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

所属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作者：[日]久保亨 著

译者：王小嘉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4276-9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300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十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择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择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目录

中文版序（一）

中文版序（二）

序章

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

三 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

四 关税政策研究综述

五 本书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财政外交”战略与1928年税则

一 期待恢复关税自主权

二 中美关税条约的冲击

三 英国“有秩序地退却”

四 日本孤立及承认新税则

五 从“革命外交”到“财政外交”

第二章　日中关税协定与1930年税则

一 日本要求签订税率协定

二 税率协定问题与中国

三 日中关税协定的谈判过程

四 立法院提出异议

五 制定1930年税则

第三章　联合英美对抗日本的战略与1933年税则

一 期待保护关税的舆论与日英两国

二 税则委员会制定草案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三 国内舆论支持新税则

四 日本的反对与日中交涉

五 英国的反应与英中交涉

六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第四章　对日妥协战略与1934年税则

一 修改1933年税则的动向

二 日中交涉的障碍和日本的不满

三 英国更趋向于按兵不动

四 维持向财政关税倾斜的保护关税

五 国内舆论的反对

第五章　日中战争前夜的关税贸易政策

一 制定废除转口税方案的过程

二 出口税减免案的制定过程

三 围绕增加进口税方案的争执

四 日英的反应与1935年税则延期实施

五 此后的转口税问题

六 振兴出口政策的进展

第六章　利用关税稳定财政、发展经济

一 关税收入和进口贸易的变迁

二 保护关税条件下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三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第七章　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海关行政与日英

一 罢免总税务司安格联

二 策动对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的正式任命

三 梅乐和就任总税务司

第八章　币制改革及其后的中国经济

一 联合英美战略与币制改革方案的确定

二 统一币制、稳定货币及其条件

三 中国经济景气恢复与币制改革

四 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终章

一 推行关税政策的经过

二 推行关税政策的条件

三 决策机关和压力团体

四 从历史角度看国民政府的性质

史科文献一览

注释略语表

索引

日文版后记

中文版序（一）

本书将与中国读者见面，身为作者，我从心底里感到光荣，也非常高兴。借此机会，我想谈一谈日本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并衷心希望这会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在这里，我想向中国读者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关税问题，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能否恢复关税自主权，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独立存在的大问题。从关税所得的收入，是国家财政的支柱，而关税政策也是当时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最有效的经济政策之一。因此，在当时，关税问题实在可以看成是对中国的外交与内政、财政与经济具有生死意义的大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关税问题的重要性有类于今天中国加入WTO组织，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超乎其上。因此，对关税问题的演变进行详细考察，就可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得到非常生动具体的了解。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本书使用了很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南京、台北、东京、伦敦等档案馆所收藏的中文、日文、英文档案。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而且关税问题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外交事务，因此研究关税问题时，必须参考世界各国的档案资料。但遗憾的是，像这样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数量还是相当的少。

第三点我认为应当注意的是，本书的目标绝不是仅限于单纯地重新评价国民政府的政策。过去中国大陆的研究对于国民政府的负面评价较多，而本书的看法却指出其政策中有值得肯定的正面的价值，不知是否会使人感到是在做翻案文章。但本书的目标并非如此。我想揭示的是，在一项经济政策背后，总有具体的人的利益关系存在，有社会舆论存在。就关税问题而言，工商业者就曾出于切身的利害关系数度表达自己的意见。另外，在制定关税政策这类相应系统配套的财政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凝聚着众多专家的辛勤劳动。这些因素都存在于国民政府的决策过程中。而本书想要做到的就是全面综合和把握这些因素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得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更深入的认识。

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对二十年来尊敬的朋友朱荫贵教授（复旦大学）和虞和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给我的大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王小嘉女士将本书译成流畅的中文，对此也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2002年逝世的丁日初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关注着我的研究，在他的安排下，我的部分研究成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1984年，我第一次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那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吴承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接受我作留学生，施宣岑馆长（时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热情地帮助我查阅资料，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两位老前辈对我的关照。

本书在各位中国同行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出版。我衷心期待中国读者多多给予我批评和指教。

久保亨

2003年8月16日

中文版序（二）

在海外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的国家中，毫无疑问，日本应该是最有传统、最重要而又最有成绩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中，出版了多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与以往相比，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由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所著的《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一书，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熟悉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久保亨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可以这么说，在日本中青年学者的队伍中，久保亨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最有成就的几位学者之一。笔者与久保亨教授相识近二十年，曾有机会通过多种途径在不同的场合与久保亨教授进行过交往。特别是在日本留学和进行研究期间，不仅得到过他多方面的无私帮助，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加了由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在东京组织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活动，深为他在研究中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而感佩。在出版这本书前后，他已取得了多种研究成果。例如在资料书的整理方面，他与滨下武志教授一起编辑过一套五种《中国经济关系杂志纪事目录》；与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教授一起编辑了《兴亚院与战时中国调查》；在专著方面，他除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经济百年历程——从统计资料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创研出版社1991年版，1995年2版）外，还参与合著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等多本专著。并撰写了几十篇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其中不少篇已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本书“后记”中就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关于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关税问题、近代企业、经济统计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过不少新颖和富于启发性的观点。这本《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一书，就是久保亨教授在研究近代中国关税问题方面的代表作。

作为久保亨教授的老朋友和同行，同时也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笔者想将读后的几点感想记录于此。

笔者认为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与以往对这一时期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研究成果相比，久保亨教授的研究视野相当开阔。这一点，给人留下了突出印象。他是把围绕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这一过程，置于当时整个世界环境的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的。这个大背景是：在欧美列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力图恢复关税自主权的斗争、列强之间矛盾利益冲突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矛盾斗争的交织和缠绕等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斗争中展开对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分析论述。并且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活动，置于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国家是否能够自立；是否能够成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最有效的经济政策的高度来进行论述。因此，不能不说久保亨教授的这种分析方法和论述，给人留下的印象绝非单纯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进行的研究可比，其在科研方面具有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第二，正如久保亨教授自己所言，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久保亨教授查阅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大量日、中、英文的档案资料。为了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作者历时十数年，先后到南京、台北、东京、伦敦等地的多个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和收集资料，再按照几次修改关税税则的过程、变化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整理研究。可以说，这项研究是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恢复关税自主权问题收集利用资料最全面和最详细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同时为后来者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和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第三，作者在分析二三十年代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问题时，并非仅仅局限于对恢复关税问题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其逐步恢复的过程与当时国内外的种种变化，例如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关系的变化、与中国币制改革的关系、进出口商品的演变以及经济的发展等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考察，认为过去的研究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描写成一片“民族工业全面的破产半破产”的看法失之片面，因为其利用的资料主要是1932—1935年经济危机时期的资料，并没有描绘出整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全貌。进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总体的工业化水平，虽然不能不说还只停留在发端的阶段，但是，如从铁路、轮船、电信等近代交通信息网的发展和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的逐步完善进行观察，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踏上“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

类似以上给人启发和颇有新意的观点，在久保亨教授的这本著作中还有多处，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例而已。久保亨教授的这本著作，是建立在作者穷数十年辛勤劳动，收集整理大量原始资料后得出的结果，远非某些泛泛之论可及。可以肯定的说，久保亨教授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必将对我国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进而对整个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笔者想强调的还有一点：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角度、思路和侧重点不同，对于同样的研究目标，见仁见智，出现不同的看法十分正常。曾记得一句名言：“多样化往往是进步的原料。”在中国的读者中，如果出现与久保亨教授著作中观点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正是在这种相同或相异看法的交错碰撞中，学术研究的水准才能得到提高，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科学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往往正是存在于此。

这里，笔者还想说一点稍为超出本书主题之外的话。也就是说，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大概都会注意到，久保亨教授的这本书是在过去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构成这本书基本框架的论文，已在“后记”的目录中列出。在完成这本书以前，他先撰写专题论文，然后在相应的研究会上宣读。这种研究会（例如本书提到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是一种超越大学派系，无年龄和单位限制，对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平等地直言不讳地进行讨论的地方。学者撰写专题论文进行宣读时，要听取与会者的诘问、批评和建议等等，然后经过作者的修改，在杂志上发表，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听取反映和批评，再经过修改，直到最后成书。这一过程，大体是日本学者在完成学术专著前的一个基本程序。经过这种多次的反复过程，在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学者本身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从久保亨教授的后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道路和学术成长从这里获益匪浅。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在这种研究会中同样学到很多东西。笔者认为，这种方式很值得我国学术界学习和借鉴。

久保亨教授这本书，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的一种进行翻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的宗旨是选译国外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借鉴参考意义的专著。自1987年创刊以来，已选译出版了10种国外学者的专著。久保亨教授的专著得以列入其中，正说明了他的研究所具有的分量。而且，久保亨教授可能是这套译丛的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作为多年相交的朋友，笔者在深为久保亨教授高兴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久保亨教授新的专著的出版。

朱荫贵

2003年8月20日

序章

本书基本主张如下：我们应适当评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注意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此环境下中国自主选择的外交战略，以及与外交战略相呼应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些因素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依据自我意志行动的行为主体，与其说她屈从于列强的压迫侵略，不如说她克服了列强的压迫侵略，向着恢复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目标突进，并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新的冲击。

今天，站在20世纪末的门槛上回首过去，我们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将近20年的这一段时间（简称为两次大战之间）[1]，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尽管期望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并发展经济，却被中央、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骤变所动摇，一直无法建立牢固的权力基础，终于跌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取而代之的南京国民政府，经过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重新掌握全国政权。此时的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具备近代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的面貌，向着政治独立、经济自主之路迈出了一大步。

对南京国民政府作如是观，根据之一，是其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位置。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规定了当时的世界格局，这个体系之下国际秩序的特征之一，正如本章第一节将要说明的，就是促进了非欧美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独立发展和民族主义运动扩大。而中国之建立国民政府，正是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代表性事件。

这一历史观点对于理解现代中国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解，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绝非是在对过去完全否定的基础之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客观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延续了民国时期中国已有的基础，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可能。战后台湾的发展亦然。可以说，考察两次大战之间的国民政府，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治下的中国大陆发展、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发展的关键。同时，作为日本人不可或忘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正确把握包括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时期在内的日中关系，如何认识侵略行为的对象——国民政府，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2]。

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和次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并非简单地以推翻满族专制王朝为终极目标。革命高张“恢复中华”的旗帜，在其中倾注着建设新中国——一个近代国民国家的真切愿望。因此，恢复主权就成为挡在中国走向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之路上的一个最大课题。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延续到1918年，战后形成了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由互相补充、关系紧密的两个体系构成，即主要规定欧洲国际关系的凡尔赛体系the Versailler System和以东亚为对象的华盛顿体系the Washington System[3]。欧洲列强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国际地位下降；而美国取得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领导地位，日本势力则在东亚显著地扩张。在其他地方，俄国革命诞育的苏维埃政权，从根本上批判了固有的国际秩序。还有，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最重要的事态：各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参战的刺激，显著地活跃起来。在世界大战中，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受到军事动员，使他们眼界大开。而且，除了西欧地区以外，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事，反而是战争景气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再加上列强为鼓动当地民众参战，屡屡许以恢复民族主权，结果使这些地区的民族运动找到了具体目标。在上述种种条件下，1919年6月28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凡尔赛宫签订和约，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并试图构筑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巴黎和会闭幕了。

非西欧地区对于战后完全恢复主权、实现民族独立，并进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抱着极大的、殷切的希望。但是巴黎和会并不打算触动英美法日等战胜国的殖民地，原德国殖民地也改行委任统治，而非早先许诺的民族自决政策。各地民族运动对凡尔赛体系普遍感到失望。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解决山东问题，即日本撤军、恢复中国对山东主权的要求，没有被接受，终于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支持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事件象征着非西欧地区对于巴黎和会的回击。

为解决巴黎和会悬案，谋求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安定，1921年11月12日到次年2月6日在美国的主持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虽然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无法加入国联，但为了使凡尔赛体系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美国必须将解决巴黎和会悬案作为一大外交目标。华盛顿会议针对裁军问题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的美英日法意五国条约；针对另一重要悬案：包括解决山东问题在内的对中国和东亚政策，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和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四国条约。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条约基本上从属于并支持凡尔赛体系，被称为华盛顿体系，它规定了东亚国际秩序。

美国主宰着华盛顿会议，她在有限的范围内部分地回应中国恢复主权的要求，同时又要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都接受她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最后，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山东主权问题由日中两国于1922年2月4日签订的两国条约及其附件了断，条约基本承认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4]。对于同样受到关注的关税问题，于同年6月签订了包括中国关税问题的九国公约（以下称华盛顿关税条约），同意中国在废除一种国内通过税——厘金以后提高关税，在裁厘以前，作为过渡，同意中国征收一般商品2.5%、奢侈品5%的附加税（以下简称二五附税），另外约定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研究裁厘、提高关税以及征收附加税的时间和方法等问题[5]。华盛顿关税条约虽说与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还有相当距离，但对于维持所有商品关税率一律5%历70年不变的中国，这个条约的意义非同小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它一方面对中国等非西欧地区恢复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作出若干让步，以避免民族运动更加激进；另一方面调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保持步调一致，以对抗苏联，封杀苏联的影响力。因此，打通恢复主权之路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下面就要看民族运动如何去面对。我的这个观点包含着对以往研究的批判。例如，照以前著作中帝国主义论的思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无非是重整列强殖民地体制，强化对各民族的掠夺、压迫。而正在形成近代国家的中国、土耳其等事例，足以证明“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民族权力有的崩溃了，有的变质了，被纳入帝国主义体系中”[6]。坚持这类论点，是无法解释中国恢复主权的过程的。而入江昭的名作将20世纪2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描述为面对世界大战的冲击，民族运动各种不同尝试互相交错的过程，打破了“帝国主义压倒一切”的图式化解说的弊端[7]。但是入江昭认为华盛顿体系“根本未能建立具有实际意义的国际政治秩序”（入江，278页），结果差不多是完全否定了华盛顿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实体性。他认为“（华盛顿体系）从各方面来讲，攘夺了主权国家中国的主权”，没有看到中国积极收回主权的成果。与此相对，最近研究欧美对华关系史的W.科尔比与本书观点相近[8]，他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华民国在两次大战之间新的国际关系中是一个自主行动的参与者。入江在欧美最新研究的基础上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出现了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努力避免战争的趋势”，这预示他将以前后一致的理论来解释20年代和30年代的种种历史现象[9]。

中华民国争取恢复主权的外交战略，按照如何处理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积极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次又一次地与构成体系的主要国家进行集体协商，以期以渐进方式恢复主权，北京政府主要在这个方式上投入力量。第二类，倾向于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外围的国家或者被该体系排斥的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以期促进中国主权的恢复，北京政府与德国、苏联改善关系即是。第三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很正统的外交战略，即正面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更多地以实际行动而非外交交涉争取恢复主权，国民革命时期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以及其后的武汉政府）主张的就是这类战略，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可以说是这类战略的一个实例。

上述第一类战略的重要尝试之一，是1925年10月26日在华盛顿关税条约的基础上，在北京召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3国代表关税特别会议（以下简称北京关税会议）。1925年11月19日关税会议过渡办法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以1929年1月1日以前裁撤厘金为条件，通过了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决议[10]。这是第一个在国际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文件。对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前的暂行税率方案，关税会议第一天中国政府代表就提出了在现行的值百抽五关税基础上，征收普通物品5%、烟酒类30%、奢侈品20%的附加税的提案。对此日英美政府代表1926年3月25日提出了各类商品适用从7.5%—27.5%七个等级的进口税率的提案（即所谓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关税会议议定的项目，正如本书第一章以后叙述的那样，在国民政府争取恢复关税自主权时，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但是，1926年7月23日，关税会议还没有确定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具体方针，就以中国政局动荡为主要理由无限期休会了。这使中国再一次认识到通过和列强一起召开国际会议来讨回主权有多么困难。而1926年1月12日召开、同样由十三国代表组成的治外法权调查委员会经过实地调查中国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于同年9月16日提出了治外法权在目前应当继续存在的报告之后，就结束了活动。废除治外法权比恢复关税自主权更为困难。

另一方面，上述第二类战略取向的外交活动渐渐展开，中华民国同个别国家废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的平等的双边条约。其中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签订的中德协约及附属声明文件中[11]，没有规定协定税率、治外法权的内容，并且明订德国归还天津、汉口租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12]。除因德国是凡尔赛体系内最弱的一国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强烈地希望签订平等条约，这是签订平等条约的基本条件。另外，被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排斥在外的苏联，既援助国共两党的革命运动，又汲汲于维持中东路特权，使中苏关系显现出颇为暧昧复杂的形态。尽管如此，1924年5月31日签字的中苏协定，和中德协约一样，包括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尊重中国主权的条款[13]。但是，由于没有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主要构成国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新条约，仅与德国、苏联签订新条约，中国实际上仍然无法行使关税自主权。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政府推进的双边交涉的成果是有限的。

1925年7月，国民革命开始，国民政府——这个从南方一隅兴起的地方政权，在苏联的支持下，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正面挑战，采取实际行动收回主权，推行上述第三类外交战略。1927年初国民革命高潮时期，在群众运动高涨和国民革命军的压力下，英国被迫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租界[14]。但是乘国民革命高涨之势以实力收回主权的外交战略，在1927年春夏间不断地碰壁。同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时发生的混乱即所谓南京事件，引起与美英法意日五国的严重外交问题[15]。在山东则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两次出兵的事件[16]。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革命加深了国民革命的支柱——国民革命军与群众运动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革命何去何从，国共两党的意见对立进一步激化。终于，1927年4月国民革命分裂，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武汉国民政府，限制群众运动的扩大，排斥共产党的影响，并与国民革命的后台支持者苏联断绝关系，积极利用国民革命高涨后英国等国政策转变的时机，以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具有的一些可能条件，探索恢复主权的新路。此时外交战略的重点是，不再期待与列强共同召开国际会议，而是四面出击，与列强分头进行双边交涉，切断列强之间的联系，签订一系列双边条约，逐渐积累恢复主权的外交成果[17]。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国内政治方面吸纳武汉国民政府派的大部分势力，打倒占据北京的张作霖政权，实现了统一全国的大课题，却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严重阻碍国民政府恢复与美英日等国的外交关系，日本两度出兵山东和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使中日关系高度紧张。国民政府一面要收拾这个外交局面，一面必须设法在已经开始动摇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推行其外交战略，继续争取恢复主权，并以此为突破口，实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经济财政政策——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的重大课题。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个课题的中心问题：恢复关税自主权和推行关税政策。

另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结束于何时，这也实在是一个微妙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东亚国际秩序开始受到极大动摇，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或“满洲事变”）使列强之间的协调变得极为困难。但是列强协调的因素并未消失，1931年以后协调列强关系的努力仍然存在；同时进入30年代以后，面对恢复关税自主权等中国民族运动，列强决定让步，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变化。凡此种种，说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核心机制确实开始大大地动摇了，但30年代中期以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仍然发挥作用的判断，也还不至于就此失效。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

这里先谈一谈两次大战之间即191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及有关研究状况，并讨论本书主题——关税问题在其中的位置。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机制工业迅速成长，已具备相当的生产力量。以纺织业而论，1910年代到30年代期间，机器纺纱业的产量几乎达到原来的五倍，建立了可以百分之百自给自足的国内生产体系；机器织布的自给率也超过50%。1912年上海有48个机器缫丝工场，193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7个，江浙地区则从1912年的14个增加到1930年的81个。食品工业的主产机制面粉业，1913年估计年产103万吨，1921年骤增到221万吨。此外，近代造纸业、水泥、火柴、橡胶产品等制造业方面，机制工业也有发展[18]。据估算，1933年近代工业部门总产量（仅含关内的中资工场）中，以棉纺织、人造丝混纺织品、缫丝业为主的纺织工业占47.6%，面粉、卷烟等为主的食品工业占25.2%，以下日用百货、陶瓷制品占8.6%，机器制造5.0%，五金占4.6%，化工产品占4.0%[19]。对工业发展的龙头地区上海的统计，合乎中国工厂法标准的工厂的生产总量，1930年到193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7.0%，而橡胶制品、金属制品、电器、卷烟、化学品、印染、棉织品、针织品等行业的产量增长超过了平均数[20]。由于在相当多的产业领域中手工生产仍占很大比重，而重化工业的发展仅局限于部分产业领域，所以中国经济总体工业化的水平，不能不说还只停留在发端的阶段。但是，铁路、轮船、电信等近代交通信息网络扩展了，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完善起来。由此看来，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21]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22]。过去多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描写成一片“民族工业全面破产或半破产”的黯淡景象[23]，但是这些描写仅依据1932年到1935年恐慌时期的资料，并没有描绘出整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全貌。

对于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特征，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可以说已基本达成共识[24]。中国和欧美的研究趋势，我认为也基本上与日本一致[25]。但从经济史学整体来看，还遗留着很多课题。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6]，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对两次大战之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动向的研究也有所进展[27]。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很少有机会正式地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来论述。原因之一是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太少。以日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和中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而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还存在大量值得积极讨论的问题，本书举出的两次大战之间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关税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认为，两次大战之间中国工业能够发展有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因素是部分中国商人、金融业者、华侨商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并认定投资制造业有钱可赚。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棉纺织工厂和缫丝厂的创办人名单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布号商人、茧行商人、丝绸商、盐商、钱庄商人的名字。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公司申新纱厂的创办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出身于钱庄业，最大的机器缫丝厂永泰丝厂的创办人薛南溟，具有茧行生意的经验[28]。第二个因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办的外资工厂和官商合办工厂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为解决开设工厂可能遇到的技术、经营、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创造了条件[29]。第三个因素是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整顿、完善了主管经济的行政机构和相关法令，实施了各种奖励实业的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30]。虽说与本书研究的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相比较，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资金支持，也没有系统性和计划性，但是不可否认，政府提倡振兴实业是工业发展的一大动因。最后不能不提到的第四个因素是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因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争和国际贸易萎缩使很多进口商品退出国内市场，国产品销路扩大，同时欧美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及其连锁反应，也使中国各国货工厂的业绩明显好转。

两次大战之间中国工业的发展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当这些因素特别是第四个因素——特殊的国际环境——消失，即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景气不复存在，国际贸易恢复正常时，中国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的战后萧条中。与大战中扩大的生产能力相称的国内市场不复存在，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外国产品卷土重来，国产品的地位必然受到威胁。所以当时中国上下普遍认识到解决保护国内市场的课题已变得更加迫切了。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实施适当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而为了实施适当的经济政策，恢复对外主权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于是恢复关税自主权，推行保护关税政策成为舆论的焦点。

两次大战之间中国出现了争取实施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工业发展的经济团体。其中包括：上海总商会（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29年重组后改名为上海市商会[31]），这是1912年2月上海地区行业团体（各同业公会）联合成立的组织，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是上海经济界的代表；中华国货维持会[32]，1911年12月成立，以服装类行业为中心，是两次大战之间抵制外货、推广国货运动的主角；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33]，1927年6月创立，是机器工厂的联合组织，20年代末30年代初非常活跃；中华工业联合总会[34]，1930年11月成立，联合了制造业中主要的全国性团体并进行合作；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35]，1932年8月成立，由中国银行牵头、促进国货销售的组织，等等。其中上海总商会受到商业、工业、金融各行业中有实力的行业组织的支持，它按照交纳会费的多少分配代表名额，所以通常充当大企业代言人。尽管如此，上海总商会仍然是联络行业最多的经济团体，具有很大影响力。1933年6月，已经实行改组的上海市商会召开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时，代表由175个商业、工业、金融各行业同业组织和11个商店会员组成[36]。再看中华国货维持会，从它成立的经过来看，参加者多是棉纺织物、丝织品、毛织品、服装类等纺织业厂商。与此相对，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新兴的制造业厂家集结的中心，1935年248个加盟企业中，最多是织布企业，其后依次是针织、电器、橡胶产品、化妆品企业，此外制药、化学调味品、手帕、毛织品、化学药品之类的企业也很多[37]。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各项请愿要求中，第一条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对国货实行保护关税，并为此积极活动。而且如第五章将要提到的，在建立以振兴出口为目的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时，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对于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经济发展概况的认识的基础上，本书将尝试着分析保护关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考察经济界的社会团体和国内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三 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

对于两次大战之间的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经济财政政策的成败，具有莫大的意义。仅次于总揽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占据二号人物位置、负责各个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是在财政方面具有专业行政能力的政治家，这绝非偶然。财政经济政策的成败，超出了强化自身权力基础、恢复国家主权的一般性意义。要想正确理解财政政策在国民政府政治中的地位，必须首先总结一下对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各种观点。

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是指“当政治权力能够确保受到社会的广泛服从，维持稳定的统治时，其制度构成和政治组织之全部”[38]。标准不同，对政治体制的分类也不同。本书根据政治权力是否由少数人独占，因而能够实质上阻碍通过选举实现政权交替来区别独裁体制与非独裁体制，并将独裁体制分为三种类型：（1）一党制为轴心的政党主导型独裁（一党独裁）。（2）依靠军事力量的军队主导型独裁（军阀独裁）。（3）特定政党或军队的主导性都不很显著，受多元因素支持的狭义的权威主义独裁。

对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有所进展，曾经展开学术论争[39]。开创性的研究之一是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他强调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狭小，依赖军事力量实行专制，提出了自立政权模型Autonomy Model，他对国民政府的界定接近于军阀独裁[40]。反之，盖塞特从江苏农村乡绅阶层的社会支配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中看到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多元性[41]。另外，菲尔史密斯分析了国民政府重组上海商人团体，使之与国家统合的过程，认为国民政府带有权威主义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性质[42]。盖塞特和菲尔史密斯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属于权威主义独裁。

以上各种看法，无疑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某一侧面。但是国民政府一经成立就宣布的基本政治理念之一，众所周知，乃是使国民党一党独裁合理化的所谓“训政”。军队受党的领导，即使身为实力派军人，如果不加入国民党，或表明接近国民党立场，也不能进入政治权力中枢。另一方面，某种政治势力即使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如改组派之类的党内派系，在政权中仍可保持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这个有着强烈的一党制色彩的政治体制，是没法用军事独裁的概念来把握的。反而是北京政府、尤其是它的末期，属于军阀独裁政体。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以一党独裁为枢纽，建立了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体制。再说，之所以提出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了描述与一党独裁有别的政治体制，用这个概念描述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有欠妥当。

当然，我并不否认国民政府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军阀独裁和权威主义独裁的个别要素，但整个体制仍以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特征最为重要。如果按前面提到独裁体制三种类型的划分法，则属于政党主导型独裁。

若林正丈在考察另一个时期的国民政府即战后台湾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时，曾提出台湾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这个概念。台湾型权威主义与原来的权威主义不同之处在于：（1）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2）不允许民众干预政治。（3）政治精英二元化[43]。用这个办法使权威主义概念适合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现实。可是执政党地位脆弱、在政权形成期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却是权威主义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44]。执意使用权威主义概念，以至于为此修正这个概念，我认为没有必要。

日本学者中，有西村成雄、横山宏章等人从关键性概念“训政”入手，来分析国民党一党独裁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特质。西村曾分析国民政府成立时出台的《训政纲领》、《训政时期约法》等文献，强调国民党努力贯彻其统治，认为国民政府属于萨拉托尔的所谓“政党国家”的一种[45]。横山在叙述国民政府成立过程时，把1928年蒋介石（1884—1975）宣布“训政”独裁定性为“在国民党一党独裁之下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力图建设统一的近代国民国家，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46]。

下面，从政治体制的各要素即政治理念、政治权力机构、政治精英、基本政策内容等方面，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性质简单归纳如下。

1．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政治理念是在“训政”期间，国民党垄断政治权力，恢复中国民族主权和建设近代国民国家。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相应诠释。但有一点很重要，“训政”被定位于走向实行多党制“宪政”的过渡阶段，所以国民党一党独裁是有一定期限的一党独裁。

2．政治权力机构：在确保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设立了各种政治权力机构。但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民党的党组织无论从量还是从质来讲都力不从心，不能有效地指导党的行政机关[47]。而且众多非嫡系的地方军阀部队依然故我，所以国民党对于军队的支配力也是有限的。

3．政治精英：国民党员是掌握政治权力中枢的政治精英。但是，由于国民党力量有限，实际上起用了相当多的党外旧政府文官和技术官员。也缺乏一种国家制度来培养支撑一党独裁的党员精英。

4．政治决策机构：这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实业界团体的请求被详尽地反映到关税政策决策过程中，所以可以肯定存在某种机构，在政府决策时收集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立法院作为集结各方面专家的咨询机构，其作用应予注意。但是没有民选的立法机关，毕竟难以从制度上保障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体制中发挥作用。

5．基本政策内容：政治理念上主张恢复民族主权、建设近代国家，所以致力于恢复主权的外交政策及致力于发展的经济政策在国民党政策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民政府存在的意义，取决于经济政策的成败。

综合以上诸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特质，首先是国民党按照其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理念实行一党独裁——尽管实际上国民党支配政权的力量既软弱又不稳定，可以说是一种“虚弱的一党独裁”。在这种情形之下，致力于恢复主权的外交政策与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成功与否，对整个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影响极大。何以如此？首先，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应运而生，“站在民族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尾崎秀实）[48]，必须不懈地倾其全力于收复国家主权与建设富强的近代国民国家。她必须提出和实行对于恢复主权、建设国家最有效的外交战略，并由此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成果，让众人眼见为实。如果她的一系列政策逆潮流而动——不，甚至仅仅是努力不够，立刻就会从民族运动的波峰跌落下来。是以从国民政府的立场而言，能否有效地实行对外战略，恢复主权，独立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政府自身的命运实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49]。其次，当时中国经济与列强联系紧密，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就是推行经济外交或财政外交。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取得较大的、实质性成果的，也正是关税政策和货币改革，这些政策都集中在与对外关系密不可分的领域。

毕竟，对于刚刚开始独立地发展政治经济的国家来说，关税政策至关重要。就中国而言，当整个财政制度脆弱无力时，关税收入实为政府最有保证的财政来源。而设置关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在当时发展经济的资金与政策手段均告缺乏的情形下，也成为最易见效的经济政策。国民政府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以1928年到1934年四次修订关税为主要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关税政策的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两种功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中国，对外战略与经济发展的中心点，非本书关注的关税政策莫属。

四 关税政策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日本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进展，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性质，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已有定论[50]。中国方面也有几位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51]。但是对于国民政府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对于执掌国民政府大权的政治家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以及政府的政治、行政机构的实际情况，政府与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各种势力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工作刚有些头绪，对于理解历史必不可少的厘清细节的工作基本上付之阙如。本书所以不揣浅陋，尝试着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史、经济政策史、经济发展理论等各领域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胆立论，也正是由于研究中还存在着上述种种不足。

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大多限于美中、英中、日中关系等双边关系，也很少利用中国方面的文献史料，而多依据外国方面史料写作。当然，此类研究——如布克论国民政府成立时美国对华外交，安迪科特论英国在华企业动向与英国对华政策，臼井胜美论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对于理解外国对华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也从中受益良多[52]。可是，这类研究当然无法代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因为分析中国方面的活动根本不在上述研究的范围之内。科尔比曾恰当地指出欧美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疏漏[53]，而这一指责也完全适用于日本[54]。另一方面，台湾出版了数种梳理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活动的通史类著作[55]，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的意图，但还不能算是研究外交史的专著。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台湾史料逐渐开放，已有充实的研究成果发表。我将在本书正文中涉及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而大陆方面近年出版的中国外交通史类著作，虽然使用了中国方面的史料，遗憾的是没有提出有新意的观点[56]。

本书关注的国民政府关税政策，在魏尔特的概论（英文）中已经涉及[57]，此人在战前曾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另外，近年中国出版的几种通史类著作中也有若干记载[58]。这些概述有助于粗略地了解关税政策问题，但它们均非在上述国民政府史研究进展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我们也无法要求它们在叙述本书所关注的课题时，能做出理论分析。

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海外的民国史研究十分兴旺。各地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关税政策的单篇论文。其中慈鸿飞、李良玉、石柏林等各位学者都肯定了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发挥了保护关税的作用[59]；反之，李真锦、黄逸平、叶松年等学者承袭旧说，作出彻底否定的评价[60]。我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很可能研究就从矛盾中突破。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见到哪些研究能够充分利用我后面将要提到的文献史料，不同意见基本上也没有机会交流，不能不说，在国民政府关税政策方面还很缺乏史论兼备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张生和陈诗启利用了新开放的文献史料[61]。张生主要使用财政部档案，陈诗启主要使用海关档案，史料不同，两者的论点也有若干差异。但是他们对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关税政策有助于恢复海关行政权、提高海关效率、增加关税收入，评价基本一致。不过，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利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文件，不能从国际关系角度说明关税政策决策过程，所以并没有触及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再说，像张生的论文在注明史料出处时只写上“财政部档案”，而不注明文献题名、责任者、时间等，显然损害了论文的学术价值，这点应当注意。

近年中国近代海关研究十分活跃，其中厦门大学是一个中心，已经召开过三次海关史学术讨论会[62]，会上也提出了若干有关关税问题的论文。与本书内容有关的，有第三次会议上王良行的论文[63]，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相关部分说明。

五 本书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

史料不足曾是阻碍民国史研究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状况到1990年代迅速改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开了大量的国民政府文献史料，并将一部分选辑出版[64]。台湾则在20世纪60年代就编成国民政府时期外交文献集，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65]。此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史馆又将已经系统整理的国民政府及外交部文献公开，便于一般研究者阅览[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收藏的经济部有关文献也已整理公开。日本的外交文献整理编辑工作也终于进行到昭和时期，日中外交史文献集已经出版，水平很高[67]。特别是收录了昭和5年对华外交文献的《日本外交文献》昭和时期（Ⅰ）第1部第4卷（1994年出版），其中的“四：日中关税协定交涉”部分，除了所谓的《松本记录》，又补充了宪政纪念馆收藏的《重光葵相关文献》中有关重要文献，结果变成一部资料价值非常高的资料集[68]。英国和美国很早就开始公开本国的外交文献，出版资料集。与本书中国关税问题有关的，以英国外交部综合通讯General Correspondence利用价值最高，这部分往来文书内容周备，收藏于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本书在以上史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对外财政经济政策的焦点——关税政策为中心，利用南京、台北、东京最新整理公开的史料以及英美外交文献，一步一步追寻国民政府与列强之间外交交涉过程和国民政府决策过程，希望对中国关税问题增加一点认识。下面，略述本书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

首先，我将努力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实际情况。所谓对外战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决定整个对外政策时关注的战略目标，围绕战略目标的要求而建立的政策体系，达成战略目标将使用的手段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哪一国对抗，与哪一国结盟。关税政策作为对外财政经济政策的焦点，必然地与国民政府对外战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关税问题不仅是国民政府对外战略的重点之中的重点，也与日英等列强的商业利益和财政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制定关税政策时，与列强的交涉可以说有决定性的作用。关税政策的决策过程仅从中国国内的形势来解释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尾崎秀实曾非常强调的，认识中国的一大法宝，是把中国放到国际关系的具体现实中去看[69]。在研究关税问题时就更是如此，因为通过列强方面的外交文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关税决策过程，可供分析使用的素材比研究其他政策问题更丰富。这也是本书着眼于关税问题的理由之一。

其次，有意识地运用经济政策史绵密的研究方法。某一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交织着各种不同的政策意图，其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政策主体，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在起作用。这些因素互相对立、妥协、调和，最后形成政策，并得以实施。因此要解析政策决策过程与实施过程，也就等于解析当时政治、社会、经济的整体构造。同时还必须注意实施一项经济政策，又必然对社会经济构造产生反作用，或多或少总要在社会经济构造中留下痕迹。当政策的影响逐渐积累，以至于政治社会经济构造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时，又会产生对于新的经济政策的需求。于是新一轮决策过程开始。自然上述过程并非单线式地行进，通常是几项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相交错，事态发展呈现复杂的面貌。经济政策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总体上理解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70]。但是以往的研究，多数停留于从表面上把握经济政策的内容，未能充分注意政策决策以前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情况。本书细致分析每一关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在何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利害关系中，由哪一些工商业者或业界团体或舆论以何种形式提出要求，接收到这些要求以后，由哪一个政府机关的哪一些人、怀着什么样的意图、经过什么样的手续形成了关税政策的草案，再通过各有关部门和政府全体讨论，最终决策。这样一步一步地追踪决策过程，所有的分析加在一起，应当可以从关税政策的角度具体而细微地窥见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社会、经济构造的真实面貌。

第三，根据客观材料分析关税政策对财政和经济的影响。我希望尽可能以客观的数据来检验关税政策对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总之，必须明确关税政策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具体地说是在哪一个产业种类或领域内，有何种意义。同时，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确发生变化，那么就有必要考察这种变化对中国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又产生何种影响。这样，就可以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的角度考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意义。

各章论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中美关税条约引发的1928年到1929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过程，以及1928年税则。

第二章：1930年签订日中关税协定的谈判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制定1930年税则及其相关诸问题。

第三章：考察日中关系日趋紧张时突然公布实施的1933年税则的制定过程。

第四章：接上一章，分析与1933年税则密切相关的1934年税则。

第五章：讨论日中战争前夜发生的废除通过税、降低出口税、增加进口税等活动，以及上述计划未能实现以后，政府推行振兴对东南亚出口的政策。

第六章：考察1928—1937年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以此为根据，综合分析其在经济和财政上的意义。

第七章：暂时把关税政策决策过程和意义放在一边，考察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在关税行政方面为恢复主权进行的活动。

第八章：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以及成果显著的币制改革。这一章的内容对于评价国民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整体性质是不可缺少的。因与讨论关税政策的内容大部分相同，本书仅将旧稿修改后收录。

本书希望通过以上的论述描绘出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的真实面貌——她获得了独立，并探索着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道路。因此本书紧扣历史细节。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努力廓清事实：中国国内的经济团体和社会舆论就关税问题提出的各种要求究竟有何意义；与日英等国就关税问题进行紧张的外交交涉时，中国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特别是国民政府主要政治机构和责任部门发挥了何种作用；政府内部的什么位置上的什么样的人，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如何行动；以及在保护关税下在哪些产业部门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进步，等等。

这样，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的中央政府特别是国民政府的形象就跃然而出，她是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国际秩序下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之一，是近现代中国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在我们对国民国家环境下完成的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有所了解以后，就可以看出这一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构造的变革，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秩序中也引发了复杂的连锁反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1]日本学术界指称这段时间的术语为汉字词“两次大战间期”或“战间期”，直接用为中文不易理解。暂译为“两次大战之间”。——译者注

[2]久保亨：《世界史中的民国时期》，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3]久保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讲座 第6辑：牺牲的替代方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参见斋藤孝编《两次大战之间国际政治史》，岩波书店1978年版。

[4]但是中国被迫让步，包括必须向日本支付4000万日元，才能收回胶济铁路。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5页。

[5]《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20—224页。

[6]历史学研究会编：《亚洲现代史第2册：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时代》，青木书店1979年版。

[7]入江昭：《探索远东新秩序》，原书房，1968年。另外细谷千博论日美英三国合作体系的不安定性的论文《华盛顿体系的特征和变迁》（细谷千博编：《华盛顿体系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观点大致相同。

[8]威廉·科尔比：《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在本土与海外的外交关系》，《中国季刊》，第150号，1997年6月。

[9]入江昭：《总论：两次大战之间历史时期的历史意义》，入江昭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井上寿一：《危机中的外交合作》，是日本外交史研究发挥这一建议的一个成果，山川出版社，1994年。

