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英] 迈克尔•霍华德
Date: 2017-04-14 16:00:00+00:00
Keywords: 欧洲史; 历史; 军事史
Description: 从骑士、雇佣军到职业士兵，从商人、革命者到技术专家，“二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学者，用战争解释现代欧洲的形成。 一部“大家”写给大家的欧洲史简明纲要，读懂欧洲历史大轮廓的大家小书。 “观察家精选”之1。 —————————————————————————————————————————————————————— 【内容简介】 现代欧洲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用战争解释历史，可以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罗马帝国瓦解以后，欧洲大陆遭到蛮族入侵，在此后长达6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进入中世纪以后，哈布斯堡王朝、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宗教纷争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阶段。15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欧洲从大陆转向海洋，西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海上霸权引发了洲际战争，这种新型国际冲突逐渐失控，最终将欧洲带入全球战争的深渊。 战争不仅改写了欧洲的版图，也不断更新着欧洲的社会形态。书中以战争方式的演变为主线，串联起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的深层变迁，涉及宗教战争背后的商业之争，士兵从骑士到职业军人的身份转变，战略、战术的演变，技术竞赛以及现代化战争的诞生。透过这些描述，全书为我们读懂欧洲历史轮廓提供了一部视角不同的极简纲要。 【编辑推荐】 1、 “大家”写给大家的欧洲史纲要，一部与众不同的欧洲史大家小书。 从战争方式的演变，串联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的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英]迈克尔·霍华德 著

褚律元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第五章 革命战争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尾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注释

序言

直到不久前，对战争的研究一直是说教式的、程式化的。也就是说，对以往战争的研究是为了演绎出一些不可改动的原则与发展规律，以便有效地指导未来的战争。只要战争仍是被组织起来的、具有威胁作用的力量，它就仍然是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工具，上述研究分析就仍是需要的，福尔斯教授的著作正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但是，把战争从它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不去研究技术的层面，必然会忽略应当掌握的重要方面——这不仅指战争本身，而且也无法深刻理解发生战争的社会演变。

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不应只去发掘一些行动准则而置理解历史于不顾，不应只做一名“军事历史学家”，因为，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同战争有关。正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所说，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整体经历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

如今，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来研究战争的书籍已大量涌现，我只不过是摭拾他们的某些观点，肤浅地加以归纳而已。我还从与数位同行的讨论中大大受益，其中有华莱士-哈德里尔教授（J. M. Wallace-Hadrill）和莱昂内尔·巴特勒教授（Lionel Butler），他们曾巧妙地纠正我有关中世纪的某些可笑的错误观念，芬纳（S. E. Finer）教授关于现代社会中武装力量地位的观点对我十分有用。我尤其感谢沃里克大学的副校长、相关的教员与大学生，他们不仅给我机会在1975年春季的拉德克利夫讲座中试讲我的某些观点，而且事实上还给我提供薪资。

迈克尔·霍华德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1975年11月

再版序言

这本书出版于30多年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史”都是交由专业历史学家（尤其是英国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研究的。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军事史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战争研究则被留给了畅销作家和军事专家，但这些军事专家的关注根本上是教条的，目的是得出一些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和发展脉络，以便作为未来更高效战争行动的指南。当书店用帷幕把“军事史”和通史分开的时候（哎，大部分书店依然如此），只有两所英国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最近的伦敦大学，认真对待对战争的研究。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那些亲自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的经验，已经逐渐清楚地表明：无论对军事史学者抑或对通史学者，这种区分都毫无道理。对军事史学者而言，将战争的行为从其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会忽略那些理解战争至关重要的维度。对通史学者而言，如果不理解裹挟了整个社会的战争如何塑造了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架构以及社会的整个文化，那么想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写这本书的（也是出版社委托的）原初目标，是提供一份欧洲战争发展的概览。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很快发现自己渴望致力于完成的是一个更具雄心的任务——描绘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的发展。幸运的是，“战争与社会”这个主题开始引起我那些在伦敦、牛津尤其是美国的同事的兴趣。与他们的谈话，让我获益良多。他们应得我的感激，即便我并没有在这里一一道谢。这本书能经受批评的考验，屹立3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冒着风险，不经大改地重印（我只是新写了最后一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默默的贡献。

迈克尔·霍华德
2008年4月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1的确，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从北来。[1]在从最初野蛮人入侵的4世纪到10世纪末将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欧洲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在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在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的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在某种环境下得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他们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闯入进来。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墨洛温（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于8世纪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于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2]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3]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者的身份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和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移出去，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在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斯拉夫人，推行殖民化，并且强行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为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的入侵而衰落，这意味着在9世纪的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法兰克人的通用之物，马匹就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2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置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在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4]公元866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孙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把他的佃农召集到分封的宅邸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全部陪骑侍候，此后这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骑兵（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攻击的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攻击的有效范围取决于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需要有这样的备用马匹，无论如何，一位骑士总需要有另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骑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士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lance），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事实上，全部装备的花费十分昂贵。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进行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有钱人的职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依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由此他们便向领主回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他们被免除全部赋税，一年之中只需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领主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并且城堡四周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

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权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权直到18世纪，而其对社会的支配则一直延续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显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现实世界上来。3“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5]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于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6]——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对应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史诗人物帕尔齐法尔与加拉哈德身上，[7]我们看不到教士与骑士之分，他们都是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为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着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赐予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在抵制住野蛮人的入侵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并且屡屡得手。当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时，基督教教士已无暇计较“战前正义”与“战中正义”这两个概念；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将这两个概念用于穆斯林，因为他们疯狂地决定依仗长剑来归化人们，否则就将其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8]发动了一次十字军东征，那简直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被认为是“公正的”，简要说来，即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请求上帝裁决，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战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的。“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战胜者可以占有俘虏，也可以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免受劫掠。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援助与支持”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它最常见于围困战，如果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被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的遵守。这些法律规定之所以能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是因为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得益于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的努力，即对数百年来实践中的传统做法逐步进行编纂整理。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后，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准则。即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被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被允许。杀戮俘虏不被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如果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那么城破被俘后他们将被处死。他们的司令官因为拒绝投降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这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逐渐商业化。4勒索赎金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这已成为他们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照常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战利品？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也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无论如何，正如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的，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占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的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历来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被所谓的从属的“伯爵”（即“亲兵”，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攫取，他们可以世袭爵位，拥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旺斯（Provence）；他们逐渐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或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士。或许是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是因为雇佣使用机弩—12世纪的技术奇迹——的“专家”通常需要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旺斯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而生。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而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避免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安茹王朝的约翰王（King of England）。约翰王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兰尼米德（Runnymede）的男爵。

欧洲南部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穆斯林之间连年征战，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得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城堡林立，恰如其名）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的伯爵们借助于便利的交通，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的地位，并在疯狂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以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市民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在别的地方，其安全状况取决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与其说取决于土地占有，不如说取决于财富。

到12世纪，入侵者已被一劳永逸地赶出意大利半岛，只剩下北欧人，他们仍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着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延续了五百年的动武的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中世纪的德国，莱茵河谷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同北部法兰西一样深入，其骑士精神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盛行。但在其以东地区，军事服役制度推行较慢，骑兵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萨克森（Saxony）、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士瓦本（Swabia）这些日耳曼部族仍像他们塔西陀时代的祖先那样，还停留在用斧与矛步行作战的农民军队阶段，直到10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引起震动，以及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向西席卷了德国北部的广袤平原。日耳曼人急起直追他们的西方表亲，发展了骑兵部队，改进了社会制度以便支持武装力量，并在萨克森贵族亨利与奥托的领导下，于933年赢得了麦什伯格（Merseburg）战役的胜利，于955年赢得了莱希费尔德（Lechfeld）战役的胜利，其结果是，作为加洛林王朝继承者的奥托王朝建立了，奥托成为皇帝。有些新封的贵族追随他们的皇帝，在意大利从事灾难性的征伐。其余人则加入条顿骑士的十字军，向东征伐，以开拓疆土，拯救自己的灵魂。十字军遍及科兰（Courland）、波兰以及普鲁士的平原与森林，所有的掠夺与屠杀都被宽纵的教会认定是神圣事业。他们在那里自封为统治阶级，这类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

至于英格兰，9世纪与10世纪北欧的入侵导致萨克森的国王们纷纷充实国民军[9]，所有的自由民都有从军义务，这种军役制度有点类似海峡对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欧人征服全欧洲后，这种封建军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实施。北欧的国王们用自己的领主替代原来的萨克森大乡绅，这些领主作为敌对领土上的征服力量去执行任务，修建了不少至今仍旧可见的巨大城堡。

从军事上说，占领英格兰的北欧王朝及其继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远，他们不仅要管住当地的英格兰人，把边疆扩展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还要保住在欧洲大陆的权力。为领主们义务服役的军队组成北欧军队的核心骨干，后来成为11世纪和12世纪安茹军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60天，这对于组成一支军队并带去大陆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还要镇压苏格兰与威尔士山民们的叛乱。总之，只靠封建关系组织军队已经不能为继。英格兰的国王们必须另寻良策。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4他们利用“骑士的附庸性”加强封建制度下的义务服役制，然后允许他们用钱雇佣人来替他们服役。他们还签订契约——定期服务合同——来确定这种雇佣制度。尤其是在岛内发生战事时，领主们常常用这种办法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步兵。

步兵中的弓箭手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于威尔士山区进行的游击战中显示出威力。在这类战事中，重骑兵是没有用的。重骑兵习惯于在一个对手也同意选定的开阔阵地上横扫无防御的步兵。但在威尔士，他们要对付的对手既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军事贵族，也不是一个应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山民，这些人既会很巧妙地骚扰他们，又善于使自己避开来犯者的锋锐。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猎游戏：步兵就像猎人助手，把威尔士人从隐蔽处轰出来，然后由使用长弓的弓箭手远距离射杀他们。这些长弓手还在投掷战中起着炮兵的作用——在领兵的骑士开始发起“优雅的打击”之前，发射火把以扰乱敌阵。这些技术在14世纪初叶对付苏格兰人的战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机弩从12世纪以来就有了，长达6英尺的机弩一次可发出五支或六支箭。到了14世纪末，其致命射程延长到了400码。众所周知，没有摧毁力巨大的机弩，就无法穿透锁子甲。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雷西（Creç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7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是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10]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解散回家。到1346年克雷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雷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军死亡1500多人，英军伤亡近100人），5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克雷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首个战例。1302年，库特赖[11]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镖抵御阿尔伯特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雷西惨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由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这部分是因为坐骑容易受攻击；部分是因为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即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能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另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一次是更著名的1415年的阿金库尔（Agincourt）之役，是役英国人大约杀死了5000名法国人（其中1000人是在被俘后被杀死的），英方只损失数百人。6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强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他们举办的马上比武大会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等级刻意模仿12世纪的光荣等级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骑士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骑士的最高勋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的战役。当时，前进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正得意于“松动”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最后的堡垒，如今开始威胁他们在西部的基地。法国的查理三世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毫无疑问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炮兵，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同的低微地位。

拜占庭军队在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Greek fire），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发射火药，是一件更困难、更危险的事情，这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铸造球到铸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这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在头一批试验中，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精心制造出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曾对此有过描述，这一描述有时是高度想象的。到了15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即大炮与手枪开始成型。人们深深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在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在英国，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的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可打乱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一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力量过了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雷西战役与阿金库尔战役中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未来还有赖于另一种步兵。步兵能对付骑兵的最简单的武器仍是长矛。如果矛足够长，阵列足够密集，士兵的士气足够高昂，那么这样的阵式就是战无不胜的，除非有某种炮击，否则很难被摧垮。马其顿方阵是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步兵阵形。中世纪不可一世的骑兵，除了技术因素外，主要在士气与社会影响方面咄咄逼人。由于机动性，并被赋予社会与经济的优越地位，数百年来，骑兵在军事活动中一直都是主力。步兵只是作为辅助力量。但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试图在威尔士山区推行这种作战方式时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后，奥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区遭到了更惨重的教训。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镖，而是斧子，斧柄有8英尺长，他们就用它来杀戮奥地利骑士，砍穿他们的甲胄，不仅1315年在莫加顿（Morgarten）的峡谷，而且1339年在劳本（Laupen）的开阔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获全胜。这证实了一种看法：步兵的重振雄风主要依靠士气以及社会的因素，而非技术的改进。后来有段时期长枪大显威风，1476年与1477年，瑞士人正是用它打败了勃艮第（Burgundy）的骑兵。当时，瑞士的长枪兵不仅学会了如何坚持防御，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毁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学会了进攻，他们的方阵滚滚前进，无情地消灭敢于阻挡他们前进的任何东西。后来，他们宣布几个州独立，并准备向邻近的军队出租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自己弱小的畜牧经济养不起他们的人口。

瑞士的战术别人不会不学。它位于德意志与南部奥地利的邻居同样贫穷，也都好战，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势力，称作雇佣兵。与瑞士不同的是，他们是由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组成的，贵族责无旁贷，不仅出钱组织、供养军队，而且亲自参战，与士兵同伍。此后，在德国，贵族出身的人服兵役（to trail a pike）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军事活动；后来，英国亦复如此。至于西班牙，重骑兵从未成为基督教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班牙缺乏军马草料；西班牙的国王们发现雇佣贫穷而傲气十足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去当步兵是毫无问题的。

这样，到了15世纪末，长枪兵成为各个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地，长枪换成手枪，尤其是那种带钩的手枪——木把枪或火绳枪。滑膛枪的出现还是在二百年以后。只有到那时，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现。

