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美] 戈登·s.伍德
Date: 2017-10-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美国; 世界史
Description: “人人生而平等”—— 我们相信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 这是一部精炼而又权威的美国革命史。1776年至1787年间，这场发生在西方世界边陲的革命，是如今世界第一强 国的发端。18世纪中后期，北美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经济暴政的反抗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一场集军事、政治、社会和精神变革于一体的大革命。 美国革命因为它特有的戏剧性和开创性，吸引了当时全世界的目光。临时组建的革命军，将领没有经验，士兵衣不蔽体，却击败了当时世界上*强大的英国军队。美利坚人急切要摆脱专制与压迫，而在广袤如北美的大地上建立共和国，当时鲜有历史先例或思想先哲为他们背书。但美国的国父们却成功了，为后世建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政治理念。 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没有贵族封号，没有世袭统治，权力来自人民——绝大多数人类成员此前从未想象过的图景，却被美国革命实现了。美国革命创造的奇迹，让美国人逐步摆脱了身居西方世界边陲荒野的自卑感。他们感到，自己的祖国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北美大陆的广阔天地，是人们享受天赋权利、实现政治梦想、发扬实干精神的天命之地。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史

[美]戈登·S.伍德 著
赵辛阳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年表
地图
美国政府结构示意简图

第一章 源起
人口的增长和流动

经济扩张

英帝国的改革

第二章 北美的抵制
英国的反应

不断加深的危机

帝国辩论

第三章 革命
独立之路

《独立宣言》

自由的庇护所

第四章 宪法制定与战争
州宪法

《邦联条例》

为独立而战

第五章 共和主义
对美德的需求

蒸蒸日上的美国
平等
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第六章 共和主义社会
战争的影响

革命的影响
共和主义改革
反奴隶制
共和主义宗教

第七章 联邦宪法
危急时刻

费城制宪会议

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辩论

版权页

前言

在内战中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试图解释美国的意义，他自然而然地回溯了美国革命。他明白革命不仅仅在法律上缔造了美国，也创造了美国人的所有伟大梦想与价值观。美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孜孜以求的自由、宪政、普通人的幸福、平等，尤其是平等——都是来自革命时代。而林肯也看出，革命使美国人民相信，他们是一群身负领导世界走向自由这一特殊使命的特殊国民。简而言之，革命孕育了美国人的一切国家意识和国家追求。

如此重要的事件，必然吸引着后继数代的历史解读。在革命开端，美国人将革命视为追求公正的奋斗，是争取自由、反抗英国邪恶专制的英雄事业，交战双方是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或者恶棍。在之后19世纪大半岁月中，主要在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作品的影响下，革命逐渐褪去了高度人格化的外衣，变成了美国人民自17世纪早期殖民地定居者的时代以来对民主天命的实现历程。而和它所缔造的国家一样，革命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革命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是由事实上的专制统治引起的。美国革命被视作是一次尤其理智的、保守的事件，不是由真的压迫，而是由对压迫的预料所引发的，也是由对政治原则的理性思考与追求（例如“无代表不纳税”）而引发的。

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专业的史学写作出现时，革命变得不再仅仅是一场殖民地起义，不再仅仅是保守主义的思想事件。诚如当时的史学权威卡尔·贝克（Carl Becker）所言，革命不仅仅关系到美利坚的地方自治，而且关系到谁应该在地方上统治。这时的历史学家认为，革命绝不是观念的竞争对抗。而这种轻视观念、强调阶级和地区斗争的趋势，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史学写作。到20世纪中叶，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革命的宪法和保守特征，对革命的思想性解释得以提升到新的复杂与细致程度。

虽然这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学家们对革命的解释莫衷一是，但是他们很少会怀疑革命的价值。可是在当代，美国革命就像它所缔造的国家一样，遭到极其严厉的批评。的确，否认任何本质上脱胎于革命的事物已成为一种时髦。正如当下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所言，革命“没能解放奴隶，没能给予妇女完全的政治平等……没有给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也没能缔造一个人人可以公平竞争的经济世界”。这些时代错置的论断提出了一个没有一场18世纪的革命能够跨过的成功门槛，同时，对于做此论断的历史学家们，我们得以了解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而非他们对美国革命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这些挑剔的历史学家们只是倒置了第一代历史学家们把革命视为英雄赞歌的论述。

美国革命的历史，像这个国家整体的历史一样，不应该被当作道德教化中对与错或善与恶之间的故事。无疑革命的故事是戏剧性的：13个不起眼的英属殖民地，挤在距离西方文明中心有3000英里的大西洋狭长的海岸边，在不到30年的短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巨大且领土不断扩展的共和国，拥有将近400万狂热、渴求财富、志在四方的公民，毫不夸张地说这的确是个壮丽的故事。但是革命，就像美国整体的历史一样，不是一出简单的道德剧；这是一则更复杂而且时常充满讽刺的故事，只能被解释和理解，而不应臧否是非。革命如何发生，它的属性特征是什么，结果又是怎样——不是它是好还是坏——是这本简明的历史书力图回答的问题。

年表

1763年

2月10日　对法国和印第安的战争以《巴黎和约》签订而告终

10月7日　《1763年公告》出台，禁止殖民地向西移民

5月—11月　庞蒂亚克酋长率领印第安人在俄亥俄河谷掀起一场暴动

1764年

4月5日　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

4月9日　英国议会通过《货币法案》

1765年

3月22日　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

5月15日　英国议会通过《1765年驻军条例》

10月7日　《印花税法》代表大会召开

1766年

3月18日　英国议会撤销《印花税法》并且通过《公告令》

1767年

6月29日　英国议会通过《汤森税法》

11月5日　约翰·迪金森开始发表《宾夕法尼亚农场主信札》

1768年

2月11日　塞缪尔·亚当斯完成“传阅信”

6月8日　英国军队被派往波士顿

1770年

3月5日　波士顿惨案

4月12日　《汤森税法》废除，但保留了茶税

1772年

6月9日　罗得岛海岸处的英国船只“葛斯比”号被焚毁

11月2日　波士顿人公布《投票和议项》，列举英国对美洲人权利的侵犯

1773年

1月6日　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在立法机构面前坚持主张英国议会的至高无上地位

5月10日　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

12月16日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3月21日—6月22日　英国议会通过《强制法令》和《魁北克法案》

9月5日—10月26日　第一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1775年

4月18日　保罗·里维尔骑马来[1]

4月19日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

5月10日　美利坚军队占领尚普兰河边的泰孔德罗加要塞

5月10日　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

6月15日　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统帅

6月17日　邦克山战役

8月23日　英王乔治三世宣布殖民地是在公然叛乱

12月31日　魁北克战役中美利坚军队战败

1776年

1月10日　托马斯·潘恩出版《常识》

3月17日　英军撤离波士顿

7月4日　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

8月27日　纽约长岛之战；英军占领纽约市

12月25日—26日　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特伦顿之战

1777年

1月3日　普林斯顿之战

9月11日　布兰迪维因之战

10月14日　华盛顿战败于日耳曼敦；他的军队退入福吉谷过冬

10月17日　英军将领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

11月15日　《邦联条例》得到大陆会议签署认可，并送往各州批准

1778年

2月6日　美法结盟

1780年

5月12日　英军攻占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9月25日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为英军做了长达一年多的间谍后逃向英国阵营

10月7日　英军将领康华里的部队被迫从北卡罗来纳撤离

1781年

1月17日　发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之战

3月1日　《邦联条例》得到批准

3月15日　发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县府大楼之战

10月19日　康华里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向华盛顿投降

1783年

9月3日　美英之间的和约签署

1786年

8月　谢斯叛乱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地区爆发

9月11日　安纳波利斯会议

1787年

5月25日　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

7月13日　国会通过《西北条例》

9月17日　制宪会议签署认可新近起草的《宪法》并将其呈交国会

10月27日　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部分篇章首次发表

1788年

1月—8月　除罗得岛和北卡罗来纳外各州均批准了美国宪法

1789年

3月4日　第一届美国国会会议在纽约召开

4月30日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职仪式举行

1791年

12月15日　宪法的前十项修正案（《权利法案》）正式通过

[1]即保罗·里维尔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前警告民兵和革命领导人英军来袭，后来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以此写出赞美诗《保罗·里维尔骑马来》。——译者注

地图

1760年殖民地定居图

1775—1776年北方战役

1777年北方战役

1778—1781年约克镇和南方战役

1760年殖民地定居图

1760年的定居范围

该字体表示主要印第安人部落

1763年宣布的分界线

Albany 奥尔巴尼

Appalachian MTS. 阿巴拉契亚山脉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Baltimore 巴尔的摩

Boston 波士顿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CHEROKEE 切罗基人

CONN.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R. 康涅狄格河

CREEK 克里克人

Cumberland R. 坎伯兰河

DEL. 特拉华

DELAWARE 德拉瓦尔人

Ft. Augusta (Augusta) 奥古斯塔要塞（奥古斯塔）

Ft. Bedford 贝德福德要塞

Ft. Cumberland 坎伯兰要塞

GEORGIA 佐治亚

Hartford 哈特福德

Hillsboro 希尔斯伯勒

Hudson R. 哈得孙河

HURON 休伦人

IROQUOIS 易洛魁人

Lake Erie 伊利湖

Lake Huron 休伦湖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

MAINE (Mass.) 缅因（隶属马萨诸塞）

MASS. 马萨诸塞

MD. 马里兰

MINGO 明戈人

N. H. 新罕布什尔

N. J. 新泽西

New Bern 新伯尔尼

New Castle 纽卡斯尔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New Haven 纽黑文

NEW YORK 纽约

New York 纽约

Newport 纽波特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Ohio R. 俄亥俄河

PENNA. 宾夕法尼亚

Philadelphia 费城

Portsmouth 朴茨茅斯

R. I. 罗得岛

Richmond 里士满

Salem 塞勒姆[1]

Savannah 萨凡纳

SEMINOLE 西米诺尔人

SENECA 塞讷卡人

SHAWNEES 肖尼人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Tennessee R. 田纳西河

VIRGINIA 弗吉尼亚

Williamsburg 威廉斯堡

Wilmington 威尔明顿

York 约克

[1]位于北卡罗来纳的塞勒姆，并非塞勒姆女巫审判的发生地。——译者注

1775—1776年北方战役

美军进军路线

美军撤退路线

英军进军路线

英军撤退路线

Albany 奥尔巴尼

Androscoggin R. 安德罗斯科金河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Bay of Fundy 芬迪湾

Boston 波士顿

CONN.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R. 康涅狄格河

Dead R. 死河

DEL. 特拉华

Delaware R. 特拉华河

Ft. Crown Point 克朗波因特要塞

Ft. Ticonderoga 泰孔德罗加要塞

Ft. Western 西堡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Hudson R. 哈得孙河

Kennebec R. 肯纳贝克河

Lake Champlain 尚普兰湖

Long Island 长岛

MAINE(Mass.) 缅因（隶属马萨诸塞）

MASS. 马萨诸塞

MD. 马里兰

Mohawk R. 莫霍克河

N. J. 新泽西

NEW YORK 纽约

New York 纽约

Newburyport 纽伯里波特

NOVA SCOTIA(ACADIA) 新斯科舍（阿卡迪亚）

Ottawa R. 渥太华河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Philadelphia 费城

Quebec 魁北克

R. I. 罗得岛

St. Lawrence R. 圣劳伦斯河

军队与战役

ADMIRAL HOWE,Aug.,1776,from England：海军上将豪进军路线，1776年8月，从英格兰出发

ARNOLD：阿诺德进军路线

Brooklyn Heights,Aug. 27,1776：布鲁克林高地战役，1776年8月27日

Bunker Hill,June 17,1775：邦克山战役，1775年6月17日

Concord,April 19,1775：康科德战役，1775年4月19日

HOWE,March,1776：豪进军路线，1776年3月

Lexington,April 19,1775：列克星敦枪声，1775年4月19日

MONTGOMERY：蒙哥马利军

Montreal Nov. 13,1775：蒙特利尔战役，1775年11月13日

Princeton Jan. 3,1777：普林斯顿战役，1777年1月3日

Quebec Dec. 31,1775; Siege Apr.-May,1776：魁北克之战，1775年12月31日；魁北克之围，1776年4月—5月

SIR WILLIAM HOWE,July 1776：威廉·豪爵士进军路线，1776年7月

Trenton Dec. 25-26,1776：特伦顿战役，1776年12月25日至26日

1777年北方战役

American Advance：美军进军路线

American Retreat：美军撤退路线

British Advance：英军进军路线

Albany 奥尔巴尼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Boston 波士顿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CONN.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R. 康涅狄格河

DEL. 特拉华

Delaware R. 特拉华河

Ft. St. John 圣约翰要塞

Ft. Ticonderoga 泰孔德罗加要塞

Hudson R. 哈得孙河

Lake Champlain 尚普兰湖

Lake George 乔治湖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

Long Island 长岛

MAINE(MASS.) 缅因（马萨诸塞）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MASS. 马萨诸塞

MD. 马里兰

Mohawk R. 莫霍克河

Montreal 蒙特利尔

N. H. 新罕布什尔

N. J. 新泽西

NEW YORK 纽约

New York 纽约

Newburyport 纽伯里波特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Ottawa R. 渥太华河

Philadelphia 费城

Quebec 魁北克

R. I. 罗得岛

St. Lawrence R. 圣劳伦斯河

Susquehanna R. 萨斯奎哈纳河

VIRGINIA 弗吉尼亚

军队与战役

ARNOLD：阿诺德军

Brandywine,Sept. 11：布兰迪维因战役，9月11日

BURGOYNE：柏戈因军

Ft. Montgomery,Oct. 6：蒙哥马利要塞战役，10月6日

Ft. Stanwix,Aug. 23：斯塔尼克斯要塞战役，8月23日

GATES：盖茨军

Germantown,Oct. 4：日耳曼敦战役，10月4日

HOWE,Aug.：豪进军路线，8月

HOWE：豪军

Kingston,Oct. 15：金士顿战役，10月15日

Oriskany,Aug. 26：奥里斯卡尼战役，8月26日

Princeton,Jan. 3：普林斯顿战役，1月3日

Saratoga,Oct. 17 (Burgoyne surrenders)：萨拉托加战役，10月17日（伯戈因投降）

ST. CLAIR：圣克莱尔军

ST. LEGER：圣烈治军

STARK：斯塔克军

WASHINGTON：华盛顿军

1778—1781年约克镇和南方战役

美、法军进军路线

英军进军路线

英军撤退路线

Cape Fear R. 开普菲尔河

Charlotte 夏洛特

Charlottesville 夏洛茨维尔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DEL. 特拉华

Delaware R. 特拉华河

GEORGIA 佐治亚

James R. 詹姆斯河

Kanawha R. 卡诺瓦河

MD. 马里兰

Mount Vernon 芒特弗农

N. J. 新泽西

N. Y. 纽约

New York 纽约

PA. 宾夕法尼亚

Pee Dee R. 皮迪河

Philadelphia 费城

Potomac R. 波托马克河

Richmond 里士满

Roanoke R. 罗阿诺克河

Santee R. 桑迪河

Savannah R. 萨凡纳河

Shenandoah R. 谢南多厄河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Susquehanna R. 萨斯奎哈纳河

VIRGINIA 弗吉尼亚

Winnsboro 温斯伯勒

York 约克

军队与战役

BARRAS (from Newport)：巴拉斯军（调自纽波特）

Camden,Aug. 16,1780：卡姆登战役，1780年8月16日

CAMPBELL：坎贝尔军

Charleston,May 12,1780：查尔斯顿战役，1780年5月12日

CLINTON & CORNWALLIS：克林顿&康华里军

CORNWALLIS：康华里军

Cowpens,Jan. 17,1781：考彭斯战役，1781年1月

DE GRASSE (French Fleet)：德·格拉斯（法军舰队）

GATES：盖茨军

GRAVES & HOOD：格拉夫斯&胡德军

GREENE：格林军

Guildford C. H.,Mar. 15,1781：查尔斯顿的吉尔福德战役，1781年3月15日

HOOD：胡德军

Kings Mt.,Oct. 7,1780：金斯芒廷战役，1780年10月7日

LAFAYETTE：拉法耶特军

LINCOLN：林肯军

MORGAN：摩根军

Savannah,Dec. 29,1778：萨凡纳战役，1778年12月29日

TARLETON：塔尔顿军

WASHINGTON & ROCHAMBEAU,Aug.-Sep.,1781：华盛顿&罗尚博进军路线，1781年8月至9月

WAYNE：韦恩军

Yorktown,Oct. 19,1781：约克镇战役，1781年10月19日

美国政府结构示意简图

第一章　源起

美国革命的渊源的确深藏于美利坚的往昔岁月中。英国的新大陆殖民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繁衍生息，传统的欧洲制度和惯常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让许多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真的在背离文明的欧洲生活准则。与繁荣而强大的宗主国英国相比，18世纪中叶的美利坚显得像是个原始又落后的地区：动荡不安，没有真正的贵族阶层，也没有威严的法庭和大的城市中心。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文明世界的特质。这导致了殖民地居民时常深感有必要为其社会的野蛮、文学和艺术的微不足道以及他们事业的琐碎表达愧意。

18世纪60年代，大不列颠帝国突然开始全面控制这个正在变化的新大陆，殖民地居民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未曾感受过这样全面的控制，此举在一个组织松散的帝国内酿成了一场危机。美利坚的抵抗变成了起义。但是随着殖民地居民摸索出他们社会的特殊性，起义成了对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意中逐步形成的美利坚生活的辩护，同时也使美利坚的生活理想化了。美利坚人突然将自己视为一个践行共和主义的理想社会，而非历史的逆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言，“战争开始前，革命就产生影响了”。这是场发生“在人民的思想和心中”的变革。

但是这样的变革并非美国革命的全部。革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对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的认可；它是美国进入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宏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美利坚在1760年时已经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方，但它仍然保有许多传统的君主制里的习惯以及依附式的社会关系，男子还穿戴着假发和套裤。革命粉碎了传统生活模式的残余，为接下来的更富有流动性、充满活力和更个人化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变革是显著的，它带给美国人民未来的图景，他们的视野之广阔，不输给任何时代的人。美国人不仅仅将他们的新国家视为一场推崇共和主义和自由权利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他们相信最卓越的艺术与科学将会在此百花齐放。起初只是文明世界边缘的一场殖民地起义变成了一起惊天动地大事件——正如一个牧师所言，这起大事件试图“从一个正在衰败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富有朝气的世界，一个不计其数的人生活的世界，而虔诚在这里将会随处可见”。

人口的增长和流动

1763年，大不列颠横跨整个世界，成了自罗马衰亡以来最强大、最富有的帝国。从印度到密西西比河，它的陆军和海军所向披靡。七年战争——或者按美利坚人的说法，是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最终以《巴黎和约》的签订告终，和约让大不列颠获得了对北美东半部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从那些被它击败的强国，法国和西班牙处，不列颠获得了新大陆大量的土地——加拿大的全部、东西佛罗里达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数以百万英亩[1]计的沃土。而法国把路易斯安那交给了西班牙，作为补偿西班牙失去佛罗里达的损失；这样，大不列颠最危险的敌人完全退出了北美大陆。

不列颠的霸权虽然一时无两，但是有股强大的暗流将很快、几乎可以说一夜之间改变一切。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官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做一个关于殖民地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被搁置着，一旦付诸实施，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将会粉碎大英帝国。

自从17世纪末不列颠帝国成形以来，王室的职员和官僚一直有兴趣去改组不稳定的帝国结构并且将王室的权威扩展到美利坚。但是计划却受到英国政府部门的阻挠，比起殖民地的改革政府部门更热衷于英国本土的政治事务。在这样的情势下，帝国可以在脱离伦敦的掌控下随意地成长。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都获准在殖民地定居，土地的分配也比较自由。

殖民地的地位应该次于母国，而且要依附于母国，这点虽然几乎不会遭到帝国官员的质疑，但实际上帝国却不是依照这样的想法运作的。已经发展出的相互关系反映出帝国体系的荒谬和无能——办公部门的繁杂，权力分配的混乱，还有组织机构的松散。甚至贸易监管这项帝国的最主要事务，也是没有效率并且漏洞百出，为贪污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也让帝国无法从根本上干涉殖民地居民追求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新的形势迫使这个不合理但仍在运转的体系发生变化。英国的殖民地——1760年时有22块是在西半球——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宗主国不能再像18世纪前半叶那样随意地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整个不列颠世界迅猛发展，英国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利坚殖民地上。

最显著的发展是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在18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内，英语世界——英国和殖民地——人口数量以史无前例的速率在增长。在18世纪40年代，已经停滞了半个多世纪的英格兰人口数量突然间开始上升。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口自18世纪以来也一直在稳步上升。北美殖民地人口的增长甚至更为迅速——事实上可以说是“爆炸”——而且自从开始殖民以来一直如此。实际上，北美殖民者的繁衍一直快于西方世界的其他居民。在1750年到1770年之间他们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从100万增长到200多万，因而让北美殖民地在不列颠世界中变得更为重要。1700年美利坚人口只是英国加上爱尔兰的人口之和的二十分之一；到了1770年，接近五分之一。一些像富兰克林这样有远见的殖民者预测，英帝国的中心迟早会转移到北美。

英帝国每一处急剧膨胀的人口都是流动的，在村与村之间流动、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流动。在英国，不断增多的移民在短短几十年内造就了数个新的工业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兹，且令伦敦成为西方世界中最大的都市中心。一股稳定的移民潮从不列颠群岛跨大西洋涌入新大陆。18世纪早期就有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移民，而在18世纪50年代的七年战争后移民规模开始增长。在1764年到1776年之间大约125000人离开不列颠群岛前往美洲殖民地。英国移民和来自莱茵河谷的日耳曼移民携同不断繁衍的殖民地居民，从港口城市，尤其是费城，沿着各条路线扩散到了半个大陆。

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殖民者的活动都只是局限于大西洋沿岸几百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但是在18世纪中期几十年内，人口密度激增的压力显现。东部被过度垦殖的土地地力开始枯竭。特别是在切萨皮克湾，佃户的数量显著增长。早期建立的城镇现在显得过度拥挤，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年轻人无法像父辈一样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可以获取土地。整个殖民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漂泊；许多人去了殖民地的一些小城镇，但是这些小城镇没有足够的设施来容纳和管理他们。到了1772年，费城穷人的比例是二十年前的八倍，救济院修建起来并很快就被穷人挤满了，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但是这些居无定所的穷人只是把城市视作他们追求土地的漫长无休止的旅程上的驿站，他们也许会觅得他们一直追求的土地，重新获得之前不得不放弃的稳定生活。

随着法国的战败，殖民地居民开始从各处动身，迫不及待地要去垦殖新近获得的内陆土地。1759年投机商人和殖民者涌入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沿岸的区域并且沿着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向西进入纽约中心地带。在1749年到1771年之间，纽约的人口从73348增长到168007。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和新移民推进到西宾夕法尼亚，并且沿着弗吉尼亚蓝脊山（Blue Ridge）的各边路线向南推进到卡罗来纳。从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到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沿途的各个城镇接待旅行者，将产品转运到遥远的市场，因而快速发展壮大。殖民者规模的扩大是现象级的。宾夕法尼亚在1756年到1765年间新创建了29个定居点——比这块殖民地之前总共创建的定居点还多。北卡罗来纳在1750年到1775年间人口增长了六倍，成了人口第四多的殖民地。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处都开始出现新的边界。到了18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等探险家和猎人开拓了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向西进发路线。殖民者们接踵而至。一些人往南奔向霍尔斯顿河谷，以及坎伯兰河与田纳西河的上流源头，而其他人则扩散至西北方，进入俄亥俄河和肯塔基河流域。还有一部分人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和从南部殖民地来的陆上移民一起进入到西佛罗里达的新殖民地，这样，迁移之路完全圈住了西部的新版图。

在独立战争前的15年中，新英格兰内部人口也在不停地流动着。到了18世纪60年代早期，全境城镇间流动的人口数量倍增，一些县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过往十年的两倍或三倍。许多农民不再在固定社区内寻找机会，他们选择动身前往遥远的边界，开拓帝国的疆域。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殖民者们不仅仅会选择迁往英格兰北部和新斯科舍，也会选择迁往远至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哈纳河及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地区。甚至于，康涅狄格曾经有400户家庭于1773年到1774年间迁往西佛罗里达，这是西佛罗里达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单批移民增长。1760年到1776年之间，来自新英格兰南部2000左右的人口经康涅狄格河进入新罕布什尔和日后的佛蒙特州。同一时期，来自马萨诸塞的移民涌入缅因，建立了94个镇。1760年至1776年间新英格兰一共多了264个新镇子。

英国和殖民地当局很难理解这种追求土地的人口大量膨胀的意义。一个为此感到惊讶的官员注意到，殖民者们“在他们的利欲心和不知餍足的需求刺激下不断流动。他们没有乡土情结：四处游荡的习性似乎根植于他们的本性中；而相应而来的弊端是，他们永远幻想着远方的土地要好于他们现在定居的土地”。土地狂热传染到了社会上下各个阶层。当罗得岛纽波特的一名牧师、后来出任耶鲁学院院长的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全境买卖小块土地时，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一些更具影响力的人物正在策划着关于大量西部无主地的大投机方案。

所有这些人口流动对美国社会和它在英帝国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零零散散的家庭、教堂和社区不断增多，而殖民地政府却失去了对这种迅猛增长的移民开拓的控制。在边远地区，目无法纪和流浪漂泊成为常态，关于土地归属和殖民地界线的争论急速增加。但是人口快速扩散的最直接影响——也是在18世纪中期的帝国官员看来最明显的影响——是移民带给土著人的压力。

在七年战争伊始，愤怒、不安分的美洲土著人在西部引发的问题迫使英国政府第一次从殖民地当局接手了对印第安事务的直接控制权。两个英国官员带着安抚印第安部落的任务分别前往南部和北部区域，其中一个负责人形容他们是“世界上未开化人中最令人畏惧的人群”。

欧洲人对新大陆的侵占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土著人的数量，疾病的传播在其中有尤其大的影响，但是仍有大概15万印第安人留在了密西西比河东部地区。新英格兰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敌对的印第安人，但是在纽约仍然有2000个印第安战士，他们是最凶猛的塞讷卡人，是曾经可怕的易洛魁六大部落的残存者。在萨斯奎哈纳河和俄亥俄河流域定居着各种部落，最主要的有德拉瓦尔人、肖尼人、明戈人，他们声称有12000左右的战士。南部边疆地带印第安人的存在甚至更令人生畏。从卡罗来纳到亚祖河一共有14000名左右的战士，主要是切罗基人、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和奇科索人。虽然这些土著人之间时常存在分歧，而且和欧洲定居者之间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和谐共处，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想要阻止白人对他们土地的进一步侵占。

当法国力量退出加拿大，西班牙力量退出佛罗里达以后，土著美洲人不再能够在欧洲敌对势力之间纵横捭阖了。英国现在独自控制了利益颇丰的毛皮贸易，并且是唯一负责调和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的力量。问题是严峻的。不仅仅有大量白人试图用白兰地和朗姆酒达成他们的目的[2]，而且他们之间也有着利益分歧。一些贸易者们会支持毛皮贸易，但另一些人不会。不过所有的贸易商们都支持在西部建立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移民不得侵入，并且他们还取得了关心印第安人命运的人道主义团体的支持。可是土地投机者们则想把印第安人往西边赶，向白人移民开放更多的土地。印第安人被这些贪婪的白人贸易商和渴求土地的移民迷惑、欺骗，他们的土地和毛皮被这些人骗取，所以他们用暴力和抢劫向这些白人还以颜色。一些部落试图组成联盟，发动全面战争。

所以，七年战争结束了，但是边境的暴力没有结束。从1759年到1761年发生在南卡罗来纳的毁灭性的切罗基战争，到弗吉尼亚的王室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在1774年对肖尼人发动的袭击，英国官员们一遍又一遍地动用王室军队去平息印第安人的反抗。这个时期最大的一起印第安人反抗活动发生在1763年，英国接管法国原先的要塞以后。几个部落印第安人在渥太华首领庞蒂亚克的领导下结盟，在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突袭并且几乎完全摧毁了英国人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边的三个要塞。在他们被英国军队赶走以前，愤怒的战士们向东渗透入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偏远乡村，杀死了2000多个殖民者。无怪，18世纪60年代，很多英国当权者总结出只有英国正规军的存在才能维持帝国在美洲边境的和平。

18世纪中期迅猛增长和扩散的人口，影响的不仅仅是白人和印第安在边境的关系。数以千计的移民流向东部殖民地政府难以触及的偏远地区。这些偏远地区移民离合法权力机构过于遥远，因而有时不得不由一些义务治安团队维持秩序。18世纪60年代，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的人民组成了义务治安团体“治安维持会”（Regulators），捣灭了游荡的盗窃团体，但是这些不受法律管辖的治安武装人员自己经常会变成袭击者或劫掠者。有时，这些阿巴拉契山脉西部边境的居民们会一起为他们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订下管理契约，这些自然社会往往就是一些“居住站”——简单的要塞堡垒围着一些小屋。

