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英] 玛丽·伊万丝
Date: 2017-04-14 16:00:00+00:00
Keywords: 社会学; 历史
Description: 人类社会要经历多少变革，才走出传统来到现代？ 一部精巧、通俗的社会史作品，历数带来巨变的重要人物与事件， 剖析五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探寻现代人境况的历史根源。 “观察家精选”之2。 ———————————————————————————————————————————————————— 【内容简介】 《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本关于西方社会形成历程的简要历史，精练讲述了五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历经5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对于欧洲来说，这500年来我们见证了太多伟大的发现与奋兴，它们汇成了诸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进步的大潮。但同时，人们也遭遇了太多迷茫与失控：暴力革命、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疯狂与阵痛之后，人类社会也会迎来深刻的反思与变革，并且学会拥抱新的规则与力量，永不停步。 《现代社会的形成》也专注于给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观念一个历史的眼界。比如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平等观念、功利心、多样性，以及现代人的孤独，等等——它们如何产生？曾受到哪些事件和人物的推动？作者综合了社会科学中的大师观察，讲述带来巨变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探寻现代社会观念的历史根源。 【编辑推荐】 1. 什么是“现代”？怎样的社会才算是“现代社会”？对于“现代社会”特征的解读也意味着要从历史中为“现代”追根溯源。《现代社会的形成》正是要在历史追问中寻找“现代性”的内涵和意义，探寻现代人境况的历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现代社会的形成

——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英]玛丽·伊万丝 著

向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第三章 技术革命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第五章 历史变革
注释及参考文献

致谢

在著书过程中深受众多亲友的帮助，在此谨表拳拳谢意。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克里斯·库德摩尔，他对本书的构思深感兴趣，作为首位读者，给予我大力支持和鼓励。感谢维姬·霍尔和嘉玛·查普曼，她们在手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感谢犬子汤姆和杰米，他们就现代世界的本质提供了不同见解，对本书诸多观点的浓厚兴趣给予我启发和激励。

序言

本书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1]（Velazquez）1656年的画作《宫娥》（Las Meninas）。这幅画作就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胜过任何文字的表意：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但鉴于该画作的创作年代，《宫娥》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能从《宫娥》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让我们觉得自己同17世纪的芸芸众生有着共通的历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构成了本书成书的前提。

乔治·奥威尔[2]（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涉及众多重要主题，极权主义社会会抹杀历史便是其中之一。本书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有意要消除历史，抹去我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这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人们往往不再按时间顺序讲授历史知识，也不再将思想和事件置于历史语境下来看待。这种变化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一个动因。我们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3]（Ulrich Beck）］，人类以及人们同自身和彼此的关系都发生了彻底变化［安东尼·吉登斯[4]（Anthony Giddens），布赖恩·特纳[5]（Bryan Turner），唐娜·哈拉维[6]（Donna Haraway）］。1在诠释21世纪时，包括这些学者在内的众多作者都强调该时期同以往各历史时期的差异。这些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是一个尚未经历这些变革的世界，意图展现古今关系以及思想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读者开卷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书假定“社会”存在。英国首相撒切尔[7]（Thatcher）夫人发表过“社会”不存在的著名论断，众多社会学家［例如约翰·厄里[8]（John Urry）］进一步完善了该观点，提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而是身处同一个世界。2这种观点（在一个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世界里）深受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论断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其二，曾有观点认为，“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如今即便是其主要拥护者弗朗西斯·福山[9]（Francis Fukuyama）3也已经摈弃该观点。很显然，充斥现代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冲突——例如宗教在社会世界的定位——是我们传承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10]（Peter Laslett）曾论述过“失落的世界”，而另一位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逊[11]（Patrick Collinson）也曾在书中提到我们有能力重新获得、理解这些世界，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4

其次，我们需要理清“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三个术语。人们通常将这些术语混为一谈，但三者实际上存在明显差异。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并非特指某一固定时期（如第一章所述），但作者用“现代”一词指代1500年以降——即宗教改革以后——的历史时期。宗教改革在欧洲催生了新的基督教教派——新教。人们对该教派影响程度的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发展影响深远，而且还将在诸多方面继续产生影响。第二个术语“现代性”的用法和大多数语境下的用法相同，指19世纪中叶欧洲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经验。该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随之形成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新认识共同定义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三个术语“现代主义”此处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文艺思潮。

本书主要聚焦英国，但我们现在认识到，对英国的认识应该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女权主义、性政治、“后殖民主义”和“属民研究”以及保罗·吉尔罗伊[12]（Paul Gilroy）之类学者的涌现，使得撰写历史比以往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5因此，虽然英国是本书考察的焦点，但这个国家不断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读者还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驱动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独立于后者而存在。198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使人们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是社会组织的唯一方式这一观点（还推广了民主与市场经济“自然”关联的观念）。但我们只需简要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便知道这些观点都不可信。我们曾经（而且仍需继续）争取民主、捍卫民主。历史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务很少有“自然的”。最后提醒读者，本书是对过往500年历史的概述，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创造”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受到启发，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1] 委拉斯凯兹（1599—1660），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师，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注重色彩的表现。代表作品包括《纺织女》《镜前的维纳斯》《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酒神巴克斯》《宫娥》等。——译者注

[2]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84》《动物庄园》等。——译者注

[3] 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德国社会学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主要著作包括《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4] 安东尼·吉登斯（1938—），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当代社会的本体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5] 布赖恩·特纳，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现代社会》等。——译者注

[6] 唐娜·哈拉维（1944—），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以“赛博格”理论闻名。主要著作包括《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等。——译者注

[7] 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英国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年在任。——译者注

[8] 约翰·厄里（1946—2016），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译者注

[9] 弗朗西斯·福山（1952—），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落后之源》、《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等。——译者注

[10] 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洛克<政府论>导论》《失落的世界》等。——译者注

[11] 帕特里克·科林逊（1929—2011），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译者注

[12] 保罗·吉尔罗伊（1956—），英国学者，专攻种族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身份政治：从表层到小政治》《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各种阵营之间：种族，身份和肤色之外的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1314年 但丁创作《神曲》

1492年 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治下，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1501年 米开朗基罗完成作品《大卫》

1517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1547年 特伦托公会议；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开始

1564年 莎士比亚诞生

1605年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1633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现代”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完成作品《大卫》（David），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1]（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口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Chaucer）和但丁（Dante），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2]（the Lollards），约翰·威克利夫[3]（John Wycliffe）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4]（Coimbra）、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亚[5]（Bologna）］，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4、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4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当完善和规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6]（Max Weber，1864—1920）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态。借用《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15、16世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7]（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圣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新的观念。13、14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4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瓦尔特·本雅明[8]（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的研究者而言，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断，冲突不绝（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马丁·路德[9]（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0]（John 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11]（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兰默[12]（Thomas Cranmer）——而言，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茨温利认为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3]（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反对路德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Leo X）将路德逐出教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焚毁路德早已广泛流传的作品，并宣布讨伐异端。这些极力拥护教宗的统治者中就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他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信仰的守护者”的称号。但路德等人的学说突破反对派的重重阻拦，在大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深深扎根。路德主张教士可以结婚，赢得神职人员的支持。平信徒接受路德学说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尤其是对德语信众而言，其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宗教。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能看到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不受地域限制，通过共同的文字得到强化，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例如，亨利八世于1537年下令英格兰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必须使用英译《圣经》。（需要说明的是，此举的社会影响令亨利有所不安。1543年，他说服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读《圣经》。）

自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后，欧洲的宗教改革经历了诸多血腥战事，既有内战，也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到16世纪末，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欧洲大致分为两个阵营，南部信仰天主教，北部信仰新教。新教走进欧洲社会和历史。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但宗教的变革不是人类世界观发生彻底变化的唯一诱因，这种转变还因14—16世纪的另一文化运动而起，即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作为诱因的观点更为复杂，也更具争议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没有诸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1531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类的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的研究史表明，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在20世纪经历了剧变：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4]（Jules Michelet）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位重要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文艺复兴”的概念。他在1855年写道：文艺复兴是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14、15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角度明确定义了文艺复兴5。米什莱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关于米开朗基罗（1475—1564）、蒙田（Montaigne，1533—1592）、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以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等人明确的现代思想的运动。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第二位重要史学家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15]（Jacob Burckhardt），他主张文艺复兴特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出版）一书中歌颂了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现代精神” 6。第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史学家是19世纪的英国人沃尔特·佩特[16]（Walter Pater）。他认为文艺复兴横跨12—17世纪，颂扬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唤起的对想象和理性的热爱7。

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津哈[17]（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8。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的是欧文·潘诺夫斯基[18]（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1939）。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例如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Stephen Greenblatt）］，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自我塑造”10。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至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人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20]（Emile Durkheim，1858—1917），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对文化史学家而言，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韦伯（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伯写道：

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言，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获得永恒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

（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492年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Granada），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有设防领土、统一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例如，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言：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定的对国家（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21]（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同安妮·博林[22]（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婴。当时的（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乌托邦》（Utopia）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23]（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玛丽·都铎（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虽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主教会。自154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24]（the Council of Trent）起，天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他（及妻子玛丽·都铎[25]）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因此，16世纪欧洲民众同国家关系的画布上呈现的并非一幅绝对独裁者统治绝对顺民的图景。在众多欧洲国家，统治者获得权力的途径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王朝战争。权力和王位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暴力被夺走。尽管如此，直到欧洲君主的权力最后终结［1793年路易十六（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是该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民众才能够想象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国家权力的形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16世纪显然还没有进入“现代”，因为一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继承权掌权，行使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是绝对至上的权力。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史学家也指出，欧洲诸国不存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给这些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遭受入侵的国家或是被殖民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为欧洲扩张提供了便利，征服统治者就意味着征服了那个国家。

16世纪的欧洲君主不仅要提防野心勃勃的贵族阶层，还要关注对维持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其他社会阶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国家通过税收、“贡品”和罚金的形式搜刮民财。自16世纪起，税收问题在欧洲的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税收协商意识开始萌芽，在后期历史中影响深远。［但缺少足够资金蓄养军队往往会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即终止战争及武力冲突：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同西班牙于1559年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26]（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就是双方财政紧张的结果。］封建王权的崩解意味着蓄养军队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捍卫宗教信仰、贸易利益和国家领土的战争耗资巨大。因此，各种社会和职业群体、行会、城市团体和城镇的杰出市民都开始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并期望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君主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海上劫掠行为获得资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27]（Sir Francis Drake）因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截获大量财宝，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颇受青睐］，这些钱财再直接进入中央国库。但这种资金来源通常并不可靠，风险太大，君主们还必须通过更传统的税收方式来筹集资金——但他们现在需要经过协商，获得许可才能征税。

那些可供16世纪的君主筹集资金的欧洲社会都相对富足。尽管此时欧洲各国民众在生存问题上还没有摆脱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束缚，众多欧洲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商品。食品种类繁多（即便只是供应少数阶层），有16世纪的食谱可以为证。同欧洲以外社会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欧洲市场出现粮食和香料的新品种。饮食不再只是出于饱腹的需要，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君主们出行也会带上他们的厨师。最著名的例子是凯瑟琳·德·梅第奇[28]（Catherine de Medici）。据说她不喜欢法式烹饪，所以成为法国王后之后，她带去了一批意大利厨师，还将使用叉子这一优雅的意大利就餐行为引介到法国。16世纪居家生活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力亚斯[29]（Norbert Elias）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该进程始于16世纪，涉及社会规范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身体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规范14。叉子只是居家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它标志着现代心理和自我感知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6世纪的英格兰，介绍礼仪的著作问世，新的行为规范形成，这些行为规范不再局限于接受骑士精神和乔叟在《序诗》（Prologue）中描述的“真正善良的骑士”[30]的行为举止训练的少数阶层，而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16世纪初，欧洲还处于大一统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之下，而到16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急遽变化，当时欧洲因基督教的不同宗派而四分五裂。欧洲大陆仍然没有实现世俗化的飞跃——该进程要等到18、19世纪才能实现，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审视宗教的主要教义的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下令，所有教堂必须配备英语《圣经》。此举是英格兰向知识民主化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促使17世纪众多新教宗派在英格兰涌现。在亨利八世经历了各种麻烦之后，英格兰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这个新教国家的国教仍保留了一些明显的天主教成分，例如“诸圣相通”[31]（the communion of saints）。由于天主教徒被有效地边缘化（在爱德华六世治下遭到残酷迫害），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这项措施没有在英格兰产生大的影响。绘画以宗教人物和宗教主题为中心，建筑呈现巴洛克风格，是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的两大特征。但在16世纪末，一个自信、坚定的民族声音在英格兰响起。这个声音采用了戏剧的形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剧作家有克里斯托弗·马洛[3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威廉·莎士比亚。从语言、题材和人物的角度而言，这些剧作家的戏剧作品开始呈现本土色彩。虽然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小说不是出自英格兰［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小说，而且在众多人眼中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但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戏剧诞生于英格兰。这种文体既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又通俗易懂。一如既往，宫廷大力资助艺术创作，直到企业代替个人成为艺术创作的资助人。

到1600年，激烈的内战给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将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但欧洲大陆也有喘息的时期。事实上，对众多16世纪的欧洲市民而言，这个世纪带来了繁荣和机遇：同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其他社会的财富掠夺加剧（尤其是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掠夺）。政府财政持续紧张，但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急遽增长。一些人的室内生活变得舒适，房屋装上了壁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富人不再居住在堡垒里，而是开始建造宏伟的乡间别墅，成为欧洲的典型景观。阔绰的男人，偶尔也有富足的女人，继续通过漂亮的房子和室内陈设的工艺品来炫耀财富和教养。16世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热衷“文明”的时期，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热衷室内空间的时期。即使不太富裕的家庭也会雇用几个仆人，而对于殷实的家庭而言，打理一栋大房子则需要大量仆人15。

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使欧洲发生了蜕变，是中世纪向萌生清晰可辨的“现代”人格的18世纪的过渡。“现代”人格视理性为现代人的使命，通过认识世界和控制世界实现对世界的理性统治。因此，要判断真正的“现代”是否开始形成，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世界中寻找证据，看人类是否在探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而不是假定在任何历史时期，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在17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君权神授的观念受到强烈质疑。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君权神授说，但他面对的是在民众中迅速成长的一种共识，即统治者不一定是全能的上帝授命的。然而，整体而言，16世纪的民众还未接受这种看法。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6世纪实质上是过去的延续，而不是欧洲社会的未来。莎士比亚赋予统治君主“人性”，刻画了他们的嫉妒、愤怒、野心和挥霍无度，甚至偶尔还会展现他们的威严。但君主仍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即便受到挑战，也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轮不到普通民众。16世纪还远没有形成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观念。史上不乏劝谏统治者的著述，例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33]（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和12世纪威尔士的吉拉德（Gerald of Wales）的作品，但这两位作者都认定，统治者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或是更有效的）统治者，而不是学会如何分享权力。

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不属于21世纪现代欧洲的范畴，而是中世纪的延续，即个体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从身体和心理两个角度而言的。（从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断）16世纪的人们对人的内心有了深刻认识，但对人的身体缺乏现代人的认知，这也将16世纪同现代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16世纪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男女的生理差异，或是个体之间没有爱欲。在这两方面欧洲人从来没有，也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确切地说，两者的差异在于，16世纪认为人的身体是男性的（女人是这个“正常”人的变体），并且这个身体很少受缚于18世纪以降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尽管所有社会都会监管其成员的个人行为。性欲被看作是男女都有的一种欲望：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亨利四世的妻子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这半个月来我的哈利没有跟我同衾共枕”[34]。她的发问体现了妻子的性爱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将不复存在。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释放了欧洲原本就已积蓄良久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同现代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韦伯认为16世纪不是同过去的决裂，也不是现代的开端。但他仍然主张，宗教改革宣扬的是思想的变革力量，尽管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会在16世纪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这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书籍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认了文字具有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教宗保罗四世（Paul IV）于1557年在罗马颁布了《禁书目录》（Index）。这并非最早的禁书行动（16世纪时，巴黎、威尼斯和亨利八世治下的英格兰早就有过禁书行为），但这个书目却是第一个全面地、将强制执行的违禁书目。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主要著作显然包括路德的作品，还有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以及《圣经》。17世纪初，教宗保罗五世一本正经地呵斥威尼斯大使：“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广泛流传会摧毁天主教吗？”（类似观点导致意大利半岛在1567—1773年间没有发行《圣经》的意大利语译本。）梵蒂冈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改变行为的能力。

尽管包容异己的现代观念还要经历200年才能在欧洲得到普遍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变革已经开启了欧洲世俗化、宗教权力式微的进程。韦伯认为，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包括追逐利润在内的世俗成功取代了宗教救赎，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所获利润用来再投资，而非用来享受或是炫耀。总而言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及其16世纪在欧洲的蓬勃兴起是一种自制、有序、规范的行为。韦伯将其定义为：“要谨慎、勤奋、专于自己的合法事业。不可懒散，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要节俭，不可将钱财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最后，不可让金钱闲置，少量金钱通过合理投资能产生利润，利润周转再生的钱很快会越来越多”16。到16世纪末，这一思想在荷兰、英国以及德国北部众多地区深深扎根：新教伦理在欧洲北部诞生，即将把这些社会变成富足的贸易国家。相反，自16世纪初就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将逐渐失去它们的统治地位。例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遵循新教准则方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统治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来自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王国，然而抵达塞维利亚[35]（Seville）的大量钱财都被挥霍殆尽，很少被用来投资。

渴望追求上帝的真理、革除教会积习和腐败是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也是16世纪欧洲走向分裂的大环境。与此同时，认识宗教的强烈愿望将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17世纪燃起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开启人们对哲学和政治学的探求之旅，预示着启蒙主义的到来。澄清和阐明现有教义的强烈愿望当年激发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同样的愿望又成为托马斯·霍布斯[36]（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37]（John Locke）和勒内·笛卡尔[38]（Rene Descartes）等欧洲启蒙运动先驱的内动力。这些个人在智识上所展示的无畏使得他们能够思索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到17世纪末，新的“理性”宗教——新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人们的迷信思想，推动他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新的可能性。但16世纪末和17世纪末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决裂，文化也没有在短短的100年内发生彻底改变。有关16世纪英格兰的历史记载表明，新旧宗教和新旧思想依然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但人类能够认识世界、摆脱天主教教义束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制，这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端。

[1] 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足迹踏遍44个国家，包括北非和东非诸国、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和中国等。——译者注

[2] 罗拉德派，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西欧众多异端教派之一。——译者注

[3]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将《圣经》译成英文，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平民主权”。——译者注

[4] 科英布拉，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5] 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6]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誉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译者注

[7]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195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基督教的最初三千年》、《都铎王朝的教会激进分子》、《宗教改革：欧洲的分裂》等。——译者注

[8]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德国悲剧的起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向街》等。——译者注

[9]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创立了新教路德宗。他的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即人获得救赎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译者注

[10] 约翰·加尔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主张“救赎先定论”，即人能否获得救赎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他认为基督徒的义务是虔诚的信仰和完美的德行，基督徒应该勤奋工作、荣神益人。其教义成为新教主流。——译者注

[11] 乌利希·茨温利，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与路德的观点相左，主张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纪念仪式。——译者注

[12]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第6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13]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思想家、神学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倡通过学习古典文学培养明达善良之人。代表作品包括《愚人颂》《论自由意志》《论正确的教育方法》等。——译者注

[14]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史》《法国革命史》《女巫》等。——译者注

[15]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史家、艺术史家。主要著作包括《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等。——译者注

[16]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作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代表作品包括《文艺复兴研究》《鉴赏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等。——译者注

[17]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荷兰语言学家、文化史家，提出“均衡论”和“游戏论”。主要著作包括《我的历史之路》《游戏的人》《中世纪的衰落》等。——译者注

[18] 欧文·潘诺夫斯基（1892—1968），美国德裔犹太学者、艺术史家，在图像学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丢勒的艺术理论》《丢勒作品中古代人物的姿势》《十字路口上的赫克利斯》《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尼德兰早期绘画》《文艺复兴与其他文艺复兴》《墓地雕刻：从埃及到贝尔尼尼的变化》《视觉艺术的含义》《图像学研究》等。——译者注

[19]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式的协商》《炼狱中的哈姆莱特》等。——译者注

[20] 埃米尔·涂尔干，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译者注

[21] 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英国政治家，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身边的第一权臣。克伦威尔主持并草拟了《至尊法案》等一系列法令，宣布国王是英格兰的最高宗教领袖，使英格兰成为新君主制国家。——译者注

[22] 安妮·博林（1501—1536），英格兰王后，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之母。——译者注

[23] 托马斯·莫尔，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代表作品包括《乌托邦》等。——译者注

[24] 特伦托公会议，1545至1563年间罗马教廷在意大利特伦托召开的公会议，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译者注

[25] 玛丽·都铎（1516—1558），玛丽一世，都铎王朝的第四任君主，父亲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母亲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丈夫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译者注

[26]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英国、西班牙为结束意大利战争分别与法国在卡托-康布雷齐（法国）缔结的两项和约。——译者注

[27]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国探险家、海盗，被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爵士头衔，曾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译者注

[28] 凯瑟琳·德·梅第奇（1519—1589），法国王后，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梅第奇热衷艺术和奢华，还在宫廷推行束腰，对时尚影响深远。——译者注

[29] 诺贝特·埃力亚斯（1897—1990），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等。——译者注

[30] 译文引自《坎特伯利故事集》，乔叟著，王骥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9，第16页。——译者注