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一尊炮需要由40匹马来拉动。在战场上，相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骑兵的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雷西战役以来，步兵依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只要时机得当，冲锋仍是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荣耀；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年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高尔（Amadis de Gaul）与阿里奥斯托（Ariosto）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仪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了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尽管说1494年入侵意大利的法国武装人员是忠于封建制度的，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他们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钱。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产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制，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参加十字军碰碰运气，又或者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已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如果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负担得起一支军队的开支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须得做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的免役钱，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其主要部分来自贸易，这其中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予——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予，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的三个等级[12]，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早晚要用光的。战争一旦结束，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使用这个术语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权之争”[13]，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自11世纪晚期便绵延不断。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场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不愁没有经费。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他们有时直截了当，替愿意出钱的人去当兵打仗，有时被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介绍）。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顶峰。“百年战争”[14]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个显著特点。雇佣军既有出身高贵的也有出身微贱的，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在法国各地恣意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等行为。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之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恶痛绝，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这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一项永久性税收，无须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议会批准授权给查理七世是在1439年。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将许多在国内滋事的雇佣军团伙永久纳入皇家军队，为其所用，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各个队长在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国王的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尽管不是国家军队。德国、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比葫芦画瓢”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联姻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识过的最优秀的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1] 哥特人，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汪达尔人，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维京人，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译者注

[2] 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系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译者注

[3] 马扎尔人，Magyars，系匈牙利的主要民族。——译者注

[4] 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作者注

[5] 11世纪到13世纪主要活跃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译者注

[6] 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译者注

[7] 帕尔齐法尔，亚瑟王传说中品格足够高洁，可以取得圣杯的骑士，最后找到“圣杯”。加拉哈德，Galahad，英国古老的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因他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唯独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指印度的高等“种姓”。——译者注

[8] 文德人，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译者注

[9] 原文fyrd，系指诺曼底人征服以前的英国国民军。——译者注

[10] 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者注

[11] Courtrai，今属比利时。——译者注

[12] 欧洲封建时代的三个等级是：僧侣，贵族，平民。——译者注

[13] 教皇与国王之间因主教续任权引起的纠纷，始于11世纪晚期，以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为结束标志。——译者注

[14] 1337—1453年英法之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译者注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把查理八世的军队称为最初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三种武装力量，它们相互密切配合，并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于法国入侵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在15世纪末，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时期，无论是战事还是其他方面，都在发生改变。而绝大多数人并无此种意识。

第一章讲到中世纪晚期出现某些仿古风气，尤其是法国的轻骑兵，他们是皇家武装力量的中坚。这种仿古风气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至少直到两位君王——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对抗时才消失。这两位君王把仿古风气带给各自的下属，他们的争吵成了欧洲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战争充斥着16世纪上半叶，1559年双方以卡托康布雷齐（Cateau Cambrésis）对峙的僵局结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纪式”的。也就是说，是为确保或捍卫某个人的财产权或继承权，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为捍卫基督教反对突厥人，或者为教会反对异教徒。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权，反对阿拉贡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场十字军战争，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继承人奥尔良的路易（路易十二）又把战争延长，以维护自己对米兰公国的统治权，反对斯福扎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国庇护人。德皇查理五世于1517年当选为皇帝后，把这些争执也都继承下来，首先是继承了其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的争执，其次是继承了其前任马克西米安留下的争执；这两桩争执结合到一起，又产生了第三场争执——一位祖母，也就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想要争得纳瓦拉的王冠；还有第四场争执——勃艮第的玛丽要求收回她父亲“大胆查理”丢失给法国国王的土地。在所有这些争执中，查理五世的对手都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也是个争夺王冠的失败者，他曾帮助德国叛乱的清教徒诸侯反对德皇查理五世，试图以皇帝的威权驾驭局面；同时，他还同突厥人维持着一种暧昧的默契关系。法兰西斯一世还反对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胁性进军；查理五世企图集中武力予以反击，但未成功。这样，至少在16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战事仍只是个别诸侯间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个人之争，而不是省、州间的冲突，更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迟至1536年，查理五世才认为向对手挑战、一决雌雄的时机到了，于是便向对方挑战。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暂时平息争执，在尼斯（Nice）举办了一场奢华铺张的显示友谊的比武大赛，两位国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四百年前曾一再做过的那样，最后以共同参加十字军掩盖彼此的分歧。

然而，这些争执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众所周知，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他们祖先深谋远虑的王室联姻。他们虽然拥有广阔的领土，但统治能力不强。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继承下来的领土分成两国，即西班牙与奥地利，以便易于治理。1559年，法兰西斯一世的儿子亨利二世去世后，法国重新陷入内战，长达五十年之久。但是，统一的过程并未中断。在众多相互争夺的公爵与伯爵中，出现了几个有特色、有威望的王侯，他们建立了数个新的中心——政治、财政与军事的中心。等级的划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在德国，等级跨度很大，上至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下到只有数英亩领地的封建领主，如士瓦本伯爵、法兰克尼亚伯爵。不过越来越清楚的是，在查理五世死后战事重起的那个世纪里，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取决于封建的从属关系或对立关系，而是取决于经济与军事实力，其中的较强者便能积累更多的力量。诸侯并立的局面只有在中世纪的德国才能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则一直忙于同法国人与突厥人打仗。即使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城邦，经过16世纪以来的不断兼并，后来只剩下六七个，到16世纪末，它们中的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并，只剩萨伏伊、威尼斯与教皇领地，仅比象征性的政权稍强些。

到了16世纪，独立的代价变得很高。且不说要为壮观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步兵，其代价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的设计。只有具有政治权力、能增加税赋，或有信用能从新兴银行家如福格尔（Fugger）家族与威尔瑟（Welser）家族贷款的王侯们才打得起仗，把较弱小的对手撵得无处可逃。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同法兰西斯一世之间的几次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发动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原因是皇室破产，不得不经常停战。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王侯们对领土上的资源有了充分控制权之后，才能维持本国的常备军并发动较长时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就像儿童已经成年那样，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哪些王侯则不能。

这种变化在有关战争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从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以来，中世纪的作家总认为只有诸侯发动的战争才算正当，这一原则记录在14世纪专供武装绅士阅读的一本袖珍指南，即霍诺雷·博内特所著的《战争树》1中。博内特写道：“一个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讨还公道，必须由诸侯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接下来，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道：“但如今的战争，甚至连普通的骑士也可以发动，而根据法律这本来是不被许可的。”法律的确说得很死，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权力稍大些，住在坚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较低级的男爵只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统治。诸侯权力得到巩固后，中世纪法理学家所称的“私人的战争”便告结束。16世纪与17世纪的作家严格区分开“成熟的城邦”发动的战争与私人组织发动的战争，这些私人组织已失去封建的约束，蜕化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变得“成熟”，君主出现并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威，其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这就把意大利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欧洲，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已存在一百多年。马基雅维利十分犀利地概括了这些现象，强调指出，城邦能单独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战争是必要的，那便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判断战争是否必要。“国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rincipis suprema lex）这一观点逐渐为欧洲著名的法理学家们所接受，如法国的让·布丹（Jean Bodin）、意大利的真提利斯（Alberigo Gentilis）、西班牙的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ctoria）。他们同意：虽然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以及充分与不充分的敌对理由，但最终诸侯是唯一的评判者，而通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2但是，这些观点应当同伟大的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统一性的老概念调和起来。他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一书，此时正值西班牙与联合行省之间八十年战争的中期。联合行省虽已被承认是主权国家，但被看作松散的联合体，各行省并不忠诚于某个共同的领袖，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联合在一起。从自然法衍生出来的“国家法”依然认为它是松散的联合体，因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法庭。只有法庭才能单独判定战争的理由是充分还是不充分，以及战争行为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格劳秀斯实际上创立了有关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们仍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沿用。

格劳秀斯的论点是他从北欧、西欧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体验中得来的。到了17世纪初，一百年前的战事中那种骑士气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劳秀斯在1625年写道：“我见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着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蛮族国家也要为之羞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战争；而一旦战争打起来，有关神圣与人道的法律便被抛到一旁，似乎人们只要一打仗就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而不受限制。”3格劳秀斯希望为战争规定一些界限，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时候到了。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已在本章题目中有所暗示。无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不管是继承的争执，或是16世纪后半叶常见的宗教信仰的冲突，战争的实施都依赖一个基于纯粹商业基础、依靠签订契约组织起来的很大的国际性阶层。这已不是什么新事物，这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见到的、中世纪晚期已出现的事物的继续发展，只是如今已更为系统化、更为完整。即使法国16世纪初期仍存在着封建制度规定的骑士服役现象，贵族们也已失去从军的嗜好，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商业利益方面。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正是首先在法国，这一模式初步成形，到了下一个世纪，便发展成为职业军队。但是，“受雇佣的武装人员”是15世纪才出现的。16世纪法兰西斯一世用皇家财库建立起来的步兵“军团”还只是零星小部队。法国也好，欧洲其他地区也好，这些军队建立起来以后，都由一群主办人带领去作战，主办人则只对能准时地、不打折扣地付给他们现金的雇主效忠。

这种军事契约在意大利半岛风行了二三百年，最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扎根。在意大利，如我们在第一章已指出的，经过“授职权之争”，封建结构四分五裂，贵族们纷纷各行其是，各城邦很早发育起城市经济，完全具有支付雇佣军队的能力。德国皇帝们带到南方来的外国骑士团伙，以及14世纪十字军退潮留下来的一部分骑士，都随时准备听命于任何雇主，对不给钱的主人则要他们的命。其中最蛮横、最残暴的是“大帮”（Great Company），有接近一万名成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1338年至1354年的十五年间横行一时，帮会对其成员则实行保护。数年后，继之而起的是那么一群“劫道的”[1]，系英法百年战争1361年结束后被解雇的一帮人，在英国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Sir John Hawkwood）的旗号下，从法国南下，组成著名的“白帮”（White Company）。意大利人发现，这些野蛮的外国人虽然比可信赖的本国战士能打仗，但他们不仅欺骗雇主，而且还接管政治权力。到14世纪末，外国人也被吸纳进当地的贵族中去了，或者回老家，或者死去，而“雇佣兵”[2]这个名称却永久保留下来。

简单说来，雇佣兵就是“签约者”，服役契约包括：担任何种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签约的人各种各样，从小团伙的头头到重要的贵族，如贡扎戛斯、埃斯特、科隆纳斯，这些人都曾被赐予土地或采邑。有些人仿照蒙特费特罗（Montefeltro）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厄宾诺（Urbino）所做的那样，自封为独立的诸侯。其余的或者成为城邦的政治首领，如维斯康蒂（Visconti）家族与斯福扎家族，或者成为城防专业顾问及服役新兵的教官或指挥官。

在“签约者”提供的武装力量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骑士，此外，至少有一名穿盔甲的武装人员，有一队扈从与一名小听差，一批持矛或弩的步兵，整整一队人。到15世纪末时，步兵装备了火绳枪。指挥战斗，到了尤其是像安德烈·勃拉其奥（Andrea Braccio）和弗朗西斯科·斯福扎那样的专家手里，就成了狡猾的游戏，他们玩弄种种假象，惯常保留一支力量直到最后决战时刻，这种谋略常常使敌方猝不及防。战略、战术成为战争的艺术。他们的雇主既然出了大笔金钱，就要求有决定性的战果，而“签约者”常常不甘心照办。马基雅维利曾讥讽他们打不流血的仗，这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小心谨慎地使用他们的职业队伍；尤其是在出了大价钱作为投资的情况下，一个鲁莽的决定就有可能毁掉这支队伍，再要恢复起来可能又要付出昂贵代价。当然，他们这种玩世不恭、优柔寡断的做法只能是拙劣的表演。15世纪末，瑞士长枪兵、法国和西班牙雇佣军在意大利战场上既带来了一场新鲜的全面表演，也带来了一场新的流血。

但是，这种状态为时不长。从1494年的福尔诺沃（Fornovo）战役到1525年的帕维亚（Pavia）战役，这中间有十多次重大战斗，此后差不多一百年，西欧几乎见不到大的战役。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包括筑城技术的改进与火力的运用（稍晚些）；意大利类型的军事企业向阿尔卑斯山北麓延伸并非是不重要的，很自然，他们的意愿当然是要保护这些昂贵的工场。人们情愿小心谨慎地保持着一支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以便借此得到财富、政治影响或土地的回报，而不再追求策划与指挥战争的荣耀。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需要勇气、毅力，偶尔还需要自我牺牲；懦弱胆怯或慌手慌脚在战争事业中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获得他们的目的物，就不一定非杀人不可；成功地结束一场战争的最好办法是设法延长这场战争，即避免战斗，在敌方的国土上吃住，直到把对方吃穷，等敌方的雇佣兵四处逃散，敌方就不得不慌忙乞和了。1525年，在帕维亚，法国国王的雇佣兵在瑞士人面前作鸟兽散；1547年，在穆尔堡（Mühlberg），德国新教徒诸侯被查理五世打败，这是这一时期的拉丁谚语“钱能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的最佳说明。

欧洲雇佣军中某个时期最吃香也最为声名狼藉的当属瑞士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在14世纪就配备了独立的大炮，并有戟与长枪。因为经济贫乏，他们只得靠军事技术维生，谁给钱为谁服务——逐渐地，在16世纪，其雇主多半是法国人。瑞士人是极其独具一格的。首先，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私人事业。签订契约的权力握在某个拥有大炮的权威人士手中，雇佣兵的挑选也由他来决定。打仗的时候，雇佣军内实行的是类似行业公会里吵吵闹闹的民主。其次，瑞士雇佣兵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们有很厉害的长枪方阵，阵中持剑与戟的兵士善于肉搏。后来，他们用少数火绳枪与手枪来保护自己的侧翼，但基本上不改变原来的战术。为此，等到射击变得越来越重要，队形越来越多变时，瑞士的长枪方阵便落伍了（如恐龙不能适应新环境），就像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弓箭手成了步兵历史上的摆设。16世纪步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从德国与西班牙的职业兵那里沿袭下来的。

