顾维钧回忆录
Author: 顾维钧, AiBooKs.cc
Date: 2013-08-10
Publisher: 中华书局

顾维钧回忆录（全13册）

作者: 顾维钧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译者:  [美] 唐德刚
出版年: 2013-8-11
页数: 5612
定价: 990.00
装帧: 精装
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7101090963

前 言

顾维钧先生（1888—198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 1912 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 1960 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 11,000 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恃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 1982 年 7 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 1983 年 5 月间世，第十三分册于 1994 年出齐，全书共 600 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

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 1994 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

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口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为做好《顾维钧回忆录》的缩编工作，特组织了以袁东衣为首的编辑组，成员有谢国祥、杨大辛、孙立民、何林荣、傅曾仁、刘保慧。缩编工作历时一年有半，经过反复阅读，更番审定，将原书 600 万字压缩为100 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缩编过程中，并对原中文本中误译和错排之处，作了更正。但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仍难免有不尽如意之处，尚祈读者鉴察。

天 津 编 译 中 心

1996 年 11 月

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年代（ 1888 — 1912 ）

第一章 家庭与求学

我于 1888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出生。父亲顾溶（字晴川），母亲蒋氏。我行四。生我那年，母亲二十三岁。我不到两岁，妹妹就出生了。外祖母承担了对我的照看。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送去上私塾，离家一英里。我记得，我非常愿意天天上学。我在私塾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两、三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玩。我觉得我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到我十岁。我姐姐结婚，她丈夫去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名叫英华书院。

他向我建议，和他一起去那里上学。我进入这所学校的预科后，周末回家，每星期一早晨返校，学校里的新环境和新课程使我耳目一新。我在学校开始学英文，还学算术和地理。1899 年的期末大考，我在三百五十名学生中，名列第八，被奖给一本英文大字典。转年暑假，我患了疟疾，从 7 月中得病，直到 10 月病情才开始有所好转。当时英华书院的第二学期早已开学，我再跟班已为时过晚。在此期间，姐夫蒋昌桂想去圣约翰书院上学。在蒋昌桂的劝说下，我和他一起报考了圣约翰书院。二十世纪的头四年，我在圣约翰书院上学。我记得当时校内外到处谈论改革，即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1904 年初，学校当局鉴于赞同所谓新学的情绪普遍高涨，决定调整中国教师。他们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学者讲授，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主张的新思想。他在日本读书数年，头脑中充满新思想，因此深受学生欢迎。

我有两个同学，决定赴美留学，约我同往，要走的同学共有四人。另外两人是施肇基博士的侄子，炳元和赞元。施家兄弟也劝我和他们同行。我立即表示同意，母亲则强烈反对。我尽力向她说明那是该做的事，她始终没被说服，但我还是着手准备。我确定出国并通知父母后，就决定剪掉辫子。我剪了辫子，用丝带把辫子扎好，放在纸袋里，我带回家里，交给母亲。她一见到就大吃一惊，并哭了起来。她把辫子当作珍贵物品锁在衣箱里。

我们一行七人于 1904 年 8 月赴美。其中有：施氏三兄弟炳元、赞元和厚元，朱榜生，还有孙嘉禄。此外，有一位是江苏省政府官费获得者杨诵清。施肇基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照料着我们。他负有照料江苏省派遣的留学生的使命。他把我们安置在库克学院。实际上，他准许我们在两所学校里任选一所，并告诉我们两校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他自己比较喜欢库克学院。我记得，我和孙嘉禄决定上库克学院。

库克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都来自附近的村庄。

实际是一所农村学校，费用很低。我记得我们一年只要有九百美元就够了，食宿和学费都在内，我们在库克学院呆了一年。学校师生对我们很好。校长诺顿博士和他的夫人和蔼可亲。他们看待我们有如自己的子弟。

早在我出国之前，我就想去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它是一所著名的大学，政治系尤其有名，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除了化学以外，其他各科都及格。但我还是被录取了，条件是我须在大学补习化学。1905 年 9 月底，我办完了入学手续，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察立宪政治。我记得他们是在 1905 年末到 1906 年初的那个冬天来的。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和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我代表中国学生团体参加欢迎考察团。

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学校。考察团的主要顾问都是曾经留学美国或英国的学生，这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一位顾问就是我们来美时的领队施肇基。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克逊。我可以指出几十位来。

所有这些学者都负有国际声望。

除杰克逊外，其他人的课我都选过。但我对杰克逊很了解，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团。后来，我又选修法学院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如著名的克尔奇威、库欣和讲罗马法的史密斯教授。我有机会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读书，确实是三生有幸。

我对校内的一些活动越来越感兴趣。我参加了通常由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我甚至参加了戏剧社。

我进了《旁观者》编辑部，成了副编辑。又逐步从副编辑升到新闻编辑。又过了一年，我被选到经理部工作，后来在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我当时还担任《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的编辑。我记得在三年级时，有一天，一项通告发表了，说要选举九名学生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包括全体教师在内来和学校当局打交道的。最后，我听从朋友们的意见，也当了候选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各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是信仰犹太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是信奉其它宗教的。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感到他们宁可投中国人一票，也不愿意投其他那一派的人一票。这使我得到了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双方的支持，在选举中取得成功。我参加了一些社团，其中有法语学会， “皇冠”组织，还有一个纳柯姆斯（Nacoms）高年级学生协会。

第二章 婚姻问题

我于 1908 年夏天回国。我取道欧洲，以便看看旧大陆。这当然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欧洲。

我是遵父命回来的，在这次回国期间，我第一次结婚，按照老习惯，父母都尽早为子女选择配偶。有一次提亲，提的是著名中医张聋馨的侄孙女，比我小两岁。

到我十二岁半的时候，我父母背着我商定了这门亲事。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建议我在毕业前回家成亲。我回信说，婚事应该在我完成学业并有了固定职业之后再办。不久，我哥哥来信说，这是风俗，我要是能回国成家，会使父母喜欢。当我从信里知道我父亲因我拒婚而烦恼时，我也很难过。我说，如果他真要见我，我就回去看望他，条件是回去后不结婚，仅把这事情商量一下。随后我收到一封回信，说父亲完全接受我的意见。我回上海后，母亲第一个向我暗示我父亲有意为我安排结婚，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把我叫去商谈我的婚姻问题，谈话破裂，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哥哥到我屋子里来对我说，昨夜的会谈太伤老人的心了，以至于他饭都不吃。我哥哥同我长时间谈话，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决定。我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我当然不想使他不偷快，甚至生病。因此，如果他要我结婚，我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他高兴并顾全他的面子。我哥哥很快把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告诉了我父亲。他不再拒绝进食了，并吩咐立即准备举行婚礼。婚礼仪式完成后，我们被簇拥着上楼到新房里去。吃过了饭，我到我母亲的屋子里去睡觉，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以及以后几天的晚上我还是到我母亲屋里去睡。直到有天，我母亲告诉我，她要用她自己的屋子了，并且指出我总不去新房是不对的。我父亲也为此担心和不高兴。于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回到了新居，但只是吃完晚饭才去。我睡在一个躺椅上。我形式上的妻子要我在大床上睡。我说大床是给她的。她说，如果我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我。就这样，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的思想始终集中在如何尽快回到美国。有一天，在我父亲上班之前，我见到了他。我对他说，婚礼已经举行，我已结婚，他应该高兴，我也准备回去了。显然他一定已经听到许多关于我的行为的闲话，所以很坦然地对我说，可以回去，但必须带着妻子，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条件，要么把她带走，要么我也别走。我只好把她带走。

我记得我们在旅途中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只谈了些对她本人和对她的教育有利的事，还有她在美国会碰到的情况。我把她当作我的姐妹；我对她负有责任。到达纽约的当天，我把她送往费城。那里我有一位朋友可以给她介绍学校。他推荐一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女儿。这女房东慈爱如母，对她非常关心；她或她的女儿将轮流指导她学习英语。

第二天安排好一切后，我返回纽约。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她。我们像朋友那样见面，我总设法带她到外面去散散心。我们常在一起进行娱乐或消遣，谈谈我们的朱来。

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1909 年秋天，我提出不再保持这种人为的关系。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办事。

这样对双方都好。我记得她当时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有充分理解我们谈话的全部意义。她只是问道，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说，中国的民法有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只要有关两方签一项协议就行了。我引用了规定的条文，并答应寄给她一份。我一回到纽约就把文件寄出。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她问我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了。她可以自由选择，或者留在美国，由我负担她的学习费用；或者回中国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住我父母家，或回她自己的家。她可以工作、教书或继续学习。

我回纽约写出协议草稿，把草稿带给了她，要她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对一切都明白了，还要不要修改。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她想不出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我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签。

我们大概是在 1911 年签的协议。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以后她说她不知道是否该立即回家；她打算留下来，因为她已经对学习发生兴趣。我还像平日那样，不时地去看她。我记得直到 1911 年下半年辛亥革命之后她才回国。我曾去给她送行。

第三章 结业回国

我于 1908 年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11 月份，唐绍仪先生作为特使会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据当时报道，在美国公民因义和团叛乱所受的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均已如期偿付之后，美国准备把存在美国财政部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予以退还。据说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磋商退还方法和款项用途。双方都有意把这笔钱用于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这个意见深受太平洋两岸人民的欢迎。使团的第二个目的，虽然没有公开宣扬，但据说具有同等重要性。那就是同美国磋商，由美国投资开发满洲。

正在这时候，北京由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而发生危机。来自北京的电讯，带来了北京流传的谣言，对皇帝之死，众说纷纭。随着慈禧太后之死，袁世凯失去了权势。袁曾掌握操纵皇室的权力，他支持唐绍仪的出使。从华盛顿私下传来的消息表明，唐的使团准备缩短访问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唐是袁世凯集团的一位很重要的支持者。由于慈禧太后的逝世，袁世凯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丢掉了职位。事实上新政权一上台就把他免职了。在使团离去以前，唐绍仪向中国学生团体发出了邀请。他邀请四十位中国学生作为他的客人在华盛顿逗留十天。我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名单上的四十个人具有广泛代表性，因为所选的学生都属于学生团体中公认的代表人物。

十天的访问在 1 月初开始。我到了那里，大致组织了一下，以便找一个发言人，在使团征求意见时代表学生团体的观点和在适当场合发表感想。学生团体推我为代表。唐绍仪设盛宴招待我们。在宴会上，他向我们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正处在使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伟大运动的开端，为此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他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和在西方各国学习的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需要的；他们回国后，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篇鼓舞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作为受邀团体的代表，我应邀致答词。我记得我作了一次适合当时场合的简短发言，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亲自过来对我说，我的发言很好，向我表示祝贺。这就是我同唐绍仪的第一次见面。

我在 1908 年底读完了大学学位的课程。在我三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注册主任那里得到一项通知，说我已经读完了规定的——实际上我想我已读完了一百二十六个学分；因此，我有资格毕业了，他要我向他提出报告，请他做出毕业安排。我去告诉他，我不想毕业，这使他恨惊讶。我告诉他说，我想跟这个班，特别是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和纳柯姆斯高年级学生协会的成员等。注册主任说，他不明白，按照规章，我已完成了规定的课程，既然我坚持不愿毕业，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后来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我说，我可以拒交二十五美元的毕业费，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并在他的报告中说明，我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

从 1909 年初开始，我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按照穆尔教授的意见学习法律的。

他是我主修专业课程即国际法和外交的教授。我在法学院读了两年，学习了全部课程，也就是说，我学了除有关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学科。

我的主修科，国际外交，由穆尔教授指导。我还兼修两门副科，就是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和比尔德教授的政治学。我问穆尔教授是否有必要攻读文学硕士。

穆尔教授回答说，如果我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我只要写一篇论文就行了。我就决定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穆尔教授给我指定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破火山口”案件的历史和法律》。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我前面说过，我在三年内读完了规定的学分。

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四年级时，我实际上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课程。到 1909 年，我在获得学士学位的同时也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穆尔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其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我的论文写了两年。我努力搜集各种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新的题目，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资料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不得不把它当作部分原始资料来进行工作。其它资料有英国议会报告书，通常叫做蓝皮书，法国外交部向国民议会的报告书，通常叫做黄皮书；还有德国外交部的黑皮书之类。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

1911 年秋季，我开始认真写作，并开始复习读过的书、听过的课和过去一年里上过的课程，以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辛亥革命后的几个月，是我紧张工作的一段时期，进展很快，同时我还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事态的发展。

大约在 1912 年 2 月中旬，我收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封公函，邀请我去拜访张荫棠公使。几天后，我利用周末应邀前去。出乎意料，公使通知我说，他收到袁世凯总统的秘书长发来的一封电报，转达总统的邀请，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无法想象这个职位的性质和要求。我又惊又喜，但并没有忙着接受任务。我告诉公使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哲学博士学位作准备。公使说，电报的口气很肯定，而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以这样的职位开始他的事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我不应拒绝。他甚至说，我可以在以后再回来完成攻读博士学位。

他敦促我接受，回国支持新政府。但对我来说，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我的学业要重要得多。这样，我使公使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他将把我的话电告国内，不过，他也同样感到国内是不会同意我拒绝的。

我回到纽约，立刻去找穆尔教授，告诉他事情经过。

他对我竟然没有事先同他商量就拒绝了这项建议，似乎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困惑不解。于是他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他知道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而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教授告诫我说，如果这项建议再次提出，我绝不能再拒绝了，而且我必须先和他谈一谈。

不久，我想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张公使果然给我来了公函，附着一份北京来电的抄件，这个来电是答复他去电的。来电要求公使促我接受。我立刻去找穆尔教授，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很高兴，并且说，我一定得去。

我反问他，我的论文和口试怎么办呢？他说口试可以在我喜欢的任何一天举行；至于论文，他要知道我的进度。

他要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他，以便他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他的意见。我按他说的办了，给了他四章，就是引言和已经完成的三章。两天之后，他叫我去，告诉我他已经看完了。他认为，引言提供了列强在中国地位的背景材料，这就足够一篇论文了。他已经和其他两位教授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准备接受引言作为我的论文，题目当然要改一下。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还可以续写其他各篇章，作为另一本书。

他对我进行的工作很高兴，因为是按照他的建议和期望写的，这样，口试和论文这两件我心里最主要的事都解决了。

我写信给中国公使说，经过考虑并和我的教授商量之后，我可以回中国，但最快还得一个月。他来信让我把行期告诉他。

我记得我的口试是在 3 月份举行的。按照惯例，不担任我主修或兼修科目的老师也可以出席考试，由于我几乎念了政治系的所有课程，我是这个系所有教授的学生，很多教授都出席了。考试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按照常规，教授们退下去进行评议。大约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以后，教授们都出来了，宣布我通过了考试。

然后就是我的论文问题。我已经说过，穆尔教授对我称为引言的那章十分满意。这篇引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外国和外国侨民在中国以条约形式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外国侨民居住、经商、工作或传教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穆尔教授建议我就一些技术安排问题再考虑一下，印刷和出版都需要时间，还有校对，最好请教比尔德教授。大概是在第二天，我同比尔德教授会见。他对我百般鼓励，对于我应召回国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他强调说，这对我是一个好机会，对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件好事。至于那些具体问题，他让我交给他去办。他说，他可以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安排印刷、出版以及任何必要的事。我说，我必须在最近离开，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校对。他让我放心，说这事没问题，比尔德夫人很乐意担当这项任务。他说，论文的序言必须由我自己写。我说，我正忙于整治行装，最早也得等到我上船横渡大西洋时才能动手撰写。他说这也行，如果我在英国一上岸就把序言寄回来，他还赶得上付印，并能在颁发学位之前把论文印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 6 月初获得所授的学位。我在大西洋途中写好了序言。我记得那是一篇很简短的序言，是从英国寄回的。就这样，所有有关论文的准备工作都办妥了。

我从伦敦经巴黎到柏林。我乘火车旅行，在华沙换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北京，在 4 月底到达。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 — 1922)

前言 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1912 年 4 月后半月，我由华沙回北京，旅程为时约十三天。

在北京车站，有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先生派来的两三位秘书迎接我。他们陪我到城东北角贵胄学堂内的国务院。总理不在，说是到总统府去了。我未停留即被领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次日晨，我得到通知，唐先生将在下午四时左右带我去谒见总统。接近四点钟，饭店的一个仆役匆匆跑来说，唐大人来看我，我大为吃惊，感到惶恐不安。我本来决定先去拜谒他，万没想到他倒先来看我。他说他正要去见总统，来此是为带我前去，为我引见。我于是乘他的马车一同前往总统府。

那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

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折衷办法，总统说恐怕只好这样了。

袁世凯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另一件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和唐称兄道弟，颇为亲热，唐称袁世凯为“总统先生”，有时叫“老兄”；总统则称唐先生为“老弟”。

我到北京后不几天，便有命令委任我和另外七个人为总理的秘书。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遇，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尤其是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有的五十几了，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科举出身。我的工作是负责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被派担任这个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八个人中年纪最小，然而不知何故，我在八个秘书之中却排在第四名。我的工作很清闲，而有些年老同事的工作负担却十分沉重。

内阁秘书长魏宸组先生曾留学比利时。他对我很好，不仅把收到的外文函件，主要是法文函件（有的是给他的，另一些是给总理的），交给我让我作复，还和我谈论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官场生活以及总理面临的一些问题。

他的中文很好，对欧洲和西方的情况也了解。

第一章 民国初年的北京

一、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在北京，新政府刚刚成立，正按照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不过此事并无先例，领袖人物及其僚属虽有善良的愿望，但不知从何处着手，正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关系的发展，大家也在拭目以待。

唐绍仪先生作为总理的任务是设法使政府机构现代化，还要在同盟会（1912 年 8 月 25 日以后改名为国民党）中创造一种信任感。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

按照旧日的做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赵秉钩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

我记得 1912 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

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衰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2 年 8 月，孙中山博士正式访问北京和拜会民国总统袁世凯。访问为时三天，大家抱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两巨头之间取得谅解，并对影响新政府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希望竟成泡影，既没有达成重要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孙中山受命为全国铁路总督办，负责拟订全国铁路发展总规划。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将总部设于上海。双方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两巨头之间根本没有诚意，没有相互的信任。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在国民党最能干的有力人物之一，宋教仁的突遭暗杀。他才三十一岁，他的迫随者拟拥戴他为下届国务总理。这件事无疑使国民党人感到愤怒，他们认识到和袁世凯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大家议论纷纷，反袁的声浪日益高涨。终于在 1913 年 7 月从国民党都督统治下的南方各省发动了内战。

这时，袁在北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他对国民党的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临时国会被解散了。袁下令逮捕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逃亡日本，他的助手们随后也逃到日本。袁世凯乃假借民主政府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袁解散国会，另行成立了所谓“约法会议”，负责起草新宪法以代替唐内阁草拟的宪法。约法会议这个机构，只备咨询，其作用不过是在袁世凯送交的文件上盖章而已。这时，旧官僚政客开始糜集在袁世凯的周围，怂恿他恢复旧制。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如“祭圣告令”之后，每年一度的祭孔和在天坛的祭天大典也恢复了。从前，祭孔和祭天是皇帝的特权，而今竟然重演。新的规章条例甚至还规定了与前清十分相似的衣冠、祭服和礼仪，恢复卿、大夫爵位。总之，施政走向繁文缚节，走向帝制政府。

帝制的急速筹备引起了国人的公开反对，终于爆发了云南都督唐继尧领导的反对帝制的战争。他反对取消共和、反对拥袁称帝的通电获得各省的热烈响应。甚至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四川将军兼巡按使陈宦也出面公开通电赞助共和。随着战局的逆转，袁世凯终于决定放弃他的全部企图。他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久便死去了。

二、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1912 年 6 月初，唐绍仪辞职后，我和另外七名秘书按官场惯例一同辞去国务院职务。唐先生已离京去天津，我为了和他保持联系，也随后去津。几乎每天我均被邀去唐府吃午饭或晚饭。我把辞去总统府秘书的事就商于唐先生，他说我辞去国务院的职务是可以的，没有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辞去。秘书随总理同进退是文官条例中载明的，而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总统个人委派的，不包括在正式编制之内。

我对唐先生说，由于他已离开北京，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下一步的打算，同时我也想去上海探望我的父母。因为我是从美国经西伯利亚径直到北京的。

他说走一趟也好，不过我年轻，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干下去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说，梁士诒先生几次来津带话说，总统要我回去继续供耿。唐先生说下午梁先生来看他，他约我参加这次谈话。梁士治先生一到，唐先生即派人叫我。我记得唐先生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梁先生把总统的传话直接告诉我。梁先生说是奉袁总统命来召我回京，并请唐先生劝我回去。唐先生对我说：“你从上海回来后应即回北京，你也许觉得工作过于清闲。其实，你的职位是在外交部。”他觉得我肯定有朝一日会去外交部。我告诉他当时任外交次长的颜惠庆曾约我进外交部，唐说：“答应下来。”他认为这正是我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而且这两个职务也不矛盾，正如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职务毫无抵触一样。唐的忠告帮助我选定了我未来事业的道路。

我住在天津，候轮去沪。正是这两个多星期的工夫，唐先生对我发生了好感，把他的女儿——唐梅介绍给我。

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它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说梅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问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稳了。

我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就订了婚，次年结婚。

上海省亲后回到北京，我即到外交部就任新职，以后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外交部工作。外交部是几个月以前陆徴祥建立起来的。外交部的前身是外务部。

作为外交总长的秘书，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外交总长或次长和各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会晤。陆总长是著名的学者，会说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作为他的秘书，我的经常性的任务是去东交民巷走访说英语的各国使节。这种做法只限于亚洲国家才有。别处的惯例是：大使馆或公使馆若和驻在国政府商讨某个问题，大使或公使本人或派代表走访驻在国的外交部，而在北京则不是这样。义和团事件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增强了外国外交使团的地位。我是学外交的，使我惊异的是外交总长回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不是召他来部，而是派秘书去公使馆答复。

我的另一工作是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包括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如《京津时报》和《字林西报》的记者。

外交部未设新闻司，所以像这类事便在总长和次长领导之下落在秘书身上。

任秘书一年多以后，我升任外交部参事。参事的工作是研究有待批准公布的法令。四个参事要负责对这些法令从法律的观点加以审查，并在草稿上签字，然后呈次长和总长审批。这个工作相当轻松，不过我还继续搞我的秘书工作。然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不时发生的外交问题。我忙于准备备忘录和报告。一旦发生了什么外交大事，总长、次长和有关司长便开会商讨对策。从公事上说，草拟复文或备忘录是属于有关司的职权，不论是外政司还是通商司。但事先总是给我送一份来件副本，我也被邀参加讨论。关于复文我屡次发表意见，而且往往和司长的意见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受命起稿供讨论，最后被采用。因此，我的正式职务虽然清闲，但我老在忙碌，没有闲暇的时候。我本来有两位录事，后来又添了一位秘书和两位录事，有时还不得不用临时录事。

晋升外交部参事后，我仍一面在外交部工作，一面兼任袁世凯总统的英文秘书。从 1912 年我和袁世凯的那次谈话中，我知道袁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秘书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外交有关，我得以观察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方法。袁世凯对人对事有数十年的经验，做直隶总督以及以后当政务处政务大臣时，除了握有军权以外，还插手外交事务。所以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

我刚入外交部时，几乎天天去总统府办公，工作包括受命起草在外文报纸上刊登的声明或公告，更多的是处理致总统府的信件和公报。有些极重要的函件和电报，总统便与外交总长共同研究。总长每天去总统府，大都是在上午。我充当的是更低一级的联络员，我最常接触的是总统府秘书长，但有时总统也特别召见我。这多半是在总统会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或显要人物时，让我充当翻译。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

1、边境纠纷及中英、中俄谈判

1912 至 1916 年间发生的重大外交问题，大多数与我国边境地区的领土有关，如在西藏与英国的争端，在外蒙与俄国的争端，以及在满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山东与日本的争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民国的建立，我国政局不稳，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呈现政治混乱状态。和我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如既往，立即乘我国政局不稳之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越过传统边界扩张政治影响。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发生不仅西藏地方当局，而且印度英国当局都有责任。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本来已在1908 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的，中国方面是唐绍仪，英国方面是鄂康诺。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同时中国也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大臣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

总的来说，英国和中国在西藏享有几乎相等的权利。西藏人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企图摆脱中国的统治。在印度的英国人究竟怎样唆使西藏地方当局采取行动，提供了多少援助，不大清楚。但发生的事实表明，当时西藏人有充足的武器和相当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把中国的驻藏大臣及其卫队赶出西藏。他们还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西藏入侵者与中国军队在西藏与四川交界地区确曾交战。英国人出面调解停火，双方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西藏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公使将此问题提出，要求中英间开始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 1913 年开始谈判。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问题，而西藏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我的任务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谈判拖延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边界线的划分问题。争论相当激烈，讨论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达成的唯一协议是由双方组成混合委员会在西藏和印度交界的西姆拉继续商谈。中国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对西藏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协议内容电告北京外交部，即呈总统批示。总统府和外交部对草案中的条款都不满意，总统坚持要对草案进行修改。训令尚未发出，竟接陈贻范来电，称协议已经草签，这完全出乎总统和外交部意料之外。总统对我国代表的这种擅自行动大为震怒，立即召他返京，当面汇报。两年多来企图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竟这样不了了之，英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但从这时起，西藏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由于无法迅速找到解决方案，西藏问题又一次，至少是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另一个是外蒙古问题。外蒙是中国的主要属地之一。

长期以来，俄国即对外蒙抱有野心。关于俄国企图颠覆中国对外蒙的统治的阴谋活动，外蒙首府库伦不断送呈报告。俄国心里明白，它没有法律根据向外蒙提出任何要求。中国的辛亥革命却给它以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可乘之机。1912 年 11 月 21 日，俄国驻华公使要求紧急会见我国刚上任不几天的外交总长梁如浩，向中国提交一份照会，其中包括三点要求，并声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在外蒙采取单独行动。俄国显然是想用恐吓手段迫使中国屈服。

当时我是外交部四个秘书之一，俄国公使离开后，梁立即找我去，把照会给我看。他异常气惯，说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我说，其实这就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强国现时在亚洲奉行的政策，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对付它。梁接着大声说他绝不办理这个交涉，他要递辞呈让别位外长来办理这件事。我劝慰他说，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他只回答说我受过正式训练，学过外交和国际法，而他没有。他认为为了对总统对国家负责，只有立刻辞职。他去见总统说明他的意思。辞呈当天下午就送了上去，总统也没有能把他挽留住。

在梁如浩继任人陆徵祥任职期间（1912 年 11 月 15日至 1913 年 9 月 4 日），中俄交涉拖延未决，由下任外长孙宝琦继续办理。孙是衰世凯的姻亲，是袁的心腹。俄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承认外蒙自治；撤退外蒙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移民的条例。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中国如不作重大让步，谈判即无法进行。而袁世凯又无意让步。因此，谈判悬而未决。后来，由于库伦俄人的煽动，外蒙在俄国的协助和支持下迫使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军离境，这与在拉萨的西藏人获得驻印英人的支持驱逐中国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同出一辙。

2、日本侵占青岛及“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在北京引起极大的忧虑。这并非怕战争迅速波及远东，一般人担心的是怕日本将乘机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政策。

这种担心不久即成为现实，威胁着中国的安全。1914 年8 月间，离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当然，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当最后通牒送达柏林时，日本军事当局早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对德国租借地发动进攻。所采取的方式是日军在山东登陆。本来德国建筑的炮台都是面向海洋以防海上袭击，而日军却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距芝果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事先日本政府并未通知我国，直至日军已开始在龙口登陆，才由驻北京公使馆告知中国政府。

日本的行为显然是侵犯中立国领土，完全违犯国际公法。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

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

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我和伍朝枢说的，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 至 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德国由于在欧洲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有两天的工夫就结束了。德军投降，日军随后开入并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包括青岛在内；然后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这使山东都督大为吃惊，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遏制日本的行动。在首都，政府的忧虑增加了，唯恐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之后继续提出更多的特权要求。大家认为这是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它绝对不肯交臂失之。

这种忧虑是有充分理由的。1915 年 1 月，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见总统。会晤时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他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薛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殊要求。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公使曾暗示某些要求必须接受，某些可以商谈。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第二号是关于满洲的，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的，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的，最后一号是有关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谈判方针决定后，总统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徵祥被再度起用为外交总长，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与驻京日本公使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商谈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报界对中国代表团究由何人组成，不免有所猜测。外交总长与留日的次长曹汝霖是两个主要的谈判人自不待言，至于其他三个成员，我的名字也被认为必定在数的，理由是这个谈判十分艰巨，结果如何要看中国能获得讲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多大支持。我的任务可能是负责向国内外新闻界宣传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但这时双方代表的人数又成了问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的公使有来往，侍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的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

因此我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问题。

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徴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

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因为英国的在华、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很大的。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因为其它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无力干预亚洲的事务。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丙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徵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

这时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已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当然也感到舆论影响有利于中国。在第五号上中国则采取强硬态度，根本拒绝讨论，而日方则继续坚持讨论。4 月中旬，前四号告一段落后，谈判即陷于停顿状态。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华盛顿的支持显然是为了让中国不屈服，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袁世凯决定派日人顾问为特使去东京和那些对日本政府，特别是对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便是西园寺公。袁世凯总统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当然，这位日本人要完成他的使命需要时间，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日本公使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而袁世凯总统指示外交总长不要恢复谈判，尽可能拖延下去。5 月 1 日，中国驻东京公使和日本顾问都从东京来电，说如果中国通过谈判已接受前四号，那么可以拒绝讨论第五号；但前四号的条款必须尽快签定，否则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

日本公使也催促中国政府早日鉴订条约。袁总统仍采取拖延办法，甚至日本公使暗示，如中国不接受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结果，日本将提出最后通牒时，哀世凯总统仍不明所以。5 月 7 日暗示变为现实。日本公使递交最后通牒，指责中国拖延谈判，并限定四十八小时内签订条约。中国如不在四十八小时内同意签订条约，则一切后果由中国负责。

中国面临的与其说是是否接受最后通牒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起草回文接受条款的问题。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我因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外交总长来看我，就最后通牒的内容和回文的要点和我商量。他说总统指示接受日本要求并回文作复。复文不长，没多大工夫就草拟好了。前四号已经解决了，重要的是第五号如何处理。我草拟的复文异常简短，关于第五号，我明白指出中国不能接受。外交总长认为可以，送呈总统，总统也同意。正在誊写复文时，我代表团中讲日文的成员施履本提出，草稿最好先送日本公使看看。施这时按例正与日本公使及其僚属保持密切接触。他解释道，如果日方不能接受，正式复文送出后，将造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次长曹汝霖同意这样做。施带回了日本公使的反应，大意是语气过于决绝，建议关于第五号改为容后再议，东京可能更容易接受。我认为没有必要，否则在中国公众和友好国家的心目中我们太软弱、太妥协了，而且也给日本将来重新提出此问题提供借口，因为施说日本公使曾表示，修改此句更易为东京所接受，并可顾全日本政府的面子。

我住在德国医院，未能参加在总统府召开的最后批准草案的会议，而复文中终于保留了修改的辞句。

1915 年 5 月 25 日继“二十一条”提出之后签订的这份条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条约是签字了，然而对中国来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在巴黎和会和 1921 年 2 月华盛顿会议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外交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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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首次出使华盛顿

一、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我在 1915 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这项任命的由来颇不寻常，有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时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是夏偕复先生。在中国外交部中，人人羡慕的职位就是在华盛顿任职。孙宝琦先生担任了外交总长后，就向总统推荐他的内弟夏偕复为出使华盛顿的人选。外交部内尽人皆知，袁世凯总统对这一荐举并不以为然。

然而孙宝琦先生忠心耿耿，长期追随总统左右，是总统的密友，又是儿女亲家。孙有一位千金嫁与袁的一位公子。袁世凯勉强批准了这一推荐，夏先生遂得以持节赴任。夏先生抵达华盛顿时，局势正值紧要关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美国的地位、政策及态度，对于中国及协约国均至关重要。大战打到 1915 年，传说白宫有意出面斡旋，结束战争。美国自然是盼望恢复和平的。显然，美国上下亟盼早日恢复和平的心情给夏公使的印象颇深，他本人也极为赞同。然而他以为袁世凯总统所处地位，比威尔逊总统更有利于担当居中调停、结束战争的责任。因而他既未征得袁总统的同意，也未事先请示政府，径自前去拜访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总统居间斡旋，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

北京对这一举动一无所知，直到美国驻华公使前来探询，间袁总统对居间斡旋战事的确切意图究竟如何时才有所闻。这一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总统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早已胸中有数，明知极不适宜承担这类活动，闻知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盛怒之下，立即命孙宝琦将夏先生撤职。孙感到于公于私，此事对自己的威信均是个打击，便向总统恳请承担责任，以免夏公使丢丑。

然而总统对孙的恳求置之不理。

陆徴祥先生就职后经与总统商议，乃召见我说，总统和他本人决定派我赴华盛顿，任使馆参赞，主持使馆事务。此事对我来说，实在来得突然。我考虑了一天，回复陆总长说，对于他和总统的信任，我深为感激；但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以为无济于事，恐有辱重托。做为参赞，我可以替驻华盛顿公使出谋献策，然而无论何事，终须由他作主。他若能言听计从，事还好办；倘若与我意见相左，就会使我处境尴尬，进退维谷了。我若不坚持已见，则非但于事无补，反辜负了总长的信任。

陆先生答复说，夏公使留任期甚短，这还是尊重孙宝琦先生的意见，盼给夏留些时间，不要使他太难堪了。

要不然，照总统的意见办，早将夏公使召回国了。他们已看中了我，让我去应付在华盛顿的局面，处理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愿意委派我先担任参赞，然后任临时代办，为以后担任驻华盛顿公使奠定基础。因为照常例，一流职务总须委派年高德劭、阅历丰富者担任。他的这些解释虽然言之有理，我还是说，从实际来看，还是以委派一位新公使为好，应当选一位资历更高的人任中国公使。可是陆总长说袁世凯总统决心已定，一心一意要我履行在华盛顿的职责，我的推辞会使他大失所望。

当天下午，陆又召见我，将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以这个身份赴墨西哥尽快呈递国书，然后再改派我赴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样一转，我就不会给人以过于少不更事的印象了。

他们急于派我去华盛顿，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可是这种刚一到任、刚呈递了国书就改派驻华盛顿的做法，对墨西哥是相当失礼的。我这种一再拒绝被破格提升的做法使他们大为不解，于是他们便问我究竟怎么办才好。我去找夏诒霆先生商议，我们认为最好先委派我为驻墨西哥公使，可在赴墨西哥城就任前，先将我派往英国执行特殊使命，即向驻伦敦公使施肇基传达机密使命。这就为由驻墨西哥公使改派为驻美国公使取得了时间，不显得那么急促了。陆先生与袁总统对这个主意大为赞赏，因为欧战也很重要，总统自然想了解欧洲局势——尤其是英国对于战争及战争持续时间的看法。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但先带特殊使命前往伦敦与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

委派我去墨西哥是按照外交程序进行的。由墨西哥驻华公使转告本国，征求同意。他十分高兴，衷心祝贺并设午宴为我饯行。

由于行程紧迫，要尽快动身。我的准备工作只用了两个多星期，于 1915 年 8 月初离开北京。当时只能乘船前往，航行三个星期才抵达旧金山。我从旧金山直接赴纽约，只作短期逗留便登船去伦敦了。

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博士与我是旧交，我们立即交换了彼此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欧洲战局的看法。他安排我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我在英国虽然是非正式访问，英国政府还是设午宴对我表示欢迎。

由于中国政府通过我的任命需要时间，因而我在伦敦逗留时间比预期的要长。换任华盛顿公使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要根据总统指令准备一份推荐书提交内阁。

经内阁批准，由总统、总理一致赞同后，还须征得华盛顿的同意。直到 10 月中旬才通知我说，必要的程序已完成，叫我准备动身去华盛顿。由于这是我首次担任驻外职务，必须做好准备，直到 11 月中旬我才启程赴纽约。

二、1916 年芝加哥借款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到海外任职的时候，国内政局由于袁世凯及其亲信大搞帝制运动而复杂化了。1916 年 3月 22 日宣布结束和废止刚建立的帝制统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副总统作为民国宪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名正言顺地就任了中华民国总统。在新组成的内阁中，财政总长为陈锦涛，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著名的经济学家。袁世凯之死与黎元洪仓促继任，使国家陷人混乱，国库空虚。北京行政当局必须有钱才能行使职权。陈锦涛作为财政总长急于想从海外获得贷款。欧洲忙于战争，只有美国尚有开展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陈急忙向我求助，要我想方设法至少弄到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贷款。

我在纽约几经询问后，开始与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该行在波士顿和芝加哥均有分行。纽约分行负责人是艾伦先生。他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和远东，却不仅乐于贷款，而且对中国的情况深表同情。回想起来，当时的讨论与谈判均不甚困难，只有一个难题，就是贷款的担保问题。艾伦先生对于以前中国与外国银行缔结贷款的特点与偿付方式都很熟悉，他说除政府对偿还贷款的保证之外，还须有其他保证。他希望指定用烟、酒的税收来偿付贷款，并要由银行代表监督。有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一款。我告诉他，中国进入美国市场，不是只为获得区区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是有意改变传统的借款方式。以前的借款总要带些政治性条件。比如在铁路借款中，要委派一位外籍经理，由他来监督和控制所建铁路的运愉；再比如善后借款中，建立一个盐业专卖局，由贷款银行团委派一名总会计师来控制和监督盐业的收入。这些规定是有损中国主权的。我向艾伦先生指出，如果一家美国银行以身作则，纯从做生意出发，贷款给中国，就会开创一个极好的先例。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合同上写明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税收，特别是烟、酒业的税收来偿付贷款，把所有特殊的规定一概去掉。

能签订这样一个贷款协定，我很高兴，这给中国政府将来筹措海外的资金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范例。

没料到出现了意外的发展和反应。我是在努力弄到一笔尽可能不带政治色彩的贷款，并且深信已达到了目的。可是议妥贷款的消息一经传出，却遭到反对派政党的强烈反对。一天，意外地收到我岳父唐绍仪先生打来的私人电报，谴责这项借款，要求我设法取消，否则将无颜归国重见故旧。这笔借款被看成是加强北京政府财政的政治行动，借款的目的是为了供应执政的中国政府控制的军队，以和反对党打仗。这真是节外生枝。我立即给唐先生写了一封详尽的复信，解释说，我承担此事是应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的要求，陈本人即是广东方面的一位主要的领导人，归国留学生，国民党员。不管北京政府想如何利用这笔借款，我办成这项借款则是为了帮助新政府，因为它毕竟是恢复共和制后的第一届政府。

这完全是一笔商业借款，其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或想法。这个事件表明政治斗争与内部冲突达到何等地步。

三、中国宣战

1917 年间，我和中国都面临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由于美国参战，我国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我把有关美国政策发展的情况尽可能完整地提供给政府，不时地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充分考虑我提出的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好处……，而我对北京以及全国当时的舆论并不完全了解。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竟会引起动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中国的内乱。我知道以冯国璋将军为首的政府同意采纳我的观点。政府总理是段祺瑞将军，他甚至比冯总统还要强烈地支持我的见解。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我本人对鹿死谁手是毫不怀疑的，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已经是普遍的看法了。

北京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斗争的双方报纸上称之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斗争中赞成参加美国一方的以段祺瑞将军为首，并得到冯国璋总统及其军事同僚的支持。

但是他们受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

北京斗争的战略中心是国会，因为中国宣战首先得经国会批准。两派在国会中一连辩论了好多天。国会以外，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各界反战派举行示威游行，召集群众大会，警告政府不要做出支持协约国的决定。斗争待续了几个星期，直到自美国参战起就强烈主张中国参战的段祺瑞将军获得了多数省区长官的支持为止。

我了解到北京的这场斗争时，就决定拍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列举中国参战可能获得的好处。在这关键时刻发出的长篇电文中，还摘要介绍了我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与协约国大使们谈话的内容。段将军回电加以肯定，说我的电文已翻印出来，分发给内阁成员。我不知道电文有多大影响。对于那些站在政府一方，但对支持中国参战却不大热心的某些内阁总长和国会议员，电文也许还有些作用。无论如何，政府对电文是欢迎的。

段总理于 5 月 8 日亲自向国会呼吁，但国会还是不支持中国参战。直到 8 月 14 日国会解散，迁往南方，北京才宣战。

四、1917 年 11 月蓝辛—石井换文

在远东，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到日本。日本抓住欧战这个天赐良机，在大陆上推行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寻求在亚洲的霸权与优势。欧战占据了欧洲英、法的全部注意力。两国在亚洲都有大片殖民地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利益，然而却顾不上了，因为他们正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从德国人手中拯救自己的本土。日本突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只是其亚洲政策之一例。这个政策还包含着要美国从亚洲、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撤出的决心。

日本认为中国大陆天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自中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建立之后，持续的扩展，无异是日本的肉中刺。由于英、法以全副精力应付战争，美国就成为能够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的唯一重要国家。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抓住了欧战这个空前的良机来加强对付美国的地位。1917 年派老练的外交家石井子爵，率领高级外交使团去美谈判，想签订一项协议，让美国方面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压倒一切的权利。

石井的使命理所当然地引起北京的不安。我作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竭尽全力警告美国政府，日本居心叵测，因为日本人广泛的公开宣传，使这次使命似乎是为了促进目前两国就双方在华利益达成更好的谅解。蓝辛先生继布赖恩先生任国务卿。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曾研究并写过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利益方面的专著。他对形势了如指掌，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及中国的危险地位也很清楚。我每次去见他都谈到这次特殊使命背后日本的居心，以及北京对这个使团出现在华盛顿的担心。蓝辛先生总是要我相信，美国充分了解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谋略。他保证美国一定注意不使其地位削弱，或使其利益减少，而对日本有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石井子爵访问期限延长，中国北京政府方面的不安也随之增大。我想获得蓝辛先生与石井子爵谈判的全部情况也越来越困难了。中国和美国的报纸都有报道说，在谋取美国承认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日本使节在华盛顿已取得进展。据这些报纸说，两国已同意，相邻的地理位置应在日中关系中加以考虑。

这一消息使我甚为担心。我继续试图获得国务卿与特使达成谅解真相的说明。我会见蓝辛先生的时候，他想让我放心，说承认这个原则不过是承认一个地理事实，是在美国坚决反对“特殊利益或优先利益”之类措辞之后，才同意这样一种提法。

经过两方代表长期谈判，所谓的蓝辛——石井换文在1917 年 11 月公布了。这时，我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协议的真正实质，并且尽力向国务卿指出这项协定隐藏的危险，不仅危及中国，也危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对于地理位置相邻原则的实质与范围，日本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的在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基本政策。

记得蓝辛先生尽力安慰我说，换文绝对没有阴谋，没有秘密条款，凡是达成协议的条款都包括在换文之中了。这些条款，无论日本会作何解释，美国早已向日本指出其实在含义了。记得我还问过他，为什么偏要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没有害处，肯定就没有必要提出来了。

蓝辛解释说，石井不能在美国一无所获就离开；换文总能让他不至于两手空空回日本。他请我谅解，承认这个原则是权宜之计，待欧战结束后可再行更改。直到 1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国向日本递交了希望废止该协定的通知，这项协定才失效。

五、从凡尔登到凡尔赛，和会前夕

1918 年夏，特别是凡尔登战役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战争即将结束。10 月，奥地利求和，这加速了德国的垮台。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协定签字，战争正式结束。虽然战争会尽早结束已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停战似乎仍使协约国政府感到来得突然，因此，华盛顿和北京都忙作一团，中国驻巴黎公使出乎意料之快地接到一份通知说：即将召开协约国最高级会议，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和平条件。胡惟德公使随即电请政府指派代表参加会议。

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我所接到的电报不仅将胡公使电报内容通知我，而且指派我为中国代表，令即赴巴黎。

惊诧之余，我想到，在这种时候让我离开华盛顿万万不可。因为这几周内，要决定对德国及其盟国的和平条件，我留在华盛顿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必将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议及看法，这对英、法政府必然影响极大，故而对中、日两国也将产生影响。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使我决定不能即赴巴黎，这就是我妻子的去世。1918 年 10 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一可怕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回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

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获知中国能在和会上得到多少席位。中国希望自己能被视为大国，派出和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同等数目的代表。中国驻巴黎公使从法国外交部得到的印象也如同从华盛顿得到的印象一样鼓舞人心：中国想派多少代表都可以，只是席位问题要取决于和会每次会议所涉及的内容。战事结束后，和会组织问题被提出来了，中国的待遇问题随即也被提出来了，但各主要协约国这时却决定：协约及参战各国在和会上将分为三类，一是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五个席位；二是战争中提供过某些有效援助的国家，每国三个席位；三是协约国阵营中的其它成员，每国两个席位。中国竟被归在第三类，因此仅分给两个席位。这一决定使中国和其它归于第三类的国家大失所望。中国政府之不悦，不仅在于这有损于中国在国内国外的威望，而且还使政府在任命全权代表时产生困难。在此之前，外交总长曾经给我及其他公使发了电报，声称在和会上他将有赖于大家的合作。在给我的电报中，他清楚表明，我将是全权代表之一。但是，他至少还对四位其他公使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愿。他们是：驻巴黎公使胡惟德（中国外交界老前辈）,驻伦敦公使施肇基，驻哥本哈根公使颜惠庆（一直兼任驻丹麦及德国公使二职），驻布鲁塞尔公使汪荣宝，故而陆徵祥先生此时颇为尴尬，席位只有两个，决定任命谁呢？自然，无论代表团具何规模，陆本人将任团长。

我想我是 12 月 4 日启航的。中国政府一直在催我尽速赶到巴黎去参加最高委员会的一切会议。我是负责为该委员会准备有关行将召开的和会的指导原则和政策的。

我的大西洋航程用去了十天。

我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以备陆总长抵法后呈请批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

我曾经开列过一张单子，包括以下七个问题：一、二十

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

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

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施肇基博士和我讨论了这张单子。我们决定由各位未来的代表团成员分头准备这七个问题。我主动承担

了一、二、三、七这四项；施肇基博士同意准备五、六两项；第四项“归还租界”则由严鹤龄博士准备。严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当然这个方案只是暂定方案，还要等陆总长到达巴黎后加以批准。

在为起草四份备忘录搜集材料的同时，我也立即投入了对国联问题的研究。时间不长，我便写出了两个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一个是有关建立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我所了解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新的世界组织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全力支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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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巴黎和会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

陆总长一行定于 1919 年 1 月 11 日抵达瑟堡，但船到瑟堡的准确时间未定，火车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更无从得知。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去车站迎接从北京来的外交总长和其家眷以及随行人员。一直到凌晨四时，我们才确知火车将子半小时内到站。大家急奔车站，总算及时赶到。陆总长一行下车后随即前往吕特蒂旅馆。那是中国代表团的总部，所有的中国外交使团团长在那里都有房间，我也有一个办公室。

当天下午，陆总长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够指派几名代表出席和会。显然这个问题在陆总长的心目中也占主耍地位。

据悉仅分给中国两个席位，他显然对此大失所望。起初，陆曾得知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每国将获五个席位，他认为中国总可获得五个席位的，所以不仅给我，还给其他大

约五、六名公使发出电报，邀请我们每人都参加代表团，并作为一名代表。现在，陆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

1 月 18 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团团长全体到会。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问和主要驻欧使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宸组博士任第五。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 1912 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

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徵祥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宸组先生。

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橘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

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徵祥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到陆总长那里之后，我发现他身体不适，心烦意乱，衣着不整。他默不作声，递给我一封电报，那上面有大总统关于五位代表名次的训令，将我列于王博士、施博士之前。我对陆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对北京进行说明，正式通知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

陆总长虽然看上去心情有些不快，但他态度很坚定。

他说：不，由他签发的函件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我对陆说，我名列第一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在我坚持己见时，他说道，他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诉他国内的形势，也表示了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在北京政府心目中，如陆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我去代他为中国辩护。陆认为，在这点上北京是正确的。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陆本人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的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代表中国政府。他最后说，他叫我来仅仅是为了通知我此项训令，至于函件的拟稿及发送已让岳先生去办理了。

看到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只得告辞。

二、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极为不幸。它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

在和会正式开会后的第一周内，大家都忙于和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各种活动，使中国选入某些委员会。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分别在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工作，我则每天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一天两次。同时，我还要准备备忘录，有些备忘录分派给顾问们，如严鹤龄博士等人去写，我本人要

起草的有三、四份。施博士起草两份，一份是关于外国在华开办的邮电机构；另一份是关于外国驻军的。

代表团内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摩擦，是指派我给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陆总长显然把我看作是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读过我写的关于国联问题的两份备忘录，极为欣赏，签字批准了我首先提议的、并随后付诸实施的使中国进入委员会的方案。由于我是中国在该委员会中的唯一代表，每次会后，我都写出报告供陆总长和同僚们参阅。每次报告内容也即刻电呈北京。

外交部因急于知道国联问题的进展情况，曾特别指示代表团以最大可能尽快汇报。我的办法是将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但是，我的报告不断受到施肇基先生和王正廷博士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使陆总长和我难堪。

他们曾有过这样一次措辞严厉的批评，说我有一份电文歪曲了国联委员会讨论中的真实情况，这种歪曲有损于中国，因为它使得中国好像不必要地站到了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边。他们说，电文支持了以袁世凯为皇帝的洪宪政权。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我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等这徉的国家，为维护其殖民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解决接管德国殖民地问题的观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他们硬说我的电文弦外有音，而把这作为攻击陆总长的论据，说这一电文肯定出自陆的授意，因为陆于洪宪帝制时曾任过国务卿。他们的论点是，我本应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君主制政府，因为中国是共和国。但是，他们把“帝国主义”一词解释为“帝王的统治”了。

代表团会议于是便成为王博士和施博士二位代表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总长或我的集会。在名次问题造成代表团内部矛盾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是施肇基博士建议召开的，为的是任命一位新秘书长来负责会议记录和执行代表团交付的对外任务。当时办公室秘书长是胡惟德公使手下的参赞岳昭燏先生，他一直和陆总长在一起工作，与法国政府成员及各国驻巴黎外交使团都极为熟识。但是，因为他曾为陆总长起草了变更代表名次的函件，而且他未与施、王二位协商，径将该函发出。

所以，施博士和王博士显然对他很不高兴。这二位先生直截了当地攻击岳先生是陆总长的私人代理，并认为代表团应当任命一位事先取得全团同意的秘书长。接着，施博士又提议，由他自己所信任的助手，驻伦敦公使馆一等秘书施斌先生来取代岳先生。王正廷博士附议这项动议。我表示反对，以岳先生工作甚佳，实无更换之必要。与会的代表和顾问们缄默不语。魏宸组先生赞同我的发言，他也认为换人并无必要。会议主席陆总长是一位温文谦逊的绅士，而且显然遵奉着老子哲学。他并未反对，只说他本人同意通过这项动议。于是，岳先生退职，施先生立即上任继岳先生负责代表团会议记录，但对和会方面，岳仍是代表团秘书长。

三、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那是 1 月27 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卫理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作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

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营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宸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燏先生。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喷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代表团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们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根据级别，我提议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王正廷博士来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可，他可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我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了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廷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一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谅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

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与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问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乔治先生、阿瑟·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仪厅内坐于主席右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

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它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团的其他代表。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迷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

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1 月 28 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

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天内交来。

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

“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上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当然，是一般的报道，但是它待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道，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

四、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徴祥的

遽然离去和归来；讹传我订婚

书面声明递交和会之后，我和同僚们都料想“十人会”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声明并作出结论。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很好的。在进行论辩后的几周之内，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和友邦代表见面时，谈话总是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已经获胜。

与此同时，代表们之间的摩擦却日趋严重。2 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通知是十时开会，我到会稍许提

前二、三分钟，除新任秘书长和一、二名秘书外，还没有人来。通常在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到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于是，我问新任秘书长，这是什么意思，谁叫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一位叫赵麟荪（音译）的少校让这样做的。赵少校是作为王正廷博士的私人秘书来到巴黎，经过我同意了王的要求，才得以进入代表团的。据施斌先生讲，就是他重排了座位。我又问，这是为什么。施说，赵告诉过他，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接着，在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陆总长显然吃了一惊，以至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这时，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我记得，我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未作汇报。直到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我所看不惯的座位变化。我指出，陆总长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我还记得，我当时说，我们必须先澄清这种局面后再开会。

翌日，陆总长称病未到会。不久，便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陆最亲密的朋友、他毕生的支持者、驻罗马公使王广圻和陆的另一位亲密朋友、驻巴西公使夏诒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们对此不仅骇然，而且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代表团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博士和王博士；另一派同情陆总长。王广圻先生曾报告说，陆总长很可能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处寓所，那是他最喜爱的休憩之地。北京得知陆托词休息已撇下代表团从巴黎转赴瑞士后，大为吃惊。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的成员并不轻信这一谣传。但梁启超，他的政治背景一向被认为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是较为和缓的。当时的这种印象可能未必真实，但由于梁在北京是总统的亲密顾问，又是支持政府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这一传闻似乎又有些可信。3 月上旬，陆总长回来了。那时，由于北京内阁改组，他已被重新任命为外交总长。他在瑞士时和北京有过通讯往来。现在得到的电稿表明，他一直在和北京就提高团长权力，俾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问题进行商谈。他重返巴黎时，带着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同时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问题的权力。

我料想这一着棋是专为对付那两位同僚的。陆先生回来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代表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进，隔阂并未消除，对立更为隐蔽，而在偶尔暴露对立之时，矛头所指更多的却是我，而非陆先生了。大概在 5月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上海友人的来电，告知我《字林西报》发表了两整版的论文，矛头特别指向了我。论文以一则报道起首，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妆霖先生之女订婚。当时曹汝霖被误认为是北京亲日派首领。朋友的电报还说，文章对此评论道，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这一报道真令我不胜惊讶，以至无法相信竟会有人编造如此毫无根据的谣言。

这一报道恰似晴天霹雳。我当即复电，请其查明谣言来源。上海很快复电，称谣言出自广州，系由通讯社发往上海。于是我猜疑此事或与巴黎情况有关，极欲得知这一猜测是否确有根据。

两天之内，我未对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封电报时，我决定去向一位和广州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同僚询问此事。那是在一次由我出面招待李石曾先生的午宴上。李石曾是政界元老，那次午宴他坐于上首，王正廷博士坐于我右侧。午宴将尽之时，我对王正廷博士说，我有一事不明。近日收到上海来电，大意说我已和曹小姐订婚。但此事绝无可能。因为我虽丧偶，但却从未想过续弦之事。我又说，这消息是从巴黎传至广州，又由广州传出去的，所以我特来向他请教，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抑或发出这消息的就是他本人。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我同：“你相信此事是真的吗？”他用中文答道：“有闻即报是我的责任。”我说：“这是私事，我们每天都开会见面，发电之前，你起码应该先问问我本人。”他脸色更红了，说：“我希望这不是真事。”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事。”这时他答道：“但是不光是我，伍朝枢也发出同样的报告。”谈话到此为止，我心里烦乱至极。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出此伎俩。

那时，伍朝枢博士已赴纽约。我当即致函请他答复我，王正廷之言是否属实。几天之后，我接到伍朝枢博士从纽约寄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王正廷是个撒谎者，他从未听说过我订婚的事，他要给王正廷写信，指出王是个撒谎者。对我来讲，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

曹小姐在北京，我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曹汝霖有几位千金，也不知谣传和我订婚的是哪一位，而且自从 1915 年我与曹先生在外交部共事以来，我们根本未曾互通过只言片语。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3 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中国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它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问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

将近 4 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4 月 22 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寓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样之兆。

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

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威尔逊所说的其它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

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威尔逊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已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问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 1918 年 9 月中日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

陆总长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问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乔治刚才的发言。于是，我在和陆总氏商量之后说道，劳合·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

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

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 年9 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1915 年 5 月 25 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时间已是 4 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从整个 5 月，一直到 6 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它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

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

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士和其他当顾问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沦。陆总长当时正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否拒签等问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问题应坚持保留。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

6 月 28 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法国人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 6 月 27 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了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二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

中国政府当时已决定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

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

6 月 24 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

陆总氏当时已经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6 月 27 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

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急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函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

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

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蹲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于和会这一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日。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 6 月 28 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克卢德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 6 月 28 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 6月 28 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徵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总长自行决定。6 月 26 日或是 27 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 27 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 6 月 28 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

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问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克卢德，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6 月 28 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前两名全权代表去。

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看法。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 1918 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说来，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它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

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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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首次出使伦敦及华府会议

一、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我于 1920 年 l0 月返回华盛顿，结束我在美国首都的外交使命，等候去伦敦就任新的职务。这次任命是与施肇基博士交换，已指定他接任华盛顿的职务。对这个变更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一旦入选国际联盟行政院，必定委派我兼任行政院的中国代表。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我继续与北京联系，安排中国就任行政院席位之前的预备事宜，并为一年内召开的首次大会做准备。到达华盛顿之后不久就接到总统正式任命，派我担任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这个任命是 1920 年 12 月，即我已就任驻伦敦公使后公布的。当时中国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颇感兴趣，因为即使中国向和会提交的备忘录没有明确表明山东问题应当提交国际联盟，但是在我和陆总长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讨论山东问题时，总统却这样建议过。

我到伦敦的第一年，并非完全在首都伦敦度过，我得出席几次国联行政院会议，这些会议只有一次在伦敦召开。

除开我在国联行政院中承担的工作以及 1920 年 9 月的首次大会外，我最关心的就是山东问题。1921 年秋末，报上有消息说华盛顿新政府意欲召开一个会议，主要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以及由于山东问题久悬未决而日趋严重的远东问题。

华盛顿会议实际是美国在将近 l0 月底建议召开的，而且在被邀参加各国的首都都已秘密地讨论过了。我很高兴收到了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的私人电报，是由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博士签署的，他是外长和我的挚友。电文说颜博士想委派我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第二全权代表的职务由施肇基先生担任，因为他是当时驻华盛顿公使。我立即明白了这次电询的目的，因为我想到了我们在巴黎的尴尬处境。我毫不迟疑地回电，表明若需要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拟议的会议，我将乐于从命，颜博士大可不必为席位的主次担心，我指出施肇基博士不但是驻华盛顿公使，他从事外交事业的资历也比我老。结果外交部正式来电邀请我做中国代表团成员。总统的命令系在会议召开后公布，任命施肇基博士为首席代表，我名列第二，王宠惠博士位居第三。会议的主旨乃出于英、美两大海军强国要与另一个海军强国日本解决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的共同愿望；裁军是当时英、美两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远东问题则是由于山东问题而变得重要起来；美国新当权的虽然是共和党，但其首脑们充分了解威尔逊总统对中国的保证：由新的国际组织为中国解忧，这新的国际组织是威尔逊总统为之献身的，当时的共和党也是如此。

二、华府会议——组织与程序

我于 11 月初登轮启程，对于华盛顿会议上将涉及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只不过有个大体了解。我偕夫人及两三位秘书抵达纽约时，美国政府派代表前来迎接，并和当地行政长官一起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我们直接去华盛顿，被安顿在美国政府专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莫兰大厦。

在纽约和华盛顿，美国方面欢迎的热诚与华侨到场之众多，都给予我很深的印象，这表明他们对即将召开的会议都极为关心。在我到达的一两天内，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到了旧金山，直接乘火车来华盛顿。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已在华盛顿了。第三位全权代表王宠惠博士未携夫人同行，与他同行的是一大批以各种名义在代表团中工作的重要中国官员。其中有三位高等顾问，一位是周自齐先生，曾任山东都督、财政总长、代理外交总长及国务总理，一度甚至代理过陆军总长。第二位是梁如浩，人们称为梁孟亭，广东人，曾在 1913 或 1914 年间任外交总长二个月。他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派遣到美国的最早留学生之一。返华之后，虽然一度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主要还是任铁路总办。梁孟亭先生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施肇基先生和王宠惠博士的好友。

第三位是蔡廷斡海军中将，他也是早期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任命这几位在国内享有政治威望的前辈政治家来充当实际资历比他们浅的三位全权代表的顾问，是由于他们与全权代表的私交与本人的声望，可以调解全权代表间的任何个人分歧。有过巴黎的经历，我很能体谅这番苦心。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国家有不少问题要解决。许多问题是直接由战争或是由战争结束时形势的变化造成的。

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利益有明显的矛盾，东京与华盛顿自然要就这种局面达成某种谅解和协议。

巴黎和会上，日本对华政策和山东问题均未得解决；而且，自和会以来，这些问题在美国已变成政治问题。1920年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在竞选中，提到美国普遍关心的中国问题，共和党保证要公正处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拿出一些行动来履行这个诺言，英日同盟的终结，使大不列颠有必要重新调整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地位削弱了，迫切需要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因为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而国际联盟盟约是和约的第一章，美国不能加入国联，这就使国际形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本则发现由于白己在和会中的桀骜不驯，现在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形势问题上，不得不同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显然是很重要的。中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换言之，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关切的是两个主要问题：马上解决山东问题，立即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尤其是针对日本，要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政策之害。中国本身则被一些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当时不仅南北对抗，督军之间也互相争夺。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够得到发展。

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有外交部直接指派的，还有各部委派的，使中国代表团人数达一百三十名之多。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为三十五至四十名，还比不上目前的技术专家、特派代表和各部代表的人数。

至于在大会中的工作，代表团里有两种会议：一是全权代表会议，以中国政府总的指示精神为基础，来决定方针、政策和在大会上应取的态度；再就是我们所谓的代表团会议，一般参加者有全权代表、高等顾问及其参谋、技术专家、秘书长及秘书。我们有时还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第二种会议经常根据大会的工作召开，主要目的是通知有关事宜，给技术专家分派工作，以及召集大家征求意见等等。全权代表们一致同意对大会工作进行如下分工：施肇基博士自愿负责撤军及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问题。王宠惠博士自愿承担的问题有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个问题包括了中国的新法典和中国法庭的组织等，他对这一领域一直十分关心，并对这些问题很熟悉；他还负责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剩下的问题由我负责，有租借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山东问题以及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对中国来说，会议的最重要问题是远东问题。海军裁军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远东问题要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九大国来讨论。除中、日、美、英、法之外还有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

由于各代表团，特别是主要大国的代表团都是由许多杰出人物组成的，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堪与巴黎和会相媲美。美国以国务卿休士为代表团长，团员有参议员罗脱和安德伍德。英国代表有枢密院大臣贝尔福等人。

法国代表有白里安、魏斐亚尼和远东事务权威萨罗。日本代表有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币原喜重郎。荷兰代表是布洛普劳德和柯尼碧克。各国都尽量多派些杰出的外交家参加大会。许多代表不仅熟悉远东局势，在中国也很出名，有的是担任过本国的驻华代表，有的则与中国问题打过交道。

争议较大的题目均集中在像二十一条、废除租借地以及关税问题这类政治问题上，一般由王宠惠博士和我发言。我们安排好每人都对自己答应准备备忘录的议题负责进行辩护，因此分工是很明确的。然而，在阐明了事先准备好的论点之后，我们都可以在实际辩论中插话。

在首次交锋之后的辩论中，总的来讲，我的发言要多一些。

然而，最重要的工作都分派给专题委员会去做。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预备会上的一般性讨论之后，组成不同的专题委员会。各个专题委员会的成员们常常讨论得很紧张，有时甚至很激烈。我从凡尔赛和会就有这么一个总印象，他们愿意就我们提出的全部论点加以讨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首先设法解决山东问题，除山东问题外，再解决一两个其他问题，使远东问题的会议能够名副其实。对于像二十一条前四号以及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问题，只作了一般性辩论，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而对于治外法权问题，他们则认为只有派一个考察委员会到中国实地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之后，才有可能解决。

中国代表团当然十分关切取消在中国的外国势力范围、外国租借地和租界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几次，但看来是会议解决不了的。总的态度则是会议不讨论涉及个别大国的问题。因而，虽然中国提出的问题相当全面，实际结果是除山东问题外，在决议中除了撤退外国军队和撤销外国邮局的问题外，对于重订关税率、取消治外法权，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均未承担义务。

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山东问题的会谈是在会议之外进行的。大会的主要宗旨是限制军备，其他如与太平洋及远东相关的问题，只处于整个会议的从属地位。

三、山东问题的会谈

中日间山东问题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中国想在巴黎和会中使山东问题获得公正合理解决的努力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山东问题被当成国际问题而不是单纯中日之间的问题，才产生了所谓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这种巧妙安排，来迁就日本把会谈与华府会议分开的意见。中国的一贯立场是绝不直接与日本谈判山东问题。这个立场与日本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与中国有关，也关系到太平洋与远东的整个形势。巴黎和会上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因而，华盛顿会议也应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采取变通办法，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会谈，使其成为大会的“边缘”。中国反对直接对话。为了使中国满意，美国向英国建议，应当派观察员列席会谈；它们对中国方面解释说，这些观察员按时列席旁听，主要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面调解纠纷以弥合分歧。实际会谈中，日方代表为加藤和币原，由施、王和我代表中国。双方根据问题的情况各有一两位顾问或技术专家作为随员。黄郛先生就坐在中国代表身后。前几周，中国秘书长出席，有一位秘书作助手；日方也有一位秘书长。首次会谈中决定，虽然会谈的记录并不经代表正式认可，还是由双方派秘书做详细记录以备代表审核。加藤男爵并不经常到会，只在初次会谈时讲了些话。会谈两三次后，他就再不露面了；大概是由于限制军备问题的讨论已到利害攸关时刻，而我们的山东问题会谈与该会议同时进行，使他难以分身。只剩下币原，由币原和出渊相助。我方的三位全权代表则始终参加会谈。

首次会谈之后，实际就一直由币原代表日方谈判，我方则主要由我发言。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基本方针或态度事先都在三位全权代表中讨论过。因此，我的发言都是根据我们的一致立场。全权代表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究竟从主要问题，还是从次要问题开始讨论。比较简单的问题有档案核对、行政移交和港口接管。其次是警察与邮政问题。双方对这些较为简单的问题，是不难达成协议的。

胶济铁路则是双方都最为重视的问题。起初双方达成部分谅解，处理完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再讨论铁路问题。

在前十天会谈中，虽然似乎已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的协议，然而对于这种顺序，中国代表却在自己代表团中遇到了困难。中国代表团中以黄郛为首的一部分人普遍认为，按照这样的顺序，中国会有耗费时间的危险，下一步将难以要求彻底解决铁路问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一开始就提出铁路问题，而我与施、王则认为，从谈判技巧以及双方强烈感情考虑，还是先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较为明智，这样有利于为讨论最困难的问题创造一种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气氛。黄郛争辩说，整个山东问题中，铁路最为重要，日本的政策是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迫使中国最后要么接受日本的主张，要么使整个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在会谈中对这两种顺序有过争论，然而从技术观点看来，中国代表主张把较大的问题搁置一下是更明智的；而且，币原男爵也很痛快地赞同这个建议，他作为讲究实际的谈判者，也认为应当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

可是，由于受黄郛等人看法的影响，十一、二天之后，当一系列较简单的问题还未解决完时，我们在讨论中途突然提出了铁路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又牵涉到许多难题。首先，在要求日本人阐明观点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只是按铁路贷款协议，进行接管，并且取代德国的地位，整个行政管理权名义上保留在中国人手中，实际上由日本人控制。在旧的贷款协定中，铁路公司总裁一直是中国人，但实际则由一名德国总工程司、一名德国车务总管和一名德国总司计管理整个铁路公司。另一个难题是关于在他们所谓的铁路区内，护路的铁路警察何题。第三个难题是开发铁路区域内的矿藏问题。日本在铁路问题上以及与其有关的几个方面的立场坚持不变。他们无疑确信会得到巴黎与伦敦的支持。

日本对铁路的态度很强硬，它提出要求说，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然而在猛烈的抨击下，币原男爵无法捍卫日本做接替者的地位。

因为铁路已经修好，已在运营了，铁路贷款协定已不再需要。中国提出偿还贷款来反对日本的立场。我们承认，日本凭武力夺得了铁路协定中规定的德国在铁路的财政与经济利益，但中国愿偿还贷款，从而废除整个协定，使铁路归属中国（铁路贷款为二千五百万元）。在这个问题上，天天争论不休，最后，中国政府指示代表们，铁路贷款协议可在原则上接受，但要谈判，尽可能缩短其期限。当日本坚持要贷款，并要取代德国在贷款协定中的地位时，我们反驳说，没有贷款的需要；中国准备偿还贷款，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我指出，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须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

然而，在向国内非官方一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

代表团曾陆续收到中国各地的来电，有各省长官的，有诸如学生团体等民众组织的，有广西、湖北、云南等许多南方省份打来的，还有吴佩孚将军来电，都赞成立即偿还贷款。由于北京政府拖延汇款，张作霖甚至慷慨解囊，汇来一笔一万五千元也许是二万元的款子供代表团开销。许多来电纷纷保证，所需款数可立即凑齐，并通知我们，估计募捐款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中国代表团随即秘密给上海银行公会和中国各商会的主席打电报，询问那些承诺的捐款是否可靠，能否筹集到现金。得到的秘密答复使代表团极为失望，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且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他们指出，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代表收到的电报中的诺言是靠不住的。而旦，即使诺言能够兑现，交出二千五百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会造成上海金融界的严重危机。政府当然从未向代表团表示过可立即筹措到这笔款子，政府还是了解局势的。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

我们提议为三年，后来延长至五年。日本起初想定为二十年，后来减到十二至十五年。

以上的问题最后终于解决了。然后就讨论三个关键的职务，即总工程司、总司计和车务总管。我们主张，由于铁路即将为中国政府经营，胶州也将交还中国，连接胶州与济南府的铁路理应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管理。倘若日本要保障其在铁路上、也就是铁路贷款上的财政利益，可以把工程司职务让给他们，由中国任命总司计和车务急管。然而，日本人认为这两个职务比总工程司一职更重要。双方都明白，铁路业已运营。在铁路建成以前，总工程司的职务极为重要，因为可以影响到路线的选定，可能会穿过某些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和贸易中心等等；此外，总工程司对获取供应以及向何处定货等事务的管理有主动权。最后，我们抛开了工程司问题。日本人虽然希望中国人当总工程司，可是他们接受了由中国人当副总工程司；我们也不十分坚持非由中国人当总工程司不可。

车务总管是争论的中心，因为由他掌握铁路日常运行、货运管理，对贸易有很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执了许多天。日本主张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而中国反对，说应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他们作出妥协，先是提出中国可于三年后任命一名副车务总管，后来改为由双方同时任命。我们坚持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在这一点上，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好几天毫无进展。

我们最后采取的立场是，无论如何也应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总司计可让给日本人；由于让日本人主管会计业务，只有由中国人当车务总管才公平。起初日方提出由日本人做车务总管，中国人任副职，我方拒绝了，并如法炮制，回敬日本人。日方也拒绝了。后来，由于会谈陷于僵局，币原男爵就指出，这不该成为如此困难的问题；这不过是与铁路有关的诸多问题之一。于是他说，为表示日本代表团方面极其和解的态度，他提出接受中国人为车务长，而以日本人为副职，而两位的权力应大体相等，对一切事情应当协商一致。然而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建议，与日本代表团得到的训令是相抵触的。然而他说，为摆脱僵局，他将亲自向政府提议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而以日本人为副职，双方具有同等权力。

他希望把这看成是他个人的建议，倘若中国能够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他答应尽力劝说政府采纳这个方案。我方答应对这一方案加以考虑。

两星期后，我问到当时的日本方案是什么。他们都说得到了币原男爵的通知，说日方只能接受由日本人任车务总管，五年之后再由一名中国人担任副车务总管。

第三卷 回国任职（ 1922 — 1932 ）

第一章 北京的政治生活（1922—1924）

一、颜惠庆博士再次担任内阁总理

在华盛顿会议结束时，颜惠庆博士给在华府的中国代表团发去一封电报，希望三位代表会后返京一行，以便磋商如何实行华盛顿会议的一些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山东问题的协定。实际上施肇基博士并没有回国，王宠惠博士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国，向政府汇报会议的情况。我准备把在英国的工作安排就绪后也启程，估计春天可以回到中国。

会议一闭幕我就返回伦敦，但直到 4 月下旬才动身回国，旅途经过五个多星期才从伦敦经苏伊士运河抵上海。我到达上海时已 5 月下旬。

在上海时，我给颜惠庆外交总长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已抵沪，几天内就可到达北京，向他亲自汇报。

颜复电表示欢迎。我抵京后不久，在一天下午两点半钟时前去看望颜总长，向他汇报有关实行华盛顿会议决议事宜和当时中、英之间的国际关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颜总长对华盛顿会议决议或一般的国际关系都闭口不谈，只说他要在当天晚上离开北京去接家眷从杭州北来度夏。

我听说他正巧要在当天离京，觉得有些惊讶。他说要离开北京一些日子，休息一下，又说，因为在政府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总长，从健康情况考虑需要休息较长时期，希望我接任他在外交部的职位。

他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回国只是为了就当时的一般国际形势，尤其是山东问题与外交部进行公务性的磋商，并不打算在国内久留。而且，我也无意进入政界，只想返回伦敦，因为我在那里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

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很混乱。在颜博士离京后我谒见了徐世昌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徐总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称赞我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所做的工作和在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说要为欢迎我举行一次午宴，已经吩咐庶务科长准备了。通过这些礼节性的谒见，我了解到北京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动荡状态。

报纸上登载了不少关于聚集天津的政界要人的活动，人们预料可能发生政变。

1922 年 6 月 2 日，也就是预定为我举行欢迎午宴的那天上午，我给庶务科长（总务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请他报告总统：鉴于总统近来一直为政治局势操劳，觉得他应该取消这次宴会，请他不必对此感到为难。庶务科长说，总统一早就吩咐按计划做好各项准备，甚至问到了谁将参加宴会。由此可见总统是真心实意要举办这次安排好的宴会的。我出席了午宴，地点在居仁堂。参加宴会的宾客约有四十人，其中有内阁各部总长、副总统、军警首脑，如卫戍司令、警察总监、宪兵司令都出席了。进餐时我坐在徐总统的右侧，我们边吃边谈，他问了一些关于华盛顿和英国的问题，丝毫没有显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他神态十分安详，有时也和左侧或对面的客人从容交谈。午宴结束后——我们吃的是西餐——他请大家到另一间屋子去喝咖啡、抽烟，并且说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谈。我们退入休息室，当咖啡端上来后，我们站成一个圈。徐总统说，他想对这次给了他很大乐趣的聚会讲几句话，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主人讲话是不平常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他说一说心里话的好机会。于是他宣布由于年老和身体不大好，觉得应该引退休息了，他知道照管国务方面的安排已经做好，所以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告别。他说他已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将直接去车站乘车返回天津。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我想也许有些人（我认为很少）已经知道了总统引退的决定。我们随即都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这天是 6 月 2 日，他下午三点左右离京，开始其退休生涯。

此后不久，黎元洪抵京。在车站等候迎接新总统时，我惊奇地看到颜博士也在场。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昨天晚上。”这时我见他走过去和王宠惠博士低声谈话，我心中暗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在车站上的人群中，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其中也有王正廷博士。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不但见到了颜博士，还见到了许多据说已经离开北京的人，他们本来在天津或其他地方，现在突然都出现在车站上。他们大多数人随黎元洪总统前往他在东厂胡同的公馆。

我离开车站前，王宠惠博士说：“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家，说颜博士托他转告我，他已经推荐我当外交总长。王博士说，颜博士特地要他转告我这个口信。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只是回来汇报的，只带了很少一点随身衣物，其他东西都还留在伦敦。

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口信，可是我意识到某种政治角逐正在进行。我所以没有跟随大伙去黎总统的公馆的原因是在车站等待时——其中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我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我已推测到黎总统将要组阁，据知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和王正廷去总统公馆是为了商议新内阁的人选事宜。原宣布当天下午就要发表内阁名单，但等到很晚他们说还没有研究好，而且颜博士也已离开北京去了西山。黎总统派王正廷博士去劝他回来。我听说原来黎元洪总统提名唐绍仪先生任内阁总理，颜惠庆博士任外交总长，在唐绍仪到任之前由颜代行总理职权。

颜博士对这一职务安排不满意，所以离去了。组阁人员知道这些情况后，终干接受了颜博士的意见，公布他为内阁总理，于是颜着手组织内阁。

过了几天，颜博士给王宠惠博士打电话，请他转告我：他本想邀我加入内阁，但很抱歉，因为许多派系都要求在内阁中占有席位，所以不能邀我入阁，但他仍希望我与他密切合作，准备给我安排财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答王博士说，我这次回国原来就只打算停留不长时间，现在还是这个主意。他说：“别那么说！中国的财务工作紊乱，颜博士掌握了一些材料，认为纯粹的财政家应付不了那种局面。加以中国的财政问题与国际银行业密切相关，他不得不从财政界以外物色一些无党派并且熟悉国际情况的人士担任此项工作。”

我告诉王博士说，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后来，颜博士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的忙。他对我说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方面，我完全可以自主。

而且这个职位的薪俸将和各部总长一样，希望我能重新考虑他的建议。他还说：成立财务委员会的事已经公布了，难道我能不助他一臂之力吗？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在关于总理职位问题上所出现的斗争。众议院议长吴大头（吴景濂）极力主张由唐绍仪先生任内阁的挂名总理，在唐先生到职以前，由颜博士以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颜博士自有他的一批政治伙伴，他们劝颜不要接受这个任命，免得处境尴尬。吴景濂作为众议院议长和黎元洪总统复职的主要支持者，也有他的一套想法，而且早已制订了一个方案并坚持不肯让步，所以双方的意见冲突难以解决。由于颜博士拂袖而去以示抗议，这就形成了僵局。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唐绍仪先生是否愿意接受总理的职位，如果接受的话，也不知什么时侯才能到任。结果经过王正廷博士的斡旋——王正廷当时是参议院副议长，王家襄是议长——黎总统听取劝告，满足了颜博士的愿望，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内阁名单发表后，吴景濂很不满意，曾对他的同事们发过一些牢骚，这些人中有几个也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们给我透信说：“恐怕颜惠庆博士的内阁寿命不长，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批准时，他要遇到难关。”吴景濂先生的集团曾经扬言，除非内阁中有能被众议院接受的阁员，众议院将不批准这个内阁。

那时吴是所谓“益友社”集团的首脑，政学系也靠近他，因此吴控制了整个众议院。在内阁得不到国会批准的趋势变得明朗化之后，颜博士宣布他的内阁属于过渡性质，只准备执政六个星期左右。因为国会要到 1922 年 8 月 1 日才开会，在此以前他的内阁并不需要被批准。一待国会到期开会，他就提出辞耿。

二、王宠惠博士的内阁及其与国会的冲突

颜惠庆博士内阁辞职是人们预料中的结局，因此在1922 年 7 月下旬以后，以总统府为一方，以吴景濂领导的国会为另一方，已经就组织新内阁问题开始了幕后协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将军主张由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们组成内阁，这种意见当时在国内很流行。关于组阁问题，吴将军与保定派有着密切联系。保定派的发言人是曹锟的弟弟曹锐。吴将军的发言人是孙丹林，他还有另一个代表名叫高恩洪，但比较起来吴更为信任孙丹林。孙和高两人都是吴佩孚将军的出生地蓬莱县同乡。

1922 年 8 月 5 日，王宠惠博士被任命为代理总理，他要我当他的外交总长，高恩洪当交通总长。我了解到每个阁员的提名都电告洛阳取得同意。这时唐绍仪是内阁总理，王宠惠只是在唐到任前代理总理，吴景濂自己承担了与唐先生联系的任务。在一个短时期内，好像在上海的唐绍仪先生可能同意出任总理。这时在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中，田文烈任内务总长，高凌蔚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张耀曾任司法总长，王宠惠兼任教育总长，卢信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既然这届内阁的组成是这副模样，我完全理解唐绍仪不愿就任总理的原因，因为有些内阁人事安排是唐不能同意的。所谓唐绍仪内阁仅仅是利用了他的名字，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保定、洛阳两派达成协议并与吴景濂为首的“益友社”取得谅解后的产物。

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组成子 1922 年 8 月 5 日，在唐绍仪明确拒绝出任总理后，于 9 月 19 日进行了改组。由王宠惠任总理，孙丹林任内务总长，罗文幹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徐谦任司法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高凌玲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我继续任外交总长。

王宠惠博士的内阁由于和吴景濂为首的国会之间关系处得不好，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有这些原因：首先是提出内阁名单经国会批准时，孙丹林和高恩洪得不到国会的同意，理由很明显，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孙和高不够资格当内阁阁员，其政治品质也不清楚，他们的名字能列入内阁名单，就因为他们是吴佩孚的人。此外，还认为内阁名单中收罗了一些钻营禄位的人。人们都知道王宠惠博士是处于孙和高的影响之下，王通过他们两人特别是孙与吴将军保持密切联系。吴将军是强有力的人物，是内阁的后台。

得到国会其他一些派别支持的吴景濂集团放出风声，当国会根据宪法对批准内阁名单进行投票表决时，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人就要遭到否决。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与洛阳、保定两派合作迫使徐世昌下台，迎回黎元洪，是因为以吴景濂为一方与以洛阳和保定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了协议。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待曹锟选上总统后，吴景濂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

王宠惠博士听到吴景谦及其在国会中的同伙宣称孙丹林、高恩洪两位总长的任命将遭国会否决后，他接受别人劝告并通过孙和高的渠道得到吴佩孚将军的同意，决定不把他的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审批，使国会得不到推翻内阁的机会。这便是王博士内阁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些困难导致总理和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之间的公开争吵。这种公开争吵反过来又促使财政总长罗文幹拒绝支付国会的必要经费，最后激成了罗文幹被逮捕、拘留的案件。

王宠惠内阁组成不久，国会和内阁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吴景濂亲自带领一些国会议员登门找到罗文幹，索取国家预算中拨给国会的经费。罗博士觉得难以筹措所要求的款项，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国会财政困难的办法。一天，吴景濂先生来找我，抱怨财政总长的冷漠态度和拒绝提供国会经费，要我替他想想办法。我说我给罗总长打电话，支持吴先生对经费的要求。当我给罗打电话时，罗说“别理他”，接着罗给我解释：第一，国库没有这么多钱；第二，吴不和政府合作。在私下里说，他的话也许有几分理由，但用来处理政治纷争，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国会接连不断地给总统送去公文，要求他送去内阁阁员名单，总统却始终听信内阁，更确切地说是听信两个吴佩孚代表的意见，没有理会国会的要求。因此，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他们屡次要求总统命令总理亲自出席国会接受质询，但王博士从没去过国会。我一直认为国会是根据宪法行事，内阁也应该按照宪法去做，派人出席国会。

王博士看到我总是主张和国会取得进一步的谅解，他就派我出席国会答复质询。

我来到国会时，发现议员们的神态很严肃，因为他们都想找我的麻烦。随之开始提出质询，我很有礼貌地作了回答。答复质询时，我对他们的态度很诚恳，尽可能地说明真实情况、原因、困难以及正面与反面的理由。

一般说来，每当我的答辩结束后，议员们都鼓掌欢迎，有人还来到我面前，对我出席国会表示欢迎，说我树立了一个尊重宪法的榜样。但这总不是满意的解决办法，尽管国会议员们对我相当友善，他们的真实意图仍然是给内阁制造困难。

当时北京笼罩着一种政治气氛，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件来加剧内阁与国会的冲突。果然没隔多久就证明这种推测并非全无根据。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海军总长李鼎新将军在海军俱乐部举行宴会，像往常那样，内阁主要成员和武装部队领导人都应邀出席。在军警首脑中有京畿卫戊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宪兵司令。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宴会过程中，进来一位将军和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说了几句话。看到这种情形，我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晚间九点十五分宴会结束，我回到家里即接到从罗博士公馆打来的电话，说有几个军人来到罗家把罗带走了，从罗被带走的方式来看，他好像是被逮捕了。

这个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立即赶到王宠惠博士家，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博士说他也接到了罗博士被捕的消息，而且和罗一道被捕的还有财政部的库藏司司长。罗博士被捕对王博士是个震动。我向他建议应该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查明为什么一个财政总长会受到这样的对待。王博士显得很沮丧，说他要辞职。我告诉他这可能是下一步势所必行的，但现在我们首先应该查明这桩非常事件的背景。显然，这时王博士感到非常心烦意乱。

第二天上午刚过九点，我来到总统府，立刻被带进一个正在开会的房间。人们招呼我入座后，我发现总统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置，在座的有卫戍司令王怀庆，驻北京的步兵师师长、警察总监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此外可能还有一两个出席会议的人，现在我已想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我到达时，他们都保持沉默。当时我很激动，直截了当地对总统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与罗博士被捕有关。我说，王宠惠总理不能来，我来是得到了他同意的。我接着说财政总长的突然被捕，不仅对内阁而且对总统也是个严重事件，因为根据宪法，目前的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总长打个招呼就逮捕阁员呢？所以，我来觐见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谁下令逮捕罗博士的，以便确定责任问题。

对我当着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肃地对黎元洪总统说话，他看来似有所动。他忙说他没有下令逮捕。于是我说，如果总统没有下令逮捕，谁能下这个命令？还有，既然代表总统行使职权的内阁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接着说，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我说，既然总统说他没有下令逮捕，究竟谁能下这个命令？这时总统指着王怀庆将军说，是他的司令部下令逮捕了罗文幹。王怀庆将军回答说：“不！我对总统说了，是总统指示我去办的。”总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吴景濂议长来信的内容，信里说这件事涉及到奥国贷款。收到信件后，我确是把你叫了来，但我并没有让你逮捕罗总长。”王将军说：“我奉命来到后，你告诉了我信件内容，我问是不是要依法办理，你说放手去办吧。”总统回答说：“我没有命令你逮捕他。”

王将军说他理解总统的意思是要他把罗看管起来。总统说是吴议长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总长。于是吴景濂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至于决定是要由总统来做的。最后，总统说他没有逮捕罗的意思。

我插话说，从他们刚才说的话判断，没有人下令逮捕罗。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还特别强调说，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总统指着出席会议的军警长官说，顾总长说得对，应该立刻释放罗总长。于是我就表示我高兴地看到总统已经领会到这个事件的症结而且措置得宜，接着我就离开了总统府。我回到王博士家向他报告交涉的经过。隔了一会儿，我仍在那里时，王博士接到一个可能是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说罗博士已经被释放并被请到总统府。

后来，我得知事件的经过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在会后进行了商议。显而易见，他们对这件事从法律方面考虑，同意释放罗博士。可是因为罗博士在基于奥国赔款的奥国贷款事件中被指控为违法，这个问题仍然未得解决。现在让罗博士恢复自由而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日后如果对他的控告终于核实成立，就要冒在此期间罗有可能离开北京、逃避法律制裁的风险。所以他们决定把罗博士作为一位非自愿的客人“请”到总统府来。显然，这是一场国会、内阁和总统之间的三角冲突。

王博士决心和整个内阁一同辞职。我完全同意他的决定。但我坚持这两个案件必须弄清，因为王博士和我都充分相信罗博士的诚实品质。此外，这件丑闻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促使内阁垮台，它的主要策划人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像陆军总长这样的一些内阁成员。陆军总长张绍曾并不掩饰想当内阁首撰的野心，他和吴景濂过从甚密，而且已经谈论到由他担任下届总理。

三、张绍曾将军组阁及其垮台

不管关于吴景濂伙同张绍曾秘密筹划攫取政权的政治流言是否属实，总统理所当然地照准了王宠惠内阁的总辞职。我猜想黎元洪总统身边那些不赞成吴景濂集团的谋士们一定曾向他献策，找一位年高资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的政界元老继王宠惠当内阁总理。因此汪大燮先生勉为其难，接受了总理的任命。汪是一位学者和外交官，在清代担任过驻伦敦的中国公使，作为一位老政治家，他享有较高的声誉。汪提出就任总理的条件是，他只出来填补空档，摄职以十日为期。

汪大燮就任代理总理后，有一天他的秘书长陈汉第打电话告诉我：总统的秘书很快就要给我送来一份汪大燮刚刚签署的任命书，任命我为关税委员会主席。我对陈汉第说：虽然我个人很愿意帮助总统，但不能接受政府的任何官职。我还说我将很快提出辞职。于是我写好辞皇，派我的秘书亲自交给陈汉第。然后，我给陈打电话，请他向汪大燮代总理转陈我辞职的理由，并递上辞呈请汪批准。

根据事先商定的条件，汪先生不久就辞职了。1922年 12 月 10 日，王正廷博士接长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兼财政总长。那时，热中于登上总理宝座的张绍曾将军积极地与吴景濂合作，力求能被任命为总理，组织新内阁。

至于张的任命迟迟未能公布和需要王正廷博士出来成立一个临时内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要等拟议中的内阁与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集团之间制订出一个合作计划。

吴景濂虽是众议院议长，但在众议院中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吴是“益友社”的首脑（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但还有一些其他派系反对吴的集团。即使在“益友社”和其他亲吴派系成员中，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广东省的议员是王宠惠博士和罗文幹博士的朋友，不赞成张绍曾组阁，因为张参加了王宠惠内阁后又从中兴风作浪设法推翻王的内阁。

然而张绍曾的组阁愿望终于实现，并以施肇基博士担任外交总长。当国会举行投票表决内阁名单那一天，施博士的姓名首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接着在参议院举行投票，院内院外的人们都一致认为施博士被顺利批准是理所当然的，谁知表决时竟没有得到必要的票数。

参议院没有通过施博士的提名，多少打乱了张绍曾将军的组阁计划，但不太严重。以后黄郛将军在 1923 年2 月代替施肇基博士当了近两个月的外交总长。

新外交总长黄郛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是送交在北京的法国公使一份答复照会，同意法国关于解决金佛郎问题的要求。金佛郎问题是件错综复杂的悬案。1922 年 8月我就任外交总长后，曾起草了一份呈交内阁的备忘录，指出，无论从 1901 年 9 月 1 日的议定书来看，还是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来看，法国人的要求都缺乏充分依据。

根据以上理由，我给法国公使作了否定的答复。张绍曾将军组阁后，金佛郎问题是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同时张绍曾也迫切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国外交使团，至少法国使团将会采用扣留交还赔款减免部分的办法来给政府制造困难。

所以黄郛就职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法国公使送去一份答复金佛郎问题的照会。

很快，国会知道了这个消息，因这时吴景濂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国会与内阁之间开始发生龃龉。国会开始要求总统派总理和外交总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并回答问题。黄郛根本没有去国会回答问题。由于张绍曾决定不理睬国会，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结果金佛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郛将军的辞职。

然后，我在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更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外交总长。这当然使我大吃一惊。

我记得任命刚一公布，曹锟的三个得力助手就来游说，劝我接受任命，这三个人都是张绍曾内阁的阁员，高凌蔚任内务总长，吴毓麟任交通总长，陆锦任陆军总长。

我没有同意，告诉他们说只要罗文幹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高、吴、陆三人听了我坚决拒绝接受新职的理由后，说：如果这是我提出的条件，那么一俟我就职后，罗案即将解决。这是他们许下的诺言。

最后，在一位陈先生家里安排了一次会议。陈是北京《亚洲日报》的编辑，福建人。因为他与北京的政治界关系密切，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所以许多政界人士经常利用他家作为会议场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吴景濂、司法总长程克、王兰亭、高凌蔚、陆锦和吴毓麟。他们之中有人躺在床上抽鸦片烟，其余的人抽雪茄烟。吴景濂说：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向我保证将要释放罗博士。我表示我将在罗文幹被释放后的当天就职。他们说最好是我先就职，随后释放罗。因为司法总长下达释放罗的命令要经内阁批准。最好由我先参加内阁，这样我就可以监督使命令得到批准。他们还说这项批准手续将在我出席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完成。取得了这一谅解后我同意就职。因此，我第二天上任，随后罗文幹被释放，这是 1923 年 7 月初的事。

我记得吴毓麟和高凌蔚来看望并敦促我就任外交总长职位时，他们曾对我说，按照宪法规定，在没有总理的情况下，我作为外交总长将领导内阁。后来我同意就职时曾明确地提出，我当外交总长只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因为我对国内的问题不大熟悉、我还争辩说在总理和外交总长缺席时，按顺序应由内务总长高凌蔚领导内阁，事实上他也已经主持了内阁会议。我相信他们心中有数，知道我不愿意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尤其不愿意和内阁的真正后台保定派周旋。我也相信他们要我当外交总长，只是为了使内阁看起来更像一个政府。

四、摄政内阁

1923 年夏当我就任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时，国会正在开会，主要的政治议题是准备选举新总统。我尽量不参与这件事。

选举活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使国会议员协调一致投曹锟的票。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其他一些集团的首脑看来想为实现这一企图召开会议都有困难。显然，以曹锐为一方，和以操纵着国会中最大集团的吴景濂及国会内外其他集团首脑为另一方在讨价还价。这时国会内部简直开不成会，许多议员为了不让任何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离开了北京。同时，为了便于操纵即将到来的选举，国会议员们组织的各种交谊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当时曹锟在保定。充当他的竞选代理人经常往来于保定、北京两地的是他的弟弟曹锐。曹锐被人们称为曹四爷，在幕后进行了全部策划。他和吴佩孚大帅虽然属于相同的政治派系，却遭到吴的激烈反对。吴景濂不只是不喜欢曹锐，甚至还恨他，因为曹锐拒不履行他和吴景濂所达成的政治交易。据了解，曹棍当选总统后，吴景濂将成为总理以偿平生夙愿。临近选举前夕，吴景濂身为众议院议长，手里掌握着操纵选举的武器。毫无疑问，他企图阻挠选举，向保定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

由于他的强硬态度和苛刻条件，使国会议员们分裂成不同的集团。有些所谓特别议员俱乐部，成了吴景濂集团的直接竟争对手。吴未能实现其野心，因为曹锟当选总统后，仍由高凌蔚继续任总理。

在摄政内阁时期，我想起一段有关筹集总统选举经费的插曲。其时国会仍在会期中，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一次内阁会议上，财政总长张英华提议把向日本借的参战借款利息转入本金内。我记得有几个阁员赞成这个意见，但我表示反对。当时我所持的理由是：这项关于中国参加欧战的借款，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也是激起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国会曾多次通过决议，拒绝承认这笔借款。我说，政府如果批准把上述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那将是很不明智的举动。于是高凌蔚先生说，既然顾总长反对这个建议，内阁可以把它搁置存档。

每逢夏季，我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去北戴河度周末。

有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接到了吴景濂亲自打来的电话说： “我听说你要去北戴河，请先别去。”我问： “为什么？”

他说他得到一个报告，大意是有的阁员知道我要去北戴河，他们准备在明天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参战借款的问题。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去内阁开会，往常会议都是安排在上午十点开始，这一天的开会时间却提前了五或十分钟。我在十点三分左右到达会议室，这时其他阁员已经就座，我坐在代理总理高凌蔚的对面。高说：“决议已经通过了。”我问高通过决议的内容，他说是关于中国参加欧战借款问题的决议。于是我说：那一天我已阐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内阁应该非常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于是，高说：“既然顾总长不同意这个决议，我将告诉秘书长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这个决议算没有通过。”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吴毓麟总长被叫去接电话。给吴来电话的是日本工业公司的冈田，我猜想冈田一定是通过电话向吴打听内阁会议讨论的结果。吴在隔壁房间接电话，大声说：“还没有！还没有！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高凌蔚又重复一遍：“这个决议没有通过。”

星期日晚上，我被邀请参加王兰亭举办的宴会。王是保定派的首脑之一，后来当上了曹棍总统的秘书长。

参加宴会的除了王兰亭外，客人有吴毓麟、高凌蔚、陆锦和李彦青，我们很友好地进行了交谈。吴毓麟说他不得不对中国参战借款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反对承认借款，然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曹锟是否能当选总统。他接着说： “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们的个人处境。他还强调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说话，同时也代表了所有其他在座的人。我倒是有凡分赞赏他的坦率，因为他的话表明他们把我当作朋友对待。我说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我反对承认中国参战借款，不单是因为国会多次否决了它，也是为了曹三爷和他那一派的利益着想。我解释说：“如果政府批准了承认中国参战借款，立刻就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同时全国人民都将知道这件事。这样不仅影响曹锟当选的机会，而且即使他被选上了总统，也使曹锟的政敌们有攻击他的口实。再者，这样一来，你们将会丧失作为政府官员的声誉。”

无论怎么说，参战借款问题总算被搁置一边了。

五、对曹棍和吴佩孚的一些回忆

曹锟当选总统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他于 1923 年 10月 5 日当选，五天以后正式就职。

这次选举总统遭到了猛烈的政治攻击，特别是南方的反应更为强烈。我和内阁某些成员都不知道其中进行了什么交易，而且我们也没有参与其事。选举过后，曹锟贿选总统成了贻笑全国的一个话柄。我和曹锟总统共事的时间比和其他任何国家元首共事的时间都长，在连续四届的内阁更迭中，我一直担任外交总长并且任过一个时期的总理，人们传说曹锟是个文盲，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我发现每当我觐见他向他呈递报告或文件时，他总是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边，而要求我口述文件的内容。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自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有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的例子（我在下一章还要说到这件事），足以证明吴大帅对曹将军的尊重。1924 年 3 月，苏联大使加拉罕和王正廷博士草签了解决两国之间一些问题（例如外蒙古、中东铁路问题等）的中苏协定，吴大帅对王正廷博士草签的协定表示坚决支持，他出面发出通电批评我主管的外交部。这就置曹锟于既尴尬又恼怒的处境。曹是北京的总统，吴佩孚公开出面反对我当总长的外交部，批评我应负责的外交政策，而这个政策却是我在曹锟总统领导下执行的。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并且说：“这种局面让外界看来难以理解，国内外都认为吴佩孚将军是你最忠实的部属，但他却公开攻击你的一位总长。这个政策难道不是经你批准的吗？”曹总统立刻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他显然动了怒： “我在这里，当然比吴子玉（吴佩孚的字）知道得多。他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事，应该闭上嘴，”他还说：“我今天要派专人去告诉他停止发出通电，并且要他闭上嘴。因为有些事他不大清楚，这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曹总统果然在当天下午派了一个人乘专车前往洛阳。下次我见到他时，他说使者已经带着吴佩孚将军的明确保证回来，吴允诺今后保持沉默，对这件事决不再说一句话。

另外，还有一件事给了我深刻印象，使我了解到曹锟将军为什么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国总统的最高地位。正好在他就职后的三个月，高凌蔚内阁被以孙宝琦为总理的内阁所代替，在新内阁中我仍然任外交总长。

保定派的三个领袖陆军总长陆锦将军、交通总长吴毓麟先生和高凌蔚先生曾一起及分别对我劝说，极力要求我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黄曾任过驻澳大利亚和纽约的领事及驻奥国公使，他是个职业外交官，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他们黄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但任命他为驻英国公使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当时的任何国家都认为伦敦是个最重要的外交岗位。第二天他们又来找我，两天后他们继续催促，我在这种不断逼迫的压力下感到有些厌烦。我对他们说我正在考虑，还说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人到这个重要岗位。黄先生在华盛顿干得很好，一般说他的性情、举止和言辞都不错。至于说到担任驻伦敦使节，因为我自己在那里工作过，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况，我要选派最适合于这个位置的人赴任。

他们肯定把我的回答理解成了拒绝。一天，总统在他的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研究一些其他问题。在孙宝琦总理来到之前，总统和其他阁员都到齐了，吴毓麟先生隔着会议桌对总统说：他和陆锦、高凌蔚都对外交总长谈过关于黄荣良的任命问题，希望总统再亲自和顾总长谈一谈。曹总统听了吴毓麟的话立刻沉下脸来，对他说： “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总统回答得很干脆，其他人都不作声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问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费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

在这些行动上曹锟总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颇深。他可能没有从书本中学过这些，但他的行为却一直符合这句中国的古老格言。他也很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当吴佩孚大帅于 1924 年 9 月中旬来到北京后，在他的司令部中当着刚组成不久的颜惠庆内阁全体阁员的面，草拟命令，派任各军司令官。我记得他一写完命令就打发内阁秘书立刻送呈总统批准，以便加盖总统印章。我以前曾和几位总统共过事，他们必然会对吴这种狂妄越权的行为感到愤慨。吴大帅很可能没有和总统商量过这件事，因为他在那天下午刚刚到达，会见总统的时间很短，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见到了总统。可是一切顺利，当关晚上命令就正式公布了，也就是说得到了总统的批准。这件事说明曹总统充分信任吴佩孚大帅，对吴大帅行使权力并不敏感多疑。所以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

我对吴将军的印象是：他不仅是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对部下要求很严格。用过去的标准衡量，他可以说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我另外一个印象是：他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是他也像其他军人一样，是个性情专横的独裁者。我记得他在北京建立司令部后出发去前线之前，有一次邀请我去讨论日本方面的最新发展和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去拜访他时，他正笔写忙碌，因为他喜欢亲自书写命令。吴将军和我交谈中，北京的三位军界首脑来求见他，一个是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一个是一位步兵师师长，另一个是执法处长车将军。吴将军看到他们后，让他们站在一边等了很久，他自己继续和我谈话。我想告辞，他说：“让他们等一会儿。”这三个人等了好几分钟。我对他说，这三位等候着的将军一定有重要军情要向他报告，我是个文人，最好马上离开。

吴将军说：“不必。”于是他没有请那三位将军坐下就向他们发布命令。他对王怀庆将军和步兵师长说：“你们今晚七点出发，火车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达第一个停留点后就打电话回来报告。”然后他让车将军同乘这列车到某某地方，然后打电话回来报告。二位将军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说没有，并要他们立刻离开。那时王怀庆是陆军上将，身居要职，吴将军对王和其他两位将军说话的态度显示了他的威望。事实上，吴不但是个军事领袖，还是个铁腕人物。

六、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倒戈

曹锟就任总统后的三个月中，我在高凌蔚内阁担任外交总长。1924 年 1 月内阁改组，由孙宝琦出面组织新的内阁。孙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务，他推荐颜惠庆博士当外交总长（颜夫人是孙的姊妹），在政治上孙和颜是同路人。我本人对是否留在政府中并不介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孙宝琦推荐颜惠庆当外交总长，曹总统却要我留任这个职位，并通知了孙。孙一心想把颜拉入内阁，因为颜比我接近保定派。不管怎样，孙宝琦最后还是接受了总统的意见，我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

在孙宝琦辞职后，出现了类似的局面。那是 1924 年夏天，我仍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一天下午，交通总长吴毓麟打电话到外交部，祝贺我升任代理总理。因为我事前一无所知，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惊奇。我任代总理的命令发布于 1924 年 7 月 2 日。我告诉吴毓麟说，我不愿就职，因为我不熟悉北京的政治情况，而且我想继续献身于外交事业。他说，总统和孙宝琦同意按照宪法，总理缺席由外交总长代理的规定，任命我代理总理。他劝我不必踌躇，还说内阁其他阁员将会继续帮助我。他不但不把我的意见转告总统，反而建议我和他一道去见总统。于是我和吴毓麟到了总统那里，但曹锟总统这时已经下了决心，我婉辞无效。总统说他理解我的心情，让我代理总理只是临时负责，他还要另外物色总理人选。

在过渡时期暂由我代行总理职权。

基于这只是暂时代理的谅解，我接受了代理总理的任命。内阁其余成员也全都留任，没有更动。由于我同时兼任外交总长，政治界中出现许多征象，显示颜惠庆博士作为早已预定的候选人，将正式继任孙宝琦的总理职位，这时传出一些流言，说国会更希望我担任总理。

我对这些消息不大相信，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并不想当总理。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我猜测为什么国会宁愿要我担任总理的原因是：在过去两年中，我和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而以前颜博士担任总理时，与国会的关系却弄得很僵，特别是他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之间的关系更是势如水火。这次，国会领袖们，尤其是吴景濂集团，又散布消息说：如果颜惠庆的名字提交国会，他们将投票予以否决。

最后，经过保定派的大力疏通，才使颜博士被国会接受，并使国会对颜的提名得到曹锟总统批准。下一步工作就是选择内阁的各部总长，这项工作中的唯一问题在于确定外交总长人选。其余各部如最重要的财政部以及陆军部，海军部这一类的总长人选，己全部由曹锟总统内定。关于外交总长人选，则出现了许多争议。这时我提出辞职——实际上，当颜博士被提名组织新内阁时，原来的整个内阁都辞职了。颜博士自己想兼任外交总长，同时打算让我当财政总长，但因财政部是个要害部门，保定派伙同吴景濂早已确定了总长人选。总理颜博士要兼外交总长，但曹锟总统和他的拥护者都主张我应该继任外交总长，起初颜博士坚持不让，后来当他以坚持己见作为就职条件时，曹锡总统显得有些心烦意乱，并且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么颜博士就不必当总理。这一下形势变得紧张起来。颜博士看到曹锟总统已下定决心，宁愿栖牲颜的总理职位也要让我留任外交总长，最后他终于让步，接受了这个方案：即由他兼任仅次于外交总长的内务总长。我则再次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上是吴毓麟讲给我听的一段内情，吴是曹锟总统最亲信的政治拥护者之一。

内阁组成后，立刻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将军与奉系的张作霖将军之间的尖锐斗争。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人们都意料到不久就要爆发一场武装冲突。颜博士的内阁刚刚组成，北京就期待着吴将军的到来。颜内阁正式就职才几天，吴佩孚将军从洛阳抵达北京。因为当时国内公认吴是曹锟登上总统宝座的有力支柱，他的莅临北京成为一件大事。经过一轮例行的官方欢迎宴会后，吴将军要求在他的司令部召开一次内阁会议，这事自然得到了总统的同意。在会上看到他公然指示内阁总理应如何行事，这对于我是一番新的阅历。他当时手持铅笔、纸张，亲自书写了几道命令，其中一道总统命令是任命几个对奉军作战的高级军官，他以总司令的名义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而以冯玉祥任第三路司令，施将军任军法处长。随后，他吩咐财政总长负责筹措作战经费，并疾言厉色地说他决不允许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内阁这时有一项急待完成的工作，就是起草准备对奉天作战的“讨伐令”。

内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企图利用山海关的局势，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派遣任何军队越过山海关。吴将军曾问我日本人在照会中表现出的最近态度以及我反驳他们的干涉要求时所持的理由。

我的见解完全与吴将军一致，主张坚持维护中国的权益，密切注视日本究竟敢于把它干涉中国内争的恫吓实行到什么程度。

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于 1924 年 9 月 24 日正式宣战，这时双方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直军正在迫近山海关。

第一次的战报很乐观，报道了前线直军的进展和吴将军已亲临前线督战。可是约一星期后，传来了冯玉祥将军所部在喜峰口表现令人吃惊的消极的消息。一度进展顺利的吴将军部队停下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张作霖将军部队的阵地得到了加强，另方面由于日本人从中阻挠。

此外，也由于冯将军担任的侧翼支援不力，因此战场上出现了僵持的局面。

一天早晨，我的厨子给我带来了新的消息：冯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电信局，包围了总统府，现在北京全城已经落入从前线回师的冯军控制之下。当时电话不通，于是我急忙赶到颜惠庆博士家里，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颜博士家我见到了薛笃弼、刘牧师和一个内阁同事张国淦。后来，我记得吴毓麟先生也到了。这时颜博士显得很惊惶。当时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内阁该怎么办。

在我的印象中，薛笃弼（他声称是冯将军派他来的）和刘牧师都极力主张颜在冯将军的支持下继续留在内阁。

我则认为在这种局面下，内阁已毫无权力执行任何职责，应该辞职。内阁无法继续存在，除非解除对总统府的包围，使总理能白由地会见总统，而这些据说是不可能的。

颜博士显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一向对冯将军和所有在北京的政界领袖很友好，冯将军也一直对他持友善的态度。

加以冯将军也是个基督教徒，我猜想这正是他派刘牧师前来敦劝颜博士与冯将军合作的另一个理由。我们的最后决定是内阁辞职。可是当时已无法同总统取得联系。

我自告奋勇去会见总统，但有人告诉我，谁也不能通过封锁线，因为负责包围总统府的军队指挥官得到严格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许多内阁阁员都失去了联系，我自己在第二天搭乘我的加拿大密友何士先生的汽车离开北京。在我动身前，一些亲近的朋友曾为我担心，怕我通不过北京外围的封锁线。汽车在途中被冯军的武装哨兵拦停了好多次。当我们驶近天津时，还必须通过奉军的防线。开始，何士先生要我不必暴露身份，所以我向哨兵出示了他给我准备的一张其他中文名片，但岗哨并不同意放行，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名片，才得顺利通过。显而易见，这些军队并没有得到任何要阻留我的命令。

我抵达天津时已近拂晓，在天津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到辛普森先生，他写过许多关于满洲的书，也是《北京导报》的编辑。第二天一早，《北京导报》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幸亏有辛普森先生亲眼看到了我，但是报纸上的东西传播很广，这条无根据的消息曾以讹传讹，广泛流传。甚至连庄士敦爵士——他当过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后来成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退休后著有《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则消息。

从此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我在北京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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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内战及财政

一、引退和重返北京任财政总长

我在天津小住后即去上海作寓公。一些政界朋友也同我一起到了上海，有的在我之后，有的在我之前。1925年一年中，我们经常过从，随时了解时局变化。在这些政界朋友中有罗文幹博士、汤尔和博士以及吴佩孚将军的亲信孙丹林先生。我们常在孙丹林担任行长的一家银行里碰头，互通消息和情报。虽然我过的是家居生活，但常与各派政界人士保持接触。换言之，尽管我已引退，却依然充分了解外界种种动向。当时北京政府是一个革命政权，并无任何宪法依据。国家元首的头衔叫执政，这就表明这个政府是一个新的政权。

1926 年初，以冯玉祥为一方和以张作霖、吴佩孚为另一方的战争再次爆发。直奉联军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就赢得了上风，冯军从直隶东部和天津被赶至南口，继而退入仍为冯部控制的绥远和察哈尔。

1926 年初，当冯军和联军的战争开始有利于后者时，政治问题就开始突出出来了。为此，吴佩孚将军的总部派人来沪与我们——即我、汤尔和、罗文幹、孙丹林接触。当然，孙丹林一直与吴在汉口的总部有密切联系，吴的手下安排我们前往吴将军处祝贺其 3 月 12 日的生日，希望我们在汉口小住数日，以便与吴磋商如何改组政府事宜。据了解，吴当时正对政局作反复考虑，斟酌如何改组政府。吴当时最倾向于恢复颜惠庆内阁。从直系的观点看，这个意见是可以理解的。颜内阁是冯玉祥政变推翻的，为了补救对直系造成的损失，恢复颜内阁乃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吴佩孚将军发出一份邀请电，不是请我们去汉口庆祝生日，而是要我们前去会商。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寿宴也将同时举行。我们应邀前往。对我来说，在汉口的日子是一次颇有发现和饶有兴味的经历，因为我发现吴的生活极为简朴，对事业极为专心致志，他不仅致力于在华北进行的战争，而且也研究整个中国的、特别是华北的政局。他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中包括恢复颜内阁，但恢复颜内阁仅是一时权宜之计。为了实现其计划，他还要取得张作霖的首肯，因为张对颜博士的看法并不太好。

会谈两三次之后，其他几位朋友即返回上海，而我则被吴留下来进一步商谈，尤其是因为他希望我直接从汉口去北京。他和我作了数次密谈。他说颜内阁作为整体固然要恢复起来，但他想在内阁中作一番更动。他与颜博士及在北京的同僚商量之后，都希望我替代王克敏博士出任财政总长，由施肇基博士任外交总长，在施到任前由颜博士兼。他请我同意该项任命。我说不行，拒绝的理由是我对中国的财政问题从未深入研究，我一直对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以及和外国打交道较有兴趣。他说，目前无论是改组中国财政还是争取国外信贷，都与外交不可分割。所以我的经历对改组中国财政和财政管理都很有用。他希望我不要一味拒绝，还是携带他当着我的面修改的内阁名单赴京。

鉴于他立意坚决，我说愿意考虑一下，但我得先去上海一行。他问我何以要先去上海。我说，上海不仅是中国政治舆论的中心，而且也是搜集外国对中国政局和恢复颜内阁等等事件的反应的地方，先去上海是为了估量一下外国人士和上海华人的看法。我回上海，在大约十天以后，于 4 月 29 日返回汉口。到达汉口后，吴将军问我在上海有何发现。我陈述之后，他要我直接去北京，因为颜惠庆和其同僚渴望我带去修改过的内阁名单。

我乘火车于 1926 年 5 月 6 日下午七时左右抵达北京。

除了颜博士外，几乎颜内阁的全部阁僚都齐集车站，他们说，颜因接待客人未能前来。我被直接送往颜博士的寓所，得知他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用餐之后，立即开会讨论名单。张志潭在此间十分知名，是交通总长；张景惠也列在名单上，他乃是张作霖的人；杨文恺比较说来是一个新露头角的人物，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我已不记得了。该名单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内阁。虽然名单已经揭晓，内阁任命已经公布，但对内阁名单，张作霖不完全中意，大家都明白，颜内阁可能成为死胎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取得张大帅的完全认可，因为我不愿担任财政总长，故持冷淡态度。为了满足张作霖的愿望，张景惠可能被提名为陆军总长，郑鸣之为内务总长；这两人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但是张作霖要重组的内阁是一个没有颜惠庆的内阁，所以虽然颜内阁已经恢复，但不能行使职权。北京到处谣传说，张作霖对颜内阁不中意，张作霖的两个重要代表既没有就任陆军总长，也没有就任内务总长。

两个军事力量之间继续磋商，张作霖大帅由杨宇霆（杨麟阁）和郑鸣之（郑谦）代表，吴佩孚大帅由张鸣岐和白坚武代表，以图就北京内阁达成一个折衷办法。

内阁会议一直未能举行，这是因为被提名的奉系人员并没有到职，所以这是一段政治真空。

最后，海军的杜锡珪将军被说服当了代理总理，于 7月 6 日接任。杜是吴的亲信，是一个头等的海军专家，在政治上多少是独立的。他既是代总理，同时还是海军总司令。在颜博士辞职之后，我只是名义上的财政总长。

杜锡珪将军来找我，让我答应就任该职，我告诉他，我一开始即因不能胜任财政总长职务而加以推辞，同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颜内阁的财政总长王克敏不应继续任职（虽然我知道颜博士和吴佩孚大帅似乎都不赞成他继任），所以我建议杜去拜访王克敏，请其出任财政总长。

杜说，他将采纳我的建议，但是，他认为即使王克敏接受了，也难以说服吴大帅。

他走后不久，王克敏先生来访，他说他听说杜将军来请我就任财政总长。我说确有其事，但我告诉他，我已建议由他继任。他连说，不，不，不愿继任。他来访的目的是想提醒我，财政总长一职不仅最难担任，而且最有危险。他历数财政部的九位前任，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被监禁，或以出逃避难而告终。他说我在中国享有完全清白的声誉，何必跳进这是非坑里呢？我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并且我已推荐了他。他连声称否，说他不愿再任此职务。

同日晚间，杜将军又来对我说，他已拜访过王克敏，并说，尽管多方劝说，王仍拒不接受，所以又来就商于我。他说他是一个新手，从未曾想当总理，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一无所知，对财政则知之更少。特别是因为我甚得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信任，恳请我予以帮助。他说吴、张对我都很中意，对由我这祥一个正直的人出掌财政，甚表信任，如果我拒绝，他将不得不辞职。最后，郑谦或者别的什么人又催我接受斯职，特别是因为中秋节临近，没有财政总长，内阁就可能无法度过中秋。这样，杜锡珪内阁就在 7 月 6 日正式就职，而由我任财政总长。

二、中秋节危机

担任财政总长使我得以了解内幕，也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在我到职之后，各司司长前来拜访，几乎每个人都建议我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完全了解我是一名新手。其中有些人我只认识而不熟悉。我记得我只作过一次人事更动，带了个自己的人郭则范来掌管库藏司，他一度曾与银行界有密切联系，也在领事馆工作过，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张某是公债司长，我记得他是王克敏向我推荐的，他有能力，也很直爽。

他们建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他们说历届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拜访他。我惊问其故。他们说他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但握有全权。那时，要发行公债没有关税的某种保证是不行的，无论是以赔款豁免的部分作担保，还是以关余部分作担保，均须总税务司的点头同意。因此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向我祝贺，我说要和他谈谈，他说他要来表示敬意，这样他就来了。

约莫两、三天光景，一份待我签字的文件放到了我的桌上，公债司长来要我签字。我问及所关何事时，他说这是关于向中国银行借款的一份协议书，用以偿付某项帐款。总数不大，可能有几万元。出于好奇，我就开始阅读。有一款写着月利 1.5%，折年率 18％。我说：“这太高了。”我查了当时通行利率，年利为 14%，或一般月息 1.2％左右。我觉得我有充分把握肯定政府所支付的利息高于市场利率。我说：“我希望公平些，要按市场利率改过来，市场年利率算来不会超过 15％。”他说：“钧座，最好不要改动。”但是我说没有理由要政府向一家半官方银行支付不必要的一部分过高的利息，所以我就在上边修改了利率。

想不到这就是给以后造成一个大问题的起因。这件事显然在中国银行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说是来了个不按银行意见办事的财政总长，还胆敢给银行规定利率。我认识不到这么做会在银行界造成一个极为不佳的印象。因中秋节临近，政府特别是财政总长必须筹措必要的款项以供各部门的开支。杜总理同样很着急，但他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这个财政总长了。这是很自然的。根据当时的做法，我与北京的主要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盐业银行）进行了接触。这是五家主要的银行。通过他们，我也与其他银行如保商银行作了接触。

上述五行被认为是银行界的代表。我记得 9 月 5 日我设午宴招待五行代表，席间，就这事和他们进行了商谈。

我请他们向政府贷二三百万元，这是估计除去在财政部估算的其他国库收入以外所需要的款颜。不仅五行代表，而且其他银行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午宴。饭后，进行了讨论，但无结果。银行的发言人是王克敏和张家璈。王的态度似不明朗，但表同情；而张的回答有点外交味道，说银行代表们在答复以前要进行磋商。

几天过去了，一无回音。我们着了急，因为紧要的日子——中秋节已经临近。后来银行公会通过张家璈转给我的答复是：贷款数额超过了他们能够支应的能力，盐业、中国、交通、金城和大陆银行是愿意尽力的，他们将设法向财政部提供五十万元，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我开始感到中国银行界不像过去那样帮助财政部而表面勉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某些政治动机。我对他们的态度，甚感愤慨。他们企图叫我无法度过中秋节。 “过节”实际上就是“渡过危机”。甚至在我到职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说过，中秋节临近了，这是任何一位财政总长都感到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银行界的态度可能受到前述降低利率一事的影响。他们希望中国的财政总长是中国各家银行的一个工具。他们一向将政府需款视为中国各银行可以进行操纵，从而得利的机会。

在中秋节前一天，我衡量了国库的情况，尽国库之所有加上那五十万元，总数只够支付政府费用的一部分。

我向内阁建议，财政部不能支付政府的全部开支，但可筹措到款项，支付行政机关薪金的 40％、军警薪炯的 70％和教育部门薪金的 70％。我之所以能向内阁作出此项报告，是因为我已成功地与北京中美商业银行达成了一项贷款安排。该行美方董事卫家立是卫理先生之子，而卫理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长期任代办，后来是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的孩子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个人与卫家立有私交，他和他父亲一样，人皆知其与中国友好。我给他打了电话，约定立刻去见他。我告诉他来此是为了一项急务。卫家立说，他已看到最近凡天的报纸，中国的财政总长已被中国各家银行置于困难的境地。

他又说：“顾博士，我知道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请告诉我，你过节要多少钱？”我告诉他要五十万元。出乎我的预料。他说：“你的全部需要就这些？这就够啦？”

还说：“如你需要，还可多些，但如你说五十万元已可应付，我们也能理解。”我希望谈谈条件。

他说：“不，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愿告诉你，在你担任财政总长的任期内，我们都完全乐于提供贷款。我们的这次帮助并不完全因为你是财政总长，而是看在你顾维钧博士本人的面上。我们知道，顾维钧博士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我称谢告辞，感到这笔钱已有着落。实际上我要这五十万元是作备用的，因为感到从中国各家银行商借的五十万元并不一定能到手。

后来就出事了，在预定次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之前，我去向杜总理讲了我的安排。我说，我们可以顺利地过节了。他很高兴。我想我可以平安过节了，就去找罗文幹博士聊天。他刚刚外出，由罗夫人出来会见。正当我们喝茶的时候，来了电话。这时已近黄昏。我的管家在电话中说：房子被军队包围了，并带着装甲车和机关枪，院子里到处站着带佩刀的军官。他说，我的秘书杨恩湛来向我报告情况。库藏司长开出的支票都被中国银行拒付了，所以他们又都回来找财政总长。我让他去请库藏司长郭则范先生，他说郭先生已来到，我叫郭先生接电话，问他全部有关情况。他说支票已被中国银行拒付了，因为这笔贷款还没有签合同，只有签了合同，他们才能照付。郭先生说，这种合同以前从来是不用签的，这只是一种手续。他说，一般在节后才补签合同。很明显，他们在找我们的麻烦。

我告诉郭，让他们交回开给中国银行的支票，给他们中美商业银行的支票，他照办了。军官们拿到了新的支票，交回了旧的，满意地离去。所以，如果没有中美商业银行的帮助，就可能发展成为不幸的严重事态。

第二天，预定有一次内阁会议，让我报告我的财务安排和薪饷的支付办法。会议于四时召开。我提出的收支报告是以总理所批准为基础的，即行政机关发 40%，教育部门 70%，军警 70％。尽管未发满 100%，但内阁每位成员都很高兴，并祝贺我能筹划到这笔款项。

恰在此时，总理的副官前来报告说，有几百名军人强占了大门，并进入了国务院。身为军人的杜总理十分生气，问是谁叫他们来的。他们来是要找财政总长。我说我去向他们作解释。总理说：“不，你绝不能去，因为这不是什么钱的问题，而是要找你的麻烦。”交通总长张志潭说，卫戍部队来自直系（虽然有一部分空军是奉系），他认识其中的一些代表，他提出由他去谈。他与他们谈了好久才回来。他们坚持要支全薪。晚饭时间过了好一会，他们仍未离去。杜总理对这种无纪律的表现极为愤怒，他说这简直是造反、叛乱，必须予以处理。但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一场意在与财政总长为难的政治事件，所以我们应当让他们拿到一点什么，使他们好向其首领回报。有人建议是否让财政总长作出某种承诺，一俟财政状况好转，其余 30％将予支付。众说纷纭。我说，就财政部来说，也许能以对奥赔款的豁免余额作担保来借到一笔钱。有人赞成，一些人则不同意，杜总理特别反对向闹事者让步。最后以对奥赔款余额作担保发行债券的意见得到内阁的批准。这时已是午夜。我们决定，未付的 30%，在债券备妥后发给公债，张志潭再次出去通知这伙军官，但很明显，未能马上取得同意。他们说，他们要现金而不要债券。经过很长时间，张终以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军方代表同意了这项安排。

在整个这段时间中，我们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当他们接受这项安排，最后同意撤出时，我们才得以离开。这已是凌晨四时光景。我们走出时，为了保护我，罗文幹博士挎着我的一只胳膊，张志潭挎着另一只，杜总理在前，我紧跟在后。在大门口看到一溜汽车。两个军官前来说：“顾先生，这儿有车。”杜总理环顾了一下说：“走开！”他把我带进他的汽车，叫司机驶往我家。这时，两名军官立即跳上汽车的踏板，一边一个。

杜总理极为生气，叫道：“下去！滚开！服从命令！”杜总理问他们是谁。他们不肯回答。杜总理怒气冲冲，但也无法可施。我们就这样走了。除了一两个人外，全部内阁成员都跟在后面。许多军方代表跟着我们。我们进入了我家，他们聚集在院内。

这时已天亮，我让佣人拿点吃喝的东西来。杜总理想了解一下，这些人既已接受了 30%余数的安排，为什么还跟着。他们说，他们希望得到债券定会兑现的保证。

他们希望以债券兑换现金。我们在屋内时，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军人把我们谈话的内容甚至闲谈都作了记录。我去厕所，也有两人跟着，回来时也跟着。他们不敢动手动脚，但严密监视着我们。我记得是罗文幹说，我们必须找到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家璈，他的银行是政府银行，至少凭他们已经答应但尚未付给的那五十万元，也能够提供债券兑现的保证，佣人打了电话，回来报告说，张家璈已经外出。这是在早晨七时光景。我让他再打电话问一下他去哪里，就说我们要找到他。回话说，他出去骑马去了，他早起骑马运动，无法找到。有人建议，如果总经理不在，总还有中国银行董事长在。杜总理说可请王克敏立刻前来。八时左右，王来到。我们告诉他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由于中国银行未履行贷给国库五十万元中该行所承诺的那部分而引起的事态。王长期从事政治生涯，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军人不相信内阁，我们希望他出面向他们保证，债券是可以兑现的，换句话说，要他作出银行将买下这笔债券的保证。在王向他们谈话时，已是九时左右。在他向他们作出 30％的债券可以兑现的个人担保之后，他们同意离去。然后王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对他刚刚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谢意。

中秋节终于过去了。杜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向他表示庆贺，并对因我在财政处理上给他惹的麻烦致以歉意。他还说，这些实为政客的银行家，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也对他，对整个内阁制造麻烦。他还表示对这一切已经够了，要提出辞职。我说我同意他内阁总辞职的提议，但请他推迟一周再开会作出我们辞职的决定，因为盐务署总稽核斐立克先生答应我在一周内送到一笔款子，这是可靠的。我想用这笔款子付清中美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这笔贷款，我个人承担了责任，除非我身在财政部，否则我的继任者是不会去结清这笔帐的。他会宁愿用这笔钱去解决他的其他问题。最好是等一个星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并得到他的同意。

因此，在一星期中，内阁未举行过任何会议。我曾让郭随时与斐立克保持联系，当斐立克先生通知郭说款已齐备时，就直接拨给了中美商业银行。然后，内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提出了财政总长的公务报告，开列了全部收支项目，有二万多元的结余。因为我看到对我前任的指控之一是他任期内账目不清，为了使我不受类似指控，所以我要求内阁审查并批准我的报告。我还说，为了整个内阁的利益，我的工作应该保持清白。

内阁批准了我的报告。

三、我的总理职务

银行界和军界对待内阁的行径使杜锡珪感到愤慨，遂于 1926 年 10 月 2 日辞职。这时他已应我的请求，推迟了一周，他拒绝在其办公室内再多待一天。

因杜的一再要求，我作为代理总理接管了政府。我的内阁于 10 月 5 日组成，对杜内阁大体未动。这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由于我的坚持，杜将军在内阁中留任海军总长。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之间，杜多少有点中立，但也许稍偏向于吴佩孚一边。奉系推荐潘复担任财政总长。任可澄、张志潭和杨文恺仍各自继任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和农商总长。除了总理一职外，我还兼外交总长，接替了蔡廷斡。

在这期间，我的最亲密的同僚有：司法总长罗文幹，后不久成为财政总长的汤尔和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记得是在 1926 年 6 月，国民党的南方革命军开始其伟大的北伐，以统一中国。接近年末时，吴佩孚的部队在长江沿岸，特别是在武昌被击溃（武昌是在 10 月份落入革命军手中的）。整个武汉地区被南方军队所占领，吴的部队在此期间遭到惨败。

这种情况造成了华北的政治真空，张作霖企图独自来进行填补。是年底，他沿着长城把军队开入直隶。与此同时，第三和第四军团在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下沿着京汉路南下向开封推进。

张大帅的部队继续不断地从满洲进入华北。由于华北逐渐受其控制，所以有必要改组内阁以反映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因此，一个新的内阁也就在 1927 年 1 月 12日成立了。它和前两届一样，也是摄政内阁。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行使总统的权力。内阁中，有几名吴佩孚的人被忠于张大帅的人所接替，为吴佩孚强烈反对继续担任财政总长的潘复，接替了保定系的张志潭担任了交通总长。潘是张大帅的挚友，张要求我作出此项任命（此项职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部是一个有收入的部）。我的好友汤尔和成了财政总长，这是罗文幹怂恿我任命的。让汤这样一位文官担任财政总长本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因为吴、张两位大帅不同意其他人选。尽管国库空虚，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人取得该职。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没有换人。张景惠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然被认为接近直系，但能为双方所接受。

前教育总长任可澄仍留在新内阁内，内务总长由我任命胡惟德担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为该部控制着警察。为了安全和秩序，也为了获得情报，把警察拉在自己一边是很重要的。

在新内阁中，我自任“署理”总理。按一般习惯，“署理”为期三个月，然后是“实授”或实际任命。因为这届内阁是摄政内阁，我和我的内阁同僚拥有总统的权力，所以我本可在 1 月任命自己为“实授”总理，但我宁愿任命自己为“署理”总理职务。我是有意避免前者，因为我认为时局有点不正常，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除了总理以外，我还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在国内，这一段是耍弄政治手腕和南北方军事活动的重要时期。北伐军暂时在长江以北停了下来，但预料

还要恢复北上。以少帅为总司令的第三、第四军团联军驻扎在河南边境沿京汉路一带，准备阻止国民党北伐军的北进。在政治方面，张作霖及其追随者们，企图加强与华北其他不同情南方的各政治集团的政治同盟。张作霖出于其加强在华北政治地位的愿望以及实现他做中国元首的毕生野心（这是中国军阀们的共同野心），那时正与其政治幕僚举行秘密会议。他们选举了一个以张作霖为首并称之为大元帅的军政府。当然，张作霖大帅是能够自称为总统的（至少暂时可以这么做），但这必须由议会来主持选举以求合法化。由于议会被解散，所以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来主持选举。此外，如他以总统身份行事，还必须有一些基本法律，如果他按当时的宪法接受总统头衔的话，除了享受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权外，还必须遵守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时局最好的办法是重打锣鼓另开张，成立以张为首的军政府，以摆脱宪法的限制和妨碍。

当我得悉他们的计划，并被要求留在张作霖担任大元帅的新的违宪政体的政府里时，我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在张大帅成立其新政府（6 月 18 日）前两天，我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全体总辞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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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我外交总长任内（1922—1928）所发生的问题

一、苏俄特使越飞

我准备就记忆所及谈一下自 1922 年至 1928 年我任外交总长期间所处理的一些主要问题。除了在 1925 年至1926 年有大约一年半的间断外，我在七届内阁中担任外

长，其中有两届是由我组阁，我不在内阁时，由另外三、四位任外长，如王正廷博士、黄郛将军、颜惠庆博士和蔡廷斡将军。不过，他们任外长的时间都较短。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我任外长期间所处理的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1922 年 8 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据悉他是莫斯科政治局的重要成员，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接见时，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任务是非正式的任务，在苏俄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早在 1919 年和 1920 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

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惟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日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

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他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并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他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他知道孙博士在政见上与中国政府并不一致，因而希望孙博士更加理解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番话多少是一种威胁，这是他感到失望的结果。据我了解，他于次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博士。他们就合作的广泛原则进行了交谈。他们二人所发表的公报内容不多。公报仅表示相互了解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我记得公报本身并未明确提到有任何具体协议，尽管一定有一些协议。当然，随着其后所展现的事件，孙中山和越飞商讨和谈判的性质以及他们会见的意义就清楚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之间已建立了实际上相当于联盟的关系，由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供孙中山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越飞和孙中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成为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基础。

二、美、日要求在北京设立

无线电台与企图行贿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日本团体通过某物产会社申请特许在北京修建和经营无线电台，同时，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此事在我出任外交总长之前即已提出。我上任伊始，美国公使舒尔曼博士和日本公使小幡先生即都来见我，催促中国政府立即批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是向交通部提出的；而日本人的申请则是向海军部提出的。在中国政府内部，两部总长均主张无线电台应属其本部管辖。这种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由于无线电台主要是一般的通信设施，并非专供军用，因此应归交通部管辖。

内阁对此事议而未决，但多数内阁成员似同意我的观点。

尽管我对美方的申请持同情态度，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代表的举动和态度使我当时不能作出抉择。因我惯常回家用午饭，一位美方代表打电话来，执意要在我家里同我见面。我会见了他。然而，当他表示只要美方申请得到批准，美国公司愿意捐赠中国政府一笔款项时，我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十分不安。我不记得那笔钱的准确数目了。可是我模糊地记得是一万五干美元左右。

这笔钱可以由我随意使用。我甚感恼怒。他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地道出此话，使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意图。我告诉他，在中国办事情不该用那种办法。那样干，只能使他的目的落空。然后，我同他告别，离开了客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回到外交部，我的秘书就给美国公使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我要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他。美国公使马上就来拜访我。我对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对他说，如果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感兴趣，并希望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得到优待的话，由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来办理此事极不合适。

他继续当代表只会使我难以坚持我的观点。而我的观点对舒尔曼博士来说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了的。舒尔曼博士听后，也同样露出吃惊的样子，并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即美国公司代表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就无法继续在北京任事了。他十分懊恼。他向我保证他将尽力设法让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离京，并让该公司另派一个人来。

三、金佛郎案

另一件事情是所谓的金佛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是这个问题的起因。虽然金佛郎问题涉及法国，但是比利时及意大利的货币同样贬值了，因而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继义和团问题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向十三国共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比例分别以各国的货币偿付。法国和其他十二个国家的货币全都是金本位。《辛丑条约》上的措辞是“金佛郎”，问题在于“金佛郎”一辞究竟是指实行金本位制的法国货币，还是像法国坚持的指金质佛郎。

在我任外交总长以前，金佛郎案业已提出，并由外交部研究。我掌管外交部工作以后，金佛郎案是我颇为注意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将对中国国库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由于外交部各司不能作出任何结论，我就搜集了所有的有关文件来研究此案。经过仔细研究《辛丑条约》，条约上的诸条规定以及此案的始末，我确认法国的要求即法国公使馆要求中国用金质佛郎偿付法国，是不合理的。为了报告内阁和通知中国的财政总长，我记得我曾经亲自拟就一个备忘录。我不记得是否在离开外交部前答复过法国公使馆。据报道，在 1922 年 12 月 28 日，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公使驳回了法国政府关于金佛郎的要求。因为法国公使一直催促中国政府给予答复。我想王正廷博士一定是在上任后不久发出照会的，而且该照会也一定是以我写的备忘录为基础起草的。

王正廷在外交部的时间不长。黄郛将军是在 1923 年初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据悉当时黄郛将军曾发出另一照会，答复法国就王正廷博士主管的外交部拒绝接受法国要求所提出的抗议。事实上，黄郛将军就任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照会法国公使，接受关于金佛郎的要求。随后有人说，黄郛将军在发出照会前曾与王克敏磋商过，他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王克敏建议作出的。据说王克敏因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巨额存款，不愿此银行停业倒闭，故希望用金佛郎赔款一事获准。我不清楚王克敏在其中是否真有私人利益，但是某些方面的人士曾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法国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法国的要求是有充分依据的。在中国银行界，甚至政府官员中间，这种看法相当普遍。在我任职期间，人们认为我对此案特别关注，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我与政府及银行界人士对此案的意见恰恰相左。法国人当然是有对付我们的手段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外交团中不同意交还中国的关余，根据欠法国政府的赔款数目加以扣除。

但是，在我研究金佛郎问题和作出结论前，国内就已普遍认为法国的要求是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黄郛接受了法国要求，于是便和国会发生了纠纷。因为国会，特别是吴景濂手下的那部分人，对张绍曾将军的内阁不满。在张绍曾被提名并得到议会批准为总理前，张与吴景濂曾订过秘密协议。显而易见，张并没有履行协议。

众所周知，张绍曾答应任命由吴景濂提名的两个候选人为总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张绍曾的总理职务一经国会批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开始了。黄郛将军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前，吴景濂的一派人就从外交部索取了一本我草拟的备忘录。吴景濂显然是用这本备忘录作为武器来反对张绍曾内阁的。

黄郛接受金佛郎要求的消息传出不久，国会中就愤怒地抨击内阁。黄郛将军也随即辞职。

在段祺瑞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执政、李思浩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前，我的印象是金佛郎一案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李思浩以段执政的名义，接受了法国的要求，甚至还同意变更一些偿还赔款的规定。这种做法未能坚持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放弃了中国的合法权利。名义上，金佛郎一案是以美元汇率加以解决，实质上，是完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随着金佛郎案的解决，法国公使立即将所扣留的一千多万元的关余交还中国国库。

四、参战借款

另一个牵连到外交关系的财政问题是参战借款问题。

关于借款的谈判是于 1918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由冯国璋总统领导下的段祺瑞总理进行的。当然，中国政府不仅无力偿还本金，而且连利息都无法偿付。为中国公众舆论所反对的参战借款以及其他日本借款，已成为国家大事，日本人经常要求将欠付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1922 年我任外交总长时，日本为了把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也为了定期证实借款继续有效，经常照会外交部和财政部。我个人是反对日本人的要求的。一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夕商借的这一系列借款是引起中国公众普遍不满的原因。参战借款虽然实质上是个财政问题，它也关系到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和中国总的外交政策，因为参战借款是巴黎和会上与中国有关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日本人坚持己见，但由于内阁将此问题搁置起来不予通过，所以借款利息始终没有转入本金。

我已经说过，我是内阁中唯一的持异议者。

五、日本公使芳泽递交国书

事件及摄政内阁

在我第二次就任外交总长期间，在曹锟将军当选总统以前和黎元洪总统赴津以后，也就是摄政内阁主持政务、依据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之时，有一个事件在当时的北京曾引起很大轰动。新任命的日本公使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根据惯例，新公使应该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安排递交国书。

在新公使和外交总长的第一次会晤中，他应将国书副本交给外交总长，使外交总长确切了解国书内容，以便为国家元首拟就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答词。然而，芳泽没有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却照会外交部提出了一个须由双方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他没有按照惯例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并递交国书副本，就以日本公使和日本外交代表的身份着手履行职责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下令不要理睬这个照会。日本公使馆询问此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外交总长尚不知道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更不知道他是以何种身份来京的。我们告诉芳泽，应该按照惯例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并询问递交国书原本的日期。他回答说，由于中国现今没有总统，故无法递交国书，因此，拜访外交总长以确定日期一事也就没有意义。他所持的态度使我十分吃惊。我说，既然他不来拜访，我们外交部也就不能承认他具有任何身份。我们不知道他来京的身份，当然外交部也就不准备与他打交道。在北京，他有一个代办可以继续履行代办的职责。

说来也怪，芳泽并没有通过他的代办安排某种解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新公使这样做是有意表示无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事情很清楚，没有总统，国书当然不能递交给总统。但是，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在期间，内阁有权行使总统的权力。以国书是写给总统的作为理由而声称不能递交国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巴西和智利的两位新公使就已经在怀仁堂总统府把国书递交摄政内阁，作为内阁的要员，我站在中央，当着全体阁员的面，接受了他们的国书。但是日本公使却不愿照此办理。他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强国不能屈尊将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

这件事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坚决认为，不论何时递交国书原件，公使总应该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外交总长并从而使中国政府确切了解他到北京来的身份，以便与其交往，最后，这位公使看出拗不过我，就通过他的代办与讲日语的秘书施履本商定要作礼节性的拜访并送交国书副本，但是暂不确定递交国书的日期。换言之，他觉得日本天皇的国书不该递交给摄政内阁，只应递交给正式当选的总统，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说，他可以来访并送交国书副本，至于递交国书的日期，则应由中国政府决定、如果有总统在，此事即可由总统府决定，如果没有总统在，摄政内阁将决定是否立即确定递交日期。最后日本公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拜访了我，并递交了国书副本，也就此了结了这一事件。

六、临城劫案

1923 年 5 月 6 日凌晨，一列发自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被劫。火车行至山东省边界的临城附近时，遭到了一股中国匪徒的拦截。匪徒比路警和列车人员多得多，路警根本不是匪徒的对手。匪徒拔掉了一条铁轨上的道钉，致使火车出轨。车上除众多的中国旅客外还有许多外国旅客。他们全部遭到绑架并被押送到附近山区匪徒的巢穴。一位英国公民遭到枪杀，情况不明。被绑架的外国旅客中有若干名妇女。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公众和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极大愤慨。外交团开了凡次会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联合抗议。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劫车事件时有发生，可是临城劫车案非同一般，此案涉及了这么多中外旅客，而且又是匪徒一次极为肆无忌惮的行动。作为对杭议照会的答复，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了解劫车一案的事实真相和被绑架人员的情况，还要查明被绑架人员被拘留的地点。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对争取被绑架人员获释，自然负有特殊的责任。中国政府也责令他竭尽全力处理此事。

中国政府收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外交团又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其内容为解决问题的条件、赔偿要求及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团所提的要求是很不公正的。联合照会提及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义和团动乱所产生的结果。照会所提要求的方式和《辛丑条约》内各项要求的方式有些相似，特别是关于惩办省和地方与事件有关的负责官员。在解决临城劫案的条件中还包括重新组织有外国人参加的路警队，对临城案件负有责任的官员，中国政府水远不得再行任用。虽然照会中关于赔偿丧生者及被绑外国人损失的赔款要求内容，不如义和团动乱后提出的要求那样包罗万象，但我认为，要求所依据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

结果，中国政府同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我强调，我们做事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至于像惩办督军和地方最高军事当局的那些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了措施，罢免了铁路警察首脑，撤换了地方驻军司令并责令督军竭尽全力争取被掳人员获释。至于重新组织路警的要求，我在答复外交团时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内政和主权的原则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或干预。

同时，我还告诉外交团，交通部已就重新组织路警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必要的话，我们会雇佣一些外国专家。因此，联合照会的这一要求不能给予考虑。

在赔款问题上，中国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外被掳人员的深切同情，乐于提供一些救济来支付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并补偿实际遭受的损失。关于外国被掳人员每日开支的款额问题，联合照会声称在被掳期间每人每日一百五十元，但是如果被掳人员在一定日期后仍未获释，则每人每日增至二百五十元。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所以我拒绝接受这一要求。我指出，为了避免发生危害被掳人员生命和安全的不幸事件，需要与匪徒进行谈判，这是被掳人员释放日期遭到拖延的原因。很清楚，为营救被掳人员而进行的有效谈判所需要的时间，不应该成为增加赔偿的理由。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以后，被掳人员于10 月份全部获释。当时，同意获释的条件没有报告给政府。此事主要由山东省督军负责。匪首的条件之一是，他和他的手下人必须由山东军队收编。在与匪徒达成的协议中，这是一项不寻常的内容，但是，我想督军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无奈。他觉得他对事件本身，对安全释放被掳人员都负有责任。我记得后来的一个报告提到，由督军任命担任收编队伍司令的匪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因违抗命令被处决了。

七、中苏谈判

1、1924 年 3 月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1923—1924 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这是莫斯科亟欲实现的目标。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关于他的北京之行，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越飞先生作为特使出使远东的目的显然决不仅仅在于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将就苏俄同日本之间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日本占领滨海省和库页岛的问题，同日本进行会谈。这些地区是日本在声称数百名日本侨民在这些地方遭到杀害之后占领的。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他赴北京的使命失败了，同样，他秘密赴日的使命也以失败告终。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 年和 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借地，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

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由他带去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了。所有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

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依我之见，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踌躇。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与此同时，加拉罕在中国发表演说，再次向中国人民保证苏俄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还声称，有了苏俄的友好合作和援助，中国将会成为维护东亚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能把自己从损害其主权的桎梏下，像治外法权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日本之间的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解放出来。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博士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 年 3 月 26 日，黄郛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博士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次王博士是由内阁总理孙宝琦先生和当时在孙内阁中任农商总长的颜惠庆先生推荐的。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由王博士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书信往来是在两位全权代表之间进行的，并不通过外交部。加拉罕先生的身份仅仅是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谈判的全权代表，此外并无其他外交身份。

在拟定全权证书时，我曾特别注意使措词恰到好处。全权证书清楚表明，王正廷博士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然后政府可以批准或批驳。换句话说，他的全权证书是按任命外交谈判代表的惯例措词的。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博士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我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科长赵泉先生。在我出席和平会议及在伦敦期间，赵先生曾是我的助手之一。其他助手则是王博士自己挑选的，而且都不在外交部门供职。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王博士的正式汇报非常少，书面汇报则几乎没有，但我通过赵泉，不时了解到谈判进行的情况。

3 月里一天的清晨，赵泉到我的住处告诉我，王博士和加拉罕刚刚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赵先生既无法告诉我协议草案的确切内容，也无法肯定协议草案是正式签署还是草签。就他所知是正式签署，当我询问两国代表签署草案时的情景时，他说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博士，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签字程序刚一结束，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博士，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

我早就知道，整个政界也早就知道，王博士不仅很有政治雄心，而且还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此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是身为中国代表的王博士，不按一般程序，先向我，当时的外交总长，进行汇报，以便我能把协议草案提交内阁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看来是失职行为。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切的唯一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协议草案的具体内容，措词方式以及在已经签署的协议中是否有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条款。我立即给王博士打个电话，问他我所得知的情报即协议草案已经签署，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要他立即给我送来一份抄本。我向他陈述了缔结国际条约或协议时，不仅中国而且任何其他国家都实行的传统程序。同时，我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先把草案呈交政府审议批准，就签署协议是他的失职行为。听罢此言，王博士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然后我又说，如果仅是草签，就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不过我还告诉他，我想看一看草案全文。他说副本正在抄写，还要再过些时间才能送来。

应我的要求，赵泉先生给我带来了一份非正式的副本，而王博士则过了一两天后才把文件送来。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是为了缔结一个更加全面的条约，并解决苏俄与中国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签署的。当我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却使我大失所望，极不满意。协议中有若干条款王博士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在签署之前，他把草案呈交外交部进行审议并听取关于修改文件的建议，那么通过与苏俄代表进一步磋商，将条款加以修改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协议中有好几项规定，但是为了使王博士不致过于为难，我只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三条：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条约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我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俄军队将立即撤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令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但据我所知，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它们的土地在哪里，有多少，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

以上几条，我认为是必须进行修改的。但我没有径自由我来表达政府的立场，而是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博士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2、与苏俄谈判；内阁否决

王正廷—加拉罕协议

报告呈交内阁之后，我的所有的同僚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两点：第一，王正廷博士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我已在报告中指出的三点。

陆军总长对有关外蒙的两项条款格外不满。我记得财政总长王克敏先生也极力反对其中两点，其中之一是将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交还苏俄政府问题。王克敏对这一点（即我提出的第三点）所持的态度，得到了内务总长的坚决支持。

不过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 1919 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把这笔余款的支配权完全交给苏俄，并批评王正廷未与他这位财政总长商议就接受了这项条款，而该问题乃属于财政总长职权范围。王克敏先生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博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此项建议得到陆军总长的支持。

我的态度比较缓和。我在发言中谈到，王博士的所作所为与授予他的权限不符，这是严重的失职，所以，不应该继续担任此项职务。实际上他的使命业已结束，他所铸成的错误应由政府纠正。在免除他的职务时，应该说明，与苏俄代表的进一步谈判将由外交部进行。我还说，错误是严重的，但并非无法弥补，因为中国的理由很充分，并未授权王博士签署协议草案，他超越了职权，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这是公认的拒绝承认已签署的文件的正当理由。我在结束发言时谈到，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内阁会议根据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王正廷的使命已经结束。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于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认为他的要求毫无道理，特别是他的威胁。在复函中，我指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王正廷所签署的这一协议草案的原因，并且告诉他，王正廷博士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我请苏俄代表再仔细看一下王博士的全权证书。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加拉罕先生再次要求外交部给予满意的答复。在政府的同意下，我坚持上述立场。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我之所以对他的抗议不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不仅王博士所同意的那些条款对中国来说关系重大，而且加拉罕先生提出抗议的理由也很不充分。他显然没有看清楚王博士的全权证书，因为王博士没有加拉罕先生所声称的那种签署协议的权力。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我施加压力，并大肆宣传，向报界散发材料。很明显，王正廷博士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同加拉罕先生合作的。

由于在中国报界所进行的那些蓄意安排的宣传和鼓动并未动摇我的决心。所以，加拉罕便改变了他的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3、炸弹事件和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署的协议加拉罕—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我到孙宝琦总理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我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个愤例，即每当我不在部里时，他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至我家。当我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桌上一件样子十分奇怪的东酉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左边的增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我名字右边的字说，这是一块秦朝白金古印。当我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分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管，这使我感到此物颇不寻常。虽然我从未见过炸弹，也不曾认为那件东西是颗炸弹，但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好东西。因此我立即派人将我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我家花园中的小人工湖里。我还提醒他，那件东西可能有危险，因此他应小心搬运，并轻轻地扔进水里。他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我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发现那里烟雾弥漫，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出事时我的厨师正在厨房外的花园里靠近走廊的地方削土豆皮。此时他正大喊大叫受伤流血了。我认为躺在外边地上的那个人肯定已经死了。我的管家说他立即去打电话，通知警察厅。我拦住了他。我吩咐说：“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协和医学院，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和几个大夫到这儿来，然后再给警察厅打电话。几分钟之后，大夫和救护车到了，警察厅长带领一名警察也到了。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被抬走了，一个双手被炸掉，血流了一地，另一个已失去知觉。走廊上的厨师的脸和手都被炸碎的玻璃扎破。

当瞥察查看现场时，我向一个女佣人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手捧那件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仍掉。他把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于是下令进行调查。大约十天之后，他亲自来向我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的。尽管警察厅长对王正廷博士极为怀疑，但我却无任何确凿证据。我个人认为王正廷博士本人并未参与此事，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包括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他们在中国有更加重要的目的和政策，而不仅仅要签署一个与中苏关系有关的协议。

炸弹事件并未能使我改变态度。记得此事过后不久，加拉罕就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我的安全与健康情况。后来他的秘书和我的秘书在外交部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就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草案。

正如以前我曾说过的那样，主要问题有三，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第三点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及房地产有关。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三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挽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终于就我从最初就一直坚持的三点达成了协议。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签署修改过的。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 1924 年 5 月 31 日在外交部举行。结果证明，事后立即发表的新闻使新闻界和广大公众都喜出望外。由于外交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就政府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取得了胜利。大家对这一事实深为赞赏。签字后，加拉罕先生与我握手，显然是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证，外交关系也正式建立了。

八、归还威海卫问题的讨论

归还威海卫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首次出现了具体的可能性。当时英国代表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会议的一次闭幕会上发表了声明，答应将租借地威海卫交还中国。

贝尔福先生的唯一条件是由两国政府指派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达成一项协议，然后按此协议有条不紊地归还中国。为了考虑中国问题，曾成立过一个远东委员会。

在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将所有的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日本从俄国接管的大连和旅顺、威海卫、租借给法国的广州湾等等。中国曾指出，这些租借地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也是列强所主张的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中心。然而委员会实际进行的讨论当时并未为中国早日收回这些租借地带来多少希望，因此，英国主动声明将租借地威海卫归还中国，当然是受欢迎的。

威海卫于 1898 年 7 月租借，为期二十五年。当时英国提出这一租借要求的目的是与直隶湾（渤海湾）对岸的租借地旅顺和大连抗衡。那时期，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竟争非常激烈，都想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收复辽东半岛，李鸿章曾被派赴俄国，秘密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

帝俄以它是中国的同盟国为借口，寻求并获得了在中国北方特别是满洲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北起俄国边界南至北直隶湾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并有在“铁路区”内设铁路警察的特别权利。大连和旅顺租借地就位于铁路区内铁路的两侧。中国当时的局势极为危险，欧洲各国首都都在议论纷纷，认为对中国的瓜分已迫在眉睫。我记得当时有一本贝尔福勋爵著的书，名为《中国的分裂》。

当时，英国认为有必要向中国租借威海卫以抗衡和抵制俄国对满洲和中国北方的迅速渗透。据我的记忆，威海卫与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相同，都是二十五年。因此到了 1922 年初期，根据租约，二十五年的期限已近结束。

这就是英国有必要发表这一声明的原因之一。

另一原因就是中国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以及美国参议院不顾威尔逊总统的一再坚持，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在美国大大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和热忱。许多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朋友认为，在山东问题上，威尔逊总统曾使中国大失所望，出卖了中国，因此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华盛顿会议应该是一次为中国伸张正义的会议。

所以，英国的声明是非常适时的。它不仅底得了中国的称赞，而且还获得了美国舆论界的好评。这是英国在外交上深谋远虑、机警明智的典型例子。

我记得，此事使当时占据着广州湾的法国大吃一惊。

英国在闭幕会上发表上述声明的第二天，萨罗先生就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保证把广州湾归还中国，试图以此来挽回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法国代表团给人的印象，或多或少是出于不得已。我和我的同僚都担心法国到时不会心甘情愿地归还广州湾。他们很可能尽量设法拖延时间。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法国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借口，拖延归还日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处境极为不利时，中国才得以将其收回，而无需与法国达成任何协议。

英国建议归还威海卫的谈判在中国举行。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当时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就采取了一些初步行动。但直到我接替他任外交总长之后，才对开始谈判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1922 年 9 月，中国任命早年留学美国、曾任驻天津特派交涉员的梁如浩先生为政府代表，同时还任命了两名助理、两名技术顾问和一个秘书处。英国政府指派的代表团由外交部官员翟比南先生和一名殖民部代表、一名海军部官员组成。谈判最初在威海卫举行，有几个问题很难达成协议。后来，根据外交部的指示，梁建议将谈判地点迁至北京。谈判子 1923 年3 月继续举行，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出了协议草案。

当外交部有关各司和我本人审阅这一协议草案时，发现有必要做几处改动，主要的困难是属于威海卫的刘公岛问题。此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但这只是它的一个用途，更重要的是作为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就像上海不仅是贸易、商业和政治中心，而且也是长江和沿海的英国分遣舰队的军事基地一祥。协议第二条规定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但又规定，英国有权使用刘公岛作为英国海军休养和避暑地，期限为十年，并有权续租，直至两国政府都同意终止租期为止。

到那时英国将把该岛和岛上的建筑物全部归还中国。我认为此条款关系重大。因为要实现彻底归还威海卫，位于威海卫对面控制着这一海湾的刘公岛就应同时归还中国，并由中国海军设防。如按照草案中此条的规定那样将此岛租给英国，则此项租借十分可能成为永久性的。

因租约的终止需经英国政府同意。我主张只有双方政府均同意时方能续租。换句话说，除有特殊原因外，十年期满，中国即有权终止租借。

谈判到此阶段，即不再由原双方代表进行。根据伦敦指示，麻克类爵士直接与我进行谈判。非常明显，英国海军部赞成原来的草案，我不能不认为，英国海军部坚持这一条款的原因正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条款的原因。

经过多次辩论之后，麻克类终于同意对此条款进行修改。

由于 1924 年末中国政府突然倒台，签署协议草案一事被推迟了。直到 1930 年英国公使和中国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后，归还威海卫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

九、万县事件的解决

万县一案的事实是，驻扎在长江的英国海军当局采取了相当蛮横的行动。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从国际法准则来看，这一行动都是毫无道理的。1926 年 8 月 29 日，行驶在上海和万县之间长江江面上的英商太古公司所属的一艘轮船正停泊在万县附近。两条载着杨森将军部下官兵的木船驶近了这艘轮船。船上的官兵正在执行解送长江一带士兵晌银的任务。当这艘“万流”号商轮的船长看到木船驶近时，他突然下令掉转船头，疾驶而去。由于商轮正处在水流湍急的长江激流之中，所以，它掀起的巨浪打翻了木船，船上的人和晌银都被江流席卷而去。在此之前已发生过几起类似事件，地方军将领杨森将军部下死亡甚多。杨森向当地英国领事馆提出赔偿要求，但是毫无结果。这次又发生此等事件，实在令人忍无可忍。杨森将军乃命令将太古公司停泊在万县的两艘英国轮船扣留，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性措施，也作为向英国公司和英国领事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促使解决过去的事件和当前的这一事件。被扣留的轮船是“万县”

号和“万通”号。驻长江的英国分遣舰队司令立即参与这一事件，他命令开动一艘巡逻艇，并亲自登上了“柯克捷夫”号炮舰。他这样做无非是迫使杨森将军释放被扣留的船只。据中国方面讲，英国舰队司令下命令向万县开炮轰击。而英国方面讲，是杨森将军的部队首先开火的。如后来的来往函件，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照会所表明的，在当时的情形下，到底谁先开火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英舰开到万县时，大炮已作好射击准备，显然是怀着迫使释放被扣船只的敌对意图。英舰的炮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落水丧生的中国士兵之外，又有约一千平民死于非命。万县城内大量财产也毁于炮火。

英国海军当局这一恃强逞凶、蛮横无理的行径是与国际法原则和惯例背道而驰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抗议照会是精心起草的，首先陈述了事实真相，然后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提出抗议。我还认为有必要将事件公布于众，使外界了解此案实情，了解驻扎在中国的外国海军当局这一令人吃惊的异常蛮横的行径。外国海军当局驻守长江当然是经条约批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专横跋肩的理由。根据国际法，即使在战争时期，亦不应轰击未设防的城镇。

万县事件发生在 1926 年 9 月 5 日，我的抗议照会是同年 11 月 2 日发出的。万县事件发生在前任外交总长蔡廷斡将军任职期间。10 月上旬，当杜锡珪将军重新组阁时，蔡将军提出辞职。杜将军辞去了总理职务，由我继任，他保留了海军总长一职。我回到外交部，同时任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我在此次任职期间接手处理此案。

有关英国战舰非法轰击万县一事的杭议照会是一份相当长的文件，可能是截至当时为止中国外交史上最长的文件之一。由于我要求麻克类爵士将扰议照会的内容转达英国政府，过了相当久之后，才给予答复。与此同时，英国领事与中国驻宜昌特派交涉员正在当地进行谈判。

杨森将军同意释放所扣的两艘轮船，至于赔偿生命财产损失一事，待充分调查后再予以解决。

十、终止 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到 1926 年已满六十年。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从互换批准书之日起，每满十年，可以修订。条约的批准日期是 1866 年 10 月 27 日。1926年 4 月 15 日在颜惠庆博士重新组阁前，外交部理所当然地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通知比利时政府，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4 月份致比利时的照会要求答复。比利时也适时地作了答复，表示比利时政府同意中国的主张，不过同时指出，根据条约第四十六条，只有比利时一方有权要求修订条约，比利时保留这个意见，但是仍愿就缔结新条约举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比利时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保证在谈判缔结新条约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而中国一方则认为确定新条约的谈判日期是个重要问题。中国的立场是用六个月的时间足可进行谈判和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新条约生效前，旧条约依然有效。此事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具体的结果，双方所持态度似乎就难以调和。

当我回到外交部时，此案就由我来继续处理。就原则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坚持。事实上，自巴黎和会以来，修正不平等条约一直是中国的国策。因此，10 月中旬回到外交部后，我亲自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为了打破僵局，我建议在 1926 年 10 月 27 日以后，也就是第六个十年期满之后，应有一暂时协定。这个协定是暂时按旧条约的基本条款行事，但是，我坚持明确规定缔结新条约的期限。如果六个月期满时，新条约仍未制定出来，暂行协定即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在华比利时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

比利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主张，他们建议在新条约制订前，暂行协定应该继续有效。比利时曾就第四十六条保留其立场，该条规定仅比利时有权提议修订条约。

此时由于其建议未被接受，比利时乃向中国表明，它准备将此案提交国际法庭，由国际法庭解释此条的含义，理由是中比双方均已接受国际法庭的所谓强制性管辖。

实际上，比利时已经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不过，中国接到法庭的通知后，没有给予答复。由于北京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比利时暂时亦未催促审理此案。日期一到，比利时又表示要催促在海牙审理此案。显然，比利时此举意在威胁。

比利时政府始终坚持：旧条约或包括旧条约重要内容的暂行协定都应无限期继续有效，直至拟议中的新条约确已缔结并生效为止。因此，中国除终止旧条约外，别无他途。我决定这样做。于是我向张作霖大帅呈交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条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和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及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的规定的声明。1926 年 11 月 6 日，张作霖大帅发布了终止 1865 年中比条约的法令，并公布了一套拟议的规定。比利时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正式废除 1865 年中比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

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废除旧条约的法令颁布以后，比利时将此问题暂时搁置一边。1928 年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结束时，也就是在张作霖无声无息地死去后，比利时公使向中国的南京政府提出此问题。南京外交部和比利时公使馆达成的协议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协议接受了中国北京政府一贯反对的内容，即双方同意实行一项暂行协定，其中一条说，比利时侨民在过去六十年中依据领事裁判权以及治外法权所享受的保护，将要继续到享有同样权利的缔约国一半以上同意放弃这些权利时为止。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与北京政府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南京政府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和行动，将此问题拖延到半数国家同意废除条约为止。中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同一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1928 年 11 月 22 日，当南京外交部同比利时政府订立的暂行协定公布时，中国公众甚感惊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先生亲自斥责了王正廷的无知和轻率。胡汉民先生显然一直注视着在北京的谈判，没有预料到南京外交部竟然同意了比利时的要求。这个暂行协定表明，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比利时力图保住在中国的特权。在斥责王正廷博士时，胡汉民说，南京外交部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就是使治外法权这一特权得以继续存在。

南京立法院审议此问题的经过公布后，中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对南京外交部所采取的行动十分不满。但是，外交部的行动已是既成事实；在对待比利时的问题上已无法补救了。比利时的旧条约被废除了。但是，这个暂行协定使比利时所处的地位与先前无异。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列强已同意中国恢复海关关税自主权，并于 1929 年 1 月 1 日公布，但是，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一事，仍迟迟不能解决。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同盟国后，经英、美两国发起，这个问题才得重行讨论。1943 年 1 月，中国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了条约。在同一天，中国同英国在重庆订立了条约。

从而才废除了旧条约中主要的不平等规定，在管辖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侨民方面重新建立了全面的自主权。

十一、归还庚子赔款；中国基金会

在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董事会成立了。董事会的成立标志着中美两国开始密切合作，安排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早在 1908 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几 1908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一名中国董事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办事处，监督使用这笔基金并负责发放学生们每月的津贴。1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减免应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的下余部分，亦即满足了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之后的剩余部分。1924 年的减免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干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于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

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内阁一致通过了协议草案。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诒春博士和范源濂先生。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董事会出色地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它的主要任务不仅限于分配中国文化教育所需的基金，而且还负责监督从美国政府定期得到的基金是否用于可靠的投资。我记得，离开外交部以后，我曾在董事会任职，成为财政委员会的成员。

当时，北京国际银行的经理贝纳特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美方成员。

1928 年以前，董事会总是在北京集会。董事会正常地行使职权，一切非常顺利。到了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政府之后，随即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新教育部和财政部提出的。他们主张董事会监管的这一大笔基金不应全部投资于美国证券，即不应全部投于在纽约股票市场上的美国债券和股票。

董事会的基金应以部分投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其它的债券，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另一个引起激烈争论和麻烦的问题是；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精神，董事会实质上是一个永久的信托机构，它不受任何一方政府的控制。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既然这个机构掌握着公共基金，它就应该受教育部的领导和监督。对于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是北京旧政府及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这一事实也提出了批评。为了妥协，董事会中部分成员被撤换，吸收了部分国民党的教育家。但是，新教育部要在董事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意愿却遭到了反对，因为这是与协议的内容和精神相违背的。

董事会及时进行了改组。失去中国大陆以后，董事会会址迁移到美国，命名为“中国基金会”，亦即现在的名称，这个机构依然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财源大大缩减了。由于中国使用的法币急速贬值，所有投资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公司股票诸如上海电力公司和中国实业公司股票的基金，实际上在一夜之间都不值钱了。董事会的年会一般在华盛顿中国使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这个外交部的代表，以及中国教育部的一名代表。大约在 1956 年，我从外交部退休以后，被选为董事会董事。如今，我仍是这个董事会的成员。董事会成员任期为五年，这已经是我的第二任了。

十二、袭击苏俄大使馆一案

1927 年 4 月 6 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

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事件发生后，我间接地接到了通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不寻常的行动。因为，苏俄使馆终究也是外交团的一部分。我尽力查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后来，我得知卫戍司令先接到命令。之后，他将命令转达给警察厅长和宪兵队长。这三方面的人配合行动，袭击了苏俄使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

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对这个事件有一些错误的报道，我想加以纠正，我首先要谈的是吴晋上校。他是安国军外事处处长。他在此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在采取行动前，他曾与外交团团长荷兰大使欧登科磋商过此事。据传，吴是当时的外交部次长。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外交部，与外交部毫无关系。我的次长是王荫泰。6 月份，王荫泰继我之后任外交总长，这时吴晋才成了外交部次长。但，吴从来未当过我的次长。

人们推测，这一事件促使我在 6 月份辞去总理和外交总长的职务。然而，我的辞职乃是因为张作霖大帅推翻了宪法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革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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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满洲危机

一、少帅张学良与苏俄的冲突

临近 1928 年底，我到欧洲去旅行，目的是摆脱变化后的中国政局，同时在欧洲观察世界政治趋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苏俄军事潜力的看法。因为张作霖死后，少帅统治着满洲。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我觉得少帅正在迫使苏俄作战争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准备对付敌对行动的爆发。因为我担心任何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便给以前的同事罗文幹博士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少帅千万小心。

不久，我离开法国去加拿大避暑。抵加后不到三天，罗博士就给我一封信，说少帅邀请我立刻回到沈阳会商，并且要我迅速答复。我不愿意去满洲，因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时间。我写信给罗博士和少帅，说明我不能立刻回国的理由。在这封信没有到达之前，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少帅非常急于和我见面。鉴于这封电报，我才离开加拿大去沈阳。

我应张学良之邀，经陆路如期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谈话的有罗文幹博士，我想还有汤尔和先生，他曾经在王宠惠博士内阁中当过教育总长，这时他像罗文幹博士一样，是少帅的高级顾问。少帅要我详细说明我对苏联的印象和我对苏联的估计，以及苏联的国内国外形势。我对他说了我在欧洲的外国朋友们谈论的要点。他非常注意听，但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欧洲外国朋友们估计的准确性。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问的聘书，我没有接受。

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一天，在打进几个洞之后，少帅请我们到他那所平房里小憩。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摆着果汁饮料的木桌坐下，谈话由我开始。我说在打球时我看到几辆满载军队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我问道：“那些军队开到哪里去？”他说：“去哈尔滨。”我说：“去千什么？”他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他表示曾经得到报告，苏俄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派遣军队。我说：“我看见军队时就猜到了。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虚张声势是玩牌的一种方法。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

他转过身去用手撑着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我说：“我自有对策。”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给了我一个实际不是答复的答复。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

我在沈阳时，吴铁城先生和张群将军作为蒋委员长派往满洲的两个代表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因为冯有财政困难。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就是以武力摧毁它。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我记得当苏军进入满洲，去占领满洲里和扎兰屯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马占山将军和一位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英勇戴善战的旅，但在 11 月 17 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少帅和他的亲近的顾问们都大为惊骇，垂头丧气。少帅立刻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人有满洲各部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刘哲、王树翰和一位王树常将军，他后来当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关于发生事变的紧急通知，少帅要我立即去见他。当我到达时，这些领袖们正坐在会议桌周围。看来他们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显得有些疲惫了。

他们极为热情地欢迎我。少帅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出讨论题目是哈尔滨特派交涉员蔡运升转来的最后通牒。此通牒有三个条件，要求（1）恢复冲突前中东铁路的状态；（2）恢复苏联的经理和副经理的职务；（3）释放所有苏联被俘人员。我认为要求中国接受作为进行谈判的最后通牒中的这些先决条件是很带侮辱性的。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很沮丧，所以发给特派交涉员的指示是完全接受最后通牒。结果签订了伯力议定书，时在 1929 年 12 月 22 日。按议定书中的条款，少帅必须派一位全权特使去莫斯科接受详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到苏俄和满洲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苏俄在满洲的权益。直到 1930 年 10 月，被派为全权代表去谈判一个正式条约的莫德惠先生，实际只和俄国代表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谈判拖延很长时间，并没有订出条约，待到次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件之后就不再继续谈判了。

二、回忆国民党扩大会议

1930 年华北政局出现耐人寻味的新发展。在 1929年的大部分时间和 1930 年初，蒋委员长先后卷人对冯玉样和对阎锡山的战争。1930 年夏，反蒋各派联合形成由汪精卫、陈公博领导，郭泰祺和邹鲁等人支持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我这时在北戴河休假，有一天晚上，陈公博和郭泰祺还有另一个人来看我，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他们向我公开了以下各派联盟的计划：即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和冯玉祥。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组织政府的秘密计划，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们要我当外交部长，我明确加以拒绝。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继续催促我答应。最后，他们说：“好吧，先别考虑外长了，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到北京去，因为汪精卫要和你面谈。”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记得在火车站上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国民党的领袖们，有阎锡山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我立刻被领到汪精卫家里参加为我接风的宴会。他对我谈了上述计划，并且说他们都在等我答复，然后公布人员名单。

我问他们已经取得什么国际承认的保证，建立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他们回答那就是他们要邀请我参加的缘故。我说，他们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且保证新政府会存在下去，否则试图组织政府是无用的，而我看他们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就我个人而言，我暂时还不愿卷入政治，宁愿继续过平民生活。他们要我好好考虑。

我说，北京（其时正当 8 月）太热，很想回北戴河。他们请我再待一天，因为阎锡山将军要和我谈话。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阎已经不见了。他看到当时局势不可能组成政府，就在 8 月 18 日离开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个计划便成为泡影。

很明显，他们计划组成新政府时，并未与张学良达成谅解。那时，张学良和委员长的驻东北代表张群和吴铁城过从密切，南京和沈阳之间经常互通消息。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

但是，他倒向南京一边的决定促使扩大会议的计划垮台。

三、沈阳事变的发生

1931 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发生在满洲或与华北有关，而满洲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7 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有群众集会抗议中国当局特别是满洲当局的行为，有军事当局，即所谓少壮派军人团体接连煽动群众集会抗议几个悬案，特别是一个中村大尉在兴安被杀事件。少帅把他的夏令总部设在北戴河之后，我着到刘尚清，他后来当了监察院副院长；王树翰先生，他是少帅的秘书长；臧式毅先生，奉天省长和一位北满特派交涉员。我提醒他们充分注意来自日本的报道和我的看法，我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和解决所谓兰百件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

他们问我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我们在处理那些案件时妥协就范。他们领会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刘先生说我所谈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并转向王说，他们应该邀请我去北京和少帅本人深谈。我告诉他们这并不干我的事，我本来无须插嘴提出个人意见，但是我既然过去一直对外交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应当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发生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感到担优。于是他们问我，如果我实在不愿亲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见写出来交他们转递。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这封由我写给少帅的信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派人把它送给少帅。两天后的下午，他们来访说少帅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那里。他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他要我和他细谈那封信的内容。我去了，谈话持续不久，因为我不想在盛夏待在北京，又有午宴约会，就告辞了。他说他要考虑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多住几天，以便进一步讨论。我感觉到他并不像我那样看出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我留给他一封信，表示我怕会发生大事，但愿它不发生。这是 7 月的事。

到了 9 月，我们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没有和他见面，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见他。随后在 9 月 19 日早晨约六点钟，端纳打电话来，首先问我少帅是否已要我去见他，如果没有，他说最多五分钟后我就会得到他的通知。他说他自己刚开过会回来，开了通宵的会。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沈阳，攻打北大营，占领了全城，他们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说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太糟了。谢过他的提醒后，我赶快穿好衣服。两三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极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谈。

我去了，那是在醇亲王府，也可能是在医院里。与会的先生们都表现疲惫不堪。大约有十二位东北集团的领袖们。少帅坐在桌子的顶头，他简要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问我该怎么办。他说他们从一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很想听到我的见解。我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我想此人是儿玉），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帅和会上其余的人都立刻赞成第一个建议。至于第二个建议，少帅没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说是个好主意，后来少帅说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我说当然它不会立即产生结果，然而也会起些作用。这时有几个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也催快办，少帅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

我的印象是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还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

但是我对他解释说，虽然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结果或立刻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国联行政院这样的机构，对满洲这样的局势，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我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动。

同时我认为，要紧的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探听出当地日本负责人士的意向，因为很明显，此事已经准备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借口就是满洲当局甚至拒绝会见日本派去谋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负责人员。我对少帅说，关于“三百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出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因为直到那时，在他领导之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他们的表现好像是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

四、南京的政策和国际联盟

日本军队发动侵略之后，少帅和南京联系很密切。

因为他仍然不愿意派人到旅顺去和日军总督接触，注意力就集中于日内瓦。中国已将这个问题诉诸国联行政院。

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派赴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代表。9 月 30 日，国联行政院遁过决议，要求日本把军队从东北各地特别是从辽宁省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以内。自然，日本军事当局对这个决议置之不理。

日本政府提议和中国直接交涉，日本代表接到外相币原男爵训令，其中提出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项原则先在东京于 10 月 26 日发表，10 月 27 日通知国联行政院。这就是所谓“指导中日直接谈判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如下：（1）相互摈弃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2）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3）全力镇压一切干涉贸易自由以及煽动国际仇恨的有组织的运动；（4）在满洲全境提供有效保护以便日本国民在当地从事和平职业；（5）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日本人在该项声明中附加说明，日本仍愿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这些基本原则，以及有关中日正常关系和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以内等事项。这就是日本对国联行政院决议的回答。

此事由施肇基博士报告南京政府，施博士要求南京指示他在国联行政院应采取的立场。显然日本的建议意在对国联行政院并且对全世界散布这种印象，就是日本并非决心侵略，而只是力图保护在满洲的权益。但是，日本建议的措辞使人们难以判断日本关于整个满洲事变的真实意图。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备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处理当前日本侵略问题时咨询。因此，政府把日本的提议交给特别外交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由于少帅的恳切劝说，我接受任命为此会的成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应否接受日本关于谈判的建议；如果考虑接受，委员会就要研究日本的五项原则。当主席提出日本的建议来进行讨论时，有几个委员发言反对。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提交国联行政院，而且行政院经过研究作出决议要求日本从各占领区把军队撤到南满铁路区内，他们主张日本应该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我发表的意见是：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组成的行政院，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才行。财政部长兼该委员会副主席宋子文支持我的见解，接着表示同意的有几个委员，他们大部分是中国外交界的人，或者是和中国外交关系有若干瓜葛的人。我主张和日本谈判的理由是一般说来，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末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依我之见，关于谈判的一般性建议应该接受，同时应该以修改日本五项原则的形式提出反建议。像宋子文博士和几位别的委员一样，主席戴季陶先生也赞成我的意见。所以赞成谈判的意见占了上风。

日本提出的五点被交付讨论。我提出几点修正，经讨论后被委员会采纳了。

委员会呈送给蒋介石主席一个报告，蒋召集政府领袖开会讨论。虽然那时我不在政府任职，但是我也被邀出席。会议在蒋主席的办公室举行，时在 1931 年 10 月底。许多官员和其他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戴季陶先生把委员会的结论叙述一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并起草给日内瓦施肇基博士的训令，在委员会的报告和修正意见的基础上，徐谟写出中文草稿，徐是外交部司长，同时也担任特别外交委员会的秘书。

波兰人拉西曼博士也出席这次会议，他是国联卫生局主任，被派来中国的任务是和中国政府讨论技术援助计划，这项援助是他提议由国联给中国的。他和宋子文博士关系密切，宋是这项援助计划的负责人。有关国联的一切事情，宋子文经常和他商量。我猜想那就是拉西曼被邀出席会议的原因。拉西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主席说明了拉西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西曼另行起草训令。这份训令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博士翻译。我是委员会的几个出席人之一，我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拉西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蒋介石主席好像赞成他的建议，并且叫他起草发给施肇基博士的电报。

这个提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我猜想拉西曼提出这个建议为的是维护国联的威信，希望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把促使日本撤军的全部责任推给国联行政院。我和另外几个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知道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拉西曼博士事实上在为国联的事业辩护，依他所说，好像国联是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表面上似乎是很有道理。无论怎么说，他的提议被采纳了。这里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这样信任拉西曼，他甚至和他商量与技术援助以及与国联合作无关的问题。

这份电报拍发给施肇基，准备提交从 11 月 16 日开始在巴黎开会的国联行政院。

五、出任外交部长

当时尚需等待国联行政院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那时它正在通过美国驻英大使陶威斯将军（前副总统）和美国取得联系。中国的特别委员会为此休会以待施肇基博士的进一步报告，我则返回北京。

大约两周之后，我在北京收到一封电报，说有急事要我再去南京。我到京后，宋子文博士代表委员长来看我，要我接受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这时名义上担任外长职务的是施肇基。他已经在 9 月 30 日被任命接替王正廷博士，王因受到愤怒的学生群众一系列的攻击而辞职。

施肇基亦因忙于在国联行政院处理前述问题不能回来。

由于知道施博士是明令公布的部长，我很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宋子文力劝我担当这一职务以共济时艰，并说是委员长特意要他代表来劝驾的。

11 月 23 日我先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11 月 28 日改为署理。也许是宋和蒋猜测，我以代理外长身份或许会感到难以有效地执行职务，因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资历比我深。施博士是非常能干的人物，肯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回任。以前在巴黎和会时期我和施博士及王正廷曾有过芥蒂，所以不愿再使他产生疑虑。我坚决不愿就任，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并不是当时外长所面临的困难使我退缩。在 11 月 28 日公布我署理外交部长时，我明白了无论是政府或是指导政府政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决意起用我参加政府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严重局势。

宋子文再度受委员长之托促我就职。这时我只得勉为其难，但是我声明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我知道政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办事的，我觉得必须对我就职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事先说清楚。我提出三件需要决定的事：（1）为了有效地执行外交部长的积务，对驻外使领馆，即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应该定期发放经费；（2）关于驻外及部内外交人员的选任，由我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或命令；（3）我知道中央政治会议有权讨论、决定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中政会成员，因此有关外交方面的决议，我要事先得到通知。

宋子文答复我，这三点要求早有所准备。他说，财政部长可以给我直接保证，把必要的经费定期送交外交部。

关于次要职务的任命问题，他说我会享受全权，他要向主席报告，蒋一定不会反对。至于第三点，他觉得蒋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不难使我事先得到通知，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也会听取我关于重要问题的意见。于是政府发表公告，并正式通知外交使团我就任外交部长。公报发至日本使馆之后不久，发生了一桩令人注意的事件。日本使馆请求约定时间，由日本公使前来对我就任外长表示祝贺。来人说重光葵这时在上海，不过他当天晚上就会乘日本炮艇来京，可能在清晨以前到达。如果我在清早就接见他，日本公使将会表示赞赏。我安排在上午九点接见他。他按照日本的外交礼节，身穿礼服，头带高顶礼帽来见我。我接见了他。

由于我认识他好几年了，话先从私谊开始。他向我表示祝贺，然后转到两国关系，问到我个人关于两国发生的严重局势的想法。他说他很高兴听到我赞成同日本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也了解当时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我想他说过完全同意报上已刊登的我的看法，并认为那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当我送客向大门走出几步时，他对我耳语道，他带来币原男爵一封特别信件，那是私人信件，他不愿把它作为刚刚结束的官方会见的一部分提到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给我听。他说，要点是机密的，要我不要外传。这封信开始对我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币原提起在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几个星期，终于解决了困难重重的山东问题。他觉得现在另一难题又产生了，他本人和我完全能够找出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他说作为老朋友他要我了解，他会尽可能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他正在日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他相信我也正在中国为同样日的而努力。他向我个人表示，就他本人而言，他决心求得对中日双方都公允的解决办法。由于必须面临某种压力，他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困难的：如果他因为那些压力而失败，那末他的内阁就会垮台。他相当担心无论谁继他组阁，都会使事情难办得多。我颇为他的真挚所感动，就请重光葵转告我感谢他的好意和坦率。我反复考虑这封信，更感到其出言之真挚，因为就我所知，那时日本的形势对币原男爵来说，确实是困难的，沈阳事件是“少壮派军人”的专横跋启所造成的。他们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策，煽动许多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外务省的政策。币原男爵当时是日本总理大臣兼外相。很清楚，日本军部和他是不和的，因为从中国驻日公使馆得到的关于外务省的报告，他正在设法尽可能地限制少壮派的放肆态度，特别是在满洲。当然，他也考虑日本的利益，希望尽可能增进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是外交家，他知道军部采取的行动不会达到像他那样用更巧妙更合乎常规的办法所能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方面，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从外部来说，国联行政院发现难以在巴黎有效地迫使日本从占领区把军队撤到铁路区以内。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美国来支持它要采取的有效步骤。

行政院在巴黎和美国代表多次商量，但是他反复声明美国只能在道义上从旁支持。好像美国观察员出席行政院讨论满洲问题的会议，就是美国对行政院的支持所能达到的限度。

六、民众的反应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

中国以拒绝谈判来回答日本送交国联行政院的提议，实际上造成了僵局，并且给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当局一个借口，继续进军，在满洲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日军已向锦州推进，北边到达吉林，甚至进入黑龙江省。我就任外交部长职务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

我的计划是要求臼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队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

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计划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许多国民党领袖也不同意，他们在政治上不支持蒋委员长。那时，就我所知，国民党内部有摩擦、争吵和对抗。

委员长有他的江浙派支持者。国民党内有其他派别，如由一些元老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系，胡汉民、汪精卫领导的粤系，其中还有陈铭枢和蒋光鼐领导的另一集团。国民党内所有这些派系都反对蒋介石，其目的是迫使他下台。

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不但有在南京的，而且有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来的。他们公开宣布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了解是不是我确实主张直接谈判。在接连三四天之内，有八至十个团体来见我，有的有八百或一千学生，但是每次我只接见少数代表。有两三次我和群众见了面，要求他们选五至七个代表。我接见他们，请他们坐下，向他们保证我提议直接谈判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说他们应该相信我保卫中国权益的决心。起初，我的谈话往往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这些代表对集合在外面的群众做了解释，群众就撤走了。但是在第三天或第四天，这些保证就不起作用了。当代表们向学生报告时，广大学生说他们不满意，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 l 打！”我没有被吓倒，但我觉得后来的这些团体虽说因为我主张直接谈判而反对我，显然还另有用心。所以，以后我干脆就不见他们了。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看见而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

打”并且把他从车卜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

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我当外长的这个时期，各公使馆不断地要外交部为他们安排去北京或上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为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进的学生们堵塞了。这种混乱情况使得任何认真的谈判都不能进行。

施肇基博士在巴黎同样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他向我提出辞职，我也提出辞职。根据各方报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形势极为混乱。整个国家都处于动乱不安之中。我设法辞职，自然未被批准。不久委员长决定辞职，并于 12 月 15 日决定离开南京回到奉化。孙科博士被任命为行政院长。

早在我于南京就任外交部长之前，人们就知道我赞成同日本谈判。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当我待在南京时，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

人们对委员长的反对是根深蒂固的，反对的是他和他的整个政府。这种反对使得对日谈判不可能实现。

七、李顿调查团

临近 1931 年底，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委员会调查满洲的情势。1932 年 1 月 12 日，国联行政院核准任命五个委员，团长是李顿爵士，他当过孟买省长，一度代理印度总督。美国代表是麦考益将军，他曾几次在与美国有关的国际委员会中任职。第三个是法国的克劳德将军。

然后是德国的希尼博士，他是个殖民问题专家，一度在非洲当过行政长官，后来当了殖民部长。第五位是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一位外交家。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这是侵华列强提出来为其侵犯或侵略行动辩护的常用的借口。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正如日本任命吉田为日本代表一样，那时吉田是驻土耳其大使。中日代表的正式头衔是“顾问”。

国联派出调查团是想尽力对面临的困难问题找出某种解决办法。由于调查的范围很广泛，必须尽可能做出充分准备：不仅对调查团提供全面的报告，而且要使政府官员乃至调查团所去各省的高级官员对调查团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出适当回答。作为中国顾问，我受命执行这项任务，并且还可能是将来接收满洲的委员会的主席，我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政府各部的代表和许多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中国专家，他们不仅熟悉满洲，而且熟悉中国的军事形势，交通问题，中央政府的组织管理，列强和外侨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权益以及中国对他们的政策。同时必须准备接待调查团，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我把这些工作按其性质组成若干委员会各负专责。至于为调查困的工作做准备，我列了一张问题单，由一个或几个能胜任的人对每个问题写出说帖，分两卷送交调查团。

调查团很活跃。他们一到就提出许多问题要了解；他们要尽量多访问中国地方，要和国民政府的成员和几个省的主席及高级官员会谈。调查团于 3 月 14 日到达，不仅受到政府而且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也许全国对调查团所能做的以及国联根据他们的报告能够采取的行动，抱有过高的希望。调查团的工作从访问上海闸北战区开始，此地是在他们到达前夕被占领的。我本人和调查团团员对中日军队间所发生的战斗的严重性有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作短期停留之后，调查团乘特意包租的轮船先到南京，后到芜湖、九江、汉口。访问汉口之后，回到南京，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几个部长，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先在济南府第一次停留，然后到天津停留两三天，与当地中国当局以及英、法租界市政当局举行会议。再由天津到北京，少帅在这里迎接，并开了一系列会议。

调查团必须和日本政府进行一些安排，才能访问那时已完全在日本军队控制下的满洲。于是有一部分调查团人员到了东京为调查团的满洲之行进行准备。团长李顿勋爵告诉我，日本反对我进入满洲，他说鉴于完全在日本军事当局控制之下，满洲形势不正常，日本政府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最后，他告诉我，由我决定是否和调查团同去。如果我决定去，他答应坚持要求给予我正当的保护。如果日本人坚持反对，他就要向他们声明，除非我能像日本顾问吉田先生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一样，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前往满洲，否则调查团就取消满洲之行。

在北京和在南京一样，我和调查团去满洲一事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有一天，两个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法国公使盖里多和比利时公使华洛思）要看望我妻子，说他们是为了私事要见她，我妻子分别接见了他们。他们访问的目的是相同的。他们说他们从驻东京大使馆得到可靠的机密消息，我不宜去满洲，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他们说他们是我和我妻子的朋友，所以特来相告。我妻子把这些话告诉了我，劝我仔细考虑，并且表示她特别希望我能重视那两位公使所说的话。

既然我陪调查团去满洲已经成为当时报上谈论的话题，政府中也就有所讨论。我把李顿爵士和两位公使告诉我的一切情况都向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幹作了报告。

我告诉罗博士，我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去履行我的职责。

当调查团乘政府准备的专用列车要通过山海关进入满洲时（每个团员以及我和日本顾问均每人偕其随员使用一节车厢），列车在山海关前受阻停下。日本军事当局说他们不准列车通过，即使准许调查团经陆路进入满洲，也不会让我同去。我们急忙把这种形势报告南京政府和在北京的少帅。

于是改变计划，不坚持由陆路进入满洲，中国政府通过其海军部派出一艘驱逐舰将代表团一部分人员连我在内先送到葫芦岛，然后到大连登陆。

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由于 1925 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调查团从大连到沈阳，在那里受到了几天款待，我在沈阳收到一些信件，谴责交给调查团的满洲官员请愿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其中一封写道。“你可能会在请愿书上找出我们的签名，但是我们是被日本人强迫签字的。

我们的真实感情表达在这封信中。”一天晚上，我们去沈阳一家中国饭馆吃饭时，有两三个中国人跟在后面。显然那几个人想接近我，但在我和几个中国同事走上楼开始吃饭之前，那几个正想接近我的中国人被日本人逮捕了。

我们在沈阳住的是大和旅馆，我受到严密的监视。

室外大厅里有一张桌子，经常有两三个人（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在桌子周围。例如我去上厕所，就有人跟到门口；我回来时，他们未经许可就闯进我的房间。我去吃饭时，他们也下楼等在外边注视我。我的一个秘书向我报告，有人在黑夜从窗户进入他的房间，直到他大声喊叫时才离开。

我们接着去长春，住在另一家大和旅馆，又重复了这种经历。从长春出发到了吉林。我记得在火车站上有一大群日本军民代表和所谓满洲国政府的代表。日本代表和所谓满洲国代表迎接了调查团成员，并且给他们准备了汽车。当然也给日本顾问和他的秘书们准备了汽车。

我发现，调查团的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走了，我和我的秘书们被留在车站外边。有几个中国人看到我难堪的处境，其中一位过来对我说，他以前见过我，他和他的朋友可给我找一部汽车，把我和我的秘书送到调查团住的旅馆去。我很高兴弄到交通工具，但是我怕日本人会给这些帮我忙的中国人找麻烦。我们被送到驻军司令部的接待大厅。后来我被安排到调查团及其工作人员住的旅馆。

调查团得到通知，早晨某个时候要为他们举行公开欢迎会。我想是在早晨十点钟，我看见成百上千的人，也许有二千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小学和中学，每人手拿一面旗帜——一面日本旗或一面“满洲国”纸旗向调查团住的那条街走过来。在他们的两边，每隔几步，就有一行显然是身穿便衣的日本人。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调查团的人都走出去。有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人民”

呈递一份请愿书。沿着欢迎队伍，约有十五至二十名日本人，日本人叫：“挥动旗帜！”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男女孩童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完全没精打采。然后奉命喊些“满洲国万岁”之类的口号。这些年轻人只是依据日本人的命令行事，被驱使来递送支持“满洲国”的请愿书。这些青年脸上不但表示毫无兴兴趣而且表示一种不是悲观就是愤恨的感情。

在吉林停留期间，我的一个仆人在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接到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我们在请愿书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我们并不同意。我们真实的心情是……（如此这般），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调查团所到之处，都重复出现这种事。

我们从吉林到了哈尔滨，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实际上待的时间较长，因为松花江北边已发生战斗，在旅馆里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半夜里我从旅馆的窗户外望，可以看到一长列日本坦克和装甲车开去和马占山、李杜率领的中国军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一到达，一个中国军队派来的人就和我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要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他们要调查团知道，东北人民绝对不愿生活在日本傀儡统治之下。战牛推迟了调查团到齐齐哈尔去的日程，也使得日本人对代表团进行了监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起来。

调查团原定计划应当访问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正如已经访问过沈阳、吉林和“满洲国”的所在地长春一样。但是日本人继续给调查团制造许多困难，使之不能彻底观察满洲。日本人劝告调查团不要访问齐齐哈尔，因为正当夏季，那里有传染上霍乱的危险。他们提议调查团免去这次访问，虽然调查团已经定了计划访问齐齐哈尔，然后经四洮铁路从洮南到四平街南下沈阳。可是日本人说如果调查团人员一定要去，他们只能照顾四个人，不照顾中国顾问和整个调查团。在调查团和我以及和日本人之间开了几次会以后，最后决定派四个秘书代替我们去。他们到了齐齐哈尔，经四挑铁路南下。所以，调查团人员和我自己都没有去齐齐哈尔。

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是 6 月下旬。由于不断地变更饮水和食物，李顿爵士害了肠胃病，所以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好几个星期。调查团团员再次去日本，以便就他们在满洲所见所闻和日本人商量。通过这次旅行，特别是满洲之行，调查团收集到大量的资料。由于调查团配有足够的人员，有国联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几位从外界请来的能干助手，工作起来很有成效。各种官方机构和中日两国政府的各部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各项通信、文件和秘密交给我的请愿书都一一送交调查团，这是另一个来源。但调查团也派自己的人出去和中国重要团体例如商会、银行公会和士绅代表接触，用这个方法也取得很多资料。

起草报告书是件异常繁重的任务，而且报告书在定稿之前必须得到全体调查团的审议批准。我应邀审阅报告的主要结论并提供建议，这不仅是为了采纳我可能提供的建议，也是为了审查报告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中国公私各团体所提供的情况。我本人和政府所注意的是报告的各项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各项事实的结论。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建议，在我看来是有很大讨论余地的。但是为了做出一致决议，五位团员在有些观点上需要达成妥协。各项建议给我总的印象是，英美两国团员很自然地比较同情中国，而法国将军一般认为而实际也是比较同情日本的。在我和他私人交谈中，给我的印象是，关于发生的事件、他更相信日本的说法。

希尼博士和马柯迪大使表现比较中立。或许马柯迪的观点有点像法国将军，但还未到同样的程度。希尼博士思想敏锐，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事实是考虑一切的基础。调查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国联秘书处人员，政治上非常同情中国，但对于事实情况非常客观。

第四卷 出使法国（ 1932.1 — 1941.6)

第一章 中日冲突时期在巴黎和日内瓦的外交官生涯(1932 年 10 月—1933 年)

第一节 首途赴欧；李顿报告书和在船上与李顿调查团的接触

我是 1932 年 10 月初到达巴黎任中国驻法公使的，但是在那里还不到一周，就匆匆赶到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特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那时我仍然是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调查团刚向日内瓦国联正在焦急等待中的会员国提出中日问题和满洲问题的报告书。行政院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我还将是政府特别指派的代表。

我也是参加年度全体大会和全体大会特别会议的第二代表。另一位第二代表是郭泰祺。第一代表是颜惠庆，他于年初接替施肇基任行政院和全体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那时国联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中日冲突。沈阳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立即执行盟约，中国先援引盟约第十一条，而后是第十及第十五条。上述条款中最后一条第三项为：“行政院应尽力使此项争议得以解决……”，也就是说行政院应为使争执的双方达成协议而进行调解。第四项为：

“倘争议不能如此解决，则行政院经全体或多数之表决，应缮发报告书，说明争议之事实及行政院所认为公允适当之建议。”

换言之，如调停失败，行政院即须起草一份报告，确定事实，指明责任所在，并建议解决办法，而且，按照第六项：

“如行政院报告书除争执之一方或一方以上之代表外，该院理事一致赞成，则联盟会员国约定彼此不得向遵从报告书建议之任何一方从事战争。”

简言之，这一项对成员国，包括日本在内，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给援引要求制裁的第十六条开辟了道路。并不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个异常困难的时刻对国联抱有这样大的期待。中国没有这样期待。但是中国希望借助于国联，将问题公诸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并且，或者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

第十五条第九项规定经由争执的任何一方的请求可将争议向国联全体大会提出。正是由于此项规定，经中国提出申请，此案得于 1932 年 1 月由行政院移交全体大会，并为此问题召开了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据此成立了十九国委员会，包括行政院除中日以外的全部十二个成员，由全体大会主席比利时的保罗·海曼斯担任主席。它的工作是帮助实现上海停战（此事于1932 年 5 月完成），根据第十五条对整个争执草拟一项解决办法以及详陈事实经过和建议的报告，并且全面接管过去由行政院处理的有关中日冲突的工作。

十九国委员会于 1932 年 3 月成立，但是开展实际工作，需要有对此案事实经过的公正叙述。李顿报告书即旨在提供事实并构成委员会提出解决建议的依据。因此，1932 年 8、9 月间，委员会和实际生在日内瓦的全体代表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已大部完成的报告书的提出和发表，特别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对调查结果和建议曾经煞费苦心地保守秘密。在收到报告书后，委员会就能开展工作，不过，在程序上李顿报告书应先送交行政院。

根据 1931 年 12 月 l0 日行政院的决议，指定李顿调查团在现场调查后向该院报告，然后由行政院将报告提交全体大会，供十九国委员会考虑。

事实上，我是和携带一份报告书回日内瓦的李顿调查团的英、美、意成员一起回到欧洲的。他们邀请并几乎是坚持要我同行，以便在途中能多做碰头并争取澄清已经预备写在报告里的一些意见。我记得，我曾慎重考虑过这次邀请。我感到和他们同行对我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虽然这样做有些匆忙，也许会缩短和政府首脑们最后一次会晤的时间，但终于决定同行。我们于 1932 年 9月 5 日搭意大利“甘济司”轮离开上海。同船的有李顿爵士、麦考益将军、马柯迪伯爵和我，还有调查团和国联秘书处的万考芝先生和爱斯托先生，以及麦考益将军的私人助理皮特尔中尉。调查团其余成员，法国的亨利·克劳德将军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先生，则取道路程较短的西伯利亚铁路返欧。

正如所料，长途海上旅行为继续讨论提供了充分机会。其中部分重要内容值得一记。例如，我于 1932 年 9月 13 日与李顿长谈。

李顿说国联行政院将在 10 月上旬先讨论议程问题。

我问李顿对东京报纸报道日本打算要求把公布报告书日期推迟六个月有什么想法。

李顿说他不知道日本是否真的做了这样的请求；但他认为，即或日本提出了，国联行政院和国联也不会同意。报告将首先提交国联行政院进行讨论，他以为我会在国联行政院代表中国。我说颜惠庆博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如有必要，我将和颇博士磋商我亲自出席之事。

接着我问李顿对即将在日内瓦进行讨论的结果有什么看法，对和解的可能是否乐观。

他说那完全要看日本如何行事。他认为在经过初步辩论与磋商，并解决了国联究应按盟约第十一条，在行政院权限之内处理此事，还是按第十五条，由全体大会负责处理此事之后（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只需多数票即可决定），即将开始主要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日方可能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日本肯定会在报告书公布之前承认“满洲国”，因而将向国联声称“满洲”问题现已成为中国与“满洲国”之间的问题，日本不能代表“满洲国”

发言，从而必须邀请“满洲国”来日内瓦参加讨论，或者未经“满洲国”同意不能进行讨论。日本如坚持这种立场，则国联别无他法，只能宣布其本身意见，暂将此问题搁置起来。

我说，日本如果采取这样的立场，完全不顾它对盟约和根据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各项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则国联显然有权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李顿说，当然会有一些小国代表严词谴责日本并要求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大国将因这样会遭受损失而不同意。我说在我离开上海的前夕，南京接到日内瓦电报报告说，国联流传着一种议论：如果日本一味公然违抗国际联盟盟约及世界舆论，国联即应迫使它退出或予以驱逐。

李顿说，他认为两者均不可取。他说，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觉察到国联反对它的气氛，不愿孤立于世界，也可能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但要先定出某些条件。这样就要研究它可能提出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是否违反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条款。

我说，日本还可能有第三种选择。根据日本反对第三者干预中日争端的一贯政策及先例，日本可能在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以中国不再要求国联干预为条件，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它可能设法以此来欺骗国联，并破坏中国向国联呼吁公正解决的政策，或者它可能真的希望与中国直接解决。中国当然不会同意这个意见，除非谈判以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为基础。

李顿说，果真如此，希望中国不要受骗而落入圈套。

他说，报告书即将公布，建议很快就会为人所知。如果日本提出什么建议的话，中国不要忙于决定接受。

我在船上和李顿谈话仅两天之后，日本就承认了“满洲国”，并与之签订了一项议定书。这就在李顿报告书公布之前，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国联摆出一个既成事实。这一行动虽早在意料之中，但仍令人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9 月 15 日，日本要求国联行政院对李顿报告书的正式讨论至少推迟到收到报告书的六周之后。

该项要求声称，日本需要这一段时间将李顿报告书结合它自己的调查资料一起考虑，并且为了派出日方的特别代表从东京到日内瓦去出席行政院会议。在国联考虑这一事件的整个期间，日本都采用了这种典型的拖延策略。

我收到外交次长刘崇傑 9 月 16 日的来电，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步骤来反对日本承认傀儡政权：（1）向日本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2）照会九国公约各签字国，要求按公约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并保留我方的全部权利；（3）要求国联迅速采取严正的措施。至于由美国召集一个会议一事（中国前一时期曾提出这一想法），电报说，南京现拟暂时推迟。事实上，当我收到该电时，抗议书业已于 9 月 15 日递交日本，并于同日将内容相同的照会递送九国公约的各签字国。9 月 20 日颜博士将中国的抗议书和对国联的请求送交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主席。

9 月 22 日，我与李顿调查团的美国成员麦考益将军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虽然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但美国政府还是尽量做了一些认为可能做到的事，在国联各组织设法处理中日冲突时，予以鼓励并与之合作。1931年 10 月，当国联行政院考虑中日冲突时，一位美国代表在国联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国联行政院的讨论，尽管美国代表发言并不很多。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态度至为重要。不论它是不是国联的成员，其影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总是力促并将继续力促美国政府和国联在中日问题上密切合作。

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麦考益说，他在离开北京前，曾致电华盛顿，向史汀生国务卿请示他在欧洲应怎样行动，因为国联秘书处主任、李顿调查团秘书长哈斯从日内瓦获悉，在讨论调查团报告书时，调查团或有必要在场。史汀生指示他，只要调查团不解散，他就应留在欧洲。

麦考益说，美国的立场向来是明确而肯定的。他毫不怀疑，美国将继续尽力这样做。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个月内，中国在华盛顿没有一名公使与史汀生先生商讨解决冲突的办法，并把情况的变化随时通知国务卿，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自 1931 年年末起，全部时间几乎都在日内瓦。

我问他，如日本拒绝在国联进行讨论，美国是否会建议根据九国公约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麦考益说，这也是报告书中所曾设想到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他认为报告书措词不带偏见，不作批评，对日本舆论会起一种平息作用。日本舆论本来预料报告书会责备日本的。可以想象，报告书公布后，日本人读后情绪会较好，中国人也足以放心地同意举行讨论，特别是因为在报告书中并没有足以使中国或日本坚决反对的内容。

几天以后，我与调查团的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谈话，我也作了记录。

我问这位伯爵，鉴于日本的不妥协态度，他是否认为即将举行的对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解决。

这位伯爵说，尽管日本的态度相当使人失望，他仍希望能导致解决。但如日本以这是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问题为理由而拒绝进行讨论，它也不应拒绝根据九国公约而进行的讨论，该公约规定各签字国有义务进行充分而坦率的讨论。他个人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包括五十多个国家，各国主张不会一致，难以形成对日本的压力。但九国公约国家的会议就不同了，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每一国都有责任促使问题得到解决，这就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像1921 年华盛顿会议那样，迫使日本接受某一决定。他认为日本很难与列强的联合阵线相对抗。

9 月 30 日，“甘济司”轮在威尼斯靠岸。我的计划是首先到巴黎向法国政府呈递国书，以示对其尊重，然后在一周内赴日内瓦。我在北京时，曾就呈递国书事征求法国公使韦礼德的意见。韦礼德答应致电巴黎，请法国外交部向我提供方便，使我能及早办理此事。在船上我就电请驻巴黎使馆的临时代办与祛国外交部联系，安排我 10 月 3 日会见，以确定呈递国书的日期。

李顿报告书于 10 月 2 日在日内瓦公布。我于同日抵达巴黎。

第二节 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月，对

李顿报告书的反应

1932 年我去日内瓦担任中日争端的中方代表。国联行政院曾于 9 月 25 日考虑并决定同意日本关于行政院暂缓讨论李顿报告书的请求。行政院决定 11 月 14 日开始并授权行政院主席可再延期一周。当时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正在休会而第十三届全体大会例会即将结束。

尽管延期，我还是异常忙碌，因为需要进行大量联系工作和会见各方面人士以探明舆论倾向，并争取对中国的支持。

截至 10 月 10 日，我已经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代表，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埃里克·杜吕蒙爵士，和他们讨论了满洲事变，我把这些会谈中的一次记录，即 10 月l0 日我和西班牙驻国联行政院及全体大会代表马达里亚加的会谈，以及所有这些会谈的要点汇总合并为一个电报，发往外交部和南京当局。

按照我致中国政府各领导人的综合电报，首先，那些和我讨论过李顿报告书的人认为，报告书对中国有利，而且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必将努力使其通过。其次，他们认为，在各国之中，只有美国认识到或承认满洲事变涉及其本身的利益。因此，国联的任何解决办法，应先取得美国的同意。第三，他们认为，我国应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则应对日本只继续作消极抵抗，以便在等候解决的过程中，不使日本抓到对中国采取公开战争政策的任何借口。第四，他们认为，中国不宜对报告书过多挑剔。我们应采取和平姿态以便保持国联的同情，从而与国联结成联合阵线以对付日本。虽然这个意见表明各国代表希望避免果断行动，但对于一个军事弱国来说，它是很切合实际的。第五，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行政院将再次出面调停或为此而根据非战公约或九国公约召集一次正式会议。另外一个办法，即经济制裁，无论是欧洲各大国还是美国，对此都未表示赞成或认可。此外，国联秘书长还告诉我，打算邀请李顿调查团的全部五位成员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参加报告书及其处理程序的讨论。他说，或者可能由各代表在 10 月 19 日裁军会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进行初步的私下交换意见。

10 月 13 日，我们接到外交次长刘崇傑一份关于中国对李顿报告书一般看法的摘要，并接到罗文幹部长一份他于 10 月 3 日发表的关于报告书的政府简要声明的副本。

财政部长，当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于 15 日简要地回复了我们对国内团结的联合呼吁。但是，截至 15 日，政府的具体指示还没到达日内瓦，于是颜惠庆给外交部去电，强调日内瓦对李顿报告书的讨论即将开始，代表团需进行长时间细致准备工作，而这一工作在没有政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难以着手。次日，外交部第一次发来了具体指示方针。

10 月 13 日外交部长罗文幹对李顿报告书所作的声明，赞扬了李顿调查团为国际和平事业及调停争端所做的工作及付出的辛勤努力。声明认为：调查团将其职责理解为不仅包括审查全部有关事实，而且包括“以和平解决办法建议于国联”是“完全正确”的。声明强调指出，初读报告书，即感到有两点最为突出。一点是“九一八及九一八以后之一切日本军事行动，均无正当之理由，不能认为系自卫之手段”。另一点是“所谓‘满洲国’者，并非真正自发独立运动的产物”，其存在是“日本军队出现和日本文武官吏各种活动的结果”。声明还明白指出，报告书包括“许多性质极重要之问题，现正在中国政府当局悉心考虑之中”。由此可见，外交部长的声明语调很温和。实际上，政府是暂时保留意见和不对报告书进行批评。

但是，据刘次长 13 日的电报说，中国舆论对报告书有关东三省自治和中国经济抵制的建议，及报告书对九一八事件原因的解释，极为不满。电报还说，虽然中央政府尚未发表意见，但几天来一直在讨论此事。刘又说，所有人都承认报告书的大部分是公正合理的。

我于 10 月 11 日及时回到巴黎，13 日递交国书并同法国官员会谈，主要是谈东三省事件。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在法华侨的问题，例如，设法帮助在法国的华侨失业工人和在巴黎的东北籍学生和侨民，他们由于日本占领东三省而汇款中断。

在我动身去巴黎之前，外交部曾向我询问一件令人困惑之事，为此我在巴黎进行了追究。据传日本曾向法国建议缔结法、日同盟，但为法国所拒绝，外交部问我是否听到这一情况。我在法国首都向各方探询后，立即电复称，巴黎也有关于此事的未经证实的谣传，但巴黎若干重要部门都不相信日方曾提出任何认真的建议。

10 月 15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贝特洛，问他外界传说日本提议与法国缔结同盟条约的消息是否属实。贝特洛的答复主要是说，由于各国对远东问题的广泛关注，报纸喜欢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引起注意。

事实上，此项消息是毫无根据的。我当即表示，诚恳希望法国政府关于即将于日内瓦进行的对满洲事件和李顿报告书的讨论，不要承诺对日本提供任何帮助，以免法国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贝特洛回答说，法国政府无此打算，我可以放心。

我在前面提到，南京外交部于 10 月 16 日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关于在日内瓦讨论李顿报告书的第一个具体指示。颜惠庆收到该指示后，立即抄送给在法国的我，和伦敦的郭泰祺。南京的电报由外交部长罗文幹签署。该电传达了外交委员会 10 月 12 日的决定。电文称：十二日外交委员会决议如下：（一）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审慎考虑后，认为在不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照其原则进行东北问题之磋商。（二）我方代表在辩论报告书时所取立场，大致如下开各点：（甲）中国政府对于国联及其所派调查团图谋和平之诚意，与设法解决中日问题之努力，表示充分谅解与感谢。（乙）调查团报告书已确认东省事变之开始，并非日军之合法的自卫行动。又所谓满洲国，并非任何独立运动之结果，而完全为日本文武官吏所造成。调查团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竭力维持其尊严与不可破坏性，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及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夺取中国之权利与利益之原则，亦经调查团重行证明。（丙）故调查所为之建议中，理论上与事实上均与上述原则并不违背而能贯彻者，中国政府颇愿作为中日问题讨论之基础。但为便于实行及为免除将来纠纷起见，中国政府认为建议办法中之若干项有改善或修正之必要。详细意见另电。

（丁）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经此次调查团努力之后，国联必能确定办法，为中日问题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三）在我方战略，最好令日方先行攻击报告书。我方子反驳时说明自己立场。上开各节，希暂守密。以后政府意见随时续电。

第二天，罗外长又转来了蒋委员长对代表团的指示。

电文称：

十五日往汉晤蒋委员长。蒋面授意见书，摘述如下。对于报告书宜采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但同时不能不注意下列各项事实。

第一，报告书至少尚须经过十九国委员会与国联大会审议。在未达最终决定前，中国政府尚须为最大之努力，以期改正。

第二，除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济或武力制裁之决意，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日本决不接受报告。但以上两种假定事情，现时均无实现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或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第三，国民党求民族解放之对外政策，如不顾及，则本党信用将受重大打击。

第四，前八章陈述事实，虽属公允，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基于以上考虑，政府取下示态度与政策：

甲、态度。前八章可以接受。第九、十两章，要求修正。在此项修正中，永久和平之树立，与九月十八日以来事变之责任，均应顾及。关于树立永久和平之建议，如中、日两方撤除东三省军队，互订不侵犯条约计划，和解及公断计划，虽使中国受重大牺牲，如能出以适当方式，使能确保和平，中国仍愿以诚意考虑接受。

报告书既认为日方非自卫，则解决方案断不能容认日本武力造成之任何新情势，或强迫中国接受九月十八日以来，中、日两国条约上所无之义务，因以削减中国主权或行政完整。调查团建议，如关于顾问会议之召集、外国顾问之强制任用、中日铁路之合并、永远禁止排货等项，中国不能不要求废除或根本修改。

乙、政策。中国认为解决东三省方案，在原则上必须恢复九月十八日以前状态。惟为永久和平及中日关系改善计，可同意下列三项计划。

（一）撤除军备及互不侵犯条约计划。中国虽有重大牺牲，中国仍愿诚意考虑。惟军备撤除计划之实行，必须更列入一种保障公约。其性质须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英、义诸国保障德、法国境之罗卡诺公约相似。

（二）和解及公断计划。设置中、日和解委员会及公断法庭。东三省旧状恢复之后，一切纠纷，分别交由和解及公断机关解决。

（三）改善东三省行政。中国向国联声明，当励行东三省行政之改善。此项改善计划当包含逐渐设立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度及利用外国专家之辅助等项。惟外国专家之任免必须照中国文官任免法令，而不受任何条约之拘束，方不妨行政完整之原则。

外交部 10 月 25 日电告四川和山东的情况，并要我转告颜惠庆和郭泰祺。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双方都已动员，并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据刘文辉发出的通电称，他已经撤出新津以示让步。中央政府正努力促成停战，并将派代表去四川。关于山东韩复榘和刘珍年之间的冲突，目前双方军队仍在对抗，但委员长已委派一位可靠将领前往就地调停。又闻韩最近曾请求辞去主席职务（这事并未实现，韩担任山东省主席直到 1938 年）。

l0 月 28 日，外交部又来电说，接到东京蒋作宾公使电报，报告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如下：在李顿报告书提交审议前，日本企图推行两个行动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煽动山东韩复渠宣布独立，怂恿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渠和吴佩孚拥戴段祺瑞为首领，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从而实现在中国挑起动乱的阴谋，并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个计划是散布山东、四川、福建、广东和贵州内部纷争，以及共产党骚扰的消息；还散布流言说，英国正支持西藏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并策动西藏军队侵人四川，以及蒙古军队将要进入包头。

日本推行这两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现实局势上来，以便将来李顿报告书提交讨论时，为日本代表在国联进行诡辩作准备。

外交部的电报接着提到，山东事件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纠纷，而且双方都已遵照中央政府命令开始撤兵。四川事件正由委员长亲自处理，不日可望解决。西藏军队和四川军队在西康的冲突已经平息，和平也已恢复。至于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的内部纷争和蒙古军队的入侵，则全属虚构。

电报说这是为了告诉我真实情况，使我能采取措施澄清流言。还说，同样内容的电报已发给我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和驻国外各重要使馆。

外交部关于四川和山东情况的前一电报结尾建议，如果驻外使节致电外交部转内战各方的首领，指出内争的恶果，可能有助于国内局势的改善。电报说，外交部本身曾多次致电各方，敦促他们认清国际形势，但未见成效。

我一收阅这份电报，立即嘱使馆人员起草外交部所建议的通电。同时与我驻欧各国公使和莫德惠特使，驻美代理公使施肇基及驻日内瓦的颜惠庆等人进行联系，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致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的通电中署名。大家一致衷心赞成。联名通电的签名者有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莫德惠、施肇基、驻德国公使刘文岛，驻丹麦公使罗忠诒及驻挪威、瑞典、芬兰公使诸昌年。

联名通电发出的日期是 10 月 30 日，发往外交部转致山东韩主席和刘将军及四川刘主席和刘将军，并请酌转其他各省主席。

通电内容如下：

近日国内传来消息，颇骇听闻。所谓长江匪患尚炽，西南将宣布独立；北方政客密议改隶伪国；山东内战方酣，兵连祸结；四川群帅争雄，称兵十万。远道闻之，忧心如捣。窃以日本向诋中国内部分裂，频年扰攘，一切公法公约俱不适用于我国，故遇事不得不图自卫。各国政界、外交团及舆论方面，均以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

调查团报告书亦谓中国内部不安，为东亚和平障碍，建议国际合作，助我改造。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

国如垒卵，檐将压焉。东案瞬将开议，日本更将为别项借口。值此国难临头，祸迫眉睫，在我全国，正应同德同心，一致对外，冀可挽救于万一。当不致有拥兵自逞，以图争长者。倘因受敌挑拨，则煮豆燃箕，何异自杀？或因争权泄愤，国家沦胥，同归于尽。诸公深明利害，务望放开眼光，蠲除意见，风雨同舟，共济危局；否则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敢希勗之，幸祈垂察，

这时，我既已呈递国书，乃按照惯例，对驻巴黎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开始了一轮礼节性的拜访，其中包括对日本驻法大使长冈先生的礼节性访问。长冈也是日本驻国联的代表。据我 1932 年 10 月 25 日给外交部的会谈报告所载，这位大使说，中国和日本应当早日进行谈判，除“满洲国”的存在和日本对“满洲国”的承认这两点外，没有不能讨论的问题。他说，日本真诚地愿意谈判，甚至愿就李顿报告书中关于建设中国的各点进行谈判。

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访问完全是礼节性的，但既然他谈到了中日问题，我愿意把我个人的看法告诉他。我说，调查团的报告书已经公布，中国的公众舆论正等待着国联讨论解决办法。他所除外的两点正是构成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谈这两点，那就难以得到任何成果。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通过私下会晤和试探，正设法确定正式审议李顿报告书的程序。到 10 月底已有了一致意见。程序将是由争议双方在国联行政院进行陈述，再由行政院把双方的陈述连同李顿报告书一起转送国联全体大会。然后国联全体大会很可能在要求十九国委员会讨论和起草一份供双方接受的最后建议前，先举行一次辩论。虽然普遍认为日本不会接受，各大国和李顿调查团的成员还在进行调停，并且仍然反对对日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同时，国联盟约必须维护的思想占着上风。大家还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在圣诞节前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不承认“满洲国”,但又认为，国联各机构为了达成最终解决办法而进行的磋商和会议，将断断续续地举行好几个月。

11 月 2 日宣布，因为携带日本政府对报告书意见的日本特别代表在 11 月 16 日才能抵达日内瓦，原定 11 月14 日开始的研究李顿报告书的国联行政院会议改为 11 月21 日开始。这时，在日内瓦的颜惠庆即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杜吕蒙，指责日本拖延会期。杜吕蒙说，由于现在还找不出一项解决办法，所以当前要紧的是要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稳步地对日本逐渐增加压力，以期能最终求得解决。他觉得国联把一切能采取的措施都对日本使出来而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中国也没有好处。

他认为为了人道，对满洲的局势至少应有所作为，但是他也想不出办法。同时，他认为满洲的游击战肯定削弱了日本，加剧它国内的其他因难。他指出，日元已经严重贬值，因此，中国加紧抵制日货是极端重要的。

第三节 在国联行政院及全体

大会上为我国申辩

国联行政院于 1932 年 11 月 21 日开会，以执行李顿报告书行动的第一步。日本新任代表松冈洋右首先代表日方发言。据我回忆，他的确是个对手。他以政治敏锐、能言善辩和主张日本对华采取不妥协政策而闻名。他夸夸其谈，在为日本的不妥协立场辩护时，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这实际上是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中的事实说明或建议。他的讲话，和前一天晚间在国联散发的日本意见书一样，没有任何和解端倪。

我在下午的会议上为中国辩护，以一个半小时的发言进行还击。我本人对辩论艺术并不陌生，因为大学时代我曾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辩论比赛，并在此后的公开场合有充分机会磨砺我的辩论技巧。我首先驳斥了松冈某些嚣张的论点，同时对其他论点保留发言。我对调查团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简短地介绍了我作为中国代表视察满洲时日方限制我自由活动的情况。我说，日方所指责的中国明显不稳定情况在过渡阶段是在所难免的，但中国统一的努力却一再受到日本阻挠。我详细申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强调这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我说，中国本来并不存在排外主义。正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反日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解释了国民党的原则。

我为抵制日货辩护，指出这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合法手段，我国政府同情人民群众的抵制运动是理所当然的。我遵照政府指示强调了李顿报告书中一些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在对报告书最后两章保留发言权的同时，我赞许解决办法必须符合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及九国公约这个原则，并指出这是解决办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从李顿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推出三条补充原则：第一、不得鼓励侵略；第二、必须赔偿中国的损失；第三、日本撤军仍然是先决条件，在军事占领或既成事实的压力下不能进行谈判。最后，我要求国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国联行政院会议一直延续到 11 月那日，其中心是松冈与我继续不断的辩论。28 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反对，终于通过将李顿报告书转送全体大会的提案。

政府就即将举行的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对代表团发出原则指示，包括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最高和最低要求。该电于 12 月 1 日发出，由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罗文幹签署。内称：前此根据李顿报告书内容所做的一切指示，只有在以报告书为基础获得解决的可能时，对我方才有指导意义。鉴于日本态度顽固，坚持以“满洲国”独立为先决条件，政府对在短期内获得有利解决，不抱多大希望。新指示列举以下理由：第一、当前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二、推迟有利于争取美国支持；第三、推迟将增加日本经济崩溃的可能性；第四、推迟能使我有更多机会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电报说，时间对我有利，我们必须坚持原来立场，即恢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日本撤军等。

电报还说，我们最多只能希望一旦日本崩溃，能够恢复原状，归还一切被掠财物，赔偿政府和个人损失。

我们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是：

1、自愿而不是被迫建立东北自治政府。

2、有国际保证的非军事化，包括撒走全部日军，但要避免使用“永久非军事化”一词。

3、自愿雇用外国技术专家为顾问。4、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

5、根据 1932 年 3 月汪精卫在南京会晤李顿调查团时提出的十项基本原则谈判新条约。

6、废除“满洲国”。

7、承认赔偿原则。

电报指示我们，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透露这些最低条件“能导致问题的解决”，否则不得透露。

出席国联全体大会的首席代表颜惠庆，将于 12 月 6日召开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时作为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将我们拟在全体大会开幕时提出的要求电告国内，其内容为：第一、全体大会应限期尽快提出并公布有关争端的报告和公正而适当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已于 1932 年 11月 29 日致函十九国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建议，明确规定根据盟约国联行政院或全体大会应完成最终报告的延长期限。大家记得，由于要等待李顿报告书，1932 年初曾延长过，但未明确规定期限。第二、全体大会于公布该项报告前，宣告日本业已违反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及华盛顿条约。第三，公布该报告前，全体大会应责成日本履行下列各项：甲、解散“满洲国”。乙、先将军队撤至铁路沿线，以便进一步撤离。

丙、将东三省及其行政机构移交中国政府。

颜惠庆在去电中称，如果这些要求过于强硬，请对代表团再作指示。

外交部立即复电同意所拟的要求，但指出“进一步撤离”等字眼可能被认为超出了国联以前决议的要求，或可能是指非军事化计划，因此代表团可只说“撤走日军”。

外交部说，如第三条要求之（甲）项未获采纳，则必须坚决要求强烈谴责日本，坚决不承认“满洲国”。最后，外交部说，我们还要全体大会认可李顿报告书中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如（1）沈阳事变绝不能被认为是日本的自卫行动，（2）“满洲国”完全是日本一手制造的。

第二天，即 12 月 6 日晨，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开幕。

颜按照最近代表团同外交部交换的意见，代表中国首先发言。接着松冈代表日本发言。他再次详尽地为日本立场辩护，并警告与会代表说，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必须是做得到的。还说，国联为防止公开战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借以讨好那些希望避免采取进一步具体行动的人。

在以后几次会议上，各小国发言。他们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接受李顿报告书，并认为报告书足以证明日本违反了盟约。他们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并强调说，违反国联原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国联。

7 日，法、英、意、德四国代表相继发言，口气完全不同。他们着重讲日本在满洲行动的特殊环境和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强调需要现实主义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想延长调解阶段并避免作出决定。例如，法国代表保罗一彭古强调在满洲所遇到的“极端复杂”的

情况，并力主讨论第九章和第十章，作为谈判解决的纲领。意大利的阿洛伊西男爵谈到“以现实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第一个在辩论中提出国际合作。西蒙爵士代表英国反复讲需要继续调解，对下一步如何则避而不谈，事实上，西蒙对中国是最不友好的。他详细引用李顿报告书中不利于中国的部分。他说，“如仅恢复原状，解决不了问题。”并以赞许的口吻谈到直接谈判。他指出中国满洲和中国大部的情况“看来令人遗憾”。代表德国发言的是冯·牛拉特。他也偏祖日本。他重复西蒙的调子，说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侵犯边界或宣战问题，但他反对诉诸武力并把这一问题与裁军联系起来。

综观大国的发言，确实令人沮丧，英国尤为恶劣。

小国看来仍团结一致，决心为使十九国委员会采取决定性行动而继续奋斗。十九国委员会不久即将应邀研究此问题，并提出建议，供大会通过。再者，小国已提出两个决议草案。其一是瑞士、西班牙、爱尔兰和捷克提出的四国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特别有利。

它要求立即谴责日本的行动，并重申不承认“满洲国”。

当时对小国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在毫无希望获得大国支持的时候，建议立即经济制裁日本是没有意义的。

12 月 8 日的会议上，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代表均附和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发言。加拿大代表卡恩猛烈攻击国民党政府和中国，甚至怀疑我国是否有权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他说，这虽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相信他的政府是会赞同的，

这个抨击确属意外，颜惠庆、郭泰祺和我把卡恩的发言电告外交部，并建议外交部指示我驻渥太华总领事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并质问卡恩的意见是否真正代表他的政府。至于 12 月 7 日四大国发言中所表现的对我不利的态度，我们已电告外交部，说明所有这一切是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坚决，而中国相反，缺乏积极对策所致。并说，一般舆论倾向于根据李顿报告书最后两章强行制定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我们预料将为此对我国施加压力。

外交部 12 月 9 日复称，除非日本放弃“满洲国”并表现和解姿态，中国不准备作任何让步。我国决心支持义勇军活动，和抵抗进一步侵略。倘热河省失守，形势将更为严重，到时候也许更便于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政府立场坚定，决不以不利于中国的条件解决争端。

该电同时指出，3 月 4 日罗斯福执政后的美国政策尚不清楚。电报还问如对我施加过分压力，我可否也像日本那样以退出国联相威胁，使国联垮台。

与此同时，西蒙爵士要求同颜、郭和我三人会面。

他向我们解释，他的发言虽然生硬，但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协助以调解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英国在远东有巨大利益，对双方都表同情。他说，任何认为他偏袒日本的想法，只会不利于和解。

我们告诉他，他的发言使我们愤慨，中国国内的反应必然不好，但他的解释可使人消除疑虑。他说，他将告诉日本人，不要把他的话误解为他站在日本一边。他还说，指责日本的决议草案不但无助于和解，而且会使和解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因此最好予以撤回。我们答称，满洲问题现在是日本与国联之间的问题，而决议草案是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我们问他，他发言中所说的公正的解决是什么意思。他避不作答，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基本上必须以李顿报告书作为解决的基础。

我们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并于 12 月 9 日又去电称，据可靠消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全体大会上的发言系受英国唆使，英国出于财政、经济上的原因而对日友好。此外，英国为了债务问题而赞同拖延、反对不承认“满洲国”，同时打击中国以恫吓美国。

同日，即 12 月 9 日，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在通过捷克和瑞士 12 月 7 日所提将全体大会所议事项转交十九国委员会的决议案后，宣布休会。决议草案仅在措词上略作修改，使其更为不偏不倚。决议要求十九国委员会：（甲）研究调查团的报告，双方的意见以及全体大会上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意见和建议；（乙）草拟建议，以期解决 1932 年 2 月 19 日国联行政院决议提交全体大会的争端；（丙）尽快将上述建议提交全体大会。

总之，当时端赖十九国委员会以决议形式起草建议供全体大会最后通过；该委员会为此成立了起草委员会。

我和我的同僚照例立即开始与有关代表接触。但是，正当我们强调由于日本的不妥协且在国联行政院和全体大会上发言专横，因此无法和解时，又明显地看出，十九国委员会将按照大国的立场继续拖延迟迟不作决定，并放慢调解的努力。12 月 15 日晚，十九国委员会将所拟草案，分送中国和日本两代表团。事实上有三个草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和一个声明草案。决议草案之一只对李顿调查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声明草案是说明理由的，用以详细说明主要的决议及委员会认为可能继续用调解的办法解决中日争端的一些条件。该草案包括任命一个委员会（实际上即十九国委员会本身），来主持中日谈判；谈判应根据

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中载明的原则并“参照第十章所作的建议”进行，并应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声明中有不承认的条款，是我们在起草委员会的朋友们巧妙地加进去的。这个条款的大意是十九国委员会认为：鉴于此项争端具有的特殊情形，仅恢复 1931 年9 月以前之各项情况，不足以保证持久之解决，而维持与承认东北之现有政权，亦不能视为解决之道。

国联秘书长杜吕蒙将三个文件交给颜惠庆时，他首先朗读理由声明书的文本，并征求颇的意见。颇立即答称，我国政府将感到失望，因条件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特别是因为没有规定全体大会准备最终报告的确切时限。

杜吕蒙对所作解释进行说明，即当前是调解阶段，他们必须避免类似裁决的任何内容，等等。至于时限，他指出，十九国委员会完全有权阻止任何一方拖延。颜问美国和苏联是否会接受邀请参加协商委员会，杜吕蒙答称不一定，但如争端双方均接受决议，则苏联和美国可能接受邀请。不过他认为美、苏接受与否并不是主要的。

问他日本是否会接受决议时，杜吕蒙说也许可能，因为公开的讲话并不反映真实的看法。实际上，颜在见到杜吕蒙一小时之前，就已见过李维诺夫。李维诺夫曾说，苏联不大可能接受邀请，因为苏联不屑为国联收拾残局。

不过他的政府只有在接到邀请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

我和我的同僚研究了这些文件。然后将我们的意见致电呈请政府考虑，请就主要决议提出修改意见，使接近于我们的愿望。在同十九国委员会成员的私人会淡中，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但暂时保留我们的正式意见，为的是让日本先亮牌。不出所料，日本很快就向十九国委员会表明了他们的意见；而我们则立刻就从十九国委员会代理主席、比利时第二代表卡尔东·德维亚那里得悉，日本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最主要的是反对不承认“满洲国”那一条。他们还反对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新的协商委员会，理由是他们不是国联会员国，如果参加，他们将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总之，委员会迅即明显感到它的调解活动毫无成效。经起草委员会 12 月 18 日审议的日方意见声称，任何包含不承认“满洲国”内容的决议都不能接受。

18 日，眼见委员会感到目前的讨论毫无成果，大概要休会时，颜、郭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委员会在休会时宣布休会的真实原因，用以揭露日本。尽管如此，委员会在 20 日一致通过的休会建议说得不痛不痒，只是说，双方对于起草委员会准备的决议文本，都表明了意见，下一步会谈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休会决议声称：鉴于目前情况，委员会深知问题严重，要取得一致意见，必须继续努力，使前述会谈得以继续，为此，委员会认为会议为宜。

委员会决定，只要各方仍在会谈上述文本，即不予公布。

12 月 27 日，中国代表团向秘书长杜吕蒙递交备忘录一份，提出并解释对 12 月 15 日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原草案提到设立一个委员会，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为基

础并结合第十章的建议与各方进行磋商。我们希望改为：全体大会：

决定设一委员会，其职责为同双方进行磋商，以求获得解决；解决办法应以调查团报告书前八章就主要事实所作调查结果为指导，以前述 1932 年 3

月 11 日决议及上述报告书第九章所定原则为基础，并应特别注意不得以维持与承认满洲现政权为解决办法。

至于时限，原决议草案授权十九国委员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确定；如不能取得同意，则在十九国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1933 年 3 月 1 日以前）时向全体大会提出有关此问题的建议。我们要求将这段文字的后一部分改为：双方如未能就此时限取得一致意见，则协商委员会在递交报告的同时，或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如有必要提出报告时，应向全体大会提交关于时限的建议；此时限从上述报告递交之日起不得超过一个月。

由于我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法律上恢复东北的原状，行政等方面的任何改变必须出于中国自愿，因此我们还希望将理由书中的不承认条款予以修改。我们希望把相应的段落改为：为此，十九国委员会认为，鉴于争端情况特殊，在充分尊重中国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同时，仅仅回复到 1931 年 919 月以前事实上的状况，还不足以保证持久的解决；并认为，不能将维持和承认满洲现政权视为解决办法。

第四节 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拟定一个可接受的最终报告书

1932 年行将结束时，中国代表团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争取支持，以保证十九国委员会提请国联全体大会通过的原草案不致软化下来。另一方面，对大会最终报告中应包括的内容，我们必须争取会员国支持中国的立场。据可靠方面报告，即使是杜吕蒙，这时也相信法律上的调解是不可能的。因此，看来肯定在委员会于 1 月份复会后的某个时候，全体大会将被迫提出最终报告。我们希望避免出现中国由于不得不拒绝一个对其不利的报告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大多数欧洲代表团这时已经离开日内瓦回国。因此，郭泰祺赴伦敦，以与英国继续商谈，颜惠庆拟访问布拉格，以会见贝奈斯外长；我则当然前往法国，以争取法国政府的支持，并同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人员会晤，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在日内瓦代表各自的国家。在我们都离开日内瓦之前，我们商定应由颜惠庆将争取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等国的重要性电告外交部。为此目的，我们建议外交部指示驻各该国的使节开展工作，并敦促孔祥熙立即前往柏林，有可能时也去罗马。

1933 年元旦，山海关发生一起事件，有在华北重新爆发战事的危险。我们一直确信日本人蓄意侵占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作为进一步征服中国的前奏，山海关是它们合乎逻辑的进攻出发点。

1 月 1 日的山海关事件是夜间发生的。张少帅（学良）在当地的部下用电话向他报告，他于 1 月 2 日晨用电报转告我。据称有一枚手榴弹扔向火车站，日本便衣队从南门向城内开火，日军守备队的宪兵也几次开枪。但同一电报说，日方宣称日军一枪未发，开火者全系中国军队。同时，日方要求当地居民全部撤出该城，以保安全。

电报说，现正谋求就地解决，但也作好一旦日方发起攻击时的抵抗准备。

根据 1 月 3 日收到的中国外交部和张少帅的来电，1月 2 日晨日军猛攻山海关城，首次袭击被守军击退。当日下午日军增援，我守城部队牺牲殆尽。1 月 3 日我军撤出，该城当即被日军占领。法国报纸登载的都是发自东京或山海关的日本一面之词，说进攻是中国方面发起的。

他们还进一步辩称中国侵犯了日本占领锦州以后双方协议的中立地带，我在 1 月 3 日根据外交部来电发表声明，驳斤了所谓中国发起进攻的谎言，并电外交部要求查明是否存在任何与日方订立中立区的协议。另一则消息说，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中村将军曾致函少帅张学良提出三项要求：（1）道歉；（2）山海关车站交由“满洲国”控制；（3）山海关周围地区宣布为中立地区。我再电外交部及张学良，要求澄清事实。

外交部回电否认这些消息，认为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来电详告有关战争情况，和我方的抵抗以及日军对中国军民的暴行。当时参加国联调查团的中国代表处秘书长甚至报告我，已将代表处的一切重要文件转移到我的天津住宅以策安全。张少帅来电特别指出，中村将军并未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也从未同意设立任何中立区。此外，他并答应如果对日方进行任何重要交涉，他一定立即电告我，以利于协调国内外的活动。他要求我务必不要受日本宣传的影响，并将他的电报转告颜和郭。

实际上谁先开第一枪无关紧要。事实是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采取了攻击行动。他们使用优势兵力和武器，对中国城市山海关进行猛烈轰击。他们置日内瓦仍在进行调解活动于不顾。

日本人向全世界宣称，是中国人挑起争端，他们强调希望就地解决，并称无意扩大其行动到热河和平、津地区，希图以此来混淆世界视听。但中国方面的情报完全相反。举例来说，外交部 1 月 4 日电报转来驻日公使蒋作宾的报告，根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本陆军省高级官员原企图用政治手段迫使热河加入“满洲国”。同时准备如果此一企图不能得逞，便采取军事行动，先占据山海关以威胁平、津，并从而强将热河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在满洲的日本军方则认为此项计划过于迟缓，又鉴于中、苏最近恢复外交关系，不久前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提出全面抗日，而国联又将于短期内复会，因此更感焦灼，急于寻找借口挑起战争。

其目的是显示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任何裁决，并造成第二个冲突地区，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目前中、日双方武装部队既已开始了战斗，蒋公使认为当地日本军官不会愿意停火以使冲突不再扩大。

1 月 10 日，我在日内瓦收到外交部长密电，说英国对山海关事件正在谋求就地调停解决，估计英国急于保护它在附近的利益。外交部从张学良少帅处得知，9 日河北省驻军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向他报告说，8日他应邀出席宴会，见到英国代理领事，该代理领事向于说，他本人很希望山海关事件能通过调停解决，并以上海为例，说可以得到美、英、法、意各国出面调停。

于答复说，深感此项建议所表达的美意，不过他不知道日本是否愿意恢复原状。不恢复原状就没有商量余地。

外交部 9 日又从何住国将军处得知（何也是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将领），在 8 日一位英国舰长和日本海军中佐津田均来与他接触，表示愿出面调停，并探听中国对调停山海关事件的意见。9 日晚何柱国又接到津田中佐通过开滦矿务总局转来的电话。电话说，日本政府已指示中村将军负责谈判，并立刻进行。何柱国请求外交部指示。

外交部电报说，已电复何柱国，说明山海关事件是中日问题的一邵分，与上海事件不同，绝不能当作局部问题就地解决。此外，已派外交部刘次长专程到北平与张学良接头，以免落进日本人的圈套。据外交部来电说，蒋委员长和宋子文都同意此项政策。此外，宋子文并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否认中国赞成就地解决山海关事件。

外交部续电告，外交部长已电复张学良，说明英领事的调停意见绝不可行，不能接受。首先，日本攻打山海关的目的是侵占热河，我方的抵抗出乎他们意外。提出就地解决的凋停问题，实际上是使日本得以争取时间。

日本国内在财政、通货、农业以及日本人民大众的思想等各方面都面临极为困难的局势。在山海关的行动和侵犯热河，是他们胃险的最后一着。因此，外交部长告知张学良，如果我们能再次坚持，一项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就可能在望。而且我们越显示抵抗决心，天津和北平就越安全。他还说，国联已承认调解失败，因而准备运用盟约第十五条四款。如果这时我们和日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无异于为日本解决难题。他指出，英国一贯只顾它本身的利益。上海事件达成协定之后，他们就不再顾及满洲问题了。目前由于英国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有可观的利益，英国又想充当调停人，这难道是为了我国的利益？外长告诉张学良说，政府为此要他在处理这种局势时必须坚定。

外交部长通知我，这封给张学良的电报是经过委员长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批准后才发出去的。此外，委员长本人另电张学良，只有日本人撤出山海关才有考虑调停的余地。

1 月 12 日，外交部通知代表团，从驻日大使馆获悉：日本军事当局发觉国际上对日本侵占山海关及尔后进攻九门口之举并未提出抗议，于是自行发表一项声明，大意说，热河是“满洲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此地区内任何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侵略和扰乱和平，“满洲国”当局将坚决使用“自卫手段惩罚进犯者”，云云。驻日大使馆认为此项声明已明显表示日本即将进犯热河。

面临日本的行动和公开叫嚣的侵略意图，个别大国，尤其是英国，仍然认为可就地斡旋以避免山海关事件的扩大。这实际上只能起到破坏作用，尤其有害的是国联仍然致力于调解。

十九国委员会子 16 日开会。虽然在中国的战争仍在进行，该委员会继续迟迟不作决定。首先是等待日本正式提出尚在东京研究中的建议。委员会于 18 日才收到这些建议。由于日本代表此时特别强调说日方坚决反对非国联成员国参加任何解决方案的谈判，国联为了把争议中的问题弄清楚，询问日本政府，如果克服了这个困难问题，日本是否接受 12 月 15 日的原决议草案，因而又发生了一次迟延。日本代表团于 1 月 20 日作了否定的答复，但又提出一些新建议，并于 1 月 21 日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后再度提出。这些新建议和日方原先提交的建议同样不可接受。

在此过程中，中国代表非常忙碌。首先，我们几乎立即了解到委员会研究了日方 18 日的提案后，同意放弃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委员会，并进一步考虑把“理由说明”部分改变成大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所作的声明，日方有权对此提出保留意见。颜惠庆在 20 日会见海曼斯和杜吕蒙，反对任何这样的改变，并坚持要求国联大会通过一项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把事情说清楚。他重申，除非日本愿意放弃“满洲国”，否则就不是诚意接受调解，中国必将予以拒绝。

我当晚去访问捷克外长贝奈斯，他刚从布拉格来此参加十九国会议。寒暄以后，我向他解释中国代表团对于显然是由日本代表提出来的四点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是：（1）不承认并取消“满洲国”，我说中国代表团坚持应在决议中明确说明；（2）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我强调这是很有益和必需的，（3）担任调解工作的委员会的规模，我说不必如十九国委员会那样大，其比例也不应限制得太严格。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较小的组织中要保持所谓小国的比例；至于第（4）点，这个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我说不能只限于斡旋，委员会本身对拟议中的中日谈判应全部参加和合作，换句话说，应当是以委员会为一方而中、日分别为另一方的集体谈判，十六个月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国联没有理由要求今后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

贝奈斯说，虽然他这一段期间不在日内瓦，他通过每天电话报告保持和十九国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在布拉格，日本公使曾经访问他并就日方修正案征求意见。他向日本公使说，他不能代表捷克接受这些修改。关于中日冲突，他认为有两项原则对他说来至关重要，其一、绝不能承认“满洲国”；其二、绝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这是他所要坚持之点。他将投票反对任何违背这两项原则的决议，即使其他十八园都投赞成票，他也不会改变。

因此说到刚提到的四点，他向我肯定完全同意我第一点的意见。至于第二点，他说委员会已经向日本询问，是否除了邀请美、苏二国以外他们将完全接受 12 月 15 日的原草案。他同意我说的邀请美、苏两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说委员会决定放弃邀请，实在是为了对付日本代表团。换句话说，在法律上日本有理由反对邀请非成员国参加。因此如果委员会表示愿意取消此项邀请而日本仍然拒绝修改过的决议草案，那就完全表明日本拒绝接受不是出于法律的原因。归根到底，日本所以拒绝接受的真正原因是国联反对“满洲国”的继续存在，等等。

至于第三点，他认为这个委员会大约将由十个成员组成，并适当保持小国的比例。关于第四点，他和我的意见也相符，他还说他也觉得已经有过去十六个月所发生的情况，再提出两国直接谈判毫无意义。

我说，以我的见解，委员会应当采取坚定立场停止调解，日本对此根本无诚意。这样做对国联和对中国同样有利。贝奈斯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日本没有重大利益，他没有要反对日本的理由。但他完全是为了国联，作为国联的发言人，他不能看着盟约被削弱。

当晚，中国代表团发表一项声明，对十九国委员会倾向于接受对原决议草案所作重要修改一事感到失望。

声明还公布了我们前次提交国联的修正案，并强调了我刚才和贝奈斯讨论过的四点，即：（1）不承认和取消所谓“满洲国”政权是调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在决议中明确说明；（2）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其理由前次已说明；

（3）拟议中的调解委员会不能代替十九国委员会，而是作为其附属的委员会，其组成应当保持充分反映国联特别大会的精神的大国和小国的比例；（4）拟议中的附属委员会的职责不能仅限于斡旋，因为调解的成功，只能通过得到美国和苏联的充分合作，进行集体谈判才能达到，至于谈判的基础，前已明确。

委员会在 21 日开会，发现即使委员会愿意取消对美、苏两国的邀请和把“理由说明”变成一项可以提出保留的大会主席声明，日本人也不肯接受未加重大和令人不能接受的修改的原草案。一句话，日本人现在无疑地只肯接受以承认它对满洲的军事占领为基础的调解，因此，也就是不可能有调解。

这些都在委员会 21 日讨论后发出的一份长长的公报中说明了。我在 21 日听到说下次大会大概要在 2 月份第一周举行。实际到时又推迟了，直到 2 月 21 日大会才召开。

十九国委员会在此时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从一开始就看得出委员会里的那些大国不愿意公开谴责日本，而谴责正是中国的主要目的。中国代表团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说其中尤其是英国，正在编制一份软弱的为中、日双方都不能接受的报告书，在此以后它对这件事就甩手不管了。另外，瑞士的态度也明显地转向于袒护日本。我们认为如果想达到我们的目的，代表团必须出面或通过美国对各方施加压力。代表团于是致电外交部报告情况，并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进行活动，强调说明中国的观点。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国联行政院召开本届会议，我再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 1 月 24 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即将爆发的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冲突和英国——波斯争端。但当晚我不得不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几天，因为要出席法国总统的一次宴会，同时孔祥熙到巴黎访问，需要一些帮助。

在此期间，十九国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一直难以就最终报告书的内容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到 2 月 1 日，报告的主体已写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介绍，采用了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前八章内容，就争议的有关满洲的主要事实和历史背景，作了持平、公允、详细的叙述。第二部分概括了到目前为止李顿报告书未及记载的在国联行政院、大会和在中国的争端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叙述了此项争端的“主要特点”并包括结论。还有应作为大会建议的第四部分，要在十九国委员会全会讨论以后再行起草。

回到日内瓦，我立即尽量多访问一些关键人物以确保十九国委员会的讨论对中国有利。报告草案的前三部分中还有些不能接受之点需要修正，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尚待起草的建议部分。

中国的朋友们已提出了一些属于国联各成员国应持态度的建议，如对“满洲国”不承认、不合作之类。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我们电询有没有其他建议时，要求我们说明十九国委员会的建议中是否能包括要求日本自东北撤军并恢复中国主权，还提出我国期望谴责日本不宣而战的武装侵略，以便今后可以毫无疑问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

中国代表团也希望报告中最低限度应包括对日本作出道义上和法律上的明确裁决。如果更理想一些，我们希望能提出可以迫使日本改变其行为的具体措施。不过我们已听说起草委员会由于英国的反对，甚至连建议不承认“满洲国”这样的问题也态度软弱。英国宣称不能因此无限期受这种约束，而小国则因英国在一些其他次要之处让了步而感到在不承认这一点上不便再作坚持。1 月底我们又听说不大可能写出专门的法律性的谴责，仅能摘录李顿调查报告的有关内容以起到累积的道义上谴责的作用。反对作出法律裁决的理由是怕任何成员国都能据以援用盟约第十六条要求实行制裁，使得其他成员国为难。而如果没有这项法律性裁决，当大会通过报告书之后，日本继续对中国侵略时，只有中国一国可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法律条文援用第十六条。这种反对理由当然只是借口。实际原因是连委员会中的小国也不敢公开谴责日本。

2 月 21 日，我到威尔逊街莱斯特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他是爱尔兰出席大会及十九国委员会的代表。接着又去观象台旅馆看望李顿勋爵。我告诉莱斯特，中国代表团切望根据盟约第十五条四项起草中的报告书应明确三点：（1）对作为合法自卫手段的经济抵制不得笼统加以责难；（2）由国联行政院通过并于 1932 年 3 月 11 日经全体大会肯定的要求日本撤退军队的决议必须坚待；（3）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必须明确维护。关于第一点，我指出目前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开始是针对 1931 年 7 月朝鲜排华惨案的报复行动。这次惨案历时一周，华侨惨遭杀害者 142人，财产损失四百五十万元。此次惨案不仅仅是日方默许，实际上是日本官方所唆使。情况如此严重，一时曾有一千多名华侨躲进汉城中国领事馆避难。到 9 月份日本侵占满洲，抵制运动进一步加强了。

莱斯特说他完全同意我提出的三点意见，虽然他不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十九国委员会内不会只因报告书已经拟出就完全同意接受。

当日下午去见李顿勋爵时，我先告诉他起草委员会和十九国委员会的近况。我告诉他报告书将分四个部分。

前三部分已完稿，第四部分是建议，要等十九国委员会全面讨论后再着手编写。我表示对报告书建议的性质问题颇感焦虑。鉴于满洲的实际状况早已超出第十五条的范围，因此根据这一条条文写出的最终报告书不可能改善那里的局势，除非另外还提出某种旨在迫使日本改变态度并接受一项符合国联盟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的解决方案的措施，没有这样的措施的报告书，日本可以置之不理。日本甚至可以用“满洲国”的名义出兵进攻热河而它自己却推卸责任，

李顿说，这些是法理和假设性的问题，可暂不去讨论。他要把他认为将会发生的事告诉我：日本将再次提出新建议，使得十九国委员会处于十五条三项的范围之内。但是没人相信日本的新建议能为委员会接受，因此日本的再次努力必将失败。在这次失败后，日本将作出要退出国联的姿态。这个姿态将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很难预料，很可能宣称决不参加国联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也许还会退出在日本国内不受欢迎的裁军会议。但估计仍然要留在国联行政院里，因为下一届将轮到日本当主席。此外大概一定会继续参加对它关系重大的国际经济会议。不管怎样，国联大会将在日本作出退出的姿态后继续进行，并通过包括某些建议的报告书。

我强调最好明确谴责日本，说它破坏盟约。这样国联才能在对中日冲突激烈地进行了十六个月之后确切表明态度以副全世界对它的期望。

李顿同意在报告书中应具有这些内容。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了使问题最终能得到解决究竟还要做些什么。日本肯定将在近期进攻热河，某些法学家认为根据第十五条条文不能采取制裁行动。而援用第十六条则又为各大国所不愿，因而也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

他本人认为道义上的制裁可以充分实施而与第十六条无关。这种制裁的目的是孤立日本，使日本人民感到现行政策使其国家在国际上丢脸因而不满意于现政府。

谈到最终报告书起草工作，李顿认为一清二楚地说明日本破坏国联盟约的事实是很重要的。调查团报告书中所用的词句是客观并温和的，但调查团认为日本已违反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的意见是很清楚的，谁也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在这种关键之处，最终报告书不要说日本本来应当怎样，或者本不应当怎样；而应当说明日本的确已经做过哪些事或的确没有做过哪些事。

李顿同意我对调查团报告书措词过于温和谨慎的看法，他说那是因为整个报告是按盟约第十一条写的。其用意是促成用调解方式来解决事件。因此报告书没有深究双方行动的动机，而一心想让双方能在今后达成一项协议。

2 月 4 日，国联行政院第 70 次会议闭会，我在贝勒路 8 号寓所设午宴招待部分代表，我得以和西班牙外长、出席国联代表苏卢塔先生畅谈。苏卢塔上午刚开完十九国委员会，谈起会议情况，他说委员会已研究了日本刚送交国联秘书长杜吕蒙的关于继续调解的新建议，和中国代表团 2 月 1 日要求迅速确定完成最终报告书日期的信。虽然日本新建议表明日方态度有转趋缓和之势，但委员会仍认为不足以使委员会改变其立场。委员会决定继续起草最终报告书，同时明告日方，委员会为使日本接受委员会去年 12 月的原报告书草案而继续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建议。苏卢塔并说，委员会不打算为了调解而再

削弱原报告书草案。不仅关于不承认“满洲国”一节原文不动，而且不允许把这一点用任何含糊的词句作为有争议的问题遗留下来。

当我说依我看报告书中应当从道义上和法律上明白谴责日本是国联盟约的破坏者时，他说报告书中将载入这种谴责，不过他表示这种谴责的措辞也许比较温和。

他还说在今早的会议上，他提议并由贝奈斯附议，报告书中不仅要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而且要在语句上加以明确，防止任何一国将来和“满洲国”勾结，作出最后等于是事实上承认的安排。

我指出最终报告书中谴责日本固然很重要，但还应提出有关措施的建议以迫使日本改变它对满洲问题的态度。当前的事件已不属于一种可能导致破裂的争议，日本已经侵占了另一个成员国的三个省份。如果对此事听之任之，就是纵容日本违反盟约。苏卢塔说，继本报告书而援引实施第十六条的问题是讨论过的，但没有得出结论。

他接着谈起，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总的说来实在比预期的还要好。虽然说了造成 1931 年 9 月 18 日以前的局势中、日双方要分担责任，但后面则说明在此以后发生的问题中国方面全无责任可负。

根据 2 月 4 日国联发表的一份公报所载，十九国委员会认为日本新的调解建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委员会认为唯一的基础应当是日本接受去年 12 月 15 日的报告书草案，但可以有两项修改：就是（1）不邀请国联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参加；（2）承认双方当事国有权对大会主席提出的“理由说明”部分提出保留意见。该公报又说，国联秘书长已向日本代表说明，虽然在国联大会采纳最终报告书之前调解之门尚未关闭，但十九国委员会认为仍必须继续进行起草报告书，短期内即可完成。

次日上午，我和李顿又作了一次密谈。李顿一直对我方很帮忙，这次实际上是他约我去的。我去后，他告诉我所以要见我是因为他已仔细读了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认为有些内容需要修改。他解释了要修改之点和提出修改的用语。第一、在第三部分末尾，为了明确日本破坏盟约这一主要事实，必须提到在它的侵略行为中还包括夺取了山海关。第二、应当述及日本每一次在日内瓦作出保证，都接着就在中国作出一项相反的行动。

第三、他认为要说明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中所要求遵守的义务日本从来不遵守。他还建议作一张对照表，一边说明国联在某月某日所作的努力，另一边说明日本在当天或紧接着的所作所为。他说每当国联方面作出一项努力来改善事件的局势时，毫无例外地日本方面紧接着就扩大一次军事占领或者进行更大的军事行动。

李顿指出报告书草案中述及由于各项条约问题而引起的局势复杂化时说，问题不仅来自某些条约本身是否有效的争议，而且在于对某些双方都承认有效的条约，其意义和解释却成为矛盾的根据。他举平行铁路线的向题为例：中国方面对新民——法库铁路问题声称，中国不能永远被阻止在自己土地上建设铁路；日本则认为不得到南满铁路当局的同意，不得建设任何铁路。他又提到上海事件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桩事实，日本在 1 月 29 日晚间用飞机轰炸了闸北区。此事他在上海调查时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记载，因此未能在调查团报告中明确记录。直到他离开上海以后才通知他，并在路透社通讯的档案里查实日本轰炸机是在 1 月 29 日下午 5 时起飞的。他说日本不能以任何借口声称这是属于自卫的行动。即使在正式战争中，交战双方也不得轰炸居民区。

至于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如果日军在占领沈阳以后就住手，那还可以说是一种军事示威，用以迫使中国对某些悬案的解决，也还可以说如同 1929 年苏联在北满的行动一样，而当年苏联就是那样声称的。但就日本的实际行动而言，全世界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同意说这是纯属自卫。

2 月 8 日，日方向杜吕蒙交了新提议。美好的文词并不能掩盖日本人不打算同意任何要求他们解散“满洲国”

的调解。他们也不愿接受李顿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即使大国也不准备再认真研究这个新提议了。起草委员会径直拟订最终报告书中的建议部分。我们间接听说内容将包括：（1）开始撤退日军；（2）组成集体谈判委员

会，包括美国和苏联；（3）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作为解决方案的基础。

同时，由杜吕蒙代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给日本代表团要求进一步澄清日本的新建议，尤其是说明日本政府是否接受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第七项原则为调解基础之一。此项原则要求在符合中国主权和行政完整的条件下在满洲建立高度自治制度。委员会并口头向日方传达了委员会的观点：继续进行对热河的军事调动将严重危及调解的努力。

正如我们电告外交部那样，十九国委员会的态度之所以显得坚强起来的原因有二：一、日本似乎面对和国联全面摊牌而有些示弱；二、国联方面也怕纵容日本会在欧洲招致类似的动乱。到 2 月 10 日，普遍的印象是调解确已告终。于是此时使代表团忧虑的问题是：（1）起草委员会草拟的建议内容软弱；（2）国联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要采取什么性质的步骤还是未知之数。

2 月 14 日，代表团已对即将完成的建议草案有较为完整的了解，事情已无转圜余地。日方在答复杜吕蒙 2月 9 日的信中坚待日本政府“深信维持和承认‘满洲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证”和以此为基础进行中日直接谈判，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委员会到此不得不作出最后结论日本的反建议中不存在可接受的调解基础。调解之途已穷，委员会采纳了包括建议在内的报告书草案。

国联大会将在一周后召开。

耗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达成建议中所包含的结论，可以看出，虽然建议内容比一度预想的要好些，然而到头来既未能要求日本立即撤退或停止敌对行动，也没有建议国联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迫使日本接受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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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继国联最终报告书提出结论意见后的活动（1933 年 2 月 14 日—1934 年 6 月）

第一节 关于根据盟约第十六条实行制裁问题

1933 年 2 月 l4 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所提出的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

大家相信国联大会无疑也会通过。日内瓦的直接反应是，委员会采纳这一报告及其建议书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莫大胜利，而日本则是完全被孤立了。各方也认为，报告书的草拟者在建议书中避免使用任何涉及立刻和自动实施盟约第十六条的措辞，是由于列强都还不准备援用这一条条文的缘故。但大家认为，按照盟约第十二条规定的等待期三个月满期后，各国很可能不得不援用此条。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依靠自己，竭尽全力抵抗侵略。

战争愈扩大，各国愈难回避援用第十六条，我代表团于 2月 15 日把这些意见呈报南京。

颜惠庆、郭泰祺和我，与往常一样，继续探询国联代表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对报告书草案加以仔细研究和讨论，然后于 17 日向南京发出如下电报：建议仔细研究此项建议书的影响及其含义后，随时指示方针，以资遵循，就我等所见，对我方不利之点有三：

（1）撤军取决于日本是否同意谈判和是否同意作撤退准备以及撤退的方法、步骤和细节。谈判性质及范围，均较 1931 年 10 月 24 日的决议更为广泛，可能包括组织武装警察及解除东北三省武装等问题。

（2）对万一日本拒绝接受建议书一点未能定出对付办法，虽在最后一章略有补充，但仍嫌不够。

（3）倘在日本尚未接受报告书之前，即由我国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无异于使中国受到惩罚。因此必须阐明，在日本尚未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全部报告书之前，决不能作此宣告。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特殊情况之说，看来是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委员会既要维护盟约的尊严，又怯于援用第十六条的制裁规定。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方面其在我东三省之权利，均已明确订于各有关条约之中，而另一方面，盟约各项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亦必须承认。

至于对我有利之处，我们认为亦有三点：（1）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获得确认。

（2）会员国承诺，无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承认“满洲国”，并继续保持一致行动，避免单独采取行动。

（3）日本在铁路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及扶持和承认“满洲国”等行动均遭到明确的谴责。报告书中规定须另一方承认方为有效，则即使我们现在接受而如日本拒绝接受时，对我方亦不起约束作用。关于此点，我们在大会上必须取得明确的解释。

电文在结尾时，提出代表团的下列重要意见：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

我在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是指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的自由而言，它包括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和对日宣战的自由。

电报最后一段所阐明的立场，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

特别是因为电报发出之时，中、日两军正在热河发生冲突，当时盛传日本即将攻取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对这种形势发展知之甚稔。最终报告书一旦被大会通过，他们很快就要讨论中日问题应如何处理。倘若中国届时仍不能团结自救，顶住日本狂澜，则各国代表还有什么理由建议本国政府履行报告书而支援中国？

外交部 17 日的电报正与我们的电报交错。来电说政府认为报告草案中的建议书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并授权我们代表中国予以接受，至于如何接受，何时接受等具体策略问题，着由我等斟酌决定。由于报告草案要求中国发表声明，当时南京各界对于我国在表决时究竟投什么票，是弃权还是赞成，议论甚多。

接着，南京发来一些互有抵触的指示，但到 2 月 22日外交部来电称，外交委员会当日下午开会，一致决定中国应该投票赞成包括建议书在内的全部报告书。但他们希望代表团能使大家明白，日本撤军是首要的事，应该首先着手处理。

就在前一天，即 2 月 21 日，特别大会复会，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却又再次拖延。主席海曼斯在会上仅仅报告了十九国委员会自 1932 年 12 月 9 日上次大会会议以来的活动情况。而大会对最终报告书草案的讨论又拖延到 2 月 24 日才举行。21 日大会会议后，中国代表团就作出决定，报告一旦通过，我们就应立即提出热河问题，要求大会对此局势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

第一，日本正在日内瓦散发备忘录，为进犯热河作辩护，说该省是“满洲国”的一部分，根据“日满条约”日本应尽防御的责任。此备忘录又称，除非将来战略上有必要，日军不拟向平津推进云云。这无异说，他们事实上已有进攻这些中国主要城市的计划。第二，海曼斯这天在大会上已提及日本进攻热河的打算，并表示不赞成。

第三，代表团从外交部不断发来的报告看出，日本大举进犯热河已迫在眉睫。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提醒大会不要在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就万事大吉，撒手不管中日纠纷。另一方面，日本进犯热河可以指为诉诸战争的行为，可以作为实施制裁的依据。如果中国提出实施制裁的请求，而国联又准备在将来采取具体措施，就可以进行制裁。

在先，我已就这一问题与贝奈斯和马达里亚加两位先生商讨过，他们都同意代表团提出热河问题和要求大会采取适当行动的想法，但他们不能确定究竟应怎样向大会提出建议。日内瓦的舆论赞成以某种形式延长大会期限，借以注视事态的演变。颜惠庆已与英国代表团的艾登商讨过，艾登承认，对热河现势充耳不闻是荒谬的，并称他对此甚为忧虑。我们据实向外交部作了报告，最后在电报上请求示知热河省边境真实的军事情况，以及日军是否确已开始进犯。虽然我们一直收到许多报告，但并不了解当时的确切情况。

2 月 22 日外交部回电同意我们关于热河问题的决策，并认为是明智和必要的。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已十分紧迫，日本“发动进攻时刻”指日可待，空袭和小规模的冲突日有所闻。据报纸报道，南岭（热河边境上一个城镇，位于热河与东三省间唯一的铁路线上，由北票到锦州之间）已发生剧烈的争夺战，但尚未接到官方证实的消息。总而言之，日军大规模进犯已迫在眉睫。后来又接电报说，据可靠报道，北票在 21 日晚陷落。

2 月 24 日召开特别大会，中国向国联提出控诉以来已过了十七个月。要求国联对一个军事强国加以制裁，这还是第一个案件。谁都知道这个大国是不会接受国联裁决的。无怪乎当最终报告书被提出来，经过简短的讨论和一致通过时，坐得满满的会议大厅呈现一片紧张气氛。所谓一致，是指按照盟约规定而言，实际是日本投了反对票，逞罗（现名泰国）弃权。

投票表决之前，颜惠庆代表中国讲话，表示欢迎报告书，并接受建议书（他知道如日本拒绝接受报告书，则中国即不受其约束）。最后，日本代表团团长松冈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日本代表团随即步出大厅。一个月后日本就完全退出了国联。

报告书规定，会员国对中国满洲局势不得采取单独行动，而应继续在会员国内部以及与有利害关系的非会员国之间采取一致行动。为了这原因，并根据盟约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大会在 24 日下午会议上议决，建立一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有十九国委员会的成员，外加加拿大、荷兰，并邀请美、苏两国参加合作。委员会的目的是随时观察远东形势，并在本届会期内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大会时予以协助。

当大会主席提出要设立这一新机构，并进行投票表决之前，为使大会重视热河的严重局势，我起立发言。

我着重说明日本在热河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蔑视国联对它的三次警告，以及新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摆在国联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指出，国联的创办人早已拟订一套控制侵略的制裁方法，而日本最近的行动就是诉诸战争的行动。我呼吁大会授权即将建立的顾问委员会，迅速开始行动。并说，盟约中的种种制裁措施，正是针对像远东耳前这样的严重局势而制订的，只有根据盟约的规定迅速行动，才能使全世界相信国联确有诚意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的崇高食命。

当我就热河问题发言时，实际上我是指望能够实施制裁，而当时确已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施制裁有其先决条件，例如，必须存在“诉诸战争”的条件，才能实行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

但事实上，甚至在拟订最后报告书的时候，就有争论。有的说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仍然存在，这表明中国自己也不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诉诸战争的行动。代表团经常受到责问说，既然中国认为战争存在，何以至今仍未与日本断绝外交，或撤回代表？倘若中国的行动并不表示战争存在，怎么能希望别国去这样做呢？外交部1933 年 2 月 2 日电告代表团，政府可能在原则上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公使，东京公使馆暂时委派代办负责。并说，外交部实际上早已通知蒋作宾公使作好准备，一接紧急通知立即离开日本回国。

2 月 24 日接外交部电称，立法院已秘密通过一项决议，建议立即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立法委员们认为，国联迟迟不愿作出经济制裁的决议，其原因在于中国本身仍与日本继续保持外交往来。他们（立法委员们）指出，采取上述建议有如下优点：（1）有利于全国抗战；

（2）能使治外法权问题得到解决；（3）能使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4）它标志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全面胜利；（5）国联会员国和九国条约的签字国将会实施经济制裁。

我们当日就给了回电，说明我们的朋友坚决认为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中国必须在热河迎击日军，撤回驻东京的公使。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国联定然会再次出面干预。而且，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使得每个人都认识到对一切有关各方来说事态严重。我们的朋友觉得，我国有理由指望各国今后将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

至于代表团的意见，现应予以明白说明。实施制裁，也就是成功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是与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有着天然的相互关系的。从逻辑上讲，倘若中国继续执行与国联合作的政策，实施制裁就是代表团下一步必须追求的目标。我们盼望朋友们所说的将有更加坚决的行动这句话，在制裁这一点上能够说对。

接着我又把代表团的总结意见草拟成第二份电报，于 2 月 26 日发出。电报说，国联在处理中日问题上，自通过报告书后，已完成一定阶段的工作，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即我们发动外交战和争取外交支持的能力），全靠我们国家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效果来决定。

外交部对我们 2 月 26 日电报的回电说，关于断绝外交关系问题，政府当局正按照我们的观点和其他方面的意见在慎重审议，一俟作出决定，当即电告。

2 月 27 日收到这一电报时，国联实施对日制裁的机会可以看出已经变小了，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政府不果断，未能迅速决定并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并且也因很多消息传到日内瓦，说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线，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

更有很多令人沮丧的报告，说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等等。

代表团根据政府的指示，为了鼓励我们的朋友，挫抑我们的敌人，在日内瓦一再郑重表示，我们有持久地、坚决地抵抗日本的准备。颜、郭二位和我都是这样向朋友说的（政府在南京、北平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致认为，在最终报告书通过之后，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申述，乃是基于中国一定要在热河进行抵抗这样一个设想。但是，事实完全相反，据报地方军队不战而逃离防地，而中央政府亦未给予任何支援，这使颜、郭和我深感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不得已乃决定联名申请辞职。

我们在 28 日发往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所述都是由衷之言，绝非虚饰。

转呈国民政府钧鉴。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连日热河要地，纷纷失守。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付乏术。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不胜盼祷之至。颜、顾、郭。

这份联名辞职电报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它着重反映了国内外舆论的趋向。国内当政要人接二连三地向日内瓦来电，要我们忍住这四面受辱的处境，继续坚持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来电中提到中央政府答应要更加重视东北的军事形势，并要改进外交政策和策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先行北上就近指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随后也要亲自前往。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早些时候曾去热河一行，振奋了士气。人人都决心抵抗。

最先收到的慰留电报是由林森主席和五位院长联名签署的。同日，3 月 l 日，收到外长罗文幹的电报，内称我们的电报他已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林主席、五位院长和全体委员，会议上一致通过发电慰留我们。

3 月 3 日外交部转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代表团的褒奖和勉慰电报，同时还叙述一些其他事情，其中提到委员们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最后一份是蒋介石亲自慰留我们的电报，日期是 3 月 l 日交罗外长于 3 月 4 日转发的。

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鞠躬尽瘁，继续工作。但是形势是十分困难的。3 月 3 日我电告外交部说，日内瓦的朋友和参加顾问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们，都因热河境内瞬息之间相继丧失很多战略要地而感到惊诧。看到许多中国将领叛变投敌，有些人就开始议论，日本声言中国人拥护“满洲国”和缺乏民族统一的观念等语，似乎有几分可信。此外，我又电询赤峰、凌源、平泉诸地是否确已全部沦陷。

3 月 4 日代表团收到外交部一份公开电报，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叛变投敌，以致引起日内瓦各国代表的惊诧等报道，一概予以否认。相反的，却给了我们很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说我军在建平大战告捷，反攻凌源，获得胜利。何应钦将军首途北平，与少帅张学良并肩督战。

另一电报又说蒋介石委员长目前已离南京前往华北。

郭泰祺和我阅后，立刻按照指示向外公布。但是消息刚一公布，赤峰、凌源陷落的报道即被证实，热河省会承德也可耻地丢失了。局面实在使人难堪。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

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各政府首脑及国外各大国的态度，当时争取援用第十六条，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但又过了几个星期，中国代表团才真正得到指示放弃对日实行制裁的企图。这些指示与华北军事形势的恶化恰好相合。

第二节 塘沽协定和以对日制裁为中心转

为以对华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心

1933 年 5 月 15 日清晨，我从巴黎回到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会议，彼时沿长城一带战火又起，战斗激烈，中国方面损失渗重。来自各方面的报道说，亟需增援。据 5 月 16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称：连日古北口、南天门一带战事极烈，我中央军死伤二万余人，如无援军，势必崩溃。而江西吃紧，各方观望，援兵不继，已在意中。今日国防会议决议如下：

（一）如敌进攻平津，决极力抵抗，断不放弃。

（二）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保全平津，其法拟先由我方自动撤至炮程线外，如彼方不前进，即可造成事实上休战状态。除严令各军遵照外，有请驻外代表必须注意者数端：

（1）两月以来，我集合三十余万大兵，在长城一带极力抵扰，前后伤亡已数万人。绝非不抵抗而失热河可比。

（2）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

（3）经济制裁，军事制裁，各国既难办到，请不必提出。因非徒无益，且助长日本之敌汽。

（4）暂时休战，两军设定相当距离，在四月杪，事实上在滦东方面已经作到。乃日军撤退滦东以后，我方步骤不齐。前敌将士见日军撤退，遂以少数部队进驻滦东，请派县长，而大张捷报，侈言收复。各界又不明敌情，妄相猜测，反以为日本内馁，故不敢进兵平津。观察既误，持论遂乖。日本因此遂又进攻示威。此次能否再度停战，固未可必。而欲得此机会，必须于此大加注意。

汪精卫向我传达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汪善于文墨，通常亲自起草电报，其电文之率直，远过于出自秘书之手笔。但当时汪、罗均非核心人物，亦未亲临华北，而若干决定是华北就地作出的。无论如何，当时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报道，在数量上远不如来自各方的谣传之多。