[10]《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1928年，第136—137页。

[1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67—175页。

[12]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38年，第163—166页。

[1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423—425页。

[14]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1930年，第5章，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参见泷口太郎：《不平等条约体制与“革命外交”》等论文，宇野重昭等编：《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变动与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15]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9章。卫藤沈吉：《南京事件与日美两国》，卫藤沈吉编：《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16]《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0章。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时期》，塙新书39号，塙书房，1971年。

[17]《国民政府外交史》第7、385页。不过在把外交的重点转向双边谈判以前，1927年7月，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即单方面宣布收回关税自主权，提高进口关税，遭到列强一致的强烈反对，终于没能实施（同上书，第226—235页）。我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也是使国民政府重视双边谈判的一个原因。

[18]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从统计资料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第2版，创研出版社，1995年，第14、22、25、30—33页。

[19]牧野文夫、久保亨：《中国工业生产额估计：1933年》，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讨论稿，D97—18号，1998年。据第40页表11推算。

[20]刘大钧：《上海的成长和工业化》，上海，1936年，第373—382页，D—Ⅲ栏。

[21]中进资本主义：日本学者中村哲提出的概念。指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但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已经具备，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正轨的国家。参考文献见本页注③。——译者注

[22]中进资本主义的概念，参见中村哲：《从东亚的视角重构近代世界史全像》，青木书店，1991年；中村哲编著《从比较史学的观点看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青木书店，1994年。另外，关于新工业化经济抬头的问题，参见小林英夫《近代东亚历史再讨论》，《历史评论》第482号，1990年，他对战前就存在的国内因素和战后的国际因素持两者并重的观点。对这两位学者的评论参见久保亨：《世界史中的民国时代》。

[23]例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议》，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86—387页。

[24]金丸裕一：《工业史》；弁纳才一：《农业史》，均见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这个时期经济的总体水平见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

[25]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见陈争平（明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增刊，1997年。20世纪80年代，批判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工业衰退论的意见多了起来。欧美方面的研究有罗恩·伯兰特：《中国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经济考察》，《中国季刊》第150号，1997年6月。代表性的研究则为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26]主要有山崎隆三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资本主义》，大月书店，1978年；安藤良雄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中村隆英编：《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经济分析》，山川出版社，1981年；社会经济史学会编：《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20世纪20年代史研究会编：《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经济萧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等。

[27]前引研究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经济史的著作中，也包括涉及对外关系的论文。此外，近年研究成果还有：大石嘉一郎编：《两次大战之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日本经济评论社，1992年；石井修：《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的“经济外交”——1930—1936年》，劲草书房，1995年；松本贵典编：《战前日本贸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新评论，1995年；杉原薰：《亚洲洲际贸易的形成和构造》，密涅瓦书房，1996年；秋田茂、龙谷直人编：《20世纪30年代的亚洲国际秩序》，溪水社，1999年等。

[28]久保亨：《20世纪中国企业经营的历史研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科研经费报告，1997年。

[29]参见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研究》，汲古书院，1992年；曾田三郎：《中国近代缫丝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4年等。

[30]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政策史论》，山田辰雄编《历史中的现代中国》，劲草书房，1996年。

[31]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2]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二，（一）第69—89页。

[33]同上书，二，（二）第90—121页。

[34]参见《申报》1930年11月20日，《申报》1934年7月7日等。参加者有棉纺织厂的联合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火柴厂的联合组织中华全国火柴厂同业公会等。

[35]《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二，（三）第122—142页。有70余家银行、国货工厂等参加。《中国经济年鉴续编》，1935年，第14章第53页。

[36]《申报》1933年6月26日。

[37]《本会八年来的回顾》，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工商史料》第1集，1935年。

[38]大学教育社编《现代政治学事典》，欧风，1994年，第545—546页。“政治体制”词条，山口定执笔。山口定：《政治体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39]介绍这次论争的文章有土田哲夫：《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介绍中国季刊上的论争》，《近邻》第8号，1985年。笹川裕史：《中国国民政府研究》，见《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

[40]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1927—1937年》。易劳逸正式使用Autonomy Model一词是在他的论文《对民族主义政权性质的新见解》，《民国》第9卷第2号（1984/2）。

[41]布雷德利·盖塞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和江苏地方精英——1924—1937年的中国》，博士论文，1979年。

[42]约瑟夫·菲尔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政府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人团体和政治1890—1930年》。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关于权威主义的社团主义体制论的札记》，《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

[43]若林正丈：《台湾——分裂的国家与民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44]J.J.林茨：《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西班牙》，E.阿拉尔托编《现代政党论》，而立书房，1973年。

[45]西村成雄：《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20世纪中国政治史新视点》，研文出版，1991年。

[46]横山宏章：《中华民国史——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三一书房，1996年。

[47]土田哲夫：《对中国国民党的一个统计学研究（1924—49年）》，《史海》第39号，1992年。

[48]尾崎秀实：《立于暴风雨中的中国》，亚里书店，1937年。《尾崎秀实文集》第1卷，劲草书房，1977年收录。这句名言见文集第147页、149页、47页等。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的成就，见今井一清、藤井升三编：《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

[49]参见第二节及久保亨：《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池田诚、上原一庆、安井三吉编：《20世纪中国与日本·下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与展望》，法律文化社，1996年。

[50]日本的研究发展过程和研究文献见久保亨：《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及笹川裕史：《中国国民政府研究》，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51]丁日初、沈祖炜：《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家资本》，《近邻》第10号，1989年（中文版《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沈祖炜：《政府经济政策和近代经济发展》，沈祖炜、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情透视——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吴承明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郑会欣：《改革与困扰：30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

[52]多萝西·伯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斯蒂芬·安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的中国政策1933—1937年》；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馆，1998年。

[53]科尔比前引书，第434—436页。

[54]川岛真：《日本民国外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近邻》，第34号，1998年。

[55]傅启学编：《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改订第1版）。下册为中华民国时期。

[56]吴东之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57]魏尔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7章。

[58]蔡渭洲编：《中国海关简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该书第4章第4节标题为“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自主’”，谈及国民党的关税政策，并作出负面评价。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第2章第3节为“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与国定税则”。另外，其他的通史性著作，还有叶松年的《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台湾有赵淑敏的《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日本学者接触这个问题的较少，有冈本隆司的《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

[59]慈鸿飞：《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关税政策》，《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李良玉：《论民国时期的关税自主》，《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石柏林：《关于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经济政策评价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60]李真锦：《略论国民党政府初期进口税则主权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黄逸平、叶松年：《1929—1934年“国定税则”与“关税自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1]张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诗启：《南京政府的关税行政改革》，《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陈诗启从1987年发表《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以后，有许多海关史方面的论著。

[62]饭岛涉：《关于“中国海关研究首次国际研讨会（香港大学）”》，《近邻》，第15号，1989年；《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记》，《近邻》，18号，1990年；《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记》，《近邻》，第29号，1996年；第三次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63]王良行（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1929年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

[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对国民政府文献的简单介绍见久保亨：《中华民国时期文件的介绍与探讨》，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部《中国朝鲜文献史料研究》，1986年。

[65]前者为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名义编纂发行的《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后者为秦孝仪主编的资料丛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66]川岛真：《日本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近邻》，第31号，1997年；以及同一期中的史料介绍，其中包含了川岛本人的作品。

[67]《日本外交文件》，昭和期Ⅰ第1部第1卷—，1989年—。到1999年，第1部已出版到5卷。

[68]参见神山、小池、松重稿：《日本外交文件题解：昭和期Ⅰ第1部第4卷》，《外交史料馆馆刊》，第8号，1995年。

[69]尾崎秀实：《从国际关系看中国》，第二国民会出版部，1937年，自序。《尾崎秀实文集》第1卷，劲草书房，1997年，第159页。

[70]安藤良雄、长冈新吉：《经济政策史的课题和研究方法》，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三轮良一：《经济政策体系》，前引《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等。

第一章

“财政外交”战略与1928年税则

南京政府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接下来面临的一大课题是如何着手恢复国家主权。华盛顿会议以后，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虽然已经成为内外关注的焦点，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却无定论。不过，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后不久，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向恢复关税自主权迈进了一大步。到了这年年底，国民政府又与包含英法在内的各国签订了包含承认关税自主权条文的新约。

在这个阶段，因为日本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列强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能够享受与日本同样的条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一直没有恢复。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仍然继续努力提高关税，终于以附加某些条件换取日本承认中国执行新税则，然后开始尝试实施1928年税则。

回溯从中美关税条约谈判到最终与日本达成一致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外战略中存在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构想。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尽早地全面地恢复主权的“革命外交”战略，另一种是优先考虑提高关税，然后据此建立财政的基础，可以称之为“财政外交”战略。前者的推行者是外交部长王正廷，后者可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代表。这两个战略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复杂地纠结缠绕在一起，对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活动发生微妙的影响，反映出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外局势。这给了我们分析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外战略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线索。

一 期待恢复关税自主权

修改进口关税率涉及工商业者最实际的利害关系，所以当国民政府表示要尽早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他们特别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第一个步骤是力图影响1928年8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上海总商会等三个团体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出了工商各界联合请愿团[1]。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通过同年7月全国财政会议的辩论等场合，表示正在制定的新税则草案将反映工商业者的迫切希望。因此工商业者更加积极地对政府提出的《国定税则草案》发表意见。1928年9月1日，上百名上海工商业者参加了在上海总商会所在地召开的国定税则审查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七项要求：

1．收回海关管理权。

2．接受各界代表九人参加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

3．税则草案审查期缓期一个月。

4．请国定税则委员会将草案颁发十份，以便审查。

5．国定税则委员会所定税则，应根据各实业团体所定之税则为原则。

6．国定税则委员会须根据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所提出之关税自主标准表为大纲。

7．废除苛捐杂税及变相之厘金性质的新税。

同时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在会议宣言中，又提出四项原则，请国定税则委员会研究[2]：

1．重征消耗品奢侈品以厚民生。

2．减免民食必需品之税率。

3．外货对国货竞争之物品，应加重征，以保护国内各业。

4．吾国所欠乏者一方面应减轻进口税，一方面对制成之舶来熟货等应酌量加税，提倡国人自造。至吾国所欠乏之原料属于必需者，应分别减低税率。

第3、4项所说的必须保护的国内产业，包括丝织品、棉织品、针织品、火柴、水泥、肥皂、搪瓷、纸、金属等制造业，大致涵盖了会议主要参加者从事的行业（表1-1）。可见期望提高进口关税对于相关业界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表1-1 国定税则审查会（1928年9月1日）主要代表

出处：代表的姓名见《新闻报》1928年9月2日。所在企业和职务见下：

（1）上海商报社：《现代实业家》，1935年，第97、435、205、541页。

（2）满铁上海事务所：《直接参与上海排日拒货运动各民众团体剖析》1928年，第37、40页。

（3）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商业》1935年，第357页。

关税问题原本是工商业者各个阶层都高度关心的，而这个时期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上海市商民协会特别活跃。在上海国民党组织的支持下，该协会掌握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该协会的主要成员中也有很多是当时抗议日本出兵山东的拒货运动的领袖。8月2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会议讨论国定税则问题，商民协会的邬志豪以激烈言论完全左右了会议的讨论：“近日国定税则委员会所拟定税则，完全违反总理（孙中山）民生主义，依照其所拟草案观之，华商厂家完全势归淘汰。”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着手筹建的[3]。

9月1日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为主的一次聚会上，与会者同意成立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并选出15名发起人[4]。第二天，9月2号，上海市国民党召集属于不同团体的工商业者开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并选出25名委员。商民协会是按照国民党的方针组织起来的团体，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9月底，在上海总商会、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团体的协助下，刚刚成立的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南京，向政府请愿（参见表1-2）。这次提出的请愿书[5]包括制定着眼于保护国货的税率的四大标准（第1—4项）、重视从价征税原则（第5项）、制定新国定税则时应有实业团体代表参加（第7项）、收回海关管理权（第8项）、关税交由国家银行保管（第9项）、废除厘金（第10项）等10项内容，并就各主要商品分别提出具体的税率方案（参见表1-3）。税率方案要求对混纺布、针织品、袜、丝绸、人造丝混纺织品、毛织品等纺织品；卷烟、酒等加工饮料食品；火柴、搪瓷、瓷器、洋伞、竹节钢、钉、水泥、化学药品及其他工业制品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降低高支棉纱、人造丝、羊毛、烟草、化学药品原料、制钉原料等各种工业原料的税率。他们期望实施适合当时工业发展水平的保护关税。

表1-2 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等派出的政府请愿团成员

出处：成员姓名见《新闻报》1928年9月27日。成员所在企业、职务见下：

（1）满铁上海事务所：《直接参与上海排日拒货运动各民众团体剖析》1928年，第20、37、40页。

（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第251页。

（3）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货工厂全貌》，1947年，第63页。

（4）《申报》1930年11月29日。

（5）《上海市年鉴》，1935年版，X56页。

表1-3 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等团体对关税率的要求

续表

出处：《实业团体税则研究会呈国府文》，《商业月报》第8卷第11号，1928年11月。

此后，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又在10月1日召开对南京政府请愿活动报告会，11月又提出关于机器、人造丝、汽水、铁钉等补充要求，由此可知该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活动[6]。

这个时期，要求实施保护关税的强硬立场主导着中国工商业者的思想。上海总商会机关报《商业月报》的卷头语曾表示：“吾人须知七级差等税（关税会议列国案所定税率）非不可行，倘于最高最低税率及各级品目之规定，纯由外人操纵其间，则距离关税自主之精神太远，又岂可慢言‘国定税则’耶。……如采用七级差等税，则其税率及品目之选定，甚望国府诸公对于实业团体及一般国民之所主张，稍加考虑也。”[7]11月4日，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致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电[8]更指责道：“此项税率为军阀时代各国关税会议所议决，仍与协定何异。其税率内容之不良，一经实行，变本加厉，足致商人于死命。”这一时期激进的保护关税主义抬头与当时工商业团体内部派系的势力消长有关。1927年春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控制上海，积极从事于民族运动的广东人冯少山等掌握了上海的工商团体的领导权。

但是，正如本章第三、四节将会讲到，面对日本和英国的反对，国民政府放弃了公布实施新国定税则的计划，决定暂时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提案税率。这使得专事研究修改新国定税则的国定税则研究会，事实上陷于停止活动的状态。据金子肇等人的研究，从1928年10月左右到1929年初，要求实现工商业界要求及参与政治的激进的工商业者们，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对立，最终，激进工商业者的领袖人物冯少山被赶出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从而保证了党和政府的优势地位[9]。也许就是因为经过这一番波折，工商业者干预关税问题的行动变得消极了。

不过也应注意，我们还不能说工商业者是异口同声地一致同意尽早实现保护关税。例如上海银行公会机关报《银行周报》在这年春天讨论制定新税率问题的时候，就建议政府采用保护关税色彩淡薄而列强比较容易接受的“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或称七级差等税）[10]。著名的银行家、上海工商业界头面人物林康侯也同意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作为渐进的策略——“虽纵或因力有不逮，一时不能完全从十八层地狱一跃而起，至少亦必须跳出几层，则以后数层地狱之脱离方有希望”[11]。国民政府从成立到1928年底共发行了共计九种面额合计达2.2亿元的公债，其中有六种面额合计1.94亿元的公债是用关税收入建立的基金偿还的。银行持有如此巨额的公债，与尽快实现保护关税相比，毋宁说更重视安全稳定地确保关税收入。

另一方面，经过国民革命，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广泛和高涨，这一潮流最激进的代表就在执政的国民党之中，即所谓国民党左派[12]。他们因主张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改组国民党的方针，又被称为改组派。以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在党内有较大影响力。在当时抗议日本出兵山东的如火如荼抗日运动中，国民党左派一马当先，同时他们也要求彻底恢复关税自主权，严厉批判列强特别是日本阻挠中国恢复主权。例如，1928年12月13日，左派影响下的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部、各报社[13]，表示：“夫关税自主为我国应有之主权，何能以承认卖国借款（如对日本的西原借款等）为交换条件。”紧随其后，绥远、山西、河南、浙江、山东等各省国民党地方组织[14]，还有海关华员联合会、江西省总工会等群众组织[15]，相继发出类似请愿。

工商业者的请愿、国民党内部斗争和社会舆论，使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疲于应付。一边是日本等列强，不肯轻易承认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一边是工商业者和社会舆论，迫切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实行保护关税。政府的对策是小心行事，一面保持倾听工商业者要求的姿态，一面把他们的政治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 中美关税条约的冲击

列强置若罔闻的态度使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几乎落空。正在这时，1928年7月25日美国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正式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新条约[16]。条约仅有两款，简洁地承认关税自主原则以及互相给予对方实质性的对等的最惠国待遇[17]。这与国民政府原本期望的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即使如此，新约签订也给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外舆论造成极大冲击。权威的政治外交评论杂志《东方杂志》评论道[18]：“此约内容抑或有批评之余地，但其予吾人以道义之援助，而予反对我者以精神上之打击。”日本方面则不断抨击美国此举“全然不顾他人的困扰”，认为“对于南京政府来说，不只是将一个条约作了部分修改，还导致事实上的国际承认及政治地位提升”[19]。北京的芳泽公使和上海的矢田总领事鉴于中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报以极端好感，建议外务省改变日本对中国外交路线，采取灵活的方针应对中国提出的要求[20]。日本大众传媒一面对本国“捉襟见肘的外交”造成“对华外交中列强一致方针破产”表示失望，一面又评论说，美中关税条约“无论政治意义，还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都至为重大”[21]。而英国代理副外长威尔斯利Wellesley和远东部部长曼西Mounsey等外交部主管也极为不满，将美国政府的行动评价为“极端无知，而且一如既往的笨拙”[22]。但是，同年11月到12月中国陆续与以下各国签订了新条约，其中无不包含与中美关税条约几乎相同的内容。这些国家分别是挪威（11月2日），荷兰（12月19日），瑞典（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比利时（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丹麦（12月12日），葡萄牙（12月19日），西班牙（12月27日）。而正如第三节将要说明的那样，英国迫于无奈最终也不得不签了同样内容的条约（12月20日）。英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年度报告总结说：“到这年年底，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仿效中美关税条约，实际上打开了中国关税问题的解决之路。这本是北京关税会议应当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并且被认为是即使列强一致也不可能解决的难题。”[23]这样，中美关税条约给予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以道义上的支援，却削弱了华盛顿体制的根基——列强一致的原则，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其关税政策大有帮助。

那么，美国基于什么样的政策判断而签订这个条约呢？国务卿凯格洛解释中美关税条约的意义时这样说：“（由外国）管理中国关税的做法注定要废除，虽然不能断言现政权是否能发展成为文职政府，但我认为，列强能够给予的任何鼓舞激励，都将加强他们（国民政府）处理充满困难的国内问题的力量。”[24]美国政府是基于在外交和财政上给予国民政府有效支援的立场，与中国签订承认关税自主权的条约的。那么，为什么要支持国民政府呢？多萝西·伯格认为：“首先，她（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代表；再有他（国务卿凯格洛）相信国民政府有机会稳定中国国内局势。”[25]就是说，美国有目的的加强国民政府这个稳健的民族主义政权，以避免中国民族主义更为激进甚至左倾。另外必须考虑到美国对华贸易的特殊利害关系。美国驻上海商务参赞曾说到，尽管石油、烟草、汽车等美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率是个问题，但国民政府总指望“其他国家大概会大叫大嚷，要是美国，也许会忍耐”[26]。而他也承认确实如此。当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石油、烟叶、棉花等燃料、原材料，和机器、汽车等重化工业产品，而推行保护关税政策的着眼点是保护中国的轻工业，只会增加原材料和燃料的进口，造成美国商品进口减少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参见本书第六章）。

另外，美国迅速同中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掌握列强对华外交主导权[27]，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28]等等。

三 英国“有秩序地退却”

中美关税条约签约使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1928年12月20日，英国也与中国签订了新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但与美国不同，英国国内要求保持中国低进口税率的势力影响强大，使英国外交决策和中英交涉过程一波三折。

1928年8月至9月

中美关税条约签字以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试探有无可能签订同样内容的条约。蓝普森根据当时双方接触的情况，建议本国政府签订附带税率协定的关税条约。8月14日，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他的意见。9月以后，中英开始就关税条约进行谈判[29]。

这前后英国国内制定对华政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贸易部要维护对华贸易，认为“（中国的）关税率维持不变对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有决定性意义”，“如果签订中美关税条约那种性质的条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等于自动放弃贸易的有利条件”。对于中美关税条约试图与不同国家分别单独解决关税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反而希望开始正式谈判，全面修改条约[30]。外交部则劝说贸易部干脆优先解决关税问题。副外长威尔斯利指出，且不论国民革命时期英国对华外交和当时的日本田中外交都遭失败的前车之鉴，一味试图维护旧体制的强硬方针只能招来中国民族主义更强烈的反弹，从而导致彻底失败的现实，也证明现在越来越需要“有秩序地退却”。按照1926年12月的备忘录中总结的所谓“有秩序地退却”的方针，英国“必须站稳脚跟，逐步地清理（全部旧有体制），尽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处理”[31]。因此，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只能是单独地优先地解决关税问题。外交部远东局的普拉特进一步说，签订税率协定将导致：（1）中国方面不满；（2）谈判久拖不决，等等。同时，（3）中国有可能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方案税率，这个方案对于英国是有利的。因此，没有必要抓住税率协定不放[32]。

可见贸易部与外交部的立场相当隔膜。最后，英国的外交方针实际上贯彻了外交部单独优先解决关税问题的主张，但也采纳了贸易部的建议，争取将每一商品种类的税率写入条约[33]。

1928年10月

英国方面收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9月5日要求开始关税条约谈判的信件。10月1日，英国向中国方面传达了就缔结税率协定进行谈判的意愿[34]。蓝普森认为王正廷不会放弃将税率协定与关税条约分开单独处理的态度，建议本国政府放弃在关税条约中附加税率协定的方针，而贸易部要求订立在10年内长期维持税率不变的协定也属期望过高，应予修正[35]。于是在英国国内，外交部对于税率协定越发消极，而贸易部仍坚持原意，双方再度开始激烈的争论。支持贸易部强硬立场的有谋求长期维持税率不变的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不列颠工业联盟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曼彻斯特商会Manchester Chanmber of Commerce等强有力的经济团体[36]。外交部再次向贸易部详细解释其立场：（1）中国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取得关税自主权，有可能主动夺取之，英国对此毫无办法；（2）而如果中国采取这种行动，将招致日本强烈反击，也许会把中国再次推向苏联和共产主义者怀抱中；（3）即使努力争取签订税率协定，估计也不会取得很大成果，而旷日持久的谈判将使英国成为中国舆论的靶子；（4）已经得到确实的保证，中国对日本妥协，已经自行决定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等等[37]。英国外交部对形势的判断基于对国民革命中爆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警惕，对日中关系恶化的忧虑，以及从日本方面获得的日中谈判的情报。当时，英国和日本对如何处理海关总税务司人事纠纷和抗日运动意见不一，以至于两国不能在关税问题谈判中同进退[38]。尽管如此，应当看到两国仍然互相通报与中国谈判的情况，并且顾及对方的对华政策，这表明日英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合作。

以后，英国外交部第296号电给蓝普森新的指示：1．努力使英国对华主要出口商品税率维持不变；2．通过维持税率不变，缓和日中对立；3．通过税率协定以外的方法，即中国自动宣布未来2年内适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来达到维持税率不变的目的[39]。

1928年11月至12月

以后，英国商务参赞福克斯Fox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谈判时，再次试探税率协定的可能性，结果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参见第5节）。这样，英国对签订税率协定彻底绝望，而“倾向于考虑”争取中国公开保证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40]。这前后贸易部的立场已经软化。贸易部给外交部的信件中说：“贸易部强烈地倾向于认为，最佳路线是尽快接受中国的保证，至少在一年时间内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贸易部曾经期望用一个协定来保证相当长时间内对英国商品按适宜和公正的税率征税。……但是从蓝普森的电文来看，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任何形式的长期维持税率不变的可能都不会被考虑。”这里的关键在于支持贸易部的英国工商业者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贸易部在信件中引用英国上海商会与中国协会共同委员会商议的结果，并推测商人们将会接受上述方针。外交部的态度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贸易部满意，我们更没有理由反对（上述方针）”[41]。英国对日本也如此解释：“目前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希望级差税率（关税会议列国税案）维持一年不变，将使事态平息并促进远东商品销售。他们不希望因税率协定引起外交纠纷。”[42]可见，英国工商业者担心坚持签订税率协定使英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这种担心对英国决定签订英中关税条约有很大影响。按照英国外交部给驻华公使蓝普森第370号电的指示，只要中国保证在未来一年中实行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就可以签订关税条约[43]。蓝普森公使赴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经过六次正式谈判，终于在12月20日签订了包括四个附件的中英关税条约[44]。

但是在最后定局的六次谈判中，英国也并非一味对中国妥协，仍然想在要害问题上贯彻那些英国认为应当贯彻的主张[45]。双方争执之处有：（1）保证开始全面修改条约的谈判；（2）确定关税条约适用范围（最惠国待遇对象，英国自治领的地位）；（3）关税率问题（修改关税时事前通告的必要性，税率维持不变的时限等）；（4）公开附件，等等。中国的期望是全面修改条约，固执地要求英国保证开始全面修约的谈判，英国以“这将导致大幅推迟关税条约（签订）”相威胁，终于拒绝中国的要求（第一次和第三次谈判）。同时，英国将最惠国待遇的适用对象从对人扩大到对物的要求，写入了附件（第1—3次谈判）；英国要求条约也适用于英国自治领，也被接受（第4—5次谈判）。另一方面，关于税率问题接受了中国的要求：修改税率时事前通告仅限于此次（第5次谈判）；税率维持期限为一年（第一次谈判）。以中国的立场来看整个中英谈判，不能不承认实现全面修约有很大困难，而对于关税自主权的限制可以说已经相当小。之所以有可能走出这一步，正如本书已经指出的，是因为英国工商业者警惕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态度软化，然后贸易部接受他们的立场，改变了方针。

四 日本孤立及承认新税则

日本是国民政府推行关税政策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1928年到1929年间，日本成了列强中反对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死硬派，这不仅导致日本与中国关系恶化，并且使其在国际上越发孤立，最后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实施新税则——当然附带了种种条件。

1928年7月至8月

美英两国之所以能与中国签订新条约，单独解决关税问题，条件之一是美英与中国双方都承认既有条约对关税以外其他问题的各项规定的有效性。而中日之间对于这个问题却是各执一词。为修约进行的谈判，可以说是在入口处就撞上了暗礁。7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宣布1896年缔结的日中通商航海条约到期，自动失效。日本政府在7月31日的照会中，以激烈的言词抗议此举“违反条约正文，不仅不合法理及国际惯例，且实为无视国际信义之暴行”[46]。国民政府8月14日发表第二次通告，其中对日本做了若干让步，但日本政府认为“与第一次通告并无不同”[47]，置之不理。国民政府只得把恢复关税自主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希望日本只要同意暂时实行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就好[48]。但是日本的态度是这“与条约问题有关，目前日本正在仔细研究条约问题，故对此（承认暂行税率）不能表示确切意见”[49]。

为什么日本采取如此强硬的姿态呢？其实连驻中国的日本外交官也不同意。比如上述日本7月31日照会，驻中国公使芳泽认为，其他列强都以公函的形式回复中国政府，只有日本采用照会形式，“并无实际利益，徒然伤害国民政府的感情，且予世人‘惟有日本轻视国民政府’的印象”。希望政府重新考虑，但外务省没有采纳公使的建议[50]。还有，接到中国第二次通告以后，芳泽公使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使“日支关系更加疏离隔膜”，迫切地希望政府“参酌各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国内政情变迁，然后决策”，也没有被接受[51]。

从以上事例中可知至少在这个时期，田中义一外相主政的日本外务省排斥驻中国外交官的持重主张，成为日本政府强硬立场的代表[52]。日本出口贸易总额中对华出口的比重比其他列强高，而出口商品中大部分又是容易成为中国保护关税对象的轻工业制品，因此，日本多数工商业者对于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抱有戒心。他们对田中的“积极外交”抱着希望，而田中外交的支持者也正是这些人。

田中政权不顾中国的反对断然坚持强硬外交姿态的另一个理由，是期望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对中国形成高压。当田中外相获得中国可能实行新关税的情报时，他说：“此时最关紧要者为有关国家一致采取措施，防中国单方面措施于未然。”“列国协调一致，与中国对抗……”[53]与此同时，赴欧签订非战条约的全权代表内田也与列强特别是英国全权代表接触，并在条约签订后访问英国外交部，试探日英对华采取一致外交行动的可能性[54]。但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那种程度或形式的列强一致，最后没有实现。

1928年9月至11月

从9月末到10月初，日本政府终于修正了外交方针，摆出愿与中国妥协，谈判包括承认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修约问题的姿态：“日本政府为顾全日支关系大局，对通商条约等问题，不惜取相当妥协之态度。”[55]进而按照“将成为悬案的条约问题剥离，作为中国方面单纯的增加关税计划”来处理关税问题的方针，提出同意中国暂时实行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的三项具体条件[56]。

改变方针的理由之一是日本政府开始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产生一定程度的信任感。田中外相决定上述修正方针时说：“愚以为蒋介石联合稳健派，确立五院体制……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成为国民政府首脑，将使对外方针趋于稳健。”[57]但是改变方针的最不得已的理由，则为日本政府并未得到她所期望的其他列强的支持，在对华外交方面日本已陷入孤立境地[58]。

不管怎么说，日本改变方针，总算是打开了与中国谈判的窗口。日本方面提出的承认新税则的三项条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相当苛刻的[59]，即：（1）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2）事实上废除子口半税（Transit Dues，一种内地通过税，也可以说是一种抵代税，税率为2.5%）；（3）用关税增收部分偿还不确实担保债和无担保债。此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继续谈判到12月初，大体达成一致的事项为：（1）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但烟草和石油不在内；（2）在新关税实行2年以后废除子口半税；（3）每年从关税增收中拨出500万元用于偿还不确实担保债和无担保债，等等。下面再说明一下每一项条件的谈判经过：

对于第一项税率问题，日中双方没发生多少异议就达成一致。宋子文已经在10月3日的会谈中声明照单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但在11月26日全部谈判即将结束时，宋子文突然提出要从列国案税率中刨除石油和烟草两项，这使日本方面多少有点疑惑。但是日本方面考虑到，既然正如宋子文指出的，不论是石油还是烟草都“无关日本利害”，并且可以用作“在抵代税问题上贯彻我方主张的手段”，也就表示同意[60]。

相比较而言，第二项废除子口半税的问题，在谈判后期发生不小的风波。这是因为宋子文在11月26日的会谈中说，“同意废除抵代税一事，取消我以前说过的话”，推翻了他自己在10月8日的发言。日本认为保持子口半税将会对日本对华贸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表示强烈反对[61]。于是宋子文又在12月1日的谈判中试图与矢田妥协，拿出一份日中换文的草案，承诺在尽快废除厘金（一种国内通过税）的同时废除子口半税。12月8日矢田的修改方案提出增加“两年内废除”的期限，最后日中谈判基本以此为准[62]。对于中国来说，废除厘金和子口半税等通过税是重大政治课题之一，特别是直接影响地方财政，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不得不慎重行事（参见第五章）。

谈判第三项——偿还不确实担保债和无担保债问题，花费时间最多。田中内阁就是想以这一成果为例向日本国内说明承认新税则的理由。矢田总领事在10月8日的谈判中说：“以关税增收之一部充当整理债务的资金是北京关税会议以来日本的主要方针。”但是从中国方面看来，这意味着承认恶名昭著的西原债款并保证归还其中一部分，“事关国民政府体面，碍难承认”（财政部长宋子文同一天的发言）[63]。必须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日中两国很难妥协。几经交涉，终于在11月16日由中国方面打破胶着状态，提出从预期增收的2500万元关税中提出500万元用作整理债务[64]。日本方面接着又以500万元数额太少，必须写明今后有可能增加数额为条件，才同意中国的提案。至此围绕债务整理问题展开的交涉终于尘埃落定[65]。500万元，仅合总数达10亿元的内外债的0.5%，为数甚微；就是与预期关税增加数额的2500万元（中国推测）或4000万元（日本推测）比较，大概也只占增收总额1/5—1/8。所以对日本来说，这个结果实在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成果[66]。日本之所以作这么大让步，是因为在债务整理问题上得到英国支持的期望落空了。尽管日本政府曾经再三努力争取[67]，但英国政府手上并没有类似于西原借款的未整理借款，所以始终只是冷淡地重复着“（英国）不是利害相关的当事人”，一直未予支持[68]。

历尽波折的日中谈判眼看就要成功，正在这个时刻，日中因济南事件善后问题再起纠纷，打断了修约的外交活动，就暂行税率问题达成协议也变得遥遥无期了[69]。

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

由王正廷代替宋子文负责关税问题谈判以后，中国方面变得对谈判本身也难以接受，所以到1928年底有关关税问题的日中协议还没有达成。日本政府为此焦虑不安，12月26日命令“为求尽快解决本案，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促进之”，这主要是因为“本案谈判拖延不决，如我方已正式承认的新税率如期在2月1日实施，基于帝国政府一贯的方针，不得不以之为不当课税……”[70]。这份文件充分显示日本政府当时的情绪，因为实施1928年税则迫在眉睫，日本希望避免此事再度导致与国民政府关系恶化。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决定尽快解决本案，也是因为日本在10月到12月初与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了。

此外，抗议日本出兵山东等事件的大规模抗日拒货运动愈演愈烈，也使日本政府急于结束谈判。所谓田中积极外交，通过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济南事件、刺杀张作霖、妨害东北政权与国民政府统一等手段，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略中国、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结果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全部指向日本，抵制日货运动达到空前规模。特别是在这次拒货运动中，各地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左派地方组织十分活跃，给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影响深远[71]。抗日运动团体按照日本商品的价格，以奢侈品和杂货70%，陶瓷器、海产品、丝织品30%，棉织品5%—20%的比例收缴“救国基金”，客观上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72]。结果，照日本工商会议所的估计，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1928年5—12月间日本对华出口损失达1.2亿元，相当于同期对华出口商品总额的20%[73]。这样一来，原来支持“田中积极外交”的日本工商业者们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开始压迫日本政府修正“田中积极外交”了[74]。这些情况都影响到田中首相兼外相，使他急于达成妥协而作出若干让步。

最后到1929年1月末，1928年税则即将实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换文，双方同意实施新税则，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从增收关税中划出50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等等。日中关税谈判就此结束[75]。

五 从“革命外交”到“财政外交”

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自身力量，想尽办法，迫不及待地博取任何立刻可以到手的财政收入。同时，国民政府必须完成的课题是既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各界民众对内政的期望是把国民革命进行下去——又要争取列强的支持和承认，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实施新税则的决策过程就是这些因素纠结缠绕共同作用的结果。

1928年7月至10月

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懈追求的是推行恢复关税自主权甚至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激进外交政策，而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向主张的是实施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以期尽快增加关税收入的财政本位的外交政策。因此，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就不一致。但是，应当说两者的关系，既有重合，也有对立，并各自发挥了自身的作用。

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活动：北伐刚刚完成，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单方面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并宣布具体的外交方针[76]为：（1）对于到期的条约，将废除旧约缔结新约；（2）对于未到期条约，经合法手续加以修正；（3）对于第一种情形的条约，如不能签订新约，中国方面将采取适当的临时措施。同时王正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各协约国，如意大利、丹麦、法国、日本等国政府，提出开始废除现行条约另订新约的外交谈判的要求[77]。

但是这一系列号称“革命外交”的激进政策并没有开花结果，只是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以中美关税条约的形式部分地修改了条约，仅此而已。王正廷曾在备忘录中这样说：“国民政府希望此次中美之间即将开始的交涉，对于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能作出适当的决定。”结果条约只是个别地解决了关税问题而非“所有的问题”，王正廷对此表示不满。而美国却干脆反驳道：“交涉已经取得完满的结果。”[78]

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中美关税条约颇不以为然，这个条约得以签约的主要推动者，非财政部长宋子文莫属。宋子文并不是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漠不关心。但是对于他来说，确立国民政府财政基础乃是燃眉之急，为此必须优先处理关税问题，以期增加中央政府最大的财源——关税收入。从这个“财政外交”的观点来看，中美条约虽然只是一个明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简单的条约，却有可能尽快提高关税，所以意义重大。

宋子文的“财政外交”的特点，是从中可以找到迁就日本的办法。中美条约签订以后不久，7月31日中国就已经试探日本是否准备在剥离修改条约问题的条件下同意中国实施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79]。到9月间，宋子文已经十分焦虑，他表示：“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需要金钱，却已经陷入无从措置的窘境。……我一直等待日本政府的回答，坐卧不安。”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剥离承认关税自主权问题的条件下同意实施列国案税率[80]。

到1928年10月底以前，国民政府一直在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和宋子文的“财政外交”两条战略路线之间调整，最后基本上按照后者的基调行动。某位“熟习外财两部政况及关税问题”的人物在谈话中说：“中国对关税问题，现有两条路可走。一即根据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政策，径行宣布关税自主，毋取乎协商。其二则在关税自主前七级差税（即所谓列国案税率）以为过渡，徐待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达关税自主目的。……现国民政府当局不欲于各国条约未经修订前，断然宣布关税自主，而是以实行七级差税为过渡措施。”[81]这时王正廷也表示：“俟各国签字后，国府即可正式宣布自主。至自主以后如何进行，其权则操之于财政部，并与外交无关。”[82]这可以说是把签订新条约的外交谈判与当前的承认关税自主权问题联系起来的方针。

不过，即使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采用列国案税率，在实施中也要看具体的条件，并无既定方案。如宋子文一度曾答应在修改税则的同时废除子口半税，后来反悔，不得不宣布取消自己的发言[83]。还有，王正廷也曾一度在谈判中“原则上同意签订税率协定”，后来在发言中又改成不可能同意[84]。对于日本再三要求的偿还不确实担保债问题，国民政府一直到11月中旬以后还是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国民政府逐渐厘清处理这一连串问题的方针，已经是1928年11月以后的事了。

当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和宋子文的“财政外交”赫赫扬扬地开展之时，塑造关税政策基本骨架的重要工作也在进行，只是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罢了。这就是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主持的制定新国定税则工作。该委员会于1927年11月成立，1928年1月改组为财政部直属机关，由关税署署长兼任委员长，另由财政部长任命五名专家为委员组成[85]。1928年7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负责人以及财政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一致决议依据北京关税会议所议各项（参见序章），于“十八年一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为此，“……编制国定税则……令饬国定税则委员会，分组编订，计日程功，尽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前编制就绪，……至迟于本年十月一日公布”[86]。第一节中提到的受到工商业者质疑的国定税则案，就是这样出台的。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的时间表，在中美关税条约以后的新形势下被无形搁置了，至少在1928年新国定税则公布实施前并未排上日程。但正是在这个时期定型的制定国定税则的机构和人员以及第一节提到的围绕国定税则的种种讨论中，萌生了20世纪30年代以修改进口商品税率为中心的关税政策。

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

到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行政、立法、监察、考试等五院体制已经具备，开始将实施1928年税则的细节一一确定下来。

首先，坚决拒绝英国签订税率协定的要求。宋子文在11月10日对英国方面这样说：“如果与英国签订税率协定，那么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列强亦同蒙此优惠，对于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商品种类，也必然要求签订同样的税率协定。这样的话，中国虽然从旧的协定关税中解脱出来，又落进新的协定关税之中。”[87]16日谈到国民政府内部强烈反对税率协定时又说：“王正廷和我因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一直受到猛烈抨击，如果现在与列强缔结税率协定，只不过是让自己落入政敌的手心中。”[88]