瑞士人的最大对手是德国南方的雇佣兵，他们较能适应战争条件的变化。德国雇佣兵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及其所需的技术是纯粹的生意经，而不应当是某种僵硬的规定；而瑞士人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德国雇佣兵以惯使长枪出名，当战场上更需要射击时，他们便雇佣枪手，雇佣范围从社会阶层与地缘角度来说，都比瑞士人更广。原先的德国雇佣军是从南德意志的小贵族及其家臣中产生的。16世纪早期，这些骑士中的一些人扩展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招募骑兵、炮兵、长枪手、射击手。尽管德国贵族仍是这种武装力量的中坚，而失去土地与税收的低级贵族却无法同财产不断增长、屡屡炫耀财富的邻居相颉颃，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当兵，最终扯起了德意志雇佣军的旗帜。16世纪末，战争成为一项国际贸易，随着武装队伍的扩大，军队中贵族所占比例逐渐缩小，各阶层中爱冒险的人与生活绝望的人所占比例增大。由于当兵要自己准备武器与装备，最贫穷的人便被排除在外；但只要被录用，一名意志坚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青年人爬到社会阶梯上层去的前景是颇为光明的。报酬是有弹性的，如果他能在战斗、伤病中幸存下来，也未遭到同事的抢劫，也不酗酒、不赌博，那么，战利品、赎金、缴获物都有他的份，他可以攒一笔资金去经营一爿企业。

这种前景对青年人当然有诱惑力。因此，到了16世纪末，这种当兵的买卖成了不分阶级、不分国家，然而并不稳定的事业。雇佣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信奉新教的德国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国的旗帜下打仗；意大利的专业雇佣军可以为英格兰或荷兰的女王服务；雇佣多长时间就服务多长时间。无人雇佣期间，他们便向宿营地的农民与商人征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1574年发生的“西班牙怒潮”（The Spanish Fury）就是一个最可怕、最惊人的例子：当时一些无人雇佣的西班牙军队一再洗劫安特卫普。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无数北欧与中欧的城镇与农村都遭遇过这样的厄运。这些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经常领到工钱，便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像蝗虫一样掠过地面，摧毁所有能碰到的东西。

能够获得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幸运士兵并不多。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只有干得最好的人才能到达顶端。17世纪早期，握有军队实力、自封为贵族的有：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Marchese Spinola）；1618年替不走运的帕拉丁选帝候（Elector of the Palatinate）组建军队，后来又投靠出价更高者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Count Ernest of Mansfeld）；作为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家、最富有的人，来自波希米亚的阿尔布雷克特·华伦斯坦伯爵（Count Albrecht of Wallenstein）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波希米亚的领域，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着帝国军队；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亲王（Prince Bernard）先是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伯纳德亲王具有特殊影响。他后来成为较小的德国诸侯的原型，他们的财富与政治影响依赖于向更有权势的邻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军队；17世纪稍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那些继承者——普鲁士国王们对此种活动最为热衷。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庞大的军事企业主从未掌握过政治权力。不过华伦斯坦最为接近，他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获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些，也许就能建立一个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够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战争连续不断，这些“演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永久性的角色。当1648年和平来到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战争开始前就已是德国贵族的人，这一规定颇使人惊讶。

这些人领导的是些什么样的军队呢？从本质上看，与查理八世于1494年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军队没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轻骑兵、配备长枪或手枪的步兵以及炮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这三种武器都已有长足的改进。1648年欧洲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纪马尔伯勒与腓特烈大帝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16世纪的战争中所使用的颇为不同。这些改进不仅是由于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过反复试验校正，武器制造工艺已有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世纪产业革命以前，这一框架基本上保留未变。

火器——中世纪晚期最引人注目的创造——用于战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炮的创造与使用便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攻城时，大炮的确具有广泛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价昂贵，有点得不偿失。这还不单是武器造价问题，还涉及战场上使用它们的人。1472年，米兰公爵以拥有18尊大炮为荣，但拉动它们需要1044头牛与227辆马车。法国人用马代替牛，用杀伤力更大的铁弹取代石弹，结果使整个炮队更加笨重。16世纪末，一般算来，拉运一门炮需要20~30匹马，还要有40匹马去拉运载弹药的马车。可以想象一下，军队行进中，这么大的运输量是如何确保马车在欧洲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通过的。在冬天进行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炮拉到了战场，也还不能很快就绪。为了取得最好效果，必须把它们拉到军队的前面或者军阵的间隙中，给对方来个齐射，算是“见面礼”。这对敌方的步兵方阵来说，确实是可怕的威胁，瑞士兵往往不等炮弹落下就四下逃散。由于开炮的频率很低，以及强大的后坐力与瞄准误差，着弹点不准确，结果常常是根本造不成伤害。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大炮经常打不中步兵，因为步兵位置太靠前，大炮瞄不准。如果炮口高一点，炮弹就打到步兵后面去了；如果炮口太低，炮弹擦地而过，就打不到步兵跟前。”一位英国作家在一百年后的1604年写到同样的事情：“大炮很少伤人，或者从来没有伤过人”，只需要步兵“蹲下来，跪着，一直等（它）飞过去”。4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打算改变这种局面，但在整个16世纪，步兵仍旧是战场上不可轻视的王牌。

轻武器可以较快瞄准靶子。手枪生产成本较低，因此比机弩更易于使用，尽管还不能连发，但是对穿甲胄的骑兵的杀伤力可不小。早在16世纪，火绳枪已让位给长把笨重的滑膛枪。滑膛枪的不便之处是需要使用一个叉形支柱，而且装弹药与击发过程既长又麻烦，但它射出的子弹可以穿透300码以外的厚胄，对付轻骑兵是非常适用的。英国人仍紧紧抓住他们喜爱的长弓不放，直到16世纪末。对坚持用长弓的人说，长弓比滑膛枪轻，也好拿，并且易于连射。但要提高射箭的效率，弓箭手必须经过长期紧张的训练，这种训练即使在英国也已不易办到。因此，大家公认对付轻骑兵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滑膛枪。

对付骑兵还不是射击的最初目的。最早的情形是，在机弩手的配合下，手枪手射击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进攻前起到扰乱、恐吓敌方的作用；当然，机弩手与手枪手都处于长枪手方阵（主攻力量）的掩护之下。实际负责作战的是长枪兵，也正是他们在抵挡轻骑兵冲锋，用长枪扎马匹，用戟头的钩子把骑兵挑下马来，然后用长剑结束敌人的生命。进攻时，也是长枪手方阵随着鼓点打前锋，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16世纪，各国军队，除了一个国家例外，都把最高荣誉给予被强大的长枪扎伤了的人。

这个例外的国家便是西班牙。16世纪与17世纪的前三十年，西班牙的步兵打算主宰全欧洲的战场，这些步兵在几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首先，兵士最初都是征募来的，1494年的瓦拉多里德法令（Drdinance of Valladolid）规定：12岁至45岁的男子中，12人抽一人，抽中的须在国内或国外服兵役（有工资）。这种模式多少是从法国学来的，但法国没有成功，而西班牙人成功地在军队中组建了一个由专业兵士组成的坚实核心，即便到15世纪末，军队在很大程度上由志愿者构成以后，他们的标准依然完好无损。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至少是西班牙不存在使用重骑兵的传统，而法国早从查理大帝时起就有这一传统了。西班牙荒芜的农村不适宜驯养骑兵用的马匹。西班牙光复战争[3]时期，最初专门从事侦察、搜索工作的兵士只能骑一些小的矮种马。西班牙贵族不像法国与勃艮第贵族那样讲究骑士风度，不少西班牙贵族常常充任队列里的步兵，尽管他自己还可能带一名仆人，还有两三匹马替他驮行李，或驮着他行军。

1495年，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向那不勒斯进军以求承认他对该城邦王位的继承权，他的军队不用长枪与火绳枪，而是用长剑与圆盾，像意大利诸城邦的军队那样。马基雅维利对此十分欣赏，但长剑与圆盾对付不了瑞士的长枪方阵。西班牙军队的司令官康萨瓦罗·德·科尔多瓦（Consalvo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仅比他的对手更多地使用长枪与火绳枪，而且像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使用长弓那样，把火绳枪从辅助性的起骚扰作用的武器改作防御时的进攻性武器，并且把它同阵地壕堑结合起来使用。1503年的切里尼奥拉（Cerignola）之役创立了一个模式，这一模式以后常被使用。西班牙人让敌人（法国轻骑兵与瑞士长枪兵）徒劳地进攻他们的堡垒，用火绳枪逐个瞄准射击，直到敌人精疲力竭，以至于抵御不了其反攻。最辉煌的例子是1525年查理五世在帕维亚的大胜利，是役，法兰西斯一世本人成了俘虏。在1494年从福尔诺沃开始、1525年在帕维亚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大小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力从单纯的辅助角色逐渐成为主要的、决定性角色，火绳枪不再是长枪方阵微不足道的附属品，但是长枪方阵仍主要起掩护射击的作用。西班牙人据此于1534年重新组织他们的步兵，每支雇佣军由3000名步兵组成，不再是每六名长枪手配备一名滑膛枪手，而是像意大利军队那样，长枪手与滑膛枪手各占一半，滑膛枪手的工资按专家待遇给付。这种变化过程发展到最后的结果是，长枪仅被用作步兵滑膛枪上的刺刀。

到15世纪末，军队大凡采取攻势的，就颇占优势。因为在长枪方阵进攻时，有大炮为之轰开缺口，同时又时兴用骑兵来进行冲锋。这是25年来火力武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内也经常出现能动武装不吃香的状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受阻于一排排长枪或堑壕、路障，还受到滑膛枪手点对点的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可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为骑兵自己带一支已上好膛的火枪。有一段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手枪，但当时的手枪只有在五步以内的距离射击方才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散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穆尔堡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iedenfeld）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发生在荷兰的非决定性的纽波特（Nieuwpoort）之役、1621年的白山之战（White Mountain）是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办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即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一切。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倒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对结束西方的一段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以使云梯够不着，还有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其底部，它们便可怜地坍塌。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未果，直到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快就被找到。那就是，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能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工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用性。正如马基雅维利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是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在正面与侧面受阻。”5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The bastioned trace），使城墙突出部分的棱堡可以相互支援，并且可以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不能筑得过高，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部分则用土方填实。城堡外围筑有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起一个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以便防御者集中火力。

这样的城堡最初是意大利城邦在15世纪后十年“拼凑而成”的，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内被推广到全欧洲，这不仅为军事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炫耀城市的显赫，尤其是能请到桑米歇尔（Sanmichele）或桑加罗（Antonio Sangallo）这样的意大利专家来设计的话。本来是为了当地城市的防御，到了17世纪，在法国的沃邦（Vauban）、荷兰的科霍恩（Coehorn），它发展为连续的边界体系。法国的国王们把梅斯（Metz）变成一座大堡垒，挡住了德国通往法国心脏地区的大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祖先。联合行省[4]修筑了堡垒与河道，它们阻挡了西班牙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无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防御作用。这些堡垒是攻不破的，军队想从它们旁边溜过去也办不到，因为军队的辎重、供应无法躲避要塞内驻军的出击。企图绕过去的军队必须掩蔽起来，即把军队拆散，或伪装或改扮，但这样做即使未被守军消灭，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16世纪，对军队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军队。

152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佩特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rosrero Colonna）等专家勾勒出了攻城术的大致轮廓。攻城者用铁锹来对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们在要塞四周挖壕沟，距离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这些宽可容人的壕沟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锯齿形的壕沟，其宽度刚好避开要塞方向来的纵向火力，并在沿线间隔地安置隐蔽的炮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边缘，工兵就将地雷埋到碉堡下面，连上引火装置，这样，守城军士一出来就会自己引爆地雷。到了关键时刻，攻城方撤去炮组的伪装，集中火力轰击他们选定的突破口，引发埋好的地雷，发动全面进攻。这种高潮的到来也许从开始挖壕起计算只需要数周。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ristram Shandy）在佛兰德的“托比叔叔”（Uncle Toby）式的经历，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士兵的经历，同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低地国家[5]打仗的士兵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这种挖壕作业冗长乏味，并且危险，有害健康，但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是欧洲士兵的主要工作。

所有这些——要塞的推广，防御方占尽优势，雇佣军代价昂贵，以及领导人常有的谨慎——说明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欧洲的战争拖拖沓沓、零零星星，好像湿木头在焖烧，或者像是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调侃；战争已不能像催化剂那样起作用，动辄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战争在野蛮性方面降到最低点，加洛特（Gallot）的蚀刻画与格里姆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散文对此只做过乏味的描画。雇佣军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因房屋被焚，家人被杀，自己也变成了雇佣军。一个兵士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别人的生存。雇佣军的境况不比被他们折磨的农夫更好些。军队在不断地瓦解，因死亡、受伤、患病、掉队、遗弃而不断消失，指挥他们行动的不是战略性的谋划，而是无休止的领土掠夺。这个时期，战争似乎已不受理性控制，不再是因政治原因动武的“战争”本意，而是成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自我扩张的暴力。

在西欧，唯一的例外是联合行省的军队，这支军队有稳定的补给与酬金。如果一个人能整年供养一支军队，而不是一阵子雇佣一阵子解雇，他就能约束军队、训练军队、锻炼军队，并使之职业化。但是，这需要不断的、充足的金钱供应。必要数量的金钱只能来自贸易。因此，在军队职业化之前，还必须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仗，这就是凶残的毫不逊色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1] 原为法文routiers，指中世纪专事抢掠的武士团体。——译者注

[2] 原为意大利文condottieri。本书常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词汇，甚至荷兰文、瑞典文等，书中不再一一列出。——译者注

[3] 西班牙于中世纪时期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译者注

[4] 今荷兰。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西班牙战败，承认“联合行省”（后即演变为荷兰）独立。——译者注

