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德]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Date: 2017-10-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德国; 政治史
Description: “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 要靠铁和血来解决！” —————————————————————————————————————————————————————— 【内容简介】 我们所知的“德国”其实是一个年轻的欧洲国家。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是一些松散聚合起来的日耳曼邦国。1848年欧洲大革命过后，普鲁士王国开启了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此时著名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几场游刃有余的战争，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俾斯麦的政治艺术，也在1871年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在它48年的历史中，缔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奇迹。1902年诺贝尔奖刚刚颁了两届，德国就成为世界首个聚齐了物理、化学、医学和文学四奖的国家，彰显了强大的国力。极速崛起的德意志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成了决定欧洲政局的新力量。可惜的是，它最终没能决定欧洲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由德意志帝国挑起，并且导致了帝国本身的覆亡。1919年巴黎和会上，德国领土被分解，并被课以不可能还清的战争赔款。但是，这些疯狂的复仇者们很快发现，欧洲没有德国不行…… 【编辑推荐】 1. 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的德国近代史通俗读物；著名德国史专家、《大国崛起》德国篇的顾问李工真教授作序推荐。 2. 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就是德国的近代史。这是历史影响巨大的国家和时代，诞生了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著
李超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大事编年
地图
序曲 帝国的诞生
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
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
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
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第七章 死亡圆舞曲
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后记
历史人物
发人深省的议题
参考文献
版权页

中文版序

《德意志帝国》这本书的译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超博士，是我的博士生，他在研究德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先生撰写的这本德意志帝国史书。国内对这本书已然有所译介，受中信出版社所托，李超博士凭借掌握的德国史知识和纯熟的外语水平，对该书展开再译介，力求为前人添砖加瓦。在翻译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不时向我求教，我则尽力一一解惑。最终，历时半年，这本书在他的努力之下得以成功译介。原著的作者施蒂默尔先生，执教于西德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教授，主攻德国近代史。他曾在西德1985年那场轰动西德史学界的“历史学家之争”里崭露头角，代表保守派向自由派代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发起学术反击，竭力维护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德国史学界有一定声誉。

在文章内容上来说，国内研究乃至译介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历史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而施蒂默尔先生撰写的视角独特，可谓是为史学人士撰写史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全书展示了一幅幅德意志由统一走向崩溃的历史图景，读来未免让人惋惜这段德意志波澜壮阔的历史。全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角度。这本书既有史学参考价值，又不乏阅读趣味，既值得专业研究人士一读，也可供普通人士日常品读。

纵观德国近代史，“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创立起到首屈一指的作用，他那三场游刃有余的对外战争，淋漓尽致表现了他的政治艺术。他缔造了德意志特殊的统一方式，创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对内，既有对中央党大棒加萝卜式的“文化斗争”，又有“一意孤行”地打压社民党；对外，他所创立的“神圣同盟”，纵横捭阖，奠定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然而，“毛小子”威廉二世一手葬送了俾斯麦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切，无法挽回地葬送了德意志帝国。

俱往矣，今天的联邦德国一如默克尔总理所言，继承了魏玛民主，军国主义痕迹早已不见踪影。德国业已融入欧盟这个欧洲人的大家庭，并且扮演领导角色。在今天，欧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穆斯林难民涌入的棘手问题，能否团结一心，携手处理好这一切，考验欧洲人的智慧，也考验德国人的智慧。可以说，“没有团结就没有欧盟”。100年前那场在欧洲爆发的世界大战，便是欧洲人不能团结合作的苦果。时移世易，100年后的今天，欧洲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欧洲能否继续走下去，这本书给了我们些许参考。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团结的欧洲再次出现！

李工真 李超

2017年1月于武汉大学

前言

古城科布伦茨是德国的母亲河摩泽尔河汇入莱茵河之地，她的圣卡斯特教堂前是一座立有石碑的新古典主义式喷泉。碑文记有庆贺拿破仑军团取道该城，远征俄国、推翻沙皇的情景。石碑上方题为：“科布伦茨长官于勒·多尔宠恭迎法皇。”下方题为：“科布伦茨已效命于俄军统帅。”第一段碑文题于1812年，而第二段碑文题于1813年。一块小小的石牌就浓缩了德意志的荣辱兴衰。

德国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欧洲大陆支脉的各大半岛和陆地同欧亚大陆毗邻相望。无论德意志人民是否承认，这个事实都是铁一样的存在：欧洲列强的兴衰决定了德意志的历史脉络和版图大小；而反过来，德意志命运的好与坏对这些国家同样生死攸关。这就是德意志的生存环境，这一生存环境自欧洲1000年历史演变而来。欧洲国家在战略与文化上彼此相互依存，这使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欧洲体系的中心地位始终得以保全，但担任主宰欧洲命运的帝国之主的梦想却难以企及，因为德意志地区彼时必须一次次地任由那些崛起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主权并称雄欧洲的列强摆弄，在和平时充当棋子，在战争时沦为战场。德意志宪法始终在皇帝与领主争斗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其在设计和理念上更多地具有“欧洲味”，较少地具有“民族味”：纵观今天的欧洲版图，唯一发生变动的地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在经济与货币上的联盟，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质的飞跃——这一切不过是将中世纪的主题按照现代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实践。

本书追溯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涵盖从1870年普法战争起的立国，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战失败与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它的缔造者，成功排挤了国土广大但政体落后的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从而一举改变了德意志在旧欧洲的历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既定的权力平衡发起戏剧性的挑战。“欧洲失去一个小妾，转身来了一个老爷”，这是法国战败后在伦敦听到的抱怨声。彼时的英国首相、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阁下曾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指出，1871年爆发的德法间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德意志革命”，是“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而不是一场更伟大的社会巨变。欧洲未来的秩序会是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统外交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欧洲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欧洲权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显而易见，在他的这番时局评论中暗含了对德国的警告。对于此番“善意”警告，这一代德国领导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麦注意到了——这位被迫下野的“铁血宰相”尽力掩饰自己的英雄悲观主义——当然，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纪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于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市场与资源、舰队与海上航线已经成为维持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国当然也不能缺席。对此，俾斯麦已不能再对德皇提出忠告。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在战争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腊谚语所说的一样，傲慢必然招来克星吗？是不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必然会导致野心膨胀？还是德国痴迷于领土扩张，而她的政客们忽视了那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新德国的版图之大为旧欧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德国军国主义难道比法国沙文主义、沙俄扩张主义或英国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要糟糕吗？也许历经几百年的失败与屈辱，德国的迅速崛起是其权力精英的历史与战略决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为他们所预测和感知的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而非世界的。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说过，德国人只关心他们所在的欧陆，而从来忽略欧陆外国家的存在。

仅仅耗费一代德国人的光景，德国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国家一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与8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业产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亚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则造成德国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绪与折腾所拖行。在世纪之交，在世界许多地方，科学的语言都是德语。大多数诺贝尔奖授予了德国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除不如美国，德国大公司和银行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有组织效率。德国大学因此成为从土耳其到北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效仿的典范。如果法国印象派能在19世纪主导世界，那么世纪之交的德国艺术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国文学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戏剧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工业社会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学者们抗议战争》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种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一向把德国看作一个主要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引领世界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和以后都要向德国学者学习。”

然而，诚如常言所道，也许德国皇帝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过于闭塞，没能使德意志演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开放社会。抛开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权力手腕玩过头的恶果，而德国不过起了头罢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成为葬送数百万年轻人与他们梦想的坟墓，也敲响了培养欧洲19世纪天才们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丧钟。呜呼哀哉，天才沦为互相残杀的野人。战争带来的全部暴力，固然送来了德国妇女解放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也为日后埋下了极权独裁的种子。

大事编年

1848—1849年　社会和政治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迫于左派激进分子以及保守势力的压力，德意志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在议会通过了“小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提案后，普鲁士国王便拒绝国民议会赋予的皇冠。法兰克福草拟的自由民主宪法在其后的岁月从未得到贯彻。

1852年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政变后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1854—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结成同盟，为保护奥斯曼帝国而在克里米亚半岛与沙俄开战。普鲁士名为中立，实则亲俄。法国主和。沙俄战败后放弃在奥斯曼帝国的既得利益。

1859年　得到法国拿破仑三世支持后，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俄国与英国保持中立。普鲁士集结所有军队向奥地利施压。

1861—1865年　美国南北内战爆发。法国向墨西哥派遣军队。

1862年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委任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

1864年　2月—8月　普鲁士和奥地利假借解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德语地区的民族自决问题，联手战胜丹麦。但是，普奥共管两地的和睦不久转向交恶，承诺的全民公决也并未得到执行。普鲁士旋即在1866年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866年　4月　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为对奥作战作准备。6月—8月　普奥战争，又名“德意志战争”，在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多数中小邦国间爆发。意大利站在普鲁士一边，迅速占领伦巴第—威尼西亚。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后，普奥双方在尼科尔斯堡停战并签订预备和约。双方正式签订《布拉格和约》后，普鲁士吞并曾经支持奥地利的黑森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和汉诺威王国。

1867年　在普鲁士的强力主导下，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其宪法保留了民主选举权和自由派议会，然而军国大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具有决定权的“邦联参议院”手中，而它实际上受普鲁士国王控制。俾斯麦成为邦联首相、外交大臣兼普鲁士首相。

1867—1868年　德意志关税同盟囊括北德和南德诸邦，并建立了关税议会，颁布了“工商自由条例”（贸易原则），继而实现内部市场自由统一。普鲁士继续通过武力将美因河南德四邦强行吞并，导致南德诸邦开始普遍反感普鲁士的强权政治。

1870—1871年　西班牙议会酝酿将西班牙王位授予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他与普鲁士王室有远亲关系，信奉天主教，教区属于南德霍亨索伦家族一脉。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绝了这一好意，但是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故意激怒法国舆论界，引诱法国挑起反对普鲁士的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为借口向普鲁士宣战——也可以说是向整个德意志地区宣战。但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挑起的战争以法军失败投降而告终，战争直接促使巴黎公社建立。

1871年　1月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5月　按照法德两国签署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赔款50亿法郎。

1871—1872年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成立。德国人口达到4100万（1913年人口则达到6800万）。

1873年　俾斯麦发起“三皇同盟”，制止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文化斗争”——国家主导的反天主教会运动开始。

1874年　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定居于拜罗伊特的“幻想和平之屋”。

1876年　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发明内燃机。

1876—1877年　巴尔干战事又起，塞尔维亚和俄国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土两国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

1878年　6月　俾斯麦召集“柏林会议”，调解英国与俄国之间因争夺东地中海而产生的矛盾。德国让奥匈帝国获利的行为引起俄国不满。

9月　德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在汉诺威成立。

10月　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全面禁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只保留其在国会的席位。社会民主党竭力证明自己与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不同。

1879年　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双边同盟，以防俄国进攻并维护在巴尔干的既得利益。英俄争夺阿富汗，双方因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导致矛盾日趋白热化。

德国农业面临来自美国和俄国的竞争。德国因此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西门子公司发明世界上第一台电力机车。

1881年　俾斯麦秘密促成新的“三皇同盟”，该同盟维持了三年。柏林架设世界上第一条电话线路。

1882年　以英法为首，欧洲列强掀起新一轮的殖民扩张。随后几年，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攫取大量殖民地。

4月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分离出结核杆菌。

1884—1885年　列强瓜分非洲会议在柏林召开。为避免在殖民问题上的冲突，会议划分了殖民地界限以明确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

1886年　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申请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轿车的专利。

1887年　埃米尔·柏林纳（Emil Berliner）发明留声机。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发现电磁波。

1887—1890年　德国与俄国秘密缔结《再保险条约》，承诺如德国或俄国遭遇战争，另一方应保持中立。

1888年　赫兹发现了通信无线电，为收音机和电视的发明奠定了理论基础。威廉一世皇帝逝世，享年88岁；新皇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继位100天便因癌症去世；威廉二世（Wilhelm II）继位，时年28岁。

1889年　鲁尔区和上西里西亚的煤矿区多次爆发大规模罢工。英国开始推进海军舰队现代化。

4月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奥地利布劳瑙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中出生。

1890年　3月　俾斯麦在执掌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大权28年后辞职。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研发出抗白喉与破伤风血清。

1890—1894年　俾斯麦辞职后，海军大臣列奥·冯·卡普里维伯爵被选为继承者。他与把持帝国议会的中左派人士共事，不顾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强烈反对，坚持德国从东非桑给巴尔岛撤军以换回英国霸占的北海黑尔戈兰岛。为帮助德国工业品出口，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协定，极大地降低了关税。

1891年　法俄两国结成军事联盟。

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织工》问世。

1894年　德皇威廉二世批准海军参谋长提尔皮茨（Tirpitz）的扩军计划，着手打造一支绝对领先的海军舰队。

卡普里维首相被免职，霍恩洛厄（Hohenlohe）亲王继任首相。

1895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该书成为世界第一部精神分析学专著。

1896年　“德国滑翔机之王”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驾驶自己发明的滑翔机发生事故身亡。

1897年　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出德国有权要求“阳光下”的殖民地；德皇威廉二世前往伊斯坦布尔、巴尔贝克（黎巴嫩）和耶路撒冷等近东地区进行访问。

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筹划“巴格达铁路”，期望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扩大德国在近东的影响力。

8月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Basel）召开。

1898—1901年　英国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导致德国弥漫反英情绪。

1900年　首部制度化的《民法典》在德国颁布。

第一架齐柏林飞艇升空。

1901年　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设立诺贝尔奖。首届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中，德国人赢得了其中的两个：康拉德·伦琴（Conrad Röntgen）获得物理学奖，埃米尔·冯·贝林获得医学奖。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首次发表（并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02年　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发明火花塞。

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04年　英法两国签署《友好协约》，力图遏制德国的膨胀和影响力。

1904—1905年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拉开东亚扩张的序幕。

1905年　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作曲的歌剧《莎乐美》首次公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表《相对论》。德国总参谋部制定的“施里芬计划”完成，该计划压缩了德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因为该计划要求德军须将大军部署于西线，快速地逼迫法国投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俄国至少需要六周的时间才能将军队部署至东线。

1906年　7月　德皇威廉二世提议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比约克岛会晤，德俄结盟的提议失败，德国未能瓦解法俄同盟。

1908—1909年　英德两国被迫通过加税来加快各自的无畏级战列舰建造计划。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刽子手”式财政预算案并未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还引起了英国的立法危机。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未能通过税收议案提高财政收入，不过香槟特种税保留了下来。

1908年　10月　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国遭受战败之耻。德国首相比洛表示要对奥地利保持不渝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

1909年　弗里茨·霍夫曼（Fritz Hofmann）发明人工合成橡胶。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被任命为帝国新首相。

1912年　英国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勋爵出访柏林，试图劝说德国控制海军军备。英德海军协定流产，不过双方仍力图合作解决巴尔干危机，并在葡萄牙不在场的情况下计划共同瓜分葡萄牙殖民地。

4月　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慕尼黑美术社团“青骑士社”成立，成员有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保罗·克利（Paul Klee）、瓦斯利·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cke）。

1912—1913年　巴尔干战争。相对弱小的巴尔干同盟各国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战。

1913年　为应对法国、俄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德国加紧征兵。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悄悄收购市面上的黄金。

1914年　6月　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身亡。

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9月　欧洲各国参战；德国军队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直逼巴黎。德国西线战略失败，德军却在东线成功阻挡并击溃俄军进攻。战争双方转入阵地战。

新闻审查制开始实施，工人罢工也被禁止。

1914—1915年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集团；日本和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集团。

1915年　4月　德军在战斗中首次使用毒气。

5月　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军潜艇击沉，船上载有的美国公民遇难，该事件加速了美国向德国的宣战。

1916年　2月—9月　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伤亡近70万人。

12月　德国通过“国家紧急动员令”，可对全民进行军事动员。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工会须同企业主和政府保持通力合作。

同盟国提出议和，遭协约国拒绝。

德国扶植的“波兰王国”成立。

1916—1918年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领导的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实际主持德国大局。

1917年　2月　德国海军部宣布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使得美国的参战无法避免。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专制被推翻，温和派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出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

3月　俄国主帅勃鲁西洛夫（Brusilov）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俄军计划在东线两翼包抄立陶宛维尔纳那拉奇，以遏制德军在西线凡尔登的作战。但是，该进攻计划因春天泥土解冻、道路泥泞而被迫终止。

4月　威廉二世在复活节许诺进行民主制改革。

7月　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形成中左多数派，这是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的雏形，各派达成“和平但不割地也不赔款”的共识。

11月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资金支持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分子经由德国返回俄国的彼得堡发动革命。俄军前线失利，国内爆发内战。列宁许诺要通过世界革命使俄国人民拥有和平。

1918年　1月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众两院发表“十四点原则”的演讲。该建议包括建立解决民族自决的机构——国际联盟、贸易自由和门户开放等。

3月　德国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与俄国达成了同盟国在东线停战的和平协议。列宁大胆接受了这项条件苛刻的和约，因为他们预测即将爆发的德国革命能让自己挽回条约的损失。

6月—7月　德军在西线发动最后一次主动进攻，仍以失败收场。

8月　英军坦克冲破盘踞法国北部重镇亚眠的德军防线。

9月　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成立新议会制政府，以便向协约国议和。

10月—11月　首相巴登亲王（Prince Baden）执掌中左派联合政府，对现行政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并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基于“十四点原则”的停战请求。一些德国海军舰队接到与协约国在北海进行最后一战的命令后，水兵哗变。德军在西线全面溃败，革命在德国国内已成燎原之势。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德国皇室宣布下野，德国内战爆发。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相继宣告德国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接替巴登亲王掌权。

11月　双方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定。

1918—1919年　德国工业界与商业界联合会共同成立“中央工作联盟”，用以平息革命、进行社会改革。

1919年　1月　德国各地举行大选，中左派获得压倒性多数。国民议会在小城魏玛召开。

6月　26个国家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德国在凡尔赛、匈牙利在特里亚农、奥地利在圣日耳曼、土耳其在色佛尔（1920）分别同协约国签署和约。苏俄未获准出席。英国代表团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警告和约会埋下“下次大战的种子”。

4月　《国际联盟盟约》在巴黎和会上通过。

8月　德国各政党在小城魏玛达成妥协：《德意志国家宪法》通过，魏玛共和国诞生。

地图

1864—1871年的德国版图

1871—1921年的德国版图

一战时的德国

1864—1871年的德国版图

Map by Andras Bereznay本地图由安德拉丝·拜内兹娜伊制作

1871—1921年的德国版图

Map by Andras Bereznay本地图由安德拉丝·拜内兹娜伊制作

一战时的德国

Map by Andras Bereznay本地图由安德拉丝·拜内兹娜伊制作

序曲 帝国的诞生

宽敞的凡尔赛宫已经有50多年没有见证如此壮观的人群聚首。为首的是一群身着礼服、神情肃穆的老者，其余的是那些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军官们——他们身穿制服，身披配饰，左手握剑柄，右手托羽毛头盔。这些人是德国统治贵族中的精英，其余的人则是一些来自北德三大自由市的议员与少数帝国议会议员。他们聚集于此，就为见证欧洲新帝国在1871年1月18日的诞生。

