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Date: 2018-08-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美洲史
Description: 这里曾经是纯粹、潜力无限的“新世界”， 时移世易，它也有了自己的分裂和血泪。 ———————————————————————— 我们可以把美洲的历史简要理解为这四个时代：本土文明时代、欧洲殖民时代、独立时代和“美国世纪”。500年前，欧洲航海者“发现”的美洲并非一片蛮荒之地。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中心的美洲本土文明已经繁荣了数百年，建立了宏伟的城市。历史悠久的美洲农业培育出土豆、玉米、辣椒、花生、番茄、烟草等作物，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口味。 16世纪，西班牙人灭亡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并且继承了它们的权力和财富。此后，欧洲上到王公贵族、商人、冒险家、传教士，下到失业者和流放犯，纷纷来到新大陆，寻找财富、土地或者自由。大量黑人作为奴隶被贩卖到这片土地，以弥补殖民地农业的劳力短缺。经过两个世纪的殖民开发与斗争，美洲大部分成了英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领地。 在作者看来，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美洲独立浪潮，带来了美洲最初的“分裂”。美国的独立革命获得成功，很快建立了统一、民主的国家制度，并且开始向自身的西部内陆扩张。然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之后，却陷入了独裁、分裂、内战或经济停滞的困境。 美国在19世纪逐渐崛起之时，就开始谋求美洲的霸主地位，然后更是在20世纪成了世界的领导力量。遗憾的是，“一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义举，却很少能让拉丁美洲享受到。我们熟知的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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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五百年：一部西半球的历史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余巍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一章 大美洲？美利坚？

独一的美洲
大美洲的分化
例外主义的诱惑

第二章 首次殖民后：美洲最初的“常态”

文明的中心
文明的传播
环境温床：沙漠和热带
文明的分布

第三章 殖民地美洲：分化及其限度
传统优势的延续

殖民地宗教
新世界与旧世界：世界历史中的殖民地美洲
旧世界与新世界：殖民经历如何团结起整个美洲
殖民地的稳态

第四章 独立时代
转向内陆

美洲艺术概览
走向独立
形势裂变

第五章 独立：新的依赖
美洲19世纪的并行历史

边疆
边界以外的族群
黑人的历史

第六章 美国世纪
帝国式共和国

从后帝国主义到反殖民化
从帝国主义到影响力
美洲的陪跑失败者

第七章 回顾与展望
法利赛人的收获

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版权页

第一章　大美洲？美利坚？

美洲人为“美洲（亚美利加）人”（Americans）的称呼常争论不休。对《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里的合唱队来说，“亚美利加”是一个异乡，有些人就“喜欢待在那里”，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他们在波多黎各显然无法获得的情绪。加拿大人则写信给美国的报纸抱怨，区区一个国家的公民怎么能篡夺整个“美洲人”的称谓。西班牙知识分子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之所以得名“阿梅里科”，是因为他出生在驶向阿根廷的船上。在南美洲的很多地方，美利坚合众国的人被叫作“北美人”（norteamericanos），然而，生活在最北端的美洲人实际上是因纽特人，而美国的疆域最北只到北纬48°。惠特·斯蒂尔曼（Whit Stillman）执导的电影《巴塞罗那》讲述了外派到西班牙的美国人如何尝试应对反美主义，其中有一个人物，很厌恶西班牙语中“美国人”（estadounidense）的说法，因为这让他觉得被叫作“愚蠢”（dense），受到了轻视。美洲人相互之间的称谓里有许多——盎格鲁人[1]、非裔（Afros）、印第安人（indios）、拉美裔（Latinos）、高加索人（Caucasians）——都多少牵涉到其他大陆。而某些少数民族现在享有的名称带有其优越性，如美洲原住民、美洲土著（indígenas）、第一民族，美洲的其他人在这些称谓上找不到完美的归属感。没有哪一种说法适合所有人。

可美洲曾经是那么独特的“新世界”——纯粹而简单。在想象中，它本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一个单独的政体，这个家园里孕育出一种庞大而包容的同一性。然而，除非出于虔诚或修辞需要，泛美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和“欧洲”一样，美洲也是一个积重难返、四分五裂的大陆。遭受民族主义的蹂躏之后，美洲必然在分裂和嫌隙中经历痛苦的重建，其间还面临对立身份的形成。本书尝试对西半球进行心理重建，旨在整体地看待西半球，并追溯包容所有美洲人的共同历史。

[1] Anglos，即英裔美洲人。——译者注（下文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独一的美洲

到底有多少个美洲？曾几何时，只有一个，至少在西半球以外的旁观者眼里是如此。过去，在大美洲还没分疆定界之前，这片土地很早就拥有某种统一性和完整性。“美洲”这个词最早在欧洲语言中诞生时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根据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或者，至少是一位如此署名的作家）的报告，在今天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巴西一线沿岸发现了新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首批被称为“亚美利加”的地方。1507年，宇宙学家（cosmographer）马丁·瓦尔德塞弥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他制作的一版地图和随后发表的论文里，为纪念亚美利哥而创造出了这个命名，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他意识到，那些被他归功于亚美利哥的大发现，其实真正应归功于哥伦布。他在接下来的一张地图上，停用了这一名称，但为时已晚。在当时的人看来，在整体都界定模糊的西半球内，“亚美利加”展开了更多不为人知的部分，随着后续远征队一连串更深入的探险活动，这片土地仿佛在不断扩展。对最早侦察到“新世界”的那批探险家和最早绘制这片疆土的欧洲制图师来说，它的统一性显而易见。其中有些人最开始用一道非常狭窄的海峡把它划分成两半；而其他人描绘的“新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美洲，他们把北美洲仅仅绘成亚洲的一个海角。无论如何，将整个西半球呈现为单一大型陆地的惯例在16世纪20年代得以固定下来。

欧洲人的思想首度接触到美洲这一概念的头几年，好像干脆要把整个西半球否认掉，把承认它存在的主张当作欺骗或错觉，不予理会；或者将其归为亚洲的一部分，因为这样做更简单。西半球的存在从而显得更为非同寻常，而且更加新奇。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地理学家曾猜测，在西面海洋的荒僻深处存在着一片未知的大陆。可这只是少数人的执念，遭到怀疑者的嘲笑。有观点认为，有个无比广阔而独立的地方，犹如一个“新世界”，一直都没被人看到过，等待着被发现，但这样的想法对旧世界的人来说似乎难以置信。在海上英雄传奇故事充当科幻作品的中世纪，连这些故事的作家普遍都更偏爱给大西洋点缀上星星点点的岛屿，将其作为英雄们冒险之旅的背景。当时，推测性海图的绘制者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5世纪流传下来的一些地图中，也描绘出了一片西方大陆，并以黄昏之神赫斯珀洛斯女儿们的名字命名，这灵感来自大力神的传说，传说中大力神为抢夺金苹果袭击了她们的花园。）

15世纪，宇宙学家在审查跨洋航海项目的时候，大多对通过探险活动发现新大陆的可能视而不见。他们认为，自己熟知这个世界的全部。即使是发现美洲的哥伦布，也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地方存在。虽然他的地理观念总反复无常，还倾向于根据读者的幻想和偏见来变换主意，但总体上他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太小，再无法容纳下一个未知的半球；那个他宣称发现的“新世界”，在他自己的估算中，其实只不过是这个旧世界里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欧亚大陆东端的尽头，古人曾苦苦搜寻的“印度群岛”。

然而，大约在哥伦布航行之前的一个世纪，有观点认为像美洲这样的陆地可能确实存在，这一观点赢得了一定的市场。这要部分归因于广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即在西欧范围内对古代经典文本富有进步意义的重新发现。在古代，主流的地理传统就已经认识到世界大概有多大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有位图书馆长叫厄拉多塞（Eratosthenes），他曾测量过地球，而且相当准确。他测出的赤道长度值，相当于现代度量体系中的40000千米[1]，其中，综合运用了三角法（这绝对可靠）以及实地测量（这部分还有待商榷）。总之，很明显还有空间可以容纳下“另一个世界”，即“对跖地”（the Antipodes），这是对此抱有信仰的地理学家们对它的称呼。

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古典学所提倡的一套以人为本的课程，他们中有一些人提请人们关注古代有关对跖地的推测。1423年，古代地理文本中最富启发性的一部来到“拉丁基督教世界”：斯特拉波（Strabo）的辩护书，这部著作于公元前1世纪在希腊写成，维护了自荷马时代以来的传统世界图景。根据斯特拉波的猜想，这块未知大陆的位置，大致是在哥伦布和其他大西洋航海家可能期待找到它的地方。“也许，”他写道，“同在这个温带，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有两个，甚至更多，尤其在大西洋上接近雅典所处纬度的区域。”以斯特拉波的整体思想为背景，这一言论似乎只是出于讽刺；但是，要从一个来自陌生年代和文化的文本中发现讽刺本身就非常困难，而哥伦布同时代的一些人就把这段话当真了。当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归来时，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便开始猜测，他已经到过对跖地。听闻这一消息的人越多，这种确信就越坚定。美洲大陆及其岛屿的各个组成部分——不管到底有多广袤，到底拥有多么丰富的多样性——至此都融为了一体。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美洲视为一体就是个错误的认识。哥伦布抵达之前，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对这片土地太过熟悉了。统一的西半球是被强加的概念，在其背后推波助澜的，是那些对其广袤程度几乎毫不怀疑的想象，或是那些急于把它缩小至可控版图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让追寻东方香料的商人毫不费力地涌向这里。旧世界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在排斥美洲疆域大小和复杂程度的真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关美洲的真相真正沉淀下来并被完全理解。16世纪20年代中期，维拉扎诺（Verrazano）以为他可以从大西洋这边的卡罗来纳海岸直接看到太平洋。16世纪的大多数地图都把北美挤压成狭长的部分。17世纪初，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殖民者想当然地以为能够通过越野行军抵达“南海”（South Sea）。早期在密西西比河中巡航的航海家们还指望这条大河汇入一片冲刷着中国海岸的大海。

大家对美洲的疆域大小和多样性的认识日渐增长，并开始盖过现实，可人们头脑中的想法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仍没有放弃“统一说”的观念；美洲依旧被认为是一整块广阔的土地。在西班牙王室控制的美洲地区，热爱自己的土地的克里奥尔人（Creole）都自称“美洲人”，而此后很久这一称谓才成为现今美国领土内的通用词汇。17—18世纪，在对这片大洲的象征性描写中，始终只有一个美洲。18世纪出现了一场“新世界之争”，即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讨论如何对美洲及其产物进行分类，即使是这场辩论，也主要是基于对整个西半球的一般化概括。欧洲评论家们都将美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评价；乔治·路易·布丰（Georges-Louis Buffon，1707—1788）[2]和科尼利厄斯·德·波夫（Cornelius De Pauw，1734—1799）[3]都嘲笑美洲是一片有退化作用的土地，认为这里只孕育出了发育不良的物种、劣等的人种（软弱的男人，不敏感的女人）和倒退的文明，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令人不安的特点赋予整个西半球。科尼利厄斯在他的《美洲民族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一书中指出，巴塔哥尼亚巨人和聪明的休伦族印第安人、达连湾的白化病人、亚马孙河沿岸的亚马孙人一样都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代表的只是一类幻象罢了，他们让西半球看起来非常美妙，但他声称，那里实际上却糟糕透顶。他如此概括当地的气候：那里寒冷潮湿，潮气和腐烂无处不在。而作为美洲的辩护者，安托万-约瑟夫·贝内蒂（Antoine-Joseph Pernéty，1716—1801）则提倡对其做出平等而对立的概括，坚持认为那里的气候到处都很宜人。这种说法和科尼利厄斯的说法都不太有助于人们了解美洲的真实情况。

总之，不论喜欢还是讨厌，人们仍然将西半球视为一个整体。根据美国开国者们的想象，他们希望创立一个最终有可能包含了整个新世界的政治联合体，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让他们自己的共和国成为“全美洲从南到北”的“摇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继任者们保留了这一传统；门罗主义也将美洲视为一个单一的特权竞技场，认为这里只欢迎美国的干预和霸权。如今，也存在这一信条的弱化版，将美国以外的美洲都描绘成“山姆大叔”的“后院”。）某些原住民部落甚至也逐渐接受了外人眼中的一元化视野，并慢慢生出一种团结感，使他们到现在能够欣然接纳异族人，而对他们的祖先来说，这些人都是敌人或者陌生人。马普切人（Mapuche）和密克马克人（Micmac），尤皮克人（Yupik）和雅马纳人（Yamaná）如今都属于“美洲原住民”。其中有些原住民甚至还认为分享“龟岛”（Turtle Island）[4]值得称道。

[1] 赤道长度现代的测量值是40075.02千米。

[2] 乔治·路易·布丰本名乔治·路易·雷克勒，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宇宙学家和作家。

[3] 科尼利厄斯·德·波夫，荷兰哲学家、地理学家，同时也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外交大臣。

[4] “龟岛”是印第安土著居民对北美大陆的称呼。

大美洲的分化

然而，在其他方面，历史已将一元化视野击得粉碎。政治疆界切割着这片大陆，在北方，仿佛有一把钢锯，那里大部分的边界线都是按直线在地图上划定，而在南部，仿佛是一片拼图，大部分的政治边界都依复杂的地形地貌曲折延伸。美洲大地上从未出现过哪一部分成为完全有效的熔炉，到处都是未经同化的各种集聚体，代表着多元的美洲。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还有无数的美洲土著区，居住于此的人们或者从未失去前殖民时代的自我身份认同，或者在殖民时代开始之后又让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得以形成或恢复。玛尼（Mani）地图是殖民时代早期的尤卡坦人对世界的描画，非常详细地展示了当地社会的土地状况，并把世界其他地区降级为边缘地带；这是典型的种族中心主义，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社区意识，这种意识作为典范被广泛接纳，似乎历经各种艰难考验而不倒。

此外，遍布整个西半球的移民社会还缝制出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块”。在巴西，你在保留德国人或日本人身份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做一名巴西人。有些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s）对威尔士魂牵梦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效忠阿根廷。[1]不论是为以色列游说的纽约人，还是向美国北爱尔兰援助委员会（Noraid，the Irish Northern Aid Committee）捐款的波士顿人，他们的活动都不是无关美国的。重要的是，美洲人部分上是由归化后有着新公民身份的人组成；无论作为意大利裔美洲人、爱尔兰裔美洲人或波兰裔美洲人，或者，用他们说的美式英语表示，“管他什么”，大家在那里同样都是美洲人，个个身上的美洲性都毫不逊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碰上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只会讲我本家祖辈的语言——加利西亚语（Galician）。他对我解释说，有这么多我们的同胞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本没有必要学会讲其他什么语言。加利西亚裔美洲人与所有其他族裔并肩作战，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怎么有人可以跨越这么多的复杂文化妄下一般性概括？

西半球的政治分裂性毋需强调；在美洲，推翻西班牙王室统治的后继国家从殖民政治体制的裂缝中成长起来。虽然，到目前为止，巴西、加拿大和美国三大国家，在各种颠覆企图的洗礼中已经生存下来，但这一过程并未完全终止；在加拿大，分裂活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得多。而在当今美国的部分地区，分裂因子的数量可能比南北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当然，这些地区对“州权”也更为热衷。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州界看起来就像随意的铅笔画一样，仿佛可以轻易擦除，可正是在这样的州界之内常常承载着强烈而饱含真情的归属感，对此我惊叹不已。得克萨斯州就是个极端的例子，在那里，曾经诞生过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兴盛一时，在那里，四处飘扬着孤星旗，只为一份独特的纪念，在那里，可以看到人们身着相当于国服的服装——斯泰森牛仔帽和牛仔靴，这在全美境内独一无二。美国其他州还没有哪一个有如此张扬的准国家文化，但是，随着各州历史的增长，越是独特的东西就变得越珍贵。于是，几乎随处可见有类似的情况正在萌芽生长。昔日的几大帝国在美洲的势力日渐衰落，它们在近代建立起的加勒比联盟已然分崩离析。墨西哥是19世纪美洲地区最容易分裂的国家，历史上因叛乱和战争而失去了大部分领土，而如今似乎仍联合着，尽管这种联合并不够完美；我曾经在尤卡坦（Yucatán）[2]观看过一场选美大赛，参赛的尤卡坦女孩在观众中更多唤起的恐怕不是色欲和性欲，而是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幻想。

美洲在回忆和幻想中变得多样而复杂。有失落的美洲，有想象中的美洲。在美洲，无数乌托邦被发现，或者被想象出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充满各种冒险精神且异乎寻常，是对“新世界”蕴含的人类再创造机会的回应。傅立叶的追随者们曾试图在美国建立他提出的“和谐社区”（Harmony），而他们组织狂欢的方式带有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色彩，这一点看上去一定会扼杀激情。在美洲，约翰·阿道夫·埃茨勒（John Adolphus Etzler）在1833年提出要重塑这片土地，根据他的设想，山区要被夷为平地，森林要被“磨碎成粉”制成建筑水泥；现实中，后来美国部分地区所出现的情景和这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设想的“伊卡利亚”是美国建国初期针对社区建设进行的若干社会主义试验的计划蓝图，在这个理想社会里，衣服都用弹性材料制成，为的是让平等原则“适合身材大小各异的人”。杨百翰（Brigham Young）所想象的就是盐湖（Salt Lake）湖畔的后期圣徒（latter-day saints）天堂。迪士尼乐园及其模仿者则是美国乐园这一悠久传统最谦逊的新近代表。

伴随这些流传下来的还有传奇化的美洲，自第一位祖先横空出世以来，它就在部落记忆中扎根下来；各种美洲传奇与考古学家发现的“美洲”艰难共存，因为考古学家认为美洲大陆的祖先是在冰河时代从亚洲迁徙而来，因此，整个美洲的团结既无法在文化上发现，也无法通过地层检测探知。当休·布罗迪（Hugh Brody）加入加拿大土著人民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时，他的研讨会被“困在一个学术的泥潭”，现场有一位克里族（Cree）的博士研究生争辩说，考古学家很无知，本土起源的神话所具有的严整性毫无争议；各种族的祖先都在其子孙后代生息繁衍的地方由前人类的物种进化而来，几乎无一例外。祖先们要越过冰河时代的白令陆桥到达美洲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这里就是他们的归属之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版本的美洲传说。对约翰·多恩（John Donne）来说，他的情人就是他的美洲；对聂鲁达而言，他的美洲就是他的情人。

根据通常的理解，“美洲”这一概念有足够的弹性，甚至能超越美洲大陆延伸出去，深入或者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不论是大西洋这边的加勒比诸岛屿，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Fernando de Noronha），很可能也包括福克兰群岛（Falklands）或称马尔维纳斯群岛（Malvinas），还是太平洋里像雷维亚希赫多（Revillagigedo）和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这两块群岛目前都是美洲国家主权领土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群岛，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它们是属于美洲的一部分。但在大西洋有个问题，如何界定格陵兰岛和百慕大群岛？如果它们也被纳入美洲范围，那么，大西洋里更远一些的海岛为什么不可以？有些人认为，爱尔兰“基本上是一个美洲国家”，只不过恰好错误地站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这并不像刚刚听起来那样是句玩笑话，因为爱尔兰和美国在历史上同样经历过不列颠帝国主义。非洲国家安哥拉在18—19世纪的美洲历史中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事实上是巴西的海外附庸，海风和奴隶贸易链将二者联系起来。在太平洋地区，出于同样的理由，菲律宾或许也可以算成美洲国家。西班牙对当地的统治，让它们在行政上和文化上都属于一个共同体，里面包括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当地居民被西班牙人称为印第安人（indios），这一称呼和用在“新世界”原住民身上的通用名称一致。从1898年到1946年，这片群岛一直都是美国最偏远的领土。如今，菲律宾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朴实随和、政治化的天主教，西班牙式建筑以及合克里奥尔人口味的食物，到那种活跃而暴力、动力十足又脆弱的民主风格，所有这些都让到访此地的人想起拉美的林林总总。还有一类或许没这么模棱两可，包括夏威夷、阿留申（Aleutian）群岛和关岛，它们都归属于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都是正宗的美洲地盘。有什么靠谱的理由可以把它们排除在美洲以外呢？此外，还有英国人想要从欧盟脱离，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只要我们让“美洲”这一名称更具包容性，其统一性就会变得更弱；合理概括的一般性就会减少，异常性就会增多。

[1] 巴塔哥尼亚指南美洲南部地区，涵盖阿根廷和智利的部分国土。

[2] 尤利坦是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半岛地区。

例外主义的诱惑

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即使是在那些有助于让我们意识到西半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著作中，通常也只是将美洲一分为二。一边是指美国和加拿大，实际上就是单指美国，加拿大只不过是出于无足轻重的考虑而设的附加项。而在另一边，集合了西半球余下的所有国家（以及有望被纳入其中的任何其他地区）。这种分类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它走出问题重重的专业文献，在其他的领域大行其道。然而，这种分法令人费解。其中充斥着极度的不平衡。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加在一起有3亿多人。然而，即使不考虑那些无法定论的局外人口，西半球其他国家的总人口要多出一倍多。沿格兰德河（Rio Grande）大致画条线就分开了美国和墨西哥，这种划分习惯没有对应的客观分类方法；美国和加拿大共同拥有的并不包括明显的地理统一性。地理学家通常将墨西哥归为北美，但是，当我们使用“北美”这一术语，试图由此捕捉某种统一的文化意识时，我们经常“含蓄地”将墨西哥排除在外。即使如此，墨西哥还是加入加拿大和美国的队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和它们形成三足鼎立，这一组合反映出北美相互依存的经济现实。有这样一种常见的设想，即西半球在文化上分为盎格鲁（英式）美洲和拉丁美洲两部分；如果真是这样，传统的分类法还是没有反映出这样的区分。

伯利兹（Belize）、圭亚那（Guiana）、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大部分加勒比海地区在文化上都归属于盎格鲁美洲：英语国家，沿袭着英式的制度。事实上，这些地方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一样，作为美洲的组成部分，身上的“英式”味道比美国还要重，因为它们受英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更长，并且仍保留着英联邦成员国或英国属地的地位。其中部分地区的人甚至还保持着连加拿大和美国都感觉陌生的“英式”传统；他们踢足球，打板球——这些正是英格兰的“公立学校”赐予或输出到全世界的文化。正如“英式”美洲溢出到加拿大和美国以外的地区一样，拉丁美洲的元素反过来也渗透到这两个国家里面。在文化方面，美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和佛罗里达州都属于拉丁美洲，作为美国领土的波多黎各也一样。如果法属圭亚那和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属于拉丁美洲，那么，从逻辑上讲，魁北克也必定如此。圣巴泰勒米岛（Saint Barthélemy）、荷属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苏里南（Surinam）在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有部分瑞典人和荷兰人迁居于此，但和邻近地区的接触将这些地方卷进了拉丁美洲的怀抱。圣托马斯岛（Saint Thomas）和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都曾是丹麦的殖民地，但前者往往被归类在拉丁美洲的范畴之内，而后者则被排除在外。

美国例外论这一主张的提出往往是为了替美洲的二分法辩护，但它本身却不合逻辑。所有的民族都自我感觉是特殊的例外——讽刺的是，这正是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共同之处。例外主义普遍存在，因此，也具备自我颠覆性。真正的历史性社会总在某些方面和它们的邻居有所不同；有人也许还会把尼加拉瓜例外论或巴拉圭例外论当作一个理由，将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从“新世界”里分离出来看待。但是，只要对这些“例外”个案进行详细的调查就会发现，双方的相似之处通常都大于差异。离开了比较的角度，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差异；例外论的假设总是必须接受检验，所谓的例外要和认定的规律放在一起思考。例外论并不是美国人的麻烦——他们都和我们这些其他人太像。美国例外论中许多所谓的优点，比如富有活力的财富创造、民主制、机遇的可及性、对公民自由的崇拜、宽容的传统，还有所谓的缺点，包括恶劣的资本主义、过度的财富特权、选择性的反自由主义、简单化的流行文化、政治的停滞不前，还有过度敏感和无知地将美国和整个世界分隔开来——所有这些，在整个美洲乃至美洲以外，都是许多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优点和弊病。只有这些优缺点在美国的集中程度才使得这个国家如此特殊，从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变得如此有代表性。即使是美国例外论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都倾向于把它看作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缺点的来源，这让美国变得例外，主要在于唤起某些缺点的更极端形式，而同样的缺点在其他国家则表现得很平常，比如目光短浅的爱国主义、病态的宗教狂热和对自我权利的矛盾性坚持。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美国果真是个例外，那么它所属的类别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包含加拿大，而用来排除南美各国的标准又基本上不适用于美国。加拿大这个邻国和美国的相似性超过其他大部分美洲国家，表现在各个内涵丰富的方面：它们从一个海边延伸到另一个海边，横跨大陆最宽阔的部分；它们也拥有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国家主体语言，有着相似的经济状况，同时，该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历史也和美国同步——美国孕育出来的自况美洲“例外”国家的自我形象，其核心就在于其经济和政治特征。我们之所以习惯性地在西半球中将美国和加拿大区别于其他国家单独看待，部分是出于历史的偶然，部分则是偏见的反映。在19—20世纪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美洲两个最北端国家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和美洲其他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半球的其他成员都陷于前工业化经济和前民主政治的泥潭中时，美国和加拿大却在经历持续的增长、惊人的领土扩张、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迅速的调整、政治上的高度稳定，并在保护和发展公民社会上成绩斐然，相对而言，其间基本没有出现中断或错位。这样下来，结果相当惊人。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的结局中。

就连对美国最严厉的批评家和最热爱拉丁美洲的人都必须承认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美洲国家都在独裁和动荡之间来回摇摆，而美国和加拿大则不同。大多数美洲国家都很难让自己的经济资源最大化，而不论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没有这样的问题。美洲历史上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为什么二者的发展会分道扬镳？对于美洲的未来，最大的难题之一在于，我们对此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两个问题就是本书的主题。我相信，只有把美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充分理解这些问题。

泛美洲视角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确实全面公正地看待了这些问题。根据这一模式，二者发展的分道扬镳要么是一段共同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的非典型时段，要么是西半球的多元性本质带来的可预测的可控效应，这个半球向来以多样性为其特征，时而有利于一个地区，时而又有利于另一个。这让西半球的现状看起来既非不可避免，也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外国佬”（Gringo）[1]特权并非来自命运的安排，而是历史的产物。美国的霸权不是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阶段，它有着难以预测的持久性。如果我们要为未来的后续阶段做好准备，我们也应该用其他更持久有效的方式来取代我们对西半球的传统分类方法。

[1] “Gringo”是拉美人对英美等外国人的蔑称。

第二章　首次殖民后：美洲最初的“常态”

美洲始于北美。据我们所知，西半球的第一批居民从旧世界渗透而来，并从那里向南散布开来，那时，亚洲几乎和美洲相连（而且确曾连接在一起）。这是个事实，但我们会看到，一般由此得出的推论却是错误的。有关美洲土著的神话创作即使以所谓的事实为依据，也产生出各种不同版本。讲述土著起源的故事通常都记述了跨大陆的长途迁徙，但也有一些故事在描写祖先时说，他们就是从其后代居住的土地上横空出世般涌现出来。土地索赔的辩护者，或为美洲原住民争取超过其他族群优先权利的人，将这些神话解读为，人类的起源就在这里，而且世界上其他人种的产生都源自从美洲走出去的移民。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没有人是土生土长的，世界的形成就源自人类不断的迁徙。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伊甸园，没有一个人类横空出世的地方，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非洲最接近于孕育人类物种的“摇篮”，原始人在那里生活了数百万年，和我们现代人类似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了几十万年，而“现代人”——即晚期智人——也在美洲最早的居民出现之前在那里生活了数万年。

长期以来，在讲述美洲大陆上第一批定居人群的现行学术叙事中，故事开始于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那时，地轴倾斜，在太阳的炙烤下，冰盖滑动并扩散。冰川被卷入浩瀚的海洋之中。在如今的白令海峡一带，横亘的海床裸露出来。根据早先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到这一时代的末期，当冰川之间的隘口打开一条可穿过的新路时，某个部族的猎人便穿越这条道路去开发新的一片处女地天堂了。新大陆的资源无比丰富，动物们都毫无防备，以至于这些入侵者总是能大快朵颐，大量繁衍。他们迅速扩散到西半球的所有土地上，疯狂狩猎，尽情杀戮，所到之处，他们都把这场狂欢进行到底。到更新世时代，他们已遍布美洲。在当初北美称霸西半球的时代，这个故事很有感染力；这群狩猎者的迁徙就像一场天命的预演。“克洛维斯人”（Clovis people）的命名来自新墨西哥州一处早期考古遗址，他们似乎预先表现出外国佬的多个优点和技能：喧嚣忙碌、速热的运动能力、高超的技术实力、兴趣满满、难以压制的力量、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特优的专业技能，以及再造环境的天赋。

相比之下，西半球如何一步步住满居民的真相却平淡无奇，令人大跌眼镜。尽管美国考古学确实尚处于起步阶段，挖掘出的相关遗址还太少，不足以拼凑出一幅完整而可靠的画面，但是，人类定居的证据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分布范围从育空地区（Yukon）到乌拉圭，从白令海峡附近到比格尔海峡的边缘，其数量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所处的地层环境如此千差万别，其文化多元性所覆盖的范围如此之广，都逃不脱这样一个结论：迁徙者在不同时期到此开拓，随之带来不同的文化。亚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在漫长的时期都有陆地相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60000年，直到10000年前；各种族群在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间隔期期间都可以顺利穿越。目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证据能证明早于约15000年前西半球就出现了人类的定居地（有若干孤立的个案声称发现了30000年前的人类手工制品，但其真实性尚无定论），但是，即使对现有资料进行最保守的评估，也只能确定第一波迁徙者到美洲定居时，当时正值一场非常严重的冰期。

这段关键时期出现在大约20000年前至12000年前，其中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有冰雪阻挠，一些迁徙中的狩猎者仍喜欢靠近冰川边缘活动，因为在那里能捕获的猎物最为丰富（通过旧世界记录在案的资料或其后新世界的历史记录判断）。第一批闯进美洲的人类可能是穿过冰壁之间的走廊地带，或沿着没有结冰的狭窄海岸过来的。与此同时，海上迁徙带来了其他移民，并在陆桥下沉后得以持续。大约10000年前出现了一场集群式的物种灭绝之灾，这场灭顶之灾“断送”了至少35种在美洲大地上生活的大型动物群物种，包括猛犸象、乳齿象、巨型马、大地獭和剑齿虎。它的发生很有可能和新的狩猎技巧出现有关，也许和新的狩猎群体加入也有关系，但是，只有考虑到影响栖息地的巨大气候变化背景以及受灾动物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环境，才能理解这场灾难。

许多人称发现了早期人类居住地，但已被证明是那些过度热心的考古学家一厢情愿的妄想，或者，至少还经不起公正的审查。不论如何，有几处遗址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构成了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证明了人类定居活动的古老性和普遍性。这些遗址大都在美国东部，这里到亚洲和第一批定居者进入美洲的登陆点都路途遥远，但这里接近全世界最令人敬佩的现代考古学院聚集区。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英国考古史上许多重要的遗址发掘都位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周围骑自行车可达的范围内。接近20世纪70年代中期，15万年前的编织物和精细打磨的石器工具从地下深处被发掘出来，上面覆盖着废弃啤酒罐，这次考古发掘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境内俄亥俄河边的梅多克罗夫特（Meadowcroft），靠近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还有其他几个类似的遗址，位于俄亥俄河和萨凡纳河之间的区域，目前正在勘察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智利南部蒙特沃德（Monte Verde）的考古发掘使相关证据浮出水面，遗址在一个泥炭沼泽中保存了约12500年：那是一座长6.1米的木质结构建筑，屋顶覆盖兽皮，附近有一个大型乳齿象屠宰地和刀具制造地。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从64千米外的海边运回盐和海带，又向相反方向行进同样的距离，从山上运回药材。咬了一半的海带保留着食用者牙齿咬痕的形状；一个大坑的内面黏土上完整保留着一个男孩的脚印。这一发现让美洲的早期历史整个颠倒过来：被广为接受的历史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可是，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早期文化（用有形标准来衡量）已经出现在遥远的南方，而且深居南美锥形陆地的南端。

如果美洲的历史发端于北部，南方的这样一个位置对于其居住者而言说明了两点：他们在西半球定居的时间相对更长，而且，他们非常有胆识。跨越多个气候带并适应毫不熟悉的环境，这样的移民迁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事实上，从这个方面来说，南美的史前定居者赫然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创举，其所用时间之短令人印象深刻。与住在北方（包括今天的整个美国在内）的人群相比，他们有些超前，已经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向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前进：生产粮食，而不再仅仅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发出新的品种。

在秘鲁的奇尔卡（Chilca）地区有一个名为特雷斯本塔纳斯（Tres Ventanas）[1]的洞穴，大约10000年前人们曾在里面吃红薯。这类植物是否存在野生品种至今都不得而知，如果奇尔卡当地的这些红薯品种是通过种植生产出来的，那么它们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驯化植物。大约7000年前，在同一地区，人们收获着土豆。这一定是有意识的种植策略（经证实这是美洲出现的首次农业生产）的产品，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们原产于高海拔地区，由此必定是被移植过来的；第二，因为它们是从野生品种发展而来的，野生品种都相对更小，并含有较高浓度的有毒生物碱（有利于防止寄生虫，但不便于人类食用）。可见，这些早期的土豆必定是人类亲手主动挑选的结果。

没人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这种魔法让有毒或难消化的植物变成可养活人类文明社会的主食，引发出各种精彩绝伦的理论：一是神话传说，它们将这种农业技术追溯到普罗米修斯般的英雄或来自上天的行善者身上；二是种种推测，认为是一些在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移民把这些种植方法从旧世界文明社会“传播”到这里。事实上，在此之前，农业这一奇迹就已司空见惯，并在相互隔离的地区独立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能通过多种原因加以解释。有时是因为物资丰富，使人们得以试验种植和放牧；有时是出于压力，当人口增长或粮食供应减少时，不得不求助于新技术。根据合理的假设，有些耕作起源于宗教仪式，人们挑选祭祀神的植物时培育出了农作物。有些则是受到政治上的激发，主要为盛大节日供应食物。有些则事发偶然，或者，换成一个听起来更有说服力的词，发生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之中；植物和动物在人类居住区内外迅速发展进化，被肥沃的废物堆场和垃圾堆肥所吸引，而人类则享用着其成果。这导致一个普遍的结果，即人类和新兴物种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植物的进化离不开人类的传播，而动物性食物来源可能只有靠人类的帮助才能繁殖和生存下来。采集和耕种是一体两面，其中一面有时会发展成另一面。

早期的农艺让安第斯山脉及其周围变成了早期文明的摇篮，孕育出了在城市建筑里定居的人群、不朽的艺术，以及早期的帝国：人们设计并构建了强大的制度，旨在系统地管理食物的储存和分配，便于广泛掌管各种各样的生态区，从而得以收集各生态位的产品以防范天灾。陡峭的山区是一种有利环境，因为山坡和山谷地形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涵盖了大量各不相同的小气候。在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山脉一侧的海洋和另一侧的热带雨林都相距不远。这样的地区具有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一区域最古老的遗迹是位于利马以北的阿斯佩勒（Aspero）的庞大土堆上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其建造者将代表孕妇的黏土像埋在其中的礼仪堂里。这些房屋和大金字塔及苏美尔通灵塔一样古老。同时代有些遗址的地势较低，位于从安第斯山脉流淌而来汇入大海的河流旁。房屋旁边有巨大的贝冢，这表明，当地居民可能通过收集贝类获取食品，但他们大多数似乎也从山脉以东引进热带食物，也许是通过如今发现的高原遗址所在的聚落运来的，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类型的不朽建筑。即使这些遗址的年代非常久远，但其中发掘出的纺织品和陶瓷碎片已预示着后续所有安第斯文明的审美：棱角分明、高度抽象，在几何网格上呈现重组过的人类和动物的形象，或是表现野兽变形的场景，就像在萨满教的想象世界里一样。