其次，日本要求偿还不确实担保债务问题，经过与日方的几番争议，最后提出每年从关税收入中划拨500万元整理债务的妥协方案。谈判初期，宋子文曾完全否认让步的可能：“国民政府接受外国提出的条件，勉强取得列强承认，实施暂行税则，此等形式完全不能接受……”“事关国民政府的体面，碍难接受……且不论政府，民众也会反对我。”他只同意召开债权人会议[89]。但是由于日本执拗地一再要求，终于达成了上述的妥协方案。宋子文解释说：“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诚意，虽然我承认相对于10亿元内外债，500万元数目少得不能再少。但国民政府方当草创之际，这个数目对政府来说仍然是不易承受的重担。”[90]

再次，立即废除子口半税问题，这也是日本提出的。最初宋子文准备接受这个要求，但11月末他反悔了：“过去我对于抵代税（子口半税）的性质不了解……虽然我已不慎重地表示同意，但政府各部门及各省表示此事对外国商品而言与废除厘金为同样重大事件，坚决反对……我取消以前的话。本人暗昧之罪，万乞见谅。”宋子文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1）由于对不确实担保债作了种种让步，宋子文在政府各部受到强烈“纠弹”，处境困窘；（2）还没有做好废除厘金的准备；（3）由于江浙两省的厘金解送中央，所以废除子口半税将影响中央政府财政；（4）反对派的急先锋中有冯玉祥，在政治上很有权势。等等[91]。最后在这个问题上日本让步了，只在换文中仿照国民政府废除厘金计划，规定子口半税在“两年内废除”[92]。

上述细节问题决定以后，主张“革命外交”的王正廷与推进“财政外交”的宋子文之间，继续存在着微妙的对抗，不时酿成新的外交纠纷。比如1928年12月5日，与日本和英国的谈判还没有任何结果，王正廷主管的外交部就向主要国家通告，将从次年1929年2月1日起实施新税率。日本外交官提出抗议，财政部长宋子文慌忙解释说“我也是从各报章中才知道的”[93]。在日中换文上署名的官员，原来是宋子文，后来也换成了王正廷[94]。

此外，国民政府特别注意与英国和日本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保密一事。最后各方同意，（1）中英关税条约附件不立即公开，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公布；（2）中日换文暂时严格保密。国民政府的处境，从这种不得已的措施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

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下面通过国民政府致力于恢复关税自主权、实施1928年税则的经过，概括影响国民政府决策的原因。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席卷中国的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关税问题方面，迫切希望保护民族产业的工商业者阶层卷入得很深，在当时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抗日运动中充当先锋的国民党左派地方党组织，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参见本书第36页注②所引文献）。不难了解，王正廷正是顺应时代潮流而果敢地采取“革命外交”的。他的前任黄郛则因交涉济南事件善后问题时对日本让步，被中国国内舆论指为“亲日派”，淹没在一片厉声谴责中，终于被迫辞职[95]。所以1928年6月刚刚接替黄郛就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必须标榜“革命外交”才能获得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同样意识到民族主义潮流。他在10月初回答路透社的采访中说：“全国洋溢着对于尽早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强烈关注之情。商会和国民不断地质问政府：‘如果我们连关税都不能自己决定，国民革命有何意义？’”[96]还有，针对第一节中介绍的国民党地方组织的请愿，宋子文以自己的名义辩驳：“查关税谈判并无涉及西原借款之事。外间宣传显有误会，希勿轻信。”[97]

作为国民政府领袖人物，不论王正廷还是宋子文，在决策时总要考虑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否则就无法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当被迫选择违背民族主义立场的政策时，就尽其所能地秘而不宣。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为确立中央政府财源，努力增加关税收入的考虑。在这方面首当其冲要代表政府效力者非财政部长宋子文莫属。1928年根据征收税款的实际情况划分国税和地方税税种时，将田赋（土地税）收入完全划归地方政府，而建立所得税之类的直接税全国征收体制又难期速成。因此，国民政府初创时期，不得不依赖关、盐、统（对棉纱等商品征收的统一消费税）三大间接税为主要税源。其中又以关税收入为最有可能大幅增收的税种。

第三个因素是废除子口半税的争论中浮现的地方政府及在背后操纵地方政府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本来，废除总称为厘金的国内通过税是取得列强支持提高关税的必要条件，但厘金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军事势力的最大财源，因此光凭中央政府的意志也难有所作为。这一类地方性问题是制约中央政府关税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不可忽视。

最后，第四个因素是列强对中国主张的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开始采取缓和的应对方针。正如本章第二节以后各节分析的，对于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美国的反应最为积极；显然，日本最为消极，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英国介于两者之间。这种不同反应源于各国对华贸易结构的差异。就是说，三国对于中国在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提高关税导致对华出口减少的担忧，按照美、英、日的顺序一个比一个深重。而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各列强立场的不同，分别与多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使得列强协调一致越发困难，从而获得近乎恢复关税自主权的重大成果。但必须注意，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高涨和20年代末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抗日运动扩大两个因素，才是迫使列强让步的根本力量。面对不让步则损失更大的现实，列强开始退缩了。

小结

华盛顿会议决定召开的北京关税会议，原则上承认从1929年1月起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这是实施1928年税则的大前提。但是在北京关税会议的决议中附加了废除厘金的条件，而且，毕竟还有中国与各国的双边条约制约着中国关税自主权，因此必须修改条约。

王正廷肩负民族主义的期待，毅然实行单方面修改条约的“革命外交”，被列强抛在一边。这时，中美关税条约的签订，为国民政府带来打破实施新税则障碍的转机。宋子文“财政外交”的考虑以及美国根据国民革命后中国内外形势制定相应政策，使中美关税条约得以签订。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增加关税收入，继续实行宋子文主导的“财政外交”战略，接受日英提出的若干附加条件，采用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虽然没有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但总算能够实施1928年税则。

但是孤立地评价宋子文的“财政外交”战略是不恰当的。美英当时之所以承认对于国民政府财政至关重要的关税自主权，与其说是信任国民政府的稳健性格，还不如说是有意加强中国的稳健势力，避免民族主义导致类似于国民革命之类的事态。而日本之所以承认1928年税则，除了日本被列强孤立，也是迫于抗议日本出兵山东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得已作出的让步。这样看来，毕竟只有在中国国内汹涌澎湃、席卷一切的民族主义潮流中，才能找到推动历史大局的中心线索。

但是，1928年税则仅仅对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稍有修正，当然不会使民族主义者满意。报纸多是苛评：“国人于此，若云已获自主，而庆祝欢呼，未免少察事理；……”（《新晨报》）“新税率的重要性（由于关税自主权不完整）有所减轻。”（《京报》）“尽管在上海有当局安排的宣传队在街头活动，花车游行，散发传单，起劲儿地表演，但并没有普天同庆的气氛。”（China Weekly Review）[98]

我想，国民政府没法对国民的冷淡故作不知。蒋介石承认1928年税则“由关税自主之真实意义言，应引为憾”，但他强调“总理（孙文）所主奋斗之关税自主权的主张已见一部分成功”，即1928年税则只是为期一年的过渡性措施[99]。国民政府承受巨大压力，无论如何也要与日本谈判，尽快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1]请愿团的组成见《申报》1928年8月7日等。

[2]《新闻报》1928年9月2日，《申报》同日。

[3]《新闻报》1928年8月30日。

[4]同上。另见《新闻报》9月3日。金子肇：《商民协会与中国国民党（1927—1930）——以上海商民协会为中心》，《历史学研究》第598号，1989年。

[5]《申报》1928年9月28日，《新闻报》9月28、29日，《商业月报》第8卷第11期，1928年11月。

[6]《新闻报》1928年10月2日，《申报》11月7日。

[7]《商业月报》，第8卷第11期，1928年11月。

[8]《申报》1928年11月15日，《新闻报》同日。

[9]金子肇前引文；另见金子肇：《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统治（1927—1929）——驱逐冯少山事件的政治意义》，《史学研究》第176号，1987年；陈来幸：《关于虞洽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五四运动之研究》第2函，同朋舍出版，1983年；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11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徐鼎新等人指出应当注意上海经济界宁波派和广东派的对立。

[10]蔼庐：《关税问题面面观（三）》，《银行周报》第12卷第14期（总第545号），1928年4月17日。本文作者时任周报总编。

[11]《新闻报》1928年10月9日。

[12]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研究》，庆应通信，1980年。

[13]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财政部，公函第2222号，1928年12月14日，二史馆文官档，一/（1）/2554。

[14]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财政部，公函第2506号，1928年12月24日，同上；同上公函第2531号，同日，同上；同上公函第657号，1929年1月12日，同上。

[15]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财政部，公函第2773号，1928年12月29日，同上；同上公函第128号，1928年12月31日，同上；同上公函第193号，同日，同上。

[1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628—629页。

[17]但是依照中方的要求，最惠国待遇的表述方式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形式。阿瑟·恩·扬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1年，第19页。

[18]卢化锦：《中美关税新约》，《东方杂志》第25卷第18号，1928年9月。

[19]芳泽公使致田中外相，第1108号电，1928年7月26日收，日外Ⅰ—1—2, 551号文件，第629页。

[20]芳泽公使致田中外相，第1120号电，1928年7月28日收，同上556号文件，第634—635页。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559号电，1928年7月30日收，同上558号文件，第637—640页。

[21]《东京朝日新闻》社论，1928年7月29日。

[22]威尔斯利（Wellesley）备忘录，曼西（Mounsey）备忘录，1928年7月20日，F3779（FO371/13157）。威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当时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副外长（1925—1930年），指导当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伊恩·尼什：《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国际体制观念中的日本》，细谷千博编：《日英关系史1917—1949》，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2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国际事务调查，1928年，第427页。

[24]美国国务院，FEUS1928，第2卷，第456页。

[25]《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第424页。

[26]美国国务院，FRUS1928，第2卷，第396—398页。

[27]《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第398页。

[28]美国国务院，FRUS1928，第2卷，第256页。

[29]蓝普森致外交部，840号，1928年8月1日；外交部致蓝普森，207号，1928年8月14日，F4069（FO371/13158）

[30]贸易部致外交部，CRT2874/28, 1928年8月7日（FO371/13158）。

[31]威尔斯利，英国对华政策备忘录，1928年8月3日，F4155（FO371/13170）。回复贸易部的信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起草的。外交部致贸易部，草稿，1928年8月9日，F4069（FO371/13158）。日本学者对“有秩序的撤退”的研究见河合秀和：《英国对北伐的应变》，细谷千博编：《华盛顿体制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对英国和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的关系的系统研究见大卫·威尔森：《不列颠与国民党：1924—1928》，博士论文，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1973年。

[32]普拉特（Pratt）备忘录，1928年8月4日，F4069（FO371/13158）。

[33]贸易部致外交部，CRT2970/28, 1928年8月14日，F4384（FO371/13158）。此外，又据F4069（FO371/13158）和F4384（FO371/13158）收录的往来文件。

[34]F4941（FO371/13158）。蓝普森致外交部，1103号，1928年10月8日，F5415（FO371/13159）。

[35]蓝普森致外交部，1107号，1928年10月8日，F5462（FO371/13159）。蓝普森致外交部，1152号，1928年10月17日，F5647（FO371/13159）。蓝普森致外交部，1166号，1928年10月19日，F5709（FO371/13159）。

[36]F5477（FO371/13159）。F5396（FO371/13159）。

[37]普拉特备忘录，1928年10月23日，10月26日，F5709（FO371/13159）。日本把日中谈判的内容详细地通报给英国。参见F5827（FO371/13160）。

[38]海关总税务司人选问题参见本书第7章。英日两国对中国抗日拒货运动的不同态度，见后藤春美的全面研究：《日本和英国在上海：1925—1931》。

[39]外交部致蓝普森，296号，1928年10月26日，F5709（FO371/13159）。

[40]蓝普森致外交部，1327号，1928年11月14日，F6246（FO371/13160）。

[41]贸易部致外交部，CRT4008/28, 1928年11月28日，威尔斯利备忘录，1928年11月29日，F6547（FO371/13161）。

[42]驻英代理公使佐分利致田中外相，第316号，1928年11月30日收，外史馆文件B-2-0-0，B/C2，英中关税条约一件。这件卷宗中有关中英关系的内容很多。也见于日外Ⅰ/1/2，第587号文件，第687页。

[43]外交部致蓝普森，370号，1928年11月30日，F6547（FO371/13161）。

[44]《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661—667页。

[45]以下各次谈判经过要点据以下电报：F6799、6800、6834、6909、6910、6949、6933;FO371/13161）；另外，详细的会议记录附在信件中报告给外交部（F399、627、630;FO371/13892, F1000、1001、1002;FO371/13893）。

[46]驻南京领事冈本致田中外相，第360号，1928年8月8日，外史馆文件B-2-0-0，J/C1，修改日支通商条约一件，第3卷。下面引用的文件基本属于这个卷宗。又见于日外Ⅰ/1/2, 565号文件，第646—648页。

[47]外务省通商局《修改日支通商条约预备调查报告·第2辑·修改日支通商条约问题经过纪要》1929年，第29—30页。这份调查报告是外务省忠实记录工作中往来的外交文件而成，如果原件遗失，可使用本报告。下面简称为“调查报告2”。

[48]芳泽公使致田中外相，第1141号，1928年8月1日，日外Ⅰ/1/2, 611号文件，第727页。

[49]田中外相致芳泽公使，第427号，1928年8月29日，日外Ⅰ/1/2, 613号文件，第732页。

[50]芳泽公使致田中外相，第1115号，1928年7月27日，日外Ⅰ/1/2, 554号文件，第632页。

[51]芳泽公使致田中外相，第1214号，1928年8月18日，日外Ⅰ/1/2, 568号文件，第654—657页。

[52]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在第282页等处，特别强调当时的外务次官森恪的作用。日本工商业者的动向，见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木书店，1971年，第31、33页等。

[53]田中外相致芳泽公使，第469号，1928年9月19日，外史馆文件A—1—1—0，8，昭和三年末对支关系列强合作一件；日外Ⅰ/1/2, 618号文件，第740页。

[54]日外Ⅰ/1/2, 793—802文件，第947—963页。

[55]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231号，1928年9月22日，日外Ⅰ/1/2, 573号文件，第663页。

[56]谈判中提出的三个条件是在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电第231号，1928年10月2日中提出的。日外Ⅰ/1/2, 626号文件，第756页。对于三项条件的说明见同日的第246号电，626文件，第755页；以及同日第248号电，前引627号文件，第756—758页。

[57]573号文件，663页。

[58]例如临时代理公使佐分利（伦敦）致田中外相，第216号，1928年9月26日发，日外Ⅰ/1/2, 624号文件，第750—753页。据佐分利观察，英国对中国实施新关税的态度是“找不到任何办法阻止”，也“很难阻止（英中）关税谈判”。根据第三节的讨论来看，佐分利的观察基本都是正确的。

[59]参见本书第49页注释③。

[60]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695号，1928年10月7日，日外Ⅰ/1/2, 629号文件，第759页。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69号，1928年11月27日，日外Ⅰ/1/2, 653号文件，第793页。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345号，1928年11月30日，日外Ⅰ/1/2, 655号文件，第799页。

[61]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702号，1928年10月9日，日外Ⅰ/1/2, 630号文件，第759—760页。前引653号文件，第793—794页。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76号，1928年11月27日，日外Ⅰ/1/2, 654号文件，第795—797页。

[62]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94号，1928年12月1日，日外Ⅰ/1/2, 656号文件，第800—803页。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923号，1928年12月8日，日外Ⅰ/1/2, 666号文件，第816—818页。

[63]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702号，1928年10月9日，日外Ⅰ/1/2, 630号文件，第759—760页。

[64]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44、845号，1928年11月16日发，日外Ⅰ/1/2, 647号文件，第782—784页。

[65]冈本领事（驻南京）致田中外相，第666号，1928年11月22日发，日外Ⅰ/1/2, 650号文件，第786—790页；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334号，1928年11月24日，同上，651号文件，第790—791页。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338号，1928年11月24日，同上，652号文件，第791—792页。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69号，1928年11月27日收，同上，653号文件，第792—794页。

[66]外务省通商局《修改日支通商条约预备调查报告·第4辑·日支同意中国增加关税问题谈判经过概要》，1929年，第16页。这一史料的情况参见本书第47页注释②，以下简称为《调查报告4》。

[67]田中外相致芳泽公使，第531号训令，1928年10月15日，日外Ⅰ/1/2, 632号文件，第763页。驻英临时代理公使佐分利致田中外相，第263号，1928年10月21日，日外Ⅰ/1/2, 640号文件，第772—774页。

[68]临时代理公使堀致田中外相，第1445号，1928年10月17日，日外Ⅰ/1/2, 636号文件，第768页。

[69]《调查报告2》，第35页。参见上村前引书第285页。

[70]《调查报告4》，第58页。

[71]日本商工会议所《最近中国南洋排斥日货的经过和影响》，1929年。查尔斯·雷麦：《对中国拒货运动的一个研究》，第5章。参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构造》，大安，1966年，第7章。

[72]《最近中国南洋排斥日货经过和影响》，第21、64页。

[73]同上书，第243页。

[74]前引江口《日本帝国主义史论》第44页。前引臼井《日中外交史》第182—183页。等。

[75]田中首相致临时代理公使堀，第20、21、22号，1929年1月25日，日外Ⅰ/1/3, 508号文件，第662—665页。

[76]《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重订条约之宣言》，1928年7月7日（按后面引用的对日照会上标明的日期为7日。而中档5/1/外交（一），第34页标为6月15日，有误），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1964年，第5页。

[77]《外交部致日本驻华芳泽公使照会》，1928年7月19日发，同上，第41—42页。

[78]美国国务院，FRUS1928，第2卷，第482—483页。

[79]《调查报告4》，第1页。

[80]同上书，第9页。

[81]《政府解决关税问题之趋向》，《银行周报》第12卷第42号，总第573号，1928年10月30日。

[82]《新晨报》，1928年10月26日。

[83]《调查报告4》第10—17页，第25—26页。

[84]F4941（FO371/13159）。

[85]《财政公报》第6期，1928年2月。

[86]《申报》1928年7月12日，另据该报11日全国财政会议特刊，决议是7月9日第4次大会上作出的。

[87]商务参赞备忘录，1928年11月10日，F92（FO371/13891）。

[88]商务参赞备忘录，1928年11月17日，F125（FO371/13891）。

[89]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702号，1928年10月9日，日外Ⅰ/1/2, 630号文件，第760页。又，《调查报告4》第18、19页。

[90]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44号，1928年11月16日，日外Ⅰ/1/2, 647号文件，第783页。《调查报告4》第20页。

[91]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869号，1928年11月27日，日外Ⅰ/1/2, 653号文件，第793—794页。《调查报告4》第33页。

[92]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923号，1928年12月8日，日外Ⅰ/1/2, 666号文件，第816页。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362号，1928年12月10日，日外Ⅰ/1/2, 668号文件，第821页。《调查报告4》第88页。

[93]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914号，1928年12月7日，日外Ⅰ/1/2, 660号文件，第807—808页。平息因这个问题与日本发生的纠纷的情况，见田中外相致矢田总领事，第357号，1928年12月8日，日外Ⅰ/1/2, 663号文件，第812页。

[94]矢田总领事致田中外相，第972号，1928年12月17日，日外Ⅰ/1/2, 674号文件，第831页。

[95]《益世报》1928年5月25日（转引自《现代中国之纪录》）。据说黄郛辞职是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355—368页。

[96]“新税则”，《北华捷报》，1928年10月6日。

[97]财政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第3688号，1929年2月8日，二史馆文官档，1/（1）/2554。

[98]《新晨报》，1929年2月3日；《京报》，2月1日；“中国人对关税自主的反应”，《密勒氏评论报》，1929年2月9日。

[99]蒋中正：《对于关税新制之感想》，《商业月报》，第9卷第1号，1929年1月。

第二章

日中关税协定与1930年税则

直到1930年5月，中国才完全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中关税协定签订，意味着列强中最后一个拒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国家日本，在中国同意将部分进口商品税率维持不变的条件之下，终于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930年年底，中国国民政府公布了新的进口关税税则，并从193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因为新税则是在1930年公布的，所以通常称为1930年税则，简称为30年税则。

副岛昭一从日本方面的活动研究了日中关税协定签订的过程[1]。本章以副岛的研究为线索，研究中国国民政府方面的决策过程。

一 日本要求签订税率协定

当日中就缔结关税协定进行谈判提上日程，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指日可待时，日本的工商业者对本国政府展开强硬攻势，希望日本与中国签订税率协定，维持中国进口关税的低水平税率[2]。

1929年6月1日，日华实业协会和日本经济联合会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修订日中通商航海条约事宜。此后，联席会议召开了十几次，然后各行业分别以书面形式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3]。与此同时，东京商工会议所和大阪商工会议所等也互通声气，1929年7月8日，以日本商工会议所日中通商条约改订问题委员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修改日支通商条约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从国际形势来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已不可避免，所以应当向中国提出若干附加条件，再予承认：“中国政府恢复关税自主权对未来日支通商贸易的巨大威胁实为可虑，然自去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诸国已经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我国难以独自拒绝，兹提出附加条件如左，方可承认其要求。”附加条件共计6项：（1）签订对重要商品“尽可能长期”的税率协定；（2）废除国内关税；（3）征收国内消费税应对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4）陆地边关税率维持减收1/3不变；（5）维持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6）减轻吨税[4]。

经济团体虽然对政府提出要求，复杂的现实情况却不允许政府照单全收。政府至少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关国际形势的问题。1920年代末列强之间的角逐日益激烈，但就国际关系的基调而言，作为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然故我，列强的政策是强国彼此之间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同时容忍在美洲和欧洲以外其他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权[5]。1929年成立的民政党浜口雄幸内阁顺应国际形势，也表示愿意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外交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日中关系。众所周知，浜口内阁的前任田中义一内阁奉行所谓“积极外交”，对华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结果发生日本出兵山东，刺杀张作霖等事件，不仅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在对华外交中也陷入被列强孤立的窘境。使日本领导阶层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例如，“金曜会”——其成员包括很多在中国投资的日本大资本家——机关报的社论这样说：“最近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旗帜鲜明地主张所谓亲善政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明显地与中国接近起来。”“现在列强通过帮助中国使自己得利，通过帮助中国富裕，使自己发财。……在时代的潮流中日本何以自处呢？我等在华经商者不能不为此极感疑虑。”[6]危机感促使浜口内阁将“日中和平相处，邦交面貌一新”列为上任伊始发布的十大政纲之一，所谓第二次币原外交开始了。

第三个问题，有迹象表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1929年10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向外交部长王正廷试探有无可能设立互惠税率，王正廷这样回答：“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为原料和食品，无关税；而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为工业品，有关税。即使签订税率协定也谈不上互惠，中国国民必然反对这种徒有其表的互惠。但中国曾得日本政治上之援助，已决意予日本经济上的利益为报偿。因此中国将单方面地对特定商品（其种类应严格限定），在一定期限内（或一年，或二至三年）维持现行税率不变。其形式，或作为外交往来文书公布，或由中国自行决定维持税率商品的种类和期限，并通告日本。”[7]另外，在佐分利公使与宋子文会谈时，宋也谈到：“绝无可能缔结互惠条约，但是对于日本的贸易和工业给予相当保障当无异议。”[8]

日本政府从外交部长王正廷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谈话中，嗅出中国方面可能在税率协定上让步的气味，决定以日本经济团体的要求为基础，删除其中过分的内容以后，和中国谈判。有一份《关税事项方针案》，大约是1929年11月到12月由外务省通商局提出的，包括以下六项内容：（1）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2）签订维持税率之协定；（3）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4）免除国内通过税；（5）肯定自由贸易原则；（6）满洲朝鲜陆路贸易关税减税制度维持三年不变；并且就第（2）项税率协定，提出商品种类和税率维持五年不变的具体方案[9]。

此后，日本浜口内阁向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发出正式训令，命令他于1930年1月初开始与中国谈判关税问题。其目标是“在中国方面不可避免地实行关税自主以前，调整关税问题的事态”。日本期待的一揽子关税互惠协定既然已成画饼，“妥协性的考虑”则为用一个协定来保证在一定期限内，维持特定商品种类现行税率不变。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避免出现新的纠纷”。日本方面在开始谈判时就已经看清谈判的必然的结果仅限于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要求的同时附加一些条件[10]。2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批准包含在这项训令中的关税问题外交方针[11]。但是，“在一定期限内维持特定商品种类现行税率不变”虽然对日本来说已经是政策上的“妥协性的考虑”，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却未必是可以接受的妥协性方案。正如下面将要叙述的，中国国内某些势力要求的是完全恢复民族主权。

二 税率协定问题与中国

中国国民政府很难下决心与日本缔结进口关税的税率协定，因为这意味着维持日本商品进口税率不变。首先，显然此举必定招致中国国内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例如，当时上海商会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于新关税的期盼：“现我国内实业，如绸缎、火柴、肥皂、水泥、烟、酒等，皆受外货吞并压迫，而渐呈衰象。若不于税则上研究挽救，更无良法，以善其后……盖现时海关通行之七级税率本系沿袭从前北京关税会议之草案，内容既未完善，办法复多迁就，与实行国定税则之精神相去尚远。此次中央改订国定新税则，实为业界自谋救济之良机。”[12]

正如下一节将要提到的，日中关税协定谈判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一开始中国国内风平浪静。但是协定方案要点被泄露以后，抗议之声四起，抗议的主力是工商团体。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通电说：“所冀关税自主，国家得以为酌盈剂虚，因时制宜，而握操纵之权。全国工商业亦得关税保护之益而徐图发荣滋长。今与日订立互惠税率，各国必相率效成尤，我国又难拒绝，将见互惠其名，‘独惠’其实……我工商业希望脱离90年之束缚，完全绝望矣。”[13]这一时期，表示相同态度的主要工商业团体有（括号内为表态时间）[14]：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2月20日）中国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同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同月25日）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同月26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同月27日）中华国货维持会（同月18日及28日）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3月1日及13日）北平总商会（2月28日及3月21日等）。

中国国内舆论热烈地讨论关税协定方案。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报纸评论说：“（中日两国）生产程度不齐，利益必难得其平。名为互惠，实即‘独惠’。”[15]“依中日两国贸易言，互惠原则即与自主（加税）根本上发生冲突。保护政策，更难望其施行。……若政府悍然孤行不纳人民建议，则全国国民应正式宣布，中日关税协定违背人民公意，誓死不能承认。至于王正廷与宋子文卖国之罪，固不容诛。”[16]另一方面，就连政治态度比较稳健、对外交问题最具权威的《东方杂志》在肯定政府的努力之后，仍然消极地评价日中关税协定：“国民政府能于（与英国）订立收回威海卫协定不久，就（与日本）成立这样一个关税协定，不能不算是外交上一大进展。不过，我们就协定的内容看来，觉得其中还有许多的地方，影响我国利益与国权……总不能不算是慰情聊胜的了。”[17]

一些报纸对于缔结关税协定本身表示理解，但严厉批评国民政府的秘密外交手法。“签订中日互惠协定，今日在两国环境上，诚有不能避免之理由。……如果中国采保护税则，重征此类日货（工业粗制品）之入口税，则我方不难自行制造，而日本厂家舍关闭歇业外，别无出路。此乃日本生存关系，讵可轻于让步。……（虽然如此）政府与其秘密协商，巧为伪饰，徒滋疑惑。尚不如公开宣布以不能不委曲迁就之苦心，求谅于国人。”[18]

那么，国民政府何以不顾工商业者为主体的高涨的反对运动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抗议，仍决意签订日中关税协定，甚至不惜采用秘密外交手法呢？协定草案签订半个月以后，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到就互惠品目与日本谈判的原则时说：“以中国情形论，即为互惠条约，当然我方惠少，彼方惠多。外部对互惠始终加以考察，从前在北京时，即订有原则三种：1．种类须少；2．时间须短；3．银钱总数须相近。……此次与日本商协定，即根据此原则办理。”[19]正式签约以后，王正廷又谈及与日本谈判互惠品目原则：“此次对于此项原则，仍然坚持。在种类上已减去4/5，期限亦减至1至3年，……我国之关税自主，除日本之外，有11国皆有根据。然而日本默认，并未承认。此次协定，就是日本承认我国关税自主。”[20]总之，国民政府说明，为了恢复关税自主权，他们是在坚持以上三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互惠税率协定的谈判的。那么，这三项原则真的贯彻了吗？下面根据日本外交文件进行检验。

三 日中关税协定的谈判过程

如上所述，重光葵总领事接受本国政府开始关税问题谈判的训令，1930年1月16日以日本临时代理公使的身份赴南京，当天，先后会晤王正廷和宋子文，再度确认国民政府对于关税问题的立场。重光判断，中国方面“无意剧烈地变动现行税率”、“会谈空气大体良好”。回到上海以后，决定向宋子文说明日本方面的基本方针，开始谈判[21]。

（一）关于税率维持不变品目的谈判

20日，重光葵造访宋子文在上海的宅邸，向宋说明了日本的关税协定草案。这个草案的前提条件是搁置全面修改日中通商条约问题，而先图关税问题的单独解决。草案提出19类商品税率5年内维持不变的要求（19类商品为：①棉纱及棉制品；②丝、棉混纺织品和人造丝织品；③毛织品；④海产品；⑤面粉；⑥香菇；⑦砂糖；⑧陶瓷器和搪瓷制品；⑨纽扣；⑩伞类；⑾镜；⑿胶鞋类；⒀钟表及同类商品；⒁帽类；⒂药品；⒃暖水瓶；⒄电动机及纺织机等；⒅玩具；⒆自行车及零部件）。宋子文“抱怨商品种类太多”，并表示目前中方希望“税率维持期限定为三年”，重光离开时双方约定继续研究本草案[22]。

次日，宋子文在关务署署长张福运陪同下回访重光葵官邸，就前一日日方草案说明中国的意见：

1．同意提案第5号面粉、第17号中的织布机税率维持不变；

2．提案第1号棉纱和棉制品、第4号海产品、第6号香菇、第8号中的搪瓷制品、第9号纽扣、第10号伞类、第11号镜子、第12号胶鞋类、第15号药品、第17号电动机和纺织机等、第18号玩具（体育用品除外），如果其中一部分商品“多少增加一点关税”，那么维持税率不变基本可以同意；

3．提案第2号丝、棉混纺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第3号毛织品、第7号砂糖、第8号中的陶瓷器、第13号钟表及同类商品、第14号帽类、第16号暖水瓶、第17号发电机及纺织机等（原文如此，其实已经在上述第2项中提到。——引用者注）、第18号中的体育用品、第19号自行车及零部件，难以维持税率不变。

宋子文强调，特别是第2号丝、棉混纺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由于“中国国内丝织业和织布业者强烈反对”，难以维持税率不变；第7号砂糖则可能“将来因财政需要不得不多少提高税率”；而第3项所举商品“日本的贸易额比别国为少，即使日本商品总额不少，在日本对华贸易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因此要求从名单中除掉。对此日本反驳说，在近800种课税商品中，本草案提出的不过“40到50种而已”。谈判继续下去[23]。

22日的谈判中，中国对前一天提出的第2项（以部分商品“多少增加一点关税”为条件同意税率维持不变）中的棉纱、棉布和海产品中的一部分提出具体要求，希望保留2.5%—5%的“将来因财政需要增税的余地”。日本方面强烈抗议，对“我国最重要商品之棉布”中的一大部分增税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业者利益微薄，即使提高税率2.5%也会妨害贸易”。在两国你来我往的激烈论争中，确定了中国提出的第2项条件的适用对象。此外，日本要求将砂糖、人造丝织品、陶瓷器也包括在维持税率不变的品目中，与中国将这三种商品刨除在外，即将提高其税率的立场，也是南辕北辙。宋子文再一次解释为什么人造丝织品不包括在维持税率不变的品目中：“丝织业者强烈请愿，将使之成为政治问题。”[24]

23日，宋子文要求单独会见重光葵，提出中国方面的最后方案。宋子文一面絮絮谈论“缔结此协定将无法避免普遍的攻击”，预计国内舆论将反应强烈，一面拿出以“由我个人负责”的态度、“与工商部专家多次研讨”，最后“能够说服自己让步的最终方案”。内容是：首先，关于品目，沿袭中国方面的主张，将丝、棉混纺织品、毛织品、砂糖、陶瓷器等完全排除在税率维持不变的品目之外，并且将一部分棉纱和棉布包括在保留2.5%增税余地的品目中。另外，关于协定期限，“（国民政府）内部认为税率维持不变的年限应为二年，极少数商品为三年”的主张越来越强硬，所以拒绝日本政府要求的五年期限，顶多“全部以三年为限”，不能再让步。重光葵认为“考虑到对方的态度，不可能完全推翻其最后方案”，因此大体上承认中方提出的维持税率不变的品目，同时对双方同意“多少增加一些税率”的税率维持不变品目，要求许可增税范围均为2.5%，也得到宋子文应允[25]。这样，关于税率维持不变的品目从日本草案的19类大约削减了两成，最后以15类达成协议。根据大藏省主税局编辑的资料，日本对中国出口税率维持不变的商品，按商品总值计算，最后达成协议的方案大约比日本最初的草案减少了22%—25%（表2-1）[26]。

表2-1 税率维持不变商品的日本对华出口额 单位：日元

出处：参见本文。

此后，日中两国继续谈判有关税率维持不变的条约形式和措词，以及确定中国对日出口商品税率维持不变的品目，税率维持不变的有效期限等。

（二）关于条约形式的谈判

日中双方在条约形式与措词方面也发生问题。开始，日中两国的外交代表代理公使重光葵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致同意使用两国间关税条约（treaty）的形式。但是在谈判中途参加进来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提出一个理由：“在中国，agreement（协定）成立不必经过批准。”主张采用关税协定（agreement）的形式，一时间与日本争执起来[27]。那么，王正廷为什么要避免批准手续呢？原来，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了获得国民的支持，曾经鼓吹要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处理对外关系时标榜“革命外交”，主张所有到期的旧条约都要改订为包含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内容的新条约[28]。对日外交本来也计划重新签订新条约，因此对外交部长王正廷来说，“与日本签订关税条约，于主义不合，必然受到民众普遍、强烈的反对，敝人甚感为难”。因此，为了多少缓和一下国内舆论的抗议之声，绕开批准手续上的障碍，王正廷提出的办法是采用关税协定形式[29]。而日本认为“对我方来说，agreement（协定）也必须采用批准的形式”，因而原本是计划履行手续批准一个对外条约的，但最终还是认可了王正廷的主张，姑且采用“协定”的形式。但是，由于必须折中日本批准条约的立场和中国希望省略批准手续的立场，通常应当载明的有关批准手续的事项，没有写进协定或其附属文件中，而是用协定第5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十日后实施”这种奇妙的语句来代替[30]。结果，到5月中旬日中关税协定正式签字以后，国民政府立法机关立法院为此而议论纷纭（第四节）。

（三）关于税率维持不变的期限的谈判

下面看一看日中就税率维持不变的有效期限的谈判。日本，特别是政府方面固执地要求五年有效期。1月24日，币原外相指示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竭尽所能坚持税率维持期限最少为五年，虽然按惯例国定税率制定以后三年不变，但协定拘泥于这样短的期限则无利可图，必然受到我国各政府部门的强力反对。”根据与宋子文谈判内容的最新情报，币原再次以电文训令：“关于前电公第12号已告知宋氏提案为三年、期限过短一事，务必千方百计坚持五年期限。”[31]

即使在日中两国已就税率维持不变品目及写明废除厘金、沿岸贸易税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日本仍表示“综合有关方面意见”的情况来看，关于税率维持不变的期限取得日本国内对华出口贸易商及出口商品制造业者的同意是很困难的。而且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中的税率维持不变品目超出日本最初的预想，所以有“我方的牺牲反多于对方”之感。因此不能轻易在五年期限上让步。实际上，正如本章第一节已经说过的，关键是日本国内的经济团体特别希望缔结一个“期限尽可能长”的税率协定[32]。

但是到了2月底，根据本国训令电：“协定期限为五年难以实现一事，可按你处预计的四年、万不得已以新国定税率实施后三年为妥协的标准。”撤销了税率维持期限五年的要求[33]。近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国办交涉的巧妙手腕起了一定作用。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南北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前不久，曾有报道说日本向直接对抗南京中央政府的山西阎锡山输送武器。中国方面在关税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日本不得不拼命表白：“日本政府与中国内乱没有任何关系，南京政府是日本正式承认的政府，日本极其希望南京政府巩固其基础。”这样，在关税协定期限的问题上，就很难坚持强硬姿态了[34]。当然，必须指出，日本让步的基本条件，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是浜口内阁当政，迫于形势鼓吹所谓“日中和平相处，邦交面貌一新”的外交方针，推进所谓第二次币原外交，以及当时浜口内阁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等等。

此后，日中双方于3月7日到8日商定了日中关税协定草案条款的细节，经两国政府同意，3月12日，重光葵与王正廷在南京签订了协定草案[35]；5月6日，仍由两人代表政府签订了正式协定[36]。协定规定自正式签字后10日起生效，相当于协定已经完成批准手续，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一度大起争执，这一点将在本章第四节叙述。

从1月底到3月初全部的谈判过程来看，日中两国都被迫作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可以说，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但是不得不缔结将部分商品税率维持不变的协定。而日本固然成功地缔结了使税率维持不变的协定，但是其品目的数量为最初草案的80%，税率维持不变的期限由五年缩短到三年乃至一年。虽然很难比较不同国家作出让步的大小，但考虑到关税协定涉及的品目和期限都受到相当限制，并且载明三年以后关税协定就失效，可以说中国在恢复关税自主权这一最基本的财政和经济主权方面，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收获。

四 立法院提出异议

日中关税协定正式签字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发生纠纷。由政府任命的委员组成的立法机关立法院，对关税协定的批准手续提出异议。5月10日，出席立法院第88次会议的立法委员“卫挺生、王用宾、罗鼎、刘克儁、陈长蘅、马寅初、邵元冲等提议，中日关税协定第五条规定本协定自签订之日后第十日起发生效力，有违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应遵照治权行使规律提出质询案”[37]。这里所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其中第25条为：“立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有决议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讲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之职权。”[38]10日立法院会议讨论以后，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供协定正文、附属文件、谈判纪录等[39]。

接下来，5月12日召开立法院第89次会议和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委员会联合审查会来审议关税协定。在第89次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正廷也应立法院要求出席说明情况，由于发生争论，会议从上午9点开始，到上午11点半还没有结束[40]。为此特别在下午继续召集五委员会联合审查会。然后，次日13日召开立法会第90次会议，在12日的审查结果基础上决议：“其效力发生之期间，虽用语过于省略，尚无违碍。税率各点，在相当期间内，亦属可行。应予通过；惟对于第五条用语，应郑重声明：此后不准有同样之疏忽，以杜流弊。又，请令主管机关此后应注意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以明责任。”[41]14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4次临时国务会议接受立法院的主张，决议“训令主管机关以后办理国际事件，不得有同样之疏忽”。暂时结束这次争执[42]。