当然，人群中深谙罗马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忆起这一残酷的口号——“军队制造帝王”（Exercius facit imperatorem）。凡尔赛宫已沦为空前团结而大败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同盟的兵营。此刻他们所在的凡尔赛宫镜厅，几周前还是塞满普鲁士伤兵的战地医院，而且，针对拿破仑第二帝国接替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战争可能会继续，但是和平也在酝酿之中。战争对法国必定是苦涩的，他们向一向沦为自己外交棋子和战场的德意志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还支付了50亿法郎的赔款。不过，战争对德国也会是苦涩的：俾斯麦很快会发现“没有法国不行”——完整的欧洲体系不可能与复仇心切的法国为伴，也不可能缺少法国而存在。

1870年7月，拿破仑三世凭借自感良好的判断，为阻止已在德意志诸邦内做大的普鲁士进一步成为欧洲威胁，裹挟复仇心切的法国加入了战争。“为萨多瓦之战报仇”是法国媒体荒诞的动员口号。萨多瓦之战，或称克尼格雷茨战役，是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决定性之役。法国并未参与战争，反而1859年在意大利还击败过奥地利。然而，巴黎的国会和新闻界却一向把自弗朗索瓦一世以来所据有的欧洲霸权视为法国与生俱来的权利。除非自己阻止德国夺走这一世代延续的霸权，否则拿破仑三世帝位难保。然而，被围困在色当仅仅几周后，拿破仑三世便率领大军投降，终究失去了帝位。

在距德国如此遥远的地方宣布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诞生，这个念头似乎太荒唐。而擅自动用代表法国荣耀的建筑，则似乎有给法国伤口撒盐之意。但是，假如在柏林举行这一切，就不能彰显德意志同盟各邦国的平等地位，反而有突出普鲁士军国的老大地位之嫌；同时，这也会提醒广大日耳曼人，普鲁士王国不久前不过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而已。法兰克福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彼时的皇帝加冕礼常常在这儿的哥特大教堂举行。同时，法兰克福也太容易让人回忆起1848年革命期间一系列难堪的事件。在那个“骚乱之年”，德意志各邦国的王权在民权冲击下都已岌岌可危。当革命在柏林、巴登、奥地利、萨克森和普法尔茨爆发时，彼时还是普鲁士王储的新皇帝不得不借外交由头暂避英国。而且，法兰克福，这个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金库”，因为在1866年普奥短暂军事冲突中站在了奥地利一边，作为惩罚，早在四年前便被褫夺了自由市的特权。没有人会忘记，南德意志富人兄弟们曾经讥讽过这个多沙的城市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中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吸墨粉盒”。在他们眼里，普鲁士不过是一件吸附信纸上多余墨水的吸墨沙罢了。与其忍受在国内举办仪式的尴尬，不如选择在法国凡尔赛宫操办。历史上也确有1月18日这么一天，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无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而德意志帝国成立这天是其加冕的170周年。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首相、现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从不留下任何疏漏，无论是政治举措还是这场仪式的主持过程。把普鲁士国王威廉正式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当然，德意志作为旧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子已尽，除了残留在钱币、旗帜、邮筒等物件上的皇冠纹样外，法统上是无法赋予新德意志帝国皇冠的；也没有谁能够或愿意把一顶皇冠加在国王头上。有必要请主教来授礼吗？威廉自己就是他的土地上所有新教徒的“大主教”！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自行加冕的先例实在过于招摇，反而使威廉忌惮自行加冕。此外，威廉国王还讨厌俾斯麦强加给他的所有事情。威廉从小受到的灌输是要以深深的敬意侍奉自己的哈布斯堡皇帝堂兄，要轻蔑地看待暴发户般的两任拿破仑皇帝。因此，亲眼见到为自己准备的皇帝头衔，他便萌生深深的抗拒。而且，他常把自己的皇帝头衔自嘲为“荣誉少校”（Charaktermajor），意在自比为那些退休时被授予该军衔的上尉军官，不恋虚名。当俾斯麦在18日清晨迎接他时，老国王觉得更像是魔鬼墨菲斯托欢迎浮士德一样，带着悲伤的口吻低语道：“今天我们把普鲁士抬进她的坟墓。”俾斯麦是明白人，随着他刚刚强力把民主注入政体，并与有产阶级联盟和无产阶级妥协后，封建君主制普鲁士便已名存实亡。陛下难道会忘记1848年革命发生的一切，抑或忘记仅仅几年前自己陷于与议会艰苦斗争的一幕幕吗？他现在不得不驾驭现代民族主义这匹难驯的野马，这当然不是俾斯麦想要的。

受俾斯麦指示，巴登大公挺身而出，高呼“威廉皇帝万岁”。尽管非常危险，人群仍纷纷拔剑高呼，新帝应运而生。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因为缺席而格外显眼，因为他拥有的权力和等级仅次于新皇帝。路德维希二世因精神错乱和同性恋而声名狼藉，这意味着俾斯麦不必请这个麻烦主来凡尔赛宫。但是，路德维希二世无论如何也得执行俾斯麦交代给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致信普鲁士国王，提议其即帝位，而信当然由俾斯麦起草。俾斯麦知道路德维希二世有个奢侈的嗜好——修建宫殿。今天的游客可能会由衷感谢他，因为他们现在能够欣赏赫尔伦基姆泽宫、新天鹅堡和林德霍夫宫等宏伟殿宇，而彼时的巴伐利亚王国的议会和财政部却不敢苟同。俾斯麦对路德维希许诺的酬劳是500万塔勒（thaler），若急用可付与他现金。这笔钱原本属于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王国已废黜国王的国库，这位国王和巴伐利亚国王一样，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很不明智地站在奥地利一边。俾斯麦对路德维希二世大方行贿，意味着宫殿可以继续耸立在巴伐利亚的山水间，路德维希二世也可以继续为他所欣赏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昂贵创作买单。直到为这项花费买单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覆灭，这项交易才为世人所知。

德意志“国家”，抑或帝国，在普鲁士王国的奋斗之下，得以出现在欧洲版图上，与1000年前那个前现代的、前民族国家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比，有质的飞跃。原来的古老帝国更像是一个选举统治者的共和国，而在它延续的500年中，所选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自哈布斯堡家族。英语、法语里对“帝国”一词的释义，在经历纳粹第三帝国的惨痛崛起与无情覆亡后，一直被误解为侵略扩张。中世纪时期的帝国只是一个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共同体：国王、主教、汉堡和法兰克福等自由市，以及其他自治领共同组成这个所谓帝国。帝国存在的合法性源自它坚持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它不是德意志帝国这个现代王朝国家、19世纪单一民族国家的前身。路德教会在翻译天主经时，曾两次提到“帝国”一词，皆译为“上帝的王国”。这个名词释义的博大性正符合它组织的松散性、诞生和瓦解时基础的不稳性。更糟的是，在拿破仑和他带来的革命席卷欧洲后，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皇帝一词便不再与虚弱的、象征性的哈布斯堡王朝相关，而开始与武力篡夺革命果实的普鲁士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复活“帝国”这个有历史争议的名词无疑会是一场赌博，会将新德国置于两种传统的冲突之中，进而拖入危险境地。

皇帝头衔与帝国名号的荣耀导致德国人更加狂热。而1871年后回归保守主义起点的俾斯麦则对此表现冷静，因为他只愿意让自己一个人左右大局。他曾挑起并赢得1866年对奥战争——这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首场胜利——目的在于将德意志的版图缩小到合适的大小。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未来的德意志帝国，而一旦所有战事结束，俾斯麦接下来的所有政策都以巩固德意志稳定这一宏大目标为立足点。俾斯麦所构想并规划的欧洲版图里的德意志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包裹德意志民族国家外衣的大普鲁士，绝非一个扩张型的帝国。但是，随着工业革命激发的活力、中间等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德国已不能如俾斯麦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向帝国主义阶段演变的浪潮中依然保持社会安宁与和谐；德意志帝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一个走向侵略扩张的国家。德皇在曾经属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镜厅里荣登宝座，为随后成为世界大变局中一部分的革命洪流暂时性地画上了休止符。因为，在这个世界大变局里，德国将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主政者缺乏谋略，未能搞清这个事实：德意志若要生存下去，只能成为欧洲大陆平衡的捍卫者，而绝不能挑战欧洲大陆的平衡。

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

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分布在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多个日耳曼部落不仅共享同一个家园，而且使用着同样的语言、通行着同样的礼法。然而，这片构成那个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从来就没得到过清楚的定义。到了1648年，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些日耳曼部落的触角延伸至瑞士和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前，许多异族统治者，例如统治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国王、据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领地的丹麦国王，都曾占有德意志土地，并在此行使大权，统治这里讲德语的人民。早在现代欧洲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早已由一个强大的王朝，例如都铎王朝、波旁王朝，一统为民族国家，而处于欧洲中部的广大德语地区并未来得及演化成一个民族国家。

与其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由地方诸侯组成的松散联邦：一些王国、教会领地、自由市和众多只听命于遥远的维也纳皇帝的小诸侯。这更像一个各自为政的集合，远非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其中各王国、自由市、主教辖区和骑士领地的权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权力。

17世纪的德意志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将这个帝国比喻为一个怪物：它不符合传统政治学上的任意一条定义，既非罗马，亦不神圣，何谈帝国。但是，帝国的传统却是维系宗教与文化的黏合剂，帝国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众诸侯和异国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对抗在维也纳的皇帝，法国国王与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舍得割让富裕省份来与他国结盟。德意志各诸侯不会如此，因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特权。这个古老帝国在和平时期无力发起有效进攻，却能在遭受侵略时众志成城地进行坚强防守。它能维系内部“忠诚”这一传统契约，能发行钱币，也能在欧洲权力争斗的夹缝中建设一个权力均衡的体系。

对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记忆的历史就是一幕幕灾祸，因为德意志这片土地常常充当和平时的棋子、战争时的战场。追溯历史，荷兰人经历过“黄金年代”，法国人经历过“大世纪”，而德国人从未经历过那样辉煌的时代。“三十年战争”无法言表的惨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难以抚慰的伤痛，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诸如“瑞典饮料”这样的名词——常常指代战争期间一种逼人招供的酷刑。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降临时，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丧生——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瘟疫，或沦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对象。整个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芜：村庄焚为废墟，城市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严沦丧殆尽，需要几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惧笼罩的德意志弥漫着极度的忧伤。从这场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权国家的概念，来自吕贝克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来自汉堡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来自莱比锡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作品发出灵魂的绝唱。1700年后的西班牙王位之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更多创伤，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军炸毁。到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陆战争，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给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惨痛记忆：燃烧的屋舍、一钱不值的铜板、饥饿、倒闭与失业，青壮年被充军而横尸于莱茵河与奥德河畔的战场。

德意志俗语有云，岁月坟头的荒草能将一切往事掩埋。然而，历史的伤痕未及愈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接踵而至，带给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来，法国人的铁蹄踏遍西欧，德意志版图被重新划分。1804年，当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时，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而这顶帝号的头饰经过百年也退化为一块简单的贵金属，不再具有权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他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包括众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还包括那些顺从且感激拿破仑的莱茵联邦盟友——他们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鲁士听从错误的建议，结束短暂中立，凭借残存的一点勇气再向拿破仑开战，仍惨败于耶拿。不过，战败的普鲁士虽然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赢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贝格（Hardenberg）公爵都坚称，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须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赢回来。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将领，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派，详细研究了法国的军事成就，着重参考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改革法军的基本原则，创建了一支以爱国主义、军功制和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近代普鲁士军队。犹太人获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开始缓慢、痛苦地开展。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俾斯麦深知，要想从政之路轻松些，他必须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那样的强权人物。1847年，他顶替一名已故议员奔赴普鲁士联合邦议会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修建贯通柏林至东部各省的铁路贷款计划投票——这条铁路更多地着眼于战略考量，而不单纯出于商业利益。多数议员赞成修筑该条铁路，并支持贷款计划，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兑现长期悬而未决的颁布民主宪法的许诺。在这场议会之争里，俾斯麦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旧政体的虔诚拥趸。“我是一名容克贵族”，这位拥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说，并且想要保住上帝赋予的这一贵族等级。法国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贵族等级光环不再，所以他坚决抵制革命。一年后柏林街头涌现人民起义，士兵向人民举起屠刀，当对此动了恻隐之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军时，俾斯麦便试图说服军队将领们发动政变推翻国王。然而，无人支持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因此，这段经历促使他之后成为保守党和报纸的共同创办人，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深谙大众政治的规则。此外，他还获得狡诈的骂名：“他从来只在武力用尽时登场”，国王威廉四世如此评价这个不守规矩的臣子。

1848年对俾斯麦来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他了解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结束之时，属于他的时代也即将来临。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推进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犹豫不决，在经历短暂的革命月后，终于决心要联合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联。然而，此刻俄奥军队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柏林政府认为应保持克制，不致事态扩大。议会却已炸开锅：自由派急欲扩大战争，而保守派却主张议和，维持与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

俾斯麦以贪婪的眼神注视拿破仑三世从冒险家到1848年问鼎总统再到1852年荣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发迹过程，从中学到不少权谋之术。保守主义者若能用“糖面包加鞭子”的手腕换来百姓的驯服，那么就可以充当左右未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一剂普鲁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尝试的药方，不过，等到1862年国王威廉一世与自由派激进分子占据的议会就军事改革和宪法权利起冲突的时候，引入保守主义的时机便成熟了。此时国王已经打算将王位让给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思想倾向英国自由主义的王太子。军队将领们不停地发出一封封电报，急于召回被贬职出任普鲁士驻法大使的俾斯麦。俾斯麦收到后却佯装不知。相反，他忙着劝说夫人乔安娜不要来使馆，说这座建在里尔街俯瞰塞纳河的楼房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他没做好她来的准备。实情却是，他当时正与俄国驻比利时大使夫人——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arina Orloff）发展婚外恋。不过，爱情最终不敌抱负，俾斯麦还是去了波茨坦“无忧宫”，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他保证既不会发动政变，也不会勾结奥地利人，更不会向议会让步。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并没有彻底执行自己的许诺。他撇开议会，强行非法通过了预算，发动了对奥战争，解散了德意志邦联，甚至还伪造过一份同议会自由派达成谅解的文书。

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过几晚后，俾斯麦便向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打响了自己宏伟战略的第一枪。“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自由派听完目瞪口呆，不过他们也希望民族统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俾斯麦明白，现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战略的绝好机会，因为随后推行的一切，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变得一无是处。

1864年，普鲁士针对丹麦的“六周战争”爆发，丹麦国王不理智地强行将归属他的两个德裔公国——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汉堡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并入丹麦，这是对普奥联盟的军事挑衅。棘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德意志和丹麦境内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1848年短促战争和16年后的1864年战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186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顾地讥讽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么是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位是已经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经疯癫的德国学者，最后一位是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我。”

战胜丹麦军队算不上什么，仅仅是俾斯麦更宏大的外交和军事动作的开始。尽管事实上俾斯麦保证过要维护普奥和睦，但作为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他显然并没有恪守承诺。在继续打压国内自由派的同时，他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选举形式召开“全德议会”的请愿运动。显然奥地利人不能接受这个会议，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幅员辽阔，有多个民族，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直接选举，则意味着这个仅仅由皇帝、天主教会、贵族和讲德语的官僚所维持的虚弱的帝国体系将会步入崩溃。到1866年春，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奥地利在三个月内作答。他还特别授意普鲁士银行家退出欧洲资本市场。战争接踵而至，奥地利随即与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兰克福自由市结成联盟。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两强对决，而双方最终在克尼格雷茨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当普王和他的将军们计划势如破竹般地强攻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制止了这种鲁莽。因为他料定未来需要和奥地利结盟，他并不希望毁掉一个能维系欧洲旧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来换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然而，他却坚持将黑森和汉诺威两个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使其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法兰克福和拿骚也遭受同等厄运。

尽管没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具备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实体。普鲁士议会最终接受了俾斯麦的越权，俾斯麦则大度地恳请自由派原谅自己僭越宪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旗下，拥有统一的宪法，接受普鲁士国王的领导。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巴登、黑森、符腾堡则通过德意志关税联盟团结在一起，用立法议会取代单纯的外交联合。军事上的联盟让南德意志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得以旗鼓相当、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麦所料，军事上的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普鲁士军队的壮大，而这支强大的军队随即在抵抗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可以称得上速战速决，至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被成功击败是这样的，虽然在第二阶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局组织过殊死防御，但其仍以失败告终。战争伊始，普军元帅冯·毛奇（von Moltke）设计的杰出作战战略——动用铁路调兵，使得法军被围困在色当长达几周，最终迫使法皇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巴伐利亚与其他诸邦军队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一线并肩作战，唤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俾斯麦这种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或二者并施才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设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前提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在俾斯麦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领导下，德意志诸邦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1848年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冲击了欧洲陈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冲击力仍然影响着德意志各邦，迫使他们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威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举驱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残存的魂魄。它虽然裹着旧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萌芽。就其影响而言，俾斯麦的所作所为还改变了欧洲固有的格局。彼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这种改变，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

德意志在19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大多数德国人的收入不断增长，男人女人都获得比以往寿命更长和生活更幸福的机会。同时他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后代会比他们这一代过得更好。但是，对于生活在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曾经经历的恐怖岁月永远不再出现。尽管存在工业发展、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意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剧变与未来的担忧，但在俾斯麦时代，人们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显然已经压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常常会把俾斯麦与威廉二世治下的岁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们痛心不已地追忆那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

1871年，在凡尔赛宫经历了冷色与彩色交织的1月后，人们对这个新生的德意志报以各种各样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对各方面出现的新气象怀着最高的热情，幻想着凭借帝国议会他们可以说服俾斯麦推行自由贸易、致力国家建设。他们还希望抑制两大教会的政治影响，并最低程度地与社会民主工党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来自原符腾堡邦和普鲁士诸省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士，领导着对皇权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国王想要通过军事改革法案的时候，他们便施加压力，要求他先扩大议会的权力。自1862年俾斯麦任职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反俾斯麦势力的坚强后盾。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迫使俾斯麦做出的宪法让步，为他们以后将要进行的更多回合的宪法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与之泾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义自由派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派别。他们狂热地投票支持普鲁士1866年吞并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黑森—拿骚侯国和法兰克福自由市。他们因普鲁士打造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区的构想而欢欣鼓舞，而这一构想已经在德意志关税联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统一，德意志将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对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1848年革命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最好不要重演。