这些建立文明的尝试大多数好景不长；厄尔尼诺现象给气候条件造成了巨大波动，这些文明凭借并不发达的技术，拼命在这反复无常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当人口水平超越了可持续的临界值，过度开发让土壤变得贫瘠，或者周围邻居因贪婪而发动起战争时，它们都要面临成功所带来的危机。无论如何，它们的传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兴，还可以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之间传播。查文德万塔尔（Chavín de Huántar）建立于约3000年前，它的历史证明，通过利用拥有多种小气候的小型社会可以提供的食物多样性，繁荣和辉煌如何得以在安第斯山脉的中位海拔地带之间发展到顶点。查文德万塔尔成为当地人瞩目的焦点，它的艺术成为所有后来安第斯文明的典范。3世纪，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开始扩张，面积达到16公顷。因为蒂亚瓦纳科的海拔高过拉萨，不利于粮食生长，当时居民以土豆为主食。从3世纪到印加帝国瓦解的1300年间，人们一直在规模化培育和建造领域不懈努力，从未放弃，而蒂亚瓦纳科在逐渐退化为一片废墟的同时，它所代表的文明也成为所有后继力量的灵感源泉。印加人回顾它时都心怀敬畏，正如阿兹特克人回想起古代墨西哥中部大城市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时的心情，又或者，也许和回望阿兹特克人的现代墨西哥人也相通吧。

原始的农艺在南美种下红薯和土豆的同时，粮食生产在中美洲（Mesoamerica）独立兴起，其范围大致包括现代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最终生产出一种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养活了绝大多数美洲人的食品：玉米。从有穗难被人消化的杂草，很可能与那些至今仍在同一地区生长的野外品种类似，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摇身一变，玉米成为人类最早食用的改良品种。改良的玉米在墨西哥山谷的各个定居点被投入种植生产。这种改良为美洲土著文明创造出高脂肪的多谷玉米穗，是史前食品科学的成就之一。玉米演化出这样的结构并不存在进化的原因。它的出现源于培育者有目的的选择，很可能还要加上杂交育种。玉米的生产和加工，都要有一点科学灵光，因为玉米需要经过适当的处理；未经处理的话，这种食物就缺乏营养，烟酸含量偏低。玉米粒成熟后要经过浸泡，用生石灰或草木灰处理，去除透明的表皮，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原本不存在的氨基酸并增加蛋白质含量。不然的话，作为庞大人口的主食，玉米就无法与土豆竞争，因为土豆能产生人类身体必需的所有营养物质。在今天危地马拉的南部海岸，从公元前2千纪中后期的遗址中发掘出的一批用于加工玉米的工具，为这种工艺的存在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作为补充或替代，进食玉米的人还需要其他食物。对于美洲的北方大部分地区、整个中部地区和南方部分地区的早期文明而言，瓜类和豆类、玉米一起组成植物性食物“三圣”，只要条件满足，人们一定会种植这三种作物用来提供食物。葫芦，作为已知最早的瓜类种植品种，早在可考证的最早的玉米种植之前，就已经有人类对其进行腌制加工。这种工艺出现在多个地方，包括位于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地区的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瓦哈卡州（Oaxaca，在高产的特瓦坎考古遗址），以及利马以北的秘鲁北部城市和阿亚库乔盆地（Ayacucho Basin）。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玉米种植发展迅速，让土豆和红薯在重要性上都黯然失色。玉米种植分别向南北蔓延。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它在秘鲁已经成为主食的有益补充。大约从公元前2千纪的中期开始，系统的杂交培育让中美洲的新品种激增。尽管如此，开发出可适应各种环境的品种，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北美，早期农业尝试所依赖的作物都原产于这一地区，而且培育它们的先进方法都能在当地找到。洋姜（Jerusalem artichoke）的命名容易产生误导。[2]其实，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首次人工种植（或至少是“管理”）的洋姜已经在其土生土长的北美林地出现。向日葵和菊草等其他品种结出含油的种子。藜、蓼、苏格兰钟草可被捣碎制成面粉。瓜类也是该区域的原生物种，检验证明它们很容易被驯化为农作物。3世纪，玉米从西南地区传播到这一区域，但并未给当地的农学带来转变，直到9世纪末，一个新的、由本地人开发的、生长期短的品种面世。

玉米的奇迹真是令人喜忧参半。玉米取代土生栽培品种以后，并没有使人长寿或者变得更加健康；相反，在密西西比河的河漫滩内外挖掘出的一些人类骨骼和牙齿，属于以玉米为食的人，上面查出的疾病和致命感染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当来自旧世界的入侵者接受了玉米之后，他们表现出类似的不适，甚至结果更加糟糕。进食玉米的奴隶因为加工上的疏忽而出现营养不良。对于依赖玉米的易洛魁人（Iroquois）[3]而言，玉米总有一股异味；他们还用同一个名词表示小麦和玉米。无论在哪里，只要玉米登上舞台，相似的专制便随之而来：集体出力种植、收获、加工并存储玉米，而管理并系统控制玉米产品及其分配则由精英们来完成。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准备土壤：土地的话，可能必须作垄或抬高；森林的话，可能被清除。盈余粮食催生出权力结构。粮食的存储需要管理，并设置库存预警。粮食的分配必须用强力执行。这些人类活动在土地上留下了痕迹：房屋的轮廓、城市的残砖断瓦、艺术品的残缺碎片。劳动大众被组织起来建造土丘和防御工事，进行宗教表演，还要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表演，统治者们要求为自己的典礼筑起高高的平台，还要求专业化工艺为他们的宣传和法术服务。

总而言之，农业带来的东西我们姑且称其为文明，它带给人们的既有福也有祸。据我们所知，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分散的小农庄和个体农场中，主要以自己种植的谷物和瓜类为食物，用已被玉米耕种者抛弃的方式生活的农场主，他们中有一些，也建造了大型的土木工事，将其规划成精确的几何形状，还制造出了奢华的陶器，用铜和云母制作艺术品，并建成了一些形似领袖坟墓的东西。难道所有这些发展都密切相关，并且共同依赖于某个单一的“母文明”或扩散点？这样的假设太轻率了。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全都可以追溯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美洲的“各大文明中心”。这是美洲伟大历史轨迹的开端。这段历史讲述了西半球某些地方，虽然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没有滋养什么生命，而且物质文化水平都非常有限，但是却摇身一变，超越了富饶高产的旧中心；虽然某些地区明显缺乏自然资源，无益于文明发展，但却兴起并庇护了一个西半球霸主和全球超级大国。这段故事源起于美洲中部。

[1] “Tres Ventanas”为西班牙语，意为三扇窗户。

[2] “Jerusalem artichoke”直译为耶路撒冷洋蓟。

[3] 易洛魁人是北美洲印第安人，原居住在哈得逊河、圣劳伦斯河和伊利湖间。

文明的中心

在中美洲，一系列惊人的文明实验渐次展开，据我们所知，排在第一的文化我们统称为奥尔梅克文化（Olmec）。奥尔梅克（Olmeca）在纳瓦语（Nahua）中的字面意思是“橡胶民族”，而纳瓦语是墨西哥中部原住民的通用语，在殖民时代到来以前，当地举行球赛用到的橡胶，都来自墨西哥南部热带地区的“热土地”。复杂的是，艺术史学家用“奥尔梅克”这一术语指代今天墨西哥南部地区多处古老雕塑传统中出现的圆润、柔顺的审美特征，同时，也用它表示存在于公元前2千纪的一个文明社会，该文明最早出现在今天的塔巴斯科州（Tabasco）。3000多年前，拉本塔市（La Venta）的建设者们将选址定在红树林沼泽和热带雨林的附近，在那里他们可以利用多样的环境。沼泽湖泊，里面水产资源丰富，对早期开拓者充满诱惑。酷热和潮湿并不能抑制人们建立文明的设想。从沼泽挖出的泥土被堆成存放豆类和瓜类的土堆，成为仪式平台、通灵塔和“金字塔”的原型。用于鱼类养殖的运河巧妙地逐渐形成一个网络。接近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现在被称为圣洛伦佐（San Lorenzo）的城市在当时就拥有了大规模的水库和排水系统，它们和堤道、广场和人工堤坝共同构成了城市规划布局。

奥尔梅克人往往被文明传播论的信仰者誉为美洲“母文明”的创造者。根据他们的理论，文明是一项如此非凡的成就，只能将其原始动力归于少数几个有天赋的族群，随后才通过示范和输送散播到其他创造性欠佳的族群。这种理论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奥尔梅克文化只是复杂历史背景的一部分，在相隔甚远的许多地方还兴起了各种文明，像天上的星座一样。然而，似乎不可否认，奥尔梅克文化的影响广泛传播至中美洲，或许更广，并对那些有相似历史经历的群体产生了作用。

我们能清晰地知道奥尔梅克人的形象，这要多亏那些造型巨大的头部雕塑。它们雕刻在玄武岩石块和立柱上，每个重达40吨，经过长达161千米的距离被搬运或者拖运而来。其中有些戴着美洲虎般的面具，有些头部矮宽，带有一双杏仁眼和张开的嘴唇，其嘲笑般的神情好似在下达冷酷的命令——他们或许是会巫术的统治者，具备自我改造的神圣法力。在这些人物的提议下，奥尔梅克人建造出阶梯平台来举行仪式，这些平台也许就是后来多角土堆和“金字塔”形角锥塔的祖先或早期雏形，而那些“金字塔”最后成为新世界大多数土著文明的典型纪念建筑。奥尔梅克统治者下葬时，穿戴的是他们生前喜欢的化装用具（比如鳄鱼的口鼻、美洲虎的眼睛），被安放在有柱廊的墓室内，身旁摆放着玉刀或刺鳐的刺，大概就是用这些工具，他们在祭神的行动中奉上了自己的鲜血，这种祭神方式也常见于此后的原住民传统。

此后是考古学上的一段“黑暗时代”，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现什么文明的遗迹。此后，奥尔梅克地区的文明在玛雅人手中又恢复起来，他们的伟大时代以城市建设和不朽的艺术著称，从约3世纪一直延续到10世纪左右。玛雅人在热带低地和茂密的雨林中蓬勃发展，而这些环境从表面看来似乎非常不利于建造永久建筑。在这些环境中，施工很艰难，土壤不稳定，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食物也不够丰足。即使如此，玛雅神庙微光闪烁的屋顶条脊仍然高高升起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低地丛林之中。正如其设计者们所希望的，城市向来客们宣示着这里的规模和财富，以及人口密集、竞争激烈的城邦是何等的宏伟，他们的市场是如此充满诱惑，他们军队的威慑力是如此之大。不仅如此，玛雅文明还能适应各种差异巨大的环境。加上些许改变，他们轻松地适应了危地马拉的陡峭高地和尤卡坦的干旱高原，和在平坦潮湿的低地时几乎一样成功。

自奥尔梅克以来，美洲本土文明的共同之处被玛雅文化用惊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社会都具有阶级性，并由处于精英层的祭司统治，他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实力体现在英勇善战以及与神界通灵的能力。这些文明的首领都具有巫师的法力，可以与天神和祖先沟通；他们的肖像被刻进石板，展示在臣民聚集的宽阔广场上，画面上的他们身着神圣的服饰，或者正在参加为预知未来而设计的放血仪式。这些首领性格残暴，争强好胜，这种特质也表现在贸易和战争当中，而大多数社群似乎一直都征战不断。战争中充满恐怖行为，以献祭俘虏为傲的自我夸耀在文字记录里司空见惯。而艺术作品里描绘献祭的场景也相当普遍，包括把人折磨致死和活体肢解。

最重要的是，玛雅人是一个城市性的族群。他们的政体属于城邦制，这样的制度有时要进行领土扩张，有时又要保持紧密联盟，但始终未能形成帝国，或许，他们的力量太过均等，无法形成帝国。生活标准也是城市性的：人口密集，城市富饶。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城市，乡村则要支持和供养城市。城市里有核心的纪念建筑，有的供精英层居住，有的用来举行神圣献祭和号召公民团结的各种仪式。在这些建筑周围有集市，还有数以千计（有时是大几千）由芦苇和窄板搭成的临时性住房，供农民们居住，以及适于精耕细作的地形环境——叫作栽培地（milpas）[1]的小块田地，在运河之间的地带被开垦或者清淤而成，运河则被用于灌溉或水产养殖。一块块田里种着美洲本土三大主食：玉米、豆类和瓜类，根据地区或地方条件不同还有其他农作物作为补充。或者，这些田地被专门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如可可。作为出现在仪式和节日上的奢侈饮品的原料，它的需求量相当高。在8世纪，蒂卡尔（Tikal）是玛雅星座式城市群中最具规模和实力的城市之一，可可果荚的图案就成为国王阿卡考（Jasaw Chan Ka’auil）自己的象征和象形字名号，这位国王带领当地经济转向可可生产，扭转了一场生态危机和城市的经济衰退。如今，当夕阳给葬有这位国王的大型神庙镀上一层金色时，人们仍然可以从装饰在寺庙正面的褪色雕像上依稀辨认出他那高大的轮廓。

玛雅人拥有一个在美洲文明中独一无二的特点，也是玛雅文明的“秘密配方”，因为他们的文字系统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是美洲本土世界已知的最具表现力、最完备的文字，但并没有传播到其他文化地区，也从来没有发展成整体美洲古文明强大发明的一部分。文学在古代美洲是最短命的艺术形式。在某些地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或传教士对文学进行破坏或压制。在其他地方，传播的工具纯粹只有口头的方式。而且，有些地方的书写系统都是表意文字或记忆符号，完全依靠某种现在已经失传的阅读技巧。还有一些地方，当地的文字作品从未被破解。玛雅文字成为其中最明显的例外。文字遗迹多分布于低地地区，不过在高原和高地也有零星分布。文字作品被私下刻在石碑上，因而能够承受住肆意破坏和不可避免的侵蚀。尽管如此，在殖民时代，极度虔诚的传教士在掠夺时不惜摧毁有价值的古老文稿，不遗余力地要抹去异教的记忆，但是，庞大语料库在碑文上保存下来，雕刻在古典时代城市的石块上，时间从约3世纪跨越到10世纪。学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研究，已经逐渐破译了几乎全部文字。

事实上，所有文字分为两类：一，天文观测记录和祭司报时的深奥秘诀，这是玛雅人在努力与宇宙沟通并安抚自然的过程中的重要兴趣范围；二，王朝历史记录，包括国王的家谱，对国王征战、献祭以及与其祖先的通灵活动的记载。在纪念石碑和祭坛上、建筑物的外表面，以及在一个个案中，在洪都拉斯北部科潘（Copán）的一个巨型阶梯的侧壁上，统治王朝留下了翔实的历史记录，以丰富细致的年代及家谱信息，记载了他们的战争、联盟，以及他们向神灵的献祭，这能让我们对玛雅金石碑文鼎盛时期（约3世纪至约9世纪）部分玛雅城邦的政治历史比对同时代许多欧洲城邦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

创意文学爱好者也许会对碑铭资料涉及的种类感到失望。蒂卡尔有一个祭坛，上面包含现在读起来像诗一样的内容。这是一则关于王室在8世纪观测到火星和金星的记述，被以极富感染力的生动画面表现了出来。这点文学遗产实在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学者们通常都认为，玛雅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当然碑铭一般也不是用于记录文学的。然而，从殖民时代转录的一段珍贵文字上，从一份久已失传的文稿上又呈现出一丝头绪。1688年，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Francisco Ximénez）[2]来到危地马拉高地现在被称为奇奇卡斯特南戈（Chichicastenango）的小镇，开始担任教区神父。他赢得教友的信任后，教友向他透露了自己部落的“圣书”的存在。他制作出这本书的双语版，让这部作品成为古代玛雅原创文学唯一幸存至今的辑录。依据其内容证据，可以把书的创作时间追溯到16世纪40年代或16世纪50年代，但是这本书来源于更古老的口头或象形文字传统。

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英雄、双胞胎乌纳普（Hunahpu）和伊克斯巴兰奎（Ixbalanqué）的故事。他们俩热衷于一种为中美洲文化区所有文明社会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文化所共有的狂热崇拜：贵族球赛。比赛的目的有二：一是模拟战争，二是当作备战的训练。兄弟俩被召唤到邪恶的地下王国西瓦尔巴（Xibalbá）参加客场比赛，当地领主们都十分阴险，由夜行生物服侍，富有激情的场边解说让这场比赛显得十分精彩，最后这对双胞胎在比赛中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邪恶的领主们逼迫他们到刑讯室里经受额外的考验，里面的萤火虫、黄蜂和美洲虎帮助这兄弟俩挺过难关，死里逃生。这对双胞胎精心地策划了变装，他们跳入一个水池中，让邪恶的领主们以为兄弟二人已经淹死了。当他们从水里出来后，伪装成了贫穷的魔术师。他们为西瓦尔巴的领主们表演了一场模拟肢解活人的把戏，这与现代魔术师的保留节目——把美女锯开两半——并无二致。气氛逐渐高涨，被“肢解”的表演者成功存活下来，这让领主们自愿亲自参与这个表演，其结果可想而知。西瓦尔巴人失去了他们的首领，遂臣服于这对双胞胎。这个故事曾经在整个玛雅世界家喻户晓，但从来没有流传出去，直到欧洲学术研究的介入。

和玛雅文学一样，玛雅文字系统也没有沿着贸易路线继续传播，没有像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经贸易线路被带到墨西哥中部，并从那里向北穿过沙漠和山脉进入现在的美国地界。这套文字系统经过专门设计，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交流，而是为了保存秘密。这是一套深奥的代码，设计得如此复杂，人们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它；又是如此神秘，只有掌握了它的人才能向未受过训练的人解释其中的意义。玛雅文中的某些特色，尤其是计数方法，在中美洲广泛传播开来，也许，除了源自玛雅文化本身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这是玛雅人从广泛普及的奥尔梅克计数法继承下来的。其他族群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系统，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位于瓦哈卡谷地（Valley of Oaxaca），有一种文明曾经在那里蓬勃发展，学者们根据今天生活在那里的族群将其命名为萨波特克（Zapotec），在这座山里，除了保存有描画被剖下的外生殖器的雕刻外，还保存下了几段未被破译的铭文，其使用的文字可能拥有一整套表达系统，等同于玛雅文字系统。中美洲的其他大多数文明都拥有图形文字——以图形指代词语或抽象概念，这种文字可能无法表达一个句子的所有元素或者所有词类，但用来记录数据或用来辅助记忆仪式讲稿还是不错的。流传至今的例子表明，在外来殖民者占领这里之前，这些符号文字写在鹿皮或龙舌兰纤维纸上，其用途之广令人印象深刻。

阿兹特克人（Aztec）的征战编年史和长篇的米斯特克（Mixtec）家谱，写书转行方法就像牛耕地的路线一般，在纸上呈之字形排开。贡税单覆盖了阿兹特克帝国的整个历史时间段，上面用于占卜的神圣日历提示着什么时间应该用什么来献祭，并定义出哪些出生日期分别属于吉日和凶日。早期殖民资料提道，祭司在公共场合宣读神圣经文时要使用指针，由此判断，神话的叙述可以粗略地托付于符号文字，并可根据纸面上精心制作的符号图案加以追溯和重建，由记忆来填充其中的空白。在殖民时代早期，地图上用同样的文字系统记录地名，人们向西班牙法院提交申请土地的文件的时候，还根据这套文字在文件上重述部落迁移的故事。

这一类书写系统并没有从中美洲向南方传播。南美安第斯山区各文明都拥有自己记录信息的传统方法，有些把象征图案编织在纺织品上，而印加人的方法比较著名，使用结绳文字——用绳打出不同的结，根据结的颜色和形状，象征性地传达出意思。大多数现代政府都拒绝将这种方法纳入文字的名下，认为结绳语保存的只有统计数据：人口普查统计、财政记录、税贡期限。根据这种传统观念，印加人都是文盲。在18世纪中叶，一位女性小说家提出一个最早的异议：弗朗索瓦丝·德·格拉菲尼（Françoise de Graffigny）写作的《一个秘鲁女人的来信》（Lettres d’une Péruvienne），其情节取材于用结绳语书写的情书。1750年，博学的圣塞韦罗亲王雷蒙多·迪·桑格罗（Raimondo di Sangro）[3]为她辩护，反对学术界对这本小说的嘲讽。但是，他将结绳语中的绳结解释为音节的观点，被人告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理由是他的学说都是为异端和野蛮人的信仰做辩解。就在几年前，为圣塞韦罗亲王的学说提供基础的那份文字资料被发现。那是17世纪耶稣会的作品，其中解读结绳语的方法似乎充其量是场空想，但这空想的研究最坏也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有一点原则肯定是合理的，即绳结中蕴藏的表达力一点都不输给任何其他符号系统。

在中美洲以北，欧洲人入侵前有文字文明的痕迹要难找得多。在美洲的这部分土地上，第一个完整的书面语言，据我们所知，是切罗基语（Cherokee），18世纪在欧洲字母的启发下配上了音节文字表，但并没有模仿它们。不过，最早向欧洲人介绍休伦人（Huron）[4]的传教士萨加尔达神父（Father Sagard）早在17世纪就已经把切罗基语看作潜在的文字语言。他看到树上刻了一些文字，就把它们复制下来，这些文字记录着有关路线选择和战果的信息——他们的位置、战斗死亡和俘虏的人数。19世纪苏族人（Sioux）的象形图画便能激发旁观者回想昔日的战争、死亡人数、气候变化、值得纪念的狩猎活动、饥荒和瘟疫。在北美的许多地方，当欧洲人最初入侵时，他们发现，当地人已经在树皮和兽皮上用地图的形式象征性地记录下整个世界。1539年至1543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探险队穿越北美的东南部，途中就利用土著人的地图来获知未到达地区的相关情况。1540年，当地一位年长的信息提供者为埃尔南多·德·阿拉孔（Hernando de Alarcón）勾画出科罗拉多河的河道；与此同时，这支探险队的陆上分队在哈维库（Hawikuh）附近一片定居地搜集到一幅祖尼人（Zuni）的兽皮绘画，并把它送回西班牙。1585年，英国人登陆美洲，当地的信息提供者“写下”了一份有关切萨皮克（Chesapeake）的“全区报告”。一位名叫“尼瓜尔”（Nigual）的印第安人，在1602年为弗朗西斯科·巴尔韦德（Francisco Valverde）画出了一张新墨西哥的示意图，这张图留存至今。还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但似乎都是独立发生的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文化相互隔离的西半球，到底存在多少“相互依赖性”？北美文明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人从南方的族群学到的东西？

[1] 栽培地指墨西哥或中美洲的丛林中小块开垦的土地。

[2] 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1666—1729），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神学家。

[3] 雷蒙多·迪·桑格罗（1710—1771），一位意大利贵族，还是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会会员、炼金术士、发明家、军人、作家及学者，被称为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

[4] 休伦人和切罗基人同属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支系，曾居住在北美五大湖区和东部沿海地区。

文明的传播

地图和象形符号依然是中美洲北部土著居民留下来的全部记录。不过，尽管欧洲殖民前的北美没有从南方文明学会如何书写，但南方的城市建筑和农业却曾向北传播。在这些方面，一些中美洲高地族群的成就便赶上甚至超越了玛雅文明。墨西哥谷地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几乎当之无愧是欧洲殖民前美洲最大的城市，同时，很可能也是其他许多城市的灵感来源：始于公元前1世纪，占地21平方千米，遍布石头建筑和堤道，海拔1829米。巨大的金字塔和宫殿表现出至高无上大都市的明显感觉，接待着来自千里之外的朝圣者或使者。居民的生活用各种图画装点，至今仍可见到褪色的壁画。他们的天神是羽蛇神，他流出的口水带来农田丰收，他流下的汗水给丰茂的森林带来甘露。会说话的鸟儿鸣出惊雷。郊狼以明显类似于献祭的方式肢解着尖叫的鹿。人类献祭者用龙舌兰尖头刺穿手掌，洒下鲜血，或把人心钉到骨头上。

公元8世纪，因为不明的原因，特奥蒂瓦坎衰落下去。此时，在遥远的东南方向，一个新的大都市崛起了，它名叫图拉（Tula），意为“众神的花园”，那里的石柱林和礼仪围场历经祭血的冲洗，让这个地方实至名归。

图拉城在12世纪被遗弃，但城市的废墟却持续给城市化实验注入灵感。当科尔特斯（Cortés）[1]来到墨西哥中部的时候，这片天地里屹立着数百个相互竞争仿效的城邦。作为霸权社会，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成为一个庞大朝贡关系网里的掠夺中心，这一网络横跨整个美洲大陆，北至帕努科河（Pánuco River），南至现在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这让西班牙人肃然起敬，这座城市让他们回想起一个令人敬畏的传说：一本广受欢迎的故事书中提到的巨人居住地。也许为了打动家乡的听众而有所夸大，科尔特斯声称，这里比塞维利亚更宏伟、更美丽。

阿兹特克世界以北，没有什么文明能与之媲美。北美地区相对欠发达，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能够维持密集定居人群的作物品种，直到玉米的到来才改变了这一状况。不过城市生活方式也传到了北美的土地上，文化的种种花样也随之而来，有玉米、豆类、瓜类，还有“灌溉、陶俑、装饰贝壳、卷轴形耳饰、铜铃、三脚调色画板、球场”。北方文明，在其真实发生的方方面面，从南方吸收养料，得到了极大滋养。

向北的道路穿过危险的地域。在纳瓦特尔（Nahuatl）有一群游牧民族被统称为奇奇梅卡人（Chichimeca），他们徘徊在中美洲文化区的北部边缘，经常发动袭击，进行掠夺，偶尔发动战争，就像那些草原民族对中国或欧洲发起的征服，又或者像撒哈拉沙漠人对西非或地中海地区的征服。根据阿兹特克人自己的起源神话记载，他们来自北方，那里的居民相互敌对，限制了自身的活动范围和贸易的开展，阿兹特克人便以一个游牧征战团的姿态来到了墨西哥中部。干旱且多为山地的地形随之给他们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从现在的墨西哥到距离最近的一小块可轻松耕种的土地间有一条向北的交通要道，延绵98千米，在殖民时代，这条著名的通路被称为死亡行军路（Jornada de la Muerte）。在17世纪初，西班牙诗人、征服者加斯帕尔·佩雷斯·德·比利亚格拉（Gaspar Pérez de Villagrá）这样描述这条路线：布满岩石的隘路和沙丘，反射的眩光是如此强烈，让他的双眼都“水肿鼓起”，似乎快要从眼窝中爆裂出来，而人们则“吞吐着火焰般的气息，还粗暴地高声讲话”。

然而必要时，这条路线还是可以考虑的。虽然有时发生的灾害会阻断通道，但有了有人定居的驿站，可以保障道路能够通行。从考古调查的现状来看，这些驿站中最引人瞩目的要属锡那罗亚州（Sinaloa）的大卡萨斯（Casas Grandes），当地保留着一间中世纪后期的仓库，仓库当年用于鹦鹉羽毛贸易，其遗迹见证了中美洲文化向北方的传播；金刚鹦鹉的羽毛是中美洲贵族生活的珍贵饰物，在球赛和战争时佩戴。在12世纪，像大卡萨斯这样的中心区很可能由道路网连接起来，这一网络的起点就在查科峡谷（Chaco Canyon），即现在的美国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的城市生活重视的是封闭的仪式中心和集会场所，这些地方的地下被挖空，位于有围栏的广场内，花好几代人的时间建造，遵循的是他们始终忠实追求的设计。绿松石构成了规模有限的出口贸易的基础，除此之外，该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天然财富，除非通过系统的农业和引进中美洲三大主食——玉米、豆类和瓜类——从地里获取些东西。这个文明令人敬佩，但它的生态很脆弱，易受侵略者的攻击，历史上一路步履蹒跚，最终陷于失败。为了构筑查科峡谷，20万棵树遭到砍伐。

在查科峡谷的范围之外，更难确定中美洲的作物和文化究竟如何继续传播。更北方的草原虽然平坦宽阔，却是一个生态屏障，鲜少出现能维持定居生活的田地。渐渐地，通过一些不明过程，中美洲的工具、食物、生活方式和思想跨过整片草原传到密西西比河湿地地区，又或者，穿过墨西哥湾，通过海运贸易，传到北美州东南部高地建筑文明的相关文化区。在考古学的帮助下，可以重新清晰地想象到高地顶上举行的仪式。佐冶亚州有一处遗址，发掘出了若干巫师的铜像，他们都身着精心制作的神圣装扮——戴着面具和羽翼，在人头骨摇铃的辅助下激发出狂喜的状态。有些遗迹里，圆形木结构或神圣绿廊还未完全腐烂，其原貌依稀可辨。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斯皮罗（Spiro），靠近这一文化区最西边的边缘地带，统治者躺在硕大的棺材里进入他们的墓穴，周身覆盖着昂贵的织物和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珍珠。随从们作为人祭随葬，在药物作用下他们幻想出来有象征意味的变异生物——带翅蜘蛛、鹿角蛇、长羽毛的野猫——这些生物被绘在了酒器上。

目前我们所知的殖民时代之前北美最大的城市卡霍基亚（Cahokia），位置靠近中美洲影响力所及范围的最北端，位于密西西比河这条无与伦比的内陆自然大动脉之上。始于中美洲的陆上和海湾的文化传递路线，正是在这条河上交汇。卡霍基亚在其鼎盛时期，即13世纪初，可能有近万的居民；在前殖民时代的墨西哥或秘鲁，有些城市的规模是这座城的六至八倍。这座城市的中央高地，虽然并不高，但地基占地面积巨大，足有13英亩，和埃及最大的金字塔不相上下。这是城市展示自身荣耀的建筑，为的是争取注意力，力求影响力。从卡霍基亚的城市规划追根溯源，其原型是某个中美洲中心城市，也许就是特奥蒂瓦坎本身。在神庙之下，发掘出一些刻划的符号，象征着支撑这座城的中美洲式农业：一条长着葫芦尾巴的蛇，玉米秆的守护女神。

再往北，虽然没有出现建筑城市的任何尝试，但玉米种植却传到气候条件允许到达的最远处。全年无霜期达140天的地区，就在安大略湖和伊利湖以北，沿休伦湖和密歇根湖的南岸分布。在该地区以北，种玉米就得不偿失了。与密西西比河漫滩和温暖的南方相比，温带和寒带森林里的文明由不同类型的生态供养，这样的生存环境让社群要不断迁徙，也抑制了大规模的永久定居。森林都太珍贵，不得砍伐，只在个别小块土地上例外。当欧洲人到来时，他们发现这里最大的城镇都位于五大湖（Great Lakes）[2]区，当地人讲易洛魁语（Iroquoian），这些定居社群大概容纳了1000人，人们都住在榆木长屋里。每当易洛魁人戴上仪式性“假脸”（头发蓬乱的鬼脸面具，代表森林之神，当地人常在梦中瞥见他，或在树叶间发现他在一棵棵树之间飞奔的身影）的时候，便宣告着他们对这片森林的忠诚。

[1] 科尔特斯（1485—1547）是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以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

[2] 五大湖指北美洲中东部湖泊群，包括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湖水汇入圣劳伦斯河。

环境温床：沙漠和热带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美洲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失衡，有助于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发展，这和现代世界的不平衡给美国和加拿大带来益处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北美大部分地区都相对落后，文明相对贫乏，但这不能用它们的孤立来作解释。据我们所知，安第斯山脉的族群对中美洲的土著族群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直至西班牙征服者让他们彼此产生了接触；但这并不妨碍安第斯地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文明的同一时期也发展出自己的文明。这也不是只用地理因素就能解释的问题；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山区文明，由斜坡和山谷、小气候、多样生物群构成的世界为它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当地人利用其中的优势，使文明在安第斯山脉发展成形。与此相反，在美国北部的高地，并没有出现任何与之相当的努力，即使从某方面来说，落基山脉具备一套更加有利的环境：山地为大角羊这种可驯化的四足动物提供了栖息地，但事实上它们仍保持着野生的状态。一条超长的山系从落基山脉延绵到安第斯山脉，纵贯整个美洲；山地有助于创造环境多样性，带来有利条件，因为山谷是各种小气候的摇篮，不同的生物群在不同高度繁荣生长。然而，安第斯山脉和马德雷山脉中段靠近雨林、海洋和沼泽，能让多样性最大化，相比北方的山区，对文明的发展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同理，虽然美洲的北部和南部有同样干旱的沙漠，但论及给这些沙漠带来人类文明，南方取得的成功要多得多。世界上最奇特的沙漠之一位于秘鲁北部。在不确定的年份，厄尔尼诺现象使这片土地得到降水，除此以外，这里几乎全年无雨，几乎每夜都刮一阵干燥的沙暴。虽然在赤道以南，和赤道相差5个纬度，但这里还算凉爽，海洋雾气让这里保持潮湿。这里几乎没有自然生长的生物，但涓涓溪流遍布平原，给浇灌创造了机会。大海就在眼前，由洪堡寒流（Humboldt Current）带来的上升流创造出丰饶的渔场。与此同时，鸟粪可以用于为沙土施肥，造出可耕种的土壤。从2世纪到8世纪，被称为莫切（Moche）的文明部落把这片沙漠开垦成一片富饶的土地，该地盛产火鸡、豚鼠、玉米、南瓜、辣椒、土豆和花生，当地人尤其崇拜花生，甚至用金银做成花生模型。

这一文明后来灭亡了，也许，真是被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洪水给冲跨了。不过，几百年后，一个新的文明在附近兴起，出现在同一个地区。其首都就是宏伟的昌昌城（Chan Chan）；在印加人于15世纪摧毁它以前，它占地达21平方千米，城内有玉米店、关待屠宰美洲驼的蓄栏、戒备森严的宫殿，还有工坊，供工匠在那里锻造各种进口贵金属。再往南，大致和莫切文明同期，在智利北部更为荒凉的沙漠中，一个名为纳斯卡（Nazca）的部落建立了文明。他们为灌溉建造了地下水渠，以防止水源被太阳蒸干。他们在大地上创作出世界上最宏大的一批艺术作品：通过移除沙地表面沉积的赭石，露出白沙，在大地上形成线条，画出惊人的自然画像——猛冲的蜂鸟、展翅飞翔的鸬鹚、扭动的鱼，以及大胆抽象的图案，包括线条、三角形和螺旋。降水量不足的大气环境使它们一直保留至今。其中一些图画达305米宽，它们是那么宽广，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看清楚其全貌，除非从当时创作图画的艺术家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俯瞰。这些作品犹如鬼斧神工，能不断激发人们的兴趣。相比之下，北美沙漠一直处于蛮荒状态，直到近代；唯一可媲美的文明属于查科峡谷族群及其后人，出现在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位于今天的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一带，围绕着圣胡安河、索尔特河和吉拉河的上游部分。

南北美发展的差异缘于地理条件的不平衡。在大多数历史阶段，北美注定要被环境缺陷拖后腿。一个来自火星的地理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赞成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先民要比北美的更加伟大。几乎任何自然环境都有可能孕育出文明，但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只有环境多样性得天独厚的地区，文明才会蓬勃发展，源远流长：小气候和多样化的栖息地支撑着健康的饮食、富余的能量，以及可靠的资源供给。由此看来，西半球美洲的形状有利于南方发展。美洲最宽广的部分是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地处偏远的北方，经受着无情的冰雪。北美拥有辽阔的温带（上一代气候决定论者还认为那里是理想的文明发源地），而且南美地区最广阔的部分接近赤道，但是单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通常是错误的。在赤道以南，有一大片地区都在热带高海拔地带；这里出现了耀眼的安第斯山脉文明。此外，奥尔梅克人的历史表明，不需要依靠太多的复杂技术，热带低地也可以成功地适应文明生活。

还有另一个案例能证实这一点，值得稍加注意：即亚马孙低地部落。1542年，第一批航行于亚马孙河的西班牙人声称，他们发现了人口稠密的国家，以及拥有数千居民的城镇，这些土著沿河道而居，并且住在巨大的木制民居里。这些原本前途光明的社会主要依靠养殖乌龟和鱼类为食，并且大范围种植苦木薯，这种食物原料具有其显著特性：它既能毒杀害虫，还能在经过适当加工处理后为人类提供营养。在某个小镇，西班牙人找到了一处设防避难所，由美洲虎雕像镇守。在雕刻艺术方面，这群西班牙人承认原住民的技能和欧洲工匠旗鼓相当。然而，这些欣欣向荣的文明消失得那么突然，令人困惑。大约20年后，又有一批西班牙人航行到亚马孙河，但并未看到诸如此类的事物。仿佛成千上万的居民早已死亡或者被驱散，他们的住所已被河流吞噬。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疾病一旦突然进入没有免疫力的社群，就可能产生那种效果。1782年，弗朗西斯科·雷克纳（Francisco de Requena）为西班牙王室考察与葡萄牙的殖民边界，那时，亚马孙河已经成为野蛮的代名词，充满了难对付的敌人和不屈不挠的食人族。