这些谣传说，中、日和谈确在进行，甚至说已经结束。

随河北新的军事失利消息的传来，这类和谈传闻就更多了（5 月 22 日至 23 日之间，日军已抵北平正东之南北走向的密云至通州一线，并正进攻北平郊外的顺义和通州。）按照外交部指示，根本否认谈判正在进行，也否认中国当局将要或可能放弃领土，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些谣言力加驳斥。在塘沽协定确实签订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至多会有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河北局部停火。

5 月 24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把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发给何应钦将军和黄郛将军的电报内容，通知中国代表团。何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负责指挥前线军队；黄则任 5 月初新成立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政务。电文称：对于应付平津大局，决定原则如下：（甲）如日本来攻平津，我将士唯有尽力应战，不可轻易放弃。盖平津情形适与去春淞沪相同，极系世界之视听。我若示怯，从此国家人格将不堪问。

且战事愈烈，愈易引起各国之干涉也。

（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

此后，国防委员会肯定立即得到了谈判已在进行的报告。5 月 25 日，汪精卫来电告知国防委员会就前线谈判“停火”作出新的决定。决定称：现在前方停战谈判已经开始，逆料对方进行方针不出两种：

（甲）对方以强力迫我屈服，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如果出此，我方必毅然拒绝；无论若何牺牲，均所不避。

（乙）对方鉴于我方牺牲之决心，列强之环视……此次停战目的在敌军退出长城以北，我军不向之迫击，保留相当距离，以免冲突。如果出此，则我方鉴于种种情形，可以接受。惟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若万不得已，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

并须留意协定中不可有放弃东四省之疑似字句。

我于 5 月 26 日复电指出，国联的最终报告书以及顾问委员会关于不承认政策的报告书，虽目前对我并无实惠，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报告书可为我们提供法律依据，能激发国际上对我的同情，并对东北事件的今后发展具有重大关系。我们设法实现局部停火的行动，将直接或间接产生承认或忍受日本侵略成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成为国联报告书的第一个违反者，这反过来又将影响我们的国际地位。

同一天，即 5 月 26 日，日本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团将东京一份来电的内容非正式的通知其他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和国联人士。该电称，中国军队业已投降，停战协定业已订立，但协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日本代表团又说，中国害怕群众反对此事，不得不予保密而加以否认。

为此，我又电询外交部是否已缔结停战协定。

南京的首次回答是并无签订停战协定之事。但随后我于 5 月 31 日下午收到汪精卫在南京就“河北停战协定谈判”发表的公开声明全文。声明强调谈判纯属军事性质，以及虽经我方最近英勇抵抗，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

声明还着重指出，有关中国政府即将割让领土的臆测是毫无根据的。汪在声明中宣称，政府将对局部的姑息政策承担责任；这种姑息决不是承认对我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的侵犯或损害，而是旨在“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苏息”。他呼吁全国人民予以明察。

6 月 1 日外交部把后来通称为塘沽协定的全文通知代表团。扼要地说，协定规定设立一个非军事她带，其范围为自平津北至长城，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某些条款，显然不妥。例如，协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应避免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而另一处却规定“日本军队为核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使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之”。而且协定中有一些不当的政治含义，迟早必将引起纠纷，还会令人久久难以释疑，以为协定还附有秘密政治条件。

外交部来电着重说明，外交部在协定签订之前一无所知；并称，协定全文已由双方军事当局发表并由各报刊载，但政府决定另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声明由汪精卫于 6 月 2 日发表。这份声明强调我国在过去三个月间的认真抵抗及重大损失，以及平津受到威胁和我国维护国际协议的愿望。

有必要就塘沽协定再说几句。协定是由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军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签订的。它当时就很不受舆论的欢迎。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时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签订这一协定的，但从外交部向我解释政府政策的电报和指示中（其中有些是提供给我的情报），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在当时阅读中国出版之中外文报刊的人们看来，情况确是如此。

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央政府面临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渗透而采取对日本姑息政策的真正目的。

宋子文博士于 5 月 29 日电告将于 5 月 30 日乘船离美，预计 6 月 5 日抵达伦敦。宋问我能否偕同颜惠庆前往瑟堡港与他会晤，然后一起赴伦敦参加世界财政经济会议，我们三人都是该会议的代表。我立即复电同意，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6 月 29 日，外交部以密电告知宋、颜、郭和我称，今后外交方针经政府商定如下：

（甲）对日本

（一）根据三大公约及国联议决案，继续努力，冀达国际解决目的，此为根本方针，但步骤上应随时考虑如绝交、经济制裁等案，非俟国际酝酿成熟，不宜轻易提出。外交上活动，须估量国际上力量，为相机之处置。（二）倘日本先有交还东三省之表示，我可表示愿建立中、日新关系。否则，作为悬案。

（三）东案未解决以前，军事冲突虽停，仍应采用各种必要策略，惟须避免政府策动方式。

（四）力图国内建设，培养民情、充实国防。

（乙）对欧美

（一）诚恳说明中国不得已停战之情形及今后和平奋斗之决心。嗣有对日言动，随时密告，以期谅解。

（二）说明中国坚守国际条约之轨道，赞助军缩及经济会议之工作。关于东亚，愿与英、美诸国协力。

（三）争取英、美对我建设上经济之援助。

（丙）对苏联

（一）无论中东路问题如何①，勿使中、苏关系再趋恶化。

（二）通商会议仍设法进行。

（三）赞成美、俄接近趋向。

① 苏联已决定将满洲境内中东铁路的苏方股份售予日本，可能是为了缩小两国间的分歧，日本明确表示，苏联必须与“满洲国”

官员谈判。莫斯科予以同意，低苏联并未承认“满洲国”。谈判于 1933 年 7 月开始，日本以“中间人”参加。6 月 30 日，我与宋、颜及郭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我们广泛讨论了中国制订近期对外政策问题。我们都是出席经济会议的代表，当然会利用相聚的机会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过去和将来的对外政策，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工作。但是外交部的来电也促成了这次特别的会晤。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来电所提出的驻外使节应遵循的原则过于消极。

根据我所记的摘要，我们首先全面研究了国际形势。

我们认为二月份热河失守是不幸的，因为它使国联内外帮助我们的国家大失所望。热河失守发生于国联成员国通过全体大会报告书之次日，这些成员国曾指望有了这一国际裁决，中国会更有效地抵抗日军。至于塘沽协定，从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来看，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自停战协定订立以后，国内外对中日问题的关注就一落千丈。

两年来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迅速消失。

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于满洲问题应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方针。我们研究了外交部对驻外使节指导原则的来电，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全中国的最高利益都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政策。首先，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是那些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及有其他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决不会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倘若中国本身愿意采取消极政策而且不急于解决与日本的严重问题，他们自然不愿有所作为。倘若中国不能自助，他们就认为更无援助中国之义务。过去的历史证明，只要他们本身的重大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是极其愿意承认既成事实的。

就中国来说，对日本采取消极政策实在太危险。这不仅意味着向全世界表示中国自愿放弃东北四省，而且有导致实质上被瓜分的可能。各国根据他们对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很自然地会从中国的消极政策中断定中国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

再者，我们担心，欧洲政局的持续不稳可能导致在今后五到十年内爆发第二次世界性的灾难。果真如此，日本一定再次向中国猛扑过来，勒索新的领土和权益，从而严重危害中国的政治独立。1915 年日本就是这样干的。当时世界大战刚爆发几个月，日本就像晴空霹雳那样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1931 年 9 月，日本在沈阳重施故伎。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刚刚由于胡佛总统宣布延期偿付债务而得到证实，而英国这个世界金融业的巨头则正准备放弃金本位。日本鉴于前两次都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就范，会毫不迟疑地利用欧洲的严重局势，在亚洲大陆推行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制订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

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政策，我们在讨论中认为由于目前中国军队及国防实力与日本相比差距较大，且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直接有效的援助，不宜于也不易于在塘沽协定之后重新进行军事对抗。在目前情况下，断绝外交关系的时机也未成熟，因为国联内外的其他国家都不愿参加这种外交制裁，还因为中、日刚刚同意停战。

但在经济方面，中国处于组织有效抵抗的有利地位。

日本是一个工业国。依赖干三大市场，即中国、印度和美国。日本的满洲政策很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而在印度市场上，日本则因印度取消了日、印贸易协定而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如能制订有组织的经济抵抗计划，必将事半功倍。目前对日货的抵制应予加强，且应采取措施使之对日本更为致命。对于以经营日货为生的商人，应帮助他们转而与中国的友好国家联系并经营类似的贸易。对那些能够生产长期取代日本廉价商品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应予扶植和鼓励。

我的记录的最后部分如下：

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最为有利的政策如下：

一、经济方面的抵抗

（1）继续并加强抵制日货。

（2）通力合作以引导向友好国家采购。

（3）建立消费品下业以长期取代日货。

二、政治方面的抵抗

激励在东北的义勇军活动。

二、外交活动

（1）继续努力保持对远东局势的普遍关注。

（2）继续努力推动国际一致行动，以达到加速解决中日问题的目的。

四、国内建设

（1）重新努力实现政治团结。

（甲）与广东方面达成和解。

（乙）政治缓和和实行宪政。

（2）制订国防计划。

（3）建立基础工业。（4）发展全国战略运输网。

由于我们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机密性，我们决定由宋子文亲自向政府首脑详细转达我们的论据和结论。

为了进行经济建设，宋子文在美国和伦敦已着手争取外国借款。在华盛顿，宋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商定了5,000 万美元借款。由于中国政府准备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的剩余棉花和小麦，故称为棉麦借款。政府将产品出售后，将以所得之收益用于复兴建设事业。为在欧洲争取借款，宋已进行初步试探，筹设一个由中国和外国的委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以最终取代 1920 年成立的国际银行团来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这个新委员会与旧的银行团不同；它一旦实现，最后决定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它本身将拥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大规模开发工程与偿付中国未偿清的外债。它将不设日本委员。

中国的复兴建设很有希望得到国联的技术援助。6月 28 日，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身份，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国联秘书长并附材料一份；该材料首先概述中国与国联以往的技术合作情况，接着列举今后意见，并要求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前来中国，以保证继续合作。国联行政院的下次会议定于 7 月 3 日举行。届时秘书长将向会议提出中国的要求。因此，在我与我的各位同事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后不久，我就离开伦敦赴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以尽力获得早日同意中国的请求。

7 月 3 日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前，我在秘书处与爱文诺会谈。爱文诺刚接任秘书长。我告诉他说，我刚接宋子文来电称，技术代表最好派驻全国经济委员会，而不要派驻中国政府。我们接着讨论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将就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其建立将由爱文诺以秘书长名义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建议。我说，我认为应以中国、捷克、法国、德国、英国及美国各国代表为委员。

当天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时，爱文诺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并建议设立这个委员会。我做了简短的发言，其中说明了中国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和早日予以审查的愿望，因为国联行政院在 9 月份以前可能不再开会。德国代表冯，克莱尔就委员会的组成讲了几句，表示需要时间来考虑。接着，国联行政院通过了建立委员会的意见。爱文诺为了尽快指派委员会成员，建议在征求其同僚的意见后，向下午的会议提出人选意见。在下午的会议上，国联行政院主席那赫喇提议委员会由国联行政院主席和中、英、法、德、捷克、意大利、挪威以及西班牙等国的代表组成，并建议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工作。这就给美国一个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机会。经我对提名正式表示同意后，提案就通过了。这就为推选国联技术联络代表扫清了道路。

7 月 3 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建议由我准备备忘录作为实际遴选技术代表的预备工作。这份备忘录业经宋子文和南京批准。它强调说明中国政府委托技术代表的任务纯属技术性质，我在 7 月 14 日将备忘录送交爱文诺，并建议从速分发各委员。

7 月 18 日，委员会第一次事务会议在巴黎国联总部召开。议程是提名技术代表以及就其工作性质及范围通过决议，并决定委员会的今后工作。四天以前，秘书长爱文诺曾向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发出一份备忘录以说明委员会的宗旨等，并称如美国政府有意，欢迎美国代表前来参加首次会议、结果是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麦里纳以非正式的观察员身份参加。

会议本身非常简短，因为所有决议事先都已达成。

宋子文和我都参加了，爱文诺报告了他与赫尔国务卿令人满意地交换意见后，国联行政院主席提议邀请美国参加。宋子文和英国代表附议。在接到美国正式同意的通知并在麦里纳到会后，原曾为此暂停的会议当即复会。

宋子文说明了中国的意见。拉西曼被一致同意选派为技术代表，并由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其任务“系纯粹技术的，而绝无政治之性质”。

9 月 23 日国联行政院恢复例会时，墨西哥的那赫喇作为大会报告起草人宣读了关于委员会成立的简短报告。

他在结束报告时对委员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说明美国政府同意接受邀请，以非正式观察员身份参加工作。我在会上再次强调合作不带任何政治性质，并对国联和委员会迅速派遣技术代表前往中国表示赞赏。之后，会议通过了那赫喇的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双管齐下：一方面怂恿外国承认“满洲国”，以及外国在经济方面参加“满洲国”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阻止外国在中国投资。夏末，日本加强了宣传工作，以阻止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在日本占领区以外的地区资助中国的开发事业，日本报纸掀起了一个运动，恶毒攻击各国对中国的援助或所谓的援助，以及各国的所谓抗日立场，运动矛头特别指向美国。同时，日本官方针对国联在与中国技术合作方面已作的和将作的努力，以及宋子文的顾问委员会计划，向各大国提出警告。政府再次要我作为第二代表与颜惠庆和郭泰祺一起参加国联大会，但因颜已赴新疆会晤罗文幹而不能按时到达日内瓦，所以再次由我暂时率领代表团。

9 月 19 日，我电外交部请示有关我将在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时的发言问题，我特别需要知道外交部认为东北事件在发言中应如何提出。外交部回答说，国防委员会已就此作出决定，并已通知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总部。我们收到这个决定后，就看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因为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我将据以发言的三点详细提纲，第一，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是非法的。时间的推移仅使其范围扩大而并不改变其非法性质。第二，尽管国联旨在解决远东局势的决议迄未付诸实现，但中国仍然继续信赖国联。第三，中国希望继续得到国联的技术合作与援助，并对此表示感谢。

决定特别提到最近的技术合作计划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

汪精卫知道国防委员会的指示不能使我和郭泰祺满意，故在 9 月 22 日来电告诉我们，指示的要点在于：一为说明中国之立场，即不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及热河之一切不法行为。不承认伪满洲国之存在。

二不积极要求国联对于日本加以制裁。此为审度国际形势及中国现在所处地位所不得已。然经党军政各负责同志先后充分交换意见，并由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万恳两兄勉抑悲愤，以协事机，是所至祷。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根据指示精神，并按照代表团关于使全世界继续关注中日问题的热切希望，终于备妥了发言稿，并于 9 月 29 日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中轮到中国发言时在会上发表。

我的发言没有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不足为奇的。日内瓦报纸登载了东京电讯；电讯说，日本外务省因我在国联大会的发言中又一次提到满洲事件，而命令其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10 月 2 日，我把上述东京电讯汇报外交部。我说，我的发言要点完全符合政府指示。我既未要求国联制裁，也未提出其他具体主张或要求。我的发言限于国联过去一年的工作及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至于满洲事件，既然连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继续表示不平，中国作为直接受害者，岂能缄口不言。会内会外都认为我的发言不亢不卑，因而都来向我表示祝贺。当他们听到日本的抗议时，都说这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这种侮辱说明日本想以对待朝鲜和台湾的方式对待中国，并企图剥夺我们在国际上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人士认为我们应仔细注视此一局势。

第三节 世界各国对中国兴趣

淡薄后我的工作

国联召开了十四届大会，各国代表在会上都作了第一次发言。但之后不久，国际局势却日趋严重。1933 年10 月中旬，新的纳粹德国采取了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的行动。当时正以巨额经费扩充军备与发展海军的日本，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想与苏俄在西伯利亚决一雌雄。

有关德、日联盟的传说，使我于 1933 年 11 月底函请政府注意，因为中国雇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开始恢复旧联盟或结成新联盟。比如，小协约国密切了合作。法国与苏俄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苏俄和美国则于 1933 年 11 月首次互换大使，在经济战线上，许多观察家担心即将出现通货竞相贬值的情况。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注意的中心便从中国及中国问题上转移了。1933 年末，暂时引起外国注意的中国的三件大事，只是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第一件是宋子文辞职，第二件是在河北省与日本人谈判，第三件是闽变。

1933 年 10 月 25 日，宋子文辞去一切职务，并立即通知了我和郭泰祺。不久，宋子文同意保留他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继续致力于国家建设。这样，政府便可将其辞去财政部长等职务说成只是由于难以身兼数职。

熟悉中国情况者则均不甚相信此说。郭和我都认为辞职是对政府对日政策及在江西耗费巨额军费的异议。11 月2 日孔祥熙正式接任财政部长。

就在那时，据谣传和一则新闻电讯称，中、日继塘沽停战协定之后又达成了新的协议。11 月 3 日我电外交部询问事情真相。汪精卫于 4 日复电称，据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将军电告，关东军将派代表前来商讨通邮、铁路交通和海关设置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满洲国”与中国之间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同时又极为棘手，因任何正式协议均将暗示我方承认“满洲国”。黄郛请示如何处理。国防委员会于 11 月 3 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决定称，各国既已经禁止与伪“满洲国”通邮，我国更应采取坚定的立场，拒绝谈判。至于铁路交通及设置海关问题，决定由主管部门草拟详尽计划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并派负责官员至北平参加与关东军代表的谈判，但必须坚持不承认伪满政权的原则。

北平谈判并未解决通邮、通车及设置海关三个问题，直到 1934 年夏交界处才设置海关，北宁铁路才恢复通车；恢复邮政业务的协定则于 1935 年 1 月才缔结。我于 1933 年在巴黎得到的又一条中国消息是福建政变。首次新闻电讯与汪精卫 11 月 20 日给所有驻外使馆的通电同时到达。外交部长通知我们，福建刚刚发生政变、在福州成立了一个由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的人民政府。

据汪精卫说，这是一个亲共反蒋的运动，指责政府与日本达成秘密协定，并以此为反蒋的借口。汪说，其实蒋正在江西指挥对共军作战，政府不仅未与日本订立任何密约，甚至也未就通车问题进行谈判。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显然失实。汪还说，两广已表示反对李、陈领导的运动，广东还派兵加强对粤闽边界的控制。预计动乱不致蔓延。同时，政府不仅加紧镇压，还注意到预防在外交上发生麻烦，并已责成各使馆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情况。

闽变领袖之一陈铭枢原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该军1932 年初在卜海以英勇抗击日军而著称。就在闽变发生前几个月，恰好发生这样一件事，外交部于 1933 年 9 月22 日来电嘱我签署十九路军向法国厂商订购的六架飞机的放行证书。艳然，闽变一发生，外交部又来电要我设法阻止这些飞机离开法国。这给公使馆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于 11 月 23 日接到汪来电后便立即回电告诉他说，这家公司尚宋与我使馆联系申请放行证书，我们刚刚再次与之联系查询。他们说，对于中国方面购买飞机以及向中国装运之事一无所知，而且如果这些飞机是以外国名义购买或发运的，或者是由某一其它国家负责发运的，则均无法查对。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它确实是外国给予闽变叛军的外援之一。我国外交部于 25 日又来电称，为切断由国外支持福建政变的一切渠道，首先已向各国驻华公使发了照会。外交部现在要我直接与法国政府交涉，商讨指示其官员并要求其国民不要向政变者提供武器飞机、金钱或其它有助于政变的物资，也不要允许其船只为政变分子运送这些物资，并商讨对故意违犯者给予法律制裁。

这就促使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

我于 11 月 28 日拜会莱热。他询问福建政变幕后的人物和目的、中国民众反应以及政府采取的对策。我根据外交部的来电，尽可能地向他详细说明。当我提出我国政府请求制止法国任何方面对闽变的任何支援时，莱热表现了颇为合作的态度。他声称，法国政府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且法、中两国政府的关系一贯是真诚友好的。福建政变是中国内部事务，因而法国的政策认为此事完全应由中国政府处理。法国政府可以发表声明，保证无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以及援助福建集团之意，也不愿法国公民给予这个政变行动以援助、关于十九路军订购的飞机这个具体问题，我很快从我国外交部得知有两架飞机已经交货，还有三架在运往海防途中。南京要求法国政府在海关将飞机扣留，或者如已运出，就授权印度支那总督将货转运上海交付中央政府。使馆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法国政府同意尽力把货扣住。12 月中，法国公使韦礼德通知我国外交部，三架飞机已予扣留。

到了 12 月下旬，福建政变力量显得越来越弱。它得不到中国其他地方领袖的支持。原以为会给予支持的粤系一直保持中立，这一派是素以反对南京的政策闻名的。

这样，南京就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扑灭闽变，而不致引起全面的纷乱。实际上，闽变到 1934 年 1 月就平息了。

1934 年 6 月中旬，我请假离欧洲回国。回国前的上半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处理法、中两国间的日常外交问题，以及满洲事件和国联决议引起的一些特殊问题。比如，在后者中，就有传说法国在满洲投资的问题。

早在 1933 年 8 月，外交部就嘱我调查关于法、日两国联合投资建设满洲的传闻。我向法国外交部询问后，于 8 月 4 日答复我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解释说，传闻所涉及的可能是法国商人在满洲的个人活动，而日本人故意予以夸大。他们说，法国政府绝不会支持法国商人在满洲投资。然而如果有人置此于不顾而甘愿冒险行动，法国政府也无法制止。

1933 年 10 月下旬，路透社报道日本已和满洲达成外国在满洲投资的协议，据说其中包括一个法国投资团体，叫做法国经济发展协会。我国外交部已请在北平的法国公使韦礼德注意此事，并要求我在巴黎再次向法国外交部查间。

在我派人去法国外交部后，于 10 月 26 日复电外交部，据告上述报道纯属无稽之谈。不过确有一位奥立维埃先生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一个日本财团签订协议，要组织一个联合机构为满洲从法国采购铁路物资，还要在南满兴办一家制铝工厂。但这都是民间安排，与“满洲国”毫不相干。法国政府无权制止法国人在满洲做生意，然而可以并且当然会制止法国人向“满洲国”提供贷款。

1934 年 2 月 19 日，我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再次提出此事。曾有一则新闻报道称，这位奥立维埃自称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南满铁路当局签订了将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初步协议。我急于要确切了解其背景以及法国政府本身对法国金融界这一行动的态度。

莱热说，法国政府在去年秋天已经向奥立维埃声称代表的协会提出此事，并警告该协会：法国政府不赞成奥立维埃近期访问满洲。莱热了解到，尽管该协会劝告奥立维埃放弃此行，他却依然主动前往远东。为此，莱热解释说，法国政府十分不满，已向驻中国和日本，包括满洲的领事和外交代表发出指令，不得给予奥立维埃的活动提供任何方式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得代表他与“满洲当局”接触或为他进行谈判。莱热说，大约一周之前，该协会在接到法国政府不赞成其行动的再次通知后，即电告奥立维埃立即返回法国。莱热要我相信，所有这些都说明奥立维埃的行动纯属私人性质。

关于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问题，莱热说，法国各大金融集团对法国政府的政策均不感意外，他们之中没有一家会故意违背政府的意愿进行投资。他又说，日本在去年秋天曾设法诱使法国银行对日贷款，可是一切努力均已落空。他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对国联大会 1933 年 2月不承认“满洲国”的决定，政策依然不变，而且只要中国本身不首先采取承认的步骤，法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就不会改变。他的这一解释消除了我的疑虑，因为法国是对日态度可能软化的国家之一。

328

第三章 归国度假（1934 年 6 月—1936 年 3 月）

我从马赛乘法国船航行了三个星期，于 1934 年 7 月初回到上海。不久，我即去南京报到，并向行政院长兼代外交部长汪精卫陈述欧洲列强正紧张地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及我国为日本侵华向国联呼吁的现况。林森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都不在南京。他们在长江上游离首都不远的江西枯岭。委员长从枯岭打电报叫我去那里见他。

在我到达九江附近时，委员长派他的秘书长，我多年的老朋友杨永泰来接我，并陪送我到他的总部。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一位领袖。在途中他告诉我，政府里有些人想要我不回欧洲，留在国内任外交部长。但是在与委员长短暂的会晤中，他并没有谈及外交部长职位的事（当时的外交部长是由行政院院长兼任的）。不过，他留我在凉爽的枯岭度夏。我对林森主席的拜望完全是礼节性的。

在枯岭我住了短短七天，拜访了几位政府人员——几位老朋友，同他们共进几次午餐和晚宴。委员长也款待我一次。然后我回南京转上海。不久，我去青岛避署，享受一下我喜爱的令人神爽的海水浴。

青岛的夏天我过得很愉快。暑期一过，我回到上海家里，去探望我的大哥和姐姐。那时我仍是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知道那时的第二代表郭泰祺能够处理国联第十五次大会的事务，因此我可以不必回日内瓦。

至于中国在国联行政院的席位已届期满，在 1934 年 9 月投票选举后转给土耳其，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为此事回去。

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半，日益忧心仲忡地注视着日本对华北加紧的军事侵略。关于最近国际联盟对中国提出的控诉的态度，我已经向外交部长汪精卫和蒋委员长作过汇报，因此我也没有更多的特殊重要情况可作介绍。其实，我所着急的是想要明燎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实际对策。

根据我同委员长及汪精卫的会见，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他们重点关切的是日本更加猖撅的军事侵略与日本在华北的傀儡代理人。我国政府每天都接到日军在我们领土上进行侵略的报告，这自然只能使人感到国联的迟钝与无能。虽然国联全体大会在 1933 年 2 月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谴责日本，维护中国，但是看不到对日本进行制裁的具体行动，中国的领土也没有归还给中国。无论如何，委员长和汪精卫必然会觉得，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几乎在我回国度假的整个时期，我都密切注意着日本军阀在华北的持续不断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瓦解中国政府的团结，阻挠中国的发展，图谋按田中奏摺纲要来统治中国，并建立日本在整个东亚的霸权。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对伦敦和华盛顿是否会迅速而有效地支持我们不妥协地反对和抵抗日本的政策，已不抱希望。实际上，1935 年下半年，日本利用了西方国家忙于处理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冲突的时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尽管全国舆论强烈反对日本违背条约规定和睦邻的基本道义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南京政府仍步步退让，不采取坚决的抵抗政策。已经很明显，南京根本不再指望西方来有效地支持中国的坚决杭日行动，而是百般迁就，希望能赢得时间，团结全国，建立坚实的抗战力量。那时经常参预政府谋划与溶询的军政两界重要人物为何应钦、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是留日学生。这就可以看出政府的中心思想。当然，在外交部，受过日本教育的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兼部长。最活跃的次长唐有壬也是日本留学生，经常和日本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政界、商界人物接触。我在上海的时候，汪精卫派徐谟，当时的另一位外交部次长，来传达一个机密的信息。他说汪想让我去华盛顿当大使。他说驻巴黎大使的位置固然重要，但驻华盛顿大使的位置更重要。他还说我做过驻华盛顿的公使，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也了解我。这一切都对汪所推行的政策至关重要。我没有接受这个提议，理由是：当时任华盛顿大使的施肇基和我是熟人。他不仅比我资历深，还是我的姻亲，又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国的一个杰出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有丰富的经验。他过去在华盛顿任过职，对美国人有认识，还是个在美国首都很受欢迎的人物。我看不出调动他的理由。

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徐谟的报告之后，就从南京打电话给我，邀我去南京面谈。我第二天去了，汪在官邸接见我。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施在推行汪的外交政策方面，不能与汪及南京政府合作。那时候，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准备实行一个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洽上与美国交往更为密切的新政策。他认为中国过去对美国的政策消极，没有明确的目标。他要代之以一个新的，他叫做建设性的政策。

汪认为施肇基在华盛顿过分消极，跟他的合作也不够。由国民党制定、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施总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施好像跟国民党有些误会。此外，施是位有多年经验、资历很深的老外交家，因而常常固执己见。事实上，施是个倔强的人。他不喜欢任何国民党人，也不信任他们。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汪精卫认为施不是一个可望合作的好伙伴。

虽然我把告诉过徐谟的理由重复一遍，但是汪嘱我抛开一切私人因素。他说他对施个人没有成见，只是认为换人对国家有利，对国家这一政策有利，而这些都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而他也是赞成的。从他说明的情况，我也很明白他邀我的理由。不过，我还是没有答应。

我辞别后就立即回了上海。第二天早晨使我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大使馆驻上海的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打电话来，为我的新职位向我道贺，并且要见我。我答应和他见面，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消息。他说这消息是在《字林西报》上见到的。我向他解释，事情还在酝酿，我不知道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同时，从消息的泄露，我肯定这件事早已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决议。这是那些委员们乐于谈论的问题。所以，对这类事要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告诉他我知道事情在进行中。

不过事情有了变化。我在和外交部或徐谟研究人事安排等各项实际事务时，和汪精卫又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他脸上有明显的不偷快神色。他明白表示孔祥熙在这件事上挡了路。孔说他接到施的电报，抗议所传的对他的调动。看来在我和安立德交谈之后，几天里发生了更多的意外枝节。合众社把这个新闻发到美国，施博士见报大为震惊，并立刻给孔祥熙打电话抗议，并质问为什么要换他，他犯了什么该撤换的错误。孔那时是财政部长。施说他正在孔的命令下，竭尽全万写美国财政部谈判出售中国白银。他问孔，是否想要中止他代表进行的谈判。

孔祥熙作为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对这即将发生的人事调动，肯定是知情的二但在遭到暗示以停止白银谈判相威胁时，提出把调动推迟至少三至六个月。到那时，估计白银谈判定能结束。汪勉强同意了。因为把中国通货改为纸币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为了实施这个政策，要从出售白银筹集大量资金，构成充分的外汇储备，以保护中国的利元”。这段擂曲过去，终于在 1936 年派王正廷去华盛顿作大使。

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外交部要我们在巴黎的代办通知法国外交部，我国政府拟任命我为驻法大使，并欢迎现任法国公使韦礼德升为大使（这当然是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不幸韦礼德未活到当大使，他于 1935 年下半年就去世了。那齐亚被委为驻中国公使，并内定在法国国会通过使节升格后，出任大使。

中国政府很快同意那齐亚的任命，同时敦促法国政府迅速行动。1936 年 1 月，法国外交部亚洲司通知我离职期间的代办萧继荣说，使节升格已属既成事实，并将于日内公布那齐亚提升为大使。萧用电报通知了南京的外交部和在上海的我。

中国在巴黎的外交使节升格是由法国总统的命令公布的，并刊登在 1936 年 1 月 24 日的政府公报上。那齐亚也同时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法国外交部又通知中国公使馆，说中国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照例也应事先征得法国政府的同意。不过，在通知上又说，法国总统特意要外交部通知中国政府，若是顾维钧公使被委为第一任驻法大使，将是非常受欢迎的。

外交部在接到驻巴黎公使馆报告之后，按应有程序，对拟派我为首任驻法大使事征求法国政府同意。2 月 1日收到法国外交部的复信说，法国总统很高兴地接受我为首任驻法大使。2 月 8 日，我正式由国府主席命令提升为驻法大使。

中、法双方在完成使节相互升格的外交程序手续之后，我当然想早日离国去巴黎赴任。不过，还需要去南京向新外交部长请示，并和外交部商谈巴黎使节升级后的预算增加问题。1935 年 11 月初，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堂院子里，与其他领袖们坐成一排拍照时，有人行刺。幸而汪只受了点轻伤。但结果是他辞去了一切职务去医院疗养。12 月初，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遇刺，中弹身亡。这些不幸事件在南京引起极大的骚动混乱。委员长只好再度掌权兼任行政院长。并委派对他忠心耿耿并深受信任的顾问张群任外交部长。

这个新委任我不感意外。因为综观政府的对日政策，一般都估计到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必将是另一个亲日的日本留学生。由于这些重大的变化，以及我即将去法国，我必须去南京进行商议。

张群对我的看法似乎是印象很深。他要我尽快到法国去，以便就地了解情况，并及时将国际局势详细向南京汇报。

我于 1936 年 3 月 26 日离开中国去巴黎就任大使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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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任驻法大使的第一年；欧洲局势的进展及对华新政策（1936 年 3 月—1937 年 3 月）

我在 1936 年 3 月 26 日搭“维多利亚”轮离开上海，同船有去罗马的刘文岛大使。来码头送行的有宋子文、段祺瑞将军、意大利大使罗亚谷诺和卫戍司令等约 150人。航海三星期，我到达欧洲已是 4 月中旬，在我呈递国书之前，有很多事务待理。正式呈递国书为士 936 年 4月 30 日。

根据外交惯例，新到任的使节要拜访外交界的各个同行和法国政府的官员，并等待对方的回访。这种交互拜访，给我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以探询各国代表和法国政府一些领袖们的观点和看法。

4 月末，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并送上一份国书的副本。借此机会，我问他对整个欧洲大局的看法。

他说欧洲形势确实令人焦心。不过，他还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以它为中心，进行磋商，找出维持世界和平的道路和办法。他还认为只有欧洲局势取得相当进展之后，才可能考虑远东问题，同时，他还觉得欧洲局势肯定会有一段捉摸不定的时间。例如，在法国，即将大选，而大选之后必然要有的政府改组，会造成一时的混乱。

实际情况是在 5 月 3 日的大选中，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弗朗丹掌握外交权的政府被认为是反动的政府，彻底垮了台。共产党在国民议会里得到 82 个席位，比过去席位增加三倍。5 月 8 日葡萄牙公使来访，他很熟悉法国政局。他认为，社会党人一旦掌权，就不会像他们在选民面前表现的那样激进。

5 月 8 日，拜访了英国驻巴黎大使克拉克爵士。我们讨论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战局。他带有轻蔑的口吻认为那已是既成事实。6 月 4 日他回访时，口气依然如故。

他还觉得继续对意大利制裁是多余的。我们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比利时大使登特根伯爵和我在 5 月 14 日晨有一次交谈。他为人和善友好，精力充沛，曾任职于北平和东京。

照例，我向他提出欧洲问题。我问他对于欧洲局势有何看法，以及德国追求国际威望和它的扩张政策究竟要走多远，他的回答饶有风趣。他说我好像在问他：“这辆汽车要开多远。”他的答案是：“这要依驾驶者的意志而定。”

他说，德国已经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它野心的限度，就是它活动的限度。它感到它自己的力量，并决心拿到它认为应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比利时大使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不过，他这种悲观的论调，与匈牙利大使在回答同一问题时的乐观情绪大不相同。匈大使说，在欧洲列强的各个阵营之间是有很多问题，但他相信，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

展望国际前景忧心忡仲，和我有同感的又一例子是地处欧洲中心瑞士的公使杜南特先生。他从瑞士回来以后答复我的提间时说，在一个全副武装到牙齿的欧洲，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也不得不加强军备，整顿防务，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他感到瑞士四面都是强邻，武装自己是必要的、正当的。瑞士人民不愿在明媚的清展一觉醒来后，被告知他们的城市已于昨夜被敌人占领。

我和外交使团的同仁们以及法国政府官员的谈话是广泛的。其中对国际前途持悲观论的占多数。自从我来到巴黎后，欧洲情况在不断恶化。以德、意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的关系，剑拔弩张。而且依我的看法，英、法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摊牌，这样就给德、意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可以放胆推进，不必担心会遭到强烈反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局面。欧洲局势愈来愈糟是意中事。我在 5 月 16 日答复外交部的提问时曾报告，意大利已秘密通知法国，它将把整个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帝国版图。法国劝告它不要走极端。不过这个劝告只是耳边风，罗马不多几天就发出合并埃塞俄比亚的通报。伦敦和巴黎对这件事的唯一反响是保留最后意见。当国际联盟行政院开会讨论此事时，英、法两国代表同意意大利问题不仅是对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

中国的政策，在与本身利害侬关时，要与英、法及华盛顿合作，因此，南京当局急于要知道法国对意大利行动的真正意图。情况表明，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行为似乎采取的是默认态度。南京要我澄清这件事。我答复说：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通知，迟迟未作肯定答复，并不惫味着法国对这件事的默认，法国政府要我们等待观望 6 月国际联盟开会的讨论结果。

会议召开之前，我于 5 月 28 日曾和驻罗马大使刘文岛一起去德国巴特瑙海姆和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商。尚能忆及，那次会是讨论意大利提出的意大利愿意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交还在天津的租界，换取中国户止对意大利的制裁（制裁是国际联盟会员国因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采取的行动）。墨索里尼要刘文岛代表中国在五天内答复。刘希望得到汪和我的帮助。我同意这么办，但条件是我们应首先取得英、美的谅解，并保留我们不承认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态度。汪精卫也认为这很必要。并说，目前英国对我国虽帮不了多少忙，但是如果跟它对立，可能为害很大。（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虽然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可是各方面仍然认为英国是制裁意大利的领头人。）

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对意制裁。对这一决议，许多观察家，包括我在内，一致认为这标志着集体安全体制的彻底破产。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就爆发了内战，进一步将欧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开始德、意就支持佛郎哥将军为首的叛军，苏联则支持当政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是最后他们联合英国，成为不干涉协定的主要倡议人。

当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之际，远东方面，中日关系依然十分阴暗。中国政府的政策仍是争取与日本和平解决。

这是政府中大多数人赞同的政策，只是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力求在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基础上和日本进行谈判，但这些谈判一一接连破裂。

在中国方面，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公众舆论反对与日本建立任何友好关系。虽然在南京政府里多数赞成与日本和平解决。但其中也有两派意见不一。一派以委员长为首，代表人物如何应钦之流，主要是在日本留过学的，特别是那些进过日本士官学校的官员们。例如其中包括张群。他在 1936 年任外交部长。把委员长对日本安抚姑息的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往前追溯，委员长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也是日本留学生。另一派的领袖人物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国民党和军队中的桂系，还有北方的军事领袖如张学良等都主张继续加强抗日。中国社会舆论因受这些派别人物及西北共产党的支持与鼓励，更是群情鼎沸。1936 年期间学生的抗日情绪逐步高涨，以致在后半年导致多起严重反日事件。

在日本方面，和平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和在满洲的军人的反对。虽然那时的军事冲突很少，而在满洲的关东军仍以巧取豪夺的各种方式加强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控制。11 月初，守卫绥远的中国军队，与受日本支持的蒙古军队，发生了激烈战斗。

年末，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互助协定，加入了德、意的行列，全世界已处在战争灾难的边缘，使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更加不利。由于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委员长指示外交部长重新研究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日、德签约来看，日本已加入德、意轴心，改变了全局。表明三个强国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侵略目标。日本方面，在军人集团影响下，正在积极准备条件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蚕食。

事情已经清清楚楚，无论中国谋求按经济合作的方式和平解决的愿望如何忠诚，日本外交代表们的态度显得多么诚恳，实际这种尝试是毫无希望的。

7 月 21 日，我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委员长和外交部长，内容是我和激进党领袖、国民议院议长赫里欧的一段谈话。会谈是在 7 月 11 日。我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诚恳坦率。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好感。

他给了我一个伟人的形象，单纯，有理想，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他当天下午来回访，我们畅谈了欧洲和远东的国际形势。

赫里欧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幸英国和美国借口军事准备不足、不能履行维护和捍卫这个条约的义务。

唯一与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并能广泛支持和给予援助的国家是苏联。两年前他曾到苏联观察，看到他们的军事准备已很完替，空军力量在欧洲也可称首屈一指。结果，他动议并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他接着说，现在苏联的重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他相信十年内，苏联经济和物质资源之丰富堪与美国媲美。中国如能与苏联携起手来，安全上可以放心，并能全力以赴，从事建设，开发资源。如果中国受到威胁，定能指望可以从西北方面（苏联）得到大量的军火与物资。

谈到传闻日、德有秘密军事同盟问题时，他认为毫无疑问，这已属事实。关于中国雇用德籍军事顾问一事，他觉得一旦与日本冲突，将对中国不利。他举出土耳其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由于雇用德国军事顾问而吃了亏。为中国计，最好聘用瑞士、比利时或荷兰人作军事顾问，较为明智可靠。

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府用电报汇报时，还补充说，我在南京时即曾提过，在我们决定对苏政策时，需要先探询英国的态度。我即将去伦敦与艾登交换这方面的意见。

我还汇报了我最近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谈话。

他说日本虽然仍在积极对苏备战，可是最近日本外交人员对他的国家好像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姿态。因此，他预料年底之前，苏、日冲突不会发生。

对中国来说，中、苏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多数领袖，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戒心，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非常警惕，认为这些活动完全受命于莫斯科。但是有些人由于感到中、苏两国对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对莫斯科意图的怀疑逐渐冲淡。

9 月 20 日，我从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第十七次大会。一星期后在公开辩论中，我为中国发言时，我自己都感到平淡无味。因为政府指示，不要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问题，我不得不删掉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大段。它几乎占原稿三分之一。

9 月 30 日上午，我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交换了意见。我同他在中日冲突中苏联能给我们以什么帮助。

他似乎很谨慎小心，不表示意见。他说远东问题是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整个世界问题的两个部分。他答应去和艾登谈谈。

10 月 l 日，我在秘书长爱文诺的午宴上见到李维诺夫。他告诉我，他和艾登的谈话无任何重要结果。法国外交部的马锡里那天也在场。马锡里悄悄地告诉我，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和艾登昨天晚上见了面。他们双方决定分别同东京进行斡旋，并将与我国政府联系。艾登自己说，他已经通知巴黎并分别电告他的驻中国和驻日本的大使。通知中、日两国政府。现在，他希望美国也共同行动。艾登还说他最近接到英国驻挪威和驻法国的大使的电报，认为当前形势不像我们说的那样严重。

同日我还见到美国驻伯尔尼公使威尔逊，我也问他对目前远东的紧张局势与中日谈判，他们能否协助使之有所好转。10 月 3 日我除同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外，又和李维诺夫再次交谈。李维诺夫告诉我，他也曾和勃鲁姆谈过。他听说，勃鲁姆将与美国商量向东京说明它们的意见。10 月 3 日的正式午宴上，英国代表团的克兰伯恩勋爵坐在我旁边。他说，艾登告诉他说，回伦敦后将亲自过问远东的问题。

以上是我为争取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地或分别地进行调解，以缓和日本的要求，在日内瓦谈话的要点，所有重要谈话我都已及时上报外交部。其中一份报告是关于我早些时候和李维诺夫的谈话。报告了李维诺夫如何谈到同我方合作的谈判，已经在南京进行。在另一份10 月 1 日的报告中，我询问这些谈判有无新的进展。

外交部 10 月 6 日给我回电，说委员长和部里都不知道中、苏合作的消息从何而来。电报还指示我，再遇见苏联外交部长时，请秘密地告诉他，任何有关中国和苏联关系的事，不要在正式的外交渠道之外进行讨论。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中国政府丝毫不受那些谈话的约束，也不承认其讨论结果有约束力。电报里还嘱我，向苏联外文部长暗示，中国政府不满意鲍格莫洛夫大使，希望换一位新大使。最后还嘱我以个人身份，探询苏联外交部长对中、苏合作的意见，并回报。

10 月 l0 日，我电告当天和李维诺夫会谈的情况。我们谈了远东局势，谈到目前蒋委员长和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会面，鲍格莫洛夫大使、欧洲的局势和合作等问题。

不过我的报告只限于外交部来电所提的问题。我向李维诺夫，我们上次谈话中他所说的，关于中、苏合作这一想法是否即指几年前所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一最初建议。李维诺夫回答“不是”。他说他心目中想的是关于我们两国合作的具体计划的一些谈话。我又问他指的是最近的谈话，还是很久以前的。李维诺夫说，自从提出讨论迄今已有几个月了，事情反反复复进展很慢。不过，莫斯科方面始终不了解讨论是否停顿了，或是中断了。

我随即提出，这种有关两个国家合作的重要问题，鲍格莫洛夫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李维诺夫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不想干预。我当时就又说，鲍格莫洛夫在中国当大使己经好几年，社会接触也很多，可是，他很少和中国外交部直接打交道。我说，鲍格莫洛夫大使好像对中国情况不很了解。李维诺夫却说，鲍格莫洛夫大使与中国政府间关系很友好，在中国又有很多朋友。他说：“我完全信任鲍格莫洛夫大使。”这是一句关了大门的话。于是我试图探明他所谈到的两国合作究竟是怎么一种想法。我在后来向外交部报告说，李维诺夫表明他的意思是一旦中国与某一邻国发生激烈冲突时，苏联首先将给以物资支援，因为它不能没有借口就立刻对那个国家公开采取敌对行动，当我问到苏联政府能否与中国达到军事合作的程度。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曾经向外蒙古派过军队。不过，中国政府对此不满，一句话，苏联早就有心与中国合作，可是中国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朝哪个方向迈步，“幸好，”他说，“你们的新任大使蒋廷黻不久将到莫斯科，我想他肯定会带有你们政府的具体回音”。李维诺夫又说，他将在 10 月 10 日回莫斯科，希望 11 月中能和蒋大使充分商讨。

我估计，情况是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把这样关系重大和应特殊保密的事跟外交部长张群谈。因为张是日本留学生，有很多日本朋友。由于这个原因，他一定是只和他认为是亲苏的或亲西方的国民党人如孙科和孙的好友傅秉常谈了。傅后来由孙科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荐为驻莫斯科大使。

现在我想谈谈就我所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时，汪精卫还在德国疗养。同时谈谈我和汪的几次商谈，以及汪与我和郭泰祺的几次会谈的情况，其中有两次。柏林的程天放也赶来参加。12 月 12 日星期六深夜，驻伯尔尼公使胡世泽在日内瓦正帮助郭大使和我处理一些国际联盟的工作时，我们得到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的消息。

凌晨两点我们都已回家休息，郭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刚接到汪精卫的电话，证实了蒋被扣留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南京要汪立刻回国。何应钦已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立即向酉安出发拯救蒋委员长（以后我们说的“南京”是指“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汪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星期日上午 11 时 45 分，汪精卫从戛纳直接打电话给我。显然汪在知道这个消息和要他尽快回国之后，立刻离开德国来到法国的海岸，以便迅速取道回国，他把告诉郭的话又跟我说了一遍，加了一句，中国的局势很严重。他要我尽快去和他谈谈。在这以后不久郭来告诉我，听说政府已将少帅免职。

我在得到这一事件的消息之后，曾立刻今我的一等秘书打了一个私人电报给外交部次长徐谟，可是整整两天音讯杳然。到 12 月 15 日才终于盼到徐谟的回答。他说；

“张学良一再致意这里的朋友们，对委员长的安全可以放心。经张的允诺，端纳已于昨天到达西安，但尚未见报。同时被扣留的有蒋作宾、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和钱大钧。据说钱大钧受了伤。张学良特别提出改组政府，在政府中接纳各党各派，并停止内战。这意味着要与共产党合作。侦察飞机曾一度在西安附近发现红旗。叛变者的企图尚未摸清。

政府军队已迅速前进向陕西省会集结，虽然击溃叛军易如反掌，可是大多数人认为应首先考虑委员长的安全。社会舆论和各省当局，包括韩复榘与宋哲元，都谴责张学良为叛徒，日本人持的是等待观望态度。金融市场虽受影响，但尚无崩溃迹象。”

12 月 16 日，星期兰，我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给张学良，我和张有私交。我劝他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盼迅速释放委员长，恢复他的自由。我还给蒋夫人发了慰间电。

同日我收到汪精卫送给我的一份他准备的声明，嘱我公布。25 日见到哈瓦斯新闻社的一条新闻，说委员长已经被释脱险。他在赴南京途中已抵达洛阳。我立刻将这个消息转给汪精卫。他那时正在“波茨坦号”轮船上，即将抵达苏伊士。

27 日，外交部来了公文电报，证实了哈瓦斯社报道的新闻，委员长已经平安离开西安，到达洛阳，将在那里乘飞机回南京。当天我立刻打电报给作为行政院长的委员长，向他祝贺并转达巴黎外交界和华侨社会感到的慰藉心情。

随后几个月，我听国内到巴黎来的人们谈到西安事变的各种情况。最有意思的是杨虎城将军评论张学良的动机的一番话。杨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著名的合作者。

这是 1937 年 8 月我们在巴黎的一次谈话。

大家会记得，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协议中有一条是不得对张、杨二将军采取报复行为，他们是可悲的西安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少帅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愿接受对他的犯上行为（说得轻点）依法受审。杨虎城没有照张的路走，而是辞去自己的职位，也许是得到默许，离开本土出国旅行，这就是他为什么来到巴黎的缘故。

我见到他时，西安事变是我们话题之一。他按照他的看法叙述了西安事变的实况。

他说有好几个理由促使他和少帅采取扣留蒋介石的极端措施。首先他和少帅都反对蒋的反共政策，尤其是蒋列出一张逮捕那些反对与共产党作战的军官名单。其中包括杨、张的部下。

实际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委员长指令张、杨肃清他们管辖地区的共产党，可是很多杨、张指挥下在西安的东北军，非常反对继续对共军作战。而是要想打回他们的东北老家。蒋介石因此亲到陕西省的首府西安督师，重新发动一次“剿匪战役”。共产党这时正忙于在陕甘边区从事建立新的苏维埃核心。

第二，杨将军说，他和少帅担心中央可能参加德、日联合防共协定。第三，他们二人都赞成采取强硬的抗日政策，而怀疑中央政府一意想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

杨说他和少帅制定对委员长实行兵谏的计划与共产党无丝毫牵连。在 12 月 12 日拘捕扣留委员长两天之后，共产党人才参加他们的讨论。

杨还说他和少帅把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告诉了宋子文，请他转达委员长。可是宋不愿作他们的居间人。因此才请蒋夫人来出面去向委员长说明他们关于对日和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他们统率下的士兵的待遇问题的意见。

杨将军最后说，他一向认为任何事，在作结论之前，都要听两方面的论点。他认为“偏见”是“公正”的敌人。很明显，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向我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当时他们的动机。因为那时正是日本威胁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但国内，甚至国外，都谴责他们这个行动是危险和荒唐的。杨将军所急于向我解释的是；他们的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仅仅是不同意和反对国家现行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的对日方针。

这里，我想谈谈南京政策的转变，由在广田三原则的基础上对日谈判修好，终于转变为采取着重争取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支援以抵抗侵略（至少是部分地）的新政策。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人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全部接受其条件的强硬态度，自然导致了谈判的破裂。与此同时，国际上合纵连横的情况也在变化，趋势逐渐明朗。我自己和驻在伦敦的同事，以及后来到西方了解国际形势和列强对中日冲突的态度的国民党要员们，频繁不断地发去函电，也有助于影响政策的转变。还有全国报纸所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及素负盛名的学者们和委员长嫡系以外的各军事派系的领袖们如东北派，以杨虎城为首的陕西派，包括广东、广西乃至云南的西南派所发表的意见，也都有此要求。这些因素，加上最后少帅对委员长的囚禁，和随后少帅作为他那一派的发言人与委员长的谈话，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方针，反对日本的渗入，抵抗日本的武装侵略等等，促成丫国家政策在委员长平安返回之后逐渐转变。从根本上说，由于国际联盟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没右采取反对的行动，接着欧洲的局势也随之恶化而日趋紧张。这才使得西方国家开始明白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是互相关联和互有影响的，因而对中日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欧洲事务，这一点更多地加以注意。法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所表示的同情与支持，以及给予的一些援助，可以说明此点。

远东与西方的局势的相互影响是明显的。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界领袖们的见解和策略虽动摇不定，可是也在远东和西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发展。

德、意侵略的日益嚣张，日本国内文职当权派被军人所代替，这些都促使南京政府最后采取一个崭新的政策。

至于说西安事变真正起了多大作用，也许是它最后加快了委员长和其他支持睦邻政策的南京政府领袖们的转变。它在后来南京政府的内部改组上也有影响。

中国的新政策一开始就很顺利，因为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国访问，如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陈公博和杨杰的去到欧洲各国首都，和胡适博士成为驻华盛顿的代表，都说明各国的政治领袖对中国非常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同情。并且，这种关心与同情都表现为实际行动。到 1936 年末，虽然日本多方阻挠，中国仍能与英国、法国、德国及比利时洽商信贷和巨额的铁路借款。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们能从法国银行界得到金融信贷，在德国、甚至在意大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地获得了某些种类的武器、军火和飞机。欧洲各国首都对中国各个使节的亲切欢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明，向西方寻求友谊，甚至为我们抵抗日本争取有力的支持，是个正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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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和远东严峻的一年（1937 年 1 月—12 月）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南京一经放弃其消灭共产党的计封，就能集中更大的力量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委员长的第一步是重新确立政府在华北的统治，使北方军人宋哲元和韩复榘摆脱日本人的影响。与此同时，继续致力于开发资源及发展国防工作。孔祥熙被派去欧洲，争取西方的同情和在经济财政方面与中国合作。各种贷款，特别是铁路建设与开发方面的贷款，已经与英、法、德及比利时作好安排。此外，由于中国的物质条件有所提高，西方对中国评价也有改善，因而也似乎更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合作。

4 月底，孔祥熙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开始其出使欧洲的双重任务：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访问欧洲其他各国首都，争取援助和贸易的特殊途径。

由于孔祥熙在伦敦参加加冕典礼后要在 5 月初到法国来访问，我为安排此事而忙得不可开交。5 月 14 日我与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约请勃鲁姆到我们大使馆午餐，同孔祥熙见面。说定日期后，我指出有件令中国人不安的事，哪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的对话。（我在 5 月 8 日为孔祥熙访问事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时也曾提出这个问题请他注意，他答应在他去伦敦参加英皇加冕时尽力打听这件事。）我告诉勃鲁姆，我们担心在英国和日本寻求相互谅解时，可能恢复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想法，即：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行动自由，日本承认英国在华南的自由。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不属于那种性质。他相信英国是偏祖中国的，仍然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

然后他重述佐藤离开法国前和他的一次谈话。佐藤现在是日本外相。根据这位法国总理的说法，佐藤坦率地谈了他的观点，并且说在很多方面他不同意日本政府的政策。佐藤认为，为了全面的利益，也为了日本的利益，都有必要取得日、苏和日、中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应该以与这两个国家有融洽的关系为基础。勃鲁姆说，佐藤甚至还说，他不知道会不会为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在日本招来杀身之祸。佐藤现在当了外相，勃鲁姆认为，伦敦的对话，会照他的政见进行。

我表示我也非常希望佐藤能够使他的观点在决定日本外交政策时占上风，并且不要在日本军人手里遭到大的麻烦。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的目的是劝说日本废除去年 11 月的德、日条约，或者至少减少它的作用，使日本回过来与英国合作。若是这次对话涉及远东问题，他相信英国将照佐藤的观点行动，即改善中、日关系及日、苏关系。

我提出，英国之所以想和日本达成谅解，是由于苏联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想要在远东维持势力均衡的缘故。

他认为不会那样。他说苏联一直在奉行和平政策，英国是很清楚的。苏联对日本作出让步之大，恐怕是其他国家作不到的。他反复说，他认为英、日对话属于一般性质，其目的是使英、日之间有更好的了解，并给远东带来安定，不会是像中国所担心的那样的性质。

5 月 23 日，我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九十七次会议及大会的一个临时会议。第二天，在同各方人士会见之后，中午我和秘书长爱文诺及行政院其他几位委员共进午餐。席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我，伦敦对话是一般性的，但很有用。土耳其的阿拉斯告诉我，他和佐藤很熟，1932 年他曾向佐藤建议，“满洲”可以地方自治，但仍由中国管辖。佐藤在他力劝之下，答应劝他的政府采取这个办法。不过那时中国政府对国联抱的希望太大，不接受这个方案。

这时已经安排好了孔祥熙一行人来参观这次国联行政院会议。26 日，孔及其一行到达日内瓦。我去车站迎接，并领他们去大会参观。27 日，中国代表团全体设宴招待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让他们和孔见面。各国外交部长都出席；其中有艾登、德尔博斯、李维诺夫、桑德勒及格雷夫等。埃及总理和美国代表威尔逊也都出席。

6 月 1 日是孔祥熙在法国首都作一周正式访问的头一天。我陪同他们一行去拜访法国总理勃鲁姆和外交部长德尔博斯。那天他还要谒见法国总统。

孔对勃鲁姆和德尔博斯都谈了英、日对话与太平洋协定的事。孔说，中国欢迎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的建议，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般性的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希望法国加以赞助促其实现。孔还谈了增进中、法经济与投资合作的愿望。

关于太平洋协定的拟议，勃鲁姆告诉孔，法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致力于集体努力以维护和平，事实上也一直在提倡签订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因此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订立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的意见是与法国政策一致的，而法国对此事之乐见其成不亚于中国。不过，他认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美国的态度极为重要。孔表示同意并说，据他所知，莱昂斯曾有机会向罗斯福谈过他要提出这样的倡议。

美国总统明确表示衷心赞成。勃鲁姆听了很高兴，并感谢孔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还说，美国的合作，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必要的。

勃鲁姆说，他一直认为中国是远东的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怀有和法国人民一样的向往民主与和平的激情。

他愿意向孔保证，法国将竭力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签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和平协定。

6 月 4 日晚上，大使馆设宴招待赫里欧先生。这给孔祥熙、美国大使蒲立德和我有一次畅叙的机会。

谈话由我提到莱昂斯在伦敦帝国会议上的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一事作为开场。我说，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很有希望得到英国政府和自治领的赞同。可是协定的完满实现，很大部分要看美国的态度。

孔说，他听说澳大利亚的莱昂斯和加拿大的麦肯齐·金在华盛顿已获得罗斯福总统赞成莱昂斯建议的印象。当然，日本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它当然应该受到邀请。如它拒绝参加，那它就不能责怪别人把它排除在条约之外了。孔相信鉴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动荡，国际上又陷于孤立，它会愿意参加的。苏联与中国的实力正不断增强，这使日本认识到，如果继续实行其恫吓与强横的政策，就不会不冒风险了。加入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将给它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孔间蒲立德，他对这个建议作何想法。

美国大使说，这个建议很可能成功。他相信美国政府将毫不迟疑地同意互不侵犯协定。九国公约已经多少有些偏离了原来的宗旨，缔结一个协定来稳定远东和太平洋局势是最好不过的。订一个新协定，还有利于把苏联拉进来。此外，他感到远东的局势和欧洲局势确是大不相同，情况较为简单，只是中、日之间有难题。其他的远东国家之间，不存在真正复杂的问题。与这个区域有关的国家不多，日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可能加上荷兰。而且日本不能指望继续玩弄讹诈政策而不冒战争风险，和中、苏联合的力量进行较量。

这不是日本所愿意干的事。

孔祥熙在巴黎住到周末，进行与他使命中经济财政方面有关的会谈。6 月 7 日离开巴黎去继续他预定在欧洲的旅行计划。我直到 6 月 16 日在他赴瑟堡途经巴黎停留时，才又见到他。6 月 16 日晨，我去巴黎东站接孔祥熙。他对在比利时受到的款待，尤其是国王的礼遇感到很高兴。他还对他和希特勒的两小时会谈十分得意。他说，希特勒向他解释，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因为中国本来是反共的，英国是反对搞集团的，法国和苏联是结盟的，这样，德国就去跟日本交朋友。不过，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并且德国还愿意增进和中国的友谊。孔说，希特勒还相信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德国一个师能对付两个苏联军。既然苏联不像有进犯的企图，德国也不愿轻启战端。

孔还会见过戈林将军。这位将军信口雌黄地批评中国贫穷不统一。他还说希望中国或蒋委员长把所有反抗的军阀一律枪毙，为了统一中国，杀掉一百万人也不为过。

那天下午，我陪孔乘火车去瑟堡。他将在那里乘“玛丽皇后号”去他行程表的下一站。在轮船上我见到郭泰祺大使和郭秉文。郭秉文是孔的一行人中来欧洲协助搞经济财政事务的。郭泰祺汇报了他在英国与各方会谈有关莱昂斯建议的太平洋协定的情况。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还告诉郭两月前他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罗斯福认为满洲问题是太平洋不侵犯协定的唯一障碍物。英国外交部次官贾德干曾问郭，对满洲问题，中国准备接受什么样的解决条件。郭已将此事报告了南京。接到的回答只问拟议协定中不侵犯的含义是什么，对满洲问题只字不提。贾德干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具体问题不解决，订立协定的这个想法是没有用的，他急于想知道日本对华北有何主张。他认为那才能很好地判断拟订协定的前景。

他告诉郭，艾登为这个问题拟与各国政府联系，不过他要先等日本提出建议。

苏联新大使苏利茨对我作礼节性的拜访。我告诉他，我听说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在帝国会议上建议的太平洋协定已被通过，委托英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去与各国联系。

苏联大使说，他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很高兴知道这件事。他对美国的态度也不清楚。他觉得美国是要谨慎从事，有时似乎是自私；不过他觉得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足够大的利益，可以指望它会赞成太平洋协定。我告诉他，美国赞成这个设想。在我和苏利茨谈话之后不久，中国的战争又爆发了。一切关于太平洋协定以及可能发展到美、法、苏和中国都参加的英、日对话的议论，都已烟消云散。

第二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外交努力

一、卢沟桥事变当时的外交活动

我于 7 月 8 日获悉在华北的卢沟桥及其附近爆发战争。7 月 10 日晨听说卢沟桥停火，双方同意撤军，心情稍得宽解。中午回访苏联大使苏利茨时，我和他讨论了这件事。我们谈话一开始，他就问我这次中日冲突的性质。我照外交部的电报内容告诉了他冲突的起因，并说，我认为这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衅事件。我补充说，双方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军队后撤——日本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撤至右岸。

苏联大使说，日本军阀特别是关东军一直在推行一种挑衅战略，最近黑龙江的苏、日冲突可为明证。他认为日本人还不准备打仗，只不过在试探苏军的实力或中国的抵抗意志。

次日晚间，哈瓦斯社报道北京南面又发生战争，东京的日本内阁召开特别会议。看来日本已决定采用战争政策，并新派了一位将军任驻天津的司令官。12 日哈瓦斯社报道，第二次休战后又有新的冲突。我同时接到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报说，形势极为严重，日本正从本土紧急派出两个师团。王想知道，如果按照国际联盟公约第十七条向国联呼吁时，法国会作何反应。我准备翌日上午去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

次晨我告诉德尔博斯，想和他谈谈远东的形势。我说由于卢沟桥事变，我早就打算和他见面，但我推迟了。因为，第一，我知道这时外交部长忙于欧洲问题。其次，因为我希望这一冲突可以在中国国内和平解决。不幸，形势每况愈下，目前已是万分危急。日本不但从朝鲜，而且还从本土调兵。第十师团已离开日本，第五师团随即出发。中国虽然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也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我继续跟德尔博斯说，鉴于目前这个严重情况，中国政府拟照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

我奉政府之命了解一下，一旦提出时，法国政府是否支持。（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在会员国——指中国，与非会员国——指日本发生冲突时，为了解决争端，可以请后者承认会员国义务。如果非会员国不接受，并向会员国作战时，可以按第十六条规定向该国施加制裁。）这位外交部长说，据他所接到的情报，当前局势确实非常严重。日本代办昨天早晨曾去见他，并且递交了一份照会。他把这份照会给我看。

我把照会匆匆看了一遍，照会长约一又四分之一页，内容是 7 月 11 日日本内阁特别会议后发出的公报。公报指责中国的二十九军的反日活动与所谓的连续挑衅行为。

并称，两次停战均因中国不守信义而遭破坏。同时宣称日本内阁已作出重要决定，派军队去华北，以防止最近的事件重演，维持远东的和平。照会还说，日本对冲突局部化，并达成和平地解决仍寄希望。但也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增强华北的兵力。目前情况是要看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否作出反应并改变其造成这次严重事件的不妥协顽固态度。公报末尾说，对在华北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日本保证用各种方法避免他们的利益受到危险。

外交部长说，他也知道日本与德、意有默契，要在目前欧洲动荡局面中混水摸鱼。他说，日本代办有些话使他更为担忧。日本代办告诉他，佐藤与中国和解的政策不现实，日本各界对他已有大量批评和指责，日本现政府已决定对中国施行积极的策略。德尔博斯的印象是日本在军阀主宰下，势将穷兵教武，以推行其侵略计划。

德尔博斯说，昨晚已致电法国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请他们与英国和美国协商，由三国联合出面，向东京和南京调停，以期能和平解决而不以兵戎相见。他说，他深知中国是一心向往和平，希望友好和解。不过为了避免日本方面的误解，他认为有必要向双方提出。

谈到中国拟向国际联盟呼吁一事，他说，在作具体答复之前，他自然要先和他的同事们商量。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一步骤是非常恰当的。我伺他，如果日本拒绝派代表出席国联会议，又该如柯处理？他说，日本很可能不派代表，在那种情况下，事情就十分难办。

我说，有一个当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即不幸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国。德尔博斯立刻接着说，任何行动，没有美国的参加是不行的。我提出九国公约第七条，有签约国之间可进行磋商的规定。我说虽然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呼吁需要和美国作出安排，以取得美国对国联采取的任何行动予以支持，但根据九国公约提出的呼吁，美国当然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德尔博斯认为，这个建议也需要研究。他答应在和他们政府中的同事们商量之后，立即回复我。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收到中国外交部电报，通知我，日本将于 15 日发动总攻，要我去争取各方协助或调停，盼能立即防正这一重大冲突。我把外交部电报的意思用电话告诉法国外交部巴吉东先生，并请他立即将这件事转达德尔博斯。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外交部长约我 15 日下午见面，

当我到达这位外交部长的办公室时，他首先问我最近中日冲突的情形。我告诉他，在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中国和日本在北平近郊又发生了三次冲突。在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后，中国击退了日本的进犯，当然，此外还有些小接触，不过，日本正加紧从朝鲜、满洲和日本本土继续派增援部队。中国政府也只好派兵北上，加强抗日军队的力量。局势仍然非常危急，正如我那次向他指出的那样，倘友好国家不能及时作出有效的调解，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德尔博斯说，这正是他想和我谈论的问题。他说他曾建议由英国、美国及法国三方出面，向东京和南京斡旋。可是美国主张单独行动。他说他知道美国国务卿赫尔已在此方面向中、日双方的驻华盛顿大使谈过。希望他们向各自的政府转达，美国希望两国克制，不要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知道英国政府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他也只好照办，而不像他拟议的那样，由美、英、法三国共同出面。他说，这就是他想和我面谈的原因之一。他补充说，虽然三国分头进行，但性质还是一致的。

关于拟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的事，他已经和英国大使谈过二他们都感到鉴于目前欧洲的情况，向国际联盟呼吁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觉得求助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英国认为美国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必要的。他说他已经和美国大使蒲立德谈过，他本人赞成根据目前事态的性质，援引九国公约进行协商的规定，但仍需向他的政府请示，再行答复。

在我和德尔博斯谈完话回大使馆时，立即接到美国大使蒲立德的电话，问我目前中、日之间的情况。他还问我已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属实。我把最近的消息告诉他，并指出形势非常严重。我说，中国正仔细研究向国际联盟呼吁的可能性。我还告诉蒲立德我对引用华盛顿公约第七条的看法，他对此好像很感兴趣。他说自从形势恶化以来，他还没有跟华盛顿联系过。

我第二天下午又去见德尔博斯，按指示把早晨刚收到的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面交给他。备忘录里总结了目前华北紧张局势的起因，并再三说明虽然对日本军队任何新的进犯必将竭尽全力予以抵抗，但中国政府仍极力寻求与日本和平解决。我并告诉他，同样的备忘录已经分送除日本之外的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也送给了苏联和德国政府。

德尔博斯看了之后说，中国政府采取这个步骤是恰当的。他将利用机会与其他收到备忘录的国家保持接触。

当我把我国政府的备忘录在巴黎交给德尔博斯时，郭泰祺在伦敦也把同样的备忘录交给了艾登。郭告诉我说，艾登认为我们的备忘录是合情合理的。美国虽不愿参与在东京的共同行动，但也在单独进行。不过艾登认为美国还是有参加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日本对英国的建议没有作答。很明显，日本对三国的调解相当冷淡。艾登说，实际上，日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郭还告诉我，他接到驻莫斯科蒋大使的电报，说苏联愿意参加三国联合的外交活动，而不想单独进行。莫斯科怕如果它被看成在支持中国，就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

日本人在卢沟桥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7 月 20日晚报载，日本军队炮轰卢沟桥附近宛平的中国军队。

双方后撤的协议，早在 19 日就有报道，22 日外交部电报证实了这个消息。签署人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先撤走一部，据说日军随后也退到丰台附近。

应孔祥熙之邀，我于 7 月 25 日午后前往伦敦。孔显然急于要和我谈谈国内的局势。我到达克罗伊登机场时，孔乘车来接我。在赴多尔切斯特饭店途中，他拿出几份电报给我看。其中有一份是委员长来的。电报告诉孔关于宋哲元与日本人签约的具体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

其中的具体条款，与何应钦和梅津在 1935 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基本相同，还包括查禁所谓的蓝衣社、共产党和反日团体。电报证实协定确已签字，电文最后部分是委员长对宋哲元的协议草案所作的批示。批示说，协定要是还没有正式签字，有的地方应作修改，如果已经签字，政府也同意。

在我将离巴黎时，也接到南京来的一份关于协定的电报。电报说，从日本军队在华北的部署来估计，蒋委员长担心日本人不出一星期又要提出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电报嘱我去见法国外交部长，请他出面劝阻东京不要再节外生枝。电报还说，倘日本再提要求，中国必将拒绝，倘若再施加压力，中国必将用武力抵扰。这样，大战势难避免。

我把这个电报交给孔和也到饭店来的郭大使看，经过讨论，我们三人一致同意，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这样也迎合了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根据孔和郭的建议，我起草一份致外交部的电报，由我们三人署名发出。

7 月 25 日星期一清晨，报纸登满了报道说日本人已给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于星期一中午以前将三十七师全部撤出北平，星期二以前撤出北平近郊口得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决定分头与英、法联系，请他们劝阻日本，不要实行最后通牒上的威胁。

郭在当天（26 日）早晨见到艾登。艾登答应电告英国驻东京的代办，劝说日本避免在华北采取行动。然后郭来和我碰头。我因在伦敦，当时无法和法国外交部长见面，我同意去见法国在伦敦的大使，告诉他我们的消息和意见。同时我还打电话去巴黎约好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在 7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会晤。

星期一晚，孔收到委员长发来的电报，他立刻让我们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同郭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我向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我请他先把谈话要旨马上告知德尔博斯，我在次日，星期三，将去拜会他。

那天下午，英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克莱琪来拜会孔、郭和我。在中日危机问题上，他好像只知道日本人的观点和日本人的说法，他说日本有许多赞成与中国和平友好的人。我们觉得他好像对日本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几乎‘无所知，因此对我们指出的日本在华真正企图表示怀疑。

晚饭后，郭泰祺来找我再一同去见孔，因为驻苏大使蒋廷徽从莫斯科飞来伦敦和我们大家交换意见二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蒋所谈的对苏俄和它的政策的印象，我们都极感兴趣，其中包括以下各点：（1）苏联的内部情况不宜于与中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日。（2）国内的食物供应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紧张的。（3）国内的军队虽然吃得不错，待遇也好，可是最近对军队的清洗和处决了八位高级将领，在全军造成了混乱影响。（4）斯大林还担心，任何对外战争，会意味着他的垮台。蒋廷袱说，那也的确是斯大林的敌人的阴谋：或者用行刺的手段，或者发动对外战争以除掉斯大林。

蒋还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大使馆都明确向他示意，如果中国寻求苏联的合作来对抗日本，那他们就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他说，苏联不会打，也不敢打，它怕战争。在蒋看来，苏联不会单独采取外交行动，除非和英、美、法三国共同出面。

翌晨，我离伦敦回巴黎。当我星期三正午回到大使馆时，有一则电讯使我高兴，它报告宋哲元指挥的军队收复了廊坊和丰台。我的馆员还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曾几次来电话要和我谈话。我们通了电话，约定我们两人在蜗牛饭店午餐，交换对远东形势的意见。

我和蒲立德见面时，我先把外交部证实收复廊坊、丰台的电报抄件给他看，这使他非常高兴。然后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我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中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现在已到了极限了。

蒲立德认为，日本确已走到了它扩张的末路，终将自取灭亡。他说，日本财力脆弱，社会也动荡不稳，跟中国的战争旷日持久，日本会发生意外的后果，我把蒋廷黻在伦敦说的话告诉蒲立德：驻莫斯科德国代办派秘书去见蒋，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

我告诉蒲立德，几天之后，驻莫斯科的意大利大使也同样派一位秘书通知蒋，说了类似的话。蒲立德听见这番话，明显地受到触动，说这是严重的和值得注意的。

在我问起他所理解的华盛顿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时，他说，美国的舆论一致主张不要卷入战争。美国公众对中国极表同情，但只能在不使自己陷人战争的原则下对中国加以援助。

他问，为什么中国不援用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他认为中国应该援用有关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每一个条约和协定，以唤起世界舆论的声援。不过，他接着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反映华盛顿的观点。华盛顿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回答说，中国一直在考虑援用他所提到的三个国际条约。中国政府甚至还为此探询过几个主要签字国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令人沮丧的。另一方面，没有他们的支持，求助于这些条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具体的效果。不过我也同意他的话，这至少可以激发起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

当天下午，7 月 28 日，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从伦敦回来。在星期日下午我去伦敦的时候，南京来了电报，指示我拜会他；并通知我，根据南京所得到的情报和日本人在华北继续制造咄咄逼人的声势，日本很可能会在一周内向中国提出一个无法接受的无理要求，并将以中国的拒绝为借口发动战争。南京政府指示我，要求法国政府运用其在东京的影响，劝日本不要贸然提出这种要求。我说，很明显，中国政府要我这样做是为了和平。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会拒绝这个无理要求并将全力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两国间的大战将无法避免。

德尔博斯说，他今天早晨收到驻伦敦大使的电报，并立即电告法国驻日大使，请向英国驻东京的代办问明情由，以便统一口径，向日本政府提出同样声明。德尔博斯感到这件事涉及 1901 年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北京 20 英里之内作战。这次在东京的外交措施能否奏效，他也没有把握。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一贯迫切希望能防止远东发生战争，并始终就每一步行动都与英、美两国政府一致，以期避免这样的冲突。法国政府也和伦敦与华盛顿一样，曾向东京及南京提出愿意从中斡旋。日本代办还说，他接到日本政府对法国愿意调解的答复，他的政府感谢法国的善意以及它的劝告、睿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不过华北的冲突是中、日两国政府都已深感棘手、难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直接有关的双方之间的问题已够微妙，第二者的参加，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

我告诉他，我坚信如果法国、英国与美国集体行动，保持坚定立场，日本也许会受到影响。在欧洲，虽然战争危机不时出现，和平屡受威胁，但各国至今尚能保持和平。我以为这是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顶住了意图发动战争和侵略的默武集团所致。法国和英国的团结，加上美国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以法苏友好条约为后盾，在欧洲形成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使侵略集团有所敛迹。不幸，在远东没有这种势力的均衡。在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没有能组成联合阵线，因而日本得以称霸而为所欲为，给和平造成极大危害。

德尔博斯说，法国一直赞成集体行动，并确信三国集体力量对日本的影响，胜于分散与单独的行动。可是在他看来，美国态度冷淡不太积极。在这次事件中，他不知华盛顿究竟有无行动。

我告诉他，按照我国驻华盛顿大使给我的电报，美国国务卿星期一向王正廷大使说，他要打电报给美国驻东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外交声明。听说这个声明的性质与英国的很相似。

翌日晨，7 月 29 日，华北来的消息最令人心寒。报道说，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去向不明。二十九军已于27 日星期二晚 11 时全部撤走，日本军队于 8 时 30 分开进这个古老的都城。接到这个坏消息后，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宛平失守的头一天，冯治安还在声称那是我们的神圣土地。宋哲元说，绝不放弃一寸土地，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两大之后就撤出北平。中国的历代故都，现在已落入日本人之手。

不久我又收到天津及其附近发生激战的消息。30 日的报纸登载日本猛烈轰炸人口密集的总站、东站、邮局等地，平民伤亡甚大。情况严重，使我很想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一谈，并接待前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

我本打算去拜望瓦伦纳，但他表示愿到我们大使馆来。我告诉他我有两个问题要和他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战时物资经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尤其在日本人要封锁中国口岸的时候。这个问题影响深远，我拟在另一章里论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俄。

瓦伦纳说，在目前情况下，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对中国是重要的。他说，苏俄对日本的利害关系和中国是一致的。苏俄所受的威胁的确比在远东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据他了解，苏联在满洲和朝鲜整个边境都驻有重兵，海参威还集结有大量军用飞机。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和镇慑作用。

当天晚间在苏联大使馆与苏利茨大使谈话。我想知道他了解到的苏联政府在目前中日冲突中所持的政策。

他说，第一，在当前危机中，苏联全心全意同情中国；第二，苏联认为，它与中国对日本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并乐于协助。至于军事合作，他估计这是我谈及苏联政策时心中所想到的问题，但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补充说，即使苏联在远东不能与中国结盟，以共同行动对付日本。苏联的态度和政策也会是对中国有帮助的。苏联已经沿满洲前线驻有重兵，使日本不得不用很多师来防范苏联。苏联对日本的利害关系与中国完全相似。苏联要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中国，只是由于当前欧洲的局势，苏联不能在军事合作上作出承诺。

二、战事开始波及上海时的外交努力8 月的头一个星期，有东京和南京即将发生全面战争的明显迹象。南京好像有决心抗战。B 月 3 日旧陆军大臣在东京国会说，用军事行动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再拨款三亿日元。

8 月 2 日，我拜会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商谈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与苏联军事合作这两个问题。说到后一问题，我首先指出，目前远东局势，苏联和中国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我告诉德尔博斯，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在军事合作上能跟莫斯科达成协议，这件事就能阻止日本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我告诉他，这事我在巴黎曾和苏利茨谈过。中国驻伦敦大使也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说过。但是苏联和它的代表们对这个主张表现犹豫，不愿接受。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军事上参加中国一边，可能会挑起一场欧洲的战争。然而，我告诉德尔博斯，我的印象是：苏联持这种态度的真实原因，大概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

法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

我告诉德尔博斯，我一直认为英、法、美和苏联倘能组成联合阵线，用不含糊的口气向日本讲话，仍有可能阻止一场全面的冲突。

德尔博斯认为，远东局势的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犹豫不定，深恐集体行动会使它陷入不能脱身的境地。德尔博斯说，法国在这类事情上总是赞成集体行动的。

我随又问到德、苏的关系是否有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危险。这位外交部长说，只是德国态度对苏联极端仇视而已。我说，这两国无共同边界，除非在地理上位于两国之间的波兰的态度有变化，否则德国不容易向苏联进攻。

这一时期的欧洲局势，凶兆很多，许多政治家的精神都集中在这上面。但是他们都无力阻止其发展。

8 月 6 日，我在大使馆接待日本新任驻巴黎大使杉村。

他说，我们现在的会晤，并不是真正愉快的，感谢我肯接待他。我坦率地告诉他，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为，不仅中国和中国人民忿恨，全世界都很有反感。我肯定，甚至和现时世界舆论及国际思潮有接触的杉村本人，心中也不会赞成。我说，日本军人的行为是属于封建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前，这些行为也许会受人尊崇。在二十世纪它们可就过时了，

这位新大使回答说，一个日本外交家的作用实在有限。但是他说，他希望并且相信，从长远看，中日关系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局。

杉村大使随后说，根据那天他刚收到的电报，他必须承认，他在目前感到悲观。也许半月或一月后会稍有眉目，有可能达成和解。我告诉他，就目前华北局势而论，我也对眼下的发展毫不乐观。

他说，他一贯相信中日关系应该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他还说，天皇木人一向是爱好和平的。牧野子爵和西园寺公爵等政治家的主张也是这样。

我告诉他，日本肯定有一些对未来有锐敏的眼光和留心世界舆论趋向的政治家。日本的困难难在这些人属于少数，影响不了在日本政治机构中占优势的军人。

衫村提到，日本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员，相信国际之间应当合作。但是他说，世界形势已大为改观。一段时期国际联盟曾坚持贸易均等、门户开放那样的公正原则，但是这个日内瓦机构已经失去了不少影响和威望，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对国联已经没有任何诚意和信心。实事是，现代国际生活不能用固定规章来约束。

换句话说，国际间生活不能停滞不前，面临严重需求问题的国家，应该有一条出路，和一个解决它们本身问题的机会。日本不再指望由国际联盟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国际生活的发展，在国联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相信大国间应该直接合作。

我告诉他，我完全能理解他所说的问题确是事实。

但我认为，肯定能用别的途径去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

我说，国际生活的演变，必须面向法律和秩序及广泛的合作。目前世界各地的动荡不安局势，可以概括为武装侵略与正义之间的斗争。

杉村说，困难在于，人们对正义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一个人认为是正义，而另一个人并不一定也认为是正义。

我说，这是一件要由世界舆论来决定的事。

事后回顾我们的谈话，我觉得他很健谈，想表现得坦率，但实际相当狡猾。

几天来，局势紧张有增无减。日本人巩固了上海周围的阵地，两师中国精锐部队也到达前线，准备好迎战日本的可能进犯。8 月 13 日战争爆发，而且很快就由郊区扩大到市中心。

15 日的新闻报道说，中国飞机轰炸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时，炸弹误落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街上，炸死一千多人，受伤的中外人士更多。我非常悲痛，我有家属和朋友在上海。谈到外交方面，逸次轰炸对国际的影响必然是很深远的。不过，15 日也有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日本人在北方进攻南口失败，正在后退。

16 日上午的巴黎报纸还在对炸弹落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事上大做文章。日本进攻南口失败的消息几乎不提。上海侨居着大量的外国人，还有大量的外国投资。那是中国最能引起国际关切的地方。这个特殊事故，直接影响到法国人及法国人的财产。

16 日下午，经事先约定，我见到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他解释说，德尔博斯不在时的代理外交部长肖唐也离开巴黎去休假了。肖唐在星期六（14 日）临走前要他和我谈上海法租界炸弹事件。这就是他约我谈话的原因。然后他说，他一向自认是中国的朋友，在目前危机中，法国公众舆论也一直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同情，可是中国空军轰炸法租界，激起了反感。那天有些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法国政府对这件事采取什么对策。由于这一可悲的事件，舆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感到，如果在法租界再发生这样的事，会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普遍同情和友好，甚至法国舆论将完全变得对中国不利。法国政府不愿看到这样发展的出现，但要防止却无能为力。

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与法国合作，严令空军停止再向法租界投掷炸弹。他说，法国驻中国大使那齐亚已奉命向中国政府杭议，并坚决要求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我理解莱热对我谈到这次意外事件的心情，并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这件事我已收到政府发来的两个电报。

通过调查的结果，看来整个事件确出意外。那架中国飞机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炮火击中。飞行员受了伤，失去控制。炸弹从装置上脱落，不由飞行员自主地掉下去。我告诉他，更为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和几位友好国家的公民丧了命。我说，那是一个特殊情况。日本饭机一直在向法租界以南的虹桥机场进攻，甚至出击杭州。中国空军被迫派飞机在空战中将它驱走。我加上一句：防止炸弹落到某一特定的地点是极为困难的。我问：是否向东京提出了同样的抗议。莱热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解释说，没有日本飞机在法租界上空飞行。

我回答莱热时告诉他，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日本军舰撤离黄浦江。因为就是这些军舰沿着紧靠法租界的外滩停泊，充当了日本向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对准中国防御工事的炮火和空袭就是来自这些军舰，日本派遣四十多艘军舰到上海来进攻中国，挑起战端。为了自卫，中国政府不得不命令部队进行抵抗。中国是侵略的受害者，再没有比消除冲突的根源使中国更高兴的事了。

莱热说，8 月 14 日收到法国驻华大使来的几份电报。

根据 1932 年中、日停战协定而设立，由五个代表和中、日两国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8 月 12 日开了会。五国的代表建议日本撤走它的军舰，中国将部队撤到 1932 年停战协定所规定的界线之外。但是由于双方都已违反协定，并将此事提交各自政府。各国大使也已向两国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告诉法国大使说，它准备撤走它的军舰及增援部队，条件是中国先撤退它的部队和民兵到 1932年协议的界线之外，并毁掉它的军事设施。

莱热接着说，五国的代表还和蒋介石将军本人讨论过。委员长表示怀疑日本建议的诚意，并嗤之为日本人的花招，想借此争取时间，调兵增援。8 月 14 日日本驻巴黎大使把日本政府的想法告诉了他。莱热说，他在谈话中也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认为拆毁中国的军事工事太过分。日本大使于是说，如果中国军队和民兵先撤到上海地区之外，日本可以不坚持拆毁中国军事工事作为撤退日本增援军舰和日本现骏上海的海陆军的先决条件。

莱热接着说，五国代表转达的日本建议，由于蒋委员长对其诚意表示怀疑，而且进一步要代表们保证日本不利用这一间歇时间增派援军，大家提出请日本在南京的代办直接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此建议。这是 8 月 14 日的事。当天晚上，战事再度展开，已无法进一步会谈。

因此那齐亚来电说，五国代表认为在当地的外交努力已告失败。

莱热说，两天前法国政府从莫斯科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决不介人中日冲突。

8 月 23 日我拜会莱热，并转给他南京政府为上海炸弹事件所作的正式答复。中国政府对这件事表示歉意，那架飞机为了反击日本侵略而作合法自卫，迫不得已在法租界上空飞行。由于飞行员受了伤，那颗炸弹是在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坠落的。现已严令尽可能避开法租界，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

莱热说，这些话已经听我上次讲过。他记得我说只要日本军舰从租界附近撤走，中国政府就要尽可能避开法租界。莱热告诉我，在他见过我之后就立刻约见日本大使，请他敦促日本政府从租界附近撤走其军舰，以满足中国的务件，使法租界的安全得到绝对保障。日本大使 24 小时之内回了信，说日本舰只已从租界附近撤走。

可是上海法国领事报告说，中国飞机仍在飞越租界上空。

经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拥有租界上空的主权，有权在上空飞行。这使莱热感到意外。

租界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国政府早已明确表示了它的观点。他知道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法国的观点来看，租借期间一切权益自然属于承租者，像租房子的人有一切权利使用那个房子，并可采用必要的措施，保证它的安全一样。他接下去说，这是个法律问题，现在不是进行学术探讨的时候。

他说，由于轰炸危及法租界的生命财产，租界的法国军事当局曾要求，并已发出指令，向任何飞越租界的飞机开火，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如果法国军事当局不得已向中国飞机开火，莱热认为，这马上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法国在帮助日本反对中国，因为错误的一方是中国。他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中国一定要尽力避免。

莱热接着说，日本人在到处争取同情上做得很聪明。

他回忆满洲事件发生时，全世界都同情中国，指责日本。

但是，通过日本人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宣传活动，很大一部分同情心被日本拉了过去，对中国的事业很不利。目前事件中，日本又在巧妙地争取国外的好感与同情。它马上下令从租界撤走它的军舰。日本和法国军队在天津的冲突，也很快让法国人得到称心如意的解决。天津法租界内的邮局和电报局问题，日本人也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严格地说，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如果像以往的作风，坚持要接管中国的邮电局（这些邮局和电报局，除普通邮电之外，还收发军事消息），法国人也只好移交。但是日本政府对真正控制天津的日军施加影响，不让他们在当地用强迫手段实现他们的要求。

照莱热的意见，目前重要的是，中国应万分谨慎，不要失去法国的同情。因为法国工厂向中国供应军火和印度支那过境运输这两件事，政府正在考虑作出决定。

中国倘继续不顾法国的权利和情绪，那些像他那样一向对中国有好感并愿意帮助中国的人，就不好开口替中国说话，即使在法国政界中，也无法增强中国的地位。我说，中国想竭尽全力保持法国的同情与友好。我完全同意巩固法国人民友好情绪的必要性。

8 月 23 日星期一，有报道说，尽管中国在竭力阻止，日本人在上海还是登陆了五万人。星期二日本新闻社报道，日本占据了张家口和长城的一个关口——居庸关。8月 23 日日木军队登陆的局部成功使上海战争局势改观，中国军队被迫退居守势。

9 月 2 日，外交部关于中国战事的电报稍稍令人振奋。

电报说，虽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罗店战事十分激烈，中国军队仍能守住所有的阵地。同一天，我拜会了德尔博斯，告诉他，中国政府已在 8 月 21 日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全文已公布，内容与其他互不侵犯条约相同。

可是我拜会德尔博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达上述消息，而是正式通知法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将中日冲突提交国际联盟。这个问题，和争取外国接济中国的问题，不久即将要求我付出我的全部精力。

第三节 在国际联盟的外交活动

1937 年 7 月 12 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来关于卢沟桥事件已使华北局势极端严峻的电报。他要我了解，如按国际盟约第十七条向国际联盟申诉，法国将持什么态度。

我立即安排会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他答应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赞成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不过我想要考虑是否可引用国联盟约的另一条，如第十一条，或其它有较大活动余地的条款。还有一个牵涉到美国的问题。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援用华盛顿九国公约。由于三个主要国家，英、法、美国都想用协调行动而不采用集体行动来迫使中日问题解决，以国际集体行动来处理中日局势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但他们的尝试很快就证明无效，并且宋哲元 7 月 19 日签订的地方解决办法也未能使局势缓和超过一星期，于是有必要重行考虑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集体行动方式。

总的说来，向国际联盟申述这一主张，伦敦和华盛顿的当政者认为国联本身软弱无力，因而怀疑它是否行得通。法国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显然是因为法国一向把国联看作是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堡垒，一心想把它树立起来。但是由于国联首先对满洲事件，接着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然后对西班牙的局势均无所作为，或行而无效，无处不使人失望。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同样感到制止侵略的任何国际行动，除非能说服华盛顿参加，仅向国际联盟申诉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美国如能从旁支持，法国仍然希望看到中国提出申诉。

1937 年 8 月 19 日，中国的战事扩大到上海后，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为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打电报给我。他说，政府已近于决定采取这样行动。他指示我请求法国政府给予支持。我约定 8 月 21 日直接与法国总理肖唐面谈。

我同时征求了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的意见。20 日，他们通知我，如果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应注意必须绝对防止美国援用中立法。

这就是说，我们以日本非法使用武力为依据提出申诉，类似于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因而美国有可能立即援用中立法，从而使美国人向“交战国”任何一方出售或运送武器与军火，或给一方以正常商业性以外的借款，都成为违法。中国外交部自然对美国应用中立法于中日冲突问题深为关切。因此，外交部一直根据中国迫切需要国外供应军火，在华盛顿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20 日，外交部电告我，华盛顿已同意暂缓援用中立法。

在 8 月 21 日和法国总理肖唐谈话时，我说：中国政府认为必须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要我同法国政府洽商，以期得到法国政府的全面支待。

肖唐说，他要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之后才能给我明确的答复。此外他还要和伦敦磋商。但是我们仍对此事继续交换了个人的看法，谈话中他认为，在国际联盟里，任何有关中日冲突的讨论，都可能加重两种思想的对立，使中国得不到任何具体效果，他说，应该考虑到，任何空洞的国联决议，即或是全体会员都支持，是否能对日本的海陆军起到什么抑制作用。他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各大国的行动，日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肖唐认为，内阁会议将在 24 或 25 日讨论我提出的问题。到那天，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也会结束短期休假归来。因此我安排在 25 日下午去见德尔博斯，就中探询在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的问题上，法国抱什么态度。

见到德尔博斯时，我告诉他，在他休假期间我已同肖唐谈过，中国有意将中日冲突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并且问过肖唐，在国际联盟会议上中国政府能否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这位外交部长说，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作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应自行决定是否提出中诉。法国一向衷心拥护国际联盟的事业，将尽力在日内瓦支持中国的立场。至于这一申诉将能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他说，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国际联盟在多次表现其软弱无力之后，对处理问题所拟议采取的行动都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益。

我说，我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可以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在 1933 年 2 月，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实质上就已经这样作了。

德尔博斯说，他尚未研究过那一决议，但是总的说来，中国向国联申诉，在精神上可能有些好的作用。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盟约的原则。国联的各会员国，尤其是大国，可以在道义上支持中国的申诉。他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做，还可以引起全世界对远东局势的现实加以注意。

郭泰祺大使在同一天会见了英国外相艾登。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看法，关于中国打算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艾登和德尔博斯的说法基本相同。郭说，他还告诉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那里战败，日本将统治上海，控制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英国，它在中国大陆上的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中国如不幸失败，遏制日本扩张的重担必将落在英国的肩上。香港及英国在远东的其他领地也要受到威胁。

那天晚上我接到报告，得悉法国外交部情报和新闻司的负责人、前国联事务负责人柯美尔所作的研究结果。

他的意见是如果中国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实行制裁，这只能在承认战争状态之后，才能作到制裁。但是承认了战争状态，会迫使美国和有些国家宣布中立，因而会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这个报告还说，英国正在徐缓地转向积极行动。但是如果加以催促，他可能反而不动了。

英国在决定它的最后决策上，还是十分缓慢和小心谨慎的。

他还说，来自中国的战事消息，未能有助于争取国外的支援。官方的公报应该真实可靠。希望中国军队能打几个胜仗，这对国外提供物资是个鼓舞，更容易得到积极的援助。因为各国政府的当政者，一般更乐于帮助强者而不愿帮助弱者。

次日，我电告外交部，巴黎在与伦敦磋商之后，对我国拟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一事作了答复。伦敦与巴黎的语调相同。两国都切盼美国的合作，而且认为即使国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也不能没有美国的合作。虽然华盛顿不赞成援引九国公约，法国外交部感到我们拟议的向国际联盟申诉，至少可以保证获得像九一八事变时美国与国际联盟那样有利的协作。我补充说，国际间对中国的有效支援，关键在华盛顿。

8 月 30 日，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胡世泽，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阐明中国对当前与日本冲突所持的态度，及日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 1931 年开始的侵略扩张计划的继续。照会强调说，鉴于日本违犯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进行武装侵略，中国正在为自卫而战。

胡世泽向秘书长爱文诺解释说，照会是关于中国事件的一项声明，中国希望秘书长通知远东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是根据 1933 年 2 月 24 日大会决议为观察中、日局势而设立的。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这一行动的意图，是为恢复利用这个委员会打下基础，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一个美国观察员。

此后在中国方面，就是决定什么时候提出申诉与采取什么步骤以及援用盟约的哪些条款。我和在欧洲的同事们，尤其是那些不久将和我在日内瓦共同参加国际联盟下一次大会的同事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申诉的策略和程序方面，多次交换意见。我还亲自和国际联盟的官员及法律专家磋商，并要求我的同事们也这样做。同时还要继续探询几个主要国家的看法。

国联行政院第 98 次会议定于 9 月 10 日开会，大会定于 13 日开会。我于 9 日晨从巴黎乘汽车出发，当晚到达日内瓦。我刚一到，常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办事处主任胡世泽向我报告了他最近的工作和与各方的联系。

他说，英国的贝克已见到拉西曼博士，主张中国应提出三项要求：（1）宣布日本为侵略者。（2）不给日本武器与贷款。（3）援助中国。

下午，我参加了秘书长爱文诺在他家里举行的午宴。

我一直把午宴当作能和其他客人，尤其是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们谈话的机会。首先，我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讨论法国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的反应。随后又谈到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己决定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和十七条。我解释说，按第十七条规定，可以向日本发出邀清，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那样，中国打算要求国际联盟宣布日本为侵略者。我说，这并不是要求实施制裁，而是要全世界对当前中日冲突的是非问题，在道义上作出判断。我对他说，这是国际联盟最低限度应该做的，也是能够做的。我向他保证，中国了解国联的实际情况，办不到的事，我们不会提出。但是有些事情是国际联盟能够做的。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国联仍能做点有用的事，以帮助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

这位外交部长认为，中国的克制精神是非常明智的。

但是，他急于想知道美国是何态度。他说，在目前欧洲的形势下，美国的协作对国际联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合作，国联一件事也做不成。

我告诉他，我在华盛顿的同事一直在与美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告诉我，虽然美国并未答应提供帮助，但却切望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这种局势中不与别的国家合作。我的印象是，一旦国际联盟邀请美国合作，华盛顿的回答大概是会赞同的。

德尔博斯认为，最好是援引盟约第三条，把申诉提交大会。然后大会可以将问题提交 1933 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

在秘书长午宴上，我见到德尔博斯之后，立刻去和李维诺夫谈话。但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完全用在同样重要的苏联可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上，所以对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这件事，就未得机会探询他的意见。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他。

11 日见到李维诺夫时，我立即通知他，我将在一二天内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将援引盟约第十和十七条。

我向李维诺夫解释第十七条的程序，并说，虽然我无意坚持制裁，但我要求宣布日本是侵略者。我表示希望他能出席行政院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支持中国的申诉，作支持中国的发言，他同意了。总之，他的答复还是令人安心的。但是他认为，还有一些事也应该做。例如，阻止日本从国外得到援助，而中国则应该要求得到具体援助。他建议我们，设法停止英国和美国银行对日本的财政援助。

我于 11 日下午到爱文诺的办公室去见他，继续讨论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将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一七条，很想知道他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我告诉他援引第十一条的程序可能造成拖延，甚至遭到失败，因为要实行包括冲突双方的投票表决。因此，是否援引此条，仍在考虑中。我又说，日本是非会员国，要遵循的程序实际应该是第十七条的。但是这一条以前未经用过，如何实际运用这一条，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意见。

他说这一条确是从未用过，虽然在芬兰和苏联纠纷中曾提出过一次。他觉得，这一条程序非常严格，如果一个被邀国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的决议，除照规定进行到底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他说，照目前的情况，差不多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邀请。那样的话，立即会导致运用第十六条实行制裁的问题。日本当然也可能完全不予理睬，这样将使国联处于手足失措的困境。

但是他向我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制裁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由于从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冲突得到的经验，甚至过去曾赞成实施盟约原则的国家，现在也反对制裁。

他说，大多数会员国似乎对“制裁”一词畏之如虎。

谈到可行的步骤，我告诉他，国际联盟应当宣布日本是侵略者。这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寄厚望于国联的。

我说，这一宣布可以奠定法律基础，在情况发展到可能实施一些行得通的措施时，能以它作为依据。

秘书长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因为他相信，目前任何实施制裁的要求，都会吓倒联盟的其他会员国，使它们不敢支持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他说，要求用什么程序，当然要由中国来决定。但就目前情况而论，他肯定认为以不引用第十七条而按第十一条程序行事为好、至于采用十一条规定的哪些措施，他认为，该条包括的范围甚广，根据该条，采取任何行动均无不可。这要看大国的态度如何而定。就他所知法国和英国的意见，都不会支持任何制裁的要求。

爱文诺也提到，美国的协作极为必要。从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申诉一经提出，就可以要求将它转到大会在 1933 年根据远东局势而成立的顾问委员会。他不敢肯定美国现在是否同意参加该委员会，但他觉得，既然 1933年接受过邀请，这一次也许不好不参加。

9 月 12 日，星期日，我口授了中国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的向国际联盟申诉的照会。当天晚上将这一照会连同由驻巴黎大使馆转来的外交部补充声明，一并送交国际联盟秘书长。补充声明中提出一些最近的事实，并强调日本轰炸红十字会单位、平民、教育及文化机构等，违背了人道的准则。13 日，星期一，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艾登走过来和我交谈。他说，他恐怕即或引用第十七条的明确目的是在邀请日本参加，也会使美国使用中立法。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态度。我将中国对美国的看法的印象告诉了他。

我走过去和爱文诺商量，我想在大会上作第一个发言，以便给主要国家一个议论中国事件的机会，他认为这样最好。关于将中国申诉列入议事日程的程序问题，他说，主席向行政院报告后即予列入议事日程。

次日，9 月 14 日下午，我参加了另一次行政院会议。

会议主席，西班牙的尼格林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它列入议程。然后，在艾登和德尔博斯的邀请下，我参加了他们和爱文诺的一次会商。

艾登说，最要紧的是获得美国的合作，想办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召开顾问委员会，因为美国不会派代表参加行政院的会。他还认为，除非中国在实施制裁问题＿L 确有把握，得到国际联盟的完全支持，否则最好避免发生促使美国政府实施中立法的事情。

我表明了我将遵循的程序：按第十七条规定邀请日本政府参加。如果日本拒绝邀请或不予置理，中国可以向大会申诉，中国将在大会争取获得最大支持。爱文诺说如果按第十七条进行，公众舆论将认为中国的目的在实施制裁。因为第十七条的唯一作用是引向实施第十六条，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几乎肯定要拒绝邀请。他说，其实不援用第十七条，也可以向日本发出邀请。

德尔博斯问，既然实施制裁毫无希望，中国为什么要采用一项势必引向第十六条的程序呢。他的意见是，美国配合国联共同行动才是必要的。他又说，中国申诉所援引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都以存在战争状态为先决条件。

当我问到，不引用第十六条是否也能拒绝给日本以武器供应和贷款。艾登说，已经拒绝了日本的借款要求，至于武器供应，并非重要问题。艾登和爱文诺在回答我另一问题时却说，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按第十七条规定发送邀请给日本。现在不引用第十七条，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引用。艾登说，如果申诉是以日本为对象，最好由有美国代表参加的顾问委员会提出。

德尔博斯说，当他问蒲立德，美国政府会不会派代表出席顾问委员会时，蒲立德没有作否定的回答。艾登相信，即使撇开美国的参与不谈，在处理我们申诉方面，顾问委员会的构成，也比行政院强。我认为，行政院应做出决定，在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先了解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样，即使在行政院已将此事转给了大会和委员会之后，仍然可以掌握这个问题。

9 月 15 日我在大会发了言。这篇发言旨在激发对中国的同情，使世界舆论了解情况和感到关切。发言稿简明而概括地讲述了我三天以前所作的申诉，并提出行政院在处理这个申诉时有三条可行之路，行政院可以自己进行研究并采取行动，行政院可以要求大会这样做；或者行政院可以将情况转给顾问委员会，发言完毕，有很多人鼓掌，翻译完毕，又有许多人鼓掌，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法国、英国、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苏联和别的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走过来向我祝贺。随后，美联社、哈瓦斯社和塔斯社都说，这篇发言给人印象极好。美联社还认为，它正好适合美国公众的口味。国联秘书处的人也赞许这篇发言。我想这一切赞许可能是因为这篇发言正适合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现实。

行政院在 9 月 16 日决定指派顾问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在远东引起的局势”。委员会在本星期内即将为这件事召开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将此事通知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及美国。9 月 21 日委员会重新开会的那天，公布了美国的答复，同意按 1933 年条件，作为不参加投票的观察员，出席会议。这个答复是令人高兴的‘在第一次会上，委员会不仅邀请中国和日本参加，还邀请德国和澳大利亚派出代表。中国和澳大利亚当然接受了邀请，日本和德国却拒绝了。日本的回答重申了日本的一贯标准观点，即问题只有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

9 月 21 日，苏联李维诺夫在大会上作了一篇从中国的观点看来很精彩的演说，坦率而扼要。孔祥熙在 9 月 1，日星期天夜间来到日内瓦，20 日和李维诺夫谈过话。据孔说，这位苏联外交部长述建议太平洋各国开个会，以支持国际联盟的行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给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外加苏联和德国）的照会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应，使得当时我和南京政府只好把这个主意暂时搁置起来。因此，澳大利亚的布鲁斯 9 月 21 日在大会上发言，提倡太平洋各国开会处理远东局势，使人感到意外。

这就是布鲁塞尔会议的前奏，我将在那一章里作更多的陈述。

日本空军残酷地轰炸中国城镇、平民和教育文化卫生设施，9 月 20 日深夜日本空袭南京，这是一个新情况。

外交部报告说，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轰炸。日本还恫吓各国外又人员撤离南京首都，否则后果自负。

在适当考虑之后，我向国联秘书长送去有关这一问题的照会。

第二天，我收到电报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已向东京就日本人要将南京炸平的威胁提出抗议。各国对日本威胁所作的口头抗议是很及时的，而且美国提出的是书面的强烈抗议。23 日，苏联也给东京一份书面照会。

与此同时，五十架日本飞机在 22 日展轰炸了南京，几小时后又来一批，在南京住宅区扔下燃烧弹。沿河的难民区中了弹，几百人丧生。23 日，广州也遭到空袭，英、美、法、苏、德和意大利再次向东京提出抗议。

以后几天，小组委员会决定并开始草拟一个报告，概括本案的事实，以一个关于日本的行为是否正当的声明为结尾。10 月 3 日晚，小组委员会以及顾问委员会主席蒙特斯将第一次草案分发给各成员。4 日，小组委员会在早晨、下午、夜间都在开会。在这几次会上，波兰代表说了很多支持日本，反对我所提出的概括局势情况的声明草案的话。任何人都会以为他是一个日本代表而不是波兰的代表。下午我感到我一定要坦率地跟他说明。

我告诉他我们政府对他代表波兰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已打电报给我们的驻波兰公使，要他向华沙的波兰外交部长贝克要求答复。我还试图劝他，为了我们两国双方利益，改善他的显然对我国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他推脱说，他是在力求表现不偏不倚，并表明他反对所采取的程序。不管怎样，我的干预像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从那以后，在讨论中他不再多饶舌了。

在夜里的会上，我为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一段新内容。这个新内容如果被采纳，就会为我期待的遏制日本、援助中国的积极措施铺平道路。随后克兰伯恩建议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实质是，国联所能立即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发动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进行商讨以协商办法来结束中日冲突，如果此举不成，则向国联大会另提其他建议。

克兰伯恩的建议，像从天而降的炸弹，这个意想不到的显然是将责任推卸给美国的巧妙手段，一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哈里森公使当时在场，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试图得到解释。情况变得相当尴尬，大家觉得有必要暂时休会，像主席说的那样，好让成员们有机会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于是端来咖啡，让大家轻松轻松。

将近夜间十一点半继续开会，我作了发言，支持克兰伯恩的建议，并希望它可以和中国的提案一起受到考虑和支持。换句话说，我继续坚持国联应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同时也为克兰伯恩建议的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做好准备。我的发言好像使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深受感动，自此以后进展就比较顺利了。

夜间的会上，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草拟第二个报告，以便连同第一个报告一并提交顾问委员会，然后散会。这一报告将以英国和中国的提案草案为基础。第二天早晨，起草小组开会时，克兰伯恩提出一个关于他的提案的新草案。他在新草案的结论中吸取了我更多的意见，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似乎更为完善。同时，大约在夜里十二点，在起草委员会上，我的秘书送给我一份罗斯福总统的在正式发表之前先行散发的演说概要。这就是罗斯福在芝加哥所作的著名的“隔离”演说。在演说里，罗斯福提出将侵略者隔离起来的必要，并暗讽美国孤立主义者是目光浅短。我将它递给克兰伯恩、布鲁斯和其他人。可以看出他们都受到触动。克兰伯恩提出的折衷方案，就可能是受了罗斯福演说的影响。

提给小组委员会的关于各项提案的最后两份报告草案都提到，（1）大会应邀请国联成员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国家举行会议。（2）大会应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中国在当前冲突中的困难的行动。此后，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更加强调这后一点即我提议增加对中国支援的一条。由于新西兰代表乔丹的大力支持，报告中增添了一句，建议国联各成员国分别考虑能够给予中国以多大程度的支援。

那天下午，小组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报告草案。晚上提交到大会。午后五点，大会续开。到会的代表不多。有两位代表发言，同意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但波兰和逞罗弃权。两份报告最后被一致通过，第一个报告虽然避免正式把日本列为冲突的侵略一方，但仍然认为日本犯有违反它的条约义务的罪行。第二个报告，建议召开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并建议（1）国联成员国应避免可能削弱中国，或在中日冲突中给中国增加困难的任何行动。（2）各国分别考虑对中国能作出多大程度的支援。

我个人当时的反应，及在那限制重重的环境中的收获，可以从一周后在我写给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的信里看出。我告诉他：

国际联盟对我们的申诉所采取的行动，其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但是公众舆论要比大会初开幕时我们所预料的好，出席大会的欧洲国家都全心关注着动荡的欧洲形势，对进一步牵连到远东问题则谨小慎微。可以这样说，我们只好摸索前进，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大的效果。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最后两点，我希望，将对促使某些国家不去实施中立法，或不承认海上封锁方面有些实际价值，而且也给一些愿意从各方面援助我们的国家以国际的庇护。

第二天，我打电报给外交部和政府，说明应当利用给予援助的大会决议，对中国的需要和他们可能的供应，作出具体计划或明确要求。我还对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可采取的行动方针作了建议。

第四节 卢沟桥事变后争取

国外物资援助

对中国来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外代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争取军事援助，包括购买武器和飞机，招募外国飞行员和谋求财政贷款。中国必须从法、德、意、英等国获得财政贷款以购买军用物资。中国政府要求驻巴黎大使馆为中国空军招募法国志愿飞行员，这是件急迫的事情。事实上，招募飞行员和购买飞机同样重要，因为中国的空军正在创建阶段，远未形成丫支战斗力量。

日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空中优势。6 月 2 日，我在大使馆举行午宴，使孔样熙会见奥里奥尔与法国财政部的其他人员以及法兰西银行总裁拉贝里。午宴后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孔祥熙说，他新近在伦敦曾和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及英国银行家就推进中、英经济合作进行商谈、其结果是一笔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即将商妥。现在，他希望在巴黎也能办到同样的事。奥里奥尔说，他建议双方各指派一两位代表，作进一步讨论并安排细节。

孔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奥里奥尔随即指派鲁夫和他部里商业协议司司长阿尔芳，孔则指派翁文灏和郭秉文从事这项工作。

7 月 22 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两周后，奥迪内带来了好消息。奥迪内是法国军火业的经理人，同法国政府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很密切，他来报告他在伦敦会见了孔祥熙，他们谈了有关航空和拟议中的两亿法郎信贷之事，这是截至目前已商定的总额。他说谈判还在进行，而前一周他并成功地从法国政府取得另一笔五千万法郎的信贷以供购买船只。他还告诉我，空军部长科特同意让我们买最新式的飞机和高射炮。8 月 5 日至 10 日孔样熙第二次访问巴黎期间，信贷问题得到解决。8 月 9 日签署协议。8 月 8 日也签署了购买飞机的合同。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很多迹象，使得一旦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对向中国提供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的态度，觅需予以明确。

8 月 2 日，我告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中国政府指示我询问如果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政府是否能保证中国政府经由印度支那把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权。法国外交部长回答说，这实际是由殖民部长处理的问题。

四天之后我见到肖唐。我向肖唐指出，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权，是 1930 年签订并于 1935 年生效的中法条约保证赋予中国的。中国政府当然要继续行使其权利，但同时也愿知道法国政府方面是否有特殊困难。

肖唐说，如果中国和日本交战，供应和运输军用物资一事，将立即引起中立问题。

我说，按国联盟约，对一个成员国的侵略，经国联行政院作出决议之后，应视为对国联全体成员国的侵略。

因此，从法律观点解释，不存在中立问题。

肖唐说，如果国联能按照盟约实施制裁，当然最好不过，但国联软弱无能。军用物资的供应及过境的许可势必引起纠纷，并成为有关国家的直接问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承担必要的责任，并相应地应付所形成的局势。我在 8 月 16 日应邀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商讨上海轰炸事件时，趁机再次提出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

莱热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殖民部的事，而是一个总政策问题，从现实观点看是有困难的。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于是日本可能进入上海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是法国难以应付的。8 月 19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回拜新任副国务秘书泰桑时，又直接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过境问题。我说，中国政府已在法国订购了几批武器弹药和飞机。我希望法国政府对这些物资的发运，尽可能在各方面提供方便。如有必要，中国政府可能要将这些物资卸在印度支那港口，然后由陆路运到中国。因为中法条约已保证了过境权，我相信这样办不会给法国政府造成困难。

这位副国务秘书回答说，他本人看不出有下什么理由要改变中国和法国之间在贸易、商业和运输方面的正常关系。请其上级作出政冶上的决定。

我已经约好第几天即 8 月 21 日去见肖唐总理，我说，中国已在法国汀购了儿批货。尽管现在有敌对行动，但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还不存在，因此我希望这些军用物资的贸易和运输自由不发生问题。肖唐说，鉴于当前的敌对行动状态，和平时期离开法国的货物，可能在宣战之后到达中国，宣战之后，日本一定会宣布封锁中国海岸，而唯一的输人港口就是西贡。如果日本人得知此事，将视之为帮助中国反对日本的行动 l 币向法国寻衅。我说，日本宣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日本仍然希望避免形成国际法意义 L 的战争状态。

我 8 月 25 日见到外交部长德尔博斯，我说，我知道国务会议当天早晨开会讨论了法国供应武器弹药的问题。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采取了维护私营公司有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

我提到中国所订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的问题。德尔博斯说，这方面也适用同一原则，即接受中国政府订货的私营公司，拥有完全平均贸易和运输的自由。

8 月 25 日日本宣布封锁约八百英里的中国海岸线，9月 6 日日本对中国海运封锁扩大到除青岛和租借地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中国政府需要争取各国合作以使日本取消封锁，或由各国采取联合行动来应付局势，以便于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运进中国。

经李石曾安排，我于 8 月 27 日与莫泰进行了畅谈。

我们讨论了把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库存物资转让给中国，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组织中法合资的武器采购公司和日本封锁等问题。我还向莫泰建议就日本的封锁声明促成各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对他说，声明应指出封锁是不合理和非法的。莫泰完全赞成。

9 月 9 日，我离开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会议，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提出控诉。我刚到日内瓦几小时，外交部就来电嘱我立即探询有关法国对日本封锁的态度以及对由法国船只装载运往中国的武器一旦被日本扣留或强购的态度。第二天午饭时间，李石曾作为宋子文在欧洲的个人代表来访。他说刚接到宋子文来电，要求从法国政府得到印度支那过境权的明确保证，以便中国政府立即开始在中国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设置各项设施，并着手修筑从广西连接印度支那的轻便铁路。

我约好在爱文诺秘书长的午宴上会晤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对此等封锁深为关注，并已采取措施与英、美协调行动。法国内阁已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在东京采取外交步骤。

几个星期之后，国际联盟通过了顾问委员会关于远东问题的报告书。这给中国以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支持。

10 月 12 日，我如约访问法国外交部新任亚洲司副司长贺柏诺，向法国外交部交涉印度支那过境便利问题。贺柏诺说，日本显然打算轰炸滇越铁路和从印度支那边境到中国内地的公路。其结果与法国不允许中国所购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并无区别。

10 月 18 日，贺柏诺派人把大使馆的郭参事请去，并告诉他，法国政府已决定禁止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去中国，但允许把国有化工厂的武器和飞机出口到中国。

那天下午一点，李石曾来访并对我说，作出这一决定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未请殖民部长莫泰参加。莫泰大发雷霆，并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达拉第是出席那次国防委员会议上唯一反对拒绝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的人。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重申他的观点。

10 月 20 日，我拜会了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收到中国政府来电指示我向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源源供应，对中国当前的抵抗侵略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予过境便利，是对中国的沉重打击。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作出那个决定，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很清楚，日本人在反复抗议中国军用物资从印度支那过境之后，可能采取空袭印度支那交通线的手段。第二，日本人是出色的间谍，他们很可能雇人进行恐怖活动，破坏印度支那的公路和桥梁。另外，退罗在日本的影响和煽动下，可能给印度支那制造困难。

第三，日本可能占领海南岛，并且法国将单独面临与日本的纠纷，而得不到英、美的支持。

德尔博斯接着说，他本人赞成政府的这一决定，但是他愿意坦率地说，他没有考虑到它的严重后果。在听到这将对中国产生严重后果之后，他已经要求国务会议主席肖唐召开内阁会议，就整个问题重新审查。

我说，如果就此事与法国商定完全由印度支那地方当局与中国代表就地安排，则将免除法国政府的为难。

宗主国政府当然可以不过问地方发生的事情。

22 日晨，我和法国总理在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会谈。我一开始就告诉他，国外的源源供应是中国继续抗击日本侵略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物资储备，不得不依靠欧美的常川供应。法国政府不予过境便利的决定，使中国政府深为失望。德尔博斯和莫泰已就此事进行了几次商讨。他们现已同意允许中国军需品取道印度支那，指示已经发出，甚至在午后内阁作出决定之前，这类物资就不需要例行的起岸许可证即可起岸。已作出的唯一决定，是把印度支那过境问题放到布鲁塞尔会议去解决。如果这样办了，日本人再向法国抗议时，法国政府就可以说法国只是由于会议的共同决定而承担义务，法国的行动因而有了依据。如果日本为此对法国以报复相威胁，其他国家就有义务与法国相互支援。法国将问题提交布鲁塞尔会议，与其他国家一致采取共同决定，实施国联全体大会援助中国的决议。这样，法国准予过境的任何行动，将具有与其他国家集体行动的性质。

第五节 关于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

一、会议背景

1937 年 10 月 6 日，国联大会一致通过远东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两份报告书。第二份报告书中建议由国联邀请成员国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尽早开始按该公约的规定进行磋商，及在彼此间充分而坦率地交换意见。当然，为了将美国包括在内，该报告书并建议，如属可能，并请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参与此项工作。通过举行会议的意见后，就出现了会议何时召开和如何召开的问题，以及有关会议组成、议程、议案等采用何种程序的问题。表面看来此项会议的安排是桩简单的事，华盛顿条约本身已提供召开这个会议的合法根据，但实际并非如此。关于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一事，就是个意料不到的微妙复杂问题。条约签字国包括中国和日本，当然在被邀请之列，但还有某些国家当时并没有参加华盛顿会议，而是事后应邀参与此项条约的，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甚至还有德国。由于这些复杂情况，究竟应当邀请哪些国家，一时颇成问题。

l0 月 12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去见贺柏诺，问起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一事的进展情况。他说，伦敦和华盛顿已就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如何开法及邀请哪些国家参加等问题，均在积极讨论之中。为了说明后一问题之复杂，他又指出，可能被邀请的国家有好几类。美国和日本是条约签字国，但不是国联成员国；国联成员国如墨西哥、玻利维亚、丹麦和瑞典，都是事后参加这项条约，但是他们在远东并没有直接利益；苏联虽然是国联成员国，却不是该条约的签字国；而德国虽然事后参加该条约，但一直没有正式批准，而且目前已不再是国联成员。

还有会议在何处召开，以及由谁出面发出邀请的问题。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国家盼望在它的境内召开这项会议。美国就不主张在华盛顿开会，而建议在瑞士召开。但经过和伦敦、巴黎商讨后，觉得还是在比利时或荷兰比较适宜。比利时人很踌躇了一段时闻，最后才同意在布鲁塞尔召开。

10 月 15 日晚，钱泰大使从布鲁塞尔的大使馆打电话告诉我，九国会议将于 10 月 30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当天发出对九国公约签字国的邀请书（包括除比利时外的原签字国美、中、英、法、意、日、荷、葡各国，和后来的参加国玻利维亚、墨西哥、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

按邀请书的说法，召开此会议的目的是“根据九国公约第七条，检查远东局势并友好地商讨一项和平办法，以加速结束该处现在发生的令人遗憾的冲突”。

郭泰祺在 16 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英国的意见是很清楚的，首先就是要设法通过调停求得解决。根据他的理解，这一点作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邀请书上载明，是企图使日本、同样也使德、意更便

第四卷出使法国 303 于出席会议。他们似乎以为日本大概会同意参加。

10 月 23 日，我和美国大使蒲立德交谈。他问我日本是否会出席会议，和是否将邀请德国和苏联参加。当时我对他说，日本肯定要拒绝出席，它还要反对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蒲立德又说，意大利和德国在会议上将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因为他从各方面了解到，他们将在日本不出席的情况下为它辩护。10 月 22 日，钱泰从布鲁塞尔打电话来，说肯定要对德国和苏联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书。但是，当我在 27 日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会谈时，此事实际还没有办。这些国家先要等日本的回答。当苏联大使苏利茨问我是否得到关于传说英国和美国打算谈判一项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消息时，我告诉他，就我所知，英、美、法在东京表达的都是一般性意见，目的在于劝说日本出席布鲁塞尔会议，没有为解决中日冲突提供任何可以依据的具体基础。

我说，据我了解，日本的答复今晚或明天就会送到布鲁塞尔，不过，日本大概是不会赞成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的。

事实表明，当天晚些时候，布鲁塞尔收到了当时所预料的日本拒绝出席会议的答复。于是比利时政府又向德国和苏联政府发出了邀请。随后，德国以不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为理由而拒绝，而苏联则接受了邀请，开会的日期则已经推迟到 1937 年 11 月 3 日。

关于会议能做和应做些什么，各方意见不一。不仅仅是中国为一方和其他与会各国为另一方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也存在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之间。中国主要期望会议径直做出决定，依据国际公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其次，希望得到以贷款、武器、军火等各种物资支援的保证，也不排除显示列强共同意志的示威，如海军、陆军的演习等。但是其他国家绝大部分都不从这些内容来看待这一会议。他们的想法集中于一点，即设法通过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合作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式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为了彬倒这一点，他们首先希望达成休战或停火，通过邀请日本参加会议，以便大家有可能直接对话，以劝导日本接受调解。这些其他签字国显然是在打如意算盘。中国则说，日本不会接受调解，而是决心推进它所谓的“大陆政策”。

因此，各国的目标和中国的目标实在是大相径庭。

在我和各国代表的交谈中，在我的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同僚们和那里的当局交谈中，都表明这些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尤有甚者，由于这种偏向或强调迅速解决，与会各国不愿意研究他们如何对中国实行援助。他们说，将和日本商谈停止敌对行动，不能同时又考虑支持敌对行动，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上这似乎合乎逻辑。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屡次向各国指出，斡旋或调解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而且反有促使日本加紧在会议之前或会议刚刚召开时争取军事上速胜的更大危险。日本人肯定不乐意各国插手并对日本施加压力。

在决定于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并由比利时政府发出邀请书以后，我于 10 月 22 日接到外交部电报，告知政府已指派我和两位同僚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并已指示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将中国代表名单通知比利时政府。

我在复电中提及此会议的特殊重要性质。我说，如果日本来参加会议，各国将尽最大努力在中日冲突双方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各国很可能对我方施加压力，迫使我方作出巨大的让步，以取得一项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日本拒绝出席，由于可能有德、意和葡萄牙等国参加，会议也很难达成一项积极措施来反对日本，因为这种措施不可能得到一致通过。

在电文之末，我报告政府说，鉴于当时的环境，作为首席代表，对所负责任殊感沉重，唯恐不能胜任。因此我吁请政府参照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早定决策，指示代表团应在会议上争取的目标。

10 月 24 日，收到政府给三个代表指示的电文。内称：政府对九国公约会议决定方针如下：（一）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二）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德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愿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倘各国以具体问题征询我方意见时，因日本以武力侵犯我领土，应先知日方之意思，故先请其转询日本后，再由我方予以考虑。

（三）我方应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切不可因中国态度之强硬，而令各国责备中国。

（四）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问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问题之解决。

（五）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

（六）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以上摘录自该电原文。——译者）

两天之后，1937 年 10 月 26 日，代表团收到另一封电报，指示代表团在会外应采取的活动，及通过这些活动应达到的目标。电文说：（一）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积极的排斥日货，消极的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意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二、在会议上为中国辩护

我于 1937 年 10 月 31 日到达布鲁塞尔参加讨论中日冲突的会议，到达以后，我感到气氛普遍低沉。例如，在 11 月 1 日下午，两位美国记者来访。他们告诉我，美国代表团和新闻界，对会议的前景颇为悲观。不过，美国代表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中国代表所不愿意签的文件，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强中国代表团之所难。

11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我连续会见了比、美、英、法和苏联代表团团长。我第一个见到的比利时的斯帕克谈到，要再次邀请德国和日本出席会议。我见到李维诺夫时已过晚上九点，他表现消沉、悲观，而语带讥讽，听起来他准备当个来宾，会议开幕时也不演说（事后证明并非如此）。戴维斯紧紧追问我中国为了和日本达成解决的办法愿意作出什么让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告诉我关于议程的情况。他说，星期三（11 月 3 日）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已经商定：比利时外长斯帕克将被选为会议的主席，在他发言以后是戴维斯发言。艾登和德尔博斯本来想在下午发言的，应戴维斯的要求，都改在上午发言。其用意是让三大国都先说了话，以图影响意大利代表，让他感觉到如果发表激烈的与三国代表相反的言论是不合宜的。我将在下午代表中国发言。

一小时以后，我去拜访法国外长德尔博斯，我对德尔博斯说，中国政府要我向法国表明中国愿意在会议上合作。中国切盼会议取得成功，并准备为此而竭尽全力。

但是中国所能接受的不能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而只能是公正的和平。中国并没有去向日本开战，而只是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一直为公正的和平而作战。否则，中国早已可以不计代价取得和平而根本不必打仗。

德尔博斯说，他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观点。和平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华盛顿九国公约。他说，法国素来维护条约义务的林严。他请我确信法国对中国观点的同情。

我希望亲自准确了解意大利的立场，和对布鲁塞尔会议的态度，因此，在星期三上午，约见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伯爵刚从惫大利来。我问马柯迪，他认为会议议程应当怎样安排。

他说，日本大使听说他从罗马来到布鲁塞尔，即前来访问。谈了一小时。（这对我并非意外，因为我和其他人都了解意大利将多多少少是间接地代表日本，在会议上提出日本的观点）他告诉我说，就他所知，开幕会上只有斯帕克作为会议主席讲话而没有别人发言。

我告诉他，最近的安排是，其他主要代表紧接着斯帕克发言。戴维斯先讲，接着是艾登和德尔博斯。

他说，他本来只打算在下午发言，但如果其他代表在上午发言，他也必须在上午发言。至于意大利政府对会议的态度和政策，他对我透露，在任何发言中他都将说明白，这个会议与国联完全无关，也不能由它承担判断是非之责，因为事实是很难弄清楚的。他说，意大利接受邀请参加会议，因为它是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

不能打算在那儿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谁开的第一枪，这个决定责任谁属的问题是很难确定的。依他看，会议的唯一作用，不过是把双方约到一起进行直接谈判，自己达成解决。在完成这一点以后，会议应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他还说，意大利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它的朋友，对于两国之间的冲突，它希望保持完全中立。会议于 11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n 时在研究院大厦开幕。

先由比利时外长斯帕克致开幕词，内容不坏。戴维斯在演说时声音很低，难于听清。艾登的演说简短，显然给人们以英国追随美国之后的印象。德尔博斯强调条约尊严的原则、马柯迪继后发表了准备好的演说，婉转地为日本利益辩护，用语谨慎。

下午会议复会。李维诺夫首先发言。我继而作了 40分钟的演说。在我多年来出席国际会议的生涯中，很少感到紧张。但这次我确实感到吃力而且出汗，也许是由于上一夜少睡了觉。不过别人告诉我，我的发言反应良好。代表团主管新闻的一位秘书后来告诉我说，报纸上对我的发言的评论是“和解而坚定”。我觉得这正是我所希望起到的作用。

会议开幕以后，就提出了安排由少数国家进行调停的问题。某些代表认为，日本虽然拒绝参加全体会议，但他们希望，如有一个由少数几国组成的调停委员会，日本也许会同意参加。会议第二天，代表们正式或非正式地分头私下会商，集中研究是否组织这样一个小型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它的职责范围是什么等等。还就它的组成频繁接触，但什么也没有决定。

在一次出席会议的主要国家代表私下会谈中，他们要求我公开声明，当承担调停的代表们开会讨论斡旋和解决方案的方法时，我愿意离席。此事以前已由戴维斯向我提出，我并已向政府请示。外交部复电在星期一晚到达，指示我国代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此项要求。

但此事仍使我感到为难。

作为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之一，中国有权参加所建议的讨论。为此，戴维斯、斯帕克、艾登和我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解释说，这并非排斥中国代表，而是为了方便未来的调解人，由我自行斟酌，主动提出退席。

我同意宣称，如果会议要求，我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退席，但保留在任何时间重行参加会议讨论之权。意大利代表，日本的非正式发言人马柯迪出人意料地说，中国代表完全可以自由参加会议而无须离席。他的发言使我们解脱困境。主席于是立即宣布，会议一致希望中国代表仍旧参加讨论起草对日本提出调停的建议。

马柯迪之所以提出中国代表不必退席，表面上似乎是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不过我认为，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再一次抓住机会以反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任何有关中日冲突的议案，只要这种反对的行动本身不损及日本的地位。日本反正不会来参加会议，也不会接受调停。马柯迪此次作出支持中国观点的姿态，对日本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利。因此，我把他对中国友好的表示当作日本绝对拒绝的征兆。

会议继续讨论提交东京的提议草案，要求日本指派代表与会议的一个代表小组交换意见，以取得和解和进行调停。11 月 6 日，会议陌于起草对日本的书面回信，11 月 7 日发出。它既对日本 10 月 27 日拒绝参加会议的信作出答复，又建议日本接受调停。各国代表并提出，如果日方认为可行的话，可组成小组委员会来和日本政府代表交换意见。会议于是静候日本的答复。

两天以后，11 月 12 日，日本对会议第二次信件的答复到了布鲁塞尔。日本断然拒绝派代表前来与会议的少数代表就进行调停或和解交换意见，因为日本自称在中国的行动是“自卫手段”。我当时记录下这封蛮横无礼的答复，并立即起草在明天上午会议开会时的发言。

会议在次日上午 11 时开会。事先与艾登和戴维斯商妥由我先发言。接着是德尔博斯、艾登和戴维斯。三人异口同声抨击所谓“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也就是反对日本人认为他们有权侵略中国来进行自卫，以反对中国倾向于共产党的那种理论。一般说来，他们都讲了他们认为会议应当捍卫的原则。我在发言中说：“日本政府的答复比以往更为坚决和不调和，其言词和语调表明，过去会议苦心促其合作的努力似已被视为软弱的表现，而仅仅引起它态意侮辱。

它声称目前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自卫行动，不仅是故意歪曲这个由来已久的名词的含义，也不可能因此而使其所宣称是处于九国公约范围以外的说法言之成理。公约第七条所指的‘全面和坦率地交换意见’正是为了用于这种局势。”

发言至此，我直接呼吁，要求采取积极措施。我说：“现在日本政府已以它最近的答复，把和解、调停之门在各位代表面前砰然关闭，诸位能否决心停止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转而向中国进行援助？这是各国为完成制止日本侵略和履行捍卫本公约的义务的最温和的方式。”

在 13 日上午的会议上，各国发言结束后，传阅了一份关于日本第二次拒绝的会议声明稿。此稿由亨培克起草，并经英、法代表团修改。内述会议不能同意目前的冲突只与中、日有关的观点。反之，会议认为，这关系到九国公约全体国家，而且实际上关系到全世界。文中说，不存在“任何法律赋权”给任何国家“使用武力”

来干涉别国内政。由于不能期待中、日之间直接交涉以达成一项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布鲁塞尔会议各国希望日本不要坚持拒绝和会议全体或少数几国讨论此事，

如果日本执意拒绝，声明最后一节说：“当一项国际条约的一方坚持反对其他各方的观点，而认为其所采取的行动不涉及此项条约的范围，并对其他各方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属有效的条约规定置之不顾；则在布鲁塞尔的与会各国必须考虑，在此局势之下他们的共同态度。”

显然，这项声明虽然措词和缓，却意在显示会议准备对日本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要对此事进行协商以统一步骤。声明的目的即在千此，鉴于日本拒绝的粗率傲慢，各国感到相当不快。

一般对会议各主要国家的态度转趋强硬的印象已由上面引述的声明稿证实。按外交观点看，声明用语清晰，暗示各国将进行讨论如何采取对待日本的一致行动。对这一点觉得为难的是意大利，但多少出人意料的是还有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代表团。

13 日下午，继续讨论声明稿。我首先发言以制止意大利代表拖延会议进程的活动。意代表提出应要求日本再解释其答复中的某一句的意义。除意大利之外，各国看来都可同意声明稿。只是最后通过推迟到 15 日，以便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代表团有时间向各该国政府请示。

会议大体上是按预期进行的。声明通过了，只有意大利投反对票。但是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他们宣称的理由是他们在远东的物质利益很少。

15 日会议以后，会议暂时休会到 22 日星期一，以便代表们得以和他们的政府商量所持的“共同态度”和以后要采取的步骤。在这一周间，由于种种原因，各主要国家放弃了任何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想法。至少原因之一是美国国会的不利反应。国会批评戴维斯的发言和声明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本意。美国人害怕任何鼓励支持都可能使国际形势恶化而最终导致大战。

三、提供过境便利问题

会议前夕，我在布鲁塞尔又和德尔博斯谈到过境问题，德尔博斯曾有意向布鲁塞尔会议提出讨论。我希望他不要正式提出，因为有意大利参加，就不能指望会议作出任何决定。德尔博斯同意我的观点，并说要非正式地与艾登和戴维斯进行讨论。他强调指出，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日本已表示强烈反对。有鉴于法国要单独面临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法国政府有必要从美国和英国得到一项保证：一旦法国因在这方面帮助中国而受到攻击时，这两个大国将予以支援和帮助，以便共同对付这一局势。德尔博斯还说，这一保证应是书面的而不仅是口头的。

11 月 4 日，我与亨培克谈印支过境的问题，我告诉他，法国不仅要一个口头上的，而且要一个书面保证，一旦与日本发生纠纷，他们可以指望英、美的共同支援和帮助。

跟戴维斯一样，亨培克说，美国显然不可能这么做。

他说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使自己承担义务，不仅法国所梦想的书面保证，就是口头上的保证也决无可能。

我于 11 月 10 日连连与戴维斯和德尔博斯就过境问题进行会谈。德尔博斯说，他已与艾登和戴维斯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国的立场是，它愿意最大限度地参与任何共同措施和任何制裁，实际上，他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只要这件事不限于它单独去做。这就是他理解的团结一致的原则。至于过境问题，他再三说明法国完全愿意帮助中国，但是让法国独自应付出现的局势是不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戴维斯在团结原则基础上，提供一项保证的原因。但是尽管艾登很表同意，而戴维斯却与他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11 月 15 日，我找到贺柏诺。贺柏诺说，10 月 23 日已作出一项安排，原来的决定将仍然有效，而把问题向布鲁塞尔提出以便取得英、美两国的某种谅解。如果在布鲁塞尔不能就对付日本的纠缠达成令人满意的相互支援协议，则即将实行 10 月 13 日的决定。他已与美、英代表谈过此事，但他们都拒绝作出互相支援的保证。所以原决定中的一些限制将不得不付诸实施。

四、会议结束

正在布鲁塞尔会议遭到日本的第二次拒绝之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开始转趋严重恶化。在华北，日本人占领了山西省省会太原。在上海地区，日本增援的军队在乍浦登陆，中国军队再次被迫后撤。经大量增援加强了的日军，因此得以包围上海，并开始向南京作钳形推进。

我在 16 日下午拜访了亨培克，亨培克说，下周的会议很可能意味着会议开始走向结束。可能开二、三天。

不管如何，会议将要作出休会决议，因为会议不可能再有什么事可做了。

亨培克问我有何想法，我回答说，会议应该沿着会前我说过的路线行事，援助中国，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侵略势力的资源和力量。亨培克说，他不喜欢拐弯抹角地讲话，坦率地说，九国公约仅仅规定了充分而真诚地交换意见。这样的交换意见，在这次会前就已做了，没有什么条约规定也能够这么做。缔约一方经协商后仍不停止公约所禁止之行为时，公约也没有对此规定任何强制措施或规定必须采取措施贯彻履行公约。公约没有为签字各国规定有采取措施的义务。如果在会议之外各大国采取了什么措施，那并不是公约规定的义务而是出于他们的自愿。他们这么办并不需要会议来决定。

亨培克说，就美国而言，用经济办法来制裁日本，也是办不到的，除非美国人民决心冒战争的危险，或者得出结论说，这些措施不会引起什么危险。若干年来，一般美国公民都持这样的态度：中、日之间的麻烦，是有关该两国的事。这两国和美国距离遥远，进行干预不是美国的事。美国人同情中国，但一提到具体行动可能引起战争危险时，一般美国人就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上次大战的记忆犹新。美国人民知道美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但不希望动用；美国有钱，但不愿用于战争。

还有贸易，美国人民所持的理由是，战争一爆发，生意就要垮台。在对日贸易上感兴趣的人们认为，如果与日本交战，生意就做不成了。南方棉花种植者害怕禁止棉花输日会使他们倾家荡产。虽然战事过后，贸易还会恢复到更大的规模，但是他们仍然不希望因战争而暂时停止贸易。

他接下去谈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现状。他说，舆论不够强大，不足以使美国政府去冒战争的风险，尚需看发展如何。中国的形势越险恶，舆论则会相应增强。这意味着承认中国方面遭受的不幸、痛苦和牺牲。他肯定认为，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主张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的美国舆论就会高涨起来。他说，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往往认为美国总统是最有权力的，而不了解他必须依靠公众舆论的支持。

亨培克说，有鉴于美国的舆论，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团，就把远东问题当成是一个和平、法律和各国安全的世界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仅仅作为两国的争执来对待，不管孰是孰非，美国人民都不会太感兴趣。

如果能在这次把问题提得恰如其分，美国的公众舆论可能发展到希望看到公约得到维护的地步。

我于下午 5 时前往布鲁塞尔的大都会饭店拜访了戴维斯，我表示希望会议将在下周继续进行，并着手履行其通过的各项原则。在回答戴维斯问题时，我说，履行的方式可以这样：把十月份通过的国联大会决议中两条具体的原则纳入本会议拟议中的决议中去。

戴维斯认为，根据美国中立法，美国代表团不能公开声明帮助中国，同时本会议的目前组成情况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决议。

我说，我的看法是，如果会议不提出某些有效的措施来帮助中国就休会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大失所望和感到灰心。做不到这点，就会涣散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告诉戴维斯，我的想法是至少要指定四强建立某种形式的委员会，保持与中国代表团接触，并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就向中国提供有效的援助作出安排，并就过境问题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在中国南海举行海军示威和在北方边境举行军事示威等事项进行工作。

戴维斯认为，由于在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必定遭到困难，最好是不成立委员会，以便有意帮助中国的各列强感到更可不受拘束的在一起聚会和讨论各项措施。

我说，我希望戴维斯和英、法、苏代表一起开一个圆桌会议，共同制定一个援助中国的计划，说明他们各自准备做的事。我指出，英国曾说过，它提供财政贷款比供应武器和军需品要容易些，因为它自己的重新武装计划需要其所有工厂生产的全部产品。法国已经提供了 2亿法郎的信贷，其中 1 亿法郎已用于从法国购买飞机。如果美国也能向中国供给一定数额的贷款和武器，将是一项很大的援助。

亨培克和往常一样在座，他说，根据现行的“中立法”，如美国提供贷款，譬如说 1 亿美元的黄金给中国的话，倘若日本也提出要求，则美国必须同祥对日本这么办。关于武器和飞机等等，他认为可以告诉美国各工厂随意向中国提供。

当我问及可否以贷款方式购买时，亨培克说，如果英国不能供应武器等物资，英国的贷款就只可在国外使用，那么在美国的采购可以用这笔贷款来支付。

戴维斯说，在“中立法”获准通过前，他一直是持反对态度，但现在它既已载于法典，那美国政府就毫无通融之处了。

送我出来时，亨培克在回答我的问题中说，俄国人曾拜访戴维斯，请美国做一些确实有利于中国的事。但他们的要求近于一种联盟性质，正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美国政府鉴于其传统的政策，是不可能同意的。

次晚，外交部又来一电，概要地报道了国内军事形势的严重情况；证实中国政府将从南京迁都重庆。让我对英、法、美政府解释此事。电报还叫我向他们说明，只有协调一致的武力措施才可能导致与日本合理解决问题，甚至向中国提供军需物资而不向日本供应（虽然这些措施也仍在盼望中），也可能太慢了，来不及有什么帮助。我立刻准备了一份中国政府意见的备忘录，在以后的几天中分送三大强国。（我自己在布鲁塞尔交给亨培克一份，请其转给戴维斯，另一份由我交给巴黎的德尔博斯，同时郭泰祺在伦敦将一份交给了艾登。）我于 11 月 19 日深夜到达巴黎。第二天早晨，在法外交部拜会了德尔博斯，把中国危急局势的发展情况告诉了他。我极力主张已经开了几乎三个星期的会议不应不采取某些实际决定就休会。我说，形势紧急，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德尔博斯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是要求布鲁塞尔会议不要闭幕而只是休会。以便在更适当的时机再开。他自己完全赞同备忘录中提出的那些建议。

实际上，他自己已在布鲁塞尔向英 1 美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帮助中国和三国海军合作。至于向中国提供在印支过境的便利一事，德尔博斯说，他已要求美、英保证在印支受到攻击或法国船只受到日本海军攻击时，对法国予以支援。但是戴维斯反对这种保证，甚至对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也不予鼓励。

我竭力主张把过境的便利保持下去，因为这对中国之抗日极为重要。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把继续开放看成自然没有问题的事。

德尔博斯回答说，目前印支开放过境，但他不能使其一直开放下去，必须就联合支援的保证作出某种安排。

他认为，中国的要求完全正当，但法国也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

至于采取积极措施以遏制侵略势力的问题，德尔博斯认为，如果采取的话，一定会收到很好效果。他相信英、美、法、苏四强如能联合行动，表示一个坚定的联合阵线，那么这种强大的联合，必然足以使德、意、日之外的所有世界各国也跟着行事。而有了这种强大的联合，甚至那些独裁国家也会妥协。

至于经济措施，德尔博斯告诉我，他甚至建议禁运石油，这一定会促使日本好好地想一想。

我说，我曾向戴维斯先生提到，由会议设立一个小型委员会，以便就援华和考虑对付日本的措施作出一项安排。

德尔博斯认为，这样的委员会于事无补。他认为，不论是艾登或他自己，都不可能参加，而戴维斯又不得不返回美国。他认为由外交代表们进行这项工作，是不会有成效的。此外，他认为，这次会议不可能正式通过这种性质的安排，他认为，还是在一旁悄悄地另外进行为妥。由于美国中立法案仍然有效，非正式的压力较之正式宣布应如何行事要更容易，更可行。

我力陈中国形势十分危急，甚至经济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也嫌太晚了，像海军示威这样显示一下力量才能产生较快的结果。

德尔博斯说，他赞成这样的演习，他认为，只有显示一下武力才能够使日本听得进意见。但这有赖于美国，因为美国拥有一支并无紧急任务的强大舰队。如果美国同意，英、法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我说，他们的支持不应仅是道义性质的，也应派出军舰。

德尔博斯说，英、法可以这样做，但也只能派出少量舰只，因为他们在欧洲不得脱身。

我说，中国政府的想法是，这种海军演习应与北方边境苏联的军事演习同时进行。我请德尔博斯向苏联施加法国政府的影响。德尔博斯说，苏联在满洲边境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不难。这种演习一定能吸引日本的注意力，并减轻其对中国的压力。但是苏联在远离它的西班牙活动十分积极的时候，似乎对其重大利益所在的远东，倒十分谨慎。我说，据我所知，苏联只有在获得其他大国支持的情况下才愿这样做。

德尔博斯说，法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单独对苏保证。

如果美国这么做，法国则乐于参加，但他怀疑苏联是否会这么办。他认为不断的清洗已经削弱了苏联军队，并使苏联在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方面犹豫不决。

我拜会德尔博斯几小时后就离开巴黎，于黄昏时到达布鲁塞尔，我与英国代表团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克兰伯恩和贾德斡以及美国代表团的戴维斯、亨培克进行了会谈，艾登由于健康原因，没有返回布鲁塞尔。而当时法国在布鲁塞尔已根本没有代表。我是由郭大使陪同前往的。郭是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的。实际上，除了法国引人注意地未出席外，由于预定在 11 月 22 日星期一开会，各代表团全部重新到齐了。

我与英、美代表团团长会谈时，一开始就反复提出我最近向德尔博斯提出的要求，即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和由会议采取限制日本的措施。

我说，为了星期一的会议，我急于和他们进行联系，以免在会议上表现目的不一致。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会议不可能不取得什么具体成果就休会。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困难很大，外国的后续供应毫无保证，甚至过境便利也有许多障碍。

戴维斯重申了前几次对我说过的话：关于法国要求美国提供保护印支的保证，美国不可能答应。

麦克唐纳说，香港一直是开放的，虽然英国也被要求关闭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但英国政府仍决定维持香港开放。

戴维斯说，美国有中立法，政府不能公开帮助中国，供应只能由民间进行。

戴维斯说，他认为中国最好是继续抗战下去。六个月后，日本将会感觉到它的困难有增无减，那时它会不得不停止其在中国的战争。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没有希望可从日本获得合理的条件。

麦克唐纳说，抗战肯定是可取的，但如六个月后形势比现在更加不利，他恐怕其条件比今天可以得到的会更加不能使人接受。

尽管会议对挫败日本的侵略政策和鼓励中国的抗战政策，都未作出有效之事，但显然，当时英、美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问题，是如何结束会议而同时又使主要各方能够保住面子。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尽管我们并不企求什么突出的明确的结果，但在会议肯定失败和英、美等大国态度趋于软弱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是说些什么才好。我们不得不决定最终应采取的立场，以结束中国的申诉，并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国对会议的态度。

星期一一天乱哄哄，下午 5 时开会前还有很多事要办，中午我让钱泰去拜访苏联代表团长波将金，我去英国代表团住处都城饭店麦克唐纳的房间拜访麦克唐纳、克兰伯恩、贾德斡、戴维斯和亨培克各位先生。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我看了他们拟定的提交下午会议的宣言草案。

草案除了再次确认某些一般原则外，没有更多的内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我在上周会议上的一篇声明中强调过的那些措施，特别是有关援助中国和限制日本的措施都没有提到。戴维斯直截了当地说，任何帮助中国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会议的通过。

麦克唐纳说，重要的是，不要使局势更加困难化。

他认为，如果会议公开宣称其援助中国的意向的话，那么日本将宣布进行军事封锁。中国目前正在取得的军事供应也将断绝。

我又提到建议进行海军演习以保证过境安全的问题。

戴维斯强调美国不可能办到。

我说，如果实际援助中国一事不能写在宣言中，可以另行安排。那么我建议英、美、法、苏、荷、比可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以便就对中国进行援助达成一项总的谅解。

戴维斯说，他不敢肯定能否参加这样的会议。

亨培克说，如果美国得知戴维斯先生参加考虑援助中国的会议的话，他首先将会得到华盛顿将他召回国的电报。

麦克唐纳问道，中国究竟需要什么。

我回答说，概略说来，在许多东西中，中国最需要财政信贷、飞机、野战炮、高射炮和机关枪。

麦克唐纳建议我向他们提出一份中国需要的清单。

给他们个机会考虑，决定是否有必要与其他各大国集体进行，还是分别作出安排。

戴维斯说，只要美国中立法还在生效，他就不能作出使美国受到约束的安排。

我说中国政府急于想得到贷款，如果不可能从政府银行得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民间银行的贷款提供适当的担保。

麦克唐纳说，他认为，我最好向他们递交一份中国需求的清单，然后，他们才能对应该怎样做拿出更好的意见。就英国而言，他认为武器和枪炮难以提供，因为政府重新武装的计划需要英国生产的全部武器。

戴维斯说，至于武器和军需品，中国想买多少就可以从美国买多少。

在开会前十五分钟，会议主席比利时的斯帕克在研究院大厦找我谈话，他问我对宣言草案有什么看法。

我说，宣言草案非常模棱两可，非常软弱无力。除了重复上次会议的声明内容外，没有更多的东西。

斯帕克说，根本没有什么内容，他肯定我一定会觉得失望。他说，他同意在草案上写明根据主席的要求，由三国代表团提出草案。他告诉我，实际上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的看法是，与其坚持须由会议解决这样一个程序，不如在宣言中说明，解决问题必须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对中国更为有利，可以给通过大国斡旋促成中、日直接谈判敞开大门。

我说，假如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肯定宁愿选择确定解决的基础，而把程序一事搁置一边。因为这两者之间，解决问题所依据的原则问题，肯定比程序更为重要。

斯帕克说，他也这么看。我们的会谈就此结束，因为我们两人都已必须入席了。

当轮到我在下午 5 时的秘密会议上发言时，我就中国要求具体措施一事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宣言中除了再次确认某些一般原则外，没有什么内容。没有提到根据 11 月 15 日通过的声明中与会代表们已经同意考虑采取的共同态度，也没有包括支持中国的具体方法的规定。面对国际上的暴力，只用语言不足以恢复和平与秩序，而正是这种国际上的暴力行径才引起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试问，会议拒绝给中国以援助，是否想使中国停止抗击侵略？还是应让中国在没有足够的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其抗战？中国代表团认为目标的一致，紧跟着应该有行动上的一致。决议草案的用语表明，会议以天折而告终。这将在不知不觉中扩大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无助于世界的秩序和稳定。

戴维斯和亨培克对我的发言均表示不同意。他们说我未能帮助他们应付美国舆论。麦克唐纳会后对我说，“你有你的立场，有些话你不能不说。”出席会议的全体美、英和其他记者事后对我表示，这是整个会议上最好的一篇演说，并表示已将全文以电报发给他们的报纸，其中也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报》。下次会议定于 24 日召开。

第二天（11 月 23 日）苏联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主要代表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苏联驻布鲁塞尔公使鲁滨，我本人和钱泰大使举行了午餐会，就会议议程和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钱泰和我向他们谈了中国的态度和我们打算在闭幕宣言草案中就具体行动提出的修正案。我们还讨论了中国提出的援华圆桌会议的建议和美国提出的苏联在蒙古和满洲边境举行军事演习的建议。

关于后一建议，我提到我所引用的捷苏条约中所规定的苏联的义务。该条约是互助条约，也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可以作为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蒙满边境进行军事演习的先例。波将金回答说，苏联在军事上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是以法国的动员为条件的。如果苏联以军事演习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中国，而全无第三者保证援助的话，那就等于我们要求苏联去冒独自面对日本的危险。

最后，会议于 11 月 24 日相当模棱两可地闭幕了，只是在其最终决议接近结尾的地方，提到：“会议认为，暂时休会是可取的。”接下去是最末的一小段，企图给复会提供一个朦胧的希望。这段文字说：“当会议主席或成员国中的两国提出报告，认为恢复讨论是有利的，那么会议可以再度召集。”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那样，会议到 11 月 24日就永远结束了，一直也没有复会。

447

第六章 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1937 年 11 月末一 1939 年 8 月中）

第一节 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前夕，中国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中国政府一方面迫切希望和日本达成停战，另一方面它又迫切希望从列强（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他们将采取某些实际行动的确切保证。中国政府最盼望列强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两种：一种是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的具体计划，以及一些海上和陆上的示威行动。另一种是拒绝向日本提供任何贷款或军火的明确方案。但是我和各列强代表团首脑们举行的一系列会谈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单独采取行动。

每个国家都声称它同情中国的抗战事业，并且愿意作出贡献，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任何措施都必须由强国以协同行动的方式进行。这里所谓的强国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

例如关于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法国政府一直在作出最大的努力给予合作，并且表示只要它能从华盛顿和伦敦取得某种协同行动的保证，它就决心保持印度支那这条路线畅通无阻。但是英、美拒绝做出这种保证口伦敦方面表示，只要华盛顿同意，英国是愿意作出保证的；而在美国，尽管罗斯福总统也对中国寄予很大同情，可是由于受到中立法案明文规定的限制，美国政府还是认为不能随便行动。要求苏联进行一次陆上军事示威行动也存在同样的困难。莫斯科并不反对这一要求，它并且暗示如果由于示威而引起日本方面的报复行动时，能够获得可靠的支援，它就愿意行动。而这种保证英国和美国却又都不愿意提供。

总而言之，中国为了抗战事业而向列强寻求有效的支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至此却变成了与中国和远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三大强国之间互相踢皮球的一场游戏，这三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必须坚决要求四强作出有计划的支援和合作，特别是因为布鲁塞尔会议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我和法国政府领导人以及在布鲁塞尔停留期间和其他大国的代表们所进行的一系列会谈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带头行动。每个国家都试图躲在别国背后，等待其他大国先行动起来。这种局面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令人十分沮丧，同时对世界和平的整个事业，不论是在欧洲或远东，确实都很不利。欧洲和远东的局势都在恶化。在申国境内日本军队节节胜利，迅速推进，终于使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情况十分严重，不仅是因为日军还在持续挺进，同时也是由于日本侵华陆海军将领们即使在和美、英等国打交道时，也同样肆无忌惮。1 习 37 年 12 月 12 日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日本飞机炸沉并造成了一些人员死伤。在此前后，有些英国商船在芜湖和南京附近受到日机的袭击，还有英国军舰“飘虫号”也受到了轰击，有一名水手被打死，另外几名受伤。据英国人办的《华中邮报》说，毫无疑义，这次攻击纯系出自日方的蓄谋。

12 月 17 日，我曾接到外交部的通知，政府有意并且打算把中日冲突问题再次提到国联顾问委员会。外交部指示我和郭泰祺商议一下，然后提出我们的意见。

1938 年 1 月 25 日，我离开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第 1。。次会议。同一天，接到外交部关于拟向国联申诉的训令。电报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早先去电的答复，略谓我所提的意见应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提出；第二部分是关于我在日内瓦和列强代表进行磋商的条件和手段，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钱泰大使去电话，请他前来帮助代表团工作，同时还约请了在海牙的金问洒公使。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拟议中的关于删除盟约中有关制裁的第十六条的问题。正式的提法是对盟约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对干中国确属利害攸关，因为中国一直在指望列强很快能找出一条对日本实施制裁之道。盟约第十六条也属于二十八国委员会职权范围，二十八国委员会成立于 1933 年。先是国联全体大会曾有决议要求研究国联能在哪些方面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处理有关这一决议的实施问题。

1 月 27 日，国联行政院第 100 次会议以公开会议的形式开幕；从五点半开始，直到八点二十分才结束。艾登首先发言，接着是德尔博斯、李维诺夫，随后是波兰的贝克。我第五个发言，其他委员的发言都在我以后。

所有发言者对国联提出了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观念，尽管艾登和德尔博斯竭尽全力地安抚和劝说波兰、瑞典以及罗马尼亚的代表同他们采取一致步调，也无济于事。我自己的发言对国联过去的政策进行了相当强烈的谴责，但还是重申了中国对国联的信任。

在后来同英、法和苏联外长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向国联申诉的问题。我着重谈了我们之所以要在上次保留意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申诉，特别是以盟约第十七条为依据的意图。艾登和李维诺夫二人都很支持，但德尔博斯却显得不那么积极，并且还以需要美国合作作为借口。

在后来另一次会议上，讨论关于中国申诉的决议草案时，艾登、德尔博斯和李维诺夫都出席了，但是都表现得迟疑不定，不愿发言。最后，李维诺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并建议作两处修正，都被通过。

1 月 29 日早晨，我们和英、法以及苏俄外交部长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对行政院就支援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修正稿进行讨论。法国人似乎已经把草案的调子改得更加缓和，因此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尖锐争论，特别是和德尔博斯，因为他坚持在采取任何援华措施或对日约束行动的同时，必须取得美国的合作。他说，这是法国内阁的决定。结果我提出，我不能立即接受这一决议，因为我要向我国政府请示。

不久以后，我和李维诺夫作过一次谈话。他认为，决议的措词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其时波兰和意大利的代表也与会，他们在历次会议上都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任何措词都是不熊接受的，因为任何措词都不会使他们满意。李维诺夫认为我对实际援助问题强调得太过分了。他认为不管决议采取什么样的措词，只要有人能提供实际援助，终归要提供的。他显然是本着苏俄政府的政策来说话的。这一政策就是：在莫斯科认为适当的范围内，秘密而不公开地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苏俄不愿使它的行动公开化，因为它希望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并且也不愿意让德国知道莫斯科在远东有困难。

李维诺夫说：不愿意援助中国的人，不管决议怎么说，他也是不援助的。他认为中国可以多强调一下采取某些积极措施的必要性，并且可以提出经济制裁为例。他觉得这样做不至于引起行政院中小国的反对，因为这些小国没有条件提供贷款。这种措施影响所及，只有两三个经济大国。

他认为这些国家是不会干的，但他还是认为，这种措施仍不失为朝着正确方向起步的一种积极行动。

李维诺夫把话题重新转到决议的措词。他说，他担心，即使如此软弱无力的第二稿，行政院也还是不能原案通过。

因此，中国代表团最好还是坚持第一稿，等遇到反对时，再原封不动地接受第二稿，这就算作了让步。这个建议非常聪明而又切实可行。我问他，法国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第一稿。实际上第一稿除了要求和美国研究具体措施外，没有什么别的内容。李维诺夫显然对欧洲的国际形势了如指掌，他说，法国对欧洲的形势非常焦虑。害怕如果美国和英国全神贯注于远东，那么法国就得单枪匹马地去对付欧洲的局势，特别是地中海的局势。事实上，在两天以后，即 1 月 31 日举行的二十八国会议上研究修改盟约时，法国的态度似乎变得更不积极了。其中原委，苏利茨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德尔博斯接到一个来自柏林的报告，报告说在即将来临的 3 月份，意大利将在西班牙发动一场猛烈的进攻。此外德国在奥地利也准备采取行动。那就是说，它计划兼并奥地利。

这些都使德尔博斯感到非常忧虑。

2 月 1 日下午，国联行政院开会研究对中国申诉的决议草案。由于许多小国的代表们采取变相反对的态度，会仪完全失败。例如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代表都表示，必须先请示各自的政府后，才能发表意见。他们之所以采取不合作态度，是因为决议仅由一小撮大国的代表们起草，没有请这些小国的代表参加，他们认为受到了忽视。

在那天下午的二十八国委员会会议上，当时任法国代表的保罗一彭古发表了一篇雄辩滔滔的演说，但由于两天前德尔博斯代表法国政府对决议草案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他的发言不大令人信服。事后我和保罗—彭古谈话时，我对他的演讲表示赞赏，并提起了早先德尔博斯所表现的态度。他说，他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地强调集体行动原则，就是着眼于中国问题的。他说，他不能为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法国对中日战争问题决议草案所采取的态度负任何责任。在 2 月 2 日国联行政院召开的会议上，小国代表们又一次表示了不满，并要求把中日冲突问题和决议一起提交给行政院公开会议上去研究。至少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代表们都强烈要求这样做。这一意见使得克兰伯恩和泰桑都感到不安。我自己也主张这一讨论在当时还是应该保密的。我提出一个折衷办法、我说，决议中不应提到参加起草各国的国名。这样，总算把公开讨论的主张压了下去。

1938 年 2 月 2 日投票的结果，通过了下述的决议：行政院审议了远东的形势，遗憾地注意到，自从行政院上届会议以来，在中国境内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并且有所加剧。

鉴于中国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从事政治和经济的复兴事业，并已取得成效，对形势的恶化，更感痛惜。

回顾全体大会 1937 年 10 月 6 日的决议屯曾对中国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并曾劝告国联各会员国避免一切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从而增加中国困难的行动，此外各国还要研究各自单独能向中国提供援助至何种程度，

号召国联会员国要对上述决议的要求予以最高度的重视，深信行政院中对远东形势特别关心的各会员国，必将不失时机地与利害相同的大国进行磋商，进一步采取步骤，稗使远东冲突获得公正解决。

我于 2 月 3 日离开日内瓦返回巴黎。2 月 5 日下午，有一个饶有兴趣的人物来访问我，他就是李杜将军，自从张学良将军和他的部队撒出东三省以后，有两位英雄人物留在东北，继续抗日，李杜便是其中之一。他为了呼吁苏俄援华，曾取道巴黎去莫斯科。他告诉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在莫斯科，孙科曾告诉他，他所要求的援助是苏俄是否站在中国一边参与中日冲突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

李杜说，他离开莫斯科时，孙科已会见过几位苏俄领导人；并且有消息说，他已和这些苏俄当局进行了较满意的会谈。他并说，他了解到苏俄在援华政策上，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是因为欧洲形势恶化了，苏俄不愿意同时应付欧洲和远东两条战线。

2 月初，我曾和莱热讨论过欧洲和远东两方面的形势。

会谈开始时，我打算就中国军需物资通过印度支那问题再次对法国外交部施加一点压力，特别是要催促它把苏俄第一批通过印支运往中国的物资立即放行。

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迁都，由南京迁汉口，再迁重庆。中国政府迁到重庆以后，开始制订长期抗战计划。

不过，如何从海外取得物资供应，成为一大问题，而为继续使用印度支那这一运输通道，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国的同情和支援。

我直截了当地重新提出了让中国的武器和装备通过印度支那的问题，并且提醒莱热，我在上年 10 月曾就这一问题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但迄今未获答复。我说，我希望能够知道，法国新内阁成立以后的态度怎样。莱热回答说，这方面没有变化，去年 l0 月旧内阁所持的态度继续在执行。

我告诉他，几天来我收到好几份电报，都谈到有一批俄国援华物资，在一个月前就到了海防，并卸了货。

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货只有一半运往云南，还有一千五百吨，中国派驻当地的代表急于将其运往中国。但是，他接到印支总督的通知，要求他把余下的俄国物资重新装运出口，拒绝发给运往中国的运输许可证。我对莱热说，事情非常紧迫，我不仅收到了外交部的训令，同时还接到了行政院长的命令，要求我和法国政府联系，希望法国政府指令总督将该批货物放行。此项许可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的。因为第一，找不到船只来把它从印支装运出去；第二，余下的物资中，有三分之二是炸弹、榴歌弹和枪弹，总重量约有一千一百吨。这些物资如果留置时间过长，有可能危及当地的公共安全。

莱热承认，确实曾向印支总督发过指示，俄国物资中留置在印支的部分，不准过境。外交部曾接到殖民部转呈的报告，报告说，驻当地的中国代表在处理运输事务时，毫不注意保密。现在海防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等等，就像法国国庆日的阅兵式一样，吸引着成群的老百姓围观。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对这些武器摄影，外交部就掌握有这些照片。现在整个印支通道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日本人已在印支和巴黎两处提出抗议。日本人甚至已经掌握了有关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详细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允许这些物资过境。至于公共安全问题，他说无关大局，让地方当局去处理即可。

莱热说，肯定已经有命令不让这批物资过境，现在再要改变这个局面是不可能了。不过果真有什么新情况，他或可给以有利的考虑。在我一再催促之下，他同意和殖民部联系一下看看，不过他不敢说有多大希望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说，中国的抗日运动，确实也是符合别的大国的利益的。如果中国抗战失败，日本的侵略肯定就要越出中国，到时候，印度支那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胁。莱热说，这个他能理解，也同意我的说法。不过日本方面一直在不断地提抗议。如果印支继续公开地向中国提供运输通道，恐怕日本就肯定要占领中国海的许多岛屿。日本海军已经三次在海南岛登陆，并企图占领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他说，日本占领海南岛将危及印度支那，日本人并将利用此岛作为进攻华南的基地。这不仅威胁到华南，同时也将威胁到印支。他认为从中国和法国的利益出发，不能让日本占领这些岛屿。

他接着说，最近法国单枪匹马，在东京提出了抗议，要求日本陆战队撤出这些岛屿，英国人没有出来响应。

他认为，这一问题必须用切合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如果这些岛屿中的任何一个落人日本人手中，都将对中国不利。他说，此外，日本人还一直在威胁说要轰炸滇越铁路。法国的铁路股东们深恐日本会用空军把铁路炸毁。

此外，在议会里还有一个小集团在反对政府采取任何会使法、日关系复杂化的政策。如果政府处理得不谨慎，这个小集团肯定又将在议会中掀起风波。

我对莱热说，据我看来，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日本进攻印支的危机。我说，英国人一直把香港的大门敞开着，作为中国的通道，他们不担心什么对日关系复杂化的问题。但莱热说，日本人曾试图占领海南岛，这说明他们的意图是认真的。至于香港，他说，对日本并不重要。他还深信日本不会进攻香港。

这时我说，最近报纸报道日本外相广田在日本议会作了一次报告。他说，日本已开始和各国谈判，要求各国停止对中国供应武器，我说，我怀疑法国和日本间是否也已经开始了这种谈判；法国最近在印支通道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由于法国已和日本达成谅解，要以这种态度作为代价，使日本保证不占领上述的那些岛屿。莱热说，既没有进行谈判，也没有什么谅解，而且占领岛屿的问题和向中国提供印支通道的问题根本是两回事。日本陆海军当局曾公开向法国驻日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说过，他们有报复的意向。法国政府从来都是把关于岛屿问题的杭议与通道问题分开处理的。

我于是说，日本大使杉村初到巴黎时说过，他要致力于扩大法、日间在 1907 年 6 月 10 日达成的关于对华政策协议的基础，以增进两国友好关系。我问他是否就这个问题开始了谈判。他说杉村有这种想法，但他得不到政府的有关指示。日本海军反对重申 1907 年的那个协议，因为他们要的是在华南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不愿让自己的手脚受到束缚。倒是法国政府为了防止日本人侵占前述的那些岛屿，才反复援引了 1907 年的协定。

我再次力请法国政府对援华问题予以考虑。我说，中国奉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捍卫法国以及其他大国在远东的利益，因为中国的抗战如果失败。

就会使日本的侵略矛头更逼近于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地和利益。莱热完全同意我的见解。他并说，中国在日本的和平诱饵前徘徊了一阵，终于横下心来继续抗战了。

我说现在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空前高涨。不过要抗战成功就必须从海外取得足够的武器装备。所以中国要呼吁法国政府作出最大限度的支援。

莱热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并说，考虑到欧洲局势的现状，以及法国军工生产的落后状况，法国不可能给中国很多援助。他说，法国正在尽可能作出最大支援。

中国可以在法国自由地进行采购，而日本人提出要进行采购时，法国政府往往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托。

3 月 24 日，我再次会见了莱热。我们的谈话紧紧围绕运输问题，以及印支在中国军需物资运输问题上的实际情况。我说，以前我曾经听莱热先生说过，关于过境运输问题，应按 1937 年 7 月 13 日以前向法国提出的订货合同办理。只要是在上述日期以前笼订的购买军火合同，在履行这些合同时，不应有什么困难。但是，最近确实产生了几起困难事件，其中之一就是云南省在 1936年 6 月 12 日以前订购的一批 75 毫米大炮。我说，据我了解，这批订货的出口许可证没有批准，理由是印支不能让这批物资通过。另外还有向哈气开斯厂订购的一百挺自动机关枪和向布兰特厂订购的四十门臼炮，这两批武器的制造许可证也没有批准。我强调说，这两批物资的订货合同是在 1937 年 7 月 l 日签订的，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就已经签订了。

我说，如果法国外交部对我在 1938 年 3 月 4 日递交的备忘录能够做个答复，我将十分感谢。当然，我是经常向我国政府报告情况的。但是最近以来，由于在执行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签订的合同，以及在印支提供过境便利方面产生了许多困难，使我国政府深为不解。汉口方面（当时中国政府已迁至汉口）已经表示不满。我将设法防止这种不满进一步发展，因为我不希望我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立场，有所误解。

莱热说，他想起来了，3 月 4 日确实有一份备忘录，他将设法给我一个答复，以便我向本国政府汇报情况。

关于云南省政府订购的一批大炮，他说，在厂方代表向他汇报之后，他已经写信给陆军部，催促他们迅速予以批准制造。陆军部的答复是，由于法国政府发出了一项通令，将所有陆军武器全部入库，以便查明法国的国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满足。这一来，就把云南的订货搁下了。

关于和哈气开斯和布兰特订立的合同，他说还没有给陆军部写信，因为，就他所知，这些合同不是 1937 年 7月 1 日签订的，而是在 1937 年 9 月份。我打断他说，那些合同不是通过大使馆签订的，而是由孔祥熙博士的代表和法国代表直接签订的。我还说，在我刚从大使馆出来之前，法国代表曾明确地告诉我，那些合同是在 7 月 1 日签字的。莱热说，如果是那样，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打算重新查阅案卷。他要求我向中国政府解释一下，以免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对法国政府的立场产生误会。

3 月 23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拜会了新任外交部长保罗一彭古。我对他的再度出任外交部长表示高兴，并祝贺他在处理捷克问题上已取得的成功。

我对他说，最近中国的军事局势正在不断改善，中国的抵抗能力已经增强。中国基本上已经能够阻止日本侵略军前进，特别在津浦铁路前线尤其如此。中国军队的士气很高，为了继续抗击日本的侵略，人民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但是中国扰战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输入。

我提到 1937 年 10 月国联全体大会的决议，那时彭古曾发表过出色的讲话。但是国联作出决议还不到两星期，法国政府就试图中断一切运交中国的武器和装备。

只是在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之后，法方才偶而放行一些物资。而到 1 月末为止，印支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中国货运。

我指出，法国态度的这一转变，已经使香港转运任务的压力大大增加，因为香港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送大量物资。我说，法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变化，使中国政府在抗战方面深感为难。同时也使中国政府对局势感到迷惘。我要求彭古运用他的影响来扭转这一局面，使之变得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的抗战，不是单纯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彭古说，如我所知，他对中国寄与深切同情，而且局势已经演变到如此严重，使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未能在冲突一开始就尽最大努力来加以帮助。

他说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已经打电报给法国政府，请求放宽印支通道。他指出，印支的防务薄弱，比香港更容易受到外来的攻击。他说，如果我送给他一份照会，他将乐于对事态进行分析，并尽最大努力作出支援。但事实上，勃鲁姆内阁不到一个月就倒台了，一个新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取代了彭古。彭古没有得到充分时间来实现他的意图。

勃鲁姆内阁倒台后，达拉第担任了新内阁总理。4月 21 日我访何了达拉第新内阁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

在祝贺他荣任外长的同时，我希望能弄清法国政府对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观点，以及英国打算在下次国联行政院提出这一回题的看法。中国政府曾收到英国方面有关这一意图的照会。我告诉他，英国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觉得英国的真正意图是要对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予以承认。我说，我国政府估计法国政府也曾收到同样的照会，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对此有何见解。我补充说，虽然中国政府还未决定如何答复，但我相信我国政府对英国的建议很难苟同。不承认武力侵占领土是中国的一项根本原则，这不仅适用于 1931—1933 年间已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同样也适用于日军占领下的其他各省。我对法国外长说，中国如果同意英国的主张，就无可避免地要危及中国的国际立场，并将自毁其根本利益。

博内说，英国提出这一问题，是在他就职之前的事，而他的前任彭古已应允将在日内瓦予以支持，他自己没有理由加以变更，因此法国政府仍将给予支持。但他本人非常欣赏中国的立场，因为他对中国所从事的抗战事业，以及这一抗战涉及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同情。

博内说，关于埃塞俄比亚问题，法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态度，因为与意大利的关系对于法国至关重要。

制裁问题，已经使法国在对意关系上感到非常棘手。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问题一日不获解决，欧洲形势的全面安定就一日不能实现。法国之所以要步英国的后尘，力图打开僵局，法国之所以要效法英国，与意大利开展谈判，以求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其原因都在于此。

我除了要和法国新任外长研讨埃塞俄比亚问题，还打算和他研究如何向中国供应军用物资以及如何运输这些物资等紧迫问题。我说，要保证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印支过境对中国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告诉他，香港允许每月有六十万吨物资通过那里运往中国，而在最近的九个月中，仅有三千五百到四千吨获准通过印支运往中国，目前由印支到中国的供应线基本已被封闭。我并对他说，中国政府向法国订购的武器军需物资，也都不能及时交货，甚至中国在法国的订货，要获得制造许可证都很困难。我还说，有时，出口许可证也很难取得。还有，哪伯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订货，外交部也强令停止发货；制造许可证批不下来，遭到拒绝，其借口是，这些物资即使制造出来，也不能经过印支运往中国。我强调中国迫切需要这些物资，我请外长不但在外交部签发制造许可证上给予便利，还要请他转请政府中其他有关部门加紧制造中国的订货，并给以便利，使之通过印支转运中国。

外交部长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太清楚。他问我，大使馆是否已经把这一问题通知过外交部。我告诉他，大使馆已经向外交部送交了好多份备忘录。于是，他保证一定命令他的秘书去查阅案卷，他自己也将立即关注此事。

他说，他特别乐于处理好这一问题，因为他能理解，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也是保卫和平和民主的事业。

4 月 24 日，在塔布衣夫人家中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和乔治·孟戴尔先生进行了一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交谈。这时他已复任殖民部长。我告诉他，中国的军事形势已有起色。他说，中国的长期抗战，是意想不到的，这给他的许多同僚以及法国公众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复职三天以来，他已经重温了全部有关法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他感到莫泰先生非常同情中国，非常有助于中国，但是有关政策施行的其他重要人物则不然。他感到，他的前任任命的印支总督似乎就不能理解他的意图。他不认识这位总督。

我们间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诚恳而友好的谈心。这位部长对我说，他研究了中国的扰战问题，并且分析了中国抗战事业对法国的重大影响。他说，就军事而论，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比中国重要得多的因素。但是，由于日本和德、意两国流涤一气，一旦战争爆发，它肯定将成为法国的敌人。他甚至认为日、德、意三国已经达成了某种谅解，万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他说，中国与日本不同。

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中国一直和法国友好相处，从未改变政策。一旦有事，法国将把中国当作利害与共的友邦。

法国应该拿定主张，在大祸临头之前，不失时机地广结盟友。

这时，他又把法国对印支过境运输政策的演变给我作了简略的介绍。他认为法国之所以要在假道运输问题上采取限制的政策，是为了慎重，以免使法国陷入这一向题可能引起的严重争端之中。我又指出，英国政府允许中国军需物资通过香港运入中国，并未考虑日本进攻香港的问题。他说，英国在香港的防务比法国印支的防务强大得多。他并告诉我说，他也知道，在过去几月中，英国已准许九万吨上下的军需物资通过香港运入中国，而法国则仅准许三千四百吨通过印支。不过，他已作出决定要改变这种政策。孟戴尔接着说，最近印支总督曾有电报告诉他，中国政府希望扩大通过印支的运输量，并表示，他自己（布雷维）和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都愿意向中国提供更多的支援。孟戴尔说，他打算和法国外交部研究这一问题。

并说，他已把他的意见向达拉第总理说过，并得到了总理的首肯。达拉第告诉他，只管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办，并保证给予全力支持，决无异议。

孟戴尔接着说，在他的同僚中有一种反对支援中国的论调，说中国的抵抗可能坚持不下去，日本可能胜利。

到那时，日本将对法国进行报复，印支受到日本打击的危险就近了一步。另一种论调是，如果中国获胜，或者能够获得体面的和平，它的外交政策肯定将变得更为排外，法国在印支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中国的友好合作。

我说，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乐于与友邦友好合作。那种害怕中国采取排外政策的心理，是毫无根据的。我说，如果确实存在这种顾虑，不妨进行某种协商，由中国作出保证，防止此种事态的出现。我说，我自己历来主张签订一项中法合作条约。这种合作，不仅限于经济，而是要扩展到其他领域。我明确认识到，中国需要从法国取得一定的援助，特别是在当前抗战中，需要通过印支取得海外的物资。而在此同时，一旦欧洲局势严重恶化，殃及法国时，中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可以向法国提供支援。我对这位部长说，目前，中、法两国间已经签订了一项通过印支向中国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这一条约应成为法国扩大对华运输的基础，但还需要签订一项范围更广泛的协定。我还提醒部长说，在上次大战期间，中国曾向法国派出了八万多人的华工队伍。他们曾在法国士兵的战壕后方辛勤劳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中国也曾向法国提供过原料物资。将来中国仍可以对法国作出类似的贡献。

我又提到中国可以提供制造各种枪炮武器等所必须的重要矿产品，诸如锑、钨等等。我说在当前的中日冲突中，中国拥有一切必需的人力，所缺的就是物资。必要时，中国可以用它的人力来支援法国。孟戴尔说，目前如果在中、法间签订一项政治协议，恐怕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很不容易取得法国公众的谅解。由于捷克事件的发生，法国的公众已经感到相当恐慌，唯恐自己被卷进战争的漩渴中去。他说，最近邮政工人工会作出决定，万一捷克受到攻击，他们不同意法国对捷提供援助，这就说明了法国公众的心情。不过，如果中、法间签订的军事性合作条约不是以单方面援助中国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而是从法国本身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倒是可取的。

他问我，中国的抵抗到底能坚持多久，中国是否能增强海南岛的防务，以免该岛被日本占领。他说，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大大加强法国执行它对中国新政策的立场。我说，我将非常愉快地把他刚才的谈话报告给政府。关于中国抗战的前景，我立刻向他保证说，只要武器和军需物资能够源源不断而来，中国是能够抗战到底的。我说，目前我国国内万众一心，坚持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空前高涨，而日本人民和政府对侵华政策却是意见分歧的。

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这位部长要求我在向我国政府汇报时，务必注意保密。他说，万一走漏风声，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就会给他造成极大的麻烦，并将使新政策的贯彻受到严重的影响。我请他放心，保证决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在我同法国新政府成员的多次交谈中，我经常指出，中国面对日本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政府撤离南京迁往重庆，以及断然拒绝德国驻华大使经日本人同意后提出的调解建议，在在都说明中国政府已经义无反顾地决心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1938 年 4 一 5 月间，中国军队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不仅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而且由于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还发动了多次反攻，甚至夺回了这两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镇。

这里，我打算说明一下列强为了支持中国继续抗战而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和苏俄方面，存在着偿付一千万美元债务的问题。这是苏俄援华物资运往中国而应付出的一笔运费。但俄国人却坚持说，这是应当作为偿还苏俄提供的价值一亿美元援华物资价款的一部分。

关于由英国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我在 4 月 30 日打电话给驻英大使郭泰祺。我提出，英国应该是能够向中国提供所要求的信用贷款，并由英国财政部提供道义上的担保的。郭泰祺则主张用国联贷款的方式，并且说哈里法克斯已允予考虑。

第二天，即 5 月 1 日，郭秉文（当时他在伦敦，代表中国政府处理外援问题）回到巴黎报告他和李滋罗斯以及伦敦的一些银行家们谈判的情况。他说，发行公债和政治贷款都需经英国议会批准，因此，不可能办到。

在金融方面，李滋罗斯主张安排一项银行间信贷。因此，李滋罗斯和他本人都分头接洽了几家英国银行。这些银行在英格兰银行作出信贷安排时，都有可能承担或分担贷款。他们两水都感到这些银行是乐于赞助这一举措的。

郭泰祺说，为了稳定通货而筹借外债之议，在国内再次提起。他认为，如果美国也参加拟议中的英国贷款或国联贷款，那么问题就至少可以解决一半。

这时，我正准备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我们中国认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应该是中日何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外交部认为埃塞俄比亚问题，以及承认意大利对它的征服是最急迫的问题。中国对这一问题也颇关心，因为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支持它的承认态度。但是，我已在 4 月 21 日通知法国外交部长，中国认为英国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有报于中国不承认用武力侵占领土的原则立场，而且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之下，我们还深恐国联的这种承认，将牵涉到中国的切身利益。

5 月 9 日，我在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也提到了埃塞俄比亚问题。我们是在日内瓦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期间会面的。我说，不承认主义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事关重大，决不允许由于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受到任何损害。

李维诺夫说，埃塞俄比亚丧失独立，已是既成事实，没有哪个大国会去使它光复。它的主权事实上已经落到意大利手中。俄国在埃塞俄比亚没有利害关系，但是不承认主义事关重大，俄国坚决要维护它，决不允许受到损害。他认为最好把埃塞俄比亚问题与满洲问题区分开来。不能让埃塞俄比亚问题成为一个先例，对满洲问题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请他相信，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就是这样，我在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时将表明这一立场。

同一天，在国联秘书长爱文诺举行的午宴上，我和法国外交部长博内，也就埃塞俄比亚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始时，他希望我在行政院为埃塞俄比亚问题即将举行的会议上能支持英、法的立场。他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已是既成事实，除了埃塞俄比亚本身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这一事实。而另一方面，为了欧洲的和平，对这一问题必须妥善处理，以便和意大利取得和解。欧洲紧张局势缓和以后，英、法才能对远东问题给予更多的关心。他相信这也是中国所希望的。

我告诉他，我理解他的话的含义。我将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行事，决不会在这一问题上给英国和法国造成什么障碍。同时，我要求博内必须理解，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原则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由于满洲的局势使然，同时也因为日本的侵略仍在继续，它置国联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于不顾，而且它还在北平和南京分别建立了傀儡政权。因此，无论如何，英、法的所作所为决不允许损及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根本利益，这是极端重要的，也是中国当前抗击日本侵略的根本目的所在。

博内外长说，他对问题的实质充分理解。但是，他认为中国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他说，首先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基本上已经充分控制起来，而中国则仍在抵抗侵略，仍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奋勇斗争。

我一到日内瓦，就按常例对国联行政院的本届主席以及几位经常积极参加讨论的重要成员进行了拜访。5月 9 日，我又会见了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拉脱维亚外交部长蒙特斯。他把会议日程告诉了我，并建议我在第二天星期二发言二我们讨论了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问题，以及国联予以承认的问题。他自己的见解和英国是一致的，换言之，即承认既成事实，除此而外，国联无能为力。

因为中国意欲在行政院第 101 次会议上坚持提出中国申诉的问题，我急于要在行政院各理事国间尽可能地组织好一股支持力量。所以我一到日内瓦，就立即行动起来，和即将与会的主要的或活跃的代表们接触联系，以求达到我的目的。5 月 9 日我会见了李维诺夫，我也向他提起我将在会上提出关于中日战争的问题，我表示希望他支持我的发言。这位苏联外长说，他将支持行政院的一切行动。不过他觉得行政院不可能有多大作为。

他问我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如何。我告诉他，自从布鲁塞尔会议以来，争取他们援助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收效甚微。我在伦敦的同僚曾向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提过举办国联贷款的设想，我自已也把此事向法国外长博内说过。他们二位对此似乎都感兴趣，但都仅表示将加以考虑。李维诺夫认为，这种要求最终必将落空。因为，国联所作的保证，都是空头支票。我说，我的设想是，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可能被说服而作出保证。李维诺夫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两国政府批准之前，也还必须取得美国银行家们的支持。

5 月 10 日，我在行政院会议上发表的讲演中，根据盟约第十七条我正式重申了中国的申诉。到 13 日行政院秘密会议时，我又概述了中国的迫切愿望，并要求迅速行动。哈里法克斯在发言中反对援用盟约第十七条，并反对根据这一条采取强制性措施。但他指出，中国申诉中的其他要求是符合国联以往作出的各项决议的。李维诺夫则表示全面支持中国的申诉。秘密会议的结果，仅仅是指定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草拟一份决议。会上指定英国、法国、苏俄、中国和罗马尼亚组成起草委员会。但经过我的提议，把拉脱维亚也加了进去。起草委员会当天下午就举行了会议，我们把秘书拟就的草稿通读了一遍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发现这个草稿非常空洞。

那天晚上 10 点，中国问题起草委员会再次集会。这时，我只好采取坚决立场，以求实现中国的愿望。由于我的坚持，终于对草稿作了些修改，虽然内容仍感软弱无力。会议到 12 点 30 分才休会。我觉得哈里法克斯在会上表现得非常友善，法国代表贺柏诺则相当胆怯，冷淡无情，形成了一种障碍。苏联代表苏利茨，这次发言很少。但他的顾问对裁决的含义理解得很快。总的说来，我发现形势相当不妙。

第二天，我们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中国问题和瑞士问题。行政院前任主席莫塔请瑞士代表就瑞士中立问题发言。李维诺夫对苏联被摈斥于起草委员会之外很生气。

他在会上发脾气说，由于苏联与本案无关，他就不再参加讨论了。莫塔面带歉意地向李维诺夫解释说，前天晚上起草委员会成立时，他并不是存心令人不快，这时，博内插进来做和事佬。李维诺夫主动提出对瑞士问题的表决弃权，这才通过了拟议中的决议。

关于智利宣布退出国联问题，议程中有此一项。哈里法克斯说，由于智利已经决定退出，就没有必要再考虑什么折衷方案去迎合智利的观点，使它满意。最后，开始讨论中国问题。博内和哈里法克斯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都做了富有同情并带有烦扬性的演讲。哈里法克斯显然对我的发言很担心，因为在议程上把中国问题列入以前，他先和我进行了交谈。

这位外相首先向我了解，我准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有多少篇幅。我告诉他，我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分钟。

如此简短，使他感到惊讶。前天晚上，他在起草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中含有中国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将提及这些要求，这使他很满意。他并说，由于我能履行我的诺言，他也将信守协议。哈里法克斯希望我不要把他看得太过于坚持己见。他说，他原想在会上给予中国更多的帮助，但是英国能力有限，会上所定事项，确实已是英国政府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了。我说，虽然我认为决议草案还不够强硬，但我觉得哈里法克斯确实是竭力支持我的。归根到底，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决议的措词，而是按照决议的精神向中国提供实际的援助。

这时，哈里法克斯说，为了证明他的诚意，在前晚起草委员会散会之后，他立即致函英国财政大巨西蒙爵士，催他迅速做好对华贷款的安排。这种贷款可以用中国现存于伦敦待售的某些矿产品作抵押品。他指的是锑和锡，这些都是制造重武器的必需原料。他说，郭泰祺已就此事和外交部以及李滋罗斯进行了谈判，他相信，中国这次可以真正得到一些实惠了。我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我说，财政援助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这时，我又告诉他，我刚收到孔祥熙一份电报，他要求我找哈里法克斯问一下，关于中国政府最近发行的公愤，英国是否能提供一些支持。这些公债是以国库岁入作担保的。我说，任何形式的支持，不论是保证书或推荐信，都将有助于这些债券的发行。哈里法克斯说，他乐于考虑这一问题。他让我转告郭泰祺，他在回到伦敦时立即找财政部联系，以便财政部与中国大使馆直接谈判此事。

我说，关于中国需要军火的问题，我已和法国政府联系，希望法国能供应一些野战炮，中国现在迫切需要这种武器。哈里法克斯说，遇到适当机会时，他也会向法国提出中国的要求。他在伦敦时，就和法国人谈过印支过境问题。他发现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固执。我说，法国人似乎害怕日本会使问题复杂化。哈里法克斯说，他自己也感到法国人对这个问题确实是过于小心了。

日本现在已被中国拖住。他认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和其他大国找麻烦。

于是，在各国代表一一就中国问题作完发言以后，决议草案就正式通过了。决议再次吁请国联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对国联已作出的各项决议认真执行，并按照决议给中国提出的请求以认真同情的考虑。另外由于我曾指控日本已经把几支化学部队开到山东，正在准备使用毒气。因此，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还指出，化学战争为国际法所不容许，要求将有关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新情况报告国联。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这样的决议，已是来之不易了。第二天，5 月 15 日，我收到了孔祥熙和王正廷分别从国内和华盛顿发来的电报。他们对我在日内瓦能坚持中国的立场并取得胜利，表示祝贺口

第二节 国内军事形势恶化，欧战迫

在眉睫，中国需要援助日益

迫切，获得外援更加不易

1938 年 5 月，国联行政院会议开过不久，江苏、河南地区的战斗渐趋激烈。5 月 19 日，徐州失守。日军随即沿陇海铁路移师西犯，直指河南重镇郑州。5 月 24 日攻占兰封。两周后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 月 9 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而上与陆军协同作战，会攻汉口。局势如此，争取外援与安排交通运输，成为至要之事。

6 月 2 日，我为了德国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一事往访赫里欧，想探询一下德国军事顾问空出的位置是否可由法国人来填补。由于柏林的催促，关于召回德国顾问之事，已开始在中国政府内部讨论。为此，我曾会见过很多法国内阁阁员，包括司法部长保罗，雷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政治领袖，后来变得更为显要，还有亚历克西·莱热，他是外交部的秘书长。

我发现莱热对此事的态度相当沉默，甚至暖昧。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于用法国顾问代替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显得有些退缩。他说，当中国正在进行战争之际，法国政府不能派任何现役军官去那里。我向他解释说，从德国顾问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聘请合同都是由个人签订的。自然，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允许，但事实上，这些顾问在中国的服务工作，仍然由他们本人负责。

这位秘书长反复强调法国政府不能允许任何现役军官前往中国帮助抗日。可是他说还有另外的一些退役军官，这些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法国政府不能阻止他们受雇于中国，尽管莱热这么说，我还是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即他对此事一点也不同情。

我向他提出建筑从四川省会成都经昆明到达缅甸边境的铁路问题。我说，为了筹集建筑这条铁路的资金，英国已经成立一个组织，法国银行界可能对此也感兴趣，希望他们能参加这项工程。莱热说，法国银行界对于拟议中的成都至昆明铁路已经保留了修筑权，如果英国想投资于这个事业，他们可以建筑昆明至缅甸的一线。

我向他解释说，由于战争仍将继续下去，拟议中的这段铁路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条铁路与滇越铁路联合起来，就可成为一条重要的物资供应渠道。我告诉他，我知道法国银行界对此兴趣不大。倘若果真如此，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反对由英国来投资建造。

莱热说，法国银行已经承揽了从镇南关（在广西与印度支那交界处）至南宁这段铁路的投资，他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再投资于另一铁路。他认为，如果英国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开始建造自昆明至缅甸的一段，留下成都至昆明的一段给法国。我向他指出，目前时间因素是首要的，中国政府希望这条铁路的建筑越快越好。为了争取时间，两条铁路线最好同时建造二这位秘书长说，他将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如若英国愿意合作的话，法国也会有兴趣的。当我请求他设法使法国银行提高对此计划的兴趣时，莱热允许给予帮助。

6 月 2 日，我邀请法国总参谋长德康将军共进午餐。

席间我曾和他谈及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以代替德国军事顾问这一问题。我告诉他，我打算会见达拉第总理，探询关于聘请法国军事顾问的可能性以及能否在法国获得某些军需物资的问题。德康告诉我，达拉第总理对中国的事业一向是十分同情的。

我着重指出，德国决定召回军事顾向显然是由于它希望帮助日本加快结束其在中国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使日本能保存其力量和资源，以增强反共阵营的实力，并且使德国在欧洲更能自由行动。我还告诉德康，德国和意大利都曾劝说中国与日本妥协，他们对中国断然拒绝他们的劝和表示不满。我解释说，欧洲的局势与远东密切相关。中国继续抗战将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淖之中，从而达到使德国和意大利的手脚受到束缚的效果。

德康说，这也是他的观点。他建议当我与达拉第商谈中国需要得到物资和技术援助时，亦应从这一角度来说服他。他还说，法国现在正计划重整军备，所以目前尚不能提供他们自己还需要的东西，这是事实。但有些武器如 75 毫米大炮和机关枪等还是可以供给的，因为这类物资库存丰富。

德康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攻击用的重型武器，而是防御用的轻型武器。他说，目前首要的是制止敌人的侵入，在成功地制止其入侵后，才是采取下一步骤，将其赶出国境的时候。所以，只有到下一阶段方才需要重型武器。他建议我提请达拉第考虑是否可将法国生产的武器部件，运到远东进行组装。他认为建立这种装配工厂是比较容易的。这样既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需要，也能供印度支那将来一旦需要时使用。

他建议我在与达拉第谈话后，要送给达拉第一份备忘录，详细列出中国需要的军需物资和技术援助项目。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备忘录上的东西都能得到，但只要能争取到一部分，中国就算有所收获。此外，这个备忘录还可作为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促使他们在两三天内作出决定，最迟亦会在两周内作出。我谢谢他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6 月 3 日我见到了达拉第。我开门见山地对这位总理说，关于扩大援助中国的问题有两件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同时，想和他磋商有关与法国的合作问题。

第一，关于物资援助问题，中国需要机关枪和 75 毫米大炮这类的武器。我理解法国现在忙于重新武装和储备军需物资，但是我知道法国并不缺乏上述两种武器。

如果目前没有库存成品，我建议可将材料及部件运往远东，在邻近印度支那边境的地方建立工厂进行装配。

第二，德国政府最近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这些顾问已在中国工作将近十年，作用很大。自战争开始后，这种帮助更为重要。这些德国顾问属于过去的德意志帝国陆军，并不同情德国的纳粹政权。他们本人仍愿意留在中国，特别是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受聘合同。然而德国政府如果坚持召回，他们很难拒绝。

不过中国政府诚意挽留，他们也很愿意留下来，所以此事现正在中国政府考虑之中。中国政府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希望了解一下，如果解聘了德国顾问，是否能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从法国得到同样的军事技术援助。

国务会议主席达拉第说，他对中日战争深为关怀，几乎每天都注视着它的发展。在战争初起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不能长久坚持，很快就会屈服。但是他们错了。月复一月，中国已经抵抗住日本，而且由于这种长期抵抗，显然已使中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说到军需物资问题，达拉第指出，由于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因此没有多余部分可以供给中国。但无论如何，关于运送枪炮部件到远东，并在那儿建厂装配的事，他本人愿意推动其尽快进行。他说孟戴尔殖民部长也曾和印度支那前武装部队指挥官布吕尔将军讨论过这一计划。

布吕尔曾告诉孟戴尔，印度支那的当地工人是优秀的，当地工人已能制造来复枪、子弹和一些小型武器。

我说，由于印度支那的劳力便宜，故而此种生产费用，长期算来也会低廉。达拉第说，不仅如此，这个计划还有其他有利方面，因为往远东运送军火成品就意味着拖长时间，而且容易引人注意。如果在印度支那把材料组装后再运中国，就不会引起外界任何注意。

法国总理继续说，在法国有一些反对者，他们反对介入中日冲突。因此，这一计划将作为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务需要来实施。他个人也总是宣传，要在印度支那建设防御力量。达拉第还说，三个月前，退罗（泰国）（它并未公然与日本联盟）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曾经对印度支那采取威胁政策，但最近当中国抗战力量与日俱增，退罗态度又转为缓和，然而仍有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危险。因此，实行此计划，亦将表明是出于对付此种威胁的必要手段。

在军事技术援助问题方面，达拉第说，尽管外交部长博内持反对意见，他自己还是赞同的。不过为了避免外界指责法国公开介入中日冲突，他建议邀请英国和比利时也参加这一派遣军事顾问的计划，使这项行动具有国际性质。同时，达拉第说，他知道德国顾问在中国工作得很不错，他认为中国至少应该挽留那些合同尚未满期的人员。因为在现在情况下，中国不大可能得到很多国外军事技术援助。

我指出英国早已允许中国的军需物资可以经过香港入境，而不担心日本的攻击。我说，中国通过香港运进军藉物资的数量，每月已达六万吨左右。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通过印度支那总共才运输了约三千吨。

达拉第说，日本曾经向法国政府抗议，反对通过印度支那运输给中国军需物资。在几个月前，驻河内的日本领事就曾对印度支那政府提出带有恫吓性的强烈抗议。然而，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是：“日本意欲何为，悉听尊便。”以后几个月，从日本方面看，情况反倒平静了。达拉第说，但是近来有迹象表明，日本又日趋急躁。显然，像是一个人，在气急败坏之下，会不顾一切，挺而走险。

我说，中国认为法国陆军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它的威望很高。因此，我希望如果需要请英国和比利时共同派出顾问，顾问团的主要组成人员仍应是法国的军官。达拉第说，这也是他的想法。邀请英国和比利时参加，仅是为了使顾问团具有一种国际组织的色彩而已。

6 月 10 日，我与法国外交部长博内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我首先告诉他，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关闭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我解释说，日本对华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大使就已休假回国，把大使馆工作交给临时代办主持。代办和他的僚属仍留在那里，为的是保护中国侨民和中国的利益，但是现在他们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已不能履行职责。5 月 19 和 22 日，几伙暴徒曾经闯入中国大使馆，用威胁手段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虽经通知目本警察进行干涉，但他们置之不理。闯人大使馆的暴徒，都是一些日本秘密警察和台湾人。鉴于此种情况，中国使馆已不能再进行其正常工作。中国政府现已批准了临时代办的请求，让他们回国。使馆交日本政府保管。

我补充说，虽然采取了这一行动，但中国政府无意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纵然日本方面借此宣传中国与日断交，实际不能作那样的解释。

我又说，中国政府得到情报，波兰政府有承认“满洲国”之意。中国政府认为，如果这种意图真的实现，就是违反国际联盟关于不承认“满洲国”政权的集体决议。我向外交部长转达中国政府的要求，希望法国政府利用其影响，促使波兰政府停止采取这一行动，以免损害国联的威信和中国的利益。

博内很友好地告诉我，当天下午 5 时，他正要会见波兰大使。届时他将借便把这件事情告诉对方。他向我保证，他一定要鲜明有力地表明法国的态度。我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

谈到第三件事，我问博内，他是否已与英国或比利时大使谈及德国召回军事顾问事以及从法国获得军事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因为我原先了解的情况是法国将与英国和比利时联系，邀请他们共同参加。博内仍和前次向我谈的一样不赞同组织国际军事顾问团。他说，组织和派遣一个法国的军事顾问团或现役军官去中国，都可能使法国受到外界的指责、非议和招致麻烦。但是对于组织派遣非现役军官去中国，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他们去。

我说，重要之点在于得到法国军官的实际援助。法国陆军的威望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远东非常之高，评价很好。与其他国家的顾问相比之下，中国最希望得到法国军事顾问的帮助。至于派遣他们的方法和形式，则是次要的问题。我说，我十分同意博内先生对此事要尽可能处理得谨慎一些的想法。

我然后提出云南省政府在法国订货的问题，并提醒博内说，他以前已经同意了这批订货的制造和运输。我说，如果博内能够采取·措施，加速办理此事，我将十分感谢。

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法国政府仍然迟迟没有发给制造这批订货的许可证。博内说，他将为我尽力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中、日战局又有了重大变化。军事方面，日军沿着长江向重要的武汉地区迅速推进。安庆已在 6月 12 日被日军占领。同时，由外交部的电报得知，政府已收到情报，约有一千三百名年轻日本军官，已经前往遏罗的曼谷。目的是要建立飞机场以备空袭中国军队的后方，并摧毁从缅甸运输军需物资到昆明新建的公路。

6 月 15 日，我前往外交部会晤莱热告诉他这一情报，并问他外交部是否也收到了同样情报。莱热回答说，最近驻曼谷的法国公使报告，有两艘日本战舰已经驶达逼罗，其舰上官员曾访问退罗政府首脑，意图拉拢退罗对抗中国。逼罗外交部长已经通知法国和英国驻曼谷的公使，日本此举已完全失败，因为遏罗境内有大量的中国侨民，它愿与中国和日本都友好相处，希望保持中立而不站在任何一边。但是退罗由于拒绝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与日本产生隔阂，因此退罗外交部长担心日本今后将对逞罗用其他方法来发泄其不满。

我提及上星期我与博内会晤时曾谈到的波兰有意承认“满洲国”一事。莱热说，三天前已电告驻华沙法国公使，指示他尽最大努力阻止波兰政府实现这一意图。

他同意我的看法，这种承认必将进一步损害国联的威信。

接着我告诉莱热，我从报上得知，美国国务院最近曾劝告美国飞机制造商不要向日本出售飞机。我询问莱热美国是否已将此事通知法国政府。莱热回答说没有。

并且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法国曾提议采取一致行动援助中国，但未获通过，美国政府对于远东事务非常沉默。

但是法国方面，对于采取一致行动援助中国，一直准备与任何提出具体建议的国家进行合作。

一周之后，我和莱热又有一次重要谈话。因为我从中国外交部收到一封电报，要我探询法国政府，如果日本真的实现它的威胁出兵侵占海南岛时，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

莱热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海南岛是中国领上的一部分，日本曾多次向法国政府保证，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也没有要占领海南岛的计划。但是近来日本的保证已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事实上，他们曾告诉法国政府，如果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日本海军有可能占领该岛。莱热继续说，法国政府除了通过外交努力，劝说日本不要占领海南岛外，别无良策。法国已告知日本政府，海南岛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它对于印度支那也如对于香港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不愿看到该岛被日本占领。法国政府现正和英国政府磋商这一局势。根据他的情报，日本海军对于执行占领该岛的计划仍在犹豫之中，因为此举将引起与英、法关系的复杂化。

但是，他认为海南岛很有可能会被占领。

我说，报纸报道法国和日本曾在 1937 年 11 月订立有关假道印度支那运愉问题的协议。莱热否认有此协议。

他给我的印象是法国对中日冲突要保持行动自由。莱热说，现在日本报纸仍继续攻击法国，抱怨法国向中国供应武器，给予经过印度支那的过境便利，派遣军事教官去中国，以及同意投资建造自印支边境至南宁的铁路等。

所有这些抱怨之词，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群众中制造舆论，为它以后进攻华南寻找借口。我说，日本想以扩大华南的军事行动来早日结束战争，它必然还要失望，因为中国决定继续抗战。

1938 年春末，日本在各个战场加速了军事行动。东京显然对中国拒绝在日本建议的基础上与它妥协深感失望。它曾利用柏林和罗马的斡旋，这两个国家都极力要求中国与日本妥协。中国拒绝了日本炮制的和解方案。

日本军队的节节胜利，似乎已直接影响到西方列强的态度，尤其是关系到在伦敦的贷款谈判。法国已扩大了几种贷款，以便中国用来购买武器、军火和飞机。但在英国，争取贷欲授助的努力，虽在继续进行，尚未获得成果。在5 月份国联行政院会议期间，哈里法克斯勋爵曾经暗示有希望从伦教获得重要的财政援助，但这次谈判虽有进展，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似乎是由于英国看到 1938 年春末的战况，故而再次裹足不前。6 月 7 日，财政部的代表郭秉文向我汇报。他说，当他与英国财政部代表李滋罗斯爵士进行最初两次会谈时，似乎尚有希望。但最近和李滋罗斯讨论时，李滋罗斯却说，政治性质的贷款，因须等待政府决定，前景如何，不能确定。至于商业贷款，则需要充足的保证，而现在由中国提供作为抵押品在伦敦销售的钨和锑两种矿产，由于伦敦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而供应数量又不固定，故而不能满足需要。郭说，其实价格波动这点，在谈判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但直到最近他们才提出来作为他们对中国所要求的财政援助仍需进一步考虑的理由。

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日本在中国的北部以及长江流域快速向内地推进，使英国领导人对中国抗战的最后结果再次产生怀疑。因此，英国似乎想尽量谨慎一些，不做任何既无益于将来又只能激怒其过去的盟国日本的事情，以免严重损害英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

6 月 26 日，郭秉文向我汇报，李滋罗斯通知他，贷款现在已经希望不大。中国政府甚为焦急，已派罗杰士（一个英国籍的中国顾问）到伦敦来，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个拖延已久的贷款问题，明确答复是或否。

7 月 1 日，郭秉文来向我报告，西蒙爵士现在对扩大给中国的财政贷款事，态度好转。整个问题将于 7 月 5日在英国内阁中进行讨论。他告诉我，虽然首相张伯伦仍然态度暖昧，但还是获得一些进展。现在英国已经同意把货币贷款和出口信贷两事分开讨论。为了促进谈判，我建议郭可以作些适当让步，使李滋罗斯或其他英国人对此事增加兴趣。例如，让英国代表参与中国的外汇管制，也就是让英国在中国的外汇管制委员会中得到尸个席位。

7 月 18 日，郭再次汇报伦敦会谈的进展情况。他说，酉蒙仍旧不赞同扩大财政贷款，这是中国不能得到贷款的真正原因。贾德干和李滋罗斯告诉他，现在的唯一办法是，极力促成出口信贷这个项目，以代替继续试图从政府中直接获得财政贷款的努力。

总之，从英国取得财政援助以便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一直被长期拖延。尽管国联通过了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号召会员国援助中国，不要帮助日本，但卢沟桥事变发生已将一年，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从英国（法国也一样）得到援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态度和政策。英国曾多次指出，他们愿意首先知道美国准备如何做。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经常了解华盛顿的态度演变情况的理由之一。我很想知道美国公众舆论及其在促进华盛顿采取积极援华政策方面有什么进展。因之，我很乐于接待舒尔曼博士的来访。他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一度当过美国驻华公使，在华盛顿声望很高。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告诉我，美国目前仍然被和平主义和害怕战争的情绪所支配。但是，阻碍援助中国的主要因素中立法，似有希望得到修改。我着重提出了我的看法，即用物资援助中国并不会把美国卷入战争。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起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莫勒，他刚从中国旅行回来。7 月 12 日他对我说，他认为中国如向美国贷款购买诸如小麦、棉花、搪等物资，都将会得到同意。他还说，他在中国看到抗战团结的精神，严守纪律和高昂的士气，这些都给他很好的印象。他认为中国不会失败。

另外一次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谈话是 7 月 26 日我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的长谈。地点在美国大使馆邸，大使本人也参加了谈话。他说他知道目前的战争形势对中国很不利，也理解我的急迫心情。这时，美国大使蒲立德也让我提出任何想提的问题。他说，在这里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

摩根索说，现在美国从中国政府购买白银的协定价格，已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重新修订。美国政府将先购买二千万盎司，以后每月购进一千万盎司。他说，王正廷博士告诉他，中国尚存有一亿盎司白银。因此，这个协定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外汇状况，直至年底。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以后该怎么办。

我问他，照他看来，中国要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采用什么方法最好。摩根索回答说，他知道在美国方面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但他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些使中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

他说蒲立德大使和他自己，曾预料到我的访问，已经讨论过此事。所以，现在他愿意提出一个建议，我可将此建议转报中国政府请求给予答复。于是摩根索说，他的意见是，如果陈光甫能再次被派去华盛顿，他将乐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他希望我能理解，这并非一个肯定的承诺。但作为财政部长，他可以向我保证，他将尽最大努力缔结一些协定。

摩根索进一步说，最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向他询问，是否尚可使用棉麦借款中的未动用款项。他说，他已告诉王博士，由于此款己经结算，不可能再予动用。我问道，能否再作一个新的安排，使中国可再从上述公司得到贷款用于在美国购买物资。摩根索说，这正是他认为能够做的一些事。他预期在 8 月底返回华盛顿，如果陈光甫能在 9 月初到达美国，他将乐千在华盛顿和他商谈。

我向他道谢，并说，我将把此建议电告中国政府。

摩根索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他希望我能通知蒲立德先生转告他，律能早作必要的准备。

我问道，除了进出口贷款以外，是否还有可能由私人工厂作出安排提供物资？摩根索说，肯定有这种可能性。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克莱斯勒先生曾经和他谈过，他很同情中国的事业，并且愿意给予帮助。克莱斯勒说，他准备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运货汽车，并且同意除了工资和材料费外，用中国国库券支付。换句话说，克莱斯勒情愿在利润上冒风险。

说到美国政府的贷款，摩根索认为中国可以和美国商谈购买棉织物和面粉，以及一些需要在美国进行初步加工的原料。他说，购买这类商品对美国劳工和工厂有好处，因此将为美国公众所欢迎。

为了答复摩根索的问题，我提供了一些英国和法国关于给予中国财政援助的态度的情报。蒲立德大使说，他知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他们得悉美国会对中国做出什么行动之前，是不会安排给中国任何财政援助的。

他认为向伦敦和巴黎寻求帮助的唯一方法，首先是要和美国做好一些安排。他说，然而，最好不要先和英国或法国政府提到任何美国企图帮助中国的话。因为假如伦敦和巴黎问起美国将为中国做些什么时，一开始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这样只能使伦敦和巴黎对于帮助中国更为犹豫。所以他劝我，在中、美之间的某些安排落实生效之前，不要向巴黎或伦敦有任何透露。

莫泰是中国的一位好友，现在暂时离开了政府，他受委员长的邀请将去中国访问。7 月 6 日我设午宴招待他。

我们曾有一次有趣的谈话。

在谈话中，莫泰告诉我，是他在去年秋天下令占领西沙群岛的，这是为了阻止日本去占领。这是我向他提出的话题，因为法国政府最近从印度支那派遣安南士兵到西沙群岛。此岛位于南中国海，在海南岛和印度支那海岸之间，中、法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事实上当莫泰还是殖民部长时，我就常和他讨论西沙群岛问题，希望解决两国之间的争议。

关于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莫泰说，不会由于法国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而损害对此群岛的合法权利。主权问题还有待今后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解决。莫泰又说，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显然日本有意占领这些岛屿。这些岛屿如被日本占领将使航运和印度支那沿海区域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莫泰认为法国占领这些岛屿，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日本企图侵占海南岛的一种阻力。莫泰更进一步说，据他看来，中国政府应当同意法国政府开辟一条通向海南岛的商业航空线，并在西沙群岛建立飞机场。这将进一步警告日本，不要对海南岛存有过多的兴趣。

和莫泰谈话之后，我给外交部发去一份报告，指出：握据莫泰的说法，法国占领西沙群岛并非别有用心。特别是他明确表示，该岛的法律地位和所有权并不受影响，整个问题将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由调停或仲裁来加以解决。

7 月 15 日，我收到外交部发来的指示：鉴于奠泰对我的保证，以及法国政府的真实动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外交部让我提交一份备忘录给法国政府，保留中国在西沙群岛争议中的权利，并取消了原先要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的指示。

7 月 27 日，我被奥迪内给我的一份关于法国军需物资供应问题的报告所困扰。我曾请奥迪内去查间一下飞机附件迟延交货的原因。他告诉我，航空部长盖·拉·尚布尔曾经对国民议会航空委员会主席博苏特罗说，他不能同意交付任何中国的订货，也不能同意向中国交付任何德沃丁（一种飞机型号）飞机的附件，虽然这些附件已完全作好装运准备。他说，因为这里还有其他的特殊问题。我告诉奥迪内，我将立即以个人名义给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国防部长写信。

在我给达拉第发信后，我有机会在外交部见到外交部长博内。那是在一星期后的 8 月 5 日。当时我去外交部的主要目的是想和博内讨论一下如果莫斯科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可能在欧洲产生什么影响。在我们的谈话快结束时，我提出了在法国所钉购的大炮和飞机的问题。

我告诉他，在已交付中国的二十四架德沃丁式飞机中，仅有五架装备有炮，另外十九架则无炮。我还说，这十九架飞机的炮都早已备好待运，但是航空部下令禁止出口。我告诉外交部长，这事非常紧急，因为无炮的飞机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以个人名义向他要求，希望他能对尚布尔施加影响，劝他取消禁令，放行这十九门炮。

外交部长说，他不能理解为何飞机已经运出却要停运这些炮，它们当然应该随同飞机运出。他答应我和尚布尔部长个别商谈，

正如我前面所说，推动我们这次谈话的真正原因，是探讨苏联在远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可能对欧洲形势产生的影响。两天之前，8 月 3 日，为了探索同样的问题，我曾去拜访苏联大使苏利茨。据我的谈话记录，我首先告诉苏联大使，我希望在有关朝鲜——满洲——西伯利亚的边界形势方面，能和他保持联系。由于涉及苏联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最近冲突的新闻报道矛盾很多，我肯定他会使我明了那里发生的事情的真象。

苏联大使说，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说明形势很严重，超过任何以往的事件。现在日本有三种流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在那个地方用武力制造一个事件，以免从朝鲜调日本军队去中国前线；另一种观点丰张对苏联挑起争端，以便将战争责任转嫁到苏联身上；第三种是民间和政界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日本已深陷于中国，所以主张避免和苏联发生公开冲突。苏联大使起初认为，最近的边界事件是日本驻朝鲜军队基于上述第一种想法而挑起的。但是，进一步的情报已使他相信，这次冲突的真正炮制者还是东京。

至于谈到莫斯科的政策和官方态度，苏利茨说，他还未收到特别指示。但是从苏联政府的总政策来讲，他可以告诉我，尽管苏联不愿和日本从事战争，但若有一寸土地被侵犯，苏联一定要起而保卫。现在和日本争议的那部分领土，根据 1886 年签订的中、俄条约及其附图，毫无疑问是属干苏联的。日本如果强行占领，苏联军事当局必将以武力来回答。

从我 7 月 26 日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谈过从美国获取财政援助的可能性以后，我已经将情况报告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现在中国政府的答复已经收到，我在 8 月 5 日拜访美国大使。但是，在我谈到正题夕前，蒲立德问我对苏日事件的看法。

我告诉他，日本挑起这个事件，是为了试探苏联的意向及其准备情况。但是我了解到，苏联是坚定的。我说，目前仍然很难预言这个事件会如何发展。日本现在愿意与苏联妥协，因此提议从其占领的张鼓峰地区撤出，准备在谈判划界之前临时建立一个中立区。

蒲立德评论说，事实上苏俄和日本都不希望战争。

他说，就日本而言，由于其双手已被中国束缚住，确实不能再从事对苏俄的另一场战争。从斯大林方面而言，由于清洗军队和清党的原因，显然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他总觉得战争会推翻他的统治。此外，苏俄也必须考虑到欧洲的局势和德国就在他的背后。

然后我们谈话转到美国援助中国这个正题。我告诉蒲立德，请他转达摩根索部长，孔博士将根据摩根索先生的建议，派陈光甫去美国。陈先生将按照摩根索部长建议的时间，于 9 月初抵达华盛顿。蒲立德问我在伦敦谈判财政援助的情况。我告诉他，郭秉文刚从伦顿回来向我汇报，一些英国政府官员仍持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宣布的关于不宜承诺财政借款给中国的意见，但可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后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是借款而是信贷。我告诉蒲立德，英国官员显然同情中国，宣称他们准备考虑中国政府能够提出的任何建议。我曾向孔博士提到这点，要求由中国提出更具体的建议。现在已提出了三项建议：即购买用于中国的拖拉机；供应铁路建筑材料以修建昆明到中缅边境的铁路；供应安装于西南六省的电话器材及其附件。

我紧接着补充说，据我看来，美国也能帮助供应拖拉机和电话器材。蒲立德说，这是能够的，但这并不能和要求进出口信贷联系起来讨论。因此，我提醒他摩根索曾经谈到的关于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的建议。蒲立德说，这是陈先生到美国后，可以直接同克莱斯勒商量的事。蒲立德认为这个建议将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克莱斯勒会满足于仅在生产成本方面付给外汇现款，而以中国国库券支付利润差额。他告诉我，虽然他并无官方的情报，他知道和利润相比，生产成本是较少的，甚至少于总值的百分之五十。

8 月 13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马锡里。谈话一开始我就对他说，我来此是为了交换对苏、日局势的看法。我从报纸上注意到德国大使曾经会见博内，并告诉他德国不希望苏、日冲突加剧。但在另一方面，我曾经收到从柏林来的情报，德国曾规劝日本停止或限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而以全神注意俄国。一旦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德国将应日本之请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去日协助日本参谋本部。我不知道博内在和德国大使谈话时，是否曾有这样的印象。

这位司长告诉我，德国大使的谈话是一般性的，仅仅是简单地宣称德国不愿意见到局势加剧和德国驻东京大使已得到指示，要他敦促日本政府执行一种节制与和解的政策。我问他，日本大使在和博内谈话时，是否曾有所表示，由于已与俄国实现停战，将要扩大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马锡里说，没有。他还说，日本大使仅强调说明日本政府的和平意图，期望苏“满”边境事件和平解决。

在回答另一问题时，马锡里说，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日本和苏俄都不想真正打仗，因此它对苏日冲突并不感到担忧。于是我问道，欧洲的局势是否有真正值得忧虑的理由。我还说，德国狂热备战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国大使馆，我问他对于这类消息，应如何估量。马锡里回答说，法国外交部也早已知道这些消息，德国在准备战争是真的。他认为，这确有值得忧虑的理由。但是人们的意见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有人认为过一个时期才会爆发；也有人认为根本不会爆发。他自己并不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另一些人却相信战争会在 8 月中和 9 月底随时发生。

谈话结束前，我提出有两架德沃丁式飞机，当运往中国途中时，在印度支那边境被扣留的事。马锡里说，这是件新发生的事。他知道这两架飞机是由殖民部下令扣留的，他将行文向殖民部询问，并请他们放行。关于十九门炮的事，我发现外交部已经行文给航空部，强烈要求他们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中国。

人们已经清楚看到的，法国的政策似乎总是以欧洲形势的发展和英、美的态度及意图为转移。其关键主要在于欧洲形势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捷克问题已引起欧洲的政治家们的认真关注。事实上关于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有着很多的议论和忧虑。因此，8 月 26 日，在我为前外交部长，现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夫人举行的午宴上，我和我的客人波兰大使的谈话，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欧洲局势上。

大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会不会发生战争，将在未来两周内决定。另一位客人，乌拉圭公使马尼说，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由张伯伦和达拉第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直接当面会谈，询问他们如何才能维持欧洲的和平。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马锡里认为，整个欧洲形势的安危现在系于希特勒一身。马锡里担心欧洲现在王滑向战争。

三天后，中国驻柏林大使程天放夫妇从柏林来。我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因为我很想知道程大使所了解的有关德国的态度和意图。程天放说，蒋百里最近访问德国时，戈林曾亲自告诉他说，日本最终将会战胜中国，因而德国可能通过日本在远东做更多的生意。程先生还说，里宾特洛甫外长本人由于受到日本宣传的影响过深，对于远东的形势非常幼稚无知。至于希特勒，程说，他“想得很多，说得很少，但他总是抓住有利的机会行动”。

据程看来，希特勒还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这是指他在欧洲要采取强烈行动而言）,因为要发生战争，德国那时在经济和海军实力方面尚未准备好。

第三节 中国再次向国联申诉，因

欧洲危机而告失败

1938 年 9 月初，欧洲局势继续恶化，朗西曼勋爵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获得结果。尽管捷克人一再让步，仍然看不出他们与苏台德区日耳曼人之间有达成和解的迹象。德国这时已在动员，正沿捷、法边境频繁调动军队。令人奇怪的是在 9 月 5 日以前法国并没有作出任何相应的行动，直到 9 月 5 日法国才开始动员。

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的战争消息也令人沮丧：日本军队正在江西、广西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继续深入。

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企图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早日结束“中国事变”。1938 年夏季，日本开始向中国增兵。根据外交部的电报，截至 1938 年 9 月 1 日，日本侵华兵力已经达到如此规模：在长城以内部署了三十一个陆军正规师团和一个约二万五千人的后备师团。驻华空军部队在第一线拥有五百架飞机。同时，日本海军的第二、第三舰队也已全部出动，巡弋在中国领海。电报还说，实际上的日军兵力可能超过上述估计数字。

这时，中、日之间陆上的战火已经燃遍了十一个省，其中绥远、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和湖北各省的部分地区已被侵占。日本侵略军几乎占领了中国的全部主要铁路交通线，即京（南京）沪、沪杭、津浦、平绥、正太、浙赣、淮南等铁路全线以及平汉、陇海铁路的大部分，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这些铁路线，更谈不到控制这些铁路沿线的内地。中国游击队的进攻，不断扰乱和削弱日军对上述交通沿线上一些重要城镇的控制。

日本在华推行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但要控制中国，而且还要排除在华的外国利益，这从日本对待在华外侨和外国利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就可以得到充分证实。例如，他们企图把所有在占领区中的外侨置于自己的控制和管辖之下，发生了许多起日军任意逮捕、拘禁和殴辱第三国侨民的事件。他们还公布了经过修订的海关税率表，给进口日本商品以明显的优惠待遇。这种新修订的税率，日本人于 1938 年 1 月曾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在华北实行，从 6 月 1 日起扩大到在中国的整个占领区。日本还对外国船只在长江下游航行发布禁令，禁止在长江上日军控制的区段航行。而日本船商则在上海报纸上公开登出广告，为他们的船舶招揽南京至芜湖之间定期航线的货运。日军拒绝对外国商人或传教士签发通行证，不准他们回到原在占领区内的处所，可是日本商人却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些地区。日军占领区中，外国投资的铁路也被新组成的日本公司接收，置于日本人的管理之下。他们阻挠原来属于国际监督下的黄浦江浚港工程，为的是暗中破坏上海作为东亚最大港口的地位，企图在黄浦江下游另建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新港口。

以上就是 9 月初中国和欧洲的形势。当时我正准备再次出席下届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和全体大会，驻在伦敦的同事郭泰祺大使来到巴黎，他将和以往一样参加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团。9 月 7 日我们一起讨论了准备在日内瓦提出的要求和哈里法克斯勋爵对我们建议援用盟约第十七条①所作出的初步反应。哈里法克斯勋爵认为，鉴于许多欧洲的国联会员国声明反对制裁，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适宜的。

同日，我访问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先生。因为这时国联行政院和大会即将开会，会上将讨论中国就中日冲突事件提出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的建议。我急于想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因此向他表示，希望

① 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七条条文如下：（一》若一联盟会员国与一非联盟会员国或两国均非联盟会员遇有争议，应邀请非联盟会员之一国或数国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伸按照行政院所认为正当之条件，以解决争议。此项邀请如经承受，则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之规定，除行政院认为有必要之变更外，应适用之。

（二）前项邀清发出后，行政院应即调查争议之情形并建议其所认为最适当与最有效之办法。

（三）如被邀请之一国拒绝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以解决争议而向联盟一会员从事战争，别对于采取此行动之国即可适用第十六条之规定。

（四）如争执之双方被邀请后均拒绝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以解决争议，则行政院可筹一切办法并提各种建议以防止战事，解除纷争。法国政府训令在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团支持中国的建议。

莱热的态度非常坦率，他说中国的要求很不明智，因为在欧洲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要求，肯定得不到任何结果。他还告诉我，他刚刚从伦敦收到一份报告，据说哈里法克斯勋爵对中国驻伦敦大使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说我个人很理解在目前的欧洲局势下，不容易做到实施制裁。中国政府的本意也并非在于要求对日本实行全面制裁，只是希望在物质和经济方面采取某些制裁性措施以有助于削弱日本的侵略实力，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莱热说他充分理解中国对这些措施的愿望，但要实行这些措施，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和几个主要强国进行秘密协商。如果把这项建议透直提交国联讨论，会使中国一无所获。

9 月 10 日我和钱泰大使、金间泅公使以及我的参事施肇夔先生一道前往日内瓦（郭泰祺大使已先期启程），再次担任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团长。我们乘汽车走了整整一天，直到黄昏后才抵达目的地。行装甫卸，我即听取了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处长胡世泽关于国联行政院和国联大会议事日程的报告。之后，虽然时间已晚，我还是立即起草一份函件送交国联秘书长爱文诺，要求国联行政院从速执行盟约第十七条。当然，这时提出援用十七条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争论。

我之所以主张这样做，并不期望在争取执行第十七条本身上能收到多少实际效果，只是以此作为一种对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列强施加压力的方式，促使他们能在国联或其顾问委员会一再通过的关于中日冲突的各项决议的基础上，给中国以实际援助。换句话说，也就是促使列强个别地援助中国。但有些中国政治家不赞成我的意见。

第二天晚上（9 月 11 日）在日内瓦的一次宴会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国联秘书处的中国成员吴秀峰也在座，他们两人都不主张在国联强行提出这一建议；后来，在同一关早一些时候到达日内瓦的胡适博士也参加了讨论。有鉴于这次讨论的情况，我给外交部发出电报，请求外交部就这一问题应采取什么策略与国联折冲给予最后指示。

9 月 12 日国联大会开幕，由当时的国联行政院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担任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临时主席。他发表了一个简短但内容不错的开幕词。他的发言根据我提供的要点，涉及到日军飞机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中国和平城镇和平民大众的野蛮行为，强调指出全世界一致谴责空袭平民。随后爱尔兰的瓦勒拉当选为大会新的主席，他的就职演说集中谈论了欧洲形势，着重表明他希望这次大会能在欧洲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结束。那是一篇调子低沉令人沮丧的演说，但明确道出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和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

那天下午在会议大厦中我和巴特勒先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上面提到我离开巴黎前曾和莱热谈过一次话，看来法国政府不打算出面支持中国要求国联行政院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的建议。现在发现英国的态度比法国更为消极。我应英国外交次官巴特勒之邀和他进行的会谈不仅时间冗长，而且在交换意见中有时他还流露出讥讽的口气。

巴特勒说他已看过我交给国联秘书长要求国联行政院迅速援用第十七条的函件。他觉得这一行动使得行政院处理远东问题益加困难。他说，以我的经验，应该能够充分认识到国联要依据第十七条做出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事情都会遇到障碍。他问我，依我所想应用第十七条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我回答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日本可能接受邀请；这就表明它将派代表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意在讨论出一项解决方案。从日本寻求进一步与列强合作的舆论动向来看，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第二种可能是它将拒绝此次邀请。这样，行政院依据条文程序就可以转为应用第十六条，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最大。我继续解释道，在目前的欧洲局势下，中国政府并不强求实行军事制裁，只是希望能采取各种合理的经济制裁。为此，期待国联实行一些强制措施，例如禁止向日本供应武器、弹药、飞机、石油和铁矿石等军用物资，以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动；另一方面给被侵略的中国以物质和财政援助。

我觉得这些措施并不要求全体国联会员国执行，相反，它只与五六个国家有关。

在回答巴特勒提出的问题时，我说实行对日本禁运武器、弹药和飞机，只不过需要英国、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等五六个国家的合作。禁运石油和铁矿石也仅与英国、罗马尼亚、苏联、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有关。至于对中国实行财政援助问题，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有关的会员国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从上述情况分析，我认为国联不是不可能以行动支持中国。

此外，荷兰已表示如果由英国和法国倡首，它愿意参加任何形式的对华财政援助。

巴特勒说，如果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出过援用第十七条，这个办法也许可行。但因中国已经提出了援用第十七条，他不相信再召开这类会议能收到什么效果。他还说，去年国联曾经讨论过中国要求执行第十六条的建议，觉得难以实现。在目前的局势下，希望越发渺茫。因为去年不能实施第十六条的原因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具有更大的现实性。

9 月 12 日我不仅会见了巴特勒，还和行政院的几乎全体重要代表开始了一系列交谈。向他们阐述远东的形势及其与欧洲总的形势的关系，希望为中国的申诉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在与各个代表的谈话中，我也强调说明中国迫切需要各友好国家的及时有效的援助。

在 9 月 12 日，我会晤的国联行政院代表之一是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彼特雷斯库。像其他欧洲政治家一样，他正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紧张局势感到焦虑。我告诉他中国向国联提出了援用第十七条的建议，我的政府要求我与他联系，希望在行政院会议上能得到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他说他对中国抱同情态度，对援用第十七条问题感到关心。但罗马尼亚作为小协约国和巴尔干条约国的一个成员，必须与这两个集团的其他国家一致行动。

他说，前一天晚上他和这两个集团国家的同仁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正试图达成一致意见。他说中国最好能和各大国进行直接谈判以求得到一些物质援助。他认为在这类谈判中，中国可以运用第十七条作为一种压力来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9 月 12 日我也访问了苏联的李维诺夫和法国代表团的代理首席代表保罗一彭古。保罗一彭古告诉我，他在中日冲突事件中一直是同情中国的。他认为国联没有尽力支持中国，列强没有给中国更多的援助是一种耻辱。

他完全理解中国敦促实施第十七条的愿望。然而，他说他不能代表法国政府讲话，并问我是否与法国外交部研究过这件事。当我告诉他莱热的观点后，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实在不应该抛弃中国，忽视国联利益。

在会议休息室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我请求他支持中国要求立即实施第十七条。他说，他个人完全赞同并支持中国的要求，但他对行政院能否通过这个建议表示怀疑。他照例问起法国和英国给予了中国哪些援助。我告诉他曾与英国政府商谈谋取出口信贷，可是还没有多大进展。法国准许一定数量的军用物资通过印度支那，但每次都需要为此进行交涉。我说，总的看来，法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确实令人失望。于是李维诺夫说，他曾得到确切的消息，在约翰·西蒙爵士声明拒绝给中国贷款之前，日本驻伦敦大使曾对他施加压力，促使其作出上述决定。英国渴望维持它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不敢开罪日木。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李维诺夫说，他认为欧洲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希特勒不过是在搞讹诈战术，英国用不着这样俱怕德国。英国目前所持的态度正好对德国有利。

我同起如果中国催促国联投票表决实施第十七条的建议，他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反应。李维诺夫说，那将和西班牙事件的情况相类似。他自己将投票赞成，但他担心中国的提议恐怕难获通过。我说，在会员国中可能有一半支持中国，另一半不支持。李维诺夫认为，中国的提议很可能连一半支持票也得不到，因为有几个国家也许内心同情中国，但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将会弃权。他举新西兰作为一个例子。

第二天我访问了新西兰的乔丹，当时他是国联行政院的主席。我向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坚持立即执行第十七条的理由；同时告诉他英国和法国都未能为贯彻全体大会及行政院会议历次通过的决议而作出应有的努力。乔丹表示惊讶，他说一定要在行政院会上发言支持中国，并追问在行政院中有代表的各国贯彻上述国联决议的实施情况。

中国代表团企望国联行政院早日开会讨论中国的提议，但其他国家好像并不急于早日开会，还试图说服我同意推迟会期。为此，9 月 13 日刚过中午保罗一彭古（头一天我已见过他）就邀请我和他再次谈话。一开始他告诉我巴特勒和他已经谈过话，他发现英国对中国提议的态度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抵触，使他得到一个印象：英国准备提出一些中国所希望的措施。但由于欧洲的危急形势迅速发展，似乎每小时都在不断恶化。中国代表团这时在行政院贸然提出讨论实施第十七条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行政院应中国之请在近几天举行会议，他和巴特勒都担心各个行政院理事国将因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而无心听取中国的申诉。

保罗—彭古的话再一次表明在西方政治家和政府的心目中已经多少认识到远东问题与欧洲局势是紧密相连的；但他们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只有不利。也就是说，他们虽已开始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的真正含义不像我那样有深切的理解。这就使得他们感到在两者之中欧洲局势更为紧迫和重要，因此他们不愿援助中国或被卷人远东事件。

确实，这时欧洲的局势非常严重。保罗一彭古这次谈话显得更为谨慎而且对中国代表团和中国申诉的态度也比较含蓄，不像上次那样明显支持。我看出他一定是受了巴特勒的影响，应巴特勒的要求运用自己的声望劝导我同意推迟行政院讨论中国申诉的会期。

当天下午我会晤了国联秘书长爱文诺，目的在于促使秘书处加快会议准备工作，以便早日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中国的申诉和援用第十七条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希望行政院能及早讨论。我说我打算首先在大会上作一次关于远东局势的发言，然后行政院可以在第二天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秘书长问我是如何理解第十七条的。他说这项条文的涵义和要旨对他说来还不大清楚。我告诉他，这项条文规定得很明确，排除了执行程序方面的任何犹疑。现在有两种可能：或是日本接受按照第十七条对它发出的邀请；或是拒绝。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将派代表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在第二种情况下，行政院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到援用第十六条，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爱文诺说，法学家们对中国的申诉众说纷纭，虽说他一直不大相信那些法学家的意见。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援用第十六条并不取决于对邀请不作答复或拒绝，主要在于事实本身，即某个当事的非会员国是否从事战争。

他说这是个事实问题，因此日本对邀请不作答复也并不能构成援用第十六条的依据，他的观点的重点在于是否存在侵略的事实。这时我脱口而出回答他说，侵略事实去年就已存在了。爱文诺说那很清楚，而且与此有关的形势并未改变。但是他认为该项条文规定的程序是应该在从事战争之前加以援用，然而现在日本已经从事战争一年多了。

我问道，如果他对条文的解释被行政院采纳，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的问题不好回答，他避而不谈，没作正面答复，只是说，这只不过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那就要看行政院决定如何援用该条文了。

9 月 16 日我再次会暗了国联秘书长爱文诺，敦促他尽快地安排一次讨论中国申诉的行政院会议。他回答说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在星期六（17 日）下午开会，因为国联行政院现在有许多其他问题急待处理。他认为我最好能先从别的理事国中了解一下，看他们是否准备讨论中国的问题。他建议我在国联行政院会议讨论下次会议议程时提出这个问题。

在那天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我作了发言，强调说明中国有权利得到集体的和单独的援助，重申了中国要求行政院立即实施第十七条的提议。并且再次提出中国要求行政院建议对日本采取某些禁运措施，对中国给以财政和物资援助，以贯彻国联以前所通过的关于中日冲突事件的决议。同一天，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作出行动，按照第十七条第一段条文规定，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派代表来日内瓦的邀请。

1938 年 9 月的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和行政院会议是在非常消沉和困难的情况下举行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形势正在迅速恶化，绝大部分代表的心情都深切关注着国际局势和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压在人们头上的乌云如此浓重阴暗，使得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始终未能到会，只由他们的副手担任代表团的领导。

那时由希特勒制造、已成为欧洲问题核心的苏台德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出抉择的问题，不如说是该由英国和法国作出抉择的问题，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而言，9 月 20 日捷克代表告诉我，他们的军队因为预见到必然失败，正在犹豫是否抗击德军的可能入侵。他痛苦地向我埋怨法国人的背信，法国现在已明确地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不能给以帮助。

9 月 22 日报载张伯伦已经飞往德国的戈德斯贝格，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第二次会见希特勒。那天晚上在为英国著名政治家蒲士培上校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蒲士培告诉我，法国人坚持不惜任何代价谋求和平，曾使张伯伦大为吃惊。据说法国空军只有半数可以作战。达拉第曾明告张伯伦，如果贝奈斯总统拒绝对希特勒的强硬要求彻底让步的建议，法国不愿也不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

于是张伯伦问达拉第，法国是否愿意履行条约义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的回答是个直截了当的“不”字。

9 月 22 日下午在第六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巴特勒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发表了一个有关第十六条的重要声明，赞成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是非强制性的。对此我颇感失望，因此我行使了保留意见的权利，对他的声明提出保留。看来英国人似乎正在不顾一切地对欧洲的德国和远东的日本奉行一种小心谨慎甚至是怯儒退让的政策。无论其原因何在，这样做显然是不顾他国利益但求眼前苟安的一种表现。

9 月 23 日第三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间接涉及到中国要求国联对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国不设防城镇及平民百姓的暴行采取某些行动的提议。在会上我和巴特勒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在同天的第六委员会会议上，我作了一次评论巴特勒头一天声明的发言，阐明了中国对第十六条的含义和解释的立场。

第二天中午，我把在大会的发言的一部分向四十六个转播台作了广播之后，急忙去会见巴特勒，探询有关中国申诉的事宜。他告诉我，对于我以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还没有收到英国政府的答复。英国政府仍然认为可以安排一些出口信贷，这是对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最简便方式，但中国须向英国提交一份具体计划。

为了说明中国已经提供了一份在现实情况下尽可能具体的计划，我告诉他，英国政府已收到一份中国提出的正式计划。他答道，在那份计划中必须说明以什么为担保和需要哪些物资。为了使这项出口信贷完全属于商业性质，他认为中国应集中一些原料和矿石作为抵押品，要求中国说明当做抵押品的矿石种类及其数量。（这就明显看出，英国政府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而陷于困境时，根本无意帮助中国，仅准备给予常规的商业贷款。）关于中国派代表团往英国的问题，巴特勒说他的政府认为这样可能引起外界过多注意和大肆宣扬，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他的言词和态度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引起东京的愤怒和不满，其态度是多么谨慎甚至怯濡。）我对他说，派代表团的目的在于早日促成这件事情，如果能有一位具有全权并携带一切必需资料的中国政府首脑人物前往英国，那就比仅仅通过伦敦或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来经办这件事情要事半功倍，因为这两个大使馆中都没有适合进行这类谈判的人员。郭泰祺说，李滋罗斯爵士赞成

第四卷出使法国 3"H-t 国政府派宋子文执行这项使命。我说宋先生非常适合于这项工作，因为他现在没有担任任何政府公职，只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即一位银行家）。巴特勒觉得这样显赫的人物可能引起外界不必要的注意。

两天前，即 9 月 22 日，日本果然不出人们所料，答复国联拒绝了国联行政院根据第十七条对它所作的邀请。

这样一来，日本就法定地而且自然地应该受到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我接着对巴特勒说，既然日本已经断然拒绝了国联的邀请，我准备提请国联行政院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段的规定采取行动。我问他英国代表团对此打算做出什么决定。巴特勒说他已经表明了英国政府对于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段的态度，毫无疑 raJ 其他代表团也将发表类似的表态声明，以后必然要进行一番讨论。他认为我肯定知道在目前形势下要求援用第十六条，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告诉巴特勒，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以前才克制自己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只是要求国联采取某些具体的有效措施。巴特勒建议我最好在下次国联行政院会议的发言中重提‘一下这些借施。我说我不能这样办，我的发言只要求实施第十六条，而让行政院的成员们去决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完全理解在当前形势下要求全部应用第十六条是不现实的；但我同样相信，根据这一条款是能够采取并实行某些措施的。我也坚信巴特勒虽然表明了英国政府对第十六条的态度，但不会认为按照这一条款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巴特勒说他要把这次谈话的结果报告伦敦，一俟他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就通知我。

这次谈话后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时期曾影响到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地位。9 月 26 日，国联行政院要在下午开会选举国际常设法庭的法官，同一时间国联大会也要开会。我通知郭泰祺出席行政院会议，我自己参加全体大会，因为我已约定在大会上与李维诺夫见面商谈中国对全体大会的申诉和提议。大会刚一结束，我又参加了第六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我论述了盟约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影响联盟任何一会员国与否，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

从中国方面看来，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条文说得很清楚，任何战争威胁都是关系到所有国联会员国的事情。

我还在第六委员会会议室中时，余铭来告诉我说郭泰祺要我立即去国联行政院会议室，因为中国的申诉问题正被提交讨论。我赶到那里后，发现会议已经快要散会。郭泰祺对我说，他已经通知国联行政院特别是巴特勒，如果英国、法国和苏联能与中国商议援助问题并共同行动帮助中国，中国就不再坚持要求援用第十六条。

我听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提前暴露了我们的底牌。我觉得郭泰祺的这种过早泄底会使我完全失去与巴特勒折冲时的祛码。事实也正如此，后来巴特勒在几次反驳我要求实施第十六条的场合中，就引用了郭泰祺的话说，中国政府己经训令中国代表团以要求商谈援助来代替要求实施第十六条。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巴特勒，郭泰祺的通知只是基于一位外交部次长的私人电报，那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训令。

那天我和巴特勒在国联行政院的争论相当激烈而且言词尖刻。法国的保罗一彭古对中国探表同情，但他只是叹气，很少说话。李维诺夫（他是被我从第六委员会特意请到行政院来参加讨论的）这时认为会议已经结束，又听到巴特勒说他希望在公开讨论之前，先和中国代表个别交谈，于是也提前退场了。

国联行政院讨论中国申诉的秘密会议安排在次日（9月 27 日）举行。鉴于巴特勒和中国代表团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弄清在秘密会议开会之前是否可能与他达成某些谅解，我决定再次会晤巴特勒，向他说明我迫切希望消除使我们双方观点出现分歧的症结，以免在行政院内部出现公开对立。我们的会晤是在 27 日下午进行的，正好在行政院秘密会议开会之前。

我告诉巴特勒，中国代表团又接到本国政府一封电报，再度命令代表团要求实施第十六条。可是我们经过缭密研究这点后，认为由于当前欧洲的严重局势，并考虑到有些国家代表团已经就他们对第十六条的解释发表了声明，现在再试图要求全面实施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可能不会有结果。我承认这确实是个困难，可是我在国联行政院的发言中仍要按照盟约规定，强调中国代表团享有要求应用第十六条的法定权利。换言之，既然第十七条中规定应用第十六条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具备，那就必须承认第十六条是可以应用的。至于各个国联会员国究竟实施第十六条规定的全部措施抑或其中某一项措施，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国代表团保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履行条约的义务是自动存在的，所有会员国都应全部履行。可是鉴于有的国家已经宣布了不同的意见，很难使他们同意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欧洲局势确实严重，某些会员国当然会对履行第十六条的条约义务出现担心和犹豫，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我接着说，这两个情况尽管使得某些会员国对充分履行上述条约义务感到困难，但并不意昧着一个会员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毫无作为。中国代表团一直期望所有会员国能够尽力而为。无论如何，第十六条规定的义务没有被所有国家充分履行这一事实不应阻碍有条件履行义务的国家发挥作用。会后，一切会员国都有权采取第十六条规定的任何措旅。这不仅是一项义务，同时也是权利。因此，从法律观点说，第十六条仍然有效。

它之所以未能被充分实施，只是由于暂时的困难。中国代表团希望这些困难终将消失，从而使得所有会员国能充分履行第十六条的规定。巴特勒说，他对中国代表团能考虑到欧洲当前的实际困难，决定不再坚持一种与事无补的极端立场表示欣赏。他认为这样做要好得多，所以他自己就不打算按原来的想法在行政院发言再次重申英国政府对第十六条的态度，而将只简单表示一下支持中国的立场。

中国提出申诉的结果是：国联行政院于 9 月 30 日通过一项决议，大意为国联会员国有权单独采用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但很明显，就任何执行这些措施的共同行动而言，必要的“协作要素”则“尚未得到保证”。

正像去年曾经多次空谈号召那样，决议要求会员国给予中国同情和援助。对于日本的空袭平民问题，没有做出行动。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问题，国联行政院在 9月 30 日通过决议，请一些出席行政院和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国家，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调查业经提请他们注意的使用毒气的案件，并提出调查报告。我接受了这个决议，同时再次提醒组织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更为有益。

由于英、法屈服于德国的威胁和德、意的要求，欧洲局势继续恶化。在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及德、奥合并之后，无可避免的又出现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和最后在慕尼黑对张伯伦及达拉第进行勒索得逞。

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后，没有几天捷克总统贝奈斯就辞职了。据说贝奈斯总统在他的辞职信中写道，他这一举动是“为了不致成为将来国家发展的障碍”。

英国和法国缺乏抵抗威胁（例如希特勒的恫吓）的决心，不仅使德国和意大利，而且也使世界仁大多数国家看清了英、法两国缺乏抵抗精神到了什么程度。对中国尤为不利的是 9 月末的慕尼黑妥协，它使日本看清了西欧的民主国家在与日本结盟的欧洲集权国家打交道时显得多么恐俱和软弱。伦敦和巴黎的节节退让，只能进一步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当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谈达成协议的惊人消息传到日内瓦时，大家普遍感到如释重负，觉得终于避开了一场战祸。至少在开始阶段，人们并投有认识到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第四节 在日本开始南进而西方列强

又缺乏单独行动积极性的情

况下，我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我的目的一直是：不断敦促法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保证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局时，要求法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表示在远东现实情况下，法国决心援助中国。

由于法国对于单独采取行动迟疑不决，总想和伦敦及华盛顿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我总是乐于并且确曾一再向法国建议就此事同美国和英国进行接触的方式方法。在这些建议中对美国和英国由于他们国内和国际的处境而各自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都作了适当的考虑。我坚信形势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法国人有顾虑，他们怕单独采取行动会经受不住日本作出的任何断然反应。但是，他们一再向我保证，只要和伦敦、华寒顿（尤其是和华盛顿）联合起来，他们非常·愿意参加任何程度、任何范围的联合行动，或与其他大国采取类似的行动，包括对中国的各方面援助，如向东京提出抗议，直至给中国以贷款或信贷等各种形式的直接经济援助等等。

自从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政府除用它所有的有限武器弹药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外，还面临着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的困难。中国政府最后批准并奉行的对外政策，如我曾会同我在伦敦的同事反复建议过的那样，乃是通过国际联盟继续激起世界舆论的同情，同时鼓吹美、英、中合作的思想，当然还包括法国和苏俄。

换言之，我确信，而且中国的一些政治领袖和外交官也确信，上述政策比通过谈判直接同日本寻求妥协更为可取。与日本妥协的政策曾经得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得到中国政府内外某些领袖的赞同。形势的发展，以及日本想彻底征服或统治中国的野心和政策的明朗化，使得主张和西方国家联合并向他们求援的观点，更加易于接受，并且最终为委员长所批准。

因为政府内和国民党内意见分歧，这个政策执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其结果是：政府内的每个军政要人各派自己的私人代表到国外，与中国驻外官方代表商议，与西方各界接触，并直接向他本人汇报。

当时巴黎是这些人的活动中心，他们都曾来找过我，不仅探讨对外政策，而且还研究推行政策的方法。起初，忠于不同派系的各种人员的激增，使情况异常混乱复杂，但后来我却觉得既有趣又富有启发性。与各党政领袖的代表密谈的结果，不仅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国际形势，而且也使我了解国内政洽形势。在我建议政府推行任何政策路线时，这些情况对我来说都是有必要加以考虑的。

直接负责军事问题的委员长，就派出了他的前参谋长杨杰将军，先去莫斯科做大使，然后去巴黎，负责争取苏俄的援助和谈判建立中、法军事同盟。立法院院长孙科，也是中苏友协主席，他非常相信中、苏间的合作，并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与莫斯科交往得当，莫斯科将会大大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在委员长的许可下，他本人亲自承担了这一使命，几次前往莫斯科。

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宋子文的继任者，当然直接负责中国财经政策。他特别急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外国贷款和信贷。这不仅是为了购买武器弹药和在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如制造军用飞机、装配卡车和其他机动车辆，而且也因为他直接负责中国币值的稳定，这项任务，由于战争之故使通货膨胀恶化，而变得越来越艰巨。郭秉文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驻在英国，就贷款和信贷问题进行谈判，除与英国谈判外，也与法国谈判。另一方面，采购经理人是法国人奥迪内，他与法国工业界（特别是军火工业）和银行界交往频繁，奥迪内和郭两人都和大使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宋子文当时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他与一度担任国际联盟代表的拉西曼博士一起负责与国际联盟的技术合作。

宋在国外有一批私人代表，其中包括拉西曼。拉西曼不仅在国联活动中与宋密切合作，而且在国外形势、欧洲状况等问题上或多或少起到了私人顾问的作用。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可能有共产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他是左翼社会党人。他与各国社会党领袖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与欧洲各国共产党领袖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与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不是宋在国外的唯一代表，此外还有著名的莫内先生。他尽管不是官方代表，事实上则是宋及其弟兄淌建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该公司旨在借助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开矿和修筑铁路方面，宋轰得到国民党政界元老之一李石曾的合作。李石曾主要对在中国发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感到兴趣，从来不在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他与法国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以及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再有就是留学法国的刘符诚，他与银行界有联系，曾在中法工商银行任中国官方代表。中国政府在该银行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另外，在法国还有各个部的代表，如经济部、交通部和军政部的代表。不过他们的兴趣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或多或少带有技术性质。当然，他们也都得到指示要向我汇报，和我商量他们在法国要进行的活动。他们从国内来时，通常都带着部长们的介绍信，要求我尽可能帮助他们与相应的法国当局联系，以便执行他们各自的使命。

1938 年 11 月 26 日，我与殖民部长孟戴尔私下进行了密谈，目的是使他了解英国可能给予中国援助和支持。

殖民部长说，他已经和张伯伦谈过。他认为，张伯伦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并且非常希望中国把抗日斗争继续下去。

我告诉他，近来英国为了方便中国军用物资的运输，在仰光作了很大努力，甚至修好了一条公路，直通中国边境。现在，在伦敦的影响下，缅甸政府正考虑修建一条通往中国边境的铁路。法国政府则与此相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禁止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

我说，我很难就这件事情向我的政府做出满意的解释。

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于法国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他们认为，印度支那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给予合作本属理所当然，尤其是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简币国所做的贡献。我告诉他，那是一场公开宣战的战争。当时中国是中立国，其义务在国际法上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中国除派遣华工外，还向法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殖民部长说，从他本人接到的一份报告中，他也了解英国同意在仰光提供过境便利，以及当使用新公路时，在缅甸关税上给予照顾。我告诉他，照顾的方式是：按进口税征收额的十六分之十五幅度退税。英国的态度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并无任何条约规定英国应承担类似中、法之间关于印度支那的条约义务。

我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驻柏林的法国领事馆拒绝给予在德国的十一名中国学生签证，这些学生是因为中日战争不得不辍学而要取道印度支那回国的。部长说那是法国外交部的问题，他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们不准许通过印度支那。他说，很可能是因为某种误会而造成的。

至于整个过境问题，孟戴尔说，法国具有特殊的困难。他接「去所说的话很值得注意。他告诉我，外交部长决心执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与意大利和德国恢复友好关系。因为日本是反共产国际条约成员国之一，博内自然不愿激怒日本，引起事端，破坏他为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而希望创造的气氛。

11 月 29 日，我和莱热进行了一次会谈，他这次谈得有些激动。会谈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近几天来，我从孔祥熙、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官员那里收到大批电报。每封都与中国物资能否经印度支那过境问题有关。对法国政府禁止和限制过境的态度，普遍感到极为失望。他们认为，无论是根据中、法之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有关条约，还是根据国际联盟的决议，中国都有权享受过境便利。他们不明白，在此问题上，法国政府为何采取如此不同情的态度。我告诉他，中国政府认为，法国禁止中国军用物资过境，并对所有其它物资过境加以限制，但却允许日本随意购买其军事工业所需的煤、铁及其他原料，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制裁，对日本的间接支援。

我说，英国与法国处境大致相司，但英国不仅不像法国那样担心日本会制造麻烦，而且与法国相反，向中国提供充分的过境便利条件，先是经过香港，如今又经过缅甸。

莱热先生打断我的讲话，问道，怎么能说法国政府不同情呢？他说，自从中、日敌对行动爆发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尽其最大努力为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提供便利。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为飞机上的机关炮办好过境手续。并说，我知道卡车已被批准通过印度支那。为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法国已将一切麻烦，甚至自己本国的国防安全置之度外。他说，我也应知道，一批新的武器弹药已在法国获准运出，并准许通过印度支那。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不断提出抗议。法国政府也一直在极力辩解，声言法国提供的物资，其订购日期远在中、日敌对行动爆发之前。为了履行合同条款，法国政府无法拒绝交货。

莱热还说，日本一直在向法国申请准其在法国购买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并且还经常提出价值几百万法郎的订货单。但历次都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他说，法国政府不仅同情中国，而且还完全站在中国方面。因此听到中国政府竟然认为法国政府偏袒日本反对中国，他甚为惊讶。

他说他已向我解释过二十遍，在对付日本的时候，法国必须采取机智灵活的方式。日本正不断提出抗议，并公然威胁要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政策；日本报界已把法国列为主要抨击对象，因为法国偏向中国。这些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已经对法国极为不满，因此它对印度支那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鉴于欧洲的目前局势，法国已无力应付来自日本的任何麻烦。

我告诉他，我很理解法国的处境，并且每次都将我们就此问题会谈的要点报告我国政府。但中国政府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法国的顾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日本正全力对付中国，无力与任何其他国家捣乱，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为了继续抗日，中国当然有理由将物资供应视为头等要事。由于法国拒绝经印度支那过境，中国政府被迫取道缅甸运输军需物品，不仅运输费用昂贵；而且还拖延浪费了时间。

于是我又说，就个人而言，我知道法国政府并非不愿意在过境问题上帮助中国，只不过是想与英国及美国联合行动，莱热说，这正是法国向英冈和美国提出的要求。但自从布鲁塞尔会议以来，美国态度并未改变。英国也在前一周的英法会谈中表示，即使有必要采取行动，它也不能保证与法国采取一致行动来对付日本，因为英国政府认为，欧洲局势仍不允许英国舰队在远东自由行动。莱热说，尽管法国政府需要英、美两国保证采取一致行动，法国政府还是一直在为中国做着大量的工作。

接着，我提及关于传说伦敦想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以便解决中日冲突之事。我问他，英国是否已在巴黎向法国提出调停问题。他说没有。然后我便告诉他，据来自东京的秘密报告，德国驻日使馆已向英国方面表明如果英国愿意为调停而负责劝说中国的话，德国愿意劝说日本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据了解，一个时期以来，为了结束中日敌对行动，英国一直在探求日本人的态度，但日本却一直拒不答复。我认为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向英国方面所作的表示，可能就是日本人给予英国的间接答复。我问，法国外交部是否已得到类似的有关情报。莱热回答说，他不曾从英国得到片言只字，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为了进一步了解法国意向，我说，假如一旦英国和德国试图进行调停，我估计，法、美两国可能也会参加。

莱热向我保证，为了促成此事，法国当然愿意参加调停。

我又说，既然处理远东事务应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又由于当前的冲突使其他缔约国在此地区的利益受到影响，再次召开九国会议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莱热说，关于此事，时机尚未成熟‘

我对莱热说，英国大使在最近次访问重庆时，曾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英国政府转达四条建议，以供考虑。

（1）以贷款形式提供经济援助；（2）按照九国公约，并至少要根据 1938 年 10 月 26 日美国致东京照会中所衣示的态度，发表一个明确表示英国态度的公开声明；（3）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报复日本拒绝向各国船只开放长江航道的做法：（4）将国际联盟决议付诸实施。为了使莱热确知我的意图，我告诉他，英国对这四项建议加以考虑之后，必定要与巴黎和华盛顿进行磋商。我希望法国政府支持上述四条建议。莱热表示，他将仔细研究这些建议。

然后，我又问莱热，鉴于美、法、英三国曾照会日本，要求重新开放长江，日本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美、法、英三国对此是否进行过协商。他说，未曾进行协商，巴黎正在等候华盛顿的消息，但华盛顿却无任何急于采取具体步骤的迹象。英国同样也不便采取主动，据他了解，也在等候美国的消息。

两周之后，我又会见了莱热。我首先提及上次同他进行的会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商讨了英、美、法三国针对远东局势，特别是在长江自由航行问题上，如何对东京采取共同外交行动。我还更具体地问他，对进一步的行动有什么设想或建议，是否正在考虑报复措施。

秘书长回答说，上次对日本采取的外交措施毫无结果。

尽管有人建议华盛顿考虑进一步采取共同行动，但由于前次照会毫无结果，美国政府认为，不宜再次递交外交照会。我还提及报纸报道博内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上说，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内，正掀起一个强大的、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运动。博内认为，当前形势要求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我问莱热先生，是否准备为此事采取外交行动。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随后，我提请他对议日的法租界的局势加以注意，日本人正在试图加以干涉。但他却再次低佑形势，认为问题并不严重。而且还说，法租界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值得法国特别忧虑的事情。

于是我再次提出经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并谈到我送交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正像我前一次与法国外长和莱热会谈时所讲的那样，敦促法国政府重新考虑限制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的 1937 年 l0 月内阁会议决议。莱热告诉我，他仅在两天之前才看到备忘录，并说，正像前次所讲的那样，鉴于目前局势，法国政府无法改变限运政策。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蒋委员长，孔部长，外交部，及驻印度支那的中国代表都已发来电报。我请他务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的备忘录，间明法国的立场，列出可运和禁运物资的清单，以便中国政府在安排物资运输时能有所依据。莱热说，可以照办，并当即打电话通知亚洲科科长准备一份书面答复。

接着我又提出经广州湾过境的问题。广州湾位千中国南部，广州西南沿海，根据两国间的条约，已租给法国。我告诉他，该地法国当局近来拒绝中国货物过境，中国政府认为，广州湾的地位与印度支那不同。因此我问莱热，去年 10 月的内阁决议是否对广州湾有同等效力。

秘书长说，不仅同样有效，而且述更为适用。因为相比之下，广州湾是个很小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引人注目。尽管它是一块租借地，但在日本人看来，那里的法国当局应对发生的一切负责。日本人一直在向法国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它在过境问题上偏袒中国。

秘书长继续说，两天以前，日本人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如果日本人发现广州湾当局允许中国物资过境，他们就很可能真的占领广州湾。这要比占领印度支那容易得多。印度支那是法国殖民地，因此也就是法国领土。日本人不可能毫不犹豫地立即对之发动进攻。而广州湾则是靠近华南战场的中国领土。除此之外，印度支那境内驻有军队，以防侵略，而广州湾却几乎没有任何类似的防御措施。日本动用海军陆战队在南威岛登陆，占据该岛，正表明日本对法国的不满。日本人声称，他们占领该岛乃出于不得已，因为法国拒绝改变其偏向中国的政策。

我告诉他，这不过是日本人的借口而已。我相信，无论怎么说，法国采取行动，将日本海军陆战队赶出此岛并不困难。莱热问我，这怎么能做得到？他认为，任何军事行动都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南海有大量日本军舰。

法国能派出一艘军舰，日本就能派出三艘。所以法国无力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除非将整个舰队派往远东，而欧洲目前的局势又不允许这样做。于是我便询问法国有何打算，是否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莱热说，唯一可行之策便是提出抗议，但日本人并无意撤离此岛。

1938 年 12 月 22 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声明。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突然离开重庆，12 月 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主张要在接受近卫首相建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于是，重庆迅速采取行动，于 1939年 1 月 1 日，汪被永远开除出党，并解除一切公职。

早在此以前，我就从陈公博那里察觉到风向。记得陈公博于 1937 年秋因公来到欧洲，专程访问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想得到意大利对中国的支持。派他出国办理此事是因为齐亚诺在上海当总领事时陈就是他的好友。陈从罗马回来后来看我，并告诉我会谈结果。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此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访问不太令人满意。意大利力劝中国与日本和解。同时，只字未提意大利对中国的支持。

1939 年 1 月他到巴黎，有一天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立即返回。这已是在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后，我想电报是从香港打来的。当然陈与汪精卫一直关系密切，实际他是汪精卫最亲近的顾问，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的顾问和合作者之一。他知道汪精卫想做什么，那就是同日本和解，靠日本人的支持在中国沦陷区另立政权。

如果我记得不错，陈公博表示他怕汪精卫会建立一个全新政权与重庆分庭杭礼，采取直接同日本和解的政策。他说，就他自己个人来讲，他不喜欢这种政策，而我们也极力要求他不要牵扯进去。他同意了，但最后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作为汪精卫的一个私人密友，尽管他本人反对汪这方面的政策，反对汪打算采取的行动，但他不能让朋友坍台。他说，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已经穿上汪派这件“湿衬衫”，现在怎么能甩掉，他说，“我得继续穿下去”。于是他就回去与汪结合了。

后来，汪精卫任南京傀儡政权首脑时，陈公博任立法院院长，是傀儡政府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一个高级官员。

1944 年 3 月，汪精卫因病到日本就医，陈又干了一件蠢事。经汪精卫坚决要求，他接替并代理了汪的职务，任傀儡政权的代理首脑。（汪死在日本后，他正式继任首脑。）抗战胜利时，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他去到日本，但给委员长写了封信，说何时需要他回国，他就回去。在何应钦将军给他写信说委员长希望他回来时，他照办了。他被逮捕后很快就同南京傀偏政府其他成员一起受审，并被枪决。

这确是一场悲剧，因为陈公博本人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有绅士风度的人，他不仅对朋友一向宽宏大量，而且对敌人也是公正而宽宏大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对汪精卫的亲密感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声望和政治信仰。在这场悲剧中，他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服从于感情用事的友谊，服从于向汪精卫承担的个人义务。

在这一年的年底，1938 年 12 月 31 日，我在日记里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了总结。我写道：由于对近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持有不同的意见，重庆这一年以悲观而沉闷的情调结束。报刊评论强调这种分歧，但这对我来说显得不太重要，因为汪在中国首都的影响和追随者相当有限。这一年工作繁忙，无定时，得不到休息，紧张而又令人担心，由于徐州、九江、汉口、岳州和广州等地沦陷，令人沮丧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我对广州实际上没有经过战斗就沦陷感到非常震惊沮丧。幸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动荡之后，形势再度稳定，国外舆论开始重新估计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

在这一年里国外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英国随之同意提供五十万英镑的信贷，用以购买滇缅公路用的卡车。英、美在远东合作的进展看来是在英、美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迅速取得的。

因此，1939 年 1 月 5 日，郭则范参事向我汇报巴黎主要报纸《时报》主编的电话消息的内容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消息说，哈瓦斯通讯社从上海发来报道说，日本飞机正在中国沦陷区散发传单。这些传单说，驻伦敦郭大使、驻华盛顿的胡大使、驻巴黎顾大使均已致电蒋委员长，支持近卫首相的和平建议。我为这种赤裸裸的捏造感到吃惊，因此立即发表声明否认此事，交由哈瓦斯通讯社发出，刊载在《时报》上。

1939 年 3 月 l0 日，外交部发来电报说，东京的广播声称我已致函在河内的汪精卫，表示同意他同日本人达成和平解决，并称这封信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外交部的电报说，这显然纯属捏造，委员长已命外交部立即给我打电报，以便由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照办。这使我想起了在南京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之后，汪精卫的两个密友叛离的事件，一个是汪的机要秘书高宗武（此人在日本受教育，日语讲得非常好），另一个是陶希圣。他们在把日本和傀儡政权要签署的条约草案由日文译成中文时，得知条约内容，觉得条文对中国十分有害，感到不应继续留在南京了。他们带着一份条约文本偷偷离开，交给重庆，要了相当高的价钱。但重庆政府毫不犹豫地加以接受、照价付款。

1 月 11 日我到苏联大使馆拜访了苏利茨，通知他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将要遵循的纲领，请他支持。苏利茨说，他对问题不大熟悉，所以他本人对参加会议不太积极。但他要我给他一份中国代表团将要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备忘录，最好能说明中国政府的最高和最低愿望。

他说，他这一要求是为了作好准备，以便尽量给予支持。

他还说，中国代表团可能会遇到不好更改自己的建议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由他这样的第三者提出折衷方案是可取的。1 月 15 日我抵达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会议，会期不长。就中国而言，我在会议上所作努力的直接结果就是 1 月 20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撤销 1937 年 l0 月和 1938 年 2 月的决议，并要求各成员国为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中国进行协商。这至少是朝共同努力的方向迈出了一步。1 月 21 日我签署并向国联发出一份反对匈牙利承认“满洲国”的抗议书。

我愿意提一下在行政院会议（第 104 次会议）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我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一份要向行政院提交的决议草案。在秘密会议上我陈述了提出草案的理由。在我发言之后，英国代表巴特勒立即发言。他称赞我的发言，但对中国的决议草案却表示反对。结果建议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详细审阅中国草案。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对我国草案要点之一的决议第一部分，即关于有必要成立协调委员会以采取有效措施的内容。这一段遭到不少公开和暗地的反对。最后苏利茨大使提出他的所谓折衷草案，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早已准备好的草案，但照他的意见预先交给他的（前已提及），以便作为第三者提出的草案。这一草案稍加修改即被接受，特别是得到英国的支持。我提及这一事件，是为了说明当时苏联在国联是很愿公开同中国合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具体问题。在我所提交的中国决议草案里有一段表示赞同英、美分别于 1939 年 1月 14 日和 1938 年 12 月 31 日的照会中所作的声明。巴特勒先生强烈反对我提请大会赞同这两个声明。最后我们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以至于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我草拟了一份折衷方案，交由苏利茨先生提出，他立即照办了。

1 月 29 日就在离开巴黎到里维埃拉度短假之前，我设午宴宴请那齐亚。他在被任命去莫斯科之前，一直是法国驻华大使。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任法国驻苏大使。在简短的谈话里，他进一步证实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布雷维对中国军用物资过境运输问题很胆怯。他说，布雷维作为文官，不愿意承担不是绝对必要的责任。总是将过境运输问题上交巴黎，请求指示。这种做法，为法国政府，特别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尽量援助中国的殖民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次谈话中，那齐亚还劝中国在困难情况下还应坚持直到欧洲战争爆发——他确信一定会爆发。因为到那时中国的问题将会在解决世界全盘问题中得到解决。他的观点同我的以及委员长的观点完全一致。

2 月 7 日，外交部发来电报，传达显然经过充分讨论，并经政府仔细研究后批准的指示。电报首先提到，对 1938年 12 月 24 日的法国政府备忘录业经研究，因此中国政府要表明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抗击侵略的前景将产生重大影响。法国坚决反对为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提供过境便利。中国政府对此深感失望，据来自华盛顿的最新报告说，美国政府已经命令美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政府交涉，以便能在印度支那向中国提供充分的过境便利。

我于 1939 年 2 月 16 日与美国大使蒲立德先生进行了一次谈话。蒲立德说，罗斯福总统指示他与法国政府商谈此事，以帮助中国解决此问题。他已经见到了达拉第、孟戴尔、博内和莱热。他发现达拉第非常同情中国，并表示愿意帮助。蒲立德认为法国外交部没有将全部情况报告达拉第。他发现殖民部长孟戴尔也表示同情。但是博内似乎对此事不甚感兴趣，好像他把此事完全交给莱热办理。蒲立德认为，莱热是反对为中国提供过境便利的主要人物。

蒲立德后来谈到有关的欧洲形势，法国曾要求美国在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予以帮助。美国政府已给予大力帮助，但它仍要求美国给得更多些。他认为，如果法国对印支过境便利问题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美国政府可能也拒绝继续帮助法国二我表示，这可能是让法国看到帮助中国的必要性的唯一办法。

我说，法国人一向害怕日本人会进攻印度支那或破众越铁路。日本人占领海南岛后，法国人更加胆怯。每当要求他们给予中国军用物资过境运输的便利时，他们总是要求得到在日本人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时美国给与合作的保证。

蒲立德说，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美国没有理由帮助法国保卫印度支那，也没有理由帮助它压制别国人民。如果法国愿意继续占有印度支那并保卫它，那是法国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军用物资过境问题则是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摩根素深为关切的事情。他们二位都想知道法国人将采取什么步骤来援助中国。蒲立德相信，如果罗斯福总统在三月初返回华盛顿时，发现此问题仍未解决的话，他一定会亲自找法国大使谈话，表明他希望法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中国。

2 月 20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博内。我说，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寻求意、德两国的援助。日本已经从柏林得到了十五亿马克的贷款，用来向德国购买军用飞机以及其他武器装备。日本得到贷款后已向德国订购了一千三百五十架飞机。在提供这笔贷款之前，德国坚持向日本索取交换条件，要求日本海军合作，为罗马一柏林袖心国在欧洲的利益效劳，意大利也向日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对博内说，日本占领海南岛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切断向中国运送物资的渠道这一目的。

我对他说，我高兴地注意到，继法、英两国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就日本占领海南岛一事在东京采取了相似的外交行动。我说，美国的行动表明法、英、美三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的一致性，如果抓住目前这个机会发展这三个民主国家在远东的团结和合作，也会为三个国家在欧洲的合作铺平道路。因此，我建议外交部长考虑对日本占领海南岛的肆无忌惮的行径采取具体措施进行报复。

我接着说，首先我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停止从印度支那向日本提供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铁矿石、煤、水泥等原料。第二，我建议法国政府立即向华盛顿和伦敦提议：法、英、美三国共同限制日货进口。第三，我要求法国政府取消禁止中国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决定。

我又说，尽力援助中国也是符合法国利益的。我本人一向希望欧洲的形势不会恶化。但是，如果不幸发生冲突的话，就更有必要由中国将日本牵制在中国的领土上，这样，中国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可以保住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外交部长听了我的长篇陈述以后，表示对我的讲话很感兴趣、关于头两个建议，他表示他一定提出来同有关各部加以研究。他认为，采取商业性质的报复措施可以考虑。关于过境运输问题，他说，法国政府准备允许以往禁运的某些军用物资过境。法国这样做是为了向日本表示法国进行报复的意思。

博内还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前几天会见过他，并同他商谈了援助中国的一批美制卡车过境运输一事。

他作为法国外长已向美国大使保证，一定下令允许这些卡车通过印度支那。关于撤销原内阁禁止军用物资过境的决定一事，博内对我说，他将向政府中其他成员提出这个问题。

第五节 促进中、英、法之间的合作

1939 年 3 月下半月，蒋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决定正式和英、法两国政府就军事和经济合作以及在远东地区英、法两国和中国之间的联合防御问题进行接触。1,39 年 3月 24 日外交部来电把三方合作的四项原则草案通知我，并期望最终能包括苏俄和美国在内。

我可以指出，这是中国方面作出的一项十分果敢而又及时的建议。可以说，在那时，中国推行着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当然这是由中国的战争形势所促成的。中国有关实现中，法、英三国之间军事合作的想法一开始就颇为灵活。中国深信，这种合作是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和迫使日本合理地解决中日冲突所必需。但是，关于执行的方式和方法，中国并无固定的想法，因为中国很了解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观点和抉择，并且每个国家不仅在其国内政治形势方面，而且在外交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问题。为此，中国有意识地把方式方法以及条约的形式都留待共同商定。