当人们涌向偏远地区，现存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被削弱了。在宾夕法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内部快速发展的地区，移民们在18世纪60年代纷纷拿起武器反抗他们所认为的遥远的东部政府的剥削。在西宾夕法尼亚，一批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在帕克斯顿·博伊斯（Paxton Boys）领导下反抗持和平主张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因为在议会中贵格会教徒是主导者，而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则缺少代表。在1763年到1764年间他们四处屠杀处于政府保护下的印第安人，然后向费城进军。直到议会向他们允诺，增强他们在被东部控制的殖民地议会中的影响力，再加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调解，他们才离开费城。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不仅仅是在殖民地立法机构中缺少代表，就连他们当地的县法庭都受到东部来的投机官员和律师的腐蚀。1767年，一伙西部的义务治安团队打着家喻户晓的“治安维持会”旗号发动武装暴动。他们占领了县法庭并且向北卡罗来纳政府请愿，要求有更多的代表、低税收和对当地事务的自主控制。不过在1771年所谓的阿拉曼斯战役中，北卡罗来纳政府及其东部的武装力量驱散了这2000多名治安维持会成员。但是帝国官员们不能如此轻易地消除深深地植根于众多北美人心中的恐惧：殖民地居民担心因代表权分配不公可能引发的危险，并且对遥远的政治权力惊恐不安，这些情绪都不是帝国官员可以轻易消除的。实际上，对于殖民地政府，这些西部居民也表达出与美利坚人总体上看待英国国家权力相同的心态。

[1]数百万英亩相当于数万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约为247英亩。——译者注

[2]印第安人喜爱白人的酒精饮料，而大多数白人也乐于做此类生意。——译者注

经济扩张

北美人口数量的增长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必然会引起英国对于殖民地关注度的上升。但是人口压力并非是重塑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和北美社会变化的全部。同样重要的还有发生在18世纪中期英国——北美贸易规模的显著扩张。

到了1750年，不久后引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因素在英国已经形成了。英国的进口、出口和各种工业产品的生产——经济增长的所有主要指标——正在快速地增长。美利坚人也深入参与到这突如其来的英国经济扩张中。到了1760年，他们的繁荣远胜过往。

1745年以后的数年中，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群岛之间的贸易急速增长，越发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经济中重要的部分。将近一半的英格兰船只会参与美洲的商业事务。出口北美大陆的货物占英格兰总出口的25%，而苏格兰商业与殖民地的联系发展得甚至更为迅速。1747年至1765年，殖民地对英国的出口额翻了一番，从70万英镑左右上升至150万英镑左右，同时殖民地从英国的进口总值上升得更快，从90万英镑左右上升至超过200万英镑。英国自己生产的食品在18世纪首次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到了1760年，英国进口的谷物大于其出口。这种对于食品的持续增长的需求——不仅仅是大不列颠，还包括南欧和西印度群岛对食品的需求——意味着美洲出口物价格的飞升。在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之间，北美对加勒比地区的出口物价格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户见到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美洲出口物价格的上升，纷纷开始为遥远的市场生产食品原料和其他商品。到了18世纪60年代，偏远地区的远程贸易中心，例如弗吉尼亚的斯汤顿（Staunton）和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都会把烟草和谷物沿着道路和村镇网络向东运往沿海地区。像巴尔的摩（Baltimore）、诺福克（Norfolk）和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等城市，都是因为这种不断膨胀的贸易发展而几乎一夜成长壮大。

出口农产品的价格飞升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北美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南部的种植园主和城市中的大商人变得更富有，如今普通的北美人也可以购买原先只有富有的绅士能够购买的奢侈品——从爱尔兰亚麻织品和蕾丝织品到玮致活[1]（Wedgwood）套装餐具，越来越多的商品被当作日常生活便利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的妻子黛博拉（Deborah）有天早上用一些新器皿换掉他的白镴汤匙和陶碗，给了他一个惊喜。购买这些器皿只是因为“她认为她的丈夫配得上和他邻居一样的银汤匙和瓷碗”，她想以此提高她家庭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同时，她为历史学家们所说的18世纪“消费革命”贡献了一份力量。

虽然20个北美人中有19个仍然从事农业，但是品位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投身制造业——一开始主要是生产粗糙的纺织品和鞋子。随着道路的兴修以及公共马车和班船日常时间表的确立，运输和交流进步迅猛。在18世纪50年代，邮局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殖民地副邮务长领导下，确立了每周在费城和波士顿之间传递邮件的规程，而且把邮递时间缩短了一半，从六周减到三周。不断增长的人口、更好的道路、关于市场更可靠的信息以及各种城镇的扩张，这一切都鼓励了面向地方市场以及殖民地间市场的家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到了1768年，殖民地制造业一年内为宾夕法尼亚生产了8000双鞋子。马萨诸塞东部地区越来越多地参与进制造业中：1767年黑弗希尔镇（Haverhill）只有3000不到的居民，但是有44所作坊和19座磨坊。此时许多殖民地工匠和准工厂主们都更倾向于支持协会团体去抵制与他们竞争的英国进口商品。

但是殖民者们仍然更喜欢英国商品。从18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利坚人从英国进口了大约价值50万英镑的货物，远高于他们对宗主国的出口额，因而他们一直困扰于与英国贸易的逆差。船舶运输的利润、英国战时在北美的费用以及对欧洲和西印度群岛货物销量的上升，这些部分地构成了殖民地与英国收支差额中的逆差。但是逆差极大程度上还是由殖民地从英格兰和苏格兰不断增加的大量借贷构成的。到了1760年殖民地对英国债务总共是200万英镑；到了1772年跃升至超过400万英镑。1750年后，之前被排斥在与英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关系之外的殖民者的负债额在总债务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经由扩散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各处的苏格兰“代理人”（零售店主），切萨皮克湾越来越多小烟草农可以获取接触英国贷款和市场的直接渠道。到了1760年，一个伦敦商业公司在单个港口和多达150名小贸易者做生意，这种事已经不再特殊。

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削弱了殖民地社会通常的家长式统治结构。传统上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属和庇护纽带，在北美拓殖伊始就不是特别有力，如今更进一步地被削弱了。甚至在最稳定的殖民地之一的弗吉尼亚，上层统治的种植园主们都发现，他们的权威受到了那些在市场和借贷中依赖于他们的小农户的挑战。这些小农户如今与苏格兰的代理商形成了更加非个人的联系，而且也变得比之前更独立。他们以参与政治和支持宗教异见的方式表达着这种独立。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不仅仅是竞选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的人数显著增加，而且弗吉尼亚开始离开圣公会[2]的普通人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组成了新形式的宗教福音团体，摈弃了占主导地位的圣公会绅士们的上流风格与豪奢。在短短几年内长老会新光派（New Light，又称复兴派）、浸礼会分离派（Separate Baptist）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卫理会（Methodist）在切萨皮克湾的普通农民中掀起了新的改宗皈依风暴。从1769年到1774年间浸礼会教堂的数量从7座跃升至54座。

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把宗教异见的滋生归因于圣公会的牧师们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失职。而反过来，牧师们则指责由圣公会的绅士们所构成的世俗教区委员会对他们不够支持。在相互的指责中弗吉尼亚下议院在1755年和1758年通过了法案，确定了用来偿付欠款和支付公务人员薪俸的烟草的标准价值是每磅两便士。由于烟草价格的快速上涨，这些所谓的《两便士法案》，使得原来习惯于接受烟草作为支付手段的债权人和公共官员（包括牧师在内）都处于不利境地。英国商人和弗吉尼亚的圣公会牧师们提出抗议，而且他们有能力要求在英国的国王枢密院驳回弗吉尼亚下议院的1758年法案。1763年，一颗冉冉升起的律师界新星，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法庭上与弗吉尼亚的一个牧师展开辩论；《两便士法案》此时已经被宣布非法，这个牧师因为该法案蒙受损失，所以向法院提出工钱补偿的合法起诉。这次辩论，帕特里克·亨利开始树立他作为一名雄辩的公众演说家的声誉。在亨利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辩护中，他针对这位“牧师的正当理由”大胆地提出，由于国王否定了法案，因而他“已经从人民的慈父堕落成一个暴君，因而他无权再要求臣民服从于他”。而亨利的历史性（或者说煽动性）言论如此被颂扬，可见因袭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变得怎样的脆弱、冷淡。在殖民地，到处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氛围，人们很容易地指责任何权威，包括3000英里外的国王，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正急剧变化着。

在18世纪中叶的任何地方，是否有人知道应该如何控制英国——北美世界中运行的强大经济和社会力量？恐怕没有。可以肯定的是，英帝国脆弱的行政规划看起来无法胜任管理这变化莫测的世界的职责。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到了18世纪中叶大量英国官员们开始意识到，对日益庞大的帝国进行检修改造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关于那些被他们轻率处置的人民，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他们一触即发的能量和敏感的天性。本杰明·富兰克林警告说，英帝国就像一个易碎的瓷花瓶，它需要的是轻拿轻放。

[1]玮致活，成立于1759年的英国国宝级瓷器品牌。1793年英国使团访华时，曾向乾隆帝进献过玮致活瓷器。——译者注

[2]圣公会，即英国国教，又称安立甘教会，弗吉尼亚以圣公会为主导教派。13块殖民地所宗的教派不一。——译者注

英帝国的改革

1748年后各种关于帝国改革的消息传播开来。七年战争中殖民地人对航海条例的逃避和腐蚀历历在目，促使了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其他王室官员开始决心坚定执行却又只能一点一点艰难推进帝国体制改革。如果不是七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留下大量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次可能就会像历次改革一样，在一开始就进行不下去了。

最直接的难题是整顿从法国和西班牙获得的土地。新政府必须要组建，与印第安人的贸易必须要加以管理，土地需求必须要解决，还必须要保证对土地如饥似渴的白人殖民者不会和愤怒的印第安人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

更麻烦的是英国政府面临的巨大花销。到了1763年，战争债务总共达1.37亿英镑；而这笔债务每年的利息就有500万英镑，比起英国政府和平时期每年800万英镑的预算，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而且军费缩减的前景越来越渺茫。由于新土地基本上没有什么英国人居住，政府不能依靠以前惯常的当地防务和警备力量去维持秩序。北美司令官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Lord Jeffrey Amherst）估计他需要一万人的军队才能维持与法国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才能应对那些擅自占用他人房屋者、走私犯和土匪。所以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就做了一个后续政府机构从未否决的重要决定——在北美维持常备军。这支和平时代的军队两倍于七年战争前殖民地军队的规模，而维持这支军队的年花费很快远远超出30万英镑。

钱从哪里来呢？英格兰拥有土地的阶层感到课税已经把他们逼到绝境了；而1763年的新英国苹果酒税竟然需要军队在产苹果的郡强行推行。同时，返回英国的将士们在英国散布北美人正在坐享战后繁荣的消息。在这种环境下，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寻求新税源以及达成王室官员长久以来支持的航海系统的效率优化看来合情合理。埃德蒙·伯克所说的帝国政府对北美长达半个世纪的“有益忽视”宣告终结。

因此这虚弱蹒跚的帝国的微弱平衡注定会被打破。而1760年继承王位的新君主，年轻鲁莽的乔治三世恶化了处于变化中的英国——北美关系。乔治三世那时只有22岁，在政治事务方面心存顾忌且缺乏经验。但是他执拗地决心亲自操持统治权，迥异于另外两位汉诺威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统治风格，他们是他出生于德意志的曾祖父和祖父。由于斯图亚特的后裔“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在1745至1746年间重掌王位继承权诉求的不幸失败，乔治作为第一个英国出生的汉诺威王，对王位稳固的自信更胜于他的汉诺威前任。因此他可以更无拘束地忽视曾经引导过前两位乔治的辉格党大臣的意见，更我行我素地统治。在他无能的苏格兰导师、“最亲密的朋友”比特勋爵（Lord Bute）的影响下，他致力于清除英国公共事务中的腐败和派系斗争。他想以对王位和国家的责任来替代先前的辉格——托利党争以及宗派密谋。这种意图非常好，但是其后果却给英国政治造成了长达半世纪的最大且最混乱的动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拖延已久的帝国改革将要发生之时。

历史学家们已不再把乔治三世描绘成一个妄图通过选用大臣以对抗议会从而腐蚀英国宪政的暴君。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乔治三世始终在违反当时的通行政治准则，无论是他有意还是无意。他选用他的亲信比特勋爵，这位在议会中毫无力量的人领导政府，从而将在议会当中确有政治力量支持的威廉·皮特和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这样的辉格党大臣排斥出局，新国王的这种做法可能还不能说是违宪，但是的确违背了政治的现实惯例。比特1763年的退休很难平息反对者的恐惧，他们觉得国王正在寻求“幕后的”托利党宠臣的意见，并且意图把决定强加于议会中的主要政治集团，而非通过他们来实行统治。乔治三世以一种他固有的执拗且特殊的方式，煞费苦心地担负起他所认为的合乎宪法的统治职责，事实上他却加剧了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混乱。

18世纪60年代的十年中一届届短命的内阁，与辉格党领导的前一代政府的长久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表明，这位倔强的国王似乎不信任任何一个获得议会支持的人。皮特和纽卡斯尔被解职之后，比特也暗淡隐退，国王在1763年找到了比特的门生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出任首相，而这只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其他乔治可以接受的人选。虽然格伦维尔要为殖民地第一波改革浪潮负责，但是他在1765年辞职是由于和国王的私人争执，与殖民地事务没有多少关系。接下来，罗金汉姆侯爵（Marquess of Rockingham）一派辉格党人组建了政府，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和演说家埃德蒙·伯克则充当了他们的发言人；但是这个辉格党人联盟始终没能获取国王的信任，仅仅维持了一年。1766年，乔治最终只能重新召回如今已是查塔姆伯爵的年迈的皮特来领导政府。但是查塔姆伯爵身体欠安（评论家们说是头部痛风），而议会在18世纪60年代晚期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宗派之争，这令他的内阁乱成一团，查特姆伯爵根本无法管理。

到了1767年，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控大局。大臣们在不同部门进进出出，调换职位，甚至不顾同僚意见任意而为。在一团乱麻中只有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给殖民地事务做出了一些指示，可是他1767年就离世了。直到1770年委任诺思勋爵（Lord North）出任首相后，乔治王才找到了一个他信任也能得到议会支持的政治家。

在议会之外，占国民很大比重的被排除在积极参政权利之外的英国人，如今前所未有地鼓噪起来。事务长期受到英国干预的爱尔兰开始人心浮动；不仅如此，英国的政治腐败，以及议会在普及投票权和选举权的改革上的失败，也导致了国内普遍的愤怒不满，呼吁改革的要求甚嚣尘上。伦敦以及英格兰其他各处的暴动在18世纪60年代愈演愈烈。1763年，乔治三世注意到“国家的每一处都发生着暴动和混乱”。到了60年代末，情势更加恶劣。诺思勋爵在前往议会的路上被人攻击；他的马车被毁了，本人也是勉强保住性命。

长期以来暴乱在英格兰屡见不鲜，但是18世纪60年代的众多民众暴动却和过去有所不同。现在暴动不再仅仅是因为如面包价格等带来的某种愤恨，而更多地直指整个政治体系。最主要的民众领导人是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民众领袖之一。威尔克斯是一位议会成员并且是一名反对派记者，1763年因在他的报纸《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中煽动性地诽谤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而被捕并受审。威尔克斯当即成为一位人民英雄，“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呼声响遍大西洋两岸。下议院下令含有诽谤言论的报纸要公开烧毁，而威尔克斯则逃往法国。1768年他回到国内，好几次被选为下议院代表，但是每次议会都拒绝给予他席位。由大量小店主和工匠组成的伦敦市民群体发现威尔克斯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他们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对英国腐败和寡头政治的愤怒。关于威尔克斯的争议促进了激进改革运动的到来，撼动着英国少数人统治的基础。

如此，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面临着全面改革帝国和从殖民地获取税收的需要，而此时不列颠群岛上的政治情势却陷入了18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窘迫和无序。无怪，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整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将会分崩离析。

政府发布了《1763年公告》，开始整改最近又扩大了版图的帝国。这份王室公告宣布新建3个王室殖民地——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和魁北克——并且扩大新斯科舍的范围。公告把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的大面积区域划为印第安保留地，禁止私人购买印第安人土地。这旨在维护西部的和平而且将移民引向北部和南部的新殖民地。因为他们认为移民在那里更易于与宗主国以及商路接触——还可以作为缓冲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人和仍残留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的力量，这对英国更有助益。

但是情势摧毁了王室的蓝图。负责新政策的大臣们陷于混乱的职位变动，而1763年俄亥俄河流域的庞蒂亚克的印第安人起义迫使政府仓促地将这套计划付诸实施。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所划的分界线关闭了白人移民通往西部的大门，而分界线划分得草率粗糙，导致一些殖民者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印第安人保留地。新的贸易章程和站点的设置普遍被忽视，而且还令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比之前更为混乱。西部局势如此混乱，以至于英国政府无法令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相信公告不仅仅是“一份暂时安抚印第安人情绪的权宜之计”——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说，他自己也对西部土地有投机兴趣。众多土地投机者和说客对不稳定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通过谈判签订一系列印第安条约，将移民线西移。但是任何改动只会增强土地投机者的欲望，导致这个时期出现了现代历史中最夸张的土地图谋。

而在《1774年魁北克法案》中，英国政府终于试图稳定纷杂的西部政策。这份法案把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大片土地及其领域中与印第安人贸易的控制权交给了魁北克殖民地，并且允许魁北克法国居民继续遵从法国法律并信仰天主教。这份法案对加拿大的法裔越开明，就越能激起所有北美利益群体的怒火——土地投机者、移民和贸易商都同样怒不可遏。这种任意改变区域界线的举动威胁着所有殖民地的区域从属，而且使北美新教徒们陷入恐慌，以为英国政府想要在西北扶持一个敌对的天主教殖民地。

新的殖民地贸易政策相比英国的西部政策更为连贯协调，但是在美利坚人看来却一样危险。《1764年糖税法》明显主要是继承了17世纪末的航海条例。它所设立的一系列规章旨在使航海体系更严格有效，而且特别要限制殖民者的走私偷运和行贿。在外的海关官员被要求返回他们的岗位，而且被授予更多的权力以及保护。海事法庭对违背关税法审查的司法审判权得到增强。海军被给予更大的权力去监察北美船只。协查令状（或者叫搜索令）的使用范围扩大。之前规定必须出口英国的殖民地产品清单，包括烟草和糖，如今又增加了兽皮、铁和木料等等。最终，越来越多的北美运输商需要交保证金从而获取出港许可证，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商人，乃至仅仅参与近岸、沿岸贸易的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保证金、许可证和规章条例构成的官僚系统罗网中。

航海系统中出现的苛政令人沮丧，而且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关税税种，为了增加英国税收而提高了北美进口的费用。《糖税法》对于从国外进口的衣料、糖、靛蓝、咖啡和酒课以关税。更主要的是，《1733年糖浆税法》原先规定从非英属西印度群岛进口到北美的糖浆税为6便士一加仑，而《糖税法》将这项本以为会被废除的规定降低到3便士一加仑。英国政府希望对国外糖浆较低的关税被严格执行，从而杜绝走私活动，另外促进从国外进口糖浆合法化，以为王室增加收入。但殖民者们却并不那么想。

英国的这些改革，威胁着前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微妙的贸易平衡。改革可以被看成是英国对于殖民地商业的传统权威的一部分。但是英帝国下一步的新规划不应该被如此看待；它是全新的。格伦维尔的内阁确信关税改革无法满足税收需求，所以决定尝试一种明显不同的策略来提取北美财富。1765年3月，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印花税法》，对法律文件、历书、报纸以及几乎所有用于殖民地的各类纸张课税。和所有种类关税一样，这种税收必须用英国的货币支付，不可以使用殖民地的纸币。虽然印花税从1694年开始就用于英格兰，而且好几个殖民地议会在18世纪50年代采用此税法，但是议会先前从来没有向殖民者征收这样一种直接税。

因此《印花税法》会前所未有地激起殖民地的舆论热潮，并不奇怪。纽约的小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 Jr.）断言：“单单这一举动就令大不列颠永远地丧失了所有殖民地对它的感情。”

第二章　北美的抵制

对于英国政府改组帝国的最初尝试，殖民地始终抱着一种无法接受的心态。早在18世纪60年代，随着战时花销的削减，早前的商业繁荣一去不返。1760年到1764年间，美国市场里充斥着滞销的货物。同时，大量的烟草作物（部分是因为独立生产者的增加）迫使烟草价格下降了75%。这种经济下滑威胁到了整个大西洋信用体系，从伦敦和苏格兰的商业机构到殖民地的小农场主和店主纷纷受到波及。结果，四处尽是商业失败和破产。

经济崩溃的受害者们试图将他们消失的财富归咎于远在英格兰的政府，这一点都不令人讶异。对北美人民而言，英国政府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实在是笨拙和恼人得无以复加。1764年，议会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作为法定货币。这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做法，只是这些年中英国政权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根深蒂固的对立表面化的众多情况之一。

《糖税法》的出台恰逢这次战后萧条，给那些仰仗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贸易的人带来极大的难题。殖民地居民担心对外国糖浆强行征税会葬送北部的朗姆酒业，转而会削减向加勒比海地区的鱼、食品原料和非洲奴隶的出口，从而危及北美购买英国进口货物的能力。种种这些恐惧，再加上伴随《糖税法》而来的所有新贸易规章在殖民地引发的敌意，挑起了敌对情绪，并且激发了第一次殖民地间有组织的联合抗议。1764年，八个殖民地的联合大会制定并签署了正式请愿书，申明《糖税法》造成的经济损害，并且将请愿书送往英国的王室当局。

王室当局不但对请愿书置若罔闻，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殖民地反对声中继续推出了1765年《印花税法》。这一举动激起的不单单是一个殖民地的抗议，而是一股以惊人之势席卷了整个北美的反对浪潮。这次议会所推行的税收，无论就财政而论显得如何合理，都对北美的自由和自治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他们再也不能把他们的反对限制在传统的抱怨和游说疏通的渠道中了。

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甚至完全没有考虑一下反对它的殖民地请愿书，当这样的消息传到北美时，殖民地居民愤怒地做出回应。主要港口的商人组成抗议联盟，并且许诺停止进口英国货物以向英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众多报纸和小册子在北美以前所未有之势发泄着愤怒，怒火直指一个纽约人所说的“这些居心险恶的弑亲者”，他们要“邀请专制统治跨越大洋，在这片曾经快乐的土地上安家落户”。镇、县和立法大会匆匆召开会议，殖民地居民不可遏止的愤怒都化入言辞激烈的宣言中。

洪水般的暴怒言辞不可避免地令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在宪法上的关系受到质疑。1765年的春天，弗吉尼亚的众议院（House of Burgesses）正式通过一系列的决议，公开指控议会所征的税收，断言在殖民地只有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才具有征税权。这些决议由帕特里克·亨利提出，他刚刚被选入这一立法机构，时年29岁。在庄严的众议院环境中，帕特里克·亨利敢于重复他之前在牧师案中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就像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会遇到布鲁图斯（Brutus），或国王查理一世会遇到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一样，他毫不怀疑一批北美居民现在将会站起来反抗新的暴政专制。议院的议长因为亨利流露出的叛国罪倾向中断了他的发言；而他的一些决议（包括宣告只要不是弗吉尼亚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弗吉尼亚人可以不遵守）煽动性太强，所以没能被立法机构接受。可是，殖民地的报纸刊行了这些决议，浑似弗吉尼亚议会已签署了所有决议。许多北美居民开始相信弗吉尼亚真的主张他们的立法机构应该独立于大不列颠。

亨利的魄力是传染性的。罗得岛议会宣布《印花税法》“违宪”，并且准许殖民地官员无视法案。1765年10月，九个殖民地的37位代表齐集于纽约的印花税法会议，起草了一系列正式宣言和请愿书，否认英国议会向他们征税的权力。但是和这次史无前例的殖民地联合展示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印花税法会议公开承认“对尊贵的大不列颠议会机构无论如何都应有的隶属地位”，没有完全表达出北美的敌意。

最终是民众暴动摧毁了北美的《印花税法》。1765年8月14日，一群民众彻底查抄了马萨诸塞的印花税票代销商安德鲁·奥利佛（Andrew Oliver）的办公室，而且破坏了他的住宅。第二天奥利佛承诺不会再推行《印花税法》。暴动的消息传到了其他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是相同的暴动和暴力威胁。从罗得岛的纽波特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各地都有组织起来进行抵制的团体。在许多地方，军火和火炮公司、工匠协会和其他一些兄弟会团体，构成了地方上新出现的抵制团体的组织基础，这些抵制团体通常称自己为“自由之子”。而它们的领导成员大多处于中间等级——店主、印刷商、技工师傅和小商人——这些自由之子烧毁王室官员的肖像画，强逼印花代销商辞职，迫使商人和法官不要使用印花，建立起一个殖民地间的通信网络，全面推行对英国货物进口的抵制，并且管理殖民地全境的反印花运动。

英国的反应

在英国，罗金汉姆等辉格党人（这些人一直批评乔治三世和格伦维尔的政策）现在执掌了内阁，政府开始准备撤退。这不单单是因为这些辉格党人拒绝接受格伦维尔的政策，也是因为他们与那些因北美抵制而蒙受损失的英国商人关系亲密。1766年2月，议会废止《印花税法》。

尽管英国政府在废除《印花税法》时试图挽回颜面，宣称议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为殖民地立法，但是1765年以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以及北美对英国权威——实际上是对所有权威——的敬重都不比往昔。《印花税法》危机以之前政治事件所未有的程度唤醒并团结了北美居民。在它的刺激下，殖民地全境内出现了大胆的评论政治和宪法的作品，它还深化了殖民地政治意识与合作，并且带来了组织公众抵制的新模式。在暴动中，民众了解到他们能够迫使王室官员辞职或使他们遵从民意。马里兰总督霍雷肖·夏普（Horatio Sharpe）在1765年观察到，通过“他们的暴动集会”，人民“开始认为他们可以用相同的做法，达成任何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的应行之事”。

英国政府不能依靠一份简单的议会至高无上的公告来满足它对更多税收的持续性需求。因为殖民地居民明显不会忍受像印花税那样的“直接”税和“内部”税，所以英国官员归纳出政府可以通过更传统的“间接”且“外部”的关税[1]来聚敛税收。毕竟，殖民地居民已经承担了糖浆、酒和其他几种《糖税法》规定的进口货物的税收。因而1767年在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领导下，议会对进口到殖民地的玻璃、颜料、纸张和茶叶征收新税。虽然所有的新关税，尤其是1766年降低的糖税带来了平均一年45000英镑的税收——相比之下1764年之前一年只有2000英镑税收——但是每年税收的总额仅仅达到维持北美驻军的年花销的十分之一。

英国政府确信必须要推行一些更严厉的措施，因而重组了帝国的行政管理机构。1767—1768年间政府创立了北美海关委员会，位于波士顿，直接向财政部报告。它还同时设立了三个新的高级海事法庭——位于波士顿、费城和查尔斯顿——作为已经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运转的海事法庭的增补。英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殖民地的重要性之后，它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北美事务的国务部门，凌驾于整个殖民地政府结构之上。同时，英国政府决定紧缩开支，撤回用于大部分开发西部的高代价军队并且关闭大量远方据点。这批军队如今被安置在海岸城市处，而根据英国议会的《1765年驻军条例》，殖民地居民需要负责军队的住房和供需。这次离开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向东撤军不单单造成了西部地区的混乱，而且在和平时期于普通民众中集中正规军的做法模糊了军队原先在北美的任务使命，引起了殖民地居民对于英国意图的担忧恐惧。

到了1768年，王室官员们表露出新的决心，想要镇压松散分散在各处的不守秩序的势力。在18世纪60年代末内阁的争吵中，部分官员建议动用英国军队来打压北美的聚众闹事者。《汤森税法》带来的关税收入被指定用来支付殖民地的王室官员的薪俸，以使他们可以独立于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各殖民地总督接到指示去加紧对殖民地议会的控制，不要同意那些可能会提升议会中民众代表力量或者增加立法机构开会时长的法案。王室官员并没有严肃考虑改组殖民地政府的计划精巧与否：一些人提议撤销马萨诸塞的特许状[2]；另一些人建议，可以加强王室委员会或是议会上院的力量。一些人甚至建议给北美输入一批有头衔的贵族，让他们加入殖民地的议会上院。

[1]所谓关税的外部性，指关税不是由殖民地居民直接承担的。关税由进出口商人承担，但是这会造成物价的上涨，从而关税间接地由殖民地居民支付。同理，“内部性的”印花税是由殖民地居民直接承担的，因为平民使用的法律文件（如契约、合同等）、出版物等印刷物品，只有花钱买印花税票贴上，才算合法有效。——译者注

[2]特许状是英王颁给私人或民间团体的，授予它们建立、享有和管理英属殖民地的权利，相当于该殖民地的基本法，特许状通常会规定殖民地政府的原则和形式，并且会列明殖民地居民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根据授予对象的不同，特许状可分为王室特许状、公司特许状和业主特许状三类。——译者注

不断加深的危机

在18世纪60年代末的氛围中，这些措施和提议不单单令人烦恼；而且还可能引爆民愤。《印花税法》危机后，北美殖民者对于一切形式的英国税收都非常敏感。随着《汤森税法》的通过，早前的抵制形式重现并且规模进一步扩大。小册子和报纸的撰稿人再次站出来保卫北美殖民地的自由。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费城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在他的《宾夕法尼亚农场主信札》（1767—1768年），这本18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小册子中拒绝接受任何英国议会的税收条目。按迪金森所言，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征收“内部”或“外部”税以满足单纯地增加收入的目的。他呼吁恢复之前抵制《印花税法》时成效显著的反进口协议。