当初第一批西班牙人的讲述，因被当作虚构的传奇故事而被长期忽视，最近的研究正为其平反。潮湿的沼泽环境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距今9000年前至距今8000年前，在亚马孙流域卡克塔（Caquetá）河的中游有一个地方叫佩尼亚罗亚（Peña Roja），“流浪园丁”在那里砍伐树木，然后用锄头挖地，种植瓜类和土豆状的块茎，后者类似于几内亚葛根，尝起来像绿色的玉米。公元前2700年，附近出现了木瓜、木薯和玉米的种植者。在亚马孙流域的“黑土地”，西班牙征服此地之前的一批造型精致、装饰精美的黏土瓮，被完好保存下来；其中有些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左右。亚马孙河河口的马拉若岛（Marajó）上，有一些人造土丘，形成于公元500年左右；从密集成群的土窖和精心绘制的陶器上的彩绘，便可见当时当地的人口增长是多么显著。当地居民将逝者的骨骸煮沸，让骨架变红，然后把这些骨头堆进饰有拟人化爬行动物的黏土瓮里。他们的审美无不弥漫着对称性、复杂性和条理性，直到14世纪中叶，这一文明因为未知的原因而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上游的塔帕卓（Tapajó）人制作出精美的陶瓮，种类繁多，这种制品集中采用了专业化的神圣工艺。其中有些典型手工艺，从拟人化的“女像柱”身上就可见一斑，匠人巧妙地将手柄雕成秃鹰的造型，又或者做成凯门鳄、青蛙、猴子和鸟类的样子，以连续流动的形式来表现。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美温带地区呈现出的环境远不及巴西的热带森林有优势。除了在常绿和落叶树种生长的边界地区，温带森林的自然条件下人类可食用的植物比热带雨林地区相对要少，也相对缺少可利用的动物物种。而且，北美温带地区的部分土壤很难培育作物。从密西西比河中上游起向东走，在古老森林的遮盖下，这层土壤变得越来越浅，石头也变得越来越多。

文明的分布

在美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长河中，它的滋养地和神经中枢一直都存在于中美洲（一般来说，就是指现在的墨西哥及其以南的部分国家）和安第斯山脉或其毗邻的低地。几千年来，美洲文明的伟大传统始终位于同一心脏地带。由于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大部分美洲文明都从这里发源。以中美洲和安第斯为中心的奋斗舞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们的文明并没有维持下去，但是，这并没有阻碍美洲独特的文明传统发展起来。中美洲和安第斯人到达的地理范围有限，对彼此也知之甚少，但它们的影响力似乎还是蔓延开来。

在北美洲，和南方伟大文明有过接触的文化都为之倾倒，并努力模仿它们的模式。例如，推动北方文明向前发展的粮食生产和城市建筑，往往来自对中美洲的效仿。尽管目前的证据还不够明确，但安第斯模式很可能也对亚马孙河流域在殖民时代以前发展出的精耕细作和定居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总而言之，在前殖民时代，南方的优势，北方的自卑，就是美洲历史的常规模式。“常态”来来去去；它可能会重现，但它并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欧洲入侵挑起的变化一旦展开，这种前殖民时代的常态又持续了多久？又能持续多久？

第三章　殖民地美洲：分化及其限度

传统优势的延续

美洲历史走到现代就是从北方依靠南方到南方依靠北方的转变。这段历史的核心，就是历经漫长历史的洗礼后一个霸权国家终于在北美洲出现，并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国。在殖民时代，这些变化便有所预兆，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开始改变——只不过很缓慢，且不理想，这才是我想讨论的。起源于欧洲的文明新形态出现，而中美洲古老的各大中心为遥远的北方族群提供的发展模式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以往承载了美洲伟大文明的地区在殖民时代仍然保持着这些文明。最大型的城市，最巨大的财富，最密集的人口，艺术上、思想上和科学上最耀眼的成就，仍集中在古老的本土文明曾一度活跃的地方。在殖民时代，美洲大地上的差异化似乎更有利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区。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1]的殖民团队抢得先机。其中，哥伦布在1493年第二次远航大西洋时便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在长达半个世纪非同寻常的扩张之路上，西班牙王室通过征服或外交收获了最富饶、人口最多、最易开发的地区，同时这些地区也是传统标准下西半球最文明的地区，包括了整个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古老帝国，在16世纪初曾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生态上最多样化的国度之一，至此几乎被一口气吞噬殆尽。传统意义上，西班牙建立的史无前例的洲际帝国被描述为神一般的西班牙人通过武力取得的功勋战果，当地土著人实际上也将这群西班牙人误认为是神一般的人物。不过，相比任何仅仅靠武器取得的功绩，现实中的征服方式更为阴险，更为持久，更为可信：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发展全仰仗与现有精英阶层的和解，利用原住民之间的竞争，以及保护当地原住民中的合作者。这样一个相对贫穷、人口较少的欧洲外围国家就是这样一步步树立起自己的特权地位，控制了美洲如此多的土地。

法国或英国在同一个半球的某个地方建立起首个永久殖民地之前，新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到16世纪末就已经将加勒比海地区所有物产最丰富且面积最大的岛屿有效地收入囊中，同时，其领土范围覆盖了从北美的科罗拉多高原边缘到智利南部比奥比奥河（River Bío-Bío）的大片区域；整片领土从中美洲到大陆最南端，贯穿西半球的狭长地区，包括今天委内瑞拉境内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覆盖今天太平洋沿岸的玻利维亚，紧邻巴拉圭和拉普拉塔河一线，向南直抵如今的阿根廷最南端。从欧洲出发，在大西洋风系的帮助下易于到达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已赶在潜在竞争对手之前抢占了先机，唯一例外的是巴西海岸地带，在那里，葡萄牙与西班牙达成协议，占有了一系列产糖区殖民地。其他殖民者和准殖民者，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开发起步相对较晚，但这并不是它们天生劣势的结果；西半球最好的部分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只剩下些残羹冷炙。它们花了很久才找到开发这些剩余地方的决心和方法。

在西班牙控制区以外，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都无法被轻易开发以适用于新的生产形式，除非从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地——非洲——大批量引进奴隶。殖民时代刚开始约一个半世纪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加上葡萄牙对大部分奴隶源的控制，导致非伊比利亚国家的殖民地无法得到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在加勒比地区，有些从西班牙人手上夺取或被他们抛弃的岛屿上，能生长一些糖料作物，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合适的农作物来维持殖民地的生活；烟草算是第一个发现，在1614年被引入弗吉尼亚。在17世纪晚些时候，大米在卡罗来纳实现了相当大规模的稳定种植。独立的农民为自己的生活总有可能开垦出一些小农场，从17世纪20年代起，他们就此取得了显著成绩，甚至在新英格兰地区贫瘠的岩石土壤上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形式的开发永远不可能为繁荣奠定基础。直到18世纪，新英格兰才真正开始崭露头脚，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中心，积聚起财富和文明生活，这倒不是因为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而是因为众多当地居民开始求助于大海；正如古希腊和古腓尼基一样，这里成为一个海洋文明，通过贸易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弥补了当地土壤贫瘠的先天不足。

虽然16世纪末至17世纪探险家们一直在美洲人迹罕至的地区搜刮自然资源，但是金、银、珍珠和宝石的主要产地始终被西班牙垄断，直到17世纪末巴西内陆开放，情况才有所改观。留给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发的土地上只有一些看似像黄金的“愚人金”，例如1576年马丁·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r）在加拿大发现的黄铁矿（硫化铁），误导投资者使其血本无归，并引诱冒险者为之丧命。毛皮是最北端土地上的“黑黄金”，在海獭栖息地以南，鹿皮算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奢侈品。可是，在北美内部和周边，虽然鹿和木材及鱼类一样都很丰富，却无法单独支撑永久性的或人口多的殖民地：这就需要“森林游侠”（coureurs des bois）[2]、流动的商人、猎人，以及季节性的居民来经营这些资源。

除此以外，16世纪至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只剩下一个因素使欧洲人愿意到北美来，而且它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尽管从大多数角度来看，当地的原住民对殖民活动都是一种抑制因素，但他们却吸引着传教士的到来。“过来帮助我们吧”，马萨诸塞公司（Massachusetts Company）印章图案上有个印第安人这样说。然而，总体上欧洲新教很少传教。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天主教的制度才能提供足够的人力和热情从事这项大规模的活动，然而，西班牙统治区以外，传教士的工作令人失望。休伦人在17世纪成为美洲土著接受福音和教义的典范，不过，在忙于和周围异教群体交战的同时，他们整个族群几乎都被传教士带来的各种疾病夺去了生命。

在美洲的殖民世界里，最鲜明的成功标志和衡量标准就是殖民城市。当哥伦布从他第一次海上航行归来，然后让有关美洲的消息开始传遍欧洲的时候，插画师们便想象着他们心中所谓的“印度世界”遍地都是华丽的城市。在西班牙统治区，这样的憧憬很快便得以实现，因为西班牙帝国主义拥有不折不扣的城市意识。同样都到达了野蛮世界的前沿，两个英国人相遇于此地时，会成立一个俱乐部，而两个西班牙人则会创建一座城市。西班牙的殖民进程巧妙地嫁接到土著文明的既有框架之中；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其疯狂扩张的鼎盛时期，当时，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所有伟大的中心城市，或被武力征服，或通过外交手段，都被吸收到西班牙王室的统治范围之内，至此，美洲各大城市被赋予了新的特征：讲西班牙语的精英、为西班牙人的经济需求效劳的新兴原住民中产阶级、从事家务的黑人奴隶阶层、西班牙法院和市议会、基督教基金会、教堂，甚至在墨西哥城还有一所大学和一家印刷所。拱门和拱廊带来的新式审美，以及由“黄金数”（Golden Number）决定的黄金比例，盖过了土著建筑旧有的棱角模样。一些旧城被夷为平地，然后被加以重建，另外一些则接受了轻微的调整和改造；新移民带来的陌生疾病，让土著人口骤降，一场可怕的人口危机逐渐展开，某些城市遭到废弃。建于新址的新城市取代了一些原住民的中心城市，利马就是一个例子，从外观和氛围来看，这座城市至今或许仍是西班牙语美洲城市中最富有西班牙气息的一个。新城市里市民的生活模式，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扩散到了其他地区。自16世纪70年代起，西班牙王室颁布了新城建设细则，其中规定了城网规划、城市的古典美学及其巨大规模，预先设置好了教堂及世俗管理的职位，还设有医院和学校。相关档案里全是筹建新城的规划方案，而实际上其中许多方案最终都得以实施。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在西班牙管辖范围以外的北美地区，英国和法国建设的各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基本保留了易洛魁人的传统：城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木材，虽然用于永久性居住，但难免有种“用过即抛型”的廉价感。

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资源和文明成就方面仍享有压倒性优势。由此，难怪北方的殖民地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活在对南方殖民社会的敬畏之中，即嫉妒他们的黄金和白银，又模仿他们的种植园和牧场，仿效他们的城市，觊觎他们的领土，但同时也担心他们的进一步扩张。比如，来自英国的征服者们就模仿了西班牙的“同行”。弗吉尼亚的殖民者最初接到的指令命令他们在和原住民打交道的时候要保持神圣的外表，还要掩盖所有白人男子的死亡，以打造自己的永生形象。这实在很天真。这种做法都基于早期西班牙征服者取得成功的神话传说，其中提到，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误认为天神或上天的代表。事实上，阿兹特克人对这种胡说八道无动于衷。他们是内陆民族，他们的传统中根本就不存在“天神自海上而来”的传说。其实是西班牙人自己感觉自己像神一样，正是科尔特斯假借阿兹特克人之口传出了这样的神话，企图借此宣称，是原住民主动将主权交到他的手中。约翰·史密斯船长作为弗吉尼亚早期最活跃的领导者，是一个贪婪的神话信徒，我相信，他效仿了西班牙的前辈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传奇人物。他套用哥伦布讲述自己在牙买加的一段故事，声称用自己的宇宙学知识迷住了印第安人。史密斯还采用了某些手段，不断用恐怖和屠杀来恐吓印第安人，并试图利用与当地原住民最高领袖的特殊关系，通过他来实现统治，这些显然都是在仿照科尔特斯的做法。

在弗吉尼亚真正取得成功的是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他从西班牙的榜样中借鉴了两种要素：第一，他娶了波卡洪塔斯（约1595—1617，美洲印第安人酋长波瓦坦之女）为妻，与当地人增进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建立在双方合作、互惠互利和世俗联盟的基础之上，这一套在西班牙殖民地都很平常，但很可惜，在英国的殖民活动中实属罕见；第二，他从西印度群岛引进了“西班牙烟草”，使其成为弗吉尼亚的单一作物，用于大规模的出口，这片殖民地借此从无利可图的沼泽变成吸引殖民者的绿野。起初，种植这些烟草主要靠从英国引进的穷人契约奴，这些人急于从家乡的社会排斥中逃脱，但仅有这批人还不足以满足劳动力需求，而且，随着黑人奴隶市场逐渐对英国人开放，非洲人将取而代之。此外，类似的开发模式，还出现在西班牙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以及当时的荷兰殖民地的南部。

从弗吉尼亚往南，英国殖民下的北美地区自然条件类似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那些已经被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投资者开发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炎热且潮湿，其热带低地经过改造便能适应经济作物的种植，种植活动全由引进的奴隶劳动力来完成。引入弗吉尼亚的烟草，只能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品种才行，因为弗吉尼亚土生烟草的口味对欧洲人来说无法接受，所以根本无法在欧洲打开销路。英国人在巴巴多斯（Barbados）开的第一家制糖厂就是直接从伯南布哥的荷兰企业复制而来，同时吸收了荷兰人的资金和技术。殖民社会受到的各种影响可想而知。对资本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经济依赖，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英国种植园主和西班牙地主（hacenderos）相似。一个由大庄园主构成的社会成长起来，弗吉尼亚相比英格兰或新英格兰，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地中海地区或巴西。1700年，弗吉尼亚某县有一半土地都掌握在前5%最富有的殖民者手中。

尝试过其他各种类型的强制劳动力之后，奴隶制成为发展种植园作物的普遍手段，包括稻米和棉花，它们更适合在英国殖民下的某些土地上种植，优于烟草和糖作物。奴隶制效仿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在原住民劳动力枯竭或原住民表现得难以驯服的地区得以应用。这也是迫于气候，从佐治亚早期废奴法令的失败便可明显看出；如果没有从非洲运来的劳动力，开发美洲的亚热带地区就变得得不偿失。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提供足够数量的能适应当地气候的工人。在贩奴者的想象中，奴隶制代表着一种文明进程，它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优势之一，因为正是奴隶的能量推动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发展。实际上，很难想象出一个做法比美洲奴隶制更能在腐化中带来野蛮。奴隶制滋养着自身的谎言和伪善：种族主义，这代表黑人天生便不如白人，或声称黑人当奴隶的生活比待在家乡要强。这种制度腐化着奴隶主，赋予他们控制奴隶的生命和身体的权力，并鼓励他们滥用这样的权力。这种制度腐化着贩奴者，让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在船上大量超载“奴隶货物”，并且，经证实，某些情况下他们还把黑人扔进海里以骗取保险。因此，黑人和白人一直相互恐惧和厌恶，黑人反叛者被迫采取可怕而绝望的权宜之计，寻求庇护或报复，而殖民地政府也陷入充满野蛮的愤怒和镇压的政策之中。在奴隶制中，滋生出由奴隶贩子组成的松散掠夺团伙和赏金猎人。奴隶制还激励猛禽似的大国在非洲发起战争，从奴隶贸易及其受害者中获利。

道德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那个依旧被残忍和贪婪的恶习打击得千疮百孔的世界，有关非人道的每一片记忆都弥足珍贵。然而，奴隶制对我们的直接目的而言息息相关，因为，它在美洲是一种普遍的经历，遍及“盎格鲁”区和“拉丁”区。从弗吉尼亚到巴伊亚，靠近大西洋一侧的美洲早在殖民时代初期就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在某个方面几乎保持一致。这个世界属于“奴隶制造”，其非洲印记大过欧洲。非洲人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他们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讲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的家庭模式，吃自己的菜肴。他们的非洲文化只不过在非常缓慢地发生改变，因为大部分奴隶主抵制他们的奴隶向自己传教，《圣经》也许会给他们带来人人皆平等的颠覆性思想，神职人员也可能干涉奴隶主对权力的滥用。

除了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以外，还有非洲人的政治组织，这就是由逃亡奴隶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它们有时会得到原住民族的协作支持。最成功的由逃亡黑人奴隶所建立的王国甚至获得了殖民当局的认可。对欧洲殖民者来说，相比于经受战争的风险和奴隶们苦难的怒火，做出妥协要容易一些。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埃斯梅拉达斯（Esmeraldas）在哥伦比亚腹地建立的逃亡黑人奴隶王国，西班牙王室于1599年通过条约与其达成妥协；总督还委托当时该殖民地最好的画家阿隆索·桑切斯·加尔韦斯（Alonso Sánchez Galves）创作一幅纪念画。画中是逃亡黑人奴隶的领袖和他的儿子们，他们穿着华丽，像西班牙绅士一样，但身上佩戴着非洲或土著风格的黄金耳饰和鼻饰。17—18世纪，在英国殖民地以外，在卡罗来纳和牙买加也出现了逃亡黑人奴隶王国，它们与殖民当局达成协议并受其保护，保证自己获得和平的宽容，以换取双方对从种植园逃出来的那些新逃犯的联合管制。在苏里南（Suriname）[3]的穷乡僻壤，1663年（同年，牙买加的逃亡黑奴收到了第一个承认他们自治权的条约）一个逃亡黑奴国家建立了，得到了庄园主的默许，而庄园主们则把自己的奴隶送到这个国家，以规避这些奴隶身上应该缴纳的人头税。拥有最详细记录且持续时间最长的逃亡奴隶政治组织位于伯南布哥向内地延伸的地带，叫作帕尔马里斯（Palmares）王国，它在整个17世纪几乎都捍卫着自己的独立性。在其鼎盛时期，王国在国王尊比（Zumbi）的统治之下，拥有一个王家卫队，里面包括精兵5000人，其宫廷生活也足够精致，给来访的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批富裕的黑人精英，足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大量奴隶。

[1] 即西班牙和葡萄牙。

[2] “森林游侠”在法语中专指生活在法属加拿大森林中的独立行脚商人。他们冒险深入大陆深处，用欧洲产品和原住民交易毛皮等土产。

[3] 苏里南，南美洲东北部国家，首都帕拉马里博。

殖民地宗教

宗教，通常被认为是殖民时代美洲两大部分之间的一个巨大不同点所在，但实际上，在这方面二者的相似性比人们最初设想的要多。加拿大的法国殖民者试图派出传教士到最前线，就如同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和尤卡坦的做法一样。通过宗教迫害得以强制执行的宗教统一，是西班牙王国政府在自己殖民地树立的标准，同时被美洲大多数早期殖民地效仿。如今的美国人民最珍视的神话就是，自由良知是其公民自由传统的基础。然而，当初马萨诸塞地区的清教徒却一心想要一个专属于清教徒的殖民地，将异教徒排除在外，而当地的异议分子也会受到压制，正如在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地区，西班牙也想要天主教主宰殖民地。17世纪，某些殖民地开始兴起更多的宗教宽容，但正因为有了从清教地区外流的难民，这种不宽容才让罗得岛成为浸礼会教友的避难所，从而充实了当地人口，同时也让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分别成为贵格会和天主教徒的避风港。美国的宗教应该为理想主义提供支持才是，而不应带来令人不安的教权主义，但每个州的法典上至今仍存在着以虔诚为名的专制。

在任何情况下，宗派的历史传统都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文化差异夸张得离谱，有时甚至凭空捏造这种差异。当然，“信仰间的憎恶”（odium theologicum）强烈影响着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殖民者相互之间的认知，在相关时期，他们同时在发展相互敌对的宗教传统。当然，和新教徒相比，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活动被证明更为虔诚且具有持续性。不过，新教和天主教二者之间有些关键的相似之处，所谓“共同的改变”，平衡了相互的差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差异。

在大美洲的宗教历史上，殖民社会带来的最大共同改变在于都引进了基督教。在西班牙殖民的美洲地区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它们按自己的方法行事，和大多数英国殖民地的新教一样完全属于异端。某种程度上，这都归因于“精神征服”本身的缺陷。传教士在数量上很少，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又阻碍了沟通。福音传道十分缺乏，尤其在早期，当时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感到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受此驱策，他们施行了大规模的洗礼，之后只能依靠最简化的口授经义。先于基督教存在的宗教很可能终究无法被磨灭。这就部分导致了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直到今天都呈现出原住民特色。

世俗学者和天主教福音传道的新教批评者，将这些称为“融合”特色或“异教的残余”。这种观点很难被抗拒；事实上，殖民时代的许多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共识。16世纪中叶，在墨西哥中部，教会对异教徒的活动被伪装成新的狂热邪教而感到不安；各种怀疑纷纷出现，甚至牵连到崇拜瓜达卢佩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Guadalupe）本身的纯洁性——这是16世纪30年代圣母玛利亚在一处原始神庙中一个印第安牧童眼前的显圣形象，证明着墨西哥被赋予了神圣和恩惠。根据历史记载，1572年，最恶劣的暴力传教事件之一在尤卡坦爆发。当时，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团团长开始相信，他的教区内有些人心怀对其他神灵的崇拜。提醒他的这些报告都来自当地人中的举报者，他们对此如此“上心”，并非热心于事实真相，很可能源于原住民社区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和对立。在随之而来的迫害中，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遭到折磨，150人被迫害致死。

1609年，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秘鲁的瓦罗奇里（Huarochirí）。事发前，某教区的神父对其教区中背离信仰的人过度使用暴力，因此备受谴责。他收集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揭示创伤的故事。唐·克里斯托瓦尔·肖克·卡萨（Don Cristóbal Choque Casa）是当地著名社群领袖的儿子，他报告说，他的族人在大概三四十年前已经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耶稣会传教活动在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他在前往一处被遗弃的部落神坛去和情人幽会的途中，遭到蝙蝠形魔鬼的袭击。他随即便用拉丁语背诵了主祷文，为圣坛所在地驱除恶魔。第二天早上，他召集当地同胞，警告他们不要去这座圣坛，违者会被报告给教区神父。但就在当天晚上，他被一场梦所折磨，梦中他不能自已地被吸引，单独来到这个受到诅咒的地方，被迫向天神奉献出银器。这个故事唤起了有关“精神征服”后果的生动画面：古老的神坛，太久无人问津，只有蝙蝠和私通者光顾；传统的力量根深蒂固，即使当一个罪人被宗教洗脑到能用拉丁语说出主祷文的时候，旧信仰仍然能够在他梦境中萦绕不休。

在殖民时代接下来的时间里，秘鲁极力消灭基督教到来之前的信仰崇拜，这成为专业“清除者”的工作。秘鲁以外，在美洲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区，每一代新生的神职人员都要重复他们前辈的挫折和幻灭：印第安人似乎无法忘却他们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现在想起来，几年前，我在危地马拉城的一家博物馆，在参观17世纪一位土著艺术家的圣母绘画时，发现那幅画的画框很特别，上面雕刻的每一个螺旋、花饰都会让人联想起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但它也带有恰克（Chaac）面具的纹样，即殖民征服开始之前的时代所信仰的雨神面相，我当时差一点就要被殖民宗教是种“融合”的理论所折服。然而，可以与殖民地宗教进行适当比较的对象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原住民过去的宗教，而是同处一个时代的欧洲本土宗教，在欧洲，令人难以驾驭的“流行”宗教给教士带来的受挫感之大与在美洲完全一样。在虔诚信徒的眼中，欧洲是西印度群岛的翻版，在顽固的村庄或偏远的城镇尽是些未接受充分传教的人。基督教在美洲农村地区传教的不充分类似于在欧洲乡村的传教，信教是为了应对现世生存的焦虑，反而不关注来世的救赎。祈雨、灭虫、躲避瘟疫和抵御饥荒的各种仪式，使宗教圣典和圣礼被遗忘在寻常生活中无人问津的角落。直至近代早期拉开帷幕，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兴起，神职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友才拥有越来越深刻的教义理解，对基督徒身份有了越来越高的自我认知。他们对教区群众的期望也相应提高，这导致他们对“流行宗教”愈发不满。与此同时，在西班牙殖民的美洲地区，印第安人中基督教的杂乱花样之多堪比在英国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人中的基督教门派。

在黑人的信仰方面，尽管各地的黑人宗教千差万别，分别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影响下形成了相互冲突的传统，但是，其中总存在一个共通点：始终都属于黑人。巴西地区的历史记录最为详尽，我认为，在黑人宗教方面巴西拥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在殖民时代，这里的黑人所拥有的艺术使命感和对宗教的虔诚都同样集中反映在图像崇拜上。黑人教友会经常为制作圣像提供赞助。这些机构对整个殖民社会来说举足轻重，他们收留被教会清除的人，重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那些被迫成为殖民者、痛苦地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中的黑人来说，这些机构更为重要。教友会为他们提供缓冲，让他们在白人的世界里得到安慰。这些不稳定的组织“以异常迅速的节奏创建起来然后又解散”，当地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曾这样说过。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组织数量在持续增长。18世纪初，在萨尔瓦多，玫瑰圣母教堂有6个黑人兄弟会被正式记录在案，另有5个专门为黑白混血人士所设；至1789年，11个新成立的黑人兄弟会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同一时期，里约热内卢这类协会的数量增加了近两倍。

由于受到教会的鼓励，特别是来自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鼓励，黑人兄弟会的颠覆性更加顽固了。为将自身打造成殖民权力结构的守护者，它们选出自己的守护圣徒，带圣像上街巡游，还把圣像高高供奉在神坛上。在选择守护圣徒的时候，这些兄弟会往往都自作主张，有时甚至不顾史实。例如，圣埃勒斯巴安（Saint Elesbaan）最初是一名复仇者战士、阿比西尼亚（Abyssinia）[1]的圣战黑人皇帝，他在525年带领一支远征军，前往也门找一位屠杀基督徒的犹太统治者复仇，这一举动容易被重新解读为抵抗犹太改宗者（converso）[2]资本家的象征。提倡崇拜他的耶稣会士可能只知道其传奇经历的拜占庭版本，其中把他曲解成基督教的正统典范，称他把自己的金冠当作还愿物敬献到耶路撒冷之后，成为一名隐士。巴勒莫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Palermo）也许是黑人兄弟会最青睐的守护圣人，1743年在他的宣福礼[3]上，他收获了巨大的名望。他于1543年出生在一个奴隶的家庭，青年时期成为一名隐士，以逃避针对他黑人血统的羞辱；后来，作为一名方济各会修士，他的地位升高，成为他所在修道院的院长，他去世后更是传出了各种显圣事迹。圣伊菲革涅亚（Saint Iphigenia）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位黑人童贞女，反宗教改革的学者从6世纪的文字记录中发现了她，他们讲述她的目的是表现埃塞俄比亚的皈依，以此代表使徒时代的一项成就。据说，她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拒绝了王位继承人的求婚，在200名童贞女同伴的帮助下，抵御了这位追求者派来的魔术师对她施的各式法术。教士们很支持黑人对她的狂热崇拜，因为她体现了信仰对法术的胜利，而法术迷信比较容易影响黑人。但这一崇拜也有它颠覆性的一面，在美洲的奴隶社会里，把童贞神圣化，会使妇女们都希望自己不孕。圣母崇拜在精神上更接近非洲移民中提倡生育的所谓传统宗教，也更加符合奴隶主的利益，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畜能繁殖兴旺。黑人天主教应该是兴奋剂，而不是鸦片。时常有人描绘这样的场景，白人犹大，在地狱被黑人折磨。1798年黑人叛乱中反叛者的诉求之一便是黑人和黑白混血人士的兄弟会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殖民时代的黑人天主教事实上和白人天主教有所不同。奴隶主禁止奴隶参加弥撒，表面上说“是考虑到他们的气味”，但实际上是不想让他们落到危险激进的神职人员手中。白人教友会唾骂黑人的时候说他们“带着他们的吉他和鼓，和混血妓女混在一起”，同时还有自己的革命抱负，“就好像他们和正直的白人没什么不同似的”。有些逃跑的黑人建立起自己的荒野社群和独立王国，便被正式逐出教会；教会的统治集团通常都拒绝他们邀请专职教士的请求。在反宗教改革之前，巴西的传教活动就已经开始，当时的神职人员仍满足于肤浅的教化灌输。接下来的那个时代，这种传教一直延续着，天主教越来越感受到潜在皈依者身上的原住民传统，所以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总是要求他们公开放弃自己民族的全部文化。混血教士安东尼奥·达·维埃拉（Antonio da Vieira）成为王室神父后，引进了“面具和摇铃，以向不信教的人表明基督教并不会让人难过”。这部分导致巴西的天主教成为涵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风格信仰的总称，这些信仰多样且具有深厚的根基。“天主教将自身叠加于非洲宗教之上，并没有取代它们。”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说，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其中的影响。根据巴西伟大的宗教社会学家尼娜·罗德里格斯（Nina Rodrigues）的说法，奴隶中的传教士实行的是“口授教理的假象”。从基督教借来的不是教义，而是伪装，有些人称之为“掩饰”，异教在其中逃过了迫害。马库姆巴（macumba）[4]女祭司玛丽亚·何塞（María José）曾解释说，奴隶们用基督雕像代替了约鲁巴[5]自然神（Orixa）的神像，“而葡萄牙人还想，‘多好的奴隶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向耶稣祈祷！’”由此可见，黑人宗教确实与众不同，而且从教士的角度来看，传教还不充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以外，尤其在英国和荷兰的属地，宗教团体无法进入当地的种植园，传教活动的不足更为明显。

至于殖民时代美洲白人的宗教信仰，其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热情，尽管这种特点也并非恒定不变。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也许是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地上福音复兴运动带来的“大觉醒”；在这一反对宗教理性主义的运动中一批热情的传教士崛起为民众领袖——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们的目的在于“不求积存脑力，但求激动人心”。批评者抱怨说，教堂会众之中，“呐喊、晕厥、抽搐之类”取代了礼仪，他们都“认真、严肃而郑重地保持魂不附体的状态”。这很不合礼节，却因为热情而变得神圣。在天主教信仰中没有出现这样的运动，尽管在18世纪天主教界的另一场运动中，充满魅力的说教和会众情感的发作同样受到了鼓励。然而，“大觉醒”运动背后的热情，在西班牙美洲属地上能找到十分相似的案例。

大多数欧洲列强的第一批殖民地都建立于欧洲基督教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福音传道的时代。尽管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新教牧师非常不同，但他们都参与了这个共同的项目：传播更强烈的基督教意识，到被忽视的偏僻农村和人口集中的新兴城市，向传道不足的人群口授经文教理，那些地方要么不存在中世纪的教堂，要么教堂已经毫无生气。许多殖民地由遭宗教迫害的难民组成，或者被他们渗透，这些人对自己的信仰都格外重视，他们包括北美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激进分子，伊比利亚殖民地的犹太派基督徒。事实证明，即使是顽固的世俗人士，在“新世界”如此令人陶醉的氛围之中，也可以欣然接受宗教热情。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似乎皆有可能，新教会可以白手起家，远离旧世界里那种曲解耶稣训导的腐败和歪曲。哥伦布和科尔特斯在人生的早期都没有表现出对宗教有多大兴趣，但两人都心怀憧憬，希望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恢复使徒时代的盛景。

千禧年说[6]是形式最极端的狂热，在某些方面，就是具有美洲特色的宗教狂热，在基督教之前的原住民宗教中就能发现它的影子。在墨西哥中部，大多数部族每过52年就会用点火的传统仪式来庆祝世界的更新，有的还相信世界在神炉中周期性焚毁的传说。对于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和另一些土著文化而言，时间具有周期性。世界的每次焚毁都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时间的终点，根据基督徒的想象，那是世界线性进步到达的高潮，但对原住民来说这简直难以想象。方济各会的空想家们在16世纪把基督教的千禧年说带到新世界。早期大多数传教士都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几家方济各修道院，从那里孕育出了方济各会内部一个特别的传统，被称作“灵修传统”。其主旨在于维护对灵性的保存，而不在于公式化或伪装虔诚地遵守规程。然而，在灵修传统的内部，有一个预言性的思维模式十分强大，来自于12世纪西西里岛的一位修道院院长的影响，是他率先利用《圣经》来进行占卜。这位院长的追随者们都痴迷于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说法，他们认为，末日危难到来之前，将会有一场宇宙大战，而敌基督者将在战争中被驱逐，战后将开创“圣灵时代”（Age of the Holy Spirit）。

从此以后，千禧年主义的各式幻想让有异端思想的人发狂，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新世界比在旧世界发生得更为频繁。洛佩·德·阿吉雷（Lope de Aguirre）将自己想象成上帝之怒的化身。和他同时代的方济各会修士弗雷·弗朗西斯科·德·拉·克鲁斯（Fray Francisco de la Cruz）则自命为全球教皇和世界末日君主。这些“属灵派”的狂热信仰，夹杂着针对千禧年说的各种预设处理，都秉承了当地的土著传统。1541年，墨西哥有一位纳瓦首领唐·马丁·奥塞洛特（Don Martín Ocelotl）宣称“基督复临”在自己身上显灵。1579年，巴拉圭有一位瓜拉尼族[7]首领，人称光辉大帝奥韦拉（Oberá the Resplendent），以类似的预言发动了叛乱。在秘鲁，所谓的“印卡里”（Inkarrí，源自西班牙语Inca-rey，意即印加王）运动让对印加帝国梦幻般的回忆保持鲜活，并贯穿整个殖民时代直至现代，并在其中融合了对“最后的世界君主”降世的期望。

救世主的说法在拉美政治言论里已经屡见不鲜。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esar Sandino）、维克多·劳尔·阿亚（Victor Raúl Haya）、阿维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8]，以及数以百计的次要人物都被喻为“千禧年王国”的缔造者。有些人把墨西哥农民革命者埃米利奥·萨帕塔（Emilio Zapata）当英雄崇拜，在他们的信念中，他将从坟墓中“重返人间”，像亚瑟王、查理曼、耶稣他们一样，来重建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北美地区继承了相似的传统，又接受了成长于新教内部的千禧年主义的最初形式。即使在新教环境下，千禧年主义也被普遍视为与异端或与异教邪说有牵连，所以宗教迫害把它驱逐到了美洲，让它在这里因为宽容而得到滋养。再洗礼派（Anabaptism）[9]、信奉世界末日的《圣经》基要主义，以及为千禧年主义疯狂的预言者所创造的教派，所有这些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马萨诸塞的创立者曾设想建立一个收容所，以庇护那些上帝意欲“保护其在世界毁灭中幸存”的人。约翰·科顿（John Cotton）预言“末日”会在1655年来临。当马瑟（Mather）在1680年观测彗星时，他感觉能听到上帝的“谋杀工具发出的响声”。震颤教教徒（Shakers）[10]自称为“基督复临信仰者联合会”。基督复临论者、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11]、鬼舞教（Ghost Dancers）[12]，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宗派，自独立以来的几个世纪内，一直让千禧年主义保持生机，成为美洲大传统的维护者。

[1] 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2] 犹太改宗者指西班牙14世纪开始宗教迫害之后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

[3] 宣福礼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人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认定其信仰足以让其升上天堂。

[4] 马库姆巴是巴西人结合了基督教与伏都教的宗教崇拜。

[5] 约鲁巴人是居住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黑人，以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闻名，尤精于音乐、艺术及雕塑。

[6] 千禧年说指一种相信基督复临并统治世界一千年的信仰，其根据是《启示录》第20章的1—5节。

[7] 瓜拉尼族是巴拉圭、巴西南部和玻利维亚的南美印第安民族。

[8]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革命家，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的独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5—1934），尼加拉瓜革命者。维克多·劳尔·阿亚（1895—1979），秘鲁政治家。阿维马埃尔·古兹曼（1934— ），秘鲁革命者，“光辉道路”组织的创始人。

[9] 再洗礼派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受洗才为有效。

[10] 震颤教属于基督再现信徒联合会，18世纪始建于英格兰，是贵格会的支派。

[11] 耶和华见证人是从基督教复临派中分化而成的教派，是新教的一个边缘教派，19世纪后期产生于美国。

[12] 鬼舞教是19世纪下半叶北美流行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恢复土地的新宗教运动。

新世界与旧世界：世界历史中的殖民地美洲

整个美洲的共同历史非常重要，因为这块大陆作为整体对世界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美洲对世界影响的蔓延描绘到地图上，那么，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和从财富、权力的原始统计数据可能揭示出的情形比起来，也许没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直至19世纪末期之前，文化交流几乎都是单向横跨大西洋的，美洲照着欧洲的形象塑造了自身；而且，尽管我们意识到美国当今的威力和吸引力，但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南半球其他地区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世界各地做出的贡献。