上述立法院第90次会议和国民政府第4次临时国务会议都曾顺带提及，附属文件第4件有关无担保债务的约定应参照国民党对外政策第4条和第6条，表明立法院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恢复中国主权。这就可以看出围绕日中关税协定第5条发生的纠纷绝非简单的批准手续问题。立法院是抓住手续上的漏洞，找到机会批评关税协定中制约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地方[43]。

为什么立法院采取这种立场呢？让我们回到1928年10月10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去看一看立法院设立的经过。胡汉民就任立法院长，他选择的立法委员人选都是政治上没有反对过国民党、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与蒋介石的亲信邵元冲等人商议后，同年10月31日，任命了49名立法委员[44]。立法院中分设法制、经济、财政、军事、外交五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别由五名委员组成。

不可否认，胡汉民就任立法院长之职，本有借立法院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之意。但翻阅立法院郑重其事的周六例会会议记录，让人感觉立法院与其说是一个派系倾轧的机关，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对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体制法制化作出极大贡献的专家集团。立法院中不乏北京政府时代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类年高德劭的人物，但他们并无出众表现。这次质疑日中关税协定问题的人，是那些曾经到外国留学、在财政、经济、法律方面有专家资格的人，如财政委员会的卫挺生、陈长蘅，经济委员会的邵元冲、马寅初。财政委员会中有四个人曾就读美国密西根大学，他们为建立近代财政体系的法律框架出力不少[45]。经济委员会则制定了劳动法、土地法、农民银行条例、公路条例、矿山法、森林法等[46]。我想，在正在大力立法的立法委员们眼里，外交部长王正廷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竞相采用“超法规的”手法进行的修约谈判，恐怕从方法到内容都不会有什么可取之处。其实一年另四个月以前的1929年1月，立法院会议已经为了批准中国与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等国条约问题争论过一回[47]。关于日中关税协定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是同样的问题再度爆发。

严格来说，立法院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是如第一节已经论述过的，它从客观上起到了把一部分中国民族主义舆论反映到国民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从负责日中关税协定谈判的王正廷和宋子文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内部的民族主义潮流，如立法院辩论之类的事态，是必须时刻留心的。单单为了这个原因，王、宋等人也不可能一口答应日本方面的要求。

五 制定1930年税则

日中关税协定签订以后，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第一次行使这一权利制定的税则即为1930年进口关税税则。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29日公布了新的国定税则，三天以后（1931年1月1日）开始实施。1930年税则对647种进口商品分12级征收5%—50%不等的关税。税率提高的商品有：酒类、香烟为50%，丝织品、人造丝织品45%，火柴、陶瓷器40%，毛织品、砂糖、高级食品原料等35%，麻布、生丝、玻璃、洋伞等30%。税率降低的商品包括机械车辆5%—7.5%等。下面通过分析30年税则的制定过程，考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意图与影响决策的因素。

（一）财政部制定草案及其延期实行

编制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的关税税则的工作，由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48]负责，工商部也向这个委员会派出委员。由于1928年12月公布、1929年2月实施的28年税则规定“试行期为1年”，所以原来要求在1930年2月以前公布新关税。1929年11月末，第206次中央政治会议根据王正廷和孙科的联名提案：“现在距明年2月1日为期甚近。为保护本国工商业起见，关税税则应即重订。请限令财政部于12月20日以前会同工商部拟订新关税税则草案。”指示财政部尽快完成新税则草案[49]。

工商部的“进出口税则意见书”上标明的日期为12月28日，这份意见书附带的说明中提到工商部派出的负责人员实际上出席了按上述提示召开的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并参加了关税税则制定工作。但是，意见书又说：“查该项新进口税则，自第111号起至第718号税则完毕止。所定税率大致尚与本部政策相符。惟自第1号至第110号凡关于丝类及棉类者未见所改订。……仍不能如期提出。”[50]看起来税则草案编制完成还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可是与此同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却一再对日本外交官说：“实际上国定税率草案已经完成……”又说：“我个人一向希望务必先与日本协商后再实施（新税则），但其他方面若从目前状态更进一步，则我将被迫于2月1日强制实行上述国定税则。”宋子文这番谈话，看来主要是想推动日本方面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多少有些虚张声势[51]。

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成问题的不仅是30年税则的内容。以何种方式公布新税则，涉及各种微妙的因素，也须仔细研究。当时报纸曾报道：“手续上是否断然宣布？抑须经外交当局向未予同意之国（不用说就是日本）商量进行，均于1月7日行政院会议，财宋外王提出报告，并加讨论。”[52]

然后，在宋子文上述谈话的基础上，从次年1930年1月开始与日本进行关税问题谈判，这个经过已经在上一节中论述。当然，在谈判结束以前，新税则的公布施行暂时搁置。再者当时因国际市场银价走低，使中国银元与外币的兑换率也跟着低落，于是金本位制国家对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一路上升。结果相当于为中国国内产业设置了保护关税，所以真正实现保护关税就变得不那么迫切了[53]。这样，制定30年税则的工作得到喘息时间，后来又花费了不少工夫继续进行。

可是，汇率低落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关税收入换算成外币时数量减少。由于关税收入要用于内外债偿还基金，这个问题对国民政府来说非同小可。不过国民政府引入“海关金单位”，在征收关税时按金币单位计算，想法子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很有效，财政部内部的评价是：“关税担保之债赔各款均须用金交会，银价之低落愈多，汇兑之折合愈甚长。此以往应付维艰。乃本年（1930年）2月对于进口货物改用金单位征收税款实施以来，尚称便利。”[54]

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整理制定的30年税则草案在1930年夏季以前一直没有公布。但是，从若干史料推测，这个方案的财政关税色彩要比保护关税色彩强。例如，财政部就制定新税则问题向立法院提交的说明书主要强调的是新关税对于财政的必要性：“为支付债赔各款，原有值百抽五之收入不敷应用，……此今金价再继续增高，则应付困难之形势恐尚有加无已。”[55]

另一方面，与财政部不同，工商部从保护关税的必要性立论。前引1929年末工商部意见书主张：“际此外国经济侵略非常剧烈，国内工商各业尚属幼稚之时，自应取保护主义，决定关税政策，以抵制侵略，发展工商。”[56]

（二）财政部草案修正过程

1930年7月国民政府第86次国务会议决定将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的税则草案交付立法院审议，8月2日立法院第103次会议决定将该案交付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议[57]。财政委员会从9月4日的第34次会议到11月25日的第45次会议期间，有八次会议专门审议30年税则草案，每次都要听取列席会议的国定税则委员会成员对草案的说明，并逐一检讨每一品目商品的税率是否妥当，并加以修正。草案通过三读时仍在仔细地修改，审议草案的时间长达38小时30分钟[58]。11月底有一则报道形容审议的情形说：“进口税的税则草案经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已逾两月。因货物品类繁多，审查颇费时日，且须随时向财部索取参考材料。现在大都已告完竣。在两周内准可提交大会。”[59]综合其他新闻报道，通过立法院财委的审议，对财政部草案中若干用作工业原料的商品调低了关税，而在全部647类商品中，大约有香烟、洋酒、人造丝织品等260类商品提高了税率。《泰晤士报》特派员在提到对草案的一系列修正时指出，中国经济界发挥了强烈的影响[60]。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很值得注意。

全国工商会议是1930年11月1日到8日在首都南京召开的，有国民政府各部代表、各省市代表、工商业界领袖、经济学家、海外华侨、与工商部有关人士等220多人参加。会议讨论了超过420件以上有关振兴工商业的提案。正如工商部长孔祥熙本人在发言中说的，这次会议将“以努力建设之精神，为官民合作之嚆矢”[61]。换言之，国民政府是希望给民间的经济界要人、经济学家等人发言、提案、讨论的机会，同时巩固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不用说，也有加强工商部和孔祥熙自己的地位的意思。

会议分组进行，关税问题放在研究金融、税制的第4分组会讨论。这个分组会共收到63件提案，其中有12件涉及关税问题。主要有：上海经济团体中国国货维持会委员王介安“提议减免国货出口税加重洋货进口税以资维持国货案”，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常务委员虞洽卿、中国通商银行总稽核方椒伯三人联名的“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拟请从免除国货出口税入手、并撤销洋货免税及返税办法，以资抵补案”，苏州商会主席程兆栋的“实行国定税率案”，青岛商会主席丁长升的“速行颁布国定税则案”等，所有内容都是中国国内工商业者要求实施保护关税[62]。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等三人联名的提案。不但提案人个个非同等闲——三个人都是19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主导上海经济的著名人物——而且提案在阐述主旨时谈到新国定税则的决策过程，明确地说新税则“现闻已交付立法院审议，想不久当可公布施行”。因而提出新进口税则实施以后的政策问题。恐怕他们不仅已经完全了解30年税则审议通过的过程，而且通过各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对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全部动向也一清二楚。在情报充足的基础上，才提出这个提案。此外还有其他与会者从个人立场就关税问题提出的提案，显示了他们对此问题高度关注。试举几例。如无锡庆丰纱厂经理唐星海“请求政府先从棉纱布疋入手实施关税保护政策案”，振华油漆公司经理邵晋卿“请废除内地各项苛捐杂税、及减轻原料进口税、增高外货成品进口税事案”，等等[63]。

看来，以上海为首的沿海工业城市的工商业者们实行保护关税的要求，是修改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草案的原动力。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体现在立法院审议中，结果可以说加强了30年税则的保护关税色彩。实际上，财政部长宋子文在30年税则公布实施3个月以后一次会议上说，此次税则制定的三原则是：（1）降低工业用原料税率；（2）提高有国产能力的工业制成品税率；（3）保证税收。再次明确了制定税则时保护关税的考虑[64]。

小结

对日中关税协定和30年税则于日中两国哪一方更有利作出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在日中关税协定谈判中，双方都被迫作了让步。可以说，正是由于签订税率协定，日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税率维持不变的品目和期限，也比最初的设想缩水不少。从中国方面来说，与最后一个拒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国家日本签订关税协定，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目标，并公布实施了30年税则，但是不得不同意维持一部分商品的税率。日中两国的让步是当时国际环境、两国外交政策和政治局势、两国工商业者的活动等因素决定的。必须注意中国工商业者的活动，就像注意日本工商业者的活动一样。

那么总体来说，应怎样评价这个协定才恰如其分呢？根据日中关税协定，经过三年时间，中国就完全自由，可以行使关税自主权，不受任何税率协定的拘束。考虑到关税自主权对于近代国家形成时期建立财政体系、发展经济的作用，中国国民政府在此特定时刻恢复关税自主权的意义非常重大。税率协定虽然多少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相比之下，中国得到的成果要大得多了。

从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来看，日中关税协定谈判的特点之一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政外交”两种思路互相竞争，齐头并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立法院因协定批准手续提出异议。立法院作为具有法律和经济专家集团色彩强烈的立法机关，发挥了将民意反映到国民政府决策过程的作用。制定30年税则时立法院在工商业者的压力下修改财政部草案就是一个例子。

日本方面，浜口内阁、特别是币原外相以及主持谈判的代理公使重光葵，把签订日中关税协定当作改善日中关系的机会[65]。但是，日本对华贸易的利害与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经常在日中关税协定谈判中表现出来。而且，日中关税协定签订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在关东军军官的策动下，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改善日中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挫折。

附记

笔者在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4—6日）第9分组会上曾宣读以《日中关税协定签订过程和30年税则》为题的中文论文。本章就是由那篇论文大幅度补充修改而成的，当然主要观点没有改变。那篇中文论文见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的《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1]副岛昭一：《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满洲事变”》，古屋哲夫编：《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

[2]同上书，第192页以后。

[3]日本经济联盟会中国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业界对中国关税互惠协定货物品目意见书》，（1）—（9），1929年。

[4]前引副岛《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满洲事变”》，第195—197页。

[5]参见序章及久保：《凡尔赛体系与华盛顿体系》

[6] 《金曜会通讯》第47号，1930年11月28日，第9页；第54号，1931年3月10日，第7页。

[7]重光总领事（上海）致币原外相，第1219号，1929年10月20日。外史馆文件B-2-0-0，J/C1，修改日支通商条约一件，第4卷。下同。另见于日外Ⅰ/1/3, 655号文件，第837—844页。

[8]重光总领事致币原外相，第1228号，1929年10月22日。另见于日外Ⅰ/1/3, 657号文件，第845—846页。

[9]日外Ⅰ/1/3, 657号文件，第846—847页。

[10]币原外相致重光总领事，第6、7号，1930年1月10日，日外Ⅰ/1/4, 243号文件，第323—331页。

[11]日外Ⅰ/1/4, 263号文件，第357—358页。

[12]《商业月报》，第10卷第2期，1930年2月。

[13]《申报》1930年3月14日。

[14]《申报》1930年2月21日、26日、27日，3月2日、14日。另中档5/1/财经（二），第14—19页。

[15]《新晨报》1930年3月8日。

[16]同上，3月15日。

[17]《东方杂志》第27卷第9期，1930年5月10日。

[18]《大公报》1930年3月10日。

[19]《申报》1930年3月29日。

[20]《益世报》1930年5月16日。

[21]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致币原外相，公第8号，1930年1月16日。日外Ⅰ/1/4, 249号文件，335—337页；公第14号，1月17日，日外Ⅰ/1/4, 250号文件，第337—338页；公第15号，17日，251号文件，第338—339页。反映谈判过程的资料，因未见中文文献，基本依据日文文献分析。

[22]重光代理公使致币原外相，公第28—32号，1930年1月21日。日外Ⅰ/1/4, 256号文件，第344—349页。

[23]重光临时代理公使致币原外相，公第40号，1930年1月22日。日外Ⅰ/1/4, 258号文件，第351—352页。

[24]重光临时代理公使致币原外相，公第47—49号，1930年1月23日。日外Ⅰ/1/4, 261号文件，第354—356页。

[25]重光临时代理公使致币原外相，公第55—56号，1930年1月24日。日外Ⅰ/1/4, 264号文件，第358—361页。

[26]大藏省主税局：《日支关税协定我方提案货物品目出口额调查》，1930年2月，大藏省财政资料室：《昭和财政史资料·第9号·中国·日支关税协定（二）》，Z809/35/12。

[27]上村领事（南京）致币原外相，第121号，1930年2月3日，日外Ⅰ/1/4, 285号文件，第392—395页。

[28]前述。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29]前述。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30]币原外相致上村领事，第15号，1930年2月5日。日外Ⅰ/1/4, 287号文件，第395—396页。币原外相致临时代理公使重光，公第94号，1930年2月10日。日外Ⅰ/1/4, 297号文件，第408页。

[31]币原外相致临时代理公使重光，公第12号，1930年1月24日，日外Ⅰ/1/4, 265号文件，第361—362页；公第14号，1930年1月24日，日外Ⅰ/1/4, 267号文件，第362—363页。

[32]币原外相致临时代理公使重光，公第31号，1930年1月26日，日外Ⅰ/1/4, 273号文件，第375页。币原外相致驻南京领事上村，第19号（向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转达），1930年2月6日，日外Ⅰ/1/4, 291号文件，第398—399页。

[33]币原外相致临时代理公使重光，公第119号，1930年2月22日，日外Ⅰ/1/4, 300号文件，第410—413页。

[34]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致币原外相，公第241号，1930年2月22日，日外Ⅰ/1/4, 302号文件，第415—416页。神山、小池、松重稿：《日本外交文件题解“昭和期Ⅰ第1部第4卷”》，《外交史料馆馆刊》，第8号，1995年3月，第110页。

[35]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致币原外相，公第262号，1930年3月7日，日外Ⅰ/1/4, 307号文件，第418—421页。币原外相致驻中国各使馆，合第110号，1930年3月13日，日外Ⅰ/1/4, 310号文件，第425—426页。又，3月12日为孙中山忌辰，所以按中方的希望，双方签字的协定草案上标明的日期是3月11日。

[36]日中关税协定正文和四个附件、一个附属秘密换文全文收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6年，第161—168页。中文本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第798—805页。但《中外旧约章汇编》中没有收录《日本外交文件及主要文书》下卷中收录的英文的附属秘密换文，只有记载换文要点的会议纪要（作为第5个附件）。

[37]《立法院公报》第18期，1930年6月，〈立法院会议议事录〉栏，第6页。

[38]《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第15—16页。

[39]立法院致行政院，咨，1930年5月10日，《立法院公报》第18期，1930年6月，〈公牍〉栏第9—10页。

[40]《立法院公报》第18期，1930年6月，〈立法院会议议事录〉栏第8—10页。《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0页。邵元冲（1890—1936年，浙江人）是接近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有势力的立法委员之一。

[41]《立法院公报》第18期，1930年6月，〈立法院会议议事录〉栏第10—12页。立法院致国民政府，呈，1930年5月13日，《立法院公报》第18期，1930年6月，〈公牍〉栏第1—2页。又见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1）国民政府北伐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64年，第72—73页。

[42]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第279号，1930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报》第469号，1930年5月15日，第2—3页。另，中档5/1/财经（二），第19—21页。大意相同的文件还有：国民政府致立法院，公函3266号，1930年5月15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641.05/5060.01），国史馆藏。

[43]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国民党党纲的对外政策中，规定当在使中国不受损失的范围内偿还外债（第4条）；如北京政府所借外债中，无关人民幸福、维持军阀地位的外债，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第6条）等。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0辑，1976年，第383页。根据上述原则，日中关税协定涉及的北京政府所借西原借款等，属于不应偿还的外债。

[44]192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立法委员人选名单，12月5日举行立法委员就任仪式。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34—435页。邵元冲曾参与商议人选，《邵元冲日记》第468页，1928年10月22日记。

[45]《卫挺生自传》，中外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102—105页。邓召荫委员长等财委的简历如下（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邓召荫（1893年—？），广东人，留美，经密西根大学转哈佛大学。历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财政部粤海关监督等。

卫挺生（1890—1977年），湖北人，留日后再留美。密西根大学一年，转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曾任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

陈长蘅（1888—1987年），四川人，留美。密西根大学转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

曾杰（1887—1942年），湖南人，留日，回国后转留美。欧珀林学院（据《卫挺生自传》为密西根大学）。国民政府参事。

王用宾（1881—1944年），山西人，留日，法政大学。民国成立后为参议院议员。

刘盥训（1875—？），山西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清朝学部主事，民国成立后为众议院议员。

张凤九（1882—1947年），新疆人，民国成立后为众议院议员。

[46]《邵元冲日记》，第481、487页。

[47]《邵元冲日记》，第499、501—502页。另见《立法院公报》第2期，1929年，第7—16页各次会议议事录。

[48]国定税则委员会主要成员如下，详见本书终章：

委员长（关务署长兼）张福运（1890—？），山东人，留美。哈佛大学法学士及文学士，北京政府外交部任职，参加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

副委员长周典（1878—？），河北人，留英及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硕士，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参加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

副委员长盛俊：浙江人，留日。

专门委员李幹（1901— ），江苏人，留美，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49]1929年12月3日，行政院致财政部，密令，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又见中档5/1/财经（二），第28—29页。

[50]中档5/1/财经二，第29—33页。

[51]重光总领事致币原外相，第1489号，1929年12月30日，日外Ⅰ/1/3, 675号文件，第877—878页。

[52]《申报》1930年1月7日。

[53]20世纪20年代末银价低落产生类似保护关税的作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见中国银行《民国19年度营业报告》第17—20页，以及当时其他经济类杂志。

[54]1930年9月9日，财政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第11564号密函，二史馆关务档179/（2）/552。

[55]同上。

[56]前引，中档5/1/财经（二），第29—33页。

[57]1930年8月25日，立法院长胡汉民呈文；同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财政部，第5310号密函，二史馆关务档179/（2）/552。又见前引，中档5/1/财经（二），第37—39页。

[58]《立法院公报》第26期，1931年2月，〈立法院会议议事录〉栏第6—25页。通常，会议议事录不必经全体会议和委员会同意，即可刊登在次月的《立法院公报》上。但财政委员会审议关税草案的议事录，大概为了保密，直到关税公布实施以后才一并刊出。但《立法院公报》刊登的议事录极为简略，所以只能推测审议的经过。

[59]《申报》1930年11月29日。

[60]《华北日报》1930年12月31日，《京报》同年12月1日。《东京朝日新闻》同年12月19日。《泰晤士报》，同年12月2日。

[61]国民政府实业部编：《全国工商会议汇编》1931年3月。1931年1月，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改名为实业部。

[62]《全国工商会议汇编》第240—241、244—246、237—238、221—222页。

[63]《全国工商会议汇编》，第222、226—227页。

[64]宋子文：《国民政府18年度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1977年，第251页（原载《中央周报》第146期，1931年3月13日）。

[65]小池圣一：《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场”的中国——满洲事变以前外交官对中国的认识》，《国际政治》第108号，1995年，第152页。

第三章

联合英美对抗日本的战略与1933年税则

制定1930年税则以后过了大约两年半，1933年5月22日，国民政府未经事先通告，突然公布了新的进口税则，并即日实施。按照1930年5月生效的日中关税协定，正如第二章所述，有一部分商品的税率在三年内维持不变。三年期限一到，棉布、面粉、海产品等商品的税率就可以提高。这是1933年修改税则的直接原因。但是看1933年税则对税率进行修改的部分，实际上提高税率涉及的商品范围极广，提高幅度也相当大。

再看当时中国国内外形势。日军不断地强化1931年以后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1933年初更展开侵略华北的军事行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这样，日中关系顿成剑拔弩张之势。如何应对日本的军事侵略，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战略的最大问题。另外，经济大萧条席卷全世界，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危机。

在这种局面中，1933年税则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政策意图而制定，又在国内外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一 期待保护关税的舆论与日英两国

1932年底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期望制定新税则的呼声开始抬头。直接原因是1933年5月16日日中关税协定规定的互惠税率即将失效，背后则关系到要求设置保护关税的切实经济利益，以及随着日本军事侵略步步进逼，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事态。

最早要求制定新税则的行动之一是1932年8月3日上海丝光棉织同业公会（即生产砑光棉布和印染布等产品的棉纺织业者社会团体，原名上海机器染织业公会，1934年6月10日改为现名[1]）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递交请愿书，首先指出：关税壁垒是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必不可少的保护屏障，日中关税协定与此要求背道而驰，缔结此协定铸成大错；而且在全部进口商品中，棉制品占较大比重。然后对政府提出“（在日中关税协定期满后）务乞毅然宣布加税，藉维国货”。由于政府方面没有回应，11月17日，上海市商会应丝光棉同业公会之请，致电行政院、财政部和外交部，再次要求提高棉制品的关税[2]。

另外，1932年12月15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也向大会请愿，确立关税保护制度，“倘因束缚于关税协定，不能自由变更”，则要求对华商工厂给予奖励金或补助金，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等[3]。在三中全会上，实业部部长陈公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七名中央委员提出“保护本国纺织业案”，其中有四项具体原则供讨论：（1）日中关税协定期满后废止“互惠”税率；（2）进口棉布税率至少提高一倍以上；（3）改良棉花，减少纱厂购用进口棉花，然后提高棉花的进口税率；（4）给民族纺织业发放奖金[4]。

这样，1932年底中国舆论纷纷呼吁提高进口税率以保护中国民族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中国民族制造业在1928年到1931年经济景气回升期间顺利地扩大经营规模，可是到了1931年以后，“九·一八事变”使内地工业丧失东北市场；“一二·八事变”使上海变为战区；世界经济恐慌中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同时国际银价上升，使中国银元升值，进口商品低价涌入；中国民族制造业遭受三重打击，一蹶不振。因此，作为打破经营困境的一种策略，工商业界不能不对提高进口商品税率寄予更高期望[5]。

这一时期工商业界对关税率的要求经过全面整理，列于表3-1。虽然可以说多半是要求设置保护关税，但仔细分析这些要求的内容和要求所针对的商品，可以看出工商业界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

表3-1 工商业团体修改关税的要求

续表

续表

注：A、B、C为分别通过上海市商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向政府提出要求。D为提倡国货会全体共同提出的要求。E为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全体共同提出的要求。*为碾米业、米粮商人、杂粮号业同业公会与A、C共同提出要求。

1．提高进口税率的要求。为数最多，并且大部分是由制造业者提出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要求保护棉纺织业以外，刚刚实现国产化的新兴制造业的活动，也颇为抢眼，如国产化才一年的橡胶轮胎，1933年春开始生产的硫酸厂，“九·一八”以后扩大投资规模的钟表制造业，以及造纸、电灯泡、氧化锌等产业[6]。还有一个特征是许多请愿书有意识地与日本产品唱对台戏，如加工棉布、水泥、电灯泡、钟表、铜板、面粉、氧化锌、橡胶制品等[7]。还有，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以代表农村经济利益面目出现的商人团体要求提高棉花、大米、小麦、土糖等商品的关税率。

2．降低进口关税率的要求。一些制造业者要求降低原料和燃料的进口税率：棉花、小麦、制造火柴梗的木材、椰子油（制皂用）、燃料用石油。还有批发商团体要求降低大宗进口工业产品的税率：毛织品、高级加工棉布、印刷用纸张等。但是后者的要求最终没有被上海市商会的大会采纳，也没有提交政府[8]。

3．提高出口关税率的要求。为了防止原料流失，榨油业者要求提高棉籽的出口税率。这是要求提高出口税率的惟一一例。

4．降低出口关税率的要求。包括出口到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市场的针织品，向日本出口的棉籽饼（肥料用），在国际市场与日本竞争的蛋加工产品等等任何与日本有关的出口商品，以增加其价格竞争力[9]。此外，水泥生产厂家要求发放出口奖励金，这是因为他们想在东南亚市场与日本一争高低[10]。此外，销往东北市场的面粉和销往东南亚市场的人造丝织品都要求给予退税待遇，也是因其和日本同类产品竞争激烈。1935年国民政府内部认真地研究了减免出口关税的问题（本书第五章）。

5．免除出口加工产品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的要求。这是面粉业和人造丝织厂的要求，希望在避免打击中国农业和缫丝业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1935年以后政府也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本书第五章）。

可见，工商业者的要求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棉花、小麦的进口关税以及毛织品、加工棉布、印刷用纸的进口关税，制造业者、销售商、原料生产者的立场相互矛盾。最后，棉花一项，如前所述，暂时维持税率不变，待实现自给后再争取提高进口税率；小麦和人造丝织品向采用退税制过渡；毛织品、加工棉布、印刷用纸降低税率的要求则被撤回。总体来看，应该承认在制造业者的主导下，渐渐地把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放到对政府请愿的最优先位置。但是，从围绕1934年税则进行的活动来看，制造业者的意志也不是那样强大（第四章）。

同时，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向政府提出废止日中关税协定、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社团，仅在1933年1月到5月间就达到相当的数量——共收到22件请愿书，有的请愿书的联署团体达四十多个[11]。这里出现的社团有：上海市烟业同业公会（见1月22日请愿书，以下简记日期为1/22），中华国货维持会（2/6），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2/8），天津市商会（2/9），蚌埠商会（2/10），厦门抗日救国会（2/11），江西省南昌市各界救国会（2/13），浙江省宁波商会（2/22），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2/17），广西梧州市商会（2/17），吴县县商会（2/18），南京市商会（2/22），山东全省商会联合会（2/20），浙江省杭州市商会（2/14），江苏全省商会联合会（2/27），江苏省松江县商会（3/6），重庆市商会（3/10），汕头市商会（3/13），吴县反日救国会（3/14），重庆市药材业同业公会（4/5），中国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5/1），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5/9）。不仅工商业者，全国各地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开始要求建立保护关税制度、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报界也支持保护民族产业、废除互惠关税、提高进口税率的要求。“我们想想过去关税协定所给予日本的互惠税率，差不多都是日本销行中国最廉的棉织物；对于中国基本工业——纺织工业的树立，简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们现在难道还要自寻死路吗？”[12]“……协定之结果，其及于我国产业前途之影响者，不待烦言而决之矣。……我国期满危害本国产业之条约，而不能决然废除，则十数年来全国上下力争关税自主之意义，恐将无以自解矣。”[13]

再加上中国国内舆论强烈抗议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以及1933年初开始侵略华北，如火上浇油一般，使废除日中关税协定、制定高进口税率的要求更加强烈。以下再引用一些新闻报道：“主张续行修订者，多以为中日邦交犹未断绝为辞。此种意见殊令人不解。今假定废止有碍‘邦交’，然日本既侵占东省，今又集大兵，袭击热河，尚何邦交可言？”[14]“际此国难未已，热河又告急，山海关又失守之局势而议，我国岂有与无信义无公法之日本以互惠乎？民意所在。”[15]

鉴于国内经济形势与日本对华军事侵略，当时中国国内舆论几乎一致主张应在日中关税协定期满后废除互惠税率、提高进口税率[16]。当然也有例外。如全国商会团体联合会主席林康侯，曾在实施28年税则时主张持重，现在则表示他认为中国因并未与日本断交，废除关税协定还有困难，应当满足于对协定作若干修改，提高一部分协定税率。[17]但是，这种意见很少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总体上还是以上引述的那一类提高关税的言论占据主流。

各种观察和报道显示中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提高关税，而且逐渐有变为现实的倾向。使得列强、特别是预计一旦提高关税将影响其对华贸易的英日两国，变得极为敏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书记官堀内发觉“中国方面，报章频现在关税协定期满时提高协定商品现行税率之论。21日，下官就此质证于关务署长沈（叔玉）……”探测中国政府动向[18]。英国驻上海商务参赞路易·比尔也试图与沈叔玉等人保持密切接触[19]。

但是并无迹象表明英日已事先了解1933年税则的内容。例如前引堀内书记官的报告，以极为乐观的口气结尾：“我认为期满后不会提高税率（据信依照不同情形，协定商品品目中两三种税率较低、征收从量税的商品将提税）。”[20]可笑的是英国外交部在接到实施新税则的通报当天，还从驻中国机构收到电报，对当地形势的判断是：“目前几乎不存在提高关税的可能性”，云云。外交部的W.哈里逊在看过这份电报以后无奈地写到：“可是据今天的泰晤士报道，新税则已自今日起实施。”[21]总之，对于日英两国来说，1933年税则公布并即日实施有如晴天霹雳。

话虽如此，两国外交部门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中国方面修改税则。两国事先都曾研究过提高协定商品品目税率将造成的影响。日本外务省内部文件“有关日中关税协定商品品目说明——以备关税协定期满”[22]就有以下内容：

一，棉制品……高级印染布之类，以中国本部为主要市场，提高税率将造成不小打击。然而就高级棉布而论，其他国家产品特别是英国产品占优势，不应认为惟有对我方不利。特别自抵制日货运动以来，我国产品对中国出口减退，转向印度、荷属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推销，可以说日中关税协定税率所带来的利益较之签订协定时，重要性已降低几分。再从棉纱来看，……假使提高税率导致我国对支出口减少，则在此类商品方面，我国在支纺织工场产品将取代我国国内产品，扩大销路，因此上述打击有所缓和。

二，海产品……由于我国产品垄断中国市场，中国方面即使提高税率，我国产品也无处于竞争不利地位之虞。

三，面粉……我国面粉……自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以来持续减少，但同时向满洲出口日见增长，现在更有显著进展。……因此中国方面……从现在的面粉无税改为有税，于我方亦无大碍。

从这个文件来看，如果中国仅提高协定规定商品品目的税率，外务省的既定方针是除高级加工棉布之类的部分商品外，同意中国修改税率。

而英国最关注的是棉布类商品税率。但从驻华外交官给英国外交部的建议来看，英国的方针是如果有必要为修改关税问题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话，那么仅限于“指出棉布为英国在华至关重要的利益之一，特别是大多数产品无法与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竞争，提高关税或许会产生恶劣影响”[23]。

这样看来，除高级棉布类产品外，日英两国倾向于同意中国提高协定税率商品品目中若干种商品的税率，再加上前面指出的日英两国对于中国方面实施新税则的行动缺乏情报，我认为在实施新税则以前，两国没有理由为修改税则问题在外交上露骨地对中国政府施压。这给国民政府公布实施1933年税则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由日英两国来看，新税则的公布实施无异于使她们的“期望”落空，因此两国在1933年税则公布以后立刻对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采取多次外交行动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更张（参见本章第四、五节）。

二 税则委员会制定草案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国民政府实施1930年税则以后，即着手准备制定代替1930年税则的新方案。对于中国来说，1930年税则受到日中关税协定的制约，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0年11月12—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工商部长孔祥熙的提案“请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之原则”。提案提出降低中国无法自主生产的机械设备的进口税率等多项原则。财政部研究税则的专业部门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对这些原则表示相同立场，但指出在实施新税则时，必须考虑到与各国已缔结之条约的相关规定等问题。经过讨论，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1年2月训令财政、实业（即原工商部，见本书86页注②）、外交三部代表共同研究，然后由财政部总结并提交新税则及实施办法的提案[24]。此后，5月到10月间数次召开这样的部际协调会议（三部联席会议），财政部方面代表有国定税则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典，关务署科长曹树藩等[25]。

如何应付工商业界的要求，是国民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首先，在7月7日的会议上，财政部对工商部提案中的“增加捐税应得商民代表机关的同意”一节提出异议，理由是各种品目商品涉及工商业者的利益各不相同，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譬如棉花一项，在厂商方面则欲加重出口税以免行销国外而可留以本国工厂制造棉纱之需。然在农产家方面，则视为不利，反对甚力。山东所产之丝，每被日人购运净尽，而鲁省厂商反有缺乏原料之虞。而在茧商方面，仍欲保持出口低税之利。且财政部历次修改税则，对于各商会条陈意见，未尝不用为参考资料，似于商民方面之复兴业已注意。”[26]财政部列举的实例虽然都是有关出口税方面的问题（出口税见第五章第二节），但也可见财政部已经意识到不同行业看待关税政策的立场与政府不同这一基本问题。未见实业部对此加以反驳，看来政府基本采纳财政部的思路，统一了意见。政府虽然不承认“增加捐税应得商民代表机关的同意”的原则，但继续作出听取工商业者意见的姿态。之所以有上海经济界实力人物之一王延松顶着“上海市商会暨实业团体出席国民会议代表”的名头列席各部协调会（三部联席会议），并陈述意见，大概也与政府采取这种姿态有关[27]。

最后到10月份，三部代表在联席会议上确认了彼此间的谅解事项。会议文件的前一部分中，例举火柴的进口税率为40%（1928年税则为7.5%）、人造丝及人造丝织品进口税率为45%（1928年税则人造丝为10%）、机械进口税率为5—7.5%（1928年税则为10%）、国产丝织品出口免税等项，力图证明30年税则已经遵循保护关税的原则，同时表示“至进口纱布未能从重增税，面粉免征进口税项，则以与新订中日协约具有关系，事关外交，一时要未能有所更张”，文件载明将来“修改税则时，（国定税则委员会）详察当时情况，妥加厘订以尽关税政策之效能”[28]。

此后，经过设立关税附加税（1931年11月），继续修改砂糖、人造丝制品、玩具等商品税率（1932年3月、8月）等阶段，全面修改进口关税预计将在1932年秋天到来之际纳入实际的政治日程。在这一年的8月，国民政府对上海丝光棉织业同业公会的请愿置之不理，三个月以后11月18日，则回电答复该同业公会再次通过上海市商会递交的请愿：“关税与全国实业及国家财政均有至重关系，对于进口税则之修改，政府能于相当时期妥订施行，以餍商民之期望。至上海丝光棉织业公会来呈请于中是税约付表满期后，重订新税则一节，前已饬交国定税则委员会在案。该棉织业公会如有意见，尽可用书面申述，以备参考。财政部。”[29]

另外，1932年8月立法院在审议修改税则问题过程中确定了三项原则，传达给有关部局：（1）香烟等奢侈品增税；（2）日中关税协定有关商品增税；（3）废除转口税[30]。对此财政部等政府机构不能不放在眼里，因为正如第二章中已经说过的，立法院在制定30年税则时相当有发言权。对于如何处理日中关税协定，立法院也曾独立展开讨论[31]。但是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决定关税政策的内容也非易事。从1933年初中国杂志报道“某要人谈话”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中日关税）协定（1）关系我国商业前途之发展甚大；（2）如允日方之要求继续有效，查前订之协定，进口税率较之各国进口税率为低，影响国库甚巨；（3）若再续订，而全国人民都以日寇占我东三省且近更犯我热河，杀戮我同胞，纷纷请求政府不再续订。故中央对此协定续废问题颇为注重。现正由外交、实业、财政等部研讨，以期周密。日内将开会是否续订或延长或废订等问题。”[32]在处理日中关税协定、制定新税则的问题上，国民政府除一向注意国内舆论和工商业者意向外，在政府内部还有三种观点——（1）要求建立保护关税，（2）重视关税的财政目标，（3）照顾民众的抗日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并存，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最终定案的1933年税则，却并未绑定其中任何一种观点。

1933年4月中旬财政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前夕，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编制完成了1933年税则草案。财政部向立法院说明编制1933年税则的原则是：（1）减少进口，校正对外贸易入超局面；（2）防止关税收入减少；（3）提高日中关税协定相关商品的税率；（4）适当降低宝石、鱼翅、高丽参等走私量增加的奢侈品的税率；（5）订正课税基准价格；（6）订正商品分类[33]。同时，为了说明草案有关内容，还附有国定税则委员整理的有关征税商品品目的报告——厚达700页的一巨册，开列全部进口商品种类及其用途、国产同类商品生产情况、过去4年间进口状况等等，内容详尽完备，从中可见该委员会对于有无必要建立保护关税以及保护的强度如何等事项，进行过全面而具体的研究[34]。立法院在1933年税则公布以后补行审查手续时，国定税则委员会也依据这份报告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实业部搬出保护国货和奢侈品从重征税的大帽子，提出一个全面提高20类商品税率的草案（保护国货名目下有棉纱、棉布、人造丝制品、煤、化肥、水泥、电灯泡、火柴、粮食、海产品等，奢侈品名目下有高级加工棉布、花边、酒、香烟、化妆品、宝石等）[35]，财政部不同意这个草案，理由是：（1）棉纱、火柴等进口已较前锐减；（2）由于近年物价低落，征收从量税的人造丝、棉布、一部分海产品、化肥、煤等进口商品的实际税负已经增加；（3）1933年税则已经起到防止水泥进口的效果；（4）对于容易发生走私的宝石类商品，降低关税反而有防止走私、增加税收之效；（5）提高高支纱、电灯泡、香烟等税率，反而会有利于国内的外资企业；等等[36]。对照进口商品和国内生产的实际来看财政、实业两部的争论，实业部的主张实在令人感到有闭门造车之嫌。而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编制的1933年税则，在确保财政收入的大前提下，对保护国产品也考虑得颇为周到。

同时，其他一些与1933年税则有关系的人也表达了各自的态度。首先要提到的是财政部顾问O.洛克哈特，他说：“以中国的现状而言，考虑关税率时最应关注的问题恐怕是财政收入。……我并不反对有实际意义的关税壁垒，但我以为过分刺激国内工业——或是促进劣质品销售，或虚抬日常消费品价格，如此等等的过激行动，并不可行。而且所谓保护，当然要切合被保护工业的自身需要与发展前景。因此，我感觉多数提高税率的税则方案超过了明智的限度。就连（中国政府的）国定税则委员会也不认为这样提高税率可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37]除了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贡献不大，洛克哈特认为1933年税则草案也发挥不了适当的保护关税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棉布、煤、水泥、砂糖等商品的高税率，更成问题：“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工厂要求政府格外优惠和特别保护，实业部部长竟对此唯命是听。”洛克哈特因此打电报表示反对并劝说政府修改税则草案[38]。但是，除了小麦、面粉、米等商品的税率比草案调低了一些之外，洛克哈特的言论终归无用。