1768年3月，波士顿的港口商人率先起事，各个殖民地港口再一次组成抵制英国货物的联盟。尽管在港口中存在着不同团体的竞争和猜忌，但到了1769—1770年时，这些反进口协议还是削减了英国售往北部殖民地货物量的三分之二。殖民地居民鼓励穿手工纺织的衣物，而在新英格兰的村庄“自由之女”也举行了纺织业集会。如今越来越多的北美殖民者卷入到抵制运动中。未经法律许可的团体和委员会通常由民众领袖约束，但不总是这样。这些团体恫吓马里兰的烟草检查员，惩罚费城的进口商，围攻波士顿的一个出版商，不断骚扰纽约的海关官员。

没有其他地方的事件进程比马萨诸塞更加波澜壮阔了。当地的情势是如此令人激愤，任何的行动都会触发爆炸性的连锁反应，扩大殖民地居民与王室当局之间的隔阂。46岁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一个有着清教徒式的狂热、组织技巧以及对王权的深度厌恶的人，作为一名主要的政治人物崛起。据后来透露，正是在1768年的时候亚当斯决定要实现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考虑到那年发生在马萨诸塞的事件，很容易就能明白个中原因。

1768年2月，马萨诸塞的议会下院向殖民地其他立法机构发出了“传阅信”，公开指责《汤森税法》是违反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违宪行为。新近创立的北美事务部的大臣希尔斯伯勒勋爵（Lord Hillsborough）是一个要求控制殖民地的强硬派，他命令马萨诸塞议会下院撤销它的传阅信。当马萨诸塞议会下院以92比17这对比明显的投票结果抗命时（因此92成了爱国仪式中神圣的数字），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解散了马萨诸塞议会。随着合法处理怨愤委屈的方式被镇压，殖民地暴怒的民众和其他一些未经授权的组织用暴力打破了沉默。波士顿很快成为殖民地抵制的象征，波士顿居民拿起武器，要求召开各镇代表的大会——没有合法地位的会议。波士顿的海关官员受到暴民的袭击，发现根本不可能强制推行航海条例，因而恳求军队的援助。当一支英国军舰在1768年6月抵达波士顿时，大起胆子的海关官员旋即以违反贸易法案的名义扣下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船只“自由”号。而富有的汉考克是与抵制运动有着明显干系的人，这次扣押是王室当局有意的下马威。可是它的结果却是激发了波士顿历史上最猛烈的暴动之一。

希尔斯伯勒认为马萨诸塞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了，他从爱尔兰拨出两个团的部队。他们在1768年10月1日进驻波士顿，而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急剧激烈的论战出现了关键的转折：英国政府首次派出大量军队来殖民地强制推行英国的管辖权。到了1769年有接近4000名荷枪实弹、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兵（redcoats）驻扎在挤满了15000居民的海港处。由于殖民地居民们继承了英国人传统上对正规军的恐惧心理，城镇居民和士兵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1770年3月5日，8个莽撞的英国士兵向一群恐吓他们的民众开火，并射杀了5个平民。“波士顿惨案”，尤其是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创作的雕版画中对它添油加醋的描绘，唤醒了美利坚的激情，启发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最具轰动性的言辞。

以军队平息暴乱的做法是英国政府威信丧失的最后征兆，而且许多不列颠人也清楚这一点。英国议会和行政机构认为，殖民地居民与宗主国之间的纽带最终必须寄托于殖民地居民的友好善意，使用武力只会摧毁这种善意。其实，在整个18世纪60年代急剧恶化的事件进程中，许多英国大臣仍然迷惑且迟疑。军务大臣巴灵顿勋爵（Lord Barrington）在1767年写给总督伯纳德的信中提到：“燃眉之急需要我们做应行之事，而且要尽快，但是什么才是应行之事，而谁又可担此任呢？”英国官员们时而进时而退，时而恳求时而恫吓，前所未有地铤而走险，想在不加重殖民地居民的敌意的前提下，强制运转英国权力。1767—1768年的冬天，英国用一系列议会决议来回应马萨诸塞的混乱，在决议中他们谴责马萨诸塞对议会至高无上地位的否认，并且威胁要把殖民地那些冒犯英国的人抓来审判。可是下议院中有着强有力的少数反对派，而内阁也不愿意扩大危机，所以这些决议不过是徒劳地摆摆姿态：政府现在只是在进行一个英国人所说的“与殖民地的纸上战争”而已。

到了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改革帝国的计划举步维艰。殖民地立法机构和帝国总督互相敌对。殖民地报纸每日都在谴责英国当局，而暴动的人群在乡间和城市日渐庞大。海关官员在持续的恫吓下与商人、海军官员和王室总督们争吵不休。海关官员对当地政治事务的纠缠，让有效率或者说公正的贸易法案的推行变得遥不可及。执法因而变得像是专断和不公，把如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ce）这样原先蔑视自由之子的众多商人也推向了尖锐对立的立场。

英政府得益于关税改革的财政收入似乎也抵不上因此付出的代价。到了1770年《汤森税法》带来了不到21000英镑的收入，但是由于早先的北美反进口运动英国商业的损失达到70万英镑。因而英国政府如今放弃了通过关税维持收入的冀望，而且用希尔斯伯勒勋爵的话来说，《汤森税法》“与真正的商业法则背道而驰”。1770年，英政府经过多年的混乱后，国王的内阁在诺思勋爵的领导下进行重整，前奏就是要废除《汤森税法》。只有茶税被保留下来，按诺思勋爵的说法，保留下来的茶税“是宣示议会至高无上地位的标志，有效说明了他们对殖民地的支配权利”。

诺思内阁的组建和《汤森税法》的废除带来了英国政治的稳定，但是这些都不能消除之前英国所行之事。殖民地居民和大不列颠间之前存在的一切感情纽带，都被愤怒和猜疑撕裂了。渐渐有很多美利坚人开始相信他们的利益和希望、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英国政权的威胁。虽然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直到18世纪70年代初还在呼吁重新回到1763年之前的状态，但是回去已经明显不再可能了。

经过了两年表面上的平静后，争端再起。1772年，罗得岛人民怒于航海条例的铁腕推行，登上一直搁浅在纳拉甘西特湾的英国海军的纵帆船“葛斯比”号，沉毁船只并且打伤船长。一个王室代表团从英国出发去调查沉船事件，他们得到授权要把所有的可疑分子抓到英国受审。这次代表团的权限似乎应验了早前殖民地居民所认为的英国威胁：英国会越过常规司法程序。这次事件让弗吉尼亚呼吁创立殖民地间的通信委员会，五个殖民地议会响应了号召。

在波士顿，特别是在塞缪尔·亚当斯的领导下，马萨诸塞诸镇已经开始组建通信委员会。1772年秋，波士顿人发布了一份充满激情的文件，即他们镇会议的《投票和议项》，上面列举了所有英国对北美殖民者权利的侵犯行为。这其中包括征税和在未获得殖民地居民同意情况下为他们立法，在和平时期进驻正规军，扩充海事法庭的权力（可以不设陪审团），限制殖民地的制造业，并且威胁要在北美立英国国教徒的主教[1]。文件被传送到马萨诸塞的260个镇子，一半多的镇子积极响应了它，当地普通民众的意见犹如泉涌，这是抵制运动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到了1773年末，殖民地的报纸已经在自由地讨论独立的问题。由于诺思政府决心维护大英议会的主权，一场最终的对抗冲突似乎无可避免。

1773年，英国议会为这场冲突提供了机会，它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出售茶叶的特许专卖权。虽然诺思政府制定《茶叶法》的意图仅仅在于挽救东印度公司，令其没有破产之虞，但是《茶叶法》引燃了最终的连锁爆炸反应。因为法案不仅仅令殖民地的激进分子再一次注意到对茶叶课税的违宪性，而且它允许公司把茶叶的专卖权交给那些得到公司垂青的商人们——这是一项会惹怒那些出局的北美贸易商的规定。《茶税法》在殖民地全境都拉响了警报。殖民地居民们在数个殖民地口岸阻止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登陆。当波士顿的茶船卸货受到阻挠时，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总督（他的家族中有人得到售卖茶叶的权利）拒不允许船只不卸茶叶就离开。作为回应，1773年12月16日那天一群爱国者伪装成印第安人把价值大约1万英镑的茶叶倒入波士顿湾。“这是所有运动中最壮观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布伦特里的年轻律师约翰·亚当斯欢呼道，“这次对茶叶的销毁是如此大胆，如此无畏，如此坚决、刚毅、不屈，它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持续性的，我不得不认为它是历史性的一刻。”

亚当斯是对的。对于英国人而言波士顿茶会的冒犯已经触碰到他们的极限。愤怒的官员和大不列颠的政治活跃分子叫嚣着要惩罚北美殖民地，直接动用议会的权力为殖民地立法。1774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被称为《强制法令》。法令首先关闭了波士顿港口直到被销毁的茶叶得到赔偿为止。第二是改变马萨诸塞的特许状并且重组其政府：参事会成员，或者说上院成员如今由王室总督任命而非由立法机构选举产生，镇会议被限制，总督任命法官和警长的权力得到加强。第三条法令允许受到重罪指控的王室官员可以移交英国或者其他殖民地审问，以避免该殖民地充满敌意的陪审团。第四条给了总督接管私人建筑并以之代替军营来驻扎军队的权力。同时，英国在北美的司令官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被任命为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总督。

这些《强制法令》是最后的稻草。它们使美利坚人彻底相信，比起向他们征税而言，英国议会更不应该有权为他们制定法律。

[1]这被殖民地人视为对他们自由权利的侵犯。因为13块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各异，不信仰英国国教的地区是不会接受所谓的“北美主教”的。另外，尤其如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的清教徒是为了逃避原先在国内遭受的宗教压迫，才来到北美大陆以寻求信仰的解放。——译者注

帝国辩论

自争端伊始，殖民地居民就一直在集结力量，致力于对英国议会的权力做出共同的否定。所以他们十年中一直与英国人就公共权力的性质、代表权和帝国的问题展开着引人注目的关乎宪法的辩论。这次辩论首次显露了北美殖民地之前的政治经历与宗主国的有如何的不同。

随着《印花税法》的通过，英国议会首次公然向美利坚人课税，美利坚思想层面的抵制立刻上升到至高的原则层面。印花税法会议在1765年时宣称：“税收不应该强加于人民之上，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表决可以是通过个人也可以是通过其代表，这是对于一个民族自由而言不可分割的要素，是英国人无可置疑的权利。”而由于“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在大不列颠的下议院没有代表，而且由于当地条件限制也无法在下院有代表”，所以殖民地居民只能被他们了解和选举的人所代表和课税，也就是在他们各自立法机构中的代表。这份声明在争端爆发时就定义了美利坚的立场，因而尽管接下来出现了混乱和阻碍，殖民地居民也未曾抛弃过这一立场。

英国内阁立刻感受到了殖民地对《印花税法》的强烈反感，一些英国政府的小册子作家开始解释和论证议会对殖民地课税的合理性。虽然这些作者的观点不一，但是他们最终都会同意，借由一种“实质”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美利坚人需要像任何地方的英国人一样去服从英国议会的法案。这些作者认为这种实质代表的概念有别于实际代表，前者赋予了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主权。一个政府小册子作家写道，虽然殖民地居民像“十分之九不列颠人一样”，实际上并没有选出任何下议院的代表，但是他们无疑是“大不列颠的下议院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和那些在选举中没有发言的不列颠居民以相同方式在议会中被代表着”。

18世纪中英国选民只占国民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六个英国男性成年人中只有一个有投票权，而美利坚则是三个当中有两个。另外，不列颠的选区在大小和形状上都很混乱，这是数个世纪的历史造成的。其中一些大选区有几千张选票，而其他一些很小而且差不多只归一个大地主所有。很多选区都几乎没有投票者，而一些所谓的市镇衰落到根本都没有居民。有一个镇子，邓尼奇（Dunwich），虽然已经沉落北海多年，却仍在继续往议会输送代表。同时，一些英国最大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18世纪中期发展迅猛，却在议会没有代表。虽然约翰·威尔克斯等激进的改革者越来越多地批评这种混乱的政治体系，但是议会的改革迟迟未至，直到1832年才开始。许多英国人都如同1774年的埃德蒙·伯克一样，主张议会中任何一个成员代表的都是整个英国而非仅仅是他所来自的选区，以此论证这大杂烩般的代表体制的合理性。根据这个观点，人民不是通过选举程序在英国被代表，选举程序只是代表制度的附带，而议会成员被认为与所有英国人一起承担着某些共同利益，而人民就是通过这种共同利益而被代表的。议会代表为所有英国人发言——包括那些实际上无法给他们投票的人，就像殖民地居民一样。

美利坚人像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无投票权公民那样被“实质地”代表着，英国人这样的观点遭到美利坚人不假思索、坚定不移的驳斥。在反对《印花税法》的浪潮中有一份最著名的小册子，《对课税的正当性的思考》（1765年），其作者马里兰的丹尼尔·杜兰尼（Daniel Dulany）承认实质代表权在英国适宜，但是他否认它在北美的适用性。他写道，因为美利坚是一个与英国不同的共同体，所以无法由议会中那些与北美殖民地无共同利益的成员们代表。可是其他人推进了杜兰尼的观点，质疑实质代表权这个概念。如果人民能在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恰当代表的话，那么很多殖民地居民会说，不仅仅是他们必须要直接投票选举立法机构的成员，而且立法机构成员数量必须能与被代表人数成均衡比例。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问道，英国人一直在通过引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例子来论证北美殖民地在议会缺少代表的合理性，其目的何在呢？“如果那些大地区没有选出代表，那它们现在应该选代表。”

在新大陆，选区不是绵延数世纪的历史的产物，而是新近出现的创造，很有规律，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息息相关。当马萨诸塞新的村镇和弗吉尼亚新的县形成时，新的代表将会按照惯例被选入殖民地各自的立法机构。结果是，许多北美殖民地居民渐渐秉持了一种与英国人不同的代表权观念。他们对“实际”代表制（actual representation）的信任令选举程序不再是代议制的附带品，而是其中心。实际代表制强调当地选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尽可能亲密的纽带。对于北美殖民者而言，代表须是他为之发言的地区的当地居民，而且选区人民有权指示他们的代表如何行使代表权。只有这样才是恰当的。地区的代表要或多或少地依据他们人数的比例，北美殖民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简而言之，北美殖民者对于实际代表权的信念体现了现代世界所能见到的最全面最平等的人民参与政府的程序。

因为北美殖民者在议会下院没有代表，所以他们否认英国议会向他们课税的权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明白英国议会在之前的时代中一直对他们的事务行使权能。印花税法会议所承认的北美殖民者应该对英国议会的“正当顺从”是什么？殖民地居民能接受议会的立法而不接受其征税吗？他们能接受为了管理贸易而实行的“外部性的”关税，却不接受为了增加收入而实行的“内部性的”印花税吗？在他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农场主信札》中，约翰·迪金森拒绝接受英国议会能够公正地征收“外部”税或“内部”税的观念，而且清楚地阐明殖民地居民应该反对英国议会的所有形式的税收项目。但是迪金森认可帝国需要某种形式的中央管理权能，尤其是对商业的管理，因而他承认只要英国议会还和“英帝国其他几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着联系”，那么英国议会就具有最高的立法权力。帝国，对于众多殖民地居民而言，似乎是一个为了处理一些特别事务而存在的统一体，但其他事务就无权插手。

为了抵消殖民地为分裂议会权能而做出的踌躇且笨拙的尝试，英国人抛出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帝国只是一个单一且统一的共同体，所以他们发现所有北美殖民者关于贸易管理与征税之间的区别，“外部税”与“内部税”的区别，以及不同权能领域的区别都是荒谬且无意义的。一个高级行政官员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在1769年时写道，如果即使“有过一次的情况”表明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有对英国人一样的至高无上权威的话，那么北美殖民者就是“与英国人民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另一方面，如果议会之于殖民地居民的权威“在任何特别情况下”都被否定了的话，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它都要被否定，如此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结就解除了。诺克斯总结道：“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殖民地居民是大不列颠共同体的一部分，要么他们对于大不列颠而言就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再服从代表大不列颠的共同体的立法权威，即英国议会。”

让此类英国人的观点如此有力的，是作为此观点的基础的、被广泛接受的主权原则——认为每个国家都只能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可分割的且无可争辩的至高权威。这是18世纪英国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观念，而它成了最终导致帝国分裂的议题。

每个国家必须只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最高立法权威的观点，是英国自始至终的立场基础。在废除《印花税法》后英国人立即在《1766年公告令》中正式地表达了这种主权观念，确认议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制定对殖民地居民有约束力的法律的权力。英国人把主权确立于议会中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他们给予最大尊重的机构。的确，身为宗主国国民的不列颠人对他们议会异常崇敬，怎么强调都不为夸张。几乎所有的不列颠人都可能会怀疑王权，但不会怀疑议会的权力。英国议会一直是他们自由的支柱，保护他们免受王权滥用的荼毒。

殖民地居民不可能共享这种崇敬议会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然与他们的英国同胞们分道扬镳，不是通过拒绝主权原则，而是要重新为其定位。1773年，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怒而直接指责激进运动，质疑运动关于英国议会权力本质上有限的信念。哈钦森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发表了一次充满激情且广为人知的发言，其中他尝试彻底地阐明北美与大不列颠之间的核心宪法问题，并且试图向殖民地居民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多么不可理喻。他宣称：“我认为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殖民地的完全独立无法共存[1]，就像在一个相同的国家中无法出现两个独立的立法机构一样。”因此，主权的逻辑迫使北美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到了1773年，很多北美殖民者放弃了分割王室官员们告诫他们无可分割的事物的尝试。马萨诸塞的议会下院对哈钦森的立场有一个简单回复。如果按总督所言，英国议会的至高权威与殖民地完全独立于议会之外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余地，那么马萨诸塞议会下院成员毫无疑问地觉得“我们应该就此独立”。于是主权的逻辑促成了北美殖民地立场的根本转变。

到了1774年重要的殖民地居民，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亚当斯在内，都认为只有各个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才是北美殖民地的主权所在。根据这一观点，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没有决定性权能，而殖民地只是通过国王才与帝国相连接。殖民地居民做出的最大让步是，英国议会有权管理他们外部的商业，但只能“是在处于情势所需以及关乎两个地区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这是《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决议和公告》所表明的。但是英国政府仍然坚定《公告令》中议会主权的立场，可是已经没有北美殖民地领导者再认真对待这一点。

彼此立场不可调和，爆发武装冲突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此意即在英帝国这个国家政治体中，不可能有两个主权共存，因为殖民地一旦独立也就意味着有了独立的主权。根据前文的所说的主权理论，即每个国家都只能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可分割的且无可争辩的至高权威，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政治体中主权是唯一的。——译者注

第三章　革命

到了1774年，自帝国改革开始后短短十年，曾几何时还庆祝了乔治三世加冕的北美殖民者，事实上已经发起了对大不列颠的反抗。在《强制法令》颁行后的两年中，各种事件进展迅速，不列颠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和解已经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这次危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与宗主国关系的简单崩坏。殖民地居民付出很大的精力去理解目前所发生的事，改变了他们抵制的性质，并最终将他们的反抗变成了一场世界历史性的革命。北美殖民地1776年的《独立宣言》将他们与不列颠分离的运动变成了一起众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相信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北美殖民者视自己的奋斗不仅使自己赢得了自由，还给别的国家带去了自由的新理念。

独立之路

1774年的《强制法令》引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公开反抗。不仅仅是英国政府的凌虐唤醒了北美殖民者的基本信念，而且英国人反复再三的傲慢作风也耗尽了北美殖民者的耐心。王室在殖民地的余威如今已损耗殆尽。许多当地的共同体，以17世纪以来未有过的自由，尝试着自下而上组建新的民众政府。民众会议往往会吸引数千个觉醒的殖民地居民，签署决议或者呼吁建立新的政治组织。不同规模和名称的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商人委员会、工匠委员会——互相角逐着政治影响力。在不同的殖民地，因为之前王室权力的私人化程度与触及面的不同，王室政府被以不同的方式废除。在马萨诸塞，因为有王室任命治安官，所以王室权力直达村镇，而在弗吉尼亚因为强有力的地主的存在所以王室影响力几乎无法达到县，所以马萨诸塞废除旧机构的规模要比弗吉尼亚大得多。但是到处的权力机构都发生着根本转变，这就为新人毛遂自荐提供了新的机会。

到了1774年末，在许多殖民地中地方的协会组织支配管理着北美殖民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委员会管理投票者、指示任命、组织民兵、管理贸易、调停欠债者和债主、收税、发许可证以及监察或者关闭法庭。无助而惊奇的王室总督被晾在一边，看着周遭新型的非正规政府日益壮大。这些新型政府包括镇和县的委员会、新创立的地方代表大会，以及一个各殖民地间的总代表大会——在1774年9月召开于费城的第一次大陆会议。

一共有来自12个殖民地（十三殖民地中的佐治亚没有派代表）的55位代表参与了第一次大陆会议。一些殖民地居民，甚至包括王室官员在内，都希望这次大陆会议可以重建帝国的权威。但是那些急于断开与大不列颠之间纽带的人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在来自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两堂兄弟，以及来自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和亨利·李的领导下，会议签署同意了充满激情的《萨福克决议》（萨福克是马萨诸塞的一个县），这份决议建议无保留地抵制《强制法令》。但是会议还没有准备好要独立。有一个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盟的计划，差一点就被大会采纳了——只是因为一个殖民地的投票之差而没能实现——这是由约瑟夫·加洛维（Joseph Galloway）提出的，他是宾夕法尼亚议会的领导者以及来自中部殖民地的保守的会议代表们的发言人。加洛维的计划足够激进：它呼吁创立一个大殖民地议会，由各个殖民地派出代表组成。由北美大议会或者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都需要对方的审议和批准。

但是到了1774年，即使加洛维的计划被采纳了，会议也不太可能逆转发生在殖民地的权力更迭。最终，大陆会议只是简单地承认了北美政治中出现的新地方权力，并且以建立大陆联盟的方式允准了新地方权力。这个大陆范围的组织推行着大陆会议同意的反进口、反出口和反消费英国商品的决议。各个县、市和镇的委员会现在在大陆会议的要求下“认真地观察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公开将所有违犯者谴责为“北美自由之敌”，并要“断绝和他们的一切往来”。

如此在大陆会议以成立大陆联盟表示支持的背景下，地方的委员会以“大多数人民”的名义发表声明，继续着政治转型。成群结队的人，从数十人到数千人，在村子和城市的街道上游行，搜捕人民中的敌人。有敌人嫌疑的人受到“涂柏油粘羽毛”刑罚[1]的威胁，经常不得不收回针对公众的不友好言论或计划，签下认罪和悔悟的供状，并且还得发誓对人民友好。所有的殖民地，都浮现了新政治秩序的迹象。

这些显著的政治变革并非仅仅是殖民地居民抵制英帝国改革的产物。英国改组帝国的尝试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各个殖民地复杂且高度紧张的状况下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争执的扩大升级对地方政治状况的影响，不亚于3000英里外英政府所采取的手段的影响。18世纪60年代，各殖民地形形色色的团体组织都急于利用公众对于英国改革的愤慨获取地方政治利益——可是他们却没明白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最终后果。

例如在纽约，富有的利文斯顿和德兰西家族领导的政治派系，在激起对帝国立法的敌意上互相较量，在赢取自由之子等不受法律支配团体的支持方面也相互竞争。这样，这些上层阶级普遍促进了人民在政治方面的权利与参与——其目的并非促进选举民主，而只是意图策略性地获取对选出的议会的支配权。在过去，这种计划外的政治普及化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而自从帝国危机激起了社会的愤怒情绪，它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爆炸性力量，其中还带有某些难以预测的图谋。

在一个接一个的殖民地中，地方上普遍长久的争执与对宗主国的敌意纠缠在了一起，以致它们以螺旋上升之势相互作用，令所有政府的权力都受到质疑。甚至是那些并非由王室总督支配的权力机构也成了帝国危机的受害者，如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业主政府。在1770年的马里兰一份由业主总督[2]公布的声明中，设立了用以付给官员的收费项目，这看起来违背了在与宗主国辩论中已经得到详尽阐释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这项行政公告挑起了当地尖锐的对立，令一个富有的参事会成员、前《印花税法》反对者丹尼尔·杜兰尼不得不为总督辩护。最终，争议破坏了总督的统治力，并且令杜兰尼成为对英国的效忠派。

到了18世纪70年代，一切的发展没有任何人的刻意设计，但是一种新型的民众政治正在北美形成。自由的修辞让潜伏已久的政治趋势浮出水面。普通民众不再愿意相信有钱和有学识的绅士们能在政府中代表他们。形形色色的工匠、宗教和异教徒团体现在觉得，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如此特殊，以至于只有他们自己群体中的人能够为他们发言。1774年费城的激进主义者要求这个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加入七名工匠和六名德国人。

今日的美国人都已经习惯于所谓的“联盟”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但是他们18世纪的先辈们并非如此。受过教育的绅士，比如在牛津进修过的赫赫有名的南卡罗来纳地主威廉·亨利·德雷顿（William Henry Drayton），他抱怨自己不得不与那些只知道“如何在菜市场切肉或者补旧鞋”的人在政府共事。“大自然从没有将这类人设计成为深沉的政治家，或是称职的治国之人。”1775年佐治亚王室总督惊愕地注意到管理萨凡纳的委员会都是由“一批最低等的人组成的，大多是木匠、鞋匠、铁匠等等，一个犹太人是他们的头儿”。在一些殖民地，政治家们呼吁扩大选举权，使用无记名投票代替惯常的口头投票，立法会议向公众开放，刊行立法会议记录，并且记录立法机构的投票结果。所有这些提议都扩大了政治领域，并且削弱了私下安排和个人影响力对政治的影响，限制了依赖这些传统方式掌权的人。

在殖民地，无处不在的“煽动者”（王室官员如此称之）言辞激烈，公开竞争领导资格。越来越多的“新人”（new men）利用了人民对英国控制管理的愤慨，积极争取公共选举，以图越过传统上狭隘的、由委任关系支配的从政之路。这时，北美洋溢着一种史无前例的政治氛围，同时充斥着强烈的憎恨和世界会更好的希望。北美殖民者自认为处于“非比寻常的伟绩的前夕”，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将要形成，为人类事业带来一个新的转变”。

一些人——比如托马斯·哈钦森——生长在旧的生活方式中，而且从中获利，所以在民众化政治进程面前他们显得不知所措。他们既没有心理能力也没有政治敏感度去理解——更别说应付——这种大众政治以及藏于其后的道德义愤和行动热忱。他们密谋策划，试图操纵他们眼中的对方阵营的主要人物。（例如1768年，约翰·亚当斯接到一份马萨诸塞海事法庭辩护律师的职务。）当他们不能收买那些人时，就指责那些人是煽动者，或嘲笑他们是暴发户。他们惊恐于不断激增的暴力事件，因此愤怒地攻击平民政治，他们相信是平民政治削弱了权威并且引发了暴力。这种传统而又审慎的人，无法接受一个全新的、迥异的世界，他们很快要么归于沉寂，要么成为效忠派，矢志向英国国王尽忠并且支持曾经哺育他们的等级社会。

[1]“涂柏油粘羽毛”是流行于中世纪欧洲和殖民地时期的北美的一种羞辱性刑罚。受罚者身上被涂上热沥青，然后粘上羽毛，并且常常被拉去游街。——译者注

[2]英属北美13块殖民地根据特许状授予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三类，即业主殖民地、公司殖民地和王室殖民地。而马里兰是业主殖民地，1623年英王将马里兰册封给了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文特。——译者注

《独立宣言》

到了1775年初，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开展军事行动。这次诺思的支持者和国王本人看到，想要将殖民地居民带回原点，除了以暴力以外别无他法。早在1774年11月，乔治三世就告诉诺思：“武力打击必须解决他们究竟是臣服英国，还是独立。”英国政府因此扩充陆军和海军，并且开始限制殖民地商业，先是限制新英格兰[1]，然后是其他殖民地。

1775年5月来自殖民地的代表齐聚费城举行第二次大陆会议，去完成第一次大陆会议未竟之业。表面上大陆会议继续着决议[2]和重新联合的政策。7月份，在约翰·迪金森的敦促下，大陆会议批准了《橄榄枝请愿书》，重新向英王表忠心，并且谦卑地请他与那些“既工于心计又残忍”的大臣们决裂，大陆会议指责这些人该为压迫政策负责。同时，会议发布了《召集军队的必要性和原因公告书》（主要由约翰·迪金森和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否认北美殖民者有“脱离大不列颠并且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野心”。正如这份庄严的北美反英国概要所表明的，纸上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1775年4月战斗在马萨诸塞打响了。因为英国政府长时间以来推测波士顿是北美骚乱的中心，所以它相信隔离并且惩罚这个港口城市会大大削弱所有殖民地的反抗力量。1774年的《强制法令》即是基于此推想，而英国1775年的军事行动也仅仅是这种推想的逻辑延伸。英国政府认为它只是在对付那些由一小撮煽动者领导的暴徒，因此就命令马萨诸塞的指挥官盖奇将军直接抓捕这些叛乱头子，摧毁他们的基础并重申王室在殖民地的权威。1775年4月18至19日，盖奇的军队试图夺取起义军储存在波士顿西北小镇康科德的武器和弹药。包括银匠保罗·里维尔在内的殖民地的侦察兵抢在进军的英军前面，通知爱国领导人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立即逃走，并且召集乡村的农民，即应召的民兵前往存放武器处。不知道谁在列克星敦开了第一枪，但是殖民地民兵和英国军队在此处交火，之后战斗蔓延到康科德附近，在那儿英军只发现了一点补给品。