这一较长时期的开始要从与旧世界建立起经常联系算起。那个发现美洲存在的时代，那个开辟海上航路让新世界投入全球怀抱的时代——对这片人间天堂的发现，才刚刚开始。哥伦布被誉为“一位在古代可以成为神的那种英雄”，还被称作“最初的传道者”，他所进行的那趟长途航行“与其说是人类创举不如说是神之旅”。在科尔特斯的秘书看来，这是“自道成肉身[1]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亚当·斯密认为，横渡大西洋，以及印度洋的探索开放，可能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这属于预测，而不是对事实的评价。但它成了现实。其实在这一预测问世的同时，其中的描述就已经在逐渐应验了。

自从对这片新大陆进行系统的探索以来，世界格局就被彻底改变了，这让人类对自身力量重拾信心：卡洛斯·博尔哈（Carlos Borja）从没觉得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样子，直到1566年他把一个地球仪握在手中。能够掌握地球的维度，达到它的广度，甚至，在18世纪初就能辨认出它的全貌，都有助于激发“科学革命”，即相信可以通过经验来掌握一切造物，普天之下并没有什么上帝要阻止人类发现的奥秘。新世界的丰饶，成了欧洲各个珍宝馆（Wunderkammern）的珍藏——这种准科学的藏馆志在收集有关世界的知识。对于17世纪至18世纪有关自然、起源和生命多样性的各种辩论，美洲为其中的参与者提供了利于观察和实验的一个巨大实验基地。夏尔·玛丽·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2]奔赴基多准备测量地球。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3]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上往返奔波，只为认识宇宙。最重要的是，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Beagle）在美洲——尤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4]——发现的物种，为进化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讽刺的是，与此同时，外界和美洲的联系触发了一系列变化，其意义甚至更为重大，而且非人类所能控制。伟大的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到的“哥伦布大交换”逆转了数千万年的进化，改变了生物群在已经分离的各大陆上趋异的演化方向。趋同的时代开始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种，随着搭载探险家和冒险家、征服者和传教士、殖民者和奴隶的船只，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自从盘古大陆[5]分散成碎片，各大陆开始飘离开来以来，还未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生物群的融合伴随着文化的交汇。旧世界和新世界不同族群的人相互遭遇，动摇了关于人类本质的主流思想。当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6]根据自己在美洲的经历提出“人类所有的种族都是人”的观点时，他所说的并不是陈词滥调，而是对正义发出的革命性呼唤。从教皇保罗三世1533年的训谕认可新世界土著人的人类地位，到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7]在20世纪早期首次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说，这其中漫长细微的历史延续，才带来今天人们的坚持：所有的民族和人种，无论肤色或文化，都普遍享有人权和平等待遇。

如果“高尚的野蛮人”[8]不是首先在美洲被“发现”，也会出现在别的地方；的确，一旦有了美洲的“高尚的野蛮人”，他们的肖像或影像就出现在每个地区、每块陆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新世界就是最早给这一概念赋予血肉的摇篮。事实上，哥伦布和“高尚的野蛮人”的相遇充满了矛盾。而哥伦布在最开始描述他们的时候就早已料到这些矛盾，从哥伦布遇到他们那一刻起，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在此居住的美洲原住民激发欧洲殖民者产生了两种不同反应。对于那些想要征服、剥夺和剥削美洲原住民的人来说，这些原住民粗野、不可教化且无可救药。对于其他那些想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学习或与他们合作共赢的旁观者来说，美洲原住民，或者至少是他们其中一些人，显示出积极的品质。哥伦布把他们设想为从方济各会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一种形象，即全身赤裸、脆弱的“神之依附者”，但接下来，他便开始尽可能多地屠杀和奴役他们。早期人文主义观察家辩称，根据经典作家的想象，人类在森林中享有纯真生活的“黄金时代”，就体现在新世界土著居民的身上。天主教修会派来的传教士们，都努力保护其教区的信众不受世俗的掠夺，还列举出原住民的各种自然品质：自然的善良、自然的信仰、对法律和秩序的自然意识。另外，所谓的野蛮性也被认为是孩子般的放纵而得到原谅，也因此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的纯真。在蒙田眼里，即使是报告中提到的巴西食人族，也给欧洲人上了不少道德课，欧洲人凭借自以为是的信念就相互屠杀，而且比食人族还要冷血，实质上就是“将对方生吞活剥”。莎士比亚笔下卡利班[9]的形象也许还颇有争议，他饱受鄙视，具有破坏性，性欲来势汹汹，但很明显的是，他就是可怕的错误的受害者。

这些人物性格在“高尚的野蛮人”之类的人身上兼而有之。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休伦人身上发现了这样的品质。与他们的邻居相比，休伦人确实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当讲易洛魁系语言的其他族群都把外来的传教士们认定为敌人要加以消灭时，休伦人却将他们看作潜在的朋友、伙伴和教授有益技术的指导者。传教士的文章在欧洲传播开“休伦热”，里面描述的尽是休伦人的自然智慧、善良互助、对陌生人的慷慨、彼此平等、热爱和平及其作战实力。他们对艺术和手工艺十分精通，甚至还被认为掌握了书写文字的基本形式，和那些缺乏休伦人这些天然美德的野蛮人表现出的拙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启蒙运动中的世俗哲学家，会自由借用耶稣会中有关外部广阔世界的报告，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休伦人的理想形象，并让其传达的信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天真休伦人”是“高尚的野蛮人”的直接开创者；在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中，他们拥有的智慧未受传道灌输的污染，成为批判教会与国家的喉舌，以及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自由恋爱的代言人。这个形象有潜力使社会陶醉，这一潜力在一部作者不详的喜剧中得到提炼升华，这部戏剧于1768年在巴黎上演，要么启发了伏尔泰塑造的“休伦圣人”形象，要么照抄了伏尔泰。[10]剧中的休伦英雄是一位出色的情人、猎人和战士，同时还胸怀知识分子的抱负，穿越整个世界，“去一窥世界起源的端倪”。当他的情人被监禁到巴士底狱时，爱情征服了理智；在一场对1789年大革命的惊人预演之中，他煽动暴徒到监狱烧毁了屋顶，冲破了城墙。“高尚的野蛮人”的传说增强了人们对民间智慧的信心，因此，也鼓舞了人们对人民主权的信心，激发出了18世纪后期的革命战斗呐喊。

美洲不仅改变了世界图景、历史演化轨迹、革命历程和人类的自我认知，也推动了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转型：那是世界经济平衡的一次重大转变。欧洲剥削者接触到了美洲的财富，同时接触的范围和种类也极大丰富，这带来创造财富的新机遇，在此之前，全球贸易只有一个主要轴线：连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那时，财富都过度集中在这条轴线的东端，那里有当时世界上工业化和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体。欧洲对大部分美洲的占领并不能马上结束这种自古以来的不平衡。事实上，19世纪初以前，印度对整个西方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类似的贸易顺差被中国保持到19世纪60年代。但这种不均衡早在16世纪末期就开始减弱，秘鲁和墨西哥银矿的高产量开始显示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至此，西方人已经拥有资金用以入侵东方市场，也拥有资本用以投向创造财富的新途径。

这一过程在17—18世纪的势头更劲，随着越来越多的美洲土地被开辟出来，以及新的企业和产品层出不穷，包括美洲沿岸的大种植园，从美洲内陆开发出的各种资源，不断拓宽的商业前景等，这些都促进了西方世界的资本积累。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细节仍然很模糊，历史学家们经过激烈争论仍无法得到答案。比如，美洲的金钱究竟是消耗了东方，还是让西方变得更富裕？美洲的奴隶制为欧洲的工业化做出了什么贡献？西方的经济崛起是贸易的胜利还是强权的收获？东方世界的落后是暴力还是贸易的结果？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对美洲进行探索和开发这个大背景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说：假设哥伦布是正确的，假设世界真的很小，无法容纳下美洲大陆，那么，西欧将始终是欧亚大陆的一小块落后地区，它依赖于东方向它灌输技术、传播文化并转移财富。

所有这些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都是美洲人的共同成就，它使得哥伦布航海后的时代与之前变得大不相同了。影响早在美国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在美洲影响世界的最终舞台上，美国发挥的作用很特别却并非一枝独秀。浪漫主义运动诞生于欧洲，但其本质和表达形式中的部分精华还要归功于美洲。在18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科学家跟随孔达米纳远赴基多去测量地球的表面弧度变化，他们将出色的手稿图发回家乡，图上画有火山爆发和天空中的弧光等场景，既有示意图的严谨，又有粗旷的浪漫。科托帕希火山（Cotopaxi）[11]就这样成为一个浪漫的标志：这座山正是“小蓝花”（Blaue Blüme）[12]的精神归属。美洲的大好风光，从哈得孙河谷到安第斯山脉，无处不反映出浪漫价值，19世纪的画家们从中看到了这些价值。[阿根廷是个例外；那里的画家更钟爱风俗主义（costumbrismo），那是一种赞美南美牧人的风俗画，画家们满眼看重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它的风景。这可能反映了被荒野包围的城市居民面对绵延的蛮荒产生的集体性神经征，在那个时代，阿根廷还不拥有美洲最南端的领土。在南半球的其他地方，都可以毫无顾虑地放纵浪漫情感。]浪漫主义的政治表达，有将“自由个人”理想化的现代共和主义，还有19世纪早期在美洲偏僻地区实践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它们早在涉足旧世界之前就在新世界中经历了考验。

[1] 基督教认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化成肉身，即为耶稣基督，基督为神性和人性的结合。

[2] 夏尔·玛丽·德·拉·孔达米纳（1701—1774），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

[3]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4] 火地岛是南美洲最南端岛群，东部属阿根廷，西部属智利。

[5] 盘古大陆指在古生代至中生代期间形成的那一大片陆地。

[6]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84—1566），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

[7] 弗兰茨·博厄斯（1858—1942），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

[8] “高尚的野蛮人”指欧洲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假想的原始社会中的有着天真无邪生活状态的人。

[9] 卡利班是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

[10] 参见伏尔泰的中篇小说《天真汉》。

[11] 科托帕希火山位于厄瓜多尔中北部。

[12] “小蓝花”源自1811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小说中提到了蓝色的花，象征着浪漫而又忧郁的感情。

旧世界与新世界：殖民经历如何团结起整个美洲

诚然，与旧世界的接触改变了新世界，在美洲各地，其改变的方式就算不够一致，却也颇为相似。这场改变的效果总体上在于融合整个南半球，将各部分团结起来，承担同样的灾难、机遇和复兴。白人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人口灾难；枪炮、病菌和种族灭绝相结合，也许导致原住民人口总共减少了90%（历史人口统计学家对相应的总人口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减少的人口比例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在西班牙统治的大多数地区，强大的经济动机让西班牙王国政府要保持殖民地原住民臣民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具有人道精神的神职人员还向国家施压，这使得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恢复得以较早开始，这种恢复大概在16世纪末左右出现在部分地区，到18世纪大多数地区都有出现。但是，并不能误认为这就证明了西班牙殖民者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在西班牙人定居或统治的大多数地区，他们都需要自己领地的印第安人提供劳动力，以维持古老的集约型农业生产；因此，他们力图让当地人都活下去，对于瘟疫降临杀死了他们的劳动力和进贡者，他们也不胜其烦。西班牙人责怪印第安人太容易死去。在有些地方，原住民对西班牙人的帮助，还抵不上他们帮的倒忙，西班牙当局往往会打破自己的管理规则。在17世纪初期，智利总督加西亚·拉蒙（García Ramón）坦然宣告对马普切人[1]开展歼灭战；但这一努力却以中途失败告终，不仅因为神职人员反对，也因为歼灭是不可能的。

对许多原住民族群来说，当他们的人口恢复开始的时候，为时已晚；当时，安的列斯群岛大部分地区的原住民都已经被赶尽杀绝，他们的文化也已经随之消失。无论如何，原属西班牙统治的某些共和国独立后，重新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连殖民时代都闻所未闻的系统性灭绝，竟然于19世纪80年代由罗加将军（General Roca）[2]在阿根廷南部实行。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面，智利南部虽然没有出现明确的种族灭绝，但是在大约相同的时间，一项残酷的全面对抗政策改变了这里的面貌——只不过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一个事件：来自多尔多涅（Dordogne）的一个疯狂的法国乡绅试图征服阿劳卡尼亚（Araucania）[3]，他这么做，起先是为了法国，后来则是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建立自己的王国，他的理由是：土著人有自决权，而智利“没有权力干涉，其国家法律也属无效”。

整个殖民时代，貌似坚韧不屈的马普切人一直守卫着自己的独立国家，对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怀有极大的崇拜。当智利推翻西班牙统治时，马普切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西班牙王国是如此忠诚。孱弱的新生共和国无力在阿劳卡尼亚地区实施统治，比奥比奥和瓦尔迪维亚（Valdivia）地区之间的这片土地属于不可征服的印第安国度。尽管如此，1850年至1875年之间，智利找到了手段和动机，要对马普切人摊牌。当时，全世界范围的人口激增提高了对智利的硝酸盐和铜的需求，智利用从中赚取的资金购买了“帝国的工具”——钢炮和加特林机枪[4]。铁路撕开一片片处女地。来此定居的殖民者们，因为欧洲人口过剩而从故乡向外迁徙，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给印第安人的土地带来新的压力。19世纪60年代末，战争爆发。接下来的10年里，智利因为在不同战线对抗秘鲁和玻利维亚，其清除原住民的努力受到这些战争的牵制。马普切族的印第安人取得了一系列防守性胜利，这令人钦佩，足以媲美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受害者拼死一搏反抗帝国主义的胜利：毛利战争期间，土著居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抵抗取得胜利；苏族和夏安族（Cheyenne）[5]在小比格霍恩（Little Bighorn）战役中获胜；祖鲁人（Zulu）[6]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战役[7]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和所有这些胜利一样，马普切人的抗争只能起到短暂的效果。智利利用牢固的边防将各路敌人挡在领土之外，这一战略逐步将马普切人推入一片无法维系生活的土地。到1883年，他们被击溃，被迫退回他们原先领地上的一小块保留地。即使如此，他们还算过得比较好的，阿根廷和北美的那些同胞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或者被消灭殆尽，或者因溃败而被强迫迁徙他乡。

在英国殖民势力主导或“盎格鲁”统治的地区，在原属西班牙的美国西南部之外，人口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到西方征服之前的繁荣水平。英国殖民地依靠的是外来劳工——契约奴和奴隶，所以，可以承受得起对领土上印第安人的屠杀或把他们向西驱逐。他们有一个现成的灭绝思想。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以色列人”。这些印第安人则是一批“未受割礼的异邦人”，对待他们，要像古时以色列对待摩押（Moab）[8]、以东（Edom）[9]和非利士（Philistia）[10]那样，要毫不姑息。英国人对教士的那一套自律并不感冒，对于在美洲存在的正义性或者他们发动战争的道德性等问题，他们很少承受西班牙人那种良心的煎熬。那些对自己的土地缺少开发和封闭管理的能力的人，失去它是咎由自取。真正的领地占有权只能由围栏线或开路机的轨迹来证明。英国殖民地扩张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太过贫穷，都不具备被剥削的价值。将他们逐出土地，用白人农民或黑奴取而代之，才是更实惠的做法。这种推理只在一处殖民地有所改变，那就是早期的宾夕法尼亚。在这里，道义和物质上的考虑结合起来，更支持与当地印第安人友好合作的政策。幸得创始人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身为公谊会教徒而具备高尚的道德追求，据说他以合理的价格从当地原住民手中买来了土地，而且，原住民因受到鼓励还继续留在领土边界上，以作为敌对部落和欧洲帝国竞争者的缓冲。然而，这种“爱和赞同”的平衡，注定在18世纪陷入崩溃，白人人口压力日益增加，导致人口过剩，冲破了佩恩曾设想的国家限度。

纵观英国殖民下的美洲土地，原住民族群是拓荒者和王室代理人之间冲突的根源，王室代理人们既想要印第安人的边疆缓冲地给自己带来保护，又想要一群相对密集的白人劳动力为自己带来利益，而在边疆上占领印第安土地会稀释这些白人人口。但是，在大多数殖民地居民看来，印第安人纯粹是他们侵占土地的障碍。种族灭绝是处理他们的最佳手段。1637年，有一场明显试图灭掉新英格兰佩科特人（Pequot）[11]整个族群的行动，而光是神秘河（Mystic River）[12]那次大屠杀就实现了一半目标，根据总督的报告，屠杀现场可以看到遇难者“在大火中煎熬，而血流成河又将大火扑灭”。属于这个部落的名称也被禁止。1675年，殖民定居者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不满现状，公然蔑视官方政策，在弗吉尼亚发动了战争，其明确目的就是消灭所有印第安人，无论他们是友好抑或敌对。这是一场具有17世纪后期特征的典型暴行，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张的殖民地与备受威胁的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同样的紧张局势也引发了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西班牙殖民区的暴力冲突。就双方的人员伤亡情况而言，最惨重的一场要属1675年至1676年新英格兰的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这场抵抗运动由阿尔冈昆人（Algonquin）首领发起，他成功组建起一个异常庞大的印第安联盟，试图阻止白人的扩张，这可能要调转种族灭绝的矛头指向；在那短短的几个月，白人的处境真正是危在旦夕，直到殖民者这边挑选出从内部背叛土著部落的人选，才让这场对抗的天平重又向白人倾斜。

18世纪，英国王室的殖民代理人做出新的尝试，修改了边防政策，使其更有利于印第安人，因为当时和法兰西帝国的竞争让原住民的友谊和顺从升值。但是，随着对法国的胜利和安全的巩固，与印第安人临接的边境地区的摩擦逐渐增多，有时殖民当局甚至采取暴力对抗的措施，目无法纪的殖民者也会屠杀印第安人。在独立后的美国，种族灭绝仍未停止，直到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人最后一片有价值的土地被偷走，边疆正式宣告“闭合”，伤膝河（Wounded Knee）的死者[13]被入土埋葬，大规模杀害印第安人的事件方告结束。当美国终于得以在1910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人口统计时，他们总计有26.6万人；根据最乐观的估计，这可能还不到16世纪同一地区人口的10%。

在巴西，类似的做法甚至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都颇为典型。巴西原住民在殖民时代的遭遇更加悲惨，因为法律允许对他们进行奴役。根据现在的估计，单单在内格罗河（Rio Negro）一带，1750年之前的100年间被奴役的原住民就多达300万。在巴西，1900年统计到的原住民社区到1960年便已经消失了35%。冷酷无情的驱逐、破坏性的土地征用，以及恣意妄为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正在牛津大学我所在的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那时，和我吃晚饭的时候他总高谈阔论，主张巴西人由于自身的葡萄牙传统而拥有优于其他拉美人的人性，这让我感到厌恶。最后，我的耐心终被消磨一空。“抱歉，”我说，“但巴西人就没有屠杀他们的印第安人吗？”“这个，”他答道，一边停下咀嚼满口的奶油烩牛肉，“他们屠杀了一些。”每一种多元文化论都有其局限性，而巴西，作为世界上最早示范多元民主的国家之一，却长期把印第安人视为一个例外。

人口灾难实际上促进了新经济实践——大牧场经营、奴隶种植园、采矿业、雇佣劳动力，以及远距离贸易——在整个南半球的传播。大牧场经营这个新事物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改变广大地区的生态结构，还因为整片美洲大陆提供了那么多合适的土地。它源自旧世界的心脏地带，那里的土地相对来说就十分狭小，比如在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14]供放牛的边角土地，以及横穿卡斯蒂尔（Castile）[15]供牧羊人游牧的狭窄路线。在新世界，大型牧场的到来填充了大片大片的北美和南美大草原、高林地。在欧洲殖民者闯入之前，这些地方的生活几乎方式不为人知。在殖民时代以前，虽然美洲许多地方都养殖水产生物，但当地适合牧养的陆地动物却没有几种：只有安第斯山脉的骆马和羊驼能以这种方式牧养，但即便是在当年，发展的规模也相对较小，且很有限。要发展放牧业来为人类生产食物，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边疆土地必不可少；除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草原之外，其他环境类似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供驯化和食用的动物。前面已经提到的大角羊，也许是北美地区一个可利用的物种，但大角羊的正常栖息地似乎“高处不胜寒”，除了住在周边地区的人们能上去进行季节性暂住，定居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当地的鹿、野牛、驯鹿、麝牛和大羊驼都随处可见，但问题是，不管在哪里，附近的土著族群都没有任何手段或动机去驯养它们。

来自欧洲的各种新品种牛让大牧场的经营成功实现，与此同时，欧洲的新技术也为采矿业带来了变革。对砂矿金属和浅层矿的局部开采被深井矿石的大规模开采所取代，这些矿石需要高温冶炼，或需要之前无法获得的材料来完成混汞法提炼[16]。和大牧场的情况类似，相比旧世界，这里的矿业发展的机会简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规模。16世纪，美洲大地成为一个剧场，搜寻“理想黄金国”（El Dorado）[17]的人纷纷登场——据说，那是个神话般的富饶国度，满地黄金，为了寻找这个地方，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探索了圣劳伦斯河[18]，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深入北美腹地的堪萨斯，沃尔特·雷利（Walter Releigh）走遍了圭亚那。黄金国及其他类似的神话让人们丧失了信心，但随后真正的财富从河流中被淘出来，或者被掘地挖起：16世纪萨卡特卡斯（Zacatecas）[19]和波托西（Potosí）[20]的“白银山”和埃斯梅拉达斯（Esmeraldas）[21]的翡翠；17世纪至18世纪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22]的黄金和钻石；19世纪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的淘金热；还有穿插在这些壮观大事件之间的无数地方性淘金热。矿业为雇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手段和中心。最终，工资取代了支撑着前殖民时代经济的朝贡体系、劳役、奴役和自给农业。最后，这里没有成为区域社会体系各不相同的世界，整个南半球反而或多或少趋于一致，孕育着同样的资本主义。

远距离贸易以欧洲征服之前难以想象的规模，扩大着文化交流的地域面积，直至把整个美洲半球纳入其中。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前殖民时代的交易模式在殖民时代的新大陆往往保持完好；欧洲商人加入到既有的贸易社区，或者扩大了贸易的覆盖范围，或者增加了贸易量，寻找印度洋的冒险者们口中的“乡间贸易”——也就是没有欧洲参与的地方性或区域性的交易——在此发展得红红火火。在北美殖民地，鹿皮和海狸皮的贸易仍延续着殖民时代之前的做法。“森林游侠”和穿鹿皮装的拓荒者在既有线路网内见缝插针地生存，这个线路网连接着猎场和贸易进贡的路线。休伦人作为农民和商人，其实不需要狩猎，除非需要进行传统的锻炼或猎取补充食物，但他们在17世纪早期充当着皮毛贸易的中间商，为魁北克的法国买家供货。在17世纪20年代，他们每年供应10000—12000件毛皮。若干年前，我曾偶然发现了一份精彩的文件，来自委内瑞拉的殖民地，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而它最后却偏偏落到了伦敦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据推测，它搭乘一艘英国海盗船而来。这份文件原本在1594年左右由一艘邮船送往西班牙，该船必定是在中途被海盗船抓获。这份文件解释了16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沿岸地区，西班牙企业家是如何参与当地纺织品、天然药物和染料的独木舟运输贸易并赢利的。同理，尤卡坦征服者赖以生存的经济不是什么宝贵资源的跨洋贸易，而是墨西哥中部进行的古老贸易的延伸，其主要基础在于为满足墨西哥城的消费提供可可。

当然，西班牙的活动不仅限于这种类型的温和投机活动，不全是传统的一套。西班牙王国称得上是新兴美洲内部贸易路线的伟大开创者。新的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从一个个地方拔地而起，特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海地区，这些新城市吸引着源源不断的食品、纺织品和建材。1527年至1533年征服秘鲁期间，西班牙需要一条新的洲际路线横跨巴拿马地峡，而正是这条路线，日后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主要输银动脉，后来在拉普拉塔河上开通的由玻利维亚通向大西洋的另一条线路也同样重要。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出现了新的采矿企业，它们依靠骡车队路线提供的运输服务，而当地的土著文明群落从来没有这种需要。16世纪中叶，西班牙征服了智利大部分地区，受此激励，一条传奇的海运新航线被开拓出来，航线绕道太平洋深处，以便绕过洪堡寒流；乘坐大帆船的话，从秘鲁利马到智利中部的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比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横跨大西洋到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行程时间更长。

西班牙人的边界缓慢而无情地向外蔓延，让原本互相陌生的区域有了接触；墨西哥和秘鲁之间的联系就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个例证，因为这些地区的文明相互之间竟然从来没有任何明显的接触，直到西班牙人抵达这里才改变了这一状况，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尽管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的西班牙领地上有些迹象表明当地受到历史上墨西哥文化的影响，而加利福尼亚却真正是个新发现，在18世纪，西班牙使团在那里创建了首批服务于定居和农业的企业，使该地区有望成为西班牙王国其他领地的贸易伙伴。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土著商人本来完全有可能在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里航行，但据我们所知，他们从没这样做过。这些强大而神秘的水道没有被充分开发利用，成为商业动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被英勇探险家的不懈努力彻底改变。在他们当中，佩德罗·特谢拉（Pedro Teixeira）于1639年证明了可以从大西洋沿亚马孙河向上游航行至基多附近，还有号称“阿普雷河（Apure）[23]哥伦布”的米格尔·德·奥查加维亚（Miguel de Ochogavia），他在1647年用一段打油诗来庆祝自己的成功：

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并荣归故里，

从奥里诺科河归来——金石为开，远离恐惧。

为了上帝，谢天谢地，我奉献出我的奇妙经历，

为了你们，我的读者，我奉献出全部贸易之利。

研究西班牙帝国开辟的新型商业的历史学家历来都专注于给全世界带来改变的跨洋贸易线路：著名的“去（西）印度之路”（carrera de Indias），将西班牙和美洲连接起来，把金条源源不断地运来然后投入货币短缺的欧洲经济体；奴隶供应商的奴隶专卖许可证（asientos）[24]，让其他欧洲商人能进入西班牙的主要殖民地，并连通了美洲和非洲；还有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25]贸易航线，这条航线每年都横跨太平洋抵达阿卡普尔科，促进了墨西哥白银和中国制成品的直接交易。但是从美洲历史的角度来看，连通美洲内部的新冒险旅程更加重要；这些路线让美洲半球原本各自分离的部分都交织在一起，从而才有可能把越来越大的区域放进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北美，对毛皮商人而言，尽管欧亚市场才绝对是他们输出产品的最终目的地，但他们也是“乡间贸易”的开拓者，逐渐将他们的货品供应路线推进到内陆深处地带。直至殖民时代结束，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流域被开发成贸易的新高速通道，使得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主权问题变得十分关键，由此导致的主权之争中发生了几次出人意料的反转，最终，这些争议于1803年得以解决，美国成为最后赢家。

美洲越来越多的地方因贸易而紧密结合起来，这一趋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进一步加速。小理查·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在《两年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中描述的著名经历说明，需要多么非同寻常的首创精神才能打通加利福尼亚和新英格兰之间的海上通路。他们绕过合恩角（Cape Horn）航行到大陆的另一边，而这是一条出了名的艰难路线，途中水手会被迫拉紧帆桁，逆风牵引。当他们一路航行到洛杉矶附近的海滩时，便在这里晾晒兽皮，还参加了一个美国北方商人的婚礼，只见他双唇紧闭，头戴大礼帽，正迎娶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开始被纳入到美国的生活之中，包括文化上和商业上，直到后来，通过安全可靠的陆路穿越美国大陆才成为可能。在探险家、科学家、捕猎者、耶稣会士、摩门教徒和淘金者等开拓者的努力下，美洲内部的网络化联系和相互融合持续深入，正是他们在19世纪初艰苦卓绝地挑选出环美洲和内河航线。紧随其后，马车队和铁路测量师也纷纷登场。

贸易路线所到之处，总伴随着生物群的转移。随殖民主义而来的生态交流发生在美洲全境以及大洋两岸。如今，同样的玉米品种既生长在北达科他州，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也有种植。想当年，殖民征服到来的时候，中美洲以外的地方还不知火鸡为何物，时至今日，火鸡早已成为美国的感恩节头牌菜肴。辣椒则征服了北方人的口味。墨西哥美食的典型原料在烹饪界不断开疆拓土。这套美食的热门招牌是辣椒，玉米和黑豆是其固定的符号；搭配的酸橙提供点缀；摊开的大片奶酪堪称其旗帜。辣肉酱当属墨西哥的招牌菜。辣椒参与了美国的美洲化进程，引发这一进程的全套原料在美国吞并西南部土地之前就存在，且自那时以来，便逐渐把征服者征服了。

生态交流的清单里还包括花生。它起源于秘鲁，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初当地人就种植花生。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花生传到北美的路线十分迂回：首先由葡萄牙人带到非洲西部，然后又被当作食物随运奴船送到新大陆。19世纪后半期刚开始，美国黑人农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26]非常重视花生，认为它们有潜力解决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资源短缺：油脂短缺。全球人口增长，军需品工业迅速发展需要新的材料来润滑弹药筒，这些都导致对油脂的需求大幅增加，致使油脂原料变得十分稀缺。他找到了压榨花生的方法，可以从中提取出高产量的油，同时还能利用其整体制成食品。如今，美国是全世界第三大花生生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在这样一个国家，花生酱已经成为一种安慰性的美味，让人想起童年和母爱带来的安全感。就美国来说，佐治亚州在该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吉米·卡特（Jimmy Carter）[27]的花生种植农身份，在他1976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帮他建立起平易近人的可靠形象，当时的电视宣传片还展示了他亲手打理自己庄稼的场景。西红柿起源于安第斯山区，在古代中美洲的食谱中分量很重，同样也必须假旧世界之手传到北美。西红柿传到北美已经是18世纪的事了，然而，西红柿现在从消费量来看已经是全美国第二重要的蔬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为热狗和汉堡调味品的番茄酱的普及。超过西红柿位居第一的只有土豆；而土豆同样是来自南美的品种，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植品种，它是源于安第斯山区的块茎植物，最早的种植或许出现在距今遥远的10000年前，后来却依靠欧洲人充当中介再把它传到了北美。

[1] 马普切人是一群生活在智利中南部和阿根廷西南部的原住民。

[2] 胡利奥·阿亨蒂诺·罗加（1843—1914），阿根廷政治家、军人，1880年至1886年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3] 阿劳卡尼亚，智利的一个大区，首府特木科。

[4] 加特林机枪是美国人理查·加特林发明的一种早期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机枪。

[5] 夏安族是美国大平原的原住民，是一个印第安部落，以骁勇善战闻名，属于阿尔冈昆语族。

[6] 祖鲁人是非洲的一个民族，现主要居住于南非，祖鲁王国是19世纪南非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7] 伊桑德尔瓦纳战役是1879年南非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以突袭战大败英国殖民军的战役。

[8] 摩押是死海东面的古王国。

[9] 以东是《圣经》中记录的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铁器时代的王国。

[10] 非利士是公元前12至前4世纪地中海东岸古国。

[11] 佩科特人是说阿尔冈昆语的印第安人，住在今康涅狄格州泰晤士河谷，以种植玉蜀黍及渔猎为生。

[12] 神秘河位于今美国马萨诸塞州。

[13] 1890年12月，美国陆军在南达科他州伤膝河战胜印第安人，史称伤膝河大屠杀，这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美国从此可以把注意力从巩固西部领土转向对外事务。

[14] 埃斯特雷马杜拉是西班牙西部一个自治区，葡萄牙紧邻其西界，首府为梅里达。

[15] 卡斯蒂尔是西班牙中北部地区的中世纪王国。

[16] 混汞法提炼是一种使金属与汞合金化以便从矿石中分离金属的方法。

[17] “理想黄金国”指旧时西班牙征服者想象中的南美洲藏宝城。

[18] 圣劳伦斯河连接着五大湖和大西洋，流经加拿大主要城市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

[19] 萨卡特卡斯位于墨西哥中部地区。

[20] 波托西位于玻利维亚中南部地区。

[21] 埃斯梅拉达斯是厄瓜多尔西北部城市。

[22] 米纳斯吉拉斯位于巴西东部地区。

[23] 阿普雷河是一条委内瑞拉中西部的河流。

[24] 1543年至1834年间，西班牙政府批准其他国家向西班牙殖民地贩卖奴隶的许可证。

[25] 马尼拉大帆船指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航行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西班牙货运船只。

[26] 乔治·华盛顿·卡弗（1864—1943）,美国教育家、农业化学家、植物学家，第一个进入艾奥瓦州立大学并取得农业硕士学位的黑人。

[27] 吉米·卡特（1924—），美国第39任总统，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殖民地的稳态

综上所述，殖民时代这段历史经历产生的影响在于减少了大美洲各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并没有让它们渐行渐远，走向分裂。殖民主义引进了一层政治权威，即来自陌生人的统治，无论在哪一块殖民地，这种权威都基本类似；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如此高度统一的政治秩序覆盖这么多的美洲地区。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传统，与之前的异教相比，都非常统一。欧洲入侵者传播了稳定一致的技术用以创造财富和发动战争。他们采用了同样的经济手段，同样的书面语言，统一的公共生活习俗和礼仪，他们对于童年与婚姻、亲情与血缘关系、友谊与敌意、战争与和平、爱与死亡的含义有一致看法。据我们所知，以上这一切过去都不曾在全美洲实现过统一。因此，直到殖民时代的终结，大美洲的历史仍保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实际上，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些共同特征比内部的差异显得更加突出。

西班牙殖民地为文化交流打造出一套庞大的新框架。在西班牙人初来乍到的头200年，大美洲古老的中心地带向外输出文化的实物证据比比皆是。耶稣会教堂出现在亚马孙河流域和查科地区。西班牙人建立的城市在南美锥形大陆的腹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在此前这片地区对城市文明闻所未闻。在18世纪，方济各会传教团和军事要塞沿加利福尼亚海岸渐渐蔓延开来，并深入到与北美大草原毗邻的沙漠边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代表们正就原住民族群的臣服进行协商，所涉及范围最北至密苏里北部的曼丹族（Mandan），最南到比奥比奥以南的惠里切人（Huiliches）[1]。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2]成为整个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经久不衰的通用语。相比之下，英国势力统治下的美洲事务则处于有限而又风雨飘摇的状态。19世纪以前，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的领土少之又少：只有牙买加和几个加勒比岛屿，以及后来的佛罗里达州。力量和机遇的天平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偏向英属殖民地的呢？而19世纪的大分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让北美，尤其是美国，走上一条狂热路线，不仅直指对南半球的支配权，还最终称霸全世界？其原因何在？常识引领着相关调查来到殖民时代结束时动荡的过渡时期。

[1] 惠里切人是智利马普切人中活跃在南部的一支。

[2] 据说西班牙语起源于西班牙卡斯蒂尔地区的中世纪古西班牙语，所以人们也把纯正的西班牙语叫作卡斯蒂利亚语。

第四章　独立时代

转向内陆

18世纪，在大美洲的土地上，欧洲帝国主义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均被一个局面彻底改变，我称之为“转向内陆”：开发大陆内地的实业潮。在西班牙殖民地，这一过程在其大规模展开之前，很早就已经发端了。而在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根据记载，稍早时候只是出现了非常初步的萌芽。在18世纪，各地的发展变得均衡。

在此之前，北美被证明相对不宜定居。16世纪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尝试几乎都以失败告终。17世纪，有些殖民地在那里建成了，但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在生存力上取得突破，也就是说，让人口出生率保持可持续性，成功地实现世代交替。西班牙早期征服的美洲土地，大部分都能依靠原住民人口的发展水平继续保持人口的生存力，但是，这在北美的殖民地却行不通。尽管对于北美的原住民在刚接触到欧洲人时到底有多大的人口规模，目前还缺乏相关估算，在可靠信息基础上，有人猜测可能在200万到400万之间，但毫无疑问，美洲半球的北部确实人烟稀少。而且，即使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也不太适合从事任何定居性的工作，充当殖民帝国的劳动力；而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规模庞大而密集的原住民人口则截然相反，他们成了西班牙的劳动力大军。

最开始，移民无法即刻弥补劳动力的空缺。到弗吉尼亚的大多数移民即使没有生存问题也容易死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下半叶，人的预期寿命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基本没有殖民者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美好光景。弗吉尼亚大沼泽里从1607年起便建立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但是，首批约100个定居者中，只有38个人坚持生存到登陆9个月后，由此可见，那里实在太不利于健康。最初到此定居的3000个移民之中，经过1622年和原住民的一场血腥恶战后，只有几百人存活下来。首批殖民者到此定居后，大概过了50年，这里的人口才开始自然增长。这一突破伴随着移民到来频率提高，在1650年至1670年期间，这一数字增长了两倍。