因此，在向法国提出这一问题时，我向他们讲明，我在伦敦的同事也在进行同样的步骤。中国强烈希望英、法两国在军事上和中国合作，同时希望这两个西方国家彼此保持联系。至千是否要达成一项三方协定，或者协定是否应采取双边条约的形式，在目前是无关紧要的。

在最初阶段，当我应法国外交部的要求以书面形式的备忘录送交他们时，郭泰祺在 1939 年 4 月 12 日信中通知我，英国外交部告诉他，在英国看来，远东局势尚未达到需要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但是，英国人说，他们将把中国的建议与英国政府对政治及国际总形势的考虑联系在一起而牢记在心。郭泰祺说，这正是他差不多预料到的那种不明确表态的答复。他问我是否已得到任何有关法国反应的答复。我在访问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之后，于 4 月 14 日给他写了回信。

我问莱热，法国政府是否已就此事做出决定。他说，我给他的备忘录现仍在研究中，但是由于欧洲局势严重，未能予以必要的关注。我向他提出，中、法进行合作和互助的问题要结合对欧洲总形势的考虑来研究，这尤其是因为近来已很清楚，德、意、日袖心国一直在密切合作以推行其扩张和侵略的共同政策。我说，日本作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它在远东的军事活动一直是密切配合德、意两国在欧洲、特别是在地中海的活动的。我指出，日本吞并南沙群岛正发生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前夕，值得注意。

我问莱热是否收到过有关报道日本和德、意两国之间已结成军事联盟的消息。莱热说，这项计划已成泡影，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分歧，高级的文官和天皇的侍从反对这种联盟。我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业已解决。

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鼓吹这样做，并肯定将尽力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因此，我要求他，一俟法国政府研究了中国提出的互助条约的问题并得出结论，立即告我。

莱热表示同意。

接着，我向莱热谈到法国政府在财政上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把美、英两国政府在资助中国方面所做的工作通知他。我略述了中国政府指示我提请法国政府考虑的三种援助办法。第一，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提供基金；第二，给予信用贷款以便于中国西南地区某些铁路和工业企业筹集资金；第三，降低经印度支那运交中国政府的供应物资的过境税。我交给他一份备忘录，说明中国的看法和要求。

话题回到欧洲总形势上来。我说，自从我和他上次谈话以来，发生了另一严重事件，即意大利征服了阿尔巴尼亚。我说，据新闻报道，伦敦和巴黎已同意发表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声明。

我又说，如果发表这样一项声明，我认为可能起到阻止进一步侵略的作用。

莱热说，声明刚刚发表，而且把罗马尼亚也包括在内。但是声明是否会起到预期的遏制作用，则还须等等看。但就法国而言，已在欧洲以及非洲所有的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军事部署。法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应急的准备，即使明天爆发战争，法国也不会措手不及。战争是否会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取决于下周的事态发展。如果德、意两国继续认为法、英两国没有战争准备，并由于相信英 1法集团会在两个月内被击败而认为目前是进攻的最好时机，那么，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很可能会立即进攻，这也就意味着爆发战争。（这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多么紧张。）4 月 18 日，我和美国大使蒲立德在美国大使馆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我首先把大约两周前我交给莱热的有关中、法合作问题的备忘录的内容告诉蒲立德，并说，我曾建议我国政府把一份副本交给他（蒲立德）转呈罗斯福总统。中国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示我要求美国大使，同时也请求罗斯福总统，如属可能，对此建议设法予以支持，

蒲立德说，根据备忘录的第四点，似乎中国希望让英、法两国对日宣战。他伺，中国的意图是英、法两国立即向日本宣战并参加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还是在欧战爆发的情况下才进行这种合作或者参战。我回答说，是后者。中国并不要求英国或者法国立即对日宣战。

蒲立德进一步问道，如果和法国或者英国达成任何协议，申国政府是否即予公布。我说，我认为不会。协议将保密，而于时机到来时执行。我说，我国政府的意图不是要使英、法两国卷入对日战争，但是由于欧洲的严重局势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对英、法两国长期坚持的和平事业的忠诚和同情，准备与他们通力合作，以保卫他们在远东的属地和利益。我说，中国政府认为英、法政府当然一直在考虑欧洲爆发战争时保卫他们各自在远东的属地和利益的问题。

蒲立德认为中国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并同英、法两国是否将此建议转告美国。我说，就我所知没有转告。

我从上次和莱热谈话中得知，法国政府已向英国探询它对中国建议的看法。在伦敦的郭泰祺认为英国政府尚未就这一问题同美国政府接触。我又说，中国政府嘱我请求蒲立德把中国的建议转报罗斯福总统，因为胡适博士病体尚未完全康复，目前不能晋谒罗斯福总统。

三天前，也就是 4 月 15 日，罗斯福总统以致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方式向德、意两国发出呼吁。这封信要求保证不侵略三十一个被指名的国家，并建议讨论裁减军备。我在提到罗斯福的这封信时，对蒲立德说，这封信非常好，逼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法回旋。蒲立德说，这封信逼得他们进退无路，使他们不得不暴露其真实目的。

次日，我在苏联大使馆与苏利茨大使会见。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英、法、苏三国有关欧洲目前局势的互助条约的谈判结果将对中、日冲突和远东的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想知道缔结条约的前景如何，条约范围是否真的只限于空军支援，援助是否为相互的，以及立即缔结条约有哪些障碍。苏利茨回答说，会谈一直限于一般性问题，还没有涉及任何具体计划或建议。至于报载援助范围只限于空军领域或只限于物资和经济方面，这些只不过是猜测而并非事实。

接着，我问和英国或者和法国为缔结互助合作条约所进行的谈判是否涉及远东的局势，远东局势终究是一个明确的国际侵略问题。苏利茨回答说，就他所知，没有涉及远东。会谈只限于欧洲的一个地区，甚至不包括整个欧洲。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个有限的条约缔成了，必将对远东产生有利的影响。然而，他重申条约能否缔结，仍然有点难于断定。

关于罗斯福总统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信，我说，它当会使独裁者在执行进一步侵略计划时踌躇不决。苏利茨说，这是一个迫使德、意摊牌的极好的姿态，而他们回答这封信，是很困难的。

我说，如果英、法和苏联建立联合阵线，并以美国作为最终要参加的伙伴，则这种联合的力量将强大得足以使德、意两国在进一步侵略之前要再三加以考虑。苏利茨说，民主国家集团的物质资源不仅比轴心国丰富，而且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占有这样大的优势，和平阵线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他相信，如果和平阵线能够建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不敢发动战争的。为推动实现中国提出的与法国合作的建议，我的习惯做法是使法国内阁的重要成员随时了解情况，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我设法争取雷诺的支持，他当时是法国内阁的财政部长，并且是一位重要而有影响的内阁成员。同样，后来我也和殖民部长孟戴尔交谈。据我了解，孟戴尔在内阁中和雷诺密切合作，这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达拉第总理的谅解和支持。

我在 4 月 20 日会见雷诺时，一开始就提出了中、法合作问题。这次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以我对法国外交部的陈述和我送交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为基础的。我给他看了一份抄本。

雷诺缓慢又仔细地阅读了备忘录，然后说，他完全同意备忘录的论点。

雷诺在谈到中、法在财政经济方面合作时说，这是在欧洲的危急局势下以及在对法国财政部和法国的资源提出众多需求的情况下，实际能提供多大财力的问题。

我给他一份递交法国外交部的有关财经合作的备忘录抄件。我要求他翻阅一遍。雷诺缓慢而仔细阅读备忘录内容之后说，关于第一项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基金提供资金问题，这件事已予注意。他询问中国的财政货币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有何援助。我告诉他；中国货币保持稳定，得到人民的信任。

事实上，自从 1935 年 11 月货币改革以来，一直如此。

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中国需要充实，因为从国外大量购买物资和供应品，外汇甚紧。至于外国援助，我说，美国政府一直在而且继续在购买大量中国白银。此外，美国政府在实际购买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信贷。1938年 12 月，美国政府给予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供在美国购货之用。随后，英国政府仿效美国，同意保证由英国银行提供五百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的资金，同时还提供一笔五十万镑的出口信贷。此外，他们通知中国，可以期望得到另一笔三百万英镑的信贷。

我希望法国能作出类似的表示。雷诺说，由于追加的军费开支庞大，他认为有必要制订新的财政改革计划以增加国家收入并应付当前危机。这个计划包括为稳定中国货币提供资金。他还说，每当试图革旧立新时，总有可能遭到反对，因此，他预料在前进中必有困难。他说，他知道革新者是从来不受欢迎的，但是局面是严重的，改革势在必行。他强调说，改革一定要实行。他要求我给他几天时间，然后他才能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些。

关于供建造铁路用的信贷问题，他说，他原则上已表示赞成。关于中国供应物资经过印度支那的过境税问题，他问我已否见到孟戴尔。我回答说，我将在两三天后会见这位殖民部长。

谈到远东的国际局势，雷诺说，苏联可能对远东的冲突非常关心。他问，苏联为援助中国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其中有价值五亿卢布的军需物资。他又问，目前莫斯科是否愿意提供更多的援助。我说，苏联正和中国大使在莫斯科商谈进一步援华。

两天后，我会见了殖民部长孟戴尔。我对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法军事合作问题。我告诉他，我曾就中、法两国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会晤，并按照莱热的希望，送交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概述中国政府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请法国政府考虑。

我还告诉他，莱热当时就给我答复说，这个问题最后将提交内阁讨论。我表示希望在内阁讨论时，他能支持这项建议。同时，我把一份备忘录的抄件交给他。孟戴尔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备忘录之后说，4 月 9 日最高国防委员会曾举行一次会议，他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外交部长根本未谈这个问题。孟戴尔又说，殖民军总监布吕尔将军出席了那次会议。布吕尔说，鉴于欧洲的严重局势，可能导致战争，有必要考虑到不测事件。布吕尔还说，如果发生冲突，中国的合作对保卫法国利益和法属印度支那将是必不可少的。布吕尔主张应考虑这个问题，着手谋取中国的密切合作。但是，孟戴尔告诉我，外交部长看来是持怀疑态度，而未加评论。孟戴尔估计法国外交部将持否定态度，但是他说，如果中国的建议提交内阁，他肯定将全力予以支持。

接着我对孟戴尔谈了法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并把我送交法国外交部备忘录的抄件给了他，前此我也给过雷诺一份。他看完之后，我们就其中各点进行了讨论。

关于降低经过印度支那的中国供应品的过境税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对印度支那政府的财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远东的局势使得印度支那有必要把陆军增加到五万人并建立一支空军，他已为此向荷兰定购了五十架飞机，不久即将交货。这意味着大量增加支出。多亏增加了收入，他才得以就地解决这些防务措施的开支，而不用求助于宗主国的财政部。他说，虽然如此，他想尽可能帮助中国。因此，当他最近知道总督一直在对经过印度支那的中国供应物资征收 4 编的过境税时，他由于认为太高而加以干预，结果将某些供应物资的过境税降低到 1%。

关于军需物资，我说，根据 1930 年 5 月的中法条约，中国确实有享受免税的权利。我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备忘录所附的供应物资清单都是中国军队使用的物品。

他说，他已经注意到这张清单。他觉得中国的财政不是很紧张，支付过境税算不上一项重负。可是，他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查明这笔过境税在印度支那政府收入中不占很大部分，他将乐于降低。

关于在云南设立某些工厂以制造爆炸品和火药以及制造为生产军需物资所需的某些中间产品问题，我说，我希望孟戴尔协助促其实现。我又说，这件事曾经是我们过去多次谈话的主题。他回答说，鉴于欧洲局势，法国政府的需要与支出日益增加，以致财政拮据；并鉴于执行这项计划所需款额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他认为不易安排。我随即给他一份中国专家精心制订的规划，并说，我知道这些工厂如果经营有方，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能在数年内收回，因而为银行贷款或信贷提供保证不会有多大风险。

孟戴尔问谁是代表，他们代表哪些部门。我解释说，他们一共三人，一位代表兵工署，另一位代表经济部，第三位代表中国建设银公司。我说，交给他的规划是由这三人在某些法国专家协助下制订的。我要求孟戴尔第一步先指定一位或几位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审查规划内容，同时设法获得必要的财力援助。

孟戴尔说，这项规划确实意味着法国应提供财力以促其实现。我指出，所需的一小部分款项可以在中国国内解决，因为有很多中国实业家被迫把他们的工厂从上海迁往内地，或者他们在上海的工厂已停产，因此，他们很愿意投资于真正殷实的企业。此外，规划还考虑了印度支那的战时需要和平时需要。我要求他抽时间看一下这个规划，在我看来，这个规划制订得很周密。他说，他一定仔细阅读，而且虽然他感到难于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但是他仍乐于和我合作，看看怎样实现这项规划，他希望能在下周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欧洲局势，我问他对欧洲大陆的当前局势如何看法，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有关缔结互助条约的会谈进展如何。按照我的观点，我极力主张这三个国家缔结的任何互助条约最好把远东包括进去。孟戴尔对我说，他认为欧洲战争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未必是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想要发动战争。他说，危险来自他们两人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对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英、法两国现在还会像在慕尼黑时那样屈服。然而，孟戴尔相信，如果战争果真爆发，德、意两国会彻底被打败，而且也不会是一场长期战争。

关于上述三国之间的谈判，他说，谈判仍在拖延，不是由于有实际困难，而是由于那些正在进行谈判的人并不真心打算把谈判推向结束。他认为，英、法两国的谈判人仿佛内心并不真正急于和苏联缔结这样一个条约。

他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即远东应该包括在条约之内。但是，他说，目前英、法两国仍反对把合作范围扩大到他们自己不能对之负责的地方，虽然如此，他相信美国对太平洋和远东非常关心，并愿意把远东包括进去。他认为，如果美国坚持，是会缔结一个包括远东在内的条约的。

4 月 28 日，我再次走访孟戴尔。关于英、法与苏联之间互助条约的会谈，我再次告诉孟戴尔，我认为把远东包括在这样一个条约之内，不但对维护欧洲和平有益，而且有助于印度支那的安全。我说，互助是任何保卫和平的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但是要真正有效，它就应该基于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集体安全原则。我说，现在更为如此，因为日本已被公认为反共产国际协定中德、意的伙伴，并积极和它的或洲的两个同伙一起活动。我说，为了使苏联忠于拟议中的互助条约，应向苏联保证不必担心在远东会由苏联单独去抵抗日本侵略。

正如我所预料的，孟戴尔表示对这一点原则上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说他不知道苏联曾否要求把远东包括在拟议中的欧洲互助条约之内。

关于日本的目前形势，孟戴尔说，根据在美国获得的情报，日本的态度现在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因为日本已开始感到黄金储备枯竭和原料特别是钢铁短缺。他说，美国现正设法尽量向日本出售非军用物品，以增加它的重负，同时，正削减日本军事工业所需原料的供应。他说，可以设想，再过四个月，日本疲弱的形势将进一步吃紧，日本将不得不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

几天前，法国外交部一位代表曾打电话告诉我，印度支那过境税已经获准取消，而且印度支那总督已经得到指令。我自然和孟戴尔谈到此事，并代表我国政府和我个人对他表示感谢。我还说，这一友好帮助的新姿态肯定会使我国政府感到十分满意。

我问孟戴尔是否已看了拟议中的云南省工业发展规划，特别是关于以法国财政和技术援助建立的某些工厂的那部分。他回答说，他已经看过规划的大部分，并发现其中提到的某些企业已在或者正在印度支那建立。例如，他说，根据指示，一家制造子弹、炸药和爆炸品的工厂不久即将安装设备，半年后即可投入生产。一家制造飞机和飞机零件的工厂也正在兴建。另一家制铝工厂已经设计，十个月后即可开工。一家子弹工厂不久就能每天生产五万发，如有必要。产量还可提高一倍。孟戴尔接着说，因此，中国的规划似乎和已经设计的或正在印度支那建造的法国企业重复了。他本人就需要各种技术人才，如果有中国技术人员，他也想利用他们来帮忙。

我认为，鉴于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地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规划强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法合作。

因此，规划本身也考虑到印度支那的儒要。如果斋戴尔已经开始经营如他方才所提到的某些企业，我对此感到高兴，并认为中国对此也会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将有助于供应中国的藉求，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

中国能够也愿意成为主顾。

孟戴尔说，他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仅仅成为主顾，而是欢迎中国在这些企业中进行合作。对此，我说，这正是我为什么要求孟戴尔指定一些法国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研究我交给他的规划的原因。

在此，我就中、法、英军事合作问题补充几句。4月 22 日，也就是我为这件事第一次正式会晤殖民部长的那天，我派郭秉文参事访问了法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肖维尔，为的是从那里了解一下是否事情有新的进展。郭秉文回来向我汇报说，肖维尔称，推动中、法、英兰国军事合作的准备工作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已将我们的愿望告诉美国，法国就将与华盛顿联系。

4 月 27 日，我收到李石曾关于这个问题的私人来信。

李石曾以非官方的身分在中国大使馆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充任重要的联系人。来信说，他认为积极和法国谈判以实现中、法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了解他这一观点的依据，我于次日走访了他。他告诉我说，他曾于 4 月 25 日见到莱热。关于李石曾提出的构成中、法军事合作条约的三点，即互不侵犯、把争端交付仲裁和互助，莱热评论说，在互助方面，法国政府曾不时地尽力而为。但是，当问到目前是否可以认为进一步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莱热说：“是的。”据李石曾说，当他问到谈判将在巴黎还是在重庆举行以及中、法两国可以采取何种形式互助时，莱热的意见是，中、法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因而只有在保卫印度支那边界方面，中国能对法国有所帮助。

李石曾告诉我，他对莱热回答说，中国还可以往欧洲派遣军队，这是蒋委员长在重庆对他谈的。他还告诉莱热，头年夏天，蒋委员长、宋子文、李石曾本人以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和法国大使第四卷出便法国 409 那齐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那齐亚曾说，这件事超越了大使的职责，因此他不愿意继续会谈。

在这背景下，我于 1939 年 5 月 2 日再次访问莱热，特为催促他对中国提出的中、法、英合作的备忘录给予答复。总的来看，莱热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各种答复清楚地表明，法国外交部至少对远东局势的重要性，或者对把这个问题包括在三国合作的总协议之内的可取性没有深刻的认识，

关于这次会谈，据我的记录所载，我先问他，法国政府是否已更仔细地研究过我送交给他的备忘录，他能否简略介绍一下法国政府的反应。由于莱热好像还不准备给我任何答复，我就问法国政府是否已向华盛顿谈了这件事，以及是否已从伦敦得到了任何表示。

莱热回答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我和他都是熟知的。对华盛顿谈军事合作是不可能的。迄令为止，只向美国政府提出过经济措施问题。至于伦敦，他说，未接到答复，但是为了准确，他把亚洲司副司长肖维尔叫来参加会谈。在回答莱热提出的问题时，肖维尔说，未收到伦敦的答复，只不过从法国驻伦敦大使馆那里了解到一些迹象，这些已转告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参事。

接着，莱热说，法国的态度已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明（这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法国已先行采取了两三个步骤援助中国。但是，关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也同时参加的情形下，法国才愿意进行。事实上，他说，如果欧洲发生冲突，欧洲将迫切需要英、法两国的海军和空军，以致没有军队可以派往远东。唯一能向外派出军队的国家是美国。因此，最后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冲突，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实际行动只有依靠美国。（我的印象是他在清楚地说明，从实际的观点看，法国的合作是做不到的。）我说，中国政府已将送交英、法的建议通知美国政府。莱热说，鉴于美国对军事合作的态度，法国政府本身认为不宜向美国谈这件事。

为促进实现美、英、法、苏在远东合作的政策，重庆政府和在法国的我本人都迫切希望知道美国对这种合作的态度如何。4 月 23 日和 29 日，我曾电询我在华盛顿的同事胡适，并于 5 月 3 日收到了他的机密复电，他对我去电中提到的一些看法表示赞赏，并把情况告我，这些情况他也已电告重庆。从外交部随后的来电判断，他给重庆的电报更为详尽。因此，我想谈一谈外交部的来电，该电将胡适给重庆的报告转告了我。

外交部这份电报的日期是 1 关 9 年 5 月 6 日，即我接到胡适来电后三天。外交部来电称，关于四国合作的原则，胡适于 5 月 2 日从美国政府获得口头答复，大意是美国政府对于和所提到的其他国家合作及采取平行行动的态度已在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各项文件中表明，而且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大使馆应已注意到这些文件的内容。

（纯属避免正面回答的外交辞令！）外交部来电续称，胡适报告说，美国人士在非正式谈话中说，按其政府体制，美国无法批准这种合作，并认为英、法两国政府必定了解美国政府体制在这些方面的限制。华盛顿的观点是，如果英、法两国认为他们自己必须等待美国的合作才能采取行动，这种态度实际上等于逃避责任。至于“平行行动”一语，胡适报告说，美国认为，它的意思是不受其他政府行动的任何约束而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来说，它必须根据在美国政府看来是某特定局势下之所需。换言之，它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领导人的自由选择和决定。

胡适还说，他本人认为美国政府的两位领导人（想是指总统和国务卿）的政治手腕比史汀生任国务卿时的态度和手腕高明得多。胡适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提出意见说，与其“打草惊蛇”，在美国国内激起不必要的反对，不如待机而发，以便获得更好的效果。作为一位学者，他这种个人建议和观点是十分典型的。

外交部来电接着分析了胡适的报告，它说，从美国各方面告诉胡适的话中探寻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意思似乎是，只有英、法两国先采取措施并做到适当程度，美国才可能决定采取某种相应行动。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体制的固有限制，它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事先就承担义务。

外交部的看法是，英国方面应该在了解美国政府体制的基础上予以理解及合作。至于美国，只有在华盛顿认为时机到来时，中国才能指望其合作。据此，我们应立即设法促使英国行动，至于美国，我们只能在适当时刻方能敦促它合作。来电最后希望我自行斟酌决定以推动此事。可惜，胡适的电报和外交部的指示都是言之无物，无所裨益。

多利韦先生 5 月 16 日对大使馆的访问以及我和他的会谈，清楚地使我了解到关于援助中国及与中国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缔结合作条约方面法国一方的情况。多利韦是国际和平大联盟的秘书长，陪同他的梅南是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秘书长。多利韦向我解释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和我商量促进中、法合作的方法。这是由于法国政府人士真正对集体安全原则发生兴趣，这已由目前正在进行的以缔结互助条约为目的的会谈得到证明。这种会谈是以英、法两国为一方，其他某些国家为另一方进行的。他说，国际和平大联盟的领袖们认为推动实现中、法合作的想法或许正合时宜。他说，这种想法是要在法国议会中的援华集团中形成统一意见二这个援华集团已有二百零五名成员，并能增加到四百名左右。这将构成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他进一步解释说，援华集团正在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会议，并将把纲领提交会议批准。他指出，在目前议会的其他十四个议员团中有十三个在援华集团内有代表，但是他们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集体的代表参加这个集团的。他说，法国人民社会党是一个反法西斯的议员团，它是唯一没有代表参加援华集团的议员团。

他还说，总的来看，人们普遍对中国问题表示同情，尽管活动只限于个别的议员团。

多利韦接着说，即将提交援华集团的纲领包括下述内容：

1、同意拨款四百万法郎。这笔拨款国民议会在两年前即已通过，但是被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卡约搁置起来。多利韦说，这笔拨款原打算作为捐款赠给国联筹划的防疫基金。他说，在人道主义援助项下，法国储存价值一亿法郎的医药用品，这些物资由于其性质关系，不能无限期地放置不用，否则即将迅速变质。因此，建议法国政府授权将这批物资送往中国，而不送往西班牙共和国，因为后者已不存在。

2、增进中国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商业上的便利，鼓励双方之间的贸易。

3、引用美、英两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范例，敦促法国政府提供同样的援助，特别是为稳定中国货币提供援助，并给予中国以商业信用贷款。

4、缔结中法政治合作条约以促进共同安全。

5、将中国包括在法、英两国和其他某些欧洲国家之间当时正在谈判的集体安全总计划之内。

多利韦还说，法国的政府领袖和一般民众似乎没有认识到远东局势和欧洲局势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国民议会中的援华集团展开一场法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从而引起国内普遍关心，和汰识中、法两国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其结果还将会对法国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多利韦说，他在美国时，美国领导人一再对他说，尽管美国不能同意帮助法国或英国保卫他们在远东的某个殖民地或领地，它仍然准备提供援助，以维护美国人民认为是保持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某些原则和理想。

多利韦然后就下述作法是否适宜征求我的意见，由国际和平大联盟派遣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在即将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访问国联行政院主席并敦促国联行政院支持中国的呼吁。他说，由于对国联的兴趣锐减以及某些法国人士对于设在日内瓦的这个机构缺乏同情，这次是否宜于派遣代表团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尽管国际和平大联盟过去一直是这样办的。我说，如果派遣代表团不存在任何不便或困难，那肯定是很有益的，尽管代表团过去的努力并未对国联行政院的态度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如果由于费用或其他原因而在这次不易派遣代表团，则我认为不是非派不可。我建议由国际和平大联盟写一封信给国联行政院主席，敦促支援中国。如果这封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初期送达国联行政院主席，则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多利韦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正确，并说，除了给国联行政院主席写信外，同样的信将同时送交法、英两国代表团。

我在其后和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秘书长梅南的会谈，和我们的前次会谈一样，揭示了法国政治舞台的真象。梅南于 6 月 2 日再次来访，把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成员的名单交给了我，当时约有三百五十人。据他早些时候告诉我，这些人代表法国国民议会中除法国人民社会党以外的所有其他议员团。名单上的人构成了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

关于中国，梅南继续说，他们是同情的，是愿意援助的。但是他们必须依靠他们所属各省的选民，这些选民中有些人十分保守，并不总是赞成共和政体的法兰西。

他说，具体到中国问题，虽然感情几乎是一致对中国友好，但是授华集团名单上的成员所代表的选民却属子各不相同的性质，有些人十分开明，另外一些人比较保守，甚至属于右派。他说，很明显，能从这个集团获得的最大帮助就是让它运用对政府的影响，以便为中国获得更具体的援助。

梅南说，援华集团的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达拉第和博内。达拉第的答复是，他完全同情这个集团援助中国的想法，而且政府将尽一切力量实现这一目的。但是援助能力受到一些情况的限制，其中之一是在欧洲目前局势下法国可用于支援的物力不如美、英两国雄厚。法国政府将在可能范围之内给中国以财政援助。梅南说，和博内的谈话表明，法国外长不像达拉第那样有同情心或对远东那样感兴趣。但是博内的确说过，法国政府准备以不使法国政府在对日关系方面感到为难的方式进行援助，这在目前不得不对付日本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博内说，把日本进一步推到德、意两国的怀抱里，肯定是不可取的。博内还告诉援华集团说，政府已决定提供五亿法郎的财政援助，这是法国政府同情中国的很好表示。

第六节 日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

猛烈冲击所引起的反应

1939 年 6 月 15 日早晨，几乎所有法国报纸都在头版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日本封锁天津英国租界的消息。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日本竟敢在英国太岁头上动土。在伦敦，根据那天早晨报纸的报道，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于日本的冒犯显然认为十分严重。他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有可能对日本进行经济报复。

6 月 21 日，我去法国外交部拜访了莱热。我同他谈了几个问题，其中我也提出了日本封锁天津英国租界问题。我告诉他说，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关切看待日本的封锁，要求交出四个被说成是与某些暗杀有关的中国人，仅仅是日方的一种借口，其真实意图是试探英国的政策和实力。如果英国这次屈服，它在天津的租界就要丧失。

而且这将是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其他地方的外国租界的开始。日本所以要挑出英国来进攻，而暂时对法国和美国礼貌相待，纯粹是一种策略。毫无疑问，如果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国和美国的利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告诉他说，据我从伦敦收到的消息，英国政府仍然希望就地解决。但是，如果这个希望不能实现，而且日本仍然蛮不讲理，则英国政府有意对日本采取经济报复措旅。因此，中国政府希望法国政府能与英国合作。

我还说，英、法团结一致在欧洲很有效，在远东也需要这样。我并告诉他，虽然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法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持保留态度的报道，但我并不相信，而且确信法国政府完全了解天津局势的重要性。我问他，法国政府最近是否已在东京采取外交措施，以显示其在天津问题上与英国团结一致。我也问及天津法国租界的情况，特别是关于食品供应的情况。

莱热回答说，日本在采取封锁措施之前，其驻法代办曾通知法国外交部说，日本打算在天津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该代办曾解释说，由于法国租界与英国租界比邻，有必要同时封锁法国租界。但是法国侨民，在由日军把守的几个租界入口处，既没有受到干涉，也没有受到搜查，同时法国租界从海河对岸意大利租界获得食品供应，并无困难。莱热说，事实上，法国租界因而还能够向英国租界提供一定数量的食品。天津的日本当局一直在向当地法国当局道歉说，这个问题仍然是英国同日本之间的地方事件问题。所以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表示其与英国政府的团结一致。然而，莱热继续说，如果日本坚持要英国接受一种总的政策改变，从而影响列强在中国的权益，法国政府一定要与英国一致行动。法国政府甚至准备不仅在经济报复而且在其他方面与英国合作。

莱热接着说，然而作为一个熟朋友，他愿向我指出，英国和法国在远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除非有美国的合作保证，都不会有效。日本军事当局封锁英国租界的目的，显然是要迫使英国放弃其亲蒋介石政策，也就是以贷款和物资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他说，如果日本在这方面坚持下去，情况必然变得更加恶化。那时英国可能采取措施对日本实行经济报复，而法国政府也将同英国一起行动。但是，如果日本诉诸武力，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可能派他们的部分海军到中国去。能够自由而有效行动的强国是美国。根据莱热的意见，实际上远东的局势关键在于美国。没有美国的合作，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阻止日本进一步损害列强的权益。相反地，这将意味着日本能够切断所有中国海岸线的供给来源，局势会因此而变得比目前困难得多。

莱热提起在日本并吞南沙群岛以后，法国政府曾在一些矿产品如铁砂等方面对日本实行禁运，并与伦敦及华盛顿联系，要求采取类似措施。英国的回答是，要是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无能为力，而美国政府则不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我说，据我了解，禁运实际上已经解除。莱热说，禁运并没有解除，但是法国政府不久就会解禁，因为以前从事矿产品贸易并从中获利的印度支那商人，抱怨由于禁运而遭受损失。而且他认为此事毫无意义，因为日本正从美国和英国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供应。他还说，华盛顿和伦敦都把日本并吞南沙群岛看做是只对法国有影响的事。他并且说，如果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目前的天津危机就只是一个英、日事件。

郭泰祺于前一天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他曾于当天下午会见哈里法克斯。他从哈里法克斯那里了解到，英国正设法使事件就地与东京直接解决，甚至放弃由美国居中调解的想法，尽管美国已经同意居间调停。不过哈里法克斯也告诉郭说，要是日本坚持英国在政策方面作更大的让步，英国就不能屈服。

关于法国、英国同中国之间订立互助合作条约问题，郭大使告诉我说，英国政府的意见是应该先将英苏条约谈妥。基于这一点，我接着就向莱热打听英、苏为缔结互助条约而进行的谈判进度。莱热说，由于俄国人的不妥协态度，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英国所要求的仅仅是俄国参与保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独立，而俄国则要求保证俄国在欧洲的边界不受任何侵略。法国提出了一项折衷办法：如果苏联由于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帮助而使其领土遭受侵犯时，英国应立即帮助俄国。这个折衷办法被英国接受了，这是英国的一项重大让步。但是，他说，这一点刚一解决，俄国人就要求保证俄国的整个边界不受直接攻击口英国认为这个要求很难接受，而法国则解释说，莫斯科一向是采取不信任态度的，因而要求在这一点上予以保证。法国接着又敦促英国认可这个全面保证，英国政府实际上也同意了这项建议。莱热认为对英国来说，承担这样一种性质广泛的许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作法。但是俄国人仍不满足，并坚决要求一项关于波罗的海各国独立的明确保证。

莱热接着说，俄国这样的顽固态度，使得英国怀疑俄国人究竟是否真有签订条约的诚意。他们也开始猜测，苏联政府由于认为战争很可能于两个月后在欧洲爆发，所以故意在谈判中拖拖拉拉，这样，当战争真的在欧洲爆发时，苏联就不致卷人。他说，当初是俄国怀疑英国的诚意，现在是英国怀疑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如果俄国坚持目前的做法，英国有可能认为再延续下去毫无用处，并毫不犹豫地放弃其全部计划。

这次谈话中所提到的英、苏谈判的进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时俄国一定是已经在向德国暗送秋波，正像德国里宾特洛甫正试图同苏联达成某种谅解那样，以便使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时，可免受背后的苏军的威胁。

仅仅在两个月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签字了。

这个事实说明，英国怀疑莫斯科在谈判中是否真有诚意是有道理的。

6 月 23 日，我再次到法国外交部同博内部长探讨天津危机问题。开始，我主要重复了我曾经向莱热讲过的话，即我对英、法继续团结的希望以及日本的实际政策和意图。博内回答时说，自从天津局势紧张以来，他已告诉英国说，法国政府愿与英国一致行动。但为使英、法行动有效，他曾向伦敦建议说，美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并曾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伦敦采取主动去谋求美国的帮助。他告诉我，结果是法国和英国都同华盛顿进行了接触，并向美国政府力陈他们的看法。

据博内说，起初美国助理国务卿韦尔斯表示了保留态度。韦尔斯说，首先，天津问题仍然是英国与日本间的地方问题，其中根本不牵涉美国利益，而英国领事却不必要地过分强调了其重要性。韦尔斯随后指出，中立法修正案正在国会讨论中。美国政府的任何时机不成熟的行动，都可能激起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反对正在国会辩论中的中立法案。因此韦尔斯极力主张，为了有利于新的中立法案的通过，以不扩大天津问题的重要性为宜。

不过博内又说，最近美国的态度似乎已经改善了。

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似乎与日本的行动所引起的天津事件的发展有一些关联。我告诉法国外交部长说，我已从报纸上注意到，法国同日本就要签订一项新的商务协定。我说，我希望这件事没有政治意义，并且希望所传法国将向日本提供大量军事工业所需的矿产品并不是真实的。

法国外交部长说，他知道报纸上曾有不少误传，事实的真相是，这并不是谈判一项新商务条约的问题。他解释说，旧的商务条约由于某些困难而暂时中止了。这些困难影响了法国支付从日本大量进口的货款，例如丝。

为了对商务条约的这一方面进行安排，谈判已进行了一年多。这并不是新的进展，只是谈判碰巧在当前完成罢了。但是，鉴于天津的局势，他已经向东京去电，建议在可能情况下把签订协定推后一个星期。他说，法国政府方面无意向日本军事工业增加矿产品的正常供应量。

即将签字的协定只是商业部掌管的普通商务协定，它没有任何政治意义。

三天以后，即 6 月 26 日，我去殖民部访问孟戴尔讨论几件事情。其中之一是建议中、法、英的军事合作。我告诉他，我收到了蒋介石委员长的一份电报，电中谈到了一旦欧战爆发时，在中国、法国和英国之间安排军事合作的问题。委员长注意到在新加坡举行的法国和英国在远东的陆海空军司令官会议，并希望从法国政府了解这是不是一个同中国政府商谈合作计划的适当场合，以便万一战争在欧洲发生时，中国方面也能作好必要的准备。

我告诉孟戴尔说，这件事情我曾同外交部长博内谈过一次，并同外交部的秘书长谈过两三次，但是迄今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说，现在得悉孟戴尔先生领导过参加新加坡会议的法国代表，我在把这件事再次提交法国外交部之前，愿同他密谈一次。

孟戴尔说，新加坡会议是在吉布提、亚丁和开罗等许多地方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之一，而且为了东非问题还要举行这种会议。召开会议的理由是法国和英国都感到如果欧洲爆发战争，战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为了做好准备，最好，同时也有必要，事先制订计划，以共同保卫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我说，这正是中国政府三个月前向法国政府所提建议的目的。这项讨论应该尽快进行，而鉴于欧洲的危急局势，我感到在当前进行更为有益。

孟戴尔说，在新加坡会议上，各种可能性都曾设想过，合作的方式也曾研究过。诸如谋取中国的合作以及同中国的何种合作最为有用等问题也都考虑过；还考虑了退罗、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这种局势下能起的作用等。他同意我的说法，应该尽快同中国商淡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商定进行此项合作的计划。

我说，依我所见，如果部长能指派一位全权的高级军官同蒋介石委员长的同级代表进行商谈，向合作问题迈出第一步，那是可取的。不言而喻，这种商谈应当秘密进行，不能泄露一点消息。我不知道孟戴尔能否指派比如说马丁将军。马丁在新加坡会议上是法国政府的代表，而且，据我所知，是驻印度支那军队的总司令。我说，河内可能是一个合适的会晤地点。如果部长能够做出这样一项机密的委派，我肯定蒋委员长将乐于指派一位同级的代表。孟戴尔说，他准备为此目的而指派一个人。关于地点，他认为在巴黎举行会谈是适宜的。因为，如果会议在河内举行，那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招致不必要的猜测。而且，他对这样的一位官员的指示，就必须假手于总督，那就意味着事情不能完全保密。对新加坡会议，他就是在部里同布吕尔将军商议后直接向马丁将军作指示的。因此他认为在巴黎举行会谈较好，因为在巴黎会谈可以悄悄地进行。我说，我一定立刻将此事电告蒋介石委员长。孟戴尔说，他等待早日得到回音。

然后，我借此机会探询这位部长，他认为英国对于天津局势迟迟不采取坚定立场的原因是什么。孟戴尔说，英国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英国政府害怕，如果他们在远东花费精力过多，他们就不能对付欧洲的局势。英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欧洲保持其战斗舰队纵应付德国和意大利，而把太平洋和远东留给美国舰队照应。它不能同时兼顾两个区域。

我说，如果英国人要在欧洲避免战争，他们就有必要对日本表示强硬。继续显示因循软弱只会招致、而不会阻止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制造另一次危机。孟戴尔说，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英国内阁的看法是不统一的。像张伯伦、约翰·西蒙和塞缪尔·霍尔等人，对维护和平、继续促使英国发展商业利益和增加财富等想得多些。他们不是一些有为的人物。他们最近设法同俄国达成协议以及最近同波兰、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希腊缔结保证和互助条约，都是迫于英国公众舆论不得已而为之。

早在 6 月初，为促使法国提供贷款以稳定中国货币而作的努力，似乎在成功地向前进展。代表宋子文办理此事的李石曾和德尼定期向我报告，而我自己则作了安排，订于 6 月 6 日为此拜访法国财政部长雷诺。6 月 4 日，我同财政部基金调拨司司长鲁夫简短地讨论了此事。我是在美国大使蒲立德在尚蒂伊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碰到他的。

鲁夫告诉我，法国向中国货币平准基金贷款一事，目前实际上已无问题，只有一些技术问题尚待解决。鲁夫还说，他自己曾与法国各银行联系，以便制订一些技术性质的细节。

第二天中午，德尼来向我报告说，他同东方汇理银行的洛朗曾在法国财政部访问基金调拨司副司长并在谈话中提到了以下几点：

（1）金额问题已经解决，即二亿法郎。要求把总额增加到二百万镑也是可能的，但是，因为据他了解，已经做出决定，他自已感到确实不能再坚持增加了。

（2）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由财政部先发布一项政令，宣布政府准备保证由法国各银行向中国货币平准基金提供二亿法郎，其条件是在法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达成有关使用这项基金和最终清算这项贷款的令人满意的协议；还是将此项政令延至上述性质的协议达成以后再予发表。

据德尼了解，法国财政部已经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所以选择后者，是因为法国愿意有机会先探明英国的意图并与之取得谅解。此外，对法国来说，重要的是避免采取可能与英国安排的条件相矛盾的步骤。英国的安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一项议会法案。第二，英国各银行和政府间关于对银行保证的协议；第兰，英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一项协议。

德尼说，他已经准备好一份法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草案，以满足法国参与基金使用和最终清算的愿望，而且不必修改英国安排的内容。英国的安排已定，并已施行了两个月。他说，任何同英国的安排不相一致的重要修改，都会导致复杂局面，因为英国政府必须再次提交议会修改。

第二天，即 6 月 6 日晚上 7 点，我在雷诺的部里拜访他。基金调拨司副司长也在座。雷诺首先向副司长询问有关中国货币平准基金借款的进行情况，副司长汇报说，已经做出一项原则上的决定。现在他们正在同英国磋商一些有关法国参加基金的技术问题。他指出，中英基金已经使用有日，因此，当前的一项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做出安排，把中法基金增加到中英基金中去，而这一安排，一方面既不需修改英国政府与英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另一方面又不必修改英国各银行与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

他接着说，这两项协议，最初都是以英国的一项议会法案为基础的。原法案授权政府对英国各银行为稳定中国货币向中国各银行提供的贷款作出担保。如果由于中法终于达成协议而引起什么重要变化，致使英国政府需就该项法案提出修正的话，则在议会通过此项修正案将很困难。他还说，法国正在等待英国方面的答复。

关于程序问题，副司长接着说，如果依照英国的做法，就有两项协议需要准备，一项是法国政府和法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一项是法国各银行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另外还有一些关系到基金最后清算的问题。

我于 6 月 27 日飞往伦敦。此行是为了 28 日在英国经济学家科布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①，

① 原文在“一百周年”后有问号，经查 1939 年为科布顿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译者演讲之前，中国大使馆为我设午宴，出席的人中有随后主持演讲的李顿爵士，还有英国财政部的李滋罗斯爵士。

李滋罗斯向我提起有关法国参与中国货币平准基金问题。尽管他语调轻松，但却明显地表示出法国当时的处境。当谈到他和他的代表罗杰士到当时为止同法国联系所取得的进展时，他说，法国已就二亿法郎的贷款提出了二亿个问题，这表明在取得法国的合作方面是有很大困难的。

7 月 1 日，我回到巴黎后，李石曾证实了这一困难。

他告诉我说，虽然法国财政部长赞同法国同中国货币平准基金的合作，但因法国外交部的关系而暂时停顿了。

我飞回巴黎的第二天，我在中国大使馆设午宴招待法国外交部长博内。

在谈到欧洲局势和武装冲突可能爆发时，博内说，所有有关希特勒的神秘主义和迷信的报道都是不正确的。

他说，他的驻柏林大使曾报告说，在 1938 年 5 月的危机之后，形势发展不利，希特勒非常烦躁，他甚至嚼碎了书房中最珍贵的地毯的一角。可是他（博内）本人并不相信这一说法。他认为，希特勒是制订德国所有重大决策的人物。他不能想象希特勒是个傻瓜，被周围的人包围和支配。不管有关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等人的传说如何，作出决定的还是希特勒。困此博内说，欧洲是否会发生战争，完全取决于希特勒。他相信，无论如何，在今后三四周内不必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他说，极权主义国家发动突袭都在秋收之后，这已成为一个惯例。

博内继续说，新闻界的报道和公众舆论并不代表真正的局势。一年以前关于慕尼黑危机及其解决，大多数人都谴责最后的协定。他们说，迫于巴黎和伦敦的压力，贝奈斯不得不屈从于那些条件。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大约十一点半，他（博内）收到他在布拉格的公使的报告，说贝奈斯曾通过一位中间人通知他，割让给德国七百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一百万人口势在必行，而且他（贝奈斯）反对公民投票，因为那样作可能会激起政治动乱，倒不如干脆割让为好。（这和一般所想的情况恰恰相反。）然而，鉴于强烈的公众言论，如果没有法、英的强大压力为背景，他（贝奈斯）是不能这样做的。捷克的武装部队司令西若维将军曾经向他报告说。捷克军队只能抵抗几小时，这样的抵抗等于自杀。

时间是重要的，贝奈斯催促巴黎和伦敦迅速行动。

博内说，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并决定在爱丽舍宫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他和达拉第前往爱丽舍宫并和勒布伦总统磋商。他们三人决定立即把布拉格的最新消息通知伦敦。博内解释说，贝奈斯难于说服伦敦方面放弃公民投票的意见，因为英国人一向是主张自决的。所以当伦敦当局最终同意时，博内立即与布拉格取得联系。他们把这次外交行动作得尽可能强硬，以满足贝奈斯的愿望。外界人士只知道英、法的这一外交行动，但对这以前的情况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谴责英国和法国不支待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德国。

博内的话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因为他没有理由精心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贝奈斯毕竟还活着，满可以反驳他。而且，贝奈斯的部长和亲密的合作者奥苏斯基，因贝奈斯扮演了投降的角色已和他决裂。别人不可能摸透贝奈斯头脑中的想法。人们疑惑不解，当国家处于存亡关头，贝奈斯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决策。在日内瓦他毕竟一向被公认为反对侵略、维护法律秩序和国际正义事业的领袖之一。他还是一个支持集体安全的强有力的鼓动家。那么，为什么在他的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的时刻，他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德国侵略的威胁，甚至连抵抗的表示都没有。

7 月 5 日，我和博内外长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这次拜访的主要目的是与他谈天津局势，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即将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我再次对外长说，日本人制造了天津事件，显然是为了试探英国政府的态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有意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其在远东的利益。中国政府认为，英国保持强硬态度是很必要的。因为任何软弱的表示或任何对日本的让步，都会直接怂恿日本人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制造有损外国利益的同样局势。博内说，他收到法国驻伦敦大使科尔宾的报告，大意是前一天哈里法克斯第一次和他谈到为解决天津局势而即将召开的东京会议。哈里法克斯告诉科尔宾，日本已提出天津的新的中国货币问题，并期望英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观点，支持日本主持发行的中国货币。

他还说，科尔宾从哈里法克斯处得知，英国政府决不会接受日本的这一要求。即使日本人坚决要求，也不会妥协。

博内说，这种观点是使他满意的。他指出，这也会使我和中国政府放心。他述说，他本人完全赞同我刚刚表达的观点。他可以即刻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同样希望英国对日本保持强硬态度。

博内指出，美国政府的态度并不尽如人意。他说，美国政府似乎认为，因为美国在天津没有租界，所以就不能像在上海那样坚决地同英、法合作。我同意他的关于美国的合作确实非常必要的观点。我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以敦促美国政府支持英、法在天津的政策。

我告诉他，华盛顿在天津支持英、法的友好意图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当时在美国国会进行的中立法修正案的辩论，使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天津形势持一些保留态度。

我告诉他说，依我之见，这种保留态度仅仅是暂时的现象。

7 月 24 日，英、日会谈在东京已进行了三四个星期，一个令人极为失望的协定公布了。这个协定的内容与天津争端的本身无关，而是另一些背景问题。7 月 25 日在中国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我同美国大使蒲立德谈论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孙科于 7 月 4 日由莫斯科抵达巴黎，他也在座，并参与了谈话，一开始，我提出了英、日协定问题。我说，这一协定使我感到惊讶和失望，因为它表明英国没有区分侵略和自卫。不管英国的意图如何，它的这一行动只会鼓励在中国的日本人和欧洲的侵略势力。概是英国意在妥协，以便打破僵局并开始解决天津事件的谈判。蒲立德说，他仔细研究了下议院公布的协定全文，并发现协定中的几乎每一句话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解释。他说，协定并不表明英国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他担心这个协定只会导致进一步的争端，因为日本可能按照协定条款提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而英国也会根据同样条款与之争论。我同意蒲立德的这个见解，并说，在我个人对协定的公开评论中，我曾经指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和引用。

孙科在回答蒲立德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多少物资援助的问题时说，援助是相当大的，而且肯定要比西方各民主国家提供的援助大得多。

谈到英、法、苏会谈问题，蒲立德表示和苏联人打交道是困难的。他怀疑俄国人是否真正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孙科说，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和苏联人谈判有什么困难。关于谈判三国互助条约，他认为苏联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波罗的海各国原先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而他们从内心是反对苏联的。因此，俄国人自然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即不建立在德国的影响下敌视苏联的政权。

接着我提出了关于对中国援助采取什么措施这一紧迫的问题。我说，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财政援助。军事局势可能保持现状，而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危险。日本因为缺少有生力量，而且忙于满洲事务，没有能力向中国本土派遣大批增援力量。中国军队的一个很大的不利之处是缺乏空军。满蒙边境的冲突，特别是空战，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我说，我倒是认为苏联在边境与日本的空军交战，实际是想间接地帮助中国。至于当前日本人的意图，无非是想要巩固其在中国本土的占领，并对中国施加财政和经济压力，以削弱中国的抵抗。因此，中国的财政，特别是中国的货币应得到支持，这已成为紧迫的事情。我告诉蒲立德，中国货币的贬值肯定会削弱中国人民的士气，而这正是日本人所期望的。

我继续说，因此，困难在于缺乏美、英、法三方的合作和协调。这三个国家在不同时间和以不同的方式都对中国进行了援助，平准基金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说明了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美国政府曾一直以购买白银来帮助中国，英国政府提供了五百万镑的贷款，法国政府则同意提供类似的贷款，而正在要支付这笔贷款的时候，中国的货币贬值了，基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说，令人很感遗憾的是，因为这几方面的措施缺乏协调，所以这些援助没有能够对中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因此，我坚决主张，三国政府应互相协商，如果达成一个公开的协议不可行，那就达成一个默契也好。

蒲立德说，就三国之间援助中国的默契来说，实际上已经存在。美国政府不时同伦敦和巴黎对话，而且他们抱有相同的目的。我说，听到这一情况我感到高兴。我问，那么是否有可能由美国政府向伦敦和巴黎表示它愿意进一步提供款项，同时要求英、法共同作出同样的努力。如果采取这一步骤，我肯定法国人会很快支付对中国的援助，因为法国人知道他们的资助较小，如若不敷，其他两国就会给以补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谅解，要求法国人付款是困难的。

蒲立德表示他愿意采纳我可能提出的一切建议。他说，他一切听从我的盼咐，并巳乐于把此事电告华盛顿。

他又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组织机构，问题在于如何按每个提供援助国家的组织机构寻求可采取的措施。

于是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一个从中国购买白银的新协定，由双方达成一项谅解，规定购银款项立即向中国支付，而白银则在较长的时期以较长的间隔运往美国。这样，在形式上又是一桩白银买卖，而实际上却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笔贷款。第二，另给一笔进出一口信用贷款，其款项可用于稳定中国货币。

蒲立德说，他不知道第二项建议是否可行。他本人没有研究过进出口银行的章程，这家银行是为了向苏联提供信贷而设立的。因为他本人必须前去法国外交部签署一项有关双重税的条约，他建议派美国大使馆的财务参赞马修斯前来继续探讨有关美国政府帮助中国所可能采取的措施。

几小时后，马修斯先生来访，并与我讨论了可能采取的援助中国办法。除了谈到我所提出的建议之外，我还询问是否有可能使用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购买黄金以用于稳定货币。马修斯先生认为这恐怕是办不到的，因为美国人不得持有黄金，而且除政府外，禁止从美国出口黄金。关于我所提出的增加购买白银的问题，他说，财政部长有权批准我所建议的这种安排。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存在天津租界的白银问题，并且建议极有必要不使这些白银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说，法国人有意帮助中国取出这笔存银，如果美国也愿意帮助，就可以说服英国也这样办。因为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和马修斯都同意各自打电报给本国政府以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和对所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以及有关提供财政援助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7 月 26 日，美国方面发生了相当惊人和令人鼓舞的进展，那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废除它和日本 1911 年签订的商务条约。这意味着六个月的通知期届满后，只要愿意，美国将有权禁运对日本的任何出口货。

7 月 27 日下午，我会见莱热，和他研究了英日协定问题。我告诉他，我国政府曾要求我同外交部长谈谈有关天津局势以及为此即将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等问题。我说，英日协定使中国大失所望，因为这个协定似乎并没有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抵抗的性质加以区分。另外，英国政府好像忘记了按照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以及国联大会和行政院的决议它所应负的责任。我不知道英国政府在同日本签署这一协定之前是否曾同法国政府磋商，法国政府的态度如何，以及按照莱热的看法，英国政府是否会双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

莱热说，在协定签署之前，法国政府毫无所知，而英国政府到那天也没有把原文告诉法国政府。他说，英国政府在前一天通知法国驻伦敦大使说，英国对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而且协定是一个暂时解决办法，目的是为了渡过难关，以便开始解决天津事件的谈判。除了张伯伦在众议院的声明之外，法国政府对这一协定一无所知。

莱热然后又说，美国政府刚刚宣布了废除它和日本签订的商务条约。他认为这是极好的行动，尽管为时稍晚。他说，如果早些采取这一行动，英国也许不至于被迫和东京达成这一协定。无论在远东问题上还是在欧洲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总是令英、法难解的。每当英、法提出一项联合行动的建议，美国政府总是拒绝合作。对于天津事件，英国政府曾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没有得到美方的同意。法国政府确实曾研究并制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计划，甚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美国政府却拒绝照样做。尽管如此，每当英国或法国对远东或欧洲的立场有所缓和时，美国就立刻不满意，并且总是说，他们不应当软化。可是，当他们提出一些具体措施时，华盛顿又总是拒不赞同。

我说，在美国国会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在欧洲问题上，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集团抱怨美国参加上一次世界大战，只是给美国带来了非议、伤亡和一大堆债务。这是一个煽起反对同欧洲合作的极好论据。但是，就中国和远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表示强烈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正在稳步上升。在美国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同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步骤帮助中国抗日。废除与日本的商务条约获得美国公众舆论的赞同，就足以说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广泛同情。

我接着断言，为了促进美国在欧洲的合作，英、法有必要就有关远东问题同美国密切合作。废除条约是罗斯福总统在世界上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一个证明。我进一步说，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使得它不能事先同意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如果英国和法国采取明确的方针反对日本和侵略势力，美国政府是肯定会附和的。

莱热大体上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英国和法国必须考虑，从美国那里可能指望什么以及美国政府不可能做什么。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如果美国不能保证合作，英国就不得不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选择。

7 月 28 日下午 4 时，蒲立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摩根索给他的回电，告诉他财政部已决定再次从中国购买六百万盎司的白银，而且立即向中国付款。至于应交付美国的白银，中国在任何时间交付均可。据蒲立德了解，摩根索已通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办理必要的手续。我对他表示谢意，感谢他提供这一信息和他的努力。我说，我确信这一令人高兴的结果很大部分是箱立德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蒲立德要我不要把他的作用看得太大了，并且祝中国一切顺利！

随后，我向在重庆的孔样熙作了汇报，并在接到他的回复后，我又在安排好的一次和马修斯谈话中告诉他，孔祥熙在回答中说，进出口银行的资本将予增加，并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该银行安排一项大宗信贷，因为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已经用完。

马修斯说，总统的借款和费用议案，已首先被众议院削减。这一削减包括拟议中的该银行增资，从一亿五千万美元减到七千万美元。在前一天，国会已决定把这一议案推迟到 1940 年 1 月，从而连减少后的该银行增资也扼杀了。马修斯认为，无论如何，该银行信贷项下的任何款项，都必须用于向美国购买物资。鉴于国会中的事态发展，他对总统的议案能否顺利进行表示怀疑。然而与他的怀疑和预料相反，显然财政部找到了一个按照我所提议的条件购买白银的方法，这从它提出向中国购买六百万盎司白银一事得到了证实。

我说，虽然这只是一种姿态，但是它为进一步利用这种可能性开辟了新的途径。我说，孔祥熙希望能与美国财政部达成协议，由美国购进二亿盎司中国白银，价款整笔支付，而白银的交付则按中国的交货能力，安排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我说，我认为购买白银协定所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黄金。我问，按照马修斯的技术观点，是美元还是黄金对稳定中国的通货能起更大的作用。

马修斯认为，由于对英镑的需求量一向大于美元，所以为此目的而拥有黄金更为稳妥。

他答应立即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向蒲立德汇报，他相信美国大使必将通知华盛顿。

同马修斯的谈话是在 8 月 3 日早展进行的。一周后，我和蒲立德本人就同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开始，我告诉蒲立德，首先，我愿意转达蒋委员长和孔院长对他的助人为乐精神表示感谢，他是以这种精神商讨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的；同时也为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表示感谢，美国财政部友好地提出购买六百万盎司的白银，由中国决定交付时间，而蒋委员长和孔祥熙都确信这一友好姿态是由蒲立德发起和推动的。随后，我对蒲立德说，中国目前局势所急需的是维持中国的法币。这个问题具有比表面上看来更为深远的意义。

我继续说，中国的军事局势已经形成一种相持的局面。日军不从国内增派大量援军，就不能打破这种相持局面。然而，日本军事当局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必须使自己随时准备应付北方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以对抗苏联。因此，自春季以来，日本的方针已经是力图巩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而不是企图向前推进并对中国抵抗者发动更多的进攻。他们想发动外交和经济攻势，对中国施加压力。他们的蓄谋之一是打击中国的法币，并且强迫英国、随后是其他国家接受日本在华北开办的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我说，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他们一定会把这一作法强加到华中地区。

我接着说，中国法币新近贬值没有影响中国作战部队的士气，但是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就可能影响到全中国人民的情绪。通货贬值自然已经增高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并因而给沦陷区的人民增加艰难困苦。为此，中国政府认为，努力稳定法币是当务之急，这样可以挫败日本巩固其在沦陷区地位的企图。为了使法币维持在四便士的汇率上，就需要一笔一千七百万镑的新的平准基金，大约相当于十亿元中国法币。我说，有了这样一笔储备，这项基金就能应付任何像最近日本军队和银行用横滨正金银行积聚的二亿中国法币对中国通货所进行的打击。

蒲立德询问伦敦方面有何行动。我说，我刚和郭泰祺通了电话，他曾会见哈里法克斯并再次请英国提供第二笔援助款项。哈里法克斯答应考虑此事。我补充说，正如蒲立德早已知道的那样，法国政府已备妥一百万镑，并将在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建立后立即支付。我告诉他，我相信，如果美国政府肯于带头，英、法两国政府一定照办。我说，我愿看到美国政府提供一千万镑或五千万美元，英国再提供五百万镑，法国二百万铸。关于美国提供的款项，我建议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购买二亿盎司白银，由中国政府在几年内的任何时间交付，而购银价款则立即支付，使平准基金得以立即设立。蒲立德笑着说，如果财政部长继续从中国购买白银并且付了款而又见不到白银，则美国公众得知此事后，可能要把摩根索投入监狱。他曾怀疑这个方法的可行性，但是摩根索显然是决定要冒一下险。不过对于二亿盎司白银这么大的一个数目，蒲立德不知道摩根索会怎么想。

我说，那么还有另一种办法，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按照类似 1938 年 12 月第一次信贷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方式拨给中国五千万美元，但是这次所给的信贷将用以购买黄金，以加强中国货币的储备。这些黄金可储存在纽约，而不一定非转移到美国之外不可。

蒲立德说，几天前，莫勒先生见到了他，并谈到美国政府向中国购买锡的可能性。从 1926 年到 1934 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八千吨锡。1936 年的出口数量为一万二千吨，1937 年估计为一万六千吨。蒲立德（他从不忽略抓住要点）说，美国政府有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资金，那是国会授权用来购买原料以建立战时的物资储备的。他知道锡是美国最需要的物资之一。他觉得美国政府从中国购买锡是个可行的建议。

我说，现在的开采和生产方法是非常原始和浪费的。

但是，我认为以每年一万吨的速度，五年之内可以交付五万吨锡。如果美国同意购进这个数量，并立即向中国付款，则按伦敦市场每吨二百三十镑的现行价格计算，约为五千五百万美元。这个数目中的五千万美元可用于稳定通货，其余的五百万则用于购买机器以及聘请美国采锡专家，以帮助中国发展和改进采锡工业。我说，随着采锡工业的改进，产量即可增加，每年交付一万吨就不难完成，也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出口贸易。

蒲立德对我所提供的材料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要求我把材料写成备忘录，由他予以研究并转给华盛顿。

8 月 2 日，我到殖民部访问了孟戴尔并继续和他商谈中、法军事合作问题。这里可以回顾一下，我曾在 6 月26 日提出过这同一问题，当时两国军事代表实际上正开始会谈，而且孟戴尔曾同意这步棋走得好。

我们的会晤一开始，我谈到了过去和他就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时，中、法在军事和其他方面进行合作问题所举行的会谈。我说，我曾向蒋委员长汇报，而且现在已接到他的回复。蒋委员长赞赏他（孟戴尔）同我讨论这一问题的好意。蒋委员长将在找到合适的人选后，立即指派一名代表开始拟议中的会谈。他（蒋）正在物色一位军人，这个人不仅要能得到他的信任，还要会讲法语，特别是因为会谈将按孟戴尔的要求在巴黎举行，而不是在印度支那。我说，蒋委员长同时让我问明孟戴尔是否能提示关于准备讨论的中、法合作的性质和范围。我说，我推测这一合作将不是严格地限于军事范围，而是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孟戴尔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要使这样的合作有效，就应包括双方人力和物力的统一使用。孟戴尔说，“那当然”。他又说，拟议中的合作的确切性质将取决于事态的实际发展。例如，假使日本站在轴心国一边参加战争，这样的合作就应在远东进行，而且中、法应该结成一条共同战线。另一方面，如果日本保持中立，就不宜在远东实现这一合作，以免导致日本侵犯法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是通过向欧洲提供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合作。

我问孟戴尔能否透露一下新加坡会议的结果，这个会议当然和拟议中的会谈有关。孟戴尔回答说，新加坡会议是法、英两国陆、海、空三军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只是由于美国记者在他们报纸上予以特载才引起公众的极大注意。会议达成的决议之一是，假如欧洲发生战争，远东的法军将听从英国的统一指挥。邀请中国参加合作的问题，取决于日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如果日本在战争中加入轴心国，中国的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日本保持中立，情况就不同了。他说，对于退罗态度的可能演变，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如果退罗站在日本一边卷入战争，应该采取的必要步骤也已在会议上作了决定。

我们这次长时间的会谈还包括一些其他问题，诸如在法国政府的合作下，在云南建设某些化学工业；由法国合作在印度支那和新加坡训练中国飞行员以驾驶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的大量飞机；从印度支那政府获得设备，使新近聘请的美国运输专家得以完成他们在中国西南各省份帮助改进运输的使命。我们还讨论了退罗日益恶化的局势。

孙科于 8 月 16 日启程去莫斯科，他从 7 月初以来一直在巴黎。8 月 15 日我为他饯行。席间，我们又讨论了苏联援助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对苏联寄予的期望，孙科重复了他以前对我讲过的话。到那时为止，苏联向我们提供了三笔贷款：第一笔，五千万卢布的信贷，第二笔，另外五千万卢布的信贷，第三笔，一亿五千万卢布的信贷。孙科说，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买什么。（总的来说，贷款是用来向苏联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孙科说，陈志兴（音译）将军可能在月底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在准备反攻方面所需要的物资和武器。反攻预定在 1940 年底进行。苏联愿意提供飞机和大炮的技术人员，而重庆则要求制订一个直接轰炸日本的计划。孙科还说，杨杰就要启程去中国了，而孙科自己返回莫斯科，是为了使杨杰有可能返回重庆。

我告诉孙科有关我与蒲立德和孟戴尔的会谈要点。

孙科说，杨杰和布吕尔已经讨论了一个中、法合作以保卫印度支那的具体计划。他还说，委员长急于想从杨杰那里得到这次谈判的更详细的情况。我敦促孙科说，最好的计划是配合苏联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在中国海域进行一次英、美、法三国海军力量示威。因为我认为仅仅显示这几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迫使日本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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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战爆发后的外交活动（1939 年 8 月 22 日—1941 年 6 月）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

我于 1939 年 8 月 22 日早晨，首次得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订的报告。第二天邪日（垦期三）我从报纸上和广播中获悉，里宾特洛甫已飞往莫斯科，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签字。接着在巴黎的政治界、外交界和新闻界出现了一片混乱。日本人也被弄得不知所措。我马上致电外交部报告，并要求将电报抄呈委员长。这份电报表达了我对上述条约的看法，及其对于欧洲列强的远东政策和态度可能产生的影响。

次展各报都刊载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全文。条约内容的影响要比预料的深远。法国报界开始对俄国进行各种谩骂，极力低毁。又有报道说英国已从莫斯科召回它的军事代表团。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英国要屐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25 日，英波同盟条约签字。同日，希特勒召见了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而且所有报道都说，他（希特勒）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条件。这后一报道至少暂时给世界局势带来一线缓和的希望。

显然，孔祥熙马上注意到了我 23 日致重庆的电报，并回电作复，我于 24 日收到复电。他同意我的看法，即由于苏德条约签订所引起的欧洲局势突变，势必影响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调整，才能适应事态的新发展，这就需要对政策重新审查和讨论。他要求我全面电告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我起草了一个较长的答复，并于 8 月 25 日发出：漾电敬悉。德苏订立不侵犯协定，法当局颇示愤葱；即阁员中素主亲俄者，亦极失望。或认苏为半途卖友，意在激成西欧战事，坐收渔利；或疑苏根本实力不足，不愿卷入漩涡。至应付办法，因事出仓卒，除拟将军事委员团，步英后尘，即行召回外，尚未决定。自须探明苏方真意，及所传德苏协定所附密件是否属实，内容若何，并与英商议后，方能决定。至对远东，英、法原已商定共同防守计划，并不顾虑；且以日本所以号召之防共阵线，既被打破，势成孤立，且将受苏威逼，认为有利我国。

此乃法当局对钧表示之大概也。总之，法政界目光浅近，均注重欧洲，忽视亚洲；不知苏为欧亚列强，不堪东西受通，势必两害取轻，但集中力量应付一面。乃法附和英国，与苏商议合作，既不愿包括远东问题，而于波尔的海①国家之安全，复不允予苏以完全保障，纤其顾虑。苏之怀疑英、法欲促成日苏、德苏战争，亦非无因。又忆去岁明兴②之会，被英、法摈斥于门外。苏虽为法之盟国，而法与德协定，并未事先告苏，反鼓吹法之前途在专心发展己有属地，不愿再与闻东欧问题，意似欲使德之枪口东向，使苏当冲。加之法当局因内政关系，多数反对亲苏，一如英阁，益使苏难信任。一面德亦对日失望，日之陆军既为我牵制，不能攻苏，日之海军又反对订立军事同盟，不肯公然对英，则防共集团于德已失其功用，不得不改弦更张，律打破英、法、苏和平阵线之谋，避免东西夹攻之危险。故德苏协定为两国设想，均非偶然。兹我国抗战方酣，需助于苏、英、美、法者一如既往，甚或较前更多，自无变更我原定政策之必要，应继续与各该国联络，使其积极接济。且苏既纤欧洲西顾之忧，或能增调一部分实力于远东，作进一步压迫日本之举，为我声援，而达中、苏对日共谋一劳永逸之目的。自宜

①即波罗的海。——译者

②即慕尼黑。——译者在莫斯科方面探询苏之真意，并设法敦劝对日采取积极政策。英、法虽对苏愤慨，但如苏联以守中立为限，并无进一步接济德、义之举，彼亦不至有积极反苏之举。美虽排德，然重视远东，如苏对我态度不变，亦不至与苏为难而影响我国。至德在远东之实际利益在亲华，不在联日，为德军界、实业界、文化界所肯定者；现国策既主张与苏提携，此后能否与我接近，可向德探询，亦须视苏联对德真意，并恃其为我疏通。然我应最注意者，今后日本之态度与举动。此次日本外交失败，势成孤立，举国仓皇，势必另辟途径，力谋善后，大约不外三端：一、与苏妥协；二、亲英、法，三、与我议和。关于第一端，日本国内已有造成德、苏、日、义集团之议，德亦必设法对苏疏通，以获日本对德之谅解。今午德外长离莫斯科时已有努力于日、苏邦交改善之表示。但苏与日根本利害冲突，当不为所欺。但我宜注意第二端，英、法之态度将视欧战是否即行爆发为定。欧战起，英、法将以其久暂与结果难测，仍愿日本中立。惟此项妥协条件于我损益程度，须视美之主张；而美发言之效力，又须视美能否在远东领导对日，及能否在欧为英、法后盾。昨晚美大使告钧，谓下周美之全部海军将由美西岸开往檀香山驻泊云，似有对日示威之意，堪为我慰。如一二两端不成，则日或试与我议和，贯彻其直接谈判之主张。如三端均不成，则彼将暂时观望，以待国际变化。一面以海军相机侵占英、法在远东之租界与属地。如英、法战败，即可据为己有，并以充侵略他处之根据地。如彼战胜，亦可为将来谈判交换条件。

总之德苏协定甫成，各列强亦正在研讨应付办法，尚无决定。以上所述，大半为兹见窥测，聊供参考，未必尽合将来事实，但今为我外交戒备时期，尤应于苏、英、美方面注意。是否有当，仍祈察核。

尽管我知道苏、德之间突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定会使巴黎和伦敦深感意外，因而引起反响，修改其对外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然而我还是决定继续努力，在远东促成一个包括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在内的联合阵线，因为这是中国已经制订和希望继续奉行的政策。

8 月 26 日，我向重庆发了另一份重要的电报。这次是直接发给委员长的。其中概述了我对中国在国际形势新发展中，应遵循的最优路线的看法，电文如下：德、苏妥协，防共阵线打破，顿使日本孤立而影响今后国际形势，亦匪浅鲜。兹见所及，业详复庸之院长。电谅已皇钧览。此时如我商俄乘机与我积极军事合作，共谋达对日一劳永逸目的，实为上策。如苏联志在保境，或在欧别有所图，不愿吞远东积极用兵，则至少应于形式上助我，在远东造成苏、英、法、美和平阵线以逼日本。北由苏联增调重兵，陈师满蒙边疆，南由美海军往西太平洋推进，隐示与英、法一致。再由英、法、美三国出为调停，劝告日本停战，撤兵议和。此时日本正在仓皇失措，另筹外交途径，对苏既多顾虑，又因怨德，未必愿与苏联妥协，势将谋与英、法、美提携。果尔，当能重视三国劝告，而对我让步。总之，窃意我宜利用目前外交优势，而设法运用国际途径，以达我恢复失地、保障主权之大目的。否则，世界外交形势剧变，夜长梦多。英、法既怀恨苏联，思欲报复，又疑苏、德另有互助密约，不得不亲日以谋抵制。

如美不肯出为领导，积极对日，则在此欧局危急之秋，更难阻止英、法与日妥协。谨就国际形势，密陈管见，统候钧裁。

我担心欧洲局势的一系列主要发展，可能会对远东局势发生冲击作用。26 日上午，法国外交部吉尔贝先生来访，更加剧了我的不安情绪。他通知大使馆，法国要改变其对日本和远东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讨论了法国调解中、日冲突的想法。他刚一离开，我就给委员长发了另一份电报，汇报我们的谈话，并再次催促他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来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

我还向委员长汇报法国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再次提出许多有关他（委员长）对共产党态度的问题。该司长认为，委员长的态度是以政府和中共合作的政策为基础的，他想知道合作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合作对近几年来抗击日本侵略的成果如何，我在电报中指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似乎包含双重意思。一方面，法国政府想要看到中国加入英、法阵线，以便于与日本接触，同时避免中国加人到苏、德阵线中去。另一方面，法国当局似乎又很担心，中国由于以前和苏联的关系而将无法做出自由抉择。我问委员长，对这些问题应如何回答。

两天后，即 8 月 29 日，委员长来了回电。回电是委员长亲笔起草的。电文说：

宥日与廿七日电均悉。兄见先获我心，请兄照此方针，积极运用。苏俄宗旨乃在专致力于远东，而对远东方面，甚愿自由行动。英、美、法合作以解决远东纠纷，应请英、法对苏之看法认识其在远东之方针，不可错以为如对欧之方针相同也，此点须嘱英、法政府切实改变观点。中且能确信。但案德苏协定初告成立，而苏对英、法、美无法进行合作，亦无人能作仲介也。此事关键仍在美国，请兄密商驻法之美使，请美总统出而领导，为英、法、苏在远东合作之仲介，则苏联必乐从。此为根本问题，请兄积极进行。并为中向美使前致意。至于中、苏关系，此时完全自由。我国抗战，始终立于主动自立地位，决不稍存依赖。但此后形势，非多求与国不可。以中判断，苏联心理，最怕英、日同盟复活，犹恐对苏，故其未始不想藉美对英、法转圈，以解决远东问题耳。中正手启，艳子机印。

8 月 31 日，我收到委员长电报的同日我还收到外交部发来的一份电报，报道了委员长和驻重庆美国大使于29 日就国际形势最新发展与中国政策的谈话。

电文如下：

昨日蒋委员长与此间美大使谈话，说明最近国际情势与我方政策。希照此政策对法方妥善应付，并力促其勿与日本妥协而牺牲中国，同时应以谈话内容密告驻法美大使，请其转陈美政府，并尽力协助，惮促成我方愿望。谈话如下：（一）德、苏签订不侵犯条约后，美政府对该二国取如何态度，此后对远东局势究将采取何种途径。

（二）余得密息，英、法与日本之间将谋妥协合作，甚至缔结类似昔日之英、日同盟，亦属可能。

其目的在结成集团，控制苏联，压迫中国，根本破坏九国公约。然中国政策决不因是变更。中国正在抵抗日本之侵略，任何国家如与之勾结，而助长其侵略中国，即认为非友好行为。

（三）苏联在东西两面各有可能之敌对，势难同时兼顾。余知苏联本意欲除去西顾之优，而与其他有关系国共同应付东方。然苏联固知英、法二国不满德、苏之订约，此种行动未便由苏联发起。惟美国若能设法联合英、法、苏等共询解决远东问题，必与苏联之期望相合也。

（四）余确信除美国领导远东有关系国，召集九国公约会议，或续开比京会议，或举行大平洋和平会议外，远东问题绝无解决可能。

上述四点系目前主要问题。此外，尚有须自中国政府立场说明之三事如下：

（一） 中国自由采取独立的外交，对英、对法、对俄在政策上均不受任何约束。

（二）远东问题，尤其中日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美国。中国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中国之政策视美国之态度而决定。故美政府现时之态度，我方贩盼明悉。

（三）深望美国严重劝告英、法，切勿以为日本之力足以安定并保障英、法在远东之属地。其实，我国民政府在西南早经稳定。其能安定保障英、法远东属地者实中国。而决非日本。此绝非空言，而余确信有此力量。

9 月 1 日过午，我去美国大使馆拜会了蒲立德大使，和他商讨外交部电文中所述的各点。我对蒲立德说，委员长让我首先转达他个人的问候，其次，我将委员长在重庆与美国大使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希望蒲立德能够把这一内容秘密地转达罗斯福总统，并敦促总统利用他的影响来达到预期的目标。

蒲立德说，苏联已突然破坏了所有挽救欧洲和平的希望。它选择前天晚上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为了促使德国进攻波兰。他说，他知道德、苏之间有一项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只留下一小部分波兰作为德、苏之间的缓冲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英、法寻求与日本谅解和友好，以抵消俄国的影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如果俄国进攻波兰，就自然成为英、法的敌人，英、法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把日本拉向他们一边。

接着，蒲立德说，他理解到中国想要利用当前局势保持其独立和领土完整。他对蒋委员长的愿望表示完全同情，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蒲立德推测，中国并不在乎站在那一边，只要能实现保持独立和领上完整的目标就行。

然后，我告诉蒲立德，蒋委员长明确地通知我说，就中国来讲，在选择对俄、对英和对法的政策上是绝对自由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约束可以阻止中国奉行一种独立的政策，甚至和中共的合作也不涉及牺牲其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权。

蒲立德问到，中国准备在什么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协议？他认为这是关键问题，罗斯福总统在与日本接触之前必然想要了解此事。我答复说，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接到什么指示。但是，根据以前的指示，我可以告诉蒲立德一些事情。达成解决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日军从中国撤出和遵守九国公约的原则。

我要求蒲立德在他与罗斯福总统的通讯中，着重强调两点，并请求他下达指令，就此二点在伦敦和巴黎向英、法政府提出要求。第一点是，英、法应该继续对日本保持坚定立场，不能屈服于日本的任何要求，以免被解释为软弱而助长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第二点是，必须在东京采取行动，要求日本停止所有在中国策划、拼凑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中央政府”的活动。如果这样的伪政权建立起来，那只会导致局势更加复杂化，使解决问题更为困难，对双方都不利。这将进一步引起重庆的反感，也会束缚日本的手脚，使其无法寻求任何全盘解决的办法。蒲立德答应在向总统汇报时强调这两点。

苏德条约的缔结，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而它对欧洲局势的影响却是直接而立竿见影的。正像俄国的西线摆脱了压力一样，德国却先发制人地防止了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联盟以反对自己，哪怕这只是暂时的。

9 月 1 日早上，我的二等秘书向我报告来自伯尔尼的俏息，德国向波兰边界开始全线炮击，并且轰炸了波兰境内六个城市，两个波兰城市已被德军占领。法国内阁下令在 9 月 2 日进行总动员。收音机中报道，下午 6 时英国议会开会。首相张伯伦谴责希特勒应负挑起冲突之责，要求柏林保证停止侵犯波兰的军事行动，并将德军撤回到其原来的位置。否则英国将撤回驻德大使。第二天我去法国国民议会旁听达拉第总理就形势问题所作的重要讲话，他讲话的声调疲惫，指出他仍在继续等待柏林方面的答复，即关于要求其放弃对波兰的侵犯和撤回德军的答复。讲话也包括了张伯伦在伦敦提出的条件。

次日上午 11 时 15 分，张伯伦首相在唐宁街十号发表广播讲话说，由于到上午 n 点钟为止，德国并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他被迫宜布，英国和德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达拉第跟着也这样做了。9 月 4 日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轮船雅典娜号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德国潜艇击沉。这使公众更加面对战争现实。法国宣布说，所有的武装力量已经开始行动，与敌人的接触愈来愈多，当天深夜，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空袭警报。

欧战的爆发，使我加深了忧虑，担心战争对英、法的远东政策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影响。我很想更确切地知道法国政府对急剧转变的局势有什么反应，特别是关于它对中国和日本的态度有何变化。因为殖民部长孟戴尔能够向我透露法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是否马上就要改变，我于 9 月 6 日走访了他。

我说，由于法国目前正在与德国交战，这是德国侵略者强加给它的战争，我愿借此机会首先表达我以及中国对法国的同情。法国的事业同样也是中国的事业，即为反对侵略而战，同时我也愿向部长保证，全中国将与英、法的事业休戚与共，全力支持。孟戴尔向我致谢，并说，他将把我刚才表达的祝愿向国务会议主席转达。

孟戴尔说，苏德条约意味着国际局势中的一次根本变化，对千英国和法国来说，这实在是令人感到突然和焦虑的。他本人和许多人一样，曾经强烈地主张英、法应争取苏联的合作。但是莫斯科突然改变了政策，尤其是在欧洲局势的关键时刻，这自然会引起极大的愤慨和不满。他认为，莫斯科的动机不是想更有效地对付远东局势，而是希望德国和英、法集团之间挑起一场战争，而自己则置身事外，以便以后实现其世界革命的意图。

至于远东，孟戴尔说，他的帮助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要服从对日策略的需要。他的意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中日战争中或俄日战争中，为了各方面的利益，都应该把日本打败。日本奉行的是一种侵略政策，而苏联不管怎么说，却肯定是在奉行和平政策。孟戴尔接着说，当卡特鲁将军被任命为印度支那的新总督时，他（孟戴尔）就曾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在印度支那帮助中国。自从苏德条约缔结以后，他又曾致电卡特鲁将军，再次要求他继续执行原定的政策，只是不要引起日本的不良反应。

9 月 6 日，我会见殖民部长孟戴尔之后，又拜访了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意在就最近的形势变化，促使法国的远东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我告诉莱热，对于因德国侵略而被迫卷入战争的法国，我个人深表同情，并说，在当前的欧洲大战中，全中国人民都有着与法国休戚相关的感情。

我强调说，尽管欧洲局势可能十分紧迫，然而法国或英国如果目前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屈从于日本，那肯定是失策的。这种妥协姿态必然会被看作软弱的表现，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迷信他们的冒险政策，不仅要继续深入侵略中国，也要进一步侵犯法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如果能通过中、苏、法、英、美的通力合作，取得理想的全面解决，英国和法国就能够集中其资源，专注于欧洲的战争。

我还对莱热说，目前，日本似乎要暂持不介人欧洲战争的态度，以观望形势，等候适当时机向南扩张，侵犯英、法两国利益。我提出警告说，必须记住，日本的海军现仍完整无损。可是，如果能与苏联达成某种谅解，或作出一定的安排，我认为日本极端分子的图谋是可以预为防止的。相反，如果各民主国家对日本示弱，势必使苏联更加疑惧，因而促使其与日本谋求谅解。这种趋势意味着苏联会被迫干脆站到德国一边去。这简直是敦促日本推行其南进计划，使英、法两国蒙受损害。其结果必然是，英、法既不得不大战于欧洲，又要遭日本的凌栋于远东。这种发展趋势，对民主阵营当然是不利的。

莱热听了我这一番长篇议论之后说，他完全同意我的分析与见解。我所提出的建议对维护远东全面的利益，当然是最为理想的办法。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实现，那就要看苏联对欧战的态度了。如果俄国保持中立，避免倒向德国一边，那么所提的计划就应当加以考虑。然而他所得的情报表明，苏联的对欧政策并非是丝毫无害的。

他预料俄国在一周之内将要彻底改变态度，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德国身上，以便迫使英、法承认德国在波兰的既成事实。

莱热说，苏联的基本国策是争取和平，这一点他完全了解。他说，苏联在欧洲并没有领土野心，然而也绝不能坐视德国侵入波兰达到危及苏联边境的程度。他说，除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外，德、俄之间还有一个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莫斯科正在等待侵入波兰境内的德国军队进抵可以暂时满足其野心的地点，那时苏联就要出面调停，条件是要英、法接受在波兰的既成事实。如果调停失败，俄国就要将其全部兵力加入到德国方面，他说，俄国指望通过采取这种行动，收复上次世界大战中在波兰边境所丧失的领土，也指望英、法两国会接受这些屈辱条件。但是，莱热声称，法国和英国这次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

我说，我还投有得到表明俄国企图参与这场冲突的情报。它以后的行动我当然无法断言。但依我看来，如果苏联知道英、法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绝不动摇，拒不接受波兰既成事实的决心也同样坚定，这对苏联政策的演变必然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我对他说，如能让莫斯科了解到这种意图，它甚至可能会最后同英、法集团合作。

我说，美国的同情完全在英、法一方。美国不但要从物质上支持民主阵营，而且最后甚至会从军事方面给予援助。我认为这种军事联合的力量举世无敌，战争的最后结局当然不问可知。莫斯科尽管在其他方面缺乏远见卓识，可是对国际局势却十分重视，而且决不会同德国合流。事实上，苏联的基本国策与三个民主国家颇多共同之处。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是有现实基础的。这种合作是否得以实现，那就要看英、俄两国的态度，要看他们怎样处理当前局势。我建议立即采取步骤，把英、法两国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决心通知莫斯科。

莱热说，他完全同意我的主张，可是他又觉得莫斯科不会相信。我问巴黎是否已经采取步骤，把这样的信息通报俄国。莱热告诉我，鉴于法国与俄国的关系处于目前这种局面，法国政府觉得难于向莫斯科提及这种事情。

于是我说，中国政府一向致力于向莫斯科进行这方面的疏通，尽管中国的影响不大，我相信我国政府在莱热先生一再申明的这件大事上，一定会尽力使莫斯科有所触动。

分手的时候我说，我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当地的苏联代表，同时要求莱热也设法采取步骤，将英、法要把战争一直打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引起莫斯科的注意。

于是我赶紧安排与苏联大使苏利茨会晤。次日，9月 7 日上午，我见到了他，一见面我就对这位苏联大使明白提出，要特别谈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苏联和英、法的关系问题。

我告诉他，看来这个条约给英、法方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说，在我和法国当局谈论的时候，我自己作了解释：苏联与西方各民主国家不同，从地理上讲，要对付两条战线，由于亚洲前线形势吃紧，苏联有必要作出某种抉择，但就欧洲局势来讲，我理解苏联的政策是保持中立，以便集中精力对付远东。我接着说，可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有一个秘密的附加条款，规定俄国要参加侵波战争。苏利茨打断我的话问道：“为了要瓜分波兰？”

我说，多次与法国要人交谈，我的印象是：不论波兰的军事形势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不利局面，法国与英国都决心把战争打到底。由于美国日益倾向于加人英、法一方，战争的结局当然毋庸置疑。美国格外同情英、法，自从德国潜艇袭击了英国商船“雅典娜”号以来，美国群情激昂，支持这两个民主国家。我确信美国在这场对德战争中，迟早势必加入民主国家阵营。

我说，法国人十分担心的是，苏联究竟是要继续保持中立，还是要参战加入德国一方。我从来自中国的情报中获悉，倘若苏联参战加入德国一方，英、法甚至会不惜牺牲中国，而与日本在远东达成谅解。然而，我决不相信这就是莫斯科的本意，因为苏联一贯拥护和平，反对侵略。此外，由于各民主国家的政策与苏联有类似之处，我认为你们之伺有着进行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合作不但在欧洲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而且更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在远东，你们也有共同利益，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威胁。苏利茨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动机并非由于要集中精力于远东。英、法与莫斯科谈判，一开始就希望只谈欧洲问题。可是在谈判当中，伦敦与巴黎并没有表现出足以令莫斯科信服的必要诚意。

苏利茨接着说，这个条约的真正意图是使苏联能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波兰战争中得以保持中立。对照德国迅速地和苏联签订条约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明智，英、法方面无疑是太缺乏技巧了。他同意我的说法，法、英飞苏之间存在着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他们的政策都是维护和平，反对侵略。他说，苏联绝不希望德国把它的侵略兵锋推进到苏联边境，从而像业已存在于亚洲的日本威胁那样，又给苏联制造一个新的欧洲威胁。再者，参加侵波战争，在苏联是绝对不得人心的。另一方面，远东的日本威胁则要严重得多。苏日边界、满蒙边界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一些事件，苏联人民都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不过，自从签订了苏德条约，苏联感到在远东松了一口气这倒是事实。他本人原来很希望英、法、苏谈判能有成果，可惜英、法方面措置不当，一切希望都被他们破坏了。苏联将来的态度如何，要取决于英、法的政策。

苏利茨说，鉴于以往的失望，苏联未必相信英、法会战斗到底。倘若莫斯科了解到这种意图，形势就可能大为改观。苏联的未来态度取决于英、法的政策。如果他们把重门深锁，切断一切与苏联的联系，那么，莫斯科未来的政策如何就很难预卜了。

至于所传德国正在尽力促使苏联与日本达成谅解一事，苏利茨说，德国确曾为此竭力奔走，想首先在苏、日之间悬而未决的若干重大问题上促成协议。但是苏联既已洞悉日本所持的敌对政策，是否还会与日本达成和解，他对此表示怀疑。他说，事实上，近年以来日本的一切活动，以及它与轴心国家的勾结，其目的都是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

郭泰祺 9 月 6 日夜从伦敦打来电话，他通知我，英国海军部下令对所有被俘船只，包括德国船只在内，如果装有运往中国的货物，应一律先押送新加坡或海防卸货，然后送交处理战利品的捕获法庭。由于孟戴尔、莱热，甚至还有苏利茨他们都强调未来局势取决于英国的政策，那么英国现在这种表现良好的迹象是令人鼓舞的。

郭泰祺又说，可是他并不相信英国会改变它姑息日本的政策。他说，委员长曾提到我给他（委员长）拍去的电报，并嘱郭不要把英国的良好态度看作是毫无问题。我对郭说，委员长给我的电报本身，已经说明了英、日之间达成谅解或结成同盟的可能性，而我也在给他的电报中指出，英国由于害怕苏联与日本联合，可能改变它的远东政策。

9 月 7 日下午，我又去法国外交部拜会莱热。我告诉他，我和苏利茨已经谈过，苏联大使对我发表了某些可能使莱热感兴趣的言论。我还告诉他，据我看，苏联对欧战的态度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据苏利茨说，到目前为止，苏联政府尚未表示要放弃中立。然后我对莱热扼要地叙述了我对苏利茨所说的话，以及后者的言论。

我说，我认为苏联大使确实渴望促进英、法、苏合作的事业，对于美国可能参战，加入英、法一方，看来给予苏利茨的印象颇深。我说，总而言之，苏利茨毫不隐讳地认为，苏联的未来态度要取决于英、法集团如何对待它。如果对俄国过分误解，那么俄国就可能由于别无出路而不得不采取一种过激的态度，据苏利茨说，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利益大部分是一致的。我说，我深信莫斯科有诚意要和法、英、美进行合作，而不是要和德国合作。

我说，据我看，如果博内先生邀请苏利茨商谈，那一定十分有益。据我了解，苏利茨由于没有什么外交公务可以代表他的政府提出，因此不愿首先拜会外交部长，可是十分愿意对莫斯科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理由作些解释，也很想向法国政府直接了解有关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策。我说，无论如何，这位苏联大使会把这种消息正式上报莫斯科，尤其可取的是，他跟我说过，如果莫斯科了解到法国人的决心，局面就可能大为改观。

莱热对我作出的他称之为“极为有益的贡献”，特别是进行此项活动的精神，表示赞赏和感谢。他说，他要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博内，并力陈安排这样一次会见的好处。

9 月 8 日下午，我再次会见孟戴尔，引见了两位中国人士，他们代表中国方面参与中、法在印度支那和中国联合兴办某些化学工业的设计工作。孟戴尔在这次会谈中再三强调，欧洲处于当前这种局势，中、法合作的任何措施都必须注意日本的反应，一定要避免刺激或者触犯日本。

讨论完当前的公务后，我对孟戴尔说，想借这个机会向他和当时也在场的布吕尔将军转述重庆外交部给我的一份情报。情报内容是：日本方面已经知道有几批运往中国的重要物资正在前往海防的途中，它企图夺取此项物资，并攻占海防，借此迫使法国改变其对华政策。

布吕尔将军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正是他主张在印度支那与中国的一切来往都必须十分小心谨慎的理由。

孟戴尔听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他说，如果消息属实，那就等于要向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他询问这批货物的性质，并说，他不相信其中会有军事物资。他也想知道这批货物来自何方。

我回答说，关于这几点我还没有接到确切情报。但我认为这些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国民政府行政院业已采取措施，命令尽可能变更卸货港口。

我问孟戴尔和布吕尔是否已就印度支那对某些物资实行禁运一事进行过磋商。孟戴尔说，这个问题由他负责作最后决定。问到对运往中国的物资提供过境便利的问题是否有意变更，孟戴尔重申，到目前为止尚无变更命令，但要遵守他早已作出的指示，必须时刻留心，避免让日方抓住口实作出不利的反应。

同天下午，使馆二等秘书汪孝熙汇报了他刚刚在外交部与肖维尔会谈的情况。他得到通知说，日本婉言要求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撤退其在华的全部军队与舰只，还特别要求英、法两国不要援助中国。几小时后，我接待了宝道先生与爱斯嘉拉教授，他们和目前来访的卡森教授一祥，也是建议中国宣布与英、法、波集团团结一致，理由是他们和中国同样是为道义而战。通过慎重考虑。我于 9 月 9 日给重庆拍发一电，建议国府发表声明，澄清中国对欧战的立场。

因为我喜欢和美国大使核对我的各项情报，他也习惯于就欧洲和远东局势不断地和我交换情报。9 月 14 日，我照例又去看他，再次交换意见。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法国人正在和日本谈判互不侵犯条约。这个问题外交部并不经手，而是指派法国内阁中的某些成员承办此事。进行谈判的对象不是日本大使馆，而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与三菱株式会社的驻巴黎代表。

蒲立德说，有这种念头的并不只限于巴黎。他知道英国更为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英，法正在与德国展开殊死决战，是否可以获胜尚无把握。他们都渴望在另一条他们拥有重大权益的远东前线上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他说，他知道莫斯科和东京也在进行谈判，尽管谈判的主要问题他还难以断言。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莫斯科是在德国的怂恿下和日本人进行接触的。

我说，根据重庆从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和现在莫斯科的孙科博士经伦敦发给我的电报，苏联政府已经宣称，它的远东政策仍然不变，并将继续援华。我告诉蒲立德，事实上，最近经由海陆两途从苏联向中国运送的物资已经启运。我说，我不相信俄国真正打算和德国一起进行反对波兰的战争。俄国的愿望是保持中立，以便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远东事务。我说，蒲立德先生想必知道，自从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莫斯科已经加强了远东边境的兵力。最近在诺蒙坎边界上的一次冲突中，日本人遭到惨败，有一个师团全部被歼。

蒲立德问我，法国会按什么条件同日本达成协议？

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将全部取消中国货物在印度支那的过境便利？我回答说，上星期我曾两次会见孟戴尔，了解到给予过境便利的政策迄今仍未改变。但严格地说，这些便利条件不适用于运送武器弹药。武器弹药之类物资是经由仰光运送的。另一方面，殖民部长对我说，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日本，以保持对日和好。他举例说，他已经批准日本请求建立的一条从东京途经印度支那至巴黎的航空线。蒲立德对这个消息似乎颇感兴趣，立即把它记在一张纸条上。我说，日本的目的是要结束所谓的中国事件。目前正计划建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以便同这个政府烤和，然后，日本将以汪精卫政府的名义，继续对重庆作战。

我说，我当然懂得，英、法两国正忙于自己的战争，渴望使日本保持中立，以维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与殖民地。但为了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政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他们自己也同样是危险的。这肯定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从而鼓励日本实行其图谋已久的侵夺英、法利益的南进政策。

蒲立德说，这一点毫无疑义。日本已经向列强提出要求，要他们撤走在中国的军队和军舰。待汪精卫政府建立后，一定会用傀儡政权的名义，采取其他排外措施。

我接着提到英、法同日本勾勾搭搭，将会把俄国推入日本怀抱。我说，假如由于害怕英、法、日联合，莫斯科转而同日本达成协议，以便再次在外交策略上胜过英、法一筹，这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我强调指出，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只会加速日本侵犯英、法在远东的利益。

那时，英、法就真的要陷于在远东和欧洲两线作战的境地了。

9 月 15 日，我收到了重庆答复我建议政府发表宣言表明对欧战态度的回电。为此，我又安排了另一次对法国外交部的访问。同日晚间，我往见肖维尔联系此事。

我告诉他我收到了一封重庆来的重要电报，大意是我国政府打算发表一个对欧洲局势的宣言，要我事前弄清法国关于某几个问题的政策、于是，我按照训令讲了中国政府观点的大意和一些我想提请法国政府答复的问题。

我并且说，由于事情紧急，我请求尽快会见莱热先生进行商谈。但因目前尚无可能，所以我愿向肖维尔先生详作解释，以便转达莱热。我说，希望莱热先全在星期六晨接见我以前，事先探明法国政府的意向。我约定 9 月16 日即次日早晨会见莱热。于是我交给肖维尔一份有关这些问题的备忘录，并要求他将法国政府的反应通知我。

第二天，按照约定我见到了莱热。莱热说，肖维尔已经对他作了报告，而且他已经研究了备忘录。接着莱热说，在他看来，备忘录提出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是学究式的。中国政府拟议提出的表明态度声明，无补于时局。他并不认为欧战和中、日冲突能够真正联系在一起。至于抵抗侵略，他说，中国的态度，在日内瓦已经反复谈了多次，全世界都己经一清二楚，没有理由担心如果不发表一个声明就可能让别人产生误解。对比之下，这样的声明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声明只不过是打算作为一种技术上的手段，把中日冲突同欧洲的战争连在一起，从而让中国参加英、法集团。莱热说，可能他的话有些鲁莽，但这是他的看法。考虑到我很了解法国政策，以及同他的友情和深受信任的关系，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向我表达了如此直率之词。

我说，由于现在英、法正在欧洲作战，中国政府自然想了解他们是否打算改变或放弃直到目前为止的对华和对远东的政策。例如，他们是否决心维护国际联盟与各成员国所规定的立场，继续竭力执行由国联大会和国联行政院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向中国提供道义上的同情与物资上的援助等决议。

莱热说，所有这些，根据目前欧洲的局势来看，都属于抽象的问题。国联过去所作的欧洲绥靖和防止战争的工作，已成为一些空谈的文件。由于欧洲的严重局势，法国政府过去未能按其初衷行事。现在，则认为需要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场战争，不论法国还是英国，都不能像以前那样援助中国。他们当然要集中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在欧洲赢得这场战争，甚至可能被迫不得不放弃远东的部分权益。

然而，我表示，希望莱热所讲的并不意味着法国政府打算向日本妥协和让步，或者在任何方式下，在重要的原则以及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屈从日本。莱热说，法国政府希望接近日本，不让日本回到德国一边。法国政府很可能设法博得日本的好感，从而改善两国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要栖牲中国的重大利益，或者同日本达成损害中国的协议。

莱热接着说，虽然在苏、德刚刚缔结协定之后，日本表现了对德国的愤感和怨恨，可是现在已经平静下来。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仍然拥有力量。他觉得，毫无疑义，不久日本将再次受到军国主义者的影响，并将同德国，甚至同苏联，在某种形式上进行合作。他评论说，战争开始阶段，日本政府曾力图对英、法两国稍表客气，可是，最近日本宣布，它要奉行独立的政策。日本甚至要求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撤回他 fl］在华的军队和军舰。

我极力主张，决不能答应这类要求。假使目前民主国家的状况无力强烈反对日本，但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至少可以采取拖延的手段。莱热说，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可是，如果日本以武力解决相威胁时，英国和法国甚至可能决定向日本屈服。因为，毕竟不值得为此挑起一场对日本的冲突。（他真可算是坦率之至！）我说，据我看来，日本的政策很清楚，即是伺机而动的政策，等着利用欧战给予的任何机会来推动其南进扩张政策。即使法国无力更多地帮助中国，可是它终归希望保卫印度支那免遭日本侵略二我说，中国认为印度支那的安全对中国南部的安全极为重要，正如中国的安全是印支安全的重大因素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建议举行一次会谈，制订合作计划，以备一旦日本进攻时，共同防卫印度支那。莱热回答说，这也是个学究式的提法。法国正在欧洲从事一场殊死的战争，必须竭尽全力，以图战胜德国。所有其他考虑都是次要的。假如法国在欧洲打寂这场战争，它就会回到远东，毫不费力地收复所失去的一切。

我说，希望莱热的话并不暗示可能取消中国货物在印度支那转运与过境的便利，或者，法国正在考虑改变政策。莱热说，没有立即改变政策的想法。只是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万分小心谨慎，他说，法国不打算采取任何使日本可能认为是挑衅的行动。说得坦白一点，法国在欧洲被捆住了手脚，已经没有什么远东政策，也不可能有一个远东政策。假如能够安排停止敌对行动，恢复远东和平，这对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将是一种稳定的因素。他不反对利用苏俄对日本的影响来实现这一点。

法国在试图接近日本时，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以便探讨采取公正的方式解决中、日冲突的可能性。他说，这样同东京秘密交换意见，也将有利于中国。

但现在他并不认为能够做出这样的安排，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日本驻巴黎的大使。

莱热接下去说，关于中国对远东的问题，前面他已经强调过，现在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国应该把它的全副精力，百分之百地贯注到美国方面。美国的手是自由的，它有强大的舰队和巨大的资源。美国是唯一能够遏制日本最终促成满意结局的国家。华盛顿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这是事实。但只是坚定还不够，必须说服美国采取积极的政策，甚至达到使用美国强大而无限的力量来对付日本的地步。如果美国愿意带头采取行动，英、法将毫不犹豫地追随和支持。在欧洲战争爆发前是这样，现在更加是这样。我问莱热，是否应该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我的政府（他曾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坦率）。

莱热说，对于他谈到的这些话，应该看成是他个人的观点，因为他还没有机会同新任外交部长达拉第讨论这件事。他说，他的话既坦率而又直言不讳，因为我同他谈话经常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而他对我极为尊重。他希望，我在向重庆报告时，尽可能表达我对这次谈话精神的充分理解和赞赏，并且尽可能报告得明确一些。

在伦敦，郭泰祺也进行了类似我在巴黎的活动。9月 18 日，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同莱热谈话的内容。他也通知我，他同贾德干爵士的谈话。郭泰祺说，贾德干告诉他，哈里法克斯勋爵已经研究过郭泰祺留下的备忘录，并要贾德干说明以下各点作为回答：（1）关于英国对远东和中日冲突的政策，仍然是遵循过去国联大会和国联行政院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国际公约有关远东的各项原则。英国无意修改其立场，至于援华问题，英国政府仍将继续尽其可能。但是，哈里法克斯认为，恐怕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供应中国那么多的物资。由于欧洲的形势，必需削减这类援助。

（2）关于拟议中的中国对欧战表态的声明，哈里法克斯勋爵并不反对。因为他认为，中国在亚洲正在反抗侵略，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也在反抗侵略。他感谢和欣赏蒋委员长所表示的发表参加欧战声明的意愿。不过，他觉得这一声明将不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中国并无在欧洲帮助英、法的条件，中国本身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

（3）英国外交大臣对于中国友好地提议要为英国提供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援助表示感谢。如果需要时，他将高兴地加以利用。至于目前，他认为协商合作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留待将来情况需要时再作讨论。总之，贾德干说，他愿意向郭泰祺保证，只要中国继续坚持自己的抗战政策，英国方面将不会改变态度。他还说，法国政府尚未同英国政府磋商中国的上述外交倡议。

第二节 鉴于欧战爆发以及英、法

和美国对莫斯科的疑虑，

重新估价中国的外交政策

1939 年 10 月 13 日，李石曾刚从中国回到巴黎就来看我。他告诉我，委员长命他赶回法国来协助我防止巴黎靠拢日本及其与日本达成谅解的倾向。他告诉我，重庆认为法国受汪精卫的影响，将采取支持汪的政策。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确实，以及法国将改变其对华政策至何种程度。这是他向我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同时，他对苏联改变其对柏林的政策，甚表惊异。李的意见是，现在中国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打到底。这是他一贯的见解，也是我和一些人如宋子文等的看法，他说，中国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后方、内地，扩大其面积。中国丢失给日本的，比剩下的地方要小得多。

10 月 25 日，李石曾再度来访，我们谈了两小时。他来告诉我他和一些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会见和谈话的要点。他在 10 月 18 日会见了孟戴尔，19 日会见了肖维尔，20 日会见了蒲立德。他告诉我，他们全都谈到德国企图为中国和日本进行调停，以解决中日冲突。（这件事，他和我都一点也没听说过。）他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主意。另外，他们还对苏俄的意图抱有怀疑。他们认为，盟国目前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但是，如果苏俄在战争中参加到德国一边，法国就将试图取得日本的合作。

据李讲，蒲立德认为苏俄不会鲁莽地参加到德国一边，而莱热则非常担心这一点。李石曾认为，欧战出现新局面为时尚早。他说，他在重庆时已经知道，委员长在战争中肯定是要站在英、法一边，用不着先谈条件。李认为，如果中国当初不将拟议中的关于欧战的宣言和法国人商议而是直接发表，那可能早已实现而不致引起惧怕日本反应的议论，10 月 26 日，孙科一家及其代表团，包括林平，由莫斯科来到巴黎。我和他作了几次长谈。下面是我们第一次谈话的要点：

孙科对我说，苏联的对德政策不致于导致和希特勒政府的军事合作。苏、德军队已经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伦贝格发生冲突，因为德军比苏军先到达这些边境城镇，并且拒绝撤出。孙科接着说，苏联政府想“趁着阳光好，尽量多晒草”倒是真的。它的策略是促使德国和英、法集团打起来，直到双方都消耗殆尽，然后，苏俄就可以向他们提出条件。他说，莫斯科要坚决避免战争，同时为自己捞取好处。

孙科告诉我，苏俄会继续援助中国并输送物资，因为它希望中国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苏联政府认为，现在决不是中国向日本谋和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向日本屈服不如继续抵抗，因为苏俄政府相信，中国最后是能够把日本军队赶出去的。至于苏俄的对日外交政策，它现在无意和东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于将来发展如何，则难以逆料，但是无论怎样，莫斯科都会事先通知中国。

据孙科分析，苏俄的外交政策不外三种可能：1、苏俄继续支持中国到底，中国将战胜日本。2、日本如果进攻苏俄，苏联政府就准备给予致命的还击，然后利用有利时机，迫使日本解决对华问题。3、苏俄将和柏林共同努力，以求促成中、日战争的解决，为建立苏、中、德、日四强联合阵线铺平道路，以维护远东的和平。

孙科说，苏俄对于美国、法国和英国一直是怀疑的。

事实上，苏联政府不愿意拢们过多听从这些列强。他说，按苏联政府的看法，美国似乎在继续以战争物资供应日本，缺乏援华的诚意。苏联仍然不愿意在远东和这三个强国合作，因为没有这种合作的实际基础。莫斯科非常怀疑这三个民主国家渴望看到日、苏之间在远东爆发战争，正像他们希望看到苏、德之间发生战争一样。

第二天，我们作了另一次长谈，继续讨论调解问题。

他说，通过调解来解决中日冲突有两种选择：1、由苏俄调解，而由德国在日本方面进行疏通，这种方法对中国有利。2、由英、美集团调解，这种办法将以中国作出牺牲来对日本让步。他赞成第一种方法。

我对孙科说，第一种选择会引起英、美集团的怀疑，从而马上对我们作出反应，因为他们很容易在华南和沿海采取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英、法正全神贯注于欧洲，而美国又害怕卷入欧洲战争，中国要依赖英、美集团，当然也是有危险的。所以我对孙说，既然美国要腾出手来以便在必要时援助英国和法国，依我看，我们最好的策略是，促成四强合作来进行调解，即便不是出自他们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协议，也要利用苏俄在北方的战略地位，而由三个民主国家同时向日本提出调解，并对它施加压力。孙科同意这个意见。

我打电话给伦敦的郭大使，请他到巴黎来与孙科、李石曾和我讨论一下，是否应该建议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一些修改，特别是由于欧洲局势的严重发展，以及英、法对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郭很乐观。

他说，英、日之间的谈判即将重开，但是英国的态度将维持不变。由于刚才获悉，英国不同意将储存在英租界中国银行里属于中国的白银储备交给日本，他对以上看法更加有了信心。

我想趁孙科和李石曾回到巴黎，把伦敦、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同事们找到一起，开一个非正式会议，讨论在最近事态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方针。郭泰祺在 31 日先到。在 11 月 1 日的午餐会上，参加的有孙科、李石曾、郭泰祺和林平，还有从国际联盟来的吴秀峰。我们讨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联会议上，中国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吴秀峰是国联秘书处的中国高级人员，他建议在即将于 12 月召开的国际联盟全体大会特别会议上，中国不要提出中日问题。孙科同意这个意见。但是我说，我应该发表一个声明，保留我们在将来任何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11 月 3 日，我设午宴招待孙科、郭泰祺和钱泰，以便对国际形势再行讨论，分析美、英、苏、法各国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作一分析，电告蒋委员长，促使他对这些可能发生的变化加以注意和准备。我们通过的建议概要如下：（1）请委员长吁请美国坚决要求日本遵守条约义务，从中国撤军；

（2）请他吁请美国在伦敦和巴黎坚决要求英国和法国切不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谋求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3）请他要求美国总统对日本采取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

（4）请他要求美国总统增加对中国的援助，稗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到底。

包括上述建议的给委员长的电报，由钱泰起草。当我们正在讨论以上几点的时候，都被一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讲话的新闻报道所震惊，他建议重新调整和改善苏日关系，并建议和日本谈判一项通商条约。

11 月 5 日星期天晚上，在郭、钱两位大使招待孙科的宴会上，我们审阅了钱泰所拟的电稿。会上我又收到一份英国首相张伯伦接见记者的报告，根据北野（日本通讯杜代表）的报道，张伯伦在接见中谈到了英国要改善英日关系的愿望。我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11 月 6 日星期一中午，李石曾来访，我们又谈到了打算给蒋委员长拍发的电报。李似乎觉得电稿流露了我们的悲观情绪。他说，没有理由对未来悲观。

下午在蒙苏大饭店孙科的房间里，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以最后确定给蒋委员长的电报稿。参加的有孙科、李、郭、钱和我。孙科说，他坚信苏俄不会改变其援华政策。李石曾说，电报必须措辞谨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按照他的建议，删去了电报稿中分析国际形势的前半部分，只剩下包括四点具体建议的后半部分原稿未动。修改后的电报稿一致通过。我于是指示发出。

电文如下：

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国策。自欧战发生，国际形势王然大变。我国平日所恃以为友者，为英、法、苏、美四国。现在英、法、苏三国均有事于欧西，其全力足以压迫日本者为美国。是以我国外交运用，宜特别注重美国。为达到我国抗战目的，增加我国抗战力量起见，可否密向美国接洽询商：第一步，请其向日本警告，根据条约公平解决中、日问题，达我抗战目的，使日本退出中国。如日本不加接受，则请其。

（一）劝告英、法，勿对日本让步，牺牲中国。（二）商约停止满期后，以经济方法压迫日本。（兰）增加美国对于中国之援助。是否有当，尚析裁酌。

在电报上签名的有孙科、李石曾、我本人、郭泰祺和钱泰。11 月 11 日收到蒋委员长对联衔电报的复电。复电是拍发给我的，并转孙科、李石曾、郭泰祺和钱泰。

电文如下；

御（六日）电悉，卓见堕佩。中央对美运用步骤与尊意大致相同，现正在探询美当局之真意。察其表示挺身警告似尚对敌有所顾虑。仍以尊电末拟三项较易接近。深盼兄等在欧美亦依此分头努力也。

在获悉关于 1 主月 3 日莫洛托夫发表讲话，建议日本调整改善其对苏关系，并缔结商约的报道之后，我曾派汪孝熙往见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肖维尔给他看了一份莫洛托夫讲话的副本，还交给他一份摘要供我参考。肖维尔说，他认为讲话表明苏联有意和日本达成协议，并在柏林、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他说，近几个月来，莫斯科曾一再向日本建议谈判缔结全面协定，以解决两国间的全部悬案。但日本方面则表示，只愿逐个问题谈判，而拒绝接受全面解决的主张。至于苏俄增加其对华援助之事，按照这位司长的看法，不过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接受苏联关于全面解决两国间悬案的建议而已。

在发给外交部汇报这次谈话的电报里，我附告：日本驻德大使已经离开柏林，正在返日途中，据报，他携有一份将中国划分为德、日、苏势力范围的秘密计划，近似于德、苏瓜分波兰的方式。我说，我曾将这个情报电告柏林程大使，他回答说，他觉得这个情报未必真实。

我建议参考我前些时候发给外交部的另一份秘密报告，其中叙述了中国傀儡政权头目和近卫文膺缔结的秘密协定中的一些条款，大意是傀儡政府任命的外国顾问应为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比例为：日本占 50%，德、意各占 25％。我说，所传的那个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的秘密计划，可能就指的是此项秘密条款。但是还应注意的是，新任苏联驻东京大使带去了一个庞大代表团，其工作人员远远超过正常人数。

外交部于 11 月 5 日发来复电，对肖维尔所得报告及其解释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复电说，莫洛托夫讲话中关于苏联对日态度那一部分，显然对中国不利，并且正如法国人所虑，苏俄和意大利的关系也可能更趋密切。但是，法国外交部所获得的情报，和重庆所知道的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所谓苏联建议和日本谈判缔结全面友好协定的传说即其一例。电文说，外交部根据东京和莫斯科各自发表的声明判断，认为苏联仍在等候日本首先提出建议。但是，日本现在是否有意从根本上调整对苏关系，则尚难断定。电报还说，按国府的看法，苏联有意谋求调整和日本的关系，但日本必然会以苏联停止援华为条件，不过中国政府不相信苏俄会接受这种条件。

11 月 9 日我去法国外交部拜访莱热。会见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希望交换一下双方关于苏联政府的欧洲政策和远东政策的情报和看法。我说，莫洛托夫的讲话已把莫斯科的手伸给了日本，要缔结一个通商条约。但是根据我的情报，这个姿态仅只意味着要使苏、日关系正常化，莫斯科并不打算进一步和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没有向东京提出过这种建议。至于日本政府是否欢迎苏联的这种建议，尚不可知。关于中国，我说，苏联政府一直不断给予物资援助，并保证仍将继续给予援助。至于苏联政府未来的对日政策，依我推测，则要视英，法的对日政策而定。苏俄不怕日本对它进攻，何况日本军队正倾其全力于中国。但是，如果两个盟国由于害怕日本侵犯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和殖民地而打算投入日本的怀抱，为了和苏联在远东的势力相抗衡而谋与日本为友，这种企图一定会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这样会引起苏联的怀疑，并推动苏联自己去和日本寻求谅解。

我接着说，我知道德国曾经敦促苏联政府改善其对日关系，以建立所谓德、苏、日大陆集团，甚至要把中国包括在这个计划中的集团之内，去和西欧的民主国家相对抗。迄今莫斯科还没有听从这个主张，但是，如果英、法对日本的这种企图引起了它的怀疑，它就会和日本达成协议，并把中国拉入他们的阵营，使德国的大陆集团计划轻而易举地实现。

我说，我因此很想知道法国政府对苏联的欧洲政策和亚洲政策是怎样评价的，它对待莫斯科的态度如何。

我还想知道法国政府对日本又打算采取什么态度。我告诉莱热，我曾将我个人的看法报告中国政府，说法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迄今仍保持未变，但是我愿意听听莱热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莱热说，法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是维持平衡，他认为进行安抚，避免刺激日本是明智的。这是出于想避免发生来自日本方面的纠纷和麻烦的愿望，对这种纠纷和麻烦，法国因为羁身欧战，无法兼顾。不过，法国政府并未制定任何和日本进行谈判的方案或计划，而事实上其对日政策也尚无定论。

我说，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是友好而真诚的。中国政府愿意保持这种友谊和诚意，这并不是由于赞成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过是因为苏联政府采取的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友好政策。这种支援对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是必需的。除了在缔约当时就已经公布了内容的互不侵犯条约之外，在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秘密的政治协定，中国对莫斯科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早在 11 月 8 日，我给蒋委员长发去一份重要的电报，是关于法国外交部肖维尔转给我的一份情报。据他说，法国驻华大使高思默 11 月 7 日向法国政府报告，汪精卫曾派机要秘书向他转达三点，供法国政府参考：1、汪精卫的总政策是在中国恢复和平；2、为达到此目的，他准备和蒋委员长合作；3、如能实现和平，他本人愿意退出政治舞台，到国外去。汪的代表还要求即将前往重庆的法国大使将这三点通知中国政府。据高思默说，他已经拒绝传达这个信息。

肖维尔对我说，他认为大使的拒绝完全正确。然而他又说，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他了解到日本迫切希望傀儡政权尽快成立，而汪精卫则要求日本做出种种保证，并且在当权人物在青岛开会的前夕发表了公开声明，表明他的态度。肖维尔说，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汪精卫和日本暂时还不可能达成协议，汪精卫使用的似乎是拖延手段。

蒋委员长 11 月 14 日发来复电，不仅清楚表明对这一情报的反应，还表明了他个人对汪精卫的态度。他说：凡法人有援助汪逆事者，应一概严词拒绝。否则无异其有意毁损我政府之人格视之。特复。

11 月玉 a 日我到巴黎火车站迎接孙科，陪他到旅馆，在那里我们进行了详谈。他刚从伦敦回来。哈里法克斯勋爵曾向他保证不改变英国的对华政策；只不过他希望避免和日本发生摩擦。霍伯器告诉孙科，虽然日本要求供应澳洲羊毛一年，英国只同意三个月。

孙科还和邱吉尔进行过谈话。邱吉尔很希望和苏联保持联系，并维持友好关系。他对孙科说，中国打仗的目标和英国在欧洲打仗的目标是一致的。他说，他曾经提请他的内阁同僚们注意远东的重要性，并说他会照顾到中国的利益。孙科还告诉我说，如果莫斯科具有诚意，英国即将派遣一些重要的代表去莫斯科，并将派斯坦利勋爵前往，但是苏联大使迈斯基却未能为他取得莫斯科的同意。

第二天星期日是孙科及其随员回国的前夕，我设午宴为他们饯行。宴会被日本从北海和钦州突破广西防线的消息所搅乱。日本人进入了广西，并在 11 月 24 日占领了省会南宁。这就切断了中国和印度支那间的主要交通线之一。南宁是以河内为起点的铁路和从印度支那边境开始的公路这条交通线在中国境内的终点。南宁失陷对法国的远东政策有着破坏性的影响，并且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从国外获得必需物资的能力。

11 月 30 日，俄国军队进攻了芬兰，俄国飞机袭击了芬兰首都和其他城镇。莫斯科指责芬兰首先越境开火。

芬兰向国联提出了控诉。芬兰的控诉是 12 月 2 日提出的。

秘书长爱文诺立即于 12 月 9 日召开行政院会议，并于 12月 11 日召开了国联全体大会。

12 月 4 日，我给外交部发去一封长电，说明两个会议的全部日程安排。我渴望知道政府对我在电报里提出的几个问题的主张，以及要代表团在会上采取什么态度。我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我将我的意见汇报给外交部，请求对我再次领导的这个代表团给予明确指示。

我的电报涉及四个具体问题。第一是中、日冲突问题。因为中国以前曾作过保留，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但是我希望外交部在决定此事之前注意以下二点：

（1）据胡世泽的电话报告，国联秘书长曾通知他，这次行政院会议的召开仅是为了讨论芬兰的控诉，通过明年年度预算和进行行政院的选举。如果再次提出中日冲突问题，只会增加会议的困难。胡世泽说，看来秘书长不赞成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还说，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因此多数票即可决定。换句话说，这并不一定需要中国的赞成票。因为在行政院里欧洲国家的代表已经构成多数，而他们都是把注意集中在欧洲的，他们肯定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芬兰问题上。

（2）基干欧洲的局势，英国和法国都自然抱有安抚日本的想法。欧洲的那些中立小国，因为反对苏联对芬兰的行径，都希望英、法运用他们的影响诱使日本牵制苏联。所以他们自然对中日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不愿意支持这个问题，甚至完全可能由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采取反对讨论中日问题的态度。

（3）即便我们抢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其结果也难以逆料。另一方面，由于以＿L 指出的那些因素，问题提出来后，也难以使业经国联通过的那些决议得到重申。

换句话说，我们将得不偿失。

我说，我已经在电话里和郭、钱两位大使讨论过此事，他们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因此我请示外交部，是否同意只就中日冲突的当前形势发表一个简单声明，并表示保留我们在下届会议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第二个具体问题是中国关于德国侵略的公开立场。

我说，关于欧战问题，英、法代表都肯定要发言重申他们的立场，表明战争是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的目的是保卫法律和秩序，反对国际间的侵略。也就是说，他们要谴责德国发动战争。我们所要决定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需要公开表明立场，如果需要，应如何表明。

第三点是关于波兰代表的证书问题。我指出，如果苏俄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避免作任何声明，并在投票时弃权。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私下向一些主要国家的代表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说明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回避正式表明态度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任何误会。

最后一点是关于芬兰向国联提出的控诉。我说，考虑到芬兰是一个弱小国家，中国应该在原则上对其表示同情。但是因为在中日冲突中，苏俄曾给予中国以援助和支持，这就使中国显然难以发表任何反对苏俄的声明。

然而，如果我们明知小国方面存在着强烈不安与不满，仍然保持缄默，这必将完全失掉他们的同情和好感。因此我请示是否以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为宜，也就是说，中国反对任何国际侵略的政策，但在这个特殊事件里的被告，对中国来说，不仅曾坚决主持公理与正义，并且还在事实上为我们抵抗侵略提供援助和支持，我说，声明中可以申明，关于当前的控诉，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中国持保留态度，当能得到他们的谅解，但是中国仍然希望争端能够和平而友好地解决。我还说，如果苏联以不承认芬兰现政府为理由，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则会议上对苏联的反感必然增强。在电文结尾，我请示外交部长，是否赞同上述四点意见。

12 月 5 日，我拜访了莱热。莱热说，形势的根本问题是苏俄的态度，它直接影响着法国的对日政策。他说，根据他的情报，苏俄曾在重庆煽动反法情绪。他对我说，如果继续挑动反对法国，法国政府将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他指出，我过去一直主张对俄国果取温和政策，还解释说，中国为了能够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不得不从莫斯科寻求援助和支持。因此法国政府一直克制着，不以严峻的眼光来对待苏联的行径，例如在波兰问题上就是如此。他还说，他本人曾经对我讲过，他谅解中国的观点，甚至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利用俄国提供的物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俄国已经和德国结成联盟，并且达成秘密谅解，由他们瓜分世界。俄国迄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英、法在抗德战争中的利益相违背。它曾在关键的时刻侵入波兰，现在又入侵芬兰，它实际上是在和英、法进行着战争。

我说，我一直认为苏俄所追求的是它本身的利益，它不是有意联合德国或者帮助德国。它迄今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比对英、法更为不利。

莱热摇摇头说，我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苏联入侵芬兰是选在德国企图对瑞典施加压力的同时，以后这种压力还要扩展到挪威。所有这些自然都是和英、法相敌对的，而且用不了多久，苏俄和德国就会入侵巴尔千各国，进攻英、法的另一个盟国罗马尼亚。他说，我一定很清楚，如果俄国继续实行这样的政策，英、法就自然甚至必须改变其对日乃至对华政策。

我问他，在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全体大会上，法国和英国是否要发表一项关于对德战争的声明。莱热说，盟国不打算发表这样的声明，因为他们的主张早已众所周知。国联的会议将仅仅致力于芬兰问题，而苏联将不派代表团参加。苏俄作为侵略者将受到一致的谴责。

我说，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深感处境为难。在原则上中国反对所有的侵略，它自己就曾为抵抗侵略而战斗了两年多。但是，在芬兰问题上，受控诉的一方是苏俄，而它在中、日冲突中一贯对中国表示同情，采取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这一点在国联所有讨论中、日争端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清楚。何况苏联还曾给予中国以实际援助，使中国能够继续抚战。因此，我希望莱热理解，当中国自己的抵抗侵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国继续供应的时候，中国要采取反对俄国的立场是何等困难。

莱热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采取反对俄国的立场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样做中国将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完全孤立，仅和俄国在一起。俄国过去援助中国的事实不能成为中国不承认俄国现在对芬兰进行侵略的理由。

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中国将站在俄国一边，但是由于环境特殊，中国难以采取反对俄国的卒场；如果中国在这个争端中回避表态并保持中立，将是可以理解的。

莱热认为那是一种错误。他说，在性质如此明显的问题上，中国不应该保持缄默和回避。法国和英国在中、日冲突中也冒着和日本对立的极大风险，它们本也可以由于害怕得罪日本而不表明立场，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

他说，此外，这个问题上还有美国的态度也应该考虑。

美国的舆论实际上是一致反对苏俄和同情芬兰的。关于远东，美国是唯一比别国更能有所作为的国家，它的态度是中国需要考虑的。他肯定地认为，如果中国在反对俄国入侵芬兰问题上保持缄默，第二天早晨就会看到美国的舆论不仅是震惊，而且还将认为中国已经舍弃了美国对它的同情。这是中国所不应忽视的。

我说，困难在于中国迫切需要俄国继续输送物资。

这是当前的需要和原则问题相矛盾。如果中国公开采取反俄立场，第二天俄国就肯定会停止给它输送物资，那就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抗战力量。我说，据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英、法承担起给中国输送物资。

但是，我怀疑法国能否像俄国那样，输送某些重武器如大炮、坦克、飞机等等。我说，如果这件事办到了，中国就可以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不必再如此依赖莫斯科。

至于中国的同情，则毫无疑问是完全向着盟国的。我并说，中国人民在内心里完全同情芬兰，那是一个为独立而战的弱小国家。

莱热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的问题。当法庭进行审判的时候，单有感情是无济于事的。一个人被指定去担任审判，就必须立场鲜明，公之于众，正如法庭在审判一起抢劫案时，必须作出公开的判决。

我同法国是否可能向中国提供某些重武器。莱热说，恐怕没有多大的可能。他说，法国和英国正在集中它们的全部资源去打赢战争。它们正在聚积足够的物资，以便在进攻德国时占有压倒的优势。目前所能匀出来的一点物资，还得运往土耳其，以便使它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根据英、法、土互助条约和英、法一起保卫罗马尼亚。

甚至连希腊和南斯拉夫也分不到一点。虽然它们都曾要求法国给予援助，但是没有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的需要。

在这个时候，我最关心的自然是华盛顿对当前时局发展的感受和反应。事实上自从十二月初我就打算和蒲立德会面。但是据墨菲代办说，他已经到里维埃拉去作短期的休养，因此墨菲于 12 月 6 日替他来看我。

我们讨论了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墨菲向我转达了蒲立德大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墨菲说，蒲立德对苏联欧洲政策的反感非常强烈。关于苏俄对芬兰的进攻，蒲立德认为是近年来最野蛮残酷的侵略。他认为，让俄国留在国际联盟并由俄国代表主持行政院会议，是最为可耻的事。蒲立德坚决主张必须将苏联从国际联盟开除出去。

据墨菲说，蒲立德在和来访的国联秘书长爱文诺的几次谈话中，已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墨菲还说，蒲立德还在电话里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他的观点。

我提到报纸上关于可能从莫斯科撤回美国大使的报道，并且问墨菲，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消息。他说，总统完全打算召回美国大使，不过鉴于美国舆论中日益高涨的义愤情绪，他想等到舆论要求撤回大使时再采取行动，以减轻他对做出这项决定的责任。

我说这就是我想和蒲立德谈的问题之一。我告诉墨菲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处境。我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是面对着一项抉择：捍卫原则还是确保抗日战争中所追切需要的物资供应。这些供应品是按时送往中国的。

送去的物资绝大部分是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型武器。

中国如果公开反对俄国，莫斯科就会停止对中国的这些重要物资供应，从而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抗战力量，其结果可能迫使中国放弃抵抗。这样的发展将不仅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并且对英、法的利益也是有害的。

墨菲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并且意识到中国的处境确实困难。

12 月 8 日，我到达日内瓦的时候，郭大使、金大使和胡世泽公使已经到了那里。我们就两个主要方面讨论了中国的方针：中日冲突和苏芬争端。关于中日冲突，我建议应表明我们不坚持要求讨论的意向，因为没有希望取得成果。关于苏芬争端，即芬兰因苏联入侵而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我已经收到外交部发来一大堆电报，包括对我在本次会议上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指示。但是这些指示看起来都完全是以我自己 12 月 4 日的电报为蓝本的。至于蒋委员长给我们的直接指示，则表现出所关切的不是芬兰的控诉，而在于苏联方面的反应。

果然，国际联盟关于苏芬争端所采取的行动是进行开除苏俄的表决，法国对此加以支持。但是导致最后开除苏俄的客观环境非常有趣。12 月 10 日，我从法国的一个可靠来源得到一份秘密报告，说法国代表保罗一彭古和里贝都认为开除苏俄可能在国际形势上产生令人不快的反作用，因为这可能把苏俄推进德国的怀抱。我对我的情报员说，这甚至可能在远东把苏俄推进日本的怀抱。

但是我的情报员说，达拉第星期六（12 月 9 日）打了五次电话，坚持开除，向法国代表一再重申其指示。我的情报员和保罗一彭古一样，认为坚持开除是愚蠢的。她说，在达拉第的行动背后，蒲立德是真正的推动者。她告诉我，这个主张是蒲立德向达拉第提出的，达拉第起初犹豫，说他现有的难题已经够多了。但是，当蒲立德和芬兰驻巴黎公使进行了磋商（也就是说，他向芬兰驻巴黎公使提出了美国支持的明确保证，并说，国际联盟也将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并向达拉第指出，这样做在法国政局里对他的好处。达拉第最后同意了。

国际联盟行政院 12 月 9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巴特勒马上告诉我说，芬兰人比预期的要温和得多，他们倾向于通过调停求得和平解决。

在 12 月 11 日全体大会的会议上，巴特勒私下对我说，关于开除苏俄，南美人采取了强硬立场（很明显，他们和法国人一样受着华盛顿的影响），但是法国人并不那么热心。他告诉我，不管怎样，通过有效的安排，总算阻止住阿根廷代表就开除问题发动全面讨论。他告诉我，英国和法国主张，通过玻利维亚代表杜里尔把这个问题先在全体大会的程序委员会提出。

瑞典提议调解，这显然是出于芬兰自己的建议，保罗一彭古虽然起初反对，但是当他知道芬兰希望这样办时，最后也同意了。于是决定给予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期限来答复派遣代表团参加调解的邀请。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开除的动议在行政院会议上提了出来，如何确保其通过。我料想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因为必须要有行政院全体一致的赞成。但是，中国作为行政院的成员，却由于本身的原因，不能对议案投赞成票，这就破坏了行政院的一致，提案将不能通过，从而妨碍着某些特别措旅。因此当时的国联大会主席，挪威的汉布罗对我说，因为恰巧包括中国在内的行政院一般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即将届满，程序委员会的意见是写信给行政院，建议暂时在行政院保留两个临时席位。

第二天，胡世泽向我报告说，丹麦代表告诉他爱文诺秘书长的计划是，为达到目的，特别安排进行两次选举—— 一次是选举一般非常任理事国，一次是选举临时理事国。用这个办法，行政院可以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对开除俄国进行表决，以确保其通过。在行政院通过决议之后，再把中国选入行政院。也就是说，在行政院处理完开除问题之后，中国将再次当选为任期一年的临时席位。这完全是为了确保开除俄国，因为他们怕中国投反对票。

据我回忆，我对这件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希望确保在决议通过后中国能再度当选。他们真的以此为条件，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计划，就可以在第二次选举中当选。我确实在第二天和巴特勒谈话的时候强调了我们要再次当选的愿望。

可是，当天较晚的时候外交部来电说，政府决定放弃行政院席位的候选资格，以免在以后行政院讨论开除问题时处于困境。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则说得不那么肯定。他说，只是在表决开除问题万一遇到困难时才放弃候选资格，也就是说，只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放弃再次当选。

第二天，刚从伦敦来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文郡公爵约我会晤。我去看他，他要求我保证中国对开除问题不投反对票，以便他能够通知南美洲的代表们，他们一直坚持要得到这种保证。我向他陈述了中国对国联和对盟约的忠诚。我向他重述了我和巴特勒的谈话，并补充说，我还在等候最后指示，不过，那指示是关于弃权的。他问我，如果指示在最后一分钟来到，要我投票反对，我将怎么办。他说，事情非常紧迫，因为在接下去的几分钟里就要决定中国的再次当选问题。我说，根据当前的情况，大概不可能有这样的指示。于是他满意了，急忙赶去参加在秘书长办公室召开的行政院成员国的非正式会议。

在全体大会开会的时候，汉布罗宣布召开一次例行的行政院会议，决定在行政院保留一个或者两个临时席位。作为行政院主席的玻利维亚代表杜里尔问我中国当前的态度如何，虽然他已经得到英国代表团团长的保证。

他还是要再次得到中国不破坏表决的保证。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候最后指示，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得到投反对票的指示。（我必须回答，但是我只能以我个人的意见为保证。）于是他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实质上是，如果开除不能通过，全体南美洲会员国将退出国联。阿根廷代表是这次开除运动的带头人，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也对我讲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他将投票赞成中国再次当选，但是他希望我明白，阿根廷在本次全体大会上唯一重视的是开除问题。于是他们都去参加行政院会议；那次会议最后决定保留两个临时席位。包括给中国的一个。

在全体大会的会议上，我通知主席汉布罗，我打算说明一下我在表决关于芬兰控诉的报告时弃权的用意（俄国已经拒绝调解。大会的报告谴责俄国侵略，号召给予芬兰以物资支援，并将苏俄开除出国联）。汉布罗要我最后发言，因为他不愿意别的国家仿效中国弃权的先例。后来他让我走上讲坛，并且告诉我，他替我拟好了讲话的内容。所有以上这些经过说明，中国的处境是如何地困难，别的会员国看到中国的困难，又是如何想方设法为中国解决困难，即使中国摆脱困境，又达到开除苏俄的目的。

第三节 中法合作中的各种问题，特

别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支那过

境运输问题

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对于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至为重要。由于日本占领了沿海各省并封锁了中国的几平全部港口，这一重要性就更为增加。日本人旨在切断中国的全部供应，使之不能继续抵抗，从而迫使中国向日本屈服。随着户州、海口和北海的相继失守，特别是在日本人以切断重庆的补给线为目的而侵入广西之后，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实际上成了从南面通向中国的唯一供应渠道。为此，中国竭尽全力保持这条路线的畅通。但是此种努力主要有赖于法国政府的友好和政策。

欧洲局势的发展和日本决定执行南进政策，二者结合起来对中国的过境运输问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法国对于提供这种过境便利更加谨慎，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来自日方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抗议。但是法国人也开始感到，如果他们采取把日本拉到英、法集团这一边来的政策，也许吏为可取。当法国政府鉴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正在重新研究其在远东的对日总政策和中国货物经由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整个问题时，对假道印度支那运往中国的物资就实行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虽说中国在这方面的主要困难直接来自法国安抚日本的愿望，但也有些困难是由于欧战所造成的。欧洲战争的爆发显然使得英、法两国能够联合实旅新宣布的对德国贸易的封锁，并成立了法国人称之为“封锁委员会”

的机构，以处理公海上所有与德国商业有关的问题，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政府向德国定购的货物。

因此，给中国带来的具体困难是多方面的。这些困难大部分涉及中国政府及中国商人在国外订购的货物的装运，也涉及在运输中通行税的征收。这种通行税，法国以前曾答应对中国政府的货物免于征收，现在则不再予以豁免，而且随着对德国货物实行封锁的新法令，又增加了新的限制。

同时，在中国政府看来，即使法国政府已答应予以通融，执行法国命令的印度支那地方当局仍然制造各种难题，或者拖延签发过境运输的许可证，或者以各种借口不准货物或人员过境。封锁委员会的裁决往往和殖民部长甚至和外交部对中国的诺言相反，因而也引起新的困难二由于封锁委员会是一个战时机构，它的行动被认为是法国战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部长无权推翻该委员会的决定，甚至在该委员会驻有代表的法国外交部，也不一定能影响该委员会所做的决定。

9 月 23 日，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最高外交代表、驻河内的总领事许念曾电告驻巴黎的中国大使馆说，他应约会见了印度支那总督。总督通知他，已从巴黎收到禁止经过印度支那转运军火、汽车和汽油的训令。并告诉他，自即日起，停止一切从海外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此类货物进入印度支那，并限期清理所有中国储存在印度支那的此类进出口货物。许总领事答称，并非所有的石油和汽车都是供中国军队用的，因而总督同意电请巴黎要求进一步的指示。许念曾说他将随时向我电告情况。

同一天较晚的时候，许念曾发来另一封电报说，中国要经印度支那出口的金条、银锭、镍币和纸币，必须由中国财政部事先申请许可。次日，中国派往印度支那处理货运的特派员宋子良也发来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

与此同时，我收到重庆外交部一份电报；通知我说，印度支那当局根据巴黎颁布的战时措施，自 9 月 6 日下午 5 时开始实施一项新命令。根据这项新命令，任何物资不得从印度支那出口，包括那些已经装上卡车待运的物资在内。这些货物都奉令卸下。甚至已经用火车运到边界的二十六箱货物也奉令卸下，不准通过边界运往中国。

外交部的来电接着说，在海防等待运往中国的货物中有最急需的军需品。该电嘱我立即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请求准予全部通过。

9 月 27 日，孔祥熙发来内容相似的电报。该电称，印度支那总督所实行的限制，严重影响中国抵抗侵略的前途。来电要求我不仅应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而且应恳求美国驻巴黎大使从中斡旋。9 月 29 日，外交部来电说，印度支那的问题已进一步恶化。该电称，据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电告，他应约会见总督时，该总督通知他军用物资绝对禁止过境。总督已为此命令印度支那海关当局把所有箱子打开检查。但汽车和石油暂时仍允许通过印度支那。按照许念曾的这个报告，总督刚刚对他说的话与他们以前会见时总督所说的话不一致。许念曾还获悉，总督已从巴黎接到训令，但是训令的措词含有总督有权自行处理的意思。因此，许念曾认为总督之所以改变态度，意在提醒中国尽速装运中国政府的物资。

他还了解到，对来自美国的物资，将给予特殊通融。他觉得总督的警告可能意在向中国预示，最终将全面禁止过境。

外交部称，该部正在电嘱驻伦敦大使郭泰祺请求英、美政府联合劝使法国政府继续给予过境便利。并称，据郭大使电告，英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改变态度感到意外，并应允了解内情。我也奉命立即向法国政府提出相应的抗议。

l0 月 5 日，我收到河内许念曾总领事的三份来电，告知影响中国经由印度支那转运物资的新限制和禁令。

其中 10 月 4 日的一份电报说，中国商人所定购而目前储存在印度支那的德国货物，必须在 10 月 6 日前予以清理。

但凡能证明货款已在 9 月 3 日前付清的货物，可以准许运出印度支那。如付款日期晚于 9 月 3 日者，则货物将由印度支那当局没收；凡已发运在途而未付款的德国货物，也将予以没收；如货款已付，则指令运回德国，另一份同日的来电说，中国政府定购的德国货物从印度支那清理出境的期限是拍月幼日。如果付款日期系在 9 月 3日之后，这些货物将予没收，并送往政府财产管理局的仓库。

l0 月 6 日，我接到外交部根据许念曾有关印度支那的新限制的报告而发来的新指示，其内容是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取消这些限制。指示的措词颇为傲慢，就好像法国是中国的附庸国。

10 月 11 日，我访问了殖民部长孟戴尔，谈到由于印度支那总督颁布新的战时措施而引起的中国在国外的政府物资和私人货物的运输问题。我说，据中国总领事报告，对属于中国政府或私人所有并存放在印度支那待运的物资，总督已经采取某些措施。措施之一涉及由德国运往中国的中国政府或私人的定货。印度支那当局要求出示证件，证明这些德国物资已在 1939 年 9 月 3 日，即法国对德宣战之日以前付清货款，而且这种证件要在某一规定的日期之前提出，否则，这些物资将由印度支那当局予以扣留或没收。

孟戴尔似乎不很了解有关这类德国货物的事。他接着解释说，总督采取的措施并非来源子他的殖民部，而是来源于经济封锁部，并由外交部转达给印度支那政府。

这些措施是全面适用的，不仅适用于印度支那，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法国殖民地以及宗主国法国，而不是仅针对印度支那的。他指出，关于德国货物，如果仍属德国所有，则应由法国没收；法国不能允许其敌人继续进行贸易而获益。

我接着说，我已准备一份备忘录，其中详细说明了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我国政府准备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旨在补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把备忘录交给了他。他浏览了第一页后说，法国政府根本无意阻止中国的全部海外贸易。但在行使交战国的权利时，法国采取措施制止敌人的贸易，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敦促他阅读全部备忘录。于是他粗略阅读其余部分，并说，由于这些措施来源干经济封锁部，并由外交部转达印度支那，他愿和外交部的肖维尔先生商讨此事后，再就所提各点给我一个明确答复。但他能立即说明的是，就中国政府的货物免征通行税而言，那是经过双方商定并已付诸实施的；他认为印度支那政府仅仅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发展就背弃这个协议是不恰当的。

关于延长运走积存货物的各种期限问题，孟戴尔相信可以优惠地考虑，关于提出付款证明的规定，他认为鉴于实际困难，手续肯定可以简化。关于正在运输途中的德国货物，他说这种措施涉及对所有法国殖民地的全面适用问题。如果允许印度支那例外，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就可以在法国其他殖民地要求同等待遇。

我力陈那些已付款的货物属于中国为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而急需的物资，如果这些物资被印度支那没收，则既对印度支那用处不大，又对德国无损，而对中国来说，则将因丧失这些急需物资而严重影响其抗战力量。孟戴尔说，他本着一贯同情中国并尽可能援助中国的政策，将和肖维尔讨论此事，并设法找到一项圆通办法，以使中国满意，同时又排除此举有被援用为先例的可能性。

其后，在会谈中，我提到了印度支那宣布禁运某些矿石和产品。我说，中国驻伦敦大使曾函告我，在华有重大利益的一家英商福公司的董事长报告称，印度支那政府实行禁止钨砂出口，已使他的公司无法继续执行代理中国政府往伦敦发运并在伦敦销售钨砂的业务，我说，我在伦敦的同僚嘱我将此事提请孟戴尔先生特别注意，并要求准予钨砂经由印度支那运输、过境。

我又说，如果法国需要钨砂中国政府会乐于供应法国并与法国政府进行磋商，以便为此目的而达成一项协定。

在交谈中孟戴尔谈到了印度支那总督所采取的措施。

他说，他知道总督已没收四架预定运往中国的波蒂兹式飞机，并已拨给印度支那用于防务。他告诉我，他对总督此举颇感为难，但从另一方面说，总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加强当地防务，这是必然的。

1939 年 10 月 14 日外交部来电通知我，总督府政治司司长告知中国总领事，关于过境运输问题，他愿尽力帮助中国。但是他又说，法国方面急需锑、钥、锡和猪鬃。他希望中国能向法国供应这些物资。

外交部通知我，此事已在重庆向经济部提出，经济部称，对这些物资的销售，政府一直有法定价格。如果法国需要，可按定价购买。外交部还通知我，已指示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和资源委员会照此办理。并嘱我向法国政府保证中国对此事愿予合作。

10 月 18 日，我收到孔样熙的电报说，法国抱怨中国政府或私商所定购的货物堆积在印度支那，必须设法加速运走。延误运输是由于通向边境的公路很糟而又缺乏维修。电报说，已采取措施，并已指令交通部改善公路，据该部最近报告，不仅法国提到的三公里情况很糟的公路，而且全部公路干线都已修好。此外，还提供资金并特派代表与广西省当局合作，以监督修复旧有公路，加派士兵指挥车辆靠一侧行驶，以便毁坏的路段可立即予以修复。航空委员会也奉令派部队保护公路，免遭日军轰炸。

10 月 16 日，中国驻印度支那总领事来电向我报告称，印度支那当局修改了有关中国政府为自用而向德国定购货物的运输限期命令，而且放松了关于先期付款的要求。

但是实行了新规定以代替这些限制，大意是，所有在印度支那滞留待运的物资，包括中国政府的货物在内，不论是否禁止出口，都必须纳税。这项新命令自 1939 年 11月 1 日起生效。

10 月 17 日，外交部来电通知我说，河内总领事告称，中国政府从德国定购货物的输出时间限制已予取消，而且付款证明可由中国财政部提供及签字，但是从 11 月 1日起，所有尚未运出的货物，在允许运离印度支那之前，必须纳税，来电接着回顾了法国殖民部长以前曾经声明，免税的规定将不因国际情势的变化而予以更改或废除。

该电报说，事实上，这种保证已电告印度支那当局照办。

外交部希望了解为什么印度支那当局现在下令提出新要求，并命我向法国政府交涉，敦促其履行以前作出的保证，以免使中国为货物通过印度支那而增加运输费用负担。

10 月 20 日，外交部的另一份来电通知我说，据可靠消息，对中国货物新征的通行税，总计应向印度支那财政部门缴纳约八十万元。在对中国政府货物豁免通行税后，总数已减为二十万元。

然而这方面情况的发展也令人稍为宽慰。据同日收到的总领事来电称，印度支那海关关长通知他，运走中国政府货物的时间限制进一步展期，禁止进口某些货物的命令也推迟了。对中国政府货物征收通行税将只适用于 11 月 1 日之后新运到印度支那的货物。原来堆积在印度支那的十二万吨货物仍将继续享受免税。

10 月 24 日总领事来电说，他刚从海关关长处得到消息称，有关运走中国政府或中国私商所定购货物的一切限制均已取消。总领事，包括印度支那人在内的各方面人士，都为我向法国政府进行交涉所取得的成功表示钦佩。

关于 11 月 l 日以后到达的中国政府货物的免税问题，总领事说，地方当局仍然不同意。但他补充说，关于此点，印度支那当局确有实际困难，他将来函详告。但在10 月 25 日的另一份来电中，总领事通知我说，海关的法籍关长刚刚正式函告他，即使是在 11 月 1 日以后，免税也将继续适用于中国政府的货物。他说，各方面听到这个喜讯后，再度对我在巴黎的成就表示钦佩。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曾致电外交部，报告法国外交部有关给予中国过境运输便利问题的一份照会。法国来照通知，殖民部长已就中国大使馆有关此事的备忘录所提五点要求中的三点，发出有利于我国的指示。这就是：第一，恢复豁免中国政府物资的过境通行税，对这些物资不加任何限制；第二，废除以前规定的运出中国政府货物的期限；第三，关于商业物资（即中国商人所定购的物资）的运出，印度支那当局应根据当地需要尽力而为、

11 月 9 日，当我见到莱热时，他告诉我，法国对华政策未变，这就是在印度支那继续给予过境使利的理由。

他又说，由于地方当局的误解，在欧战爆发之后，立即出现了某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随后已予消除。虽然他所说的话并不反映中国方面在印度支那继续遭受的困难，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法国政府对华的意向。

问题是巴黎非常重视德国货物的转运，因为封锁是抗击德国的重耍战时措施；这些措施是和英国协同执行的。但是，在这个德国货物的转运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德国人采取了报复措施，用磁性水雷击沉同盟国船只，从而打破了英、法的封锁，这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11 月 21 日，据报道，三天内在英国沿海有十艘轮船被德国的新式武器磁性水雷击沉。11 月 22 日，张伯伦命令没收公海上的全部德国出口货物，宣称这是对德国敷设磁性水雷的报复行动。11 月 24 日，外交部来电说，据悉英、法将采取一致行动，以报复德国为图打破英、法封锁而在海域敷设磁性水雷的政策。来电说，英、法的联合报复措施，打算没收所有来自德国的货物。然而，中国购入的德国货物为数很大，而且这些货物对中国继续抗战极为重要。因此，外交部长王宠惠已请法国驻重庆大使要求法国政府对这些货物免予适用拟议中的措施。

此外，他已嘱驻伦敦大使郭泰祺向英国政府进行同样的交涉，因而也希望我在巴黎向法国政府提出此事。在收到这封电报的同时，我听说连接印度支那和广西省的运输线终点南宁已被日军占领。

中国战局的发展也影响了法国的态度。1939 年 11 月底南宁沦陷，显然令法国人震惊，并确实使法国人担心印度支那将受到威胁。为了防止日本的突然行动，法国外交部采取了更多的手段来安抚东京。换言之，中日战争对中国不利的发展，加强了法国谋求与东京建立友好的主张。

三天之内，我不仅收到了外交部的一封来电，而且收到了蒋委员长本人的另一封来电。委员长的来电说，虽然南宁已经伦陷，他确信在短期内所有侵入广西的敌军都将被消灭。他嘱我向法国政府转达此意，并对法国的关心表示感谢。

11 月 27 日，我收到了宝道的一份机密报告。这份报告着重表明了法国对南宁失守的关切心情。首先，由于法国人知道日本只派了两个旅团进攻南宁，则在那里有五个中国师，他们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多大抵抗？法国人怀疑抵抗不力表明广西省与重庆之间不和。（即有迹象表明重庆和西南集团间存在着矛盾。）第二，法国人认为，这个失败是对法国对华合作与援助政策的打击，同时也说明过境问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

这是因为：（1）有十二万吨货物在海防等待运往中国。

滇越铁路每月只能运走二万吨，所以在没有南宁与印度支那边境同登之间的公路交通情况下，需用十个月才能运清存货；（2）法国已下令停止装运原来打算拨给计划修建的南宁至镇南关新铁路的器材；（3）广西省是钨砂的主要产地，英、法两国原指望以军需物资换取中国供应他们所需的这些钨砂。第三，法国外交部曾指示驻重庆大使高思默对中国政府进行一次坦率的会谈，为的是弄清中国方面的全部苦衷，以便予以补救。但是，他的拜访受到冷遇，这使他无法执行他的使命。法国大使甚至报告说，在他第一次访问时，中国外交部一点也不了解向法国供应钨砂一事。

由于过境转运问题因南宁军事失利而更为紧迫，外交部于 12 月 5 日再次电促我向法国政府进一步交涉。来电说，按照巴黎的训令，积存在印度支那的总数为一万五千吨的德国货物中，有一万二千吨可立即放行，而所有剩余的货物则应等待进一步考虑。此外，法国大使高思默曾告知中国外交部，他己致电巴黎，力主在河内设立一个委员会以考虑过境转运问题，特别是确定有关需要提供德国货物已付货款的证明一事。（其意见是由该委员会向巴黎经济封锁部汇报，委员会的建议将由该部予以接受。）高思默大使也曾询问巴黎，由于南宁至印度支那边境的公路已经破坏，业已运入广西的货物是否准予重新进入印度支那。（由于南宁失守，中国不能再使用经由南宁的这条运输路线将货物运交湖南的中国军队，所以必须准许这些货物重新进入印度支那。不然的话，这些货物就有被日本人掠夺的危险。）来电还说，蒋委员长已定于 12 月 3 日接见高思默大使。我奉命与法国政府接洽，并请他们批准法国大使的建议。

我于 12 月 5 日下午访问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首先同他谈了广西的局势。他说，日本人占领南宁，也意味着日军更靠近印度支那边境。日本人深入广西的目的有二：第一，切断广西与印度支那之间的交通线，以便进一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第二，使日本人在印度支那处于能够胁迫法国的地位，以便当欧洲战局的发展出现可趁之机时，利用这一有利地位，执行针对印度支那的冒险政策。

我问，自从日本占领南宁以来，法国政府是否已在东京采取外交行动，因为按照 1907 年的法日协定，法国政府肯定有权要求日本说明在广西的意图。我说，我知道法国政府一直在对日本执行安抚政策，但是我不得不提醒莱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此项政策既未能阻止日军占领南威岛和海南岛，也未能阻止日军深入广西通近印度支那边境。我说，正如他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法国方面每一项安抚行动，都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示，适足以鼓励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执行其冒险政策，我说，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确实应该对日本采取坚定态度的时候了。

我接着说，就中国而言，失去南宁不会使总的局势有很大改变，中国最高统帅的方针一直是保全主力，不为保卫一城一镇而做不适当的牺牲，因为中国决心继续抵抗日本侵略，并指望时间因素对日本产生影响。但是，就印度支那而言，局势必然使法国政府担忧。我说，我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如何看待局势。

莱热说，未曾在东京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南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失守，使他大惑不解。对于日本，法国政府并未执行安抚政策。面对着日本政府的反对与不满，法国政府一直尽其所能，给予中国以方便。仅仅在两天以前，日本首相还就法国为中国物资提供转运便利的政策表示不满。他问我，法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性质属于安抚日本的行动。

我提到了撤退在华的法国军队以及召回法国军事代表团。并说，这些并不是法国打算用来讨好日本的行动，但在实行的第二天就被日本作了那样的理解。莱热说，从中国撤退法国军队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决定了。由于日本要求撤退在华法军，此事曾被搁置。直到日本放弃了这一要求，这项措施才被执行。他说，至于军事代表团，日本确实曾在一年前就提出反对，但只是在对德宣战之后，并按照动员法，所有现役军官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才把该团召回。如果这些行动被日本看作是软弱的表示，那么无论如何，那不是法国的意图，法国并无安抚日本的愿望。

莱热接着说，关于南威岛，法国对该岛当然拥有主权，但只要法国尚在欧洲作战，对此就无能为力。法国几乎没有一个士兵或一艘战舰留在远东，也没有办法对日本侵犯法国利益的行为进行抵抗。法国政府的目的在于避免和日本发生不愉快事件及摩擦，因为法国无力应付。换言之，法国只是希望防止出现使法国在世界面前丢脸或者迫使法国露出无力抵抗的窘态。这种摊牌只会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进＝步侵犯法国在远东权利的依据。他说，法国政府现在的目的是要在明春之前，积蓄和集中起全部力量和资源，以便在英国的合作下，以物力上的压倒优势，对德国发动进攻。毫无疑问，最后胜利将属于盟国。一旦赢得欧洲战争，法国就很容易在远东同日本解决诸如南威岛之类的问题。莱热说，局势的真正问题是苏俄的态度，这对法国的对日政策有直接影响。

他接着就阐述他的想法，把话题从过境转运问题上岔开，同日，我还回访了英国新任大使罗纳德·休·坎贝尔爵士。在谈话过程中，提到了同盟国没收公海上的德国出口货物的新措施问题。我对他说，中国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并说，我曾在答复达拉第有关此事的照会时，要求对运往中国的德国出口货物予以特殊考虑，我在伦敦的同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我说，我高兴地从伦敦得悉，英国政府向我的同僚保证予以同情和有利的考虑。

我说，中国对此十分赞赏，因为从德国买来的某些军需物资，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绝对必要的。

英国大使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出口货物不会给德国带来外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增加它的国外存款。我说，相反地，实际上它倒会减少德国的资源。

显然，法国人此时非常焦急，因为通过占领南宁，日本在与印度支那毗邻省份的地位明显地增强了。法国人担心日本由于新获得的地位，将会就中国货物经由印度支那转运问题提出要求，对法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法国方面的这种担心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据 12 月初我从巴黎外交使团得到的机密情报，日本外相接待了法国驻东京大使，并面交他一份备忘录，其中略述了日本对法国的要求。我在 12 月 6 日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我听说这个备忘录很长，正在邮往巴黎，所以法国外交部尚未收到。根据这个机密报告，备忘录中所提的要求是，日本要求法国同意由日本派遣一位特别代表常驻印度支那，以监督中国货物进出中国的装运情况，但是迄今为止，法国当局对是否接受此项要求尚犹豫不决。

大约在这个时候，外交部来电查询有关日本对法国所提要求的性质以及法国答复的详细情况，我派汪孝熙前往会晤肖维尔，并于 12 月 10 日把会晤情况电告外交部。我的复电说，据法国亚洲司司长称，在南宁落入日军之手以后，日本外相对法国驻东京大使说，日本愿意尊重法国在华的权益，同时急切希望法国政府禁止中国军需品经由印度支那运入中国以支持中国作战。法国大使回答说，法国政府从未允许武器弹药通过印度支那运往中国。至于其他物资，如卡车和电话机，按照法国政府的观点，这些都是普通商品。为此，法国不能接受日本的见解，把这些也看作军用物资而禁止过境。

这位司长向我们保证，法国不会仅仅由于南宁陷落而修改其政策。除武器弹药外，将继续允许我们的物资过境，不过滇越铁路的运载能力有限，每月只能处理一万三千吨货物。但据报告，在海防已经积存了二十二万吨货物。即使不再到货，至少需用一年才能把积存的货物经铁路运往中国。他说，南宁的陷落严重影响了连接南宁和位于印度支那边境镇南关的公路。因此，他希望我们把打算采取的措施告诉他，以便法国能从有利方面考虑应付新的局势。

那时，我获悉过境问题涉及到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法方正在征用有战略价值的矿石。这些矿石系从中国装运到印度支那，供向各国出口，用以偿付向各该国定购的军需物资。12 月 12 日，我收到外交部来电。该电通知我，印度支那当局按照巴黎的指示，对属于中国政府并储存在印度支那的四千吨钨砂和三干吨锑矿石提出优先购买权。

外交部来电接着说，这些矿石的出口，是用以履行与英国、美国及苏俄签订的换货协定，或者是为了获取外汇的。其中只有一部分矿石是为了执行最近的协定而输往法国的。

外交部一方面向法国驻重庆大使提出此事，另一方面嘱我和巴黎法国政府联系，敦促法国政府取消拟议中的实行先买权行动，照常给予我国这些货物以过境转运便利。

来电又说，他们刚刚收到河内的电报，据称那里的法国当局已经扣留了钨砂和锑矿石并予以封存。那些尚未到达的矿石，一俟到货也将同样予以扣留和封存。来电令我要求法国政府推迟接管与封存这些物资的行动。

当我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这一行动实际不是征用性质的行动。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法国方面急需这种物资，并将按值付款。亚洲司司长向我解释说，由于不清楚这种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还是属于中国商人，印度支那当局就采取了行动，以便能和中国政府谈判购买这些物资。已经指示高思默大使向我国政府解释，这就是所采取的行动的目的，并通知我国政府，法国准备购买全部矿石，但输往英、美者除外。我于 12 月 16 日把以上情况电告外交部。

但是，那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意外的复杂情况。这些矿石毕竟是重要战略物资，不仅有运往法国的，而且有运往美国、英国和苏俄的。12 月 20 日，我收到了驻华盛顿大使胡适的急电。他说，根据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建议，他发来我国外交部 12 月 17 日电报的下列译文，要求我尽快把它送交蒲立德大使。电文如下：法国印支政府接巴黎政府训令，声称有权购买在印支待运之全部中国锑钨矿石计七千吨。此系中国输往英、美、法、苏之重要物资，用以履行换货协定义务及获取外汇。

法国就此提出先买权，将使我无从履行合同义务，降低我海外商业信誉，削弱我抗战力量。现正向法国强烈抗议。盼吁请美政府施加影响，稗法政府取消先买之议，继续给我过境转运此等货物往国外之权利。

同一天稍晚一些时候，胡适发给我另一封急电：参照我今晨的电报。一俟电文送达蒲立德大使，请立即电知，以便财政部长从华盛顿和他通电话。

两天后，我于 22 日收到了外交部对我 12 月 16 日去电的答复。答复说，虽然法国当局宣称所采取的行动不属于要求先买权，但是法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照会说，除已售与美国的矿石将予放行之外，所有矿石都将由法国以先买权取得并由法国付款。此外，来电说，印度支那当局已经派遣一名代表检查这些货物，并指令不得予以移动。

外交部已将此事向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提出，而且还告诉该大使馆，关于发往苏联的钨和锑，苏联当局已向中国政府保证，这些物资将完全用于苏联。因此，外交部要求法国大使，请求法国政府撤消对这些矿石实行先买权的命令。法国大使答应立即致电巴黎，探询法国政府对于发往苏联的货物的明确态度。外交部为此指令我要求法国政府采取行动，把已宣布的先买权计划予以撤消。

我想在这里补充说几句，以详尽阐述关于中法合作的种种困难。记得很早以前，当德国违背蒋委员长的愿望而从中国召回其军事顾问之后，我立即奉令与法国联系，目的是请法国向中国派遣一个由军官和专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以填补德国顾问留下来的空缺。开始法国人犹豫不决。

特别是法国外交部十分谨慎，唯恐引起东京的进一步不满。

我联系了殖民部以及外交部，殖民部建议这个问题可以非正式地也就是半官方地进行，而不通过法国外交部。最后，由杨杰将军和法国参谋总部商定派遣一个由法国退伍军官组成的小组，由贝尔热将军率领。

欧洲战争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发出把这些法国军人召回法国的命令，尽管他们都已从法国武装部队退役。

蒋委员长对这一事态的变化深感不安。他嘱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此事，目的是说眼他们不要坚持召回。若必须执行此项命令，他希望至少有几名法国军官获准留在中国。

因此，我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件事，并且要求会见达拉第总理，他当时兼任国防部长。但由于他忙于总理的紧急任务，他任命了前抚恤部长里贝为外交副国务秘书以接待外交代表。我对他说明了蒋委员长对突然从中国召回法国军事顾问感到失望，委员长并希望，假如有必要贯彻法国这项命令，至少能有几位留在中国。两天后，副国务秘书转告我，达拉第的答复是，由于法国目前正和德国作殊死战斗，有必要从国外召回一切军事人员为法国军队服役。

不可能在国外留下这种人员。达拉第希望我对蒋委员长说明这点，并请求委员长予以谅解。我还向委员长报告说，虽然我一再询问是否有可能在中国留下几位，里贝还是代表达拉第答称，他们必须全部召回。

同日下午，我访问了殖民部长，希望就法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的范围与性质，特别是为了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多了解一些法国政府的意见。然而这位部长已经被总理说服了，他在答复时显得十分谨慎。关于签订军事合作和互助条约问题，他清楚地对我表示，虽然他认为这个条约可以签订，但应在日本开始进攻印度支那时才能生效。

可是，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甚至外交部本身也已开始。这就是交换有关日军在远东调动的军事情报。日军占领南宁后，交换情报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南宁失守，使日本侵略的威胁对法国人更为迫近。中国一直非常希望为此目的而由双方指派特别代表，并向法国提出。法国方面虽然在原则上赞成这个建议，但对正式同意却犹豫不决。殖民部长或殖民军参谋长表达了他们的意见，那就是，如果正式安排情报交换，这种安排就不得不通过法国外交部，而法国外交部对于有关中日问题的谨慎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是非正式的安排，那就可以由殖民部电令印度支那总督为此而提供一切方便。

然而这种合作并不总是容易实现的，因为日本人很警惕；他们在重庆显然有他们自己的情报来源，报道中国军队的调动和中国国外外交代表的活动。12 月 4 日，我个人非正式地致电外交部长和次长，请他们注意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发往巴黎的一则电讯。这则电讯的大意是，中国政府曾请求法国驻重庆大使高思默作出安排，使中国储存在镇南关的价值一千万元的中国军用物资重新进人印度支那。我指出，法国外交部已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但是，我说，法国外交部是否故意予以否认，这无关紧要，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得知中国政府要求这些货物过境。

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的机密情报，一位日本驻巴黎大使馆的成员曾偶而对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法国朋友说，日本的情报人员遍布重庆地区，而且往往能弄到不管什么样的军事情报，甚至是极端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在探知后的几小时内就发往东京。我说，法国国防部长曾袍怨法国军官在重庆的活动经常由中国方面泄露出去。同盟社的这则电讯似乎证实了法国所抱怨的事实。

总之，我是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法国人在他们对日政策的范围内，同情地想尽量向我们提供援助，但即使是这祥有限的合作，例如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也不是没有麻烦和困难的。中、法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对双方都很清楚；但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合作的途径常常是崎岖的。

第四节 兵临巴黎城下前，法国

外交政策的摇摆

当中国人始终如一地执行旨在实现英、法、中合作，而且自然也包括苏俄在内的远东政策时，法国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法国对日政策开始有所转变，主要是倾向于安抚日本以及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不久英、法对德宣战，这时英、法十分疑惧苏俄会利用局势，通过直接或间接援助德国，为其自身利益而混水摸鱼。

东京本身对签订苏德条约及其后欧洲局势发展的反应，加甚了法国谋求对日修好的倾向。当时日本对局势也表现出极大的猜疑。东京的首脑们对于德国改变对苏政策似乎很气恼，因为日本总是把苏俄看成它在远东的头号敌人。暂时好像出现了真能诱使日本向同盟国靠拢的机会。

安抚日本是限制苏俄在欧洲行动的一种手段。促使日本在苏俄边境活动，以牵制苏俄，使它在欧洲不能站在德国一边，这是上策。英、法之所以谋求安抚日本，也是由于担心日本会趁他们忙于欧洲战争之机，在远东采取侵犯英、法利益的行动。因此，在 1939 年底和 19切年头几个月，法国人不仅想安抚日本，甚至还想把日本拉到同盟国一边来。

英国的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他们倾向于每逢出现具体的局部性事件时，就和日本谈判解决。

但是他们无意在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拒绝承认满洲国和反对日本夺取中国领土等总政策方面进行妥协。他们虽然和法国人一样不喜欢和不信任苏俄，但是并不打算走得像法国那么远。

正是英、法政策的这种基本不同，才使得滇缅公路成为一条更可靠的路线，也就是说，这时候英国人没有把困难当作政策问题提出来。英国的对华态度比法国要好一些。同时法国人的反应总是先要问英国人采取什么行动？那怕是印度支那的事也是这样。法国如不经过和英国商量，不确知英国会赞成和支持某项政策，它决不会做出独立的决定。这不仅适用于安抚日本的政策，而且也适用于联合日本的政策。事实上，法国和英国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转向设法把苏俄争取到他们一边。

说得婉转些，巴黎继续援助中国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这不仅在向中国供应军用物资方面，而且在过境转运军需品方面，都是如此，虽然法国人很清楚，广州失守后，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已成为绝对必要，但他们起初试图用各种方法来限制这种便利，后来则以违反同盟国封锁德国贸易的政策为理由，完全停止了购自德国的武器弹药的转运。早些时候，法国内阁本身在这方面是不一致的。殖民部长仍然表示对中国高度同情，并对日本威胁印度支那的体会更深，但正如后来人们所见，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连他也开始动摇了。法国对中国、对印度支那和对日本的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法国国内的意见分歧较大，这是每逢一事都迟疑犹豫难于作出决定的原因。

1940 年 1 月 23 日，外交部致电驻巴黎大使馆称：1939年 12 月 30 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全文，已由高宗武、陶希圣予以泄露，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来电并列举了协定各款。指令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此事，并转达中国政府不承认汪精卫这一行动，不只是对该协定本身，而且特别是对宣布成立的所谓改组的中国政府。

我一收到外交部的指示和该协定的译文抄件，就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此事，首先连同译文抄件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和蒋委员长就此发表的声明全文，接着，在 1 月 27日，我亲自拜访了莱热。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要确实探明他们不打算承认新政权。其次，在我确信法国对南京汪精卫政权将不予承认之后，我想说服法国外交部在罗马采取某些外交步骤，以阻止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对汪精卫政权给予正式承认。我感到十分不安的是，齐亚诺有可能正式承认汪政权，因为他已致电汪精卫表示祝贺。

1 月 26 日，我同蒲立德交换意见。我交给蒲立德一份汪日秘密协定的抄件，和蒋委员长关于此协定的声明，并向他指出，这个协定是日本对华野心的证明。美国大使告诉我，11 月初，美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发出正式照会，声明如果日本建立汪精卫傀儡政府，那将使美、日关系大为复杂化。

接着，这位美国大使告诉我，最近美国政府曾给予意大利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作为购买棉花之用。所以，他说，他将建议华盛顿通知罗马，如果意大利确实实现了承认汪伪政权的意图，美国将取消这笔信贷，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并且认为这是一个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意大利正式承认汪政权的必要行动。

1 月 27 日，我去法国外交部访问了莱热。我一开头就说，我设想他还没有机会阅读日本和汪精卫之间签订的秘密协定，以及蒋介石将军关于此协定对中国人民和友好国家所作声明的全文抄件。我愿向他指出该协定有些条款的严重性，这些条款不但影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而且也影响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利益。作为例证，我提到了关于海南岛的规定。我告诉他，汪精卫已同意承认日本在海南岛的特殊权利，同意该岛的行政应该委交一个自治机关管理，并同意一切有关日本在该岛驻军和该岛的防卫，经济开支，以及诸如邮电通讯管理等问题，均应直接由日本人和该行政机关商定。我说，很明显，这些条款规定等于由日本并吞该岛。我告诉他，我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反对在日本占领区由汪精卫建立另一个政权，而且清楚地说明，如果日本不中止推进汪的活动，将使美、日关系变得更加困难。

莱热说，法国政府对汪精卫的活动所抱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它反对任何在中国被占领区建立中央政权的企图。鉴于汪精卫和东京之间协定的性质，他认为法国政府再次告知东京它反对这一活动的做法是适当的，他说，这是一个必然的步骤，而东京也会理解这一步骤，因为法国和日本在例如南威岛、海南岛，和日本最近轰炸滇越铁路等问题上存有冲突。

我接着谈到了日本轰炸滇越铁路。我说，我知道法国政府已在东京进行交涉和抗议，并问他是否收到什么答复，以岌日本政府是否保证今后不再轰炸滇越铁路。莱热说，答复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没有从东京得到任何保证。相反，日本政府在答复中要求法国不仅要停止军需物资的运输，而且要停止一切物资的运输。换言之，是要求全部断绝铁路交通，而且答复的用语实际上等于最后通煤。

我说，日本要求停止经滇越铁路往中国运输物资，是一个荒谬的要求。法国有以条约为根据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对所有愿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来说，这条铁路已经成为中国与海外的唯一交通线。

我想就和巴黎谈判销售钨矿砂一事补充几句。此事曾引起很大麻烦和困难。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曾尽力推动，但是法国驻重庆的其他各部代表提出种种难题，延误了谈判的进展。中国方面十分希望印度支那取消征用中国存放在那里待运的钨砂的命令。通过法国驻重庆大使高思默斡旋，这一点最后是办到了。但是，有些和重庆经济部谈判的法国代表缺乏妥协态度，使翁文灏部长很生气，结果是会谈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为此，我求助于莱热。我说，如果钨矿砂的问题不能取得进展，那将是极大的遗憾。我告诉他，法国大使高思默了解局势，并且合情合理地观察局势，但其他人则不是这祥，作为例证，我指出在高思默到达重庆之前，法国大使馆的一位代表隆东告诉中国经济部长，法国每年需要钨砂约六百吨。目前滞留在印度支那的数量为三千一百吨。由于高思默在交涉中指出法国的需要量实际更大，经济部长提出分配七百七十吨给法国，并在后来答应另外留出五百吨以应法国的进一步需要。但是，当高思默赞赏中国建议的精神而同意打电报给巴黎时，法国军需部的代表却坚持要求分配一千七百七十吨，并且拒绝向巴黎报告。莱热说，那些技术人员实在不能胜任国际谈判。他们没有才干，不懂得谈判的微妙性，也缺乏进行谈判应有的精神。莱热答应我的要求，同意把这件事情立即提交有关的部，而由有关部电告其在重庆的代表改变态度。

我在 1 月 26 日和蒲立德大使会谈之后，安排了蒲立德和布吕尔会晤。我在那次会谈中对蒲立德讲过，鉴于南宁失守，战斗在广西进行，我相信现在是法国切实援助中国的时候了。广西的军事形势对中国相当有利，但是因为缺乏重武器和飞机，原定收复南宁的反攻尚未进行。

我告诉蒲立德，我知道法国在印度支那有大量这类物资。如果能把其中一小部分悄悄地运过边界，将对中国有很大的价值和帮助。我知道印度支那空军有三百架飞机，如果能把这些飞机中的一部分供应中国，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蒲立德说，他愿意和布吕尔将军交谈，并由我安排午宴的日期。我把午宴安排在 2 月 1 日，那是蒲立德大使回国述职的前夕口我们谈话的主题是法国如何能更有效地援助中国抵抗侵略。

鉴于中国急需各种军事装备，我向布吕尔提出，如果印度支那能转让其部分轰炸机和重炮，以加弦我国对云南省的铁路线以及对广西全省的空防，同时增加中国反攻日本的准备，那将对中国的事业有巨大的帮助。我建议美国大使将此事提请罗斯福总统考虑，请他推动法国政府办理。

我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大使的衷心赞成。但是他询问中国是否确实很需要飞机，因为他曾听说中国并不缺乏飞机。

布昌尔同样对我的意见表示赞成。他认为华南和印度支那唇齿相依，因而相信中、法密切合作是必要的。

但是，他认为把重炮转让给中国是十分困难的。至于把飞机借给中国，他有几分担心中国飞行员所受的训练不足以驾驶这些飞机，他倾向于赞成中国雇用外国飞行员和技师。他还指出，由于法国的这种援助属于政策问题，所以当然要由法国负责当局决定。但是，为了促使巴黎作出有利的决定，他也认为最好由美国表示赞成并共同说服巴黎同意。蒲立德赞同这位将军的意见，并答应在他回到华盛顿后就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建议。

鉴于蒲立德大使和布吕尔将军的论点，我想要核实我原来说的中国急需飞机和重炮确属实情。因此，在向重庆汇报了这次交谈之后，我询问是否需要更多的飞机驻守在云南和贵州。

孔祥熙没有回复我的电报，蒋委员长则于 2 月 16 日电告我，我国最急需的是法国的山炮和野战炮（适合于反攻行动的武器）。如果能够买到二、三百门这种火炮，我们对最后胜利就更有信心了。蒋委员长说，至于飞机，那是次要的。如果他们能让中国买最新型的军用飞机，他将十分感谢。关于飞行员，他说，到当时为止尚不缺乏，但是他非常感激殖民地军参谋长和美国大使的友好情意，并嘱我转告他们。

在此期间，我和殖民部长孟戴尔在 2 月 7 日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们谈论了汪精卫和日本的协定。这位部长感谢我给他一份汪精卫和日本协定的抄件，以及蒋委员长的有关声明。孟戴尔说，日本的野心已经为人所共知，而且他从不怀疑日本的扩张愿望。但是，他认为日本目前对民主国家的政策是缓和的。它的真实目的大概是打算在目前有利的情况下对苏俄作战。至于目前法国的政策，则是致力于赢得欧战胜利这个主要目的。由于这个原因，法国旨在安抚日本，以便在欧洲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孟戴尔说，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日益坚定，但是英国在对待日本方面看来偏于软弱。他听说日英之间的一个经济协定即将签订，而且伦敦显示了安抚日本的强烈意向。他遗憾的是，在美国态度强硬起来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他并认为，中国应当敦促英国在对远东的态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我然后提出了滇越铁路问题。我说，这条铁路遭到频繁轰炸，不仅使中国关切，而且也必定使他焦虑。我说，我知道法国外交部曾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孟戴尔说，日本对那条铁路至少曾轰炸过四次；并说，未收到对法国抗议的答复。据最近同盟社报道，东京不可能作书面答复。从运输着眼，孟戴尔认为有必要加紧修建公路，这是他一直敦促的。他说，公路修好之后，不像铁路那样容易破坏。

我问道，据报道，法国向东京提议建立一个混合调查委员会，调查从印度支那向中国转运物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据一家报纸说，这个提议已为日本所接受。

孟戴尔说，法国的提议未被接受。这个提议是达拉第在他（孟戴尔）的建议下向日本大使提出的。其目的是向日本表示法国的诚意，以便在东京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如果日本拒绝这个提议，则法国就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我说，如果这个提议被接受，日本人就可以提出种种异议，并指出某些物资的军事性质。孟戴尔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印度支那过境到中国的物资没有一种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有用的。什么是军需物资，以及什么物资禁止在印度支那过境，海牙公约和 1926 年的日内瓦公约都规定得很清楚。从上年初以来，法国给予过境转运便利的政策就是以日内瓦公约为根据的，事实上，从未允许该公约条款内所列的武器弹药过境。孟簸尔说，重庆也了解这一立场，据拉西曼博士讲，蒋委员长曾亲自对他说，关于转运，中国指望于法国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保证普通物资的过境不受限制，因为武器弹药是全部发往缅甸再运往中国的。

可是，我说，为了保卫云南境内的铁路，以及为了中国目前抗战的利益，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止日本轰炸滇越铁路。我说，我知道飞往云南的日本飞机往往经过印度支那领空。我问，曾否下令对飞越印度支那的飞机开火。孟戴尔说，法属印度支那曾向日本飞机开火，但因后者飞得太高而打不着。高射炮对付空中的军用飞机用处不大，因为军用飞机总能安全地飞在高射炮射程之外。对空袭的唯一有效防御是派战斗机进攻轰炸机。

我说，我知道印度支那空军现在编制完善，而且至少有三百架飞机。我想私下和他商量，是否有可能把一部分飞机借给中国，以加强云南境内铁路的防空。我说，我知道大多数印度支那的飞机是旧式的，所以如果能以美国的新式飞机来取代借给中国的飞机，那对法国是有利的。此外，我说，印度支那空军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旦受到日本的威胁时用来防卫印度支那，而如果中国在印度支那的这种补充支援下能削弱日本的空军，那就意味着减少了日本空军对印度支那的威胁。

孟戴尔部长说，印度支那空军并没有三百架飞机，总共只有四十架新式飞机和一百零七、八架旧式飞机。

如果美国同意保证把飞机送交印度支那以取代中国所借的飞机，此事有可能予以安排。他说，他愿在蒲立德从美国回任后和他商讨。

孟戴尔询问中国能否把高射炮集中起来保卫靠近边境的铁路，以便把日本飞机赶到印度支那。在印度支那那边，这些飞机就可由法国当局来对付。我说，为了保卫滇越铁路，必须有很多高射炮。现共有十六座重要的大桥和十个车站需要守卫，每处至少需要八门高射炮，这就等于总数约二百门。

我问他印度支那能否供应给中国一些高射炮，孟戴尔答道，印度支那本身还不够用。他说，中国可以向瑞典接洽买艾康高射炮。

我对他提到了钨砂的谈判以及在印度支那扣留钨砂的问题。我认为印度支那的行动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引起了重庆的误解和不满。我说，征用的方法后来改为所谓“保护措施”，这是强制执行，而这件事中国本来是充分准备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和法国当局进行商讨的。孟戴尔说，最初受权处理此事的人们，以笨拙而缺乏策略的方式行事。实际上，既不是价格方面也不是数量方面的问题，法国真正关心的是不让这种物资流入德国。

孟戴尔说，他只是执行封锁部的决定，封锁部的目的是阻止任何有用的物资到达德国。他指出，既然封锁是作为一项战争措施开展的，就应该严格予以执行。他说，过多的例外最终将有利于德国。例如，运往匈牙利的大米曾获准放行，但却运往德国。运往德国的还有从满洲运出的大量大豆，从中国运出的大量钨砂。他说，如果打算使封锁充分有效，对这类事情就应该制止。

1940 年 3 月 2 日，《晨报》发表了法国总理达拉第会见日本记者的报道。据报，达拉第在回答日本记者的问题时曾说：“不，法国不支持蒋介石。”同一天的《瑞士报》报道了另一则消息说，在会见《大阪每日新闻》的代表时，法国总理曾声称，法、日两国政府间的会谈不久即将开始，可望由法国政府承认“满洲国”。

这些报道使我和重庆都感到不安。我在向重庆报告这两则电讯的内容之前，就迅速向祛国政府提出此事。

我会见了法国外交副国务秘书里贝，他代表兼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总理。他说，《晨报》的报道绝对不真实，遗憾的是，此种叙述竟逃过新闻检查而在报端发表。当我敦促其正式予以否认时，他说，他可以请达拉第指示法国驻重庆大使向中国政府解释，但是他拒绝在巴黎发表更正。

关于所传法国政府的意向，里贝说，那也是不正确的，有会见记录可证。但是他同样拒绝发布声明予以更正，他的理由是，不宜与记者争论。当我进一步敦促他，并建议如果不作明确否认的话，至少应该发表一个一般的声明，说明新闻报道与会见记录不符，他同意作一般的否认，以满足我的要求。

我于 3 月 12 日会见了肖维尔。我希望他更清楚地解释所传的日本就远东问题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我还想弄清楚法、日两国政府之间是否确已开始谈判。这位亚洲司司长告诉我，所谓的建议，想必是指前些时候日本要求法国政府停止支持重庆政府，并停止给予印度支那过境的方便。我问，如果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是否保证印度支那的安全。他作了否定的回答，而且还说，谈判并未开始。他告诉我，日本政府可能希望等到其国内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再和各国政府进行全面会谈。

肖维尔对我解释说，他一直赞成和日本政府举行会谈，并曾向莱热建议这样办，作为弄清日本意图的手段。他进一步说，在拒绝日本上述要求时，法国政府曾向东京明确表示，法国准备讨论日本提出的任何建议。他认为日本对与法国政府会谈迟迟不前，也可能是想先建立汪精卫政权，以便在和同盟国会谈时掌握主动，因为他本人一直感到，建立这样一个政权会使法、英、美十分为难。在一切问题上，例如海关、货币和长江航运等，日本都可以躲在新政权的背后操纵。因此，他认为重要的是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建立新政权。

在军事合作问题上，在军事情报的交换方面，出现了许多完全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按照同殖民部的谅解，并经殖民地军参谋长同意，中国军政部派出了一位联络官前往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法国军事当局就日本武装力量的行动，特别是日本空军和飞机的活动交换军事情报。

这种安排是非正式的，不通过巴黎外交部或国防部而由殖民部来执行此事。在巴黎，中国方面由我的武官唐将军办理。

不幸的是，在试图把这位空军军官的名字通知殖民地军参谋长时，唐遇到一些意外问题。唐报告称，布吕尔将军抱怨说，以前接受中国军政部为经由印度支那转运军用物资而派驻河内联络官一事，虽然纯属为了便利处理事情而作的机密措施，河内接待他，也完全是在法国外交部或国防部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正式安排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此事已为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知悉。该武官向国防部急参谋长报告称，此事系由我的武官在巴黎和殖民部长商定，而法国驻华大使馆事先并不知情，该武官的报告措词明显地表示了不满。从而显然使殖民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这次布吕尔拒绝把这位空军军官的名字通知印度支那。

只是在唐坚持之后，布吕尔才同意提出一项解决办法。他准许这位军官以个人身份秘密前往河内。由中国许总领事首先把他介绍给驻军总司令。他可以向总司令说明他的使命是要获得关于滇越铁路防空的情报。然后他可以要求总司令把他介绍给驻印度支那的法国空军司令。布吕尔告诫唐说，他的建议也许不会碰到困难，但一切必须极端谨慎而秘密地进行。

早在 3 月中旬，我就向外交部报告了巴黎可能出现政治风暴，以及法国政府可能再次改组。3 月 21 日，新内阁组成，并宣布了成员，前财政部长雷诺任新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殖民部和海军部无变动。但是社会党在新内阁中扩大了地盘，占有四名部长职位。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两天前，即 3 月 28 日，经过与重庆商量之后，我和中国驻欧所有外交使团的负责人联名致电林森主席、蒋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各社会团体、新闻界以及全国人民，指斥汪精卫建立的傀儡政权是叛国行为，这种背叛行为只能危害中国的抗战事业，只能帮助敌人危害中国。由我领衔，联名签署的有在伦敦、比利时、德国、波兰、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同事。在电文结尾，我们要求外交部在名单上加上那些曾被征询意见并请其直接电告外交部表示同意署名的人们，以便在这个电报公布时，包括全体中国驻外使节。为此，请外交部加上那些派驻北美、南美、苏联和土耳其的外交代表的名字。

4 月 1 日我拜访了新总理雷诺，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兼任外交部长，在向他祝贺担任新职后，我请他注意日本当局在南京建立汪精卫领导下的新傀儡政权。我指出，像在此以前建立的其他傀儡政权一样，这个政权是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益高涨的反对舆论就是明证。我告诉他，汪记政权只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工具。我对他说，我料想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将保持不变，而且不会以任何形式承认南京的这个新傀儡政权，雷诺摇头说，法国政府无意承认南京新政权，而将继续执行其同情国民政府的政策。我趁机向雷诺指出，赫尔代表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反对建立南京新政权方面，是明确而有力的。发布于汪精卫就职之日的美国声明说，美国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爱戴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说，这个声明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颇为满意。

我告诉雷诺，我国政府嘱我请求法国政府作出同样的声明，重申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同情态度，并拒绝以任何方式支持汪精卫的新傀儡政权。我说，我认为法国政府这样一项声明不仅将给中国人民以道义上的鼓励，而且将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它将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但在欧洲而且在远东团结一致的又一个明证，尤其是因为美国声明所根据的原则同样是法国在欧洲为之战斗的原则，也就是反对侵略的原则。

雷诺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后，显然受了感动，并且记下了我的话。他向我询问英国政府的态度。我说，中国驻伦敦大使正在对英国政府采取同样的外交步骤。我认为，英国不难作出这样一个声明，因为在前几个月中，张伯伦曾几次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友好态度。听到这一点后，雷诺说，他将乐于考虑中国政府的要求。为继续进行此事，我于 4 月 8 日拜会了莱热秘书长。

我把我和雷诺的谈话告诉了他，我说，雷诺在回答时告诉我，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同情态度不变，而且他将考虑发表声明，以阐明法国对日本扶植下的汪精卫政权的态度。我询问对此已否作出决定。使我吃惊的是，莱热说，雷诺根本没有对他谈及此事。

于是我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此事，而且此事也是非常值得法国政府办理的。美国的声明在给予中国人民以道义上的鼓励方面，使中国非常满意。后来英国政府也已通过巴特勒在下议院和哈里法克斯勋爵在上议院表明了态度。英国的态度和美国相似。我说，我坚决认为，法国的声明不仅会在中国受到赞赏，而且会作为重申三个民主国家在远东的团结而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如果法国不发表一项明确表态的声明，即使法国的政策不被误解，也可能被曲解为害怕日本的表现。我说，这种印象肯定将有损于法国作为一个远东大国的声望，而维护这种声望对它在远东的广泛利益至为重要。

莱热似乎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所感触。他表示将立即向国务会议主席提及此事。

我们谈到另一个问题。我问日本和法国的谈判情况如何，是否取得一些进展。莱热说，并未进行谈判，并问我指的是什么。我说，在对日本记者的一次讲话中，达拉第曾明确表示，为了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国政府打算和日本政府谈判。莱热说，日本关于达拉第会见日本记者的报道完全失实。达拉第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满洲国”问题的讲话，而日本记者却说成是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这个政权的承认问题。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确报道所造成的虚假印象，法国政府曾致电驻重庆和华盛顿的法国大使予以说明。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莱热说，日本没有向法国政府提出承认汪精卫政权的问题。在答复法国政府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时，日本政府曾说，准备讨论轰炸滇越铁路的问题，但同时提出以法国政府停止通过该铁路运输中国物资为条件。法国政府自然不能同意这种方案。莱热接着说，法国的态度是，两国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予以讨论。例如日本占领南沙群岛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法国，而且在这个问题卜中、法两国政府有不同意见，例如海南岛问题，这是中国的领土，但与法国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因为该岛距印度支那很近。但是日本政府不愿讨论这些问题，此事就陷入僵局。日本政府继续发出威胁性的照会，而且日本飞机并未停止轰炸滇越铁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谈判的可能，因此也没有举行谈判。

我说，我曾得到一些消息，说日本急于终止中日冲突，并寻求法国政府的斡旋。我询问这种报道有无真实性，莱热说，据他所知并无此事。日本没有和法国政府联系过此事。

尽管法国政府对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迟迟不公开澄清其态度，法国报刊却迅速采取了同情重庆的明确态度，大使馆是通过不同渠道和法国报刊联系的。我在 4 月 2日的电报中向外交部报告说，法国报刊极为注意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的正式声明，以及重庆政府发布的通缉傀儡政权各头目的命令，这些电讯都是用大号字排印的。此外，报刊评论的一般语气是对我国有利的。

4 月 17 日，殖民部长和我都出席了罗马尼亚大使举行的午宴。我趁机就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首先告诉他，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法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它对南京汪精卫新傀儡政权的态度，殖民部长立即向我保证，法国政府无意给予南京政府以任何形式的承认。我说，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法国像英、美那样表明态度至为重要。在其他两个大国已经表明他们的态度之后，法国的沉默势将引起外界对其意图的疑惑和误解。

孟戴尔问我，从我与保罗·雷诺的谈话中了解到他的意思如何。我说，他已经答应研究这个问题，自然雷诺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在国民议会或者在参议院，并且最好是以回答问题或者作解释的方式，将这样的声明发表出去。孟戴尔说，他将和雷诺谈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完全赞同我的建议。

4 月 19 日，我对国民议会的赫里欧先生谈到了同一问题。那天我为他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午宴。我问他，雷诺先生计划那天下午在参议院就国际形势发表讲话，我已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是否将利用那个机会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赫里欧说，他本人完全同意有必要发表这种声明，而且那天上午他已和莫泰谈过此事，他转向莫泰（他也是午宴的客人）问道，政府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莫泰说，他尚未见到雷诺。他答应在 4 月 24 日（星期三）之前去见雷诺，届时国务会议主席将对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发表声明。我于是催促说，此事再也不能拖延，否则将使声明失去时效。

四天之后，国务会议副主席肖唐和我都出席了美国大使馆的午宴。我对他提出了这件事。尽管我第一次提请法国政府注意此事是在 4 月初，以及尽管法国外交部曾一再说他们深表同情，并打算公开发表声明以表明法国不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态度，可是他们一直拖延，说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对肖唐说，华盛顿和伦敦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而且有许多理由说明法国不应对此事继续保持沉默。我还把我和雷诺的谈话以及我向雷诺提出发表这一声明的要求告诉了他。我说，总理深表同情，但是告诉我，他要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提出此事。

所以我要求肖唐对国务会议主席进言，敦促他加速办理此事。他解释说，法国议会不同于英国议会，没有借质询与回答以发表政策声明的那种方便场合。但他答应向雷诺谈起这件事情。

肖维尔也是这次午宴的客人。我告诉他，我刚才对肖唐谈了中国希望法国政府声明它对南京傀儡政权的态度，并请他对雷诺讲一下。肖维尔告诉我，他曾为雷诺制订了方案，但问题是寻找发表声明的适当机会。我说，国民议会将于星期三开会，雷诺将在那里就国际局势发表讲话，因此，在他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可能找到适当的机会。肖维尔说，他将和莱热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办好。

5 月 1 日我再次询问肖维尔，拟议中的法国政府关于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声明何时能够发表。他搪塞说，雷诺仍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办这件事。

5 月 3 日上午，我在美国大使馆会见美国大使时，蒲立德对我说，他将在半小时后会晤雷诺，如果我有什么事要他对法国总理讲，他乐于转告。我说，根据我收到的一份机密报告，雷诺打算就加强同盟国在远东对德国的封锁一事要求日本予以援助，而且正由于此，他想推迟以法国政府名义发表关于南京新傀儡政权的声明。我对蒲立德说，我对此深感不安，唯恐日本乘机讹诈法国，要求法国修改对华政策。

蒲立德说，他深知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法国人无意改变其远东政策。他解释说，雷诺想争取日本在封锁方面合作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日本不供应德国某些物资，法国就准备以某些原料供应日本的需要。换言之，那是一种消极的争取日本合作的计划，并且蒲立德认为这对中国的事业没有什么害处。

5 月 10 日，我报告外交部，德国军队已人侵并占领卢森堡和荷兰，与此同时，希特勒已派德国空军轰炸比利时的飞机场。比利时国王曾发出呼吁，诸求英国和法国予以军事援助。法国报刊的评论是，德国在已经占领挪威的情况下，很容易派遣空军对英国北部施加压力。

现在既又入侵荷兰和比利时，那么，如果德军成功的话，德国就能对英国南部施加压力，从而阻止英国继续派军队到欧洲大陆。我又说，德国空军的若干中队已飞来巴黎，并在那天早晨开始轰炸，但是幸而已被击退。与此同时，法国北部和里昂的飞机场均已遭到德国轰炸。

5 月 17 日，美国大使作为我的主要客人出席了中国使馆的宴会。我们进行了畅谈，首先是关于欧洲战争。

蒲立德说，同盟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到处都发现他们自己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不如敌人，德国人指望以闪电战夺取速胜。迄今同盟国军队未能阻止德国侵略者前进。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人在一星期后到达巴黎不是不可能的。

我说，德国对比利时和荷兰的入侵已经激起美国对同盟国的同情，并问他是否认为美国参加同盟国一边作战的可能性即将成为现实。他肯定了美国支持同盟国的舆论迅速发展，但是他认为美国人民不会允许政府派兵前往欧洲协助同盟国作战。他说，此外，即使美国第二天就参战，这也并不意味美国就能够立即对同盟国进行有效的帮助。按照目前美国陆军的情况，还谈不上在欧洲作战，而美国空军至少尚需一年才能作战。美国所拥有的最有力的战争手段是海军，但是对目前欧洲局势下的同盟国来说，海军的用处不是很急迫的。何况美国海军为了监视日本还必须留在太平洋。

蒲立德询问了中国的局势。我简要地告诉他说，军事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最近中国在汉水流域的胜利，据中国最高统帅部看来，比长沙大捷更为重要。我说，看来蒋委员长打算把抗战坚持到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而且他是能顶住日本人的。

我接着说，中国最需要的是重武器，如大炮、坦克和高射炮等。这就是我在他回华盛顿休假之前曾对他谈这些事情的原因。蒋委员长曾来电嘱我感谢蒲立德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和同情。

蒲立德说，我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帮助。他相信并希望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而且日本最终必败。他说，凡是我认为美国能进一步为中国做的事，他都乐于帮助。

他确实十分友好。关于军需物资，他说，正如他以前所说，华盛顿有很多七十五毫米的大炮。目前罗斯福总统、赫尔和摩根索这三位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都对中国深表同情，他一定会把我的所有请求转达给他们。

我说，美国政府最近向中国提供的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对中国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深受中国赞赏。蒲立德说，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务必告诉他，他一定尽力帮助。

接着，我询问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鉴于苏联政府对德国的事日益冷淡，是否有可能改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蒲立德答道，美、苏关系不好，而且他看不到有任何改善。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莫斯科继续向中国运送大量军需物资，正是这些物资使中国能继续抗战。蒲立德说，中国尽可能多地从苏俄获得军需物资，这是完全正确的事。不过，莫斯科这么干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如果莫斯科认为损害中国对自己有利可图的话，它也丝毫不会犹豫的。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是苏俄被逐出国际联盟。

蒲立德回顾了苏芬战争，并且说，他在把苏俄赶出国联这一事情中曾起重要作用。这是从他自己口里说出来的确证。我说，中国不得不弃权，那是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很不满意，苏联驻重庆大使不断向中国政府谈莫斯科对此事的情绪。

第五节 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对

维希治下印度支那的进逼

1940 年 5 月 18 日，法国内阁重新改组。雷诺留任总理，但和达拉第对换了部长职务，他将外交部长一职让给了达拉第，而将达拉第原任的国防部长接了过来。同时，孟戴尔被任为内政部长，他的密友罗兰被任为殖民部长。另一个重要的人事更动是，将驻西班牙大使贝当元帅自马德里召回任副总理。接着，贝当元帅推荐他的亲密同僚魏刚将军代替了甘末林将军为法国前线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这些变动是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做出的。德国不仅已占领了丹麦、挪威和荷兰，而且经由比利时防区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的北端。这就造成了法国北部佛兰德的严重军事局势，并且使在比利时的同盟国军队处于危险境地。当 5 月 26 日法国海滨城市布洛涅也陷于德军之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命令其部队投降，在敦刻尔克附近的英军便完全暴露于敌军之前，而不得不在 5 月 28 日撤退，

就在 5 月 28 日这天，我拜会了新外交部长达拉第。

在就其重任外交部长一事相互致意后，我告诉他，欧洲局势的恶化，使得远东更为紧张。中国军队虽已顶住了日军于 4 月下旬发动的攻势，甚至还收复了长江流域的一些重要城镇，但中、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达拉第打断了我的话说，他知道滇越铁路曾被轰炸数次，并间运输是否已经恢复。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告以有几处桥梁被炸毁。现正用渡船将物资运送过河。

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对原料和商品，特别是军用物资，需要甚殷。这些货物不是正在运送途中，就是暂时存放在印度支那。中国政府想请求法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使：1、分配给运送中国政府物资的吨位，在今后三个月内至少增加 80%;2、印度支那国营铁路公司留出一定数量的车皮，将此类材料及商品运到边界附近的滇越铁路；3、向印度支那海关当局发出指示，简化中国物资的出入境手续。

这些将中国政府的财产尽可能迅速地运出印度支那的措施，由于欧洲军事形势对同盟国——特别是对法国——不利而应视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担心日本军事当局将利用这一形势向印度支那进攻，占领该地，这些货物就会落入敌人之手。

我说，我深信他认识到中国和印度支那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他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来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我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达拉第翻阅了一下之后说，他乐于将这份备忘录立即转到有关部门去执行。我对他的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答复表示感谢，但他的兴趣又转到了别的问题上，紧跟着问苏联是否仍继续向中国输送军用物资。

对此，我做了肯定的答复，并且说，显然，苏联很清楚，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就西伯利亚东部的安全而言，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然后我问法、苏关系情况如何，达拉第先生是否期望寻求与莫斯科达成谅解和建立友好的关系。

我告诉他，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告和我们与苏联驻重庆大使所作的谈话，似乎表明，苏联无意站在德国一边参加这场战争，或者诚心诚意地支持德国打赢这场战争。达拉第说，要弄清苏联的真正意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曾希望同盟国和德国在一场持久的战争中两败俱伤，以便它能进行其布尔什维克宣传并挑起一场世界革命。

我问他，法、日两国政府是否在进行对话，特别是在加紧对德国封锁这个问题上。达拉第说，没有。从日本大使到任以来，他本人只见过一次，就任外交部长后，根本没有见过此人。从他负责外交部的工作以来，他没有听说有过这样的会谈。

接着我前往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和肖维尔会谈。我将刚才和达拉第谈话的要点告诉了他，并给他一份我递交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副本。我然后请肖维尔尽快对中国政府的请求加以考虑，并付诸实行。我接着说，这个问题毕竟要靠他来取得圆满的结果。肖维尔将文件阅览了一遍之后说，他将在当天下午和殖民部研究这个问题。谈到中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卡车问题时，肖维尔说，已向印度支那发出指示，对那些卡车的放行提供便利。

他告诉我，没有发布过征用办法，但由于过境中的某些阻碍，地方当局认为延缓放行那些卡车是合乎需要的。

我又问肖维尔，是否从伦敦听到孔祥熙博士以中国将来生产的钨取得一项贷款的建议。肖维尔说，这天下午，他正期待着巴黎银行的代表来访，这位代表刚从伦敦回来，他是在同盟国采购委员会主席让·莫内的领导下特为这个问题从事谈判的。他说，英国人总的说来是赞成孔博士所要求的这笔贷款的，但有几项与建议有关的要点还希望得到澄清。

然后我说，孔博士似乎有些性急，并且又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及早答复。这就是我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肖维尔说他理解孔博士担心的是，如果在中国以今后生产的钨为担保的贷款确定谈成之前，先就目前存在印度支那的现货达成协议，英、法政府可能把谈判借款的事搁下。

我向肖维尔说明，我一向知道法国政府决无此意。

我说，我已经又给孔博士去电解释说，这两个问题没有必要放在一起来解决，而且关于今后中国生产的钨的问题是法国首先提出的，没有理由担心法国政府会中途变卦。我说，孔博士接了这份电报之后，似乎对情况已有所了解，他在给我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他现在打算先签订出售存在印度支那的现货的协议。肖维尔说，他也收到了一份内容相同的报告；像他刚才解释的那样，尚待解决的只是可供出售的锑的增加数量问题。他希望巴黎的有关部门将会做出决定，然后将结果电告重庆。

我于是说，中国外交部来电，要我询阿法国是否正在就存放在天津法租界内中国各银行里的白银问题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我说，中国外交部很关切此事，希望法国政府不要在未和重庆政府磋商之前就做出决定。英国政府曾和日本人断断续续地谈过一段时间，它已承诺在和中国政府磋商之前，不会与日本人达成协议。

肖维尔说，法国和日本绝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谈判。最近和日本人在巴黎及伦敦举行的会谈，只是讨论荷属东印度和商业支付协定展期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过天津的白银。他回忆说，法国政府曾经和日本人就存放在天津的白银进行过谈判，那是因为日本人将这个问题和封锁天津外国租界混在一起提出的。但是，他解释说，日本大使馆从来没有向法国提过天津白银的问题，英国人似乎愿意由他们单独来处理此事，法国无须和日本另行会谈。6 月 4 日我去拜会殖民部长，这是我和作为殖民部长的罗兰的第一次谈话。我提到我在一星期前递交达拉第的那份备忘录，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合作，对正在运输途中或等待运输而暂存仓库中的属于中国政府的物资和商品予以便利，早日运出。我交给他一份中国政府的三项要求的摘要，因为殖民部是有权帮助迅速做出决定的。

罗兰说，预料我要来访，他已和外交部研究过此问题，并已于 6 月 1 日向印度支那总督发出指示，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具体要求予以满足。然后他将这份指示读给我听，看来，这份指示包括了那三项要求，并要总督和重庆代表进行商谈，完全满足这些要求。罗兰然后告诉我，法国政府愿尽力援助中国政府抗战，并说他所以迅速给印度支那总督下达指示，正是表明他同情中国。

我说，罗兰先生的行动确实使中国政府感到非常满意。我一面表示要立即向重庆汇报，一面代表我个人并代表我国政府对他的迅速和好意的行动表示感谢。然后我提出另一个问题：蒋委员长来电指示我询问法国政府，当它采取保卫印度支那的措施时，是否希望中国政府与之合作。蒋还进一步指示我说，如果愿意合作，中国政府将尽可能提供人力和物资。罗兰说，他的看法与此完全一致，如果印度支那受到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样的合作必须事先安排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他说，为了应付这一可能，法、中两国已有接触，并对某些安排已有一致意见。但是，这样一种协定只应在所要防止的可能情况临近出现的时刻才签订。

罗兰部长接着说，就法国方面而言，还必须从全面考虑。如果这样一个协定公布出去并加以宣传的话，肯定会刺激日本产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会使局势恶化。

我告诉他，我主张这样的协定缔结后应该保密。我说，重要的不是宣扬这件事，而且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实行合作。任何宣传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的意图当然都应避免。殖民部长说，他对此完全同意。但是，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属于政策上的问题，因此超过了他的职权范围，像这样的问题，他只能执行政府的决定。他建议我去会见国务会议主席，或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使法国政府做出决定。

6 月 8 日，随着法军在索姆河流域全面崩溃，德军向巴黎推进。

6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在法国政府迁往卢瓦尔河流域的图尔之前，我去法国外交部作最后一次访问。意大利在 6 月 11 日同时向英、法宣战。我已经在 6 月 9 日致电中国外交部，报告了当时法国的严重局势。我叙述了德国军队一直在向法国全部战线不断猛烈进攻，法国武装部队则继续撤退。现在他们已退到离巴黎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德国人在他们的后面紧迫。法国人已无险可守。我并说明，正在此时，我收到一份机密情报，说法国政府准备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离巴黎。我说，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大使馆也必须迁走，我已为此无可幸免之事采取了必要措施。

6 月 l0 日上午，我继续向中国外交部汇报说，刚才又收到另一机密消息：法国政府，包括所有各部，除部长及其个人秘书外，已在前一日（6 月 9 日）夜间撤离巴黎。我接着说，正在草拟此电时，法国外交部送来一份通知：各国驻法大使及其馆员必须离开巴黎迁往法国外交部指定的地点。

就是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我去外交部会见了新任的外交副国务秘书保尔·博杜安。他虽不是部长，但代表部长雷诺，因此暂时还留在巴黎。在这样一个不顺心的场合去拜会，我自己知道博杜安大概不会对我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深入研究，但我前一天接到的重庆电报是份急电。这封 6 月 8 日的电报告知我，日本和南京傀儡政权即将占领上海的某些外国租界，加强对印度支那和缅甸的有效封锁，和实行对靠近那两个地区的一切船只的检查，甚至还想攫取法国和英国的领土。外交部在电文中回溯该部以前预料日本会有这样的行动，曾在 l,3，年给我发来过一封电报（第 946 号），提出一项和英国及法国的军事与财政合作计划。电报说，中国外交部已向驻重庆的英、法大使提出此项建议，同时致电驻华盛顿的胡适大使，命他对美国提出三项要求：1、对维持外国租界的现状采取坚定态度；2、劝说英、法政府反对日本干预经由印度支那和缅甸确转运及运输；3、了解清楚英、法对中国所提合作计划的态度。中国外交部要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此问题，并尽快汇报。

由于博杜安只是在上一次内阁改组之后才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我去拜会他祝贺他任新职，同时还对他所负重任表示同情。接着，我告诉他，我奉蒋委员长之命，对同盟国将继续抵抗直至最后胜利表示同情和钦佩。接着，我代表蒋委员长问道，法国有什么防御计划，以保证印度支那的安全。

我解释说，印支安全，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利害关系，它是中国军队取得供应和与外部世界交通的主要通道。我说，中国虽然对日本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蒋委员长深信他仍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联防计划提供人力和物力，并想知道，是否需要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我说，根据最近的报道，日本处心积虑要夺取上海和天津的外国租界，并在海南岛集结军队，以威胁香港和印度支那来实现它准备已久的南进计划。我进一步告诉博杜安，我己和殖民部长罗兰谈过，他同意，如果日本向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应当事先为此目的共同制定一个计划。但这样的问题需要有政府的决定，他只能执行已经做出的决定，并建议我去找国务会议主席雷诺。我说，我在上星期五（7日）曾请求会见他，但尚未蒙约定，由于雷诺处理当前的各种非常重要问题一定极为忙碌，我希望博杜安先生向雷诺转达此事，并给予答复。

这位新任外交副国务秘书说，他将毫不迟延地照办。

他请我转达法国政府对蒋委员长的谢意，并对雷诺先生谅解。他还说，他本人深信，如果日本进攻印度支那，那它就成为中、法的共同敌人，两国就应以最大的合作来加以对付。他完全理解印度支那对中国——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的重要性。他说，但在目前，日本尚无对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的迹象，因此，用一个反对它的联合行动协定来刺激它是不明智的。

博杜安然后问我何时离开巴黎，我说，我在今晨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将于次晨（6 月 11 日）动身。博杜安说，自星期二（11 日）起，他将在朗热（在图尔西南）接待外交使团，希望在那里会见我。他还建议我当晚就动身，越旱越好。我于 10 日下午与点零 5 分离开巴黎。到法国政府所指定的地点格朗维尔马济约雷堡，全程虽不足二百公里，但我直到次晨 8 时才抵达目的地，这一短短旅程用了近 15 个小时，一路上，军车、坦克、民用汽车、载着由敌人那里逃出的难民的各种各样车辆，都拥挤在公路上，使得本来就混乱的交通更加寸步难行。

我的汽车蜗牛般地缓缓行驶，并且每隔几公里就被哨兵拦住盘问。

6 月 14 日，法国政府没有通知驻在各自的临时使馆中的大使和公使，就突然撤离图尔。就在那天，我接到一份机密消息，其内容我电告了中国外交部。消息说，6月 12 日，在法、英最高军事当局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魏刚将军说，法军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所有预备役军人均已征召入伍，法军已连续作战十昼夜，精疲力尽。

如果不向德军提出停战要求，法军全线即将崩溃。

报告还说，13 日晚，法、英双方再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有政府领导人参加，结果，法国人决定撤离图尔。

英国人则坚持战争应打下去，答应在三至五日内派遣大军增援，加入战斗。

我致中国外交部的电报，除转去这份机密报告的要点外，还说法国政府已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巴黎地区的法军已向法国南部撤退。过去两天中，法国总理曾两次致电罗斯福总统，吁请立即予以援助，意思是请求美国马上对德国宣战。13 日夜间，法国总理以最沮丧凄惨的声调向法国人民广播，承认法国本身对扭转当前局势已无能为力。

我接着提到撤离图尔的情况说，法国政府各部的重要人物，刚刚到达后又继续向南方某地撤退。德军离图尔只有约一百公里，因此，大使馆也必须再度迁移。我告诉中国外交部，在我告知我的下一个停留地点之前暂勿来电。

6 月 15 日，我发电告知到达波尔多。另发一电报告，我会晤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因为代理部长正在开内阁紧急会议，不能接见。会晤的要点我在电报中作了汇报。

当时我告诉夏尔鲁，我和博杜安关于蒋委员长建议的谈话。我说，鉴于近日法国政府领导人异常忙碌，我无意催促答复，只是想知道雷诺先生能否顾及此事。夏尔鲁说，由于博杜安已向他介绍过我的办法，所以他已知道此事。雷诺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事加以考虑。但他（夏尔—鲁）愿表示，法国政府感谢蒋委员长建议的精神。

我问起罗斯福总统对雷诺的第二次请求是否作了答复，夏尔—鲁说没有。他说，美国只提供物资援助救不了法国燃眉之急。法国军人是勇敢的，但不能总是指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装甲。目前情势如此危急，只有美国立即宣布加入同盟国一边，才能挽救大局。

这位秘书长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他要我请求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支持法国要求罗斯福总统立即采取行动的呼吁。我说，我将电告重庆，并乐于效劳，因为美国这种行动，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法国的利益——两者是一致的。夏尔—鲁说，在这个问题上，时间至为重要，希望我毫不耽搁就打电报。我说我马上就办。

16 日凌晨，我致电中国外交部，提到我前一份关于法国对美国呼吁的电报。我补充说，由于法国人非常急迫地敦促罗斯福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代向美国政府说项，又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我本人已直接致电华盛顿的胡适大使，请他在个人能力范围以内帮忙，运用他的个人影响，敦促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尽快对法国的第二次呼吁作出决定。我继续汇报严重的战局，自巴黎弃守以后，德军自北方从两个方向步步紧退，由东南和西南向巴黎推进，想对马其诺防线的残余法军两面夹击。我写道，法军仍在试图抵抗，但军力确已耗尽了。

6 月 16 日下午 5 时，我会晤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他代表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负责和法国政府的联络，蒲立德现在留在巴黎，照管法国以及美国的利益。我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安排在波尔多的美国领事馆会面。

我告诉比德尔，蒋委员长提议——一年又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和法国合作保卫印度支那，那个地方的安全对中国关系重大，己是当前供应和交通的主要通道。我接着说，当然，在目前时刻，我无法指望法国人考虑到远东和法属印度支那，但是，中国奋斗的目标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是一致的。我问比德尔对法国当前的实际形势如何估价。

这位美国使节说，形势是危急的，他证实了法国是否继续抵抗德国的侵略取决于中午到达的罗斯福总统的答复。他已把答复交给了法国人。答复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同盟国继续抵抗，美国愿给它们以最大数量的援助。

法国政府希望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德宣战作为对法国军队和民族的兴奋剂，使他们能把战争继续下去。这是罗斯福总统所做不到的，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他说，总统在他的信中谈到，他不能行使宪法未曾赋予他的权力。

他说，他在递交罗斯福的信件时，已向雷诺总理解释说，总统目前不能那样做，而议会不敢那样做，因为必须向法国作答的期限很短，议员们无法探测他们所在选区的选民意见，但是，比德尔曾告诉法国总理，美国每天都在向对德宣战走近一步，法国不应仅仅因为它目前没有这样做而感到失望。

我告诉比德尔，我听说雷诺已去南特会见邱吉尔，在做出下令停战的决定之前进行最后一次的商谈。我认为，那是为了取得英国对法国单独行动和单独熔和的同意，并且更有点是为了减轻法国政府在人民面前所负责任而做的形式上的举动。内阁中的大多数，看来已经赞同请求停战了。

内阁会议在 6 月 16 日午夜结束。主和派的主张获得通过，政府以多数的意见决定向德国请求停战。结果，内阁全体辞职，一个以贝当元帅为总理，魏刚为国防部长，陆、海、空三个部均由军人担任部长的新内阁成立起来了。博杜安由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升为部长，罗兰留任殖民部长。在我向中国外交部汇报这些发展的电报结尾处我补充说，德军的左翼已抵达里昂。

6 月 17 日，我再发一电报报告新总理贝当元帅所作的呼吁，他向全国广播解释为什么法国不得不请求停战，为什么已向敌人发出建议。我说，尚未收到德方的答复，德军继续南进，它的装甲部队离波尔多只有一百公里口我说，据密报，德方正提出要求法国无条件投降，但法国当局已做出决定，它的海军和空军决不投降。如果德国坚持全面投降，政府将毫不迟疑地迁往北非继续作战。

18 日上午 10 时，我去拜会新外长。从我们短短的几分钟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形势非常混乱和狼狈。谈话虽只进行了几分钟，内阁、政府、国会的成员，军方及外交官员来往不绝，他们出来进去，互相交头接耳。

他们进来常常只是为了请求指示。人们可以很容易由此看出当时的实际混乱情况。因此，我在向我国外交部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我认为，在这次会晤中，还是以不提出中法合作的问题为宜，因为，由于法国人显然无心谈论此事，即使提出也起不了好作用。因此我建议等些时候，观察祛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法国对即将来到的德国答复的反应再说。

我与博杜安的这次谈话是在波尔多公立学校进行的。

谈话开始时我告诉他，我愿和作为外交部长的他经常保持联系，并代表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保证中国的同情和对当前处境的理解。我问，德国的答复已否来到。博杜安说尚未接到答复，不过，这倒是很自然的。我告诉他，我听说英国将继续作战，我问，英国是否理解法国的困境。博杜安说，英国无疑是要打下去。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维持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

我问，法国形势的发展是否有可能影响到印度支那的地位，德国有无可能提出法国殖民地的问题口博杜安说，他不知道，无法答复，因为这取决于德国将提出什么条件，我问，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法国人打算怎么办。

他极为坦率地说，这不是法国人打算怎么办，而是德国人将强要什么的问题。法国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没有一个可以作战的兵愿意打下去，并且，也没有继续作战的手段，它只能等候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已经没有资格说它打算怎么办了。

我要补充一件事，在从我离开巴黎到达波尔多，直至以后来到维希这一段时期内，我和重庆之间还存在通讯上的困难，由于我发出的电报没有被收到而不得不补发一次。同样，我也不得不请我国外交部将发给我的电报重复一次。这一切都反映出当时在法国存在的混乱情况怎样影响到通讯以及其他事情。在赴维希与法国政府取得联系以前，我奉特殊使命须先往葡萄牙的里斯本一行。早在 1940 年 4 月 20 日，我就接到外交部来电，任我为特使，代表中国去里斯本参加将于 6 月间举行的庆祝葡萄牙独立、葡萄牙王国建立六百周年大会。当时西方阵营和法国的局势瞬息万变，我原不打算接受这项使命。但是政府认为，我应向 1938年参加比利时国王登基大典和 1939 年到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加冕典礼那样衔命前往，甚至非去不可。

我前往圣让—德吕兹，那里是离西班牙边界不远的海滨。24 日，我要从那儿去葡萄牙。我在 23 日由圣让一德吕兹向重庆报告说，法国刚已宣布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7 月 6 日，我离开葡萄牙返回圣让德吕兹。法国投降以后，波尔多曾经一度混乱。他们从波尔多往东划了一条界线。换句话说，法国北部归德国占领，而另一半国土则被认为是仍然自由的地区。但就在我们尚未离开波尔多时，德国人就开始进驻，实际上波尔多已经划进了德国势力范围。这个城市业己混乱不堪，事实上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正是大使馆的临时馆址在我动身去葡萄牙以前迁往圣让—德吕兹的原因。我也在那里找了一所房子。所以，这次我就回到圣让一德吕兹。记得我在那儿住了几个垦期后才去维希，和法国新政府保持接触。

6 月末，法国现政府已明确同意全面停止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并同意日本就地派驻军官，对货运进行监视与检查。印度支那运输线的这种新形势，对中国来说是极端严重的，到 7 月中旬，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宣布关闭向中国运输战争物资的香港和滇缅公路三个月，这使形势更为严重。

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似乎已经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不仅给日本以过境权，而且给日本军官进驻印度支那检查中国政府货运的权力。我于 7月 22 日，星期一，会见博杜安先生提出了这个事件。

博杜安告诉我，德古海军上将三四天以前已经接任。

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种国际问题，都要在法国这里解决。

他已把下述事件告诉了日本大便泽田，即卡特鲁将军被召回，正是因为他违背了法国政府政策，行事过分专擅，既不向政府报告，也没有向政府请示。博杜安说，卡特鲁将军曾经同意日本人的要求，禁止中国物资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他对该总督签订这样的协定表示遗憾，但既经签订，政府只得守约。

我拜会了外交部长之后，立即走访肖维尔。肖维尔对事情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6 月 13 日或 14 日，日本海军当局在下龙湾集结了大批军舰，威胁要入侵印度支那。法国政府面临欧洲那样的局势，实在无力阻止日军登陆。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亨利报告说，日本外务次官谷告诉他，他很想防止印度支那方面发生事故，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两国政府之间签订协定以阻止日本海军的行动。于是法国政府通知法国大使抢先一步，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但强调一点，如果作出某种让步，必须以印度支那地方健当局的名义，以便给法国政府在未来的立场上留有回旋余地。

7 月 26 日，我会晤了殖民部部长莱默里先生。我说，我希望详细了解卡特鲁与日军代表就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转运问题所签协定的范围与性质。莱默里说，协定的许多条款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形成了不能容忍的侵犯。我说这分明是放弃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

莱默里部长对卡特鲁将军的行为十分愤怒，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对日本人屈从到如此地步。

我问，禁运指的是全部中国物资，还是仅限于某些特定门类。殖民部长回答说，据他了解，此项禁运仅限于战时禁运品。

8 月 6 日，我会晤了法国外长博杜安。博杜安说，近来形势不断发展，远非昔日可比。目前的问题不再是运往中国的供应品和货物的过境问题，而是如何应付由于日本人的种种苛求所引起的紧张而严重的局面。卡特鲁将军的策略是与日本结盟，准许日本利用印度支那进攻中国，认为那是保全印度支那的唯一办法。法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办法，撤了卡特鲁的职。现在日本要求印度支那政府履行卡特鲁将军签订的协定，并以压力和威胁作为其要求的后盾。博杜安说，法国无意容许日本陆军入侵印度支那或向中国边境挺进，对日本人的要求，已断然拒绝。

8 月 16 日，我又一次往见法国外交部长博杜安。我问他，如果日本要求印度支那为其过境提供方便，法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博杜安回答说，如果日本坚持要法国允许其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他不能同意。但是他指出，法国政府处于无力增援印度支那的境地，因此在谈判席上不能和日本决裂，一经决裂，必将导致日军在印度支那沿海一带武装登陆的局面。

同日，我又一次会见殖民部长。莱默里说，政府决定谈判，但是日方坚持首先考虑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后再谈经济问题。我问他，要讨论的是些什么政治问题。

莱默里说，有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但是他相信，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占领印度支那，而从背后进攻中国只不过是个借口，至多也只是个次要问题。他认为，对印度支那主权的任何侵犯都必须抵抗。我说，中国政府建议中、法双方在昆明交换意见，其目的正是为了实行这种抵扰，莱默里说，对中国的建议所以迟迟未见行动，只是为了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17 日下午，我在外交部与博杜安会谈。我说，目前有许多报道，说法国政府收到日方以最后通膝方式提出来的一系列要求，内阁曾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我希望他能对当前局势进行澄清。这位外交部长说，确实如此，星期五（8 月 16 日）早上，法国政府收到某些要求，那是松冈前一天晚上通过驻东京的阿尔塞纳·亨利转达的。这些要求全部属于政治，军事或经济性质，日本政府把原由广州日军向印度支那提出的种种要求，当作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他说，提出来的一系列要求自然不能一律拒绝。某些要求必须予以拒绝，某些要求应该协商。法国政府既派不出军队，也派不出舰只，也不能运送军火增援印度支那。谈判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

8 月 18 日，我给外交部发出一份机密电报。我说，刚刚收到一条机密消息，据说日本大使最近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通知他，中国军队已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

因此，法国应给予日军过境权，不得再事拖延。我在这个电报里说，各家晨报都刊登了由河内发来的哈瓦斯通讯社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军队误入印度支那边境，并已被逐回。这些通讯报道，很可能都是在法国外交部的授意下刊登的。同时有关日本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却只字不提。这表明法国政府业已作出决定，顺从日方的要求，给它以过境权。上述通讯报道显然是在制造舆论，让公众赞成政府的决定。

第六节 法、日关于印度支那的协定

甚至在被德国击败成为定局之前，某些法国政界首脑就已有意与日本合作。他们认为，日本由于对柏林不满，将会脱离反共轴心而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但因法国领导人之间政治意见分歧，这些法国首脑与日本合作的意图没有导致任何大的行动。可是他们这种想法依然存在，并且在法国政府接受德国的停战条件后成为重新决定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

当贝当元帅着手改组法国政府成为一个战后政府时，他自己担任了元首，而以一个著名的亲轴心集团政客皮埃尔·赖伐尔为国务会议副主席。为此我对维希政府感到很棘手，因为我发现它比起巴黎政府或波尔多政府、图尔政府更难对付。外交部长博杜安是一位来自政党圈外的人士。博杜安了解远东，他以前作为一个法国银行家曾经和远东的东方汇理银行打过多年交道。因此他熟悉那个地区的实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方法。他对于日本在远东的强大地位一直印象颇深，所以更为倾向于承认他所谓的“现实局势”。自被赖伐尔任为外交部长后，博杜安对法国的外交政策似有很大的影响，法国政府可能是由于巴黎陷落后出现的尴尬处境，被迫调整殖民部长和外交部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宗主国政府的形势恶化，印度支那总督的权力经过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而增大了，为的是使总督能就地迅速应付任何局势，以维护印度支那的利益。可是，在实践中，改变之后的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卡特各将军是法国被德国击败后，日本随即向印度支那施加压力时的总督。他显然无视中央政府的训令，未经巴黎授权就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协定。当他受到申斥并被召回巴黎时，中央政府发现陆军将领难以驾驭，只得任命一位海军将领继任总督，这就是德古海军上将。

德古海军上将较为顺从，但他也是位个性坚强的人。

由于他热切期望维护印度支那的完整和利益，他试图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法国及印度支那的方式行事，并不总是赞同宗主国政府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解释政府的训令，因此虽然还没有形成正面冲突，但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他与卡特鲁不同。反对任何与日本人合作的政策，而是另走一端，对日本的态度非常强硬，以至被宗主国政府认为是不明智的。

法国外交部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公开决裂，并且准备在不完全牺牲印度支那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受日本的要求。殖民部长则热衷于采取坚定姿态，阻止日本由于法国对日本所提要求的有限让步，而在印度支那获得任何立足点。莱默里作为殖民部长，认为他自己有责任保持印度支那的领地完整，所以在国务会议中站在德古海军上将一边。但是，由于改组的结果，殖民部在国务会议中将由外交部长代表。印度支那总督和所有其他法国殖民地的总督一样，将直接隶属子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有权向他发出训令，指示机宜和批准或制止他的行动。

我迫切需要了解法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它给予法国大使有关对日谈判的训令内容。为此，我想起了一位中国的朋友，莫泰先生。他是一个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曾在儿届法国内阁中担任殖民部长。1940 年 8 月 19 日，我邀请他共进午餐，为的是我们可以坦率地交谈。虽然那时他已不在内阁，但他一直是国会议员、社会党的领袖。在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时，莫泰说，他曾经粗略地看过法国政府给法国驻东京大使有关日本要求的训令。

这个训令共有两页，内容表明，法国政府已决定同意日本利用东京湾①作为海军基地，利用东京②地区作为进攻中国的陆军基地，因为日本急于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法国外交部长的解释是，法国政府对于被迫采取这种措施感到十分抱歉，但在目前情况下，别无其他选择。在印度支那仅驻有六、七师陆军，一支很弱的海军舰队，空军只有十二架飞机，其中九架是轰炸机，三架是战斗机，此外还有几连炮兵。

那天下午，我给我国外交部发去电报，说我现已得到关于印度支那的确切情报，法国政府给法国驻东京大使的训令内容如下：

同意日本使用东京湾当作日本海军的行动基地，还同意日本使用东京地区，也就是毗邻中国的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作为陆军基地。法国政府认为，由于日本已向法国宣布，这些要求是日本从那个方面对华发动军事进攻的必需条件，因此法国作出让步是迫不得已的。一俟日本

①即北部湾。——译者

②即河内。——译者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它将按照 1907 年法日协定的规定，重新尊重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此外日本承诺给予印度支那充分的经济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据法国看来，只有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要求，才是挽救印度支那的唯一希望。虽然法国人深知日本人的诺言未必可靠，可是他们感到如果法国用武力对抗日本的入侵，那么印度支那迟早会被日本占领。

我还报告说，尽管日本的要求没有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并未规定答复期限，然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曾明确告诉法国大使，鉴于日本政府感到难以有效地约束日本军方，使其不对印度支那发动进攻和登陆，法国必须及早给予答复。因此，法国政府断定，拖延与日本谈判并无意义。

8 月 21 日下午，我和仅次于贝当元帅的法国政府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讨论了印度支那的紧急问题。我说，我从各个方面了解到，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屈从日本的要求，允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以进攻中国。中国政府对此深为关注，因为准许日军登陆将对中国的独立和西南地区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独立，中华民族已经战斗了三年。

接着，我说，中国政府想探明法国政府决定屈从日本要求的真实意图。事情很明显，一旦允许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他们将利用印度支那的领土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并利用印度支那的物资以进攻中国。难道法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允许日本利用印度支那作为行动基地来反对中国？或者更进一步使自己站在日本一边？换句话说，难道法国政府准备与日本结成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我说，既然法国政府决定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我认为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同样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我指出，法国政府最低限度应该做到在这件事上给予中国同等待遇。我说，我看不出法国政府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一面答应日本的要求，一面又拒绝中国的要求。

赖伐尔说，这件事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而是由外交部长博杜安负责处理谈判事宜。法国大使和日本政府确实已在东京举行谈判。日本提出了某些要求，法国政府决定就这些要求和日本开始谈判。但是，他近来没有见到博杜安，也不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

我说，我知道在 8 月 16 日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法国政府已经作出决议，放弃武装抵抗政策，而代之以建立在允许日本派兵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原则上的谈判。

接受这样的要求，将破坏法国的中立地位。事实上，这等于是一种帮助和怂恿日本进攻中国的举动。

赖伐尔说，政府决定接受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的原则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法国大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的。在目前情况下，法国任何抵抗日本武装力量入侵印度支那的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他确信，现在的日本威胁正是以前的法国政府执行错误政策的结果。如果法国一开始就坚持严格的中立政策，今天就不会面临日本造成的困难。只有中国从法国的非中立政策中得到了好处。他知道，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曾经准许各种武器和军火供应品假道印支运往中国，用以继续它的杭日战争。

我指出，日本从未认为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已构成战争状态。因此，法国政府没有义务禁止中国物资过境。

此外，中、法之间原来订有条约，明确规定了中国物资的过境权利，根据条约赋予的权利，中国一直坚持自由地转运物资。赖伐尔对存在条约一事显得有些惊异，我在回答问题时告诉他，条约签订于 1930 年，1935 年获得批准。条约规定，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也有权经过印度支那转运武器和军火。但是，实际上早在 1937 年法国政府就根据一项决议，停止了武器和军火的过境。

赖伐尔反驳说，他知道那种物资表面上没有准许通过，但事实上法国政府当局对中国的武器、军火转运提供了大量的便利。我说，这种方便并不比英国政府通过缅甸对中国提供的为多，尽管英国与中国没有签订特别的过境运输条约。

赖伐尔说，他了解到有些中国军队已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因而给予日本坚持要求同样过境权利的口实。

我说这不是事实。赖伐尔说，印度支那不可能抵抗日本，因为没有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进行有效的抵抗。他相信，如果实行武装抵抗，那就意味着印度支那的立即丧失。

而在另一方面，法国仍可希望通过法、日谈判来挽救印度支那。

我说，赖伐尔先生想必知道日本的野心，它有一个既定的南进计划，攫取印度支那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赖伐尔说，无论如何他希望日本作出的保证将会受到尊重。他说，法国政府的基本愿望是维护印度支那，在谈判中，法国人希望把日本的要求严格限制在允许日本军队过境的限度内，

我说，即使法国政府仅仅同意日军假道，实际上这种假道将导致印度支那成为一个对付中国的军事行动基地。我再次申明，中国政府很想知道法国政府是否愿意给予中国军队以假道进入印度支那的同等权利。我确信，法国政府在道义上不能拒绝中国的要求，因为它正准备给予日本这种过境的权利。

赖伐尔说，如此看来，中国是想要把印度支那变为一个战场，在它的土地上进行中日战争。这样，印度支那就处于两面夹攻之中，我说，中国政府无意使印度支那成为战场，但如法国政府允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对付这种严重的局势，并且为了防务上的利益，中国可能需要在印度支那边境迎击日军。

赖伐尔说，法国政府想要维护印度支那的主权。我问道，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领土上登陆算不算侵犯了法国在那里的主权？这位副总理说：“我想是这样。”他又补充说，但法国是孤立无助的。他接着说，他只有在与博杜安先生磋商这件事情之后才能给我答复。也许外交部长以后会亲自给我作出答复。

两天以后，我见到了外交部长博杜安，交给他一份供他参考的备忘录，以便进一步证实稗上次会晤时对他说过的话。我告诉他，我已经收到重庆对于他前些日子所提要求的咨复。复电否认中国军队曾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并且申明，与此相反，中国军队受到严格命令驻守中国境内，只要日本人不在印度支那采取敌对中国的军事措施，他们就不得进入印度支那。博杜安看过备忘录后说，他同意其中所述的每项事实，因为所谓的“事件”发生在很早以前的 8 月 11 日，他一直对此朱予过多重视。

于是，我告诉博杜安，我受本国政府之命郑重声明：只要法国政府竟然允许日本武装部队通过或驻屯在印度支那，或者听任日方采取类似行动，那么，中国政府即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应付这种局势。

我说，根据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清楚地表明，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屈从日本要求，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我国政府密切关注，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明确意图。法国政府可能无意帮助日军进攻中国。但是，既然在日军登陆印度支那之前，它就认为自己不能抵制日本的要求；那么，当日军登陆之后，它又怎能奢望抗拒日本军队进一步侵犯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阻止日本军队利用印度支那全部领土作为反对中国的作战基地呢？

博杜安说，不能认为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日本人提出的不是最后通牒，但法国政府考虑到如果完全拒绝日本要求，它无力抵抗日本军队的强行登陆，同时希望避免这样一种直接、粗暴的决裂，因此它才决定进行谈判。日本要求得到通过印度支那运兵的权利，这种要求是以内容广泛，无所不包的条款提出的，法国政府已经予以拒绝。当然这种拒绝不是采取简单方式明确地说个“不”字，因为如此回答是法国政府在它的现实处境下难以做到的。

于是我说，我知道已经给法国大使下达训令，要他在日军过境问题上屈从对方，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博杜安说，还没有发出训令。他仍在探询日本人，想要弄清他们希望以什么方式派兵通过印度支那。谈判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但是，法国政府也无意加速谈判进度。法国政府无意帮助日本，更谈不到与日本结盟进攻中国。

我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曾问过赖伐尔先生，现在我想再间一下博杜安先生。如果日本军队悍然在印支登陆，中国出于自卫，也将派兵进入印度支那。我强调指出，如果法国政府准许日军在印度支那通过，它谅必不能拒绝给予中国同样的方便。博杜安说，就这一点而言，他可以给我答复。如果由于法国和日本之间有了事先协定，对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不予抵抗，那么当然也不会对中国军队的进入加以抗拒。我说这是个要点，因为它关系到中国需作准备的范围和性质。我很高兴能从博杜安先生处得到这样明确的答复。我问道，我是否可以把他的答复报告中国政府？博杜安作了肯定的回答。

外交部长说，他想要求中国政府从重庆发表一个声明，大意为：如果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认为这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军队将立即进入印度支那，以便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他说，这样一个声明，将有助于法国对日本的谈判。我告诉他，我将电呈重庆，向我国政府提出上述建议。

8 月 30 日我会见博杜安时，首先交给他一份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是根据博杜安自己的建议发表的，我并表示希望该声明能符合他要求的条件。博杜安说，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他在看过声明后说，这是一份明确的宣言，阐述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即将派兵进入那里。这一声明在与东京谈判中很有用处。

其次，我交给博杜安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说明中国对于法日间就日本要求让日军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所持的态度，还说明我对于法国政府对日军态度的理解。在博杜安仔细看过备忘录后，他说，备忘录提到他曾告诉我：如果法国人对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不予抵抗，那么，他们也不会阻止中国军队进人印度支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关于法国政府在日军登陆后无意相助或和它合作这段话，则是他未曾说过的。

他没有这样笼统地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法、日谈判仍在东京进行，当法国人拒绝了日本的一揽子要求后，谈判没有进展。但是要法国承担一项不帮助日本或不对日本提供合作的保证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同意了日军假道通过印度支那，就不能拒绝他们利用印度支那的铁路。

博杜安说，法国当然不打算与日本结盟，它一直在尽力应付由于日本的压力而造成的困难局势。事实上是，法国缺乏足够的手段保卫印度支那，它不得不抱着绝处求生的希望与日本进行谈判。但谈到什么地步为止，尚难逆料。问题不在于法国政府的意图如何，而在于日本坚持些什么。法国政府的意图是希望能够阻挡和驳回日本的要求。

我说，那可能仅仅是个希望，我也但愿如此。至于法国政府打算承认什么和拒绝什么，它应该自己作主，并且可以事先确定它的意图。我问他：难道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日本逼迫太紧，由于无力抗拒，法国政府打算向日本完全屈服？博杜安说，那倒不一定。他请求我在法国政府意图如何这个问题上不要逼他过甚。

我说，我毫无逼迫博杜安先生之意，但这件事情对中国关系重大，有必要知道法国政府关于日本的要求有什么打算。

博杜安说，他将研究这份备忘录，力争一两天后答复我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意图。并说，一俟谈判有了结果，他将立即通知我。鉴于过去发生的误解，我要求答复采取书面形式，并尽可能做到完整无遗。博杜安表示同意。

在那天前后，法、日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但随后会谈显然出现了破裂，这是我从我自己的情报来源听到的消息，而从法国外交部则一无所闻。博杜安尽管以前作过许诺，这时却没有正式通知我，9 月 3 日，我不得不坚持求见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为的是探听一些消息，和阐明中国的立场。

9 月 3 日下午六点一刻，我会见了夏尔—鲁。我说，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东京谈判早在上星期六（8 月 31日）就已结束。我很想知道夏尔—鲁先生是否能透露一些所达成协议的内容，特别是有关日本军队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内容，夏尔—鲁答道，他不大了解东京谈判的内容，还有待询问外交部长。

这时我告诉他，一小时前我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在印度支那的会谈已经破裂，日本人威胁将在 9 月 5 日从北面的广西省侵入印度支那。我问道，法国政府鉴于这个新的形势发展，是否准备抵御可能到来的日本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需要中国政府的合作？我提醒他，中国为了协助印度支那抵御可能出现的日本侵略，曾经多次表示愿意给予法国帮助。

秘书长说，他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在印度支那的会谈破裂的消息。他认为，可能我的情报比较迅速。他将立刻把我说的话通知正在参加国务会议的博杜安先生。

当我问道，我可以从谁那里听到答复时，夏尔—鲁说，如果博杜安先生仍然没有时间接见的话，我可以找肖维尔或他本人。

次日下午，我会晤了殖民部长莱默里。首先，我叙述了一遍我得到的消息和我与夏尔—鲁晤谈的情况。当我说起我曾问过夏尔－鲁，万一日本人实现他们在最后通操中的恫吓，法国政府将持何种态度，是否已决定进行抵抗时，莱默里打断我的话说，法国政府希望得到中国的合作。我说，如果需要，我乐于转告重庆。

莱默里说，我的情报完全正确，日本代表看来很不耐烦，想要恃强行事。日本代表声称问题已在东京解决，现在只需要执行协议。德古海军上将持不同看法，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日本代表准备提出将在 9 月 5日进攻印度支那的最后通牒。海军上将报告了情况，并说他已作了必要的部署，准备进行抵抗，要求政府作出决定。据莱默里部长说，国务会议已经决议，如果日本侵犯印度支那。就予以抵抗。这个决议已立即通知总督。

但因他这时收到德古海军上将的另一份电报，说日本代表在得到法国的答复后，要求恢复会谈。他已复电授权海军上将恢复与日本人的会谈，因为法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通过谈判来避免武装冲突。

我告诉莱默里部长，根据重庆收到的情报，东京谈判已经结束。经法国政府决议批准后，已于 8 月 31 日以换文的形式签订了一项协议。莱默里说，尚未缔结明确的协议。在东京确实就某些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但能否缔结一项协议，还要取决千在印度支那会商的结果。

如果实行这一原则的条件会侵害法国的主权，那就不能接受。此外，如果在这些条件上不能达成谅解，那么当初接受的原则也就失去作用。当然，他知道，法国在新遭战败创伤之后，无力应付另一场武装冲突。因此，为了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有必要做出某些牺牲。但是牺牲应有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法国不应屈从。无论需要做出何种牺牲，必须不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重大利益。为了这个理由，他以前曾要求总督，如有需要，应该做好一切必要的抵抗准备。殖民部长对我说的话再次表明他赞成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对日本采取坚定的政策，这与外交部的和解态度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我告诉了莱默里关于 8 月 23 日我和博杜安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提出了三个先前曾对籁伐尔提过的问题）和外交部长当时给我的回答。当我提到外交部长曾对我说，如果对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不予抵抗，那么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也不会遭到反对时，莱默里打断我的话说，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常识问题。我概述完毕后，莱默里说，他作为殖民部长，对所有三个问题可以给我同样的保证。

9 月 5 日我见到了博杜安。这次会晤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法国政府关于对日谈判方面的明确意图。

博杜安说，广州的日本占领军西原将军向德古海军上将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遭到海军上将的拒绝。于是酉原要求在 48 小时内签字，否则日军要进攻印度支那。海军上将答复道，在那种情况下，他将以武力抵抗日本的进攻。法国政府收到了海军上将的报告，决定抵抗可能发生的日本入侵，并且立即通知总督执行。实际上总督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妇女和儿童也从边境地区疏散。于是日本人撤回了他们的最后通牒，提议恢复会谈。这项会谈目前正在进行，但他不能预言是否会成功。他说，鉴于三天前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随时可能出现另一次破裂。

我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惯于以入侵相威胁，总督和法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挽救了局势。我接着说，根据重庆的情报，原则性协定已在东京签订，印度支那的会谈只是为了决定实施条件的补充性措施。博杜安说，协定的政治部分已经缔结。我指出，重庆曾了解到，于 8 月30 日或 31 日在东京签订的协定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分。

博杜安说，法国把政治部分看得很重要，提议只讨论政治问题，也就是日本应该对尊重印度支那的现状提出明确的保证。他说，法国曾拒绝在东京讨论经济和军事问题，但日本人一再坚持，作为妥协办法，法国同意在讨论政治问题之外也讨论经济和军事问题。于是签订了一项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原则性协定。但是，这个协定仅为法、日谈判的第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有关实施条件的第二部分。已经一致同意的原则是否能有任何价值，完全取决于对实施条件是否能达成协议。

博杜安还说，一俟印度支那的会谈结束，并签订了协定，他将立即告诉我这个协定的性质，或者他可能在签署之前，法国政府决定批准在当地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时，就通知我。

这时出现了相当令人不快的意见分歧。我提起 8 月30 日我和博杜安的谈话，以及他对我那天交给他的备忘录的评论，我还提到 9 月 4 日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令人失望的答复。我提请博杜安注意他在答复中的措词，特别是关于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的词句（人们当能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日本军队能不遭抵抗即进入印度支那，中国认为中国也应有同等权利派兵前往印度支那抗拒日军。我也曾为此问过法国的态度。）在博杜安 8 月 30 日的谈话中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提出异议。我拿出一份备忘录和答复的记录，问博杜安他究竟是什么用意。

博杜安看了一遍备忘录的有关部分，在看过其中一句“对这种局面的一切责任（即是否抵抗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应由法国政府承担”之后，博杜安说，“我同意这点”。但是他说，他不能接受下面这段话：即第一，中国政府指望法国政府向中国军队提供它给予日本军队的同样便利；第二，法国政府将不给予日本军队任何形式的帮助或合作。他说，这几点讲得过于笼统，因此他不能承诺，以免给中国的保证过于广泛，而这种保证是他未曾给过日本的。现在与日本的谈判仍在进行，尚未得到明确的结果。说到与日本军队的合作，也许需要在使用印度支那的铁路和由日军保护供应品的安全方面作出一些让步。他本不愿这样做，但谈判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对印度支那的蛮横进攻。假如作出一些小的让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应予以拒绝。

接着，我问他对于概括在备忘录中，涉及法国政府意图的三点声明的措词有何看法，博杜安说，关于第一点和第三点，也就是如果不反对日本军队进入，当然也不反对中国军队进入，和承诺不与日本结盟以对付中国，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他可以而且愿意再次向我保证；但他不希望把这种保证记录在卷。就军事问题与日本进行的谈判尚未结束，他不能肯定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因为还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完全改变局势。此外，法、中两国政府之间没有进行正式谈判，无需每事都采取照会的形式。

我说我理解部长的观点，但是我受本国政府之命向他提出的问题，对中国非常重要，所以我需要确信自己正确理解了法国政府的意图，而且也使中国政府不致产生误解，因为必须在这些保证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否则，我在我国政府中的地位将受到很大损害。

博杜安说，肯定不会受到损害，他准备重申口头保证，如果我希望的话，他甚至可以把保证内容如实写下来。但关于不反对中国军队进人这一点，他要略作修改。

随即，在一张纸上写了如下保证：1、如日本军队根据与法国政府的协议在印度支那登陆时，法国政府并不反对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

2、如发生上述假设情况，法国政府将不充当日本反华的同盟者。

关于第二点，不帮助或不与日本军队合作，正如他已经解释过的那样，他说他不希望束缚自己的手脚。他要对我做到完全坦白和诚实，因此他宁愿不给我保证，免得被迫做出与他自已的保证相反的事。

我说，按照他对备忘录第一点所作的保证，那仅适用于日军得到法国政府同意而进人印度支那的情况。我问他，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得到同意仍然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从而被迫派兵去到印度支那以防止日本的威胁，法国政府对此将持什么态度。博杜安说，倘若日本军队未曾与法国达成协议即进兵印度支那，他们将遭到抵抗。

因为政府针对西原将军三天前的恫吓已经作了决定。在那种情况下，法国政府有可能成功地抗拒日本军队的非法进入，并有可能决定不要求中国帮助。他说，无论如何，法国政府需要保留决定是否要求中国帮助和合作的自由，不能因为事前与中国有约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两天以后（9 月 7 日），我从一位法国朋友处得到的报告说，德古海军上将已与西原签订了一个协议，确定了执行法日东京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原则的细节，它允许日本军队经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报告说，海军上将曾提出一系列执行原则的苛刻条件，布吕尔将军预料日本人一定会拒绝那些条件，因为它们将严格限制日军的行动。但与预期的情况相反，日本代表接受了所有的条件和限制，这些条件为：（1）日军只限在海防港登陆，（2）登陆日军的总数不得超过法国和印度支那在东京（河内——译者）地区军队的三分之二，（3）上述军队登陆后，立即乘火车前往安沛——大致位于河内与老街的中途，火车不经过河内。（4）以安沛作为日军的基地，以便经老街进人云南；（5）划定从安沛至老街铁路线向东扩展约 30 公里宽的地区作为日军的军事区域，铁路线西侧以深陡的江河峡谷为界，（6）日本飞机只能在河东、水安和山西（?）三个机场着陆。

给我提供消息的那位法国朋友说，布吕尔将军建议，中国军队一俟日本军队登陆即应进入印度支那，但不要提前，进入的通道应该选定在河江和高平，中国人应事先把进入的目的通知当地的法国军事长官，以避免发生任何误会。他说可以肯定，法国军队不会反对中国军队的进入。

次日上午（9 月 8 日，星期天），我走访了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为的是尽可能核实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

一开始我告诉夏尔－鲁说，根据我的情报，德古海军上将已经和西原将军缔结了一项协定，确定了对于允许日军通过印度支那这个原则的实施条件。甚至有消息说，海军上将已经和日方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我问秘书长，是否能证实这个消息，如果消息属实，协定的性质是什么？夏尔—鲁说，虽然已达成协议，但尚不明确。双方所同意的只是原则性质的东西，仍须制订精确的实施措施。在这些实施措施得到解决之前，还不能认为协定已最后完成。

于是我告诉他，我了解到，德古海军上将曾经提出过一系列有关实施日军通过印度支那原则的条件，这些条件立即为西原将军所接受，现在他正等待着东京的最后批准。我问道，是否由于这一事实，他（夏尔—鲁）才认为协定尚未最后完成？我又补充说，我知道，原则方面的协定已经在东京缔结。秘书长说，这是事实，但双方同意的也只是原则性质的东西，还须为它制订明确的实施细则。

9 月 11 日，我接到重庆和河内明确否认中国军队曾越界进入印度支那的电报之后，我再次往见外交部长。

我说，看到法国报纸在星期五晚间和星期六早晨（9 月 6日和 7 日）发表的报道，断言中国军队侵犯印支边界后，我给重庆和河内都发了电报，从他们的复电中知道这个报道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统帅部已在重庆发布了正式的否认声明，我希望知道博杜安先生是否收到了有关这一报道的进一步证据。如果没有，中国大使馆已经准备好一份否认声明，我想送一份给外交部长过目，免得他阻止其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我还说，我正在把这个声明分发给各报。

博杜安草草看过一遍文稿后说，他不同意发表，因为这个声明指出那则报道是蓄意煽动和毫无根据的（该报道确系如此）。他不承认这个论点。法国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事前曾请他审查，他也已批准其见报。

我说，我了解这则消息来源于富尔尼埃新闻通讯社的一条电讯，但该通讯社是轴心国家的宣传工具之一，并且强烈亲日。博杜安说，他还收到德古总督一份报告，内容与这条消息相符。我问起德古海军上将报告的事件详情，博杜安答道，报告只对一人死亡、十人受伤表示惋惜，没有其他细节。

于是我又问道，这个报告是言之有据，还是仅仅出于德古海军上将的风闻。我怀疑这条消息很可能是从日本人那里散布出来的。博杜安说，他并不把这个事件看得很严重，因此没有要求详细的报告。我说，重庆和河内对我的查询都作了断然否认，而博扛安先生则说确有此事，这真令我感到惊奇。

博杜安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将电告德古海军上将进一步提供详情。我告诉他，如能这样，我很感谢，因为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实际上重庆和河内都曾通知我，正好与法国报纸上的消息相反，日本军队在 9 月 6日曾两次越过印支边界。博杜安说，那事不假，确有一千多名日军分成两股侵入印度支那，险些引起一场严重事件，幸亏现场的法国边防军官们保持镇静，这些日本士兵才离开印度支那回到广西境内，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事件。

因此我问道，为什么报纸上只字不提日本人侵犯边界，而对所谓的中国军队越界事件却在报上用大字标题刊出。博杜安回答说，这是因为在日本人的事件中，没有出现伤亡。我说，那仍然是入侵，而且发生过两次。

我对外交部长重新提起，当中国大使馆要就所谓的 8 月11 日事件在报上发表否认声明时，也遭到了法国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现在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每逢遇到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情，都不能在这里的报纸上发表。另一方面，报上却自由地发表来自日本的消息或有利于日本的消息，这确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而且也难以被认为公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竟能得到容忍。我进一步说道，这样做的理由除非是有意把责任楼诸中国，从而为外交部长与日本在东京达成协定，为正在印度支那谈判的最后协定，为法日协定所导致的日军登陆进攻中国这一系列事件，推卸法国应负的责任。

9 月 14 日，我走访了夏尔—鲁。首先，我告诉他，我受本国政府之命通知法国政府，中国统帅部已下令破坏滇越铁路位于中国境内河口地区的国际桥梁和隧道，以便阻止日本人对印度支那的人侵，并且排除日本要求派兵通过印度支那的主要借口。我说，中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实在出于万不得已，因为这意味着牺牲了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渠道。中国政府决定承担这种牺牲，首先是为了帮助印度支那抵制日本的武装假道要求。

其次，如果日本人声称他们的军队还可以利用那里的公路进攻中国，那就应该向他们指出，虽然在中国一侧的云南境内还有公路，但这些公路并不与印支境内的公路相通。如果日本人真要侵入云南省，他们可以从目前所在的广西省——例如从龙州西进。事实上这样做比较容易得多。如果试图取道印度支那进攻云南，则将走一段很大的弯路。

夏尔—鲁问道，被破坏的桥梁是否在滇越铁路线上，而不在通往广西边境的铁路线上。我说是滇越铁路上的桥梁。我接着又说，我要指出的第三点是，如果滇越铁路已被切断，并且缺乏与印度支那相连的公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仍然坚持要派兵通过印度支那以进攻中国，他们就不得不派出比法日协定所规定的数额远为庞大的军队，因为那时战争将沿着边界全线大规模地进行，并且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我还要提请法国政府注意由于外国军队大量集结而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些外国军队将在印度支那长期停留，并且需要分布于境内各地。我说，第四点，如果日军侵入印度支那，中国方面仍然愿意与印度支那合作，共同抗御他们，并且希望和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建立联系，以便研究联防计划。夏尔—鲁仔细记下了我的话，说他一定会把我的意见报告给部长。

那时，有人进来递给他一些材料，他向我道过失礼之后便看了起来。之后，他告诉我，那是一份驻昆明法国总领事送给中国当局的抗议信。信中提到中国政府夺取了滇越铁路中国境内一段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任命了曾养甫将军负责管理。他说，这位中国代表通知法国铁路当局，应当撤回他们的员工，在铁路沿线为他及他的工作人员准备办公室，并且不得使用铁路向印度支那方面运输货物等等。夏尔—鲁说，据他看来，这种做法未免过分。他当然支持总领事的抗议。他说，也许外交部将向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政府发出公函。

我说，虽然我尚未收到任何有关中国当局接管铁路的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鉴于印度支那严重局势的不断发展，才采取了这种行动，作为一项必要的军事措施。然而，我一定把他的话向重庆报告。

我要求一星期后再会晤夏尔鲁，于是我们约定在 9月 21 日上午见面。当我届时与他相会时，他首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我说，我有一些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他，据一封从重庆来的电报通知我，9 月 16 日，上海法租界军警向自 1937 年以来即被拘禁于法租界内的中国官兵①开枪，打死 8 人，打伤 22 人。我说，这是桩极为严重的事件，中国政府已向法国大使提出抗议，想必已转达法国政府。

我告诉秘书长，我国政府责成我促诸法国政府对这一严重事件引起高度重视，在保留为被害者要求赔偿权利的同时，坚决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对上海法租界当局下达训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仍在拘禁中的中国官兵的

① 即 193 了年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据守四行仓库留作掩护的一部分孤军，后退入法租界被解除武装加以拘禁。——译者安全，避免再次发生这类可悲事件。

夏尔—鲁说，他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也没见到任何谈及此事的电报。他马上找来了肖维尔，让他参加谈话。肖维尔递交夏尔—鲁一份电报，后者读给我听，说这份电报是驻在上海的法国总领事发来的。于是肖维尔解释说，有关租界的事务，总领事是主要负责人。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总领事没有把抗议转交法国政府。肖维尔还说，这是由中国被囚官兵所造成的骚乱事件，他们总数约为九百人，被分别拘禁于两个集中营内。

他所念的电报大意为：这些中国官兵为了准备集体逃跑，曾经搜罗、藏匿了大批棍棒。头一天晚上，集中营的看守得到风声，去那里搜查棍棒，但是这些被拘禁的人想要攻击他。于是他立刻召来军警维持秩序。后者在对空鸣枪示警无效后，被迫向中国人开了枪。据电报称，有 3 人被打死，7 人重伤，13 人轻伤。夏尔—鲁说，看来很清楚，这是个骚乱案件，法国当局被迫采取了自卫行动。

我说我收到的电报没有叙述详情，因此我不大清楚中国政府所了解的事实。肖维尔说，他将很快答复我刚才交给夏尔—鲁涉及此事的备忘录，并提供给我总领事的报告细节。我说，我将乐于收到这些细节，以便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查问，加以核实。但同时我也希望收到一份保证。保证这些被拘禁官兵的安全将得到保障，并保证立即下达训令，使这类严重事件今后不再发生。夏尔—鲁说，他将按照这个意思致电上海法租界当局，但他补充说，应该说卫兵也有保护自己免遭攻击的权利。

我接着说，关于在印度支那的会谈，我曾收到一份电报说会谈又发生破裂，西原将军、日本领事和日本侨民都已离开印度支那。我问夏尔—鲁，现在的局势怎样。

秘书长说，确实昨天日本人又提出了最后通牒。但他了解，日本领事和西原将军都未离开印度支那。根据他星期五下午（9 月 20 日）接到的电报，日本代表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会谈可能已经恢复。

在回答问题时夏尔—鲁说，日本人起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德古海军上将不能接受而予以拒绝。于是西原将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法方在 22 日午夜 12 点前接受日方条件。然而，现在日方似乎已改变主意，不再坚持接受全部条件。

应外交部长博杜安之邀，我在两天之后访问了他。

博杜安外长说，他请我会面，是因为现在已能告诉我有关与日本谈判的性质及情况，并告诉我已缔结的协定。他说，早在 7 月初，日本政府就要求法国政府准许日本军队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法国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但是宣布它准备参加在适当时机举行的谈判。谈判过程中充满了重重困难。一个跟着一个的最后通牒，强大的压力，军队登陆的恫吓，和侵犯边界的威胁（日本军队曾数次侵扰印支陆上边界），这些都表明，法国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只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才使日本人没有坚持他们的最初要求，那些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外交部长接着说，印支当局与日本人的谈判和法国大使与日本政府在东京的谈判同时进行。9 月 5 日，河内的谈判陷入僵局，会谈一直中断到 9 月 lS 日。嗣后会谈又有了进展，直到 9 月 22 日下午，双方才签订了协定。

即使在这个短暂的间隙中，达成协议仍笼罩着巨大困难。

他在 9 月 20 日晚上曾经彻夜不眠，苦思焦虑日本是否终于要对印度支那入侵。就在协定已经签订后的 9 月 23 日凌晨，从广西冲向印度支那的日军还和法国的边防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伤亡。他还不能肯定现在冲突是否已经结束。

他说，根据德古海军上将 9 月 23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发来的电报，谈到后者所签订的协定内容：（1）允许六千名日军只在海防一个港口登陆。运送日军在这个港口登陆的船只限定为每次一艘。 （2）允许使用三个机场； （3）允许一师日军为了撤退的目的，从广西进入印度支那经由海防撤走。他说，此外，由于法国人坚决要求的结果，日本人已经放弃进攻云南。因为曾向日方指出，滇越铁路有六十多件“艺术品”，即桥梁、隧道等险竣工程，加之地面山峦重叠，四周道路阻隔。因此，日本人企图从那里进入云南的任何想法都是鲁莽的。

外交部长要求我注意这一事实，即现在与日本人缔结的协定已经完全改变了事物的面貌。法国人曾经利用中国已在边界集结大批军队这一情况作为论据，说服日本人不要坚持他们原先的要求，因为法国如果接受了这种要求，就将立即导致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从而使它沦为战场，这是法国政府希望避免的。

外交部长认为，被允许进入印度支那的日军人数是如此之少，它不存在威胁中国的可能，他想起约在 15 天前，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由于与日本签订协定的结果而使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不遭法国人的反对，那么中国军队的进人也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抵抗。他说，他那时担心日本将坚持调派大批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但是现在整个局势已经改观，多亏法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和辛勤努力，才降低了日本的要求。因此，他要我转告我国政府，不要派遣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中国军队的进入只能使局势复杂化，并给日本人以增派军队的借口，从而使印度支那变为战场，

我说，我知道现在被允许登陆的日军人数比日方第一次要求的少，但是，尽管博杜安先生作了解释，我还是不能设想这个协定的结果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虽然其严重性也许比原先小一些。一个第三国，当两个邻国之间存在战争时，允许一方为了进攻另一方而派兵通过它的领土，这在国际关系上是史无前例的。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这个协定的行动，不能不被看成是对中国不友好的表现。我说，我对博杜安先生希望中国不要派兵进入印度支那的要求不想加以评论。但在所造成的威胁局势下，需要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应该由中国统帅部定夺。可是，正像我以前已经多次声明过的那样，我愿意借此机会声明，中国政府在应付此种新局势上，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

我还说，前些日子，我曾从我国政府接到习 11 令，如果法国政府终于与日本缔结一项准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以进攻中国的协定，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鉴于外交部长巳将这项协定的内容通知我，我不得不向他提出正式抗议。博杜安反复解释道，由于法国政府的艰苦努力，才成功地完全改变了局势，所以他再次敦促我说服中国政府，对派兵进入印度支那一举加以克制。我说，我一定把他的要求报告我国政府，但是我个人也要强调和重申一遍我刚才所发表的声明，其实这类声明我以前已经反复提出过。

经我建议并经重庆政府完全同意，由我草拟了一份抗议书，呈请外交部审定。经王宠惠外长核准，要我尽快送出：

中国政府获悉，法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直接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并通过印度支那当局与日本驻河内代表，已缔结协定，规定日军可在印度支那登陆及自由过境，并规定日军可使用港口、铁路、机场及其他设施，借以进攻与印度支那接壤之中国西南地区。1940 年 9 月 23 日，法国外交部长在与中国大使会谈中，亦对缔结该协定的主要各节予以证实。

中国大使馆以往曾有幸通过中国大使，多次与贵国外交部长会谈，向法国政府反复提出书面及口头警告，中国政府鉴于日本在过去三年间不断以其武装力量侵略中国，虽经考虑外长阁下所作之解释，仍认为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上述协定之行动，不论中、日之间已否按国际法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均构成法国方面严重违反中立义务并公然违反条约规定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似此实系敌视中国之行动。中国大使馆奉中国政府之命，以中国政府名义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通知法国政府，中国政府对日军出现于印支边境附近及利用印支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并声明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均应由法国政府负责。

我迅即于 1940 年 9 月 25 日将抗议书送交法国外交部。

第五卷 二度使英（ 1941.7 — 1946.7 ）

第一章 使英初期(1941 年 7 月—1942 年 10 月)

第一节 五大问题

1941 年春外交部来电称政府拟调我至伦敦接替郭泰祺任驻英大使。虽说我国政府要我尽快前往伦敦，但我决定还是先去葡萄牙一行，直到 4 月份（?）才收到了英国政府的答复。答复当然是赞同的，但拖延了如此之久，说明我当初决定留在里斯本等待，而没有匆忙前往伦敦是完全得当的。

一、英国的战争贷款

使英期间我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战争贷款问题。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中两国不仅是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两国也宜战了，因此中、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同盟国。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作为在争取民主事业的伟大斗争中美国同中国共同合作的象征。事实上，卢沟桥事变以后，在美国，同情中国杭战的浪潮十分高涨，舆论纷纷要求国会和罗斯福政府尽量帮助中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扰战一向都很同情，办成了这笔五亿美元的援助。

中国和美国要求英国同样对中国作出同情和友好的表示。不久，英国政府宣布打算向中国提供五千万英镑援款。1942 年 2 月 2 日，艾登打电话给我说，内阁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给中国……五千万英镑贷款，并以租借形式拨给军火和军用设备。

这一决定是同华盛顿协商的结果。显然罗斯福总统运用了他对邱吉尔的影响，使邱吉尔不仅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而且要在美国宣布五亿美元贷款的同时予以宣布。

这一公告成了此后多次谈判的主题。它引起了中、英两国间的不少误会和争议。我去伦敦时的愿望之一，便是希望英国能向中国提供一些财政援助。实际上我已同艾登会谈过好几次。他说歉难履行诺言。英国想帮助中国，但是力不从心。在这类问题上发表一项声明，无非是表明英国愿意站在美国一边。

艾登说，即使英国马上提供五千万英镑，中国也无法充分加以利用。因为大家知道这笔贷款是用来采购英国货物的。当时欧战方酣，中国所需要的许多物资，英国根本无法供应。因此他认为贷款的数目应减为一千万英镑。对这种削减，重庆不能同意。我设法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艾登说的数目增加到二干五百万英镑。即使这样，我完全理解我们也不能全部利用。因为艾登明白表示过，这笔钱是作为信贷用的。中国需要哪些东西，英国能够提供哪些东西，都需研究和调查。这个问题直到 1944 年 5 月 2 日签订协议书时才得到处理。五千万英镑数字未动，但对使用这笔信贷的办法作了详细规定。

二、滇缅公路

第二个问题是滇缅公路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棘手，特别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快。

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后，自由中国实际上已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况。物资和军火的输入，最初依赖印度支那这条孔道，一切物品都要用汽车或火车从海防港经陆路运至中国内地；但是法国很担心这样会冒犯日本，因此一再关闭这条通道。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更为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看到必须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要使中国能够继续对日作战，就必须建立一条通往重庆和中国西部的可靠通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办法就是开辟淇缅公路。由于美国施加了压力，英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但等到实际执行之时，却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意见。英国人说，首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这条路；第二，在这种山区修路，要耗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中、美、英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为此进行了多次商讨。

最后，在中国的推动下，美国作出了一项决定：由美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借以配合中国的劳力。结果证明，筑路之举绝非不可能，实际完工时间比预计的要短。1943年全线竣工。

滇缅公路的建成，是很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的支持。从此，大宗作战物资经由这条公路源源运进中国。但是它却使中国对英国留下了长期的不满和不信任感。

三、香港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香港问题。中国无时不在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我到伦敦任职不久便接到训令，要我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我首先试探了一些其他人的看法，我发现英国人都能正确理解中国收回香港的愿望，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他们公开对我说，香港理应归还中国。

我跟邱吉尔长谈过几次。他说他不反对归还香港，不过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等到战后再说。他说英国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也就是说，对诸如养老金制度的延续，治理香港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某些公共财产的照顾，私人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作出具体安排。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英两国为了再次表明对华友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同日本烤和，因此提出了终止在华抬外法权，同时缔结新约，把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审理各该国籍公民的权利交还中国。我到重庆时，英国大使同外交部的谈判已经开始，同美国的谈判也正在华盛顿进行中。华盛顿、重庆两地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都通知我。不久，华盛顿的谈判即告圆满结束，只待确定签字日期。

记得是在 12 月间，中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触礁了。

礁石就是香港问题。原来订在 1943 年 1 月 l 日签约，但到 12 月中，外交部告诉我说遇到了麻烦。条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复香港，委员长不同意签字。结果，延至 1943 年1 月 11 日才签署。中英条约在重庆签署。中美条约也于同日在华盛顿签署。

四、印度独立

印度问题成了我国同英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独立问题，印度国内骚乱四起，委员长对这一情况的后果极为关切。在战争中英国政府要求印度给予合作，这显然是印度方面可用以讨价还价的主要筹码。委员长也深深感到，为了取得印度人民的真诚合作，英国人必须同印度人和解。然而英国政府似乎不以为然。尽管我国政府协同印度领袖们努力促使英国采取开明政策，但是邱吉尔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决心采取镇压政策。这一决定是艾默里在 1942 年 7 月 22 日转告给我的。

委员长对英国政府的决定当然不满。8 月 12 日，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一电，要我转交给当时正由华盛顿回英述职的哈里法克斯勋爵。宋是中国政府名义上的外交部长，他出国期间一切均由委员长兼代‘电报的内容是对英政府就印度问题所作决定的意见，措词极为强烈。

重庆决心由中国报界对英国的对印政策采取强硬路线，并为此给中国派驻欧洲的新闻代表们发了指令。据外交部来电，委员长已亲自将中国对印度问题的官方观点通知了英国大使。

印度领袖对中国支持他们的独立运动非常感激。尼赫鲁本人 1943 年曾亲自到重庆访问。他对中国政府同情和支持印度摆脱英国以求光复的运动感到高兴和满意，但他本人对中国的政局感到失望，甚至私下里还持批评态度。例如他对一位英国朋友说过，他在这里看到的无非是另一个独裁者；政府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

然而，中国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尤其是委员长个人的一片热忱，则是诚挚而坚定不移的。委员长对这一运动抱有至诚的希望。后来他为了表示同英、印在世界自由运动中团结友好，并作为世界反极权民主阵线盟国之一的首脑访印时，决定向当时身陷图圈的甘地先生进行礼节性拜访。由于英国人千方百计阻挠这次拜访，而委员长则坚持要去，几乎形成僵局。最后总督提出把甘地由狱中解至加尔各答，以便委员长个人与他会见，这才解决了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已经进步了，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已被公认是各民族有权实现的自然而合法的目标。印度问题很复杂，罗斯福也曾力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和交还香港。从邱吉尔对罗斯福的答复中，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邱吉尔的政策，个人意愿和政治信条。

据说，邱吉尔的答复是：他不能当清算大英帝国的英国首相。

我国政府同英国政府间为了印度问题函电往还，交涉频繁。委员长同邱吉尔间一封封连篇累犊的电报都是由我这个中国大使传递的。我曾多次收到明确的训令要我迫使英国同意印度独立。艾登同邱吉尔采取的是同一个立场，就是说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时间要在战争胜利以后。他建议我去见邱吉尔本人，他说，只有首相才魂作出最后决策。1944 年下半年，我同邱吉尔在唐宁街 10 号，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人你来我往，各抒己见。我一个接一个地摆出了我国观点的各种理由，并论证说，英国那怕是作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各国的人民带来莫大好处。

邱吉尔要我请委员长相信，他说以下的话是十分诚恳的，就是。他懂得这个问题困难在哪里，一侠战争取得胜利，他一定要首先处理这个问题。眼下首要的问题是打仗，不仅对英国是如此，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盟国应当齐心协力打底这场战争，而不应提出任何可能分裂它们或削弱它们间合作的问题。邱吉尔要我告慰委员长，他也时时惦记着这个问题，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他说他本人没有要在战后使印度保持现状的想法，他知道政府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不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于是据此向委员长作了详尽的报告。我认为这份报告很起作用，使委员长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了。

五、作战方针

最后，我对全盘作战方针向题也很关心。在这个问题上，重庆和伦敦间的鸿沟也很深。英国的方针是坚持先将欧战进行到底。邱吉尔认为只有西方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才能有效地在太平洋作战。委员长则认为应像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尽快把日本打败，如果集中力量打西线，则中国有崩演之虞。华盛顿政府虽然没有百分之百地接受邱吉尔的方针，但它终于同意执行邱吉尔的方针，而又不完全置远东战线于不顾。换言之，看来美国已决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同时又给中国一些帮助，使中国得以支撑下去。

这个折衷方案也遇到过一些困难。美国经印度运往里庆的武器弹药一再在印度受到拦截；英国人把东西扣下来供自己军队使用。这种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既无助于重庆、伦敦间的谅解，也不可能改善两国间的关系。

英国认为要在这一地区顶住日本主要是靠英国，而不能指望中国。中国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如果没有外来的领导，中国的战斗力也不起作用。它认为这种领导理应来自英国。看来罗斯福同意了邱吉尔的看法。因此，不仅中英两国间不断产生摩擦，中美两国某些人士也都对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表示不满。对日战争，实际上是在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之后才全力进行的。

第二节 初期概述

一、珍珠港事件前夕几个主要

国家政府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谈一下我在 1941 年 7 月初抵达伦敦任职时英国人的情态。当时，尽管日本推行侵华计划已达十多年之久，可是英国和美国一样，仍然同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英国官方对日本的态度十分审慎小心。至于民间，除了一些工党和自由党人士外，人们普遍对远东战事不甚了了，漠不关心。

1941 年夏，我到伦敦就职时，正值历史重要阶段。

在未来的同盟国之间和在美日之间同时进行着头等重要的会谈。使我感兴趣的是英国人对西方首脑的一次特别会议，即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大西洋中部举行的会议的反应。《大西洋宪章》就是在这次会谈后产生的。

1941 年 8 月 8 日，我出席了卡姆罗斯勋爵在摄政公园举行的午餐会。他是《每日电讯报》和《晨邮报》的东家，也是英国报界两、三位杰出领袖人物之一。大家入座后，他宣读了一则电讯，据称这是当日下午三点即将由艾德礼宣读的广播电讯预发稿。该电讯中载有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大西洋某地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座中一位客人说：“美国并不是交战国，却参与签署了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真是咄咄怪事。”

美国发现自己在多事的太平洋地区越陷越深，似乎急于同日本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避免公开冲突。为改善两国关系，主动提出谈判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分歧。

华盛顿看出了日本的最终企图可能不仅仅是占领中国，而且还要越过中国，把战火烧到菲律宾以至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即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说的日本统辖下的“大东亚共荣圈”。

于是，日本把驻布鲁塞尔的来栖大使派到华盛顿。

此人向以对西方友善著称，他的夫人是美国人。他的助手是日本海军中将野村。野村曾任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他在美国，特别是在军事部门颇结识了一些朋友。

中国对这次美日谈判既寄以希望，同时也不无隐优。中国希望看到美国在尊重中国的自由与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等一些基本原则上立场坚定。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使日本恢复理智，谈判终于开始了。但一切都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9 月 3 日，我收到一份秘密报告，美国已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日本准备撤出一些部队，但不是全部；美国还向日本提出撤走它在印度支那的部队。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解冻日本在美资产，保证经济合作。但是，日本提出要一笔贷款，作为维持远东现状的交换条件，并且要求美、英不得进一步加强各自在远东及太平洋的力量——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日本。

英国为了保留它在亚洲的领土利益，非常急于同日本达成妥协。实际上，它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竭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害怕日本的不仅是英国，苏联也害怕，因为当时苏俄刚刚遭到德国进攻，需要同德寇作生死存亡的斗争。