其次，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沈叔玉表示：“现在正在考虑全面修改税则。……即使为增加关税收入起见，我个人也基本上不赞成高税率。但是国内舆论强烈希望藉日中关税协定到期完全恢复关税自主，然后提高税率，并且政府各部门对此一致同意，我也难以自行其是。”[39]沈叔玉在5月17日（1933年税则公布实施前）对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高讲这番话，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即预料到日本会强烈反对，希望多少缓和一下日本的态度。但从中也可看出，即使在国民政府内部，从财政关税角度出发，主张对大幅度提高税率应慎重行事的意见，也得不到支持；而保护关税论，或从抗日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大幅度提高关税的主张，则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最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在5月19日接到实施1933年税则的命令后，立即表示反对。理由有三：（1）从全盘的经济利益来考虑（主旨是不可能增加财政收入）；（2）有可能刺激广东方面的走私；（3）在为制止各国竞相增税而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前公布实施，时机选择不当。他的意见，最终也无人理睬[40]。

以上三人的言论证明，在国民政府决定实施1933年税则过程中，保护关税的考虑具有强烈影响，甚至超过了财政关税的考虑。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没有经过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及与美籍财政顾问、英籍总税务司充分沟通意见，1933年税则就决定下来并公布实施了，这简直就像是乘客还没上车，汽车就已经绝尘而去。行政院第357次会议在决定以财政部提案为基础，公布并即日实施1933年税则的同时，决定在1933年税则强行实施以后，尽快交立法院审议，届时再请财政部以外的有关政府部门列席[41]。以至于外交部长罗文幹这样的政府要人，也向英国和日本外交官解释说，新税则是在自己缺席的会议上决定的[42]。立法院的审议也没有在事前进行[43]。国民政府为什么这样慌张地、甚至不惜冠以“暂定”之名来公布实施1933年税则呢？财政部提案的解释是：“政府修订税则倘使迁延日久，每与商人以揣摩机会，先期大批进货，影响税收，壅滞市场，公私均感不利。”但这个理由不能算是非常有说服力。

国民政府不顾一切地匆忙公布实施“暂定的”1933年税则，恐怕与当时国民政府对外战略有全面而深刻的关系。5月23日，即1933年税则公布实施次日，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决定，对于中国面临的最大外交问题——日军侵略华北，如果国民政府能获取英美的外交和财政援助，拖延较长时间后，将“可能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因此应采用死守京津、同时继续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的联合英美抵抗日本的策略[44]。决定提到1932年上海事变善后的经验，当时英美曾帮助中国与日本斡旋。决定还指定由当时正巡访欧美各国并将出席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争取英美的帮助[45]。因此，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使1933年税则成为中国联合英美抗日的外交政策中的一环，并与这一外交政策互相推动。当时正在英国的宋子文对1933年税则作如下说明：“（1）中国确信新税则给日本对华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英国，符合英国的利益。（2）1933年税则没有超过财政关税的限度，提高以后的关税率仍然低于其他国家。（3）中国抵制日货向来采取‘消极的’行动，此次为在商业上报复日本，乃倡言‘积极的抵制’。而‘积极抵制’意味着由中国政府发挥影响力，使中国进口商人从日本供货商转向英国供货商（1933年税则即是）。（4）1933年税则实施仅有24小时的预告期，引起各方不满，但这是为了避免日本供货商（抢先）倾销商品。”[46]

笔者认为，宋子文所谓“符合英国的利益”、“没有超过财政关税的限度”云云，其实是为了软化英国对1933年税则的反对态度，有意使用了略为夸张的说辞。但是，他明明白白地告诉英国当局1933年税则是积极的抵制日货措施这件事本身，确实说明了国定税则委员会负责编制的1933年税则具有强烈的保护关税色彩，而其公布实施正是联英联美抗日外交政策的一环。另外，立法院审议1933年税则推迟到8月进行，也就是为了等财政部长宋子文回国[47]。这一事实可以说显示了1933年税则案与宋子文的外交战略有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抓紧时间，断然公布实施“暂定的”1933年税则，可能也受到当时召集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等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于1933年6月12召开，7月27日结束，目的是“回归自由通商政策和稳健的关税政策，复兴国际贸易”，克服世界范围的经济恐慌。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以后，1930年6月美国实施施密特·赫利关税法，1931年11月英国实施紧急进口关税法，1932年6月日本修改关税，此后各国竞相提高关税，演变为一场“关税大战”。伦敦经济会议就是为了抑制这场“战争”而召开的。结果由于各国利益截然对立，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美国身为会议筹备中枢，却于4月19日废除金本位制，等于放弃了稳定国际经济的责任。此举对于伦敦会议产生极大影响，会议因此根本无法达成具有实质意义的一致，终告失败[48]。现有史料无法说明宋子文如何看待自己即将出席的伦敦会议与前不久公布实施的1933年税则的关系。但他的判断很可能是：中国在关税战争连绵不已而平抑关税大战的伦敦会议尚未召开之时，提高关税率，造成高关税的既成事实，无人可以非议。前面已经引述了总税务司梅乐和反对1933年税则的理由：在伦敦会议召开前，不应当提高关税，以免刺激其他国家。而宋子文毋宁是因为警惕伦敦会议可能就维持现有关税率达成一致，而抢先提高税率，防患于未然吧。不管怎么说，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关税壁垒为武器互相竞争的时代，这使得中国提高关税变得比较容易了。应该说这是促使1933年税则紧急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国内舆论支持新税则

1933年税则以废除与日本的协定税率为前提，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对照表3-1和表3-2，新税则在反映工商业者要求方面虽然不无缺憾，如提高进口化工产品税率的要求被搁置，进口原料税率没能再次下调等等。但工商业者期望提高税率的工业产品，包括加工棉布、呢帽、面粉、水泥、纸张、橡胶制品、灯泡、钟表等产品的税率都大幅提高了[49]。因此，当得知日本反对新税则的消息，中国国内立即报以一片拥护新税则、抗议日本干涉内政之声。上海市商会5月29日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表示：“中日关税协定期满，我国本关税自主权，实行新税则，沪商一致拥护。仰请坚决主持，勿使日人无理干涉。”6月2日，中华国货维持会和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联名致电外交、财政、实业三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同一天，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也向政府发出了要求坚持新税则的电报[50]。

表3-2 按货物品目分组的进口税率变化（1930—1934年）

单位：海关金单位GU（关税记账单位），（ ）内为%

续表

注：如果有可能根据海关统计进行计算，就补入实质上的从价税率。

[1]为1933年12月16日修改，[2]为1932年4月1日修改，[3]为1934年4月30日修改。

报界的言论普遍对新税则表示欢迎，并反对日本无理干涉。如《新闻报》社论在照常谴责日本的倾销政策之后，又攻击日本反对新税则是不正当的。《申报月刊》反对日本立场的理由则是即使实施1933年税则，中国关税率仍然太低，无法达到保护国货的目的[51]。

在国内舆论强有力的支持下，国民政府表明将坚持新税则。政府要员的谈话大致如下：“我国对征收关税，有自主之权，日本自然无权过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我四省领土，浸假而将各该省之关盐邮各权完全劫夺，使我国财政收入蒙受极大之影响。……我国因救济财政困难而增加税率既具此不得已之苦衷，自非他国所得干涉。故日本如对我抗议，决予驳斥。”关务署负责官员说：“改订新税率，为国际上合理之措施，绝对不容外人干涉。……政府当局为维持威信计，为保护国内生产计，绝不有所瞻徇，以保国家主权。”[52]可以说，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响应国内舆论的支持，宣扬1933年税则的合理性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关税的基本要求，更具有弥补日军侵略东北造成的损失，保护国内产业的意义。国民政府一番表态，当然不只是为了在媒体面前表现一下。实际上，在国民无法看到的幕后舞台上，国民政府与日英两国的激烈交锋正在不断上演。

四 日本的反对与日中交涉

在中国经销日本商品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国内生产对华出口产品的制造商，受1933年税则影响最大，他们在新税则公布以后，立刻展开激烈的抗议活动。5月25日即新税则公布3天以后，上海的日本棉业同业组合将他们对此事的决议用电报通告大阪的日本输出棉纱布同盟会、大阪棉布商同盟会：“此次修改税则以后，税率之高无异于禁止进口。……乃至今后多数进口商品贸易将无法进行。此事不仅关乎我等驻支工商业者生死存亡，于我国对支贸易亦为一大打击。望贵会从速商议对策。”[53]以此为开端，从小樽海产商同业组合之类的日本国内海产商人到山东全省居留民大会这样的日侨社团，各种势力都出来指责1933年税则，并要求日本政府怎么也得拿出点对策来[54]。

当然日本方面的反应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在华日本纺织厂商，就认为中国的关税壁垒有利于扩大自己的事业，反而欢迎提高税率[55]。

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反对1933年税则的气氛极为浓烈，因此，5月29日，日本政府外交当局也对国民政府提出了非正式的但措辞相当激烈的抗议，抗议1933年税则：“对于中国商业与中国民众将产生恶劣影响，并且急剧提高税率也达不到增加税收的目的。……中国当局应切实反省。”[56]除了日本，在列强中没有哪一国向中国提出如此盛气凌人的抗议。

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徐谟暗示日本侵略华北是实施1933年税则的远因之一：“突发事变造成财政困难，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徐谟还解释说，提高税率的商品品目，是根据专家对某些行业经营困难的产品进行的长期研究确定的。因而纯粹是出于经济的理由，并没有排斥日本商品之类的政治性目标[57]。徐谟这一番说明也含有反驳驻华总领事日高的意思——日高曾威胁日本正在考虑对夏布等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同时，日本外务省通商局也自行对新税则的内容进行全面研究，他们的判断是，尽管“南京政府当权者声明”新税则“概为增加税收起见”，但“怀疑其仍然以保护国内产业为主旨……而中国所欲保护之产业，恰与我国产品处于竞争地位，结果如同专门针对我国产品提高税率”。通商省还预测，日本生产的棉制品、面粉、煤、水泥、海产品、木材、胶鞋、灯泡、纽扣等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几年来一直在减少，现在将因新税则导致的“中国内地产业扩张甚至勃兴”而越发“不可避免地衰退”[58]。

基于以上种种事态，6月30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全面归纳日方对新税则正式意见的说明书。内容包括4项：（1）举例说明日本产品受到歧视性待遇；（2）反驳中国方面某些人“以新税则解决银价跌落”的方案（正是由于国际银价的跌落才造成关税收入减少）；（3）反驳中国“新税则是财政关税”的说法；（4）要求尊重北京关税会议协议的税率（与1928年税则大致相同，参见第一章）。实质上等于对1933年税则提出严重抗议[59]。

接着，在7月中旬以前，外务、商工、农林、拓务、大藏各省有关部门收集国内工商业者的要求，共同商议，并征求派驻中国机关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1933年税则、要求降低税率的具体方案，涉及23种棉布、10类海产品、面粉、煤、水泥、纸张、木材、灯泡、帽子、胶鞋、人造丝织品、香菇、镜子、纽扣等72类商品，并要求其中54类商品的税率维持30年税则的水平[60]。内田外相指示交涉方针时说“尽管对方无疑相当重视关税问题，但像以前那样把关税问题‘个案处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因此，要将关税问题与遵守塘沽协定、缓和排日运动等问题合并起来进行交涉[61]。这一点必须注意。因为这意味着关税问题在当时日本对华外交中占有极大比重，至少在内田外相心目中，与遵守塘沽协定和围绕排日运动进行的一系列交涉相比，解决关税贸易问题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期间，行政院长汪精卫（并在罗文幹辞职后兼任外交部长[62]）重新负责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针对上述日方反应，8月3日深夜，汪氏要求驻上海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堀内秘密前来会面。汪氏谈道：“今天夜里我省略外交辞令。最近我参加庐山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外交的重要决议，现将其要点秘密地告诉你。……关于关税问题，此前我向贵国公使保证尽力采取缓和的方法。这次会议上，我已经取得蒋介石和孙科的谅解。不久，立法院和财政部将安排实行缓和的方案。”[63]保证降低1933年税则的税率，结果，日本以此为依据，更加执拗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修改1933年税则。

那么，汪精卫为什么要讲这么一番话呢？他对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背景作了如下说明：“本来宋子文动身（巡访欧美）时，停战协定尚未签订，政府内部的确有依靠英美援助抵抗日本的想法。但是，既然（塘沽停战）协定已经签订，而且政府确定了对日方针，再加上英美援助是纯粹技术性的（提供专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依靠列强援助排日是危险的，盲目的。所以，政府以（塘沽停战）协定为转折点，将以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改善为方针而努力。”[64]这就是说，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联英联美抗日”战略已经退场，“对日妥协”的战略取而代之。作为新战略重要的一环，决定将1933年税则的税率部分下调[65]。此时登场的妥协路线，继承了1932年初汪蒋合作、形成汪蒋联合政权时提出的“边抵抗、边交涉”原则，并进一步明确地表述为所谓“困守待援”方针。正如前引汪氏谈话所说的，这一方针出台的背景是一方面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一方面英美等国的援助又令人失望。汪氏谅必以为，确定新的对日外交路线后，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部分修改1933年税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到了实际行动的阶段，却没法不四处碰壁。

与汪精卫当初言之凿凿的许诺相反，修改1933年税则总不能落实。从开始交涉到9月中旬一个多月过去了，汪精卫对有吉公使透露：“关税问题……遇到极为困难的形势。”遭到有吉的严厉质问：“时至今日翻悔前言，拒绝我方主张，实在出乎意料之外。”[66]当时汪精卫列举立法院提出反对意见（英法等国也提出降低税率的要求，不可能只对日本降低税率；视新税率实施一年后，如有税率不均衡的情况，可以加以矫正，将过高税率降低，过低税率提高，等等）来说明所谓“极困难的形势”，这显示出庐山会议确定的妥协路线其实在国民政府内部也难以得到充分支持。

不管在缔结日中关税协定（见第二章）时也好，制定30年税则时也好，或者前面说到的制定1933年税则方案的准备阶段也好，立法院一向高度关注关税问题，并提出了提高关税的积极主张。这一次，立法院又强烈抗议1933年税则在公布当天就实施：“当以关税问题关系国家税收与经济政策至重且大，自非详审各方情形比较轻重，妥为规定税率不可。”并且使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以立法院事后审查为准修改税率[67]。立法院所作所为如此，不难想像，汪精卫妥协路线下的降低关税论必定引起立法院的强烈反对。由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举行数次立法院审议会，传召国定税则委员会的周典、曹树藩、李幹等人到场，并听取他们的说明，最后通过了提高棉布和人造丝税率的修正案[68]。

与此同时，据日本方面获得的情报，对于日本秘密递交的对1933年税则意见书（前述），“财政部送来税则委员会对意见书的答复……由主管部门财政部提出，并受到宋子文的支持，因此汪（外交）部长也无可奈何”[69]。

还有，当时支持妥协路线的另一国民政府要人黄郛曾说：“汪宋两人素怀闲隙，两者中毋宁是汪氏顾虑更多，因此修改税则也不能率意为之。结果若不借助蒋介石之力，事情便无解决之道。但蒋目前全力讨伐共匪，为讨匪大计，难以在此时向宋子文施压，再说也无暇旁骛。因此，恐怕难以迅速解决。”[70]

研究以上的材料，我想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宋子文派基于联英联美抗日的外交战略推出的1933年税则案，仍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原因之一是宋子文掌握着财政大权，就连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军费也仰仗于他。再说，汪精卫本身的力量还无法压倒宋子文派。

另一方面，日本新外相广田弘毅目睹汪精卫几次态度变化，认为：“（汪精卫将）关税问题拖延不决，甚为不当”，指示有吉公使“再次对中国提出严重告诫”[71]。

但有吉公使深谙日中关税问题交涉的前后经过，不同意广田的意见：“解决关税问题，仅依靠汪部长等人的努力确实难以达到目的，因此有必要说服宋子文以及财政部的专家等人士。……如阁下所知，我们正为此努力争取。……（对汪氏）提出严重告诫一事，鉴于对前述宋子文等人意图的大体预期，可能没有实际效果，请忍耐。”[72]有吉的判断是，由于宋子文等派系势力支持1933年税则，反复向汪精卫抗议也无济于事。

但是广田外相一门心思执行向汪精卫反复提出抗议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修改1933年税则被广田视为“调整日支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如果“令中国对我方对此事的强硬态度产生更加明确的印象”，那么，“我认为这自然会影响到宋子文的态度”[73]。这可说是广田外交对中国采取高压态势的一个例证。

广田外交本来是打着批判“内田焦土外交政策”、执行“调和外交”的旗号上台的，可是实际上他的对华外交政策仍然坚持极端的高压态势[74]。

有吉公使再度奉到广田训令，于10月11日会见汪精卫时，严厉地追问汪氏的责任。汪精卫辩解道，当前的局面是：“（1）立法院方面认为此次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各商品品目中有不平衡之处，应再度提高其中过低税率。（2）而且，上海等地的实业家特别是纺织业者，一直向政府请愿，要求为保护国内产业保持关税高税率。（3）政府内一部分人认为，弥补满洲事变以来政府收入减少部分，只有提高税率。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不会考虑日本的要求。”汪精卫还说明，他自己也因为主张修改1933年税则，陷入“相当困难的立场”。而与此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因“不断督促宋子文筹措经费”，使汪精卫“反对宋子文主张的增收措施，以我（汪）的立场来说，也不是没有为难之处”[75]。

这样，日本原先期待通过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进行交涉，结果陷入胶着状态，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雄辩地证明了实业部、财政部等以支持1933年税则的工商业者和国内舆论为后盾，在国民政府内部拥有强大势力的事实。

五 英国的反应与英中交涉

和日本一样，1933年税则引起英国，主要是驻留中国的英国商人和英国的棉纺织业团体的强烈反对。6月1日，曼彻斯特商会要求英国贸易部向中国提出抗议，理由是1933年税则既妨害贸易也无益于增加税收[76]。

但是，我认为比起日本，英国采取的态度算是相当温和的。贸易部针对新税则提出的对策包括“抗议未留预告期就实施新税则的作法”和“警告中国，如经调查研究，英国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对中国提出抗议”两项内容[77]。外交部接到贸易部的提议，又接到驻北京的蓝普森公使“从关税自主权的观点来看，没有理由提出正式抗议”的报告[78]，再加上外交部本身的判断是“新税则最终瞄准的主要是日本，中国为我们大概会是尽心尽力的”[79]。所以，6月6日，外交部给蓝普森公使的训令[80]是基本上依照上述贸易部的对策处理1933年税则事件，驻华使馆根据训令写成抗议的文本，6月底，外交部接受了这个文本[81]。

英国因有望借宋子文到访之机开始进行修改1933年税则的秘密谈判，终于没有将已经准备好的抗议文件交给中方[82]。同时，虽然宋子文为了使1933年税则得到英国方面的理解而大力游说，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开始与英国秘密谈判，商定降低部分商品品目的税率。宋子文对其他列强和中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批评极为警惕，所以特别希望能保守与英国秘密谈判的机密。那么，为什么要冒险接受秘密谈判呢？我认为最大理由，正如以前已经提到的，是宋子文认为作为他所主导的联英联美抗日外交路线的一环，1933年税则得到英国的支持至关重要，不得到不能罢休。

当英国政府主导的外交谈判小心翼翼地进行时，代表驻中国的英国中小商人的上海英国商会和代表英国棉纺织品出口业者利益的曼彻斯特商会则不断提出必须要求中国降低某些商品品目税率的强硬主张[83]。但英国外交当局在接到这些要求以后，因为考虑到“如果中国不是通过实际经验认识到用这种手段（1933年税则）并不能增加多少税收，那么我们的抗议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成效”。所以对于强硬地提出正式抗议并不热心[84]。

宋子文答应的英中修改税则秘密谈判在1933年9月到10月间进行，英国此前一直在听取本国有关团体的意见，整理修改税则的方案。当时，英国最希望降低的是棉纺织品税率，曼彻斯特商会要求本色棉布在10%以下，漂白棉布在12.5%以下，印染棉布在15%以下[85]，这个要求的降税幅度过大，甚至超过上海英国商会提出的本色棉布在15%以下，加工棉布在25%以下的标准。英国外交部指示驻中国的谈判代表根据曼彻斯特商会的方案进行谈判[86]。虽然可以说英国是有意漫天要价，以便谈条件。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着英国政府对于本国棉纺织业严重衰退的担忧。

宋子文结束对欧美的巡回访问于8月29日回国，9月底，中国方面的谈判班子组成。宋子文的心腹大将、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李幹被任命为谈判代表，9月28日他和英国方面的谈判代表、驻上海商务参赞路易斯·比尔会谈，再次强调这次谈判是高度机密的，“不论怎样修改1933年税则，看起来都必须是中国政府自发的行为”[87]。同时，李幹在这次会谈中还提出宋子文给修改税则定下的四项原则：（1）确保关税收入；（2）限制日本商品销路；（3）1933年税则试行一年；（4）保护和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再次显示宋子文的关税政策立足于财政关税功能，同时又重视保护关税功能。

李幹—比尔谈判从9月30日到10月21日共进行10次，最后议定修改1933年税则中的18类商品税率，包括13种加工棉布、3种毛织品、1种乳制品、1种铝箔。内容包括：（1）7种加工棉布和1种毛织品的税率，从1930年税则到1933年税则的提高幅度减为原计划的1/2或1/3。（2）因为商品价格下降抵消了从量税的实质增长，在降低1933年税则中6种加工棉布和1种毛织品、1种乳制品的税率的同时，改变课税方法，等等。

这个修改方案有什么特征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按商品种类分组，英国产品占进口额6成以上的加工棉布税率有相当程度降低，反之，日本产品和中国国产品竞争最激烈的各种本色棉布全部从降低税率的目录中取消了。实际上，这一点在谈判中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开始路易斯·比尔要求包括本色棉布在内的所有棉布税率一律降低，回到1930年税则的水平，李幹指出，这样的措施会促进日本货的进口，没有接受。因此，比尔将降低税率的要求集中于高级加工棉布类，要求降低税率的幅度也比较缓和，为“介于1930年税则和1933年税则之间的水平”。并且劝说中国：“如果英国货继续受到高税率的阻碍，只对廉价的日本货有利”（10月4日第3次谈判）。李幹则通过这一时期的会谈向比尔表明，一方面立法院中有人主张“为保护国内产业进一步提高棉布关税”，另一方面棉布进口衰退，从棉布得到的税收减少——高税率也是原因之一——令国民政府十分不安。就是说，这次谈判形成的修改方案，是在中国国内保护民族工业和确保关税收入两种要求互相冲突的夹缝中，考虑到打击日本产品进口的需要，英中双方在当时条件下分别作出最大限度妥协的产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以高级加工棉布为主的多种英国商品的税率。

10月25日李幹把有关谈判结果的报告交给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子文表示尊重这一结果。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出乎意料的事件，李幹—比尔谈判形成的1933年税则修改方案就此束之高阁。这就是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事件。

六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从1933年6月到10月，修改1933年税则的外交谈判在日本—行政院长汪精卫、英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两条平行线上同时进行，日中交涉陷入胶着状态（第4节），英中谈判则有进展（第5节），形成初步的修改方案。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事件。宋子文10月25日提出辞呈，29日辞呈被接受，财政部长的位子让给孔祥熙。

宋子文辞职的经过目前还有一些疑点。科布尔在考察国民政府政治构造的专著中列举了一系列理由批驳当时公开的辞职原因：“身体不适”和“财政困难”，然后指出，“日本问题是宋子文辞职的主要原因”[88]。不用说，公开发表的辞职原因不足全信，但是科布尔指出的日本问题，也很难说是他的创见。早在1933年春天，蒋介石和宋子文围绕对日政策调整和筹措军费问题发生矛盾，就已经广为人知。1933年4月有吉公使转给国内的情报仅是其中一个例子。情报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近来不甚圆满”，原因是：（1）日军侵略热河时，蒋采取“消极主义”对策，宋子文却自作主张赴热河鼓动“抗日气势”；（2）蒋要求宋增加300万元军费以应付共军进攻等项，宋“迟迟不肯答应，反而要求在一般军费项内支出”；（3）宋为缉私等目的设置的武装组织税警团，总数达3万人，据说“给养、武器、训练充分，蒋的嫡系部队也不能相比”[89]。所以，问题在于必须解释蒋宋在对日政策和筹措军费方面的对立，为什么在这一特定时刻演变为宋子文辞职事件？而重新研究的要点正是修改税则问题与宋子文辞职事件之间的关系。下面尽可能据现有史料进行分析。

首先，应当注意，9月到10月，关税收入停滞不前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在9月初给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报告指出，7月份的关税收入比上月大幅跌落，减少了12%，即224万元。梅乐和认为，“由于现行进口税率（1933年税则）的临时性质，商人们肯定认为其中一部分商品的税率有可能降低。这种态度对于进口造成负面影响”，结果使进口税税收减少[90]。一个月以后，10月9日，宋子文写信给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李幹、财政顾问O.洛克哈特、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委托他们从税收角度“极为秘密地研究并报告”关税税率问题[91]。这表明宋子文非常担心1933年税则实施以后关税收入减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严重到宋子文可能会被追究政治责任的程度。

其次，宋子文提出辞呈时与汪精卫的谈话相当有意思：“宋子文辞职出于蒋的授意。宋提出辞呈以后，最初曾对汪说：‘我因税率问题而罢职，反而是一种光荣。’……汪回答：‘宋辞职是蒋的决定，我概未与闻’。”[92]如果相信外交次长唐有壬对日本外交官透露的情报，则在宋子文心目中，显然将自己辞职与因对日妥协路线等问题与汪精卫对立联系在一起。主张对日妥协路线的汪精卫与主张联英联美抗日路线的宋子文相对立，而在1933年10月这个时刻，蒋介石倾向前者，这就决定了宋子文的辞职。修改税则问题使两种外交战略的分歧表面化了，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宋子文辞职事件对修改1933年税则问题产生极大影响。左右这个税则方案公布实施的人物离去，使大幅度修改税率成为可能。这对于全力与宋子文进行修改税率的秘密谈判的英国来说，是个重大打击。反之，对于日本来说，推行联英联美抗日路线的宋子文在政治上失势，成了按照日本的利益修改1933年税则，并进一步推动对中国外交的大好机会。据说，宋子文的辞呈被接受的第二天，10月30日，当英国公使蓝普森问日本驻华公使须磨：“（宋的辞职）对于日本不是非常有帮助吗”？须磨笑容满面地回答：“恐怕你是不幸言中了。”[93]

小结

负责编制1933年税则工作的是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他们经过多年的缜密调查，并参考相关行业团体的要求，吸收了很多保护关税的内容，结果1933年税则的税率全面提高，而不是只有与日中关税协定有关的商品税率才提高。可以说，国定税则委员会判断适用保护关税原则的商品中，有很多是从日本进口的，结果对日本商品征收的关税超过了其他国家，而非特意提高日本商品的税率。正如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失败昭示的，国际经济已经进入各国以高税率为武器相互竞争的关税战争时代，这使中国有条件推行其保护关税政策。

但同时，宋子文等人视联英联美抗日战略为中国救亡的出路，而1933年税则是这一战略的一环。这种思路的表现之一是宋子文一面敷衍日本降低税率的要求，一面对英国打开关税谈判的窗口，并谈成降低税率的方案。

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联英联美抗日战略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宋子文本人也终于被迫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接受日本的要求，大幅度修改1933年税则，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那么，1933年税则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没有发生变化？下面第四章，将探讨有关1934年税则的问题。

[1]上海印染行业修志办公室编：《上海印染行业史料》，1996年。

[2]以上经过见《申报》1932年11月20日刊登的上海市商会请愿电。

[3]《申报》1932年12月16日。

[4] 《申报》1932年12月17日。对提案的详细说明见《保护本国纺织业案》，《纺织周刊》第2卷50期，1932年12月。

[5]1932年前后国内经济形势参考下列文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8页。久保亨：《日本侵略前夜的东北经济——以东北市场上中国商品的动向为中心》，《历史评论》第377号，1981年9月，第27—28页。

[6]《申报》1933年6月28日，10月1日，1934年6月24日，7月7日，1933年9月17日，1934年5月26日。

[7]《申报》1934年7月8日，3月23日，6月24日，4月28日，1933年10月7日，1934年5月26日，1933年6月28日。

[8]《申报》1933年6月26日。

[9]《申报》1934年2月6日，1933年10月8日，1934年2月25日。

[10]《申报》1934年2月25日。

[11]国史馆藏国府档案，0641.50/5060.1（MF247/1008—1019）。中华国货维持会和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是制造业国货工厂参加的很有实力的社会团体。参见序章。

[12]《中日互惠税率期满以后》，《申报月刊》第2卷5期，1933年5月。

[13]罗从豫：《中日关税互惠协定检讨》，《中行月刊》第6卷第4期，1933年4月。

[14]作舟：《中日关税协定》，《东方杂志》，第30卷第5号，1933年3月。

[15]朱鼎：《中日关税协定之存废问题》，《银行周报》第17卷第7号，总第788号，1933年2月。

[16]此外，还有《新闻报》社论，1933年5月8日；《申报》国货周刊版，社论，1933年5月18日。等。

[17]见前引注《东方杂志》报道。

[18]堀内书记官（上海）致内田外相，第218号电，1933年4月22日发。外史馆文件E-3-1-2，X1-C1各国关税及法规杂件，中国之部。本章下面引用的日本外交文件都出自这份卷宗。

[19]蓝普森（北京）致外交部，439号，1933年4月29日，F2834/62/10（FO371/17090）。蓝普森（北京）致外交部，516号，1933年5月13日，F3213/62/10（FO371/17090）。

[20]前引堀内书记官致内田外相，218号电。

[21]蓝普森（北京）致外交部，545号，1933年5月19日，F3377/62/10（FO371/17090）。

[22]昭和8年4月调查文件，前引外史馆文件E-3-1-2，X1-C1。

[23]蓝普森致外交部，545号，1933年5月19日，F3377/62/10（FO371/17090）。

[24]国民政府行政院致财政、实业、外交各部，训令第781号，1931年2月20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0820.01/7728.02（MF128/2182—2184）。

[25]例如财政部致外交部，咨（关字第19947号），1931年5月23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0820.01/7728.02（MF128/2201），即是5月26日召开各部协调会议的通知。

[26] 《（民国）20年7月7日外交实业财政三部派员在财政部会议纪要》，1931年9月（？），国史馆外交档（财政）0820.01/7728.02（MF128/2221—2223）。附有10月9日实业部和财政部已经审定的回复。

[27]从各部间咨文中可以确定王延松出席会议是这年7月间的事（同上MF128/2206—2219）。王延松（1890—？浙江人），丝绸商人，经营大新绸缎局、达隆毛织厂、华新印染公司等，先后在上海市商民协会、上海市商会任职。上海商报社《现代实业家》，1935年，第19—20页。中国征信所《上海工商人名录》1936年，第6—7页。

[28]财政部致行政院，呈，1931年10月16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0820.01/7728.02（MF128/2233—2236）。

[29]《申报》1932年11月19日。

[30]财政部致行政院，呈，1933年6月29日，中档5/1/财经（二），第83—85页。国定税则委员会致关务署，公函，1933年6月（估计），同上，第85—86页。立法院第196次会议议事录，1932年8月6日，《立法院公报》第41期，1932年9月。

[31]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第3届第1次会议议事录，1933年2月8日，《立法院公报》第46期，1933年2月。

[32]前引朱鼎《中日关税协定之存废问题》。

[33]财政部致立法院审查会，《修正进口税则节略》，1933年6月22日，中档5/1/财经（二），第78—80页。

[34]国定税则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二年进口税则草案货品说明书》。

[35]实业部致立法院审查会，《对于新税则之意见》，1933年6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52。

[36]财政部致立法院审查会，《关于修改新税则之意见》，1933年6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52。又见中档5/1/财经（二），第73—77页。

[37]洛克哈特（Oliver.C.Lockhart）致阿瑟·恩·扬格，1933年4月17日，“海关1933”文档，第30函，阿瑟·恩·扬格文件。

[38]洛克哈特致阿瑟·恩·扬格，1933年5月6日，“海关1933”文档，第30函，阿瑟·恩·扬格文件。

[39]日高总领事（南京）致内田外相，第284号电，1933年5月18日发。关于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第一章第五节。

[40]梅乐和对英国外交官的谈话。蓝普森致外交部，575号，1933年5月24日（D），F3465/62/10（FO371/17090）。

[41]行政院致实业部，密令第2348号，1933年5月26日。中档5/1/财经二，第68—69页。

[42]蓝普森致外交部，591号电，1933年5月26日（D），F3559/62/10（FO371/17090）。日高总领事致内田外相，325号电，1933年6月9日发。但是从中国方面的文件来看，外交部长罗文幹是因为出席监狱学校毕业式，所以没有出席行政院会议。罗文幹告诉有吉，他拥护1933年税则，因为这是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采取的方法。见罗文幹部长会见有吉公使谈话记录，民国22年6月8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海关进口税则修正意见0820.20/3877.03（MF129/1122—1126）。

[43]6月开始的立法院审议，最后在8月25日暑期休假结束以后，以要求事后承认的形式进行。参见本书116页注②。另见有吉公使（上海）致内田外相，557号电，1933年9月24日发。

[44]行政院长汪兆铭，为国防会议决定对于应付平津危局两项原则，致北平何应钦部长等电，1933年5月23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1981年，第646页，外交部档案。又见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561页。国防会议是1933年2月为了抵抗日本军队侵略华北而设置的军事外交财政最高决策机关，参见同上书（三）第294页。

[45]参见许育铭：《塘沽停战协定后中国对日外交——“困守待援”之分析》，《近邻》第30号，1996年，第66—67页。

[46]昆丁·霍尔（Quintin Hill）（贸易部）致奥德Orde（外交部），1933年6月14日，F3996/62/10（FO371/17090）。

[47]行政院秘书处致立法院院长孙科，1933年6月（估计），中档5/1/财经（二），第86—87页。

[48]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情形参见伊藤正直《1933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与日本》，后藤靖编：《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柏书房，1991年；伊藤正直《国联与20世纪30年代通商问题》，藤濑浩司编：《世界经济大萧条与国际联盟》，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49]对1933年税则的评价，从刚开始实施，到实施一段时间以后，从比较接近政府立场的经济学者（吴大业：《新颁进口税则之检讨》，《大公报·经济周刊》第72期，1934年7月18日），到左派言论家（许涤新《日货倾销与海关新进口税则》，《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瞿荆洲：《我国关税问题之演进》，《新中华》，第3卷13号，1935年7月），意见几乎一致。

[50]《申报》1933年5月30日，6月3日；《新闻报》，1933年6月3日。

[51]《新闻报》1933年5月27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

[52]《中央日报》1933年6月1日，5日。

[53]上谷书记生（上海）致内田外相，商第53号电，1933年5月26日发。

[54]外交史料馆的卷宗中保存着小樽海产商同业组合（1933年6月10日）、山东全省居留民大会（7日）、长崎商工会议所（16日）等团体的请愿书。

[55]《东京朝日新闻》1933年5月26日。

[56]日高总领事致内田外相，第306号电，1933年5月30日发。29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30日对行政院提出了抗议。

[57]会晤记录（徐次长会晤日本使馆一等秘书日高信六郎谈话记录），1933年5月29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日本抗议新进口税则》0820.01/6050.01（MF129/1639—1644）。

[58]“关于中国进口税率文件”（前引外交史料馆卷宗），文中有“6月”字样，但完成时间未知。

[59]有吉公使（上海）致内田外相，机密，公，第250号信，1933年7月8日发。

[60]通商局第一课课长井上通致商工省贸易局通报课长大岛、农林省文书课长小浜、拓务省殖产局、大藏省主税局，“有关要求中国降低进口税货物品目的文件”，1933年7月18日。要求降低税率的品种另见有吉公使（上海）致内田外相，第446号电，1933年8月3日发。在最初的方案中，对于1933年税则，有10类商品甚至要求降低税率至30年税则水准以下。不过在公使馆的建议下，还是改为要求维持30年税则水准。有吉公使致内田外相，第427号电，1933年7月26日发，参见上引第446号电。

[61]内田外相致有吉公使，第128号训令电，1933年7月8日发。

[62]罗文幹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对与日本妥协的战略不满，见前引许育铭论文，第66页等。

[63]有吉公使致内田外相，第447号电，1933年8月3日发。

[64]同上。

[65]两种外交战略的对立，见前引许育铭：《塘沽停战协定后中国的对日外交——“困守待援”之分析》，第66—68页；此外还有石岛纪之：《中国的对外关系与经济建设》，收入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27—30页；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国史馆，1995年，第48—51、185—187页等。

[66]日高总领事致内田外相，第449号电，1933年9月15日发。

[67]立法院致中央政治会议，公函，1933年6月5日，中档5/1/财经（二），第71—72页。行政院致财政部，密令2714号，1933年6月，同上第72—73页。

[68]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3届第5次联席会议议事录，1933年6月23日；第6次联席会议议事录，7月3日；第7次联席会议议事录，9月14日；《立法院公报》第52期，1933年8月。公报刊登的议事录十分简单，并非记录全部内容。立法院文件的原件没有公开。

[69]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29号电，1933年9月16日发。

[70]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65号电，1933年9月26日发。

[71]广田外相致有吉公使，第196号训令电，1933年9月26日发。

[72]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70号电，1933年9月28日发。

[73]广田外相致有吉公使，第202号训令电，1933年9月30日发。

[74]宇野重昭：《广田弘毅对华政策与蒋介石——自护体外交的局限性》，《国际政治》第56号，1977年，第29页；岛田俊彦：“资料说明”，《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一）》，水篶书房，1964年第27页。

[75]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97号电，1933年10月11日发。立法院的动向参见本书117页注①。英国也了解到日中之间的交涉。蓝普森致外交部，1092号，1933年12月6日（D），F6973/62/10（FO371/17091）。

[76]曼彻斯特商会致贸易部，1933年6月1日，F3750/62/10（FO371/17090）。

[77]贸易部致外交部，1933年6月1日，F3688/62/10（FO371/17090）。

[78]蓝普森致外交部，630号，1933年6月3日（D），F3700/62/10（FO371/17090）。

[79]哈里森（Harrison）备忘录，1933年6月6日，F3688/62/10（FO371/17090）。

[80]外交部致蓝普森，228号，1933年6月6日（D），F3688/62/10（FO371/17090）。

[81]霍尔曼（Holman）（北京）致外交部，725号，1933年6月26日（D），F4246/62/10（FO371/17090）。据外交部的记载，同意贸易部的意见是27日。

[82]贸易部致外交部，1933年7月5日，F4554/62/10（FO371/17091）。另据英格拉姆（Ingram）（北京）致外交部，43号，1934年1月10日（D），F1240/101/10（FO371/18094）。附有商务参赞路易斯·比尔的说明书（1933年12月完成），从头到尾记录了与宋子文进行秘密谈判的经过。

[83]蓝普森致外交部，731号，1933年6月27日（D），F4291/62/10（FO371/17090）。曼彻斯特商会致贸易部，1933年8月11日，F5689/62/10（FO371/17091）。

[84]兰度（A.W.G.Randall）备忘录，1933年6月29日，F4291/62/10（FO371/17090）。

[85]曼彻斯特商会致贸易部，1933年8月11日，F5689/62/10（FO371/17091）。

[86]外交部致蓝普森，332号，1933年8月23日（D），F5689/62/10（FO371/17091）。

[87]以下的谈判内容见商务参赞路易斯·比尔的说明书[写于1933年12月，英格拉姆（北京）致外交部，43号，1934年1月10日（D），F1240/101/10（FO371/18094）]。又据路易斯·比尔的谈判日记等[写于1934年1月（？）英格拉姆（北京）致外交部，97号，1934年1月20日（D），F1243/101/10（FO371/18094）]。