新英格兰的环境相对没那么严酷，用一位清教徒移民的话说，“天生丽质而条件优渥”。早在17世纪30年代初，当地的殖民者靠种植就足以养活自己，人口自然增长也保证了人口总数的不断增加。然而，这片土地缺乏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因此对移民不具备什么吸引力：在整个17世纪只有21000人移居到此，不仅如此，这一数字还在减少，1640年后到该世纪末来到此地的移民人数，只有移民总数的1/3。北美的殖民地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在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1]，到1664年殖民地陷落之时，只有5000人在当地居住。17世纪下半叶，新法兰西（New France）[2]接收的移民还不到4000人。尽管法国按早期欧洲的标准有非常稠密的人口，却从来没能输出太多殖民者。

因此，法国人无法效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内陆创建庞大的陆上帝国。英国开始效仿也只是在18世纪后期，当时，移民数量猛增，来自新英格兰的移民因人口过剩而不得不迁居到俄亥俄一带。这些史实非常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判定美洲殖民化成败的考验在于内陆地区的行动；这正是“帝国发展必经之路”的方向。那些只依附海岸的殖民地，也许永远都无法完全实现美洲化，更确切地说，它们往往沦为欧洲的前哨站，或海洋文明的边缘地带。

欧洲的海上帝国，迟早都要缓缓向陆地移动，而那里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天下。海上帝国和陆上帝国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位置的区别，或地理特征和分类的不同。海上帝国是把持贸易的帝国，它们一直在寻求开拓贸易的渠道，有时还想加以控制。陆上帝国则不论是否涉足贸易，都试图在贸易之外控制生产。哥伦布第一次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时候，曾设想过一种贸易方案，想象着把这里变成一个欧洲商人的殖民地，受卡斯蒂尔的官方庇护，买卖棉花、乳香和奴隶。现实中，这些商品的供应量都不大。经济政策反而转变成紧盯岛上的金矿。哥伦布在1495年至1496年发起的征服战争尽管规模不大，但仍可以被当作为开创西班牙陆上帝国迈出的第一步。

墨西哥被征服标志着帝国主义实现了突破，进入一种新的类型：占领广阔的内陆土地。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秘鲁和哥伦比亚境内被征服的土地也基本属于高地王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沿河而上进入大陆腹地才得以占领巴拉圭。直至16世纪中叶，正如欧洲其他国家所察觉的那样，西班牙殖民帝国已经不再局限于“海上领地”，“沿海领地”所占比例也大幅下降，转而染指更深的内陆，攫取当地的贡品和白银等至关重要的资源。1598年，新墨西哥（New Mexico）的征服者们因为不懂北美地理，还指望自己占领的这个地区给他们打开了通向太平洋的方便之门；事实上，他们为西班牙帝国又新添了一块内陆领地。与此同时，传教团，尤其是南美正中部的耶稣会士，开始为西班牙开辟另一片新的广阔陆地疆土，吸收众多的原住民人口。

在美洲活动的其他欧洲帝国，由于不具备西班牙殖民地可利用原住民劳动力资源的那种优势，刚开始向内陆的扩张规模非常小；殖民者坚守在海岸附近获取新的领地，在这些地方，他们种植自己引进的作物，例如加勒比地区的蔗糖、弗吉尼亚的烟草、卡罗来纳的大米，以及几乎遍布所有地区的小麦。有时，小地方也能结出惊人的果实：18世纪，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面积只占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半，论其规模，算不上一个大陆帝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岛屿，却创造了经济奇迹，一度成为全球咖啡和糖的主要生产地。在巴西的土地上，当地特产之中的苏木首先吸引来大规模的商业关注。很快，糖料作物取而代之，但它从种植、收获到提炼都相当费时费力，需要资本的不断投入，以及大量的专业劳动力工作。这只适合沿海地区，糖料作物可以顺利生长，也方便运输。单就种植糖料而言，种植园主永远不会对在巴西腹地建立大片的种植园有什么兴趣。

17世纪初，西班牙对亚马孙河流域的探险航行兴致勃勃，这驱使葡萄牙也开始对巴西内陆地区产生了兴趣。然而，随着17世纪的进程和葡萄牙帝国的重组，葡萄牙人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往巴西身上集中。与荷兰和西班牙的长期交战，已使得葡萄牙负担沉重，更重要的是，印度莫卧儿王朝、日本德川幕府和阿巴斯一世（Abbas I）时期的伊朗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等亚洲本土国家的崛起，给葡萄牙带来巨大压力和威慑，迫使他们从大多数东方殖民地据点撤离。事已至此，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巴西成为葡萄牙帝国殖民地萎缩之后留在其皇冠上的最后一颗宝石。从里斯本或非洲奴隶贸易口岸出发，经过不到两个月的航程就可以到达巴西大部分海岸。即便如此，葡萄牙仍迟迟不愿向内陆发展帝国主义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成本。当时的内陆控制权绝大部分都归私人奴隶主和牧场主所有，直到17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报道称在内陆深处发现埋藏有黄金和钻石，事情开始发生改变。到17世纪后半叶早期，葡萄牙激进的内陆开发活动已迫使西班牙人将殖民据点回撤到和现在西班牙语世界大致相当的范围内。虽然西班牙的新世界殖民帝国在地域上更为广阔，但是葡萄牙在某些方面更为高效，能够在不利的环境中披荆斩棘。有些地方基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劳动力，但凡有些人力的地方，大部分也要去抓来、奴役，再强行发配。

当时，美洲内陆的诱惑引来了英国和法国，它们争相效仿西班牙，欲在新世界大陆也建立自己的帝国。由于英国移民人口众多，加上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就饱含热情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开疆拓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看起来声势浩大。而法国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只不过是地图上圈的一块地而已；尽管法国本土的人口密度不小，但18世纪的法国人还不愿移民。不过，纵使他们并没有有效地付诸行动，这两个国家却都声称控制了北美腹地的大片土地，直至1763年法国撤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先发制人的投机冒险活动，意在把西班牙排挤出那些大部分潜力在当时还尚未可知的土地。这场向内陆的大转向，将目光集中在大陆内部地区，将殖民精英们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帝国上。

这进一步促成英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帝国，并且，在18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段，这个新帝国的内部迅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殖民的前景由此豁然开朗，出现了爆炸式的移民潮。随着新世界的蓬勃发展，疆界不断扩大，当地人口的增长惊人，达到250万左右，只用三代人的时间就增加了10倍。18世纪中叶至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人口猛增了2倍，弗吉尼亚的人口则增加了1倍。大概从1760年起，殖民定居者蜂拥而至，登上阿巴拉契亚山脉，抵达俄亥俄和萨斯奎汉纳（Susquehanna）之间被他们称作“新迦南”（new Canaan）的那片乐土，重新占领了美洲大地上已知最早的人类栖息地。《美洲人是什么人》（What Is an American?）的作者米歇尔·纪尧姆·德·克雷夫科尔（Michel-Guillaume de Crèvecoeur）[3]成为美洲独立身份的首位剖析者，此前他曾想象自己加入移民大军进入宾夕法尼亚的荒郊野岭，“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数量惊人，一片片田地被开垦出来，广泛开展的工业向一群胆大又不知疲倦的人敞开了大门”。1769年，皮特堡（Fort Pitt）设立土地管理局，在开门办公的第一天就收到2790份土地登记申请。至1771年，已经有上万个家庭生活在这一边境地区。酝酿独立战争的许多“感情与理智”都属于这些新来的移民，他们被笼罩在激动人心的各种可能性之中，骚动不已。英属美洲殖民地向来动荡，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独立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属于后来者的国家。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虽无意模仿，却和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的西班牙殖民地极为相似，例如智利阿劳卡尼亚以南地区和拉普拉塔河地区。黑人奴隶无法适应新英格兰的气候，蓄奴也超出了当地经济的负担能力。新英格兰最初建于某种丹麦金（Danegeld）[4]式的抢劫的基础之上：用战争威胁敲诈原住民，以获得资助和供给。当地临海的地理位置使新英格兰殖民地得以坚持下来。农业移民在岩石土地上创造奇迹，而这些土地稍后被正式弃用，转而用来修建厂房，或退耕还林，因为人们在更远的西边开辟出了新的良田。但是，新英格兰人从未能充分参与到转向内陆的潮流之中。天然的山地障碍和敌对国家的殖民地边界阻断了他们从其临海殖民地向内陆挺进的道路。他们还是最适合发展海上冒险家的经济。贫瘠的内陆让工作机会和财富创造活动向海边移动，集中到捕鳕鱼和鲸鱼的捕鱼业和远洋贸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成功的殖民地经济的体现；在18世纪初，新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殖民地产粮的能力。贸易取代了农业，从事贸易行业的“国父”们也应运而生。

然而，新英格兰人因其和“母国”英格兰远隔重洋，逐渐疏远，就像到俄亥俄积极开发内陆的那些定居者和投资者被陆地隔得越来越远那样。归根结底，海洋通向全世界。不断改进的航海技术持续在全球各地为商业开拓出更多处女地。这个过程进展缓慢，或依靠一点一点的渐进式进步，或凭借突然的跃进，如18世纪后期开始采用的经度测算方法带来的突破。如果从事贸易的人囿于某个帝国的范围，那么随着整个18世纪的推进，这种贸易上的局限就渐渐变成一种明显的劣势。新英格兰与英国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自由贸易和公海自由航行，以及如何定义违禁品等问题的分歧上。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象征抵抗的伟大行动包括多次海上“事件”，通过公民不服从的方式让以上分歧和矛盾突显出来：1774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和1772年在普罗维登斯港（Providence Harbor）发生的夺取“葛斯比号”（Gaspée）事件。“活该你们流血！”在这样的咆哮声中，那些可敬的商人登上这艘缉私炮舰并将它烧毁。

[1] 新尼德兰是1614年至1674年荷兰在北美洲东部设立的殖民地，其地域大致包括今日美国的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部分地区。

[2] 新法兰西指北美洲的法属殖民地，被英国征服，后来成为加拿大和美国的一部分。

[3] 米歇尔·纪尧姆·德·克雷夫科尔（1735—1813），法裔美国作家和博物学家，他的作品提供了新世界生活的广阔图景。

[4] “丹麦金”是古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为防止丹麦人入侵英格兰而征收的税，税金用来向丹麦人纳贡，以换取他们不来抢劫的许诺。

美洲艺术概览

有些拉美人认为，文明成果之中只有艺术这一领域，他们从未将自己在历史上的优越地位让与美国佬。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西班牙的管理之下，古老的文明中心很容易保持他们对外的艺术输出。这种输出所依赖的传统、灵感和财富等优势，英属美洲殖民地一个都没有。美洲缺乏文雅的生活，新西班牙总督在16世纪40年代开办了一间“阿兹特克画家”工作室。索尔·胡安娜·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de la Cruz）是殖民地时代诞生在新世界的卓越作家，她的诗歌创作就受到当时总督们的支持。殖民者登陆后的短短几年之间，墨西哥和秘鲁就建起了几所大学，还进口了印刷机。17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国内经济在经历了痛苦的收缩之后迎来了生机，与此同时，墨西哥和秘鲁却为塞维利亚学校里滞销的天才之作提供了市场。跨太平洋的交流把东方——尤其是中国和菲律宾——的艺术品带到西班牙殖民地，进一步丰富了当地文化遗产。

然而，把羽翼未丰的英国殖民地和相对老牌且富裕得多的西班牙殖民地二者的艺术做比较，也有失公平。把前者和巴西进行比较会更好。19世纪之前，文明扩张进入新的处女地，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就发生在美洲大陆的南部，其中最明显的实例就发生在巴西。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1]将巴西这片土地献给圣十字（Holy Cross）教会。似乎这样巴西就得到了神的庇佑。这里成为耶稣会最早的海外宣教区，来到此地的第一位耶稣会士在巴伊亚（Bahía）发现了圣多默（Saint Thomas）[2]的足迹。尽管如此，在殖民活动最初的差不多两个世纪内，基本没有资金来负担艺术。殖民渗透都很肤浅，而财富的来源寥寥无几：首先是伐木业，随后是沿海的制糖业。葡萄牙殖民地和短命的荷兰殖民地所覆盖的南美腹地后来都被留给了印第安人和他们的迫害者——圣保罗的奴隶贩子。羽毛装饰、面具制作、人体彩绘，这些当地艺术并不被殖民者欣赏。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巴西还是在艺术史上掀起了一场小革命，这要归功于描绘植物、野生动物和本土生活的插画家，正是他们向欧洲艺术家展示出一个全新世界的图像，以及一场有关丰富和野蛮的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这个国家的疆域和财富在17世纪逐渐增加。政治和商业敲开了南美内地的大门，这起初是为了应对西班牙人在亚马孙河沿岸的劫掠，后来是由于荷兰和本土竞争者将葡萄牙帝国从其大部分亚洲殖民据点上赶了出去。随着黄金和钻石取代蔗糖成为巴西的“主流作物”，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的“黄金世纪”见证了这一过程是如何爆发的。在这片被财富冲刷的土地上，对高雅艺术高度渴求的时代到来了。有些资金流向了英国的服务商和制造商，激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些资金最后落到印度和中国手中，填补了西方世界与东方贸易国际收支中产生的逆差。而大部分资金被用来给祭坛包金和资助雕塑家、画家的创作了。金器和银器于1766年被禁止在巴西制作，以保护葡萄牙本土的工匠，但殖民地的手工业传统早已建立起来，传承者包括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士培训出来的原住民工匠——他们在格劳·帕拉（Grao Para）亲手打造的一个祭坛据说“可媲美里斯本的任何一个”。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工匠中还有混血儿和黑人。

其中，广受好评的最伟大工匠要数残疾混血儿阿莱雅迪尼奥（Aleijadinho），他出生于1732年左右，是一名葡萄牙木匠的私生子，也是他的奴隶。据说，他经历过一段不羁的青年时期，但这也许只是一段有宗教色彩的虚构。在那之后，他受到神的惩罚，患上了麻风病，肌肉萎缩、局部瘫痪，还失去了几个脚趾。米纳斯吉拉斯几座教堂外面就有他雕刻的杰作，它们全靠绑在他半瘫痪手指上的凿子完成。他那愤世嫉俗的扭曲风格在他创作的最后一批雕塑上达到了高潮，即位于孔戈尼亚斯多坎波（Congonhas do Campo）[3]的十二先知雕塑。当地出产一种皂石，刚开采出来时很软，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逐渐变硬，如果不是采用这种石材作原料，打造出那样生动的形态、表情和装饰细节对这位雕塑家伤残的手来说简直难比登天。

而男童奴隶曼努埃尔·达·库尼亚（Manuel da Cunha）之于绘画，就像阿莱雅迪尼奥之于雕刻。1737年，他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因为天赋异禀被送到里斯本接受培训，学成后被送回里约教堂绘制悲怆场景的装饰画：《圣弗朗西斯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Saint Francis）、《下十字架》（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他还创作了很多世俗肖像画，成为在绘画领域脱颖而出的第一个黑人，也是第一个巴西人。

然而，随着库尼亚和阿莱雅迪尼奥一代人逐渐老去，美洲的拉丁部分和英属部分之间，艺术优越性的高低开始转移，或者说开始变得更为均衡。在18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洲大陆英属殖民地在艺术上的快速成熟十分惊人，特别是在绘画、银器工艺和建筑领域。18世纪早期的时尚潮流是将木制品制作得看起来像石头一样。到了18世纪下半叶，任何要面子的庄园主都不会用这种低调的材料来建造房屋。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一位访客来到约翰·布朗的“农庄住宅”，发现这里的房屋类似于“英格兰某些贵族的宅第”，而且“超越了我所亲见的任何一座房屋”。英王乔治三世最好的宫廷画家之一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就来自美洲。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4]据传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英国最好的画家全部都是美洲人？解释起来是赤裸裸的经济原因：同期，英属殖民地北部开展的贸易和南部的奴隶生产力让其在整体上成为全世界人均财富最多的地区之一。艺术上百花齐放式的丰产得益于赞助的增长。殖民时代结束之后，美国继续累积财富，输入并创造了更多的艺术作品，而原西班牙殖民地却似乎停滞不前。伊丽莎·林奇（Eliza Lynch）给亚松森（Asunción）[5]带来了第一台钢琴。直到1913年，智利人才第一次完整聆听了全套贝多芬交响曲。

[1]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467或1468—1520），最早发现巴西的葡萄牙航海家。

[2] 圣多默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3] 孔戈尼亚斯多坎波亦称孔戈尼亚斯，是巴西的一座古老城市，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

[4]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的开创者。

[5] 亚松森是南美巴拉圭首都。

走向独立

如果说，对于生物群在整个西半球的扩散和艺术发展状况的均衡来说，18世纪是个关键时期，那么，在政治思想的交流上，这段时期也同样重要。人民主权、共和制与公民权的价值、“人权与公民权利”、殖民地尊严，以及由书面宪法和成文法规构成的法制，这些普遍观念传遍了西半球。它们成为西班牙和英国各殖民地的共同理念和泛“美”共享的话语词汇，成为独立革命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1776年至1829年间的这些战争“解放”了美国和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但不包括加拿大和除海地以外的加勒比地区。尽管这些革命斗争的结果千差万别，但它们的诱因却很相似：当地精英阶层愤懑地抵制“宗主国”的侵入性政府日益加强的干预。

美洲革命者的志愿并非当地独创。17世纪中叶反抗法国王权的“投石党”贵族们不会对免税的诉求感到吃惊。当时，“民有”代表机构至少应该和王室分享主权，这是英国辉格党（Whigs）[1]和法国激进哲士们[2]所秉承的原则。列克星敦绿地（Lexington Green）[3]上的民兵并肩而站，身上俨然是被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武装的“公民军队”的气息。有关权利和共和国的语汇，在英属殖民地可追溯到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commonwealthmen）的著作，而在西班牙殖民地，则是“布衣”（comunero）[4]传统，但二者有共同的古老根源，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学和古罗马的启示。

纵观整个西半球，宣传革命原则的人是卢梭、马基雅弗利和潘恩[5]的读者，这些原则又得到从英国、爱尔兰和德国招募而来的信仰战士的护卫。在某些情况下，招募这些志愿兵的爱国前辈，深受欧洲先例的浸润，以至于他们制定了欧洲思想色彩浓厚的宪法。比如哥伦比亚第一共和国的宪法，广受赞誉的该国国父将其形容为“建在哥特式基座上的希腊神庙”。从观念上讲，这些革命都酝酿于欧洲。革命的官方论调都是从欧洲学来的，而且革命领袖们也都在追求自己在旧世界的良好形象。

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殖民时代旧世界对新世界的影响已被过于夸大了。被历史学家们广泛讨论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认为，在殖民地政府发展的早期，就在欧洲移民到达的地方，殖民主义清除了美洲本土的酋长模式，代之以源自欧洲的“封建”习俗。当然，不可否认，在欧洲人涉足的某些殖民地，当地的管理手段和在欧洲相当，管理者则是掌握官方一纸权力而施以震慑的贵族骑士，只有远在他乡的王室能约束他们：葡属巴西的总督（capitaes generais）、西班牙殖民地的总督（viceroys）、“新斯科舍的准男爵”（Baronet of Nova Scotia）、特拉华（Delaware）和马里兰（Maryland）的殖民地业主，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神秘政要，在美洲传播着欧洲的影响力。

然而，白人帝国主义在绝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奏效，原住民族仍然占多数，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从前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殖民时代。在这些地方，原住民和白人的政治关系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包括与掌权精英的协作，对本土盟友和代理人的利用，或者我所说的“陌生人效应”——在新世界的部分地区，由于自身非常典型的文化特质，有些民族对远道而来的陌生人都会表示尊重或顺从。因此，在墨西哥，手无寸铁的修士能废黜当地的偶像，非但如此，还能领导他们所入侵的社区；耶稣会士除了音乐外没有其他更强大的武器，却能欺骗瓜拉尼人；约翰·史密斯船长据他自己所说能用宇宙学课程赢得波瓦坦人（Powhatan）的支持；阿尔瓦尔·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A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6]，据他自述，可以为自己建立起圣人的声望，从而获得数百名印第安追随者；甚至科尔特斯可以几乎毫发无损地进军墨西哥，也得益于阿兹特克人对他的身份的不确定。

因此，从部分结果来看，美洲确实形成了政治的“新世界”，本地的政治制度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源于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互动，而非来自欧洲“宗主国”的移植。此外，开拓性的殖民行动，产生了全新的政治解决方案，以适应新型的社会效应和新的微社会：移民的船上世界，传教活动，奴隶种植园，逃亡黑奴的王国，英国“最初移民”的团体和公司，西班牙殖民者居所（casas pobladas）内奇特的民族混合和经过演变的贵族观念。新的社会范畴出现了。各种程度的混血人，大量的黑奴，种类繁多的原住民附庸，对财富、信仰和智慧的尊重，这些成为部分自治殖民地的特征。

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初具规模。历史学家搜遍16世纪的欧洲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已经下放的封建领主阶层萎缩至无足轻重的地位，王室有效地垄断了司法权，城镇的独立性减弱，教会服从于王室的控制，而随着法令的倍增，以前根据司法权确定的主权越来越等同于最高立法权。事实上，欧洲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但在美洲创造出的全新政治格局中，有些国家就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尤其在西班牙的美洲帝国。

在这里，镇议会很大程度上由王室提名人组成；教会赞助人任凭西班牙王室独家支配；除了少数例外，禁止封建土地私有制。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有权享有印第安劳动者提供的服务和贡品，这些权利由西班牙王室或其代表授予；通常情况下，西班牙殖民地实行着我所说的“空想封建制度”，总督有一些印第安人“附庸”，但是，前者通常都被剥夺了正式司法权，而所涉及的“附庸”其实只是国王的附庸。一连串新的立法管控着这个崭新的社会，或者，为管控这个社会被制定出来，起到不同程度的效果。把西班牙的美洲帝国称作被低效冲淡或被距离挫败的专制政权，可能有所夸张，但它确实是一个现代国家，因为它既是一个官僚国家，又是一个法制国家。

在18世纪，尤其在第三个25年期间，新世界的英属殖民地帝国不断发展，在制度方面，越来越类似于西班牙殖民地。英属殖民地通过征服，主要靠夺取法国的领地，版图日益扩大，并向内陆方向扩张。从那里，它获得了更多原住民成为其新臣民。由于全球新出现的巨大商机和大英帝国所提供的贸易框架，这里的财富呈暴发式增长。这里的人口也变得相对较多。大英帝国先是面临对法战争的压力，随后法属殖民地帝国在1763年全面崩溃，英国节节胜利，英国对美洲的态度从而变得更倾向于集中化和干预主义。这一转变之前，英国殖民地的情况用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7]的话形容可能就是“一锅大杂烩”，到处都有当地自己的机构和“自由”，这些对某些最重要的政府职能造成了阻碍，尤其是军队驻扎和征税。来自大英帝国的治理日益强劲有力，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为了使殖民地管理更加统一，从财政上开发利用殖民地日渐增长的财富和安全，并以现代、高效且因此更集中的方式组织防御。

这些措施招致保守派革命者的不满，他们急于保留在宗主国政府对殖民地事务漠不关心的那一漫长时期内所累积下来的特权和自由。革命到来前的几年内，新的诉求与其说来自殖民者，不如说源自英国强行要求其殖民帝国提高效率的渴望。这对殖民地已形成的有效自治和低开支政府的习惯构成了威胁，由此挑起了对峙。华盛顿和杰斐逊是地方上的英式绅士，只是稍微比英国政治中传统的乡村党派领导人离宫廷更远了一些。

在西班牙属地，一段时期内逐渐加强的欧洲干预主义和与殖民地精英之间的摩擦也在日益加剧，这一时期的“改革派”政府本着同样的精神逐渐加强了相关措施的力度：重申官僚控制权，重组帝国防线，消除传统中的异端，最大限度地扩大王室的权力和财政控制范围。西班牙殖民地的地方行政长官和英属殖民地的管理者一样侵扰当地人，并制造麻烦。在这两个帝国，宗主国政府同样试图将地方权贵悄无声息地清除出有重大影响的职位，让来自帝国本土的班底取而代之。结果两个帝国都招致了不断增加的愤恨和不满，其中有潜在的革命性。对这两个帝国而言，美洲这方土地给最偏远、最棘手的一些州郡提供了最独特的利益。两个帝国的宗主国政府都鼓励军事化，包括为防御目的进行的军事动员和训练。针对边界模糊的辽阔领土上的安全问题，这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产生的后果是为革命武装提供了大量潜在储备。

1776年至1829年期间的一系列动乱，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欧洲殖民地同它们的宗主国割离开来，使他们各自变成了独立国家。美洲的这些革命运动，在某些方面，也许成为美国同南方涌现的那些国家分道扬镳的必经阶段。因为美国从独立战争中诞生后，就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潜力进行大肆扩张，远远强于美洲的其他国家。另一方面，这场革命潮可以被看作是美洲各地共同经历的最后一次大型事件。

在18世纪70年代，13个英属殖民地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曾一度被描绘为一场英国特有的事件，被认为是殖民者从英国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崇尚自由的悠久传统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恰恰相反，如今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针对短期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是大西洋两岸世界里的一场典型暴动，18世纪晚期，从索科罗（Socorro）[8]到斯彼特海德（Spithead）[9]，从乌鲁班巴（Urubamba）[10]到阿尔斯特（Ulster）[11]，到处都是叛乱。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12]创造的必要前提条件，造就了美国独立战争唯一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胜利。七年战争消除了当地殖民者受到的来自法国的安全威胁，将殖民地解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英国统治者。位于内陆的印第安各族群聚居带的形成，为日后双方的冲突埋下了引信——一边是需要保护印第安人的大英帝国，一边是想要消灭他们的当地殖民者。七年战争提高了帝国防御的成本，由此导致英国在考虑到所有常见后果的情况下，寻求在美洲征税的新途径。战争锤炼出美洲士兵，让他们具备了挑战英国军队时所需要的技能。美洲民兵和英国正规军之间的军事合作过程引发或暴露了某些文化不相容：正规军纪律之严酷令民兵们厌恶，而殖民地对军队驻扎的抵抗行为，在军队眼中就是“忽视人性”和“天性堕落”。殖民者认为自己是“地道的英国人”，当他们发现这种自我感觉并不被大西洋彼岸的同胞们认同时，心中感到不安。结果迎来一段双方相互排斥直至诉诸暴力的历史时期。

“克里奥尔心态”，一种关乎利益——也许还有天性——的差异感，将殖民者与其宗主国本土的主人和伙伴区分开来，并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的10年里显著增强。我用“克里奥尔”表示一种殖民地居民所认同的、不同于宗主国的身份。在西班牙殖民地，克里奥尔意识很早就已成熟；在某些方面，第一代征服者的身上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意识。为自己的混合血统而骄傲，或者谎称如此，即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还有一个表现是同时混用原住民语言，或者干脆用它取代宗主国本土的语言。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克特利切特尔（Fernando de Alva Ixtlilxochitl，1578—1650）的语言就是一种典型的自觉形成的土话：在特斯科科（Texcoco）[13]，他是其所在社区的历史学家，法院的纳瓦特尔人（Nahuatl）[14]翻译，若干个市议会的政府代表，收集纳瓦特尔文献资料的推动者和编撰者。在同一时期，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15]拥有的印加王室血统，使他成为所住西班牙人小镇里的青年家庭争相追捧的教父。

到18世纪，可以公平地说，克里奥尔主义已经成为西班牙裔美洲人心中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秘鲁的精英阶层都喜欢原住民服装，并收集原住民工艺品。在墨西哥，18世纪后期的考古发现提高了人们对本土文物的兴趣，其中包括1773年发掘出的有“玛雅庞贝城”之称的帕伦克（Palenque）遗址[16]，以及1790年在墨西哥城主广场铺设的路面下出土的阿兹特克“日历石”。霍奇卡尔科（Xochicalco）遗址[17]，是阿兹特克时代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建筑，也大约在这一时期开始获得人们系统的了解。克里奥尔的科学则回应了欧洲学者对美洲的蔑视，坚决主张美洲本质上优于旧世界——根据某些说法，甚至美洲的天空都更加宜人，星象也青睐美洲。本土文化服务于克里奥尔主义，但并非它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奥尔情绪的积累，可以通过殖民者同时自觉区别于原住民和宗主国身份而实现。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这些运动在13个英属殖民地同时也有发生。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心中，地道的英国人拥有的权利中包括放弃英国身份的权利；美国人当时正建立起一个独立于英国之外的新社会，正如他们的撒克逊人祖先当初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日耳曼的新社会一样。这正是为什么他要费尽周折用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两兄弟[18]的肖像装饰美国国玺的原因。在杰斐逊的家乡蒙蒂塞洛庄园（Monticello）[19]，他的家庭博物馆藏有丰富的美洲动植物标本和原住民工艺品。在他家的大厅里挂着水牛皮画作。来自田纳西的“野蛮人”雕刻在他家的中庭排成一行，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座宫殿会展示罗马碑文和雕像那样。墙上展示的肖像画包括所谓的美洲缔造者哥伦布和韦斯普奇，旁边有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曾经坚信美国的自由是移植了英格兰“国魂”的米歇尔·纪尧姆·德·克雷夫科尔，在独立战争之后便改变了他的观点：美国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欧洲人的后裔”，而是“人类一个新的种族”。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位史诗诗人乔尔·巴洛（Joel Barlow）称赞道，美国人是“从奴隶的铰链中被召唤而来，一个更有胆识的种族”。杰斐逊在他的战利品陈列厅内挂着代表泛美爱国主义的那些非英国标志。美国在起源上和某些“拉丁”国家的相似程度要远远超过和加拿大的相似性。和它们一样，美国诞生于超乎寻常的思想交融，即克里奥尔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碰撞和结合。

西班牙殖民地拥有克里奥尔观念的传统更为悠久而强烈，很有可能仿效北方革命者的成功案例；的确，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叛乱和阴谋的数量增多了。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Alejandro Malaspina）[20]是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西班牙新生代海军军官之一，美国独立后不久他策划了一次横跨整个西班牙世界的官方实地调查航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西班牙在库克船长、布干维尔（Bougainville）[21]和佩鲁斯（Pérouse）[22]等进行的伟大航行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当时为止对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开展的最宏大的调查。的确，调查结果颇令人赞叹，不枉这样一个开明的政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正如洪堡所确认的那样，该政府在科学研究上的花费比其他任何同时代的君主国都要多。围绕植物、动物、人种学、地质学、气候学和水文学，收集了成千上万份样品、图纸、地图和报告。然而，马拉斯皮纳的报告又更进了一步：他负责上报帝国的政治状态和最佳改革措施。英国殖民地的反叛情况在西班牙殖民地大多也能见到：“克里奥尔化”、特殊政治身份的逐渐划定、政治不满、对财政政策的愤恨。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曾一度在两个可能的未来之间徘徊。一方面，未来可能像马拉斯皮纳所设想的那样，权力下放到各州手中，国防成本被削减，贸易向所有竞争者开放。另一方面，宗主国可以继续尝试更加严格地强制实行18世纪那种集权模式，调控贸易为宗主国本土利益服务、为高开支国防军事化服务，但这会使得那种已经让英属美洲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的革命成为他们要面临的风险。不幸的是，马拉斯皮纳的航程过于漫长，错过了有利时机。当他回到西班牙时，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它让当权者的整个脊椎骨都透出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改革被搁置，马拉斯皮纳失宠，而且几乎所有来自他的科学团队的丰富资料都未经发表而直接被封存在国家档案馆中。20年后，当西班牙政府被战争牵制时，本来有可能通过改革避免的革命在美洲爆发。

[1] 辉格党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倾向自由主义。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

[2] 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活跃的知识分子。

[3] 列克星敦绿地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镇，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打响。

[4] 原文为西班牙语，本意指“社区成员”，在殖民地的抗争环境中多指“反抗者”。

[5]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激进民主主义者，投身欧美革命运动，著有《常识》和《人的权利》。

[6] 阿尔瓦尔·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约1490—约1558），西班牙探险家，后成为拉普拉塔河口和巴拉圭总督。

[7] 理查德·福特，出生于1944年，美国短篇小说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

[8] 索科罗为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小镇。

[9] 斯彼特海德是英国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小海峡，位于大不列颠岛和怀特岛东北岸之间。

[10] 乌鲁班巴是秘鲁乌鲁班巴河边的一个小镇，是印加文明神秘谷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镇。

[11]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旧称。

[12] 七年战争是1756年至1763年英国与普鲁士联盟战胜奥、法、俄、瑞典和萨克森等的战争，是一场以英、法两国的全球争霸为主轴的国际战争。

[13] 特斯科科是一座古老的阿兹特克城市，在西班牙殖民初期曾是仅次于墨西哥城的第二重要的城市。

[14] 纳瓦特尔人是中美和墨西哥包括阿兹特克人在内的印第安人。

[15]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印加王室出身，秘鲁文学家、历史学家。

[16] 帕伦克遗址是墨西哥东南部的玛雅古国城市遗址，位于恰帕斯州北部。

[17] 霍奇卡尔科遗址是前哥伦布时期的一座建筑遗址，位于墨西哥莫雷洛斯州的西部。

[18] 传说他们是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领袖。

[19] 蒙蒂塞洛庄园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的夏洛茨维尔，曾经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住所。

[20] 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1754—1810），意大利探险家，任西班牙海军军官。

[21] 路易·安托万·布干维尔伯爵（1729—1811），法国航海家，1768年发现并命名了布干维尔岛；1771年，出版《世界环游记》详细记载了他在1766年到1769年环游世界的见闻。

[22] 让-弗朗索瓦·德加劳普，佩鲁斯伯爵（1741—1788），法国航海家。

形势裂变

在整个美洲，各地的独立革命都有着类似的原因，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却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结果。在加勒比地区，只有一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海地的革命。在其他几座岛屿上，为加入或模仿北美大陆革命浪潮而付出的努力微弱而短暂。加拿大仍然忠于英国王室，不为革命所动；英国前不久在魁北克获得的法国臣民显然认为被遥远的伦敦统治，要好过听命于波士顿或费城。秘鲁和巴西则勉强地迎来了独立。秘鲁的革命派包括那些认为西班牙政府过于自由的保守派。巴西独立后仍然保留君主制，由前殖民宗主国王室的后代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巴西来说，王室成员早先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选择流亡到巴西，这拉近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距离。而对西班牙帝国而言，拿破仑入侵则造就了一场相互疏远的经历，让殖民地和宗主国本土精英之间暴露出更多新的分歧。尽管共和主义者的虚华词藻在反抗运动中表现突出，但是墨西哥和秘鲁在战争间隙和独立后也不断出现成立君主制政府的想法。

巴西的独立来得迅猛，而且几乎没有伤亡。在美国，独立战争尽管带来了创伤和分裂，但由于获得了外国的援助，持续时间缩短至8年以内。西班牙殖民地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其中大多数被迫陷入近20年的无情杀戮之中，西班牙军队在对抗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双方殊死战斗。尽管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研究给予证实，我仍然怀疑，因为这些斗争比北美晚了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才更少受制于18世纪战场上那些专业的文明礼仪。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被战争摧毁，这造成了其对外贸易的长期全面停滞，而北方的合众国却受益于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保护，在事实上获得了新的贸易伙伴。美国的海运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战争过程中增长了数倍。

所有新成立的国家都被未解决的问题和内部竞争弄得四分五裂，只不过程度不同。美国的政治局面就十分独特：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它既有联邦制支持者，也有联邦制反对者，既有拥护集权派，也有各州独立管理的支持者。但是，美国不存在雅各宾派和教权主义者，或专制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美国避免了消融于组成自身的碎片中。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凑的国家，通过良好的海滨交通结合起来，所有洋流都沿着海岸向北流动，各州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使在这方土地上，也需要一场漫长、非暴力的斗争来巩固联邦宪法，勉强把国家维持在一起。美国国家制度设计不周留下的模糊地带，为分裂主义运动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并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为内战。好在内战之前三四代人的和平时代就已建立起公民社会和经济繁荣。与美国一样，巴西建国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它在建国伊始的短期之内非常脆弱；离岸洋流的流向将种植经济占主导的巴西沿海分为两个相互难以沟通的区域。南部牧场资源丰富的圣保罗地区向来自行其是。而内陆地区则是“狂野西部”，集采矿、奴隶制和伐木于一体，被一帮放荡不羁的独立财阀们掌管着。19世纪3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的毁灭性内战，巴西的统一最终得以幸存下来，因为分离主义地区无法合作发起分裂运动。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帝国此时已经岌岌可危，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这部分是因为它太大，部分则是由于它太过富裕；每一个州的精英阶层都太过庞大，不愿意向中央集中资金和权力。西蒙·玻利瓦尔对独立后的统一所抱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他承认，自己曾尝试过“要破浪前进”。从这片土地的战争中出现的最大的两个国家，墨西哥帝国和中美洲联邦共和国，都迅速崩塌。委内瑞拉则几乎没有什么证明其主权的历史性凭证：最近只有在1777年，委内瑞拉才因诏令成为一个名为都督管辖区的下属行政单位。该国从玻利瓦尔创建的更大国家脱离，其借口是它受到的待遇相当于“大哥伦比亚”[1]的一个殖民地，并被分割成若干小的行政区域，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管理。而巴拉圭的独立斗争大部分并不是针对西班牙的，事实上，这里几乎没有针对西班牙王家军队的敌对行动。这里更多的是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者。乌拉圭，早前只是简单被称为拉普拉塔河的“东岸”，事实上诞生于新兴的阿根廷的分裂主义运动，它的诞生部分是人们就独立后宪法应该如何集中权力而产生的冲突所带来的结果，部分则是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愿意把乌拉圭交给巴西，以解决殖民时代的领土争端。阿根廷的其他地区因为河口和上游的各派贵族相互仇恨而几近分裂。