我曾和苏联派驻挪威、波兰等各盟国政府的大使鲍格莫洛夫先生谈论过此事，他很关注日本对苏俄的态度，并怀疑他的国家还能贡献多大力量来阻止日本的进攻，因为当时苏联迫在眉睫的危险是在欧洲战场上。

二、美国参战

1941 年 11 月底，一些来自可靠方面的报告使我感到美国方面已放弃了寻求权宜解决的作法。但是，12 月 2日我在英国外交部同艾登谈话时，这位外交大臣还不敢肯定美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的夜晚是令人难忘的。那晚我出席了一次举行得较晚的夜餐会。午夜时分，郭秉文参事打电话告诉我，英国广播公司宣布日本大举进攻檀香山和马尼拉，同英、美打起来了。消息实在令人振奋。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此事到头来可能对中国是件大好事。

194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三点，邱吉尔首相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他颂扬了中国的英勇抗战和伟大领袖蒋委员长，对此，下院两派一致热烈鼓掌。李—史密斯首先代表反对党发言支持首相的声明。霍尔一贝利沙代表保守党发言，也表示支持首相声明。当他讲到美、英、苏现在结为一体，共同打击侵略者时，至少有十几个人喊道：“还有中国。”于是他赶紧补充说：“还有中国。”

12 月 8 日下午 6 点 30 分，我从广播里听到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文告，要求对日宜战。

他讲话的声音激昂异常。从国会大厅响起的阵阵掌声中就可以感到美国人同仇敌汽、坚决对日的强烈感情。罗斯福总统说，珍珠港遭受的损失要比最初估计的惨重得多，实在令人心情沉重。

转天中午，有消息说英国最新式、最有威力的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被日本飞机炸沉。我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军部的人也不理解这两艘战舰怎么会被打沉，特别是“威尔士亲王号”装有特制的厚甲板，至少经得起六次直接打击。但是，《新闻记事报》记者文森特·希思在费城却报道说，美国在珍珠港损失的军舰比英国在开战以来损失的全部军舰还要多。

12 月 11 日，希特勒对美宣战。使馆的王先生听了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说，希特勒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罗斯福身上。那天早晨，轴心国缔结了军事联盟协议，保证共同向美、英发动战争，但只字未提苏联。

三、太平洋战争初期

我就任驻英大使时，从欧洲到远东的整个局势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法国在日本坚决要求之下，刚刚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把印度支那的两个省交给泰国，并且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建立基地。这就使日本俨然变成了印度支那的真正保护者，而其最终目的却是还要控制泰国。到 1941 年冬，日本已在东南亚牢牢地站住了脚跟，于是便发生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紧接着又人侵菲律宾。尽管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美军曾力图抵抗，但菲律宾终于还是陷落了。这样一来法国和美国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作为，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英国人完全明白远东局势的严重性。1942 年初，情况变得已很明显，英国在远东就要成为下一个遭到进攻的国家了。日本掀起了一场反英宣传运动，其目的显然就是为消除英国在亚洲的势力作好准备和寻找借口。

尽管英国人对亚洲了解有限，而且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欧战，但是中国的长期抗日还是越来越受人钦佩。英国政府官员和公众领袖对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大加赞扬。例如，邱吉尔 1 月 27 日在国会开始进行战争问题的辩论时，就热情地称颂了中国和蒋委员长。

马来亚及其重要属地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防御堡垒及其在亚洲海上力量的标志，如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两艘英国战舰在马来亚沿海被击沉以后。这一惨剧是日本对新加坡发动进攻的信号。英国原来预料日本会从海上进攻新加坡，结果他们采取了取道陆路从后方进攻的战略。不过几天，即 2 月 15 日，新加坡就不战而降。英国人实有兵力七万，但他们显然自认为不足以与日本侵略军一战。

这次大败显然使英国政府和人民更加佩服中国人民的抗日持久战了。布雷肯告诉我，邱吉尔访美回国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四年半的抗日战争。邱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巨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人更为绕勇善战。

使馆武官唐宝黄上校向我报告了英国人多次拒绝接受中国自愿帮助防守马来亚和香港的情况。中国方面只要求英国在马来亚和香港分别为中国的军事调遣提供海空支援。拿香港来说，英方的答复是香港可以长期固守下去；可是等到香港遭到进攻时，香港总督和司令却派了一个代表到重庆紧急求援，而他们却依然拒绝为中国部队的调动提供海空支援。唐上校还说，1941 年 1 月以来，中国曾经反复提出派部队到缅甸去帮助保卫滇缅公路，但是英国当局一直加以拒绝。甚至在中国政府提出派部队去香港时，魏菲尔还坚持要把部队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九龙附近的一个地区里。

当然，如果英国人没有拒绝提供必要的海空支援，如果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条件，而中国当真派一 r 部队去香港、缅甸，是否就能防守得住，这也很难说。然而，谈判的性质和未达成协议的事实，都清楚地说明英国人对中国的友好合作精神，还没有理解，也没有领情。

关于成立作战委员会的考虑意味深长地反映出盟国在亚洲的军事形势有多么严重。作战委员会这个国际组织是澳大利亚为了便于各抗日力量间进行磋商和协作而倡议的。但是在着手实现这种理想，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时则不无困难和稽延之处。

英国政府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自治领经过协商认为应该邀请中国参加这一拟议中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作为成员国之一。2 月 24 日，邱吉尔在下院宣布中国已接受邀请参加该委员会时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蒋介石委员长并以中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身份任命我为中国驻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代表。

失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3 月 7 日，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了巴达维亚驻军撤出后被日本人占领的消息。下午六点，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条来自万隆的电讯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发出消息，即日起暂停业务，以待时局好转，再会。女王万岁！”

香港失守后，英国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防守缅甸。但是这种企图几乎一开始就夭折了。日本拿下仰光后，委员长曾提出缅甸英军余部归刚委派去的指挥中国部队的史迪威将军统一指挥。但伦敦却不以为然。3 月 24 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开会，邱吉尔报告了英美两军实行合作的困难倩况，并宣布他断然拒绝委员长关于建立联合司令部的建议。

日军的推进迫使英军不得不放弃曼德勒和腊戍，撤至印度。在该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因无法向东北方向撒回国内，只得随英军行动。中国方面对缅甸失守指责英军指挥不当；而英国方面，特别是军方，则设法对此败局轻描淡写，并授意英国报界贬低中国军队的作用。这种态度当然不利于增进双方政治、军事首脑的感情和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连日本也都知道了当时中英关系的状况。日本企图用提出烤和以结束侵华战争的办法，来进一步加深中英间的鸿沟，并在 3 月下旬发表了和平条件的概要。据报道，日本所提的条件是：（1）日本承认重庆政府；（2）日军占领某些港口，但撤出所有省份；（3）双方均不索取赔偿；（4）建立日中关税同盟；（5）建立中缅联盟，确定仰光为自由港，以此补偿日本占领中国某些港口的损失；（6）中国退出盟国；（7）一旦发生日苏战争，中国采取中立态度；（8）中国北平、南京两政权实行政治联合；（9）中国接受所谓“亚洲新秩序”。这项解决办法如果实现了，中国各海域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日本的内海。

不过中国在印度洋上将会得到一个出口。

英国和美国焦虑中国会接受日本的条件；而蒋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则是下定决心，继续抗战，直到取得共同的胜利。实际上，中国人还在孤军扰日的时候，日本人就不时设法诱使中国停止抵抗。现在中国既然已经成为西方列强的盟国，就更没有理由答应同日本谈判了。何况日本人认为合理而温和的条件，在中国人看来则是远不能接受的。

说起如何看待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的相对重要性上的分歧，英国人坚决主张将盟国军事力量集中投在欧洲战场上，这种主张最后赢得了美国的同意。这就在中英关系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尽管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出力帮助中国，给中国送去数量有限的作战物资，并派美国空军给中国运送军需品。这些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措施，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它根本满足不了中国战场的全部需要。这就在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官员们思想上激起了极大的失望和不满，这种情绪特别是针对着英国对亚洲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中英关系不断恶化，使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英国贷款问题仍在干扰着中英关系。英国财政部一位名叫阿瑟·韦利的代表告诉我的财务参事郭秉文说，多子一千万英镑的钱，英国拿不出来。外交部璧约翰爵士说，委员长在和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爵士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中国只希望把这笔贷款当作一种象征，就像一幅字画拿来挂在墙上看看就行了。然而，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却要个没有完，真是永远也满足不了。他表明，英国方面，已无让步余地，英国实际上无力多给。

关于贷款问题，我国政府不久以后就决定暂时放下不提。到了夏天，我接到委员长的密电，指示我再不要向英国人提贷款的事，也不要向他们乞求任何援助。他说他认为不可能再指望英国政府对贷款问题给予优惠的考虑了。在这方面，他说得对。事实上，在我接到电报的第二天，又收到了艾登关于贷款问题的复信。果不出预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继续在英国公众中唤起他们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关心。7 月 7 日援华运动委员会在金斯威大厅召开大会。我是会上的主讲人。这一回是卢沟桥事变五周年，到会的有英国政府代表，有议员，还有土耳其大使，娜威大使以及美国、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和自由法国的代表。那真是个难忘的大会。我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我的话一结束，拉斯基教授提议大家鼓掌表示感谢。而且，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又加上一句说：英国应当把香港交还给中国。金斯威大厅的会议促使英国政界和社交界的某些团体另立新的援华组织。

7 月 9 日自由党领袖戴维斯勋爵来访。他告诉我援华运动委员会太“左移了，代表不了英国人民。接着，一个名为“联合援华基金会”的新组织诞生了。7 月 29 日在伦敦市长官邸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由伦敦市长主持。

许多知名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夫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邱吉尔夫人、克里普斯夫人、苏联大使迈斯基和外交大臣艾登。到会者约四百人，听众和援华运动委员会开会时迥然不同。艾登作了主要讲话，他宜布国王和王后捐赠一千英镑。这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简短致词，并致以谢意。讲话结束时，我宣读了蒋介石夫人发来的贺电，这是我建议她拍发的。

本来要请艾登夫人担任基金会的主席，后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夫人在大家的劝说下，接受了主席职务。因此，是她在指挥这个组织的活动。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不断设法改善英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恶化。于是我在 8 月21 日给蒋委员长发出一份电报，建议他在三个月内采取观望政策。在此期间我们尽量不要伤害英国人的感情，也不要做危及中英关系的事。

四、回国述职和接待英国国会访华团鉴于我国政府同英国的关系变得如此尴尬，我考虑最好还是回重庆一趟，亲自向蒋委员长报告，商讨各项事宜。委员长同意我回国，但回国日期要稍后才能确定。

拖延此行的原因是英国当时正拟派出国会友好代表团访华，以期改善两国关系。外交次官理查德·劳同我讨论派遣访华团的想法。我当即给予支持，只是建议应由蒋委员长以中国政府的领袖和最高作战司令官的身份出面邀请。这个建议获得了同意。接着，我便向委员长请示。他很快复电表示十分乐于发出邀请。于是，我于 5月 1 日将此事通知了劳。正式邀请书按时发出。

英国向中国派遣友好访问团，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新主张，受到了中国的热烈欢迎。9 月 10 日，议会正式宣布此事。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为此再次致电委员长，请准我赶在访华团到达前几天回国。除了报告和商量中英关系这个总的问题外，我还要帮助筹备接待访华团的工作。我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9 月 22 日，我在使馆设午宴招待访华团。来宾除访华团四位成员艾尔文、泰茀亚、卫德波和劳森外，还有外交大臣艾登、上院议长约翰·西蒙、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和约翰·沃德洛—米尔、诺埃尔—贝克、尼尔·马尔科姆将军等人。在我致欢迎词，艾尔文致答词后，艾登发表了极精采的演说。他说，访华团将让中国人了解英国在战争中所作出的努力，并把中国人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带回来转达给英国人民，他隐约地提到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说我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促成派遣访华团。他夸奖我是个理想的大使，他向我祝酒，把我称为“英中友谊的主人”。

访华团的组成堪称理想，在我看来，它很能代表英国人民：两名保守党议员，一名自由党议员，一名工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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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归国阶段(1942 年 10 月一 1943 年 3 月)

第一节 与国内领袖们的谈话和为争取支持中英结盟而奔走

由伦敦到重庆，费时近两星期，于 10 月 14 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到达。时间所以如此之长，是由很多情况造成的，由此可见战时旅行之难。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按照安排我去拜访委员长。我向他汇报了英国的情况，英国对中国的打算以及对中国政策的态度。委员长认为英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很小。他告诉我，劳克林·柯里先生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了重庆。他还向我讲了他所认为的英国政府希望我尽快来重庆的真实原因。

10 月 23 日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项建议，邀请我做关于英国及欧洲形势的报告。我立即去见主宠惠和他商昼怎样报告。根据我对战后英国重要地位的估计，我向他概述了我对印度问题及将来采取何种对英政策的看法。

总的来说，他支持我的看法。他对我讲，劳克林·柯里出使重庆的真正目的是执行罗斯福总统的使命，调和中英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我在前面说过，在涉及战争的许多问题上，重庆和伦敦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使罗斯福总统深感不安。

10 月 26 日，委员长设宴招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使我感到惊喜的是委员长向前来赴宴的参政员表示欢迎后，提到了宋子文外长和我在国外竭尽全力工作以改善中国的外交关系。他特别指出宋和我为了中国的抗战一直在寻求国外援助，他还要我们两人讲话。当时适逢伦敦和华盛顿同时提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这自然使人异常振奋欣慰。委员长对英、美这一表示当然格外感到高兴，因为那时宋外长在外，委员长负责外交部的工作。

后来我又一次会见了王宠惠，向他阐述了我的观点。

我主张中、美、英三国结盟，以作为战后重建世界的核心，也作为中国国内建设的保障。我向他指出，防止英国倒向日本一方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在促使中、英结盟这一问题上，他并不积极。

这是重庆人士十分普遍的观点。只有孙科、白崇禧等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同我的观点相当一致。

在同一天，我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一个会议。会场里挤满了人，很多人没有座位，站在那儿。我讲了一个小时，比我预计的时间要长。然而，我的讲话很受欢迎。

除了参政员以外，包括委员长在内的政府要员也出席了会议。委员长建议对物价实行管制，在请我讲话之前，宣读了一个草案。

10 月 25 日，具有外交部长名义的宋子文从华盛顿回国。26 日我们交换了有关英、美局势的情况。一周之后，即他向国民参政会汇报后的两天，我和他就外交政策又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向国民参政会做的报告使我对他的观点大致有所了解。在报告中，他曾经强调了一些对英国不利的论点该例如，他认为美国完全有可能在欧洲和远东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英国对此持相反的观点。

宋在报告中说，印度拒绝了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的建议后，美国的观点起初对印度的独立事业是不利的。

但是，继印度国大党领袖被捕、邱吉尔和艾默里在英国议会上发表讲话，英国对印度人民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后，美国的公众舆论转变，开始对印度人民有利。先前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和亲英分子开始反英了，并声称美国决不应为维护大英帝国而战。

我对宋说，我相信美国比英国更渴望中英结盟。宋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会从我建议结成的这个联盟中得到任何好处。他认为，相反，这个联盟会破坏中国在亚洲小国中的影响。但是，我为中英结盟力陈了三点理由。第一，虽然我们并不期望英国会给予我们大量援助，但是，在盟国取得战争胜利后，由于英国的海、空军力量，以及它的驻世界各国使馆所采取的总的政治和外交策略，它仍然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实力。我说，最好不要让英国在战后与日本打得火热，并倒向日本一方。第二，我认为，英、美合作和团结一致是符合整个世界的总利益的。我们应该力争结成美英中三国联盟，在战后的世界中起主导作用。中英两国之间的纠纷将妨碍这个目标的实现，我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被迫从英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盟友，它定会选择英国。第三，中英结盟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世界上作为大国的地位。由于只有美国认为中国是大国之一，所以，中英结盟是很必要的。为了阐明第一点理由，我说，战后日本人很可能会同苏联携起手来共同与英、美集团对峙、如果我们能在两个集团互相对杭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将是有利的。然而，宋对此看来并未信服。他说，美国认为我们是在它的保护之下，它希望我们支持美国，不希望我们太靠近英国。他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我们和英国的纠纷，并通过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来改善两国关系，但是不要结盟。10 月 31 日，在委员长的官邸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就英、美两国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签订条约一事进行了讨论。这个会对我颇有启发，它使我对与会的不同人士的态度有所了解。我发现人们普遍对英国持有歧视态度。讨论是围绕着中国与英、美两国的条约草案展开的。

在讨论英国条约草案时，大家提出了收回九龙租界问题。

尽管此问题明显地与香港问题紧密相关，大家还是普遍赞成向英国提出此问题。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我指出，这个问题可以在以后单独研究，否则，研究这个问题将要花费很长时间，致使条约问题的讨论受影响。再说，西藏问题是个复杂的，涉及面很广的重大问题。但是，委员长却主张立即提出此问题，他担心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会出现困难。

在重庆期间，我进行过多次讨论并出席了一些高级会谈。我的目的当然始终是要消除造成中英不和的根源。

虽然中英结盟在短期内希望不大，但是我仍然希望为此铺平道路。

11 月 3 日下午，我应蒋夫人的邀请与她共进茶点。

我问蒋夫人，依照她的意见，在中英两国关系问题上有哪些主要障碍需要排除。她说，英国人基本上没有给予中国援助，连一架飞机都没给过。蒋夫人说，印度问题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给我讲述了她随同委员长访问印度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那里的英国人似乎不知道正在进行着战争。缅甸沦陷后，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更为强烈。从缅甸逃出的印度人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饿着肚子跋涉。当印度的慈善家要派出救济人员前去救助这些难民时，却得不到许可证。

当我建议她考虑接受邀请访问英国时，她说，如果她去英国，她一定坦率地向英国王后和邱吉尔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是不会理解她的，我说，英国王后是一位既有同情心又很开明的王后。邱吉尔虽则可能会直截了当地反驳夫人，但即使如此，我想他也会理解她的，他会赞赏她明辨是非的勇气，并为此会更加钦佩她。她的谈话最终定会对他们有所触动并收到效果。她说，不，最好还是由我以外交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她又补充说，英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英国不应该再以旧日那种家长式的、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她要求英国和中国打交道时改变以往的态度。她特别强调这一点，说话时很激动。

我拜访了陈布雷，他说，委员长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参政员们说，他的作战方针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主张组成一个包括所有盟国在内的攻守同盟；第二，必须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盟军统一司令部；第三，应该向我们的共同敌人全面宣战。蒋在报告中说，第一点已经实现。第二点被搁置起来，这是因为英国拒绝，故而迟迟未能决定；至于最后一点，蒋认为，迫使苏联对日宣战是不妥当的，苏联正与德国作战，它不愿对日宣战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苏联的这一政策和态度对中国并不一定是不利的。

11 月 23 日，我和委员长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又一次弓熨周了中美英三方结盟以作为战争胜利后必定出现的新形势中的核心力量。除非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否则就有陷入孤立状态的危险，而孤立中国则正是日本所要做的。中国所处的地位可以使自己成为英美集团和俄日集团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国对印度摆脱英国的侄格、争取独立的愿望自然表示同情，而中英恢复友好关系将有可能影响印度对中国的感情。但是，我指出，就印度领袖而言，对此产生疑虑的危险不大。即使有疑虑也不会对国际局势有多大实际影响。印度必将在适当的时候取得独立，而中国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争取战后有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休养生息。壮大自己的力量，因为，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在国际会议上说的话才会有份量。我说，中英“结合”是十分有益的，美国可以充当“媒人”并提出这一建议。这样美国就会从道义上负责并以保证人的身份支持中英联盟。

委员长本人表示赞同结成三方联盟，但是，他认为最好由英国向美国提出建议，而不是由中国要求美国提出建议。看来，委员长已在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又一次表示他非但不反对而且十分赞成这一想法。他要求我在陪同英国国会访华团访问昆明归来时再与他商讨此事。

第二节 英国国会访华团访问中国

1942 年 11 月 10 日英国国会访华团到达中国，准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成员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据回忆，代表团成员有艾尔文勋爵、泰弗亚勋爵、卫德波上尉和劳森先生。代表团的成员分别代表英国三个主要政党及议会上下两院，他们被选为代表团成员主要并非由于他们具有显赫的地位，而是由于他们性情善良、和蔼可亲，特别适合从事友好活动。他们对具体问题并不囿于成见。他们带来了乔治国王、邱吉尔、艾登和其他领袖们致国府主席和委员长的信。代表团的真正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在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如何抗击日本的。它的任务是转达英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和寄予的同情，与此同时研究中国的局势。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友好访华代表团。

到达重庆后的头几天，代表团受到了中国政府当局和许多个人的热情欢迎。访华团应邀参加了一系列的宴会、午宴、茶话会和招待会。在这些场合上，中方代表和访华团成员一般都发表讲话。经常谈到的话题是中英关系问题。

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第十次全会。我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可以邀请英国代表团出席一次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公开性会议，以表达国民党对英国代表团的感谢。于是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在党的中常委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我应邀阐明主张采取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的理由。我强调指出，代表团的成员不仅是友好代表，而且是各自政党的领导成员。因此，国民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接待这些人，并通过他们与英国的主要政党取得联系。看到国民党是中国政治力量的源泉和基础之后，代表团成员一定会把他们的感想转告各自的政党。这样，英国代表团的来访就有可能使中国这个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和英国各党之间建立联系。我的提议得到了批准。

11 月 14 日晚，委员长在自己的住所举办了一个中餐宴会。蒋夫人以妩媚而庄重的风度和安详自如的举止主持了这个宴会。委员长也十分殷勤，他一直照顾着客人，并不断掉转头来让侍者为客人续酒。他还不断询问下一道上什么菜，怎么上菜。几杯酒下肚，劳森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他讲的故事也就越来越难翻译了。蒋夫人以娴雅妩媚的举止招待了代表团的成员，整个晚上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

11 月 16 日，根据预定的计划，英国国会访华团列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大会。此事十分引人注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邀请外宾莅临此种会议（过去许多外国人曾要求坐在旁听席上，但总是遭到拒绝）。如今，除了英国国会访华团的成员外，到会的还有包括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拉铁摩尔以及澳大利亚部长弗雷德里克·埃格尔斯顿在内的其它国家的贵宾。

当英国国会访华团到达时，正常的会议进程暂时停止，以便欢迎贵宾。委员长讲了话，事实上这篇讲话是我应他的要求为他起草的。讲话不长。四个英国人的讲话也很简短。英国客人的话题各不相同，讲话很有分寸。

泰弃亚的讲话特别引人注目，原因是他每次提到孙中山的名字，都转身向这位民国创始人的遗像鞠一躬。他对委员长表示出的敬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邵力子大使和我分别就美国、苏联和英国的形势讲了话。

这次会议由孙科院长主持。委员长和林森主席坐在第一排。据参加会议的王宠惠博士说，很多人事后告诉他，对我发言的内容和风度都印象颇佳。我觉得几乎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令人愉快的。后来所有与我交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都说会议极为成功，都对代表团成员的发言和态度感到满意。

11 月 17 日代表团应邀参观一些工厂，由我陪同。我们访问了裕丰纱厂、渝鑫钢铁厂和动力油料厂。然后，我们坐民生轮去参观中国工业合作社。我们看到的情形给代表团成员们和我自己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和部件拼凑起来的简陋设备，以及工人们饱满的精神面貌，他们显然为自己的成绩和工作感到骄傲。人们还谈到送代表团来的民生轮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十条船之一。我们看到为满足制造各类产品的工艺需要而采用的生产方法虽然原始却非常巧妙，赞叹不已。炼钢炉炼出的钢锭需用冷水迅速冷却，冷水通常要用铁管输送。由于缺少铁管，工人就用去掉竹节的竹管送水，水流得很通畅。工地上来往送料的小推车车轮都用破烂不堪的旧轮胎包着，那是小汽车和卡车废弃不用的旧轮胎。11 月 25 日，我陪代表团飞往西安。西安机场很堂皇。

在代表团汽车所经街道上的欢迎场面同样出色。沿街道两侧站满了欢迎的队伍，似乎西安人倾城出动来欢迎代表团。宽阔、笔直的街道，雄伟的城楼，使人难以忘怀。

代表团下榻在一处豪华的招待所里，房间宽敞，备有现代化的设施。晚间，代表团在省主席官邸受到官方设宴招待。宴会设七桌，席间有乐队演奏，宴会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宫灯的柔和光线下，大厅中洋溢着一种典雅的中国气派。这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火车去华阴。途中在淦关下车，目的是看一下前线的情形。我们乘小汽车前往渔关城，开到了黄河岸边距对岸日军最近的地方。通过望远镜，我们清楚地看到对岸的敌军。

11 月 27 日，去朱绍良将军处做礼节性拜访后，我们前往华清池。这一处历史名胜内有唐明皇建造的著名浴池。1936 年委员长突遭“少帅”张学良和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卫队袭击时就逃到了这里。我们看到卧室的一扇窗户上打破的玻璃和华清宫侧面墙上的累累弹痕。我们还观看了委员长藏身的巨大岩石，委员长半夜逃离卧室后翻越的墙壁。这些景物引起我和访华团员们的很大兴致，使人感受颇深。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的厉史遗迹。从这里回南京后，委员长即从缓慢备战御敌的政策转为迅速、积极抗日的方针。

转天，我们访问了中央干部训练团。学员们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使我们很受感动。从训练团出来，我们又去了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趁着访华团观看学员操练的机会，我私下拜访了胡宗南将军。胡将军统帅着驻守陕北的五十万军队。这是国军中力量最雄厚的一支队伍。这支军队驻守在陕西省北部，名义上是抗击日本侵略者，实际上是为了严密监视延安附近的共产党，并且从事于限制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11 月 29 日清早我们离开西安。通往机场的路上排列着成千上万的人群，向我们挥手告别。路上我们停车参加了渭惠渠水利工程。然后继续乘车到宝鸡，机场就在宝鸡附近。在那里，我们看到工厂和纱厂如何建在山坳里面，以避免敌人的轰炸。我们观察了工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战时向人民提供日用商品的重要组织。在到达机场的最后一段路上，几百名小学生和工业合作社的工人们站在路的两旁。他们的热烈欢呼和集体歌唱给访华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机场上，陕西省主席和一些负责各项工作的地方官员前来欢送。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四川省会成都。走出飞机，我们受到省主席张群和其他四川省政界彩杜会领袖的欢迎。像在重庆和西安时一样，街道两旁站满了两三层欢迎群众。访华团的成员们显然被这种热烈的欢迎场面所感动。使他们感动的不仅是政府方面的接待，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热情。

12 月 1 日我和访华团访问了设在附近的航空学校，学校领导人是毛邦初将军。我们会见了学员和教官们，观看了他们的演习。他们驾驶着苏式教练飞机，P 一 43型机和 P 一 56 型机。编队飞行极其出色。熟练的空中机枪打靶给我们印象很深。

接着，我们访问附近的皇家空军营地。他们是缅甸陷落时被迫飞到中国来的英国飞行员。现在中国不得不照料他们。尽管这些人身体看来还不错，境况却令人可怜。当访华团和飞行员们会面时，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默。飞行员们明显的愁苦情绪立即反映到了访华团员们的脸上。在回答询问时，英国军官们说他们无事可做。

我们也看出他们对这里的生活已经很厌倦。劳森间了他们几个问题。一些军官回答说，由于缺少汽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足球比赛了。每星期他们能得到一百元中国币的零花钱，可是一张电影票就要用六元钱（?）。当向他们最想干什么时，他们都说想回到他们的“小鸟儿”

——飞机里去。我个人对他们很同情，觉得政府应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下午，访华团（除泰弗亚以外）与四川大学的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当天晚上，华西大学的五位校长为代表团举行晚宴。

12 月 3 日，代表团和我出席成都市参议会和华阳县参议会举行的午宴。下午，皇家空军人员与中国大学联队比赛足球。英国侨民在加拿大传教会为代表团举行晚餐会，由传教会的贝尔博士主持。

访问灌县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参观三千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午餐后，我们一起步行了很长一段路去看一座悬索桥。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悬索桥，是用竹索和木板构成的。

12 月 5 日又参观了一些古迹。我们去望江楼观赏了长江支流，又看了武侯祠。

12 月 6 日十一点我们离开成都飞往昆明，于两点十分到达。我首先拜访了省主席龙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看上去性格坚强。他是一个旧式军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给我的印象是，全省都在他的严密控制之下，尽管在昆明郊区驻扎着中央政府的一、两个师。这些部队到这里来说好是为了去缅甸。龙云把省会完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在昆明以外云南其他各地的影响还是明显的。宋子文既是省主席的朋友又是委员长的亲密同僚，所以成了委员长和省主席间不可多得的联系人。虽然在短暂的停留期间，我也曾听到省里官员对中央政府关于云南政策的不同意见，有时是抱怨，但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关系是相当和睦融洽的。省里有些人似乎担心中央政府实际上想控制这个省。

访华团正式拜访了龙云，当时我也在场。泰茀亚对会客厅的天花板和墙壁上的装饰物感到好奇，询问甚详。

主人解释说，壁画实际上是法国画家罗萨·博纳尔所作。

主人用法国香槟酒招待客人。

晚上，省主席在省政府为访华团举行正式宴会。这次宴会很堂皇。菜肴中也有特别风味菜，如熊掌和烤乳猪。

翌晨，访华团开了一个会，请我参加。目的是说服我向当局建议缩短日程安排。我们压缩了日程安排，满足了访华团大多数人的要求。

12 月 8 日访问了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空军司冷部。这次参观既有启发性又有意思。这位美国将军首先对我们讲了他的空军在中国的活动。他说，美军轰炸机多带一箱汽油便能从昆明飞到香港空袭那里的日本人。

我们看到各个目标被轰炸后的照片。很明显，空袭取得了巨大的战绩。陈纳德强调指出，空袭是十分成功的。

因为日本人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空袭，从照片上看九龙码头的损失尤其重大。他告诉我们，若是得到更多的支援，便可轻而易举地到达台湾。这个岛是敌人海上交通总部的所在地，也是对盟国威胁很大的空军基地，是当时敌人在西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基地。

我们从陈纳德的司令部匆匆赶到西南联合大学。学校里几乎没有坚实的建筑，都是比较简陋、破旧的土坯房，三三两两散布在校园里。校园内还有很多日本人空袭留下的弹坑尚未填平。可是男女学生们都显得精神振奋、敏捷而聪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介绍了访华团成员以后，卫德波以访华团的名义向在露天里的广大学生讲了话。

在访华团行将离开中国返回英国时，我同泰弗亚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他将就访华团的调查结果在上院提出辩论，力促英政府采取行动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他提及了贷款一事，并且说他不赞同伦敦政府的态度。贷款总额只及三日的战时开支。至于印度，他认为问题非常复杂，访华团于 12 月 11 日离开中国。历时一个月的访问至此结束。这是中英两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两天后，我飞回重庆，就访华团的访华结果向在黄山的委员长进行了汇报。委员长询问访华团是否得到什么不良的印象。我先讲了几个使访华团感到不舒服及不便的例子，还告诉委员长，访华团在成都郊区看望了皇家空军人员。我清楚地看到他们两方相见时激动的神色。

我告诉委员长，为这些军官提供的住所好像不太整洁卫生，军官们曾对访华团流露出抱怨之词。我建议委员长采取步骤改善一下他们的状况。委员长显然有些触动，用笔记下了我的话。同时，他好像对我的评论有些敏感。

他问我，毛邦初将军在访华团看望时是否在场（毛是附近航空学校的教育长，负责照料皇家空军军官）。我说我已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毛。毛解释说，这个地方遭水灾，到处摆满了涉水用的石头。现在院子里水干了，便显得比过去零乱。委员长指出，皇家空军军官是出于他们本国政府的意愿来这里的。我建议向英国大使馆的空军武官了解一下，中国当局可以在哪些地方帮助改善这些人的状况。

访华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见到了比任何普通旅游者所看到的多得多的东西。总的来讲，这次访问是成功的。

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的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均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

另一方面，这次访问使中国人民知道，英国人民对中国怀有十分真挚的钦佩之情，愿意和中国人民友好。这次访问对促进两国间的同情和了解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并不是说访华团成员的印象全是良好的，或者任何一件事都会增进两国间的了解。一般来说，他们会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到英国，即中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是反英的，尤其不喜欢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英国对日政策，因为这个政策被视为有损于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政府的领袖们不了解英国的状况，不清楚英国政府在欧洲面临的问题，并且不了解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

然而，我认为，通过他们向英国政府的报告和英国各地人民的讲演，这四个人在促进英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第三节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谈话

我同一些中国领袖人物继续进行了重要谈话。实际上，我留在国内的一个目的就是商讨关于中国国际事务的若干问题。当然，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改善中国同英国的关系。在昆明期间，我接待了来访的一些政界、军界和教育界人士，其中有杜聿明将军，他当时是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我们于 1942 年 12 月 9 日进行了交谈。

我请他叙述了战前为中英合作进行的谈判。他说商震访问马来亚以后，中国曾于 1941 年 2 月主动提出可以提供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当商震在新加坡见到布鲁克·波帕姆时，两人一致认为主要的危险是来自陆地方面的攻击。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委员长便命令三个军立即开赴缅甸。

然而在英国当局的要求下，他们停止前进，留在中国境内，只要了一个师去缅甸东部监视敌军的动向。但是，当仰光于 1942 年 2 月 20 日受到威胁时，英国人突然要求中国增兵。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部队于 2 月底到达缅甸的指定地点，可是发现并没有进行战争的统一计划。英国的真实目的似乎是想逐渐撤回印度去。但是中国军队决心打败敌人。委员长的命令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得进则进，不得进则退，撤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杜将军说，他同意去援救仁安羌的英国人，可是不愿意把一个师派到彬马那以西，从而分散他的兵力。但是，那个地区的总司令史迪威非要这样做不可，两个月的拖延和 3 月份的错误是盟军在缅甸失败的原因。杜将军主动把他的装甲兵撤回本国，从而挽救了十分之九的兵力。罗卓英将军的队伍本也可以如此行事。事实上，罗军在战斗中死亡六千人，伤九干人，而在向印度的撤退中，大约有七千人死于疾病。至于英国方面，杜断定它从未打算用武力把缅甸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他说英国的理论是，如果缅甸丢给日本人，英国还能重新把它弄到手，而倘若缅甸在中国的援助下得救了，把中国人请出缅甸将会非常困难。

12 月 13 日，我到委员长的住所做了一次有趣的会见。

我们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中英关系。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向他请示，现在他给了我指示，指示很清楚： （1）在西裁问题上，英国必须停止会使中国发生恶感的阴谋活动。否则，两国关系将不会得到改善。中国此时不要求很快解决这一问题，是中国对英国的很大让步。（2）关于不丹和尼泊尔，委员长对仍然不许中国人从印度经不丹和尼泊尔进人西藏表示不满。我对他讲了尼泊尔公使在伦敦对我的友好访问。委员长说尼泊尔主储也拜访过他。他让我对驻伦敦的尼泊尔公使表示友好，甚至建议我回去后送他一件适宜的礼物。（3）中国应该在英国多介绍中国的文化，使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对他讲，我在英国曾努力使英国修改中学教科书中的中国史部分。他让我告诉教育部长陈立夫，对中国教科书中的英国史部分也进行修改。（4）我应特别对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李滋罗斯表示友好。这两个人曾经为中国说话，而后来他们在英国失势可能就是受此影响。他让我给克里普斯带去一件中国绸袍作为他的私人礼物。（5）英国威胁要终止中国在萨尔温江上的航行权，以此对中国提出取消英国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进行报复。有鉴于此，并由于英国坚持其主张，他表示中国可以提出废除同英国的其他许多条约。（6）至于印度，中国乃是为了英国本身在那里的利益，否则中国无意插手其间。他说他同甘地和尼赫鲁的会谈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英国的政策实在愚蠢。如果英国现在大大方方地使印度获得解放，印度将会非常乐于尊重英国在那里的经济利益，因为印度自身没有资本或技术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而且在三十年内也不会有这种资本或技术。中国毫无支配或统治亚洲的意图。赞同解放弱小国家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中国无意采取任何积极步骤以使之实现，尽管这些国家把中国视为他们的当然领袖、把中国的文明视为亚洲的巨大遗产。（7）英国在治外法权条约谈判中的态度尚需大加改善。（8）关于经济合作，他说中国欢迎来自英国的工业规划专家、机械和运翰设备。（9）他让我与孔夫人谈一谈，她对起草一个接待外国外交人员和贵宾的丰 L 仪规定很感兴趣。他建议我在返回英国之前确定一套准则。

回到重庆后，我继续按计划尽可能地同政府人士接触会晤。李宗仁将军访问我时，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认为中国在战后应同英国合作，而不应与之疏远。

我见到了宋子文，报告了英国国会访华团回国的经过。我们还商谈了即将签订的中英条约。我将在后面提及此事，

我拜访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也与贷款一事直接有关。他说他的次长顾诩群曾经建议用贷款来买印度的黄金，但霍伯器说，印度的黄金储备已只剩下 18%，再减少就有可能严重影响卢比的稳定性。

次日，我见到了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骆。我和他商讨拟定一个去英、美讲学的人名单。

在为中国与国际间建立可靠的交通和运输通道的问题上，我接待了曾养甫和刘景山二位先生的来访。他们说，为修建滇缅公路用了二十三万人，十五个月中伤亡一万一千人、昆明军用机场是五万多工人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建成的。

下午，我访问了孙科院长，他赞同对西藏采取宽大政策，反对一些政府人士提出的派军队进驻西藏威慑藏人以便易于建立通往印度的交通线的主张。

杭立武先生来访时给了我一包资料，是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英、美、法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意见。

他说教育部愿意接管这个委员会，直接掌握这笔资金的运用。

委员长于 l2 月 17 日召开了每周例行的党政首脑的联席会议讨论国际形势。我同其他二、三十人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委员长主持这次会议。他表现出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

第一位报告人郭斌佳先生。他的报告内容是北非情况。之后，陈博生先生报告了有关日本方面的局势。日苏问题专家王兀生先生说，日本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日本人已命令向北方开的列车停止运载普通旅客，而只运载军队北上。他推断，这预示着日本将要进攻苏联。

但是，委员长说，中国必须等到日本确实开始进攻苏俄的时候，才能把可能性认作事实。就中国来说，军事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应该对外交和经济形势予以特别的关注。中国对外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还会出现更多的困难。

我对王宠惠博士做了短暂的拜访。他要和我商讨他为委员长起草的给罗斯福总统的复信。然后我出席了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军在党部举办的晚宴。宴会后随即举行了圆桌讨论会。题目是战后世界重建与新中国的关系问题。

12 月 18 日，我同张道藩讨论了中国在英国进行宣传工作的计划。晚间，在中美文化协会为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我用英文谈了这次世界大战及其意义。从向我提出的问题来看，我断定听众是非同寻常的知识界。

次日，我又一次会晤了宋子文。我们讨论了有关对英关系的几个问题。

我同农林部长沈鸿烈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了交谈，这也是当时人人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把新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讲得很清楚。

12 月 19 日，我同吴忠信先生商讨了西藏局势。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英国对西藏的权力要求的背景，以及它为何拒绝修建一条从印度通向西藏以向中国运输军用物资的公路。

只有它对西藏的要求得到承认，英国才同意修路。

12 月 23 日，我为薛穆举行晚宴。席间我告诉薛穆：克里普斯已致电委员长，敦促蒋夫人访问英国。薛穆同我一样，深信这将对中英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次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来访。这大概是我对委员长提出的一项建议的反响。我们讨论了如何促进中英两国的文化合作。我告诉他，委员长期望见到中国教科书中的英国史部分得到修改。他说委员长已为此给了他亲笔手谕。他说，只有英国史应该修改。

12 月 27 日，我同王宠惠讨论了西藏问题。我听他说，他刚刚就这个问题递交了一份条陈，提议把这一问题留在战后解决，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他曾指出，我方的任何行动都将引起英国的猜忌，激起伦敦方面采取对抗的行动。英国对西藏的兴趣主要是为了保证印度的安全。

如果印度问题解决了，西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他还建议派一些中国和尚去西藏，与西藏喇嘛结交友情。

他还认为，不妨向西藏派一位经验丰富，深孚众望的中国外交官，对西藏采取安抚政策，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坚持中国的主权得到承认，那样会激起恶感。

第四节 1943 年 1 月 11 日的中英条约

1942 年美国政府同意废除在华美侨享有的治外法权。

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同意照样行事。在华盛顿同美国进行的条约谈判相当顺利。但在重庆同英国签定条约的情况就完全两样。圣诞节我应邀去主宠惠寓所参加宋子文召集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谈判情况，特别是九龙问题，并向与会者分发了当天上午宋子文和薛穆的会谈记录。英方提出双方互换照会，由我方说明，九龙问题不属于当前条约的范围，但如需讨论租借权的终止期可在战争胜利后进行。王宠惠、吴国祯和王化成都说，委员长对九龙问题颇为坚持，如果找不到克服障碍的方案，谈判就可能破裂。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委员长宁愿不缔结条约。宋子文征求我的意见，并问我有何妙计。我说，看来要在条约和九龙两者之间有所取舍。如果除非九龙归还中国，否则我们宁愿不签署条约，那我相信，任何方案也无从打破僵局。如果是想签署条约，则不难找到处理九龙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能使我们体面地退让而又不放弃原则，其关键是要英国声明两件事情：一是有将九龙归还中国的意愿，二是随时准备为实现这一意愿而进行谈判。我从口袋里掏出前一天晚上拟好的一个计划草案。大家看了一致都说计划可行，但说这应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低限度。如这一计划遭到拒绝，那还不如不缔结条约为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问题呈报委员长，并极力主张尽量避免和英国的谈判破裂。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招月 27 日上午宋子文让我看了委员长同意我们所提方案的批示。他亲笔批示强调这祥一句话，大意是：英方要宣布愿意归还九龙租借地。

宋子文要我去会见英国大使，十一点三十分我和大使谈话时，我指出条约谈判有破裂的危险，并说我们应尽力避免。薛穆说，他已竭尽全力设法提出一项合适的折衷方案，并已在圣诞节交给了宋子文；如谈判破裂，那不是英国的过错。他认为中英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厄运”。

我离开大使馆，立刻去见宋子文。我建议和委员长密谈一下，以便向他汇报薛穆的答复和评论。宋子文则认为，他和我应一起劝说委员长目前不要在九龙问题上坚持二当晚六点四十五分我就接到电话，要我去和委员长共进晚餐。

我赶到委员长官邸，王宠惠、宋子文和吴国祯已经在场。晚宴前，我向委员长汇报了我同薛穆的谈话。饭后，委员长问我，威海卫是怎样从英国管辖下收回的，中国是否先向英国提出了要求。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并补充说，这两个租借地的条款是不同的，尤其租借期限不同。他问我，如中国提出的方案只说要就九龙问题继续进行磋商，这对中国是否合适。我告诉他，采取这个立场是稳妥的；还说，我们应向所有人表明，有关这个问题的磋商事实上将继续进行，这样便可使公众放心无疑。委员长说，条约对中国是有利的；因此，如坚持归还九龙会导致条约谈判的失败，目前他就不再坚持。

这真使我又惊又喜，

12 月 30 日宋子文打电话邀我去见他。原来薛穆刚刚就九龙问题向他做了口头答复，并交给他一份拟议中的草案文本。这一文本的基础就是他先前关于在战争胜利后再行讨论九龙问题的承诺。我说，是，取现在之可取，其余则留在以后再争。宋子文说，这个问题只能由委员长定夺，于是便打电话安排我们晋见委员长。我建议请王宠惠一同前往。我们三人晋见了委员长，向他汇报了当时的情况。一开始，他说，对待目前的局势可能有两种办法。其一，拒绝签署条约；其二，目前根本不提九龙问题，而在以后用我们自己的军队收复它。（他出此方案是很自然的。）宋子文说，目前这个条约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妨把现在能得到的先弄到手。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关系，拒绝签署中英条约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中美条约失效。九龙问题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而由于双方在九龙问题谈判期间不能达成一致方案就不签署中英条约，这在美国看来将是不可理解的。我说，在签署中美条约后未能签署中英条约，将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盟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盟国阵线的团结有缺口。目前可遵循的最佳途径似乎是先签约，然后声明保留随时再次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这样就向公众澄清了政府的立场，同时也可确保我们对英国的法律地位。委员长说，他要把问题再全盘考虑一下然后做出决定。

王宠惠提到《中央日报》声称 1 月 1 日签约的报道，并询问发表这项报道是否曾得到批准。委员长说，那是极端无知的行动，他已下令适当惩处应对此次错误负责的人员。他谈这件事时，十分气愤。

12 月 31 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宋子文打电话邀我见面。见面后，他立即告诉我和委员长交谈的要点。他说，他起初得到的印象是，委员长仍然不想签署条约。宋子文不得不用强有力的言辞，使委员长意识到他所做出的不论什么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委员长决定签署条约，并批准了正式保留意见的文本，但建议在把中国政府的决定告知薛穆时，宋子文应说明，只是出于盟国团结的考虑，中国才决定签署条约。宋子文和我正研究口头通知薛穆的措辞时，委员长又打来电话。他说，应该在保留意见里加上一句话，大意是中国民众自然对英国拒绝讨论九龙问题感到不满。中午宋子文会见了英国大使，把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了他。他还按我的建议补充说，中国当然要保留今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1 月 2 日晚，王宠惠请我到他的寓邸，向我谈起飞 2月 31 日他参加的一次党政联席会议的情况。他告诉我，委员长已表明，由于九龙问题未能解决，中英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失败。他把失败归咎于《中央日报》12 月27 日透露的那条消息。委员长还告诉与会者，他己下令对责任者予以应有的惩处。（我认为委员长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给英国人提供了信息，从这个信息中他们完全可以断定，中国政府只是为更有利的条款而讨价还价，实际上已经决定签署条约。）中英条约的签字仪式终于在飞月 11 日下午四时在外交部举行。我刚到举行签字仪式的房间，薛穆和宋子文就走了进来。宋把我喊到一旁，低声告诉我，保留意见不会立即发表，十天之后才会以答记者间的形式发表。

到那时他打算说，英方认为目前不可能讨论九龙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他已提出了保留意见。我说，采取这个办法更为明智，因为条约的缔结毕竟是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我还肯定地认为，国民对条约的缔结会感到高兴，这特别是因为条约中有废除内河航行权的条款，这确实是英方原来所没有提出的。

第五节 中国的总形势中英条约虽然算是缔结完了，但两国关系中仍存在

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两国间许多误解以至恶感。其中最突出的是贷款问题。

1943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参加孔府晚宴。

这次宴会是为即将赴美的宋子文而设的。宴后，我向孔样熙和宋子文提出了贷款问题。我告诉他们，薛穆刚把伦敦关于贷款问题的答复通知了我。中国政府提出的四项建议均遭拒绝。英国认为这些建议战后才能实行，而战后形势将有所不同，届时英国还得考虑当时经济和商业状况。我问，我们可否先取现在之可得，剩下的问题将来再行讨论。宋子文好象同意我的观点，但孔祥熙认为中国应坚持当下就取得全部贷款，而不是在以后。宋子文说，贷款将以英镑支付，因此间孔祥熙英镑怎么用法。孔祥熙说，可以在印度支付中国士兵的薪晌，以及为他们购买粮食等等。宋子文立即回答说，他们的薪晌、粮食和服装均已由英国支付。孔祥熙于是说这笔贷款可用以购买布匹运回中国，以应急需。这次简短的讨论表明，即使是在这两个部之间，对于中国应怎样使用这笔贷款，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2 月 3 日我会见了宋子文外长，他行将赴美，告诉我他决定访美后去英国。我想了解宋子文对中国对外政策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前几天刚结束的邱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国知道多少。他把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打来的两份电报作为密件拿给我看。第一份电报通报委员长关于会议的情况，并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给予中国更多的物资，以增加对日本的压力。至于他们对缅甸以及 1943 年的反攻战略的看法，电报说，阿诺德将军已动身去重庆向委员长汇报。在第二份电报里，两位首脑共同保证，打败德国之后，他们将全力以赴地派遣大量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直到日本也被打败。他告诉我说，委员长对斯大林应邀赴会而自己未被邀请一事颇为敏感。很明显，对待这两位首脑的态度是不同的。宋子文认为，就内容来讲，这两份电报是好的。他说，他将等阿诺德将军抵华后再动身赴美。

我说，去年 8 月，美国人曾试探委员长对邀请邱吉尔访问重庆的看法。当时邱吉尔刚从莫斯科回到开罗，不得不在那里等待达十日之久，最后还是未接到委员长的邀请。宋子文说，他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华盛顿，美国人告诉他说，邱吉尔正为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但没有让他向国内转达这个消息。可是宋子文还是打电话告诉了委员长。不过当时的看法是，印度问题已发展到严重关头，邱吉尔的访问恐怕会使印度疏远中国。

我问贷款的事怎么样。他说，薛穆告诉他，伦敦对中国上次建议的最后答复是否定的；他即将访英，但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又问到蒋夫人访英的事。他仍然认为这不会实现。

傅秉常来和我研讨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他已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我问他，委员长在对苏关系方面有何看法。傅秉常说，他曾探询委员长关于中国对苏政策的几点意见。第一，关于运输问题，在他看来，苏联害怕日本会有所反应，所以一直应付拖延，推说苏联政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尚待仔细考虑。

宋子文提出的经过俄国试运五百吨军需物资的建议，已遭苏联政府拒绝，理由是最好等待问题的全盘解决。苏联怀疑中国想借运输问题把它拖进对日战争。第二，至于外蒙古问题，傅秉常说，他建议中国不要首先提出。

他主张采取与处理内蒙古问题相同的方式。第三，他也同意暂不提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第四，至于俄国驻在新疆的部队，他在条陈中建议现在不宜迫其撤出，因为不仅苏俄而且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也会起疑心。

在他看来，派政府军队进驻新疆是不适宜的。

傅秉常说，何应钦已告诉他，委员长指示今后中国应尽力改善同英国的关系，也就是说，委员长已转而同意我一贯主张的观点了。

王世杰来访。他提出中国是否应该和维希断绝外交关系。我告诉他，就我所知，维希政府对我们采取的仍是友好方针。尽管德国正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让它和我们断交，这显然是为了实现日本军事当局的愿望，但它还不打算照办。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不应采取反对维希的任何极端措施。另外，如果我们和它断交，其结果可能是迫使它承认南京傀儡政权，以及迫使印度支那亲华的法国人停止和我们合作。王世杰说，国民党要人中很有一些人主张中国对维希政府应与盟国采取同样的态度和政策。英、美、苏都已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王世杰最后说，看来我的看法是对的，他十分倾向于我的见解。

关于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达成协议的报道，对以中国为一方和以英美为另一方的现存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使之恶化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后，阿诺德将军和迪尔陆军元帅分别代表美国总统和邱吉尔来到重庆，向委员长进行汇报。正如王宠惠对我所说的那样，这次会晤变成了一场大吵大闹。双方讨论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委员长突然离席而去，会晤不欢而散。王宠惠没有详细叙述当时的情况，但显然是对远东的共同敌人日本应采取什么方针，双方意见不一致二在重庆，不论是民众还是政府，普遍情绪都迫切要求早日向日本发起攻势，而英美则坚持首先给德国以决定性的打击。

在委员长办公室召开的关于战争和国际形势会议上孙科问道，委员长在重庆同迪尔陆军元帅和阿诺德将军举行会谈时，是否做出了什么决定。委员长说，那两位将领告诉他，一俟北非战争结束，就会采取步骤对付日本。他还说，苏俄对英美大为不满，它要求英美军队从法国发起联合进攻，以便对共同敌人开辟名符其实的第二战场。英国政府对苏联的要求甚感头痛，邱吉尔确信，盟国支持苏联军事地位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从土耳其发动进攻。’在邱吉尔看来，这个设想其利有二：一，它将使土耳其在同盟国一边卷入战争；二，战争胜利后，同盟国将足以制止和限制苏俄推行扩张政策。委员长表示，重要的是中国应对苏俄特别注意。

孙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那两位军事代表是否提出了向中国提供作战物资特别是飞机的具体计划。他说，据他所知，美国已经能够制造航程为□□①英里，载重量为五十吨（二十吨汽油和三十吨物资），中途不用加油的飞机。如果中国要求美国提供一、二百架这种型号的① 此处原文空缺里程。——译者

飞机，整个运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3 月 2 日我出席了委员长为行将离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举行的宴会。席间，高思问委员长，日本有无进攻俄国的可能性。委员长说，可能性相当大。他接着说，过去中美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我想，委员长所想到的，其中之一是中国向英美转达日本密谋进攻美国的情报一事。）如两国在战略上密切合作，日本可能已经迸攻苏俄。大使问他，如何才能实现更密切的合作。委员长建议同盟国即英、美、中举行一次会议。

孔祥熙来看我，并商讨了英国提供信贷的问题。孔祥熙似乎认为，战争会拖长。但他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极端困难，每天要花一亿元。通货膨胀已达到有完全崩溃的危险程度。美国知道我们已经想不出自救的办法来了。

他说，他不同意宋子文在英国贷款问题上的看法。

孔祥熙希望我能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委员长也说，贷款问题应交给我去解决。

3 月 6 日上午，我拜访了何应钦，向他辞行。他说，他写了一个条陈准备呈递委员长。条陈主张中、英、美，也许还有苏俄，作为战后的世界核心，达成一项协议。随后，何应钦向我问起了英国的贷款。他认为应千方百计加快贷款的议定，

何应钦还向我询问了有关蒋夫人访英的问题。他认为如蒋夫人不去访问，必将波及中英关系。根据他的情报，目前的问题是蒋夫人希望王后亲临车站或机场迎接。

据他了解，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是否接受英国邀请也未决定。

我于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到达委员长的官邸。他邀我同他共进午餐。他问我对中英关系得出了哪些结论。我说，英国面临两大难题。政治问题的中心是苏俄；经济问题的中心是美国。为了处理这两大难题，英国确实感到有必要同中国合作。在政治上，委员长的反共态度引起了它的注意，它确信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向共产主义演变。如果有必要，英国可以凭借中国的合作来对杭苏俄。其次，在经济领域中，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原料供应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即使不是英国制成品的最大市场，也是有限几个市场之一。英国不愿看到美国独占中国市场。

我对委员长说，至于中国最好对英采取什么政策，应予早日决定。主要决定一经做出，即可作为解决两国间目前悬而未决的各种问题的基础。我说，我非常愿意了解政府对于中英两国谈判和签订类似英苏之间那样的盟约的看法。

我说完后，委员长邀我入席。他说，饭后他再给我答复。饭后，他果然有条不紊地谈了起来。首先，他说，关于建议缔结中英盟约问题，他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考虑到可能引起苏俄的猜疑。那样做不仅会使中国在同苏俄打交道时被捆住手脚，行动自由受限制，而且使中国在同日本打交道时也同样被动。不过，一旦英国提出建议，我们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即最好缔结一项中英美三国条约，因为美国对付德国必须同英国合作，对付日本则又必须同中国合作。三国条约对英国同样有利。但是，如最终不能签订包括美国在内的二方条约，则改而缔结中英盟约便成为有益之举。

关于西藏问题，委员长说，英国应停止它的阴谋诡计。当然，他明白，英国是打算用这种手段来牵制中国，并对中国在印度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进行报复。但实际上，中国对印度问题并不想采取干涉或干预的政策。中国在印度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完全是基于希望看到各民族都获得独立与自由地位的愿望。

如果英国放弃在西藏的全部秘密活动，并尊重中国对它的主权，我们当然要克制任何有损于英国在印度利益的言行。他说，国大党始终同中国保持着联系，但中国政府一贯敦促该党放弃它对英国战争努力所采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政策，并帮助盟国赢得战争胜利。我说，中国若选派一位资历深、名望高的外交官任驻拉萨的高级特派员，那可能是着好棋。走这一着，对英国和对西藏都有好处。委员长连声表示赞同。他说，他一直在物色称职的人选。

接着，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他告诉我，宋子文刚给他来电称，罗斯福总统向他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总统提出的唯一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自由港。委员长说，中国对此没有异议。他认为，罗斯福肯定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与邱吉尔重提了这个问题。

关于新加坡、缅甸及马来亚问题：他说，中国唯一的愿望就是保证那里的华侨享有与英国侨民同等的待遇。

对于如何处置这些领土的问题，他说，我可以表示中国准备同英国及其他盟国一道探讨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据宋子文最近来电称，罗斯福告诉他，英国反对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土问题上给它出主意，邱吉尔想使这些领土仍归英帝国所有。从宋子文的报告中，委员长推测，美国提出让这些领土逐步实行自治的主张遭到了英国的拒绝。

在逼逻问题上，委员长说，中国的唯一要求就是恢复泰民族的独立。但美国主张通过任命顾问的方式，实行监管体制，由这些顾问与逼逻政府共事。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赞成对那里成立的任何政府实行中美联合监督。美国认为，这个方法适用于整个印度支那问题。

他们并不打算将印度支那北部交还给中国管辖。至于朝鲜，中国的政策是希望它能获得独立。为了维护其独立，中国愿意向它提供各种援助。然而，华盛顿却举棋不定，因为美国担心朝鲜不具备维护独立的能力。

我对蒋夫人访美成功表示高兴，我说，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人员新近告诉我，英国国王和王后已经向蒋夫人发出访英邀请，并请她在白金汉宫下榻。委员长说，邀请已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向蒋夫人转达，但是她还未决定是否接受。他建议我抵美后不妨设法说服她接受邀请。

关于我们以前屡次谈过的贷款问题，他对我说，只要拟议中的这笔贷款对中国有实际好处，特别是有利于我国的法币，我可在宋子文外长抵英后同他一起设法解决。我说，这样做很好。中国对英国的基本政策既然已定，那么，贷款问题便可通过一项考虑到英国方面种种困难的适当折衷办法，顺利予以解决。

3 月 9 日，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天，我去向外交部两位次长辞行，并趁机向吴国祯询问了西藏的局势。他说，吴忠信将军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及在拉萨的声威。委员长看来也决定采取这一政策。我说，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应十分慎重，发动战役固然容易，其结局则难逆料。再者，我们正努力寻求改善中英关系的办法，如我们突然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那肯定会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大怀疑。吴国祯说，他愿向我透露，政府已经作出了执行这项政策的决定。我问他，此举是否只是为了做做姿态，而不是为了贯彻武力政策。他说，不是这样。这样做的目的是派一支远征军进藏，直至占领西藏的某些地方。他要求我记住这一点，以便在与英国政府会谈时，不至于突然被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弄得慌乱失措。

吴国祯通知我说，英国大使已经照会中国外交部，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惩处轴心国战犯问题的同盟国委员会，要惩处的战犯不仅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且包括对被占领区人民犯下累累暴行的元凶。照会说，英国赞成由一位美国人担任这个拟议中的委员会的主席，并建议将委员会设在伦敦。委员会的核心将由中、英、美、苏组成。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关于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和委员会的地点，中国似可表示完全赞同。为了表明我们的合作精神，即便在选派什么样的代表方面，我国政府也可先试探一下美国政府的意见。我们还可以弄清美国政府遴选代表的方法，这样，中国就能任命一名与美国代表地位相当的人选。（后来，虽然美国政府任命了退休的驻葡萄牙公使，但中国政府还是任命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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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美停留(1943 年 3 月—5 月)

第一节 蒋夫人访英问题

1943 年 3 月 10 日，我们所乘的飞机离开重庆，3 月23 日午后五点到华盛顿。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拜会朱子文。

他是头一天夜里回到华盛顿的。我告诉他，蒋委员长赞成蒋夫人接受访问英国的邀请。我还把委员长对西藏问题、借款问题以及对英一般政策的指示通知了他。宋对邱吉尔在前一天所发表的战局声明感到极度不安。该项声明谈到战略方针及战后问题，还特别谈到由英、美、苏三国来组成一个理事会。在击溃德国之后，不等打败日本，就成立这个理事会，以便拟订建立世界和平的计划，中国被排除在外。此外，谈到远东方面时，邱吉尔说战胜德国后，只将一部分英国军队部署在远东。因此，英国陆军将有部分复员，用不着使用英国的全部兵力去“挽救”中国。将中国排除在战后理事会之外，和使用“挽救”这个词，使宋子文极度反感。宋认为这是有意轻蔑。宋很不高兴，我也实在不高兴。邱吉尔诚乃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看来邱吉尔一心在求得美国的青睐、讨好公众舆论，其次才是补助中国之不足。邱吉尔这个声明的目的，我想也有可能是做出一个含蓄的威胁：如果美国现在将实力分散布置在太平洋，而不集中在欧洲，那打败德国之后，英国就将把对日作战的大部分重担留给美国。

我计划见蒋夫人。当时蒋夫人正在美国各地巡游，呼吁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敦促美国政府投入更多力量于对日作战。我到华盛顿时，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因此我飞到那里去见她。

3 月 25 日十一点我打电话给孔令侃，请他约时间会晤蒋夫人。午后不久孔回电话要我去皇宫饭店，蒋夫人就下榻在那里。我见到了蒋夫人，我们整整谈了一小时。

我们讨论了英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以及邱吉尔最近那篇广播演说。她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对这篇演说很不满意。我指出英国不仅在战时，即使在战后，也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向蒋夫人说，美国的友谊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不够，至少应该以形成 ABC（美、英、中）核心为目标。不取得英国和美国的友谊以稳定和确保我们作为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中国很难指望有能力进行一项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的国内开发和建设计划。我们既需要美国、同时也需要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予帮助。我们一定要讲求实际，不要意气用事。比方说，可以先把意气放一放。如果拒绝邀请，将使英国丧失体面，感情受挫，以至可能完全放弃其争取中国友谊的希望。

她听得出我的论断具有充分说服力。她虽然强调邱吉尔发表的演说“约翰牛”味道太浓，而且和美国友好慷慨的支援对比，英国的帮助微不足道，但还是同意对国际局势要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不过，她思想上还有些顾虑：到英国将受到什么规格的接待呢？会不会有伤害印度感情的危险呢？我建议她的出访应作为礼节上的访问。发言不涉及政治或联合国的问题。但是她说恐难避免谈到这些事，且仅仅作为礼节上的访问此行似不值得。我争辩说，跟邱吉尔那种人，关起门讲话可以毫不客气，他完全能听得进坦率之词。邱吉尔还是有既能打人也能挨打的风度的。换句话说，我了解她对英国的看法，因此向她建议在私下的个人谈话中，她可以表达她的想法和意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时蒋夫人说罗斯福总统曾向她示意，去英国一行不会有什么收获，因此可以不去。事实上，这是在权衡了访英的正反两方的意见后告诉她，美国可能不愿意看到她去英国。听了我的预测她好像很感兴趣。她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即或华盛顿不完全赞成，她也要去。她的态度和她这次在美国发表演说的做法完全一致。在她发表演说之前，虽然罗斯福总统和夫人都表示想先看看讲稿，可她不给他们看。她在美国各处，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无微不至的关切照应，使她深受感动。例如，罗斯福把自己的特工人员和保镖甚至把他的专用列车派给她用。事实上她是受着像女王般的待遇。她说，如果英国的款待不一样，那可不行。我向她保证，英国也将同样热诚隆重地欢迎她。英国人民比英国政府更热情地希望她去。倘不接受邀请，他们会感到非常失望，也许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她答应仔细考虑之后和我再作研究。

3 月 27 日下午我又见到蒋夫人。她告诉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仍然不知是否应该去英国。她说美国对她的接待非常热情隆重，去英国，可能会疏远美国人民。

不管如何，她想先和艾登淡谈。艾登那时正在华盛顿。

她觉得艾登比较胸襟开阔，能体谅别人。我向她说，艾登已定在 3 月 30 日离开美国。我虽然肯定艾登会乐于与她见面，但我怀疑他能否变更既定行期。不过我说，我愿意去问一问他，向他作一个私人建议。她告诉我她还要回华盛顿去见总统。因为总统坚持不论她是否去英国都要再会见她。宋子文和我随后去白宫拜访艾登。艾登立即为邱吉尔的演说作解释。他说那只是对欧洲讲的。邱吉尔一直在考虑着打败希特勒后的局势发展。艾登向我们保证，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变。他本人的演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他说那篇讲话代表了政府中他的同事们的意见。换句话说，艾登知道邱吉尔的演说对中国人很不中听，想作解释以消除那篇演说造成的不良影响。对蒋夫人拟议的英国之行，他问已否作出决定。我说蒋夫人希望能去，不过身体仍感虚弱，特别是最近这次巡游很感吃力。我表示如果他能和她面谈倒是好事，我将乐于作出安排。

这位外相说他本想在纽约见到她，可惜只差了一天而未见到。现在他就要去加拿大，周末必须赶回英国。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在从加拿大回来之后和蒋夫人会面。艾登说这样会晤显得太神秘，在他国内可能引起各种怀疑和猜测二宋希望艾登能去重庆，保证受到热情欢迎。我说蒋夫人正式访问过的唯一属于大英帝国的地方只有印度。

艾登立刻接过去说，她在印度受到的接待并不是按照他的想法安排的。他保证如果这次英国人的接待不能使我们满意“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他说一定会用最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蒋夫人。

夜里，我将与艾登见面和谈话的情况，给蒋夫人写了报告；又将我和蒋夫人的淡话电告委员长。

第二天孔令杰上尉又来电话，问我和艾登的谈话情况。他还要我去洛杉矶，说蒋夫人还有些事想和我进一步研究。4 月 1 日我从华盛顿取道南线贬往洛杉矶，蒋夫人为大约四十位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举行茶会，我也被邀出席。

第二天午后孔令杰上尉来说蒋夫人想在晚间宴会散席之后见我。由于时间已晚，我未能按原安排和蒋夫人谈话。我到此地已经三天，但仍未能和她谈上话，4 月 3口孔令杰上尉来向我解释为什么蒋夫入还未接见我。但是我已经知道她是忙于准备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发表旅程中最后一次演说。孔说蒋夫人答应对访英问题认真考虑。4 月 4 日，孔令杰打电话来要我去圆形音乐厅听蒋夫人演说。下午蒋夫人的车队驶向好莱坞圆形音乐厅，我和孔令杰、孔令俊坐在第二辆车里。会场里坐满三万人，听蒋夫人讲话，她赞颂了罗斯福总统的领导天才并保证中国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促使全世界获得“四大自由”。

三时三十分，我们全体出席在大使饭店颁授学位的仪式。

该学院授予蒋夫人法学博士学位。

蒋夫人一行当晚乘火车离洛杉矶东行，我陪同前往。

第二天孔令侃到车厢来看我，我们谈论蒋夫人访英之事，他说很可能去。他问我是否有把握英王英后会到车站来接，并请她去白金汉宫。还有，她是否会被请到议会去发表演说。他建议我为她准备一篇演说，因为我了解英国人的心理。我同意尽力为她写一个演说草稿。

下午，蒋夫人终于找我谈话了。她还是那样风姿动人，但看上去有些疲劳。她说火车颠簸得太厉害，睡不好觉。她秘密地告诉我，她现在计划在 5 月 3 日左右飞往伦敦。可是她希望我在和艾登谈话时，先不要替她做许诺，因为她自己对健康情况还没有把握。她打算取最短的途程，从北线飞往英国。她逗留的时间，准备不超过两周。她要我至少准备三篇演说稿，以供她在加拿大和英国之用。

4 月 15 日晨八点十五分，蒋夫人的部分随员在纽瓦克下车转道去纽约。其余的人继续前进去熊山。十点到达。魏道明大使和于煌吉总领事在车站相迎。蒋夫人要魏大使竭力促成肯尼迪法案的通过，以便取消对中国的移民限制。她说美国做这件事正是时候，因为她的来访，已使对中国的同情达到最高潮。于俊吉告诉她说，她在洛杉矶的演说，报界评论非常之好。提及她赞颂罗斯福的那些词句，她说她并不怎样喜欢那些话，只是不能不那么说，那是她此行最后一次演说。我儿子德昌来接我到罕布什尔大厦去见宋子文。宋说他已打电报给委员长，建议他排除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宋认为日本不会这样做，可是重庆的首脑人物，包括委员长在内，或多或少确信日本人将会发动进攻。

宋子文认为俄美关系不好，但英美关系也不十全十美。

谈到缅甸，宋子文认为可能要用两年的时间才能将缅甸收复，中国被隔绝的处境才会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情况虽然严重，但大概不会进一步恶化。

4 月 28 日我去见蒋夫人。她谈到拟议中的对英访问，说身体一直不大好，尊麻疹更厉害了。也许根本去不成了。她问我，现在先回国，今年晚些时候再去英国是否合适。她还得再来美国一次，那时她将取道英国，这样她像是在专程访英。我说我能理解推迟访英的好处。但是由于英国对她的访问盼了那么久，又那么诚心诚意，不趁这个时机去，会影响效果。她现在不立即从美国去，英国必然会感到非常失望。无论如何，我请她在我返回伦敦和艾登商谈之前不要作出最后决定。

蒋夫人说她要在 5 月 3 日星期天去巴尔的摩，第二天早晨到华盛顿。5 日一定要走。她告诉我她此行的目的是结束以前的各次会谈并确定实际收获。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都来了，她要趁热打铁，取得成果。辞别她以后我和孔令杰谈了片刻。他认为蒋夫人对访英之行仍迟疑未决，看来不像前几日那么有意成行。

他说，不是有了什么新情况，仅仅是她的健康问题，近几日她感到很不舒服。我 5 月 3 日星期一离开纽约去华盛顿。

5 月 4 口晨十点半拜会了宋子文。谈到国内的军事情况，宋认为相当严重。他说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都到华盛顿了。史迪威主张派遣美国军队，陈纳德主张增派空军。两位将军意见不一致，美国政府召他们回来商量。这并不意味着总的战略有什么变更。宋子文说，只要卡萨布兰卡会议加强中国力量的决议得到贯彻，那就都是当前所应做的事。问题集中于两件事：收复缅甸和全面反攻，十二点十五分我去白宫拜会总统。他问起委员长对邱吉尔演说的反应。我告诉他那时我已不在重庆。他说艾登第二天来看他，向他讲了对演说的看法二这篇演说使艾登大吃一惊，在表达他的情绪时只说了一声“中国”。总统同意艾登的看法。他还告诉艾登，美国人民对欧洲理事会不感兴趣。要是太平洋理事会，美国倒可能会有兴趣。但美国人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全世界的理事会。这次制定条约一定要从全世界着眼。我说我希望在他英明领导之下，与其他盟国合作，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新秩序，至少能为此奠定一个基础。罗斯福说，他正在为此努力。

第二天我去拜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上校，我正准备离开五角大楼时，宋子文来拜访一位陆军部的人。他匆匆走过来对我轻声说，蒋夫人告诉他，她不去英国了。这对我简直是当头一棒，因为从近来的情况看，似乎她去的成分居多。仅仅头一天夜里，孔令侃还告诉我她要去的。

当天晚上我去见宋子文，他告诉我他不仅力促空军进攻，还要求派美军三个师去缅甸和中国人并肩作战收复缅甸。宋说三个联队的日本兵打垮了六个旅的英国兵。

这说明英国人不认真、不积极或者就是打不过日本人。

关于蒋夫人取消访英这件事，宋子文告诉我这是蒋夫人早晨向他说的，原因未提。他告诉我，哈里法克斯勋爵有急事明天早晨要来见他，大概是与蒋夫人访英有关。我告诉他，我明展十点半也要去拜会哈里法克斯，对这件事我不会多谈。我的话要和宋子文的口径一致。

5 月 6 日，我去和宋子文共进午餐并作密谈。宋说哈里法克斯在十二点时曾来见他，提到蒋夫人 4 月 15 日的声明中促请释放尼赫鲁一事。哈里法克斯坚定地说，他希望把他的话当作是个抗议，并希望宋把这个抗议转达蒋夫人。宋回答他说，这件事并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此外，这是她个人的发言，英国不必过分认真。他将不把抗议转达，以免事情更僵。他还要告诉哈里法克斯勋爵，印度政府有一封致美国当局的信，抗议‘偷运”蒋夫人经过印度。宋说，对蒋夫人这样身份的人，用这类语言是不可宽恕的，这是印度政府的无礼和失态。他已要求薛穆爵士收回那封信，因为他不想将这件事报告委员长和蒋夫人而使事态恶化。现在哈里法克斯既然严肃地对他抗议蒋夫人的声明——而他认为英国政府大可不必那样认真，他也请哈里法克斯将这个事件向艾登报告。

宋告诉我，他见到了李海海军上将，讨论了在中国发动另一攻势的争论。史迪威将军主张加强地面部队。

宋说中国需要的是飞机，以保护中国军队免遭敌人的空中袭击。他相信他会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即五百架飞机。

李海上将说过，且不管他个人的看法如何，他相信委员长一定清楚他所需要的和需要得急的都是喘些东西。因此，这件事他将向总统陈述。如果日后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责任也就由委员长自己承担。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去机场搭飞机去纽约。抵达纽约大使饭店时，正碰见郭秉文。他刚从伦敦来美国出席即将在弗吉尼亚温泉举行的粮食会议。他告诉我，英国国会访华团成员从中国返英之后，在各处演说中表达了深切感激之情。郭告诉我泰茀亚勋爵已在上议院提出贷款问题，要求英国政府撤消附加的条件，要使这项贷款像美国的贷款一样不附条件。

郭说泰茀亚和其他所有的人一直在问蒋夫人何时访英。但是郭说蒋夫人 4 月里有关印度的声明已使局势有所变化。泰茀亚勋爵私下告诉郭说，政府里的人把那个声明看作是在干涉英国的内政，还说“这种行为对事情没有好处”。

第二天晚些时候我见到孔令杰少校。他说蒋夫人访英之行肯定作罢，因为罗斯福不赞成她去。晚上，蒋夫人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喝茶之后回来时接见了我。谈到她的计划，夫人说她己经决定推迟访英。她说罗斯福总统已经告诉哈里法克斯勋爵，今年夏天德国可能要入侵。

她对中国太重要，不便冒生命危险去访问英国。此外，她健康条件也不够好。夫人说委员长一直在劝她回国去。

第二节 安排蒋夫人与邱吉尔会谈

未果和宋子文与邱吉尔、

罗斯福的会谈

5 月 12 日下午接邝兆荣来电话说，孔令侃要我当晚回纽约。他们派车来接，并在华道夫饭店订妥房间。我见到孔令侃时，他说罗斯福夫人刚才来看了蒋夫人，告知邱吉尔那天来到了华盛顿，愿意有机会见见蒋夫人。罗斯福夫人说她相信重庆也愿意蒋夫人会见邱吉尔。孔的意思是要我去华盛顿见哈里法克斯勋爵，作为我的主意提出约会，以看反应如何。我说自从听到邱吉尔到达美国时，我就想，邱吉尔和蒋夫人见面是个好主意。这将是邱吉尔和她见面细谈的好机会，对中英关系能有很大影响。唯一的问题是邱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他拜访蒋夫人就比较方便。如果他觉得占用时间太多而不来纽约，但是他又愿意和蒋夫人谈谈，我问孔，这如何安排才合适。他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邱吉尔去拜望她比较合适。

第二天早晨我去华盛顿，我没有见到邱吉尔，不过在 5 月 15 日我见到哈里法克斯。我告诉他在我看来蒋夫人和邱吉尔有极好的机会见面。他们两人谈一次话，胜过我们谈十次，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有好的影响。我请他把我这个意见转达邱吉尔。

5 月 16 日，星期日，哈里法克斯来电话说邱吉尔有消息给他，罗斯福总统要请蒋夫人在 5 月 23 日、星期五去白宫参加午宴。我说这一来蒋夫人可以和邱吉尔见面了，他说那就要由我去安排，我说我将把这些话转达，并向他道谢。电话一说完，我立刻给纽约的孔令侃去电话，把我和英国大使的谈话告诉了他，孔说他认为蒋夫人不会接受罗斯福的邀请，我要他等请帖到了再说，并请夫人仔细考虑。我想法回纽约和他们研究此事。

我乘火车回纽约，去和孔令侃研究这件事。我告诉他我与哈里法克斯和宋子文谈话的详细内容，还竭力主张劝说蒋夫人去华盛顿。但是孔说她不会为了一次社交活动而接受邀请。

5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我见到孔，他说罗斯福夫人星期日晚上来电话，请蒋夫人星期五到白宫参加午宴。

蒋夫人说因另有安排而谢绝了邀请。他还说罗斯福夫人也明白这是个断然的拒绝，因为她补充说她的身体还不适于远行。我听说宋子文曾派他弟弟子安去劝蒋夫人接受邀请，还建议她应该避免中英关系恶化。宋子文还转达给蒋夫人一个信息，说为照顾蒋夫人和医生们的约会，白宫已建议把午宴推迟到下星期一举行。在问到蒋夫人对延期的意见时，孔说他仍不相信夫人会接受邀请。他解释说作为妇女，应该由邱吉尔来拜会；作为政治家，只能双方迁就。她最多可以在海德公园接见他。在那里可以被认为是双方迁就。按孔的看法，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她头上去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为坚定，保待尊严。他说夫人的意思是要我到华盛顿去见邱吉尔，问是否有意在海德公园拜会她。如果邱吉尔仍不肯，我们也就清楚他的立场。那么蒋夫人就去英国，直接和英国人民讲话。英国人民是更了解中国的。

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问宋，有无新发展。他说，蒋夫人已回绝了星期一的邀请。这次拒绝再无回旋余地。

5 月 22 日到纽约后，我打电话给孔令侃约期谈话。

我见到他时，他说邱吉尔不来见蒋夫人实在有点太傲慢。

晚上蒋夫人请我到她的公寓去晚餐。她先说起邱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她去华盛顿见他。她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上，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

她说无论如何她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位，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她强调我们与外宾及来访者保持礼节的重要性。

蒋夫人说在她回国之前，将再去会见罗斯福。日的是在了解她仿问美国以及和总统会谈取得了什么结果。

一月间总统答应派两大队飞机去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妥当两个中队，可以立即出发。但是由于重庆对电报密码不能及时译出，造成延误，还由于重庆有人反对，嫌飞机不够好，所以没有派去。她说这些飞机如及时送到，在前线作用很大。总统还答应派师美国军队去缅甸，倘若英国人反对，就把这师人调到中国。尽管她身体那么衰弱，她还为国家工作尽了最大努力。

她说她曾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国的不幸遭遇好象倒使英国感到宽慰，使它和美国打交道时采取更为不受约束的立场。在战后问题上尤其如此。她在美国各处旅行归来后告诉罗斯福总统说，美国的公众舆论支持在太平洋和远东投入更为积极的作战力量。总统派人去复核这个情况，结果证实了她的说法。

蒋夫人还说她希望我去告诉艾登，说她在保养精力以便能乘飞机回国。若不是因为身体不好，她定会接受英王英后的邀请。她愿意保留邀请，却不肯作日后专程去英国的承诺。最后她说，肯尼迪告诉她，邱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我说这样当然可以给邱吉尔脸仁增光。蒋夫人说，放心，她不会帮他这个忙。

不出所料，蒋夫人拒绝在华盛顿见邱吉尔，更不用提不去访问英国，果然引起了反响。这对我谋求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自然没有帮助。克笙普斯曾告诉我的一位参事施先生，说在听见蒋夫人拒绝去华盛顿见邱吉尔时，总统大呼，“那个女人疯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驻伦敦大使馆一份私人报告。内容是邱吉尔的女儿在一次宴会上说，蒋夫人不来英国是因为她不喜欢这个国家。同，份报告里还说英国国会访华团成员艾尔文勋爵从中国回来后说过，人们对他都很热情，唯一例外是蒋夫人。她对他“不友好”。

在我试图安排蒋夫人和邱吉尔首相会晤的同一时间，宋子文正在同邱吉尔和罗斯福进行有关总战略的讨论。

5 月 21 日星期五晚我去见宋子文，发现他极度不安。

他说他参加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和邱吉尔发生了“尖锐冲突”，争论关于雨季之后收复缅甸的计划。这件事在重庆已经商定。是迪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分别代表首相和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来重庆谈妥的。以委员长和何应钦为一方，英、美两国将军为一方讨论过几次。在这之后，三个盟园的军事首脑在新德里开会，参加这次会的还有印度军队总司令兼空军司令魏菲尔将军和几位美国军事代表。中国的代表是何应钦将军。2 月 9 日达成协议，并将雨季后立即行动的计划细节正式记录在卷。双方各自立刻进行准备。宋认为承诺应当信守，在会上他要求执行。邱吉尔却否认这是承诺。宋提到 2 月 9 口的协议，邱吉尔说他这才头一次见到。此话一出，激起了中国外长愤怒反驳：“怎么可以这样！”邱吉尔说有时事情就是这样。一时会上的人，总统也在内，竭力敦劝双方平息。但是二人就所谓丛林作战困难，英国人收复实兑的努力失败等等相互冷嘲热讽，唇枪舌剑，继续了一些时候。

宋子文说邱吉尔就西藏问题所讲的话，尤其不堪入耳，令人愤慨。邱吉尔说，他希望中国人不要浪费精力去进攻独立的西藏。这马上引起宋的反驳。

宋告诉我他这几天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力促实现两项要求：（1）立即对侵入中国的口军发动空中攻势。（2）进军收复缅甸。他的印象是美国军方领袖意图推迟收复缅甸甚或也推迟空军出击。

因为他们认为远东战区仅居次要地位，影响不了别处的主要战场，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宋已说得很明白。他不是在提新要求。他只不过要求执行该两国已同意的一些措施。这项协议若不履行，会对我国产生不可估计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将认为已被盟国抛弃。宋力图说服英美两国当权者，而希望渺茫，使他说起话来激动而紧张。宋说整个事情实际都在围绕一种意图进行，他们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来进行这场战役。美国可以进军，但希望英国也全力以赴。英国人可以同意计划，条件是美国须肯于肩负重担，尤其是海军增援。宋进一步告诉我说，邱吉尔最初说没有承担义务，又说承诺未经批准，随后又说他才刚刚看到。

5 月 27 日我见到宋时，我问他和罗斯福总统及邱吉尔首相商议军事支援的结果如何。他说总的看来他感到满意。全面进军收复缅甸的原则已取得同意，当前主要的是兑现。他说将由亚历山大元帅和蒙哥马利元帅两人中选择其中一位来接替魏菲尔将军，还要委派另一位司令主持运输工作。发动重大战役，运输工作至关重要二空中攻势要进行，英国人答应调三个中队空军。他接受这个计划并表示谢意。美国很可能告诉英国人，把他们的三个中队留在突尼斯。美国将把自己的中队调来中国，以便统一指挥。

5 月 29 日星期六，我乘飞机离华盛顿去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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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国对华关系的发展(1943 年 6 月—11 月)

第一节 英国对中国的不满和友谊

我一到伦敦，就收到许多报告和消息，内容都是有关英国对一些事件的反应，其中包括宋子文和邱吉尔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争执，以及酝酿多时的蒋夫人访英问题。

叶公超向我报告说，飞机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曾请他吃饭，并说他们对蒋夫人未能来英国同邱言尔会见感到遗憾，因邱吉尔可能会被夫人的品德所打动。他们说，强烈的个人印象，可能使邱吉尔对中国采取同情的行动。他们说，英国人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蒋夫人的表现确实令英国友人失望，这些英国朋友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促进中英关系。叶还说，蒋夫人对克里普斯夫人给她的一封十三页的长信，竟然没有作复，而是让孔令侃以她的秘书长名义，轻描淡写地发来个复电知照。尽管克里普斯夫妇并非趋炎附势之辈，也使克里普斯夫人感到很不愉快。他们说，他们对蒋夫人的做法感到失望。克里普斯夫妇告诉他，他们希望把联合基金积累到二十万镑以上。这笔基金将要用于中国的重建，而不是用于救济事业。但是，她们发现蒋夫人实在难于相处。因此，他们也不敢向她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运用这笔基金以推动中国的重建事业。

6 月 24 日，有人报告我说，魏菲尔将军对外交部、新闻部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大约五十位高级官员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评论了远东的军事形势，以及中国军队对日本发动一次反攻的前景。他批评委员长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知识或经验，尤其是在陆空联合作战和运用装甲部队等方面特别无能。他在讲话中称赞中国军队纪律严明。但是他们营养不良，而且缺乏应有的常识。

高级军官们对运用空军和坦克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缺乏训练，指挥无方。他并对听众说，中国的战报是不足置信的，往往言过其实，特别是对敌军的伤亡数字，更加夸大。据他说，中国的官方报道声称，在最近的一次战役中日军伤亡超过三万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实际的伤亡数字不过五百人上下。

这股批评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暗流可能是旨在报复中国报纸对英军在缅甸战役中表现不佳的批评。

由于英军在缅甸战役中作战不力，结果使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中国军队被迫北撤。这样一来中国从外界输人物资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后来英国改派亚历山大将军到缅甸指挥作战，但为时已晚，缅甸战局已无法挽回，英军只好不战而降，这在中国军方和中国公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印象。实际上，我从伦敦获得的消息都表明，英国报界都曾接到明确的暗示，要他们贬低中国军队在缅甸的作用。这种对双方作战力量的相互低毁，当然无助于改善两国的关系，想要促进谅解和合作，就更加困难。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英国看到美国同时对三个轴心国家作战，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确有必要对亚洲的抗日战争，以及力拒顽敌的中国表示更多的关注。1943 年，我确实发现，英国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祥的后果，已经比较清醒。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英国已经感觉到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同情，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国会访华团访华归来以后，尤其是这样。1943年 6 月，我回到伦敦，顿觉气氛大有好转。

这种转变，在夏天举行的一些大小集会上都可以感觉得到。例如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纪念日，晚间在艾伯特大厅举行的一次集会。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次集会竟是英国政府发起的，会堂里挤满了人，据说会堂外面还有四千人。新闻部的副大臣在入口处迎候我和我的夫人。七时二十五分，我们及时列队进入会场。艾德礼以主席身份致开幕词，并向大会简短地介绍了各位发言人。接着各位发言人讲话，发言的有加拿大的布罗金顿先生、艾尔文勋爵，艾登先生和我。

在刚要进入会堂之前，艾登把我拉到一旁，拿出他的讲稿，把其中的重点几段让我看。这是他打算在讲话时强调的几段，所以特地拿出来给我看，希望听听我的评价。这种做法，就是英国人表示亲密合作的方式。这几段的要点是：（1）英国政府决心彻底粉碎日本，一如粉碎欧洲的两个轴心国家那样。大英帝国认为它对亚洲的英属领地，对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对盟国中国，都负有责任。（2）英国期待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它不仅在战时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后的重建世界时期仍将是这样。这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政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

艾登发表讲话后，当我刚要发言时，奏起了中国国歌，会场全体起立。确实反映了英国要对中国表达友情的真诚意愿。我讲话时，在我准备好的讲稿中适当的地方，插入了几句话，对艾登的讲话表达了恰如其分的谢意。事后听说，我的讲话收到了出色的效果。许多人对我说，我的讲话是最好的一篇。当我们离开艾伯特会堂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向我和我的夫人致意。

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地向中国表示友好。从此以后，向中国表达亲善的行动就搞得日益鲜明突出。

第二节 宋子文访问伦敦

外交部长宋子文在 7 月 24 日到达伦敦。他告诉我，在离开华盛顿以前，他会见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他的伦敦之行有所嘱咐，要求他保持坚定，对全球局势要有信心。罗斯福并告诉他，英国人还是不愿意充分承认中国的地位。因此，和他们谈话时态度要高昂一些。宋也见到了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韦尔斯告诉他，英国将会同意把满洲和台湾交还给中国。关于满洲问题，唯一的困难是要看苏联持何态度。书尔斯认为西藏不成多大问题。香港问题虽然要棘手一些，但只要在交还的条件上作些讨价还价，中国还是可以把它收回的。

宋子文告诉我，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两亿美元的黄金以维持法币的币值；并且商诸英国，希望借用印度的黄金库存，以免远道从美国运往中国。但是英国的答复颇令人沮丧。他们说，把黄金送到中国去，只能助长那里的投机风，受惠的仅仅是银行家们。更有甚者，他们说，把黄金从印度拿走会动摇印度货币的信用，政治影响不好。

宋和我私下里商议我们应该对艾登说些什么，以及从大体上说，他此行应该争取达到哪些目标。他认为如果西藏问题能够取得保证，缅甸的作战方案也能定下来，他就应该满足了。他对贷款问题倒不急于求得解决。宋告诉我说，他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缅甸战役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雨季只剩下两个月了。他要摸清英国人到底是打算积极推动计划，以便在十月中付诸实施，还是采取拖延政策。

英国政府在 7 月 28 日晚间为中国外交部长举行一次正式宴会。由艾登代表政府主持。赴宴的有四十来人，其中有八个中国人、美国大使，英国战时内阁和三军的代表，还有许多英国的其它显贵。这一盛会确乎不同寻常。艾登发表了措辞适当的讲话，既诚恳又不拘形式，表达了热情和诚意。

第二天，邱吉尔夫妇为宋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那完全是个社交集会。与会的总共有十来个人，我的夫人坐在邱吉尔右侧。邱吉尔对她说，他很遗憾，未能会见那位伟大的夫人，意思是说蒋夫人。他又说，他现在老了，不能到中国去访问了。（表面看来，他是随随便便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可以体会到，他确实是由于没有会见到蒋夫人而感到失望。）

8 月 1 日，我们得到了林森主席逝世的消息，这使宋在伦敦的既定活动计划变得复杂起来。我决定夜间去找宋，告诉他一切社交约会均取消。

8 月 3 日，宋和我一同去参加了一个参谋长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研究中国的需要，发动收复缅甸的战争，以及重开滇缅公路等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由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主持。英国方面有八九个人参加，布鲁克将军办事很有条理，他把英国人的观点表达得既简洁又坚定。英国方面在滇缅公路收复后，能否重开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宋在会上做得很得体，他大胆发言，说得铿锵有力。我所得的印象是，英国人并没有决心通过一场大战来收复缅甸，他们只不过想收复滇缅公路。他们的计划是在别的地方进攻日本，把它包围起来，用较短的时间将其打败。而且这也要等到德国被全面击债以后方能实现。

在 8 月 4 日举行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这位外交部长谈得很自信，也颇自如。他讲的主题是重开滇缅公路的必要性，并且驳斥了那些关于要修复滇缅公路，扩大其运输能力，困难很大的托辞。听的人都感到他讲得切实有力。

下午晚些时候，外交部的阿什利·克拉克先生和丹宁先生来访宋子文和我。他们来的目的是想就两国有关的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谈及的问题之一是，打败日本以后如何处理天皇制度。当时非常普遍的意见是要废除天皇制，由于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坚决反对和论证，才使罗斯福总统终于同意保留天皇制这一明智的抉择。在我们同克拉克和丹宁谈话过程中，宋坚决主张要把废除天皇制作为和平条件之一。丹宁曾在日本居住和服务过十一年，他千方百计地设法打消宋的主张，但无济于事。（后来，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终于转变了。）8 月 6 日，宋从美国大使怀南特那里获悉邱吉尔将去加拿大参加魁北克会议。至于宋是否需要缩短他对英国的访问，立即去大西洋彼岸的问题，大使答应探明艾登的意见后再告诉宋。（实际上，宋不久就决定飞往魁北克。）8 月 11 日，宋再度会见詹姆斯·格里格。回忆五天以前，我们三人进行的谈话，并非十分顺当。这次在李滋罗斯爵士的建议下，由他二人单独会见。李滋罗斯是格里格的好友。后来宋告诉我这位陆军大臣谈到了印度以及中国军队的糟糕情况等等。宋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说，他绝不能把中国人和印度人等量齐观。中国对印度没有野心，怎样对待印度人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在宋看来，英国人应该对印度人宽厚些，因为他们是雅利安语族，而中国则不是。宋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军队受到了重大损失，由于缺乏武器，所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呼吁要求提供更多物资的原因。

8 月 11 日宋和艾登的最后一次会谈时间很短。但他们二位把中英两国间存在的所有突出问题都谈到了，其中包括经由西裁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问题。他们也谈到了邱吉尔同罗斯福在魁北克的会晤，以及中英两国为宋子文访英发表联合公报事宜。宋即将离开英国，他自己把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总结了一下。他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主要的不在于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而在于他同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就在这天，宋乘坐一架美国的空军运输机飞往普雷斯特维奇。

8 月 22 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魁北克会议。报道说，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太平洋的战争；并说，会议决定要用对德战事相同的规模来进攻日本。虽然我知道宋也在魁北克，但我对报道是否完全确实可靠，仍抱有怀疑。

两天以后我接到报告说，在有罗斯福、邱吉尔、麦肯齐·金和宋出席的一次午餐会上，就对日作战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

第三节 1943 年 8 月底到 11 月的情况

大使馆的财务参事郭秉文从华盛顿回到了伦敦。他此行是奉孔祥熙之命去华府与美国财政部进行谈判的。

他报告我说，他负责的用美国国会通过贷与中国的五亿美元中的两亿元购买黄金的谈判已告成功。谈判的胜利完成，使他感到非常满意。虽然美国财政部里的人们反对，但部长摩根索最后还是同意了这笔款项用于稳定中国货币。他们的论点是把这笔信贷保留在帐面上，美国政府就总能拴住中国。孔祥熙为了要延缓法币的继续膨胀，热望这一方案实现。按一万元法币兑换黄金一盎斯计，这两亿美元的黄金可以回笼六百亿元法币。他还说，宋子文自己对谈判有兴趣。遗憾的是，这位外交部长跟摩根索的关系不佳。在一次会议上，宋确实拍了桌子，摩根索也这样做了。

我回到伦敦时，戴高乐将军派了一个代表来见我，催促承认自由法国。艾登也要求我派人去拿一份英国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声明草稿。这项声明是英国和美国达成妥协后的产物；美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声明的内容，英国外交部说，这项声明将在星期五公布。那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就要公布。因此，我马上向重庆报告此事，并建议以英国的声明为基础，准备一份我国自己的声明，但要考虑到我国面对法国的特殊情况。我提出，我们无需急着和英国同时发表。

（我们虽然还没有和维希公开分裂，但已从那边撤回了我们的大使馆。）

8 月 30 日，我接到中国外交部的电报，声明中国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我奉命把这一声明通知该委员会驻伦敦代表。我立即照办，派陈维城参事去执行这一任务。

正当华府和伦敦的中国代表们在继续推动开辟缅甸战场的时候，整个世界上的大事在飞速展开。墨索里尼已被迫辞职，据报意大利军情不稳。年轻有为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新的远东司令部总司令。众所周知，他是首相的亲信。

我拜访了艾登，并向他了解对意停战谈判的情况。

他告诉我，双方已经建立了直接接触。不过，因恐德国间谍窃密，许多情况仍在保密。不过，他还是答应会让我知道更多的情况。

9 月 8 日，我应外交大臣之召，前去见他。他告诉我说，意大利已经投降，并交给我一份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在当天下午五点发表的文告草稿。由于那天下午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封急电，使他显得有些紧张。这封急电说，意大利的巴多利奥元帅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他在罗马向意大利人民宣布意大利投降，就会出现德军占领罗马的危险。因此，他决不能这样做。但艾森豪威尔说，他还是要按原定计划办事。我推测，这是意味着向罗马外围许多据点增派部队，以便占领意大利的首都。

迈斯基大使夫妇来到大使馆向我们辞行，他说，迟迟不能开辟西欧战线的真正原因是，盟国要最大限度地节省他们的人力。他说，迄今为止，真正的硬仗是俄国人对德国人和中国人对日本人打的。就“军队”这个词的本义讲，应该说，只存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军队，此外就别无其它军队了。我向他祝贺红军的胜利，并说，红军在冬季战役中表现得尤为强劲。

战争似乎在今年年底以前就可以结束，因为德国日见衰颓，越来越顶不住苏军的进攻。但是他说，到十月份，东线将开始有一段沉寂。因为俄国人要把收复区的铁路恢复到原来的轨距，这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9 月 10 日报道德军占领罗马。自从三月以来，希特勒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谴责意大利国王和巴多利奥元帅的背叛行为。同时报道的还有盟军已经占领了塔兰托，还有美军在那不勒斯附近登陆。墨索里尼被希特勒的党卫军救出的消息在伦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且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失望。人们害怕，这一事件将使意大利的垮台推迟，这就意味着战事至少还得持续几个月。

从远东方面也传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领域内的大事。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在此以前，对临时约法作了一次修改，修改的精神是加强主席制。根据这一制度的规定，五院的正副院长都要由主席提名任命。他们都要对主席负责，而主席则对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主席的任期由二年改为三年。

第二天我和克里普斯作了一次谈话。我告诉克里普斯，委员长已当选为国府主席；以及林森去世后，对约法的修改，他说，他给委员长写过信，敦促中国政府要加快民主化。这里的人们认为战争结束后中国仍旧会回复到混乱和内战状态中去，不可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他说，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认为中国不可能对亚洲有较大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更要微小。他的政府中的同事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不存多大希望。他自己正在宣传建立美、英、苏、中四强联盟作为战后世界基石的必要性。他敦促道，需要对英国人民作更多的宣传。由于联合援华基金的建立，英国人民现在对中国已较过去关心得多。我给他讲委员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于一次全会上要求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组成宪政政府。我还给他讲了全会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他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宣传材料，他将要求伦敦泰晤士报的巴林顿·沃德就这些情况写一篇文章，加以报道。

9 月 23 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勋爵来访，并和我研究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他已约请怡和洋行经理约翰·盖西克陪同他去重庆访问，不知此人是否能得到委员长的欢迎。他说，克里普斯爵士要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曾听说盖西克有意在中国组成一支游击队，此事在中国军界上层引起了误会。蒙巴顿说，盖西克是艾登介绍给他的，这是外交部所能物色到的最适当的人选。他表示希望能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随行，以便和他的日本问题专家丹宁互相配合。蒙巴顿切望能有一位资深望重的中国问题顾问随行。他打算日后把盖西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驻在委员长身边，因为他认为电文来往，终非万无一失。

蒙巴顿爵士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他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向他推荐我使馆的武官唐上校，而且他已向唐说明了此事。他希望我请示一下委员长，是否同意他把唐引为幕僚。

9 月 27 日，蒙巴顿勋爵离英去印度和中国就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前夕，我在使馆为他设宴钱行。席间蒙巴顿夫人和我谈起盖西克的事。我告诉她，我刚才获悉委员长对盖西克出任蒙巴顿的幕僚一事，并无异议。我并表示对她的丈夫寄予极大希望，以及中国对蒙巴顿此次任命深感欣慰。

席间，我也曾与蒙巴顿本人简短交谈，我把委员长的答复内容转告了他。他说，盖西克希望同有关方面讨论一下东南亚战争的需求问题。英国当局对这一问题已经研究了不少时日。首相表示恐难满足他所提出的有关武器、装备以及军队的要求。蒙巴顿说，他的要求没有全部获得满足，这使他感到失望，但是，等一等也有好处。其理由是，与其因为力量不足去冒失败的风险，不如耐心等待，积聚雄厚的实力，然后一战成功。我提醒他说，雨季即将过去，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时机，迅速发动进攻，则势将无法在下一个雨季到来以前完成这一战役。他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一段会有好处。他已经与陆海空三军首脑以及远东和中东地区的各驻军司令磋商，弄清他们能抽出多少物资和兵力支援远东。并且他已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教最近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进行两栖作战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自从缅甸沦陷，新加坡和香港相继失守以后，英国公众对远东的关心开始不断增长。报界十分积极地为公众收集更多的情报，10 月 7 日，《雷诺新闻》的外交记者来我处采访。他特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摩擦问题。他对我说，近期收到赛珍珠发来的一份电报。据称，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向共产党发动战争，而把抗日战争放在次要地位。他说，所有的消息都对重庆政府不利。但他的报纸都没有刊载。我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共产党同英国以及其它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少数党，但它要求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建立单独的政府之权。他问道，据说重庆把它的大部精锐军队驻扎在共产党政权区域，这点是否属实。我说，到处都有中国军队，以抵抗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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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到旧金山会议(1944 年 8 月—1945 年 6 月)

第一节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将为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基础。1944 年 8 月中旬，我收到外交部长的电报，耍我赶快动身去华盛顿，代表中国出席这个会议，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英国报纸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于 8 月 17 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声言中国代表团将由魏道明率领，我和胡博士将随同前往。我致电外交部查明真实情况。复电说，由我率领代表团，魏和胡将－同前往。

8 月 24 日我和梁鋆立、翟凤阳一道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离开伦敦。8 月 28 日乘专机飞往华盛顿。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以及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贾德斡爵士在华盛顿机场欢迎我。

胡世泽对我说，1944 年 7 月罗斯福总统就对孔祥熙谈过召开一个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会议的想法。当孔致电委员长汇报这次谈话的内容时，表示他愿意率领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委员长复电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又电告委员长说应委派外交次长胡世泽为团长，理由是英、美两国分别委派外交次官和副国务卿任代表团团长。

孔建议自己作幕后指挥。结果指派了胡世泽。之后魏道明又电告重庆，强调指出，英、美两国代表团阵容强大，中国政府应参照英、美两国代表团组成情况来委派中国代表团。结果委员长委派我、魏大使和正在美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以及胡世泽为代表团的成员。

据胡世泽说，孔为此大失所望并且十分不悦。

孔祥熙从华盛顿来到纽约。8 月 27 日（?），我和孔、胡及其他一些客人共进午餐。孔向我介绍了中国代表团组成的经过。他对我说，魏道明得知由我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后，感到十分尴尬，以有病为借口呈请辞职。委员长电告魏不要过于计较谁先谁后这些区区小事，还说委派我为代表团团长主要是考虑到我的业务专长。

由于胡世泽告诉我，中方拟就了五份不同的草案，阐明中国观点的备忘录也已经送交英、美两国代表团，因此我急切地希望同孔及其他顾问就我们对各项有关问题应采取的确切立场进行商讨。我自己也设想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很想听听他们对此计划有何反应。于是订好由孔招待早餐。早餐后，我们开了个会。除了我和孔祥熙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胡适博士、周鲠生教授、胡世泽、顾翊群、夏晋麟以及刘锴。孔对与会的人谈了代表团的成员是如何组成的，并声称这个代表团由他指挥和监管。他说，刘锴最能胜任秘书长一职。他说，他希望邀请施肇基博士、胡适博士、张嘉璈部长担任代表团的顾问。（很明显，孔急于表明他才是代表团真正的团长。）我急于要讨论已送交英、美代表团的备忘录所列要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原来递交给美、英代表的那些文件过于刻板，会使谈判难于顺利进行。我提出了八个问题，强调方案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广度，以便为磋商和谈判留有余地；同时也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我特别希望不要与美、英代表发生激烈的争执。我概括了八点意见以后，胡适和周鲠生都表示坚决支持。孔也表示我提出的各点他都同意。

8 月 28 日星期一，我和胡世泽、刘锴、于俊吉、李国伟、伯利少校、梁鋆立、翟凤阳一道赴华盛顿。第二天上午，我拜访了魏道明大使，主要谈了司赫尔的会谈和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以及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7 月份赫尔在接见英国和俄国大使的一小时后接见了魏，他对魏说，美国政府想建议召开一个“安全会议”。俄国大使以在中日战争中苏联处于中立地位为理由，不愿同中国代表坐在同一个会议桌旁。

赫尔说，他将安排两个会议同时召开。魏大使从霍普金斯那里得知，罗斯福坚持召开一个由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两天以后，斯退丁纽斯在电话中对魏说，唯一的方法是分别召开两个会议，待一个会议结束后再召开另一个会议。甚至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和英、美、苏三国代表的会议同时召开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很明显反对中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是俄国人。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给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同等的地位。记得在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秉承罗斯福总统一再强调和坚持的意旨，坚持要邀请中国也签署莫斯科联合宣言，赫尔甚至威胁说，如果苏俄执意拒绝邀请中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关于第二个问题，魏暗示，孔本人一直希望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魏认为，是孔木人把整个事情搞得一团糟。

下午五点钟，我在双橡园召开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除了三名主要代表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几位先生：张忠绂、浦薛凤、郑震宇、李榦、梁鋆立、谭绍华和刘锴。在孔的授意下，我先宣布了代表团的大致组成情况。我还再次阐明了我在纽约就中国观点备忘录中涉及的问题性质所表示的看法。我发现，大家普遍赞同我的观点。在我的建议下，他们都主动地就我所提出的八个问题去草拟备忘录。

苏俄代表于 8 月 21 日开始与英、美两国代表举行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持续到 9 月 27 日。有中国而无苏联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迟迟不能召开，在美、英、苏三国代表团会谈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竭尽全力同他们保持接触。

劳工节①后，我同魏大使共进午餐。他向我谈了与苏俄首席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大使接触的情况。魏询问了苏俄代表与英、美两国代表讨论的情况。葛罗米柯答道，他希望会谈能够于本星期末结束，然而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1）苏俄建议建立一支国际空军部队。英美两国代表认为，这支部队的规模和基地难以确定，而苏俄代表认为，一旦确定了原则，细节问题不难解决。（2）苏俄赞成建立一个单纯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而英、美代表则主张将非政治性的活动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组织内。（3）苏俄主张宪章中应包括反对侵略的声明。而美、英两国代表只热衷于成立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而不赞成写入任何有关反对侵略的条文。不愿对侵略一词下定义。（4）苏俄代表主张安理会

① 北美劳工节为 9 月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表决以简单多数通过决议，而英、美两国则主张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美、英代表建议，表决的事项如果涉及某一大国，则该大国无表决权，而苏俄则坚持这个国家可以参加表决。（5）苏俄要求在宪章中写入裁军问题，而美、英两国不赞成宪章中包括这个内容，主张留待以后解决。（6）苏俄大使表露出赞同成立区域性组织。

他询问中国持什么观点。魏大使说，这些区域性组织只能解决与地区利益有关的问题，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这些组织只能以整个世界组织的名义行事。

魏向葛罗米柯指出了中国和苏俄在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魏认为，大国之间的合作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比详细的规章更为重要二中国和苏俄是近邻，应该合作。当魏提出送交葛罗米柯一份阐明中国基本观点的文件时，葛罗米柯说，能得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十分高兴。他似乎很想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分歧的方案，但是究应怎样做，他不愿意说。葛罗米柯的反应使魏感到惊喜。他过去曾担心会遭到苏方的拒绝而不赞成与苏俄代表团接触。

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原来预计于 9 月上旬召开，可是美、英、苏三国的会议开始讨论表决权问题之后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争端当事国应否有表决权二此时美国代表团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观点，但苏俄代表团却坚持争端当事国有表决权。葛罗米柯不得不就此问题请示莫斯科，而莫斯科则没有急于答复。正在发生的几件事，又进一步推迟了第二阶段会议的开始。

邱吉尔准备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贾德干要到那里参加英国代表团。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莫斯科会议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但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方面几乎倒退了一步。由于迎合了苏俄的愿望，所以会议分成两个阶段，中国被排除在会议的主要阶段之外。

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第二阶段会议于 9 月 29 日星期一开始，和第一阶段一样，也包括五种不同的会议。首先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指导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决定会议的议事日程和全体会议的总的方向。其次是由三国代表出席的全体会议。再则是由技术代表出席的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提议所涉及的技术方面问题在这个会议上研究解决。另外还有起草文件的会议，目的是将达成的协议和决定拟成文字。最后还有由军事代表出席的会议，讨论建议成立的新国际性组织所涉及的军事性质问题。

9 月 29 日上午，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会议开幕时，格鲁先生交给我一套由英、美、苏三国共同制定的提案。

第二阶段会议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些提案，看这些提案是否能得到中国代表团的同意。对于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提案，我们感到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只是遗漏了若干中国很关心的问题。

最主要的会议是 l0 月 2 日由斯退丁纽斯主持召开的全体会议。为了使新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安全与和平，我认为，有许多改进和修订还是应该坚持的。

本着这种想法，我提出了十四个问题要求英、美两国代表发表意见，以便使中国代表团能够更确切地理解这些问题。杰布先生代表英国发了言，帕斯沃尔斯基先生代表美国发了言。会议结束后，美国方案的主要设计人帕斯沃尔斯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格鲁大使、法律专家哈克沃思等许多人对我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说，我们提的问题很深刻，他们十分赞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代表团得益于参加巴黎和会所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许多问题以及第一阶段会议的提案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在过去的巴黎和会上都曾遇到过。当然，国际联盟的失败也使人看清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个国际组织在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大会及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一个主要问题。苏俄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都有权参加表决关于争端的任何决议，即使其中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

苏俄惟恐自己总是处于少数。提议接纳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作为这个拟议中的组织的成员国，以便增加苏俄的表决权票数。斯退丁纽斯在 10 月 4 日的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告诉我，苏俄采取的立场非同寻常，将对建议成立的和平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美国代表曾直率地向俄国代表表示，问题必须在更高级的外交会议上解决，比如四国首脑会议。

在安理会的表决权问题上，苏俄代表团长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美、英两国代表团终于屈从。美英两国代表团似已接受苏俄的建议，即安理会通过制裁决定须经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常任理事国即使是争端当事国亦有表决权。

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而微妙，因为美、英、苏三国参加的第一阶段会已就大多数问题达成协议。中国代表团的政策是竭尽全力为会议多作贡献。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中国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是全力促成会议的成功。

中国代表团深知，根本改变第一阶段英、美、苏三国已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敦巴顿橡树园，中国提出的新建议和对第一阶段三个国家一致同意的建议的补充意见都已缩减到最低的限度。

关于建立一个对国际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的新国际法院的主张，最初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然而，由于俄国人的反对和美国宪法所造成的困难，英国人放弃了这一主张。很明显，美国代表反对这一主张是出于他们不愿意接受建议成立的国际法院的管辖，担心美国解决国内问题的主权受到侵犯。最后参议院在美国接受新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中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声明美国保留决定何种问题属国内法管辖范围的权利。

美、英两国代表团由于在前一阶段与苏俄代表团拔河式谈判中费了很大力气，此刻已经变得相当不耐烦。

英国代表团同美国代表团一起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什么重要意见。

我认为，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要为新国际组织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愿望是切实而认真的。最后，我们决定不全部提出我们的建议。提出我们认为重要的七点建议，而不论美、英两国代表是否同意。换言之，我们要把这七点建议作为新国际组织宪章的基本内容而加以捍卫。

在会议结束前，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棘手问题，即如何公布谈判结果。在 10 月 10 日举行的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哈里法克斯勋爵提议就正式公布第二阶段会议结果的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说，为了不使公众感到困惑，只公布第一阶段会谈结果的公报。斯退丁纽斯本来曾十分轻松地同英国代表就改变态度进行过交谈，此时竟出乎我的意料，表示了与哈里法克斯相同的观点。

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即将公布的公报草案。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草案以及俄国人起草的草案。我发现苏俄草案只提到“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很明显地将中国排除在外。

而英国的草案则提到“四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也包括中国在内。很明显，苏俄草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不能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提并论。因此我向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陈述了我的观点和立场。

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莫斯科、重庆和伦敦，因为公报要在四个国家的首都同时发表。斯退丁纽斯对我说，英国代表仍倾向于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被承认为四个大国之一。我建议完全取消第四段，这祥就不会涉及三国或四国的问题。回想在魁北克发生的事情，英国和苏俄一样，并不是真心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

当天下午，斯退丁纽斯打来电话说，英国己经同意取消第四段。10 月 8 日上午，他来电话说，俄国人终于同意删掉第四段。他还说，原订在四国首都发表公报的时间仍然有效。

可以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中国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结果是召开旧金山会议。在旧金山会议的邀请书上，中国列为四个发起国之一。这样，中国就得到了与英、苏、美兰国同等的地位。

第二节中国与其他三强的关系

一、中国与美苏的关系

在敦巴顿檬树园会议时，中、美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时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蒋委员长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关系，业已恶化。

8 月下旬，我到达华盛顿后不久，曾与商震将军进行交谈，他当时是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商将军谈到引起两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误解和产生恶感的几件事。

第一是史迪威将军的问题。魁北克会议结束后，萨默维尔将军和蒙巴顿勋爵赴重庆向委员长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委员长对萨默维尔说，需要免去史迪威的职务，因为中国军方无法与他共事。萨默维尔强烈请求留下史迪威，并列举了许多论点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无疑是罗斯福总统和五角大楼的主张。他问，有谁能代替史迪威？意思是无人能取代史迪威。他还说，免去史迪威的职务只会损害中美两国军队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宋予文担任翻译，他丝毫没有更改委员长的激烈言词。第二天又会见了一次。委员长继续坚持撤掉史迪威。萨默维尔仍然设法阻止这一不愉快的决定。晚上，意料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孔夫人和蒋夫人请来了史迪威将军并同他进行了交谈。她们问他是否保证绝对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她们说，如果服从的话，她们将运用自已的影响使问题得以解决。史迪威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向两位夫人下了保证。因此，委员长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1）服从委员长的一切命令。（2）当陈诚和史迪威向中国军队下达命令时，史迪威的名字应该签在陈诚的后面。（3）委员长是中国战场的最高统帅，史迪威是总参谋长，在向中国战场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时，都要以委员长的名义下达。史迪威接受了这些条件，要将他召回美国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宋子文听到这个折衷解决办法的消息后，十分恼怒，他到委员长的总部去询问事情的究竟。会见并不令人满意。委员长把茶杯摔在地上，宋子文冲出房间，砰然把门关上。

9 月中旬我再次同商震将军进行了交谈。我们又讨论了史迪威事件。他说，重庆支持陈纳德而反对史迪威，实属错误，因为此事引起华盛顿陆军部反对重庆。他还说，马歇尔将军对他讲过，中国人和中国士兵是好的，但是军官比较差。他认为，上层领导人中间无用之辈为数太多。

商震还说，赫尔利少将出使重庆的目的是说服委员长履行他已在原则上接受的建议，即将中国军队交与史迪威整编和指挥，以便同日本决战。他说原来的计划规定分三个阶段整编，每期整编三十个师。第一期已在印度和昆明整编完毕。但是尽管林赛将军同大约二千名军官等待将中国新兵送来已达四个月之久，第二期整编尚未付诸实施。这一拖延邀怒了美国军事当局。罗斯福总统电告委员长，建议把整个军队移交给史迪威。在复电中，委员长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一建议，但附加了许多条件。罗斯福只认可前半句话而无视其余。他于是又回电委员长，要求他遵守诺言。商震说，由于迟迟得不到委员长的答复，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他派遣赫尔利前往重庆敦促委员长加速履行诺言一切迹象表明，导致批评中国、说中国无能并对美国缺乏了解的那些情报都来源于美国官方。发表在美国报纸上，说明重庆的中国政府无能、效率低和腐败的一些文章就是他们故意泄露给美国记者供他们发表的。事情清楚地表明，美国当局，特别是美国国防部对我们与美国打交道的态度不满，甚至恼怒。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打败日本。在与美国、特别是同美国政府领袖们交往，要尽量忍耐。

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

9 月 21 日下午，孔祥熙来访。孔对我说，他已经打电报给委员长，敦促他迅速作出努力来改善同苏俄的关系。然而，目前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敦巴顿橡树园，苏联反对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只是显示俄国真正态度的一种迹象。我们同苏俄的关系已经恶化了一段时间了。新疆问题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所实行的政策是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据孔讲，中国方面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也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的原因。他说，苏俄顾问（此时已全部离开中国）对他说过，1937年 7 月以后，最初中国是单枪匹马对日作战，在那些年月里，真正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苏联派遣飞机驾驶员和技师并运送物资和设备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国土上许多苏联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苏俄抱怨说，现在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孔说，赫尔利出使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看一看如何改善中国军队；二是看一看如何改善中、苏关系。赫尔利曾和苏俄进行过谈判并建议美国总统接受苏俄在对日战争中守中立的立场。这次赫尔利则希望就苏俄参加对日战争和解决中、苏争端问题进行谈判。

9 月 27 日，我起草了给委员长的电报，敦促他考虑对罗斯福采取不妥协态度将导致什么结果。虽措词很注意策略，但很有份量。在电文中，我首先指出，美国报界不断发表的对中国的指责一定是上面授意的。这表明美国政府领袖们有很大的情绪，对我们的态度十分不满，反应十分强烈。其次，我对委员长说，美国政府的主导思想是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再者，我指出，中国处于当时的地位，美国的友谊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们的首要目标也是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就是战后，我们也需要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以重建我们的国家。我说，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绝对正确的，而美国则不一定总是正确。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他们大失所望，以致他们撒手不管，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因此，我建议我们要有耐心，要表现出容让的精神，以便达到获取对日战争胜利拯救我国于危亡这一首要目标，9 月 28 日，我很高兴地接见了张忠绂，他从重庆来到美国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委员长接见了他。他对委员长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应该采纳美国关于改善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建议。他说，看来委员长同意这两点。然而，委员长头脑中仍然有两个疑难问题。第一，他认为把中国军队交给史迪威后，他的威望会受到影响；第二，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会出现什么局面。

10 月 15 日，我同孔样熙共进晚餐。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这时孔作为委员长的特使正在负责华盛顿与重庆之间的谈判。他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史迪威的问题仍处于僵局之中。他让我看了他和委员长的来往电报。9月 29 日委员长在给孔的电报中强调指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因此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即使美国以撤回第十四航空队来答复委员长的不妥协立场，委员长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

像中国抗击日本的最初几年那样，他可以单独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到那时，中国或许可以更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真正要做的事。在委员长给赫尔利的备忘录（是致罗斯福总统复电的附件）中，委员长说，尽管他已经明确地向史迪威指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缅甸北方使用陆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在缅甸南方发动两栖作战，但是史迪威还是一味地坚持只在缅甸北方作战。由于史迪威固执己见，委员长作出了让步。现在，事情清楚地表明，史迪威的判断是错误的。委员长对此结局深感恼怒。委员长在电报中还说，此举消耗了中国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其中包括那些原打算用来防卫湘桂战线和粤汉铁路的部队。委员长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接受了史迪威的要求，尽管是很勉强的，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史迪威是不称职的，不能继续在委员长手下担任指挥官。委员长认为史迪威也不能继续担任在缅甸和印度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委员长坚决要求从美国再派一人来担任这一双重职务，另外再派一个人来管理根据租借法案所给予的援助。

l0 月 25 日陈光甫来拜访我。他刚从重庆来到美国，代表中国就某些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他与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关系非常好。他说，在离开重庆前，他晋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对他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有时甚至连委员长本人也被视为盗贼。委员长让陈将此情况告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他对我说，简言之，委员长对美国怒不可遏。就中国的局势而言，士兵厌战，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他确信这一变革即将到来。他补充说，委员长被蒙在鼓里，对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其原因是他周围的人不对他讲实情。

二、在伦敦，应付对我国政府

的批评及英国职工大会

我订于 1944 年 10 月机从纽约飞往伦敦。10 月 26日晚乘国务院安排的空运司令部飞日，我开始按正常作息时间工作。同天早晨，报纸发表了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华盛顿的消息。报纸说：罗斯福总统是应委员长的要求将他召回的。虽然此事对我来说并非意料之外，但史迪威被召回终犷成为事实，其含义是令人不安的。同时我的代办施肇夔先生向我报告说：两个月来，英国特别是伦敦的报界舆论，对中国越来越不利。由于史迪威被召回，在英国掀起了一股批评中国的浪潮。实质上，英国政府是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的政策服务。

伦敦和重庆双方都极力想得到华盛顿更多的装备和供应等军事援助。美国给予英国的援助最多，但也不能不给中国一些。所以华盛顿政府的政策是给中国一点东西，但总是很有限。即使这样，英国政府还是不满意，邱吉尔在下院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说成是“浪费”。

我发现，我回到伦敦的首要任务乃是设法平息这场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批评风波，我接见伦敦的主要报纸的记者时，都对他们讲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以及我自己的认识。我指出，到目前为止，报纸上刊登的对中国批评得如此厉害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而且也不是真实的。我对记者所做的解释以及我在讲话中所做的说明，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泰茀亚勋爵来看我，给我看了他要发表的文章的草稿。关于中国和英国争着向华盛顿求援的问题，我对他讲，中国得到飞越驼峰而来的供应和武器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虽然空运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美国军援的 95%实际上用于驻华美军。邱吉尔先生所用的“浪费”一词是不恰当和不公正的。这位可敬的勋爵对我说，在英国的反华宣传，是由于法国忌妒中国被列为大国而引起的。但是他认为，法国没有什么作为，不配列为世界的第四或甚至第五大国。

伦敦一些主要报纸发表的对中国有利的文章和社论，多少制止了批评中国的浪潮。但是在英国其它的一些地方，报纸仍在继续批评中国。

重庆对国外的这种不利批评是知道的。我想，我就影响中国的国际形势问题频频发出的电报及报告，一定引起重庆的注意。11 月底的政府改组有利于扭转世界对我们的印象。这次改组表明，委员长希望把权力交给政界的开明分子和比较年轻的人。

为了消除对中国形势的误解，力图改善两国关系，我继续前往英国各地访问。12 月 6 日，我应加的夫市和该市企业家俱乐部主席的邀请，访问了该市。一周以后，应北爱尔兰总督阿伯康公爵的邀请，我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做了为时两天的访问。

我访问英国各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交换代表团，以便派遣英国各界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代表访问英国。英国教育界，教会和企业界中对中国友好的群众团体希望这样做，同时这也是英国政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此种方针，英国新闻部长及英国文化协会派代表到重庆建立新闻处，以便向中国人民介绍战时英国的情况和取得的进步。

在我的赞同下，英国文化协会制定计划，请一些中国科学家到英国进行科研，并了解英国人为支援战争而从事的工作。此事主要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负责安排。中国科学家抵达英国后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都采取步骤，接纳中国派遣的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在英国受训。除其它训练项目外，他们要学习如何使用英国应中国请求所提供的设备。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此项计划极感兴趣。作为飞机生产部长，他主张除了派中国青年军官外，还要派遣工人到英国学习。

一批海军学校青年学员也获准来英。他们来英的目的是学习如何操纵护卫舰。当时，大使馆武官正与英国海军部协商，将一批这种舰艇作为英国援助的一部分交付我国。二十六名中国海军学员于 1945 年 1 月初抵达英国。

为了加强两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协作，由桂永清将军率领一个军事使团来到伦敦。当时大使馆有海、陆、空三军武官，但桂将军不仅任军事使团团长，而且受权领导三军武官。很难肯定桂将军出使的效果如何。他的性格和背景对其使命并不完全合适，因此，他未能完成使命，特别是他想促进中英结盟而未能成功，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企业界也帮助一些中国青年到英国求学和访问。

其目的显然是希望战后能与中国通商，并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因此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决定为六名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重庆的经济部和农业部派了六名非常聪慧的青年人赴英留学。我的印象是，其中有几位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

外交部长宋子文于 2 月 5 日拍来电报，要我一旦搞清难尔塔三巨头会谈结果，便立即同国进行磋商。电报中还说，委员长和他本人都有要事与我相商，他建议我带我的中文速记员一同回国，因为将会有大量的文犊工作。我猜测，他可能让我为他出席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做些准备工作，还有可能陪他前往。2 月 13 日，宋子文再次来电，让我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所有资料全部带回，并告诉我，我可能需要在重庆工作一两个月。

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劳动协会参加英国职工大会问题。职工大会是英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人组织。为了进一步贯彻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派工人代表团赴英参加英国职工大会。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已于头一年 12 月召开。我国著名劳工领袖李平衡与朱学范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如何参加盟国各劳工协会国际会议的问题。朱先生在中国以左倾闻名。他特别急于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参加这次大会。

他说由英国职工大会发起召开的大会不同于由各国政府主办的其它国际大会。关键是大会是否给予中国劳动协会以平等待遇。两位中国代表告诉我，英国职工大会经常批评中国劳工组织受政府控制过多而非自由代表，且在会员数量和影响方面都远远不如英、美、法、比等国。

与我谈话时，朱先生还说，中国不能坚持要求与英国、美国和苏俄的工人组织享受同等待遇。另外，如果中国劳动协会不参加这次大会，他们就有可能邀请共产党的边区工会参加。况且苏俄已提出此种建议。我说，我认为首要问题是我们没有得到与其它三大国同等的待遇。

默认对中国代表团的歧视是错误的。由于不仅苏俄，而且英国和其它一些小国都公开反对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就尤其必要。如果他们保证正确对待我们，承认我们的国际地位，我们就参加大会。我建议朱先生与职工大会的秘书长沃尔特·西特林先生及同属该组织的霍尔斯沃思先生（?）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他们最终同意采纳这一建议。

2 月 14 日，李先生和朱先生前来向我报告说，大会原则上通过了成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的建议。委员会的十八名委员的名额分配情况是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各出二名，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出一名，自治领地集体出二名，国际劳工局和其它国际劳工组织出六名。朱先生对中国劳工组织的软弱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落后深表遗憾。

他认为，正是上述原因导致大会在此新委员会中只给中国一个席位。

三天之后，李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国际职工大会会议建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召集五国大使与会议代表商讨一下新组织的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安排此会，我是否能够出席。我说，我非常乐于参加。不过，会议必须在 2月娜日以前召开，因为我己定于 23 日晚上起程回重庆。

于是，艾登先生便在 2 月 23 日安排了一次午餐会，请这五国大使与该五国参加国际职工大会会议的代表们会谈。

午宴间，我与艾登先生谈起了刚刚闭幕的雅尔塔会议，并向他询问了会议情况。他说，邱吉尔和罗斯福主要讨论了如何将他们的军队调往远东，和为他们提供船只的问题。艾登也谈了一些欧洲战局情况。

第三节 旧金山会议

一、在国内，研究中苏关系和即将

开幕的旧金山会议等问题

1945 年 2 月 23 日，我离开伦敦，3 月 l 日下午到达重庆。2 日，宋子文外长请我吃饭，以表欢迎并可畅谈。

我乘机劝驾，请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他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结识许多国家的领袖和代表，包括美国人在内，并同他们商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宋听了似颇动心，并让我向委员长进言。他还说，旧金山会议的议题，他所知甚少，他愿早日去美，以便较多的了解雅尔塔会议的详情，因为外界对此几无所知。他说，国民党第六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将开会（5 月 5 日），他未便脱身。旧金山会议结束以后，他还很想去莫斯科一行。他对此行目的并未多谈，但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他说，如果他去旧金山则要与我偕行。我说，我将唯命是从。我感到有必要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之前使共产党问题获得解决，并提议要密切注视共产党的拖延战略，他们的目的是等待苏俄参战。一旦苏联参战，它对中国问题就有发言权，从而会使整个远东局势复杂化。他相信苏俄迟早会参战的。他似乎设想着四月末将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时期。（可能是，他认为有必要赶在苏俄参战之前赴莫斯科一行，以便为改善中苏关系达成某种协议。）

第二天，委员长召我谈话。我向他报告了我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中英两国间的龄晤等等。又报告了苏俄在对德取得胜利后的态度和心理。

他说苏联深恐中国变成美国的工具；只有中国表现出能执行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苏联才能平等相待。

3 月 6 日，委员长召宴并再度晤谈。我们研究了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我表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委员长则仅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我极力主张，要派一名妇女代表。委员长认为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作顾问即可。我又建议要派一名农民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因为这两个阶级真正代表着中国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次日，宋子文来电话，我去见他。宋说，他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就是他自己、王宠惠和我。我提议要有女性代表。他同意，但说没有适当人选。

我提出吴贻芳，他立即赞同。

3 月 10 日，孙中山夫人邀我茶叙。她对我说，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我问她，为什么共产党还要继续保留一支军队。她说，共产党感到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们的脑袋。她说，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就得唯国民党之命是从。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她让我去问孙科。（孙刚发表他的折衷方案。）一般地说，她只是代表自己谈话。这可能是因为她不愿给我留下她同延安有直接联系的印象。

3 月 18 日，委员长招宴。宾客中有王世杰、吴鼎昌、熊式辉和黄季陆。开筵之前，委员长邀我到隔室密谈。

他向我出示一个电报，其内容是魏道明同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报告。报告称，罗斯福再次敦促解决中共问题，罗斯福又通知委员长，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元帅就他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作了三点非正式表示，并表示有意参加对日战争。所表示的三点为：外蒙古的宗主权属于中国；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中国，但为了提高这条铁路的运行效率，斯大林建议由中、苏、美三国组成联合委员会来管理这条铁路；第三，苏俄需要在远东地区拥有一个不冻港，因此希望租借旅顺。魏的报告称，当时罗斯福总统向斯大林元帅提出，此事需要同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

我说，我不能理解美国何以看不到这对它本身的危害。苏俄建立远东海军，其目标无疑是针对着美国。美国为了尽快打败日本，急切希望苏俄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罗斯福的态度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他的建立战后世界和平机构的计划需要苏俄的合作。

若不能通过适当迁就拉拢好俄国人，使其参加到美、英、中的合作中来，则战后世界就将变得像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桌子。

3 月 19 日我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宋子文偕我去他家，他在路上告我，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业已决定由八人组成：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霖、吴贻芳女士、宋（子文）和我自己。他说徐谟将任代表团顾问，张君励则落选了。

这张名单说明，这个代表团只是代表执政党——国民党。

委员长和他的亲信们都认为除国民党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何其它政党的代表。当时这种主张占着上风。

而我则颇感失望，因为我提出的代表团应包括所有政治党派的建议未被采纳。我相信，海外舆论，特别是在美国，也将感到同样地失望，因为海外一般都认为，国内政治的不统一，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严重争端。更有甚者，当时在美国以及英国似乎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似乎在海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美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其它批评中国的人；还有英国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他们对中共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极为重视。

3 月 22 日，宋子文向我出示一份电报抄件，这是罗斯福给委员长的（蒋此刻正在昆明）。电报上写的日期是3 月 15 日，但却拖延到那天才拍发。该电的大意是，总统收到赫尔利少将的详细报告，获悉中国在解决各项问题中进展顺利，深感欣慰。赫尔利曾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向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罗斯福的电报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论点；但总统又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它政党的代表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情况。事实上，他相信这样做还会有助于委员长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望。罗斯福还提到，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其它国家的代表亦复如此。换言之，罗斯福实际上是使用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宋和我都感到，罗斯福的电报借辞有些官样文章，宋子文甚至怀疑，罗斯福对这份电报是否真正重视。我说，我看他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共产党代表这个问题，罗斯福这是第二次提出了。虽然罗斯福的观点与我相符，但我认识到这对政府来说是难于作决定的困难问题。不言而喻，委员长在作出决定之前，必然要再三考虑。一方面，他深信代表团中包括共产党人对政府决无好处；另方面，来自罗斯福的建议也决不能断然予以拒绝。

宋子文要求我翌日到昆明把这份电报交给委员长，并希望我再次同委员长研究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他又要求我在离重庆以前给王世杰一份电报副本，请他保密，勿与人言，但要研究电文，然后与宋在当天晚间六点钟讨论此事。我估计是宋打算听听王的意见，因为王是委员长本人十分亲信的顾问。

次晨，我同王宠惠、胡世泽，王化成，还有六个秘书，离开重庆，首途赴美。我们到昆明时，钱大钧将军在机场迎接我们。是委员长派他带着汽车来接我们的，委员长还带信要我们到锦城别墅去见他。王宠惠和我到那里时，看到委员长精神饱满。他问起各方面的消息和情况，我当即把罗斯福就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组成问题发来的电报呈交给他。他看完电报，起先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他问王世杰与宋子文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他们都认为很难同意罗斯福的建议。

他听后显得轻松一些。委员长说，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怎能与加拿大相提并论？他说共产党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政府的指示。他急切想知道李璜是否已接受邀请参加中国代表团。李是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王宠惠说，迄至 3 月 22 日为止，李尚未表示接受（李曾就此问题与共产党人接触）。

他又重新提起了罗斯福的电报，并问我，罗斯福为什么提出关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建议。我说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有人会提出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问题，在强国当中，中国是最易遭受攻击的一个。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这样的问题，那将使我们非常难堪，罗斯福既已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可能对中国在大会上的地位有些担心，并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能显得越强有力越好。其次，如果中国的统一问题不及时解决，则可能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复杂，难于解决。罗斯福的建议可能是为了要在会上防止这类事态的发展。第三，罗斯福可能已经受到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甚至中共已经直接向他提出要求。

我建议，我们首先应该答复罗斯福总统，说明我们业经组成的代表团大体上符合他的希望，并应说明为什么没有包括共产党人。但由于我始终主张接纳共产党人，因此我又建议，最好对罗斯福的建议留有余地，不要把大门关死。委员长可能由于想起了我早先对他讲的我的观点，同时也体会到了我适才建议的含意，立刻反问道，为什么不应把大门关死？我说，眼下只要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办的就够了，无须再对他说他的建议不能接受。于是委员长似乎在嘟嚷着他在答复中要说的话。他强调中共一直拒绝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让他们参加代表团有害无益。他反复地念叨着我们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而结束了这次讨论。

二、在华盛顿为出席旧金山会议作准备

l945 年 4 月 7 日我到达华府，在双橡园与魏道明大使及王宠惠会谈。三天以前，魏到美国国务院参加了一次会议，讨论内容是旧金山会议的程序问题。他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建议，会议应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附议，并说由东道国担任主席，不乏先例。但苏俄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立主席四人，轮流主持会议，由四个发起国担任，并表示这是他的政府的指示。刘锴补充说，葛罗米柯接着发表了一个爆炸性的声明，声称除了他的提案外，他的政府不能接受任何其它建议。

我建议说，我们当然应该支持美国所提设一个主席和三个副主席的方案，而且也应赞成由美国人当主席。

同时，我们无需生硬地反对俄国提案。必要时我们可以向美国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我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所以我们在支持美国提案的同时，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

最后决定把这一问题报告重庆，请求政府给予指示。

重庆及时地给我们发来了回电。实际上，我们接到了两份电报，内容略有出入。其中一份指示我们直截了当地支持美国提案；另一份则提出一种间接支持的办法，要求我们谨慎行事，注意英国的态度，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两份电报反映的都是委员长的想法，是他一人掌握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

4 月 12 日下午传来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举世震惊的噩耗。罗斯福总统在乔治亚州的温泉由于脑溢血医治无效，于四点三十五分逝世。

我给罗斯福夫人和斯退丁纽斯分别发电和致函，表示悼念和慰问。

六点多钟，胡世泽、刘锗偕来我处，研讨了罗斯福的逝世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对华政策等。刘说，在他获悉总统逝世的前几分钟，他接到国务院的电话说，罗斯福总统在前一晚曾明确指示坚持美国提案即旧金山会议只设一个主席。必要时可由其他国家但任主席，美国也不会介意。

第二天，宋子文率领的一批人员到达。我同宋部长作了一次交谈，把我同李海上将就苏俄要求租借旅大问题所进行的会谈作了概略的介绍。宋说，他在开罗见到了赫尔利。赫尔利说，他受罗斯福之命，在伦敦会见了邱吉尔，同他研究了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问题，以便易于使苏俄不坚持租借旅大的要求。可是邱吉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要交出殖民地除非是“跨过我的尸体”。

宋又说，委员长曾指示他告诉罗斯福总统，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俄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显然，委员长对我在昆明对他说的话已经作了认真的考虑。

报纸上刊出了委员长给罗斯福夫人的唁电，电文末尾称已派蒋夫人代表他本人专程到美吊唁。

4 月 15 日，我举办了一次午宴，欢迎新来的代表们，并就我们已安排好的计划进行讨论。出席的有吴贻芳、李璜、张君励、胡世泽、刘锴、吴经熊、杜建时和张忠绂。我把我们代表团的组织方案和代表、顾问以及专家们的分工都给大家作了扼要介绍。

我们对宣传问题以及代表中有的希望接见新闻记者，对记者提问发表意见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我承认任何人都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也希望能做到使外界相信中国人都有言论自由。不过，我只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我们的谈话不许涉及中国的内政。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我自己。因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国际性会议，而我们是代表全中国的。国内的政治问题应该在国内谈，而不该在国际会议上去谈。总之，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执政，我们代表的是全中国而不是哪一个政党。

所以，尽管我完全赞同言论自由和自由接见新闻记者，我们还是应该回避政党和内政问题，不要给人以我们在政治上不团结的印象。我说，无论如何，家丑不要外扬。

代表团全体成员都一致同意这一要求。于是我建议宋子文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正式通过了上述原则。

当时，我脑海中盘旋着两个大问题。一个当然是旧金山会议的工作问题。中国是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一，裁决大事之责有我们一份。另一个问题是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向中国提出的要求，罗斯福已向委员长转达，委员长虽然尚未正式同意，似乎也已默许。因此我密切注视着白宫易主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有位英国女记者弗丽达·乌特丽夫人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我也应邀与会，见到了几位颇有风趣的人物，其中有参议员伯顿·惠勒。

此人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那件大事”（意思是白官的变故）给中国带来了大好机会，中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还说新总统对苏俄将寸步不让。

第二天我见到宋子文时，把头天晚上惠勒参议员的一席话告诉了他。他说，此话使他感到高兴，同时也证实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新总统的情报。他所得的情报是，新总统对苏俄将采取坚定立场，他将谋求与国会更密切地合作，并要更多地依靠像詹姆斯·贝尔纳斯以及哈里·霍普金斯等一班干将。宋说，他已见到霍普金斯，他对宋说，杜鲁门要求他把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及其他地方应允别人的事作一个报告。宋说，他已经把俄国人对远东地区提出的要求告诉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说，俄国人并不真心想要满洲，不过是要求租借旅顺而已。

于是宋对他说，这会使“势力范围”政策在中国死灰复燃，因而必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并且这也是委员长给他的指示。

此时我感到，美国官员们都在焦虑着，不知还要多少时日才能把日本打败；他们似乎都认为从欧洲胜利之日算起，至少还要两年。后来听说，马歇尔将军曾说，美国至少还得牺牲一百万人才能把日本打败。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对日本人的作战潜力估计过高，从而采取了迁就苏俄、与苏俄合作的政策；甚至不合情理地以牺牲另一盟国为代价，同意苏俄的无理要求，来换取苏俄对日参战。可是到头来，这种合作几乎等于开了一场玩笑。我还记得，当初华盛顿为了争取苏俄参战，要求重庆同苏俄着手谈判条约的时候，对重庆着实施加了一些压力。中苏条约签订以后，苏俄是真的出了兵的，不过这时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个星期了。不管怎么说，这桩事是很不幸的。

三、中国代表团

我当然早已认识到，要使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到代表团里面去的想法，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们所深恶痛绝的。

但我认为，扭转关于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

很重要。接着，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罗斯福总统给委员长发来一份电报，他所极力主张的，恰好是我过去提出的建议。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一行动对委员长最后决定指派一名共产党人参加代表团，是个重要因素。当我同其他党政领袖如吴铁城、张群等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我说，董必武就可以。我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那时我是个无党派人士，人们都知道我是个无所依附、对国民党也不热心的人。我也和董先生交谈过，觉得他和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例如，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问题，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当然，关于苏俄政府的内幕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董认为他们一党专政的统治是正确的，而我则不以为然。不过，这种见解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国际关系问题。

最后，董必武终于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而且他在旧金山会议期间的表现也很好。他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就商于我。我无形中成了非国民党人士的联络官。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会议期间，我同董必武作过多次谈话。他到美国的当天就来看我，并就几个有关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问题提出了询问。关于国内问题，我委婉地向他暗示，代表团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因此只能讨论有关整个中国的问题。

我这话似乎起了作用，从此他再没有向我提过政治问题。

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对于我们早先达成的关于代表团行动准则的谅解，他确是格守如一。

我所建议的女代表是吴贻芳。吴女士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十几个女参政员之一，我的推荐终于获得批准，吴女士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团。

在小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遴选问题上没有遇到多大困难。民主社会党的代表张君励是我的老相识。中国青年党的代表是李璜。他曾在法国留学，能说一些法语。

无党派代表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胡适博士。此外还有大公报总编辑胡霖，四川人；他代表报界，确是适当人选。

另外还有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外交部长宋子文是代表团的挂名团长。他很谦逊，要求我担任实际的团长。但我坚持团长必须由外交部长担任，这对中国很重要。还有王宠惠，论年岁，论政治资历都是我的前辈。因此我极力主张王博士应作宋的副手。宋对我说，他已向委员长建议，如果他当团长，就要我当他的副手。我只好说：“悉听尊便。”就这样改变了原定的名单，而将组织代表团的大部责任放到了我的肩上。

另一位代表是魏道明大使。这样，代表团就成为一个能代表中国各党各派以及各种政治意见、阵容颇为均衡的一个组织。大会开幕以后，我感到有必要由代表团全体出面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让记者们看到代表着中国各种政洽意见，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国各党各派的代表们参加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就是中国团结统一的明证。所以我极力推行我的主张，并说代表们最好是根据我国参加会议的总方针来答复记者的提问。大家同意我的建议，由王宠惠、张君励、胡适、李璜四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声明，由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

招待会于 5 月 1 日举行。全体代表都登上了讲台，但事先约定由宋和我二人解答问题。到会的记者约六百人，整个会场情景动人，气氛轻松自然。不过，有些问题确实难以答对。例如有人问到，我们对印度和朝鲜问题为什么没有投票。但是我国代表团的组成和包括董必武先生在内的我国代表们的自然和愉快精神，似乎给记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确有一位记者提出要看看董先生，看他到底是否像别人告诉他那样是个危险人物。）在招待会上大家都能遵守不提内政的协议。

四、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在四个发起国代表中，斯退丁纽斯对宋特别倚重。

凡有问题，斯退丁纽斯总是再三问明宋的见解，并要求中国给予支持。这样的合作在这种大型会议上是常有的。

如若不然，有时事情会闹得不可收拾。而正是中国代表团的无间协作，才使这样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四个发起国每天早晨要在贝尔蒙特饭店的顶楼集会，就一些问题达成谅解，以便四大国在大会上可以表现得俨如一体。只要四大国能够保持一致，他们就能很好地掌握住全体大会。其他问题则由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

当然，我们在会上的总方针，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同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支持美国人的立场。同时在与魏道明讨论关于大会主席问题时，我也明确指出还是要把我们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事有凑巧，我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信赖这个国家。不过，有些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有困难的，而对美国则未必如此。比如说，美国对苏俄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不行”。而我们则不然。我们当然不能对俄国人提出的每个要求都让步，但是我们说“不行”

的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经不起不必要地惹恼俄国人。

4 月 25 日下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但那只是例行仪式。斯退丁纽斯以临时主席身份主持了会议。他要求代表们为大会成功起立静默一分钟。加里福尼亚州州长和杜鲁门也作了发言。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苏俄驻旧金山领事馆举行晚宴，与宴的宾客约有三十人。在宴会过程中，莫洛托夫向宋提起了主席问题，暗示要求中国支持他。宋只是笑了笑，回避直接回答。他向宋祝酒时说，他一直希望见到宋，尽管只是在美国相见。不过他希望不久能在莫斯科重叙。他显然是指宋即将首途的苏京之行，此时此地萦回于莫洛托夫心头的必然是举行中苏会谈，以便把雅尔塔会上对满洲的决定付诸实施。

指导委员会在第二天举行了会议。关于大会主席向题的争论进行得既炽热又紧张。艾登的折衷建议是设四个主席，由四个发起国外长担任，轮流主持大会，并推定斯退丁纽斯为四强外长会议及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全权处理大会事务。但此方案似乎没有赢得斯退丁纽斯的赞同，莫洛托夫也不满意。会场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有人递给斯退丁纽斯一个纸条。他很快看完小条就宣布休会五分钟。人们走向门厅，斯退丁纽斯把宋子文和我一把拉住，一面还寻找艾登。他说，俄国人已经取得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仍然贪得无厌。他说我们大家必须行动起来维护他的立场。他得到的指示是坚持只能有一位大会主席。最低限度他自己必须成为各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并能全权处理大会事务。我建议他把莫洛托夫也请来，在会下对他进行说服。斯退丁纽斯同意这样办，并立即派人去请。莫洛托夫这才参加到我们当中来。

主席问题终于在 4 月 27 日获得解决。按照最后协议，全会主席职位实际是要轮流担任的。因为是按照字母次序轮流的，所以第一轮主席就落到中国头上。我向宋建议，把全会第一轮主席让给斯退丁纽斯，这样可以使他在美国公众面前好说话。结果斯退丁纽斯主持了全体大会，宋被安排主持第二次会议，再往后就按字母次序轮流。

四个发起国曾经商定，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种委员会讨论以前，必须先经四大国审查批准。因此，各大国的代表们就得比其他人多开许多会议。情况已经很清楚，要达成协议，往往是相当困难的。

美国提出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提案。根据这一提案所有战略地区都将置于安全理事会控制之下。

这种办法，与会各国特别是一些小国都抱反感。这些国家认为托管制度的基本构想是令人向往的，但认为托管领土应能向自治和独立的方向发展。一般认为，所有托管领土都应置于联合国大会监督之下，而由托管理事会作为代表联合国大会的监督机构行事。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建议不敢贸然支持，而苏联的反对尤为强烈。建立战略地区的设想和以往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似乎和托管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中美两国公众对战略地区计划的意见分歧很大，但此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因为美国人坚持要推行这一计划，我们只好表示支持。不过，我们是能够左右最后结果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本身也应担负管理工作。几经讨论，中国的提案终获通过。于是，在宪章里现在才有联合国可以管理托管领土的规定。

美国要求在宪章里承认区域安全办法的建议遇到了许多困难。这一建议是在以强制行动来反对侵略这个标题下提出的。于是又马上引起了到底什么叫侵略的问题。

艾登就抓住了这一点对美国的提案展开了批评。他问如何给侵略下定义，从法律上说，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构成侵略行动？他说，三十年来，他一直在为侵略一词寻求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

强制措施问题也使许多小国产生不少忧虑，因为根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精神，决定强制措施的全权属于安全理事会而不是大会。5 月 16 日，终于由我来为敦巴顿橡树园建议辩护。我在答复加拿大代表朗先生的问题时，说明了一旦安理会作出决定要实行军事制裁时，理事国及其它会员国有什么样的义务，以及应负责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5 月 17 日，托管委员会开会时，我和英国的克兰伯恩勋爵发生了正面冲突。起因是我提议另写一段以代替第二小段，重写的段落的精神是要求托管领土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法国的那齐亚大使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是克兰伯恩。史塔生也发了言，他说我的建议一点也没有说服力。他的论点和措辞都颇尖刻而专断。他说，中国的修正案“应予否决”。但是主席弗雷泽对我倒是比较同情并给以帮助。他说中国的提案不宜付诸表决。他建议由史塔生、伊瓦特、苏俄代表、他自己和我五人一起商讨，找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大量报道，中国和苏俄提出建议，要以独立作为新托管制度的主要目标，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反对这种主张。这真使我感到惊讶。那天午后，《下午报》上出现了一个通栏标题：“美国的立场威胁着殖民地的自由。”当史塔生来我处商讨折衷方案时，他似乎对报纸的报道甚为关注。他说，他打算建议：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的席位，但不知道这样安排能否使中国在草拟的文件中同大多数国家一致起来。我坦率告诉他，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

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我们同样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我说，我们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也希望包含在新托管制度内的这一终极目标有助于该制度赢得全世界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取得成功。

旧金山会议获得重大成果而胜利闭幕。不仅斯退丁纽斯高兴，所有其他代表也认为这次会议的工作有益于世界未来。会议在许多人发言之后圆满结束，其中最杰出的是杜鲁门总统。经过事先安排，斯退丁纽斯主持了会议。6 月 26 日下午，杜鲁门在四个发起国的主要代表依次简短致词之后作了讲话。然后，向美国总统介绍每一位首席代表。介绍后，斯退丁纽斯邀我和杜鲁门谈几句话。当我们见面时，国务卿很客气地告诉他，在许多委员会上，当形势微妙，需要圆通处理时，我帮了大忙，做出许多贡献，我说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但总统说，他知道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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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联合国的成立(1945 年 5 月—1946 年 7 月)

一、日本投降和中苏条约

1945 年 5 月 24 日，旧金山会议结束前几个星期，宋子文终于从华盛顿回来了，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们都对苏联要求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将大连辟为自由港一事非常关心。宋子文刚刚收到委员长的一份电报，转述了赫尔利关于他自己及罗斯福与斯大林谈话经过的报告。宋子文曾访问过新总统杜鲁门，但未能得便对俄国的要求作详细讨论。宋子文目前的愿望是要美国借与中国更多的黄金，他在和杜鲁门讨论时强调他并未提出新的要求，只不过请求美国政府履行它贷给五亿美元的承诺。

至于俄国对旅顺和大连的要求，宋子文向总统提及，中国多少年来一直在奋战，遭受苦难和牺牲，就是为了要保持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中国决不能重新退到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老体制上去，宋子文说，杜鲁门一直在点头。他没有说出是与否。但宋子文的印象是总统对中国的观点深表同情。宋子文还告诉杜鲁门说，美国必须在有着众多缺点的国民政府和享有虚誉的共产党政权之间选择一个，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对宋子文讲，在应付苏联要求上需要极其慎重，我们对这些要求应装做一无所知。我认为我们应当建议美国在斯大林再度提出此事之前，同莫斯科不要再谈这件事。我说，拖延会对我们有利，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中国能最后抓紧，迅速打败日本的话。当然，我们真正的政策应当是毫不含糊地反对俄国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当设法让苏联放心，中国对它是友好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想我们让他们加入政府，比让他们站在外面与政府始终对立更好。如果他们加入了政府，无疑地他们将永远处于少数的地位，政府能够操纵并控制他们，同时也排除了他们的一项指责，说政府是一党独裁。而且苏联也得到了中国友好的保证，这将减弱它要求旅大以建立其完整的远东安全区的欲望。

如果苏联坚持它的要求，中共要么和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党派一起反对苏联的要求，否则将承担做出任何让步的责任。如果内部的政治和解拖延到苏联公开提出对旅大的要求之后，那就太晚了。因为那时中共将会犹豫或者拒绝参加政府。我和王宠惠应宋之邀共进午餐，商讨俄国的要求及其他问题。宋外长说，哈里·霍普金斯已前往莫斯科，去了解苏联的实际政策，以便美国可以决定自己的立场。

他告诉宋子文说，他不知道罗斯福对中国东北问题作过多大的许诺，但他相信杜鲁门是会支持中国的。远东政策协会的伯勒尔和远东农业信贷署的柯达都曾告诉宋子文，舆论倾向于美国不靠俄国的援助和参战来结束对日本的战争，因为俄国的帮助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宋子文对我说，政府前此曾致电要他同我和王宠惠商量俄国的要求。那天上午又发来一封电报，蒋委员长说他已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告诉他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这也是美国的传统政策。蒋委员长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

6 月 5 日晚，我和宋子文又一次谈话，他刚和斯退丁纽斯交谈过，斯退丁纽斯说，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就已经在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给杜鲁门总统打电话，问由谁来将此事转告宋子文博士——是斯退丁纽斯还是总统本人。

斯退丁纽斯说，由于这个协定的保密性质，中国一直被蒙在鼓里。（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中国毕竟是与此问题最有关的一方。）宋子文博士不久便回华盛顿去了。6 月 9 日他从那里给我来电话，他说，他想送一封机密信来。他要我派一个人去取信带回泪金山。宋在动身回重庆之前要向杜鲁门辞行，因为我不能去，他要告诉我在谈话中透露了哪些事情。他说他将在信中写明，但必须使此信安全送到我的手中。他还要知道我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我当天就派我的儿子裕昌带一份写明我对俄国要求的反应的备忘录去他那里。

6 月 11 日，裕昌由华盛顿带回一封信和一份宋和杜鲁门关于苏联要求问题的谈话报告，我大致看了一下，发现这些要求等于恢复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前的状态。

还有一些关于日本和朝鲜与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要求。我马上口述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让我的儿子带回去。

我和我的一行人员搭乘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飞机去华盛顿。在到达时国务卿受到盛大的欢迎。但在 6 月 28日我们却听见斯退丁纽斯辞职这个令人感到郁闷的消息。

并且还公布斯退丁纽斯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新职务。这个公告是杜鲁门在独立城发表的。

很清楚，斯退丁纽斯将不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三强会议，而留在华盛顿，作为总统本人的代表出席参议院会议，以求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新国务卿贝尔纳斯将随同杜鲁门总统去波茨坦。

杜鲁门总统传话来，要在 7 月 3 日见我。在约定的那天上午，约瑟夫·格鲁带我去白宫。我发现杜鲁门总统为人亲切热诚，作风朴实而说话不多。他力主宋子文在 7 月 1 日之前去莫斯科，以便总统、邱吉尔和斯大林能在柏林会面时讨论远东的形势。显然，杜鲁门是在期待宋子文之行取得某些成果。

当日下午，我动身去纽约。在纽约期间我有机会见到蒋夫人。她说她将在 9 月间回重庆，如有必要就取道英国，并问我有什么意见。她说，她不是作为一个恳求者前往，而是要使邱吉尔确信中国对远东和全世界的重要性，并且要反复重申中国是通过几年的抵抗和牺牲而取得其地位的。

7 月 5 日我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轮船去伦敦。7 月10 日清晨停靠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古罗克码头，大使馆的一名秘书来接我。他带给我的报纸上有一条报道宋子文的消息。他那时正在莫斯科，从到达那里之后已第三次会见斯大林。报道还说，他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这条消息使我感到和俄国人的谈判正陷入僵局。我猜宋子文之所以去找哈里曼，不一定是为了通报情况，而是请他帮助。但是波茨坦的三强会议即将召开，这意味着宋子文和斯大林的谈判不会再拖下去。

7 月 26 日英国举行了大选。工党以三百九十席获胜，他们在上届议会中只有一百六十三席。保守党只得一百九十五席，而在上属议会却占有三百五十八席。换言之，这次选举以工党大胜而告结束。

这个消息令人稍有不安，虽然我认为英国政府的政策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事实上，根据我在伦敦供职期间工党重要人物表示的看法来判断，似乎工党比邱吉尔本人对中国更有好感。但是我为有些老朋友将离开政府而感到惋惜，其中就有艾登，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时我们就已相识。

我设法到艾登的办公室去看他。他的秘书说艾登爵士那天下午很忙，并且他将不再担任外相了。但当我说我不是来拜会外相而是来看望朋友时，立即得到答复说，艾登爵士将很高兴在次日会见我。我不是在外交部里，而是在外交部大楼顶层他所住的一套房间里看见他的。

他屋子的地板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公文、箱笼、纸片和书籍，显然他在准备腾出房屋。当我走进去时，法国大使马锡里正走出来。在我的谈话结束时，怀南特也来拜访他。艾登很亲切地接见了我，我发现他的情绪一点也不坏。但他说他对这次选举结果感到意外。他说，不过，他很高兴贝文来接替他。他认为贝文对这个职位是能干而可靠的人选。（事实上贝文在邱吉尔内阁期间就由工党培养，使他与外交事务保持联系。）大多数保守党的领袖，特别是在政府中的人，对这次选举原来都期望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可是也有人看法不一样。惠廷甘·琼斯夫人，一位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英国妇女，在选举结束四天后告诉我说，在选举前夕她已看出保守党前景不妙。她和一些公共汽车售票员、工厂工人、出租汽车司机谈过话后，就觉得工党大有获胜的可能。她说几百万青年男子是第一次参加选举，都希望改换政府。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观察，因为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当中，许多人都对保守党政府的老派做法不满。

总之，这次选举对我和对许多英国领袖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我记得选举刚完之后，财政大臣安德森的夫人对我说起英国政治的冷酷无情。邱吉尔一下子就被赶到马路上去了，邱吉尔夫人要忙着找住房，显示着英国人民对像邱吉尔这样一位为战争日夜辛劳的伟大领袖实在有些忘恩负义。那些日子由各方面来看都显得非常重要。在英国刚刚发生了一场政府的突然变动；在莫斯科正在进行着中苏会谈；波茨坦会议已开了一半；宣布了要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中国将作为五强之一参加该会（王世杰外长来电叫我对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准备）；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投降——这一切都是在 7月中至 8 月中的二或三个星期的时间内发生的。最后，就我个人来说，宋子文在交卸外交部长职务前夕来电告诉我蒋委员长已同意他的建议，将我由伦敦调往华盛顿。

而新外长王世杰要我为即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外长会议做准备，并派我当他的副手出席会议。

8 月 7 日晚，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谈到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及杜鲁门、邱吉尔和史汀生关于这种炸弹的起源和发展的联合声明。

两天后，关于俄国对日宣战和俄军分四路进军越过中国东北边境的大量报道出现了。那时透露出了早在 6月中旬，日本政府曾请求莫斯科出面调停。就像某些报纸所报道那样，我心中也在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受到原子弹的影响，把对日参战的日期从预定的 8 月 15 日提前到 8 月 8 日。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回答。但当时一般认为（我的想法也如此）日本就要投降，事实上，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了。

从 8 月 5 日以来，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出现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充满重大意义的，当时给我以难忘的印象。

这些事虽然并非出人意料，但来得太突然了。虽说大家都希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能使日本恢复理智并加速其投降，但是看起来日本的乞降还是使得伦敦、华盛顿和重庆的官署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应付日本投降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在重庆。甚至连总司令蒙巴顿勋爵（我想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也为之大吃一惊。他正要回到缅甸去，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巴顿勋爵说在他动身的前夕，在首相官邸刚开始他和首相的晤谈，有一个电话打来向首相报告，说是从日本广播听到日本请降的消息。官方的正式文件虽尚未收到，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打乱了蒙巴顿正要向首相汇报的计划。

8 月 13 日全日人人处处都在等候东京对四强在上星期六发出的照会的答复。但没有讯息。8 月 14 日，谣传日本接受了最后通牒，但同时也有否认的说法。

8 月 15 日晚，我参加了新首相艾德礼及其夫人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招待会，大多数对远东关心的大使和新政府成员都出席了。我对首相说，他决定将议会的开幕日由 8 月 8 日推迟到 8 月 15 日，正逢对日作战胜利日，一定是得到了灵感。艾德里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巧合。他已于昨晚十时三十分收到了日本答复的全文，不过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尚有待证实。到十一时三十分得到了证实，于是便在午夜发布了公告。

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都显示了英、美两国想要得到苏俄积极参加对日作战的热烈希望。这两个会议都未邀请中国参加，但是有关这两个会议已公布的文件清楚地表明，英、美两国确保莫斯科参战的共同愿望，使得他们不仅要作出巨大努力，而且还要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中国的利益。

在雅尔塔，美国和苏联，在英国的赞同下，协议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罗斯福和莫斯科达成谅解，由他去影响中国进行签订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就是莫斯科会议的由来。

1945 年 3 月我在重庆时，委员长给我看一封魏道明大使的来电，汇报他应罗斯福本人的邀请进行的一次谈话。谈话的要领是，对打败日本，苏联参战是绝对必要的。罗斯福告诉魏，他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包括苏联在欧洲打败袖心国以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可是苏联提出了某些条件，其中就有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更具体的说，斯大林在雅尔塔非正式地表示了几项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有关的要求。斯大林认为：第一，外蒙的主权应属于中国；第二，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中国，但为了提高该铁路的运营效率，应成立一个由中国、苏俄和美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经营这条铁路。

第三，苏俄想要在远东租借一个不冻港，最好是旅顺。

罗斯福曾建议斯大林和中国商量这些事情，他表示了他的强烈愿望，认为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接受这些条件。

委员长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说，罗斯福总统竟然同意了苏俄的要求，实在太出人意料。在我看来他竟答应要求中国改变我们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我说，我们不能开倒车。这只不过是罗斯福所做的诺言，我们完全可以不答应。如果此事公开出来，我深信美国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支持罗斯福。

后来宋给我看一份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的电报。电报的日期虽写的 3 月 15 日，但是 22 日才发出。他叫我将电报带去给委员长，因为此电性质绝密，他不想在电话中说此电的内容。他说，也许委员长要和我商量一下。

我一到昆明就立即前往委员长的行营。他已得知我带来了重要的电报，因此，他正等着我。他将这封长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它交给我看。电报的一大部分专讲关于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但也说到俄国对中国的要求。我说，这封电报是必须答复的，特别是总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对台湾、马尼拉我们必须表明态度，从中华民国建立三十年以来，历尽干辛万苦之后，走回头路是违反我们的国策的。现在罗斯福既然直接来电，委员长可以给他一个坦率而友好的答复，说明答应这些条件预料将遭到的困难。作为朋友，美国人是会欣赏直言无隐，而不是拐弯抹角的话的。我建议他对罗斯福说，他看不出中国怎么能同意这些条件，如果照所提出的办法行事，中国政府将很难向人民交待。

直到我离去，委员长始终没有表示他的想法，不过我的印象是他已意识到此事之棘手。一方面，他对我所说的完全有同感；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拒绝罗斯福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中国抗战是离不开罗斯福的帮助的。但是我觉得战争本身不会受影响，因为这主要是苏美之间的问题。我更觉得苏联所要求的事是不能向公众宣布的。

他们想通过秘密外交来达到他们不合乎道理的目标。

4 月份宋子文在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他给我看一封蒋委员长的来电。此电附有他和罗斯福的来往电报，并表明他想派宋子文去莫斯科作谈判代表。从这个电报我知道蒋委员长一定已同意罗斯福提出的全面建议了。

为了缔结一项以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议为基础的中苏条约，将举行一次会议，我向他指出，任何人承担谈判一项使中国倒退三十年的协定的责任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答应写一份关于此项提议的利和弊与中国为什么应当予以拒绝的备忘录。

宋本人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说，考虑到他和委员长的亲近关系，他无论对委员长还是对罗斯福都很难表示相反的意见。事实上，蒋委员长和罗斯福的私人接触几乎全部都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考虑到这一点，我说，如果他非参加这个会议不可，唯一可行的就是拖延时间。

在外交谈判中，这个策略是常常使用的，尤其是弱国。

我告诉他当年进行二十一条谈判时，袁世凯是怎样指示陆徵祥拖延时间的。我告诉他各种可用于拖长谈判时间的办法。他问我能不能将这些办法也写进那个备忘录。

我在第二天将备忘录交给了他。我回到了伦敦，宋在 7月底以前带了一大批人员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我当然急于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8 月里的一天，艾登看出我对会议结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不过我们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听了大惑不解。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蒙古这个问题上，中国对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承诺。”我将他的话以及我强有力的赞同意见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作为一个为了收回失地和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的政策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唐努乌梁海是问题的焦点，这个地方并不包括在罗斯福和莫洛托夫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之内。这一定是我方代表团的一个疏忽，因为在同意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外蒙应否独立时，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唐努乌梁海这一大片在外蒙西北的中国领土将与中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除了民国初年外蒙在俄国人的纵容下将我国的驻军逐出库伦那一段时期以外，我们一直派一名大员驻在那里。1919 年，段祺瑞总理派徐树铮将军率领一支边防军去库伦，收复了外蒙古。即使在民国初年我供职于外交部时，我们仍继续控制着外蒙古达数年之久。

我的一位同僚，四名参事之一，曾在一支中国军队的护送下派往唐努乌梁海即阿尔泰为专员。

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结束了，以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首的代表团回到了重庆。宋子文打来一封电报叫我通知王宠惠，他将任中东铁路理事会的理事长。这件事使我清楚地知道这次谈判实际上包括了双方关注的一切问题。

8 月 19 日胡世泽告诉我这个条约所涉及的有八个方面。（1）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和主权。苏方对这个中国起初拒绝讨论的问题抓得最紧。斯大林有好几天板着面孔，而且生气，直到中国屈服为止。协定中所用词句是“按照现行边界”，对实际边界未加确定。（2）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按双方各占股金一半合股经营，由一名苏联人任管理局长。理事会由中苏各五名理事组成，选出一名中国人任理事长。不包括支线，但一切附属单位，如铁路工厂则包括在内，矿山除外。抚顺煤矿由中方经营，但保证部分产品供应苏俄。中国原来建议中东铁路由苏俄经营，而中长铁路由中国经营。（3）旅顺分为一个军用区，包括在苏联控制下的军港，和一个民用区，由中方提名经苏联总督同意的人任该区的行政长官。旅顺“委托”苏联管理三十年，但中国有使用权。（4）大连成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中国，但港务局长为俄人。港口设备半数免费租给苏俄使用，另一半归中国使用，但不得租给其它国家。（5）签订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同盟条约。条约内容和苏捷条约及苏法条约相似。苏俄提出此条约适用于对付其它一切国家的侵略，但宋子文将它限于专对日本。（6）互换一项照会，甲段中：苏俄不干预新疆省的事务；乙段中：苏俄只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提供物资。但它拒绝特别提出中共为地方机构。（7）在大连建立海关。（8）中俄达成一项军事协议，根据该协议，在中国东北的苏军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土地交给中国的军事代表。

胡世泽这位俄语专家告诉我，他发觉苏俄在草拟条约最后文本时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关于铁路的条款载明于三十年期满时“无偿”交还中国，但这两个字在俄文本中没写上。还有原议“经”大连出口的俄国货物和“经”

大连进口的外国货物均应免税。俄文本却改为运到大连供当地消费的货物免予征税；至于那些“经”大连运往其他市场的货物仍须纳税。这就使俄国的大连当局增加了财政收入。

胡世泽证实了文本中确实有一些不必要的让步。苏方提出要确定外蒙的边界，但王世杰情愿不确定，满足于“现行边界”一词，以此避免中国对失去阿尔泰明确表示同意。外蒙与俄国合谋摆脱中国的控制，但其独立宣言中并没有包括阿尔泰。

胡世泽说宋子文从重庆带来一份标明外蒙边界的1926 年的地图，但斯大林说那是日本人伪造的。胡也认为那是日本人的，但宋子文和王世杰都不敢请斯大林拿出一份真地图来。胡世泽说王世杰觉得与其明说将阿尔泰送人，还不如留作一个未决的问题。内、外蒙的边界历来是不易明确划分的，主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部分是游牧民族，他们总是由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放牧。胡觉得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不仅仅以俄国军队撤出东北为附加条件，还有另外的考虑。

在另一个问题上，胡世泽报告说，宋子文提出以长春代替哈尔滨为铁路局所在地。这一建议马上就为俄国人所接受了。因为很明显，路局设在哪里，俄国的势力就会扩展到哪里。

对于中国提出为苏俄接受的那个旅顺中俄委员会，王世杰建议俄国人有三个表决权，中国有两个。斯大林马上接受了。当胡世泽向宋子文和王世杰解释，这样做会使俄国人在表决时有决定权，王世杰在下一次开会时试图修订，但斯大林拒绝考虑。

俄国人迫切希望使这次谈判在波茨坦会议开始之前完成，但是宋子文下定决心不在任何协议上签字，坚持要回重庆请示，使这一计划落了空。波茨坦会议结束于 8月 2 日，而中苏协议则到 8 月份晚一些时候才签订。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 1945 年 8 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 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 6 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及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是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王世杰在他从莫斯科回来时就已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受到强烈的反对。党内舆论、参政员、报纸全都反对他。

最后委员长不得不出来说话——我想是在一次国民党常委会上——他说，王世杰去莫斯科是为了国家利益执行一项政府政策，王世杰是奉他的命令行事的，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反对他本人，这才平息了喧嚣。

二、五强外长会议

王世杰于 9 月 9 日抵达伦敦参加五强外长会议。他坚决主张必须在大连建立中国的行政管理，在旅顺成立一个中苏联合军事代表团，以此作为鼓励英国将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范例。

9 月 23 日我们两人再次会面，宋子文也来参加。宋是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伦敦支持我方出席外长会议的首席代表王世杰的。我们三人全面检查了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香港是其中的一个。王世杰表示他希望中国能收回澳门。委员长曾指示他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劝告他多加慎重，美国曾建议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盟国对日本的咨询机构，而不像在德国那样设立一个管制委员会。在中国已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之后，英国大使薛穆将英国的建议送交中国外交部。英国人想要澳大利亚成为管制委员会中的第五大国。王和宋都反对这个意见。

宋子文最关心的是在外长会议上要考虑的日本赔偿问题。中国提出的要求包含三项建议，最重要的一项是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将为中国所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在我看来很明显，真正担心的是苏军可能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在东北的财产和工厂。

也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贝尔纳斯国务卿不赞成将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来。并给我们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

我们曾将我们的要求通知了莫洛托夫和贝文，但他们都未答复，甚至当王世杰当面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都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这次 9、10 两个月的外长会议，乃是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的五强外长会议。此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起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约，中国在会议上得到的经验是有趣和使人开扩眼界的，但也是令人泄气和颇为颓丧的。因为会议的气氛与精神使我们对于为世界和平安全而与俄国人合作的远景担忧。

外长会议是根据波茨坦达成的协议而成立的。这个会议原定至迟在 9 月 1 日开会（事实上第一次会议是在 9月 11 日召开的），为盟国起草对敌国的和约。第一次会在伦敦召开，五位外长在他们的副手的陪同下出席。葛罗米柯是莫洛托夫的代表；邓恩是贝尔纳斯的代表。中国方面，我在王世杰的指示下，草拟了对各项中国关注的问题以及对意大利和约之类的问题的备忘录。

在会议第一次开会的前夕，对日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日本已接受了投降条件，只差正式宣布投降了。中国政府关心的是日本赔偿问题和收回由意大利所攫取的权益等。由王世杰和宋子文拍给我的电报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赔偿尤其关心。中国要求日本的全部在华财产，包括工厂和船舶。这一切都认为应归中国所有，以赔偿战争损失的一部分。在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的盟军，应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破坏，隐藏或迁移这些财产。中国还应当得到大量盟国在日本接收的财产。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多少是个形式。第二次会可就难开了。在程序问题上出现了大量争吵，莫洛托夫紧紧逼着贝文。莫洛托夫故意反对邀请希腊，说那个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

外长们的副手在每次外长会议开会之前举行集会，以准备下次会议的讨论。9 月 13 日上午的集会，在古谢夫主持之下毫无结果。究竟是由对意作战的所有盟国，还是由所有对意作战的国家，来拟订对意和约，对这个问题争吵了两个小时。古谢夫一个人坚持参加拟订和约只限于对意作战的盟国。

安排在 9 月 22 日上午举行，由莫洛托夫主持的会突然在上午十时宣布延期，最后到下午五时才开成。莫洛托夫要求按波茨坦会议决定的程序开会，他说会议决定让五位外长都参加讨论和约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样有的外长有表决权，有的没有，造成了外长之间的不平等。

他想要会议让所有参加者都处于平等地位，他的意思是，只有在投降条款上签字国家的外长才能出席拟订条约。

看来这位苏联外长是决心要改变 9 月 11 日会上所决定的由全体五位外长来讨论和约草案的程序。只要他无法取消这一程序，他就变本加厉地进行阻挠。他的副手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9 月 24 日的外长代表会议上，作为主席，我尽力提出多种折衷方案，都得不到结果。每次表决都是四票对一票，苏联总是独自一票。

在紧接着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对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行动大事攻击，说他对日本人“软弱”，要求把日本问题列入议程，第一次外长会议原定只讨论欧洲问题，因此，贝尔纳斯坚决表示反对。贝文说他曾提出成立一个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因此不便反对莫洛托夫的提案，只好什么也不说。莫洛托夫的这一步可说是一个很巧妙的分裂英美联盟与孤立贝尔纳斯的行动，因为莫洛托夫相信，中国是无法坚决反对他的建议的。因此我们必须决定采取什么立场。王世杰和我讨论了我们应当强调哪几点，由我草拟了表明中国立场的声明。我提出我们对苏、美都不应得罪，王世杰表示同意。我在午夜口述了一份三页长的声明，表明我们对麦克阿瑟所作努力的理解——这样我们就不背离美国的立场——并且在原则上赞成苏方的提案。我们的困境同英国很相似。

在次日上午的外长会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了前一天的提案，坚持要将它列入议程，他说他至少要听听其他代表对他的提案有何意见。王世杰宣读了中国的声明，这似乎使莫洛托夫大为高兴，他说他理解中国外长对他的提案是表同情的。王世杰回答说，如果别人都同意，他也不反对。莫洛托夫于是紧逼贝尔纳斯，要他表态，但是贝尔纳斯说，他的政府的指令不许可参加这样讨论。

莫洛托夫提出麦克阿瑟允许日本军人在解除武装后回家是冒险，日本人将秘密作再度侵略的准备。他狡猾地说，中国和俄国离日本很近。

会后贝尔纳斯邀请王世杰和我到他在兰开斯特大厦的办公室去。他告诉我们，中国的声明很不错。至于莫洛托夫指责允许日本军人返回家园一事，贝尔纳斯说，苏俄是监禁着已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的唯一国家，这是对波茨坦宣言的公然违反。他要我们了解莫洛托夫强烈反对全部五位外长都参加对轴心国家附庸国和约的讨论。

莫洛托夫以违反波茨坦决议为借口，想要否认在 9 月 11日的会议中一致通过的决议。贝尔纳斯反对将法国和中国排斥在外，他向我们保证他和贝文将竭尽全力维持全体参加会议。

在 29 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他反对 9 月 11日决议的意见。他建议以柏林会议为基础重新讨论和约程序问题。贝尔纳斯作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回答，然后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召开一次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欧洲的联合国成员国和积极参加过欧洲战争的非欧洲国家参加的一次会议。他说，讨论和约的会议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莫洛托夫的建议却要拆散和分裂这个会议，主张由四国参加对意和约，三国参加巴尔干和约，两国参加对芬和约。

9 月 30 日下午的外长会议一直开到七时十五分。这是一次非常激烈的会议。皮杜尔、莫洛托夫和贝文都带着恶声和怒气发言。贝尔纳斯也用有分寸的字眼谴责莫洛托夫。他们都显得很激动——面孔由于强忍着感情或者愤怒而涨得通红。当皮杜尔说，法国代表团为了接受波茨坦会议对某些问题的决议而不断做出牺牲时，莫洛托夫说，他无法接受“牺牲”这个词。如果法国对这些条件不满意，可以退出这个会议。皮杜尔仍坚持用牺牲一词。过不了几分钟，争吵又转到了贝文和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坚决主张自从他宣布撤回对 9 月 11 日的决议的认可之后，这个决议就不成其为决议了。贝文尖刻地说，莫洛托夫的方法简直是希特勒式的。于是莫洛托夫忿怒地问：“我们有个主席没有？” （贝尔纳斯当时担任着主席） “他在什么地方？”

他说他忍受不了这样侮辱的语言，除非收回这句话，否则他就不能再开下去了。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贝文立刻说，他的话是受到了误解，他为此感到抱歉，他收回了他的话。莫洛托夫回到了会议桌旁，但气氛并未好转。他说，他很惊奇的是，贝文有的是办法，而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来议论其他的外长。他接着说，但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是谁更近于希特勒式呢？当贝尔纳斯问，如果莫洛托夫坚持取消会议的决议，那么外长代表的工作还怎么做？莫洛托夫回嘴说：“由指定的国家的外长代表来做。”那就是说，他要排除不是投降条款签字国的代表。那就应当有几个分开的议定书，即关于总的问题的，关于对意和约的，关于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的和约的，还有关于对芬兰的和约的。

那天晚上又开了一个会，由皮杜尔担任主席。这次会争吵得更为激烈。贝尔纳斯接受了莫洛托夫分为四个草约的建议，并且问莫洛托夫是否在总议定书上签字。

莫洛托夫先是同意签字，但后来又再次试图取消 9 月 11日的决议，表示除非决议取消，否则他决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10 月 1 日，会议在十一时开始，但在一小时讨价还价之后，又休会三十分钟，让各代表团互相交换意见。

杜勒斯走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说几句支持贝尔纳斯的话。

他显得有些失望，说无论如何贝尔纳斯始终在维护中国的利益。假若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我竭力向他解释，说王世杰曾经表示过他同意贝尔纳斯的意见。但杜勒斯说，王在会场上只说在未和本国政府进行商量之前，他对贝尔纳斯的提案不能发表意见。

我转过脸看着王世杰对杜勒斯说，他一定愿意说几句话来支持贝尔纳斯所提召开一个扩大会议的建议的。王回答说，如果贝尔纳斯的建议能为苏联代表团所接受，那我们就不反对。这话便杜勒斯吃惊而且恼怒，一句话没有说，扭头就走了。

王世杰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他不愿给莫洛托夫以中国支持西方国家反对俄国的印象。当时我曾指出，人人都会想到我们当然耍维护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苏联也不能反对我们这样做。莫洛托夫不管别国愿意与否执意要按他的要求办，这个要求如被通过，将使中国被排除在外，并使中国代表团处于屈辱的地位。

凌晨二时十五分不得不宣布再次休会。过不多时贝尔纳斯走进来要求我们不要离开会议桌，因为莫洛托夫反对中国参加讨论对意和约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我们呆在那里不动，而莫洛托夫还是继续反对，他就要离开会议桌。会议的破裂是由他而不是别人造成的。邓恩在几分钟之前也对我们这样说过。会议一事无成。最后，贝尔纳斯说，会议拖下去没有好处……最好宣布休会，把没法解决问题的工作留给各自政府去作。

会议结束了。我草拟了几份电报，说明会议破裂的原因，分别拍发给委员长和宋子文。我特别通知宋子文，莫洛托夫说过在他所提谁应参加和约谈判的问题上，直到如今，还没有哪一位中国代表表示过不同意。我们应向美国政府讲清楚有关中国在意大利投降条件问题上的地位，对此我也要了解宋的主张。当初曾经要求我国参加这些条款，但是我们却没有签字。

我对王在外长会议最后一次会上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有点吃惊。他对中国参加讨论对意和约问题不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虽然贝尔纳斯与杜勒斯极力敦促王支持把会议扩大的建议，以使莫洛托夫处于对会议决裂负责的地位，可是，王不同意给予支持。我们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几乎全体一致主张采取明确立场，支持美国的建议，但他仍然犹豫不决。最后，在外长会议上，当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敦促他表示意见时，他说，如果大家都同意美国的建议，他也不反对。自然，这样说对美国建议毫无帮助。我觉得，他离开重庆之前，大概是得到了委员长的指令，要他避免让苏联代表团觉得我们同英美站在一起，而且要试图尽量培植同苏联代表团的友好关系。我在前面指出过，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莫斯科表示友好。这次会议是紧接着中苏谈判结束和缔结中苏条约之后召开的。他期望当共产党问题不得不在中国加以解决时，苏联政府将如在莫斯科谈判中以及在中苏条约中所表明的，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将给于物质和精神支持。

那时，由于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决定影响全世界的主要问题而未能取得成果，使我感到很遗憾。

我尤其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毕生的希望是，在世界大家庭里，应使中国享有适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待和促进世界安全与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没有能够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参加伦敦外长会议似乎只是一场匆匆而逝的梦幻。

我要跳过几个月，先把这段经过说完，以后再回过头来谈这几个月。在莫斯科，12 月末再次举行外长会议。

出席的有美、英、苏三国代表。12 月 27 日公布第一次公报。宣布对欧洲和平条约起草程序所达成的协议。显然英美两国完全屈服于苏联代表。对意和约将由四强起草，把法国看作对意大利停火的一个签字国，中国被排除在外。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和约只由三强起草，对芬兰和约由英国和苏联起草。虽然法国对这些程序不同意，但中国立即表示同意。按照公报，由各国代表起草和约，将召集二十一国会议讨论这些条约。中国将

成为被邀参加扩大会议的国家之一。最后，条约将由二、三或四强起草和签署，然后提交和会进行总签字。这就是达成的协议。我为其不民主的性质感到震惊。我也为中国表示同意之快而感到诧异。

次日，发表第二次公报和最后公报。我看到中国被置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的行列而感到痛心。

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现在不仅失去朝鲜，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仅仅由于我国答复同意签署对意大利停战协定稍迟几日，就将我国排斥于草拟对意和约的国家之外。这使我非常烦恼。然而苏联对意大利投降条件的同意也是推迟了的。我们鲜于成就，咎由自取。假使在 1943 年秋我们的行动及时，意大利的投降条件经我国同意一事，毫无问题就会得到英美的承认。当时这两国确实切盼我国如此。

我在 12 月 28 日的日记中，总结局势如下：现在不仅对意和约，甚至中国的东北与朝鲜问题，在莫斯科讨论时都没有我们参加。虽然中国是第一个抵抗日本和遭受苦难最惨重和最长久的国家，然而，控制日本的问题却也背着我们去解决。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只是在实际的日本投降前一天，然而苏联却作为英美平等的伙伴一同商议有关日本的事情。我们既没有对战争有所准备，也没有对和平有所准备。

三、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

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十四位代表组成，各位代表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名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而是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大多数国家。主要代表有英国代表诺埃尔—贝克，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法国代表马锡里和作为中国代表的我。由于开始几次会议斯退丁纽斯未到伦敦，由怀南特大使代替。

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联合国的正式成立提出计划，尤其是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提出计划。执行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8 月 16 日举行。第一个问题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选问题。会前，诺埃尔—贝克、怀南恃和杰布要我提出设五个主席、由五强国担任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妥协办法。他们对我说，俄国害怕激起反对，不愿提出这个提案。法国人也不愿意提出这个建议。我勉强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开幕会议按计划举行。我提出五人轮流担任主席的建议。但是，巴西代表提出只设一位主席。荷兰立即赞成巴西的动议。接着，澳大利亚强烈批评了我的建议，提出反对。他认为，这是复活“五强统治”。葛罗米柯坚定地支持我，但是英、美代表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支持加拿大的建议：暂时休会，给大家更多思考的时间。

在次日的会议上，辩论继续进行。葛罗米柯对我说，对五强轮流担任主席的立场，他寸步不让，这是波茨坦的协议。我对他说，假若他坚持下去，就能促成轮流担任主席的制度。然而英、美却倾向于由葛罗米柯担任唯一的会议主席，加上两个副主席。在会议就要开始时，诺埃尔—贝克和怀南特去找葛罗米柯，在一起密谈了将近二十分钟。会议开始时，显然他们已能达成妥协。加拿大代表提出：任何五强轮流的作法，在将来的联合国机构中，都不得视为一种先例。投票表决通过了轮流原则。

紧接着主席问题之后，最难以解决的是分配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人选的问题，尤其是分配各部门首脑的问题。

由于希望先在执行委员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间达成协议，以便在全体委员会上容易通过提案，杰布召集了一次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葛罗米柯要求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部门的主任位置，从而迫使英国放弃一个。我选中托管部给中国，并且赞成把法院与法律部给捷克斯洛伐克。

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克通知我，他收到国务院一封措词严格的指令：在美国代表到达并且能够参加会议以前，委员会对某些事项不得形成决议。这些事项是：

1、联合国会址

2、选举联合国秘书长

3、接纳新会员国

4、同政府性专门机构的关系

5、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9 月初，斯退丁纽斯到达伦敦。在我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他对我说，他带来两项建议：第一个是，11 月份结束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不迟于 11 月 15 日以前召集一次工作会议，4 月 25 日（旧金山会议周年纪念日）召开联合国大会会议；第二个是，指定旧金山作为新组织（联合国）的永久性会址。苏联赞成后一项建议，但英国仍然坚持联合国永久会址设在欧洲。假如不可能达成协议，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直到作出最后决定为止。

斯退丁纽斯要求我给予支持，我说，我会支持的。

联合国总部的永久所在地竟成为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在 10 月 3 日为讨论这个问题召集的会议上，首先是对地区、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城市进行了表决。九国代表投票赞成美国，三国投反对票，两票弃权。三国代表赞成在欧洲，七国投票反对，四国弃权。因此，选中了美国。

次日，斯退丁纽斯对我说，在永久性建筑施工期间，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各机构应在旧金山开会。作为一个东道城市，纽约具有特殊的优点。由于纽约的便利条件，如飞机场、海运、旅馆、交通等等，使得纽约特别适宜。

执行委员会 10 月 26 日的会议上，我们任命一个由我任主席的联合国总部地址问题小组。在两小时之内一致通过了以我拟就的草案为基础的报告。接着，在午后就向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这份报告。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也各有一份草案。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草案相似。

经过审慎地接受了澳大利亚的一项修正之后，我作为主席，得以使我自己的草案成为讨论的基础。小组委员会同意中国草案和澳大利亚修正案。一个委员会就要去美国调查和推荐一处作永久会址的地点。1945 年 11 月 24 日筹备委员会在丘尔奇会堂举行了开幕式。执行委员会仍然是筹备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

下午，举行了一次五大国磋商会，讨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人选问题。执行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未得出肯定的结果。

筹备委员会选举一个主席和几名副主席的会议，在提名候选人的工作中陷入了混乱。按照不久前达成的妥协，哥伦比亚代表苏莱塔以鼓掌通过方式当选主席。我同意提名斯帕克作副主席，并且希望科尔班和贝希支持我。为此，史蒂文森去找科尔班，我去找贝希。当我回到会议席位时，主席已经宣布通过筹备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组织计划，并要求提名一位副主席。使我吃惊的是，尽管还没有规定出副主席的人数。史蒂文森站起来，提名乌克兰的马纽尔斯基。因此，我打断了他，要求会议先规定副主席的人数，我并提出应设两位副主席。会场出现片刻的惊讶沉默，不过杰布对苏莱塔耳语之后，苏莱塔立即问对我的建议有没有人附议。诺埃尔—贝克附议，然后一致通过。接着我提名斯帕克，贝希和科尔班没有照原先的安排支持我。但是，不管怎样，斯帕克和马纽尔斯基两人都以鼓掌通过方式当选副主席。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合国总部永久地址问题越来越变成公众关心的事。12 月 6 日下午，第八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一处可以选用的地点，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12 月 15 日，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另一次协商会，讨论第八委员会的程序。墨西哥代表内尔沃解释他的“先决定哪个国家”的建议。我说：我赞成早先较简单的建议，先表决是否将总部设在欧洲，把这条作为执行委员会建议的一项修正案。一旦这个修正案被否决，就为一些欧洲代表在第二轮投票时转而赞成设在美国扫清道路。

在第八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席宣布，这项建议是委员会要表决的唯一议案。最后他把哥伦比亚附议的那项动议交会议表决。哥伦比亚代表声称对欧洲进行表决是为了摊牌。表决的结果是二十三票赞成欧洲，二十五票反对，二票弃权。

一旦清除了设在欧洲的可能性，就进行对美国的表决。表决结果刚刚超过必要票数，三十票赞成，十四票反对和六票弃权。我们的议事规则规定这类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来决定。

另一个问题是建立托管制度，以实行宪章的条款。

第四委员会主管这个问题。12 月 7 日，菲律宾代表提出一很重要的建议，修正执行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规则。

建议的内容是在托管领土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让托管领土人民能够表示出他们的感情和要求。这项建议触及到托管制度的本质，由于这项建议的重要性，葛罗米柯在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菲律宾的建议。

由菲律宾、乌克兰、英国、南非和中国的代表组成这个小组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

12 月 17 日第四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小组委员会多数人赞成的报告。马纽尔斯基趁我不在场，已经把他自己推荐的议案付诸表决，作为讨论的基础。在回答我提出的议事程序问题时，主席裁决说，事实上大多数已否定了我的论点，我表示不满意。会议之后，我警告他说，在下次会议上，除非他改正错误，否则我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主席懂得他所犯的错误，很快表示要改正过来。关于这个问题，第四委员会最后又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小组委员会报告。

12 月 11 日的指导委员会会议涉及一项更为重要的问题。我同史蒂文森商定在第六委员会中以印度代替南非。

这个委员会正同国际联盟谈判，它是第一个正式代表全体联合国的机构。按照地域代表性原则，我想给亚洲一个席位。我渴望这个原则得到承认。然而美国、英国、苏联已经选定智利、波兰和南非，把亚洲完全排除在外。

在主席还未及宣布事前准备的国家名单之前，我单刀直入理直气壮地说明赞成地区代表性原则。我说，中国不为自己谋求席位，但是若有一亚洲会员国进到委员会中将使我们感到满意。史蒂文森提出印度，我随即表示支持。接着葛罗米柯说，他赞成地域代表性原则。主席犹豫不决，但最后按照杰布的建议，主席裁决：成员人数增加到八个国家。应葛罗米柯的要求，主席宣布八国名单，加进了中国与法国。

12 月 18 日的筹备委员会讨论了即将建立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能与权力问题。12月 13 日，多罗西·福斯迪克请我发言支持美国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该提案要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事规则中增加授权该理事会在它认为适当时得召开关于贸易、就业、卫生和其他事项的国际会议。澳大利亚与比利时代表支持这项建议，不过要求作些修改。我说，我赞成美国修正案与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提出的改动。我提出把修改文字的工作交给起草委员会。

12 月 20 日，第一委员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经中国修正案修正的美国提案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通过正式的议事规则之前即可召开国际会议。在第一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上经过一个星期的奋斗和辩论，终于通过了这个提案。筹备委员会于 1945 年 12 月 23 日结束。

四、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在联合国大会上导致大国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议事规则中是否应有明文规定，设置一个提名委员会来考虑并推荐将来大会的任职人选。第一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研究，以大多数票赞同公开提名。但在第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却以二十三对二十二票否决了该项决议，斯帕克去布鲁塞尔期间，由我接替主席职务。

马纽尔斯基坚决主张就小组委员会主张公开提名的建议再次进行表决。每位代表都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则劝阻马纽尔斯基放弃其重新表决的主张。我还让杰布通知他：我可能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大会表决关于公开提名的提案时要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我就宣布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大会对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或七十条是否适用于这个问题表示态度。出人意外，这引起了诺埃尔—贝克和弗雷泽的强烈反对。我保持着镇定并把投票表决进行完毕，丝毫未出现紊乱现象。从而产生了一项正确的决议。

与联合国大会相并行的安全理事会也不时开会处理各类问题。引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伊朗控诉俄国军队占领伊朗北部领土；希腊的局势；阿尔巴尼亚申请加入联合国以及印度尼西亚问题。在安理会会议上，五大国之间，弥漫着互相猜疑和误解的气氛。

在 1 月 30 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是应否把斯退丁纽斯提议的伊朗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维辛斯基和贝文对此相持不下。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调停以便打开僵局。贝文了解到我的意图，立刻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于是，问题就这祥解决了，显然相互也都满意。

在 2 月 4 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上，维辛斯基提出了希腊问题。由于双方的意见对立，始终未获解决，安理会的情况，实在令人沮丧，使我感到有必要尽我所能作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工作。

2 月 5 日维辛斯基在下午三时和我会面。我提出自己起草的三份可供选择的方案，但他认为每份都难予接受，并建议这三份均须加以修改。

下午五时，我往访贝文，他对我的方案也不满意，并自己起草了一份方案。在我们争论一番之后，他接受了我的方案中的某些部分。我随即携带贝文的方案再次去见维辛斯基。

我没有明说这个方案就是贝文的，然而维辛斯基一味吹毛求疵，并极力主张不要提威胁和平与否或者军队是否应该撤走。于是他拟定了一份他自己的方案。我也

提供了一、两点建议。随后我把方案文本拿给斯退丁纽斯，接着，我们都去出席八时三十分的安理会会议。开会不到十分钟会议上就出现了僵局，随后休会十五分钟。

去另一间屋里谈话，我向诺埃尔—贝克提出使安理会成员们普遍对希腊问题发表感想的办法。即贝文应当向安理会成员们征求他们关于目前局势是否会对和平构成威胁的看法，随后再向维辛斯基了解他对这些意见的反应。

诺埃尔—贝克对此建议颇以为是，并把我的建议转交贝文。贝文看完我的建议后，没有讲话，我就走过去与他低语建议的优点。

斯退丁纽斯提交安理会的维辛斯基草案几乎就是在苏联大使馆内拟定的文本，其中包括我的一些建议。维辛斯基对草案表示赞同，但建议作一两点变动，贝文则说他不能接受此草案，因为与其内阁训令相违背。他坚决主张任何关于英国威胁希腊和平的指控都必须予以免除，但他随后又称，他要向其政府请示。

次日，安理会再次讨论希腊问题，斯退丁纽斯重复他的提案。贝文立刻说：“我接受。”维辛斯基马上站起来说“我接受。”引起安理会分歧的第三个争端是阿尔巴尼亚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安理会是在 1946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该问题的，随即以苏联和波兰为一方，美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就应否将此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争论。我发言说应把原则问题和程序问题区别开来。我认为安理会没有理由拒绝将申请列入议事日程，但是可以延缓讨论，直至时机成熟。投票结果一致通过，将此议题列人议事日程。

在 2 月 6 日安理会会议上，提出了印度尼西亚问题。

不久讨论就变得热炽甚至激昂起来，从而成为安理会需要解决的另一难题。安理会一些成员似乎指望我在讨论中起主导作用。在 2 月 11 日的安理会会议上，继斯退丁纽斯和梅金发言之后，我宣读了我的声明。为了使我的

声明尽可能地为安理会所接受，曾将其修改达五、六次之多。对我的声明反应很好。

安理会还需要仔细讨论法国军队驻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由于彼此间的谈判失败，所以叙、黎两国提出这个问题。维辛斯基要求按照墨西哥、埃及和美国的提案次序进行投票。当所有提案均遭否决或未获得必要的票数后，维辛斯基根据美国提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案。

但是依然被否决了。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于 2 月 21 日结束。

五、回国

鉴于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闭幕，我电告王外长和委员长，为了将中国在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的活动向国内作一份全面报告，我想回重庆亲自汇报。王世杰回电欢迎我回国，不但向他而且还要向那时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汇报。3 月 3日我离开伦敦，3 月 9 日抵达重庆。

3 月 10 日，我以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所有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和各省的较高级官员都出席了大会。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二天早上委员长在纪念周上说的一些话。他做了一次强有力的讲话，实际是谴责所有嘲笑和攻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及与苏俄签订协定的政策的人，他为他所谓的一些人丧失国民党的美德深表痛惜，并认为那些诬蔑别的国民党人为官僚的人，才是真正的官僚。他说中国的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能采取政治手段谋求统一，其他任何政策都不许可。那些现在批评他及其政策的人，其中有的人也就是过去攻击他执行反共政策的人。他整个演说听起来像是一位校长对小学生的训话。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设置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我，专门研究张家璈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该委员会在中执会休会后立即召开会议。

有人建议由我任主席，但我坚决不就，并提议由朱霁青担任。他是国民党内资格很老的党员，最后被选为主席。

委员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活跃。出现一场对熊式辉的猛烈攻击，由于他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首脑。还抨击该会的其他委员，其中包括张在内。一批有显要地位的发言者批评该委员会的态度和工作问题，批评的主要内容如下：（1）对俄国人的态度不当：谈判人员不是过于骄傲自大，就是过分恭顺自卑。（2）没有与东北领导人物和东北出身的老一辈政界人物磋商。（3）不必要地压制党和东北抗日青年团的活动。（4）苏联没有履行中苏条约的规定，首先该条约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地牺牲了中国的主权。（5）没有把苏联计划助长中共的问题提请莫斯科注意。中国应把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活动的责任正式诿诸苏联政府。另外作出几项建议：（1）我们应对苏军占领时期在东北发生的张莘夫谋杀案进行彻底调查。

（2）免去熊式辉将军的职务。（3）发挥那些致力于与共产党分子作斗争的东北青年的作用。

委员会的气氛，总的说是充满敌意的，不仅针对东北政务委员会首脑熊式辉，而且也指向负责执行政府对外政策的外长。委员会将在 3 月 15 日中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报告，建议向苏联提交一份强硬的照会，对其进行谴责，并提出共产党在东北的一切扰乱应由其负责。主席请大家发言。于是会场上对熊式辉及其僚属从俄国人手中接管东北的工作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发言还特别指出了熊的名字，指责其种种错误和办事无能。报告并建议免除熊的职务。发言对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批评最为严厉的有钮永建、张继、孙越崎、方治、苗培成和王星舟。我试图说服他们在致苏联的照会中措词不宜太硬，但结果他们只同意用“友好的建议”

一词代替“通常的外交照会”，并删去第四段关于共产党的暴行和苏联应对其负责的全文。我说明此类苛刻的用语将无助于谈判工作而只会激起俄国人的强烈反感。

次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全体大会，由委员长亲自主待。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会议对外长提出的外交工作报告进行了修改，大意是刚刚缔结的中苏条约违反平等互利原则。委员会认为报告中所提外交部将以坚定的决心和友好精神继续进行谈判的措词是完全不适宜的。委员长首先宣布所有这些问题，都将由党的常务委员会予以考虑，随后宣称，政府原先的报告，如无他议，即予通过。

其次要考虑的是东北问题的报告。情况变得甚至更不寻常。委员长向大会发言，首先他问那些不赞同政府工作报告的人是否要以武力收复东北，如果是的，那么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措辞就是适合的——意思是说所提决议草案强硬得太过分了。如果要以外交与政治手段收复东北，他就要求他们重作考虑。二十年来一直未能将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政府一向力图发展民族经济、改善社会状况，同时对国际局势予以极大的关注。如果一个人侈谈什么立即收复失地而不负任何责任地享受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的话，对他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仍有必要非常谨慎地应付外交局势，设法以政治手段收复丧失的国土。熊将军对目前的局面是没有责任的，熊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所以东北局面的责任不在熊将军，而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结论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是没有必要的，无需通过。他将负责处理东北问题。最后他发问：“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

使我非常意外的是所有对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和对熊将军在谈判中的表现发出最猛烈的谴责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些人，起身由边门离开了会场。我认出了几位老友，其中有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几天后我见到他，他问及我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整个会议的看法，特别是与国外类似会议的比较。他暗示国内情况和国外是全然不同的。他说他对东北局面非常不满，并打算在大会上全盘讲出。但是由于委员长主持会议，为了回避站起来表示同意，所以采取了退席的办法。他对我说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也离开了会场。他对东北局势不满的理由之一是熊将军的行径所致。熊曾拒绝同东北领袖人物讨论问题，很显然，他是想把持东北作为其政治势力的地盘。熊不但拒绝恢复原先三省省主席的职位，而且急不可待地发布公告将三省改为九省，并任命九名新省主席。由此激起了东北民众对他的广泛反对。

我认为邹是把熊的态度作为政府的象征而进行批评的。他说，熊自接任领导职务后，由于延迟了行期，未能及时开始与苏军当局进行谈判。他的拖延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他错过了与俄国人谈判的最好时机。我猜想，他指的是，在开始时东北还没有共产党人，俄国人由于日本军队猝然投降和士气沮丧，使其感到意外，以致对摆在他们面前的局面不知如何处理。

3 月 16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这类会议上不常露面的两位人物，即宋子文和蒋夫人也出席了。我坐在蒋夫人的旁边。在闲谈中她对我讲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即马歇尔将军正以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为各政治党派之间的合作努力工作，以促进中国的统一。马歇尔为了研究工作已离重庆去美国，但很快即将返回。蒋夫人对我说，她钦佩马歇尔，并认为他非常有才智、公正和友好。

在选举常务委员会的同一大会上，还选举了国民大会代表。他们为改组政府和国家统一，将通过一项宪法。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解决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我在 3 月份抵达重庆时，局势是不明朗的。

有人说，除东北问题而外，一揽子的政治协定实际上已经达成，但是有些人对其最后的结局表示怀疑。

我出席了包括共产党在内所有政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聆听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就讨论的问题所作的报告。张群也作了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就双方就地停火、防止武装冲突、改编武装部队、以及统一指挥国共双方部队等问题进行谈判的进展情况。除陶百川外，所有委员都抨击了政治协商的协议。张的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东北驻扎一师军队，来自东北的委员们对这一点的反对意见尤为尖锐。大会主席是吴贻芳女士。她的工作非常困难和微妙，但她掌握得很恰当，给我的印象颇深。

3 月 29 日晚上，我从民主社会党负责人和民主同盟的积极参与者张君励处获悉了谈判全部情况。共产党所提要求是国民党要保证遵守协议。在综合委员会上，开始时的情况令人非常沮丧。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宣布新政府改组的所有候选人名单应于两日内即 3 月 31 日前提出。孙科甚至断然宣称，没有此项名单，也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共产党则不断声明他们对提出名单尚无充分准备。孙把这种说法看作是蓄意拖延。

新宪法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开始时颇有争论，但最后，所有的分歧都得到圆满解决。

东北北部的军事管理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政治管理问题依然需要国共两党和东北的领袖在三方会谈中讨论和解决。张相信，苏联已经制订出一项方案，留出四十个地区作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或多或少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然后是中共控制的地区，再南一些就是国军控制的地区。

张还说，周恩来之返回重庆是由于马歇尔去电敦促。

这样，虽然马歇尔本人在美国与各方商议，但他对中国政局依然极为关心。翌日（3 月 30 日）赴孙科为我所设的晚宴，同时参加的有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主要是追随孙的来自广东的亲信。我们交谈的话题很自然地是国共两党谈判关于改组国民政府的进展情况。按照孙的看法，鉴于各党派所表示的态度，整个局势不能使人满意。

孙说，他受权召集会议，可是作为主席他一再想站起来离开会场。吴铁城曾以政府名义要求各方面的候选人名单至迟于 3 月 31 日提出。而中共代表立即宣称这是最后通牒，他不能接受。对于业经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中共代表则要求再增加一项，而这一项是中共曾经提出过但被委员会否决了的建议。

孙解释说，关于在新宪法规定下立法院的权力问题，以及对内阁成员任命的批准权和监察院成员的选举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五个党派分别提出的建议案，都不相同。还有，除国民党而外，四个党派如何分配政府的二十个名额问题，也有待解决。在这二十个名额的分配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非党人士接受了政府的建议，即分配给中共八席，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与非党人士各四席。但中国青年党拒不接受。

按照孙科的说法，中共想要维持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并决心要取得十四个表决权，从而可以对任何决议操有否决权。孙认为协议能否立即履行，尚在未定之中。

他料想，最早的履行日期，可能要在 4 月 10 日以后。他确信，中共方面所以拖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和非党人士之间在分配席位上未能达成协议。

其次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管理问题。第三是中苏之间关于新疆伊犁事件的争论，结局如何尚未可知。

由于当时的政治协商可能产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北的局势以及莫斯科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对王外长于 3 月 31 日在一次会见时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他说，他向苏联政府表达了真挚的期望，即苏联政府应尊重中苏条约的精神，并协助国民政府尽快接管东北，以抑制共产党在该地扩展。他补充说，当苏军开始进入东北时，当地根本没有中共部队，但是现在已有大批军队并在那里蔓延，引起国民政府方面很大不安。王对我说，苏联大使同意立即电告莫斯科，并答应一俟接到回复尽快让他知道。

在一次与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交谈中，吴表示，因长春已发生战事，而月情况变得日趋严重，他担心整个协商的协议和谈判最终将归失败。他怀疑苏俄企图至少要保持东北的北部，作为共产党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是否包括长春还说不一定。吴说，苏俄已提出了降低要求的经济合作方案，包括建立从苏俄到旅顺与大连的航空线的权利。

4 月 23 日，我出席了外交部长为欢迎马歇尔和夫人举行的晚宴。出席的还有美国财政部的布兰福德，马歇尔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吉勒姆将军，王宠惠和夫人以及外交部的两位次长。

宴会后，马歇尔将军、外长与我进行了交谈。王问马歇尔，听说共产党已经提出，如果把哈尔滨留给中共，他们将撤出长春，这话可是真的。马歇尔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说，当天上午与周恩来谈了三个小时，并且听到了共产党对政府的长篇控诉。他认为困难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都有畏惧。在他看来双方都认识不到相互间抱有多大的畏惧心理。

他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离华期间东北的局势趋向恶化，他确信在他离开之前，曾有好几次机会可以解决局势问题，但是政府方面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可压制中共军队，所以拒绝安排一项友好的解决，而现在情况有了逆转，中共军队超过了国军，政府抱怨共产党人又在诉诸武力。但马歇尔确信局势尚未绝望，只要各方都试图了解对方的感情，就能找到一条共事的途径。他说，委员长经常对他说，共产党人不会尊重他们的诺言。他说，共产党人也担心政府方面缺乏诚意。

5 月 17 日，委员长邀我共进晚餐，进行了交谈。委员长问我关于苏俄对东北政策的看法。我认为表面上苏俄已从东北撤军，但其内心是不满的，而且毫无疑义，苏俄正在帮助中共在那里安顿下来，作为它的缓冲地带。

由于苏俄和美国的摩擦在巴黎会议上又暴露出来，也会使苏俄对东北的政策变得强硬。我说东北的局势是由美国在雅尔塔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委员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我解释马歇尔如何应对 1944 年的政策负责——他衡量了中国的有效抗日能力，在德国败北后争取苏俄参与对日作战。马歇尔是不愿牺牲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以取得对日胜利的。我还回顾了李海海军上将在与我谈话中曾经吐露：美国想向苏俄提供旅顺和大连作为苏俄参战的代价。

委员长说马歇尔曾过分信赖中共，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了解他们了。他对马歇尔作出的每次建议都乐于接受，以表示其最大的诚意，但是中共未曾守过信用。他们进攻和占领长春，并不理会改编军队和减少他们的兵力的义务。马歇尔甚至对提醒中共注意他们的诺言都踌躇不决。可是他们甚至连三人小组的会议也不出席。委员长担心如果马歇尔不能洞察中共的策略，他的努力必然要失败。他们谋求的并不是合作，而只是谈论合作，其目的是进行反对政府的宣传。

委员长曾对马歇尔讲过三点：（1）美国对苏俄一定要坚定，对东北问题不能缺乏信心。苏俄是重视实力和坚定的。（2）美国要向中共讲清楚，美国打算对政府提供援助和扶持以加强其实力。只有政府强大起来时，中共才会妥协。委员长承认自己没有力量说服美国采取这项政策，除非美国自己决定这样做。（3）委员长自己的政策是：除非中共愿意合作并放弃长春，否则他不会承认他们，也不会邀请他们参加政府。他会让他们留在东北原来的地方，也不企图把他们逼走，但是，在中国内地，他要把他们全部赶走。

马歇尔为促使美国提供一笔贷款曾经返回美国并几乎取得成功。只因中共方面的反对，才使他的计划遭到破坏。中共的一篇驳斥委员长论点的文章，说明中国没有和平与统一，其目的就是阻碍和挫败马歇尔为谋取贷款所作的努力。

委员长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回答说，马歇尔热切希望他为在中国实行合作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所作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政策，并不是因为它最后能保证成功，或者因为与中共的合作会持久下去，而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美国有充分理由援助我国政府。然后，重建工作就可在各个领域中着手进行。假如出现其他政党阻挠政府的话，可以授权各省，由地方发起以美国援助进行这项重建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是在政府的有效的直接控制之下的，重建计划将大大增强政府的地位。而在中共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就不能取得同样的进展。苏联一旦认识到政府的实力，苏联的压力也将减少。

如果采取一项强硬的政策，特别是有可能导致一场无终止的武装冲突的政策的话，不但国家遭受损害，而且民众也不会同意。世界舆论将会谴责这样的政策。苏俄会秘密或公开地全力支持中共，但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也不会充分支持中国政府。我劝告委员长在扩大了的政府里，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让局势停留在目前的状态，就将继续动荡和不安。这就不可能从国外获得有效的援助，政治动乱和经济的不稳定也将继续下去，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进一步下降。中共可能要单独建立政权，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委员长说中共可能确实要建立另一个“满洲国”，俄国人甚至可能予以承认，但他怀疑美国是否会予以承认。委员长把他的观点向我作了非常坦率的说明，正像我十分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样。尽管我们双方都是为了统一中国和发展它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个共同目标，但我们对处理局势的措施却是相当不一致的。他好像正在决意改变他的政策。他发觉马歇尔并不充分了解政府的处境，并且认为他对中共作了过多的让步。

5 月 20 日，外长私人秘书电话通知我，魏大使已给王外长复电，将于六月上旬离华盛顿返回。由于我已确定要去华盛顿接任大使职务，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向马歇尔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机会。下午，我见到了马歇尔。我有意不使我们的谈话涉及中国的政局，马歇尔也有类似的打算，但终于他还是提了出来。在我祝愿他的努力取得成功之后，他就开门见山地阐明他对局势的看法。很明显，他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就提及国共之间长时间存在着的斗争历史使局势很难解决。虽然委员长非常真挚地希望促进统一，但双方的下属人员却相互怀恨和猜疑。

马歇尔说，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经常利用局势为自己取得最大利益。马歇尔讲，听说中共的方法是不择手段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行径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

周恩来是一位谈判能手。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更聪明。周的谈判技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还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马歇尔派自己的人员去视察并向他报告。双方的高级官员并不总是了解他们的下属在战场上干些什么。不过，一般说来，共产党方面的命令，通常是会被战地司令官贯彻执行的。他在山东的经验使他对中共军队的良好纪律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看来，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此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就不知道，也不关心。

马歇尔说，中国政府人士不断地向他说，信任共产党或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要合作，只要权力。虽然这些人士对他倡仪的协定能否取得成功抱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除了武力之外提不出其他办法。

马歇尔说，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从武器配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是在士气和作战能力上，中共军队远远优于国军。

凡是见过中共军队作战的人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担心战争将意味着国民党的瓦解和政府的最后倒台。

马歇尔说，人们不断地说他不了解中国，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大多数人要多，因为他是从各方面了解中国的。

政府的发言人总是要对他说共产党人破坏信约，似乎政府本身是洁白无疵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是完全清白的。他掌握的证据是政府发给其司令官的命令。周恩来本人常把这类命令的副本送交他，而政府却使他一无所知。马歇尔说，委员长最近给合众社的声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这份发往国外的文本删略了其中最激烈的部分，这是他从周那里拿到全文后知道的。不知为何，中共对政府发出的每条命令都清楚。在宣传方面，共产党人要高明得多。马歇尔强烈反对煽动性声明，例如政府方面的何应钦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就曾发表过一份这样的声明，他说这使他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党，反对党总是千方百计想把执政党撵下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府所处的地位则是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不可采用反对者可以采用的手法。马歇尔要我对他的谈话严守秘密，并要我设法作国民党领袖们的工作，使他们了解蓄意破坏与中共合作的现行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他说当吴国祯向外国新闻记者发言时说，归还长春是马歇尔的建议，而不是政府提出的，这是有意说谎，这种手法将置政府于何地？因为马歇尔对这个声明只能加以否认。而中共对这些事却了解得一清二楚。

现在中共正在照学照办，在东北他们告诉其部队说，美国协助政府输送军队前来攻打共产党，并拒绝给中共运送粮食。然而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党，不能指望他们说话非常负责。国民党也许会想美国最终必定会援助他们的，并且可能寄希望于美国第七舰队。但是马歇尔告诉我，那是幻想。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许可舰队干预。

5 月 30 日我飞往沈阳，以实地了解一下东北的情况。

在沈阳，东北行营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席熊式辉接待了我。31 日我会见了东北派的张作相和王树翰。他们对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做法都很不满。他们相信，如果给予他们较大的信任，国民政府本来是可以阻止中共流入这个地区的。只有那些了解东北民众并为东北民众所熟悉的人们才能协助政府在东北三省巩固其地位。

张家璈带我参观日本占领期间日本大规模兴建的新工业区，又带我看了两座被俄国人将所有机器搬运一空的工厂，搬得那样彻底，使我相信，一定有迁移的预谋计划。

当晚，我访问了杜聿明。他是指挥在前线作战的国军的司令官。据他说，委员长初次莅临时曾想让部队停止前进，但是当他得知已经攻下长春和士气振奋以及军官们的决心以后，他批准了向哈尔滨进军。杜对我讲了他的计划的概要：向南推进到旅大她区边缘；向北进军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中共将被留在西北部的兴安岭一带。问题在于是否进入哈尔滨和越过南方的中苏分界线。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些都是他正在积极考虑的问题，因此，我告诫他，切莫冒进。他急于想在玉米长高到可以隐蔽中共部队之前，实现他的计划。他对苏联人感到非常苦恼，并赞同禁止苏联哨兵进入铁路地带。他最焦急不安的是想知道美国是否会与苏俄打仗。他个人的看法是可能的。中国的前线指挥官具有这种观点是很自然的。

这天晚上快到午夜时，我与熊式辉谈了两个小时。

我问他关于苏俄的真实态度、因中共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他们。他解释说目前的情况产生于苏联的干预和阻碍国军前进以暗中帮助中共。他发觉苏联的意图是希望在东北建立一个最后与西伯利亚的苏维埃远东共和国合并的友好政权。苏俄目前正在窥测适当的时机，向中国提出不满和要求以便攫取东北。但是中共也想控制东北。他认为军事手段只能到此为止，主要问题应用政抬办法解决。他想争取东北领袖人物的协助，组织地方保安部队，因为国军的兵力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中实在不敷分配。

熊同意杜的说法，委员长起初想让国军停止前进，但是目前他希望最低限度要将所有交通线收复。

6 月 1 日我搭专机离沈赴北平。

我访问了叶剑英，他是马歇尔主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将军是一位头脑清楚、熟悉情况的雄辩家。他就其所知，十分清楚地向我说明当前的国际形势。很显然，他是想和我核对一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他谈的范围很广，例如英国的经济困难、美国急需国外市场，以及苏俄需要重建等。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因此中国也必须走和平的道路。但是，如果遭受军事攻击或过分的压迫，中共一定要保卫自己，恰如右手一定要保护左手一样。他赞扬了我在国外的工作，要我作为一位独立的、无党无派人士支持和平事业。

他说中共希望立即实现和平和解决与政府间的一切悬而未解决的问题。一党制必须结束，中国必须走民主的道路。中共决不会放弃所占领的铁路地段，因为国军想利用这些地段进攻邻近的中共地区。

至于中共关于东北提出的其他条件，他说他们只想保持以一个军对中央政府五个军的兵力。他们不能由东北全部撤走，因为在那里他们已有三十万左右的军队。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因素，因为直至苏军进入东北前，那里完全没有中共的军队。

6 月 7 日我离北平赴上海。8 日下午，我见到王世杰外长。他要我从速启程去华盛顿，因为有许多问题要与美国交涉。

8 日晚，委员长宴请枢机主教田耕萃、大主教于斌以及天主教的其他高级人员。我也被邀请参加。餐后，委员长要我留下谈话。他问我何日去华盛顿，并期望我早日成行。我向他解释说，从我在伦敦时，英国对我个人的礼遇和友谊来说，我在赴美之前有必要向英国国王辞行。他了解后，要我尽量在六月底以前到达华盛顿。

委员长就政府坚持恢复交通的主张征求我的看法。

我说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和平就必须坚持统一。我认识到如果不把政府统一起来并实行对全国的统治，要重建国家甚至保待和平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确信政府的武力能给全国带来统一，我们当然可以使美国人相信一个中央政权可以在全国实施法律和命令。不过作为一名文官，我无法评价中央政府的真正军事实力。只有委员长及其最亲近的军事僚属们才了解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的具体情况，才能判断以武力谋求政治统一的政策是否适时和明智。我当时对委员长陈述的这一切，他听起来当然是很顺耳的，并有助于使他确信他的武力解决政策很可能是正确的。我确信他认为政府的军事力量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中共。

这或许是导致政府的领袖们想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原因。

然后，委员长问我有关我对马歇尔使命的感想。我指出马歇尔对周恩来特别钦佩，而且似乎受周很大的影响。我谈到马歇尔曾对我说，人们抱怨他不甚了解中国，然而他有自己的人从各个方面向他客观地进行汇报。马歇尔对政府的主要批评是不民主，实行一党专政。委员长反驳说，政府已不再是一党专政，因为已给非党人士安排了三个职务。至于民主问题，都是因为共产党制造障碍阻挠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虽然马歇尔曾以撤销美国支持相威胁，但他相信，美国会一如既往继续帮助政府。

6 月 13 日，陈立夫邀我晚餐。陈扼要地讲述了中共的策略：中共和国民党打交道是又软又硬，软以达不成协议为限；硬以谈判不致破裂为度。他说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争取时间，以扩大他们的势力，最后使政府彻底瘫痪而垮台。当天上午，陈还接见了外国记者，就他所了解的中共政策作了说明。他说在他与中共斗争的十九年中，他取得了许多教训，因此很自然地他已成为中共攻击和批评的目标。他本人曾成功地使二万三千名共产党人脱离中共而加入国民党。他熟知共产党的情况，并说美国人不一定了解共产党人。美国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等同看待，使共产党占了便宜。中共在 1937 年时人数并不很多，当时他们被局限在陕北地区。

陈声称，政府全力谋求和平，所以曾与中共合作抗日，但是共产党从未积极对日作战。而且虽然他们喊着出版和言论自由与民主的口号，但不允许国民党的报纸或代表到共产党管辖区。

我访问了立法院长孙科，目的是听他谈谈他对政局的估计。他说，尚不可能与共产党恢复谈判。目前确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但他本人反对再打下去。在以委员长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上，除文官以外的所有军职人员，都主张使用武力。国民党内部大多数赞同武力解决，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国民党就会垮台。孙确信如果大规模的内战再度爆发，美国会保持中立，因为美国的公众要求严守中立。苏俄不会保持中立，至少无人能够保证。

苏俄对中共的援助最初可能是秘密的，但是当俄国人确信美国出于担心与苏俄发生战争而不介入时，他们就会公开支援中共。一旦爆发一场内战，就会无限期地打下去。国军能成功地占领交通线，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争的中共。因此，只能以政治手段获致持久的解决。孙赞同作出某些无关紧要的政治让步，因为政府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他说，如果同共产党达成的政治协商协议，当初毋须提交国民党批准就付诸实施就好了。拖延的结果使反对协议的人能够扩大其反对影响，致使马歇尔的政策遭到致命的打击。

那天傍晚，我再次晋见委员长，委员长说我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最好不要迟于 7 月 1 日，这样就能使我有时间准备好 9 月份的工作。这将是中国进入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真正斗争的开始。这句话好像是委员长随便一说的，几天后我得知与共产党又达成另一个十五天的停战协议，我这才充分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含义，这段时间的结束，大体上正是委员长耍我抵达华盛顿的时间。

当我告辞时，委员长再一次要我与他用电报直接联系，并吩咐他的秘书把他的秘密电码本交给我。

我于 6 月 15 日离南京去上海。16 日飞离上海，返回伦敦。

3 月 26 日下午，即我回到伦敦的第四天，我受到国王为欢送我而安排的接见。国王陛下非常和蔼可亲并赠我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是皇后的，两张都有亲笔签名并镶在带有皇室徽记的银框架里。我返回大使馆后，见到王外长拍来的电报，内容是通知我美国已同意我的任命，并要我尽快赴美。

7 月 4 日，约翰·蒙克爵士受国王之托，为我送行。

我随即前往希思罗机场。1946 年 7 月 5 臼下午二时抵达纽约，转赴华盛顿。我的驻美大使职务由此开始。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 1946 — 1950 ）

第一章 开始时期（1946 年 7 月—12 月）

我于 1946 年 7 月 5 日抵达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我先以两天时间了解我所面临的问题和工作。有几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包括 1946 年 4 月指定拨给中国而迄未制订执行协定的五亿美元、海军援华方案，以及 7 月份以后美方继续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的问题。

这期间我拜会了代理国务卿并访问了礼宾司司长及远东司司长。我于 7 月 9 日与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谈话意味深长，且涉及许多问题。

由于我在就任驻美大使的同时还接任了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职务，因此我和各位团员一起检查了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这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7 月 10 日，我接见了毛邦初将军。当时他是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他向我介绍了空军技术装备计划，以及中国的空军设施和学校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项目因经费匮乏而完全陷于停顿。他说，虽然蒋委员长已批准他继续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议，但行政院则认为这些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不久，我又听取了关于海军援助方案的报告，要求我设法尽速筹措二百一十万美元，以便使按方案建立的青岛海军训练中心能继续得到物资和技术服务。我给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发了电报。7月 14 日，宋子文来电称，已令中国银行给美国海军部划汇一百万美元，使其下令继续向青岛供应物资。

海军武官刘永仁中校也于 7 月 11 日前来报告关于美国向中国移交军舰的情况。他谈了已移交的八艘舰只，计驱逐舰二艘、反潜舰二艘（甚小，系按中方之意代替另二艘驱逐舰提供的。），及扫雷舰四艘。他说，各舰都是美国海军不能使用的旧船。至于已经移交给中国的九十七艘舰只，则全都是坦克登陆艇，其中除少数外，都是原为进攻日本而用于远东水域的。

我在 16 日递交了国书，次日拜会了国务卿贝尔纳斯。

我问他在巴黎曾否有机会同莫洛托夫讨论日本赔偿和俄国拆迁东北资产的问题。

贝尔纳斯说，他们未曾谈过这些问题，因为会议要集中讨论欧洲问题。但他告诉我说，他曾在巴黎见到盟国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先生。他由鲍莱处得悉东北的机器设备被苏俄拆运一空的骇人情况。

我说，我曾亲自到过沈阳，看了一些大小工厂，那里全部机器设备都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运一空。贝尔纳斯将于 27 日再赴巴黎。他说，马歇尔一直随时把中国事态通知他。他看到中国仍未统一，深感遗憾。

他向我暗示，他目前无暇讨论远东问题，除非问题确实紧急。

29 日，我陪同何应钦将军拜会了杜鲁门总统。何作为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首席代表兼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最近刚到美国，因此急于正式拜会总统。这次拜会最初国务院不予安排，后来是我恳请李海海军上将代为安排的。在谈话中，总统特别提到他一直重视中美之间的传统友谊。他说，他希望两国保持亲密的友谊，并希望中国不要改变主意而设法去和俄国人结成密友。这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就我方来讲，我们一向认为美国的友谊对中国是必不可少的。

次日，我陪同何应钦拜会了李海海军上将。何提出了中国军队所用美式步枪和机枪缺乏弹药的问题，105式和 337 式尤为急需。李侮说，我方必须提出要求，他当尽力协助促成其事，何应钦谈及中国的形势，并说明共产党的威胁继续存在。李海说，他知道中国共产党人为数实在太多。他表示希望中国日益强大，能够摆脱其往日的朋友（俄国人）。

8 月 19 日，胡世泽来访，把他在联合国秘书处遇到的几个问题向我面告。他说，他想到了西藏的地位问题。

这个问题由他提出来就格外有意思，因为他是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托管部的助理秘书长。我对他说，西藏不能视为非自治殖民地，因为根据国家宪法的规定，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国会内有西藏的代表，不论是从前的国会或现今的国民参政会都有西藏的代表。

8 月 10 日谭绍华公使报告说，国务院中国科的范宣德交给他一封杜鲁门总统致委员长的信，并要求大使馆以最快方式转呈。由于杜鲁门总统的这封信可以使人了解当时美国政府态度和公众舆论的动向，因此我愿全文予以引述如下：

本人自向阁下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本人特使以来，曾密切注意中国之局势。深以为憾者，本人不得不断言，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属徒劳无益。

本人确信，马歇尔将军与阁下会谈时，业已确切反映美国政府以及熟悉情况之美国舆论的全面态度与政策。

中国政局近月来急剧恶化，已为美国人民所严重关注。美国固仍一如既往，瞩望一个强有力而民主的中国终能在阁下领导下实现；然而本人必须坦率指出，最近事态之发展已使本人不得不断定国共双方极端分子之私欲实为中国人民实现其热望之障碍。

1 月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深为美国所赞扬，认为是实现国家统一与民主，具有远见卓识之步骤。然而未能采取具体措施实现政协协议不能不令人大失所望，此点已成为美国展望中国前途的重大因素。

美国现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思潮：鉴于中国内部纷争日益扩大，压制知识分子发表开明见解以及压制新闻自由之势日甚一日，尤为明显，因此认为我国对华政策亟需全面重新予以审定。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

美国对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信念并未因最近事件而泯灭，但已有所动摇。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的坚定愿望仍为协助中国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领导下实现持久的和平和稳定的经济。然而日益明显可见，中国人民的愿望正受到黩武主义者与少数反动政客的阻挠。彼等不懂时代潮流趋向自由，正在阻碍国家大计的推进。美国人民对此事态极感厌恶。

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

切盼不日可闻阁下之积极表示，冀其有助于实现贵我双方共同宣布之目的。

1946 年 8 月 10 日于华盛顿

我于 8 月 26 日收到委员长的复信，并奉命转致总统。

复信谦恭有礼。委员长强调了他与马歇尔将军的真诚合作，但指出中共在东北和关内攻占某些城市，从而继续破坏停战。他们在此信发出时，仍在进攻开封，企图占领，另外还在进攻江苏省的徐州，目的是占领关内这两座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城市。委员长指出，共产党方面的合作对确立和平与民主至关重要。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并建立东欧那种极权统治的政策。

委员长表示希望共产党接受政府的观点。他强调他本人在抗日战争胜利日宣布罗致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以扩大政府基础确系出于至诚。他期待杜鲁门总统继续给予支持，以达到他的目标。

杜鲁门总统于 9 月 9 日函告收到委员长的复信。总统在这第二封信中表示愿以援华计划继续帮助中国，但他说必须立即消除内部纷争，实现政治统一，才有可能进行援助。

8 月 12 日，即我收到杜鲁门总统致委员长第一封信后两天，我邀请范宣德到大使馆共进午餐。谭绍华也在座。谈话中，范宣德相当坦率。他说，该信的目的和他自己的想法一样，即要建立一个稳定、统一、民主的中国。我问他，他认为这个共同目标应该如何达到，以及倘若美国从中国退出，结果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纷争，从而诱致我国北方邻国的干预，造成中国的共产化，将会形成何等局面，而这种情况正是美国想要避免的。

他同意有此危险。他说，美国的目标与中国相同，尽管为实现这种目标所选用的办法可能不同。他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根本没有退出中国的意图。至于美援，不管怎么说，现在给得不多。其用意不过是一旦调处失败，就暂时不管。但他向我保证，这并不意味美国就从此不再过问。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某种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或步骤。他说，中国政府在此难以摆脱的僵局中作出某种姿态，便会给美国舆论造成一种良好的印象。

我说，美国一直向国府而不向中共施加压力。当然，美国也许是没有办法向中共施加压力，但这样做便对政府起到了不利作用。范宣德说，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对外部世界都负有一份责任。

美国仍然信奉现行政策，这一政策是在莫斯科得到俄国和英国认可的。至于俄国，他们没有援助中国政府，即便有些间接援助，那也是援助共产党。

至于杜鲁门总统信中所要求的姿态到底应该是什么形式和什么性质，范宣德说，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便可算是一步。我说，政府准备随时执行政府与中共 1 月间签订的协定。他又提出，另一步可以是按原协议组织联合政府。

我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总统的信并无恶意，倒不如说是旨在使中国作出一个答复，以向美国政府并进而向美国舆论再次保证中国政府寻求和平与民主解决的诚意，并从而反映出共产党缺乏诚意。于是我就致电委员长，报告我对杜鲁门总统函件的真实用意的认识，但没有透露我的情报来源，没有提及与范宣德的谈话。10 月 23 日，联合国大会在弗拉欣梅多斯开幕。11月 1 日，我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成功湖他举办的午宴上作了一次长谈。秘书长表示希望联大授权他将弗拉欣梅多斯规划为为期五年的临时总部。他说，这样他便能在长岛兴建房舍供代表们下榻。他想如果联合国要在欧洲设立分部，那么远东也要有一个。至于远东分部的地址，他觉得英国会愿意把它设在香港。他说，他个人认为最好把香港移给联合国作为托管地，这样可以一举而解决两个问题：既解决中英间的政治问题，又解决联合国设置分部的需要。他希望中国能予以同意。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此事颇关重大，因为英国人己告诉他，英国赞成他把香港交给联合国设立分部的意见。但我说，我很难设想中国政府也会同意这种意见。

他很坦率地说，中国若不同意，他就要考虑在上海建立分部的可能性。

12 月 20 日，我原想会见我国驻安理会代表郭泰祺。

我本打算同他面谈苏俄谋取冲绳作为托管地由苏俄治理的报道，以及我先行制止这种活动的计划。我的计划是抢先一步提出托管要求。我希望最终可以达成一个折衷办法，即冲绳由联合国托管。可惜的是郭不能前来我处。

我于 1 月 6 日返回了华盛顿。在叙述新的一年的大事之前，我愿提一下联大会议期间我的华盛顿之行以及我与国务卿的会谈情况。10 月29 日，我拜会了贝尔纳斯国务卿。谈到中国局势时，他说，马歇尔将军一个月前曾对和解失去信心，但最近给他的报告调门又比较乐观一些。国务卿说，他和总统将请马歇尔自行决定何时返美。

这时候，马歇尔即将返美之说，已不是谣传，而是业经证实的消息。因为中国局势的演变情况说明，他继续驻节中国已不再起任何作用。在马歇尔看来，到 1946年 10 月，中国的局势要达成和解，已是空前地困难了。

马歇尔由于调停失败，似已感到灰心。上月底，共方拒绝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政府宣布进攻共军占据下的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因此，他在 10 月 1 日送交委员长一份备忘录，其结语是：

我只愿申明一点，即除非双方立即停止拉锯式的建议和反建议，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的基础，否则我将建议总统把我召回并结束美国政府的调停工作。

10 月 5 日，他果然致电华盛顿，建议把他召回。但当委员长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暂停军事行动时，马歇尔又请求国务院不要把他的建议转呈总统。随后，委员长的有条件停火建议经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提交共方，而共方予以拒绝。谈判虽仍继续，但最后结果是政府于 10 月 11 日攻占张家口，同时宣布不论共产党参加与否，国民大会将按原定计划于 11 月 12 日召开。接着 10 月 I9 日，委员长再次提出一项停火建议。

虽然共方的反应是不同意，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总算于10 月 21 日在南京恢复了和谈。

接着我于 12 月 14 日在纽约同贝尔纳斯再次谈话。

我这次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援华问题。我说，杜鲁门总统在上年 12 月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曾说，由于共产党不愿同其他党派协力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以致中国局势仍不安定。我说，但是这一僵局不应长此迁延下去，因为中国急需着手复兴和经济发展工作。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以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这两个方面，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完成应尽的责任。

我说，但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美国政府曾明白表示，在战斗没有停止、中国没有统一和民主化之前，不会给予申国任何财政或经济援助。这就把一张王牌放到共产党手中，他们只要拒绝达成协议，就可以阻挠国家的统一和复兴工作。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政府虽再三让步也无济于事。这种局面非常不幸，从当今动荡的世界形势来看，尤为如此。我说，中国政府愿意知道目前的美国政策是否打算修改，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早日统一和早日重建，不仅符合中国本身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利益。我相信美国可向中国提供财政及经济援助，以便开发华南和华中。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势力业已清除。

贝尔纳斯说，他认为审察中国局势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马歇尔使华已足一年。他说，根据马歇尔一年来处理中国局势所得的经验对中国局势进行这种审察是适宜而可取的。

四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又发表了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他重申了他在 1945 年 12 月声明中所规定的美国政策，叙述了马歇尔在中国的调解工作以及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美国的对华援助情况，并含糊地提了一下今后“中国形势好转时”进行援助。他没有透露修改美国政策的任何表示。

1005

第二章 美国从中国部分脱身时期（1947 年 1 月—3 月）

1 月 7 日星期二，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招待会。

在我从大使馆出发前往招待会之前约一小时，中国报纸驻华盛顿记者用电话向我报告了白宫的通告，内容是贝尔纳斯因健康关系辞职，并由马歇尔继任。这对华盛顿外交界和官场说来是全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也成了当晚招待会上交谈的唯一话题。早在 1946 年 4、5 月间重庆得到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报告，说马歇尔可能受命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我记得委员长曾为此征询我的意见，特别问我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因为马歇尔是军人，没有外交经验。我记得我曾回答说，这种事情在美国并非不可能，并且提出了我的理由。

委员长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在大陆时他同马歇尔的关系是不太愉快的。他们曾多次争论，有时甚至不欢而散。委员长认为马歇尔如当上了国务卿，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将有更大的影响。我估计他对马歇尔的可能受任国务卿感到意外，而我的答复则甚至使他更加感到意外了。大战后期以来的中美外交关系的历史及其指导方式是很不愉快的一页。两国关系中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有损于密切合作。在中国方面，委员长由于看到这一问题的无比重要性而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亲自处理和指导同美方的所有谈判。他一手包办了同马歇尔的谈判，认为这是国家大事，并且自认为对共产党的了解之深是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

在美国方面，杜鲁门总统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过去对远东或中国都不了解。由于马歇尔曾在中国担任过驻天津美军的指挥官，了解中国，而且在杜鲁门看来，他是个廉沽、公正而可靠的人，因此总统觉得在授命马歇尔赴华执行特殊使命时，可以赋予他堪称超级全权的权力。结果，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往往出现两位个性极强的人即委员长与马歇尔之间的直接对抗局面·1947 年 1 月，美国宣布终止在华调停工作，并立即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为此司徒雷登大使向委员长和共方驻南京代表王炳南递交了正式通知。随后，2 月 2 日，政府在山东发动了一次新攻势。过了一个多星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共产党人在 3 月 5 日以前撤离南京。

1947 年 2 月 1 日，我与马歇尔作了一次长谈。这是我在他正式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会谈。经济问题和美国经济援助问题是我提出的第一个话题。我指出为了对法币和我国经济状况产生有益的作用，有必要得到国外财政援助。我说，宋子文曾要求我和国务卿联系，希望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取得一笔救济贷款，或从联总取得紧急援助，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要渡过今后半年左右的难关，大约需要二千万美元的商品贷款。

我问道，关于中国政府向联总申请二亿美元借款一事，联总的对华工作计划可否据此加以修改，我应该怎样回报我国政府。国务卿说，他个人对这项要求并无异议。我说，既然如此，便有必要知照负责审批此案的联总中央委员会的美国代表，说明美国愿予支持。

马歇尔说，美国代表正在同联总当局研究此案。

我对国务卿的说明表示感谢，但他又补充说，鉴于美国的手续问题，即国会和其他监管资金机构的办事手续，美国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多。

我问他，他所指的是否就是交由国会审议的联总结束后援助法案。我说，据我了解，这个法案原来是为了应付欧洲某些粮食急需而提出的；我还了解中国也将包括在内。因此我希望，如有可能，最好能拨给中国较大的份额。

国务卿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他还是说不可能太多。我接着提出了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一事。我告诉国务卿，委员长亟盼把顾问团补齐，并开始从事中国军队的训练和现代化工作，以便中国能够充分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

国务卿说，他一直记着此事，而且正等待着国会批准这类使团在和平时期执行任务，他说，事实上顾问团大部分人员约数百人已在中国。当他在中国时，他已下令开始执行工作，但涉及战斗任务者除外。

我还想提一下哥伦比亚大学裴斐教授在 1947 年 2 月14 日对我进行的一次有趣的访阿。他在中国旅行了四个月，刚回美国。他告诉我，他曾到过北平、天津、重庆、成都、广州、香港、南京和上海，并曾与若干中国朝野要人晤谈。举例说，他曾见过孙科、王炳南、毛泽东、朱德、张君励和罗隆基。他还曾见过几所大学的校长，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胡适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

我问他对中国现状所获总的印象如何？这位教授直言不讳地说，他离华时感到比去年 9 月刚到中国时更为困惑和沮丧。他认为中国不仅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陷于困境，而且中国人民的情绪也极低沉。人们似乎感到灰心丧气，前途茫茫。

当我提到争取中共合作以求国家统一的困难问题时，裴斐教授说，截至 1946 年 9 月他赴华时为止，他一直对中共有好感，相信他们或许有一个切实的建设新中国的方案。他厌恶国民党，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领袖们已经毫无热情，而且同人民毫无接触。但是经过这次旅行，他发现共产党同样不可信赖。

我提到了中国的新宪法。我说，实施这部宪法必将使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裴斐教授说，这部宪法在字面上是一部民主宪法，但是他怀疑，其精神和条文是否会真正实现。他认为国民党无意交出权力，也无意领导人民享受真正民主的幸福。

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动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说，他认为动乱原因在上面，他从未见过蒋委员长，但委员长对民主作用有多少认识，对民主有几分真正信仰，他是向来抱有疑问的。他担心国民党大员们并没有在中国实行民主的真诚愿望，只是把民主看成用来迎合外部世界流行信念的手段而已。裴斐教授觉得委员长似乎是一个“超级军阀”。

我说，我对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我显然是想错了。）

3 月 3 日星期一，我出席了国务卿马歇尔在布莱尔大厦招待远东委员会代表的午宴。他同我畅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他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进行的工作。

我说，据我所得的消息，南京政府即将改组。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有必要用年轻人来代替一些政府现有成员，以便给政府注入新血液。

马歇尔答称，那倒不必要，在中国尤其不必，因为年长者受到尊敬。

我问马歇尔，他在南京时曾否出席国民大会的会议。

他说，出席过几次，开会时辩论之热烈使他印象很深。

他说，有人发言非常有力，一度意见如此分歧，大会几乎根本无法完成通过宪法的使命。最后由蒋委员长出面干预，大会才得以圆满结束。他又说，中国最需要的是建立民主制度。他说，领导人必须对民主的含义以及实行民主的方式有明确的概念。

我说，我相信这正是委员长所希望并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然而，马歇尔觉得委员长没有真正体察到人民的心情和愿望。我说，有可能委员长周围的人不都是愿意对他讲真情实话的，这对他实在是非常不利的。

他说，在他刚去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考虑使中国成立一个所有政党都参加的联合政府，他和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扩大基础，把各方面人士都包括进去。但是中国领导人把这理解为联合政府，而且使它成为必备的条件，然而他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每个政党都参加改组后的政府，而是政府改组后必须全面代表所有的开明分子。他又说，事情如何发展，还得等着瞧。

我说，他把这一点给我讲清楚，我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他竟然回答说，希望我不要在这一点上引用他的话。

我发现他对我如此坦率地讲话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我不很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引用他的话。为此，这次谈话虽然很有启发，但我根本未予汇报。

我认为，那时候他必定已经认识到共产党人并非他原来所相信的那样。因此他的谈话多少有些间接地承认自己终于认识到了联合政府的想法并非上策，因为联合政府到头来是满足不了共产党的。他不得不说明他最初为什么要坚持成立联合政府，然后他又想用冲淡的办法来辩解。他否认联合政府的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1946年在重庆时，我想他就在努力把国共两党拉到一起在国民政府内合作。后来，在 1948 年人们又可以看到，他再次确认他支持联合政府的初衷，至少他有一次谈话是这样讲的，

1947 年 3 月 1 日宋子文辞职。宋子文辞职的近因看来是他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不满。通货膨胀情况危急；租借物资被挥霍浪费；上海市场充斥着用战时经济援助余款买来的美货，其中许多是奢侈品，买这些东西的目的是尽快把余款耗尽，从而构成需要美国再给经济援助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归咎于宋子文制订的经济政策。

1947 年 9 月 15 日，我拜会了当时在纽约的孔祥熙。

谈话中他告诉我，当他卸任财政部长时，国库大约存有十亿美元和六百万盎司黄金。他说，他曾主张用这笔资金来进行币制改革，就是发行新纸币，收回恶性膨胀的旧纸币。但宋子文不同意，他主张维持当时仍在流通中的法币。

宋子文辞职，除了经济方面的近因，后面还有委员长与宋子文长期以来个性冲突的远因。从公务共事上看，二人之间关系不睦，不像是两人都身居要职、两家之间又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宋与委员长二人性格迥异，无法有效地合作。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个性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也有这种背景。他感到自已已经失掉了委员长的信任，而别人则认为他的权势太大了。宋辞职后，行政院长职务由委员长暂行兼代了一段时间，4 月中由张群接任，委员长不愿个性更强的人占此职位。

1014

第三章 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7 年 3 月—9 月初）

在 1945 年 7 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提议成立由美、英、苏、法、中五大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外长会议，定期集会，处理多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办理的第一件事便是草拟对德国过去的欧洲盟国的和约草案。尽管英国和苏联原则上接受这项提议，但苏联反对中国参与起草对德国各欧洲盟国的和约，反对法国除对意大利和约外还参加其它和约的起草工作。最后，各方同意，只有在各该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各国政府方得参加和约的起草工作。

1946 年 12 月 14 日，我在纽约见到贝尔纳斯。我提起了中国在外长会议中的地位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参加预定于 1947 年 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德和平条约的讨论。我对贝尔纳斯说，我知道他在纽约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召开的外长会议上（1946年 11 月至 12 月）为争取中国参加德国问题的讨论作了巨大的努力，我问他结果如何。贝尔纳斯说，他和莫洛托夫为中国问题吵了三个小时。他对这问题太热心了，以致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

他在争论中提到了皮杜尔的信，那封信全面地阐述了法国有权参加讨论德国问题的理由。美国对这些理由完全赞成。他极力主张这些理由对中国也同样适用。但是莫洛托夫反驳道，贝尔纳斯为什么要为中国提些中国自己也没提过的要求。他补充说，9 月份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给他去过信，他已于 10 月份作了答复。在王世杰的信中，中国方面仅要求参加讨论关于召开对德和平会议所应采取的程序问题。贝尔纳斯说，他当时对莫洛托夫的质问简直无法对答。他不能理解王外长为什么如此重视会议程序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意义。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全面参加对德和约中各项条款的讨论。

我问他这事到底会怎样。贝尔纳斯说，他估计，讨论对德条约草案的会议，将以外长会议的名义而不是以外长会议中各个政府的名义发出邀请信。中国当然在被邀之列。

到 1947 年 2 月，业经达成谅解，一旦对德和约草拟完成，中国将以外长会议成员国的资格出席诸如巴黎和会这样的会议，参加讨论。但是外长会议为起草条约而举行的集会，中国一概不参加。既然中国不能出席这些会议，而这样的会议 3 月份就要在莫斯科举行，于是我在这方面的主要目标就改变为设法确保没有人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或远东问题，即使有人提出来，也不会不先和中国商量就进行讨论。

2 月 17 日，我首次会见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便提出了这一点。马歇尔说，莫斯科会议的议程已经公布，会上将处理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他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光讨论欧洲的问题就够忙的了。

我说，根据波茨坦协定，外长会议应由五大国的外长组成。既然如此，那么外长会议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就都应该由中国参加。如果要讨论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问题，那就必须通知中国并征询中国的意见。

2 月 22 日，我国政府接到英、美、法三国的通知，声明四大国莫斯科会议的议程在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之前，不会越出讨论对德、奥和平条约的范围。

3 月 10 日，莫斯科会议开幕。当天，莫洛托夫就提议把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南京立即发出了愤怒的反应。王世杰外长就此事发表了声明。11 日，我到国务院要求与马歇尔出国期间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研究这件事。

我说，莫洛托夫的建议使我和我国政府都感到吃惊。这种做法显然是毫无理由的。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46 年 1 月联合国在伦敦召开全体大会期间，我本人也已经和前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谈过此事，当时他刚在莫斯科开完一个类似的会议后到达伦敦。我当时对贝尔纳斯说，这次会议多次讨论中国问题，并在涉及波兰和韩国的公报中插入了好几段有关中国的文字，而事先根本没有和中国协商，这些都使我不胜惊异。在纽约召开的外长会议结束后，我也立即向贝尔纳斯表示，希望业经决定于 3 月 10 日召开的本届莫斯科会议，再不要谈中国问题，如果要谈，则无论如何都应事先和中国商量。

我说，最使我不安的是当天早晨《纽约时报》上的一则苏联广播新闻，说马歇尔将军已经同意讨论中国问题，只是要求在讨论之前要让他考虑一下程序问题，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可靠。

艾奇逊和范宣德都表示这不可能。马歇尔将军只是要求在他发表意见之前要让他考虑一下。

我说，莫洛托夫提出这一问题可能第一是想从精神上给中国共产党人打气，因为他们现在正受到中国政府军的重大压力；第二是想摸清美国对远东的真实态度。

我说，就欧洲而言，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清二楚的，这有美国对土耳其和希腊问题的政策可资证明。但美国对远东的态度则不那么明朗，莫洛托夫自然想要摸清美国的真实态度，以便决定他自己的行动方针，艾奇逊说，莫洛托夫大概是想用它来做交易，用以换取马歇尔将军取消其所提出的苏俄所不愿意讨论的问题。

马歇尔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我，莫斯科会议终于没有讨论中国问题。

正当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之际，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准备向专门召开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一篇重要讲话。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局势问题。希腊国内经济混乱，政府与共产党游击队正在进行着内战，土耳其是经济困难，并受到苏联的压力。2月 20 日我和蒲立德谈话时，他告诉我，数星期前白宫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诉诸战争，来支持土耳其抗拒苏俄的要求。这一行动促使苏俄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让了步。

3 月 12 日发表的杜鲁门主义，实质上是白宫决定采取的行动宣言。此外，这确实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事。我记得，美国主动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种高瞻远瞩的新政策，其眼界之广阔，着实使我深受感动。虽然这项新政策的直接要求是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它的基本原则看来不仅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原则和这项政策事实上可以，并且应该适用于远东，更主要的是适用于中国。

在那以前，我感到，并一直认为美国的政策缺乏通盘考虑的基础，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对付南美、远东（如义和团运动）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相反，这项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政策确实使人感到具有全面性。据我看，这确实是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特别是因为它意味着美国今后将不仅使用外交手段，还将使用经济和军事行动来实现它的全球利益。

显然，杜鲁门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有其原因，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得已。因为苏俄已经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成为一个强大因素，而美国的一些战时盟国则已江河日下。杜鲁门治下的华盛顿，显然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局面。

其所以新，还在于美国日益看清它自己的力量和相随而来的责任。美国帮助欧洲击败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而成为欧洲各国的靠山之后，就开始感到白己力量和地位的重要。苏俄的态度和行为如此明显地咄咄逼人而不合作，使华盛顿的领袖们深感它对自由世界的前途是个威胁。因此，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一旦英国要摆脱它在欧洲和地中海（即或不是全世界）的警察责任时，美国就必须站出来填补空白，竭力捍卫、支持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事业，要支持“正在抗击国内少数派武装力量或者外来势力的征服企图的一切自由民族”。

杜鲁门所宣布的纲领在杜鲁门政府认为必要的时候，是可以适用干中国和远东的。我当然认为杜鲁门提出的原则应该适用于中国和远东。据我观察，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危险要远远大于欧洲的东南角。我对杜鲁门宣布政策的直接反应是，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体现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主义。我也看到，这项政策使我可以得到有力的论据来说服美国，使他们认识到，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抛弃中国和远东是不明智的。这项新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自由和民主事业，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到希腊去制止共产主义和维护自由民主事业和到现在正急需制止共产主义的亚洲去干又有什么区别呢？特别是现在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要大得多。很自然的结论是，如果说帮助希腊是值得而必要的话，那么帮助中国就更有必要。

我觉得，这种论点最终在华盛顿占了上风。到 1947 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节节进展。在这种形势下，事情明摆着，如果没有外援，国民政府自己是挡不住这股洪流的。而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华盛顿这才看到，如果它那种消极的对华政策继续执行下去，那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那种撤出中国的撒手政策根本不是办法。这种政策不仅有损于国民政府，（固然，当时华盛顿巴不得这个政府垮台。）而归根到底还是要反映到美国本身的利益上来。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迅速推进，使美国人感到惶惶不安。他们开始担心共产党最终会把整个中国大陆全部拿下来。因此，他们尽管对国民政府仍有反感和不满，但已开始觉察到，如果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攻势下垮台，不但对美国没有好处，而且要给它带来灾难。他们想改变政策，但又不能转个 180 度的大弯子赶来营救。所以他们就试着慢慢地放松对援华政策的限制。实在可惜得很。

1022

第四章 中国要求经济援助（1947 年 4 月—6 月）

1947 年春夏之交，中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中国法币在 1947 年 2 月已经是一万二千元对一美元，到了 6月底跌落到三万对一。物价飞涨，外汇锐减，交通、运输和工业活动由于通货膨胀和战争的双重打击而陷于混乱，内战在三月间再度爆发。

4 月 3 日，我同范宣德讨论了对华贷款问题。他说，就美国政府而言，中国所希望的贷款不是在最近的将来所能解决的事。4 月 7 日，我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要我迅速答复关于租借法案的结算问题。电报还询问我对于贷款情况以及如何推动此事的意见。并说政府改组在两周内完成后，贷款事宜可能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还问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比五亿美元更大的数目。

第二天晚上，范宣德举行晚宴招待南京来的黄仁霖中将，我被邀参加。我问主人，美国于对华租借法案的清算持何看法。他说，没有什么需要清算的了，因为许多有关的事务都已处理完毕。他说，只有价值十五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训练中国空军的费用，以及为数有限的一些其他偿还要求，还待发表正式报表而已。但是有关1942 年的五亿美元贷款，他说最好中国能发表一个贷款使用情况详细声明，既可以满足舆论要求，又有利于将来的谈判，那将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显然指的是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不满评论，批评一部分贷款的下落不明。

据我所知，在战争中并没有把全部贷款用完。其中一亿美元作为所谓美金公债的保证金，美金公债以二十对一美元的比率发行。美国财政部以一亿美元的贷款作为美金公债的担保，购买时用中国货币直接付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再从这笔贷款中运给中国一批黄金。但是这项请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华盛顿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财政部的一些官员说，他们得到报告，据孔祥熙家中一个佣人说，有人利用白银的行情赚了多少钱，这些行情是中国财政部定期从美国财政部那里获得的。

这个佣人说，在孔家的一次宴会上，有很多中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参加，在开怀畅饮以后，大家互相夸耀那天从白银外汇的投机中赚了多少钱。

4 月 26 日，我拜访了参议员范登堡。这是我们讨论希腊—土耳其援助法案的一次谈话。我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情况。我告诉他，情况非常严峻，中国比过去更需要从美国得到一些支援和帮助。我问他，假如明天在参议院提出一项援华法案，参议院可能的反应会是什么？通过的可能有几成？

范登堡回答说，前景不会很妙，因为国会正在力求削减开支。希腊—土耳其援助法案的通过，不会使另一个新法案更容易通过。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后的援助法案，要求拨款三亿五千万美元。国会一旦通过这一法案，中国也将受到援助。在听证会上提出过名单，中国名列其中。

5 月 8 日，在与马歇尔将军的谈话中，我正式向国务卿提出了中国政府的贷款要求。我告诉他，我国外交部长要求我特别向他说明中国的局势和对于经济援助的需要。他当记得在他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告诉他中国政府即将改组。现在改组已实现，新政府已经开始工作，而施政的基础是由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共同商订的纲领。这是一个旨在国家统一和经济复兴的有限纲领。

我补充说，我国政府认为，俟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后再行动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必须尽早开始经济复兴工作，以免失去时机。为了这一目的，我受命请求美国政府给予财政援助。我告诉他，政府还要我郑重声明，美国的财政援助决不会用来弥补预算上的赤字。赤字现在和将来都将以发行短期证券和发行内债（用发行债券的方法）来弥补。

美国的财政援助将全部用于经济复兴，例如从美国购买器材和设备。这些器材和设备运到中国，安装和试行运转等也要花费大量钱财。此外，拆迁日本的赔偿物资，把它们装置在中国并加以运转，也需要大量资金。

我说，为了所有这些目的，中国政府认为单靠进出口银行最初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是不够的。因此我受命提出十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器材和设备，另一半政府建议用于三类规划：1、恢复和发展交通；2、建立发电厂和某些小型工业；3、恢复农业，特别注重水利和生产化肥。这些规划如果实现，对于改进总的经济局势和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很大帮助。

我告诉国务卿，政府想从美国购买的物资有棉花、粮食和石油，可由政府在中国市场出售。其收益不仅将从市场吸收大量的通货，而且还能逐步用于贯彻我刚才所说的经济复兴纲领的需要。因此，我说，我很想知道他对这一要求以及如何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看法。

马歇尔说，他是一向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而且，正像他去莫斯科以前告诉我的，他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改组提供了机会，他愿意帮助中国，但是由于过去两天忙于其他问题，他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提供援助的最好方法还没有得出结论。他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此事必须与美国政府几个不同的代表机构商量，究竟如何办才能使他们都满意。他们要求，当财政援助给与中国的时候，保证不会把它丢进无底洞，那样对中国或中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他说，政府改组这一步很好，他很高兴改组已经完成。但是坦率地说，他自己也不敢肯定新政府是否能够行使职权贯彻纲领，而不受党——国民党的干扰。他告诉我，他在中国的时候，发现他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这种干扰的破坏。蒋委员长可能接受他的一项建议，保证付之实施，但到第二天便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一批反动分子和蒋委员长本人便会采取某种行动，在事实上取消其口头上作过的许诺。

他说，他对于那些反动分子非常反感，其中包括陈立夫这样的文官还有军界人士。他们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国务卿说，他指的是蒋委员长周围的人，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他们对蒋委员长说得进话，哪怕是在委员长已经接受了这种或那种具体建议以后。举个例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早就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去做，中国的高级将领不肯去做那些绝对必要的事情。例如，在把士兵训练成为真正有能力的战士上，他们从不肯改进方法，从不肯实行改革。

他告诉我，他可以像一个军人那样堂堂正正很有把握地说，共产党有一百多万军队，而且训练有素，思想坚定。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狂热的信徒，足以带领其他三人前进。然而在政府一方，士兵大多数是硬被驱赶到前线的青年农民，营养不良，缺乏训练。他回忆蒋委员长去年曾经告诉他说，不出 7 月份，江苏省的共产党就可以全部肃清。但是直到今年（1947）2 月，这一工作尚未完成。这不是容易侥幸的事。蒋委员长曾对他开玩笑说，在江苏的战争中，他是马歇尔将军的参谋长。他曾向他保证事情一定会成功，然而事情并未成功。

国务卿继续说，战线太长了，而交通线又太薄弱。

共产党只要去到那些没有国民党军队防守的地区就行。

根据他接到的报告，东北的情况绝谈不到让人放心。委员长非常重视拿下延安，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城市。在心理上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从军事观点看，其影响微不足道。延安离得太远了，不值得费力气去打。全部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浪费了政府的财力，把中国带入了今天这样越来越弱的局面。他要求我不要把他刚才说的话电告蒋委员长，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已经亲自把这些话告诉他了，委员长已经知道。

接着，他回到我曾特别提请他注意的那件事。他说，关于财政援助，他也急于要做一些事来帮助中国，他将研究方式方法。去年他曾提出这样一些方案：由进出口银行为修建粤汉铁路、塘沽新港和黄河大铁桥提供资金，而且他相信，还有一些公用事业也会得到批准。但是进出口银行的意见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觉得理应给予贷款的地步。同时他们也希望采取一种从商业角度看来比较稳妥的方针，

他回忆去年从中国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国际财政金融问题全国咨询委员会，使他们相信付给中国五亿美元贷款是合理而可取的。他还记得向他提出质询的各种问题一共十二个，但是他只回答了其中的两个，并且说服他们批准贷款，也就是进出口银行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件事他们做了，一切都安排停当，只待签字。但是，就在签字的前夕，蒋委员长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废除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宣称协议已不再可能实现。这一声明破坏了他的全部努力，因为进出口银行原来准备发表声明说，根据报告，中国已经完成了和平与统一，而现在则感到不得不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我告诉国务卿，我感谢他在安排贷款中所作的努力，并对于上述贷款安排没有圆满完成感到遗憾。我非常希望申请的贷款不久能够得到安排。如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我就希望在现行专用贷款于 6 月 30 日期满时，马歇尔将军能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延期。这一延期将使人民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信心。这是心理上的一步好棋。马歇尔将军说，离 6 月底还有一些时候，他希望刚才谈到的那三项计划能够成功。

关于我曾向他概括提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以及申请贷款的用途，他要求我交给他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

他说，他所以建议提出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是因为如果提正式申请而被拒绝的话，将会使中国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地位。

我说，我非常愿意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并诚挚地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答应这一申请。

5 月 27 日，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提供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

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

在向国务院提出经济援助正式申请的同时，我又向美国公众和官方做了多次演讲，申述中国要求经济援助的情况。

6 月 17 日，我向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莱顿提出了贷款问题。我说，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就对华财政援助问题与美国政府尽快达成明确的协议。克莱顿说，他研究了我送来的文件，根据他的体会，中国政府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去年讨论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的“重新指定用途”问题，另外是为了在美国购买消费商品的“一笔贷款或国会的拨款”。他己与国务卿详细讨论了这件事。

国务卿极想在这些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发现困难重重。

重新指定用途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务院无权这样做，进出口银行一向是根据一般的、既定的原则来经营的，所有交易都要遵循那些原则。谁也不要打算使它脱离这些惯例。

关于中国提出的第二笔五亿美元贷款，克莱顿说，这需要国会的行动。但是：“国会现在无意按照批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模式来援助任何国家。”

我说，我们不但要考虑形势的经济方面，而且要考虑它的政治因素。我强调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形势下开始经济建设和复兴工作的迫切性。

克莱顿说，他没有同国务卿讨论过局势所包含的政治因素，但是政治成分是公认存在的。大体上他可以说，国会希望确知援助将是给予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它是独立的，并且是由人民自由选出来的。克莱顿认为，除非国会采取特殊的行动，美国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就不会有多少帮助。国务院现时并没有什么建议可提，但是他将与银行继续合作，直到能研究出一些更具体的东西来。

6 月 23 日我同索普进行了私人交谈。我希望通知他我接到新的指示，命令我向美国政府提出三点。我要求他把这些转告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将军两天后接见我，这样他就能事先加以研究，在我会见他时，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告诉索普，我接到了指示，即蒋委员长、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商讨结果所形成的三点。我强调事情更加紧迫了，因为早些时候的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将于 6 月 30 日，也就是说，在一周以后终止。

然后我详谈了三点。那三点是：1、中国政府焦急的是，五亿美元信贷必须重新指定用途，一年以前马歇尔提议的互换照会必须立即执行，律使中国能够得到于 4 月份指拨的五亿美元信贷。关于此事，我告诉他，我国政府要求我催促尽量多的方案在 6 月底以前得到批准，对批准的特定方案达成协议，其余方案则留在一两个月内讨论通过。2、政府指示我敦促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至少二亿美元的商品贷款。3、中国政府希望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正式通告，表明决意援助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建设。

6 月 25 日我会见国务卿时，范宣德在座，索普也在座。谈话开始，我告诉国务卿，我与克莱顿就中国需要的经济援助讨论了什么，以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什么援助。我告诉他，我已将我们讨论的重点报告了我国政府，并于上星期六接获指示，它是由蒋委员长、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和外交部王部长在一次会议上商订的。指示命令我提出三点要求。为了加深印象，我交给马歇尔一份关于三点的备忘录。

马歇尔说，他已见过索普先生，索普已向他汇报了与我谈话的要点。他还说，他很高兴得到备忘录。他看了一遍，并把副本交给了索普和范宣德。他说，索普直接负责处理这件事，可由他讲一下美国政府对于这三点的立场。

索普说，关于第一点，进出口银行的五亿美元信贷重新指定用途，那是不可能的。银行指定这笔款项的用途，仅仅是因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还没有开始全部营业。

进出口银行承做这笔贷款是作为一项内部业务。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向银行提出了申请提供资金的方案。为了使这些方案有最大的可能获得银行批准，重要的是它们首先必须是慎重制订的，并具备充分的说明资料。方案不能太多，包括的金额不能太大。因为要紧的是使一些方案能在短时间内被银行批准，以便尽早证明银行愿意为中国的方案提供资金。

马歇尔认为，重要的是送给银行以精心准备的方案，这样，银行甚至用商业信贷的标准也能接受。

索普说，进出口银行之外，还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现在已开始向其它国家发放信贷，中国也能向它提出申请提供资金的方案。

马歇尔于是说，去年他曾亲自批准了三四项方案，即：粤汉铁路、黄河大铁桥、塘沽港和上海电力工业等方案。

索普插话说，如果能够提出一些方案，有希望在短时间内偿还，在进出口银行看来就是最好的方案。马歇尔认为，上海电力工业好像符合国际银行的要求。

索普催促我着手为这些方案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申请，并且说，他的同事愿意会同中国专家仔细检查这些方案，以便选择其中最好的向银行提出。但是，必须由中国代表直接提出申请，因为国务院不能以官方名义提出这些方案。

马歇尔说，指定用途的贷款是银行作出的安排，只有在中美间的安排完成以后才能生效。而安排却没有完成，因为中国情况的改变取消了中国使用五亿美元信贷的资格或前提。在美国，一年之间形势也改变了。例如，国会里共和党成了多数党。他说，他想把这些对我讲清楚，因为贷款不能实现，并不是美国没有履行诺言。

我向马歇尔解释说，终止指定用途的贷款，在中国确实会被误解为美国改变对华援助政策的迹象。

索普于是说，这就说明为什么他认为我最好尽快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精选的方案，不过数目不要太大。

我告诉国务卿，上星期一我同素普谈话以后，我在顾问的帮助下，事实上已从整批方案中选择了十五六个方案，合计稍低于总数五亿美元的一半。这些方案包括三类企业。一是恢复铁路和交通。只包括两条铁路，那就是粤汉和浙赣铁路方案。我甚至把塘沽海港方案放在一边，因为当时天津市内和外围的情况有些混乱，进出口银行可能拒绝这一方案。第二是发展电力、水泥，诸如煤炭矿业等，以及出口产品的加工，例如桐油和锡。

第三是农业的恢复，包括化肥的制造和可供出口的油料和农产品的加工。我解释说，这些方案有许多是在美国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制订的。我又说，为了不使数目太大，我已暂时把钢铁工业放在一边，那需要提供一笔庞大的款项。

我接着提出第三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即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表示要在长期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对中国进行帮助的愿望。我告诉他，据我看这与进出口银行首脑的声明同样需要。我解释说，这样的声明会使中国人民明白，美国援助中国进行长期复兴计划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据我看，这在当时极端重要，因为这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告诉人民，美国完全没有放弃对华经济援助的政策，而是准备考虑对它的长期计划大量援助。

马歇尔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说，心理因素需要考虑。

他看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做些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将按照我建议的路子考虑发表一个声明。我向国务卿提出的另一件有关事项是联总以后的援华问题。我告诉他，我国政府指示我设法取得一笔充足的捐款，以便公平地分配给各个方面，并在沿海各省九个城市实行配给的制度。在回答马歇尔提出的一个问题时，我提到九个城市的名字，并补充说，汉口不包括在内。我说，这是一个新的试验，如获成功，就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以稳定全面的经济局势。

我说，该计划预期获得六十九万吨大米和小麦。我知道南京的中国外交部已向美国大使馆提出这件事。外交部知道三十万吨将由联总以后的美国援助基金来提供资金，十九万吨设法在中国取得，其余二十万吨在国外取得。但是在国外采购也需要有外汇资助。

马歇尔告诉我，那天早晨，他接到司徒雷登大使的电报，提到一亿美元这个数字。他问索普，关于国会通过的联总以后援助法案问题在什么地方。

索普解释说，这要等国务院把金额分配给受援各国。

他说，由于中国希望的数量很大，可能有再调整的余地。

分配给中国的金额可能从再调整中增加。他认为这笔钱可以从分配给欧洲国家的金额中取得。

马歇尔似乎对拟议中的配给制度很感兴趣，并说，如果成功的话，不失为稳定局势的一个办法。我告诉马歇尔，蒋委员长个人几次打来电报，要求我提出军事供应的问题。这里有三个问题：（1）8 1 / 3 大队计划中的战斗机；（2）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的弹药供应；（3）需要四千一百吨炸弹和六百四十万发子弹。关于第二点，我告诉马歇尔，我知道吉勒姆将军曾经带回来一份所需物资的清单。

马歇尔说，他已经见到吉勒姆、看见了那个清单。

至于子弹，想必他们指的是 0.50（吋）的。至于 7.92（毫米）弹药（战争时期为中国制造的子弹，只适用于中国步枪），业已宣布为战争剩余物资，因为它们对美国军队没有用处。他又说，他已主动作出决定，取消对非战斗机的禁令。至于 8 1 / 3 大队计划中的备件，没有作出战斗机和非战斗机的区分。但是他认为，战斗机不像弹药那样急需，因为它们需要修理，备件并不能使它们运转，而且光有飞机没有弹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用处的。然而，弹药的事涉及政策问题，要由政府来作决定。

我告诉他，军事形势，特别是在东北，迫切需要这些装备。

6 月 27 日，在我与国务卿谈话之后两天，国务院宣布，已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以剩余物资价格出售一亿三千万发步枪子弹。这是战争时期按中国规格特别制造的 7.92 毫米子弹。这是租借供应品的一部分，但是，正如 6 月 25 日谈话所指出的，运输问题阻碍了交货。

7 月 2 日，可能是为了回答有人提出的分析，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出售军用物资，是前些时候早已经安排的，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

1039

第五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1947 年 7 月—12 月）

7 月 11 日白宫宣布，派出以魏德迈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访华。通告说，该团还要访问朝鲜。此次赴华赴朝，都是为了进行实地考察。参加该团的有财政部、国务院、海军部和公共关系部门的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7 月 15 日，魏德迈在离美前夕前来看我。

魏德迈说，中国的局势看来相当糟糕，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我告诉他，此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少弹药。

但魏德迈说，军事局势的恶化，并不完全由于弹药和供应品的短缺，还在于中国的指挥官们能力太差。他说，在外交方面，我被公认为是杰出干练的代表，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家相比。而中国的军官却没有一位能和别国同等级别的军官相比。他们的训练、眼界、态度都远非理想。他说，例如杜聿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孙立人将军虽然有些偏执，实际最适于这个职务。但魏德迈说，他知道孙立人因为和杜隶明意见分歧，甚至被召回南京；后来虽然又派回东北，却没有任何实权。

魏德迈接着说，所谓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几个师也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曾在印度受训的一些军官多已阵亡或调离。这些师现在是由仓卒应征入伍而且未经足够训练的农民组成的。他们的一般智力并不比战前的普通中国部队强。他说，难怪他们打不好仗。

魏德迈告诉我，他几次三番和委员长恳谈过，坦率地向他指出应该进行哪些改革。例如，他曾力陈诸如台湾和其他省份的省主席职位，应由文职人员而不宜由军人充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文人比军人更适于担任行政职务。他记得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上海的时候，他曾强调必须任命一位第一流的文官主持市政，但委员长坚持任命钱大钧将军，结果他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

陈仪将军在台湾也是这样。魏德迈说，他也曾向委员长力陈派一位第一流的行政官员去担任那个职务如何如何重要，但委员长也没有采纳。然后魏德迈问我，一旦委员长有个三长两短，谁有可能是他的继任者。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久已想过，而且事实上在我和委员长以往的谈话中，曾婉转地向他本人提出过。但迄今还看不出有适当的人选，我还说，胡宗南、陈诚和张治中，一度都被说成有些可能，但目前在这方面谈论他们的已不多。但是我说，我高兴地看到国民政府委员会已设副主席一职，孙科博士已被任命为副主席。因此，按照约法，万一委员长发生什么问题，暂时由孙科充当政府首脑是合乎逻辑的。但物色继任者的困难在于这个人必须兼具控制军队的能力，至少在过渡时期应该如此。

魏德迈问起北平的李宗仁将军如何。我告诉他，李宗仁是人所共知的桂系首领，但他所受的训练不是很现代化的。我认识他已有多年，年前曾和他在北平谈过好几次。他有值得钦佩的品质，那就是他热情接待各界人士并和他们倾谈。这样，他就能顺应潮流和了解民情。

魏德迈说，委员长必须摈弃那些妨碍革新的人们。

当然，魏德迈懂得委员长的为人，对于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伙伴很讲义气。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个人品质，但对于治理国家却是个障碍。

8 月 24 日，魏德迈在完成了他在中国的考察和磋商任务，即将离开中国去朝鲜的前夕，向报界发表了一项极遭中国不满的谈话。南京政府及各领袖人物对这个谈话非常生气。我读了美国报纸刊登的谈话，觉得它很坦率，也许作为一位国际代表，是过于坦率了一些。毫无疑问，魏德迈在总结他访问中国各地所进行的接触和调查中的印象时，力求客观、公正和准确，但谈话中有些部分，纵然不是直言无讳，至少也是令人难堪的。例如，说到中国政府成员时，他强调很多人“贪得无厌，办事无能，或二者兼备，因而臭名昭著”。他又接着建议为了“重新取信于民并维持这种信任，中央政府必须立即实行彻底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口头许愿，再也不够了。绝对必要的是见诸行动。必须承认只凭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有些人对这个谈话非常反对，理由是即使它是正确的，也不应公之于众。

8 月 22 日魏德迈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同样是关于政府及全国情况的极为坦率也许是过分坦率的陈述。他的讲话代表了他的真正的印象和结论，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些结论引起了反感，因为被认为是从时间较短的访问和对所访问的少数几个城市的仓促调查中所得出的轻率结论。