在他们返回波士顿的长途中，神经紧张的英军被爱国民兵多次袭击。到了这天结束的时候，273名英国士兵和95位爱国者阵亡或受伤，乡村地区也燃起了起义之火。来自查尔斯顿和多切斯特据点的殖民地居民快速包围了困在波士顿的英国人，这让英国当局开始怀疑，单凭警卫行动能否平息叛乱。

两个月后，即1775年6月，英国士兵试图拔去位于查尔斯顿的邦克山山坡的北美殖民者据点，这个据点能够俯瞰波士顿。他们的将军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的想法反映了英国人的推想，即“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都无法对抗“受过训练的正规军”。在威廉·豪（William Howe）的率领下，英国武装力量对北美殖民地军阵地发动了一轮轮的正面突袭。进攻最终成功，但却付出了1000人伤亡的代价，这超过豪的部队人数的40%。在邦克山——革命的第一场正规战役——英国人遭遇到了整个美国革命时期最惨重的伤亡，漫长血腥的战争还在后头。“英国陆军从没有对抗过如此下作的敌人”，一个英国士兵在邦克山战役后宣称；北美殖民地的步枪手们“都藏身于树后，有机会时就会现身朝我们前面的士兵开枪，开完枪后就立即撤退。一种多么不正当的作战方式啊”。

当战斗的消息传到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必须担负起殖民地的中央政府的责任。大陆会议创立了大陆军，任命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为司令，发行纸币以支持殖民地军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与外国进行交涉。北美殖民者准备与18世纪最强的国家开战。

到了1775年夏，逐渐升级的敌对行动与报复失去了控制。8月23日那天，乔治三世无视殖民地居民的《橄榄枝请愿书》，宣布殖民地处于公开叛乱中。10月，他公开谴责他们的目标是独立。到了1775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英国战船可以扣押任何北美船运货物。早在1775年5月，北美武装就在尚普兰湖夺取了泰孔德罗加要塞。在一次为了将加拿大拖入对抗英国的战争的尝试中，大陆会议命令一支由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指挥的临时武装攻入加拿大，但是殖民者在1775年的冬天于魁北克受到重创。随着不列颠与它的殖民地大打出手，北美殖民者正式切断与大不列颠仅存的联系是早晚的事。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的北美殖民地机构支持独立，但是这种想法已然四散开来。

这个任务留给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以前是一个英国紧身胸衣裁缝、教员和两度被解职的小吏，1774年末才抵达殖民地，而在1776年1月的时候他就代表北美殖民者表达出对于乔治三世积聚已久的怒火。在他的小册子《常识》中，潘恩将国王斥为“王室畜生”，并且号召北美立刻独立。“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最终分离出去吧……”他恳求道，“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就在眼前。”

《常识》是整个革命时代最具煽动性而且最受欢迎的小册子；单单在1776年它就出了25个版本。其中潘恩摒弃了给受教育的绅士们看的传统且格式化的说教形式，转而在城市里以工匠和酒馆为中心的世界中寻找新的读者。不像那些更适合上流社会来阅读的作家，潘恩选择放弃引用拉丁文和文雅的西方文化典故作为修饰，读者只需要知道《圣经》和《通俗祷告书》就可以了。虽然有人批评潘恩语法错乱、比喻粗糙，但是他向那些过去并没有卷入政治的普通人表明，比起辞藻和拉丁引文，诚实、真挚和情感的自然流露更为重要。

在1776年初春，大陆会议开放了所有的北美殖民地港口来与各国贸易，授权所有的武装民船都可以劫掠北美殖民地的敌人，并准备独立。1776年7月4日，代表们正式批准了《独立宣言》，一份1300个单词的文件，主要出自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的妙手。《宣言》将国王当作殖民地居民与大不列颠之间仅存的纽带，并认为国王理应为北美殖民者自1763年起所蒙受的所有冤屈负责。北美人向“公正的世界”宣称，乔治三世的统治就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绝对的专制统治”。

大陆会议删除了杰斐逊原稿的四分之一，包括谴责乔治三世造成了恐怖的奴隶贸易的段落。根据杰斐逊之后的回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反对这一段，而一些北方代表也对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因为虽然他们的人民自己几乎很少有奴隶，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贩运者”。

其实，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长时间以来对非洲裔奴隶的制度都讳莫如深。在1776年2500万美国总人口中有五分之一——500万男女和孩童——受到奴役。弗吉尼亚奴隶最多——20万，占其总人口40%。虽然大多数奴隶都在南部，但是奴隶制在北部也并非无足轻重。14%的纽约人口是奴隶。新泽西和罗得岛分别有8%和6%的人口世代为奴。奴隶制是个全境性的制度，而且几乎每个北美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利。但是到了1776年，几乎所有的北美领导者都明白它的继续存在违反了革命带来的一切。

尽管《独立宣言》没能涉及奴隶制，但是它还是明智地表达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这种理想在今天仍然强烈地左右着美国人和其他人的生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有巨大身份差异的美利坚人亦是如此，即使他们面对着黑人奴隶制这一明显的矛盾。《独立宣言》阐明的人类权利的哲学不单单适用于美利坚人，对其他民族也有借鉴意义。它在赋予美国革命普世的感染力方面分外重要。

[1]新英格兰殖民地包括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即加入美国革命的13个殖民地中的4个。——译者注

[2]此决议指前文所说的《萨福克决议》。——译者注

自由的庇护所

美利坚人开展的是一场奇特的革命，这场革命表面上是难以理解的。一连串贸易法案，再加上收税名目，似乎也不能论证独立的合理性。历史传奇中把绝望的人民逼入叛乱境地的暴政，也没有在北美出现。可是到了1776年大多数北美殖民者都会认同约翰·亚当斯，他们“已完全处于一场革命之中，这是诸国历史中最彻底、最始料未及而且最非凡的革命”。它应该如何被解释和论证呢？

那些回溯往昔的美国人只会对他们革命的理性与温和惊叹不已。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说，它是一场“没有直接压迫的革命，也不是出于轻率的情感，更多是因为理论上的推理”。正如埃德蒙·伯克在他1775年著名的演说中所指出的，因为美利坚人“把远方的治国不当视为凶兆，而且在稍微有点腐败气息的微风中就能嗅到暴政的味道”，所以他们在受到实际伤害前就会过早考虑他们会否受到不平之事。因此，美国革命一直像是一场不寻常的智力的、保守的革命——并非为了创造新的自由，而是为了保护旧自由。

在与宗主国的危机中美利坚爱国派领导者们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反叛英国宪法的原则，他们反而是宪法原则的代表。为了表现出他们延续了英国争取自由的伟大奋斗，他们借用了英国党派的称呼，称他们自己是“辉格派”，而将那些支持王权的贴上“托利派”的标签。[1]美利坚人重视英国宪法的文字和精神，以此证明他们反抗无罪，并且让他们能够轻易地相信，自己仅仅是在保护英国人自古以来珍视的事物。

可是，殖民地居民以为他们只是在为了重新恢复英国宪法的要素而奋斗，这样看就错了。他们所守护的宪法原则与18世纪中期的英国统治集团所秉持的迥异。其实，美利坚人的原则正如托利党人和王室官员所暗示的，是在英国主流思想之外的“革命原则”。由于殖民地居民阅读的作品似乎与其他英国人相同，所以殖民地居民很难察觉到，他们认识英国传统的方法与英国人并不相同。尽管他们博览群书，可是他们关注的概念最终令他们对英国生活产生了独特的认识，并且对他们所狂热守护的英国宪法有了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

殖民地居民所动用的自由思想之遗产不单单来自约翰·洛克等著名哲学家的政治论文，还有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等18世纪咖啡屋小册子作者的作品。其实，18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许多文学领袖，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们对周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怀有强烈且深刻的敌意，并以此写作。他们的批评作品认为，英国的银行、强大的股票公司、股票市场等机制和巨大的公共债务接连出现，英国生活各方面都在商业化，英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因而有覆亡之虞。许多作家都相信王权要为这些变化负最终的责任，他们捍卫所谓的“国家”反对派[2]事业，对抗“王廷”的狡诈和奢侈，他们将后者与王权及其关系网联系在一起。

国家反对派在英国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清教徒反抗国教、反抗早期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朝廷。17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成是，崛起的地方乡绅代表着郡县或者下议院的英国“国家”，对抗国王和国教的“王室”力量。地方主义者和草根民众反抗远方的中央权威是英国历史上不断循环的主题，一直延续到美国历史中。

在18世纪英国—美洲的世界，继承了国家反对派传统的作者们特别恐惧行政权力腐蚀议会和英国社会（尤其是在罗伯特·沃尔波尔内阁的操纵下），担心行政权力会意图建立一个专门打仗的财政——军事国家。整个18世纪前半期，这些政治自由的护卫者们发出警告，要削减和控制看来过度膨胀的王权。他们的目标是要追回人民的权利和英国宪法原先的原则。

他们所提议的很多改革对于英国来说都是超前的。有人提倡所有成年男性都拥有投票权，而非把投票权仅仅给予富有的有产者；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要更进一步。还有一些改革旨在禁止领受政府薪俸的“禄虫”进入下议院，减少公共债务，还有任期更短的议会；有些改革还希望争取一些公众权利，如让平等的代表权惠及更多人，以及获得指导议会成员的权力。所有这些改革提议一起构成了一套广泛认同的观念，即英国的政治生活应该如何合乎理想地安排。在理想的国家中政体中各部分应该是彼此独立的，议会成员也应该独立于任何“派系”或政党。换句话说，应该有一个没有人需要依附于他人的政治世界存在。

美利坚人长期感到这些“国家”理念的意义，比英国人本身感受更强烈。这些理念一直有助于解释单纯的美利坚生活与复杂的英国截然不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反抗观念也为殖民地居民“对于王权的习惯性敌意”进行了辩护。在18世纪前半叶殖民地议会与王室总督的冲突中，美利坚人不时地求助于这些概念。而1763年之后，殖民地与英国间的争执不断升级，解释这一局面的需要又令国家反对派意识形态增添了一层全新的、全面的重要性。它不仅仅在思想上为殖民地居民的抵制行动做了动员，而且还给予他们一个强有力的正当理由，来辩解他们与衰败腐化的宗主国之间的诸多分歧。

这些传承下来的理念，包含着人民采取政治行动的详尽准则。人民如何识别出一个暴君？人民能容忍暴虐多久？他们可以使用多大的强力？随着事件的展开，这些问题的答案有逻辑地展现出来，领导着殖民地居民，使他们无可抗拒地将抵制升级为起义。按部就班的殖民地居民逐渐相信，帝国官员的那些改革尝试之所以可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对美利坚特殊状况无所觉察，也不是政策出于好心却有所失误。相反，美利坚人认为，这些改革是自负的专制暴君有意为之。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英国改革不过是“一场想把我们打回奴隶制的蓄谋已久的系统计划”。

殖民地居民相信，美利坚是这场专制阴谋的主要目标，但是阴谋的目的却是远超于殖民地范围外的。美利坚人卷入的似乎不仅仅是捍卫他们自己权利的斗争，也是一场世界范围内解救自由本身的斗争。当他们审视过往数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他们所见的都是各处君主们不断增强国家权力，以便从他们的臣民中获取金钱来发动战争。到了18世纪60年代，晚期王室暴政拿下了更多阵地，甚至包括英国本身。美利坚人早前就曾读过英国激进主义者约翰·威尔克斯的控诉，即他在《北不列颠人》45期中对他的国王的批评，这也让威尔克斯和数字45成了他们的政治符号之一。接着在1768年，威尔克斯四次被腐败的下议院驱逐，尽管他的选区接连把他选为议员，对于很多美利坚人来说，这标志着大不列颠的代议制政府已入暮年。各地的自由力量在专制暴君面前都节节败退。爱尔兰的“自由之子”争取宪法特许权的努力被镇压下来。自由斗士帕斯卡尔·保利（Pascal Paoli）和他的追随者争取科西嘉从法国独立的尝试，在18世纪60年代也以失败告终。当美利坚人得知这些挫败时，他们逐渐相信美利坚是唯一一个仍然存在着公众言论自由之处，而且也是唯一一处地方，人民仍能选举替他们发言并且也只替他们发言的代表。

到了1776年，一个由美利坚人参与的宏大斗争图景终于完成。而且他们作为人的热爱者以及暴政的憎恶者，热情响应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充满激情的呼吁，为了自由挺身而出：

旧世界的每一处都受到压迫的侵袭。全球范围的自由都被追捕。非洲和亚洲已经长期地放逐了她。欧洲将其视为陌路人，而英国已经给了让她离开的警告了。哦！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庇护所。

[1]托利党是英国议会中代表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党派，赞成历史传统沿袭下来的社会秩序的优越性，支持王室至上。19世纪中叶演化为保守党。辉格党是英国议会中代表自由主义的党派，提倡宪政政府、个人自由、科学进步等理念，支持议会至上。——译者注

[2]18世纪的一批英国作家揭露英政府的黑暗腐化，权力平衡体制的失控，这些“国家”反对派的文章对北美13块殖民地有重大的影响，是促成他们独立的重要思想意识渊源之一。——译者注

第四章　宪法制定与战争

1774年，当王室权威开始土崩瓦解之际，美利坚人开始考虑建立新的政府。正如纽约的约翰·杰伊（John Jay）所宣称的，他们“是蒙上天眷顾的人民，被赋予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权衡并选择他们要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制”。而且他们会充分利用这次机会。1775年夏，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偕同理查德·亨利·李领导的弗吉尼亚赴大陆会议的代表团，一起制订了独立的方案。他们计划寻找国外联盟，创立一个为了共同目的联合起来的邦联或联盟，以及最重要的，建立新的州政府。

州宪法

他们的努力随着大陆会议1776年5月做出的决议而达到高潮，决议建议殖民地“在人民的授权下”组建新的政府，并且宣布“任何在国王名义下行使的权威都应当被彻底压制”。甚至在《独立宣言》之前大陆会议就已经创立了一个负责组建邦联的委员会，而且部分州——新罕布什尔、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已经开始致力于订立新的宪法。随着五月决议和《独立宣言》的出台，其他州也开始组建新政府。到了1776年末，新泽西、特拉华、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都已经采用了新宪法。因为罗得岛和康涅狄格都是公司特许状殖民地，它们其实已经是共和政体了，所以它们只需要剔除它们的特许状中所有提及王室权力的部分。战争状态迫使佐治亚和纽约将他们的宪法制定延迟至1777年。马萨诸塞恢复了1774年被英国废除的特许状，并且忙于准备起草一份更着眼长远的宪法。

1776—1777年间，美国人将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确立新的州宪法上。把革命的期待付诸现实的是州，而不是中央政府或大陆会议。其实，组建新的州政府正如杰斐逊在1776年春所说的，是“当前争端的全部宗旨所在”。因为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脱离英国的暴政，而是要杜绝未来暴政的可能。

起草书面文件对于美国人而言是无可避免的。“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在18世纪绝大多数的英国人看来，意味着的不是一份书面文件，而是现存的政府安排——法律、习俗和制度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原则。但是美国人却对此渐渐有了不同的看法。自17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反复使用他们书面的殖民地特许状作为反对王室权力的屏障。在与宗主国的辩论中，他们认识到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并不总是遵守宪法，而且也不总是遵循正义与公正的基本原则。如果要使宪法原则免受一个强大的主权立法机构的侵袭，那么就需要以某种方式把宪法原则独立出来，置于政府的日常机制之上。美国各州的宪法因此必须是固定的方案，概括政府的权能而且详细指明公民权利——英国宪法从未作为单一的书面文件存在过。

当他们在起草新的州宪法时，美国人开始把他们之前殖民地时代和最近与英国斗争中所习得的经验制度化。虽然他们明白自己会建立共和政体，但是他们不清楚新政府的确切形式。他们的中心意图是要防止权力（他们认为权力关乎统治者或总督）侵害自由（他们认为自由关乎人民或人民在立法机构里的代表）。只有这种对州长[1]或者行政权力的强烈恐惧，才能解释美国人在他们如今选举出来的州长的权能方面做出的变化。

在他们意图一劳永逸地根除暴政的愿景中，起草新宪法的州会议成员剥夺了新近选举出来的州长许多原先王室总督执行的权能。州长不再有权创建新的选区、控制议会会议、否决立法、授予土地、设立法庭、给村镇颁发公司特许状，在有些州甚至不能赦免罪犯。宾夕法尼亚宪法是所有州宪法中最激进的，干脆取消了州长。宪法制定者都给所有的新任州长安排了控制其权力的参事会，参事会成员由议会选出。被削弱的州长必须每年选举（通常由议会选出），限定连任次数，而且可以被弹劾。

这些行政权力方面的变化无论如何激进，许多美利坚人仍然相信他们没有触及核心，没有摧毁专制统治最狡诈且最危险的来源——任命官员的行政权力。由于在传统君主制社会中分配官职、荣誉和恩惠能够影响社会等级秩序，所以美利坚人坚定认为他们的州长绝不能拥有统治公共生活的能力。制宪者拿去了传统上握于总督之手的任命行政和司法官员的完全控制权，并将这项权能的一大部分交予了立法机构。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期提出的著名的分权原则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正当理由。维持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部分的相互分离、权限分明，这种安排背后的理念不是要保护各种权能免受其他权能侵害，而是想要保障司法权以及立法权（尤其是立法权！）能够免于行政权力的操纵——美利坚人相信正是这种操纵腐蚀了英国议会。因而新宪法完全杜绝那些行政官员和从政府获利的人进入立法机构。结果，存在于英国的议会内阁政府制在美国永远地被禁止，而美国宪法日后的发展，也是朝向一个完全与英国无关的方向——美国政府至今仍然遵循着这一方向。

将原来属于总督的权力给予民众的立法机构，这标志着政府责任方面的根本转变。在英国历史中“政府”（government）被认为完全等同于王权或行政部门。议会的代表制体系通常仅限于投票、通过修正法案修改普通法以及保护臣民的权利。但是新的美国州立法机构，尤其是议会中的民众下议院不再仅仅是政府权能的附庸或者只是它的监督机构。它们现在被赋予了原先只属于王权或行政大员的权力或特权，包括与外国订立联盟以及授予赦免权的权力。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转入到立法机构民众分支[2]的人民代表手中，这让理查德·亨利·李等一些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新型政体是“非常民主的”，虽然“州长或者立法机构的次要分支也被承认”。在1776年很多人仍然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科学中的技术性术语，指代人民完全掌控立法机构的下院；贵族制的参议院和类似君主的州长的存在让州政体不单单是只有民主成分，而更像是英国国王、上院和下院——最后一个是英国政体中唯一的代表制和民主制的成分——组成的混合政体。

为了确保州立法机构能够完全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美国人关于代表的观点背后的理念和经验现在被调动出来并且付诸实践。革命中的州宪法有着新的视角，特别强调实际代表权以及公开性的一致意见。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他们设立平等的选区、规定定期选举、扩大选举权、规定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定居要求以及给予选区指示其代表的权利。王室总督之前抵制将代表权扩大至新近移民的区域的尝试现在突然被颠覆了。镇县，尤其是偏远地区都被授予了在州立法机构的新的或额外的代表权。如此，美国人对西部18世纪60—70年代新拓殖地区合法性的承认，虽然姗姗来迟，但也终究到来了。五个州甚至声明人口数量应该是代表权的基础，而且在宪法中写入了定期调整代表权的规划，所以正如纽约1777年宪法所规定的，代表权“理应永葆均衡与适当”。

革命者对于他们民众代表制的立法机构的自信在1776年是闪耀夺目的。除了不满的托利党和效忠派以外，很少有美国人会预计这些州立法机构会变得专制暴虐——在辉格派的政治理论中似乎人民是不能够专制暴虐地对待他们自己的。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时说，这种理念不合逻辑：“一种民主的专制统治在用语上是矛盾的。”当然，人民会容易放纵或轻率；因此共和政体需要州长和立法机构中的上院去平衡下院民众代表。除了宾夕法尼亚、佐治亚和新州佛蒙特外其他州都因此设立了上院或者参议院（senate[3]），参议院名称来自罗马历史。这些两院式立法机构中的参议员将会是英国上院的共和版本，不代表社会中任何选民，而仅仅是最明智最优秀的群体。这是各州合乎自然的贵族制，将会修改和更正在下院中被代表的人民那些出于好意但却时常轻率的政策措施。虽然大部分州的人民选举参议员，但是在1776年人民仍然认为代表所在的下院才是唯一代表他们的，就像英国人民只是在下议院被代表一样。换句话说，选举的程序还不被视为衡量代表权的标准。

[1]作者是想表达当时的人对于行政权力的恐惧，最集中的代表是殖民地时期的总督以及当时新出现的州长，而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governor。——译者注

[2]“民众分支”指议会下院或众议院，而下文中的“次要分支”指相对的另一院，即上院或参议院。——译者注

[3]这个词原指罗马的元老院。——译者注

《邦联条例》

革命一代在制定州宪法的同时，也在设计中央政府。虽然州宪法形成过程中，关于政治理论发生了丰富而令人激动的公共探讨，但中央政府的方案几乎没经过什么人讨论，两者对比鲜明。不论美国人国家主义情感在1776年处于什么程度，在人民对于各自州的忠诚面前，国家情感都会黯然失色。当美利坚合众国新近出现时，大多数州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或更久，它们已经形成了感情上能将州民们联合在一起的象征和传统。当人们在1776年谈论他们的“国家”或者甚至是“祖国”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或宾夕法尼亚。虽然《独立宣言》由大陆会议制定，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份“十三个联合起来的美利坚国家（州）”的宣言，宣布着“作为自由且独立的各邦国，它们可以全权决定征战、缔结和约、结交盟友、开展商业贸易，以及做独立国家有权做的一切行动和事情”。尽管提及联邦，但是在1776年没有多少美国人会设想缔造一个单一的、职能完善的大陆共和国。

大陆会议仍然需要一些法律基础来确立它的权威。像各地区的会议一样，它在1774年的出现也只是出于需要，而它对美利坚人行使着广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大陆会议已经建立并且维持着一支军队，发行大陆通用货币，确立战时法律准则，界定了针对邦联的罪行，并且开展外交活动。独立后，许多领导人意识到，一个更稳固且合法的州际联盟是必需的。虽然邦联的草案早在1776年7月中旬就准备好供大陆会议考虑，但直到1777年，经过热烈的争论后，大陆会议才提交给各州一份联盟文件以供表决。过了将近四年，1781年3月，所有的州才接受这份文件，因而才确立了合法的《邦联条例》。

《条例》缔造了一个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邦联体制，基本上是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延续。邦联国会被授予了早前英国王权所行使的权能——决定对外关系、从各州征用兵士和钱财、铸币和借贷、管理印第安事务以及解决州之间的争端。虽然解决次要问题只需要简单的7个州多数票即可，但是重要问题则需要9个州的多数票，包括参战、订立条约以及铸币和借贷。没有真正的行政机构，只有一系列的大会底下的委员会，其成员不固定。

邦联比许多人预料的更强有力。州被禁止进行外交事务、订立条约和宣战。各州公民拥有所有州的公民特权和豁免权。州之间所有的旅行限制和歧视性贸易壁垒都被消除。各州的司法程序应受到所有州的尊重。这些条款，与赋予邦联国会的巨大权力一道，令美利坚合众国与历史上类似的共和邦联一样强大。

在英帝国内一个世纪的经历，加剧了美国人对于遥远的中央权威的恐惧。即使如此，人们坚信这个邦联迥异于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在《邦联条例》下，各种重大的商业管理和征税权力都保留在州层面——实际上州保留了制定法律的所有决定性权力。邦联国会的决定仍然像大陆会议所做的决议一样，只是推荐给州应该实行的建议。而且为了防止还有人怀疑邦联权力的去中心化，《条例》第二条直率地声明：“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凡未经本条款明示授予合众国之各项权力、权限及权利，均由各州保留之。”

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具有一层如今很难意识到的字面含义。邦联更像是密切合作的主权州之间的联盟，而非是单一的政府——有些类似当今的欧盟。各州每年选出一个邦联会议的代表团（一些州会称其为“我们的使节”），而每个代表团都只有一票。正如《条例》中第三条所宣称的，邦联的意义在于作为小心守护各自独立的州之间的“坚固之友谊的一个联盟”。不仅仅是《邦联条例》的生效需要所有州的一致同意，《条例》之后的修改亦是如此。

各州的地方利益拖延着议会关于采用《条例》的讨论，直到1781年各方才一致批准其生效。最大的争议——关于代表权，州对联盟财政贡献的比例分配以及西部土地的处理——牵扯着各州的切实利益。弗吉尼亚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州赞成在国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是这些大州必须在一院式的国会中向小州让步，同意它们维持州相同代表权的决定。在经过各州关于国库的财政贡献标准的大量争辩后，邦联最终决定依据各州人口比例，奴隶人口算为五分之三个人。

关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西部土地分配问题，旷日持久的争执最能凸显州之间的竞争对抗。1778年送往各州供批准的《条例》没有授予国会关于未定的内陆土地方面的权力，这一忽略耽搁了批准进程。像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些早前在特许状中就有关于西部土地方面权利的州，想要维持它们对土地如何处理分配的控制权。但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州，例如马里兰和罗得岛想让土地集中于共同国家领域，由国会管辖。1781年，弗吉尼亚州这个在特许状中拥有西部最大面积土地权利的州，最终同意将它的权利转交给合众国，于是其他土地权利的让步和所有州共同批准《条例》才能有所进展。但是邦联为了回应弗吉尼亚等州做出的让步，必须承诺在国有领地“组建新的共和政体州，并将定居之民归入该州”。

国会在1784年和1785年为西北地区起草了土地条例，勘探该地区土地，并且均匀有序地组成新镇。1787年它批准了著名的《西北条例》，认可英国18世纪60年代没有承认的西部移民的天命[1]。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1785年土地条例》和《1787年西北条例》继续作为美国西部土地出售以及政治发展的基石。

除了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外，《1787年西北条例》是邦联最伟大的成就。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概念，而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殖民属地与中央权威的关系这一难题，这是大不列颠在18世纪60—70年代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早期欧洲的君主国通过征服和殖民化索取土地时，他们必然会将这些新地区视为宗主国的偏远地区，其地位永远低于领土的城市化中心。但是《西北条例》预示了这种永久次等殖民地的终结，它也成为日后西南地区发展的模板。它保证了移民基本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而且还阐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原则，即西部新建成的州加入合众国时“享有与原先的州相等的地位，在各方面皆永远如此”。保证移民在离开原先州的时候不会丧失政治自由，而且允许他们最终可以组成新的共和政体，享有与合众国其他州一样的主权和独立。在这样的原则下合众国帝国西扩的限制几乎消失了。

[1]美国天命观（Manifest Destiny）是早期美国人所持的一种殖民主义观念，认为美国人肩负着向西扩张至太平洋沿岸的天赋使命。——译者注

为独立而战

无论州宪法的制定以及联合对于革命一代如何重要，如果独立失败，这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英国一决定用军队强制行使它的权力，美国人就明白了他们必须用武器支持他们对未来的信念和希望。《独立宣言》公布前的一年，中北美殖民地就已经和英国的军队开战了。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八年的战争——在两个世纪后的越南战争之前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独立战争有多个阶段，不断发展扩大，一开始这不过是英国眼中帝国一隅的政府权力崩坏，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斗争。大不列颠在18世纪第一次发现它被外交孤立了；它甚至在1779年一度受到法国入侵的威胁。争取美国独立的战争最终成了英国与法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漫长斗争中一段重要插曲，英法之争之前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还要经历一代人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世纪。

1775年春，英国军队在马萨诸塞与北美殖民地民兵的第一次交锋中就损失惨重——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以及尤其血腥的邦克山之战中。最初的经历让英国政府相信，这绝不会是一场对新英格兰暴徒的简单处理，而且它几乎扫清了内阁成员中反对无理征服殖民地的异议。1775年夏，第二次大陆会议任命了14名将军，批准了对加拿大的远征，并且组织了一支由乔治·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约翰·亚当斯意识到，南部殖民地对马萨诸塞的狂热心存疑虑，所以他就推举了这位43岁的弗吉尼亚民兵上校出任总指挥官。这个选择来自会场上的灵光乍现。华盛顿穿着军装来到大陆会议，看上去个子很高，有着能够给人以信心的高贵的军人风度。按一个与会者所言，他“不浮躁鲁莽，也不粗野放荡，更不会咒骂同伴，只会节制、镇定且冷静”。

大陆会议的一切举动只会让英国政府深刻地体会到，它现在卷入的是一场军事而非治安警戒的行动。英国的新领悟，决定了接下来的军事策略，这是18世纪正规军调遣与战斗的惯常策略。

策略上的变化需要英军撤出波士顿，将主要力量转移到纽约，因为纽约据推测可能有更多忠于英国的民众，它也是个优良港口，具有核心位置。于是在1776年夏，代替盖奇出任北美英军司令的威廉·豪子爵率领一支3万多人的部队开入纽约港。豪打算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起义者的联系，并且在决定性战役中一举击败华盛顿所部。他接下来将会付出沮丧的两年时间去尝试实现他的计划。

表面上，一场军事斗争可能预示着大不列颠将会占尽优势。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大约1100万人口，而殖民地只有250万，其中五分之一还是黑人奴隶。英国海军规模世界第一，将近半数船舰投入到北美的战争中。英国陆军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1778年时在北美的驻军人数一度将近5万；并且还有3万日耳曼雇佣军作为额外武装力量投入这场战争中。