[5] 佛兰德包括今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与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译者注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在第二章我们已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钱财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人只对付钱的人效忠”（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筹钱支付瑞士雇佣军或继承瑞士雇佣军传统的多国雇佣军，是越来越困难了。殷勤、善于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1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型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海外事业，同欧洲同胞相互残杀是相互作用的。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充斥中世纪后期；实际上还被沿袭下来，直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诏书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1]这只有放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理解，“航海者亨利”[2]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寻找居民、撒拉逊人、奴隶、黄金（用来“养家糊口”），以及那位同样与异教徒抗争的神秘的潜在盟友，也就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这位传说中身在非洲的基督徒国王或许在与异教徒作战时需要援军，又或许，至少“航海者亨利”希望，在得知欧洲的基督徒朋友到来时愿意伸出援手。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使卡斯提尔（Castile）的武士阶级名噪一时。对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世纪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挤压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摩尔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优美的格拉纳达——也被基督徒占领，时隔七百年，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持续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成功实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欢迎闯入者。如果葡萄牙人不是很不巧地装备有那些极具“说服力”的工具——“国王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此刻也是“商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mercatorum）——也就是枪炮的话，他们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一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大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大炮便成为主要的武器。直到15世纪，海上战争仍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续。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从出土文物来看，最有效的战船是桨帆船，它由于自带动力所以能不依赖风向或海潮，可以运载着武装士兵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且由于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这一做法普遍推广开来。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1颗石弹射出100码，只能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世纪，大炮即铜铸的大炮出现，它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1颗60磅重的铁弹能射出300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大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大炮安装在船楼里呢？所以，16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火力攻击开始替代战斗中的出击。17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大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段时期内，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就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大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放船出海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这几个术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

很自然的是，帆船不管是驶向未知的水域去发现市场，还是同未知的人民进行贸易，都必须拥有武装。同样自然的是，一旦探险者建立起贸易站，就必须武装保护它，既要对付欧洲来的对手，又要对付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当地顾客。为此，他们便在贸易站上建起要塞，即使并无占领土地的意图。东方的葡萄牙帝国仅包括一些分散的贸易站。但它必须保护好它的通信，其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少于西班牙王国在“新大陆”占有大片陆地后所做的努力。而葡萄牙人对保护的需要更为迫切，以防他们的欧洲敌人在公海及以远海挑起敌对行动。既然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可以输出，那么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输出。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可以因为寻找住民的宗教热忱和寻找黄金的贪婪之心而远赴“东方”与“新大陆”，那么他们的新教徒敌人也会这么做—16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王朝冲突扩大为宗教战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势同水火。

从欧洲西北部开始的探险，迟早会打破伊比利亚人的垄断。同样的社会因素驱使卡斯蒂利亚贵族去海外寻求财富。贵族内部的折冲、小贵族传统职业的被剥夺，以及社会人口的膨胀，使他们无法维持传统的生活标准。继承法使财产或者分成不符合经济利益的许多小块，或者全部归给长子，迫使年龄较小的儿子们靠自己的聪明或靠刀剑谋生。在中欧，这些人便去当了雇佣军。那些靠近海岸的人，那些诺曼底、布列塔尼、德文郡、康沃尔、荷兰、泽兰——远离皇室的省份的小地主们贫困得难以维生，便纷纷向海洋发展。也许是同样的历史因素的结合促使这些人倾向于新教，他们情愿求助“私掠船”，从而打破了罗马教皇授予的垄断权。法国的宗教战争、低地国家的反叛、对英国玛丽一世女王迫害新教徒的惨痛回忆，足以刺激胡格诺教派[3]的荷兰或英国士绅们装配战船——船上或许有“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或许没有，但肯定有大炮——驾船出海，要么在西属东印度群岛和西属西印度群岛（Spanish Indies）走私商品，要么干脆抢劫西班牙的货船。安德鲁（Andrews）博士在讲到英格兰西部地区的某些家族时说得好：“清教徒，爱国主义，掠夺，实际上成了同义词。”2这话同样可以用来说科兰的小贵族以及拉罗谢尔（La Rochelle）周围的地方贵族。殷实的商人、可敬的朝臣，甚至英国女皇本人都打算参加攫取16世纪后三十年内获利甚丰的意外之财。1580年，葡萄牙国王联合西班牙组成一个从西非直到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帝国，由此掠夺成为光明正大的行业。

从事如此“光明正大”的行业的，还得首推荷兰。联合行省要求独立的斗争屡屡被西班牙挫败而陷于绝望，而葡萄牙的财产保护也很差劲，这就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掌握了葡萄牙帝国的海外贸易，不仅可以剥夺西班牙王室急需的财富源泉，而且可以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提供打仗经费。16世纪90年代，去东印度群岛贸易探险的红利高达400%。1602年，荷兰商人创立了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逐渐被排挤走，只剩下印度洋与东印度群岛上的五六个贸易站。对荷兰的冒险商人来说，同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战协定（1609—1621年）妨碍了他们恣意掠夺，的确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插曲。1621年停战协议一到期，荷兰人立刻建立了西印度公司，目标直指葡萄牙过去一个世纪在南大西洋建立的排他性贸易体系——从西非购买黄金与象牙，以恶劣的条件从非洲贩运奴隶到巴西的种植园去种甘蔗，然后把收获的蔗糖出口到欧洲。这就引致荷兰同葡萄牙在巴西打了一仗，由于判断错误，战事拖沓，荷兰人失去了大量财富。到了1640年，葡萄牙再次脱离西班牙王国，并请求媾和，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都反对媾和。公司主要负责人辩称：“光荣的公司通过同葡萄牙人打仗已大大壮大了自己，因此，公司在亚洲大部分海事贸易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公司可望平均每年获利700万至1000万；如果公司仍被准许照此办下去，上述利润可望逐年增加。”3至于荷兰人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商人，战争让他们获利颇丰。

我们不能高估这些海外企业在17世纪对荷兰财富积累的贡献。仅有0.2%的荷兰商船参与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中；而阿姆斯特丹处事稳重的摄政们总是对西印度群岛的冒险活动抱有疑虑。4荷兰的大宗贸易还是在波罗的海区域进行，这方面的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在同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仍持续不断，起到搬运海军补给品的作用，西班牙需要这些补给品来维持自己免受荷兰舰队的攻击。荷兰由此获得现金，用来给那些对付西班牙军队的要塞守军发军饷。这种安排无论是从暂时来看，还是从永久来看，都使人同样困惑，但各方倒都表示满意。当然，不容否认，荷兰的海外企业是有巨大吸引力的。1634年后，东印度公司通常的红利高达12.5%—50%。这对联合行省的繁荣起到很大作用，联合行省成了不毛之地中的一块令人愉快的绿洲，而欧洲其他国家因三十年战争而被大大削弱；这一繁荣使荷兰有钱修整河网、建造要塞，巩固自己的安全；有钱雇佣、训练军队，并使之专业化。繁荣的荷兰成为新兴的海上掠夺者的嫉妒对象，他们已经觉醒，正在积聚力量。

作为明智的商人，荷兰人更愿意去有便宜可捡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不会去菲律宾或西印度群岛跟西班牙日渐坚固的要塞硬碰硬呢。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样，也不善于做生意。征服者来到墨西哥与秘鲁，在那里定居下来，改变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统治。为避免异教的海上闯入者入侵的干扰，他们多把领地置于内地。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探寻财富最高尚的源泉——黄金，正是黄金使患有“硬币饥饿症”的中世纪欧洲“寝食难安”。虽然他们找到的黄金还不多，却意想不到地找到大量银子，这使西班牙主宰欧洲三十多年，并改变了西方的货币体系。

商船队运载这宗宝物回到欧洲，惹得西班牙的敌人眼红大半个世纪；不仅仅因为这些极有诱惑力的贵金属本身，而且因为夺取这些贵金属是切断西班牙经济命脉的一个明显的方式。这正是霍金斯（Hawkins）与埃塞克斯（Essex）用来打动伊丽莎白女皇的战略。埃塞克斯进言道：“我政府应寻求的伤害他（西班牙国王）的办法，就是去截获他的宝物，如此我们即可切割他的肌肉，用他的金钱同他开战。”5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荷兰人皮特·海恩（Piet Heyn）运气好，1628年他在曼坦扎斯（Mantanzas）意外地俘虏了整个运输船队，这样就打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威风，破坏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贸易系统达数年之久。除此以外，在对付西班牙人为保护财宝所做的刻苦的、专业的努力方面，霍金斯所组织的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计划不周、也不走运的一连串海盗行动则被证明纯属徒劳。运宝船队再次覆灭是在三十年以后，英国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经过极其专业化的策划，精心组织了海军力量，于1657年将其击溃。

在西印度群岛赚大钱的方法还是搞走私和当海盗。进入17世纪后，在加勒比地区，16世纪私掠船的活动便成了惯常行为。它们可以挂上任何国家的旗帜，从事交易与抢劫，不分青红皂白。英国与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头一批殖民地就是海盗船的据点。荷兰人向他们提供航海装备、技术指导与一个保险的市场供海盗出手货物。英国人与法国人还向北方发展，在加拿大、新英格兰、纽芬兰建立据点，他们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发生的争执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酿成更多的摩擦。但是，加勒比仍是注意的焦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又一个百年。此时英国人与法国人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走私转向耕作，转向争夺新的财富源泉——糖；英国人与法国人，以及他们同荷兰人，为此争得你死我活。

荷兰人曾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现已打算同任何人（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分赃，只要他们可以从中取利。另一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关心的是建立封闭的、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贸易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击败对方，自己才能发财。1670年，法国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以一种坦然、轻松的口气向路易十四上书说：“（陛下）为了金钱同欧洲各国打仗，已征服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战争导致巨大的痛苦与匮乏，但法国因掠夺各国致了富。现在只剩下了荷兰……”6据他看来，法国只有在对手的废墟上才能强大、富裕起来。这成为一条理论，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成为一种流行病。

过去两百年来，宗教的热忱、掠夺的热望以及从正当贸易中获利的愿景结合起来刺激了欧洲的扩张和海上的冲突，而当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上述要素综合简化为一种直截了当的国家权势冲突，而冲突的目标就是扩张国家权势。尤其在荷兰、英国与法国之间，这种冲突最多。贸易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不仅能增长商人的财富，而且能增长国家的力量，而国力的增长又可以做出贡献，保护并推进贸易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1651年第一部《航海法》颁布前后，一个英国人写道：“哪个国家能从事这么大的贸易，拥有这么多的船只，她就能获得并保持海上统治权，从而获得并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权。”7而看来能从事这么大规模的贸易，拥有大量船只的国家，特别是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同西班牙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后能不受干扰地集中精力从事海上活动的国家，只有荷兰。

在那个时代，荷兰与英国为各自的利益大起冲突，无法抑制。为捕鱼与公海条约的争执仅仅是借口。根本原因正如蒙克（George Monck）将军在回答有什么理由可向荷兰开战时表达的：“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比荷兰现有的贸易更多。”8为此，荷兰同英国在北海这么有限的范围里打了三仗，双方舰队互撞，不分高下，于是各自采取措施钻研海战的战略战术：战术上，如何避免不会有结果的流血混战，而应保持舰队排成一列，以发挥炮火的最大效果；战略上，采取封锁的办法可以给敌方政府与民众带来直接的压力。

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只剩下荷兰”——科尔贝尔这么说过，那份备忘录我们已提到过：

作战有很大的保留余地：同北方的贸易给她带来很大好处，她在海上力量与航海事业上享有盛誉；东印度公司每年带来1200万现金；同加的斯的贸易，同几内亚以及其他无数地区的贸易使她的国力大大增强……这场战争，纯粹是一场聪智与能力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最强大的共和国的战利品一定是胜利的奖赏，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这场战争应当是陛下终生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能科尔贝尔过于夸张他在军事上的想象力了，他是想要引起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的看法是：战争就是“对君主而言最光荣也最享受的一件事”——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的政治家与商人当中很流行。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是商业（以及其他什么目的）的延续。18世纪初期，任何国家都比不上英国更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英国已取代荷兰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商人1745年时看待同法国与西班牙媾和的前景，就同一百年前荷兰看待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媾和的前景一样惊恐。有个英国人说：“这些王国的真正利益在于：同对手保持战争状态（海上作战）比保持和平状态更好……一场激烈但控制得当的海战，比任何容许法西两国公然勾结的和平，更能繁荣我们的商业。”当时另一位作者督促政府“去损害我们无休止的敌人的商业与航海，让他们今后无法同我们在贸易上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得势很久了”。9如果说，科尔贝尔把商业看作彰显国家威力的一个工具，那么，商人眼中的国家威力（尤其是海上威力）也就成为他们扩展商业活动的必要手段。

商人们的这些议论的确顺理成章、符合逻辑，并非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过证明（不像某些华丽的经济理论那样得不到证明）。贸易的确产生财富；财富如果由政府得去，便可转化为舰队与军队；舰队与军队如果装备适当、指挥得当，便可增加国家的威力。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达文奈特于17世纪末所观察到的：“如今战争的全部艺术只取决于金钱；如今，最能找到金钱来雇佣军队、解决吃饭穿衣的王侯，不必非得是最勇敢的军队，就可以征服敌人，稳操胜券。”101689—1713年，英国、荷兰及其大陆上的盟国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打了二十五年几乎接连不断的仗，这场战争既为争夺财富，又为争夺威势，结果证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征集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一方最终获胜。对英国的银行与财政部来说，它们的全部机制在于能借来贷款，建立信用，支持战争（以及后来的所有战争）直至最后胜利，它们所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马尔伯勒将军的意愿，取决于陆上与海上专业的、精干的武装力量的需要。如果打赢一场大战——更别说有可能打不赢——之后没有任何资源留给来年的战役，那么打这场仗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各国政府控制（或至少从中分得一份）社会财富的能力日益增长，据此建立各种机制——官僚机构，财政体系，武装力量——这些又使政府得以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这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题目之一，它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18世纪，这种进程本该获得更大的发展势头，但这种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顺利进展必须要是政府逐步控制住发动战争的手段，控制住暴力因素（这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实际上已无法控制）。为此，历史学家讲到“战争”，总是用（借用乔治·克拉克的一个词）“混战”一词用得更多。11