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觉还远未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对俾斯麦竭力维系君主专制、向共和派大献殷勤、对奥地利穷兵黩武的种种行为充满忧虑，因为这些毫无疑问助长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气焰，而且俾斯麦还蓄意挑起国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国家的斗争，只为在教会与皇室间左右逢源。对他们来说，俾斯麦对1848年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改变的回应不过是魔鬼墨菲斯托发出的微笑，因为这种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合作与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没什么分别。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东的广大普鲁士容克庄园开始遭受世界市场的无情践踏，这使得普鲁士的保守派与俾斯麦政府进行的讨价还价又蒙上了一层新的、广泛的经济因素。在抵御社会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战斗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麦不能合作，那么任何一方是无法单独取胜的。

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坛，德意志中央党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个行动委员会。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曾发出“世界已经堕落”的呼声，因为1866年天主教阵营的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阵营的普鲁士打败后，普鲁士随即便与首相加富尔（Cavour）和国王维托利奥·伊曼纽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领导的意大利结盟——两国都是世俗国家里反对教皇干政的先锋。事实上，天主教势力从1848年起便颓势日显，大批神职人员，不论隶属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后地赶回教堂和大学，而失去对教育业和慈善业的掌控，逐渐沦为边缘人士。纵观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以莱茵兰、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为首，生存危机的呐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用以建设一个能够抵御世俗主义冲击的堡垒。中央党由是被拥护者称呼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该党的组织原则以天主教信仰为核心，因此它也成为德意志各政党中唯一一个能够集合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其党员下至工人上至贵族，既有企业家又有教区主教。不过，中央党并未赢得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的支持，因为以天主教之名，普鲁士东部省份的波兰人、新晋帝国直辖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都会加入中央党这一议会政党。中央党摧毁了阶级之间的藩篱，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称号，这并不是在称赞他们。这个称号暗指其领导曾接收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冈天主教教廷的领导。事实上，自从1871年中央党在议会首次提议德意志帝国出兵意大利，保护教皇抵御意大利世俗国家的袭扰，俾斯麦便发现他对欧洲范围内天主教徒试图复辟的疑虑是准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天主教徒不断受到指责，与社会民主派一道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文化斗争”，即俾斯麦对天主教发起的攻击，并非针对天主教信仰，而是要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以及教会人士对非宗教事务的插手。这场斗争最早出现在莱茵兰，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会是反普鲁士新教统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政府却从旁火上浇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废止教会对各类民事活动如结婚与离婚的管辖权、废除各种与国计民生不符的教会制度。俾斯麦趁机立即大做文章，试图分化并控制天主教。

同时，俾斯麦还对柏林以东、扎根普鲁士乡村的陈旧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为信奉严苛戒律的东正教和虔诚派，他们既反对俾斯麦及其规划的“新强大帝国”，也反对他同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苟合，不停地威胁要粉碎俾斯麦对威廉一世的操控。这场“文化斗争”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来推进，参考法国模式拆散了教会同国家的联系。这场“文化斗争”的成果维持了近十年。在这之后，俾斯麦的议会又需要用到中央党，因为他要保障议会多数席位支持自己。但是，双方互不信任。俾斯麦考虑过，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么就不用巴结中央党；不过，中央党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闹事来逼迫俾斯麦讨好自己。此外，中央党领导人还可以把罗马教皇发布的通谕奉为最高纲领，特别是教皇1890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无法调和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倾一些。简明扼要地说，它是个天主教政党。

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没有表达要进行暴力革命之意，当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两度遇刺，两宗刺杀案嫌疑犯不约而同地道出同情社会民主主义的供词时，倍倍尔立刻例举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服群众相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德国工人只想推动社会进步而无意夺权。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俄国及其他国家所暴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区别开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比较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并且遵从实用主义。他们会在游行时穿着黑西服，戴着礼帽，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些延续数个世纪的行会生活痕迹。工人们一心期待着成为幸福社会的一员，现在正离这个希望国度的目标越来越近。

受限于那部回应皇帝遇刺而在1879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该法实际上是为俾斯麦组建一个全新的支持他的多数派而颁布，社会民主党尽管独受其害，但并未被彻底镇压。该法令只允许社会民主党人留在帝国议会议政，而不得举行工人运动。12年后，社会民主党在工业中心的投票份额逐渐蹿升至超过四分之一，而自由派则丧失了原先获得的支持，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呈现下滑趋势。这些或多或少证明了俾斯麦半心半意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失败，而在俾斯麦下台后，该法令便在期满后失效，并未得到延续。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把君主专制和议会民主两大要素结合在一个不稳固的相互妥协中。当时，这被称为“德意志式宪政”。联系德国置身中欧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宪政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须设立政府，而只须设置一名承担政治责任的帝国首相，即首相和他领导的少数高级官吏。俾斯麦在宪法确立之时就明白，宪法没有明确指出谁赋予了这种责任：君上赋予的？最有可能！历史赋予的？毋庸置疑！议会和选民赋予的？最不可能！当然，国务大臣是不能缺的：一名财政大臣、一名外交大臣、一名海军大臣、一名邮政大臣、一名内政大臣、一名司法大臣。但是，一名理应接受议会质询财政预算、军费支出等繁缛事务的大臣却故意不加设置。这样军队预算就只能由普鲁士战争部决定，而其他一切事务皆由皇帝负责——而非国家负责——通过军权这一国家军事核心接受君上裁决，因为君上享有通过军事内阁（Militärkabinett）调动和部署军队的皇权。

帝国大臣不能兼任议会议员，这意味着他们孤掌难鸣，而只能向俾斯麦一个人倾诉想法。一切重大政务都由普鲁士邦政府处理，并由普鲁士邦内阁负责监督。普鲁士邦大臣在级别上也比一些帝国大臣要高。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帝国联邦的话语权微弱，而且一些邦也无法推行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此外，除了军事预算受限外，普鲁士的军事专制主义色彩并未褪去，但决定军事预算的投票也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故意提前几年举行。只要俾斯麦还保持着对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影响，那么这位铁血宰相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德意志帝国议会尽管并非毫无权柄，但却无法通过投票从官僚中组建一个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寻求或组建多数派，那么政策就很难顺利施行。但是，在同议会和政党的斗争过程中，大批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及媒体开始在这场名为“德意志政体”且没有门槛的大戏中粉墨登场。这场大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民主色彩，特别是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人一选票的选举制度。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帝国制度还是有效的。它将种类复杂、矛盾尖锐的各个利益集团带进了一个连最纯粹的民主国家都不敢想象的政治进程。

这位铁血宰相竭尽所能去克服自己发起的白色革命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小心地规划内政方针，力图维持一种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上的社会平衡。然而，与不断壮大的工业相比，俾斯麦的苦心经营注定会失败，因为工业化在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就业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1878年的法令剥夺了社会民主党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俾斯麦开资本主义之先河，创立了养老、疾病和工伤方面的国家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创立于1883年，并且随后很快演变为国家监督、自行管理的大型保险体系。为了赢得天主教选票，俾斯麦向天主教发起的攻击不得不告一段落。殖民扩张的宣传一度受到大肆鼓吹，不过因民众并不热衷而失败。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萧条来临之时，国内政局随之蒙上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与贸易自由主义分子展开争斗：前者主要以容克地主和重工业资本家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出口导向型机器制造商、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左翼为代表。

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几次三番地对外宣扬其珍惜和平、大陆均衡和维持现状等主张。他开始从寻求紧张的单一联盟转变为重拾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欧洲势力均衡的智慧法宝。此时，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正需要外部和平以巩固其多民族帝国的内部统一。俄国沙皇也需要外部和平以镇压铁蹄下民族意识觉醒的波兰人——波兰已于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俾斯麦尽心培育着同俄、奥两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巴尔干斯拉夫人对土耳其统治者压迫的反对日益激烈，维持三国同盟越来越难，早年大力宣扬的“三皇同盟”可能会以各方大打出手而收场。俄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迫使沙皇以支援斯拉夫同胞之名介入巴尔干，而那里更多的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以任何形式抬头或是有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俾斯麦曾向俄国人保证，声明巴尔干“不值得浪费普鲁士军人的生命”。然而，这并未阻止俄土战争导致的奥、俄两国矛盾的激化。于是，俾斯麦不得不于1878年夏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进行斡旋。凭借这次会议，俾斯麦暂时保住了奥方的脸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俄两国为争夺东地中海沿岸控制权而可能爆发的大战。俾斯麦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扮演一位“公平的哥们”——而他聘请的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却说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会议失望的俄国人不会感谢他，俄国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新闻界也开始煽动反德情绪，同时，沙皇还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舅舅送去一封措辞气愤的信，在信中抨击了俾斯麦及其对英、奥两国的袒护。

1879年，俄国企图通过对德国农产品设立关税壁垒，从经济上对德国施压，突然宣布只接受用黄金付款，而不接受用实价只有黄金一半的卢布付款，这相当于把俄国进口德国商品的关税提高了一倍。为报复俄国，德意志帝国议会为德国的农产品推行保护性关税，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嫌隙。不过，在柏林会议取得外交胜利仅仅一年后，俾斯麦再次试图筑起外交防火墙，缔结同奥匈帝国的同盟条约，并且为了保持欧洲大陆均势，还计划同俄国缔结一项新的同盟条约。但是，这项同盟条约必须秘密签署，因为两国民意都竭力反对此项盟约。1887年，在充满火药味的会谈中，俄德两国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再保险条约》，而此时俄、奥两国因巴尔干问题愈发敌对。该条约有效期为三年，条约特别规定如果爆发战争，俄德两国必须保持中立：在俄奥爆发战争时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在德法爆发战争时俄国也必须保持中立。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条约会起多少作用，不过它确实留给德国在战争爆发时以喘息之机，同时也让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冷静了下来，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战争爆发时德国最终会支持谁。

俾斯麦坚称从现在起，德国唯一的兴趣就是维持欧洲现状。他说道：“我们就是已故首相梅特涅口中的‘未受侵染的国度’。”而实情是德国早已被侵蚀，就连俾斯麦都认为自己就像巫师的菜鸟徒弟一样，忘了把魔鬼捉进瓶子里的咒语。因为德国社会已经出了太多乱子、太多变故，同时发生的还有蓬勃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自18世纪末叶以来，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从下莱茵省和鲁尔区兴起，随后扩展至柏林和西里西亚省，彼时美因河以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市场渠道以及驱动蒸汽炉的煤炭而日益衰落。从长远来看，这种暂时的落伍后来证明是因祸得福，因为南德人不得不革新古老的冶金工艺，并将其应用到近代工业生产中。身处斯图加特的戈特利布·戴姆勒和身处曼海姆的卡尔·本茨潜心研制汽车，还有结束美国东海岸长期学徒生涯而回乡成为车用电气设备供应商的罗伯特·博世亦是如此。不过，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煤炭、钢铁和纺织。依靠铁路和运河，这些新兴工业大部分散布在从德意志西部的亚琛经由科隆和埃森延伸至柏林，然后再从柏林直抵上西里西亚煤矿与厂区的繁荣新月地带。

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与建设欧洲大陆中央地带强国的远大计划不谋而合。一旦多数铁路线建成，机器制造业便可以借助铁路迅速成为支柱产业，甚至赶在世纪之交前加入电力用于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大规模的建筑潮解决了许多小家电生产商的就业，也鼓励了众多传统手工业工匠投身更广阔的市场。西部城市克雷菲尔德的纺织业快速增长，巴伐利亚北部和萨克森邦普劳恩周边的纺织业也是同样的景象。

在过去，德意志的化工业大多数以原料加工为主，现在则扩展至化肥、医药和人造染料等巨大市场。到19世纪60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公司“BASF”（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就使位于内卡河与莱茵河汇流处的路德维希港小渔村迅速变为大片工业区。这一幕也同样发生在染料生产商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又名Meister Lucius & Brüning）的发迹地——美因河畔的赫斯特和以阿司匹林闻名的制药商拜耳（Bayer）的发迹地——莱茵河畔的勒沃库森。

德意志工业革命是在自由贸易准则的基础上兴起的，这一准则随后也是19世纪70年代的主调。然而，环大西洋地带接踵而至的商业萧条气氛很快便波及全世界。1873年5月，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崩盘，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也随之接连倒闭。然而，在这之前的15年左右，股票市场因大量新公司涌现而呈现着上升势头，为无数投资客、银行与投机客送去可观的财富——这场保守派预言家口中的“创业狂躁症”，现在却变成无情蔓延的灾难。股票市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崩盘，所以自由派们也不再幻想能够凭借股市登上权力的顶峰。眼看新教价值体系和腐朽社会等级制度装点的旧普鲁士已经摇摇欲坠，保守派趁机抛出他们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财富运转机器突然停转的沮丧导致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失败者将一切邪恶的根源归罪于人们对金钱和股票交易的贪婪；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上帝庇佑的大赌场。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

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德意志议会和公众争论的焦点。1887年，又一轮关税法案获得通过，保证容克地主不会破产，同时挽救俾斯麦的执政危机。不过，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不仅德意志的工业连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大受影响，还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机。一直以来，沙皇俄国十分依赖德国银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业与基建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这种依赖这时却受德国高关税的打压，因而只能转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国的产品——乌克兰出产的小麦身上。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1876年，俄国政府对德国机器和铁路装备课以双倍的进口税，导致德国工业界怨声载道，对此俾斯麦马上做出回应。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相互的攻讦日益升级，而俾斯麦碍于国内民意，认为无法继续向俄国妥协、满足俄国人要求的低关税贸易协议。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现在是在冒险拿德国与危险的东方邻居之间的重要联盟关系作赌注。在1887年签署《再保险条约》时，他直接让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们知道，他们未来将俄国债券的安全评级评为一级是愚蠢的。这一举动已经在挑衅俄国，不仅羞辱了俄国，也意味着俄国人必须以更高的利率来销售他们的债券——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断滋长。

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保驾护航20余载后，俾斯麦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在外交上，他的联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孤立法国的战略已经难以维系，巴黎—圣彼得堡联盟正在形成。在国内，他的《反社会党人法》并未取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终胜利，即便他推出的社会立法措施富有远见，也未能有效地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业化德国的兴盛。

天主教中央党和两大自由派政党纷纷开始越来越质疑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迟暮者的智慧和领导力。皇帝对俾斯麦的无条件信任不会一成不变——重组的政府即将到来。不过，早在失去权柄前，俾斯麦就已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时代丰碑。

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

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些邦被纳入俾斯麦的新德国前——它们曾经被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而有意规划在欧洲地图之上——这些邦的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祖父们曾经可以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邦的事务、发行自己邦的钱币、规定自己邦的税收，而同时，除了远在天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本地市政府与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终厌恶普鲁士自1813年拿破仑败退开始至20世纪中叶结束的占领。他们常常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进行嘲讽普鲁士历史英雄人物的表演。当地的1848年革命明显带有反普鲁士的色彩，而1918年刚过当地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莱茵分离主义，试图脱离普鲁士和柏林而独立。在曾经引入法国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区，《拿破仑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处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所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一部历史悠久、深受启蒙主义熏陶、贯彻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样性还深深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面包与啤酒、服装、语言及地区法律中。除了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只说当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对话时才讲官方德语；他们同下人、底层民众对话时仍要讲方言。俾斯麦，既是诗人又是伟大的议会演说家，在对易北河容克庄园里的农民讲话时依然使用低地德语，一种南德意志人听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亚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劳宾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土地，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异国之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理由去那里。德语中还有很多使用起来千差万别的语调和成语，它们一旦被同时使用，则或被人认为滑稽可笑，或让人不知所云，或二感兼有。萨克森邦的居民拥有一门得天独厚的方言，听起来往好里说是有趣，往坏里说是粗鲁，不过他们精湛的文化和工业成就使这种方言得以保留下来。

语言只是体现德意志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德国国土上的房屋建筑样式和村落布局样式也极富差异性，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农业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别。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烟愈来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纷纷涌入大城市——以柏林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几个世纪生生不息的纺织业和金属贸易使这里的居民能在小城市里过着不错的生活，现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经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

饮食无疑也是体现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因储藏和运输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费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往往能反映出历史和神话起源。传统的德意志面包卷形状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样，无疑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品种大多以硬皮黑面包为主，小麦非常昂贵，所以白面包对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肉类也是如此：只有礼拜日才能吃到。鱼类在德意志北部成为廉价的主食，的确非常廉价，连科隆地位低下的仆人们都抱怨怎么天天吃鲑鱼。那时莱茵河还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源头奔涌而来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鲤鱼之类的鱼受到富人和穷人的欢迎，这些鱼最初都是修道院里的鱼塘养的。当时奶酪还并不是什么佳肴。因为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本地出产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层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见饮料，香槟、白兰地和葡萄酒则是达官贵人们的专享。葡萄酒大多为产自西部莱茵法尔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欢迎的则产自莱茵高（Rheingau）——即被英国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还有弗朗克尼亚生产的灌在山羊睾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睾丸形状寓意强大的性能力。出产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泽尔位于巴登地区下萨尔河和上莱茵河之间的河谷地区。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玛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萨勒河谷也出产葡萄酒。《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香槟酒只能被命名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为对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回应，德国白兰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樱桃酿造白兰地酒，北方则利用土豆和黑麦酿造杜松子酒。

甚至人们的用餐时间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一天的活动始于日出而止于日落：因为点灯的花费太高。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0小时，每周大于50小时。与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会在日落后除了睡觉外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天黑后照样畅饮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们生活的显著特征。当时工人劳动时要携带面包、香肠和汤饮——食堂是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与工人截然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点和骑马开始，随后是“早餐”（déjeuner）——上流社会习惯用这个词表示午餐，下午五点钟在酒店与友人聊天或伴着音乐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进行：晚八点之前进食被视为下等人的特征。餐桌摆满六或八道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为衡量主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论是迈森、柏林或宁芬堡生产的瓷器，还是鱼子酱、香槟、鲜鱼、鹿肉和非时令水果，都能体现身份。

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

严格意义上来看，一个单一的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座东普鲁士庄园，无论其小如普通骑士领一般，还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önhoffs）、多纳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产一般，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的痕迹。但是，即便是这里，农业萧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遭受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绿色牧场和美国中西部广大平原的竞争冲击。柏林，与之泾渭分明，已然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居民的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轰然倒塌，新建筑拔地而起；凭借快捷的运输网，一个个村庄被连接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新工业中心。柏林不仅容纳了旧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也容纳了新式银行、现代化大众媒体、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和政党。在德国西部，鲁尔区的工业迅猛发展。在德国南部，因为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另一种工业化发展模式被推广，以脑力和精细工艺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被改造成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总而言之，德国是个多方面的社会，而且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趋势不见减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爆发后，移民数量达到新高。在随后的20年里，每年约有10万青年男女离开德国的家园，去新大陆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北美的亲人们会热情洋溢地把刚刚结束南北内战、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这股移民热潮持续到1893年北美爆发经济大萧条为止，因为那时美国铁路圈地运动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前景更加繁盛。