[31] “诸圣相通”，指所有教会成员——无论生者与亡者——之间藉着圣洗圣事存在生命的共融，相互帮助、彼此支持。——译者注

[32] 克里斯托弗·马洛，16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迦太基女王狄多》等。——译者注

[33]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史学家，主张国家至上，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代表作品包括《君主论》等。——译者注

[34] 译文引自《亨利四世前篇》，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第46页。——译者注

[35] 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古都和工商业、文化中心。——译者注

[36]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契约学说。代表作品包括《利维坦》等。——译者注

[37]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经验主义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两位是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贡献卓越。代表作品包括《论宽容》《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译者注

[38]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被誉为欧洲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近代科学的始祖”，是一个二元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代表作品包括《方法论》《哲学原理》《几何学》等。——译者注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1618—1648年 三十年战争

1637年 笛卡尔出版《方法论》

1649年 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1656年 委拉斯凯兹完成作品《宫娥》

1687年 艾萨克·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702年 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

1772年 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

1776年 美国宣告独立

1776年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1789年 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0年 埃德蒙·伯克出版《法国革命论》

1792年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

1818年 玛丽·雪莱出版《弗兰肯斯坦》

诗人兼牧师约翰·邓恩[1]（John Donne，1572—1631）在16世纪末曾写道：“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邓恩是在歌颂情爱，但该诗行往往被认为暗示了贯穿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种精神，即探索和变革的精神。新世界和新人种的“发现”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亘古不变的。17世纪早期，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圆的，不仅旧世界之外还存在新的世界（人们一直以来就抱有这种猜想，还将其纳入神话体系），而且这些新世界正迅速成为欧洲国家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的航海家都已经抵达美洲。西班牙占据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片地区，英格兰在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欧洲国家也在海外或是其他国家建立过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就曾处于罗马的殖民统治下长达近500年），但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社会态度正在改变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例如，16世纪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征服。满载财宝的船只从美洲出发，沿瓜达尔基维尔河[2]（the Guadalquivir）北上抵达塞维利亚，这些财宝被用来建造教堂以及资助西班牙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但到18世纪末（本章关注的是18世纪），某个殖民地的人民——即美国人民——已经重新思考他们同宗主国的关系，绘制了一幅新型民主宪制政府的蓝图。

然而，自16世纪末至1776年［是年，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近200年时间里，欧洲在思想上经历了同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样剧烈的变革，这一变革通常被称作启蒙运动，其大致起止的标志分别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出生于法国，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荷兰——和伊曼努尔·康德[3]（Immanuel Kant，1724—1804）——18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德国——的著作。到康德的创作时期，知识界已经开始区分我们在21世纪所划分的不同学科。相比之下，在笛卡尔的创作时期，这种学科划分还没有出现，17世纪的众多重要人物很难将自己划归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笛卡尔最初研究的是数学，后来又在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这一著作被普遍视为现代哲学的开山之作。众多哲学家认为笛卡尔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现代知识理论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即“我是如何知道的？”以及“我能确定吗？”

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通过作品否认了上帝的存在或宗教信仰的意义，而在于他主张对信仰进行理性的分析。笛卡尔并没有说我们能够最终证实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审视论证上帝存在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启蒙时期的历史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至关重要的是，上帝仍对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上帝的中心地位在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4]（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布莱士·帕斯卡与笛卡尔同时，著有《思想录》。他在《思想录》（Pensées）中强调人类在这个由上帝统治的世界里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

将笛卡尔［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5]（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6]（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的著作视为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可能会令21世纪世俗社会的读者不解，因为上帝及对上帝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上帝没有“死”，直到19世纪前都一直是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关注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人而言，上帝一直存在。但这些人的基本信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上帝的信仰不再体现于恪守教义，而是体现在思维及理性的认识过程。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是它是人类迈向理性思维的运动。但这种观念否定了此前数个世纪思想界就上帝、创世及宇宙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学术争论。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17、18世纪出现的不是欧洲思想界突然萌生的好奇心，而是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同知识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为社会组织方式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作品］和自然世界的研究开辟了世俗空间。

17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些争辩，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众多市民而言，这是一个危机四伏、混乱动荡的欧洲。德国、法国及英格兰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内乱，瘟疫时常爆发（1666年的瘟疫夺走了伦敦大部分人的生命），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争斗一如既往，它们同信徒中的叛逆分子或是破坏分子的对抗持续不断。知识探索同教会权威之间最有名的“走过场的”审判当属1634年对伽利略（1564—1642）进行的审判，他被传唤至罗马宗教裁判所，为自己坚信的日心说辩护。伽利略利用自己研制的折射望远镜证明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即太阳是天体系统中心的学说。伽利略还提出，银河是一个巨大星系的一部分。伽利略做出这些推断的初衷并非是要威胁或是颠覆天主教会，尽管如此，这些推断还是被视为极其危险的思想。幸亏有人从中干预，伽利略才得以免受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惩罚。

伽利略同教宗的争论令21世纪的人费解的是，伽利略本质上只是希望——除了提出一套天体理论之外——提高航海的安全性。在我们看来，教宗（或是任何有可能登上船只的人）即便是出于最基本的自我利益，也应该竭尽全力保障精确的航海装置的研究。鉴于在16、17世纪航海一直是一个危险重重的行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还愿意打压一种有可能挽救自己和他人性命的研究。但这种想法忽视了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一，所有社会——20、21世纪的各种社会也不例外——并非一直毫无保留地鼓励对知识的追求。其二，众多社会在本质上认为，维护权威远比取得思想进步重要。斯大林时期苏联科学界的荒诞例子［最典型的当属1948年李森科[7]（Lysenko）的遗传理论取代正统的遗传学］以及当代美国创世论同进化论之间的较量都说明，做出启蒙运动的理念取得绝对胜利的定论，即使在今天也未免有些言之过早。

因此，17世纪和其他大多数时期一样，既有高度创新的思想，又存在各种同样强大的抵制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人类取得的知识进步不单只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推动知识进步的愿望，还出于解决人类生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目的。伽利略的例子恰好可以说明上文提到的科学探索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伽利略想要解决经度的问题[8]，并打算领取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Philip III）的奖赏。腓力三世在1598年宣布奖励能够解决经度问题的人，为其提供终生抚恤。尽管伽利略最终没有获得奖赏，但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压力、宗教和求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公认的天主教君主提出要奖励科学进步，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来自美洲的载满财宝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西班牙。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腓力三世接受教宗的宗教权威，而教宗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对宇宙的诠释被推翻，也不能支持其他世界观。

伽利略的例子在研究17世纪以及启蒙时期历史和科学史的诸多作品中被引用，来说明16世纪新教的兴起不仅在宗教意义上打破了欧洲的统一，而且在对待知识探索态度的层面也使欧洲产生了分化。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默顿[9]（Robert Merton）的著作。他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主张新教和科学探索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二者的关系同天主教和科学探索的关系迥异1。但默顿和韦伯都认为，17世纪时在新教欧洲或是统治者采用相对宽容的宗教态度的国家。尤其当中央政府在制度上认可并给予支持，科学取得的进步更迅速，也更显著。但这种将欧洲一分为二的做法——大体上分为科学／理性的北方和反科学／天主教的南方——忽视了文学或视觉艺术的发展。它们不属于科学探索的范畴，体现了人类的境况。西班牙诞生了欧洲第一部小说（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和可以称得上是最早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画作，即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绘于1656年）。既然我们将叙事体小说和自我意识视为“现代”的两个基本要素，那么将欧洲划分为所谓的进步的欧洲和阻碍进步的欧洲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同样重要的是，默顿和韦伯在阐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时，并没有提出新教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科学的进步，而是认为新教和科学之间存在一种紧密联系，即进行实验和研究的意愿。这种紧密联系因特定形势的具体要求而得到加强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就催生了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愿望。默顿如此写道：“但这不足以证明新教伦理催生了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也不足以说明以现代科学——结合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信念——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同新教态度之间存在必然的一致性。”2

就默顿和韦伯有关科学的论断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二者都认为每个个体的人和社会都有各自对上帝的信仰。但正是在17世纪，我们开始看到，对上帝（不管是天主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上帝，或是新教的上帝）的信仰可有可无的现代观念开始萌芽。伽利略和笛卡尔都没有走出以信仰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17世纪其他威望极高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群体［例如英国的贵格会（Quakers）］对这种世界观的信念有所动摇，开始怀疑宗教，尽管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17世纪同时存在三种有关宗教和知识的传统。第一种是“旧”欧洲的传统，绝对接受天主教教义和一套可能带有大量迷信和巫术色彩的信仰。第二种可以被定义为“世俗的”或是进步的信仰，继续接受上帝的信仰，信奉特定的教派，但拒绝迷信，维护个人质疑和审视宗教的权利。第三种最激进、最富革新精神，完全拒绝上帝的存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推动这一传统所做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他是17世纪欧洲诸多重要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祖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争，脱离了西班牙和西班牙天主教的控制，赢得了独立。斯宾诺莎出生于一个葡萄牙犹太家庭，他因犹太出身而被禁止进入传统大学接受教育。然而，他成功地自学了当时的哲学基本理论（包括笛卡尔的思想）。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两部主要哲学著作［1670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伦理学》（Ethics）］被视为上帝怀疑论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对荷兰而言太过激进。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奋力争取宗教自由的传统，但是斯宾诺莎的著作简直就是对荷兰当局的直接挑衅，因此最后被禁。

但斯宾诺莎没有被送上火刑柱，也没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的著作并没有在欧洲销声匿迹，两部主要作品在法国广泛流传，成为当时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和同时代的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为欧洲文化提出了上帝不存在的可能。霍布斯比斯宾诺莎更进一步，公开怀疑上帝的存在以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二者都体现了个人质疑基督教上帝的意愿已经萌芽——对众多人而言，对上帝的信仰曾一直是（而且当时仍是）欧洲文明的基石。斯宾诺莎一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号称思想自由的荷兰人无法容忍他的著作，而且犹太出身的他在被某些批评家视为与纳粹大屠杀密切相关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斯宾诺莎的著作构成了17世纪遍及欧洲的宗教上的口诛笔伐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同新教兴起的16世纪相比，在17世纪，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追求更狂热，对异端的讨伐也更猛烈。在英格兰，宗教成为导致1642—1651年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众多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被迫离开英国。在这个世纪，议会通过了各种法案将罗马天主教徒逐出市民社会，并在新教徒中进行宗教整顿。例如，1697—1698年，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亵渎上帝，试图维护三位一体的信仰。到17世纪末，新教在英格兰的宗教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天主教徒没有王位继承权。在一峡之隔的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IV）于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重新点燃对胡格诺派的仇恨，再次确立了天主教的宗教统治地位。在德国和北欧及中欧的其他地区，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夺走大量人口的性命，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天主教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排除了爆发激烈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启蒙时期怀疑论和政教分离论萌芽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人们的宗教信仰极度狂热，导致内战和宗教迫害不断发生。16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冲突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和争斗。但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历史还一直包括另一形式的冲突，即对犹太人的迫害。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由来已久，回顾过去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迫害和排除异端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反犹太行为的社会语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英格兰在12世纪反犹太主义方面尤显残暴，西班牙在15世纪也是如此。在不同时期的反犹太行为中，逐渐形成了犹太文化中心（例如17世纪的布拉格）和欧洲不同社会程度各异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融合。

17世纪欧洲在宗教上对异端的仇恨导致了宗教战争和冲突，毫无疑问这给人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艰苦不堪。对民众而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因此，我们看到17世纪出现了相当突出的迁徙和再安置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20年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州。这群形形色色的移民，有的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有的是出于更复杂的目的，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将成为第一个明确承诺将国家、民族和宗教分开的国家。这种非常现代的观念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在该文献中上帝仍是一个核心角色）起草时，才得以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地也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宗教上不容异己。但这些移民是各民族出于宗教原因被迫移民的典型代表。其他还有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移民英格兰，德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迁往该国接受特定基督教派的地区。然而，在谈论基督教分化问题时，我们也必须铭记，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既包含一种特定的文化，也是一种具体的宗教信仰。

本章开篇引用的约翰·邓恩的诗是英国文学中被引用最多的爱情诗之一。该诗写于邓恩年轻时期，在他43岁接受圣职成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任牧师之前。该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某些戏剧中心段落一样，表达了感官的欢愉，歌颂了肉体的各种可能性，这同我们想象中的17世纪初的新教文化相去甚远。诗中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元素，不能仅依据新教和天主教的鲜明差异来理解。英国历史上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认为宗教改革将英国人变成了新教徒，摧毁了传统理念和传统期待。但邓恩的诗却说明，文化对社会和政治变化具有免疫力，虽然我们能在17世纪的文化中看到清教的价值观，但我们同样也能在其中看到邓恩诗中体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人文主义的身影。而且，在17世纪的欧洲，沉迷于物质世界和创作世界的也不止邓恩一人。17世纪巴洛克艺术在德国的兴起、帕拉第奥[10]风格（Palladio）和意大利建筑风格在北欧的日益风靡以及戏剧的持续蓬勃发展，都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传承以及本土和流行文化日渐增长的自信。

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修建的宫殿堪称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宫殿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并非罕见，但凡尔赛宫宏伟壮丽，是欧洲建筑史上新的里程碑。它在某种程度上——以建筑的形式——体现了对世俗权力的崇拜。但这种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非只是国王对臣民的管辖权（当然，路易十四是17世纪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最佳象征），而是还包括君主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权威。路易十四——和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认为，君主应该推动、支持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不过，资助艺术和科学在欧洲历史上并非一件新事物，但这些君主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精神生活同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出于这种目的，路易十四设立了法国科学院，查理二世设立了皇家学会。二者都自觉认识到知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走在知识的前沿是彰显强国身份的因素之一。彼得大帝效仿了这种支持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做法，于1702年在俄国建立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也继承了该传统，支持艺术创作，并结识知名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思想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即众所周知的伏尔泰[11]（Voltaire，1694—1778）。因此，这些君主不仅是在执掌权力，而且还在通过支持和联合艺术及社会科学来塑造民族身份。对法国和俄国的专制君主而言，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因为思想一经倡导和支持就会超出可控范围。但自17世纪以降，艺术及社会科学获得欧洲各国的广泛支持，欧洲文化史上的众多伟人都受到过君主的资助。这种对艺术及社会科学的支持为思想提供了除教堂之外的重要社会环境。

因此，到17世纪末，思想的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教派和教会，而是有了更多不同的领域。在17世纪和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物质世界整体而言并没有取得大的飞跃。英国杰出的史学家J·H·普拉姆[12]（J.H. Plumb）在描述18世纪初的英格兰时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疾病肆虐。据普拉姆记载，虽然大多数人口以耕地为生，但仍有一些城镇保留了下来。然而，他写道：“这些城镇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恶臭……穷人住的就是一两间茅舍……疾病猖獗、不可遏制。天花、斑疹伤寒、伤寒和痢疾肆虐，死亡如家常便饭……在这个世纪早期，伦敦的儿童存活率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在北方迅速发展的城镇，夭折率可能更高”3。普拉姆记载的是英格兰的情况，但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在一些经济水平不及英格兰的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比普拉姆描述的更糟。

历史证据表明，整体而言，欧洲在17世纪末所取得的科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进步还鲜为人知，其影响也尚未显现出来。劳民伤财的宗教战争大抵已经结束，欧洲迎来了和平时期。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放异彩，启蒙运动的早期作品也在孕育之中。但欧洲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种状况将在18世纪发生转变，知识创新的方向和力量也将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英格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两大历史变革使得这种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一个是1688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妻子玛丽继承英格兰王位，为某种程度上的代议型民主开辟了空间。另一个是实用科学的持续发展。在17世纪，威廉·哈维[13]（William Harvey，1578—1657）出版了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艾萨克·牛顿[14]（Isaac Newton，1643—1727）出版了物理学论著。18世纪初取得的科学创新对物质商品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创新将逐步瓦解商品生产和人类劳动之间的传统关系，工业技术已经开始崛起。这样，在18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英格兰出现了纽科门[15]（Newcomen）的蒸汽机［1712年，是对塞维利[16]（Savery）1698年研制的蒸汽水泵的改进，使深层采矿成为可能］、焦炭炼铁（1713年）和丝线加工工厂（1716年）。

这些创新——诸如此类的创新将在18世纪的欧洲层出不穷——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扩大生产和增加商人的财富。到18世纪末，如果说一些英国人的生活较世纪初有所改善的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卷入日益增长的基础建设之中，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得目的是为商业和工业提供支持。事实上，保障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一项组织原则，这些政府都认识到，物质财富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例如：彼得大帝想要在涅瓦河两岸建造一座城市，不仅是因为他痴迷于一切欧洲的事物，尤其是意大利的建筑，还因为他意识到一个相对的不冻港对自己国家贸易利益的重要性。彼得大帝的盘算——以及欧洲其他君主的举措——体现了欧洲向“商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形式的经济关系不单只将贸易视为获取某种商品的方式，而是将其视为创造利润、赢得市场的一种方式。到18世纪初，众多欧洲人已经认识到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但有一种资本形式将给无数人民带来苦难后果，这就是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确切地说，是奴隶制。奴隶制是人类关系中由来已久的一种形式，到18世纪中期，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尽管这一直饱受质疑。英格兰、非洲西部和加勒比地区罪恶的“奴隶贸易”给被贩卖的黑奴造成无尽的苦难。虽然大部分黑奴被运往加勒比的种植园，但仍有一小部分被贩卖到英格兰。据估计，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约有1万奴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是担任仆人。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17]（Lord Mansfield）做出了史上有名的判决，宣判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但奴隶制在大英帝国的全面废除还要等到1833年。

奴隶贸易反映了18世纪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贸易及贸易往来的合理方式的问题，人们就自由贸易的理念产生了严重分歧。亚当·斯密[18]（Adam Smith）在《国富论》（E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有力地论证了自由贸易，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是激烈的政治争论的焦点。奴隶贸易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同人民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这也是18世纪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最主要的诱因：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西方政治生活重组过程中的这两个戏剧性的转变（二者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部分是因启蒙时期的争辩和思想而起，但也是由具体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环境造成的。

前文提到的17世纪启蒙时期的著作——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作品——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转变，表明人们开始反思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这些个人都没有刻意宣扬21世纪所理解的世俗社会（尽管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做了），但他们都对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判断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这本身并没有导致信仰的丢失，或是世俗社会的形成，但确实为审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开辟了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在17世纪的众多领域中，科学首先占据了这个被开放的空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利略、牛顿及哈维等人都利用了这一空间，并通过这样做间接表明，他们认为《圣经》并非对物质世界起源的最佳诠释，《圣经》中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解释所有自然现象。此处需要强调的依然是意外结果的观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关注的是特定的问题（有些问题源于人类的普通经历），他们并没有参与现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或是更具目的意味的“启蒙工程”的自我意识。

到18世纪初，科学和新生的工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再加上诸如1649年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之类的政治事件突然爆发，人们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即世界不仅能被认识（这种观念自欧洲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还能被控制。英国人已经证明，政治世界可以被重新思考和改造，《圣经》不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普通人也能阅读欧洲文化的核心文本，科学也开始确立自然界——以及在自然界旅行等——可预测的观念。我们无法选定某一个人来代表17世纪末之后的“启蒙运动”（更不可能选出目的性更强的“启蒙工程”的代表人物），但英格兰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尼狄德罗[19]（Diderot，1713—1784）和卢梭[20]（Rousseau，1712—1778），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一直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前100年时间里的关键人物。其中，狄德罗可以算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位。他（在伏尔泰的协助下）编撰的17卷《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既反映了18世纪对知识的热衷，又体现了这个时期对言论自由和批判性讨论等激进思想的信奉。但是，这些思想家（他们彼此了解，但并不一定认同对方的观点，例如卢梭和伏尔泰）都认为知识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开放的、自由的探究。

上文列出的杰出代表可能会给众多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即这些伟大人物都是男性。启蒙运动没有出现女性巨匠，直到18世纪末女性才成为艺术和思想领域的中心人物——例如，政治学领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21]（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和小说界的简·奥斯汀[22]（Jane Austen，1775—1817）。但是女性巨匠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女性直到19世纪获得“解放”才开始在思想生活中占据更显著的位置。无数学者已经证明，女性在提供思想讨论的平台和参与艺术和文学的创作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后来关于性别和知识的争辩中，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托马斯·拉克尔[23]（Thomas Laqueur）所界定的性别的“发现”4。拉克尔这样界定并不是说人们在18世纪才第一次认识到性别的差异，而是指在西方，直到18世纪男人和女人才首次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性别，女人不是男人的变体，有别于男人，是“女性的”。《圣经》诠释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权威此时再次受到挑战。只要创世故事视女人为“亚当的肋骨”，女性就必将受制于人类等同于男人的观念。人们对“人类”或是“人”的理解耗费了数个世纪（可能现在仍在继续）才超越“男性”的限制这种性别差异的意识在18世纪已经开始萌芽，在19、20世纪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份。到18世纪末，“女性”作为一个类别已经得到欧洲文化和经济市场的承认：开始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文学、商品、社会指南和政治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性别差异逐渐成为贯穿整个18世纪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的同时，性别在该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社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并非无足轻重。美国革命系男人制造，美国宪法的制宪者是所谓的史上最伟大的制宪委员会［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24]（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斐逊[25]（Thomas Jefferson）］。宪法开篇写道：“人人生而平等”。同样，法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即便我们认识到“人”（men男人——译者）和“博爱”（fraternity兄弟情谊——译者）这两个词在18世纪的用法有别于21世纪，没有性别所指，也不能改变法国和美国所拥抱的政治理想都没有认识到性别问题这一事实。