这一术语用在海上和陆上的战争上是颇为恰当的。16世纪，供养一支海军比供养一支陆军更费钱。陆军可以雇佣或特别征召，在战役结束后付钱。普通水手也可以到时候雇佣或因某种原因将其解雇，但是，不管有没有战争，舰只总要建造，总要保养。投资是很大的，要求有一套基础设施：船坞、造船木工、领港员、制图员、军械专家——这些实际上是一支付工资的、永久性的专业服务队伍的核心。对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与科尔贝尔来说，在17世纪后期找到钱来建设这么一支海军，并支付工资是够困难的。一百年前，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美洲银币使西班牙建设海军较容易些，但是伊丽莎白女皇政府可就为此破了产。斯图亚特王朝试图通过重征造船税来振兴皇家海军，结果酿成政局上的大灾难。

在缺少财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海上威力？所有的欧洲王侯都求助于同一种权宜之计：发行“特许证”，特许私人船只攻击敌人，获得奖赏，国家从中抽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私掠船也相当于雇佣兵。但是，持有特许证、被允许攻击敌国船只的私掠船同只有枪炮、没有特许证、任意向碰上的船只开火抢劫的海盗船之间的界限是很单薄的。而后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群岛任职的西班牙官员抱怨说：“近四年来……海盗船既多又猖狂，他们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海上入港的每一条船只都躲不开它们，出港的船只也一样。”12印度洋上的海盗也不少，常常劫持载着宝贵财物的荷兰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北海与英法海峡有从敦刻尔克出来的海盗肆无忌惮；巴巴利（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沿岸的海盗则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时还去到英格兰南部沿海，到处掠夺财物与划船的奴隶。17世纪早期，事实上，“可见到残酷、混乱的战斗到处泛滥，只有武装良好的船舰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点信心敢于驶行”13。由于政府逐渐控制了海盗基地，尽管十分缓慢，但这一问题还是得以解决。1650年以后，在西印度群岛任职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官员抛弃前嫌，联起手来对付海盗，到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海盗几已绝迹。但他们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该处的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对于欧洲商人，不管他们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烦，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配备武器。

私掠船作为政府的助手，也延续到19世纪，但当海军的军舰变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后，私掠船的价值便降低了。铁甲舰出现以后，私掠船实际上就消失了。但私掠船破坏通商的价值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尤其是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法国大规模鼓励并支持私掠船袭击商船。科尔贝尔提出的“捕捉敌方商船”，允许政府动员私人商业力量的政策执行得颇为顺利、有效。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战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戴·沃邦（S. P. de Vauban）也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因此，法国的私掠船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庞大的航运公司。这些公司由私人资本家提供金钱，由王室提供船只，配有皇家的武器弹药，雇佣的水手都经过军事训练。这些私掠船同法国皇家海军紧密合作。法国军舰攻击英国与荷兰的护航舰，迫使英荷两国的商船四散逃开，以便法国的私掠船猎取、捕食。英国与荷兰如果进一步采取保卫措施，其代价将非常昂贵，因此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法国私掠船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但“他们远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破坏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去到亚速尔群岛拦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贸易船，去到圣赫勒拿岛拦截荷兰与英国从远东运来的货物”14。一百年前德雷克与霍金斯的零星冒险活动，比起现在让·巴特、德·福宾、杜奎·特鲁因等计划周到、装备精良的多次冒险活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政府鼓励私人冒险以增加国家财富与威势最著名的例子是几家特许公司。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始建于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两年后，荷兰仿照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种英国公司，这些公司有它们自己的理事会，有总督，有充分权力去同外国当权者谈判，决定战争与和平，有权修筑要塞、购买武器、建立军队与舰队。法国人适应得较慢，但一等科尔贝尔登上政治舞台，便开足了马力。荷兰与英国的公司主要同政府联合起来增长私人财富，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中取得巨额红利。而法国公司的业务则事无巨细都置于科尔贝尔的监督之下，公司成为法国政府明确的工具与代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64年，以马达加斯加为中转港，竞争区域是印度洋。法国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动范围从西非起，穿越加勒比海，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是一家法国1682年建于北美哈德逊湾的公司）打算把荷兰挤出波罗的海贸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尔贝尔公开地把这些公司描述为军队，也确实把它们真的变成了军队，力促路易十四向荷兰开战。法国公司也许正是因为公然充当国家权力的工具，受到中央事无巨细的控制，因此没有荷兰与英国公司发展得那么成功。

这些特许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台上作为独立角色赚钱、开战、停战，直到19世纪非洲大陆的开发，产生新一代的特许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与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那样暧昧人物的指挥下，它们把那些特征几乎延续到了现代。可以想想“矿业工会”在加丹加[4]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也并非不熟悉。

到了18世纪，这方面属于战争性质的活动，例如小规模的私掠船之间的冲突，逐渐从属于或依赖于政府的控制。欧洲列强的海军已完全专业化了，舰只在皇家码头建造，由正规的军官指挥，军舰的种类已序列化、专门化，舰只行动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战略。当然，战略的主要点总是限制敌人的贸易以有利我方；遏制敌方贸易或保护本国贸易占用了皇家海军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但是，1741—1815年法国同英国的海军大战（其间只有很少的间断）就不能简单地归为又一场“商人的战争”了。像博斯科恩与霍克、罗德尼与纳尔逊这样一些人物也不会把自己看作雇佣军，被政府雇来服务，从中得一份好处，即使有大量“战利金”留给海军以供付薪水之用。他们（或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专业的海军军官，而他们捍卫的对象（或者他们自认为捍卫的对象）是某种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事物：国家的声望、国家的财富、国家的伟大、国家的权势。18世纪末，“专业化”与“爱国心”已成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因素。

[1] 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撒拉逊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者注

[2] Henry the Navigater，即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译者注

[3] Huguenot，16—17世纪人们对法国加尔文教派的称呼。——译者注

[4] Katanga，扎伊尔国的一个省。——译者注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军队里的军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骑士阶级成员为了荣誉与忠诚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签订了付酬的合同。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国家保证按常规雇佣、按常规发薪，他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他们都献身于各自的州或国家（一个更富感情的词）。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限。

这种演变是渐进的、不平坦的。在普鲁士军官团中间，出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个人对“军阀”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纪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官团里边仍有大量吵吵闹闹、任性放纵的贵族，政府官僚机器不得不为他们找出路——安排一场海上追逐战。英国军队从一群独立不羁、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直至今日也还很不完善。然而，1700年，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国家机器有责任、有能力维持一支全日制步兵，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发给工资，管吃管住，配备武器，发给制服。军人成为互抱成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个明显的亚文化群体，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权力的发展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固然使专业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实践与技术的发展。在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个同时发展起来的因素：只有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才有可能发展一支专业的军队；反过来，专业军队作为服务工具，不仅能加强国防，而且也是对内镇压的力量。1军队的存在，可以胁迫不赞成发津贴的某些等级[1]投票赞成给军队发津贴；胁迫不愿多付税的国民顺从地付税，以便增加更多的军队，军队现已成为可供王室支配的吓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足够威吓1688年英国宪法的设计者，以及一百年后大西洋彼岸的模仿者，使他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敢大幅度缩减军队。此处可以顺便提一下联合王国，它不仅在宪法体系与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个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幸运的地理环境，数百年来它只把军队看作多余的奢侈品。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写道：“发展军队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2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联合行省在发展职业化军队方面曾起带头作用。荷兰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财富使它几乎成为17世纪早期的欧洲各国中能整年维持一支军队的唯一国家。又因为他们能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在两件事情上都超过了欧洲各国的雇佣军。一是可以让士兵挖筑战壕，二是可以使士兵接受训练，这两件事在增强防御能力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

头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防御工事的构筑与维护，加上护城河的天然保护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联合行省维持这么长久。第二件事是训练，这主要是因火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16世纪末，奥兰治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orange）头一个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冲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枪只能掩护滑膛枪，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布阵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威力，在实施上应确保能连续地、有控制地发射。16世纪通行的是，数千名壮汉组成长枪方阵，由少数几名手枪手掩护着往前行进。莫里斯一反这种阵法，他把滑膛枪手列成每十排一组，各组之间穿插着长枪手，长枪手是用来对付前来冲击方阵的敌人骑兵的，对滑膛枪手起保护作用；滑膛枪手开火后，即向反方向行进，以便重装弹药，这样，最前列的滑膛枪手总能向敌人不断开火。

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军队已不再挤成易受攻击的乱糟糟的一团，而是排成一排排以便于发挥火力。因此，训练是必要的，再者，比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纪律。对于军队要守纪律这个概念，我们已习以为常，为此很难理解在17世纪的欧洲，它竟还是个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无纪律的，并以此为荣。雇佣兵也是如此，他们带着自己的武器来作战，相互视对方为同等的人，尽管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纪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尽管联合行省付的工资不低，但军队中开小差的人也很多。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与许多同时代有教养的军人一样，莫里斯翻阅古老的军事教科书，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利安（Aelian）与韦格提马斯（Vegetius）的著作，从希腊人、罗马人那里寻找军队的组织与调度办法。他的一些更有学问的同事（特别是莱顿大学的贾斯特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重新发掘斯多噶学派哲学家（Stoic Philosophers）有关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从权威等方面的教导，来作为罗马军队模式的必要补充，单是这些精神就能驱使士兵去为之服务。这种斯多噶式的自我牺牲与服从精神同新教徒的节制精神协调一致，被证明是更能使人接受，不仅荷兰人，而且瑞典人、苏格兰人、勃兰登堡人都比较接受；英格兰“新式军队”中的骑兵同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军队一样，也还能接受，尽管这些国家的军队中个人主义、光荣感、爱炫耀、追求荣誉等习俗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操演了各种队形，训练了军队，并在锡根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以教育该地的清教徒贵族接受新的学说，但是，会战实际上很少发生，军队的实习机会太少。莫里斯的学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ocob Delagardie），他后来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夫亲王的军事顾问，阿道夫亲王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此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余生都用来打仗，首先同波罗的海几个邻国打仗，后来，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实行蚕食政策并把触角逐步伸向北方时，他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仗。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机会去实际运用与发展他从荷兰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不同种类的军队身上。

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过去了。在众多的湖泊与众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于保留人人服兵役这一有效的军事组织形式，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北欧人与马扎尔人大举入侵前的9世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那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10名男子中只征召1人，其余9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古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14万人，其中不到1/10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就是来自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亲王等处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一役中初次得以体现；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古斯塔夫于1632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17世纪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古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他的军队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在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须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10排减少到6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连续进行射击。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能集中、更便于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极致。

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一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制造大炮技术的改进端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射实弹又可发射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膛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可以产生较大的攻击冲力——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一批眼光锐利、聪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即既要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有瞬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其实现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是，几乎自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多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在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为可以控制、可以合理使用的力量，基于当时公认的价值体系，它被当局视为合法的。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只有政府大力改善自身机制，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17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眉目——欧洲国家有了领受军饷的专业军队，政府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仗、不要骚扰百姓，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被指派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个变化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为长枪手，也就是说，长枪这种武器从此在战场上消失。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一百年后威灵顿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分散，将其排成同样长的细细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作“双列横队”），以便于保持阵式、连续开火，而且，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能任凭骑兵摆布。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中从东欧引进的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机动火力由这些能动的“龙”提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它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古斯塔夫·阿道夫去世后，改革几乎陷于停滞，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接续。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管理下，大炮的部件实现了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他们不再被看作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掌握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埃纳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他是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古斯塔夫·阿道夫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真正意义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有的武器，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它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做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呢？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王朝于17世纪末把古斯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古斯塔夫于1632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开始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的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塞留（Richelieu）[2]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发现某个国家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他死后，黎塞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有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12000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支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将领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他们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把争执宣扬于大庭广众之下，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在战争高潮时，他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的，甚至不受指摘。尽管这种做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于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30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辉煌的顶峰，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二十五年之久。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功于一役。他们的成就并非完美，他们的事业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被彻底纠正，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到1700年，皇室仍宣称控制是有效的；军队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它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使之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有所增长；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税收与货物税。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其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官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被不光彩地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士底狱。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做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法国与英国词汇中的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M.de Maritnet）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因为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让其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还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抑或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总管”最初是从黎塞留时代开始的，当时是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监督军队，检查征兵、食物和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使其成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为他儿子所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政府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区的经济潜力同其幅员广度都是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和弹药，各区都建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索取。对于官员的征用，当地居民十分厌恶，但即便如此，也总比让士兵自己动手抢掠要好得多。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伯爵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17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单单一个有威势人的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贪污腐败到处泛滥，补给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为士兵提供住宿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出现了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他们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3]军队表面华丽的假象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对于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他们也处处模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上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选帝侯（Electorate of Brandenburg），他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他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德国，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在经历一个不短的时期后坐上世界强国的宝座？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很孱弱，但至少他的土地是完整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由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接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德国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在战略上，霍亨索伦王室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而且，一些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就据有这两个地方。说服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是困难的，更不必说选帝侯为平息因领土争端引发的冲突所进行的斗争了。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索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它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而实际上，这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选帝侯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做文章，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凑起来建立了一支由几千名精兵组成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表示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对于这件事，他们会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3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斯（Cleves）认为与己无关而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做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在1678年达到45000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军队的编制虽不是很庞大，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承认的强国。而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是军事力量说了算。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牢牢控制一个只有200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它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分控制经济活动和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王国应运而生，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8万人的军队，位居欧洲第四。建军过程极其小心，以避免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被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招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索伦王室的驯服的支柱，并长期沿袭下来，直到两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塌。其中著名的贵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冯·特赖瑙（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索伦王室有意养成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体；部分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在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团的指挥官，因为可以拥有很多钱财。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流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势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1776年后，这种战争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无论是法国富裕的军官团，还是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抑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是从欧洲各地雇来，依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命于由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他们对其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把他们训练得像个机器人：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以至职业士兵很难被取代，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Marshal 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Reveries de Guerre，1732年）中做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Instructions de Guerre）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分寸，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4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7万人的军队，并不断补给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补给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因此在春末之前军队是无法开动的。前进的速度受到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运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的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概念。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需要做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耗时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但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这可能受制于敌人。胆大的司令官只有通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以及部队曾受过的急行军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人要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足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做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补给，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被描写过。军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是在战时，每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他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一个有着自己的常规惯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装束与自己习惯的亚文化群体；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为“磨洋工”，在英国军队中，它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都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子。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其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因为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4]而无须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在毫无妨碍地进行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他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做出决定。