[88]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30—132页。

[89]有吉公使（上海）致内田外相，第222号电，1933年4月25日发。

[90]1933年9月2日总税务司致宋部长的信的摘要，“关税，1932—1934”文档，第29函，阿瑟·恩·扬格文件。

[91]宋子文致洛克哈特，1933年10月9日，“海关，1933”文档，第30函，阿瑟·恩·扬格文件。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221页，吴氏也颇为重视外交方针和财政方针两方面的意见互相对立的情形。

[92]日高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607号电，1933年11月7日（松本记录）。

[93]蓝普森致威尔斯利，1933年10月30日，F7997/26/10（FO371/17066）。

第四章

对日妥协战略与1934年税则

1933年税则原定暂行一年，所以国民政府计划在1934年5月以前，继续以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为中心，编制新的税则方案。新税则一方面要考虑国内有关行业的要求，一方面，也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和英国已经对1933年税则表示的不满。

这时，宋子文已经去职。继任者孔祥熙，是公认对蒋介石唯唯诺诺的人物。再看外交战略方面，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他将继续推行对日妥协的外交路线。国民政府的权力格局对于制定1934年税则的过程有什么影响，必须慎重研究。

一 修改1933年税则的动向

在修改1933年税则、制定1934年税则的过程中，中国国内舆论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向。制定1933年税则恰逢日中关税协定到期，那是一个改变税率的转折点，而1934年税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再说，正如前一章已经描述过的，国民政府顶住了日本的抗议，表示要维持1933年税则不变，而日中、英中围绕修订税则问题进行的外交交涉始终是秘密进行的。由于这些原因，国内舆论一直比较平静。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在制定1933年税则时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基本上来说，社会各界的要求是进一步加强已体现于1933年税则中的保护关税原则。

比如1934年初，一些报纸的评论文章回顾过去一年间的税务行政时认为：“（1933年税则）似税率稍提高，但以言保护，仍有未足……在今日论关税之政策，不能不以保护为鹄的。果采保护关税，既足以培养人民之元气，亦足以促经济之发达，且在财政方面论，亦可裕税收。”[1]

另外，各工商业团体也向政府提出提高或降低税率的要求。要求提高进口税率的商品有：帽子、面粉、轮胎、胶鞋、硫酸、碳酸钙、氧化锌、苏打粉、漂白粉、灯泡、钟表、铜板、铁制品等多种工业品，要求降低进口税率的有棉花、小麦、制皂用椰子油、石油、火柴梗用杨木等原材料。不用说，工商团体的要求都具有维持和强化保护关税的性质。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是中国国内对于日本方面要求降低税率提高了警惕，特别是1933年末以后。代表性的外交评论《东方杂志》曾分析和批评广田外交：“日人在上海、南京方面的活动，他们竭力要想使中国减低关税，并且停止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对华贸易可以繁荣起来。”[2]

1934年税则公布以前，有关行业团体进而向政府提出维持进口棉布、砂糖高税率的要求[3]。这一行动再次证明1933年税则具有强烈的保护关税性质，以及丧失保护关税的忧虑在工商业者群体中扩散的情形。

二 日中交涉的障碍和日本的不满

日本在1934年税则公布以前采取了哪些行动呢？1933年11月18日，广田外相对英国驻日本大使斯诺这样说：“日本对于关税问题已经无计可施，显然我们不可能从中国那里得到满意的结果。……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也没能改善局面。因为他的继任者（孔祥熙）是那种最不足道的人物，你永远无法期望他作出任何决断。”[4]于是，在1934年税则即将上场时，广田重新燃起希望，想与英国政府合作解决中国关税问题。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仍然一贯重视日英同盟。在广田外相的前任内田外相时代，政府曾决定：“关于中国问题，甚愿回到日英一致的立场上来。除了长久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以外，还应认识到英国目前在中国的利益和势力仍然相当牢固……”[5]广田外相的提议符合一贯的战略。日本政府重拾英日同盟的战略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本章第三节将会讲到，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人主张应当积极考虑与日本合作，一起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只是这种主张是否能占上风，还有讨论的余地。总之，1933年11月，日本已经认识到宋子文的辞职未必能导致关税问题向有利的方面转变，转而寄希望于以日英同盟推进对中国的外交，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

1933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因财政需要，考虑提高大米、面粉的关税率，有吉公使就此提出近乎威胁的全面降低税率的要求：“我方极端重视之关税问题，至今未有解决端睨。现在又重之以面粉附加税，事态将如何发展，实在怀疑中国方面的诚意。其结果，将使关税问题纠纷走向不可收拾之途。”[6]到12月底，日本又秘密从外交次长唐有壬那里得到财政部有关关税问题的备忘录[7]，并于次年2月14日“准备好逐条反驳对方的意见书……送交中国方面”[8]。

但是，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却总是避免明确表态。1934年5月12日，日本方面将要求降低关税率的商品目录交给中方，代表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国定税则委员会沈叔玉只答应“研究研究”[9]。6月初，又听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日本期望他推行亲日政策——拥护提高关税的讲话[10]。这就不仅是不接受日本降低税率的要求了。而中国方面在这个时期，正为所谓冀东秘密贸易问题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对此日本只是“引用汪氏以前发言，强烈要求他不可背弃日本的期望，继续努力”[11]。

这样，日中两国围绕制定1934年税则反复交涉，一直没能使中国方面作出大幅度的让步。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获得关税自主权，列强强迫中国降低关税已经没有条约作为依据。而且伦敦经济会议以后各国关税壁垒森严，国际经济出现所谓集团化趋势，造成有利于中国行使关税自主权的外部环境。于是，如下节所述，就中国关税问题进行的英中谈判，以及日本期待的解决关税问题的日英同盟，都碰了壁。

三 英国更趋向于按兵不动

英国曾经选择通过与财政部长宋子文个人进行秘密谈判来解决1933年税则问题（李幹—路易斯·比尔谈判，参见第三章第五节），结果受到1933年10月宋子文辞职事件的重大打击。到11月初，英国确定继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完全不了解上述秘密谈判的内容[12]。参与其事的路易斯·比尔和驻上海领事英格拉姆等人提议给宋子文一份备忘录，要求他为了给今后的谈判留下线索，把“对英国政府的道义上的责任”告知继任者[13]。但是，蓝普森公使认为应当慎重行事，因为“问题极为敏感，如果上述内容作为个人讯息传达给宋子文，恐怕将使我个人对于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两方面，都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结果外交部接受蓝普森的意见，决定暂时静观其变，仅限于口头上向宋子文表示英国政府的愿望[14]。征得贸易部的同意以后，外交部正式把这个方针通知蓝普森[15]。这样，英中之间一度议定的税则修订方案（参见第三章第五节）就此束之高阁。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了这个阶段，英国政府仍然避免因采取强硬政策而招致国民政府的反对。

与此同时，日本向英国建议两国合作解决中国关税问题（参见第二节），英国政府经过认真讨论，结果大多数意见是：（1）日英合作——即日英合作展开对中国外交、实现降低1933年税则税率一事——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2）日英合作将使中国反对英国，等等。对日英合作抱怀疑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指出，日本从中国市场被排挤出来后，即转向南美等其他市场，目前日货正流向阿根廷等国，他们担心日本会夺取英国传统的商品销售市场，因此，主张促成日英合作。但是，这种意见只是英国外交部中的少数派[16]。而且，贸易部对于日英合作十分消极[17]，前面提到的给蓝普森公使的训令中，完全没有指示与日本合作的内容。正如木畑洋一指出的，这个时期英国决定对日政策时，通常会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这种倾向很强烈。因此，“与日本关系太密切，会招致中国的反对；对抗日本，又会使中国企图利用两个帝国主义的矛盾。所以英国应当采取维持现状的、机会主义的政策”[18]。英国在日英合作解决中国关税问题上摇摆不定，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立场的一个反映。

此后，英国再一次单独行动，蓝普森公使在12月11日致孔祥熙的私人信件中要求商讨税率问题[19]。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1934年1月末，英国外交部开始倾向于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路易斯·比尔—李幹的非正式会谈失败，比尔希望与沈（叔玉，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对话，但孔（祥熙，财政部长）对此没有表现出灵活的态度，使我们今后几乎不再对非正式谈判寄予希望。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与其他利益相关的列强联合向南京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正式抗议的时机已经到来。”[20]但关键是“其他列强”的态度并不令人满意。除了日本以外，美国和德国再次表示他们无意与日英一同抗议[21]。日本外交文件中记录了这一时期英国征求其他列强意见的具体行动[22]。由于英国早已打定主意，如果其他列强不参加，就要避免仅由日英两国联合对中国采取外交行动，所以英国很难采取实际行动，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23]。正在这时，国民政府同意重开李幹—比尔谈判，一时间英国外交部又燃起了希望[24]。贸易部也表示反对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理由是国民政府的确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日英合作提出正式抗议的方式有缺点，路易斯·比尔—李幹会谈重新开始，等等[25]。于是，外交部最终收回提出正式抗议的方针，训令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按照贸易部的意见，重新开始路易斯·比尔—李幹谈判。英国政府认为，虽然和宋子文系的李幹打交道，难免发生孔祥熙不承认谈判结果的风险，但比起正式抗议，“风险要小一些”[26]。

但是，英国的政策仍然徘徊不定。4月6日，路易斯·比尔—李幹会谈中公开了1934年税则的轮廓，其中没有体现英国降低税率的要求，于是英国又开始谈论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的方针[27]。商务参赞比尔担任与李幹谈判和与孔祥熙会谈的代表，尽管他把英国的要求以私人备忘录的形式交给孔祥熙，但是并不期望这些要求会得到满足。他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除了下决心提出正式抗议以外，别无他法。卡杜根公使同意他的意见[28]。英国外交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询问贸易部可否重新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29]。这次，连贸易部也表示同意[30]。贸易部的复文说，如果路易斯·比尔给孔祥熙的备忘录没有任何效果，就应当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抗议时，（1）应当增加一个理由：提高税率不仅妨害了英国的对华贸易，对于中国的税收也将产生不良后果；（2）虽然抗议有必要取得其他列强的帮助，但应完全避免与日本密切合作，等等。在征求贸易部的修改意见的同时，根据此后与孔祥熙接触的情形，5月30日外交部向谈判代表发出训令：暂时不再以路易斯·比尔的名义送交私人备忘录，继续进行非正式谈判，如果中国对英国的希望置若罔闻，就进行正式抗议[31]。

同一时期，路易斯·比尔向日本外交官谈到有情报说中国正在讨论降低关税：“日英种种外交努力是促使中国重新考虑的原动力。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不到最后发表是不可置信的。……此前要求降低税率日英虽未共同行动，此次要求修订和降低税率，日英应保持步调一致。”[32]比尔的谈话证明英国正在认真考虑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并且试探与日本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

可是，英国的方针再次变化。比尔经过继续与中国接触，最后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意见，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很难断定是否应当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他在报告中说明中国对谈判的反应以后，补充道：“我怀疑，进行了前一时期的谈判以后，再进一步提出正式抗议，真的能加强我们的言语的力量吗？或者，能对中国政府产生我们所期望的影响吗？”“其他列强都没有提出正式抗议。”[33]至此，英国外交部也判断正式抗议的路线已经走到尽头[34]，而1934年税则公布的时刻也已经到来。

在国民政府制定1934年税则前后，英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几经反复。这个过程显示的事实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干涉中国制定关税政策。英国政府不断地在非正式谈判和正式抗议两个方针之间摇摆，而且最终也没有取得日本以外任何列强的支持。再加上国民政府的态度也相当强硬。这两个因素使英国政府十分清楚其不可能期望得到满意的结果，最后不得不满足于非正式谈判。英国政府选择这样的外交政策，是国民政府得以推进其关税政策的条件之一。

四 维持向财政关税倾斜的保护关税

1934年税则按照下列程序通过：财政部国定税则会员会完成草案—在财政部讨论并通过—在行政院讨论并通过—在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并通过—交立法院审议。和1933年税则一样，草案在行政院通过以后，立刻交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并合法化，而立法院审议的程序则被推迟了。下面考察制定1934年税则的各个阶段。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向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第4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到财政部制定关税政策的最基本的方针是：“关税自主，非仅对于增加税收方面注意其重要作用，尤在借此机括以维国内实业。……嗣后对于各种货物如国内出品已具规模者，均应逐渐推进保护税并以防止倾销。至于工业必需之外国原料，及应提倡对外贸易之土货，经政府审查情形，有时并应酌减入口及出口税，或竟免税。此皆须视将来财政情形及工业发展程度，以为权衡。”[35]至少从基本方针来讲，继承了宋子文主政财政部时代形成的财政关税与保护关税机能并重的关税政策。那么，这一基本方针，通过1934年关税的实际制定过程，是如何贯彻的呢？或者，并未贯彻吗？

1933年12月底，孔祥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关税为国库收入大宗，自应严加整理以裕税收。但对于各项货物，何者应增应减，均须严密考虑。……故对整顿关税，正在缜密考虑中。”这说明修订1933年税则的工作正在进行[36]。但是，1933年税则经过一年的试行以后将进行修改，原本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公布1933年税则时提出的。在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以前，宋子文班子中的沈叔玉、李幹等人已经着手修订1933年税则[37]。

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沈叔玉参加税则审议，1934年4月初他提出的税则修订方针是：“对于过去一年（关税）减收商品，查清原因，是因税率过高造成的，或是因税率过高与世界经济不景气双重原因造成的，然后适当降低税率，对过低税率适当提高。……”[38]在对这一方针解说一番之后，沈叔玉将修订税则的终极标准归纳为：“以上修订以收入主义为原则，另外，再加入某种程度的保护主义。”[39]

那么，国民政府怎么看待日本和英国提出的降低税率要求呢？一份1933年国定税则委员会总结对日本方面要求的讨论的文件中，认为日本对1933年税则的非正式抗议“缺少法律上及道德上之根据”，如果接受，“我国所争得之关税自主之胜利将全归乌有”，定性虽然严苛，实际却留有余地：“自目前中日间形势上观之，如部长以为适当，则对于少数日本进口货品的税率，似可稍予减轻。”[40]

这种思路几乎贯穿制定1934年税则的整个过程。1934年2月底，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对上述“缺少法律上及道德上之根据”的日方意见书（前引，参见本书132页注③）作出的答复，并要求外交部提出意见[41]。文件附有如下注释：（1）对于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日本商品一视同仁；（2）税率高低与负担税额多少并无直接关系，负担税额因各类商品的输入量而有不同；（3）日本方面的意见书，系以上述误解为基础。然后，在1934年税则公布前大约一个月，沈叔玉委员长直截了当地对日方说：“棉布这种商品，降低税率时反而会招致反对者强烈要求提高税率，为了息事宁人，不免会提高某些棉布品种的税率；至于海产品等其他商品税率，正在考虑相当程度降低。总之，我将按前述原则（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两者并重）调节税率。如给人以经过与日方接触而降低税率的印象，恐怕会招来各方反对。这点必须注意。”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暗示部分日本商品的税率将多少有所降低[42]。换言之，不会全面接受日本降低税率的要求。孔祥熙对财政部审议1934年税则的发言也传达出同样的信息：“中国不生产的日本特产，如海产品，将降低税率，对此并无异议。而其他商品，不但有必要保护国内产业，比较去年和前年中国进口额及税收……不能认为新税率严重打击日本商品，这些商品的税率很难降低。”即进口税率降低仅限部分日本商品[43]。

另一方面，对于英国提出的降低税率要求，1934年5月中旬，孔祥熙对加特根公使说：“国定税则委员会近期将提出税则修改方案，其中与英国利益有关而中国并不生产的多种英国棉布，以及若干乳制品的税率降低了。毛织品的税率，目前还在讨论。”[44]孔祥熙所说的，并未超出1933年9—10月李幹—路易斯·比尔谈判中议定的降低税率范围（参见第三章第五节）。但中国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考虑降低部分英国进口产品税率。

但是和对日本一样，中国不会完全接受英国的要求。多次与中国进行非正式谈判的商务参赞路易斯·比尔注意到：“在目前贸易衰退的情形下，国定税则委员会很难接受降低特别与英国有关的商品的税率会使贸易量和税收增加的说法。他们也承认高税率多少加剧了贸易量的减少，但是税则委员会指出，中国本身正迅速成为英式棉布的供给者，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上述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英国企业也帮了不少忙。”[45]这样，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基础的关税保护主义，成了税则委员会拒绝全面接受英国降低税率要求的最大根据。

在中国根据前面引述的修改税则原则处理日本和英国的降低税率要求时，财政部也完成了1934年税则草案，6月18日交行政院会议讨论。财政部长孔祥熙对新税则作了如下说明：“此项税则（1933年税则）原具暂行性质，……祥熙权衡财政状况，实业情形，并体察海外贸易之趋势，通盘筹划，规定原则两项。（甲）为补助财政，维持实业起见，对于若干种进口货物酌加税率；（乙）为调剂海外贸易，对于若干种进口货物酌减税率，经饬国定税则委员会遵照修改。”草案按照上述原则，列举了税率提高和税率降低的商品品目，预计提高税率将增加税收1500万余元，降低税率将减少税收300万余元[46]。单是从金额上来看，本案的着眼点在于提高税率。之所以最终制定出这样一个草案，原因整理如下：

第一，有必要对新一届财政部长孔祥熙其人及其财政理念作一评价。前任财政部长宋子文不惜与蒋介石冲突也要实行自己的主张，通过削减军费来紧缩财政，孔祥熙却选择所谓积极财政方针，用加税和发行公债来为蒋介石筹集军费[47]。列强的外交官们对孔祥熙的评价是“对蒋忠顺有加的人”，此外还有“微不足道的人”和“应声虫”之类的刻薄话，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48]。正因为孔祥熙是如此这般的人物，才会在继任部长以后立刻命令国定税则委员会“调查并报告1933年税则实行后，由于提高税率而增加税收的商品品目”。在他的理念中，占第一位的是找到增加税收的办法[49]。至于关税政策以外的各种问题，如设置关税壁垒保障国内产业、推行关税政策以配合外交战略之类的难题，则临事并无一定信念，总是随风摇摆。

因此，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在这样一个无主见的财政部长手下实际负责制定1934年税则的官僚群体。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沈叔玉，以及该委员会的核心人物李幹，在宋去孔继以后仍留任原职。这两个人都是宋子文的班底[50]。所以，虽然财政部长易人，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却没有什么变动，制定1933年税则和1934年税则的原则也大体相同。本章开头已经介绍过，孔祥熙就任三个月以后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作的报告，与前任宋子文一样，表示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两者并重，刚上任时唯税收是务的立场已经稍有转变，可能就是吸收了沈叔玉、李幹等人的意见。

以上讲的都是财政部内部的情况。但是，还有其他政府部门与关税政策有关。所以，第三个因素就是必须注意财政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特别是实业部和外交部的动向，这些因素也影响了财政部1934年税则方案的制定。实业部率先在民国22年度（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施政方针中提出“实施保护关税”，而且实际上根据这个方针，在报告中“汇集各地棉丝纺织、纸、糖、机器、面粉、海味、五金等业所陈意见，将各种货品税率，就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原则，分别增减或豁免，咨请财政部酌量修正”[51]。保护关税本来就是财政部关税政策的基础之一，对于实业部提出的要求，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考虑。

而外交部的立场与实业部有所不同。1934年2月，外交部收到日本方面指责1933年税则的意见书（前引，参见132页注③），很快就转送财政部，并要求财政部研究[52]。但是财政部的答复是完全不理会日本方面的要求，使外交部抱怨“此函所述理由，过于薄弱，决不足以折服对方……”[53]汪精卫的心腹、外交次长唐有壬在著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上来就说：“提高关税诚为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条件，然而也不是‘不二法门’。”然后展开论述：与进口商品竞争将促进国内产业自身改革；国际贸易减少导致关税收入减少，关税收入减少导致用关税收入建立的外债偿还基金停止支付，进而导致中国的国际信用降低，必须避免这种连锁反应[54]。不管为了哪个理由，也不应当随便提高关税。唐有壬此文的目标当然是为了支持包括降低日本进口商品税率在内的汪精卫对日妥协战略。尽管他的理论也并不是否认保护关税本身的必要性，但在当时国内舆论中仍属少数意见，以至于刊登此文的《银行周报》编者不得不预先声明这是“对于目前关税问题有特殊的见解”，是一个特例。因此，外交部的意见并没给财政部太大的压力。

下面再看1934年税则在行政院讨论通过的过程。关于行政院收到财政部提案以后开会讨论的内情，外交次长唐有壬“极秘密地”透露说：“（6月）19日行政院会议讨论税则修订方案，实业部从保护产业的主张出发，财政部从保证税收的立场出发，发生激烈争论。汪委员长和我说明了日英法荷各国的抗议，并极力宣扬我们的主张。大体与日英两国有关的商品品目的税率多少有所降低，与美国有关的货物税率将提高。”[55]汪精卫的说法大致相同：“行政院对于本修订案有三方面考虑：（1）因国内各业界人士的热烈请愿，以及实业部强硬主张，对保护国内产业应予注意；（2）外交部考虑到新税则方案对于各国进口产品的影响和利害关系，特别是有吉公使关于日本产品的申诉……正如我曾经允诺的，将尽可能考虑日本的希望，努力进行调整；（3）从财政部的立场来说，为弥补东三省税收丧失的损失，不得不普遍地增加税收，此点应予考虑。上述三点利害相互冲突，要在其中协调平衡是非常辛苦的。”[56]上述史料是一心推行对日妥协路线的外交部当局对日本的说明，我们参考时多少要打些折扣。但是根据前述各部的意向，不难想像实业部和外交部各执一词，围绕财政部方案，在行政院进行争论的情形。其中一例，就是砂糖税率问题。砂糖执行的是寓禁于征的高税率，结果是刺激走私，正规进口减少，关税税收也随之减少。财政部为了保证税收，考虑将税率降低一些，外交部从外交出发也要求降低税率，但实业部从保护国内糖业的角度出发强烈主张维持高税率，三部间“争议鼎沸，难以决断”，结局是砂糖税率没有任何改变[57]。从这个例子推想，保护关税论在行政院会议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于是基本以财政部原方案为基础的1934年税则行政院方案定案。

最后来看立法院对1934年关税案的审议过程。本来，国民政府规定行政院决定的重要事项必须经立法院审议同意才能生效，实际上，制定1930年税则时，立法院花了很长时间逐一审查各商品品目（参见第二章）。这一次，针对秘密转来的行政院方案，首先是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对日英两国商品税率部分降低问题发难，认为“修改有偏颇”。然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马寅初、张维翰、邓召荫等人又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要求进一步提高税率[58]。这种“反对意见极为激烈”的形势使国民政府首脑畏缩。行政院和立法院继续讨价还价，最后“经种种折冲，双方各让一步，税率降低幅度为原方案的一半”。完全看不到1934年税则行政院方案通过立法院审查的可能[59]。最后，立法院长孙科担心“议论鼎沸”可能“断送”行政院方案而“倾向于全面提高税率”，接受了行政院长汪精卫“诚恳托付”和最高当权者蒋介石“希望充分注意处境微妙之关税方案”的“要求”，援用法律对例外情况的规定，要求仅仅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为依据公布1934年税则[60]。国民政府对外战略的全盘结构，规定了1934年税则方案的决策过程。

蒋介石的意志在终局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蒋的意志是符合当时蒋汪合作政权采取的对日妥协外交路线的。例如，1934年7月正在讨论税则方案时，蒋介石在对军队高级将领讲演中，被问及对于敌国日本“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蒋干脆回答说：“一点没有。”然后他列举为抗战作准备的种种方略[61]。基于对现实的悲观判断，他再次倾向于暂时对日妥协，力图使日中关系稳定下来[62]。6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有吉公使时说：“我个人也认为双方有必要改善两国关系，并认为为此努力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对于日本要求降低关税，蒋表示：“将尽快提醒有关责任者注意。”[63]

通过以上对1934年税则方案决策过程的分析，我的第一点结论是：通过财政部、行政院、立法院全部阶段的讨论审议，政府各部门在保护关税与财政关税两重机能并重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而且随着审议程序依次由财政部到行政院到立法院，为经济发展而要求加强保护关税机能的意见越来越强。强烈主张保护关税的政府部门是行政院中的实业部和立法院中的财政委员会，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他们背后，是有关工商业者的迫切而实际的要求。

第二点结论：在制定1934年税则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对于日英两国特别是日本提出的全面降低关税的要求，从对外战略的全局出发，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是最终止于部分接受日英要求，基本上维持了保护关税的机能（参见表3-2）。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必然的。如上所述，国民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既要坚持财政关税又要坚持保护关税，相比之下，重视保护关税的压力更重。至于1934年税则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了日本的要求，有吉公使对1934年税则行政院方案的评价是：“降低税率的幅度和商品类别不到我方希望中的1/3。”[64]

英国方面怎么样呢？李幹—路易斯·比尔谈判后同意降低税率的商品编号为15、18、21、25、30、31、32、33、37、51、52、57、63、64（以上为加工棉布）、114、120、122（以上为毛纺织品）、147（铝箔）、325（乳制品），而1934年关税实际下调的为31、32、37、51、52、57、63、64、114、122、147、325，为李幹—比尔方案商品类别数目的2/3，进口额的1/2[65]。日英两国锲而不舍的外交活动（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三节），最后就以这样较小的成果告终。

五 国内舆论的反对

1934年税则公布以后，立即引起国内舆论和工商业者激烈的指责。第一个指责是，这个税率非但没有保护国内产业，反而将国内产业逼入更困苦的境地。棉纺织业者是反对1934年税则的急先锋，他们最为不满的是原料棉花和纺织机器的税率提高了，而要求加强保护关税的棉布税率反而降低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批评政府对于棉业不景气束手无策，要求政府“认识到全国棉纺织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必须修订关税税率”[66]。引人注目的是，这时政府也因省略立法院审议程序的问题受到质询——看来，国民政府担心要求加强保护关税的要求蜂拥而至，决定省略立法院审议，但棉纺织业恰恰相反，他们正期待着立法院审议。棉纺织业，包括因丧失东北市场而困苦不堪的天津市纱厂同业，正积极从事高级加工棉布国产化的上海机器染织业公会（原名丝光棉业公会），和一向欢迎提高棉花进口税，但反对打击全体棉业的降低棉布关税政策的棉花号业公会（棉花批发商的同业团体）等等，陆续表态反对1934年税则[67]。甚至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本是特别为振兴棉业设立的，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集中了有关政府人士、业界人士和专家——也出面要求政府收回或修订新税则[68]。

与棉纺织业一起发表强硬意见的还有造纸业。造纸业借1933年税则设置关税壁垒之机，正准备开始生产高级印刷用道林纸，可是1934年税则中这类商品的税率却被降低了。华商造纸联合会严厉指责政府仅仅过了一年就降低税率是“似有意欺瞒商人”的行为[69]。

在棉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引领下，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召开临时大会（7月7日），决议要求政府修正税则开始，上海市商会（5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7日）、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11日）、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13日）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业界团体，纷纷向政府发出抗议电[70]。荣宗敬、虞洽卿等上海经济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发表批判政府的讲话[71]。另一方面，由于公债也以关税收入为偿还基金，金融界重视财政关税机能超过保护关税。为此，中华工业联合会特别采纳了“联合金融界共同向政府力争的提案”，决定“先由本会致函银钱两同业公会，说明新税则不修正之利害，勿抱旁观态度，共商补救办法”[72]。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中华工业联合会这个考虑是很必要的。虽说要求维持保护关税政策的声音占了主流，但必须认识到单单制造业一家的利害得失未必能策动上海经济界全体。

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当然是一致要求维护和加强保护关税政策、反对1934年税则的。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的社论到《银行周报》、《中行月刊》等经济专业杂志的述评，甚至找不到没有批评1934年税则保护关税机能减弱的言论[73]。

对1934年税则的第二个指责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即特意降低日本进口商品税率是向日本投降。前引上海市商会的抗议电中严厉批判1934年税则：“今乃有人乘军事占领我国之余威，强欲我以怨为德。如果枉己徇人，遇事听命，何以为国。”[74]《银行周报》的述评更为辛辣：“东北失矣，华北危矣，而复增强敌人操纵倾销之劳力以同绝于建设之途。所谓‘建设救国’，固如是乎？”[75]还有，《大公报》社论的批评是：“不特日本多沽利益，他国产品重受打击。”[76]《三民主义月刊》——实际上是国民党广东派的机关报——则断言：“这次修改入口税，其惟一目的岂不是在优待日本帝国主义。”[77]等等，类似的批评不胜枚举。《纽约时报》特派员报道当时的情形是：“新税则不仅损害了很多民族产业，而且被看作当日本侵略满洲、热河之际，以‘非爱国的手段’对日本妥协的又一证明，受到反对。”[78]

国民政府面对激烈的指责，不得不使出软硬两手来平息舆论。硬的一手是实行新闻管制。日本得到的情报是：“新闻检查处主任陈克诚在秘密讲话中说……蒋介石电令：反政府运动妨害外交内政甚多，尤为可虑者，报纸肆意评论，徒然动摇人心。因此目前一切有关报道评论概行禁止。”[79]《纽约时报》和其他英文报纸也报道了实行新闻管制一事[80]。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有关新关税的新闻报道的确骤然减少。“但是，这期间抗议电报仍然源源不断。”《纽约时报》的报道继续写道。

同时，孔祥熙从南京急飞上海，拼命说服上海经济界的首要们：“此项新税则之修订，事前曾经中外各专家详细研究，耗时达两个月之久，并经财政部修正达四次之多。财部决定行政院通过，再由中央政治会议审定后颁布。自信此新税则能顾到各方之利害。”[81]还有，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会见记者时对税则涉及的商品一一详加说明：“减税之棉织品系以印花与染纱织布疋为范围。此非我国纺织业主要产品。对国内生产最多之本色与漂染两大类棉布品，除泰西缎、罗缎、棉剪绒略有变更外，余均无增减。可见新税则所减布疋税，与国内纺织业无甚影响。又纸税之减征，系主管文化机关主张，因印书用纸尚赖于外货供给，由兼顾消费而减税。……又提高棉花进口税，为维持农村应有之图。机器税率多属值百抽五，原属轻征，今略为增加，不致有妨建设。生铁、硫酸、盐酸、碳酸钙、铁丝布、橡胶制品、木片、木梗、瓷砖、瓷器等均加税。与本国之炼铁、化学、火柴等之业，尤具有相当保护。”[82]孔祥熙还说，下调部分进口产品的税率是为了振兴出口，因为期望他国也减免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率[83]。只有汪精卫系的英文报纸《人民评论》拥护1934年税则，频频宣传孔祥熙等人的主张[84]，在当时的舆论界可算是绝无仅有。

不管怎么说，政府方面的言论全部是用政府如何注意保护民族产业、政府努力维持和强化保护关税机能等，对经济界和国内舆论连声辩解。不辩解也不行。无论削弱保护关税的措施多么有限，总是招来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对。更何况这一次降低税率有利于日本商品，具有与抗日民族主义正面冲突的意味，国内的反对也就愈发强烈。甚至在国民政府官员中，对1934年税则持怀疑或不满态度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当时在国民党中央从事宣传的邵元冲，在1934年7月7日的日记中谈到舆论对1934年税则的强烈批评后，又记下内心强烈的自责：“余备位中枢，进不能磨盾杀敌，复耻雪仇，退亦不能匡邪弼阙，少济民生，仅碌碌尸位，效语言文字之末节，何足数哉！”[85]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不可能正面反驳对1934年税则的批判，只能以种种自我辩护多少安抚一下反对的声浪。

那么，中国以外的反应——即列强的反应如何呢？首先，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说：“南京政府修改现行进口税率，形成了对日本报以各种善意的关照的修改方案，对中国的善意表示赞赏。但是试看这次的修改方案，对日本的通商事务仍有妨碍，日本尚不能就此满足。希望中国今后从日支通商关系出发，制定适当的修改方案。”[86]就是说，虽有一部分税率下降了，但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第二节所述日中交涉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事实来看，这番话大概主要是为了粉饰广田外交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果。

而上海的日本商人多数认为实施1934年税则以后：“对（进口贸易）好转不能抱多大期望，影响有限。”[87]强烈反对保持砂糖、人造丝的高税率和提高日资纱厂使用的进口棉花的税率[88]。

英国对1934年税则表示不满。英国驻上海代理商务参赞A.H.乔治总结说：“……原本期待对英国出口贸易打击极大的税率、特别是棉布税率，会降低。可是，修订以后的税率令人大失所望。……仅有一部分棉布税率降低，对于挽救急速衰退的贸易无济于事。”[89]代表在华英商利益的《金融与商业》和《北华捷报》也刊登了批判1934年税则的文章[90]。

尽管如此，看来日英两国都没有就1934年税则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不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正如第三、四节所述，日英两国政府通过制定新税则时期一系列外交活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从国民政府那里争取到多少有价值的让步。

小结

1934年税则中修订税率的内容，确实部分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降低了部分加工棉布和进口纸张的税率。但是从整体来看，为了财政需要反而提高了税率。从商品类别来看，则是设置了新的保护关税（参见表3—2）。负责制定1934年税则的国定税则委员会成员，基本是制定1933年税则时的原班人马。

中国国内舆论和相关业界人士抓住上述若干税率降低的内容不放，严厉地批评为对日妥协外交之表现。但是，从日中外交交涉过程来看，比较日本原来要求修订的内容和实际上所作的修订，1934年税则只是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而且1934年税则并没有对1933年税则作大幅度修改也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中国国内舆论和相关业界人士对于1934年税则极为不满，毕竟是事实；而日英两国也没有得到多大满足。可以说，汪精卫对日妥协路线的基础一点也没有扩大。

[1]杜严双：《一年中央税制之变动》，《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

[2]郭斌佳：《日本外交政策之动向与国人应有之认识》，《东方杂志》31卷3号，1934年2月。

[3]参见表3-1。

[4]斯诺（Snow）（东京）致外交部，315号，1933年11月19日（D），F7198/62/10（FO371/17091）。

[5]1932年8月27日内阁决议：《从国际关系角度处理时局之方针案》，《现代史史料》（8），日中战争Ⅰ，1964年，第6页。

[6]有吉公使（上海）致广田外相，第730号电，1933年12月7日发。外史馆文件E-3-1-2，X1-C1，各国关税及法规杂件，中国之部。本章引用的日本外交文件均出自这一卷宗。

[7]我认为这份财政部备忘录就是本章第4节第140页注①提到的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文件。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769号电，1933年12月22日发。

[8]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95号电，1934年2月15日发，正如本章第4节将要讲到的，这些意见被译成中文，交给中国财政部。但是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完全不接受日本的主张，并一一反驳“日本的反驳”。

[9]堀内书记官（上海，4月25日到5月29日期间任临时代理公使）致广田外相，第399号电，1934年5月12日发。

[10]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624号电，1934年6月8日发。

[11]同上。另见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493号电，1934年5月17日发，转达财政部长孔祥熙“已了解日本方面对防止走私的意向”之类大意相同的讲话。

[12]蓝普森（北京）致外交部，1092号，1933年11月6日（D），F6973/62/10（FO371/17091）。

[13]蓝普森致外交部，1107号，1933年11月14日（D），F7090/62/10（FO371/17091）。

[14]蓝普森致外交部，1103号，1933年11月14日（D），F7085/62/10（FO371/17091）。同一文件又见外交部负责官员的笔记和训令电草稿。

[15]外交部致蓝普森，440号，1933年12月1日（D），F7449/62/10（FO371/17091）。

[16]英国政府内部的商讨参照参与决策的官员们写的备忘录，F7198/62/10。

[17]贸易部致外交部，1933年11月29日，F7449/62/10（FO371/17091）。

[18]木畑洋一：《日中战争前的国际环境——1934年英国对日方针》，《（东京大学）教养学科纪要》第9号，1977年，第12页。同样的观点，见伊恩·尼什：《两次大战之间（1917—1937）英国国际体制观念中的日本》，收入细谷千博编：《日英关系史1917—1949》，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19]英格拉姆（Ingram）（北京）致外交部，第60号，1934年1月16日（D），F305/101/10（FO371/18094）。

[20]外交部致贸易部，1934年1月24日，F305/101/10（FO371/18094）。

[21]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86号，1934年1月21日（D），F393/101/10（FO371/18094）。

[22]中山书记官（北京）致广田外相，第29号电，1934年1月19日发。

[23]蓝道尔（A.W.G.Randall）备忘录，1934年2月9日，F770/101/10（FO371/18094）。由于没有争取到其他列强共同参与，与日本共同抗议“时机还不成熟”。

[24]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120号，1934年1月30日（D），F585/101/10（FO371/18094）。又见外交部负责官员收到英格拉姆报告以后写的备忘录。

[25]贸易部致外交部，1934年3月6日，F1287/101/10（FO371/18094）。

[26]外交部致贸易部，1934年3月15日，F1287/101/10（FO371/18094）。外交部致英格拉姆（北京），第98号，1934年3月21日（D），F1287/101/10（FO371/18094）。

[27]卡杜根（A.Cadogan）（北京）致外交部，第282号，1934年4月28日（D），F2422/101/10（FO371/18095）。详细的会谈记录后来通过外交邮件送达。卡杜根致外交部，第597号（2/7A/1934），1934年4月30日（D），F3688/101/10（FO371/18095）。

[28]同上。路易斯·比尔也没有向日本外交官隐瞒他对谈判“前途莫测”的焦虑心情。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325号电，1934年4月11日发。

[29]外交部致贸易部，1934年5月1日，F2422/101/10（FO371/18095）。

[30]贸易部致外交部，1934年5月12日，F2814/101/10（FO371/18095）。

[31]外交部致卡杜根，第179号，1934年5月30日（D），F2982/101/10（FO371/18095）。

[32]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551号电，1934年5月25日发。

[33]卡杜根致外交部，第400号，1934年6月18号（D），F3716/101/10（FO371/18095）。

[34]外交部负责官员收到卡杜根上述报告后写的备忘录，见F3716/101/10（FO371/18095）。

[35]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3辑，1977年，第323页。

[36]《大公报》1933年12月22日。

[37]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120号，1934年1月30日（D），F585//101/10（FO371/18095）。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声明试用一年。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145号电，1934年2月24日发。

[38]有吉公使（上海）致广田外相，第321号电，1934年4月21日发。4月初，沈叔玉对堀内书记官作了说明。

[39]堀内书记官（上海，当时任临时代理公使）致广田外相，第441号电，1934年5月29日发。

[40]《税则委员会，关于日本对1933年5月22日进口税则非正式抗议，所预备之备忘录》，1933年12月25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日本抗议新进口税则，0820.20/6050.01（MF129/1826—1832）。另外，还有以下资料集也收录这份文件：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64年，第77—80页；中档5/1/财经（二），第159—162页。

[41]财政部致外交部，公函关字第1836号，1934年2月24日（发信日期据后引中档），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日本抗议新进口税则，0820.20/6050.01（MF129/1819—1823）。又见中档5/1/财经（二），第167—169页。