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如果我们抛开女性在市民社会中没能获得和男性相当的空间不谈，法美两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都体现了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巨大变化。在17世纪初，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能够声称自己的君权系神授予，上帝之手将击倒反对自己权威之人，而且臣民也接受他的君权神授论。到18世纪末，这种信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边缘化。独裁政体无疑仍然存在（上帝和统治者的这种联系仍将贯穿俄国的整个19世纪），但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统治者的出生纯属偶然，政府和权威的社会组织需要在社会内部进行协商。即便是被法国革命政府送上断头台的倒霉君主路易十六，最终也认识到，君主必须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出于各种原因，路易采取的行动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没能满足突如其来的政治需求，但很明显，即便是在这个象征着欧洲专制主义崩解的案例中，也隐隐地存在一种意识，即“旧政体”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在法国，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一些方面（例如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权威）在10年之内冰解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形式的社会规范，例如世俗的政府登记的结婚仪式，以及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同样，在新近独立的美国，人们之前还以为自己是英国殖民地的臣民，现在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全新国家的公民，这个新生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崭新的过程，制定自己的规则，谱写自己的宪法，该宪法不仅将体现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还将涵盖公民对国家的合理期待（其中最不同寻常的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两种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即将在法国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26]（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笔下产生碰撞。德·托克维尔是最早探讨美国历史的最具洞见的学者之一。他于1835—1840年间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我眼前所见系世上绝无仅有”。德·托克维尔继续感叹美国社会的民主程度，这个国家并不存在社会等级观念，而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在欧洲从未消失过。

从德·托克维尔（以及19世纪初横跨大西洋的其他旅行者）的作品来看，在美国形成的新社会确实有别于欧洲社会。众多学者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提出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的政治产物，因为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革命政府很快就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及其继任者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的政策所取代。波拿巴将欧洲诸多社会（尤其是英国）掷向恐惧和焦虑的深渊。事实上，他的军事行动明显威胁到英国的贸易利益。尽管如此，他对内并没有延续1789年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采用的较激进的政策，在法国当权期间也没有决意推翻社会等级观念，尤其是一个人——尤指他自己——可以掌控至高社会权力的观念。但是，拿破仑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编纂法典［《民法典》（the Code Civil）现在仍是法国民法的基础］，倡导教育、科学和艺术。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及重组后的法国政府和军队）成为英国着实惧怕的对象，整整一代英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对抗他的军事行动中。但在回顾17、18世纪的历史时，我们需要考虑该时期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处决查理一世、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时期产生的伟大作品对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欧洲公民的生活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在用来描述“普通”人的语言这一层面，思想运动和政治事件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民众”或是“臣民”成为“公民”。这种定义人口的方式既强调了个人同国家或是民族的关系，又突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本质。尽管不是所有人，但对众多人而言，成为“公民”是18世纪末欧洲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用一种全新的政治语言以最明确的方式在表达启蒙思想。随着这种政治语言的出现产生了各种期待，尤其是公民应该参与政治决策的期待。民众的“声音”在欧洲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尽管当权者一贯将民众定义为“暴民”），但自16世纪以降，尤其是在18世纪，一种逐渐崛起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就是“民众的声音”。一群群普通民众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场景仍然可以用“暴民”一词来形容，但到18世纪末，暴民显然已经能够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全新的政治语言并不是在研读约翰·洛克、伏尔泰或是康德的作品的过程中产生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识字率不高，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还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能实现。对欧洲各国读写能力的评估各有差异，北欧的识字率整体高于南欧，但在19世纪初以前，欧洲各国低识字率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很少有人接受真正意义的或是连贯的学校教育，而且波及大批民众的诸多重大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循道宗运动，都是口头文化的结果，而非印刷文化的产物。但是，印刷文化在18世纪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更多地是指人们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不是阅读的人数有所改变。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开始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出版和阅读报纸、期刊和小说。这些新印刷文化的出现一部分是因贸易发展和城市文化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所致。18世纪相对和平，再加上航海装置的改进及其可靠性的提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复杂，随之而来的是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些需求包括对信息的需求、对合同的需求，以及对关于新企业工作和需求的新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是关于新世界的工作和需求。从事贸易的人需要了解新的地方，商人和从事贸易的人需要知晓政府政策，城市居民既需要、也想要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文学形式——约翰·弥尔顿[27]（John Milton）或是亚历山大·蒲柏[28]（Alexander Pope）的史诗——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已经极其不合时宜。英国和法国的剧院依旧生意兴隆，但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18世纪已经开始兴起，将表达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并非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地。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的殊荣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是，出于各种原因，18世纪小说在西班牙的发展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开始表达一种社会生活中清晰可辨的新传统，再现并探讨了普通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普通人”构成了英国18世纪经典小说中的人物，例如丹尼尔·笛福[29]（Daniel Defoe，1660—1731）、塞缪尔·理查森[30]（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亨利·菲尔丁[31]（Henry Fielding，1707—1754）及多比亚斯·斯摩莱特[32]（Tobias Smollett，1721—1771）笔下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各行各业诸色人等。莎士比亚同样也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小说探讨了个人的行为动机，令读者能够同中心人物一起共同面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18世纪的英国小说也都探究了两性关系，尽管该时期的小说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发现性别差异的时代，但他们都认识到两性关系经常陷入困境，在家庭这一所谓的私人空间里每个人都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个人“私生活”的讨论，使得小说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8世纪时，印刷文化在英格兰进一步拓展，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33]（Ernest Gellner）认为，印刷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随着印刷文化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5。到目前为止，探讨该问题的论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34]（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逐渐出现了文学和政治的划分6。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或是政治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自发地讨论政治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指个人思考的地方，现代社会从物理空间的角度将这个领域同私人关联，从概念空间的角度将其同审视、探讨人的内在自我的语境（在这一点上，文学显得至关重要）关联。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对文学和政治的划分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在探讨个人及世界事务时看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取得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涌现出了众多“政治”空间（咖啡馆和沙龙是两个被频繁引用的例子，社会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和酒馆也可以列入其中），但这些场所只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空间的一部分。对哈贝马斯而言，空间不在于用砖头和砂浆砌成的实际空间，而在于他界定为“施为话语”的语言交流。换言之，词语具有含义，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载一定的内涵和后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说话者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并非“私人的”，而是政治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座右铭是“言而有信”，它的提出者在甄选座右铭时认识到，口头约定具有契约功效。这样，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18世纪除阅读群体增长这类显而易见的发展之外的变化。

如上文所示，几乎所有18世纪的英国小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家，尤其是菲利普·阿里耶斯[35]（Phillipe Aries）和劳伦斯·斯通[36]（Lawrence Stone）提出，自17世纪以降，欧洲逐渐形成对待儿童的“现代”态度，建立以爱情、而非社会功能为基础的婚姻的愿望也日渐强烈7。虽然这种观点目前遭到一定质疑，但18世纪印刷文化的证据表明，小说家（及读者）极其关心如何获得以及如何确保一段“幸福”婚姻的问题。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详尽的是塞缪尔·理查森的长篇巨著《克拉丽莎》（Clarissa），女性作者的作品则是简·奥斯汀（1775—1817）的小说。二者的作品在结构和叙事形式上大相径庭，但二者都认为在婚姻中女性有权利被视为平等、理性的配偶，而且女性择偶的权利应该受到重视。女性的“解放”通常是从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角度来阐释的，但18世纪肯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权利的作品问世，强有力地表现女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宗法体系下的法律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大肆抨击了20世纪之前的法律中女性权利缺失的现象。尽管父权制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在个人层面的影响会被夸大，但18世纪小说发起了挑战男人统治女人合法性的抗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塞缪尔·理查森揭露了社会规范就性道德问题存在的性别歧视，亨利·菲尔丁捍卫了女性的择偶权，简·奥斯汀倡导了婚姻应建立在理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些作品对婚姻的建构和重新协商既传达了启蒙思想，又强调了思想的价值、对他人的理性认识以及更加强烈的社会民主意识。

在简·奥斯汀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责备一贫如洗的女主角范妮·普莱斯拒绝了一门极好的婚事。在对范妮的激愤斥责中，托马斯爵士指责她“个性独立，这种独立个性盛行一时，甚至在年轻女人中也很流行”。托马斯爵士的责备很好地概括了18世纪末欧洲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各种恐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年颁布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被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奉为自由、解放的新纪元的开端，但法国恐怖统治的野蛮行径以及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37]（Marie Antoinette）的处决使得趋向保守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英国于1780年通过的《邓宁决议》（the Dunning Resolution）提出，“君主的权力已经扩大，并且仍在扩大，应该得到遏制”。曾支持该决议的哲学家埃德蒙·伯克[38]（Edmund Burke，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深感震惊，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表述了上述观点。［伯克在1757年发表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还写道，“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悲惨场景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些罕见的、令人悲痛的灾难”。］ 虽然其他思想家［例如托马斯·潘恩[39]（Thomas Paine，1737—1809）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中］仍极力支持法国大革命，提倡在英国实现普选权和主权在民，但众多之前同情法国激进思想的思想家现在都摈弃了这些思想。托马斯爵士如此严厉斥责的“独立个性”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托马斯爵士很可能属于仍对1780年伦敦爆发的戈登暴乱心有余悸的富有市民之列，此次骚乱夺走了300多人的性命，给伦敦社会造成的破坏超过1789年巴黎爆发的革命。1780年的关键问题是宗教问题，但宗教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信仰在社会世界的定位的矛盾。

18世纪末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无条件地接受贵族或是专制君主的权威。这并非因为英国人或是欧洲人的个人财富或个人权力遽增。如果粮食歉收，人们仍然会受到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饥荒），人均寿命仅约40岁，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到1800年，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镇，这里的房屋通常用砖石砌成，受教育机会也超过乡村。但是，18世纪英格兰某些最著名的机构——例如托马斯·考勒姆爵士[40]（Sir Thomas Coram）在伦敦设立的孤儿院——都是为了应对极度贫困而设，并非是社会整体繁荣的产物。

自宗教改革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变化的与其说是物质生活条件，不如说是人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贯穿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男人和女人同世界的关系的反思，使得人们能够考虑认识和改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对自然的态度，这种反思在分类学的伟大著作［例如物种分类法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41]（Carl Linnaeus，1707—1778）的著作］中有所体现，也反映在农业生产在系统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发生的转变。这一系列观念的改变——不仅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还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欧洲各地的历程千差万别，但到1800年，我们视为“现代”世界组成部分的诸多观念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确立，也在不用疲于生计的少数群体中扎根。首先，人们拒绝接受专制君主的政治权力。虽然在实践中，欧洲各地对专制君主政治权力的拒绝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观念确实存在，例如加的斯城于1812年制定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其次，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这一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还有待时日，但18世纪已经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并且写进了一些宪法中。（直到1861年俄国的农奴才得到解放，1865年美国才废除奴隶制。）最后，人们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做出了区分。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知识界普遍不再认为基督教能够诠释世界的所有事务。到1800年，烧死女巫的事件在欧洲绝迹，这片大陆也认识到了人类平等的可能性。

玛丽·雪莱[42]（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绝妙地概括了欧洲到1800年取得的概念上的飞跃。雪莱在小说中概述了关于权力、理性、科学和性别的各种论争，这些论争是18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弗兰肯斯坦在创造一个人体的同时，跨越了“自然”世界的界限。他出于个人目的利用科学和知识，最终成为小说副标题所示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副其实的启蒙思想的继承人，在理性的驱使下拒绝承认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威，否认自己计划之外的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弗兰肯斯坦》提出了启蒙思想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但同时也清晰地预示了随后两个世纪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即新的生产方式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及社会倒退。

[1] 约翰·邓恩，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其诗具有高度的美感和强烈的理性，富于感官刺激，带有情欲色彩，反映了全部人性（包括肉体）。诗句“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出自《挽歌19·致上床的姑娘》（Elegy XIX. 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译者注

[2] 瓜达尔基维尔河，西班牙南部主要河流。——译者注

[3]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其三大核心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译者注

[4] 布莱士·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代表作品包括《圆锥曲线论》（提出帕斯卡定理）《液体平衡及空气重量的论文集》《算术三角形》《思想录》等。 ——译者注

[5]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理性主义者和泛神论者，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为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代表作品包括《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译者注

[6]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提出了二进制。莱布尼茨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代表作品包括《神义论》《单子论》等。——译者注

[7] 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其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学说否定了基于基因的遗传学。其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给苏联生物学和农学等多个领域造成毁灭性打击。——译者注

[8] 经度的测量问题实质上就是确定地球上任意两点与地心对应的夹角投影在赤道面上的角度。这对航海的意义重大。但在16世纪，由于测距和计时工具的缺乏，经度的测量很难实现——译者注

[9] 罗伯特·默顿（1944—），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包括《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10] 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代表作品包括《建筑四书》。帕拉第奥式建筑主要依据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建筑的对称思想。——译者注

[11]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和自由平等。代表作品包括《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天真汉》《老实人》等。——译者注

[12] J·H·普拉姆（1911—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18世纪的英格兰》《美国经历》等。——译者注

[13] 威廉·哈维，英国生理学家、医生，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代表作品有《心血运动论》。——译者注

[14] 艾萨克·牛顿，英国物理学家，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定义了万有引力定律，总结了物体运动的三个基本定律（牛顿三定律）。代表作品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译者注

[15] 纽科门（1664—1729），英国工程师。他发明的常压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译者注

[16] 塞维利（1650—1715），英国工程师，1698年发明了用于矿井抽水的蒸汽机。——译者注

[17] 曼斯菲尔德勋爵（1705—1793），英国法学家，被誉为英国“商法之父”。——译者注

[18]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提出自由市场受到一双“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代表作品包括《道德情操论》《国富论》。——译者注

[19] 狄德罗，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百科全书》《怀疑者漫步》《哲学思想录》《私生子》等。——译者注

[20]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代表作品包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爱弥儿》等。——译者注

[2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品包括《女权辩护》《玛丽亚：女人的受罪》《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等。——译者注

[22] 简·奥斯汀，英国小说家，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代表作品包括《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劝导》等。——译者注

[23] 托马斯·拉克尔（1945—），美国史学家、性学家、作家。主要著作包括《孤独的性：自慰文化史》、《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译者注

[24]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作家、发明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25]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政治家、律师、建筑师，美国第三任总统，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26]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译者注

[27]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译者注

[28]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主义者，诗作多采用“英雄双韵体”。代表作品包括《批评论》《温莎林》《愚人志》等。——译者注

[29] 丹尼尔·笛福，英国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品有《鲁滨逊漂流记》。——译者注

[30] 塞缪尔·理查森，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帕梅拉，又名贞洁得报》《克拉丽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的历史》。——译者注

[31] 亨利·菲尔丁，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丹尼尔·笛福和塞缪尔·理查森）。代表作品包括《汤姆·琼斯》《阿米莉亚》等。——译者注

[32] 多比亚斯·斯摩莱特，苏格兰作家。代表作品包括《蓝登传》《皮克尔历险记》。——译者注

[33] 厄内斯特·盖尔纳（1925—1995），捷克裔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34]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主要著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理论和实践》《交往行为理论》《知识和人类旨趣》等。——译者注

[35] 菲利普·阿里耶斯（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法国社会传统》《历史的节拍》《儿童的世纪》《面对死亡的人》等。——译者注

[36] 劳伦斯·斯通（1919—1999），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贵族的危机》等。——译者注

[37]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译者注

[38] 埃德蒙·伯克，爱尔兰哲学家、作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革命论》《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等。——译者注

[39] 托马斯·潘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理论家、革命家，被誉为“美国体制之父”。主要著作包括《人权论》《常识》等。——译者注

[40] 托马斯·考勒姆爵士，18世纪英国慈善家，在伦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独立孤儿院——弃婴收容院。——译者注

[41] 卡尔·林奈，瑞典博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的创立者。主要著作包括《自然系统》《植物属志》《植物种志》。——译者注

[42] 玛丽·雪莱（1797—1851），英国小说家，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之妻，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代表作品有《弗兰肯斯坦》。——译者注

第三章
技术革命

1707年 《联合法案》，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1738年 大卫·休谟出版《人性论》

1769年 詹姆斯·瓦特定义蒸汽动力的原理

1799/1800年 《结社法》禁止工人结社

1807年 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

1829年 斯蒂芬森展示，铁路机车的可能用途

1834年 托尔帕德尔受难者被流放澳大利亚

1846-1850年 爱尔兰马铃薯饥荒

1851年 亨利·梅休出版《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

1859年 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67年 卡尔·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1870-1871年 巴黎公社

1907年 第一辆福特汽车出厂

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8年著）中提出：“理性乃是，而且只应当是情感的仆人”。18、19世纪将无数次见证个体的人利用理性满足强烈的——甚至是炽烈的——好奇心，贯彻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必要变革的坚定信念。理性的成功运用，尤其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方面的成功运用，使19世纪成为一个经历空前技术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将1500年的欧洲同1800年的欧洲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对多数欧洲民众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甚微，并且特征鲜明。生活受到地域限制，生存本身有赖于收成的好坏，作息受到自然光和季节的影响。但到1900年，众多欧洲民众居住在城镇，作息依时钟和工作日程而定。人们——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人们——能够乘坐火车，进行相对轻松的旅行，而且可能已经见识过将自己国家同其他（遥远的）国家连接起来的这一伟大发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想和学说也已经确立和发表。到19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已经开始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诸多民众所依赖的权威不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教会或地主，而是某个诸如工会、政党或是利益集团之类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

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章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继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且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因素繁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贯穿欧洲中世纪始末的政治分裂。欧洲各国的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君主手中（简单回顾12世纪以降欧洲大部分君主制国家的历史，便可得出君主政体不稳定的结论），这又为王室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增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精力充沛的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可能还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君主对个人财富心生妒意。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其后教宗在赚钱和花钱相关事务的权威的下降，都大大推动了这种逐利行为，但在诸多研究该课题的近代学者［如亨利·卡门[2]（Henry Kamen）］看来，对待赚钱的新态度的关键不在于新教的教义，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而在于众多加尔文教徒的难民身份1。由于宗教迫害和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税赋苛严，这些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流放和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中形成了创造资本的信念。

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技术革命兴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还混乱无序，有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后期形式，即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可以用混乱无序来描述，是因为个体的企业家的行为不受或是很少受到劳工组织或国家的干预。小作坊，亦即家庭作坊在欧洲各国盛行，人们更换工作地点，也就意味着更换住所和工作性质，而这种自由流动性到19世纪后期已经难得一见。不直接从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的利益个人潜心研究产品，他们的产品往往也是在家庭空间内生产的。伯明翰月光社[3]（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成员的工作就具有这种自由状态的特性，确切而言是典范性。珍妮·阿格罗[4]（Jenny Uglow）就这些月光社成员写过一部作品，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执迷2。月光社的成员中有10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包括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进化论的先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5]（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瓦特[6]（James Watt）和乔舒亚·威基伍德[7]（Josiah Wedgwood）。珍妮·阿格罗指出，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地方的非国教信徒，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区长大，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引用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评价：“我们因对科学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种共同爱好足以将各色各样的人联合起来。”3

在此，这个18世纪的社团实践的正是启蒙思想，尽管该社团对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月光社的成员济济一堂，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但他们聚会的众多成果都以动力、产品和交通的形式为革命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变化又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基础。类似的社团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群贤毕集，探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他们最初感兴趣的并非科学创造利润的潜能。正如E·J·霍布斯鲍姆[8]（E.J. Hobsbawm）所指出的，1750年以前的伟大科学家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但自那以后，“科学的世界拓展了，吸纳了此前贡献甚微的国家和民族”4。18世纪探索和研究地球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和自然世界形成的兴趣。《宇宙》（Kosmos）一书的作者、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9]（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这种执着探寻世界地理及其社会和物理现实的典型代表。

因此，1800年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也许和他们16世纪的祖先类似，但对那些能够并且决意探究世界的人而言，知识的前沿在17、18世纪发生了飞跃。缺乏形式上的文化知识并不是参与这项活动的障碍（现代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接受正规教育或是加入专门的专业社团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后来，拿破仑设立了学习科学和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1794年设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1795年设立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但这些机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17、18世纪，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远没有当代或是19世纪明确。某些类型的研究，例如数学，包含一种并未广泛普及或是不能迅速获得的专业知识，但在其他领域，人们受到普通的好奇心或是解决问题的需求的驱使，就能着手具体领域和具体形式的研究。现代社会对专业知识——以及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即技术对于见多识广或是充满好奇的外行而言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的理解和经验，与18世纪大相径庭。

相比之下，17、18世纪教育机构的缺失，使得在19世纪知识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能够参与普通科学领域的研究。［拜伦勋爵[10]（Lord Byron）之女艾达·拜伦[11]（Ada Byron，1815—1852）就是女性在19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绝佳例子。艾达·拜伦师从玛丽·萨默维尔[12]（Mary Somerville）学习数学，在第一台“分析机”——现代计算机的前身——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19世纪，欧洲各国的女性不得不强烈要求获得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权利。这不单只是出于民主的原因，还因为这些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唯一场所。尽管如此，总体而言，17、18世纪女性参与科学研究，主要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家庭里参与观察，共同或是协助研究。但在某些案例中，女性的教育被视为和男性的教育同等重要，阿格罗在作品中提到，月光社的成员都致力于推动女性教育。但是与此同时还普遍存在一种文化预设，即女性将为人妻、为人母，性别的差异是在一个“自然的”、相辅相成的世界中，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类型的能力和不同类型的认知。挑战这种文化预设将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纲要之一。