欧洲文明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猎犬——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狗——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财富增多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要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商品贸易中产生的，在这些商品中，仁善的天意无处不在，以至于只要人们彼此交换，就会日益被和谐与和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会很快统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为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静的18世纪晚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持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克·德·吉尔贝（Jacques de Guibert）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一般战术》（Essaigenerale de tactique）中以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开篇：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也征不到水兵，陆军再也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改旗易帜。冲突的起因仍未得到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他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5

吉尔贝是见不到这一天了，因此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成为现实的。

[1] 议会由三个不同阶层的等级组成。——译者注

[2] 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译者注

[3] Rococo age，洛可可是18世纪欧洲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译者注

[4] 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译者注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18世纪，欧洲的各个国家均已自成体系，确定了疆界，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依据国际法的精确条文，各国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招募来，军官几乎都从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遭到质疑，在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被看作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使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辛勤地工作），它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联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了，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加洛林帝国，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1]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被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复枪队；三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单列改成了多列。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使军队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皮埃尔·德·布尔赛（pierre 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ues，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的做法，即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可以使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后勤补给方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须全部依赖补给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补给，这就能大大提高行军速度。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比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也进一步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自信、反应灵敏且忠诚可靠的士兵，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2]、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他们主要是作为轻骑兵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入侵时使用了这些力量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3]与山地狙击兵[4]，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为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发现了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到了革命战争的前夜，轻装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办法。1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于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火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其准确性。对于大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爵士曾做过图解。让·杜·泰尔爵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De I’usage de I’artillerie nouvelle dans la guerre de compagne，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围攻战中类似使用大炮攻城的观念如何运用于战场。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斜射对直射的优势，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

对集中火力打破由正经作战方法导致的、代价昂贵的僵局的渴望，解释了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中为何持续主张步兵方阵进攻，即双列纵队。比起普鲁士人，法国人对要求铁的纪律和无懈可击的训练的双列纵队并不感冒。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使用步兵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其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慑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有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18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很少被采用。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连成一线，后来成为1791年“法国军队规则”（French Army Regulations）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在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做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天然的作战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这在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尔密（Valmy），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营分为由志愿者组成的两个小队；新国家警卫队旧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相间。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全民皆兵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须像从前那样持久作战。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在革命战争最初的几年中存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存活下来。旧时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Law of August 23rd）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赶出法国，然而，无情的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续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3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军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恐怖的断头台。各地的粮食都被征集起来，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被征调来供出口，以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国有化，以满足战争的需要。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了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第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并不等同于概念。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性和危险性消除，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它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以“恐怖与美德”著称的政府于1794年热月[5]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就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组成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6]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军需供应人员，有财富无荣耀。4

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就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始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率领一支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国，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待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用一个概念即光荣来概括。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再无限制。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

（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5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发现自己可以操纵这些概念与工具，于是运用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去使用它们。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7]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把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视其为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埃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攻打普鲁士，把这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6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有在具体环节上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信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Karl Freiherr Mack von Leiberich）于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建立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在1801—1805年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在下一个半世纪中受到欧洲各国的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8000人；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每个团下辖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了时间，它们一下子被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助猎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复杂的计算。至于关涉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的数据，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仅凭他的智慧就解决了。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起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被当作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他派出大量散兵与狙击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拼刺刀，直到敌方出现弱点，拿破仑便集中火力攻击它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无疑是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他们被来路不明的狙击手的枪弹弄得惊慌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拿破仑随即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随着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拿破仑的战术变得直截了当，比进军竞赛强不了多少。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使用武器。这种基本的技能，他们是在行军过程中向同伍的人学得的。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在准备不充分之下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格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3万名兵员（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了8000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3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8]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中，法军笨拙的猛攻使25000人损失在威灵顿[9]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72000人的1/3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虽然他并未忽略补给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做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补给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自己解决补给问题，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己解决补给问题。如果战争久拖不决，他们就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经过埃劳（Eylau）战役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后，补给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补给困难，而确保自己在这方面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使其补给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拿破仑只剩下3年时间来让自己在更传统的范围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以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不是对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给法国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这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对补给线的重视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的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顶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1796—1801年拿破仑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这不是什么瞬间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做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目的是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械地模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军事改革不可能被认真推行。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所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索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索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认为，正是他们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以暴制暴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已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被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和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士兵共计60万人之多。最初对他们的调度不灵，但随后他们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于1813年在莱比锡一役中击败拿破仑，于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于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在诸次战役中，它们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为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它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一支编制很少的陆军，即便是维持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也是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以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7。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的是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时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陆军只有不足4万人，1801年也才扩大到不足15万人，还是在有着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军队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设得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但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一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仍能有效地对它加以控制，其渠道有二，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选”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招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他们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的意图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须改变现状。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须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国家的规模，它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它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须建立一支规模与大陆国家相当的陆军，这是因为自18世纪末以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挑战过英国的这一优势。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它又能够连续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放弃了镇压造反的企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军官，革命的热忱也已被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补给系统脱了节。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即1784—1785年内，国家总支出5000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2000万英镑。海军部这个奥吉斯王牛厩[10]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Charles Middleton）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爵士引入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军舰上的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并摧毁敌舰，而无须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带给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这一模式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被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做。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豪（william Howe）、贾维斯（Jarvis），尤其是能力出众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尔加之役[11]，使英国为击败拿破仑做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发生的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要继续上述的“商人战争”，复归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的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国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和约签订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制度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对于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其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ity）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控制权，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上要塞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回击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的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8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兰西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导致其于1812年同美国开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困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

其结果是，欧洲人民逐渐淡忘了法国革命的影响给他们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使自己强加的大陆封锁政策有效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国家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的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在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于五年前在提尔西特（Tilsit）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是毫无损伤。战争已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这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800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2000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抵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770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150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征召来担负此后40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的军事事件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1] Vistula，波兰境内的大河。——译者注

[2] 原文是法国字pandours，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译者注

[3] 原文是法国词chasseurs，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讲。——译者注

[4] 原文是德国词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讲。——译者注

[5]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译者注

[6] 1795年至1799年间法国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译者注

[7] 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译者注

[8] 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1745—1813年），俄军统帅，著名军事家。——译者注

[9] 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1769—1852年），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译者注

[10] 相传奥吉斯王养有3000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译者注

[11] Batlle of Trafalgar，特拉法尔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英国舰队大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建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场。——译者注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在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政权后，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认为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革命化的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做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在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Army Law of 1814）建立起来的征兵制（服三年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无闻或已退休，边界堡垒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在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副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这一原则只适用于买不起免征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重建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专业人员，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军队存在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的圣西尔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的柏林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其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和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存在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von Willise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ntoine 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的著作中，他们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这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如何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旧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使其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其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塌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1

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三十年来竭尽全力地阻止其发生。但是，他们在欧洲成功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同时，也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而最终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1854—1857年）的四十多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汽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讨论。在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要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1/10的人）。1830年，英国一个团的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34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利用铁路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它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它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接起来。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1859年法国同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12万人，只用了11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转移了，但补给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是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了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即使这样在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不过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来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提供给军事的一个有利条件。首先，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以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状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在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是一项重要的考虑。最后，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以被快速地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轮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了许多，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使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细节，其结果是，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之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信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更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是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在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补给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其规模很少有超出8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超越，因此补充给养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1812年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进入俄国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是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通过铁路调动军队的管理上的复杂性得到控制（正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所做的那样），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适龄服役人员的数量、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其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国时的两倍：120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人数倍增至340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先后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和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的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所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它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带回欧洲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自1814年实行以来它已逐渐式微，但从未被完全放弃。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硬碰硬。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3年、后备役4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成为后备军人，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预备役军人，以及后备军人，并负责其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预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他们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被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补给问题和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扩大总参谋部的职权，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派到各支军队中去。铁路的发展导致军队规模扩大，也使平时准备与战时指挥和控制的困难大大增加。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中，参谋人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人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诞生）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对普鲁士来说，1870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的一年，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规模的殖民地战役中大放异彩。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湮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件关涉科学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技能的事情。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汲取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至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武器系统的改进是多么缓慢；渐进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更灵活、命中率更高，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把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年到1914年，正如交通通信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革命也改变了战术。

迟至1870年，火器经历了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复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复线，其射程和射击精度均提高了大约五倍之多。16世纪以来，来复线原理曾用于猎枪；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精确的武器，但显得太纤细，而对于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程度比射程与射击精度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有来复线的滑膛枪，其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可靠得多的击火帽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后，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莱赛“针枪”的效果才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复线的后膛枪——使用起来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发射者很不好受。但是，在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里，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步兵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须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火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1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复线的大炮，其射程在1000—3000码。在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1866年，各种火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火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场。普鲁士的将领们在用优秀的法国来复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无论是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还是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其伤亡都十分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火炮，部分原因是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以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见证了烈性炸药——立德炸药[1]、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2]——的发展，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可以瞬间充分燃烧，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这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其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复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1000码。枪管口径缩小，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相比于19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都相形见绌。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如何守得住阵地？

19世纪末的一些战术家全都同意，要想使攻击取得成功，只能依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大炮和某些新发明的出现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加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须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进行远距离射击；现在，已能从每间隔5英里的隐蔽处发射，无后坐力，开炮后无须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20英里——某些例外的“超级大炮”的射程高达50英里或60英里——并能轰塌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作为战争的焦点，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了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为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事实上，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其重要性比之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它的机动性也显露无遗。作为“马上的步兵”和古老的“龙骑兵”，其价值在南非的空旷地区一览无余，更不用提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但是，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此类的建议，即未来他们在战场上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决定性的，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步兵的火力将被压制。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得到部分弥补。为此，在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为其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在未构筑连续防线的东欧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到20世纪。在西欧，只需要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其在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代替。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为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1899—1901年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强化。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作为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van 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既然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那么战争就不再是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事实上，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军队必须做好遭遇重大伤亡的准备；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军队只有兵源充足，才能占据决定性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订者。德国总参谋部计划两线作战：既打法国，又打俄国。年复一年，随着沙俄帝国于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这使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由此情势变得越来越严重。俾斯麦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色当模式的决定性胜利看来只有在西欧有限的空间内才能实现；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从侧翼包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线去对付规模庞大但是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他将这一想法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但他的继任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因为补给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兵员，必须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做出回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erdinand 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3倍于对方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能并不取决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与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在其他方面同别国一样，也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可得性及其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衡量军事力量的一个指标。看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后，法国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在对俄战争前，联合王国在其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已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士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同威灵顿的评论大不相同，他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这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也不是说高级军官笼统地说说意图、讲讲任务，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事实上，战争需要大量的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19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但地主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其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军官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中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事是绝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领导的。但是在德国，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如我们所见，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19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须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在政治文化方面不安分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是麻烦制造者。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都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应征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

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3]继承下来的，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与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社会精英发动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代替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怕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国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的军队并未被颠覆，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以致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据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即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王朝统治者依靠尽可能地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通过军队游行、军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以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是一种资产阶级现象。马克思曾写到“工人无祖国”，这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出生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回应至少是有准备的，能使这两种诉求合而为一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不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人阶级冲破国界进行联合的诉求就消失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其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4]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有组织的宗教衰落后，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国家才能量出自己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都很难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蜂拥至征兵处，以期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投入战斗；至于德国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在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在朗格马克（Langemarck）的英国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就像1789年，1914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1789年，弥漫于欧洲社会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见了。受到专业军事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无比充分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鞋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霞飞（Joseph Joffre）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便开始低落。至少在英国与德国是这样，这种热诚变为顽固的坚持。

这种热诚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产生军队的各个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报刊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就是机械的曲解。在战争初期，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们与维维安们掌握着军事大权，但后来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们与克莱蒙梭们毫不客气地排挤出去，后者能够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做出反应。[5]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他的继任者兴登堡（Paul van Hindenburg）与鲁登道夫（Erick von 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祖国前线”（Fatherland Front）这一强力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了中下层阶级的最大支持。

所有这些使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所有适龄服役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壮观的运动战也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役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从1914年开始的战争具有的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威力巨大，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做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国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实现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古老目标——占领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入鞘，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一见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从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原则（Napoleonic principles）——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Niederwer-fungsstrategie），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1916年、1917年英国人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其区别只在于时间延续得更长。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支撑最久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交战中国家的代理人或拥护者。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上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London Convention）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对于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日用消费品极其短缺。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加强了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控制。要求广泛参与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为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深思熟虑的发明物，那么他们可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在欧洲的王朝国家，已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一些国家，军队凭借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一旦和平来临，所有的军队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有技巧、更少地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如何更能速战速决。

[1] 由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译者注

[2] 由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译者注

[3]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系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译者注

[4]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译者注

[5]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年）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小说。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1863—1925年），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年），英国首相。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年），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译者注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亡1300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章，我们已叙述过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如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注意到，使这一阴暗的画面有所冲淡的是，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人们对战事的恐惧。1870年以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二者之比约为5︰1。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了过来。同样地，1815年以前，在战争中受伤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落下终身残疾。此后，康复的伤员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免于陷入长达数周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样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与恢复体力。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他们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定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更加人道。1859年法奥战争之后，国际红十字会成立。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待平民、伤员、战俘的原则，尽管对武器的致命性也做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野蛮时代。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战俘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另一个结果是，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法比的，只有嫉妒的份儿。士兵们按顿吃饭，享用着丰盛的饭菜。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于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后，许多人感到失望或乏味，有点怅然若失。同一个团的老战友们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回忆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这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1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政治活动混乱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化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但在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因此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可行性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式的国家主义思潮进行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屈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被摧毁后人们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根本上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最早不承认这些观念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苏俄政权依据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为它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发生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暧昧的共存关系；反过来，西方邻国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它们政权的稳定，即它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这比一个来自外部的严重的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挣扎。表面上看，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它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治原则”（Rule of Law），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从萌芽走向成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毁于战火，这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一千年国内与国际必然将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与此同时，战后右翼也大大加强了，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它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它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它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是，《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不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的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由年轻英雄、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组成的小队来指挥的战争，这些“超人”用他们的勇气与力量改变了人类变为一个穿着罩袍、步履蹒跚、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的老人的命运，塑造了一个更干净、更光辉的未来。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19世纪，技术曾经使广大民众参与战争变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看作一场广大民众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如果他们参与其中，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来说为数很少的军事技术人员，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第六章里没有涉及。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越来越容易掌握。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有着多年经验的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坐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须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火炮即使由专家来操作，其发射效率也是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直接于里表中简单地运算；只要含有烈性炸药的炮弹能充分供应，1914年一个炮兵团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就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对于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要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