[42]前引，堀内书记官致广田外相，第441号电，1934年5月29日发。

[43]有吉公使（上海）致广田外相，第466号电，1934年6月9日发。

[44]卡杜根（南京）致外交部，第43号轮值，1934年5月19日（D），F2982/101/10（FO371/18095）。

[45]卡杜根（北京）致外交部，第400号，1934年6月18日（D），F3716/101/10（FO371/18095）。

[46]国史馆外交档〈财政〉： 《海关进口税则修正意见》，0820.20/3877.03（MF129/1234—1235）。中档5/1/财经（二），第102—103页。同文刊登于1934年7月1日《大公报》。而孔祥熙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作财政报告时，辩解降低税率是“为调剂国际贸易，适应世界局势起见，诚为不得已之举”，实际税收损失仅限于“数十万金单位”（相当于100万元）。《革命文献》第73辑，第375页。

[47]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和关税收入1928—1937》，收入增渊龙夫先生休致纪念论集刊行会编：《中国史中的社会与民众》，汲古书院，1983年。

[48]正如前面引用的广田外相对英国外交官的谈话，他对孔祥熙的评价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别指望他作出任何决定”。斯诺（东京）致外交部，第315号，1933年11月18日（D），F7196/62/10（FO371/17091）。还有路易斯·比尔的看法是：“孔，恐怕是任蒋介石摆布的。”英格拉姆（北京）致外交部，132/7B/1933, 1933年12月20日，F722/101/10（FO371/18094）。

[49]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724号电，1933年12月5日发。税则委员会委员长沈叔玉对堀内书记官的谈话。

[50]路易斯·比尔认为“沈和李幹是宋的人”，担心他们会受到孔祥熙的冷落。结果这是杞人优天。前引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120号，1934年1月30日（D），F585/101/10（FO371/18094）。

[51]《实业部民国二二年度行政计画办理经过报告》（二续），《实业公报》第228期，1935年5月。

[52]外交部致财政部，公函国字第2567号，1934年2月，中档5/1/财经（二），第162—167页。

[53]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的批文，1934年2月26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日本抗议新进口税则，0820.20/6050.01（MF128/1817）。

[54]唐有壬：《自卫力与经济力》，《银行周报》第18卷第32号，1934年8月。

[55]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706号电，1934年6月20日发。

[56]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19号电，1934年6月27日发。

[57]前引，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706号电，1934年6月20日发。但是降低砂糖税率的方案没有包括在142页注①引用的6月18日孔祥熙的提案中。也许是在开会的时候才争论起来的。或者是引述以前的争论来牵制日本。

[58]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751号电，1934年6月29日发。这是通过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傅贵常等人弄到的情报。《立法院公报》第61期刊登的立法院第3届第64次会议（1934年6月22日）、第65次会议的议事录不能证明这一点。很可能是一种非正式的协议。

[59]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34号电，1934年6月30日发。

[60]前引，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751号电，1934年6月29日发。立法院的权限与中央政治会议的权限之间的关系参见钱端升《民国政制史》，1937年，第1编第7章第5节第（3）、（4）项。

[61]《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1934年7月13日的讲话，《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1984年，第303页以后。

[62]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国史馆，1995年，第3章。另参见本书第3章和第5章。

[63]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732号电，1934年6月27日发。

[64]有吉公使（上海）致广田外相，第510号电，1934年6月22日发。

[65]根据以下资料：即第3章第5节引用的商务参赞路易斯·比尔的说明书（完成于1933年12月）。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43号，1934年1月10日（D），F1240/101/10（FO371/18094）。路易斯·比尔的谈判日记[估计写于1934年1月，英格拉姆致外交部，第97号，1934年1月20日（D），F1243/101/10（FO371/18094）]，并与1934年关税表比较后算出。

[66]《申报》1934年7月5日。

[67]《大公报》1934年7月7日，《申报》1934年7月8日。

[68]《申报》1934年7月6日。

[69]《申报》1934年7月4日、7日。在6月1日，该联合会已经向外交部请愿，杯葛政府降低税率的动作。国史馆外交档〈财政〉海关进出口税则修正，0820.20/377.03（MF129/1431—1435）。

[70]《申报》1934年7月6日、8日、12日、14日。

[71]《申报》1934年7月2日、5日。

[72]《申报》1934年7月8日。

[73]主要的报道有：《新税则与棉织业》，《申报》时评，1934年7月5日；《新税则与我国国货业的危机》，《申报》国货周报版，1934年7月19日；《反对声中之进口税则》，《大公报》社论，1934年7月7日；吴大业：《新颁进口税则之检讨》，《大公报》1934年7月18日；允恭：《进口税则感言》，《东方杂志》第31卷第15号，1934年7月；王子健：《海关改税与棉工业之前途》，《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许涤新：《日货倾销与海关税则》，同上；王丕烈：《最近海关进口新税则之检讨》，《银行周报》第18卷第32号，1934年8月；（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海关进口新税则之研究》，《中行月刊》第9卷第2期，1934年8月；《此之谓“养成人民生产能力”？》，《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2期，1934年8月。

[74]《申报》1934年7月6日。

[75]前引王丕烈：《最近海关进口新税则之检讨》。

[76]前引《反对声中之进口税则》。

[77]前引《此之谓“养成人民生产能力”？》。

[78]纽约时报1934年7月21日，8月12日发自上海的报道。

[79]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567号电，1934年7月11日发。AD情报。

[80]《密勒氏评论报》1934年7月28日。

[81]《申报》1934年7月15日。

[82]《申报》，1934年7月9日。

[83]《申报》，1934年7月14日。

[84]《中国关税政策》，人民评论（People's Tribune）1934年8月1日。这本杂志的主编汤良礼被认为是汪精卫的心腹之一。

[85]前引《邵元冲日记》第1135页。

[86]《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7月1日。

[87]《进口税则之修正与公布》，《金曜会通讯》第124号，1934年7月18日。金曜会是集合了上海主要日本企业的社会团体。

[88]《进口新税则的两个问题》，《金曜会手册》第125号，1934年7月31日。

[89]乔治（A.H.George）：《中国贸易和经济状况：1933—1935》，第64页。

[90]《金融与商业》，1934年7月11日；“走私”，《北华捷报》1934年8月22日。

第五章

日中战争前夜的关税贸易政策

1935年到1936年，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重点转向废除转口税问题和减免出口税问题上，同时为了填补这两项措施造成的关税减收，考虑增加部分进口税。总之，是积极地运用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和振兴出口。

但是，这一连串的政策终于未能实施。新政策形成的过程和政策受到阻碍不能推行的过程，充分反映了日中战争前夜中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一 制定废除转口税方案的过程

1931年，中国废除国内现有的复进口税（对国产的国内商品征2.5%）、子口半税（参见第一章第50页）、常关税（对帆船运送的商品征税）以及厘金等旧国内通过税以后，于同年6月设立转口税（原为对轮船运送的国内商品征收的5%的转口税）。但是，转口税增加商品运输成本，妨碍国内市场扩大，立刻出现问题。1935年3月，国民政府终于决定从同年6月起废除转口税。但是，这个对部分商品免征转口税的措施是作为例外处理的，而且最终也没能付诸实施。

要求废除转口税最为强烈的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华中沿海地区运送国内商品的轮船运输业者。1931年6月转口税刚刚试行时，广东、广西两省的珠江轮船业者已经针对民船（帆船、中国式帆船）不征税，提出转口税专门针对轮船，不利于轮船业，要求免税[1]。梧州税务司支持他们的要求，向上级报告行驶珠江的华商轮船数量，在半年间从7艘骤减到2艘，“重要影响确系实情”[2]。但上级主管机关财政部关务署回答说，按中国的税制，历来是分别对民船征收常关税、对轮船征收海关税的，然后就把轮船业者的要求一脚踢开[3]。

又过了三年多，1934年8月，珠江轮船业者再次送交废除转口税的请愿书[4]。除了世界经济恐慌和国内商品流通减少造成轮船业的全面衰退外，请愿书特别指出拖船式舢板（即所谓“拖轮饷渡”）进入航运业给轮船业带来的危机。据说这种船“广袤舱位，实不亚轮船，况载重数量恒在200吨，复利用马力速率充足之小型轮船为之拖带，其迅捷几逾于轮船”。可是按税制拖船式舢板算作民船（中国式帆船），免征转口税，再加上运输能力与轮船不相上下，很有竞争力。因此，仅在珠江流域就有10艘以上在行驶，威胁到轮船业。梧州关的税务司同情轮船业者，建议修正税制的不公平之处，或者（1）对民船运载的货物课税；或者（2）在珠江流域免除转口税。第一个选择因“将我们卷入与中央政治会议西南分会（重要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之一，又称广西派）的倾轧”而被排除，推荐第二个选择[5]，即在珠江流域废除转口税。这样将只损失梧州关转口税收入的1/3（依据后面的推算，每年减少税收约为4.5万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比较好处理”。

财政部关务署长沈叔玉（兼任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收到轮船业者的请愿书和梧州关税务司陈述意见的信函，也表示支持免除珠江流域的转口税，“俾该地轮船营业得资救济”[6]。此后，经过轮船业者的多次要求和关务署的反复研究，1934年11月14日，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训令海关总税务司[7]，免除梧州—广州之间的轮船货物转口税。

但是，代理海关总税务司劳福德（L.H.Lawford）（当时总税务司梅乐和临时回国休假）提出免税应当慎行，态度很强硬。他认为如果实施免税，“西南当局势必起而要求将所有粤桂两省各埠所征之转口税尽行免除，而扬子江流域各省当局亦必援例（要求免税）。此端一启，实多纠纷”[8]。劳福德担心地方当局竞相要求免税，必然使整个关税行政发生混乱，所以，应当在全国范围一律废除转口税，而不应当只对一部分省份以例外的名义实行免税。

实际上在珠江轮船业者请愿以前，海关已经建议财政部关务署废除转口税。海关的理由是：（1）转口税本来应当在1931年与厘金等一并废除；（2）从技术上讲，很难抓住逃避转口税的行为；（3）民船（中国式帆船）免征转口税，托运货物都集中到民船，打击了轮船业；（4）广东方面以征收转口税不利于工商业为口实，要求根本取消海关，等等。特别是（2）、（4）两项理由威胁到海关自身，问题就很严重了[9]。关务署收到海关的意见以后，以肯定的态度上报财政部长，这样，财政部终于接受海关慎重行事的意见，暂时取消单独免除梧州—广州间轮船运输转口税的措施[10]。

与此同时，要求免除转口税的呼声，超出珠江流域，扩大到全国轮船业界。为了联合业界全体的力量，摆脱不景气的困境，1935年1月19日，设立于上海的中国航业合作社筹备处提出作为摆脱不景气的对策之一，免除所有中国籍轮船的转口税。3月30日，财政部答复说：“业经呈请中央裁撤，俟奉准转行到部，即可饬关照，如期实施。”态度相当积极[11]。

政府必须拿出挽救轮船运输业的政策，又预料实施个别免征转口税措施很难保持政策平衡，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就准备接受轮船业者免除转口税的要求，实际着手全面废除转口税。

制造业者也向政府提出了废除转口税的要求，虽然算不上多么引人注目的活动。1933年5月，由于进口关税有望在实施1933年税则以后大幅增加，制造业者曾经行动起来，希望以关税增收部分为补充财源，废除转口税。中国国货产销合作社的杜重远、章熊等人代表美亚织绸厂（织造丝绸和人造丝织品）、天章纸厂、五和织造厂、三友实业社、中华珐琅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康元制罐厂（生产罐头食品）等七十余家上海制造业厂商，赴南京向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立法院等各政府部门请愿，声称在这个“全国工业日趋衰落”的时期，“完全系国内通过税，实属厘金之一种”的转口税继续存在下去，“似与政府历次宣言维护工业之旨相背驰”[12]。1935年春，报纸报道了政府废除转口税的计划，华商造纸厂联合会和广州市机器公会等要求尽早使计划变为现实[13]。在这份请愿书上联署的制造业厂商，多数在国内市场占有相当份额，而且在东南亚等国际市场也有出口竞争力，与要求政府采取振兴出口政策的群体（见本章第六节）是重合的。另外，上海市商会在华商造纸厂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三个团体联名要求下，也表示支持废除转口税，并提出提高进口税率，以增收部分作为填补废除转口税的财源[14]。

不过，和轮船业界相比，制造业对转口税问题的反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低调的。大概主要是因为商品从工厂出货时已经征收过统一消费税（统税），是免征转口税的[15]。所以生产缴纳统税的产品如棉纱、棉布、面粉、香烟、水泥等制造业者，对于废除转口税运动没有那么热心。由于当时中国制造业重镇——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在运动中并没有真正出力，使得整个运动也有些缺乏生气。

在轮船业强烈要求、部分制造业者请愿和负责征税工作的海关方面的要求之下，财政部提出废除转口税的方案，1933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途间征税究于商运有碍，本部迭经筹议办法，只以此项税收为数尚巨，在财政未裕之时，不能不审慎从事。兹为图维护工商业、减轻人民负担、便利货物流通起见，所有海关转口税一项，拟请自本年6月1日实行裁撤，以示政府救济工商业之意。”[16]将废除转口税作为渡过经济萧条、振兴国内产业的对策。

二 出口税减免案的制定过程

1935年3月，国民政府在决定废除转口税的同时，决定大幅减免出口税。具体过程如下：

1935年所执行的出口税率以1931年5月7日公布、6月1日实施的31年出口税率为准，1934年6月作了若干修改。1931年出口税率依据以下原则制定：（1）从价税固定征收7.5%（5%的正税加2.5%的附加税）；（2）从量税额大部分根据物价上涨幅度增加；（3）部分制成品的从量税额固定；（4）部分类别商品既定的减免措施继续有效；（5）其他内容根据贸易情况适当调整。换言之，除了与第（3）项原则有关的少数征税办法外，这个税则基本没有考虑通过新的出口税减免措施刺激出口。正如财政部自己承认的：“创办新税殊非容易。至出口税，本为旧有之税，稍事增收，机关不另设人员，不必另加经费。”1931年出口税率的基本性质就是一种较易实现的关税增收办法[17]。

因此，热切盼望减免出口税的相关业界，如上海市蛋厂（鸡蛋加工工场）同业公会、油麻业同业公会、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和广东的土糖业者等，强烈抗议1931年出口税率，要求再次减免出口税[18]。此后，随着经济危机加剧，银价高涨、外币汇率上升，导致出口大幅减少，救济出口产业的个别措施相继出台。并且在1934年6月8日公布、21日开始实施新出口税则。新税则综合了上述种种措施，并改用公制计量单位[19]。1934年这次修改出口税则，根据上海市商会和山东省政府的要求，把降低出口税率的对象扩大到花生和花生油类，并且延长降低税率的期限[20]；根据上海不同行业的要求，降低了蛋加工产品的出口税率[21]，面粉出口免税[22]，等等。预计这一系列减免措施实施以后，出口税的年度减少额为：蛋加工产品95万元，花生、芝麻等74万元，面粉等27万元，加上其他商品，总计为379万元[23]。相当于出口税总额的16%。政府财政主管部门认识到，为了加强出口产业，对以财政增收为目标的1931年税则，有必要作这种程度的修改。

下一步是1935年出口税减免方案，除了以上对1931年出口税则的修改保持不变以外，更进一步尝试对出口税则作全面的、根本性的修改[24]。财政部在行政院会议上的提案这样说：“我国现行出口税则，系以征税为原则，免税例外。当此出口贸易衰落之时期，于此原则实有变动之必要。其受竞销影响之出口货物，自均应分别减免其税率。”提案以出口产品不课税为原则，将振兴出口产业放在优先的位置，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了旧出口税率的性质。当然，财政关税的考虑并没有显著退后。至于外国军工产业必需的战略物资之类“其出口之盛衰全视外国之需要而定”和“海外销路具有一定限度的商品”，就算减免出口税也不可能直接增加出口，财政部提案主张维持原税率。根据以上基本观点，财政部提出两项减免出口税原则：（1）实行减免即可增加出口的商品一律减免；（2）（在国际市场）与外国产品激烈竞争的产品一律减免，以此为基准，提出对现行税率表中的202类商品之半、约100类商品减免出口税。根据财政部本身的预估，实施改革方案以后的年减收额约为300万元。

减免出口税的具体商品品目如下：新的免税产品有海产品、水果、烟、纺织品、五金、水泥、火柴、肥皂等；新的减税产品有蛋加工产品、动物产品、植物油、花生等，都是符合上述“有望增加出口”原则的产品。同时，还须注意，正如财政部方案承认的，外国需求旺盛的战略物资如桐油、钨、锑等推迟减免出口税，财政部无意立即废除这部分作为重要税源的出口税。但是从整体来看，1935年出口税率修改方案的确是以促进出口、振兴国内产业为依归的。

之所以制定出台这样的政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工商业者一年来的请愿。从1930年11月全国工商会议通过出口商品应以不课税为原则的决议[25]开始，代表各个行业的团体一再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出口税。以1935年出口税则修改方案流传开来的时候为例，中药行业和搪瓷制品行业就提出把自己的产品列入免税商品中[26]。

不过，与第一章到第四章中所述工商业界为进口税问题进行的活跃行动相比，工商业者为出口税问题进行的活动没有那么引人注日。一来当时多数中国工商业者关心的是如何保护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再有就是应当考虑到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有对国产工业品的课税采取个别减免措施的规定，结果相当多的产品已经减免了出口税。这个规定是1923年3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援引若干成例制定的[27]，国民政府原封继承下来。根据实业部的报告，1931年12月到1935年11月的4年中，已经批准270件减免案[28]。再加上1934年4月国民政府制定工业奖励法，制定了包括对优质工业产品减免出口税在内的五种奖励方法，根据这个法，到1935年底以前又批准了26件减免案[29]。

尽管如此，还必须到中国的经济景气状况中去寻找国民政府在这一特定时期从根本上修改出口税率的理由。当时，正是在1935年春天，国内的经济恐慌达到顶点，任何经济方针，只要和控制经济恐慌有点关联，政府都不得不全力去实行[30]。前面引用的财政部说明中，充满了这种意识。实业部则联合有关工厂成立了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以促进对东南亚的出口（参阅本章第六节）。

以增加税收为主要目的的1931年出口税率，在部分工商业者和地方政府为振兴出口实行减免出口税的要求下，进行多次修改，再加上1934年实行公制，到1935年，作为抵抗经济恐慌的政策之一，从根本上改变出口产品课税方法的税则修改方案完成了。应该说，减免大多数商品关税的1935年出口税则修改方案，虽然仍保留一部分财政关税的因素，但基本上是以振兴出口、恢复国内产业为目标的。

但是与第一节中所说的废除转口税方案一样，1935年出口税减免方案也胎死腹中。财政部曾指示海关“实施日期另行通知，尽快将税则印刷成书送你处”[31]。但是，最后终于没有下达通知实施日期的命令。详情在下一节中讨论。

三 围绕增加进口税方案的争执

1935年3月行政院通过废除转口税、减免出口税提案时，作为配套措施，还有一个增加进口税以填补关税减收部分的提案。提案是这样陈述的[32]：“海关收入多系为偿付内外债之用，每年转口税及出口税收入在海关收入全部之中并不为少。裁撤转口税及分别减免出口税后之损失，势须设法弥补以维信用。拟将进口货物现行税则于最近期内分别增加，提请核定后施行，以资挹注。况近来外币步跌，进口货物成本较轻，税项稍有增加，负担既不过重，且于补救入超或可稍收微效。”增加进口税是从填补关税收入总额的损失和防止入超两个方面来考虑的。确定这一点以后，再来分析增加进口税方案的具体决策过程。

根据前述行政院的决议，最早提出具体的增加进口关税方案的是实业部[33]。在提案中，实业部主张“为保护国内产业、减少入超，有必要修正现行进口税则（1934年税则）”。如第四章所述，制定1934年税则时，实业部一直与财政部针锋相对，对1934年税则有诸多不满。实业部认为，1934年税则“更有加速本国产业衰退之嫌”，鉴于列强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的形势，有必要制定进一步加强产业保护的新进口税率。

实业部的具体方案[34]如下：（1）提高进口税率的商品包括：棉纱、棉布、麻织品、毛织品、海产品、大米、小麦、酒、香烟、化工产品、纸张、陶瓷器、水泥、化妆品等国内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提高进口关税有保护国内产业效果的商品。其中的加工棉布、毛织品、进口纸张等商品，在制定1934年税则时，迫于日本和英国的压力降低了税率，遭到国内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2）维持税率不变的商品包括：棉花、人造丝、煤、砂糖等工业原料、燃料（前三种）或寓禁于征的商品（砂糖）。（3）仅有几种降低税率的商品是还不能实现国产化或者国内工商业暂时还不得不依赖进口的机器、工具、染料、涂料等。实业部提案中明白写道，在以上商品类别中，第一类中的加工棉布和进口纸张、第二类中的人造丝和砂糖，是应业界的要求，提高税率或维持高税率的。

不清楚财政部如何答复实业部的提案。但是在此之前，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第五次中央执监委员会）通过提高棉布进口税率决议时，财政部表示慎重。财政部指出[35]，1934年税则实施以后，各种棉布的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再次强行提高税率也没有多少保护国货的效果，而且上一次修改税率还不到一年就再次修改，恐怕极有可能导致国际纠纷，因此，反对再次提高棉布税率。从这个事例推测，实业部进一步提高进口税率、强化关税壁垒色彩浓厚的提案，不太可能得到财政部的支持。

不用说，财政部作为关税问题的主管部门，也在自行研究制定提高税率方案。关务署的文件表明，当时有三个方案[36]。即：（甲）选择适当商品类别、提高其税率的增税方案；（乙）从价征税商品按同一比例提高税率，同时所有商品一律加征5%附加税的方案；（丙）全部商品一律加征10%附加税的方案。预计分别可增加税收2958万元、2900万元、2600万元。1934年转口税收为1700万元，出口税减免额预计为300万元（参见前二节），合计关税收入损失为2000万。如果想获得最低限度的必要填补财源，那么不论实施三个方案中的哪一个，都可填补损失额而有余。

当时，关务署认为三个方案中的（甲）方案“就原理而言最为相宜”，虽然因“关于商业方面及外交方面颇有应予考虑之点”，关务署一直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但是，后面将会讲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却指示“此次增加进口税宜从普遍而轻微入手”，最后形成如下的增税方案。

甲方案最先被排除，理由是：（1）各国免不了要抗议税率不公平，别国商品税率较低而本国商品税率较高；（2）本次修订进口税率的主要目的是填补废除转口税、减免出口税的关税收入减收部分；（3）哪一类商品税率要提高多少，都要分别策划立案，通过立法院审议会很困难。等等。再比较乙、丙两方案，因内容简单明了、容易实施、符合汪院长“宜从普遍而轻微入手”的指示、容易取得立法院同意等原因，选择丙方案，全部商品一律加征10%附加税。

三天以后，5月7日，财政部长孔祥熙根据关务署的意见，向行政院会议提出全部进口商品一律加征相当于现行税率10%的附加税的提案[37]。同时再次强调：（1）此次提高税率将确保填补减免税损失；（2）从国际形势来看，此次提高税率是全面而轻微的。行政院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

从以上经过可知，这一次修改进口税率，重视财政关税机能的需要超过了保护关税机能的需要。但是，这次提税的根本目的，正如第一、二小节已经说过的，是确保填补废除转口税和减免出口——这是经济界多年来的愿望——以后关税收入减收部分的财源，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另外，具体方案选择一律加征10%的附加税，也是仔细考虑列强将会作出的反应的结果。那么，这个进口税修改方案以后的命运如何呢？

四 日英的反应与1935年税则延期实施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国民政府制定的关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实现。英国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英国外交部从一份4月13日的海关秘密文件中得知新税则的内容。立即于4月24日转送贸易部，开始讨论应对之策[38]。27日贸易部回复说，为了阻止提高进口税率必须施加压力[39]。贸易部的态度是，1935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额艰难回升，为了加强这一倾向，“最好是预先通告中国，英国政府必将抗议实施附加税，特别是对进口产品的附加税”。

但是，外交部另有想法。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之一普拉特说：“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还有与此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华贸易的未来，仰仗中国实现其振兴出口贸易、贸易收支平衡的目标。因此，对于瞄准这个目标的所有提案，应当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处理。”[40]外交部从这样的基本看法出发，一方面对国民政府制定新税则的动向保持戒备，一方面又强烈质疑贸易部的强硬立场。结果，英国外交部按照这个思路回信给英驻华外交机构[41]。

外交部提出温和处理方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英中贸易的特殊性质。当时，英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以中国工业化急需的生产资料居多，提高进口税率造成的不利影响较少，英国期望的是中国通过废除转口税、减免出口税振兴经济，增加国际贸易，英国将从中得到更多利益（参见第六章）。

这样，英国采取基本接受1935年新税则的姿态，日本就成了强硬反对1935年税则、全面阻止其实施的最大因素。1935年2月到3月日本风闻“提高税率的谣传”，向中国质问谣言的真相，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新税则。3月28日有吉公使会见行政院长汪精卫时，提出三点反对理由：（1）“频繁修改税率有碍贸易”；（2）“日本有关业界对于去年的修改（1934年税则）尚且不满”；（3）“在日支关系有望好转之今日……在改善国交方面投下阴影”。并且，提高进口税的方针“虽云平均增加……但对于日本产品之类的廉价商品来说……受到的影响更大”，也表示反对[42]。

汪精卫向有吉大致说明3月20日行政院决定的内容：部分提高进口税是为了填补废除转口税和减免出口税造成的减收部分，是依照“平均普遍”的原则制定的，对于日本只有轻微的影响，请日方谅解1935年税则方案。列席的外交次长唐有壬也劝慰说，废除转口税和减免出口税对于日本也是有利的[43]。

但是，4月15日有吉公使与汪精卫会谈时，再次抗议提高进口税，有吉的理论是：废除转口税的利益是间接的，而因增加进口税所受的损失是直接的[44]。可是，“间接的”一词在翻译成中文时被译为“关键的”，没有准确地传达给中方[45]。不管怎么样，进口商品并不征课转口税，而在华投资的日商工厂的产品基本上作为机器工业制品被列入免税对象目录，因此废除转口税并未惠及日货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堀内书记官抓住其他机会，提醒中国方面注意“英国以（中日）两国关系好转为解决（对华）借款问题的前提条件”，强调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日本方面的同情”[46]。而当中国政府官员辩解说，如果中国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和复兴农村而“重课米麦等大宗进口商品”，估计向中国出口越南大米的法国、出口小麦的美国也会表示反对时，堀内严厉地反驳说，中国只重视其他国家的意见吗[47]？

尽管日本不接受1935年税则，但是国民政府至少到5月下旬，还没有改变实施包括10%进口附加税在内的新关税政策的方针。有亲日派之意图的唐有壬在5月7日还说：“也注意到贵国（日本）提出要求的情况，但方针大体已定，征收附加税将于6月1日实施。”[48]在日本多次抗议后，5月27日唐的回答仍然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49]。

可是，此后形势急转直下。5月30日，财政部长孔祥熙通告1935年税则的实施日期从6月1日推迟到7月1日[50]，然后，6月25日，又告知日本“因贵国（日本）提出要求等情形，暂缓即刻（实施），在此期间将研究提高5%等草案”，至此，1935年税则的实施已经无限期推迟[51]。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方面固执地要求维持进口税率不变。5月27日堀内书记官曾与被视为实施（新税则）强硬派的孔祥熙长谈，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变更原方案，只要我方希望八成被接受，日本即可完全满意……一律将10%降低到5%，作为补偿，可对与日本商品无关之主要商品重课至20%或30%”，压迫中国修改1935年税则方案。据堀内观察，“孔似为所动”[52]。

同时，堀内还通过亲日派重要人物黄郛向蒋介石转达了“满足日本的希望，对于调整两国邦交很重要”的信息，试图通过“蒋出面讲话”来达到目的[53]。蒋介石对这个信息的反应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1935年税则预定6月1日实施的计划暂时被按下，绝对是5月下旬日本频繁的外交活动发挥了作用。

但是，我认为日本方面锲而不舍的外交攻势不是国民政府改变政策的惟一理由。正如从3月底到5月初的日中交涉已经表明的，1935年税则决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听取了日本提出的反对意见。因此，必须注意，国民政府改变政策的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日军强硬姿态引发的华北局势紧张，以及国民政府依据形势制定的整个外交战略。

1935年5月初天津日本租界发生针对亲日派报纸社长等人的连环暗杀事件，驻留天津的日本军队在调查此案时，5月29日，向中国施加高压，以彻底清除抗日运动的名义，提出国民党机关、蓝衣社、国军宪兵第三团退出天津，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要求[54]。次日，又在省主席官邸前排开装甲车、轻型炮、机关枪，以武力恐吓中国，强迫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经过交涉，最后于6月14日签订了《何梅协定》，以国民政府作出极大让步来收拾残局。同时，日本关东军以察哈尔发生的若干纠纷事件为口实向中国施压，6月27日签订《秦土协定》，核心内容是宋哲元部撤退。由此可知，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军队一连串行动，按照拖延日中全面武装冲突发生时间的外交方针，都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来应付局面[55]。

1935年税则方案已经将日本的反对意见打一折扣接受下来，并准备实施，但在公布实施的前一刻仍被国民政府无限期推迟。我认为必须从“对日妥协政策的一环”的角度来考虑国民政府的决定。当然，关税问题与华北局势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经常可以看到负责日中关税问题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员，言谈话语中利用日本军队在华北的动作施加压力。例如，须磨领事主张有必要延期实施进口附加税，就曾对外交次长唐有壬说“鉴于目前北支时局此点非常必要”[56]。国民政府正费尽心力对付华北危机，当然不能不把须磨的话放在心上。日本再三施加压力，再加上不得不应付日本军队在华北的动向，国民政府对设立进口附加税心存疑虑，终于放弃了整个1935年税则方案。

日中进口税问题交涉并未就此中止。1935底到1936年初，提高进口税率问题再度被提出，结果仍然是放弃。而到了1936年下半年，日本方面反而向中国提出降低进口关税方案，作为日中“调整国交”的办法之一[57]。1936年9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提交一份备忘录[58]，里面收集了许多“主要针对日本进口商品，按照歧视性高税率征税”的事实。这个文件在早先1933年税则实施以后日本向中国提交的备忘录（第三章）和中国的正式答复的基础上，以降低进口税率为中心再次论述日本要求的正当性。但是，中国外交部——此时汪精卫已经去职——仔细研究了这个文件之后，尖锐地指出日本在华北地区的走私活动是日本商品进口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我方自动修改税则减轻进口税率，于我……有损无益”，拒绝了日本的要求[59]。这显示通过汪精卫—唐有壬展开的对日妥协路线，在外交部已无立足之地。虽说国民政府暂时放弃实施1935年税则方案，但日本已经很难期待国民政府在关税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我认为，日本并未正确理解这一严重局面。

五 此后的转口税问题

政府允诺废除转口税，但没有实行，有关业界对此强烈不满。因此，要求早日废除转口税的运动活跃起来，同时也有人开始积极寻找权宜之计，希望以个案处理的方式部分免征转口税。废除转口税本来是财政部自己拿出的方案，所以，财政部也被迫出面来应付这种困难的局面。

1935年7月，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因为“货客为避免转口税之故，一律改交民船（中国式帆船）、铁路以及各公路装运”，再次要求早日废除转口税[60]。但是直到10月该会又发出督促政府答复的请愿书[61]以后，才算是挤出财政部的书面答复，但也不过是以“查裁撤转口税案，本部正在妥筹裁税抵补办法”敷衍了事[62]。

另外，商人们发现，邻近浙江温州（永嘉县）和宁波等口岸城市的一些小的港口市镇（邻近温州的是平阳和瑞安，邻近宁波的是镇海），因为不是条约规定的口岸，不征收转口税，于是有人开始利用这些港口市镇装卸货物，这使得口岸城市的商业衰落了。因此，1935年8月到9月，这些口岸城市的商人们热切要求废除或至少免征转口税，否则就连附近的港口市镇也一并征收转口税[63]。这个请求反映出转口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但财政部收到请愿要求后只是辩解说，从现行制度来说转口税不能中止，只保证“此种转口税项，业拟裁撤，将来定期实行，自当一律停征”[64]。

这时，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已经等得不耐烦，1936年5月1日质问财政部“裁撤转口税一案，早以钧部体察情形，提拟核办。不知因何迟迟未见实行”？并迫切要求财政部早日实现废除转口税[65]。但是政府对这些要求、请愿反应迟钝。5月16日财政部在给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的答复中，指出关税总收入不断减少，加上废除转口税，估计会造成巨额减收，这时笔锋一转，宣布政府正在研究填补减收份额的方法。比起以前把废除转口税作为目标的立场反而退步了[66]。

1936年5月，工商业者要求废除转口税的活动也很活跃。这一次打头阵的是长江中游口岸城市汉口的市商会。汉口市商会1936年4月召开年会时，将转口税列为国货销售低迷的一个原因，要求财政部废除之，并呼吁全国商会为此展开联合行动[67]。重庆、宜昌、沙市、南昌、芜湖等长江沿岸城市最早响应，然后北平、开封、宁波、桂林、江苏省的商会组织也加入进来，全国至少有12个以上的商会向财政部递交了相同内容的请愿书，财政部则分别答之以废除转口税计划仍有效，但暂时延期实施[68]。同时，上海市商会以上海市转运报关业公会为后援，向政府提出以所得税收入为填补减收财源、实现废除转口税的方案[69]。

在此形势中，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继续施加压力，以求早日废除转口税。8月26日，该会在请愿事项中加入以新设之所得税作为填补关税减收份额财源的提议，重新征得转运报关业公会的赞同并与之联名，第4次向政府递交请愿书[70]。但财政部的回答也逐渐强硬起来。9月14日财政部的答复说：“际兹收数短绌之时，对于裁撤转口税一案，未便遽予实施，致国家财政社会金融俱蒙不良之影响。”[71]关于以所得税作为填补减收财源的提议，财政部答复的原文为“碍难移作他用”，但主管所得税问题的直接税筹备处要求删除这句话，结果变成“自亦毋庸议”[72]，措辞严厉，一口回绝。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珠江轮船业者要求个别的免征转口税而非全面废除转口税的活动也在加强。他们借1936年春所谓两广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加强对广东、广西地方的中央集权的机会，把以前的情形说成是“当时两广军阀专制，政府因鞭长莫及，至受其蒙蔽，遽行准予（专对拖船业者）免纳转口税”。“今幸得中央重奠粤局，与民更始，商轮等不啻如重见天日，如爰本不平，则鸣之义。”[73]关务署接到轮船业者的要求，鉴于当前全面废除转口税已被搁置，乃积极响应单独免除广州、梧州间转口税的要求，请求总税务司加以研究[74]。而这一次总税务司因广州、梧州间轮船业显著衰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广州、梧州间航运可适用“省内航运”免征转口税的规定，并且免除广州、梧州间转口税预计减收份额很少（1935年实收入8000元），因此接受梧州海关和粤海关的意见，同意免征[75]。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其他地方援引这一免征措施为先例的危险性（见第一节，这是放弃1934年免征措施的最大理由），总税务司文件是这样说的：“开一免完转口税之先例，固属事实，此系本诸广州、江门、三水、梧州四口原有之特殊情形办理，自非国内其他各处可援以为例。对于转口税之整个问题，当亦不致发生影响。”1934年总税务司曾认为地方政治军事势力是实施免税措施的最大障碍，到了1936年，这个顾虑看样子已经隐退到幕后。我认为，总税务司改变想法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在广东、广西推行中央集权政策颇有成效，中央政府自信对于各个地方势力的统治力量已经加强了。

这样，关务署和总税务司之间取得一致意见，于1936年12月21日发布了广州、梧州间轮船货运免除转口税的命令[76]。正如事先预计的，命令一公布，南宁轮船业公会等若干轮船业团体就重新提出了免征转口税要求[77]。但是，关务署一个也没有同意[78]。由于财政部关务署自信它可以坚持原则，即广州、梧州间轮船免征转口税绝对是个例外，才批准了这一局部免税措施。

与此同时，上海市的轮船业公会锲而不舍地争取全面废除转口税。仅1937年1月就向财政部提出五次请愿。这时恰逢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上海市轮船业公会又转而向该会议请愿[79]。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承认他们的要求合理，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妥善处理[80]。经行政院指示后，财政部重新开始全面研究废除转口税方案。

经过上述种种折中，一份主要由关务署负责汇总、1937年5月1日经行政院批准的内部文件[81]，系统表述了财政部决策者对于转口税问题的最终意见，意味深长。文件首先指出，国内贸易年度统计显示的1936年起国内转口贸易额上升的事实，反驳了转口税阻碍轮船业发展的说法。第二点，文件指出废除转口税之所以延期实施，是因为作为填补财源的10%进口附加税计划“因外交关系未能实施”。第四节已经叙述过日本反对提高进口税，以及国民政府测度日本态度并制定相应政策的经过。文件的第三点讲到，财政部对于当前征收转口税的方针是“就国产货物产销状况下随时调查考察，并尽量减免其转口税率，以谋推销之便利”。可以说因为转口税“有碍货物之流通”的事实无法否认，所以为采取若干让步政策留下余地。前面提到的珠江轮船货运业采取免征转口税措施，我认为就是让步政策的一个例子。最后，文件提到所得税收入[82]“已列入国家预算”，所以不能作为废除转口税的填补财源。5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匆匆忙忙通过了财政部的报告，接受上述分析和处理方针[83]。

全面废除转口税政策原本由财政部决策而且几乎实施，但因提高进口税计划遭到日本反对而冻结（参见第四节），打乱了以此为填补废除转口税造成减收部分财源的计划，结果废除转口税政策本身也无限期延迟。我认为，这时恰逢景气回升，国内贸易量转而增加，也稍稍削弱了废除转口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尽管如此，也许可以这样说，财政主管当局在理论上仍然认同转口税应当废除，并表明了接受个别减免转口税要求的立场。再加上广州—梧州轮船货运采取免税措施的事实，这些都可以说是轮船业者和工商业者要求废除转口税运动的成果。

六 振兴出口政策的进展

自清末以来，中国一直尝试采用各种形式的振兴出口政策。清政府在1907年以后，每年向东南亚地区派遣高级官员，并在西贡和爪哇设立领事馆，试图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出口[84]。1915年为纪念巴拿马运河开通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展出了许多出口商品[85]。但是当时振兴出口政策推动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制品，也缺乏成建制的组织机构来推进政策的实施。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30年召开全国工商会议（参见第二章）时，民间代表提出《救济南洋市场吾国各种商品案》、《发展南洋国货市场案》等，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的前身工商部工商访问局提出《遴派国内重要工商业家及华侨商业领袖，组织中国输出贸易协会，以谋对外商业之积极发展案》，都被会议采纳[86]。

到1933年，驻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的中国领事纷纷向国内报告向当地出口的中国产品的窘迫状况。根据这些报告，中国生产的棉布衬衫、毛巾、皮包、手电等在东南亚各地销路顺畅，当地也从中国进口不少罐头食品、日杂用品、化妆品等。可是另一方面，日本陶瓷器和台湾（已经成为日本殖民地）茶叶等日本产品乘汇率下降，大量出口到东南亚特别是爪哇，并且近年来日本绕过华侨的中介，与东南亚直接进行的贸易也扩大了，结果东南亚进口日本产品大增，是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受到阻碍的原因之一[87]。其他领事报告还指出中国货在东南亚市场受到威胁的原因包括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1）商品成本高；（2）外汇结算期限太短；（3）没有开通直航，运输成本高；（4）东南亚当地没有中国银行，金融渠道不畅。等等[88]。