对科学和知识的性别预设，以及关于女性和男性禀性的传统观念的主要挑战，首先来自一对非凡的母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除了她们的两部著名作品之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和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两个女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虽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家世并不显赫，但她（以及她的女儿）经历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事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59年出生在一个境况原本不错的家庭（她的祖父走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自己的纺织生意从家庭手工业变成由雇主雇用记件工人的工厂体系，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她父亲去世后，她就失去了保障。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去世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遗产，她的性别及家庭地位实际上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在这一点上，虽然这位女性被后世誉为现代女性主义之母，但她的经历浓缩了18世纪英格兰的诸多典型特征：工作场所的转变、允许个人创造巨大财富的足够开放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全缺失，以及普遍认为男孩和男人比女孩和女人更重要的社会观念的存在。女孩和女人的本质特征是依赖性。她们无需为衣食担忧，因为男人（父亲、兄弟、丈夫和其他男性亲戚）会照料她们。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无数女性——而言，以上预设和事实不符，玛丽向社会的这一方面发起了挑战。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谋生，这是无数女性一直以来都必须做的事。但她谋生的方式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某些工作是无偿的（照料生病的亲戚），某些工作是有偿的（虽然她为某所学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家人完成的）。她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特征，虽然没有这么普遍，但也同样典型，即同英格兰非国教徒的接触。这些非国教徒拒绝承认英国国教的基本教义，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他们将牛津和剑桥的拒收行为转化成有利因素，在英格兰各地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机构，教授历史、经济、科学等“新”科目。）玛丽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接触，并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行，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造就了《女权辩护》，一部向玛丽所熟悉的世界发起挑战的作品。玛丽猛烈批判的主题之一就是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首次用到“合法卖淫”一词来描述婚姻，提出如果不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女性就无法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来行事。她产下女儿玛丽后死于产后综合症，这个小玛丽在19岁时写就了《弗兰肯斯坦》。该作品于1818年出版，可谓是史上对科学的狂妄探究得最彻底的作品。然而，和她母亲一样，玛丽·雪莱没有逃脱同时代诸多女性的命运：生产的凶险和幼童危险重重的生活。虽然玛丽·雪莱没有死于生产，但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夭折，唯一幸存的儿子也终日为自己和母亲的生计奔波。一个家庭约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早期人们的生活普遍艰辛，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开放、影响深远。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强烈呼吁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这一愿望的满足与其说是通过经过协商的社会政策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变革和工业革命达成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起源于反国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以及她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女人的个人经历，而工业革命的根源在于技术革新和如何组织生产的新思想的诞生。这两种社会现象——一个是独具个性的杰出作家，一个是影响无数人生活的一系列变革——之间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并不紧密。如果认为二者存在紧密联系，就有高度的思想起源决定论之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19世纪初形成之时，个体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13]（Thomas Malthus，1766—1834）直接针对卢梭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威廉·戈德温[14]（William Godwin）的观点，创作了著名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提出如果不控制家庭规模，将导致饥荒和贫穷）。然而，一旦工业革命发生（而且持续了数十载，并非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工业社会就开始替代农业社会，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也逐渐在这个新环境中扎根。在这个新社会里，大部分女性和男性一样需要努力工作，但她们参与新劳动市场的条款和条件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女性依附男性和女性劳动在本质上具有更低货币价值的观念。尽管在英格兰，女性（大多未婚无子女）是兰开夏郡一些新兴的棉纺织厂的首批工人，但她们是在家长制文化下工作的。史学家芭芭拉·泰勒[15]（Barbara Taylor）记录了工业革命早期女性的历史，其作品的创新价值同E·P·汤普森[16]（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不相上下。她引用了一名女工的评论：“男人和他们的雇主一样坏”5。

男人——此处指的是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但同样有可能是矿井的矿工——认为女人的定位是家庭，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责任。“家庭薪资”的观念在19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这个观念在200多年之后才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同样，欧洲各地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男性并不希望女性参与工业革命。女性应该而且确实是在操持家务，或是通常在别人家当仆人。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些人居住在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尔、里昂和汉堡等新兴的大城市。但构成这个新阶级的，是那些曾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后代，他们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居住地点和雇佣形式的变化而彻底改变。男人和女人纷纷前往新兴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能找到的工作同在土地上劳作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这些工作不受季节限制。农业耕种一直以来都有较长的农闲期，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但工厂有瓦斯照明，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年到头都可以工作，影响工作的是时钟，而非季节。这种新的工作安排为工人提供了全年获得收入的希望（虽然由于市场整体上未加调控、变化不定，希望有时也会落空），因此远比摇摆于充裕和拮据之间的生活方式更受欢迎。

到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厂已经证明了组织工厂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到1833年，有150万工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棉纺织厂。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金字棉”，是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针对棉纺织工厂的工厂条件，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合称《工厂法》（Factory Acts）。《工厂法》还影响到其他行业（如采矿业），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个行业像棉纺织业那样雇用那么多工人，给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棉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一步发展，例如爱尔兰的酿酒业，但即便这些行业都在不断发展，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社会为主，直到20世纪之后才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除了城市令人不堪忍受的肮脏之外，还有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和一个有组织、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一词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似乎在暗示19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部分人口既没有工作，也不属于某个阶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19世纪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阶级是有组织的，并非简单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贫民那样，不仅是做出反应，还试图改造和引导环境。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劳工群体就有了组织起来，争取提高收入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在英国，这种尝试遭到当权者的极力阻挠。1799年和1800年颁布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阻碍了随后几十年工会的成长。这种打压行为后来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1813年，17名被指控为勒德分子[17]（Luddites）的示威者在约克接受审讯后被处决；1834年，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托尔帕德尔砝码[18]的小村庄里，有6名工人因为试图成立一个由农业工人组成的工会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技术革新和工业领域的重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诸多政府和当权者都拒绝承认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到1850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已经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变化，适合农业大国的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新的经济形式和对很多人而言的新的生活方式。180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结盟，顺应时代要求的社会组织思想开始出现。

19世纪形成的新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工业社会新兴阶级组成的联盟，包括中产阶级改革者、激进派和工人阶级。慈善并非19世纪的发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都有以各种方式资助穷人、流浪汉和病患的传统。但是，19世纪城市贫民的生活极其悲惨，同城里的富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阶级划分。在西欧，人们得出结论，个人的慈善行为和关怀已经不足以解决城市的贫困和匮乏问题。乡村的贫困问题不如城镇明显，同样也不像城镇的那样容易冲击富人的生活。19世纪爆发的严重饥荒——其中1846—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造成的灾难最为严重——可以归咎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和自然灾害，但伦敦或是曼彻斯特的疾病、拥挤和贫穷则不能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曼彻斯特提供了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和解决19世纪城市贫穷问题的例子。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9]（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以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曼彻斯特而闻名。前者是唯一神教会[20]牧师之妻，后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不过他本人的生活来源却是制造业的利润）。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关注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生活条件——或是所谓的“饥饿的四十年代”，并对其做出了热情回应。在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恩格斯描述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场景，那里距离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会客厅不远：

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6。[21]

尽管恩格斯的描写充满了同情，但他笔下的“人”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他们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尽管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而言，居住在肮脏简陋的破屋里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名字、故事和过去。她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了社会对贫穷和匮乏的反应：

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行为代表了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行为。那个怪物具有诸多人类的特性，但没有被赋予灵魂，不能分辨是非。这些人觉醒了，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恐惧；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仇敌。然后，在我们的权力战胜他们的悲哀时刻，他们用谴责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我们。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强大但又缺乏内心安宁和幸福的怪物？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宪章派，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人们眼中的狂人和空想家。啊！但是充满空想也是不错的。它体现了灵魂的存在，一个不完全是肉体的生命，一个为他人利益——如果不是为自己——向前看的生灵7。

在《玛丽·巴顿》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刻画了，他因家庭需要和孩子被饥饿折磨至死而被迫杀人。评论家们指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自己既无法证明约翰·巴顿是完全无辜的，也不能接受社会暴力作为改变导致贫穷的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她明白，而且在《玛丽·巴顿》和另一部反映“英国状况”的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中，描述了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穷之间的关系。她在《玛丽·巴顿》中指出，即使是在艰难时期，富人的马车照旧行驶在大街上，富人的孩子依然不用沿街乞讨。如上文选段所示，她也同样意识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她提到制造充满力量却又缺乏良知的人造人的弗兰肯斯坦，表明她希望读者不单只是停留在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痛苦上，而是还要思考其原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上文选段中将弗兰肯斯坦［怪物——或是玛丽·雪莱小说中所称的创造物（Creature）——的制造者］同怪物本身合二为一。这种融合相当精妙，因为它表明弗兰肯斯坦自身和他的创造物都没有良知：那些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剥削和人类苦难的人和体制本身，都不具备良知和人文关怀的能力。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结尾中，都努力寻求个体的人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的妥协。恩格斯就没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在二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20世纪政治的发展。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描述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时，她所指的并非这个概念后来的含义（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相关的含义），而是指其较早的一些含义，同建立相互帮助的共同体的主张相关，像新拉克纳工厂的创办人罗伯特·欧文[22]（Robert Owen，1771—1858）在作品中所提倡的一样。盖斯凯尔主张维持社会等级。她无意消除社会差异，但她确实希望结束这种贫民和无权势者没有机会获得足够支持，或是没有希望获得教育和安全保障的局面。

这一点成为19世纪欧洲各国社会改革者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对穷人、病人、老人和弱者肩负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和权威与日俱增的传统，它提倡社会改革，愿意接受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的做法。小说并非这种现象产生的唯一因素。恩格斯是最早如实记录城市贫困的作者之一（尽管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其他作者如亨利·梅休[23]（Henry Mayhew，1812—1887）在1851年出版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中也同样对城市贫民的境况做了描述，触目惊心。（例如，据估计1850年伦敦的妓院数量超过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总和。8）到19世纪末，英国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已经形成救助贫困者的国家制度——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也力不胜任。

与此同时，在欧洲，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公民负责，恩格斯于1844年提出的主张仍彰显活力，广受欢迎。因此，在那些逐渐形成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国家，也存在力量强大的组织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它们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远比建立基本福利国家要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组织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观念都是来自和社会改革者相同的经历，但理论传统不同。恩格斯不仅出于对人类的同情，还受到了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他的合作伙伴伟大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更是如此。马克思受到两大影响。其一，经济学家李嘉图[24]（Ricardo，1772—1823）。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一书中指出，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其二，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25]（Georg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马克思称其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是“其哲学的真正起源和奥秘所在”9。该观点反驳了仅仅将马克思同后来在东欧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相关联的看法。他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坚信社会不仅可以被认识，还可以被改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定义的启蒙时期价值观——“敢于认知”（‘dare to know’），提出我们一旦获得知识，就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马克思在借鉴黑格尔的基础上，就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关系起初显得一成不变，由一方掌控权力和另一方缺失权力来界定，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极不稳定。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隶通过劳动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同主人的关系。这种观点承认人类关系（包括集体关系和个体关系）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关系成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社会论著的核心。但需要强调的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人关注社会变化的动态性。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如此激进的，是他在1846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提出的理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他在同一章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26]

即便是最坚定地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也无法反驳，在19世纪，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在欧洲随处可见。工厂烟囱林立，从前的村庄变成了城镇和城市，欧洲出现了大都市和国际化大都会的概念。新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大大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和新技术一样，工厂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出现了机械化和程序化的特征。个体手工业者仍然存在，但购买其产品——例如服装或家具——的人只剩下富人。到20世纪末，“手工制作”一词表明该物品特殊、稀少，而且很可能比较昂贵。因此，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恩格斯关于19世纪新“机器时代”的论述中，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二者都准确认识到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存在争议的是，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用的、准确的。这仍然是一切社会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劳动被用来创造资产阶级的财富。初看之下，该理论生动、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及20世纪）的社会关系。粗略浏览一下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看到一小部分个人从工业生产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大部分人却生活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和匮乏之中。在这个世纪，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健康状况逐渐改善，如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依然毫无保障、悲惨不堪。疾病和失业——几乎一夜之间——就能摧毁个人仅有的一点快乐。一些数据（例如，1899—1902年布尔战争期间，很多英国男子参加征兵体检，结果都不合格）极具说服力，表明这个国家整体的健康水平极低。同样发人深思的是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最著名的是安妮[27]（Anne，1820—1849）、夏洛蒂[28]（Charlotte，1816—1855）和艾米丽[29]（Emily，1818—1848）］一家人的健康状况。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七个孩子，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超过40岁。尽管这个家庭因其成员的著作获得永恒的声誉，但家庭成员早逝的经历并不罕见。夺走勃朗特家孩子生命的疾病（肺结核和各种形式的水媒传染病），直到20世纪公共卫生水平提高以后才逐渐消失。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表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新的社会世界中变得“一无所有”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然而，马克思认为的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并没有促成无产阶级的胜利，尽管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胜利即使不是必然，也是有可能的。其一，虽然“无产阶级”一词相当准确地描述了绝大部分人同有偿劳动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不为薪酬工作，就没有饭吃），但是在任何社会，不同工人之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社会中存在“中产阶级”工人、“专业技术工人”和技艺精湛的手工劳动者。从事有偿劳动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动机。社会学术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义根本不同（尽管二者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相近），但这两组概念都涵盖了一个人群，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反映了马克思所假设的政治。19、20世纪聚集大量财富的工厂主在慈善方面并没有多少投入［尽管也有例外，如英国的朗特里家族（Rowntree family）］，而且整体而言，欧洲各地的富人都在维护能够保护他们财富的政府政策。但在其他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既有著名的医院改革者，也有无名的乡村教师），还有一部分人坚信工会的存在以及穷人对政治选举权的享有。欧洲各国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各种程度的社会利他主义，这对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某些欧洲国家，由于人们积极质疑将极少数人的特权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苦难之上的社会分工，无产阶级接管政权如果不是变得不可能，至少是被推迟了。

导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意愿。自19世纪末以降，诸多欧洲国家成立了活跃的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在诸如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和1918年德国革命示威等历史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出于各种历史原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被动员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产阶级严重的“错误意识”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个例外，它是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但又通过不同的政治理解来实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尤其是列宁（Lenin，1870—1924）和托洛茨基[30]（Trotsky，1879—1940），坚决通过纪律严明和中央集权的政党来推进历史变革，又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过程。到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但在英国，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上，尤其是所谓的“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即通过少数政党进行竞争的自由选举来管理国家。英国的工人阶级愿意参与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其结果是工党的建立，以及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31]（Ramsay MacDonald）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最终成立。

尽管这种政治变革以及政治机构的模式在西方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西方政治的最终组织形式，但该模式在整个19世纪饱受激烈争议，然后才逐渐形成的。在1800年的英国，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参与选举，选举权本质上受到财产限制，而且仅限于男性。到1900年，几乎所有英国男性都能参与选举，虽然选举权直到1929年才向女性全面开放。（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童年和童稚期比男性的持续时间更长：在英国，自1919年起，年满30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自1929年起，年满21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因此，到19世纪末，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政治过程中同意，以及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某些阶级（乃至某个性别）的参与。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发生，而且同19世纪末相比，20世纪的英国从诸多方面来看，发生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更小。

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包含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琳达·科利[32]（Linda Colley）等研究18世纪的史学家提出，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之后，英国本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了］在18世纪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11。支持这一“民族建构”观点的人认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君主和帝国等民族性的各种象征，逐渐成为共同身份认同的组织结构。激进的社会群体——以及激进的知识分子——共同存在，为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支持。例如，尽管维多利亚女王长时期深居简出，但她仍备受爱戴，尤其是因为她承认——并且经常向自己的子女指出——君主有责任同自己的臣民建立关系。她的孙女、俄国末代沙皇的皇后却多少有些愚蠢，没有接受她的忠告。以《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闻名的19世纪政治学家沃尔特·白芝浩[33]（Walter Bagehot，1826—1877）提到，“民族建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这种建构民族认同的意识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上都有所体现，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显示了特定民族的特定天赋。获得荣耀的不仅只有国家，几乎所有规模不等的城市中心都建造了某种建筑来展示其财富和荣耀。英格兰北部宏伟的市政厅就是一个地方及其人民自豪感的有形证据。

然而，国家和地方的这些象征并非只是为了实现象征性功能而设计的。它们还体现了19世纪的另一重大社会特征：官僚体制的成长以及国家对日常生活干涉的增多。如果我们回到1800年，会发现有序高效的政府很少干涉大多数人的生活。当时存在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来履行政府职能：蓄养军队、征收赋税、处理海外财产的文件，这些职能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且涉及大量工作和专门知识。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很少有法律规定生活或是参与日常生活需要书面证明。例如，家长可以不用送子女上学或是对孩子辍学负责。成年人可以不用出示参与有偿劳动的书面证明或是税务系统的书面证明。房屋的购买或是租赁通常通过口头协定的方式完成，在房屋收回或是裁员之类的情况下，大多数公民完全没有获得法律赔偿的权利。作为个人，1800年的欧洲公民还不具备已然是现在一大特征的“文件生活”。

这种对个人文件看似无休止的需求，至少部分是根源于19世纪新设立的大量机构。工业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工人，社会革新者奋力争取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住房，这些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府投入。但这种政府投入是有偿的——因此出现了新的税收体系，而且还需要管理——因而产生了对权利及资格的书面证明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深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随之跟进，既扩大了政府对公民的投入，同时公民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这种对个人生活的社会控制，被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34]（Michel Foucault，1926—1984）称为“监视”（surveillance），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官僚制度的“铁的牢笼”（‘iron cage’）。在福柯看来，19世纪的典型建筑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这实际上是其所处社会的缩影。这种监狱的设计最初是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35]（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在边沁倡导的监狱里，从中央瞭望塔可以看到所有囚室，有效确保了建筑中所有人能够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种建筑设计并非只是用于监狱，它也同样适用于医院、学校和车间。在这些建筑中，各种人的生活都可以被评估并解释：更容易客观秩序和稳定，原本具有潜在的骚乱和威胁的群体可以成为一个温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控的臣服群体。

在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这种秩序结构是19世纪主流思想的有形体现。在这些主流思想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注同对社会失范和社会崩解的担忧并存。这两种传统在整个19世纪普遍存在：既有社会革新者，又有惧怕社会动荡和自己权威被推翻的从政者和君主。当然，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法国人在1870年再次推翻他们的君主，但在随后的血腥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被杀害或是放逐。随着中央集权政府日渐强大（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也日益增多），它对挑战自己权威的报复变得越来越致命。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和平抗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这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府学会了利用新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这种新形式就是警察制度。

事实上，在19世纪，“警察”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职业。数个世纪以来，政府就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警察制度，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但19世纪出现的警察制度的范围及能力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同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样，成功地治理着庞大的帝国，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电话和无线通信。这个世纪的欧洲强国利用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以及专门的军事技能，来维护它们在所征服领土的统治，殖民地的臣民没有精锐的军备，大多都是文盲，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最初的贸易关系（例如英国同印度的关系）到19世纪逐渐演变成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对欧洲强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从属关系。同19世纪其他欧洲殖民大国一样，英国也出于自身利益干涉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并用统治者“改善”被统治者状况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将基督教福音书带给殖民地国家，而这些国家原本就已经拥有自己复杂的宗教体系。各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出现了价值观和思想的交流，这种交流往往——但也有例外——是单向的，并且是通过不同程度的严厉措施实现的。但到20世纪初，英国的殖民地纷纷要求将国家和土地还给自己。20、21世纪的去殖民化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且尚未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这种殖民关系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质疑和反对。

大英帝国及其他欧洲帝国的缔造，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结合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事件（帝国的创建）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新形式。因此，尽管从臣服民族攫取财富已不是什么新的历史现象，但是19世纪新殖民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最终被卷入宗主国的经济。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不只提供了原材料（甚至在奴隶贸易的流散关系中还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成为欧洲产品的市场。19世纪形成了全球市场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国家变得“贫穷”，不是因为缺少人力资源或是物质资源，而是因为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制造能力。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物质关系被颠覆，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例如，男人是最主要的贸易从事者，所有社会都是按照父权制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以及这些社会本身治理一个工业社会所需的基本技能（读写技能）的缺失，这些社会和文化只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关系中占据低下的地位。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版图。同样，这反映的不是贸易关系的延伸——因为全球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而是这些关系的规模和本质的变化。

在19世纪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肯定这种殖民行为的一个理由是，殖民统治“启蒙”和教育了那些显然在所谓的文明进程中落后的人。就这样，被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这个世纪的英国和欧洲诞生了。这些理论因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1859年首次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而得名。该书研究了动物和人类的进化，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达尔文提出，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猿猴，对其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在嘲讽《圣经》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但达尔文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那些只会对《圣经》进行字面解读的人。卡尔·马克思深受《物种起源》的影响，意欲将《资本论》（Das Kapital）的第二卷献给达尔文。马克思信服达尔文的学说，但达尔文却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怀疑，因此谢绝了他的提议。同样，政治右派在著书解释非洲大部分地区，乃至任何生活贫困的地区的技术匮乏问题时，发现达尔文的著作极其有用：这些文化在智力上缺乏竞争力。社会生物学和遗传学是达尔文学说在知识领域的两个结晶，两个领域都随之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理论工作。一些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解释了白人在智识上具有优越性，将他的学说视为是对社会世界的深刻的“自然”解释。的确，对于深信这种阐释的人而言，技术上先进的社会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尤其是同知识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通过公民在智力上的“自然”优越性来“进化”的。

达尔文带给19世纪的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挑战了《圣经》的教义，冒犯了那些深信人类生活和关系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人。那些从“适者生存”的层面解读达尔文的人认为，所有形式的剥削或是征服都不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看法，向贫困者提供社会援助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挑战已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了。现在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仍然禁止教授达尔文的学说，这说明达尔文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依然深远：现在仍有人坚信《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是事实，尽管科学证据早已给出了相反的解释。