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

德国社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和创业的精神，但也缺少经验，这些社会现象体现为德国的爆发式剧变。在城市，由于高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集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家庭规模日趋缩小。在农村，农民们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却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因为土地能带来的收入比城市工业提供的报酬微薄。因此，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便是一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聚集的频繁运动。城市很快拆掉它们的古城墙，并且建设起一系列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公共交通不断合并掉周边的村庄，同时鼓励工业建厂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旁边，原本地位低贱的农民的儿子趁机卖掉为未来城郊建筑用地做准备的贫瘠田地，而终于盼到大发横财的出头之日，在一夜之间暴发为百万富翁。人口的增长、高涨的生活水平、科技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动力一起创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拉动的增长”。

因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发展，所以阶级的藩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大多情况是下层百姓在向上层流动。只有那些依靠马匹和公路做买卖的人群在往下层流动，因为这些行当已经被铁路物流所取代。许多鞋匠和裁缝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制造业日渐占据主导，而缝纫机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国，施奈德（裁缝）、舒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铁匠）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这就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前这些行当曾经有多么兴盛。不过，一些上升渠道被关闭，就会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开，而这要归功于综合大学和技术学院带来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迅速推进。另外，德国还有很多机构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提供工艺或会计方面的职业培训。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德国拥有更多教育机会来推动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这个机会主要由国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学问，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时，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都会对二者表现得尤为尊敬，这种尊敬激励着人们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从军和从政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特别是人们在军队服满12年役后，便有机会在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谋得一份小差事——在征税所、海关和国税局或那些为规范工业社会而成立的众多官僚机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联邦德国1949年首任总理，就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官转业为海关官员的家庭里。少年阿登纳被送去读高中，接着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为妻，1917年刚40岁出头便出任家乡科隆的市长。这一切按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阿登纳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学习热情和顽强意志是德国人奋斗的典范。特奥多尔·蒙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同时也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与阿登纳同样典型的上升轨迹。这个出生在北德意志村庄的男孩最终成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批评帝国最犀利的人士。诸如此类的鲤鱼跳龙门的人士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是出身寒微但发奋苦读；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学则是第二步，然后显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从统计方法上看，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贵族的论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德国的贵族授予制使许多平民获得贵族头衔，就像许多英国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受封爵士头衔一样。

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吞并法兰克福，使冯·罗斯柴尔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没有贵族封号的银行家乃至犹太银行家都有机会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个“冯”或“男爵”称谓（传统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而成为新贵族。亚伯拉罕·奥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这位来自科隆的犹太银行家，名望极高并且热衷行善，就此获封男爵头衔。同样，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帮俾斯麦增加了大量财富。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一样，对功名、财富和求知持开放态度。

妇女们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战争推翻阻碍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藩篱。因为直到19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女性——上流社会认为女性读书有失身份——才开始作为正式学生踏入大学的校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女性不但可以学习哲学、社会学，也可以学习医学。因为对贫苦的妇女而言，为生计而工作远比人权重要得多。男人们外出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到冶金厂做工，女人们则会在家附近的纺织厂里织织缝缝，而家里只留下老人照顾孩子。在手工业时代，女人们的生活大体就是记账、照料家里的孩子们以及反抗丈夫的权威。她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柏林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并未顾及西部、南部和萨克森居民的感受。“我们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实上，歌德一生中只去过柏林一两次，也没有喜欢上那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外交中枢就设在法兰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质王宫中。1848年革命期间的全德国民议会曾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共商国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贬低至历史的边缘。柏林却在近代德国历史上频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场，1834年就成为德意志关税联盟的首府，只因为普鲁士力主实现德意志的自由贸易，而奥地利却违反潮流，力主保护主义，终致失败。普鲁士还是德意志诸邦中经济最强的一个，表现为财政健康、金银货币稳定、税收管理完备。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并不赞同将柏林设为帝国首都，不过俾斯麦也不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仍对各邦原来的君主们以礼相待，不过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权的人。

柏林不仅是新帝国的首都，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据有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交汇之处的优越位置，区内是易北河冲击形成的大片沙质平原，同时也与奥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相隔不远。柏林还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兰等国际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铁路将德意志西部与柏林相连，几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并在驶过柏林后继续向东延伸了500英里，直达位于德意志最东部的东普鲁士港口和要塞。与地处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里的王室机构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宁与祥和而一直限制工业的发展——柏林的工业发展一向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显得高于一切，为的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里存在一种奋斗意识，即普鲁士这么一个只剩泥沙而无其他资源的国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励工业发展，创建夏洛腾堡工业大学，为工业提供先进技术，从英国的兰开夏和伯明翰引进技术，从伦敦引进资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劳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义和清教主义教义，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创业精神。

自1815年起，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国都柏林显现雏形：除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其他建筑都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几乎历代普鲁士统治者都十分痴迷于建筑，因此比起维也纳，柏林从不缺乏新鲜感——因为不断被推倒又不断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从1800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近400万人，这一增长伴随着德意志东边乡村的人们来此寻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历史进程。德意志西边的人们对柏林并不感冒，但对德意志东边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俄国侵占的一部分波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着希望。来自东欧犹太聚集区一户犹太人家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前，就曾在柏林上过大学。世纪之交柏林最受欢迎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样来自东边，而他已在勃兰登堡门旁建有宅邸、在万湖畔修有别墅。柏林拥有诸多大型工业公司——波尔西克（Borsig）生产铁路机车，西门子（Siemens）生产电报设备，而更晚的通用电气公司则生产电气装置，这些公司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时便明确指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而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而75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纠正了俾斯麦这一老套的说法，指出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煤和钢在经济上实现的。也正是在柏林，统一各方力量才得到汇聚。

等到世纪之交，柏林当之无愧地成为集繁忙、乐观、魅力——实际上还有革命以及德意志工业于一身的中心。柏林还是德国金融服务业的中心。1866年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占领，普鲁士以其支持过奥地利为借口要求其支付巨额赔款，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兰克福再也没有恢复昔日德意志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彼时的法兰克福业已错失了以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银行等大商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首批诞生的这类股份制银行旨在保护股东投资铁路公司等新行业时不受各种风险的影响。这些银行中的典型有科隆的萨尔·奥本海姆财团（Sal. Oppenheim Jr. & Cie）所创立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它不久便被迁往柏林。为了更靠近这座权力和工业的中心之城，贴现银行（Disconto Gesellschaft）、德累斯顿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等一众银行纷至沓来，今日的德意志银行也是从柏林起家的。如果说柏林股票交易所是德意志的晴雨表，那么1873年成立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则使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在随后的20多年中，柏林银行业掌管着俄国人的借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和大量在南北美进行的投资。

俾斯麦治下的柏林与同时期英国帕默斯顿首相治下的伦敦和法国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首相治下的巴黎更为相似，而不像1919年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喧嚷、花哨、神经质的柏林，也不像纳粹残暴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彼时的柏林一度是欧洲大陆中央的重镇，同时也是一个夹杂着无数乡村的“大县城”，柏林人借此揶揄他们的“市郊”——一种本地社区。柏林能把波茨坦公园和宫殿的田园牧歌之美与德国一流大学的庄严之感融合在一起。柏林企业的水平与美国比也不落下风。柏林还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王太子创建的国家美术馆、德皇威廉二世创立的威廉皇家科学院，还是艺术大师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创办的大型博物馆群，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写照。在历经一代人的建设之后，即便那些最不看好德国的人士也会承认，柏林除了呈现出城市的肮脏、无情的剥削和有组织的犯罪等近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外，也展现出良好的艺术、工业、银行业、建筑和城市规划，完善的卫生保障、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更是无可挑剔。

除《法兰克福报》和那时的德国《金融时报》外，所有大小报纸都在柏林出版发行，每天会有两到三种报纸详尽地报道帝国议会的开会情况。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们早晚会毁灭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在于他会与时俱进，而是因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鲁士旧政体后，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个期望只有借助一场由他设计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即便这是一场上层贵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终究也具有革命意义。

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

从经济和工业上看，属于德国自己的20世纪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迈开了。随着电力为人类提供了清洁、廉价的能源，新一波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电力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因为有了地上电车和地下铁路，城市面貌、人们白天与黑夜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变。由原普鲁士信号兵的一名上尉创立的西门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于电报业的家族式企业，在与德意志银行进行紧密联合后，迅速成长为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电报通信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西门子正是陆基与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的龙头，也正是它将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战略决策与政治谋划中。随后，西门子致力于为电气工业提供设备。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只是爱迪生专利的特许经营商，致力于研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新电器——洗衣机、电炉、电壶、电冰箱、电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请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风格与前代迥异的厂房。贝伦斯的规划简洁、实用，与前工业时代毫不相干，只用于安置新型生产设备。正是这些设备替代了数百万家庭的劳作，大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

在世纪之交，德国人不再搭乘驶往新世界的轮船，因为与扎根农村的父辈不同，他们会在城市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相比，德国可能不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度；但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她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人口记录揭示出，这种无限机遇不单单体现为单纯的收入增长，还体现为人们能比以往消费更多的肥皂、牛肉、酒水、白面包、衣服和鞋子。人口的文盲率日益降低，书和报纸的销量增加了。先前俾斯麦统治下曾出现的社会躁动现在基本都被抚平，即便是帝国曾经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当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世的德国按照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盛世”——就像同期的英国“爱德华时代”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观精神，让一切不吉利的兆头销声匿迹，被阻挡在国门之外。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观察的一样，20世纪会是属于德国的世纪。而且，尚在20世纪之初，无数德国人便如此自负地期待。

德意志土地上的广大人民并不关心这个国家是如何高度政治化，而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就连这种朴素的想法都已受到社会变革的无情冲击，更令人痛苦的疑问是，人们尚且不知自己往日的经验能否应付未来的挑战。多数情况下，答复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这反而引发对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的质疑。与关心日常琐碎相比，百姓的确关心别的事情：诸如谁掌握柏林大权、议会做成了什么又没做成什么、皇帝对舰队发出了何种命令、大英帝国如何背弃盟约，或是德国在境外的殖民情况——在中国胶州湾、非洲西南斯瓦科普蒙德、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如何。不管外面如何云谲波诡，穆勒、施密特这些寻常人家还是要接着过日子，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努力适应那些正在改变传统贸易、营销、经商方式的新技术——这实际上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残留下来的君权，苍鹰和雄狮的图案依旧广泛出现在钱币、公共建筑和政府公文上，德意志的传统还在，只是一天天地褪色罢了。当然，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或上巴伐利亚等地的乡村距离新老工业中心尚有数小时火车车程，那儿的生活看起来和过去几代人似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有受到金钱、拼搏、事业和自由主义等工业社会潮流的侵蚀。小城镇如罗腾堡，地处维尔茨堡到奥格斯堡的铁路线上，它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屋舍与集市显得像在另一个时空里，而孩子辈们提出古城压抑了他们的呼吸空间。20世纪之交，德意志人对科技、发展和未来的热忱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一位游客如果曾经在1870年横穿自亚琛出发，途经波茨坦与柏林，直抵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号国道，并且35年后或者50年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旅行，那么肯定会看到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铁路和电报网遍地都是。火车除了载客，还满载无数工业产品。每当飞机时不时从头顶掠过时，孩子们会马上边指给同伴看，边说自己将来也要飞上蓝天。马路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车里坐着怀揣大笔金钱、到处闯荡的年轻人。大部分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已被铺设一新。城里的有轨电车已经能把市中心与偏僻的村庄连接起来；这些村庄则迅速成为城郊，以容纳日渐庞大的白领人群。好的城郊则会选择空旷、优美的风景处盖上别墅，再用电灯照明。这些地方原来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简易礼拜所。河流上不断架起宏伟的钢铁大桥，大小运河分别沟通莱茵河与威悉河、威悉河与易北河、易北河与奥得河等——整个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为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连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经过几十年的疏浚也变得畅通无阻；海因里希·海涅笔下歌颂的那个罗蕾莱礁石——一个阻碍莱茵河航道的威胁最终被炸掉。不过，从美因河出发贯穿弗兰肯丘陵直达多瑙河的漫长运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们不再打着赤脚四处乞讨为生；他们有机会就读小学、中学，然后度过工业或手工业学徒的岁月，便可以通过参军慢慢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当然，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

然而，当那些影响人们几个世纪的习惯与传统逝去时，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随着各种旧日神话的破灭、禁忌的解除，世界变得不再令人放心，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断突破原有的束缚。力量、技术与人口的爆发式发展伴随着一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世纪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里阐释的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杀里。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脑袋前后长有年少和年老两副面孔，负责掌管时间的起始与终止，必须时刻承受时光流逝之苦——这是对德国也是欧洲世纪之交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和艺术的幻想世界里，这种矛盾通过一个个小人物——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时代，托马斯·曼的大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现了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户名门望族由繁荣走向没落的故事。大约在同时，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既是犹太人当中也是德国人当中的杰出者，正着手撰写他的虚构小说《即将来临的日子》。

1889年，文学家奥托·布拉姆（Otto Brahm）、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的创建人）和哈特两兄弟（Hart brothers）等，效仿法国作家安德烈·安东尼（André Antonie）在巴黎创办的“自由剧院”，联合创办了文学界“自由舞台”，以规避政府苛刻的出版审查制度。同一年，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成名剧作《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首演，剧中暗含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演出引起一片哗然，却增加了抨击社会的宣传效果，并引发文艺界再次学习易卜生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与小说的热潮，他们旨在通过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表现社会乃至科学的真实。世纪之交紧跟他们步伐的人还有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他的剧作《社会贵族》讲述了落魄贵族的贫苦生活，反思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早期长篇小说《神巫，或名两个民族》中的某些构想。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欧茨师傅》也包含此意。类似的还有苏德曼（Sudermann）的《荣誉》、马克斯·哈尔伯（Max Halbe）的《青春》、奥托·埃里希·哈特雷本（Otto Erich Hartleben）和卡尔·舍恩海尔（Karl Schönherr）的戏剧。不过，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织工》，它揭露了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地区纺织工人的悲惨遭遇和资本家的贪婪。柏林警局认为该剧有挑衅当局、扰乱社会秩序之嫌，该局局长贝恩哈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Bernhald von Richthofen）下令禁演该剧。因此，该剧只得在柏林的“自由舞台”秘密演出，不过仍然吸引不少观众冒险观看。一年后，法院终于判定允许该剧公开上演，该剧受到热烈赞扬。其不停歇的演出和公众的积极支持无疑是对抗皇帝的文艺观念的一种示威。皇帝陛下只得凭借他的另一重身份——帝国陆海军最高统帅下令军官包括穿军服者禁止观看该剧，同时撤销了自己在剧院的包厢。柏林所发生过的一幕幕旋即也在德国各地重复上演。在慕尼黑的施瓦宾，演出更为辛辣和犀利。专注生活的《青年杂志》与讽刺政治的漫画杂志《痴儿报》越来越受到追捧。前者迎合青年人当中那些试图摆脱传统文明者的幻想，营造一种法国“新艺术派”风格的花哨、浪漫式的日耳曼幻境，这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风格在德国被称为“青年风格”。后者按照编辑的好恶，借用军人和政客的漫画形象来嘲讽政治。这两种杂志让慕尼黑民众坚信，比起那些从柏林来的戴着老花镜的军官和古板的普鲁士官吏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南德意志的中间阶层，才是德意志更优秀的群体。《痴儿报》上的漫画和插图文章文如其名，辛辣犀利，揭示了当局掩盖的丑恶现象。

一种崭新的、轻松的生活方式正在城郊出现，即所谓的“繁荣时代”，慕尼黑人称之为“摄政时代”。巴伐利亚亲王开始接替极富情趣却已疯癫的路德维希二世摄政，路德维希二世便在慕尼黑与贝希特斯加登之间公开过着悠闲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引得民众纷纷效仿。一股厌世之感席卷中间阶层的青年们，他们认为当下的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主宰的德意志，既荒谬又可悲。在这种情况下，一股激进的高雅潮流破壳而出，受到爱惜自己、热爱艺术的青年男女的追捧。他们强调理想主义而非享乐主义，并为墨守成规的父辈们感到可怜。对他们而言，颓废主义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全新的、温柔的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年轻不再如过去一样仅仅意味着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意味着敢于挑战一切常识公理，敢于蔑视一切严肃的父辈们强行灌输的规矩。青年人的生活不再约束在家里，他们与狭小城市里的古板世界诀别，走出去亲近大自然，在山峦起伏之间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群天真烂漫的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白天唱唱歌、看看书、读读里尔克（Rilke）的诗篇《旗手》，入夜后缠绵悱恻。他们会去黑森附近的卡塞尔，攀登格林兄弟童话里描绘的那座霍赫迈斯纳山。1913年，成千上万名学生聚集于此，公开阐明他们的理想，发誓要留住彼此的“纯洁心灵”，并决不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视自己为民族的精华，倡议创造一个属于新世纪的新国家。然而，正是这一代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和“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的青年人，仅仅过了一年便高唱着国歌“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奔赴“一战”的佛兰德斯战场而沦为炮灰。