考迪罗（caudillo）[2]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拉丁式的考迪罗主义，但有考迪罗倾向的美国公民时不时被拉丁美洲的政治吸引。其中，常被引用的范例是阿伦·伯尔（Aaron Burr）[3]的故事。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4]曾说，伯尔“那种人”，“倘若生活在任何一个风尚良好的国家，他的朋友都将渴望他被埋葬在遗忘中”。伯尔少时就表现出狂热的野心和自信，被普林斯顿大学破格录取，入学后更是每天学习16个小时，一旦树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声誉，便放弃工作乐享清闲。美国独立战争成就了他，让他一路高升到中校军衔，其间极少经历曲折或风险，还在日后他所选择的职业领域——法律——和供职的城市——纽约——创造了许多创收机会。根据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成了“一个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他自视甚高，又热衷自我表现，但没有商业头脑，所以走上了从政之路。州和国会的政治激起了他对权力的欲望。在1800年的纽约大选中，他展示出操纵民主的高超技艺——当然，这是适合成为独裁者的最佳特质。他用近乎非法的手段扩大了自己党派的选举名单，控制选票实现了广泛的号召力，并把自己的舞弊行为栽赃到对手身上。联邦党人已经怀疑他在“策划革命”。但是，他如同伊卡洛斯（Icarus）[5]一样渴望达到不可能的高度，向他的政党领导人托马斯·杰斐逊发起挑战，争夺美国总统的位置。这当然是不自量力。他逐渐疏远了比自己更保守的政治家，与自己的党派闹翻。当1804年伯尔的副总统任期即将终止的时候，他只能在办公室里苟延残喘，被架空、被排挤。因为在竞选纽约州州长时遭到了羞辱性的失败，他为复仇而发起决斗，杀死了联邦党领导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借口是当初曾遭到羞辱，但实际上那次只不过是常规的政治抨击——一名被收买的记者声称，伯尔“在一个黑人舞会”上勾搭上一个情妇。

至此，伯尔的负罪深重，以至于只有一场惊天大冒险可以拯救他，他的声誉也已经低到没有什么风险是他不敢冒的。他长期以来都坚信美洲半球会重新统一。早在1796年，他就声称自己可以“彻底改变并占有”整个南美洲。在他的家乡，决斗属于非法，在离开家乡流亡的途中，他打算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市场并树立不朽的伟人形象，风格类似于拿破仑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6]。他向华盛顿的英国公使寻求援助，并向其透露，他将破坏美国的各州联盟和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在西班牙的北美殖民地以及尚未被纳入“天定命运论”[7]扩张范围的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帝国。因为走漏了风声，这个版本的计划一点都没有实现。伯尔的主要同谋者背叛了这个计划。该计划被公之于众后，公众群情激愤。逮捕伯尔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带领着一支平庸的武装远征队伍南下密西西比河，准备到新奥尔良发动政变。陪审团故意模糊案情，判定“提交给我们的证据不能证实”针对伯尔的叛国罪指控；在伯尔的余生，他的名字始终包裹在重重迷雾中，被人刻意略去。然而，他留下了一个冒险主义的榜样，吸引了后人来模仿他，投身到拉丁美洲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对美国的和平也有好处：拉丁美洲成为一个安全阀，民主无法控制的急躁情绪可以在这里释放其压力。

总之，为独立而战给美国带来了成功，也给美洲其他许多地区带来了毁灭。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斗争，以及巴西独立后一定程度上的冲突，都是旷日持久、两败俱伤、血腥残暴、极具破坏性和致贫性的。为了打赢战争，所有受影响的国家不得不牺牲自由和公民价值，把权力拱手让给考迪罗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军队继承了战争留下的唯一合法政权，那些赢得独立的人成为该政体的武装守护者。那些建国宪法效仿着启蒙的华丽辞藻，有些甚至确确实实逐字逐句复制了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但它们却没有机会发挥同样的效果。在战争的大熔炉里，成功打造国家的所有成分有时能会合到一起，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获得这种理想的结果。在寻求独立的时代，美洲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安宁、领导人的祛魅，以及政府对宪法和法律的遵从。美洲人常常说拉丁美洲传统上就存在政治的混乱，以及民主的不成熟和经济的迟滞，仿佛这些都是原始的诅咒、遗传性缺陷和拉丁欧洲的遗毒。事实上，和所有其他历史一样，它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尤其是在赢得独立的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1] 即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19—1830），共和国创建主要领导人玻利瓦尔联合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创建了哥伦比亚共和国。其疆域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后人为了与今哥伦比亚共和国相区别，称之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2] “考迪罗”为拉丁美洲的政治术语，原指割据一方的军事首领，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

[3] 阿伦·伯尔（1756—1836），美国政治家，第三任美国副总统，1801年至1805年在任。

[4]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年至1829年在任；在詹姆斯·门罗时期（1817—1825）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发展“门罗主义”。

[5]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代达罗斯之子，与其父一起用蜡粘的羽翼飞离克里特岛，伊卡洛斯因飞得太高导致阳光融化了他的蜡翼，坠海而亡。

[6] 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海地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海地革命领导者之一。

[7] “天定命运论”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扩张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中之地，上帝将整个北美洲赐给了美国，美国向西扩张是天命的必然。

第五章　独立：新的依赖

回顾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飞跃，或详细阐述它如何主动采取各种方法在美洲一路领先，都大可不必。一个简短的总结就足以唤起众所周知的历史记录。在这一时期的前夕，美国独立战争虽然暂时弱化了英美关系，并永久分裂了英美两地，但却在大陆内地创建了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新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发起钳形运动——海上由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1]指挥直达努特卡人（Nootka）[2]居住地，陆上通过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3]横跨大陆的探险活动——彻底改变了北美的宏观战略形势。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使这个新生国家瞬间成为一个大国。

在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后的20年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分崩离析。此后，这种裂隙持续扩散，使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分离出去。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证明了美国的巨大优势。墨西哥格兰德河以北的大部分土地被并入盎格鲁美洲的版图。一场历史性大转变已经发生。大笔金钱和大批部队都集中在北美。在一度属于早期蛮族的荒凉土地上，一个优越、不可战胜的民族崛起了，凌驾于传统的美洲文明核心之上。性格开放的美国公民抨击这场战争的道德性，但没有人质疑战争的结果。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必胜，这就是美国的制胜之道，尽管遇到的困难比普遍预期的要更多。

此后，观察家们通常都不再把美洲看作一个整体。北美和南美彼此不同是普遍的假设。《查理的姑姑》（Charley’s Aunt）里有位老太太想弄清楚“巴西到底在美国的哪个部分？”除此以外，美洲各地区之间相互的归属感在19世纪似乎已经消失。美国向世界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尽管加拿大和巴西也代表了具有凝聚力的大陆国家，但是与西班牙殖民帝国那些碎片化和时不时闹分裂的后继国家相比，美国才是真正的“统一”。总体来说，美国成功做到与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其他地区保持和平，而西班牙殖民过的美洲国家往往都在内斗。除了相对短暂的内战时期和早期被称为“俄亥俄—密歇根战争”的反常情况之外，美国的政治稳定和非暴力政府改革都较为出色，而大多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上诞生的共和国似乎在大部分时间都无法享有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美国迅速而大规模地扩大其领土，然而除了某些边缘领域，拉美大多数共和国在独立时就已达到其潜力的极限。

在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拉美国家在相对水平上都在落后，而美国则扶摇直上。拉美国家的教育机构在殖民时代曾培养了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这时却停滞不前，而美国的一些教育机构却上升成为现在所谓的“世界一流”。艺术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逆转。最重要的是，以最原始且最有效的成功标准衡量，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西半球战争中无可匹敌的大国，并且有可能挑战旧世界的各大势力。这些变化实际上相当于美洲之前“正常状态”的反转：西半球原本的共同历史出现了分异，同时进步的中心也转移到之前并无优势的北方。

与此同时，作为这些变化的部分原因和部分结果，美国遵循了不同于拉丁美洲并且在量上优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轨迹。其中的关键进程是民主化和工业化，而大多数美洲国家都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19世纪出现的每个国家模式都或多或少有些怪异。如果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寻找潜在猎物的利维坦（Leviathan）[4]，那么民主就是一个可怕的奇美拉（chimera）[5]。美洲有些地区有庞大的原住民和奴隶人口，他们会投票否决传统的政治国家，这些地区特别不适合实行民主。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即使是北部那种排除黑人并把印第安人圈在保护区的选择性种族民主模式，也同样不可行。种族混合通婚已经创造了太多的种族类别，不可能确定出一个种族界限清晰的政治阶级；而有些地方的地主们（hacenderos）需要拥有印地安人，以便可以剥削他们的劳动，同时又不会让出太多不恰当的权利。只有当人们被禁止践行普选的情况下，拉美的宪法里才能大谈普选。真实的民主，应实行真正的普选，有许多权力下放到地方或让地方成为“辅助者”，并且有广泛、坚定的全民参与，即使在民主的老家和摇篮——美国，这种民主的酝酿都进展缓慢。它至今仍不够完美：数以百万计的人放弃投票，同时选票又被数百万的美元收买；选举被许多人鄙视，又被少数人“窃取”。要为美国的民主写就一部真正的历史，历史学家就必须超越宪法的叙述和权利的罗列，“走进基层”，进入建立民主关系的公共空间：教会大厅、拓荒车队和捕鲸船、学校操场和公共马车、露营地和室外宴会、棒球场和热狗摊。正是这些丰富而又不断激增的公共空间，使美国在民主上早熟。拉丁美洲总的来说并不是缺乏规定了选举权的正式宪法，也不是缺少民主的理论语境，而是欠缺在让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形成共同身份的实际空间。

直至托克维尔著成《论美国的民主》时，美国已实行有代表性的民主普选（罗得岛州除外，当地对选民资格的财产要求仍相当严格），这意味着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都有投票权。然而，托克维尔却明智地意识到民主的真正含义比这个更深、更微妙。他是第一个研究复杂社会的民族志学家。在那样一个反动保守的时代，他所属阶层的大多数人仍陷在对死刑囚车的恐惧和暴徒的威胁中，他却成为民主改良的先锋。他认为，民主必然会出现。“在美国社会中盛行的民主”正“向欧洲的权力迅速逼近”，而旧统治阶级的义务就在于相应地适应调整：“宣导民主，重振其宗教信仰，净化其道德观念，规范其发展”，简而言之，就是要驯服它，而不破坏它。大多数宪法改革者记得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即民主会堕落成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暴政；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民主如果适当地加以驯化和教化，就可以成为实现乌托邦的手段：“这样的社会，人人视遵纪守法为己任，人人敬爱而且服从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且个人权利得到保障，阶级之间将会建立起强大的信心和某种互惠的谦虚，远离傲慢，远离卑鄙”。同时，“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保护国家免于暴政和滥用自由”。

美国从未成为这一理论的完美典范。托克维尔坦率地谈到美国经验的缺陷，其中有一些在今天仍然很明显：政府的高开支和低效率，许多公职人员的贪污和愚昧；大量的政治空头许诺；消解个人主义的社会服从倾向；缺乏理智的泛神论的威胁；“多数人暴政”的严重危险；粗暴的物质崇拜和宗教热情之间的紧张；崛起的财阀有掌控国家政权的危险。亨利·克莱（Henry Clay）[6]发现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7]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拿破仑，“一个纯粹的军事首领”，拥有在街头斗殴和前线战争中作战的经验。杰克逊的就职典礼让旁观者想到了“暴民之王的统治”。他把权力转移到“厨房内阁”[8]。他使用总统否决权推翻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决议。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煽动家，他一直忠于选举过程，而且，他像古代的独裁者一样，能够以不败的姿态全身而退。后来，他还后悔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对他的政治对手施以绞刑或枪决。

虽然如此，民主的优势仍大过缺陷。这些优势可以用崛起的美元来计算，还可以用新开拓的荒野中树起的纪念碑来衡量。民主的成果包括公民精神的力量、对法律的普遍尊重、物质进步的前景，尤其是因机会平等而实现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解放。美国免受军事独裁统治（考迪罗主义）是因为得到了民主的真髓：对英雄主义的冷漠。更确切地说，美国人相信英雄只存在于小说里。成功的将军常被选举为总统，比如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9]，“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是一个可以带领人们赴汤蹈火的人”。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10]与其说是一匹战马，不如说是一头吃苦耐劳的老牛。他们的吸引力在于他们是高效的组织者，而不是“真命天子”。第一位日本驻美国大使曾震惊地发现，这里没人知道乔治·华盛顿的后代是谁或住在哪里。而在苏拉（Sulla）[11]和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12]的故乡，骑马的人都要下马。美国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一宪法惯例规定以民主选举产生的文官来统领军队，是保护美国不受政变影响的手段之一，而在美洲其他地区，国家最高权威与军方最高权威的相互独立促使“马背上的人们”来到了政坛。如果所有公民都接受军事化的规训，社会就会被军事化，民主就会遭到挫败。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制度就是美国成功的源泉。

然而，还存在另一个源泉作为补充，而且同样重要：工业化。拉美国家往往在经济上依赖单一作物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而美国则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从经济角度来看，19世纪初可能不是争取独立的好时代。自由贸易是美洲各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者的信条，但自由贸易更青睐生产廉价工业品的经济体，使在那个时代首次成为完全自由市场的拉美国家陷入经济落后的不幸境地。它们无法赶上欧洲和北美工业革命的步伐，因而受困于为“别人家的工业化”生产初级产品的角色：供应工厂的金属、木材和橡胶，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和肥料，让人们感官麻痹的鸦片，帮人们抵抗睡眠需求的刺激物，让人们保持血糖的糖果。在印第安人、东方廉价苦力和奴隶众多的地方，机械化就是对资本的浪费。在美国，蓄奴州之外劳动力匮乏的地方，机械化则非常必要。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依附农民，这里的小户农民都是自负盈亏的自耕农，这里的大农场主和牧场主则雇用流动劳动力。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可能从大地主手中撬动，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农场，利用的是印第安雇农，如果没有印第安人可用，就用成群的亚洲苦力。寡头地主直接实行统治，或资助按他们利益行事的统治者。

一旦工业化来临，北美与其他地方之间的财富差距就拉开了，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在拉大，时至今日才开始缩小。有一种衡量差距的方法就是通过移民统计数据，而正是移民重塑了美国。1890年至1920年间，移民为美国带来了1800万人以上的净流入人口，超过这个国家之前历史上移民数量的总和，而且是整个拉丁美洲人口的3倍以上。

19世纪发生了很多内战，而美国内战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发生在工业化的背景之下。美国内战和拉美的内战不同，而更类似于同时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内战。在19世纪60年代的所有那些冲突中，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的模式。工业化地区创建了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并强加给非工业化的相邻地区，而工业化带来的资源又促进并推动了这种制度：这些推动力包括技术先进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大规模的弹药生产，快捷的通信，功能齐全的官僚机构，高度流动的自由劳动力，集约化、机械化的食品生产和分配。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旧式的农业社会，例如由种植园主和奴隶构成的美国南方邦联（Confederacy），都屈服于那些工业化巨头：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普鲁士、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13]中的皮埃蒙特（Piedmont）、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拉美没有任何一场内战可能具有相同的结构或产生类似的结果。

到南北战争时，美国的工业化已经进一步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使一场大规模的农业革命成为可能。北美大草原被殖民化，曾经被称为美国大沙漠（Great American Desert）的这片广阔区域转变成世界的粮仓和城市的竞技场，这可以说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对自然环境实行的最大规模改造。北美中西部从未经历过长时间的冰期，而冰川是塑造森林和耕地的前提。事实上在这里自然生长的东西人类肠胃都不能够消化；除了在几个相对较小的地区，如果没有工业技术，坚硬的土壤就无法开垦。甚至直到1827年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写作《大草原》（The Prairie）时，这里似乎还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如此广阔的国土，却无法供养如此密集的人口”。后来，人们开始用钢犁开垦对于早期农业技术过于坚硬的草皮。猎枪被用来驱逐原住民，并杀光了难以驯养的动物——大群的野牛。廉价的钉子和加工木板让人们可以在没有树木的地方建造起一座座轻型木构架的“芝加哥型”[14]城市。铁路可以把粮食运到任何可以售卖的地方。1850年，配备谷物升降梯的谷仓问世，为种植和存储谷物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巨型面粉厂将谷物加工成可上市销售的商品。小麦被引进到这片陌生的区域，让这里的土地为人类产出高效的植物性食物。

1861年，当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5]看清这一点时，这片大草原早已被改造成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食物来源地。他对谷物的产量目瞪口呆，经过布法罗（Buffalo）[16]运输的谷物仅一年之内就达6000万蒲式耳（约21亿升）；他还为明尼苏达州“处理小麦的不严谨方式感到痛惜”，因为在当地，“成袋的小麦翻覆，散落在地上，无人理睬，收拾它们所花的人力超过了它们的价值”。大草原的垦殖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它们足以影响全球粮食价格。二者成为真正横跨大陆的国家。这导致北美被开发得最不充分的资源——空间——被投入到生产之中。以前使中美洲和南美洲部分地区的社会更加富裕的资源缺口已经缩小，并开始倒转。这场对恶劣环境的征服，为北美带来了有利机会，在它身后留下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拉丁美洲无法完成这个奇迹。南美有大片的草原，巴塔哥尼亚、潘帕斯草原和巴西腹地塞尔唐地区（sertão）[17]，而且除了规模较小，它们在自然条件上类似于北美大草原。但它们从来没有过那种让北美大草原成为猎人天堂的重要生物资源：美洲野牛。潘帕斯草原的居民靠原驼为生，但相比之下，它们是些小得可怜的野兽，不足以产出充足的肉类补给品，也不能为居民提供可蔽身的兽皮，那都是野牛的馈赠，更无法带来大量的皮革制品。南美的各大草原被分割、整合进不同国家中——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智利。它们不如北美大草原那样广阔，无法给向农业的转型准备足够的过渡粮食储备，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主要市场。在19世纪，这些地方没有发生什么伟大的革命，只有逐渐扩张的殖民时代晚期已经突显的那种开发模式：经营大牧场以获取羊毛和皮革等可以无损储存和运输的产品。把潘帕斯草原或巴塔哥尼亚地区开垦成农业用地，或尝试利用牧场动物获得肉制品，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那么做，结果只会加重南半球不断增长的肉类过剩问题，因为这些产品接触不到市场。原产于欧洲的牧草和野草出人意料地散播开来，虽然这意味着绵羊和牛可以茁壮成长，但是需求在其可及范围内有限，不足以让这里发展起举足轻重的肉类产业。

从长远来看，工业化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是罐装，在19世纪中叶，人们足以依靠这种工艺来支持创建腌制牛肉产业；然后是制冷。第一批远程装运的冷冻肉一般据说是1876年由“巴拉圭号”汽轮（S.S.Paraguay）以零下30摄氏度的温度从阿根廷运到法国的。该产业的成功，以及与北美粮食竞争产生的难题，意味着整个南美大三角上草原的发展还被抑制在牧业阶段。当南美牛仔还在照老样子生活的时候，北美牛仔已经转而投身到“狂野西部牛仔秀”和电影等领域。时至今日，巴塔哥尼亚或潘帕斯草原上都没有出现过大城市，不存在那种让北美中西部变得精彩的魅力文化中心和公民理想。到此一游的旅行者仍感觉身处边区；居住在这种偏远地区的居民始终为自己地处偏远感到难堪，共同经受着诺拉·麦金农（Nora Mackinnon）的耻辱。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新娘，来自巴塔哥尼亚的一个大牧场，当一位主管的妻子到访时，她为了给自己撑门面，不仅为招待晚宴而盛装打扮，还让尚未培训到位的仆人呈上蔬菜，结果“一个烤土豆滚进一件丝制的衣裙里”。阿根廷的草原依然是反刍动物的家园；只是最近才逐渐被大规模开发种植玉米和小麦。这里目前仍是属于各大牧场主的草地，周边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市场，肉类加工是这里的主要行业。

[1] 乔治·温哥华（1757—1798），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以其对北美太平洋海岸的勘测活动而出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北美太平洋西北地区多处地方以其名命名。

[2] 努特卡人是北美印第安一民族，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温哥华岛。

[3] 亚历山大·麦肯齐（1764—1820），苏格兰探险家，发现了从加拿大腹地通往太平洋的水道。

[4] 利维坦是《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用它比喻拥有绝对权威的国家。

[5] 奇美拉是希腊神话中长有狮头、羊身以及蛇尾的杂合怪兽。

[6] 亨利·克莱（1777—1852），美国参众两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与演说家之一，辉格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

[7]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1828年至1836年间担任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领导人，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

[8] 杰克逊上任后将一些人才安插在他的周围，这些人虽然没有官衔，但却是影响很大的顾问，杰克逊和他们在白官厨房内讨论国事，决定大政方针，故有“厨房内阁”之称。

[9] 扎卡里·泰勒（1784—1850），美国政治家，军事家，1849年至1850年任美国第十二任总统。

[10] 尤利西斯·格兰特（1822—1885），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十八任美国总统。

[11] 苏拉（前138—前78），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12] 辛辛纳图斯（约前519—约前430），古罗马政治家，曾任古罗马执政官。

[13] 意大利复兴运动是19世纪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运动。

[14] 19世纪中期的20年间，芝加哥迅速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城市建筑多为木制，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几乎摧毁了这个城市，使10万市民无家可归。

[15]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作家，1861年著成《弗莱姆利教区》。

[16] 布法罗又称水牛城，美国纽约州西部的一座港口城市，位于伊利湖东端、尼亚加拉河的源头。

[17] 塞尔唐地区特指在巴西东北部、中部的内陆地带。

美洲19世纪的并行历史

不过，即便在19世纪，美国历史偏离西半球发展模式的程度也可能被夸大了。通过对几组通常被认为相异的领域进行选择性的比较测试，就能证实这一点。其中关键领域可以包括如下几项：与普遍的假设相反，对欧洲的依赖性并不是拉丁美洲特有的问题；对开疆拓土的持续追求，这并非北美的独有的特点，而是几乎所有大陆国家历史上的主题；美洲原住民族群的命运；以及美洲民间宗教的共同特征。每一项都值得逐个仔细研究，首先从依赖性开始。

大多数对拉丁美洲发展停滞的尝试性解释最终都导向了这样的指责：如果说拉美人饱受发展迟滞之苦，那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谁让他们是拉美人或天主教徒，或两者都是。“性情”和心态——对既不符合民主又反对经济自由的威权主义的迷恋——抑制了他们的发展。而最流行的另一套理论则恰恰把这种指责倒转过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美洲各地都受到依赖性的抑制，他们的发展受到一系列殖民和新殖民关系的阻碍。他们继欧洲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势力之后，迎来了英国的“商业帝国主义”和“外国佬”霸权。

这一理论与事实的吻合度相当有限。虽然在殖民时代，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宗主国的决策者显然都有所“依赖”，但是经济滞后并非由此造成。对美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殖民统治与航海时代只是在时间上重合。而大西洋两岸的沟通却缓慢而难以预测。各大殖民帝国内部在经济上难以整合，具有地域特殊性的生产活动对于许多高需求商品的生产来说又不太合适。虽然宗主国通常都想管制殖民地工业，使之支持本土制造业，但这在实践中很难实现。英国人19世纪在印度就是这么做的，但那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工业具有机械化生产的优势，而且，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他们拥有的蒸汽动力运输工具也越来越多。殖民时代的美洲并不具备这些优势。西班牙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要远多于它们同宗主国的贸易（不过，巴西的情况则不同：各州连相互之间的接触都基本没有，几乎所有的对外交通一般都要取道葡萄牙）。殖民关系刺激了美洲本地产业的诞生，而并非抑制其发展的原因。现在所谓的进口替代，在那时很平常；本地生产无法满足的往往都是那些购自太平洋彼岸菲律宾的进口产品，比如中国的丝绸，以及产自“香料群岛”[1]的药品和香料，而不是西班牙的产品。

另一方面，新世界的殖民地拥有大量有价值的各种初级或半加工产品，其他地区无法充分供应这类产品给旧世界的市场，包括：银、糖、棉花、烟草、硬木、巧克力、胭脂虫[2]、腌鳕鱼、鲸产品。这些商品确保大多数殖民地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着贸易顺差，从而使其能够积累起资本用于投资。此外，殖民主义还通过引入新的财富创造手段刺激了经济：经营大牧场、大规模采矿、种植园以及为之工作的大量奴隶；殖民主义还带来了四通八达的巨大商业交流网络，这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都无法想象。疾病伴随其他一系列生态外来物种一同到达新世界，对原住民劳动力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其经济影响却喜忧参半。大多数原住民族群很难适应殖民时代下的新经济机会；他们的劳动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都相对较小。外来的奴隶弥补了本土人口的部分损失，并可以集中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数百万人的死亡激发出更经济、更省劳力的活动（理论上，理应包括机械化，实际上并没有）。死亡也是有利可图的。总体来说，必须承认，殖民时代是美洲各地经济振兴和创新的重要源头。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普遍先决条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

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西半球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取得了独立，此后，19世纪的依赖关系发挥起相当不同的作用。设想殖民主义至此已被根除是很天真的想法。独立时代的精英成为他们各自控制区内的帝国主义者，征服并剥削着原住民族群。欧洲资本主义带着有附加条件的投资强势入侵。无论如何，这种“商业帝国主义”再次成为整个美洲共同经历的历史，不能用它来解释任何地区的特殊命运。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美国在吸引英国对其工业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方面，具有领先于美洲其他地区的优势。1870年至1914年，美国和加拿大无疑是世界上人均获得外来投资最多的目的地。英国始终都是其他国家一个特别有力的资本来源地，这可能是因为英国资本家对自己的国家缺乏信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已经横扫美洲的大片土地，其投资占拉丁美洲外国投资的一半以上，在美国占有的比例甚至更大。在对“狂野西部”开展殖民期间，对美国机会的投资热吞没了大量英国财富，还为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和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提供了讽刺素材。其中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但是，英国投资者在文化上更偏向于北美的机会，是很正常的猜测。

总之，各种依赖关系在西半球纵横交错。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对北方有一种依赖关系，这种情况在战后持续了100年左右。如果这场战争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北方没有冒险再次征服南方，那么，北美大概会出现一个留存至今的“盎格鲁”大国，其内部拥有一个类似于经典模式的依赖体系：一群相对小众的精英消费者把资源浪费在华而不实的进口商品上，自身几乎没有动机开展多样化或工业化；一个由特定种族形成的贫困阶层，由于劳动力过剩而注定贫困；以少数几种主要作物为基础的出口模式，极度脆弱且不稳定；还有对外国商人和托运人的依赖，导致出口贸易利润的大量流失。美洲独立时代的一些产品有所不同，但旧世界仍然需要新世界提供那些以前未被开发的产品，如咖啡、橡胶、鸟粪肥料、铜、硝酸盐、羊毛、兽皮、盐、罐头肉，以及19世纪末出现的冷冻肉类，而且现在这种需求更甚。除了在幻想家的脑海中以外，“炮舰外交”在影响美洲国家的经济政策或推行不公平的贸易条件方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香料群岛”即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马鲁古群岛。

[2] 胭脂虫成虫体内含有大量的洋红酸，可作为理想的天然红色染料。

边疆

美国也不是19世纪唯一靠内陆发展而形成的帝国。巴西在家门口也建立了一个帝国，那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内陆土地，充满美好希望，那里居住的原住民可供利用消耗。巴西自己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海外帝国，安哥拉是巴西奴隶的主要供应地，一段时间内葡萄牙本身也是依赖它的附属国。历任葡萄牙政府都担心，巴西会接管非洲和东方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抵制了这种诱惑，只不过是因为它自己本土的广大腹地仍亟待探索和开发。“至于非洲沿岸的殖民地，”巴西独立后的首位统治者宣布，“我们一个都不要，其他任何地方的也都不要；巴西的国土已经够大，对我们来说有足够的生产力，上天（Providence）给予我们的已经让我们很满足了。”

总之，巴西的内陆是它的帝国国土，而森林就是它的边疆。历史学家现在将边疆理论应用于拉丁美洲的历史；早在1970年，这就成为阿利斯泰尔·亨尼西（Alistair Hennessy）所写的一部开创性著作的主题。但是，认为边疆是一种属于北美的特别或具体的现象的看法仍然具有影响力。美国和加拿大的历史似乎都支持着边疆理论。两者都是国土辽阔、宽扁形的国家，有相隔甚远的多条海岸线。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地位的建立在于中部的荒野，那里是开拓者和移民的必经之地。他们开拓进取的历史成为备受喜爱的国家神话，好莱坞黄金时代把这些都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根本“没有时间耽误/所以赶紧挥起鞭子吧！”广阔的边疆拥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和社会环境。法律让步于道义，专业枪手转业为镇上的治安官或“私家侦探”（Pinkertons）[1]，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警察仅仅进行短暂的巡视。各种冲突非常普遍：和印第安人的冲突（印第安人始终是悲剧的主角），轮番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或者是在原本应该是朋友的“放牛者和农夫”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在放牛和放羊的牧民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在组织不力的财产权竞赛中，索赔者与土地占用者之间的冲突；或是关于用水权和铁路轨道的争端；或是与无处不在的罪犯做斗争。战场的焦点瞬息即逝：货车组成的环形车阵，会在印第安人允许的情况下在黎明时开拔上路；骑兵营，随着一波接一波的危机会搬到别的地方；边疆小镇，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鬼城”。驿站马车公司和驿马快信（Pony Express）在历史中出现的时间虽短，却在廉价小说和B级电影的神话创作中呈现出不相称的经久不息。其中，勇气、英雄主义和互助是生存所必需的，对于取得胜利更是至关重要。

这样的故事始终贯穿在美洲独立历史的形成时期，从18世纪90年代跨大陆勘探开始，直到19世纪90年代，分布在几乎所有可开发的路线上的大规模铁路运输，让美国各地贯通起来，美国中部充满了新的生活方式，使中部各地在文化上与沿海地区保持一致，但全国的文化并不单一。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也许算得上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把这段神话变成了一种学说。边疆地区具有社会和体制上的创造力，因为这些地区吸引了先驱者，拉开了都市区和边疆地区发展步调之间的差距——代际差距，因为年轻人去了边疆；社会差距，因为边疆吸引来被遗弃者和企业家；财富差距，因为边疆是充满机会的天地；政治差距，因为边疆环境艰苦，培育着个人主义，同时还重视秩序，调和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提倡地方主义和民主，因为别无选择。边疆地区将中央政府和贵族阶级甩在身后。这些影响反过来改变了东海岸的旧世界，让美国保持年轻活力，并把边疆开拓者对自由、民主和团结的热爱和国家绑在一起。

当然，不仅如此，还有更重要的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历史不单是直线发展的“一路向西”（Drang nach Westen）[2]；更确切地说，它是呈网状发展的。美国的建国历程也包括从南向北的运动，以及横跨与西属殖民地交界地区的文化振荡。H.E.博尔顿（H.E.Bolton）[3]对这一重要史实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虽然他从来没有从美国人头脑中替换掉特纳提出的美国成功模式，但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比其他任何美国历史学家都要多。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当前北美西南部许多地区的人口都面临着再次西班牙化，边疆地区研究现在已是历史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庞大专题，产生了一些传世的最好作品。该领域的研究揭示出，在一段几乎未中断的历史时期中，传教团和要塞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向北扩散的，这些活动开始于1598年新墨西哥被征服之时，并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跨境移民得以恢复。

第二，虽然边疆理论还原了一段关于代际差距和培养独特心态的历史，但美国边疆地区未经掩饰的历史则讲述着对原住民族群的剥削和解决边界争端时用的血腥手段。在官方正史上，边疆在记录中总是文化同质化的对象；官方历史只为印第安人规定了唯一的例外，而美国政府甚至在这一点上都曾摇摆不定，在隔离和融合两种政策之间反复。1872年，美国内政部长预言了他所期待的印第安人的未来，扬言“如有必要，我们的责任就是强迫他们采纳并实践我们的习惯和风俗”，然而，虽然联邦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修订强迫融合政策，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独特的土著文化却在实践中基本濒临灭绝。如今的“印第安人的权利”通常是指以“补偿失地印第安人”为名让赌场、高尔夫球场和商场多交税的权利。

第三，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洲整体上还是边疆地区。移民们冲破万难，在出人意料的地方锻造出了国家意识：这是在捕鲸船、马车队、校车、夜校、军营、棒球场、热狗摊里勃发的归属感。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实行严格控制之前，美国和加拿大是吸收移民最多的两个国家，但是，美洲大陆大多数共和国和古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都有着巨大的人口净增长；在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新移民的来源与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多元。

最后，边疆并非北美地区的专有现象。美洲其他国家的建国过程也表现出边疆效应的特点。在本书至此描述的历史中，我们已目睹了边疆扩张如何持续到独立时代：阿根廷扩张到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智利扩张到阿劳卡尼亚，巴西扩张到亚马孙雨林，以及墨西哥在19世纪至20世纪奋力在南北两个方向控制自己的印第安人领土，而北方的雅基族（Yaqui）[4]和南方的玛雅人（Maya）各自独立地和墨西哥持久交战。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案例有许多，其中都涉及为适应新的经济活动而对原先开发不足的环境进行治理和调整的过程。边疆效应引发的戏剧性事例持续到20世纪，这时，新来的移民群体带来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括严于律己的道德规范，非传统的家庭组织方式：查科的门诺派（Mennonites）[5]、巴西森林中的日本人乌托邦、从大英帝国逃到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人、试图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土地上保持自身纯洁性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者等等。

[1] 在19世纪，政府机构经常雇用Pinkertons等私家侦探公司进行破案。

[2] 德语，意为向西扩张。

[3] H.E.博尔顿（1870—1953），美国历史学家。

[4] 雅基族是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北美印第安人。

[5] 门诺派是当代基督新教中一个福音主义派别，因其创建者荷兰人门诺·西门斯而得名。

边界以外的族群

边疆加上边民，构成了一个美丽新世界。19世纪的美洲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边民和扩张中的新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历史。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总是以有利于侵略者的方式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这段历史讲述成一个简单的道德寓言。在冲突中，族群不存在优越和劣等之分，既没有纯粹的胜利者，也没有单纯的受害者。例如，对于征服原住民并从他们手中夺取草原的历史，最好将其理解为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原住民的帝国主义者对阵入侵的帝国主义者。

当欧洲人引进了牛和羊，让这里的可用肉类储备量倍增时，北美大草原和南美草原的历史才真正开始重合。欧洲人带到潘帕斯草原和与之类似的其他草原的马群至少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原住民接纳了它们，并为适应它们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结果导致了更高效的狩猎文化、牧民社会和能够控制大片草场的掠夺性帝国主义的崛起。在18世纪中叶，这些转变首先出现在潘帕斯草原，当时，智利南部令人钦佩的阿劳坎（Araucanos）[1]战士在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保持了有效的独立性，其他一些地方的首领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大规模首领制的经验。在内格罗河和科罗拉多河（Colorado）两条大河上，“潘帕斯草原的阿提拉（Attila）”卡卡波（Cacapol）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当选的战争酋长转变成一个世袭的君主。和他的儿子“勇士”康嘎波（Cangapol）一道，他组织起利润丰厚的原驼毛皮贸易，组建起规模大小符合首领地位的后宫，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战士，这威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给到访的耶稣会士留下深刻印象。

到18世纪末，北美大草原上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现象：苏族的崛起。他们以前生活在森林里，18世纪转变成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凭借崇尚暴力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帝国主义伟大的细菌盟友——天花——的帮助，他们从基奥瓦人（Kiowa）、夏安人和克劳人（Crow）手中夺取了布拉克山（Black Hills），使之成为他们的“肉食储备库”。他们掠夺了密苏里河上游的农耕定居社会。最先给大平原（Great Plains）带来帝国主义的并不是外来的白人，白人的到来只不过为已经成形的苏族帝国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