这种做法是抵制科学及对文本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最新体现，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是。在整个19世纪，既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对这种进步的强烈抵制。尝试捣毁威胁工人生计的机器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对技术采取行动的“勒德分子”就是因这些早期的尝试而出名（尽管有些有失公允），当然，这些尝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中叶，约翰·罗斯金[36]（John Ruskin，1819—1900）等英国作家表达了他们对新的工业世界的厌恶。罗斯金在《时间与潮流》（Time and Tide，1867）一书中反对经济竞争，提倡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37]（William Morris，1834—1896）、爱德华·伯恩-琼斯[38]（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及但丁·加百利·罗塞蒂[39]（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自称拉斐尔前派，主张回归从前的生产状态，大体上就是工匠制作手工产品的状态。19世纪英国的哥特复兴既是厌恶新技术结果的产物，也是对过去，尤其是对中世纪进行选择性阐释的产物。哥特复兴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筑师查尔斯·巴里[40]（Charles Barry，1795—1860）和奥古斯塔斯·普金[41]（Auguste Pugin，1812—1852）按照哥特式风格重建议会大厦，使之呈现出现在的样子。在罗斯金、莫里斯、普金等人看来，工业和技术加速了共同体的消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42]（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1893）中进一步探讨了个人在工业社会的社会世界中异化的主题。

这些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怀恋（尽管涂尔干和滕尼斯没有莫里斯和普金那么强烈），可能受到19世纪欧洲众多公民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世纪重新带来了和平、舒适和安定。19世纪存在诸多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既有对过去的怀恋（可以说是比以往社会更甚，以往社会的变革没有这么迅速），又有对新秩序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广泛认识。新秩序的消极方面包括两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19世纪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跨文化叙事就是对一种破坏性的人类关系的描述。这种关系是19世纪女性和男性行为规范的产物，在这种行为规范下，女人和男人的社会行为应当遵循各自清晰明确的路线。列夫·托尔斯泰[43]（Leo Tolstoy，1828—1910）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含蓄地质疑了在19世纪的俄国离婚之困难（他完全可以包括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以及在人类复杂经验面前的刻板僵化的道德准则。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审视了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现实，并在作品中描述了社会世界往往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在这个社会世界中，女性除了择偶之外几乎不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男性应当严格遵守个人行为准则。19世纪关于性道德的主流社会规范——欧洲各国都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所谓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而且对女性而言，违反公认的性行为准则的后果要比男性严重得多。双重标准的各种预设的根源是异性性行为的规范。同性恋行为在19世纪被日益边缘化，并且遭受越来越多的打压，这一方面被禁止，另一方面也是这个世纪男性性别角色建构过程的一部分。作家奥斯卡·王尔德[44]（Oscar Wilde，1854—1900）因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同性恋关系，于1895年受到审判。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显而易见，该事件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那些被维多利亚社会视为“堕落的”的女性，通常遭到社会的排斥，被社会所遗弃。但女性自身极力反对这种定性，新的技术世界大大改善了众多女性的状况。首先，医学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母婴的存活几率。生产过程中疼痛的减轻、接生及治疗过程中杀菌剂的广泛使用，使母婴的死亡率得以下降。到19世纪末，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生产，以及她的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夭折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购买制成品——食品、服装，家务劳动和家居办公对于众多女性来说开始变得不像从前那样耗费精力。同样，配备自来水和煤气照明的砖墙房屋，替代了一部分恩格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描述的19世纪上半叶条件恶劣的住所。到19世纪末，对女性劳动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家庭服务或是工厂劳动的范围。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文职人员和销售人员来满足新产业和新的消费场所的需要。这些场所，不管是百货商店，还是酒店，或是剧院，通常都希望能够吸引女性，她们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市场。到目前为止，都市给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全民都可以享有，不再只是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专利。到19世纪末，在公民权利存在明显歧视的方面，女性组织起来行动，获得了一些经验。19世纪女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物权法的修订、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有组织的工会的代表权。

19世纪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了过去400年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组成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尽管教育支出使得子女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非经济资产，人们因此组合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分工没有本质的变化），或是人们背弃了传统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而是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文化和知识变革，虽然意义重大，但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及机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方式的重组深远。与此同时，社会的组织程度显著提高：自发和突发的社会事件变得令人反感，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非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将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兴技术使然的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与启蒙运动留下的那些社会观念相结合之际，非理性行为的消亡也将是重要的一环。

[1] 大卫·休谟，苏格兰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英格兰史》《人性论》等。——译者注

[2] 亨利·卡门，现代西班牙学者。代表作品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译者注

[3] 活跃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社团，其成员包括一些发明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4] 珍妮·阿格罗（1947-），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编辑。主要著作包括《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大自然的雕刻师：托马斯·比维克传》等。——译者注

[5]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英国化学家，发现了氧气。——译者注

[6]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式蒸汽机，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译者注

[7] 乔舒亚·威基伍德（1730-1795），英国企业家，被誉为“英国陶瓷制造业之父”，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8] E·J·霍布斯鲍姆（1917—2012），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译者注

[9]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宇宙：物质世界概要》《植物地理学论文集》等。——译者注

[10] 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译者注

[11] 艾达·拜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之女，对现代电脑与软件工程的影响深远。——译者注

[12] 玛丽·萨默维尔（1780—1872），苏格兰数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物理地理学》等。——译者注

[13] 托马斯·马尔萨斯, 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人口论》。——译者注

[14] 威廉·戈德温（1756—1836）, 英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政治正义论》《卡勒布·威廉斯》等。——译者注

[15] 芭芭拉·泰勒，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启蒙时期历史、性别研究。——译者注

[16] E·P·汤普森（1924—1993），英国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运动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辉格党人与猎人》。——译者注

[17] 勒德分子, 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人力而被迫下岗的熟练工人。19世纪初，英格兰一位名叫内德·勒德（Ned Lud）的纺织工人，因新发明的织布机威胁到自己生计，便砸毁机器，抵制技术给工厂带来的改变。后来，“勒德分子”一词被用来指代害怕或者厌恶技术之人。——译者注

[18] 他们后来被称为托尔怕德尔受难者（Tolpuddle Martyrs）。——译者注

[19]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妻子与女儿》《夏洛蒂·勃朗特传》《克兰福德》《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等。——译者注

[20] 唯一神教会，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的基督教派别。——译者注

[21] 译文引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102-103页。——译者注

[22] 罗伯特·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实业家、慈善家，被誉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译者注

[23] 亨利·梅休，英国记者、剧作家、社会研究者。代表作品有《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译者注

[24] 李嘉图，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代表作品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译者注

[25]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哲学史讲演录》等。——译者注

[26] 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525页。——译者注

[27] 安妮·勃朗特，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艾格妮丝·格雷》《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译者注

[28] 夏洛蒂·勃朗特，英国小说家，19世纪女性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家。代表作品有《简·爱》。——译者注

[29] 艾米丽·勃朗特，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品有《呼啸山庄》《囚徒》《老禁欲主义者》等。——译者注

[30] 托洛茨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农红军、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缔造者之一。——译者注

[31] 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政治家，工党出身，英国首相，1924年，1929-1935年在任。——译者注

[32] 琳达·科利（1949—），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帝国及民族主义。——译者注

[33] 沃尔特·白芝浩，英国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宪制》《文学研究》《物理与政治》《经济研究》等。——译者注

[34]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主要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规训与惩罚》等。——译者注

[35] 杰里米·边沁，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者，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贡献卓越。主要著作包括《政府片论》《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赏罚原理》等。——译者注

[36] 约翰·罗斯金，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代表作品包括《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建筑与绘画》《拉斐尔前派》《威尼斯之石》《艺术的政治经济》《时间与潮流》等。——译者注

[37] 威廉·莫里斯，英国设计师、诗人，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代表作品包括《地上乐园》《艺术与社会主义》等。——译者注

[38] 爱德华·伯恩-琼斯，英国画家、图书插画家、彩色玻璃和马赛克设计师，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代表作品包括《金色台阶》《黎巴嫩的新娘》《大海深处》《普西客的婚礼》《维纳斯的镜子》《野玫瑰》等。——译者注

[39]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英国画家、诗人，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代表作品包括《贝娅塔·贝娅特丽丝》《珀尔赛福涅》《白日梦》《维纳斯》等。——译者注

[40] 查尔斯·巴里，英国建筑师，以设计英国议会大厦而闻名。——译者注

[41] 奥古斯塔斯·普金，英国建筑师、设计师、设计理论家，英国议会大厦重建时哥特风格的内饰设计系其作品。——译者注

[42] 斐迪南·滕尼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共同体与社会》《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社会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批判》《社会学引论》《舆论的批评》《新时代的精神》。——译者注

[43]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译者注

[44] 奥斯卡·王尔德，英国作家、艺术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温夫人的扇子》《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等。——译者注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1900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著作《梦的解析》

1907年 毕加索首次展出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 俄国革命

1924年 列宁逝世

1929年 华尔街股灾

1933年 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 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

1949年 乔治·奥威尔出版小说《1984》

1989—1991年 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众多史学家认为“现代”始于16世纪。在这个世纪，天主教在智识上的绝对权威被打破，欧洲人开始探寻对世界的新的解释及新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有大量理由可以支撑。同样，“现代”始于178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推翻法国君主的是“人民”意志坚决的行动，而非贵族的派系政治，这可以被视为欧洲民主政治的开端。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始于1900年。这个年份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还可以说标志着对人类新认识的形成，这种认识通常被称为“现代主义”。在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Sigmund Freud）出版了《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书。该书探索了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即每个人内心当中那些未知的、尚未揭晓的领域。七年之后，巴勃罗·毕加索[2]（Pablo Picasso）首次展出自己的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该画作抛弃了所有对事物视觉表象的真实描写，是用抽象的、阐释性的绘画语言来描绘事物。叙事画成为上一个世纪的艺术，是上一个世纪描绘世界的方式。这些发展体现了20世纪早期知识界巨大的创作活力。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在后来集结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感叹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

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毕加索，都没有被他们所处的世界热情接纳。在1900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步入工业社会，但这个社会仍然强烈质疑先锋思想。实际上，1900年的欧洲在诸多方面依旧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宗教仪式仍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男性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依旧保有高于女性的巨大权力，社会差异——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之上——照旧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欧洲中产阶级仍然希望保留家仆，他们很少关注女性教育或是家仆的社会状况。非中产阶级占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上一个世纪得到改善，但失业、疾病和年迈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困苦。那些关注穷人福祉的欧洲中产阶级［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3]者（the Fabians）］在报告中记录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金钱和物质上的匮乏。这种匮乏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或是2000年左右的普通家庭的殷实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个别国家已经朝着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迈出了步伐，但欧洲还没有出现福利国家。

虽然同1800年相比，1900年阶级分化的程度依旧严重，但社会主义政治和具有自我意识及坚定政治主张的工人阶级政治在欧洲逐渐兴起。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工人阶级，其历史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工人阶级出身的积极分子共同谱写的，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场所开展的日常斗争逐渐发展成以社会理论为指导的、以整体的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斗争。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男性构成，而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欧洲的钢铁厂、煤矿和船坞都是男人共同劳动的场所，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中团结互助理念的世界观。这些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团体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通常极端排斥女性，并且相当偏狭，但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政治代表的有效形式，使他们在这个原本残暴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了一些保护。21世纪的读者在阅读描述20世纪早期工作条件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个危险、肮脏的世界。到20世纪末，造就欧洲工业革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量产业都在欧洲停工，搬迁到世界其他地区。但在20世纪初，欧洲仍雄居世界制造业的首位，美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世纪早期产业工人组织工会的行为（大部分农场工人仍旧没有组成工会，同城里的工人相比，他们几乎没有政治力量）并没有受到欧洲富人的欢迎。虽然阶级分化明显，但这个世纪欧洲动荡、血腥的政治过于复杂，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分化或是阶级斗争的层面来认识。这是20世纪欧洲政治斗争的诸多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从富人（或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模式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致，但20世纪令无数人民遭受浩劫和苦难的欧洲政治剧变不但是争取阶级政治透明化的斗争，而且还是文化斗争。E·J·霍布斯鲍姆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造成了空前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过去的1000年内，欧洲的版图一直都在变化，但20世纪欧洲各国边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自称可以追溯至查理曼大帝的奥匈帝国，一批新的国家出现在欧洲版图上。1939—1945年间，欧洲很多地区遭受外部势力的占领，纳粹德国权力的终结使得另一外来势力——苏联——能够取而代之，控制欧洲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20世纪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欧洲文化的不断变化，以及1900年之后新的世界观受到如此多质疑和关注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有必要提醒自己，新思想及其引发激烈的抵制和捍卫行为的能力，在欧洲并非什么新现象。我们在上文中看到，宗教改革在欧洲引发了100多年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了高度戒备革命思想入侵的政治氛围，这种戒备在程度上堪比对法国举兵入侵的警惕。人们现在通常将过去的欧洲描绘成一个安宁、稳定的欧洲，直到法西斯主义将这片安宁打破。但在欧洲众多地区，这种安宁往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例如，粗略浏览18世纪晚期西班牙画家戈雅[4]（Goya）的画作，我们既能看到田园美景，又能看到死亡和残暴——如戈雅的一幅画作的名称所示，在这个世界里，“理性”着实是在酣睡。启蒙运动让大部分欧洲人“敢于认知”（康德语），但是敢于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和平与和谐。19世纪大部分叙事小说，无论是英国的、俄国的，还是法国的，都欣然接受了“新事物”这一概念。不过这个世纪所探讨的“新事物”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但有一个例外至关重要，即小说探讨了性别角色变化的可能性。19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作家都认识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以及在一个希望将所有阶级的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的世界中，女性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当然，如上文所述，对众多工人阶级女性而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物质条件迫使她们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或是别人家里劳动。但社会观念（而且深深印在了无数人的思想之中）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如果没有女人，家庭就会变得一团乱麻。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

将性别关系同20世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毫无道理，而且显然偏离关注经济和政治制度运作的历史正统。强调性别关系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中，更传统的因素不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表明在所有欧洲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歧见导致了对社会变革和“新事物”的发展（及其结果）的普遍不安。罗伯特·休斯[5]（Robert Hughes）将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抽象艺术称为“新艺术的震撼”，对众多人而言，同样震撼的是19世纪后期关于“新女性”的思潮。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Jane Eyre，1847）中，简高声反抗自己被桎梏在家中，表达了对比家庭更广阔的天地和社会世界的渴望。简最终还是接受了家庭生活。（“读者们，我嫁给了他”成为简的结局，和她同一时期的众多女性的结局也跟她大致相同。）但其他简之类的女性没有——或是没能——做出同样的决定。“新女性”——阿诺德·本涅特[6]（Arnold Bennett）、D·H·劳伦斯[7]（D.H. Lawrence）和H·G·威尔斯[8]（H.G. Wells）等男作家所惧怕的女性——开始质疑婚姻生活是女性的全部和女性所有社会存在的终结的观念。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性别政治成为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被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the Bloomsbury Group）的一群作家、思想家的生平及友谊。尽管这个群体备受嘲讽（尤其是受到乔治·奥威尔讥讽），但其中两名成员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9]（Virginia Woolf）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0]（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无数人的生活都受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也许伍尔夫的影响没有这么广泛，但尽管如此，她的思想在构建20世纪文化和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卢姆茨伯里派由一个朋友圈组成（除伍尔夫和凯恩斯之外），包括画家邓肯·格兰特[11]（Duncan Grant）、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萨·贝尔[12]（Vanessa Bell）、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13]（Lytton Strachey）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14]（Roger Fry），还有诸多其他名气或大或小的人物。但这个群体的核心是弗吉尼亚和瓦内萨两姐妹以及她们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15]（Leonard Woolf）和克莱夫·贝尔[16]（Clive Bell）。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入20世纪早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为疯狂；伦纳德和弗吉尼亚夫妇是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成英语的人；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参与制定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极力反对对德国施加惩罚性的赔偿条款；罗杰·弗莱是将现代主义和抽象艺术引介到英国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他成员——如里顿·斯特拉奇——则将他们的审视目光投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宗教虔诚和（对世界的）确定性：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表明，19世纪英国那些表面光鲜、伟大的人物其实只是时代的产物。过去——尤其是在弗莱和斯特拉奇的作品中——并非一个圣地，国家也不是不加辨别地一味捍卫和颂扬的对象。

因此，关于如何看待20世纪早期的文化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在布卢姆茨伯里派中盛行的态度是：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观念。这种态度在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和社会态度上都有所体现。这个群体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在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实际上，在泛欧洲关系网和团体之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观念的身影，其中包括对国家的含义和作用的质疑，以及对性别的严格定义的质疑。对上帝的信仰很少成为欧洲先锋派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不同形式的反教权主义（法国），或是反英国国教（英国）的行为并没有为传统的宗教形式提供支持。宗教、性别和国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不加区别地接受的事物，而是应该受到批判性的对待，多数情况下被视为认知的障碍，毫无疑问会产生严重后果。凯恩斯认识到，1918年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只会造成长期的悲惨后果。伍尔夫坚决维护女性的权利，不单只是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远离正统的、主流的男性价值观的束缚。但是，他们在言辞上或是作品中都主张性取向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欧洲文化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人向男性和女性的生理会产生必然的社会后果和性别认同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再次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性别模糊和性倒错都是欧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但在布卢姆茨伯里的这些资产阶级名人家的会客厅里及苏塞克斯的乡间出现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的实践。布卢姆茨伯里派有时被充满敌意的评论者称为“布卢姆茨伯里鸡奸客”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群体大部分成员关于性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相去甚远。

近年对历史的著述向我们充分展示，历史写作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史学家想要呈现的真相，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是被忽视的女性历史。如希拉·罗博瑟姆[17]（Sheila Rowbotham）的名作《隐匿于历史》的书名所示，女性被“隐匿于历史”。同样，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历史受到的关注，也不如更符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群体和个人多。在这种语境下，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行为界定为20世纪早期英国或欧洲唯一离经叛道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19世纪，欧洲所有主要城市中都存在一种鲜明的不拘传统的文化[18]（bohemian culture）。这种文化汲取了后浪漫主义时期关于人类关系，尤其是创意生活的价值观。“不拘传统”的生活的产生是19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是这部分历史在20世纪的延续。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历史有其特殊之处，即其历史及思想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事件有着确切的联系。不拘传统的文化通常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而对于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而言，这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又十分关心自己圈子之外的世界，介入20世纪一些主要观念的争辩及社会运动。其中有三个观念值得特别关注：性别角色，殖民主义和政府作用。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基尼》（Three Guineas，1938）探讨了男性在教育和利益方面享有的优先权，她的小说刻画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的主观世界，二者都为她赢得了盛名。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男性成员还反对传统对男性的预设，尤其是认为中上层青年男子应该统率他人并规避想象和艺术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布卢姆茨伯里派所做的并不比数个世纪以来其他富有的年轻男子多：诗人雪莱（Shelley）[19]和拜伦厌恶自己阶层的期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为情感辩护的世界。但布卢姆茨伯里派对男性性别角色抵制时，正处于男性气质及其表象在帝国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1910年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the Dreadnought Hoax），是布卢姆茨伯里派最广为人知的集体举动之一。在这次骗局中，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精心伪装，脸上涂上黑色涂料，身着飘逸长袍，以阿比西尼亚[20]代表团的身份访问无畏号战舰。这次伪装天衣无缝，圆满成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款待，在无畏号战舰上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这次骗局结合了“颠覆的所有可能形式：嘲弄帝国、渗入国防、讽刺官僚程序、张扬性倒错和性别模糊”1。骗局完全获得了参与者想要的效果：对社会等级制度的虚伪进行了嘲弄，让这种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显得可笑。

但对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这次骗局是一群具有激进思想的上层人士玩弄了另一群更具传统观念的上层人士。伪装行为涉及对一门非洲语言的戏仿（以致于在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中阿比西尼亚人总是同一门被描述为Bunga-Bunga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更多地体现了欺骗者对阿比西尼亚人——而非受骗者——的不敬。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次骗局，它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发生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无畏号战舰骗局中的冲突本身并不严重，但这些冲突的起因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伍尔夫认识到了较量的重要性。例如，她在1908年写道：“《每日电讯报》在讨论婚姻的神圣性。这个国家所有被抛弃的妻子和丈夫都在疑惑，婚姻仪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上帝的真言。这种愚蠢的做法真是令人难以置信”2。

伍尔夫在这些争辩中相当明确地表现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支持后来被界定为“现代”：容许性别模糊（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性别确定论），开明对待其他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影响，拒绝不加辨别地效忠国家、国教和君主。这一立场的对立方则认为，任何背离无条件热爱国家的行为准则、拒绝接受所有传统权威的行为都和背信弃义相差无几。伍尔夫和其他一些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如画家邓肯·格兰特和批评家罗杰·弗莱）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现代审美，他们是用笔和画布在斗争。尽管伍尔夫在她的信札和日记（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现了自己对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的真实把握，但她很少参与公开、激进的政治活动。