在众多通向美妙未来的道路中，没什么比得过对性的发现和对性的未知探索更让人激动，更具有革命性。几个世纪以来，男女之间的异性吸引一直属于禁忌话题，对性的描述也仅仅出现在神话中男神向女神求爱、小说中牧羊男同无知牧羊女打情骂俏的场景——性本属上帝赐予众生的恩惠，却受到礼制社会规矩的压抑。维也纳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将性从世俗礼法中解放出来，破除了婚姻、父母、财产以及夫妻忠诚的僵化标准。一夜之间，男人女人便置身于不能被原谅却也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中。他们不必教条式地阅读心理学杂志，以求理解男女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什么，因为主旋律就是性自由。传统卫道士对此态度谨慎，认为这会以人类的痛苦与失败为代价。那些引诱人们的事物也同样埋葬了日常社会。每每出现引起轰动的桃色新闻，其背后总是暗藏着令人不安的暴力。而且，一旦人们任由自己被体内不受约束的暴力所驾驭，传统的责任、信仰和道德理念该何去何从呢？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崩塌，婚姻将何去何从？以性压抑为基础的传统礼法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汤豪舍》等歌剧中，理查德·瓦格纳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传达了严肃且不安的信号，舞台上的激情演绎配合着台下交响乐演奏的抑扬顿挫。这部歌剧虽间接以上古的、神秘的历史作为乐谱语言，却直接昭示着一切传统礼教的终结。这种轰动性、颠覆性的寓意，年复一年被那些前往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人们所观看、所聆听。连俾斯麦也想通过禁止帝国政府向拜罗伊特提供财政拨款的手段来遏制这种热捧，说明瓦格纳的歌剧要比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所做的演说更能煽动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骚乱。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曾在散文《勃兰登堡漫游记》中通过景观描写歌颂了普鲁士贵族，赞美了他们的乡间别墅。不过，他也敏锐地注意到频繁的感情纠葛、新兴的性解放、对现有等级制的反抗是如何瓦解着传统道德体系的，于是在小说里对之一一加以批判。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角非法的情夫在决斗中丧命后她自己也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小说《施蒂娜》和《迷茫·混乱》则都讲述了冲破阶级藩篱而结合的爱情悲剧。冯塔纳让他笔下的主角在轻率的、徒劳的求爱之路上历经艰辛而失败。然而，易卜生、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新一代作家则更具革命性，认为这些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性的弱点，而是在于僵化的传统礼制。福楼拜（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则将那些为爱痴狂的主角们写成生死挣扎中的受害者——这是全体欧洲人生活的日常写照，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德国。人们尝到了知识进步带来的苦乐参半的成果，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既非天堂也非地狱但却蔑视一切传统智慧的世界。

道德上的混乱与迷惘是近代德意志的首要特征。近代科学教会人们知识，也引发人们对上帝是否存在的疑惑、对自身命运会是怎样的迷茫。然而，人们始终未能轻松解答这些难题。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契诃夫等等也在不断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但除了推倒并粉碎传统的藩篱一无所获。在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舞剧《胡桃夹子》里，老鼠勇敢挑战王子的一幕居然受到圣彼得堡宫廷的称赞。魏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青春觉醒》以及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戏剧《轮舞》则在主题上更为大胆。它们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副冷嘲热讽、虚情假意、漠不关心与空洞欲望交织的丑恶——真爱和温情早已泯灭。理查德·施特劳斯在歌剧《莎乐美》中更是直奔主题，扯下了历史的遮羞布。在戏外，尚亟待发现的事物便是人性的未知。随着人性的方方面面不断被揭露，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个道德据点的不断沦陷。但是，诗人和心理学家不应该为社会的堕落而受到非难，因为他们只是把全体欧洲人灵魂中的躁动描写出来罢了。

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

“这才是欧洲的和平”——19世纪头30年的英国政治家曾这样形容他们心仪的欧洲大陆均势，不过这种均势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从那以后，欧洲诸国的权力与法统基础开始受到动摇。

各国统治阶级必须努力证明他们不是倚靠世袭血统，而是依靠他们在纷乱国际局势下的治国之能而存在，这体现在为百姓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以及发展近代工业来满足社会需求上。急剧膨胀的人口与迅速推进的工业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从英国布里斯托尔湾一直到波兰维斯瓦河口沼泽区，各国统治者普遍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奋斗，以求受到内部阶级斗争以及外部市场竞争而波动的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德国也不例外。

1871年，英国政府忐忑不安地发现，欧洲大陆均势已因德国打败法国而被无情地打乱。在德法激战正酣之际，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对过去十年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所称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为，挑战了大英帝国对欧洲的一向主导，也打破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准确预见未来形势，但是随后的历届英国政府包括他本人对新德意志的看法都过于乐观。获授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出任英国首相后，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尔干秩序的柏林会议时，对俾斯麦的忙前忙后表示感谢，俾斯麦也回敬道：“这位犹太裔长者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彼时英国政府陷于与逼近印度的俄国在中亚的博弈中，而且还在非洲问题上与法国纠缠不休，不过，德国的居中斡旋使列强在1884年于柏林举行的瓜分非洲会议上得以划分彼此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存在这些合作，俾斯麦和他的英国对手们却从未达成足够多的共识，以实现形式上的和解。俾斯麦竭力阻止他所担忧的“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其间英国资产阶级实现对英国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改造）在德国的出现。对俾斯麦以及他所出身的阶级而言，议会制政府在含义上便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他们把议会固执地看作是分裂、虚弱、无力组织国家力量的化身。德国暴露在欧洲的中央，而其最终控制权又握在一个军事专制政府手中。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大相径庭，英德两国的默默合作在俾斯麦治下及其身后数年都进展顺利。德国霍亨索伦皇室与英国汉诺威王室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形式上保障了德英两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合作。维多利亚女王这位“欧洲人的祖母”，也是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1890年俾斯麦不得不离开首相府时，法国和俄国正在酝酿双方在商贸和军事上的联盟，法国金融资本准备为德国撤资后而资金枯竭的俄国工业投资——一定程度上拜俾斯麦的外交干预所赐。法国军火工业也打算向俄国军队提供先进武器。俄国军官们在巴黎尽情地欢娱，双方海军舰队也频繁出没于法国勒阿弗尔和俄国圣彼得堡港口之间——这是俾斯麦一直担忧的“噩梦”。因为俄法两国已经开始对德国西部战略屏障以及奥匈帝国在近东的存在构成威胁。此刻，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急需同大英帝国维持非正式同盟关系。但是，实现这一战略协作的首要前提在于：德国继续奉行普鲁士限制海军发展的传统。德意志海军曾在1848年革命岁月成为德国民族意识的表达形式，然而革命被镇压后，其间建造的几艘战船却被白白地拍卖掉了。陆军仍然被皇帝牢牢掌握在手中，只有海军能用来代表中间阶层和商贸的雄心壮志。相比于普鲁士容克贵族子弟曾经只能在波兰和法国两个邻国战场浴血苦战，他们寄望海军能向更遥远的地方开疆拓土。波茨坦兵营的步兵和骑兵军官们只把海军看作一件属于踌躇满志的官僚和暴发户们的昂贵的烧钱机器。对俾斯麦而言，那几艘飘扬着帝国黑白红旗帜的军舰也不过是用来展示国旗和运送军队的。为了昭示这种重视陆军、轻视海军的传统，他特地任命一位陆军将领担任海军司令。不过好景不长，怀揣建设强大海军梦想的威廉二世登基，急欲挑战他的英国国王表弟，而且想尽可能把他们比下去，于是一切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威廉二世对大不列颠抱着一种既羡慕又忌妒的心态，既对这个帝国的广大殖民地羡慕不已，又对其尤为引以为傲的皇家海军十分嫉妒。在一年一度地造访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基地旁的考斯港时，他便亲眼见识到这支海军的宏伟。他就像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一样，坚信德国要想扩张全球贸易必须拥有一支游弋于大海的舰队。英国银行家、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好友厄恩斯特·卡塞尔爵士（Ernst Cassel）和掌管德国至北美航线的汉堡商人、德国皇帝的座上宾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比谁都清楚航运业的重要性，并努力劝说英德两国不要鲁莽而要冷静，但却归于失败。一种风行的说法认为这是英国出于自由贸易上的一己私利，尽管英国在德国已经奉行贸易保守主义很久之后依然坚持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当时人们在军舰设计与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直接刺激了海军扩张的需求：鱼雷、蒸汽轮机，装甲防护更厚实，舰炮威力更猛烈，瞄准仪更精准，潜水艇即将面世，燃油取代煤炭成为燃料。这些技术条件难道没有赋予德国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夺取英国皇家海军海上霸权的机会吗？

一位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海军舰长名叫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出生于北德一户虽普通但也不甘人后的中间阶层的人家，受命为德皇设计了一套海战方案，能够逼迫英国舰队在大英帝国最易受攻击的地方——不列颠群岛海域附近与德国海军进行战略决战。这套战略计划遭到传统容克贵族们出自本能的反对，因为他们非常担心俄法两国业已结成强大联盟。然而，德皇深信此举不单能够威慑英国海军诸将，更有利于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为推行德国“大国战略”而树立的美好未来能迎合他们的妄想并俘获他们的忠心。威廉二世被视为绰号“军曹国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及其子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的后继者，想要像他们一样成为普鲁士伟大历史上的又一位大英雄。陆军认为现在将资金大部分用于海军扩充不合时宜，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但是，陆军不能理解那种夺取海外殖民地的狂热，也不能理解发展海军对德国广大中间阶层百姓的象征意义。

德国人扩充海军的狂热很大程度上是被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所引发的。列强争夺非洲的混乱在1882年便已出现，大英帝国通过买断大部分股权的办法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在形式上据有了埃及。其他欧洲列强也纷纷效仿，企图在非洲大捞一笔。对此，俾斯麦表现得出奇冷静。一天，某个殖民冒险者跑来劝说他，指出德国必须追随英法的脚步，提出德国自己对非洲的诉求。“你展示的非洲地图很诱人，”俾斯麦说道，“但是德国西边有法国、东边有俄国，身处两面夹击之中，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尽管如此，媒体和民众的压力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已被非洲巨额财富正翘首待德国探险家和商旅开发的幻想驱使，而既然德意志土地上的移民趋势不能被遏制，那么还不如让他们移民到德国的殖民地。

虽然极不情愿，俾斯麦还是同意让帝国预算拨出一点钱来资助几个航运公司，只为让帝国旗帜能够在种植茶叶和咖啡的坦噶尼喀、已探明钻石和其他有价矿产的西南非升起。不过，俾斯麦始终不敢忘记德国置身欧洲大陆中央的政治格局下的危险。因此，他尽一切可能让法国人陷于非洲和亚洲的泥潭而分身乏术，以便使法国人民经不住西非阿特拉斯山脉以及印度支那稻米的诱惑，从而忘掉阿尔萨斯曾经美丽的蓝色孚日山脉。俾斯麦更愿意用东非桑给巴尔岛换回英国控制的北海黑尔戈兰岛，而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帮他实现了这一交易。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俾斯麦早已厌倦同大英帝国在殖民问题上喋喋不休，甚至打算放弃德国所占据的全部殖民地，收取一马克的象征性租金，让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去主导殖民事务，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呜呼哀哉，这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因为殖民派的势力实在是太大，而百姓狂热的殖民地占有欲又太强。

所以，德意志帝国经历了推行战略收缩的卡普里维首相的短暂执政后，继续在南非、在中国海岸插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因为就连最狂热的殖民分子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帝国繁荣的未来必须依靠不拘一格地推行帝国主义——占有贸易航线，掌握各种战略资源及珍贵物资，例如石油、剑麻和橡胶，把持海外销售市场。在这场争夺殖民地的饕餮盛宴中，英国侵略主义、法国沙文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已不分伯仲，俄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正纷至沓来，而荷兰、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些老牌殖民国家早在16世纪便拥有了大片殖民地。在1897年的一场收获雷鸣般掌声的议会演讲中，时任外交大臣、未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了德国必须拥有“阳光下的地盘”。德国需要的不是一块柏林蒂尔加滕公园那样的野餐地点——柏林版的“海德公园”，而是无数的海外殖民地，在那儿可以赚到钱、赢得自己的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任何一个口头上拒绝殖民诱惑的德国政府也还是需要想尽一切办法维系国家发展的，就连置身权力巅峰的俾斯麦也无法彻底拒绝殖民活动，尽管他认为殖民行动危险而麻烦。但是，帝国的继任首相们——1894—1900年在位的年逾古稀、无法堪当大任的亲王霍恩洛厄，1900—1909年在位的男爵、后晋升侯爵和亲王、因极善变被人讥讽为“鳗鱼”的比洛首相——无一例外是失败的首相。他们全都由皇帝任命，而皇帝这么做有利于独享推行“世界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名望和荣耀。他幻想着通过新专制主义和个人魅力式独裁的完美结合，可以带领德国冲破近代工业社会纷繁的阻碍。对威廉二世而言，整个德国不过是一件上帝为他创造、用来取悦他的巨型玩具。当然，在一个充满各种尔虞我诈的利益集团以及野心勃勃、争风吃醋的政党的政治体制下，他的这种想法是永远不会有效的，并且只得在他丑态百出后结束，沦为可悲的笑柄。

强盛海军舰队和各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一朝成真，反而冥冥之中导致它成为势不可当的真理，不仅促成海外殖民扩张国策的出台，而且使得国民对此毫不反对。整个帝国的希望——提尔皮茨上将现在出任海军大臣，位居帝国高级决策层，也会贿赂记者为政府的帝国主义国策唱赞歌，聘请教授为政府的“世界政策”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来的民主主义笃信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痛陈，如果说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是一场年轻气盛的冲动，那么此时此地发生的这场全民性“新大国政治”运动的冲动则远胜于彼。得到帝国海军部秘密赞助的庞大宣传机器——“德意志海军协会”不停地煽动人们。就连帝国议会反对派议员们也被施以高压，不得不转而投票支持海军扩建计划，因为自从1900年英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建造一艘艘新型无畏级战列舰后，德国海军急需弥补战略上显而易见的颓势。

从来没有哪一项大政方针比把德国打造成一艘战舰得到的拥护更广泛、得到的支持更热情。这种介于民主主义和煽动主义边缘领域的思潮得到各色利益群体的普遍支持。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连旧贵族容克地主们也甘愿为了海军大计而重回农业保护主义，这一切在普鲁士邦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设计的高农业关税上得到充分体现。容克地主们尽管业已接受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各种新事物，但是他们赖以发迹的庄园早已被自己败光，只能以轻蔑的眼神旁观城市里那些突然富起来的“杰出商人”——一项政府授予那些有钱人、热心公益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荣誉。那些人享受着官方所授爵位、占有可观财富并获得百姓尊重，而且现在居然可以随便选一位贵族子弟做女婿。在这种心理失衡的影响下，容克地主们自然偏爱这种重视农业的保护主义回归。他们认可这项交易，也欢迎政府出面阻止农业的持续衰落。

蔚蓝色的100元帝国马克上印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日耳曼尼亚姑娘，她戴着象征商业和工业的徽章，坐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遥望着一支冒着滚滚煤烟、全速前进的舰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富裕家庭的少男少女们会将水手服作为周末出行的最好着装，那个年代的任何一张家庭合影都少不了一位穿着海军制服的家人。海军扩充计划也扩大了各类大型军火企业的用工需求，例如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同时展现了德国现代化的工艺——主要在光学与电气制造方面。一项向香槟酒征收的特别税也被采纳，用来支援海军建设——这项特别税延续至今。

相较于英国，德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但是，在19世纪后叶的几十年里，德国工业迅速迎头赶上，并于1900年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早期竞争国家。德国大型企业可以借助国立技术大学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将科技助力打造成企业发展的基石。而且，德国公司无论大小，也不会像英国对手那样沉湎于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提供的专属市场；他们会更重视市场营销，更愿意为员工的培训投资，更善于运用规模经济的原理。基础研发和实践推广相结合是德国企业的独特优势，而其规模庞大、功能齐全的银行业的跨国经营也早已解决前期发展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

钢铁产量曾经是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晴雨表。德国的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41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630万吨至1913年的1760万吨。英国则远远落后于德国：其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800万吨下跌到1900年的500万吨至1913年的770万吨。美国的钢铁产量也不容忽视：从1880年的93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1030万吨至1913年的3180万吨。相比而言，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产量则显得微不足道。能源消耗量也是彰显工业实力的晴雨表。德国在1880年的能源消耗量只有英国的一半，而到1913年两国的能源消耗量则相差无几。按照就业人口、投资和产值来算，在工业发展潜能总量上，德国在1913年已经超越英国，而美国是冉冉升起的世界一极。三国指数比较的结果为：美国298.1，德国137.7，英国127.2。

各国的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排名却与工业指数的排名大相径庭。截至1880年，德国常备步兵、水兵42.5万，而俄国有79.1万，法国有54.3万，英国有36.7万。到1910年，德国常备兵力增长至69.4万，法国人口少，兵力却达到惊人的76.9万，英国为57.1万，美国为12.7万。在海军吨位方面，英国依旧保持传统的老大地位，但是其他国家与之的差距明显缩小：1880年德国海军吨位总计8.8万吨，英国则为65万吨，法国为2.7万吨，俄国为20万吨，美国为16.9万吨。到1910年，德国海军吨位增至96.4万吨，而英国也增至217.4万吨，法国增至72.5万吨，美国增至82.4万吨，日本增至49.6万吨。言下之意，德国的钢铁产量虽然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尽管海军大臣提尔皮茨1897年便启动了雄心勃勃的长期造舰计划，海军舰船也确实得到了快速扩充，但最终也只勉强达到英国海军吨位的40%。

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2）的泥潭中时，英国外交部急欲同英王的“德国小弟”结盟，然而德皇却迫于激愤的民意未能强行推动这一盟约。英国转而在1904年与法国缔结《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结束了自己一向奉行的外交与战略孤立政策。起初，这一协约用于解决英法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纠纷，如两国为埃及南部而发生冲突的法绍达事件，不过这项《友好协约》很快演变成遏制德国扩张的武器。英国领导人早就表现出他们在维系欧洲均势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半推半就，现在却主动带领英国卷入欧洲大陆联盟体系，将他们拼命维持的大英帝国不知不觉地推入火坑。这对英国、德国来说都是悲剧。

德国领导人还远未有什么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规划，但是英国和法国却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项总体战计划。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收紧了对北非的控制，威廉二世却派遣一支特遣舰队远赴摩洛哥丹吉尔港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他想要提醒法国人，德国现在很强大，而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惨败后非常虚弱，因此法国人最好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殖民地作为补偿。在随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的确满意地得到了一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不过代价却是协约国集团的加速形成。1907年，英俄两国就远东利益以及伊朗、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暂时停止英俄两国对中亚的“大博弈”，俄国因而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英法俄“三国协约”无疑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对德国的钳制，而德国政府和百姓对这个所谓的“包围圈”气愤不已。无论从军事理论上还是从传统欧洲外交角度上评判，这个包围圈都是不明智的。不过，德国外交却强硬地回应：“凭借德国的强大国力，德国人民感觉不需要任何联盟，也没必要迁就任何一方。”正如英国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协约国是否建立过针对德国的“包围圈”是有待商榷的。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则在其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中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法俄两国的外交政策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趋同，他们都意图改变欧洲格局的现状，推翻因1871年德国诞生、哈布斯堡王朝衰落而出现的欧洲新秩序。刀锋直指同盟国集团的协约国集团形成，并最终打破了欧洲均势，欧洲格局因此难以风平浪静。另外，在同盟国内部，奥匈帝国一向孱弱不堪，而协约国内部，被国内革命弄得心力交瘁的俄国也难当大任。因此，两大对立阵营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尽早开战而不是推迟战争，担心某个成员国可能会在大战爆发前便撑不住而草草地崩溃了。