他的讲话涉及面很广，税收、军队情况、征兵制度、军人与文官的关系、政府体制等都谈到了。他再次特别强调，他认为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腐化，如他所说，上上下下无不贪污，而且还遍及全国经济生活之中。他认为政府体制的性质需要极大的改进。他认为责权的重迭，造成了行政管理上的摩擦和效率低下。他的印象是征兵制度执行得极不公平、极不正当。他说，有钱人的儿子花了钱就免征，富家子弟纷纷派送出国留学，而不留在国内共赴时艰。

我也相信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极少。确实很难查明中国富家子弟究有多少逃避了兵役。但他的讲话自然会激怒他的听众，听众中许多人属于一些有钱有势的名门大户，有些人可能已送子出国而逃避了兵役。但还得说这种情况为数不会太多。

在讲话中，魏德迈还曾提到“有许多对政治犯或其他罪犯惩处不当和滥用权力的事例”。他说，有的被开释了，“然而只是在付了大笔钱财之后才释放的，而且必须签署一个承认犯了反政府罪的声明”，他说，特务机关到处都是，就像俄国和以前的德国一样。他说，有些人失踪了；学生不经审间，不经宣判，便被关进监狱。“这样的行动不会替政府赢得支持。适得其反。人人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

他说，国有制应予停止，“在台湾、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原属日本政府和私人的财产，已由中央政府接收，这是完全正常的步骤，但政府应尽快把这些财产转让给私人或团体，以促进自由企业。政府工作人员，不论文官或武官，一律不得参与投机买卖以及银行和商业企业，这应该是一条固定的制度”。他说的许多话，按照全世界公认的政府一般标准，当然是正确合理的。但他提得未免生硬，因而更增加了听众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在他和委员长私人谈话时，他也说过同样的情况，并强调他认为各级政府普遍有贪污行为，尤其是高级官员。委员长听后颇为恼怒，并要求他指出姓名。委员长坚决要求他开列他怀疑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名单，并答应他将依法惩处这些人。事后，经委员长的一再坚决要求，他说他将在向美国政府报告之后提出名单。但我想他始终没有提出。这在以后当然使政府人员以至委员长本人更为失望。

9 月 2 日我从纽约回到华盛顿时，待办的电报之一是王世杰的来电。他通知我说，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来电指示我不要再联系进出口银行催办已经提出的各个项目。在中国经济形势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不让催促进出口银行从速考虑我们的信贷申请的指示说明，委员长和各部部长显然对魏德迈的讲话十分反感。

9 月 22 日星期一，委员长的一位秘书，北平中国政府新闻处处长朱信民来见我。他直接从中国来。由于他是奉命帮助魏德迈代表团在中国办理旅行和其他事务的中国官员之一，我很愿听到他对代表团的看法。他告诉我，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曾直截了当地对魏德迈说，中国的动乱不宁，美国应负一部分贵任。

按照李宗仁的看法，马歇尔坚持国共合作，这使得共产党有时间积蓄力量，而马歇尔坚待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又使中国反对政府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

此外，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更有损于政府在民众间的威望。李宗仁说，看来他们是光批评不帮助，朱信民说，魏德迈的访问东北也很不平常。他在沈阳向熊式辉提出两个问题，终于使熊式辉倒台。第一个是熊式辉指挥的各师兵员中，实有人数占百分之几，有名无实的占百分之几。换言之，魏德迈显然想知道熊式辉所指挥的各师实力如何，有多少空额，尽管官方数字说每个师都是满员。（通常，尤其是当总司令要军饷时。

除非政府已接到队伍的空领数字，他总是报满员的。）第二个问题是军医院有多少床位，每个军医院能容纳多少伤员。熊式辉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他不能承认有空额，他上报时未曾指出空额，他也没有到过任何军医院。魏德迈批评了他，或者按朱信民的说法，实际是责骂了他，因为他从未到过军医院。

这些问题，我还有过一次直接和魏德迈面谈的机会。

我非常希望魏德迈完成特殊使命回来，能使王世杰和他会晤。因此我请魏德迈于 9 月 30 日来赴便宴，以便我们三人可以畅谈一番。宴会开始有些困窘，或者至少这位将军和外交部长似乎都不愿谈起中国形势。但宴会将结束时，出乎王世杰和我的意料之外，魏德迈提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之后，我们退入客厅，把门关上。魏德迈开始谈了他在中国的态度和行动。

他说，每当他访问一个地方后，他总回到南京把所见所闻报告委员长。他说，他真不想和中国国民政府委员会成员谈他的看法，但又觉得他有责任按委员长的要求办事。魏德迈说，他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以批评的口吻讲过许多事情，但他觉得讲得坦率而真实一点是他的应尽之责。

他接着说，在访问东北之后，他告诉委员长，熊式辉工作不得力，不能指挥所辖的军队。他认为熊将军身兼东北行政委员会首脑及该地区国军总司令两职，责任未免过重。

王世杰插话说，熊式辉已经辞职，并已由陈诚将军接任。

魏德迈说，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但他曾建议应派文官而不要派武官。他又说，这项调动，本来一年前就该办，但现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王世杰说，他一直告诉委员长，没有必要派军人充当省主席，老练的文官也许会干得更好，但委员长有他自己的道理。当时，反共战争必须进行，委员长必须慎重对待他手下的军事将领。任命某些军官作省主席，实际上是一个解除他们兵权的妥善办法。

我说，上海市长吴国桢是文职人员，干得很好。

魏德迈说，日本投降时，他曾建议委员长派一位有威望有经验的文官去当上海市长。然而委员长却任命了钱大钧将军。他记得钱大钧有一天晚上曾访问他，并说他对任命感到惊讶，但必须服从，因为他不愿表现为不服从委员长的命令。（钱大钧是委员长的忠实支持者和知己朋友。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当委员长叫他当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时，由于他谦虚谨慎，对是否接受任命曾表现十分犹豫。但经委员长坚持，他终于担负起上海的双重职务。）

王世杰说，关于钱大钧的任命，他也和委员长谈过，但委员长解释说他有他的道理。

魏德迈接着说，他发现台湾情况是不能使人满意的；1945 年他曾建议委员长选派能力高强的高级官员去当省主席。他说，台湾是富庶的岛屿，工业发达，交通运输方便。一个精千而有声望的政府可以使这个岛屿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派去的又是军人陈仪将军。

王世杰说，陈仪其实并不算坏。他诚恳勤奋。只是，他过分固执己见，不肯接受旁人的劝告。

魏德迈说，陈仪曾任福建省主席，证明是个失败。

魏德迈不能理解为什么陈仪又被委以台湾省主席那样的重任。

王世杰然后提出了东北问题。他说，委员长决心收复东北，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困难。没有东北，就没有和平，甚至没有中国的独立。因此，中国决不从东北后退。

这位美国将军说，他研究了东北的局势。国军的军事形势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给线既长，又无掩护。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他握成拳头而把食指伸直，并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共产党是不能用武力消灭的，东北也是不能单凭武力收复的。他补充说，1945年他曾计划由中国提请五强监护东北。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可以缚住俄国的手脚，使它不能像过去那样行事。

他说，他仍然相信，对于挽救东北，这种办法比打仗更有效。（事实上，9 月 19 日他送呈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就建议包括苏俄的五强监护或联合国托管。但直至 1949 年8 月发表白皮书，这才对外公开。）王世杰认为那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并认为除共产党以外，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同意放弃东北。

魏德迈说，这个计划并不是抛弃东北，而是为中国保存东北。当中国在长城以南恢复力量时，东北安全有了保障，这就不给俄国以独自行动的机会。他认为只要十年就足以完成这个计划。我说，我本人对挽救东北的方法手段向无成见；当然，至千该做什么，我的任务是听命于我国政府，我能看到这样一个国际监护计划的利弊，但俄国可能拒绝参加联合监护，甚至主张让东北人民——指共产党——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魏德迈也想到了俄国很可能拒绝参加监护，但他没有表示如果俄国拒绝又该怎么办。

在使用和任命人员方面，委员长基本上考虑的总是此人是否可靠，是否无愧于他的信任，以及能否执行他的命令，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效忠于他。这是首要标准。

当魏德迈、马歇尔和赫尔利提出中国国军的司令官们不完全是最称职的人时，委员长的答复总是“我必须用我相信的人，危难时刻尤其如此”。

10 月 14 日晚，王世杰再次和马歇尔会谈。国务卿首先提出了以日本无主劫物中的中国份额为担保的贷款问题。他已得知总额没有王世杰想的那么大。他听说有价值一亿三千万至一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原属日本，掠夺品总额则约为三千万至五千万美元。借款如何安排，还在商讨之中。他希望在王世杰离美返华之前能给他答复。

至千武器弹药问题，马歇尔说，他将先办一千万发0.50 口径子弹。他已从陆军部查明，可以向中国提供此数，条件是中国日后予以补还。他知道中国已向奥林公司订货，但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在菲律宾有库存，可用来运往中国。那样办，可以很快运达中国，也容易保密。

马歇尔说，至于运输机，约有七百二十架 C—46 存货可供。这个型号的飞机极好，而且大多数还很新。战时财产公司已把这批存货拨出，准备出售。这些飞机的原价为每架三十万美元，存货售价为一万五干美元至二万美元。但美国政府可以按每架五千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售给中国。

至于作战飞机，马歇尔不能谈得很具体。他将查明是否有可供出售的。

马歇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战斗中，作战飞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共产党主要打游击战，冲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方。用作战飞机打击补给线上的卡车队是有用的，但他认为共产党方面没有这样的补给线。用作战飞机打击游击队必然会造成平民的重大伤亡。负责驻华美国空军的麦康内尔将军秘密报告称，中国空军用作战飞机对付共产党游击队是最大的浪费。

从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像 C—46 型之类的运输机，在目前情况下对中国更有用处。重要的是把部队迅速空运到将被或正被游击队攻击的地方。他记得徐州就是靠在很短的时间内空运去二万军队而保住的、从 9 月份举行的多数会谈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正趋向于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尽管到当时为止，出现的唯一具体援助只是军用物资的禁购禁运有所松动。然而到了 11 月份，形势变得更明显了，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某种程度的经济援助。的确可以说，11 月是个转折点，最终导致了 1948 年 4 月的援华法。但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华态度。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是为客观条件和国会行动所迫，作出援助姿态的。

11 月 11 日，当参议院的委员会要求马歇尔说明他考虑要给中国多少援助时，他建议自 1948 年 4 月 1 日起的十五个月内共提供三亿元，但这是事后的记录所载，在当时并不那么清楚。11 月 13 日我去国务院，亲自对他说，我的第一个要求是澄清他的讲话，因为他讲话的要点大多是我从报纸上搜集来的。

马歇尔说，他所说的数字完全是随口说的。他去参加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会议，目的原是解释援欧计划，他没有想到会提出援华问题。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他觉得有答复的必要。可是整个援华问题还在准备阶段，迄未制订出具体计划。提出 4 月 1 日为开始援华日期，是因为中国局势不如欧洲那样紧急。我解释说，中国局势即使不比欧洲那三个国家更紧急，也是同样紧急的。我对国务卿回顾了在 5 月份，我曾送交国务院一份要求财政援助的备忘录，强调说明用在美国购买商品的五亿美元信贷是打算应付中国急需的，另外五亿美元则是为特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中国不仅有反对共产党的战争，而且通货膨胀也越来越糟。它需要立即援救，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物价，从而遏止通货膨胀。

马歇尔说，他建议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想法是要帮助中国在外汇基金短缺的情况下，解决进口所需资金问题。

我说，这很重要，但还有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首先要办的事是稳定货币。

马歇尔说，他在国会两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尚未提出具体的建议。11 月 24 日，大使馆把王世杰的一份备忘录抄件转交到国务院。备忘录提到了我和国务卿 11 月 13 日的谈话，当时国务卿指出，1948 年 4 月起可援助中国约三亿美元之谱。备忘录指出，中国财政情况极为严重，援助不能拖到 4 月开始。并说，必须立即紧急援助，希望“在制订全面计划以前……，美国政府能通过国会授权提供临时紧急援助以弥补中国国际收支的赤字，自 1948 年 1 月起每月至少援助二千五百万美元”。备忘录又说，中国政府深知外援和国内自救措施有密切联系，因而“中国从事内部根本改革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为此，备忘录建议派一小型技术代表团到华盛顿制订援助计划。

12 月 12 日，国务院就备忘录作了答复，表示欢迎小型技术代表团于 1 月到美，届时具体提案当已送交国会，两国政府当可开始磋商，此事即可同时进行。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以及在 12 月 19 日总统发表咨文说明他将向国会下届会议提出援华计划后，中国从继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的救济资金的未用结余中分配到一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或赠款。索普曾在 12 月 17 日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按第 84号公法（联总结束后的立法）授权的金额为三亿五千万美元，而拨款数为三亿三千二百万美元。因此，用一千八百万的差额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是没有困难的。这是拨款委员会决定不给六千万美元拨款后，在执行全面援助计划前的一种姿态，而且还不是一种好姿态。显然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中国，倒不如说是用来抚慰国会中热心支持中国事业的议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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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为援华计划而奋斗（1947 年 12 月下旬—1948 年 9 月）

1948 年初的中美关系，尽管有某些援助的姿态，但毫不夸张地说，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中国的经济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中，特别是币值不断下跌，更为严重。

军事形势也十分不利，1947 年的最后四个月中，眼看共产党在黄河长江之间和汉水以东地区步步前进。

我在华盛顿不断接到紧急指示，要我竭尽全力从美国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但由于马歇尔使命的不幸结局，致使这一任务十分困难。

12 月 23 日，王世杰外长来电称，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已向委员长递交了一份由国务院中国科副科长普赖斯起草的计划，并与委员长进行了讨论。该计划包括三点：第一，每年要求四亿五千万至五亿美元的信贷（并未说明多少年）；第二，中国政府宣布进行改革；第三，行政院设立中美委员会，其职责是决定美援的分配，并确定包括拟议中的美国信贷在内的中国预算。据王世杰来电称，委员长拒绝了第三点，因为那是违背新宪法的。

但是委员长己经通知司徒雷登大使，他将提出反建议，并将对所提交的计划的内容进行更为全面的评论。

中国技术代表团到达华盛顿后，1948 年 1 月 9 日，我领他们会见了索普，进行礼节性拜访，并讨论了中国的需求，以及通过制定具体计划能从美国得到什么。陪同索普会见的有巴特沃思、内斯、石博思和梅尔维尔·沃克。技术代表团的代表是团长贝祖诒，团员李榦、陈良辅、洪绅和朱葆真。我们原希望俞大维作为团长前来，但是南京最后作了变动，他未能前来。

在这次会见中，巴特沃思还交给我一份美国评论中国自助措施声明草案的副本供我参考。中国的声明草案是最近交给国务院以便听取其反应的。于是我把我的报告和美方的评论电告了王世杰外长。他在 1 月 25 日作了答复，并寄给我一份声明的最后文本，这个声明将由行政院长张群于 1 月 28 日在南京发表。大体上，这个声明提出了中国政府打算进行的财政和经济改革措施的十点计划纲要，它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确保从外援中获得最大的利益，需要有一个国内自助的适当而切实可行的计划”。

十天以后，我把代表团带去向国务卿引见。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似乎再次证实了我的印象，即华盛顿对援华仍在故意拖延，而马歇尔对于提供援助远不像中国那样急切。他对于向当时掌权的中国政府提供有效援助一事似乎另有想法。

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诒来向我报告说，他应巴特沃思之请，会见了哈夫利克，并大体上获悉了国务院援华计划的内容：计有提供五亿一千万美元用于购买商品，六千万美元用于交通设施的恢复等。哈夫利克没有给贝祖诒分类数字，也没有给他计划的副本，而只是说总统将于星期三或星期四向国会提交该计划（贝祖诒来看我是在星期二）。虽然所告并不详尽，但这毕竟意味着巴特沃思兑现了他的诺言，即在计划提交国会之前通知贝祖诒。

总统实际是在 2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提出援华咨文的。

大约下午一点，他向国会宣读了咨文。我得到了一份提前发给报刊的副本，并在上午十一点半就仔细地阅读了。

这是一份不起劲的咨文，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丝毫热情。我在日记中写道，“它与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大不相同”。正如报纸所说的那样，马歇尔的心思根本没在这上面。有一条报道说，实际上是总统决定必须把援华计划送交国会，不应再事拖延。

当天下午，我同贝祖诒到国务院拜访了索普。我对援华计划终于提交国会表示满意。索普说，整个计划还是属于建议性的，根据情况的变化，诸如美国供应的可能与中国的需要情况，美国政府可以做某些变动。索普接着谈到了中国政府要求为实行中国货币初步稳定的计划而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说，国务院专家们研究后认为目前不宜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这个问题困难很大，所以企图采取任何措施均属为时过早。

我强调说，如果全面而永久的稳定货币工作为时尚早，那么，局势也要求货币初步稳定，如果美中专家能聚在一起，研究草拟一个稳定中国货币和给予稳定货币贷款的计划，那将是大有裨益的。

索普同意这样做是有益的，但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到着手处理的时候。

我询问了国会根据临时援助法案授权向中国提供六千万美元的事。我知道已经拨款一千八百万美元，但是仍有四千二百万美元已经授权而尚未拨款。我说，中国局势紧迫，急需援助。

索普说，根据联总结束后的救济法和一千八百万美元追加拨款项下的货物仍在装运中，而且大约要持续到 3月底才能全部完成。因此根据临时援助法案再办理一笔拨款是没有用处的，明智的作法是集中办理目前拟议中的计划。他指出，为了应付可能的紧急需要，拟议中的计划提出，国会通过该计划后，复兴金融公司将为计划项下的采购垫款，以一亿五千万美元为限。

我就此提到了两周前我和马歇尔的会谈，在会谈中我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一亿美元军事贷款的要求。我说，国务卿曾允予考虑。我想知道是否已有结果。

巴特沃思说，国务卿对此事仍在考虑中。（这是一种表示未办的外交辞令。）

关于援华计划和马歇尔对中国和委员长的看法，我在 1948 年 2 月 21 日有一段日记，其中记录了 2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开始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援华计划的听证会的情况。那天，当马歇尔向委员会说明这项计划后，许多人向他尖锐地提出了质询，尤其是众议员周以德。

但是马歇尔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只能提供使中国获得喘息的机会和减缓局势恶化的经济援助，而任何长期援助都是不可能的。他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对中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我在记录中指出，这是不真实的。

那天上午马歇尔发言的会是公开的，但是当天下午众参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是秘密的。那个会议的内容我直到后来才知道。在那次会上，马歇尔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力图驳倒中国及其在美国国会中的支持者的立场。这些支持者认为对华军援是既可行又必要的，而且远东和中国至少同欧洲一样重要。

2 月 25 日，马歇尔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执行会议。据说有人问他为什么预料他的援华计划不会产生百分之百的效果。他说，他曾提出各种改革的建议，并曾建议更换某些文武官员，如陈立夫和杜聿明将军等，但都没有实现。对此，该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他说：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作为总统的外交特使，干涉委员长的任免权是违背外交准则的。

3 月 12 日，陈纳德少将夫妇来访。他告诉我，他刚刚应召到国会外交委员会作证。他不知道该不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马歇尔所说的美国已经履行其援助中国的全部诺言和保证这一点并非实情。我说，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中国局势所作的见证很好。事实上，我的案卷表明，他是不远万里从上海飞美作证的。据自动收报机 3 月 10 日收到的电报称：“他和其他军人一起，都力主对中国伴随经援提供军事援助，唯有国务卿马歇尔除外。”陈纳德说，不提供大量援助，就只会出现一个“反对美国的共产党政府”。他激昂慷慨，指出这样一个结局将大大冲击美国的战略地位。3 月 19 日，中央社驻华盛顿的代表蒋荫恩打电话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刚以十五比○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援华计划，这项计划规定提供四亿二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十分高兴，尤其是因为其中包括国务院一直反对的军援。

1946 年，马歇尔和国务院认为禁运，即初步撤销军援，可以迫使蒋介石合作。到 1948 年，他们不愿进行军援是惧怕苏俄进行报复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至少会加剧苏美的紧张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正如 2 月 20 日听证会上所指出的那徉，他们相信或声称相信，任何军援均属浪费，除非军援包括美国的全面武装干涉，而这又是根本做不到的。然而，华盛顿，尤其是国务卿，在 1948年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正在中国迅速地占据上风。国民政府极需更多的武器与共产党作战，因为，俄国人在苏维埃革命三十周年纪念时宣布已将在东北的日本武器转交中国共产党，并公布了清单。因此，中国政府就不仅是在与中共作战，而且是在与中共背后的俄国人作战。

幸运的是援华法案提交国会讨论时，国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在国会内有很多热心相助的朋友。至于“院外活动”一词，我很不愿意使用，因为起一个坏名字贬低别人的成就总是不难的。“院外活动”一词就有这种味道。它含有贬义。中国大使馆根本没有花钱对美国国会施加过压力。国会中支持中国的人士都是中国的朋友，他们由衷地感到中国和美国是天然的朋友，美国应该帮助中国。有人企图把事情说成是美国给中国援助，而中国把其中一部分钱用来“运动议员”，这完全不是事实。

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用不着花钱。

后来，我得到报道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己决定对华提供经援二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另外一亿美元则由美国总统根据他的意愿拨给中国，用于中国认为适合其目的和需要的用途。换句话说，这笔钱就是用于军事装备的，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这显然是采取一种顾全国务院和白宫的面子的作法，因为他们曾坚持不提供任何军援。

这是国务院、白宫和那些竭力要求国会列入军援的人们两种立场之间的妥协。

3 月 24 日，我到国务院拜访了马歇尔。我要与他谈的问题之一是对华军援问题。我说，我按照我国政府的愿望提出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信贷或拨款，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而需要增加的。第一，最近两个月战争扩大了，因此中国军队的需要量大大增加。第二，美国国外地区的剩余战争物资定价颇低，而国内地区同类物资的定价则高得多。而且运往中国的包装费、保险费和运费往往高达价格的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点五。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今后可提供的剩余物资数量将大大减少。这就意味着可能必须向制造厂商定货，而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会大大提高，需要的钱也就相应增加。

我对他说，我当然明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援华计划已经考虑到了中国的军事需要，在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可以用它自己的外汇资金以及诸如流入中国的其它外汇收入作为购买军事物资的资金。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外汇资金几乎已经枯竭。中国法币币值从我上次在一月底与国务卿谈话以来，已经大大下跌。那时的汇率大约为二十万元法币兑一美元，而前一天的汇率已经跌到了五十七万七千元兑一美元。局势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暂时停发进口许可证，而出口实际上也处于停顿状态。

我还告诉他，中国政府已经不得不以其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作抵押，向花旗银行申请借款，然而为数很少。

中国政府还在试图用在中国的金银储备作抵押。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因为各银行不愿凭在华的金银储备做抵押贷款，除非能把抵押品运往美国。另一方面，把这些金银储备运出中国，会扰乱已经很敏感的中国金融市场。这也就是要求拨款或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而不是原先提到的一亿美元的第四点理由。我对他说，换言之，不但国务院提交的援助计划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现，而且即使这个计划付者实施，中国政府的外汇收入也不一定会迅速增加到能支付其必须购买的军事物资的程度。

我要求马歇尔支持中国关于一亿五千万美元军事物资信贷的请求。

马歇尔说，他知道中国原先要求在五亿七千万美元经援之外，再给予一亿美元信贷以供军用，而参议院和众议院则都规定从国务院提出的五亿七千万美元中提供军事拨款。（显然，他不想扩大这个数目，也不想明确规定军援。）他说：“现在你要求我支持在五亿七千万美元之外再拨款或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并且问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答说：“是的。”

马歇尔说，他不能立刻答复，而必须请示总统决定。

（这是一种推辞。）

两天后，我拜访了参议员范登堡。他作为参议院的临时议长和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大概是国会中在美国涉外关系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坦率地说，他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毫无关系，并说，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在明确自己的立场时就这样说过。他那时就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还是不同意。

我说，远东的局势和中国战线的重要性与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接着，我告诉他，我想提出两点请他注意。第一，中国急需军援。由于军事局势恶化，军援的需要增加，至少需要一亿五千万美元。第二，我希望有可能使国务院提出的经援数字，即五亿七千万美尤作为经济援助保持不动，而把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援批准为追加数字。我说，我希望他设法协助，使这两点得以实现。

范登堡说，第一点也许能办到，但第二点没有什么希望。追加总额而获得国会批准是不可能的。

3 月 30 日参议院通过法案，批准总数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的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期十二个月，即参议院关于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的期限。（参议院与众议院不同，坚持把援华法案和欧洲复兴计划分开。）在总数中，三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是商品援助，包括农村和工业的重建项目，其条件与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件相似；一亿美元以赠款方式，通过行政手续，用于总统认为可行的“中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用途”。

第二天，众议院的多条款援外议案获得通过，并立即送往参议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对华经援及军援的总数没有变化，即四亿二千万美元经援和一亿五千万美元军援，为期十五个月。为此，下一步就是召开处理众参两院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以消除两个议案之间的差别。这次会议是 4 月 1 日举行的。晚九点，电台报道了会议商定的援华计划，内容如下：第一，众议院的委员接受把经援和军援的总额定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为期十二个月的意见，放弃了原来为期十五个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主张。第二，军援改为不规定用途的援助，而只是给中国赠款一亿二干五百万美元，由中国按照美国总统所指定的条件，用于它所乐意的任何用途。第三，提供经济援助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议案 4 月 2 日由国会通过，翌日总统签署后就成为1948 年援华法，并作为《1948 年对外援助法第四号》公布。总数与中国原来希望在那年得到的援助额相差并不太大，而且尽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反对，特别是在该法案提出初期的反对，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援华法经国会通过，虽属可喜，但只是获得援助的第一步。如何开始贯彻执行，还有不少问题须花费时间加以解决。

迄今为止，在与美国人士多次会晤中，我一再指出，1948 年初，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美国政府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的地步。他们勒紧钱袋，不肯对中国扩大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共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满，对军事情况更加不满。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对中国扩大经济援助，但决不扩大军事援助。就是在经济援助方面，也好像仅着眼于纾解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不愿为减轻政府及其国库的财力重负而提供经济援助。

看来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改变也影响着美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普遍感情。在对中国的思想感情和了解上，同对日作战胜利以前的那些年月相比，特别是和珍珠港被偷袭后至日本最终战败前那些年月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

5 月 17 日，我和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举行了一次重要而有益的谈话，我对霍夫曼说，关于援华计划的执行，听说主要由特别代表团和中国政府双方在南京保持联系。但我认为，如能在华盛顿保持某种联系机构也很理想，最好就设在中国大使馆里，同霍夫曼的办公室保持联络。我指出，有几件事需要这个机构来作，如：（1）采购与装运；（2）如一种商品缺货或数量不能满足要求时，以另一种商品来代替。（3）向经济合作署提供特需的情报；以及（4）在经济合作署准备致国会的援华报告时，如有必要则对其提供帮助。

在 6 月 12 日，接到报告说，因为马歇尔和他的国务院的代表们不同意，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拨款有危险。我急忙安排拜访布里奇斯参议员。

我去到拨款委员会的接待室，布里奇斯参议员是该会的主席。布里奇斯的秘书说，他可以在会议进行中为我安排和布里奇斯会见几分钟。该委员会正在对中国特殊军事援助拨款问题听取政府的证言。布里奇斯告诉我并不是一切都好。他不能马上告诉我什么具体的东西，并问我能否在第二天，即星期日，有时间会见他。我建议在双橡园举行一次宴会，只邀请布里奇斯喜欢的人。

他建议邀请蒲立德和康斯坦丁·布朗，星期日的宴会是中餐，饭后，布里奇斯、蒲立德、布朗和我去小客厅谈话。布里奇斯参议员不能理解马歇尔的态度，除非说他是蓄意要破坏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他说，在委员会星期五（11 日）下午的会议上，国务院代表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备忘录，用的是可能想得出的最阴暗的字眼。其立论是，在现在的领导人管理下，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也不是援助可以挽救的。备忘录说，援助期满之日，中国的情况还会和现在同样糟糕。但是，经济援助充其量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是“填老鼠洞”，而军事援助，则可能有损美国的声誉，比不援助还要坏，因为它可能使美国卷入同苏联的一场冲突。备忘录说，中国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以致美国政府对它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只是一条间接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因为政府军队训练不良，无心作战，并已损失掉或卖掉相当数量的美国武器和弹药给共产党。布里奇斯说，马歇尔显然不喜欢中国，恨不得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垮台，他说马歇尔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改换领导。蒲立德和我反驳了这个论点，并同意给布里奇斯一份他所需要的备忘录，提供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因为国务院的反对，使中国无法从美国政府或美国商人获得任何武器和弹药的困难。

拨款问题的结局是四亿美元的对华援助，为期十二个月。这是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结果，从而解决了众院拨款法案规定的四亿美元为期十五个月和参院拨款法案规定的四亿六千万美元为期十二个月之间的分歧。

早在 1948 年 5 月 4 日杨继曾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就到了美国，目的是尽快地开始讨沦中国的军事计划和取得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特别军事援助专款，尤其是取得复兴金融公司垫付的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以便用来购买极端需要的军事物资。

7 月 8 日，杨继曾将军、朱世明将军和皮宗敢将军由王守竞陪同向我报告使用军援专款进行采购的实际困难。

他们告诉我，他们曾探询五角大楼的军官们，想请他们负责代中国采购。五角大楼的军官们表示愿意代我们采购，但须经国务院授权给他们才可以。五角大楼还表示，最好是从美国剩余物资存货中购买必要的物资，不然，援款的数额会远远不足以购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中国的将军们于是提出另一建议。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从美国剩余物资存货中购买足够的数量，我们应当与美国政府磋商，从美国军需品仓库申借用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所借军品可在中国向制造商买进后归还。

关于要求美国方面为中国负责全部采购的想法，我作了某些保留。我说我们请美国政府要求五角大楼负责采购是容易的，但一旦我们把这项任务交给美国军官们，我们就只能是时时催促他们尽可能地快办。假如有所耽搁或拖延，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将对我们非常不利，而且无法可想。再者，如我们发现他们的安排不当，再想自己进行购买也办不到了。国务院为贯彻执行通过的法令而进行协作时，它并没有改变反对给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的成见。马歇尔和国务院对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依然保持同样的态度。他们仍然觉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可能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事或政治命运。他们仍然希望避免那种可能把美国卷进中国内战而不利于其欧洲政策的承诺。最后，我要指出，尽管表面上合作，按照 1948 年 4 月援华法应该运出的第一批军事物资，在生死彼关的七个月之后，即 11 月份，才运达中国。

7 月 15 日，我陪同陈立夫去国务院拜访马歇尔。马歇尔以军人的直率态度，问陈立夫打算对他谈些什么，是重整道德还是其他什么。

陈回答说，他没有特别的事要提，只是想向国务卿致以敬意。他是蒋总统让他来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实施情况的，并且在费城已经看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会，感到非常有趣。

国务卿说，这些大会是典型的美国政治集会，是实施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总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

谈到民主，马歇尔继续说，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反对派，并需要丰富的经验来从事这项工作。英国和美国都有一个两党制的政府。

国务卿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具有古老的文化，但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一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防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

国务卿接着说，蒋委员长曾和他争论说共产党一心摧毁政府攫取政权。但马歇尔说，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每一个政党都以取得政权和掌握政府为目标。哪一个政党不是如此？美国的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正在公开地为取得政权而努力。不过，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每个政府很容易不明智地行使它的权力。（他似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有自己的军队和外部援助。）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

在此我想暂先评论一下美国支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问题。马歇尔将军在这次特殊的会谈中公开宣布的这项政策和他早些时候对我说过的话大不相同。例如，1947 年 3 月 3 日，他和我在一次午餐上随便交谈中曾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去中国时，美国政府的打算，不是要形成一个包括所有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而是希望政府建立在较前扩大的基础上，包括不同成分的人民。

但是，他说，他被误解了，把“扩大”误解为“扩大为一个联合政府”。他补充说，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在这一点上被人引用。

一年以后，1948 年 3 月 11 日，杜鲁门总统在回答关于他 1945 年 12 月 5 日发表的中国政策声明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时说：“如果我们能够办得到的话，我们不希望在中国政府里或任何其他地方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一声明是只适用于 1948 年的美国政策抑或适用于 1945 年末以来的政策有些不明确。很多人理解为他们现在或永远都不提倡在中国联合政府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把它当作是对构成马歇尔使命之整个概念的正式否定。

以此为背景来对照考虑马歇尔将军在 1948 年 7 月 15日明确支持联合政府的谈话，是饶有趣味的，特别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即 8 月 12 日，马歇尔害怕中国政府可能被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曾在一份公报中通知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美国政府一定不要直接或间接暗示支持、鼓励或同意在中国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9 月 25 日，杨继曾将军和韩上校前来报告他们前一天与魏德迈将军和廷伯曼将军会谈的情况。韩上校那时和采购代表团一起工作。他们把那天上午送给魏德迈的信件副本拿给我看，内容是关于何应钦将军、白吉尔海军上将和巴大维将军在南京制订的采购武器、弹药计划表。杨说，他的印象是，魏德迈对此事或这项计划不很熟悉，而且他和廷伯曼想把拖延的责任推在中国一方。

他们不同意减低美国陆军原来的索价，不肯把 1948 年的重置价格改回 1945 年的标准价格。他们甚至建议使用已经分配给中国空军和海军的钱来弥补从美国陆军存货中进行采购的不足金额。

杨、韩二人说，魏德迈认为，中国要空军和海军没有多大用处，并且讥诮地问，中国共产党有空军、海军吗。当杨回答说，迄今为止，空军是个很有用的军种时，廷伯曼说，在空军完成轰炸任务之后，中国的士兵仍然对付不了共产党赤手空拳的军队。

杨说，鉴于山东省会济南出乎意外地陷入共产党之手，形势紧急，中国军方首脑们的结论是要求美国陆军立即代为购进可以提供的项目，并由美国海军运往中国，而把价格问题和运输是否收费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以免耽搁采购和装运任务。杨继曾和我讨论了他们同美国的将军们交涉的最终结果。我同意了他的主张，因为赶快开始装运总比在价格上讨价还价，等价格问题解决后再装运更为重要。我同意把南京的三千七百万美元采购计划立即送给国务院，俾便直接转交美国陆军部。由于需要紧迫，我只好不顾在价格问题上可能吃亏。但我告诉杨将军，按我的看法，为了日后备查，并于必要时供国会参考，最好把情况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说明军事援助专款对中国军事局势之未能产生效果，是由于实际采购的武器弹药数量过少所致，而数量过少又是由于要付出高价，即美国陆军坚持按重置成本作价所造成的。

1948 年仲夏，中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军事情况也很糟糕。这种形势对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也有反应。

西藏贸易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就是一个例子。7 月 15 日陈立夫对国务卿作礼节性访问时我说，我想和他谈一下西藏贸易代表团的事。不过我说我不愿多占用他的时间，所以递了一份说明中国政府对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态度的备忘录给他。内容是：

1，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据民国宪法，西藏无权和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受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批准。2、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贸易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旅行证件，不能代替中国政府为出国旅行签发的必要的护照。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签证于这些异乎寻常的旅行证件，事先并未通知或磋商于代表外交部的中国驻香港外交特派员，是一项出乎意料之事。估计他这样做也未曾事先向其政府请示。

3、夏格巴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和美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但中国大使馆将乐于为他们访问的目的，即为了贸易利益的目的，提供便利。

4、美国政府一向承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因此，中国政府相信，美国总领事为西藏贸易代表团签发旅行证件以代替中国政府的正式护照是一种疏忽，而不是有意违反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

马歇尔说，他已知道这个问题，他可以告诉我，美国政府会完全按照中国政府关于西藏的看法和愿望行事。

西藏代表团是达赖喇嘛派来的，几天后到达华盛顿。

7 月 20 日我首先接见了他们，随后在 22 日为了能坦率地交谈，我在双橡园设宴招特了他们，代表团团长夏格巴和他的四位顾问，随员和秘书，非常恭敬，但相当沉默。

他们对我的问题回答得都很客气，但既不提供资料又不透露情况，因为他们全都讲藏语，必须由他们的译员译成汉语。

我告诉夏格巴，我听说他已经请求谒见杜鲁门总统，据国务院相告，他打算向总统呈交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及一封信。我说，很多来此的中国重要客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都希望谒见美国总统，这已属常事，并且所有的约会都是由大使馆代为安排的。因此，我完全愿意并准备为他和代表团安排一次谒见，并愿陪同他们到白官为之介绍。

听到这里，夏格巴说，他带到美国来的达赖照片和信是写给杜鲁门总统的。此外还有另一封信是西藏政府写给美国政府的。但在离开拉萨时，他曾接到指示，这些信和照片必须亲自呈递。因此，他准备等候这个时机。至于我提出的由大使馆安排约会和由我陪同代表团去白宫的建议，他说他想回旅馆和他的同事们讨论后再给我明确回答。

这件事的确不像表面现象那样单纯。于是我电告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急切要求他们提出措施和办法使西藏人安心，加强他们对中国的忠诚。

7 月 28 日，国务院的巴特沃思会见谭公使说，美国政府对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的态度和政策仍保持不变，但国务院觉得不能拒绝西藏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致敬的请求。

在和谭公使研究之后，我电告王外长，鉴于国务院的情况和态度，由大使馆为代表团提出要求最为得策，并且我将亲自带他们去白宫。我强调这是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否则，如果国务院径行作出安排，代表团前往白宫并被总统接见，将会造成一种困难和尴尬的情况。

后果可能是，代表团觉得愤慨而采取一种更不友好的态度，随之而来的可能情况是拉萨会有同样反应，并采取某些步骤宣布独立。我指出，这是应当考虑的可能性。

8 月 3 日夏格巴由其顾问陪同来看我，我告诉他我已写信给国务院代他要求安排在白宫谒见杜鲁门总统，以便我带他去那里，由他呈交照片和信件履行他的使命。

夏格巴好像有点吃惊，问我的信是否已经发出。他说，他到美国访问，没有政治目的，并说当他还在“内地”时（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他率代表团访美的目的已经很明确，除了作一次旅行看看这个国家外，目的只为促进贸易，希望得些外汇，并递交三封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一封是达赖的，另一封是摄政的，还有一封是西藏政府的。信里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他说他想不出要我陪伴代表团进行访问的先例。因此，没有西藏政府的许可和批准，不能同意我陪伴他。我用十分严肃而坚定的语言告诉他，中国中央政府原来的意见是代表团根本没有必要谒见杜鲁门总统。但是如他愿去白宫向总统致敬，我可负责为他要求安排一次约会，并陪他前去访问。我建议的安排，依我看是真正恰当的安排，并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因为任何中国官员要见美国总统总是由大使馆进行安排的，并且在访问时总是由大使馆的一位成员陪往的。最后，我说，现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定，并且鉴于中国和西藏真正像一个家庭，西藏如要自己寻求新路，是鲁莽的。一旦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对西藏的危险是非常严重的，不管西藏政府在政治方面有什么意见，最好是坦率地向中央政府直言相告。我肯定政府一定会非常乐意和西藏讨论这些意见，并作出正确和妥善的安排。对这种说法，夏格巴说，他将向西藏报告。关于陪同他的代表团去白宫访问一点，他希望能回旅馆和同伴们商量一下。

8 月 9 日星期一，参事傅先生报告说，西藏代表团曾打来电话说，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并说，他们已决定不去谒见总统了。他们把公函和达赖喇嘛的照片留给了国务院的礼宾司。傅还说，他们已于星期日上午一点离开华盛顿，谭公使曾派我的秘书代表我为他们送行，因为当时我正在吉布森岛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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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新形势，美国国内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8 年）

1948 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已不像二次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间那么显著。不过决不能忽视美国毕竟是个世界大国，其领导人必然要从全球观点出发来考虑对外关系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受其全球政策和观点制约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到 1948 年时，一则是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世界正在分裂成径渭分明的两大集团——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再则是人们愈来愈害怕两个集团间将发生战争。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要把国家大量资源用来重整军备，要在遥远的地区建立许多新军事基地，并广泛承担一系列军事和经济义务。尽管在反共斗争中，美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更为坚定的盟友，但是当时的局势却使美国原本可能和愿意给予中国的支援，受到了限制。

当然我们现在来忖度杜威领导下的共和党政府，是否会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有所变革，倘使有所变革，其规模，其时间，是否足以改变中国的大局，已是毫无意义了。但在 1948 年，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曾是极端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角度来看，共和党人对中国问题一般都是始终采取赞助态度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也是这样。杜威在竞选演说中，曾把援华与中美友谊列为一项主题，而且赞成军援与经援双管齐下。这与民主党政府迥然不同。

我连续发出一系列电报，把所有反映他的态度，以及他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的演说和声明，统统上报外交部和外长王世杰。例如，有一份 1948 年 4 月 1 日发给外长的电报，报告了杜威州长在威斯康星州发表的总统竞选演说。电报说，杜威谴责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停止一切对华援助，以迫使中国政府接纳共产党参加政府。

他说，这些训令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愚蠢、最使人愤慨的文件，并且说，这些训令直到一个月前才宣告作废。这就难怪美国公众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一直是混淆不清、惊慌失措了。

6 月 24 日，我在发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说，伊利诺伊州州长被推举出来，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详尽阐述了共和党的政策纲领。他在演说中对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其主要论点如下：1、美国参加上次大战，是为了保证它在太平洋地区不会面临再次遭受进攻的危险。日本虽已战败，而苏联依旧占据着千岛群岛、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因此处于足以威胁阿拉斯加和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有利地位。2、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听任苏联进入、占领柏林并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两次会议上，民主党总统曾同意苏联进攻并占领彼兰与中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曾同意苏联扩大其欧洲占领区。民主党当然不能宣称，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一种超党派的政策，用以掩盖失策，逃避责任，因为共和党一次都没有参加上述三次会议。最后，杜威州长说，共和党的纲领公开宣告，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对中国要继续培育传统友谊，并重申我们的对华态度，就是要维护它的领土完整与独立。

这份电报中还报告了鲁斯夫人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演说。她说，民主党总统一再对苏俄作出秘密让步，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走得更远，甚至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6 月 27 日，我又致电外交部，报告杜威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电报说，杜威州长宣称，杜鲁门政府的对华经援政策过分吝啬。为了帮助自由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必须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给予必要的物资和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巩固它的币值。

他本人一再提倡给予更多的援助，以挽救中国。他说应该牢记，中国在上次大战中是为它本身而战，也是为美国而战。因此美国必须帮助中国政府维护它的自由。这位州长还声明，到了适当时候，他一定要改正现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

1948 年 9 月 30 日，我向南京外交部和正在巴黎出席联大的王世杰外长提出报告，大意如下：杜威州长在盐湖城发表的演说中，就外交政策问题提出了九条原则，一条是拥护联合国，一条是援助欧洲。除此之外，他在第四条中特别声明，美国必须不再忽视自己的盟国——中国，还说，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洋外交政策，与维持两洋的两支海军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还再次谴责政府在东北问题 L 与华北问题上一再向苏联让步，说这些让步确实都有损于中国人的利益，况且政府在作出这些决定时，事先并未和中国政府协商。

电报说，总的说来，杜威一次次的声明都显示了他对政府过去几年来的对华政策何等不满，从中国角度来看，他抱的又是何等疑惧的态度。另外，据说如他获胜，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外交事务顾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会出任新国务卿。由于老赘疣马歇尔将军，被公认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总建筑师，又由于人们觉得，他与国府要人的种种误会使他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偏见，所以渴望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一职。

6 月 26 日，我电告外交部，《纽约先驱论坛报》那天早晨刊登了美联社发自南京的一条电讯。电讯中说，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表示，希望共和党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因为共和党在援华问题上必将格外热情，此外，有一位民主党总统，曾与苏联签订秘密协定出卖了中国。我在电报中作了评论，并警告说，美国的社会舆论一贯不欢迎外国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内政事务中采取偏袒态度。我说，为了避免并预防美国当局作出不利反应，引起美国人的反感，我们应该聪明一些，在行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中保持缄默。

9 月 14 日，我接待了华盛顿公共关系问题专家威廉·古德温。他说，共和党在参议院中赢得可靠的多数对中美两国都是极关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个条件，杜威的援华外交政策就不易通过。古德温的论点是——倘若中国共产化，美国就要遭受重大损失，负担大大加重。

他认为，帮助中国在亚洲战胜共产党，是美国反共战争的最便宜的投资。

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杜威肯定会在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选，古德温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此满怀信心，居然把总统大选这件事本身丢在一旁，只是为保证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取得多数席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操心。1948 年 11 月 1 日，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我出席了一次宴会，大家喊喊喳喳，谈的尽是大选的前景。一如我在日记中所述，似乎人人都认为杜威将出任下届总统，宴会的男女主人罗伯恃·古根海姆夫妇更是这样，他俩都是共和党人。

11 月 2 日星期二，是选举的日子，这天放假，可是我照常上班去了。所有的预测都肯定杜威当选。我在日记中写道：

大选这一天，到处是一派紧张气氛，人人都在等候着结果，有些人在揣度杜威是否能取得压倒性胜利。可是最初的消息显然对杜鲁门有利，整个晚上的确是他一路领先。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衣阿华、俄亥俄、伊利诺斯和马萨诸塞等州都占领先她位，在加利福尼亚则不分上下。

11 月 3 日清晨的广播报道，依旧是杜鲁门占优势。

我对这些和以前从报纸、广播里看到听到的大相径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导，所显示的人们对杜鲁门的出乎意外的支持，感到困惑不解，大为震惊。我觉得人们一定会把这看作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惊人之事，有钱阶级和商业金融界更是如此，他们指望共和党稳操胜券。

那一天，我给蒋介石总统直接拍去电报，给外交部拍的是一份比较详尽的报告，要求向总统呈交一份副本。

第一份电报说，选票虽然尚未统计完毕，可是选举结果业已完全定局。杜威州长已公开宣布，承认杜鲁门竞选胜利，并为他的成功发出了贺电。至于新国会，选举的结果也趋于明朗，民主党赢得了两院的多数席位。我最后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出乎美国公众的意料之外。

我在第二份电报中说，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因此，白宫与国会今后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政治集体。

所以今后有关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可以避免磨擦与冲突。我说，杜鲁门本人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并不差，而且不抱偏见。近两年来，只是因为内阁中有些成员，尤其是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中的某些人，对中国缺乏同情，使我们在与美国政府的交往中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杜鲁门的威信今后将不断提高，而且他肯定要重新组阁。在外交政策上与重要的国内政策上，他当然可以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见地，并加以坚持。他对自己的见解，也就不必像过去那样，要求格外谦虚，并且急切倾听甚至听从阁员们的意见。

我说，使我担心的倒是国会的形势。民主党左翼对我们总是缺乏同情，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肯定要落到索尔·布卢姆的手中，我解释说，布卢姆是犹太人，是一位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担任委员会主席已逾十年，在他任职期间对我们的态度还过得去，不算太坏。但是他对我们在联合国中对以色列问题所采取的那种政策，表现极大不满，因而在中国问题上，时常坚待从中作梗的态度。因此我建议，在发表议论和一般表态的时候，我们对他要特别谨慎。我说，我这方面一定尽力向他说明情况，争取他的谅解。然而我恳切要求，如果我们要就以色列问题在联合国中发表意见，一定要特别慎重行事，以免造成更多的误会。

还有一件大事我没有谈到，那就是南京方面对总统大选结果的反应，11 月 5 日，我亲自起草一份给外长王世杰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大致地概括了这种反应，和我个人关于大选的种种看法。我说，美国最近的总统大选结果不仅使我们感到意外，就是美国各界也认为一反常情，出乎意料。可是，驻华的新闻记者们一再发出电讯报道，说中国朝野对民主党的胜利极为失望，有一条电讯居然如此扬言：行政院坚决请求辞职的原因，也是对美国大选的结局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今后要想增加美国对华的援助必将空前困难。我说，这些电讯肯定要在美国这儿制造误会。今天早晨， 《纽约时报》的社论，根据报界由中国发来的电讯，指摘我国政府的观点离奇，特别是因为现在华盛顿的美国当局正在认真地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并打算进行种种修改。

我说，据我个人看来，大选结果极其明确地表现了美国的民意。面对大选结局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应继续多发议论，或有所反应。我国政界人士与美国记者交谈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以防他们乘机加以利用，为他们的目的服务。

我请求外长考虑，是否可以暗示我国各大报，撰写并发表几篇社论。大意说，美国最近的大选结果充分证明了美国人的民主精神，并对这种精神表示钦佩。这些社论还可以补充说，他们认为援华政策的基础，是首先由民主党政府奠定的，而现在民主党将在华盛顿继续行使政权，我们确信，民主党一定会加强援华，以适应远东局势的需要，并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借以为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

1089

第八章 中国情势恶化之际的中美关系（1948 年 10 月—1949 年 1 月中旬）

第一节 中国要求美援

1948 年 l0 月和 9 月一样，获得军用物资的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虽然美国政府批准拨给特别军事援助已有好几个月，但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军援专款项下的军用物资订货，还没有一项已运到中国。9 月 29 日，蒋介石总统电令我转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特别密电，呼吁杜鲁门大力推动和加速该项特别军援物资的采办。因为中国的军事局势十分危急，唯有立即采取措施或可有助于扭转战局。在我看来，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说明军事局势确实十分严重。但收电时已是夜晚，我无法送往白宫，而且总统也不在华盛顿，他到西部俄克拉何马州进行竞选活动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把密电连同一封私人信送交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李海，请他转交总统。李海立即受理并保证总统当天下午便可收到。

随着 1948 年即将终了，加速采办 1948 年援华法中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项下的军用物资只是援助问题的一部分，还需谋求 1949 年继续援助，9 月 24 日在我和来美参加世界银行理事会会议的我国财政部长王云五的首次谈话中，我们讨论内容之一就是美国继续援助的问题。

王云五认为这种援助为中国所必需，他愿在美对此进行探讨。我告诉他，这件事已与包括国会人士和共和党各领袖在内的若干方面进行过几次非正式讨论。当时的局势已很清楚，极其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改革并不一定要立即取得具体效果，但一定要证明我们确实在认真地改革。为了说服美国国会考虑 1949 年继续援助我国，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我对他说，我的希望是获得三年的经济援助，每年五亿美元。当然，能拿到二十亿更好。但由于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对经济很认真，并由于美国的经济情况不稳定，不论是对欧洲还是对中国的援助，过于大方会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如果总数为十亿，头一年我们可以拿到比如说五亿，第二年三亿，第三年两亿。这样一笔援助应当而且一定能使中国摆脱经济困难。

他叙述完平衡金元券的新预算的进展情况后，我告诉他，重要的是把这项工作坚持到明年 4 月，届时国会很可能要通过法案，就对外援助重新作出决定。他以出人意外的乐观情绪回答说，他对局势能够控制到 1949 年6 月 30 日。但到那时以后就非拿到美援不可。

我对他说，第二重要问题是军援，但不是像目前那样以货币形式援助，而是供应武器和弹药，并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的全面合作。我还告诫说，在此期间，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

中国借重美国援助彻底解决了共产党问题之后，就可以全力投入建设。同时，我们还要记住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什么时候叫他们撤走，他们就会撤走，而在目前，重要的是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援。没有这种支援，我担心我们无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功地应付共产党的叛乱。王云五同意这种看法，表示希望我于年底回南京述职，和政府特别是和委员长讨论政策问题。

10 月 12 日，毛邦初对我谈到他就美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问题向委员长提出的建议。委员长已通过外交部指示就美国对中国空军的全面长期援助进行谈判，并指定了两个具体项目：第一，供应装备与物资；第二，设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毛邦初要求我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此事。我对他说，我自当尽力而为，但我认为这件事和取得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专款项下的物资供应以供急用比起来，是次要的。当前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以及华盛顿政府可能更迭，这件事看来不够成熟，而且相当不合时宜。在最近六周或两个月内，从美国当局那里不会得到什么。

四天后，我和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在白宫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想知道杜鲁门总统对蒋介石总统的信有什么反应以及何时作复，因为委员长急待回音。

李海说，他收信的当天下午便转交总统；总统于 10月 3 日回到白宫后，他又对总统提过。总统说，他将尽力把中国所需的武器和弹药从速装运，并将依此作复。

我对总统的态度表示感谢，然后告诉李海，两周来中国的军事局势更趋严重，国军对武器和弹药的需要更加迫切。我提到了以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和次长为一方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巴大维将军及白吉尔海军上将为另一方在南京共同制定的七个军和三个师的装备供应方案（这就是所谓七军三师方案）。我说明了这一方案所需的装备和物资，以 1945 年的标准价格计算，约需三千七百万美元，包括弹药的补充在内。南京的理解是不仅计价以 1945 年标准价格为基础，而且运输将由美国海军免费办理。这两点已由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了在巴黎的马歇尔将军，并由我通知了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同时已由 7 月被派来美专门办理军需品采购的中国军品采购团通知了美国陆军当局和魏德迈将军。

我说，美国陆军认为对计价方法难以同意，同时海军免费运输也要看用的是什么船只。

李海答应待下午总统回来后，他请总统命令陆军部长提前起运以应中国急需。但他认为陆军方面的人办事总是慢慢腾腾的。

随后，李海问我是否办成了一些事，以及采办的物资是否用特别军援专款支付。

我说，是这样，而且根据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国务院已从这笔专款中付给美国陆军部七千万美元。可是至今中国什么也没到手。

李海说，他与总统进行谈话时，将指出已交付美国陆军部七千万美元这一事实，但他认为他不应提计价问题，因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立即行动。

我说，他把装运速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作为一位公认的海军领袖，必能给我指明怎样才能实现拟议中的海军运输。魏德迈曾对中国军品采购团说，第一批物资迟至 12 月 1 日起运的原因是需要查明美国海军可以利用什么船只来承担这一任务。

李海说，魏德迈的说法不错。如果国防部长或海军部长决定优先装运援华物资，这是能办到的，并且美国海军会这样办的。该做的事是由总统授权白吉尔就地处理。他说他深知白吉尔的为人。就其个人的品德而言，白吉尔决不推卸责任，只要给他必要的权力，他准能完成任务。一旦装运，货物将直接运往青岛。

我说是的，并补充说，货物也将运往天津，因为物资将主要用于华北。然后我提出另一件事，借以听取李海个人的反应和意见。我告诉他，空军部长赛明顿很同情中国的问题和需要，中国空军驻华盛顿的代表根据他的建议，在一封信中，向他概述了中国空军的需求。信中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向中国空军提供某些装备和物资；第二，设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负责制订计划。

中国空军需要更多的物资，这一点是明显的。关于建立联合参谋部，我想知道李海认为怎样才能迅速达到这个目的。

关于第一点，李海认为美国空军可以供应中国某些东西，譬如，美国本身不用的过时的飞机，但这些飞机对中国空军还是很有用的。

我表示完全同意并强调中国并不要求新式飞机，而只要求美国空军可以出让的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空军，最新消息说，共军只有五六架飞机可供使用。

关于第二点，李海认为那是意味着中国空军聘用美国空军高级官员作顾问，他能理解他们是很有用的。

我同意他们将以顾问身份供职，但希望他们在制订空军计划方面和中国空军参谋长密切合作。

李海说，美国不想卷入中国的战争，但他相信美国可以派若干空军军官作为中国空军的顾问前往。

我说，中国很不愿意美国卷入对共产党的战争，但中国需要美国的合作以使其本身的努力更有成效。

李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中国空军的代表和美国空军共同制定一个具体计划，说明中国方面的需求和美国空军库存中可提供的物资。关于联合参谋部，李海表示最好也制订一个具体方案，说明所需顾问的人数和性质以及准备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方案在美国空军合作下制订以后，他认为可以由我正式提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提请总统和国防部长决定。

10 月 20 日，我在贝祖诒于卡尔登饭店举行的招待赖普汉的午宴上见到赖普汉，他作为经济合作署驻华特别代表团团长刚刚由中国回来报告工作。他告诉我，前一天他曾谒见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向总统汇报时，他主张继续并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可是他又说，报纸关于招待会的报道称，在继续援华方面，经济合作署打算请求国会下年度“授权”直接与中国各省主席商谈拨款与贷款，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对目前的援助分配不当。他没有透露他自己对此的反应，而只是对我说，报道还提到美国政府人士打算要求授权直接把军需品分配给各地方司令官，他们都是些有才干的将领，但由于蒋委员长不信任他们，中央政府没有分配给他们足够的美国武器和弹药。

午宴后，我把上述谈话的要点打电报报告委员长，并通过他转告行政院长翁文灏。我请他们注意在物资分配，特别是军用物资的分配方面须符合要求，应根据实际需要而不要出于派系偏见，以便扩大戡乱的战果。我给在巴黎的王世杰发了一份同样的电报。

那天下午，我把毛邦初请来，还有王守竞在场。我把我和李海关于请杜鲁门总统支持并批准对我方建议的增加空军援助，以及成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的谈话，通知了他们。毛邦初说，他将准备一份方案，但又说，目前连委员长也指示说，成立联合参谋部，时机尚不成熟。

1948 年秋，当战争在东北和长城以南激烈进行，且国军方面情况相当不利时，加速办理现有援助物资和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就成为愈来愈紧迫的问题。9 月份，各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的代表团齐集巴黎。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美国代表团则由马歇尔国务卿率领。这使王世杰与马歇尔有机会就中国问题进行上面提到的直接讨论，尽管这个问题也正在华盛顿和在南京商谈。当然，即使在那时，整个事情的关键人物恰好就是马歇尔。我在华盛顿和国务院当局的几乎全部谈话所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后决定取决于马歇尔，而他当时却在巴黎。

王世杰和蔼可亲，坚忍沉着，很适于和马歇尔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很少发脾气，自制能力很强。从他寄给我作参考的他与国务卿的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由于他温文尔雅，沉着冷静，从而使马歇尔肯于开诚相见，这点对于王世杰了解马歇尔对中国的真实印象、看法和不满是很重要的。其次，王世杰是一位很谨慎的人，他严格按委员长的旨意办事，从不越雷池一步。所以在整个会谈中，他总是郑重其事地强调哪些话是他个人意见，还不知道委员长是什么意见；并强调为了正式答复马歇尔，还得先向委员长请示。因此，马歇尔似乎很喜欢他，对他的沉着和坦率态度有深刻的印象。

10 月 31 日，我研究了他寄来的会谈记录。那天上午我还收到了他的两封密函，内附有他与当时均在巴黎的马歇尔、杜勒斯和霍夫曼讨论各项问题的记录，以及他给马歇尔的备忘录的抄件和他致委员长和行政院长报告会谈情况的电报副本。因为我在华盛顿也正在办理这些事务，所以王世杰随时将情况通报我，他的这种做法令人十分感激，而且是足与欧美开明国家外事机关的优良传统媲美的。

两封密函中的第一封是王世杰 10 月 25 日的亲笔信。

信中称，有若干问题向马歇尔提出。首先是欧洲局势、原子弹问题、朝鲜问题和日本赔款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在他回国后报告委员长，所以他未对我详述，但另有三个他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他打电报报告了委员长。在他给我的信中，附有该电的副本，发电日期为 9 月 29 日。

据该电称，王世杰首先提出了日本问题。这个问题我将另述。第二，他提出了日本以前所统治的岛屿问题。马歇尔表示，他认为为了对付苏联，美国保卫琉球群岛是必要的。他还问王世杰，中国对琉球群岛抱什么态度，王世杰答道，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同意由美国政府承担琉球群岛防务的意见，但整个琉球群岛应置于中美联合托管之下。第三，马歇尔问王世杰，如果美国政府派麦克阿瑟将军去中国接替巴大维将军，中国将作何反应，但马歇尔紧接着又说，这是他个人随便问间而不是正式建议。王世杰报告称，对这个问题，他并未明确答复马歇尔。然后，他在结束电报时请求委员长对这三个问题给予指示。

王世杰的第二封信是他离开巴黎的前夕即 10 月 26日写的。信中说，他刚给我发出第一封信，就接到委员长的电报，嘱他再次和马歇尔会谈，而马歇尔恰好请他吃午饭。在宴会上，他们进行了又一次详谈，这次集中谈了对华军事援助问题。

马歇尔提出了“军事援助”这个词组的含义与范围问题。他问究竟是指什么，并说，这必须首先明确。如果它意味着和美国对希腊的援助相同的含义，他担心那会给中国政局带来深远的后果。他认为这一点应予慎重考虑。马歇尔还说，在他提出对华军援的认真的建议之前，他必须知道他能否获得中国军官的热诚合作。他说，举例来说，对前线总司令是否具备应有的条件和参谋总长的品格是否适宜，必须首先加以慎重研究。

关于派赴中国担任高级军事顾问的合适人选，王世杰说，马歇尔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讨论了另外两个人。马歇尔还谈到美国驻华大使的适宜人选问题。他们又讨论了一个人。王世杰提了这个人的名字，但因事关极端机密，我认为我不宜辜负他对我的信任而在此公布。

11 月 9 日，我收到外交部长来电，其中包括委员长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嘱我转交。信中称，已收到杜鲁门10 月 16 日给委员长信的复函，随后说明了中国战局吃紧以及苏俄在使形势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委员长呼吁杜鲁门“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同时发表一项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为之而战的事业”。他还要求美国向中国派遣“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与我国政府商定军事援助的具体方案，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在内”。

11 日是停战纪念日，在美国是假日，但我还是设法和洛维特在国务院进行了长谈。洛维特是马歇尔在巴黎期间的代理国务卿，会谈时他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陪同。我的目的是寻求对两部分问题的答案，一部分是送达白宫的委员长 11 月 9 日致杜鲁门总统信中提出的，另一部分是外交部长王世杰致在巴黎的马歇尔的电报中提出的。

我告诉洛维特，中国的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因此，蒋介石总统致电杜鲁门总统发出紧急呼吁，我已于11 月 9 日星期二转交，并将电文副本通过巴特沃思办公室送交洛维特。第一个问题是要求美国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以提高中国前线战斗部队的士气和后方人民的信心。

第二个问题是要求美国加速并扩大军事援助，派遣高级军官与中国政府共同拟订援助方案，包括参加指挥作战在内。

我接着说，11 月 5 日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给在巴黎的马歇尔打电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政府能否派一位高级军官与中国最高指挥部共同制订一个援助计划，包括参加总参谋部作战计划的讨论；第二，假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苏联在东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国能否指望美国政府在安理会给予全力支持。

我指出，蒋介石总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和王世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相同的，所以只有三个问题。

洛维特说，除我刚才所提到的三点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美国政府能否同意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讨论了中国的局势。关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问题，这要由总统来决定，他（洛维特）不清楚总统的态度是什么。洛维特说，至于刚说到的第四点，问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案，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接替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政府提出的问题似乎是说需要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到少尉。我说，我接到的电报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鉴于军事局势逐日迅速恶化，终于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许是在战局像目前如此恶化之前提出的。

洛维特说，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他说，国务卿已通过在巴黎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答复王世杰提出的问题。

关于派遣高级军官赴华的问题，洛维特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当前局势下，任何个人——不论是谁，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好，麦克阿瑟将军也好，或其他任何一位高级军官——都不能扭转中国的局势，而且也不清楚这样一位高级军官在目前情况下能干什么，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事。他说，所有报告均表明，既不缺武器弹药，也不缺技术指导，但士兵不想打仗，而这是真正困难之所在。

洛维特接着说，至于增加援助，这要由新国会决定。

没有国会的授权，美国政府什么也不能办。不过政府一直在尽力加速办理对华援助。原定 12 月 1 日起运的一批将提前于 11 月 17 日运出。

我指出，美国高级军官的作用不仅在于同我国制订军援计划，而且可对作战方案提供意见。这样一位高级军官，运用最近世界大战的战术经验，对中国军队会有很大帮助，中国正是由于缺少具有这种经验的军官而失利。

洛维特说，巴大维将军和白吉尔将军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小组己在中国，就设计与制订后勤方案而论，他们完全胜任。然而他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工作小组。

我说，我知道取得美国高级军官的全面帮助和合作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就前线指挥官与南京最高指挥部之间的最佳协调方式以及前线各部门指挥官之间的协作等提出意见。而这些方面自然涉及为各部门选用优秀军官的问题。我又说，我断言一旦派遣拟议中的高级军官，他对这些及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会受到欢迎。

洛维特指出，过去美国屡次提出这类建议，然而据他查阅过去两年来的档案记载，中国均一律置之不理，并未实行。至于向安理会提出东北问题，他说，马歇尔已告知巴黎的中国代表，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决定应作认真考虑，因为如果没有把握获得充分的支持，将此问题提到安理会就没有意义。

我解释了我国打算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

第一，想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中国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是由于得到苏联及其国际共产组织的支持。苏联违背了 1945 年的中苏条约，其中苏联保证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第二，我国报纸以及立法院和监察院所反映的舆论，甚至敦促政府废除中苏条约，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舆论认为这一行动会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困境没有其他原因。然而，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无疑是其主要原因。

洛维特说，在巴黎的国务卿已告知中国代表，美国政府对此没有意见，洛维特补充说，苏联也将出席安理会，它自然要对此问题阐明它的立场。因此，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目前的局势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问洛维特，美国政府决定对青岛采取什么政策。

意思是驻青岛的美国舰队仍留在那里还是撤退。

洛维特回答说，那要根据将来形势的发展而定。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

我说，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得到澄清。据《晨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考虑能否把援助直接送交中国各省及地方当局。我想知道这则报道有多大的真实性，美国政府在审议今后对华援助计划时是否确实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在现实情况下，我认为，倘如这种援助有助于稳定前线的局势，则把军事援助送交中国各地方司令官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说，我国政府支配军援的目标一直是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并收到最大的效果。我相信这也是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目标。举例说，华北的傅作义既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人，又是一位好的行政官，深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如果美国在华的代表认为他得到的援助应该多一些，他们就此提出的意见，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事实上，最近政府已将所得军用物资的百分之三十，包括武器弹药，分配给傅作义，而他的军队只占全国武装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十。

洛维特说，根据美国援外法，美国政府只能援助中华民国。

巴特沃思说，美国政府已向南京说明，决不直接向各省主席或各省政府提供援助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力。

洛维特说，关于经济援助，我可询问经济合作署。

巴特沃思问道，我刚才提出的那一点是否根据南京的指示。

我请巴特沃思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在华代表认为应给傅作义更多的物资，那就只需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如这种援助实属迫切需要，并可望取得最大效果，我肯定南京将乐于讨论并予以接受。

换言之，不应越过中央政府向各省或地方当局提供援助。

先和中央政府商谈这类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央政府力求实现中国的统一，而且也符合美国赞助中国统一的传统政策。

谈话结束时。我再次问道，洛维特认为总统是否有可能在从基维斯特回来之前给蒋介石总统复信。洛维特回答说，总统可能这样做，因为国务院已给他送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资料和国务院的意见。

两天后，委员长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复信。除了保证美国对于现有的援华计划将继续竭力从速付诸实现以外，复信对委员长或王世杰提出的各点均避免作正面回答。杜鲁门提到了马歇尔以前对其中几点的答复，并提请中国注意在中国已有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以及他个人和马歇尔 1948 年 3 月的公开声明。

11 月 15 日晚，外交部长来电把杜鲁门总统答复委员长去信的要点告我。答复包括三点：第一，美国政府将尽力加速向中国运送军火。一艘船已于 4 日离开关岛，7日离开日本；另一艘船已于 9 日驶离西海岸。第二，美国不宜派高级官员赴华。第三，至于委员长要求发表政策声明，总统已于 3 月 11 日发表一个声明，宣称他赞同给予中国援助，不赞成中国政府吸收共产党参加政府；因此，他认为没有再发表声明的必要。

关于中国因苏俄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拟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想法，王世杰说，马歇尔认为弊多利少，但声称无论如何这要由中国自己决定。王世杰说，鉴于中国各方面的呼声，政府认为几乎不可能不向安理会提出。他征求我的意见。他希望我在白宫会见总统时，（我曾告诉他，我已约定 24 日会见总统。）着重说明中国政府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愿望，并强调美国似应把援华问题看作是代表两党的，或者如他所说，是“超党派的”。

11 月 17 日，我直接电复王世杰，说明我对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是否可取的意见。我说，我理解这样诉诸公断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明了谁是谁非，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但是这方面有三点应加以考虑：第一，当今国际纠纷迭起，安理会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第二，大多数成员国均有其本身的问题和困难，或多或少都是顾虑重重。因此，我担心他们不能坦率表明支持我国的意见，不能给我们全力支持。如美国愿给我们以全力支持，其它国家也许会采取同样立场。如美国不能保证给予我们这种支持，而且不赞成我们把问题提交安理会，我国即难以在安理会得到有力支持，也就达不到任何目的。

第三，因此，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在军事方面。如我们能在稳定战局方面有所作为，则国际舞台上一般印象会有所改善。届时我们可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那时提出也许对我们更为有利。

总之，我国政府是想谴责苏联违反 1945 年的中苏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从而对中国军事局势的恶化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但我认为通过联合国这样做，并不明智，因为这个问题极端重要，而局势对中国如此不利，以致不能期望在联合国得到满意结果，甚至不能期望在联合国中的讨论对我们有利。相反，在联合国展开此项讨论将为苏联攻击国民政府提供讲坛。苏联可能设法说明，1945 年控制整个局势的毕竟是中国政府，而令局势对它不利，它就企图归罪于别人。

关于敦促美国政府在援华问题上采取“超党派”立场的问题，我于 11 月 18 日以第 231 号电报答复说，由于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的立场，我们不应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在竞选运动中，共和党各领袖都强调如在大选中获胜，加强对华援助为其施政方针之一。他们反复宣称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和国会中的共和党各领袖磋商过，杜鲁门的政策完全是民主党的政策，共和党对这种考虑不周的政策的不良后果不能分担责任。如果在这时候我们对杜鲁门总统强调两党对外政策，这很可能引起误解，甚至可能使他认为我们意在干预美国内部的政治活动。此外，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已获得多数，在援华问题上，他们是否愿意和共和党少数派磋商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以不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这个建议为宜。

第二节 中国局势及美国的反应

1948 年 10 月中至 11 月中，中国战局失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0 月 14 日，虽然官方否认了山东烟台的失守，但据报辽宁锦州已被共军攻占。锦州是东北国军的补给基地，它的失守使在北面长春和沈阳的国军陷入危急情况，而同时山西太原和陕西西安也感到吃紧，这就使整个战局空前严重。与此同时，辽宁的港口城市营口的收复仍未得到证实。

10 月 18 日，国内传来了更多令人沮丧的消息，说是防守长春的一个军投降了共军，烟台已被占领，锦州郊区的锦县也弃守。10 月 19 日更为不利的消息传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午版刊登了斯蒂尔斯的一篇文章，其中叙述了锦县和山东济南损失的武器弹药、军粮军衣和汽油等物资的情况。特别使人沮丧的是这些军需品大部分是美国援助的。这个报道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我读起来感到异常沉重。更糟的是，长春于次日被共军占领，而十日后沈阳又告失守，使前线的不利情况达到顶点。

10 月 30 日，无线电和自动收报机都传来了东北首府沈阳失守及随后一片混乱的消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十二个师被共军俘虏。这则报道更为令人沮丧，因为它还附加了对委员长日益不满的评论。它说，到处都反对委员长。10 月 31 日，无线电广播说，委员长曾向部下将领声称，中国内战三个月内将见分晓，但据同一报道说，南京的外交界人士和华盛顿美国官方的看法则认为国军已败，共产党的胜利——早则数周，晚则数月——已成定局。据报道，委员长也说沈阳损失了二十万士兵。

继沈阳之后，东北小城镇一一落入共军之手。11 月初，整个东北失守，国军兵力损失惨重，其中包括几个最精锐的军。这样，共军即可进军华北，在华北他们已占领了许多地区，甚至在通往南京的战略据点江苏徐州也发生了战斗。

11 月 13 日，参事陈之迈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陈布雷骤亡的消息。陈布雷是委员长的密友和机要秘书。后来证实他是吞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因为他对时局感到绝望。他始终追随委员长，为委员长效力一生。他感到时局无望，因而轻生。他在自杀之前，写了许多信，其中一封写给委员长，其他写给几位好友。在信中说，尽管他曾竭力及时指出，但仍出现大量失误，对此甚感遗憾。这些信没有全部公开，只发表了几封。至今许多关心当时政局的人仍想知道他临终致委员长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11 月 4 日，白宫已发表了杜鲁门总统提交国会的 4至 6 月份的援外咨文（这份咨文自然是以国务院呈送总统的报告为依据的）。在有关中国的一节中，咨文说：第一，南京由于分配援华粮食的配给制失败，未能履行其义务；第二，中国无力及时支付计划项下的开支；第三，公布上海地区米价与实际情况不符；第四，帐目既不真实又不及时；第五，公务员的待遇太低，因而情绪低沉。

但咨文又说，上述情况不一定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蓄意行动，或由于忽视与美国签订协议中的条款，而实际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不稳定。尽管最后的几句语气缓和，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情感决不是同情，这是极为明显的。

这种情况特别令人焦心，因为几天前还可以指望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态度转为友好，当时选举结果已证实现任政府还要继续执政四年。这个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国务院制订的，诚如崔存璘 11 月 15 日的报告所说，国务院断定南京政权的倒台无法避免，而共产党政府一旦组成后，美国将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实际上，美国政府似乎准备将委员长的政府一笔勾销，彻底放弃。

10 月 31 日，译电室曾交给我委员长打来的一份令人难解的奇怪电报。电报说，鉴于促进中美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他派孔祥熙为他私人驻华盛顿的代表，以个人身份协助我办理交涉事宜。委员长说，孔祥熙可以更加自由地进行活动，联系国会领袖与他们商讨经济与军事援华问题。

事情并不出我所料。我早就感到孔祥熙对这个差事谋划已久。1948 年春夏之际，他数度来美，以给南京留下他努力促进美国援华的印象，从而实现他的愿望。他不止一次地要我打电报给委员长报告他在华盛顿的奔走，尽管当时援华计划已大体决定，除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联系外，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待办。但委员长显然是听从了南京某些人的要求，决定给我打电报，以采取步骤实现孔样熙的愿望。当时外交部长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尚未回国，也许这也是促使委员长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11 月 7 日星期日，我去里弗代尔孔祥熙的家拜访他。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立即提到委员长打给我关于任命孔祥熙的电报或委员长致马歇尔的信。但当谈话临近结束时，孔样熙提出了这件事。他说，他事先不知道这一任命，既没有答应也没表示意见。他说，这完全是委员长个人的意见，他感到突然。我说，这个主意不错，而且事实上很有好处，因为孔样熙多年来一直是委员长的忠诚的合作者。孔夫人说，孔祥熙始终尽忠尽职；不论是任行政院长还是任财政部长时，他遇到困难总是揽到自己身上，而不让委员长为难。但她认为，在中国糟糕的是多做事就意味着多出错；少做事就少出错，不做事就不出错。

我说，孔样熙最好是接替我的职务，从外交方面说，这样办才合适。他实际比我能有作为，因为委员长对他了解更深，时间也更长。任命一位第二代表，不论职称叫什么，都会形成在同一国家有两位大使的局面，而且两位都有全权，都应该得到委员长的充分信任，这将使工作复杂化，使美国政府感到为难，不知该怎么办。即使我们两人尽力互通情报，外界也会有疑虑。

这是一次非常坦率而又十分友好的谈话。但我还是认为，如孔祥熙要作为委员长的代表在华盛顿逗留，由他接替我担任大使要比这种复杂的安排简单得多。这样安排定会引起许多误会，不仅大使馆和孔的使团之间可能发生摩擦，而且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也会误解。

11 月 24 日，我拜会了杜鲁门总统。我说，我请求见他是为了讨论中国的危急的军事局势。国军和共军一直在徐州附近激战，徐州是南京的门户。

杜鲁门说，他知道局势十分严重。当天早晨他得到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大意是中国政府军的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降了共军，这些装备大部分是美国供应的。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损失。

我说一个月前，国军在东北南部损失惨重，但也没有三十二个师之多。据南京报道，那里损失了十到十二个师，包括装备。但在徐州前线，国军正在奋勇作战，并竭力击退共军的进攻。总统说，东北的失守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东北的情况深为不安。

我同意这种不幸结局是由各种情况相结合而造成的。

不过自前共产党已威胁到华中，亟需予以制止，否则整个中国将被共产党侵占，并受它的统治。中国在竭力对付这种威胁的时候急需美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中国政府深信杜鲁门总统会在中国当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供这种支援。中国政府和委员长对于在美国陆军部和空军部协助下加速装运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项下采购的军用物资，表示感谢。我知道而且已向我国政府报告总统特别关注此事，并亲自命令国防部门加速发运援华物资。

杜鲁门说，事情确是这样。他愿尽力把援华物资运往中国，这些物资是以国会批准的特别援助基金支付的。

然后我提到我国政府想请总统采取的具体援助措施。

第一是一项同情和支持中国目前斗争的声明，这一斗争旨在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以及保卫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事业；约在十八个月前总统在国会曾就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发表了保卫世界的自由民主事业的重要声明。我知道总统曾在 3 月初宣告美国政府援华的愿望。我还知道总统在最近竞选运动中曾再次表示赞同援华。不过在中国处于这种危急关头之时，如总统发表另一项声明，重申在中国反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全力支持中国的立场，那是极为有益的。这可以提高前线国军和后方老百姓的士气，心理影响极大。

杜鲁门说，关于援华问题，他曾和马歇尔谈过几次，那天早晨又和他讨论了一次。这事还将在 11 月 26 日星期五的各部部长会议上讨论，他告诉我，届时将作出决定。

我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中国希望的第二种形式的援助是派遣一位高级军事特别代表协助中国政府制定与共产党继续作战的全面计划。计划应包括作战部署，以及有关武器弹药装备事宜与补给体制。中国政府希望最有效地利用一切美国援助，因而非常需要与珍视这样一位代表在美国军事顾问团以及在华的美国其他军事代表的协助下，所提供的建议与合作。

我说，第三种形式的援助是提供所谓七军三师方案的武器弹药。这个方案是中国国防部长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共同制定的。所说的七军三师实际上约等于十个师。

武器弹药已开始装运，是从美国陆军库存中获得的，价款由特别援助专款中拨交陆军部。经中美双方代表在南京共同按美国政府支付的原价计算，整个方案约计三千七百万美元。但现在陆军部不按原价而按重置价格计算。

结果只能执行方案的一半，因此我国政府切盼美国政府设法解决这一困难。我说，我个人请求他命令国防部门按 1945 年标准价格——即美国政府的原价——而不要按重置价格计算。这将使美国陆军部能够迅速全面执行这个方案。

我接着说，第四种形式的援助是供应更多的飞机和炸弹。最近徐州附近的战斗，国军获胜，空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量耗用了设备和弹药，因而我国急需更多的飞机和更多的炸弹。我说，我不愿使总统为各项细节而费神，因而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举目前我国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援助的要点及主要援助形式。

我将备忘录交给总统。他粗看了一遍后说，他先和马歇尔将军谈一谈，再向内阁会议提出。但他同时又告诉我，关于援华问题，他已和马歇尔讨论过好几次，并仍愿支持委员长的政府。他十分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委员长能进行改革，以减少人民的痛苦，提高人民的福利，并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从而实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合作。

11 月 26 日叶公超次长从南京打来电话。他的主要目的是通知我，蒋夫人不久来美。但我们谈的时间不短，我乘机弄清徐州附近的真实情况，这特别是因为杜鲁门的消息和我的大不一样。叶公超先说徐州附近的战局不算太坏，下一个战役已在徐州以南打响，这是关键的一仗。胜负如何，两天内可见分晓。但当我问他杜鲁门有关我军在徐州附近损失三十二个师的消息是否真实时，他说是真的，并说，邱清泉将军的四个军损失了三个。 （这个损失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是一支配备美式重武器的精锐部队。）他说，东北锦州和沈阳丢失的武器轴重是惊人的。他还说，孙科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接替翁文灏。孙科接受了任命，但他去上海住医院动手术，十天后才能组阁。他想让吴铁城、翁文灏和张群任政务委员。叶公超认为王世杰很可能蝉联外交部长。

两天后我又打电话给叶公超以交换情报。他告诉我战局危急。如徐州驻军能够撤出，并参加南面的战斗，局势或许可以稳定六十至九十天，但这一点并无把握。政府正在计划迁都，至少先把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和考试院迁到重庆，行政院迁到广州。蒋总统将留在南京，万不得已再走，海军和空军将迁往台湾。

叶公超还告诉我，政府实际上己经瘫痪，只有外交部和国防部还在工作。外交部王世杰部长已向新任行政院长孙科提出辞职，孙科尚未作任何表示。王世杰因此又转向总统辞职。叶公超说，传闻张群或我将继任外长。但我立即对叶公超说，这时我无意回国，而且华盛顿的工作确实很重要。我恳切希望王世杰为国家着想，不要在此刻坚持引退。

第三节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敦促美援

1948 年 11 月 26 日，外交部长叶公超来电话。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长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夫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问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蒋夫人 30 日到达旧金山。随行的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于当晚来电话说，第一夫人和他将于 12 月 1 日上午十点到达华盛顿，他还告诉我蒋夫人已收到我拍往南京的欢迎电报。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我将去华盛顿机场飞机舷梯旁迎候，而不进入机舱。

12 月 1 日，蒋夫人一行按时到达。那天到机场的大约有六十名中国人，美国方面，最显要的人物有马歇尔夫人，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代表总统的白宫空军武官兰德里上校。马歇尔将军当时因在瓦尔特雷德医院住院观察，未能亲到机场。

飞机一到，正当我走近舷梯时，孔祥熙竟冲上前去问候蒋夫人，结果出现了蒋夫人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的尴尬局面，她右手和孔握手，左手和我握手。同时，摄影记者一拥而上，接着是一片混乱。马歇尔夫人拽着蒋夫人的胳臂走向停在飞机旁她自己的车子，同时问她是否要发表声明，因为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蒋夫人说“不”，马歇尔夫人即把她推人车内。车子刚要开动，我跑过去叫司机停住，同时把兰德里上校从人丛中拉过来介绍给坐在车上的蒋夫人，说明他代表总统，并感谢他到机场来，同时感谢总统派他来。

我回到大使馆呆了十分钟，口授几句声明供蒋夫人批准发表。然后我前往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

我见到蒋夫人时，向她谈了我代她起草的声明。她也感到需要发表声明，并提出了几点很好的修改意见。然后她很周到地拿给马歇尔夫人过目。尽管我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对她讲，竟没有机会。我必须搭两点半的班机去纽约，以应鲁斯之请在华美协进社作关于中国局势的讲演。

次日，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倪源卿报告说，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说，那天下午四点蒋夫人同马歇尔夫人去瓦尔特雷德医院探望马歇尔将军，但实际上六点才见面，历时约四十五分钟。

晚上，委员长给夫人打来一份电报。电文是：“余有新计划，详情即将电告，为此，希推迟会见马歇尔将军。”

12 月 5 日，详电来了。电文很长，文中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并说，委员长愿引退“让贤”。

国务院那天下午发布的新闻稿说，蒋夫人于上午十一点由马歇尔夫人陪同去瓦尔特雷德医院再次会见马歇尔将军，并共进午餐，直至下午四点三刻离去。

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游建文打电话对我说，蒋夫人打算发表一项声明。他在电话里把声明全文读了一遍，并补充说，她原想通过大使馆发表，后来觉得最好由她自己发表。我的印象是，她要知道我对声明的反应，但又不愿这样说。

我认为声明措词巧妙，但流露出强烈的情绪而且用意明显。熟谙政治声明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草稿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说， “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

然而我没有向游表示对声明的意见，因为她对我只字未提她与马歇尔两次谈话的性质，而且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早的和感情冲动的声明，很容易引起各种推测和评论。顾毓瑞准备让各报待命。我告诫他不要通知他们，因为利斯堡很可能提出修改甚至整个声明也许会撤销。

果然不出所料，游建文又打来电话，要求把“美利坚合众国”改为“美国”，并把“后果由我负责”一句取消。十五分钟后，游建文第三次来电话，让我们把声明压到下午五点，届时他将确切告知发表与否。下午三点刚过，游建文的电话来了，蒋夫人决定不发表声明了。

12 月 5 日星期日早晨，我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到过蒋夫人。我向他报告了报界对于她这次访问以及对她的接待的一般评论。他说，王世杰准备向委员长建议嘱蒋夫人会见杜鲁门总统后回国，以便结束访问。接着，我们讨论了我国的局势。星期一晚上，有六七次电话商谈蒋夫人草拟的另一份声明。

这是她拟在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声明。我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均被采纳；以后又做了些修改，最后约于下午七点发出。

12 月 8 日游建文向我询问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于支持和援助我国政府的真实态度。他告诉我，蒋夫人于11 月 26 日离开南京，因而没有看到我关于 24 日会见总统的情况报告。游建文没有说是蒋夫人叫他问的，但他要一份那个报告的抄件。

我说，这正是我要求见蒋夫人的原因。我认为她应该了解这些会谈的情况和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态度以及报界和公众对增加对华援助的意见。当然，她究竟需要什么资料、情报或建议，她自己最能判断。也许，她认为什么也不需要。这就是我请他不要催她约见的原因，特别是我知道她必有许多伤脑筋的事以及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难以应付的局面。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 11 月 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

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

第二天 12 月 10 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二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 11 月 26 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

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导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曾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 11 月 9 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伊·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 7 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作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

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于是起身告辞。

六点过后不久，蒋荫恩来电话，大概是从白宫打来的。他报告说，蒋夫人白宫之行已告结束，并已偕同马歇尔夫人离去。当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她神色严峻，冷冷地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

12 月 21 日星期二，王守竞来访。他刚刚应约与黄仁泉和孔令杰会面。他说，黄和孔令杰告诉他，蒋夫人的使命失败了，但她决不能空手回去。问题是带什么回去。两人曾问他，根据军援的情况，他有何建议。

我对王守竞说，在他应孔令杰和黄的邀请去见他们之前，最好先和我商量一下。王守竞回答说，他门急于设法使蒋夫人不空手回去，否则她无法“交帐”，他以为她在接受这次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使命之前应和我商量一下。于是我告诉他，蒋夫人显然不愿见我或任何能向她提供意见或帮助的人。同一天，我得知蒋夫人从利斯堡搬到了伍德兰大道她自己的住处。我从王守竞处得知蒋夫人将于次日会见马歇尔。那天是星期三，我得到报告说，蒋夫人曾两次去瓦尔特雷德医院看他。我还获悉马歇尔的一位知心朋友告诉蒋荫恩说，代理国务卿洛维特将于星期四或星期五发表一项对华声明，作为蒋夫人去医院访问的结果。

12 月 29 日中午蒋荫恩参加了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

他说，洛维特向聚集的记者透露，蒋夫人于 12 月 27 日星期一到国务院拜会了他，并“重申以前的援华请求”。

12 月 30 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至 1950 年 1 月 10 日她才离美回国。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根据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突然决定派遣特别使节的动机是不难推测的。早些时候，委员长没有想到局势会恶化得这样快，但局势确实急剧恶化了。1948 年 11月，东北失守，共军在直捣首都途中开始围困徐州。回想起来，徐州的第二战役显然是决定性的。在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日益抬头。主和派逐渐壮大，虽然还没有像1949 年 1 月以后那样大喊大叫，但已为人所注意。总之，委员长面临政府更迭的强大压力。

委员长的回答是，如果其他人赞成谈判，他在必要时就单独和共产党打下去。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只能这祥说和这样做。他不能屈从反对派去和共产党谈判；以他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以及过去的经历，他决不能这样做。

作为一个意志极为顽强的人，他决心继续战斗。但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 11 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

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做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呆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第四节 中国政府建议和谈

期间的美援前景

12 月 7 日，贝祖诒来谈。经济合作署已停止筹划对华的长期援助，而且署长霍夫曼终于改变了不访问中国的主意，因为他确实要看看中国局势，然后向国会提出报告。（事实上，他三天之后到达了上海。）晚上，贝先生又来告诉我，他和经济合作署中国处处长哈伦·克利夫兰共进午餐时作了长谈。克利夫兰告诉他，经济合作署、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代表曾讨论对华的长期援助，而且他的同事纳尔逊和皮尔斯曾致力于拟订一个对华经济援助计划，以备 1 月间国会开会时提交国会。但是中国最近的种种事件，特别是军事上的挫折，迫使他们把工作全部搁置下来，以待中国事态的发展。

12 月 10 日，刘锴刚从巴黎回来便到大使馆来看我。他说，在巴黎，所有的人对蒋夫人访美都感到诧异，不知是怎么促成这一访问的。他们还讨论了一旦共产党攻占南京，我国驻外各大使和公使应该怎么办。所谓他们，他指的是我国驻法大使钱泰、驻苏大使傅秉常、驻意大使于焌吉和他自己。他告诉我，有的主张立即辞职，有的反对。但普遍对现政权不满，觉得变一变对中国来说会好一些，甚至在我国官员和驻外代表中也有这种看法。

我说，即使南京陷落，战斗还会继续下去。总会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政府，尽管它也许设在广州和重庆。美国和其它反共国家必然继续承认它，即使他们也许同时对共产党政权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霍夫曼由华返美后，于 12 月 21 日向杜鲁门总统汇报情况。离开时向记者声称，他将中止执行中国的建设计划。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贝祖诒又来报告他和霍夫曼谈话的情况。霍夫曼说由于他对中国的目前局势担忧，他已下令所有的建设计划立即停止执行，甚至也适用于台湾的建设计划。霍夫曼的理由是，他要在国会面前保持强有力的地位。只要中国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定，他就不能冒受国会指责的风险。他对国会负有说明他经手的每一分钱的责任。霍夫曼还打算推迟要求国会对 1949 年4 月 3 日至 6 月 30 日三个月的临时援华拨款作出决定。

12 月 24 日，皮宗敢来向我报告，从美国载运军火去我国的第二艘美国船沃什伯恩号在驶往台湾北部港口基隆卸货途中，中断航程，停在冲绳，南京为此非常着急。

皮宗敢说，他曾去美国陆军部探听消息，但答复是无可奉告，而且此事必须向国务院提出。因此，我嘱谭绍华去国务院探询。国务院的人说，船在冲绳停泊纯属技术上的原因，并无政治上的含意。然而皮将军认为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真正的原因仍有待查清。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

12 月 20 日，孙科向报界发表声明说，他的内阁将进行和平谈判，但须是体面的和平，他的内阁不是一个投降内阁。

12 月 22 日，孙科内阁宣告成立。我注意到八位无部长职务的阁员中，大部分是反对和共产党妥协的。新闻报道说，内阁在和战方面有决定政策的全权。报道说，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无论如何，当前的目标是稳定战局，以便处于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较好地位。

12 月 28 日，传至华盛顿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战犯名单，其中有委员长和我的名字。这个消息的发表使提出和共产党谈判和平的那些人感到懊丧，肯定不是因为其中有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有委员长的名字以及新内阁中七位阁员的名字，包括行政院长孙科在内。

委员长的新年文告最初是从自动收报机逐节收到的，以后得自中华新闻社。文告写得很好，措辞巧妙。他提出的接受与共产党和谈建议的五个条件是：第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第二，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确保宪法与民主；第四，军队一体化，即全部军事力量合并为统一的国家的军队，第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几家新闻社打电话给大使馆，请我加以评论。我的新闻秘书顾毓瑞向我报告此事时，我吩咐他不要发表任何评论。我说，文告已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随意加以评论；事关大局，我们尚不知政府关于和战的最后决定。我把公使衔参事陈之迈找来，向他和顾毓瑞告诫这一点，并要求他们研究总统文告的涵义。我们都同意这个文告是对国内和平呼吁的一种闪烁其词的回答，其真正涵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所提的条件。

（事实上这时正是委员长引退的前夕，他即将站到一边，他要把这样做的理由对国内讲清楚，同时也要对全世界说明白。）1 月 4 日，我得知陈诚将军被任为台湾省主席，接替魏道明。我认为这是委员长莅台的前奏；各报的南京电讯公开说，台湾将成为南京流亡政府的所在地。1 月 6日，游建文来访，告知蒋夫人已于当天上午去纽约。还说，当他们还在南京时，听说张群再次被敦请出任行政院长，并将在接任之前来美与马歇尔商谈援华的前景。

可是孔祥熙被任为总统个人特使的消息激怒了张群，使他取消访美并拒绝出任行政院长。

1 月 8 日，报载南京拟请美国、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苏联出面斡旋与共产党媾和。我打电报给新任外交部长吴铁城，询问这一报道以及政府拟迁都台湾的报道的真相。我还向他询问公众普遍支持政府和平建议的真实背景情况。

第二天，广播报道称，南京正式请求四国调停与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并称苏联肯定包括在被请求调停的诸国之内。不久我得悉，请求斡旋的备忘录系由吴外长于 1 月 8 日递交司徒雷登大使，而且同样的照会已送交法国、英国和苏联政府。

调解的整个想法使我颇为诧异，因为事关重大，有否成功的希望以及可行与否，不仅要在国内秘密地加以全面考虑，而且还要试探世界各大国首都的意见。但是显然这个主意是匆忙形成的，为的是试试看。对于这种做法是否可行，以及四国利害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主要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负责的那些人并没有认真研究。

事前既未同我国驻外大使商量，也未试探外国政府的意见。南京也许觉得在当前情况下没有时间这样做，也许鉴于国内局势危急而不能这样做。

关于提出四国调停这个主意的由来，我最初推测是孙科和他的亲信提出来的。孙科对外交问题十分关心，孜孜不倦地阅读当时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而且他曾数度访欧，特别是曾作为特使到莫斯科与俄国人谈判。他一向被人认为是苏俄的朋友，而且实际上是中苏友协的会长。但当 1969 至 70 年冬我访问台湾时，我拜会了他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便核实。他说，他记不清了，并嘱我询问叶公超。他提醒我叶公超当时在吴铁城手下任外交部次长，而且很熟悉那时情况。

我听从他的意见，于 197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到荣民总医院专门看望了叶公超。他患流行性感冒后，正在休养。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感到高兴，因为当初他没有时间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他说，那时委员长已离开南京，回到浙江奉化老家，不过他仍然是总统。副总统李宗仁行使总统职权，以实现与共产党媾和的政策，当时共军正向南京推进，迅速压迫仍在抵抗的残余国军。

叶公超说，1948 年底李宗仁与共军媾和的政策曾遭到委员长的反对。行政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吴铁城均前往上海，剩下李宗仁执行他的和平政策。叶公超以外交部次长的身份照管着外交部的事务，每天向上海的孙科和吴铁城汇报。临近 12 月底，张治中将军向南京的副总统建议求助于苏联，请它出面调停结束内战。在盛世才与俄国人决裂并由边疆调到重庆之后，张治中一直负责新疆省工作，并有机会在失去对美国的信赖后和俄国人建立友谊。

叶公超说，副总统李宗仁欣然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后，便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叶公超虽然是外交次长并主持外交部工作，但按照张治中的意见，故意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见。尽管如此，他了解到罗申在听取李宗仁关于由苏联出面调停的建议，以及关于中国与苏联是天然的朋友，而中国和美国则不是的保证后，显然并不大信服。

他表示怀疑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要求，并询问是否也曾要求华盛顿出面调停。不过他还是答应把这一请求报告莫斯科。李宗仁召见叶公超，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于是叶公超打电话报告上海的孙科和吴铁城。两人都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赞成南京的这一举动，特别是因为两人都不相信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请求。

由于叶公超没有特别说明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结果如何变成请求四国调停。后来，我写信给我国前驻阿根廷大使王之珍，请他向叶公超了解。

王之珍复信说，他已问了叶公超，还问了胡庆育（当时他和叶同任次长）和崔义田（音译。当时为外交部东亚司人员，与此事有关。）他从这三个人处得到的答复是相同的。

最初是李副总统约见苏联大使，向他提出请苏联调停中国内战，但莫斯科不愿单独调停，并建议加上美国。

（这已在叶公超说到罗申询问是否还要求美国出面调停时暗含指出了。）我方于是决定再加上英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四国调停。因此外交部训令驻四国的大使馆照办。

然而四国均婉言拒绝。但王的复信又说，他询问的这三个人都说，他们所说的完全是凭个人记忆，因为这件事在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文件。

1 月 10 日，即我收到外交部长吴铁城电告致四国备忘录全文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和新任外交部长的另一封电报。来电嘱我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国政府请求斡旋的意图，并有三点指示：第一，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第二，如办不到，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联合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第三，如果都办不到，则请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中国，南京将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

1 月 13 日，我在国务院会见了洛维特。这是我急切期待的一次会晤，想借此了解美国对南京要求国际调停的反应。我首先向洛维特说明了我之所以要见他，是为了询问他，美国政府对中国外交部长吴铁城于 1 月 9 日在南京送交司徒雷登大使的备忘录中，有关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否已作出决定。我对他说，按中国政府给我的指示，我国政府的主要愿望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斡旋，以实现和谈。

此外还有两点可供选择。

洛维特说，他知道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已在最高一级予以极其认真的考虑，并已作出初步决定。该决定当已电达司徒雷登大使转告中国政府，我问决定是否已通知中国政府，他答道复照是电达司徒雷登大使的，请他提出意见并向国务院报告。因此，也许还会有些修改，而且由于尚未最后确定，他认为最好先不把美国对中国政府要求的态度告诉我。

和往常一样，巴特沃思也在座。他说，电报是前一天晚上拍出的，但尚未接到司徒雷登的复电。

我问美国政府是否已与苏联政府联系并了解其反应。

我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在充当调解人以实现和谈方面达成谅解。

洛维特答道，在目前美苏关系的情况下，不能指望达成谅解。他问中国政府是否已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

我说，据我所知，没有得到答复。

洛维特问中国政府是否曾向中国共产党直接提出建议。

我说，有一些人有共方的朋友，但我想他们尚未能与共产党正式取得联系。我国总统在新年文告中和行政院长孙科于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建议，中国共产党必已得知，但至今他们尚未直接或正式答复。据我的理解，我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充当调解人的意思是由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充当中国政府方面的调解人，而苏联政府则代表中国共产党。

洛维特于是告诉我，美国尚未与莫斯科联系。

我于是提出了第二点。我说，如在作为调解人进行斡旋以实现和谈方面，美国未能和苏联政府达成谅解，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单独或者与伦敦及巴黎共同发表声明，赞赏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并表示恢复和平的愿望。洛维特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发表声明支持它的和平意图，其目的是否向中国人民证实它的和平愿望是真诚的？而委员长本人又将做什么呢？

我回答他问题的第一部分说，中国人民理解政府和平愿望的诚意，这种愿望正是响应人民的普遍希望。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我说委员长在他的新年文告中已说得很清楚，“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我说，如以上两点都办不到，还有第三点。政府训令我询问美国能否支持我国政府把实现和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洛维特说，美国对这一点的态度将在复照中说明。他不能提出复照的具体日期，但认为日内即可发出。

和洛维特的谈话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印象，即美国对于南京要求它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是冷淡的，尽管他不愿把拍给司徒雷登的复照告诉我。他拒不把详情告诉我的理由是，已授权司徒雷登提出修改，但尚未获复。可是不把详情告诉我，显然是巴特沃思的主意。每当洛维特难以自圆其说时，他总是出来为他解围。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一位美国外交官对待一位中国使节的这种态度和举动是极为罕见的。我和美国人打了三十五年交道，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月 14 日我派谭绍华拜会巴特沃思，探询能否获得美国对我国备忘录的复照副本。他回来后我得知尚无副本；可是我刚收到外交部的通知说，美国的复照已于 1 月 13日送达外交部，复照拒绝了我国的要求。谭绍华说，巴特沃思说明国务院还没收到送交外交部的最后文本。我想，无论如何外交部来电并非极端令人失望。来电说，美国似乎并不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单独或共同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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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紧要关头（1949 年 1 月—10 月）

第一节 中国的局势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国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调解对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谈判。外交部 1 月 14 日来电说，美国已于 13 日复照拒绝。

电中又说，美国似乎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调解。很自然，也没有别国愿意出面调停。英国已于 1 月 12 日宣布其拒绝调停的决定。俄国拒绝调解的答复则于 1 月 17日送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法国的反应也是同样不佳。

同时，由蒋委员长在新年致词和孙科的声明中确定的政府和谈条件已被 1 月 14 日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条件驳回。

其中包括惩办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四十五人和废除蒋委员长所提条件中要保存的 1946 年宪法。在军事方面，共产党继续取得胜利：天津于 1 月 15 日陷落；北平被包围，傅作义将军正在谈判投降条件。

1 月 18 日贝祖诒来访。我问他有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钩先是免职，接着辞职、然后又批准他病假的经过。贝祖诒说，财政部长徐堪是俞的死对头，对俞鸿钧草率从事兑换黄金以致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深为不满，因此设法通过行政院将俞免职。不过当蒋委员长知悉以后（事先没有向他请示过），他却批准俞氏病假。

实际上，俞鸿钧处理政府黄金库存和公开兑换之事的背后存在着一段极富政治性的复杂经过。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控制着政府的黄金储备不受财政部支配。

按照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他开始秘密地把库存黄金运往台湾，没有通知政府或财政部。由于此事必须秘密进行，他们在伪装下用海军舰艇装运这些黄金。但不幸的是，事情被泄漏了出去。

我曾听施纪元说过这段故事，当时他是中央银行主管金元券的那个处的处长。他说第一次从中央银行把黄金储备运往台湾的命令大约是在 1948 年 12 月上旬下达的。当时蒋委员长已经离开南京，以使李宗仁将军能便宜行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从外滩中央银行搬出黄金是在半夜秘密进行的。从银行到等待装运的军舰停靠码头之间的一段马路划为禁区，临时戒严。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字林西报》（办公室也在外滩）的英国职员在酒足饭饱之后醉醒酿地踉跄而至，闯入禁区，要回办公室上夜班。他看到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段警备森严的可怖景象而大感惊异，当然他打听出了这项秘密并在第二天早晨的该报上刊登出来。

此事在上海造成极大的不安和抗议。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的商会和银行，也来自专为防御共军的任何可能进攻而驻扎在京沪地区的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他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魔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因此，为了平息上海公众的杭议和纷扰，俞鸿钧只好说这笔黄金是准备公开兑换的。就这样，当市民群众蜂拥挤兑之际，（黄金兑换官价大大低于黑市金价）造成多人被践踏致死的意外事故。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俞鸿钧病假免职的内情。

它反映在远离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府统治区正在形成三个分别的当局，从三处发号施令。

1 月 22 日新闻报道说傅作义将军已签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十三条协议，不流血地将北平交给共产党。26 日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发布了释放政治犯，解散各地的戡乱指挥部及其他类似措施的若干法令，以表示进行和谈的诚意。27 日他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3 月 8 日早晨无线电新闻广播宣称孙科及其内阁辞职。李宗仁要求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12 日立法院投票通过何应钦的新内阁。叶公超任代理外交部长，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3 月 21 日晚宣布新内阁正式成立，新阁是由较年轻的成员组成，都是公认的各界领袖。

3 月 23 日，我从收音机听到共产党的广播，再一次攻击李宗仁总统和何应钦为“伪政权”。不过，大约与此同时，共方宣称将于 4 月 1 日起参加和谈。随后，紧接着政府宣布它的和谈代表团之后，共方也指派了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杨继曾将军在回国前夕曾来辞行，对我阐述了中国军队的真相和贪污积习。他提到了由于司令官们惯于虚报人数，以致军事单位人员不足定额的情况；司令们贪污成习、竟饱私囊的情况。将军们彼此不和，缺乏协调和经常在背后互相攻讦的情况等等。我自已也曾听说过徐州之战的情况：邱清泉指挥徐州的部队，故意逗留不前，而不去援助近处被共军包围的黄伯韬兵团。

杨说，蒋委员长喜欢亲自指挥军事行动。他又说，去年一年损失的武器弹药比全国所有兵工厂全年的产量要高五倍至十倍。战役之后也没有后备师补充队伍，只靠从老百姓中间征集新兵。他曾经将真实情况报告蒋总统，可是一开始总统就不相信他，而且有点不乐意听他的汇报。后来蒋就变得很不高兴。杨解释说，中国军队所犯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将军和司令官们不肯说真话，向蒋总统报告时，尤其如此。他们总是找好听的说。

2 月 17 日，我接待刚从中国来的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副执行董事的来访。我很想从他那儿知道一些导致中国通货崩溃和丧失民心的金元券改革的后果。当我问他时，他说老百姓十分失望，以致人们都愿意换个政府，而且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他们带来变革。

另外两位客人叙述了八月份币制改革的后果。一位是 3 月 25 日来访的我驻伦敦时的空军武官之父杨老先生，他刚从中国来此，证实了此项施加于上海银行家的剧烈的币制改革丧失了银行界和实业界对政府的支持。第二位是著名的中国实业家吴蕴初，4 月 23 日来访。他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几家大的化学和纺织企业的创办人和东家，为治病刚从中国来美。他告诉我，人心思变，军队完全失去斗志。从上海普遍的民心来看，币制改革措置不当带来的悲惨后果，使人民感到痛心而且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难以为生，这是人们对政府失望和不信任的最大原因。

我还可以举出史玉书夫妇在 1948 年 12 月底来访一事。史先生是上海市参议会的副议长，又是按宪法选举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谈到了在实行金元券改革时的亲身经历。当时要求人们交出私人所有的黄金、外汇和外币。他说他当时有几根金条，决定交到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史夫人劝他留下一点金条以备意外和日后生活之需。但他坚持全部交出兑换。其后，他们夫妇去北方旅行了一个月，访问了北平和天津。等他们回到上海，金元券已严重贬值。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发现这些金元券已一文不值。

3 月 8 日我接待了著名的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博士。他说他 12 月底离开北平，其时傅作义将军还决心抵抗共军到底。但稍后当傅将军知道蒋委员长决定要引退，而和谈已日益得到公开的赞成时，他改变了主意而和共方谈判和平协议。

关于政府军队在徐州及东北所遭惨败，袁告诉我说，蒋委员长在其总部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承认是他自己指挥作战的失算。袁说，他的亲戚卫立煌告诉他，虽然名义上卫是前线的总指挥，实际上他所属各部队的调动命今和有关作战行动的命令都直接发自蒋委员长本人，并不知会他。据卫说，他的军队的待遇很差，结果是士无斗志。由于中国武装部队的军官太爱钱和大怕死，他们是不肯尽力作战的。

3 月 15 日巴大维将军对我进行了礼节性访问。他是派到中国去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于 1 月 26 日奉召返国，顾问团则在 27 日宣布撤回。他说此次崩溃有好几种原因。兵士吃不饱，军官软弱无能又不愿作战。空军未给地面部队以有力合作，而在与地面部队联合行动时只在九千英尺以上高空飞行，以致国军伤亡大于敌方。

陆军、空军和海军都不愿作战。指挥战事的司令官们如卫立煌、杜聿明等都平庸无能，难以胜任。卫立煌“好虚荣，不愿损坏他在缅甸赢得的声誉”。蒋委员长自己不得不直接指挥战役，而他本来是决不应如此做的。他为使卫立煌执行撤退命令而不得不以军法威胁，然而最后还是晚了两个星期。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反应

从 1 月到 3 月，争取美国援助的工作日益紧张地继续进行，但其重点可能与前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政府和国务院对中国坚持袖手旁观的等待态度，又由于经济合作署态度暖昧，要争取军援或经援，就必须转而求之于美国国会。我对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印象是，如蒋委员长辞职，他们不会流一滴眼泪，不过他们终归要帮助我们。这种印象因近十八个月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各派人士以及友好的美国人民种种表示而加强。28 日我约于斌午餐，了解他拜访杜鲁门的情况。他说星期二见到杜鲁门，杜鲁门对中国很同情，但没有在近期内援助的表示，他告诉于斌，自从日本投降后，已经给了中国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未得什么效果。尽管如此，于斌说杜鲁门总统坚决反对任何地方的共产党统治。

他认为在中国与共产党讲和是不可能的，并说如果成立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最后必以共产党政府告终。于主教说，他没有和杜鲁门争论，不过他评沦说，中国人民已经厌战，并感到他们无力单独抗击共产主义。他的印象是美国不准备援助中国多少。当他和麦科马克众议员问道该怎么办时，杜鲁门回答说现在为时已迟。他已经不愿再谈论中国，中国已到了即将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地步。

2 月 15 日，我拜访国务卿艾奇逊。我说，也许他已知道，中国政府曾尽最大努力谋求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和平方案，可是进展不大。其原因是共产党似乎并不像政府那样盼望和平。不过政府鉴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愿望，必将继续努力，但如果和平不可得，恐怕战事必将再起。中国政府鉴于其谋和努力有失败的可能，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目前中国局势及其可能发展趋势的看法及反应。我说我并不是要求国务卿作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保证或正式声明。我国政府的意图是希望得到有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的消息，以便一旦时机需要，能够在了解美国和其他关注中国局势的主要国家看法的情况下，配合形势作出新的决策。

艾奇逊显得有些尴尬，或许对他所能说的话信心不足。他犹犹豫豫地说，对我的问题不知如何作答。

我说我充分理解中国的局势只有中国自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鉴于无论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决策，都对远东和总的国际形势有极大关系和影响，中国不希望在没有事先虑及主要有关大国的态度和见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说我知道，如果我向政府报告说美国政府不关心中国的局势或者对其发展无动于衷，那是不正确的。

艾奇逊说：“当然不是。”他接着说，不过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知道美国政府还有什么可以为力之处。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三年前相同，只是现在的形势使中国处于更严重和不利的地位。三年前，马歇尔将军试图帮助中国政府找到解决办法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毫无效果。因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双方都不肯进行合作。自此以后中国政府自作聪明地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以致它的军队已经拒绝再和共产党打仗。

我说，我目前并非要求提出任何建议或意见，我只是表明我国政府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反应，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在决定其下一步行动之前应当事先了解各主要大国的看法。

艾奇逊说，在过去一百年中，美国执行的是一项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政策，而在近五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设法鼓励中国维护其独立和主权。例如已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怀有十分深切的友谊，他一心帮助中国的行动使得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说明。）这位国务卿接着说，大战以后，美国政府给了中国各种帮助。它解除了在中国的日军武装，遣返了日本战俘，并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其后马歇尔将军奉派去华帮助中国政府解决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问题。艾奇逊说，现在中国形势之严重远非马歇尔出使之时可比，他不知美国还能对华再作什么进一步的援助。

我说，我愿意坦率讲话。中国政府是犯过错误使得局势恶化。有些事本来可以做好以防止中国军队的士气如此低落，然而未做，以致在战事上受到一连串的挫败。

但是中国所遭受的困难并非完全由于自己的过错。像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就对形势起了不利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共产党的优势就从那里形成。我解释说，我并非想卸责分谤。只是希望说明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是如何地相互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形势所采取政策的某些内容，艾奇逊说，美国一直盼望着中国能不受外来的控制或统治，并希望见到中国在民主道路上取得进展。但实现这种目标必须中国自己来做。他不知道美国怎样才能帮助中国实现这些，不过如果我有什么建议的话，他是乐于听取的。

我说，艾奇逊先生刚刚提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已在总的方面答复了我的问题。我相信当我将这些话向我国政府汇报后，我国政府一定会感到振奋。

至于援助的实际措施方面，我说我一直认为如果美国按艾奇逊先生刚才表示的富有同情的各点内容，发表一项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那将对中国人民起鼓舞作用。

继此声明后再派一个以显要的领袖人物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调查当地局势或提出一项援助计划，实为很有价值的可行办法。由于见到艾奇逊颇为迟疑，我表明并不急于要他立即答复我的建议，而是留待他详为考虑。

我接着提出经合署继续对华援助问题。

我说，最近经合署停止对上海发运棉花会造成这些工厂瘫痪，工人失业。在座的巴特沃思说，这并不是停止供应，只是由于上海存棉量已经很大，而经合署考虑目前的中国形势，不愿意在上海储存过多的棉花，因而暂缓一下。

艾奇逊说，目前由经合署掌管的国会批准的美援，将适当考虑形势之变化继续执行。

2 月 28 日我收到一项颇有意思但又令人心烦的消息。

内容是艾奇逊在国会中和大约三十几位共和党议员们的谈话。这次关于中国形势和对华政策的谈话结局很坏。

艾奇逊借口蒋委员长的政府腐化无能来为其“袖手旁观”

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后来听说就是在这次会晤时，艾奇逊说出了以后常被引用的语句，说他在“尘埃落定”之前无法预见中国的前途。德鲁·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旋转木马”专栏中写道，据传艾奇逊向众议员们说： “很大部分给予中国的美援不是用来和共产党作战，而是进了蒋介石的左右的私囊。”

3 月 1 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的代理团长韩上校向我汇报说，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秘密告诉他，代总统李宗仁通过中国大使馆提交一份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在南京的政府改组完成以前，暂停发运一切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物资。这真使我惊讶，我告诉他说，这里的大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第二天韩上校来报告说，当天早上他的那位陆军部的朋友给他看了那封上次提到的电报。该电是由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说：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

这和我的揣测相符。我对韩上校说，我不打算向南京报告，因为这是秘密进行的，而且我们也不了解此事的全部情况。过早的汇报会引起代总统和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我说应当等待美国政府的决定，而这是不容易作出的。不过后来谭绍华公使告诉我，韩也将此事向皮武官报告了，而皮武官按其职责必然要报告委员长或毛邦初将军或现居里弗代尔的蒋夫人。我说我还是要等一等，现在先让他们去汇报。

同日，我发表一篇声明，驳斥德鲁·皮尔逊报道的艾奇逊讲话所说的，大部分对华援款都已中饱了委员长左右亲信的私囊的说法。以大使馆名义发表的声明内容非常充实和严谨。声明共有四页之多，清楚地说明经中美政府双方同意的掌握援款手续的要点。简言之，是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双方议定，对前阶段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拨款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通过该署在中国的机构和来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共同掌握。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中国在美国和在各捐款国家采购物资，也是由该署自己办理的。

至于美国对华援助，物资的分配均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属下的中国救济事务组监督下进行。采购物资的实际拨款完全在华盛顿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物资供应机构掌握运用。中国政府的办事机构，无论在国内或在华盛顿都不掌握任何款项。

至于 1948 年美国援华法项下的拨款部分，计划是由经合署主管的，经合署掌管全部拨款的运用及通过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物资供应机构进行所有援助物资的采购事宜。对 1948 年援华法项下军援物资的采购事宜，在中国政府特意要求下，也同样转请美国政府办理，只留下不足百分之二十的拨款交给中国驻美机构使用。中国政府的这项避免直接运用援助款项的决定，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怀疑中国方面对各项美援款项不正当使用的可能。

大使馆发表的声明还指出，由于这种谨慎周到的程序，美国或任何其他方面从未提出过不满。声明最后结尾说：“因此，任何对中国方面滥用美国援助款项的说法都是无根据和不公正的。”

3 月 8 日，皮武官向我报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

从这件事可以更深一层看出中国的局势有多么复杂，而大使馆又处于何等困窘的地位。这项要求是从南京直接递交美国政府的，大约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之手，而中国大使馆根本未得到通知。我只是间接得知此事，可是一旦出现困难，大使馆就要被责成向美国政府办交涉，努力寻求对我方有利的决定。此项要求及其传递给美国政府的方法突出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不统一和冲突，以及南京、广州和台湾的当局们合作不足的情况，也妨碍我向美国要求援助。

虽说这种局面给我带来一些困难，甚至是窘迫，但是对我决定在此环境下的工作路线还不是太困难。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别处，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同时我一向对党派政治不大感兴趣而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为我经常认为，一个国家要能立足于世界各国之林，就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简言之，我是不参与政治的，并努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斗争之外。我把中国看做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才是唯一的善为中国服务之道。

在此环境下，我对中国各个集团的行动及动机缺乏足够的情报，而且就我所知也不足以对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和谈公开表态。例如李宗仁将军要求中止运往台湾的军援一事，我前此曾提到这可能是因谋求和平解决而出此，但由于我不能肯定，故难于为力。我不信任共产党，也不相信和谈会成功，而即使成功，也不相信共产党会长期遵守。我只是想，可能李将军是一方面为了满足群众对和平的呼吁，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而进行和平谈判的。我并希望政府能在达成的任何和平中坚持某些基本条件。我能肯定的是，如果和谈成功，中国需要援助；而更可能的是和谈失败，战争再起，中国就更迫切需要援助。我正是为了中国的这种未来需要而考虑和工作的，因为取得这种援助是一项长期任务，而在美国则是要符合宪法手续的。虽然过后看来这是过分乐观的见解，然而当时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即使在那时，我还不认为整个大陆会落入共产党之手。

22 日，巴大维将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军援和中国的军事溃败作证。虽然消息报道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在会后未发表什么言论，但我接到报告说巴大维将军作了一个悲观的、完全认输的报告，说无论何时共产党要夺取全中国，都已无法阻止，现在再给军事援助也无济于事。甚至随后魏德迈将军的证词也毫无补益。

事实上他也变得悲观了。至于白宫，更是寸步不离其不肯帮亡的立场。24 日我接到报告说，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说，目前他看不出有何必要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回顾往事，这时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继续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

第三节 战事复起后，为寻求一项

建设性政策所作的努力

1949 年 4 月 15 日，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条件，限五天内接受或拒绝。这些条件以共产党 1 月提出的八点建议为基础，等于无条件投降。政府的正式反应是要求将最后期限从 4 月 20 日延至 4 月 25 日。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政府于 4 月 20 日要求对方发出停战令以便进一步谈判。共产党对政府的要求根本置之不理。20日午夜，他们的部队开始横渡长江。据 23 日报称：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和原来留在南京的其他官员，已前往上海，再从上海赴广州。24 日，南京被共产党占领。

那天晚上，叶公超出乎意料地从上海打来电话，他向我谈了不少问题。首先，他迫切要求我回华盛顿去见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国务卿说明：司徒雷登大使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决定留在南京，此举已使中国政府不再负有保护他本人和他的僚属免受共产党威胁的任何责任，尤其是因为作出这一决定是在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他（指叶）两次向外交使团团长们提出警告，并两次极力主张司徒雷登本人和他一起去上海和广州之后。显然司徒雷登大使得到了国务院的鼓励或者同意，他之留在南京是有原因的。他在他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他留在南京是为了向共产党提供“一个和美国讨论相互关系的机会”。

接着叶公超告诉我，政府军两个陆军师的叛变无碍大局，他说大部分军队仍然保持完整无缺，可以抵抗共产党的迸击。他解释说，仓促撤离南京应归咎位于长江南岸、南京以东的江阴要塞司令官对政府不忠（该司令官已率领部下大部官兵倒戈）。第三点，他说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曾于 4 月 21 日会见蒋介石，并且获得蒋的同意，和他们同心协力对共产党的推进抵抗到底。委员长答应全力支持政府，并表示他将把他有权指挥和控制的全部武装力量移交给政府，听从政府的命令和指挥。

他说的第四点是，蒋委员长已经斩钉截铁地决定，不再重任总统职务。他还说，他和南京的其他官员已经就此事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反对委员长复职，这表明委员长作出这一决定乃是大势所迫。

叶的第五点是关于联合国的事务。第六点，他说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已于当日（24 日）清晨飞往广州，他本人也将于三日内前往广州。

但是事实上李宗仁并没有去广州，而是飞往广西桂林。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平谈判失败，共军已经横渡长江，他已经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丝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因此，虽然他确实于 5 月回到广州，并基本上一直在那里特到 10 月广州失守，但他的地位始终很虚弱。

5 月 1 日报界发表消息：蒋委员长亲临上海坐镇防守。

换言之，他这一行动是根据他和李代总统协力制止共产党南下这一非正式协议而采取的。但是，5 月 13 日上海防线外围一系列重要城镇已落人共产党之手；5 月 17 日汉口被共产党占领，5 月 25 日上海市陷落。5 月 27 日，一位代表经济合作署的马尔登上校（他在中国执行任务后刚刚归来）告诉我，他目睹上海的巨大变化。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市民们镇静地等待共产党的到来。6月 7 日来访的李大为上校向我提供了上海之战的第一手材料。他说他目击了上海之战。国军，尤其是装甲部队所进行的战斗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对上海的外国记者就上海之战所进行的恶劣宣传和不公正的报道表示不满。

按照他的观点，上海失守的主要原因是国军防守部队人数太少。他认为何应钦拒绝用从青岛调出的两个师增援上海，却把他们派去防守广州，是“犯罪行为”。

几天以后，有人向我报告说另外一个刚从台湾和广州回来的人，把广州描绘成一个放荡堕落、道德败坏的地方。据这个报告说，那里有一种绝望和醉生梦死的气氛，据说人人都盼望三样东西来帮助拯救中国：美国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一个奇迹。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工作，也不想战斗。6 月 15 日，刚从香港、澳门和广州旅行回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翊群博士对我说，他发现那里有中国人用金条、美元、英镑和港币大规模地进行投机买卖。他说这些投机分子中不仅有富豪，而且还包括国民中一些最有聪明才智的人。取缔他们的活动十分困难。但是，他指出业已控制了像上海那样一些大城市的共产党人，在管理和控制货币交易方面已经扭转了局势。

在政治战线上，委员长和李宗仁将军经过关于合作的会谈以后，成立了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长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这是 6 月间的事，但是直到 7 月中旬才正式宣布。由于战事复起，取得委员长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掌握着很大一部分陆海空军和黄金储备，而且有大批忠实的支持者。正如 4 月 24 日叶公超在电话中表明的那样，这种合作在政府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党内却是可行的，因为包括桂系在内的政府各派成员都是国民党员。同时，这个新的紧急机构的主席职务，能使委员长的领袖欲得到满足。因此，这一行动是实现合作的现实途径，也许这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然而却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开端。

中央银行主管发行金元券的施处长把那一段时期的情况描述为“一国三公”。因为如他所述，以中央银行为例，在如何处理政府资财问题上，当时就要听命于三个地方和三个领袖。后来在我们 1970 年 6 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解释说，所谓的黄金储备是金条、金币及其他金器（如首饰），总值为三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银元宝和银元，以及大量美国和英国钞票。在这些资财中，只有金条已经按照委员长的命令运到了台湾（我想由于1948 年 12 月这一行动被发现，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而中断装运）。

这位处长说，三月份左右，汤恩伯将军为了支付军饷以维持士气，要求拨给一部分黄金储备。当时中央银行里还有价值六千万至七千万美元的黄金库存，其中三千万美元拨给了汤将军。接着，他向我讲述了 4 月份共产党横渡长江时，他们采取步骤接管上海中央银行总部的情况。将近 4 月底共产党到达上海的前夕，他奉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之命，将剩余的银元和钞票带到香港以便转送合湾。因为飞机很小，未能全部带走。共产党到达的前一天，未及带走的银元和钞票有很大一部分装上了一艘小轮船，离开上海时船上还有许多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轮船在吴淞口不幸倾覆，船上人员全部遇难，价值约六千万美元的储备金也全部丧失。

施先生接着说，就他回忆所及，就在那时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即：身在台湾的委员长要将剩余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而身在广州的阎锡山要将那些储备运往重庆去支持政府（那时他已经预期担任政府首脑），使政府能够坚决与四川的共产党对抗。同时，甘介侯持李宗仁书面命令（李当时在广西）到中央银行支取十万美元的赴美就医费用。这三处的人物都有权势，又都对中央银行发号施令。

6 月 2 日李宗仁提名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来接替何应钦，此项提议获得了立法院的批准。显然，阎锡山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是强大的山西军事集团首领，并且在国民党内无休止的争描夺权中始终保持中立。阎将军宣布他的新内阁将是一个战时内阁。胡适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然而胡适博士最后拒绝了这项任命。

5 月 11 日中午，我拜会了国务卿艾奇逊。会见时，陪同我去艾奇逊办公室的巴特沃思先生一直在座。

我告诉他，中国政府业已下定决心抵扰共产党的进攻，当时战斗正在三四个地区同时进行。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国军的抵抗正在不断增强。在政治方面，局势已更趋稳定。代总统已回广州，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也已全部返回广州。现在政府已经决心继续对共产党作战，不过同时也需要从美国方面获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谈到道义支持时，我说我想到了两点，第一：我得知司徒雷登大使已获准在任何他认为适宜的时机离开南京前来美国请训。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大使在回国以前访问广州，使李总统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能有机会和司徒雷登大使讨论有关中国局势的各种问题。我希望国务卿将此事电告司徒雷登大使，

我恳切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大使目前不回美国，希望国务卿指示大使驻节广州，这样可以和驻在国政府接近，便于磋商。司徒雷登大使驻节广州将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将证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事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艾奇逊表示他将考虑这一问题。

我说我所想到的体现道义支持的第二个措施和缔结北大西洋公约有关。我相信这个公约是争取和平事业的一大成就，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欢呼这一成就的同时不免忧心忡忡。他们担优美国把注意力和思想都集中到大西洋地区的做法，会被公约的反对者理解为（或者说误解为）即使不是邀请也是暗示，共产党势力可以在中国和亚洲以及向全世界前进而无受阻之虞。因此，我希望国务卿利用适当的时机重申：美国将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自由受到侵犯都表示关注，特别提出中国的斗争作为例证。当中国和亚洲人们私下表示忧虑之时，重新作出这样的声明不仅可以打消这些顾虑，而且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士气和斗志也将普遍产生有益的影响，

艾奇逊表示，他将寻求适当的时机，重申美国政府的观点。

我对他的答复表示感谢。接着，我提出了物质援助的问题。我提到 1949 年 3 月 31 日送交国务卿的，有关进一步援华的照会和备忘录。我说我在照会中已经指出稳定货币的迫切需要，现在想到发行足够数量的银币。这种银币已经发行了一定的数量，在降低物价上涨的速度，减轻人民经济上的贫困，以及通过用银币支付部分军饷从而提高士气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想了解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向中国拨款或贷款七千万盎司白银以满足此项用途。

艾奇逊问这需要多少费用。

我答道，按目前世界市场价格，购买七千万盎司白银需要五千万美元。我希望国务卿考虑这一建议。艾奇逊说他一定考虑双方的观点，但他不能保证他以后得出的结论会不同于现有的结论。

接着我又说，我还要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在伦敦外长会议的前夕，国务卿马歇尔曾应我的请求向我作出保证：在外长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凡属影响到中国利益的一定通知中国。据我了解，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外长会议将集中讨论德国问题，我想美国无意于提出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任何其他国家提出这一问题，我希望艾奇逊能按照马歇尔将军的保证首先通知中国政府（我担心外长们会讨论承认中共的问题）。

艾奇逊说，他肯定不准备提出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会议的议程局限于德国问题。他想其他国家也不会提出中国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其他国家提出，他一定会通知我。

很自然，在共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就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由于共产党的军队迅速推进，中共建立中央权力机关势在必行，我们都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担忧。中国的朋友也表示关切。5 月 8日，杜勒斯对我说，他相信一旦中共政权建立，国务院就会建议承认，而且已经来不及抢先采取行动加以防止。他还说英国急于承认中共。5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将结束时，蒋廷黻找我讨论外交部的一份电报，电报要求我研究一下是否赞成将中国的局势问题作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案件提交联大，而且要求作出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决议，并将赞成与否的理由电复。于是，我提出反对这一行动的意见和理由，蒋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说，首先，宪章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以武力夺取政权。第二，国际法也不以此为理由禁止承认；第三，以前美国政府对一切以武力建立的政府所采取的不承认主义和政策已经起了变化（尤其是在去年波哥大会议以后）；第四，当前美国的做法是赞成及早承认，美国至今仍为没有承认阿尔巴尼亚而感到遗憾，因为美国由此失去了铁幕后面的一个潜听哨。换言之，我认为美国支持这个提案的可能性极小。

5 月 27 日，甘介侯和我就美援的前景进行了首次长谈，甘说，他的使命是弄清楚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李总统要他至少会见四个人：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魏德迈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我答应为他安排这些会见。

星期六（6 月 4 日）晚 11 点，我和蒋廷黻进行了交谈，他为参加第二天的会谈刚从纽约来，我对他也说我对美援并没有绝望，但是一切都取决于中国为了自助能够或者愿意做些什么。我概述了实行团结、抵抗和争取民众支持这三大原则的重要性。我提出实行的三项原则，要点如下：

一、团结：仅由领袖们发表一个赞成的声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以下各方之间的合作：（1）各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2）行政部门和立法院之间的合作；（3）中央政府与地方首脑管辖下各省之间的合作；（4）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

二、抵抗：必须在最高层建立统一的指挥，各派系的武装部队在一个战略计划下协调行动。由各派系军事首脑组成一个小型委员会。

三、民众支持：开始进行增进农民福利的改革，并争取高等院校年轻毕业生和知识分子的效力。

蒋对我这些看法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他还说对中国的情况他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考虑，他和我持同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同情、支持和物质援助整个取决于中国自己。他赞成我的这个主意，就是：让胡适博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有权挑选内阁成员。他说有必要任用新人，因此为提名居正和阎锡山而感到遗憾。（这一提名的消息在前一个星期——即 5 月 30 日，曾经在美国报纸上报道过。）蒋征求我对新内阁人员组成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所想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职务。他认为霍宝树（亚民）出任财政部长很合适，我说在美国他不如陈光甫出名。我认为他可以先当次长，以后再提升为部长。因为要使陈光甫接受这一职务将颇费唇舌，而且只会担任一个短时期（我预期是三个月）。我说蒋廷黻本人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而且担任此职困难不会太大，因为还有九千万美元左右的援华基金可供使用。

蒋问到外交部长的职务，也问到王世杰，我说除蒋廷黻本人以外王是合适的人选。至于国防部长一职，我提了孙立人。交通部长他建议由萨福均或俞大维担任，但我说俞大维也许需要出长武装部队的联勤总部。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我认为由晏阳初担任非常合适，他能够使美国人民相信我们立志改变现状。至于其他职务，我认为不如上述几个职务重要，或者应该留给各个地方派系，如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乃至粤系等等。此后的一星期中，我陪同甘介侯对他希望会见的人进行正式拜访。在每次会见时，我们两人都迫切要求美国政府提出道义和物质援助的具体措施。我们首先拜会马歇尔，他坚持说他已真正离开了政府，因此不再过问这些问题，但他强调军事改革和统一领导的必要性。但艾奇逊暂时离职期间代理国务卿的韦布则完全不肯明确表态。

会见马歇尔是在 5 月 6 日星期一，地点是五角大楼，我介绍了甘介侯，并说他从中国带来一封李宗仁代总统致马歇尔将军的信。甘向马歇尔交了这封信，马歇尔立刻看了英文译文。接着甘说李总统嘱他向马歇尔转达问候之意并向他说明中国的局势。和平谈判破裂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缺乏和平诚意，现在政府决心全力阻止共产党前进。

甘说白崇禧己经亲白向他讲述了防务计划，认为有可能守住包括广州湾在内的新防线。甘说李总统认为要有效地守住这一防线，美国的援助将是必要的。现在中国急需经济援助，以后需要军事援助。因此，李总统希望马歇尔将军能运用他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使中国获得必需的援助。

马歇尔说守住一条防线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仅是第二位的。要在和共产党作战中获取胜利，中国军队就必须以质量为基础。征集农家子弟将他们投入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必须首先使他们锻炼坚强，并且教会他们掌握武器。每个士兵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曾经在中国反复强调，而且在这里和我多次谈过，只从数量上说有多少多少师的兵力毫无用处。如果想有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那么，组成这支力量的每一个士兵必须训练有素。

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他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

共产党的军队里，并非每个士兵都是共产党员，常常在八个或十个士兵中有一个受过思想教育的共产党员，激励这些士兵，和他们并肩作战并且促使他们战斗。因此共产党军队懂得为什么而战。接着马歇尔叙述了他在济南时的经历，当时有一项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命令，共产党的军队不肯执行，他向周恩来谈了这件事，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山东共军部队的指挥官陈毅将军来到他的住地（当时他正在修面），向他询问情况。他向陈毅说这种事情要由指挥官来制止，并且必须制止。当天上午这种情况就停止了。他对陈毅将军的学历不甚了解，但他感到陈毅是一位非常干练的领导人。他说国民党中国十分需要的另一件事是领导者，不仅在最高层，而且在各级都需要。有了好领导者，就能加强纪律。

马歇尔认为由于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胜利，局势已经倒转过来，他在中国时，政府军正保卫着城市和广大地区，他们的力量分散了，而共产党则可以挑选薄弱环节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掌握着主动，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回忆起的共军对政府军仅有的一次鏖战是在四平街，结果共军败北，这对于他们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此后，他们留心不再重蹈覆辙。由于共产党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大片领土，现在国民党军队具有有利条件，可以从事共产党做过的事情。国民党军队明智的做法是打击共军防线中的薄弱环节，采取主动，进攻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

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国民党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领袖人物间互相矛盾造成的危害。他追述了来自委员长的那些电文，电文中提到一些将军和另一些将军互不合作的情况。他认为那主要是领导人的问题。他重复说，有了好的领导人就能保证团结和纪律。马歇尔说他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政府的组成所知甚少。他认为最好由一些干练而又开明的领袖人物组成一个内阁，他在中国时曾提出过这一建议，至今仍然坚信这一点。他问到张君励、莫德惠和胡霖等人的去向，还提到胡适。他相信如果这些人能够携起手来，和其它党派的领袖在政府中通力合作，他们就能实行改革，从而给国内外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李宗仁在美国并不负有盛名。

甘介侯再次强调：中国迫切需要财政援助，因为要提高士兵的士气，就必须用白银支付军铜。

马歇尔说，他不知道这里政府的情况如何，但他将设法了解一下。他既然已经不在政府，他确实不能说什么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但他可以调查研究。

我可以补充一点：在去五角大楼的路上甘介侯告诉我，李总统给马歇尔的信是封口的，但他知道信的大意。

李总统在信的开头写道：他曾试图和共产党达成和平协定，因为人民希望和平，而且和平解决符合马歇尔在华时提出的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协商及和平合作的建议。但是由于共产党缺乏诚意，使和平谈判不可能继续进行。在当前的形势下，他决心抵抗共产党的侵略，但欲达此目的，美国的援助必不可少。李希望中国的伟大朋友马歇尔将军运用他的影响促其实现。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这样说：政治手段和政治欲望是难以激发相互信任的。例如，蒋夫人向马歇尔传达的信息的内容就没有告诉我。另外，甘介侯看起来虽说对我谈话始终是坦率的，但事后证明他所说的并不总和事实相符。尽管我们都在为共同的事业即为中国而奋斗，但这一切仍然发生了，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我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6 月 9 日，刚从中国来的宋子文从纽约打来电话，他要见甘介侯，为的是告诉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并告诉他不应只效忠于李总统而反对委员长。事实上就在那天早晨，我遵约带甘介侯到国务院去见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甘原来想见艾奇逊，但由于艾奇逊在巴黎参加外长会议，我就替他安排改见韦布。甘在谈话中，主要以李总统意图建立一条抵御共产党的防线和李、白二将军的战斗能力为理由，力争美援。

星期日下午五时，我应邀拜会了蒋夫人。她想了解华盛顿的情况，我就将最近我们对美国政府所作的陈述和要求以及它的反应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还向她分析了美国舆论的来源，并提出了我认为最有效的、而不是过时的影响舆论的方法。在美国，有十几个分散的、互相独立的人员和机构在从事宣传工作。大使馆感到理应对所有这些人和机构互通消息并且使之协调，但只能在经费和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很策略地来进行。

蒋夫人向我询问甘介侯的态度和他的活动。回想起来，我想她邀我相见的真实目的是了解我的立场和甘的活动情况。

回到华盛顿后，6 月 15 日我第一次拜访新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我说整个形势仍然很紧急，政府有可能不得不由广州迁往重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停止抵抗。相反，政府最终迁往重庆将有利于保卫广州。接着我强调中国需要美国的鼓励和援助。因为美国一贯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我说他一定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存亡不仅对中国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重要的。我告诉他我要提出三项建议，希望他能帮助实现。

我的第一项建议是派遣一个由三四名最高级军官组成的小组去调查中国的军事形势，并与国民政府讨论在这一形势下的军事需要。这个小组可以带回最新情况并据以作出报告，从而为国防部长提供向政府作出建议的根据。

我的第二项建议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其方式可以是贷给白银或动用一部分经济合作署控制下的援华拨款，用来购买白银制造银元。我告诉约翰逊，中国已经购买了二千万盎司白银，运交费城、旧金山和丹佛的美国政府造币厂制造银元。

然后我又提出第三项建议，希望他能支持己经向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即：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返美磋商以前访问广州。我向他说明：司徒雷登大使是派驻国民政府的大使，而他却一直留在六星期以前已沦入共产党之手的南京，这种情况未免有些反常。我了解到司徒雷登最近访问上海后又回到了南京，他试图和共产党的负责当局取得联系，但毫无进展，现在即将返美。

6 月 22 日我偕同甘介侯去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在会见时，甘递交了李代总统致杜鲁门总统的信，杜鲁门没有拆阅，但说将在复信时加以研究。甘接着说李代总统在前一天曾就中国最近的军事形势问题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并要他向杜鲁门总统作一说明。根据甘的说法，军事形势已大有好转。西北的回族部队和胡宗南的部队互相配合，已把共军向西安方面的推进击退。

甘说我们在对共军作战中占上风的第二个防区是在长沙周围，白祟禧将军的部队在那个地区挡住了共军。第三个防区在广东省边界附近，江西的赣江沿岸一带。共军部队一度从东面渡过赣江，企图南下向广州方面进逼，但他们不仅被阻，而且被逐回到赣江东岸，损失惨重。甘说，第四个防区在福州沿海一带，国军在那里也击败了共军部队。他补充道，这些胜利清楚地表明国军的战斗意志还很旺盛。

杜鲁门说他曾接到关于两次胜利的报告，但他注意到没有一张报纸刊登这些消息。（他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这一点很重要。）

甘指出李将军决心继续进行反共战争，希望美国政府向他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供授助。李代总统的计划是建立一条从衡阳向东直达海边的防线，用以保卫当前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广州。甘对着地图指出最近几个月来丢失的地区和最近发生战斗的地点。他说甚至到现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仍比它在日本侵华时期占有的地盘大得多。

杜鲁门指着从东北越过天津、北平和整个华北直到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说，由于军事领导不力，这些地区都已经失陷，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弹药亦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对此他感到失望。杜鲁门还说他以前曾对我讲过他个人一直对中国人民满怀同情之心。正如我所知，他曾经希望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沮丧和不安。

甘介侯解释说，政府军过去作战失利，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武器弹药浪费殆尽。但最近的战况说明回族部队和白将军统帅下的部队仍然具有战斗意志。甘还说这些部队从未得到过美国提供的任何武器和弹药，（这一说明十分引人注意，不过我既不能加以证实也无法予以否定。）但是他们战斗得很出色。如果现在能够向他们提供美国装备，他们的战绩就会更加辉煌。

杜鲁门说：“我是个密苏里人①，希望你用事实证明中国军队仍然愿意并且在准备战斗。”他补充说：“你们必须停止一切派系和集团之争。”

我说，总统想的一定是团结统一的问题。我对他说，国民政府和各派系的领袖们正在努力追求的正是这一目标，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杜鲁门说这正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必须要团结合作，必须有和共产党作战的决心。

6 月 24 日，我偕同甘介侯到五角大楼会见国防部长约翰逊。甘向约翰逊转达李总统抵抗中国共产党的计划。

甘说，中国政府以前是犯过许多错误，例如美国政府曾经提出，应该允许装载援华物资的船只溯内河上航，在沿河港口卸货。中国政府中某些人反对这一建议，因而① 美国傀语，意为不轻信。杜各门生于密苏里州。是双关语。——译者未能实行。另外，在华的美国人对美国援华物资遭到浪费和存在贪污行为表示不满，并提议进行监督，但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反对监督。因此美国人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免更多的浪费。现在李将军准备接受美国的监督，这样美国人就可以亲眼看到他们援助中国的所有物资都用在实处。中国方面不致再有人以保卫主权之类的理由来反对监督。因此，美国政府进一步援华，它所提供的物资不会有使用不当的危险。

6 月 25 日下午，我又离开华盛顿，这次是和甘介侯及顾毓瑞夫妇一起去大西洋城度周末。途中甘和我就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一事谈了很长时间。这可以说是第一手材料。甘说是他首先向李宗仁提出这个建议的。关于竞选运动的计划、准备和进行情况，甘作了引人入胜的叙述。甘说经他推荐和李宗仁的批准，采用了美国的竟选方式，包括提出政府的施政和改革纲领，以及款待近三千人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邀请他们出席晚宴、午宴和娱乐活动，招待他们免费在指定的五六家饭店、酒家大吃大喝（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美国则大不一样，在这里要筹备发表长篇演说。而在中国则是预订上五、六家旅馆、饭店，派人从全国各地把代表接到旅馆住下。这些代表除了外出赴宴和打牌以外，无所事事。对他们有求必应，但同时监视他们，不让他们投别人的票）。

甘说，由他张罗让李宗仁带着亲笔题字的照片去拜访每一个代表，并且在选举那天和李夫人站在会场前门，迎接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和他们握手寒暄。

他还告诉我，当邱昌渭和韦永成（李宗仁的僚属，甘的两个对手。）主张李宗仁退出竟选时，他如何成功地劝阻李退出，而当于右任退出竞选时，他又如何说服李退出。于右任退出竞选是因为孙科答应过投他和程潜的票，事后却食言，程潜也对此事有反感。这一手非常高明，目的是赢得拥护退出竞选的于右任、程潜两个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孙科的信誉扫地。

甘说这件事成了丑闻，委员长因此不得不要求李宗仁留在南京暂不回北平（李宗仁曾声言要回北平），而且答应让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自由选举。当各位竞选人纷纷退出竟选时，委员长担心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是自由选举。因为没有人出来和他自己选择的候选人竞选副总统。

甘说结果李宗仁当选，是他（甘）巧施一系列锦囊妙计所获得的成果。

6 月 30 日我的二等秘书陈家博送来一份使人颇感兴趣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有关美国领事馆人员在中国的遭遇。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派出一架专机从大连撤出安格斯·沃德总领事和领事馆人员。但是共产党揭露了东北的间谍案，拘捕了三名特务，牵连到了沃德，目前中共已拒绝让他离境，陈还说，已派出专机从上海接出司徒雷登大使。

陈的第二点是说，美政府和军方正在决定一项新的方针来代替现行对华的“袖手旁观”政策。陈告诉我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上周五（6 月 24 日）开会，魏德迈将军应邀出席，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倾向于支持中国的地方首脑，因为他们认为广州政府和李宗仁将军乃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一部分，已无任何作为可言。但他们建议有资格接受美援的地方首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与共产党作战的决心；（2）有从事抵抗的有效兵力；（3）表现出有民主思想。会议还同意支持西北回族领袖，但又认为这些领袖缺乏统治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而且可能因此而引起与汉族的纠纷（这是一个明智的意见）。陈家博还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放弃以前拟派登陆部队援助自由中国的计划，因为他们确信中共有能力占领和控制包括广州在内的整个海岸线。他说，目前委员会已断定通过缅甸和云南向中国空运物资来帮助反共的领袖们，是一条较为可靠的行动路线。

7 月 1 日，我在国务院向国务卿艾奇逊引见甘介侯。

甘介侯说，李代总统指示他告诉国务卿形势已有改善，并要求美国政府在援华方面有所作为。首先，李将军相信美国政府能够发表一项同情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声明，这意味着在道义上支持中国。甘说，其次，李将军希望从美国得到一笔白银借款，就像在大战期间曾借给英国的那样。中国非常需要白银铸成银元来发放军饷。甘说，援华拨款还有九千万美元，他希望用其中一部分购买白银。国民政府从实际经验中发现，向兵士支付银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国军在西北的西安周围，华南赣江地区成功地进行战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银元发饷。

艾奇逊说，在他赴巴黎之前已与顾大使讨论过这一问题，政府无权批准白银借款。至于用经合署援华款来购买白银，因为与援华法的目的相违背，根据规定也是办不到的。

我说，我想补充一下甘博士刚才所说的内容。目前仅是在一部分中国部队中发放银元。中国政府所买的约二千万盎司白银，正由费城、丹佛和旧金山的美国政府造币厂铸造银元。在这些银元运至中国并用于军队发饷时，士兵们就会更为有效地战斗。但银元的需要量，远远大于目前的铸造量。我能够理解用援华款购买白银在中国用于军事支出，可能与援华法的规定不符。但向中国农民采办大米和其他农副产品也需要银元，因为农民对贬值的纸币已失去信心。依我看，这样的用途完全属于援华法的本意之内，因为该法主要目的在于稳定中国的经济。

艾奇逊说，他将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这件事。他问，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把存于台湾的金、银用于这样的目的。

甘介侯说，在台湾有十七万左右的军队，其中包括从上海撤出的军队。

艾奇逊插话说，据他所知在台湾有三十万军队。

甘介侯继续说，这些军队也必须发饷，在台湾的钱就是用于该项目的，此外，在自由中国己发行了一种新币，约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必须留作储备。

艾奇逊说，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是无法守住的。

在谈到下一个问题时，甘介侯说，还有报载要公布对华白皮书的问题。他知道其中会包括一些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文件。就他个人来说，他不反对加以公布，以使公众了解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现在就这么办则是很不可取的。据说某些美国共和党人也反对公布。

我说，拟议中公布白皮书一事的一个方面，是它将对美国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首先，中国政府曾一直在寻求美国政府的道义支持，迄今尚未获得肯定的帮助。这样一项白皮书的公布，其结果不仅会进一步削弱国民政府的地位和威信，而且会给共产党过去几年来所进行的反政府宣传提供更多的材料。我确信，美国不可能是怀有这种意图才提出公布白皮书的，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此事尚未作出决定。

艾奇逊稍有犹疑，但也未否认已作出决定。他说，目前此事由总统决断，他将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他。

我说，正像我对杜鲁门总统说明过的那样，希望艾奇逊能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返美磋商前，去一下广州，如司徒雷登大使去穗访问，将能使其看到国民党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会与他奉派正式驻节的中国政府的领袖们会见，了解他们的观点和问题以及形势的需要。

艾奇逊说，总统已提到这一点。但他对要求司徒雷登大使这样高龄的老人忍受旅途之苦是否合适，颇费踌躇。国务卿还说，在广州的克拉克先生已完全将情况随时向他作了反映。

我说，除了请司徒雷登大使了解最近情况，带回提供给艾奇逊先生外，还有另一方面，我想强调谈谈。司徒雷登大使滞留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南京，在中国和海外都引起了很大的疑虑。这不仅意味着又一次打击了国民政府，而且也将使共产党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更加傲慢。

7 月 24 日下午，我与宋博士去蒋廷黻处开会。途中，访问了在纽约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愗的家，约他一起去出席会议。提向会议的有三个议题，第一个是报纸上公布过的有关从中国政府各银行和官方帐户向私人银行和个人帐户转拨公款的问题。

宋博士起先力主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来往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帐。席德愗告诉我，一笔二百多万美元和另一笔一千万美元的转帐，都由毛邦初从中国银行转到他不知道的另一家银行。他还说，新的帐户都是由毛邦初和毛的参谋——王上校以及俞国华签发支票才能支取。（换句话说，新的帐户是以三个人的名义开立的。）我说，最好的一步，是由政府发表声明来纠正这种错误的和无根据的，认为那些款项是为了私人占有而进行转帐的印象。

我们都认为这些转帐肯定是根据上级命令进行的，其目的在于避免美国政府的冻结。

约一周后，谭绍华来报告说，他了解到最近从台湾汇来以蒋经国为收款人的巨款，因而引起了此间美国当局的注意。这可能是真的，但还是没有理由怀疑其有什么不妥之处。我没有记录该笔汇款的理由，但委员长有他自已的私人帐户，可以按其意愿来处置，或者可能也是为了防备政府资金被没收。

24 日会上讨论的第二点是在美援问题上要形成统一的步调，以免不同的代表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第三点是就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真实态度，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门之间不同看法交换了情报。我们讨论了白皮书在这方面的原委。宋子文不倾向于阻止其公布（后来我得悉这也是委员长的意思），但我说服他最好还是予以阻止。目前单是军事上的溃败就已够糟的了。

第四节 白皮书发表后要求继续援助

8 月 4 日星期四，蒋荫恩来访，告诉我白皮书即将公布。

委员长最后来电问我，是否在口头或书面上要求过不发表白皮书。电报说，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的错误。就在我起草回电时，陈之迈送来一份白皮书副本，即使粗略一看，也无疑地会感到如果我们能阻止其发表就好了。但是国务院在十个月前就已着手准备，决心要予以公布。首先，如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取胜，公布白皮书的用意就在于回答共和党人。此外也是为了回击社会上、报界和国会对于对华采取“袖手旁观’一政策的批评。

我注意到白皮书包括了我所猜测的内容：一篇总的声明和两国关系的叙述以及一长串附录文件，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公然地为美国政府的过去对华政策辩解，但编得非常精心。

对委员长的抨击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当露骨的。

下午六时，陈之迈又来让我注意白皮书最后引述1949 年 5 月 5 日李宗仁将军致杜鲁门总统信中三段话的记载，有一段说，马歇尔将军在调停中的“艰苦努力”，不幸“因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共双方都缺乏诚意而无结果”。引述信中的另一段如下：

尽管如此，贵国仍继续给我政府以援助。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对援款使用不慎，未能实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以致贵方援助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这些失败，是造成敝国目前所处困境的原因。

该信的评价是极欠妥当的。该信副本我曾不止三次向甘介侯索取过，每次他都答应给我。我想起当我陪他谒见杜鲁门总统时，见过他手里有一封信，我问他是什么内容或请他给我一份副本。他的回答是，他拿到时就是封好的，所以不能给我看。但是，他可以告诉我该信属于什么性质。然而他从未告诉过我该信有攻击委员长政府的内容。这说明了甘介侯是什么样的人品工他很不坦率也不真诚。甘介侯于 8 月 7 日四点四十五分来访，解释了白皮书在文章结尾处公布的李宗仁的信件。他说他对未与其商量也未获李同意就予以发表感到惊讶，他相信李一定十分尴尬。但他说，承认政府有错误和过失的想法是司徒雷登大使提出来的，说这是一个谋求美国政府帮助和支援的最好办法。

我告诉甘介侯，信任司徒雷登就太天真了。不仅这种承认使我们完全认输，而且还助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援华没有作用的说法。我说，其用意在于使国民政府垮台。李宗仁的信按其实际措词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的不团结，如果现政府不能树立其权威和实行改革，再多的忏悔和认错也无济于事。我还告诉甘，尽管政府更迭，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仍是一个连续的实体。正式以文字来认错，则有损于整个中国，口头上表示一下这种看法所引起的反感要轻一些，但绝不应当白纸黑字。

甘介侯到达美国以来，第一次表现出沮丧。他说军事局势很糟，前广东省主席、后任内政部长李汉魂的私人来信说，司令部设在湖南衡阳的白崇禧所部，被五倍的共军所包围。如果衡阳失守，则没有什么防线可以阻挡共军直捣广州了。广州一失，重庆即将不保，因为驻守在四川北侧陕甘一带的胡宗南所部已经战败并损失了三个兵团，共军将会设法自北面入侵四川。甘介侯解释说，胡宗南未能与马氏（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回族部队合作，所以，后者就撤退了。结果共军猛扑胡宗南并狠狠打击了一下，然后共军转而向西，逼迫回族部队远离。这样，在共产党侵川时，侧翼即不致受到威胁。

甘说，未来两周即可见分晓。但他怕广州一旦失守，那么就只剩下广西白崇禧、台湾蒋介石和远在西北不起作用的回族部队等三支力量了。

甘还告诉我，司徒雷登在冲绳发表了另一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他们维持商务关系。但国务院未让该声明在美国发表，并电告其在途中不得再作声明。

8 月 16 日，政府对白皮书的声明终于在广州公布。

只有两小段，内容是：美国接受了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下迷两点看法，是令人满意的：（1）中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莫斯科的工具；（2）苏联用促成中国现状的办法来破坏 1945 年的中苏条约。声明说，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对白皮书中的观点和声明表示反对，但不愿陷入对过去的争论，以免有伤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司徒雷登大使于数度推迟后，终于到达华府。我派谭公使到国家机场迎接他，谭回来说，司徒雷登请他代向我问候。第二天下午宋子文到旅馆拜访了司徒雷登，之后立即来双橡园与我讨论。宋说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司徒雷登的话，对宋子文对我，都是难以置信的。他赞扬共军的严明纪律和他们领导人的良好精神，但是说他们不一定能取得成功。

司徒雷登说，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已开始显出不满，对国民政府的轰炸也无气愤。沪、宁人民生活非常悲惨，封锁又加剧了这种情况。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大城市的人员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司徒雷登认为，目前力图使部分人口和工厂内迁的做法不会成功。外国，特别是美国公民，尤其是商人，已经醒悟，急于撤出，他们甘愿将其投资和业务都作为亏蚀一笔勾销。

宋子文给甘介侯打电话。甘说，他已得悉司徒雷登对别人讲了另一番不同的话。据甘说，司徒雷登说过，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已经破产，李宗仁太软弱而且无权，共产党必然成功。这个报道也使我惊讶。

8 月 13 日，我前去拜会司徒雷登大使。司徒雷登在讲话中，关于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利反应，说得似乎比较客观。他说，他们对国民党轰炸上海没有不满。对于为避免我们两国日益疏远所做的一切未能奏效，他也有失意之感。他加重语气说，如果出现某种运动能够赋予中国以一个正直、有效和非共产党政府的话，美国将会全力给予支持。

司徒雷登说，发表白皮书是消极的步骤，需要做一些积极的事。他自从返美以来，已进见过总统和国务卿，设法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想的。给他的印象是，总统对中国有兴趣也了解那里的局势，但总统和国务卿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帮助中国。他们认为过去给了中国很多援助，但没有产生效果。当他谈到赞成进一步援华时，他们反问道：“援助谁？李宗仁将军还是蒋委员长？”

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理解，并使我感到困惑。国务院一方面批评中国领袖们之间（特别提出李将军和蒋委员长）不团结和缺乏合作，但每当蒋委员长参与合作时，国务院又由于他的积极参加而表示不快。我好像觉得这样的态度有点自相矛盾。人们在处理政治局势时，必须重视现实。蒋委员长即使过去有过失，但还是一位勇敢而爱国的领袖。尤有进者，他仍然是中国政怡局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司徒雷登说，蒋委员长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说，在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实现全国所有非共党力量的合作，和集中全力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其他各种考虑均属次要，应置之一边。但是国务院一帮人的态度好像只是坚决不和委员长及其追随者打交道，好像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极其厌恶。但是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蒋委员长的积极合作，政府在执行任务时就会显得软弱无能，国务院还会再次挑剔它的过失。倘若国务院打算在共产党之外物色一位中国领袖的话，我相信，没有蒋委员长的支持是不会轻易成功的。

1949 年 8 月 10 日广州发来电报，要我尽快向美国政府递交我国提出的军援计划。财政部长徐堪也同样要求我尽快递交经援计划。可是，同一天委员长来电却说，由于白皮书已经发表，他不主张再递交有关军援的备忘录。然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还是决定两者都必须同时进行。

12 日晨，贝祖诒和李榦来和我商讨经济援助备忘录如何最后定稿。我看了草稿之后，建议把所有三个部分合并成一个备忘录。也就是说，第一部分是关于把经济合作总署的余款用作应急性援助；第二部分是关于为期六个月的临时性援助；第三部分是关于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援助。这尚有待两国的财政和经济专家们进行研究。15 日上午十一点，我在给艾奇逊的信和备忘录上签了字，并立即发出。我很高兴能如愿按期完成。接着，我给路易斯·约翰逊写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上述信件和备忘录的副本，供他参阅。然后我给委员长发去电报，向他说明为什么他虽已来电表示不同意向美方递送军援备忘录，而我仍然递送的理由。我又向李宗仁、阎锡山和外交部报告了为向美方申请援助发出了上述文件之事。

我们还商量了如柯给蒋夫人以及其他关心此事并曾在华盛顿参加过会议讨论的人士也都发一份抄件，8 月 4 日，即白皮书在报上公布之日，参议员诺兰在另外十一位参议员的支持下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从原来的军事援助法案金额中拨出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给予非共产党中国作为军事援助，并附带提出要设立一个美国顾问团。在众议院，众议员洛奇、沃里斯和周以德提出了一项类似的修正案，可是 15日在外交委员会上以十一对七的票数被否决了。

8 月 16 日参议员诺兰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和我谈谈。

我提出我去拜访他。他告诉我受到陈纳德高度评价并被誉为劲旅和中国抗共救星的回族军队在中国西北部屡遭挫败，使他和他的朋友们深为担忧。他了解到问题在于这些军队缺少武器和弹药。因此他力促中国政府从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援款中拨给他们若干军需品，空运到西北去挽救那边的危局。他说，否则将使国会中的对华友好人士们感到失望，也将使根据欧洲军备法案提出的对华军援修正案受到不利的影响。我告诉他，我也听到过同样的消息，并且已经电告我国政府首脑们。但是，由于他是那么着急，我表示将再电告我国政府催办此事。

8 月 23 日我收到国务卿艾奇逊对我 8 月 15 日给他的请求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信的答复。那是一份简短的通知，而不是直接的答复。信中说：“关于增加援助的要求将予以认真的考虑。关于使用经济合作总署拨款的建议己转交该署，也将同样予以慎重考虑。”

到 1949 年 8 月底，似乎完全可以肯定美国国会将通过给予中国大约七干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我从几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了解到国务院已经把中国抛弃了。我认识到即使投票通过增加对华援助，中国也许永远不能得到这笔款项的实惠。国务院的决定尚有待于杰塞普小组制订出“新”的美国对华政策后方能付诸实施。

8 月 29 日，我的商务专员刘大钧来向我报告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校友的讲话。刘是燕大毕业生。他说，司徒雷登大使认为：（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其主义的政党，而国民党虽有宏伟的主义却不曾奉行；（2）共产党将继续执行国家主义政策，而不会使他们自己从属于莫斯科；（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曾有过意见分歧，但不见得会出现分裂；（4）满洲将参加共产党中央政权，但要受苏俄控制，（5）共产党人具有组织的才能，但管理经济上有困难。（6）一旦整个中国被共产党征服，美国也将承认它。这个报告似乎与司徒雷登大使自己对我和宋子文所谈的话有很大出入。显然，司徒雷登向不同的人谈的是他经历的不同方面。

9 月 12 日蒋荫恩报告说，美国参议院外交与军事委员会已批准援华修正案。与此同时，参议员诺兰打电话告诉我对于修正案中词句的变动感到满意。他认为这七千五百万美元加上经合署援华拨款的余额约八千五百万美元，也已规定用在“非共产党中国”，则其总数就和他自已原来提出的修正案中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几乎相等了。如果这笔款项不够用，那么国会休会后在一月份复会时，可以提出这一问题。他说，业经批准的修正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为政府准备采取的建设性政策打开了大门。即或政府对按照规定有权动用的款项不采取任何行动，它也足以说明国会的观点，此外还有助于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他希望这件事能在中国产生良好的心理作用。

9 月 23 日，终于接到报告说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讨论 1949 年军援法案时达成了一致意见，众议院的代表几乎接受了参议院提出的全部数额，其中也包括给中国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援助。但这还未必值得庆幸。因为塔夫脱参议员那天早晨对宋子文说过，国务院仍然不同意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塔夫脱担心杜鲁门总统不愿意使用这七千五百万美元来为中国谋福利。星期五晚报上有报导说，委员长推荐任命汤恩伯将军为中国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被李宗仁否决。星期六，报纸报导了委员长和李宗仁之间的裂痕。我、胡适、宋子文、蒋廷黻以及其他人曾多次联名给他们二位拍发电报，力劝他们为了中国的前途携手合作，显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

10 月 2 日早晨，美国的通讯社报导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这一消息使我的工作重点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各国是否承认这个新政权就变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在我思想中占最主要地位的问题。从那以后，我同美国政府或与外交使团的同事们打交道时的一言一行，甚至设想打算，几乎无不与中国的这种新形势息息相关。而且，共产党政府在中国的崛起，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很自然地给我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代表，造成了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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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大陆失守（1949 年 9 月—1950 年 6 月）

第一节 承认问题和中国向联合国控诉

1949 年 6 月我向巴特沃思和弗里曼等美国国务院官员询及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据称，无需为承认问题担忧，尤其是由于中共的中央政权尚未建立。8月初，杰塞普就白皮书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到是否有可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也曾作否定的答复。另一方面，杜勒斯于 5 月间曾对我说，一俟政权建立，国务院将建议予以承认，而且据闻司徒雷登大使 8 月间对燕京大学校友讲话时也曾说过，在共产党占领全中国后，美国将承认共产党政权，当然，这些只是我在 1949 年夏季所听到的一些有关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政权将采取什么路线的互相抵触的议论和谈话。

英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在 1949 年 5 月就已十分明显地赞成早日承认。他们认为，这是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的一个方法。他们关心香港，希望和中共做生意。

8 月 12 日宋子文告诉我说，香港的英国人已经通知中国航空公司离开香港，并将维修车间移交英国皇家空军使用。宋子文说，英国人提出的理由从表面看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们要中国航空公司离开香港，是担心中共会以该项财产为中国政府财产而提出要求。他又说，他正在考虑向委员长建议成立一家私营公司以接管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这就是英国态度的一个例子。我担心，一旦中共建立政权，这将影响到美国政府遵循什么路线的决定。8月 26 日，我在美国国务院和腊斯克谈话时，曾就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即将来华盛顿一事问起贝文曾否建议和美国政府讨论中国的局势。

腊斯克说，即将举行的英美会谈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但其中并未包括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然而他说，假如在例会之外，以及在非正式宴会上讨论到中国问题，那是十分自然的。

我很想亲自拜访贝文。访问于 9 月 16 日进行。我询问了贝文对局势的看法。贝文说，他和艾奇逊进行的讨论主要是交换意见和看法，而不是为了作出决定。他知道美国对蒋委员长感到非常失望，发觉他们从他那里得不到合作。白皮书明显地表明，他们为了改善中国局势，曾提出许多建议，但均未被采纳。他又说，英国政府对蒋委员长也有同样的感受，因此也很失望。他们本来也可以发表白皮书，使公众知道蒋委员长的不合作，但是那不是英国的做法，因此他们没有发表。

我说，从新闻报道看，我认为他比美国人更倾向于和中共建立关系。我不知道这些报道的正确性如何。美国最初曾抱有同样的希望，但是美国受到了共产党的粗暴对待。共产党对待英国一直不是那么冷酷无情，不过我恐怕这不会持久。最终他们会使英国遭受他们给予美国的同样待遇。

贝文说，英国在华拥有它不愿放弃的利益，它必须设法保护这些利益。此外，每当中国发生内战和中央政府不能统治时，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和地方当局谈判。但是，关于承认问题，他可以说还不打算做出承认或不承认中共的决定。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尚未建立中央政权。

我说，贝文先生可能考虑到香港的安全。不过在这方面，有必要对局势采取现实的看法。国民党政府仍在战斗以遏止共军前进。与前几个月相比，近三个月来国军作战情况大有好转，士气大为高涨，致使共军的前进在某些地区已被遏止，在其他地区则趋于缓慢。

回到香港问题上来，我说即使从保护香港的观点看，国民党政府继续和共产党作斗争，对香港也大有帮助；而且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从中国西北到东南的广大领土，则不仅香港是安全的，而且国民党中国将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屏障。此外，关于香港，国民党政府和英国之间签有条约，而国民党政府对于条约规定的义务历来是尊重的。即使为了保护香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也是一个更为稳妥的政策，因为这会产生间接保障香港安全的作用。

贝文说，关于香港，他的政府正在采取以它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它的政策。那就是他们一直在香港设防的原因。如果中共进攻香港，他们就要抵扰，那就会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

我说，英国用武力保卫香港只是最后一着。然而只要国民党政府仍在和共产党作战，就不会有共产党入侵香港的问题。因此，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充分的道义上的支持和一些物质援助，这对香港是有利的。

贝文说，英国政府的对港政策是以中国政府无力守住广州的设想为根据的。但是正如他曾对艾奇逊说的那样，英国的情报表明，共产党要在 9 月中旬才进攻广州。

他问我，关于这个日期，我曾听到什么消息。

我说，按照我得到的情报，共产党指望在 9 月底以前占领广州，并不迟于 10 月 10 日，即在中华民国国庆节前建立其中央政权。但是共军现在落后于预定的时间。

在我告辞往外走时，他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对我说，内阁实际已决定承认共产党政权，但是执行决议的日期由他掌握。如果在广州的中国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保卫广州，他可以推迟执行，甚至要求内阁撤销这项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决定。

8 月 23 日，我回复了外交部有关宜否向联合国提出中苏问题的电询。他们曾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不大赞成的。然而在国内，这一主张得到了强烈拥护，这是为了向大部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说明，委员长领导下的政治局面和政府的崩溃，其根本原因在于莫斯科未能按照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约规定的义务支持国民政府，从而怂恿了中共的武装反抗。由于国内舆论以至政府方面起初都强烈反对和苏联缔结协定，后来又反对予以批准，情况就更为如此。

当然，不仅是委员长，还有国民党所有其他领袖，如代总统李宗仁将军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将军，均于1949 年 8 月支持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意见。在国民党政府面临共军顽强推进而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党的所有领袖都赞成控诉苏联，这是必然的。他们认为，控诉苏联可以使全世界看清，不论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何种政权，都是苏联政府的产物而不是应该得到国际承认的真正的独立政府。

8 月 26 日，我去会见腊斯克。我告诉他，我希望和他讨论苏联在华的活动。中国政府拟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

腊斯克说，他设想中国将提出证据，证明苏联一直在支援和怂恿中共，并且试图使东北脱离中国。他问中国政府已收集了多少证据。

我说，我当下不能确切答复，但是根据从中国政府得到的消息，某些事实看来是清楚的。例如，东北的铁路现正由苏联经营管理。至于苏联给中共的军事援助，某些美国记者曾不断询问这种说法有何证据，并且希望中国提出中共部队的苏制武器数字。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是不相干的。苏联人无需向中共提供其自己的武器。除将缴获的日军武器移交中共外，苏联人还一直在把东北前日本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以及德国投降后从德军缴获的德制武器供给他们。

我说，还有人询问是否有苏联人在共军中参加战斗的证据。这也是不相干的问题，因为苏联人无需亲自参加战斗。由于苏联和外蒙古签汀的军事联盟以及苏联和北朝鲜缔结的协定，在苏联的唆使下，外蒙古人和北朝鲜人一直在和中共一起向中国国军作战。此外，经苏联训练的日本战俘也已被派到中共部队参加战斗。我又说，还有这样的事实，即苏联近来已和东北共产党当局缔结了贸易协定。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违反 1945 年 8 月中苏条约的。

腊斯克重申美国政府将研究中国准备提交联合国的各个论点，并看了有哪些论点可予支持。他问我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磋商所得的反应如何。

我回答说，蒋廷黻除已和奥斯汀参议员探讨外，还联系了英国的贾德干、法国的肖维尔及安全理事会的加拿大代表。但是除奥斯汀外，他们都表示要把中国的要求报清其本国政府考虑；就我所知，尚无一国作出确切的答复。

我说，还有一个中国提案应该提交哪个机构的问题。

如果提案是基于威胁和平，则应提交安全理事会。而提交安理会的困难是，苏联可以使用否决权以阻止任何实质性的决议。如果是一件违反条约的提案，则可提交联合国大会，尽管这未必能排除有人提出威胁和平的争论点。然而联合国大会的权限仅仅是建议，而不能具有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效力，安理会的决议可继之以强制执行。腊斯克认为，处理这个提案以联合国大会更为合宜。

安理会的否决权会阻碍决议的通过，而联合国大会的权限虽只是建议，但那是向世界舆论呼吁的更好的讲坛。

腊斯克说，还有一个听取中共代表意见的问题，这是苏联及其集团必将要求的。他相信中国政府会早已想到这一点。

两天以后，我拜访蒋廷黻时，他对我说，奥斯汀已派美国代表团的罗斯来给他答复，内容和我从国务院得到的答复相同。然而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尚未答复，或许须待和美国商议后才作答复。我主张控诉苏联的行动构成对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控诉违反中苏条约。蒋廷黻表示同意，但他认为此两项控诉应在同等基础上提出，以便其中一项因证据不足而失败时，另一项仍能成立。然后我们可以着手宣告中苏条约无效。

至于我方最终目标的决议草案，蒋廷撇打算列入三点：第一，确认违约的事实；第二，不承认在中国的任何共产党政权；第三，建议会员国对中国进行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说，是否向 9 月份的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个问题应予充分而审慎的考虑。在没有确定和获得主要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答应予以充分和真诚的支持之前，提出控诉是不明智的。9 月 8 日，蒋廷黻在电话中说，贾德干答复，如果中国所提苏联违反条约各点都有证据，英国可以支持中国，但是它不能在所建议的不承认共产党政权方面以及在莫斯科未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国民政府方面支持中国。

贾德干私下对蒋廷黻说，他个人意见是，中国提出后一个问题甚至是不明智的，因为苏联一向善于宣传，其代表只须将白皮书逐章宣读即可反击中国。

我从联合国总部 9 月 27 日的报道得知，蒋廷黻已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及秘书长赖伊，提出了中国呼吁考虑苏联违反 1945 年条约和联合国宪章问题。我想是由于广州的压力，他终于提出了控诉。28 日，合众社报道称，联合国程序委员会以十一票对二票通过将中国的控诉列入大会议程。该报道称，希腊支持中国，而波兰则支持苏联的维辛斯基的反对意见。正如我所预料，作为其论点的根据，维辛斯基引用了白皮书说明“国民政府”之所以“濒于崩溃”是由于其“反动性”及其领导人和成员的“腐朽”。

9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六票对五票批准程序委员会把中国对苏俄的控诉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建议。

l0 月 2 日，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和苏联承认新政权的消息。10 月 4 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与前一日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样，宣布承认中共政权。我国驻华沙代办葆毅先生于大约四个月后来访，并对我说，他于波兰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前一天离开华沙。他说，原来苏联准备在其卫星国承认后，再承认中共政权。他认为，我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导致莫斯科先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苏联的五个卫星国的行动并非出乎意料，而不像南斯拉夫 5 月的声明那样，使人推铡它是否意图在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斗争中物色朋友。大概这也是它出席联合国的代表于 9 月 29 日发言反对国民党中国及中国对苏联的控诉的原因。

4 日传来了广州叶公超宣布与苏联断交的声明：苏联承认近日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是苏联长期以来违反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我国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之必然的极点。足资证明我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待议控诉案，决非虚妄，从而更有理由使我国的提案获得充分和即时的注意。

他还指出，苏联的承认，构成“对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0 月 7 日，新闻报道称，白崇禧终于被迫从湖南衡阳撤退，而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司令部。报道称，国军对共产党的防御正在崩溃，并称共军的决定性行动是占领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广东城市曲江。据《纽约时报》称，国军从曲江是“不战”而退的。

10 月 10 日，即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来电称，将于当晚通知广州外交使团，政府拟在20 日迁往重庆，外交部将于 10 月 15 日晨六时停止在广州办公，17 日晨九时在重庆恢复办公。来电又称，李宗仁、阎锡山和叶公超本人均将于 20 日前抵重庆，致政府的电报应自 14 日起发往重庆。

11 日，报载白祟禧把全部军队自湖南撤往广西，其原因在于委员长不给财政支持以发放军饷，以及广州以北国军防线的崩溃。这说明委员长和李宗仁之间的明显分歧造成了广州本身的困境。委员长命令其黄埔军校得意门生之一的刘安棋将军从曲江防区南撤，致使白崇禧仓促撤退。

还有一事和此问题有关，而此事我只是最近（1970年 3 月）才在香港从张发奎将军处听到。他说，白崇禧的撤退也是由于名义上归他而不归委员长指挥的非桂系部队的行动所促成的。这些部队直属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程潜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的部队当时防守株州地区的中部防线。但是该部撤走了，这也是造成白祟禧撤退的原因。

然而当时我不了解这一情况，因此对白崇禧撤退的消息，对委员长明显的措置失当，以及广州内部的分歧和仓促向重庆撤退，我都感到十分沮丧。我感到特别沮丧的是，因为我一直在和贝文、克里普斯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的谈话中辩解说，湖南南部战线的军事形势纂本稳定下来了，国民政府所余地区仍甚广阔，以及只要国军在这一线挡住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地区后面的各国仍然是安全的。因此，中国政府全力固守此线不仅是为了国民党中国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南亚其他各国领土的安全。

该防线的失守之使我非常失望，还因为我始终在宣扬这样一个论点，即委员长和李宗仁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大有进步，他们之间的一致行动和合作会对中国的总形势产生极好的影响。虽然曾有与此相反的报道，但是由于刘安棋部队的撤退而使防线崩溃的这一发展情况，使我的论点站不住脚。我为此实感非常沮丧。接着，在10 月 12 日，即我建议宋子文拍发联名电报强调团结合作的绝对必要性的那天，传来了委员长和李宗仁不和的令人更为沮丧的报道，据说李宗仁将去广西桂林休养而不径去重庆，而政府应于该月 17 日在重庆开始行使职权。

报道称，虽然敌人尚距广州三十五到五十英里，而广州却已一片慌乱，军政大员们或逃往重庆，或逃往台湾，或逃往香港。广州人普遍认为该市将被放弃，委员长的军队将撤往台湾或海南岛。

13 日，来自广州的消息当然更为糟糕。合众社报道称，军政当局正忙于撒退，预计共军于当晚进城，国军则不战而退。我痛心地看到那些领袖们所有固守广州和保卫到底的誓言——甚至有人还说与城共存亡，通通都是空话。据说阎锡山已飞往台湾晋谒委员长。曾误传委员长于数日前到达广州，实际他一直在台湾。

11 月 5 日，据报道，重庆方面对这个临时首都的安全很悲观。有一支共军部队正从北面进逼重庆，企图占领该地。与此同时，另一支共军部队正向位于重庆正南的贵州省会贵阳挺进。

11 月 25 日，据报道称，重庆即将撤退，并且由于李宗仁未能从香港赶回临时首都，委员长将重新出任总统。

李宗仁本人电告我，他拟来美国。我国领袖之间如此分裂和重庆的即将失守，对于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控诉和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数月前，我和蒋廷黻就认为，我国国内形势对我国的控诉更是至关重要。那时我们都希望国军能固守广州一线。而重庆即将撤离和代总统即将出走的消息又正好在蒋廷黻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辩论中，提出中国的控诉及证明材料的主要发言的当天传来。

次日，即 11 月 26 日，蒋廷黻来访。他对我说，杰塞普对他前一天向政治委员会所阐明的我国的控诉印象很深，但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中国的决议案。蒋廷黻说，该决议案要求：第一，谴责苏联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中苏条约的义务；第二，不予中共以任何军事或经济援助；第三，不承认中共政权；第四，任何国家不得趁机谋取本国利益。将由美国、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联合提出的，经杰塞普本人起草的决议案不谈目前局势而只要求：第一，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有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第三，尊重和中国有关的现有条约；第四，任何外国不得据有势力范围或特权（与此同时，美国似乎要在公众的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我建议，如果中国的决议案没有希望获得多数票赞成，蒋廷黻可设法修改杰塞普准备提出的联合决议案。

蒋说，他准备先缓和我国决议案的调子，以便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不行，他将争取杰塞普同意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联合决议案。

美国代表团和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代表团一起，于 11 月 28 日提出了联合决议草案。该草案并未像蒋廷黻希望的那样予以加强。和以前一样，它不提“承认”

这个争论点，而这一点是蒋廷黻的四点草案中之一点；他于 11 月 26 日曾向政治委员会说明这是“最重要的”

一点。然而承认问题也是许多国家感到他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中令人为难的一点。随着中国局势的不断恶化，他们愿意保持行动自由。12 月 1 日，作为摆脱这种局面的一种方式，蒋廷黻机智地要求把决议案的表决推迟至 12月 5 日。那天，古巴、厄瓜多尔和秘鲁提出一项折衷动议，把中国对苏联的控诉提交大会的临时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

我与蒋廷黻于 12 月 7 日在拉瓜迪亚等待李宗仁的专机到达时，讨论了这个问题。蒋廷黻也来欢迎李宗仁一行。他对于联合国大会表决将中国的控诉提交临时委员会继续研究审查的三国动议感到更加放心。他说，杰塞普终于同意一旦蒋廷黻接受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处更动，他就不反对这个动议而投赞成票。这次更动是，指示临时委员会按照五国联合决议案所采用的原则研究和审查中国的控诉案，并且还要考虑今后的违反条约行为。

这是鉴于美国代表团反对三国原来的动议而作出的折衷建议。蒋廷黻告诉我说，作为交换条件，他同意不再发言反对联合决议案。

次日，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经乌拉圭提出修正案而予以加强的三国建议，同时也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五国决议案。

12 月 12 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前来华盛顿，并对我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在回答我询问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案及其结果时，沈先生说，糟透了，除南美少数几个小国外，几乎没有代表团发言支持我们。

尤为突出和令人失望的是亚洲各国代表团的保持沉默，除黎巴嫩和伊朗外，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控诉不发言，或在表决时弃权。他还说，没有一位中国大使或公使赞成政府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决定。甚至外交部起初也不想提出。

如前所述，我认为这一举动主要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起源于中苏条约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而且甚至在国民党党员中，都非常不得人心。随后是共产党在苏俄支持下的叛乱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十分惊人，并以大陆实际失守的局面告终。我猜想，政府为了转移视线，并使之集中于莫斯科，决定向联合国提出苏联违反条约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全部国际因素和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处境，至少可以说这个决定是不合时宜的。

30 日凌晨，华盛顿电台报道称，印度已承认中共政权而且没有提及国民政府。我记载如下：尽管并非出乎意料，然而这是非常不愉快的消息。我觉得印度这是以怨报德。中国，尤其是委员长，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了印度的独立事业，甚至几乎以牺牲中英友谊为代价和不惜招致当时的战时首相邱吉尔的怨恨。这表明尼赫鲁的处世和思想完全是西方式的，甚至完全是英国的——基于权术而非基于原则；他不是坚定地依照亚洲的传统，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以道德至上为原则。

后来自动收报机传来了国民政府通过叶公超宣布与印度断绝外交关系的通告。但是通告声称，政府对印度人民仍怀有最友好的感情。

12 月 31 日，我自己见到了参议员诺兰。虽然承认问题并非我往访的主要目的，但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诺兰说，那些支持承认的人声称，承认并不含有赞成的意思，但是从他的观点看，承认就含有赞成的意思。如果美国承认中共政权，那就意味着非共产党国家的自由事业与美国无关，而且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地统治中国人民。这会进一步湮灭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仍然期望着重获白由的人民的希望。

诺兰说，他深感承认中共政权是愚蠢的，并且在我到他办公室前几分钟曾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必须告诉英国政府，如果它承认中共政权，它就不能指望美国国会一致通过给予更多的援助。他认为再给援助是毫无意义的。

三日后，我收到报告称，英国已通知美国政府，它拟于 1 月 7 日或最迟于 1 月 9 日承认中共政权。1 月 6日，星期五，我动身去纽约赴几个约会。当我到达时，获悉英国外交部代理外交大臣麦克尼尔已召见我国驻英大使郑天锡。他将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以及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的决定通知了郑天锡。星期六，伦敦宣布已向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出承认书。郑天锡大使对此行动的声明于当日中午在伦敦发表。大使说，这个行动是“来自中国的朋友和以前的同盟者的沉重打击”，他称之为“活埋国民政府”的行动。

在亚洲国家中，锡兰也于 6 日承认了中共政权，巴基斯坦则于两日前承认。接着是阿富汗和以色列。在欧洲，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迅速相继承认。许多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迅速承认使我处于极不寻常而且肯定是尴尬的地位。我过去和这些国家在华盛顿的代表经常见面，而且一向很友好。我愿意引用我 1 月 23 日的日记，以说明我在这种情景下的感受。那天我去参加卢森堡公使加莱夫妇为庆祝卢森堡女大公诞辰举行的招待会。

回来后，我写道：

我觉得在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不得不小心一点了。这么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问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恰当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到个人所代表的国家。

前驻牙买加领事邵挺先生在前往台湾途中于 3 月 20日来访。他对我说，当他把伦敦承认中共政权的消息告诉牙买加专员时，这位专员感到惊奇，并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他向邵挺保证，虽然他将不再行使中国领事职权，但是如果他愿意以个人身份留在牙买加，他将受到欢迎。

他还许诺给予一切礼遇及便利。这位专员还保证对他的工作人员予以同等待遇，甚至答应帮助他们就业。1950 年 3 月 20 日，前中国驻瑞士公使吴南如叙述了瑞士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以及他结束中国公使馆和撤离的经过。他告诉我，瑞士外交部长于 1949 年 6 月曾对他说，瑞士不忙于承认中共政权，而且也许是第三十个承认的国家，因为联合国有 59 个会员国，而瑞士将在半数以上的国家承认以后才承认。

然而到了 12 月，当英国即将承认时，这位外交部长召见了他，并通知他说，瑞士国内对中国感兴趣的商人正在催促政府承认，瑞士也不得不行动了。

据吴南如说，瑞士承认中共政权的真正原因是：第一，一些瑞士商人对政府的压力；第二，英国的压力；第三，吸取在承认苏联问题上的教训，由于当初的拒绝承认，导致了和莫斯科建立关系延误二十三年，使瑞士损失了许多做买卖的机会，并在国际上经历了许多困难；第四，在尼赫鲁指出中共政权的必然胜利和国民党的不可救药之后，印度带头承认。

我还想提一下一位来自英国的程絃远先生。他是在几个月后，即 1950 年 5 月 15 日，来到大使馆的。他对我叙述了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前，他在驻伦敦大使馆最后那些日子里的生活情况。他说，郑天锡大使曾设法会见艾德礼首相，但是被告知说，如系公事，他应到外交部会见国务大臣麦克尼尔，因而郑天锡于上午九点半拜会了麦克尼尔，并得知英国政府的决定。他们原准备于次日将此项决定通知他。他们向郑天锡保证说，他和大使馆人员如果愿意，可以留在英国，而且如果需要维持生活的话，他们可以获准求职，只是需要每个月向警察当局报告一次他们的居住地点。但这项要求，郑天锡可以豁免。

第二节 政府自广州撤至台湾

1949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我往访陈纳德将军。他觉得美苏战争不出两年就会到来，因为他看不出紧张和冷战怎么能持续下去而不爆发战争。这也是台湾最高当局所持的意见。我曾谈到外交部长王世杰于 1948 年秋从巴黎的联合国大会回国后向委员长汇报称，他肯定巴黎的一般意见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陈纳德和其他人想必也把他们的看法告诉了委员长。遗憾的是，委员长想必已完全置信，因为在他自己的引退及他在台湾为卷土重来所做的各种准备行动，显然都是以相信战争即将爆发，以及中国将再次起到重要作用为依据的。

银元币制改革开始后，广州政府的开支是靠委员长引退前由大陆运到台湾的储备中拨出有限的金额维持的。这在以后就中断了。委员长觉得，他必须保存这些储备，把台湾政府维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返回大陆。

自从 1949 年夏季以来，我听到了许多证实这种论断的报道；这使我确信在我国一般人中，有许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来临。例如，1949 年 6 月，我收到了一位刚从中国来的朋友的一篇个人报道。他描绘了广州士气低落的景象。他说，在广州，没有一个人愿意工作或战斗，而是期待美国的援助，或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奇迹。7 月份，一则新闻报道称，委员长曾接见美国记者。接见时，委员长要求美国恢复对华的积极政策，否则就要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9 月 1 日，我在宴请五位中国官员时，提出了美苏战争的可能性问题，问他们每个人的想法。一场活跃的讨论随之而来。五位客人中只有一位和我的意见相合，即认为战争极不可能。数周后，刚从任所回来的美国驻广州公使衔参赞克拉克说，委员长的意思是在台湾保存够用两年的储备金和军需品。他说，委员长相信，届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已爆发。

美国国务院似乎十分了解台湾的此种情绪，并为此而大为恼火。8 月 25 日王守竞博士自科克伦处获得消息称，国务院认为，委员长在指望着美苏之间的战争，并指望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再次被请求合作。科克伦系律师，和首都上层人物有许多联系。但是，他断定，国务院是不愿和委员长打交道的。国务院的官员也曾不只一次向我本人询问，为何我们不能利用或更多地利用台湾的黄金储备。

l0 月 10 日，为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委员长发表了文告，公开指责苏联支持中共叛乱实际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叛乱是苏联发起和支持的侵略。他说，北平共产党政权是又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但是，支援戡乱就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倒是同意印度尼赫鲁总理于10 月 14 日和我谈话中所说的一些话。他认为在今后的五六年内不会发生战争。一则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好战争准备，再则未来的战争将是具有极大毁灭性的可怕事情。所以他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诉诸战争。

不仅委员长相信战争在短期内即将来临，而且他的许多经常接触世界大事的下属官员也相信战争即将发生。这就导致了采取最终有损于中国事业的政策。

我一有机会，就设法说服那些领袖们不要相信战争即将到来，以及不要希望一旦发生战争，我国问题就会得到使我们满意的解决，就像我国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得到解决那样。这种信念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如意算盘。但是应该指出，委员长及其同僚的信念确实得到很多支持。甚至有些知名的美国人也认为战争即将到来，或者认为早打较迟打对美国有利，后一种看法在1949 年 9 月以后尤为如此。他们的理由是，苏俄既然在 9月末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意味着美国垄断核武器的优势连同其对世界均势的影响终将消失。

9 月 26 日，我到纽约访问胡适。他说，陈之迈在有关拟议中的新的自由党党纲内加上企业自由经营原则的建议，遭到了蒋廷黻的反对。但是我说，我完全赞成这个建议。总之，到 10 月初，建立自由党的准备工作已大有进展。蒋廷黻已把党章草案给某些美国人看了。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一下我 10 月红日日记中关于我和谢寿康博士谈话的一段记载。他说：“王世杰主张建立自由党以接管政府，委员长予以默许，甚至同意予以资助。”

我想，这里所指的并非我上面所谈的自由党。王世杰和委员长所想的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反对党，而是一个开明的团体，诸如开明政府设想中所包含的那种团体。

至于委员长，他考虑的是当时需要建立一个阵线，一个由开明的领袖人物组成的新政府，以引起美国的重视。如果有些开明人士考虑组织一个自由党，肯定他不会答应。

成立自由党的动议和草案，一直也没有具体结果。由于战斗已经结束，而且大陆已全部丧失，其他许多人的兴趣减弱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出现新的局面，建立一个新政党的热情减退了。

10 月 24 日，我走访宋子文时，他给我看了一份关于美国在这最后时刻中如何援助中国的备忘录。他说的中国是指委员长。这是一个长文件，叙述了如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以西南各省为基地守住一条防线的可能性。其想法是坚持一二年，以便赢得时间进行准备和等待世界形势的演变（第三次世界大战）。

宋子文的计划是由美国提供两亿美元，其中包括经济合作署中国专款结存的约八千五百万美元，国会批准的对整个中国地带军事援助款七千五百万美元，以及向美国政府预支并以中国的锡、钨、锑和猪鬃等战略物资偿还的四千万美元。总数分五个月使用，每月用于轻武器一千万美元，用于军饷三千万美元。

我告诉他，计划内容是够具体的，但要美方予以认可仍有很大困难。例如，所提的动用经济合作署的余额就需要新的立法。同时我们在广东、广西和湖南诸省失守之后，也无法保证生产所需战略物资的数量。再者，把大部分款项用于军饷，会遭到华盛顿政府的激烈反对。然而正如宋子文所说的那样，局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行动，只得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尽人事，设法挽回显然已告失败的事业。

11 月 1 日，贝祖诒和李榦前来互通情况，我告诉他们，美国政府仍未决定如何使用七千五百万美元援华款项。自从广州失守以后，意见又转向抛开中国，而赞同将该款用于振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然而五角大楼仍坚持将该款用于援华，甚至在探讨购买美国食品作为慈善和人道主义事业发放给中国非共产党区的想法。我建议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并在这方面向我提出意见。贝祖诒看来不太喜欢这种想法。他担心这会给美国提供借口。但是我说，这只是先供我参考而已。

11 月 3 日，李榦按照我的要求，带来了关于四川、西南其它各省、海南岛及台湾岛的食品需求量的一些资料。

用这个办法我们或许能够动用经济合作署的余额，或那笔七千五百万美元，以补助当地民众的食品供应。

11 月 2 日傅径波来谈。他告诉我，司徒雷登为中国局热十分焦虑，而美国国务院仍处于英国要承认中共政权的压力之下。他还说，最不幸的是广州的陷落，国务院现已坚决停止援华，并且抱怨蒋夫人搞私下活动促使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政策。他说，马歇尔已建议她回国，并称，她离开美国对中国有好处。

傅径波告诉我，在里弗代尔最近举行的宴会上，马歇尔答复蒋夫人呼吁援华的唯一重要的话是，美国限于财力，不能承担中国战胜共产党军队，阻止其横行全国的艰巨任务。

11 月 9 日，我收到了国务卿对我 8 月 15 日函的复信。

复信表示尚未就如何使用 9 月 28 日参众两院会议通过的七千五百万美元问题作出决定。该款的授权已由总统于10 月 6 日批准，继之于 10 月 28 日拨款。然而国务卿的复信写道：“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笔款项”，仍在“认真考虑之中”。

同一天上午，我还接到蒋委员长的一封密电。该电分四部分，系关于国务卿艾奇逊致委员长的有关台湾形势和美国期望我国自助的文电以及委员长对此文电的回复，最后还附有台湾省主席陈诚有关台湾的情况和需要的备忘录。看来陈诚正趁机利用艾奇逊的文电（他把此文电看作美国对台兴趣增加的迹象）敦促美援。

国务院曾一直致力于从和委员长或台湾的任何牵连中解脱出来。经济合作署的克利夫兰始终反对在台湾执行任何建设项目。艾奇逊在和我谈话中曾说，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官员似乎很不可能最后决定和委员长在台湾合作。事实上，仔细阅读一下艾奇逊致委员长的文电，即可看出这一通文电，与其说是承诺，莫如说是恐吓。

在我们面临整个大陆都有可能被共产党占领时，关系到当时美国对台湾或对海南岛或同时对这两处的合作或援助的另一个问题纂台湾的法律地位。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开罗会议。当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三位战时领导人会谈战争目标时，委员长曾被告知凡属日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一律归还中国。这一点已在波茨坦予以确认。可是，虽然在波茨坦提出的受降条件之一是日本向同盟国交出它用武力攫取的一切领土，但对这些领土的最后处置需先经同盟国之间决定，然后载入对日和平条约。但和平条约到 1949 年并未缔结，实际上是尚未草拟。即使在日本和中国以外的各同盟国签署和约时，这个和约也没有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但是，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战区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时，曾在美国帮助下立即派兵前往台湾实施有效占领。因此，中国从 1946年起一直在事实上管理着台湾，而且中国人的普遍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不容讨论。特别是国民政府已经至少在其战时盟国的默许下治理台湾多年之后，尤为如此。

1949 年 8 月 10 日中午，宋子文和我在双橡园共进午餐。当时我对他说，台湾归根到底不是一个安全基地。我说，台湾的地位仅仅基于继开罗协定之后的波茨坦协定，在法律上仍容有异议。

杜鲁门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重要声明中宣称：1943 年 12 月 1 日在开罗的联合宜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主席声明他们的目的是：凡属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诸如台湾，应归还中华民国。

美国是 1945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国。

该宜言宣布开罗宣言所载各款应予执行……遵照这两个宣言，台湾交回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接受了中国对该岛行使权力的理由。

11 月 9 日我去国务院拜访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巴特沃思说，台湾以其自然资源和工业潜力，可以成为良好政体的模范。他说，目前美国政府对那里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局势感到关切。他看不出那样大小的一个岛屿怎能维持凡十万中国军队。这只能证明此乃台湾人民不满意的一个根源。他听说经济方面使人民负担极重，结果导致他们愤懑。大陆难民的涌入也是引起当地居民怨恨的一个原因。如果这种情况待续下去，该岛的安全将遭到破坏。他说，美国政府希望看到在改进台湾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方面，作出认真的努力。建立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和消除该地普遍不满的根源是完全可能的。他又说，他不无诧异地注意到，台湾当局表示他们需要美国提供多达十个师的军队的装备和物资。这和法国、美国的武装部队相比较，似乎太不成比例了。

我说，如果大陆情况每况愈下，如果共产党统治了整个中国大陆，台湾就必须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即使在目前，也有必要遏止共产党占领大陆沿海附近各岛的企图，以免这些岛屿被用作入侵台湾的跳板。

巴特沃思说，他认为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改善台湾人民的状况。如果使用得当，台湾的资源足够台湾的需要，而无需外界的援助。

接着，巴特沃思说，致函蒋委员长是为了说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关切和态度。台湾当局竟然认为台湾在战略上如此重要以至要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派遣美国军队帮助防守台湾，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不明白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怎么会在台湾高级当局中普遍流行。实际上，美国政府和盟军最高司令部都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去台湾帮助台湾当局防守该岛。

我提出了海南岛的问题。我说，我最近听说美国政府关注海南岛的局势，并认为从防御共产党威胁的总战略观点看，该岛是一个重要地点。我愿意表示，中国政府乐意得到有关如何进行合作以确保该岛安全的建议。

巴特沃思的答复非常明确。他说，美国对海南岛不感兴趣。他说，他知道中国当局有一个离奇的想法，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最近的将来爆发，而且美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将不得不帮助中国。他不明白，这样一种没有根据的信念怎么会在中国官方高级人士中盛行。

11 月 15 日，我接到通知称，军统首脑、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将军已到达华盛顿，他是应司徒雷登大使的邀请前来讨论美援问题。我请郑介民共进午餐和交谈，在交谈中，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中国打共产党。他说，国民政府仍掌握着二百五十万军队，并且只需供给武器弹药就能发挥作用。他说，南京、上海、汉口和广东的兵工厂都已迁到台湾，但尚未安装投产。

我问他，中国军界是否仍然普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于六个月到一年期间爆发。我说，美国官员嘲笑并且似乎讨厌这种看法。他坦率地回答说，对中国来讲，唯一明智稳妥的政策是坚持并保存其资源到美苏之间爆发这样一场战争，否则是无法击退共产党的。他并不遮遮掩掩，他说出了台湾高级人士的普遍信念；尽管我告诫情况不会那样，他们还是坚持。他说，台湾还能长期坚守。显然他没有意识到台湾人民由于对当局的愤愤不平而会爆发内乱的潜在危险。他说，台湾需要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以保卫该岛。

我问他关于委员长可能复任总统的报道。他说，委员长及其高级顾问曾在台北举行会议。他们大多数赞成他复职，因为李代总统要求他复职。然而在一两位顾问的建议下，决定探询代总统是否确有诚意。探询的结果恰恰相反。郑介民说，代总统的真正目的是迫使委员长交出权力，听任其自由行动。

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官员向惟萱上校给我看了中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给此间中国空军首脑毛邦初的一份电报，为十余名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报务员，连同十架中航飞机和两架央航飞机投奔共产党事，指示毛接管这两个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和物资。

记得第一次提出如何保护中国商业航空公司财产的问题，是在英国人试图将中国航空公司驱逐出香港的时候。1949 年 8 月 11 日，宋子文曾对我说，他在考虑向委员长建议成立一个私营公司接管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民航大队以应付局势。当时正按照这个意见和陈纳德进行商谈，实际上，他已经在美国把民航大队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注册。在香港还曾试图起诉，以使法院授权我国政府代表重新占有中国航空公司在那里的动产和不动产。

11 月 18 日叶公超来电：“中国政府拟将该两公司按照特殊安排移交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公司。该公司现已在香港注册。由于泛美航空公司持有中国航空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请联系泛美航空公司最高当局立即指示其香港代表，在这里的董事会提出上述安排时予以同意。请向泛美航空公司强调这一行动的必要性，以便抢救财产，并使飞机恢复使用。如果泛美航空公司本身有意接管所有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和设备供其经营，中国政府将优先考虑这样的安排……”

供泛美航空公司选择的后一项建议是政府继香港发生变故后立即提出的。但泛美航空公司反对由陈纳德的公司收购，而本身又不愿接管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和设备。因而他们提出由我国政府收购泛美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空公司的股权的反建议。11 月 21 日香港电讯报道称，李宗仁将军已从他的原籍广西省会桂林到达香港。电讯称，他的香港之行是为了医治胃溃疡。但是其它报道则称，他赴港是因为他已和委员长决裂，并将组织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新政党。这些报道令人不安，并且加深了外界对我国领袖之间在此民族危机时刻仍不团结的普遍印象。

22 日，桂林陷入共产党之手。皮宗敢给我拿来了委员长在重庆的机要秘书黄少谷的一份来电。来电称，委员长应李宗仁的邀请去重庆，但他到达时李却不在那里。 （记得李宗仁从未按计划前往重庆，而是从广州直接去桂林。）于是委员长邀请李宗仁去重庆，但是李宗仁却去了香港。

来电接着说，内政部长李汉魂将军已经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桂系的另一个成员黄旭初，也已辞职。电报说，这表明他们的反共态度开始动摇。电报又说，李宗仁可能访问美国以弄清美国的政策并寻求援助，但是，与此同时，他没有宣布他离职期间由阎锡山将军代理，而是继续声称仍由他负责。电报称，唯一办法是贯彻责任内阁的原则，由国民党总裁（这就是说委员长）从旁尽力协助。来电嘱皮宗敢将电文抄件给我和胡适各一份，并呈报美国各界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反应。皮宗敢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最好略等一两天，看一看美国的反应到底如何。我提到了我致委员长、李宗仁和阎锡山等人的电报，并对皮宗敢说，我已经反复汇报了实际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使人不快，但其他部门很可能没有汇报这些情况，因为我恐怕其他汇报大多有讨人喜欢以邀宠的特点。我担心国内在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尤其是对委员长、李宗仁以及整个国民政府的态度和意图方面，仍缺乏清楚的了解。

同一天，甘介侯从纽约中国领事馆来电话说，李宗仁通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拍电报给中国领事馆转他，电报称，代总统患胃溃疡病，将来美就医，但是不公开露面。约有十人随行。

12 月 8 日，即李宗仁到达的次日，我去医院见他，向他概述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我说，美国政府已经被白皮书弄得麻木了；目前在我国一系列事件和美国国会及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它正试图走向制订一项新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迅速推进和我们不战而放弃广州以及即将撤离大陆会使其他国家进一步产生赞同早日承认中共政权。我给他分析了白宫、国会、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中国的态度，指出如果中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如何向美国政府保证这次援助能导致良好的结果而不会引起更多的摩擦和失望。他说，他将考虑这个问题并和我再谈一次。他打算先和他的顾问商议，然后再发表意见。

第三节 对台湾及海南岛的援助问题

1949 年 12 月 9 日，中国政府行政院开始在台北行使职权。

我刚刚返回华盛顿。皮宗敢武官就向我报告，最近来华盛顿进行短期访问，商谈军事援助问题的郑介民将军来电，通知我 1949 年 11 月 19 日他和白吉尔上将会谈的要点，皮宗敢说，白吉尔曾告诉郑介民，关于援助台湾加强防务问题已由五角大楼的最高级人士根据中国的一位美国朋友所提出的备忘录以同情的态度予以讨论。白吉尔建议中国提出援助台湾的申请。他以为美国当局会予以同意：（1）拨给六个师的装备；十二艘巡逻台湾沿海的军舰和空军的备件；（2）派遣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员代表团帮助台湾当局，每个兵种约三十人，其中包括一批退役的和非现役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作为志愿人员由中国付酬，但也许可从经济合作署结余的中国专款项下拨付。

白吉尔说，作为上述申请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须同意：第一，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替换已经证明为不适应局势的陈诚，人选最好是吴国祯，要给新的省主席以充分的权力；第二，要和美国顾问全心全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要立即撤走。

17 日下午，我应李宗仁之邀与他会晤。当时李汉魂夫人和甘介侯也在座。我在答复李宗仁的问题时，说明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情况。李宗仁迫切想把海南岛包括在我们要求援助的范围之内，并说，最好的办法是利用经济合作署的一部分中国专款给海南岛购买大米。（这似乎暗示他已知道正在准备要求对台湾提供援助。）李宗仁没有提到他同杰塞普大使的谈话，但经我询问，他证实了杰塞普曾会见过他。他说，杰塞普大部分时间是在倾听，而对于援助问题或中国局势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或提出任何意见。我还得知甘介侯曾在利斯堡会晤了马歇尔将军，可能也是关于援助海南岛问题，但是白吉尔并没有拜访李宗仁。

李宗仁主要关心对海南岛的援助，这是很自然的。首先，海南岛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其次，海南岛在地理上紧邻他的家乡广西省。

蒋委员长对争取美援以保卫和发展海南岛也同样感到关心，但是我推测他之关心海南岛是别有企图的。我认为他想把海南岛作为防卫台湾的外围，而不愿让李宗仁据有海南岛作为桂系东山再起的基地。李宗仁的意图是直接从美国政府探明对中国的援助是否有望；如果有望，那么金额是多少和什么时间实行。因为他认为美国一方面无意给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更多的援助，但是在另方面，可能会给他自已领导下的政府以援助。事实上，他出访美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弄清这一点。因为他只有通过访问美国，获得援助，才能继续行使代总统的权力。我的立场则一如既往，就是努力为中国的事业效劳。

我并不偏袒蒋委员长和李宗仁之间的任何一方。只要委员长所作的事情符合中国的利益，我就会像以往那样站在他那方面，如果李宗仁作的事情对中国有好处，我的立场也是如此。

12 月 23 日下午四时，我到国务院拜访了巴特沃思。

想交给他一件致国务院的照会；要求军事和经济援助。我说，中国当局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实现台湾行政管理的改革，为的是取得台湾人民的好感和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吴国祯被任命为新的省主席，改组了省政府，使省政府委员大部分由台湾人担任。前任省主席陈诚在任职期间曾将农民的赋税从按产量抽百分之五十减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次减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说，我确信新的省主席会继续推行有利于台湾人民的其他改革。我接着说，为了保证台湾的安全并改善其经济生活，中国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为了使其任务更易于和更有效地完成，它也愿意从美国得到一定数量的援助。正如照会中所指出的，我愿着重说明，我国政府不会由于有了援助而忽略自己的责任或者丝毫放松自己的努力。因为中国认识到毕竟它必须自助，它所要求的任何援助只是为了帮助它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旁人。然后我将照会交给了巴特沃思。

巴特沃思没有看照会就说，他愿意首先说任命吴国祯为台湾省新主席是一步好棋。美国政府所感到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应该为台湾人民谋幸福，以保证他们的忠诚，从而巩固台湾抵御共产党入侵的防务。

巴特沃思说，为了使新的省主席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应该给他足够的权力。他听说吴国祯在维持台湾的治安与秩序方面没有广泛的权力。陆海空军在岛上各行其是，士兵在街上到处游荡，向当地人民征用房屋和补给品，而省主席无权加以干涉或制止。

我说，除去任台湾省主席时间不长的魏道明外，吴国祯是第一位文官省主席，他在指挥台湾的行政机关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将军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负责台湾的防务，他当能约束驻台军队的行动。

巴恃沃思在谈到请求援助时说，他认为台湾如果不是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它的收入应该能够自给自足。

我说，事实上台湾省政府的收入和国民政府的收入界限分得很清楚。台湾岛的收入优先满足省政府的需要，中央政府则依靠它自己的资产维持，即从大陆转移到台湾的外汇、金条和银锭。现在外汇所余无几，唯一剩下的财源不过是一定数量的金条而已。

他问要求进一步援助的用意何在，是为了援助台湾本身呢？还是为了加强台湾的地位，使之成为在大陆继续战斗的作战基地呢？

我答复说，主要是为了使台湾能够免遭侵略并将它建成一个对大陆上共产党进行有效斗争的主要作战基地。

董显光是委员长的患实追随者，年轻时教过委员长英文。他刚从台湾和香港来。12 月 29 日，他在大使馆逗留并把他和白吉尔的谈话以及他的使命告诉我。他的使命是：（1）转达委员长对白吉尔的感谢；（2）探明美国是否仍反对委员长的统治；（3）摸清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关于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态度和意见；（4）摸清美国政府能否制止英国承认共产党政权；和（5）摸清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最近的将来爆发。（我想这些问题是根据委员长的指示提出的。）他对我说，在日本，他得悉日本人认为六个月后，当苏联已生产出两千枚原子弹而美国只储存一千五百枚时，战争就会爆发。（台湾也持有这种意见。）

董显光说，他还要带个口信给蒋夫人，就是将为她派一架飞机去马尼拉（显然委员长要她一定回去）。委员长还托付他转达对我在美工作的嘉许和对工作中困难的体谅，并且要求我不要有辞职的念头。然后他问我，在美工作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了他，并且答应给他一份节略以供他个人参考。这份节略他可以用来如实向委员长汇报。他说，委员长会为我解决这些困难的。

第二天，曾陪同董显光拜访白吉尔上将的皮宗敢前来汇报。他告诉我，白吉尔对于孙立人将军虽然任台湾的防卫司令而没有掌握很多权力感到非常遗憾。白吉尔还询问了吴国祯的权力和台湾人在台湾省政府中所占的比例。白吉尔说，备忘录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对台湾的援助是为了在大陆上继续作战；这就可能使国务院认为需要支出巨额款项才能收效，因而进行反对。董显光已向白吉尔说明，当他离台之前，政府的最后决定是集中力量首先保证台湾的安全。

皮宗敢又说，在给予吴国祯和孙立人以充分权力这一点上，董显光已向白吉尔保证照办。白吉尔答复说，他很高兴得到这项保证，并将告诉那天下午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我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发出二封电报，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讨论了要求对台湾援助和在亚洲防御共产主义问题。杜鲁门总统主持了会议。在第一封电报中，我说，会议没有发表公报，但我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大意是：（1）在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向中国提供援助；（2）会议的一般气氛相当良好。我还报告说，海军部的公报宣布派遣一艘二万七千吨的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从西海岸出发增援太平洋的第七舰队。

在第二封电报里，我说，根据可靠情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向台湾提供援助的建议，最后没有作出决定。他们要等到国会复会，以便先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在就援助问题作出决定之前试探该委员会的意见。我请外交部长把这个电报也报告委员长。

我说，另一份报告称，在上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务卿对于援助台湾的建议抱十分犹豫的态度。他的理由是，这种援助只会增加国务院处理对外关系的困难，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对付整个亚洲的共产土义威胁的全盘政策。

12 月 31 日，无线电广播中宣布了印度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使得英国承认共产党更加追在眉睫。

同日，我在参议员诺兰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诺兰强调了中国领袖们团结与合作的必要。他说，这会使美国更易于提供援助。他还说，他反对英国承认共产党中国，而且刚刚就此问题接见了新闻记者。

谈到他最近的中国和远东之行，他说，对中国之行很满意。他先到台湾，见到了那里的一些领袖人物，然后去重庆，在那里他三次见到蒋委员长。以后他又前往香港，见到了李宗仁将军。我问他在中国所得到的整个印象是什么。这位参议员答道，他在台湾的见闻给他印象很深。他看到那里新训练的部队的士气很旺盛。他认为如果美国给于援助，台湾是能够防守的。但是据他看来，中国所需要的是全体领袖齐心协力共同工作。如果由于意见分歧，态度各异，从而造成反共力量的分裂，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不仅削弱同中国共产党战斗的力量，而且使得美国更难提供援助。接着，我问这位参议员是否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采取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

诺兰回答说，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但是他恐怕政府并未改变它的政策（即不给国民党中国以援助的政策）。不过，他和参议院的许多朋友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在看到台湾情况之后，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帮助中国对抗共产党的统治为时还不算太晚。除上届国会通过的七千五百万美元军事援助外，经济合作署援华资金余额大约还有一亿零六百万美元。

1 月 4 日，我将杜鲁门总统对于援助中国的真实态度电告外交部，同时也供委员长参考。我说，杜鲁门在援助台湾问题上曾倾向于赞同，但是最近由于国务院的反对，他不愿完全由他自己对此问题作出决定，以免影响国务卿的威信。因此，他想把这个问题拖延下去，希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作出的最后决定使他便于自己作出裁决。他估计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会赞成援华，尽管艾奇逊在委员会的证词将与此相反。

第二天的新闻十分离奇。首先，据说国务院曾秘密指示美国国外各领事和外交代表作放弃台湾的舆论准备，国务院认为放弃台湾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其次，更为离奇的是这些指示是在 1949 年 12 月 23 日发出的，也就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保全台湾而对援助问题作出决定的前六天。消息说，这个秘密文件是在东京发表的，可能出自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

同日下午，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断然否认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协助防守台湾。这使中国的美国朋友以及我们都感到意外。继总统声明之后，艾奇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甚至比声明更糟。他嘲笑地说，美国不能提供抗拒共产主义的“决心”，而且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他的声明重复了白皮书的论点。

1 月 6 日，我已确知蒋夫人将在 10 日返回中国，并且由于我想与李宗仁谈谈他离开医院以后的计划（有消息说他将于星期一去佛罗里达），我约定会见蒋夫人和李宗仁，并乘五点的火车前往纽约。

1 月 7 日星期六还安排了和胡适、蒋廷黻及宋子文举行午餐会。宋子文于上午十时到我在纽约住的旅馆进行会前谈话。他和我都认为对中国整个局势的处理不当，不仅是在军事方面，而且还有我们的外交方面，特别是对美国和英国的外交。他回顾了委员长是怎样猜疑旁人的，甚至像他自己这样的忠诚拥护者也得不到信任。宋子文说，有一次当他反对委员长的意见时，委员长以枪毙相威胁。下午四点半，我访问了蒋夫人。我把我国领袖之间团结合作的必要性和在海南岛进行一场反对入侵的出色战斗的重要性告诉了她。她对于第一点似乎不太感兴趣。但是对第二点立即表示同意。她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即美国舆论一直在朝着赞成给中国以更多援助的方面发展。

8 日下午五时，我到医院看望了李宗仁将军。他气色很好；虽然三分之二的胃已经切除，但大手术后恢复得很快。我告诉李宗仁，参议员诺兰敦促我国领袖为了自由中国的事业而团结协作，并在海南岛进行一次出色的战斗，用以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证明艾奇逊所说的中国军队已无斗志是错误的。我告诉他，我认为这是两个要点。虽然杜鲁门总统声明柜绝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我对于经我们要求，而在以后出现一些有利的行动并不灰心。

李宗仁说，难以实现团结合作有许多原因，而且由来已久。团结合作需要所有党派共同实现，这就首先需要大家都把为中国的幸福而努力作为基本目标而放在首位。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为团结合作做出了努力，而其它领袖和派系则没有如此。他现在尚未确定今后的计划，只是希望在回国之前会见杜鲁门总统。我说，杜鲁门肯定愿意把他作为中国的行政长官予以接见，但在正式要求会见之前，最好先试探一下杜鲁门的看法，特别是国务院的看法。我说，这一点我可以承办。

我推测他要会见杜鲁门的意图，是想弄清他获得美国政府的物质援助的希望，是否能比委员长更大一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就决定迅速回国。我已经说过，弄清这一点是他来美国的主要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就在美国逗留，观察台湾和海南岛以及大陆的事态发展，甚至正式退职。这就是为什么他还没有确定计划的原因。

1 月 9 日我回到华盛顿。晚上，我设宴招待参议员史密斯与诺兰和众议员周以德与洛奇。这四位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都对政府的对台湾和自由中国的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表示决心敦促援助并在参众两院继续进行辩论。我暗示最好请军事首脑就台湾对保卫东南亚和太平洋的重要性作证，以便确定国务院所宣称的台湾的战略价值不大是否正确。

援华法将于 1950 年 2 月 16 日到期，时间己不足一月。延长援华法，即继续给中国以经济援助，是当时美国政府和国会讨论中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之一。诺兰在 12日提出了一项议案。建议将援华法的到期日从 2 月 15 日延长到财政年度年终，即 1950 年 6 月 30 日。

我知道现在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都赞成延期到 1951年 6 月 30 日。这倒未必是出于为中国着想，而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以更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在现行法律之下，使用或不使用这样提供的资金是由他们判断决定的。

2 月 9 日，众议院的新法案通过了。2 月 10 日，参议院同意了众议院的修正案，从而使总统得以批准该议案，而总统则于 2 月 14 日于以签署。如上所述，这个法案包括把援华法延长到 1950 年 6 月 30 日。

1950 年 1 月 20 日，一等秘书傅先生告诉我，监察院发来一份电报，要求我转交李宗仁将军。电报指责他在中国的关键时刻遭离职守，玩忽代总统职责，并要求他立即回国。1 月 29 日星期日，我到李代总统里弗代尔寓邸去见他。我告诉他，我已了解到国务院对于他希望在回中国前访问杜鲁门总统一事反应相当顺利，我愿随时为他要求一次会见。但我的印象是他并不急于立即会见杜鲁门总统。他说，他仍在恢复之中，需要护士为他安排全部饮食，医生们每天为他进行检查。我在日记中写道：“大概白崇禧将军部队的失利和杜鲁门总统拒绝像对台湾那样向海南岛提供军事援助，使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白崇禧部队在防守广西的战斗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共产党从北面扑向他们，而且还切断了白军退往海南岛的去路。

甘介侯代李宗仁向我探间杜鲁门总统 1 月 5 日声明拒绝给台湾以军事援助的理由和今后援助的前景以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舆论动态。我把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如实相告。我还问李宗仁，新闻报导白祟禧部下的三万部队已进入印度支那，并且可能按照与法国方面的谅解获准从印度支那前往海南岛，此事是否属实。李宗仁说，法国人改变了主意。他们当初曾答应帮助，但现在反悔了。

2 月 15 日晚，甘介侯在华盛顿访问了我。要求我为李宗仁安排会见杜鲁门总统，因为李宗仁现已决定回国。

甘介侯说，李宗仁为不断来电威胁指控他不回中国和玩忽代总统职守而十分恼火。甘介侯告诉我，为了把话传给委员长，李宗仁曾对孔祥熙和胡适说，委员长最好保持缄默，不要大肆宣扬有损于中国的家丑，如果委员长暂时停止这种诽谤活动，李宗仁就返回台湾同他商讨如何把权力移交给他。这是甘介侯向我介绍的李宗仁的言语和口气。

他还说，李宗仁充分认识到蒋委员长不仅完全控制着武装力量，而且还控制着黄金储备，台湾已完全在蒋委员长的掌握之中，他是无法和委员长争夺台湾控制权的。因此李宗仁当然要放弃他的职位。事实上，他感到不宜眷恋现有职位，因为这会使他成为亡国总统。但是，甘介侯又说，如果蒋委员长继续和李宗仁捣乱，李宗仁也自有回击的武器。假若蒋委员长自成为军事独裁者，或自称为总统，他就要公开予以谴责。

甘介侯说，李宗仁认为自己是民国的合法元首，据法律专家说，只要他不中止执行总统职务，就没有人能把他撤职，因为他没有将总统权力移交行政院长。虽然委员长尚未正式宣布恢复总统职位，我已从台北收到密电称，委员长将重掌大权。李宗仁一定也已得到同样的情报。这个消息促使他争取早日访问美国总统。

杜鲁门总统定于 3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一时设午宴款待李宗仁。甘介侯和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另外参加接见的人只有国务卿艾奇逊。

3 月 l 日中午前，我赶发了一份致美国政府关于蒋委员长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并处理了其它待办事项。委员长恢复总统职位的通知是那一天在台北发表的。然后我乘下午一点的班机飞往纽约。早晨各报刊登甘介侯的声明，谴责委员长恢复总统职位，称之为违宪行动。

下午四时，我拜访了李宗仁。我向李宗仁谈了白宫午宴、在双橡园为他举行的招待会和会后的中餐晚宴的详细安排以及华侨团体也愿欢迎他等等。

我力陈不宜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我们自己的政治问题。

我说，提出这种问题只会使他为难，也会使参加宴会的国务卿为难。我接着说，我们的美国朋友和全体美国人民都希望我们内部，特别是我们领袖之间团结合作，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感到易于向自由中国提供援助。

甘介侯和李宗仁都同意不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蒋委员长重掌大权一事。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把想要说的都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

告别李宗仁后，我乘飞机回到华盛顿。离开纽约前，我接到叶公超从台北来的电话。他询问杜鲁门总统的午宴情况及其意义。我请他不要过于重视此事，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的意思只是一次社交和非正式活动。

十一点半，我到车站迎接李宗仁。在前往白宫之前，我领李宗仁到双橡园我为他准备的楼上房间。我对他谈了应该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并问他以怎样介绍他为最好。我说鉴于蒋委员长恢复总统职位及其正式通告，并鉴于李宗仁本人攻击委员长行动的声明，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在介绍时称他为李元帅，以避免任何麻烦，或者把他介绍为副总统，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官衔。换句话说，我想避免再用代总统这个官衔，因为我已经将委员长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送达国务院。

到了白宫，总统本人正在会客室里等候。我首先同他握手，然后转向李宗仁将军，并说：“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总统立刻同李宗仁握手。其余的人很快都介绍完了。杜鲁门总统陪同李宗仁步入宴会厅。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总统首先步出宴会厅，我示意李宗仁跟着出去。杜鲁门总统领着李宗仁到房间的另一侧，由甘介侯作他们的翻译。

李宗仁将他同杜鲁门谈话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对总统强调他决心与共产党的威胁作斗争并争取中国的民主，但是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他告诉我，杜鲁门总统说，他将考虑能提供什么援助，并说，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民主化，因为抵抗共产党扩张的力量寓于民主之中。他说，总统还希望他（李宗仁）能向他（总统）提供大陆人民思想情况和大陆上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但是我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出大部分时间是李宗仁说话，杜鲁门总统则说得很少。我认为在李宗仁作出努力来到华盛顿之后，美国人感到他们最低限度能办到的就是安排这次会见和午宴。我料想在交谈中杜鲁门总统不会借此机会对他表示明确的看法，而只是倾听。

第四节 大陆失守，中国的局势及

由此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1950 年 3 月 18 日，唐子长上校来访。他向我陈述了1948 年到 1949 年同共军作战迅速溃败的真实缘由。他认为最主要原因是：（1）中国军队待遇不公道、不平等；高级军官在部队中吃空额，贪污军饷，而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则受冻挨饿。（2）缺乏严明的赏罚条例，存在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3）最高统帅在作战中惯于亲自下令，直接指挥战役，既不征求前线司令官的意见，也不通知前线司令官，结果使军令体制混乱。（4）主要指挥官的知识陈旧。（5）最高统帅自以为自己的知识与判断力超人一等，拒不接受、或者不能容纳有益的劝告和明智的建议。

几个月后，1950 年 10 月间，我接待了从香港来美就医的马鸿逵将军。

马将军痛恨他堂兄马鸿宾投奔共产党，说他是“家之逆子，贻国之羞”。他认为胡宗南全军出击，仍未能制止共军前进，咎在胡氏思想陈旧，其部队缺乏作战经验。

他说，单凭兵力雄厚和武器精良，是不足以赢得一次战役或一场战争的。他认为委员长任命张治中将军为“西北军政长官”是导致整个西北失陷的原因。

次年 4 月，我接待了刚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务、从巴黎来美的程其保先生。他说，在战争后期，委员长变得脾气暴躁，骄傲自大，没有人敢替他出谋划策。据程回忆，有一次委员长征询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意见，问他有哪些当务之急，黄指出了各种令人不满的情况，并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委员长一听此话，顿时大发雷霆，令他走开。此事使黄决意背弃他认为无可救药的国民政府，而与共产党携手。

程在纽约见到了陈立夫。陈向他大诉委屈，说外人指责他和他兄长控制着国民党，致使国家受到扳害，这是不公道的。陈说，他们从未掌过大权，他们提了意见，委员长往往置之不理，最后让他（陈立夫）离开台湾，不许回去。

1970 年，导致大陆沦陷的许多可悲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到台湾和香港逗留了三个月，见到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有一次在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大陆失陷的情形及其原因。张将军说，主要原因是：（1）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2）军事上无能，（3）委员长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他说，委员长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分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地听取别人意见。

我问道，胡宗南的军队装备如此完善，大部分都使用美国军援提供的最精良武器、坦克和大炮等。何以 1949年仍然未能战胜共军？张发奎说，胡宗南过分热衷于政治活动，他怀有政治野心，忽视了军队的士气，不关心下属，结果大家离心离德，都不愿意为他拼命打仗。他为了使他的军队免受共军袭击，率军奔向重庆，当时委员长正在该地视察，实际上委员长就是总司令，亲自指挥他与共军作战，但还是节竹败退，结果他的五十万人马连同武器装备几乎全军覆没，

同年，我对张作了私人拜访，想继续我们上次午宴上饶有趣味的谈话。我说，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镰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

张发奎将军毫不犹豫地解答了我的问题。他说，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将军投向了共产党。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镰将军统率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

张发奎又举了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委员长如何独揽大权。他说：园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一概不知道委员长之所谓嫡系，即只听命于他的部队之驻地与行踪；只有委员长自己知道他控制的政府军驻在何处。

张说，阎锡山在广州任行政院院长时，何应钦是正式的国防部长，但这些嫡系部队的驻地也不通知他，因此连他也不知道这些部队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是委员长自已。黄杰将军是委员长的亲信，任职参谋次长，甚至连他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张说，委员长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

我问张，据传 1949 年初，在南京的门户徐州展开的国共交战中最关键一役——徐蚌会战由于黄伯韬将军和邱清泉将军之间互不合作，互相嫉妒，而遭致败北，此说是否属实。他说，这仅仅是溃败的近因。根本的问题是共军统帅毛泽东对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周围的防守据点等重要情况，始终是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在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的配备和驻地等种种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传送给毛择东。甚至连国军打算在什么时候向共军某一据点发动进攻，毛泽东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张说，徐州战役结局如此毫不足怪。

张氏所谈种种，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官员们关于四十年代末期国内动荡情况的类似谈论，都突出地说明，这一时期的局势是多么混乱而且令人沮丧。因此，无可否认，美国国务院对国民政府和委员长之不满，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美国国务院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不断获得类似的报道。

1950 年 3 月 1B 日，台湾政界领袖柯台山先生来访。

柯说，他认识台湾省前主席陈仪。陈仪倒不是个贪官污吏，但缺乏想象力和远见。他认为陈诚实施三七五减租是个巨大的成就，台湾农民因此对他怀有好感。在改革以前，农民要向地主缴纳的佃租，平均为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柯说，这项改革还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因为台湾省议会主要是由当地最有势力的地主组成的，议会反对这项改革。柯把前省主席魏道明的政绩评为劣政，因为在他任内，大批在上海臭名昭著的角色，包括贪官污吏、唯利是图的商贾，以及秘密帮会的头子们，纷纷涌进台湾，掠夺台胞，以遂其营私肥己的目的。

3 月 20 日，毛邦初将军设宴招待柯台山，当时大家要他讲讲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柯再次声明，他忠于反共事业，他既反对台独运动，也不赞成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设想。

我问到 1947 年 2 月 28 日发生的所谓“二二八”惨案，传说陈仪下令杀害了许多台湾人，他对此有何感想。

柯说，有几种说法把数字夸大了。但他相信约有三千五百人丧命。在座的唐上校说，他从当时在场指挥军队的他的一个学生获悉，约有五百人当场毙命，有四千人逃到山上躲起来，其中有许多人悄悄溜回家中，没有人管了。遭到逮捕监禁的人中约有一千五百名被处决，其余都获释。因此，他认为总数为二千至二千五百比较接近实际。他还说从大陆去的人遭台湾人杀害的约有一百五十人。鉴于有些官方文件夸大了被害人数，我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些数字来，因为这是同该案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直接提供的数字。

4 月 18 日，刚从台北来的俞国华，向我转达了蒋委员长的问候和亲笔信件。他说，委员长自信他能够顶住大陆共产党的进攻，保卫台湾，但对守住海南岛信心不足。不过，他的主要忧虑还在于政府的财政困难。

鉴于委员长对海南岛所作预言，合众社 4 月 21 日发自台北的电讯，使我感到极大鼓舞。该新闻报道了国军击溃进攻海南岛的共军，大获全胜。我在当天目记里写道，这是共军两个月来对海南岛的第十一次进攻。该报道并称海南岛首府和主要港口海口为此次胜利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但是到 4 月 23 日，委员长命令岛上国军全部撤退，当天海口即被共军占领。由于美国不保证后勤支援，而台湾又没有维持军队给养的物资，政府实在无法向海南岛驻军进行补给。1949 年最后几个月中，整个大陆基本都已落入共产党之手，中华民国的处境急剧恶化，给国民政府，也给驻华盛顿大使馆造成了无数难题。前面已详述了其中最显著的困难，就是承认问题，国民政府在各种国际机构，主要是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代表中国的权利遭到诘难。

1949 年 11 月 18 日，共产党中国的周恩来通知联合国，中共政府不承认以蒋廷黻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代表团不能代表中国，也无权代表中国人民说话。一星期后，蒋廷黻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指控苏联的重要声明，而苏联及其支持者则提出中共的诘难，认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无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12 月 29 日，苏联又在安理会上再次提出这一诘难。

就在第二天，中共政府再电安理会称，现任中国代表是非法的，应当予以驱逐。两天以后，苏联代表马立克向安理会提交正式提案，要求把蒋廷黻博士逐出安埋会。1 月 12 日，此议案付诸辩论。马立克威胁说，必须通过他的提案，否则他就再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了。

1 月 23 日，苏联的提案在安理会遭到否决，马立克声明“在国民党代表被开除”之前，他的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会议，说着便走出会场。1 月 20 日，中共政府通知联合国，已任命张闻天为派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再次要求驱逐蒋廷黻。但这次共产党的策略却落空，既未形成提案，也未进行辩论。但是在其他机构，例如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不断地试图驱逐中国代表或代表团。

大约一年之后，我在纽约时，钱泰大使来访。巴黎大使馆发生骚乱，大部分馆员投共时，他正是那里的大使。他说，王思澄是这次叛乱的主谋。起初为领不到薪水闹事，后来眼看中共政权即将在北平成立，便公开鼓动参加中共政权。他们曾试图争取驻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起来参加他们的行动。真正响应的只有陈定一个。陈是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好像还兼任着代办。

钱泰本人因此次闹事而被召回，使馆由代办照管。从此以后法国政府再也不肯接受中国的新任大使。历届内阁都对我们说，最好不要再提这个问题，因为法国议会中大多数人想要迫使政府承认中共政权，还是听其自然为好。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受秘书长赖伊之托，正在准备一份从法律观点考虑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许多人认为各国纷纷承认北平政权将会自动地把联合国代表权送给北平。由于这股承认之风到 1950 年 1 月底实际上已经刹住了，赖伊就想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单个国家政府承认中共的问题区分开来，以便强制规定在联合国内对代表权问题作出决议。他坚持认为，东西方紧张局势无可避免地要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不希望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其唯一出路就是通过联合国来保持和平。但谋求缓和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联合国内把中国问题解决好。

3 月 7 日，我同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研究了此事。蒋说，他曾访问过赖伊，赖伊说，他感到，由于苏联抗议中国代表出席而退出会场使会议中断，联合国工作已经陷于瘫痪状态。他认为，为了联合国的利益，必需有所行动，以便打开僵局。他说到了原子能这个重要问题，以及就这个问题同苏联继续进行谈判的必要性。

蒋说，他已向赖伊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相干。苏联在限制原子能问题上同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不合作已经四年了，用取消中华民国代表的席位作代价把苏联拉回来，并不能保证问题的讨论就会有成果。赖伊说，他担心如果不把苏联拉回来，它就会另行组织联合国，这对世界和平是非常不幸也非常不利的，建立这种对抗性的组织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经揭开。蒋说，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并说中国绝不希望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心为倡导和平而努力。他对苏联将会另组联合国的见解无法同意，因为苏联之需要联合国有甚于联合国需要苏联。他正告赖伊，据他看来，赖伊身为联合国秘书长而推行一己之主张，实际上是在伤害中华民国的利益。赖伊在再次强调必须打开联合国僵局的同时，向蒋保证，他同几个代表团的谈话纯属非正式性质，如不先与蒋磋商，决不会提出正式动议。

3 月 8 日，赖伊秘书长在联合国当众散发了他从法律角度看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借口承认问题与代表权问题之间并无必然关系，企图剥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席位，并接纳中共代表团以打开联合国僵局。

次日，《纽约时报》报道格罗斯的评论说，美国政府的立场不变，反对北平在联合国占有席位；不过将接受多数票的决议。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把它投的一票算作是行使否决权的话，结果就是按多数票的决议办事。3 月13 日蒋廷黻向赖伊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抗议书，并要求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传阅，与赖伊自己的备忘录同样对待。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在纽约会见了蒋廷黻。他告诉我，美国对于我们请求它支持中国提交临时委员会的控诉苏联的决议案一事，作了否定的答复。美国政府的考虑是：（1）无法取得通过这一决议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2）讨论结果将暴露出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及不团结；（3）很难物色能令人满意的成员国组成观察组，许多亚洲国家将谢绝参加。

接着我们研究了蒋委员长所征询关于中国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问题。蒋廷黻和我一致认为，我们自动退出是不明智的。因为苏联和中共想要驱逐中华民国，我们退出只能是一种软弱的表示，给中共进入联合国大开方便之门。这不但不能保全我们的面子，反而会降低我们的国际威信和地位。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斥于联合国之外。所以，我们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

第五节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援情况

随着共和党著名人十提出要美国出兵台湾，尤其是出动海军之后，总统及国务卿于 1950 年 1 月 5 日断然拒绝了向台湾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但在此之前，即元旦那天，美国各报纷纷刊载消息（显然是来自国务院方面）说，虽然杜鲁门总统决定不派美国军队占领台湾，也不给台湾任何军事援助，但中国政府聘用非官方的顾问以帮助台湾一事则不会遭到拒绝。

事实上，这段时期以来，招募外国志愿人员一事在某种范围内一直是经常讨论的题目。1950 年 1 月 5 日，弗兰克·柯林斯上校和普雷斯顿·古德费洛上校前来磋商为中国组织一支外籍军团同共产党作战之事。古德费洛毛遂自荐，帮助组织地下武装派往大陆共产党地区活动。他说他曾任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副局长，派遣过许多人潜人中国。

因为古德费洛暗示有意去台湾，因而在我问明他愿意访问台湾并向蒋委员长概述其为我们组织地下工作的设想之后，便给台北发了电报。接到台北复电同意后，2月 3 日我和古德费洛一起研究了他的台湾之行，其公开身份为在台湾设有办事处的一家美国化肥公司的代表。

约一个半月以后，使馆武官皮宗敢说美国陆军军官欧文·肖特上尉刚从台湾、金门访问归来，此人正在为一个五至六人的陆海军退役军官组作安排，以便他们离美去台，作为志愿人员参加国军。我嘱皮将军应先得到台湾指示，原则上同意志愿人员参加国军，方可行事。

3 月 23 日，我听取了一次关于古德费洛上校的汇报，王守兢博士在古德费洛返美后会见了他。据王说，在台湾董显光曾去机场迎接古德费洛，然后古德费洛初次谒见了委员长，并进行了长谈。第二次会谈是委员长和蒋夫人设宴招待他以后进行的。（董显光当时负责处理委员长的公共关系事宜。）王说，看来两次谈话都很融洽、满意。主人请古德费洛与麦克阿瑟将军及李承晚总统就有关各节进行磋商，并回报磋商结果。他已照办。他同麦克阿瑟讨论了麦克阿瑟对大陆开展地下活动计划的意见。

麦克阿瑟甚表同情，他并告诉古德费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向他表示过，由于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支持援助台湾的观点，但是华盛顿政界却把整个援助问题弄得复杂了。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参谋部的惠勒将军已建议由麦克阿瑟负责整个中国地区，包括台湾在内。据惠勒说，可作出一项安排，通过他使用援款资助大陆上的地下活动经费。

（委员长的机要秘书黄少谷 3 月 27 日以委员长名义电告我，关于古德费洛访台一事要我从古德费洛那里了解有何具体的建议，以便报告委员长考虑采纳，因为尚未签订聘用他的协议。电报还提到朱世明报告说，古德费洛曾建议派一个联合国调查团去共产党大陆，朱还建议由古德费洛本人去向美国人筹集在大陆进行游击活动所需的巨款。还说，古德费洛的东京、韩国之行并不成功，没有任何具体结果。）4 月 5 日，皮宗敢来访，交给我一份俞济时的电报抄件，此电是俞对总统府的报告，然后通过外交部转告的。

俞在总统府任职二电报内容是关于聘用欧文·肖特上尉之事。显然肖特比古德费洛上校受到更好的接待。电报遵照委员长的命令，请皮宗敢转告肖特上尉，他可携带四五名志愿人员前去台湾。

5 月 4 日，参议院通过了 1951 年财政年度的对外经济援助法案，其中包括将 1948 年援华法延长至 1951 年 6月 30 日，并且提出尚未动用的大约一亿美元的援华拨款用于“总统认为不属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任何地方和“中国地带”。还提出总统如认为可行，至少应将其中五千万美元用于中国，包括台湾及海南岛。这较上次的决议有所改进，因为那个决议对在“中国地带”的具体什么地方使用这笔拨款全由总统决定。令人瞩自的是，两年前拨出来用于中国的二亿七干五百万美元约有一亿尚未动用。

5 月 9 日星期二，皮宗敢前来报告说，他已会见周以德，这位国会议员认为在参院经济合作署法案中的保留条款规定，将经济合作署尚未动用的五千万美元援华拨款，按总统指示用于中华民国，包括台湾及海南岛。周以德说艾奇逊在最近就这个问题同参院外交委员会磋商时已口头同意了这一方式。

我告诉他，对于中国，美国方面存在着傲慢与偏见。

皮宗敢说，坦率言之，就是美国不愿帮助委员长。白吉尔 1 月份曾告诉董显光，此间当局对他这样说过：“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一个信舍扫地的领袖。”委员长在 3月初恢复总统职位，美国也难于理解。皮宗敢认为，美国表面上接受这个事实，实际上对此漠然置之，他们认为台湾终将陷落。

6 月 3 日我拜访了住在马里兰州乡间别墅的保罗·格里菲思，以便了解他对继续给予台湾军援的可能性和经麦克阿瑟将军的帮助，从日本得到一些飞机、武器弹药的机会等问题的看法。我提出了从驻日本的占领军那里为中国得到更多军需品的问题，我解释说，台湾已得到情报，美国驻日本空军的 P 一 51 型飞机已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已退出现役。中国意欲购买若干架这种飞机以加强其空军，此外也需要武器弹药等其他军需品。据我所知，这些军需品那里也有很大一批。虽然美国不禁止采购军需品，但鉴于中国政府外汇资源有限，希望能只按某种象征性价格购买。如果能从国会上年通过的为“中国地带”设立的七千五百万美元特别军援项下，支付购买这批剩余军需品的费用，那就更好了。我了解这笔款项至今分文未动。

我请格里菲思帮忙，将我的话转达给国防部长，因为他就要同布莱德雷将军一道前往日本与麦克阿瑟将军会商。如果约翰逊部长和麦克阿瑟将军能就此事进行讨论，并就地决定给台湾一些所盼望的军需品，中国将额手称庆。

格里菲思说，他一定将我说的一切报告给约翰逊先生。他肯定国防部长会把这事记在心上。至于退役飞机，格里菲思说已被派定其它用途，可能无货可供了，但在日本和冲绳等若干太平洋岛屿，则有大量剩余军火弹药。

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提及此事，约翰逊先生肯定会同意，他可以回来向总统报告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他的建议是最为有力的。

到 6 月 4 日，董显光已会见了许多位高级官员。他说腊斯克告诉他，台湾低估了美国人民的良好心愿，同时又过高估计了某些姿态对美国舆论能起的作用，例如任命吴国祯为台湾省主席之类。杜勒斯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的军民不肯在委员长领导下战斗，尤其是台湾还在发布打胜仗及决心抵抗的假消息，美援是毫无指望的。

但当他同诺兰参议员交谈时，诺兰则说，如果台湾能守住半年，美国的政策就会改变。6 月 12 日，我拜访了杜勒斯。

杜勒斯说，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他认为存在着重新考虑对台湾提供军援的可能性。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怀善意和友好的感情，如果台湾政府和人民能够对共产党入侵奋起英勇抵抗，便能感动美国人民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援助中国。这样用行动来说明问题是绝对必要的。美国人民一再听到中国军政当局宣称，他们坚决抵抗到底，宁死不屈。但每次他们都是不战自溃或者溜之大吉。最近，蒋委员长曾公开宣布，决心为保卫台湾作出最大牺牲。可是这里的人不想再听这些空话了，他们已经听得太多了，他们想先看到行动，然后才能把这样的宣言当作决心战斗的表示而加以接受。

杜勒斯说，据国务院接到的报告，共产党今年夏季不致进攻台湾，除非他们肯定台湾人民不会抵抗入侵，反而欢迎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没有希望从台湾内部得到有效的策应，他们在年底或明年初以前就不会入侵。

我说，台湾当局时刻戒备，颇为警觉。随后我提出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我说我了解有些剩余的飞机在日本，主要是 Psl 型，这批飞机现已退役，由喷气式飞机取代。太平洋诸岛，例如冲绳岛上还有武器弹药，也可用于台湾。我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将这个问题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麦克阿瑟将军熟知远东形势及其对美国防务的含义。如果他能同意这一建议，就可比较容易地作出安排，将这些武器装备及军需品用于台湾，而不必经过华盛顿的正式批准。杜勒斯拿起纸和笔，说他要把这些事记下来。

简而言之，1950 年 6 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数日，美国要改变远东政策已初见端倪，但尚无凭据能得出确论。一些民主党要员已开始看到改变政府政策的必要性，似乎希望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助一臂之力，也许这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但美国政府方面还举棋不定。总统在对台湾援助问题上拒不表示态度，国务院甚至在阻遏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的同时，还在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上盘算得失。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下）（ 1950 — 1956 ）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1950 年 6 月 24 日—1951 年 2 月 1 日)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影响

我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是在星期六晚上，据广播说，北朝鲜已向南朝鲜宣战。

1950 年 6 月 24 日的新闻报道，使我联想起 1941 年12 月 7 日，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次消息。奇妙的是，两次进攻都在星期日清晨发动，显然这是利用美国国内周末休息之机。

北朝鲜的进攻和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两件事之间，还有另一类似之处，在这两起事变发生之前，事先都有过告诫。就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言，蒋委员长根据中国在日本的情报活动，曾于 1041 年 11 月中旬亲自电告罗斯福说，日本有进攻珍珠港的意图。这份电报显然未引起重视。就朝鲜事件而言，1950 年初我曾与几位熟悉朝鲜局势的人士作过几次非正式交谈。谈话中我曾明确表示：如果要防止在朝鲜引起战争，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肯定的说，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同我的谈话和同美国国务院的谈话所采取的便是这一立场。

据我了解，那时的李承晚在国务院的心目中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正如蒋委员长在国务院之不得人望一样。

大概就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国务院对李的政府不给予足够和及时的援助。后来曾任中国驻南朝鲜大使的刘驭万当时是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员，他 1949 年 10月下旬来访，他说，李承晚并不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宠儿，但李承晚既已当选为韩国总统，美国当局不得不对他容忍一些。6 月跳日那天，杜鲁门总统己远离华盛顿，去到他在密苏里独立城的家中。但据说，他随时在听取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事态发展的报告。

那时约翰逊同布莱德雷和杜勒斯一起正在离出事地点较近的东京。

汉城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入侵者正不断向南推进，并无遭到坚强抵抗的迹象。我打电话通知谭绍华公使将华盛顿的情况电告台北。最新的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已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立即停火，入侵者应立即撤至 38 度线以北。决议并要求各会员国给予一切协助，督促决议的执行，并不得向北朝鲜当局提供援助。叶公超外长从台北来电话告我，蒋委员长嘱我注意健康，并要求我协同满廷献研究在安理会中提出呼吁，控诉苏俄。控诉中要指名苏俄是入侵南朝鲜的真正侵略者，北朝鲜只不过是它的傀儡而已，中共侵略的情况与此相同。

我对叶说，这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误解，认为我们企图以苏俄为目标，扩大事态的发展。我说，这对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利。美国仍在试图使朝鲜事件成为局部性问题，并已要求莫斯科从中斡旋，促使北朝鲜撤军。我还对他说，韩国大使张勉在向安理会报告北朝鲜入侵他的国家，请求安理会进行干涉，制止侵略行为时，也没有提到苏俄的名字。我们谈话一结束，我就打电话告诉蒋廷黻，征求他的意见，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就把我们的看法立即详细电告台北。

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和在首都的其他首脑一起，开了一整天会议。尽管南朝鲜通过其驻华盛顿大使，而且据我推侧，还通过美国驻汉城大使，事先对美国警告过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之举已迫在眉睫，但此刻对华盛顿仍然好似一颗出人意外的政怡炸弹。不过，华盛顿还是迅速采取了行动。麦克阿瑟将军被授权向韩国政府提供各种军需品。杜鲁门总统在发表这一决定的同时，还宣布美国政府将大力支持安理会的努力，以“终止这一对和平的严重破坏”。

6 月 27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重要声明。总统说他已命令海、空军支援和掩护南朝鲜陆军击退北朝鲜入侵者。

并说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大陆进攻台湾；同样，他也期望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或对公海和中国水域内的航运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说第七舰队将负责执行上述命令。他的措辞非常肯定、坚决。

至于台湾问题，总统还宣布说，有关台湾地位的确定，有待“该地区恢复稳定与和平，或者签订对日和约，或者由联合国讨论决定”。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台湾岛最后的地位问题上。虽然这样做的用意大概只是美国方面为其急剧改变政策以保护台湾寻找依据，但是人们还是对美国政府的幕后意图引起了种种推测。例如，声明一经发表后，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就盛传说：美国的意见似乎认为台湾的国民政府不再拥有主权了。

在台北和其他一些地方，舆论界疑虑重重，认为“联合国讨论决定”这一措辞，是把台湾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的意思。当然，依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看法，这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之一。但是，从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是绝对不行的。当时我自己的反应是，上述台湾问题的声明，措辞是粗暴的，简直很蛮横。官方声明中使用如此措辞以对待友好国家，实属罕见。至于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一般理解，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彻底变更，至少也是对国务院所制定和奉行的对华政策作了重大的修改。

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含糊措辞和杜鲁门声明中的粗暴语调，显然是想把台湾和国民政府的地位加以冻结。

一般的印象是，声明是往好的方向变化，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比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是进了一步。我电告台北的，不仅有杜鲁门声明的全文，还有我的评论，即劝告政府不要以批评的态度说任何激怒美国的话，也不要对它表示过分满意。

下午三时，使馆新任参事，也是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事游建文从成功湖打电话来说，蒋廷黻正在出席安理会会议，美国代表奥斯汀参议员此刻正在宣读杜鲁门声明的全文。他征求我的意见，蒋廷黻应该怎么表示。

我建议说，蒋不要评论有关台湾地位的那段话。我对他说，那段话里有不利于我国的可疑含义。我说，如果蒋一定要表示的话，可以只就美国政府承担阻止大陆对台湾武力进攻一事表示赞赏。

那天晚上叶公超从台北再次来电话说，蒋委员长完全同意我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新声明的看法，并就根据安理会决议，拟提出派军队去朝鲜一事，征求我的意见。

因为那天下午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号召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我对叶公超说，下午给他发的电报中已有我的 fL 项建议。我强调提议时不要具体说明我们将提供何种援助，只须表明我们乐意在保卫台湾安全的条件许可下，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我认为这样做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我说，提出派遣军队问题同样很重要，不过在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之前，应该先同美国政府磋商，以便了解他们的看法。我强调进行这项工作时应严守秘密，以免使美国当局为难。同时，不应附加任何条件。我对他说，向美国要求装备是不明智的，我这样说，是因为他对我说过我国军事当局曾坚持要求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只可说在装备方面，我们将尽力而为，虽然可能达不到美国的标准。我还说，有必要告诉美国，我们对此事严守秘密，在我们同美国达成某种默契前，连联合国也不通知。

6 月 28 日，星期三，国务卿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

一名新闻记者在大使馆的提示下，间接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艾奇逊作答说，杜鲁门总统并不是在决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开罗宣言中表明的是参加国的意见，其含义是它对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国家并不具有约束力。艾奇逊还说，至于要求停止对大陆采取海、空军事行动的事，美国不可能要求一方停止进攻，而同时又让另一方继续进攻。

同一天，蒋廷黻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安理会会议上对台湾问题发言的内容。我向他说明了我建议他回避评论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那一段话的理由，而这段话依我看来，有充分可能包含着不利于我国的含义。我说这样可容我们有时间对此予以仔细研究，必要时再作申述。我还告诉他，叶公超对声明的公开评论——说新声明使人既惊又喜——会使人们对我们的真实反应产生一种误解；但他事后代表中国政府所发表的声明全文则是恰当的，也是较好的。

叶公超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美国政府备忘录中之建议；并已应美国之请求，向我海、空军所部发布命令，暂停海、空军事行动。中国政府迅速作此决定，系基于下列考虑：

第一在缔结对日和约前，美国政府应和中国政府一同承担保卫台湾之责任。第二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此乃有关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之建议应不改变开罗宣言中预期的台湾地位，亦不应在任何方面影响中国对台湾拥有之权力 o-

第三杜鲁门总统二十七日声明中的上述建议与政策，系应付大陆及太平洋地区危急局势所采取之紧急措施。在此危急局势下，已有若干国家受共产主义威胁或已成为其侵略的受害者。中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上述措施在适当之短时期内对遏止共产主义侵略能获得成功；如以上措施证明不足奏效，则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协同有关国家政府采取更为有效之手段，以抵御此种侵略。

第四中国政府无意背离抵抗共产主义侵略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这一双重意义之政策。

翌日清展，叶公超从台北再次打来电话，说政府现已决定派遣一支三万三千人的陆军部队，他要我通知国务院，并说他已把决议的备忘录草案用电报发给了我。

几小时后，我接到外交部发来的两份电报一份是关于打算出兵朝鲜的备忘录草案；另一份是 6 月 28 日叶外长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先生的备忘录全文，即对斯特朗 6 月 27 日就杜鲁门总统当天所发声明呈送蒋委员长备忘录的答复。

中国政府在 6 月 28 日的备忘录中通知美国政府，业已应美国之请发布命令暂停海、空军的军事行动。备忘录接着指出，中国政府拥有的一些沿海岛屿，经常受到共产党的不断袭击。因此，美国下达给第七舰队的命令中可否将防止对这些岛屿的进攻一并考虑在内。备忘录还建议，美、中两国应开始直接磋商，以协调行动。

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原定那天下午四时约我会谈，但是在三点三十分时来电话说，他刚巧被召去白宫参加会议。他问我是否可去见利文斯顿，麦钱特先生，要不就等第二天上午十时再和他会见。我决定去见麦钱特。麦钱特在迪安·腊斯克的办公室接见了我。我往访的目的是交给他一份备忘录，说明我国为支持联合国决议，愿派遣军队去朝鲜，先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然后再向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我们的决定。

在场的有麦钱特在中国科的一位同僚弗里曼先尘。

我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我国政府之命去见国务卿或助理国务卿的，以便将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的答复，或即将答复的复文内容通知美国政府。秘书长的上述通知，系遵照安理会 1950 年 6 月 27 日通过的决议，要求各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协助击退北朝鲜对南朝鲜的武装入侵。我说，中国同美国一样，是联合国忠实的会员国，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在防卫台湾的必要条件许可下，从有限的财力物力中提供自己最大的支援。

我说，这就是行将对秘书长的答复中的大意。复信并未提及援助的具体类型，不过政府已决定派遣陆军开赴南朝鲜协助作战，因为台湾控制下的海军、空军颇为有限。

我还说，由于美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制止对南朝鲜的武力进攻方面负有领导作用，中国政府愿意首先知道美国政府对其提议是否赞成，意见如何。

麦钱特说，他得悉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图尚未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为此感到高兴。

弗里曼伺道，将派遣多少兵员是否已经确定，部队是否已准备就绪。

我回答说，我获悉我国政府已准备就绪，拟将三万三千人左右的陆军交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军队随带的是原有的装备，自然不及美军的装备标准。如果这项建议可以接受，运输问题还须另作安排，因为中国政府缺乏运送这支军队的船只。

我说，鉴于南朝鲜局势危急，我国政府还指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前往征询麦克阿瑟将军意见，了解可能采取何种积极措施。上述建议如果美国原则同意，则可采取步骤作具体安排。

麦钱特认为那是合乎逻辑的程序。

然后，我提出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有关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以及要求我国政府停止反攻大陆的一切海、空军军事行动问题。我认为杜鲁门声明中说到第七舰队己奉命监督停止一切这类军事行动，是在假定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的基础上所说的。但我诧异的是，总统在发表声明之前，是否已通过美国驻台湾海军武官或第七舰队司令同中国政府进行过接洽，而在我的印象中，并未有过这类接触。

接着，我谈到中国政府 1950 年 6 月 28 日提交美国代办斯特朗的备忘录，我猜想麦钱特先生必然了解答复的内容。我解释说，其中有一点涉及到一些在中国政府控制下、并具有重要地位的岛屿。这就是广州海岸外的伶仃和万山诸岛，厦门海岸外的金门岛，福州海岸外的马祖岛和浙江海岸外的大陈诸岛。此外还有台湾附近的澎湖列岛，

我说，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是否已将上述岛屿考虑在内，尚不明确。这些岛屿对保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样，中国政府对这些岛屿上的国军已发布停止攻击大陆的命令，但如国军受到攻击，则不得不进行自卫。为了防止发生误解，中国政府愿意知道美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态度。

麦钱特说，他已见到复文文本，其中所提诸点现正在考虑中。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可能由第七舰队派员与台湾协商解决。其中如须作政策性的决定，当然应由华盛顿决定。就目前而言，这个问题正在考虑之中，尚未作出决定。

翌日即 6 月 30 日清晨，叶公超从台北来电话，告知我派遣地面部队计划的详情：即拟派遣一支配备好的陆军，由二十架 C 一 46 型运输机运送，另有战斗机掩护；如果从海上运输，则由海军掩护。他说司令官的人选，已有三人在考虑之列，但想担任此职的人颇多。他要求我把这些补充的情况通知国务院。我的印象是，台湾认为美国理所当然会同意中国派遣军队。我告诫他说，国务院迄今尚未给予答复。

当天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格里非思如约给我来电话。他说，国防部长约翰逊正午将回五角大楼，问我届时能否前往会晤。于是，我在正午十二点去访。我对他说，杜鲁门总统 6 月 27 日声明中宣布的反对共产党侵略的新政策，立场明确，我愿表达蒋委员长和我个人对约翰逊先生为改变对台援助政策所作的努力表示谢意。我对他说，我理解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约翰逊先生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实在令人高兴。

约翰逊说，由于国务院的坚决反对，这确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但他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他认为他最近的日本之行是适时的，并且认为朝鲜时局的发展有助于他促使对台政策的改变。他要我向蒋夫人和孔祥熙说，他已实现了他的诺言。

我说，我一定写信告诉他们。然后，我面交他一份前天提交国务院的备忘录副本，内容为答复联合国秘书长有关提供军事援助之要求。我还交给他一份即将提交国务院的补充备忘录副本，在这份备忘录中表明中国政府愿为共同的反侵略目的提供军事援助的细节。

约翰逊阅毕这两份备忘录后说，在白宫今天上午九点召开的会议上研究了中国政府提供三万三千部队一事。

但是，鉴于南朝鲜的局势，以及日本离作战地点较近，因此决定先派美国地面部队。约翰逊接着解释说，在朝鲜作战，实际上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的。麦克阿瑟将军虽是美国代表，但他也是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因此，对其他盟国提供的援助，接受与否，应由麦克阿瑟决定。

从法律上讲，美国政府不能命令他这样做或那样做。

我同意约翰逊提到的派军队去朝鲜的法律地位问题。我说中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请求支援的复文中，迄今只提出它乐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是否可行，中国希望先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我说我已告诉国务院，中国派遣她面部队的命令，在弄清美国政府的观点前将严守秘密。

约翰逊说，对于中国的要求，并未作出决定，原因他已说过。他婉转表示，就美国方面而言，中国不妨按照原来拟议的建议提交联合国。

告别国防部长后，我立即顺便去见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格里菲思。和往常一样，我要告诉他关于我的谈话内容，这样可以表明我对他的信任，让他尽快知道一切。

在国务院中我通常也是这样做。一个部的首长往往非常繁忙，有许多公务缠身。通常是他的同僚、副手在研究问题，得出结论，然后向部长作出建议，而部长则往往是会同意那些结论的。

皮宗敢来打听消息时也提出了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应采取某些行动，予以修正。

我向他说明，这段话可能得出正反两种解释：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不过我对他说，值此朝鲜局势危急，我国又提出派兵帮助击退北朝鲜武力进攻之际，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可取的。此外，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己经说过，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该地区局势稳定，签订了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审议。令人遗憾的是最后这一句，但从法律上讲，这又很难反对，因为艾奇逊已经解释过了，《开罗宣言》表明的只是与会国的观点，其含意是它对未参加开罗会议的联合国会员国并不具有约束力。然而《开罗宣言》是我们对台湾提出主张的主要依据。

艾奇逊是一名律师，他纯粹从法律的观点去理解《开罗宣言》及其意义和影响。当然，他对《宣言》采取法律的、狭义的观点，也是在为他自己的目的和政策服务，即：可能的话，干脆把远东的国民政府一笔勾销，或者至少把它降至次要的地位。因此，注意一下年初的情况是颇有意思的。他为了服务于他对待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竟然以为缩小“任何律师的疑虑”，把台湾看成中国的一个省的做法是有利的。

晚上，我出席了埃德加·莫勒夫妇的宴会。莫勒是一位很出色的新闻记者兼评论家，他对国际问题颇有兴趣，而且十分精通。莫勒很担心美国政府有意于冻结台湾的地位。至于朝鲜问题，他担心美国陷入了困难时期。

当伤亡人数开始报道到国内时，他认为美国人对拯救朝鲜的政策便将开始产生不同的想法。他说，如果美国在朝鲜获胜，便可能激起苏联的介入。如果失利，这就意味着战争将旷日持久，结果是人员伤亡与日俱增，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7 月 1 日，我接到了美国对我们为了响应联合国号召，建议派地面部队去南朝鲜一事的复文。美国备忘录对此有礼貌地加以婉言拒绝，并建议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应由麦克阿瑟总部和台湾的中国军事当局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讨论，以确定台湾防务之需要。

7 月 19 日大使馆武官皮宗敢到我处汇报。据皮说，于斌大主教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同意中国出兵朝鲜的建议，原因在于我们尚未接获美国答复就将此事在台湾过早地公布了。我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次公布是失策，因为美国认为在他们考虑了建议并回复我们以前，不应作任何公布，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对他说，我是 6 月 28 日根据政府的指令，向国务院提出该项建议的，6 月 29 日，台北即将建议于以披露。我得悉此事披露后，立即去电台北，敦促注意我报告的内容，并对政府在处理这类微妙的外交问题上缺乏协调，表示遗憾，但这已为时太晚。

诚然，美国拒绝的原因要比台湾提前公布建议复杂得多。华盛顿或多或少是以综观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远东局势的。他们急于想使朝鲜危机局部化，认为把国民党军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下，有可能使战争扩大到中国。一旦共产党中国参加战争，谁也不能保准苏联不会进攻欧洲，这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国所深感忧虑的。此外，同共产党中国毗邻的其他亚洲国家对它的意图原已忧心忡仲，此刻更担心朝鲜冲突扩大化。他们希望华盛顿能遏制住朝鲜局势。因此，尽管实际上朝鲜战局看来需要外部援助，但华盛顿不想接受蒋委员长的建议。除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外，美国无意以任何形式同蒋委员长和他的政府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原因。这是当时国务院的既定政策。

几星期后，五角大楼的奥凯里赫上校让蒋荫恩转告我说，艾奇逊反对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建议，说是台湾想利用美国为它的军队谋取新的武器和物资，还说谁能保证国民党中国的武装部队中没有共产党，他就听说过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共产党人活动。奥凯里赫说：谁也回答不了艾奇逊的提问，因此，这项建议被搁置一旁。（这表明国务卿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多么不友好，甚至敌对。）7 月 2 日晚，叶公超从台北来电话，谈了几个问题。

第一，他提出大陆沿海一些岛屿目前继续遭到中共袭击的问题。他解释说，我军事当局不得不进行抵抗以防卫这些岛屿。军事指挥部切望采取海、空军侦察活动。因此，政府期望美国不致视此为违背停止对大陆采取海、空军军事行动的规定。

第二，他说通过美国海军武官处进行联络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迅速沟通情报，希望同第七舰队直接进行联络。否则，一旦台湾遭到中共飞机袭击，发给第七舰队的呼救信号不能很快收到。

第三，他说政府已同意和麦克阿瑟总部举行会谈，并且期望东京方面派出高级代表参加，包括一些有外交经验的官员或一名外交家，叶本人也打算参加这次会谈。

同时叶还说，台北为出兵南朝鲜将继续进行准备工作。

他猜想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在决定我们出兵朝鲜的建议上是在踢皮球，互相推楼。

第四，他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态度冷淡，不受欢迎。然后，他要我将上述各点向国务院说明。最后，他要我告诉蒋廷黻，经我建议他已被授权正式通知联合国关于我国派遣军队的建议。

我于次日下午三时往访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我通知腊斯克，中国政府完全同意国务院备忘录中的建议，由麦克阿瑟总部和台北中国军事当局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磋商。

我又说道，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正拟将响应安理会紧急号召而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通知联合国。至于中国建议能够落实到何种程度，当然要视中美双方军事当局在台北进行磋商的结果而定。

腊斯克说，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防止大陆进攻台湾，并没有改变台湾防务的状况。中国政府在总统发表声明前，已考虑到自己保卫台湾的军事实力不足。他认为这一状况目前依然存在。

我向他问道，对于诸如广州沿海的伶仃和万山诸岛、厦门沿海的金门岛、福州沿海的马祖岛和浙江省沿海的大陈诸岛等，中国政府仍保有军事阵地，对于这些岛屿应如何处理，不知是否已作出决定。我说，昨晚我国外长叶公超通知我，这些岛屿天天受到大陆共产党的袭击，为避免误解或使人认为中国政府不遵守停止对大陆发动任何军事行动的协定，当地岛上的守备部队在遭到进攻时，只进行自卫，未对共军采取报复措施。然而，这一状况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中国空军甚盼能恢复其对大陆的空中侦察。中国政府想知道美国政府对此的看法。

腊斯克说，美国政府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定迅速寻求解决办法。他答应一两天内作出决定后通知我。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梦麟于 7 月 7 日来访。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同经济合作署的克利夫兰交谈时，克利夫兰问他，中国人怎能忍受有这样的一位蒋委员长。还说，如果能说服蒋委员长辞职，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全力帮助中国。克利夫兰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蒋梦麟说杰塞普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问他蒋委员长在哪儿，并且议论说：“他真没用。”

蒋梦麟说，根据他同美国上层和下层人士的多次交谈，据他看来，美国拒绝给我们更多援助，原因就在于蒋委员长。即便现在杜鲁门公布了新政策，阻止大陆中国进攻台湾，但美国人告诉他，这只是指第七舰队在那里时要维持现状。换言之，关键是第七舰队。一旦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那就只好让台湾像过去一样去自生自灭了。

7 月 7 日，安理会决议：“支援朝鲜的部队和其它援助”交由“美国领导下的统一司令部调遣使用”。决议进一步要求美国指派一名上述部队的司令官，并报告安理会。7 月名日，杜鲁门宣布麦克阿瑟任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

7 月 18 日我去蒋廷黻处访问他。蒋和我一起讨论了蒋委员长给我们两人的电报，要我们警惕印度和英国在朝鲜危机上搞妥协，即让中共政权进入联合国，而排除国民党中国的代表权。蒋说，他前些时候已电告外交部，成功湖其它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对印度的行径均不持赞同看法。蒋委员长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紧接着安理会 6 月27 日决议之后，英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便各自单独活动谋求和平解决朝鲜危机，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大使在莫斯科进行试探。英国的试探甚少成果，但印度的方案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这个方案就是把在朝鲜取得共产党的合作同让共产党中国进入安理会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符合印度一直主张北平政权进入联合国的立场。现在印度又坚持说，北平的席位和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不但对联合国发挥其职能是必要的，而且对恢复朝鲜和平也是必要的。

我在 7 月 12 日发往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进一步叙述了英国和印度的立场。我说英国已提出派一支海军分舰队参加朝鲜战争，这就非常清楚，它不打算参加第七舰队对台湾的防务。美国的反应是对此颇为谅解，美国也不打算同台湾准备进攻大陆的事发生任何关系。

至于印度，我说，它以亚洲盟主自居，希望在东西方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从而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

它极端妒忌中国，想在国际舞台上取代中国。它企图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的代表权的行径，比起英国来还要露骨得多。

就在第二天，尼赫鲁向斯大林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件，信中阐明了他的目的。实际上，他认为停火和从南朝鲜撤军，要视是否把国民党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给予共产党中国而定，如果给了，苏联代表就会回到安理会参加会议；他说，这一切配合起来便能恢复和平。但是 7 月 18 日艾奇逊的回复却坚决反对尼赫鲁的建议。他说：

联合国可能面临的困难，最严重的乃是和平遭到破坏，或者说是侵略行为。我们认为，结束北朝鲜的侵略，绝不会取决于联合国对眼下摆在面前的其他问题的决定。

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阻挠苏联充分参加联合国工作的情况，除非苏联政府自己决定不参加，安全理事会业已显示出有能力并愿意为维护和平而竭力工作。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对各争执国家政府的争议，须由联合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议。目前联合国各会员国对此一问题所持意见分歧颇大。我知道你会同意，该项决议不应受非法侵略或其他对联合国构成高压或胁迫的任何非法行为所左右。

鉴于艾奇逊的答复，尼赫鲁的调解努力至少已被暂时搁置起来了。英国的调解活动也停止了。不过印度和英国的努力自有其奏效之处：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肯定已列入 9 月份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7 月 19 日，蒋荫恩来对我说他同奥凯里赫上校的谈话情况。上校刚从五角大楼听说，路易斯·约翰逊大概要辞职，并将参加 1952 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朝鲜危机使约翰逊的政策受到太多的批评，批评他缺乏远见。

美国士兵在朝鲜简直不愿作战，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拒不作战，只是当局不敢泄露这个事实，蒋认为危机将是长期性的。

次日，蒋荫恩又来汇报说，奥凯里赫得悉一些其他方面的可靠消息。他说，第一，美国政府已决定直接进入北朝鲜，以便一劳水逸地解决朝鲜问题。约翰逊将以他的职位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的赌注。他因为第一次从日本派去南朝鲜的美军作战无力而受到指责。这些士兵大部分是接替退伍军人的新兵，现在约翰逊已获得总统的谅解和批准，直接从美国本土调派军队去朝鲜。

大约在 8 月中旬就可以发动反攻。

当时，由于对苏俄对美国的政策、态度和意图所引起的猜测，使国际气氛非常紧张。普遍认为美苏之战终归难免，就看莫斯科是愿意立即挑起战争还是等待·个时期，显然，苏联潜艇一直在公海上往来游弋，监视美军的活动。

其次，奥凯里赫听说艾奇逊反对没有英军参加就派军队进入北朝鲜的决定，但同时他对取得英国同意派遣地面部队一事仍是拖延不决。另一方面，约翰逊已经说服了杜鲁门授权美军单独出兵北朝鲜。如果进军失败，约翰逊将辞职引退，这样也可让他为 1952 年竟选总统作些准备，或者为吉米·贝尔纳斯作候选人而效劳出力。

奥凯里赫所谈，虽不可视为确实无疑，但极有意思。

据当时公认，联合国军的目标是恢复战前的原状。换言之，联合国军和美军不得越过 38 度线。可是事实上，三周以后，即 1950 年 8 月 10 日，美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却宣布联合国行动的目标是统一朝鲜，这是美国想跨入北朝鲜的第一个信号。

第二节 赴台磋商时局问题

7 月 18 日叶公超来电，奉蒋委员长指示，要我回台参加为期两周的会议。

星期一宋子文来访，他认为蒋委员长宣布解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排除 C．C．派势力和蒋夫人娘家亲属的影响。他揣度这是王世杰、张群等人鼓动的，为的是牢固地树立他们自己的政治势力。

我抵达台北的当天早晨，就去谒见蒋委员长于总统府，那里挤满了中、美两国的官员，等待麦克阿瑟到来同蒋委员长会谈。实际上，我同蒋委员长在一起只有十分钟左右，他说麦帅即来参加由他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中美两国的官员，就站在我们谈话的屋外。

我不知道会议将提出些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要讨论些什么。当我同蒋委员长一起走出屋时，我们就站住了。麦帅刚刚到来，蒋委员长向他表示欢迎。我们三人站在一起交谈了几句，等候蒋夫人到来。她一露面，就向我欢迎致意。接着，蒋委员长引着麦帅步入会议厅。因我不在邀请之列，就离开那里。

关于这个可以明显看到的重大机密，我有些迷惑不解。在麦克阿瑟到来之前，蒋委员长同我简短的交谈中，也朱向我谈起他们会谈的目的。我猜想，会谈一定会包括台湾防务所需物资问题，以及同盟军最高司令部和第七舰队的联络工作。至于委员长想派遣三万三千名中国军队去协助作战一事，由于我于清晨已获悉麦帅的答复是否定的，我看当前的会议将不会讨论这件事。

1970 年冬，我到台湾和香港，曾同何世礼将军谈及此事，他向我谈到二十年前发生的，但他却从未向人透露过的事。他对我说，1950 年初，杜鲁门已正式宣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利益不包括台湾诸岛。由于 6 月份朝鲜战争即将爆发，北朝鲜正准备进攻南朝鲜，驻日本的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要求蒋委员长派中国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的侵略。

委员长因而指派周至柔将军同柯克进行会商。两人开始纠缠许多细节问题。蒋委员长本想为中国远征军争取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拒不接受。6 月 26 日朝鲜战争实际上业已爆发，而他们的协商还在进行中。

何世礼在回忆我初次到东京时，他为我安排与麦克阿瑟会谈的情况，但据我的日记，我抵东京时，麦克阿瑟和何世礼已动身去台北。据我的日程表所载，我抵达台北那天是 1950 年 8 月 1 日，当天上午八时三刻，我就去拜访麦克阿瑟。在蒋委员长大本营碰见麦克阿瑟之前，已和他有过一次会晤。

柯世礼说，在那次会谈中，麦克阿瑟回答我提的问题时说，派遣中国军队去朝鲜的时机已经错过。过去在台北谈判时，由于中国人提出了许多琐碎问题，致使谈判长期拖延不决，因此他已另作安排，目前已不需要从台湾派遣中国军队去朝鲜了。何世礼又对我说，那时他和我的想法一样，即当美方求援时，我们确实错过了表示愿意支援并愿同美国合作的良机。我方通过周至柔提出的所有琐碎问题，与迅速而及时响应美国的求援，两相比较，一是微不足道，一是有深远的影响。机会难得，而却当面错过，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我们失去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良机。上述我同何世礼的谈话，说明我们所谈的那个问题，在台北 8月 1 日的会议上未曾讨论过，但那次会议倒是讨论了几个其他的问题，并且颇有成就。例如，对麦克阿瑟访台，蒋委员长的声明强调，“联合保卫台湾和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业已奠定。麦克阿瑟的声明也强调了会谈属于军事性质。他返东京后说，对万一台湾遭到进攻，中美两国军队的有效合作，业已部署完毕。我本人接到一份军事物资供应计划副本，显然那份计划是在 8 月 1 日会议上交给麦克阿瑟的。