这些问题——国家和社会问题，以及国与国关系的问题——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和两人的朋友凯恩斯进行了探讨。在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伦纳德·伍尔夫曾在锡兰[21]担任民政官。这段经历使得他同另一名年轻的公职人员——乔治·奥威尔——一样，对帝国和殖民主义产生了怀疑。两人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自己身处其中的权力体系。他们都认识到帝国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这一点上伍尔夫的认识比奥威尔更加强烈），但二者又都认为英国人带给殖民地的价值观也有其可取之处。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他含蓄而非明确地提出：“进步”和“解放”之类的事是有的，而且同沦为殖民地之前相比，殖民地能够从英国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获得更公正、更人道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政府——这里是指英国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也不应该一概受到讥讽。事实上，布卢姆茨伯里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凯恩斯也持这种观点。其政府投资经济的主张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英国的文化出现了分化，无论在社会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上，布卢姆茨伯里派都坚定地站在了现代一方。史学家乔治·丹吉菲尔德[22]（George Dangerfield）（在他1935年出版的同名作品中）认为，这种分化是“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当时的传统观念在1914年之前消失有什么“奇异”之处，但丹吉菲尔德的作品让我们多少了解到变革的可能性。当时一部分人认可变革，另一部分人抵制变革。然而，在1914年，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突然转向现实：文化不再是不同观点的问题，而是战争的问题，并且这场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世纪的走向。E·J·霍布斯鲍姆就战争的爆发写道：

它就像一场雷雨，打破了紧密的云层，洗净了空气。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浅薄和轻浮即将结束，令人生厌的19世纪改良运动中的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安宁与和平秩序即将破灭。这种安宁与和平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官员苍白的虚伪”一起，遭到尼采[23]（Nietzsche）的批判3。

尼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根源所做的预言性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19世纪社会进步理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它使我们不仅能够从1914年欧洲的协约联盟或是魏玛德国的经济崩溃的角度，还能够从个人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所做的阐释的角度，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物质层面上的解释都指向了各种形式的竞争——1914年之前欧洲列强之间殖民地的争夺、商业领域的较量以及海上霸权的角逐，纵容军事行为的“空头支票”——1914年德国支援奥匈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致使有效外交无法实现的秘密外交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战争为何在这一刻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都相当令人信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即战争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和文化需求，认可并实现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强烈批判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整个欧洲弥漫着极大的战争热情，这种热情存在于所有阶级之中。人们将战争视为解决欧洲竞争问题的方法、热情地欢迎战争，马克斯·韦伯就是其中的一员；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4]（Wittgenstein）毫不迟疑地奔赴了战场。就这样，在1914年的8月，英国、法国和俄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人们对战争充满热情，并抱有那种建立在“战争会在圣诞前结束”的假设。然而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战争的损失和残暴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触目惊心。保罗·福塞尔[25]（Paul Fussell）在《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出战争的影响迅速产生：1914年10月11日，英国军队将征兵的身高要求从5英尺8英寸（1914年8月）降至5英尺5英寸。随着索姆河战役、伊普尔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等一系列无谓的战役的继续，参战各方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英国损失共计37万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军队有一半人年龄不足19岁。但英国和法国战后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国家，不像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以这样或那样的革命方式失去了它们的君主和此前的政体。俄国军队指挥官的无能促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战争留给德国的不仅是失败，还有政治混乱和政治困惑。

这是1919年聚集在凡尔赛决议德国和奥匈帝国未来的一帮人所为。会议基本上是由法国、英国和美国（1917年参战）主宰会议，决定对德国的和平条款，重新瓜分曾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议，但最终对与会者和会议结果深感厌恶，愤然离职，随后出版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迅速获得成功，凯恩斯在书中提出了两点：和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他们所制定的和约不仅会破坏德国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他在评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刻画了一幅无法理解任何自身经历之外的事物的领导人的肖像，这些人对世界的认识极其有限，不能想象传统之外的其他可能。凯恩斯将伍德罗·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他的“愚钝在一群欧洲人中尤其值得注意”4。美国新增的巨大财富并没有造就强大的认知能力。相反，这个国家只是物质上富有，而理性思维上贫穷。

在20世纪发生的另一次大战（1939-1945年）中，凯恩斯又回到英国政府担任公职。但他在对凡尔赛会议的与会者进行描述时，体现的是文化造就人的思想，要防止受到社会规范和传统限制的人制定影响广泛的重要决定，难如登天。在凡尔赛会议进行之时，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家、作家和评论家也在思索现代世界的本质，并且是在被1914年的战争打破的新框架下进行的思索。此时，弗洛伊德已经完成其部分伟大作品，毕加索也已经展出过自己的画作。整体而言，在人文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即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必然会带来各种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全新的一代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罗伯特·格雷夫斯[26]（Robert Graves）、艾萨克·罗森伯格[27]（Isaac Rosenberg）、西格夫里·萨松[28]（Siegfried Sassoon）和威尔弗雷德·欧文[29]（Wilfred Owen）］，他们对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但在诸多方面和这些做出激烈回应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30]（George Simmel，1858—1918）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31]（Georg Lukács，1885—1971）等学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战壕里的恐怖和当权者对屠杀和死亡的漠视。尽管这种回应激烈而持久，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是反对人类苦难的怒号，是曾经出现过并且仍将继续出现的一种传统这一点尤为可悲。齐美尔和卢卡奇等学者［以及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32]（James Joyce，1882—1941）、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33]（Marcel Proust，1871—1992）和美国的辛克莱·刘易斯[34]（1885-1951）等小说家］所做的，是辨识他们所界定的20世纪“新”世界的特定特征，并尝试以各种不同方式（虚构的或纪实的）对其进行分析。这些作者在不同语境下以不同方式承认，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异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同时代的齐美尔，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这一主题。

在20世纪最初20年出版作品的所有作者中，可以说是齐美尔定义了身处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人们的孤独，这一点后来被众多作者和作家视为20世纪的明确特征。金钱对一切人类关系的主宰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算计，即马克思所描述的“金钱关系”（‘cash nexus’），导致人类的生活变得孤独，甚至是唯我。在欧洲的各种知识分子圈子内，无论是在布达佩斯、巴黎、维也纳，还是在柏林，这些思想及其内涵都是先锋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员的伤亡和如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上，这些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知识界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接纳程度不及欧洲大陆。但弗吉尼亚·伍尔夫显然认识到了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诗人T·S·艾略特[35]（T.S. Eliot）（这位美国诗人长期居住在英国）在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文明价值观的崩解和当代生活的无望。艾略特在后来的作品［如1948年出版的《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拓展了他的主题，即现代世界的商业和市场压力摧毁了“高雅”文化这一主题。当然，在当时，20世纪的“文化战争”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又一次致命一击。

一战结束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创立国际联盟的那些人以及推动世界和平和谅解的千万民众）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懂得如何理性地规划城市、改善饮食、减少生理上的痛苦和治理城市。战争的可怕需求大大推动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整形外科、创伤的心理疗法、输血技术，尤其还有性病的防控。英国军队教授士兵如何使用避孕套：这是战争中学会的一课，这一课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丢掉。1918年战胜而归的英国士兵（表面上是返回“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如此）带回来的是平民生活中的一个深刻教训，避孕套的使用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一如既往，迎接士兵们的是高涨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变得司空见惯的世界：广告宣传、大众娱乐，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正如史学家所经常指出的，战争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家仆数量急剧下降是战争带给英国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工人的额外需求是通过雇用女性来解决的：在战争爆发前，工人阶级出身的单身女性除了在富人家充当仆人之外别无选择，现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有了相对的个人自由。

对多数欧洲国家及众多欧洲人而言，一战刚结束后的几年，是重建时期，相对和平。德国建立民主政府，英国选出第一届工党政府，法国和意大利迈开走向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的步伐。在英国，中断这种国内和平的并非英国同列强的关系，而是国内的阶级政治关系。在1926年，英国工会试图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改善其成员的极度贫穷状况：当时的矿井和铁路仍归私人所有，在工会组织各行业工人进行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时，它们顽固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矿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这次罢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会丧失了人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恢复。“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富人、权势者，取得对工会的持久胜利，确定了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的阶级划分。对英国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言，20世纪20、30年代是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时期：私家车的时代来临，在城市周边建设城郊住宅区的时代开启，这里的住宅售价相对低廉，家庭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但和这种物质条件的逐渐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工业地区——英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威尔士的矿区——的持续贫穷。如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所描述的，这些地区并没有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获得有限的繁荣，令人生厌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让救济金领取者备感侮辱。

英格兰和苏格兰制造业地区的繁荣程度下降，部分是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美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科学管理生产体系的国家，这套体系被称为“泰罗制”（Taylorism），因其创建者F·W·泰罗[36]（F.W. Taylor）而得名。泰罗将人体比作机器，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进行研究，确定了其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泰罗制从此同大规模生产关联，尤其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37]（Henry Ford）的工厂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工人被分成了小组，每组工人只控制和参与一小部分生产过程。在福特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各地的工厂里，工人生产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惊人。没有几家欧洲工厂的生产力能够与之匹敌，也没有几个欧洲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美国的国内生产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依托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异常成功的经济体，美国同时还受到生产过度和资金匮乏问题的深深困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the Wall Street Crash）——股价暴跌，美国和欧洲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

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连同数以千计的人自杀、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的凄惨画面，标志着滋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开始形成。到1929年，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美元贬值给欧洲和美国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在德国，德国马克一再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让储户的钱顷刻蒸发，投资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战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度呈现经济复苏，开始踏上繁荣之路，现在突然陷入大规模贫困和动荡。然而，尽管这次危机来势凶猛、影响深远，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美国经济主要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开始走向复苏。政府支出开始慢慢恢复信心，世界市场似乎也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尽管如此，经济体系曾一度陷入混乱，欧洲和美国都看到了一个经济体系同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崩解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预言危机将永远伴随其左右）现在看上去显然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世界组织方式。就在欧洲人逐渐适应驾驭自然、确保效率的观念之时，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对自然的不确定不同，关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对确保其可靠性无能为力。到1929年，欧洲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引发各种危机。确保所有人物质富足、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危机——这些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施计划经济。批判者认为，“自由”市场无一例外会让最弱势的群体遭受无尽的苦难，无法确保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一部分——虽然不是所有——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延续下去。

社会主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于1917年出现在俄国。尽管其初期爆发的饥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但到1930年，这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管理计划。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政府制定经济决策，而且这些决策至少名义上是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众多欧洲人眼中，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即一种有利于穷人和弱者的工业社会管理方式。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社会世界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思想。对众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热情的人而言，计划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还同现代主义的诸多价值观相符：住房作为“居住的机器”的理念、为保持健康而做的身体训练，以及家务劳动中机器的使用都间接体现了一种观点，即世界以及个人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随意或是偶然的，而应是由理性决定，并相应组织起来的。

艺术、建筑和小说领域的各种现代主义主题，就这样同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身体的计划管理观念交织在一起。例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计划”生育和规划婴幼儿保育问题的观念。诸多此类观念受到各种群体的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计划”的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虽说算不上是公然对抗，但这部分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公有制的严重损害。到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思潮既表现出对现代的极大热情，又流露出对现代政治的无限担忧，因为现代主义［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是毕加索的画作，或是伍尔夫的小说，抑或包豪斯[38]（the Bauhaus）的建筑风格］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它承认（往往是间接地）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无论在何种民族语境下，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如二战结束后的那些年所示，工业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诸多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但是，与此同时，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还有机器对人的控制、对地方性的侵蚀，以及官僚主义组织方式的“铁笼”（借用韦伯的术语）。

民族和文化失控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德国的希特勒（Hitler）、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上台的具体原因不一，文化根源各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欧洲法西斯领导人中，只有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上台时（并且在掌权期间）提出了重视宗教思想的诉求。实际上，一战之后，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基督教的上帝在英国1914—1918年的战争宣传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并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时，利害攸关的问题都是世俗问题。此时，社会已经不单是“现代的”，还是世俗的。但在众多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问题重重：现代显然魅力无穷，但它同时又似乎打破了人们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社会壁垒和等级。现代隐含一种能够控制世界和自我的意思，似乎没有给自发性、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以及存在差异的男女性特质留下什么空间。如果机器接手世界上的体力劳动，公共领域也鼓励女性参与，那么这个现代大都会留给男性的空间是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答案。好莱坞在西部片中重塑了英勇男人的形象，当时一部极为热门的电影《金刚》（King Kong）讲述了城市受到女人和野兽的联合威胁：大自然的报复。英国奥登[39]（Auden）一代的诗人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40]（Christopher Caudwell）所称的“垂死的文化”（‘dying culture’）的典型代表，他们远离一切形式的传统行为和权威。未来似乎既是规划好的，又是中性的。

法西斯主义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崇尚男性强大的体力，这种力量只存在于某些种族和男性身上。民族——以及民族观念——成为新的组织符号。它不再是过去勉强运行的无能的体系，而是一个全新的高效组织，通过中央经济计划，能够生产商品、保证就业，以及提供可靠服务。现代左倾、激进的一面转向了右倾。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现代，而是与之一致。但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别政治和艺术存在分歧；在这些方面，其文化观点旗帜鲜明。法西斯主义宣扬父权和核心家庭的宗法秩序。（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在欧洲都实际存在过，但自18世纪以降，家庭已经呈现多元模式，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种主张并非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纳粹德国禁止已婚女性从事高薪工作，并严格限制她们的职业范围，甚至在额外劳动力最紧缺的时候，德国也没有征用女性。这种状况直到1943年1月才有所改观，但仍有诸多例外5。那些在欧洲北部逐渐盛行的节育手段——避孕，以及有钱人能够承担的堕胎——被法律明文禁止。众人向往的理想家庭——一个强大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的妻儿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法西斯主义恢复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同样，它也重塑了国家。颂扬国家权力的光辉时代成为法西斯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墨索里尼称颂罗马帝国的辉煌，希特勒赞颂一个神话般无所不能的德国的诞生，只有其种族的优越品质才能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主义。国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抵制现代的文化堡垒：“堕落的”现代艺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怀疑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科学，以及一切同不明确区分性别的观念相关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危险和可疑的标签。那些没有选举法西斯独裁者上台的欧洲国家，明显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文化堡垒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仿都铎式建筑风格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现代建筑风格，创作侦探小说的女作家歌颂了一成不变的英格兰乡村生活，大多对女侦探进行了谴责——马普尔小姐[41]（Miss Marple）例外。尽管如此，文化依然在朝着特征鲜明的现代发展，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至关重要，远远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取向。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为了迎娶沃利斯·辛普森[42]（Wallis Simpson）宣布退位，他在谈及自己的决定时使用的措辞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是同“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一起的权利。他没有谈及涉及离婚的宗教问题［不像20世纪50年代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所做的那样］，但他维护的是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众多臣民都深深地祝福他，不单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还因为到1936年，英国已经出现了强调个人有权追求幸福的价值观。不论是通过个人关系，还是通过参与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粗暴地中断了这种文化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战争给成千上万人口带来了灾难和悲剧。军事占领、强制移民，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将军队和平民都卷入了战争。苏联损失的兵力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强国，但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希特勒的军队，标志着战争发生了伟大转折。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争，确保了美国资源（人力、装备及原材料）的供给，英国、美国和苏联短暂地结成同盟。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同荷兰部分地区、德国及法国一样，惨遭轰炸，经济破产。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重建，确保这场战争结束后，军人和平民得到的交待要胜过一战的结束。1945—1950年，广大民众要求工党政府实施能够建立有效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到1950年，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贝弗里奇勋爵[43]（Lord Beveridge）“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措施也已经得到落实。

英国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大部分基础工作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其间，政府控制了生产、就业和消费。政府征用未婚未育女性劳动力、定量供应食品和消费品，并限制旅行，这些措施对公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在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大力宣传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乔治·奥威尔创作《1984》的灵感。该小说于1949年出版，深刻刻画了现代世界的本质（为描述现代世界提供了一套词汇），启发了后世关于现代国家和公民生活的认识。然而，《1984》只是对1945年之后的世界的一种解读，它不仅强调国家控制，还突显了历史、公民自由及私人空间的消失。这种解读对民主和自由的未来深感悲观。其他叙述二战影响的作品也表达了与奥威尔类似的观点。例如，史学家保罗·艾迪生[44]（Paul Addison）提出，二战期间形成了一种倡导国家计划和社会工程的舆论。“战后舆论”（同时也是战时舆论）的观点虽然遭到批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即主张国家有责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物质保障。这一主张直到1979年才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挑战。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及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1945年之后的几年中，英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其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关系结束，英国站到美国一边，并一直严守这些政治界限直到20世纪结束。但在1945—2000年这段时间内，给英国公民的生活带来更大影响的是日常世界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而非全球政治。我们可以界定其中的两个变化，它们给普通公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可能最大，并催生了大批理论著作来为之解释或是辩护。这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工业的转型，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公民成为“消费者”；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性革命。尽管英国经历了这些变革，但其阶级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个国家在日常行为方面变化巨大，但阶级的划分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在众多情况下，英国的制造业都曾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领军行业。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工业大国，更关键的是美国崛起，挑战并动摇了英国的领军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在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显然，如果英国想要参与来自工党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45]（Harold Wilson）所说的“白热化的技术革命”，就必须发展新的科技竞争力。可悲的是，这种白热状态似乎更适合其他国家，英国的制造业持续衰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各届政府仍继续支持英国的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但到7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诞生，质疑了政府的这种做法：米尔顿·弗里德曼[46]（Milton Friedmann）和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减少政府的作用和职责的呼声中上台。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凭借类似政策当选为美国总统。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受到挑战。

但是，如果说一个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的话，那么他们思想的其他一些方面则日渐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一直以来都对同性恋及婚外性行为持包容态度，坚决反对社会生活的繁文缛节。这个群体绝不是第一个逾越传统社会障碍的群体，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到1980年，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做出妥协：社会已经开始包容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当然，歧视依然存在；“同居”这种传统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司空见惯；“私生”这个概念听起来仿佛已经时代久远。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所言：“我们现在都是不拘传统之人”6。然而，这些变化也受到了质疑。在部分人看来，2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迈向社会堕落，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方面的法律的修订也遭到强烈反对。但抵制并不能阻止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战后几年充分就业的情况让人们对社会世界充满信心，人们看到的是机遇，而非限制。推广高等教育等政府政策，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信心。在二战前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品（汽车及家用机械产品）逐渐普及。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城市景观。旅行的大众化、消费品的普及，以及流行文化的盛行，改变了整体社会生活的本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中描述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她实际上是在刻画现代主义的初期。她于1941年自杀，此时现代主义也明显表现出它不仅能带来宽容，还能引发冲突。欧洲法西斯势力掌权的原因复杂，但法西斯主义的部分心理动力就是要坚决抵制现代主义所代表的一切：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以及以理性、世俗的方式治理社会世界的观念。20世纪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就是，法西斯主义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规训社会世界。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就是在启蒙主义的问题与对策的范式下进行的。启蒙主义削弱宗教权威，代之以将社会和人为建构的事物置于中心，这种做法使政治和政治决策超越了道德的约束。奥威尔在《1984》中探讨的，正是现代的这种道德缺失的本质：他认识到的是一个可以自证其合法性的社会，因为它已经摒弃了其他一切价值观。正是这种对“社会”形式或本质不予质疑的社会建构，构成了西方范式的一部分。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这种范式越来越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计划经济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了证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必要。

因此，在21世纪初我们所处的英国社会是一个无需替自己解释或是辩护的社会。尽管西方一直存在阶级的结构性不平等，但众多公民的生活较1900年已经得到大幅改善。人均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社会规范多元化，个人自由增多。同过去相比，个人和公共劳动的体力强度也降低了。人们同时还经常强调这些变化的另一面：家庭生活崩解；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明确界限遭受侵蚀；个人压力加大，从对身体的控制到囊括了此前自我认知盲区的高度自我意识，压力渗透了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但这样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过往的确信，人们相信从前是安稳而自得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历史记载表明，20世纪并没有发生从信心满满的过去到忧心忡忡的现在的转变。例如，2000年社会生活的风险程度并不比1900年大。但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是对一个世俗的民主世界的生活体验：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和宗教信仰第一次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事物，正如民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模式，这种平等模式不光体现在认知上，还体现在能动性上（尽管在实践中往往还存在缺陷）。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代表作品包括《梦的解析》《超越唯乐原则》《图腾与禁忌》《文明及其不满》等。——译者注

[2] 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代表作品包括《阿维尼翁的少女》《格尔尼卡》《拿烟斗的男孩》《斗牛士》《镜前的女人》《梦》《生命》等。——译者注

[3] 费边主义，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主张采取渐进措施改良资本主义。——译者注

[4] 戈雅（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品包括《理性酣睡，心魔生焉》《少女们》《阳伞》《巨人》等。——译者注

[5] 罗伯特·休斯（1938-2012），澳大利亚作家、艺术评论家。主要著作包括《致命海岸》《我不知道的事》等。——译者注

[6]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品包括《老妇谭》《悠游度过一天的24小时》《平凡人和他的妻子》《里程碑》等。——译者注

[7] 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画家。代表作品包括《恋爱中的女人》《虹》《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译者注

[8]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以科幻小说闻名。代表作品包括《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译者注

[9]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驱。代表作品包括《一间自己的房间》《奥兰多》《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三个基尼》等。——译者注

[1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主要著作包括《概率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论》《货币改革论》《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等。——译者注

[11] 邓肯·格兰特（1885—1978），英国后印象派画家、图案设计师。——译者注

[12] 瓦内萨·贝尔（1879—1961），英国画家、室内设计师。——译者注

[13] 里顿·斯特拉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品包括《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人物小传》等。——译者注

[14] 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艺术史家、美学家。代表作品包括《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视觉与设计》《贝利尼》《变形》等。——译者注

[15] 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英国作家、社会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16]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代表作品包括《艺术》《自塞尚以来的绘画》《欣赏绘画》《19世纪绘画的里程碑》《法国绘画简介》等。——译者注