欧洲的战场如果照历史惯例由大国主导的话，那么法国、俄国走到一起便有悖历史惯例，德国海军的过分扩充也有悖历史惯例。假如欧洲只存在英国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那么在海战方面协约国必赢而德国必输。但是，鱼雷艇和潜水艇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海战的天平。德国海军部因此专注于建造此类新型舰只，因为这些舰只让德国有以弱胜强的机会。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幻想德国会慑于力量此消彼长而愿意签署一项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但是，霍尔丹在柏林却只收获了提尔皮茨和德皇的顽固拒绝：德国人民已为此付出太多期望和金钱，导致他二人无法回头抑或承认失败。限制海军军备的设想因此泡汤，阻止战争灾难发生的唯一机会被白白浪费，这也是几十年里最佳的机会。

德国的战略已经因海军军备竞赛的失败而进入死胡同。不过，德国尚且可以通过选择重拾俾斯麦政治智慧来挽回自信和安全。德国本可以通过同英国缔结一纸限制军备开支的条约或者单方面限制军备便在策略上瓦解协约国集团。甚至那时的德皇也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他的俄国沙皇表亲，他们在会晤时会互换喜爱的制服并相互祝酒——一套是“大西洋海军上将服”，另一套是“太平洋海军上将服”。不管怎么样，1914年前的欧洲并不是只有灾难这一条路可走；一切绝不是令人绝望和沮丧的。那时，德国和英国不仅通过一场在伦敦召开的外交会议合作阻止了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继续，而且就如何分割葡萄牙殖民地以偿还葡萄牙外债达成一项协议。对土耳其的争夺获得圆满解决，一套将俄国排挤出去的方案出炉，其中英国负责海上事宜，德国负责陆上事宜。德国的陆上动作主要表现为由德意志银行提供资金、德国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负责建造的战略性铁路——巴格达铁路。这是一条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波斯湾和红海相连的铁路。这条铁路未能竣工，多条路段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而剩下的残垣断壁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

这是一个战略上可进可退、可西可东的年代，并非必须上演一出集体迈进地狱之门的悲剧。不过，面对这包围圈，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却焦躁不安，尽管他们做出了军事上的应对，但是却毫无外交逻辑，而最终带领德国踏上不归路。在那个年代的传奇人物，陆军老元帅毛奇伯爵的指挥下，德国统一战争顺利完成，在以后的德军作战计划中，法国便是首要敌人。俄国则一直是政府的盟友，即便普鲁士从未放松对东边的警惕。不过，好在在德军旧的作战方案中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被整齐地分割开来，这样反而在德军陷入被动时给德国决策层留下战略的回旋余地。

然而，随着1900年后战列舰的下水，德国的战略思想开始走向另一条不归路。19世纪最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法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坐实，这体现在两国的军事交流以及俄国向法国公司采购军火上。法国金融资本持续地向资金匮乏的俄国提供贷款，并广泛投资其工业（赚取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1个百分点）。沙皇俄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加起来的军队实力已远远超过德意志帝国。有鉴于此，德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断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将不得不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两大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

所谓的“施里芬计划”不过是一项未留任何余地的作战方案，其中尽显纸上谈兵式的官僚们的短浅目光，因而只会失败。难道老毛奇没教导过后来人，再好的作战计划只要不会随机应变，一旦遭遇敌情便形同废纸吗？德国人在1905年制订的作战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法国军事动员迅速而俄国军事动员迟缓。因此，不管以什么原因开战，开战之初，德军必须以闪电战攻击西线之敌，并在大败法军、占领巴黎后迫使法国签订城下之盟，而此时俄军还未完成战争动员。与此同时，在东线只动用预备役对付行动迟缓的俄军，并尽可能凭借波兹南要塞、河流以及湿地沼泽等有利地形坚守奥得河一线。等到西线胜利的到来，德军可借助铁路快速机动到东线，以期以压倒性优势大败俄国军队，同时拯救被围的奥匈帝国军队。这一切设想体现为总体战理论，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容易使德军陷入绝境并最终失败。

这个地处欧陆战略中央的国家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让周边的邻居们深感不安了，因为自俾斯麦下台以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恩恩怨怨已经多得连德国人自己也数不过来了。

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不是每个欧洲人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都如梦游般等着堕入圣经中提过的世界末日大决战。1899年，波兰银行家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曾在他的著作《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中预言，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将变成持久战和堑壕战。在英国，担任现代新闻业创始人诺斯克里夫（Northcliffe）勋爵旗下某报纸主编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他的《大幻觉》（1910）一书中，建议欧洲各国参考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帝国邦联模式——这种联合模式能保证“贸易自由”，可以作为解决当下“国际问题”的办法。在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危险，并提出深谋远虑的规避办法。

拉特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实际上，他又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是技术官僚、预言家、倡导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不愿意当犹太人的犹太裔德国公民；他还是普鲁士爱国主义者、架设全欧电网的设计师——他认为此举能使大战胎死腹中并沦为废物。他存世的作品集和书信集合成数卷，其中详细记述了他管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二事——这个他父亲留下的工业帝国经过了不懈的技术革新与扩张。

他对德国的旧政体既憎恨又崇敬。他既想脱离这个政权，同时又想成为它的一分子。拉特瑙想象中的未来欧洲是一个由大小民主制工业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体，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铺设的电气网络系统。不过，这种愿景与欧洲各国盛行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背道而驰。预感到欧洲1914年即将爆发的大战，拉特瑙绝望地写道：

无论我看哪里，映入我眼帘的都是乌云。当我走在傍晚的柏林街道上时，我看到它们；当我见识到狂热富人们表现出傲慢无礼时，我看到它们；当我听到空洞的夸夸其谈或伪日耳曼主义的排外时，我看到它们。这是个病态的时代，军人地位至上，外交官们扬扬自得。德意志现在遭遇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尽管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拉特瑙却选择学习电气化学，因为他深知，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即将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所取代。这个让“机器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不仅将人类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允许现代管理办法和银行业参与优化生产与分配。在1899年，他进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负责处理发电厂的建设和资金问题，同时促成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主导的全欧性电气网络建设。到1900年电气行业普遍遭遇产能过剩时，他趁机大力推进行业重组。比起发展工业，他更相信那些无所不包的宏伟事业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普鲁士人民的好儿郎，也成为列宁的指路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民族国家那种狭隘模式不适合这种强调理性的“国家大联合”——拉特瑙这位爱国主义者以平淡的语气道出了这个冷冰冰的真相。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德国要在金融和工业上超越欧陆各国，赢得经济霸主地位。如果德国的工业发展优势能和平并令人心悦诚服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开战则显得多余。因此，拉特瑙的工业发展理念并非狭隘地拘泥于其他人对市场垄断与利润的着迷，而是更看重资源配置和效率。

他认为，各国工业释放的巨大能量如不能得到组织网络与平衡体系的合理整合，那么必将毁掉彼此。1912年，当大英帝国总参谋部与法国总参谋部已经就在法国北部迎击德国未来的进攻达成一致、俄国在不断扩充自己庞大的军队时，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匆匆赶到柏林却铩羽而归，未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拉特瑙则主张各国停止军火采购、限制军费开支，并设立国际审计法院来监督这一切，同时按照人口比例缩减现有陆军人数。1913年12月，他延伸了自己规划的欧洲政治——经济框架以便赢得持久和平：

各国贸易政策应协调一致，由此造成的企业损失必将获得补偿；各国关税应予以撤销，因此造成的税收损失必将获得补偿。这样做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媲美、超越美国的欧洲经济联合体。在这个体系下，各个成员国的发展不会落后、不会停滞也不会低效，各民族间的仇恨也将随之消散……假如欧洲的经济能够融合——这已经比我们预想的要快，那么政治也必将融合。这还不算是全世界和平、不算是全世界裁军，当然也不算是冲突终结。但是，这却有助于消除各国的彼此对抗、节省各国国力，也有助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理想。

然而，他的肺腑之言在欧洲的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因为他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尚在襁褓之中。欧洲现在一方面被广泛的经济乐观主义所驱动，另一方面又被深深的战略悲观主义所压抑。“这不算什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垂死之际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被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波斯尼亚青年党”（Mlada Bosna）成员，而这一行动是泛塞尔维亚主义秘密帮派——黑手党（the Black Hand）一手策划的，并随即受到塞尔维亚秘密服务组织的资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子弹无情地击中了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这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改变了一切：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两性关系、诗歌和音乐、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灵魂。引用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战壕回忆录的标题来形容这场大战，便是《向一切告别》。

战争已经在欧洲徘徊了几十年并且从未离开，欧洲各国的头目们按部就班地滑向大战边缘，而不是竭力阻止大战的爆发。欧洲旧政治精英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工业和金融相辅相成的道理、认为战争可以大赚一笔的想法此刻得以发挥作用，不过，跟每个国家在战争爆发中所必将失去的一切相比又是那么不值一提。

战争显然是荒唐的，不过还是降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混乱、无能和盲目也在情理之中。奥匈帝国的将军们已经被自负和渴望冲昏了头脑，认为只有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速胜才能挽救大厦将倾的君主制，不管这会不会遭受俄国人在东线的致命打击。

在沙皇签署动员令后，庞大的俄国军队便动员起来。沙皇说道：“这是人民的愿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签署这项命令，那么沙皇政权可能危在旦夕，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蠢蠢欲动；而如果他签署的话，也许会天降奇迹，这个政教合一的罗曼诺夫王朝将得到拯救。法国著名外交官儒勒·康邦（Jules Cambon）深知，法国为了维持法俄联盟将不得不应战，虽然法国出于切身利益并不值得为俄国的巴尔干利益冒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在第一轮交战结束后，剩下的一切就只能“听天由命”。德皇虽然经常大放厥词，但也曾提议一旦德国突然陷入东西两线的作战态势，德军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法国在西线的攻击。不过，他的总参谋长却告诫他，这么做会导致德国一支建制完整的军队都没有，而只剩一堆残兵败将。

一系列事件随着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迅速演变成1914年8月的炮火。人类不可阻挡的愚蠢，令人回想起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的描写：

导致这些民族和国家灭亡的既非盲从也非无知，而是不久前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行进的方向。鞭策他们的只是内心深处无尽的欲望，而那些欲望既是先天使然又受到后天熏染，驱使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向前冲，直至他们耗尽身体的能量。幸运儿是那些能控制自己的人。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毁灭，不过，他们还是照旧选择义无反顾。

奥地利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大战初期的场景，这无疑再现了兰克曾经描述过的一切：“那场战争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认为那场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战前40年积聚起来的内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量势必演变成一场剧烈的爆发。”

当然，奥匈帝国不也可以用其他大公们来接替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那位，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前进吗？这个庞大且民族成分混杂的帝国可以侥幸发动一场不论规模大小的战争，只因为害怕自己治下的各民族会发表独立声明，打破这个由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本就不牢固的平衡；因为民族主义理想必须直面凌驾于这个王朝之上的精英阶层、官僚阶层、军官阶层和贵族阶层。一方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未被德国人视为德奥同盟的朋友，他的死亡被公认为“无足轻重”，一位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如此说。但是，另一方面，塞尔维亚族人的刺杀不单单是一场冷血的毫无意义的谋杀。这是公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挑衅，乃至对它虚弱的嘲讽。因此，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不过，无论奥地利外交官和将军们怎样打算，德国国家利益现在已然受到了威胁。而且，对于多瑙河畔的奥匈帝国来说，德国才是它指望得上的可靠盟友——另一个盟友意大利是绝不敢出来迎击把持地中海制海权的大国们的。

奥地利要么向塞尔维亚政府表现政治上的谦卑，那么事情可以解决；要么主动来一场逼迫塞尔维亚屈服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那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威廉二世赞许地在维也纳递来的战书空白处如此挥笔：“要么现在开打，要么永远不打”，“塞尔维亚必须退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这些外交战略失败，同时俄国也向德奥两国宣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这场战争不由德国挑起，而由奥地利来挑起。因为如果由德国挑起，奥地利人不可能如约履行他们的义务。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仍不能被忽视或者排除，但只要前两阶段的战役目标能够从容不迫地完成，那么剩下的任务就可以听天由命。不过，局势却被“施里芬计划”弄得恶化了，因为在作战细节上，德国不可能先进攻俄国再进攻法国，所以奥地利一直有一种疑惑，即将由谁单独承担东线的战事。不过，奥地利人不知道，鉴于德国对西线的闪击计划，必须由他们单独承受俄国人的猛攻，并且他们得不到德国的任何援兵。此外，要是他们不能收买意大利加入联盟的话，那么奥地利也将陷入东、南两线作战的绝境。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过后，俄国秘密警察（Ochrana）不断散播所有斯拉夫兄弟要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口号。然而，此时德国政府则向奥地利人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力挺奥地利，这完全背离了俾斯麦的政治智慧。德国现在鼓动奥地利人冲杀在前，并依靠奥地利人陈腐的外交机制来践行这一切，意味着德国的生死存亡现在不由自己的利益左右，而由奥地利的利益所左右。

虽然一年前欧洲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制止了1912—1913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的继续恶化，但是在战前的三阶段未能出现任何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在第一阶段，各国普遍未能意识到当前的危机有可能恶化为世界大战。在第二阶段，关键战略部署已被同盟国和协约国开打后如何维持两大阵营内部的凝聚力、保障阵营中最弱的成员——奥地利和俄国的考量所取代。在第三阶段，俄国正在快速进行军事动员。

德国人越来越濒临绝境。因为他们意识到奥地利的外交进展非常缓慢，以致未能在俄国采取军事动员之前先发制人，而且对被他们轻视的塞尔维亚政府造成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但是，正如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坚信的一样，胜利尚存一线希望，因为沙皇会收回成命、法国会提出议和，这样一来，协约国集团便不攻自破。英国虽然在协约国集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已被国内的爱尔兰内战弄得自顾不暇，英国内阁甚至未能通过开战议案，因此，德国还有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然而，德国开启的大战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因为各大列强都相信，这场世界大战早晚都会爆发，而他们只需花精力寻找良好的开战时机并维持他们的联盟体系，而非维护世界和平。因此，这两大不以阻止战争爆发为己任的集团让世界大战变得无法避免。最终，每个小成员国都抱着防御的姿态，跟在那些发起主动进攻的大成员国后面。彼时还是青年军官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很快被抽调到血腥的凡尔登战场。30年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这样的总结：他称其为“欧洲在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第七章 死亡圆舞曲

赫尔穆特·冯·毛奇常常告诫属下，筹划得再好的作战方案在接敌之后也会一无是处。这一冰冷的告诫显然在1914年8月的德国军队身上一语成谶。德军先大举向西，冲破默兹河畔比利时列日要塞的重重阻碍，直逼法国北部的凡尔登要塞，最后向南大幅迂回占领巴黎，全然不顾及比利时的中立。那不过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轻描淡写道——德国此举正好给了英国远征军出兵的借口，而这正是“施里芬计划”不愿看到的。“施里芬计划”也不允许比利时人对列日要塞的防御超过两天，不过德军最终还是花了十天才攻下它。原因千奇百怪，可能是比利时人学会了铁路机动运兵，也可能是德国后备兵团的军人们穿着不合脚的长靴妨碍了正常行军。并且，德国人也未按“施里芬计划”将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到位。此外，各路进军部队的行军路线被交叉阻碍，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官们指挥失误，情报一团乱，攻击发起缺乏纵深，前沿阵地的法军只是溃退而不是被彻底歼灭。当首支德军骑兵部队抵达马恩河前线时，法军正使用汽车把最后的预备队由巴黎运往前线。这场马上被法国人以“马恩河奇迹”为名而进行庆祝活动的战役，在德国人看来是自己宏伟战略计划的失败。德国的战略主动权自此丧失；协约国的防御态势自此压倒同盟国的进攻态势。重型火炮迫使攻守双方都退回到战壕里面。战壕里的士兵们不仅仅要应付来自战场另一边的敌军，还要与雨水、烂泥、蚊虫、寒冷、黑暗、孤独与绝望做斗争。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主人公被冷枪打中死去，而那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战后文学的另一个极端来自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一位职业陆军军官，曾获授用来表彰在战斗中英勇无畏、象征普鲁士最高荣誉的“蓝马克斯勋章”。他曾在小说《钢铁的暴风雨》中试图歌颂这种混战，并试图发掘和着血水和泥巴的英雄主义。从比利时的伊普尔战役延伸至法国的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再从法国的凡尔登延伸至法国的孚日山脉，两大战壕系统并列在一起，敌对双方士兵的战壕相隔咫尺，最多不超过一位优秀掷弹手的投弹距离，而狙击手则会如死神般专找对方麻痹大意的士兵的碴。

在西线，德军的作战计划被无情地挫败了，因为他们没能实现原定六周内击败法国的计划。但是，在东线战场，德奥两军的战况却比预期要好。俄国军队必须绕开德国人已经加固多年的波兹南要塞，以便向东普鲁士进发。俄军在那里遭遇当地人有组织的袭扰，那些人以广大沼泽、湖泊和水网为掩护与俄军周旋。他们死命保卫的不单单是皇帝与帝国，更是良田与家园。德国人充分利用他们的复杂地形来迟滞、围困直至打败前进的俄军，那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技术和情报上处于绝对下风。成千上万名俄军士兵被俘虏，指挥东普鲁士作战的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被捧为德意志民族英雄。南部战场上，在同驻守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军队的对战中，俄军取得了胜利。然而，双方在戈罗多克一战中皆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仅仅过了几个月，东线战势也陷入僵局。在有能力单独顶住攻击压力并夺回战场主动权之前，奥地利军队不得不依赖德军支援。东线战场的惨重伤亡给这个多民族帝国带来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和奥地利永远不可能在彼此的宏伟战略目标上协调一致，这使得奥地利不得不重新审视德奥同盟，导致德奥相互猜忌。两国也将大难临头。

尽管付出鲜血与金钱的代价，抑或是因为鲜血与金钱的缘故，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没有放弃战争、单独议和的打算。恰恰相反，各国都在努力拓展武器的使用领域。火炮集群与机枪阵地、迫击炮、火焰喷射器、毒气和坦克等新式战法与武器都被一一设计出来以突破敌方战壕，不过都收效甚微。大战的扩大还体现在海上。德国军舰曾经代表德国世界扩张野心的急先锋，除了日德兰海战和几次英勇的海上游击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军港里。日德兰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装备火力更强，却被德国海军打得鼻青脸肿；不过，德国海军自此一役便被封锁在了港口，很难再有作为。德国海军将重心转移到潜艇战。德国U型潜艇一直高效地袭击着往返于北大西洋至地中海的协约国运输船，直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采用护航制度才终结了这一威胁。