我回台为期十七天。每天的约会，或居家接待客人，或出门往访朋友，我计算了一下，十七天之内，约会共达一百三十起。秘书为我保存的约会日程表，上面记载着来访者名单，但那只限于留下名片的来访者，而不是包括全部的来访者。而且，这只包括我在台北的前十五天，其余两天我均外出，环游全岛，参观各武装部队的总部，还往访了海上诸岛，如澎湖列岛和金门，以便了解那里的情况。

另一方面足以说明我的繁忙的是，在我停留期间，一共作了十三场演讲，例如在国民党的纪念周上讲话。此外大约还有一半的演讲是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举行的，由于蒋委员长要我访问武装部队的各个总部，我欣然照办。由于热情邀请，我还给立法院和监察院的委员们作了演讲。然后，我访问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作了演讲。实际上，这是我访问中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我还曾向评议院的成员作了演说，这是国民党最近改组中新创设的一个审议和咨询机构。

1950 年 6—7 月解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改设中央改造委员会和中央评议委员会，大批党员，包括老党员，诸如孔、宋两家以及 C.C.派的成员，未经协商，均予免职。国民党的新组织是由蒋委员长同他的积极合作者蒋经国将军掌握的。

改组工作是以重用蒋经国为首的年轻一代为基础而进行的。改组后的常务委员会实质上的国民党执行机构，由比较年轻、更为积极的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都与蒋经国的观点相同，又是他的坚强支持者。这个新的阵容是蒋委员长亲自精心筹划的，以便使国民党能够指导和监督政府的工作。在改组的过程中，他又修订了国民党党章，使总裁的权力比以往大得多。实际上，有关党的人事和制定党的政策，由他一手包办，老党员中的一些人，诸如白崇禧、何应钦之流代表党内一派势力，知道政治空气已起变化，情况业已改变，都靠边站了。这是要求变革的时代，变化已经出现，虽然按照传统的做法为老的党员安排好了舒适安逸的生活，可是他们都已被调离权力的核心。这样，何应钦被任命为新设立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只对总统负责；白崇禧为副主席。他们又被任命为评议院的成员，评议院的职能系对党执行政策起监察作用，而党的政策是由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全体制定的。评议院的成员中还包括一些其他老政治家，这些人过去对制订政策有影响，并经常晋见蒋委员长。

总统经常召开党的评议委员会议，向他们作有关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会邀请一些著名人士发表演说或作报告，作为议程的主要项目。在我返台期间，召开了一次会议，前一天通知我，作为主讲，向评议院作报告。

蒋委员长坐在椅子上，给我作了介绍。每当我的评论吸引了他的注意或显然获得他的赞许，他就鼓掌，所有其他的人也就相继鼓掌。至于党的秘书长的报告，只聊聊数语而已，在我听来，其报告相当敷衍塞责。这是评议院会议的一般气氛。

三周之内，酬酢频繁，其中同蒋委员长的会谈是最重要的会晤。先后谈话共四次，赴蒋委员长夫妇的宴会两次，其中之一，是我抵台的第一个晚上举行的。据顾毓瑞的回忆，蒋委员长周到地给他派来一名侍从副官作陪，并巧妙地暗示给他，我们的谈话全都是面对面的密谈。我回忆起蒋委员长当时比 1946 年那次在南京见面时看来心情更加沉重，但未显老态，这由于他始终保持简朴生活，非常注意保健之故。我还同行政院长陈诚晤谈三四次，同外长的交谈，就数不清了。事实上，我同各院的院长和所有部长，以及大部分主要官员，包括文武官员，都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蒋经国，他在党内的地位正蒸蒸日上。

我同蒋委员长之间交谈的那些主要问题，都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但蒋委员长、行政院长和其他首脑们急于了解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能获得多少军事和经济援助。因为这是台湾绝对需要的，越多越好。在我思想上，这也是个突出的，最应重视的问题。

我对他们说，在美国民众中，甚至在政府里某些首脑人物中都有些人对我国有良好的情感和深厚的友谊，但也有些人，好像要把国民党中国一笔勾销，他们正期待将来同中共政权进行合作。我力图婉告蒋委员长，他在美国并不太受欢迎，而且在美国政府中也有某些首脑人物根本不欢迎他。

我又想起，政府各部门和各党派中的著名领袖，最经常问起我的一个问题，表明他们把希望集中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我毫不犹豫地指出，就国际局势判断，不仅从华盛顿来看，而且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来看，都毫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美国确实不打算挑起战争，它会尽一切可能防止战争的发生，除非被迫作战。我本人深切感到尽管莫斯科摆出一付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的姿态，它也并不愿意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希望通过恐吓手段，吓住美国人，取得最后胜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根本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我想起，在我讲话时，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肯定，一股失望的阴影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在国民党秘书长的办公室中的圆桌讨论会上，出席的国民党领袖们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说得那样斩钉截铁，看来，他们好像大出意外。在他们的眼中，第三次世界大战如非迫在眉睫，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那是他们热切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这可以给国民政府提供返回大陆的最好机会。但是，揆诸那时的世界实况，如果不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也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接着，那些同我谈话的人，当然都想知道共和党人在下届选举中有多大希望执政。既然战争不会立即发生，那末，其次当然就希望共和党人当总统并控制国会。众所周知，共和党是更加同情和关心远东的事务的。我对他们说，大概下届政府将会是共和党的，这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现政府还有两年多时间领导这个国家，我奉劝他们，作为我国现行对美政策的依据，不要寄希望于两年后有变化的可能。

台北政策的另一个问题给我的印象是轻率而谬误的。

我同行政院长陈诚的谈话中，特别碰上了这种问题。他要求对外交和国外领事工作强制实施压缩计划。其主要理由总的来说是外汇短缺，财政拮据。计划想撤销一些公使馆、总领事馆、领事馆和国外的一些代表团。对此我深感意外，觉得非直言无讳、大胆指出这项政策的不明智之处不可。但是，陈诚对我解释，由于政府财政拮据，甚至很难凑齐足够的经费，以维持政府开支，因此，勉强保留这么多领事馆和在国外的外交代表团，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这是一种浪费开支的行为。我对此感触很深，恳求他再加考虑。并对他解释说，由于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大陆，不得不在这个小岛上重建自已的政府，它要维持本身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保持其与非共产党世界之间的国际关系，并敦睦友谊，一旦时机到来，当我们投入光复大陆的斗争时，可以指望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保存这些外交上的据点，我国政府不仅在国内人民中间，而且还在将近二千万海外华侨中间，维系着希望和信念，而这些华侨几乎都是反共产主义的，他们期待早日光复大陆。结果，几个公使馆，相当数目的领事馆，特别是中东和南美洲的都被关闭了。我国在国际机构中的常驻会员代表，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国际棉花委员会的常驻代表也被撤回。但是，过了二三年后，台北才发觉有必要设法重建近年来撤销的那些公使馆和领事馆，重新参加各个委员会。

我和行政院院长陈诚所讨论的另一件事，即对各部及其他政府机关派驻美国或在美国设置的众多代表或代理机构，（其中包括民政机关、军事机关，例如武装部队设置的代表。）大使馆如何协调其工作的问题。他们都各自对其台北的某个部或某部门负责，他们所有的报告一向都不经过大使馆，其所作所为以及所报告的内容大使馆均无所知。只有当他们碰上了困难或者遭到了挫折，才来拜访大使馆，要求大使馆和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二他立即看出症结所在，并建议我，尽量经常举行纪念周或召开会议，他会指示各有关部会，指令各自驻美的代表保持同大使馆互通声气。

8 月 17 日，下午二时我动身去东京，午夜抵达。次日中午十二时半，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拜会了麦克阿瑟。这次会晤很重要，而且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受蒋委员长之托，转达他的口信，仍然是有关朝鲜战争中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麦克阿瑟再度谢绝了我国提供军事援助。而从他提出拒绝的理由来推断，我的印象是，他已接到了指示，是按照华盛顿当局对待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中国以及台湾的既定方针而提出的。

第三节 美国对台态度暖昧的后果

一、美国暖昧态度下的台湾合法地位问题8 月 22 日，我由台返任后的第二天，向美国国务院要求约见艾奇逊先生，向他作返任后的礼节性拜访。这是近一年来双方第一次约见。过了几天，艾奇逊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国务卿忙于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无法约定时间二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打电话来约定晤面的日期和钟点的。这是他不愿立即接见我的外交辞令。我对公使衔参事谭绍华说，国务院的电话既然这样说，我就不再期待在最近期内见到艾奇逊了，请他代我提出要求在下星期的某一天，同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会见。

8 月 25 日星期五，我赴斯普林湖休憩，星期二傍晚返回华盛顿。在我暂时离开华盛顿的短短一段时间内，竟然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首要的一件是有关麦克阿瑟将军向国外退伍军人协会发表文告事件。他 8 月 1 日的台湾之行在政府中和在成功湖都引起了不少的批评和不安。事实上，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这一事件本身即含有美国同国民党中国在军事上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意义，因而引起了某些集团对美国政策声明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在麦克阿瑟访台前不久，杜鲁门总统曾于 7 月 19 日给参议院的国情咨文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采取行动的有限目的。他宣称，军事中立无损于台湾的“政治问题”。他并且否认美国希图在那里取得任何特权。

但是，麦克阿瑟很明显，是深信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他不仅未经华盛顿许可就去台湾同蒋委员长进行会谈，而且在 8 月 25 日，就是我离开华盛顿去斯普林湖的那一天，还发出一个文告，拿到国外退伍军人协会年会上去宣读。文告中长篇大论地叙述了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还谴责了某些人主张在太平洋采取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论点。杜鲁门总统发觉此事以后，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把那个文告收回。文告虽巳收回，但为时太晚，已经无法阻止它在非官方刊物上发表。8 月 26 日，这个文告首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出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致电赖伊，向安理会提出正式控告，指责美国对台湾执行的政策是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是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周恩来宣称，安理会有责任谴责美国政府，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入侵部队从台湾和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

美国政府立即接受了这一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的反应简直有点出乎意料。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台湾所承担的义务纯粹是单独行动，至今没有取得国际上的任何支持，因此，杜鲁门政府急于要接受共产党的挑战，以便藉此机会在国际讲坛上阐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指望通过这种办法在国际上取得一些支持。

8 月 25 日，奥斯汀大使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拒绝有关侵略的指控，并请求安理会进行全面的调查。他反复申述，美国在台湾所执行的是不偏不倚的中立化行动，其目的是维护和平和防止冲突扩大化。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与此相反，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并无损于将来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该岛的地位问题。

这封信从内容和措辞来看，显然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再次请那些已经开始怀疑美国对台湾的动机的人放心。杜鲁门总统 s 月 27 日发表的有关台湾的文告不仅未能得到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支持，甚至还遭到了某些成员国的谴责。在整个 8 月份，马立克以当月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卓有成效地为苏俄开展了宣传工作，控诉美国对亚洲怀有帝国主义图谋，此外，马立克还继续利用其主席职权，把朝鲜危机的讨论放在一边，反而重弹其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旧调。事实上，他在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期间，就以主席身份裁决了国民党中国没有资格参加尔后的会议，尽管他这样作是彻头彻尾置安理会议事程序条例于不顾的行为。但是，马立克的动机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他企图引起人们注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单向性质的，从而扩大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以及像印度这种亚洲国家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

在上述这种背景之下，就在奥斯汀发表声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给国外战争退伍军人的文告见报了。这个文告反映出麦克阿瑟本人对于台湾对美国防务的重要性，以及任凭台湾陷入敌对军事大国手中将引起的极端悲惨的后果等问题所抱的见解。这样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从美国政府当局的观点来看，它严重地损害了政府试图进行的计划，毁灭了奥斯汀大使在消除各方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以及在中国问题上建立自由世界统一战线等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

当然，在各个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禁感到，这位将军的声明和总统要求撤回声明的命令，似乎同美国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其时1950 年国会改选的竞选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本届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的主要争论点。

麦克阿瑟是个个性非常强的人物，得到各方广泛的钦佩，他还以富有独立精神而著称。他和马歇尔不同，他不像个规规矩矩的士兵那样绝对服从三军统帅杜鲁门的命令。6 月 27 日，紧接着北朝鲜发动进攻后，在东京召开的电话会议上，麦克阿瑟接到杜鲁门的命令，要他动用全部海空武装力量援助南朝鲜（但不提供地面支援）。

当时麦克阿瑟眼睛凝视着远方，沉思了半晌，然后，缓慢而坚定地向到会的人说：“在我通知你们以前，什么也别干。”

但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麦克阿瑟是美国驻远东部队的总司令，同时也是联合国驻朝鲜部队的总司令。他对美国公众所讲的话，对整个联合国都有牵连。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是不一致的，而且对中国问题都特别敏感。此外，无论联合国的代表人物或是美国的代表人物发表公开声明时，都应该考虑到联合国的观点。

8 月 28 日，杜鲁门总统公布他给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沃伦·奥斯汀的信件，再次重申了美国的主张。该信件支持奥斯汀在联合国的立场（该信件也抄送了麦克阿瑟），并声明美国欢迎联合国调查中共所指控的美国入侵台湾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再度以个人名义致电秘书长赖伊，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蓄意侵犯中国领空，具有扩大战争范围和破坏和平的罪恶意图，要求安理会谴责美国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侵略军全部撤出朝鲜。

奥斯汀大使立即建议安理会指派调查团到现场调查。次日，他写信给秘书长赖伊，否认中共所控告的事实，正式声明美国欢迎安理会指派调查团到现场调查。同一天安理会议定把中共控告美国轰炸中国领土的问题列入下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安理会并决定，把中共对美国武装入侵台湾的控诉也列入该会议程。两天以后，我在国务院分别同腊斯克和艾奇逊会谈时，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原先由于我认为同国务卿的约见暂时不能实现，才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约定在 8 月 31日见面的。不料，后来艾奇逊的秘书给大使馆打来电话，也要求在 8 月 31 日安排一次会晤。

同艾奇逊约定的见面时间早一些，我在两点十五分去赴约，发现中国科科长柯乐博也在座。

我说，有一两件事想同他研究一下。我听说台湾问题已经列入安理会议程，还听说三大国外长即将在纽约开会。估计他们将会把台湾问题结合远东形势和朝鲜战争等一起进行讨论。

国务卿说，即将到来的外长会议没有制订议程，但他也相信，会上会把台湾问题提出来讨论的。

我说，这就是我所以要请他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加以阐明的原因。譬如说，美国拥护由安理会来讨论这个问题，目的究竟是什么？艾奇逊先生认为安理会讨论的结果会是怎样？就这件现在措辞为“对武装入侵台湾的控诉”的问题而论，不消多长时间，就可澄清问题，结束讨论。这些讨论可能，我也希望能包括杜鲁门总统已在 6 月 27 日阐述了的美国对台政策。如果在安理会上讨论台湾问题时，仅限于上述两点，那对民主国家的共同事业就大有好处。如果讨论超越上述两点，触及问题的政治方面或台湾的地位问题，我确信，这些讨论就只能导致混乱，使问题复杂化，从而暴露出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为了建立反对共产党侵略的联合阵线，最好是避免涉及台湾问题的政治争论。

艾奇逊说，建立自由世界的联合阵线是极为需要的。

美国肯定不希望人们目前就讨论有关台湾的政治问题。实际上，要求把问题列入议程的并不是美国。但是，一旦开始讨论，就不可能限制在上面谈到的两点上。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而且各国必然会觉得，对涉及这个问题的政洽论争进行讨论具有重大意义。

我说，我意识到，安理会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会把台湾的政治问题提出来讨论，而苏联则是肯定要提的。但是，我认为，如果美国能向各国表明，除了控诉中直接提出的问题以外，美国不愿把其他论争纳入讨论，那就必然会对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产生巨大影响。不管怎么说，讨论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应涉及问题的政治方面，这种问题尽可以留待将来再解决。远东军事形势才是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我估计，这次讨论将以通过一项决议而结束。我想，如果美国能注意使决议草案仅仅包括上述两点，即：中共控诉美国侵略是毫无根据的；大体赞同杜鲁门总统的对台政策。除此两点外别无其他，则就是一个理想的决议了。

艾奇逊表示同意，认为那是合乎理想的解决办法。

不过，他担心的是，在国际纷争中，理想的解决办法往往是不能实现的。尽管美国希望把涉及这一问题的政治论争留待将来解决。但是某些其他国家会不可避免地把这些论争提出来。

在介绍我的第二个论点时，我说，我知道英国反对杜鲁门总统的对台政策。如果确是这样，那是不幸的。

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其宗旨全在于保卫和平事业，并对远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加以限制。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国也不会不赞同。说实在的，我说，我甚至认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应该赞同美国的对台政策，而且假如中共人侵台湾，从而迫使美国立即履行他击退一切对该岛的武装进攻的公开声明时，还应支持美国在该地区恢复和平的行动。这种支持将是一种履行联合国成员国义务的行为，而不一定意味着是支持台湾的中国政府。我本人肯定就不会这样认识，因为我知道，时至今日，我国政府在世界上已经不那么受人尊重了。我并说，中国政府决不对中共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艾奇逊指出，这在中国当前处境下处理有关台湾问题，将是一种决定性因素。

我把话题转回到英国对杜鲁门总统台湾政策的态度上。我说，英国对总统的政策给以任何一种支持，都将成为两国在目标和行动上团结一致的有力佐证。

艾奇逊说，英国甚至不能赞同美国的政策。他不了解其他国家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就问柯乐博。

柯乐博回答说，有些国家表示同情美国的政策，然而，还没有一个国家宣布过赞成它。

我表示希望艾奇逊在即将到来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要利用他的影响促使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支持美国的政策。三大国的观点统一以后，必将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产生巨大影响。

艾奇逊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知道各国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政策，他不敢说能否获得成功。

我同艾奇逊会晤后，随即顺便去见腊斯克。我同腊斯克的谈话还是那些内容。

腊斯克说，尽管美国可以力求避免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无法不让别国把这类问题提出来。他觉得，民主阵营暴露分歧是不幸的，但共产世界对这种情况早已一清二楚了。

腊斯克说，如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共产党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那就可能会影响已经承认中共政权各国的态度。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台湾国民政府的处境就将非常困难，很难维持它的国际地位。尽管自由世界对朝鲜的态度是一致的，对台湾则很不一致。对台湾政策和态度不同的不仅是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也是一样。而且，近东与亚洲国家，以及英联邦各国的观点，也显示着同样的分歧。假如主张台湾属于中国，那就随即会发生一个问题：谁代表中国？——是北平的共产党政权，还是台湾的国民政府？中共认为他们的政权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应该属于他们；台湾的国民政府则认为他们的政权代表中国，所以把台湾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就这样，世界各国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已经承认北平政权的国家则认为，中国就是共产党中国。

我说，我完全知道民主阵营各国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这就是我认为最好把问题留待将来再解决的理由。

腊斯克认为，要做到完全不提台湾的政治问题是有困难的。看来，如果能在决议案中增加这么一条，就是说，在朝鲜的局势解决以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这样可能使已经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觉得满意。

我说，无论安理会通过多少决议案，我总怀疑中共政权是否会遵守。腊斯克笑了笑说，国民政府恐怕也不会遵守。

我避而不作正面答复，说假如安理会的决议案竞然苛刻到逼着国民政府答应去自杀的地步，那就请不要奢望国民政府会欣然同意了。

9 月 5 日我拍发给叶公超外长的电报中说，安理会已经把共产党中国控告美国侵略一案列入该会议程。按照蒋廷黻对我所说，美国对中共控诉的反应是建议安理会组织一个调查团，对情况调查核实。我并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对我国的前途关系重大。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必须慎重研究，并作出决定。

我又告诉外交部长，据我所知道，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打算同意美国的建议。因此，我们如果单独反对调查，结果恐难如愿。如果我们行使否决权，以阻止该项提案通过的话，美国将拒绝同我们合作，而且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同时，苏俄及其卫星国将趁机扬言，说我们和美国勾结一起，掩盖侵略的事实。

我又提出几点意见，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就美国建议派遣调查团问题作出决定前应该考虑的。我说，关于美国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大陆中共和台湾的我国政府之间发生战争一节，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一点不应成为问题，因为战争没有发生。但是，从法律观点看，有必要根据国际法明确台湾的地位。中共与苏俄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宣称，中共政权就是“中国气那些已经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尽管未必全都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但都承认共产党中国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在 6 月 27 日和 7月 19 日的通告中和最近杜鲁门总统致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信件中所采取的立场同该国 1 月 5 日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认为台湾是在对日战争中由盟军根据波茨坦宣言和对日受降书所占领的领土，并声称台湾的永久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或者由联合国决定。

按照苏俄与中共的观点，台湾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土，美国从事保卫台湾，这就构成了干涉和侵略行为。但是按照美国的观点，保卫台湾的行为，是一种在国际法上能够站得住脚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不认为台湾是从日本手里收回的领土、其地位要等签定对日和约时才能最后确定的话，那么，我们的立场与苏俄的观点就不谋而合。这样，就只剩下一个争论点了：到底哪一方代表中国？

我继续阐明自己的论点：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如果要问谁能代表中国，那么只有我们才能代表中国，中共无权提出任何问题。假如事情就是这样，那么美国保卫台湾的行动在国际法上就没有依据，除非我们宣布赞成和欢迎它这样做。

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则一口咬定，中共就是中国，籍以给他们所谓的美国侵略找依据。与此同时，他们拒不承认我们有权认可美国的这一行动。

我说，至于那些已经承认中共的国家，他们也把中共看作就是中国。因此，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共。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可能赞同和支持美国保卫台湾的政策。此外，根据副国务卿腊斯克上星期（8 月 31 日）对我说的情况，还有另一个使人焦虑的问题。他说，今后还有许多国家很可能会一个接着一个承认中共政权，从而使国民政府的地位更加难以维持。

我说，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确定我们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在对待美国的建议时才会有信心。我指出，三个月以来，美国曾一再宣称，台湾的地位应留待将来确定。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立场，部分地是由于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部分地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美国暂时也承认台湾现在是由我们治理和控制着，并且是我国政府的所在地。我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值得重视。至于国际法上所规定的地位问题，那倒可以留待将来再说。但是，在等待最后解决期间，美国却希望，台湾的防务最好由联合国来承担，而不要责成美国，美国现在已经承担了数不清的责任了。

我总结道，国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前途如何，很难逆料。但是，美国的观点未必对我们无利。我再一次表示，希望政府在最后决定我们的态度时，要对问题作慎重的考虑。

9 月 2 日，外交部给我打来一份电报，其中对杜鲁门总统 8 月 30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表示担心。该声明说，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七舰队就无需担负防卫台湾之责。外交部问我，这意味着什么，要求我私下设法探明，还要我通知美方，即使朝鲜恢复和平以后，也还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所以，台湾所受威胁不会消除。该电还说，据报英国、法国和美国现正进行秘密会商，以互相协调政策。该电并要求我加以密切注视，向部报告。我收集足够的情报之后，立即答复了外交部 9月 2 日的询问。

我对他们说，经过多方调查，我了解到，当初美国派第七舰队去保卫台湾，是由于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其目的是防止这场战争的扩大化。这一措施完全是为美国自己着想。而且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的当时，美国人就考虑到一俟战争结束，就要把该舰队撤回去。随后英国和印度强烈反对美国在台湾的行动。英国的理由是，这一行动有损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利益；印度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亚洲人对此有反感。美国私下向这两个国家保证说，等朝鲜战争一结束，美国就把第七舰队撤走。但是，8 月 30 日，在杜鲁门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总统对他们作了明确的声明，同时，对如此机密的情报居然走漏出去，使他大为吃惊。但是，我指出，美国最初的意图丝毫未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原已作过声明，而且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台湾所采取的行动，乃是一种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

最后，我对他们说，朝鲜战争何时结束，结束得是否圆满，都是疑问。国际局势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使得美国重新考虑它原先的政策。

我们最担心的是，即将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上将讨论这个向题。英国的态度已经很明朗；印度在幕后活动得很起劲；法国人和其他西欧国家则不希望看到美国在亚洲卷入得太深，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有损于美国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美国自身则比往常更为希望远东局势不要进一步恶化。

我强调说，近来美国某些负责方面一有机会就宣称，中共不见得会使自己卷入这一漩涡。我说，从这里不难推测，美国抱的是什么态度。最后我说，关于三国外长会议的情况，一俟收到更多的情报，我就汇报。

我国政府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在华盛顿当地，要了解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意图何在，也不是很容易的。例如，报刊上一个时事评论员同另一个时事评论员的解释就不一样，这个国家的报刊同那个国家的报刊的解释也不一样。6 月 27 日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使人相信美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行将改变。随后，麦克阿瑟的行动和声明大大加强了这种信念。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反复重申，美国的意图是让台湾中立化二一候朝鲜战争结束，他们就把第七舰队撤走，届时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国际行动来解决。

可是，采取国际行动，就必然会产生台湾的地位问题。

而把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这一行动将再次表明，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比它公开承认的要大得多。

9 月 12 日，三国外长会议在纽约开幕。但是他们的会谈并未引起外界多大注意。因为当时风传，杜鲁门总统已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辞职，并将任命马歇尔担任新的国防部长。约翰逊的辞职使我感到突如其来，尤其是因为几个星期以前，外传总统要求国防部长辞职，杜鲁门还郑重其事地辟过谣。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马歇尔面临的这个新任命，是在当时条件下杜鲁门心目中唯一合乎逻辑的新任命。

马歇尔是唯一深孚众望、经验丰富的人选。在朝鲜战争的这一关键时刻，形势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要求他熟悉政府的政策、深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种种问题。杜鲁门的一个重要考虑必然是密切的个人关系。杜鲁门也必然看得很清楚，马歇尔是唯一有可能指挥麦克阿瑟的国防部长，或者，至少能牵制住他。1950年 9 月 19 日，《纽约邮报》的一则电讯：由于一种绝非寻常的原因，马歇尔将军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一事，给台湾蒋介石的司令部当头一棒，有如晴天霹雳。

台北之所以如此惊慌失措，其原因是一年多来，前任国务卿陆续收到许多揭露国民党所作所为和计划要做的勾当的信件。这些信件并非来自别人，乃是蒋夫人本人。蒋委员长的这位夫人，在 1948 年访美期间，同马歇尔夫妇过从甚密，建立了热烈友好的感情。当时，她曾企图劝使杜鲁门总统向正在土崩瓦解的国军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徒劳而无功。蒋夫人曾在弗吉尼亚州的马歇尔公馆小住了几个星期。

由于蒋夫人写信时毫无拘束，马歇尔将军对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所作所为，就都一清二楚。如何对付，自然成竹在胸。

举个例说，蒋夫人某次在信中预示麦克阿瑟即将去台同她丈夫研究台岛防务。那时，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对麦克阿瑟这次命驾在即的台湾之行，却还蒙在鼓里。随后蒋夫人驰函马歇尔。该函长达三页，单行打字，把麦克阿瑟和蒋介石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如此大事，麦克阿瑟竟然不对华府报告。殊不知马歇尔早已洞悉一切，而且消息竟是来源于蒋夫人这等最高权威人士。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一经任命为国防部长，就使国民党军阀们陷入惶惊不安的原因。在以往和国民党人打交道的经验基础上，马歇尔现在又了解到他们想要于什么了，这要归功于蒋夫人。

记者们的消息显然是从五角大楼采集来的。这则报道的目的显然是在于说明麦克阿瑟现在的行径是在向华盛顿闹独立。他访问了台湾，在那里商讨了军事合作问题，居然没有向华盛顿打报告。当然，这时华盛顿和盟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而马歇尔将军，作为一名军人，自然而然地赞同总统对麦克阿瑟的态度。但是，9 月 15 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扭转了联合国军的颓势。这样一来，杜鲁门总统原来曾经有过的把他召回的打算，暂时也就只好搁置起来了。

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1950 年 9 月，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8 月末，关系到国民政府国际地位的两大问题已经排在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上：（l）对美国武装入侵台湾的控告，这是苏俄提出来的，但真正的依据是周恩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2）北平控诉轰炸中国领土。这一控诉，一方面导致苏俄建议在安理会考虑北平的控诉期间邀请北平的代表参加；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建议由联合国派遣调查团到现场调查。8 月 30 日，蒋廷黻通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沃伦·奥斯汀参议员，安理会的讨论已经产生了对中国不利的影响。他说，首先这种讨论已经对台湾的地位提出了疑问。这种讨论无形中已使国民政府成了一个流亡政府；这种讨论还间接地承认了中共有权代表台湾讲话。

9 月 11 日，苏俄的建议付诸表决时，勉勉强强地被击败了。反对这项提案的美国再次力主由印度和瑞典到现场调查，作为代替方案。但是，次日美国的代替方案付表决时，由于苏俄行使否决权，也遭到了失败石这样中国问题在安理会上暂时成了僵局。但是，在成功湖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全体大会上，某些会员国肯定要提出国民政府是否有权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的问题。

全体大会第五届正式会议 9 月 19 日开幕。果不出所料，甚至大会还没有来得及把主席选出来，印度代表团就提出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当然，苏俄就接着建议驱逐蒋廷散，并向北平政权发出邀请。但先后遭到蒋廷黻和艾奇逊的反对。

当大会的议程正好进行到此的同一天，我到国务院拜访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告诉我，他刚在电视上看过联合国大会开幕的情景，看见印度首席代表班涅迎尔·劳爵上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由中共取代国民政府在联大的席位，维辛斯基表示支持。接着，艾奇逊催促道，时间不允许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印度的建议应迅速付诸表决，作出决定。

（事实上，表决结果否决了印度的提案。但是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一直到后来根据加拿大建议制定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才告结束。这项决议草案要求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写出报告，在等待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期间，由国民政府的代表继续出席大会。）腊斯克说，他约我来见面，是为了要同我谈两件事。

第一件，是印度尼西亚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他听说蒋廷黻对此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他说，美国和不少其他成员国都认为，接纳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印尼，意义极为重大。中国如行使否决权，后果将是不利的，因为这也将对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造成不良反应。

腊斯克要谈的第二件事，就是美国代表团已经决定把台湾问题提交全体大会。国务卿在向大会发表演说时可能会提到这个问题。腊斯克还说，尽管他不熟悉大会的议事程序，他相信美国代表团将提出一份明确的提案，由总务委员会讨论，然后列入大会议程。

我问道，美国打算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的着眼点是什么？美国希望这次辩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腊斯克说，提案将以杜鲁门对台声明中宣布的两点原则为基础，第一点是，为了和平，台湾和共产党中国双方在军事上都应保持克制，以免朝鲜的冲突扩大化；第二点是，台湾问题应留在将来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接着他说，至于台湾问题应怎样解决，美国还没有定见。但是美国认为，不论怎样解决，都必须采取和平方式。换句话说，现在把问题提交大会审议，无损于美国或其他国家将来就这一问题的解决可能采取的任何决策。

腊斯克还谈到，把美国这一提案列入议程以后，要等到第六十三项议程关于古巴的提案经过讨论并得到解决后，才会加以考虑。他相信大会可能要讨论台湾问题，但不会得出什么结论。他认为大概会派遣一个联合国调查团到台湾去就地研究情况，并在一年后向下届大会提出调查报告。

我说，相信腊斯克先生一定知道，中国政府是反对联合国调查团到台湾去执行上述任务的。中国政府不认为台湾问题应列入大会议程。

腊斯克说，杜鲁门总统已经明确声明，台湾问题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不是在签订对日和约中解决，就是在联合国解决。

我说，总统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中说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将撤离台湾。这个声明已经引起了台北方面极大的不安。如果再提出整个台湾问题应在联合国讨论的话，那将会引起我国政府更大的忧虑和担心。

腊斯克说，杜鲁门总统在 6 月 27 日的宣言中命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要求国府停止攻击大陆，这是美国政府的单独行动，并未得到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附和。许多国家，其中有些已经承认中共政权，有些仍然支持台湾国民党中国，都深恐总统的宣言会引起国际冲突扩大化。这些国家都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和过去对朝鲜局势的做法一样，让其他成员国也有机会来考虑这一问题、腊斯克承认，总统的对台声明确乎有些操之过急，不过，在当时情况下，总统也确乎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他并说，美国人民也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万一台湾地区爆发战争，美国对台湾所承担的责任可能给美国造成更大的牺牲。他又说，把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问题纳入往后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渠道，并不是打算要立即解决这一问题。

他认为如今国府的地位正处在危机四伏，穷于应付之中，这样做对国民党中国也不无好处。

我问道，如果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以后，中共对台湾发动进攻，美国打算怎么办。

腊斯克说，一旦出现那种情况，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而迎战侵略者，这是为美国自身而战，倒不一定是为了国民党中国而战。但是，美国不希望出现因台湾问题而妨碍非共产主义国家间顺利合作的局面。

我问道，美国的意思是想把台湾问题冻结起来，留待将来解决，从而暂时扫清民主国家之间合作的障碍，这样说是否正确。腊斯克说，他不敢说这样就不会有人议论台湾问题了。必然会有某些国家要表示反对国民党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指望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得出什么结论。

我进一步迫问道，是否可以说，美国鉴于现在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因此主要目的在于拖延时间，看看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方能决定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究应采取何种立场。

腊斯克的脸红了，他说，差不多，他可以坦率地告诉我，（他要求我不要向我国政府报告，我当即同意。）尽管联合国在朝鲜战场上占了上风，但是谁也说不准苏俄会干些什么。它到底作什么打算，也许它自己也没有准定的主意。但是不论它有没有准定的主意，美国肯定是不知道的。谁也不敢说，俄国会不会在几个月或者一年内挑起一场全面冲突。因此，为了保证美国防务不受危害，台湾的安全必须有所保障。换句话说，美国乐于看到台湾能维持现状。他相信维持现状也同样有利于国民党中国。他又说，行政院长陈诚已经宣布要继续努力改善行政工作，并要继续进行改革。为此，也必须赢得更多的时间。腊斯克接下去说，台湾问题非常复杂，如果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它，那将导致极大的困难。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双方都宣称台湾属于中国，这就立即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一方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双方都认为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双方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内战。至于哪一方能代表中国的问题，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与仍然承认国民党中国的国家之间的见解是不一祥的。

腊斯克说，为了和平而带头承担起保卫台湾之责的美国，终于发觉其它许多国家不愿意追随其后而感到孤立。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以免在当前世界局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造成摩擦。

我说我将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打算向我国政府报告。

9 月 25 日，我设午宴招待次日即将返回台北的严家淦。在午宴上，我提起《纽约时报》报道，厄瓜多尔打算在安理会投票赞成中共代表参加关于共产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问题的讨论。国务院的麦钱特说，确有其事，但美国还是要反对这种意见。我又问道，厄瓜多尔此举是否是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鸣锣开道。他说，不，这不过是为了取证而已。我从麦钱特的谈话中也推断出，美国并没有设法阻止厄瓜多尔改变立场。两天之后，蒋廷黻会见美国首席代表奥斯汀和他的副手格罗斯，请求他们敦劝厄瓜多尔代表弃权。9 月 28日外交部给我发来一份蒋廷黻拍给部里的电文副本。该电称，奥斯汀对蒋廷撇在印尼问题上朱投反对票表示感谢之余，自称作为一个律师，他认为任何原告都应该得到陈述案情的机会。他对蒋廷默说，原来美国希望能够组成一个调查团，以便中共能有申诉的机会。但是，这种主张不一定能获得通过，所以美国还没有正式提出这一提案。（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说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他说，美国仍然反对让中共出席安理会进行申诉并参加辩论。尽管他将尽力劝说厄瓜多尔回避投票，但是能否成功，还不敢说。他并说，格罗斯已经同厄瓜多尔代表约期进行商谈。他并已要求国务院请美国驻基多大使敦劝厄瓜多尔外长训令他们的代表弃权。

蒋廷黻说，当时正和我国代表团一起呆在纽约的我国驻秘鲁大使保君健也在和南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请他们敦劝厄瓜多尔弃权。但是，昨天（9 月 26 日）厄瓜多尔代表声称，他们坚决主张让中共出席安理会。

奥斯汀说，他的唯一目的是给原告以陈述意见的机会。但是，他自己认为，既然大会已经决定辩论台湾问题，安理会就应该让大会先辩论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安理会表决让中共代表出席安理会，那么他就只好弃权。

终于还是未能说服厄瓜多尔代表改变立场。9 月 29日，安理会以 7:3:l 的票数通过厄瓜多尔的提案，请北平派出一位代表，在 11 月 15 日以后出席辩论北平控告“美国入侵台湾”的问题。美国、古巴和蒋廷黻投了反对票。

蒋廷黻曾试图使这个问题被宜告为实质性问题，从而使他自己的反对票构成否决票，可是没有成功二他还提出了一项反建议，主张在大会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期间，安理会对此暂停考虑。（9 月韶日，这项建议草案已列入第一委员会议程。）但是，蒋的提案在安理会付表决时，只有古巴投了赞成票。至于大会方面，总务委员会已把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列入了 10 月 5 日的大会议程。

10 月 20 日星期五，我会见了杜勒斯，在座的还有当时任杜勒斯的和约工作助手的国务院东北亚司司长艾利森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巴布科克上校。

杜勒斯对我说，除了俄国人以外，他已经同远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谈过了。他并向我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对对日和约中应有的一些主要条款的想法，或者无宁说是必须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美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他给我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美国建议的七项原则，这份备忘录他也已分发给其他成员。杜勒斯说，很久以来美国政府就打算缔结对日和约，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程序问题，把这事拖延下来。但是，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已不能再拖。关于条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现已有了一个不成熟的主张。

接着，他给我介绍了这一主张的要旨。关于领土问题，他说，需要专门有说法。日本必须承认朝鲜独立，接受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由联合国托管，并由美国代管。

至于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地位，日本必须接受将来由英国、苏联、中国和美国所作出的决定。

但是，如果在和约生效后一年内该四国对这些领土的地位还不能达成协议，则此问题就应由联合国全体大会裁决。关于中国政府所高度关切的台湾问题，他说，他要强调指出，美国政府承认三个有关的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件》。但是，他说，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局势总的来说是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必须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台湾是国际利害所系之地，鉴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背景和远东目前的形势，美国对台湾也同样非常关切。

接着他说，就他所知，如今台湾是个是非之地，关系到国际，也关系到美国的利害。譬如说，美国决心冻结台湾现状，以便使世界这一地区，特别是际此朝鲜战争尚在进行之际，不致发生麻烦。他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府把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立场。但是，站在美国方面，他希望中国代表不要在联合国过分反对美国的立场。因为中国的反对将使美国政府为难；而美国政府的政策本来是要防止台湾地区发生麻烦，这样一来就无法实现。

中国政府声明自己的立场，以便有案可查，这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强烈地反对美国的这一提案，那就不仅是给美国政府出难题，而且也反映出美中之间互不协调，不能合作。他强调指出，美国冻结台湾现状的政策对目前偏安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也不无好处。他声称，这种政策是为了使世界这一地区，至少在眼前保持现状。当然，美国政府希望不要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但是谁也没有多大把握能说，那一广泛的地区不会发生麻烦，而让台湾岛落入敌人之手是同美国的政策不相容的。然后，他表示希望我把他适才所说的美国政府的立场转达给中国政府，并请中国政府指示蒋廷黻博士，不要过分强烈地反对美国政府的主张。

除此以外，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的安全防卫和赔款问题。下午五时，蒋廷黻来访。蒋廷黻说，奥斯汀对他说的话，和杜勒斯对我说的如出一辙。他已经告诉奥斯汀，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他原来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美国的观点；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但最后这一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下述两项先决条件：（1）美国打算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去辩论，不是为了确定台湾的地位，而是从西太平洋的和平出发。（2）美国要承诺不支持中共代表参加辩论。

一般说来，那段期间内，联合国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集中在台湾问题或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上，而是在朝鲜战争和中朝边界上朝鲜境内出现中共军队这些事情上。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联合国军已经能够把北朝鲜军队逐回到北纬 38 度线以北。9 月 29 日，南韩政府已经迁回汉城。这时，击退入侵军的既定目的已经达到，联合国军是就此停战，还是继续向北朝鲜境内推进，把朝鲜共产党政权推翻，使整个朝鲜统一在汉城政府之下，对此，联合国必须作出决定。

9 月 29 日，就是决定邀请中共代表在 11 月份参加安理会辩论台湾问题的那一天，八国向大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默认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用武力统一朝鲜。

该决议草案号召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朝鲜的和平与安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建立统一、民主的朝鲜政府。10 月 8 日，即全体大会通过该决议案后隔一天，美军跨过了北纬 38 度线，南韩军队则早已进入北部。三天以后，北平电台重播了周恩来 9 月 30 日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帝国主义者胆敢侵犯中国邻邦的国土，共产党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与此同时，据报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中共军队正在不断增加。

10 月 26 日，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中共已经开始参加了剧烈的战斗。11 月 5 日，麦克阿瑟将军用一份专门报告通知安理会说，10 月 16 日中共第一次越过了中朝边界线，联合国现在同中共部队正在直接交战。

三天以后，安理会通过一项英国提案，要求北平派一个代表团来讨论麦克阿瑟提出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报告。10 日，美国、英国和其他四国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帮助北朝鲜，撤回各国的军队，同时保证中朝边境线不受侵犯，并充分保护中共与朝鲜在边界地区的合法权益。11 月 15 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向中共作了类似的保证。

11 月 11 日，北平断然拒绝出席安理会辩论有关中共干涉朝鲜的指控。同时，中共宣称，应安理会就辩论台湾问题提出的邀请，不久即将派出代表团，并且这个代表团还可参加辩论美国“干涉”朝鲜的问题。当然，当时还有中共侵犯西藏的事件。11 月 15 日，萨尔瓦多提请全体大会注意西藏人的呼吁。此次事件，北平是在 10 月 25 日宣布的，而事实上，进攻在 10 月 7日即已开始。

这个问题对于联合国以及我国政府来说都特别复杂，因为西藏人反侵略的呼吁是以他们自称西藏是独立国家为依据的。但是中国，不论中华民国，或北平政权，都认为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蒋廷黻 11 月 20 日从纽约给我打来电话说，全体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将维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反对中共对西藏诉诸武力。我告诉他，中国从来都主张对西藏拥有主权，而不仅是宗主权。许多国际协定和国际公约，特别是同英国签订的那些协定和公约，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我说，最好是不要说宗主权。他当即同意把西藏称为中国的一部分。

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想和我研究 11 月 16 日他再次会见杜勒斯时的谈话内容。杜勒斯曾告诉他，在他同杜鲁门总统与国务卿艾奇逊谈过这件事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求推迟考虑台湾问题，而把它列入全体大会政治委员会议程的最后部分。鉴于朝鲜的局势是如此，并且由于中共的干涉而更趋严重，值此时机，要求考虑这个问题，并促使台湾岛中立化，是毫无意义的。

星期四为感恩节。由于即将举行的安理会和全体大会都十分重要，我特地来到纽约。我同宋子文在一起晚餐，我把英国和印度积极准备同预定于次日到达纽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接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说，美国表面上是采取强硬态度，企图给美国公众和亚洲的自由世界造成假象，其实美国政府也同样渴望使用合理办法，甚至是不合理办法，去诱使中共撤回他们在朝鲜的军队。

看来这就是美国当时的真实意图。关于华盛顿为了达成停战，到底准备让步到什么程度，一时谣诼纷纭。

与联合国和美国那股主张姑息的思潮相反，身在战场的麦克阿瑟认为，朝鲜的冲突如果使用武力，就可以解决得既迅速而又彻底。11 月 24 日，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旨在赢得这场战争。他对部下说，大家将能够回老家欢度圣诞佳节。同一天，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经由伦敦到达纽约，准备参加定于 27 日开始的安理会会议。这事在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和轰动。苏联代表团的马立克和其他共产党代表们都到机场欢迎中共代表。马立克同伍修权在机场会谈了十五分钟。秘书长赖伊也派他的礼宾官让·德·努伯爵前去欢迎。第二天的早晨的报纸报道说，中共代表们在联合国总部收到了大量的花篮和花束，送礼物的人们都不肯留下姓名，也不带名片。

11 月 28 日，盛传美国即将屈服于英国和印度的压力，同意把联合国的席位交给中共。第二天下午二点，我到国务院访问腊斯克。我开门见山地谈了安理会 11 月 28日举行的会议。我说安理会原来打算邀请中共代表出席讨论所谓美国侵略台湾的问题，这对我国政府和我本人都感到很担心。我们认为这事起不了好作用，只能给中共代表提供一次机会，让他为苏联进行恶意的宣传。我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伍修权在安理会和全体大会的两次演说纯粹是宣传性的。我说，据最近几天报纸的报道，有人主张等中共代表来到后同他进行谈判，以便找到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有些人走得更远，建议向中共提出尊重中国东北边界的保证，继续向中国东北供电，甚至在朝鲜一侧设立缓冲区。

腊斯克说，我提到的那些保证，与其说是为了安抚中共，不如说是为了使联合国的某些成员国放心，这些国家害怕朝鲜战争扩大化，急于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种事态发生。

12 月 2 日，星期六。我正要乘火车去纽约，蒋廷黻打来了电话。他通知我，杜勒斯告诉他，在他（杜勒斯）的建议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决定推迟由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记得 11 月 20 日蒋廷黻曾告诉我，杜勒斯在 16 日告诉他，美国已经决定要求把台湾问题推迟到政治委员会议程的末尾，现在则决定把这个问题干脆拖下去。

星期日，威廉·里基特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说，根据主人的决定，“树木砍倒，土地出租”。我领会这句双关话的意思是指联合国席位将交给北平，台湾将交给中共；要不然，就是美国将承认北平。横竖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过后我妻子打来电话，说是马隆参议员认为，我必须立即回华盛顿去见塔夫脱参议员。马隆告诉她的消息和里基特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塔夫脱不在首都，要到星期一（即次日）才能回来。可是她说，如果我同意的话，她想代表我去见他。

我给蒋廷黻打了个电话，请他提高警惕，另外又请在华盛顿的谭绍华急电蒋委员长、行政院长陈诚、外长叶公超报告这一消息。实际上我在事前听到风声后，已于星期五去电报告，美国在英、法印三国的压力下可能采取这一行动。当然，伦敦、巴黎、新德里都认为，对北平采取强硬态度，就意味着扩大朝鲜冲突，从而一致敦促采取一种近乎姑息的政策。

叶公超从台北打来电话说，我致蒋委员长报告美国决定接受英国建议，让中共代表在联合国取得席位的急电，已经收到。他们都很焦急。我告诉他，我已同蒋廷黻谈过，我们两人正尽最大努力，挽救这种局面。

同一天上午，艾德礼首相到美，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到国民机场迎接。艾德礼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强调英美目标的一致性，并且指出在共产帝国主义给自由世界造成的困难时期，需要更进一步和更密切地合作。两位领导人在下午四时举行了第一轮会谈。事后我听说，这次会谈主要是听取双方关于朝鲜、远东以及西欧的情报。

我的妻子同塔夫脱参议员会谈之后，打来电话说，塔夫脱还没有听到美国打算同意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消息。但是，塔夫脱对她说，他对这事始终在怀疑。并说，如果美国政府决心把席位给中共藉以安抚他们，那么，国会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他答应想办法打听到确切的情况。

12 月 8 日，在杜鲁门与艾德礼作了一次短暂的会谈以后，由白宫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强调要执行不姑息的政策，同时保持敞开谈判的大门，以促成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联合公报又说，由于英国已承认北平，因此，艾德礼赞成中共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而美国则表示反对，而且今后仍然反对。

我觉得，在官方公报里，公开亮明政策上的分歧，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声明是说给两国国内政界人士听的。

但是联合公报也声称，双方同意不让这些分歧妨碍彼此的团结。并说，双方的目的是共同而相似的。

12 月 12 日，印度的班涅迦尔·劳爵士在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由亚洲和阿拉伯十三个国家倡议成立三人委员会，以寻求停火的基础；另一个是十二国提案，建议召开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使远东争端得到公正的解决。意思是，一旦达成停火协议，即可迅速召开第二个提案中设想的会议。到 12 月 14 日，政治委员会在一份临时报告中向大会提出的停火建议业经大会通过，并且成立了由大会主席伊朗的纳斯罗拉·恩泰扎姆，印度的斑涅迎尔·劳爵十和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三人组成的停火委员会。

16 日，联合国全体大会休会，由政治委员会开会处理朝鲜问题。接到三人停火委员会的报告，政治委员会立即向北平的周恩来和纽约的中共代表伍修权分别发出内容相同的通知各一份，要求对朝鲜实现停火的条件进行讨论。恩泰扎姆主席还通过瑞典大使馆，向北平转达了一项要求，要求伍留在纽约，参加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谈判。

两天后，由于没有收到回音，政治委员会决定休会，以待停火委员会提出报告。伍修权预定在第兰天就要离美，而北平却迄无只字回音。第二天下午四时，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北平去了。

12 月 22 日，星期五，北平电台广播了中共断然拒绝停火的消息，其理由是，三人委员会是非法的，联合国决定成立三人委员会也是非法的。该广播说，中共政权不是联合国成员，没有接受建议的义务。这条新闻使三人委员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灰心丧气。印度的劳一声不吭；皮尔逊则溜之大吉，回渥太华去了。三人委员会声称，等下星期收到正式答复后，将给政治委员会打一份报告。（果然在 12 月 23 日收到了答复。）1951 年 1 月 3 日，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停火委员会的报告时，三人小组承认失败了，并且声明在当时提出任何建议都无济于事。但是，一星期后，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时，三人小组置共党的拒绝于不顾，还是拟出了一套新的原则，以便一旦实现停火，可以作为和平解决的基础。三人小组于 1 月 13 日把这些原则提交政治委员会，并分送给北平。虽然三人委员会这次提出的条件比上次的更为姑息妥协，可是这些新条件却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这项一月方案在本质上同早先那个一样，把停火提案同包括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在内的全远东首脑会议联系在一起。但是，提交给中共的文本是由五个特定条款组成的。第一条要求立即作出停火的安排。第五条声明一旦达成停火协定，大会将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包括英国、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政府的代表，以便按照现行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求得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办法。

17 日，北平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建议，并提出他们自己的新建议。三点钟，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北平拒绝建议的通告，也听到艾奇逊宣布，北平的反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1 月 22 日，格罗斯在纽约宣布，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这种立场同华盛顿和纽约方面流传的说法大不相同。我知道那些说法并不承担任何责任，问题的最后决定还是要由华盛顿来作出。但是，远东局势的发展还没到头。格罗斯的声明给我带来的一点轻松感，一下子又被北平提出反建议的消息吹得烟消云散。格罗斯刚发表过声明，印度的劳立刻宣称，北平政权已向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迎说明了他们的反建议，那就是在拟议中的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应达成停火协议；让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然后，北平将劝说其“志愿军”离开朝鲜；并应作出安排，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协商全部其它远东问题；并确定北平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

劳建议委员会休会四十八小时，以便进一步考虑上述问题。这次会议原是应美国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要宣布北平为侵略者，并要求集体措施委员会考虑进一步的措施，所以美国反对休会。但经表决，以 27 票赞成休会，23 票反对，6 票弃权而否决了美国的意见，因此政治委员会还是决定休会。英国和印度一起投了反对美国的票。

1 月 24 日，政治委员会休会四十八小时以后继续开会。但是，美国拟迫使联合国把中共宣布为侵略者的企图又一次碰了钉子。亚洲—阿拉伯集团，以印度代表劳为发言人，提出一项新的决议案，即立即同中共举行和平会议，以安排停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其他远东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现在要求联合国接受中共的要求，拟议中的和平会议要在停火以前召开。

尼赫鲁在新德里，以粗鲁的口气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艾德礼在伦敦的所作所为也和尼赫鲁差不多。

现在，美国同英国、印度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使莫斯科感到高兴。那天中午，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否认，在劳提出建议以前，印度曾同美国商量过，或美国事先曾有所了解。他并且否认，艾德礼在英国议会发表他的反对联合国对中共侵略朝鲜一事采取断然行动的声明之前曾同美国有过任何接触。如果艾奇逊的谈话属实，那么印度和英国在联合国内反对美国的政策，竟然已达到事先同华盛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的地步。

最后，1 月 30 日深夜，政治委员会表决一项把中共称作侵略者的修正决议案。表决结果为 44 票赞成；7 票反对，其中有苏俄集团、印度和缅甸；9 票弃权。不过，英国和加拿大是在决议草案中增加了一个补充条款，并由奥斯汀提出一项保证后，才同美国一道投了赞成票的。

补充条款中规定，一旦决议通过，应设置一个三人调停委员会，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奥斯汀的保证是，制裁行动将不立即付诸实施，而留待有英国参加的十四国集体措施委员会去研究。另外还有一项谅解，只要委员会认为和平解决还有希望，就不提出什么措施。

三、对台新援助的初步阶段

我想讲一讲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政策上的暖昧态度。

例如在援助方面，美国当局曾一再强调，只有台湾更迭领导，美国方能采取较为鲜朗的立场。但是，尽管表面现象如此，而且公布出来的材料也不多，美国在 1950 年还是给了台湾国民政府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从未中断过，只不过略有削减；军事援助虽然为数不多，也已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重新恢复了。

8 月 l 日，麦克阿瑟将军与蒋委员长在台北会晤时曾讨论过台湾在国防方面的需要。中国政府当时也曾向麦克阿瑟递交了一份军需计划。麦克阿瑟此行看上去似乎并未得到华盛顿的正式委派，但无疑是得到了华府默许的。

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于 7 月 26 日签署了 1950 年度军事援助法案，分配给中国地带七千五百万美元军援，这个数字与上一年度相同。继而在 8 月 16 日当我尚在台北之际，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同时通过美国驻台湾新任代办蓝钦在台北向叶公超提交了一份关于军需物资问题的照会，内容主要是允许以现金向美国有关机构购买“纯为保卫台湾所需的精选武器和物资”。9 月13 日，我给外长拍发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我说，我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与国务院进行多次交谈，关于军援问题所获情况如下：

（I｝杜鲁门总统 1950 年 1 月 5 日的声明继续有效，并无改变。但是鉴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第七舰队受命前往保卫台湾，从战略观点看，在一定条件下加强台湾防卫力量应成为美国的辅助目标。所以，在当前阶段，美国政府除允许我国政府用我们自己的资金，根据国务院 8月 16 日备忘录所列美国军事援助基本原则购买军需品之外，另拟向我国赠送一定数量的军火和物资，但只限用于保卫台湾的目的，项目与数量待定。我提醒外交部长注意国务院照会中“纯为保卫台湾所需的精选武器和物资”一语，用以强调我的论点。此外，我还解释说，这项政策只是短期有效，至于将来如何发展，将视远东局势的演变而定。

（2）了解到：购买军援物资的款项来源并非重要和急迫问题。如果需要合情合理且数量不大，麦克阿瑟将军就可以在他权限范围之内予以解决。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需要麦克阿瑟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起草计划呈送华盛顿当局研究决定。我并获悉，事实上麦克阿瑟已经向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需品和汽油。看来，我们在致美国代办的备忘录中所说美国未曾向我们提供过任何军需品，是与事实不尽相符的。

在第二点中我还说到，按照现行援助法，美国政府不是不能够从七千五百万美元拨款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台湾。（该法业已公布。）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并无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图。此外，该法案规定总统有权在“中国地带”使用这笔款项而且不必公布如何使用。因此，即使有什么开支出自这笔款项，美国政府也只需在内部记一笔账而已。

（3）在几次谈话中，我注意到，根据国务院的了解，中共尚无侵犯台湾的意向，这种看法表露得很清楚。美国方面担心的倒是朝鲜战争有可能扩大和远东其他地区爆发事端。况且，美国本身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地区的需要也很迫切。因此，仔细推敲他们关于只能短期援助台湾的声明，便知他们言外之意是，依照他们的观点，援助台湾已不像 7 月份那样紧迫。

美国在 8 月至 9 月中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时也遵循了与军事援助相类似的方针，即放宽了限制，主要是为了维持现状。财政部长严家淦在巴黎参加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会之后，到达华盛顿。9 月 25 日，我陪同严家淦拜会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麦凯布。严简述了台湾在财政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改善的努力和进展。但看来麦凯布对此并无兴趣。在谈话结束前，他坦率地表示，美国政府，或者如他所说是美国人民，愿意看到能有“全新”的领导人出来领导中国政府。此举一旦实现，而且新领导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那么，中国需要多少援助，美国都可如数提供。他说，美国人民对中国现领导已失去信任。他说，这一点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就连英国在战争时期最伟大的领袖邱吉尔都不得不让位于其他人，因为英国人民不相信他是和平时期的好领袖。

麦凯布的思想核心是蒋委员长的领导业已成为美国援台的障碍，这种说法在二次大战后的中美关系中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这一点我早已痛苦地意识到了。不过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议论变得更加频繁起来。在联合国中，美国对于台湾问题态度模棱两可，尽量留有余地，而华盛顿对台湾的援助政策也可以说是这样。严家淦一直在洗耳恭听人家告诉他国民政府该如何如何做，就是听不到任何新增或追加援助项目的好消息。与此相似，继麦克阿瑟访台之后到达台湾的一个军事联络组于 10 月3 日撤离，此后也未见其根据调查采取行动。

l0 月 20 日，我去纽约见蒋廷黻，主要目的是研讨联合国的局势问题。我把麦凯布关于美国援华前景问题的谈话告诉了他。我说，麦凯布的观点是：只要我们能换上美国人民相信的新领导，我们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深怀好感的。

蒋告诉我，杰塞普博士曾在 9 月底来看他，问及他一直打算建立的第三党进展情况以及进展不快的原因。甚至问蒋廷黻为什么不能赶走蒋委员长。蒋廷撇说，他回答说建立新政党需要时间与经费，而由于美国对华政策造成国民政府在联合国中地位日益不稳，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去支持国民政府，使之不因国际压力而垮台。

11 月 7 日星期二大选，共和党在参议院多得了五个席位，这样，距民主党的多数只差两席，在众议院也新增二十个席位，选举的结果对国民党中国也是有利的。

例如，我在上一节中曾提到，美国政府看来很可能在 12月份对中共做出让步，同意将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让给中共。当时蒲立德就对我说，如能设法阻止，拖到 1951 年 1 月新国会召开以后，到那时美国政府就不敢那样做了。他意思是说到那时国会中对此等动议的反对意见无疑必会大大加强。

大选日那天关于朝鲜局势的报道特别令人不安。麦克阿瑟将军证实自 10 月 16 日起中共的“志愿军”已在朝鲜出现。他警告说，只要不许联合国军越过满洲边界进入中国，中共就会继续派遣大批增援部队进入朝鲜。

11 月 17 日，我根据探询所获向外长提供较多细节。

我告诉叶公超，皮宗敢拜访了负责计划与作战的助理参谋长博尔特将军。博尔特告诉他，为了使工作统一，军援事务均由美国驻各国使馆武官处处理。但若为统一军事行动所需，则由美国驻军司令官直接处理，并与各有关政府妥善安排。因此，首批运往台湾的军火的细节问题，我们应直接向贾勒特海军上将询问。

博尔特说还有几批军需品将运往台湾，但确切批数及启航日期不详、不过我告诉叶说，据来自国务院的消息，两批货物已于 11 月 5 日从旧金山运往台湾。我说博尔特曾指出，杜鲁门总统业已指示，在“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中指拨若干款项用于援助台湾。至于军需品的选择与运输问题，过去与今后均按麦克阿瑟建议安排。最后我告诉叶说，皮宗敢也报告说，国务院军品管制司的负责人曾说，在“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中给我们的优先权是相当优厚的。11 月 20 日，星期一，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向惟萱上校来访。他说美国空军方面证实我所得到的消息，即美国将于 1 月份通过本迪克斯航空仪器公司将两套雷达设备交付台湾，其余七套将于 3 月 1 日前后交付。他们还向他证实，这都是麦克阿瑟自东京来电建议的，他认为雷达对于台湾的防卫工作至关重要。

11 月 23 日，援华的首批军火运抵台湾。外交部于11 月 24 日来电告我此事，并说将送给我一份详细清单。

11 月 25 日周至柔也告我这个消息，但是他说这批弹药数量质量均有不符。他说现正卸货核对，一有结果，便将细节通知我。

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也有了一些进展。11 月 4 日外交部曾电告，据报纸报道，参议员康纳利说，总统要求国会除 1950 年夏经国会批准对中国地带进行经济援助的一亿美元之外，授权他增拨一亿美元。

电报说还要求国会批准三千五百万美元做为优先款项，以适应太平洋地区的需要。

新任经济合作署署长的威廉·福斯特出访包括台湾在内的远东地区，于 11 月 16 日抵达台北，回到美国之后，他提出凡项有关增加对远东各国经济援助的建议，台湾包括在内。11 月 15 日我见到董显光。他说他曾在五角大楼见到马歇尔将军。他说，马歇尔是个公事公办的人，一开口便询问他从台湾带来了什么消息。董说蒋总统已通过王世杰让他要求马歇尔增加对台军援并促其尽快实现。马歇尔说他对此事发展过程的最新情况不甚了解，需要查问一下。董说马歇尔一次也没问起也没提到蒋委员长，但却问起了在台湾的一些中国官员：诸如陈诚、张群以及孙立人等。

两天以后，在我举行的午餐会上，一位客人卡尔·尼克斯，在别人都离去之后又多留了二十分钟，为的是能和我谈一次话。他正在考虑如何提出一份关于中国希望从美国得到一笔稳定货币贷款的备忘录。他说备忘录将呈交杜鲁门总统，写成之后，他会送底稿给我看。

尼克斯再次谈到，反对给蒋委员长更多援助的主要不是国务卿而是杜鲁门总统。尼克斯说，当杜鲁门总统间及那一亿三千万发子弹是如何落在共产党手中的时候，他的脸都气得通红。尼克斯说，他认为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美国政府有意支持几位中国将领，主要还不是希望他们能够取代共产党，而只是希望他们成为破坏共党政权的军事力量。他告诉我，正在考虑的名单上包括张发奎、孙立人、张群和李宗仁。尼克斯继而说，杜鲁门总统表示他已完全丧失了对蒋委员长的信心，随着白皮书的发表，杜鲁门已不寄希望于蒋能在美援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12 月 7 日，我听到确讯，美国政府不会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把我们在安理会的席位让给北平的中共。我还电告叶公超一些经援方面的好消息。我告诉他，经济合作署远东处副处长说，经济合作署署长福斯特视察各国之后回到美国，他认为预定给予远东各国的援助款项太少，不足以维持度过本财政年度（1951 年 6 月）。为此原因，他建议要求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修改军援计划。业经国会通过的对各个地区的军事援助计划可以向上调整百分之五。

这项建议正由国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加以研究。如果建议最后经国会通过，则超出原拨援助远东款项总数部分，可以从援助欧洲的项目中调拨出多达一亿美元予以解决。至于这项追加款项如何分配，目前尚无确定的计划。但是十之八九是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加以分配的。

我告诉叶，美方已经认识到，计划援助台湾的四千万美元至多只够维持到 1951 年春季之用。美方还认识到，为了保持台币币值稳定，除了原定的援助物资外，还有必要适当增加援助。所以要为 1951 年下半年制订一项新计划，这是另一个原因。但是美方对我们的金融政策表示不满，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采取合作态度以克服台湾的经济危机。

12 月 30 日，皮宗敢来，把蒋委员长拍给他的电报给我看。电报指示他如能见到马歇尔，问他对蓝钦公使建议给台湾军援一事是否已做出决定。但是要皮勿就这个问题提出任何建议。我告诉皮，我得到情报，美国政府将于十天后做出决定，要求国民政府协助遏制中共侵略，为此目的将给国民政府以必要的军事援助。

皮宗敢还告诉我，他已获准尽快去台湾。一周以后，在他即将动身之际，他再次前来向我报告。我要他密告蒋委员长，美国虽对通过游击队在大陆取得某种扩展感兴趣，同时却又仍然反对过多地依靠国民政府的合作。

他们的目的是在大陆建立起某种反对力量以牵制北平，向北平挑战，但他们却不想支持蒋委员长充当领袖。我进一步告诉皮说，我在过去的六周内之多，得到了这种肯定无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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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介人朝鲜战争时期(1950 年 12 月末—1951 年 7 月)

第一节 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前景

一、援华政策的发展及对国民政府的态度1950 年圣诞节之夜，我参加了兰集同学会一年一度的宴会，并讲了话。我说，人的一生，贵在有一个崇高使命，并应致力于创造完成这个使命的良好条件，那就是一个不受任何外国支配的、独立自主的、并在法治下享有基本自由的国家。我说，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任何人不沦他选择的是什么职业，都不能指望达到他毕生的目的。虽然这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仍然坚信如此。

1951 年元亘，我为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在华盛顿的华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招待会。到会者似乎都很高兴。

但是那天来自朝鲜的消息可不佳。广播电台宣称：在朝鲜，共产党在除夕午夜向汉城发动了早已预期的进攻。与官方声明以及仅仅三天前李奇微将军在前线发布的充满自信的宣告恰恰相反，看来联合国军根本未做保卫南韩首都的打算，而且部队以及平民的撤离已经开始。据报道，南韩政府已迁往未经宣布的某地，实际地点是釜山。

到了1月 4 日，汉城已经放弃，联合国军正在撤离仁川港；他们破坏了码头和其它设施。共军正向前推洪，东取原州。一旦共军占领原州，就将切断美国第八军通往釜山滩头的撤退路线。

1 月 5 日，韩国大使张勉来访。他对他国内局势的变化深感不安，认为这将使他的政府的情况更为恶化。他来探询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并想了解尽管美国否认，它是否打算从朝鲜整个撤退，他对美国第八军未能在撤退途中停下来抵抗以保卫汉城，颇为不解和失望。他还想敦促开展一个宣传运动，以呼吁中国的国民政府进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从而迫使中共撤退或减少其侵朝部队。

接着，他说明了来访的日的。他希望知道我对美国对朝鲜局势的意图的个人看法。他曾会见自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以下的美国政府各级首脑，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他们的最后意图告诉他，而只是说他们将继续战斗，保卫韩国。他说，但是事实上，作为联合国军主力的美军，既没有进行多少战斗，也没有设法保卫平壤。最近，他们未经防守就撤离了汉城。因此，美军的神秘意图以及迅速撤退的行动，使在美国或联合国统一指挥下同美军一起作战的南韩军队感到十分痛心，因为他们想要对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是美国不会自动撤出朝鲜。我说，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美国当局并不把朝鲜看做决定性的战场。

张勉说，美国当局和他谈话时，也曾告诉他，美国已向朝鲜派出了全部可用的兵力，几乎没有可进一步派出的兵力了，因为其余兵力都被牵制在欧洲。既然这样，他认为美国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派兵进攻中国大陆。开辟这样一个第二战场，对中共来说，会迫使他们把注意力和物力从朝鲜转移，从而既能拯救韩国，又能拯救中国。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政府的意旨。他曾向美国当局提出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建议。当问及美国官员有何理由时，张勉回答说，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而只是对这个想法十分冷淡。但是他有这样的清楚印象，就是美国官员对国民政府仍感十分痛心，认为这个政府腐败无能；美国政府已把它一笔勾销，加以摒弃。

在我和韩国大使会谈之前几天，众议院在通过二百亿美元巨额的紧急防御法案时，批准了一项附加条款，将对欧经援资金拨充对中国地带之用，并以把一笔特定金额实际上用于非共产党中国为条件。

几周之后，我得到一份供我参考用的福斯特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麦凯勒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派的当然首要成员诺兰之间来往信件的副本。这些信件的内容对现行的和拟议的立法及其与美援计划和目标的关系提供了某些具体的和技术的细节。信件的第一部分是福斯特于 12 月 16 日致麦凯勒的信，内容如下：经济合作署目前正在第 535 号公法第二项的授权下，利用以前援华计划拨款所剩余的资金在台湾和东南亚开展工作。已要求授权总统将第 535 号公法第一项的拨款的 5 写转入第二项，以便使目前安排的计划能在本财政年度所余时间内继续执行，并为应付世界上这一战略的而又危急的地区的意外事件提供灵活机动性。

以前援华计划拨款剩下约九千八百万美元，国会指定四千万美元用于援台计划，八百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济，六百万美元用于资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教师。然而，在制定各项计划中，据认为向中国提供救济是行不通的，而原来暂定用于这个目的的八百万美元可用于全部远东地区。因此，认为有五千二百万美元可用于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目前已安排的计划在本财政年度内之所以需要追加资金，主要是由于最初估算时没有预见到的一些必要开支。由于印度的饥荒情况，总统决定拨款四百五十万美元为该国购买粮食；还需要三千万美元用于最近开始执行的菲律宾经济计划并用于继续执行台湾计划。台湾计划由于该岛军事形势的好转，己从按月执行的救济与复兴计划改为一种旨在使台湾能在数年内达到自给自足的计划。这些追加的开支不能通过削减其他国家已经安排的计划来予以满足，因为这种削减势必招致我们完不成在该地区的目标的严重风险。此外，自从制定最初估算以来，价格已大幅度增加。

当然，我们希望开支能控制在日前安排的计划所需的追加数字三千六百万美元以内。美国在这个动乱地区的地位不应当冒超支的风险，并应能够做到不超支。因此，要求授权把拨给欧洲地区的款项的 5％转拨，以便有能够用来应付紧急情况以及继续执行目前计划的款项。

需要授权在各地区之间转移经援拨款，同样理由也需要国会把这种授权包括在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立法之内，以便使美国能够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以应付意外事件，以免威胁我们反对苏联的全面斗争。我们事先不知道反对自由世界的压力将在何处形成，也不知道美国在哪个领域内把它的经济力量用于反对共产党压力的全面斗争是明智的，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了能够迅速动员的财力物力，美国抵抗压力和坚持反对颠覆和侵略力量，就更有希望，四天后，福斯特写信给参议员诺兰：亲爱的比尔：关于我们要求从第一项的拨款中转拨 5 夕石的权力，你询问总目的何在。

自从今年的拨款法案通过以来，由于事态的发展，在目前全 1951 年 6 月 30 日之间，对欧洲经援所需的款项减少了，而对远东经援所需的款项则增多了。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授权把欧洲拨款项下的5%转入远东项下是可取的，这就有可能向中国地带提供为数一亿二千五百九十万美元的总额。

要求这一授权的直接原因是：把对台湾的援助金额增加一千五百万美元，向菲律宾提供一千五百万美元以开创一项计划，以及偿还为减轻印度饥荒威胁而在美国购买高粱所用的款项四百五十万美元。

此外，由于远东和东南亚动乱地区随时可能要求紧急行动，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转拨款项，因此规定授权转拨似乎是稳妥的。当然，经济合作署提出的任何款项转拨还需得到预算局和总统的批准……。

这封信附有一个正式声明，作为所提出的授权的根据。

声明的最后一段如下：

由于台湾日益沉重的负担，因此急需追加款项。

除非能够迅速提供迫加拨款，否则台湾的经济将受到严重危害。菲律宾和台湾所需的拨款不能通过削减对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业已安排的经援计划来予以满足，因为这种削减势必招致美国完不成在这一整个地区的目标的严重风险。当然，这些款项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于共产党统治区。

大约一周之后，众议院也通过了防御法案及其附加条款，可以将援助拨款从欧洲拨充亚洲之用。这个附加条款一经通过，我就对有关利用这项收已拨充对华经济援助的拨款的建议进行了多次会谈。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国务院的反对意见似乎是实现这些建议的仁要障碍。

关于当时对中国军事援助的情况，似乎更为明显地受到美国政府偏见的妨碍。当指挥远东美军的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国会中很多共和党领袖急于看到国民党军队武装起来，以便可以代替美国地面部队同中共作战时，美国政府在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方面，仿佛不能超越白皮书的结论，尽管远东局势己经发生巨大变化。到当时为止，供台湾防御用的“有选择的军事项目”的有限计划也只不过是一批弹药，已经答应的第二批弹药尚未运到。

1 月 20 日是繁忙而多事的一天。首先是《纽约世界电讯》刊登了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电讯日期是华盛顿 1 月 19 日，内容是对台军事援助的新计划。据该电讯说：

政府官员今天宣布，美国正在为台湾拟订一项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的新的军事援助计划，以加强国民党防御赤色中国进攻的力量。

据透露，美国目前在远东的战略部署，是以肯定赤色中国决心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为根据的，而这一情况增加了对台湾发动进攻的威胁。

然而政府官员说，新的援助计划并不表明美国把政策改变为准许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目前的部署据说完全限于台湾的防务。政府宫员说，美国已经重申，决定把美国第七舰队留驻在台湾海峡，以防止发生由该岛发动的或由大陆发动的进攻。他们举出的理由之一是，美国不希望朝鲜冲突蔓延为－场远东战争。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外交部一封电报。来电称，五角大楼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派往台湾的联络小组的报告，现正草拟一项援助台湾的计划。外交部嘱我查明详情。我回复说，大使馆已经查明，合众国际社电讯（台北曾经很注意该则电讯）的资料来白五角大楼。然而，这个计划正在研究中，尚未成熟。我还说，据另一个机密消息来源称，联络小组建议的数字实际上大于合众国际社报道所说的数字，但是此事仍在华盛顿由各有关机构讨论中。

1 月 20 日，美国首席代表奥斯汀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递交了美国提出的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其中还要求一个由集体措施委员会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来考虑对付侵略的其他措施。

另一方面，哥伦比亚的苏莱塔一安赫尔当天在政治委员会开会前来访时曾暗示，美国的反共立场并不像它表面那徉坚定。他指出，起决定作用造成政治委员会推迟举行会议通过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的正是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这一点上，他还说，他的同僚、政治委员会主席阿韦拉埃斯曾在当天早晨再次打电话通知他，联合国的气氛变得非常模糊不清。

两日后，奥斯汀的代表格罗斯宣布，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受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支配的，美国将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参加今后任何有关台湾的会议，美国不赞成中共在联合国得到席位。周围的压力正迫使美国朝着比较有利于我国政府的方向前进。

然而，我不像台北政府那样乐观。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对中共态度的趋向强硬，不仅会导致美国对台湾的重要军事援助，而且作为其必然结果，会导致放弃“中立化’，政策，放任中国政府随意进攻大陆，或许甚至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进攻。

台北政府可能由于主观臆想，似乎既未对国际局势，也未对美国政策正确估计。就在那天以及其后几天，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事态发展明显地表明，酝酿中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并不像台北政府所想象的那样坚定，中共拒绝停火一事也没有使国际局势明朗到所期望的程度。人们曾设想在共产党第二次拒绝停火条件后，自由国家会联合起来支持美国指责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但是这种情况也并未发生。美国驻台北代办蓝钦于 1 月 30 日向外交部长叶公超递交一份照会。照会通知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愿以援助形式提供某些军事物资以防御对台湾的可能袭击。但是，这仍然不意味美国对于蒋委员氏或国民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递交照会时，正值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刚刚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这说明美国已相当清楚地表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将根据美国的安全利益来决定。但是，美国对蒋委员长及其政府的猜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尽管要求改变政策的公众和国会压力很大，美国政府不仅无意于谋求和国民政府的真正谅解，也无意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朝鲜、或者甚至在拘留了我们大量军队的印度支那利用国民党军队。

迟至 4 月 25 口，也就是在互换照会后约两个半月，艾奇逊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言，国务院照会所概述的援助并不表示对国民政府或整个远东的政策有任何改变。

他强调美国政策要求台湾“中立化”，而且第七舰队仍在执行这一政策。只是到了这时候国务院才把美国 1 月 30日的照会和国民政府的复照公诸于世。在这之前，整个对台湾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按绝密对待的，而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把控制权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因此，虽然三四月份和我淡话的很多人，继续期望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他们或我国政府所预期或希望的颇为悬殊。

二、关于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美国驻台北代办蓝钦于 1 月 30 日向叶公超递交了一份关于军事援助的照会。2 月 11 日，皮宗敢武官由台湾返美，给我带来了行政院院长陈诚的信件，说我国政府至少需要七干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皮宗敢还带来了总金额约为三亿美元的一份军事援助计划。在那以后的一周内，我收到外交部寄来关于美国 1 月 30 日照会和外长叶公超复照的正式抄件，复照表示中国政府接受美国照会中提出的条件和保证。

除我国政府的正式复照外，叶公超还向蓝钦递送了另一份照会，2 月 14 日，美国大使馆答称：本大使馆刚刚得到国务院电报通知称，在 1950年和 1951 年财政年度期间，向中国地带军事援助的正常拨款总额为一亿五千万美元。

1951 年财政年度的追加拨款向中国地带另提供三亿零祝百万美元；此项迫加拨款尚未就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第 301 节和第 303 节进行划分。由于此项总额将用以满足整个远东地区对援助的紧急需求，因此决不应看作是属于给予中国政府军事援助范围之内。

从美中两国政府间互换的照会推断，美国的意图是确定已经开始执行的向台湾提供防御性军事物资计划的款项来源，并向我国政府清楚地说明这些军事物资已经和将继续交付的条件，即我国政府必须同意该援助计划不是我国政府立即可以利用的，而且整个事件过程必须严密保守秘密。很清楚，美国政府希望把全部控制权掌握在自已手中。尽管这样，美国政府还是正式承诺执行军事援助计划，这个计划显然将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继续迸行。

2 月 15 日，皮宗敢武官给我带来了他收到的总参谋长周至柔的来电。来电称，他已将我国军事防务所需告知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代办蓝钦。

2 月 20 日，即在蓝钦到达华盛顿几天之后，我设午宴招待他。蓝钦说，一埃他和国务院商讨后，就会来访和我面谈，以便和我保持联系。

次日，我最后严格地审阅了准备发往国务院的有关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两份照会，然后予以发出。

军品采购技术团的韩朝宗上校向我报告说，五角大楼即将向台湾发运第二批武器、弹药和备件，这是他私下秘密探悉的。按照 1945 年的价格表计算，这批物资总值约五千万美元。

韩朝宗的报告产生了不幸的后果。3 月 27 日，他来告诉我，他向台湾国防部发出的有关即将交付台湾的物资的情报是机密的。这个情报是美国国防机构的一位 B 上校私下里给他的，但这批物资仍在等待上级的批准。现在B 上校得知国务院接到了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的报告称，台北外交部已经得到这个情报，中国人曾把得到的这个情报原件的影印本给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看过。美国大使馆因而追问中国人是怎样获得这个情报的。韩朝宗说，这个影印本无疑就是他发出的那份。他说，B 上校当然极为不满，并表示后悔当初给他这个情报，并称今后将不得不格外小心。

不幸的是，我们在台北的人对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并不十分警惕或老练。他们根本不应当拿着韩朝宗寄送的抄件匆匆忙忙地跑到美国大使馆去要求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这是机密，美国大使馆并不知晓，因而在见到抄件后，就报告了国务院。

技术代表团的霍宝树和李榦于 4 月 4 日星期三来访。

他们是来汇报已拟定的经济合作署 1951—1952 年度的援台计划。他们说，虽然经济合作署曾敦促国务院支待并批准六千五百万至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计划，但是遭到美国预算局反对，而只能指望得到六千万美元。现在他们的困难是对台湾的援助已包括在美国政府对所有国家的一揽子对外经济援助法案中。因此，任何成数的削减，都必须适合于所有的受援国。

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我得知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成立台湾军事顾问团和训练团，并已得到美国政府批准。4 月 10 日，我向外交部拍发了一份重要的绝密电报：

第一，顾问团将由陆海空三军成员组成，共约一百五十人。陆军将有三十名军官，加上二十名其他人员。海军和空军部分也差不多，但是这两部分的高级军官尚未任命。第二，关于顾问团的任务还没有详细的指示，这将取决于该团到达并作过初步观察后所提出的建议，如有必要，顾问团的人数可增至五百人。第三，顾问团团长蔡斯是少将，五十六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第一骑兵师师长，现任太平洋战区陆军第三军团司令。然而，他从未到过中国。（后来发现他在很久以前到过中国。）第四，顾问团将于两三周后动身。

在此期间，另一件事情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轰动。这件事情和援助台湾问题纠缠在一起，事实上，是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个问题纠缠在一起。4 月 5 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曾朗读麦克阿瑟 3 月 20 日写给他的信。麦克阿瑟在信中赞成马丁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军队开辟在亚洲反对中共的第二战场的建议。白宫和政府人士的一般反应迅速而愤怒。不到一周，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显然，这封信成了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麦克阿瑟免职的前一天，纽约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来访。他报告了他和经济合作署前署长霍夫曼的谈话情况。贝祖诒说，霍夫曼对自由中国仍然不表同情。霍夫曼曾告诉他，正如艾奇逊所说的那样，国民政府内部分崩离析，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蒋委员长的不明智的政策导致他自己的垮台。霍夫曼认为，尽管美国会为台湾防御共产党入侵而提供援助，但美国不会再把蒋委员反当作领袖加以信任。

陈之迈以同样语气报告了他刚和雷蒙德·莫利共进午餐的情况。专栏作家莫利曾向杜鲁门的特别助理艾夫里尔·哈里曼询问传闻的麦克阿瑟的反复建议，即赞成利用国民党军队并为此而给蒋委员长以军事援助。据莫利称，哈里曼回答说，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名誉扫地的领袖；如果美国把他作为领导反对共产党军队的反共运动的领袖，那是愚蠢的。

4 月 l9 日，我设午宴招待美国军事顾问团作为饯行。

参谋长斯托特了解中国，蔡斯少将也曾到过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天津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新几内亚一直打到菲律宾，最后到日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他说，顾问团将为中国训练陆军，并教部队使用特别是保养向台湾提供的新式装备。

我对蔡斯和斯托特两位都谈了我们急需武器备件和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汽油。蔡斯对我说，他曾特别要求五角大楼向台湾加快发运第二批军需品，汽油问题也在考虑中。斯托特告诉我，1951—1952 财政年度的装备供应量甚至更大，而且已经有了计划，但是计划尚未确定，因为必须等待国会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款项。至于航空汽油，已决定向我们提供足够用一个月的现货。我猜想这个限制是为了防止台北把汽油随意另作他用。

当天晚些时候，我打电报给外长叶公超，报告午宴的情况，并要求他将电报抄送给国防部长郭寄娇和参谋总长周至柔。我说，蔡斯告诉我，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任务是双重的，既准备接受咨询，又帮助我们训练军队，特别是有关保养和使用新式武器。蔡斯曾说，第一批人员共五人，将于 4 月 20 日离美，在东京逗留数日，预计 5 月 l 日抵达台北。第二批人员将于 5 月中旬离美。其余人员的派出及抵达时问，将取决于已在台湾的人员的观察和报告。

蔡斯还说，海军的代表都是海军中校；太平洋运输舰队上校指挥官不久将被指定和第二批海军军官一起赴台。然而，这批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派出应予保密，等到 4 月 20 日由华盛顿和台北同时予以公布。

24 日下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持·洛维特宣布，赴台军事顾问团的人数以后将增加到五六百人。但是当问到这个团的活动是否仅限于训练中国军队使用和保养美国新式装备时，他拒绝加以评论。显然，他有意不让中共获得情报。中共刚在前一天夜里在朝鲜发动了早就料到的春季攻势，把联合国军击退了十至十二英里。

事态的发展向我证实了这样一点，即北平政权的态度和行动对于美国向我们提供更多援助的态度和政策的影响比其它任何因素为大，对于军事援助尤为如此。因此，他们最终决定组织一个我们自 1948 年以来一直敦促的军事顾问团，甚至予以扩大。

第二节 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政治争论

1951 年 3 月 14 日，南朝鲜原来的首都汉城第四次易手，重新被联合国军占领。一星期后联合国军又占领了位于三八线南侧仅八英里的重要交通枢纽春川。随着联合国军推进到朝鲜的分界线，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已经开始磋商以决定一项行动方针。当然，现在人们早已普遍知道，总统那时所想的是实现停战和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并且已把这个意图通知了麦克阿瑟将军。同时，美国政府也提出了拟递交其他出兵朝鲜的国家的以和乎为目标的总统声明草案。草案指出由于共产党人已被逐回他们原来的出发地点，击退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侵略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换句话说，声明表达了美国政府为了有利于早日实现和平解决，情愿放弃统一朝鲜的愿望。

可是，3 月 24 日后，这个已经征得盟国同意的总统声明被搁置起来。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出于他的主动，已经发出了一项愿意与敌方战地指挥官谈判的声明，这个声明带有威胁性，即除非接受他的建议，否则联合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使红色中国面临军事崩溃的危险。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 4 月 4 日在众议院宣读了他收到的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这封信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麦克阿瑟坚决反对美国及联合国企图在朝鲜进行一场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主张以最大的兵力来反击敌军，像美国过去一贯的做法那样。他还说：“亚洲正是共产主义阴谋家选作他们推行征服全球计划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亚洲这一仗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沦陷就将不可避免。”他更进一步地赞成马丁的建议，即利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事件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批评指责，白宫的反应也很不以为然，甚至发怒。那天晚上杜鲁门总统在向全国进行广播演讲时，他反复陈述美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朝鲜战争扩大，并且说他不愿意“陷入亚洲大陆上的这场巨大冲突之中，如果我们主动扩大战争，那将是悲剧性的错误。”

美国政府对于亚洲战场的看法完全与麦克阿瑟不同。

杜鲁门和国务院尽管对全球战略越来越重视，但他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欧洲。1 月份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曾说：我们共同防务的中心是北大西洋共同体，欧洲的防务是整个自由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防务的基础。

虽然战争正在朝鲜进行，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仍远远超过对任何其他地区的援助。参议院最后甚至已经批准向欧洲派遣军队。例如 1 月初联合国军放弃汉城后不久，韩国大使张勉曾对我说：美国方面已通知他，由于美军被牵制在欧洲，所以不能向朝鲜增派军队。

4 月 7 日各报和广播都大肆宣传白宫对麦克阿瑟致约瑟夫·马丁的函件的强烈反应，伦敦和巴黎的评论也很紧张不安。我认为可能会对麦克阿瑟采取某些强烈措施，或是严厉申斥，或是召回。

4月 11 日，杜鲁门总统突然免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职，使华盛顿大为震动。麦克阿瑟被解除了盟国最高司令官、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官、远东和朝鲜美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免职命令立即生效，麦克阿瑟被允许到任何他所选定的地方去旅行。

那天晚七杜鲁门总统在广播和电视中演讲，讲题为《在朝鲜冲突中的美国政策》。他强调美国在朝鲜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防止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谴责共产帝国主义和侵略行为，并说对朝鲜的侵略是共产党人曾经干过的许多事情中“最冒失和最危险的行动”。他承认“进攻朝鲜是征服整个亚洲巨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宣称不通过全面战争就能阻止这种征服的最好办法是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另一方面，如果战争扩大到满洲和中国本土，美国就会由于挑起全面战争而破坏了它自己的政策，总统解释说，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同意这个政策，他不得不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职务，“以免人们对我们政策的真正意图和目标出现怀疑和混乱”。

总统的演讲和解释对于平息政治争吵并未起到多少作用。当麦克阿瑟将军在欢迎英雄凯旋似的空前盛况中回到美国后，4 月 19 日池在特别召集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土重申他的观点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那时美国国会两院为了弄清目前的争论和美国远东政策的背景而着手进行的国会调查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

事实上，举行听证会是在 4 月 24 日公布的。至于就朝鲜的局势而言，预料中的共军春季攻势已经开始。4 月 22日夜，共军沿着一百余英里宽的前线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美军被迫后撤。我在 4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来自朝鲜的报道说，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攻势四天中已经前进了二十七英里，现在距离汉城仅十七英里。

这样的报道更加使人们对政府的有限战争政策失却信心，出现了许多有关国务院将发生变动的谣传。前一天来访的蒋荫恩告诉了我另一个关于总统职位的传说，他说目前正酝酿着一个行动，让麦克阿瑟来当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而以路易斯·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4 月 13 日，杭立武来访。他说他经过欧洲来到美国，在罗马、巴黎和伦敦停留了约六个星期。他会见了英国助理外交次官罗伯特·斯科特。斯科特曾向他解释，并不是由于考虑到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投资才导致联合王国承认了北平政权，而是因为英国想要避免重犯对1917 年革命成功后的俄国所造成的错误，那时英国对苏联政权的承认拖延得太久，从而迫使俄国采取孤立政策，并把它的反击对准西方及整个世界。

杭立武说，斯科特承认英国第一个承认北平政权的性质和意图已经证明是错误。但是他说，英国现在仍无意撤销对北平政权的承认。杭还说，事实上，在不太久以前，英国的工党议员曾要求召回麦克阿瑟，因为他鼓吹轰炸满洲和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反对中国共产党人。莫里森已经正式声明，英国政府反对这样的政策，并且仍然相信朝鲜问题应当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

（我了解到英国最近曾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价备忘录，倡议就筹划中的对日和约问题与北平协商。此外还主张宣布台湾应当归还共产党中国。）在我 5 月 12 日星期六的日记里，有这祥一段记载：

今天是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就麦克阿瑟将军的免职事件、美国的远东政策和朝鲜冲突出席作证的第六天，参议员凯恩和参议员威利不停地无情追问自从雅尔塔会议和马歇尔访华以来的详细事实。

马歇尔的作证于 5 月 14 日结束，15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开始了为时六天的作证。他对联席会议说，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将使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同日，众议院通过一项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参、众两院还通过一项共同决议，要求联合国对共产党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在这以前，5 月 7日，美国出席联合国研究进一步措施委员会的代表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建议防止运送武器、弹药、军事器材、原子能材料、石油和运输设备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以及其他可用于生产武器、弹药及军用器材的物品到共产党中国或北朝鲜控制下的地区。5 月 l 哇日，研究进一步措施委员会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并随即把这一建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委员会。

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个决议，当时意在敦促联合国不失时机地把这个关于禁运的建议付诸实施。此外，还公布了得到国会广泛支持的拟议中的对 1951 年第三次补充拨款法的凯姆修正案作为一个警告，以表明如果联合国拒绝它的要求，国会将作出何种反应。修正案规定一切美国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军事援助除外）不得给予那些故意允许战略物资出口到苏俄及它的欧洲卫星国、共产党中国或北朝鲜的国家。

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在 5 月 17 日通过了禁运决议，5月 18 日以 47：0：8 票得到了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三天之后凯姆修正案在华盛顿为国会通过。

简而言之，1951 年 5 月份有些迹象表明，美国政府虽然仍坚持反对把朝鲜冲突扩展到共产党中国大陆，但它正在逐渐演化，显然是走向它意愿反面的演化，变成同样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与北平妥协，而这是国会施加压力帮助造成的。所以使我有这种印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单独行动来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敌意行动；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政府否认中国共产党人有权参加缔结对日和约。

6 月 23 日，我在日记中简要记下了我的观感。

朝鲜：美国渴望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获得解决，不再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撤离朝鲜，他们将满足于以 38 度线作为分界线。

对日和约和我们的参加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和一般人民都渴望与日本缔结和约，以便解除军事、经济和财政上的重担。现在美国面临两种抉择，一是签订一个没有国民党中国参加的和平条约；一是有国民党中国参加而签不成和平条约。在这二者之间，美国毫无疑问宁愿缔结没有国民党中国参加的和约。

世界形势：一切取决于莫斯科的意图；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盟国都渴望避免与苏俄对抗，可以肯定，美国在 1952 年底总统选举定局之前不愿与苏联对抗，其他国家则希望永不对抗，而莫斯科也不急于摊牌，因为斯大林在没有充分根据确信能获得最后胜利时是不肯冒险的，而目前没有战争，他正在获得很多利益。

就在同一天，苏俄化表马立克在联合国电台作广播讲话。他在讲话结束时声明，解决朝鲜战争的办法，第一步可以安排停火休战，使双方军队从 38 度线后撤。

6 月 27 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已奉命访问苏俄外交部请求澄清马立克的讲话。在华盛顿，所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代表都聚会于国务院，讨论马立克的声明以及朝鲜的军事形势。

6 月 29 日星期五，我把国务院发布的李奇微将军致电朝鲜共军总司令的新闻稿摘要电告外交部。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的一艘丹麦医院船上举行停战会谈。元山是朝鲜东北海岸的主要港口，位于 38 度线北八十英里。

7 月 2 日从朝鲜传来了共产党人答复李奇微建议的消息。他们同意讨论停火，但提议在 38 度线南仅数英里的开城进行会谈，以代替在元山港的船上会谈。还提议会谈在 7 月 10 日至 15 日举行。

7 月 3 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同意会谈在 7 月 10 日或更早一些于开城开始。李奇微还建议在7 月 5 日或“尽早的实际可能时间于开城举行预备会议……以保证有效地安排与第一次会议有关的许多细节”。

共产党人提议 7 月 8 日会谈的答复于 7 月 4 日公布，同日，一位刚刚从朝鲜回来的负责美国在朝鲜情报工作的上校同我共进午餐。他说李承晚在朝鲜并不受人欢迎，1949 年仅有百分之十的选民投他的票，但是北朝鲜的进攻拯救了他。

在 26 日双方同意了个包括四项议题的议事日程： （1）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作为建立非军事区的基础，这对停战是十分重要的；（2）达成具体安排以建立一个监督停战的机构，包括其组成、权限和职责；（3）关于处理战俘的安排；（4）将丘述议题向有关政府提出建议。

早在 7 月 12 日，各大报都刊载了对日和约草案的文木和杜勒斯的声明，同时也提到叶公超的声明，指出和约签署国名单中删去国民党中国是非常不对的，是与公认的国际正义原则不相容的。这种作法是与英联邦国家妥协，那些国家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签署和约。

在 1950 年 12 月，看来美国似乎要屈服于盟国的压力，把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让给北平。但到了 1951年 2 月，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上给了我们支持。

7 月 29 日星期天，我和宋子文在拉伊同进晚餐并谈论当时形势。我对他说我不信苏俄会摊牌，而美国则表明在 1952 年底之前不能完成作战准备。我告诉他，真正的危机将在 1952 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开始。在这以前，所有的政治家都想给美国人民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但在选举之后，当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或超过苏俄的军事实力时，美国的领袖们将致力于寻求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来保证世界和平，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谈判和协定；必要时，则通过一场军事实力的较量。星期一，我在蒋廷黻的纽约办事处与他会面。他相信某种形式的停战将在朝鲜实现，这对我国政府命运的影响很不妙。他说停战协定缔结后，联合国大会将于二十四小时内予以批准，然后关于中共政权在联合国席位的政治问题和台湾问题将再度提出，并将于今年秋季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例会上进行讨论。总而言之，1950年 12 月以后台湾政府的地位本已逐渐有所好转，但自l95l 年 7 月底起其国际地位，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地位似乎又将面临另一个危险的时刻。

第三节 共同防御互助方案及对华援助

1951 年挂月 24 日我致电外交部，转达那天美国国防部副部民洛维特关 j 几派遣军事援助顾问团去台湾的通告。洛维特没说明这个顾问团的职责是否限于帮助国民党军队增强防御能力，只说关于台湾的中立化问题，美国政府没有改变主意。洛维特还透露美国政府已十去年冬天决定继续向台湾提供军援物资，一批价值约一千万美元的轻武器用弹药已于 1950 年 11 月交付国民政府。又说，1951年 3 月中旬，美国国防部认为弹药而外，运送军事装备的时机也已到来，国务院已予同意。至于将来运送装备的数量，仍需等待国防部向国会提出一项从 1951 年 7 月开始的实施方案，纳入 1952 财政年度计划。

就在第二天，国务院向报界公布了美台在两个半月以前缔结军事援助协定的换文。中央社蒋荫恩带给我一份那天上午艾奇逊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关于给予台湾军事援助的换文和他的声明的副本。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前教育部长杭立武前来看望我。他在 4 月下旬和 5 月初已曾几次打电话告诉我他和美国人就美国对我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进行谈话的结果。杭立武归纳了几次谈话的印象说，助理国务卿帮办麦钱特认为台湾有进步，但以为还不够，并认为课税不够高，孙立人的权力仍不充分，蒋经国的特务的活动正危及人民的公民权利。 （孙立人将军在 1950 年 3 月已被任命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但蒋经国作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并控制着秘密警察，实际七也控制着军队，而这是美国人不能赞同的，因为原先美国人就曾促使任命孙立人为台湾的武装部队统帅，此外，美国人也反对蒋经国的做法。）杭立武说他已告诉麦钱特，多征税并非不可能，但政府必须考虑人民的反应，如果新税款超过日本统治时代则尤应考虑。这是个新论点，似乎颇得麦钱特首肯。关于蒋经国的事情，杭曾告诉蒋委员长，香港人说他将要把国民党交给他儿子蒋经国去控制，委员长笑了笑，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谈到援助问题，杭立武推测经济援助会继续下去，但不可能增加。另一方面，军事援助会多一些，但不能用以侵犯大陆。他又说美国仍然强烈反对蒋委员长，对他有成见。美国人告诉他，蒋委员长在他自己人民眼中已是一个丧失信誉的领袖，即使帮助他重返大陆，有多少人还愿意追随他实大可怀疑（我猜想这是他在国务院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不大可能出自参议员诺兰或众议员周以德之口）。杭立武对这些说法的答复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探讨过这个问题，还没发现目前有可以替代的领袖。

几个星期后，我设宴招待胡适博士，杭立武是陪客之一。他私下告诉我，他终于见到了腊斯克，可能次日再和他作一次最后交谈。他迄今仍觉得腊斯克没有放弃在中国发展第三力量的念头。杭说，会谈的结果，他将告诉我。

5 月 11 日，杭来辞行时果真谈了他们交谈的情况。

他告诉我，国务院在反对蒋委员长的领导这一点上并没有改变。当杭说明要创造一个想象的第三力量的领导人物如何不切实际和徒劳无益时，腊斯克显得非常失望。腊斯克给他的印象是，国务院仍然希望从台湾现有的人物中物色到一个新领袖，而不一定要从大陆上反共力量中去找。杭立武还说，看来腊斯克不仅反对蒋经国当秘密警察首脑，也反对培养他为蒋委员长的接班人。腊斯克还反对蒋纬国任装甲兵团的司令，拥有蒋委员长授给他的日益增加的权力。至于马歇尔将军，杭立武也见到了，他发现马歇尔内心里对我们的政府仍不甚友好。

杭立武还说，腊斯克没有表示能提供多少经济贷款，只表示按照新的法规可能有更多的军事援助，当然，那是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促成的。

杭立武所提的经济贷款是台北渴望获得的，以便解决外汇严重不足问题。特别是政府衷心希望从进出口银行得到一笔两千万美元的贷款，以下一季收获的食糖抵付。4 月 25 日，我请中国技术代表团秘书长李榦来见我，以便和他磋商。我也想知道他对我们国防部拟向经济合作署要求得到价值一亿八干六百万美元军事辅助援助的反应。

李榦报告说，美国想把一切对外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在一个包括欧洲、亚洲和远东在内的一揽子议案中。此外，这个提交国会的议案述包括第三项目即辅助军需品援助，属于这类军需品的有供应台湾的汽油、航空用汽油、军队的食物和服装，但数字尚未确定。经济合作署的格里芬第一次与他（李榦）会谈时，认为我们提的数字太大，未予考虑，但近来的谈话中格里芬显得颇感兴趣。

关于食糖贷款，李榦对其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不过我们在华盛顿的困难和失败，可以当作一个论据促使在台北的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和其他出席经济安定委员会的美国人员提出另外的建议，帮助我们解决外汇不足问题。

经济安定委员会是按照经济合作署驻华代表团负责人的建议于 1951 年 3 月成立的。它由政府的高级官员如财政部长严家淦和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等人组成，其中实际上没有美国成员，但是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在一切会谈中都代表美国出席，并且在制订委员会方针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据我了解，它的职能是检查和协调贸易、支付以及有利于稳定物价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我也了解到，在执行卜述职能时，中美官员迄今一直在高度合作。

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霍宝树回台湾近一个月后返抵华盛顿。l951 年 5 月 16 日我约他午餐，以便畅淡。他说他在台北时曾向陈诚行政院长及蒋委员长汇报，其要点是美国将继续给予经济援助，数额大致与去年相似，即本财政年度的数额约为六千五百万美元。台北没有讨论食糖贷款，但叶公超对他说，此事他已给我发了电报。我告诉霍，我准备与国务院磋商，但在进行之前，希望由他探明进出口银行从技术角度上看向我们提供食糖贷款的前景如何。我说我对进出口银行会同意这种贷款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们先与它交涉，对我向国务院提出要求有利。

5 月 15 日，我接见了《旧金山纪事报》总编辑保罗·史密斯先生，他刚刚访台归来，在台北他曾受到蒋委员长及蒋夫人的接见，并且参观了陆，海、空三军，对他们的高昂士气印象很深。

史密斯曾向艾奇逊汇报，艾奇逊请他与腊斯克及麦钱特共进午餐，但他告诉我这些大人先生们给他的印象是仍然对蒋委员长怀有偏见，他们宁愿支持另外的人作为中国反共力量的领袖。他们对他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士气良好，政府廉洁而有效率，印象颇深。但他们仍一再询问台湾有无出现第三力量的可能性，而且依然怀疑国民党军队真愿意作战，而不再像他们从前在大陆那样望风溃逃。他说他觉得难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谁能保证这支军队真心愿意作战？

5 月 17 日埃尔莫尔·史密斯中校前来参加我为他和几个其他美国朋友麦克奈尔中校夫妇等所设的午宴。史密斯中校将于那天晚上离美赴台，参加驻台北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史密斯告诉我，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顾问团应有更广泛的职责，但由国务卿起草和下达的指令却规定了狭窄范围，限定它的职责只是应台北统帅部的要求随时提供咨询意见和训练中国军队使用及维修由美国供应国民政府的武器。

麦克奈尔认为顾问团的职责应不仪限于与中国参谋部合作，而应参与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和参加军事行动，就像在希腊所做的那样。否则，顾问团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但他认为国务院或许不愿意这样干。因此在一年或六个月之后国务院就能看到顾问团的失败，于是就将说它当初反对派遣这样一个军事顾问团是对的。实际上，他觉得这个被派出的顾问团只不过是政府藉以抚慰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的一种办法，并不真心想看到它成功。

5 月 25 日霍宝树来访。他听了我的建议曾与崔存璘一道访问过进出口银行的高思，探询有关食糖贷款事项。

高思说，中国已欠银行好几笔贷款，只要旧债一日不清，就没有希望会同意给我们新贷款，尽管所提的食糖贷款期限很短，又有食糖收成作可靠保证。他不知道是否有对此感兴趣的商业银行，并暗示我们可向商业银行试探一下。不过他相信这项贷款具有政治性质，所以经济合作署或国会可能对此最有帮助。我们同意把探询结果电告外交部和财政部长。

6 月 6 日我走访了迪安·腊斯克，与他商谈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食糖贷款、对日和约，我们的签署权和解决办法以及中国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图等等。这次会谈不言而喻是一次长谈。会谈时中国科科长柯乐博也在场。

我首先提出我们政府申请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我说，我知道美国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将是一项综合议案，把对外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都放在一起。我问腊斯克能否告诉我此事现在进展如何，是否已把议案提交国会，预计何时才能得到国会通过。

腊斯克答称他不知道议案已否正式提交国会，但他知道议案将以所谓混合议案形式提出，包括各种对外援助。这将是个重要的议案，因此，他预料将会慎重考虑和争辩，说不准会持续多长时间，他怀疑能否在 8 月底以前予以通过。

我说，由于有这个间歇时间，我国政府担心到时青黄不接。台湾的经济形势倒是有了改进，在本财政年度主要依靠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出售黄金和出口贸易赚来的外汇已能度过。但黄金储备已达到不能再事出售的程度。政府很焦虑，唯恐物价上涨、台币贬值和经济形势失去控制，除非能够得到某种追加援助，才能度过这段间歇时期。我国政府希望能从欧洲经济合作署基金的百分之兰剩余中得到一两千万美元。

腊斯克说，他知道这笔剩余基金一部分已拨给台湾，其余部分都已分配。

我说剩余基金确有约一千六百万美元被加到本财政年度的四千万美元总额中，但今后的三四个月里政府的外汇情况很紧张。这个问题虽已由以美国大使馆和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的经济专家为一方，以中国的有关部门为另一方进行了共同研究，并按照美国专家的建议已把每月的进口定额限制在六百万美元，但仍然未能达到所需的数额，我问能否设法帮助中国政府度过这个过渡时期。

腊斯克答称，那需要国会批准，他不能肯定国会是否会准备从欧洲基金中再行转拨，因为这不符合原法案的意图。他问从 7 月 1 日起的下一个财政年度需要多少款额。

我说需要七千万美元，略大于本年度的款额。（精确数字是七千五百万美元，我回大使馆后，打电话要谭绍华通知柯乐博。）

随后我提出食糖贷款问题。我说为了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并有鉴于外汇储备异常紧缺，我国政府愿意得到一笔三千万美元的贷款，以下一季食糖收获量五十至五十五万吨的一部分作保证。

我说我的政府最初希望能从进出口银行获得这项贷款，但银行告诉大使馆说，拟议中的贷款有较强的政治性，银行不能办理，我还说，我也曾与纽约金融机构接洽，看来他们对贷款条件颇感兴趣，不过他们认为从报纸的报道判断，台湾的形势，无论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不够稳定，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如果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某种保证，他们将予以考虑。当然，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的成例。柯乐博也说美国政府从未这样做过。

我说，如果国务院或经济合作署能实事求是地证明台湾的情况没有理由使人担心，他们在今后十个月或一年中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就可以鼓励纽约的金融界人士考虑这项贷款。

腊斯克问贷款收人打算如何使用。

我回答说将被用来满足外汇的需要。

腊斯克又问，是不是经济合作署的援助不能用于这个方面。我说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将用来满足某些基本项目的需要，例如纺织工业用的棉花，桥梁和钢轨用的翎铁，改进农作物用的肥料。但还有些民用项目没有包括在经济合作署计划之内。

腊斯克问是些什么项目，我说我不能马上拿出一个完整清单，但像农民迫切需要的布匹这类东酉是必需品。

事实上，台北经济安定委员会曾在美国大使馆与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经济专家以及中国各有关部门代表参加下对经济形势进行共同研究。作为结果，政府已发布命令，禁止一切奢侈品进口，只允许输入必需品。

我重复说明，上述三千万美元贷款在今后六个月中非常急需，否则物价会上涨，台币会贬值，人民的信心也会动摇。

腊斯充问，这项贷款是否不用于稳定台币。我说稳定货币和拟议中的贷款是两件事，这项贷款仅是一种临时性措施。腊斯克说，他认为控制物价和稳定通货不必与外汇储备问题联系在一起。

柯乐博问，假如得到了今后六个月所需的这项贷款，在这六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又将如何措置？我说，我也曾提请我的政府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目前的形势如此紧迫，只好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考虑；换言之，先救眼前之急，至于遇水搭桥，到时再办。

腊斯克问，经济合作署难道不能助一臂之力？我说我曾通过中国技术代表团对经济合作署提过，据说经济合作署对台湾的当前情况深有了解，甚表同情，因为该署的中国分署经常出席经济安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每星期集会一至二次，经济安定委员会密切注视着每天的经济形势。但该署认为贷款是个政治问题。

腊斯克说，他不理解为什么那是个政治问题。我说经济合作署很可能认为这件事情需要从政治上考虑解决。

腊斯克沉思了片刻后说，国务院将向经济合作署提出这个问题，试试是否能有所助益。

6 月 16 日，顾毓瑞与一位在五角大楼的朋友谈话后报称，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已提出下列建议：（1）把他的顾问团的规模扩大到六百至七百人；（2）改编国民党陆军的某些部队，以便增强师一级的火力。顾毓瑞说，那位朋友对他说，国民党陆军现在有二十三个师和四个炮兵团，这些炮兵团是附属于兵团一级的。蔡斯希望有更多的炮兵配备到每个师里，以便使各师具有较大的自我支援力量。顾毓瑞认为蔡斯的建议五角大楼肯定会批准。然而他也被告知，一旦进行改编，台湾方面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某些师仍然受一些特殊人物的指挥，他们可能不愿充分合作。次日，我把蔡斯的建议电告叶公超，也请他转呈蒋委员长。6 月 21 日我又给外交部发电，并要求把我的电报转呈蒋委员长。我说蔡斯关于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已被华盛顿当局批准。至于需要增加军事装备以增强某些师的火力问题，美国军事顾问团已被授权进行研究、估算和提出要求。我还说，我了解到用于这一目的的款项可以从国会通过的军事援助计划中拨出，约为七千万美元。

6 月 25 日上午，霍宝树和李榦来访并向我报告经济合作署对中国援助所作努力的最近进展。据经济合作署的人说，现已批准四干一百万美元作为对台湾的补充援助，至于定名为“共同安全计划”的 1952 财政年度的援外法案，仍在等待国会通过。

1952 年的援外法案已于 5 月汉日由政府提交国会，总计需要八十五亿美元，其中六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用于军事援助，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用干经济援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将得到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第二天将召开关于这个法案的听证会。

我乘机对霍宝树提起食糖贷款问题，并建议以黄金作为贷款的辅助抵押品，当然主要的抵押品是 1951 年年底收割的下年度食糖收成。霍认为这个建议不可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而蒋委员长是亲自实际控制着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的。但是霍同意我的看法，即美国预算局批准补充援助后，大概可以不必再争取食糖贷款了。

那天过午不久，我设午宴招待经济合作署的一些成员。该署远东处处长格里芬谈到经济合作署成功地使预算局批准了四干一百多万美元的补充援助，这个数目是从 1951 财政年度欧洲的经济合作署援助剩余中调拨过来的全部百分之三余额。他说这是由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支持，也由于印度的尼赫鲁公开批评了国会对给予印度的小麦拨款附有政治条件以致拖延时日。最后决定把全部小麦拨款改作贷款，从而让出了几千万美元原定用于这方面的专款。

格里芬还说，这项补充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准备用来帮助中国弥补 1951 年下半年的外汇缺额，因为知道中国可能难以从国外获得拟议中的食糖贷款。经济合作署的中国援助计划负责人约翰·纳森认为虽然新的补充援助对中国帮助很大，但我们为了弥补外汇短缺可能还需要其它款项。当李榦策略地询阿能否动用这笔援款时，格里芬和纳森都说在动用前应先提出来讨论。

关于军事援助问题，我电告外交部长叶公超说，美国陆军的计划与作战部门的马尔科姆·吉尔克里斯特中校如今已受命飞往朝鲜、台湾和日本进行视察，他将于 7月 5 日或 6 日到达台北逗留一周。除了考察我国军队的情况外，他的使命是与蔡斯商讨有关台湾防务的所有问题，以便返美后提出报告。

我还说，我获悉蔡斯顾问团的编制和成员的选派都已筹备就绪，这都是由吉尔克里斯特负责办理的，因此他这次访问台湾，对该顾问团将来的工作有着直接关系。最后我说，据悉要加派到台湾去的顾问团员约为八十九人。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在田纳西州塔拉荷马的重要演讲中没有说几句国民政府的好话。在 6 月 23 日马立克关于朝鲜停火问题的无线电广播之后，据说总统修改了这篇庆祝一所空军研究中心开幕的演讲词，把它作为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来公布。但他 25 日演讲时对朝鲜问题含糊其词，并避而不谈马立克的声明。另一方面，他攻击国民党中国，说它未能动员全国力量，以致丧失了大陆。

我觉得他是在为他的对华外交政策辩解，这种政策已经遭到国会共和党人和外交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召开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几位证人的严厉批评（听证会那天刚刚结束）。这样的辩解似无必要，但在当时他回击国会内外的批评者，则是着眼于下一年的总统竟选活动。

第三章 毛邦初与周至柔之争及个人专断的政治；这些问题对美国舆论和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1950 年 9 月一 1958 年）

毛邦初与周至柔之间的斗争可以回溯到 1950 年 9 月中旬，至少据我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所知道的是如此。那时，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和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就已向我举发过传闻采购事务中有某些不正轨情况。

举个例说，那年 9 月中旬某日，是星期五，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一位姓向的上校来报告说，有一批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在美采购的飞机配件被美国海关的检查人员扣留，其中包括一套无线电设备和儿台航空用监控器。公司代表向海关检查人员报称，该批货品是台湾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的订货。向到大使馆来查询此说是否属实。他说，如果我们承认该批货品确系台湾行政院的订货，就可获放行。不过他以为美国官方之所以要对此事追根问底，是由于他们怀疑中国政府当局与该公司合谋走私，希图取得正式佐证，以便立案追究。星期六，空军办事处主任毛邦初来我处声称，向上校所报情况是严重的、确凿的。空军办事处对该贸易公司所称此项货物与我国政府有关一节不予承认，并希望大使馆对此项否认加以支持，以免陷入美国国务院主管军事供应部门所设的圈套。

在同一时期，我于 9 月 16 日应邀走访了参议员诺兰。

他通知我，据报有两起中国官员所作的违法事件：（1）今年春，中国官员通过旧金山一家杂货店采购了三百万加仑航空汽油，中间人获得佣金十万美元；（2）中国官员向美国采购了剩余物资 P—51 型战斗机 25 架，每架价格三万六千美元，而美国政府的价格每架仅为一万六千美元。

我对诺兰说，我对那第一件事有所了解，并已着手调查事实真相。根据台北介绍的情况，我知道这笔买卖并未成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毛邦初在《华盛顿邮报》上见到一封署名为玛丽·约翰逊的信件，明白指称，国民党政府人员通过旧金山市唐人街某杂货店采购航空汽油三百万加仑，中饱十万美元。毛邦初来见我时，声称此事属实，空军办事处己电告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建议取消此项合同，因其每加仑的价格比华盛顿市价高三美分，比毛的办事处在华盛顿购进的另外兰百万加仑同等品质的汽油总共要多付十万美元。但周在复电中却坚持此笔买卖要拍板成交，并示意他不必多所考虑，只管向供方（城市石油服务公司）出具不记名信用证。随后，他又查明此项合同系由宋子良主持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孚中公司在台北签订，而由该公司驻美代理机构、旧金山的华南企业公司从城市汽油服务公司购进的。毛并说，该批汽油城市汽油服务公司还未发货，因为他们无法如期将汽油运到旧金山，也不能按毛的要求出具质量保证书。毛认为该公司根本不愿成交，因为这笔交易的特殊好处不归该公司而归中间介绍人。

关于诺兰 9 月 I9 日所提的第二件事，我收到了国防部给我的复电，并于 10 月 14 日将复电情由转告毛邦初。

看来毛对拟购中的 25 架 P—51 型飞机向国防部所报价格比该部估价为高。该部估价中包括包装和运输，外加无线电设备以及武器等费用，（该部给蒋委员长的报告中说，该后二项估计共值一万四千美元。）而毛所报单价为三万二千美元，还不包括这些项目。这一情况是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给我的一份报告的抄件中获悉的。国防部给我的复电和报告中并未提及此节。

毛说，他的报价仅是估计数。为了避免由于涨价需要追加预算等麻烦，这种估计数经常偏高 20％。毛并称，无线电设备仅值三百二十美元，武器约值二千三百美元，总计也远不到国防部向蒋委员长所报的一万四千美元之数。

10 月 16 日，毛又到我处，声称他已致电蒋委员长指控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虚报无线电及武器设备价格，因为他自己从未报过这些估值，而且两项合计也远不到该部所报一万四干美元之数。

11 月 27 日，我邀刚从台湾回来的毛邦初午餐并会谈。

他说，他在台湾曾四次晋见蒋委员长，但并未详谈去春由华南企业公司购进的汽油以及通过中国国际商业公司购进 25 架 P—51 型飞机等问题。蒋委员长嘱他去和周至柔研究。但周似乎不愿见他。于是他便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蒋夫人，请她转陈蒋委员长。随后周至柔又接见了他，但对他所呈报的问题并未亲自处理而是责成下属去研究，却要他执行周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名义召向惟萱立即回国的命令。他对毛说，他有权召回向惟萱。毛说，他先要考虑一下把向召回对美国方面，尤其是对国务院和商务部将产生些什么影响。不然，可能会被看成是由于对美方诚实地反映了有问题的案情而处罚他，召他回国。显然，周、毛之间组龄不和，不能协调一致。周至柔是中国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毛邦初是中国空军副参谋长兼中国空军驻美（华盛顿）办事处主任，同时他还是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毛总觉得他应该担任中国空军总司令。可是由于某种原因，蒋委员长却把这一职位畀予周至柔，因此周就成了毛的上司。其后果是两位将军之间公私交恶，互相猜疑，也造成了台湾空军司令部与空军驻美办事处之间数不清的误会和互不合作，凡此种种，无不导源于他们二人之间的角逐。

1951 年 4 月 7 日，外交部打来电报，要求我规劝某高级官员今后不要再到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因为台北国防部对该公司完全满意。而且最近与该公司签订合约前，曾经通过美国驻台大使馆向国务院征询意见，国务院表示对该公司毫无异议。

这一次是皮宗敢被怀疑为这一事件中的反派角色。于是我就为此请他来晤谈，问他曾就中国国际商业公司之事向国务院军需署的负责人说了些什么。但实际情况是，插手此事的并非皮而是向。

皮与此事无关一定使外交部和国防部都感到满意。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个新成立的军品采购委员会的首脑。这一新机构取代了原有各个从事采购工作的单位，也包括毛邦初的空军办事处及韩朝宗上校的军品采购技术团。

以往中国政府各部门在华盛顿派驻了许多代表机构，各自为政，甚至彼此间经常产生矛盾。上述的新任命其目的就在于协凋各代表机构的活动。

1951 年 8 月 20 日，叶公超外交部长来电通知，由于毛邦初玩忽职守，违抗命令，所管公款账目不清，蒋委员长即将下令，暂停其所任中国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兼中国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代表职务。该电并称，驻华盛顿空军办事处二号人物向惟萱已予免职。上述命令业已照会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并要求其转请美国政府协助执行，行政院长陈诚也来电要求我和俞大维将军采取步骤，防止毛将其所管公款转移，并接收该项公款共同保管。（俞定于近期到达华盛顿，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我处理有关美援事宜，以及新的驻美军品采购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等。毛的问题和不满与这项改组直接有关。）这两份电报来到之后，案情就戏剧性地展开了。在此以前，一直是毛邦初指控周至柔，并指责政府对周案未予追究，政府则一直不暴露意图，现在则是政府行动起来，对毛加以指责，这就开始了一场双方互相责难和反驳的论战。政府命令他把他的办事处归并于新调整的采购委员会，并要求他上报所管公款的账目，他都拒不执行。

9 月 8 日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就毛的问题打来一份电报；我回电建议成立案情调查委员会，由社会公认正直、声誉卓著而不在公职的人士组成，以便对毛的问题，以及毛指控周至柔贪污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并予公布。

王世杰立即回电，表示正在呈请政府接受我对处理毛邦初问题的建议，但是，几天之后王世杰又发来另一电报，内称政府认为由案情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有许多严重缺点，但未说明缺点何在；并称政府主张采取法律手段，把毛手中款项收回。

9 月 21 日，王世杰来电通知，政府同意组成中美混合委员会对毛邦初的问题进行调查。此外，来电还要求我找几个美国律师研究一下如何采取法律程序，从毛手中收回公款。

这就意味着对毛的问题要采取双管齐下的处理办法。

一方面要聘请律师向法院控告毛和向，要求从他们手中收回属于政府所有的资财和文件。另一方面是要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目的是既要查清毛邦初控告周至柔贪污及政府由于本身腐化而对周加以祖护的问题，同时还要查清政府和周至柔对毛、向所提出的反控诉。前一个问题是司法性质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政治性的。我认为罗伯特·巴德森法官是颇合理想的律师。我通过一位我们彼此都有交往的朋友预先对他作细心谨慎的试探，然后才亲自向他提出聘约。巴德森同意担任我们的律师。

巴德森法官报告说，政府对毛和向的诉讼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已可向法院正式起诉。这是 1951 年 10 月 26日的事，但他对是否有必要成立调查委员会仍抱怀疑态度。

11 月 13 日我拜访了马修·沃尔先生。他说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以使此间对国民政府是否清廉的疑惑得以澄清，这在国府来说是个上好策略。他说，为了收回公款和文件而对毛和向提出法律起诉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行动并不能解决他们指控政府贪污的问题，因为在审理此案时哪一个法院也不会去触及这个问题。

晚间，我乘飞机离纽约赴华盛顿去会见巴德森法官。

他把对毛和向的起诉书给我过目，准备于第二天递交法院。所请的开业会计师已经审查了毛的账目数字，查明毛手中现有资金不下七百万美元。诉状向法院提出了三点要求：（1）下达抑制令，禁止两被告在十天内动用或贷出款项和转移文件；（2）下达初步禁止令；（3）判决将全部公款和文件交还国民政府。11 月 14 日，终于将起诉状递送法院。同时并向国务院送交了一份正式通知，说明奉中国政府命令，毛、向二人已改变身份，或者说已经失去官方身份；同时声明空军驻美办事处业已撤销，其原有业务归并于新成立的中国国防部驻美采购委员会。从此原有各军事代表机构的账户一律注销，而以新机构的名义开一个统一新账户，支款时支票要由皮宗敢和俞国华两人联名签署方能生效。

此外新的委员会另外还立有一个行政费账户，由皮宗敢单独签署即可支款。

对毛和向的起诉是由巴德森、莱希及其助手于 11 月14 日下午二时向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方法院提出的。不久该法院法官柯克兰就发出了一道临时抑制令，由法警向被告执达。该项抑制令禁止毛、向和他们的代理人等动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置中国政府委托给他们的一切款项或其他财产。同样，该项命令禁止他们转移、销毁或以任何方式控制中国空军的一切账册和文件。另一道法院命令则命令他们提供证词说明他们所掌握的其他未动用公款的下落。同一天，中华民国以原告身份申请法院发出一道初步禁止令，使临时抑制令中的限制性条款继续生效。

那天上午，王守竞交给我一封信，是巴德森致查良鉴的，信中综述在此时机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的不利之点。巴德森可能是要使他的这一意见见诸文字记录，而查则十分同意巴德森。于是我就召集与此问题有关的各位首脑人物开会研究。大家一致主张把关于委员会的声明推迟发表。我说，我愿接受大家一致的意见，并负责向台北说明我们为什么决定改变计划。会后，我打电话给胡适，告诉他改变计划之事，以及诉状业已递送，并通知了两被告。他说，按巴德森的建议办是明智的，对我这样做非常高兴。

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我同台北叶外长通了电话，报告他诉状已经呈递，临时抑制令已经发出，上述两项诉讼程序的通知也已经送达两个被告人。同时我告诉他，巴德森法官和周以德众议员两人都坚决主张台北现在不要对本案的背景情况发表任何声明，我也支持他们的意见，特别是不能透露我们原计划建立调查委员会的意图，因为我们的律师力主先进行法律诉讼程序，而不希望旁生枝节，出现一个调查委员会致生干扰。

叶急切希望知道法院的名称以及我们的律师向法院提出了哪些措施等等，以便他可以向蒋总统汇报。他说，他将宣布我们已对毛和向起诉，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打算透露。另外，他又要求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为调查委员会物色到三位美籍成员。

正当成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难于做出决定的时候，司法诉讼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徉，当时对毛邦初和向惟萱的诉状已经递交法院，法院已经下达临时抑制令。据我所知临时抑制令和起诉的通知也已送达两个被告人本人。可是到 11 月工 5 日，王守竞却来报告我说，法院法警未能将通知送达毛和向本人。为此巴德森和莱希打算申请法院允许我们雇用一个侦探对毛和向的住宅进行监视，必要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跟踪。他们二人显然是在起诉通知和抑制令送达他们本人以前就已离开了法院的管辖区。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到达纽约，当晚并在那里打电话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打麻将。王守竞说，台湾派来诸人对此案办事松懈，使得我们没有能够及时把法院的起诉通知送达两名被告。台湾派来帮我办案的人都是毛的老朋友，正如我和毛是老朋友一样。问题在于他们对毛和平时一样，照常交往谈笑，这样一来，毛邦初对我们想要做些什么都一清二楚。

司法行政部次长查良鉴是台湾派来办理此案的五人小组的组长。他 16 日打电话告诉我办案情况。他说司法警将把法院通知送往勒鲁瓦广场毛和向的办事处，王守竞建议由他（查）和皮宗敢陪他和法警一起去。我说，查本人没有必要去，我也同意他的意见，认为皮最好也不要去，因为他去可能引起麻烦。在此以前，王自己曾打电话告诉我说，法院法警曾向国务院请示过，把法院通知送达到毛设在华盛顿的中国空军办事处是否适当，因为该办事处是个中国政府机构。国务院礼宾司答复他说，只要中国大使馆派个人陪同前往就可以。我当即派崔参事前往。

崔去后，从空军办事处附近一家药房打来电话报告说，他和王守竞在空军办事处门外等候法警，但一直未见来到，请示如何办理。我对他说不要在那里老等，可与王一起到 19 号街使馆办公楼，毛在那里另有一个办公室，可在那里等法警到来。然后三人会同再回到勒鲁瓦广场的空军办事处。但事后我听说，那位法警也始终未去 19 号街办公楼。最后，在第二天傍晚，查来报告我说，毛的律师给我方律师莱希打电话说，他的当事人准备把空军办事处交由法院看管，并要求莱希相信他这是君子之言。我们遵照巴德森的意见，暂时接受这位律师的保证，以免惹起公众对我们不满的意见。

星期天（11 月 18 日）我接见巴德森和查良鉴。巴德森建议把空军办事处接收过来。因为让两个被告控制着这个办事处，还声言在办理采购业务，实在不像话。我说，我不反对，但必须请法院派出某个与双方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来监管，以保证一切文书、档案、账册不致被窜改。如果法院不找个局外的第三者来负责文书档案，则将来被告可能会提出控诉说，部分足以证明他们无罪的重要文件已被抽掉，那就死无对证了。而且我深恐被告已经把重要的文件和账册转移了，因而我们把剩下来的接管过来就没有什么用处。可是由于巴德森坚决要接收，我只得同意，但必须满足上述条件。他对我的要求是理解的，因此他说，他将要求法院派出代表参加。

巴德森说，据报毛现在纽约，他的寓所宾客众多，电话不绝。毛自己还到里弗代尔区去拜访过一位中国要人，此人寓所外面有警车巡逻。这使我立即意识到，毛一定是在乞灵于李宗仁，企图析求李宗仁出来为他撑腰。我当即如实报告台北。

第二天，我了解到毛的律师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毛不承认蒋介石是总统而认为只是一个篡位者。这是毛和他的律师企图驳回司法诉讼而采取的一种行动。他们所根据的理由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是李宗仁而不是蒋介石，因此，法院根据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提出的诉状而采取的司法行动是不合法的。

11 月 26 日，我回到华盛顿后，由车站驱车径往我的办公处，果不其然，办公室里好几个人等在那里，神情紧张，王守竞正用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和外面通话。陈家博交给我一份毛的律师向法院申请驳回起诉的申请书副本，申诉书的附件中包括李对毛呈文的指令，其中说李在 1950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文告中申明他仍然是合法的总统，因此蒋委员长的所作所为应认为是非法的，不能成立的，无效的。其中还有一句话，指令毛对蒋总统的命令“置诸不理”,“继续执行其职务”。此事使我十分惊诧，立即电告了台北。

27 日，国务院法律事务官塔特对莫泽说，如果法院以书面提出咨询此事，国务院可以就提出的问题咨复法院，并在中国大使馆同意下，附送我 1950 年 3 月致国务院照会的副本。于是我们就给国务院打了个电话，表示我们同意这样办。我决定次晨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让王守竞把我们已准备好的关于总统问题的照会亲自送交国务院，以肯定此事。与此同时，法院在塔特建议之下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查询上述问题。

28 日下午四点，据报法院以柯克兰法官为审判长开了庭，当莱希请求驳回毛方律师的请求时，柯克兰法官乘机声明，他曾向国务院函询，并已获得书面答复。接着他就宣读了国务院的书面答复。其内容是，美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位于台湾的台北，其驻美大使为顾维钧。关于该国的总统，该大使已于 1950 年 3 月 1 日书面通知国务院，蒋介石委员长业已复任总统职位。该报道并称，上述我的照会副本业已送达法院，该副本有代理国务卿韦布的签证，随附我发出的另外二份照会的副本也有同样的签证。接着法院批准派遣一位监管人员，前往接管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清点造册。

纽约总领事游建文打电话对我说，李宗仁向此间中文报纸发出了一份中文的声明。声明说，关于毛邦初对周至柔的指控，他从未获悉有任何证据或迹象。毛、周之间的互相指控，应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他已函知台北该会。此一声明并无爆炸性。但据游了解，李宗仁将于是日招待美国记者、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等，并发表英语声明。

其后游又来电话报告李宗仁的英语声明内容。李向记者招待会宣布，他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蒋委员长则是一个篡位者，他将采取适当行动设法予以驱逐，但不一定使用武力，到适当时机他将宣布他的计划。此外，李还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分别发出了备忘录，重申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立场。我给谭绍华打了个电话，请他把这一报告的要点转报台北。1952 年 1 月 22 日晚间，董显光来我处商谈。鉴于诉讼事务进行得相当顺利，设立委员会之议似乎可以作罢，因此我们最后决定此事暂缓办理。董去后不久，忽然接到一个噩耗，据传巴德森法官在当天下午由纽约飞往布法罗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召开会议，研究是否需要另找一位律师，以代替巴德森办理对毛的讼案。至于巴德森法官，他不仅是个高明、干练的律师，而且有很高的威望，与政府和公众的最高级人物有往来关系，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我还未及说完会议的议题，查良鉴就迫不及待地表示，我们同巴德森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关系不能中断。原来克拉姆对他说了，尽管巴德森业已遇难身亡，但讼案仍可以顺利进行；因为此案的准备工作是巴德森事务所的人经办的；至于巴德森则是确定方针之人，在重大问题上由他做决策，以及与莱希结成伙伴关系而己。

我在会上指出，按照我们东方人的情理，我们不能因为巴德森一经去世就同他的事务所断绝业务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巴德森的作用不仅限干他在法律方面的见解和出庭处理案件等等，同时他在必要时可以接触到朝野各界以及一些重要人物，这些都是他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如何在同他的事务所保留原有业务关系的情况下，而又把这一缺口弥补起来，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巴德森生前经常能够影响莱希，使莱希遵从他的决策；巴德森的同伙中有谁能做到这一点？而莱希本身是华盛顿有名的开业律师，是很有主见的。俞大维马上体会到此点的重要性，认为必须慎重考虑。接着查良鉴也认识到了，并且立即赞同了我的意见，认为我们需要再聘请一位顾问律师，与巴德森事务所通力合作。大家一致同意，应先由我出面找贝尔纳普研究一下此事，他现在是巴德森事务所的高级成员，然后再确定向台北推荐的人选。

我和贝尔纳普谈了一个小时。通过此次会谈，他同意在对毛的诉讼中继续代表中国政府；并经商定，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我们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弥补由于巴德森亡故而产生的缺口，因为巴德森律师事务所确实不具有他本人的威望和他生前同各方面的联络关系，因此不能起到他本人的作用。

2 月 12 日查良鉴通知我，毛没有按原作的安排到莱希办事处作证。他的律师说，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但向惟萱却在 2 月 9 日如约到场，不过他只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拒绝承认蒋介石总统，声称他只服从李宗仁总统，并说李已指示他继续在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担任毛邦初的助手。此外他拒不答复任何问题。查说，据报毛已离华盛顿前往得克萨斯州度假。我命他立即设法找到毛，加以监视，以防其逃离美国。

不到两天，我接到报告说，毛已去到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处的埃尔帕索。我立即召集查良鉴和王守竞开会，请他们通知我方律师雇侦探查明毛的下落，并采取措施防止他逃出美国。我说，现在情势至为紧急。我命当时也与会的谭绍华去国务院找该院中国科科长珀金斯，请他协助采取措施，以防毛逃走。我又命王守竞请莱希与联邦调查局联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毛邦初逃离美国。王和查私下告诉我，联邦调查局早已着手收集有关毛非法处理我国政府委托他监管的公款的情况，并转达给美国司法部当局，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

我要求各方行动的呼吁未能奏效，2 月 20 日得到消息说，毛邦初已越境逃到了墨西哥城。王守竞与查良鉴都来报告了这一消息及其对讼案的影响，鉴于毛未能按期于 2 月 8 日出庭作证，我方律师已申请法院撤消毛的申辩，并开始缺席审判，以示惩戒。当我方提出的这项申请在法庭辩论时，毛的律师只得承认他的当事人已逃往墨西哥，他说他曾到墨西哥城去找到毛，要求他返美，然而并未奏效。于是法院下令限毛于十天内到案，否则就将予以缺席审判。

2 月 29 日，王守竞来报告说，已在佐治亚州海边的圣·西蒙斯岛上找到了向惟萱，而且在他的律师的紧急通知下已匆匆离开，表面上说是前往萨凡纳。他的律师给他的电报节录如下：“完全失败，火速出走，万急。”

1952 年 3 月 3 日，给予毛的投案期限届满，特区法院决定就中国政府控告毛、向一案进行缺席判决，并命令法院会计、检查官安排由两造会同查账。

7 月 28 日，查良鉴来到我处，他刚从墨西哥回来，我则正在阅读一份外交部发来的电报。该电称查建议要求从墨西哥引渡毛邦初，外交部询问我方律师的意见如何。

我对查说，关于要求引渡的利弊，我还没有定见。考虑这一问题时必须全面衡量它将对美国地方上诉法院的司法程序带来哪些影响。最后我们决定提出引渡要求。中国驻墨西哥大使于 8 月 7 日正式提出了引渡申请。两天以后，墨西哥联邦警察就在格尔纳瓦卡的集市广场逮捕了毛，那是离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旅游胜地。与此同时，墨西哥当局接收了毛在格尔纳瓦卡购置的房屋和他所有的文件。1952 年 12 月 13 日，即将返台的刘炯光上校来向我辞行，他问我有无口讯需要他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或国防部长郭寄峤转达。我请他转达六点：（1）毛案的最后判决肯定要拖延时日，尤其是从各家银行收回公款问题更是如此；（2）引渡毛邦初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成；（3）一旦毛的引渡办成，不宜让他乘飞机经美国赴台湾，因为飞机在美国降落加油时，他的律师有可能根据“人身保护权”采取行动；（4）诉讼和司法费用昂贵，不可避免地要大量花钱，故须大量拨款，以便把官司继续打到底；（5）使馆虽然名义上对这项专款负责，但每次查提出要钱，大使馆均照付，供他本人或律师们的开支。现在我们在美国至少已聘有四家律师，在墨西哥还有一家；（6）各笔公款一经查出下落，我们即尽力设法收回。

1953 年 1 月墨西哥法院对毛案进行了审理，但未作判决。3 月份，法院作出裁定，不同意引渡毛邦初，其理由是毛的宣誓供词说中国政府所告不实。这个裁定对毛有利。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经办此案的司法部次长查良鉴认为一定是墨西哥当局受到了毛的贿赂。

我们对墨西哥法院的这一判决提出了上诉。到 4 月份，这一问题被提到了墨西哥总统那里。

1954 年 6 月 23 日，查给我送来一份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方法院关于毛案的最后判决文书。上文曾述及 1952年 3 月法院同意对毛进行缺席审判时，曾指定一位法院会计检察官进行查账。这位会计检察官最后于 1954 年 4月 14 日向法庭呈递了他的报告。接着法院在 1954 年 6月别日开庭审判，并作出判决。判决书中除其他事项外，对会计检察官的报告进行了确认，并宣布中华民国政府有权向被告索还美金六百三十六万八千五百零三元四十七分，按年息六厘计息，并以今后所发现被告的任何财产抵付。判决书并宣布，举凡纽约、华盛顿和瑞士等地所有各家银行中毛邦初名下的各种货币和存款，以及美国国库券、账册、有关的文书档案等等，悉数应归中华民国所有，并应限期由毛邦初本人向原告办理移交，如毛拒不履行，则由其代理人代为履行。

但法院的判决在使我国政府真正收回已明确无误有权收回的公款方面并不是那么成功，这是由于判决的执行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54 年法院下达判决书时，我国政府已经追回了不少的款项，记得在三百万美元以上。剩下有待收回的是美国国库券、毛在瑞士境内各家银行建立的编号账户存款以及在美国几家银行内的存款。在这些方面，法院的判决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得法律上的结局明确地有利于中国政府。有些银行，特别是几家瑞士银行，都曾声称他们在法律上有困难，法院的判决有助于排除或解答这些借口。它使这些银行感到有压力，使他们变得比较合作些。它在道义上给我们增添了力量。这对瑞士各家银行来说特别重要，因为美国法院在瑞士境内并无司法管辖权，瑞士已不承认中华民国，而且瑞士所有银行都有一种惯例，这种惯例是得到瑞士法律保护的，它们拒绝向外界透露编号账户的所有人姓名，除非瑞士政府特别授权。

尽管初审法院的判决对中国政府有利，但是被告人仍可提出上诉，把案子拖下去，他们就是这样做的。除此以外，法院的判决对我们收回美国国库券的努力也没有什么作用，对在墨西哥的引渡诉讼更是毫无裨益。

大使馆空军武官衣复恩上校曾为毛案去墨西哥。1954年 6 月 30 日他刚从墨西哥回来就带着几张毛的照片来见我，这些照片是在墨西哥城监狱中拍摄的。驻墨西哥的冯执正大使对他说，引渡成功的希望现在比百分之五十稍强一点。可是墨西哥的人却告诉他，在美国提出的三百四十多件引渡案中，被批准的仅有两例。他说，墨西哥是一个名闻全球的政治避难所，该国公众对此引以自豪。

1955 年 4 月 6 日，有一位前墨西哥驻美大使安东尼奥·德·洛斯·蒙特罗斯先生来访。他说，他的来意是要告诉我，毛邦初的引渡是墨西哥总统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压下来的。现任总统是前总统（l934—40）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的门徒。这位前总统由于间接地控制着墨西哥的武装部队，掌握着墨西哥的工业和金融，因此仍然是墨西哥现政府幕后的实力人物。他说卡德纳斯现在仍然野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掌握政权。但是美国对他印象不佳，因此他正在大耍阴谋，想让美国人看看他的厉害。他一直在向共产党人暗送秋波，不仅是墨西哥的共产党，也包括中美洲的共产党。以前的危地马拉亲共产党政权在去年夏季由于美国的间接干预而被颠覆以前，他曾给予同情和支持。因此，他对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事业是不同情的，从而也不赞成将毛引渡。

他说，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墨西哥现政府采取拖延手段，迟迟不作决定。

我和蒙特罗斯谈话后一个月多一点，墨西哥政府下令将毛开释。我一听到这消息就立即把查良鉴请来商量如何采取措施，以防毛被墨西哥政府开释后产生些什么不良后果。我请查赶紧采取一切措施，防止那九家瑞士银行里的存款被提走。我让谭绍华把毛的获释通知美国国务院。我又给驻墨西哥城的冯执正大使打电报，请他证实迄今只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这一消息，并请他给我附寄墨西哥政府就开释毛邦初事所发表的声明文本。

另外，我请查设法监视毛的行动，在墨西哥那边则已要求冯大使监视。

要求把毛案结束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台北（主要是台北毛案委员会）决定把几桩从属讼案先予私下了结，这些从属案件既情况复杂又所费不赀。叶公超又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来美。他于 9 月 14 日从纽约给我打来电话说，蒋委员长急于要把毛案结束，并把查良鉴召回，以便节省开支。我对他说，查申请延长在美逗留期三个月已被批准，届时瑞士各家银行的问题当可结束，德克尔案，毛的房子问题，以及张止戈的问题等也都可以私下了结，等到那个时候，查就可以返回台湾。

至于主要讼案，查良鉴于 10 月 l 日报告说，毛在此间地方法院的上诉期限业已届满，因此对毛的原判就成为最后判决。这就算又向结案前进了一步。10 月 4 日叶公超再次来访，研究如何尽快结束全案。他说这是因为蒋委员长又在催促早日结束此案。到 1956 年 2 月，距我的大使任期结束离开华盛顿前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毛邦初案从整体上说，仍然没有结束。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案件业经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于 1954 年 6 月判决我方胜诉，当然可说已经得到解决。但是还有一些从属案件分别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起诉的，都还悬而未决。

另外，还有美国国库券问题，由于是无记名证券，也很不容易追回。

通过台北毛案专门委员会的填密研究，政府早已得出结论，认为此案耗资巨万，应该尽快收场。这是政府向大使馆下达的指示，使馆和我本人也一直在全力以赴，促其实现。但是司法程序相当复杂、很难推动。到我离任的时候，台北为了减少律师费用，又进一步决定对某些从属案件和解了结。即使如此，这些案件也仍然拖延了很长时间。

政府当局，我认为尤其是由几位行政院委员组成的毛案专门委员会却倾向于并最后决定与毛和解，其目的是要取得那批美国国库券。这批证券的总值不过二百万美元，实际到手的还不足此数，因为还要减去解决德克尔案时已取得的那部分。

最后的和解不是在我的继任人董显光任内实现的，而是在叶公超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期。叶公超继董显光就任驻美大使后，就着手办理毛案的最后和解。关于和解的条件我不打算说什么，一则我对这些条件并不确切了解，也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再则我从原则上就不赞成在我们为了维护政府的声誉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又来和解。但是我要说明，这次和解是以美国国库券为中心直接和毛办理的，而其他从属案件则一概被放弃，不再追究了。

关于毛邦初，自从墨西哥政府拒绝将他引渡以后，他一直留在墨西哥，直到案子最后达成和解为止。有一次叶公超告诉我，毛同意协议解决，但是他提出了一些附带条件。他希望能够留下一部分钱，大约二十万美元左右，以便维持生活。根据我对叶谈话的回忆，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只要他把剩余的美国国库券交出来。我想这件事是在 1958 年办妥的。后来根据毛所提的条件，他被宣布为无罪，于是他回到了美国，据说他现在寓居在美国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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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日和平条约（1949 年 9 月—1952 年 8 月）

第一节 对日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

1949 年 9 月 14 日，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进行讨论之后，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两国同意订立对日和约已势不容缓。贝文在几天前来到华盛顿，意图尽力消除其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某些争议，特别是对亚洲政策方面的争议，尤其着重于中国的形势。

当时中国形势之不幸真是令人难于忘怀。英国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而转向于一旦新的共产党政权正式成立，马上就在事实上承认它。在美国，丈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刚发表了关于中国的白皮书，好像也想把国民政府一笔勾销。无疑美国人对中国混乱局势的反应是：另择对象。作为在远东的新的依靠，日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

美国也急于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以解除自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日本的生存而承担的高昂财政负担。再者，只要和平条约未签订，在对日问题上，美国的双手就被紧紧束缚着，尽管对日财政资助主要是由美国承担的。

因为当时有一个十二国远东委员会，美国在对日本问题上，并无真正的行动自由。麦克阿瑟可能已把某些事情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大部分实质性的问题必须经由远东委员会讨论，因为这是该委员会的公认的和规定的作用。

贝文在华盛顿时，我拜访了他，讨论了中、英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和约问题。我提到中国曾在 1947 年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即召集一次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国家的会议，起草一份四强保有否决权的条约。这是苏联坚决主张四强有权起草条约并保留四强否决权的立场，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所持的各种对立的立场之间的一种妥协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这一方案，则凡是俄国人同其他国家意见一致之点，就放进和平条约，作为总的对日和约的基础。至于为俄国人所否决而为俄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所同意的其他点，其他国家可以和日本订立一个补充协定。这样，早日缔结对日和约的目的就能达到。而且，我说，就法理而论，盟国要想拒绝苏联的否决权是有困难的，因为，据俄国人说，这是在波茨坦同意了的。

贝文说，在波茨坦并没有就对日和约的否决权问题达成协议。俄国人曾坚持条约由四个或五个主要国家起草，美国人不喜欢这种意见。美国人一直否认已就主要国家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达成协议的说法口现在是该由美国人去决定他们的态度了。贝文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决定，虽然他本人愿意和日本尽可能早地缔结和约。

五天后，194，年 9 月 21 日，我见到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时，我也提到了对口和约问题。我告诉腊斯克，我听说艾奇逊、贝文及法国外长舒曼进行磋商时曾提出对日和约问题，舒曼是在纽约参加磋商的。根据新闻报道，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腊斯克说，情况确实是这样。讨论没有涉及条约的内容，只是关于如何缔结的问题，美国政府盼望和约早日缔结，因为它急于结束占领的高昂负担。这一点，三个国家都同意。但如何取得苏联的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我说，中国政府也盼望早日缔结对日和约，以便使日本的地位正常化，并使日本能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

我于是就像对贝文所说的那样，对腊斯克提起两年前中国曾经提出的一项折衷方案，以对付苏联政府所提出的难题。我说，苏联的立场有两点：（1）四大国保留否决权；（2）由外长会议起草和约。中国的方案包含（a）召集远东委员会所有国家的代表会议；起草和约；（b）否决权不变。我解释说，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如果俄国因保留否决权而感到满意，就可以使和平会议早日召开。事实上，不论否决权保留与否，在大型会议上不会因此有什么不同，一定会有些问题能在所有国家间达成协议；另一些问题则俄国不会同意，即使其他所有国家一致赞成。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折衷方案行事，就有可能缔结一个包含所有国家同意之点的和平条约。关于俄国不能同意之点，其它各国可与日本订一补充协议。我补充说，我认为这个方案比任何其他方案更为可取，因为按当时的情况，不照中国的方案办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缔结没有俄国参加的和平条约；一是让现在的僵局继续下去。

腊斯克表示，这种意见确有独到之处而又令人感兴趣，值得考虑。

在那以后的一些时间，关于日本和平条约本身，没有公开地讲过什么，虽然远东委员会继续讨论了有关和约的技术性问题，我猜想，在美国国务院内也是如此。原因之一是，美国，特别是美国军事机构，在冷战背景下看清中国内战的形势将会如何发展之前，不愿对远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但就在我于华盛顿与腊斯克会面的同一天，1949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式组成。10 月 2 日，苏联承认了它；此后不久，一些别的国家对改变了的中国大陆政治和军事局势明显地开始作出反应，承认问题和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正在联合国和一些国家中进行辩论，不久，整个形势又由于 12 月国民政府全部撤到台湾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很多人感到，共产党攻取台湾也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争论，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在远东委员会的地位，而按照当时的理解，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就是起草和缔结对日和约的国家，除非苏联一意孤行。到了 1950 年 3 月，十三个成员国中已有六个承认了共产党政权。委员会中的某个国家，对国民党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权利提出异议，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虽然我并未陷入悲观主义，然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想要得到美国的任何支持已经没有多少希望。美国政府已经拒绝对台湾国民党中国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并且正在犹豫：是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改而承认共产党政府，或者虽不承认，但在国际机构中默认红色中国的代表权。1950 年 4 月 21 日，我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作了一次长谈。他是我请来双橡园吃午饭的。开始，我们讨论了美国的政策，随后杜勒斯问我关于对日和约的意见。

我告诉他，在原则上，应当尽快缔结，因为这会满足日本要管理它自己的内务的愿望。但是远东的形势动荡不定，这个问题应当细心地考虑。尽管英国和苏联都明显地要求早日缔结和约，但两国的出发点不同，英国希望搞贸易而苏联则希望看到美国军队撤出日本。但我问他，早日缔结是否明智？并补充说，即使一些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似乎也都怀疑这样做是否明智，除非日本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我说，我听说美国的防务部门和国务院在是否需要早日缔结和约上看法不一致，并问，这种意见分歧是否已经解决。我还问，美国是否准备在没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着手迸行缔结和约的工作？

杜勒斯说，国务院和麦克阿瑟将军都赞成早日缔结和平条约，但防务部门害伯和约一且缔结，防卫会有困难，除非在日本保持基地的问题能事先解决。国务院和麦克阿瑟将军怕拖延会引起日本人民的不满，把过去多年占领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友好亲善一笔勾销。他们懂得，长期占领，必然会在日本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杜勒斯不能肯定甩开苏联是否明智，并感到中国代表权问题也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情。接着，他告诉我，他已被邀请作为国务卿的顾问参加国务院工作，特别是有关对日和约的工作。

在我和杜勒斯会见以后不久，英联邦在伦敦开会讨论对日和约问题。

根据合众社发自伦敦的报道，英联邦会议成员国虽提出了不同意见，一般说来，还能够取得一个共同的立场。他们已经决定，如果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不愿参加和平会议，那么他们就单独和日本谈判，缔结和平条约。

他们还同意建议锡兰和印度尼西亚加入远东委员会，以便它们也能参加对日和平会议。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远东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在同时，杜鲁门总统就宣布他已命令在远东的美国海空军去援助南朝鲜，并把第七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使台湾中立化。6 月 27 日的同一声明中，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的地位有待“这一地区的安定与和平的恢复，或对日和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研究来确定”。这很可能是打算为美国政策的突然改变提供根据，可以回忆的是这一宣言着重谈到台湾岛的最终地位，在台北和其他各地，引起了严重的疑虑，美国现在对台湾究竟在想些什么。至于说到国民政府本身，它对台湾的法定权利，从中国本部与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岛屿之间的长期的历史联系来看，以及根据许多正式的法令和文件，是非常清楚而完全确定的。这些法令和文件如 1941 年 12 月 9 日对日宣战，废除了过去所有关于中日关系的条约、公约，协定和契约，包括 1895 年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的马关条约；1943 乍 12 月 1 日的开罗宣言；1945 年 7 月26 日的波茨坦宣言；1945 年 9 月 2 日的日本投降条件；以及 1945 年 10 月由政府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领土并建为正式行省。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如果对国民政府对台湾的主权未明确表态的话，至少对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权利要求是完全清楚的。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总统曾说过：

为了遵守这些宣言（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台湾已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它盟国一直承认中国在该岛上行使权力。

同一天，艾奇逊说：

中国已经管理台湾四年了。美国和其他盟国都从来没有对这一占领权提出过怀疑。当台湾成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人对之从法律上提出过疑问。那就认为是符合约定的。但从技术上讲，台湾的地位，仍待在对日和约中最后确定。

虽然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虽然据前述文件，这些领土将交回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还没有任何国际文件把对台湾的权利授予中华民国。美国总统根据当时的情况，在他 1950 年 6 月 27日的声明中所强调的正是上述形势，而这一形势，使得未来一年中关于对日和约的讨论，对我国政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9 月 8 日，杜鲁门总统给杜勒斯发出一份正式邀请，要他与美国的盟国尽快和日本缔结和约。

1950 年 9 月 14 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授权国务院，就缔结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与参加远东委员会的政府主动进行非正式磋商。杜勒斯和我于 10 月 20 日，在成功湖代表会议室见了面。陪同杜勒斯的有：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杜勒斯的副手、国务院东北亚洲司司长约翰·艾利森，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总部的斯坦顿·巴布科克上校。我由谭绍华陪同。

杜勒斯说，曾就对日和约问题非正式地同远东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讨论过，但没有同苏联讨论。美国政府早想和日本缔结和约，但因种种原因，拖延下来，特别是由于程序问题。美国政府感到，无论如何，这一问题不应再拖。考虑到目前的整个情况，对条约内容应该包括些什么，美国政府已经有了一个暂定的主张。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条约应当简明，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很多和平条约那样冗长，以便结束战争状态，重新接纳日本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最后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美国政府主张在日本的国防上不应有任何限制。不应有赔偿。条约应当取消对它的经济上所有的限制，使它的工业能够复兴，它的国际贸易能够尽快地恢复起来。领土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日本应承认朝鲜的独立，并同意联合国托管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由美国行使管理权。至于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和南库贞岛的地位，日本应接受英国、苏联、中国和美国将来作出的决定。如果这些领土在和约生效后一年之内没有作出决定，这问题应由联合国大会决定。至于中国政府异常关心的台湾，他说，他愿意特别提出，美国政府承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条件三个有关的文件。可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普遍的不安定情况，要非常现实。台湾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由于整个问题的背景和远东现时的形势，美国对台湾十分关注。杜勒斯接着说，日本的安全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意见是，除非有了可以采用的满意的安全措施，例如由联合国承担有效的责任，为了维持日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条约应规定美国军队，或者还有其他军队，同日本各机关之间继续合作。希望此项责任最后由联合国承担起来，并在缔结和约之后，一旦可行即尽快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

我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美国不急于缔结对日和约。

至于极为重要的台湾问题，则由于朝鲜危机、印度支那和东德冷战的恶化，美国的政策是拖延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发展。

10 月 27 日，我为回复 10 月 22 日王世杰的信发出一份长电。王世杰是总统府秘书长，他奉委员长之命，写信问我关于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的意见。事实上，我的回答总结了台湾地位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将联合国内的情况同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联系起来。现将全文引述于下：

十八日尊函敬悉。台湾问题曾两度分别与国务院主管次长及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详谈，均经报告外交部，并迭电公超部长，胪陈鄙见，谅经转呈总统。美向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意欲保障台湾安全不使仇者取得，尤不愿为苏联利用，危及美国在太平洋之防线。故采台湾中立化政策，先令第七舰队执行。继因英国声明不能赞助，印度传达中共坚决反对之意，中共地大物博，万一实施攻台，不特远东战争扩大，美单独抵抗，牺牲必巨，胜券难操，不如以和平解决为口号，将此问题付诸联大公同讨论。既以表示美国对台毫无野心，缓和中共，且期将保台责任由联合国分担。赖此一举，解除目前军略与外交上两重困难。此举原为美国本身利害计，并非有所爱好欲示我者。但美维持台湾现状政策，影响所及，不得不维持我政府之国际地位，以免其他种种纠纷。即杜顾问所谓冻结台湾，即是维持我国民政府地位云云。然美欲达此目的，须有根据。故特别注重台湾岛虽经开罗会议决定，波茨坦追认，日本放弃，然尚未完全成为我国领土，仍须由和约正式规定。美惟采此立场，方能贯彻其保台宗旨，而维持我政府地位。否则中共所坚持台湾为中国领土，而视美对台措施为干涉内政，按之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美亦将难辩护。职此之故，杜顾问深望我不坚决反对美之立场，以致损害美我两方共同利益。

窃意我政府国际地位动摇，处境艰危，目前第一要著为，（一）保持我政府代表权，及（二）保障我台岛安全，以待世界局势演变，转能利我。此二目的，后者亦为美之目的，前者有连带关系，我能实受其益。其他一切法律理论，实际与我有损无益，似可不太重视。

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弟驻节英伦，其时目睹法、比、荷、挪、波兰、捷克、卢森堡等政府，均以各本国国土沦陷，驻在英京，各友邦继续承认。派驻各该国之外交团，亦移驻英伦，照常往来。并未以各该政府之所在地非其本国领土，而不承认其国际代表权。况台湾之为我国领土，并无根本否认者。美以现今国际形势复杂，前途难测，不得不利用国际法上之一线理由，为其立场根据，而求贯彻其保台政策。此亦即为我之利。

至美对我政府，原抱成见固未解除，然亦望我对内能继续改革庶政，克得民众拥护，稗一切台湾独立、托管等说，可不成立；对外持重，勿予中共有所借口，而实施攻台。如仍来攻，是为侵略，美与联合国可兴师问罪有名。

总之，美之目的为保台，美之策略为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局势演变。故在联合国有提议派调查团赴台调查之意，在对日和约大纲节略内则有，台湾问题如于和约订立后一年内，中、美、英、苏四强不能议决，则应交联合国解决之建议。此皆与我维持我国际地位，增强我实力之政策，并不相背，且有助益。

上述鄙见，业与蒋代表洽谈，谅另有电陈复，请转呈。

11 月 2 连日，国务院发表一份公报，宣布美国已送交十二个国家的对日和约七点备忘录：美国政府兹将其认为适于终结对日战争状态之和约型式，简要提出下列一般性之声述。须予强调者，此项声述仅属建议性质且系初步意见；美国政府对将来任何草约之细节或措词，并不因此而受约束。美国政府期望在界与机会研究此一大纲后，将有一连串非正式之磋商，加以研讨，并使骤视不甚明晰之任何部分，得以阐明。

美国建议一项旨在终结战争状态，恢复日本主权并使日本得以平等资格重返自由民族社会之对日和约。至细节方面，和约内将表达下列各项原则：（一）缔约国——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或全体国家，其愿依此处所建议并经获致同意之基础而措和者，均得参加缔约。

（二）联合国——日本之会员资格将予以考虑。

（三）领土——日本将（甲）承认韩国独立， （乙）同意以琉球及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治理国，及（丙）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地位之决定；倘于和约生效后一年内尚无决定，联合国大会将作决定。日本在中国之特权及利益将予放弃。

（四）安全——和约中将提及在未有其他圆满安全办法，如由联合国担负切实责任之前，日本区域之国际和平与安全，将由日本供给便利与美国军队或美国暨及其他军队，以继续合作之责任维持之。

（五）政治与商务办法——日本将同意加入关于麻醉药品及渔业之多边条约。战前之双边条约得由相互同意予以恢复。在新商约未缔订前，除正常例外之情况外日本将给予最惠国待遇。

（六）赔偿要求——各缔约国将放弃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引起之赔偿要求，但（甲）各盟国就一般而论将保持其领土内之日本资产，及（乙）日本应将盟国资产归还或在不能完整归还时，以日圆补偿其业经同意部分之损失价值。

（七）争端——补偿要求之争端将由国际法院长组织特设中立法庭裁决之。其他争端将由外交途径或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第二节 对日和约临时草案的谈判和修改

在美国七点备忘录所设想的对日和约草案能够正式提出并进行讨论之前，有许多障碍必须清除。所设想的条约有很多地方是独特的，对于日本重新武装之类的问题要获得盟国的一致同意毫无疑问将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达成协议，到 1951 年 1 月，杜勒斯已在纽约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国家代表，并在华盛顿与各国大使进行了多次讨论。随后，在 1 月份，杜勒斯被任命为大使级特使，赴远东与日本人以及菲律宾、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政府进行直接的会谈。

杜勒斯访问东京之后，经由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于 2 月 25 日返抵美国。其后不久（3 月 1 日），在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告诉美国人民关于他最近在国外会谈的基本原则：对日和约应使日本恢复其主权；日本应恢复经济独立；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应建立密切的文化关系；日本应有合理的安全保障，对此，杜勒斯补充说，日本最后应当参加太平洋集体安全的安排。

杜勒斯回来后，也与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马立克接触，讨论苏联继续商淡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但是，当马立克对新闻界发表一份声明否认他有任何这样的意图时，国务院正式答复说，美国将继续设法就和约条款取得全面的协议，但他们决不让任何人获得“否决和平之权”。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表示得非常清楚，现在不管有没有（假定没有）俄国人参加，它都要进行缔结和约的工作。那是 3 月 5 日的事。

约一周后，巴黎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已经收到了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详细内容。所要采取的方式将是每个国家同日本缔结一个双边条约，但条约的内容将是相同的，并且希望所有这些双边条约都尽可能同时签字。报道进一步说扩由于苏联的阻挠，盟国无法缔结一多边条约，因此，苏联应负延误之责。关于中国，该电讯说，西方国家关于中共政权意见的分歧，是中国不能参加对日和约的原因。

3 月 20 日我会见杜勒斯时，杜勒斯说，和约已经起草完毕，正在美国政府各部门间进行磋商，他希望磋商将于 3 月底结束，并完成文本。然后将送给我和有关国家的代表各一本以供评论，因为美国不希望被人认为在确定条约的条款上有任何独断专行的意图。

在回答另一问题时，杜勒斯说，美国草案的实质内容和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备忘录所阐述的七项原则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关于领土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的条款，有所改变，以满足某些国家在商谈时所提出的要求。和约草稿决定把台湾问题的解决留待将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决定。只要求日本放弃它对台湾、朝鲜、南库页岛和干岛群岛的主权、权利和要求，而把这些领土的处理留给盟国。并要求日本放弃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的权利和要求，而接受由美国托管的制度。杜勒斯补充说，关于领土问题，不准备和日本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我问到关于重新武装日本问题的情况。

杜勒斯说，他大部分的讨论是同日本首相吉田进行的。但他说，他同吉田并未交谈此事。吉田觉得他不应进行包含内容过多的讨论，因为根据现行日本宪法，政府无权建立和维持武装部队。麦克阿瑟将军也不希望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远东委员会曾经决议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因此，这个条约将不提这一问题。杜勒斯在与日本领导人结束讨论时发表的公报中，说明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吉田也发表了意思相同的公报。杜勒斯又说，美国建议在日本留驻部分美军，吉田在他的公报中表明他欢迎这一建议，并保证在经济和财政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日本的贡献。杜勒斯认为，美国与日本之间对此事的协议，将采取互换函件的形式。

当然，我立即就把和杜勒斯的谈话报告给了外交部长。同一天，3 月 20 日，我还给他发了下面的电报：昨日合众社伦敦专电称，英美已大体同意在拟议之对日和约中采用宽大规定，俾使日本成为一有实力之强大非共产党国家而与西方合作。英美间之主要意见分歧乃关于日本之重新武装问题。英拟对日本之重新武装加以若干限制，特别在建立一支有效之海军方面。而美则主张恢复日本地位，使其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美国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态度是美国政策十分明显的变化。对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由于国民政府丧失了中国大陆，使美国突然把它的注意力转移到日本，帮助其成长。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用这样大的力量帮助一个敌国建设，是很少有的。对美国来说，德国和意大利，比之于日本，实际上敌对程度要小些。日本由于袭击珍珠港，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敌人。但新的形势显然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朝鲜战争只是占有大陆的共产党中国潜在威胁的一次表现。然而，它却产生了使美国转变其犹豫不定的态度的重大发展。在那以前，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实际上是同情中共的，在美国的条约草案公布之后，关于英国设法阻止我们参加的新闻报道就更加突出了。4 月 11 日，国务院发言人公开承认英国政府曾于 10 日送交美国政府一份备忘录，主张邀请共产党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并在同一备忘录中说台湾应归还“中国”。

两天后，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宣称：（1）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无意与共产党中国讨论对日和约；（2）美国继续坚决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3）美国对台政策一如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一再声明的那样，仍然保持不变。发言人还提到杜鲁门总统关于台湾中立化的声明，并主张台湾问题应以和平方式通过国际协商解决。

4 月 14 日，外交部转告我，路透社伦敦 4 月 13 日的一则电讯说，英国外交部正在准备一份对日和约草案，送交美国政府考虑，目的在于能够拟出一个折衷草案送交远东委员会讨论。外交部要我查明美方的反应，并回报。

4 月 18 日，我派一位大使馆人员去国务院询问情况，然后我回复了外交部。国务院说，英国的草案实际上还未收到，但他们了解到，英国的草案早已完成，近日即将提出。关于草案将提交远东委员会讨论的报道，是不大确切的，可能是送交远东委员会的各个成员，而不是要提交委员会讨论。这种曲解可能是由于记者的粗心或者由于他们的误解。

5 月 7 日，苏联政府答复了美国的备忘录和对日和约草案。不出预料，苏联照会所提要求之一是，由中共政权参加缔和。同时，还像英国的备忘录一样，对美国建议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对台澎一切权利而不提将这些领土归还中国，表示异议。俄国的照会说，这是违反开罗宣言的。

美国于 5 月 19 日星期六，作了答复；国务院并于星期日晚将一份公报交给新闻界发表。星期六，谭绍华将美国照会的内容摘要电告外交部，电文如下：关于程序问题，美国拒绝了苏联关于对日和约应由外长会议起草的建议。关于条约的实质问题，美国认为苏联照会中提出的各点，实际上都已包括在美国草案之中，因此，如果苏联确有诚意早日缔结和约，美国希望苏联能遵循美国提出的程序，同美国讨论和约内容。

公报中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问题的说法，以及应如何处置，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公报说，按照开罗宣言，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都应当归还“中华民国，，而不是给“中国”。因此，美国的答复问道，苏联现在是否愿意接受归还“中华民国”的提法。

我还要补充一点，美国的答复还说，关于共产党中国参加的问题，美国不会“向公认的侵略者领教”，这是一种相当坚定的态度二但是，美国是否会屈服于压力，在谈判过程中将国民党中国也排除在外，仍是个问题。

第三节 中国被排斥于对日多边和约之外

1951 年 4 月中旬，英国向美国提出备忘录，提议应由中共参加签订对日和约。美国对此坚决反对；表示绝不邀请中共参加。，后来，5 月最后一周的报纸上有消息说，英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都与美国国务院交涉，声明反对中国国民政府参加签订拟议中的对日和约。这些报道还透露，英、印两国政府还一直在积极联合与对日和约有关各国，特别是英联邦各成员国来支持他们的立场，有的报道甚至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业已对国务院施加强大压力，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坚持邀请中国国民政府参加签订对日和约的政策，英国政府、印度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政府都将断然拒绝参加拟议中的和约。预料杜勒斯大使访问伦敦时，自然会遇到同样的压力。

英国所持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国民政府业已丧失大陆控制权，条约签订后无法履行。

6 月 14 日欢纽约时报》刊登了 6 月 13 日伦敦发来的一条专电，说杜勒斯与英国国务大臣扬格业已就对日和约的内容与程序达成一项协议，但该协议尚须由 14 日举行的内阁会议给予批准。专电还说，美国并没有同意中共参加和约。据说，究竟邀请哪一方代表中国参加签字的问题可能还要由日本决定。同一天，合众社发自伦敦的电讯报道说，杜勒斯与英国外交大巨莫里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对日和约问题。据悉，究竟由国民政府，还是由中共参加签约的问题将暂时缓议。

两条电讯我都上报了外交部，并表示将查核真相后上报。事实上查清之快出乎意料。第二天中午一过，迪安·腊斯克就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会见杜勒斯先生。他说，杜勒斯上午已从伦敦返回华盛顿，他在伦敦一直与莫里森、艾德礼以及其他英方代表，就对日和约问题进行协商。

我会见了刚从伦敦、巴黎会谈归来的杜勒斯，时间是 1951 年 6 月 15 日下午，杜勒斯说，他要尽早和我谈谈他在伦敦与英国政府就中国要求参加对日和约一事进行谈判的结果。这是一个一十分棘手的问题，起初英国的态度颇为强硬。我当然知道，英国想要北平政权作签约国，反对国民政府参加签字。但他坚决反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予以考虑。最后他才终于迫使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先生接受他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若干国家可以根据一致通过的条文与日本签订多边条约，而中国因为与日本的关系特殊，可以单独与之签订双边条约。

杜勒斯接着说，然而他与莫里森先生达成协议的方案遭到了英国内阁的否决，他们坚决主张，和约中必须有一条规定，日本与中国协商并签订单独和约，必须首先与各条约签字国磋商。他解释说，也就是英国内阁想在日本与哪一个中国签约这一选择上加以控制。这一点他拒不接受，口气十分坚决。他说，实际上为了坚持自已的这一立场，如果必要他可以听任谈判失败。于是他动身去了巴黎。三天后他听到莫里森先生传来的口信，说他终于说服内阁重新考虑这一立场，并希望与他再次会谈。他返回伦敦，并达成了一项协议。

杜勒斯然后说，尽管这项协议不一定能使国民政府百分之百的满意，然而他们认为这的确是它的一次胜利。

他相信这个协议百分之九十是成功的，并衷心希望国民政府也会把它看作是一次立场上的胜利。

杜勒斯说，尽管中国不能成为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可是它有充分理山与日本单独签约，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而且中国方面还有种种特殊问题。他引对日进人战争状态的时间为例。根据中国的情祝，1937 年 7月 7 日是一个适当的日期，可是对其他国家就不适用了。

许多其他问题也是这种情况，诸如日本占领时期中国傀儡政权的在日财产，中国大陆上的日本资产，以及台湾人的国籍等问题。据他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单独签订和约，才能更妥善地加以解决。

6 月 20 日上午，外交部叶公超部长自台北打来电话，重申不能接受伦敦方案，并嘱我立即再会见杜勒斯和腊斯克，向他们着重指出该方案对我国的歧视性，以及强调我们拒绝那种听候日本决定和哪一个中国签订和约的建议。

当日下午七时三十分，叶公超又自台北打来电话。他要了解我与杜勒斯会谈的结果。叶还对我说，委员长已经很不耐烦，并曾用电话询问他是否已收到我汇报杜勒斯对我方备用方案的答复的电报。我方的备用方案是：（一）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一起与日本签订多边和约；（二）在其他国家与日木签订双边条约的同时，国民政府与日本签汀一个单独的双边条约。这些方案已于 19 日送交杜勒斯与腊斯克。但是叶说，他已说服委员长同意另一方案作为最后－着，那就是在多边和约签字之后与日本签订双边条约，因为实际上这两个条约不可能同时签字。这个方案委员长已勉强予以同意。

当天晚上台北发出了外交部第 825 号特急密电，内容为政府所能接受的修订后的备用方案。这些方案应作为我在华盛顿谈判的依据。来电称，政府希望我国仍能和其他盟国一起参加多边和约，或同时与有关盟国分别和 FI 本签订双边和约。但是如果办不到，政府决定提出下列建议供美国考虑：（1）在其他盟国与日本签订多边和约的同时，中国与臼本签订双边和约；（2）不得予日本以选择签订双边条约对象的自由；（3）由中美两国参照多边和约的条款制订双边条约的主要条款，另加若干条为中国所必需的特殊条款。

6 月 25 日杜勒斯回到华盛顿，但我并未立即走访他。

如我于 26 日致电叶外长所解释的，这几天美国政府当局正集中注意力于拟议中的所谓解决朝鲜战争的和平方案，而不论这一事态发展的结果如何，必将影响对日和约的会淡。此外，我还听说和平条约的第二个草案将在今后几天内分发给各国。鉴于这些情况，我打算稍等些时候再会见杜勒斯。我知道台北在参加对日和约问题上急切想与美国达成谅解，因而最后我于 6 月跳日要求会见杜勒斯，而且见到了他。他要求我不要急于催他答复。他说，他不是那种不善于相机行事的人，而且我可以相信，他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使国民党中国和美国都满意的结果，但是他的困难很大。

7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我拜会了杜勒斯。杜勒斯首先说明，他想就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双边条约问题和我再谈一次。他说，以往我们曾一般地商讨这个问题，而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及其可能具有的意义。要求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双边和约是他的想法，谊是这个想法会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政府签署双边条约会对大陆有多大的约束力。他不能以假定这样一个条约对大陆也有效为根据来要求日本与国民政府谈判。显然这种假定是一种虚构，要求日本据此进行谈判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杜勒斯说，其他国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想知道怎样把这样一个双边条约看作对中国的共产党大陆有效。如果双边条约对共产党中国没有约束力，那就得发表某种说明，明确拟议中的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双边条约，其效力限于国民政府辖区。如何说明这种情况以及用什么方案既能予以说明又能消除误解，这是他愿意向我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我予以思考并和他商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我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把我自己的意见向我政府汇报或请示。所以我准备讲的话完全代表我个人意见，尚需政府批准。我知道某些反对国民政府平等参加多边条约的国家曾提出这个问题，以证明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但如我以前所已经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关于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并签署和约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关于国民政府签署这个条约的有效程度问题，在必须由日本及国民党中国双方批准的前提下，只有在条约批准并生效时才会出现。我认为双边条约对大陆的有效性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而可在条约批准后予以处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有必要发表某种宣言或声明以说清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声明应由日本发表，如果它认为宜于或有必要这样办的话。我怀疑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是否应该或愿意发表任何声明。我希望我刚说的这些话已经回答了杜勒斯先生的问题。

杜勒斯说，他认为这还不是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现在回答，因为不能要求日本与国民政府谈判双边条约而不知道条约对中国大陆的有效程度。接着他说明了他的困难的关键所在，他说，美国希望其他盟国和它一起向日本提出与国民政府谈判双边条约的建议，但是这些盟国不愿意，除非它们确知已经明确条约不适用于大陆中国。杜勒斯记得我以前曾说国民政府有权与日本谈判和约。他自已认为美国有正当理由说国民政府是一个合法政府，是真正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意见的，而且是盟国为了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见而能与之联系的唯一政府。此外，国民政府有效地控制着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直接代表这些岛上的八百万人讲话。再者，它拥有五十万军队以及一些原先的国民党部队，这些原先的部队分散在大陆各地并得到当地某些民众团体的支持。因此，承认国民政府有权与日本缔结和约，从而结束它们之间的战争状态，这是公平合理的。

杜勒斯接着说，但是，如果声称这个和约应该或将会对大陆有约束力，则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政府的权力在那里已经不复存在。问题是如何说明这一情况，使之得到清楚的理解，以便一方面应付盟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应付日本。

我说，条约经我国政府批准生效后对大陆的有效程度，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是这个事实可能由于今后的事态发展而发生变化。如果是由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它就会说，由于共产党的叛乱，它的权力暂时达不到大陆，但是不能把条约对大陆的有限效力看作反对国民政府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充足理由。为此，国民政府批准的有效程度问题可以留待条约生效后再议。

杜勒斯说，他当然知道一个政府的权力范围不见得是承认的唯一标准。他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伦斯基政府被布尔什维克取代很久以后，美国继续予以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继续承认那些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以丹麦来说，美国承认丹麦大臣考夫曼的权力，和他签订关于冰岛和格陵兰的协定。但是他上面所举的事例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具体目的。就冰岛及格陵兰来说，美国想要用为军事基地，因而决定承认考夫曼的签字，尽管考夫曼的权力肯定是有争论的问题。

杜勒斯认为，就目下的问题而言，最好是由美国与其他盟国建议日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而不要听任日本自己选择，因为美国想要确保日本不站在共产党中国一边；更因为我曾对他说，我国政府把听任日本选择同哪一个政府一国民政府或是北平政权——缔结和平条约看作羞辱。

我说，我知道日本并不想承担这种责任，照我的看法，美国可以建议日本着手与国民政府淡判双边和平条约，并向日本指出，这个条约对大陆有多大约束力，是一个事实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再议；届时国际事态的发展或许有助干提供答案。但是，要发表的声明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表达得现实一些。

杜勒斯认为这个问题不但对日本很重要，对国民政府也是如此。因为目前发表的一项声明尽管叮能用来应付某些盟国的反对，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叮能损害国民政府在各世界组织中的国际地位。例如，假定国民政府说它的权力目前达不到大陆，这个说法就可能被人抓住，说是国民政府自己已经承认对共产党大陆不能行使权力，这样就会被人利用，为反对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继续占有席位增加一个论据。

我说，这正是我认为国民政府在批准条约时不应发表声明的理由。但日木认为必要，它可以发表声明来表达其观点。

7 月 6 日傍晚，我给外交部发出几封电报。其中一封概括说明当天下午我与杜勒斯的洽谈情况。我特别提到杜勒斯交给我一份对日多边条约以及将由日本发表的两个声明草案。我还说，杜勒斯将电嘱蓝钦公使交一全份给叶部长。我还提到，杜勒斯说和约草案刚刚分发给各主要国家。

同一天，旧金山市政府宣布，杜勒斯已通知它，对日和约签字仪式将在 9 月 4 日至 8 日之间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这是当年联合国宪章签字的地方。据说，杜鲁门总统也可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

第四节 对中国被排斥于多边条约之外的反

应及其对双边条约谈判的影响

195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发布了对日和约的修改草案。发布时国务院发表了声明：对日和约草案及日本的两个声明已由美国政府及联合王国政府拟出。草案已于 7 月 2 日至 6 日一周内交由与对日作战有主要关系的各国传阅，但有特殊情形的国家除外。对日作战的其他国家则于 7 月 9 日非正式传阅。待收到主要有关各国的评述后，草案将于 7 月 20 日左右据以修改。然后，草案将正式交由所有对日作战各国传阅（有特殊情形的国家除外）,并请各国提出意见。同时邀请各国参加进行最后讨论及签署和约的会议；会议计划于 1951 年 9 月 3 日前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召开。

至于条约草案本身的全文，中国当然不在所列签字国名单之内，也未提到中日之 lbl 的和平条约的谈判。中国完全被排除在外。

当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外交部长叶公超从台北来电话说，政府将送交美国一份备忘录，以表不满，并列举中国有权平等参加多边和约的理由。他已要求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蓝钦转请美国发表声明，说明国民党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双边条约的谈判正在安排中。蓝钦又向叶谈及条约的适用范围方案。叶告以对日谈判问题解决后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7 月论日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了如下声明：自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府迭次主张各盟国应以不报复之原则早日与日本缔结和约，为达成此目的，中国政府对于迭次美国所拟约稿提出之修正建议亦皆本此精神，其所提之若干建议业已纳入现在之修正约稿内。

中国政府固认为该约稿大体上与其对日政策趋于一致；但对于该约第廿三条竟未将中国列入该约签字国一节，不能不深表反对，中国政府一贯维护与其他盟国处于平等地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之权，中国政府之此项权利。有下述事实为依据：一、对口共同战争系以日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武装侵略中国为起点。二、中华民国为最先抵抗日本侵略之国家。

三、中华民国军队伤亡最重，中国人民所蒙受之牺牲与痛苦亦最大。

四、中华民国对于击败日本曾作重要之贡献。

五、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日宣战及实际作战之政府。

六、中华民国政府向为在有关日本之各国际机构（如盟国对日委员会）中，代表中国之政府，现仍为在各该机构中代表中国之政府。

七、中华民国政府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关所承认之合法中国政府。

八、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日作战或存有战争状态国家之大多数所承认之合法中国政府。

因此，中国政府对于该和约稿第廿三条之现有方式，已向美国政府表示严重抗议之意。

中华民国政府兹严正声明：关于其对日堵和所应有之权利与地位，决不因该约稿第廿三条之规定而受任何影响；而对于任何不合国际道义与法理之主张亦自不能予以接受。

同日，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英美联合和平条约草案全文，还刊登了杜勒斯的声明并提到了叶部长的声明，大意是叶说，不把国民党中国列入条约签署国名单是“不能予以接受”和“不合国际道义与法理”。

7 月 13 日《纽约时报》社论写道，国民政府被排除于对日和约之外是不公平的，这只是美国必须得到英国联合倡议缔约的结果。社论还说，国民政府抗议其被排除于和约之外，这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该报还报道了其他国家对对日和约草案的反应。要点如下：

（1）英国政府声明保留其保护大不列颠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的权利。英国某些方面人士还主张日本应该赔偿被日本俘虏的英国人所受的损失。工党左翼对未能解决中国签署条约问题及台湾问题表示失望。英国外交大臣说，他当然希望以适当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但美英两国意见大相径庭，因而这些问题未得解决。

（2）法国官方人士表示同意草案，但是很多人因未使印度支那三国参加签约而表示失望。

（3）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对和约给予日本东山再起的机会表示深为关注。

（4）菲律宾总统主张和约应包括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条款。他认为条约草案各条款对日本过于宽大。

至于苏联的反应，合众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称，莫斯科的外国人士普遍认为苏联将拒绝参加旧金山和会。电讯还谈到苏联工会机关报的声明，声称和约草案说明美国奴役日本的企图，并重申其历来的主张，即对日和约必须由苏联及共产党中国参加起草。声明还断言苏联、共产党中国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将拒绝接受美国起草的和平条约。

我把所有这些情况都电告了外交部。由于叶公超要求我把美国各方面对他的声明的反应电告外交部，我在几天后又根据报纸的报道以及国会和美国政府的评论等补充了一些观察报告，我说， 《纽约时报》、 《先驱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都于 7 月 13 日根据合众社的台北电讯刊登了他的声明要点。但除了我前一封去电所报告的《纽约时报》赞同我方态度外，各报均未表示意见。

至于美国国会，我说，所有议员似乎都谨慎从事，保持缄默，未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上月在我驻美大使馆与国会的一些重要共和党议员接触并导致他们表示对我有利的意见后，他们和他们的党内同僚讨论了此事，发现一般都认为应该早日缔结对日和约。虽然他们不愿见到英国利用局势坚持其要求，但他们都深感如不迎合英国的意见，就不可能缔结和约。我说，我也曾努力劝说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给我们以帮助。但是他也说，如果注重我国过去的作战成果及目前的声望，那就根本不能缔结和约。把签约的重要性与帮助国民政府维护其观点这两者加以权衡，他感到难以公开表示他的意见。

谈到美国政府，我说，目前它正强调对日和约实际是两党在外交方面合作的结果，而且它打算邀请两党的重要成员前往旧金山参加条约的签字仪式。再者，杜勒斯随时把情况秘密地告知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并取得他们的同意，结果是现在国会中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条约。

至于美国的舆论，我说，一般都认为盟国方面必须早日缔结对日和约，以便日本能够对其自卫发挥作用并减轻美国的负担。公众似乎对我国参加和约的问题并无多大兴趣。但是，我说，我当然要继续宣传我国的立场。

我寄出报告的同日，即 7 月 17 日，收到了监察院的一封长电，抗议中国被排除于对日和约会议之外，来电是致美国国会的，嘱我尽快翻译和转交。我于 7 月 19 日把来电转交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及参议院临时议长艾尔本·巴克莱。第二天我嘱崔存璘参事将副本一份送交国务院参考。数日后雷伯恩及巴克莱正式告知收到来件。

同一周及其后几周内，还有许多其他抗议函电。这些函电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组织及团体。例如有一封英文的抗议电来自菲律宾的一百二十个中国团体，嘱我转交杜鲁门总统及美国国会。另一封来自国立台湾大学各教授，由大使馆转交胡适博士，再由胡转交美国教育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纽约中华公所代表纽约市华侨界直接致电杜鲁门总统，强烈要求将国民政府列为和约的签署国。旧金山中华公所反共同盟直接致电国务卿提出类似要求。上述纽约市及旧金山两个公所是华侨在美国的两个最大团体。几星期后，国务院致函两个团体告知收到来电并作复。

8 月间，各地继续纷纷来电。例如，中国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各省同乡会、同业公会、学校及慈善团体代表当地全体华侨联名来电。还有来自柬埔寨金边转交旧金山会议的电报，来自马来亚怡保华人组织的电报，和来自马来亚丁加奴若干华人组织的电报。所有这些电报都抗议中国被排除于条约及缔约会议之外。后来，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还有更多的同样宗旨的活动。

7 月 19 日下午驻加拿大大使刘锴博士合纽约打来电话（当时他是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成员）。他对我谈了中国正式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他说，他知道加拿大外交部的几位首脑都己外出，因而会见了诺曼先生。诺曼是和英国在伦敦会谈的加拿大代表，后来任加拿大驻联合国的代表。诺曼对刘锴说，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加拿大政府并无意见，但他知道英美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并暗示加拿大将按照这个协议办理。刘锴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大约一个月前，加拿大外交部对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涉答复称，此事当时正由杜勒斯与英国外交部讨论之中，而且加拿大在得知英美的讨论结果以前，不准备表示态度。

但刘锴被告知，加拿大政府的态度主要受伦敦支配。

外交部收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电报后几天，来电概述了两地所汇报的观点。显然，澳大利业外交部秘书长在我们代表请求澳大利亚在参加和约问题上予以帮助时，曾表示对和约草案非常不满，但是由于其政府所受的间接压力，勉强地予以同意。澳大利亚对我国深表同情，并为未能给我们以有效的帮助而感到抱歉。（我认为这是外交辞令。）

中国驻巴黎代办段茂澜早在 7 月 15 日来电。他报道了他会见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的情况。他向那位司长详细说明了中国所采取的态度的理由。那位司长答复说，他个人深表同情，但看来在时间上是太晚了。

7 月 30 日，我在蒋廷黻的纽约办事处与他会晤。我向他叙述了我与杜勒斯有关维护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平等权利的会谈、英国之坚持排除我国、美国的折衷方案以及我们的不满和台湾表示反对。我还告诉他美国国会领袖并不热心于为我们的事业出头，理由是美国人民急于缔结对日和约。

蒋廷黻对我说，他曾和鲁斯谈话，敦促鲁斯用他的出版物予以帮助，但鲁斯告诉他，早日缔结对日和约是美国政府的一项主要政策，这项政策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他难以就国民党中国被排除于条约之外而提出异议。

这证实了谭绍华告我的话，而且这和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在我们的一位朋友同他联系时所说的话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我向外交部报告了一则有关印度尼西亚及加拿大当时意见的合众社电讯。印尼驻美大使曾把份照会送交杜勒斯，主张对日和约由中共签署，并主张在应由日本放弃的各岛屿举行公民投票。加拿大外交部长则声称加拿大对对日和约草案总的来说感到满意。

合众社电讯的日期是 8 月 7 日，即多边和约修订草案公布后约三周半。在此期间，中美关于中国单独缔结双边条约的会谈实际上没有任何进展。

外交部 8 月 13 日的来电说，我们以前已与美国达成这样的谅解，即双边和约内容应与多边和约相似，中日谈判似将只限于解决仅与两国有关的特殊问题，因此没有再拖延的理由。可是美国一方面希望我们立即与日本开始谈判，另一方面则采取双边和约不能与多边和约同时签订的态度。外交部担心美国已向英国承担义务，因而不能催促早日谈判和签订双边和约，或者，甚至比这更坏，那就是美国希望我们按照多边和约第五条与日本建立关系。来电说，由于这种局面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在开始进一步会谈之前，育必要把实际情况弄清楚。

外交部已因此备妥一份备忘录。来电告诉我，备忘录已于 8 月 13 日下午由叶部长面交蓝钦。

第二天星期二，我收到了叶部长在台北交给蓝钦的备忘录的抄件。备忘录重申了政府的要求，即美国“接受使日本负有与中国签订双边条约的义务的谅解”，正如日本负有与其他盟国签订多边和约的义务一样。备忘录还要求美方将双边条约的内容及签署时间加以澄清。

8 月 16 日，我在国务院又一次会见了腊斯克。这次会谈持续了一小时又一刻，拍金斯在座并记录。我问腊斯克，他对我在 8 月 9 日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有何见教。我说，我相信他一定已经见到外交部叶部长在台北面交蓝钦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全文。这个备忘录很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并要求美国阐明其态度。

腊斯克说，他没有见到该备忘录。拍金斯当即交给他一份，腊斯克仔细阅读后说，美国不能盼咐日本承担与国民党中国缔结双边条约的义务。美国一直想避免给人以命令式和约的印象。外交部于 8 月 25 日以特急绝密电告我。蓝钦终于在台北拜会了叶部长，并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把美国政府对我国政府 8 月 13 日备忘录的答复交给了叶部长。复文包括五点：

（1）美国愿意尽力使日本在它签署多边和约后不久与我国签订双边和约，但有两个前提：（a）我国政府不对多边和约作重大修改；（b）我们速与美国进行商谈，以就和平条约的适月范围问题作出适当的规定。

（2）会谈中心移到台北，并希望外交部长能就适用范围提出建议。美国方面充分理解这种方案不应影响我国目前在联合国的地位。

（3）美国原来的政策是打算使我国能够参加多边和约，但远东委员会的所有其他成员国对这个意见都不予支持。相反，半数以上的成员国明确表示，如果我国参加多边条约，它们就不签字。为此，美国只能尽力寻求其他方式来维护中国的权利。除了在可能范围内采纳我国修改条约草案的建议外，美国还在条约的最后草案中增加了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两条规定、（4）对引自多边和约的各条款当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谈判。因此，中日谈判将限于不在多边和约之内的事项。可能日本届时会坚持要求我国承认该和约不能适用于全中国。因此，美国在设法影响日本方面所给予我国的支持程度取决于我国是否有意于规定或接受关于条约适用范围的方案。

（5）美国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国认为有必要抗议我国未被列入条约草案第二十三条的参加国名单之内。

但是我们为表明我国对美国的不满而进行宣传的程度，不但暴露了我国虚弱的地位，而且使美国更难对日本施加最大的影响。美国希望我们能充分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并继续与美国合作，以达到和平条约的远大目标。

9 月 4 日缔结对日和约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杜鲁门总统致开幕词。开会之前，旧金山的华侨代表访问了杜鲁门，杜鲁门予以接见。他们抗议把中国排除于对日和约之外，并强烈要求美国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旧金山华侨界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声明。

驻旧金山总领事张紫常给华盛顿打来了电话。他报道说，旧金山会议充满欢乐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甚至无法引起对排除中国问题的注意。但是他说，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克里尔即将“站出来”讲这个问题，而且其他人在“欢乐情绪”有所减退时可能照办。

9 月 6 日张紫常再次用长途电话向大使馆报告旧金山会议情况。他说，与会代表对杜勒斯讲话中解释排除中国千对日和约之外的一段显然有些不满。对英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述也显示了同样的不满。由于这种不满，有些预定在前一天晚上发言的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决定推迟他们的发言时间。张解释说，在和这些代表的私下谈话中，他们都表示很同情中国的处境，而且打算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包括在发言之内。然而有人向他们施加压力，不让他们谈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讲话撤销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被剥夺了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自由”。

张紫常还说，某一位美国朋友曾于 9 月 5 日晚前往会见杜勒斯，以抗议排除中国。杜勒斯向他解释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扶植日本”，中国沦于共产党之手是“由于过去的错误，此时无法补救”。他还着重说，在世界事务中，维护英美的团结十分重要。

张接着说，英国代表肯尼思·扬格曾对某人说，如果决定不把台湾交给中国共产党，英国赞成将台湾划为“非军事区”。张还报告了以下几点：（1）预计两三天后会有更多的人抗议排除中国。在开始阶段，会议忙于制止苏联的阻挠。现在这个问题已成过去，会议代表会安下心来研究具体问题，其中包括排除中国问题；（2）许多代表，特别是拉丁美洲代表，感到他们在会上不受重视，日本代表则备受关怀；（3）旧金山唐人街各方面人士对台湾最近向大会的呼吁，包括立法院的呼吁，感到不很愉快。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尊严”，而不应该向其他国家乞怜。

9 月 6 日我收到了立法院 9 月 5 日的来电，是四百六十九名立法委员的抗议书。立法院嘱我翻译后转交美国国会。译文于 9 月 7 日送交参议院议长艾尔本·巴克莱及众议院议长雷伯恩。几天后，两人都告知收到抗议书，我还收到台湾省主席致美国总统及美国国会的一封信，转交一百零五个机关抗议排除中国于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之外。

此外还有其他抗议文电，但这些是最重要的。

9 月 6 日，我还接见了中国的友人汉密尔顿·赖特夫人。她来对我说，她认为把中国排除于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之外是荒谬绝伦的，而且她将为此会见几位参议员。

我之所以提到她的来访，是因为她所说的话反映了我所听到的许多方面相当普遍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同情中国事业的人的观点。

至于中日条约的签订，那还是遥遥无期的。事实上，美国所要求的开始谈判先决条件，即商定关于条约适甩范围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直到田月下旬才得到解决。

第五节 对日双边和约

一、开始缔约谈判的困难

多边和约正在旧金山签字的时候，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公使兼代办蓝钦也正在同外交部长叶公超讨论妨碍中日开始谈判单独缔结双边条约的某些问题。第一，关于日本拟派往台北的代表问题，蓝钦说，他听说日本政府现在拟派遣前外务次官（1948—1951）太田一郎为驻台商务代表，原来打算任命前大藏相河田烈为驻台财务或商务代表的想法已经放弃。第二，关于日本的态度，蓝钦说，杜勒斯已经同吉田首相讨论过中日缔结双边和约的问题（可能是在旧金山），但对达成何种协议，他（蓝钦）还不得而知。第三，关于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蓝钦说，这个问题并非如台北猜测的来源子英国方面，而仅是美国方面的解释或理解。1951 年 9 月 8 日外交部来电通报了这次谈话内容，并补充说，我方仍旧希望不提出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不过此问题我国政府正在讨论中。

一周后，9 月 17 日蓝钦再次拜会叶外长，说刚收到国务院来电。电报中提到旧金山会议讨论的某些 r01 题，并涉及中日缔约问题。叶外长 9 月 19 日来电扼要通知我，蓝钦转达的要点如下：

（1）现在讨论对日双边和约，首先必须解决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设若我们等到多边和约生效后再谈，那时日方似会愿意同我们讨论缔结双边和约，那就不会涉及条约适用范围问题。而且，美国届时也将通知日方，表示美国愿意支持此项行动，因此，从我们自己的利益着想，我们应该暂时不考虑双边和约问题，而应集中精力于发展中日间的实际业务。

（2）如果我们现在想草拟关于适用范围的方案，则应避免暗示台湾是我国合法领土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点影响到联合国一些会员国的利益。即使我们打算以后谈判这样一项协议，此点也要力求避免。

叶外长告诉我，18 日他曾邀请蓝钦再次前来会谈。他向蓝钦指出，前次所谈似与过去所说相矛盾，要他向国务院间清：日本对美国究竟作了哪些承诺。叶外长在电报中提到蓝钦曾在 8 月 23 日来外交部转告国务院对我们早些时候所提各点的答复。电报要我查明国务院土述答复是否仍旧有效。

显然，政府未及等待通过我或蓝钦得到国务院的答复即径自进行这项工作，认为立即着手进行双边条约谈判为可取，即使意味着必须涉及适用范围问题。外交部 9月 26 日通知我，叶外长同蓝钦 9 月 17 日的谈话纪录业已呈送总统府和行政院，总统于 9 月 22 日召开会议，决定了关于适用范围的两个方案，以便书面通知美国方面。

外交部在电报中说，部内已准备好一份备忘录，内容包含叶外长将要在那天（9 月 26 日）中午亲自交给蓝钦的上述方案。我也将收到一份副本，已交周宏涛带给我。

同时，我们为促使日方派遣一名驻台代表而作的努力也已取得某些进展。外交部 9 月 27 日来电说，据中国驻东京代表团报告。日本首相对我们要日方派遣代表的照会答称，日本政府愿在台湾建立办事机构，但建议将机构的名称改为日本政府海外事务所，并有权签发护照。据悉外交部已电示我国代表团同意日方建议。十月末，妨碍中日开始谈判的最大难题，即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似乎也已接近解决。我们曾于 9 月 26 日提交美国国务院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

A、双边和约签字时，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将发表下列声明：

本条约应适用于中华民国之一切领土。至于领土中因国际共产主义侵略之结果，现仍处于共军占领下之地区，中华民国政府一俟该地区置于其有效控制之下，即将在该地区实施本条约。

B、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互换双边和平条约批准书时，下述声明将列入双方认可的记录中：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本条约应适用于目前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及今后可能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外交部收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份普通照会，其中有美国拍月均日的答复：（1）国务院认为我们建议的 B 方案比 A 方案较为可取；（2）已指示美国大使馆要求外交部对下列另一选择方案发表意见：“双方互相谅解，本条约在任何时间均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实际控制下的全部领土”; （3）条约一经签字，有关适用范围的协议即行生效；但国务院认为，此项谅解是否包括在条约之中，或以共同声明的形式发表，或记入双方认可的记录之内，并不重要。

根据外交部 10 月 20 日电报，外交部拟建议政府接受美国方案；根据外交部随后发来的电报，政府已接受了该项方案，但作了些小的修改。下列方案已于 10 月 24日以备忘录形式交给蓝钦：

双方互相谅解，本条约将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目前及今后可能在其实际控制之全部领土。

备忘录并说，上述方案不应包括在条约之中；我国政府认为在签署条约时将其记入双方认可的记录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我国政府并希望就适用范围一事尽早与美国达成协议，以期该项条约可望在多边和约生效前正式缔结。

11 月 2 日午后不久，我拜会迪安·腊斯克，向他探听美国对吉田首相在日本国会所作两点声明的反应，而该项声明已在台北引起很大的不安。我说，吉田首相在日本国会辩论批准多边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时发表了一些声明，对此，国民政府颇感不安。有两点声明特别引人关切。一是说，如果共产党中国邀请日本政府派一海外贸易代表驻在上海，日本将欢迎共产党中国任命一个同样性质的代表驻在日本。二是如果共产党中国在从现在起的三年内，按照旧金山和约的条款，建议与日本谈判缔结和约，日本即准备与之缔约。我问，美国政府对这些声明有何反应。

我说，正如腊斯克先生所知，国民政府很想同日本缔结一项双边和约，关于所谓该条约适用范围问题的方案，最近已经通过蓝钦先生交给了美国政府。我个人的看法是，该项方案实际上与国务院提出的、经由蓝钦先生交给叶公超博士的方案是一致的，因此，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更多的困难。

腊斯克表示同意关于拟议中的双边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不存在更多的困难。至于吉田声明，他说他能充分理解国民政府的感情。不过，杜勒斯说过他将敦促国民政府耐心一些，无须太看重吉田在国会中的声明，那些声明主要为了应付国会里的各类议员提出的各种问题。

如果国民政府公开批评或要求澄清吉田的声明，或者让公众知道它不满意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或者坚持要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这件事，这对事情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类行动只会给吉田增加困难，延缓日本国会对和约和安全条约的批准。腊斯克认为，在日本国会批准和约和安全条约以后，吉田才好澄清他的态度。

日本国会就这件事的质询和回答，只有在日本国内才会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11 月 22 日，外交部再次电告，杜勒斯行将访日。外交部在电报中说，几周来一直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声称，杜勒斯访日之行可能涉及两个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不愿得罪中共；二是英国已承认共产党中国。因此，即使美国希望日本同我们签署双边和约，日本是否能迅速坦率接受，尚属疑问。

1952 年 1 月 5 日，邱吉尔首相由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陪同抵达华府，最高级会谈随即开始。我密切注视着新闻报道，看看对杜勒斯同艾登的前任莫里森先前在伦敦达成的协议是否又有新的谅解。上述协议曾规定：“日本未来之对华态度须由日本行使多边和平条约所规定之主权及其独立地位自行决定。”

自 1951 年 6 月杜勒斯从伦敦回来以后，我曾同他进行过多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理解他对上述协议的看法是，多边条约一经签字，“条约规定之主权及独立地位”实际上就已存在了。但是，莫里森等英国人士则认为，只有在交存批准书的国家达到规定数目、“主权及独立地位”方能存在。换言之，英国主张多边条约生效之前，日本无权决定同任何中国政府谈判，美国如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决定，便不能不违反美英协议。日本当然要等着瞧，看看英美两国的观点能否协调一致。

邱吉尔和杜鲁门总统经过两天长时间的会谈后，于 1月 9 日发表了联合公报。我仔细阅读了公报，发现其中有关远东的声明非常一般，只简单地提到他们在讨论该地区的问题时“观点广泛一致”，因为他们认识到“遏制该地区共产党威胁为压倒一切之必需，其重要性超过了双方在对华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随后艾登外交大臣和艾奇逊国务卿举行了会谈，但是会谈结束时未发表公报。

我不得不等待，直到再次和杜勒斯会谈的时候，方才获悉这次会谈中有关中日双边和约问题的结果。

1 月 14 日我应杜勒斯之请前去拜会他。杜勒斯请我拜会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英美会谈中有关日本和国民政府间缔结和约的问题，特别是将杜勒斯和艾登在华盛顿会谈的结果通知我。

杜勒斯说，结果可以说是顺利的，他愿说明一下情况，当他去年 12 月离开东京时，他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即日本首相不仅急欲，而且很高兴同国民政府建立关系，只有一点使他踌躇，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对这件事在看法上有分歧。吉田要求美国设法消除英国的反对，这样日本就便于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了。英美在华盛顿会谈的结果表明，尽管美国并没有说服英国，使其相信美国尽力促成日本和国民党中国缔结双边条约的政策是明智稳妥的，但是英国已答应不反对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并且不再对日本施加压力，反对它在这方面的行动。尽管如此，英国人表明，他们认为美国执行这一政策是个错误，因此，他们把他们不赞成的意见记录在会议记录中。这件事当然使杜勒斯感到失望，但是他强调，美国政府一定会在东京继续推行美国的政策。

杜勒斯说，他于两天前给西博尔德发出一份电报，要求他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政府希望看到日本与国民党中国谈判缔结双边和约事宜。他相信日本政府一定会着手此事，并且与美国政府一起反对亚洲的共产主义。他说，吉田首相领导下的日本一定会这样做。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美国合作的愿望，同时也是基于它自己的利益，因为日本知道美国肯定不会让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政权永久存在下去，而且日本共产党也正在从事颠覆日本政府的活动。

1 月 25 日，台北政府通过驻东京代表团表示正式同意日本 1 月 10 日的建议。那一天，日本政府同中国驻东京代表团非正式接触，建议并要求我们履行盟军最高司令部准备的 1951 年 9 月备忘录。该备忘录打算扩大当时尚待在台北建立的日本海外事务所的职权，这样就使它的职权不只限于商务和日侨方面，而是包括所有涉及中日双方的一切事宜。后来，1 月 19 日，外交部用电报通知我说，我们已对日本建议表示同意，有关此事的交换照会正由中国代表团准备中。

中国驻东京代表团于 25 日递交日本政府的照会定稿，包含下列各点：

（1）上述事务所的职能将包括所有涉及中日双方的一切事宜。

（2）上述事务所能直接同我国政府交往。

（3）上述事务所能使用外交密码和外交邮袋。

二、谈判、缔约和批准1952 年 1 月 28 日，接叶公超外长急密电报。日本外务部门派官员通知我国驻东京首席代表何世礼将军，日本政府已指定河田烈为全权代表和特使前来台湾同我方谈判和约。日本外务部门要求我方同意，并希我方对此事暂予保密。但正当我方考虑这一通报之时，吉田茂突然在日本国会（26 日）宣称：日方只打算同我方签订友好条约，并说这一步骤或行动并不表示承认国民政府代表整个中国。

叶外长说：这一声明极须认真考虑。外交部于 29 日电告驻东京的何世礼将军，指示他约请日本外务部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进行一次谈话，在谈话时，他应就有关日本政府打算派遣河田前往台湾谈判和约一事口头表示，我方政府乐于接待。但希望能请日本外务部门书面声明下述两点：

（1）河田是日本外务省指派的全权代表，并率有一批助手前来台湾。

（2）授权河田与我方谈判并签订一与旧金山和约相类似的双边和约，只须日本国会批准即可生效。

1 月 31 日，吉田给何世礼送达了一份照会，要点如下：

（1）河田烈将作为全权代表派至台北谈判与“旧金山和约”所确立的原则相一致的结束战争状态、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双边条约。

（2）将授与他以签订双边条约的全权，该条约只须经过国会通过即可生效。

（3）将有一名外务省成员陪同前往。

次日，2 月 1 日，政府授权何世礼答复如下；（1）中国政府谨申明：1 月 31 日日本照会中所用“双边条约”一词应理解为意指中日两国间“和平条约”。

（2）在上述谅解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同意日方指派河田烈先生为全权代表。

2 月 9 日，日本驻台湾海外事务所所长木村赴东京商量问题后返抵台湾。叶外长同他进行了交谈并从中获知，即将谈判的条约如果超出吉田致杜勒斯信中所说的范围，日本政府会感到有很大困难。日本自由党在日本国会的参议院中并不占多数，日本的公众舆论十分关心条约的名称及其内容。如果称之为和平条约，他们担心会过分增加日本的担子。因此，尽管拟议中的条约不会太远离旧金山和约，但在谈判一开始就决定应赋予此条约以何种名称。则易遇到困难。叶外长回答说：我们能够理解吉田的困难。不过，有关条约实际适用范围的方案能够减少以至消除所说困难。

我们原先根本无意考虑这类方案，最后这样考虑正是为了照顾日本方面的困难。而且，叶说，中华民国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多次磋商的结果，已经达成一项口头保证，即多边和约将成为双边和约的模式。这是我方的明确理解，要修改我方的理解对我们将非常困难。

于是，木村说，吉田致杜勒斯的信中，并未将该条约称作或指为和平条约。不过，他坚信双方代表在实际会晤之后一定会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两天以后，叶外长约请木村到外交部，并递给他一封信，请他转交日本政府。信中说，我们同意河田前来台湾谈判条约乃是基于前次照会中所说的谅解。如果未向河田授与实现这一谅解的全权，双方代表于会谈伊始即可能遇到严重困难。

2 月 15 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叶外长为我方全权代表，外交部胡次长任副代表。两天后，河田启程前来台北。离国前他接见了新闻记者，杨云竹为我摘其谈话要点如下：（1）他希望谈判条约的工作得以在一个月内完成。（2）他对谈判的结果既不抱悲观态度，也不抱乐观态度。（3）关于条约的名称，他并无成见。（4）他说日本已拟就条约草案。（5）他说拟议中的条约，其内容越简单对双方越有利。在摘要的结尾，杨附了摘自日本报纸的一句引语，概括了日本报界对日本与台湾缔结条约的政策的态度，原文为：

凡涉及中国大陆而国民政府目前无法处理的事务，将不在条约中作出规定。

2 月 18 日，河田同叶外长第一次会晤，他对叶外长说，他被授予全权签订条约，不论条约的名称如何。他还说，这一点可以立即被认为是双方代表间的谅解，双方全权证书的文本及其范围也可以认为在上述基础上已获得一致。他解释说，全权证书中有关结束战争状态和重修正常关系的两个用语，是为了适当照顾公众的感情，也考虑到日本同英联邦各国的关系。他还说，他这次前来台湾，不仅希望恢复两国间的友谊，而且要为将来的关系消除两国间的误会，增进亲密和相互关怀的感情。随后，双方作出决定：19 日午后三时双方互相校阅全权证书，20日上午十一时正式开始谈判。

外交部电报通知我，证书问题已圆满解决，河田口头保证，他有权谈判和约。然而，2 月 19 日吉田关于主权问题的声明却使政府感到十分愤慨。电报说，他们甚至曾考虑暂停条约的谈判。

吉田是在国会众议院辩论中答复质询时发表上述声明的，他那番话实际上是在宣布，日本同台湾的关系应当以他写给杜勒斯的信件为准。日本并未承认台湾代表整个中国，也并未把国民政府看作是足以支配全部领土的政府而与之谈判建立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这就是说，他们不能把对台湾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中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努力。说得直截了当些，他是说国民政府并非中国的合法政府。）

据外交部电报说，20 日和谈会议开始时叶外长正式向河田说，双方负责当局应绝对避免发表可能伤害或刺激对方感情的言论。至于暗示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地区性政府，对这祥的言论我们尤感愤慨。河田表示同意遵守，不再发表此类言论。双方代表都发表了演说，我们向河田递送了一份我方草案，以便他有时间加以研究。

双方并同意尽快确定下次会谈的时间。

与此同时，叶外长请蓝钦转请驻东京的西博尔德警告日本不要发表有如吉田声明之类的言论。外长还电示柯世礼设法将吉田在国会答询的全文抄送外交部，以便加以研究并采取行动。

2 月 23 日，河田由木村陪同来到叶外长官邸交谈。谈话持续四个小时。交谈的主要点已由外交部综合告我。

河田说：

（1）我方条约草案过分以旧金山和约为基础。既然我方未参加旧金山和会，在他看来，不照抄上述和约更能维护我方尊严。他指出，日本和印度谈判中的双边和平条约只有于条。基于上述理由，他说，中日双边条约应力求简洁明确。

（2）日本希望迅速同我方缔结条约，以便能在反对共产主义中进行合作。

（3）此条约是否称作和平条约，取决于其实质，应在以后确定。他本人当然不反对称此条约为和平条约，但他宁愿不讨论此点，而先仔细谈判条约内容。

（4）他希望我们另提出一份条约草案，或由日本政府另行准备一份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

（5）日本政府并不把我国政府视为地方政府，否则毫无必要指振全权代表前来谈判条约。日本政府承认我对大陆的主权，但是希望我们也承认已失去对大陆的控制。他说，日本方面对此颇为重视，并视之为决定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

综观河田谈话，叶外长认为，它表明日方只希望同我缔结友好条约，一笔抹掉中日间过去的关系。为此，部长对河田说：（1）除非日本政府承认我为对日作战的盟国一员，承认我对大陆的主权，除非日本同意将条约写成和平条约并接受草案中有关和平的条款，谈判和讨论都将是徒劳的。

（2）我方从与美国的会谈中所获得的理解是，中国和日本将谈判双边和平条约。杜勒斯一开始就坚持，中日双边和平条约应以旧金山和约为基础。日本方面不要指望我们会以盟国的地位而接受一个空洞无物的条约。

接着叶外长提议在开始正式谈判前，先就拟议中的条约名称及我方草案中有关和平的各项条款设法达成协议，作为讨论的第一步。河田答称，他将用些时间考虑这些问题，然后再同外长进行讨论。

2 月 25 日，叶外长约见蓝钦，告诉他同河田谈话的性质，请他电告美国政府支持我们所提出的条约草案，并将此意见通知日本政府。蓝钦同意照办。

3 月 3 日，我再次从外交部获悉关于条约谈判进展的消息。前一天下午举行了和约第二次正式会议。河田表示同意我方所提草案中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第一条第一款，并同意了“和平条约”的名称。但是，他同时解释说，条约内容应当简洁明稚，以适应当前情况；条约并应对中日未来的合作作出明确的贡献。

日本代表团也向我方递交了日本政府拟定的条约草案，但是外交部电报说，我方草案将继续作为谈判的基础。

3 月 27 日，外交部通知我，经过最近几次谈判，并经我方慎重考虑，我方已采纳日方某些观点，重新起草了我方条约草案。新的文本包括干四条，这些条文的主旨如下：

（1）规定终止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2）承认日本遵照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之规定，放弃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3）规定以日本为一方，以台湾和澎湖列岛为另一方之间的财产问题，留待两国另订协议解决。

（4）确认中国和日本间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不再有效。

（5）规定日本承认已遵照旧金山和约第十条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

（6）规定依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载各项原则确定中日间的一切关系。

（7）规定中日两国按照联合国宪章之原则进行合作。

（8）规定两国将另行缔结商务条约及贸易协定。

（9）规定两国将另行缔结民用航空运输协定。（10）规定两国将另行缔结捕鱼及渔业协定。

（11）关于本条约中台湾和澎湖列岛国民之定义以及上述地区法人之定义。

（12）规定除本条约已作特殊规定者外，日本还将遵照其在旧金山和约中对盟国之承诺。对中国提供并承诺最惠国待遇，惟不得损害该条约规定日本应享之权益。

（13）规定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14）关于和约的批准和生效。

还有三组互换照会。第一组关于本约的适用范围，措词与 1951 年 9 月 26 日我方递交美国的草案相似，但加了一句话；中国之主权范围包括整个中国领土，前述中日间之约定，对此当然不发生影响。换言之，此条大致应为：本条约，就中华民国一方而言，将适用于现在或将来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不言而喻，中国之主权包括整个中国领土，前述约定对此当然不发生影响。

第二组互换照会是关于我方在日本的航海权利，并声明旧金山和约的规定可以适用。第三组适用于 1948 年和 1949 年被扣日本渔船悬案，并声明本条约的规定可以适用，但仍将通过谈判寻求上述悬案的解决方法。

此外还有议定书草案一份。第一点涉及我方条约草案第十二条，内容如下：（甲）关于在日本财产之归还，凡现属于我国政府之财产，应视作我国政府财产。

（乙）关于旧金山和约中所载日本将于何时履行何种义务之不同时限，凡有关我国领土任何地区任何义务之实施日期应自本条约生效之日算起。

（丙）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接受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规定之权利及义务，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但日本在伪政府领土上所建大使馆、使团之财产，不得视为没收处理之例外。

协议书草案第二点说，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和第十八条不适用于我方情况。关于通商及航海，双方将在对等基础上提供最惠国待遇，并将旧金山和约的有关规定写入此处，以供参考。这句之后又加了一句话，规定上述安排的有效期为一年或一年以上。

3 月 28 日，河田拜访叶外长，声称日方不能接受我方最近的草案。他递交叶外长一份修订文本。据部里 3月 29 日来电说，最重要的修改是第十二条，实际上关系到整个条约。日方草案的条款中简单地说，在条约能够实施的地区内，倘出现因战争状态而引起的问题，如能运用旧金山和约的条款加以解决，则此类条款即可作为处理上述问题之基础。

部长认为日方所提措词过于含混。而且，这段文字中间接地隐含着条约适用范围问题。因此我方当然不能同意加以考虑。至于日方所提其他修改意见，在性质上均属我方所不能接受者。电报说，实际上，我方已退让到不能再退让的地步。如果日方不能改变态度，和谈将难以继续。

4 月 8 日，日本参加和谈的代表团拜访了叶公超，向他递交了答复我方 4 月 2 日备忘录的备忘录。其要点如下：

（1）关于对盟国的最惠国待遇，日本提议，除中日条约中特别规定者外，对于因中日间之战争而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旧金山和约的条款均可适用。

（2）关于以劳务进行赔偿，日本将以口头方式提出某些修改。

（3）关于条约的适用范围，日方仍希望删去我们所加的文字，大致使用我方与美国业已商定的措词。其余问题，日本已在某些点上接受了我方观点，但仍有若干地方有待谈判。简言之，外交部 4 月 9 日通报上述情况的电报中说，双方观点和立场已渐趋接近。

其后，外交部于 4 月 14 日来电说，和约会谈在 12、13 两日举行了四次会议，只剩下三个问题尚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条约的适用范围。日方坚持使用吉田、杜勒斯信件中的措词。我们仍认为应将我方与美国业已同意的方案作为共同一致的基础。分歧在于“或（及）将来在其控制下……”一语中所用的字眼是“或”还是“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方应接收伪政权的全部财产和资产的规定。日方反对作明文规定。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的开始日期。日方只答应在双方认可的记录中载明日期为 1931 年 9 月 18 日。

4 月 19 日，河田烈向我方代表递交了他刚接到的东京指示。内容是日本对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款二项，并未改变观点，并将对议定书中一两处口头提出修正和修改。外交部 4 月 20 日来电即将此事通知我，并说，东京虽在条约适用范围上仍坚持使用吉田致杜勒斯信中的措词，不愿将“或”字改为“及”字，但同意在双方认可的记录中写上一段话来作一注释，说明“或”字可解释为“及”。

关于伪政权在日本的财产和利益，以及伪政权驻日大使馆、领事馆的财产，电报说双方全权代表同意改日在会议记录中载明，日本应遵照旧金山和约的规定移交我国，并可视为按旧金山和约予以没收的利益和财产。但将采取的方式，迄今为止，对我方来说仍不能接受。日本政府只同意我国政府在此次谈判的认可记录中声明我方立场，日本代表则作如下答复以供写人记录，日本认为此类问题只应留待“随着未来形势的发展”而成为实际或具体问题时，再行提出解决和决定。

电报解释说，据日方代表透露，东京采取这一立场是为了适应国内舆论和英国的态度。我方感到，这一立场影响到我方向日本政府提出条约草案的整个模式，因此，坚决拒绝接受。日方代表答应立即向日本政府报告。

三天后，河田向我方和谈代表团转达东京的答复说：（1）关于条约适用范围的换文，日本仍坚持 19 日向我方提出的方案。

（2）关于伪政权在日本的财产和资产，日本政府现同意删除“随着未来形势的发展”等字样，并载入记录。

（3）关于伪政权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财产和资产，日方接受双方先前同意的措词，但也将以间答形式在记录中表示，对此我方不加反对。

这样只剩下前两个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代表团又把我方提案电告东京，请求指示。指示收到后，又转交我方代表团，于是又对条约、互换照会和议定书作了最后的改动。4 月 27 日，中日和谈会议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议，对经过确认的和约文本达成了最后协议。签字仪式决定在次日即 4 月 28 日午后三时举行。

外交部电报告我，中日和谈已于 28 日上午圆满结束，其时间与艾奇逊国务卿将旧金山和约的美国批准书正式交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间约略相同。旧金山和约已于 4月 15 日经杜鲁门总统签署，所有其他国家的批准书均已交存华盛顿。这样，在国务卿的活动下，对日和约开始生效，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地位。因此，日本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于当日午后三时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

最后在 1952 年 8 月 5 日，我接到外交部一份电报，电报发到我的大使馆，但要求使馆把内容转告所有其他中国驻外使团。电报说，中日和约业经批准，批准书已于 5 日下午四时互相交换，并同时生效。自“即刻起正式恢复大使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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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朝鲜停战谈判时期（1951 年 8 月—1953 年 1 月 20 日）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

1951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我回访了哥伦比亚新大使唐·西普里亚诺·雷斯特雷波一哈拉米略博士。我们非常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他问我，是否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他说他和他的使馆参赞（此人也在场）都认为这个月大战的紧迫感甚于上个月，因为他们追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是在 9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 7 月。（我们正处于这两个月之间的 8 月。）我说，只有莫斯科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但是依我个人之见，苏俄不会在近期内迫使对方摊牌。迄今为止，苏联不经过战争就已获得很大的好处，在朝鲜问题上，目下是叫暂停。俄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确实把握，是不会冒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险的，而且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作好和西方进行武装冲突的准备。

在会见哥伦比亚大使的前几天，我曾和我们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蒋廷黻交谈，他也为朝鲜的局势担心。他曾认为会达成某种形式的停战，并认为这种停战将对我们政府的命运产生不良影响。他说联合国将于达成停战协定后廿四小时内予以批准，接着将会提出关于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的地位等政治问题，并将不得不在秋季巴黎举行的联大例会上进行讨论。

我曾在大使馆设午宴招待代表政府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郭克悌先生，席间，郭克悌先生对我说，在会上印度曾试图剥夺国民党代表团的席位，但没有成功。但另一位客人，前此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象会议的代表薛继壎先生说，他在战胜反对他的席位方面受到的阻力较小。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以及其他代表一致投票延缓考虑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等到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后再说。

事实上，这就是当时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团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对国民党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所遵循的普遍方针；这也就是为什么即将举行的联大会议可能对我国政府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8 月 8 日，我和来访的韩国大使梁裕灿博士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他说，那天上午拜会了杜鲁门总统，为的是从总统那里得到美国将不放弃统一的朝鲜这一目标的保证。他说，他得到了这项保证，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双方意见有分歧。

1951 年 8 月，蒋荫恩转达了奥凯里赫上校的信息，说美国为获得基地向西班牙表示亲近，以及五角大楼赞成和西班牙合作，以便与欧洲的共产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然，这个信息也表明，基于同样的原因，台湾的地位也有了改善，似乎更加牢靠。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台湾的兴趣越来越明显。于是，1952 年 6 月，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终于恢复了外交关系。西班牙是个突出的反共国家，赞赏国民政府的坚决反共立场；它必然注意到美国在巩固台湾的反共立场方面所持的态度不断改进，因而感到和我们达成协议必有裨益。

我本人认为 1951 年夏季总的形势是；当前，苏俄要千方百计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只是不促使发生实际战争而已。8 月 29 日，我在国务院又一次会见腊斯克时，他问我，俄国人在旧金山会议上有何企图？我提出了几点，然后说俄国人想利用他们反对日本和平条约来制造另一次世界危机。换言之，它想在不致迫使摊牌的情况下，将世界局势的紧张程度推向空前的高度，以此来观察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的反应。我十分怀疑俄国人希望迫使摊牌，或者有此准备。我说，它不借助武力，已经受益多多。因此，我相信斯大林会继续采取所谓的冷战方针，同时加快其发展速度。

在这一点上，宋子文和我的看法有分歧。两天后，当我们在他家谈话时，他说他的看法与我不同，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年内就会爆发。

9 月 1 日，新西兰、澳大利亚大使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起在旧金山签署了三国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和美国已于 8 月 30 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类似的条约。签订对日和约的旧金山会议于 9 月 4 日召开，通过这个条约，也将把日本纳入反共阵营。

关于朝鲜的局势，我在 9 月 23 日的日记中有下列记载：据传李奇微将军派了一名联络官去开城安排和共方恢复朝鲜停战谈判。这是共方在谈判中断一个月以后提出的建议。但是与此同时，战斗仍以相当大的规模继续着。事实上 22 日曾发生双方有一百二十架喷气战斗机参加的空战，共方并空袭了汉城，投下两枚炸弹，据说其中一枚是哑弹。

在 10 月 9 日，我又作了这样的记载：停战谈判很可能恢复，因为共方接受了李奇微请他们提出新的谈判地点的建议，当对方提出板门店时，李奇微将军表示接受，并补充建议讨论板门店地区的共同防御措施，以确保该地区的中立。但是一直到 10 月 25 日，也就是停战谈判中断整整两个月以后，才在板门店真正恢复谈判。

11 月 6 日，六届联大会议在巴黎的夏乐宫开幕，不出所料，苏联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应列人会议议程。恰好这一问题干 11 月 5 日五届联大经过联合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会议之后，将要结束在巴黎的工作之际，刚刚讨论过。事实上，联大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报告是会议议程上遗留下来的唯一的项目。

但报告实质上仅提到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别委员会无法提出任何意见，据此，六届联大主席建议只将该报告记录备查，他的这项建议得到通过，而使另一项由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的将此问题列入六届联大议程的建议不成立。在此基础上，总务委员会建议联大拒绝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项日纳入六届联大议程。委员会还建议，在联大会议期间，推迟考虑任何关于排斥国民政府代表或给予北平政权席位的进一步建议。两项建议均为大会所接受。

英国新组成的保守党政府的领袖们（保守党于 10 月大选中险胜）将于 1 月间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就一些问题举行最高级会谈，例如欧洲一体化和德国、中东、冷战和中国等问题，当然还有日本问题以及未来的中日关系问题。人们希望，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对华政策问题，新的保守党政府能比它的上届工党政府更紧密地和美国站在一起。

我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即将访日和访日归来后和他进行的谈话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访日以前，我和他的谈话是 11 月 29 日在国务院进行的。我们先讨论了有关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些因素，后来我说我还想提出一点，即英国对日本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表示：我曾希望保守党在英国重新执政以后，在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方面会发生变化，但最近的情况表明并没有即将发生变化的迹象。

杜勒斯说，英国大选以前，邱吉尔曾批评工党政府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给英国带来的唯有屈辱，还说他曾预料在邱吉尔重新执政以后，政策会有改变。但坦率地说，他失望了，因为，像我说过的那样，并无在不久的将来作任何政策改变的迹象。他同意我的看法，即：邱吉尔可能在以后对美谈判中利用这一问题以取得更多的经济援助。

杜勒斯认为，邱吉尔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如果他能因此从美国得到某些报偿。他还认为，英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驻东京大使埃斯勒·丹宁爵士的影响。看来丹宁一直感到日本对英国很重要，并且主张和日本密切合作。

杜勒斯从日本回来以后，12 月罗日我再次拜访了他。

他在谈话中指出，从经济的观点来看，邱吉尔政府对共产党中国的明显的同情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英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力图在亚洲重建它的经济地位来摆脱困境。然而，阻止日本和它争夺东南亚市场的唯一办法是鼓励日本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杜勒斯还提出英国对中国共产党人明显表示同情的一些政治原因。他说，在政治方面，英国仍然希望保住香港，它相信如果能不引起共产党中国的怨恨，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另外，它希望和印度协调对北平的政策，以便将印度保留在英联邦之内；而且，英国和印度似乎都认为，如果不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就有较大的可能将共产党中国和莫斯科分离开来。但是杜勒斯强调，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因为这样做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1952 年 1 月 3 日，各晨报就伦敦方面的不满情绪发表文章。伦敦之所以不满，是因为美国方面报道邱吉尔的来访不受欢迎，并且他不会从美国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间杜鲁门是否愿意对邱吉尔的议程发表看法时，杜鲁门感到不悦。据当时在场的蒋荫恩说，杜鲁门以他自己也有议程为词表示了他的不快。三天后，邱吉尔抵美，同行的还有安东尼·艾登等人。

1952 年 1 月 9 日，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在声明中两国都作出允诺，将全力支持创建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努力；双方表示在中东问题上目标一致。另外，我在另一节里已经提到，双方宣称在远东问题上的观点大体上一致，并且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威胁这一压倒一切的需要超过了对华政策的分歧。

随后，邱吉尔首相前往纽约和渥太华，外交大臣艾登留在美国继续会谈。双方在赤色中国政策方面毫无改变，两国各自继续坚持自己的政策。杜鲁门—邱吉尔会谈之后曾经发表过公报，而这次会谈却没有发布消息。

1 月 12 日，外交部发来一电，通知我杭立武从伦敦电告英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他说英国工党政府曾经决定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结束以后，他们将极力主张让中共政权参加非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出席的各种国际性会议或国际组织，作为对国内外舆论的一种试探。但是美国已经劝告它将此事推迟。他说据传邱吉尔将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然而，如果美国施加压力，英国可能放弃这一打算，或者作出让步，以此作为对其它事情讨价还价的筹码。杭立武还报告说英国还准备把反对拟议中的中日双边和平条约用来作交易。因此，外交部希望我设法了解英国是否再次向美国提出了上述观点，以及美国的态度如何。外交部要我向美国当局表明我们的观点，要求他们坚定立场，不允许中共参加任何国际会议或组织，并在签订和平条约方面帮助我们。

2 月 6 日，共产党谈判代表在朝鲜提议就所有的远东问题举行和平会谈，这一建议遭到联合国方面的拒绝，联合国方面坚持任何和平谈判都必须局限在朝鲜问题上。从而，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为了确保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的军事指挥官将向双方国家的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的三个月内，举行由双方各自指派的代表参加高一级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等。

使有些人感到惊奇的是，联合国代表团第二天就接受了这一建议，只是提出了三个条件，即：举行政治会议的建议，应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大韩民国和联合国提出 “外国军队”一词的含义应理解为“非朝鲜军队”;“等等”

一语不能解释为在拟议中的政治会议议程中，包括朝鲜以外的任何问题。（换言之，不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问题，尽管这一点并未明说。）所有这些条件几乎立即为共方所接受，并于 19 日，双方同意于停战协定签后九十天内举行政治会议。

5 月 2 日，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共方代表团拒绝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却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揽子”建议。但这包含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即：不再提苏联作为中立的大国之一。总之，僵局仍然存在，但仅仅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遣返战俘问题。

1952 年下半年的特点是东南亚的形势恶化，同时朝鲜的僵持局面仍然继续。9 月 28 日，联合国方面各有关政府磋商以后，对于战俘问题向共方提出了三点新的建议，当天就被拒绝了。联合国首席代表哈里森将军于是宣布，板门店会谈停止进行，直到共方自己提出一些新的、建设性的东西来。这使板门店原来就行动迟缓的进程完全停顿。

至于国民党中国在不同国际团体中的实际地位，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仅举三四个例子来阐述这一点，先从我们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地位说起。6 月 18 日，我召开了一次大使馆的高级人员会议，讨论如何保住我们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地位，以及我们在即将于多伦多举行的会议上的处境问题。大约一星期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刘瑞恒曾来与我商谈我们参加会议的问题。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会长曾经通知他说，中国红十字会可以派一个观察员，而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则已被邀请派一位代表出席。至于对这两个政府的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请加拿大政府邀请国民政府，英国政府邀请北平政权。刘倾向于赶回台湾，因为他不能作为一个观察员前往参加，坐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后面。外交部给我来电报说，如果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和会议拒绝撤回对北平政权和北平红十字会的邀请，那么我们政府就决定提出抗议并退出会议。

我又接到蒋廷黻的电话。他说，刘瑞恒告诉他，并且请他转告我，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红十字会都劝他不要在会议上坚持撤销对北平红十字会的邀请问题，因为红十字会是人道主义的、非政治性的组织，提出政治性问题，对于自由中国不会起好的作用。国际红十字会已做出决定，绝对不改变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态度。决定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红十字会，活动仅限于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红十字会及其活动没有控制权。决定还说，如果台湾的中国红十字会愿意获得正式会员资格，它必须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提出申请。

我们代表团在 8 月 1 日晨二时半把一份退出会议的正式通知送给会议主席以后，已于那天早晨全体退出。

早些时候，7 月 7 日孔祥熙博士从纽约来电话说，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代理会长郝更生在他那里，劝他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议，协助维护中国的地位。孔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三名中国委员之一。然后我与郝通电话。他说，他想来同我商量。大约九点钟，郝果然来了。

郝更生解释说，我们政府在 2 月份已经决定，并且通知了国际奥委会：由于情况特殊，我们那年将不派代表队参加，只派一名观察员。但是这样作的时候，并不知道北平已经要求奥委会发出邀请，派一名正式代表和一支大规模的体育队伍参加奥运会。

我告诉他，我将立即同美国国务院联系，为孔祥熙取得再入境签证，并寻求国际奥委会的美国代表和美国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经与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建议我们应该作出努力维护我们的地位，反对北平侵入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的企图。但是，最后一切都白费，因为国际奥委会拒绝撤回对北平的邀请。

6 月 13 日，徐柏园代表财政部长前来参加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9 月 15 日，徐柏园从墨西哥城回来后，告诉我会议的最后结果。他说，捷克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也就是中国理事和副理事）参加会议的权利问题，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斯奈德说，捷克的提案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新的发展需耍修改去年会议上已经作出的决定。在这一发言以后，捷克的提议被绝大多数所击败。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万国邮政联盟会议上，我们也成功地维护了我们的地位。由我们驻比利时大使金间洒率领的代表团挫败了苏联及其盟国剥夺我们席位的企图。然而，我们没有被选进理事会。

联合国大会的第七届常会规定于 10 月 14 日在纽约新的永久总部开幕，外交部长叶公超到美国来领导参加大会的代表团，这是他担任外交职位以来的第一次。

一星期后，通过华盛顿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的安排，叶在纽约拜会了国务卿艾奇逊。交换了关于美援问题的意见以后，国务卿向叶外长保证说，不管能否达成停战协议，所有对国外援助的计划都将继续下去。叶外长又转到朝鲜问题上，问道；万一停战拖延，美国政府是否处于对进一步的集体安全措施负责的地位。

国务卿说，他注意到共产党渗透的严重性，但是内部政策的不同，使亚洲人民联合一致的任务，比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联合一致要困难得多。

外长说，在看到中国大陆连同它的亿万人民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以后，他只有更加感到阻挡共产主义侵略这一任务的极端迫切。

艾奇逊国务卿表示完全同意叶外长的意见，说他的政府对于亚洲人民加强政治团结反抗共产主义的任何计划都肯定是欢迎的。

叶外长按照计划来到华盛顿。11 月 12 日我陪他去见杜鲁门总统。杜鲁门说，他一直在为和平而工作，而苏联似乎并不需要和平，尽管它的驻联合国代表经常在念和平经。他也感到实现停战协定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要继续努力以赴。他说，美国一方面要推进它的防御计划，而且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建立防务，另一方面它将继续想方设法促使朝鲜战争结束。

杜鲁门说，他一向认为，对付共产党威胁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组成一个联合阵线。这就是他创始了援助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自卫政策的理由。

在纽约，我听到杜勒斯将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于是，我于 17 日做好安排，请他到卡莱尔饭店我的寓所来吃午饭，这样叶公超就能与他会面畅谈。午宴确定在 H 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一时。

在叶公超到达前，我与杜勒斯谈论了他的新职。当叶进来参加谈话时，他提起了曾经赠送杜勒斯一支中国毛笔，表达对他在促进缔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中大力协助的谢意，杜勒斯说，他很高兴接受这一礼物。他必须说，他为促成此约花了很大力气，因为他在这件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特别是来自英国一方。他们的意思是要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和平会议，但是他和他的政府当然不能接受。杜勒斯说，他不得不对英国力争，他们有一个时期态度颇为僵硬。后来他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英国才勉强接受。他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必须使英国与美国共同倡议这个条约。

对于日本，杜勒斯继续说，他劝说它同国民党中国谈判和缔结一个双边条约也有困难。当他尽力催促吉田接受他的观点时，英国驻东京代表丹宁却对吉田施加压力，要他拒绝接受。当然，英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是自私的。他们害怕日本在东南亚贸易中的竞争，希望把日本排挤出去，提出日本的正当利益在于与中国大陆和北方的苏联进行贸易。日本的商业界也压吉田不要与国民党中国签订条约。面对这许多压力，吉田犹豫、动摇、极力推迟这件事。他必须非常坦率地同吉田谈话，指出美国比英国更强大，能够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更多地帮助日本。既然日本选择了与西方合作的道路，那末正像订立多边和平条约所证明的，接受美国对于国民党中国的政策，对它是有利的。只是在这样坦率地谈话以后，他才得以说服吉田在他建议的信件上签了字。

爱尔兰大使赫恩在 12 月 12 日来访，请求国民党中国对爱尔兰在国际会议上的立场加以谅解。他解释说，爱尔兰虽然是反共的，但是出于对大陆上的爱尔兰传教士的关怀，在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只好弃权。

三天以后，周恩来送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一封正式回信。这是对联大决议的严词拒绝，这一决议包括了印度关于解决战俘问题和停止朝鲜战争的提案。北朝鲜的答复在 12 月 18 日公布，当然也是拒绝决议。1952 年就这样结束了，战俘问题毫未解决，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也遥遥无期。当美国总统在 1953 年 1 月 20 日就职时，甚至板门店的谈判仍在休会。

第二节 美国国内局势及其对华政策

一、援华和共同安全计划

1951 年 5 月 24 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称作“共同安全计划”的八十五亿美元对外军援和经援计划。

该计划把马歇尔计划的经援和前儿年的军援计划合并成为一项一揽子的方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于 6月 26 日开始举行，由艾奇逊首先作证。6 月 27 日，当他尚在众议院作证时，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向该委员会提出一项包括“共同安全计划”在内的议案。

他说，这上要是为了向参院介绍一些情况。参院外交委员会对八十五亿美元政府法案的正式听证会于 7 月 26 日开始。

8 月 8 日，我把听到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的法案中中国所占份额的情况电告外交部。在该电中，我说：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代表对参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席秘密会议说，美国政府“共同安全计划”法案中，建议以三亿零七百万美元援助台湾的国民政府军队，其中悦亿一千七百万美元用于装备我武装部队二十五到三十个师，包括提供步枪、大炮、弹药、军车与飞机等装备。在电报中我还谈到：国务院代表还说，改变对国民政府政策是出于朝鲜战争的关系，但是这又一笔援助的目的仍是为了保卫台湾。目前尚无意改变杜鲁门总统 1950 年 6 月使台湾中立的命令。

众院外交委员会结束了对共同安全计划的听证会后，于 9 月 9 日批准了一项法案草案，对政府要求的八十五亿美元削减了六亿五千一百二十五万美元。按比例，经援比军援减得更多。8 月 17 日，众议院的“共同安全计划”法案草案在削减了对西欧经济援助计划三亿五千万美元之后获得通过。我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美国政府原提出的总额（八十五亿美元）被众院外交委员会削减了差不多十亿美元，现在的总额是七十四亿九千八百万美元。但参院的气氛仍倾向于进行大幅度削减，尤其着眼于经援方面。8 月 22 日，参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暂定接受众院“共同安全计划”总数中的大部分，但据说增加了远东经援的数额。两天后，参院法案草案获得通过。众院通过的总额为七十四亿九千八百七十五万美元，参院通过的总额为七十五亿三干七百七十五万美元，对亚洲的经、军援稍有增加。

国务院对台乃至对整个亚洲关系中现实主义的增长，也许是决定当时对华政策实际准则的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美国国内集中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和美国某些政府人士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根深蒂固的成见，看来有使台湾急需的援助被削减或取消的危险。但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发展又好像会使美援继续下去，甚至将来还会有所增加。

9 月 27 日，参众两院会议最后同意修改过的折衷援外法案。核准总数为七十四亿八千三百四十万美元，比参院批准数多一亿九千七百一十五万美元，但比众院通过的总数少一千五百三十五万美元；给亚太地区的军援金额为五亿三千五百二十五万美元，经援为二亿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两院联席会议还一致同意撤销经济合作署，把它的任务交给新成立的共同安全署。该署与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一起，协同主管军事和经济援助事宜。联席会议通过的法案，在 10 月 10 日由总统签署后成为第 1 陇号公法，称为《1951 年共同安全法》，其有效期至 1952 年6 月 30 日。该署署长将由艾夫里尔·哈里曼担任，经济合作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已内定在国防部担任一项新职。

9 月 12 日，白宫宣布马歇尔将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由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接替。几天之后，参议院确认了对洛维特的提名。

10 月 11 日，我与俞大维作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两件他认为应让我知道的事情。两天前，他与经济合作署远东处处长艾伦·格里芬谈话时，艾伦·格里芬说他即将去台北，并提出了一项有关经援方面的建议。对欧洲的经济援助将于 1952 年结束，所以格里芬说，台湾期望继续得到这种援助是与美国当时所奉行的政策不相符合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应制定一项长远计划，提出几年之内的需要。他敦促这项工作应该在近期完成，以便供美国考虑。

俞大维说的第二件事，是他与奥姆斯特德谈话的内容。俞与奥姆斯特德私人之间是很熟悉的。他猜想，而奥姆斯特德则证实了：新近通过的对亚洲的援助和对欧洲的援助一样，不规定给哪些国家，而是只规定给哪些地区。根据形势需要的迫切程度，对东南亚的援款还可能大部分转向印尼。

至于军事物资的运输问题，俞说，总的说来发运太慢。最近他对马歇尔也谈到这点。马歇尔当场用电话查问情况，因主管官员不在其办公室而生气。后来有人拿着文件来了，因为害怕有点哆嗦，马歇尔开始向俞读文件，据此透露，在确定的九千万美元总额中运出的总数迄今只有一千二百万美元。就在这时，拿文件的官员在马歇尔的耳边耳语了一番，马歇尔脱口说了一句：“为什么这不能告诉俞将军？”但他也不再继续读下去了。俞说，使美国采取一项援助我们的政策是一回事，使其把该项政策付诸实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l0 月 19 日我在长途电话中对叶外长说，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同意了共同安全计划的折衷拨款案，拨款总数为七十三亿二干八百九十万零三千九百七十六美元，政府提出的对欧经援数额有所减少，但对亚太地区的经援和军援均维持不动。

来通报情况的俞大维告诉我说，美国的策略好像是把确切的金额对我们保密，打算根据我们接受其使用意见和我们执行改革的程度，陆续把援款分配给我们。他说，他们宁愿与台湾的我国政府直接联系，而对此间大使馆隐瞒这种消息。（对此我根本不感诧异。）一位美国人甚至对俞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侈谈主权了。换句话说，他们企图迫使我们在政府活动的任何领域中都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主管官员告诉俞大维，不提供精确数字的理由是，国会只是批准用于军援的总数，并指定用于某一地区，而不是对着每一个国家的。

次日，俞大维来报告说，据他了解，美援中不包括货币，只包括以运交武器弹药作为军援和以运交实物商品作为经援。这些援助用金额估算大致如下：在新表决的军、经援总数中，我们约可得二亿八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为军援和经济影响援款。“经济影响援款”是用以应付军援本身带来对经济的影响的援助。此外，上个财政年度尚未使用部分为四千万美元，援款总数大约为三亿二千万美元。

俞说，他收到了五角大楼关于加速运送的保证。1951年底前交运的军事装备可以供应二十个陆军师，其中包括第一批运送的迫击炮、步枪和机关枪，以及后续交运的 75 毫米、105 毫米大炮和炮弹。后两种武器足以装备二十个师，还能抽出一些供应军团和军的独立炮兵部队。

俞口头上向我提供了一系列数字，但未写在纸上。他说，这些数字是保密的。他将不以电报发回任何报告，他要我也不要向台湾报告，因为台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会随时通知台北我国有关方面。

至于经援，我告诉俞大维，美国人要我们在台北制订出削减军事和行政预算的计划。

10 月 30 日，俞大维获得了有关军援计划的进一步消息。又有两批高射炮和其他大炮即将运往台湾。但是他又说，他觉得必须不时盯住五角大楼的人，才能让他们加快运输。

艾夫里尔·哈里曼于 1951 年 l0 月被任命为共同安全署的署长，弗兰克·罗伯茨为他的副手。俞大维在会见罗伯茨后于 1952 年 1 月 19 日告诉我说，他发现罗伯茨赞同整个远东局势仍在动荡之中这样的观点。但是罗伯茨却不赞成采取积极步骤以便在应付任何突然事件中利用台湾的军队来支援亚洲的其他她方，也不赞成为应付对台湾的进攻或为执行进攻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计划而采取主动行动。俞大维还给我带来了两份说明经援商品运送已有巨大进展的表格。在 1951 年财政年度项下约有百分之九十已订妥，百分之七十五已运出。1952 年财政年度项下约有百分之五十二已授权采购，约百分之十一已运出。至于军援计划，他告诉我，1951 财政年度的项目，将于 1952年 4 月左右全部运往台湾。

1952 年 1 月 28 日，我在纽约接待了胡适博士。他告诉我，《纽约时报》的查尔斯·梅尔茨对他说，要警惕国务院在朝鲜停战成功后可能做些什么。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企图：在美国不坚决反对的情况下，让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最终予以承认。梅尔茨进一步断言，对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偏见，并未从美国决策人的脑子里消失。

和许多人一样，显然梅尔茨也认为，一旦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就会倒退到战前的状态。换句话说，美国将实行一种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政策。但对国民政府而言，所幸至少朝鲜战争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而只是一种妥协：朝鲜分治，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在目前就仍需美军的存在。

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和奥姆斯特德将军 2月 18 日与我共进午餐，蔡斯说，他返美是为了和当局进行磋商，并敦促加速运交对台湾的军援。他对台湾和所有其他国民党管辖下各岛（他都访问过）中国军队的士气和质量的改善颇为赞许。虽然陆军给他的合作少于海、空军，但他还是对所得到的合作甚表满意。他认为存在着来自大陆入侵的可能性，但他相信，在朝鲜达成停战之前共产党不会进军。

蔡斯说，他非常欣赏蓝钦，并拟与国务院谈一谈，让蓝钦留在台湾。如果应该得到提升，他将建议就地晋升为大使。他将亲自去谈蓝钦获得我国信任的情形。

席间，奥姆斯特德告诉我，运交台湾的军援比例在所有受援国家中是最高的，同时他将继续催促装运。他的努力已由俞大维和顾毓瑞转告给我了，故我对此表示了谢意。奥姆斯特德然后又说，我们最好不要因目前运交台湾的援助和供应有所迟缓而表示出任何的失望。他解释说，今年是选举年，共和党人正在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及美政府对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之菲薄提出批评，这些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但是他说，他可以向我保证，一年之前政府是不急于运送军援的，现在则是真心诚意地在执行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他接着说，11月份选举的结局尚未肯定，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受到怀疑，说我们支持了指摘援助国民党不力的共和党人，那将是不幸的事。

俞大维将军于 4 月 1 日来访。在通报美援的情况时告诉我说，下个财政年度的经授和当年差不多，但军援可能略有减少。另外还有三干五百万美元左右一般用途或消除影响用途的援款。他还说，由于我们拖延批准以75 毫米大炮替换 105 毫米大炮，使我们失去了获得大量75 毫米大炮的机会，因为几个月以前可以提供的巨大数量现在已有一半被处理掉了（大部分给了意大利和印度支那）。这是很可惜的，特别是虽然 75 毫米炮的口径较小但却更有效更实用。

二、中美关系表面改善

时至 1952 年下半年，有关台湾形势的报道表明，情况大为好转。美台合作的进展令人满意。1952 年上半年，有许多美国文武官员前往台湾。下半年，美国官方人士继续赴台访问；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也到美国旅行。五月间，皮宗敢武官向我汇报了关于中国陆军代表团应美国陆军的邀请将参观美国陆军设施的计划。6 月 3 日，空军武官衣复恩上校报告说，中国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应美国空军当局的邀请，将来美国参观和研究重要空军基地和空军训练方法。6 月 11 日，我邀请了俞大维将军共进午餐，以便交谈。他对我讲了有关实施我们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的概况。他说，一般说来，经济援助计划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百分之八十；军事援助计划则拖延了大约一年。由于他的努力，海军援助物资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装运，陆军援助物资的百分之五十也已装运，然而尚有重要物资如车辆、105 毫米大炮和一些其他物资有待装运。在空军计划中，飞机尚未发送。装运要在 9 月份才开始，并将于转年春季完成。

我告诉他即将会见蓝钦大使和太平洋舰队的雷德福海军上将，他们很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二人都在华盛顿述职，而且已安排来访。俞大维极力劝我不要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除非是他们提了出来，那样的话，也只可一般地谈谈，因为他知道在台北的蔡斯将军妒忌他的办事处，并且不愿意在华盛顿通过大使馆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只愿在台北通过他来处理。为了同样原因，俞特别希望在我打给台北的电报中不要提任何数字，希望我们台北当局对汇报的情况保密，尤其是对蔡斯保密，除非蔡斯向台北当局谈及这些情况。

7 月 7 日，大使馆举行鸡尾酒会。来宾很多，其中包括海军部长，空军部副部长，助理国务卿和他们的夫人，以及约六十位海陆军将领。正如好几位客人所说的，与两长年前相比，这里许多官员的态度已显著地转变为对我们有利。其中一位甚至对我说，美国政府终于明白了国民党中国毕竟是“在我们共同反对共产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忠实的盟友”。

那天夜里，我收听芝加哥的共和党提名大会广播直到次晨两点。最后，当然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提名，从而结束了这场共和党人为总统候选人提名而进行的出乎意料的激烈争夺。7 月 11 日，星期五，《世界电讯》通栏大字标题：“艾森豪威尔被提名”和“尼克松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起决定作用的是明尼苏达州代表团宣布投艾森豪威尔十九票。

8 月 26 日晚，我为二十八名受训人员举行自助晚餐招待会。他们是一年前根据共同安全署计划来美接受各自工作领域的在职训练的。来美以前，他们曾在中国政府各不同部门和单位工作，如经济部农业研究所、内政部卫生署、台湾省政府卫生局、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台湾大学和台湾糖业公司等。他们都是通过考试甄选的，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台湾人，而且没有一个人以前到过国外。

约两星期后，我为另一批根据共同安全署计划来美的中国人举行午宴。9 月底我又接待了一批来自台湾的受训人员。被邀请出席午宴的那一批，大多数为台湾中小学英语教员。一半是台湾本地人，而且没有一位以前来过美国。

我上面提到的第二批系由六位工程师组成。凌鸿勋先生系交通部的工程师，其他五位是港道工程、化学工业、电力工业及纺织工业等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是在共同安全署的主办下前来美国参加芝加哥的一个大型的工程会议，并为进修而漫游美国。我又一次高兴地看到这样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国人为学到其各自领域的一些最新方法的知识来到美国。

正如有些共同安全署官员对我们说明的那样，当时的美国基本政策似乎是协助台湾发展经济，以便为解决台湾的政治以及经济的许多问题奠定基础。这不仅包括向台湾直接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包括用经济援助款项在美国培训各种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家，以便台湾能建立一个现代的、高效率的行政和技术基础。

问题是：在他们想法的背后有什么文章？制订各种计划，邀请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学校教师、农业专家以及港道和港口技术人员等，这是否出自某种特殊考虑？这种考虑也许是在一些美国的远东规划者的思想深处。他们是否在考虑训练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以期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我到处都碰到过美国高级人士流露这种想法。而且在那时，大使馆当然也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正朝着这个方向活动，甚至达到在冲绳岛秘密训练一支武装部队的地步*。

还有许多其他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把台湾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作为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附加内容来予以扶持，最终目的是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日益不依赖他人，并能以较少的外界援助，在那个地区的防御方面发挥作用，而使美国能够减少援助。再一种可能是美国有意建立一支第三种力量，一支亲美而有才能的第三种力量，以便和共产党争夺大陆的控制权。但是第三种可能，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愿望，我想是美国官员头脑中一直存在的想法。

也确实有可以共事的对象，因为一些有政治考虑的台湾人也赞成台湾独立运动，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有些台独领袖在日本避难，有些人甚至被送到美国以推进这个运动。

当时中国大陆已陷入中共之手，而这是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有鉴于此，打算理解美国对台湾独立的关心，当然有许多因素可以考虑。为了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新威胁的演变和发展有所* 原注：中央情报局推行这项训练计划的时间不详。

准备，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领导人，由于意识到这一危险，感到有必要建立和加强从朝鲜经冲绳岛、台湾和菲律宾到日本的这道防线，作为反对中共扩张的屏障，这就是对开发台湾感兴趣的一批人。在建立防线方面，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这个共和国会或多或少地成为美国的卫星国，以及形成美国的防御和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再者，美国人对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反感当然依旧存在。这种反感并未消失，尽管朝鲜战争和共产党侵略把它推到他们思想深处去了。

我于 25 日去军官俱乐部，因为奥姆斯特德将军和夫人为皮宗敢即将离任而在那里举行鸡尾酒会。参加者多为美国军官，但是法国武官也在场，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大使。主人把南斯拉夫大使介绍给我时，我感到诧异，因为我从未见过他，同时他的国家是赤色中国的强烈支持者。我只是有礼貌地鞠躬而未和他握手，看来他也有点诧异，或许他是在不了解这个场合的性质的情况下来参加酒会的。

我还和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利森进行了谈话。他秘密地告诉我，美国政府由于司徒雷登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在台湾继续担任驻华大使，将接受他的辞职，而蓝钦将被晋升大使。他说，这两个行动都将在11 月份大选后采取，新大使将由新总统任命。这被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虽然有通过向台湾派驻大使以提高国民党政府威信的迫切愿望，但是总统竞选运动正全面开展这一事实使任何行动目前都不可能，以免这种行动招致两党的评论和非难。

26 日晚，我设宴招待蒋廷黻博士和胡适博士。他们是来美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会的。在宴会上，蒋廷黻对我说，他打算在 10 月 9 日华美协进社的宴会上发言敦促美国向台湾派遣大使。他曾就此和美国代表团的格罗斯商量。格罗斯提出在答复前需先试探国务院的意见。几天后，格罗斯告诉他说，国务院不希望蒋廷黻提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会破坏由美国新总统委派新大使以及同时在 11 月大选后立即把蓝钦提升到大使级的计划。

三、共和党的胜利和自由中国的新希望1952 年 10 月 12 日是个星期天，晚间，我去纽约迎候从台北来美的叶公超外长。

第二天早上，联合国大会七届会议开幕。那天晚上，蒋廷嫩在顶好餐厅为外长举行晚宴。饭后叶和我一同回到我的旅馆，长谈了近四个小时。

由于他谈起了台湾要人的情况，也谈到了那里的政治秘闻，我就问起外传陈诚打算辞职，吴国祯有意取而代之的事。叶说，吴已不是那么得势了。不难想起，吴国祯在美国的名声是很响的。许多美国人对他的表面资望着了迷，力主应让他在政府中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当然，政府自迁台以来，威信一落千丈，危机四伏，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各方认为如果把吴国桢扶上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在委员长来说，不失为高明的一着。

台湾政府终于逐渐安定下来，而蒋经国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小蒋显得很能干，他少说多于，尽职尽责。吴国祯这才转而把他当作一个竞争对手。本来吴国祯是与陈诚抗衡，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他日久而得意忘形，在言谈举止中对他在台湾的几个对手摆出一付趾高气扬的姿态，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是目中无人。这样一来，他在官场中就越来越不得人心。

我请叶谈谈传闻台湾对驻外使节有所批评的情况。叶说对我的批评是我在华盛顿没有设法多接触一些人，仅此而已。我说，这是我两年来，特别是最近十二个月中有意识采取的策略。因为这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大选之年，竞选双方和他们的迫随者必然要在两党之间、两个候选人之间展开进攻和反攻战。我并告诉他，美国经援和军援的基本政策业已确定，堪称满意。至于实施问题，此间有关当局认为，特别是五角大楼在军援问题上认为应由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与我国当局就地制订计划。关于这一点，俞大维从台北来此访问时，华盛顿五角大楼人士和蔡斯都己向他说明。

谈至此处，我对叶说，借此机会我想谈一件个人的事。此事我想先要和他面谈一番，然后再正式用书面提出。戮红兑，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盘算着想辞去驻美大使职务，但一直未敢向政府提出，唯一原因是近年我国政府的国际地位以及对我国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都很艰难。但是，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 1946—1950年期间相比，已经有所改善。近两年来，大约召开过一百多次国际性会议，在每次会议上美国都支持我们保有代表权。不仅如此，美国还联络并促使其他代表团支持我们，这已经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

我说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应该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到华盛顿这个岗位上来。此职任务繁重，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常感力不能胜。不错，我还算结实，不过一天工作下来，总感到劳累不堪。此外，一个老人久踞在驻华盛顿大使这样重要的岗位上，难免使应予升迁的年轻人受到阻碍，从而使我国外交界的士气趋于低落。

第三个原因是，我的祖传田地房产已荡然无存；随着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三十多年来积聚的房地租收入也已化为乌有；有鉴于此，我不能不考虑何以终养余年的问题。家业如此，我退休后只得自食其力，要自食其力，就得有力可食。如果退休过晚，体衰力竭，就无法谋生了。我国对老年人或退休公职人员并无养老金制度。

我对叶说，等他去华盛顿时，将把辞职书交给他，请他转交委员长。他说不想听这些话；至于给我捎带辞职书的事，他说责任太大，他是吃不消的。我向他担保，此事绝非出自个人恩怨，只因他是外交部长，是我唯一能够而且应该坦率说明我的情况和计划的人，故此恳切陈词。

他说，委员长和陈诚将军无论如何不会准我辞职的。

他回想起陈诚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时，曾经想让我当外交部长或行政院副院长。委员长同意了，但有个条件，就是我必须同时兼署这两个职务。只因当时王世杰和陈诚等人指出，驻华盛顿大使这个岗位极端重要，除非能找到同样合适的人选，不应考虑易人，此事才作罢论。也有个别人说，他们认为我不会同意在台湾政府中任职。叶说，除非我肯当行政院长，委员长和陈诚不会准我辞职的。本来委员长希望物色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人物来领导政府，因此考虑过授予我行政院长职务，后来有人向委员长进言，十之八九我不会受任此职，而华盛顿这个岗位甚至更为重要，委员长和陈诚这才打消原议。我说，我所考虑的不是换一个工作；我是想彻底摆脱公职，傅可略事整顿私事，并稍治生产，诸如搞点写作之类。此间已有两家出版商向我约稿，一旦我能接受，就可签订合同。

l0 月 20 日，叶公超和宋子文来到卡莱尔饭店在我居室内共进午餐。餐次叶谈得最多，而宋则专心倾听。叶描绘了政府中的变化情况和委员长在促进宪政上的合作态度。他说委员长时而会坚决要执行某项得意措施，诸如为武装部队扩大后备力量之类，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内阁一致反对。

他纵谈了行政院的物资供应委员会这个新机构在台北如何权倾一时，只因它是由美国大使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和共同安全署中国分署以及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外加许多中国政府的领导成员，像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吴国祯省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台湾银行萤事长、美援运用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及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等等组成的。叶说，凡涉及预算、财政、经济的重要措施均先经该委员会研究，提出意见供政府考虑实施，通常都由行政院在例会或特别会议上通过。我正想把华盛顿大使馆给我发来的消息告诉叶，叶说基大使已通知他艾奇逊国务卿当天下午将在纽约接见他。

第二天，叶外长打来电话详告了他和迪安·艾奇逊的谈话内容。他说这次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国务卿说，几个月来，他不断收到有关台湾在各个领域中取得进步的报告，特别是在预算问题方面和中国军队的改组方面，这使他感到非常鼓舞。

国务卿告诉叶外长最近蓝钦先生在华盛顿时曾和他作过长谈。据蓝钦报告，中国政府正在向导致政治经济稳定的某些日标努力迈进，这使他感到欣慰。国务卿并说，不仅官方报告对中国有好评，美国报界一般对台湾也作了有利报道，有的甚至大为赞美。

外长告慰国务卿说，台湾运用美国的经援和军援都已经发挥了高度的效益。作为例证，他举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成就，说那是中美合作的典范，还有共同安全署和美国军援顾问团在台湾的工作卓有成效。他表示希望军用物资的运送能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华盛顿早经批准的飞机和大炮。外长还指出，据他了解，这些物资的供应只涉及办理一个“重新使用”手续（已经转入后备役的物资）的问题。国务卿说，他意识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些物资运往台湾的安排不太满意；他本人也同样不满意。他请外长放心，今后军用物资运往台湾必将大大加快。他说，指定给台湾的物资并无因故扣发等情。他并且保证要派助手调查飞机大炮的供应问题，并尽一切可能加快发运。

接着艾奇逊概述了杜鲁门总统和他本人是如何始终聚精会神地在设法提高美国的防务潜力以及履行他们对国外的承诺的。他说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如果美国倾注全力于满足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则美国本身的防务需要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他说，这一点决不能忘怀。至于向台湾和其他地区输送物资的问题，他很高兴可以对外长说，这方面技术上的困难大部已经克服，他估计输送物资的速度会大大加快。但是国务卿又强调提出，除了国内和海外对军用物资的需求而外，美国还必须向朝鲜输送急需物资。而要维持用于三个不同目的三个方面的生产，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1 月 4 日是大选日。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一段：从早晨七时开票以来，大多数州都已计票完毕。

开始对双方票数呈现拉锯形势，但不久艾森豪威尔就占上风。到午夜十二时，尽管计票工作还远未结束，但艾森豪威尔显已获胜。一点四十五分，艾德莱·史蒂文森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发表无线电谈话承认文森豪威尔获胜，语含辛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说，有些听众为他流下了同情之泪。史蒂文森宣读了他给艾克的电报，表示接受美国人民的选择，祝艾克顺利，并保证在今后四年中给予支持，他也请求全国公民都要那样做。二十五分钟后，艾克来到纽约康默多饭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宣布收到了史蒂文森的电报，在宣读电文后，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表示接受选民们的支持，并向所有支持他的人们表示感谢，轻松愉快之情，溢于言表。

记得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一消息时是感到大有希望的。

我们认为并深信，艾森豪威尔作为声个共和党人，又有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作后盾，他就职以后，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时，可以不受前届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的羁绊约束。

换句话说，他完全可以摆脱民主党执政时期所有的一切纷扰、不愉快和痛苦的经历。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改弦更张，不偏不倚，毫无成见地从头做起。

就援台问题而论，当时我认为共和党政权不见得会大量增加。因为即将卸任的杜鲁门政府鉴于朝鲜战争，鉴于北平政权敌视美国的公开政策，已经逐渐认识到台湾的作用和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的重要性，不仅对台湾提供军援、经援，而且还有所增加。此外，只要有可能，就尽量给援台军用物资的采购和运输提供方便。至于有关对华政策的其他问题，尽管当时要说新任总统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还为时过早，但据我的看法当会有所改善。

11 月 12 日为叶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约会。首先我带他到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处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当时艾奇逊作为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正在纽约，由布鲁斯代理国务卿职务。叶在布鲁斯面前把蓝钦大大夸奖一番，说他们双方在台北合作得很密切。

在国务院辞别布鲁斯后，我送叶去白宫见杜鲁门总统，叶说蒋介石总统请他向杜鲁门总统致以问候。

总统表示感谢，并请叶代他向蒋委员长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他说他向来是钦佩蒋委员长的。

叶说，他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给予援助表示感谢，并告总统知道，每一块美元都是以最经济而有实效的方式使用的，这要归功于在台湾的中美双方代表们的圆满合作。

杜鲁门总统表示很感欣慰，并说驻台美国代表们送来的报告证实了叶谈的情况。11 月 17 日，在纽约和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夏夫利和巴克以及哈罗德·赫西共进午餐，是后者给我介绍和前两位相识的。事实上这次餐叙也是赫西安排的，因为这家出版社的二位负责人打算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我一生公私经历的回忆录，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此事我很有意考虑，因我正设想在近期内退休，致力著述，以度余年。我说，我有两种想法，其一是写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传记，其二是根据我几十年来的阅历，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原理，写一本我对人生以及有关问题的看法，这对年轻一代该是有所裨益的。我并说，这本书要用中文写，以便中国青年阅读。（我觉得那时我太乐观了。现在我感到实际上我越来越不了解年轻一代，鉴于老年和青年一代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这也是很自然的。）这两位出版商完全赞同我的这两种想法，说他们打算提出一个具体的稿酬数字，由我考虑，并声明我可以不急于作复。

12 月 11 日，我函请艾森豪威尔将军约期接见叶公超；又给未来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了一封信，把我给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的事告诉了他，并请他给予方便。

我回到华盛顿时，范登堡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已给我回信，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遗憾，实在无法安排和叶公超的会见。我说是不是 12 月 20 日，即中国外长预定离美之日以前没有时间。如果就是这种情况，我知道叶可以推迟几天动身。但范登堡说，将军只接见过两三位外交使节，都是老相识。由于就职以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除非有紧急问题，他现在不能接见其他外国官员。我说，我知道叶和我国总统之间通信频繁，虽然我不敢说叶有什么紧急事件，但他很可能带有蒋总统的某种重要口信。如果将军在就职以前的过渡阶段不接见外国官员是一项政策，我当然可以理解，并将向我国外长说明。他说，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事情就是那样，因为将军已经收到了许多类似的求见要求。因此我就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叶外长，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他似颇感失望，说 12 月 21 日一定动身去旧金山。我说我将为他送行，希望能再谈谈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12 月 20 日，我乘中午的火车赴纽约，下午五时前后在叶的旅馆见到了他。范登堡的答复给他带来了烦恼，因为他已把晋见艾森豪威尔的打算向委员长报告并请示机宜，而且委员长的指示已经到达。我说，我将设法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在接见外国使节的问题上，他是否给艾森豪威尔出过主意，并打算对他说，如果在下星期或十天内有可能会见艾森豪威尔，则我将劝叶推迟行期。

第二天上午驱车到斯坦霍普旅馆把叶送到拉瓜迪亚机场。他此行是应邀赴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并会见参议员诺兰，然后去芝加哥，参加他女儿定于 12 月29 日举行的婚礼。

12 月 29 日上午，我给在纽约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打电话，告诉他叶公超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一事。我把范登堡的答复对他说了。我并说，如果叶部长还能有适当机会可以会见艾森豪威尔，则我可以劝他暂缓回台，不知此举是否可取。我说范登堡的答复并非出于什么政策性的考虑。

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在就职以前不能发表任何正式谈话，而在纽约有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参加联合国大会，都希望会见他，因此决定一个也不见。所以他劝我决不要为了等待机会见艾森豪威尔而劝叶展缓行期。不过他说可以告诉我一个机密情报，就是关于朝鲜战争和包括台湾在内的远东形势的某种备忘录正在研讨中，还未得出肯定的结论。如能找到适当时间，他想和我谈谈这个问题，最好是在他家中谈，以免招引外界注视。我很感激他的善意，我说，希望过了元旦节就能和他联系。他说这样很合适。我给叶挂了个电话，才知道他尚在途中，于是写了封信，把我和杜勒斯的谈话向他作了报告。我对他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范登堡的回信是在杜勒斯指示下按其意思写的。事前杜勒斯已经和艾森豪威尔商议过在就职以前不接见外国使节的方针。

12 月 30 日，叶公超从芝加哥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不过又出现了新情况。在旧金山，参议员诺兰建议他还是要想办法见艾森豪威尔。因此他收到我的信以后，又打电话给诺兰把求见艾森豪威尔的情况告诉了他。诺兰说他 12 月 31 日有事要去找艾森豪威尔，届时他将代叶求见这位将军。我说这是个好消息，希望诺兰办成这件事。我提出只是诺兰应和杜勒斯通通气，以免引起误会。

12 月 31 日，叶又来电话说诺兰参议员已用电话通知他，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在 1 月 2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接见他，诺兰和杜勒斯也已打过招呼，并把情况告诉了他。

1953 年 1 月 2 日，叶按约定的时间拜访了艾森豪威尔。事后他从纽约打来电话，把他和当选总统所作二十分钟谈话的要点以及其后和膺选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告诉了我。叶说，谈到在亚洲的反共斗争以及台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叶强调了自由世界必须制定全盘计划，并提出亚洲反共国家的领袖们应该共同协商，通力合作。他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想知道蒋总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总统随时都可以和他面商。叶还对艾森豪威尔说，美国给台湾的援助一直是以合法防卫的原则为依据的，不过并没有对这一原则作出明确的定义。他提出这个问题应根据亚洲的情况重新审查。并表示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要提出什么有关台湾的问题，他都可以解答。

艾森豪威尔向叶告慰说，他对亚洲反共斗争的关心并不亚于蒋委员长。他从来都认为亚洲和欧洲是同样重要的，两方都值得注意。

叶指出，为了有效抗击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自由世界必须结成一条联合阵线。他说在这方面，英国的态度似乎不太合作，而这一事实将使自由世界的任务趋于复杂化、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去对杜勒斯说道：“这是你的事了。”

叶说，在此以前，美国政府每当作出涉及中国政府的决定时，既不在事前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也不进行磋商，只是简单地通知一声而已。而且尽管华盛顿驻有中国大使，他也不得而知。叶极力主张美国应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艾森豪威尔问叶，所谓“政治上的支持”究何所指。

叶答道，例如过去每逢中国代表权问题在任何国际会议上提出来时，美国代表团总是仅仅主张推迟考虑这一问题，而不是采取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明确立场。作为另一个例子，他说向中国政府派驻一位大使也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支持。

艾森豪威尔问杜勒斯这是怎么回事。

杜勒斯说，正在考虑这件事，将向台北派出一位大使。

关于其后他和杜勒斯的会谈，叶说杜勒斯问他对于修订美国对台中立政策，取消对台湾的限制，以便台湾可以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有何看法。

叶说，如果能保证台湾本身得到保护，他同意这种设想。

杜勒斯问道，有没有可能使蒋委员长受到约束。

叶说他自己就曾试图这样做，但实在困难重重。

杜勒斯请叶注意，说尽管他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想，但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因此这个事要保密。

关于国务院以前把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台湾执行他的台湾岛中立政策通知台北中国政府时的做法，叶说，那是一种专断的命令形式，而且尽管中国大使就驻在华盛顿，但国务院既没有把这事通知他，事前更没有和他商讨过。

杜勒斯说，新政府会这祥做。接着他问叶对美国驻台北代办蓝钦有何意见。

叶说，蓝钦非常能干，而且很乐于和中国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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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华盛顿莫斯科新领导人高谈和平时期（1953 年 1 月—8 月）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的援华“新”政策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共和党总统就职典礼，是一次盛大的活动。据新闻报道，这次于 1953 年 1 月 20 日举行的大典约有七十五万人从全国各地前来观礼。

早些时候，我们都认为蒋夫人可能前来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1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我到达纽约卡莱尔饭店时，曾接到华盛顿大使馆傅冠雄的长途电话称，黄仁泉刚用电话通知他，蒋夫人正计划访问华盛顿，参加 1 月 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并将在双橡园小住。

我于 1 月 13 日星期二返回华盛顿后，即嘱傅冠雄向黄仁泉询问，蒋夫人是否预期能接到参加庆典的邀请以及何时能前来华盛顿，同时告知黄仁泉，我和我夫人都热诚欢迎蒋夫人在双橡园小住。

星期三上午，我又嘱傅冠雄和黄仁泉通电话。傅冠雄从黄仁泉话中得悉，由于无法解释的某种原因，邀请仍未收到。然而黄仁泉说，他听说国务院反对向蒋夫人发出邀请，因为过去没有先例，从而很难为她安排适当的座席。

那天黄昏，安排总统就职典礼的国会委员会总部用电话询问大使馆，蒋介石总统和夫人的名字如何拼写。

星期日中午，我打电话给游建文再证实一下情况。

他说蒋夫人感冒了，这加重了她的荨麻疹，所以她决定不访问华盛顿了。

星期日下午，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遇到了杜威州长。

杜威低声问我道：“蒋夫人收到请帖了吗？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也低声说：“我相信是接到了，但我听说，由于健康原因，她可能不会来了。”

在斯塔特勒饭店二楼走动时，我碰到了再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小约瑟夫·马丁。我们互致问候后，马丁对我说，请帖已发给蒋夫人。他说，他曾同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谈论此事。他们两人都赞成向蒋夫人发出请帖，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使国民党中国觉得好些。我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但暗示蒋夫人尚未康复，因而恐怕不能前来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蒋夫人终于未来华盛顿。

1 月 31 日下午，谭绍华来电话说，国务院的艾利森想在当天见我。由于那天不可能，他最后为我安排于 2月 2 日星期一上午同艾利森会见。我猜想这是关于宣布涉及第七舰队的新政策。

如所预料，当我于 2 月 2 日在国务院拜会助理国务卿艾利森时，他递交给我一份艾森豪威尔即将颁发的命令。这份命令撤销了对台湾向中国大陆采取行动的限制，在形式上是对第七舰队的指示，但是艾利森没有把对舰队的命令的全文给我。