[17] 希拉·罗博瑟姆（1943—），英国理论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主要著作包括《隐匿于历史》《梦想的承诺》《女性、反抗与革命》等。——译者注

[18] 这里“不拘常规的”（bohemian）一词原指“波西米亚人”，即通常说的“吉普赛人”。在欧洲近代史上，他们是工业化社会中的游牧民族，不愿融入欧洲城市生活。19世纪，“bohemian”逐渐用来指称那些不愿融入主流生活方法的人及其亚文化。——译者注

[19]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致云雀》《西风颂》《麦布女王》《倩契》等。——译者注

[20]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21] 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22] 乔治·丹吉菲尔德（1904—1986），美国记者、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译者注

[23]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思想家。代表作品包括：《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译者注

[24]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译者注

[25] 保罗·福塞尔（1924—2012），文化批评家。主要著作包括《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格调》《恶俗》《十八世纪的英语文学》《诗歌的音步与诗歌形式》等。——译者注

[26] 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向一切告别》《我，克劳迪斯》《克劳迪斯神与他的妻子梅萨利纳》《贝利萨里乌斯伯爵》《白色女神》《希腊神话》等。——译者注

[27] 艾萨克·罗森伯格（1890—1918），英国诗人、艺术家。代表作品有《战壕》。——译者注

[28] 西格夫里·萨松（1886—1967），英国反战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品有《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译者注

[29] 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英国战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为国捐躯》《武器与男孩》等。——译者注

[30] 格奥尔格·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货币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问题》等。——译者注

[31] 格奥尔格·卢卡奇，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确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小说理论》《审美特性》《民主化的进程》等。——译者注

[32] 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代表作品包括《芬尼根的守灵夜》《尤利西斯》《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等。——译者注

[33] 马塞尔·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追忆逝水年华》。——译者注

[34] 辛克莱·刘易斯，美国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大街》《不会在这里发生》等。——译者注

[35] T·S·艾略特（1888—1965），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包括《荒原》《四个四重奏》《烧毁的诺顿》《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等。——译者注

[36] F·W·泰罗（1856—1915），美国工程师、发明家、科学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译者注

[37]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译者注

[38] 包豪斯，即德国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1919—1933），世界现代设计的发源地，以其设计风格著称。——译者注

[39] 奥登（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代表作品包括《看吧，陌生人》《无墙的城市》《染匠的手》《雄辩家》《西班牙》《阿基琉斯的盾牌》《谢谢你，雾》《迷人的洪水》等。——译者注

[40]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1907—1937），英国诗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家。——译者注

[41] 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一位乡村女侦探。——译者注

[42] 沃利斯·辛普森（1896—1986），因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成为一时佳话。——译者注

[43] 贝弗里奇勋爵（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福利国家的构想。——译者注

[44] 保罗·艾迪生（1943—），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包括《丘吉尔》、《战争已结束：英国社会史》等。——译者注

[45] 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英国政治家，1964-1970年，1974-1976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6]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学派的创始人，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货币稳定方案》等。——译者注

第五章
历史变革

1821年 圣西门出版《论实业制度》

1851—1854年 奥古斯特·孔德出版《实证政治体系》

1846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1895年 埃米尔·涂尔干出版《社会分工论》

1897年 涂尔干出版《自杀论》

1900年 格奥尔格·齐美尔出版《货币哲学》

1904／1905年 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12年 涂尔干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1922年 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出版（系作者死后出版）

1972年 米歇尔·福柯出版《知识考古学》

1972年 希拉·罗博瑟姆出版《隐匿于历史》

1976年 朱丽叶·米切尔出版《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

在大多数人看来，1500—2000年间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影响深远，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敬畏（有时甚至是绝望）来仰视这5个世纪。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生活在1500年的欧洲人穿越到2000年来时，眼前这个新世界一定会让他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但如果考虑到1500年和2000年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话，我们就不会不假思索地下这样的结论了。对英国人而言，这几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的事物中就包括民族和君主。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直到1603年才实现王朝联合（而且这种联合后来也历经波折），但英格兰的王位经历数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期间短暂地中断过）。君主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它仍是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的象征（而且并非完全多余）。我们只需从1500年往后再推数十年，到16世纪，就能发现1500年同2000年的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英国的君主仍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首领。在英国，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如今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之中，这个国家本身仍同某一特定宗教紧密相关。1500年的民众在审视2000年时，可能会对人类创造的这个工业化的都市世界惊叹不已，但效忠国家仍是同笃信英国国教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时空穿梭者把目光从那些诞生于工业化的城市和城镇移开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大地主仍然在乡村和城市拥有大片地产。如大卫·坎纳丁[1]（David Cannadine）所提出的，尽管贵族阶层可能在19世纪就已经失去了社会权力，但过去的某些富有家族在21世纪依然富比陶卫1。例如，斯宾塞家族——因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嫁给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而为广为人知——在16世纪靠牧羊业赚取了巨额财富，到现在仍然富甲一方。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贵族阶层失去了地产和政治权力，从这一层面看，他们“没落”了，但对社会的某些群体而言，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依然是这些人的人生目标。已故保守党下院议员兼日记作者艾伦·克拉克[2]（Alan Clark）的家族虽然是靠贸易发家（贩卖棉线），但他一直以“贵族”自居，到处炫耀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因此，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1500年或是16世纪至今发生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有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现代社会的伟大“主义”（isms）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宏大主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个性化和国家建构：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在16世纪都还只是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如德里克·塞耶[3]（Derek Sayer）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的，到16世纪，自由劳动同市场相遇，而且这场相遇没有逃过300年后的卡尔·马克思的注意。塞耶在论及马克思的评论时写道：“《资本论》声称自由劳工和资产者在市场的相遇包含了‘一个世界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认为确实如此，最早创造世界历史的是资本主义”2。

关于16世纪的这种评论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产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生产关系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地野蛮，但财富的分配依然遵循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的模式。福利国家的出现和长达两个世纪的劳工组织历史缓和了资本主义最为极端的方面，但社会不平等仍是西方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认为它随着已经发生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变革消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1500年同2000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以下几个事实：人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产妇的死亡率大幅降低，4岁以下婴幼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在西方，文盲率几乎为零，几乎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到16岁。同1500年相比，自然灾害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瘟疫和饥荒已经在西方灭迹，虽然悲观主义者会指出，以往的大瘟疫被根除之后，又产生了艾滋病之类的新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人类至少取得了一个进步，即不再用火刑来处决女巫，或是不再普遍相信迷信，尽管我们妖魔化的能力似乎没有减退多少。人们现在偶尔也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极少），例如，小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谋杀案[4]，这里体现的仍是人性恶的一面（似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罗马天主教已经废除地狱和炼狱说（对1500年的众多民众而言可能算得上是好消息），但在公众意识里明显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世界，一个不再关乎女巫和迷信却又超越人类认知的世界。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本可以让我们放弃世界不可知论——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都能够找到解释。如前文所示，启蒙运动没有确切的起讫年代，只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它被普遍视为一个欧洲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生变革的时期。众多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总是同“现代”关联，因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实质上是康德所说的“敢于认知”）与科学和“理性”的到来有关。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某些学科（尤其是数学）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二，在一些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5]（Zygmunt Bauman）——看来，启蒙运动催生了一种缺乏道德认识的理性观念3。在鲍曼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用来解释希特勒在1933—1945年间对犹太人的迫害）的数十年前，就已经有其他作者对理性的价值和现代世界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创作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得出结论，“现代”文化既是一种颓废的文化，也是一种受物欲驱动的文化。在他笔下的现代世界中，“匆忙是普遍的”，并且：

宗教的潮水正在退去，留下一片片沼泽和一滩滩死水。国与国之间再次变得势不两立，恨不得彻底摧毁对方。人们毫无节制地本着自由放任的精神盲目追求科学，动摇并瓦解了一切坚定的信仰。文化阶层和国家在可耻的货币经济中随波逐流。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世俗，这么缺乏爱与善……包括当代艺术和科学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在为即将降临的野蛮服务。文化人蜕变成文化的头号敌人，因为他想虚伪地否认这种疾病的普遍存在，从而阻扰医生进行治疗4。

机器时代的产品粗制滥造、生命周期短，面对产品这样的本质，英国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也提出了对现代世界的类似看法。但尼采的批评已经远远不只是从美学的角度表达对机器时代的产品的憎恶。他对现代的批评不仅仅是在哀叹传统手工业的衰退，而是在抵制“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一切预设，尤其是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逐，以及任何可被视为超越的价值观的缺失。和马克思一样，尼采的写作对象是现代所造就的文化——现代性。对二者而言，“现代”——有别于现代性或是现代主义——是指市场价值观取代其他一切价值观的时代。这些观点质疑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物质关系。在这种语境下，启蒙时期与其说是一个人类认知和解放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社会世界陷入更深的困惑的时期。因此，启蒙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甚至还有社会学这门学科，不是研究世界的全新方法，而是这种颓废文化自身的一部分。

尼采对19世纪欧洲社会表现出的深深敌意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和哲学的发展，还因为他在作品中指出了后启蒙时期思想的断裂。启蒙运动促使——实际上是鼓励——人们研究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一点所有著书论述启蒙运动的作者都毫无异议。但某些人认为，这势必会导致自发性的丧失，这种自发性是非理性的，通常被人们称为“情感”。如果说，在18世纪末，思考并建构自身在社会世界的位置成为人类存在的新模式，那么那些很少进行理性思考、很少凭借理性行事的人又该如何呢？简·奥斯汀可以说是启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在她的叙事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进行缜密思考并做出理性判断。但奥斯汀本人非常清楚对情感生活的这种刻意控制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她在作品《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塑造了一个理性的女主人公和一个感性的女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奥斯汀对这两类人都提出了质疑，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恰就是在18世纪末困扰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这种划分——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6]（Coleridge，1772—1834）、华兹华斯[7]（Wordsworth，1770—1850）、拜伦（Byron，1788—1824）、济慈[8]（Keats，1795—1821）和雪莱（Shelley，1792—1822）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着这一问题。“有序的生活”这一概念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几乎排除了“感觉”、“情感”以及与理性相对的、强烈的非理性情感关系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在19世纪最初数十年看到的，不是对理性价值观的质疑，而是对富有创造力的自然生活被边缘化的质疑。这种思想的断裂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的核心张力：人们认识到世界可以被改变、被重构，世界的秩序可以重新建立；上帝变得可有可无，自然可以被掌控。但人们开始产生忧虑，形成一种上自浪漫主义诗人下至乔治·奥威尔的传统，即过多地强调社会世界的秩序会减少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建构19、20世纪历史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置于这个传统之中进行考虑：不拘传统的社会风气的增长，对身处社会边缘的艺术家的膜拜，政治审美化，以及法西斯主义对领袖气质和卓越的崇拜。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商品的拥有越来越民主化，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简单自然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秩序和计划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繁荣，但在众多公民看来，它们似乎抹杀了情感和生活的真实性。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诸多研究20世纪的学者将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和青年文化中享乐主义的迅猛兴起——后者给社会带来的破坏较前者小。

在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不同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诸多不同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方都损伤惨重，高层指挥官的无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真正将平民和军队都卷入战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惊人。同样，二战爆发的部分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上文提到的欧洲文化的裂隙：这种文化裂隙将秩序与行动对立，为希特勒所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既有其强大的物质因素（德国经济的崩溃以及贫穷和失业的大面积蔓延），也有其强大的文化因素——一个能够表达集体意志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这种集体意志能够祛除官僚主义和低效政治的惰性。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既能恢复秩序（就提供食品和就业而言），又能挑战秩序（反对那些似乎只会带来停滞的政治形式，主张建立新的政治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到达一个历史节点，即一场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与非经济的原因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对于当时生活在德国、美国或是英国的人而言，现代世界的希望突然被夺走。在某些人看来，恢复那个现代世界的唯一可能似乎存在于回到过去的幻想中。现代与民主的关联在1945年得以恢复，但1933—1945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表明，机械化的现代世界有能力回到前现代状态。

研究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理论家中，最著名的当属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一群社会学家。这一学派集结了众多伟大学者，包括西奥多·阿多诺[9]（Theodor Adorno，1903—1969）、赫伯特·马尔库塞[10]（Herbert Marcuse，1898—1979）、利奥·洛文塔尔[11]（Leo Lowenthal，1900—1993）、玛丽·雅霍达[12]（Marie Jahoda，1907—2001）及马克斯·霍克海默[13]（Max Horkheimer，1895—1973）。所有这些学者都同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有关。该研究所系费历克斯·韦尔（Felix Weil）于1922年创建，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基本上解散，迁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个群体有时被称作“批判理论学派”，最初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他们看到的是过度繁复的官僚制度可能产生的令人窒息的后果，以及现代社会控制其成员的能力。在这群学者看来，物质现实不能决定意识。他们并没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又确实对斯大林上台后在苏联成为正统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存在时间较长，历史复杂。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他们同欧洲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交锋繁多。同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14]（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争辩是其中最著名的争论之一（他们认为贝尔托·布莱希特是一个庸俗的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个学派影响深远，他们确立了研究社会世界的伟大传统，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这一传统试图将社会分析与心理分析相结合。

法兰克福学派给欧洲社会理论研究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一种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类似，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世界自身所固有的。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给文化留下巨大空间，他们的写作涉及大规模社会事件以及文学和音乐。他们同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研究现代的著名学者之一，因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描述早期现代城市生活的文集《巴黎拱廊街》（The Arcades Project）而闻名——的冲突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5。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向来紧张：霍克海默否决了本雅明的毕业论文，并因此断绝了他的学术之路。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一样，本雅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因为本雅明最关注的问题——即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在西方仍没有衰退的迹象。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进一步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研究的主题。同样，哈贝马斯注重的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大量商品和提供大量服务的能力，而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在哈贝马斯看来，知识在现代世界已经失去独立性或客观性：知识已经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不再为客观探索服务，而是为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延续服务。他提出，现代世界不是没有知识，相反，现代世界拥有海量知识。但知识不是用来启蒙或解放人类的，只有当对知识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利益偶然变得一致时，知识才会与启蒙和解放产生交集。哈贝马斯尤其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体合法性问题。他指出，大多数西方国家只是形式上接受了民主，但民主的运作经常面临一种尴尬，民主利益同市场利益存在冲突。他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1973）和《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中探讨了这些主题。然而，尽管人们对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可能抱有一定的悲观态度，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还是值得捍卫的。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他并没有放弃或者否定启蒙主义带给人们的希望。

因此，有关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理论当中，条理最清晰、影响最持久的理论诞生在德国，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法西斯政权也诞生在这个国家。在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曾经一度是欧洲现代主义诸多伟大人物的故乡——例如，包豪斯学派（the Bauhaus Group），现在仍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建筑和家居商品风格的代名词。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各自的现代主义成果，但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同过去和传统决裂的程度能够比得上德国。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逐渐盛行。好莱坞的“光辉”岁月将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的文化形式——电影——变成一种全球现象。大众文化的真正兴起是在1918—1939年间，这种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应该不仅包括人工制品和大众传媒，还包括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差异的缺失是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好莱坞创造了传奇——关于美国的诞生、社会流动性以及被表现得更加性感的异性恋形式，但它同时也向观影者展示了商品及生活方式，继而向他们传输了一种欲望。到这一时期，商品生产的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的时空穿梭者一定会对当代世界日常生活的机械化感到惊诧不已。在这个世界里，大部分人无法理解众多普通日常消费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果21世纪的我们必须制造建构我们日常生活的商品——汽车、手机、电脑——的话，我们将无能为力。在21世纪，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能力，并且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认知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在16世纪就不存在专业能力，显然，这一时期有专业能力，而且生产了大量精美耐用的产品。问题在于，这种专业能力——无论是建筑能力还是造船能力——同其他语境下的技能并没有太大差别。艺术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都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历史上诸多伟大的建筑并非出自我们今天所界定的建筑师之手，而是某些极具天赋的建筑工匠或是石匠的杰作。工业社会的职能专业化是过去200年间发生的众多社会变革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职业种类的增加，以及所谓的“职业化”。新增职业的一个最佳例子就是医生。医治病患的技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医生这个职业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久远，大体上是在18世纪，随着与外科手术或是治疗传染病相关的特殊技能逐渐发展，出现了医生这一职业。17、18世纪兼作外科医生的理发师是人们害怕的对象（这种恐惧确有它的道理）。到20世纪初，外科医生已经成为医疗行业的精英群体，受到职业监管和入行标准的严格控制。

如涂尔干等人所主张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分工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代表作之一）的社会影响不只是催生了工业社会的不同劳动模式。其主要影响在于，随着工作性质的区分日益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高度专业化，社会世界失去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团结。一个在技能上相互依赖的群体组成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崩溃，是有关工业化的诸多重大社会主题之一，这让19世纪的诸多作者（从尼采到威廉·莫里斯）忧虑不已。不同作者对这一变革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尼采对超越价值的告别，到重建可以施展“传统”技能的村庄，每个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对策。人们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恢复从前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欧洲北部信仰新教的地区；其次，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但这些努力都缘起于一种失落感，即团结互助的时代不再的感觉，那时人类的关系更紧密。

如之前诸多作者所指出的，过去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但对过去的利用及认知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的范畴。自马克思起，研究工业社会的学者就已经指出，工业社会的本质对于那些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具有迷惑性。马克思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商品拜物教；二是人们对机械化生产制造出的商品的类别和价值感到困惑。而其他人——例如尼采——则认为，令人们感到困惑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在整个19世纪，“新”的工业社会日益同变动不定的、一时的、短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稍纵即逝”之类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对城市生活的描述中，时尚的风靡既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也是人们的忧虑所在。法国作家波德莱尔[15]（Baudelaire，1821—1867）通常被誉为第一位就现代都市生活的“条件”进行创作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于19世纪中叶问世，主要关注艺术家如何能在这个“现代”城市生活短暂而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成就伟大。波德莱尔酷爱哥特小说，超越现实世界的神秘虚幻同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形成鲜明对比，深深地吸引了他。波德莱尔在自己最负盛名的作品《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中谴责读者虚伪和自命不凡。他在序诗《告读者》中写道：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6[16]

这些观点——关于法国、现代及现代文化——属于19世纪中叶的观点。但此时说教者们已经开始提出，“现代”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堕落的。我们这里可以再次从尼采身上看到对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及成见的猛烈抨击。他写道，所有现代文化：

要求极其彬彬有礼的行为和最新的时尚，对短暂——实际上是瞬间——的事物的匆匆了解和利用：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结果，它体现为新闻记者的可恶秉性。这些人是三M的奴隶：瞬间（Moment）、舆论（Meinungen）和时尚（Modern）。一个人与这种文化越亲近，他看上去就越像一个新闻记者。7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尼采有关，但从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并看不出二者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不把尼采当作纳粹主义的预言者来解读，而是将他视为19世纪关注新的城市世界的困惑和混乱的声音之一。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似乎都不安全，或是没有价值：变革的速度飞快，世界新的能力无穷，不断取代着旧时的确定性以及对一个安全而符合道德的世界的认知）。在这种语境下，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首先，这种深刻的文化变革感在何种程度上是普遍的，而非局限于某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其次，就像它们通常会建构一个乌托邦式或是救世主式的未来世界一样，众多社会和文化——并非特指19世纪的欧洲社会和文化——是如何将过去理想化的。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欧洲的众多个人和群体并没有畏惧变革和新的社会关系，相反，他们主动期盼二者的到来。例如，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就为女性祈求一个新世界的来临：

说人应该对平静感到满足，这是枉然的：人必须有行动，如果找不到行动，就要创造行动。千百万人的命运注定要比我的更加死寂，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同自己的命运抗争。没有人知道，除了政治反抗之外，在芸芸众生中还酝酿了多少反抗。人们认为女人普遍都极其安静，可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情感。和她们的兄弟一样，女人也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片可以让她们努力的天地。她们受到过于严格的束缚，她们的生活完全停滞不前，正如男人感到的那样。那些享有较多特权又心胸狭隘的同类却认为，她们应该只是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布包。如果因为她们超越习俗认定的女人必须遵从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情、学更多的东西，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的话，那就是自私的。8

勃朗特并没有谴责现代，也没有谴责社会变革，而是在积极祈求新世界的到来，猛烈批判某些群体所欢迎的一切“传统”价值。勃朗特在即将到来的社会新秩序里看到的不是威胁，而是可能性：人类解放和社会限制放宽的可能性。自19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变化总是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会破坏现有的人际关系，所以上文引文可能就显得尤为有用和重要。勃朗特认为，众多现有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对人类有害的。《简·爱》刚一问世就被某些群体视为一部具有颠覆性和煽动性的作品，抨击了社会等级制度、英国国教和合理的性别关系。正是这种反应——再加上勃朗特变革社会秩序的呼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强化了不应一概谴责变革的观念。勃朗特是在为女性发出祈求，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产业工人——很可能也会赞同她的观点。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识到，人们对待19世纪的变革和新的工业秩序的态度并不单一。

关于变革以及对变革的认知，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在大多数历史阶段，过去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而且通常是神话般的地位。数个世纪以来，整个西方都认为历史肇始于伊甸园，根据某些解读，世界自此每况愈下。这种历史建构——世界起源于绝对和谐——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他宗教也采用这种说法，即人类历史是与一个完美世界渐行渐远的历史。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深深印刻在西方世界的社会意识里，我们在阐释现代时，很难不涉及关于这个失掉的乐园的观念。事实上，社会学中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现代世界已经“祛魅”，该观点部分源自韦伯的研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