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切断了大西洋的出口，切断了德国人的补给线。但是，德国潜艇发射鱼雷时，很难借助潜望镜直接从水下识别他们的目标。1915年，一位德国潜艇舰长下令击沉了英国载有上千名平民乘客的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载有的100多名美国人丧生，这坚定了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的决心。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赌博，因为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迟早会把美国拖进战争的。但是，在1917年的春天，德国海军部忽视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迅速的政治决策，继续义无反顾地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并且向民众允诺取胜。

大多数情况下，枪炮和弹药仍旧需要使用马匹来搬运，但是，骑兵部队不再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在东欧战场除外。飞机首次被己方用于引导火炮打击敌方阵地，然后发展成自己携带炸弹轰炸。因此，空中格斗随之兴起，年轻的飞行员们，例如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大名鼎鼎的“红色男爵”、空战中的王牌开创了一项全新的无人匹敌的空中战绩。不过，直到1918年8月，配合地面作战的空中打击也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因为只在几个月内便仓促应战，德国工业已经耗尽了仅存的硝盐矿储备。要不是德国人按照“哈柏法”（Haber-Bosch process）以空气中的氮气为原料生产氨气，德国的军火生产很可能早在1915年就停工了，也不可能有随后的战争。协约国的处境也不乐观。在1915年的西线，英国的火炮打击不得不压缩到每天只能打十发，因为工厂的炮弹生产根本无法开工。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原本是德皇战略最直接的批评者，现在是德国战时工业的主要负责人。

在战争的影响下，德国业已从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蜕变为毫不掩饰的军事专制国家。皇帝仅剩礼仪功能，帝国议会沦为给一个个战争贷款议案盖章的橡皮图章。这些贷款只在德国人赢了战争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偿还。在西边的协约国，加税也是家常便饭，不过，战争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同盟国也是如此，深陷债务危机。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战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战争双方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起了很大作用。这场世界大战吞噬了一切物质财富，毁灭了日常生活，使得战备压倒一切、公共舆论窒息，造成了通货膨胀，欠下了不能偿还的债务，卖光了外币储备，扼杀了无数中小企业，导致了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专制。

德国的政治已趋于停滞，外交陷于停顿，全国总动员令压倒一切。400位德国大学教授大部分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先驱与权威，激动地联名控告西方列强与俄国野蛮人站在一起，不捍卫宗教信仰，唯利是图就是它们的信仰。因此，德国处在被围攻的生死攸关之际，现在有权告知各国，德国的战争目标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欧洲利益。这种暗示的本意不是唆使各国开战，而是通过战争威慑实现德国的作战目标。这种暗示也暴露了德国人之前包藏的私心，即他们想凭借这种暗示使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永远继续下去，直到苦涩收场。

德国的作战目标包括把中欧和东欧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在西欧占据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并控制比利时和洛林的铁矿，而协约国则也企图瓜分德国的大片领土。那些组成多瑙河奥匈帝国王朝的诸少数民族在宣传中被比作潜在盟友，因此奥匈帝国必须被肢解。俄国也想彻底肢解奥匈帝国，以图垄断达达尼尔海峡，并提出占有大部分现属于德国的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利益诉求。对大多数参战国来说，这必须是一场能结束所有战争的大战。但是，达到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不选择主动结束战争，而是选择将战争继续，直至彻底拖垮另一方阵营。他们不会按照早先战争的外交惯例主动尝试秘密议和或谈判，而是任由外交掮客和金融贩子助长战争的肆虐。

大战伊始，随着顾忌俄国突袭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加入进来，同盟国集团旗开得胜。如果不是德国人的帮忙——德国人实际上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大量补给——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兴许未及开战便已崩溃和陷落。德国人建议土耳其指挥官尽早地加固他们的防御薄弱点——伊斯坦布尔南部的加利波利半岛，并且同时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埃及西奈半岛以切断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虽然此次远征失败，但是在德军工兵的驰援之下，坚守加利波利的土耳其部队在1915年一年得以抵御协约国海上登陆进攻长达十个月之久，最终迫使协约国放弃登陆并从战略据点加利波利撤退。

协约国虽然在加利波利之战惨败，却在意大利和日本身上扳回一局——他们以继承德国在远东的一切特权为价码，说服日本政府向德国宣战。不过，日本参战与意大利倒戈加入协约国比起来倒是无足轻重，因为后者才打破了双方在欧洲的平衡。在双方开战时，德奥意三国同盟一向是令地中海大国——英法头疼的事，与利诱日本如出一辙，英法同样向意大利许诺以亚得里亚海诸岛和奥匈帝国南部省份为回报。最重要的是，一连串的胜利尽在掌握之中，没有任何疑问。在意大利加入对德奥作战后，奥地利人不得不进行两线防御作战，并且在德军大量支援之下才能勉强支撑。1916年6月，俄军向奥匈帝国的勃鲁西洛夫发起攻势，奥匈帝国约有40万人被俘，这直接促成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

1917年早春，大战双方在经历三场寒冬之后陷入对峙的僵局。俄国的二月革命使新的精英掌权，不过却犯下继续战争的致命错误。德国最高统帅部与流亡瑞士苏黎世的列宁接触，不仅承诺安全护送他和追随者们安全离开德国，还向沙皇的这位政敌支付了巨额黄金，助其颠覆终结沙皇专制的临时政府，乃至实现其共产主义计划。愚蠢的德国军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搬石砸脚，因为等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煽动德国工人起义后，也必定煽动他们起义——这是列宁的下一个步骤。

在圣彼得堡，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终于把俄国带出战争的旋涡，但是此刻俄国军队已崩溃，德军可以随意突入俄国境内，而不用担心过长的补给线遭到袭击。然而，列宁考虑过，无论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中想要什么，只要等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挖掉他们的墙脚，他们也会失去通过和约抢到的东西。所以，一旦合约签署，德国便在纸面意义上成为从德国边境延伸至俄国腹地的东欧、中欧的新主人；不过，让一盘散沙的一众小国接受德国的主宰，对德国而言无关痛痒。最关键的是，东线俄国的崩溃让德国最高统帅部得以抽出100万士兵到西线的弗兰德斯战场去巩固那里的胜利。

对于德奥来说，如果美国不毅然加入协约国的话，战事可能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糟糕。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乃至德皇并不重视这一影响。他们仍然相信海军所吹嘘的——大部分美国运兵船会在抵达欧洲水域前被他们击沉。在美国军队有效部署之前，德国可以通过西线一场最终的压倒性进攻夺取最后的胜利，德国统帅部对此抱有信心。德国领导人们不是把来之不易的东线胜利转变成同西边协约国现实的、及时的和平，而是为达到自己战争目的不顾已经造成的牺牲、不管战争耗尽的财力，也不想战争鼓噪的宣传，继续着血腥的战争。

美国军队初生牛犊不怕虎，营养良好且装备精良，俄国革命也在向奥匈帝国士兵和德国城市播撒着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种子。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深知，他派遣美国士兵浴血欧洲战场的理由必须体现为：为了人类的圣战、为了世界的大同。这便促成了“十四点原则”的出炉，以民主的立场对列宁的共产主义立场构成挑战。这将把协约国的战争目标约束在欧洲大陆，并期望德国人在战后能得到合理处置。但是，对筋疲力竭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而言，“十四点原则”无异于死刑宣判，因为这两个帝国的各组成部分将会按照民族自治原则成立民族国家。不管德国人怎么考虑——或者正因为德国人的缘故，协约国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世界纲领已大大地改善了战争的非正义性。这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大战已然升格为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然演变成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

德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战争的艰辛和苦难摧残得面目全非。从来没有哪一代德国人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寒冷、饥饿与穷苦。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蔓延数年，无情地夺走了几十万老弱病残的性命。货币疯狂地贬值，尽管物价已被冻结；百姓购买力远远下降，尽管票面收入不断增长。钞票面值已缩水三分之二，公债仍滥发无度，而广大德国中间阶层已经购入大量国债，一旦德国战败，这些债券将沦为废纸。除了日常必需的口粮外，没有任何商品可以购买。饥饿迫使城里人拿出所有值钱的家当换取食物——尽管政府对此做出的惩罚很严厉。乡下的农民囤积一切能瞒过当局的收成。剥削和贫困加剧了社会动荡，尽管存在当局禁令，罢工和示威还是频繁地发生。城市与农村的阶级秩序已经崩溃。战争在不经意间无情地推动着妇女解放的进程，只因妇女们被征去顶替男人们做工。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已经沦丧。德国散尽了历朝历代任何一个君主都不敢夺走的大量财富与人命。

战争初期，德国各政治团体达成“城堡和平”（Burgfrieden），宣称要努力将所有德国人民一致团结在领导人的旗帜之下，并且杜绝一切怀疑和批判的杂音。与此同时，新闻审查制和议会自我审查制也加剧了这种沉闷的政治气氛。德意志各阶层希望把军事胜利作为立宪改革的替代品，把军事成就作为民族振兴的强心剂。1916年，军事当局收紧了对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控制，随后，军队将领们便与全德工人联合会达成一项协定——“爱国支援法”。现在，军队可以征召任何人去从事军火生产，无论男女。即便是大型民办企业的企业家也必须服从军事调度。作为补偿，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工人联合会获得极大的话语权。“工人委员会”也得以在各大企业中建立，不仅负责工人工作条件的咨询，还参与企业监管。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德皇立即宣布德国也会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度”，许诺一旦战争胜利将会推行翻天覆地的宪法改革，并且破除普鲁士现行的三级选举制，因为这一选举制至今依然遵照1849年宪法的陈规，公民的选举权必须与公民交纳个税的金额挂钩。1917年7月中旬，帝国议会破天荒地严肃讨论了前线恶化的战局，尽管议会尚在休会期，议员们还是大胆地对最高统帅部做出批评，认为是海军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鲁莽才招致美国参战的。另外，政府发行新战争债券的提案也被议会附加上条件——政府必须接受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即“不割地、不赔款”结束战争。自1909年便出任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现在遭到罢免，不过，中左多数派现在却发觉，他们已无力再从自己等级的阵营中选出一位让各方信服的首相来，因此，代表军方势力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仍至高无上。

不是国内最先垮掉，而是西线最先告急。1918年，鲁登道夫发动春季攻势，迫使协约国后撤40英里至1914年开战初的马恩河防线。但是，德军预备队严重不足，加上补给和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德军必须巩固和发挥战果。即便到了1918年初夏，大量德军师团从东线回援西线，大战双方的总体力量对比还是悄然朝着不利于德奥的方向不可逆转地改变着。1918年夏秋两季，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投入的军队比以往更多，且一度距巴黎仅40英里。但是，连连征战已使士兵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弹药耗尽而士气低落，向协约国投降的士兵因此成倍增加。

另外，德国人尚无有效武器对付战场冒出的新式武器——坦克，坦克可以轻松突破敌方防线而自己却毫发无损。截至1918年，协约国已经拥有800多辆坦克，而德国只有区区20辆。美国人大量开赴战场更使德军武器奇缺。到9月底，大部分德军师团虽仍固守敌方腹地，不过状况已大不如前。坏消息不断从奥匈帝国前线传来，加剧了国内悲观的情绪。现在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了，因为这时德国人尚有一丝主动议和的机会，还不用被动沦为被战胜国任意宰割的战败国。现在，欧洲持久的均势与稳定更多地取决于德军能否坚守住前线，而不是协约国是否拥有雄才大略。

一个由中左派把持的帝国议会正在组织新政府，不过，截止到现在，首相仍由一位贵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担任，而他毫无议会斗争经验，健康状况也十分糟糕。但是，在书面上，德国仅仅用了几周的时间，便从二元君主制国家摇身一变成为英式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仍旧保留有着浓厚传统的联邦主义。但是，这一切自我变革还是太少、太迟。因为西方协约国根本没有察觉到德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截至1918年10月，留给德国人讨价还价的宝贵时间早已一天天、一周周地逝去，这时驻扎在比利时边境小城斯帕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才终于指示德国政府主动停战议和，以求保住德国的谈判地位，避免德国遭受大规模制裁。

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1918年11月，德国终于与协约国签署了那项姗姗来迟的停战协定。早在10月，德国后院便爆发了舰队哗变，水兵们拒绝服从海军部出海同英军做无谓牺牲的命令——旗帜飘扬地战至最后一弹而光荣沉没。武装水兵们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员会，军规的戒律被废除。水兵们撕扯下制服上的领章便匆匆坐上火车奔向全国各地，向民众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并宣传革命就是对过去痛苦的最好回答。仅仅过了几天，德国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苏维埃的红旗，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激进的标语也贴满大街，人们此刻无不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

这真的就是人们想要的革命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发那样，它算得上一场革命，至少这个民族遭受了许多痛苦最终发出呐喊，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心，且肉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于绝望。它又算不上一场革命，因为没有人为创造一个新德国、一个新社会或一个人类新时代进行过精心的谋划。不过，它也算不上是对过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报复，而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混乱国家的领航者们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动摇，民族的自尊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摧毁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幻想，也摧毁了德国人对过去的留恋。帝国总参谋部的元帅们曾经奉劝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样战死沙场才可能带来拯救霍亨索伦王朝的机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威廉二世还是怯懦地选择踏上舒适的火车，逃到愿意向他提供避难的中立国荷兰去了。就在抵达荷兰边境时，他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过是要满满一杯英式早茶。那场由他推波助澜的大灾难被毫不留恋地抛在脑后。他撰写的回忆录也因内容空洞而让德国历史永远地淡忘了他。

帝国总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几百万德军从俄国、乌克兰、意大利北部、法国和比利时有序地撤回国内。帝国政府尽管握有大权，但还是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很乐意正式将自己的权柄——那点有名无实的权力交给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是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工人联合会委员，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巴登亲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由他掌控；艾伯特诚惶诚恐地回敬道，他已经义无反顾地为德意志牺牲掉了两个儿子，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挽救德国。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况下，谁能从乱局中脱颖而出继而执掌德国权柄，现在还未有定论。因此，一场争先恐后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的竞赛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先后发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则在议会阳台上宣布“议会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而谢德曼则是中间派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两种象征性的举动不仅昭示了德国各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只有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西部风平浪静——那里的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更欢迎协约国，因为敌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会带来动荡。

艾伯特马上出面组建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尽管它的名字的确具有革命气息，但是里面的六位委员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国家得以在大选正式举行前有了一个过渡政府，以便国民议会有充分时间设计新的宪法秩序。德军总参谋部已迁到卡塞尔，直接接受兴登堡总参谋长所任命的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将军（Wilhelm Groener）的指挥，正急切地盼望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权；而柏林那个“人民委员会”此时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以平息那场由左派社民党人的革命组织——斯巴达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内战。因为斯巴达克派已经迅速地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们希望将胜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们的枪杆子的基础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对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在苏俄援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国内整体防务空虚的基础上。

帮助德意志由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要素有四个，并不包括苏维埃。第一，工人联合会领袖们已被艾伯特及其军队盟友收买，因此拒绝一切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职员阶层早在战前就和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建立了“中央劳动委员会”——他们尽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骚乱演变成争取更高工资、更好工作条件的请愿运动。这样，八小时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资标准也获得明文确立。不过，这些福利措施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马上会变得苍白无力。第三，军队将领们与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员会”达成一项共存共荣的交易。艾伯特答应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反之也承诺力保柏林要员们的安全。这一交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没收大企业、大地产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将不会兑现，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权和卡塞尔格勒纳武装，西方协约国拒绝同任何其他政权开展议和。这一点起了关键性作用：协约国的胜利者们急需一个德国政权，可以无条件接受他们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条约。

柏林当局、卡塞尔最高统帅部和大企业资本家形成政权铁三角。他们想让士兵回到家里去、让企业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产秩序上去，想进行和平谈判，还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当街头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时，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议会大选中，中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党和旧的天主教中央党以四分之三的优势获得多数。旧的民族自由党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公开抵制这次大选，并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边缘化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因不满而缺席，引起民众注意。

因为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民议会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小城魏玛被定为会议举办地，并不因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历史渊源，而因为这个坐落在图林根的小城较为安宁；并且，这儿的国家剧院足够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参加的宴会，不过最关键还是这里能远离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在制宪会议期间，魏玛已经受到梅克尔将军（Maercker）指挥的德国自由军团（Freikorps）的警卫——那是众多由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雇佣军组织中的一支。

德国人希望魏玛共和能开启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近九成的民众并不热衷于俄国式革命；但是，近八成的民众都愿意迎接这场民主尝试，愿意向胜利者学习经验。一方面，魏玛宪法的制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尽管德国人努力争取由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德国的命运将不由自己决定已经板上钉钉——这直接反映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行动被平息下去。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则在听命于政府的自由军团的一场扫荡中惨遭杀害，两人从此被神化为烈士。在慕尼黑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其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遇刺身亡、革命分子扣留的无辜人质遇害后土崩瓦解——这些无辜人士大多数是美术学院的老教授。随后，自由军团和一群甚至佩戴卐字标的上巴伐利亚山区的民团对共产党展开了血腥报复。很多人被押上法庭，被判以重刑乃至死刑。

各路代表们熙熙攘攘地聚集在魏玛市中心张灯结彩的国家剧院里，很清楚自己即将承担的重大使命。他们想要设计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不仅要吸收德意志传统里的精华，而且要结合他们中意的西式民主。德意志历史造就了氛围浓厚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立法定位。历经战争与革命最终保留下来的联邦主义国家结构尽管仍无法消除普鲁士那个大邦凭借自身固有邦域和比重所造成的各邦力量对比失衡的旧格局，但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权向地方诸邦征收直接税，而且这一权力很快通过立法被全面确定下来。工人联合会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政府近几个月施行的经济政策应以宪法形式加以确立。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则希望宪法能够保护私有财产。只要能赢到议会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便会努力向更多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敞开大门——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让他们认为实现这一切指日可待。

君主制复辟的问题倒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关注，因为即便是由保守党转变而来的民族党人也很难提出一位像样的候选人。恰恰相反，左翼自由派人士采纳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民族社会党党魁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建议，设置了一位“皇帝替代人”——总统，并在总统之下设置新的内阁来捍卫宪法。这些政治体制设计并非全有理可依，但却从根本上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共和国颠覆活动设置了一道必须逾越的障碍。同时，这部宪法只看到总统个人权威的优越性而忽视不足，并且幻想这么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元首可以永远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艾伯特尽管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担任着共和国总统，现在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因为君主制崩溃导致的传统纽带解体让他十分难过。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建立普选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作为抗衡议会中间阶层多数派话语权的有效武器。

因此，当议会通过法案并随之选举或者罢免政府时，总统制和普选制可以抑制议会的一家独大。雄鹰仍然是德国国徽，不过人们也可以说这只雄鹰现在长了三个脑袋，随时准备相互争斗。表面看来，这部宪法似乎是一部老锁匠的杰作；而实际上，一旦民主的和谐时期结束，这部宪法就会向野蛮人敞开怀抱。