在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即使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很明显，在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将这一优势用于殖民地战争。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只有自己有火炮，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是训练的专业性与纪律性，以及对补给系统的密切关注，赋予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的巨大优势，而这优势不是由武器形成的。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修筑了铁路，以便于他们调动军队，弥补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劣势。俄国在亚洲中部推行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复枪，以及机关枪，使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2

欧洲有一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使其不仅足以赢得一场战役，而且也能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von Tirpitz）时代。战舰规模上，英国皇家战舰从“胜利号”发展到“无畏号”，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遇到了这种困境。对于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汽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将之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不得不日趋多样化；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人员已成为骨干，因此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这样描述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对全部的现代科学知识了如指掌，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不能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职位就不会有他们的份儿。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须开战。19世纪，一个国家已有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摧毁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汽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狭窄的水道如英法海峡和地中海作战时，风帆的适航性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英国海军对法国海军的优势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就冲破了只能用木材来造船的局限性。纳尔逊舰队的总吨位至多也就2000吨，而19世纪60年代铁甲舰的吨位已达9000吨；19世纪末达到2万吨。重量的增加不仅说明了军舰的大小，而且说明了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延长了舰上火炮的射程，使装填更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火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上，为此将之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180度旋转，射程最远可达2万码。

从木帆船发展到铁甲舰，这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国人曾设计出一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艘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汽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亲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的炮弹可以摧毁整个木帆船舰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2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发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以帝国几个主要的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开始进行狂热的竞赛，竞赛内容包括火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19世纪末，德国凭借其拥有的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第五年，即1904年对马（Tsushima）海峡之役时，日本海军以摧毁全部俄国舰队对此做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一艘比一艘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火炮的全新战舰，如“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感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它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的整个技术水平，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其火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令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须暴露海上停泊点[1]也可以把50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2]来进行“钻石庆祝”[3]；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借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事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法国人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国家主义逐渐增长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后一次海战与20世纪第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别出心裁，设计出潜艇，从而开辟了新的作战方式。从此，海战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羁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对决来完成。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行业与上页入侵者赶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能坐以待毙。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是这一信条的积极鼓吹者，他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世纪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于敌人来说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然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其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德国同其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损害了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使之破裂。潜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这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力量。

尽管潜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航海时代订立的《捕获法》（Pize Law）这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捕获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的“卢西塔尼亚号”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它的确载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4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其贡献主要不是人力上的，而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它会将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这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十分专业的工具，如测出潜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这还涉及完善通信联络技术和干扰敌方通信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使战争成为四维的。

对于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信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是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子专家与航海技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胜利最终属于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一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的发明便使这一做法成为可能。潜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他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关乎生死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战争的发展，同样模式的冲突——一群群受过高度训练、操纵着复杂武器的战斗人员之间的冲突，相互竞争的技术专家之间的冲突，远距离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也出现在空战中。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是作为陆战的补充，飞机一开始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随着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人们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来控制制空权的空军不仅可以作为炮兵的“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火炮，也许能使所有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方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军舰，甚至是战列舰，不管军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空军一直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鉴于技术发展的速度和高效复制和平时期现役情况的不可能性，这一情况是可以理解的。1941年后太平洋战争的经验说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弱化海战与陆战的作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大后方”（the Home Front）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因为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若蠢蠢欲动，其所受到的打击将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朱利奥·道赫特（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Command of the Air）在20世纪20年代十分畅销。持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他们要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和平时期原本是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可以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历，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是很不情愿地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使敌人胆战心惊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企图发动战争的德国人。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的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政策的有效的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4]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破坏。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完全是错的，至少也是极力被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使己方做好防备，使敌机在白天俯冲轰炸时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就必须花费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依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透过黑暗或云层探知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不是束手无策，他们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对战术与技术独创性异常熟练的运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也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于战车与运输工具。两年内，第一台坦克投入战斗。这些早年的装甲车是为适应堑壕战的需要而被设计和使用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它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于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并没有按习惯做法将持来复枪的步兵排成长长一列，而是将其分为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的一组组的突击队（Storm troops），他们穿过敌军据点，向敌军防守薄弱之处渗透，独立灵活地作战，自从法国大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火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突击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火炮，火炮要路过一片狼藉的战场，瞄准新的目标。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摆在面前：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关于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富勒（J. F. C. Fuller）、利德尔·哈特（B. H. L. Hart）；法国有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Marshal Tukhachevski）。这些战略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之间的空隙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悬而未答的问题。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补给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退路？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在反攻中有效地封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如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关于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作为装甲战奠基人之一的英国专家哈特对其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设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于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以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高地（Ardennes）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由此战役可能继续下去，演变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那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德国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在3年前已遭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已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做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那么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如果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装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在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过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就是炮兵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的补给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只有依靠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搬动它们，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严重依赖应征士兵。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由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组成，后勤补给通过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火车只需在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变得相当复杂。一个步兵营不但配备有来复枪与手榴弹，而且配备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还配备有轻型坦克、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所以，在任何一支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服务、补给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信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5]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陆军仍然要依赖技术进步。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信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与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在被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未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做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在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留有残痕的士兵与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在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这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而且与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沟通、无法妥协的。这在东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与一千年前他们祖先的目标是一样的——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一点一点地动员起来，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使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像拿破仑一样，依靠猛烈的进攻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入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式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从而将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也就可能出现以下局面：他们与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西方盟国大舰队的相遇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钦纳的部队[6]。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摧毁了这两个中等城市，导致13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这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由哥伦布与达·伽马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结束了，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摧毁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1] 此句意指无须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译者注

[2] 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的水域。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士兵们将军官“礼送”上岸，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译者注

[3] “钻石庆祝”一般指60周年或75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100周年纪念。——译者注

[4]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注

[5] 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高得多：其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装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6]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bert Kitchener，1850—1916年），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年）曾挫败马赫迪（Mahdi Mulammad）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译者注

尾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这本书是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而不是关于“战争的历史”。因此，在这样的篇幅下，在前面的篇章中，读者恐怕不能期望读到对20世纪下半叶战争的纵览。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国家不再彼此厮杀，以后也不大可能刀兵相向。不过就算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将1945年视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

首先，“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群”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在1941年12月的某一周，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的反攻中头一次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当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历史”就已经终结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来自欧洲，但它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它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它们来做中心；它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加洛林王朝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果发生一场战争，那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也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群，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体系同时并存，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扩散其地理知识，接着扩张其贸易，然后扩张其军事力量；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才建立起来，欧洲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旦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但它们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而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已被剥夺。这种异常敏感性就是把冲突冻结在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经被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顾问、训练或武器。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随着1990年苏联解体，欧洲结束了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附属关系。先前分裂的德国重归统一。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赶紧加入他们的西方“兄弟”，分享西欧的繁荣，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对抗任何俄罗斯威胁的复兴。欧盟提供了经济的繁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席次则保障了军事的安全。从1949年开始，“北约”为西欧国家提供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然而，在世界舞台上，这两个组织的立意都不在于将欧洲复兴为一个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军事角色。那些以法国为主导的寻求赋予欧盟军事属性的努力屡屡失败，而北约的扩张——从14个会员国到26个会员国——只是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决策程序，削弱了而非强化了这个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北约试图以军事干预恢复某种秩序，就已经暴露了它难以置信的臃肿和羸弱。现如今，北约主要作为一个美国的附属国家机构而存在，其贡献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

在这种军事衰落背后，是欧洲诸民族文化的深远变化。他们不再将战争看成重要的“政策工具”，更不会将它看成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在1939年，即便经历了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虽然极度不情愿，但想到燃起复仇念头的德国，还是拿起了武器。德国军队被苏联歼灭，德国城市遭受毁灭性空袭……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让德国人变得比他们的欧洲邻居更热爱和平。一生中经历两次恐怖的入侵，这样的经历让俄国人对任何战争都身怀恐惧，但对以美国核武器为后盾的德国复活的恐惧，让他们始终处于社会动员的状态。相应地，对苏联入侵的恐惧，让西欧国家在和平复苏的几年之内就重整军备；为了从美国那里获得保护承诺，哪怕付出代价也未尝不可。

核武器的发展，让欧洲保持常规军事力量的理论基础发生动摇。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相继发展出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威力强大一千倍的热核武器。先是远程轰炸机，然后是洲际导弹，都能够搭载足够的核弹头，攻击对方领土，在瞬间就能毁灭其大部分人口，让幸存者也无法正常生活。对超级大国而言，战略上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高效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通过威慑阻止对手使用核武器。而西欧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美国城市易受苏联核报复的情况下，确保他们的美国盟友可靠地展示核威慑，以阻止苏联在欧洲发动常规军事力量的战争。英国和法国都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保护自己，而联邦德国则暴露在核攻击威胁之下。过去30年，战略家们的苦恼在于，如何让德国人对美国人的核保护不再怀疑，从而打消他们自主发展核武器的念头。德国人这样做的可能性比较小，但针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书面文献，其中的思想达到了惊人的复杂程度。

欧洲大陆军队的角色退化，成了用来引发美国的核对策的“绊线”；如果依靠欧洲自身抵抗苏联的进攻，哪怕撑住几天也是奢望。军队对这种假设不抱多大热情，并且核浩劫的可能性本身在民众之间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尽管人们都在批判核威慑，却找不出更令人放心的替代方案。不管怎么说，核威慑还是起到了作用。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欧洲维持了和平状态（尽管这种“和平”来得并不那么稳定），并且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繁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要么强烈反对战争，要么对战争漠不关心。征兵制依然存在，但是不再出于军事考量，而是服务于社会和政治层面——绝大多数陆权国家都有充足的历史借口对职业军队怀有戒心——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可能来减轻这种征兵负担。征兵制度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培养公民的军事素质，不如说是为了培养军队的公共特质。的确，英国已经恢复了传统的常备军，但即使对他们来说，死一个军人都会引起公众的深切关注。

“二战”后，英国与其邻邦法国一样，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面对。两国都未解决其在海外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在经济上消耗殆尽，缅甸抗日战争中因日本而蒙羞，即便后来重新占领缅甸，也无法抹去耻辱。英国很快接受了无法继续控制印度次大陆的事实，承认印度独立并且移交曾经帮自己获得世界军事大国地位的印度军队。英国的邻国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做了更多的努力，当清醒地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之后，他们也迅速撤退了。但是在东亚和中东地区，为了巩固帝国霸权，英国仍然做了一些尝试。得到美国支持时，他们还算成功；美国撤出之后，他们就不光彩地失败了。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失败最为引人注目。他们试图维持中东现状，一方面为了继续控制该地区日益重要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为了抵制苏联的影响。巴勒斯坦爆发了一场猛烈的犹太复国运动（这场运动得到美国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持）之后，英国意识到他们无力招架，便果断地放弃了巴勒斯坦托管地。但是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建有军事基地，苏伊士运河一直被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1956年，阿卜杜尔·纳赛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政府宣布收回运河。英国没有求助于美国，而是与法国联手发动了冒险进攻，试图推翻纳赛尔政权。美国认为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举动无益于抵制苏联的渗透，遂迫使英法撤军，之后迅速取代它们成为该地区的新霸主。在这之后，英国再没发动过与这次进攻规模相当的军事冒险，除了一次“奇特”的例外。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入侵了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福克兰群岛（今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距离阿根廷海岸只有大约250英里，阿政府一直宣称拥有该岛主权。尽管英国海军实力已经衰弱，英政府仍然派出一支舰队，跨越8000英里洋面之后，在不到24天时间里重新夺回了群岛。美国政府有所犹豫——阿政府坚定的反共立场使美国国会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盟友——但是国防部给了英国必要的军事支持。对于英国来说，他们在马岛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就过高的投入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来说，这场战争似乎难以成为英国未来事务的范例。

在远东事务上，英国取得了更为坚实的成功。像对待印度一样，他们也承认缅甸独立，但是由于马来亚殖民属地经济价值显著，英国不可能拱手放弃。英国的殖民统治地位不断受到地方运动的冲击（在其他英属殖民地，英国也面临过同样状况），这些运动有时受到反抗外国统治情绪的影响，有时受到中国而非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鼓舞。前者带来的挑战可以由英国承认地方的完全自治来化解；在后者带来的挑战中，英国既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消灭共产主义势力的游击队，还必须通过公共制度的改革提供共产主义许诺的社会、经济利益。为了赢得这场马来西亚“攻心战”的胜利，英国倾注了20年的时间。相比英国在马来西亚以北取得的胜利，法国试图重新控制他们在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的殖民领地的遭遇，显得尤其悲凉。

作为“二战”胜利方，英国的战后所得或许使它变得更加慷慨、更加现实，英国领会到放弃殖民领地转而进行温和管理的外交智慧。可悲的是，法国的战时遭遇与英国不同。法国军队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之手，之后在维希政权统治的几年中处于尴尬处境，在远东还向日本做出过妥协——基于战时的种种委屈，法国军队觉得他们应该在其他地方寻回补偿。在越南，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领导了一场强有力且精心组织的独立运动，动摇了法国的威权。法国尝试重新对越南进行军事占领，但是它所使用的手段却进一步招致越南人民的反抗。越盟在杰出的政治领袖胡志明（Ho Chi Minh）和卓越将领武元甲（Vo Nguyen Giap）的带领下，不仅成功推翻了法国对越南领土的政治统治，而且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重创法国军队。在这之后，法国放弃了这场国内强烈反对的战争，留下美国在越南继续挣扎了20年。