为了应对这股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利坚人必须从零开始。他们创立的大陆军人数大部分时候低于5000，靠规模不一的州民兵团增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经验的业余军官充当着美军的领导者。例如主帅华盛顿只是弗吉尼亚边境的一位团级上校，实际作战的经验微乎其微。他基本不知道如何调动大规模的军队，也从来没有过指挥围攻要塞的经历。华盛顿的军官大多是来自殖民地的中等阶层，远非传统上的绅士。一个法国军官惊呼道，有当上尉的客栈掌柜，有当上校的制鞋匠。甚至“经常有美国人问法国军官他们在法国的营生是什么”。难怪大多数英国军官会认为北美部队“不过是可鄙的乞丐、逃兵和小偷”，根本无法对抗国王陛下的红衫军。一个英国将军吹嘘说给他一千名精锐部队他就可以“荡平北美殖民地，只用武力和一些哄骗的小伎俩就可以阉了那里所有的男人”。

可是这样的数量和能力对比是靠不住的，因为英国的劣势是巨大的，或者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甚至在一开始他们平息叛乱的机会最大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必须维持这场跨越了3000英里大西洋的战争，面对着必然随之而来的联络和后勤的难题，甚至为军队供应食物都是难题。同时，英国不得不进行一场18世纪各国从未打过的战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许能够击败北美军事力量，但是正如一个法国军官在战争最后得出的结论，美国本身是无法被击败的。广袤的疆域和天然的地势让常规的军事行动和部队调动举步维艰。北美权力的地方性和碎片化阻碍了英国的决定性军事行动。没有一旦攻陷就可以摧毁叛乱的中枢命脉之处。英国将军渐渐发现，与华盛顿的军队交战理应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但是英国主帅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与其交战，“因为敌人行动之迅速远超过我们”。

华盛顿方面则认识到，战争一开始美利坚一方就该采取防守战略。他在1776年9月告诉大陆会议：“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一场全面的军事行动，避免孤注一掷地涉险，除非形势所迫，但我们永远不该被卷入这种形势中。”虽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游击队将军，而且一直致力于创立一支专业军队，渴望用这样一支专业军队与英国人公开一战，但是他的部队实际上却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与敌人的小规模战斗上，只要一有可能就袭击他们并且劫掠他们的食物和供给。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一个瑞士军官所指出的，美利坚人对业余民兵军事力量的依赖和他们军队组织的薄弱让美利坚人比起“他们如果有一支正规军的话”更危险。英国人永远不会明白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一场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革命斗争。因此他们一直都低估了叛乱的持久力，却高估了效忠派的力量。而且在结果方面，独立对于美利坚人的意义重于重新征服对于英国的意义。

从一开始英国的目的就不及美利坚人对独立的渴望那样单纯明确。征服本身就不能重建政治纽带和帝国的和谐。在英国有很多人不愿进行一场内战，而且竟真有几位军官出于良心拒绝在北美履行职责。虽然国王、议会和内阁中绝大多数成员意图通过武力征服北美，但是英国1775年上任的指挥官却没能同仇敌忾，未能将彻底的强制视为重中之重。两位指挥官——威廉·豪爵士和他的兄长，主管海军的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Admiral Richard,Lord Howe）——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征服者，还是和平的缔造者。他们实际上得到了诺思勋爵的授权，在武力镇压叛乱的同时寻找政治解决途径。所以他们为了试探能否与华盛顿和大陆会议达成和平协议，中断了他们的军事行动，而且他们试图避免洗劫和蹂躏北美的乡村和港口，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摧毁重新修好的希望。正如北美事务部大臣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所称，“这种感情用事的作战方式”削弱了英国军官和军队的士气，并且令效忠派困惑，对英军的强势不再抱幻想。

豪兄弟的策略在一开始还颇有成效，并不像之后显现的那般毫无作用。在1776年8月于长岛击败华盛顿并在1776年秋将其逼离纽约市后，豪将军迫使华盛顿匆忙南撤。豪没有在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时展开追击，而是步步为营地占领新泽西。他扩大了战线并且将卫戍部队驻扎在六个镇中，意在慢慢使叛乱分子相信英国军队无可匹敌。效忠派民兵不再隐藏，与爱国者团体在当地展开多场恶斗，开始控制新泽西北部。将近5000个美国人，包括一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自愿接受豪的宽恕提议，发誓永远效忠国王。美国在1776年末陷入这场战争中最低落的时刻。就像托马斯·潘恩所言，这是“检验人的灵魂的时刻”。

但是豪的怀柔政策却被英军的劫掠和效忠派对起义的反责所破坏。不过，在损害英国于1776年取得的成功方面，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对豪前哨基地的两次顺利的打击，一次是1776年12月25日至26日对特伦顿的前哨基地，一次是1777年1月3日对普林斯顿的前哨基地。在多次大捷后，华盛顿迫使英国人撤出特拉华河岸，留下的新组织的效忠派武装不得不自我防卫。爱国者士气大盛，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行动沉寂了下来，而且爱国者民兵重新回来控制了英军撤退后留下的区域。随着新泽西在激烈的游击战中被夺去，英国人必须重新考量他们的计划。

英国人1777年的策略包含派遣一支8000人的部队，其中有3000名日耳曼人和几百个印第安人，由约翰·伯戈因将军指挥，从加拿大取道尚普兰河夺回泰孔德罗加要塞。由巴里·圣莱杰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arry St.Leger）率领的第二支部队经莫霍克河谷向东进军，在奥尔巴尼附近与伯戈因所部会合，而豪将军率军从纽约市出发取道哈得孙河谷，向北进军。这场战役目标旨在孤立新英格兰，攻破叛军的后方。英国方面想当然地以为豪将军将会和伯戈因合作。但是豪仍然相信在中部各州广泛存在效忠派支持者，并决定攻下费城，大陆会议政府的所在地。豪沿海路前往费城，在切萨皮克湾湾头耽搁良久后才在1777年8月登陆。华盛顿认为他不能一场仗都不打就放弃大陆首府，所以分别于9月11日和10月4日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维因和日耳曼敦与豪正面交战，但两场战役都被击败了。可是他的失败并不糟糕：两场战役证明了美国军队有能力进行有组织的会战，而且成功地阻止了豪北进支援伯戈因。豪攻占费城只能证明效忠派的情感只停留在英军所到之处，而且它也无法为伯戈因在北部的遭遇开脱。

继圣莱杰所部在纽约的奥里斯卡尼折返后，来自加拿大的浩浩荡荡的伯戈因军在1777年夏发现，他们的补给线因为拉得过长而显得单薄，侧翼经常会被新英格兰的爱国派民兵袭击。伯戈因的行李搬运车队长度超过三英里；他一个人的行李就占了30辆推车。爱国者们砍树、毁桥、使河流改道，无所不用其极地让原本荒凉的地势环境更加难以通行。伯戈因不得不建造了40多座新桥，同时修理旧桥。他的日行军距离一度不足一英里。而缓慢的节奏只会让供给更加困难。他的一个中尉宣称因为伯戈因每花一个小时思考如何让他的军队战斗，就必须投入20个小时去解决如何供养这支大军的问题。

伯戈因缓慢的行军给了哈得孙河谷的美国武装力量集结的时间，而同时英军正不断减员。当伯戈因军一支900人的队伍想要夺取佛蒙特州本宁顿一处爱国者军火库的物资时，他们被约翰·斯塔克（John Stark）领导的2000人队伍击败。还有一支900人的英国部队被派去卫戍泰孔德罗加。伯戈因认为这次入侵是他的荣誉的关键，所以坚决继续进军。9月13至14日他渡过哈得孙河，这切断了他与后方的补给与通讯线。当他到达萨拉托加的时候，他正面遭遇一支不断获得增援的美军，大约一万人，由霍雷肖·盖茨将军（General Horatio Gates）指挥。萨拉托加的两场血战令美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扬名立万，却使伯戈因确信他现在的绝望处境，于是在1777年10月他率领所有部下向美军投降。

萨拉托加战役是美国革命转折点。它表明再度征服美国对于英国来说已经力有不逮。它还让法国公开地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并且导致了英国人指挥上的调整以及策略上的彻底变更。

从起义开始法国就一直秘密地资助北美人金钱和武器，希望能报他们在七年战争中的败北之仇。177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非官方的北美使节前往法国。到了1777年，法国港口已向美国私掠船开放，还有法国军官参加了华盛顿的部队。法国承认新共和国似乎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英国内阁立刻体会到伯戈因投降的影响，1778年初委派卡莱尔委员会尝试议和。英国政府如今给了起义者一个重新回到1763年前其在帝国内地位的机会——实际上，就是美利坚人起初渴望的一切。在巴黎的富兰克林巧妙地利用英国这些提议，加重法国对于英美议和的恐惧，促使路易十六国王政府于1778年2月与美国签署了两份条约：一份是商业协定，另一份是承诺美国独立的军事联盟协定——这是美国第一次也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前唯一一次军事结盟。1779年西班牙与法国结盟，意图收复之前为英国所夺的失地，尤其是直布罗陀海峡。1780年俄国创建了一个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几乎所有的欧洲沿海国家都加入其中。不列颠在18世纪第一次在外交上被孤立了。

1778年后，英国要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力量在全球争霸，相比之下镇压起义已经变得次要了。美洲的战争中心随着英国力图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属地而向海上、向南方转移。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取代了豪将军；一种更冷酷的政策被采纳，包括炮轰美国港口，侵袭乡村地区，以及试着收买叛乱分子——显著的成果是策反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但他渐渐怨恨州和大陆会议官员对待他的方式。1779年他与亨利·克林顿爵士秘密商谈，要将西点交给英国人，以此换取金钱和一个在英军的王室军官职务。虽然在1780年移交西点的阴谋被挫败，但是阿诺德叛逃成为一名英国将军。对于之后数代美国人而言，阿诺德就是叛国的典型。

英国人的新策略还包括计划放弃费城，在纽约和罗得岛采取守势。他们在西印度群岛集中军事力量，旨在维持对南方腹地港口的军事控制，在效忠派的支持下恢复王室政府，然后有条不紊地移师北上，在英军卫护下地方效忠派可以慢慢平定叛乱地区。这种策略的一个理论基础在于，南部可能散布着更多恐惧印第安人袭击和奴隶暴动的效忠派，因而尤其易于重新树立英国的权威。

1778年6月英军撤离费城，这给了华盛顿一个机会，去攻击行进缓慢、首尾难顾的英军队伍。虽然华盛顿的部队在1777—1778年冬天的福吉谷中遭受食物和衣物严重短缺之苦，但是他们竟然变成一支更团结、更遵守纪律的战斗力量。曾任普鲁士国王的侍从武官的冯·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领导军队不断训练、演习、整顿，使全军凝练出全新的士气和军威。尽管华盛顿的将领中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对冯·施托伊本的操练没有信心的查尔斯·李，但是华盛顿渴望用正在撤退的克林顿军队来检验他新近训练出的部队。虽然6月28日新泽西蒙默思的激战以华盛顿军撤退告终，但是华盛顿和大陆会议都认为这是一场胜利，因为美国正规军终于可以对抗英国正规军中的精锐之师了。

但是华盛顿作为美国统帅的最大成功不是来自他的军事才能。他从不是一位传统上的军事英雄。他没有轰动一时的耀眼战绩，他的战术战略调遣也从来只是中规中矩。反而是他的品质、政治才能与判断力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恬淡寡欲、他的高尚和他在近乎不可克服的逆境面前的锲而不舍，成了革命事业的象征。战争年复一年，他的声望也持续上升，到了1779年美国人除了庆祝7月4日独立日，还会庆祝他的生日。华盛顿总是遵从公权力的领导地位，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大陆会议的支持，即使一些煽动性的谣言也不曾撼动他——据谣传，一个包括爱尔兰裔的法国军官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和萨拉托加的获胜者霍雷肖·盖茨将军在内的秘密集团在1777—1778年秋冬之际威胁颠覆他的地位。华盛顿总是对大陆军中的同僚军官尽职尽责，而他们对他也是投桃报李；他们信任他，他实至名归。在军事技能上的缺陷他用审慎和智慧来弥补。与法国结盟后，自1777年就参与到斗争中来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提议制订一个美法共同征服加拿大的计划，兴奋的大陆会议准备同意。可是华盛顿指出法国支持重夺加拿大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能被信任，因而这个计划就悄无声息地流产了。

随着英国部署南移，接下来的几年华盛顿一直留在北部试图平息他军队中的哗变，同时谋求法国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所能做的是不给克林顿一个一举击败他的机会，并且沮丧地观望新英国政策最初在安定南部方面的成功。1778—1779年冬英国人占领了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并且重新恢复了佐治亚的王室国家政府（royal civil government）。虽然美国民兵频繁的袭击阻碍了英军的前进，但是在1780年5月2日随着本杰明·林肯将军（General Benjamin Lincoln）及其属下的5500人部队的投降，英国人最终拿下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这是美国在整个战争中兵力损失最多的一次。一支新近快速集结的美国南方军队在盖茨将军的率领下，火速前往南卡罗来纳抵挡英军的进犯。1780年8月16日，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盖茨遭遇毁灭性的失败，被摧毁的不仅仅是他的军队，还有他的军事声望。但是英军也没能巩固他们的胜果，也没能在平定乡村地区方面给予效忠派必要的军事保护。效忠派因为之前受到的无情对待，现在开始对辉格派爱国者以牙还牙，而英军又不断洗劫偏僻地区，无情的指挥官伯纳斯特·塔尔顿上校（Colonel Banastre Tarleton）所为尤甚，迫使无数的佐治亚人和卡罗来纳人参与到游击行动中以支持革命。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r）和弗朗西斯·马里昂（Francis Marion）等有传奇色彩的领导者，组织了非正规的爱国者团队袭击效忠派和英军。下南部的战争演变成了一连串血腥的游击战，双方都凶暴无比。

在南方，康华里勋爵（Lord Cornwallis）如今是英军指挥。他对循序渐进的安抚政策缺少耐心，急于通过大规模进犯北卡罗来纳来展示英国军事力量。他的军队频频遭受爱国游击队的袭扰，他刚刚动身北进就得到消息，他的左翼在1780年10月7日于国王山被消灭。这迫使他不得不返回南卡罗来纳。同时美国人开始组织第三支南方军，由38岁的罗得岛前贵格派教徒、新晋的大陆军军需将军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统帅。格林机警地避过与康华里的正面冲突，并且迫使英军分散军力。1781年1月17日在南卡罗来纳西部的考彭斯，一支格林部队的分遣队在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的率领下击败了“血腥塔尔顿”的托利派部队，改变了英军在南方的策略。

康华里切断了与查尔斯顿基地的纽带，让他的部队开展流动式武装打击，矢志追击游移不定的美国军队。1781年5月15日在吉尔福德的县府大楼中康华里部与格林进行了一场非决定性战斗，之后康华里部疲惫不堪且连遭打击的士兵们撤退到北卡罗来纳海岸的威尔明顿，想要把战火向北转移到弗吉尼亚。英国全盘平叛的计划就此结束。在1781年春夏之际，爱国派武装力量重新控制了下南部大部分区域。

虽然在1781年夏四处劫掠的英军使弗吉尼亚人惊恐不安并使州长托马斯·杰斐逊蒙羞，但是康华里并不能令他的统帅、身在纽约的克林顿相信弗吉尼亚可以成为英国军事行动的中心。两位将军之间的不和让美国人得以趁机加强拉法耶特指挥下的弗吉尼亚部队。康华里撤往弗吉尼亚海岸，最终在约克镇陷入孤立，这给了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Comte de Rochambeau）指挥下近17000人的美法联军一直在追寻的机会。海军上将德·格拉斯（Admiral de Grasse）率领的法国舰队进入切萨皮克湾，阻绝了康华里从海路逃亡的原订计划。因此康华里被围困在约克镇，又不断遭受炮击，只得在1781年10月率领他8000人的部队向华盛顿投降。英国自1778年以来的政策就是依靠海军优势沿大西洋沿岸拓展其控制权；当这种优势在1781年短暂地失去时，整个计划都崩溃了。虽然战争又延续了数个月，但是每个人都明白约克镇大捷意味着美国独立了。

漫长的战争对于这个新生国代价过高：美国的战争死亡人数高达25000多——将近总人口的1%，在人口死亡比例上仅次于美国内战。

战争尽管结束了，但是和平仍然需要争取。新国家的主要任务——从大不列颠独立——十分清楚直接。但是这项任务和其他涉及美国疆域界线以及纽芬兰捕鱼权的任务，必须要和美国的盟友法国的目的，以及自1779年就与大不列颠交战的法国盟友西班牙的目的相一致。美国和法国在1778年时已经互相保证，不会单独与英国缔结和约。但是因为法国有责任帮助西班牙对抗英国直至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海峡，所以美国利益可能会在欧洲大国的阴谋诡计中受到损害。尽管法国和西班牙都希望羞辱英国，但两国的波旁王室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尤其西班牙还担心共和主义蔓延到它的南美殖民地，而且它力图保住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利益。

用亚当斯的话来说，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杰伊这些美国在欧洲的谈判人虽然都只是“临时征召的外交官”，但是他们用专业的外交技巧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尽管大陆会议指示说不可以在不咨询法国的情况下做出行动，美国的外交家们还是决定单独与英国媾和。他们向大不列颠暗示削弱美法联盟的可能性，说服大不列颠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而且在疆界方面接受慷慨的条件——超出了法国尤其是西班牙愿意支持的限度。在西边，美国触及密西西比河；在南边，达到北纬31度；在北边，大致与现在和加拿大的交界线无异。然后美国谈判者们将这份预备的英美和约递交给法国，希望以盟友必须在敌人面前掩藏分歧为借口，劝说法国接受这份和约。美英将要缔结的和约如今让西班牙放弃了对直布罗陀的要求，而且满足于重新夺回东西佛罗里达。和约最终签署于1783年9月3日，美利坚合众国精明地利用了欧洲强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既取得了独立也取得了优惠的条件，令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目瞪口呆。这是美国外交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第五章　共和主义

一场对大不列颠的军事胜利可能一直是革命成功的重中之重，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它不是革命的全部。虽然革命作为帝国内部的一场政治危机开始，但是到了1776年它不再仅仅是一场殖民地的起义活动。从1775年独立和新政府的组建日益紧迫之时，到整场战争进行过程中，在此期间几乎每篇关于未来的书面作品都会洋溢着对北美变革的愿景展望。但发生变革的不仅仅是北美的政府和社会，它在世界上的角色也会彻底改变。美国人渐渐相信，革命预示着生活的翻天覆地的重新整合——这场整合的精神，可以归纳为共和主义的观念。

对美德的需求

这种共和主义完全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对于18世纪而言其激进程度堪比马克思主义之于19世纪。它的含义远远不止是驱逐国王和建立一个选举制政府。共和主义美国为与英国的政治分离加入了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这一方面的特性预示着美国社会基本属性的变化以及价值观方面的根本改变。

共和主义增进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这是美利坚人从英国社会的反对派群体中借鉴而来的，并且将它和更古老、更深刻，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欧洲思潮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古代罗马共和国衰落的解释。详尽解释共和的理念和价值——关于好的生活、公民权利与义务、政治健康和社会道德——对于欧洲文化有着强大且持久的影响。

古典的理念通过文艺复兴的作家，尤其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重现了活力，之后又通过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以及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等作家融入17世纪英国思想中。在这些古典共和主义观念的影响下，17世纪的英国处决了它的国王查理一世，并且短暂地进行了共和主义实验，即共和国（Commonwealth，1649—1653）。到了18世纪这些古典共和主义理想传遍了西欧，而且成了许多不得意的欧洲人的一种反主流文化。在无数作品和译本中，从查尔斯·罗林（Charles Rollin）广受欢迎的古代史到由托马斯·戈登翻译的塔西佗（Tacitus）和撒路斯特（Sallust）作品，18世纪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再现了一个乌托邦般的早期罗马共和世界，淳朴的农人公民（farmer-citizen）拥有自由和田园式的美德。各地的改革者把这种理想化的古代世界视为四处蔓延的君主制的替代。他们所处时代的君主制充斥着等级压迫、豪奢和腐败，受到改革者们的鄙视。

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视北美殖民者为纯朴、平等和热爱自由的民众，在革命运动的刺激下北美殖民者的形象和这些古典共和主义价值观合流，形成了西方世界彼时所见过的最有凝聚力、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一。美国人一直对他们的偏远、欠发展的社会心怀矛盾的感情，现如今他们的感受澄清了。曾经有人认为的北美殖民地生活中的粗俗和缺陷，现在都被看作共和政府的优点。独立的美利坚农民不再被当作生活在欧洲文明边缘的落后野民或是历史的逆流。反之，他们现在是平等的公民，被当作可以实现知识分子信奉了数世纪的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天然群体。

新美国的各个州在1776年都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共和政体。所有人都明白，这些带有选举系统的共和政体不仅仅在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亦是如此。共和主义直接打击了血缘纽带、亲属关系和人身依附这些君主制的核心元素。在君主制中，个人要通过对君主的共同效忠，像家族一样凝聚在一起。因为用英国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话来说，国王是“国家家族的父亲”，作为一个臣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虚弱、有依附性、不完整而且在自我约束上有缺陷。以人性堕落的假设为基础的君主制多个世纪以来几乎遍及各处，因为君主制可以提供安全和秩序。人如果被放任自由，不加干涉，可能就会变得狂暴，每个人都各自做他眼中对的事情。如此自私的民众需要通过创造了依附性和不平等秩序的王权自上而下地被凝聚在一起，常备军和强大的宗教权威支撑着国王的权力，还有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仪式和典礼亦是如此。

共和主义公然反抗着君主制一切的假定和惯例。美国人在1776年抛弃了君主制，成了一群共和主义者，他们展现出一种不同的人民面貌以及组建国家和社会的新途径。革命领导人并不天真，也不是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他们中一些人对普通人的能力疑虑重重。但是在1776年各个州政府都采用了共和政体，他们所有人对于人类天性都有必要秉持着比君主制的支持者更宽宏大量的观念。

共和政体需要远比君主制的臣民更道德的公民。共和政体缺少君主制关于依附和权力的一切配套体制。如果共和政体需要秩序，它必须来自下层，来自人民自己，来自他们的共识和美德，即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使他们的个人欲望让步于公共福祉。大量革命的辞令都敦促人民要品行端正，像塞缪尔·亚当斯那般告诫他们“一个公民的一切都归功于共和国”。因此共和主义强调一种社会团结和向公共利益（common welfare）或共同体（res publica）奉献的品行。1776年时数个州——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甚至采用了“共同体”（commonwealth）的名称，以表达他们与17世纪英国革命者有更密切的关联，以及他们向公共福祉更进一步的奉献。

简而言之，共和国公民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不仅仅要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摆脱依附关系。正如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写道：“依附导致屈从和贪赃枉法，会扼制美德的萌芽，为充满野心的计划提供合适的手段。”因此自强不息的独立自耕农，即杰斐逊所说的“上帝选民”被当作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最正直最优秀的公民。革命之后数年中对自耕农的颂扬不是文字上的矫揉造作，而是共和政体的当务之急。

财产的私人所有权，尤其是土地财产的私人所有权对于共和国十分重要，它不仅仅是个人独立的根源，也是个人与共同体永久纽带的根据。那些没有财产且需要依附他人的人——年轻的男子和妇女——因此无可非议地失去了投票权，因为正如同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在1778年的一次大会上所宣称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意愿主见”。在欧洲，依附是普遍的，因为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但是正如一个卡罗来纳人在1777年所写的，“美国人民是一众有财产的人民；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动产的终身保有者。”[1]杰斐逊对这一点十分热衷，他在1776年提议新弗吉尼亚共和政府保证每个公民至少有50英亩土地。

由独立的公民组成的共和主义共同体呈现出一个激励人心的理想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共和国是一种异常脆弱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派系争斗和内乱。因为共和国如此彻底地依赖人民的美德，所以孟德斯鸠等理论家归纳出共和国的疆域不能太大，而且要有同质性。欧洲当时存在的几个共和国范例——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城邦共和国——都是小而紧凑，都不适合作为合众国这个疆土仍在扩张的新国度的模板。根据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政治科学，当一个疆土广阔、国民利益所在各异的国家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时，就像17世纪时英国尝试的那样，这场实验必然会终结于奥利弗·克伦威尔那样的独裁。

因此美国人在1776年着手开展他们的共和主义实验时是带着冒险精神的，这点毫不令人惊奇。不过美国大多数革命者都充满热情，坚信自己将会取得成功。他们相信他们天生就是美德之人，因此完美地适合共和政体。在1774—1775年间美国人民对政府的自愿、未经强制的服从，这难道不是民众秩序面前王室政权土崩瓦解的显著表现？难道他们不具有古代共和国公民所具有的吃苦耐劳品质？比起大多数国民都是佃户或无土地工人的英国，大多数美国人，至少大多数成年白人男性都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美国人告诉自己他们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民族，尚未被贵族制的奢侈和旧世界的放纵耗尽精力。

[1]这里的“每个人”自然不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奴隶，而且美国存在着一批白人无产者。——译者注

蒸蒸日上的美国

美国人在1776年感受到的振奋不单单来自他们的一种信念，即他们是世界共和主义革命的先锋，这场革命将会推翻各处衰朽的君主制；他们也相信自己必会给艺术和科学带来新的繁荣，他们会成为国际“文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领导者。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渐渐相信文明的火炬将会跨过大西洋传到新大陆，在这里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虽然美国革命者拒斥旧大陆的奢华和腐败，但是他们从没想过否定欧洲和英国文化的精华，而是要欣然接受并且实现它。兴奋的乔尔·巴洛（Joel Barlow）宣称：“这里的人民开拓进取的天赋将会为美化人类天性的一切艺术带来最快速的进步。”

由于他们前殖民地的身份以及先前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感，他们将会变成西方世界文化领导者的假想，至少可以说是突兀的。不过革命领导人和艺术家一直在幻想美国必然会成为所有艺术和科学的精华蓬勃发展的温床，这一迹象是极其清晰的。当革命者谈到“走在希腊和罗马的领域”时，他们表达的不仅仅是要建立共和政体，而且他们迟早会有自己的荷马、自己的维吉尔——用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话说，他们“自己的诗人、演说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要能媲美古代希腊和意大利的共和国中那些最负盛名的人”。

如斯美梦，尽管事后看来犹如夸夸其谈，但是却根植于那个年代最精深的思想中，而且有助于提高美国人从事革命的信心。正如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指出的，他们明白自由的国家会在民众中孕育学识，而有学识的民众是天才和艺术天赋最好的源泉。而且他们也知道艺术和科学将会无可避免地西传。自18世纪中期以来，他们就传颂着贝克莱主教的《美洲艺术和科学传播前景诗集》，诗中阐明了传统的西方帝国循环论，即帝国从中东到希腊，从希腊又到罗马，再从罗马到西欧，接下来会跨过大西洋到新大陆。早在1759年，一个冷眼旁观的英国旅行者就注意到，殖民地居民“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企盼着美洲向世界发号施令的命运时刻赶紧到来”。文明西移的主题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一种新的文体——《蒸蒸日上的美国》[1]（The Rising Glory of America）的诗体文——出现了，几乎每个有文学抱负的绅士都会尝试。

当然，并非每一个美国知识分子都相信新大陆传承西方文化火炬的能力，一些人怀疑美国的粗野品位能否支持优雅艺术。但是在众多革命领导人的展望中，美国不仅会是躲避世界暴政的自由避难所，也会是一处高雅的场所，用开明的耶鲁学院[2]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的话来说，这里“可以迎接欧洲和亚洲的所有技艺，而且将会兴旺繁荣……光彩夺目”。

如果美国人要在尊贵、庄严和品位上超越欧洲人，那么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创造一种共和主义艺术，去掉旧大陆过分优雅和奢华的糟粕。解决之道在于共和主义的古典风格中那简明严谨的理性精神，它可以让艺术表达褪去助长堕落和社会腐化的因子。正如一名在华盛顿特区监造公共建筑的专员1793年所提到的，共和主义艺术强调“一种观念中的伟大，一种共和主义的纯朴，还有那真正协调的优雅，这一切都与脱离了轻浮和酒肉气的温和自由相一致”。

这样一种新古典主义艺术在现代意义上说并非一种原创性艺术，不过时人也没打算寻求它的原创性。美国人在文学、绘画和建筑方面的宗旨，并不是与英国的艺术形式决裂，而是要为旧的形式赋予一种新颖的共和主义精神，要在他们的艺术中提炼出关于理性和自然的外在、普适性准则，并且展示出来。因此纽约边疆旷野中的诗人们不会觉得自况维吉尔或贺拉斯会有何不妥。康涅狄格州的诗人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被比作斯威夫特。弥尔顿、德莱顿（Dryden）和蒲柏也会被当作模仿的样板，大方地加以引用。甚至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也未曾动摇他对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那优美文风的执着，尽管他一直在尝试将美国英语打造成独具风格的语言。

在新古典主义时代，评判艺术的标准不在于艺术家的才智或作品的新颖，而是在于艺术对于观众或听众的作用。所以，乔尔·巴洛会相信他的长篇史诗《哥伦布的眼光》（1787）的伟大堪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因为它富有道德和共和主义的意义。而画家约翰·特朗布尔（不要混淆了他和他的诗人堂兄）总结道，只要艺术家描绘伟大的事件并且提升观众的精神，绘画专业就不会是琐碎之事，也不会在社会中毫无用处。华盛顿十分热爱戏剧，但只是从它能“促进个人和公共美德”且能“改进社会的习惯和风俗”这些方面论证其合理性。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沿着弗吉尼亚蛮荒林区的泥泞街道修建，托马斯·杰斐逊选择卡利神殿（Maison Carrée）——尼姆（Nîme）的一座公元1世纪时兴建的罗马寺庙——作为这个新共和州的州议会大厦模板，这点毫不令人惊奇。因为建筑学对于杰斐逊来说是“一门意义良多的艺术”，采用恰当的鼓舞人心的形式对于新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全然不顾一个罗马寺庙的供暖和隔音很难做到。