其结果可想而知。潘帕斯草原和大平原上的原住民帝国主义者的新敌人拥有不可战胜的军事技术；在19世纪晚期，他们和拥有军事优势的帝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达到有史以来最大。约翰·波普将军（General John Pope）发誓要将苏族当作“疯子或野兽”一样灭绝；事实证明苏族人在战场上竟然很难被击败，却在持久的消耗中被压垮——他们的土地被铁路切分，他们的保留地分崩离析，他们的族群不断遭到惩戒性屠杀的侵扰。用牛当施舍品就收买了其中的幸存者。同样的残忍也为阿根廷解决了相应的问题。在达尔文主义提出之前，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2]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认定，阿根廷的土著族群注定要被白人竞争淘汰，“从地球表面消失”。在19世纪80年代，胡利奥·阿亨蒂诺·罗加将军（General Julio Argentino Roca）的机枪实现了他的预言。

同时，位于西半球的极北和极南的边疆之地正在减少。除草原以外，最能反映美洲这两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是苔原和针叶林。大美洲是一个不对称的半球。它的大部分陆地位于北部，而大部分人口却生活在南部。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北美更寒冷。整块美洲大陆越是接近并深入北极，越是呈扇形向外扩散，而随着向南极靠近则逐渐变窄。西半球仅有的冰原居民就生活在北美。不过，在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和火地岛部分地区，有一个满是矮小的灌木丛和白桦林的冰冷世界，与北美相应地区的环境具有直接的可比性。这里是一片相对较小的区域，更为开放，与邻近环境的文明接触更为广泛。北美苔原带被北方森林严密环绕起来，而在南美很少有这种环境。北美地区拥有各类南美没有的陆地大型猎物物种。驯鹿和麝牛首先将狩猎族群吸引到这一纬度带，它们在主宰北方森林最北端的说阿萨巴斯卡语（Athabaskan）的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原驼一直都是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地区居民主要的陆地蛋白质来源，直到欧洲的家畜到达这里。在北美的某些地方，可采到铜和陨铁用于制造工具。在北美洲的北纬55°附近，湖泊和海洋资源为森林提供了补充，使这一地区为其原住居民提供的资源的丰盛程度胜过南美洲南纬55°附近的地带。

西半球人口稀少的南、北极地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吸引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在北美，人们要寻找西半球首批来到此地的人类移民的历史证据及其原因；在南美，正是在大陆最南端，达尔文见到了火地岛土著印第安人（Fuegian），从而开始思索人在进化演变中的地位。火地岛印第安人对寒冷的无动于衷令达尔文感到惊讶，他们能裸身忍耐寒冷，而同样的温度则使欧洲人不得不穿上能找到的所有衣服。这让他思考，他们的新陈代谢是否早已适应了所处的环境。如果是，那么他们很早就完成了这种适应：考古学家在海拔2000英尺[3]以上的高度发现了人类定居火地岛的最早考古学证据。在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冬天的温度都徘徊在冰点附近，夏天会达到80华氏度（约27摄氏度），这种气候比纽约要温和得多，而且比巴塔哥尼亚南部也舒适太多。火地岛的冬季没那么难熬，有较多的雨水，牧场更加青绿，原驼也较为肥硕。

达尔文根据自己在火地岛的观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两个种族相遇时，他们的行为就像两个物种的动物。他们会互相斗争。”这座岛屿后续的历史冷酷地阐明了他的信念，即在这样的遭遇中，“白人种族”总是会赢得适者生存的斗争。在19世纪80年代，冲积砂金被发现，牧羊业兴起。当地原住民阻挡了这些财路，为了消灭他们，专业的杀手登场，比如失败的淘金者、“白种印第安人”胡利奥·波珀（Julio Popper），以及一个名叫麦克伦南（MacLennan）的神射手，他捕猎印第安人按每人1镑收费，一年内便赚到412镑。萨姆·伊什洛普（Sam Ishlop）是最成功的杀手之一，经常对他的受害者施以酷刑，还专门干强奸谋杀未婚女子的勾当。殖民地政府管理者堂而皇之地认可这样的活动，把它们看作略显不幸的必要之举。分别在1889年和1896年组建传教团的萨勒斯长老会（Salesian Fathers）在阻止杀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却仍无法保护原住民免受同样致命的疾病的伤害。堪称楷模的布里奇斯（Bridges）家族用自家拥有的农场向陷于危难的原住民提供了类似的避难所，但这远远不够。1880年，根据传教士的估计，塞尔克南人（Selk’nam）[4]和奥什人（Haush）仅有3500人幸存，另外幸存下来的还有约7500名“独木舟民族”，即雅马纳人（Yamaná）和阿拉卡卢夫人（Alakaluf）。1924年，只有84名塞尔克南人仍然在世。到1980年，只有一名塞尔克南后裔幸存下来，还有大岛（Great Island）上的5名梅斯蒂索混血儿[5]。因此，美洲这片环境特殊的地方，通过对达尔文产生的影响，给全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观念冲击，最终又印证了一段美洲共同的经历：欧洲的入侵，原住民的毁灭。

[1] 阿劳坎人是南美印第安人，生活在智利中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谷地和盆地。

[2]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社会学家，1868年至1874年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3] 1英尺=0.3047米。

[4] 塞尔克南人又称奥纳人，是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火地群岛的印地安人。

[5] “梅斯蒂索混血儿”指有西班牙和美洲原住民混合血统的拉丁美洲人。

黑人的历史

如果说美洲原住民在19世纪拥有一段相同的历史，那么黑人也是如此：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以及与种族主义斗争的历史。当他们从旧时的那种压迫形式中被解放出来时，他们又成为新式压迫的受害者。奴隶制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远远落后于时代，理性上也无法持续。但是，在它衰落下去之时，伪科学种族主义却出现了，把世界按种族顺序重新排列，将黑人定位在底层，并认为压迫是天生劣等的人应得的回报，这些劣等人是以颅相学计算结果为标准来判定的，镇压他们符合受到曲解的达尔文主义。

佛蒙特（Vermont）是美洲第一个解放奴隶的地方，当地于1774年采纳了英格兰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1]早先在一个著名判决中宣称的一项原则：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格格不入。佛蒙特几乎没几个奴隶，所以可以承受这种逻辑背后的奢侈。在大多数美洲国家，奴隶在国家独立时或不久后就被解放了，但不应将此误认为是对自由立场的革命性的坚持。大致来说，解放取决于奴隶在相关地方经济中的重要性，或奴隶制在其文化中受尊重的程度。同时，奴隶贸易在法律上被废除，在实践中逐渐衰落，而英国的炮舰尝试执行今天所说的道德外交政策。美国海军与英国在这项事业上展开合作，尽管奴隶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方依然合法；根据当时的逻辑，这并不属于自相矛盾。奴隶贸易因种种罪恶而受到非议——通过绑架和战争进行奴役的罪恶，跨大西洋运输中的反人道行为，家庭离散的恶果；然而，这种制度本身却被古代的风俗习惯神圣化了，并在思想层面上与一些现实问题分离开来，比如奴隶是否受到了良好的待遇，或是他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几乎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曾以某种形式实践过奴隶制。让美洲社会完全脱离奴隶制这种想法在当时极为脱离现实。在奴隶的人身自由和奴隶主的财产权两者之间，自然法是相互冲突的，而且，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道德捍卫者集中精力想要消除奴隶贸易，相信奴隶制会因此逐渐衰亡。事实上，对奴隶贸易的干扰导致奴隶价格上涨，为奴隶贩子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在一些奴隶占有制社会，奴隶主让自己的奴隶繁衍下一代；由此，奴隶制实现自我维持的前景出现了。

国家独立后，奴隶制继续存在于西半球的不同地区，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各地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美国，大多数奴隶主管理的人数相对较少，例如，在弗吉尼亚，每人管理的平均人数为牙买加解放时的1/10。在19世纪中叶，联邦15个蓄奴州中只有6个州的黑人人口接近或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余所有蓄奴州，除了两个以外，这一比例都不到1/4。然而在同时代的巴西和古巴，白人倒成了少数族裔。在前西班牙殖民地，大规模的奴隶制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特征，种植园经济只限于大陆沿岸地区和大西洋群岛。虽然采矿业在早期高度依赖奴隶，但是雇佣劳动逐渐取而代之。

除了1869年前奴隶制一直都合法的巴拉圭以外，美洲大陆的所有共和国，都在美国之前强制实行了奴隶解放。大多数加勒比群岛殖民地同样如此。在波多黎各，奴隶制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古巴和巴西则将奴隶制保留到了19世纪80年代。在合法奴隶贸易持续时间最长的那些领地，被解放的人数也最多，而且貌似矛盾的是，比起美国，这些地方种族融合得更快，异族通婚的比例更高。美国的奴隶主发现难以逃避反奴隶制人士的封锁，遂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开始通过鼓励婚姻和家庭生活，以及打造汤姆叔叔式的有家室奴隶的社会，成功地让奴隶们在自家繁衍生息。由于这种人口方案，以及那些使奴隶制无利可图的市场化力量没有撼动奴隶制社会，反奴隶制运动毫无对策。因此，解放奴隶需要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如此，如果林肯可以做到，他“原本还是会保留奴隶制”以拯救联邦政府。在制服南方邦联后的混乱中，奴隶的控制权转到北方联盟的地方指挥官手中。其中有些人为了安抚敌人，强制继续推行奴隶制；有些人则暂停了奴隶制，以招募更多的新兵。最后，随着无数的地方法令废除了奴隶制，奴隶制在国家计划之外逐渐崩溃了。惨败的精英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新获解放的底层阶级的伤害，通过了种族隔离的法案，还开始推崇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便替代奴隶制，成为美国老南方（Old South）的“特殊制度”。

无论在何地，只要奴隶制存在过，其社会和文化影响依然很深刻，只不过换成了新的形式。殖民地种植园的非洲氛围逐渐消散。在北美南部之外的地区，各族人口逐渐融合。但与众不同的黑人文化却保留下来，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对巴西来说，这一点的证据非常清晰，虽然全国现在只有5%的注册人口为黑人，但黑人奴隶的后裔在人数绝对值和相对值上都达到西半球最高水平。黑人宗教蓬勃发展。具有非洲渊源的异教也生存下来。这类宗教包括巴伊亚的康得布雷（Candomblé）、伯南布哥（Pernambuco）[2]的逊果（Xungó）、马拉尼昂（Maranhão）[3]的巫班达（Umbanda），和里约热内卢的马库姆巴（Macumba）。它们的基本仪式在各地都是一样的：神灵附体，“把身体借给神灵”。在海洋女王的支持下，圣母玛利亚兼任起非洲的海洋女神叶玛亚（Iemanjá）[4]。炮兵的守护圣人圣芭芭拉（Saint Barbara）成为约鲁巴族（Yoruba）[5]雷神闪果（Xango）的妻子。他们的崇拜者借血祭和神庙地面上画的神符“召唤”他们。在巴伊亚，总共有1000多座康得布雷神庙，和4000多个非洲祭礼中心。那些为了追求神灵附身的状态而假装歇斯底里的行为，包括咯咯地笑、胡言乱语和不由自主地跳舞，或许都有助于解释为何基督教崇拜在巴西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在神灵附体期间或之后，被附体者会提供咨询意见，这些信息通常都笼罩在朗姆酒蒸气和雪茄烟雾中。崇拜者的语言充满了非洲的启示，正如一位颇为有名的马库姆巴女祭司所说，那是因为“非洲是生命的沃土”。

[1] 威廉·默里，第一任曼斯菲尔德伯爵（1705—1793），曾任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英国法律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2] 伯南布哥是巴西的26个州之一，地处东北部。

[3] 马拉尼昂是巴西的26个州之一，位于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首府圣路易斯。

[4] 叶玛亚是约鲁巴神话中的母神，妇女的守护神。

[5] 约鲁巴族是居住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黑人，以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闻名，尤精于音乐、艺术及雕塑。

第六章　美国世纪

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文化的发动机，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品味、风格、时尚、美食和音乐，凭借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异域文化转变为自己的翻版。用军事影响力衡量一个国家的优劣，是一种冷酷方式，但至少是客观可行的；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军事预算方面，所有竞争对手加起来都不是它的对手。到20世纪末，已经没有对抗可言：美国在实力上已经碾压了所有竞争者。任何人想要寻求一种与美国不同的强国之道，都只能归于空想：“第三条道路”“亚洲模式”——这些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从未得到证实。国际商业的强大力量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模式的传播。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总部很多都设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约1/4之多（不包括银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国，“世界警察”，驱动他国经济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保存有一部分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收藏品。这里有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教育机构，这个摇篮孕育出的天才和人才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成果，赶超了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以及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也许除了艺术之外，美国在整个美洲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美国人所取得的所有超群的成就让美国在美洲无可匹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国势上升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对民主的大量牺牲。而在同一时期，争夺独特超级大国地位的所有其他国家——德国、俄国、日本——都想通过绝对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政权来实现国家强大，这些国家都相信集中权力可以办大事，让手段服从于目的。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美国的衰落追溯到千禧年到来之时或之后，但在彼时——高潮、极盛、顶峰的时刻，从那时往后，下行是唯一的道路——那个“美国”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球的典范。对于这样一个建立在叛逆之上，在冲突中成长，在奴隶制中发展起来，并以其受害者为代价开疆拓土的国家，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在此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是，美洲的20世纪以美国霸权为主要特征。然而，要将这种境况归为美国以外美洲地区发展迟缓的原因，这还缺乏说服力。我们也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美洲半球的其他地方被永久剥夺了赶超美国的资格。如果说20世纪因为美国的强势而堪称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可能也姓“美”，只不过“美洲”的含义会被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帝国式共和国

20世纪伊始，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贪婪地吞噬了很多他国的领土，并开始在海外投资发展“商业帝国主义”。这个国家已经在本土形成一个陆地帝国，其主要手段便是向毗邻地区的扩张，而让这些地区原先的居住者——北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加拿大人和把领土拱手相让的俄国人——付出了代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被迫留在美利坚联邦内部，全然不顾美国自己后来推崇的“自决权利”。美国不是一个脱胎于欧洲海洋模式的传统帝国，反而类似于一些同样通过这些手段建立起来的陆地帝国——例如，18世纪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岛（Java）设立海事机构时期所征服的当地内陆地区，被俄国人征服的中亚、西伯利亚和东欧等地区，以及其继承者苏联所统治的地区。

当美国的陆地边界在1896年正式“闭合”时，美帝国主义向海洋蔓延。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描述的，那片“更广阔的领域”成为“美国智慧”的“用武之地”。当时看来，好像美国在未来注定会成为众多白人大国中的一员——根据约瑟夫·B.福勒克（Joseph B.Foraker）的说法，是“想要获取殖民地的世界各国中的一个大国”。美国分别占领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关塔那摩湾（1898年），然后是夏威夷和美属萨摩亚（1899年）、巴拿马运河区（1903年），还成为古巴的保护国（1903年）。1912年，尼加拉瓜被美国占领，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也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入美国的控制。阿根廷著名知识分子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谴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这一系列行动，称星条旗已成为“压迫的象征”。大约与此同时，最后加入美国的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是被丹麦出售给美国后，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的。

美利坚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仍然在美洲境内。其“后院”安全的重要性堪比帝国自身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归还占领领土后，又以间接形式的帝国统治取而代之。在失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美国在处理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所实行的政策，其实应该被称作干涉帝国主义，其中包括了各种形式：对美国扶植的政权强加控制的定期军事干预；操纵腐败或精英渗透；隐蔽的颠覆运动；随意煽动或镇压政变和革命；附带政治枷锁的援助项目；通常在幕后操作的“商业帝国主义”，即到西半球各地投资并以此敛财。墨西哥、巴拿马、尼加拉瓜、古巴和格林纳达均遭到入侵——其中几国还被入侵多次——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或推行美国扶植的政权更迭。事实上，巴拿马最初便是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它被从哥伦比亚分割出去，以便建造一条由美国掌控的运河。在其他许多国家，美国还策划了政变。在美国的纵容下，某些地方爆发了革命，只因山姆大叔“帮坏小子切断了电闸”。

有时，激起美国焦虑的正是那些真正的美洲威胁：墨西哥革命期间的越境“盗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和“法西斯化”运动，整个20世纪从头到尾不时出现的来自走私产品和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恐惧焦点的拉美共产党起义和“城市游击队”运动，持续到20世纪末的哥伦比亚毒品贸易，非法移民。然而，通常而言，拉丁美洲缺乏凭借自身震慑这个北方邻居的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策重要的关切点在于在拉丁美洲超越或排挤欧洲竞争对手，主导该地区的贸易和军事训练合作。美国的欧洲对手主要是英国、德国、法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意大利，因为墨索里尼曾斥巨资大量收买拉丁美洲的法西斯分子。

这正是延续了一个美国的长期政策：门罗主义。不加虚饰地说，在20世纪初它的意义已经演变成，美洲范围内只能存在美国自己的帝国主义，其他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被容忍。无论是英国的垄断资本试图控制拉丁美洲的经济基础设施，还是欧洲交战国觊觎拉丁美洲的战略性原材料，或是“巴西的纳粹男孩”密谋建立奉行分离主义的“雅利安”国家，所有来自欧洲的贪婪都被当作敌对行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拉丁美洲就成为商业帝国主义的战场。英国一开始具有优势，它掌握了美洲大陆三分之二的外国投资，控制了阿根廷和巴西港口一半以上吨位的船舶。遍布美洲大陆的铁路将港口和生产中心连接起来，这些铁路大部分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巴西和阿根廷的铁路几乎完全属于英国。英国议员威特曼·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因为在墨西哥保有的巨大利益而被讽刺为“亲墨西哥议员”。1910年，当他被封为贵族时，便将一名墨西哥劳工的形象印刻在他的纹章上；据称，自科尔特斯以来，他从墨西哥抢掠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1910年，当休·波拉德（Hugh Pollard）[1]作为一名年轻工程师来到墨西哥时，他发现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手上都有些和特许权有关的东西，只需要一点点资本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波拉德认为，墨西哥最好的命运要通过并入大英帝国来实现。然而他承认，不幸的是，当时为时已晚。美国人正在一步步接管这里。自墨西哥战争以来，他们掠取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而现在他们正尽可能多地购买剩下的土地。何塞·波萨达（José Posada）[2]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1913年创作的《自行车》（Las bicicletas）版画中，将美帝国主义者描绘为现代版本的启示录骑士，身边围着诈骗犯、腐败政客、患梅毒的妓女，以及“帮助外国人的坏墨西哥人”。在美国参与墨西哥事务的程度日益深化的同时，这种现象在美洲大陆其他地方也十分普遍。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两倍多。英国仍占主导地位，掌握该地区一半以上的外债，只不过美国跃居第二位，让德国人黯然失色，更把法国人远远甩在后面。

两次世界大战，同样都使欧洲陷入贫困，却给美国带来了财富，颠覆了欧洲人的霸权，让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期，美国当时一度感到在西半球不存在任何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对邻国事务的积极干预，还成立了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按照美国的计划，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战略安全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却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清谈馆”。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代人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国际共产主义”或苏联似乎总在美洲寻求新的控制范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态度似乎和苏联对东欧的态度相似：这里是打造“卫星国”的空间，这些国家在战略物资贸易或军事结盟方面的自由将受到集体和双边条约的限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冷血战士”，他总无法摆脱一种恐惧：“当他有一天一早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在南美也同样发生了。”当危地马拉一个温和的左翼政府拒绝将国有化的资产返还给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时，危机终于出现——至少在北美人看来是这样的。1954年，中央情报局组织策划了一次政变，并向其走卒提供了武器。危地马拉遂变成美国的一个顺从的附庸，但此举在道义上造成的后果却尤为可悲：民主被废除，糟糕的右翼独裁统治长期存在，可恶的左翼游击队逐渐形成。这成为美国家长式统治下受害国的一种共同模式，使美国在其“后院”不受待见。1958年，当自我标榜为反共先锋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问利马时，他的保镖们都拔出枪来保护他，以免他被街上正在抗议的不满人群所伤害。

古巴让局面变得更为复杂。正是在这里，1959年，游击队成功地接管了国家。美国间接操作的每一次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和策划入侵的图谋都惨遭失败。作为被侵扰的一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是一个天生爱出风头的人物，对自己的国家怀有朴素的乌托邦理想。他在年轻时曾怀有一腔美国梦，渴望为洋基队打棒球，还以为“自由古巴”（Cuba Libre）鸡尾酒真的可以通过混合朗姆酒和可口可乐而制成[3]——控制美国援助，可以为平等主义所用。但是，美国对古巴的政治漠不关心，以至于印第安酋长们占领了乡村，歹徒充满了街道，这让他转而投奔社会主义“解决方案”。他把古巴打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楷模”，并向全世界展示，广泛推荐给各地——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他掀起了其他共和国的游击运动。1962年，他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基地，这是改变世界大国力量的平衡的真正威胁，将使整个美国都落入苏联潜在核武特遣部队的打击范围之内。美国总统肯尼迪陷入危机，对古巴启动了不可持续的封锁。幸运的是，苏联人为肯尼迪拱手献上了一场胜利，因为他们为了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而同意将导弹撤出古巴，并事实上承认美洲为美国势力范围。即便如此，卡斯特罗仍继续咬住美国死磕到底。他始终坚定不移，其地位难以被撼动，成为永远令美国难堪的人物，提醒着他们的失败。

因为古巴，美洲这盘棋上所有其他潜在的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都成为美国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直到冷战结束。1964年，美国鼓励的一次政变击败了当时的玻利维亚改革派政府，只因为他们竟敢将锡矿国有化。1965年，2万美军攻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只为挫败所谓的“第二个卡斯特罗”。由美国资助的阴谋活动分别推翻了巴西和智利的民选左翼领导人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4]和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5]。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不懈地打压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ista）[6]政权；1990年，桑地诺阵线接受了他们在大选中的失败，展示了他们对民主制的尊重。与此同时，美国入侵者还镇压了“格林纳达人民共和国”。美国对右翼政权的支持和对左翼政权的颠覆败坏了其民主先锋和人权卫士的名声。干预主义的恶习难改。即使到了2001年，中央情报局还牵连进一场意图推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左翼政府的失败行动。然而，当时美国拉美政策的标志性焦虑已经改变。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共产主义的威胁消散，苏联解体；虽然美国仍纠缠于美洲大陆的政治泥潭之中，如今却另有打算：试图通过巩固民主将拉丁美洲融入“新世界秩序”；开展“反毒战争”，打击毒品大亨并扼制他们的政治盟友。诚然，“新世界秩序”无疑需要美国来担负起全球警察的责任。“新世界秩序”的到来，加强或鼓励了美国进一步的干预行动，似乎预示着一个美国干预主义更广泛、更具侵略性的新时期的到来。

[1] 休·波拉德（1888—1966），英国情报官员、作家、武器专家。

[2] 何塞·波萨达（1852—1913），墨西哥著名版画家，有“人民的版画家”之称。

[3] “自由古巴”鸡尾酒是真实存在的，由朗姆酒、可口可乐外加柠檬水混合制成。朗姆酒由拉丁美洲常见的经济作物甘蔗酿造而成，而可口可乐是美国的一个符号，这使得“自由古巴”极具象征意味。

[4] 若昂·古拉特（1918—1976），第24任巴西总统，1961年9月8日至1964年4月1日在任，被军事政变推翻。

[5] 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第29任智利总统，1970年11月3日上台，1973年9月11日被政变者包围后自杀。

[6]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尼加拉瓜的一个左翼革命政党，曾于1979年推翻总统索摩查并成立社会主义联合政府。

从后帝国主义到反殖民化

美国对美洲地区实行帝国主义和准帝国主义政策的历史进程相当漫长，在这段绵延持久的过程中有一点令我最为好奇，那就是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却承担着反帝国主义斗士的角色。虽鲜有人深究，但美国自我角色定位向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转变是美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这种转变出现得相对突然，其产生时间不早于美国对墨西哥革命进行干涉的时期——这场政治博弈持续至1917年初；不晚于同年4月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威尔逊总统在当时就以反对帝国主义甚至清除帝国主义作为其宣战的理由。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完成了最后一次领土扩张行动，适时购得了维尔京群岛。历史上从未出现一个国家可以像1917年以后的美国那样，赢得了如此多场战争，却仅获少量的领土和赔偿。

人们推测有多种因素导致美国从帝国主义投机者迅速自我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倡导者。部分原因来自威尔逊个人理想主义的影响；而且当时正值干预欧洲战争之际，美国借此将干涉举动合理化，从而给选民一个交代，这些选民包括反对帝国主义的多数派民众，以及逃离旧世界帝国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群体；此外，美国对墨西哥乱局干预的失败，以及梭罗和马克·吐温等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作品带来的长期影响，亦是其转变之原因所在，因为随着美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白人的负担”，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相应地发展壮大。另外一些较苍白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无须任何解释，它是存在于美国历史内在趋势或普遍传统的一部分，因为民主就意味着反帝国主义。

一旦与帝国主义决裂，美国便坚决依照其主张采取新的举措。自拥护民族自决原则确立之时起，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陆续撤离了昔日强行占领的多数领土。根据《印第安人重组法》（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美国甚至在1934年时选择性地恢复了一些部落的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兑现了其战前承诺，支持菲律宾独立自主，也由此占据了道德高地，以便敦促其他殖民国家放弃殖民统治。冷战时期，美国被共产主义控诉为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这种指控从未使美国动摇——尽管美国的非常规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所持有的外债总量持续增长，由其掌握的跨国公司的数量相当可观，同时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内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

美洲确实是美国民主的例外，它似乎难以享受到美国人的高风亮节之举，山姆大叔仍然要常常清理后院。美国未能成功去殖民化的海外领土仅剩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在波多黎各，帝国主义仍然存在。这个岛国依旧是“殖民地实验”之场所，由于美国本土对波多黎各环境政策、渔业和国防等问题的控制，当地居民尝到了美国化失败的苦果。而该地区的长期地位问题依旧未得到彻底解决。波多黎各是一个美洲的异类，始终游荡于两个不可调和的选项之间：或独立为国，或加入美国为州。若有机会，多数波多黎各人很可能愿意加入美国，不过美国国会却很难赞成这一做法。如条件允许，美国很可能会支持其独立，但大多数波多黎各人却拒绝这样的决策，因为如此会致使美国本土无须再多花心思对其履行更多的义务。

即使波多黎各独立于外，美国对其经济的管控依旧无碍。虽没有正式权力结构的钳制，然而固有的依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多米尼加共和国及牙买加的情况同波多黎各类似，它们都是向美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移民来源地。美国也成了其他一些地方主动模仿的对象。文化同时就是实力。美国的流行文化已蔓延至整个世界，自然也迅速被美洲其他地区欣然接受。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拉丁美洲尤其受到美国的重视；去往拉丁美洲的新教传教士向来是传播美国文化的急先锋，他们甚至放言将创造一个新教的新大陆，以光复因天主教人口侵入北美被打破的平衡。

与美洲地区实现美国化相对应的是美国本土的“拉丁化”，即来自美洲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其中尤以墨西哥为多——的移民群体对美国进行“反殖民化”。随着美洲其他地区越来越美国化，美国也和美洲其他地区变得愈发接近。“拉丁裔”目前是美国数量最庞大的少数族群。他们大多数说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而且是印第安人后裔。这是真正的反殖民化现象，因为自美国西南部纷至沓来的新移民们或从格兰德河偷渡而来，或乘卡车仓皇而至，这片土地是被美帝国主义吞并的领土——墨西哥文人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便称此地为“我们的土地”。很多人忽略了这种迁徙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除非这些拉丁裔族群全力推广西班牙语的教育、出版和传播，否则美国不会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国家，亦无可能成为双语并存的国度。拉丁裔族群的增加是移民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西班牙语在英语强势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强大，通常西班牙语家庭往往会在两到三代之后就失去与原生语言的关联。拉丁裔最终很可能像意大利裔或波兰裔美国人那样，成为少数族裔——有选择地保留其核心文化记忆，但不再使用祖辈的语言。不过由于其族群人数众多，又与故土关联紧密，且来到美国的时间较短，所以他们将会成为连接美国与美洲其他地区的桥梁，还可作为促进泛太平洋地区紧密合作的催化剂。

从帝国主义到影响力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原本和风细雨般传播扩散的美国对世界（尤其是对欧洲）的影响力，这时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此背景下，我想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帝国主义的背离。为了认识其影响力和独特性，我们必须回顾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从16世纪起美洲便不断对旧世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开始是通过“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Man）和生物群的“哥伦布大交换”。我相信美国18世纪的风景滋养了欧洲早期的浪漫主义情结。原住民的身上被认为拥有某种高尚的野性精神，这种野性为大地以及人类自身增添了无尽的浪漫色彩，同时也激发了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平凡人”（common man）之中挖掘智慧。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100年中，源自美国的政治形式、意识形态和文化运动对旧世界不再产生重大的影响。来自美国的独立艺术家和作家在欧洲得到了认可，但没有任何美国本土文化在旧世界扎根繁衍——除非有人把唯灵论（spiritualism）也算在其中。（唯灵论于1842年起源于纽约州边陲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并花费了几代人的时间在大西洋两岸发展成了具有相当大规模的宗教团体。）然而如今，我们的世界彻底笼罩在美国的影响力之下，这其中问题丛生，令人无从掌控，更难以琢磨。

即使是对民主观念，旧世界怀有的更多是崇敬之情，并拒绝照搬，或者说比起崇敬更多一分惧怕之感。在19世纪初，民主似乎是美国的“特殊制度”之一，大多数欧洲人对此并不买账，但美国用事实改变了旧世界看待政治的方式。托克维尔作为把美国民主体系介绍给全世界之人，他的《论美国的民主》至今仍是关于美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因为此书全力倡导消弭政治鸿沟之道。托克维尔的建议使他成为宪政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英雄。他以贵族式的沉着冷静面对人民主权，帮助保守分子妥协，使其接受和平变革，而他所提出的方案最终胜出。民主先于流行音乐、美式礼节和快餐成为第一个征服旧世界的美国文化产物。

然而要彻底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19世纪初的欧洲保守政治家极力诋毁，认为美国呈现“大厦将倾”之颓势，而美国内战又使很多人打消了走向民主的念头。在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当欧洲国家宪法开始迈向民主之路时，其蓝图的规划要归功于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和法学教授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他在1888年出版了一部介绍“美国联邦”制度的书。布莱斯曾三次前往美国开展“实情调查”任务。他拟定了一份非比寻常的“学习清单”，以供欧洲政界向美国借鉴相应知识。例如，成人选举权需要受到财产资格的限制，因为在布莱斯看来，对于黑人和穷人来说，“投票是一种恶作剧的手段”。要避免出现在政府之外另有收入的政治家，他们通常容易被收买，惯于使用阴谋，而且在美国如此强大的政党制度背景下，易形成不合理的党派偏见。全民投票选举行政首脑是可取的，但是选举司法机构则不然。政教分离是明智的。布莱斯非常睿智地警告道，民主容易让政治变得对精英毫无吸引力，他还发现美国存在“强大的财阀政治……这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它使民主不仅效力减弱，而且可能变得更有害”。然而瑕不掩瑜，布莱斯发现美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趋势仍堪称典范，或者至少是无法绕过的。布莱斯将其比喻为“但丁之灯，以照后人”。

在促进民主的同时，美国提出了“人权”的概念。《独立宣言》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确立为人的核心权利。生命之权利被其他一些国家所忽视，这些国家在必要之时任意处置人的生命。而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乍看之下又似乎过于笼统，难以改变历史进程；二者被忽视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不同的人对自由和幸福的看法是相互冲突的。在拉丁美洲，“美国宣言”的多个衍生版本在各共和国宪法中变成了僵化教条；在法国，宣言在革命中回响，却不断遭到狭隘政府的排斥；即使在美国，这份建国宣言里的所谓“人权”也长期把奴隶和黑人后裔排除在外。但这一切仍未能阻挡民主理念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酵。19世纪末至20世纪，宣言成为“美国梦”的基础，据此，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在祖国的沃土之上追求个人幸福——物质繁荣，而这种追求在其他国家通常会受到干涉。美国也因此晋级为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到21世纪之初，美国成为全世界争相追捧的榜样，大多数国家都复制了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宪法和法律条文，这些是使美国梦得以实现的基础。

随着1975—1983年关于全球化与民主的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的展开，尽管参与国对民主所怀的诚意不尽相同，多数国家都共同签署了相关的国际协议，协议对人权有更具体的规定：免遭被任意逮捕、施以酷刑和征用其财产的权利；家庭和睦的权利；为文化、宗教和经济等目的而和平合作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同时享有在公共秩序所要求的限度内自我表达的权利；免于因种族、性别、信仰、疾病或残障而遭受迫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有基本水平的住所、健康和生计的权利。然而，关于生命和自由仍然有问题尚待解决：生命的权利是否适用于罪犯、未出生的胎儿和安乐死者，尚未有定论；自由，是否会受到权力差异的影响。这些依然使许多人实际上在面对掠夺性政府、犯罪组织和实力雄厚的企业时难以自保。在21世纪初，人权的理论几乎遍地开花，然而想要全面实现人权理想，道路依旧漫长。

在大部分欧美思想交锋的时期里，美国通过对源于欧洲的思想得出的自己的想法，转而影响了欧洲，尽管美国人在高雅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想象力几乎难以达到欧洲人的丰富程度。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国文化的影响力突然开始向外辐射。第一个征服世界的是美国音乐。在1893—1894年间，在美国一家音乐学院主持了几年工作的德沃夏克（Dvorák）创作了《自新大陆交响曲》（New World’s Symphony）和《圣经歌集》（Biblical Songs），这让全世界注意到了黑人灵歌的魅力。第一个对旧世界产生转折性影响的美国独特艺术形式是拉格泰姆钢琴爵士乐（ragtime）。德彪西（Debussy）于1906—1908年间完成了《木偶的步态舞》（The Golliwog’s Cakewalk），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萨蒂（Satie）、欣德米特（Hindemith）、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和当时正处于青年时期的达吕斯·米约（Darius Milhaud）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吸纳了拉格泰姆这一音乐形式。“拉格泰姆太棒了”（Ausgezeichnet ist Rag-time）这一称赞就出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之口，据说这是他在出席了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泽（John Philip Sousa）的乐团在欧洲的巡回表演后的反应。普契尼（Puccini）将他所认为的祖尼（Zuni）音乐写进了1910年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创作的作品《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的音乐品味开始席卷欧洲大陆，随着爵士乐的成功登陆，美国音乐喜剧也征服了欧洲的剧院，剧院上演的剧目中充斥着源自锡盘巷（Tin Pan Alley）和好莱坞的俏皮话；美国人的歌声在战场之上飘荡。在普契尼1917年创作的歌剧《燕子》（La rondine）中，女主人公玛格达（Magda）用拉格泰姆歌唱爱情。显然，拉格泰姆已经成为欧洲人从美国摄取新鲜音乐和动人调式的首选项。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同一时期的视觉艺术灵感仍旧源自欧洲，直到进入20世纪下半叶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这之中人们常忽视两个事实：第一，美国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是唯一可以真正在民众间流行的高雅艺术，因为即便是那些从来不去画廊的人，也不禁要在上班途中看到身边的建筑艺术。在拉格泰姆炙手可热的若干年中，美国的建筑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作品为典型代表，对他们来说建筑“只不过是民主的一部分”。赖特的《经典作品集》于1910年在德国发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世纪80年代发明于芝加哥的钢结构摩天大楼，成为美国献给世界的一件独特礼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伍尔沃思大楼（Woolworth Building）落成，它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也许还是自胡夫金字塔以来最有野心的一个。尽管没有即刻在欧洲盛行，但是摩天大楼着实“让欧洲民众心生向往”，激发出他们崭新的“浪漫和幻想”。

第二，总体看来最为普及的美国视觉艺术形式依然是电影，其次是电视和广告图片。美国电影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走向成熟，当时D.W.格里菲斯（D.W.Griffiths）制作了自由主义史诗级影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和《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托马斯·英斯（Thomas Ince）创作了和平主义影片《文明》（Civilization）。虽然在道德教化方面好莱坞电影并不算入流，但由于电影预算巨大，行业兴盛，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聚集至此，好莱坞的影响力也因此逐渐增强。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放映和观赏电影都变得很容易。即使在没有电影院的地方也会有巡回电影的放映。电影成了最流行的大众艺术。20世纪晚期，好莱坞导演精心挑选的画面充斥着人们的大脑，好莱坞向全世界播撒美国榜样的同时更投射出美国眼中的自己。