艾利森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说，他愿意告诉我，艾森豪威尔将要在当天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停止保护共产党中国不受台湾中国国民党的进攻。然后他递交我一份咨文副本，要求我看一下用红铅笔划出的两段。

我看了看，发现第一段是有关朝鲜战争的，其中声称新政府的政策是训练更多的大韩民国军队，并向他们提供更多的装备，以便他们在与共产主义侵略者在朝鲜的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段回顾了杜鲁门 1950年 6 月给美国第七舰队的使台湾中立化的命令，并声称自发布那个命令之日以来，中国共产党侵入了朝鲜，进攻那里的联合国部队，以及一贯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等等。

艾利森解释说，总统的决定已经通过蓝钦转达给台北中国政府。蓝钦同叶公超谈了这个决定，并受到了蒋介石将军的接见。艾利森还说，蒋将军对新命令表示满意，并向蓝钦保证，他不会趁机要求美国增加军事援助。

我说，据我了解，叶公超在早些时候同蓝钦谈话时，曾要求蓝钦向美国政府转达以下三点：（1）有关影响台湾安全的任何决定，希望事先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

（2）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即使是防御也感不足，有必要加强台湾岛的防御力量；

（3）如果准备对远东局势采取积极政策，那么，对自由中国的军事援助计划，不论在供应品的种类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都应该予以重新考虑。

艾利森指出，艾森豪威尔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明确了新命令并不含有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任何侵略意图。他解释说，明确说明这一点，是为了排除当前可能出现的任何误解。至于将来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必然取决于形势和事态的新发展。但是他强调说，总统命令的目的，是放开中国政府的军队，使他们对共产党大陆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采取任何行动，而同时第七舰队将继续协助保证台湾和菲律宾在共产党进攻下的安全。

下午，我向叶外长发出了几份电报。一份报告我同艾利森的会谈、另一份报告了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刚讲的话，即艾森豪威尔实际上还未发出涉及第七舰队的命令，而他（发言人）也不知道此项命令将在何时发出。有人问道，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声称，美国政府将不承认过去同任何外国政府所作的任何秘密承诺，这是否指在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所作的承诺？发言人说，这是指在过去二十年内所作的任何和全部秘密承诺。我认为这也是台北所特别感兴趣的。

次日，美国和海外的报刊都大量报道了艾森豪威尔的非中立化命令。从美国的报刊判断，美国公众一般反应很好。这些反应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艾森豪威尔的胆识和自信，与杜鲁门的怯儒和软弱恰成对比。撤销台湾中立化政策，作为在冷战中掌握主动的第一步，被看作是特别重要的。《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这个步骤也关系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局势，社论认为这是明智的一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既然中国共产党正在参加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就不再有任何理由保护大陆。

但是有些报纸对这个政策表示怀疑，其中包括《纽约邮报》和《华盛顿邮报》，前者认为，这一步骤会导致自由世界的进一步分裂，而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后者说，我国政府对收复大陆至为关切，而对于解除联合国军在朝鲜所受的压力却无动于衷。因此美国会发现很难不卷入漩涡。

美国军事当局对这一步骤予以好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说，这一步骤不见得会加大美国在远东卷入一场大战的机会。海军上将雷德福认为虽然台湾海军取得一些进步，但仍不足以威胁大陆。但是，他说，中国空军人员的素质很好，如果得到良好装备，是可以入侵大陆的。

据 2 月 3 日的报道，美国各主要盟国的反应各不相间。英国认为这一步骤会使远东政局进一步复杂化，并担心会酿成一场大战。它既焦虑又害怕。法国起初有些焦虑和担心，但当杜勒斯——当时已经在欧洲各国首都巡回访问——说明这个政策并不是意味着支持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后，法国开始比较放心了。加拿大认识到台湾中立化最初是由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因此认为现在撤销中立化也是美国单独的责任。印度认为这一步骤是远东实现和平的障碍，而且同印度的政策是相背的。

2 月 3 日午前，我再次应邀拜会了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利森。他递给我一份照会并请我过目。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决定任命现任美国驻台北代办蓝钦为大使。他愿意弄清楚中国政府对此项任命是否同意。

我把照会看了一遍，并且说，我非常乐于把照会立即转交政府。我说，我知道蓝钦在台湾很受欢迎，而且博得中国政府的青睐。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愉快地同意这个建议。一俟收到答复，我将立即通知他。

2 月 5 日，报纸报道了艾森豪威尔正在仔细研究参议员诺兰为结束朝鲜战争而提出的七点意见。这是他 1952年 11 月 15 日在芝加哥演讲时提出的。报道说，其中的两点，即取消台湾中立化和训练南朝鲜军队，已被接受和执行；另一点，即封锁中国大陆，也可能作为下一步被批准。其他报道说，据了解，魏德迈将军刚刚提出了封锁大陆并进行空袭的建议。

2 月 6 日上午，当我再次在国务院拜会艾利森时，我就这些问题试探了他的看法。我对他说，我走访的目的是要向他传达中国政府同意任命蓝钦为美国驻台大使的答复。

关于艾森豪威尔对美国第七舰队下达的使台湾非中立化的命令，我向他询问命令已否发出，因为过去两天的新闻报道相当令人费解。

艾利森回答说，命令已经发出，尽管他不知命令全文是否将送交中国政府。他又说，命令只不过说明将原先命令中关于要求第七舰队制止中国国民党部队进攻共产党大陆的那一部分予以取消，而有关阻止共产党进攻台湾的部分则仍然有效。然而执行新命令的细节仍有待军事当局制订。

我提到下一步将对中国海岸进行海军封锁的新闻报道，并询问这是否亦在考虑之中。

艾利森作了否定的回答。

参议院党派领袖参议员塔夫脱 8 日在参议院辩论时说，封锁只有在不引起盟国分裂的情况下进行才是可取的。乍看起来，这等于说封锁是不可取的，因为印度已经宣布它坚决不同意封锁，而且在西方各大国中，英国特别反对封锁，因为封锁会损害它的贸易地位，并且它担心封锁会扩大战争。但是塔夫脱还宣称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不论是轰炸满洲还是封锁大陆都不会扩大战争。

9 日，塔夫脱在参加议员同艾森豪威尔的例会后进一步说，他个人赞成封锁共产党中国。

同一天，合众社的一则伦敦电讯称，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美国准备封锁中国海岸，英国希望它首先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是目前英国不曾从美国得到有关此事的任何建议。这则电讯还说，据了解邱吉尔与杜勒斯最近在伦敦会谈内情的人士称，美国没有封锁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理由是：（1）封锁不仅不能早日结束朝鲜战争，而且很可能扩大朝鲜战争；（2）封锁不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3）封锁可能在商船和执行封锁的海军当局之间引起许多问题；（4）封锁易于引起那些目前支持西方各大国政策的远东国家的不安；（5）封锁容易损害香港的地位。另一则合众社的联合国电讯称，联合国的外交观察家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对共产党中国进行海军封锁，英国和印度很可能首先在联合国提出反对。

2 月 10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联席会议仍然认为，这样一个由美国单独实行的封锁，会分裂盟国并引起与苏联交战。参加会议的人士所泄露的消息是，布莱德雷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从法律观点看，封锁已经租借给苏联的大连港和旅顺港不是不合法的，因为美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对这两个港口的主权。但是由于苏联可能不遵守封锁，所以这可能导致与苏联的破裂。另一方面，封锁香港和澳门会违反国际法。

艾森豪威尔本人在 2 月 17 日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没有考虑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禁运或封锁，而且在采取这样一个严重步骤之前，他一定会征求国会意见并通知美国的盟友、他说，在政府内部曾讨论过封锁，但还没有向他提出。

2 月 25 日，我接见了前来美国研究美国陆军体制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徐培根、刘云瀚、龚愚、王观洲和蒋纬国等几位将军。他们在华盛顿逗留的时间很短。和美国海军不一样，美国陆军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为招待他们而安排一个合适的计划方面表现出热情。由于马歇尔将军的经历与感受所产生的不同情或者说是恶感，显然仍然存在。

玛莎·朗特里和劳伦斯·斯皮瓦克曾竭力设法使蒋纬国在著名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中露面。我的一等秘书顾毓瑞赞成这个意见，但是蒋纬国不愿意，并征求我的意见。

由于我知道蒋委员长对他儿子的作用的想法，而且我已得悉他曾指示他的儿子为人必须谨言慎行，所以我很同情蒋纬国。我向顾毓瑞措出，挑选蒋纬国，而不挑选代表团团长徐培根在节目中露面，必然造成麻烦。我还指出了回答许多重要问题的困难，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军队，关系到政府对诸如朝鲜战争的态度和意图，以及关系到中国陆军对站在联合国一方出力帮助的态度等。他还可能被问到进攻大陆以及艾森豪威尔撤销第七舰队对台湾进攻大陆的限制的影响等问题。

斯皮瓦克和朗特里不断打电话要求我帮助说服年轻的蒋纬国接受邀请。他们意识到我在犹豫不决，就抱怨什么他们努力帮助中国，而我们却不自助等等，这些实际上都与本题无关。所以我最后建议蒋纬国请示蒋委员长。我解释说，这个节目在美国观众很多，达两千万人左右；如果回答问题能够谨慎从事，就会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我对蒋委员长批准他在节目中露面不抱幻想，但是有必要向蒋委员长报告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我所料，蒋委员长的答复果然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答复指出，任何的公开讲话都应由代表团团长徐培根发表，蒋纬国必须严格遵守陆军的规章制度。斯皮瓦克和朗待里感到失望和不满，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3 月 2 日，我第一次但并非出乎意料地听到了蒋夫人将访问华盛顿的消息。黄仁泉刚刚向我的一等秘书傅冠雄通消息说，蒋夫人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即将访问华盛顿，并将住在双橡园。

当天晚些时候，黄仁泉亲自来访。他说，他听说蒋夫人将被邀请在白宫进午餐，副总统和一些内阁成员将为她举行宴会，国会很可能邀请她在两院联席会议演说，孔令杰正为她未来日程的所有各项进行安排。黄仁泉建议大使馆举行一次招待会。他还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已经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请帖，是邀请蒋夫人于 3 月 9 日去白宫参加茶会而不是午宴。

第二天，我召集我的工作人员开会讨论欢迎蒋夫人的方案，并为她和她的随行人员准备房间。我还派谭绍华向国务院的礼宾司官员询问茶会的性质，以及是否要求中国大使陪同蒋夫人前往白宫。

礼宾司长西蒙斯立即说，顾大使夫妇当然也被邀请陪同蒋夫人参加白宫的茶会。他对为什么没有向我们发出请帖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是推测是因为要考虑决定是否也邀请蒋夫人的外甥。对于谭绍华提出的是否打算在白官为蒋夫人举行午宴（谭绍华解释说，大使馆是从她的一位随从人员间接听到这个消息的），西蒙斯说无此打算；从技术上说，这将是蒋夫人对总统的拜会，因为她曾亲自函请总统约定时间以便前往。

孔令杰给我来电话说，蒋夫人将很高兴在次日星期三会见我。因此，我于星期三乘中午的火车到纽约孔令仪的公寓拜会蒋夫人。我们讨论了她的访问计划。

蒋夫人很关心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情况，美国新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意图，以及自由中国为自由事业共同斗争可能作出的贡献。在我强调指出新总统缺乏一个明确而深思熟虑的政策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美国在所有这几方面的政策仍然都还在未定之中。

第二天我返回华盛顿。为组织招待蒋夫人的二次宴会和一次招待会大忙了一阵。在所有这一切忙乱中，新任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秘书来电话要求我次日去拜访史密斯，约定时间为下午三点半。

当我到达国务院赴约时，我发现助理国务卿艾利森也在那里。史密斯开始谈话说，他请我见他是为了讨论有关在滇缅边境李弥将军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史密斯说，他在随时了解李弥部队的情况。这个部队是 1949 年在中国共产党军队追击时被迫退入缅甸的。

他说，以前曾认为李弥及其部队可以通过占领部分中国大陆而对自由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他知道李弥部队为数约一万五千人，士兵素质良好，而且曾从台湾获得经费和军需供应。李弥曾被指望进军云南，建立据点，并占领至少一个机场，以便更多的补给可以空运进去。李将军曾试图派遣人数分别为两千和四千的两个纵队夺取一个机场，但是他的部队遭到共产党的痛击，而且从那以后，他就未能采取任何使中国共产党军队重视的有效行动。相反，史密斯说，他和他的军队在做买卖，那倒使他们赚了钱。

问到他们在做什么买卖时，史密斯回答说，他们在私运鸦片和武器出售。他又说，李弥将军还同缅甸土著酋长交往，特别是克伦人和克钦人。缅甸人为此十分不安，曾向美国政府诉苦。他们还由于缅甸的动乱状态和各民族之间内战蔓延而非常担心。

史密斯接着说，缅甸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李弥部队交锋，但是缅甸军队的战斗力与李弥部队不能相比。然而缅甸人坚决认为这些中国部队的出现和活动，是对缅甸独立的威胁，因为除非缅甸政府本身能够有效地应付这个局势，中国共产党当局威胁要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假如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成为事实，他们当然能侵占缅甸，而缅甸落入他们手中会危及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和和平。李弥声称他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缅甸北部之间的唯一屏障。但是史密斯怀疑，假如共产党真的企图进军缅甸，李弥将军能否阻挡住共产党，因为他的部队必须与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的十二万人较量。

史密斯说，为了防止共产党借口解决李弥部队而入侵缅甸，同时为了摆脱在缅甸内战中构成扰乱因素的这些部队，缅甸政府决定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如果这个决定付诸实施，不仅中国政府难以为其立场辩护，而且也会陷美国政府于困境。

史密斯将军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并作为军人来谈，在一个补给极为困难的孤立阵地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是一个失策。因此，如果不是全部撤回的话，至少撒回一半到台湾也好得多。可以在台湾予以重新训练，作为重新装备一个新的师的基础。这样一种退却不能认为是不光彩的。

在这一点上，史密斯还说，对目前在印度支那被法国人解除武装和拘留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应当想想办法。他们也应被遣回台湾，经过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之后，成为另一个师的核心，然后他接着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态度同前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两人都有意增强国民党中国的实力，以便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局面。基于这个理由，美国政府已经加速装运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物资。同时美国一直在蝎尽全力进行斡旋，以劝说法国协助把在印度支那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早日遣返台湾。

话题回到从缅甸撤回李弥将军的部队时，史密斯说，他估计可撤回约五六千人，尽管李弥的官兵数字远大于此。

我说，自从我收到中国外长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封电报以来，我认为最好以美国政府愿意而且准备从中斡旋以谈判圆满的解决办法为由来说服缅甸政府不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如果缅甸政府坚持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会重申其以前宣布的立场，即李弥部队进入缅甸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它的核准或认可，而且由于它无法强制他们服从命令，所以它不能对李弥部队的活动和调动负责。

史密斯说，这种说法不会使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其他国家代表信服。如果能够声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把李弥部队撤回台湾的命令，那会是一个有力得多的答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重要的是蒋委员长立即对此事作出决定，同意拟议中的遣返而将实施细则留待日后安排。

我在向叶公超汇报我与史密斯的会谈情况时说，我认为史密斯所说的话都显得十分诚恳。他的目的是劝阻缅甸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那会给美国和我们都造成困难。另一方面，看来他希望协助我们聚集军事力量并获得美援，以便把这些士兵改编成师，供今后使用。我说，既然这样，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同意把李弥部队从缅甸领土撤出，以便我们从而能在应付目前的危机方面，对内对外都站得住脚。关于中美双方在台北就李弥部队问题最早的一次会谈是在 3 月 1 日举行的。那天上午十一时蓝钦代办拜会了叶公超部长。他说，他刚收到国务卿杜勒斯的急电，命令他立刻拜会外长并通知他下列各点：（1）美国政府认为李弥部队继续留在缅甸已经在整个东南亚造成不安局势，并削弱了那个地区的反共力量。

它希望中国政府迅速同意把这些部队召回台湾。这个政策是美国政府不会变更的政策。（这是极其肯定的用语。）（2）缅甸政府由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已经到了不能再维持现状的时刻。现任总理很可能立即辞职或者改组为一个亲共的内阁。美国政府认为缅甸现内阁是反共的。如果听任内阁辞职或者容纳共产党分子，那么，缅甸的反共力量就会削弱。

（3）缅甸总理已经建议内阁就此问题向本届联合国大会申诉。虽然缅甸内阁否决了此项建议，但是总理已经要求内阁重新予以考虑。并表示如果内阁再次不予通过，他就辞职。因此，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以挽救局势，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提交联合国大会。

（4）如果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很难支持中国的立场。

叶公超同意把蓝钦所提各点提请政府决定。3 月 2 日下午，蓝钦和美国驻台北武官约翰·拉廷上校被邀到叶公超家同当时正在台北的李弥会谈。参谋总长的秘书衣复得上校也在座。李弥重述了 1950 年以来局势的演变，他的部队的状况和经历，以及他同美国军官，缅甸各集团以及国民政府的联系。他还重复了他自己对为响应美国的要求而能做什么的看法——显然是做不了什么。

此后的一次会谈是在 3 月 5 日举行的。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一等秘书罗伯特·林登先生在那天上午访问了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迅速就以前美国政府有关李弥部队的三点建议作出决定。这三点建议是：（1）中国政府立即向李弥部队发出停止一切对缅甸城市和缅甸军队进攻的命令； （2）中国政府同意从缅甸撤出尽可能多的李弥部队；（3）中国政府制止从缅甸外部继续向李弥部队发送补给。

蓝钦在第二天即 3 月 6 日下午再次到外交部会见了叶公超。叶公超 3 月 6 日对蓝钦的谈话内容于 7 日以公函向蓝钦确认：

中国政府已说服李弥同意由美国军官组成的实地调查小组前往访问他在缅甸的各个部队。根据你的建议，李弥进一步同意这个小组可包括非共产党的缅甸成员，条件是由李弥本人赔同这个小组。希望这次访问能够确定在不使局势产生其他不利的复杂情况下把这些部队从缅甸撤回台湾，是否切实可行。

在对该问题的这个方面进行讨论之际，中国政府愿说服李弥使其部队不越出其目前所在地区和不对缅甸政府部队采取进攻行动。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李弥已一再否认——而且我认为是真实的——其部队曾主动进攻缅旬政府军。李弥现已答应再次命令其部队不得对缅甸政府军采取进攻行动，但必须以缅甸政府军不公开攻击或伏击他的部队为条件。

李弥每月接受中国政府补助五十五万新台币，用以在香港购买药品。从本月起，中国政府将中止此项补助，作为同美国政府合作的一项行动。复兴航空公司已从台湾到李弥的孟萨基地飞行二十一次。

复兴航空公司运载的货物大部分是购自香港而输入台湾的医药用品，只有少量是在当地买到的。支付这些飞行的款项，很大一部分是由在台湾的云南省爱国人士捐献的。中国政府将尽力阻止这种资金筹集，但在现阶段不能保证其努力会立即成功。中国政府唯一能做到的事情，是对预定从台湾任何机场飞往该地区的任何飞机，不予放行。

李弥部队在缅甸北部，是与中国共产党部队面对面部署的。缅甸政府军的绝大部分与该地区的李弥部队并无接触，但是缅甸政府军在一些她区面对一支为数约二万六千人的克伦族叛军二还有大约二万人的反政府军分散在缅甸北部各地。他们大部分属于孟族部落。此外，在缅甸还有两支共产党部队，即白旗共产党和红旗共产党。这些共产党部队经常同仰光中国共产党大使馆联系。仰光缅甸政府现正受到压力，要它利用缅甸共产党来消灭国民党残部，这种压力是作为迫使缅甸政府接受共产党参加缅甸政府的手段而施加的。缅甸共产党明着说，如果赶走了国民党部队，它愿意同缅甸政府合作，但是不能肯定缅甸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与缅甸政府保持和睦。

我的目的不是为李弥的残余部队留在缅甸辩护。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一再命令李弥设法打回云南去，但是武器不足是他未能这样做的主要因素。必须记住，李弥部队一进缅甸，中国政府就命令他们返回云南。还可能记得在他最初进入缅甸时，他们被缅甸政府军包围了三个月，而在被围阶段，中国政府没有向他们增援人力或物力，也没有因他们被围而提出扰议。中国政府肯定不能对缅甸政府的本身军事失败负责。按李弥于 3 月 2 日我们会晤时所说的真话，几乎所有他的士兵都世代生活在那个地区。李弥本人的出生地就在云南和缅旬的边境地区。李弥部队最初退却到缅甸时，只有两千人。这就是缅甸政府军包围三个月时的人数。李弥成功地进入云南并占领边境的八个县以后，部队人数增加了。当时有三万多名壮丁为逃避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而参加了李弥部队。此后，当中国共产党以增援部队对李弥施加压力时，李弥和他的为数已达三万五千人左右的部队，由于弹药耗尽，被迫退入缅甸。在这次退却中，他的许多士兵被中国共产党赶上，并有相当多的士兵死于劳累和饥饿。结果，李弥剩下了二万四千人左右。必须说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增援李弥，李弥也从来没有煽动缅甸本地人反叛缅甸政府。

中国国防部长曾至少七次公开命令李弥把他的部队再次开进云南。这些命令未被执行，因为每次李弥都要求武器，而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照办的。

我对李弥本人在你我面前的叙述没有更多的补充。我希望你能把李弥所述向贵国政府详细报告。我个人认为对缅甸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共产党的阴谋，而不是由于李弥部队之在缅甸。我必须补充说，虽然李弥部队之在缅甸是令人遗憾的，但我国政府除了提供我刚才提到的合作办法外，是无法加以改变的。

我在 9 日收到有关李弥部队的最后一封来电后，立即用电话向助理国务卿艾利森询问了情况。他说，国务院也已收到一份致蓝钦公使函的副本。他还说，他研究了叶公超答复的内容，并认为他的说法表明已有一些进展。但是最关键的仍然是由我们原则上同意从缅甸撤回李弥部队。他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先作出决定并通知美国方面称，如果将来美国派出的现场考察局势的调查员承认有可能撤回部队，我们就同意届时发出撤回的命令。

他说，这样一个步骤有助午美国说服缅甸延缓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将是延缓的更为有力的论据。

我回答说，我国政府在那天即 3 月 9 日晚间召开了一次会议，这说朋它很重视我星期五同副国务卿的会见，因为会议旨在进－步讨论此事，艾利森对这个消息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们能因此而同意美国的意见。为此，我立即把我们的电话会谈电告叶公超。在电文结尾，我表示希望他来电通知我会议的结果。

叶公超于 3 月 11 日电复。他说“最高当局”不能接受由我们同意发出撤回命令的要求。因而叶公超在 10 日又向蓝钦作了说明，以补充他已经讲过的话：（1）如果美国的实地调查小组能在现场制汀一个切实可行的撤回计划，我们愿意予以考虑。如果我们也认为执行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和切合实际的，我们就发出撤回命令。

（2）缅甸北部百分之七十地区已由缅甸共产党控制，而缅甸政府的反共意图看来不很坚决。李弥撤回之后，缅甸北部是否能立即摆脱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威胁，还是完全受到共产党的统治？这一点对于美国在东南亚反共政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希望美国方面也研究一下局势的可能发展。

那一周，在如此紧迫地讨论缅甸的李弥部队问题的同时，我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当然还是非常忙碌，准备蒋夫人的来访和接待安排。星期六即 3 月 7 日中午前后，我召集了工作人员会议，以进一步讨论蒋夫人的日程和宴会。

同日，黄仁泉用电话告知了最后安排，蒋夫人将于星期日即 3 月 8 日下午二时到达双橡园。同行者有她的外甥女孔令仪和她的秘书孙太太。所有的人都将住在双橡园。蒋夫人的女仆将于同日随后到达。

星期日下午二时半，蒋夫人和孔令仪同车到达。车由王定邦上校驾驶。另一辆车上坐的是游建文和她的秘书。

她同每个人握手并在客厅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妻子领她到她的住室和书房。蒋夫人衣着俭朴，不饰珠宝。她依我的建议略事休息，随后在下午六点，开来一辆车，仍由王上校驾驶，把她送到她外甥的公寓吃晚饭。她于晚七十一时由孔令杰陪同回到双橡园。

早些时候，她曾说，她愿在上午同我交谈，但是当她那天晚间回来后，决定就和我晤谈时，我甚感意外。我在楼上书房等着，她同孔令杰走上楼来。她说了一句请原谅她感到疲乏，就坐在沙发上。她询问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比如说，军事援助和英国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等。

我对她说，就我所能理解的说来，新政府还没有制订结束朝鲜战争的坚定政策，而结束朝鲜战争是美国人民因而也是政府所渴望的。虽然政府已宣布取消对台湾行动的限制，但那只是一种姿态，而没有继之以具体的积极行动的打算。我对她说，军事援助物资的装运十分缓慢。1952 年财政年度的物资才接近完成，1953 年财政年度的物资则刚刚开始，而且落后于预定计划。

我还把我同副国务卿谈话的要点告诉了她。接着，我们讨论了在茶会上她应该对总统说些什么。我们都认为她应该把茶会看作社交活动，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夫人和史密斯将军夫妇都将在场。但是她应该趁机插几句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她要求我在谈话中协助她，以便我们共同使总统透露一些话，从而了解他在对自由中国的政策方面的态度和意图，以及他希望她在有关朝鲜冲突和远东的总形势方面做些什么。

关于众议院议长马丁准备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午宴和她预定在那里的发言，孔令杰敦促她加以考虑并事先起草讲稿。但是她十分准确地说，她要使发言尽可能随便些，而不愿意受正式发言的约束。

白宫的茶会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主持得非常和蔼可亲的一次非正式活动。

我们闲谈了美式中国菜，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谈话题目。我们还谈到绘画，这是总统作为业余爱好者颇为擅长的。事实上，他派人拿来两幅他的得意之作，一幅是从他办公室的书桌上拿来的，另一幅是从楼上他的卧室拿来的。这两幅作品确实喜人，我们大家都很赞赏。我有一两次转身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交谈，并打听她的姐妹穆尔夫人的情况。这就使蒋夫人有机会同总统单独谈一两分钟。然后，当那两幅作品拿进来的时候，我走上前去赞赏。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从而使我们有机会调换座位。我占了史密斯夫人在总统左首的座位，我妻子占了我挨着艾森豪威尔夫人的座位，这样我就能够直接同总统谈几句，以帮助蒋夫人实现她的打算。我向蒋夫人示意时，是下午六时，也就是我们来了一小时了。于是她起身告辞。总统陪同她出来，我故意在后面稍停并同艾森豪威尔夫人谈话。总统领蒋夫人一路往外走，以参观历届总统的画像，我则走向大厅的另一头，以便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谈论她所想谈的事。

当天晚上在大使馆为蒋夫人举行的宴会进行得很顺利。客人陆续到来时，我陪同蒋夫人到楼下会客室，在引见之后，我让一些重要来宾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三三两两地闲谈，以便使知名的来宾有机会对她说几句话。宴会后也是这样安排，从而使她能与尽量多的来宾交谈，特别是那些她愿意和他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来宾。席间，蒋夫人大部分时间里同新任国防部长威尔逊谈话，看来谈得兴致勃勃。回到会客室后，蒋夫人再次请威尔逊同她坐在一起，而且显然对他们之间的谈话很感兴趣。

宾客全都离去之后，我把蒋夫人送回她的房间。她显然对这次晚宴很高兴，因而要求我坐下来再谈一会儿。她说，她同国防部长在席上和会客室里都谈得很多。国防部长认为建立中美联合参谋部以事先制订应付突然事变的计划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应该予以实现。他还就报道中的任命雷德福上将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计划征求她对雷德福的意见。他想要知道蒋夫人对雷德福的印象如何，特别是雷德福是否能够合作，因为威尔逊本人并不认识雷德福。蒋夫人说，她肯定雷德福能够合作。她还赞扬了雷德福。威尔逊对此很高兴，因为他必须决定是否推荐他。蒋夫人述说，她对同威尔逊交谈这样有兴致，以致担心怠慢了坐在她另一侧的众议院议长，所以她尽力使后者高兴。这些都使我坚信她感觉灵敏而又聪明。如果她是一位男子，我认为她很可能是一位第一流的外交家。

招待蒋夫人的第二次宴会于 3 月 10 日星期二晚上举行。宾客离去之后，我倍同蒋夫人上楼。这时她对我说，史密斯将军同她进行了长谈，特别是关于从缅甸遣返部队的问题，她再次同意我的意见，即我们应当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然后再商谈实施细则。

我为蒋夫人安排的第三次宴会在 3 月 11 日晚间举行。

宴会最后很活跃，自愿或应邀讲话的人里有副总统尼克松，他为答谢我的祝酒说了几句恰当的话。讲话的人还有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共和党参议员诺兰、蒙特、希肯卢拍、兰格，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理查兹，和鲁斯先生。蒙特和鲁斯是自愿讲话的，其他几位，除参议员兰格经过一番劝说外，都很快响应了我的邀请。蒋夫人在我的请求下，以非常出色的即席发言，向美国人民表示赞赏、感谢和敬意，从而结束了晚宴。最后，在 3 月 12 日星期二，我为蒋夫人举行了一次冷餐午宴。来宾包括国会、国务院和武装部队的成员，新闻广播界的代表和社会人士。这实际是一次临时准备的活动，是两天前才决定的，为的是提供一个机会，使蒋夫人能够见到她希望见到，但由于宴会座位已满而未能列入邀请名单的那些朋友，或由于另有约会而未能接受宴会邀请的那些朋友，其中包括许多参议员，社会领袖，还有国务院许多成员如政府的新任副国务卿唐纳德，洛里夫妇等。

经过蒋夫人访问华盛顿并在双橡园逗留五天的一阵忙乱后，星期五显得格外宁静。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给人的印象是做了一个梦，梦境完全消失了，又回到了正常的人间。唯一使人想起来这场梦的是游建文从纽约来电话，告知蒋夫人平安到达纽约并再次感谢大使馆人员和我为她在华盛顿所作的安排。

第二节 朝鲜停战及其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一、僵局打开：对战俘问题的协定；自由中国前途难卜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竞选时虽然许下停战诺言，在就职之前又到过前线，但 1953 年 1 月他上任时，朝鲜战争何时结束，看来仍很渺茫。他对第七舰队发布了不再阻止从台湾向中国大陆进攻的命令，这无疑是企图对在朝鲜的共产党人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来，而事实上却使美国的许多盟国担心战争会进一步扩大。当然，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也立即加以煽动，谴责总统的声明是美国企图把战争引向中国大陆的迹象。与此同时，北平政权再次指控美国空军向北朝鲜和东三省发动细菌战。

在美国方面，为了贯彻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的另一项声明，即他正“密切注意大韩民国增加兵力的进展情况”，政府批准了增建朝鲜师团的计划。

在板门店，相持不下的局面依然如故。联合国在上述外交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于 2 月底召开了第七次会议，大部分代表觉得对于朝鲜局势无能为力。联合国除了在上年 12 月根据印度建议作出大会决议外，毫无进展。

1953 年 3 月 5 日，约瑟夫，斯大林逝世。苏联部长会议新任主席和新的统治集团三驾马车之一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上向公众讲话，语调总的说来是比较温和的。他着重谈到共产党国家集团同自由世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可能性。

3 月 28 日，北平宣布接受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建议，交换在朝鲜的伤病战俘。它听起来像是有诚意的，也很可能是认真的，因为它是紧接着莫斯科和北平所做出的许多和解的姿态而来的。莫洛托夫表示愿意斡旋，使拘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人获释；苏联为击落一架英国飞机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向英国驻德占领区高级专员道歉，并提议探讨如何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北平也释放了被长期监禁或软禁在家的几名美国和法国的教士。所有这些都从侧面证实了这一有关朝鲜的姿态的诚意，这意味着在阐明莫斯科的政策。

3 月 28 日的声明发表以后，刚从莫斯科回到北平的周恩来接着于 30 日在电台广播，建议在下述条件下恢复停战谈判，那就是，敌对行动停止后，双方立即遣返各自拘留的坚决要求遣返的全部战俘，并将其余战俘移交给一个中立国家，“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然而他宣称他的政府和北朝鲜政府（也由他来代表发言）并不放弃全部战俘必须释放和遣返不得拖延的原则，同时他们也不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有些战俘拒绝遣返的说法。

3 月 31 日，联合国和共产党司令部的代表已在板门店开会，会上将联合国军司令的一封信交给了共产党方面，信中提议联络组早日开会，以便安排立即交换伤病战俘，并且表示希望恢复停战谈判。

4 月 11 日，交换伤病战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交换工作定于 4 月 20 日开始，共需二十天。4 月 9 日，共产党方面已答复了克拉克将军要求他们就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提供详细意见的信件。复信再次提议立即遣返所有愿意回家的战俘，其余“由于受到恐吓和压迫而充满恐惧不敢回家的战俘”则应移交给一个中立国家，“通过我方（共产党方面）的解释逐渐消除恐俱，从而达到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4 月 17 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复信中建议以瑞士为拟议的中立国家，并以六十天为期限，使两方鉴定不愿遣返的战俘的真实态度。逾此期限，中立国将对那些仍在他们监护下的战俘的命运作出安排。

4 月 16 日傍晚，日本大使馆为上村公使晋升驻菲律宾大使举行告别宴会。出席的大多数是日本人，极少熟识的或重要的来宾。但我却见到了土耳其大使埃尔金，他带我到一个角落去聊天。他说，他参加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举行的宴会。蒙哥马利应邀向北约成员国大使和土耳其、希腊大使，若干高级将校及少数美国著名社会领袖等共约四十人讲话。他坦率地说，自斯大林逝世以后，形势已经改变了，苏联内部的权力之争，已经导致和平攻势，这对自由世界是一个大好时机。因此，他要求要尽一切力量实现朝鲜的停战及和平解决，这将会造成莫斯科和北平的分裂。随着北平脱离莫斯科的怀抱，亚洲就会重现和平，而西方列强就能把全部的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欧洲，也为那里带来和平。

主人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杜威·萧特对蒙哥马利的看法发表意见。萧特也同样地坦率。他说，美国人民要和平，因为他们承担朝鲜战争的百分之九十的伤亡和费用。（这是对英国的讥讽，因为萧特像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政府一样，感到英国人在朝鲜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萧特说，他们只求体面的和平，并决心去争取它，甚至不惜更多的战斗和牺牲。接着，蒲立德应邀讲了几句话。他说，如果英国不顾它的孩子们正在朝鲜死亡，继续执行它与苏联和中国贸易的政策，那当然是由它自己决定的事。可是美国在朝鲜流的血，花的钱，多达百分之九十，为了决心争取体面的和平宁愿付出比百分之九十更大的代价。

4 月 25 日晚，我参加了副总统尼克松在 F 街俱乐部的宴会。我和参议员米利金及威廉·查德伯恩在宴会后畅谈了英国的政策和它的目光短浅。查德伯恩是纽约的著名律师，订有不少国际合同。他说，他在纽约为英国政务次官约翰·福斯特爵士举行的宴会上，曾议论过英国政府在承认红色中国上的草率行动。于是，约翰·福斯特爵士告诉他，艾奇逊早在 1949 年 9 月就曾告诉贝文，要率先承认，并且进一步使英国外交大臣了解，美国在适当的时候会跟着承认，可是这一行动并未实现，因为美国人民用国会反对的手段阻止了它。

我说，我虽然两次出使伦敦，却对英国匆忙承认北平政权的政策并不理解。这种行动实欠考虑，它来源于对红色政权的性质和态度的错误理解。英国想要保护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保住香港，也是作出这种决定的一部分原因。上半世纪的连续战争，无疑地使英国人感到厌倦了，他们的确流过血，变穷了。有一位政治领袖，议会议员，一次在伦敦告诉我，如果美国人想和俄国人强硬下去，那就让他们去打仗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赚了那么多钱，担负得起再打一仗，但是这次英国人将站在一旁瞧着，如同美国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那样。

5 月 7 日，在朝鲜，共产党人向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八点新建议，对于选择中立国照管不愿遣返的战俘，以及有关战俘在中立国居留多长时间这些一时陷入僵局的问题，显然有了突破。八点当中包括建议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即早先已经同意组成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四个国家）加上印度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照管拒绝遣返的战俘，为期四个月，到期如仍有留下的战俘，则交给拟议中的政治会议来处理。

5 月 11 日下午，我召集谭绍华、陈之迈和顾毓瑞开会，讨论邱吉尔关于举行高级会议解决东西方问题的建议。这一建议是邱吉尔那天在下议院作关于世界时事的发言时提出来的。在发言中，邱吉尔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屈从于苏联的主张。比如他说，苏联有权要求保证不致受到复兴后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略；波兰仍应成为缓冲国；共产党关于朝鲜休战的八点方案应予接受，作为讨论和达成协议的基础。更出人意料的是，邱吉尔承认他的建议事先没有和华盛顿商量过。很明显，他的建议反映了他的大使阿尔瓦里·盖斯科因爵士所了解到的莫斯科的意见。

邱 吉 尔 心 中 盘 算 的 是 政 府 首 脑 会 议 ，“ 各 大 国 之间……最高级会议”。他说，会议应该是非正式的，“更要采取较多的保密和隐蔽措施”，不应由一大群人员参加，处理“繁琐的技术细节”问题。他是搞秘密外交的老手，自然赞成开那样的会，在那里美国和苏联会斗得互不相让，而联合王国，以他为代表，可以扮演仲裁人或“诚实的掮客”的角色。当然，可能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促使邱吉尔发表这种英国所有党派都会欢迎的演说。但他也必曾注意到，以美国为牺牲，甚至也以苏联为牺牲，他在这个会议里究竟能为他的国家捞到些什么。我在会上告诉陈之迈和顾毓瑞说，如果我们的美国朋友要我们对邱吉尔在国会的演说发表意见的话，务必记住这几点。

我说，邱吉尔仍然认为世界的重心在西欧，而且仍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优越感考虑问题。

对于邱吉尔在伦敦所做的对外政策演说，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应都很不好，至于对和邱吉尔唱一个调子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演说，反应则更坏。然而刚刚发表的国务院声明，则措词审慎而温和。它只是说，邱吉尔全力证明他推动和平事业的高尚意图，还谈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4 月 16 日的演说，要求克里姆林宫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它对朝鲜停战和奥地利条约的诚意。在他看来，通过这两件事就可证明它有无诚意。国务院的声明并未露出英美在意图上有何分歧。伦敦伊顿一霍利新闻社 5 月 13 日说，邱吉尔的演说在发表之前曾经得到白宫的认可，在过去一周内，两位领袖曾经交换了六次私人信件。这就使人猜测，艾森豪威尔欢迎而且鼓励英国首相的演说，为的是用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幌子驱使俄国人在朝鲜尽快停战，因为停战谈判最近又出现了障碍。

5 月 21 日上午十时，蒋荫恩报告说，白宫就要发布公告，美国总统、邱吉尔及法国总理梅耶即将在百慕大开会，讨论当前的国际问题，以取得统一意见。不久以后，合众社自动收报机也收到梅耶在法国国会所作同样的公告，伦敦也报道了同一件事。最后是白宫的公告和对其他两位政治家在百慕大会面商讨当前国际问题的邀请。巴黎和伦敦方面都暗示这是四强会议的预备会，另一位是苏联的马林科夫。

5 月 13 日，在板门店，联合国军司令部根据共产党方面的八点建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原则上接受设立五国委员会，但只照管不是朝鲜人的战俘，而且只能由印度（它的代表将担任该会主席）提供保安部队和其他工作人员来担负照管之责。修正案还提议将向战俘解释的时间由四个月改为六十天。届期如战俘仍然拒绝遣返，则应改为平民身份释放。但共产党方面对这一方案甚至拒不考虑，而且对意欲释放拒绝遣返的朝鲜人，特别表示不满。

因此，5 月 16 日，哈里森要求休会四天，后来又要求于25 日恢复谈判。

25 日星期一，在板门店谈判的秘密会议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了新建议。所有不遣返的人员，包括朝鲜人在内，应移交给拟议中的遣返委员会。

只让印度派军队看管战俘，等等。经过九十天仍然拒绝遣返的战俘，则或由一个政治会议在三十天内决定其命运，然后作为平民释放，或提交联合国大会处理。这些反建议多少保持机密，直到 5 月 27 日，计划的要点才在几份南朝鲜的报纸上首次披露。28 日，南朝鲜外交部长在韩国议会谴责了这种新让步，他说，他的政府不能听从联合国的要求保守秘密，南朝鲜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条件，如有必要，南朝鲜准备单独作战，以求统一朝鲜。

二、停战协定和拟议中的政治会议1953 年 6 月蒋委员长发来让我递交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报，8 日来到，我准备了一封给国务卿的信，请求他尽快将电报递交总统。实质上，蒋委员长的电报是打算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支持南朝鲜的立场，同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实现我方过去曾提出的某些建议的明智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以个人名义致函李承晚总统，为联合国建议停战进行辩护，并要求南朝鲜予以支持。作为答复，李承晚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他自己的停战建议：中国共产党和联合国的军队同时撤出朝鲜；美国和南朝鲜缔结防卫条约，保证再受攻击时，美国及时援助；给与南朝鲜军队足够的援助和美国在南朝鲜保留海空兵力，直到南朝鲜完全有能力自卫。李承晚更进一步宜布 1953 年 5 月 25日的停战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接受南朝鲜的建议，就必须允许它继续打下去。

艾森豪威尔给李承晚的答复是由马克·克拉克将军于6 月 7 日递交的，同一天李承晚公布此事时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我们没有理由延长带来一切苦难的战争以指望用武力统一朝鲜。”他保证要试图用一切和平办法在即将召开的政治会议上和联合国内实现朝鲜的统一。他也表达了愿意在停战结束以后和南朝鲜议定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但须经参议院批准。但是李承晚在公布这个答复时，声明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他宣布他的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又命令所有在美国的南朝鲜军官回国，又宣布他的国家不会参加任何让中国共产党继续停留在他的领土上的停战协定。

6 月 10 日，我将大使馆收集的由于韩国强烈反对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的全部机密情报，摘要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只有四点：

（1）由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已经签订，而且就停战协定的其它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已有一些时日，所以美国当局的态度是，现在不可能再重新进行谈判或对之进行修改。

（2）美国公众和官方人士对南朝鲜的立场不无同情，但是他们认识到由于停火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又由于除非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不可能达到南朝鲜的希望，所以战争如再继续下去必定使人民更加反对战争，从而加强那些赞成孤立的人的态度，促使已经削弱了的西方列强联合阵线进一步分裂。

（3）美国的公众和政府虽然同情韩国的立场，他们暗地里承认南朝鲜的反对实际上造成了极端困难的局势。

瑞士和印度对于在战俘遣返委员会中任职最初表示犹豫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如果南朝鲜顽固地拒绝停火条件，就不能达成停战协定。此刻，美国应付这个局势的政策表面上是给予南朝鲜各种保证，可是同时施加压力希望南朝鲜同意停战协定的条件。虽然美国盼望这种政策最后将取得成功，但也感到没有把握。

（4）不管南朝鲜的反对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认为现在的停战协定的条款极不理想，不仅无助于获得体面的和平，而且还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印象和给予南朝鲜的各种各样的保证也必然对未来的政治会议谈判有严重的影响。这种趋势和印象似乎已使美国更加坚持它的政策。到 6 月 16 日，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前，只有停战线仍有待解决。但是美国公众和政府对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必须处理的各种问题在看法上似乎仍不一致。杜勒斯在 6月 16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终于用了很多时间谈到拟议中的政治会议。他说联合国大会要选出一个委员会代表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议。南朝鲜也是参加国之一。另外一方，除了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是当然参加国外，可能也要将苏联包括在内。

关于政抬会议的讨论范围，杜勒斯说前政府已决定限于朝鲜问题，但是还不能确定华盛顿的新政府是否会承认这个决定。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政治会议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那就会包括印度支那问题。在那一点上，杜勒斯引用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发表过的两次声明的言辞，大意是如果朝鲜战争的结束仅仅促使共产党人在别的地区发动侵略，那么它就完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动。

当有些记者问起是否会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时，国务卿回答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举例”。他未加任何解释。然而，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答一名记者的问题时说，他同意国务卿所作的答复；并且重申被杜勒斯引用的他的声明的大意。因为这个消息是如此含糊，我要我的工作人员去有关方面打听各种反应。他们所听到的可以归纳如下：（1）虽然美国的下级官员正在研究停战后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总统本人还未作出任何决定。

（2）总的印象是美方还很犹豫、为难。原因是，一方面感到西欧盟国的态度不够鲜明，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明显地拒绝支持西欧盟国的任何立场。结果是政府无论走哪条路都面临着矛盾的困境。

（3）美国当局虽然强烈希望实现朝鲜的统一，但是，就像德国和奥她利的统一问题那样，他们无法肯定这个问题不会拖延下去，真能得到解决。

（4）尽管美国当局，像杜勒斯有一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中所流露的那样，在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过，美国似乎仍然坚定反对此举。

（5）关于台湾托管问题，虽然还在由下级官员进行研究中，但不可能采纳它作为政策。

（6）美国当局仍然处在英国集团的压力之下，其结果是政府持乐观态度，认为所有远东问题都能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但是根据此间权威人士的看法，局势的实际发展不久会唤醒美国当局面对现实。17 日我把以上的汇报电告外交部。18 日朝鲜有了新的惊人的发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发布的新闻稿如下：在午夜和今日黎明之间，大约有两万五千名有反共斗志的北朝鲜战俘从朝鲜的釜山、马山、论山和尚武台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俘营中逃走，根据大韩民国高级官员的声明，现已弄清楚这一行动是在韩国政府最高层秘密布置下精心策划的。

战俘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中获得了营外的援助。守卫战俘营的韩国保安部队阻止逃走不力，而且有充分证据证明韩国的警卫人员和战俘之间实际上是串通的……。

美国公众和官方对李承晚的单方面行动极感惊讶，并担心其对谈判的影响。共产党是否会中断谈判？如果他们不中断谈判而签定了停战协定，南朝鲜政府是否会遵守其条款？

18 日上午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历时两个半小时，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主持。会后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南朝鲜政府是联合司令部的一部分，其单方面释放战俘事实上违反了司令部的义务和权力。他还说美国作为联合国的代表，是完全真诚地试图和共产党方面达成停战协定的。这明显地意味着表示美国无法对南朝鲜的行动负责。他还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把这项意见通知李承晚总统。

另外一个发展是南朝鲜总理访问华盛顿举行高阶层会谈。他是 18 日到达华盛顿的，上午就去拜会了杜勒斯国务卿。他原来的目的是要逗留几天以便与美国当局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杜勒斯国务卿也决定在 6 月 18 日晚上为他举行晚宴，可是午后报道说宴会取消了。南朝鲜大使馆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宴会取消的原因是由于有了最新的出人意料的发展，总理已于当天下午匆匆离开美国返回南朝鲜。但是根据机密情报透露，在总理和国务卿的会谈中，双方各持已见，会谈未能取得重要成果，以致继续会谈已属无益。

6 月 23 日，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告诉记者说，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斯特·皮尔逊曾写信给李承晚总统，指出李承晚所采取的措施威胁了朝鲜的和平前景。皮尔逊还说，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对他所采取措施的反应是和美国一致的。一件从巴黎发来的合众社新闻说明法国也要给南朝鲜写信强烈抗议释放战俘。它的目的也是要表示法国完全支持美国的立场。英国在前一天已经发出一封同样的信给南朝鲜。29 日，我见到了杜勒斯，我说，在过去的一周，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和我的预期相反，停战协定仍未签字。

我又说，我了解到他曾致电蒋委员长。表明他认为李承晚阻挠停战协定签字的任何企图都是不会成功的。

杜勒斯说情况是这样的。他接着说在他给蒋委员长的电报中，他指出如果因李承晚拒绝与美国合作而停战不能实现，那么保卫他的国家的责任就耍留给大韩民国的军队了，美国也就会感到不得不从朝鲜撤走他的军队。那时灾难必然会降到南朝鲜身上，而美国政府就一定得重新考虑它对台湾的政策。杜勒斯指出李承晚在过去始终是迫切要求自由世界的团结与合作的。美国出兵朝鲜就是为了显示团结与合作。但是现在李承晚威胁要破坏团结并且拒绝与美国合作。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是自取灭亡，我说，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饶伯森先生和朝鲜的谈判十分成功。我希望通过努力会获得谅解而带来大家希望达成的停战（饶伯森已为 25 日的谈判抵达朝鲜）。

杜勒斯说，直到昨天（6 月 28 日）为止，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今天上午他得知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我问是不是关于李承晚要求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先和美国签订互助条约。

杜勒斯回答说那不是主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向李承晚保证，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签订这样的协定。当然这需要经参议院批准，所以这个保证没有约束力。现在李承晚所要求的是，美国须明确承诺如果拟议中的政治会议不能给朝鲜带来统一，那么美国就得和南朝鲜一起共同以武力来实现统一。这是一个美国不能作出的承诺，美国军事当局也一致反对那样一种承诺。杜勒斯继续说，他们的看法是美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朝鲜发动一次攻势以肃清北朝鲜的共产党敌人，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守卫整个朝鲜，来抵御满洲的共产党中国和在东面拥有海参成、西面控制着旅顺口的苏联。共产党军队处于这样的战略地位，对美国的武装力量是大为不利的。

国务卿认为企望得到朝鲜统一不能诉诸武力，而必须寻觅其它途径。他相信如果停战协定签了字，美国会给与最多的经济援助来恢复南朝鲜的经济，并把它建设得繁荣昌盛。在三四年内它将成为自由世界援助和合作精神的突出的范例。这样不仅北朝鲜人民愿意加入南朝鲜，甚至连人民生活艰苦、经济实际已告枯竭的红色中国，也会觉得不必依靠苏联，并可能改变它的政策。但是如果李承晚坚持他那种为美国所不能同意的要求，而且如果他单独和共产党作战，南朝鲜肯定会陷入灾难。

杜勒斯说，美国新政府已采取把重点放在亚洲的政策。那就是对亚洲自由国家增加援助来帮助他们抵抗共产主义的原因。如果美国现在由于李承晚的态度被迫从朝鲜撤军，又如果失去朝鲜，这就意味着新的美国政策的失败。

他说，这样的结果必然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它对亚洲的政策，包括对台湾的政策。特别是现在法国出现一种正在增长的情绪，就是赞成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巴黎新成立的政府可能会采取这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朝鲜丢了，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走了，他重复说，美国政府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它对亚洲和对台湾的政策。

我说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我不知道杜勒斯先生心中究竟有何打算，这个重新考虑会趋向何方。

杜勒斯回答说，第一步可能导致缩减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但是他说事实上他还没有形成任何具体想法。

提到停战协定草案内规定的解决朝鲜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政治会议时，我说我认为会议的成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不知杜勒斯先生是否已经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依我看来人数不宜过多，这样，美国就不会使自己有处于少数派的危险。

杜勒斯说，这正是他想要防止的。

我说会议的议事日程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了解到停战协定草案规定，会议的讨论应局限于朝鲜问题，并且已经明确，附加的“等等”是指朝鲜问题的其它方面。我又说我国政府感到应该非常强烈地坚持这一点。

杜勒斯说，美国坚持同样的立场。

话题转到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我说，我从报纸上了解到虽然英国、印度和加拿大等国家主张在签定停战协定之后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但美国是反对的。

杜勒斯说，美国对此坚决反对。

我说，美国的立场在此之前已经是众所周知，但那些赞成这样做的国家会对美国施加很大的压力，因此，最好采取步骤加以反对。

杜勒斯说，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两天前他曾给美国驻六十五个国家的使节发去电报让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意在争取在政治会议或联合国的大会上得到支持。

我说，已有流言说将就朝鲜停战局势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但是我看不出召开这样的会议将能起什么作用。

杜勒斯说，虽然印度提过这种建议，但他不认为会召开这种会议。他已告诉大会主席皮尔逊，美国不能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因为它仅能给一些代表团提供一个对李承晚进行批评的机会，而丝毫不起建设性的作用。

7 月 11 日，李承晚和美国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汉城发表联合声明。引自 1953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公报》的有关部分如下：

这些讨论巩固了我们在停战后仍然继续紧密合作来达到共同目的的决心，表示了自从三年前共产党进行侵略以来我们的关系。

关于战俘，双方再次肯定决不强制遣返。在规定时间到期时，所有战俘凡是不愿返回共产党管辖区的都将在南朝鲜释放，那些非共产党员的中国战俘，则可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目的地去。

双方政府同意缔结共同防御协定，谈判在进行之中。

双方还讨论了政治、经济和国防等方面合作的问题，我们的会谈显示了对上述问题有广泛的一致看法。

双方特别愿意强调双方决心共同努力在最短期内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朝鲜。

在以后的几周中，杜勒斯透露了李承晚曾在 11 日分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自己，表示他决不作任何妨碍实施停战协定的事。但是在联合声明发表之时，则很难判断李与饶伯森的谈话有何成果。12 日《纽约时报》一则专电甚至引述李承晚的话说，他同意不阻挠停战三个月，美国人认为在此期间他们可以统一朝鲜，并能使中国撤军，他的政府不信，但是同意等着瞧。

7 月 27 日我如约和蒋廷黻在他的办公室相见，研究停战协定后的政治会议。那天上午十时，华盛顿时间是昨天晚上，威廉·哈里森将军和北朝鲜的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下午克拉克将军在釜山，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在平壤签署。

停战协定第四条第六十款，原文如下：六十、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等问题。

我说我曾向杜勒斯指出我不认为“等问题”这一词意味着任何超越朝鲜之外的问题。我的印象是杜勒斯和我的观点相同，认为除了可能要求共产党作出在印度支那不进行侵略的一般保证外，不应包括其它政治问题。

关于会议的组成，我说台北似乎觉得不可能排除共产党中国而由国民党中国单独派代表，所以不打算要求席位。同时国民党也反对和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共同参加会议。

蒋廷黻说一个星期之前他曾要求会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参议员洛奇，因参议员不在市内，副代表杰克·罗斯（约翰·罗斯）前来拜访，并进行了讨论。他向罗斯建议，政治会议应是隔桌对坐谈判，而不是圆桌会议。

罗斯接受了这个意见，并推荐给国务院。

至于会议的组成，蒋坦率地告诉罗斯说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单独由国民党中国派代表参加而没有共产党中国，这是他的政府的愿望。如果只有共产党中国参加而没有国民党中国，这是不符合台湾的中国政府的意愿的。但是如果是一次隔桌相对的会议，联合国一方的代表应限于派遣军队去朝鲜的十七个国家。采用这种方式派代表的话，将排除苏联，这样国民党中国就不坚持要派代表出席。另一方面，如果安全理事会的其它四个常任理事都参加而单独没有国民党中国，它将难以忍受这种做法。

他还说罗斯告诉他，美国代表团赞成隔桌对坐的会议和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代表团。至于如何组成，美国代表团认为除美国和南朝鲜之外，当然应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最好不要苏联，除非共产党方面建议它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将站在共产党一边。蒋说，按罗斯所说，美国也曾考虑过将印度包括在内，但因两种理由而被否定。其一，印度已以中立国的身份充任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其二，如果印度参加，巴基斯坦一定也会要求参加。罗斯恐怕英国不仅会要求把印度，而且连苏联也包括在内，希望能全面解决远东问题。

关于会议的讨论范围问题，蒋廷黻说，他曾告知罗斯，会议应局限于朝鲜问题。罗斯说美国可能想要共产党方面保证不在印度支那采取冒险行动。

我问及定于 8 月 17 日召开的全体大会要开多少天。

蒋廷黻回答说他认为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最多十天。

大会将要决定联合国代表团的组成和政治会议的开会地点。

7 月 28 日我向外交部报告说杜勒斯在刚才对新闻记者发布的一项声明中说，美国无意以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换取朝鲜统一的代价，如有必要，美国可以运用它的否决权来防止这种作法。他还说美国认为政治会议不应该讨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其它友好国家也没有这种想法。他还宣布他将于 8 月 2 日启程去朝鲜与李总统会谈，以便使美国和大韩民国就政治会议取得一致的立场，并为订立安全条约进行磋商。同行的将有国会的两党领袖——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威廉·诺兰、林顿·约翰逊和理查德·拉塞尔。他说如果在政治会议上共产党方面表现没有合作诚意，那么美国在会议九十天后便退出会议；但那不意味着立即恢复作战。最后，关于会议的组成，他说美国还未认真地加以考虑，但苏联有可能参加。

杜勒斯于 8 月 4 日到达汉城。四天之后，与李承晚一起草签了两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关于政治会议，他们在联合声明中宣称将在会议上做出努力以保证和平统一的朝鲜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属徒劳，他们准备在会议召开九十天之后同时“退出”

会议，然后就实现朝鲜的统一问题进一步协商。声明还宣布南朝鲜政府同意在双方同意的政治会议的九十天期间内，不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来统一朝鲜。

8 月 14 日，星期五，早晨我拜访了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中国科科长马康卫也在场。我对副国务卿说我急于要求见他是因为我收到我国政府一封电报，指示我将我国政府对下星期一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以及以后要召开的朝鲜政治会议的看法通知美国政府，请予以考虑。我说大约两周以前我见到饶伯森先生时已对他讲了大部分的观点，但我国政府希望能将其观点更正式地记录下来。

三天之后，星期一，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再次召开。这是联合国第七届大会的第三次会议。就在第一天，当政治委员会开会以便草拟对政治会议的建议时，英、美对会议的性质和范围的分歧便立即表面化。有十五个会员国建议一切曾向南朝鲜派兵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应参加会议，另一项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并得到英国支持的建议则宣称如果参战的两个共产党国家希望苏联参加，就应当邀请它。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酉兰则提出另一项邀请印度参加会议的建议。

8 月 18 日美国代表洛奇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支持举行双边会议的主张，并说如果对方希望苏联参加，它也可以参加，但只能以交战国，而不能以中立国的身份参加。他还说会议应局限于朝鲜问题的范围之内，如果会议取得成功，可以召开另一个会议讨论远东的其他问题。英国代表立即发言主张召开圆桌会议，并竭力主张让印度参加。会议就是这样进行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表示赞成圆桌会议，并于 18 日提出了第四种议案，列出苏联建议参加的代表名单，这项议案还实际上使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会议上有否决权。

不过，最后在投票表决时，十五国的决议草案以及赞成苏联代表参加的议案被通过，赞成印度参加的建议也被采纳，但只得到微弱的多数，而且有许多国家弃权，于是印度代表梅农说他不要求将此决议提交联大讨论。维辛斯基的议案被否决。

8 月 28 日联大会议通过了十五国的建议，并通过了印度提出的由联大秘书长将联大的决议通知共产党方面的提议。我国政府最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不过我们还未完全越过障碍。共产党方面如不接受联合国的决定，会出现何种情况？联合国为实现自已的愿望，能做到何种地步？联合国会不会在盟国的压力下妥协，从而对我们不利？

第三节 美国和自由中国之间的

互助合作问题

一、争取军事合作及解决诸如在印度支那和缅甸的中国军队等问题的努力

1953 年春，台北和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继续催促美国在军事领域及与此有关的情报工作方面与我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3 月 17 日，我接待了俞大维将军。俞大维向我叙述了美国对台军事援助物资的交运情况。一般来说，最近两个月交运是加快了。关于委员长迫切希望在台湾建立联合参谋长会议的问题，他说，奥姆斯特德将军在他从台湾访问回国后所提出的报告中已向美国政府建议了这一点。

谈到美国政府内部对委员长和我国政府的政策的各方面情况，俞大维说，离我们所希望的还差得很远。美国政府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为光复大陆而进行反攻。这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人力和武装力量有限，这样做不会成功。俞大维说，即使有美国海空军的支持，我们也不能指望成功，而指望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俞大维说，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美国军事机构人士对我们的同情程度也不相同；虽然马歇尔将军的支持者在军事机构中仍有影响，不过在那里反对我们的人比国务院少。他补充说，并不是这些部门整个对我们怀有偏见，而是这些单位中的一些个人常常直接或间接对增加对国民党中国的援助的任何建议提出批评和异议。因此，虽然美国新政府不同于杜鲁门执政时期，我们仍然需要谨慎行事。

同日，陈之迈在和蒲立德共进午餐后，向我报告了他们的谈话要点。蒲立德也说，马歇尔在华盛顿政府人士中仍有影响。蒲立德还说，他本人因胡适对台湾的不满态度而极为失望。在亨培克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蒲立德曾询问胡适最近访台的观感。胡适的回答是有些改善，但没有言论自由，并以他的侄子被捕为例说明。他因自己不得不出面干预，恳请委员长释放他的侄子而感到痛心，并且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位影响大得足以促成释放的叔叔。

3 月 19 日，按照前一天的安排，我拜访了杜勒斯。

当时仍然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利森也在场。我说，我为四个问题请求会见国务卿，我相信只有杜勒斯先生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权威性的答复或予以澄清。第一，叶外长在获悉杜勒斯先生打算访问远东而且其中包括台湾之后，嘱我向国务卿转达热烈欢迎的口信，并嘱我说明一侠国务卿确定出访计划，中国政府将发出正式邀请。

杜勒斯对叶公超的口信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没有出访远东的计划。他说，他目前的安排是 4 月上旬访问中东，如果时间允许，他还将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并将从那里回国。当问到他是否打算在夏末出访远东时，杜勒斯回答说，虽然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访问远东，但目前还不好说。他补充说，关于他计划出访远东的新闻报道是不真实的。

我说，我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政府关于建立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愿望。既然台湾的防御被认为是自由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我国政府认为非常需要建立这样一个会议，以便研究保卫该岛的一切可能的方案。

在当前形势下，没有人能够肯定中共永远不会侵犯台湾。

如果他们有朝一日向该岛发动攻击，除非事先已制定联合防御计划，否则就很难临时准备应急的有效措施。我说，据我所知，即使在防空方面，如果发生来自中共大陆的空袭，中美空军之间也没有系统的合作方案。要求建立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制定各种详尽的防务计划。

如果中共不进攻，那当然好，但是如果它发起进攻，那么，中美双方的军队会有联合击退进攻的准备。我希望国务卿支持这个建议。

杜勒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合理的。

我说，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向美国第七舰队发出关于台湾脱离中立地位的新命令，中共可能有朝一日向该岛发起进攻。

杜勒斯相信，一旦中共进攻，美国海空军会进行干预，但作战部队将是岛上的中国陆军。战斗将是两栖作战的性质，而且他认为届时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必已制定。

艾利森说，五角大楼曾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些方案目前正在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最终方案将送交雷德福海军上将，他将和中国政府商讨。

杜勒斯询问了蔡斯将军率领的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的职责。

我回答说，据我了解，这个团的职责限于训练中国军队和教给他们如何使用美国根据军援计划运交台湾的武器和装备。蔡斯无权和中国政府讨论建立联合参谋长会议的问题。

杜勒斯以询问的眼光望着艾利森。艾利森证实了军事顾问团的职责限于我所提到的那些。然后这位助理国务卿重复说，拟议中的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建立以后将由雷德福在台北提出讨论。

我询问这个建议是否需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杜勒斯回答说、他认为不需要。当他征求艾利森的意见时，艾利森说，没有必要。一俟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对这个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就可以和中国政府讨论并商定。

我说，政府嘱我向杜勒斯提出并征求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是参照不同形式缔结中美军事安全条约，例如，参照美澳新三国条约和美菲双边条约。我说，鉴于亚洲形势复杂，可能不易拟定一个像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全面军事防御条约。但是既然台湾的安全被认为是中美的共同利益，两国间缔结双边条约将为日后亚洲各国间的全面条约增加一环。因此我愿了解国务卿对这个建议的反应，以及如果同意的话，国务卿认为我国政府在最近将来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是否可取，还是国务卿认为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

杜勒斯回答说，原则上他对中国的这个建议十分中意，而且他本人对缔结亚洲共同安全条约的意见曾有过很多考虑。但他想了解拟议中的条约的范围将包括哪些中国领土。如果这个条约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他想知道对于那些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大陆沿岸小岛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些岛屿被列人条约范围之内而又遭到中共袭击，或者如果国民党从这些岛屿向大陆发起进攻并遭到中共反击，美国将不得不援助国民党。这就使美国承担它目前可能不准备承担的责任，因为在两国间的军事安全条约中，总是有对一方安全的威胁将被认为是对另一方安全的威胁的规定。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些小岛除外，势必损害国民政府的声誉及领土主权。他相信国民政府不愿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目前在它管辖控制下的沿岸岛屿不在它的合法主权之下。他又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好出路是什么。

我建议为了对付这个难点，或许可以采取中日双边和约所使用的提法。

杜勒斯说，他记不起那个提法的确切措辞了，但是他想大意是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或将来在其控制下的领土。我说，实质就是这样，而这样的提法可能对拟议中的条约就足够了。

杜勒斯说，还有其他一些困难。大韩民国也提出和美国缔结军事安全条约，而出现同样困难，因为韩国坚持把北朝鲜列人条约范围之内。这样一个条款将意味着美国有义务收复并永久防御作为大韩民国部分领土的北朝鲜，而美国有朝一日可能要从朝鲜撤军。因此，如果美国同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包括它有权管辖的中国全部领土的军事安全条约，这就开创了一个会被大韩民国抓住的先例，韩国就会坚持要求美国给予同等待遇。此外，英国曾就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法国也曾就印度支那提出过这种要求。

杜勒斯重申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缔结像欧洲北大西洋公约那样的亚洲军事安全条约。但是他说，目前中国、印度支那和朝鲜都因内战而分裂，这使他很难实现他的愿望。他补充说，同处于和平状态，通界已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国际公认的国家是不难缔结军事安全条约的。

艾利森建议说，建立联合参谋长会议或许能达到拟议中的军事安全条约的目的。

我说，我愿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英国对国民党中国的政策。我收到了若干报道，大意是说在最近华盛顿的英美会谈中，英国在对我国政府不抱同情态度的同时，鼓吹建立并支持大陆第三势力的政策，作为应付它面对共产党中国所遇到的困难的手段。我询问这些报道有否根据。

杜勒斯说，他发现这次英国的态度已有明显好转，艾登曾向他保证，英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远东，愿和美国尽力合作。艾登的唯一条件是，这种合作必须以不危害英国内阁的地位为限。艾登的意思是反对党工党和英国在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不改变承认中共政权的政策，而且英国政府不能执行违反这种明确愿望的路线而不冒在议会遭致失败的极大风险。但是，杜勒斯说，英国没有提到第三势力，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我说，得到杜勒斯先生的这种权威性说明，我感到很高兴。然后我站起来告辞，在陪同我回到客厅时，艾利森停步片刻，并对我说，缅甸政府现正面临严重的局势。缅共借口李弥部队在缅甸，强烈要求组成联合政府，以应付局势。艾利森说，如果容许共产党进入政府，那就意味着非共产党政府在缅甸的结束，国家就沦于共产党统治之下。美国不愿看到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那将不利于国民党中国。

我表示同意，并回顾说我在 3 月 6 日同史密斯将军会谈后，曾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当我接到答复时，我对答复的内容略感吃惊。答复说，我的报告已于政府会议上研究，蒋总统不能同意发布撤出李弥部队的命令。我觉得对我所汇报的史密斯将军的建议必有某种误解，因为我理解美国所期望的是中国政府原则同意撤出李弥部队的建议。更明确地讲，是建议组成包括中、美、缅三方代表的小组，就地研究撤军的可能性，并指望中国政府保证一旦这个小组认为可能撤军，中国军队就按小组所作的详尽安排撤离。据我理解，美国并没有要求委员长发布从缅甸撤出李弥部队的命令的意图。

艾利森说，我的理解是正确的。美国政府所期望的是中国政府原则同意撤军建议；至于实际上是否把这些部队遣返回国，这将取决于中、美、缅三方代表的调查结果。艾利森还认为应当要求泰国加入上述调查小组，因为如果把李弥部队撤退到台湾，必将通过泰国。据他所知，泰国政府很愿意提供过境便利。他再次强调了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同意撤军的原则，这会加强缅甸政府对缅共的地位。

我说，正如我对杜勒斯所讲的那样，我将立即就这个问题再次致电台北，而且我希望可能由此产生某种圆满的结果。然后我向艾利森询问被拘留在印度支那的中国军队的情况是否有新的进展。艾利森回答说，他已分别致电巴黎、曼谷和西贡，敦促他们就这个问题加速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保证李弥部队从缅甸撤出，这将加强美国的地位，说服法国同意把印度支那的中国军队遣返回国，因为美国可据以指出中国政府在李弥部队问题上的良好合作。中国政府同意撤出李弥部队将有助子处理把中国军队从印度支那遣返的问题。

3 月 26 日，我收到了叶公超的来电。他通知我说，委员长现已接受美国的建议，原则同意李弥部队从缅甸撤出。

看来我们答应得晚了一点。缅甸外交部长于 25 日在仰光宣布，他已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把这个案件提交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宣布国民党中国为“侵略者”，并将采取措施驱逐李弥部队。同一周内，缅甸的控诉被列入了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政府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李弥部队不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而且既然中国政府没有全面控制这些部队，就决不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我在一封 4 月 4 日的来电中得知政府的这一立场。来电嘱我转达我国驻南美各国使团。来电接着说，政府的立场是基于以下的事实：

（1）1950 年初李弥残部在缅甸避难，政府并不知道，更不是政府的命令。

（2）政府从未以军需品增援他们。

（3）他们进入缅甸后，立即遭到缅甸政府军的不断进攻，但中国政府对这种进攻从未提出异议，反而曾八次劝说这些部队从缅甸撤出。

4 月 13 日，叶公超给我和蒋廷黻拍来两封重要电报，内容是关于最近与美国大使蓝钦（蓝钦作为大使已于心月 2 日向蒋总统呈递国书）达成的有关在缅甸的李弥部队的协议，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要求美、中、缅三方军事代表在仰光就撤军的预备步骤举行会谈；第二点要求在蒋廷黻即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宣布或列入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遣返。这两点建议是蓝钦于 9 日提出的。然而我们对这两点建议的同意是以我国政府的如下保留为条件的：（1）缅甸必须停止进攻我们撤离的部队，并撤回或推迟讨论它向联合国的控诉；（2）双方首先实现停火。

这个协议是叶公超两封来电中一封的内容，另一封嘱蒋廷黻在他关于缅甸决议案的首次发言中列入以下各点：（1）为了消除李弥部队在缅甸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寻求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中国政府一直不断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但是由于缅甸政府军在缅共分子帮助下连续攻击和屠杀李弥部队，并由于中国政府左右这些部队的力量有限，这种磋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2）然而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同美国和其他有关政府朝这方面继续努力。至于实际上能够完成的程度，中国政府目前不愿预作判断，它认为只有双方先行停火，否则将一事无成。

蒋廷默于 4 月 17 日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发表了首次讲话。4 月 21 日，叶外长在台北发表了如下声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控制李弥将军所属的云南反共救国军。这些部队的大部分由云南的反共居民组成。因此，指控中国政府侵略缅甸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有损中国作为联合国热爱和平的成员国的名誉和地位。

为了消除缅甸北部的紧张局势，最近几周美国政府一直和中国政府进行频繁磋商，但由于缅甸联邦政府军队连续不断对李弥将军部队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缅甸北部的共产党分子也同时对该部进行袭击，中国政府遗憾的是它的劝导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中国政府不能对力所不及的事情承担责任，但仍然准备继续同其他有关政府合作，运用自已一切可能的影响，在情况允许下，实现李弥将军部队从缅甸领土撤出。

同日，阿根廷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一个折衷决议草案，号召所有国家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要求缅、中两国政府和其他有关各方为实现立即撤军问题开始谈判。这和缅甸原决议案要求安理会谴责“台湾国民政府”对缅甸的“侵略行为”大不相同。然而阿根廷的决议案并未为争议双方的任何一方所接受。第一委员会最后通过了墨西哥的草案，这个草案在通过前由黎巴嫩、阿根廷和智利三国联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修改。根据墨西哥的决议案，联合国大会对局势表示遗憾，谴责“外来军队”出现在缅甸领土上和他们对缅甸的敌对行为，并宣布他们必须被缴械和同意接受拘留，或立即离开缅甸。大会还建议进行中的谈判应在某些成员国（指美国和泰国）的斡旋下予以继续，以便通过立即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和撤离缅甸，或者通过解除武装和拘留，结束严重局势。敦促所有国家，如果缅甸提出请求，予以协助，并敦促所有国家不向“外来军队”提供任何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可能使这些部队继续留在缅甸或继续他们对缅甸的敌对行为。最后，请缅甸向下届联大进行报告。

第一委员会于 4 月 22 日以五十八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修正后的墨西哥决议草案。缅甸代表弃权，以表示他的失望，因为决议案不够强硬并避而不提国民政府。蒋廷黻以象征的方式对决议案在总体上弃权，但他在逐段表决时，投票赞成规定所有国家应承担的义务的那些段落。正如他在第二天联大全体会通过这个决议时所说明的，他之所以像在第一委员会那样弃权，是因为既然委员会已明智而公正地略去缅甸对他的政府进行侵略的指控，而且事实上略去了任何提到他的政府的部分，他就没有理由投反对票。说来也很奇怪，正好在同一天，即 4 月 23 日，我收到了外交部关于最近我国政府就遣返拘留于印度支那的中国军队所作决定的消息。法国政府早些时候曾于 1 月份提出一个遣返计划，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第一批送回伤病员，年老体弱者和妇女儿童，共五千人。

（2）第二批再送回五千人，时间要待一个月以后，以察看中共政权是否有不良反应。以后各批可每隔一定时间进行，直到遣返完成为止。

（3）中国方面应绝对保密，如果走漏任何消息，法方可以停止继续遣返，因为走漏消息可能引起中共的危险反应。

我国政府认为法国的计划过于繁琐，这会造成执行中的拖延及困难；而且我国政府认为关于整个遣返工作取决于共产党方面的反应的规定是尤其不能接受的。为此，我国政府在 4 月 14 日向法国发出备忘录，大意如下：（1）我们不能单方面承担严守机密的责任，因为法国已于 2 月初允许新闻记者搜集和得到有关拘留在印度支那的我军的消息。

（2）我们不能同意以中共反应作为遣返与否的标准，因为我们把遣返这些军队看作是人道主义的和法律上的义务。

（3）我们要求法国政府保证遣返全体官兵。

（4）只要我们的交通工具允许，我们愿意自己承担遣返工作，分一批或两批护送。

外交部嘱我找机会与国务院联系，把政府的决定通知他们。对此我予以照办，吩咐谭绍华前往国务院拜访马康卫。

许多美国人对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的宿怨在 1952 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由共和党人重新挑起。1953 年 2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永远不会默许奴役任何民族，以便为我们自己赢得想象中的利益。我将于日后请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本政府不承认包含于过去与外国政府的秘密谅解中的允许这种奴役的任何性质的义务。

这在某些地方引起了新政府会否认雅尔塔协定的希望，而且普遍引起了对雅尔塔会议究竟作了些什么的议论和评价，尽管从来也没有通过总统咨文中所提到的决议。

记得早些时候，在 2 月份，艾德莱·史蒂文森就提出了这个问题。4 月 17 日来访的埃德加·莫勒也曾提出。莫勒曾说，美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出卖中国，而且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西方一所不知名大学的一位远东史教授对他提出质疑，要求他或者拿出事实，或者收回他的说法。莫勒为此感到烦恼；他想要了解事实，以使他能够答复质疑。我解释说，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我国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曾表示满意并曾敦促立法院批准1945 年 8 月的中苏协定；这个协定是美国依照雅尔塔协定建议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极力要求的。起初，我国立法院强烈反对批准中苏协定，而且甚至发生反对这个协定的民众示威，但是美国一直极力“劝说”中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缔结条约。宋子文虽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却没有签字，但是为了签约，他带去了刚刚接替他的新外长王世杰。

至于那位提出质疑的教授引证的乔治·凯南在他的书中所讲的话，即我们的让步超过了我们不得不让步的程度，也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所要求的程度，这可能是指外蒙古和唐努图瓦（即乌梁海）的地位问题。但是，我说，凯南的说法显然是诡辩。他也许打算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政策辩护。他叙述了那些有利于他的论点的事实，而略去了那些和他的论点相反的事实。

为什么事隔多年，雅尔塔协定能够唤起这种强烈的兴趣和情绪呢？显然是因为号称以民主、民族自决与和平原则为基础的美国外交政策，居然在当时把现今被视为卑鄙的在世界上划分势力和利益范围的政策作为指导方针，实在令人诧异。也就是说大国之间在损害和不顾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和愿望的情况下划分势力和利益范围。雅尔塔会议所同意的的确是势力范围政策的理论和原则，和殖民帝国时代所奉行的政策相差无几。各大国过去为了扩大殖民领地，曾努力争斗较量，最后为了结束斗争，他们之间就瓜分了征服的土地。然而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而起家的美国却也照这个原则办事。我常常想知道，罗斯福总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创始了这个两大国瓜分世界的想法；我说两大国，因为这种想法，主要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英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我想，从表面上看这个想法蛮好，因为这个政策旨在促进和平，因为从那时以后，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危机只能作为苏美两个主要大国的冲突结果而发生。

5 月 5 日，外交部通知我说，法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计划而且愿意向我们保证遣返全部被拘留人员。但是，由于台风季节即将到来，法国政府希望我们于 5 月中旬以前派船运送这些军队。外交部来电还说，尽管给我们剩下的时间很短，而且集中所需船只和款项也有困难，但是我们仍将努力办理，以便早日开始遣返工作。

总之，在印度支那的中国军队的复杂问题终于解决了，而不像在缅甸的中国军队问题那样，或许是由于更加微妙，在当年的其余时间里一直继续争论。5 月 15 日，台湾国防部派出第一批船只去把印度支那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台湾。而且正如外交部通知我的，从 15 日开始，每三四天就增派一批船只前往富国岛，以争取在 6月 20 日前结束运送工作。外交部于 7 月 4 日又来电通知我，最后一艘船已于 6 月 28 日返回台湾。这样，全部被拘留的国民党军队的遣返工作顺利完成。外交部嘱我秘密地向国务院转致谢意，感谢其在整个谈判期间所给予的帮助。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德克森参议员用电话告诉我，他和参议员马格纳森即将去台湾。我知道，他和马格纳森的目的是调查台湾的情况，而这次调查关系到即将到来的国会对下一个财政年度对台湾的美国援助计划的行动。所以我表示愿意提供他和马格纳森所需的任何帮助，以便于他们访问台湾。

二、1954 财政年度的对华共同安全援助1953 年 5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 1954 财政年度政府援外计划的咨文。计划中提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约为五十八亿美元。这比上届政府提出的数字约少十七亿美元，但与 1953 财政年度的拨款总额相差无几。咨文说，应当在远东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因而必须增加对法国和印度支那联邦的援助，以便击退印度支那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侵犯。因此，政府的计划包括十亿零一百万美元的远东军援，约为 1953财政年度的两倍。台湾的份额属于分类数字。而分类细数尚不可能立即得到，所以我只把总统援外咨文的概要电告外交部。

5 月 11 日，李榦给我带来了布利斯评价小组的美国援华报告的抄件。几天前，共同安全署发表了各调查小组的评价报告。我仔细看了报告，发现基本上是有利的，在台湾中美代表之间的密切合作方式方面，尤为如此。

此外，这个报告建议美国对台湾执行“进取而积极的政策”，目标是“不把台湾给共产党，并加强台湾的现有潜力，以回击来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的军事侵略威胁”。小组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将打破莫斯科的力量均势并导致整个共产主义的力量均势的瓦解。报告还支持我国政府的经济发展四年计划，认为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说，那种在最近将来可以“大量削减”经济或军事援助的设想是“无益的”。

几天后，霍宝树给我来信，向我提供了 1954 财政年度美国援外计划的补充情况。如我所知，在新的援助法案中和我们直接有关系的有两项。第一，军援项下分配给“远东”的十亿多美元；第二，“共同防御用款即（即防御支援）项下分配给“台湾和印度支那”的九千五百万美元。

（包括八千四百万美元新的拨款和一千一百万美元的未动用结余。）霍宝树指出，共同防御用款的分配额甚至比1953 财政年度对台湾一处的经济援助金额还少。1953 财政年度对台经援达到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其中三千万美元是所谓通用项目。因此，新的援助法案规定的 1954 财政年度经济援助是否和 1953 财政年度一样多，这取决于在新的援助法案中通用项目归于何类。他说，幸而他刚刚得到共同安全署的口头证实称，在新计划中，通用项目不在经济援助项下，而是在军事援助项下。这就意味着除非国会有所变动，新法案规定的对台湾经济援助的金额将大致等于本财政年度的可支付金额。

5 月 26 日刚从台北返回华盛顿的俞大维到大使馆，他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在 1954 财政年度对美援所提要求的备忘录抄件，也就是台北提出的援助计划。这个备忘录是他随身从台北带来的，已经提交美国政府。但是这个备忘录将以修汀件替换，修订件是美国大使蓝钦带来的。他也刚从台北到达华盛顿（5 月 24 日）。蓝钦将把修订件递交美国政府，并把抄件给我和俞大维。

那天下午蓝钦大使对我作礼节性拜访。我在见到他时表示高兴，并说，自从他上次到华盛顿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政府成员，几乎所有高级官员都已易人。

蓝钦完全同意，并说，自他到达后一直忙于拜会这里的各位新领导人。接着，他说，他希望我已收到委托他带给我的文件。

我说，几分钟前我收到了那些文件。我对他说，叶公超曾通知我，那些文件已经通过他送交美国政府参考。当我又说我相信国会会要求他就中国对 1953—54 财政年度美援的希望作证时，蓝钦说，他希望国会不要求他作证，然而他认为国会一定会要求他去。

我说，我听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已经结束，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则已经听取了共同安全署和国务院的陈述。我还提到了由布利斯率领的评价小组的台湾之行，以及参议员德克森和马格纳森即将前往台湾调查与该岛援助计划的有关情况。我说，尽管台湾的经济情况大有改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美援数额的多少极为重要。我说，我知道重大困难之一是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军费开支，而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开支很难削减。

蓝钦说，这样说是对的，不过如果把地方和省政府预算都计算在内，军费开支将为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他又说，即使如此，鉴于台湾的资源有限，这个百分数也太高。

蓝钦说，台湾的美国人已经增加到两千五百人左右。

然而他的大使馆人员最少，只有二十名馆员，而共同安全署在台湾却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包括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人员。最大的机构是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有七百五十至八百人之多。

6 月 2 日下午，我为蓝钦大使设午宴。我首先提议为这位新任大使千杯。我说，他的任命“意义重大，比通常的外交任命所含的意义更大”；我把他的任命看作是“自由世界团结的象征和我们为自由事业共同奋斗的友好亲善的表示”。我还说，在一个多世纪的外交往来中，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公使或大使比他更受中国人的欢迎，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他也出席了午宴）也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

很难说他们二位谁在我国结交的朋友更多，“但是肯定没有人比蓝钦先生更受我们的欢迎”。

6 月 5 日，当我回访蓝钦时，我首先说，我相信他这次奉召回华盛顿述职的任务已经完成。蓝钦说，他曾于 6月 l 日晋见总统，6 月 4 日会见国务卿，并几次会见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两位新任副国务卿。他们都忙于朝鲜停战谈判，这在目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已完成他要办的事情，他为从印度支那遣返中国军队弄到四百万美元，另外还为在台湾修建机场弄到四百万美元。

我说，这大有好处，我还询问了他是否见到其他希望会见的人。

蓝钦回答说，他在国会曾见到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希肯卢拍和诺兰，众议员周以德，以及他自己的缅因州的众议员罗伯特·黑尔。当问到他认为美国对台湾援助问题的情况怎样时，他回答说，由于国会当前的意向和政府的紧缩政策，很难指望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他认为所能希望的一切是下一个财政年度的约三亿美元。他曾对总统和他在国会的朋友说，即使朝鲜达成停战，对台湾的军援也应继续，而且应予增加。如果放松对台湾和东南亚其他国家防务的加强，那将是一场灾难。他对我说，他认为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对台湾增加援助，然而他相信日后有可能通过追加计划。所以满足于目前所能得到的援助，尽可能地予以有效运用，并把争取更多的美援留待将来，这样做是可取的。

11 日，俞大维前来报告军援情况。他对我说，他曾会见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史塔生的代表罗伯茨、国防部部长助理纳什，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他要求他们帮助推动批准我们对增加 1953—54 年度援助的申请。他们都表示同情，但认为修改计划已为时过晚，因为参众两院委员会已经讨论了这件事情。史塔生承认：（l）给我们运送的军火越多，需要的一般费用款项数字就越大；（2）台湾不宜印刷更多的纸币；（3）有必要发展某些工厂，如生产化肥的工厂。但史塔生说，尽管如此，今年已为时过晚。俞大维要求他们都研究一下我们提交的计划，以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需要。他已经把一份最后修订本交给负责中国事务的马康卫，但觉得马康卫还不很熟悉情况。

7 月 1 日，我向外交部发出了电报，报告有关援助问题的最新动态。美国参议院刚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大意是各援外计划都应在 1955 年 6 月底以前结束，共同安全署应在 1955 年 6 月底之前终止进行中的对外经援项目，并在 1956 年 6 月底之前结束其全部活动。这项议案是由民主党人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提出的，但新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议员也表示同意。按照曼斯菲尔德的声明，1956 年以后的任何非军事对外援助都应由国务院办理。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台北。我还说，1954 财政年度的援外法案已由众议院通过（6 月 19 日）。众议院法案的援外总额为四十九亿九千八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五十三用于欧洲，这个百分数比 1953 财政年度少百分之二。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为百分之二十四，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至于那天（7 月 1 日）通过的参议院援外法案，我说，总额为五十三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其中欧洲可占百分之五十点三，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占百分之二十五。

为解决两院法案的矛盾，参众两院在不到两周之后举行了联席会议。7 月 13 日，我把会议结果报告了外交部。参众两院一致同意总额为五十一亿五千七百多万美元。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军援总额为十亿八干一百六十二万零四百九十三美元。对台湾及印度支那的经济援助（用于共同防务）为八千四百万美元，再加上原政府法案中的未动用结余（约计一千一百万美元）。会议还决定经济援助的终止日期为 1956 年 6 月 30 日，军事援助的终止日期为 1957 年 6 月 30 日。我接着报告说，两院这个一致意见已由众议院以二百二十票对一百零九票通过。

但尚待参议院通过。参议院于同日晚些时候通过。7 月 29 日，我前往国务院拜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

我刚刚收到一份重要备忘录的中、英文副本，这份备忘录是 7 月 20 日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提出的。要求将沿海岛屿列入军援计划之内，并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美国第七舰队正坚持并将继续巡逻这些岛屿周围的水域，目的是阻止中共像最近那样袭击沿海岛屿，他们在最近的袭击中曾占领大陆沿岸的几个小岛。

根据会谈记录，我首先对饶伯森说，我国外交部长嘱我会见国务卿，但是我知道杜勒斯先生为准备朝鲜之行一定很忙，所以我请求会见副国务卿，然而副国务卿因忙得不可开交而建议我会见饶伯森，我接着说，我很高兴会见助理国务卿，因为他毕竟最熟悉我想要讨论的问题。

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我国政府急需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以使中国武装部队能够防守大陆沿岸的岛屿。我说，近几周来中共不断袭击浙江沿岸的大陈岛周围的若干岛屿而且占领了一些小岛。但我国政府决心保卫其仍然占有的岛屿，并已派出增援部队以加强这些岛上的守卫部队。保卫面对闽浙的各岛，不仅对台湾的安全，而且对武装部队的士气，都很重要。万一这些岛屿失守，就会打击军队的士气。但是为了有效地进行防御，中国政府需要五种类型的海军舰只共约一百三十二艘，包括巡逻艇和浮式修理工场。

我接着说，7 月 20 日外交部长叶公超曾就这个问题向蓝钦大使送交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作为紧急措施给予这些舰只，并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大意为第七舰队对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大陆沿海岛屿的周围水域将继续进行巡逻。我说，这项声明将起到两个作用：（1）提高守卫各岛的中国军队的士气；（2）对企图袭击和占领这些岛屿的共产党起威慑作用。

饶伯森说，当天早上他收到了蓝钦大使的一份报告，但还没有时间阅读。于是饶伯森盼咐埃蒙斯记录我所讲的话，以便向有关部门提出商讨。

我说，时间因素很重要，应当尽速采取行动。

饶伯森说，他很理解这一点。他吩咐埃蒙斯尽快准备好一份备忘录，而且还要说明时间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如果在这些岛屿失守后再把舰只交给中国政府，就没有用处了。

我说，这正是我国政府心目中最主要的一点。我还说，我知道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几天前和前一天对众议院 6 月份通过的一项法案提出修正案。原法案授权总统把一艘航空母舰借给法国，把两艘潜艇借给意大利，修正案则进一步授权总统以转让或租借方式把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分给亚洲友好国家。我说，据我所知，有一部分是准备给台湾的。我说，他或许能够予以查明，因为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和国会没有直接联系。

回到大使馆后，我立即用电话告诉饶伯森，关于我国政府希望美国发表的声明，我应当补充一点，即如果国务院同意这个意见，我国政府希望美国方面就声明的措辞与我国协商，以便使声明充分适应局势。

饶伯森说，这正是他所想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提出和我研究。

那天晚些时候，我把会谈全部内容电告台北。我还用电报向外交部长报告了 1954 财政年度援助计划最近在国会的进展情况。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刚刚建议拨款十亿零三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提供军援。这个数字比授权法案规定的金额约少五千万美元。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还从 1953 财政年度的未动用余额中重新拨出了二亿五千六百八十四万三千四百一十一美元，从而使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援总数达到十二亿九千一百八十四万三千四百一十一美元。这个委员会还规定在这笔援助中提供我国政府的金额至少要比美国政府在它估计数中所原定的金额超出百分之二十。我在去电中告诉叶外长说，据“我们的一位朋友”告知，这个增加部分的金额约为四千五百万美元。此外，这位朋友告诉我们，援助台湾的款项原则上可以用于我们控制下的沿岸岛屿。

至于对台湾和印度支那的经济援助或防务支援，这个委员会建议拨款八千四百万美元，这和授权法案所定的金额相同。但是授权法案规定从 1953 财政年度的未动用余额中拨出一千一百万美元用于防务支援，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则通过重新拨出一千七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六美元。台湾在总额中的份额为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六美元。

我在去电中继续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已向参议院提交一份报告。参议院已决定在我发电的那天晚上投票表决。表决后他们将把报告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

正如我早些时候报告的，众议院已通过它的拨款委员会的建议数字，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援为十一亿九干五百万美元，共同防御经费为九千五百万美元。这两个数字都包括新的拨款和结转的未动用余额，因此比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数字保守得多。

那天夜里一时三十二分，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六十九票赞成，十票反对通过了它的拨款委员会提出的拨款法案，并且把法案立即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次日晚上的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了一个折衷议案。这个议案把总额定为六十六亿五千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美元，比参议院议案建议的数字减少了三亿九千二百八十九万五千八百一十二美元。然而正如我机密地向叶外长所报告的，向我国政府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仍和参议院草案所建议的数字相同，即经援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六美元和军援若干，军援的确切数字仍视为机密。然而，据了解，对我们军援总额为二亿五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包括通用项目三千万美元，再加上美国政府提出的估计数的百分之二十，使总数达到三亿多美元。这个折衷议案立即被送交两院进行最后表决。

众议院立即采取行动，并于 7 月 31 日以二百七十三票对一百五十六票通过了这个折衷议案。8 月 3 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通过了这个议案，然后立即送交总统签署。

整个改组计划已在几天前即 1953 年 8 月 l 日生效。根据改组计划，共同安全署署长和共同安全署的一切职责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外业务署。

从中国的观点总结新的立法的结果，可以指出，相比之下，不包括通用项目，八干一百八十万美元的防务支援仍然比我们提出的四年计划中向美国政府要求的数字（该数字是基子外汇的需要）少约二千二百万美元，并且比我们 5 月 21 日计划的数字（基于对应辅助费用的需要）少约五干二百万美元。尽管这样，从美国政府 5 月份第一次提出计划以来，政府和国会的意向看来都相当鼓舞人心。

另外，关于使用剩余农产品的新法令（1953 年共同安全法，公法第一一八号）中第五五○条为可能利用剩余农产品规定了作为计划外援助的方法。至于军援，我们还不知道所包含的确切数额，这些数字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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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板门店到日内瓦（1953 年 9 月—1954 年 2 月 18 日）

第一节 把世界问题拿到会议桌上的连续 尝试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1953 年 8 月底，出席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最后阶段会议的代表通过一项提案，决定由南朝鲜和任何曾派部队参加联合国军作战并愿出席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会员国在该会议代表联合国一方；如果共产党交战国——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提出要求，则可以邀请苏联参加为另一方代表。美国应与对方安排在双方认为满意的时间和地点开会；但不得迟于 1953 年 10 月 28 日。此项大会决定应通知对方。

在我国政府看来，此项决定大体上尚属可行，因为这样一来，会议就不会是一次有中立国参加的圆桌会议，苏联也不会是联合国一方的代表。此外，七届联大也无意把拟议中会议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朝鲜以外的问题，诸如台湾或国民政府的地位等。

9 月 14 日，中共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大会 8 月 28 日决议的答复。答复拒绝了这项决议，同时声明联大应在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代表的参加下，重新讨论决定政治会议的组成。复文力陈扩大组成的必要，除交战双方所有国家之外，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苏俄应作为“特邀中立国”包括在内。复文重申了维辛斯基的立场，即政治会议的一切决定必须得到交战双方的同意。北朝鲜的答复与此相同。简言之，第八届联大于 9月 15 日开幕时，即面临着当时大家所熟知的朝鲜问题僵局。联大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经过反复辩论，于 9 月30 日表决，把朝鲜问题列为大会议程的最后一项。本届大会将不讨论政治会议问题，尤其是棘手的政治会议组成问题，而希望由政治会议本身予以讨论。据此，联合国授权美国继续吁请共产党方面就政治会议开会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

然而本届联大果然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大会开幕式之后，指定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如下：古巴、冰岛、印尼、新西兰、秘鲁、叙利亚、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个名单同我们自己拟议的名单（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希腊、土耳其、巴西和古巴或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泰国或菲律宾）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名单里，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只有苏联，而现在选定的九个成员国中，有三个已经承认共产党中国，还有几个在支持我国代表权方面是靠不住的。然而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成员的最后指定，总是在无数利害冲突的基础上达成的。无论如何，美国同英国终于私下商定，将代表权问题推迟到本年年底。他们的动议如获大会通过，则代表权问题根本不会提交新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全权证书委员会指定之后，上届主席皮尔逊（新主席未选出前，仍主持大会）就提请大会进行主席选举。鉴于潘迪特夫人当选对我国代表权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当然是我们深切关注的又一项议程。但是恰好就在大会进程的这个时候，我国代表权问题被提了出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就议事规程问题发言时，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内容是使北平代表在联大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占有席位并剥夺我国代表的席位。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国务卿就此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对终止其在朝鲜的侵略表现并无诚意，因此使它占有联合国席位是谈不到的。他提议在年内本届大会开会期间，对一切有关驱逐中华民国代表和使共产党中国代表占有席位的提案，一律延期审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多次表决，结果以四十四票赞成，十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决议草案，并因而决议对苏联提案不提付表决。于是，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对抗，遂得以避免。尽管如此，事情的结果并未达到我们原来的希望，而只不过是又一次延期而已。在政治会议上对朝鲜问题的任何让步，或者，反之，紧张形势的加剧——这可能造成盟国对美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迫使它同意向中共让步——都会导致代表权问题的重新提出。即使不出现这些情况，也总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为促成中共取得联合国席位而奔走。

大会通过了把代表权问题至少延期到年终的决议案之后，紧接着就选举主席。候选人只有旺亲王和潘迪特夫人两人，后者在第一次投票中以三十七票对二十二票当选。

1953 年 9 月下旬联大第一委员会（即政洽委员会）关于推迟讨论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决定，显然是基于下列两点。第一，希望共产党方面会同意一个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使会议本身能作出有关决定。第二，了解到美国已多次吁请共产党方面予以同意，并正在等待答复。10月 8 日，再次发出呼吁，重申以前提出的在檀香山或旧金山或日内瓦同中共和北朝鲜代表会晤的建议，并要求尽早答复，以便政治会议可按拟议的 10 月 15 日如期召开。北平政权这次答复很快，表示同意举行美国、中国和北朝鲜代表的预备会，以讨论有关政治会议的安排事项，但地点限于板门店，且议程中必须列入会议的组成问题，而这正是双方迄今僵持不下的问题。

10 月 12 日，美国政府作出答复，表示同意和共产党代表于 10 月 26 日在板门店会晤，但声明这并不意味着它认为板门店是举行政治会议的适当地点。至于更为棘手的会议组成问题，美国在答复中指出，共产党交战国（他们现在坚待要求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应有代表参加）最初曾坚决主张会议只限双方有关政府参加，而且联合国 8 月 28 日的决议已规定会议的组成，并建议如果共产党一方提出要求，苏联也可参加。因此，复函称，联合国一方的代表愿意讨论会议组成问题，但以符合上述基础的范围为限。

10 月 19 日，共产党中国作出答复，表示同意于 10月 26 日派代表前往板门店，但断言停战协定并无排除中立国参加政洽会议的条款，因而保留在板门店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北朝鲜以同样方式做了答复。

10 月 26 日，板门店会谈开始，而且迅即转人对议程的争论。共产党代表坚持首先讨论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特别是中立国的参加问题。联合国方面的美国代表阿瑟·迪安则要求首先解决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迪安最后在 11 月 4 日提出一项打开僵局的建议，内容为暂停会谈，而由下级官员组成小组委员会协商议程问题。小组委员会应是为此目的而专设的，其会议应是秘密进行的。同一天，在我招待刘锴大使的午宴上，刘询问我对朝鲜会议和远东前景的看法。我告诉他，共产党是想要召开会议的，但结果能否达成协议则难以断定。美国迫切希望举行这个会议，而且为了使会议能够举行，也许不惜作出更多的让步。

情况果真如此。美国作了许多重大让步，却并未产生所期望的效果。11 月 5 日，共产党代表同意了迪安的建议。小组委员会（有一名南朝鲜观察员参加，作为对南朝鲜反对会议秘密进行的抚慰）开始工作。小组会议开到 17 日，并于同日宣布就程序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双方首席代表复会，并转入讨论是否同意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问题。到 11 月 27 日，看来双方都同意中立国可以出席会议，但无表决权。这就只剩下苏联是否算是中立国的问题。11 月 30 日，共产党建议政治会议于 12 月28 日在新德里召开，并包括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而苏俄是其中之一。共产党还坚持会议的一切决议必须得到停战协定所有签字国的一致同意。

12 月 8 日，迪安宣布了一项新方案：交战双方各国和苏俄有表决权，在朝鲜承担“现实任务，的一些或所有国家（例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成员国）应被邀请参加会议，但无表决权和提出议案权，这一建议也遭到了共产党代表的拒绝，而且还遭到南朝鲜的反对，尽管迪安于 12 月 10 日宣称他接到新的指示催促他尽可能取得协议（可能他受权作更多让步），但这也无济于事。当双方于 12 日再次开会时，共产党代表对美国的谴责和侮辱，迫使迪安在谴责收回之前中断谈判。直到年底，共产党方面没有再提出新的动议。已决定于 12 月 9 日休会的联合国大会也没有再就朝鲜和平会议采取行动。本来有个谅解，即如果朝鲜局势需要的话，联大可以复会，但当印度政府提出这一请求而付诸表决时，却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遭到失败，美国、国民党中国和美国的多数盟国都投了反对票。

10 月上旬，蒋经国将军访问了华盛顿，10 月 10 日，即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我陪同他到参议院大厦拜访了参议员斯帕克曼。这位参议员说，朝鲜战火既已停止，如果停战协定导致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各方面将向美国施加巨大压力使之同意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他正在支持的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愿的活动，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压力。当天晚些时候，北平方面初步答复了美国要求规定政治会议时间和地点的呼吁，并同意了举行预备会。因此，当我次日同蒋经国谈话时，我十分关心局势所隐含的对国民党中国地位的威胁。早餐时，我们根据美国对北平和对台湾的政策，讨论了我国的前景。我对他说，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朋友曾作为心腹话警告我们，短期内会有巨大压力迫使美国同意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甚至迫使美国承认红色中国。我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深受爱戴及和蔼可亲的人物。但他的哲学是通过相互谅解和妥协，一切分歧都能友好而和平她解决。当反对意见十分强烈时，这就会导致在重大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或摇摆不定的立场和政策。有些美国朋友甚至说，假若艾森豪威尔 1950 年 6 月就在白宫，很难说他会像杜鲁门那样作出果断的决定，紧急派遣美国军队前往朝鲜遏制共产主义。许多民主党人说，如果杜鲁门政府愿意像现政府那样让步，那么，朝鲜停战协定早在千八个月前就签署了。

我对蒋经国说，局势动荡不定，孕育着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我又说，杜勒斯深知这一点，而且基本上赞成解放共产党卫星国的政策。但他对舆论和报界批评也很敏感。英国不喜欢他。英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反对他。英国希望换个人担任美国国务卿。

杭立武先生以前曾预料英国将改变其对华政策。他于 11 月 5 日对我说，现在他同意我的看法，即在最近的将来，英国的政策不可能改变得对我国有利。他说，英国被两次大战弄得精疲力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把它彻底毁灭。它决心致力于欧洲的强盛和团结，并牺牲远东，必要时还可牺牲大部分亚洲以达到它求生存的目的。

加拿大可能受英国影响太深，最近倾向于承认北平政权。10 月 17 日，我和一位加拿大人何士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本人愿意作一次巡回演讲，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影响加拿大的舆论。他认为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在该国政界很有势力，他们都是极端反共的。他和我一致认为，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很软弱，而且在对台湾的问题上有偏见，也许是由于受英国的影响太深。加拿大议会的保罗，马丁是比较同情我们的，何士想同他谈论自由中国事业对加拿大和自由世界的重要性。（马丁竞选议员的选区包括何士的家乡，那里居住着不少华裔公民，他们对马丁的当选有过贡献。）我对何士说，我必尽我所能帮助他完成在加拿大演讲的任务。

11 月 3 日，我同我国驻加拿大大使刘楷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获悉皮尔逊在 1950 年 2 月参加哥伦坡会议回国后，几乎已决定向加拿大内阁建议承认北平政权。为此，刘锴以大使身份致函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特，扼要重述反对承认的理由。圣劳伦特在复函中说，在研究是否承认红色中国问题时，他将考虑刘锴所提出的理由。

刘锴说，目前加拿大的态度，依然是等待时机和情况的发展，本质上，它单纯从法律观点看待这个问题，而对问题的道义方面无动于衷。刘锴认为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不是加拿大倾向于承认北平的主要原因，而宗教界则大声疾呼，要求承认北平，尽管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曾受到中共的粗暴对待。

11 月 9 日，我得悉杜勒斯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接纳一个政府加入联合国不同于接纳一个国家为新会员国。关于承认北平问题，杜勒斯在回答问题时说，美国政府从未说过它永远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也许只是为了回答问题而作的一种对事实的说明，但不可等闲视之，联系其另一论点，则更为如此。

就在第二天，一项通告发表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这三国的外长将于 12 月初在百慕大举行会议。

14 日我参加的一次宴会上，同席客人郑宝南先生告诉我，两年前，温德尔·威尔基夫人曾对他说，她的表弟有一次在纽约参加共和党领导人的会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在场。会议讨论了对红色中国的态度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表示，可能最终不得不使红色中国和自由中国都参加联合国。这也就是说，在 1951 年，当共和党领导人首次集会制定今后工作规划和讨论如何对付某些问题时，他们已作这样的打算，即在联合国有两个中国或许是个解决办法。

11 月 17 日，李骏尧告诉我说，当他向蒋委员长报告关于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时，指出情况不妙，存在危险。委员长勃然大怒，并称中国不能容忍。他吩咐李转告蒋廷黻向联合国声明，如果红色中国被接纳，国民党中国就退出，而且声明联合国如接纳红色中国，必将铸成大错，危害整个自由世界。

一星期后，我前往国务院拜访杜勒斯。我之要求约见国务卿，因为我急于敦促美国在百慕大会议上坚持原则而不听任英法的摆布。我们约定的时间是 11 月 24 日下午三时。

我首先说明了我要求会见杜勒斯是因为我估计在即将召开的百慕大会议上，西方三大国所讨论的问题中，将列入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整个远东局势问题。杜勒斯点头称是。

我接着说，我知道国务卿将参加百慕大会议，而且我还相信一向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将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接受他们的观点。为此，关于美国将采取什么态度，我极愿听到他的具有权威性的说法。我表示希望国务卿不因英法伙伴的影响而在有关远东的许多问题卜改变原来的坚定立场。这些远东问题是台湾中国政府深为关切的。

关于朝鲜问题，我说，我很高兴他已经宣布把 1954年 1 月 22 日定为释放不愿遣返的共产党战俘的日期，我认为这是符合停战协定条款的合理立场，希望予以坚持到底。

杜勒斯说，这正是他打算做的，而且英国和法国同意他的建议。他又说，虽然尼赫鲁最近曾表示，关于未遣返的战俘的处理应交回联合国考虑决定，但他不知道这位印度总理的确切想法，因为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明确的。

我说，我相信不管朝鲜政治会议在 1954 年 1 月 22日之前能否召开，这个日期对释放战俘也仍然有效。再者，一旦政治会议召开，我国政府热切希望其讨论范围将如以前宣布的那样，以朝鲜问题为限。杜勒斯犹豫了一下说，他不十分肯定曾是这样规定的。

我向他回顾了协定的规定，即会议应处理朝鲜和平统一问题，撤退外国军队问题等问题。

杜勒斯询问在座的饶伯森，条款是如何写的。

饶伯森说确如我所回顾的那样。

我说，据我了解，法国人急切想在百慕大会议上提出印度支那问题。

杜勒斯证实了这一点，并说，法国人由于其国内政局和公众要求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呼声（法国没有人喜欢这场战争），想通过朝鲜政治会议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不知道法国人心目中的解决条件。但是即使朝鲜问题本身进展很顺利，从而可以提出印度支那问题，而会议一旦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实际上就成为另外一个会议了。譬如，南朝鲜就不会对印度支那问题感兴趣，也没有理由参与了讨论。出席朝鲜问题会议的代表联合国一方的若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我说，联系到这方面，我想请问一下关于朝鲜会议的组成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不仅在会议的组成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都遵守联大 8 月份通过的关于朝鲜政治会议的决议。杜勒斯说，这也是他的立场。共产党中国和苏俄曾建议使所谓的中立国参加会议，但美国未予同意。至于印度，则可以使它参加。印度作为遣返委员会主席可以出席会议，因为有的任务需要由它执行，但它无权像会议正式成员那样提出议程项目或投票表决。

我征询国务卿对召开政治会议前景的个人估计，并说，在我看来，共产党是在拖延时间。

杜勒斯回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为倾向于认为俄国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和各卫星国的动乱，不急于同西方合作通过召开朝鲜政治会议、或通过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及奥地利和约问题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因此，究竟政治会议能否召开，他毫无把握，尽管共产党人会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坚持某种立场，然后突然转而予以放弃。

我说，在百慕大会议上，除朝鲜问题外，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提出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甚至提出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最近美国刊登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说法，在台湾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极大的疑虑和不安。当然，我国政府对上述两种动向都是强烈反对的。

杜勒斯说，他最近关于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的讲话引起了许多议论和意见。他关于美国政策所说的是美国政府从未声称它永远不会承认北平政权。但这是外交辞令，因为谁也无法肯定未来事态的发展周期。并说，当他说美国从未宣称它永远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时，他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即将改变。

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共产党中国正在执行侵略政策，它的所作所为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他向我保证，美国无意承认北平政权，实际上也无意考虑这个问题。他说，他已致电台北蓝钦大使转告尼克松副总统和中国政府，说明记者们曲解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并陈述他刚才向我解释的正确观点。但是杜勒斯同意我所说的在百慕大会议上英法会就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和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对美国施加压力。他说，关于联合国不讨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人这个世界组织的现有协议系指本年度而言，将于 1953年 12 月 31 日到期。他充分估计到英法将在百慕大提出这个问题，试图影响美国同意他们接纳北平政权进入联合国的主张，他们甚至可能强调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可取性。

我说，在这一点上，我愿把蒋委员长在台北同尼克松副总统会晤时有关英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谈话奉告杜勒斯。蒋委员长说，英国匆忙地承认北平，认为这样就能保住它在中国的投资和其他利益并能防止香港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将近三年之后的今天，英国几乎丧失了它在大陆上的全部财产和投资。多数英国国民被逐出大陆，留在那里的则遭到共产党的虐待。委员长向尼克松保证，一旦中国政府返回到大陆，它将承认和保护英国在大陆的合法利益，也不打算收回香港。

杜勒斯说，据他了解英国在北平的外交代表至今未获共产党政权的承认，共产党中国也还没有派驻伦敦的代表。这一切都使英国受到屈辱。

饶伯森插话说，香港英商曾成功地敦促英国政府承认共产党中国，现在则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且后悔莫及。

杜勒斯说，他知道法国人虽然本身没有承认北平政权，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和英国几乎完全一致。

我说，在这方面，我也愿奉告杜勒斯先生，蒋委员长曾对尼克松先生说，他认为美国在东亚不宜同在那里都有殖民地和殖民利益的英法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联合会使亚洲人民认为美国是在支持殖民主义。

杜勒斯说，他不会屈从，但他认为有必要就再次推迟讨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估计对这个问题与英国和法国将有一番讨论。他所担心的是，万一联大对接纳共产党中国问题进行表决，他对表决结果没有把握。从局势来看，他担心多数可能赞成。

在此期间，西方宣布举行三国会议，开始了与莫斯科进行新的一轮意见交换。结果是俄国于 11 月 26 日照会同意参加四国会议，但须以俄国代表届时提出召开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的五国会议问题为条件。俄国坚持这样一个五国会议以讨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向题。而不是一个四国会议以解决德国和奥地利问题，那个问题本是第一阶段东西方未能就最高级会议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尽管如此，11 月 30 日国务卿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巨艾登都表示要举行拟议中的四国会议。

12 月 8 日，百慕大会议闭幕。与会国发表了公报。

会议送交莫斯科一份照会，对俄国决定参加柏林四国会议表示欢迎，并建议会议子 1954 年 1 月 4 日举行。会议无疑讨论了亚洲问题，但这方面未予公开发表。

所传美国重新考虑对共产党中国政策，最初是板门店会谈的美方代表阿瑟·迪安在一次不公开发表的情况简介中所提出的主张。1954 年 1 月 3 日，《普罗维登斯星期日报》予以披露。据说迪安力促“应该重新考虑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以寻求一种除军事行动外的方法使它和苏联分离……”。该报说，“迪安的意见看来是指同中共妥协，以期在朝鲜继续保持和平并对中共观察数年，然后我们可能愿意让他们进入国际大家庭”。

我第一次得悉此事后，就盼咐大使馆几位人员予以进一步了解。1 月 7 日陈之迈公使面交我如下节略：（l）迪安大使作为时三小时的非正式情况介绍时，我的！位记者朋友在场。我从他处获悉，迪安转弯抹角地试图敦促以现实的态度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进行重新审查，把美国日后承认红色中国的大门启开。迪安认为毛“对世界革命不感兴趣，,,因而，使红色中国脱离莫斯科的控制是大有可能的。某记者问他的看法有何根据，他说是根据“毛的著作”。

迪安对板门店共方谈判人之一黄华的印象也极为深刻，把他看作是“美国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少数“中共最高级官员”之一。迪安还对我国政府收复大陆的能力持极端怀疑态度。

（2）据提供消息者称，关于美国可能承认红色中国的大量报刊文章，其主要根源为 1 月 3 日《普罗维登斯星期日报》 （罗得岛州）泄漏的迪安的讲话。

那些一向赞成承认的撰稿人诸如德鲁·皮尔逊、罗斯科·德拉蒙德、洛厄尔·威利特等，自然热情效法迪安。

（3）然而迹象表明，国务院对整个远东局势正予以认真思考。据说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坚持他的立场，认为华盛顿不应采取任何帮助中共政权的步骤。

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或美国承认北平都属于这类步骤，因而必须坚决反对。但有些议论认为在即将召开的柏林会议上，美国将发现自己陷入中国问题而不是德国问题的讨论。当板门店谈判重开时，美国还会发现承认北平是它为实现朝鲜和平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有一个贸易问题。有人争论说， “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可以把铁幕打开一个缺口”。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促使国务院的决策者重新审查整个问题。据说，“盟国”方面的压力也确实很大。

（4）据说，杜勒斯对这些事态发展无动于衷。

向我提供消息者告诉我，杜勒斯的主要理由是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激起国会的反对，而且是无法克服的。

陈之迈公使于 1 月 23 日向我汇报了他最近同众议员周以德的谈话。关于迪安所主张的对华政策“新考虑”的报道，周以德说，他知道杜勒斯不仅强烈反对承认共产党中国，而且强烈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仅在上星期，杜勒斯对国会各委员会就明确地申明了这个意思。杜勒斯亲自说明，他 11 月 9 日有关美国从未说过它永不考虑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讲话，被人曲解了。杜勒斯曾说，“永不”

这个词在外交上是不用的，但他的意思并非暗示美国目前正在打算考虑承认。事实上，他只是曾说，如果红色中国改变其政策，而且具有被接纳的资格，届时将予以考虑。

但他认识到他本应进而说明红色中国不可能改变其政策以具有资格，而且他预料它不会这样做。

1 月 25 日，英国、法国、美国和苏俄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开幕。我听过新闻报道后，在日记里写道：莫洛托夫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对美国的恶毒攻击，使其他三个与会国感到意外，并迫使杜勒斯推迟发言，以便加以修改，来答复莫洛托夫的指责。

次日下午，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招待会，并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庄莱德交谈。他对我讲述了杜勒斯对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第一天的攻击的强硬答复。他说，这是杜勒斯在外交上使用的最强烈的语言。杜勒斯断然拒绝了莫洛托夫关于召开有红色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以讨论世界和平问题的要求。庄莱德说，这当能使我满意。我说，确实如此。我询问阿瑟·迪安返回板门店以恢复预备性会谈的可能性。他说，这将于次日在国务院同迪安商谈决定。至于朝鲜政治会议的前景，庄莱德说，即使迪安回去同共产党再次开始会谈，他认为会议也未必开得成。

在此期间，进一步传来了柏林会议进展情况的消息。

开幕讲话之后，紧接着西方国家同意了莫洛托夫的议程，把“由五国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置于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之前。杜勒斯曾于 1 月 26 日发言坚决反对同中共开会讨论朝鲜以外的问题，但印度支那形势的最近发展显然使法国要求扩大拟议中的政治会议的讨论范围，把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列入。

2 月 12 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前往国务院拜访了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此次拜会是突然的。前一天下午五时半，我收到了叶公超外长的电报。来电表示了政府对柏林会议进展情况的，特别是实际召开有红色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的可能性的关切和不安。因为新闻报道称，英国支持这一建议，而法国则极盼举行此会以便同红色中国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于是我急忙约见饶伯森。他作了我所希望的澄清和保证，表示杜勒斯不会屈从英国和法国，即不会同意召开五国会议，而只会赞成召开一个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等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这个特别会议应包括直接有关的所有十一个国家，如包括南北朝鲜以讨论朝鲜问题，又如包括印度支那的法兰西联邦各国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2 月 13 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柏林电讯报道了下列几点：

（1）英、法、美三国已向苏联外长建议于 4 月 15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但苏联外长尚未同意。他们很可能于 14 日再次举行秘密会议。

（2）争论的焦点是苏联坚持日内瓦会议应首先由“五国”全面讨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这一总的问题。（这一点值得注意。苏联当时显然正设法列入共产党中国，以便他们能一起活动，而且在任何问题上他们一方至少有两票，这是迫使其他三国表态的间接方法。）（3）如果日内瓦会议确能召开，则没有必要召开朝鲜问题政治会议。

（4）法国虽然热切希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不愿和越盟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因而仍十分犹豫。

2 月 18 日，柏林会议闭幕。四国外长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公报。公报宣布，计划于 1954 年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召开包括共产党中国的会议，以解决朝鲜问题和讨论印度支那局势。

第二节 大使馆事务

一、蒋经国访美

1953 年 8 月末我休假一周，9 月 1 日返回大使馆办公。第一批来访者之一是司法行政部次长查良鉴。他负责毛邦初案的某些方面。毛邦初案涉及墨西哥，国民政府正催促墨西哥当局引渡毛邦初。查良鉴刚去过墨西哥。

他叙述了引渡交涉的进展情况。

随后我接见了李榦。他前来汇报他己于 8 月 27 日就任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新职。

从星期一以来，大使馆一直与国务院商讨关于蒋经国将军应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之邀来美访问的日程安排问题。记得蒋经国曾于当年 3 月间派亲信副官倪宣祥来美探听美方将如何接待。倪回台时的印象是美国的反映良好。这一定是引起了一轮美方高级官员的意见交换，结果是发出了联合邀请。国务院于 8 月 28 日召见我大使馆参事崔存璘时，第一次把这事通知了我们。

9 月 9 日，我接待了委员长的次公子蒋经国之弟蒋纬国，他也从纽约来，得悉其兄将来美访问十分高兴。他说，经国曾在苏联多年，通过这次察看美国办事方式和苏联的不同，定有好处。

11 日，我在大使馆举行会议，向政府驻华盛顿各机构首脑宣布蒋经国将军应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邀请即将来美访问，并说明访问日程由国防部和国务院掌握，而且已由他们与蒋经国本人、美国驻华大使馆和蒋委员长安排就绪。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只分配到 9 月 29 日一天接待他。会议讨论了对他的安全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以及国务院不希望华侨举行盛大欢迎的问题。大使馆武官萧勃秘密报告说，海军少将梅乐斯曾获得情报，称有人企图在食物中放毒谋害蒋经国将军。这说明在各项安排中绝对有必要周密考虑安全问题。国务院甚至不希望大使馆派人前往旧金山迎接蒋经国，后来虽同意大使馆派代表，但该代表不得陪同蒋经国在美国各地参观，而由国务院派中国科的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全程随同照料。

至于宣传报道，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务院曾向谭绍华暗示，美国新闻记者提间直言不讳，过去往往惹怒一些来访的贵宾，因而最好避免为蒋经国来访举行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副总统亚洲之行的旅程于 9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公布。下午，他和尼克松夫人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招待会，招待他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人特使即将进行友好访问的十八个国家的外交使团的团长。

星期六上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和历年一样，在大使馆举行年会，我是董事之一。会后，我赶乘飞机赴纽约，以应当晚的一些约会，并了解一下我预定于星期日在纽约卡莱尔饭店为蒋经国与里德夫人、鲁斯和霍华德会面而举行的宴会的最后安排。

星期日宴会定在下午八时。宴会前霍华德以电话询问可否就许多美国人对“蒋家王朝”的议论以及他们对我们是否真心实意地贯彻执行我国宪法所依据的民主原则的怀疑等问题，坦率地和蒋经国交谈。我说蒋经国一定喜欢坦率交谈，因为他来美是为了研究和了解美国的真正态度。而如果霍华德是私下地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和他谈论这些问题，效果就会更好。即便在我当天晚上为他们安排的小规模的宴会上和他谈这些问题也不相宜。霍华德于是说，他也愿邀请蒋经国到他纽约家里作客一两个星期，这样蒋经国就可以看到他在正式活动中所看不到的美国生活的另一面。

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向宋子文谈起了这次宴会。

我说，这不是一次社交宴会，而是为使蒋经国和三位知名人士会面和交谈。随后，我向宋说明了这三人是谁，并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宋子文问还有哪些客人。我说其他客人都是中国人，晚宴是非正式的，主要是为蒋经国和三位报刊发行人提供交谈机会。于是宋表示他愿意参加。

宴会进行得饶有兴味，也非常有益，因为餐前蒋与三位美国客人的分别交谈和席间的彼此交谈——他们三位坦率提问，蒋经国、蒋廷黻、宋子文和我一一作答——使谈论成为非常有益，甚至成为有鼓舞作用的交换意见。

9 月 29 日上午十一时，蒋经国按预定时间到达双橡园。蒋经国预定当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拜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因而午饭后我们就前往白宫。介绍蒋经国之后，我说，蒋经国系应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邀请访美，两周来一直在美国大陆各地参观。他带来了蒋总统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

蒋经国把信递交总统。总统说，他希望信是用英文写的。他接着看了信，并问候了蒋总统的健康。他回顾了曾先后在开罗和南京会晤委员长夫妇，但补充说，他从未到过台湾。

总统询问台湾情况如何。

蒋经国回答说，各方面均有进展，美国的经援和军援在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统说，他高兴地听到美援的用处。接着他又说，在这一点上，他愿告诉蒋经国，他希望蒋总统尽一切可能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他说，有一个时期美国曾提供援助以使这些部队能留在那里，但情况已经改变，缅甸急切希望把这些部队遣返台湾，以不使共产党人有任何借口把缅甸置于其控制之下。目前，他不愿看到缅甸落入共产党之手。倘若中国政府能撤出全部军队，那将使美国摆脱困境。

蒋经国重申了中国政府把这些部队中约两千人遣返台湾的意向。他说，中国政府派赴缅甸劝说这些人同意遣返的邵毓麟刚刚抵达纽约，并向他报告称，这些部队将撤出缅甸。

总统说，他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解除美国的尴尬处境。

随后，蒋经国把艾森豪威尔所著《欧洲十字军》一书的中文译本送给总统作为他这次访问的纪念品。

总统表示他对此译著极感兴趣，并请我把蒋总统写在书上的中文题词翻译给他听。

10 月 1 日下午，我陪同蒋经国相继访问了三位人士。

我们首先到中央情报局访问了艾伦·杜勒斯局长。杜勒斯在他的三位副手辅佐下接见。蒋经国和他们进行了畅谈。寒暄后，杜勒斯说，他了解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重要工作，这工作和他自己的工作范围有密切关系。他感谢蒋经国和台湾的中国各机构对他的人员所给予的协助与合作。他说，坦白地讲，过去几年间他的机构不很相信中国各机构所搜集的情报，但他现已意识到中国情报的准确性。他问蒋经国认为那些邻近中国共产党大陆的岛屿重要到什么程度。

蒋经国说，这些岛屿首先是台湾的眼睛，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大陆的活动。从军事观点看，其消极意义在于他们是抵挡共产党进攻台湾企图的堡垒；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旦收复大陆的时机到来，这些岛屿就是桥头堡。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才不惜一切代价守卫他们。蒋经国还说，鉴于共产党有可能进攻这些岛屿，政府最近加强了那里的驻军，例如现在大陈岛驻有三个师。

杜勒斯询问在对大陆的各次袭击中，中国政府最多投入了多少兵力。

蒋经国回答说，7 月间的一次袭击用了一万二千人左右。他说，迄今为止的袭击都是在上海与汕头之间的沿海地区。共产党由于了解这种情况，在那一带建立了坚强阵地。他强调今后有些袭击应在那个地区以外进行，对共产党进行奇袭，纵迫使他们分散兵力。杜勒斯认为在目前范围之外进行袭击需作更大的努力和更长时间的准备，这些都会使袭击丧失其奇兵性质。

他接着询问了从蒋经国的观点看，为了加强他的机构和台湾的中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最需要做些什么。

蒋经国回答说，目前的合作方式非常有限，杜勒斯的机构只使中国各机构了解其工作中的某几个方面。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合作，他认为中国政府和杜勒斯的机构从大陆获得的情报应全部相互交换，凭以作出结论，而且双方的努力应予协调。

下午四时，我陪同蒋经国前往国务院访问了国务卿杜勒斯。这是一次正式拜访。蒋经国首先向他致谢，并告以在参观访问中已经看到的一些情况。杜勒斯半开玩笑地说，有些美国人认为蒋委员长对待台湾人相当粗暴，但沈绮没有翻译这句话。我说，我也曾听到这种说法，但事实是蒋委员长在台北履行其职责时，不得不稍微严劣，因为确保台湾不受共产党的渗透和防止间谍活动，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情，然而，就其个人品德而言，蒋委员长在内心里是倾向民主的，而且作风是非常朴素的。

约半小时后，我们访问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蒋经国说，从两周前到达旧金山以来，他参观了很多地方。饶伯森建议蒋经国应到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看一看。他诙谐地说，那是“真正的美国”，那里至少出了四位总统。

饶伯森说，在弗吉尼亚，蒋经国会看到和中国类似的文化和文明，如尊敬长辈和家庭团结。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极为友好而轻松愉快的交谈。

在我 9 月 27 日于纽约设宴招待蒋经国之前，霍华德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愿邀请蒋经国同他在纽约住一两个星期，以便使蒋了解正式日程中所看不到的美国生活的一些方面。9 月 29 日，在我陪同蒋经国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礼节性拜会后回到大使馆时，我接到了海军上将雷德福的电话，所谈也是此事。他在电话中说霍华德愿邀请蒋经国同他在纽约住一周，以便使蒋了解美国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我说，蒋经国不能再去纽约，而将依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建议，前往参观三个新的军事中心，然后从那里返回台湾。雷德福说，他将设法要求陆军方面将参观推迟一周；再者，他曾与国务院交换意见，国务院批准了霍华德的邀请。他恳求我说服蒋经国接受邀请，我说，我一定对蒋经国讲，并把结果告诉他。第二天我这样办了。我回电话说，蒋经国接受了邀请，为时三天。实际上，蒋经国曾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劝他接受邀请。

后来，蒋经国决定于 10 月 5 日星期一参观布拉格堡后直接从飞机场乘霍华德的私人飞机前往纽约。10 月 1日他把他的回程计划告诉了我，而且说，他将于飞。月 8日星期四返回华盛顿并应我邀请在双橡园和我一起度过双十节。他解释说，他的纽约之行将使他能够访问麦克阿瑟将军和魏德迈将军以及我所建议的爱迪生州长。

那天晚些时候，马康卫来电话称，他拟于 10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安排蒋经国游览芒特弗农。这使我有些惊奇，大使馆已安排蒋经国在这一天和工会代表交谈。何况蒋经国已于前一天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游览了芒特弗农。

到了第二天，事情就比较清楚了，国务院只不过是不愿使蒋经国和工会代表杰伊·洛夫斯通会见。洛夫斯通以前是共产党员，当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外政策高级顾问。最初，蒋廷黻曾以电话告我，洛夫斯通向他抱怨称，由国务院安排的他和蒋经国的约会被蒋以无译员为借口予以取消，但当我把这件事告知蒋经国时，蒋说，他根本不知有此约会，更不知取消之说，而且他乐于会见洛夫斯通。于是我以电话告知蒋廷黻，请他使洛夫斯通消除疑虑，而且无论如何为他安排约会。

可以看出，这是国务院改变了主意。但在提出新的活动项目即游览芒特弗农时，他们未曾接到联邦调查局的通知，该局人员已陪同蒋经国到那游览。与此同时，蒋经国是愿意访问洛夫斯通的。洛夫斯通既负责劳联的对外关系，又对中国的事业公开表示同情和友好。

l0 月 1 日下午，在陪同蒋经国进行三次礼节性访问之后，我参加了格林上校为蒋经国举行的鸡尾酒会。格林上校是作战协调局的计划助理，在五角大楼负责心理战。他告诉我们，他正在酝酿组织志愿部队帮助我们恢复大陆，有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

出席酒会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斯特赖伯特，是美国新闻署署长。原来蒋经国曾打算对他进行礼节性访问，于是决定在格林的酒会上会晤也就可以了。

蒋经国 10 月 2 日访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和心理作战部部长杰克逊。当晚八时，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布莱尔大厦宴请蒋经国，出席的有十六人，其中有副总统尼克松。

在饶伯森宴会以前的若干天，顾毓瑞曾按照我的指示一直设法和副总统办公室安排约会，使蒋经国和严家淦对副总统进行礼节性拜访。然而尼克松的秘书说，她是乐于安排的，只是尼克松成天忙得不可开交。我意识到可能有某种微妙的原因。甚至当我们提出为了节省副总统的时间，由我陪同他们两位一起去拜会时，也未作出安排。最后，我嘱顾毓瑞提出只作五分钟或十分钟的访问，但未办到。然而秘书来电话称，副总统将参加招待蒋经国的宴会，他愿在宴会上和蒋经国以及严家淦见面。我们曾从国务院得悉，饶伯森的宴会增加了四位客人，即副总统、司法部长布劳内尔（据说他愿会见蒋经国）、魏德迈将军和谭绍华博士。但不能断定魏德迈和布劳内尔是后来增加的，还是原来邀请的。

我怀疑副总统的不愿接见蒋经国是否由于《报导者》杂志曾以所谓“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活动为由对他进行攻击。

10 月 8 日星期四清晨，崔存璘来电话称，前总统胡佛办公室以电话通知我们，胡佛愿于当日下午三时接见蒋经国，因为胡佛将于下午四时动身前往纽约。这是蒋经国本人要求的一次礼节性拜访，因而我就和他联系，他当时在纽约。但蒋要参加午宴，以会见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奇及其他美国著名人士，无法赶回华盛顿按时赴约。他提出在纽约多逗留一天，改在纽约拜会胡佛。

我还想到了既然蒋经国访问前总统胡佛并将被接见，就也应设法访问前总统杜鲁门，这特别是因为他已经和将要会见的重要人物，甚至不当政的在内，都是共和党人。对我们持批评态度的人以后可能以此作为资本使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同情趋向冷淡。持批评态度的人毕竟有一半是民主党人，而下年度的国会可能由民主党人控制。此外，中国或其他外国客人，不论其过去感情如何，以支持美国某一政党或另一政党的面目出现，决非良策。

我还接见了蒋荫恩。他前来报告说，他从国务院新闻官员了解到这次邀请蒋经国访美是为了让他看看美国，并观察他有何反应——他是否欣赏和理解美国的民主生活，以及是否愿意应用于中国。其用心在于如果有希望的话，为他在委员长年迈或逝世后接班做准备。

10 月 9 日，我把我们努力设法通过比弗尔联系杜鲁门的理由以及我们设想杜鲁门可在堪萨斯城会见之事告诉蒋经国。蒋经国的最初反应是决难同意，他说，他不访问杜鲁门。从杜鲁门早期对委员长及其政府的政策考虑，蒋经国最初的不愿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举出了三点理由，以说明最好对这位前总统做出准备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姿态。

我对蒋经国说，第一，他迄今访问的都是共和党领袖。虽然由于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因而访问政府领导人不会起误解，但对不任公职的共和党领袖进行访问，可能在一些人，特别是民主党人的思想上引起问题。因此设法访问杜鲁门，可避免这种问题，而且表明对两党领袖一视同仁，作为对全体美国人民尊敬的象征，而不问他们个人的政治色彩如何。我说，采取这种态度对我们作为外国人来说是应该的。

第二，作为我们方面的政策，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因为共和党之作为多数党，在众议院是微弱的多数，在参议院则只多一票，而且还不可靠。再者，1954 年国会选举结果尚难断定，一个民主党国会不是不可能，因为艾森豪威尔之以绝对多数当选，是由于他个人的名望。我接着说，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大城市居民仍然拥护民主党。一个民主党国会可以在 1954 至 1956 年行使很大权力，正如 1948 至 1950 年的共和党国会曾克服民主党政府的反对，而为中国争取了四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我说，第三点理由是有关“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调查，在参议员莫尔斯的压力下，可能仍将进行，莫尔斯在 8 月末国会休会前一个星期在参议院的讲话中曾声称这个问题应予调查。参议员诺兰和共和党其他参议员接受了这一挑战，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其他院外活动集团也应予以调查。这个情况和左派分子为了使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同情趋向冷淡，有可能宣传蒋经国在访问美国领导人物方面的明显区别对待，使我们有必要表示出访问杜鲁门的愿望，加以防止。如果蒋经国未曾访问二十多年以前担任总统的胡佛，他就无须访问不到一年前担任总统的杜鲁门，但他已经访问了胡佛。此外，我告诉他说，杜鲁门是民主党的真正领袖，而且事实上，首先提出援华军事计划并派军事顾问团赴台北的正是杜鲁门。

尽管我这样详尽解释，蒋经国也不为所动，他说他需要请示委员长，因为访问胡佛是根据委员长的来电指示。

我对他说，我本拟电陈委员长说明理由和提出建议，唯时间已来不及。我不得不迅速行动，因为国务院必须安排他的军用飞机航程。于是他说，如杜鲁门总统现在此地，他可以作此姿态，但如特意前往堪萨斯城，则未必妥当。我说从俄克拉何马城到堪萨斯城只需一小时许，并不比从华盛顿到纽约看望前总统胡佛的时间长，而且为了看望胡佛还取消了一些原订的约会。但是，我说，如他实在不愿意，那就可予取消。他说那样更不好。

在访问道格拉斯法官途中，蒋经国又一次说他不愿访问杜鲁门。我说此事现处于间接由一位朋友首先探明杜鲁门行踪的阶段，因此可予取消。但他的意见是既然如此，或以听其自然为好。据此，我回到办公室后，召集了谭绍华、崔存璘和顾毓瑞，把情况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们。他们都吃了一惊，而且都不了解真正原因何在。他们认为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意见，而竟遭反对，实感惊奇。我猜想蒋经国深知委员长对杜鲁门的态度和看法，而不愿做委员长不喜欢的事情。

对道格拉斯法官的访问很顺利。道格拉斯说他曾寄给王宠惠一帧美国最高法院全体法官的合影，并有首席法官文森和八位法官的签名，现承蒋经国告知那张照片一挂在中国最高法院会议厅的墙壁上，十分高兴。

下午四时，我们前往国会大厦拜会众议院议长乔·马丁。马丁说，他对联合国各会员国派往朝鲜前线的兵员数量很不满意。他作为心腹话把他和阿尔弗雷德·格仑瑟的一次晤谈告诉了我们，那时格仑瑟任副参谋长。格仑瑟说，再为朝鲜装备一个师至少需要三个月。于是他问格仑瑟，为何要由美国承受战争重担？既然美国难以派出更多兵力，为何不接受国民党中国提供三万三干人的建议？格仑瑟答道：“因为有的盟国反对，如英国。”

马丁间：“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本身又派出了多少兵力呢？”他补充说，他知道，总共不超过一个师。格仑瑟对他的切中要害的问题，无言以答。

马丁对我们说，他主张每个地区的人民，由他们自己为自由而战，必要时可由美国提供物质支援，如金钱、武器、空军和海军军需品等，但不出兵。他曾到土耳其和西班牙，得知训练、装备和供养一名土耳其士兵每年仅花费五百七十美元，一名西班牙士兵则为五百九十美元，而保持一名美国士兵则需约一万美元。他强调说，相差如此之大，意味着培养一名美国士兵的花费实际可以使二十名或二十名以上的其他国家士兵作战。蒋经国说，一名中国士兵所需的花费更少，每人一年不超过三百美元。

当晚举行冷餐酒会，由蒋经国会见华盛顿新闻界和广播电台的代表以及国务院主管新闻宣传工作和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尔·麦卡德尔。

10 月 12 日是蒋经国的启程日期。即使到了这一天，他在上午十时半预定到达军事空运机场候机处之前，还有三个约会。

早餐后，我陪同蒋经国按预约时间往访助理国务卿麦卡德尔。这次会谈非常成功。麦卡德尔在美国新闻署署长斯特赖伯特和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菲利普斯的协助下进行会谈，大部分问题由斯特赖伯特提出。关于美国新闻工作，或者更确切的说，美国之音电台广播的有效程度，蒋经国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回答。他说，大陆上的广播接收机一般很小，农村地区尤为如此，因此收听效率不高。他还说，共产党只准在指定地点收听官方广播，不准收听外国广播、特别是台湾和美国的广播，否则给予惩罚。这就使有收音机的人不敢收听。他建议以城市而不以农村地区为新闻宣传的重点对象，并编排和个人当前利益更为有关的节目。

我们接着前往参议院办公大楼访问了新泽西州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谈话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是这位参议员向蒋经国坦率提出的。他说，他最近接到一位瑞士朋友来信，信中对美国援助和支持台北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为这位朋友在其台湾之行中曾发现政府是极权主义性质的，人民被任意逮捕，个人没有自由。史密斯说，他为此而感到不安，并愿了解事实真相，以便如实答复他的朋友。

这个直率的问题使蒋经国和我一样，有几分吃惊。但蒋经国指出了政府在施政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宪法（我插话说，马歇尔将军曾称之为民主性质的宪法）；指出了各市市长的自由选举；指出了立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以免政府忽视宪法对其权力所定的限制。对另一个问题，蒋经国说，台湾人不仅当选担任公职，而且占压倒优势，如二十一位市长有十七位是台湾人，省政府的组成亦大致相同。

上午九时半，我们访问了众议员周以德。这也是礼节性拜访，但时间很短，因为蒋经国的飞机一小时后即将起飞。我到机场送行。

后来，我收到蒋经国访美最后阶段情况的报告。他参观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的三所军事学校，并于 10 月 15日星期六在堪萨斯城拜会了杜鲁门总统。对杜鲁门的拜会很友好，因为双方看来最后都很高兴，当时詹金斯也在座。

二、美国援助问题

10 月 13 日，我在双橡园会见了孔令杰。孔刚从台北返美，并带来蒋委员长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他先要我答应不和任何人谈及此信，甚至对俞大维将军也要保密，因为此信可能使俞将军不快并导致他辞职；然后，他才把信交给我。孔令杰说，他本人并无取代俞将军职务之心，但俞可能不这样想。

我隐约怀疑此信定与美援有关，它反映出委员长的某种不满情绪。因为孔令杰在会见开始时谈到，严家淦部长报告，在一千一百八十万美元的重行分拨的援款中，有五百万美元能否分配给我国尚无把握，虽然得到这笔款项仍有希望。严部长的报告在台北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此外，委员长还想把百分之二十的军援补充拨款全部用于通用项目，或用作支援防务的紧急援助。

蒋委员长渴望得到全部百分之二十的补充拨款，并使中国获得全部一千一百八十万美元的补充援款的愿望，远远没有实现。很明显，被派到华盛顿来专门处理援助问题的俞大维，现在成了台北发泄失望情绪的主要对象。在孔令杰要我许诺，不和任何人、甚至俞将军谈论此信之后，我就猜到委员长来信的内容了，

我告诉孔令杰，应该保密的就得保密，我一贯如此。

他这才把信交给我。我仔细看了来信，此信注明由我亲收，但让我把信给俞大维看。委员长在信中指出，最好把处理美国经济援助的任务委托给孔令杰，孔可任俞的协理，俞应信任孔的帮助，以避免或防止可能出现的拖延或差错。委员长表示，希望我将此意向俞转达，并说，一切由我去办理。因为他已让孔亲自向我汇报详情，所以信中不再多写，信是委员长的亲笔，可以交给俞看，但读后应由传信人带回。

此事有些既令人吃惊，又使人为难，尤其当孔令杰告诉我，委员长曾让他接替俞将军的职务，但他本人并不愿意时，我更有这种感觉。孔说，他最愿意不受约束地作一些自己的工作，而政治则总是一种不讨好的职务。我个人认为，俞将军正竭尽全力而且工作得卓有成效。然而，台北希望给孔令杰在援助事务中一个官方职位，使他赢得声望，并使他本人的助理工作更富成效。为实现此计划，就必须找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有如此变动的必要。然而，由别人代替俞大维将军并不能简单从事。俞将军是陈诚行政院长的挚友，深受陈院长和许多其他要员的敬重。此事有可能使台北政局趋于复杂化，并引起恶感。

孔夹访的目的是想让我替他了解一下，五百万美元是否已经肯定拨给印度支那了。他怀疑严部长在把此事向委员长汇报时，并不十分确切，以便把责任推给他和我。不过他表示，要尽其全力为中国争得这五百万美元。他说，如果国会确曾做出过决定把这笔款项分配给中国，那么努力争取是值得的。但如果严部长的汇报属实，这五百万美元到底归谁尚未肯定，而只是还有希望而已，那他准备仍请严部长和俞将军去办理。

孔把信拿过去，含含糊糊地答应以后送给我一份抄件。我告诉他，我对援助计划的细节并不熟悉，但将设法从俞将军处把情况的全貌打听清楚。他说，蒋委员长了解我不应承担责任，所以信中要我和他向俞提出此事，并把信拿给俞看。

俞将军次日下午应我的邀请来访。他把一份 1954 财政年度美国对台援助实际形势的报告交给了我。

（1）七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是肯定的。

（2）另有一千一百万美元的已拨但未动用的拨款。美国国外业务署和国务院都曾暗示，五百万美元可能拨给印度支那，其余六百八十万美元归中国和印度支那。

（3）美国防部表示，百分之二十的补充拨款可能分派作通用款项。但尚需由决策一级人物作出决定，将其并入已由原计划拨出的三千万美元之中。

（4）由于国会在法律上附加许多条件，加上为了帮助台湾储备外汇，供作海外采购的一千五百万美元中已有五百万美元用剩余农产品支付，因此，使得满足上述要求的条件更加困难。所以，利用剩余农产品计划实际上已不可能。

（5）实现过剩库存物资计划比较容易。虽然有些物资不能用，比如鞋、军装，尺码太大，中国人不能穿，但价值近九百万美元的军毯、鞋、军装等物资已经支付我方。

俞将军说，由于我们要依靠美援，因此，对参议院的意图和拨款是否公正——比如，给印度支那五百万经济援助，或在一千五百万海外采购项目中有五百万用剩余农产品支付——等问题，他都没有过分坚持同美国负责人员争论。据他说，大部分棘手的问题都源于国会给予政府在执行法案上以过大幅度的解释权。

10 月 23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披露，根据预算局长道奇先生最近提出并经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的计划，国防部将代替国外业务署处理全部援外款项和计划，国外业务署将从 1955 财政年度起撤销。此类经济援助不再继续。军事援助将给予那些能够提供战斗部队、对保卫自由世界做出贡献比美国自己出兵更为合算的国家。这同众议院议长马丁两周前向我透露的国会的精神相符。所以我打电话给叶公超，请他注意有关对外国援助的新动向。

第二天早晨，我会见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钱临三。

他来华盛顿系专为给我带来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信和四份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的备忘录。这些信和备忘录是两天前由空军军官学校学员队队长带到旧金山的。来信要我和俞将军把备忘录研究、讨论一下，并把备忘录的抄件各送一份给孔令杰。在四份备忘录中，有两份是经济援助的补充援款计划，分别注明（a）一千一百六十八万美元和（b）六百八十万美元；另外两份是军事援助百分之二十补充款项计划，和三千万美元的通用项目计划。

10 月 26 日星期一，俞大维来访，带来一张图表，注明截止到 1952 年 8 月 31 日，即大约十个月之前军援武器的运送情况。1952 年的计划几乎已经完成。1953 年的计划大部分也已经完成，特别是我们急需的七十五毫米口径和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已经完成，但计划中的一百五十五毫米大炮和无后座力炮的交付时间都没能按期完成。据俞将军介绍，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重要。

他说，在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努力下，F—84 喷气飞机的交付工作也接近完成。

李骏尧于 11 月 13 日从台北返回华盛顿，17 日来访，汇报返台的情况。李说，委员长对俞大维在这里外理军事援助的方式感到不快，看来是倾向于让孔令杰在我的指导下处理此事。

当李仍在我处时，俞大维打来电话，说美国国防部做出了如下决定：

（1）我方需要的通用项目物资可先从“过剩物资”

中提供，并让我方尽快提出一份这些项目的明细表。

（2）那些从“过剩物资”中得不到的物资可以进行研究，看能否按“剩余物资”程序获得，当然，这需要经过一个宣布为“剩余物资”的程序和一个名义上的购价。但这种程序必然要经过很长时间，因为要由各部队清点库存，然后才能宣布什么物资属于“剩余物资”。

（3）如果上述两种来源仍不能满足对某些物资的需求，那就再从军事装备计划中提出必要的款项转用于通用项目。

大约在一周之后，我和俞大维又有过一次私人谈话。

他来访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看一份行政院长陈诚的来电。电文说，总统指示要他返台，有事磋商，并要求他报告启程日期。俞不晓得是何缘故，但我猜想大约同军援事宜有关。我说，据我所知，蒋总统曾交给尼克松副总统两份备忘录，其中有一份专门涉及到美国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和需要增加通用项目援款。我补充说，我本人并没有收到这些备忘录的抄件。

我告诉他，我收到了一份报告，说下个财政年度美国对华援助、包括经济和军事援助，将削减到约三亿美元。但我正在核实此项报告，所以尚未向台北汇报。俞也相信美国的援助肯定会削减。就军事援助而言，削减是很自然的，因为军援是一项以多年方可完成的计划为基础的援助。他希望不要削减经济援助计划，特别是美国还没有同意或接受我们的四年工业发展计划，而我们则仍然需要这类援助。

俞大维 12 月 21 日从台湾回到美国，22 日即来访晤谈。俞偷偷告诉我，委员长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他和我在处理援助问题上，不像所想象的那样积极有力。俞还说，别人（孔令杰）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可能得到委员长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同孔令杰以前所讲的情况不一样，孔说，委员长是对俞而不是对我不满。）俞还说，他不想谈论反对他的人怎样背地里在委员长面前进谗言。很明显，此人就是孔令杰。但他对这种背后中伤采取不予理睬的策略。他说，他在重庆政府供职时，孔祥熙博士待他甚厚，所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以德报德。既然他不可能以任何方法报答孔博士的恩情，他只能用好好对待孔的儿子孔令杰来做为回报。

我在五十年代，作为一个中国大使，除了正常的大使职务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职责。首先，不仅中国政府，还有许多寻求这祥或那样援助的中国人，都要依赖美国人的慷慨大方。因为美国不仅是我们的主要盟国，而且是所有国家中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为此，这些中国人，和当时居住在美国的另一些中国人一样，常常跑来向我求助，并要我替他们想办法。另外，联合国及其所属许多机构的总部，都设在美国，因此，凡我们派到这些机构的代表所处理的问题，也都是我所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对于台湾的各种机关，各色机构所派来的代表，由于其本身以及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都一般地，虽说不是最后地，负有责任。这就是当时驻华盛顿大使的一些特殊职责。恕我斗胆地说一句，也许只有以我在外交界的长期阅历才能够胜任这一特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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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讨论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期（1954 年 2 月 18 日—8 月）

第一节 日内瓦会议时期的国际形势

一、日内瓦会议召开前的事态发展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于 l954年 2 月 18 日结束，其结果是：

1、四国外长建议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由四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政府和其他参加朝鲜战争并希望出席的国家派代表参加。

2、同意会议还将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将“邀请”四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3、达成这样的谅解，即“邀请参加上述会议及会议的召开不得认为含有对尚未予以外交承认者给予外交承认的意思”。

同日，蒋廷黻告诉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对他说，在柏林会议上，英国并非像传闻的那样不妥协，而是颇为合作的。洛奇曾解释说，英国的主要兴趣是与包括苏联和红色中国在内的铁幕国家扩大贸易关系，它不但在争取美国的同意，而且在争取从世界银行或从美国获得十亿美元信贷，以贯彻这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促进和平的贸易方针，这笔资金在某些条件下也对美国商人开放。据洛奇说，华盛顿当时正在考虑这个建议，然而同意的可能性不大。

我于 2 月 12 日曾紧急拜会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表达了我国政府对柏林会议动向的极大关注，对可能召开有赤色中国参加的五大国远东全面会议尤为关注。饶伯森曾向我保证，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屈服于英、法，而只会同意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专题讨论远东的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除五大国外，将包括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比如朝鲜问题包括南北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包括法兰西联邦各国。

最近，美国国务院通过谭绍华作为心腹话通知我，我和饶伯森的谈话已予以恳切注意。为此，国务院愿将杜勒斯的柏林来电通知我们。电文说：1、即将召集的日内瓦会议不是一次“五大国会议”，而且他依然坚央反对召集一次“五大国会议”。

2、他不会做任何提高中共权威和声望的事情。虽然苏联外长在柏林竭力提高中共的权威与声望，但遭到美国与英国的全面反对。

3、美国实际上只打算与中共讨论具体而个别的问题。其他哪些国家参加会议已经由美方决定。印度不是参加国之一，把它排除在外也是由美方建议的。

与此同时，叶公超在台北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自由中国对柏林协议的看法。声明说：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讨论，至为关切。据悉由于该项讨论，四国业已同意建议于 1954 年 4 月间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以期达成韩国问题之和平解决。

声明继称，查韩国政治会议，原应由韩国停战协定之双方筹商召集，但因共产党侵略者采取拖延策略，以致未能召开。现四国所建议之会议，虽与韩国政治会议相似，但因参加柏林会议之四国政府，现已成为发起与召集国政府，未经联合国商讨，故在意义上，显不相同。中国政府认为此项建议召开之会议，不仅将创一危险之先例，且将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原则之否定。吾人切勿忘记联合国业已判定中共分子为在韩国之侵略者而予谴责，且联合国为制裁其侵略亦已作重大之流血与财产之牺牲。

声明还说，中共分子既已充分暴露其本来面目，故使其参加日内瓦会议，决不致增进韩国与远东和平之机会；将会议形式由双边改为多边，亦复如此；而会议之举行，改由四国召集，而不由联合国召集，更复如此。

声明最后说，中国政府无意参加任何邀请中共侵略者参加之会议。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此项会议所作任何影响其利益之决定，概不承认其有效。

我在给叶公超的一封电报中报告说，国务卿和国务院都在强调美国的各项建议在柏林会议所获得的成功。然而国会方面的若干知名人士对于国务卿接受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则公开表示疑虑。例如，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参议员声称，苏联早就盼望其他国家承认中共政权，虽然杜勒斯曾表明这不大可能实现，但是他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态度招致了危险。比如，这次会议将使苏联和中共在宣传方面得到极大好处。民主党人保罗·道格拉斯也担心日内瓦会议可能成为承认中共的前兆。

随后，一位白宫发言人宣布，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致电杜勒斯欢迎他归国并赞扬他在柏林会议的杰出工作。尽管总统予以嘉奖，杜勒斯在华盛顿还是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对待。他于 22 日上午邀请国会的两党领袖共十五人到国务院密谈，以说明柏林会议的情况。《纽约时报》报道说，与会者中唯一表示衷心支持国务卿立场的是共和党参议员威利，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领袖都保持沉默，看来是不愿表态。共和党参议员大多表示怀疑，并采取了希望进一步仔细考虑此事的态度。但是也有几位赞成杜勒斯的立场。

那些赞成杜勒斯立场的人提出了以下理由：1、自达成朝鲜停战协定后，邀请中共参加拟议中的会议已日益不可避免，因而目前的谅解或协议不是新的决定。

2、列入印度支那问题不仅能使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同时解决，而且可以改善美法关系，以便使法国同意参加欧洲防务集团。

3、如果美国拒绝与中共谈判和对话，那么只能继续保持僵持局面。

那些公开反对柏林协议的人告诫国务卿说，今后美国必须极为谨慎地处理这一局面。他们特别指出了两点，即美国不应承认中共和美国不应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战局。如果发生灾难，他们强调应由杜勒斯承担一切责任。

4 月 1 日，苏联《真理报》援引苏联外交部的声明说，中共将以和其他与会国平等的地位出席日内瓦会议。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就这条新闻的提问时，作为相反的证据，提到了国务卿曾再三声明的美国立场，即拒绝接受中共以五大国之一的资格出席或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接着说，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期间一再提议给予中共这一身份，但每次都遭到杜勒斯的拒绝，而且这一拒绝得到了英、法的支持。

这位发言人还重申了美国将信守它对南朝鲜的保证，即如果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超过九十天而无结果，美国将考虑退出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他还说，目内瓦会议的几个问题可以同时讨论。

4 月 5 日，杜勒斯再次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声明，据推测是对印度支那局势的直接反应。越盟曾于 3 月 30日向奠边府大举进攻，迅速推进到离驻军中心区一英里范围之内。杜勒斯在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讲话中，指责共产党中国参加了奠边府战役。两天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在与其他自由圆家进行磋商，以便形成“一种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立即协同应变的状态”来挫败共产党的亚洲战略。4 月 7 日，我收到外交部来电，其中包括刚刚送交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的九点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外交部希望我在美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之前提请美国当局注意备忘录的内容，正巧，饶伯森约我在当天下午三点半见面。

当我得知饶伯森和国务院都未收到备忘录时，我就把九点的要旨告诉了饶伯森。

根据外交部来电，九点如下：

（一）赞许杜勒斯不承认中共之声明。

（二）会议范围应以韩国及越南问题为限。任何涉及中国利益之决定，概不承认其有效。

（三）中共绝无谋和诚意，民主国家会前应取得基本团结，坚持中共须自韩撤军及停止援助越盟而不附以任何条件。如会议无结果，即拒绝继续举行会议，讨论韩国及越南问题均应确定期限。（四）韩国问题之解决应贯彻建立统一独立与自由之韩国之目标。

（五）越南三邦原则上应被邀参加越南问题之讨论，但越盟应予排除。

（六）中共以大量军火援助越盟，并训练其军队，实已构成侵略行为，并危及东南亚和平与安全。故联合国应采取适当之集体行动。

（七）中共」喷用间接侵略，美国派兵与否不应以越南有无中共军队为断。

（八）与会之民主国家应确立一项原则，不得以共产党所培植或支持之傀儡政权为本国人民所组织之政权而予承认。

（九）对苏俄禁运战略物资，不应放弃或松弛，以免增强并巩固中共地位。

饶伯森说，他不能理解台湾何以对会议的性质仍有误解。至于中国政府声明它不能承认会议所作任何影响中华民国利益的决定，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保证，会议不会提出任何影响自由中国利益的问题。唯一要讨论的问题是朝鲜问题，即如何实现一个统一、独立与自由的朝鲜以及把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撤出。至于印度支那问题，他说，那将是另一个会议。他完全同意中国备忘录的第五点，即印度支那三国都应该被邀请到会，但是他不同意排除越盟。他说，越盟是法国和印度支那三国的主要敌人，如果打算解决印度支那战争，越盟的出席会议就必不可少，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然而印度支那方面出席会议的组成问题将由法国决定。至于把印度支那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想法，他认为这简直是不现实的，因为联合国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因而联合国不能有所作为，更不能采取集体行动。

4 月 14 日，我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的招待会和午宴。哈马舍尔德在宴会上讲话的题目是“今日联合国”。这是一篇关于联合国优缺点的谨慎而不偏不倚的讲话。他没有提到接纳共产党中国这个爆炸性问题，尽管我曾觉得他会提到。然而在提到联合国成员国的普遍性问题时，他强调了宪章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他最近与周以德的通信很可能使他清醒了。周以德在信中强烈批评了他最近在另一处的讲话。他在那次讲话中根据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主张接纳红色中国作为一个现实的步骤。

杜勒斯对欧洲匆促访问。4 月 13 日，他在伦敦与艾登结束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称，两国政府“准备与其他主要有关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探讨建立集体防御的可能性，以保障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与自由”。公报称，两国确信，这种显示在整个该地区“建立以防御为目的的统一体的期望会有助于印度支那的体面的和平……”。杜勒斯在巴黎与皮杜尔结束会谈后，也发表了类似的公报。杜勒斯返回华盛顿时，据宣布伦敦和巴黎公报所建议的防御条约的十个成员国将于 4 月 20 日在华盛顿开会。这十个成员国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支那联邦三国、泰国和菲律宾。

4 月 22 日，外交部来电称，据报载，杜勒斯在再次赴欧之前召集了一次十九国外交代表的会议，向他们机密地报告了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立场和策略以及美国组成一个集团以采取统一行动和显示联合阵线的计划。外交部嘱我尽力查明情况。

4 月 30 日，我向外交部汇报说，杜勒斯在赴欧洲前，曾于 4 月 21 日召开了上述的十九国外交代表会议，向他们作了报告。我于 4 月 29 日从一位与会的大使那里了解到杜勒斯报告的内容简要。他说，杜勒斯在讲话开始时说明了他原想把内容分成两部分并分两次报告，但由于急于赴欧并为了节省时间，他愿意把两个报告合并在一次会上讲。接着，杜勒斯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南朝鲜一致，就是打算坚持立场直到实现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为止。

关于日内瓦会议，这位大使说，杜勒斯声称美国不承认会议是五国会议，而且不赞成由各大国轮流担任主席的建议。美国主张请一位瑞士的知名人士担任主席。（柏林会议采取了各大国轮流担任主席的方法，如果在日内瓦也采取共产党所主张的这个方法，恐怕主席职位也会落到共产党中国手中。）

据这位大使说，杜勒斯后来声称美国认为印度支那问题非常重要。关于美国所倡议的东南亚十国组成联合防线的协议，这位大使说，杜勒斯认为目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可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达成协议。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希望各有关国家关心这个倡议，并努力予以推动，以便向中共施加压力，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再进行侵略，从而保障东南亚的安全。

我汇报说，这位大使还告诉我，使他深感失望的是，在那以后，杜勒斯接受了关于日内瓦会议主席问题的妥协方案。当我向他询问杜勒斯曾否就美国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拒绝中共加入联合国问题发表声明时，他说，杜勒斯没有谈到这些问题。

美国对支持亚洲防御联盟的最初反对意见来源干民主党政府的亚洲政策的性质。由于一般认为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民主党的亚洲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他们很可能在远东采取比较具体而积极的行动步骤。我在共和党刚一上台时，就立即提请新政府注意亚洲反共防御条约的问题。例如，我曾于 1953 年 3 月对杜勒斯说，虽然当时不易为亚洲制订一个北大西洋公约式的全面条约，但是一个类似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与菲律宾的军事安全条约的中美军事条约会为今后亚洲各国之间的全面条约增加一环。杜勒斯在回答时谈到了他希望有朝一日有可能为亚洲缔结一个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全面共同安全条约。然而他认为当时很难实现这一愿望，因为中国、印度支那和朝鲜都因内战而分裂，而且他们的边界也不明确。后来，1953 年 6 月，当战俘协议即将在朝鲜签署以及一个有损南朝鲜利益的停战协定即将缔结时，蒋介石总统亲自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称：关于远东的全面形势，可以清楚地看到缔结停战协定之后，对亚洲各国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为防止侵略的重现，必须加强亚洲各国自由人民的各自实力与集体力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已获得进展，而且正趋向共同力量的进一步增长。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对亚洲反共国家，尤其是受到苏俄及共产党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即大韩民国、中华民国、泰国及印度支那，美国应考虑给予有力保证，提供有效援助以增强各该国的军事防御力量。为确保亚洲和平，美国政府似有必要宣布愿与上述受直接威胁的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而且在适当时间将协助实现亚洲各反共国家的全面组织。

约两周后，蒋总统于 9 月 23 日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以“最宽大的精神”与“容忍”考虑南朝鲜李承晚总统关于朝鲜停战的意见，并要求对韩国与美国缔结共同安全条约的请求予以有利而及时的考虑。当时，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南朝鲜在 6 月 18 日故意释放北朝鲜战俘极为震动。记得杜勒斯给蒋委员长的回信措辞相当严厉。但是事情还是平息了。7 月初，美国大使蓝钦与委员长就太平洋条约，韩国与美国缔结共同安全条约的要求以及朝鲜停战协定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会晤。

关于太平洋条约，蓝钦说，美国认为目前不便出面主动建议此事。首先是担心亚洲各国批评美国，把这一行动理解为“新帝国主义”。其次是不知有多少远东国家真正欢迎美国的军事支援或防务援助。因而，美国认为远东各国应当先建立一定的基础，然后再由美国予以支持。委员长说，如果美国不主动建议这一条约，就没有实现的希望。他说，中华民国无意主动推进此事，然而一旦美国首先行动，目前所有那些观望的国家也就会改变态度。

此后，话题转到了朝鲜停战协定问题。在这点上，委员长说，他认为韩国要求在停战协定之前与美国签订安全条约是合情合理的。蓝钦回答说，美国一贯反对缔结无法履行的条约。如果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真的决心占领南朝鲜，美国对南朝鲜的防御是无能为力的。他希望在亚洲能够作出一个类似大西洋公约的安排，在这个安排下各成员国为共同防御而联合起来，美国则从旁予以协助。他说，比如中日韩三国已有协调行动的安排，这不失为实现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一种方式。

1953 年秋，有迹象表明，美国对太平洋条约有了新的兴趣。比如 9 月初，诺兰参议员作为他远东实地调查旅行的一部分，在台湾逗留了一星期。他在国立台湾大学对很多听众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极力主张缔结一个包括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和国民党中国的太平洋条约。他说，无论英国愿意参加与否，此事都应立即办理。

诸如此类的声明也许在台北激发了新的希望，即美国会发起或者至少会支持这样一个条约。还记得邵毓麟先生于 1953 年 10 月 16 日前来辞行，并告知他在华盛顿的会谈及联系情况时，曾对我说，他在国务院极力主张由某些亚洲国家组成反共联合阵线。邵毓麟是总统和外交部的顾问，负有政府的特殊使命。他说，在与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中国科的马康卫会谈时，他提出了组成一个联合阵线的可取之处，这个阵线首先包括国民党中国、南朝鲜、日本、泰国和菲律宾，以与共产党作斗争，因为共产党已在推行渗透、控制和统治的计划。他指出了北平与莫斯科的密切合作。但是他还对他们说，这样一个联合阵线必须由美国发起，采取理事会那样的组织机构形式，这种机构应当定期会晤。

11 月 17 日，杭立武在告知他最近与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的谈话时对我说，他曾力陈既然如他早些时候和史密斯交谈所强调的那样，韩国、印度支那和台湾面临同样的问题，由美国发起结成某种共同防御条约将是十分可取的。我本人子 1953 年 11 月 24 日为商讨百慕大会议而走访杜勒斯时，试探了他对太平洋条约问题的最新看法。

根据我的谈话记录，我对杜勒斯说，菲律宾新当选的总统麦格赛赛和罗慕洛将军曾向报界发表声明，主张缔结这样一个条约。我还回顾了若干时间之前杜勒斯曾说美国原则上赞成这样一个条约，然而由于亚洲各国的见解并不完金一致，这个问题应当由亚洲国家首先提出。

我说，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条约是可取的，而且首先应当在那些有同样想法和共同利益的亚洲国家中开始。我想知道美国是否在原则上仍支持这个建议。

饶伯森也在场，他说，还必须由亚洲各国采取主动。

我说，可以由几个国家开始，日后再予扩大。目前像印度这样坚持所谓中立主义政策的国家，对此不会感到兴趣，甚至有可能反对。

杜勒斯说，菲律宾季里诺总统有一个时期曾试图发起讨论该条约，然而由于他的威望不够，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现在新当选的总统麦格赛赛和罗慕洛将军在国际上受到高度敬重，也许可以在这个时刻采取主动以发起讨论。

我表示同意，然而我认为为了使条约有效，美国不仅必须赞成，而且必须积极参加。

杜勒斯说，一旦活动开始，美国就会予以支持。然而美国不愿意在亚洲再建立一个包括诸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另一个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认为这种亚洲条约主要应当在亚洲各国之间缔结。

旱些时候，在 1953 年 11 月 19 日，我接见了我国外交部的朱抚松和钮迺生先生，主要是商谈改进大使馆向外交部汇报美国形势的方式方法。然而我也向他们询问了一些有关台北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钮迺生在外交部东亚司工作。他说，虽然印度尼西亚已承认北平政权，但是国民党各机构仍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在反共斗争中，韩国与我们的利益显然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态度却使我们不解。他不知道最近董霖大使的访问及其在汉城的目的。关于台湾韩国间互相援助及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没有开始认真会谈，因为我国政府很谨慎，唯恐由于韩国方面不负责任地公布任何行动而有损于中美关系。

大约一周后，李承晚总统飞抵台北。因而董霖在汉城的停留很可能是为了李承晚访台作安排。归根结底，李承晚访问台北的目的是与蒋总统磋商建立太平洋国家的反共组织。据叶公超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最后决定是：在适当时机商请菲律宾麦格赛赛总统出面首倡，以期最后由中国、韩国和菲律宾成为条约的发起国。当时还商定中韩两国外长为推进这个基本方案保持密切联系。

蒋、李二位总统还于 1953 年 11 月 28 日发表了公开声明。公开声明所披露的只是李、蒋二位总统在台北达成的协议的一般内容，至于具体计划，按中国政府的理解是应予保密。因而当李承晚从台北回国后的第三天便将整个方案向外国记者宣布，是十分出七乎意外的。当时，菲律宾的麦格赛赛总统甚至尚未举行就职典礼，因而他在第二天便发表声明说，他原则上赞同该条约，然而无意领导或发起任何这类亚洲国家的组织。

12 月 15 日，我前往国务院拜访烧伯森，因为我知道他可能陪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于圣诞节期间访问台湾。

我再次提出了拟议中的太平洋条约问题。饶伯森答道，他很赞同，而且认为此事是能够办到的。南朝鲜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反共军队，台湾的武装力量在该地区居于第二。两国共有约一百二十万军队，这对于反共斗争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他指出，亚洲各国人民一直怀疑西方各大国正在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因而美国政府强烈地认为实现这样一个条约应由亚洲国家自己采取主动，而美国则只是在这之后予以支持并参加。他还认为最好先在亚洲少数几个反共国家之间缔结这个条约，然后逐渐把范围扩大到其他愿意参加的国家，以便形成一个类似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亚洲互助组织。他开玩笑地预测说，印度成为一个伙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说，饶伯森作此预测，可谓是满有把握的，接着，我提到了最近的一则新闻报道，即如果菲律宾新当选的总统麦格赛赛在就职后主动倡议一个太平洋条约，美国将予以欢迎。我向饶伯森询问了菲律宾方面对此事有否建议。

饶伯森说，麦格赛赛在美国很受欢迎，但是他相信麦格赛赛就职后将忙于组阁和集中精力于国内的一些紧迫事务，因而不会有时间处理国际问题。他还说，菲律宾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和美国联系，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向菲律宾领导人提出此事。

在此期间，麦格赛赛已就任菲律宾总统，而李承晚则再次亲自处理事务，他指令韩国驻菲律宾公使拜会麦格赛赛，擅自以中国和韩国的名义，敦请麦格赛赛率先推动在台北设想的计划。1 月 17 日，麦格赛赛终于公开声称，他正集中精力忙于整顿国内事务，无意出面首倡太平洋反共联盟。

1 月 20 日，我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衔临时代办致电外交部，报告澳大利亚对太平洋条约的最近传闻的反应。陈岱础公使首先提到了见于澳大利亚各报的合众社悉尼 1月 15 日电讯。该电讯声称，杜勒斯曾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不愿加强与台湾的关系。陈岱础说，他见到电讯后就去拜会美国驻悉尼大使，以交换意见。据美国大使说：

1、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建立太平洋条约组织更加困难。

2、澳大利亚外长曾在上年公开声明，美澳新联盟只愿维持现状，而无意邀请其他国家参加。因此，澳大利亚的保守态度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也是对东南亚各国的。

3、艾森豪威尔总统最近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新的侵略行动，都将予以严厉的回击。这就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态度依然很坚定。对苏联和中共的轻举妄动，这是个警告。 （他似乎在暗示没有必要建立条约组织。）然而，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命运的改观，以及人们认识到是大大高估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力量，而且认识到整个印度支那有可能沦于共产主义，所有这些使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

郑宝南在 4 月 25 日打电报给我，指出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是何等严重以及这可能如何影响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谈。他在来电中说，他听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之所以在日内瓦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刻赶回伦敦与邱吉尔交换意见，是由于法国政府想要停止抵抗并接受共产党可能提出的任何合理的条件，而法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兰西联邦军队不仅在奠边府，而且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都遭受了致命的挫折。

二、日内瓦会议及其对国民党中国地位的影响

日内瓦会议于 4 月 26 日开幕。第一个星期每天下午召开十九国全体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各大国分别进行私下会晤，确定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议程及其组成。

4 月 29 日我到国务院拜访庄莱德先生，我问他，在他看来朝鲜问题是否有希望获得解决。

庄莱德回答说，“毫无希望”。庄莱德还说，杜勒斯将提出美国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计划于星期三（5 月 5 日）返回美国，因为他继续留在日内瓦已无意义。

同一天，接到日内瓦郑宝南另一封简短电报，他说除了他先前报告过的法国作出了要投降的要挟之外，现在看来似乎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军事援助的要求，主要是要求美国和英国提供军事援助，以解奠边府之围。法国担心奠边府一旦陷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使印度支那的法国联邦军队遭致一系列军事失败，还可能导致法国政治上分歧的现内阁倒台，并建立一个决心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新内阁。但是英国由于害怕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对印度支那战局又并不那么悲观，一心想帮助法国按朝鲜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因此它拒绝承担义务。至于美国，它完全了解奠边府战局的危急，但不愿意进一步作单方面的介人。它还在致力于组织某种在印度支那地区堵塞漏洞的联合行动，以待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式的太平洋组织。

4 月 30 日，蒋荫恩告诉我一条颇为惊人的消息。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告诉他，说美国政府已决心采取行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以及共产党对亚洲的全面威胁，现在只是国务院还踌躇不决。按照这个行动方针，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为军人深知东南亚对自由世界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他有意趁现在自由世界尚掌握优势的时候作彻底解决，而不是等到以后，因为以后就将作出更多的流血牺牲，花费更多的金钱。我怀疑这项情报的准确性究竟如何。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同他以前在军队里的某些同事在私下随便作个人交谈时流露了这些思想，这并不一定说明他作为总统赞同采取这种行动方针。

5 月 4 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国务卿杜勒斯星期六离开日内瓦（比他原定计划大大提前）之后，到罗马同意大利总理谢尔巴会谈，然后回到美国国会，去应付那众说纷纭的舆论：日内瓦会议是美国外交上的失败！美国应该对印度支那问题撒手不管 l 如此等等。

我第二天拜访了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国防部长即将访问台北。我们谈到印度支那形势。我说形势似乎更加危急了。我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进行帮助，但法国似乎态度软弱，几乎准备接受越盟领导人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我问威尔逊，美国是否考虑再作进一步的帮助。

威尔逊说，美国已尽力帮助，按目前情况，除非直接有关的人们希望得到更多帮助，美国不能再做什么了。

法国似乎处境困难。他们的态度是，既然他们经常被批评为殖民国家，印度支那又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想再有所作为。

我说法国在对印度支那政策上内部意见分歧，这使法国政府处境困难。

威尔逊说，美国不想干涉任何国家，何况印度支那人民十分敏感。亚洲有些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大国的任何干预都有怀疑。法国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对现存政府的叛乱，但是印度支那民族主义则要求独立。

威尔逊回顾说，他在招待会上说，美国不想充当世界警察，因为美国人民对此不能理解。而且，警察也并不总是受人欢迎的。

我说，我认为美国继续为建立远东反共联合阵线而努力很重要，因为这个地区的反共国家都期待美国的领导。

威尔逊说，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人民理解建立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其目的是就日内瓦的事态发展安抚群众。他讲话的部分内容如下：日内瓦会议召开已经九天，没有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某些人表示的疑虑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会议不是苏联试图造成的“五大国会议”。会议不含有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侵略者公开的或者暗含的外交承认之意。

会议关予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组织起来。共产党人提出一项统一朝鲜的计划，这个计划对于大韩民国和对于现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在联合国司令部指挥下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是不能接受的。

会议的印度支那问题部分正在组织中，有关问题尚未得到澄清。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政府的主动性，它们是最直接有关的国家。

与此同时，实现东南亚安全措施的计划正在进行。这是杜勒斯国务卿在 3 月 29 日讲话中公开建议的。

显然，从来没有人指望这种集体安全措施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出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太多。但是普遍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组织正在形成之事实对于日内瓦会议中印度支那部分的发展态势可能有重要影响。

本地区国家正在作建设性的考虑，这包括必不可少的集体安全概念。这件事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我确信还会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总统的声明多少有些过于乐观。实际上正如我第二天给外交部的电报所说，“英国对亚洲反共联合防御公约的反对，造成了拖延和障碍，但美国还在继续努力，以期逐渐取得进展”。

5 月 7 日，越盟攻陷奠边府。关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和这座城堡的陷落，在军事上是否有决定意义，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莫边府的陷落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就心理上说，这次失败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觉得法国在军事上投降以至全部退出印度支那已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外交上，当第二天 5 月 8 日日内瓦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法国的地位大为削弱。同时，共产党人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亚洲整个反共运动力量的损失和共产主义力量的加强。这也提高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共产党人的威望。因为人们知道这些国家是支持和援助越盟游击队的。因此这也就自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何况这时他们已经在充分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

国务卿杜勒斯星期五对美国人民发表题为“日内瓦事态”的广播讲话。关于东南亚战线，他说，美国过去一直按照起补充作用的方针而努力，今后将继续这样做——加强“印度支那对共产主义的抵抗气并建立“更广泛的防御集团”。

关于加强印度支那对共产主义的抵抗，他说美国认为法国应给予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完全独立，帮助他们建立当地反共武装力量。

杜勒斯还谈到这个问题。美国对当前越南的敌对行动应当怎么办？他指出，对于朝鲜，美国已经表明它准备在必要时用军事行动捍卫其切身利益和原则。至于目前的越南形势，美国认为还不具备由它以武力参与的适当基础。但是，如果日内瓦会议签订停火协议的结果是使共产党得以接管或给共产党方面另一次侵略的机会，“那末，就更迫切需要创造条件采取联合行动以保卫该地区”。杜勒斯说，万一美国不得不动用武力，联邦当局当然要与国会充分合作。

我按上述大意概括了国务卿的讲话，于 5 月 8 日电告外交部。我还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 8 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越南战争问题。其后，我的新闻秘书顾毓瑞于 10 日交给我一份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会议决定的报告。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1）除非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在印度支那不进行军事干预：（2）美国将继续同已经选定的十个国家一起推行东南亚和太平洋共同防御公约，其中不包括国民党中国。

5 月 11 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方针作了进一步澄清。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前些时候（4 月 7 日），曾援引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大谈丢掉印度支那将产生的危险，杜勒斯国务卿 5月 11 日却对记者说，他认为没有印度支那，同样可以守住东南亚，印度支那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美国试图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要守住东南亚。

5 月 19 日我拜访杜勒斯国务卿，他重申不论英国的态度如何，美国将继续努力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体系并为此促进签订一项公约，希望英国以后能够参加。他说，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然后他又告诉我，艾登在伦敦已同他取得一致意见，在他们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这一协议。他叫人拿一份公报来。秘书拿来了公报，杜勒斯指着公报中的一些话给我看，大意说：艾登先生和杜勒斯先生同意共同研究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可能性。

我问为什么英国态度发生了变化。是不是邱吉尔不同意。

杜勒斯说“不是”，他说有一次他和邱吉尔及艾登一起在唐宁街十号吃晚饭，他又谈到此事，邱吉尔同意他与艾登已经达成的谅解。杜勒斯还说，他离伦敦前曾告诉艾登，他回华盛顿后将邀请有关国家大使商谈组成联合阵线问题，他问艾登是否可以授权英国大使参加商谈，艾登表示同意。但当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召集大使会议时，英国大使罗杰，梅金在一个星期天匆匆忙忙通知国务院，说他刚刚接到伦敦指示不参加这个会。这是杜勒斯第一次得知英国态度的变化。

我说这在英国是不寻常的，因为他们讲话通常是可靠的。

杜勒斯说，他认为变化的真正原因是尼赫鲁向艾登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艾登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而当时尼赫鲁正准备去参加南亚国家政府首脑的科伦坡会议。艾登为了尊重尼赫鲁就抛弃了对他（杜勒斯）的承诺。但是国务卿强调说，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宣布的，即使英国拒绝参加，美国也准备将此事进行下去。

杜勒斯说，美国不能让英国否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英国显然想迁就尼赫鲁，而尼赫鲁则似乎想迁就红色中国。

如果美国按照英国的观点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中共的观点。但从长远来说，取得英国的合作还是必要的，因为英国控制着亚洲一些重要领地，例如马来亚，那里有大量宝贵的战略原料，从欧洲的集体防御来说也是如此。

我说尼赫鲁的态度是不很合作的。据最近的报道，尼赫鲁禁止美国向印度支那输送物资和技术人员的飞机飞越印度，尽管这些技术人员并不是去印度支那战争前线，只是到印度支那南部港口卸货。

杜勒斯说，运往印度支那的物资不得不在离战争前线儿百英里的地方卸货，由于禁运，推迟了物资到达的日期。

我说，英国在关键时刻拒绝同美国合作是不幸的。

如果拟议中的联合阵线已经开始建立的话，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可能有所不同。

杜勒斯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英国遵守它对美国的诺言，奠边府也许能够保住；随着这个城堡的陷落，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已进一步恶化，现在他很难说正在努力建立的集体防御体系是否能及时挽回局面。

他说，法国的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不仅国民议会对于印度支那该怎么办有分歧，内阁本身对千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为最好也有不同意见。他觉得占玉倒优势的意见似乎是主张彻底撤出印度支那，而现政府还在坚持固守不放的政策。其结果是法国政府软弱不堪，不能作有效行动二现在很难同它打交道或者同它达成什么协议。就是法国政府最近以两票多数赢得的信任投票，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根据他得到的报告，有些反对党议员只是由于发现大多数人都反对政府，才投了信任票以支持政府，防止它倒台。

我问其意图为何。

杜勒斯回答说，这是由于反对党害怕继承这个难题，承担责任。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肩此重任。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随时可能倒台。

杜勒斯也认为情况是这样，他说，这就使得皮杜尔先生在日内瓦难以行动，他的地位大为削弱，简直不知向哪边走好。

5 月 27 日我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大使为海尔·塞拉西皇帝访问华盛顿举行的招待会。

从埃塞俄比亚大使馆我再去菲律宾大使馆，以当时唯一的中国的大使身份参加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

这时日内瓦会谈处于低潮。朝鲜问题在自由选举问题上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僵局，印度支那问题则被共产党人故意拖延着，他们显然是为了让越盟武装力量在印度支那取得更大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继续致力于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机构。甚至还有在新加坡或者华盛顿进行军事磋商的计划，至少是在华盛顿人们有这种说法。但 5 月 11 日在杜勒斯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记者问到此事时，杜勒斯予以否认。他断然否认报纸报道的五国军事会谈正在新加坡举行。可是 5 月 28 日我得悉五国军事会议即将在华盛顿举行。

那一天谭绍华应马康卫之请访问了他。马康卫告诉他，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参谋长不久将在华盛顿开会。这个会名义上是参谋长会议，实际上将由参谋长派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有可能扩大将视会议进行情况而定。他提醒说，此事尚未公开宣布。国务院甚至还没有指示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们要我通知中国政府，马康卫就是为此约见谭公使的。

6 月 1 日我接见我的海军武官柳鹤图海军上校，他报告说，海军参谋长卡尼上将约见他并嘱他转告我，美、英、法、澳、新军事代表讨论亚洲局势的会议将于 6 月 3日召开。

五国军事会议开了四天之后，我派谭绍华再次去见马康卫打听会议进展情况。马康卫对他说，从现在看，会议还要两三天时间才能结束，现在还没有通过什么决议。两天之后，我从另一来源得到有关会议情况的一些秘密情报。看来英国方面对越南战争并不像美国看得那么严重。由于英国反对美国关于在亚洲采取联合行动和共同结成反共联盟的建议，使美国很不高兴，英国只是想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对它先前的态度作些解释。实际上他们到现在也不想参加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联合干预。至于美国，它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态度似乎也不像两三个星期以前那样认真和积极。虽然美国某些军事当局公开主张美国海军和空军迅速参战以扭转印度支那不利的军事形势，但白宫和国务院并不完全同意。

一个多星期之后我才得到有关华盛顿五国军事会议结果的一些确切俏息。6 月 17 日早上，卡尼海军上将要我的武官萧勃和海军武官柳鹤图一起去见他，他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萧先来见我。他想一边向我报告，一边以他自己的名义电告台北陆军参谋长。我们正在讨论时，柳也来向我报告。他们对于某些环节上的意义各有不同的印象。例如萧认为美国现在已不管盟国态度如何，决心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柳则认为，美国只是准备同盟国磋商制定行动计划。柳的态度较肯定，因为他已经同韩国武官作过核对，韩国武官也听了卡尼海军上将的介绍。我在这两个报告的基础上拟了一份致外交部的电报，两位武官则各自电告他们在台北的长官。我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

顷据萧、柳二武官报告，今晨奉美海军上将卡尼邀往面告最近美、英、法、澳、纽五国军事代表会议结论。要旨如下：

（一）越南军事情势，经法代表详述，其他四国代表一致同意，金认河内三角洲为最重要防区 9月内共军必不断进攻。目前法越军力仅可守至九月，以后如无三师兵力增援，必遭惨败。法代表建议美国派遣三师赴援参战，美不以为然，认为法须先尽其能力，将在法新建三师调往增援。且须越南三邦邀请，美始愿考虑出兵。

（二）越南停战问题，金认共方现占军事优势，决不轻易让步。如获停战，其结局必与韩国停战相同。但法方是否必求停战，须待新阁成立方能判断。

（6 月 12 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一弗朗斯被提名组织新内阁。他要到 17 日才说明他的政策，我起草电报时还没有得到消』息。）

（三）东南亚各国为求内部安全，均应建树有效措施，以防共方渗透；一面巩固其经济基础。法国并放弃殖民政策，使越南军民感觉为其本国独立自由而奋斗。

（四）金认此时中共不致公开参加越战。如果公然参加，则五国均应考虑亚洲全部局势，如重开韩战及我国反攻大陆等举，联合作战。美又以越南共军根据地为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非轰炸大陆不克制胜。且须用原子弹以求必胜，英、法认轰炸大陆必使苏联参战而引起世界大战。美则认为有此可能，未必实现。但各国代表对施用原子弹一点均表同意，包括英代表，尤为美所惊奇。

（当然，这只是军事人员的幕后想法。）（五）各国代表均承认台湾、南韩反共军力之价值，及菲律宾为重要作战基地。

再，卡尼对两武官之发问答称要点：（一）美方对我目前并不请我采取动作。

（二）南韩愿出兵二师赴越参战，英无表示，法反对，澳、纽赞成。美则认为须先得越南同意，且须南韩自行增编二师，或由美方补充二师，但均有困难，不易办到。

（三）关于东南亚具体组织防共集团，美以为应请亚洲各国参加，美且在设法进行。但英仍在阻浇。

（四）将来军事必要发动时，或有中、美、日、韩军事协定之举，以便共同参加。但目前仅以东亚为限。

（五）会议中英代表并未提及承认中共。即提亦不致影响美国反对政策。

（六）美准备邱相来华府时讨论有关政治各点。

（邱吉尔和艾登即将来访，是 6 月 15 日宣布的。）（七）美国关于会议之报告节要，如美当局许可，可能送致我国参考。又上述各要点详情，由萧、柳武官分别呈报其主管机关，转呈总统。并闻。

在这之前，6 月 8 日，我参加了埃弗雷特·德克森参议员和夫人为参院临时主席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同参议员布里克、马丁、德克森、布里奇斯、亚历山大·史密斯和其他几位客人都作了交谈。泰国大使沙拉信曾参加日内瓦会议，他刚经曼谷返回这里，我问他对会议前景看法如何。他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法国几乎是不计条件地急于要实现停火。

拉尼埃政府倒台五天之后，6 月 17 日，受命组织新政府的盂戴斯一弗朗斯提请国民大会在相互约定的基础上举行一次对他的信任投票。如果他不能在 7 月 20 日以前实现三点纲领，他将辞职。这三点纲领的第一条就是要以符合法国最切身利益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第二天上午孟戴斯一弗朗斯得到议会明显大多数的支持，而且，如他自己要求的那样，不依赖共产党的票数。这样，加上共产党在日内瓦对某些迄今陷入僵局的问题作出了一些让步，就使印度支那问题似乎出现了某种解决的可能，其大体形式是越南实行分治，老挝、柬埔寨中立化。

无论如何，日内瓦会议已经准备结束。郑宝南自日内瓦报告 6 月 5 日—18 日期间的情况说：由于会议即将结束，我最近十天的活动大为减少。许多记者和代表团成员也已经离开日内瓦。现在佑计，原先获得许可的一千五百名报界代表中有近半数已经离去。大部分代表团已经让多余人员回国或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记者大厦已几乎无人居住，只是在六点钟左右人还相当多。我照常同各方面接触，但次数减少。以前我每天会见美国代表团的马丁先生，现在一星期大约见他四次。

会议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即将结束。

从会议讨论朝鲜向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方面的不妥协态度。出乎意料的是联合国方面居然能够维持表面的团结。联合国方面有些国家本来希望继续谈判，以平息国内要求撤回本国军队的舆论。但是共产党拒绝考虑联合国在朝鲜选举中的任何权利，他们硬说联合国是交战的一方，这就足以使联合国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团结起来。

会议的印度支那部分，现在由于孟戴斯一弗朗斯已受命在 7 月 20 日以前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预料还要继续几个星期。法国将由外交部长出席，可能是孟戴斯一弗朗斯本人。但美国和英国将由较低级官员参加，因为艾登和比德尔·史密斯都预定在 22 日左右回国。

以法国和越南为一方，越盟为另一方的军事会谈在此继续举行。军事会谈一直严格保密，会谈情况外界很少知道。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双方就达成停火协议后各自军队的重新集结交换了地图。

郑宝南在上述报告中接着讲了共产党在日内瓦获得的成就，报告说：

甲、他们利用谈判时期，在战场上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现正准备进攻河内。根据各方面的可靠情报，法国守住河内的可能性很小。他们最多只能在河内打一场拖延战，尽可能防止海防陷落，他们在海防的防守条件较好。

乙、中共政权得以参与大国政治，他们使报纸记者，特别是英国代表团获得了良好印象。他们以大国的姿态行事，也被普遍承认为一个大国。

丙、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之事已被无限期推迟，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已予否决。据信，如果在国民议会表决，可以微弱多数通过。但鉴于外交委员会刚刚拒绝批准，任何未来的总理都不大可能在近期要求就批准条约之事进行辩论。

丁、共产党已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时机推翻拉尼埃政府，以便削弱法国在印度支那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法国共产党支持批准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又一次表明这是共产国际在政怡上、军事上和外交上协调一致的战略。

郑在这以前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正继续以日内瓦会议的一个主持国的身份行事，他们采取一些手法使会议在各方面，不论是会上发言或会外活动，都感到他们的影响，例如给记者放电影，做关于中共政权经济成就的报告以及散发精心准备的书面材料。郑还告诉我，据他得到的消息，中共在日内瓦已经买了三所房子，还在继续买，估计是用作总领事馆办公室及职工宿舍，因为他们最近在日内瓦建立了总领事馆。他说，尽管现在人们还没有普温认识，但是日内瓦已经成为东西方洽谈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许多巨额的贸易合同已经在那里签订。因此中共也正在同西德、英国，以及一些非官方的美国公民及其他方面洽谈贸易。

郑宝南还感到，英国在试图与北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日内瓦会议的副产品之一可能就是争取英国对中共政权单方面的外交承认。美国代表团的埃德温·马丁曾经告诉郑，英国驻北平代办，也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杜维廉已经接到安东尼·艾登的指示，叫他与中共代表团成员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郑本人也注意到杜维廉与中共代表团许多成员，特别是中共外交部的入员之间的社交活动十分颇繁。虽然埃德温·马丁根据郑的要求，寻找机会使郑与杜维廉谈话，杜维廉却回避同郑见面。

菲律宾记者文森特·维拉明从日内瓦回来后访问了我，对我谈了他的印象。他认为中共是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周恩来扮演一个大国代表的角色，使许多人获得了良好印象。他的代表团最大，他们向一千三百人以上的报纸记者和摄影记者散发印制精致的宣传材料。他们举行鸡尾酒会，邀请约二百五十位精心挑选的客人参加，饮食丰美。维拉明说，国民党中国在日内瓦完全被人们忘掉了。他还说，日内瓦有一种普遍印象，认为共产党中国并非只是苏俄的一个卫星国，而是相当具有独立性，从那里的中国人所谈与苏俄在新疆不和的话，以及俄国人所说红色中国在满洲的行动的话，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正如我们国民党中国所预见的，中共迄今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和威望。除此之外，英国为使中共得到国际承认又在施加新的压力。英国的立场当然是从更普遍的目标来设想和提出的。但从自由中国的观点看，其后果是一样的。

人们还记得 1953 年邱吉尔首相发表过一篇“新洛边诺公约”的演说，这篇演说即使不说是令人震惊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在这篇演说中主张承认俄国对其自身安全的担优，主张用新的洛迩诺式的公约把俄国的安全需要与西欧的安全需要协调起来。1925 年的洛边诺公约，是由英国向法国保证德国不进攻法国，又由英国向德国保证法国不进攻德国。公约的目的是要解除德国对来自西方的进攻的疑虑，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俄。1953 年提出的新洛迎诺公约则是为了解除苏俄对来自西方的攻击的疑虑，从而使共处正式确定下来。这就等于说要放弃“解放”东欧苏联卫星国的任何打算。

1954 年 6 月 23 日，正当印度支那问题即将在分治和中立化的基础上获得解决，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同周恩来会谈“中立立场”的时候，艾登向下院做报告。他欢迎由于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而使“英中关系得到改善”。他承认但又极力贬低美国提出的东南亚安全是一个双向的命题，既是对共产党的保证，也是对自由国家的保证。他说：

我希望我们能一致同意对日内瓦产生的任何解决办法做出国际保证。我还希望能就建立东南亚某种防止侵略的防御体系取得一致意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建立像洛趣诺公约式的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互 惠 安 排 ··一 以 及 像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式 的 防 御 联盟……

第二天 6 月 24 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参加了泰国大使沙拉信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与众议院议长马丁作了交谈。我问他对艾登倡导的与共产党订立洛逸诺式的东南亚互不侵犯公约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艾登在即将来美国进行商谈的前夕提出这样与美国政策直接对立的主张，他感到十分惊讶。他认为这篇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共产党方面，并帮助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他说他反对这篇讲话，因为这是一种姑息行为。我问美国政府态度如何，他说杜勒斯大发雷霆。我又问政府的态度，他说艾森豪威尔一接到艾登讲话的报告就立即给杜勒斯打电话，他（艾森豪威尔）也同样感到恼怒。从这些情况我知道，邱吉尔和艾登双双抱着这样的目的前来访问，不会取得什么成果。

国会对艾登的讲话也是一片愤怒。6 月 30 日众院对正在审议中的共同安全法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说明国会的共同意见是，对于任何参加签订保证亚洲共产党领土的公约的政府，应撤销已经通过的东南亚军援拨款。

与此同时，邱吉尔和艾登到了华盛顿，并立即与美国领导人会谈。6 月 28 日邱吉尔举行记者招待会，极力为共处辩护。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英国首相的联合公报却明确表示，不论印度支那问题是否达成协议，两国将“努力推行集体防御计划”（指美国建议的只由反共国家参加的东南亚防御公约）。6 月 29 日的第二份公报则似乎打消了亚洲洛迎诺公约的想法，宣称“关于那些现在受束缚的以前的主权国，我们不参加任何将认可或延长其非自愿的从属关系的安排或条约”。至于“那些现在违反其意愿而被分裂的国家”,公报宣称，两国将“继续谋求在联合国监督下以保证进行公正的自由选举，来实现其统一”。

我觉得这一次美国政府在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支持下同英国抗衡，采取了坚定的态度，其结果是英国后退了。

但我很想对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有更多了解，因此约定 7 月 l 日会见杜勒斯。

我 7 月 1 日访问杜勒斯实际上有多方面的目的。我当时还准备去台湾一行，因此，除了要谈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我直截了当提出我想要谈的问题。

第一，关于几天以前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为一方，邱吉尔和艾登为另一方的英美会谈，我问国务卿是如何概括这次会谈在远东方面的结果的。

杜勒斯说，英国关于倡导一项洛迎诺式的东南亚共同安全公约的想法肯定是无望了。但在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英国态度仍然强硬，并且坚持其主张。总统和他本人都坚决反对此事，并提出种种理由维护自己的观点，但英国似乎不为所动。他相信英国在 9 月间联合国大会上将提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的动议，那将造成困难的局面。他还认为英国正在为此进行活动，至于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则会采取同英国一样的立场。

其后我请杜勒斯对印度支那问题作某些澄清。

杜勒斯回答说，越盟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代表的对话，以法国军事代表的权限有多大这种技术问题为理由中断了。他认为共产党是故意拖延这个问题以影响日内瓦的外交谈判。法国和中共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不知道，因为法国没有通知美国，美国也无法及时了解中法谈判情况。

我提到艾森豪感尔总统 6 月 30 日的记者招待会，总统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准备参加签订条约，保证不使用武力破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何协议。我说我不理解总统此话的含义。另一方面，总统又说，美国不参加任何将阻止丧失主权的人民恢复其主权的努力的条约。

杜勒斯说，虽然他不想解释总统讲的话，他相信总统所想到的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一般原则。国务卿补充说，他认为日内瓦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即使分治已获同意，线也划定，还会有颠覆的危险，

最后我问杜勒斯如何估计远东和欧洲的全面局势。

杜勒斯回答说，他不想作什么预侧，但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不好，如果法国在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时让步太多，形势还会变得更糟。

当我起身告辞时，杜勒斯祝我台湾之行旅途愉快，并且要我不必对英美最近的华盛顿会谈公报作过多推敲。他说，我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定写过许多公报，也了解公报的意义究意有多大。

杜勒斯的话的含意是，公报使英美的观点在表面上显得更协调，这与会谈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同时杜勒斯对于英国极力想把红色中国拖进联合国显然感到不安。

7 月 7 日中午蒋荫恩来访，他报告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刚刚发表了一项非常强硬和明确的声明，反对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他说美国将运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不获结果决不罢休。但他（艾森豪威尔）主张现在不说红色中国进去美国就退出的话，到时候再作决定。

我在日记中写道：“在目前，这是明智的态度。”

7 月 8 日这天，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在必要时将否决红色中国进入安全理事会。他“深信”美国能够阻止共产党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

第二天下午我乘飞机去纽约，同蒋廷黻就红色中国进出联合国的问题作了充分交谈。我对他讲了一周前杜勒斯同我谈话的情况。我们两人都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变得坚定起来，这对自由世界很有好处。他认为，由于美国政府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下都采取了强硬立场，今年秋季联合国大会通过接纳红色中国议案的危险实际上已经过去。但他说这个问题今后将继续是一个使我们忧虑的问题。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为台湾之行作准备，在华盛顿对美国著名的政治领袖进行了一系列的拜会。7 月 14日，我拜访了众院议长马丁和参院多数党领袖诺兰，同他们两位都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在这以后的几天中，直到我 17 日启程之前，我拜访了许多知名人士，同他们也作了广泛交谈。

在同马丁谈话时，我对议长反对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表示钦佩，我说他最近的一些讲话令人鼓舞。

马丁说，那天早上总统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邱吉尔在最近的英美华盛顿对话中的确说过，英国虽然赞成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但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马丁说不知道为什么艾登从华盛顿回去在下院讲话时没有说这样的话。如果当时艾登这样讲了，就可以免除美国许多忧虑和抱怨。

然后我提起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谈。马丁说，据他所知，除非是达成体面的协议，美国不会对印度支那协议作出保证。他还说美国不想分担向共产党投降的责任。照他看，在现在已经恶化的形势下，唯一的办法是法国给越南完全独立。一且越南恢复独立并且要求美国帮助，美国将给予援助。

在这之后，我立即去国会多数党领袖办公室会见诺兰参议员，参加他盛情邀请的私人午宴。我还是首先对这位参议员最近反对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讲话表示感谢和钦佩。我说他的讲话有助于唤起全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使人们知道美国强烈反对任何这类做法，而且我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讲话对英国起了很好的作用，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看来已有所软化。实际上这篇讲话有世界影响，它加强了亚洲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信念和希望。

诺兰说，在这个问题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美国人民都支持他，表示支持他的观点的函电不断涌进他的办公室。

我说美国全国上下的反应使我和我的国家感到宽慰。他的讲话引出了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总统本人也证实了他（诺兰）的看法，因为总统也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民反对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我问诺兰，如果必须与共产党摊牌，他如何估计美国人民的感情和可能的反应。

这位参议员说，美国人民的反共情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很强烈。说到摊牌，他指出，不同集团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和平主义者，他们或者出于宗教信仰或者由于思想感情，反对任何战争，认为一切战争都是破坏性的和可怕的。在相反的另一头，有些人主张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而且主张必要时“单独干”。在这两者之间有所谓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和亲共分子，他们反对战争是因为战争不利于共产主义事业。还有孤立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卷入任何国外危机，但这类人很少。

第二天下午我到参院办公大楼拜会尼克松副总统，我首先告诉他我即将去台湾一行，特来对他作礼节性拜会。接着我说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读他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他最近一次讲话是在密尔沃基讲的（6月 26 日），他讲了同共产党打交道必须要注意的问题，这非常重要，一定要采取坚定的实力政策。我说他讲得非常正确，阐述得也非常好。

尼克松说，他作这次演说是因有他觉得美国人民应当了解政府的政策。他在密尔沃基的演说引起了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一些左派分子的批评，但是他希望美国人民理解，现政府所继承的是前任政府的软弱投降政策所造成的局面。这种政策还导致把六亿人民和大片土地丢给了共产党。他说，如果不是丢掉了中国，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也不会有印度支那战争。

我说，现在自由世界面前摆着一个日内瓦会议，由于法国急切要求和平，我担心其结果不会很好。

尼克松说，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日内瓦解决办法的轮廓。在纬度 16 度与招度之间将划一条线横贯越南。海防也许暂时还留在法国手中。再就是建立一种防御体系来保证这条线。如果共产党破坏这条线，他们就要遭到打击，而且不是在出事地点，而是在他们自己的领上上直接打击他们。

7 月 16 日，星期五，我的第一个约会是拜访参院少数党领袖林顿·约翰逊参议员。我对他说，我将在第二天启程去台湾，行前特来对他作礼节性拜会，并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特别是那篇关于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讲话。我说他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的立场特别使我个人和我国政府感到高兴，但是我认为，这对联合国也是有利的。

约翰逊说他支持诺兰参议员的发言，也同意他的论点。

我说，日内瓦会议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今后几天就可以知道印度支那问题是否会得到解决。现在看来很可能会得到某种解决，因为法国急于想这样做。但如果共产党硬要迫使自由世界和美国摊牌，约翰逊参议员认为美国人民会作何反应？

约翰逊回答说，美国人民会支持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强硬行动，我们还讨论了几个问题，然后我告辞出来，到国务院去会见助理国务卿帮办庄莱德。我对庄莱德提到杜勒斯的突然访问巴黎，我说，据报纸报道，这次访问就如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不知道协议的性质如何。我担心孟戴斯一弗朗斯由于急于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会对他们作出过多的让步。

庄莱德说，法国总理已经保证他不会出卖印度支那，他要努力争取合理而体面的解决。越南将实行分治，在纬度 17 度和 18 度线之间划一条线，南边的重要军港规港和通向老挝的一条公路包括在南越这一边，而北越的河内将由法国保持。这条线将受到保证。美国不参加协议，但将参加对这条线的保证。他说，比这远为重要的是要促进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御公约，美国正在为实现此事而努力。

我问庄莱德是否认为印度支那问题在日内瓦很快即可获得解决。庄莱德说，还有一些分歧有待澄清，据他了解，共产党坚持要让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某些越盟分子留在原地不动，而要外国军事单位包括法国的军事单位，外国军事基地一律撤出老挝和柬埔寨。但他估计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很大困难。他说实际上柬埔寨比老挝和越南独立性都强得多，柬埔寨坚持要法国军事单位撤出柬埔寨领土。老挝比柬埔寨小，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万。所以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

此外，印度尼赫鲁很重视维护这两个国家的主权。他还知道周恩来最近会见缅甸总理时，缅甸总理抱怨缅甸共产党捣乱，强调保持老挝和柬埔寨独立的重要性。他认为共产党在这方面不会完全不顾印度和缅甸的意见。

谈到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时，我说我很高兴美国采取的强硬立场使英国重视起来，他们现在更靠拢美国的观点了。

庄莱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这点，他还想告诉我，英国不会在今年联大提出这个问题了，明年联大可能也不会提出。关于今年 9 月的联大，是双方达成了谅解，至于明年，他是从两天以前邱吉尔在议会辩论的发言中推测出的。

庄莱德还告诉我，李承晚总统将于了月 26 日来美国。庄莱德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曾经作过保证，如果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不能实现朝鲜统一，美国将同李总统进行磋商。由于日内瓦会议在朝鲜统一问题上毫无结果，美国便通知李，美国准备根据先前的保证同他进行磋商，如果李愿意访问美国，美国非常欢迎。这就是这次访问的由来。至于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庄莱德认为李是想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以扩充军队，也要求更多经济援助。但他非常怀疑美国能为李做些什么。南朝鲜的情况不同于台湾，他们有严重的通货膨胀。李本人也不同于委员长，他性情暴躁，不好合作。

我从庄莱德的办公室出来，就去找众议员周以德，进行我的下一个约会。这一次是周以德首先提出印度支那形势问题，他问我对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的谈判和法国赞成的越南分治计划看法如何，他想同我交换意见。他又补充说，同意举行日内瓦会议首先就是一个错误，他早已对此提出过警告。

我说我知道法国为了达成协议，愿意对共产党作出巨大让步口在越南将划出一条分隔线，美国将参加对这条线的保证。但我可以肯定共产党不会尊重任何协议，也不会尊重他们自己的签字。不出几个月，南越将会由于颠覆活动而落人共产党手中，而南越一丢，要保卫东南亚就困难了。

周以德博士说，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并且早就告诉华盛顿当局了。

第二天，7 月 17 日，我离开华盛顿赴台北，同一天副国务卿史密斯抵达日内瓦，这是根据杜勒斯在巴黎达成的协议，终于同意让史密斯返回日内瓦参加最后九天的会议。7 月 21 日，也就是我抵达台北的第二天，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分别签署停火协定，日内瓦会议发表最后宣言。现在我们都知道，协议规定越南在 17 度线一分为二，北边由越盟控制，南边由西贡政府控制。法国自然没有保留河内。在南方的反叛部队和在北方的法国部队都在十个月内撤退。柬埔寨和老挝实行非军事化，只保留法国在老挝的两个哨所，而老挝反叛部队则允许继续留在老挝东北部的两个省，他们大部分是巴特寮领导的部队。由印度、波兰和加拿大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将监督三国停火协定的执行。越南选举将子 1956 年 7 月举行，等等。

西贡政府没有在越南协定上签字。美国没有在任何协定上签字，也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美国对各项安排的态度则由副国务卿史密斯宣读一项单方面的特别声明加以阐明，表示美国将“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没有任何一方面对各项协定提出正式保证。

7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内瓦会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特点，但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实际上如何执行”。他既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案，也就不打算对会议提出批评。他指出，不管怎样，美国没有参与决定，也不受决定的约束。他还说，美国正在为迅速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御体系积极进行商讨，以使“在整个地区防止共产党继续进行直接或间接侵略”。

杜勒斯于 7 月 23 日重申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讲话并作了阐述，关于东南亚集体防御组织，杜勒斯不但说“要迅速采取步骤”,还说，“必须记住，问题不仅是要遏制公开的侵略，还要防止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在他发表声明之后答问时，他还宣称，拟议中的条约组织不可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因为亚洲国家不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那样有共同的基础和历史传统。相反，鉴于亚洲存在利益冲突，将不建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统一司令部和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在这时候开始拟订的这个新组织的轮廓比早先人们所预期的要温和得多。至于这个组织是否能包括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杜勒斯说，它们能否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还不清楚，但这些国家属于公约保护的范围。

第二节 大使馆馆务，着重谈美援问题和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无端指责政

府而引起的种种问题

1954 年上半年，由于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华盛顿大使馆的日常工作，又变得复杂起来。此事起因于台北政治舞台上变幻莫测的人事关系。1954 年 2 月末，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博士利用报纸和电视记者招待会，多次公开攻击台北政府。吴自辞去省主席职务后，于 1953年 5 月来美。两个月后，他来到华盛顿，我多次为他安排并亲自陪同他和在华府的一些要人见面。我本人以及和他晤谈过的其他一些中国友好，彼时已经察觉到他对台湾的局面心存不满。不过，即便他已经怀有后来暴露出来的那种痛心疾首的情绪的话，但是当时他还是未露声色的。吴离开华盛顿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定居下来。从此就很少见到他，偶有所闻，也只是无意间听到来访友好和熟人们谈到他。只是到了 1954 年 1 月份，却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时而有人把吴国桢同王世杰的问题牵扯在一起。1954 年 1 月胡庆育先生赴阿根廷就任大使，途次华盛顿时告诉我，台北已下令召吴国祯返台，但吴本人并无服从命令之意。胡并认为，把吴和王世杰问题牵扯在一起是个错误。我个人同意他的说法。

1954 年 2 月，吴在美国利用新闻工具公然肆意诽谤政府，着实使我吃惊不小。除此之外，他还一连给蒋总统和国民大会写了四封信提出指责。

很明显，吴国祯和蒋委员长是闹翻了。他竟然提出辞职而他的辞职又竟然照准，这就很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当时他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即产生决裂的根源是他和政府之间在台湾的民主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做法确乎是令人遗憾的。

台北政府认为这一局面非常严重。吴在台湾政府里曾历任高官，而且是一个活跃的国民党员。长期以来他和蒋委员长本人及其全家都非常亲近，在中国官场中朋友很多，然而，他竟采取了一种中国人最痛恨的行动——在外国庇护下公开抨击政府。另一方面，吴国祯也有许多美国朋友，美国国会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和新闻界对他也很赞赏。许多美国新闻记者对他先后在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任内的民主作风，印象很深。甚至在美国政府里，也曾有人提出由吴主持国民政府，以便树立民主政治。由于这部分人士对吴国祯钦仰备至，所以他们对吴的指责就很自然地不问真伪，一概相信。还有，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迁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对蒋委员长和他的儿子蒋经国，特别是对蒋经国充任武装部队总政治部主任心存不满。

待有上述看法的新闻记者们，特意抓住了吴对政府和蒋委员长公开指责的机会，为吴推波助澜，毁谤政府，另外，吴也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报业巨头麦考密克一家的至友。麦考密克家把他们的许多影响巨大的报纸听任他使用。吴对此感到得意非凡，就充分加以利用，实际他是误解了麦考密克的这一举动。

美国官场对吴的所作所为，反应不一。一些对华友好人士，其中有很多和吴也有私交，感到十分不安和关切。

在台北，国民大会于 3 月 9 日和 10 日讨论了吴的第一封信件，并通过决议：吴国祯以现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在国境外扬言政见不同，肆意低毁政府，并欲借本大会开会期间，增加其恶意宣传之力量，主席团认为此种直接间接有利于中共之言论行为，实堪深恶痛绝。

当时我正离开华盛顿赴波多黎各小憩，但是，我并不是整天在悠游消遣。华盛顿的同人们照常把一切重要问题通知我。3 月招日下午，崔存璘从使馆打来电话，向我报告外交部就吴国祯攻击政府的问题发来三封电报的内容。

崔说，电文指出吴的攻击已经引起了各方极大愤慨，外交部要求大使馆采取措施，予以反击。委员长已于 17 日下令撤销吴国祯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并下令对所传吴的不轨行为进行调查。22 日中午，何世礼将军来访。他是专程来华盛顿会见当时的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的，后者曾向他函询有关吴国祯事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并请他来美面谈。我对何说了一些这位参议员很可能要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所谓台湾没有民主，所谓政治指导员们的手段残酷无情，以及吴国祯指控委员长为他本人和他的儿子谋利，而不是为国家献身等等。此外吴还声称台北企图置他于死地，并把他的儿子扣着不放，当作人质。但是对这一切恶毒的攻击，吴却提不出任何事实佐证。

23 日下午，俞大维将军来说，我方就 1955 年财政年度向美国提出对华军援与经援要求的备忘录因送达美国政府过晚，已无法考虑。另外，他说我国所提，并已取得驻台北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赞同的，把二十一个步兵师改组成二十四个步兵师的具体要求，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加以研究。另外他说，如果第二天大使馆的每周例会上准备讨论吴国祯事件，他打算参加，因为他希望了解一下，在处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提出并向我们询问的一些问题时应采取什么态度，解答问题的总方针是什么。我说是的，要研究吴国祯问题。

第二天，俞国华先生也来参加了每周例会，会后又和我谈了一会儿。他说，他即将向货币基金组织请假回国，如有私人信件，他可以代为转交。我请他向蒋总统报告，吴国祯事件已经在我们的美国朋友中和报纸上引起了不小的忧虑，大使馆一直在竭力进行解释，促使各方对吴的指控不要过于当真。大家认为，我们应该用事实而不是用辩论来驳倒吴的指责。因此希望政府不要使这一事态扩大化，以免引起公众瞩目。（我指的主要是委员长下令对所传吴国祯的不轨行为进行调查一事。）我说，一旦美国人民对这事重视起来，那么他们的想法对自由中国的事业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他们会觉得对中国的事业给予援助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中国人自己都还不能彼此团结共赴时艰，而仍然热衷于互相倾轧。这种想法将对国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转而影响到美国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自由中国的政策。

3 月 25 日，顾毓瑞来办公室称，各报记者对吴国祯言行的反应于吴不利，因为他们认为吴不仅是在破坏他的国家的事业，也是在损害他自己。26 日，刚从台北回来的孔令杰到双橡园来看我，谈的也是吴国祯问题。他交给我一封委员长的亲笔信，信中指示我对吴国祯事件要将别重视并作好应付他的必要准备。孔令杰说，他已提请委员长注意，美国对自由中国的政策有可能出现不利的转变。但是委员长对此并不重视，并说据他收到的报告，情况并非如此。

不出我们大家所料，委员长又再度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连任六年。行政院院长陈诚则当选为副总统。选举期间，孔令杰正在台北。但是我们对此事没有多谈。

那天下午，我召集主要属员开会研究如何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围绕吴对政府的指责准备材料，并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予以处理。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继续把吴的指责罗列出来，同时收集事实，以便日后提出系统有力的驳复公诸于众。这样比零打碎敲地去驳复吴的每次指责收效更大。

4 月 16 日，孔令杰上校来访，美国人对吴国桢事件的反应使他颇感焦虑。他深信，美国人正在设法使事态扩大。我估计，他也听到了李向我报告的那个消息，即国会山的某些民主党人企图捏造事实，用以反对国民政府。他说，这种企图很可能是想把吴的问题弄成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争点，把共和党的政策说成是掩盖台北的真相继续支援我们，借以破坏共和党的信誉。他感到，攻击的主要矛头可能要落在蒋经国的政治部，因为美国有些知名的领袖人物已经提请委员长注意此事，并建议撤销该部。

孔令杰上校于 4 月 22 日来双橡园告我，蒋夫人因神经性皮炎症复发，苦不堪言，决定来美就医。他本人即将去西海岸迎候夫人，此去暂住旧金山。

4 月 28 日下午，衣上校接美国空军通知，有一架由中国机组人员驾驶的“C—54 型飞机，有六位显要人物”，正由台北向美国航进。

第二天，我走访庄莱德，他一开口便说，他要请我往意来自台北的一条消息，该消息宣称蒋夫人已离台赴美，这是由自动收报机收到的。他说，据他所知，这次蒋夫人来美之事本不打算公开报道的，但现在居然已经公布。

第二天，衣上校接到空军总司令王将军从台北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蒋夫人即将来美。并说此事要保密。但是衣告诉他早报上已经登出来，这使王感到非常惊诧。王将军并对衣上校说，蒋夫人坐的是委员长的 C—54 型座机，这架飞机自上一次大修后已经过了七八个年头，现在需要修理。他指示衣上校为修理工作作好必要的安排，并要照料好中国机组人员在美期间的生活。因此，衣上校要去旧金山，这不仅是为了晋谒蒋夫人；照料一切，还要观察一下这架飞机。他说，修理费和机组人员开支，都要用毛邦初案件项下的资金支付，此点委员长即将向我电示。我对他说，付款问题毫无困难。大使馆对毛案中收回的款项仅负保管之责，将按政府的指示如数支付。需款若干，我请他给我一个估计数字。至于所传飞机上有六位显要人物一节，那是不确的。

5 月 12 日，我宴请于斌大主教、胡适博士、何世礼将军、查良鉴博士、俞国华和谭伯羽先生，还有大使馆的几位高级官员。胡适博士和我们谈了他在台湾时关于吴国祯案的所见所闻。他听说吴的指责中有许多是失实的，还举了几个例证。吴在美国举办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写给国民大会的信已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但经过了删节。但是他自己（胡适）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已决定不发表后，力争予以全文发表。结果中常委改变了原议。第二天早晨，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表了，连吴在信件里的笔误也登了出来，这是胡适的胜利。胡适还说，叶公超曾对他说过，吴国祯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没有申请过去美国的护照。如果他申请的话，就会得到批准。然而，吴却指控台北把他的儿子扣着不放，当作人质。胡适说，吴指责政府向国民党提供津贴，这是事实，连美国国外业务署驻华共同安全分署也是一清二楚的。说老实话，吴本人担任台湾省主席时，这项津贴曾被列为台湾省主席的第二类秘密基金。胡博士还说，他从台湾返美后，吴曾主动邀他到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城市会晤，谈了八个小时的话，他曾向吴问起此事，经吴确认属实。（换句话说，吴国祯担任台湾省主席时，作为一名积极的国民党员对这种津贴是乐于接受的。但是，当他和委员长有分歧时，就把这事当作他反对台湾的口实，公开加以谴责。）胡适博士这次是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的邀请而来华盛顿的，史密斯要和他商讨一下对吴案到底应该怎么办，据胡博士说，参议员史密斯知道，他的小组委员会在辩论美国援华问题时必然会把吴的问题提出来，因此他想设法使中国政府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麻烦，同时还要顾及吴的体面。胡博士说，他力求把不久前在台湾获悉一些与吴案有关的事实，例如有关吴子来美以及他致国民大会函的发表等真实情况向史密斯参议员作一个不偏不倚的报道。胡觉得这位参议员对他的报道印象颇深。接着，史密斯说，他希望这桩公案能就此平息下去。

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为商定下一年度军援计划而来华盛顿。他告诉我，委员长对吴国祯在美国的行径很担心，特别担心的是这事对国会在来年的援华计划的行动上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他离台北前夕，委员长和他谈了很久，第二天又派皮宗敢将军赶到台北机场向他叮咛了一番。他（蔡斯）已经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了证词。高级民主党人理查兹准备了一份有关吴案的提间大纲。据他说，他对这些问题逐条作了答复。为了说明台湾民主化的进展情况，他还提到一位台湾籍人通过选举当上了台北市长。他又向委员会说明了蒋经国所掌管的政治部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蔡斯将军说，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详尽的答案，看来该委员会的各位议员对他的答复是满意的。他认为在众议院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请我简要地电告委员长，让他放心。

6 月 4 日，午后一点左右，负责机要电报的一等秘书傅冠雄来我的办公室，报告说他正在译一份叶部长给我的电报，该电指明仅由傅本人负责译出，傅说虽然才译了一半，但已经可以说，大概是委员长请我去担任考试院院长。半小时后，他说全文已经译完，他猜对了。

这事真使我大感意外，倒不是因为要我回去，而是因为要授予于我那么大的官职。傅先生也感到意想不到。我在日记里写道，想来委员长胸中有了继任华盛顿这个职位的人选，但是再一想，我觉得这次邀请更可能是由于委员长希望我能在他身旁，提供有关外交事务的意见，因为吴国祯已经出走，王世杰博士又已经被解职。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在长途电话上和叶交谈。他说，他不知道委员长要求他电请我担任考试院长的内情，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他曾向委员长作过试探。委员长只是问了一下我的健康情况。委员长听说我的健康不差，就指示他（叶）用他的（叶的）专用密码给我发了那份电报。这类事情向例是这样办的。他们之所以要使用绝密级电码，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避免引起各方揣测。叶说，他也问过委员长派谁来华盛顿接替我的工作，答复是还没有想好，他会考虑的。

叶反映说，委员长的用意是好的，要我在他身旁。这是委员长自己的解释，也是唯一的暗示。叶又说，自从王世杰发生问题被解职以来，委员长一直在物色一位在外交事务上能给他提供意见的人。我对叶说，他本人就是适当的人选。叶说他不过是条“看家狗”，在委员长眼里，他当顾问是不够格的，

接着叶又说，他曾试图从委员长的私人秘书长张群那里打听这一新“邀请”的真相，但是张也说一无所知。

（委员长的一贯不变的政策就是对一切重要的任命秘而不宣，所以我并不认为张群的答复不实在。每次他要作出重要任命时，总是把国民党高级领导们请来，问他们“你们认为谁是最适当的人选？”或者“你们考虑了什么人吗？”但是过了几个钟点，他就召开一个预定的会议宣布候选人。）叶说，在重组新内阁时，曾提过任命我为行政院副院长。后来谣传王宠惠博士想辞去司法院院长，有人向委员长提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委员长对这两次提名都没有同意，而且王也根本没有辞职。叶说，这一次是委员长自己的主意。我对他说，我需要一些时间慎重考虑一下，他也说观望一段再说，不必急于回复。我决定去纽约找几位友好们谈一谈。同时，我白己也要加以深思熟虑。

6 月 6 日，星期日，我前往纽约，星期一又回华盛顿。

对于委员长的邀请，我设想了四种可供选择的答案：（1）谢绝；（2）谢绝并辞去现职；（3）接受邀请；（4）请求回台北商量后再决定。然后到了星期三，我临时决定先表示接受，弄清个中机关，同时声明我不具备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和经验。

根据宪法的规定，在实施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所谓五权制时，这五个院本来是平等的，都是政府最重要部门。五院院长都是任命的，但是任命的方法不同。行政院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由立法院认可后批准。考试院院长和司法院院长也是由总统任命，但是由监察院认可。实际上，考试和监察两院都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考试院院长一职是位尊而权轻。

由于我不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国民党员——我的党籍实际上是别人给我安排的——我估计这就是委员长能为我想到的在台北国民党政府内最合宜的职位了。在众人看来，大使变为五院院长之一这是一次升迁。我本人并不这样看。因为我在北洋政府曾经担任过几乎所有的高级官职，甚至当过摄政内阁的总理，行使过总统的宪法权力。但同时又想到，考试院院长一职接近我所向往的退休生活，想来也没有多少事情要做。我渴望退休，但又找不到立即能如愿以偿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我自已的推侧，其中一部分是在委员长的好意使我受到攫惊时闪过我脑海的一些想法。这就是我之所以在 9 日请叶转呈委员长，表示接受委员长任命我为考试院院长的美意的缘由。这只是一个探测气球，更多地用以探明在委员长这种想法后面到底还有些什么内幕。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因为我以往主要是从事国际事务。但是，我又说，鉴于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委员长又下定决心解放大陆，只要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能通过该项任命提案，我唯有邑勉从命，在新的职位上力图为国效劳。于是我就递交了接受的复电，但又故意留下一些退路，看看有什么反应，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一任命是否真能兑现，也还是深有疑虑的。

6 月 22 日即星期二，我返回华盛顿。那时我已经决定返台一行，亲自考察一下那里的情况。已经有四年没有回去了，我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发了电报征求他的同意,同时着手准备行装。7 月 1 日，电呈委员长，告以已订妥 7月 17 日经旧金山回台湾的机票，此行“系专程请示机宜”。

6 月 26 日我出席宋子安先生在纽约圣里吉斯饭店为其兄宋子文举行的晚宴并致词。我把即将赴台以及委员长请我任考试院长的事告诉了宋子文。他力劝我不要接受。他说，国际局势如此，我留任驻华盛顿大使的必要性超过既往。他说打算请其弟子安转请蒋夫人把他的想法转告委员长。（子安和他姐姐的关系远胜子文。）他请我延缓行期，因为他辗转陈词，需费时日。料想是他看到我能和华盛顿政府各方领袖相处融洽，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对我国不太友好的杜鲁门政府执政时期。

7 月 5 日，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晚宴，席间同子文、子安交谈。他们告诉我蒋夫人将在翌晨悄然前来纽约，除子安外别无他人前去迎接。前此，我曾对子安说过，我希望在赴台北以前能晤见蒋夫人。这次他告诉我，将为我安排于 7 月 11 日在长岛孔夫人离所和蒋夫人见面。

7 月 10 日，星期六，我又到纽约，因为那里有许多人，我在离美前要和他们见面话别。那天，我请蒋廷黻博士吃饭时谈了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的问题。我又和他谈了我即将赴台北一行，还有委员长请我去当考试院长的事，以及我是如何答复的。蒋博士说，现在这件事已成过去。有一段时期，此间某些中国报纸反映国民党人想找一位较年轻的人来当驻美大使。国民党人也在报纸上攻击过他，因为他们想在联合国内安插新人，这两件事如出一辙。蒋说，但是要找一位能接替我的合适人选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在郭慧德夫人在纽约拉伊举行的茶会上，我和宋子文又谈了一次。他建议我必须坚决辞谢考试院长一职，只说如有需要协助之处，我愿意留在台湾效力，但不就任何职位。鉴于吴国祯变节，他估计台北有如惊弓之鸟，唯恐每个重要官员都会在外国庇护下批评政府。但是他坚决主张，我应该返回美国，不能含糊，因为我在美国一直在对国家发挥着极大作用，留在这里可以卓有成效地继续为国效劳。

7 月 11 日，我想和胡适博士谈谈，特请他到德雷克饭店共进午餐。我又把我将去台湾以及委员长请我担任考试院院长一事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院长是个闲缺，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我问胡适博士，请我当考试院长的幕后动机是什么。

他说，委员长是用提升的方式让我实现退休的愿望。但是他也想到可能有人凯觑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说，国民党特别想要在这个职位上放个自己人，但问题是把叶公超放到什么地方去。很自然地会考虑把他送到美国来。

胡博士说，此外据俞国华说（俞刚从台北回美），叶已经同意留任外交部长，但有个条件，就是只留六个月到一年。这个条件行政院长俞鸿钧已予接受。

胡博士认为，我最好是接受外交部长而不任考试院长，因为我在外交部可以比较有所作为。我说，我在北京和南京都当过外交部长，现在应该让年轻人来干了。他认为要找一个适于此任的人，困难异常。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如约去长岛洛卡斯特谷孔祥熙公馆拜访蒋夫人。她风采如昔，看来身体不差，这是来美就医的效果。

关于我的台湾之行，我把委员长的邀请和我是怎样回复的都告诉了她。这些她好像已经全都知道。她说，华盛顿这个岗位非常重要，现在不能换人，而美国的援助则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我已经和美国国会、政府及全国的所有头面人物互相熟识，使我们国家得益不少。如果换一个人，那就又要经过许多年才能和这些人物熟稳起来，而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们不应该中途换马。她也认为未来十个月到两年的时间对我们的国家是关键时期。她说，如果我已经接受邀请，也还是应该出来到华盛顿工作，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并说，委员长是了解她对这事的看法的。

我说，如果摸清了美国人的脾性，那么要和他们打交道也并不难。蒋夫人和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和美国人交往，所以我们理解他们。她对此表示同意，并说，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就已经熟悉美国人了，而要理解美国人则需经过很多年。一个新来的人，如果不先用一段较长的时间设法培养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就不能指望和他们卓有成效地来往。现在时间十分宝贵，不能等待一个新来者旷日持久地从头做起了。

我就在那个星期一回到了华盛顿。

我原来有个打算，就是在离美前，要尽可能多找些身在华盛顿的政府和国会山的政界领袖们谈谈。为此，我从 7 月 14 日即星期三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登门拜客，目的是在摸清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问题上的最新情况。

18 日上午，我分别和在长岛的钱泰大使以及在纽约的金间泅大使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将前往台湾。我回答钱问考试院的事，我说这已成过去，打算访台后即回美国。

十二点半，我离开华盛顿国民机场去芝加哥，在那里换乘去西雅图和台北的飞机。全体中国高级官员云集在华盛顿机场给我送行。蓝钦大使和国务院的马康卫及马丁先生也到机场送行。

第三节 1954 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序幕

1953 年 3 月，当共和党的新政府刚刚执政两个月的时候，我接到外交部的指示，要求就增加美国和中华民国军事合作的某些建议提请美国政府注意。根据这一指示，我征求杜勒斯国务卿对于这些建议——包括协商和缔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意见，我们于 1953 年 3 月 29日举行了会谈。

我告诉杜勒斯，我国政府要我向他提出，按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三边条约以及美国、菲律宾双边条约的不同类型，缔结一项中美军事安全条约并征求他的意见。我说，鉴于亚洲的复杂情况，在亚洲制订一个像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全面军事防御条约，可能并非易事。但是现在台湾的安全已成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国家缔结一项双边条约，将为以后亚洲国家之间缔结全面的条约打下基础。因此，我告诉杜勒斯说，我想了解他对于这一建议的反应。如果他赞成的话，我国政府是否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或者，国务卿是否认为中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不合时宜。

杜勒斯回答说，原则上他十分欣赏中国的建议，他自己也经常考虑在亚洲缔结一项全面的共同安全条约。

但是他指出，美、澳，新的三边条约和美、菲的双边条约实质忆是一样的，并未构成两种类型。

我认为，这两项条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美菲双边条约中，没有关于设立外交部长会议并定期举行会谈的规定。

杜勒斯说，这是因为签约国只有两个，因此设立外交部长会议是不合适的。

艾利森当时还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参加了会谈。他指出，在三边条约中，有一条关于三国军事参谋人员定期会议的规定。

杜勒斯提出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成为后来讨论和协商条约中一项争论的重点。他说，他想知道，在拟议的条约范围内，包括哪些中国领土。假如条约仅限于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他不知道对仍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大陆沿海小岛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些岛屿包括在条约范围之内，并受到共产党的攻击，或者，如果中国国民党从这些岛屿对大陆发起进攻，并遭到共产党还击，美国就得被迫帮助国民党。这就使美国承担一种它目前可能还不准备承担的责任，因为在两国军事安全条约中，经常有这样一条规定：对一方安全的威胁，会被看作是对另一方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假如这些沿海小岛被排除在外，那么这种排除将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声誉，有损于它的领土主权。他相信，国民党政府不会希望给人以一种印象，认为它现在统治的沿海岛屿不处于其合法主权之下。杜勒斯又说，他不晓得如何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建议说，中日双边和平条约所采用的公式，也许可以用来解决这一困难。

杜勒斯说，他不记得这一公式的准确用语，但是他想大概是这样的：这一条约将被应用于目前或今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

我说，这正是它的实质所在，这一公式可能满足拟议中的条约所需解决的问题。

杜勒斯说，还有别的困难。大韩民国也曾提议与美国缔结军事安全条约，因为它坚持把北朝鲜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之内，也产生 f 同样的困难。这项条款意味着美国负有责任收复和永远保卫北朝鲜作为大韩民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美国有一天却可能要从朝鲜撤出它的军队。因此，如果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缔结一项军事安全条约，包括中国应有的全部领土，就会树立一个先例，被大韩民国抓住不放，坚决要求美国给予同等待遇。另外，英国关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曾经提出过同样要求，法国关于印度支那也是如此。杜勒斯重申他的希望：有一天亚洲将有可能缔结一项全面的军事安全条约，就像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但是目前中国、印度支那和朝鲜被内战所分裂，使他难于实现他的愿望。他又说，在和平时期，当边界划分清楚并得到国际公认的情况下，同一个国家缔结一项军事安全条约是并不困难的。

1953 年秋天，台北认为堕应强调建立多边条约。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蒋委员长甚至在 11 月底会见了韩国的李承晚。但是到了 1954 年 1、2 月间，正值明显看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尚为时过早之际，我接到政府指示，要我积极敦促美国考虑我国政府提出的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双边条约的建议。

那时，美国已经同南朝鲜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该约于 1953 年 10 月 1 日在华盛顿签订，并于 1954 年 1 月15 日由南朝鲜国民议会一致通过。美国参议院于 1 月 26日批准，但附有一项谅解，那就是：条约仅适用于美国所承认的，大韩民国法定管辖下的领土受到“外部”武装攻击的意外事件。这样，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双边条约的反对理由之一，正如杜勒斯在 1953 年 3 月向我所提出，它将被南朝鲜援为先例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另一个反对理由，美国不能轻易地同一个进行内战的国家签订这样的条约，也大大地被削弱了。

关于此事，外交部自然是与大使馆的活动齐头并进的，它于 3 月 15 日打电报告诉我，拟议的中美安全条约的代号是“CLARA”,中文为“棠案”。外交部 3 月 25 日的电报通知我，美国大使馆刚刚派人来告诉我们说，根据国务院来电，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和考虑“棠案”。此外，他们特别重视叶部长的论点，即在日内瓦会议开幕以前签订此项拟议的条约的好处；当我们问到所谓“正在考虑”是否意味着还有困难时，代表回答说，国务院必须首先与国防部商量，然后把这件事提到国家安全会议上作决定。所谓“正在考虑”是事实，并非意味着国务院对此感到有什么困难。

叶公超 3 月 24 日给我的私函中也提到“棠案”或“克拉拉”的问题，重申外交部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另一口信说，美国政府的最高一级正在郑重考虑此事。

5 月 19 日下午四时，我到国务院拜会国务卿。马康卫也在座。我发现国务卿在回答我提问的关于拟议的双边安全条约时非常谨慎，在遣词缀句中显得非常小心，时常沉思地注视窗外。

杜勒斯说，他对这一建议曾经反复认真考虑。甚至那天早晨，他还同他的助手们结合发起亚洲和太平洋联合阵线问题进行讨论。（国务卿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他习惯地那样，踱来踱去，说话审慎，显然是在掂量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何题。在谈到东亚成立联合阵线和集体防御时，他说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所处的地位与那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同，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内战。

他接着说，就南朝鲜而言，由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敌对行动已经停止。美国和南朝鲜的共同安全条约，只是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换句话说，是在战争停止以后才缔结的。尽管这样，条约还规定，只有现在或今后，在大韩民国政府和平管辖下的领土受到武装侵犯时，条约才可应用。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如果南朝鲜采取敌对行动，侵略北朝鲜，因而南朝鲜的领土被北朝鲜占领或受到攻击时，都不能迫使美国参与防卫。

我问，这是否意味着，在美国看来，只有当北朝鲜主动对南朝鲜恢复敌对行动时，条约才能应用。

杜勒斯作了肯定的回答说，停战协定只要继续有效，就打算永久维持下去，虽然共产党将来可能做些什么尚难预料，至于国民党中国，目前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政权之间的战争状态继续存在。事实上，空中和海上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缔结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并且规定它的准确使用范围，将是困难的。中华民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是在它的合法主权之下，并且表明了一定要恢复大陆的决心。他同情这一意图，并且愿意见其实现。但是美国不想介入中国大陆上的军事行动。日本军队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竭尽全力企图征服全部大陆，但并没有成功。另一方面，如果规定拟议的条约的适用范围，那将意味着美国想要阻拦国民党政府收复大陆，美国也不愿那样做。

在我告别时，杜勒斯再次说，他愿向我保证，对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处境以及它在拟议的条约中所表示的意愿，极为同情。

我问道我是否应该向我国政府作这样的报告，即：除了杜勒斯先生刚才说的那些以外，国务卿还想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忍耐，等待可能有助于它的处境的总的形势的有利发展。

杜勒斯说，他愿这样建议，要求我照此告诉我国政府。

在陪同我拜会杜勒斯以前和在会见以后，马康卫告诉我，根据他的办公室收到的来自台北的报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发生了不少次冲突，双方都有损失。报告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进攻，夺取浙江沿海大陈岛周围的小岛。局势看来对台北颇为严重。

在台湾海峡与共军发生的严重冲突，和台北再度提出去年 7 月的要求，让美国对我国政府统治下的众多沿海岛屿承担义务，清楚地表明，拟议的条约的应用范围，正像杜勒斯自己在我们最近的谈话中暗示的那样，将是双边条约谈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另一个问题显然是，在拟议的条约下，我们对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的白由程度。这一点，在与朝鲜的情况作比较时，杜勒斯也曾暗示过。美国承担不起而且无意于保证一个国家的自动防御，让这个国家能在它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攻击敌人并招来反击。首先，美国也不会使自己在承担义务或其他情况斤，为保卫那个国家的所有岛屿而投入战争，这些岛屿中有些是分散的，或无法防御的，或者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是没有战略价值的。

7 月 14 日，我曾同诺兰参议员长谈，并且再次提出安全条约问题。我说，安国政府一直希望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防御双边条约。这个问题首先在台北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会谈是在那里举行的。我自已也同国务卿和国务院其他官员讨论了这件事，但是在美国方面好像顾虑重重。我不知道诺兰参议员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我估计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政府已经同国会领袖们进行过磋商。

诺兰参议员说，鉴予其时政府和国会圈子中对于蒋经国的活动和台湾已变成一警察国家议论纷纷，他认为强力推动此事，时机尚不成熟。这将会引起一场关于台湾实际情况的辩论，并且会给那些过去批评国民政府的人以可乘之机，证明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我本人于 7 月 17 日离开华盛顿，到达台北不久，由于海南岛附近的几个事件，美国的，实际上世界的注意力短暂然而专心地集中在台湾海峡。7 月 23 日，一架英国民航飞机在从新加坡到香港的正常飞行中，在海南岛附近被两架只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上飞来的战斗机击落。驻北平的英国代办向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但是美国的反应则特别强烈并充满谴责。伦敦《泰晤士报》分析说，这不仅因为被击落飞机的乘客中有美国公民，而且因为这一事件紧随印度支那协定而来，为此协定美国人仍在感到懊恼。无论如何，杜勒斯国务卿就美国政府对此事的严峻看法作了强硬的声明，在国会，史密斯参议员声称形势严重，汉弗莱参议员希望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并能保待它的荣誉。根据美国海军了月料日的声明，为使援救行动不受干扰，太平洋舰队的两艘重型航空毋舰“被派去提供战斗机掩护”。

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出事地点引起了另一个事件。7月 26 日，（就在这一天北平向英国道歉，声称击落飞机是一个意外事故。）两架舰载的美国轰炸机击落了两架红色中国的战斗机。杜勒斯说，他接到的报告是，“两架舰载的美国救护飞机在执行援救任务时……受到两架共产党中国战斗机的袭击，……（对此）美国飞机进行了还击，两架中共飞机被击落”。后来，国防部长威尔逊证实，涉及到的美国飞机来自新派遣的航空母舰。至于北平对第一个事件的道歉，我可以补充说，北平电台宣读的道歉照会，提到了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国民党中国的游击活动，并说，共产党中国飞机的驾驶员把英国飞机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国的歼击机。

美国国会对海南岛附近的第二个事件的反应，甚至比对第一个还要强硬，参议院领袖们呼吁全国团结，面对这一“危急的时刻”。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和陆海军官员举行了会议。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对北平递送两件抗议照会，而北平自己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7 月29 日，北平把未予答复的美国照会退回给英国代办（是他送去的），简单地解释说，“他（代办）忘记了把它们带走”。

局势在一度非常紧张之后，不久就暂时平静下来，但是接着又引起了美国方面对事件发生地区所承担的义务的敏锐估计。由于我当时正在台北，我在前一阶段没有机会迅速了解在华盛顿人们对此事的想法或说法，例如，它曾否和如何影响着国务院对中美防御条约及其签订的适当时机和适用范围的想法。因而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但是这全部事件使得太平洋两岸的人们更加强烈地、痛苦地意识到台湾和邻近地区的危险局势，而其涵义恰被那一年随后发生的事情所证实。

第四节 重访台湾

1954 年夏，我前往台湾旅途中的第一站是东京。童大使夫妇于 7 月 19 日为我举行了招待会。客人大多数是日本人，包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外务省两位次官，日本最高裁判所长官和海牙国际法院 1956 年法官日本候选人栗山先生，以及野村海军上将。我还看见了在李顿调查团访问满洲时的南满铁路公共关系专家川井。那时，川井曾多方设法引诱作为调查团中方代表的我和特别从东京派到大连招待调查团成员的日本艺妓合拍一张照片，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记得，那些艺妓在川井的指使下拼命挽着我的双臂为拍照摆好姿势，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挣脱了那些艺妓。

在和董大使私下交谈中，我告诉他蒋委员长想让我出任考试院院长一事。我说，我认为此事已成为过去，因为在我对接受那个职务表示冷淡之后，同时据我所知，在许多方面向他暗示考试院院长换人实属不智之后，委员长己经让叶公超否定了新闻报道。

我仅在东京停留一日，于夜间二时动身去台北。飞机在 20 日十时一刻到达台北。蒋经国将军告诉我，他父亲让他作代表来欢迎我。我于下午五时晋谒总统。我看他很健康，并不比四年前我见到他时显老。他招待我吃热点心，以表示特殊优遇。我告诉他我见到了蒋夫人，她的健康情况在好转中。他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华盛顿去？”

这是我们第一次会晤，我知道那不是句闲话。委员长为人非常含蓄，特别在他和能向他提供情况或意见的人谈话时更是如此。

我回答说我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在寂静了片刻后，当他的脸上微露笑容时，我就说让我出任考试院院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大半辈子在国外从事外交事务，不熟悉考试院的职责和存在的问题，也不熟悉考试和人事上的有关事情，因而我不敢说我能胜任那项工作”。他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解释说，“那是在考虑考试院人选时提出来的，但是，华盛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回到那里去”。

委员长还提到美国国务院主管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基所作的关于建议以两个中国来解决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他问基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基仅是从理论上就解决那个问题的可能性发表他个人的看法，但国务院和基本人都不认为那是解决该问题的一项可行的途径。美国官方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们坚决反对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这可以用国会一致投票反对在联合国某些机构中流行的意见后，杜勒斯国务卿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的明确声明作为例证。

在我起身告辞前，委员长突然问我是何时见到蒋夫人的。也许他认为我可能和蒋夫人商谈过关于出任考试院院长一事。我说我是在离开华盛顿前一星期见到她的。从委员长的表情看这个回答似乎立即解除了他的疑团。显然，他是回忆起他曾将可能调我出任考试院院沃一事告诉过蒋夫人，她极力反对，并提出了她的理由。她曾告诉我这一点，因此，委员长可能怀疑我是否受到她的观点的影响。

第二天来拜访我的人很多，上午十时刚过，我去拜访总统府秘书长——我的老友之一张群。我简要地告诉他我最近和美国国务院讨论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情况，并评论了美国 11 月大选的前景。

辞别张群后，我去看望叶部长完成我的汇报，特别是汇报关于吴国祯事件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关于宣伟事件，以及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大会对中国问题的情况和美国的态度等。随后我拜访了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博士。

中午刚过，我在饭店和叶公超共进午餐，但因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王蓬来访，我们未能多谈。其后当我回到宾馆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来请我选定日期前去出席立法委员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致词。财政部长徐柏园来拜访我，答应给我一份关于台币和贬值问题的备忘录。朱家骅、李松涛（音译）、韦焕章和曾虚白是其他来访的几位客人。

第二天，7 月 22 日，我不太忙。但开始工作相当早。

九时去内阁作报告。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迎接我并带我去参加内阁会议。稍谈片刻（真是片刻），因为内阁会议接着马上就开了。我在会上即席和非正式地谈了大使馆的工作与美国的某些特殊情况，例如需要与美国公众接触。我解释说，美国的公众是很好地组织起来的。我还一般地谈到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华民国的政策，尤其是与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有关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美国总政策。我讲了我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未来趋势的一些看法。

7 月 24 日下午委员长举行午宴，我被邀请为特别客人。那是国民党评议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的午餐会。该委员会被认为是对党的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批评的总的监督机构。在委员长的建议下，我简要地报告了国际形势和美国对远东，特别是对台湾的政策。

后来在下午，外交部的联合国司、美国拉丁美洲司和条约司三位司长来拜访我。我们讨论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我来台北之前与国务院和蒋廷黻博士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以及为了在联合国取得尽可能多赞成票而决定一项行动准则的重要性。

外交部的另三位司长在第二天来拜访了我。他们正在草山的研究院高级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

委员长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不时要各部和有关机构呈交他们认为最有出息的人员名单。然后他审查那个名单，不仅看姓名，而且还看个人简历，并召见他们谈话，对其外表和举止得出个印象。然后他从那些名单中选出他认为最好的少数人，将他们送往研究院生活、工作和学习三个月。这个主意是使一伙较为年轻的人参加高级训练，以便能在各个领域担当重任。受训者大多是但不全都是国民党党员。但是那些非党员，在弄清是有才干的和聪明的人以后，就吸收他们参加国民党。

这就是委员长培训国民党和政府各级人员的办法，委员长认为这项政策至关重要。

8 月 2 日，我出席了在草山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委员会的开幕式。如前所述，我是应委员长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全部会议的。

星期二上午我于九时左右再次去草山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午，我到委员长那里参加午宴。

次日上午，我又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会议主席宣读委员长的《革命教育的基础》小册子。

次晨，我继续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委员长对他那本关于革命哲学新理论的小册子作了补充和说明。发言很鼓舞人心。他的基本动机显然在于强调人们在工作中需要具有高尚品质和为原则而献身的美德。

这使我再一次感到他一定是对他的那么多主要部下（包括在政府里和在战场上的）在 1949 年变节致使大陆迅速沦陷感触良深。由于有太多的机会主义者和不忠诚的将军与政客投奔了共产党或背离了他，委员长想通过国民党训练出一批新的领导人，以备一旦光复大陆后，进行管理和统治。他还认识到为了取得成功有必要逐渐灌输这种基本要求。

8 月 6 日晚饭前，蒋经国顺便来看我。他告诉我委员长知道我想去沿海岛屿看看很为高兴，已嘱他作好安排并陪我前往。

蒋经国还转达了委员长的另一项指示。他说委员长鉴于目前国际形势，要求我在视察那些岛屿后尽快回华盛顿去。我告诉他我已准备子 8 月 15 日或至迟 20 日启程。

次晨六时二十分，蒋经国将军和我共进早餐后我们乘他的车去机场。从空中看澎湖列岛的近景是令人激动的，那天阳光灿烂，天空蔚蓝清澈。驾驶员首先围绕群岛飞行一周，让我们鸟瞰群岛。我对澎湖列岛之大和岛屿之多，印象很深。我们的第一站是澎湖列岛的主要城市马公。过午，我们离开了马公乘飞机去金门。

我的下一项日程令人最感兴趣，虽然我曾于 7 日乘飞机观光了澎湖列岛，我要在那一天乘船到更远的大陈群岛访问。为了在大陈岛登陆不被大陆上或一水之隔的共产党占领的岛屿上的共产党人发觉，我们绕道而行。

那里没有码头。我们从驱逐舰下到它自己的一艘汽艇上，然后在接近海岸时，我们又换了一只灿板上岸。

我们本来计划乘军用飞机在晚六时飞回台北。但在十五分钟前，司令官刘将军告诉我们，他接到电话报告说，由于雷达站警告前来接我们的飞机说，有一架共产党飞机已起飞侦察，该机未到大陈就返回台北去了。我们于是改乘“太湖”号驱逐舰，并在舰上过夜。

8 月 12 日，在我的要求下安排去参观绿岛和设在那里的政治监狱。晨六时二十分，蒋经国将军和他擅长摄影的儿子（蒋经国让他一路上为我们拍照）来和我一起吃早饭。饭后我们去机场飞往东海岸的花莲。我们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到达了目的地，受到当地头面人物和“太湖”号舰长及其他军官的迎接。

那里总共约有六千名被拘留的人。他们不受一般犯人那样的待遇，而被说成是学习一种新的生活，就像这个机构被称做“新生堂”那样。没有体罚，甚至连苛刻的待遇或粗鲁的谩骂也是不允许的。除指挥官外，这对各组组长或其他人都是如此。在不追究拘留这些人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对被拘留者的照料和待遇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

8 月王 5 日，一下午晚些时候我前去草山。我和蒋将军到委员长府邸木久就开晚宴。同席只有委员长、蒋将军和我三人。菜肴比往常稍微丰盛，为六菜一汤，而往常则仅是四菜一汤。还有或许是委员长喜欢吃的，他家乡奉化式的美味腌菜。委员长让我也品尝品尝，味道的确不错。还有委员长在招待熟人便宴时很少见到的绍兴酒，这是殷勤待客的一个特殊标志。

晚饭后，蒋经国将军告辞走了。委员长和我移坐在扶手椅上继续谈话。

委员长显得有些感冒，在吃饭时戴上了帽子。饭后他叫人给他拿来一件上衣。还吃了点药。他显得是不舒服了。因此我们在吃过晚饭谈了约半小时后，他说还有其他事情要对我说，并要我在第二天早晨和他共进早餐。

于是我向他告别并祝晚安。

遗憾的是，我没有 16 日早餐时和委员长谈话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次日上午的记事。不过，当时我必须在中午左右回台北去，因为我有一份记载说在十二时半和谷正纲及方治有午餐约会。谷是自由中国救济会的会长，方是秘书长。

回到城里吃午饭时，方先生谈到对大陆人民和在香港的难民的救济工作，并要求我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援助。

我讨论了中国的工会问题。美国劳联友好地但坚决地抱怨说，我们的工会不是真正独立的，它过多地受到国民党的控制。

21 日上午，我回访了一些人，中午在草山和委员长共进午餐并进行另一次谈话，决定于 23 日离开台北。

我在台湾的整个期间，谭绍华代办继续从大使馆就华盛顿方面和国际战线形势的发展情况向外交部报告。这些报告都转给我看过，供我参考。根据谭绍华的报告，我在台北和熟悉国际事务的人们的交谈以及我自己读报所了解到的情况，到 8 月 11 日为止，东南亚防御条约计划已经进展到即将在 9 月 6 日召开预备会议的地步。8 月 14日，华盛顿宣布杜勒斯国务卿将率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前往参加会议，并将在 9 月 4 日先与菲律宾当局就与菲律宾实行共同防御问题举行会谈。原因是菲律宾反对美国草拟的条约草案，他们认为该条约不能提供足够的军事保证。因此，传说美国将作某种让步以使菲律宾人感到更有保障。

事实上，我国政府所关心的是，菲律宾政府既已在东南亚集团里得到照顾，并得到美国保护的额外保证，将会使他们对亚洲的更为重要的反共条约失去兴趣，而这个条约却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至于提出来的多边协定的应用范围问题，虽然该协定所包括的签字国已经大致定妥，并限于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但一般认为尚悬而未决。在 8 月份，台湾仍可能被包括进条约的最终防御区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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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54 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 年 8 月 24 日—12 月）

第一节 缔结条约的国际背景

一、第一次金门危机，东南亚条约组织公约和联合国的处境我在台湾住了五周以后，于 1954 年 8 月 24 日深夜乘飞机返回华盛顿。我头脑里有许多问题，有许多事情要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在离开台北那天的最后时刻，我曾参加讨论所谓中共威胁要“解放”台湾等问题，他们如果来袭并袭击了什么地方，那时，我们会作出反应，然而美国又将如何。我国政府希望和美国尽快缔结一项防御条约。我刚获悉国务卿杜勒斯将在马尼拉会议缔结东南亚防御条约后的归途中在台北逗留。我急需在他动身赴太平洋地区之前安排和他会见。

就在那天，国务卿就沿海岛屿问题对新闻界发表了非常令人鼓舞的声明。8 月 25 日报刊报道，他声称美国武装部队有理由防卫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某些小岛免遭共产党的袭击。8 月 27 日，华盛顿各大报都以重要的头版篇幅刊登中共对金门的攻击。《华盛顿邮报》的标题为：“红色分子自夸袭击蒋岛；四十名共军登陆金门，十名被击毙。”

《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海军侦察小组 8 月 23 日夜袭金门国军，显无认真夺占企图。该报还向读者保证称，美国可望处于战火之外，并称这样的袭击不会引起第七舰队的防御行动，因为该舰队尊重大陆周围十二海里的领域，而金门距离大陆海岸仅三海里，再说金门岛上并无美国人员，当然，没有美国人员这话并不十分正确。军事援助顾问团有人在金门岛上。

我电告外交部，华盛顿各报正注视中共的袭击，还有，合众社台北电讯称，我国政府刚宣布已派特别增援部队前往金门加强防御，对该地区的空中巡逻也已加强。

我说，各报也已引用了我方发言人的声明称，我政府将不遗余力保卫该岛。

杜勒斯于 30 日（星期一）中午返回华盛顿，让他的秘书约我在星期二下午二点四十五分，即临去马尼拉之前和我会见几分钟。尽管他工作繁忙并随即要动身赴马尼拉，杜勒斯仍像往常一样平静、友好和亲切。

我说，我的来访是要告诉国务卿，蒋介石总统和中国政府获悉国务卿在马尼拉会议后应邀访问台湾，都很高兴。蒋总统以他本人，和以政府的名义，要我向国务卿表示热诚的欢迎。

杜勒斯说，他一直想找时间访问台湾。以前去远东不只一次，但未能访问台湾，这次他希望能实现他的愿望，并对邀请和我转致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又说，近两天来，欧洲防务集团问题突然发生变化，欧洲局势因而严重起来。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已决定不亲自参加马尼拉会议，杜勒斯本人也曾认真考虑过放弃马尼拉之行。虽然现已决定去那里，但由于欧洲局势关系，有可能得赶回美国。如果那样，他也许无法访台，然而他将尽力往访，即使有两三小时也好。可是他准备在台停留两天的计划现在不行了。不过，无论时间如何短促，他要访问台湾，以便驱除有关他不重视该岛的臆测和疑云。

我问国务卿有无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要和蒋总统讨论。

杜勒斯说，他打算向委员长阐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愿意听取他对远东局势和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人说，美国对亚洲没有固定的政策，并说美国处于混乱和迟疑状态，但是杜勒斯说，这不是事实。

马尼拉会议实际只开了两天。大部分的问题或困难已于事前解决。。月 6 日开会时，杜勒斯立即阐明了美国无意在受威胁的地区驻扎常备军队，但要依靠“机动的打击力量，加上战略部署的反击力量”。因此，东南亚条约组织，按照签署的规定，其成员保证按各自的宪法惯例以联合行动迎击任何侵略威胁，但军队的布局或统一军事指挥机构的设置均未作规定。与会的亚洲国家也未能实现他们想通过该条约使主要国家承担特殊经济义务的愿望。最后文件只提了些有关经济合作的含糊不清的规定。由于条文中的“侵略”二字之前删去了“共产党”字样，以致该条约针对谁或针对什么都不明确，使条约更加软弱无力。删去“共产党”字样不合美国的愿望，但大多数出席者则坚持要删去。所以最后在条约后面附了美国提出的“谅解”，说明美国的义务，“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如遇“其他侵略或进攻”，美国政府将和条约组织成员国协商。至于该条约应用于防止颠覆方面的可能性，这是我早先和许多美国官员讨论过的一个不平常但又必须有的特点，看来对该条约成员国不成为问题。他们同意保持和发展他们各自的抵抗武装进攻和“外来颠覆活动”的能力。至于条约适用范围，则规定为东南亚一般地区，包括订约亚洲各国的“全部领土”和太平洋西南直抵台湾以南某一点以内的一般地区，这样，就把台湾和香港全都排除在外。该条约所附的议定书标明该条约的军事和经济条款可适用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

9 月 18 日晚，我启程前往纽约。外交部长叶公超将于次日清早到达艾德威尔德机场。19 日晨，我去机场迎接叶公超。

我和叶部长先后在车内和他的房间里谈了些时候。我问叶公超，杜勒斯 9 月 9 日在台北逗留四五小时并直接去草山委员长官邸共进午餐和会谈，他谈话的要点是什么。

叶公超说，参加会谈的有委员长、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长俞鸿钧、他本人、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代理参谋总长彭孟缉将军，美方有国务卿杜勒斯、蓝钦大使、蔡斯将军、参议员亚力山大·史密斯和杜勒斯的助理麦克阿瑟。叶部长给我一份委员长和杜勒斯的会谈记录。我告辞并匆匆赶回华盛顿。

在飞机上，我又翻阅了草山会议记录。杜勒斯清晰地叙述了最近美国在亚洲的一般政策和对中共及国民政府的特殊政策的根据。杜勒斯曾说是他向雷德福海军上将建议向英国国泰太平洋航空公司班机被击落的地区派出美国海军进行救援，也让公众知道美国的不计后果的决心。

他向委员长保证美国绝无抛弃他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之意。

委员长和副总统概述了我们对外政策方针的性质和我们对美国政策的看法。委员长赞赏国务卿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成就，同时也看到“美国对外政策总的来说，近来有点举棋不定，缺乏主动，虽然对各种事件的处理还不能说不正确”。然后，委员长提出拟议中的中美双边防御条约，和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论点以消除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

杜勒斯发言时侧重于国民政府受实际管辖范围的限制使该条约的适用范围成为难题。他强调原来给第七舰队下达的命令要比条约可能安排的有利，如照条约安排，美国的机动性只会较差，对侵略的反应也不会及时。委员长驳称如果美国的亚洲政策坚定不移，总的形势将会改观。

9 月 21 日，我一早就去叶外长所住旅馆和他再次叙谈。叶公超给我看他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草拟的声明，以备用来对付苏联集团的任何有关剥夺我们在联合国席位的动议。我认为这份声明简短有力。随后，我和他看了一遍他为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准备的发言。有些地方，我建议修改并压缩一些。这样费了好多时间，我不得不匆忙告别去赶我的飞机。

9 月 16 日，为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系的谭绍华与该院中国科的马康卫会晤。马康卫告诉他，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团已取得许多国家的谅解，所以预料我们的代表权问题本届联合国大会不致提出讨论。他说，美国充分注意我们的意见，已拟就决议，其中“推迟”字样改为“本年”，使建议最后读作：“第九届联合国大会决定中国代表权问题本年不予考虑。”马康卫还说，英国人已表示同意。

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马康卫说尚未商定，往年，该会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该委员会也会提出代表权问题。可是他告诉我们，美国肯定会坚持共产党国家委员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于 9 月 21 日开幕。潘迪特夫人刚致完开幕词，卸任的大会主席，苏联的维辛斯基一如前一年第八届大会开幕时那样，提出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他指着最近的日内瓦会议说，共产党中国已“合法地”和“恰当地”作为一个大国在那次会议上占有席位，他建议它也应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美国代表洛奇起来反对，并提出该问题业已商定本年不予考虑作为反对的理由。经过辩论，美国的动议以四十三票对十一票，六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国际上对“海峡危机”的关注影响着条约谈判

1954 年 9 月 19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查默斯·罗伯茨题为《红色中国大力宣传美国侵略》的文章，他说，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和金门岛上的国民党中国，中共可能要在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

同日，华盛顿讯，民主党认为中美两国订有秘密协定，“国民党中国的武装部队只许驻在台湾，不许攻击大陆”。

后来我从代理外交部长沈昌焕的通知中得知外交部在担心，如果记者问到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协定时，何以解答。

10 月 9 日，叶外长在纽约收到沈次长来电，沈次长获悉这条新闻电讯后，于 9 月 20 日，询问驻台北的蓝钦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将如何回答记者们的提间。沈说，台北的中外记者可能来外交部和美国大使馆询问此事。他个人认为如果答称“无可奉告”，那会像默认有此协定。况且，这种消息似系民主党所散布，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大选，用以攻击现任政府。我们当然不愿卷入美国的内部政治，以避免引起误解。他想知道蓝钦对记者的提间如何回答。

蓝钦说，他见过那条电讯，并觉得颇难回答。虽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协定，实际上双方确有一种谅解。假使现在我们肯定地说“不”并否认其存在，那是不确切的。

所以，假使记者问他，他想以“无正式协定”作答。那几乎等于承认民主党所说的，而各报也可得出有非正式协定的结论。

蓝钦说这一点提得好，他想知道沈打算怎样回答，沈次长称，他将答以“中美之间并无此种协定”、他只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53 年 2 月 1 日宣布，他将解除台湾攻击大陆的约束等等。

蓝钦说，这样说似乎否认得过死。他说，沈次长也许还记得在中美两国探讨此事（解除约束）时，他提出过中美双边条约问题。美国政府官员立刻表示不安，怕我国政府一旦以武力光复大陆时，美国会被卷入战争的漩渴。蓝钦说，我国政府过去曾口头向美国保证，如真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事先将和美国商量，所以虽然没有正式交换过双方签署的照会，但是如果真的签订一份互助条约，中国会把该问题以明确的书面条文写进去。他又说，他个人认为，那样的程序是很合理的。

沈次长不知道国务院对刊登卜述消息有什么反应，美国政府有无评述。

蓝钦大使当即致电国务院。沈次长给叶部长的 10 月9 日电称，国务院答复如下：

如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和自由中国有关使用中国军队的“秘密协定”时，本院拟按下述精神回答：在共同防御援助方案方面中国政府已作某些成文保证——例如中国保证共同促进一国际谅解、友好，及维护世界和平。按照 1951 年共同安全法第 511 （a）节（修改本），所有共同防务援助计划的受益者都要作此保证。美国相信中国政府将毫无保留地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诺言和这些保证。然而，把这些保证，或把美中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为指挥中国的行动则是错误的。美国没有将中国政府局限于台湾的秘密或公开协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约束该政府的行为是它分内的事，不能由另一个国家指使。

两天后的中午，我的一等秘书从自动收报机里拿给我一条合众社消息称，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马康卫和国外业务署弗兰克·特纳陪同下于星期六（10 月 9 日）赴台北和委员长商谈“有关美国援助”事宜。这使我十分诧异，尤其是我刚让谭绍华为我约定饶伯森，会谈有关协防的双边条约问题，以便为叶公超外长到达华盛顿后正式谈判仃好基础。

我文即派谭绍华去国务院找庄莱德面谈。谭绍华问他饶伯森的启程是否属实，庄莱德并未立即确认，反问我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们告诉他消息是从合众社自动收报机传来的，这时他才承认消息是真实的。我对饶伯森启程赴台和出乎意料的访问如此突兀感到费解，因此于次晨十点半亲自去国务院拜访庄莱德。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在场。庄莱德对饶伯森的访问和目的似乎讳莫如深。他甚至不愿把拟议中的双边条约有无缔结的希望告诉我，只说他未被授权讨论此事。我继续探询我想知道的问题，但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

当天中午，叶公超来电话说，饶伯森突然访台而大使馆和外交部又未能预先通知委员长，必然使台北大为惊异。外交部很可能向委员长说，大使馆定然给饶伯森及其随行人员签讨证，他们应是知道的。我和护照签发官员，我的秘书周尔勋查对，知道他们确未申请签证，也没有给他们发过一张签证。所以我致电外交部说明国务院蓄意对饶伯森的访问保持缄默，因为这几天大使馆和国务院的联系特别密切，说它蓄意，并不为过。确实，大使馆每天总有谭绍华或是崔存璘去那里联系其他事务，特别是联系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的计划安排，如谒见总统及我宴请国务卿等等。但他们从未暗示过饶伯森要去台湾访问。

至于我和叶外长在电话中所谈的其他事项，有我和庄莱德谈话的要点，有他补充的一些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例如，叶部长知道加文将军也和饶伯森一起去了。詹姆斯·加文少将是陆军作战助理参谋长。

次日，我收到有关饶伯森访问以及他和委员长在台北会谈的首次报道。但会谈的目的和主题并未透露。报道只说中美双方官方人士均守口如瓶，当然，报界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说饶伯森此行是为了使委员长停止空袭大陆沿海城市，总之要停止一切对中共大陆的作战行动。

后来，可以看出此行的原因部分由于英国的坚决要求，部分由于讨论的事项具有高度敏感性，同时也由于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知道得最清楚，像这样的事，他们必须直接和委员长单独谈，只有他一人有权决定。尽管如此，我认为国务院还是应当给大使馆和当时在纽约的外交部长适当坦率地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国务院却高度保密。

那时，我很惊诧；但这也暗示着事件必然是非常紧急的。

直到 15 日，我才收到有关饶伯森和委员长谈话的第一份正式消息。这是 10 月 14 日外交次长沈昌焕给纽约叶公超转我的电报。该电称饶伯森于 12 日下午五时抵台。13 日上午和下午，他和总统会谈四次，历时共七小时。美方只有蓝钦和马康卫出席。我方为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长俞鸿钧、总统府资政张群、国防会议秘书长周至柔和外交部次长沈昌焕。该电还说，在会谈要结束时，总统告诉饶伯森说，他已指派叶部长和顾大使全权负责商谈他们刚讨论过的各项问题的细节以及协防条约事宜。总统希望饶伯森返美后，能和我们进行谈判。

该电接着报称，饶伯森已离台北，并已请他把密封的张群将军关于饶伯森和委员长会谈纪要的信件，及委员长亲笔信，带回华盛顿交我。该电还说，两信系由次长本人赶往机场交给饶伯森的。会谈详细记录尚在整理，一俟整理完毕即由次长派人送给我们。

最后，该电称，美方极希望对此消息保密。饶伯森说，在美国政府方面，参与此事的人为数极少。该电又称，我方除参与会谈者外，台湾并无其他人知晓此事。

饶伯森一行本应在 15 日当日中午一过就到达华盛顿，但由于气候恶劣，满天阴云，有咫风现象，所以推迟。我焦急地等待着，因为我急欲看到沈次长来电所说的信件以便仔细考虑并与在纽约的叶外长讨论。饶伯森实际于下午一时半到达，直接到他的弗吉尼亚的农场小憩。马康卫则直接回国务院，因此由崔存璘独自去那里等待由饶伯森带回来的台北信件。崔存璘在下午三时拿到之后打电话给我，让我在去联合车站时路过大使馆。由于咫风，所有飞机都已停飞，我只得乘火车去纽约会见叶外长。

我拿到台北来信就在火车上看。会谈纪要是在叶公超的密封件里，我未拆开，我看了委员长给叶外长和我的信，该信表明，他为饶伯森访台及其就新西兰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决议案所作的建议深感不安。新西兰提案呼吁在金门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并建议采取和平的解决方法，议案的性质也只能从委员长亲笔信中的几点指示上概括地了解。此外，委员长似乎对饶伯森的突然往访大为惊讶，使他更为惊讶的是饶伯森建议的性质。这封信在台北未曾留底，所以要我抄录一份后把正本寄还委员长存档。足见一切都是在极其匆忙中办理的。

这趟“国会”特快列车在威尔明顿因前方的电线被刮倒而停车。旅客们全都焦急地等待列车开动，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仍毫无开行的征兆。等了几个小时，约在十一时以后，我终于决定不再等下去而到市内去过夜，以便次晨和叶外长商谈之前可以睡一会儿略作休息二我在旅馆给叶外长打电话，告诉他我手里有两个文件，现已延迟，我将于次日十一点半抵纽约后往访。他说，他将请蒋廷黻同时会晤，以便一起讨论。

早车比较好些，只晚点一小时。我和叶及蒋在斯坦霍普旅馆内叶的房间里从中午待到下午六点半。我们仔细阅读了张群的信件内容，知道了 10 月 13 日委员长和饶伯森在台北讨论的十二点。信中说：饶伯森于 12 日来台北，13 日会见总统。据称，新西兰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提案要求沿海岛屿战斗双方停火，侯新西兰提出，美国将予支持。并谓由于此事对我们至关紧要，故特来台湾先行讨论。

总统所谈要点如下：

1、（总统说：）将该提案提交联合国，于我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低亦将沉重打击我军民之精神与士气。以我政府观察，此种情况至关重要。其性质可与马歇尔将军之调停相比。当时，我国追随美国政策，而结果失去中国大陆。吾人之责任在于当时未能坦率将其政策之严重后果相告。时至今日，必不容重蹈此灾难覆辙。总统认为新西兰提案之后果不仅损害中国‘亦于美国无益。

2、（总统说：）目前金门、大陈之战显系由于中共之侵略。各外围岛屿均为中华民国领土，而中华民国仍系联合国正式会员，对金门及大陈之袭击乃中共所发动。我唯力求还击而已。昔日中共协助北韩入侵南韩，联合国立即通过决议痛斥中共为侵略者。今中共在金门前线复为侵略者，而联合国竟决议要求双方停火，实有背于联合国宪章精神。此等动议，结果将使我人与中共受同等对待。况将中共视为交战之一方必将贻无穷后患。

3、（总统说。）美欲新西兰提案仪以外围岛屿之停火为限而不涉及其他政治问题。总统认为中共必不肯就此罢休，定将利用此机会提出若干有关中国与台湾之问题。故美国支持新西兰提案必将自寻烦恼。

4、总统认为此提案必有背景。定有某共产集团及英国于幕后操纵，希冀通过外围岛屿停火，造成台湾中立或托管，并接纳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使中共吞并台湾。斯乃此一系列阴谋之后果。纵使新西兰提案之背后别无阴谋，最后亦必产生同样结果。

5、（总统说：）因而总统乃至一般军民认为，以新西兰提案维护外围岛屿实毫无意义。无异于抛弃外围岛屿。吾人宁坚苦战斗而失去外岛，亦不愿以新西兰提案保全之。总统表明，无论有无美军之支持或补给，已下令守卫外岛，战斗到底。

6、（总统说：）几年来，大陆同胞及海外侨胞均切盼在政府领导下驱除朱（德）、毛（泽东），拯救大陆人民于水火之中。倘新西兰建议成功通过，必将痛感失望，以为政府又为迎合美国之需要而对敌人让步，实无异于驱之投奔朱、毛。

7、故依照总统意见，美国政府以劝说新西兰政府不提此项提案为宜。

8、（总统说：）如无法制止新西兰提出，则希于提出建议之前，至少于提出之同时，由美国政府（此乃饶伯森之意见）宣布美国正积极与我政府谈判缔结一项双边条约。

9、总统坚决主张务必竭力减少新西兰提案提出后产生之不利后果。为此，于安全理事会对新西兰建议作出决定之前中美双边条约必须签字，如于安理会对建议有所行动之后（不论赞同或反对）签字，则新西兰提案之不利后果将无法避免。

10、饶伯森希望我国政府对新西兰提案暂不在安理会作任何声明。然而总统称，如安理会美国代表能及时出面声明美国认为共产党入侵金门实乃对中华民国领土进行侵略之一种形式，为此美国不能支持此一提案，则我国政府可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团持保留态度而不表示反对。

11、（总统说：）中美双边条约实系老问题。我国早经提出草约，但迄未得到美方明确答复。于新西兰提字提出之同时讨论该约为时恐已过晚。总统认为如中美双方政府确有缔结条约之诚意，应立即进行缔结，不必考虑新西兰提案是否提出，也不管提案交安理会后之结果如何。

12、总统还说，以此为基础，将立即指定叶外交部长及顾＊使两位全权代表与美国进行谈判。

以上乃会谈要点。饶伯森本人表示同意总统提出之各项原则，但称，自须先回华盛顿汇报，然后作出最后决定。

叶、蒋和我讨论了美国这一动机的背景。我们推测这事一定是由英国发动，美国为其本身的便利同意推行，同时要求新西兰出头。（他们常是让某个小国家打头阵和采取行动。）华盛顿和纽约的新闻述评表明，关于停止金门周围的战斗并用国共双方休战停火的方法以维持现状的想法已在幕后讨论。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刊有勒德韦尔·丹尼寄自伦敦的一篇文章，表明这个主意是英国策划的，杜勒斯从艾登那里接受了这个主意作为重新协调英美远东政策的最好办法，在此以前，伦敦和华盛顿在远东各行其是，显然时有摩擦而缺乏协调。

那时，联合国内的一个新发展使本已困难的局势越发复杂起来。10 月 15 日，苏联要求在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加一项名为“对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为和美国海军应对此行为负责的控诉”。

苏联的决议草案序言称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给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草案主文却“注意”到“在台湾岛和中国海区域内，美国控制下的武装部队以无理的武装进攻形式对中国城镇和沿海区域的侵略行动，使该区域变为新的战争温床，严重威胁了和平”，又指出“该武装部队还在同一区域，对公海上的各国商船进行海盗式袭击，劫掠船只……虐待船员”。是以决议草案建议谴责这些侵略行为，而且“这些侵略行为对远东的安全和和平之维护已构成威胁”，它建议对美国，“这个应对该地区所发生的情况负责的国家”，采取必要步骤以停止前述侵略行为和对各国商船所进行的海盗式的袭击”。