新古典主义梦想的文化遗产仍然伴随着美国人：不仅仅存在于对古希腊和罗马寺庙无休止地模仿中，而且存在于如锡拉丘兹（Syracuse）和特洛伊（Troy）这样的镇名中，存在于一些如国会和参议院（senate）这样的政治机构设置中，存在于如自由女神和那几行拉丁文格言的政治象征中，存在于《哥伦比亚万岁》等诗与歌中。但是曾经激励这些事物的精神，它们对于革命一代的意义已经逝去，而且自从它们被创造出来之时就开始消逝了。今天还有多少美国人理解美国国徽上金字塔和眼睛的含义？即使这个设计出现在每张一美元纸币上。今天谁还读乔尔·巴洛的史诗或是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的《征服加拿大》？除了雕像以外，18世纪90年代大部分的艺术品都被后代忽视或不屑一顾。新古典主义的一切梦想很快为平等主义的民主覆盖，平等主义民主是美国宏大的共和主义实验的产物。

[1]美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创作的爱国史诗。——译者注

[2]耶鲁学院是1718—1887年耶鲁大学的校名。——译者注

平等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体被称为“文艺共和国”，因为共同体的参与者——作家、画家、科学家和其他创造性人士——并不是因为世袭的权利而能加入其中：他们需要的是才干。有人会问，谁还能记得荷马和欧几里德的父亲或儿子？托马斯·潘恩断言艺术家的天赋不是世袭的。在一个共和国中，个人不再注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关键的不再是出身或者名号，而是能力。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拉姆齐宣称：“在君主制中，宠幸是晋升的根源；但是在我们的新政体形式中，没有人可以控制人民的投票，只有靠他卓越的才能与能力。”拉姆齐说，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平等——共和主义的“生命与灵魂”。

平等——在美国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观念——预示着地位和等级的无尽争吵以及派系政治的尖锐斗争的终结，美国在殖民地时代深受其扰。因为这种冲突被认为源于殖民地社会中人为的不平等，在英国王权的庇护和影响下产生并壮大，所以采纳共和主义预示着新时代的社会和谐。

但是共和主义平等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差异。杰斐逊说，共和国仍然为贵族制（aristocracy）留有一席之地，但那是自然的，并不是人为的。共和国领导人不会类似于英国官场中那些艳羡奢华、放债图利的小人，而会像古代那些恬淡寡欲、公正无私的英雄——对于美国人而言，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完美地呈现出一个古典理想中共和国领导人的典范形象。

然而平等的意义终究不止于事业成就对少数有天赋的人开放。革命者强调普通人选举公正且有才能的人的能力，这就认定了民众整体有着可靠的道德能力。优秀的共和主义者必须信任普罗大众的常识。普通人虽然不会像有大学学位的绅士那样富有知识和智慧，但是普通人更值得信任。他们直率、坦白且真诚，这些都是对于共和政体十分重要的品质。共和美国要结束欺诈和虚伪这些彻头彻尾的君主制和弄臣才有的特征。杰斐逊在1774年时说道：“让那些胆小的人谄媚吧，这不是美利坚之道。”

但是共和主义在促进平等方面甚至更进一步。18世纪最开明的思想指责数世纪以来少数贵族看待多数普通人的轻蔑态度和举止。在我们这个主张人人平等的时代中，我们很难理解在数世纪里传统君主制社会的贵族和绅士们对待下层等级的轻蔑程度。普通民众，当他们被注意到的时候，他们经常被当作稍微好于动物的存在。甚至革命时代的一些领导人谈论普通民众时偶尔也会语带轻蔑。乔治·华盛顿曾经称普通民众是“像被牧养一样的大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讲到过“没头脑的人民”，从来未曾忘记自己曾是他们一员的约翰·亚当斯，在其事业早期曾把普通民众称为“人类中粗俗的兽群”。

其他美国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加以限制。许多人不愿意将印第安人和黑人归入人类的范畴；而当大多数男人从这些方面思考女性时，仅仅是在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而非他们的平等。一些人仍然信奉上帝已经在被救者和应下地狱者之间定下了永恒的差异。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是他们认为有天赋的人、精英能进一步开发这些感官能力，令他们能够比普通人更敏锐。

虽然这种感官灵敏度差异的论断有助于为绅士和普通人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做辩解，但是18世纪对感官和感觉的强调却为人类平等的信念开辟了道路。如果人类之间的区分不是因为内在的禀性而是源于后天的学习，源于在不同的环境中运用感官进行的学习，那么每个人至少出生时都是白板。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断言的人人生而平等，按他事后的回忆，这种断言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常识”。到了18世纪末，开明就意味着相信人人天生平等。即使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和弗吉尼亚总督弗朗西斯·福基尔（Francis Fauquier）那样的主张贵族政制的人也承认所有人，甚至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都生而平等，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由于改善境况的机遇不同引起的”。“无论是白色人种、红色人种抑或黑色人种，无论是优雅的人还是粗俗的人，”福基尔总督在1760年宣称，“人终归是人。”只是教育和培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一直是18世纪，甚至整个现代思想中最震撼的理念。

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0）提出了全新的认识，重视通过感官而非理性来获取知识，这对于普通人的能力而言意义重大。也许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有理性的能力，能够取得学识上的成就，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有通过感官接收印象的能力。

因此，尽管革命时代领导人表达出士绅般的显贵意识——对精英主义的不加掩饰的信奉，这点是他们和今日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最终让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们对人人平等的接受程度。共有的天性用天然的爱把人民联系在一起，而且让他们有可能成为朋友并且共享道德情感。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某种道德意识或同情的天性，将每一个人凝聚在一种共有的人性中，并且令自然的恻隐之心和道德成为可能。杰斐逊表达过对黑人的智力与能力的巨大担忧，但是他承认他们在道德意识方面与白人是别无二致的。显然理性在人民当中并没有被平均地分配，但是所有人，无论如何卑微如何粗俗，他们的心中都存在着道德直觉力，为他们明辨是非。确实，一些人相信不识字的平民明辨是非的能力比起受过教育的绅士不相上下。

杰斐逊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由经历体验造成的，是由环境对人感官的作用造成的。但是杰斐逊和其他开明的18世纪思想家们也认识到了纯粹感觉主义的危险。男男女女如何控制环境对他们感官造成的混乱冲击？人们需要某物让他们纷乱的体验有条理。否则，苏格兰裔的宾夕法尼亚律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援引大卫·休谟说道，人类的个性会变成“一束或一团各异感觉的集合，将会在一种无法想象的急流中彼此接续……永久地运动、流变着”。一个社会只由波动不定的感觉构成是不可能的，某种事物一定会把人民本能、自然地联结在一起。正如杰斐逊所说：“造物主如果将人类设计为社会性动物，却不在他们心中栽培社会性性格，那么他真就是一位拙劣的艺术家了。”这样，杰斐逊和其他美国领导人通过把这种自然的社会性性格、一种道德本能、一种同情意识安置在每个人的心中，从而修改了刻板的洛克环境论。这样一种道德平衡仪——合乎休谟的苏格兰启蒙主义道德或常识理论，并且近似于康德提出的范畴论——需要被用来中和洛克感觉主义所暗示的最负面的推论，而且让个人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平衡与社会性。

对自然情感、道德意识和人民善举的信念并非是乌托邦式的狂想，而是18世纪社会科学得出的开明论断。虽然大多数神职人员仍然对自己教区居民竭力强调基督之仁爱与慈悲，但是有许多受过教育的开明人士力图把基督之爱世俗化，在人类天性中发现爱世人如爱自己的科学规律。有一种自然的爱慕吸引之原则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这是一种无异于物理世界运作之原则的道德精神原则。马萨诸塞的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说，“就像天体的常规运动与和谐依赖于它们彼此的引力一样”，人类的仁爱与慈善也保持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人类之间的爱是道德世界的引力，而且它甚至比物理世界的引力更容易被研究乃至操作。因此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样的开明思想家试图发现在道德世界中使人移动和保持不变的潜藏力量。他们在社会性世界中发现的力量，堪比18世纪科学界发现的运作于物理世界中的潜藏力量——引力、磁力、电力和能量。像普林斯顿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这样的思想家梦想着有朝一日“人类能够像牛顿和他的后继者探讨自然哲学一样探讨道德哲学，那么也许会达到更高的准确性”。在这样的梦想中，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了。

当然18世纪的众多知识分子仍然相信，共和社会只能通过古代的男子气概和军事美德才能凝聚在一起，就如同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86年于巴黎展出的古典共和主义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所表达的那样。但是另外还有许多人慢慢相信，大卫油画中表现的古典共和主义美德对于18世纪大西洋世界中开明、文雅且文明的社会而言太过严厉苛求了。

对于大多开明思想家而言，人的社会性和仁爱的本能代替了古代世界中禁欲苦行的古典美德。美德慢慢不再是古代严厉而军事性的自我牺牲，而更多地变成现代为了和平与繁荣的目的而与他人友好的意愿。客厅、俱乐部、咖啡馆乃至商业交易中的社会交往——现代生活中数不清的日常往来——产生了友谊和同情，有助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这种现代美德更多是艾迪生式而非斯巴达式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展示这种现代美德；一些人说女人甚至比男人更富有社会性与慈爱心。

当然革命领导人对于人民天生的同情和慈爱的信心程度不一。尽管有诸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很快开始怀疑人民的道德能力，但是其他如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其实，他们认为社会的自然和谐甚至可能替代政府权威的大部分。如果人民喜爱或关心彼此的自然趋势可以自由发展，不再受到政府，尤其是君主制政府的虚伪干涉，那么最乐观的共和主义者会相信社会能够繁荣昌盛并且自我凝聚。

不像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最自由的思想趋向于视社会为行善的，而政府则是含有恶意的。社会荣誉、社会差异、官员的特殊待遇、商业合同、合法特权和垄断专卖乃至过多的财产和许多类型的财富——其实可以是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和腐败——似乎都来源于与政府的关系，与君主制政府的关系。潘恩在对这种自由观明智的总结中说道：“社会是我们需求的产物，而政府则是我们邪恶的结果。”社会“是我们一体同心，从而正面增进我们的幸福”，政府“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1]“最小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这种新兴的杰斐逊式观点，正是基于对社会自然和谐充满希望的信念。

这种认为情感和慈爱能够凝聚共和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信念“可能和严苛的古典美德一样不切实际”而且有违人类天性。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不讲情面的怀疑论者必然会渐渐质疑其效力。但是在革命热潮中，很多美国人一度幻想着一个全新而且更美好的世界出现，一个他们所说的“比历来人类所见到的更完美更幸福的世界”。

[1]译文参考[美]潘恩著，马清槐译：《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有改动。——译者注

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在众多革命领导人预想的全新的、更美好的世界中，战争没有立锥之地。美国人在革命时代的州宪法中寻求一种终结暴政的新型国内政治，同时他们中许多人也在寻求一种促进国与国之间和平的新型国际政治。单单这种强调就赋予了美国革命世界性的意义。

整个18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期盼着一个全新的启蒙世界的到来，腐败的君主式外交、秘密联盟、王朝敌对以及势力均衡可以灰飞烟灭。因为战争由王朝的野心、骄傲自大的官僚和王国的常备军所推动，那么消除君主制就意味着消除战争本身。一个共和邦国的世界会鼓励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基于国际商业的自然协调。如果各国人民可以独立自由地相互贸易——没有自私的君主制朝廷腐败干涉，没有反复无常的王朝敌对，也没有秘密两面派式外交——那么可以期待的是国际政治将会变得共和主义化，变得和平。

美国孤立于欧洲商业帝国之外，在1776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了实践国际关系和货物自由贸易方面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机遇以及需要。因此商业利益和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美国外交事务思想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某种程度上这种交织现在仍然存在于美国对世界的思考中。

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告诉美利坚人：“我们的计划是通商，如果妥善行事，可以维持我们的和平以及我们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友谊，因为保持北美作为一个自由港是欧洲各国利益所在。”[1]美国没有组成传统上军事联盟的需要。单单民众之间的联系就足够了。其实对于潘恩和其他自由主义者而言，各国民众间的和平贸易就是国内人际社会交往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投射。潘恩和杰斐逊等启蒙思想家预见到共和社会单由人民情感凝聚在一起，在他们的展望中世界也是由各民族在商业中的自然利益联结在一起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君主制和它张牙舞爪的机构体制及垄断的方式，是对人民情感和利益的自然和谐的阻碍。

1776年大陆会议成员试图在一份用于法国并且最终用于其他国家的条约模板中实现这些自由主义原则。这份条约主要由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起草，保障了国与国之间商业自由和平等的最大可能。约翰·亚当斯之后回忆道，只要这些条约模板“一旦真的被确立并忠实地遵守，它会给海上战争画上永久的休止符，使所有的海军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在关税和贸易限制方面外国人和本国人会获得相同的待遇。甚至在战争时期贸易也要保持流动。中立国有与交战国贸易的权利，也有为交战国运送货物的权利——也即警句“自由的船只运送的是自由的货物”（free ships make free goods）表达的这种权利。对禁运货物——可以为交战国所扣押没收的货物，包括那些为中立国所有的货物——的列举要有所限制，例如不应该包括供应品和船舶上的储备。另外，对交战国港口的封锁必须要有海军力量的支持，而不能仅仅纸上谈兵。

在1778年与法国签署的条约中，美国人最终没能得到太多他们想要的。虽然他们与法国确定的商业条款确实纳入了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他们不得不同意传统上的军事和政治结盟。尽管美国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做出了让步，他们以商业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的开明梦想并没有逝去。1784年合众国授权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组成的外交委员会以1784年修订的条约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为根据，与欧洲16个国家协商商业条约，希冀美国能够领导出一条道路：“旨在从整体上解放商业，各国共同迈入自由交流的福祉中，这对人类来说意义非凡。”

可是主要的欧洲国家拒绝与美国开放自由贸易，只有两个国家——普鲁士和瑞典，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贸易的次要国家——同意与合众国签订自由主义条约。尽管大部分欧洲国家对此十分冷漠，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仍对商业力量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充满信心。这种对美国商业力量和自由贸易中自由主义原则的信心持续影响着许多美国人对世界的思考，一直到19世纪前几十年。这解释了许多自由主义的尝试：从杰斐逊的共和党人采取禁止进口策略，到最终的1807年美国海外贸易大规模禁运，这是杰斐逊所说的“和平抑制”的一场崇高实验。确实，时至今日，通常的寻求经济制裁来代替军事打击的做法，就是这些开明原则的遗产。

[1]译文参考［美］潘恩著，马清槐译：《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页，有改动。——译者注。

第六章　共和主义社会

共和主义革命的转变性力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它动摇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前所未有地使人民摆脱了习惯的束缚，令所有的权威都受到质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秩序并没有立即地分崩离析，社会普遍惯例也没有经历迅速且大规模的破坏。但是到处都发生着改变，人民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皆是如此。其中诸多改变是在长期运转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的力量的积累。但是还有一些是新近的革命本身造成的直接结果。

战争的影响

革命的一个突然结果就是数以万计效忠派——或者用爱国者对他们的称呼，托利党人——的背离。效忠派的人数可能接近50万，也就是20%的美国白人。将近两万名效忠派投身于他们陛下的军队为王权而战，还有数以万计的其他人加入地方效忠派的民兵团体中。据估计，有6万到8万名效忠派在革命期间离开了美国，去了加拿大或大不列颠，不过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回来了，重新融入了美国社会。虽然效忠派来自社会各个等级和职业，但是他们中一大部分人属于社会和政治的上层。其中许多人都是担任公职者或与政府订有合同的越洋商人；在北方，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国教徒。他们的地域分布亦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效忠派只是微弱的少数派；但是西部边陲地区，他们对东部压迫的敌意可以追溯至革命之前，在那里效忠派人数众多。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南方腹地这些英军能够提供保护的地区，效忠派亦是人数众多。他们的外逃、罢免和退职造成的顶层真空，很快为爱国者所占据。影响是广泛的。国王和托利党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和土地被革命政府没收充公，而且很快被投入到市场中。由此发生的投机买卖活动导致了革命时期个人财富的大起大落。

南方因战争遭受了最严重的混乱，不仅仅失去了其固定的烟草和其他日常农作物的市场，而且英国人还释放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来为王权而战。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英国人把这些前奴隶安置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实际上，英国军队也许进行了南北战争之前最大规模的一次解放黑奴行动。但是这些混乱只是加速了革命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多样化。上南部恢复得尤其迅速。18世纪80年代的烟草生产已经与战前水平相当，但也有了新的参与者和市场规则。

虽然战争对于一些特别的地区和个人有着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它总的后果是激励性的。先前还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的商人发现了进入核心圈的新机会。在马萨诸塞，一些像希金森（Higginsons）、卡伯特（Cabots）和洛厄尔（Lowells）这样的地方家族很快来到波士顿，形成了马萨诸塞新精英阶层的基础。到了战争末期许多人像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那样发现“几乎都是新面孔”。他说，这是一场几乎“和革命本身一样不凡的”新变革。同样的流动各地都在上演，虽没有马萨诸塞那么显著，但是重要性并不亚于马萨诸塞。新商人全方位地推动新市场的开拓，不仅仅包括原先与其贸易受限的南美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区，还有整个欧洲，甚至远至中国。

战后与大不列颠的贸易很快达到之前的水平。到了18世纪80年代，统计数字表明了商业恢复的惊人程度。可是粗略的统计无法公正反映出商业变革的程度。所有州的市场中，都出现了新的供应来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增的参与者。战时英国进口渠道的瓦解激发了美国境内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虽然随着和平的回归美国人重新开始购买英国货物，但是仍然有多个协会组建起来，以推动保护美国制造业的立法。虽然对外出口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它此时只是美国总体经济活动中较小的部分。人们已经开始转向内部——相互之间而非对外的贸易；内部商业的显著扩展很快就带来了新公路和新运河的需求。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那些没有腹地可供开发的镇子开始相对衰落。像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这样的城市原先一直是繁荣的殖民地港口，但是因为缺少作为供应地和市场的内陆地区，现在它的经济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了。

革命战争本身既是一股破坏性也是一股创造性的力量，它以这两种形态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同所有战争一样，它摧毁了惯常的贸易渠道并且创造了新的财富来源。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也许有将近20万人一次或多次地拿起武器，参加大陆军或者州民兵。所有这些士兵必须有衣服、食物、住所、武装，而且他们要到处流动。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写到“对武装的需求会产生新的贸易”，但是他的认识还没达到当时情况发展程度的一半。三支军队——英军、法军和美军——对从毯子、马车到肉和朗姆酒这一切的无止境需求，催生了新制造业业主和企业团体，还有市场型农民，他们来自那些之前的贸易对象从没超出过邻里范围的庄稼汉。同时，为军队采购的中间商群体成了小型承包商和战后大资本家的温床，像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康涅狄格州的杰里迈亚·沃兹沃斯（Jeremiah Wadsworth）曾负责大陆会议的财政和合同。

因为革命时代的诸州不愿意向它们的公民征税，而且大陆会议没有征税的合法权力，所以美国政府必须依靠借贷来支付他们需要为战争准备的货物。但是借贷根本不足以募集到所需的总额。大陆会议和州政府因此大规模印刷纸币。政府答应日后偿付的债券被用来与公民换取供应品和劳役。

大陆会议和州政府发行货币的票面价值总额最终达到4亿美元，导致了社会瓦解性的通货膨胀。到了1781年，大陆会议发行的167美元的债券只值1美元的银币或金币，而且州债券的贬值情况也差不多同样糟糕。虽然债权人、靠工资为生的人和那些收入相对固定的人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打击，但是还有很多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那些及时买入卖出货物的人——却能从中获利。流通的政府债券让无数生产日用品的农民和贸易商脱离了简单的物物交易或个人账目记录的经济体制，而且让他们更独立、更制度化地进入市场，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最终，革命释放出了潜在的经济能量，将美国推上了一段商业快速发展的道路，世界历史中的各国罕有能与之匹敌者。

革命的影响

除了这些战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革命及其共和主义理念还产生了其他更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尽管移民不断减少而且有很多效忠派流亡者离开，但是人口仍旧持续增长。实际上，18世纪8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速率最高的十年——这是早婚和对未来期许提高的结果。与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阻碍了人口迁移；到了18世纪70年代末，不断膨胀的人口再次开始向西部流动。一位移民在1785年写道：“肯塔基地区的人口会令你吃惊，在1779年6月时，居民总数还只有176人，而如今他们已经超过了3万。”十年之中肯塔基人口已经变得比革命时代大多数的殖民地更加稠密。其实，在整个殖民地时代，革命之后的一代人占据了最多的西部疆土。

当然，在美国白人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的梦想中，很少或没有为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安排立足之地。虽然1787年的邦联会议允诺“对印第安人会怀着最大的诚意，而且他们的土地绝不会在没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夺去”，但是《西北条例》本身就将西北是属于美国白人移民的天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许多白人都羡慕印第安人的自由，但是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和独立理念与印第安人的十分不同。普通美国白人理解的自由是拥有他们自己可以耕作的农用土地，而印第安男性却将自由视为随心所欲地漫游和狩猎。像许多美国绅士们一样，印第安战士也不认为他们应该去耕作土地；因此他们把体力劳动留给妇女——这点令许多白人感到震惊。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理念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以至于他们很难承认印第安人从事任何农业活动。最终，尽管印第安人确实耕种土地，但却遭到美国白人的否认，这成了白人从他们那里夺取土地的正当理由。他们希望印第安人能变成农民，也就是变得文明，否则就为移民腾出土地。

美国在1783年从大不列颠成功独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西北和西南诸多部落曾与英国结盟，随着和平条约的缔结他们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把他们土地的主权转让给合众国。一位韦阿人（Weas）的发言人在获悉条约后向他们的英国盟友抱怨道：“我们倾尽全力地援助你们，而这似乎是在将我们推向毁灭。”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印第安人站在英国人一边战斗，所以美国人甚至把那些曾经在革命时期是盟友的印第安人也当成敌人。到了18世纪80年代，诸多西部美国人与印第安征服者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有一样的期望，即所有印第安人最终都将会被肃清。

即使英国王权的基础是一个不平等和等级制的社会，但是它能从容地将印第安人作为臣民来对待。但是新的美利坚共和国不存在臣民，只有平等的公民。因为美国白人无法将印第安人视为与他们平等的公民，所以他们必然把印第安人视为外族。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政府试图承担起对印第安事务的管理，并且与印第安确立和平关系。虽然邦联议会一再表明他们对印第安人公正公平的心意，但是它只是将他们当作被征服的民族而已。邦联政府和一些不同的民族或部落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签订的几个条约中，合众国尝试划定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界线，以回报印第安人做出的土地权利的转让。美国认为土地是它凭借征服获取的，所以没给印第安人任何割让土地的补偿。

但是邦联政府权力十分有限。不仅仅各州无视邦联的条约并自行与印第安人订立协议，而且白人移民和擅自占地者的行动根本无视任何权威。议会18世纪80年代的土地条例中关于移民会均衡且有序地向西移动的设想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反而，人们有意避开高价格土地，侵犯印第安人的条约权利，无规则、无秩序而且不均衡地流动，从一处奔向另一处，身后留下了大块荒无人烟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飞地。到了1787年，许多印第安人已经拒绝接受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被迫签署的条约，而且试图组建松散的同盟以抵挡白人的侵蚀。战争和流血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尽管有印第安人的存在，美国人口仍然持续以惊人的态势增长和流动，更进一步地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肯塔基人在1792年告诉麦迪逊，这样的流动人口“构成的民众势必不同于之前生长于同一地区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比什么养尊处优的人或家族低一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助长了这种趋势。一位撰稿人于1787年在《美国博物馆》（战后创办的几份美国新杂志中最重要的一份）上宣称，在一个共和国中“平等理念的风吹拂着一切和每一个有雄心不再甘居他的邻居之下的人”。

共和主义平等成了满腔抱负的中产阶级人民的集体呐喊，他们如今更公开地憎恶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上层的人物。对辛辛那提兄弟会（Society of Cincinnati）的普遍抗议表达着这种憎恶。1783年，革命军队军官为了纪念对革命战争的参与并且使之长存，组建了世袭的辛辛那提兄弟会，以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罗马共和领导人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的名字命名。虽然华盛顿曾同意领导这个组织，但是辛辛那提会引起了强烈的敌意。老爱国者们，例如塞缪尔·亚当斯都认为这个兄弟会表明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世袭化的军事贵族快速发展的趋势”。这种激烈的指责迫使军官们不得不收起他们的虚荣，而辛辛那提会很快成了众多备感压力的团体中的一员，而这些团体的出现表明，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784年的话说，这个国家发了“社团疯”。

一些抱有平等思想的狂热公民攻击着所有类型的差等，参加私人社交俱乐部和穿戴进口华服都是遭到非议的行为。北方一些地区的绅士发现传统社会权威的标志——教养、教育和优雅的举止行为——都变成了政治领导资格的障碍。普通公民现在对称呼的权利提出诉求——先生和太太（Mr. and Mrs.）——而那曾经只是绅士才有的称呼。在这个崭新的共和主义社会中，没有人想依附于其他人。费城白人奴仆在工作场所的比例在18世纪中期还有40%—50%，现在急速下降；到了18世纪末契约奴仆差不多已经消失不见了。国外访客震惊于美国仆从不愿意将他们的男、女主人当成高其一等的人来对待，也震惊于仆从们坚决认为自己只是“助手”。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意味着绝不向任何人脱帽致敬。

这种不断壮大的平等主义并不意味着财富会在革命后的美国分布得更均匀。相反：革命后财富分配比以前更为不平均。可是美国人感到更平等了，那才是重要之处。毕竟作为个人声称高人一等的形式，财富比起出生、教养、家庭继承、绅士头衔甚至是教育而言，更容易被接受，它是最容易比对而且最容易被努力克服的。社会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地以金钱而非社会地位为基础了。例如，镇不再根据年龄和地位来安排教堂的席位，而是开始将座位拍卖给那些竞价高的人。富有的人开始夸耀自己卑微的出身——之前从未如此普遍过。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于1784年在出版物中被称颂为一个“没有关系也没有朋友，但是金钱成就了他”的自我奋斗成功者。这是思想界发生的一场微妙却激进的革命。当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在死后18世纪90年代出版时，19世纪对“自我奋斗成功者”（self-made man）的讴歌开始了。

到了18世纪末，前君主制社会中的家长式作风陷入了混乱。学徒不再是师傅家庭中的依附者；他们成了越来越脱离家庭经营的生意中的受培训者。工匠也减少了为他们依附的主顾做“定制”或“指令”的活计，他们越来越多地为非个人的市场从事生产制造。各行业的师傅不再是家长，也不再以家长式作风对待满师的学徒工，变成了付给雇工现金工资的雇主。当师傅变成雇主而满师的学徒工变成雇工时，他们的利益变得比之前更有所分别而且还相互抵牾。1786年美国历史上雇工第一次参加了反对他们雇主的罢工。作为回应，师傅们诉诸法庭，强制使这种原先被视作互助且私人的关系继续下去。

共和主义改革

由于革命一代相信人不再由出生决定，所以他们以现代人从未有过的信心深信他们有按自己的心意改变自己、改变未来的能力。1782年7月，在费城举办的一场向法国王室继承人的出生表示敬意的盛大庆祝会中，美国人所展现出来的热情令本杰明·拉什医生（Dr. Benjamin Rush）兴奋不已。他体会到新教派的美国人如今热切地为之庆祝的事物，正是他们长期被灌输要憎恶的——法国天主教的君主制。他说，庆祝活动“向我们证明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观点，没有偏见可以强烈到、也没观点可以神圣到、更没有矛盾可以明显到不屈从于人们对自由的热爱”。拉什说，因为自由和共和的美国“处于一种可塑的状态”，那里的“一切都是全新且有弹性的，”它“似乎为上天所钦定要去向世界展示，人类思想可以从自由、学识和崇高信仰的共同运作中达到完美”。

美国人在革命后的几年中开始对他们的文化进行变革，以艰苦的努力将他们的风俗和理念与他们新生的共和政体相协调。正如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塞缪尔·斯坦霍普·史密斯（Samuel Stanhope Smith）在独立后不久告诉詹姆斯·麦迪逊的，开明人士会相信新的习惯性准则——“美德忠实而权威的卫士”——会由共和主义的法律来创造和养育，而且这些准则会和思想的力量一起赋予人民的“理念和动机以新的方向”。不断重复理性的运用——通过“不断回忆那些失去的美德概念：沉思它们、用它们作为行动的动机，直到它们一再地克服那些邪恶……直到在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的挫折后，它们最终赢得稳固的优势地位”——通过对共和主义法规的如此运用，美国人是有可能创造一个“美德长存”的社会的。从这些假设中产生的是革命者对道德和社会改革，还有他们诸多的共和主义造像运动的努力，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是，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为共和主义者所热衷的“早期美德教育的巨大重要性”。

美国人知道，暴政源于无知。正如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所声明的：“在人民中传播智慧和知识，还有美德……对于保卫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言是必需的。”这种革命思想的结果是如洪流般的关于教育重要性的演说和书面作品，在美国历史上难有与其相匹敌之时期。美国全国对于教育的痴迷诞生于革命中。