美国艺术和音乐在海外成绩斐然，美国在思想和科学领域也大放异彩。1907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著作《实用主义》（Pragmatism）面世，这本书在欧洲卖出了6万册。《实用主义》完全是美国本土哲学的硕果，这位思想家鄙夷他弟弟那种不堪的欧化作风，并为奔忙打拼的美国人打造了一套适用于他们工作及生活的思想体系。在科学方面，到20世纪初美国因其科技发明足以改变世界而享有盛誉，这些发明包括：电报、安全电梯、电话机、油印机以及留声机。在某种程度上，1904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就是美国技术革新的展示会。在同一时期，莱特兄弟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成功制造出首架载人飞行器，声名大噪。与此同时在人类学领域中，美国人的研究方式也掀起了一场科学革命。在西方，19世纪末期，人们相信某些民族和某些社会拥有更高的进化地位，这个所谓的科学结论一直被普遍认可并被视为智慧的结晶：世界是通过区隔种族优劣等级而逐层构筑起来的。这个观念被一位秉承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却未受到人们重视的英雄——弗兰茨·博厄斯彻底颠覆，他揭露了种族主义颅相学的种种谬误，并指出按照进化的思想模式把各族群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已不合时宜。

拉丁美洲在美洲以外的文化影响力仅限于两个领域：流行音乐和严肃文学创作。芬兰人会说，探戈是他们的民族舞蹈。“拉美”是一种舞乐风格，应该算是真正发源于拉丁美洲的。好莱坞帮助推广了拉丁美洲的两种音乐类型——墨西哥流浪音乐（mariachi）和木琴乐（marimba）。巴西舞星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创造了性感的伦巴和桑巴舞风格。还记得在我小时候，一些巴拉圭乐队向外界诠释了其传统的拉丁美洲音乐，他们弹奏着拉丁竖琴（arpa india），还翻唱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男歌手们的一些相当蹩脚的曲目。自那时以来，各个拉美国家的音乐在各大洲之间相继流行——包括巴西的巴萨诺瓦音乐（bossa nova），古巴的林荫道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梅伦格舞乐（merengue）。然而，近年来“拉丁美洲人”已被“拉丁裔美国人”所取代：美国庞大的音乐产业使得拉丁裔艺术家能够在北美的公众舞台上尽情施展其才华。

同时，诗歌和小说仍然保留着拉丁美洲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由于西班牙语世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知识价值的完整性，拉丁美洲本土严肃小说作家在国内颇受青睐，有时也能够在国外引起关注。20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靡世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和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之间的火药味弥漫在名人绯闻杂志的各大版面上。人们大概只有在全球最伟大的小说家榜单上才能发现阿根廷人占据了多数的席位。虽然尼加拉瓜输出的世界级著名艺术家少于比利时，但他确实拥有重量级人物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则成为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的主人公。

美洲的陪跑失败者

抛开上述话题不谈，美国之外的美洲国家都是20世纪竞争的失败者。这些美洲国家参与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兴盛，他们接受了美国带来的影响，有时还会听从美国发号施令。有时它们会进行反抗或假装冷漠，但总是黯淡收场。发展差距带来的耻辱成了拉美各国集体心理的写照。美洲其他国家在自我评估变革成效时总以美国为对照，自然也常感到难以望其项背的挫败。

阿根廷原本可能成为南美版本的美国或者至少是加拿大。从19世纪中叶起，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一直被看好，因为美国已经向世人展示了走向强盛的良方：通过铁路实现联合统一、管护利用草原、灭绝原住民、选择性地开展工业化建设，以及大规模移民。1857年至1930年间，阿根廷净增移民达350万，移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增长数量的6成。到1914年，美国人口中有13%为外国出生，而阿根廷的相应数据为30%。在20世纪初，阿根廷几乎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口和生产增长率，阿根廷也因此而自信满满。这个国家因为妄自尊大而闻名于世，这一点在1909年为学童制定的忠诚宣誓中被表达出来：它宣布阿根廷是“地球上最优秀的国家”。阿根廷人“坚信其命运充满荣光”，相信阿根廷的“历史没有失败”。

过分自信的结果通常是幻灭。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在20世纪20年代时就预见了这一结果：“潘帕斯草原的承诺如此慷慨，如此轻而易举，但一路走来却不常能兑现……在美洲，失败肯定比其他地方来得更糟糕。一个人突然遭到侵害，却无人问津，伤口得不到任何治疗。”到1935年，来自阿根廷本土的曼努埃尔·加尔韦斯（Manuel Gálvez）总结说，在创造这个国家时“上帝犯了一个错误”。当时的地图把这片土地绘制成向世界尽头逐渐变细的模样，在这里孤独成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卡洛斯·加尔韦斯（Carlos Galvez）在1937年哀叹道：“欧洲人几乎无法想象我们的孤独是多么悲惨。”

但真正的问题却是阿根廷在世界经济大潮的沉浮中所显现出的本质。专于初级生产和出口导向的阿根廷经济是世界经济气候的晴雨表。每一次经济衰退，这个国家都会陷入困境。20世纪30年代的探戈歌词中满是遭受经济萧条影响的苦痛；酒馆名人迪赛波林（Discepolín）在歌曲中讽刺人们的堕落和对金钱的欲望：“耶稣的价值和小偷一样。”塞莱多尼奥·弗洛雷斯（Celedonio Flores）则唱出了“人们怒火中烧，然而在饥饿面前却无能为力”。阿根廷采取了应对措施，试图通过迅速工业化摆脱初级产品的制约。10年间，工业雇用人数达到之前的两倍多。到了1943年工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最大的经济支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之后阿根廷接受赊账将肉类供应给各个贫困的原交战国。1948年，美国法令规定马歇尔计划（Marshall aid）提供的援助不得用于购买阿根廷产品。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劳动力逐渐消耗了可供出口的资源。蛊惑民众的政客胡安·庇隆（Juan Perón）提出的出口替代政策使得贸易锐减，劳动力人群一贫如洗。他是个江湖骗子式的独裁者，个人生涯劣迹斑斑：庇隆夫人对其不知羞耻的个人崇拜——“为贫苦无衣者殉道的人”——和混合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天主教理论的“公正主义”，都是些虚假空洞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所作的每一个新尝试都归于沉寂。经济失败一再妨碍民主化进程，这是因为接踵而来的危机使人们倒向了快速起效的独裁政权。20世纪90年代比索与美元的兑换汇率得以稳固，由此出现了最后一个短暂的奇迹，然而当我在2001年末写这几段文字的时候，这一奇迹已在经济紧缩、民众的泪水和遭受威胁的政治动荡中落下帷幕；新千年出现了世界性的温和经济衰退，不过大多数经济体都得以幸存，包括世界上被普遍认为是最脆弱的那些国家，然而事实证明阿根廷却无法承受衰退的后果。当今的报刊登载了关于西班牙移民放弃阿根廷选择回国的报道。此外，另外一款新的棋盘游戏受到人们的欢迎，其名为“永久债务”（Deuda Eterna），游戏的目标就是“击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失败寻找借口已经成了一场全民消遣的游戏。

英国，其次是美国——一直都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的罪魁祸首。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开始展开自我批判的阿根廷人越来越多，他们诅咒了自己的西班牙和印第安血统：加乌乔牧人的男子气概（gaucho machismo）和西班牙人的无政府主义。或者他们已然不再认为是移民带来了“种族退化”，或是大好前程引发了自满，“个人牺牲和责任”看起来已无关紧要。一些外国人甚至将一切归咎于“土壤因素”或国民共性。奥尔特加·加塞特发现阿根廷人胃口巨大、无纪律、自恋且无能。所有的解释都将失败视为“上帝的惩罚”，即道德缺陷的报应。这样做是危险的，它分散了对可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并开始了自我应验的末日预言。事情尚未发生时人们就已经在理智层面上产生了忧虑。这相当典型地呈现了一个国家是如何暗示自我走向衰退的。

在西半球，无法承受巨大期望的国家不只是阿根廷，美洲的多数国家都被挫败感所困扰。即便个别国家成功摆脱了这种挫败，也只会加剧这种挫败的受害者的痛楚。智利一直认为自己是那个特别的存在。该国的独立运动被一种信念所驱动，即智利可以成为“地球的商业中心”，尽管该信念至今仍未实现。19世纪智利人在对抗秘鲁的战争中所向披靡，梦想着自己的国家成为“太平洋的英格兰”。虽然出现了一些自我批评的声音，但智利依然坚信它已经成了“模范共和国”；1858年的报刊评论道：“人人都高呼智利是南美洲的模范共和国。那其他国家到底又会是怎样的呢？”智利之梦的破碎，希望之落空也许应该归罪于经济萧条对多元化发展的一再阻碍。在独立时期，智利发现了丰富的矿藏——先是铜的开采，随后是硝石，可是始终仅依赖矿藏的做法却使智利陷入了困境；20世纪下半叶智利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碰撞，“智利路线”（Chilean paths）同社会主义或“自由革命”（liberal revolution）纷争不断，这导致新兴工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只有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真正的经济实用主义才在智利盛行起来。

在哥斯达黎加以南，被誉为“美洲小瑞士”的乌拉圭也许取得了20世纪的最好成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乌拉圭在妇女权利、劳动法、福利法和经济监管方面，甚至比瑞士走得更远。纵使其间出现过几次间断，这里的民主持续了约2/3个世纪，其持久性胜过大多数欧洲国家能达到的程度，这着实令人印象深刻。通常，伴随着民主会出现一些社会和政治特征，如城市化、低文盲率和相对较高且分布相对平衡的财富，乌拉圭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上述特点。但是大多数时候，乌拉圭的选举制度有高度的特殊性；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不一定成为总统，除非他的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在选举中胜过竞争对手。这种不稳定的制度颠覆了胜选人的合法性，还鼓励了“邪恶联盟”设法策划推举可胜出的候选人，而非可正常运作的政府。20世纪60年代，图帕马罗斯（Tupamaros）游击队以“想为世人争取平等和正义的团体”之名义，在穷苦民众之中得到了支持。像南美洲“锥形大陆”的其他国家一样，乌拉圭在20世纪70年代初屈从于军人统治，但经过几年的镇压之后，军方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未经其操纵的公民投票，决定在1980年恢复民主。

墨西哥也似乎总被迫充当“永久伴娘”，空有潜力而无法实现。它在20世纪初的表现差强人意。正好套用朝臣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赞颂，长期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可以“自己压迫他的人民，但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样做”。迪亚斯既是成功者也是受害者；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渴望被点燃——包括被排斥的穷人和苦工，也包括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经济的希望葬送在1911年开始的“爆发于繁荣之中”（né de la prospérité）的革命中，起初一切似乎只是精英中的权力斗争，但之后农民群体也参与进来。随后的混乱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但是在政治稳定面前，经济自由成了可丢弃的选项之一，私营企业遭到掠夺。墨西哥政府具有社团主义的倾向，狂暴地反教权，在经济上采取防守措施，在口头上反对美国佬的干涉。这个阶段只持续到1938年的石油国有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好邻居”，策略性地转向资本主义，作为恢复国内经济的权宜之计。这一政策勉强得以持续，收效则马马虎虎。随后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外国投资注入。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发生了来势汹汹的人口爆炸，其解决方案也应运而生：美国开发出了使用墨西哥本土各个品种培育的新的神奇小麦。可是，明显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无序发展导致现代墨西哥城的出现，这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城市之一，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时）为2000万左右，住房不足，公共卫生无法保障，而且整个城市都永久地被污浊的大气所笼罩。

巴西的历史之中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未竟之梦。作为美洲的另一个巨人，巴西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差无几，且相较美国，巴西在很多方面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优势。它甚至在政治方面拥有更得天独厚的土壤，因为其国土完整且从未受到严重的威胁，各个种族和文化混合共存，在近现代时期未出现任何因错误认识所带来的暴乱，而政权的更替没有导致或促成革命，反而对其起到了抑制作用。某种意义上，巴西相当于南美洲的中国——是团结少数民族群体、践行维持稳定统治最成功的国家。然而，与美国相比，巴西似乎是一个因关节失灵而步态僵硬的巨人。据一位著名巴西学家的说法，自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Cabral）[2]造访以来，“巴西便被视为希望之地，但巴西人却没能努力抓住这一时机。”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曾被这种虚妄的希望所灼伤。正如克劳迪奥·贝利斯（Claudio Véliz）所写的那样：“本世纪（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拉丁美洲的经济繁荣之势日益衰退，人们对此备感失望的原因在于这种低迷与早先的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寻求追赶北方国家的道路上，美洲其他地区尝试了许多方法：各种类型的社团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农民浪漫主义、浪漫的本土主义。不过，总的来说，最显而易见的做法仍然是：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就模仿他们。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历史终结论”的信念几乎征服了整个西半球。根据相关理论，经济自由应该带来政治自由，现代化应该促进民主，中产阶级的壮大应该使社会变得平等。但现实并不总是这样发生的。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在残酷的政治镇压下，强制执行的经济自由政策有一定成效，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还算稳定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一模式没有在更广的范围得到验证；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阿根廷和巴西，资产阶级通过现代化致富，却更情愿通过支持专制政治来保护其资产。在这两个国家，民主制度最终被重新启用，至此他们的发展进程都和智利类似，但获得的经济收益并不稳固。阿根廷重新回到了它在历史上的常态：破碎的希望，难以实现的期待。拉丁美洲股市的联合基金红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陷入了价值归零的境地。与此同时，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让古巴变得比邻居们更民主或更富有。由于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开来，并且在整个美洲都不同程度地稳住了脚跟——甚至连古巴都已经开始软化——西半球的重新整合似乎有望成为可能。

[1] 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第29任墨西哥总统，任期为1884年至1911年，墨西哥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拉丁美洲有名的独裁总统。

[2] 佩德罗·卡布拉尔（约1467—约1520），葡萄牙贵族、航海家，一般被称作巴西的发现者。

第七章　回顾与展望

历史能解释自身：如果你知道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就会开始看清它为什么会发生。北美上升到目前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个中原因放在历史背景下考察就很明朗清晰了。这一转变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可以准确地追溯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那么，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多远的过去？北美霸权是否根植于比历史表层更深的地方——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本质之中？

总体而言，假设重大的事件必然有重大的原因或悠久的渊源是错误的。而用社会文化来解释历史变迁，虽颇受学者青睐，但通常都不尽如人意，因为没有哪一个社会或文化是固定且平稳的；它们的转变本身尚且需要给予解释。现代的趋势是把历史学家以前偏爱的因果关系的宏大格局分成小段。历史关联并非在长时段中产生。为了理解罗马的衰亡，我们不需要回到奥古斯都（Augustus）[1]的时代，即使回溯到安东尼们（Antoninuses）[2]的时代也没有必要。根据目前的学术研究，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之所以发生是因为16世纪的世道使然，而不是源于中世纪的历史背景。英国民主不再被认为起源于日耳曼森林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个人主义”。

同样，到北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期去寻找北美兴起的根源，或者，到另一个大陆搜寻各种原因，比如将拉丁美洲的发展迟缓归因于所谓的“伊比利亚诅咒”，或者将拉美大陆目前的停滞归咎于一个遥远的半岛从古老的过去遗留下的软弱“遗产”，在我看来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如果我们要了解美洲的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确保避免在不加充分思索的情况下，低估对美洲历史的各种可能解释。因此，值得花点时间来拂去尘埃，翻开关于这些问题的古老争议，揭开那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所包藏的基本点：它们分别涉及宗教、文化、性格、思维方式和气候。

[1]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君主，元首制的创立人，统治罗马长达40余年。

[2] 指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86—161）和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

法利赛人的收获

随着成功和失败之间形成鸿沟，人们很容易感到我所说的法利赛（Pharisaic）[1]历史理论的诱惑所在：物质的成功是美德的奖赏。根据这个逻辑，如果说西半球靠北端的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那必定是因为他们应得如此。道德优越性、文化优越性或种族优越性注定了他们的卓越表现。尽管，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必须承认其拥护者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深信不疑。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洲的历史似乎都像透过镜子一样反射着大西洋彼岸的历史。对于欧洲来说，北方和南方也被各自已成定论的成败拉开了差距。“北欧人”是当时流行的种族分类，其表现就超过了“拉丁人”；或者，从文化方面来说，新教徒胜过天主教徒，“盎格鲁人”则击败了其他所有人。所以，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世界工厂”，自由的中心，政治稳定的榜样，世界上最强大殖民帝国的宗主国。与此同时，作为昔日欧洲文明的重要中心，地中海各国及其城市却陷入了停滞，或在衰落中成为强弩之末。只有德国似乎还在与英国争夺发展的生机。跨洋进行类比的话，美国人在塞罗戈多山（Cerro Gordo）或圣地亚哥——德古巴（Santiago de Cuba）[2]取得的胜利类似于普鲁士人在色当（Sedan）[3]战役中的胜利：撒克逊人[4]迈向霸权之路上的一站。

失败者似乎总是天主教徒，而赢家都在新教徒一边。美国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5]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一件大事：新教主义孕育出了进步。新教是某种文化优势综合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成为正统观念：新教主义产生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引发了帝国主义。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所以我希望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相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特属于新教徒的恶习，会让我感到宽慰。唉，可是这些恶习在我的教友当中也很普遍。用北美的概念来狭隘地表达，新教教义就是美国的本质，因为它滋养了宽容，刺激了良心的冲突，并因此导致了公民自由概念的形成。这里的基本假设同样不成立。所有的宗教在没有对人们的信仰占主宰地位时都赞成宽容。在美国建国初期，清教徒迫害天主教徒和其他新教徒是很常见的。贵格会（Quakers）和浸礼会（Baptists）在马萨诸塞殖民地被驱逐出去以后，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在容忍度较高的那些地区，其创始人的宗教信仰从未建立起稳固的优势，或者，促进殖民化的需要超越了对信仰的苛求，例如浸礼会的罗得岛，天主教的马里兰，贵格会的宾夕法尼亚。

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形成的优等民族或最优文化，不论被当作美梦还是噩梦，都十分虚幻。没有了英国和德国，“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就无从谈起。没有哪个种族或文化单独造就了英国、德国或美国的伟大；它们在多元化方面都很成功。种族主义的突然发作会损害甚至破坏已取得的成功。大英帝国严重依赖于国内各民族间的通力合作，以及凯尔特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这些少数族裔的人力和智力，但是这些少数族裔在进入英国本土权力职位的竞争中往往都处于劣势，而他们在海外英属殖民地中占有代表的比例往往都很高。美国一直都是由少数群体构成的组织体系——而且一切因此而更加美好。它从来都是一片梦幻的新教之地。天主教徒在殖民时代初期就参与进来，尤其在马里兰殖民地的创建过程中。犹太人也一样。贵格会则创建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对整个国家的建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充其量也只是非常规的新教徒，因为他们重视“圣灵”的教诲胜过《圣经》的教诲。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博西（John Bossy）的说法，来自火星的人类学家会将他们归类为天主教徒，与所谓的新教徒分属不同类别，而新教徒基于《圣经》的信仰是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天主教徒在美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且更为突出。新教在美国神话般的重要性类似于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魔咒的效应，其正当性和相关教派的信徒在数量上的优势无关。

诚然，在美国建国初期，天主教徒极少，在1790年的350万人口中只有35000人。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赢得了西部，之后的一段时期也是天主教成长壮大的最佳时代，这首先要归功于对墨西哥大片领土的吞并，使天主教徒人数到1850年增加至2300万美国人口中的140万。接收天主教欧洲的“废弃物”渐渐造就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如今天主教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教徒人数和所有新教徒加起来一样庞大。

如果说美国不算真正的新教国家，那么也必须质疑“拉丁”美洲国家是否真的是天主教国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在新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具有特殊的特征。在许多共和国，天主教都享有宪法特权，但在墨西哥和古巴，却不得不与激烈的国家世俗主义对抗。在拉丁美洲，所有共和国无论在何种倡导下一直都奉献于圣母玛利亚，而且，影响社会的天主教传统所拥有的坚韧力量在近年来发生的事件中可见一斑，例如教皇在解决比格尔海峡（Beagle Channel）争端中发挥的作用、基督教民主党在智利取得的重大政治胜利，以及解放神学[6]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s）等激进运动产生的影响。不过，虽然天主教徒的数量在北美不断增长，南美新教徒的数量也在增长。现在，巴西的新教牧师要多过天主教神父。1/3的危地马拉人属于新教各教派，智利、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有1/6。福音派运动，通常由代表美国“道德多数”的教派支持，是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在过去50年里发展最快的时尚潮流。他们又反过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尤其在危地马拉，在自称福音派教徒的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ín Rios Montt）——讽刺者恰如其分地称他为“迪奥斯·蒙特（Dios Montt）”——的疯狂统治下，新教政治实际上变得和右翼政权并无二致。[7]

广义理解上的政治文化差异对应着财富差异，这种观点仍然很普遍。至少可以上溯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时代以来的历史遗产，使美洲大部分地区拥有一种由“世袭主义精神”主导的政治文化，而美国却“生而自由”。拉丁民族是“有机的”或“团体主义的”，而美国人民却是发自肺腑的个人主义者，美国是“自由人之地”。两边都有其罗马原型，只不过美国的是共和政体，拉美的是帝国政体。这是美国人最钟爱的自我神话之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热爱自由的自由人民。他们当然是。他们对自由的信心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特质，亲切得令人感动——近乎天真，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在美国感到幸福，就像在家一样。但是，这种信念并非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人民群众都合群得有些过头，他们从内心深处拥抱集体主义，常常毫无新意地从众。在自己的家庭之外，他们把自己淹没在任何能够融入的社团中缠绵不已：工作场所、高中和大学的校友会、住宅社区、所在城市、教堂、无数的“会员制协会”，他们所有人似乎都能在这些里面找到归属感。会员资格被视为一种宗教般的义务；你要属于某个组织，至于到底属于哪个其实都没什么关系。美国有些社会学家似乎很严肃地认为，就算属于一个仇恨团体也比什么组织都不参加要好。“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公民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这是美国的一个现实，但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即便美国人自己一般都没意识到。美国文化事实上并非源自强烈的个人主义，而是信仰团结的传统价值观的产物。在几乎所有人都相互认识的小城镇，或在人们相互有归属感的社区，才有真正的美国。为了集体项目而牺牲闲暇时间，还要自掏腰包投入大笔资金，这种公民义务在美国太突出，强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国家。民主决策则达到了欧洲尚未实现的水平。对阶级差异的反感使人们容易收获善意的礼貌，而无礼的举止则被无差别地唾弃。使美国伟大的从来就不是“自助”，而是“相互支持”。在现代美国人共同身份的形成时期，对于街头出现的每一个枪手，或每一个被捕的异见者，监狱和马车队里都还有成千上万的可靠同胞。

自由民主制并不是美国向全世界示范的唯一现代法则，美国同样也是早期社会主义集体乌托邦实验的发源地。美国的边疆开拓培育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土壤中发展繁荣。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8]、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9]和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0]的追随者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之上建立了“丛林乌托邦”（backwoods Utopias）：建设理想乡的努力一如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一般，勇敢却终归于失败。如今它们只剩下些遗址；卡尔·马克思曾预测，美国将成为发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块土地，事实证明，这并没有成真。但一个个荒凉的公社却提醒了我们，他面前拥有怎样的事实证据，以及美国对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

许多政治缺点都被说成是拉丁美洲的特点，例如暴力、无政府状态和除军事干预外无法平息的骚乱等，但无论如何，这些更可能是由个人主义造成，而不是社团主义。因为在19世纪的西班牙，同样的缺点似乎就已经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将这些归咎于西班牙遗风。这是不对的。西班牙甚少触及的美洲地区也陷入欠发达状态，由于政治不稳定而饱受折磨。19世纪西班牙历史的研究已经复原出当时的经济状况；以欧洲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西班牙并不属于欠发达国家，也不是工业化特别落后的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伊比利亚政治传统是反个人主义的，但除去其中的反西班牙偏见，似乎也没什么可称道之处。那是“黑色传奇”（Black Legend）[11]的一部分。现实中，西班牙的历史，以及较小范围的葡萄牙历史，都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特征。英语“自由”（liberal）一词的政治意义是从西班牙语中借来的。对集权化的抵抗向来很激烈。无政府主义一直颇受欢迎。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12]说过一个经典的笑话：西班牙的民主在历史上向来难以维持，这并不是因为个人主义的缺失，而是因为它的过度；要真正具有代表性，就需要3500万个政党才够。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事实。个人主义是一个普世的特质。有一位学者曾经查遍历史要找寻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后来也放弃了；它在时间的迷雾里不知所踪，据他猜测，就算最后真的找到，估计也是在英国神话给它的传统定位里：在日耳曼的森林之中。更有可能的是，个人主义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英国特有的现象真正存在过。

依我看，在历史里面，感知和现实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几乎提供不了多少经验教训。不过，其中还是有一条，那就是，事实的说服力反而不如人们相信的谎言。如果一条谎言有足够多的人相信，那它终会成真；同时，谎言表现得就像事实一样，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变得无比巨大。这样说来，大多数美洲国家的失败都被曲解，其实也无关紧要。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少有的成功进行夸大，这种诱惑已变得几乎无法抗拒。在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民主只是偶有中断，内部冲突只是零星发生，并没有形成常例，对外战争非常罕见，远非常规事件，经济危机也是间歇性出现，并非常态，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几个国家都是令人鼓舞的实例；恰恰相反，它们被归类为“证明规律确实存在的例外”。事实上，尽管与邻国相比，它们熠熠生辉，但与加拿大和美国相比，它们的表现却很糟。

感知是思维的一项功能；转变思维，你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同。如果政治稳定性是以政府的和平更替来界定的话，加拿大和美国在历史上显然受到了特别眷顾；但是，如果以政治精英阶层的稳定性为衡量标准，那么，巴西的历史记录可能才是最卓越的。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许多政变，但没有出现过革命。然而，必须承认，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美洲政治生活的节奏通常都很紧张，中间的变数难以预测。有些地方的选举过程根本不可靠，常规无法延续，暴力从而伺机介入。1840年至1848年之间，墨西哥产生了十几名总统。即使按墨西哥的标准，这段时间也算是异常紧张的政治动荡时期，而这都拜战争所赐，但是，该个案同时也说明各种极端也可以成为典型。某些独裁统治的长期性与常态化的混乱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1年，墨西哥革命打断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30多年总统任期；经过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10年血腥斗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血腥叛乱，1926年到1929年间还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游击战争，专门打击教权主义者对当时激进世俗政权的抵抗。尽管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些来得太沉重了，但整个墨西哥革命终归带来了另一种稳定：一个政党自1928年起在联邦一级掌控权力将近70年，并且在其间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操纵选举制度将各州的地方权力也牢牢抓在手中。

如果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特成就不是由特质决定的，是否应将其归功于某些心理素质，即一种独特的“心态”？同样的，这个问题似乎不值得认真考虑；它显然只是带有倾向性的过度概括。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美国的美洲人本质上是“实干派”，而大多数其他美洲人都属于幻想派。在美国南部边境以南，梦想取代了金钱，艺术家取代了工匠，创造性的头脑取代了建设性的头脑。根据克劳迪奥·贝利斯（Claudio Véliz）的精彩表述，“哥特狐狸”智胜“巴洛克刺猬”。在如此充满喧嚣和冲突的半球，这既是对拉丁美洲人的批评，又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吹捧。“把事情做好”是美国佬的专长；拉丁美洲人总为到底要做什么事而争论打斗，此外皆一事无成。

即使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却恰恰相反。的确，现代美国的经济活动达到了一个非凡的高度，不仅以美洲标准来看是如此，以全球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不过，这是由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廉价资本组成的超级机会在发挥作用，而不是美国魔法般改变了来到这片土地谋生的人们。在其上升时期，美国享有一个巨大的独立市场：在19世纪中叶，这个国家的人口大致等于拉丁美洲所有共和国人口的总和，美国人面对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迫切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狄更斯常常厌倦地听到美国佬对他说：“我们是做贸易的人，不关心诗歌。”当拉丁美洲人碰上类似的机会和同样的需求时，他们也会创造出与此相当的成绩。当古巴还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时候，就拥有全美洲最早的铁路系统。虽然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种种问题，而且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政治记录并不光彩，但是拉丁美洲的区域经济仍实现了五倍的增长。

在解释美洲的内部差异时，气候理论甚至比文化理论更为愚蠢。但这并不妨碍一些思想家去支持它。火辣的脾气、辣椒和炎热的天气似乎都很般配。为了扫除这种刻板印象，智利利用一个冰山的形象来宣传本国发展现代经济的潜力。不过，美洲的气候类型太多，从气候原因来解释就行不通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气候带同时存在于北美和南美，但它们给当地带来的财富滋养却不尽相同，难以预见。北美大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潘帕斯草原相似。洛基山脉有一部分类似于安第斯山脉，其他部分则类似于马德雷山脉。北极和南极的寒带也有很多共同点。几乎所有气候适于居住的地区都成了文明的家园；加拿大和美国并不存在的热带雨林区，也产生了一些最为壮观的文明。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极其不适宜人类定居。这或许可以解释，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部分地区的早期文明，为什么上述美洲地区先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开始得相对较晚。在和气候相关的范畴内，这一因素只会让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变得更加复杂，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则毫无帮助。

[1] “法利赛人”典出《圣经·新约》。耶稣曾斥责他们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23:13—28）这里，作者用“法利赛”来命名以信仰、道德解释物质成功的历史理论。

[2] “在塞罗戈多山取得的胜利”指美国在美墨战争中赢得的塞罗戈多山战役。战役发生于1847年4月，美国的胜利为其打开了通往墨西哥城的大门。“在圣地亚哥——德古巴取得的胜利”指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赢得的圣地亚哥——德古巴战役。战役发生了1898年7月，为美国在美西战争中锁定了胜局。

[3] 色当是法国东北部阿登省的一个市镇，在普法战争中，著名的色当战役在1870年9月1日发生，法皇拿破仑三世在该地被普鲁士军包围，后投降。

[4] 普鲁士人和美国人在广义上都属于撒克逊人。

[5] 一无所知党是美国19世纪50年代主张从公职中排斥一切非美国出生的人的政党。

[6] 解放神学是一种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运动，主张上帝的历史任务是将人类从种族、经济或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

[7] 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1926— ），危地马拉前独裁者、将领。绰号“迪奥斯”是“上帝”的意思。

[8] 艾蒂安·卡贝（1788—1856），19世纪法国著名空想主义者，提出“和平共产主义”思想，幻想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改良建立理想社会。

[9]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位实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驱。

[10]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11] “黑色传奇”是一种妖魔化西班牙及其人民和文化的历史书写或宣传风格，非客观且具有倾向性。

[12]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886—1978），西班牙历史学家、外交官、文学批评家。他曾任西班牙驻美国大使，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流亡英国。

展望未来

美洲的方向并不在于重回墨西哥或秘鲁的局面。依照普遍的看法，中南美洲这片土地仍然充满各种政治缺点，这些在英语世界里似乎显得不可理喻，也因此被标注成一些负面的外来词：军政府（junta）、起义宣言（pronunciamiento）、地方领袖（cacique）、游击队（guerrilla）、卡特尔（cartel）、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在经济上，这些地区的发展仍然极不理想。美国之外，大多数美洲人都对欠发达（tercermundismo）的非难颇感懊恼和沮丧。在1940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1/4至半数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南美洲人民易怒、情绪化、落后、懒惰、无知、多疑、脏乱且自负。而获得同样程度赞同的积极特征只有“虔诚”（45%）和“友好”（30%）。除了拉丁美洲人自己以外，人们都忘记将该地区列入“西方”国家的成员名单之内；当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否要将拉丁美洲纳入西方文明的范围内。2000年，经济思想家胡安·恩里克斯·卡沃特（Juan Enríquez Cabot）对拉丁美洲同胞的失败给予的痛斥，大都通过与美国比较中的相形见绌表达出来。例如，美国十大亿万富豪中只有一个人的财富是继承得来；而在拉丁美洲，十大富豪中有九个人都是靠继承财富。美国排名前12的公司中有10家是科技企业；而在拉丁美洲，排名靠前的公司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或供应能源，或从事制造。美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而在墨西哥，这一比例只有0.3%。1970年至2000年期间，秘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显示出丝毫增长。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可能会变得不再那么明显。

为了衡量大多数美洲国家在寻求政治经济成熟发展方面的成绩，加拿大是比美国更为现实的标杆。以人口而论，加拿大太小，尚不能与美国的实力相抗衡，也无法抵抗美国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完全和美国毗邻，加拿大得以分享邻国的成功，同时还能取得一些与之相当的、属于它自己的成绩。尽管人口稀少，加拿大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19世纪，这个国家的领土面积甚至超过了美国，而到20世纪末，以同样的方法测算，它很可能仍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加拿大公民社会的标志性品质首屈一指，因此声名远扬：坚持民主、尊重人权、与少数民族和解、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中植入多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慷慨而有效的社会福利规则、避免军国主义，以及承诺追求和平等。尽管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地方社会稳定曾面临严重挑战，但其政治稳定性超越了美国。从来没有任何革命、任何内战、任何不可遏制的宪法或种族冲突对加拿大历史形成严重干扰，或以严重暴力威胁到国家统一；如今，如果魁北克要分裂出去，加拿大人会毫无怨言地进行调整，并设计一种新的联盟形式来接纳魁北克人。加拿大几乎成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根据调查人员征集的意见，它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愿意定居生活的少数国家之一。

美洲其他地区能否也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实现自我转型，赶上北美？当前状况下的某些特征让人回想起曾使北美发展跃进的那些历史条件。如果上述说法正确，这种飞跃恰好有着三个极其重要的背景条件：第一，特别有利的人口变化；第二，北美大草原所提供的尚未开发的广阔环境，以及有能改造它的手段；最后，不断扩大的经济机会，这部分源自当时迅速扩大的贸易，另一部分是由于工业革命伊始所展开的美好前景。在18世纪，北美殖民地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人口短缺；在目前的时代，大多数美洲国家面临的问题一直都是如何保持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同时保持人口数量在世代之间的分布达到切实可行的平衡。有迹象表明，这个问题现在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因为，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已经降至生育更替水平[1]。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劳动力中将出现大批的年轻人，但人口总数将保持稳定，经济基础设施的压力将随之减轻，而这正是近来该地区一直很难应付的问题。

同样，美国在建国初期曾受益于全球贸易增长，类似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兴商业革命。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几近统一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些特征是我们时代的，同时也被不完善所撕裂，因不平等而失去平衡，但对做好准备发挥优势的经济体而言，它们所构成的背景有利于经济增长。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成功的灵丹妙药，美元也不是神奇钞票——这一点阿根廷早在2001年至2002年的银行体系崩溃危机中就发现了。但是，沉浸在空前广泛的经济合作之中，接触其中的广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最终似乎对稳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政治红利很明显，那场银行灾难也无法推翻阿根廷来之不易的民主。目前，美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有利于经济自由和把握商业机会的稳定政治制度，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与此同时，全球竞争的环境有利于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地区之间形成更密切、更平等的经济合作关系。新式的财富创造迅速发展起来，扩大了这样的合作机会。美洲大部分地区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其后果之一便是过去两个世纪里在半球范围内形成的贫富差距。现在，后工业化的技术正显现出潜在财富的新迹象；目前，在利用这种潜力方面，北美远远领先于西半球的其他地区，但拉丁美洲要求公平参与这场行动可能还为时不晚。然而，如果这批新机会一旦留给北美，正如19世纪的工业化那样，那么，美洲其他国家仍陷于落后的泥沼之中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还有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环境需要考虑；热带森林、海洋和南极洲都可能像北美大草原在19世纪所起的作用那样对21世纪产生影响。当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北美大草原上殖民定居，建起星罗棋布的城市，并让它们随着各种工业一起腾飞时，美洲其他国家似乎还只是在自己的蛮荒之地中勉强度日。目前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新的环境诱惑。我们现在具备相应的技术，可以从海洋中收获馈赠，将雨林改造成农田，从冰层下掘出矿产。开发可能意味着毁灭——一种通向人们无法认识的转化，就像特罗洛普看到的草原那样（见第159—160页）。实施保护也许代价不菲；如果全世界希望美洲人民保护好雨林、冰川和海洋世界，使其成为地球的野性花园，那我们必须资助美洲人去如此行动。结局更可能是一份合理的妥协，一个有计划开发的项目，这将有助于缩小美洲内部的差距，并能使西半球历史轨迹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殊途归一。

[1] “生育更替水平”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理想情况下，当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时，社会的生育水平恰好等于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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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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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五百年：一部西半球的历史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余巍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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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字 数：17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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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668-4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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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美洲五百年：一部西半球的历史
- 扉页
- 目录
- 第一章 大美洲？美利坚？
- 第二章 首次殖民后：美洲最初的“常态”
- 第三章 殖民地美洲：分化及其限度
- 第四章 独立时代
- 第五章 独立：新的依赖
- 第六章 美国世纪
- 第七章 回顾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