与此同时，作为战胜国的二十七国集团正在巴黎出席和会。不过，其中许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尚未厘清，各自正忙着敦促政府与邻邦大打出手。乐观一点说，这些国家领导人只是目光短浅；悲观一点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侵略扩张。作为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统统未受邀请。战胜国也向俄国沙皇发去正式邀请，但是石沉大海。至此，俄国和德国——这两大最重要的欧陆国家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巴黎和会自我标榜为一个开放性论坛，不过，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组成的最高理事会从来没有达成一项能让各方满意的和平条约。他们总是在细节上喋喋不休，各怀鬼胎又相互猜忌。最明显的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的理想主义与法国坚持的怀疑主义水火不容。

威尔逊想要建立一个以世界各国民族自决、政治民主和贸易自由、外交坦诚、由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既不能依靠老牌帝国主义的一意孤行，也不能依靠刚刚诞生的几个民族国家抱团取暖——特别是新生的、弱小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不过，他也不认为美国必须努力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必须大公无私地奉献自己，不认为美国为了消除世界新秩序中的各种矛盾而必须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与此相反，法国领导人们只热衷于肢解德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从东线构建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的“小协约国”来围堵德国，并阻挡布尔什维克洪水向西蔓延。不过，他们也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把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拉进来，那么欧洲体系的平衡早晚会被德国人打破。素以“老虎”的绰号著称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想尽办法践行法国永远遏制德国崛起的目标，尽管他深知若法国的目标得不到英美的支持结果将会是玩火自焚。鉴于战争导致的厌战情绪以及参战各国背负的巨额债务，与会各国不得不抛弃前嫌，把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作为合作伙伴拉拢进战后欧洲体系中去。德国被判定为欧洲公敌，甚至连《凡尔赛和约》第231条也明文规定，德国必须承担发动战争的唯一罪责——这个罪责自公布之日起便罄竹难书，这就放出了一条有实现自己之能力的预言。德国负有“战争罪责”这一条款日后不断成为列强外交词典里频繁出现的引语，用来勒索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全然不顾这个事实——如果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那么世界经济也不可能复苏。高瞻远瞩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向英国代表团指出，这项合约只会播撒下一场战争的种子。

《凡尔赛和约》的大部分条款尽管保住了德国领土的相对完整，却也羞辱了这个国家，因此导致德国人对凡尔赛“最后通牒”的无尽愤恨。按照条约规定，德国七分之一的国土被分割出去：西边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给法国；东边变成波兰的西部国土，波兰因此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片国土分别割让给波兰和丹麦。德国获准保留10万常备陆军，但海军舰船必须交由英国接管，这其中包括许多商船。大部分实物赔款将优先支付给遭受战火破坏的法国和比利时。德皇尽管暂时平安无事地待在荷兰，却也面临被作为战犯处理的命运。

在本质上，1919年巴黎和会与1815年维也纳会议完全不同。现在的这个欧洲体系建立在永远排除那两个大国——德国和俄国的基础上，而且这个体系还暗暗助长两国联手颠覆体系自身的想法。俄国人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合伙攻击自己的惧怕，必然强烈渴望寻找一个难兄难弟；而波兰这个在俄德两国原有领土上重建的国家必将成为俄德靠近的导火索。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巴黎和会上的人们没曾料想，战后的德国要比以前更难对付，因为此后的近30年里，法国第一次面临东线缺少强有力的盟友来牵制德国崛起的尴尬处境；而英国则专注于维系自己的帝国，虽然现在看起来更加庞大，却也比任何时候都经不起折腾。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所谓的和平不过是“美式乌托邦同欧式怀疑论之间一场暂时的妥协”。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枢，如果只是被拆散而不是被灭国，必定后患无穷。从远处观察，到1919年夏，德国在里里外外已经明文受到遥遥无期地限制。不过，从近处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这场欧洲大戏才刚刚过去第一幕而已。大幕在不久之后将再次拉起，无人知晓下一幕的剧情会是怎样。然而，德国政治左右两翼激进的边缘团体和亡命徒们却已被魏玛共和国诞生的阵痛所惊醒。一旦冒出颠覆这个政权的机会，他们必定会推波助澜。

后记

1989年柏林墙倒塌，仅仅四个月之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特邀英美知名历史学家就“德国是否不再威胁欧洲”举办了一场学术座谈会。在冷战结束的历史分水岭，撒切尔夫人急切地想要知道德国将会去向何方，同时欧洲将会受到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反映出各国对德国历史的深深疑虑，加深了他们对德国现在和未来的担忧。

自东西两德和平统一以来，联邦德国议会决定在1991年兑现统一时许下的承诺，将国都迁回柏林——曾经于1871—1945年作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没有人清楚这一惊世之举会对德国的政治习惯和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从西部的波恩迁回东部的柏林是一场巨变：波恩靠近荷比卢三国经济联盟以及法国边境，而柏林坐火车到波兰只要一小时。德意志的历史转折又一次出现，英国人对此疑窦丛生，因而重操历史的旧业：当代英国人隐约开始对1871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的不祥预言——“德意志革命”会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抱以共鸣。对“德意志革命”的普遍恐惧迅速在德国国内、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卷土重来。

柏林留下的各种建筑留给世人宏伟的第一印象，而更深远的是它们每每引发的无穷联想。位于柏林旧政治圈边缘的德国国会大厦正好能成为融合现在与过去的精巧象征。可能有人会指出，这座建筑完全可以抵消撒切尔夫人对德国的疑虑，因为其建筑造型由一位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所设计。抛开这个奇怪的事实：一个新德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摒弃它的旧名称，只因为那些称谓残留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色彩。眼前这座国会大厦凭借它威廉时代威严、宏大的文艺复兴式的主体构造，融汇它透明、后现代的玻璃穹顶，象征的正是德国的理想、过去和现在。就在德意志帝国覆亡前的几十年里，议会大厦还曾是让俾斯麦头疼的帝国议会的所在地，并随后成为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到了1933年，它曾被德国共产党纵火焚烧——现在普遍认为是纳粹所为。在纳粹独裁年代，它作为空壳被荒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岁月，它沦为苏联红军与德国国防军肉搏战争夺的重点。不少炮火痕迹和红军战士留在地下室的涂鸦至今依稀可见。

新古典主义样式的勃兰登堡门建于法国大革命前，见证了无数风风雨雨——从拿破仑1806年向柏林胜利进军，到普鲁士军团1871年从巴黎凯旋；从1918—1919年德国内战的血雨腥风，到1933年1月30日晚纳粹冲锋队盛大的火炬游行；从1948—1949年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到柏林墙1961年的兴建和1989年的倒塌。穿过勃兰登堡门往南走几米便是一块荒地，那里曾是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1938—1939年以破纪录的速度为希特勒建造的巨型总理府。1945年，一座同等质地的花岗岩纪念碑在不远处建成，立有苏军攻克柏林使用过的大炮和坦克，以缅怀苏军在1941—1945年间的伟大胜利——当然碑文并未提及他们同希特勒及其仆从沆瀣一气的不光彩历史。同等质地的花岗岩也被用来修建苏联大使馆——这是往昔苏联的中欧指挥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俄罗斯大使馆所在地。勃兰登堡门往西数里，便是几百年来无数商旅和士兵途经的著名“林荫大道”，而唯一横亘其间的人文景观便是纪念普鲁士1871年打败法国的“胜利纪念柱”。其顶端矗立着镀金青铜胜利女神像，其下点缀以无数炮管，彰显军队胜利之意。在勃兰登堡门向东望去，便是那条古老的走廊——“菩提树下大街”，那条路一度通往普鲁士第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建造的宏伟的巴洛克式王宫。然而，1952年东德政府下令将其拆除，此处便一直荒废，幸亏东德领导们让它闲置，这里成为工人们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

在一个充满历史、掺杂人类蠢举纪念物的国度里，50年俾斯麦精神治下的德意志帝国无疑表现抢眼，并且无论其好与坏，都可以算得上是德国步入近现代的开端。俾斯麦1871年所创立的这个民族国家虽然力求融入欧洲并参与经济全球化，却始终未能摆脱自身政治格局的窠臼。因为德式“集团主义”只会维护自身大商业和大金融团体利益永远不受侵犯，而只有遭受世界经济的挑战它们才会慢慢打开自身封闭的门户。福利国家制度始终是维护德意志社会平衡和巩固政权的利器。德国传统意义上的联邦制发展为从汉堡至巴伐利亚的16个州，在欧洲联盟中已不再是一个有威胁的国家。翻阅浩瀚的历史章节，没有哪一章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并改变德意志的一切——这一章始于凡尔赛，在48年之后又终于凡尔赛。无论德国人经历多少翻天覆地，德国将一如既往地屹立在欧洲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历史人物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普鲁士军官之子，大学攻读法学专业，随后迎娶一位科隆贵族小姐，1917—1933年担任科隆市长，后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国父。

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德国犹太实业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凭借垄断德国汉堡至北美的航线而发家，该航线后发展为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曾劝阻德皇放弃海军扩军计划。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普鲁士军官之子，当过工人，后经商成功，后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素有“工人们的俾斯麦”之称。

汉斯·冯·贝尔勒普施男爵（Hans von Berlepsch，1843—1926）。普鲁士高官，1889年曾负责与罢工矿工们谈判，后任普鲁士贸易大臣。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犹太裔政治家。深得马克思、恩格斯赏识，不过很快沦为“修正主义”的鼓吹者。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普鲁士高官，曾于1909—1917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人物，能洞察威廉二世的治国秉性，却对可能会愈演愈烈的世界大战袖手旁观。

奥托·冯·俾斯麦公爵（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容克集团保守派急先锋，工于合纵连横之术（cauchemar des coalitions）的“铁血宰相”，成功塑造了一个抑制革命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政体。著有三册极具研究价值的回忆录。

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1905年获封公爵，曾任外交大臣，1900—1909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个人自负程度明显超出能力所及。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支持海军扩军计划。著有四册夸夸其谈的回忆录。

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1831—1899）。1891年获封伯爵，为陆军出身的海军大臣，接替俾斯麦继承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奉行与俄国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与英国构建非正式同盟，甚为容克地主集团和民族主义分子所仇视，最终遭到德皇的不公罢免。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激进派政治家，绰号“老虎”，有生之年誓不饶恕德国强占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1917—1920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在巴黎和会上一手设计“葬送”法国未来的欧洲格局。

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852—1925）。1906—1911年、1912—1917年担任奥匈帝国参谋总长，是奥匈帝国1908年、1914年在巴尔干半岛的进攻战略的主要推手。未能通过军事胜利挽救哈布斯堡王朝，相反，却将其带向毁灭。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1871年曾提醒国人警惕“德意志革命”，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与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通力合作，阻止了英俄之间的战争。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德国1918年临时政府负责人，与德军最高统帅部结成联盟，后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18年11月7日宣布巴伐利亚共和国成立，后于1919年2月21日遇刺身亡。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1867—1914）。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颇具改革思想。曾受命改革奥匈帝国陆海军，因为爱情而与庶族女子结婚，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同妻子一道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所杀。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831—1888）。在位仅仅99天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与英国维多利亚公主结为夫妻。一腔改革热忱，怀揣建设一个自由主义德国的理想。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69）。法国军官、政治家。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贝当元帅指挥下的法军步兵第33兵团，曾在凡尔登战役中被俘。终其一生对德国爱恨交织。

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1862—1933）。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力促把同法国缔结的《友好协约》打造成反德盟约，在自由党的普遍置疑下仍于1907年裹挟俄国正式加入此协约。

理查德·伯顿·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1911年获封子爵，英国陆军大臣。有感于普鲁士军队的战无不胜，故而在第二次布尔战争后对英国军队进行改革。1912年曾前往柏林商讨限制英德两国海军军备的事宜。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因在1914年东线战场大败俄军而声名鹊起，一跃成为风云人物，并在1916—1918年负责指挥德国作战事宜，后襄助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奥地利海关小职员之子，1914年前在奥地利经历的落魄生活促使他自愿加入德国巴伐利亚兵团，在西线战场身受重伤，复员后投身政治。独裁者、“魔鬼化身”——德国抵抗组织成员汉斯·贝尔恩德·冯·海夫腾（Hans Bernd von Haeften）如此形容希特勒。

克洛维亲王，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Hohenlohe Schillingsfürst，1819—1901）。生于巴伐利亚王室家族，除了助长威廉二世滥施淫威外，身为首相的他毫无任何政治闪光点可言。

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曾任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法国军事动员。1914年9月创造了“马恩河奇迹”，1918年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Michael Nikiforowitsch Katkov，1818—1887）。俄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崇尚英式君主立宪政治。人到中年，虽不再相信君权神授的沙皇专制，却堕落成积极鼓吹以泛斯拉夫主义为基础的沙皇专制。是个工作狂。

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1812—1887）。德国埃森大实业家，绰号“枪炮大王”。起初从事零星代工业务，后逐渐壮大为德国重工业巨头。他的大型“克虏伯庄园”占地数公顷，可言俯瞰整个鲁尔河谷。

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1861—1920）。德国工会领导人之一。在俾斯麦推行的《反社会党人法》终止后，莱吉恩接受政府委任，力主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议，是倡导1918—1919年议和的人士之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1870—1924）。俄国革命领袖。帮助德国最高统帅部成功颠覆已被世界大战耗尽国力的沙皇统治，号召世界起来革命以实现世界和平。指派托洛茨基暂时签署苛刻的《布列斯特条约》，等到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便废除了此条约。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与罗莎·卢森堡一道于1918年创立了德国共产党，后遭到自由军团分子杀害。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陆军将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急欲在东线发动决战，“让法国把血流尽”的计划在凡尔登之役中破产。是1916—1918年德军的实际指挥者。

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1845—1886）。巴伐利亚国王。以狂热追求艺术著称，是瓦格纳的资助人，兴建了数座艺术城堡，导致国内负债累累。接受俾斯麦招安，上书恳请普鲁士国王称帝，之后个人精神日趋失常。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激进派，一个美丽的女人。生于俄国犹太人聚集区，远赴瑞士苏黎世学习经济学。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组织——斯巴达克派的创建人，也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被自由军团分子杀害于柏林。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1867—1929）。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首相，巴登大公爵位继承人，思想偏向自由派。1918年10月3日被任命为首相，负责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后修改宪法，宣布皇帝退位。

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00—1891）。1870年受封伯爵，为普鲁士陆军元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通过将新技术运用到军事上为德意志统一赢得三场决定性胜利（1864—1871）。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皇帝，政变后建立了一个集个人独裁与广泛拥护于一体的统治。是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支持者，却反对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在色当战役中沦为普鲁士的阶下囚。

尼古拉二世（Nicolas II，1868—1918）。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企图继续风雨飘摇的专制统治，但个人才干却是俄国历代沙皇中最差的。稀里糊涂地裹挟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后遭到秘密杀害。

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元帅，1914年前尚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德国是其命运转折点。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法军常胜将军，曾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重振了法军士气，因而大受欢迎。1940—1945年悲剧性地出任维希法国元首。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当世最有权势的犹太实业家，也是多产的作家。因其犹太血统而属于犹太人中的另类，又因其德国人身份而成为德国人中的另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安排德国战时经济，后出任魏玛共和国外长。1922年被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18年11月9日在议会窗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是六位“人民委员会”委员之一。1919年2月被艾伯特总统任命为总理，不久因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而辞职。

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9）。1891—1905年任德军总参谋长。曾经主持制订以他命名的作战计划（施里芬计划）——本质上是一场豪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中心思想最终让德国万劫不复。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自由党党魁，1923年起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为人谦和、胸怀大志且精力充沛，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座上宾。曾遭议会弹劾而下野，坚称自己是“理性共和派”——处理问题不会情随事迁，而会有理有据的共和派。

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温和派政治家。反对拿破仑三世专权。反对同德意志开战，担心若不阻止普法战争则必将导致国内社会革命，力主1871年同俾斯麦的议和。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陆军军官出身，1900年获封伯爵。野心过分膨胀，但又精力充沛、能力过人，曾提议建设一支与英国匹敌的德国海军规划，并直接负责扩充德国海军舰队。标准的普鲁士军人，未能看清一旦开战德国必败的大势。

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71年1月18日称德意志帝国皇帝。终其一生都是标准的普鲁士军人；绝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那般怯弱，尽管他认为俾斯麦就是他的墨菲斯托。1848年革命时的顽固派做法遭到民众反感，他统治的德意志帝国时代在他身后成为德国人普遍留恋的“过去的好时光”。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被舅舅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称为“一个聪明过人的失败儿”。他极具学习天赋却刚愎自用，想要创造一个以强盛帝国和充裕物质为基础的卡里斯玛式个人独裁。但是，他误判了德国自身的工业实力，最终带领德国身陷一场出乎意料的军事较量中。余生在流亡中度过，言行平淡无奇。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届总统。率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想要通过“十四点原则”影响战后世界的发展和格局，但该理想未能说服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一众欧洲政客。同时美国国会也拒绝支持该法案，因为“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经明确告诫后人要制止美国陷于纷乱复杂的国家联盟中，而且美国已经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巨大牺牲。

发人深省的议题

促成德意志统一的决定因素有哪些？俾斯麦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德意志统一后，在联邦制体制下，普鲁士一家独大对德国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有哪些？

俾斯麦为什么要打击德国天主教势力？德国的“文化斗争”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国家与教会的彻底决裂，或者只是一场德国的内政纠纷？

19世纪晚期德国能取得显著经济成就的原因有哪些？

德国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引起了哪些社会矛盾，德国政府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德国的处理办法同英法相比有什么区别？

是什么原因使19世纪后期的德国经济从内部驱动型的增长走上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道路？

德国文学艺术如何表现激烈社会变革下的社会矛盾？

哪些因素导致俾斯麦下台？

德国与其他欧洲列强在哪些方面展开的竞争对德国造成了国家安全上的威胁？

德国应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多少责任？德国发动战争是蓄意还是偶然？

什么是“施里芬计划”？其缺陷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德国除了战争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德国为什么会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1918年革命的群众基础是什么？它可否称之为德国的崩溃、革命或内战？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什么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得来的和平是“美式乌托邦同欧式怀疑论之间一场暂时的妥协”？

联系今日的欧洲政局，德国对于欧洲的稳定与繁荣都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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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著
李超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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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字 数：97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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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335-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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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 扉页
- 目录
- 中文版序
- 前言
- 大事编年
- 地图
- 序曲 帝国的诞生
- 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
- 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
- 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
-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 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
- 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 第七章 死亡圆舞曲
- 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 后记
- 历史人物
- 发人深省的议题
- 参考文献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