虽然到了1776年美国仍然只有9所大学，但是在接下来的25年中将会增添16所新创办的大学。同时，许多革命领导人起草了关于建立由公共资助的综合学校系统的详尽方案。虽然这些方案的直接成效甚微，但是国家有责任通过教育使所有公民的共和主义理想永葆生机，这一设想最终在19世纪的公共学校运动中得以实现。

当然，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革命者所提倡的教育的一部分。美国人组建了多个科学组织和医疗协会，而且各种类型的印刷材料涌遍了国家。1637年至1800年间在美利坚印刷的书籍和小册子有四分之三出现在18世纪最后35年中。在1786年至1795年间出现了28种博学而文雅的杂志，这短短几年中比整个殖民地时代创办的杂志还多六种。由于美国人力图变成一个文明而高雅的民族，所以他们想要所有事物的意见指南——从如何给朋友写信到如何在屈膝礼前踮起脚尖。美国在18世纪出版的拼写书有三分之二发行于18世纪的最后17年中。到了19世纪早期，诺亚·韦伯斯特初版于1783年的综合拼写书已经卖出了300万册。

虽然写作和拼读十分重要，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仍不及阅读。除了殖民地时代的大城市中几座私立图书馆外，如今还出现了许多受到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它们继而支持了数量不断增加的阅读俱乐部、讲座和辩论协会。虽然报纸在革命之前相对稀缺，但是它们现在以惊人的速率出现，很快就会让美国人民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阅读报纸的公众。

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富有感情且生性敏感的民族，所以他们急于创建慈善和人道组织。战后十年组建的这些人道主义组织的确比整个殖民时代创立的都要多。这些慈善组织照顾病患，援助终年忙碌的穷人，收留孤儿，为那些被关押的债务人提供食物，为遭受海难的水手修建临时棚屋。而且就马萨诸塞人道协会而言，他们甚至试图使那些“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的人重新复原，比如溺水者，看上去死了但其实并没有。

杰斐逊和其他一些革命领导人还起草了关于放宽殖民地时代以来的严刑峻法的方案。宾夕法尼亚州首倡废除了除谋杀以外一切犯罪活动的死刑。宾夕法尼亚州还开始了将罪犯禁闭在监狱中单独小屋的实验，这些监狱被设计成经过改良的教养院，以代替原先公开地用鞭刑、砍断四肢和死刑惩罚罪犯的方式。其他州紧随其后，创建这种新型的监狱。西方世界中没有一处能比得上美国刑罚体制改革的力度。

学校、慈善组织和监狱——对于改造社会使之变得更加共和而言，这些机构都十分重要。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比得上最基本的社会机构：家庭。摒弃了君主制和原先家长式的政府，明确肯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革命无可避免地触及家庭内部的关系。原先英国继承方式和贵族式的法律设计试图维持财产传承的干系（不动产的限嗣继承），并且为了长子的利益牺牲幼子的利益（长子继承制），而革命废止了它们。诸多州通过了新的继承法，更多地承认了子女的平等继承权。革命后年代里，各处小说家和撰稿人都在强调将孩子培养成理性且独立的公民的重要性。

虽然法律在丈夫对妻子的权威方面的变化很少，但是传统的关系如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质疑。革命让美国人意识到女性对平等权利的要求，这是之前未曾有过的。一些女性现在十分反感婚宴誓词中的“服从”（obey）一词，因为这让女性变成了丈夫的“奴隶”。在压力下甚至一些原先的父权制法律也开始松动。新的共和主义州现在认可女性离婚的权利以及在丈夫缺席时订立合同和进行商业活动的权利。女性开始主张权利不应仅仅属于男性，而且如果女性有权利的话，她们不会被认为不如男性。1790年，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一位显赫的马萨诸塞政治人物的女儿，以“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为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性别的平等》。各处的大众书面作品如今都在阐释完美的共和主义婚姻模式：要以爱为基础，而非财产，还要基于理性和对彼此的尊重。而且在一段共和主义婚姻中，妻子在为丈夫和孩子灌输美德方面有着重要地位。妻子和母亲新近被提高的地位意味着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受教育。于是在革命后的20年中，许多单单只为促进女性教育的专门学校创建，这一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即使几乎各处的女性都不享有投票权，一些上层社会的女性开始凭借自身的能力参与政治，使用她们的社交技巧和各种非官方社交机构来建立关系、安排交易以及促进美国统治阶层的形成。

反奴隶制

没有什么制度比奴隶制更直接地受到革命的自由化精神的影响。诚然，对将近50万黑人的奴役并没有在革命中被根除，而且在现代人看来，在对平等与自由的高谈阔论中，这一不足成了革命时代惹人注目乃至伪善的肉中刺。革命末期的奴隶数量远多于革命爆发时，其实此时美国的奴隶制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即将迎来它最大的爆发期。不过，革命在最终结束美国奴隶制方面仍然有着强大的作用。革命迅速而有效地终结了令奴隶制在各处存余上千年而未受到实质指摘的社会和思想环境。

殖民地居民通常都理所当然地将奴隶制作为君主制社会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也是前现代和前人道主义时代生活中野蛮粗鄙的一面。从前，奴隶一直仅仅被当作由众多或自由或不自由的等级与地位构成的等级制度中最卑贱且最低等的身份状态而已，这种态度一直存在着。束缚和奴役以多种形式持续存在于革命前的北美，而殖民地居民感到，比起其他贬低身份的形式而言，无须多为奴隶制做辩护。可是现在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突然给一切人身依附形式带来质疑。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正视他们当中的异数：奴隶制这一种“特殊的制度”，而他们如果还想保留它的话，就必须解释并且论证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独立宣言》之前，帝国辩论中的自由论调已经揭露出奴隶制令人苦恼的矛盾。詹姆斯·奥蒂斯在1764年已经宣称所有的殖民地居民“依据自然法都是生来自由的，所有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是如此……只是因为他是黑人，白人就有权奴役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吗？”北美白人为何能够在争取自由的同时还以奴隶制奴役他人？随着危机加深，这些问题越来越引人注意。

终止矛盾的最初努力指向了奴隶贸易。1774年，大陆会议推动废止奴隶贸易，北方六个殖民地很快就依照执行了。1775年费城的贵格会教徒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奴隶制协会，很快相同的协会在各处都出现了，甚至在南方也不例外。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北方各州以及马里兰州将自由权赋予那些参加军队的奴隶。革命以各种途径削弱着这种制度。

北方奴隶制不及南方奴隶制严苛，虽然很普遍，但并没有在社会或者经济体制中根深蒂固。北方的奴隶制因此易于受到某种政治压力的影响，可这在南方并不现实。北方奴隶制现在开始非常缓慢而蹒跚地减弱着。在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北方各州逐渐摧毁这种制度，到了1804年北方每一个州都开始以某种方式促进奴隶的解放。在很多情况下黑人自己率先使用革命时代的自由话语攻击奴隶制。到了1810年，北方州自由黑人的数量从1770年的数百人跃升至近5万人。为了推进人人都是自立更生的有产者的社会愿望，国会在18世纪80年代有意地禁止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西北土地新组建的州存在奴隶制。新的联邦宪法在1808年时允诺终止从国外引入奴隶，很多人希望以此使奴隶制陷于瘫痪。其实，所有的革命领导人，包括像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这样的南方人都强烈反对奴隶制，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它不久即将自行消失。这可能是革命领导人对于美国未来的错觉中最大的一个。

起初，奴隶制有可能在南方被根除。南方存在的反奴隶制协会比北方更多，而且解放行动在后革命时代变得十分频繁而且直接；单单在弗吉尼亚，自由黑人的数量就由1780年的3000人跃升至1790年的13000人。但是最终，南方的奴隶制过于根深蒂固，因而无法在立法或司法方面予以废止。那些曾经在革命运动中担当先锋以及为自由主义充当最热情的发言人的南方白人，如今开始详尽阐述与美国其余地方刻意区别的意识，之前他们从没有做到过这种程度。到了18世纪80年代因为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渴求自由这一新兴的美国式假定让南方的惊恐感与日俱增。

共和主义宗教

在美国人建设的新世界中——一个充盈着“广泛的仁爱”并且体现着“每一种神性而且社会性的美德”的共和世界——宗教有一个重要角色要扮演。毕竟，将美国从罪恶和豪奢中解救出来正是共和主义的诉求。因此，不像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没有感觉到革命或共和主义的一丝威胁。除了圣公会牧师，新教牧师们一直在革命运动的前线。其实，正是这些神职人员向大多数普通人普及了革命的非凡意义。因为每一个绅士都阅读学术性的小册子，还会为了理解现实而探究辉格派理论以及古代历史，但仍有很多普通人阅读《圣经》并且指望牧师为他们解释革命在新教中的意义。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现在具有了全新的共和主义属性，变成了塞缪尔·亚当斯那句引起共鸣的“基督的斯巴达”。

的确，许多卓越的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太热情的宗教情感。他们至多只是消极地信仰有组织的基督教教义，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轻视和奚落基督教。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或者是不冷不热地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并且对宗教情感和宗教热忱十分轻蔑。例如华盛顿就是一个按时前往教堂做礼拜的人，但是他几乎不会把上帝当作“伟大的进程安排者”（the Great Disposer of events），而且在他浩繁的信件中从没有提到过耶稣基督。可是现实对于大多数普通平民来说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是十分虔诚的，而且他们仍然以宗教的眼光理解世界。当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话语权不断增长时，对宗教的虔诚一直伴随着他们。

革命辩论开始时美洲人就认为民事暴政和宗教暴政是联系在一起的。1776年所有的新宪法都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宗教自由。可是宪法性的宣言，像《弗吉尼亚的权利法案》中的“每个人都享有按照自己的良心指引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的平等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将会放弃它在宗教事务上的传统角色。可以肯定的是，各个殖民地上的官方设立的英国教会很快就被根除了。但是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革命宪法，批准了州立法机构在圣公会地界内创立一种各个宗教团体多元并存的结构体系，用税金去支持“基督的宗教”。

弗吉尼亚人对于他们1776年宣告的宗教自由的含义格外地有分歧。像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加入到成员不断增多的长老派和浸礼会这些持不同宗教意见者中，对抗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圣公会的土地所有者，并最终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取胜，完全废除了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会。这场弗吉尼亚争斗在1786年随着杰斐逊名垂青史的《宗教自由法案》的通过而达到高潮，法案特别强调“我们的公民权利不从属于我们的宗教见解，就像不从属于我们对于物理学或几何学的见解一样”。声明比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希望的更进一步。许多州保留了一些关于担当公职的模糊或笼统的宗教资格要求，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法律都虽然有所修正但继续承认着公理会既定的官方地位。但是传统上由精英主导正统宗教信仰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18世纪的旧式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等级制度在北美本来就根基轻浅，在革命后的几年中开始分崩离析。原先凝聚民众数世纪的纽带以千百种方式衰弱、断裂，而数量上前所未有的人从中释放出来。革命粉碎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而普通人渐渐发现，他们不再必须接受原先将他们与上流绅士们区分开的等级制。普通的农民、零售商和工匠开始认为他们和那些绅士一样优秀，而且他们的确在大事件的进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不仅人民被等同于上帝，而且半文盲的庄稼汉们被其他人（甚至像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精英）告知，他们有和博学的教授一样的常识或道德意识。

随着普通人越来越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半开化状态（semi-enlightenment），他们认为他们突然变得明智了。通过报纸、历书、小册子、小集子、期刊、讲稿和其他一些媒介，普通人能获取粗浅的知识，而知识之前一直只限于受教育的精英。同时，普通人被告知他们新近获得的知识和那些“接受学院教育”的人习得的一样精良。在这样的平等主义氛围下，真理本身民主化了，而18世纪启蒙运动在宗教和魔法、科学和迷信、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之间苦心孤诣地构建的界线也模糊了。动物磁性似乎和重力一样合理。用占卜棒探测隐藏金属显得与电学一样充满理性。公众对于消失的以色列支族的猜测好像和对西北印第安土冢的学术研究一样真实合理。而且粗糙的民间偏方被认为和开明医学的放血疗法一样科学。

启蒙运动对现代文明开化和道德常识性的强调，与传统基督教关于仁爱的教导相结合，让革命后几十年变成一个倡导慈爱和集体主义的大时代。托马斯·杰斐逊、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和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bell）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告诉人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做的就是，要相信那唯一的上帝，并且要像爱他们自己一样爱其他人。但是不少开明领导人和自由主义的自然神论者几乎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情况。例如当杰斐逊直到1822年还在预测美国的每一个人很快都会变成“一位论”派的基督教徒（Unitarian）时，流行的福音派基督教义正在这个国家迅速蔓延。

原先支配殖民地社会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府教会——圣公会、公理会和长老派——被新的而且有时甚至闻所未闻的教派和分支所取代。直到1760年，两大具有传统欧洲色彩的教派——南方的英国国教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占了北美超过40%的教区。可是到了1790年，正统教会的比例降到了25%以下。整个国家传统教派处于守势。

各处数不尽的普通民众都在创立平等主义的、满足其自身情感需要的新福音教派。在1760年至1790年这几十年中，当几乎所有主要殖民地教派都趋于衰落或者无法获得其他团体的支持时，卫理公会和浸礼会教区数量跃升。浸礼会从1760年的94个教区扩增至1790年的858个教区，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卫理公会在1760年时根本没有什么信徒，但是到了1790年时他们创立了700多个教区，在数量上能与原先的公理会和长老派分庭抗礼。不久后，卫理公会这个在全国层面由牧师巡回布道区构成，而在地方层面则是由灵心小组构成且由未轮流巡回的、未受过教育的牧师服务的教会，将会变成美国最大的教派。

到了1790年，热情四溢地支持宗教复兴运动的浸礼会、长老会新光派和卫理公会从边缘来到了美国社会的中心。但是，比这些旧大陆宗教团体的增长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之前闻所未闻的新派别和乌托邦式宗教团体的突然出现——四海之友派（Universal Friends）、普救派（Universalist）、震颤派（Shakers）以及各种各样的小教派和千禧主义教派。几乎一夜之间宗教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一个充斥着各种相互竞争的派别的福音教派世界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基督教世界而言是很独特的。

革命摧毁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在宗教领域为文盲、下层人士和依附者打开了新的机会之门。浸礼会和卫理公会都鼓励妇女公开布道宣讲，而甚至更保守的新教教会也开始强调女性在救赎中担任的全新而且特别的角色。宗教事实上成了妇女能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主要公共领域。革命的时代，新英格兰有将近70%的教会成员是妇女，而在革命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基督教的女性化倾向有增无减。一些最激进的派别，如安·李修女（Mother Ann Lee）的震颤派和杰米玛·威尔金森（Jemima Wilkinson）的四海之友派甚至允许女性充当领导人；震颤派实际上成了美国第一个正式承认所有权力等级中的性别平等性的宗教团体。

这些年发生的民主革命和平等主义革命，令最普通、最卑微的民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价值观念。绅士的学识、正规的《教理问答》原理，甚至是读写能力都不再像之前那么紧要，并且新的宗教团体能够吸收社会中那些之前不属于任何教会的成员，数以千计的非裔美国人皈依基督教，而且偶尔会有黑人，甚至黑人奴隶的牧师或讲道者出现。18世纪80—90年代的一位黑人牧师安德鲁·布莱恩（Andrew Bryan）在佐治亚组织了数个浸礼会团体，其中包括萨凡纳的第一个浸礼会团体。浸礼会和卫理公会自创始起就谴责奴隶制并且欢迎黑人作为正式的成员加入。其实，南方部分地区第一批卫理公会的信徒就是黑人奴隶。到了1800年几乎每三个卫理公会教徒中就有一个是非裔美国人。

虽然我们对黑人教堂中的宗教活动知之甚少，但是白人观察者尤其关注祈祷、布道和圣歌这些黑人敬神活动的中心元素。北方的黑人教堂和南方的奴隶团体都强调表达情感，将非洲传统与基督教仪式、赞美诗和象征相结合，以自己的方式创设一种适合他们自己需求的宗教形式。

但是不只有非裔美国人将更多的情感带入宗教之中。革命将大众的宗教激情汇成洪流倾注入美国的生活中，各地的白人平民以及黑人都公开表达他们的宗教情感，其开放程度是空前的。幻想、梦境、预言和新的充满感情的宗教探索，在民众中有了全新的重大意义，普通人能够更自由地表达他们一直被压抑的大众迷信观念。魔杖、算命、占星术、寻宝术和民间医术公开地兴盛昌隆，自17世纪以来从未如此过。长期存在于地下的民间信仰和迷信公开了，而且与传统的基督教活动和绅士的高雅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大众宗教混合物。

在美国后革命时代的这种混乱中，许多普通民众聚集到他们能去的任何地方——田野、谷仓、客栈或家内——伸出手互相抚慰，互相洗脚，互相慈爱地亲吻，形成新的友谊关系，用语言和身体同时直白地表达情感，把各种民间仪式基督教化。从卫理公会的“爱之宴会”（love feasts）到震颤派的舞蹈仪式，孤立的个人在形形色色的福音的“肢体实践”（bodily exercises）中发现了虽然不雅或怪诞，但是却能抚慰情感、与上帝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当没有专业神职人员来为他们不成熟的渴望安排仪式时，他们就从自己人当中征召领导者。那些受教育不完善但却雄心勃勃的新牧师们崭露头角，他们的宣讲结合了书本所学的直白讲解以及每一种以情动人的表达方式。比起以传统敬拜标准以及完全精英化的正统观念为基础的固定教会仪式制度，他们宗教奋兴式的手段更能迎合那些怀有平等主义思想、没有固定信仰的男男女女。这些普通人想要一个他们能够切身感受、自由表达的宗教，而福音教派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宗教，同时催生了激情四溢的民间音乐和赞美诗歌的唱颂。

在基督教世界中没有其他任何一处的教派如此四分五裂，可是也没有哪一处有如此蓬勃的生机。美国新教碎化成多元的教派，没有一个取得独大的正统地位，而且在教派的相互竞争也没有出现一种普遍的基督教理。这在西方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七章　联邦宪法

美国革命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都没能达成领导者所有的崇高愿望。在宣布独立后的十年中，许多革命领导人渐渐对美国前行的道路产生疑惑。他们不仅意识到邦联过于孱弱，无法完成它对外和对内的任务，而且他们也在重新考虑1776年州人民立法机构被赋予的巨大权力。18世纪80年代中期，对《邦联条例》细节调整的失败，对立法机构暴政事例与日俱增的担忧，以及各州中其他政治和社会状况交融在一起，孕育出了一股推动宪法改革的强劲势头。产物就是1787年的联邦宪法。

这个新的国家宪法代替了《邦联条例》，不仅限制了州的权力，而且造成了联邦层面的权力前所有未有地集中。许多美国人认定新宪法代表着和革命本身一样的激进变革。最终，在一些人的眼中，一个新联邦政府的开创预示了稳定与和谐，让美国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和光荣的国家。

危急时刻

对于一些美国人而言18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节点上革命和整体的共和主义实验岌岌可危。革命为那些新下层等级的民众开创了繁荣的新道路，这一巨大成功却在一些革命精英成员中引发了一种危机意识。

一些人感觉到太多的普通人曲解了共和主义的平等，蔑视合法权威，而且模糊了所有绅士（甚至包括共和的绅士们）认为的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自然差异。各处，甚至在那些踏实的独立自耕农中——杰斐逊所说的“上帝选民”——个人利益、自私以及牟利赚钱似乎正在摧毁社会仁爱和公共精神，在摧毁共和国公民尤其需要的品质。由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不公正、互相抵牾的法律法令——被称为“民主的专制暴政”——表明这些人民太过自利，无法成为优秀的共和主义者。因此一些人害怕美国注定要接受那些降临到古代共和国、英国和其他腐朽国度的命运。1787年，新泽西州长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的结论体现了当时精英群体的一般看法：美国人“没有展示出维持一个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美德”。

革命彻底地民主化了新的州立法机构，增加了立法机构成员的数量并且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性质。出身更卑微、更乡土，所受教育不如那些殖民地议会成员的人现在成了代表。例如在新罕布什尔，1765年时的议会只有34位成员，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来自朴茨茅斯一带海岸地区的富有绅士。到了1786年该州众议院成员数已上升至88人，大多数成员是普通的农民或者是中等富裕的平民，而且很多人来自该州的西部地区。在其他州变化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变化意义并不亚于新罕布什尔州。

让州政府更贴近普通民众的需要，也促使大多数州的州府从东部海岸线迁往内陆新地区——新罕布什尔州府从朴茨茅斯迁往康科德，纽约州府从纽约市迁往奥尔巴尼，新泽西州府从原先殖民地时代双首都的伯灵顿和珀斯安博伊迁往特伦顿，宾夕法尼亚州府从费城迁往兰开斯特，弗吉尼亚州府从威廉斯堡迁往里士满，北卡罗来纳州府从新伯尔尼迁往罗利，南卡罗来纳州府从查尔斯顿迁往哥伦比亚，佐治亚州府从萨凡纳迁往奥古斯塔。

各处为了官职的积极竞选和公开竞争与日俱增，同时对公共参与政府活动的需求亦是如此。竞争性的选举以及立法机构的席位调整次数成倍增加。议会进程向公众公开，越来越多的报纸（现在还包括日报）开始报道立法机构的辩论。自封的领导人为新崛起的团体和地方组织发言，利用扩大的投票权和立法机构的周年选举（大多数州中做出的激进变革）在立法议会中寻求席位。新的小商人，例如来自奥尔巴尼的亚伯拉罕·耶茨（Abraham Yates）这样的兼职律师和鞋匠，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这样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前织工，如今越过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并一跃成为各自州的政治领袖。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州立法机构几乎不能实现革命者在1776年所臆断的推动总体福祉的共和主义职责。每一个州都必须做出如何处理效忠派和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的决定，也必须针对税收的再分配和经济形势做出决定。可是由于普遍的政治无能，各州的共同福祉越来越难界定。到了18世纪80年代詹姆斯·麦迪逊归纳道，州立法机构的“地区情绪”正在摧毁“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他认为，这种地区情绪是让小行政区或镇子选举州立法机构成员的后果。耶鲁学院的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说，每个代表只是关心他选民的利益。只要法案在立法机构宣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立即思考它会如何影响自己的选区”。

这种狭隘的政治理念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新鲜。但是革命后的年代中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激增，扩大了的民选议会对于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敏感度不断上升，极大地增强了这种地方利益政治的紧张度及受重视的程度。债务农敦促降低税收，延迟执行赔偿债务的法庭判决，印发纸币。商人和债权人要求提高土地税，保护私人合同契约，鼓励对外贸易。工匠恳求控制农产品价格，废止商业垄断，实行针对外来进口产品的关税保护。而各处的企业主都在为合法的特权和公司授权请愿。

利益冲突下的政治竞争让州的法律制定看起来混乱无比。就像1786年时佛蒙特州监察委员会所抱怨的，法律“更改——再更改——优化——变得糟糕透顶；一直处于如此波动的状态，民事机构的人都快不知道什么才是法律了”。詹姆斯·麦迪逊指出，独立后十年各州制定出来的法律比整个殖民地时代制定的都要多。其中很多是单单为了个别人的个人法令，或者只是为了平反微不足道的冤屈的决议。但是立法机构为回应各种利益集团群情激奋的恳求和意愿所做出一切努力的结果是，虽然满足了不少集团，也同许多集团越来越疏远，同时消磨了立法本身的威信。

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领导人渐渐相信州立法机构才是最需要恐惧的政治权威，而不是州长。一些立法机构过度印发纸币、通过维护债务人利益的法案，违背了财产拥有者的个人权利，而且所有州的议会都僭越了1776革命时代诸宪法授予立法机构的权能，侵夺了一些行政和司法的职责，例如指挥军事活动以及搁置法庭判决。似乎曾经宽厚善良的立法权力开始不再比之前备受憎恶的王权更值得信任。立法者本该是每年选举他们的人民的代表。但是1785年时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写道，“无论是173个暴君，还是一个暴君，都会一样暴虐不仁”，“一个专制的选举制政府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政府”。

对于暴君似的立法机构不断上升的恐惧迫使很多领导人开始反思他们的民选议会。其实，革命时代州宪法墨迹未干，就有一些人建议这些宪法必须要修改。从纽约州1777年宪法开始，经过马萨诸塞州1780年宪法和新罕布什尔州1784年宪法，宪法的制定者们如今开始寻求一种与1776年时截然不同的政府权力分配模式。

这些后起的宪法不再像早前州宪法所做的那样，去榨干州长的一切权力并且将其置于立法机构，尤其是置于下院中，而是加强了行政部门、参议院和法官的权力。尤其是马萨诸塞州的1780年宪法，对很多人来说它重新拾起了英国政体中一些构成平衡的优秀特征，而这些特征一度在1776年的民众激情中被忘却。新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有固定的薪俸，而且直接由人民选举，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部分原先的王室总督的权能，包括任命官员和否决立法的权能。

其他州宪法改革者，包括弗吉尼亚州的麦迪逊和杰斐逊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和罗伯特·莫里斯，都以马萨诸塞州宪法为模板，力图修正他们本州的宪法，削减和控制民众立法机构的规模和权力。原先不存在参议院或者上院的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和佛蒙特州设置了这些机构。而在参议院已经存在的州，通过延长任期和对其成员设定更高标准的财产资格，让它们更加稳定。州长从对立法机构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并被要求负起政府的核心职责。而法官变成了独立的宪法卫士。到了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依据这些保守主义思路修改了他们的宪法。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和佛蒙特州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很快地跟进了。

政治领导人在尝试加强州长、参议院和法官权力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诉诸理应体现于州成文宪法中的基本法来限制立法机构的权能。因为宪法中很多条款是由简单的立法行为所设立的，所以就不容易区分出基本法和普通法。

起初，几个州一直在尽力采取不同手段来区分基本的宪法和普通的法律法规。一些州只是简单地宣布他们的宪法就是基本法；其他州则要求在修订宪法时需有特定比例的绝大多数或立法机构的连续法令。但是面对一再的立法侵蚀，这些措施都被证实是无效的。

在解决这一难题的尝试中，美国人逐渐地相信如果宪法要想能够真正免遭立法权篡改的话，它必须要由杰斐逊在1785年所说的“一种高于普通立法机构的权力”来缔造。其中一条解决途径是，依赖于代表大会机制。1775—1776年的大陆会议仅仅是临时立法会议，缺少合法授权，只是因为国王拒绝召集常规的人民代表，一个临时的代表大会才成为必要。可是现在代表大会成了一个有助于改变且代表人民的特殊制约机构，并且有编写和修改一部宪法的唯一权力。当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草新宪法时，宪法制定和更改的恰当模式变得明确了。宪法由特别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再交由人民批准。

随着这种宪法作为免于立法侵害的基本法概念的确立，一些州法官于18世纪80年代开始在单独的尝试中小心翼翼地对那些议会的立法施加限制。他们对立法机构说[用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乔治·威斯（George Wythe）在1782年的话来说]：“这是对你的权力的限制；而且你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多跨越一步。”这些仍有疑虑的举动就是最终将会被称为司法审查的制度的起源。可是很多领导人仍然不太愿意允许通过任命产生的法官驳回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困惑的詹姆斯·麦迪逊在1788年说道：“这让司法部门事实上成为凌驾于立法机构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这从来不是我们想要的，也绝不是恰当的。”

尽管这些州的宪法改革在18世纪80年代的推进和实施如疾风劲雨，但是它们似乎还不够。到了18世纪80年代许多改革者都考虑着将宪法改革的战场从州搬到整体国家，并且认为对中央政府结构的修正是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难题的最好而且可能也是唯一的出路。

甚至在《邦联条例》于1781年被批准之前，战争的实践就暴露出国会的孱弱，激发一些美国人改变中央政府的设想。到了1780年，战争仍在拖延，长度已经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而用来为战争筹措资金的纸币火箭般的膨胀让商业和贸易难得安宁。由于国会代表在六年期限内任代表不得超过三年，所以邦联的领导权一直波动起伏且混乱不清。州无视国会的决议，而且拒绝提供分摊给各州应上缴中央政府的经费。由于没有筹集钱财的能力，所以国会只能停止支付公共债务的利息。大陆军因为缺少薪金而怒意难消，由于军人擅离职守甚至爆发哗变而军心涣散。这种环境迫使商人和债权人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集中于大西洋地区中部州的人——力图增加国会的权能。改革者尝试通过对《条例》进行宽泛的解释或直接修订《条例》（这需要所有州的同意），甚至通过用军事力量威胁各州的方式来强化国会。

18世纪80年代初国会领导权的更替让有关的全国性团体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像弗吉尼亚州的理查德·亨利·李和亚瑟·李（Arthur Lee）以及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这样老一辈的激进主义者，被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和来自纽约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些新人所取代；比起大众的民主，新一代人更关心权威和稳定。这些国会中的国家主义者因为邦联的无能而对其不抱幻想，所以他们开始转变“革命造福地方、削弱权力”的信念。他们削弱民兵、强化正规军，向大陆军军官承诺退伍金。他们重新组织国会中的战争、对外事务和财政部门，用个人代替那些原先负责的委员会。国家主义者计划中的关键人物是罗伯特·莫里斯，他是费城的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出任财政总监同时也是1781年邦联的实际领导者。为了建立金融和商业团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莫里斯开始稳定经济并且为国家债务提供资金。他劝服国会向各州建议取消纸币法，而且要求各州为国家开支所上缴的经费要用真金白银支付。而且他企图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且让联邦债券对于投资人而言变得更安全。