26 日，杜勒斯正在华盛顿。大使馆安排在次晨由叶外长去国务院拜访他。

沈次长电报的到来使叶外长在会见杜勒斯前能及时予以考虑，这很重要。因该电内有关于新西兰提案的另外几点。这几点是委员长提请蓝钦大使注意并转达国务院的。

委员长曾约蓝钦于 10 月肠日下午前往会见。他想知道自饶伯森返美后，新西兰提案有无其他新消息。蓝钦说，尚无消息，但在当时情况下，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于是委员长告诉他说，我方除以前谈过的以外，还另有几点看法需要补充，并要求蓝钦转达美国政府。委员长又说，在饶伯森来台湾并提出新西兰提案时，我们对他是能理解的。

但自那时以后，国际形势有了一些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有：

1、苏联和中共的联合宣言是针对美国并表示他们要清除掉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宣言的一条是在新疆修建铁路，显然是准备战争的一项步骤。所以，假使在目前将新西兰提案付诸讨论，实难使人理解究竟是为了什么。

2、苏联在联合国指控美国侵略。新西兰是美国的盟国，假使新西兰现在提出它的提案，全世界都会明白这与由美国提出该提案或由美国授意新西兰提出，以对付苏联在联合国指控美国的侵略是一回事。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又是联合国的重要会员国。美国对苏联表现如此软弱，对形势极为有害。

所以，委员长热切希望美国政府能慎重考虑如何挫败新西兰提案。

该电又称，在会谈中，委员长谈到杜勒斯巴黎之行极为成功，因为此行使欧洲局势得以稳定。他请蓝钦将此意转达杜勒斯，此外，请敦促美方从速谈判和缔结共同安全条约。

星期三（10 月 27 日）早展十点半，我陪叶外长去拜访国务卿杜勒斯。这次会见，有饶伯森和马康卫在场，共一个多小时，但并无结果。双方各持己见，表明存在很大分歧。

叶外长说，杜勒斯想必已看过我给饶伯森送去的阐明中国政府如何看待拟议中的新西兰决议案的备忘录。他想知道国务卿对该提案的反应，并说，如能听到杜勒斯提出他的看法的片言只语，当不胜感谢。

杜勒斯说，摆在他面前的备忘录、书信和其他文件为数众多，他不能确定曾否见过中国的备忘录，但饶伯森曾把该备忘录的要旨告诉过他。他尚未想妥他是否能对我们有所奉告，但他准备先和我们就此深入交谈。

叶外长说，当然，他不想立即开始讨论，但他要向国务卿重申，该决议带有某种我国政府认为不合宜的内涵和隐义。

杜勒斯说，在有些人心中，从宪法的角度看，这是总统是否有权把美国投入战争的问题。例如中共攻击台湾和澎湖列岛而美国第七舰队为了帮助抵御而卷入战争。

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曾行使过他的战时权力，发布了这些命令。现在朝鲜协定已经缔结，那里的战争已告结束。美国政府目前虽无撤回第七舰队的意图，但没有人能预言今后一年的国际形势如何。局势的发展可能会使公众公开发出要求撤回第七舰队的呼声。公众对总统给第七舰队的命令的支持可能减弱，而总统按照宪法授予的权力能否无限期地维持这些命令的问题就可能要提出来。为了为这些命令提供法律根据，曾经考虑要求国会对此授权，所以他最近向诺兰参议员请教。但诺兰的意见认为国会不能事前授权总统为保卫另一个国家而诉诸战争，它只能在面临实际情况时，在总统的建议下考虑授予那样的权力。

叶外长说，他也考虑过给第七舰队下达的命令在宪法方面的问题，实际上，2 月份他在台北交给蓝钦大使的那份拟议中的条约草案时，他已向蓝钦大使提到这一问题。正由于给第七舰队下达的命令只是行政命令，才引起中国政府想缔结双边条约。

杜勒斯说，美国政府的想法是，美国已经和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在西太平洋岛屿的防御链上只剩台湾这唯一的缺口，所以美国政府现在准备和中华民国缔结同样的条约。但这样的条约不能包括沿海岛屿，而美国又希望看到这些岛屿保持在国民政府手中。因此，作为一个同时并举的行动，美国认为把沿海岛屿问题和联合国联系起来是可取的。

叶外长说，他以外交部长和中国政府的名义，向杜勒斯及其政府保证不会把这项条约作为进攻大陆的根据，中国政府无意将美国卷入全面冲突中去。他以前确曾通过蓝钦向美国保证说，中国政府在进攻大陆之前，甚或在大规模突袭中共之前，中国政府将首先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但叶外长强调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光复大陆的主权，也不能接受任何损害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共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决议。

杜勒斯说，他同样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放弃其返回大陆的计划，或使人民光复中国大陆的希望破灭。但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一切环境、本身力量应予慎重考虑。如果蒋委员长现在要侵袭大陆，他就会犯错误。从中共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看，他怕国军会被全部消灭。所以，最好是耐心注意形势和等待良好的机会。

叶外长说，他准备重申中国政府以前的保证，在没有事先征得美国政府同意之前，决不进攻或大规模突袭大陆。然而，他希望这一点只作为存在于拟议中条约之外的一种谅解。

杜勒斯同意在这一点上应有一种谅解，且对于拟议的条约，还应有几项其他谅解。他说，重要的一点是该条约的条款应怎样措辞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而不包括沿海岛屿，而同时又不削弱中国政府在沿海岛屿的地位。美国不准备将这些岛屿包括在条约内而承担额外的义务，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政府失去它们。他认为可以制订某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必须取得某种联合国决议的原因。

第二节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

正式谈判和缔结

一、1954 年 11 月 1 日—11 日谈判的初期1954 年 10 月 28 日上午，我在机场送别叶外长后，回到大使馆，着手整理外交部原先在 2 月间通过蓝钦大使转交美国国务院的共同防御双边条约文本的修订稿。前一天，我们去国务院拜访时，国务卿杜勒斯曾答应在三四天内，或者在他为开始缔约谈判准备就绪时就与叶外长和我接触。当时，叶外长表示；他希望以我方的原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不过，他还对杜勒斯表明，我方还将提出某些修改意见。实际上，我们打算在适当时期提出我们的修订草案。叶外长本人即将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秘书长为代表团长举行的午宴，计划最迟于 11 月 1 日返回华盛顿。11 月 1 日，我在华盛顿国民机场迎接叶外长。星期二，11 月 2 日，是美国选举日，我们一起去拜会杜勒斯国务卿，开始会谈拟议的共同防御条约。美方出席的有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国务院法律顾问赫尔曼·弗莱格、中国科科长马康卫。

叶外长首先发言说，在联合国议程上，苏联提出的所谓美国侵略问题的两项提案在今天提交讨论，也许此时正在讨论。虽然他知道美国不会反对讨论这件事，但是，他的（中国）代表团一定会反对讨论该提案。

杜勒斯笑道，中华民国和美国总是互相轮流为对方辩护的。

叶外长问，杜勒斯先生是否能够说服新西兰放弃拟议的决议案。

杜勒斯回答说，他尚未同新西兰进行接触。不过，他了解到，目前该决议案已暂时搁置未提，不过他担心沿海岛屿战火的日益扩大会促使其加快提出该决议案。

杜勒斯说，在联合国内，普遍在谈论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促成和平的计划。至于新西兰提出的决议案，是美国多次同新西兰商讨以后，按照美国建议的内容草拟的。

该提案也是为了阻止提出任何关于台湾的地位、大陆的地位或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而特别设计的。其目的是给沿海岛屿以某种保护，因为总统给第七舰队的命令只限予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他觉得，由于提案现在所使用的措辞，几乎可以肯定，苏联必将使用否决权，这样就会加强国民政府对沿海岛屿的地位。他相信，共产党接受该决议案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分之一。

杜勒斯说，他希望澄清这件事：赞同新西兰提出这样的决议案，美国方面并非别有用心。他一再声称，美国的意图是给沿海岛屿以某种保护，让国民政府能够继续控制这些地方。

叶外长说，我国政府所以反对该决议案，是由于其中含有不适宜的内涵与隐义。他可能表现得对此过干敏感，不过，中国政府决不能放弃收复大陆的主权，或者破灭大陆上中国人民从共产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杜勒斯说，他能够理解中国政府怀疑美国意图的理由，不过，他确实愿意帮助中国竭力守住沿海岛屿。他深信，对国民政府来说，最有益的是等待时机的政策。

叶外长说，即使新西兰提案遭到苏联和红色中国的拒绝，他也难以完全同意说中国政府会在道义上有所收获。由于决议案内含有不适宜的内涵和隐义，他甚至怀疑，那种收获能否弥补台湾与全世界中国人民在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后果。首先，拟议中的新西兰决议案的意译本竟把目前发生在沿海岛屿附近的敌对行为，看成是中华民国与共产党政权负有同等责任、他想知道，决议案内是否能够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侵略者。

杜勒斯认为不能。他说，提案已经压缩到最简略的地步，而且不能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或含有更多的内容。

叶问杜勒斯是否能够要求新西兰放弃这一决议案。

杜勒斯回答说，他可以要求新西兰放弃这一决议案，新西兰也可以不把这个提案提出来，不过，他不能阻止其他一些国家提出别的议案。例如，印度就很可能提出对中国更不利的提案。美国要想阻止那样的提案，就更加困难。

他补充说，至于新西兰的决议案，美国相信，它可以影响并控制局势，从而达到提案的目的。

于是，叶又问杜勒斯现在是否已准备好进行中美双边条约的谈判。

杜勒斯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一年以前他对我谈过，由于沿海岛屿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他对缔结这样的条约缺乏信心。因为美国不想卷入沿海岛屿所引起的战争。假若共同防御条约只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原则上他赞成缔结这样的条约。在他看来，完成这条从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冲绳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御链，非常重要。这条防御链对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大作用，对美国的忠实盟友中华民国也有帮助。他于是交给我们一式两份美方拟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他说：这份草案是以 1951 年 10 月 30日签订的美菲条约作为蓝本而草拟的。他解释说：某些章节对中华民国不适用，因而删除了。然后，杜勒斯交给我们一式两份宣布开始进行拟议中的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声明草稿。

我问，杜勒斯先生打算再过多久公布这个声明？声明公布以后，拟议中的新西兰决议案又将如何了杜勒斯说，发表声明的时间，应取决子拟议中的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情况，因为他不希望先发表声明，然后又发现缔结拟议中的条约有了困难。发表声明之后，如果不能在一段合乎情理的时间内缔结条约，就会显出中华民国与美国之间缺乏协调，并将因而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他希望能感到确有把握在发表声明之后紧跟着就缔结该项条约。不过他补充说，时间愈来愈少，特别是鉴于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日益扩大，若新西兰决议案不尽快提出来，其他国家就可能出面提出他们的决议案。

叶外长间杜勒斯，新西兰能等待多长时间？杜勒斯回答：“大概不超过一个星期。”至于他本人，他将同有影响的参议员们加紧磋商，并希望下星期一，他们回到华盛顿出席参议院特别会议时，见到更多的参议员。

叶外长向，选举的结果是否会产生影响？

杜勒斯回答，不会。因为参议院特别会议仍将为现任的参议员所掌握。不过，假使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他同林顿·约翰逊参议员将进行比同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诺兰参议员更充分的磋商。

11 月 4 日，星期四，谭绍华一早带着我们修改过的条约草案到美国国务院，递交给马康卫。这样，美方就有时间在会谈以前阅读和研究。后来，约定在下午三点三十分进行会谈。原定同杜勒斯的会谈，变成了一次正式的会议。美国一方，社勒斯本人由于另有紧急会议，未能出席，而由饶伯森、赫尔曼·弗莱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和马康卫出席。会议持续了两小时，双方对美国拟定的条约草案和我方修改的草案逐条讨论了一遍。

11 月 6 日上午十时半，我陪同叶外长和谭绍华一起到国务院会见饶伯森。这次美方协助进行谈判的只有马康卫一人。双方在 11 月 4 日已经同意了条约文本，现在美方又交给我们一份有关对待核心问题的议定书草案，内称，武力之使用，包括“中华民国之军事部署”，须经共同协议。换句话说，美国方面想要立即解决沿海岛屿和我们有朝一日要打回去以光复大陆的政策问题。随后的讨论，无宁说是辩论，双方争执不休，情绪激动。每一方都各持已见，有时相当尖锐。这说明每一方对自己的看法都认为极其重要，竭力想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

饶伯森在尽力解释此议定书草案第一句的性质时说，议定书的目的之一是让全世界都知道，目前在台湾的中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的中国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他申明，美国政府愿意让中共知道，美国不承认他们声称的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但是，他特别提到，美国无意卷入一场未经它同意的战争。毫无疑问，美国也不希望缔结某项条约或协议，使之能被用来造成一种可能把美国拖入一场违背美国意愿的战争中去的局面。按照他的说法，草拟的议定书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认为，根据议定书的规定，采取联合行动是可能的，但事先须经双方同意。他强调，美国政府不愿中国政府单独采取行动，而把美国拖入一场未经美国同意的战争中去。

叶外长坚决主张，议定书草案确实没有必要。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代表作出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中国不会向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饶伯森解释，在过去几个月内，沿海岛屿一带曾经发生一系列军事行动，他已经多次指出，美国政府不愿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卷入其中。他说，议定书的文字是为了切合形势的真实情况，同时让共产党人难以猜测，几经推敲确切的词句才得出的。

叶外长说，议定书草案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他完全可以理解，美国政府不想卷入一场战争，或者由于承担条约所规定的责任或义务而引起国内的纠纷。他准备建议本国政府，以函件形式，不作为条约的一部分，重申迄今为止对美国所作的全部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决不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认为，议定书恐怕应看作是条约的一部分，因而必须经过批准。可是他所想到的乃是一种关于议定文本第四条的执行问题，而这项工作应于完成条约缔结工作并经正式批准后，随即着手进行。他强调，他强烈反对使用议定书形式，即使用换文也要比议定书为好，如果这项换文工作是在签约后某个日期执行的话。

饶伯森说，谈判中的条约，纯属防御性质。鉴于议定文本第五条所规定的义务，假若没有另一文件加以补充，明确美国的立场并划清其责任，那么美国人民可能要批评自己的政府。

叶外长重申，他准备向本国政府建议，书面提出以前所有的保证。假若饶伯森先生同意，也可采用包括谈判的有关方面内容，经双方认可的会谈纪要形式，以便将来对于这些方面不至于再产生疑义。

饶伯森反对采取双方认可的会谈纪要的形式。他争论说，会谈纪要不能成为一种坚实的协议，美国总统几乎不可能去查阅这种文件并据以采取行动。他强调，美国政府希望以条约和其他援助支持中华民国，但不希望中国利用此条约作为一种护身符，造成一种美国不愿置身其间的局势。他明确地谈到，美国不愿中国发动进攻，从而招致对台湾的报复性打击。

叶外长回答说，他已经把饶伯森先生的话记录下来，并将如实地向蒋总统和政府其他成员汇报。然后他问，是否美国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把至今我们向美国代表保证的主要内容，以照会形式重申一次，但不作为条约的一部分。只在必要时，作为机密资料提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参考。他认为，如果问题能够这样解决，则这些保证仍可保密。照会既然不是条约的一部分，也就不必经过立法批准程序。

饶伯森回答说，如果采用叶外长提出的办法，条约会遭到尖锐的攻击。因为根据参议院的意见，除非把主要问题写入比会谈纪要或照会更为重要的文件中，否则美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叶外长说，他可以清楚地预见到，假若中国签署了这项议定书，他向立法院作解释的时候，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他确实了解中国立法部门的风格。虽然立法院的委员完全了解中国目前的困难和中国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如果该院认为条约或议定书的某项条款限制了中国的权利，恐怕永远难以通过。他请饶伯森转达国务卿：他希望以互换行政性照会的方式，作为履行条约的一种措施，而且他反对其形式更有甚于反对其实质内容，至于文件的内容实质，他认为应不超出已作出的保证。他允诺：如果美国政府可以接受他的建议，他将提请本国政府采用。

叶外长请饶伯森务必向国务卿详细解释一下中国政府的观点和涉及的实际困难。他还说，中国政府已向美国政府作了某些保证，并愿以另一种形式重申那种保证的实质性内容。他申明：蒋总统一旦作出保证，决不会食言。

饶伯森答应可以把讨论的各种情况详尽地向国务卿汇报，同时把叶外长的建议转告国务卿。

我们离开国务院后不久，我到国民机场送叶外长去纽约，从纽约他再换飞机去马德里。

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饶伯森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向国务卿报告了那天早晨同叶外长和我的会谈情况。经他作了解释以后，杜勒斯先生已经同意不用议定书，改为换文的形式。

同饶伯森通完电话以后，我立即打电话到长岛弗拉欣，在刘驭万家找到叶公超，通知他饶伯森的口信。

后来，我向外交部报告此事，也请求转呈委员长过目。我说，正当叶外长启程去西班牙以前，他从纽约打来电话，要求我研究一下下次会谈的四个要点：（1）由于我们已经同意换文，重申我们的保证：无论何时，如果我们进行军事调动，以便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事先征得美国同意，因此新西兰提案已无任何必要，我们应要求美方设法打消此提案。

（2）换文的措辞仍待协商。不过，其内容自然不能超逾我国亦即委员长迄今已给予美方保证的范围。

（3）换文是两个政府之间的谅解，不需要经过立法程序。因其不是条约的一部分，故不宜公布；换文应在条约签订之后进行，不应与条约同时签署。

（4）我们保留并决不放弃自卫权。

我的电报继续说，在 6 日的会谈中，这四点均已谈到，但是，为了提醒美方对这四点特别注意起见，我派谭公使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拜访马康卫，再次解释四项要点，特别强调换文和签署条约不得同时进行，并且要求马康卫向饶伯森助理国务卿汇报。谭回来时说，马康卫立即把所谈内容记录下来，以便迅速向其上司报告。

11 月 8 日下午，我召集谭绍华和外交部条约司的王之珍开会。我们确定了拟议中换文的内容，并拟定了两种可供选用的文本“甲”与“乙”。准备先提出的“甲”

案如下：

鉴于两缔约国在年月日所签订之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防御条约下所负之义务，以及任一缔约国自该条约第六条所称之任一区域使用武力，将致影响另一缔约国，兹同意此项使用武力，除显系行使固有之自卫权利之紧急性行动外，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

中华民国有效控制该条约第六条所述之领土及其他领土。对其现在与将来所控制之一切领土，具有固有之自卫权利。

“乙”案之文本为：

中华民国有效控制年月日所签订之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防御条约第六条所述之领土及其他领土。对其现在与将来所控制之一切领土，具有固有之自卫权利。鉴于任一缔约国，自上述两区域之任一区域使用武力，将影响另一缔约国，兹同意此项使用武力，除显系行使固有之自卫权利之紧急性行动外，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

我给委员长和外交部发电向其报告两种文稿，请予核准，并要求他们就首先提出“甲”案一事给予指示。但我先此己同在马德里的叶外长用电话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并取得他的同意。呈委员长的电报先提到美方的议定书草稿，该文本已与 11 月 6 日谈判的报告一同电告台北。我说，关于美原拟议定书稿，兹经审慎研究考虑，谨将研拟意见陈述如下：

（一）议定书形式美方虽已同意改为换文，惟其文字仍多片面性质，我似应尽量使其至少在表面上采用相互形式。

（二）关于我军事部署须经共同协议一点措辞广泛，对我牵制太大，似已超出我方所提保证之范围，拟予删除。

（三）关于使用武力一辞，虽系相互意义，然对美方只适用于台澎及外岛一带之军力，而对我则适用于我所有军力。就前后文字解释，当指对大陆之重大军事行动而言，且将行使自卫权之行动除外，似尚与我既往所予保证相合。

（四）我历次对美方之口头及书面保证，均属单方语气，如以相同或类似语句纳入换文，似不适宜。盖恐一旦发表，对内对外，不免引起指摘。窃意此事为议约症结所在，美方虽明知我在现时情形下，殊无单独反攻大陆之能力，但为对议会及国民有所交代，不能不有一适当之表示。我亦不愿因此一问题而影响条约之缔结，权衡再四，我既不能予以打消，似唯有尽量设法作有利于我之修正，而同时仍在可能范围内适应美方之需要。谨参照上述各点，拟就为甲、乙两修正案。全文另电呈核。

以上甲、乙两案，除以电话商得叶部长同意外，拟先提甲案，以观美方反响，而设法推进。如美坚不接受，届时再酌提乙案。此层亦已用电话商得叶部长同意。

我于 9 日会见饶伯森，饶伯森说，他想同我谈一下有关拟议中的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他已经看过马康卫的备忘录。谭绍华昨天早晨拜访过马康卫，请他转达中国四点意见。他想对我讲清楚，他那时认为叶外长已经同意议定书的内容，并且希望把这个内容纳入换文的形式中。由于这样的理解，他才在 6 日（星期六）会议之后立即找到国务卿，成功地获得了杜勒斯先生的同意，接着就立即通知了我。

我说，叶外长从纽约打来电话，强调他的四点意见，这就是我派谭绍华拜会马康卫先生，请他转达四点意见的原因。第一点是有关自卫权问题。我说，由于美国草案中也已经提出，因此是不会有困难的。第二点是换文的时间，叶外长的意见是把签订条约和换文作为截然分开的两项行动。因此，中国方面即可不必把换文同条约一起提交立法院批准。美国一方大概也有可能把换文作为行政协定处理，无需和条约一起提交参议院。

饶伯森说，不换文就不会有条约，因为，毫无疑问，许多参议员想知道美国在新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范围。

国务卿必须根据他所掌握的某些确实文件，对参议员们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饶伯森说，他认为，换文和条约必须同时提交参议院。

我说，假如这样办，就无法保守换文的秘密。如果在这里把事情公布出来，很快台北就会知道。叶外长极力反对把换文宣扬出来。

饶伯森问，怎样分为两项行动？

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过，在规定的一天签订条约，再在十天或两周后换文。饶伯森认为，这时间过长，恐怕新西兰不能等待，而把它的决议案提交安全理事会。

我说，按照我的想法，时间并不过长。因为，把条约送交参议院的准备工作，需要几天才能完成。在送交参议院和准备辩论的期间内，可以进行换文。这时，国务卿即可根据照会提出必要的情况。中国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换文必须不作为条约谈判的一部分，而是缔结条约的结果。

饶伯森重复说我建议的时间太长。他希望先把照会的内容问题决定下来。他接着说，据他的理解，叶外长已经同意拟议的议定书内容。

我说，不然。对照会的措辞，叶外长保留自己的意见。

饶伯森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对事情的主要实质会有异议。

我说，事情的原则没有问题，对于这一点，不仅叶外长曾向蓝钦大使反复提出过保证，而且委员长对最近去台北访问的国务卿，以及在上次饶伯森访台时对他本人也提出过同样的保证。委员长和叶外长作出的保证仍然算数。但是对美国的草案却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因为，中国政府作出的是秘密保证，假如把拟议的换文的内容通知参议院——当然，据我了解必须这样做，以便让参议院批准条约——这就必然要使台湾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全都知道。因此，一方面要在内容上保留保证的实质，同时还必须使用谨慎的措辞，以免引起误解和不必要的批评。

饶伯森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反对现在文本的措辞兮因为，该文本的文字是经国务卿仔细推敲后才拟定的，一方面照顾到中国政府现时控制下的沿海岛屿，另一方面也照顾到将来可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并且也会使共产党完全不知道关于沿海岛屿美国将如何行动。

我同意说，为了让共产党人猜测不透，并且阻止他们进攻沿海岛屿，这些内容是恰当的，我说，我想提出，由于换文已满足了他的政府心目中最重要的一点——不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的漩涡，因此，看来新西兰似乎已不再有什么必要的理由提出其决议案。

饶伯森说，他无法不让新西兰提出它的决议案。蒋委员长多次强调，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是因为有助于减轻提出新西兰决议案在中国民众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影响，而且他还强调，应在提出决议案之前签订条约。

我说，蒋委员长从未赞成过这项决议案。相反，他坚决反对这个决议案。事实上，他在上星期六（11 月 6日）给我和叶外长发来的电报说，鉴于拟议中的条约内容，要求摈弃新西兰决议案。

饶伯森承认，蒋委员长本人不喜欢新西兰决议案，因此他建议签订中美条约，以减轻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案对中国民众引起的精神影响。不过，美国要使新西兰不提出此项决议案是无能为力的。

我说，就我所知，提出此项决议案的想法并非出自新西兰自己。

饶伯森反对这种说法。他还说，假如新西兰不提，其他国家还会提出另外的对中国更不利的决议案。

11 日，我收到委员长对换文的指示，批准我建议的以“甲”稿作第一轮会商的反建议。这样就开始了另一个颇为困难的谈判阶段，因为，我方坚持不能作出超过我们非正式保证范围的书面保证，而且应尽可能维持相互的原则。美方则显然打算对我们的行动自由确保最牢固的控制，甚至达到对我们所有调动军队的决定拥有最后裁决权的程度。叙述到这里，事情已很明显，美国同中华民国谈判与缔结条约，其根本目的在于稳定局势和防止（至少是限制）发生任何武装冲突。艾森豪威尔同杜鲁门在防止远东再一次爆发战争的政策上，不折不扣，完全一致，而台湾则是远东潜在危机和纠纷的一个主要策源地。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期望稳定远东局势，时间越长越好，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根本解决的办法。

假若台湾自不量力，过早诉诸武力行动，进攻大陆，势必要陷入困境。中共可能对此不难应付。但假若他们企图施加报复，就有可能改变西太平洋的局势，并且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这就是美国心目中的潜在危险。因此，美国政府需要这个条约，以期在约束台湾行动的同时，也通过维持台湾的存在以制约共产党。此外，我认为，美国从不指望台湾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就能单独进行收复大陆。

美国为什么谋求签订这项条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美国是为了它自己。对美国而言，台湾是自阿拉斯加经朝鲜、日本、冲绳，然后到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整个防御链条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换句话说，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利益范围将由这个条约来保障。如果大陆势力占领台湾，这个链子就断了。

美国用来对其广大公众甚至对我们公开宣传和解释其动机的就是这后一个理由。但是头一个理由在下一阶段谈判中有着显著的作用。

二、谈判的末期

委员长关于拟议之换文的指示于 1954 年 11 月 11 日通过外交部次长沈昌焕转达给我。该电称，委员长认为议定书改用换文方式甚妥，可先照所拟修正案“甲”稿向美方交涉。惟无论如何修改，仍应照我 9 日去电中第一项意见，尽量避免片面性质文字，而采用相互方式，以免将来我国民认为美片面束缚我国。

指示继称，至于换文时间，只须在签约后一星期或旬日后均可，请斟酌因应。

指示还叮嘱，换文须请美方保密。若须向参议员说明，亦仍盼能守密。盖万一泄漏，不啻通知共党，则共党将大肆嚣张，于美亦不利也。

沈昌焕于电文最后说，希本此意遵照治办电示。

得到台北同意后，我当晚即将我方议定书文本，或毋宁说是换文的文本（为“甲”稿）送交饶伯森。约定12 日下午恢复磋商，

当天下午我偕谭绍华去国务院拜会饶伯森。马康卫在座。谈话集中于我方就拟议中换文内容所提之反建议。这次磋商不仅时间拖得很长，而且有时不够真诚，甚至可以说有些尖刻激烈。

一开始饶伯森就说，怀疑中国政府是否真正打算采取中国反建议中所表示的立场。他说，在冲绳和西太平洋其他岛屿上，并没有归美国统辖的中国军队，而按照中国反建议草案，没有中国的同意，美国不能调动那些岛上的部队。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永远不会把限制他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力交给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因此，他（饶伯森）碍难就这一建议进行讨论口我说，我愿把我国提案的想法加以解释。我回顾了双方暂时同意的条约草案的某些条款，这些条款在形式上是相互的，如，对缔约国一方之危害即是对另一方的危害等等；因此，冲绳发生的事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我接着说，蒋总统殷切希望条约应采取相互的形式。除了军事因素外，还应适当注意到政洽方面。条约要经立法院批准，如遭到立法机关和人民的责难，则实属不幸。

饶伯森说，在中国政府要求签订这一条约时，美国充分认识到所涉及的各种困难，而且已经把困难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美国决不能同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国家谈判签订防御条约，而把美国拖入战争。中国的换文草案，美国政府不能接受。他强调说中国政府希望双方对等，但双方对等只能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能获得。

我回答说，中国政府无意在美国所属西太平洋岛屿上部署它的军队。我对他说，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重要的是按条约草案的原则尽量使换文在文字上表现出相互性，所以涉及酉太平洋岛屿也并非不当；不过，事实上中国政府无意限制美国在那里部署其部队的权力。提出具有相互形式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

饶伯森宣称，美国政府不能同别的国家签订共同防御协定，除非对那个国家的攻击危及美国。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协议的某些条款必须是双方相互的形式。按照他的说法，换文的中国对应草案中的相互式条款是不适宜的。如果中国坚持，他将提出把美国所属西太平洋岛屿从谈判的条约中剔除出来。他说，国防部决不会同意中国的对应草案，美国总统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对他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力享有否决权。他又解释道，因此，对于是否把这一草案提交他的上级考虑，他颇为犹豫。

我再次向饶伯森保证，中国政府毫无谋求饶伯森先生所称之否决权的意图。我强调说，中国政府所谋求的仅是换文要有尊严的形式，这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然后饶伯森先把中国对应草案阅读了一遍，加以评论说，草案删去了中华民国在两个地区军事部署的条款。

他强调，在台湾、澎湖及铅海岛屿的军事部署问题也是重要的。饶伯森说：“假如你们把你们的军队都调至沿海岛屿，那么美国部队，我指的是步兵，就得保卫台湾与澎湖，因为美国将承担保卫它们的义务。”

我说，中国政府宁愿删去军事部署这一句，因为它似乎是对军事行动自由的一种限制。我认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是有关“武力之使用”的规定，这多少有点彼此相互的形式，已为双方所接受。

饶伯森解释道，除了前面说到的美国拒绝把它所属西太平洋岛屿包括在换文范围之内的理由外，美国十分重视军队部署问题，因此不能接受中国的草案。

11 月 14 日，星期天，我收到几份电报。其中一件标着特急和极密，是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对我报告最近与饶伯森谈话内容电报的复电。电报中说，总统对美国坚持的各点感到十分不悦。他认为美方逼我太甚，对军事部署一点，尤其如此。他认为这点必须删除，已亲电执事说明理由。可见总统对此点之重视。

约一个小时之后，机要室收到委员长的来电。电称，军事部署一点如列入换文，于军民观感均不佳，影响士气民心，且有利共党。实际上对美亦多不利。事实上，中美对军事部署早已经常会商，实无需要在换文中规定。盼告杜勒斯国务卿及饶伯森助理国务卿，请其同意，勿将此点列入换文，那天谭绍华被马康卫邀去国务院，回来时带来一份美方对换文的修汀稿。据马康卫称，此稿系由杜勒斯国务卿亲自起草，因时间急促，未及与其他有关单位会商，故尚非最后定稿，美方仍保留再修改之权。但为争取时间起见，先送我方。此次修正稿在起草方面对我似有迁就，而尽量采用相互之形式。

次日，11 月 15 日，叶公超自西班牙归来，傍晚时我迎之于国民机场。我告诉他，美方为迁就我方的反对意见已经提出了第二个对应的草案。我说，此最新的对应草案提出把需要同意的项目仅限于共同努力的成果上，以此来体现双方相互和平等的原则。叶似乎不大满意，对他离此期间我们的努力有些不以为然。

叶外长次晨来访，我们共同草拟了一份新草案，中午才完成，以便我们能在下午二时三十分和饶伯森见面时把它带去。

下午二时半，我们由谭绍华陪同去国务院。马康卫参加了会谈。会议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叶外长重复的仍是我在与美方辩论时所采的若干论点，即对我国在台湾和澎湖的军事部署须同美国协商并取得它的同意，这将削弱这两个地区的防御力量。

饶伯森说，如果双方不忘美国的立场并回忆杜勒斯国务卿和蒋总统的会谈，现在磋商的内容并没有新东西。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美国政府一向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确有实际困难，鉴于对这一问题的非正式谅解已经存在，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过去非正式和非官方同意的东西使之成为正式的和官方的。

叶外长说，按照美国原来的草案或新草案最后一段中所载“军事部署”一句，中国政府不能从台湾和澎湖调出军队，而美国政府又明确承认中国的自卫权，如果中国在紧急时刻出兵保卫沿海岛屿，事先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那么，承认这种自卫权就等于是一句空话。外长坚决说：“如果接受这一款，那就是说，在紧急关头也必须商之于华盛顿。”

饶伯森说：“当地磋商即可。”

外长提到最近共产党对金门的进攻时说，9 月 3 日那天，中国官方等了七个小时才得到太平洋地区总司令的答复。由此可知，万一沿海岛屿发生紧急情况，中国政府将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如能草拟适宜词句，规定中国为了自卫，可以从台湾和澎湖调动军队，那就比较合理，或许易于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烧伯森认为，沿着这个路子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办法。

他说，如外交部长想出恰当的措辞，他愿对此进行讨论。叶博士重申，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限制它自由派兵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约束。他又说，如果美国政府确实想让中国在台湾和澎湖保持足够的兵力用以自卫，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方案来体现并说明目前的各项保证，但不能像美国草案最后一段那样超越这一范围。

助理国务卿说，他承认根据叶博士提出的意见寻求一个新方案可能是有益的，建议双方共同努力找出能被共同接受的措辞。

叶外长和我共同草拟了一份新换文草案，于 17 日完成，派谭绍华亲自递交给马康卫，同时附有必要的说明。

19 日午后不久，我偕同叶外长和谭博士会见了饶伯森。会谈一开始，叶外长对饶伯森说，想必国务卿已经看过中国的换文新草案。他问饶伯森是否了解到国务卿的意见。他还说，对中方草案的内容他想解释一下，他理解签订条约的目的主要在于台湾和澎湖的防御，因此，中国政府殷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换文中表示一下，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防御中愿意随时给予供应上之支持，当然中国政府完全认识到确保这些岛屿的安全是它自己的责任。随后，关于美国换文草案，对自“两地区”中任一地区的“使用武力”应为“共同协议”之事项一句，他再次表示反对。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就美国草案中那样的措辞实行换文，在中国人民中决不会有好的反应。中国人民，特别是立法院会认为这无异说，沿海岛屿终究是要放弃的。因为，按照美国提出的草案，在紧急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派兵去沿海岛屿。中国之自卫权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已被美国所拟草案中的其他规定所取消。

饶伯森答道，美国政府认为，换文中包括美国所拟的内容是绝对必要的，为了明确双方的义务，条约需要这样的补充。

饶伯森说，他个人可以赞成外交部长的论点，也很理解中国人民和立法机关的感情，但坚决认为不宜提出对沿海岛屿的供应支持问题。因此他认为不能接受 11 月18 日的中国草案，因为，如果他接受，那就必须提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而那样就失去参议院批准条约的可能性。

饶伯森说，条约必须置于巩固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固然有其难处，美国政府也有难处，如果美国所承担的义务在条约中或补充协议中不予明确规定，不仅会受到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批评，也会受到美国盟国的指责。

我说，某些方面使人有一种美国政府对中国沿海岛屿漠不关心的印象，如果美国政府接受中国草案有关对那些岛屿提供供应支持的一段，则将产生极好的影响。中国政府官员完全了解美国的立场，并赞同饶伯森先生提出的一切极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中国民众和立法院却非常敏感，他们只按照他们阅读的东西来理解当前的形势。如果美国草案一经发表，必然会引起不良的反应。

饶伯森说，中国草案末段牵涉太广，此外，他本人就不了解“供应支持”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沿海岛屿委实太小，太靠近大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美国政府答应给予支持，那么，丢掉一个小岛就要损害美国的威望。他说，美国对中国的事业给予了慷慨的援助。然而不愿有损自己的威望。不过他又说，他无意使人产生某些沿海岛屿不重要的印象。

叶外长问饶伯森，鉴于双方意见有根本分歧，他能否想出一种克服这种障碍的方案。叶建议，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不能在换文中提出对沿海岛屿提供供应支持问题，可以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达成另外一个谅解或协议。饶伯森答称，那是另外一回事。叶说，他知道，在蒋总统和饶伯森先生会晤时，蒋总统一再明确，不得美国的同意，中国决不对大陆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时要求对沿海岛屿的防御提供供应支持。他想知道事情是如何提起的，以及随后磋商的情况。

此时，饶伯森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通知他国务卿要见他。约十分钟后，饶伯森笑容满面地回到办公室说： “诸位先生，行了。”他告诉我们，国务卿急欲促成协议，想出在有关“军事单位”一句中在“第六条”与“彼此协议”之间加进一个从句。修改后的文字如下:凡由两缔约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而产生之军事单位，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达于实质上减低该地区防守之可能性之程度者，须经共同协议。

叶外长和我稍加商议后说，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十分婉转灵活，他个人认为这一改正是个很大的进展，但他还须报请政府予以接受。

谭博士认为，如把“该地区”字样改为“此等领土”，措辞或许更为贴切。这个建议当被采纳。我评论说，根据我的理解，不削弱这些领土的防御能力的“军事单位”

的调离，则无需经双方同意。

饶伯森说，大使的理解是正确的。

再谈到对沿海岛屿提供供应支持的问题，叶外长说，美国是否可以给我国政府某种明确保证，愿意对这些岛屿提供供应支持。

饶伯森答道，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外交部长想谈，可在日后提出。次日，我主持把条约文本正式翻译成中文，考虑安排草签条约的日期，然后把条约的最后英文文本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21 日下午晚些时候，马康卫来说，草签将于感恩节前，11 月 22 日或 23 日举行。

22 日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偕外交部长再往国务院拜会饶伯森。谭绍华陪同我们一起前往，美方在座的有马康卫。交换意见之后，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即着手草拟供发表的共同声明稿。经过大家的努力，一份共同声明的草稿暂时达成了协议。

然后我们讨论了条约和包含换文实质内容的草案的草签日期，双方同意定于 11 月 24 日。共同声明对新闻界发表的日期为 1 士月 29 日下午四时，即台北时间 11月 30 日上午五时。

23 日，星期二，下午一点刚过不久，饶伯森从国务院打电话给我说，国务卿愿在当天下午对条约议定文本进行草签，因为他必须于次日上午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周末要去鸭岛，下星期一（11 月 29 日）才能回来。助理国务卿说，马康卫已把条约草案和其它文件命人尽快打印，国务卿希望我和我国外交部长准备出席。至于准确时间，饶伯森说，那要看文件何时准备好，他将再打电话通知。十分钟后饶伯森来电话说，如果外交部长和我能于下午四时三十分去国务院会见国务卿，草签条约议定文本和其他文件，国务卿将十分高兴。

我说，我觉得时间对我很合适，相信叶外长也是一样。

饶伯森打来第一次电话之后，我曾要谭绍华于四时十五分去马康卫的办公室司马康卫把条约议定文本、换文和联合声明再检查一遍，但现在与国务卿的会晤时间定在四时三十分，我立即命谭绍华提前去。四点钟，谭绍华从马康卫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条约草案文本和其他文件都已准备妥当，马康卫建议，如果叶外长和我想把这些文件再看一遍，可先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再陪我们去国务卿的办公室。谭绍华又说，他在国务院会客室等候我们。

我们一到，谭绍华立即带我们去马康卫的办公室。

马康卫的一位秘书说，马康卫应国务卿的紧急召唤刚去杜勒斯先生办公室。于是我们直接去国务卿办公室，按约定的时间，四时三十分到达。

我们看到杜勒斯国务卿、饶伯森助理国务卿、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格、中国科科长马康卫均已在座。彼此寒暄之后，国务卿请叶外长、我和其他客人就座。叶外长和国务卿草签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份议定文本。据谭绍华所作谈话记录记载，当时叶外长提到条约的中文本说前一天已递交国务院一份以供参考。国务卿说，因为谈判时用的是英文，草签议定的英文文本就足可以了，他叮以让他的助理同中国代表一起译定中文文本。

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美国要求再次推延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期。

星期一，11 月 29 日，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打电话给大使馆，约我当天下午去会晤。谭绍华陪我赴会，饶伯森的助手是中国科副科长埃德温·马丁。

饶伯森首先发言，他说他约见我是因为马康卫给他的关于 26 日他和谭博士会谈的报告，以及那天上午谭博士对马康卫关于同一问题的谈话使他感到不安。他又说，共同声明推迟两三天的建议，背后并无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他知道，新西兰人很有礼貌，富有合作精神，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他们的提案问题，曾耐心地等候美国的意见。等了几个星期之后，现在得知国民党中国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已经结束，新西兰政府因而要求拖延两三天以便和美国就提出决议案问题进行研究，并和一些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进行磋商，美国政府不能拒绝这个要求。我说，谭博士的照会系遵照台北的指示，要求共同声明按共同议定的日期发表，条约尽早签字。

饶伯森说，条约业已由国务卿和外交部长草签，这就意味着条约已经成立，没有什么再能影响签字。他个人也赞成条约早日签字。

我提到共同声明重新插入末段的问题，声明全文业经国务卿和叶外长一致同意。我说，委员长在两天前致叶外长的电报中再次要求把末段删去。

饶伯森说，双方固然有临时协议，同意删去末段文字，不过上星期二国务卿既然提出保留，他可能是要建议再行插入。

我回顾道，国务卿曾说过如要保留，至少在共同声明发表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外交部长和我。饶伯森说，关于这一点，他将提请国务卿注意，并在晚上通知我。这时，我明确要求饶伯森把委员长坚决主张删去末段一事转告杜勒斯先生。

第二天（星期二）下午，马康卫约见谭绍华于国务院，对他说：

1、杜勒斯国务卿已发出指令删去共同声明最末一段；2、他愿重申，声明仍按星期一饶伯森助理国务卿所说的时间公布，即华盛顿时间 12 月 l 日，星期三下午三时；3、美国愿把声明第三段第一句改为：“此项条约将于美国与其他太平洋区域国家业已缔结之各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之集体安全系统，更铸一环。”

4、杜勒斯国务卿已答应我们的要求，把条约正式签字的日期提前至两三天之内。

在那天晚上给台北的报告中，我指出，美国提出的修改（第三点），只不过是不想提出和美国签订这种协定的其他具体国家的名字，实质上和原来的文字并无不同。

因此，我说，我已表示我们同意这样修改。于是我把那句话的中文译文附上。

上述电报刚刚拍出，我接到马康卫打来电话说，杜勒斯提议星期四即 12 月 2 日下午作为条约正式签字的日子。我以电话报告在纽约的叶外长。叶同意提出的日期，并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复照。然后我报告了台北的委员长和外交部沈次长。

12 月 1 日下午三时，杜勒斯按计划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把共同声明向新闻界公布。

2 日下午千二时三十分，国务院打来电话说，杜勒斯国务卿拟于当日下午四时签字后将条约立即公布。他想征得我们的同意。起初我说，时间太短，恐怕我国政府来不及在台北同时公布。我提议推迟一天。但国务院说，杜勒斯国务卿切盼我们能同意，再次要求台北尽力从速公布，于是我勉强答应并急电报告台北。

中午，叶外长自纽约返抵华府。下午四时，他和我去国务院，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818

第十章 沿海岛屿危机声中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实施（1954 年 12 月初—1955 年 5 月初）

第一节 在困难情况下中国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中国立法院和美国参议院正在考虑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期间，台湾海峡不断发生令人困扰的冲突事件，这使得许多人害怕引起一场世界战争，也使中美双方伤透脑筋。

就我个人而言，我曾把国外各个方面对这项条约以及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反应及时告知外交部。例如在 12 月2 日我报告说，根据那天一份美国报纸从伦敦发回的电讯报道，英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该部最近通过英国驻共产党中国代办正式发出警告，敦促中共政府克制自己，不要对国民党占有的岛屿采取任何鲁莽行动，以免因此引发危险局面。但北平对这个照会的反应颇为冷漠，看不出有采取缓和态度的迹象。英国同时也敦促美国同国民党中国在进行缔结安全条约时要倍加谨慎。英国外交部声明，英国对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岛屿的政策是要求各有关方面认识到那里存在的战争危险，避免做出任何欠考虑的行动。电讯还说，英国和美国已就台湾的军事行动交换了看法。

4 日，我向外交部报告，有一则莫斯科广播提到，最近缔结的中美条约显然是按照美国菲律宾军事条约及美国南朝鲜军事条约的模式炮制的，并说这个条约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为了延长美国对台湾和澎湖的占领。6 日，我报告外交部说，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在一次讨论亚洲问题的广播节目中谈到，他期待参议院迅速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还透露，政府以前曾和参议院的远东小组委员会（他本人是其中成员之一）讨论过条约问题，该委员会己经同意进行研究并对这个条约的最后草案提出咨询意见。

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在 6 日给我回电说，台湾公众对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反应总的说来很好，感到激励与鼓舞。

关于换文的内容，沈特别提到虽然美方似乎已经以解释履行条约的不同步骤为名，逐渐公布了换文的内容，但我方仍然严格保密。他说我方衷心期望美方也能严格保守换文的机密，否则，在我们国家中会出现难以应付的强烈反对。但是他不能确定美方实际上能保守机密到何种程度，也不知道美国是否有必要在参议院公布换文。

他想听取我的意见。

我在星期三（12 月 8 日）作了答复。首先谈到批准条约的问题。我说，美国政府打算在 1955 年 1 月份将条约提交新国会请求批准。按照惯例，每年年初总统必须首先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各类国事的咨文。国会两院应该对这些国事进行立法审议并决定审议的次序，然后分类转交国会下属各委员会。一般说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早能够在 1 月底或 2 月初完成它的报告，并把报告提交整个参议院进行讨论。至于我方批准条约的最佳时机，我说考虑到我们的形势，看来应该在美国参议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批准条约，因为很有可能那时在美国将有一两个参议员发表反对意见从而导致争议，并在台北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说到换文问题，我回想起从一开始我们就曾要求美方保守秘密，但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和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保守秘密到什么程度，仍是个不能确定的问题。我告诉沈昌焕，因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打算向叶外长建议，我们应事先与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以及其他人士进行协商，希望达成一个清楚、明确的谅解，至干举行换文的时间，中国科的马康卫最近约见了谭绍华，告诉谭说国务院希望换文在那个星期五举行。

10 日下午六点在华盛顿完成了换文手续，叶外长和我给外交部次长发去电报，请他转呈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报告换文完成并附上中文文本。在电报中还重申：第一，根据双方的谅解，这次换文只不过是行政性质的，不构成条约的一部分；第二，虽然美国已同意对换文保守秘密，决不率先公布，但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及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关系，还难以肯定究竟能保守秘密至何种程度；最后，报告说我们已约定在 13 日与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讨论此事及其他有关问题，以期在国务卿启程赴欧洲之前达成某些明确协议。

12 月 13 日，我和叶公超、张慰慈乘飞机回到华盛顿。下午三点三十分，叶公超和我往国务院拜会饶伯森，我带着谭绍华公使作记录，美方则有马康卫在场。

叶外长询问道，当共同防御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时，换文是否要一并送去作为附件以供参考？叶说他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曾经声明愿意保守换文的秘密，他希望能确切知道国务院按照美国的政治体制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以便中国立法院 2 月份复会时，他对此事能进行相应的处理。

饶伯森答道，国务卿将不得不把换文提交参议院。叶外长说，他希望进一步肯定“换文不是条约的一部分”这一谅解。

饶伯森说，他觉得按照国务卿的意见，没有办法阻止把这个问题提交参议院。然而他向我们保证美国政府不会过早公布换文，尽管按照惯例，应该将换文通知参议院。他坚持认为，如果公众怀疑伴随着条约有一个秘密文件，那就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气氛，这将使条约难以得到批准。

叶外长说，中国立法院将于 1955 年 2 月 1 日复会，他期待条约不久就会被批准。因此，他探询道，据国务院的判断，参议院是否能迅速批准条约，并且将怎样对待换文问题，以便中国政府可以协调它的行动，或多或少采取类似的措施。

饶伯森答道，他说不准参议院什么时候批准条约，但是根据那些主要参议员们所持的赞成态度，他相信参议院能够迅速行动。他在条约开始正式谈判以前不久，就曾与这些主要参议员们磋商过。

1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会中的两党领袖会谈将于下一年执行的重要政策。后来发布一项声明，大意为：杜勒斯国务卿已提请参议院尽早审议、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声明也提到会谈涉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未公布详情。

星期一（20 日）上午，我陪同叶外长前往白宫访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由饶伯森引导我们进入总统办公室。总统对叶外长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未给予满意答复。

艾森豪威尔总统请叶外长向蒋总统转达他的衷心问候。并请叶转告蒋，他让叶提出来要他（艾森豪威尔）注意的问题，将予以认真考虑。艾森豪威尔说，蒋委员长是亚洲的一位伟大领袖，很了解世界上那部分地区的问题。他所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将受到美国政府最郑重认真的考虑。他还请叶外长告诉蒋委员长，美国也必须考虑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当然还有它自己的问题，他不能预见未来的变化，但是他知道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因此，中国会深切了解忍耐的美德。他希望中国能耐心等待未来的发展。他说，再过几年，国民政府也许就能回到广州。

12 月 27 日，大使馆代办谭绍华公使接到助理国务卿饶伯森的一个电话通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 1 月 6日用公函的形式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送交参议院要求批准，饶伯森想到提前知会我们。谭绍华立即告诉饶伯森说，他料想换文将不至于和条约一道提交参议院，因为根据双方多次会谈，都认为换文不属于条约内容，因此不需批准。饶伯森肯定换文仅仅具有一种对条约进行解释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便于条约的履行，所以并不要求批准。他本人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理解。但是，他要在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磋商之后，才能回答我们换文应不应该与条约一并提交参议院。后来，饶伯森打电话回复说，虽然换文不需要批准，仍需与条约一道提交参议院以供参考。

在台北时间 12 月 28 日，立法院举行了全体会议，用了一整天时间讨论条约。行政院长俞鸿钧和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相继作了口头报告，随后有二十名立法委员提出了质询，由俞和沈对所提问题进行了统一的回答，没有遇到什么困难。29 日，将条约提交外交委员会审议。

1955 年 1 月 5 日，沈昌焕从台北发来报告说，美国大使馆刚刚通知我国，国务院来电声称，美国政府将在本周内把换文递交参议院。国务院的电报还暗示，在公函到达参议院后，可能公布换文。沈很为此担心。如果现在美国突然公布了换文，我方很难向公众进行解释，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泄漏军事机密。沈担心披露换文内容不仅会引起民众误解，认为美国意在限制我们反攻复国，而且也将影响民心士气。再者，如果舆论开始议论和批评的话，他恐怕难以避免在立法院审议条约时出现困难的局面。沈说他对此事很关切，但不知道是否能够与美方磋商，要求他们不披露换文的秘密而只将其送交参议院参考。

叶外长回电说换文应当暂时保密，他已派谭公使去与马康卫磋商，要求他把我们的观点立刻通知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对方的答复大意是国务卿充分理解我国政府所处的困境，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可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致参议院要求批准条约的公函已于 1 月 6 日送出，按照惯例，这种公函一经送到参议院，其内容就有可能被公布。此外，总统的公函既然己经发出，公布它的时间应属参议院考虑决定。国务院将立即与参议院磋商此事，但是否能够成功尚难预料。

其时美国已于上年 12 月 4 日将中国共产党人以间谍罪名扣留、监禁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的案件提交联合国大会。其后不久，十六个参加朝鲜战争的盟国向大会提出一项建议，谴责北平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监禁那些飞行员并扣留其他希望被遣返的联合国战俘。12 月 10 日，大会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同时也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寻求立即释放这些被囚人员的途径，哈马舍尔德为此己于 1 月 5 日一城抵北平。1 月 10 日，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他们之间的会谈是“有益的”，他们希望“能继续保持建立于这次会议上的接触”。总而言之，秘书长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只是用温和的词句掩饰了这种失败。声明虽然被广泛加以宣传，但却缺少使人信服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哈马舍尔德的这次使命只对中国共产党人有较大的宣传价值。

就在同一时期，中共飞机对大陈诸岛发动了猛烈袭击。我们台北的国防部于 1 月 10 日宣布，共方对大陈岛刚刚进行了内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空袭，大陈岛北面七英里的一江山岛也遭到猛烈轰炸。

叶外长去西雅图停留几天，1 月 11 日回到华盛顿。

我们讨论了新西兰鉴于中共对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沿海岛屿轰炸加剧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停火紧急建议。随后他电邀蒋廷蔽和胡适来华盛顿磋商。

1 月 14 日上午，台北立法院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外交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关于防御条约的联合报告。据外交部报道，在讨论中各个成员都热情发言支持条约，投票结果，立法院一致通过，请求总统批准条约。根据外交部 15 日的电报说，蒋总统指示，既然美国政府尚未公布换文的原文，我们也不要公布全文。外交部在那天只需简单发布一个声明，解释换文主要内容，并强调保留我们对所控制的全部领上的自卫权利。总结那时台北各方面的情况，我可以说截至 1 月 16日，政府主要担心的当地人民反对条约以及披露换文内容将对民心士气产生不利影响，已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促使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条约，并继续请求美国对保卫沿海岛屿给予援助。

第二节 关于沿海岛屿的几项重大决定

——台湾决议；从大陈撤退和

在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

叶公超外长和我都知道，要同时促使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迅速通过，并敦促美国帮助国民政府防守沿海岛屿（这是 1955 年 1 月中旬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殊非易事，特别是由于许多美国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国会议员们害怕被卷入一场亚洲战争。新西兰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看来很可能在安理会上提出，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担心这会助长那种认为“两个中国”

政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的错误想法。

整个沿海岛屿问题和美国对那些岛屿的政策由于中共重新进攻大陈两岛和一江山岛而受到震动。一江山岛是我们最北部的前哨基地，位于大陈以北数英里的浙江沿海。据报道，1 月 18 日上午，中共进攻并占领了一江山岛。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议，最后结果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一份“三点决定”。1 月 19 日经杜勒斯国务卿向叶外长和我宣布。

1 月 24 日以比较笼统的形式提交国会，以备其通过成为国会的决议案。

18 日，蒋委员长发来一份电报，到达大使馆机要室的时间是同日上午九点半左右，电文中提到共方飞机那天早晨再次轰炸大陈和一江山岛，但没有像报纸登载的那样谈及一江山岛被占领。

由蒋委员长亲自起草发给叶公超的电报的真正目的，是指示叶正式并立刻前往国务院和国防部，探询他们的真实意图和见解。蒋委员长指出，第七舰队原先在大陈周围的海、空区域内巡弋，但是自从 1 月 10 日共方集中轰炸大陈岛以来，该舰队甚至没有一艘军舰或一架飞机敢于靠近大陈周围，这使人难以理解。所以蒋委员长想要立即弄清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真实意图，并了解他们认为我们的部队是否应该固守抑或放弃这些岛屿。他说：“要求尽快给我以明确而充分之答复，同时要求保证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大陈区域进行经常巡逻，从而在精神和道义两方面给我们以支持。”

叶外长约定在同一天上午十一时去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

叶外长提请雷德福海军上将注意共产党人占领一江山岛和共产党空军继续轰炸上、下大陈岛的新闻报道，他问雷德福，为了阻止共产党的进一步攻击，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考虑对第七舰队下达特别紧急命令。

雷德福答道，他在台北时就已向蒋总统讲明，美国目前不能考虑采取这种措施。他补充说，他当时向蒋总统谈的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但自从他由台北回来以后，他更加相信中国政府提出的这种要求将被拒绝。他接着详细叙述了保卫大陈的困难。他的结论是，如果共产党人真想要夺取那些主要岛屿，他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够长期保住它们，他进一步评论道，在这些岛屿上打了败仗，比起战略撤退对于我们的声誉和军队士气要造成更大的损失。雷德福直率地建议说，假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掩护大陈岛的军队撤退，这种要求现在很可能得到顺利的答复，他本人就将支持这个要求。

在 1 月］8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国务卿正式回答问题时说，一江山岛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此外，它也不是由中国国民政府的正规军防守的。他还说道，保卫大陈岛“在任何意义上并不是防卫台湾和澎湖列岛所必不可少的”二杜勒斯虽然承认大陈岛上的雷达设备有一定价值，但他说这些设备的作用是否大于台湾的雷达设备还存在疑同。因此，大陈岛的地理重要性也是有限的。

杜勒斯还说他要继续敦促参议院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关于一再得到高度吹嘘的联合国号召在台湾海峡停火问题，杜勒斯说，美国当然要遵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但应用这个原则涉及到许多因素，在这一切因素中首先是应该与美国的盟国及中华民国商议。他说美国决不会背着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不和与那个地区有关的盟国商量就参加任何停火的讨论。这是杜勒斯国务卿第一次公开谈论在台湾海峡停火的可能性。

1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第一次允许电视和新闻片摄影。由于美国对保卫台湾已承担了义务，所以最先提出的问题就涉及最近发生于沿海岛屿的战斗的严重性。在回答问题时，艾森豪威尔像杜勒斯一样，虽然承认大陈岛作为观察站有一定价值，但并不认为那些被攻击的小岛和大陈对保卫台湾与澎湖有很大的重要性。他还说，他不知道蒋总统是否正计划采取强硬立场以抗御入侵者。

新闻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艾森豪威尔对联合国或其他倡导者建议的台湾海峡停火的看法，总统的答复如下：不错，我很愿意看到联合国在努力发挥其影响。

我认为，世界上无论何处存在任何种类的战争和公开暴力行为，那里就始终有爆发大战的危险。

联合国能否在这个特定地方有所作为我不知道，因为很可能每方都将坚持那是一种内部事务。虽然从我们的观点看……让他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是件好事。

人们问起哈马舍尔德前往北平的使命成败如何，总统的回答相当含糊，只声称当一件事情正在进行中时，不能认为就是失败了，他拒绝对“两个中国”政策发表意见，只表明那是“经常被研究的可能性之一”，但他对此尚未形成任何成熟意见。

1 月 19 日下午十二点半，叶外长和我到国务院拜访了杜勒斯国务卿，约三小时后我们又会见了他，每次都有饶伯森和马康卫两人在场。这两次会谈非常重要，在会谈中杜勒斯第一次正式对我们表明，赞成我方撤出大陈两岛。在撤出大陈的意见取得一致以后，对于其他沿海岛屿的联防问题，他只提到金门是在联防范围之内。他还向我们透露了美方这一行动的全部过程都是由总统决定的。杜勒斯说，如何保卫这些沿海岛屿确实是个问题。他认为寻求联合国行动来实现双方停火也许是可取的，这一点他在谈判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时已经建议过。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还要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磋商。他认为就中国政府而言，从大陈撤军以便加强诸如金门等岛屿的防务，可能是明智的。那天他将和总统共进午餐，雷德福海军上将也将在座，将共同商量这个问题。所以他愿意在下午再用几分钟时间继续谈论这个问题。

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举行的会谈中，杜勒斯国务卿通知我们，经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雷德福海军上将就大陈问题进行会商后，做出了一项决定，它包括三点：（1）按照美国的意见，中国政府从大陈撤军将是一项明智的措施，美国准备对撤军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

（2）在联合国采取某些行动之前，美国拟公开宣告它将参与保卫金门地区。

（3）美国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供其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以实现停战。

杜勒斯继续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如果中共竟敢进攻金门，美国可能被迫不仅在金门地区，而且对金门后面的一些大陆地点采取行动，目的在于摧毁共方为入侵台湾和澎湖所作的任何军事集结。这样就有可能引起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为此决定寻求国会对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加以批准，由国会两院以联合决议的形式，授权总统在一旦需要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杜勒斯打算在次日（1 月 20 日）上午和几位国会领袖商谈此事。

杜勒斯接着说，不能指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行动，因为他深知这类行动的决议必将遭到苏联的否决。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目的在于，如果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因为苏联否决而失败，那将增强美国以及国民党中国在道义上的地位。

叶公超说，他为美国政府就它对大陈和其他铅海岛屿的态度及政策做出明确决定而感到高兴。但他强调大陈岛上的中国军队，即使告诉他们美国不会帮助防守这些岛屿，也决心打到底。

杜勒斯说，美国的观点是，假如这些人在没有任何希望守住岛屿的情况下继续战斗，那将是人员和物资的不必要消耗。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重新部署兵力为借口，从大陈撤出军队，然后把兵力集结于必保地区，这个缩小了的阵地将比较容易防御。此外，有着美国参加维护金门安全的保证，这一行动将是美国和国民党中国之间合作精神的体现。他重申美国政府准备参加维护金门地区的安全。他指出，“安全”这个字眼通常比“防御”一词的涵义广泛。它暗示，为了阻止共产党军队以进攻金门或台湾及澎湖为目的而在该地区进行任何集结，有不等共军发动攻击而先发制人，对金门后面的大陆发动攻击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消除撤退给中国人民的民心及中国军队的士气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杜勒斯认为，由美国宣布此项保证将能抵消由于从大陈两岛撤退这一行动而出现的任何不利影响。他反复说，美国的意见认为这种撤退是正确的战略。

叶外长问起美国对马祖持何态度，它正处于大陈和金门的中间。

我说马祖确实和金门词样重要，因为它靠近台湾北部的基隆，正如金门靠近台湾南部的高雄一样。

叶外长说，马祖实际上控制着台湾海峡的北部入口。

杜勒斯答道，美国的态度是帮助维护金门地区的安全。

叶外长问道，按照美国的意见，马祖是否也应当撤退？

杜勒斯说，那要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美国不能协助保卫马祖。

21 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叶外长和我到国务院对杜勒斯国务卿作了另一次访问。杜勒斯让我们看了总统关于措海岛屿和台湾及澎湖防务给国会的咨文。他没有给我们看整个咨文，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说那是一份草稿，尚未经总统过目，总统还可能有所修改。他第一次告诉我们，马祖也将被包括在美国打算帮助我们防卫的岛屿之内。他接着说，在咨文中将不提帮助防守金门和马祖，目前对此应该保守秘密。

24 日，总统把他的咨文送交国会。这天上午，蒋荫恩带给我·份国务院发布的总统咨文的文本。那是一篇明确而坚定的声明，叙述了美国在这种局势下应如何处理，要求国会授给他全权使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区域以及与此目的有关地区的安全。他还明确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撤出大陈，他将下令以空中和海上掩护的方式对撤退加以援助。

在此期间，华盛顿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就决议草案采取行动，草案内容如下；

授权总统为保卫台湾、澎湖和与该区域有关地区的安全而动用美国军队。

鉴于美国在与其他一切国家的关系中其主要目标是发展和维护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鉴于西太平洋地区某些中华民国管辖下的领土现在正遭到武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和正在发出威胁，宣称这种武装攻击的目的是为了并准备武装攻击台湾及澎湖；

鉴于这种武装攻击如果继续下去，必将严重危害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台湾与澎湖的和平与安全；

鉴于西太平洋岛屿链条中（台湾即其中之一环）友好政府的领土安全对于美国及所有位于太平洋或临近太平洋之一切友好国家的重大利益为必不可少；鉴于美国总统于 1955 年 1 月 6 日提交参议院审议、并请其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承认在西太平洋地区武装进攻该条约内述及的台湾及澎湖领土将危害缔约国双方的和平与安全：为此

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开会决定，特授权美国总统，在其认为为实现维护台湾和澎湖安全不受武装攻击的特定目的有必要时，可以使用美国军队。此项授权也包括保护目前在友好政府管辖下的该区域内的其他有关地区，以及当总统判定为保证台湾和澎湖的防务有必要或认为适宜时，所采取的类似重大措施。

此项决议，当总统确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由于联合国采取行动或由于其他情况所形成的国际形势得到合理保证时，即将开始失效，并据实报告国会。

实际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到总统的咨文后，几乎立即开始举行了听证会，由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在秘密会议上作证。结果这一决议以全票通过。

25 日，在华盛顿，众议院进行讨论并以四百十票对三票通过了总统提出的决议案。26 日，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以二十·七票对二票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次日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先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商，接着与五角大楼的重要军官及文职官员会商，随后白宫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总统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商之后，又与正、副国防部长，陆、海、空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成员会商，他们讨论了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在台湾区域的部署。总统说明了这些部队只计划用于防御的目的，任何将美国军队用于非紧急自卫或非直接防卫台湾及澎湖的决定均将由他本人作出，此项责任他并未委派他人承担。

普遍认为总统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些参议员们放心。因为他们急待澄清一点，即批准这个决议案不至干因阻止战争反而导向战争，也不会使用美国军队去帮助我们夺回大陆。28 日晚，参议院以八十五票对三票的点名投票通过了决议，并将其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

第三节 在执行关于大陆沿海岛屿

的决定中的一些问题

1955 年 1 月 27 日下午，我陪同叶外长走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国会很快就会批准关于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议，我们估计，一旦艾森豪威尔总统得到国会的授权，美国政府就会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保卫金门和马祖，以利于保卫台湾，而且发表这一声明的时机将巧为安排，以便消除由于我们从大陈岛撤退并就此发表声明所产生的一切不利影响。叶和我正在为我方草拟相应的声明，以便届时在台北发表。

叶外长说，他有一件急事要同饶伯森先生商量。早先他同国务卿曾经商定要就国军从大陈岛撤退一事发表某种声明，而且中国政府发表这项声明的时间要同美国政府发表的同类声明适当配合，以便抵消由于此次撤退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他并说，最好在中国的声明中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承诺对金门和马祖以及其他与台湾和澎湖的安全有关的地点进行协防。他估计在国会授权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将发表声明，表示决心帮助中国政府保卫金门和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叶外长并说，中国的声明将在美国的声明发表之后接着发布。

饶伯森说，他并不知道美国政府要发表什么声明二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经由众议院通过，现在正等待参议院采取行动。美国的这些举动几天来经过新闻界的大肆宣扬，必已举世周知。他不认为总统会对外宣告美国决定帮助防卫金门和马祖。国务卿把这事告诉叶外长和顾大使只是为了让中国政府了解情况。美国政府无意使中共知悉美国打算帮助中国政府保卫哪些具体的沿海岛屿的情况。

叶外长推测总统正在等待国会授权，一旦得到授权，他就要给太平洋美国部队司令发出总统命令，指示他参与金门和马祖以及其他有关地区的防务。

饶伯森答道，由总统发出的这类命令具有机密性质，其内容可以包括许多事项。他绝不相信总统会愿意把他下达给美国武装部队的行政命令公布于众。我说总统已经采取的一切行动，如提交国会的咨文和拟议中的国会决议都是内部措施，而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则是美国就其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和决心保卫这些岛屿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饶伯森说，国务卿本人已将美国总统决定授权美国武装部队参与保卫金门和马祖一事通知了叶外长和顾大使。

我说这和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官方声明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

叶外长说，他想在中国的官方声明中提及美国决定保卫金门和马祖一事。他随即将他和我准备好的一份中国的声明草案交给饶伯森。

叶外长说，饶伯森先生最好能花点时间把中国的声明草稿仔细看一下。如果饶伯森先生在审查完了之后能提出一些意见，那将不胜感谢。

饶伯森说国务卿正在找他，他想立即带一份声明草稿给杜勒斯先生。

叶外长说，他希望知道国务卿对这个声明有些什么反应。

叶外长和我在 1 月 28 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到国务院拜访国务卿杜勒斯。我们访问他的具体目的是坚持声明协防金门和马祖的必要性。可是我们发现国务卿改变了主意，可能是有鉴于少数参议员的反对，这些参议员虽然人数很少，但却很坚决。

根据那次会见的记录，叶外长首先说他有几件紧急的事提出来和国务卿商谈。关于撤出大陈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在台北发表声明，宣布为了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卫力量，决定重新部署大陈岛上的武装部队，以及中国已接受美国对撤出大陈提供援助的事实。前一天已经将中国政府想要在声明中包括的内容告知饶伯森先生，叶外长愿意知道国务卿对中国政府想要包括的几点内容的意见。根据参议院委员会在讨论总统提出授权保卫台湾和澎湖的要求时所发生的争论，他愿向国务卿保证，中国政府不想做出任何使美国政府感到为难的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同国务卿作一次紧急磋商。

接着杜勒斯国务卿提出两点：第一，如果须对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进行说明，不要采取使人认为条约已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的说法。在问到条约可能在何时得到批准时，他说大约在 2 月中旬。第二，在提及美国决定保卫沿海岛屿的安全时，美国政府不愿提出具体岛屿的名称。换言之，他不希望看到声明特别提出金门和马祖，他解释说，国会决议的原来用语实际上包括比金门和马祖更为广泛的区域，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个人的命令。

叶外长同意接受这两点意见。

国务卿又提出，关于在我们的声明草案中提到美国是中国的盟国这一点，最好不要同条约联系起来，而是回顾较长时期以来的联合。

叶部长也表示同意。接着他提醒国务卿，他和我曾提出要考虑某种方案，使得在中国政府的部队撤出之后能制约中共占领大陈。叶外长说他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方案，但是他曾想到采取某种民政管理形式，而不采取定为非军事区或联合国托管之类的方式。

杜勒斯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意见，因为它会给可能导致对台湾本身托管的想法打开通道。他说，鉴于这种提法可能起如此的作用，他认为完全有必要避免提出这种意见来。

我提出这样的意见，在中国政府所要发布的关于撤出大陈的声明中，最好的办法是说中国政府只是撤出战斗部队而不撤出民政机关。

国务卿同意说在声明中包括这一点是一个好意见。

这将使得中共处于为难的地位，因为如果他们想占领大陈，就必须动用武力，这就会使全世界认清他们是侵略者。

我问美国政府是否考虑要在国会通过决议之后跟着发表声明。我说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发表这种声明以同台北所要作的声明相呼应。

叶外长支持这个意见，并且提出也许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宣布：“美国政府将和中国政府磋商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御地位，以确保台湾和澎湖的安全。”

国务卿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是一个好意见”，并指示饶伯森准备一份声明草案。他期待参议院在当天或次日将通过此决议，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能在 1 月 31日星期一签署决议时作此声明”。

叶外长问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宣布他的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定。

杜勒斯表示不能肯定。他说，他曾！一分坚定地告诉叶外长，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帮助中国政府保卫金门和马祖，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决定可以包括进中国政府发表的任何官方声明中去。这是属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问题。

叶外长指出，这个决定在国务卿同他谈话透露这一决定的第二天就在报纸上泄露出去了＿他说在台北虽然有人要求政府证实这项决定，但是并没有泄露出去。叶进一步大胆设想在今后的一定时刻，艾森豪威尔总统很可能不得不宣布他决定帮助保卫金门和马祖以及某些他认为必要的有关地区。

杜勒斯国务卿只是说这完全是总统的事，他不能妄加揣测。他反而怀疑总统是否会作这样明确的声明，他认为总统会让事实本身来作自我表明。

当晚约七时四十分，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台湾的决议。

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令人惊喜的事，因为多数曾预料辩论可能持续到下星期一，而现在只是星期五，第二天，即 29 日早晨，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决议并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对美国国会以几乎全体一致地投票通过了这个联合决议深表满意。我愿对国会议员和今天同我在一起的国会领袖们的伟大爱国热忱表示公开感谢。

在这次投票表决中，美国人民通过他们所选的代表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全国团结一致，决定帮助一个勇敢的盟国抵抗共产党的武装侵犯。

为了表达我们的这一信念，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以保卫台湾地区的和平。我们准备支持联合国为结束目前这一地区的敌对状态所做的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团结一致决心保卫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有承大关系的地区。

艾森豪威尔在上午八时三十分宣读了这一声明。八时四十五分，助理国务卿饶伯森给叶外长打电话，对于总统声明中没有提到和我们磋商，也没有提到美国决定对我们撤离大陈岛给以帮助和支援表示抱歉。饶伯森说，他没有看到白宫的声明，而只是在无线电里听到的。他认为这项声明很不错，但遗憾的是国务院拟好的声明稿已经给了国务卿，而国务卿却没有交到总统手里，而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了。由于参议院是在前一天晚上通过这个联合决议的，比预计要快得多。他去看总统签署通过的联合决议时过于匆忙，忘记向总统念一遍声明稿或将它交给总统。饶伯森说，随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匆匆赶到机场，一个去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度周末、打高尔夫球，另一个则去巴哈马群岛作一周垂钓。

这使叶外长和我非常不安。最近在国务院的谈判中，我们曾同意哲由美国发表，一个不像我方要求那样具体的声明，但是这个声明要和我们自已的声明协调，并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签署国会的决议后发出，日期大约在31 日。现在美国的时间表突然提前，美国总统出于漫不经心竟然作出了另一种声明，诚属不幸。大家都曾为此紧张工作，美方也是如此。官员们匆匆往来奔走于国务院与白宫之间，而杜勒斯对参议院出乎预料地突然通过这项决议感到满足和激动，竟尔忘了及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读一遍这份预备好的声明稿，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两人随后都离开首都度假去了。

饶伯森对叶外长建议说，我们可以请台北发一照会给蓝钦大使，请求对大陈撤防给予支援和帮助，蓝钦大使已得到指示，一旦接到要求将立即作出有利的答复。这一程序是为记录所必需的正规手续之需。然后，杜勒斯就会发出原由国务院准备好的声明。可是，叶和我感到时间因素很重要，我们经过修订的中方声明稿（饶伯森曾告诉过叶外长，杜勒斯认为此稿是很精彩的）应当在台北发表而不必再等美国的第二个声明。因此，我们赶紧将此事电呈蒋委员长，电报还传达了饶伯森有关程序上的意见，并说明雷德福海军上将已经密令第七舰队的普赖德海军上将，按照我们的要求在运输方面尽量给以最充分的帮助。当然，这要靠我们自己来推动有关撤防事项，并与在台湾的美国军事人员协商办理。

蒋委员长拍来电报，关于饶伯森坚持说美国不愿在声明中提出共同防御金门和马祖一节，说他对美方的这种态度感到震惊，明确而肯定地要求美方遵守和履行以前的诺言：（1）美国方面宣布协防金门和马祖；（2）我方同时宣布撤出大陈。

蒋委员长的电报是在 1 月 29 日下午（当地时间）发出的。后据沈次长说，同晚蒋委员长曾邀蓝钦大使谈话。

他首先告诉蓝钦，他对国会已经通过了授权决议表示欣慰和感谢。他接着指出新西兰将在安理会提出停火决议案一事。他说他看到报纸所载关于苏联和英国对此项决议提案的反应之后，感到十分关切，因为苏联的计划是破坏中美条约，而英国的意图则是破坏授权法的作用。

他认为对此有必要密切注意。

我在此还要提一下，1 月 28 日伦敦发出的一条特别电讯，报道了安东尼·艾登爵士 1 月 28 日晚的一次谈话。

电讯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以两个中国，即大陆和台湾都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的方式作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艾登认为共产党应控制大陆和沿海岛屿，而我们则控制台湾和澎湖，双方之间有广阔的水域相隔。艾登还说安理会在 1 月 31 日星期一开会时，肯定将向北平发出邀请，北平应该事实上在联合国有一席位。无疑这就是使蒋委员长感到不安的报纸报道。

蒋委员长在同蓝钦的谈话中，还指出叶外长从华盛顿来电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已经同意一项计划，即美国立即宣布协防金门和马祖而我们则宣布撤出大陈。但是，现在美国方面似乎又犹疑而不即时实行这个计划。他说，据他判断，美国一定是受到英国和苏联的压力，因此他想明确告诉美国政府，今后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而联合国又着手考虑停火决议，则局势势必要恶化到无法控制。如果敌人看到美国在授权法案通过后没有行动的表示，他们将会感到美国是虎头蛇尾，从而肯定会对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虽说极力设法避免战争，但反而会造成一种冲突的局势从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蒋委员长告诉蓝钦说，如果美国不公开宣布或以照会说明共同防卫金门和马祖，我们也就无法宣布撤出大陈。

这样就产生一个真空状态，如果敌人在此时进犯，中国和美国都会感到难于应付这种局势。以他之意见，美国千万不可受英国影响改变它自从签订中美条约以来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也不应改变我们和美国业经双方同意的各自发表一项声明的安排。他告诉蓝钦说：一旦失去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就要丧失行动的自由，我们就要承受英国和苏联的政治诡计的后果，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再想挽回局势也不可能了。他听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要休假一周。但是，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紧迫，他请蓝钦立即打电报给他的政府，请他们迅速作出明智的决定。

蒋委员长刚和蓝钦大使讨论了这些问题，希望能得到满意结果，但在第二天早晨，当地报纸就刊登了艾森豪威尔签署授权法案时的声明。根据随后沈次长来的一份电报所告，蒋委员长在看到声明之后非常生气，他指责美国完全靠不住，欺骗了我们，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声明中甚至没有提中华民国。蒋委员长说道：“它哪里配得上称作崇高的盟邦！”

是日下午，蒋委员长又同蓝钦大使进行了一次讨论。

蓝钦大使曾问中国方面在从华盛顿得到新的通知之前是否会采取任何行动，中国方面在美国政府有所部署之前，是否会采取从大陈撤防的步骤。总统回答说，在目前我们不拟采取任何步骤。他还说，他是重原则和正义的，因此，决不会做损害美国的任何事情。他相信美国也坚持原则和正义，也无意损害我们。但是，目前双方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不仅影响双方国家，也会危及远东；他因此希望美国当局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总统。他们应当正视这种危险局势，并且本着君子的原则来处理，根据已建立的友谊，迅速而正式地发出他们的声明。29 日下午六时，饶伯森曾给叶外长打来电话，当告诉他叶已经去纽约时，他就要求同我谈话。饶伯森告诉我刚接到蓝钦大使来电，说蒋委员长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咨文没有提到金门、马祖，也没有提美国协助撤出大陈，甚感不安。但是，饶伯森说，国务卿已经向叶外长和我解释过为什么美国不在声明中提金门和马祖。他设想我们一定已经将国务卿告诉我们的话向蒋委员长作了报告，只是蒋委员长见到蓝钦大使时，他还没有接到这个报告。

我说，叶外长和我不仅报告了杜勒斯先生在 2s 日向我们解释的在美国声明中没有提到金门、马祖的理由，还报告了饶伯森先生在那天早晨怎样将这件不如人意的事告诉叶外长的，叶外长还获悉中国政府将向台北的蓝钦大使提出照会要求对撤出大陈给以支援和帮助，蓝钦大使将会立即给以有利的答复；随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将发出声明，在声明中将会说得更清楚，以满足形势的需要。

饶伯森说，由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要求是必要的，因为，美国政府只有根据我们的要求才能对撤出大陈给以支援和帮助。

我说，叶外长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我认为很快就会得到批准和执行。（当时我还不知道蒋委员长作了相反的决定，这个消息在 30 日才到达我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下午六时三十分，饶伯森又来了电话。他说这一天他忙于参加几个会议，刚刚才看到桌上放着的国务卿送来的备忘录。杜勒斯认为鉴于总统已有声明，经过思考之后，他认为不便于发表另一个声明。在他看来，总统的声明不失为一个好的声明，中国政府应利用国会的决议和总统的声明来发表自己的声明；不失时机地利用总统的声明来抵消撤出大陈的不利影响。

我说，在那天早晨饶伯森先生同叶外长谈话之后所发出的电报中，我们已向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即立刻单独发表我们的声明，而不管美国政府是否再发另一个声明。

叶外长于 1 月 30 日星期日晚从纽约返回华盛顿时，他把自从他 29 日下午离此前往纽约之后所收到的全部台北来电都看了一遍。然后，打电话给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得知饶伯森和雷德福上将已前往白宫进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中国科长马康卫电话告诉叶外长，饶伯森和雷德福上将一起去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因为他接到蓝钦大使一份电报，报告他同蒋委员长最近一次谈话的情况。大约在晚上九时，饶伯森自己打电话告诉叶外长有关他在白宫谈话的情况。他说，他口头报告了蓝钦大使的电报内容，1 月 19 日国务院的谈话记录内容，以及叶外长、我和其他的人一再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要帮助防卫金门、马祖，以配合我们从大陈撤出部队。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他（饶伯森）说，杜勒斯国务卿 19 日所告诉我们的话确实是正确的。总统说，他起初原想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明确提出金门、马祖，但是经过考虑后又改成后来公布的词句，为的是加强声明的伸缩性。他还说，他已经指示杜勒斯把这层意思通知我们。

饶伯森说，他告诉艾森豪威尔说蒋委员长对于美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很感恼火，并且怀疑美国不愿声明协防金门、马祖的根源在于对 19 日国务卿对我们所许的诺言有意食言。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这确实不是美国的本意，他肯定可以向我们说清楚。再者，他已经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把这一点通知蒋委员长。

叶外长问饶伯森说，国会已经通过授权法案，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已经作出决定，为什么总统又不愿公开声明美国参加金门、马祖和其他有关地区的防务。他接着还说，我方仍然认为只有公开宣告美国协防，才能减轻我们撤出大陈的不利后果。他说，我们的总统和我们这些在华盛顿的人无法理解美国的立场。如果说其理由是担心国会会反对通过这项决议，那么，汉弗莱修正案已被否决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叶还指出，不宣布协防金门、马祖会使共产党怀疑我们还将放弃没有明确提出的其他岛屿。他建议除指明金门和马祖外，再加上如“对保卫台湾与澎湖有关的其他区域”这样的词句，那就清楚了。

饶伯森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草拟了几道命令。我们一旦见到了这些命令，就可以正式向美方提出要求，叶问他这些命令中说些什么，是否包括协防金门、马祖的命令。饶伯森说在电话中不便细说，但这些命令和杜勒斯国务卿在 19 日告诉我们的话的内容是一致的。

那天早晨，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几次打电话给叶外长，敦促他积极采取行动，让台北不要发表提到美国参加防卫金门、马祖的声明。他说如果台北发表这样的声明，美国政府就要公开否认。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感到很厌烦，并表示也许他（艾森豪威尔）本人和蒋委员长终究不能合作。还说，“蒋委员长真是一个独裁者，难怪旁人如此称呼他。他居然想要指挥我。”

报纸在过去几天曾集中注意于美国防卫金门、马祖问题。星期六的报纸以显著位置登载台北 1 月 28 日的电讯。这则电讯引用了来自美国高级人士的消息说，事情已很清楚地表明，美国还将帮助防卫与金门、马祖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伊利·艾贝尔的文章，报道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国会决议和所附声明的情况。艾贝尔指出，决议中有意不具体提到金门、马祖，是为了给美国在停火谈判方面留有余地。他说美国政府承认金门、马祖毫无疑义是中国的领土，美国高级官员已表明美国愿以它对沿海岛屿的防卫来换取停火。星期一早晨《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刊载的约翰·海托华的文章也采取了同样态度，声称美国正准备同北平谈判停火，很可能要利用金门、马祖作为主要的交换筹码。他还说，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过多地卷入，即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阵地进行强烈袭击也是如此。

美国政府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义发电报给蓝钦大使转达蒋总统。饶伯森于饭后来拜访叶给他看这份电报的文本。电文如下：

美国政府并未改变在华盛顿同叶部长交谈中所提出的基本立场。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地决心与中国政府密切联合，以维护自由中国的生存，反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侵略威胁。美国舰队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和驻扎台湾的美国空军联队就是美国政府这种意图的具体证明。参议院正在加速审议批准共同防御条约，已将听证会从 2 月 7 日提前到 2 月 2 日。

议会以压倒多数票表决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对保卫台湾和澎湖反抗武装攻击有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部队，这项授权还包括在他认为对保卫台湾和澎湖有必要而现在是在友好国家控制下的有关地区也可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加以保卫。在目前情况下，总统的目的是帮助防卫金门和马祖以对付武装攻击，如果他认为这种攻击实际上是准备和有助于发动对台湾和澎湖的武装人侵并已具有危及台湾和澎湖安全的性质。因此，共产党人如在此时发动对金门、马祖的进攻致使这些地区有失守的危险，则总统将会认为这就属于此种性质。

我们是单方承担保卫“有关地区”的义务的，此点已由杜勒斯国务卿向叶部长作了充分解释。我们把中美两方公开声明的词句局限于美国国会的决议范围的理由，也由杜勒斯国务卿向叶部长作了解释。

本文件乃有关目前美国立场之绝密文件，中国政府切勿泄露。

在读完了这份文本之后，叶外长认为这份文件虽好，但只能缓和由于美国拒不同意在任何公开声明中提及沿海岛屿所造成的恐惧和疑虑，而对抵消中国政府从大陈岛撤出部队必然导致的士气上的不利影响方面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叶说，美国继续反对在任何官方文件中提到金门和马祖，其结果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猜疑，认为美国有意保留这些岛屿以便作为将来同英国人或俄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文，就其向中国政府重申早已许诺过的帮助防卫金门、马祖的诺言来看，尽足以消除对这方面的疑虑。

我接着说，但蒋委员长认为有必要提出这些地名以便抵消从大陈岛撤退的影响。我还说，在我方这是军事上的必需，蒋委员长是在美国将发表关于金门、马祖两岛的声明的谅解之下才作出接受美国劝告撤出大陈的决心的。

饶伯森重复他以前一再说过的意见，强调任何官方声明要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致国会咨文相一致的必要性，并警告叶外长和我，如果不顾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困难，不和美国商量就发表声明的话，他的政府会认为有必要加以否认。

叶外长向烧伯森保证，我国政府不会不事先通知美国政府就将这两个地名写入声明，从而使美国政府陷入困境。我说，中国政府只是想同美国政府合作，并且希望美国政府也能谅解中国政府要求将这两个地名写入公开声明中去的真正原因。

饶伯森再一次重复他所说过的话，即中国政府的声明不要超出国会决议的授权范围之外。他解释说，所有美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防卫条约，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都是从美国自己的安全出发，同中华民国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国会关于沿海岛屿的决议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此项决议除对台湾和澎湖的基本防务外，决不使美国在台湾海峡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国会根据台湾海峡的当前局势，已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步骤以保证台湾和澎湖的安全。总统在签署决议时已发表了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可能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只属单边性质，他不能把这种授权形成对中华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他承诺了这种义务，那就超出决议的基本授权范围了。如果中国政府声明美国曾保证防卫金门与马祖，那就似乎是在国会授权总统之前，两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一项双边协议了。即使现在决议已由国会批准，美国政府的合法立场也依然未变。

饶伯森进一步说明，杜勒斯先生向叶部长所作的保证当然依旧有效，这一点已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致蒋总统的电文中说清楚了。再者，现在台湾海峡已经集合了五艘航空母舰、多艘驱逐舰和辅助舰只以及潜水艇等，正在警戒之中。它们停泊该处等待总统命令以帮助中国政府撤出大陈。如果此时中国共产党进攻金门、马祖，第七舰队就会立即对付这种挑战。他辩解说，美国政府向中国表明信守诺言的决心再没有比这更为有力的证明了。

行动是诺言的最诚实证明。

饶伯森说，美国政府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或者接受英国的“两个中国”的观点。美国政府不愿发表另一项声明提出协防金门和马祖，其原因是希望不要引起国会的疑虑。中国方面固然有困难，艾森豪威尔总统方面也有他的难处。

2 月 1 日，在台北，蓝钦大使在收到上文说到的那份机密文件和国务院的最近指示之后，准备先将它们交给沈次长，因为蒋委员长仍不想见他。他在下午到外交部会见沈次长，将文件当面交给他，并说明美国没有改变帮助我们反抗共产党侵略和保卫金门、马祖的立场，但是仍然不愿对此作公开声明。他刚收到他的政府的指示，命令他将上述文件的内容当面转达蒋总统。

几个小时以后，沈次长把该文件呈送给蒋总统，为的是在陪同蓝钦谒见之前先向蒋总统作一汇报。次日一早，蒋委员长通知沈，他将在上午十时会见蓝钦。

其后沈电告关于蓝钦同蒋委员长会晤的要点，这次会晤他也在场。据他电报所说，蓝钦将该文件的内容告诉蒋委员长，并且解释了美国的立场。他要求蒋委员长谅解美国的立场并接受这个解释，并立即安排美国协助从大陈撤退的具体细节，以便能够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蒋委员长说，美国政府备忘录的内容和大使的解释使他了解美方的实际困难。但是，虽然我们可以不坚持美国公开声明参加金门、马祖的防卫，但我国政府目前的既定政策则是以声明协防金门、马祖为基础的。由于美方不能公开声明这一点，我国政府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我们的文武官员和同胞进行解释，以及如何抵消撤出大陈的不利影响。因此，他希望美方也能理解我方的苦衷并同意我们在我们的声明中提到协防金门和马祖。

3 日下午，叶公超从华盛顿给我来电话说，他将于下午前往拜会助理国务卿讨论那天中午传送给他的一份新的美国声明草案。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我从纽约给叶外长打电话，了解他同助理国务卿谈话的结果。他告诉我，饶伯森认真到几乎毫不客气的程度。饶伯森告诉他，如果我们在声明中提到保卫金门和马祖，美国政府就要公开加以否认，他甚至明白表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忍耐性已经快到头了。

2 月 4 日傍晚时，我陪叶去国务院拜会小赫伯特·胡佛和饶伯森。当时杜勒斯不在华盛顿，由胡佛副国务卿代理国务卿。这次去会见副国务卿胡佛是由饶伯森自己提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局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以及就拟议中的从大陈撤防，必须立即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要求。如果不提出这一要求，第七舰队的五艘航空母舰、三十二艘驱逐舰、一百余艘其他舰只，以及美国空军十八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和第十三航空队的战斗机虽已到达大陈附近海域，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没有对他们发布命令，所以他们不能采取行动，而总统只有根据中国政府提出援助要求才能发布命令。

胡佛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他在头一天晚上见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愿将总统的立场告诉叶部长。总统告诉他说，在他（总统）和国会领导人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谅解，就是在国会决议或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中都不提任何沿海岛屿的具体地名，总统对为台湾安全必要的任何岛屿都不应承担由美国协防的国际义务。总统作为美国军队的总司令，可以独自决定在情况需要时做什么，但不能违背在国会的诺言。总统在由蓝钦大使递交蒋委员长的声明中已经提出保证说，美国当前的意向是以协防金门、马祖作为从大陈撤出中国武装部队的条件，这个声明仍然有效。但是，总统不能对此作公开声明，也不同意中国在台北发出的声明中提及此事。

他继续说，美国政府对台湾海峡的局势十分关心并深为不安。美国了解到中国将从大陈撤防，已经命令第七舰队向该地区进发，以便在撤防时给予帮助。大批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已经进入战位。第七舰队司令好几天前就敦促美国政府发出命令，指示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并且还报告说，他也许再等不了二十四小时了。

这位司令提出的理由很明显，这些部队是匆匆受命到那里去对付紧急情况的，因此没有时间安排轮机人员和其他军官们轮班值勤。他们有的人不得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已无法再如此继续下去。司令官向政府提出，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接不到命令，他有可能认为有必要将舰队开回冲绳。胡佛强调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要求帮助从大陈撤防，美国政府是不能给舰队发出命令的。

那天晚上，我将我们同小胡佛的会谈报告给蒋委员长。那次会谈之后，从可靠方面获悉，艾森豪威尔曾指示胡佛对于我们请求支援和帮助撤防应定一个时限，但是胡佛出于外交上的原因没有提出来，因为他恐怕可能被误会为一种哀的美敦书。他只提出说这个请求提得越快越好，最好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一点也报告了外交部。

第二天（2 月 5 日）早晨，我们得到台北沈次长的电话。蒋总统终于在当地时间 5 日下午五时召集军事和行政首脑开会，并告诉出席的人说，他要立即对美方发出照会，要求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对我军民人等在撤离大陈时给以帮助和保护。至于我方关于撤出大陈的声明，沈说政府仍在考虑其内容与形式。

在当地时间下午七时三十分，沈递交蓝钦如下照会：我荣幸地指出，最近中华民国代表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之间在华盛顿，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进行武装攻击所造成之军事局势，举行了会谈。

会谈结果，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从大陈岛撤出其武装部队，以进行重新部署与集结。愿离开这些岛屿的民众可随同武装部队一并撒离，在将中国政府之决定通知阁下时，遵照中国政府指示并代表中国政府，我荣幸地请求美国政府对于从大陈岛撤出武装部队和疏散转移民众，给以协助，提供掩护。

如蒙阁下将申国政府以上请求立即转达美国政府，并将美国政府之答复示知，将不胜感激。兹建议，一旦从美国政府方面得到肯定答复，由中美双方军事代表拟订之撤出大陈岛计划即由两国政府军事人员付诸实行。

沈还告诉蓝钦说，我们对于美方所提的关于撤退的声明内容没有不同意见，并且同意在美国选择的时间发表。

至于我方自己的声明，沈告诉蓝钦说，仍在考虑之中。但是，他（沈）接到指示，保证此项声明内容与美方声明并无原则不同。蓝钦问到我们的声明在发出之前，是否要先交给国务院看一下。沈答复说：“我想是这样的。”

在美国方面，国务院大概是在收到蓝钦大使递交的与我们所收到的沈次长的报告类似的报告之后，对新闻界发布了声明，2 月 5 日的这个声明，与饶伯森 2 月 3日给叶外长看的声明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句话上。原来的草案说，我国政府已“声明将自大陈重新部署其军事力量”，后来的文本则说我国政府已“通知美国政府，它将重新部署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国对于我们要求帮助撤退的正式照会的答复，蓝钦大使早已收到指示，对我方的正式要求作及时和有利的答复。次晨，从八时四十五分开始，饶伯森和叶公超频频通电话，磋商解决我方声明中的其余问题。饶伯森说，国务院接到蓝钦的电报，说是中国政府要发出的中方声明仍然包括协防金门和马祖的内容。饶伯森还说国务院正草拟它自己的一项新的声明以满足我方的要求。

沈次长发来的我们自己的报告连同声明的英文本在上午十时方收到，到十一时译出。沈说，6 日早晨在台北，蒋总统曾召集会议讨论我方声明草案，经过仔细讨论，最后由蒋总统批准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侵略之新形势，本中美两国共同防卫西太平洋区域两国领土之精神，并经与美国政府会商，决定重行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与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

美国政府为增进中美两国保卫台湾、澎湖之密切合作，经向中华民国政府表明，凡认为对于确保台湾、澎湖有关之各地区与领土，美国决定与中华民国共同防卫，美国并决定对我大陈区兵力之转移与部署，予以协助与掩护。

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此项决定，业经表示欢迎，诚以此举更足证明中美两国为维护亚洲与太平洋区域之自由安全，以及为实现自由世界之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

沈说，他本人在当地时间 2 月 6 日下午四时将声明草案亲自交给蓝钦大使。蓝钦说他知道他的政府对于第一段中的“金门与马祖”字样可能不会接受。沈对蓝钦解释说，第一段说的仅属我方政府的事，与美国的协防无关。如果我们在第二段中用“金门与马祖”字样而美国政府加以反对，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仅是在第一段中提到金门和马祖，因之他对美国政府的反对不能理解。他迫切要求蓝钦大使向他的政府解释，说明我方已经充分注意到美方的希望，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保持我方的民心与士气的必要性。他恳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同意。蓝钦说他将迅速把这个问题电告国务院，请求指示。

按沈的电报所说，沈还告诉蓝钦，据他的体会，蒋委员长认为这个草案是我们的最后和最大的让步，不论美方同意与否，我们势将不得不在 6 日晚上公布。（正是这个问题使饶伯森感到非常为难。）他接着说，他也认为这个草案很合理，如果美方仍然反对，我们只能认为美国未免逼人过甚了。我们阅过声明的英文本之后，就立刻交给饶伯森。

他强调国务院对于所用词句仍可能有不能同意之处，他要求我们推迟发表。叶外长则告诉烧伯森说，他完全同意沈次长在台北告诉蓝钦的话。他还说：“这件事现在已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饶伯森要求再作一次谈话，于是叶邀他共进午餐。

饶伯森交给叶外长一份经过国务院修改准备在台北发表的中国政府的声明草案。他说国务院官员开了一次会，出席的包括五位律师，研究了中国的草案，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现已包括在这份修订草案之中。

叶外长和我看了这个修改过的草案，其原文如下：中华民国政府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侵略之新形势，决定重行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并本中美两国共同防卫西太平洋两国领土之精神，及时通知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为增进中美两国保卫台湾、澎湖之密切合作，己向中华民国政府申明，决定共同防卫台湾与澎湖。美国并决定对我大陈区兵力之转移与部署，予我以协助与掩护。

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此项决定，业经表示欢迎，诚以此举更足证明中美两国为维护亚洲与太平洋区域之自由安全，以及为实现自由世界之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

我注意到在中文文本第一段中略去“并经与美国政府会商”一句，指出这样修改的目的，似乎是要在中国政府决定重新部署大陈岛上的武装部队这件事，使美国完全摆脱开。

饶伯森说，那正是个重要之点。中国政府有全权重新部署它自己的武装部队，美国政府不想干预这一权力。从主权角度来看，修改的草案对中国政府要好得多。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律师，但是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有五位律师出席，他们都认为中国草案中关于美国在撤出大陈问题上的地位措辞不很清楚。考虑到中国草案的目的，他们把第一段末尾一句修改为：“并本中美两国共同防卫西太平洋区域两国领土之精神，及时通知美国政府。”

下午六时三十分接到沈次长电报，告知我方声明的最后文本，其中没有转弯抹角地提协防金门、马祖问题，而只是说中国部队要从大陈重新部署到金门和马祖。这样一来声明的第一段就成为：

中华民国政府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侵略之新形势，决定重行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澎湖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

第二段成为：

中华民国政府本中美两国共同防卫西太平洋区域两国领土之精神，关于将大陈岛屿驻军转移使用一节，曾与美国政府举行会商。

声明的其余部分和沈的以前草案相同。

那天下午，蓝钦电话通知沈说，他已在早晨六时接到国务院的复电。按此复电，国务院认为我们在我方声明草案中所作的变动无关紧要，我们既已将修正后的声明发表，也就算了，虽然在我方声明中仍有“金门、马祖”字样，但是比原草案已经更接近美方的观点。

在华盛顿，饶伯森在 7 日上午大约十时半来电话说，杜勒斯已于昨晚从巴哈马群岛回来，看到中国发表的声明后认为很满意。

7 日的新闻报道指出大陈撤防进行顺利，未发生事故，也未遇到共产党的任何干扰。除中国政府的舰只外，美国方面参与其事的所有兵种的武装人员共约四万八千人，包括五艘航空母舰，三十二艘驱逐舰，两个航空联队和包括登陆舰、运输舰在内的一百三十多艘舰艇。这的确是一桩完成得非常迅速的巨大工作。

第四节 台湾危机的缓和

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批准与生效，大陈撤防的完成及安理会停火决议的搁置在宣布撤离大陈岛以后，中国沿海各岛屿及其周围的紧张局势依然未见缓和。事实上，由于在那里出现了协助撤退的大量美国海空军部队而更暂时加深了各个国家和人民对战争的忧虑，尤其因为北平于 1955 年 2 月 3日拒绝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安理会会议，以致由联合国倡议在这个区域停火的希望破灭。

我们曾经怀着一线希望，认为共产党的这种反应将促使问题在联合国得到处理，即安理会将在没有中共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新西兰提案，苏联则很可能使用否决权来阻挠通过决议。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在各国首都，在联合国的各国代表中间都在进行讨论，议论各种可行的办法。

据传，英国和印度赞成对寻求海峡停火作一次新的试探。英、印外交使节在莫斯科屡次访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引起外界猜测，以为这一新的试探已在进行之中。但是人们知道，至少华盛顿对于在联合国渠道之外处理这个问题并不热心。随后，1955 年 2 月 7 日， 《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詹姆士·赖斯顿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力主派遣一个联合国观察团前往台湾及澎湖，就那个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动提出报告。

我立即让谭绍华博士给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打电话，询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是否准确，并表明我方坚决反对派出观察小组。谭并且要求饶伯森把此点向杜勒斯转达。谭对他讲，如果那篇报道失实，我们希望国务卿正式予以否认，从而澄清气氛。稍后，我们接到饶伯森的电话，说杜勒斯国务卿已经指示他通知我们，赖斯顿撰写的文章毫无根据，国务院将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当天中午，杜勒斯国务卿与饶伯森助理国务卿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次日早晨，《纽约时报》刊载了 7 日从伦敦发来的一条电讯，报道英国教促以撤出金门、马祖作为在远东建立安定局面的下一步骤，尽管艾登外相在下议院答复关于两岛前途的质询时，他本人对此拒不表态。另一条发自新德里的电讯说，据当地报道，苏联已倡议在联合国之外召开一次不包括国民党中国在内的关于远东的会议，大概这就是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向英、印两外交使节表达的意见。

沃尔特·李普曼在 8 日他的专栏文章中阐述，从大陈岛撤退，可以加强国民党中国的地位。他也同样主张从金门、马祖撤退。他说，这样就可集中所有力量来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他还认为，一旦从这两岛撤离，不论共产党中国同意与否，都可以立即实现在台湾海峡的停火，而台湾及澎湖列岛将不再受到中国共产党进攻的威胁。同时，中国国民党想借美国武装力量协助他们进攻并光复大陆的幻想也可以消失；两个中国的局面就可以形成。李普曼个人认为，这一行动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民党中国的民心和士气产生某些严重的后果，但他感到，最终总是要从沿海岛屿撤退的。李普曼的结论是：美国当局既已决定不帮助国民党中国进攻并光复大陆，因为这可能引起一次世界大战，那末，保卫这些岛屿是没有意义的，

那天早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认为，从大陈岛撤退是实现停火的第一步。它也主张从金门、马祖撤退，以便划出一条清楚的防御线。它论证说，如果这样做了，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就会较容易地获得各盟邦的支持，并且便于振遣一个联合国观察小组去监督双方的活动。我将这些文章的剪报于 8 日发往外交部，并通知部里：因为此类评论近来在报上不断出现，大使馆正在多方设法，让友好的记者们撰文驳斥已经提出的各项议论。

同一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十一票对二票批准中美条约。2 月 9 日，参议院全体进行讨论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晚，辫论结束，付诸表决，以六十四票对六票决定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与此同时，大陈岛的撤退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据报告，中国共产党曾警告说：美国海军参加这一行动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战。在此期间发生过几次事件。2 月 8 日，美国空军击落了中国共产党八架飞机中的二架，中国共产党的飞机当时在黄海上空追逐一架美国侦察机。其后，在 2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击落了一架美机，那架一飞机是在掩护撤退中巡逻该地区时沿海岸进入中国领土上空的。不过，美国宣称共产党施放高射炮并非出自敌意，因为美国驾驶员在雾中偏离了他的巡逻区，美国还宣称，它预期撤退将于 2 月 14 日以前完成。

叶外长定于 2 月 11 日星期五离开华盛顿。在国务院的会见中，他告诉杜勒斯说，他将于星期五下午离开华盛顿返回台北，特来辞行，并感谢杜勒斯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在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他的合作与忠告。杜勒斯说，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和其他事项的讨论中，他为能与叶部长合作感到高兴。

杜勒斯说，蒋委员长一直在强调光复大陆这个最高使命。每年他都向人民保证，不久他就能完成这一使命。这种强调和保证如此之多，以致看起来台湾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打回大陆去。可是年复一年，收复大陆并未实现，人民不由得产生他们正在受骗的感觉。这样的声明也给美国在与它的各盟国打交道时增加了困难，因为他们对此事很敏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蒋委员长和他的政府在面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对于中华民国在自由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应当有一个较现实的、长远的概念。时刻不停地把光复大陆作为目前最高的目的来谈论，而又不能独立去实现它，这种做法至少是不现实的。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很清楚，台湾政府约有三四十万军队，而大陆上的共产党则有十倍于此的兵力；如果蒋委员长竟然试图不借助外力，或不等待有利的时机就去光复大陆，这任务将是不可能完成的。

杜勒斯继续说，国民政府不要强调回到大陆的意愿，而应清楚明白地表明它的政策是继续加强实力，等待良机，以实现光复大陆的使命，这才是更为明智的政策。

2 月 16 日，宣布了杜勒斯在出席曼谷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第一次理事会之后，将访问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缅甸。我给饶伯森助理国务卿打电话，告诉他蒋委员长亲自邀请杜勒斯国务卿在曼谷会议之后归途中访问台北商谈。蒋委员长的这一指示是外交部刚刚电报通知的。但我不能和杜勒斯直接取得联系，因为他正在纽约发表演说。因此，我请饶伯森转告国务卿，是否可由我面见他五分钟或者和他通电话，借以得到他的亲自答复。

饶伯森助理国务卿次晨回电话告诉我，杜勒斯对提出的邀请很感兴趣。如果可能，他将重新安排他的访问日程表，以便访问蒋委员长并和他面谈。杜勒斯认为，鉴于远东的紧张局势，这次访问将是很有益处的。不过饶伯森要我告诉台北，这次访问在完全确定之前，先不要向报界透露消息。

杜勒斯国务卿定在 3 月 3 日到达台北与蒋委员长会谈。3 月 2 日，外交部电报通知我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批准书将于 3 日午间在台北互换，由叶公超外长代表中国和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美国。这样美国对批准书的拖延就巧妙地掩饰过去了。

叶外长参加了杜勒斯和蒋委员长的会见。3 月 9 日，他给我发来一份机密电报，谈到会见的要点如次：杜勒斯说，这是基于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规定的第一次会商。杜勒斯接着说，过去提供美援有时时间太慢，数量不足，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两国军事合作计划作为提供援助的基础。现在既然已经缔结了条约，情况就不同了。杜勒斯希望双方军事当局将尽快地就有关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的防卫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开始谈判。

蒋委员长对条约的生效表示满意，并对美国再次成为我们的盟国表示感谢，并补充说，我们必须勤恳地合作。他又说，不得到美国同意，我们肯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光复大陆。他说，过去中美军事会议缺乏实际性。

他建议并主张立即成立一个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讨论台湾和澎湖的防务问题之外，还讨论共同防卫金门和马祖。同时，他希望美国对我们训练九个预备师的计划早日协助实现。杜勒斯先生当即告诉卡尼海军上将，让他与中国军事当局讨论此项计划并加以执行。卡尼海军匕将于杜勒斯离台后将和斯顿普海军上将留下来继续研究军事问题。

关于共同防卫金门和马祖的问题，杜勒斯说，过去曾发生过误会，对此他是有责任的。条约与国会的授权法案，除了涉及台湾和澎湖的防卫之外，也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任何其他有关地区的共同防卫作出决定。他（杜勒斯）拟于行前发表一项声明，尽可能明确地宣布：金门和马祖的防卫是在总统权限之内的，而且他此次访问台湾是为了防卫问题以及和我们会商金门与马祖防务的需要。

当谈到联合国的停火提议时，杜勒斯说，虽然这一提议已被延迟处理，但仍有被重新提出的可能。他也提到美国对此的态度包括两点：

（1）美国肯定地希望台湾海峡能有一个短期的和平与安定，但绝对没有认为台湾海峡是所谓两个中国的边界的观点，也没有迫使我们同共产党一起坐到会议桌上寻求妥协的任何设想。美国寻求的只是停止敌对行动。

（2）美国不想在联合国内迫使我们接受停火建议，但因苏联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要反对这个建议并肯定会使用否决权，所以美国希望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蒋委员长说，我们可以克制，不采取主动攻击来光复大陆，但我们决不可能接受停火建议。这种建议是建立在为两个中国铺平道路的阴谋之上的。此外，因为它没有指出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应负侵略责任，这种停火缺乏彻底性。但目前我们不能说将来我们对此提案要如何投票，必须等到投票时方能作出决定。

杜勒斯阐明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我们重返大陆的机会不限于也不依赖于军事胜利。例如，苏联的内部冲突就可能导致共产党中国的分裂。大陆的经济形势恶化也是一个依靠暴力的政治制度不能永存的证据。此外，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们战略上的失误，都可能和美国发生一场直接对峙与冲突。那时，美国肯定会实行从台湾、朝鲜和东南亚作战的“三叉”战略，从而给我们一个重返大陆的机会。但不能把重返大陆看成是件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照杜勒斯看来，为了避免不利的国际反应，我们不应过分宣扬这件事情，也不应过分强调军事力量是重返大陆的唯一手段。

蒋委员长说，为了保持民心士气，我们不能让光复大陆的基本国策逐渐变得含混不清。他说，由于我们的大陆同胞揭望得救，他更加痛感不可能逃避这个责任。

因此，他不能不表明我们的目的，否则将使那些同胞失望。

杜勒斯国务卿预定在 3 月 8 日晚向全国广播，讲关于美国参加曼谷会议、关于他主持美国驻远东国家使节会议和关于他在台北与蒋介石的会商等三个问题。

8 日，在伦敦，艾登外相再次主张通过“妥协”来解决台湾海峡的危机，尽管他也赞同美国在远东为避免战争所作的努力。他所谓的“妥协”涉及到我们从金门和马祖撤出以换取中国共产党放弃使用武力来达到对台湾和澎湖的控制。

杜勒斯在他 8 日的演说中并未进一步澄清美国对中国共产党进攻金门和马祖的明确反应，虽然有许多人热切地希望过他将这样做。他只是说，必要时总统将在权衡“保住这些阵地的代价”和它们“对于台湾防务的全面价值”之后作出决定。

杜勒斯国务卿举行了他于 2 月 15 日从台湾归来以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如有必要，美国将在任何地方，包括金门和马祖的大战中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如果中国共产党对那些岛屿的进攻被认为是对台湾攻击的一部分。他又说，如果那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不再以任何原因抑制国民党中国和韩国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当杜勒斯被具体地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求得到金门和马祖作为放弃侵略台湾的条件，那时美国将持什么态度？他答复说，那要看当时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过，他觉得共产党的话是信不得的。

二、顶住了放弃金门马祖的压力

共产党采取了和解政策

1955 年 3 月 18 日，《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弗雷德里克·库先生来访，问我关于所传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建议解决沿海岛屿及台湾问题新方案的内容。孟席斯是 3 月13 日来华盛顿作短期访问的，据说他将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商讨在台湾危机中及整个远东的联合防御战略。我也听说孟席斯曾提出一些建议，但我对库提供不了什么具体内容。

库于是告诉我关于印度克里希纳·梅农最近来访，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但结果使梅农失望的消息。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接见梅农时，杜勒斯及印度驻美大使也在座，因此，梅农不便按照尼赫鲁的指示，提出他的计划来试探美方或艾森豪威尔个人对尼赫鲁打算在北平与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的看法，并探询美国，美方将准备作出多大的让步以回答中共作出一项保证。库说，调停的事将在万隆开始，在那里尼赫鲁将再次和周恩来作私人会见。听库的口气，我觉得这个主意大概是梅农首先提出，然后向尼赫鲁建议，并来美亲自试探美方的反应。库所说的万隆会议，当然是指本年 4 月 18 日将在印尼万隆市召开的亚非会议。

我约定于 3 月 23 日拜访助理国务卿作正式会谈。虽然国务卿最近的声明表明其立场很坚定，但我也像台北政府一样，担心所有这些讲话乃是表面形式，并具有妥协性。我于 23 日下午去拜会饶伯森时，是急于想知道，例如，传说中的澳大利亚总理所拟议的解决台湾海峡危机方案的内容。

一开始我便对饶伯森说，我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报上所传最近在华盛顿和杜勒斯国务卿及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曾提出一个他所拟订的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案。最近一连三天，我已收到我国政府拍来的三封电报，询及有关该方案的消息。我说，这就是我所以来拜访他的原因，因为他或许能对这件事予以澄清。

饶伯森说，他并未听到关于此项所谓解决台湾问题新方案的任何报道。

我说，我想澳大利亚是同意英国放弃金门、马祖以换取台湾海峡停火的主张的。

饶伯森说，澳大利亚军方觉得那些沿海岛屿距离大陆太近，没有多大战略重要性。他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保卫这些岛屿付出巨大的栖牲。但是，他们对保卫台湾的重要意义是很清楚的，也知道美国对保卫金门、马祖的政策是看共产党攻略这些岛屿是否是作为袭击台湾本土的前奏而定。他说，杜勒斯已就美国观点向孟席斯作了解释，正像他最近访阿台北时向蒋委员长所解释的一样。对于这一点，孟席斯完全了解，并寄予同情。

饶伯森接着说，在这次国务卿离开台北之后，蒋委员长曾挽留他小住一些时日，以便和他作个人商谈。饶伯森向蒋委员长解释说，美国认为与英国联合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和英国在一起，美国就能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上有更多的成就。但彼此在基本政策上应完全容许有如刚才所说的分歧。由于有分歧，英国对出现的某些情况，就不会像美国那样处理。不过归根结底，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英国还是会同美国趋于一致的。他说，从国民党中国的利益着想，英国保守党政府能够继续存在，也是十分重要的。就已知的艾德礼和贝文对台湾及北平政权的态度来看，如果在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再度执政，美国肯定无法与工党政府合作。

我说，从艾登自曼谷回去后最近在国会的演说判断，他似乎仍主张放弃金门、马祖给中共以换取停火，我怀疑英国仍在推行这样的想法。

饶伯森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动向，他说，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清楚地表明的那样，美国赞成停火的想法，但并不想用放弃沿海岛屿来换取停火。

3 月 29 日早晨，我邀请孔令杰来共进早餐，并要他告知我他将回台之事。当时我把我两天前写好的给蒋委员长的信托他带去。我在信中报告了美国舆论赞成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状态，反对美国参加保卫金门、马祖。不过基层舆论虽然强烈盼望和平，但也并不赞成政府对中共姑息。孔令杰说，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现在存在着一种由左派人物、民主派人士、英国姑息派、印度中立派协调一致掀起的一股浪潮，即惧怕中共与美国在台湾地区进行战争，这就形成了要美国政府放弃金门、马祖，并同北平求得和解的压力。

4 月 2 日，国务院突然宣布，在美国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七十六名中国学生可以“自由出境”。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就不允许这些学生离开美国，理由是怕他们在朝鲜战争中为共产党出力。国务院否认此举与换取中共释放在大陆上被囚禁的美国人有任何牵连。但是，国务院说：“美国希望在大陆上的各类美国人，无论以何种理由向中共当局申请返国时，中共能予放行。”

三天之后，杜勒斯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这件事。当他被问到让中国学生回国一举是否意味着美国宁愿和平而不要战争时，杜勒斯说：就广义而言，你可以说这是表明我们愿意与中共保持一种你们可以称之为在文明和和平的基础之上的关系。

在杜勒斯国务卿 5 日记者招待会之后，美国报刊的报道表明，美国国内反对美国参加防卫金门、马祖的意见日益增加。在刚刚出版的这一期《外交》季刊（外交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阿瑟·迪安的长篇论文，阐述了承认共产党中国，以换取它作出相应的让步，将会改善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观点。迪安并未说出他心目中所想的是何种让步，但他呼吁对“两个中国”的理论重新加以研究。由于迪安以前在板门店曾代表美国参加谈判，又因为他和杜勒斯有交往，因此，8 日在报摊上出现的本期季刊，马上使人猜想到，这反映出国务院的观点有了改变。但国务院新闻发布官苏伊丹否认国务院对迪安的文章负任何责任。

4 月 11 日，艾德莱·斯蒂文森（1952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该演说获得报界的广泛赞许。斯蒂文森在演说中呼吁美国及其盟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或者由美国及其盟国提出一项谴责“任何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决议。他说，这些国家应当协同一致，反对对该地区的侵略，“直到台湾的最终地位能用独立、中立、托管、公民投票或其他任何最明智的方式获得解决为止”。他说，台湾一经得到这样的保护，则金门、马祖无论对美国或对国民党中国来说，其重要性即不复存在了。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这样做，而是去保卫金门、马祖，那美国就很可能陷于孤立的境地。任何赞成美国防卫这两个岛屿的论点，都将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压倒。

杜勒斯 12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评述斯蒂文森的建议时说，这是按他自己的想法提出的建议，但“这正是政府过去一直并且现在仍在探索的途径”。不过斯蒂文森似乎认为，国民党中国是可以“不予考虑及不必重视”的。杜勒斯说，国民党中国是我们的一个“忠诚的、可以依靠的”盟国。他还说，目前尚无召集联合国特别会议来处理停火建议的打算，但是，一如我们以往屡次明白表示的，美国仍希望停火。

4 月 13 日，杜勒斯对教会联合通讯社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重申他以往提出的要求中共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且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要他们放弃对于台湾的主权要求。

4 月 17 日，我和一位国会朋友密谈。他告诉我，最近美国一部分报界和宗教界以及民主党内重要分子同英国联合发起一场宣传运动，旨在反对美国帮助我国防卫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政策。他们主张美国只能用和平办法消除台湾海峡的危险局势。这就是说，只要能消除这一产生麻烦的根源及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即使放弃沿海岛屿也在所不惜。他们希望能够形成公众舆论。这位朋友说，据他的消息来源，这种主张，很可能对美国政府产生影响。

万隆会议在 4 月 18 日开幕。周恩来 19 日在大会发言，内容包括预料之中的一些问题：“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美国（一手）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广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意志是正义的”。

4 月 20 日《纽约时报》登载，“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宣称，有四十一位著名自由人士向总统呼吁，不要介入金门、马祖的战争。另一则消息说，由国务院及国防部联合通告，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及参谋长雷德福海军上将接受总统命令即将去台湾。这个通告是在他们离开美国之前两小时宣布的。通告还说，他们去台湾是“鉴于在该地区的紧张状况继续不断，此行之目的是按照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规定，与国民政府领导人举行定期会商”。并说，“只要中国共产党武力进攻台湾的威胁存在，这种会商就要继续下去”。

4 月 21 日，伊利·艾贝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谈到在华盛顿不胫而走的一项谣言。他说，“猜测的主要内容”是说政府选派饶伯森和雷德福二人去台湾，“是要向国民党首脑们亮开一则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消息，美国不打算在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上冒与共产党中国开战的风险”。

4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演说，演说的和解调子使很多旁观者大为惊奇。周在发言中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当时杜勒斯还未回到华盛顿，副国务卿胡佛代表政府发言。他马上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说除非中国共产党同意中国国民党以平等地位参加讨论。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应首先表示诚意，例如，同意释放囚禁在中国的美国人；接受尚虚悬着的联合国安理会邀请参加讨论终止台湾海峡的敌对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实现在该地区的停火。

虽然美国的上述答复立场很坚定，但是台北的反应仍然是十分不安。一方面他们正在等待雷德福和饶伯森的到来，二人的使命在华盛顿新闻通讯中已普遍报道，乃是来劝说政府放弃金门、马祖，以作为促成停火之新行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万隆传来的周恩来宣布愿与美国直接谈判台湾问题的建议，无论在与会的亚非国家中，还是在美国的欧洲盟国中，都很受欢迎。所有这些国家一定会对美国施加压力，要它的态度更为和解些。甚至在美国国内，一些权威人士也主张谈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马上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表示愿意与北平商谈。他驳斥那种认为进行这种谈判就是姑息的看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兹没有像乔治那样直截了当，不过也认为“对中共的建议应予研究”。

杜勒斯国务卿回到华盛顿后，4 月 26 日接见新闻记者。他们的一些间答如下：

间：国务卿先生，你同意不同意参议员乔治的意见，即使国民党中国不能参加会议，美国也应坐下来与红色中国会谈？

答：这要看所谈的是什么内容，还要看是否有迹象表明这种谈判双方都具有诚意。我们不愿背着中华民国谈与它利益有关的事。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认为中共提议和我们举行双边会谈以及俄国人不久以前提议十国会商台湾问题这几件事值得重视？

答：我注煮到了这丁 L 件事，我认为有一定的重要性。

问：在这两个建议中，你认为哪一个好？

答：我认为苏联建议的十国会议的参加国名单把国民党中国排斥在外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主要得看会议所要讨论的主题而定。譬如说，会议的议事日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谁应参加会议，但我们一直也不知道会议打算讨论的是些什么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并不拒绝考虑双边会议，你不排除它，是不是？

答：我不排除。

问：国务卿先生，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有人谈到周恩来在万隆所下的这一着棋并不完全出乎意料，这从你与总统在奥古斯塔谈话中看得出，而且此项消息或许在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及海军上将雷德福去台的使命中起一定作用。答：我可以这样说，无可讳言，我们一直希望万隆会议能使中国共产党采取更为和平的态度。我曾说过，我感到未来之事，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看中国共产党在离开万隆会议时，是感到已为他们用武力夺取台湾开了绿灯呢，还是感到那样做将会招致他们想保持友好的亚洲自由国家的反感呢？我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道义上有了什么改变，但我确实认为，他们可能已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从他们的立场着想，真正的和平，而不是空谈和平却同时进行战争，乃是最好的政策。果真如此，那将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事。

间：我还希望我所提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说明。

就是，是否这些问题对雷德福及饶伯森台湾之行起一定作用？

答：是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说起决定性的作用。

间：你是不是希望国民党能更愿意接受停火概念？

答：美国事实上希望能停火，这不是什么秘密，总统在其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对于这件事，国民党政府和我们之间观点上是有某些分歧的。我说不好他们在台北已谈到什么程度，以及所谈的结果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见是否可以归结为：现在是轮到我们主动去同中共接触了，或者是我们还必须听到更多的中共关于召开像周恩来倡议的那种和平会议的意见？

答：我不知道应该“轮到”谁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当我们面临着像台湾地区这样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行事不能拘泥于外交礼仪。已提出的建议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并无诚意；可能有实质性的东西，也可能没有。

我们认为这次建议提出的场合使之能比在其他场合提出具有更大的可信程度。这是当着很多国家的面向他们提出来……

既然是在这种场合提出的声明，我们有意作进一步的探索。至于此事的进行，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中共自发的进一步澄清，固然很好，但我们也不会坐等，而是要对事情加以探究，看其中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如我所说，有一句意义含混的话，即“解放”台湾是他们不可侵犯的主权。我以前说过，我们并不指望在这场斗争中的双方，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放弃他们的抱负和目标。充其量我们只不过希望能做到如德国、朝鲜或越南那样。但是，即使他们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要求和野心，他们是可以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达到这种要求和野心的。现在我不知道周恩来的发言是不是意在对我过去关于这件事所说的话作出反应。这就是我所认为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事情之一。

在杜勒斯接见新闻记者之后，不少参议员感到，美国与中共的对话很清楚地表明是在出卖盟国以换取与中共妥协，因此，这些参议员们打算在参议院提出质问。杜勒斯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前往参议院做秘密解释工作。据我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消息，杜勒斯告诉与会参议员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敦促，故意做出温和而和解的态度，以争取主动。因此，美国也不得不表示和平的态度，以避免激怒东南亚各国。不过，他说，在与中共商谈之前，他当然要提出一些条件要中共接受。虽然杜勒斯没有说出这些条件的内容，但他说，如果中共同意这些条件，那就证明他们确实怀有和平诚意。他进一步向参议员们表示，他绝不会出卖盟国，他诚恳要求参议院对此事放心。我从叶外长对我 26 日电文的回电中，获悉蒋委员长同饶伯森和雷德福台北会谈的概要。据叶说，他们的会谈并无结果。叶外长的电报是大使馆译电室在当天下午收到的，电报说明要我亲译。电文说，饶伯森和雷德福带着指示到达台湾，他们俩首先向我们重申：（1）美国绝不参与任何处置台湾的建议。

（2）美国继续承认我们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3）美国将继续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

不过，他们接着说，自从 1 月间国会通过决议后，美国大众及国会中的舆论更强烈地反对美国为我们防守金门、马祖。自由世界国家也都怕美国参加联防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因此他们大都公开反对美国这样做。美国军事评论家也不认为这两个岛屿有什么战略价值，也不认为防守这两个岛屿对防卫台湾及澎湖有何必要。此外，鉴于中共在大陆沿岸集结军事力童，如我们要想保持这些岛屿，我们将不得不大规模地轰炸大陆沿岸的油库和空军基地，或是使用原子导弹。但是美国从来也不愿意率先发动一场战争。而且，美国如果为了金门、马祖而从事一场战争，则一般公众将不会容许。

叶部长在报告中继续说，当时饶伯森及雷德福说，由于以上理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甚感处境困难，再三考虑之后，认为无法实践对我所作联防金、马之诺言，然又不愿看我毫无代价放弃金、马，因而建议于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与我总统会晤，并由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自温州至汕头之中国沿海实行封锁，然后由我主动撤出金门、马祖。美国并愿重申其声明，如共党进攻台、澎，美即于我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之同时，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

据叶部长说，蒋委员长答称，自从撤出大陈岛以后，我们一再声明要保卫金门、马祖。如果我们再次食言，放弃这两个岛屿，则不但我国军民不能理解，不会原谅政府，而且海外华侨也会对政府失去信心。我们将继续信守条约义务，如果不得到美国同意，绝不单方面向大陆进攻。因此，我们仍希望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同样实践他早先对我们所作的诺言。

我发给叶外长一封电报，以回复他关于雷德福和饶伯森在台北与蒋委员长会谈情况的通报。我告诉叶外长，白宫及国务院听了饶伯森和雷德福的报告后，现正在秘密研究其他可能的步骤。不过他们或许要在三强外长在巴黎商谈（杜勒斯国务卿将去参加）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另一方面，外间有很多关于与共产党谈判的谣传，因此我已经与杜勒斯约定去拜访他，以试探他对此问题的意见。

次日早晨收到了叶外长的答复。他说，在那两位先生离台之前，他们还不知道有双边会谈之说，因此也没有谈论过此事。

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雷德福及饶伯森去台北劝说蒋委员长在金门、马祖问题上作些让步，这表示美国对整个局势举棋不定，甚至是反复无常的。遇到公众意见或是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它就改变主意。

因为印度站在中共一边，而英国则总是采取姑息政策，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加拿大的立场也不十分稳定，所以美国感到它在国际上相当孤立，刚刚开过的万隆会议，进一步表明出现了一些不久以后被称为“第三世界”或是不结盟、或中立化的国家，力求共产党继续保持其较好的一面，从而有一个和平世界，以便致力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因为当时白宫感到美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因此政府似乎要竭力防止卷入中国沿海岛屿的战争中去。至于在国民政府领导人方面，他们看到以往的妥协无济于事，看到大陈岛撤退未能对台湾海峡局势有所改善，因此，坚决反对再作让步。但是，尽管他们在 5 月份以及其后几个月里的态度多么“顽强固执”，可是台湾海峡局势缓和下来了。并未采取什么“绥靖措施”，而局势却平静下来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感到，在那个地区如再继续采取露骨的进攻政策，将不再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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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际紧张局势之缓和及其对中华民国的影响（1955 年 5 月—12 月）

第一节 1955 年 7 月的四强首脑会议

1955 年 5 月初，北约组织会议在巴黎举行，把西德纳入了这个组织。5 月 9 日晚，杜勒斯国务卿还在参加北约组织会议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他在某种条件下可同意举行由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三强，即英国、法国和苏联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四强外长已定于 5 月 14 日在维也纳开会，签署奥地利条约。这样不言而喻，美国的杜勒斯、英国的麦克米伦和法国的富尔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讨论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议。

即将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新闻在美国和海外的许多阶层中受到热烈欢迎，认为是世界和平的先兆，或者至少是走向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第一步。但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及其支持者却只能以焦虑的心情观察形势。如果四强开会，众所周知的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的苏联将有代表出席。它自然会乐于推动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英国、其次是法国，则倾向于劝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更和解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会在损伤国民党中国的情况下有利干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5 月 17 日，公开发表了周恩来向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报告中的一项声明，在声明中，周再次提出中共的建议，即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以便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北平愿在可能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同时他仍反对国民党中国参加任何国际会议，并且强调共产党政权艺解放”台湾的“主权”不应受影响。

那时，美国各阶层的舆论似乎是非常倾向和平。艾森豪威尔政府显然对缓和远东以及欧洲的紧张局势很感兴趣而且抱有希望。当时不仅有机会可能在四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远东局势问题，而且美国政府对周恩来早些时候在万隆会议上提议的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会谈已原则上同意。事实上，在日内瓦两国之间已经断断续续地举行了领事一级的会谈，因为美国极为盼望使被扣押在共产党中国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获得释放。美国还一直关心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问题，因为海峡的局势当时虽不像以前那样紧张，但仍有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和公众仍激烈地既反对停火也反对美国和中共直接会谈，以及带有“两个中国”政策味道的解决远东问题的所有其他提议，或者至少是，反对可能涉及国民党中国的基本利益的交易，例如对于红色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台湾或金门及马祖地位的讨价还价。局势诚属微妙之至。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希纳·梅农在北平的邀请下，由尼赫鲁总理派赴北平探讨台湾局势的解决办法。梅农因此由 5 月 10 日到 21 日在北平耽搁了十一天，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5 月 30 日，梅农在新德里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几小时后释放朝鲜战争以来被中国共产党关押的四名美空军人员，以作为走向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一个步骤。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其他被关押在共产党中国的美空军人员不久也将获释。

6 月 3 日，梅农到伦敦就他在北平和周恩来交换意见的情况同英国首相艾登和外交大臣麦克米伦会谈。6 月 4日蛋纽约时报）由伦敦发出的电讯说，梅农要飞往加拿大同莱斯特·皮尔逊会谈，随后到纽约参加与联合国有关的会议。6 月 7 日，尼赫鲁抵达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同一天，在华盛顿，杜勒斯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台湾地区战争的危险已经缓和。他说，一项非正式停火正在生效。

6 月 8 日，《纽约时报》专文报道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声明以下两点：（1）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放松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限制。

（2）对西方来说，这种放松将会是和共产党中国谈判的“王牌”。

6 月 11 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抓住后一点，呼吁改变美国反对日本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立场。乔治说，只有那些有严密军事用途的货物才应由日本对共产党中国禁运。《纽约时报》的主张和这位参议员的声明反映了当时流传的设想，即包括解除对共产党国家禁运货单在内的开放东西方贸易问题将于即将举行的四强首脑会议上讨论。

当时苏联政府已正式同意西方三强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首脑会议的建议，并于 5 月 26 日将同意此建议的照会分别递交三国政府。随后，美、英、法共同研究确定并建议苏联以日内瓦为会议地点，7 月 18 日为四强首脑开会日期。三大国的上述建议照会是 6 月 6 日向苏联政府发出的。国务院在 6 月 6 日公布这一新闻时，还宣布三国外长将于 6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纽约开会为四强首脑会议进行准备，而且此次纽约会议也将是拟在旧金山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的前奏。（纪念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的仪式将于 6 月 20 日在旧金山举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外长均被邀参加。叶公超外长最近已电告我，他拟参加。）6 月 13 日，在致西方三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照会中，苏联同意首脑会议于 7 月 18 日在日内瓦召开。

6 月 22 日晚，尼赫鲁和布尔加宁在莫斯科签署了预期的联合公报，标志着尼赫鲁访问的结束。公报于次晨发表，并在西方报刊中被广泛报道。除其他内容外，公报要求彻底禁止核武器和实质性的裁减常规武器。公报还表示“迫切希望”共产党中国对台湾的“合法权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予以满足。公报重申，两国深信继续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造成远东和其他地方许多麻烦的根源，

杜勒斯国务卿在 6 月 28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美国愿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直接谈判的愿望。但是，他断然否认直接会谈将会构成任何形式的承认。至于在任何其他安排下讨论远东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这种场合上，必须把国民党中国排除于任何国际会议之外，因而已使事态陷入僵局。他还说，美国不打算在四强会议上讨论远东问题。他重申美国在没有中华民国参加下，决不“讨论涉及中华民国的实质性问题”。

缅甸总理吴努于 6 月 29 日抵达华盛顿，作为时三天的正式访问。7 月 6 日他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使我为之惊异的是，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他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获得的印象是：大多数负责人不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时间安排”问题。此外，他再次提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直接会谈的建议，并补充说，他认为杜勒斯国务卿正在考虑他的建议。他甚至说，他认为台湾的地位问题可以在直接谈判时磋商，并且这个问题在即将召开的四强会议上将不能不加以讨论。

次日上午，我给在华盛顿的谭绍华公使打电话，谭于我不在时执行代办职务。他说，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正约他去会面，并将简要地告知他有关吴努在华盛顿的会谈，以及克里希纳·梅农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举行的另外的会谈。

当天晚些时候，国务院和白宫都正式否认了吴努总理声称的有关美国官员对代表权的态度问题。国务院发言人亨利·苏伊丹否认美国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政策有何改变。他说，不论吴努先生说了些什么，也不会减弱美国的反对。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则说明吴努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或杜勒斯国务卿在上周会谈中，并未提及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7 月 8 日，尼赫鲁总理在他去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一个月抵达伦敦。7 月 9 日《纽约时报》刊载由伦敦发出的一则电讯说，他到伦敦是为了就日内瓦四大国会议和英国领导人会谈，并且料想他要建议把会议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远东问题，诸如台湾和共产党中国要求联合国席位的问题。7 月 10 日，尼赫鲁总理离开伦敦。他在离开时对新闻记者讲的事情之一是，苏联领导人肯定将作好在日内瓦讨论包括台湾前景在内的远东问题的准备。但他承认，他们也许乐于非正式地讨论这些问题。《纽约时报》刊载的另一则电讯报道，尼赫鲁对报界发表意见说，英国显然反对在日内瓦正式讨论远东问题，但却有兴趣听取苏联对远东形势的评论。

7 月 13 日，杜勒斯去日内瓦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工作，并同英国和法国外长会商。在起程时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他对三个西方大国对在日内瓦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一致看法的能力表示乐观。但是，他也担心，即将到来的会议将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了”，并且不能期望在那个会议里会做出“重大的实质性决定”。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5 日晚间起程赴日内瓦。在他临行的前夕，他对全国广播和电视的讲话是满怀希望，盼望出现新的和好与谅解精神。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是朝向世界和平迈出的一大步。他呼吁美国人民为和平祈祷。

会议按计划于 7 月 18 日在日内瓦开幕。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开幕辞中提出裁军的新途径。他建议作为第一个步骤，要有一个检查武器的“报警系统”，以防止“可怕的突然袭击”。苏联的布尔加宁宣布他的政府将为早些时候由艾森豪威尔倡议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艾登首相为解决东西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主要建议是，在美、英、法、苏和统一的德国之间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会议未出现惊人之事。

7 月 19 日来自日内瓦的新闻报道表明，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具有非常和解的态度和他向苏联国防部长、他的个人朋友和二次大战时的同事朱可夫元帅提出了呼吁，可是由于苏联和西方之间的观点差距依然很大，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远东，布尔加宁曾暗示他可能提出诸如远东局势和台湾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国际紧张局势正在起作用，但不在会议议程之内。

据另一来自新德里的报道，尼赫鲁总理希望日内瓦会议将为考虑远东问题“准备一些基础”。但是由于他认为台湾问题不能在中国共产党人缺席的情况下加以考虑，他认为应当在日内瓦会议后召开一个讨论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

关于就日内瓦会议议程上的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方面，尽管西方和东方在表面上都有寻求和解的态度，但 7 月 21 日的报道远不如以前乐观。而更多的注意力却被引向艾森豪威尔的富于戏剧性的提议，即苏联和美国交换他们军事设施的全部蓝图，并开放双方的领土，由对方的飞机进行无限制的空间检查。至于布尔加宁，他的声明是建议会议应讨论远东局势，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共产党人进入联合国问题。而尼赫鲁在新德里的声明，则倡议举行另一次首脑会议来讨论由于前一天他称之为“蓄意策划的”骚乱所引起的南越险恶局势。我认为这些是对日内瓦会议参加国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而联合王国的艾登自然是不会太倾向于追随美国反对这种提议的。最近的报道还表明，作为一种保全面子和促进交往及交换意见和新闻的措施，有可能在降下东西方会议的帷幕时达成某些协议。

7 月 22 日《纽约时报》所载来自新德里的电讯，提供了从大使馆获悉的有关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赫鲁总理交换书面意见的新消息。电讯说，两人就有关包括被关押的美国空军人员问题在内的美国一中共关系问题和美国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交换了电报。并说，此举是尼赫鲁发端的，他通过梅农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第一个信息。载于 7 月 23 日《纽约时报》的另一则电讯说，艾森豪威尔在给尼赫鲁的一封电报中曾建议，驻日内瓦的美国和中共总领事就两个政府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商讨。如果成功的话，他建议会谈可以升到大使级，也就是说驻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两国大使将接替这项工作。

第二天，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在华盛顿重申他主张的美国一中共直接磋商时，似乎某种协商计划确实已在执行之中，尽管并不一定是该参议员所极力主张的形式。乔治极力主张会谈应在今后六个月内举行，并应在部长级进行，亦即在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国务卿杜勒斯之间进行。该参议员还极力主张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货单。他是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节目中露面时提出他的建议的。

首脑会议提前一天于 7 月 23 日结束。7 月 25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到华盛顿后向美国公众作了一次无线电和电视晚间广播讲话。他报告了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和平成就”，并且谈到举行日内瓦会议所显示出的对和平的极大关切和渴望。他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中国和美国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即由双方大使进行的美国—中共双边会谈将于 19 肠年 8 月 1 日于日内瓦开始。

第二节 美国—中共在日内瓦的会谈及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一、日内瓦会谈的“第一项议程”——被扣留的平民问题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5 年 7 月 25 日，北平和华盛顿宣布他们已同意自8 月 1 日起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国务院的声明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 l,55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

随后在同一天，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更为详尽的声明如下：国务院今日宣布，去年美国和中共政权之间在日内瓦断断续续举行的，有关愿意回到各自国家的平民回国问题的会谈，将在 8 月 1 日以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

美国将由驻捷克大使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为代表，约翰逊大使系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曾同中共代表在日内瓦就当时被扣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回国之事开始进行谈判。共产党代表也提出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在交换情况后，由领事级代表继续进行了会谈。

虽然在美国公民回国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迄今结果仍属不佳。

自周恩来 4 月份在万隆会议上宣布愿意和美国举行直接对话，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已间接地在北平和华盛顿探测举行这种会谈的可能性，并建议最好由大使一级继续日内瓦的会谈，冀以达成有关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平民回国的协议，并便于对目前有争议的其他实际问题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此种会谈将增强联合国争取释放美国战俘之努力。

已经表明，这些对话和以前同中共进行的磋商一样，并不涉及外交上的承认。

国务院由于希望平息国民党中国对此事的焦虑和不安，曾电示台北美国大使馆向我国政府就此事进行解释，并在华盛顿和我大使馆联系。由于饶伯森和我都不在首都，谭绍华在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马康卫的邀请下拜会了他。会晤是在 7 月舫日下午五时进行的，中国科副科长克拉夫会见时也在座。

根据谭公使的报告，马康卫谈的要点是，美国任命了一位大使级的代表参加将于 8 月 1 日开始的日内瓦会谈。对此国务院刚刚发出了两个声明。请谭来谈的目的是说明美国政府对于被中共扣押的美国公民非常关心，因此必须尽力使他们获释，但它并没有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政策。

7 月 28 日上午，我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赠送“和平利用原子能邮票集”的仪式。仪式后，我向杜勒斯国务卿说，我收到一件叶外长致他的专函，我将通过饶伯森先生转交给他（函件当天上午刚到）。杜勒斯说他将高兴地阅读该函。

我和饶伯森的会晤是在这个仪式结束后立即进行的。

我主要告诉他关于我们对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和共产党政权的王炳南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直接会谈的关注。辞别出来时，我碰到刚由布拉格到来的约翰逊大使。他是为了在去日内瓦执行他的特殊使命之前，来华盛顿进行磋商和听取指示的。他说他将在两天内启程。我同饶伯森的对话是一次涉及很多方面的很长的对话。

饶伯森说，有一个问题即台湾的合法地位还不很明确。对日和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但未明确该岛应该归谁。当然，中国政府已有效地占领了该岛，这他是了解的。

我指出，就台湾的合法地位而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以及日本投降文件，都已清楚地表明台湾应归还中国，而且那只能指的是中华民国。

饶伯森说，“中国”这个词是意见分歧的根源。北平政权声称台湾属于大陆中国，而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坚持台湾属于由它代表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有两个中国。承认北平政权的国家，认为大陆中国是台湾和沿海岛屿应当归属的中国。但是，只承认中华民国的美国所持的立场，是承认它们属于国民党中国。

次日上午，我在参议员办公大楼拜会了参议员乔治。

这位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承认他赞同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举行高级会谈，但他说这要在以后某一时期而不是在目前。

我说，最近世界事务似乎进展很快。紧接着四强政府首脑会议之后，宣布了美国同北平政权代表将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其结果在台湾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台湾的新闻界、立法界以及公众舆论，一般说来对日内瓦双边会谈的可能后果忧心忡忡。

参议员乔治也认为世界事物进展迅速。他说首脑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已在各处造成和谐的气氛。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感觉不安的理由。当他发表声明主张过些时候美国同共产党中国举行部长级会谈时，他想不到国务院会在第二天就发表了关于日内瓦会谈的声明。这位参议员接着说，他了解感到不安的不只限于中国人。参议院中的他的某些同僚也有同感。参议员诺兰也是感到忧虑的，但依他看来，这没有什么理由。

当然他不能代表总统和国务卿随便讲话，但他知道他们两位都反对在没有国民党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在日内瓦讨论涉及中华民国利益的问题。实际上，总统和杜勒斯先生都曾一再公开声明这一观点。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同僚虽然具有和总统同样的信念，竟会表现出对政府如此缺乏信任，特别是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

我说，台湾之所以感到不安，是由于可能将在日内瓦讨论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

乔治说，这个问题将会讨论的，但是，他理解其目的是探明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放弃其诉诸武力的政策。美国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在解决国际问题卜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美国人民反对战争，并且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向我保证，就他所知，在没有国民党中国参加下，这种讨论不会影响到它的利益。

下午我乘飞机去纽约。当我不在时，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大使馆联系要求谭公使下午五时去见他。

饶伯森告诉谭公使，日内瓦会议将在 8 月 i 日举行的声明宣布后，对于会谈的议程，报界多所推测，使美国当局感到颇为烦恼。国务院当时正在为约翰逊大使拟订系统的指示，以便由他带去作为谈判的方针，但尚未完全草拟好。他们打算在次日或隔日把指示的概要电告美国驻华大使馆，以使秘密传送给叶外长。但是，他愿把指示的要点告诉我们，同时他希望我们把要点电告中国政府。指示要点如下：

（1）这次的会谈是前一年会谈的继续，其目的是使现在仍被中共拘禁的美国公民重获自由，并且也便于恢复讨论和解决美国同中共之间存在的其他有争议的实际问题。但是，这次谈判将坚决不涉及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此外，关于所谓“其他实际问题”，将不涉及中华民国的权利和其他重大利益。（2）所有的对话和谈判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避免公开宣布。

（3）美国政府愿意同中共讨论“其他实际问题”，因为不愿看到能够解决的其他问题悬而未决。

（4）虽然美国战俘问题仍由联合国负责处理中，但美国认为自己应采取主动，以使战俘能重获自由。

（5）美国将试图得到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克制自己，不再攻击民航飞机。

（6）美国绝对不能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作为释放美国公民的交换条件。

（7）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诉诸武力将立即危及世界和平。但是必须理解的是，中国的一分为二（即中国被分裂的事实）一般来说同德国及越南的情况相似，并且彼此情况的差别是很小的；因此，所有这些国家的统一问题应被视为内政问题。

（8）至于有关居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问题，美国已经再兰重申，如果有任何愿意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人，美国不会对他们加以任何限制。

（9）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其他实际问题”，美国代表将仅把提出的问题内容记录下来，然后电请政府给予指示，该代表将不作任何许诺或同意。7 月 30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中共对于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所持的态度。他说： “美国在华的平民人数很少，他们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他提议在被扣留的美国平民问题上由第三国作为双方的中间人。他还提到美国的贸易封锁及禁运政策，并说，应当有可能“取消这种障碍，以便各国之间的和平贸易不受干扰”。

周对台湾问题还作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声明。他说：

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按照杜勒斯的历次公开声明，美国曾要求北平方面，在解决国际争端，包括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作为针对这种要求的明显行动，周的声明是一次高明的宣传活动。但他实际上不过是提出要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地方政府”，并且作为地方政府开始投降谈判。国务卿杜勒斯在 8 月 2 日举行他的每周记者招待会，并且不出所料，记者们向他再次提出有关美国一中共日内瓦会谈的许多问题。他的一些回答显示出他对中共比以前更加赞许的态度。他认为，“一般来说周恩来演说的调子表明在放弃使用武力方面较他以前说的又前进了一步”。然而，杜勒斯避免留下任何印象，使人以为目前的大使级会谈因此可以发展为他同周恩来之间范围更广的会谈。他说，他不认为部长级会谈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此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两天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支持杜勒斯对此问题的意见。据新闻报道，其他美国官员的意见大意是，在大使级会谈以后举行部长级会谈的可能性取决于：首先释放全部美国公民；其次是中共作出令人信服的表示，即他们已经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实现他们对台湾的野心的手段。

8 月 9 日，我到国务院拜会饶伯森。我说，约翰逊大使和北平代表之间举行的日内瓦会谈，是台北深为关切的问题，我一直在一封接一封地收到我国外长的来电，要求提供会谈进行情况及讨论内容的更多的情报。

饶伯森回答说，实际上他没有多少情况可以相告，因为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饶伯森认为台北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给约翰逊大使的指示副本已经送给叶外长，而且该指示明确说明，没有授权约翰逊大使讨论任何影响台湾中国政府利益的问题。他强调说，指示的全文已转送叶外长，并且对他没有任何隐瞒。饶伯森补充说，中共代表曾经提出留美中国学生的问题，并要求提供一份他们的名单。但这些学生都是可以自由离开美国的，没有必要提供任何名单，

我说，台北对日内瓦会议的可能进展特别焦虑，谅饶伯森先生必然知道。如果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和北平政权之间举行部长级会谈，则政府和公众都会非常沮丧。首先，这种会谈将使台湾中国军队和一般中国人民的士气大为低落。自然，我理解美国政府已向我国政府作出保证，即在没有中国政府的参加和同意下，美国不会与北平讨论影响中华民国政府利益的问题。但举行会谈本身，我重复说，将在中国人民精神上起很坏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美国能以一项特别文件或信件、或备忘录的形式再次肯定美国政府的立场，对我政府作出某些保证，这对消除我政府和台湾公众舆论的疑虑将大有裨益。

饶伯森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大的疑虑。按照当时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除非中共代表方面的态度发生意外的根本变化，他认为会谈没有进展的希望。至于美国和北平政权之间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的问题，只要这种会谈局限于同两方有关的问题，他说美国的盟国将不会反对。美国政府已向中华民国政府作出保证，在没有它参加或同意的情况下，不会讨论影响它的利益的问题，并且一再重申了这种保证。事实上，正如我已讲过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都在记者招待会上清楚地说明了此点，并且他们的声明均在正式文本上记录在案。他想不出能有任何保证对国民政府具有更大的效力。

我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同饶伯森先生讨论。我认为在今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一定会有某一个或某几个代表团提出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作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和日内瓦的首脑会议，以及目前也在日内瓦举行的美国同北平政权会谈的后果，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议论似有增强之势。我了解到，美国的一些西方欧洲盟国、亚洲的中立国家以及美国国内的左翼分子都在推动这个主张，以便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接纳共产党中国问题的形势将会比往年更为严重。我还了解到，那些推动这个主张的国家正在指望取得足够的票数，以便使他们的提案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而能强行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我说，我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取得友好国家对自由中国事业的支持，但其影响必然是有限的，我希望美国政府将继续对各会员国施加影响，以便有把握取得足够的多数，击败任何接纳北平政权进入联合国的动议。

饶伯森说，他对即将到来的大会的形势与我同样忧虑。许多社会势力都试图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论点的气氛。8 月 7 日锡兰大使在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讨论会上所作的演说，公开主张应使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饶伯森补充说，其他方面也有人在致力于同一主题。他认为本年联合国大会的形势对国民党中国的席位来说，是颇具威胁的。

美国和中共 9 月 6 日就释放十二名美国平民的联合通告曾宣布王炳南与约翰逊的下次会谈将于 9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十时举行。在华盛顿，9 月 10 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马康卫打来电话说，饶伯森先生由于某些急事希望会见我。这是要通知我约翰逊大使同中共代表王炳南已在日内瓦就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平民及留在美国的中国国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

饶伯森说，约翰逊大使和北平政权的王炳南大使之间在日内瓦的会谈已经达成一项结论。我说，一些展报己经刊登了关于中共代表许诺先释放十名美国公民的消息。

饶伯森说，像所有的报纸一样，一般说来报道是准确的，但在有关某些事实方面是偏离真象的。然后他交给我一份在日内瓦商定的声明副本。

我略一过目，得知其形式是准备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声明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宣称，约翰逊大使通知王大使，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可自由离开该国，并且如其中任何人遇到何种困难，他们可向印度大使馆报告，印度大使馆得调查其情况并向国务院交涉。必要时，印度大使馆也可以向那些愿意离开美国但由于手头拮据不能离去的中国人给予金钱援助。声明的第二部分则是王大使业已通知约翰逊大使有关在共产党中国的美国人问题，并说他们也可自由地离开该国，而且如果他们遇到任何困难，他们可以向在北平的英国代办报告，后者将给以必要的援助。

饶伯森还向我读了一个声明，他说那是准备为国务院发言人用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新闻记者说明谈判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发表的。声明说，上述有关中国人自由离开美国及美国人自由离开共产党中国的声明仅是双方采取的相互通知的一项措施。其中既没有隐蔽的意义，也没有双方之间的任何秘密协议。声明还强调，前一声明并不是双方间的一项协议，而是“一致同意的相似的单方面声明”形式，而且不意味着是美国承认北平政权的任何步骤。美国反对这种承认的政策保持不变，由于前一声明将在当日下午一时向新闻界发表，他一直急于见我以便事先将此事通知我。

我表示了我的谢忱并询问在前一声明中使用一般名词“中国人”而不用“中国学生”之词是否有任何特殊意义。

饶伯森答称，其目的是指明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自由地离开美国而不只是中国学生。

我说，我获悉中共代表曾一再索取在美国的所有中国人的名单，我问是否属实。

饶伯森答道，中共代表确曾一再索取这种名单，但约翰逊大使每次都予以拒绝，因为他明白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在美华人的保护权。

我说，中共一直企图使这种保护权得到间接承认。

饶伯森说，“的确如此”，但约翰逊大使已经明确告知王大使，美国不能同意此点，因为美国只承认中华民国拥有此种保护权，并通过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行使这种权力。我询问是否美国曾将华人的任何名单交给中共代表。

饶伯森答称“只是一份中国留学生名单”。

马康卫插言说，名单中只包括已表示希望离开美国的七十六名中国留学生的名字。在这七十六名学生中，五十人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剩余的二十六人中的一些人似乎犹豫不决，并想改变他们的主意。

我问是否日内瓦会谈现在将开始进行议程上的第二项，以及是否共产党代表业已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我还询问是否美国打算提出什么建议，以及下次会谈将在何时举行。

饶伯森答道，下次会谈将在 9 月 14 日星期三举行，并且据悉将开始议程上的第二项，因为释放平民问题已经解决了。关于被扣留在共产党中国的二十九名美国平民，他说，北平将先释放十名，并将迅速释放其余十九名。由于共产党人已承诺使这十九名美国人离开大陆，他认为他们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

饶伯森说，关于议程的第二项，约翰逊大使将等待中共提出他们的建议并准备聆听他们的建议。美国方面将不提出任何建议，不过他已经准备好一份不打算同中共代表讨论的问题清单。我

问美国是否打算把这份清单交给中共方面。饶伯森的答复是否定的，并说那是为了给约翰逊大使作指导用的。

二、日内瓦会谈的“第二项议程”

和联合国席位问题

议程中第二项是犷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这项议程之广泛，措辞之含混，已经引起了各种揣测。一般猜想中共代表王炳南将会就某些根本性争议问题和约翰逊讲条件，例如联合国席位和台湾前途等问题。8 月 30 日，周恩来曾暗示，北平有意提出放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问题。美方曾告诉我方，他们将听取中共之任何建议，但是谈判将限于与双方有直接关系的争端范围之内。美方还讲过，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释放美国军事人员和共产党袭击民航飞机的问题。他们说，决不背后讨论影响中华民国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尽管有了上述保证，台北政府仍然十分关注日内瓦会谈的进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9 月 14 日，王与约翰逊再一次在日内瓦会谈时首次出现了新的进展，会谈开始后，双方之间显然有一种谅解，除联合声明外，任何一方都不发表任何情况。14 日王炳南告知新闻界，他认为进行关于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会谈和由美国、共产党中国双方外交部长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的时机已经成熟。约翰逊大使因而也对新闻界阐明了观点，说在全部美国平民未得到释放之前，讨论这些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还“为时过早”。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苏伊丹解释约翰逊的声明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暗示”，在北平未履行 9 月 10 日诺言释放美国平民以前，美国将拒绝讨论与共产党中国举行外交部长级会谈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新的议程项目，这些美国平民至今还没有一个离开大陆。他还补充说，事实上这些美国平民不释放，不能认为议程第一项已获解决。

两天之后，按照 9 月 l0 日的协议，被共产党中国释放的首批两名美国平民跨过边境进入香港。17 日，第三名美国人和一个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神父被释放。据报道，18 日又有三名美国人抵达香港，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神父。至 20 日，已有九名美国人被释放。

蒋委员长要求知道王炳南与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之间当时在日内瓦会谈中实际讨论了些什么。有报告说，正在进行关于解除贸易禁运的商谈，并安排与周恩来举行部长级会谈。蒋委员长对此项传闻甚感焦虑。他认为，这两个问题都牵涉到我们的重大利益，单是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给中国人和亚洲人以美国已改变了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印象。同时，他还感到举行部长级会谈将被世界上认为是美国朝着承认北平政府的方向迈出了确切的一步，这与美国屡次向我们保证无意承认他们是不一致的。

蒋委员长的上述指示及看法由外交部次长沈昌焕扼要电告在纽约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叶为参加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于 14 日抵达纽约，他在 16 日来电话要我向美国国务院探听清楚蒋委员长想知道的事情，并直接答复台北。

9 月 17 日，星期六，我赴纽约与叶长谈，我向他口头汇报了为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争取联合国内友好国家政府支持的结果。还谈到其他许多诸如日内瓦谈判一类的重大问题。星期一返回华盛顿。

20 日，星期二，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在纽约开幕。

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好像是旧调重弹，一侠临时主席荷兰的约瑟夫·伦斯博士简短发言后，就抛出了他的决议草案，要由中共政权的代表取代国民党中国代表加入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与以往几年唯一的不同仅仅是他的陈述采用了较为温和的语言，与新的国际“缓和’，气氛相一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代表洛奇跟着动议大会“在本年第十届例会上不考虑任何排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或者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提案”。洛奇还提议首先考虑他的提案。于是发生了争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赞成接纳红色中国，叶外长、英国、哥伦比亚和伊拉克的代表赞成美国提案，反对给红色中国以任何席位。洛奇本人却表示，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政府将不参与任何实质性问题的争论。最后，美国的提议先交付表决，以四十二票比十二票和六票弃权通过。投反对票的有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挪威、丹麦和瑞典。投弃权票的有阿富汗、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

投票结果几乎与 1954 年相同，只不过那一次印度尼西亚投了弃权票，而以色列则投票赞成延期。

同一天，由日内瓦传来报告说，王炳南同意将第一项议程视作尚未解决，但可以进行议程中第二项，约翰逊大使表示同意。这就意味着两项议程的谈判将同时进行。然而，在此次王与约翰逊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仅仅提到他们就第一项议程，即释放平民问题“交换”了情报，并就第二项议程“交换了意见”。

21 日，星期三，助理国务卿饶伯森飞往佐治亚州，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参议员会晤。22 日，饶伯森在华盛顿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理查兹共进午餐。9 月 23 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饶伯森的目的是向这两位主席简要介绍日内瓦谈判的细节，乔治参议员 22 日说，他相信美国已逐步走向一个朝着中共和美国更高级会谈迅速发展的阶段。“国际事务发展的来龙去脉”表明北平宣布愿意停止使用武力和要“把事情谈清”的时刻即将来临。他说，到那时，美国要准备在国务卿杜勒斯与周恩来的“会谈问题上与中共合作”。

几天后，蒋委员长亲自指示沈次长，要他通知叶外长立即查明饶伯森与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谈话的全部内容。沈于 9 月 27 日电告在纽约的叶外长，叶又打电话告诉了在华盛顿的我。

9 月 30 日，我到国务院拜访饶伯森，目的是按照蒋委员长的亲自指示，弄清楚饶伯森和参议员乔治、众议员理查兹都谈过什么。饶伯森告诉我，他遵照国务卿杜勒斯的指示去佐治亚州拜访乔治参议员，告知他有关在日内瓦与中共进行双边会谈的情况，当时乔治参议员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件事情，并不主张进一步把会谈提高到部长级。但是，第二天，饶伯森却在华盛顿报刊上看到一条合众社电讯，对他与乔治参议员的谈话作了报道，内容给人们一种主张举行部长级会谈的印象。

饶伯森说，他对此极为震惊，所以打长途电话给乔治参议员，同他到底对记者们讲了什么。这样才了解到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接着饶伯森又告诉我，他曾于 22 日与詹姆斯·理查兹众议员共进午餐，当时他只告诉了他有关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饶伯森还告诉我，理查兹的反共情绪一向很强烈，而且完全清楚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危险性。他在众议院发表的讲话中反复表明了他个人的观点。

我接下去问他关于最近日内瓦会谈的性质，以及是否集中讨论第二项议程中所谓其他实际问题。饶伯森回答说，讨论仅局限于辩论议程，并未触及任何具体问题。美方坚持只有遵照 9 月 10 日协议释放美国平民后才能讨论任何其他问题。共产党方面在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问题上也抱同样的坚持态度。

叶外长 10 月 3 日午前自纽约乘飞机抵华盛顿。第二天，我陪同外交部长去国务院拜访国务卿杜勒斯。

叶外长提出与国务卿谈一下有关日内瓦双边会谈的几个问题。他知道目前美国和中共的代表正在讨论双方同意的议程的第二项。他指出，台湾人民非常敏感，对会谈深感不安，特别是对于有可能举行国务卿与周恩来的高级会谈感到不安，因为台湾人认为举行那种会谈实际上就意味着向承认中共方向迈出一步。他表示希望杜勒斯先生就他所说的予以说明。

杜勒斯说，有关更高一级会谈的猜侧实际上是前些天乔治参议员对一些新闻记者的谈话所引起的。杜勒斯自己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有无此种可能，他的回答是，如果中共彻底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那么，举行更高一级会谈来商讨与双方有关的一些问题或许为期不远。他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外交辞令中不应当使用“永不”这个字眼。与周恩来举行更高级会谈的说法是来源于国务院之外，国务院以及他本人并无这种想法。杜勒斯接着说，事实上，目前日内瓦会谈毫无进展。释放美国平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共产党代表就立即开始坚持要美方代表同意进行议程的第二部分，并且安排更高一级会谈。而约翰逊大使则一直坚持立即释放全部美国平民。共产党代表指责约翰逊有意绕圈子。因此日内瓦会谈前途渺茫。

然后，叶外长说，他得知在有关放松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问题上，美国受到了来自英国和日本的压力。

国务卿说，美国受到来自欧洲的压力要比来自日本的大。他的政策是绝不退让的，但是由于压力很大，也许有必要削减现行的禁运项目。如果必须放弃全部项目的十分之一以保留其十分之九，他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明智的。当然，如有可能，他还是愿意全部保留的。

叶外长提出国民政府坚决反对对中共禁运的任何放松，因为那就意味着帮助共产党增加实力，从而使它更容易袭击台湾。

国务卿表示他十分理解这种观点，美国并不想削弱禁运。但是，美国愿意像对待台湾一样地对待其他盟国，不愿意强行支配他们，有必要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考虑。

叶外长表示知道美国的政策是设法使」匕平政权放弃使用武力，并同意所谓台湾问题应以政冶方式也就是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但是他指出，中共的战略历来是实行打打谈谈的两手策略，如果他们认为谈判对他们有利，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做。所以，他很想知道假如北平同意以政治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怎样打算。他们甚至有可能请求美国帮助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杜勒斯说，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它一贯遵循的政策，与对待德国、越南和朝鲜的立场是一致的。国务卿沉思片刻后说，关于台湾问题，他将提议大陆在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以便让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

叶外长认为这种意见似乎来源于“两个中国”的概念，但是鉴于大陆的中国人所受严格统制以及自由中国与大陆在人口数量上的巨大差异，这样的选举不会是公平的。他料想国务卿的思想中重点是在“自由”这个字眼上。

国务卿表示同意，但是他不相信共产党肯接受这个建议。对此，饶伯森补充说，要共产党接受是完全不可能的。

叶外长对国务卿说，他在纽约听一位联合国的朋友谈起，莫洛托夫告诉过或是准备告诉哈里曼，一旦美国承认红色中国，苏联对承认蒋介石委员长的政府也无所谓，而且会准备和它进行商务谈判。

杜勒斯感到这个消息很有趣，不过又说，美国设法使北平政权声明放弃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为了预先阻止共产党对金门和马祖的进攻。万一出现这种攻击，他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会奋力抗击来保卫这些地方的。但是，他认为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参战，就很难长期守住。如果中国政府在英勇抵抗之后还是丧失了这些岛屿，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士气将会产生十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他渴望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目前总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如果共产党袭击这些岛屿，他将不能亲自决定美国该怎样做。国务卿说，他本人认为美国应当援助防卫，而且必须在后勤供应上支援中国政府。但是关于使用美国武力联合保卫这些岛屿，只有总统才可以根据国会的授权决议做出决定。杜勒斯又说，目前，美国在日内瓦继续进行双边会谈，希望能预先阻止共产党对金门和马祖发动袭击。他补充说，他觉得台湾人民和中国新闻界过于紧张，要叶外长相信美国的政策，对美国要有信心。

三、接纳联合国新会员国的一揽子交易威胁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中华民国在台湾岛上每多滞留一年，其国际地位就愈为微妙。因此，我们在国际阵线中的关系似乎是每况愈下。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刚刚得以在联合国再推迟一年，我们就又把注意力转向 1956 年的这个问题。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在联合国中的另一问题却使我们有招致敌友双方愤怒的危险。

第十届联合国大会（1955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4 日）伊始，在一般性辩论中，常常提到接纳联合国新会员国的问题。许多代表表达了迅速走向会员资格普遍化的愿望，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发言中声明，“苏联赞成同时接纳十六个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这大概是那年为接纳新会员国的“一揽子交易”的首次公开表示，以汀开因西方集团反对接纳苏联卫星国的申请和因苏联否决亲西方的申请国而造成的长期僵局。事实上，前此最后一个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是印度尼西亚，时间是 1950 年。

我国政府一贯采取反对整批接纳新会员国的坚定立场，同时出于明显的道义上和现实上的原因，也反对接纳共产党卫星国。但是，如果一个“一揽子交易”付诸表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主要问题。主要在于申请国中有一个是外蒙古，我国政府决不赞成也不可能赞成接纳它加入联合国。

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 1945 年中苏协定签订时放弃的，作为莫斯科所坚决要求的一项特别补偿，以换取苏联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对华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莫斯科不久就违反了这项协定。大战结束时，苏联公然无视该协定，开始援助中共。与此同时，外蒙古在仅仅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之后，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苏联傀儡。从那时起，中华民国就废除了中苏协定，因为莫斯科曾公然予以违反。台北希望有朝一日会看到外蒙古的状况发生变化。在一揽子交易中接纳外蒙古为联合国会员国会妨碍这种变化，甚至会为另一个包括接纳共产党中国在内的一揽子交易铺平道路。台北又怎能默许外蒙古加入联合国呢？但是，如果不予默许，后果又将如何呢？

11 月初，据悉加拿大打算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安全理事会把所有目前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除韩国和越南外整批（共十八国）*带予以接纳。还得知由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看来大多数国家赞同这项议案，美国倾向于予以接受。

11 月 17 日下午，我收到了外交部叶公超部长的急电，他当时已回到台北。来电说，安全理事会即将处理接纳新会员国问题，并嘱我迅速约见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告以如下两点：

（1）外蒙古的独立是在稚尔塔所达成的秘密协定，其最终结果是牺牲中国利益。因此，我们迫切希望美国尽力支持我们努力阻止把接纳外蒙古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如果能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在接纳东欧四个卫星国问题上投弃权票。

（2）如果不能挫败把外蒙古的接纳申请列入议案，那么，为了阻止它进入联合国，我们将行使否决权，而且也反对接纳东欧卫星国。但我们将不把后者视为否决，以表明我们对外蒙古和对东欧各国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同时，

* 五个苏联卫星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外蒙古，以及奥地利、老挝、锡兰、芬兰、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柬浦寨、利比亚、尼泊尔、葡萄牙和西班牙。我们希望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接纳外蒙古投反对票。

我立即和饶伯森联系约见。就在第二天上午，我访问了他。

我对饶伯森说，我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把我国政府对集体接纳联合国新会员国问题的态度通知他。我国外交部长来电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接纳外蒙古，因为外蒙古作为苏联傀儡而存在是雅尔塔秘密会议的结果，该会议甚至事先未与中国磋商就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急切谋求美国支持中国排除外蒙古于“一揽子交易”中请国名单之外的立场。如果不能排除，中国政府将在安全理事会否决外蒙古的申请。我接着说，我国政府也反对接纳东欧的四个苏联卫星国，并将投票反对接纳他们。但是为了表示区别对持，中国代表将在安全理事会声明其反对票应不视为否决。

饶伯森说，美国政府不愿看到这些卫星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但是接纳新会员国的问题已搁置多年，而且一些完全合格的国家如日本、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一直在敦促美国支持他们尽早加入联合国，总的看来，他认为“一揽子交易”给自由世界带来的好处比给共产主义世界带来的好处多，因为其中较多数是非共产党国家。但是美国特别反对外蒙古，而且也不愿意它被接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代表洛奇一直在纽约努力活动，敦促其他各国代表团接受一个十七国的而不是十八国的“一揽子交易”名单。

我向他询问洛奇同其他各国代表团特别是同苏联代表团商谈的最近进展情况如何。

饶伯森回答说，普遍意见是赞成接纳十八国名单上的全部国家，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接纳外蒙古问题上态度依然强硬。他的态度是或者接纳全部十八国，或者一国也不接纳。

我问美国的态度又将如何。美国在外蒙古问题上是否将行使否决权？

饶伯森回答说，关于投票问题，已故的范登堡参议员曾宣布，在接纳新会员国问题上不应行使否决权。如果安全理事会有七国同意对接纳外蒙古投赞成票，美国就弃权。

我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国政府将如我所说明的那样，否决接纳外蒙古，并将对其他四个卫星国投反对票，但应不视为否决。我国政府仍希望美国投反对票，至少是反对外蒙古。

饶伯森说，按照宪章的规定，在安全理事会投反对票将视为否决，而只有弃权才可解释为不反对。

美国不可能投票反对外蒙古。

我说，我国政府不愿承受阻止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全部谴责，考虑到我国政府在这个世界组织中的地位，就更为如此。因此，中国政府渴望获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

饶伯森说，他完全理解这种情况，而且美国政府肯定不愿看到其盟国单独遭受非难，从而进一步削弱其国际地位。然而，他不能肯定外蒙古可以凑足七票。直到现在尚未作最后决定，他将把我刚讲的话向国务卿报告。国务卿定于那天下午从欧洲回国。

我再一次问他，如果俄国在推行其敲诈策略方面依然强硬，美国怎么办。

饶伯森说，洛奇仍在和库兹涅佐夫商讨中，并已安徘在第二天即 11 月 18 日再次会谈。但是迄今为止还丝毫没有迹象表明俄国会转而接受美国的观点。

我问，如果库兹涅佐夫顽强到底，美国怎么办？

饶伯森回答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美国也许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要求，以免使整个事情归于失败。美国可能被迫和中国政府磋商，并力劝中国政府不要坚持反对外蒙古。下一个星期一即 11 月 21 日晨，我在纽约时，谭绍华从华盛顿打来电话称，饶伯森有急事希望见我。我嘱谭绍华代表我会见饶伯森，因为我不能及时赶回。

他是在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访问饶伯森助理国务卿的，马康卫和培根小姐均在场。饶伯森说，美国认为接纳新会员国加人联合国是当务之急，因为这也涉及美国和各国的友好关系。正如我们所知，美国一直不愿看到苏联卫星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然而形势已经到了美国无法避免仔细审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杜勒斯国务卿最近访问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当局均表示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而且都担心他们加入的愿望不能实现，因为这是和接纳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联系的。国务卿已告诉他们，美国将设法解决这一整个问题，以便这两个国家能被接纳。饶伯森接着说，若干拉丁美洲国家也愿意看到西班牙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并已向美国提出同样的陈述。美国最初反对接纳苏联的卫星国，对待外蒙古的立场尤为强硬，但是，现在如果整个接纳新国家的问题只是由于外蒙古而被搁置，国际反应必将十分强烈，还可能影响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友好关系。

饶伯森接着说，上星期我曾来阐明中国对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态度。我曾要求美国届时投票反对。他已将我的谈话向杜勒斯国务卿报告。国务卿经审慎考虑后，遗憾地决定他不能同意我们的请求。美国只能弃权。

饶伯森然后说，他完全理解我国政府的立场，但是鉴于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并鉴于为了维护中国的权益，应从大处着眼考虑此事，美国政府诚挚希望我们在表决接纳外蒙古问题时也只弃权，而不行使我们的否决权，以免出现由于外蒙古问题而使我们都赞成接纳的十三国也被阻止加入的局面，这种局面本身将会有不幸的后果。

饶伯森还说，国务院收到了洛奇大使的最新报告。按照洛奇的看法，如果我们行使否决权来反对外蒙古，那一定会引起一直同情并支持我们的国家的不利反应。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开始时，已通过一项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的决议，但如中国否决接纳外蒙古，而该否决却影响接纳新会员国的整个问题，有的代表就可能重新提出我们的代表权问题，如果这样，联合国中一些国家的反对态度将继续激化，而且肯定会造成局势的恶化。饶伯森说，这是一个急迫问题。因此，他请求我紧急报告中国政府，并希望对蒋廷黻发出勿行使否决权的指示。饶伯森又说，1946 年中国代表团实际上曾主张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他希望中国注意到这一点。杜勒斯国务卿考虑到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已起草一封致蒋介石总统的信，并即将电告蓝钦转交。饶伯森说，该信请求蒋总统理解美国政府的处境并指示蒋廷袱不要行使否决权。

我听取谭绍华的报告后不久，谭绍华致叶公超部长关于他和饶伯森会谈的电报报告就得到回电。叶部长在回电中称，尚未收到杜勒斯致蒋总统的电报。蒋总统已阅读过 11 月 21 日会谈的报告，阅后对美国试图迁就苏联，而对我们则强人所难，极为愤概。为此，他立即约见蓝钦大使。会见时，叶部长本人在场。

据叶部长来电称，蒋总统对蓝钦大使说，他对饶伯森助理国务卿提到我们曾于 1946 年赞成接纳外蒙古一事极感诧异，因为我们那时是以沉重的心情接受外蒙古的独立，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此事的依据是中苏协定，而该协定我们是以巨大的痛苦忍受下来的，因为它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结果，因此，必须追溯这个问题的起源。如果没有雅尔塔协定，就不会有外蒙古的独立，也不会有接纳外蒙古加人联合国的问题。如果美国考虑到以上各点，那么，它对我们反对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态度就应当更为同情。从正义的以至从政治因素的观点看，美国应当支持我们。

蒋总统接着说，既然中国是在特殊情况下迫不得已接受外蒙古独立的，既然中苏协定已予废除，则外蒙古的独立理所当然地已失去其合法依据。我们认为，外蒙古问题仍有待于今后重新解决。如果现在它被允许接纳加入联合国，则将使目前国际上对其地位的承认永久存在，并将成为我们今后可以采取的合法步骤的巨大障碍。

蒋总统说，为了满足民主国家的愿望，我们已在有关接纳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方面作出最大的让步。我们已然走到放弃反对接纳东欧卫星国的地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救危局而最大限度地背离心愿。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在外蒙古问题上再做让步。美国也不应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最感为难的事。

美国当局对此事的感受也一定十分强烈。实际上，蓝钦大使于 11 月 22 日向蒋总统转交了两封信，即饶伯森所提及的杜勒斯国务卿写的说明信，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个人呼吁的简短信。

25 日晨，我收到了叶公超的急电。来电称，蒋总统就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答复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给他的两封信的重要文电已在发送中，以备分别送达各收件人，特预先通知我。致杜勒斯的文电到达较早，原文较短，仅称我国政府的观点已详述于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电中，而第二封即致艾森豪威尔的文电直到傍晚才到达。文电很长，共一千三百六十个电码字。我在日记中写道，蒋总统的文电：……有力而有礼地陈述了我们的立场，而美国政府如不予以极为认真的考虑，势必陷于一种难以应付之处境。此事毕竟涉及国际道德和正义的某些基本原则，而不应只作为西方和苏俄之间的讨价还价问题予以处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在这些原则上应采取坚定的立场。此外，如果整个一揽子交易的十八个申请国未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则应由苏俄而不应由中华民国承担阻碍的责任，因为苏俄以如不通过五个卫星国或甚至如果只有一个卫星国即外蒙古不获通过，即将否决全部十三个自由国家相威胁。我们反对所有五个卫星国，但我们将对四个欧洲卫星国弃权而只否决外蒙古一个。

28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外蒙古问题向我国政府作出第二次呼吁的消息传出来了。其结果是出现了关于美国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及它还可能用何种方法影响我们的种种猜测。

第二天，我收到叶公超部长来电。来电称，美国大使馆刚刚转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我们总统电文的答复。复电和语气看来很温和，并仍劝告我们可在一项声明中表达我们对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而勿行使否决权。

叶部长的来电又称，我们暂时不拟作复。

但同日，当记者就传闻中的艾森豪威尔第二封电报提出询问时，蒋廷黻称，他的代表团将在必要时对外蒙古行使否决权。他又称，他的说法是不可变更的。这就引起了第二天即 11 月 30 日报刊的更多猜测。 《纽约时报》对他的宣告所选择的时机感到疑惑。各报的大字标题令人吃惊。有些报纸，如《华盛顿邮报》，称蒋委员长“无视艾森豪威尔的两次呼吁”，《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称，“艾森豪威尔的请求枉费心机”。各报纸上的文章一般都说，艾森豪威尔曾两次诚恳劝告和请求我国政府勿在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但我们对第一次请求的答复为“否”，对第二次请求则根本不答复。七华盛顿邮报》甚至说我们根本不理睬艾森豪威尔的真诚劝告。

据报道，杜勒斯国务卿及白宫发言人在答记者间时声称，他们无可置评。然而在仔细研究各报文章后，我们立即发现主张我们不应否决接纳外蒙古的说法所列举的理由，一般均与艾森豪威尔致蒋委员长的两封文电所列举的理由相一致。由于这两封文电尚未公开，我猜想各报所载是美国官方为引起舆论的同情而透露的。

根据蒋廷黻告我的情况，纽约的美国代表团正在大力推进此项影响舆论的活动。各报还声称，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同情我们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得悉我们有意行使否决权以反对接纳外蒙古从而将招致其他十七个申请国亦不能被接纳时，也感到意外的震惊。报刊文章称，其中有些代表团表示愤慨，又称我们行使否决权会影响我们在联合国的地位，无异自杀，等等。我认为美国采取此行动，可能是为了准备条件，以便日后万一出现有关我们的代表权问题时，对于可能对我们发生的情况拒绝承担责任，并将全部责任归之于我方。

我致电外交部，概述了反对我们行使否决权的气氛，并建议蒋委员长致电艾森豪威尔，首先表示已收到其第二次呼吁，然后表示一候结合该呼吁观察整个局势后，即当详复。我说，刚刚收到艾森豪威尔第二封电报的抄件，在我看来，措辞非常坚定。

12 月 3 日，星期六，在纽约举行的宋子文生日宴会上，我有机会向我国驻加拿大大使刘锴询问加拿大对一揽子交易的态度。他告诉我说，加拿大外交部长兼驻联合国代表保罗·马丁曾向他转达圣劳伦特总理的口信，要求中国为了自身利害，不要在外蒙古问题上过于固执。我认为这并不是对我们帮助，因为加拿大实际上是在联合国实现一揽子交易的主要推动者。

星期一我返回到华盛顿后，仔细阅读了蒋委员长对艾森豪威尔第二次呼吁的复电。该复电子星期六傍晚到达大使馆，并已于星期日中午附在我事先签署的信中送请马康卫转交艾森豪威尔。我事先就要确保不因我在纽约而耽误送信。如我所料，复电请求艾森豪威尔寻求某种办法或探索可能的方案，以避免我们有否决接纳外蒙古的必要。

星期二上午，我在美国国务院访问了饶伯森，询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复电的反应以及已否复电告诉台北妥收。

饶伯森回答说，很可能不作答复。艾森豪威尔总统再电蒋总统是无用的，因为他已发出两次呼吁，而看来蒋总统不为所动。

12 月 8 日上午，我打电话给纽约的蒋廷黻，准备把我和饶伯森的会谈要点告诉他，但他不在。下午四点，他回电话和我长谈。在这期间，联合国大会着手处理了特别政治委员会所同意推荐的“一揽子交易”提案。决议草案以五十二票赞成、两票反对和五票弃权通过。当天晚上七点半，大使馆收到叶公超的一封长电，是绝密的急电，但直到夜间十二点半才全部译出。我等着看电文，原来是蒋委员长在台中与蓝钦大使会谈的记录，谈话可能是同日下午进行的。

蓝钦大使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并详尽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与反对的理由。蓝钦诚挚地劝告我们帮助美国度过当前的危机。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将继续支持我们。蓝钦大使承认我们的立场是适当而正确的。但是他又说，我们不应忽略或轻视此事的实际后果。美国认为，如果从中国本身的实际利益和利弊考虑此事，我们应将中国之留在联合国看作更为有利的选择。美国也希望我们留在联合国，我们不在这个组织对美国也不利。美国绝无使中国退出联合国的密谋，他希望中国不要对美国有任何怀疑。

蒋总统说，我们有两大理由需要留在联合国：1、作为反共立场的象征；2、美国愿意在道义上和原则上支持我们。如果美国将中国之在联合国视为障碍，那么，我们留在联合国就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不顾我们退出联合国的严重后果，以便我们不致给美国造成困难。

安全理事会就在第二天即 12 月 10 日开始考虑接纳新申请国的问题。但表决实际上要到 13 日星期兰才进行。

星期二一整天，我焦急地等待着安全理事会对“十八个新会员国一揽子交易”的表决结果。下午六时，我通过无线电和收报机得到消息称，在分段表决中，苏联首先否决了南越和大韩民国，这两个申请国是蒋廷散事先增入名单的；这是他迫使苏俄首先使用否决权的机智的一着。阿尔巴尼亚获得通过，中国和美国弃权＿接着，蒋廷黻否决了外蒙古。随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获得通过，但苏联否决了名单中的所有其余国家。因此，分段表决的结果是，只有四个共产党申请国以七票或七票以上获得通过；接着，把只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为申请国的修正议案交付表决，结果被否决，只有一票赞成（苏俄），四票反对（中国、巴西、秘鲁和土耳其），其余弃权。在安全理事会表决结果宣布以后，大部分美国新闻广播电台都谴责苏联而赞成我们的立场。上午，合众社和另一家通讯社都赞扬了我们的立场。我还刚刚接到另一份报道，大意是六十多位驻国务院的记者在对此事的简短谈话中，都认为我们的立场是崇高的。他们还认为我们迫于形势而投票否决，是坚持联合国宪章的正确步骤。

次日晚，在我即将离开大使馆前往参加司法部长布劳内尔举行的招待会之前，收报机传来消息称，安全理事会应苏联的请求，举行了特别会议，以重新考虑会员国资格问题。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苏联提议把接纳外蒙古和日本的问题留待明年再议，而对其余十六国进行表决。这正是蒋廷黻所预见的情况，即苏联最急于使其卫星国加入联合国，而不愿在一揽子交易失败后无所作为。短暂休息后，美国试图把日本重新列入名单，但归于失败。

接着，把苏联的建议交付表决。表决时，中国对所有四个共产党申请国都弃权。美国也都弃权，（比利时也对保加利亚弃权。）但每个申请国在分段表决中都以刚好足够的票数获得通过，而且整个决议草案以八票赞成，零票反对，和三票（美国、中国和比利时）弃权通过。

12 月 14 日晚，联合国大会表决接纳了十六个会员国，即安全理事会刚刚表决通过并推荐接纳的申请国。因此，除日本外，所有亲西方的申请国都在当年正式被接纳加入联合国。这件事是在中国没有在外蒙古问题上屈服的情况下完成的。

四、日内瓦的“第二项议程”谈判在东西方缓和精神减退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1955 年 10 月 25 日下午，我接待了《芝加哥太阳报》的弗雷德里克·库先生。他前来和我核实日内瓦双边会谈的情况，因为最近报刊上有非正式而相互矛盾的新报道。他也认为中共放弃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当时是在日内瓦商谈之中。但他听说北平加上了两个条件，即撤回第七舰队和从台湾撤回军事援助顾问团。然而据我所知，中共提出这两点只是一种间接反对拟议中的由它放弃使用武力的方式。按照库的说法，拟议中的放弃使用武力是相互的，而我对此的理解则又不同。据我所知，那是单方面的，并不采取条约或协议的形式。

《纽约时报》华盛顿 11 月 7 日电讯称，美国官员刚刚承认了日内瓦的中共代表曾向美国建议发表放弃以使用武力为推行国策的手段的联合声明。电讯还称，共产党同时还提出了另一项建议，内容是在美国以三项让步为交换的条件下，中共保证尊重美国在亚洲的领土利益。

这三项让步是：（1）从台湾海峡撤出第七舰队；（2）撤消对蒋委员长的支持；（3）取消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但据电讯称，国务院柜绝对第二项建议加以评论。

然而电讯称，据自“权威方面”获悉，美国本身并不反对发表一项新建议的声明，但中共的类似声明不能令美国满意，除非声明中特别阐明中共不诉诸武力以“解放”

台湾。四大国外长会议在短暂休会后，在日内瓦刚刚复会。

来自日内瓦的初期报道对继续会谈议程的第一项，即欧洲安全与德国统一问题，持乐观态度。而接着就是莫洛托夫在一次长篇发言中，断然拒绝了西方所有关于德国统一的建议。他实际上是宣称除了苏联方案之外，别无解决办法。根据日内瓦的报道，苏联方面这种毫不愿意让步的态度，使得杜勒斯要求再次休会以仔细考虑苏联的立场。

日内瓦四大国会议于 15 日夜结束，议事日程上的各项没有一项达成协议，各方都把失败归咎于对方，也未商定新会议的日期。

11 月 16 日，我收到了外交部几封关于日内瓦双边会谈的电报。台北对美国有意与中共联合发表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的报道，不论声明采取何种形式，都十分关注。

政府决定以叶公超部长的名义致函杜勒斯国务卿，对美国的意向表示反对。我于 16 日收到的一封电报包括这封致杜勒斯函的全文，另一封电报则是叶公超的说明。

说明电称，叶公超曾约请蓝钦大使于台北时间 11 月17 日上午十时会见，以便将致杜勒斯函面交蔽钦转交，并向蓝钦全面说明我们对此事的立场。

1955 年这一年，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北平、中共大规模空袭大陈岛和入侵一江山岛开始。这是共产党人颇为成功地开展一场“甜言笑脸”运动以诱骗民主国家放松警惕的一年。这又是临近岁末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集体接纳新会员国问题上坚持了原则而为此付出了其本身在此世界组织及其所属机构面临新威胁的代价的一年。这一年就这样以 8 月份在日内瓦开始的美国与中共会谈无限期拖下去，但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并造成了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怀疑而告终。会谈双方甚至有可能同意发表一个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

从国民党政府的观点来看，这是动荡的一年。台北似乎一直提心吊胆，唯恐美国改变其亲国民党的政策。

我本人认识到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已经只限于使这个政府自立于台湾。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这种支持不很可能扩大，但就当时来看，还是坚定的。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从本质上无意迁就中共，或承认共产党政权，或同意接纳北平加人联合国，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政府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我尚不担心中美关系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这一年中，我觉得一直有必要掌握局势，把国民党对每个特定问题的立场提醒美国，并事先采取措施以防止国际妥协最终对我国政府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美国只是由于环境所迫，不时觉得有必要作出某些让步，出于其维护与西方盟国的联合阵线的愿望，更为如此。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这种让步严重危害中美关系，美国是不会心甘情愿的。

第三节 美援、孙立人案及其他

在 1955 年 5 月到 12 月这一时期中，和往常一样，引起大使馆和我个人注意的其他事情是多种多样的。

台北的财政部曾经酝酿过整理对进出口银行未清偿债务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消除已落入共产党手中的那一部分剩余物资的贷款，只承认现在运到台湾的船只、货物和剩余物资，同时相应地把原先的利率降到 1.5％或 l%，并且对新债务的偿还要本着逐年递增的原则。5 月 12 日，我接见了中国驻华盛顿技术代表团团长霍宝树。霍告诉我，他已经接到财政部长徐柏园的指示，让他首先非正式地拿财政部的计划向进出口银行进行试探。霍对我讲，他是来和我商量这件事的，并且建议我首先以我的名义非正式地向进出口银行提出来。他和我一样，怀疑进出口银行能否考虑这样一个基子一厢情愿的单方提议。但是我认为，这种注意到此笔未清债务的态度，比以往多年不闻不问总要好。然而一开头就把财政部的计划提出来并不好。我对霍说，可以询问一下进出口银行，在我们目前的财政能力限度之内，他们对我们如何处理这笔债务的问题是否有所考虑。如果他们不打算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我对霍说，这时他就可以提出我们的计划来。

中国技术代表团的副团长李骏尧 6 月 1 日来访，他即将离此返台北，帮助准备美国对自由中国援助的资料，以便同参议员德克森和克莱门茨进行讨论，他们将在两天后和孔令杰一起去台北，两位参议员都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希望在台北能够得到比现在所考虑的防务和经济援助金额再多五千万美元，因为上一年度经济援助为一亿四千万美元，而我们却有六亿台币的赤字。但到那时为止，打算给台湾的援助为一亿零二百万美元，比前一年的数目还少三千八百万美元。我们所希望的 1955—56 年度更大的援助额是包括四千万美元的补充援助在内的。

6 月 15 日的上午，我接见了中国银行总经理陈长桐和纽约中国银行经理李德烯，讨论由于中共提出对大陆落人共产党手中以来国民政府在美财产的要求而产生的案件，这已成为中华民国和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之间的诉讼案。

6 月 21 日，我招待台北市长高玉树。我请的另外一些客人有国务院的马康卫和雷蒙德·莫耶，他是国外业务署远东区署署长，我告诉莫耶博士说，叶公超部长给我急电，让我立即着手办理关于五千二百万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问题。我要求他做些澄清。莫耶十分了解事情的真象，他说，这件事起源于去年的对华一亿美元补充军事援助，由于印支战争的停止而使这笔援款成为可能，因为这笔钱是分配给印支战争使用的七亿美元的一部分。但是他指出，在一亿美元中已有四千八百万美元用于防务采购开支，其余的五千二百万美元已经用武器作为军援给予台湾。因此，全部金额已经用完，他不认为还剩下什么钱，也不认为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告诉莫耶，鉴于远东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总的形势，我国政府认为拟议中的计划有极大的紧迫性。我向他请教推动这件事的最好的途径，他说，那需要美国政府对这项补充援助做出政策决定。但是，鉴于美国国会主导情绪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对外援助，增加援款的目的很难达到。

饶伯森已预订 6 月 23 日下午同我讨论这件事和一些战斗机机场的问题，这是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分别要求我向国务院提出的。我在下午三时会见了他，马康卫也在场。我说，我要求会见饶伯森先生讨论三四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建议在台湾公馆区建筑一座喷气机机场的问题，我对这件事的具体细节并不熟悉，但是外交部和国防部要我请求美国政府加速这项工程的建设，因为台湾海峡的局势很不稳定。

饶伯森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看了一眼说，事情正在考虑中，但尚未作出决定。对美国政府来说，问题是如何找到建设机场所需的二千五百万美元。他说，这类问题像在其他国家建设空军基地一样，需要有国会的授权。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一机场的性质，是美国空军专用或者中美两国空军共同使用。如果是前者，所需款项要通过五角大楼；如果是后者，则要在国会授权之后通过国外业务署拨款。

烧伯森谈到，修建这祥的机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关于财政、程序，例如缔结一份基本协定等等，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考虑。

我表示希望尽快作出决定，有结果时希望通知我。

饶伯森答应和我就此事保持联系。

我于是把话题转入下一个我要和饶伯森讨论的题目，即关于五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特别直接补充援助问题，用于为中国武装部队提供装备和供应品，诸如营房、码头、医院、燃料、弹药的制造、交通设备，机场、军服、食品补充项目、仓库、电站等等。我说，我了解这件事起源于去年军事援助中一亿美元的补充援助。这项总额中已经用掉了四干八百万美元，还有五千二百万美元未曾动用。中国政府希望把这笔钱变为直接军事援助。表中所列的物资都是中国武装力量所紧急需要的。

我继续说，按外交部电文所说，中国已向台北美国大使馆谈判此事。蓝钦大使表示那笔款项已经用完，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它的要求是紧迫的，最好提出一个方案，他将转报美国政府给予考虑。这项方案于 5 月 7 日送交蓝钦转交，大使确认 5 月 24 日收到了这份文件，并且声称他已转送国务院。

马康卫说，这个问题已在有关各部共同考虑之中。但是这个方案中有个很长的项目单子，他发现，其中有很多并不是紧迫需要的。他从一张纸上指出一些项目，如四座电视台、干电池、三百公里长的海底电缆、五千辆自行车、在花莲修建码头等等。他说他看不出这些项目的紧迫性，而且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项目。我说，我所收到的电报中也有项目单，我认为全部都系紧迫军用项目。当然，电报里并没有给我项目单的全部。如果依照国务院的意见，有些项目不应列入，我相信这份清单可以在互相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且建议在台北对这些项目进行讨论。

马康卫说，这件事不仅在台北，而且也要在华盛顿进行研究，因为要在这里作出决定。

饶伯森认为，美国首先要决定的是从什么地方找出实施这个计划所需的款项来。他看不出这笔款项从何处拨付，因为目前正在国会讨论的援外总额三十五亿美元将被削减。而且就在那天旱晨，他听说众院委员会已经削减了一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说，总统提交国会的援外预算案，是以每个国家所得援助份额的目前数字为基础的。如果国会最后削减了总额，那么，问题就是各受援国如何相应地进行削减。对任何国家增加援助数额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从谈起。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先和国外业务署讨论一下这件事，再看他能对此做些什么。

7 月 20 日，我拜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讨论特殊直接军事援助问题。我援引了早晨报纸上报道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已提出恢复大部分被众议院削减的援外预算的消息，并且说，我发现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亿二千万美元直接军事援助应该指定给中华民国或泰国的论点，特别令人高兴。我希望这项拟议的追加援款能够成为事实。

饶伯森说，众议院坚决砍掉了政府要求的数额，虽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议恢复许多被 BlJ 减的数额，但是否能由参议院通过，他并无把握。

我说，我也注意到，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亿五千万美元是由授权总统作出判断进行支配的。我想，是否在这笔款上还能作些文章。

饶伯森给以否定的回答，他说，行政当局对这项拨款的最初要求是两亿美元，众议院砍掉了一亿美元，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又给恢复了五千万美元。所以，拨款委员会的建议如果被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总统将在特殊授权之下，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可根据他的判断予以分配。全部款项是为亚洲的长期经济计划之用，不包括直接军事援助或防务援助。坦率地讲，对满足中国的特别补充援助来说，他看不出有多少机会。

晚些时候，在 8 月 10 日，我接见了蓝钦大使，当时他正在华盛顿休假。那天下午我设宴款待了他。大使认为，我们的特别直接军事援助补充要求，提出得太晚了，已没有更多的款项可拨。实际上这个问题已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8 月 9 日，外交部给我发来一份电报，告诉我，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将肩负秘密使命来和我商谈。我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电报里要我请蒋廷黻到华盛顿一起会商。这件事显得很神秘。我和蒋取得联系，商定 8月 12 日到华盛顿迎接沈次长。

12 日，沈次长所乘的班机因飓风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到。他透露了他的使命是有关孙立人案的。孙将军已于 8 月 3 日“辞去”了他的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因为他和郭廷亮上校的共党间谍案有牵连，郭上校是孙将军的可靠部下，他被控告阴谋鼓动军队暴乱。据传，孙将军本人在军队里曾组织秘密联络活动，在部队里组成忠于他自己的派系，这种情况不仅是非法，而且使这位郭上校得以利用来达到他的目的。

关于沈昌焕的表面使命，外交部于 8 月 12 日发来一份转交给沈的电报。要他向美国说明，他是途经东京来美的，是来视察使馆、使团、领事馆的。首先到美国来，完成使命后，将到墨西哥和其他中南美国家作同样的视察。同一份电报要求我把沈的公开任务通报蓝钦大使，并且告诉他，沈将在华盛顿和他晤谈。

第二天早晨，我和沈昌焕、蒋廷黻还有谭绍华在双橡园进行一次会谈。会谈进行了两小时。沈昌焕介绍了孙立人的下属郭廷亮上校和其他五名部下的供词，还有一组他们在宪兵队秘密受审时的供词记录。最能说明情况的文件是孙立人亲笔辞呈的照相复制件，他在呈文中承认两点；（1）他未能察觉郭的共党间谍活动；（2）他未能有效地监督他部下的动向与活动，他对他们的行为负有责任，因此请求辞职。这个辞呈是写明直接送给总统的。

从我个人来看，在中美关系处在这样一个转折关头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孙立人将军在美国有很高的声誉，美国的官方和公众对这件事肯定是有反感的。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件事化小到最低限度。我对沈昌焕和蒋廷黻说，我们应该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向全世界表明，政府将公正无私地处理这一案件，其行动将以一个公正团体对事实真象的调查为依据。我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它的成员的身份、地位与公正态度应是公认的，至少要包括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像王宠惠博士，还要有一位高级官员，如果可能，他的级别应在孙立人将军之上。蒋廷黻博士提议何世礼将军，他是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中国代表。我认为他的级别比孙立人低，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他是不合适的。但是蒋廷黻强烈坚持他的推荐，因为何回到美国之后，可以向美国军界至少向他在军界的朋友说明事实情况。我认为何应钦将军更合适些。但是沈也赞成何世礼，我就没有坚持。

蒋廷麟在午饭后即返回纽约。沈昌焕则起草一份关于我们的讨论和建议的报告。

15 日，我再次和沈次长会见，他已经会见了蓝钦大使，并且向他详细谈了孙立人案的情况。蓝钦对很多细节已经很熟悉。沈说，事实上在蓝钦大使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晚上，委员长曾经宴请他，他曾询问过案情，并要求蒋委员长发表一项主张从宽处理的声明。蓝钦告诉沈，照他看来，孙立人是忠诚的，但是有些“欠谨慎和幼稚”。

我可以这样说，蓝钦大使的结论和我有些一致。可以说孙立人将军多半是不小心或者可能有几分不自觉的放纵，因为这位将军对军队状况非常不满，诸如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他的建议毫不考虑等等。他的部下利用了这种情况策划了阴谋，使案情达到了危险的境地。

我记得我在台北和孙立人将军的一两次谈话，他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我很重视这一点，但是，我告诉他，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应当稍加谨慎和注意，因为并不是和他谈话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重视他的观点和态度。他们很可能误解他，给他造成麻烦。但他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同一天，外交部对我们关于孙案的电文来了回电。电文表明我们的联合建议的大部分已被接受，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增加到九人，而不是我们建议的五至七人，由何应钦代替了何世礼。一个很好的增补人员是许世英，他是中国的法学家、前司法部长，是孙立人的好朋友，都是安徽人。

19 日下午，我再次和沈会晤。我们要开会讨论如何进行与宣布孙立人案有关的宣传工作。台北将在次日下午两点半宣布，在华盛顿，对应的时间是 8 月 20 日早晨三点半。这个消息已经由台北通过无线电话在早些时候通知叶公超，他已经传达给我。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去五角大楼拜访海军上将雷德福。这次访晤是前一天下午，在我得到宣布孙立人案的准确时间消息以后约定的。雷德福上将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巨心中有数，所以很 J 决接见我。在会见过程中，他倾听我就我所收到的电文和沈次长告诉我的孙案实情所作的简明而全面的叙述。我要求他发表他的看法。他似乎是早有准备，他谈到了他对这个案件的想法和希望，态度坦率而坚定。

按照我所作的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我首先说明我来拜访他的目的是告诉他孙立人案这件事，随后谈到台北方面对此将有一个公告，并要求我事先把这件事通知他。我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案件，有些方面牵涉到孙将军本人。我告诉他，孙将军的一个部下郭廷亮上校如何在东北被共产党俘虏，接受了强制的训练后，被派到台湾来为共产党从事间谍活动。还有，郭廷亮是如何遇到一位开粮店的朋友，这位粮店主人又如何给郭介绍了一位女朋友，后来他们结了婚，以及后来郭上校和他的妻子来到台湾，郭参加了孙立人部队，并没有告诉孙立人他负有共产党的使命。

我进一步告诉这位海军上将，郭上校如何利用了孙立人将军和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参谋总长职务被撤换一事的不满情绪。按照郭及其他孙将军部下五名主要成员的供词，这项计划以上书蒋总统、并以军事游行来支持，要求总统接受若干条件，包括重新任命孙立人为参谋总长，撤销对孙将军部下的甄审，改善对他们的待遇。没有任何情况表明孙将军将加害总统本人。但是，另一方面，郭上校则似乎是在替共产党人工作，计划在每年一度的屏东（台湾东岸）军事演习，在委员长亲自出席时，发动军事冲突。

这样可以给孙立人一个出面恢复秩序的机会。

在六个人的供词中，有一部分是归罪于孙将军的，至少是对他有损的。但是，无论是总统本人或其他政府成员都不认为孙立人将军在感情上是亲共的。总统一直认为孙立人将军是他的最能干的部下之一，甚至在孙立人的某些旧部下有为共产党工作的嫌疑时，他也没说什么。

蒋委员长似乎完全信任孙立人将军。在案件发生之后，孙将军提出辞呈，总统接受了。总统于是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政府和国民党里的九名成员组成，对所有的供词、六人在被捕后审询问答的记录进行研究，向他提出报告，这是一项保密活动，不加以公布。

我又告诉雷德福上将说，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著名人士，像王宠惠博士是司法部部长，他曾多年担任国际法庭的法官，许世英是孙立人的同乡，曾做过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和驻日本大使；还有何应钦将军、国防部长俞大维将军。委员会的主席是副总统陈诚。我表示相信，委员会对案情的调查是公正无私的，将会向总统提出报告，供他考虑和作决定之用。我还补充说，雷德福上将一直是我国和蒋总统个人的朋友，一贯深切关心自由中国的利益，我应该向他说明有关的事实、

雷德福上将在细心地听了我的谈话之后说，他必须坦白地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案件是非常不幸的。他和我抱有同感，相信孙将军永远不会是亲共产党的。他认为孙将军是中国军界最有能力的而且是忠于总统的。他说，如果将来需要进行另一场战争，孙将军将会做出贡献。但是他知道，孙将军一直对中国军队的领导方式不满意，他从未消除这种感情。相反地，他经常表示他的不满。雷德福上将认为，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选是绝好的。但是他说，造成孙立人将军不满的原因是严重的，中国军队里的一些情况一定是太坏了，否则不可能有分散在军队里的一百多人自愿参加倡议中的示威。

这位海军上将了解，中国军队里的晋升，并不是由于谁的工作好或是司令官的推荐，而是由政工人员提名。他更进一步了解到，孙立人将军对蒋经国领导的政工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体制非常不满。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代表发回来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中国武装力量的官兵对政工人员都非常害怕，因此士气很低落。雷德福强调说，打起仗来，这样的军队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雷德福回顾了当年苏联有同样的由政工人员控制军队的制度，在对芬兰作战时，苏联人发现由于清洗了那么多能干的军官，剩下能胜任的将军已经很少了。因此，第二次大战开始后，苏联完全抛开了这种体制，大家都知道，后来苏军打得多么好。

雷德福上将谈到，作为孙立人案的结果，如果，对军队政工制度能进行认真的研究而予以废弃，以恢复中国军队的士气，即使孙立人调出军队，不能再利用他的服务，中国还会有所得的。这位上将在结束谈话时说，他曾多次亲自对蒋总统讲过他的这些看法，然而还未曾在关键时刻对我谈过。但是他希望我转告委员长，他同情他处理这个问题的困难情况，并且相信蒋总统有决心以公平恰当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同一天，政府对孙立人案的官方声明公布了。在随后的一周左右，沈次长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往来奔走，致力于减轻各方对孙立人案的不利反响。

外交部长叶公超于 10 月 3 日午前到达华盛顿，和饶伯森一起去五角大楼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吃午饭。我到国民机场迎接他并一起去参加午宴。

饶伯森提出孙立人案的问题，要求了解情况。叶外长对案件的起源、性质、处理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他认为，孙立人将军对郭上校及其他一些部下的不正常的、有问题的活动有纵容、默许的过失。但是，很清楚的是，孙将军并不知道那位上校是共产党的间谍。同样清楚的是，孙将军本人也没有任何问题应被认为是亲共的。叶外长强调了奉派为调查委员会各位成员的卓越品格。他同时指出，依照他向总统的建议，委员会将不以被捕人员的供词、审询记录作为调查的基础，而只作为参考。关于孙将军部下在部队各单位建立所谓“联络组织”的事，也不能认作是证据确凿的犯罪。雷德福上将提到我早先给他的关于此案的详细摘要说，他仍然相信孙将军是中国军队最能干的将军之一，他再一次批评政工制度是妨碍而不是鼓舞中国军队士气的。他说，如果孙将军的事业与服役就这样终止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指出，台北的中国报纸已经在猜测，孙将军将会重新被任命，很可能做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雷德福说，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雷德福还说，他了解孙立人将军是一个个性坚强的人，他对中国军队方面的情况发表意见时，从不含糊其词。他回忆，孙将军和蔡斯将军相处并不很好，孙将军经常不同意蔡斯将军的看法，因为那只适用于美国军队，而不适用于中国军队。双方的传统、背景，习惯不同。但是后来，他们能够很好地在一起相处。接替蔡斯将军在台北工作的史密斯将军，和蔡斯将军一样，不只一次报告说，委员长几次外出视察，指出中国军队的缺点和低效率，也正是美国顾问认为必须改正之点，在这方面孙将军起了很大的作用。雷德福认为，孙将军如果不能再任委员长的主要助手，最好推荐他统帅金门，马祖的军队，因为，不利用孙将军的能力、经验和效率，那将是很可惜的事。

孙立人将军后来再也没有被重新任命统率军队或其他职务。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观点，他被宽大处理了。该案的调查委员会于 10 月 3 日完成了调查任务，10月 8 日将报告提交给总统。报告说，孙将军并不了解郭廷亮上校是共产党间谍，但无论如何应对长期失察负责。然而，报告在结尾中说：

惟念孙立人将军曾为抗战建功，并有悔过自责之请，且已引咎辞职，谨请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兼寓宽有爱护之意。

按中国政府于 10 月 20 日发表的官方声明所说，总统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和建议，同时颁布命令：前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经予照准免职，并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秉公彻查，报候核办各在案。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腌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此令。

12 月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成员周以德及其他一些人到近东、远东（包括台湾）等地视察回来，我让顾毓瑞去和他谈谈、讨论有关问题。12 月 30日，顾毓瑞报告说，周以德以及其他小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在台湾看到听到的情况所得的印象都是有利子我们的二他们和蓝钦大使、史密斯将军、普赖德海军上将谈了话，得到更多的关于局势的有益的报告。他们作出结论说，如果共产党进攻，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对付他们，而第七舰队也将在得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

顾于是问周以德，他所说的进攻是指台湾岛还是包括沿海诸岛，周以德说，他的意思是包括沿海岛屿。他接着说：

你知道，美国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已经比以前更加坚定了。在五角大楼和在前线的军人一致同意保卫沿海岛屿的必要性。因此，你可以期望第七舰队在这一地区附近对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处于经常的戒备状态。

顾说，在这方面，周以德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世界的注意力已经不再集中在台湾海峡，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多的宣传，可能使那里的战地指挥官的行动受到限制。

情况是这样，如果共产党有所活动，第七舰队将采取直接行动而不必事前对这些行动的可行性进行辩论。

顾又问周以德，共产党是否将在近期发动进攻。周以德说，他不这样想。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狂热地在沿侮地区修建机场，我们的侦察飞行所得的照片并末发现任何陆军和空军集中的迹象，并且第七舰队的司令认为，无论他们的行动怎样保密，我们至少在他们发动进攻前一周，就会发现他们的部队在集中。再者周以德认为，在海峡对岸增强他们的能力，更多的日的不是为了实际进攻而是为了恐吓和讹诈我们的政府和美国。

顾毓瑞还就台湾的一般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周以德发表意见，周以德回答说，情况比前几年好得多，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对我们的效率颇有印象。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举出需要紧迫注意的三点：（1）超龄士兵的退役：现在台湾岛上有七万五千到十万名士兵和海员年龄超过四十岁。他们应该退伍或另行安排。然而，一下子把他们解职或遣散不可能不造成不良后果。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他们将成为共产党煽动或瓦解的最好目标。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给这些人养老金，这笔款项可以列入军援计划之中。然而，也会使人感到实行起来有问题，因为这将立即引起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的反对。

（2）军援机构的人员迅速增加的问题：美国已经决定，在几个月内将军援顾问团的人员从一千七百人增至二千七百人。周以德认为，这种迅速膨胀可能招致的反应弊大于利。他感到岛上的美国人员过着比之大多数中国人员明显地奢侈得多的生活。

举例来看，蒲立德大使和他本人和沈昌焕一起吃晚饭。沈住在一间小木屋里，还有一位太太和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女佣人。在他家的两侧，住着两个美军中士，每家都有四个女佣人。他认为，让岛上美国人员的生活超过中国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内在的不满，如果不是仇恨的话。

（3）新机场的需要：美国空军打算在台湾建设一处新的机场为美国空军战斗机使用。将要求国会拨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为修建这个基地之用。现在，一队美国战斗机使用着一处中国空军的基地。

1970

第十二章 使美任务终了（1956 年 1 月—5 月初）

第一节 驻华盛顿最后阶段的几个国际问题

一、从国民党中国的立场看英美会谈和日内瓦会谈英美两国首脑已有一整年未曾进行双边会谈，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宣布，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和他的外交大臣应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将于王 956 年 1 月访美。这项声明是 1955 年 12 月 5 日公布的。12 月 30 日，我起草一封电报，发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并转呈蒋委员长，我在电报中谈到英国首相一行在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中可能会提出的影响我国根本利益的各种问题，以及我打算首先找饶伯森，然后和约翰·杜勒斯商谈，重申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敦促他们不要受英国来访者的影响。我还询问我国政府的观点。

1956 年 1 月 6 日，我收到外交部长的答复，台北方面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此次访美，除了要解决中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之外，还将涉及东亚问题，例如放宽对共产党人的禁运和接纳共产党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甚至可能讨论台湾和澎湖的问题。因此，叶公超部长希望我向美国方面了解它是否将就东亚问题提出任何建议以及在与英国会谈中打算怎样解决东亚问题。他还希望我对美国方面提出要求，英美会谈如果涉及台·湾问题，应首先和我们进行讨论，并警惕英国方面故意泄露英美双方的意图，以制造不利于我们的气氛。

我收到这封复电的同时，还收到叶公超转来委员长命我近期去台北议事的电报。

同一天，即 1 月 6 日，中共外交部长的发言人表明，北平对日内瓦双边会谈不耐烦。他把这种会谈说成是“越来越长”的休息，并指责美国拖延时间。他暗示，美国要求在解决任何其他问题之前先释放美国公民不过是一种花招，他声明对因违反中国法律仍被共产党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必须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不能为他们的释放规定限期”。

因此，我在 1 月 9 日按计划拜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时，增加了讨论的题目。鉴于我即将去台北议事，我不仅希望涉及英美会谈和中国共产党最近发表的声明，而且希望全面讨论美国对远东、自由中国和北平政权的政策和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

饶伯森说，他刚刚参加过国务院为此召开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英美双方一直在就讨论议题进行磋商，但尚未决定任何议事日程。

关于将要与英国方面讨论的具体问题，饶伯森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德国的统一问题，法国局势问题，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问题，当然还有整个中东的局势向题，关于远东地区，饶伯森说将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他说，越南北方指责越南南方不履行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南越总统一直坚持说他的国家从来没有签署这项协议，因此并无履行协议的义务。饶伯森补充说，美国没有签署这项协议，也不是协议的一方，但是鉴于越盟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和苏联一起主持了日内瓦协议的签署，英苏两国有义务帮助解决这种形势。他指出，老挝丰沙里和桑怒两省，仍处于共产党部队占领之下，这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

饶伯森说，还有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问题，如我所知，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和远东的日本，一直敦促解除这种禁运。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完全解除对北平政权的非战略性物资的禁运。这些国家认为禁运应该仅限于战略物资。美国的立场是这种禁运应该保持现状。但是，提倡部分解除禁运的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认为如果不修订禁运物资种类，他们可能径自与红色中国就他们视为非战略性的物资作交易。因此，美国政府认为不如就具体的物资种类达成一份各方同意的禁运清单，将四百项禁运物资减少为一百五十项，包括非战略性物资，这比没有规定项目要好。为此目的设立了两个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不时在巴黎举行会议，以便解决此问题。

我询问英国是否提出了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饶伯森回答说，这个议题不在此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内。但是如果英国提出这个问题，他向我担保美国将会反对这样做。

谈到日内瓦双边会谈问题，我问自从我们上个月会谈之后是否已经有所进展。

饶伯森回答说，没有任何进展，形势仍和一个月前一样。仍有十三个美国人被拘押在红色中国，现在中共甚至指责美国编造和发表各种各样的假话，对就释放双方的国民已达成的 9 月协议进行曲解。他说，他们声称这个协议不适用于这些被控犯了违反中国法律罪行的美国人，这些案子必须根据中国法律进行审判。饶伯森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此协议并无例外，美国要求释放所有美国国民，特别是那些被中共当局监禁的美国人。中共释放了一些已经和中国女子结婚的或变节的美国人，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要求释放这些人，而且真不需要他们回国。他清楚地知道，中共从来没有打算履行 9 月协议。

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自己的方便就拒绝进一步履行此协议。他补充说，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吃惊。

随后我问到就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武力的问题进行的讨论。

饶伯森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红色中国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责美国拖延时日。

我说我希望提出两三件事进行讨论。首先，我国政府对于黎巴嫩的局势十分关心。黎巴嫩刚刚与北平政权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根据中国驻贝鲁特公使的报告，黎巴嫩政府在答复他提出的正式抗议时声明说，它不得不与北平签署贸易协议。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国才这样做的。美国在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中站在以色列方面。他们还声称，为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处理掉他们的过剩产品。

饶伯森说，黎巴嫩的形势不好。黎巴嫩的大枣和烟叶过剩，希望美国购买，但美国不能买。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中已经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它本身正面临着过剩的问题。储存剩余农产品的费用每月达一亿美元。他说，此外，缅甸总理吴努曾对他说，缅甸欢迎美国技术人员和美国产品，但缅甸需要处理剩余的稻米。饶伯森问道，美国本国每年就有一亿吨剩余稻米，又怎么能再从缅甸购买更多的稻米呢。

我提到一个意大利贸易代表团去北平的事。

饶伯森说，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迫切希望与共产党中国开展贸易。美国已对他们提出正式抗议，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我于 1 月 14 日在纽约见到蒋廷撇，他告诉我，对于推延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和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之议，英国迄未同意。不过洛奇已答应在艾登近期访美时，美国政府要设法取得他的切实允诺，两天后，我拜访了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说，议事日程已经拟定，其中包括与中东有关的问题，那里的局势不令人满意，另外还有解除贸易限制的问题。他解释说，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希望把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物资种类减少到对苏联和欧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禁运物资的水平。他还说，他相信英国并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远东的问题，而美国则要提出一些问题，如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解除贸易禁运问题以及日内瓦双边会谈问题，他希望就这些问题向英国方面通报。

我说，关于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非常希望美国政府把美国坚决反对这样做的立场告诉艾登，并争取英国的谅解，支持这种立场。我说我切望美国此次要对英国方面施加压力，以便就支持对此问题的所谓延期解决达成一项谅解，不是在每届全体大会上一年讨论一次的基础上，而是隔几年，比如三年或五年再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明确的谅解。这将能澄清局势，从而使美国能够集中注意力于对抗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问题。

杜勒斯说，美国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说，关于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希望杜勒斯先生不仅告诉艾登美国的坚定立场，而且必要时要进一步指出美国将投票否决这种提议，以阻止使北平加入联合国的任何进一步的尝试。

杜勒斯说，以他本人看来，我谈到的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他希望强调指出，如果这件事当作接纳一个新会员国的问题来处理，美国就不能投票否决，因为美国根据范登堡宣言反复声明过，它认为对接纳一个新会员国不应投否决票。他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备忘录，陈述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加人联合国的理由，供他研究。

我说，如果国务卿需要的话，我很高兴这样做。

1 月 18 日，是我离美赴台湾的日子。那天上午，我按约定，拜访了民主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理查兹先生。我们简单涉及日内瓦会议的问题，我说我认为中共很可能利用今年是选举年这一点，一面做出某种进攻沿海岛屿的姿态，一面施加压力，谋求国务卿杜勒斯与周恩来举行高级会谈。

理查兹说，他认为，周恩来的真正目的是要与杜勒斯先生进行会谈，那将大大提高中共政权的威信。他说，现在举行的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已经使中共获得威信，给亚洲人民留下印象，然而违反中共的心愿，会谈一直拖下去没有结果，中共在此同时施加压力，要求与美国进行更高级的会谈，但他认为他们不会如愿的。不过，他说中共不希望使日内瓦会谈破裂。

我乘飞机去台湾旅行途中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影响到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举行的日内瓦会谈。1 月 18 日，北平外交部就日内瓦会谈进展，特别是就关于放弃武力争端问题的讨论和互换声明草案情况发表声明。这违背了美国和中共关于未经磋商达成相互协议不泄露任何情况的不成文协议的原则。消息指出，北平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美国不愿就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任何可以接受的协议，而且是因为“最近美国还加紧了在台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又公开叫嚣，为霸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将不惜挑起原子战争”。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作了正式答复，国务院 1月 21 日发表一篇带有充分附录的声明。

1 月 22 日早晨我到台北后，即与政府领导人就美国的声明、它所揭示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做出最适当的反应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到 1 月 25 日，台北外交部已就日内瓦会谈和美国 1 月 21 日的声明的问题拟好一份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叶公超部长在 1 月 26 日会见美国大使蓝钦，请他将内容转告国务院。

在谈到中共与美国的日内瓦会谈时，叶外长说，1955年 11 月 17 日，他曾亲自要求美国大使转交一封写给国务卿杜勒斯的信，他在信中声明我们反对在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中讨论“放弃诉诸武力”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未收到答复。原来我们不希望就此问题做出任何进一步的声明。但由于美国国务院 1 月 21 日就此问题发表一项声明，我国政府对声明中的一些地方不理解和不满意，因此，经过仔细考虑后准备了一项备忘录，重申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中国政府可以理解美国的目的是要利用这次会谈，把它作为阻止或延缓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坚信，这些会谈已经超出了美国过去向我们说过的范围，现在应该结束这些会谈。事实上，现在是结束会谈的最有利时机。美国政府应该充分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北平政权与美国的谈判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和情绪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例如，美国国务院暗示，中国共产党有权对台湾提出要求。在发表这项声明后，美国国务院官员甚至声明，台湾的地位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这种声明显然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精神和条款相矛盾，因为该条约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我国的“领土”，公众对国务院对此问题做出的限定性法律区别肯定无法理解。当自由中国的人民看到美国政府作出这种解释时，他们自然会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对台湾拥有权利。这对我们和我们的事业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外长接着说，很可能国务院认为它在日内瓦采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中国政府真诚相信，共产党人和美国的会谈一旦超出了遣返国民问题范围，就只能给中共带来好处。叶外长指出，美国 1 月 12 日关于放弃诉诸武力的草案，实质上是一份双边宣言，形式上与 1955 年 9月 10 日中共与美国关于遣返公民问题的协议不同。现在的这份草案包含着这种可能性，可以把它当作暗示要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步骤。因此，外交部长希望美国政府将对此予以特别注意，以便加以纠正。

叶外长还解释说，蒋总统对此事感到极为关切，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它的协议草案里不敢明确声明它承认我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也不敢明确声明它和自由中国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还认为，如果中共和美国的日内瓦会谈继续下去而不早日结束，这种形势事实上只会鼓励共产党，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宣传的机会。这种形势对中国或美国，甚至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1 月 28 日是星期六，上午我对蒋总统最后晋见后离开台北，这次晋见实际上是一次会商，出席的还有秘书长张群、副总统陈诚和叶外长。我于 1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华盛顿。2 月 1 日星期三，我给国务院打电话，安排与饶伯森会见。我想提出我在台北访问期间发现对台北的政府领导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几个问题，并了解我离开这里以后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关于英美会谈的情况以及艾登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星期一开始的会谈。

我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向饶伯森先生转达并通过他向国务院转达蒋总统和我国政府对日内瓦会谈所持的观点。他们对美国政府于日内瓦会谈所持态度感到不满和不安。他们感到，继续与王炳南进行这些会谈将有损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地位。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他们和我本人都以为继续此种会谈确实无此必要，因为这倾向于造成一种印象，即通过这些谈判美国对北平政权已经给予某种事实上的承认。美国提议与北平政权就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达成一项决议，这种做法造成的印象是美国与北平政权平起平坐，它造成的进一步印象是美国有意对北平政权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的确没有必要承担义务去做出这样一项声明，因为美国并没有诉诸武力。

我接着说，在国务院为答复中国共产党关于日内瓦会谈的声明而发表的声明中，美国政府提到已经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但是没有说这项条约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我个人相信，这样的忽略是无意的，特别是因为这整个声明意在反驳北平的声明，但是我国政府感到这个忽略是令人困惑甚至是灾难性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暗示着美国政府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历来是反对这种提法的。此外，美国代表对王炳南做出保证，按美国的提议，北平政权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损于北平政权在台湾地区的任何要求、权利或根本利益。这项保证已经造成这种印象，即美国甚至已准备好接受一个中国的概念，而这个中国就是红色中国。

饶伯森说，美国历来是中华民国和蒋委员长的好朋友和盟邦。他希望我已经听到艾森豪威尔在最近与艾登会谈中说过的话。总统对英国首相强调说，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总统和他的政府。他（饶伯森）不能理解为什么蒋委员长和他们的政府对美国的意图仍然怀有疑虑。

随后我说，我希望向饶伯森先生了解有关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英美会谈的一些情况，因为这次会谈特别涉及到我国根本利益的许多问题。首先，我希望了解英国方面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饶伯森答说，英国方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美国却提出了。国务卿杜勒斯在星期二（1 月 31 日）上午与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会谈时对他说，美国坚决反对这样做。

在 1 月 30 日在白宫举行的午餐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艾登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饶伯森希望我已经听到总统对英国首相说过的话。总统对艾登说，不仅美国国会，而且美国人民，实际上都一致反对接纳北平进入联合国，而且他本人也强烈反对这样做，他请艾登完全理解美国坚决反对接纳中国共产党政权进入联合国的任何尝试，他敦促英国首相与美国共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我问英国方面是怎样答复的，艾登是否同意所谓的延缓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的问题。

饶伯森回答说，英国首相未表示同意，艾登说英国已经承认北平政权，所以在此问题上不能和美国持同样的观点。

我说，我听说还讨论了对红色中国的贸易禁运问题。

饶伯森说：“是的。”他补充说，英国方面敦促要解除禁运。可是美国希望维持禁运现状。

二、在共产党的政治和外交攻势不断加剧的形势下结束我在华盛顿的使命2 月 14 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全世界都目睹了共产党人近来战术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开幕辞中已有所表达，表明已得到官方的批准。赫鲁晓夫说，与“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已经不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今后将奉行一种“和平共处”以及为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竟赛的政策。

国务卿杜勒斯 2 月 24 日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苏联贬低军事侵略作用的做法证实了西方地位稳定和力量坚强。

他说：

现在他们说一切都已结束，“我们将致力于共同安全援助和经济援助等事业”。这原是我们（美国）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如果我们在这场较量中做不到击败他们的话，我们应当感到自愧。我想，我们是能够做到的。

不久以后，在 2 月 26 日的一次演讲中，杜勒斯并不否认共产党人在已获得独立、但尚不发达国家中采取的策略意味着对美国及其工业发达盟国增加了压力。但他警告说，切勿仅仅由于苏联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便在一片惊慌中匆匆拨款。

3 月 1 日，我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总结了我对形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鉴于我已对我在华盛顿的职务递交了辞呈，所以其中还包括我对我的华盛顿继任者的一些建议。

蒋委员长于 3 月 5 日回电批准了我的建议，并希望我指导和协助我的后任按照我在电报中提出的设想行动。3 月 25 日，我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报告尼赫鲁从 7月 6 日或 7 日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四天访问。我说，根据可靠情报，艾森豪威尔对尼赫鲁的来访极为重视。为了做好准备，白宫成立了以哈罗德·史塔生为首的委员会对此次访问进行专门研究。此项研究报告中就我国与中共的问题提出四点看法。首先，建议暂缓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因为美国人民仍然强烈反对它。第二，研究表明，由于金门和马祖的问题和那里的形势容易在东亚引起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虑美国是否应继续全力支持我国的问题。简言之，设法致力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敌对态度是更为合宜的。

第三点是关于接纳中共为联合国会员的问题。研究报告中说，美国可以公开继续坚持反对态度，以避免引起美国人民的误解，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应留待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做出决定。由于这项决定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出的，美国人民对此应当是能够理解的。同时，它还可以修正一下中共的态度，缓和东亚的紧张局势。第四点是关于对中共实行禁运的问题。研究报告建议放松对中共的贸易禁运以促进国际贸易，缓和盟国对此的不满情绪。

我报告说，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细读了研究报告后表示完全赞成，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史塔生鼓吹美国利用英国做美苏关系的调停者。因此，他提出，美国向尼赫鲁表达的观点将通过尼赫鲁本人秘密透露给英国首相艾登。这样，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4 月底访问英国时，艾登也会秘密地将这一情报转达给他们，以证实美国的和平政策是充满诚意的。

美国决心与苏联一起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努力。

4 月 6 日，我拜访了刚刚陪同杜勒斯国务卿结束了亚洲之行于 3 月 21 日归来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饶伯森说，应尼赫鲁的要求，杜勒斯先生和他进行了一次私下的谈话。

这次没有任何别人参加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我询问这次私下谈话的性质。

饶伯森说，那是要保密的，他指出，总之，尼赫鲁并没有过分强调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我又问他，关于远东形势，尼赫鲁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尼赫鲁不仅鼓吹尽快承认北平政权，并且竭力劝说应将沿海诸岛、台湾以及澎湖交给中共。

我谈到了《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特和他的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在怀特萨尔弗斯普林斯拜会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报道。我说，报道中皮尔逊认为美国对北平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过于僵硬。对沿海岛屿的态度也引起了盟国们日益增长的关注。皮尔逊指出，中华民国犯不上为这些沿海岛屿进行一场战争，对于美国则更不值得。

饶伯森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报告，加拿大已不是第一次极力主张这一观点，而且也不只是它一国如此。

第二节 辞去华盛顿职务

1956 年 1 月 6 日，我收到蒋总统指令我近期内去台北议事的电报，1 月 18 日，我乘飞机去台北。

现在，让我简单概括一下我此行的目的和缘由。外交部长叶公超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给我发来电报，要我安排一次旅行去磋商问题，我猜测 1956 年要我回台湾的目的是想谈一谈我自己的出处问题。我相信台北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办的事，希望了解我如何看待。

我到达台北之日，当外交部长驱车送我去他的住所时（即我去官邸谒见蒋委员长的一个半小时前），我问他要我来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时他才开始告诉我。他说他认为蒋委员长意中对华盛顿的职位已另有了人选，但他是以提问方式表达的，说是在跟我讨论，看我对此有何意见。他还说，我的继任者很可能是董显光。

所有这些，似乎都证实了我一路上，特别是在东京与董显光夫妇谈话之后自己的猜测。由于我和董夫妇相知颇深，当他们问我打算何时返回华盛顿时，我说这取决于我在台湾讨论的结果。我告诉他们，我切望辞职，因为我已在华盛顿好多年，对大使馆的工作已感到很吃力。我说我实际上已对叶外长表示过此意，我还问他们是否喜欢华盛顿。董对我说，他也越来越老了，蒋委员长要他任驻东京大使是因为他曾当过一家报纸的驻日记者，对日本情况比较了解，对许多日本高级官员也非常熟悉，他仍然完全服从委员长的调遣。董夫人更直率，她说她不喜欢日本的职位，她不会说日语，不很了解日本人，但她很了解美国人。于是，我说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很喜欢日本，他们最理想的地方是华盛顿，在那里董夫人就更能发挥工作效率了。

因此，当叶公超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暗示委员长也有同样想法时，我干脆告诉他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我回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明确提出辞职，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快到台湾来。

1 月 22 日，我对蒋委员长首次拜渴，我向他汇报了情况，没有谈辞职之事，26 日我第二次进渴委员长时，向他解释说，我已经上年纪了，现在虽然身体无恙，但不想过于劳累，华盛顿的职位需要一位更年轻的人。委员长问我是否见到副总统并和他谈过此事，我回答说将在第二天下午见他。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了副总统陈诚。我预料副总统会告诉我委员长不想亲自告诉我的事。我告诉他我与蒋委员长的谈话情况，我说我确实希望辞职，大使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一个年轻一些的人去承担。他说，即使我要辞职，也仍要为国家工作，由于我的经验和名望，国家仍然需要我。他说已经和委员长商讨过，我可以辞去职务，但必须担任特命巡回大使，把办事处设在纽约，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巡回访问，对甫美洲或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亲善使命访问。我不需做很多事，只在我能够做的时候做我所能做的事。可以为我提供办事处或工作人员，享受大使待遇，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到台北议事。我可以量力而行，但政府和委员长都认为不能完全不要我的服务。

我说我很感谢副总统的话，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我不能承担这个使命。首先，我确实不想承担任何义务，以便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文件，大概要写一点东西，并为供养我个人和家庭将来的生活找个出路，因为我的一切财产都丢在大陆了。第二，巡回大使做不了多少事，各国外交部长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我不承担某种具体目的的使命，就不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陈诚指出，我已经闻名遐迩，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学龄时期就知道我了。我说那是可能的，但要进行正式访问或承担亲善使命，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由于当今的政府领导人都工作繁忙并悉心于政务，他们首先要知道来访目的，以便安排对具体问题或项目进行会谈。此外，亲善使命应该得到合乎礼仪的接待，应该得到我国政府和政府使者应该享有的礼遇。我说，因为我们已经安排了正式的常驻大使或公使负责那里的事务，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工作，无需再派一个一般的亲善使团。

这就是当时蒋委员长问我是否见到副总统的原因，他显然不希望他本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示副总统做这件事。

我计划第二天即星期六上午十一点离开台北，我己经通过张群将此事转陈蒋委员长。张群告诉我委员长已同意了。英美会谈即将在华盛顿举行，我已经说明我想在会谈开始前及时赶回去，以便继续了解我临行前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意见有何效果。于是委员长定于星期六上午九点三十分与我再次晤谈。

我到总统官邸晋见总统时，惊异地发现，在座除秘书长张群之外，还有外交部长叶公超、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是，鉴于美国对日内瓦双边会谈所采取的政策和华盛顿的英美会谈，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和行动。我借此机会告诉委员长，他曾问我是否见到过副总统，我已经见到了，并告诉他我们谈话的情况。

我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准备接受巡回大使职务，委员长说中国的对外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赴英使命问题。蒋委员长说，英国对我们的政策和态度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之发生变化。他认为，由于我与英国首相艾登非常熟识，并认识他的一些内阁部长，而且我在英国政界和公众中很有名望，我可以担当这个使命，这样会很有帮助。他说我可以与艾登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会谈，使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威胁以及英国与中华民国之间将来的一致利益。他希望我会同意考虑这项使命。

我说这是个好想法，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认为要影响英国人改变政策，任何人也起不了很大作用。

我接着说，如果承担这项使命，我还将遇到另一个令我为难的困难，过去我在英国受到崇高的礼遇，但是现在，由于英国甚至不承认中华民国颁发的护照，而只接受宣誓书，我甚至很难获得签证。多年来我一直受到贵宾的款待，而现在我却不得不乞求入境，还不知道他们签证要用多长时间。假令他们同意给我签证，可能我还需要签一份宣誓书，这将尤其令我为难，因为根据英国护照条例，由于我的国家未得到外交承认，我将需要以无国籍人身份签一份宣誓书申请签证。我说，也许其他与国事无关并以私人资格去访英的人可以做这件事，我则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做这件事。

这样，他们知道此事是行不通了。副总统陈诚和外交部长告辞了。他们离开后，我起身告辞。委员长说：“请坐，请坐。”他说，如果我不想接受另一个政府职务，也不能中断与他的私人关系。我说我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劳累了，而且像我的医生常对我说的那样，我需要长期休息。我说等我身体好一些，委员长如果有什么吩咐，我随时都准备效劳。说过客气话之后，我即告辞。张群陪同我走出起居室，委员长送我到起居室门口，没有出屋。我们快走到门前时，一位副官追出来说：“秘书长，总统要见你。”张请我稍候片刻。

我等着他回来，他出来后对我说，总统要他转告我，希望我担任总统府资政。我说我很感谢委员长，但我真的需要全面的休息，身负任何职务也会使我得不到休息。张说，委员长这次是诚心诚意的，我不可再不接受。他提醒我，我在拒绝赴英使命时，已经表示同意不中断同委员长的私人关系，如果我拒绝资政之任，委员长就会生气了。

他说，总统府资政是个荣誉职务，担当这个职务并不一定意昧着还要为任何人或为政府工作，而只是以高级顾问身份保持同委员长的私人关系。他说我这次不能再说不接受，否则就会伤他老人家的心，于是我默认了。

我从委员长官邸直接去机场。那是星期六 1 月 28 日，刚过上午十一点飞机起飞了，一百多人为我送行。

我未来的计划早在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大体上确定了。随着五十年代的进展，中华民国的情况有所好转，我要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较易解决，我的计划也就更易实现了。当时我已年近七十，我希望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休息或度假以恢复健康，尤其在我如此高龄之时，只有长久退休才能使我摆脱公务的压力对我的健康带来的损害。第二，我希望写一些东西并做一些研究，这是我一直想做的。

但由于没有时间总未遂愿。第三，我希望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我想，或者我可以靠写作谋生，实际上我已经收到了几家美国著名出版社的约稿，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在国际法院任职，虽说在我从驻美大使退休以后实际上得到的正是这项法官的职位。我是在已经离开华盛顿的职务后，才得到要我同意做法官候选人的要求。这个职务虽然很有吸引力，却是我意料之外的事。4 月 11 日，我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电报说，当天公布的一项总统命令批准我辞职。总统的命令还说，由于我为国效劳多年，功绩卓著，总统特聘我为他的资政，并于当天授与我最高荣誉勋章，即一级卿云章。张群说，他以个人名义祝贺我获得这个新的荣誉。三天后，我收到任我为资政的任命书。

5 月 2 日下午，我在双橡园举行告别招待会，第二天下午，我到国务院作最后辞行。

五天后，即 5 月 8 日，我离开华盛顿。像往常送别离任大使时那样，到机场为我送行的不仅有使馆全体人员，而且有华人社团的重要代表，国务卿派饶伯森和马康卫为我送行。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年驻美的使命。

我早年在美国就学，后来又两次作为外交代表驻在华盛顿，并多次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通过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后来又几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合起来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我可以满意地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为了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利益与何人打交道，我总是受勤尊重。实际上，这种经验不限于官方接触和外交活动。我在美国各地旅游和任何人相遇交谈时，总是得到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款待。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时，我必须借此机会记录我对这种不寻常的、令人满意的礼遇的衷心感谢。

第八卷 海牙国际法院十年（ 1956 年— 1966)

1956 年 5 月 8 日，我离开华盛顿去纽约，在这个都市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来。

1956 年，我正在考虑开办国际法律事务所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和道布尔戴出版社等三家约我写回忆录的约请。我斟酌再三，这些约稿条件看起来都挺不错，但我还是决定一个也不接受。主要原因是，虽然我肯定迟早要写我的自传，但如果是为了要使它能长远地为人所利用，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而如实写出。显然，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要描写的人仍都健在，作为凡人，看到他们在职时做的好事被称颂就会高兴，看到对他们不明智和动机不纯的言行的叙述，当然就不会无动于衷了。

这些考虑最后使我决定谢绝约稿，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尽早开始写我一直想写的东西，记录我在担任中国公职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目睹和经历的事情，不过，只有我自己才能决定发表的时机。事实证明后来我正是如此做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柯克先生曾给我写过信，后来又亲自建议我在韦慕庭教授和何廉教授主持的东亚研究所赞助下写出回忆录。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五年，大概再用三年时间即可完成。但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眼前的计划。当我还在考虑成立法律事务所的时候，收到了台北外交部长的电报，他希望我同意他的提议，由中国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我作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法官徐谟刚刚于 6 月底在荷兰逝世所遗留的空缺。我觉得为了国家利益，我有责任同意竞选国际法院职位，于是便复电外交部长同意。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致联合国大会三封信的内容，徐谟法官的继任候选人共有九人，其中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候选人。但是荷兰提名的郑天锡博士和巴西提名的梁鋆立博士在选举前都通知秘书长放弃候选资格。郑博士在确认弃权的信中说：“我不能在未来选举中担任候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提名顾维钧担任法官空缺候选人。”选举实际上是在 1956年 12 月 19 日进行的，变得异常复杂而且毫无结果。

1957 年 1 月继续进行选举时，安理会的组成人员有所变化。在安理会第 76。次会议的第一次投票中，顾维钧（八票）获得绝对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 637 次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投票无结果，第二次（限定人选）投票中，顾维钧（四十二票）获得必要多数，随即正式宣布获选。当时还不知道，在选举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僵局迅速得以解决。

1963 年夏天，我和我太太去威尼斯和利多度假两星期。于煌吉从罗马赶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私下交谈中，他告诉我后来怎样了解到国务卿杜勒斯用什么方法汀破了在国际法院中选举徐谟遗缺的僵局。他在国务院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杜勒斯在东京和他的朋友吉田首相谈到这件事并达成一项谅解，即日本放弃栗山竟选，作为对这种友好合作行动的补偿，美国在 1957 年底即将举行的兰年一次的安理会选举中，支持日本的非常任理事席位候选资格。

不过，在选举再度进行时，栗山没有接受政府的要求，拒绝退出竞选。但在紧张的外交气氛下，第二轮投票我很快当选。日本也在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仅约一年后，于1957 年末第一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由于我的任期只能补足徐谟法官到 1958 年 2 月终止的任期，1957 年底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还要进行三年一度的国际法院法官选举，因此我必须再一次取得候选人资格。

台北外交部 5 月份即采取步骤，争取使我在 1957 年补足徐谟一年任期后获得正常任命，为我在秋季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年会上重新当选而努力。这是三年一度的选举，将更换国际法院三分之一的法官。中华民国驻常设仲裁法庭代表团提名我为国际法院三年一度的定期选举候选人。这个提名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在 1957年 5 月 17 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同时，台北中国外交部也电告驻外使馆和使团争取驻在国政府的支持投我的票，并且如果可能，一开始就提名我为候选人。

到 1957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七时半，副书记官长加尼埃—夸涅打来电话，为我在纽约当选祝贺。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电告我同一消息，并表示祝贺，电文中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四十七票，安理会八票”。对于能够如此轻易获得正式九年任期我感到惊讶不已。

1957 年 4 月 4 日，我在新泽西的霍博肯港登上荷美轮船公司的“新阿姆斯特丹”号。4 月 13 日，星期六，抵达海牙的第二天，我前往国际法院。法院院长是美国人格林·哈克沃思先生，我对他进行了礼节性拜访。

关于我要对同事们进行的必要礼节性拜访的事，我向他说我知道有些国际法院法官是来自不幸已承认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那些国家已经撤销或拒绝对台湾中华民国的承认。可是，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对这个问题不必多所顾虑，他解释说，国际法院法官是由联合国选举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他们的代表性，而是由于他们的个人资格，同时他们的工作是国际性的，与任何政洽远远无关。

遵照院长意见，我对每位法官都进行了拜访，只在最初有一个例外，因为我对拜访苏联法官科吉夫尼科夫还有一些顾虑。我知道他曾任莫斯科大学国际法教授，但也是一位苏联共产党忠实党员。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的礼节性拜访。于是，在 5 月 4 日我回拜首先访问过我的英国法官赫希·劳特帕克特爵士时，有意征求他的意见。幸好他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还未开口，他就告诫我说，那位苏联法官可能会像曾经对待徐谟法官那样反对我在法院任职，如果他那样做，我不应该介意。同时还提过当年徐谟如何激动地回答苏联法官的情景。赫希爵士显然是要安慰我，他补充说，他认为那个苏联法官大概现在已经懂得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而不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场所。不过，我怀疑，如果我对科吉夫尼科夫进行拜访，他是否会接待。

1957 年 5 月 6 日，我进行了拜访。科吉夫尼科夫热情接待了我，说我在苏联很著名，知道我是签署第一个中苏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外交部长，很高兴与我相识，并且说国际法院只是处理司法问题的机构。我解释说，国际法院是国际法律机构，代表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并且超然于联合国大会所考虑的政治重要性和影响之上。我们谈到确立国际法条例的问题，我提到因领海权范围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说起某些国家为了保护渔业利益宣布了六十海里领海权，秘鲁等国家甚至宣布三百海里领海权时，他说，过去领海权是三海里，现在一般是十二海里。他问到台湾和北京对领海权问题所持观点，我说台湾赞成十二海里领海权，但对北京的观点不了解。我说，鉴于防卫沿海的火炮一类武器的发展，扩大领海权是必要的。他说，至关重要的是应该主要考虑安全问题。随后我即告辞。

5 月 7 日，院长在宽敞的小会议厅召集了一次法院秘密会议，与会者除法官、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外，只允许三位书记参加。院长宣布开会后开始按议程进行。他首先表示欢迎我作为新法官接替徐谟的职务，并表示相信我的知识和经验将使我成为法院的新的重要成员。我简短回答，感谢院长的美言并请他和我的其他同事们在我任职期间对我多加关照。随后请科吉夫尼科夫发言。使我吃惊的是，他说反对我任职于法院，并说苏联不承认派遣我的国家。当然我不得不作答复，但院长在允许我发言之前，立即说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一切政治问题均不应在法院会议上提出。随后他请我发言。我说，院长讲得很正确，听了他的讲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补充了。鉴于法院规约第十六条禁止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能的规定，我仅仅愿意表示，科吉夫尼科夫先生说了这样一些话，令我惊讶而已。由于院长已向科吉夫尼科夫先生阐明，我不愿意再多占用法院会议时间。

在任法官的同时，我个人又遇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5 月 4 日收到外交部长叶公超从台北打来的电报，说我国驻纽约联合国使团认为我最好辞去蒋总统资政的职位并征求我的意见。5 月 16 日，我亲自写了一份辞呈给蒋介石总统，附在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将军的一封信里，请他亲手转呈总统。当天还拟好一封复信给叶公超，告诉他我是怎样做的。

关于我在十年法官任职期间参加法院工作的情况，不准备多说，只作一般简要介绍。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法院有个共同遵守的好传统，对任何审理的案件或申请咨询意见的事项，法院的审议讨论内容均为不公开的机密。对每项诉讼的结论以及对每次申请所提供的咨询意见，总是当庭宣布。法官们对任何需要最终判决的案件所作的审议都应保守秘密，这也是普遍期望于法院的。我在法院十年任职期间，这项明智的政策一直得到严格遵守。在我的十年任职期间，国际法院共受理了十七个案件。此外还受理提出了两项咨询意见。我有幸能够参与法庭对这十七个案件的公开审理和为作出判决而进行的秘密审议。其中三个案件，我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也召开会议起草判决或咨询意见供法庭讨论和采用。

1963 年底，我的一个好友和能干的同事对我提起法院正副院长三年一度的选举。他告诉我，他和我的其他几位同事都希望在以后的三年中由我主持法院工作，因为现任院长应该退休，同时根据法院惯例每三年选举一位新院长。第二年春天法院复会时，正副院长任期即将届满，新选举势在必行二 3 月 9 日，我见到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他说斯彭德的选票数差不多，我也很有希望当选副院长。选举在当日下午举行，拍西·斯彭德以 8—7 票在第二轮投票中获选，我以 11—2—1—1 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但是应该补充的是，我的副院长职务纯粹是个荣誉职务，并没有给我增加额外工作。

1966 年，一个重要的客人和老朋友李榦博士，他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当时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副总裁，他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后来看望我。他离开台北前见过蒋介石总统的秘书长张群将军，此来专为将张群将军的一封信转交给我。张群将军在信中敦促我从爱国主义出发，同意继续竞选连任，因为总统以下台北的所有领导人都认为我是唯一能够重新获选的人。鉴于台湾面临的国际困境，失去法院席位将是对它的国际声誉的另一次打击。

1965 年 10 月 18 日，我收到中国外交部长沈昌焕一封公函。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一段时间，从个人观点出发，相信不应该再次提名为候选人，于是给沈部长回了一封长信，解释我退出公职的原因，并且推荐几位有资格提名接替我的人选。

收到沈信后不到两个月，张群来海牙亲自和我恳切地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总统对他的报告未置可否，但是他相信，我是唯一能保持中国在法院席位的世界公认的人选。他认为对我个人虽然是一种牺牲，但是，对政府和国家却别无选择。他劝我不要再犹豫。我回答说，出于爱国主义我将再考虑一下。

1966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开会后，我回到纽约，刘锴博士来通知我，中国代表团为即将进行的法院三分之一法官选举而做的工作进展形势似乎更复杂了，不过我并不吃惊。看样子泰国和菲律宾都在设法取得我九年正常任期后即将退出的中国在法院的席位。刘锴还告诉我美国对中国候选人的态度，这是他在 10 月 20 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详细说明的。电报中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戈德堡告诉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薛毓麒，美国代表团仔细考虑了顾维钧法官参加连选的资格，根据最近估计，顾法官在联合国大会上可以获得二十张以上的选票，在安理会可获得二至三票。他还说，如果顾维钧落选，肯定将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此外，顾法官已经年迈，大部分国家都不愿支持老年候选人。他接着说，美国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因此他希望顾博士能够以年事过高为由放弃候选资格。这样，中国在联合国的声誉不致受到不利影响。

10 月 26 日，刘锴在给外交部沈部长的电报中报告说，经过与我协商，我决定以个人原因放弃竟选，并将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外交部长 10 月 27 日回电说，他已经约见美国大使，再作一次努力，但是由于美国已将最后决定告诉我们，而且顾法官愿意放弃继续参加选举的候选资格，应该接受他的决定。电报中最后表示遗憾，顾博士的预测竟被证明是正确的。电报还提到行政院严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都十分惋惜，请他向顾转达他们的遗憾和同情。还要求刘锴转达外交部长本人的同情。

10 月 26 日，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国代表团团长转交。内容是：亲爱的秘书长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根据医生的建议，出于健康原因，我希望放弃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中的候选资格。请通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不胜感激。

值此机会向在这次选举中为我提名的各国代表团以及表示愿在选举中给我支持的各友好国家致谢。

顺致最祟高的敬意。

顾维钧（签名）谨上

实际上，在当年夏天我就知道在 4 月初美国总统约翰逊访菲时，马科斯总统曾经请求美国当我任职期满举行法官选举时支持一位菲律宾人为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并得到了美国总统承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美国再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竞选同一席位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向我们解释不能满足我们请它支持中国候选人要求的理由。不出所料，当时已经七十出头的塞萨尔·本松先生 1966 年由联合国正式选入国际法院，占了中国空出的席位。

附录一 顾维钧生平简介

1888 年 1 月 28 日，生于上海城内，名维钧，字少川，英文名 Wellington。祖籍江苏嘉定，父顾溶，字晴川；母蒋氏。行四，有二兄一姊一妹。

I891 年（3 岁），随兄入朱先生家塾。

1899 年（11 岁），随姊丈蒋昌桂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英华书院读书。

1900 年（12 岁）夏，大病数月，辍学。订婚于张氏，名医张聋馨侄孙女。

1901 年（13 岁），考入基督教圣公会所办圣约翰书院读书。1904 年（16 岁）8 月，自费赴美留学，到美后由施肇基代洽，入纽约州之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

1905 年（17 岁）9 月，考入位子纽约之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主修政治、国际外交。凡 7 年，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并应《纽约先驱报》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之翻译。1908年（20 岁）夏，读完大学课程，取道欧洲回国探亲，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氏结婚。婚后携张氏夫人同到美国，安排张分居费城，学习英语。后协议离婚。

1909 年（21 岁）1 月，应清特使唐绍仪及公使馆之邀，到华盛顿会见十日，始见赏于唐氏。

1912 年（24 岁）2 月，中国公使张荫棠转达北京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电邀顾任总统府秘书，盖唐氏所推荐。复得导师穆尔教授等助，简化博士论文。3 月，口试通过，提前取道伦敦经欧陆、西伯利亚铁路回国。4 月底到北京，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引见袁总统。兼任总统府及国务总理秘书，6 月，唐辞职，顾以秘书例同进退，辞府、院二职同去津，拟回上海。袁召顾氏继续回总统府任秘书。唐告顾可先请假赴沪探亲，然后回北京任总统秘书，相机转入外交界。顾北返北京，后得颜蕙庆荐入外交部任秘书处秘书，仍兼任总统府英文秘书。

初，在北京经唐氏介绍始识其女宝钥（唐梅）。在天津过从甚密，并同船去上海。北返后在天津订婚。

1913—1914 年（25—26 岁），外交部设翻译科，兼任科长。嗣升任外交部参事，仍主管翻译科事兼总统府秘书，参与袁和外使之重要会谈，作翻译。

1913 年 6 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梅（宝钥）结婚。

1915 年（27 岁）1 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病中口述表明中国政府立场之声明。

同年 8 月，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并特派先赴伦敦与驻英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10 月，在伦敦奉命转任驻美国公使，11 月赴美就取。

1916 年（28 岁）1 月，袁世凯称帝。驻美使馆拒绝使用洪宪年号和更改文书格式。

1917 年（29 岁）中国对德宣战后，驻美公使馆成立在顾氏指导下之专门小组，开始搜集资料，为参加和会作准备。

1918 年（30 岁），奉派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是年10 月，夫人唐梅在美国病故，遗一子德昌（两岁），一女菊珍（不足一岁）。

1919 年（31 岁）1 月 28 日，在巴黎和会“十人会”

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对以山东问题为重点的中国立场作了有力申诉，驳斥日本的要求，得到和会内外普遍赞赏。

同年，由于英法美诸国早与日本有约，以致在和会上偏袒日本，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出席 6 月 28 日之和会全体会议，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年底，陆徵祥返北京，顾氏负责代表团工作，于 1919 年秋参加签订对匈和约，1920 年参加签订对土耳其和约。1920 年（32 岁），调任驻英公使。10 月，返美结束工作，11 月，赴英就新任，12 月，兼国际联盟及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是年，在巴黎得识荷属爪哇（今印尼）华侨首富黄奕柱（仲涵）之爱女黄蕙兰，当年 10 月 10 日，在巴黎使馆晚会上宣布订婚。11 月，在布鲁塞尔中国公使馆结婚。

1921 年（33 岁）秋，任出席讨论解决山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三全权代表之一，赴美参加会议。

1922 年（34 岁）2 月，华盛顿会议结束，返回伦敦。

4 月，奉召回北京。6 月，颜惠庆组阁，邀任“财务委员会”主席。8 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不久，因内阁失败辞职。

1923 年（35 岁）7 月起，至 1924 年，历经高凌蔚、孙宝琦、颜惠庆诸内阁，任外交总长。1924 年 9 月，冯玉样倒直系戈、政变，顾弃职出走。

1926 年（38 岁）5 月，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

7 月杜锡璀组阁，顾蝉联财长。10 月杜辞职，任代理总理兼外长。

1927 年（39 岁）1 月，顾署理总理，组阁，兼外长。

仍属摄政内阁。6 月 18 日，奉军张作霖入主北京，自封大元帅，成立军政府。顾内阁于前二日总辞职。143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1928 一 1930 年（40 一 42 岁），赴欧洲、加拿大旅居。应张学良邀回沈阳为寓公，在东北投资开垦，经常来往于北京、沈阳、北戴河诸地。1930 年，顾母逝世，南行上海参加葬礼。

1931 年（43 岁），张学良入关住北京。9 月 18 日，沈阳事变发生。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为主席。顾任该会委员，重入外交界。

11 月 23 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 月，因主张和日本直接谈判遭反对，辞职。

1932 年（44 岁），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顾被委为调查团中国顾问（中国代表），陪调查团在中国各地，主要到东北之日占地区进行调查。同年 8 月，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9 月初，与李顿调查团同船去欧赴任。10 月，任国际联盟全体大会代表及驻国联行政院代表。国联行政院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顾与日代表松冈洋右辩论，提出对“中日问题和解草案”之修正案。

1933 年（45 岁）2 月 28 日，颜、顾、郭三代表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准。5 月，任日内瓦裁减军备会议代表。6 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首席代表宋子文）。7 月，任中国代表随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 月，出席国联第 14届大会，发表中日问题之演说，为中国申诉。

1934 年（46 岁）6 月，请假回国。

1936 年（48 岁）年初，中法使节升格。2 月，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4 月去巴黎到任。9 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第十七届大会。

1937 年（49 岁）年初，迁入新使馆。7 月 7 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大规模中日战事爆发。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求助于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缔约国。10 月初，奉派赴布鲁塞尔出席“九国公约会议”。

1938 年（50 岁）旧军占领沿海港口。经法属印支之安南铁路过境运输为抗战命脉所系，多方与法国交涉以保证其开放通畅，并争取法援。

1939 年（51 岁），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40 年，巴黎陷落，大使馆随法政府迁至维希。

1941—1946 年（53—58 岁），调任驻英大使。主要交涉有关英国战时援华贷款 5000 万镑，开通滇缅路及收回香港等问题。

1942 年（54 岁）10 月—1943 年（55 岁）3 月，回国述职，陪同英国国会代表团在各地访问，促成签订中英新条约。3 月，经美国返英。1944 年（56 岁），奉派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首席代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事务。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宪章等工作。

1945 年（57 岁）4 一 6 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之代表团代理团长（团长宋子文》，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宇。7 月，回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 月，作为王世杰之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之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之建立、大会之召开颇有建树。自是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之中国代表。12 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第一阶段在伦敦，第二阶段 1946 年 10 月在纽约召开）。

1946 年（58 岁）1 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3 月，回国述职。6 月，返英御任。7 月到美，任驻美大使（至 1956 年辞职，凡 10 年）。

1956 年（68 岁）1 月，返台湾述职。4 月辞职，免去大使职务，同时受聘为“总统府，资政。同年 6 月，国际法院法官徐谟逝世，8 月，顾氏获提名递补中国籍国际法院法官徐谟遗缺（尚有半年任期未满）。

1957 年（69 岁）1 月，经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多次投票，获选国际法院法官。1964 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 年自法院退休，时年 79 岁。

1972 年（84 岁），章含之奉毛泽东之命于 10 月 5 日拜访顾维钧。

先是顾氏辞大使职后移居纽约，与黄蕙兰夫人分居，后离婚。1959 年，与前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性（1942 年在菲律宾任总领事，为日军所害）之遗婿严幼韵女士结婚。

1967 年退休后，返居纽约，终老。

初，1960 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约，开始其《回忆录》工作，退休后全力以赴。先后 17 年始完稿，凡 11000 余页。1985 年 11 月14 日，猝病逝于纽约寓所，享年 98 岁。长男德昌在台，女菊珍在纽约。裕昌（1922 年生）、福昌（1923 年生）二子先逝。

附录二 敬悼外交誉宿顾维钧博士 董 霖

纵横砧坛、享誉中外逾半世纪的顾维钧（字少川）博士，突于本年 11 月 14 日晚 n 时在纽约寓所沐浴方毕，正待披衣时，昏厥辞世，享年九十有八。夫人严幼韵、女菊珍等亲视含硷，男德昌则由台湾飞美奔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文报纸，均有报道，霖吞属交末，惊悼之余，追念顾氏毕生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其为时之久，勋业之隆，近代罕有其匹，当停灵于殡仪馆时，中外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11 月 19 日送葬时，亲友毕集，备极哀荣。顾氏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顾氏奖学金，欢迎亲友捐献，以表追思。

回忆顾氏代表中国出席 1919 年巴黎和会，雄辩山东问题，语惊四座，美英法当局均为动容时，霖尚在小学读书，不胜心仪其人，但直至“九一八事变”后，顾氏偕国联李顿调查团驾在北平时，方得识荆。当时霖肩负地方一部分党政任务并代表民众团体，搜集日本侵略东北资料，送请佐证。及至全面抗战，政府迁都重庆，霖适以立法委员兼任外交部顾问，曾为设宴畅谈欧局。不久，霖以奉命出使荷兰，而荷土被德军占领，暂设流亡政府干英国，中国驻荷使节亦随驻伦敦。当时驻法大使钱泰（阶平）、驻比大使金间洒（纯儒），亦以法、比国上为敌侵占，不得已临时在英设馆。顾氏时为驻英大使，常尽地主之谊，邀宴谈叙，因得时聆教益。往事如烟，钱、金二氏早已物故，而今顾氏亦复谢世。人生如梦，夫复何言。

二次世界大战后，顾氏调驻华府，折冲搏姐，肆应裕如，1950 年初，霖在美重任大学教授，悉心著述。顾氏亦于 1956 年卸任驻美大使，惟旋即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移寓海牙、从此天各一方，甚少接触。嗣后顾氏任满回纽，费尽心力，完成口述回忆录，屡蒙垂询如何出版问题。霖曾就所识出版公司代为洽商。及至拙作《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编撰之时（该书中英文版分别由传记文学社及纽约圣若望大学印行），请益更趋频繁。顾氏常于茶余饭后，倾谈其一生经历、人际关系、外交轶事，以及私人生活，极饶兴趣。惜霖近两年来因患坐骨神经痛，影响右腿，不良于行，聆教之机会不多。犹忆某晚畅谈世局，尝约坐观二十年后之演变结果。顾氏叹谓：“时不我待，恐将先走一步。”不意此言果验。

顾氏于 1888 年 1 月 29 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正值帝国主义侵华日鱼时期，自幼勤奋好学，矢志外交，以期日后挽回国家主权。1908 年唐绍仪特使访美时，顾氏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曾以纽约中国学生会会长及《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资格，应邀晋见。唐氏对于此位“青年才俊”之仪表口才，极为赏识；民初为国务总理时，即推荐顾氏兼任总统及国务总理英文秘书，不久复兼职外部，对于日本所提“二十一条”内容，秘密泄露于英美驻华使节，引起国际反日舆论，厥功至伟。

1915 年，当局器重顾氏才华，派任驻墨西哥公使，未到任前即调驻华府。当时美国总统即为日后发起国际联盟之威尔逊氏。顾氏在驻美期间，积极准备战后问题。迫1919 年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顾氏独任艰巨，被推发言，力争中国在山东被日本侵占的权益。和会结果虽仍屈服于强权，但各国代表对于顾氏之学识风度，无不钦佩。

1921 年顾氏调驻英伦，席未暇暖，又奉派偕施肇基、王宠惠等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1921 年 11 月 12日—1922 年 2 月 6 日）。该会议重要决定除限制列强海军军备外，厥为签订“九国公约”，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中日代表并在会外讨论山东问题，谈判结果中国终得收回已失权益，国内人心为之一振。当时国内军阀当政，函欲罗致富有国际声望者入阁，转移中外舆论。顾氏奉召返国，历任外交总长（1927—1924、1926—1927），一度出长财政，后且兼膺国务总理。

既而时局转变，短期息影。追日本侵略东北，复应国民政府征召出任外交部长。顾氏为一职业外交家，不论何党何派当政，如能有利于国，甚愿竭诚贡献。此乃为其一贯之服务精神，但惟知之者方能见其伟大，顾氏驻法期间（1932—1941），曾为中国假道越南运输物资事，谈判甚久，并尽最大努力，争取法国多方面之援助。既而再度使英（1941—1946)，正值中英邦交有欠和谐时期。关于对敌战略，英主先欧后亚，两国对于印度独立及香港问题，意见亦多差歧。但英国仍以贷款鼓励中国士气，且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与美国同时宣布废除在华特权，翌年 1 月 11 日与中国政府签订“取消治外法权并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凡此，顾氏周旋之功匪浅。

1945 至 1956 年期间，顾氏再度驻节华府，中美两国虽属战时盟友，但为史迪威案等误会亦多。顾氏重要任务为增进两国睦谊，以便获得更多物资，重建战后中国。霖时在外部襄赞谈判美援，自与驻美使馆取得密切联系，深佩顾氏老成持重，深谋远虑，如无崇高学养声望，断难胜任。

顾氏不特久驻英、美、法国，亦常活跃于各种国际会议。“国际联盟盟约”及“联合国宪章”为两次世界大战后谋求国际和平之基石，在举世政要中，顾氏恐为唯一参与起草并签字于此两项文件者。“九一八事变”后，顾氏屡次代表中国向国联申诉，并以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布鲁塞尔会议，援引“九国公约”，力主制裁日本。会议结果虽无实际行动，但顾氏利用时机，与各国代表进行双边会商，加强中国外交阵线。1944 年，美国为计划重建战后世界，发起“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中国政府特派顾氏为首席代表，参与中、美、英、苏四强会淡，草拟未来的国际组织规章。翌年，旧金山会议即本此项规章，具体计划成立联合国，顾氏复为中国代表，并先后在伦敦、纽约参与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顾氏在国际方面之活动，并不限于两项国际组织，诸如 1933 年在伦敦举行之世界金融与经济会议以及日内瓦裁军会议，1944—1946 年间位于伦敦之战罪委员会、1946—1949 年为管制日本设在华府之远东委员会等，顾氏均为中国代表。至其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1957—1967）与副院长（1964—1967），在国际间声誉之隆，更为登峰造极，是不特为顾氏一人之荣，亦属国家民族之光。关于顾氏之学识、行谊、勋业，在拙作《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以及附录各篇中，曾作较有系统的说明，甚便查考，于兹不赘。惟按顾氏之成就具有数项特质，愿略志数语，或足启迪后进。第一、顾氏对于国际公法及国际问题研究有素，且精通外文，当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中惟顾氏有充分准备，故虽匆促被推发言，竟能一举成名。第二、顾氏运思细密，治事勤慎，如有可以为国谋求权益的机会，决不放松，且经常筹划远大问题，故政府对之倚赖特探。第三、顾氏一心为国，不求私利，爱能处事客观公正，不为党派左右，不畏外力压迫。关于最后一点，不妨举二例说明。当 1865 年所订的中比条约，应于 1926 年 11 月 2 日满期，中国方面通知比方议订新约，不意未被采纳。顾氏适于是年 10 月重掌外交，断然建议政府颁发明令，宣布该约失效。顾氏另一果敢行动，为处理 1927 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安格联故意违背政府命令事件，顾氏当时已由财长升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即行提出阁议，将安氏免职，置英国抗议于不顾，具见其态度之坚毅。

顾氏一生饱经沧桑，享尽荣华，但其最感得意之事，厥为日本干 1945 年 8 月 1 建日无条件投降。顾氏曾于次晚之日记上，志有下述数语：“余久所期望，甚至梦寐以求，而终身致力者，最后得以实现。当中国被日本战败（1894 一 1895）之噩耗传布远近时，余方七岁，心为之碎，爱即立誓为国雪耻，恢复河山，永除日本威胁。”嗣为庆祝对日抗战胜利，偕霖联合举行酒会于伦敦，来宾到者八百余人，包括英相艾德礼，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法、荷等国政要，以及留驻英伦之各国外交使节，宾主举杯相贺，直至傍晚方尽欢而散。此乃四十年前往事。

最后拟予说明者，霖对于顾少川先生夙具仰慕之忱，并无从属之谊，凡所沦列，均系根据事实，绝无阿谏之处。

惟因墓地归来，心情沉重，匆促成章，言不尽意。所幸顾氏一生事迹，当永垂史册，无庸于此详述。

1985 年 11 月 19 日书于纽约彗勉岗

Table of Contents

图书信息

前 言

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年代（ 1888 — 1912 ）

- 第一章 家庭与求学
- 第二章 婚姻问题
- 第三章 结业回国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 — 1922)

- 前言 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 第一章 民国初年的北京

- 一、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 二、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

- 第二章 首次出使华盛顿

- 一、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 二、1916 年芝加哥借款
- 三、中国宣战
- 四、1917 年 11 月蓝辛—石井换文
- 五、从凡尔登到凡尔赛，和会前夕

- 第三章 巴黎和会

-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
- 二、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 三、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 四、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徴祥的
-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 第四章 首次出使伦敦

- 一、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 二、华府会议——组织与程序
- 三、山东问题的会谈

第三卷 回国任职（ 1922 — 1932 ）

- 第一章 北京的政治生活

- 一、颜惠庆博士再次担任内阁总理
- 二、王宠惠博士的内阁及其与国会的冲突
- 三、张绍曾将军组阁及其垮台
- 四、摄政内阁
- 五、对曹棍和吴佩孚的一些回忆
- 六、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倒戈

- 第二章 政治、内战及财政

- 一、引退和重返北京任财政总长
- 二、中秋节危机
- 三、我的总理职务

- 第三章 在我外交总长任内（1922

- 一、苏俄特使越飞
- 二、美、日要求在北京设立
- 三、金佛郎案
- 四、参战借款
- 五、日本公使芳泽递交国书
- 六、临城劫案
- 七、中苏谈判
- 八、归还威海卫问题的讨论
- 九、万县事件的解决
- 十一、归还庚子赔款；中国基金会
- 十二、袭击苏俄大使馆一案

- 第四章 满洲危机

- 一、少帅张学良与苏俄的冲突
- 二、回忆国民党扩大会议
- 三、沈阳事变的发生
- 四、南京的政策和国际联盟
- 五、出任外交部长
- 六、民众的反应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
- 七、李顿调查团

第四卷 出使法国（ 1932.1 — 1941.6)

- 第一章 中日冲突时期在巴黎和

- 第一节 首途赴欧；李顿报告书和在船上与李顿调查团的接触

- 第二节 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月，对
- 第三节 在国联行政院及全体
- 第四节 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拟

- 第二章 继国联最终报告书提出

- 第一节 关于根据盟约第十六条实行制裁问题
- 第二节 塘沽协定和以对日制裁为中心转
- 第三节 世界各国对中国兴趣

- 第三章 归国度假

- 第四章 任驻法大使的第一年；欧洲

- 第五章 欧洲和远东严峻的一年

-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 第二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外交努力
- 第三节 在国际联盟的外交活动
- 第四节 卢沟桥事变后争取
- 第五节 关于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

- 第六章 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

- 第一节 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 第二节 国内军事形势恶化，欧战迫
- 第三节 中国再次向国联申诉，因
- 第四节 在日本开始南进而西方列强
- 第五节 促进中、英、法之间的合作
- 第六节 日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

- 第七章 欧战爆发后的外交活动

-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鉴于欧战爆发以及英、法
- 第三节 中法合作中的各种问题，特
- 第四节 兵临巴黎城下前，法国
- 第五节 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对
- 第六节 法、日关于印度支那的协定

第五卷 二度使英（ 1941.7 — 1946.7 ）

- 第一章 使英初期

- 第一节 五大问题

- 第二节 初期概述

- 第二章 归国阶段

- 第一节 与国内领袖们的谈话和为争取支持中英结盟而奔走

- 第二节 英国国会访华团访问中国
- 第三节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谈话
- 第四节 1943 年 1 月 11 日的中英条约

- 第五节 中国的总形势中英条约虽然算是缔结完了，但两国关系中仍存在

- 第三章 在美停留

- 第一节 蒋夫人访英问题

- 第二节 安排蒋夫人与邱吉尔会谈

- 第四章 英国对华关系的发展

- 第一节 英国对中国的不满和友谊
- 第二节 宋子文访问伦敦
- 第三节 1943 年 8 月底到 11 月的情况

- 第五章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 一、中国与美苏的关系
- 二、在伦敦，应付对我国政府
- 一、在国内，研究中苏关系和即将
- 二、在华盛顿为出席旧金山会议作准备
- 三、中国代表团

- 但我认为，扭转关于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

- 四、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一、日本投降和中苏条约
- 二、五强外长会议
- 三、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
- 四、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 五、回国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 1946 — 1950 ）

- 第一章 开始时期
- 第二章 美国从中国部分脱身时期
- 第三章 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
- 第四章 中国要求经济援助
- 第五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 第六章 为援华计划而奋斗
- 第七章 国际新形势，美国国内政治

- 第八章 中国情势恶化之际

- 第一节 中国要求美援
- 第二节 中国局势及美国的反应
- 第三节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敦促美援
- 第四节 中国政府建议和谈

- 第九章 紧要关头

- 第一节 中国的局势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反应
- 第三节 战事复起后，为寻求一项
- 第四节 白皮书发表后要求继续援助

- 第十章 大陆失守

- 第一节 承认问题和中国向联合国控诉
- 第二节 政府自广州撤至台湾
- 第三节 对台湾及海南岛的援助问题
- 第四节 大陆失守，中国的局势及
- 第五节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援情况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下）（ 1950 — 1956 ）

-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

-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影响

- 第二节 赴台磋商时局问题

- 第三节 美国对台态度暖昧的后果

- 第二章 中共介人朝鲜战争时期

- 第一节 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前景
- 第二节 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政治争论
- 第三节 共同防御互助方案及对华援助

- 第三章 毛邦初与周至柔之争及

- 第四章 对日和平条约

- 第一节 对日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
- 第二节 对日和约临时草案的谈判和修改
- 第三节 中国被排斥于对日多边和约之外
- 第四节 对中国被排斥于多边条约之外的反
- 第五节 对日双边和约

- 第五章 朝鲜停战谈判时期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

- 第二节 美国国内局势及其对华政策

- 第六章 华盛顿莫斯科新领导人

-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的援华“新”政策
- 第二节 朝鲜停战及其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 第三节 美国和自由中国之间的

- 第七章 从板门店到日内瓦

- 第一节 把世界问题拿到会议桌上的连续 尝试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 第二节 大使馆事务

- 第八章 讨论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

- 第一节 日内瓦会议时期的国际形势
- 第二节 大使馆馆务，着重谈美援问题和
- 第三节 1954 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序幕
- 第四节 重访台湾

- 第九章 1954 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 第一节 缔结条约的国际背景

- 第二节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

- 第十章 沿海岛屿危机声中中美

- 第一节 在困难情况下中国批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 第二节 关于沿海岛屿的几项重大决定
- 第三节 在执行关于大陆沿海岛屿
- 第四节 台湾危机的缓和

- 第十一章 国际紧张局势之缓和及其

- 第一节 1955 年 7 月的四强首脑会议
- 第二节 美国—中共在日内瓦的会谈及
- 第三节 美援、孙立人案及其他

- 第十二章 使美任务终了

- 第一节 驻华盛顿最后阶段的几个国际问题

- 第二节 辞去华盛顿职务

第八卷 海牙国际法院十年（ 1956 年— 1966)
附录一 顾维钧生平简介
附录二 敬悼外交誉宿顾维钧博士 董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