法国的困境并未终结。革命性的动荡波及它在北非的领地；虽然位于世界另一边的越南可以被放弃，但有着大量本土法国人口的阿尔及利亚却不能。阿尔及利亚同时也并非殖民地，而是作为一个省并入法国国家行政之中。在“二战”快要结束的几周之内反抗爆发了，并且在越南之败后升级。法国军队已经从越南吸取了教训，并且设计了复杂的“反暴动”（counter-insurgency）技术，然而它却不管用。原因之一是，法国政府不能够在不引起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口反感、不引起国内发生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保证阿尔及利亚独立。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军队的残酷手段所制造的不安，这种局面不仅发生在国内，也涉及军队中没有去越南的入伍人员。战争持续，痛苦加剧，直到1962年才通过夏尔·戴高乐的彻底改革得以挽回，虽然法国在此过程中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

出于完整性的考虑，需要提及以下几点。比利时于1960年放弃了它在刚果的殖民地，留下的混乱最后通过联合国才得以平息；而作为欧洲最老的殖民国家的葡萄牙，也于1975年放弃了它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领地。可以说欧洲一旦放开了它的殖民地，就成了更加幸福安康的地方。然而可叹的是，那些被放开的前殖民地却并不都是这样。

海外战争或许可以被相关涉的欧洲人视作为了保护其帝国主权而断臂求生的策略。但是在华盛顿，欧洲的海外战争却被视为抵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前线；甚至美苏两国在欧洲的对抗尚未平息，战争就已经在东亚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让美国将自己置身于战争态势，并且也带动它的欧洲盟友如此行事。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东亚，而欧洲的重点是确保美国的注意力不要过度集中于那里，从而忽视了对欧洲的保护。

在华盛顿总是有一队强大的游说团体，对美国战略家在“二战”中给予欧洲优先地位深感不满。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势力的恢复，也不利于给美国的在华利益者蒋介石和战败的日本提供帮助。日本确实被打败了，但是随即中国也“失去”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将之前于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中使用的游击战术，转而用来对付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于1949年将他驱逐到台湾岛。之前蒋介石的地盘上建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盛顿，这被视为一个灾难，但更坏的还在后面。曾为日本陆上殖民地的朝鲜，在北纬38度线上被美国和苏联占领军分割，两个占领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各自创造出一套本土政体。1950年，北部的朝鲜和南部的韩国敌意激化，朝鲜进攻韩国，朝鲜的领导人误认为美国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在莫斯科的赞助者也未加以阻拦。美国成功地呼吁联合国对这次入侵加以谴责；但是因为美军的准备不充分，武力介入后几乎被朝鲜逼出了朝鲜半岛。老道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次出其不意的反击，让美国挽回局势，直逼中国的边界，中国因此加入战争并迫使美国退回到北纬38度线。双方势均力敌，拥有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美国与他的联合国盟友（包括英国和英联邦的分遣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抵抗，后者更熟练地掌握了陆地战术，对于可能经受的重大损失也有充分准备。很多人都担心这次战役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如果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付诸实施，借助核武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此次战争就完全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战事并未扩大。最终在1953年，在板门店签订的停战协议宣告了这场战争的结束。

在接下来的20年中，美国仍认为自己处于一场对中国的假想战争中。美国支持挣扎中的法国留住越南；当法国在1954年撤离之后，越南分裂成为依河内建立的共产主义朝鲜，和依西贡建立的亲西方体制的韩国。美国为后者提供支撑。然而西贡政府在维持越南人对它的效忠上，做得却并不如同样受到美国保护的蒋介石。到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已濒临崩溃。将西贡政府视为对抗全球共产主义发展的防卫前沿的华盛顿当局，先是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接着又派去了军事顾问，最后是大规模的军事支持。美军试图通过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来控制越南领土。美国空军在战场和对抗朝鲜的行动中都使用了地毯式轰炸，其规模可比“二战”时期。然而美国却没有逃过法国的命运。空中轰炸也许能给一个西方的部队或者一个工业化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对依靠人力运送大米维持给养的部队而言，这就不一定适用了。美国军队不能给予语言不通的村民足够的保护，村民们自然也更多地同情自己的同胞。并且，即便有再大的热情，美国人也难以调动一个倦怠得无可救药的腐败政府的积极性。在美国国内，战争越来越得不到支持。1969年，美国人将战争“越南化”，将自己的指挥权留给韩国武装力量，并撤走自己主要的部队。接下来的五年中，美国同韩国政府协商，想要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但是当1975年韩国抵抗力量在一次大规模进攻前溃败之后，美国除了趁早放手之外，也没有别的挽回之策了。

这个结果并不像之前预计的那样是一个灾难。一旦越南重新统一，便出现了力量的地区性平衡。新局势中，越南把中国看成了它的主要对手，于是向苏联寻求保护以对抗中国。在20世纪末，越南又寻求被繁荣的资本主义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纳。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的长期动乱给了这些国家喘息的机会，它们得以巩固自己后殖民时代的政权，致力于经济建设。尽管如此，对于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它的欧洲盟友如果不是直接反对，也表示出了担忧，并且拒绝介入此事。

随着1948、1956、1967年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击败了它的阿拉伯邻国，以色列国家权力得到强化，结果其国内大量阿拉伯裔人口遭到驱逐，这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广泛的仇恨。巴勒斯坦难民并没有被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接纳，他们停留在以色列边境拥挤的定居点中，筹谋着复仇的计划。年轻的激进分子诉诸恐怖主义，这是弱者的武器，以此令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困境。而欧洲成了他们争取解放的更大的战场。最可怕的恐怖袭击发生在1972年9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代表团，在营救行动进行中将他们杀害。1985年另一伙恐怖分子劫持了意大利游轮“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残酷虐待船上乘客，并将其中一人抛入海中。此时恐怖行动的目的已经从解放耶路撒冷扩展为推翻以色列的靠山美国——摧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在某些人看来还要终结美国在全世界的世俗霸权。

所谓的“反恐战争”时代可以说开始于1979年。该年，美国扶植的伊朗沙阿被推翻，伊朗建立起一个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统治下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紧接着号召整个伊斯兰世界和他一道肃清美国（“大撒旦”）的影响。不久之后世俗领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下的伊拉克（伊朗的邻国兼对手）入侵伊朗，美国选择了袖手旁观。两伊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又意图占有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科威特，并于1989年入侵并占领该国。但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几个月前苏联的解体使联合国恢复了效能，美国得以援引“集体安全保障”（collective security）的原则组织起一个多国部队——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首次。美国领导下的多国部队以闪电战的速度将伊拉克军驱离科威特领土。不过，在阿拉伯盟国的压力之下，他们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萨达姆从而能够继续在巴格达掌权。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渗透更加激怒了伊斯兰极端势力。这一次，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最忠实的中东盟友——的阿亚图拉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发布教令（fatwa），号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拿起武器，把美国和以色列从“伊斯兰圣所”中驱逐出去。自杀式袭击开始出现，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遇袭倒塌时达到高潮，近3000名平民在“9·11”事件中丧生。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之后，世界战争史（连带欧洲战争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残酷的时代。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即刻做出反应，发动了“反恐战争”，决意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应对恐怖主义。虽然此次事件暴露了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基础设施面对恐怖袭击时的脆弱，但它也使得美国达到了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它对于“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苏联的终结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技术进步导致了美国的军事装备经历了一场所谓“战争革命”。此时的美国能够监控、阻断其对手的通讯，抢占对手的先机。正如对伊拉克作战所显示的，美国拥有的精确制导导弹可以从远距离精确命中敌方目标，并造成最小的波及伤害和最大的“震慑”。它只用了数周的时间，便在阿富汗及其边境地区追踪定位恐怖分子的根据地，并结合空中打击、特种部队和地方协同将敌对势力击溃。这时，总统布什怀着我们不难理解的自信心，决定彻底解决伊拉克的麻烦。布什的顾问建议他，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建立西方意义的民主政府，便可以在地区上整合美国的控制权，永远压制住不稳定因素。于是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不出所料，他们在数日内摧毁了萨达姆的军队。

欧洲的民众满心恐惧地注视着“9·11”事件，而他们的国家领袖立刻宣誓支持美国。“9·11”的策划者曾在德国预谋这次袭击，这就揭示了事件的跨国性质，而且袭击的目标其实可以是任何国家。不过也有人不愿接受美国所宣布的“反恐战争”。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人们已经遭遇过本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袭击，只把“9·11”事件视为这种袭击巨大化的翻版：所以它们只是警察和情报机构需要应对的挑战，无须动用军队发动一场战争。欧洲国家就恐怖嫌疑人的追踪、预防工作提供协助——在它们的公民自由派看来，这种协助已经是非常雷厉风行了——甘愿支持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且最终派遣自己的军事力量加入其中。但对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欧洲人持深刻的批判态度。这场战争的合法性有多少？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有多大关联？是否是一次政治上明智的行动？这都值得怀疑。英国即使国内承受着巨大的立场分裂，仍然忠实地支持它的盟友；可是它的欧洲邻居连同多数联合国成员都认为这场行动是欠考虑的，从而纷纷作壁上观。

结果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同越南的历史重演，美国的技术优势和长远意图大部分被他们和伊拉克人的文化隔阂迅速抵消了；政治上大规模的错误决策又加重了事态。“军事革命”也许让美国能够赢得战争，但是其价值还是有限的：战争决策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优势，同样也需要政治上的敏感。不能预料战争胜利的后果，导致伊拉克很快陷入内战。入侵者是推翻了独裁的统治，但带来的只有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局面引发了广泛的仇美情绪。结果，极端主义的力量自然得到了强化，而且其流散于欧洲的势力也被激发。极端主义对欧洲本地人口的渗透成为一个大问题。

信奉“反恐战争”之说的人会说，如今的欧洲已经再次卷入了战争。即使是那些不信此说的人，也不会确信欧洲享有稳定、持续的和平。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说：“你也许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这是那些自认为已经远远摆脱了战争的欧洲人需要深思的。他们也许不再孕育自己的战争，也许不再向世界输出战争，但是他们无法把国际系统中更广泛的冲突关在国门之外。他们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1. R. A. Brown,The Origins of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2, P. 93.

2. 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6, p. 2.

3. J.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37, passim.

4. M. H. 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1965, p. I54ff.

5. Sir Charles Oma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 II, London, 1924, p. 145. Even the German historian Hans Delbrück, normally contemptuous of British claims, gives French casualties at 1, 283. （Geschichteder Kriegskunst, vol. III, Berlin, 1891, pp. 464-473.）

6. Oman, op. cit., vol. II, p. 384. Ferdinand Lot, L’Art Militaire et les Armées au moyen age, Paris, 1946, vol. II, pp. 8-15.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1. Honore Bonet, L’Arbre des Batailles, ed. G. W. Coopland, Liverpool, 1949. First written Circa 1382-1387, this rapidly became a standard work, passing through numerous MS and printed editions.

2. See the discussion in Ian Brownlie,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1963, pp. 8-12.

3. De Jure Belli ac Pacis, ed. William Whewell, Cambridge, 1853, vol. I, p. lix.

4. Niccolo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 book III, Chapter 7. Thomas Digges; Four Paradoxes（1604）, quoted in C. H. Firth, Cromwell’s Army, London, 1902, p. 145.

5.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 book VII, chapter I.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1. See R.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 London, 1938, passim.

2. K. R.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 16.

3. C.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 86.

4. See E. H. Kossmann. “The Low Countries,” in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V, Cambridge, 1970, p. 368.

5.引自Herbert Richmond,Statesmen and Sea Power, London, 1964, p. 9.

6.引自C. W. Cole,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New York, 1939, vol. I, p. 343.

7.引自Charles Wilson,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p. 46.

8. Wilson, loc. cit., p. 107. Dr. Maurice Ashley, who is preparing a biography of Monck, is doubtfu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attribution.

9.引自Richard Pares,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 dies l739-17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62-63.

10. 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London, 1695, p. 16. Quoted in Edmond Silberner, La guerr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X VI au X VIIsiecle, Paris, 1939, p. 69.

11. G. N. Clark,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p. 171.

13. 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 p. 324.

14. J. H. 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61-63.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1. This idea has been elaborated by Professor S. E. Finer in his contribution to Charles Tilly（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2. 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 IV, Berlin, 1920, p. 281.

3. Hans Delbrucd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 IV, p. 280.

4. Both works are translated and printed in T. R. Phillips, ed.,The Roots of Strategy：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See pp. 161, 173, 213.

5. 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 xiii.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 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8-48.

2. Robert S. Quimby,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 296.

3. 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 II, pp. 100-108.

4. 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érial, Paris, 1904, vol. I, p. 479 and passim.

5. 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London, 1888, p. 81.

6.引自Yorck von Wartenburg,Napoleon as War Lord, London, 1902, vol. I, p. 38.

7.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 ch. 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 I, p. 412）.

8. E. F. Heckscher,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 120.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 I. Carl von Clausewitz, Von Kriege, book VIII, chapter 3.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1. For examples of this see, for the Germans, 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 London, 1929; and for the British,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ity, London, 1933.

2.几乎，不是完全。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

马克西姆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杜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能保证胜利。征服和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作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 ）迈克尔·霍华德著 ; 褚律元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ISBN 978-7-5086-6732-4

I. ①欧… II. ①迈… ②褚… III. ①战争史－欧洲 IV. ① E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7483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著者：［ 英 ］迈克尔·霍华德
译者：褚律元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Table of Contents

-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 扉页
- 目录
- 序言
- 再版序言
-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 第五章 革命战争
-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 尾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 注释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