执行国家主义者的计划需要修改《条例》以授权邦联征收百分之五的进口关税。一旦国会有足够的收入就可以不依赖于各州，邦联能够偿还它的债务，也会吸引更多的潜在债券购买者。虽然莫里斯能够引导国会准许北美银行的设立，但是国家主义者其他的经济计划在表决中遗憾失利。不仅各州最后拒绝批准进口关税的修正案，而且许多州在缴纳国会征用的资金时都十分缓慢。国会甚至不能得到管理商业的有限权力。

在1781年10月的联军约克镇大捷以及与大不列颠和谈开启后，对国会的关注减弱，一些人陷入了绝望。国会遣散军队却没能兑现薪金和退伍金的承诺，这使美国面临武装政变的危机，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距离武装政变最近的时刻。1783年3月，华盛顿在哈得孙河边的纽波特安营扎寨的部队军官们向国会发送了一份关于他们薪俸的呈文。他们实际上密谋了几种针对邦联的军事行动。华盛顿进行个人干预并且拒绝支持他们谋划出来的行动，他说，这是在“打开公民冲突的洪水闸口，用鲜血染红我们这个冉冉上升的帝国”，这场危机才被避免。

1783年和约的消息粉碎了战争期间存在的联合主义的情绪。到了1783年12月，国会在杰斐逊看来作用大不如前。他说：“在和平时期将不再需要频繁地召开国会会议。”在处理完最紧迫的事务后，代表们应该“各奔东西，回到他们各自的州，仅仅留下一个诸州的委员会”，如此“摧毁了各州属于一个永久实体的奇特观念”。

国会在战争时期权力很大，但是现在开始衰微。代表们日益抱怨达到法定人数都如何艰难。国会甚至不能商定一个固定的所在地：它从费城漂到普林斯顿，再到安纳波利斯、特伦顿，最后又到了纽约市。各州一再重申他们的权力以及开始接管联邦债务的职责，很多人原本希望以联邦债务来维持各州的团结。到了1786年，各州将几乎三分之一的联邦债券变成了州债券，如此一来就把公共债权人的既定利益纳入了单个州的主权当中。在这种环境下汉密尔顿所谓的那些“思维以大陆为中心”的人的影响力很快就衰微了，而且对邦联逐渐修正的机会也随之一起衰落了。改革的唯一希望似乎落在了会集所有州的代表大会身上。

在欧洲，美国的声誉就像它的经济信用一样一落千丈。荷兰和法国只肯以非常高的利率贷款给美国。美国船只现在因为缺少英军的保护，有很多船只被北非穆斯林的海盗船俘获，而船上的人被卖为奴隶。国会没有钱付给这些巴巴利（Barbary）海盗足够的赎金和贡金。

在一个满是怀着敌意的君主制帝国的世界中，新共和邦联甚至难以维持其领土完整。英国拒绝向合众国派出公使，而且对和约中要求它撤出西北军事据点的义务不屑一顾，声称美国没有有效执行它的承诺。和平条约规定邦联需要劝告各州，革命期间被没收的效忠派财产应归还给拥有者，而且两边都不得制定阻碍恢复战前债务的法律。当各州无视这些条约义务时，羸弱的邦联无计可施。

据悉，英国正在与印第安人密谋，并且鼓励西北和佛蒙特州边界的分裂分子行动，而西班牙也在西南部谋划类似的行动。西班牙实际上拒不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和俄亥俄河之间区域的主权要求。1784年，西班牙企图将美国移民带往受其控制的肯塔基和田纳西，它关闭了密西西比河，禁止美国贸易走这一通道。许多西部居民准备与任何能够确保他们的农产品运往海上的政府打交道。正如华盛顿在1784年所指出的，西部移民正“摇摆不定，一根羽毛的轻轻一触就能让他们偏向任何一边”。

1785—1786年间约翰·杰伊这位纽约的精英人士同时也是外交部长，与西班牙派往美国的特使迭戈·德·加多基（Diego de Gardoqui）商定了一份协议。依据这份协议西班牙与美国开放贸易，但是作为回报美国要在数十年之内放弃它在密西西比河航行的权利。国会要签订协议必须达到九个州的法定多数，但是南部几个州出于西部缺少出海口的恐惧而阻碍表决达到法定要求票数。但是有七个州的多数派为了北方商人的利益想要牺牲西部的利益，这就触发了长期存在的地区间的勾心斗角，甚至有破坏合众国的危险。

尽管有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组成的外交委员会努力商定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主要欧洲商业帝国在18世纪80年代仍然普遍对新共和国关上了大门。法国不愿意接受很多美国产品，没能达到美国人的预期。英国有效地拦阻了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进入它的市场，而且还用它自己的货物重新攻陷了美国消费市场。邦联没有足够的权力通过贸易调整去以牙还牙，有过几次授予国会管理商业贸易的有限权力的尝试，但是都在州和地区的内斗中不了了之。当几个州单独地试图通过他们自己那徒劳的航海条例时，邦联国会只能无助地观望着。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叶，康涅狄格州对马萨诸塞州的货物所征的税比大不列颠的货物还要高。

终于，邦联管理商业的无能决定性地促成了对《邦联条例》的修改。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农业利益集团的领导人想让美国农民能够自由地将他们过剩的谷物销往国外。他们害怕如果不能如此，农民们就会懒散，失去往日的勤劳精神。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能将它的农产品销往欧洲，它就不能抵偿欧洲制造品的进口额，因而就不得不自己发展大规模的制造业。这种态势继而会摧毁共和主义的基石——农业公民（farmer-citizenry），并且会在美国滋生与欧洲相同的腐败、等级意识并造成依附社会的出现。因此为了让欧洲国家打开市场接受美国农产品，邦联极度需要商业管理权力。

费城制宪会议

到了1786年，累积的压力让《邦联条例》的修改在所难免。弗吉尼亚州对贸易管理的渴望促成了几个州于1786年9月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与会者很快意识到关于商业问题的考虑不能脱离其他难题，因此呼吁明年5月份在费城召开一次更大型的代表大会，邦联国会后来承认了即将到来的代表大会，并在1787年2月授权它修改《邦联条例》。

到了1787年几乎每一个美国政治领导人，甚至后来反对新宪法的人，都期待着增加邦联国会的权能。不论具体方式如何，修订《邦联条例》——特别是授予国会征税的有限权力和管理贸易的权能——是在所难免了。改革中央政府的普遍愿望给了像詹姆斯·麦迪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机会，也解释了人们愿意在费城召开会议的原因。

可是没有几个人会预料到费城代表大会最终带来的——一部全新的宪法，完全改变了中央政府的结构，并且州的权力有望遭到大幅削弱。在费城出现的十分强大的国家政府具有的权能远远多于解决合众国“信用、商业和对外事务方面困难”需要的额外国会权能。考虑到革命者对于州主权的忠心以及对中央集权政府那根深蒂固的恐惧，新宪法的形成真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的出现不能只是用《邦联条例》的明显无能来解释。

也由于彼此疏远的各州在18世纪80年代的共同难题，才最终让中央政府的宪法修订成为可能。麦迪逊在1787年时告知杰斐逊[1]，州立法机构所制定的那些不公且混乱的法律“如此频繁，如此罪恶昭彰，足以警醒最坚定的共和主义之友”。麦迪逊说，“比起从邦联的无能到它最直接的目标的缺陷这些危及我们国家的国格和利益的因素”，州立法机构的权力滥用“更有力地造成了人心动摇，从而促成了制宪会议，并且让公众对总体的改革做了思想准备”。

1786年，将近2000名苦恼的债务农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掀起了一场骚乱，这些债务农面临着他们的抵押无法收回的危险。这场骚乱由一位前民兵上尉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领导，他们关闭了法庭，并且威胁占领一个联邦军火库。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场骚乱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州，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这个被认为有着最平衡政体的州。虽然谢斯的骚乱队伍被民兵击溃，但是他的支持者在1787年早期的选举投票中取得了胜利。因此新选举出的州代表很快就通过了几项谢斯想要的、而其他州也正在颁行的缓解债务人压力的法案。这次立法让很多人相信，呼吁人民遵守法律只是对骚乱的补救；它不能解决立法暴政这一特别难题。人民通过用选票将谢斯的支持者送入立法机构，这就让一家波士顿报纸在1787年5月抱怨的“暴动制定法律”成为可能。

所以到了1786—1787年，重建中央政府不仅仅是对《邦联条例》无能的纠正，也是在改正民主制暴政和州内部的政治缺陷。一些人相信，全新的中央政府既能将国会从州当中解救出来，也能将州从它们自己当中解救出来。新团体加入进那些已经在为激活全国政府而努力的力量中来。城市工匠希望一个更强大的全国政府能够阻挡英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南方人，尤其是弗吉尼亚人想得到与他们不断增长的人口相称的代表权。而最重要的是，大陆上上下下的绅士们面对着诸州内部立法机构的多数人暴政给个人自由带来的威胁时，暂时放下了他们之间的地区和经济差异。缔造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不再仅仅为了巩固合众国，或者仅为了在对外事务中有足够的底气，又或者仅为了满足特定的债权人、商人、军队利益的需要。现在它是麦迪逊所宣称的“将会永远决定共和政府命运”的要事。

代表了12个州的55位代表在1787年夏天参加了费城的制宪会议。（罗得岛唯恐失去它的地方自治权，所以拒绝参与修改《条例》的尝试。）虽然很多代表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2岁——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经验的美国政治精英。39名代表曾经在国会供职过一次甚至多次，8名代表曾参加州的制宪会议，7名代表当过州长，34名代表是律师。有三分之一是大陆军退伍老兵，他们是华盛顿所说的化解州效忠主义者的极佳溶剂。几乎所有人都是上流社会的绅士，“天性的贵族”，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优越性理所当然，是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必然结果。

华盛顿的出席至关重要，但是他却对此很犹豫。1783年12月他自愿把军权交给国会，然后隐退芒特弗农，保证不再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自愿放弃政治权力的案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震惊了世界，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被称为现代版的古罗马归田将军辛辛那图斯。然而华盛顿早前退出公共生活的保证让他不情愿因卷入政治事务而使自己的声誉承受风险。但是朋友们劝他说，人民可能会认为他不去参加制宪会议是因为他想让联邦政府垮台，这样他就可以策划一场军事接管。所以他来了，而且当即被选为会议的主席。

仍然有一些革命泰斗未能出席：塞缪尔·亚当斯生病了；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在国外任公使；还有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虽然被弗吉尼亚立法机构选中，但是他们拒绝参加会议，亨利说他“感到不妙”。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团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团，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有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和詹姆斯·威尔逊，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由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和詹姆斯·麦迪逊。

弗吉尼亚代表团一马当先，向制宪会议呈交了它的第一份提案计划。这份《弗吉尼亚方案》（Virginia Plan）主要是36岁的麦迪逊的功劳。麦迪逊矮小、腼腆而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习惯穿黑色衣服，没有任何的专业训练，但却博览群书并且有着敏锐、好探究的头脑，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公共事业。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制宪会议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他决定要详细地记录下制宪会议的辩论经过，那个夏天费城会议的诸多内容才能为人所知。

麦迪逊最初的改革提案的确十分激进。正如他所指出的，提案不止是权宜之计或是对《邦联条例》的简单修正；它预示着政体的“系统变革”。麦迪逊想要创设一个总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再是独立的共和政体组成的邦联，而其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共和政体。它将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而且会像大多数州那样组织安排，有行政部门、立法两院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这个全国性共和政体将会凌驾于州之上。各州之于中央政府就会像约翰·杰伊所说的，“县之于州一样，它们是其中的部分，即仅为了实现国内秩序安宁和优良政府的目标而存在的地区。”激进的《弗吉尼亚方案》提议了一个两院制的国家立法机构，有权“在州无法胜任的所有情况下”立法，而且“在诸州的法律与国家立法机构意见以及联邦法条相抵触时”有权否决州法律或是“使诸州通过的法律无效”。麦迪逊相信，如果国家政府有权否决所有州的法律，它就可以扮演英国国王在英帝国中理应扮演的角色，即相互倾轧的利益集团中“无私而公正的仲裁者”。

但是对于费城制宪会议的很多参与者来说，弗吉尼亚方案太极端了。大多数代表都准备要授予联邦政府巨大的权能，包括征税、管理商业和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但是很多人拒绝允许州权力被削弱至《弗吉尼亚方案》所计划的那种程度。由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特拉华州代表团所领衔的反国家主义者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提案，《新泽西方案》［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由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提出］。这份《新泽西方案》主要通过增加国会的权能来修正《邦联条例》，但是同时它也维持了州的基本主权。因为有两份如此对立的提案，制宪会议在1787年6月中旬几乎陷入危机。

在接下来的辩论中，由麦迪逊和威尔逊领导的国家主义者保留住了《弗吉尼亚方案》的基本特征并且说服制宪会议的大多数州代表团放弃《新泽西方案》。可是国家主义者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制宪会议没有如《弗吉尼亚方案》所建议的那样授予国家立法机构“在单独的州无法胜任的所有情况下立法”的完全权力，而只是给国会列举了它能行使的权能（宪法第一条第8款），包括征税、借款和铸造货币以及管理商业的权能。制宪会议也没有给予全国立法机构否决有害的州法律的权力，而是禁止州行使某些其滥用可能会导致18世纪80年代危机的主权权能。在最终宪法的第一条第10款当中，州被禁止经营国际关系、征收关税、铸造货币、发行纸币、通过事后追溯法律以及做出任何解除债务人合约义务的行为。比起赋予国会的全面财政权能，州几乎变得在经济上无行为能力。新的宪法不仅禁止州征收关税——18世纪最普遍而有效的税收形式——而且也拒绝给予州发行纸币的权力，如此成功地完成了英国政府曾经在1751年和1764年尝试的不同货币法案，当然英国政府曾经的货币法案基本上都失败了。

制宪会议决定要设立一个强大而且单一的行政系统。总统是独立的，除了他自己选任出的行政委员会，不受任何行政委员会的影响。总统可以指挥军队、有权指导外交关系，甚至有大多数州长都不具有的任命行政和司法分支官员的权力，并且任期四年而且可以永远重选重任，总统是一个帕特里克·亨利后来指摘“很容易变成国王”的行政官员。为了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他不是如《弗吉尼亚方案》所提议的那样由立法机构选出。由于制定者相信在未来很少会有总统候选人能够享有全国的广泛民众认可，所以他们规定地方选举人的人数和各州众议员与参议员的人数总和相当，由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但是如果没有候选人能够取得多数票——由于政党和有组织的竞选活动还不存在所以这被认为正常——最终将由众议院从五个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每个州代表团各有一票。

设立独立的全国司法系统，法官“如品行端正”可继续任职。这一《弗吉尼亚方案》的提议没有受到什么争议就被接受了。国家司法系统的机构留由国会设计。可是当时的司法分支并没有明确地获得驳回国会或州立法机构法案的权力。

制宪会议上的国家主义者不情愿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尤其是国家立法机构否决州立法权力这一方面。但是他们为立法两院的比例代表原则付出了时间最长也最艰苦的斗争，而且这方面的争论差点让制宪会议陷入僵局。最终决定税收和众议员中的代表权分配应该以人口为基础，而不是以州本身或者土地财富为基础。可是像麦迪逊和威尔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还想让参议院的代表权基于人口数量分配。任何单独的主权州应该被平等代表的意见都含有太多老《邦联条例》的味道了。因此国家主义者将每个州都在参议院中保有两个参议员的“康涅狄格妥协”视为失败。

虽然麦迪逊和威尔逊在国会对州法律的否决权和两院的比例代表权的斗争上吃了败仗，但是他们和其他的联邦主义者（那些支持宪法的人开始精明地如此称呼自己）已经基本上赢得这场关于中央政府基本性质的战争。保留了《邦联条例》基本特征的《新泽西方案》在6月19日被否决并被《弗吉尼亚方案》取代时，反对者们，或者说反联邦主义者们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如理查德·亨利·李所抱怨的那样，“接受这个，或什么也得不到”。不过大多数反联邦主义者还是多少想要一个中央政府的。

虽然《邦联条例》要求对其本身的修正必须得到所有州立法机构的一致同意，但是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决定越过州立法机构，将宪法交由特别选举出来的州代表大会批准。13个州中只要有9个州批准的话，新的政体就可以生效。而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的对早前政治原则的违反只是反联邦主义者反对它的众多理由之一。

[1]那时的杰斐逊正在法国担任公使，不在国内，也没能参加费城的制宪会议。——译者注

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辩论

由费城制宪会议确立的联邦政体看起来似乎违反了对革命时代的宪法制定起指导作用的1776年原则。新宪法确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将大量的权力赋予了总统和参议院。它还缔造了一个单一的共和国家，这个单一的共和国将会涵盖整个大陆并且包罗美国整体社会的万象和各种分散的利益集团——对那个时代最优良的政治科学而言这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在1787—1788年秋冬之时进行的关于是否批准宪法的辩论中，反联邦主义者着重强调，联邦主义者违反了早前革命关于权力本质的假定和共和国对一个小型同质性社会的需求。他们指责新的联邦政体类似于君主制，以自由为代价来集中权力。因为它所治理的社会如此广袤而且异质，所以反联邦主义者断言联邦政府必然会扮演一个暴君的角色。无可避免的是，美国将会变成单一的统一国家，牺牲各州的个性来成全一个强大的国家联邦政府。反联邦主义者认为基于主权的逻辑这必会发生。英国人在关于宗主国的辩论中有效地用以反对殖民地居民的主权理论是18世纪十分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它坚持认为没有一个社会中能够长期存在着二元的立法机构[1]：它必然只会留下一个最终且不可分割的立法权力机构。反联邦主义者宣称：“我们应该发现同时取悦两个主人是不可能的。”没有妥协的余地：“要么是一个联邦（federal）的政府[2]，要么是一个统一的政府，没有那种中间道路。”因为宪法是“这片土地上至高无上的法律”，所以反联邦主义者毫不怀疑这次设计出的中央政府“最终必然会取消各州独立的主权”。主权的原理决定了这个结果。

尽管这些反联邦主义论点令人畏惧，但是联邦主义者不相信宪法会否定革命和1776年原则。他们回答反联邦主义者时并不否认主权原则，但是却将其重新置于整体的人民之中。如此他们形成了一种思考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全新方式。这是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刻之一。

自独立以来的数十年中，美国政治文化已然改头换面。如今越发明显的是，美国人已经成功地将他们的主权，即最终决定性的立法权，从政府机构中转移到人民整体中。自从1776年以后美国人民不像英国人那样，美国人一直都拒绝接受一个客观事实，即选举他们的代表使他们的重要性黯然无光；在美国人看来，“门外”的人民一直在政府官方机构之外行动。在18世纪80年代人民组织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其他法外团体以表达不满或实现政治目标。如此他们延续了革命期间就存在的这些公共活动。治安维持者（vigilante）和各种民众行动快速且有效地完成了新州政府经常无法做到的事——控制价格、阻止投机倒把以及惩罚托利派。各处的人民都延伸了“实际”代表权的逻辑，而且尝试指导和控制政府机构。美国人民不像英国人与下院的关系，他们从不将他们完全且最终决定性的主权交给政治机构，或者甚至可以说不会交给任何的政治机构。

到了1787至1788年政府外人民的所有行动都在实现，甚至是合法地实现着这样的理念，即美国主权保留在且属于整体的人民而非个别政府机构。只有相信主权握于政府外的人民手中，美国人才能从理论上合理解释他们近来的重大政治发明——他们关于成文宪法应该免于立法权篡改的观念，他们特别的制定宪法的代表大会，他们批准宪法的程序，以及他们关于“实际”代表权那不寻常的理念。这种主权保留于人民整体而非在于任何政府机构的理念，打开了思考政府的全新思路。

为了应对反联邦主义者反对宪法的论点，联邦主义者决定利用对人民整体有最高权力的新理解。他们说，费城制宪会议的确越过了修改《邦联条例》指示的界线。它设计出了一个全新的政府，而且它规定新宪法的批准由特别的州代表大会执行。难道美国人没有从前几十年的立法机构无法胜任缔造或改变宪法的重责中吸取教训吗？如果联邦宪法要真正成为基本法，联邦主义者认为它必须由“人民自己的至高权力”来批准。因此它是“我们美国人民”决定确立的宪法，而不是州。

通过指明主权在于人民而非任何特别的政府机构，联邦主义者可以理解先前的政治矛盾，即二元立法机构同时在一个共同体内运行——英帝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如此他们可以回击反联邦主义者对宪法的主要反对论点，即主权逻辑决定了全国性国会将会成为最终无可分割的最高立法权力。只有让人民自己而非州或者国会的立法机构代表成为最终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威，联邦主义者才可以解释新近崭露头角的联邦主义理念，即对国家政府和州政府立法权责的独特分割，而且二者都不是最终且至高无上的。这种理念成了世界各处相似的立法权力分割的模板。

联邦主义者强调主权完全在于人民，不是在表明所有的政府权力仅仅“来自”人民这个数世纪的理论家所秉持的论点。联邦主义者是在表明主权通常存在于人民中，而政府只是人民暂时而且有限的代理机构——也就是说，授予政府官员的就像是可以随时召回的短期贷款一样。州和联邦政府的任何部分，甚至是民众的众议员也不再能完全地代表人民；相反，政府中所有被选举出来的部分——参议员、州长和总统——现在只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对人民的不完全代表。这种新思路让传统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互制衡的混合或者平衡政体理论[3]变得一文不值。即使美国政府无论是在州还是在联邦层面，都包含有类似君主的行政分支和贵族制式的参议院，但是如今它们都开始被称为无混合的民主政府或者是代表制民主政府。因为选举的程序变成了代表权的唯一标准，所以所有被选出的政府公务人员，包括参议员和行政长官在内都被当作平等的人民代理人。如果真如众多联邦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法官本身同样也被当作人民的代理人，那么他们也理应由人民选举——当然，的确有许多州开始这么做了。今天大多数州都由人民选举法官。

关于社会与政府关系的新思路让联邦主义者可以解释一个单一的共和国在充斥着各式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广袤大陆上的扩张。联邦主义者——尤其是麦迪逊——抓住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关于一个共和政府在广袤疆域上会比在狭小地域上运转得更好的激进意见，然后坦率地将一个共和国只能是个利益同质的小国的旧设想改头换面。联邦主义者认为美国人自1776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共和国能够小到避免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小州罗得岛是所有州当中党派倾轧最严重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写道，新共和国家不断扩张的疆土实际上是其最大的力量来源，《联邦党人文集》是由最负盛名的85篇文章辑录而成，是他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约翰·杰伊为了纽约州的宪法辩护事业而共同写就的。麦迪逊总结道，通过扩展整个国家中的政治竞争空间，社会中不同利益和派系的数量增加，会达到互相制衡的状态，一个专横暴虐的多数派集结在政府中压迫少数派和个人权利的情况，就不太可能会出现。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麦迪逊预测通达并扩展的国家政治空间能够充当过滤器，滤出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国会的代表将会从相对而言更大范围的地区选出——麦迪逊希望这一客观事实能够融入蛊惑人心的竞选活动中。如果一个州的人民——例如纽约州——只能选出10个人前往联邦国会，而相比之下他们则会选出66个人进入州立法机构，那么他们选举国会代表时就很可能忽视那些怀着“派系情绪”和“地方偏见”的狭隘、目光短浅之辈，而这些人却支配了18世纪80年代的纽约州立法机构——耶茨和芬德利家族——而只会把那些“有着最动人的才能和最稳健的人格”的有识之士选进新的联邦政府。新的联邦政府以这种方式避免了18世纪80年代困扰过诸州的难题。

虽然缔造宪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许想要抑制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民粹主义力量，但是他们为宪法辩护所用的话语和原则绝对是大众化的。其实，绝大多数联邦主义者感到他们必须要使用民主话语。费城的宪法支持者不需要约翰·迪金森提醒他们：“当这份方案发布时，它必会被民众领导人攻讦。贵族制将会是反对派共同的暗语（watchword）、行话（Shibboleth）。”正是因为如汉密尔顿在纽约州批准宪法大会上所观察到的，反联邦主义者“总是在谈贵族制”[4]，所以联邦主义者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一直不得不最小化甚至掩盖宪法的精英主义元素。其实1787至1788年的联邦主义者并非在拒斥民主选举政治；他们也没试图颠覆共和主义革命的指引方向。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将革命从它的过度中解救出来，用麦迪逊的话说就是，“为共和政府最易感染的疾病”制作“共和主义式的灵药”。他们都怀有美国人的共识，即所有美国政府必须是“完全共和的”而且“由唯一的合法权威来源——人民”衍生而来。

在1787—1788年秋冬春三季期间各州举行的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上，反联邦主义者所能提供的论证以及他们召集的人才实在无法与联邦主义者为了支持宪法批准而齐聚的论证与才能相匹敌。除了像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和理查德·亨利·李这样的少数卓越领袖外，大多数反联邦主义者都只是以州为中心关切的普通人，他们心中也就只有着地方利益和忠心。他们往往缺少联邦主义者那般的影响力和教养。他们很难让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一方面是因为像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反联邦主义者所抱怨的那样，他们的发言人“想到他们自己，再想想那些高等级的对手时，在气势上就被那些西塞罗们吓坏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传媒亲近联邦主义者。在18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印刷的一百多种报纸中，只有12种是支持反联邦主义者的。

许多在商业上依靠邻州而军事上易受攻击的小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佐治亚州——很快就批准了宪法。关键的斗争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这些大州中，在这些州中只是以微弱的优势实现了对宪法的接受，而且还以未来将会有所修正的承诺作为条件。（麦迪逊领导下的第一届联邦国会试图兑现这些承诺，他们提出了12条宪法修正案。在1791年有10条被各州批准，而这10条也就成了《权利法案》。）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拒绝接受宪法，但是在1788年7月纽约州批准宪法以后，整个国家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并且组织新的政府。

尽管在一些州存在着接受困难或投票结果很接近的情况，但国家最终对宪法的接受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邦联国会实质上已经停止运作了，代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混乱。可是在大多数支持宪法的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物面前，最终让他们感到特别的不是反联邦主义在政治上的虚弱与不和，反而是反联邦主义的力量。大量的美国人真的拒绝了一份由乔治·华盛顿以及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天然贵族”们所支持的政府方案，比之宪法被接受预示的变化，这更多地说明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特征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民主世界即将到来的征兆。

反联邦主义者在宪法辩论中失败了，但是到了1800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杰斐逊共和党人[5]最终会在美国将会具有何种社会和文化的斗争中赢取更大的胜利，这至少是19世纪的一个好现象。不仅杰斐逊在1801年当上美国总统后削弱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且那些曾经的反联邦主义者——为谋私利而思想狭隘的普通人——很快地支配了美国政治事务，尤其是在北方，达到了联邦主义绅士们从没有想象到过的程度。

在18世纪80年代反联邦主义者中的要人威廉·芬德利已经指出了这种倾向。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一次关于利益在公共事务中角色的辩论中，芬德利为现代利益团体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很难再找到比它更好的。芬德利不像他那些一直摆着无私公正的领袖做派的显贵对手，他认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谋取，所以那些像他那样靠自我奋斗成功的普通人虽然没有家世渊源，也没有巨大财富，更从来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有和那些上过哈佛、普林斯顿的富有绅士一样的担任政治公职的权利。他说，这就是美国平等的含义。与此同时，因为每个人都要谋取自己的利益，那么现在公职候选人代表他们选区的利益而竞选是十分正当的。这是与传统惯例的彻底决裂，因为没有一个建国者曾经想过政治领导人为公职而竞选是正当的。在这次辩论中芬德利预料到下一代大众政治未来发展的一切——愈演愈烈的竞选活动和竞争性政治；在立法机构中公开谋求利益，包括特许银行和私人公司的激增；特别团体在政府中实际和直接代表的增加，包括种族和宗教团体；“立法者理应身为利益博弈之上的无私仲裁者”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理想尽管没有全然摒弃，但也最终被弱化。这就是美国人即将了解到的民主。

当联邦主义者在18世纪90年代最终发现他们的理想幻灭时，这种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用来描述议会下院中人民代表的政治科学的技术术语。而且它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政体形式，不再像自古希腊以来那样被质疑、指责和挑战。它变成了所有美国人必须不加怀疑地坚持的美国公民信仰。这种不受限制的普通民主的出现，成了美国革命最意义深远的成果。

[1]二元立法机构并不是指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译者注

[2]不能从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的字面意思中理解他们的原则，这只是一种政治称呼，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联邦主义的守护者，联邦主义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州权优先，各州平等，州拥有主要的政治权力”。参见[美]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至19页。——译者注

[3]这种经典的混合政体理论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由于联邦主义者的思想与混合政体理论的内在连贯性，联邦主义者也常被比作“西塞罗”。——译者注

[4]意思是反联邦主义者指责新宪法是在树立贵族制政府。——译者注

[5]原文为Jeffersonian Republicans，杰斐逊与詹姆斯·麦迪逊组建了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反对汉密尔顿支持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拥护州的权利。历史学家们更喜欢用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这个称呼，或者杰斐逊共和党人，因为该党为民主党的前身。——译者注

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史
[美]戈登·S.伍德　著
赵辛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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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史
- 扉页
- 目录
- 前言
- 年表
- 地图
- 美国政府结构示意简图
- 第一章 源起
- 第二章 北美的抵制
- 第三章 革命
- 第四章 宪法制定与战争
- 第五章 共和主义
- 第六章 共和主义社会
- 第七章 联邦宪法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