随着唯理智论对魔法信仰的压制，世界的进程开始祛魅，丧失其魔法意义，因此仅仅“存在”和“发生”，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而产生了一种日益迫切的要求，即世界和整个生活方式应该遵从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秩序。9

整体来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诸多学者对现代世界的本质流露出极度悲观的观点，表明他们对如今某些社会学家所谓的现代性“工程”缺乏热情。这就形成了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悖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世纪里，欧洲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对很多公民而言，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但那些见多识广、思维缜密的批判者们却对世界深感悲观。16世纪的欧洲民众对各种不可预测的灾难毫不陌生，对众多人而言，现代观念中的风险同真正的生存危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几乎没有社会证据表明，这个全然更加危险的社会被当时的人视为是“祛魅的”、稍纵即逝的，或是缺乏价值的。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并没有说社会世界或是人类世界没有失败，人类显然有能力让生活变得痛苦不堪，但这有别于一种普遍的悲观感。

对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其他研究社会世界的学者所表现出的这种极度忧郁，最常见的解释是，启蒙运动之后，世界失去了上帝，没有了上帝（主要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人类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因为行动或是判断已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审视16世纪时，关于在启蒙时期之前的欧洲，上帝或是对上帝的信仰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质疑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由其他社会传统、习俗和迷信所支配的。史学家凯茨·托马斯[17]（Keith Thomas）在《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即宗教改革之前，宗教在欧洲的地位被大大夸大了。他写道：

世俗主义的兴起这一话题并没有获得太多系统研究。那些研究该话题的权威们往往根据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分析来做出推断。他们认为，如果社会是通过宗教仪式来证实其统一性，那么这种仪式的衰落就反映了该统一性的消失。共同价值观的瓦解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得这种集体仪式越来越困难……传统解读无疑夸大了中世纪社会的道德统一性。涂尔干本人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将中世纪描述为一个人们以庄园、村庄和行会为单位，彼此依赖的和睦时期。那些缺乏历史观念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深受此类理想化思想的影响10。

这个观点让我们能够探讨上帝并非像尼采所宣称的那样在19世纪“死”了的可能性。相反，一批新的神出现了，一些关于世界起源以及如何塑造和重塑世界的新观念产生了——这些对21世纪而言依然至关重要。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动摇了《圣经》创世说的权威。他的研究表明，我们能够认识人类社会的演变；同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阶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证明，我们能够选择世界组织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根本上抨击的是一种观念，即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世界组织的唯一方式。他们的观点在历史上早已出现过，17世纪的激进宗教教派和1789年的革命者们也有过完全一样的想法，但马克思研究的广博之处在于，他质疑的是关于社会世界中“自然的”事物的一切预设。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是19世纪物质变革的两个关键进程，那么去自然化恐怕算是文化变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进程了，因为它挑战了此前对人类的所有分类，尤其是与性别和社会等级相关的分类。

人人平等思想的发展总是同18世纪及公民观念的兴起联系在一起。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第一次公开宣布国家法律应该保障人的平等权利。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人人”（all men“所有男人”）一词在1776年确实只是其字面所指，上文也提到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女性的法律地位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更不必说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权利的问题了。此外，《独立宣言》针对的是白种男人，根本不包括保持奴隶身份的黑人男女，他们的奴隶身份直至1865年国内战争结束才得到解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400年时间里，尽管人人平等就现实而言甚为罕见，它在本质上却并非什么特别新颖的观念。不过，虽然平等思想在欧洲有着悠久传统，但推动其在晚近实现的，却是有关女人、儿童、全体工人阶级成员及非白种人应该具有的“自然”能力（或其缺失）的观念。因此，夏洛蒂·勃朗特在疾呼女性解放和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自由之时，她也借简·爱之口谈到了自己教授的“衣着粗陋的小农民”。不过，勃朗特还提醒读者，这群“小农民”“同最高贵的家族的子孙一样，是由血肉组成的”。强大思想的激发了19、20世纪的社会变革者，在后面这一主张中，我们看到了有效的例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阅读18、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在阅读孜孜追求人类解放、不断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写作模式不同，传统的史学写作模式是一旦发现问题，就会有一个对策来解决它——例如，针对工业化早期工厂雇用童工的问题，英国通过了《工厂法》。这样，呈现在历史和社会史研究者面前的就是一部进步历程的叙事，这部叙事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性地中断过。在这种叙事背景下，出现了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研究，他对历史的描述挑战了有关历史变化过程的诸多理所当然的预设。福柯是在精神疾病史的语境下挑战社会变革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人类知识史就是人类不断迈向真理的历史这一观念。或许最重要的是，福柯并没有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的解放运动。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福柯对启蒙运动长久的价值观持悲观态度。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于1961年出版，福柯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疯癫治疗史的观点［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继续对诸多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该传统观点认为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对待“疯子”的方式，比禁闭更为人道。福柯引用了英国人塞缪尔·图克[18]（Samuel Tuke）的例子——他在约克创立了精神病患者“收容所”。多年来，图克（及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从事类似工作的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仁爱的价值观的驱动，他的工作基本上体现了启蒙主义对如何对待病患和穷人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图克同代表18世纪进步模式的其他人物是一脉相承的，例如慈善家托马斯·考勒姆收留弃儿的工作。另一方面，福柯则表达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图克建立了一所精神病院，用责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痛苦取代了对疯癫的无限恐惧。”

福柯解释自己的观点时用到了图克的例子，图克曾为精神病院的患者和受邀客人举办茶会。据图克所说，举办茶会的意义在于为患者提供一个接触“普通”人、参与社交场合的机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所有参与者都彼此尊敬、礼貌相待。在福柯看来，这些场合对患者并非有益。相反，他提出：“精神病院现在必定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延续。家庭和工作的价值观——所有被普遍认可的美德——现在都支配着精神病院”。11那些疯子所得到的就是他们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福柯在其他作品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命题，但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至关重要的是他对一种观点的质疑，这种观点始终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解放的一种形式。福柯意识到，理性实际上并非一种解放力量，而是一个禁锢人类的观念。这种意识相当重要。在福柯对世界的描述中，图克的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茶会上的举止应该合乎传统，他们无处可以“发疯”，只能是清醒的“病人”。这样，启蒙时期以前关于“疯癫”的理解——疯癫状态下，人类的行为和认知基本上不能为理性所理解，就是关于一个理性不可及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领域的理解，这种理解被疯癫与心智健全，或是理性与理性缺失的二元对立所替代。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存在状态在启蒙时期之后便不再可取。

福柯对传统历史认知和叙事的最大挑战，是他对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不断进步的正统观点的质疑。在对待疯子、罪犯和被监禁者的问题上，他反对普遍接受的观点，对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但福柯并没有摈弃启蒙主义的核心观念——理性和推理。他从来都不认同启蒙时期某些观念的制度产物，但也并没有成为“非理性”的代言人，尽管有人这样认为过。福柯一直认为，对一切有关世界的现有观念和预设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福柯所有研究领域（疯癫、医学、性、监狱）的语境中，他始终拒绝将任何归类或定义视为一成不变的。例如，福柯本人是同性恋者，但他对涉足同性恋的政治持谨慎态度：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接受并实践一种被建构的身份。在他看来，这种被建构的身份并没有解放个体的人，而是将他们固化在一个社会定义中。

福柯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已经成为解读古代和现代领域极具影响的人物。其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而不在于对规训概念的强调：他为不同“话语”（discourses）的表达创造了空间，挑战了在知识和权力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就社会世界的认知存在一种预设，即思想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方式）同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相关。尽管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但他们很少挑战这种分析，并且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福柯关注的并不是物质，他的研究是要建立一个思想占主导的理论模式。但他这样做也使自己卷入一场就社会行动的起因展开的更长久的争论。

如果回到这段历史的肇始——1500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人们对社会世界和人类行为的解释相当有限，主要是基于自然主义对个体的人的解释：人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某些特征“自然”和他们的生理性别相关。年龄、性别和种族对性格和行为有直接影响，并且个人应该遵从的社会规范都来自基督教教义。1500—1700年间的文献大量描述了人类的各种情感能力，人们还认识到人类具有犯下广为人知的七宗罪的巨大能力。这样，个人和个人行为受到关注，人们做出各种努力去解释人类的行为方式。但社会世界同个人行为——以及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未经探索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成为18世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人们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究，而在此之前则人们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正如“自然”世界已经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社会世界也将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紧密相连的，欧洲思想的这一特征仍保留到了21世纪。回顾18世纪的历史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作品，我们既能看到对世界的激进探究，也能看到对世界的绝对固化。在《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77）一书中，休谟这样描述人与人（在这种语境下，“人”指男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自然加之于人身上的差异巨大，而且这种差异因教育、榜样和习惯作用仍在不断扩大……”。12这一评论的重要之处在于，造成人类最初差异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世界。尽管休谟认为自然是人类差异的根源，他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例如，在思考那些在他眼中明显属于古希腊人的某些不幸行为时，他提出：

希腊人的爱，我不想更具体地审视。我只想指出，不论这些爱有多么值得谴责，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非常单纯的原因，即这个民族频繁的体育锻炼。这些爱被推崇（尽管不无荒谬）为友谊、同情、相互依恋和忠诚等品质的源泉，这些品质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备受尊重。13

希腊人因过多的身体暴露而接受同性恋关系（休谟不愿“更具体地”审视的那种爱），这一命题在本质上相当现代。它承认人类行为可以被塑造，“自我”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休谟仍是典型的18世纪哲学家，其作品的其他部分（包括上文引文）认为，个体的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这种观点自那时起就一直备受争议。人与社会中同“自然”和“自然的”发生的联系不断变化、难以捉摸，这种联系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言论中依然会涉及“自然的”事物，而且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进步，承认环境和命运可以塑造人，但我们仍保留了一种强烈的意识，相信有些事是自然所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我们都能看到“自然事物”的权威。在19世纪，就有作者论及“女性的天性”，那些作者在我们现在看来相当激进，他们还提出，公众就人类行为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在20世纪，弗洛伊德挑战并动摇了人类的性别气质绝对取决于生理性别的观念，但正如诸多批判者所指出的，他仍认为人类行为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然的”生理差异。

然而，尽管“自然的”事物在诸多重要方面依然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受到社会理论中两个传统的挑战。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它挑战了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是“自然所赋”的观念。如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示，认识社会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这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成为过去100年历史的一部分。即便在那些没有完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也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社会世界能够（而且往往应该）被改变。这个传统被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是女性主义，这个传统的形成较晚，20世纪才出现，它拒绝接受女性在世界的“自然”位置。近年女性主义框架下的理论研究——例如，朱迪斯·巴特勒[19]（Judith Butler）的研究——提出，被建构的不单只关于是身体的理解，还有身体本身。14巴特勒的研究是至今与自然和“自然”逻辑偏离最远的一种：她认为（其观点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强调自我的不稳定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所有行为和对世界的所有期待都是社会决定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的”自我并不存在。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的”自我，如果我们不能自安于男人或女人，或是母亲或父亲的身份，那么现代‘自我’的本质就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现代“自我”的塑造一直以来都是20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在启蒙运动及工业资本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首先，西方社会已经放弃通过宗教来树立世俗权威：宗教基本上已经为世俗价值观所替代，尽管近年来宗教在基督教以外的较强硬的宗教中得到了更肯定的表达。其次，西方社会为众多公民（多数情况下约2/3的公民）提供了合理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关于个人生活的法律法规得到修订，既有废除的（例如，限制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被废除，同性恋行为合法化），也有增补的（例如，家庭暴力受到社会管控）。因此，同前人相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更加繁荣、形式上往往更加宽容的世界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写作中有关现代自我的两个强大主题。一个是异化和失范的主题，是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20]（Dostoevsky）、卡夫卡[21]（Kafka）、加缪[22]（Camus）］和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涂尔干、大卫·里斯曼[23]（David Riesman），以及近年的罗伯特·帕特南[24]（Robert Putnam）等研究“孤独”的美国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15现代世界中“迷失”的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现代自我具有性别、种族和阶层的多重身份，而且这些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或是恒久的。这两个传统共同传达了一种关于现代自我的观念，即现代自我是一个异化的、迷失的人，深陷波德莱尔所说的“这可怕、凄凉的画面”之中。16生活在现代的欧洲人同16世纪的欧洲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一个生理性别和一个民族身份。但现代自我同16世纪的自我的区别在于，在进一步表达那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方面，现代自我有更大的个人选择空间。人们可以更换国籍（或是因被迫移民而不得不更换国籍），可以选择性别和性取向。（例如，避孕使生儿育女成为异性恋行为中的一种自愿选择，就像当代欧洲同性恋政治让同性恋成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社会选择。）人的寿命更长，而且身体也能根据个人健康或是虚荣心的需要而进行各种改造。生儿育女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仍然大于男性，但除此之外，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了。

因此，现代自我在个人身份的确定方面比16世纪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去教堂做礼拜。）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拓宽了个人的认知和研究的范围。然而，后启蒙时期的一个传统表明，它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对未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查尔斯·泰勒[25]（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写道：

这样，启蒙运动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是在揭露禁欲主义的代价，以此来驳斥基督教。尼采常将“道德”仅仅视为妒忌、弱者的手段或是怨忿，这样就剥夺了它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可能。福柯在其作品中似乎在主张一种（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中立，认为一切道德立场都不具备约束力。17

借用泰勒自己的话，此处他是在驳斥“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事实上，泰勒维护启蒙时期的价值和理念，不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20世纪发生的恐怖事件实际上与启蒙运动无关，而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启蒙运动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在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世界并非抱有悲观态度，也没有采用他在描述福柯理论时所说的对待历史发展的道德中立态度。

泰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20、21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一剂解药，这种研究（自韦伯以来）强调官僚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无法挽回地朝着一个冷酷无情、本质残暴的社会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在20世纪晚期的社会学中，韦伯的影响依然强大。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整体的物质繁荣之外，人们对当代西方个人生活的本质普遍感到悲观。只有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对当代公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解读，指出了男女关系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化程度的相应变化。18除此之外，人们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的未来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实：无所不在的监视、粗糙而空虚的流行文化、政治差异的抹杀、对历史的整体摈弃，以及语言的退化。奥威尔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在当代文化中能找到诸多例子。事实上，奥威尔创造的词语“老大哥”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文化的一部分。

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的极权社会通常被解读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写照。但我们知道，奥威尔的小说旨在说明所有社会发展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不光是苏联，欧洲也一样。尼采和韦伯都是这种可能性的伟大预言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没有为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神对人的肯定”留出空间。韦伯同时代的学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26]（Robert Michels）］强调了极权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可能。但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界定了资本主义新的技术世界具有带来繁荣的潜力，这种繁荣只有通过对财富创造者的无止境剥削才能实现。然而，在这个等式中还加入了对利用自然的担忧，这种担忧本身对未来而言可能是个好兆头。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自然世界的极端不利因素，资本主义将这种能力用于无止境的剥削之中。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促使人们不断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协调了自然和文化。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对立。如果这都有可能的话，那么在1600—2000年间塑造欧洲的那些分化也就有可能缩小了。

[1] 大卫·坎纳丁（1950—），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史、商业史、慈善史。——译者注

[2] 艾伦·克拉克（1928—1999），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译者注

[3] 德里克·塞耶（1950—），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之都布拉格：一个超现实的历史》。——译者注

[4] 詹姆斯·巴尔杰谋杀案，发生在英国利物浦市默西赛德郡克比镇（Kirkby, Merseyside）。1993年2月12日，2岁大的詹姆斯·巴尔杰跟母亲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购物。两名10岁的孩子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乔恩·维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将他带走，途中对其进行殴打、恐吓，还将其推入河中。沿途绝大多数路人没有进行干涉。后来两人将詹姆斯带到沃顿小镇（Walton, Liverpool），将其慢慢虐待致死，还将其尸体置于铁轨上。14日，詹姆斯被火车碾轧的尸体被发现。——译者注

[5] 齐格蒙·鲍曼（1925—），波兰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伦理学》等。——译者注

[6] 柯勒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译者注

[7] 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代表作品包括《孤独的收割人》《序曲》《水仙花》《丁登寺旁》等。——译者注

[8] 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给拜伦》等。——译者注

[9] 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等。——译者注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著作包括《无产阶级的物化》《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爱欲与文明》《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论解放》《审美之维》《单面人》等。——译者注

[11] 利奥·洛文塔尔，德国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传播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等。——译者注

[12] 玛丽·雅霍达，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注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理性之蚀》《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等。——译者注

[14] 贝尔托·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论实验戏剧》等。——译者注

[15] 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品包括《恶之花》《美学珍玩》《巴黎的忧郁》《浪漫派的艺术》等。——译者注

[16] 译文引自郭宏安译文集《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第200页。——译者注

[17] 凯茨·托马斯（1933—），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现代世界。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魔法的衰落》《人与自然世界》等。——译者注

[18] 塞缪尔·图克（1784—1857），英国慈善家、心理健康革新者。——译者注

[19] 朱迪斯·巴特勒（1956—），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消解性别》《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权力的精神生活》等。——译者注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散文集、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白夜》《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译者注

[21] 卡夫卡（1883—1924），捷克小说家、表现主义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变形记》《审判》《火夫》《乡村医生》《城堡》等。——译者注

[22] 加缪（1913—1960），法国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包括《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译者注

[23] 大卫·里斯曼（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教育家。——译者注

[24] 罗伯特·帕特南（1941—），美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资本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等。——译者注

[25] 查尔斯·泰勒（1931—），加拿大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自我的根源》《世俗时代》等。——译者注

[26] 罗伯特·米歇尔（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政治党派》等。——译者注

注释及参考文献

序言

1. 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身体与社会：社会理论的探索》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4).

2. 约翰·厄里John Urry,《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3.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4. 帕特里克·科林逊Patrick Collinson, ‘De Republica Anglorum’, in Patrick Collinson, Elizabethan Essay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4), pp. 1-30.

5.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Black Atlantic: Heterogeneous Culture of Europe (London: Hutchinson, 1992).

第一章

1. 参考，例如奥尔文·赫夫顿（Olwen Hufton）的研究，《她眼前的希望：西欧女性史》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5).

2.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宗教改革：欧洲的分裂1490-1700》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London: Penguin, 2004), p.73.

3.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technical reproduction’, in Hanna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1973), pp. 219-53.

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6).

5. 米什莱Michelet（1798-1874）对文艺复兴最翔实的论述收录在《法国史》第19卷Histoire de France,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6.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9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first published in 1860.

7.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94）, 《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first published in 1873.

8.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9.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 《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10.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英国文艺复兴》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1. 参考帕特里克·科林逊Patrick Collinson, Elizabethan Essay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4).

12. 韦伯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 104.

13. Ibid., p. 95.

14. 诺贝特·埃力亚斯Norbert Elias, 《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Vol.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 Pantheon, 1978),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15. 参考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 韦伯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 49.

第二章

1.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2. Ibid., p. 110.

3. J·H·普拉姆J. H. Plumb, 《18世纪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4), p. 12.

4. 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 《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遇见民族主义》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4).

6.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7. 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lipe Aries, 《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London: Cape, 1962);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第三章

1. 亨利·卡门Henry Kamen, 《铁的世纪：欧洲社会变革1550-1660》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2. 珍妮·阿格罗Jenny Uglow, 《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The Lunar Men: The Friends who made the Fu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2002).

3. Ibid., p. xiv.

4. 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2), p. 330.

5. E·P·汤普森E. P. Thomp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1963) and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夏娃与新耶路撒冷：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rago, 1975).

6. 珍妮·阿格罗在作品中引用的引文，Jenny Uglow,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London: Faber & Faber, 1993), p. 140.

7.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玛丽·巴顿》Mary Bar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pp. 219-20.

8. R·海厄姆R. Hyam, 《帝国与性》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0.

9.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5), p. 98.

10.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3), p. 160.

11.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英国人：民族的缔造1707-1837》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四章

1. 赫米奥尼·李Hermione Lee,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London: Vintage, 1996), p. 283.

2. Ibid., p. 278.

3. 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Abacus, 2003), p. 326.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0)

5. 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 《纳粹德国的女性》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Longman, 2001), p. 55.

6. 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 ‘Bohemian Love’, in Mike Featherstone (ed.), Love and Eroticism (London: Sage, 1999), pp. 111-27.

第五章

1.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 《英国贵族的没落与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德里克·塞耶Derek Sayer,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2.

3.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4. 尼采Nietzsche, 戴维·弗里斯比作品中引用的引文，David Frisby,《现代性的碎片》Fragment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p. 30-1.

5.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1970), pp. 219-54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6.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恶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

7. 戴维·弗里斯比作品中引用的引文，Frisby,《现代性的碎片》Fragments of Modernity, p. 31.

8.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简·爱》Jane Eyre (London: Penguin, 1994), p. 111.

9.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506.

10. 凯茨·托马斯Keith Thomas,《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205.

1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York:Vintage,1965), p. 257.

12. 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 of Mor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 170.

13. Ibid., p. 334.

14.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1990).

15. 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New York:Doubleday,1953) and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New York: Touchstone, 2000).

16. 波德莱尔Baudelaire,《恶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 p. 21.

17.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19.

18.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社会的形成 : 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 (英)玛丽·伊万丝著 ; 向俊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 A Short History of Society: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SBN 978-7-5086-6843-7

Ⅰ. ①现… Ⅱ. ①玛… ②向… Ⅲ. ①社会发展史－欧洲 Ⅳ. ①K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495号

现代社会的形成 : 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著者：[英]玛丽·伊万丝
译者：向俊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Table of Contents

- 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 扉页
- 目录
- 致谢
- 序言
-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 第三章 技术革命
-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 第五章 历史变革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