同一时期，1933年秋天，雅加达华侨商人陈百鹏为与政府商讨振兴出口大计，派遣一个叫陈毓秀的人到中国。陈毓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列举中国产品在东南亚销售不振的原因有：（1）中国工业落后；（2）华侨商人多为闽、粤籍，对中国工业中心上海的情形不了解； （3）上海各工厂对于东南亚市场缺乏了解；（4）上海各工厂对于出口产品的包装和质量管理注意不够；（5）华侨商人缺乏爱国心。等等。陈百鹏以为，当前的紧要课题是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加强宣传[89]。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何炳贤也多次表述与陈百鹏大致相同的意见[90]，从这种情形看，陈百鹏等人的请愿活动对于国民政府振兴出口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受到这些活动的推动，振兴出口的方针很快具体化了，特别是到1934年以后。这年年初，国民政府实业部在全国各口岸城市设置了“南洋贸易调查所”，加强行政指导，督促商家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实业部又决定在南洋各地派驻通信员，负责联络国货出口东南亚事务[91]。1934年春，实业部长陈公博亲访东南亚各地，历时2个月，视察各地侨界及实业界情形，并一再与华侨商人商谈，敦促他们向国内投资。陈公博回国以后，指出东南亚市场存在的问题是：（1）在东南亚从事进口业务的华侨商人彼此缺乏合作；（2）中国从事向东南亚出口业务的商人彼此缺乏合作；（3）上述两处商人之间缺乏合作；（4）中国生产厂商对华侨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他指示国际贸易局立刻组织出口商团体，以图发展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92]。在这个指示推动下，1935年6月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成立。这个组织的活动容后再述。此外陈公博还计划筹集数百万元到1000万元华侨资本，成立一个工业贸易信托公司，振兴出口和扩大对国内投资，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93]。总之，我想可以肯定，从1933—1935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主导下，以对东南亚出口工业产品为中心的振兴出口政策迅速具体化了。

应当注意的是，振兴出口政策的思路与第一章到第四章逐一分析的保护关税政策不同。即：提高进口税率保护国内市场，推进工业产品国产化以替代进口，为此必须增加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的进口，结果很难消除贸易赤字。而且，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半叶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出口市场缩小，在有限的市场上竞争进一步激化，这使得中国产品的销路越发狭窄。中国的入超在1932年达到8.7亿元的顶峰，以后虽说减至7.3亿元（1933年），再减至4.9亿元（1934年），但仍为数巨大。而振兴出口政策不求减少进口，将重点放到增加出口上。另一方面，关税政策方面配合振兴出口政策的措施，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只有争取废除或减免出口税而已。但是这些措施也由于日本反对提高进口税率而搁浅。国民政府重新构思的出口推动政策，比起保护国内市场，更注重开拓国际市场，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陈公博设想的引进外资、重点培育有出口竞争力的轻工业的积极进取政策，显然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相连[94]。而上述中国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的成立，以及该协会在东南亚各地举办商品展销会等一系列活动，在振兴出口政府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下面，就该协会的活动来考察一下国民政府振兴出口政策的意义和范围。

1935年6月1日，39家企业代表和国际贸易界有关人士齐集位于上海的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国外贸易协会[95]。何炳贤局长[96]致欢迎辞，他说东南亚市场很有希望成为中国工业商品的销场，因为那里（1）比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落后；（2）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和中国大致相同；（3）当地有很多华侨，如同中国的先遣队。因此，何氏再次强调成立该协会的意义：协会将开展一系列活动，如业界人士相互合作，掌握东南亚市场商情，使东南亚人民广泛了解中国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加强与华侨的合作，以及有必要在东南亚各地开设代理店，等等。

追溯1934年8月开始的协会筹备工作过程，就会发现有两个商人处于舞台中央：亚光公司的张惠康和华生公司的袁宗耀。张惠康[97]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企业家，宁波人，原为技术工人。1931年4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一家制造电木（石碳酸树脂）产品的亚光制造公司，不过三四年间，业务已经扩展到制造销售从日杂用品、文具到电器零件等各类产品。年营业额20万至30万元，资本从设立时的2万元增加到1932年的10万元，1934年24万元。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兴工业蓬勃生机的代表性人物。另一位袁宗耀[98]也是宁波人，当时41岁上下，原为木材商人，后与杨济川、叶友才合伙成立华生电器公司，由袁负责财务，杨负责技术，叶负责经营。1925年电扇批量化生产，大获其利，逐渐发展成为雇用一千以上员工，资本达百万元以上，制造销售电扇、马达、发电机、变压器、电表、电压表等电器产品的大商家。估计因为采购电器零件和宁波同乡的关系，张、袁两人关系可能也相当亲密。

有一篇代表张惠康想法的文章[99]很有趣味。他主张以日本为榜样，在政府的支援下谋求振兴出口。就是说，中国国货工厂遭受经济萧条的重大打击，日本企业虽然同样苦于经济低迷，却打入国际市场，找到了生路。仿照日本的成例，中国国货工厂如能通过有组织的销售机构，努力向居住着众多富有爱国心的华侨的东南亚地区出售物美价廉的商品，就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增加产量降低生产成本。而生产者应当注意的是统一商品规格，加强质量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严格遵守交货时间，包装牢固美观，充分宣传。同时，政府应当有所准备以及政府和业界共同准备的事项有：派遣领事和商务官员，完善运输系统，降低生产成本，中国银行开展外汇业务，充实保险制度，设立有组织的销售机构等。最后，张惠康认为，单靠国货工厂自身的力量，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因此要求政府制定振兴出口的政策；而国货工厂也必须改正自身的缺点。要想实现这两个目标，建立类似日本输出商组合那样的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实业部的密切协助下成立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就是张惠康的想法的具体体现。

表5-1详细列出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创始会员企业的详细情况。其中有与纺织工业有关的企业10家，食品加工企业1家，化工及制药企业14家，被划归制瓷业的企业4家，生产家电产品的企业2家，五金业3家，制造文具等杂货的企业5家。从企业成立的年代来看，在有明确成立日期的36家企业中，1920年以后成立的有27家，占2/3以上。20世纪20—30年代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内崛起的化学制药、橡胶制品、机器织布、机器缫丝、针织、搪瓷制品等新兴工业企业[100]是中华国外贸易协会的主力。

表5-1 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加盟企业

续表

注：资本金额单位为万元。〈 〉内为银两。～表示以上。

出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成立记》，《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2号，1935年6月。

企业的各项数据引自（1）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编：《南洋商业考察团专刊》，1936年；（2）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初编》，1947年；（3）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工商史料》第1集，1936年；（4）《中华民国实业名鉴》，东亚同文会，1934年；（5）《中国征信所报告书》等。

从企业规模来看，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10家，10万元以上到50万元的17家，10万元以下的8家，不明的4家。员工人数在500人以上的9家，100人以上到500人的16家，不到100人的4家，不明的10家。当时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代表产业——棉纺织企业的平均规模为资本100万至300万元，员工1000人以上。假设以此为大型企业的标准，那么可以说协会的主要成员不是大企业，而是中等规模的企业。符合新兴工业的企业规模一般不大的概念[101]。

从表中可以看出，很多企业都以东南亚为企业的销场之一。以对东南亚市场相当依赖的美亚织绸厂为例，1931年其产品销售方向为[102]：上海8.46%，北京、天津8.76%，四川4.49%，福建2.93%，汉口2.37%，广东、香港38.8%，英属印度15.12%，法属印度尼西亚8.26%，菲律宾1.37%，其他9.42%。据说销往广东、香港的产品9成以上转口到东南亚各地，那么，可以说美亚生产的人造丝制品和丝绸半数以上销往东南亚和南亚市场。

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成立以后，1935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三次理事会制定了长期的活动方针[103]。除了计划在东南亚巡回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之外，还要求政府减免生产出口产品必需的进口原料的进口税，与荷属东印度汽船公司（即渣华爪哇邮船公司）谈判中国货物适用优惠运价等。理事会结束以后，举行晚餐会，最大的机器缫丝工厂、永泰丝厂的费福焘作了“国际贸易成功之秘诀”的讲演，爪哇华侨李登山和以菲律宾华侨为主要读者的报业老板丁鸿翔分别介绍了爪哇和菲律宾的情况。

我认为，此后这些方针都比较顺利地实施了。

第一项计划，在东南亚各地巡回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1936年，以派遣南洋商务考察团的形式实现[104]。美亚织绸厂副总经理兼营业主任的高事恒任考察团团长，参加协会的37家企业的产品，由渣华邮船公司的汽船装运，依次在东南亚各港口停靠。各地华侨的订货，据考察中期的统计，就已经向国内下单三次，订货为总价值超过30万元的丝绸、人造丝织品、棉制品、杂货、搪瓷、电木、化学药品等[105]。而任职美亚绸厂的考察团长高事恒，曾经在东南亚各地主持开办美亚绸厂独家产品展示会，经验老到，用上海电影明星出镜的宣传画、广告来扩大销路[106]。

第二项计划，中国—东南亚航线的优惠运价：按计划与渣华邮船公司谈判，结果商定中国产品运往东南亚的运价给予五折甚至三折优惠。上述南洋商务考察团的巡回展销会就已经享受优惠价格[107]。渣华邮船公司大概考虑到与日资和其他国家资本的轮船公司竞争的需要，所以接受了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的迫切要求。同时，上海市商会根据华侨商人的建议，请求国民政府实业部和交通部注意币制改革以后东南亚贸易活跃的趋势，并为加强这一趋势，与各轮船公司谈判降低运费；而最根本的对策则为命令国营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开辟东南亚航线[108]。

第三项计划，关于进口原料的退税制度：不太清楚贸易协会为此进行了哪些活动。但是，协会的重要会员之一美亚织绸厂以全部产品外销为理由，要求给予保税工厂的待遇，美亚进口的全部人造丝原料免税，因此获得厚利，则是事实[109]。

此外，我认为举办上海万国博览会的计划也与贸易协会有关。不过这一计划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之下，无形中消灭了[110]。

以上由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提出的各项促进出口方针，分别取得一定的成果，并且持续实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尝试是一帆风顺的。不如说情形正相反，从贸易协会开始活动并实施振兴出口策略之日起，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就碰上了高墙。

首先我们来看南洋商业考察团的回国报告[111]，这个报告分六个部分：（1）面向东南亚的出口工业产品对中国经济的意义；（2）东南亚华侨现状；（3）东南亚各地中国领事馆的活动；（4）东南亚各地市场分析；（5）东南亚各地市场中国商品占有情况；（6）今后中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对策。其中的第（4）部分谈到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面临的障碍，意味深长。第一个障碍是东南亚各地正在引入强有力的进口限制措施。法属印度支那为保护殖民地宗主国法国的进口产品，早已设置了“世界无与比伦的进口税”税率。而在向来采取自由贸易制度的英属马来亚，由于“日货竞争颇烈，使英国兰开夏、曼鸠斯德棉布市场震动，因此有1934年之布疋限制输入”。荷属东印度（爪哇）也在“其母国货品退落后，乃自1934年起实行统制贸易，限制外货输入，除与荷兰订有商约交换货品，在限制内强迫输入之外，他国均受限制”[112]。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加强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经济关系，排斥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这大大妨碍中国产品向东南亚的出口。经济保护主义不仅表现为进口统制，还有限制华侨移居和活动的做法。这些都是中国出口要面对的困难。

实际上，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经讲到过，正在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对于中国采取提高进口税率的保护关税措施是一个有利条件。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助于中国采取保护关税措施的形势，却妨碍中国推进促进出口政策。

使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发生困难的第二个障碍是与日本产品的激烈市场竞争。南洋商务考察团的回国报告列举日本产品在美国的保护国菲律宾打倒美国货进入菲律宾市场，在英属马来亚中国货不敌日本货的事实，指出事态的严重性。

小结

1935年日中战争前夜，国民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在进口税方面继续执行继承1933年税则保护关税性质的1934年税则，同时通过废除转口税和减免出口税，加强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试图振兴出口贸易。这符合一年来轮船业界和部分制造业界的强烈要求。

但是，国民政府企图提高进口税以填补废除转口税和减免出口税造成的税收减收部分，遭到日本的反对而窒碍难行。国民政府的对策是，为减轻日本的抵制，采取一律提高5%的轻微的提高进口税方案，结果没有成功。因为考虑到日本的反对态度，而且正在与日本进行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1935年税则修改方案终于胎死腹中。

但是，国民政府允诺根据特殊情况减免出口税，珠江轮船业者的要求得以实现。而在振兴出口方面，国民政府实行了在新兴工业的产品出口市场东南亚派遣商品展销船，在上海设立保税工厂等措施，国有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也开始准备在东南亚开辟定期航线。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并未理会日本降低进口税的要求。

总之，不论日本的反对如何强烈，也不论日本的反对使中国推进关税政策的行动受到多大束缚，中国国民政府为保护国内产业和促进对外出口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乃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国民政府之所以为国民政府，日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但我并不认为国民政府振兴出口的政策取得了多大成果，相反，我们必须注意国民政府面临很大的困难。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强劲本来有利于中国提高进口税、实施保护关税，现在反而妨碍中国推行其促进出口的政策。对此，国民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开辟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论，对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十全十美的答案。

[1]梧州西兴轮船公司等致梧州关税务司，呈，1931年6月20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

[2]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致关务署，呈第2313号，1931年7月17日。同上。

[3]关务署致总税务司，指令第5768号，1931年7月24日。同上。

[4]梧州西江轮船业同业公会致梧州关税务司，呈，1934年8月16日。同上。

[5]梧州关税务司摩尔（C.B.W.Moore）致代理总税务司劳福德（L.H.Lawford），第689号，1934年8月23日。同上。

[6]关务署长沈叔玉致财政部部长、次长，密呈，1934年9月1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

[7]西兴轮船公司刘光致关务署，呈，1934年9月22日、10月22日。关务署署长沈叔玉致财政部部长、次长，密呈，1934年10月31日。关务署致代理总税务司，训令第14847号，1934年11月1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

[8]代理总税务司致关务署，呈6742号，1934年11月23日。同上。

[9]关务署署长沈叔玉致财政部长，密呈，1934年8月20日。中档5/1/财经（二），第105—109页。

[10]关务署致总税务司梅乐和，训令第22576号，1936年9月28日。同上。也收录于海关文件集，中国海关，ODA，第5卷，第645页。

[11]以上经过见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7月16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另外，关于中国航业合作社筹备处，参见《交通部核准中国航业合作方案》，《中行月刊》第10卷第1、2期，1935年1、2月。

[12]《沪国货商呈请废止国货转口税》，《大公报》1933年5月21日。

[13]华商造纸厂联合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4月4日；广州市机器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5月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14]上海市商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4月3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转口税卷第5号。

[15]财政都《财政年鉴》上卷，1935年，第411—412页。

[16]财政部长致行政院会议，《裁撤转口税，修改出口税则分别减免出口税，并最近期增加进口税》案，1935年3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20—121页。

[17]财政部长宋子文致行政院会议，1931年，二史馆关务档，179/（2）/564，海关税则卷第5号，第2宗。前引胡纪常《出口税制与我国新出口税则》，《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1933年2月。

[18]《新出口税则颁布后各业之呼吁》，《中行月刊》第2卷第12期，1931年6月。《新出口税则颁布后各业之呼吁续志》，《中行月刊》第3卷第1期，1931年7月。

[19]《修正海关出口税则》，《国民政府公报》第1458号，1934年6月8日。

[20]《海关减低出口蛋税及花生税》，《中行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6月。《沪市商会呈请援例减免生仁芝麻出口转口税》，《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11号，1934年6月。坂根青岛总领事致广田外相，普通第123号，1934年3月1日，外史馆文件E-3-1-2，X1-C1，各国关税及法规杂件，中国之部，第8卷。

[21]前引《海关减低出口蛋税及花生税》。又见《申报》1934年5月30日。

[22]《财政部准面粉免税出口》，《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12号，1933年12月。出口面粉有退税，退税额相当于面粉出厂时征收的消费税的一半。

[23]驻上海商务参赞横竹致广田外相，商机密第186号，1934年7月3日，外史馆文件E-3-1-2，X1-C1，各国关税及法规杂件，中国之部，第8卷。情报来源是总税务司署财务课长准备的内部文件。

[24]财政部长致行政院会议，呈，1935年5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64。参考5月21日国民政府训令，中档5/1/财经（二），第131—132页。

[25]虞洽卿、王晓范等提案：《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拟请从免除国货出口税入手……案》，实业部《全国工商会议汇编》，南京，1931年，第244页。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二章。

[26]《为请免征国药出口税事呈财政部文》（1935年5月7日），《为请免征搪瓷出口税事呈财政部文》（5月28日），上海市商会编《商业月报》“本会会务纪要”栏，15卷第6号，1935年6月。

[27]《财政部、税务处会订机制洋式货物税现行办法》，《政府公报》第2854号，1923年3月2日。

[28]《行政院工作报告（国民党第五次全体会议，1935年11月）》，秦孝仪编：《革命文献》第75辑，1978年，第340页。

[29]《工业奖励法》，《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9号，1934年5月。同年4月6日立法院审议通过，同意减免的件数见前引《行政院报告》第326页。

[30]《减免出口税》报道了同样的结论，《东方杂志》第32卷14号，1935年7月。

[31]财政部致总税务司，训令第17606号，1935年6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64。

[32]前引财政部长致行政院会议，《裁撤转口税，修改出口税则分别减免出口税，并最近期内增加进口税》案。1935年3月，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20—121页。

[33]实业部致财政部，咨，工字12065号，1935年4月17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21—128页。

[34]同上实业部的咨文第12065号的附属文件：《实业部对于修改进口税则之意见》。

[35]财政部致行政院，呈第997号，1935年2月1日，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2/（2）/1082，《国民党四届五次全会……救济纱厂建议案》。

[36]财政部关务署署长郑莱致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呈，1935年5月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28—130页。

[37]财政部长致行政院会议，1935年5月7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30—131页。

[38]卡杜根（A.Cadogan）致外交部，第347号，1935年4月20日，F2630（FO371/19289）。文件全文收录于F4311。在4月初英国已经通过新闻报道和与日本的联络，掌握了中国方面的动向。

[39]贸易部致外交部，C.R.T, 356/35, 1935年4月27日，F2630（FO371/19289）。

[40]普拉特（Pratt）备忘录，F2630（FO371/19289）。

[41]奥德（C.W.Orde）备忘录，1935年5月4日，F2630（FO371/19289）。

[42]有吉公使（上海）致广田外相，第279号电，1935年3月29日，外史馆文件E-3-1-2，X1-C1。

[43]中档5/1/财经（二），第169—170页。基本与前引日本外交文件记录的答复一致。

[44]须磨总领事（南京）致广田外相，第372号电，1935年4月16日。

[45]《汪兼部长会晤有吉公使谈话记录》，二史馆关务档，179/（2）/553。中档5/1/财经（二），第170页。

[46]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300号电，1935年4月1日，外史馆文件E-3-1-2，X1-C1。

[47]有吉公使致广田外相，第437号电，1935年5月27日，同上。

[48]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438号电，1935年5月27日，同上。

[49]堀内书记官致广田外相，第438号电，1935年5月27日，同上。

[50]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530号电，1935年5月30日，同上。

[51]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629号电，1935年6月26日，外史馆文件E-3-1-2，X1-C1。

[52]堀内书记官致广田外相，第437号电，1935年5月27日，同上。

[53]堀内书记官致广田外相，第436号电，1935年5月27日，同上。

[54]关于华北形势恶化，日本方面的资料见岛田俊彦《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与调整邦交，1933—1937年》，载《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第99—119页。中国方面的资料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国史馆，1995年，第276—310页。

[55]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战略，参见今井峻：《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序论》，汲古书院，1997年；井上久士：《国民政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论思想之我见》，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

[56]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530号电，1935年5月30日。

[57]有吉大使致广田外相，第1168号电，1935年12月30日。须磨总领事致广田外相，第39号电，1936年1月23日。前引岛田《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与调整邦交》，第211—224页。

[58]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备忘录（英文），1936年9月21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中国关税资料，0820/5060.01（MF128/719—740）。

[59]小组委员会致外交部长，1936年10月26日，国史馆外交档〈财政〉中日关税问题意见书，0820/5060.01（MF129/4—14）。

[60]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7月16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1]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10月15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2]财政部致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批第3032号，1935年10月26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3]永嘉县商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8月8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宁波商会致财政部，呈，1935年9月15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4]财政部致宁波商会，批第2900号，1935年10月2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5]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6年5月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6]财政部致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批第4185号，1936年5月16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67]汉口市商会致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关务署，呈，1936年5月8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0。

[68]二史馆关务档，179/（2）/590。

[69]上海市商会致财政部，呈，1936年6月2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0。

[70]上海市转运报关业、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6年8月26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71]财政部致上海市转运报关业、轮船业同业公会，批第5001号，1936年9月1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72]同上。

[73]西兴等11家轮船公司致关务署，呈，1936年9月12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中国海关，ODA，第5卷，第646—648页。

[74]第一节引关务署致总税务司梅乐和，训令第22576号，1936年9月28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中国海关，ODA，第5卷，第645页。

[75]总税务司致关务署，呈，第10509号，1936年12月15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中国海关，ODA，第5卷，第649—652页。同书第653—659页收录了总税务司与梧州关、粤海关税务司往来商议的文件。

[76]关务署致总税务司，指令第23803号，1936年12月2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中国海关，ODA，第5卷，第652页。

[77]南宁商会致关务署，呈，第5号，1937年1月29日。梧州商会致关务署，呈，1937年2月8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

[78]关务署致南宁商会，批，第119（原件如此）号，1937年2月24日。关务署致梧州商会，批，第12327号，1937年2月27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3。

[79]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致财政部，呈，1937年1月2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80]行政院致财政部，训令第1322号，1937年3月1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81]财政部致行政院，密呈第3022号，1937年4月24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82]对所得税的意见，经过与所得税事务处协商确定下来。关务署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公函第3341号，1937年3月19日；所得税事务处致关务署，公函第759号，1937年3月25日。

[83]行政院致财政部，密指令第1815号，1937年5月1日，二史馆关务档，179/（2）/591。

[84]仓桥正直：《清末的实业振兴》，《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3卷：辛亥革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85]野泽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近邻》第5号，1984年。

[86]《全国工商会议汇编》，国民政府实业部，1931年，第113—115、117、154—155、168—169页。另外，这个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情况见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南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99—101页。

[87]《我海外贸易状况》，《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号，1933年5月。《南洋各地国货贸易不振》，《中行月刊》第6卷第6号，1933年6月。

[88]《国货不能畅销南洋》，《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1、2号合刊，1934年2月。

[89]《国货在南洋》，《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11号，1933年11月。

[90]《南洋贸易失败原因》，《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3号，1934年3月。

[91]同上。

[92]陈公博：《我对于南洋贸易筹画的经过》，《中华月报》1935年7月，转引自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5页。

[93]同上书，第235—238页。

[94]前引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政策史论》。

[95]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中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成立记》，《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2号，1935年6月；《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成立》，《国际贸易导报》第7卷第6号，1935年6月。

[96]何炳贤，1901—1999年，广东出生，留美，加州大学毕业。20年代末加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并在该派主办的大陆大学担任教员。1932年6月29日至1936年4月25日，任国际贸易局局长。日中战争期间，加入汪精卫傀儡政权，战后作为汉奸被关押。《现代史料》第1集，海天出版社，1933年，第77页；徐友春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0页；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第560—562页；《明报》，1999年2月9—10日。

[97]上海商报社：《现代实业家》，1935年，第91—92页；上海机联会：《工商史料》第1集，1935年，第85—87页。亚光公司增资到25万元的时间，根据《中国征信所报告书》第6640号，修改为1934年12月11日。12月2日亚光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因“营业顺利”决定将资本增加到25万元，此时已全部缴清。

[98] 《上海市国货事业》，1932年，第65—66页；前引《现代实业家》，第87—88页；《工商史料》第1集，第153—155页；东亚同文会：《中华民国实业名鉴》，第840页；《中国电器工业发展史（综合卷）》，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21—23页。雇用工人数见上海机联会：《中国国货工厂全貌》，1947年，第35—37页；资本金额见羊冀成：《国货工厂介绍（续）》，《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3期，1936年，第80页。

[99]张惠康：《中国工业国外贸易问题》，《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22号，1934年11月。

[100]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36页。

[10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36页。

[102]黄椿庭：《美亚织绸厂20年度产销状况》，《纺织周刊》第2卷15号，1932年4月。

[103]《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第三次理事会议及欢宴……》，《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7号，1935年9月。

[104]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编：《南洋商业考察团专刊》，1936年7月，专刊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出版，张惠康写了《发刊辞》。有关报告见后。

[105]《国货在南洋销路之促进》，《中行月刊》第13卷第4号，1936年10月。

[106]张守愚、邱鸿书：《解放前美亚织绸厂的经营管理》，《经济学术资料》1980年第9期，第22页；《民国人物传》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27页（蔡声白一栏）。

[107]前引《国货在南洋销路之促进》。

[108]《沪商会请辟南洋航线》，《中行月刊》第13卷第4号，1936年10月。

[109]《股票要览》，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32页。

[110]《沪国际展览会积极筹备推进中》，《中行月刊》第12卷第4号，1936年4月；《沪国际展览会停顿》，《中行月刊》第13卷第1号，1936年7月。

[111]《南洋商业考察团报告纪要》，《中行月刊》第13卷第6号，1936年12月。另外，《档案与历史》（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第3期也刊登了《1935年南洋商业考察团报告书》的一部分。

[112]芸生：《对南洋贸易问题》，《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12号，1936年12月。

第六章

利用关税稳定财政、发展经济

国民政府几乎从成立之初，就开始制定和推行其关税政策。经过一到五章所述一系列事件，国民政府关税政策体系初具规模基本完备，发挥着保护国内产业和确保财政收入的功能。从国民政府成立到日中战争开始前这10年中，总体上来说，关税政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将从关税政策的保护关税功能和财政关税功能两方面着手，考察关税政策取得的实际成果，并分析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冲击。

前人对进口税率演变及其经济影响的研究，以郑友揆在二战期间出版的著作最为全面[1]，郑著的主要部分，战后曾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故此书广为人知[2]。我在这一章的评述，也从郑著中获益良多。此外，日文文献方面则有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报告[3]，该报告集中考察了1930年税则，而且将关税问题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王良行考察1928年税则经济意义的论文[4]。本章的

一 关税收入和进口贸易的变迁

国民政府关税政策是提高进口关税率，结果政府从进口税取得的收入大为充裕，关税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源。但同时，税率上升抑制了以轻工产品为主的进口贸易，进口商品总量因之趋于减少。进口量减少，最终成为限制进口税总额增加的一个原因。下面我将阐明这个演变过程的几个阶段。

首先是税率问题。全部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加上附加税，到1928年为止大约为4%—5%，1928年税则实施以后超过了10%，1930年税则实施后差不多达到15%，1933年税则达到20%，1934年税则实施后进而达到30%的水平并维持下去（表6-1）。

表6-1 关税与进口的变化（1926—1936年）

单位：千元 （ ）内为% 指数：1926年为100

注：（1）里面包含1931年以后征收的各种附加税。由于日本侵略东北，（1）、（3）两项从1932年7月以后不包括东北的数字。（4）＝（（1)＋（2））÷（3）×100

出处：（1）、（3）海关报告；（2）根据政府财政报告推算；（5）参见表6-4

其次是关税收入的变化。进口税征收总额在实施1928年税则以后比以前骤增1倍以上，1930年超过2亿元。1930年税则实施以后又增长近50%，1932年略有回落，1933年回升，到1937年为止一直维持在2.5亿元至2.6亿元的水平上（表6-2）。随进口税增加而骤增的关税收入，刨去海关的行政经费后，占总额40%、1932年以后为20%以上的关税收入将付给外国，用于偿还外债等等，其余金额用于国民政府偿还内债以及行政费和军费的支出。巨额的关税收入及以关税为担保的内债，对国民政府财政意义重大。在1932财政年度岁入总额中，关税收入占40%以上，以后除1935财政年度外则常占30%以上，而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国债收入，平均占岁入的20%以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税收入是国民政府财政的支柱（表6-3）。

表6-2 关税收支主要项目的变化（1928—1937）

单位：千元 （ ）内%

续表

注：“转口税等”栏，1930年以前为复进口税、内地子口税、常关税合计，1931年是常关税、转口税（1931年6月1日实施）合计，1932年以后仅为转口税。

出处：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中国史中的社会与民众》，汲古书院，1983年，216—217页。

表6-3 中央政府财政主要收入构成的变化（1927—1936年）　单位：%

续表

注：年份指各财政年度（当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出处：前引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第220—221页。

1932年以后，税率提高了，而进口税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因为进口总量减少。进口总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军队侵略东北，中国丧失东北地区的大连、营口各口岸的关税收入。不过，同时也是提高进口税率抑制了进口的结果，这一点容后细述。

再次是进口贸易的演变。随着进口税率上升，进口量确实趋于减少。以实施1930年税则到实施1934年税则之间的五年时间（1931—1936）为例，平均税率从14.2%成倍增长到30.0%，而从海关统计上看进口总量却减少了40%。尽管如此，单凭这一事实，还不能马上断定进口税率上升和进口总量减少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进口税率以外的因素也可能引起进口量的变化。实际上，仔细看表6-1，实施1928年税则时，税率上升以后进口量反而增加；1930年税则实施以后进口量减少的比例还不到1%。这表明进口税率的增减并非造成进口量变化的惟一因素。下面，我参照郑友揆等人的研究成果，分别讨论进口税率之外影响进口量变化的各项原因。即：日军占领东北，走私盛行，经济周期中商品供需关系变化，汇率变化导致的进口商品价格变化，抵制日货运动等，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进口税率与进口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日军侵略东北，1932年7月以后中国的贸易统计（海关报告）不再记录东北地区进口商品的情况。另外，1928年税则实施以后，为了逃避高额关税，走私贸易通过关东州、台湾、香港等地大行其道，特别是1934年到1936年，在日军包庇下，冀东走私贸易（通过冀东政府——日军在河北省东部沿海地区扶植的地方傀儡政权进行的走私）盛极一时。这两个因素都使贸易统计上的进口量大为减少。因此，必须先从统计方法上排除这两个重要因素，再来重新讨论进口量的变化。首先，为了排除丧失东北地区对进口贸易产生的直接影响，将1932年以前东北地区的份额——大致相当于全国进口总额的1/6——刨除，就作成仅包括关内地区的进口贸易统计[见表6-4（1）及（6）栏]。其次，参考历年走私贸易量与正规进口总量之比的估算数字，取较高数值（1929年到1933年为10%，1934年15%，1935年为22.8%，1936年为21.2%）来推算计入走私贸易额的进口总额和进口商品数量的变化[见表6-4（4）及（8）栏][5]。这样推算下来，就算是排除日军占领东北和走私贸易的因素，1932年以后进口量急剧减少的趋势仍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排除以上两项因素以后减少的程度有所降低。

表6-4 丧失东北、走私的影响与进口的变化（1926—1936年）

单位：千元 （ ）内为% 指数：1926年为100

注：（3）＝（1）×（2）÷100 （4）＝（1）＋（3） （5）＝（4）的指数 （7）＝(6)×（2）÷100 (8)＝(6)＋（7）。

出处：（1）海关报告；（2）参照本文；（6）郑友揆，第70页，中译本第93页。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影响进口贸易的一项特殊因素，即为抗议日本侵略中国展开的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1931年日军侵略东北以后，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达到“从任何角度看，1931年拒货运动在经济上的效果都显而易见”的程度[6]。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拒货运动仅针对日本产品而非所有进口商品，就那些完全依赖进口的商品来说，日本产品让出的份额很快被英美等其他国家的产品补足，所以拒货运动对进口量减少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用丧失东北、走私贸易、拒货运动的影响等理由不能充分说明1932年以后进口急剧减少的情况。因此，必须再来考查左右这个时期进口贸易变化的重大原因：汇率变化导致的进口商品价格和金融行情变化，受这些变化影响的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以及这几项因素综合作用下进口税率提高的影响。

从1929年底到1934年，各国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大打击，而中国作为实际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反而因汇率变化的落差，独享相对的经济景气。

1929年到1931年，白银的国际价格下跌，经常低于中国市场银价，进入银价低落时期。中国相对高的银价吸引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银根松动。同时，外汇对中国外贸结算用的货币单位银两或银元的比价也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再加上提高进口税率推波助澜，结果是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全面攀升（表6-5）。银根松动和国内物价上涨刺激了中国经济，景气好转，唤起新的商品需求。因此，尽管银价跌落和提高税率使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进口量仍然保持比较高的水平。

可是从1932年到1935年，美国实行了买入白银的政策，使银的国际价格飞涨，进入了银价高涨时期。国外银价相对提高使中国的白银外流，银根吃紧。进而汇率上升，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显著降低，出口市场缩小，国内物价跌落，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农村经济萧条，中国经济遂堕入严重的危机中。这时，国内物价低落，汇率上升，本来进口商品价格应当下降。然而，这个时期进口商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超过1926年价格水平30%（表6-5）。这种现象只能归因于其他国家已经进入经济恢复期，物价回升，特别是中国又提高了进口税率。这时，商品需求减少，进口商品价格居高不下，自然使进口骤减。

表6-5 白银价格、汇率变动与进口的变化（1926—1936年）

单位：千元 （ ）内为% 指数：1926年为100

出处：（1）郑友揆，263页，中译本343页；（2）同前70页，中译本93页；（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08—109页；（4）《上海物价年刊》1936年版，第112页；（5）同上；（6）《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14页，英美两国的指数平均；（7）参照表6-4之（8）；（8）郑友揆，第263页，中译本第343页。

直到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方得以摆脱国际银价的控制，政府也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根据自身的需要调节汇率。因此，在币制改革以前，中国的汇兑政策对于贸易没有多少影响，影响贸易的汇率变化是国际银价变动导致的。

最后，我想引用Cheng Yu-kwei（郑友揆）计算的数据[7]，他的计算显示提高关税是进口减少的重要原因。郑友揆首先算出进口税率不到20%的商品类别的进口量指数，把这个数值看作未受提高关税率影响的进口贸易数值。然后算出这个数值与当年进口贸易量指数之差，再分别计算历年差数，即为显示受进口税率提高影响程度的数值（表6-6）。这样得出的结果是1928年税则几乎没有造成进口减少，1930年税则对于进口有一些影响，而1933年税则和1934年税则两者都是造成进口贸易减少的重要原因。

表6-6 进口税影响估算（郑友揆）　单位：% 指数：以1926年为100

出处：郑友揆，第59页，中译本第78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说明，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仅增加了财政收入，客观上也产生了减少进口的效果。但是，这种进口减少是否符合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观意愿，还必须进一步具体分析不同产业的不同情况。下面继续分析。

二 保护关税条件下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使国内产业已能自主生产的商品的进口量大幅减少，起到了保护关税的作用，并且促进了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增长，进而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全面转变。在保护关税条件下，以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部门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取得进展，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从进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贸易结构的变化（表6-7）。轻工业产品占1912年进口总额的50%以上、1926年的40%以上，20世纪30年代急速下降，到1936年只占总额的1/7。反之重化工业制品的进口比重增加。试比较1926年和1936年的进口额，轻工业产品进口量剧减近80%，而重化工业产品进口量增加30%。因为这一时期轻工业产品的市场规模总的来说在扩大，所以轻工产品进口减少如实反映出国内轻工业生产的急速扩张，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步。这样，发展轻工业需要的生产设备，原料如必要的机器、金属原料、化工产品等重化工制品的需求提高，而以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光靠国货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口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另外，1936年“不能分类”栏中急剧增加的进口产品，大部分是这个时期贸易统计分类不便明言的军用飞机、枪械等军用物资。加强国防的紧迫形势也推动了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口。

表6-7 中国进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1912—1936年）

单位：100万元 （ ）内为%

注：分类标准参照久保亨《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历史意义》，《土地制度史学》第86号，1980年，第54—55页。

另一方面，出口贸易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变化（见表6-8），但近代化工厂的机制产品出口额（表6-8中“轻工业制品”和“重化工业制品”两栏合计）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确实从1912年的15%增长到1933年的31%。这期间手工业制品的比重则从44%下降到32%。1936年虽有部分反复，但从出口商品的构成仍然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的初步进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表6-8 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1912—1936年）

单位：100万元 （ )%

注：分类标准见表6-7。

轻工业是当时中国国内采用工厂制及机器生产的产业中，惟一一个有显著发展记载的领域。据刘大中估计，1933年产值构成、就业人口构成显示在工厂制机器工业中轻工业占90%以上。不过刘大中的估计的缺点是没有计入兵工厂和铁路机车制造厂的工业产值，因此缩小了重化工业部门的产值。在最新的统计中，轻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到85%（参见序章第10页）。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机制工业中，轻工业无疑占有极大比重。保护关税条件下工业发展的主力是轻工业。

那么，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于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国内产业起到了多少保护作用呢？下面按照不同产业，具体分析关税和进口的变化以及该产业部门的发展概况。图6-1分别显示了本章例举的各主要产品的进口税率和进口量变化。

图6-1 轻工业制品进口数量与关税率的变化（1926—1936年）

指数：1926年为100

——进口量指数，不包括东北（据历年海关报告计算）。

……关税率，从量税均换算为从价税（据海关发行的各种税率表计算。按商品小类别分别统计者取加权平均值）。

另外，类似于棉纺织业这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占有相当的比重的行业，通常也概言之为“国内产业”。因此，笔者按照外资工厂在产业中占有的份额，将国内产业分为三大类，以便更确切地把握关税政策对中资工厂的影响。本章中例举的产业生产总额在轻工业生产量总额中所占比例，根据刘大中的推算约为65%。另外，与这些产业产品同类的进口商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26年为31%，1936年降至6%。因此，通过本章的考察，可以说足以充分、全面地判断关税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一）中资工厂为主力的产业

水泥业

中国的水泥业从19世纪末产生，到1930年时，启新、上海华商、中国、华记湖北、广州西村等各厂生产能力年总计约为55万吨。外资工厂只有在东北地区的小野田水泥厂一家。国内水泥市场规模估计为70万吨，按理说全部本国产品都可以在国内市场找到出路。但是中国每年仍有20万吨的水泥进口，而国产品则有10%的生产过剩，不时出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的情形[8]。为了突破这种局面，水泥制造业者组成了中华水泥联合会，多次要求提高进口税率以阻止进口[9]。

水泥业界期盼的提高水泥进口税率写入了1933年税则。结果，形势一变为“日本产品在当地市场的销路完全没有希望”（三井物产上海支店）[10]，1932年到1934年，外国水泥的进口量减少了13.3万吨，其中主要是日本水泥。而中资工厂的全国产量据称增加了9.4吨[11]。国内最大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高度评价提高关税的意义，认为进口量减少“殆不在社会之抵制外货而在关税增加所收之效果也”（南方分公司民国22年营业报告）[12]。

此后，1934年前后水泥业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一度滞销，但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景气回升，再加上组成水泥卡特尔，水泥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13]。水泥业是保护关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一个代表性的事例。

火柴业

中国制造火柴也是19世纪末开始的。除去打入山东省的日资工厂外，国内火柴的80%由中资工厂生产[14]。实施高进口税率的1930年税则以后，进口火柴被迫涨价，上涨幅度达68.9%[15]。同时，进口火柴的进口量骤减而国产火柴销量大增，市场价格也随之上升，火柴业普遍繁荣。1928年到1937年间设立的75家火柴工厂中，有40家是在1930—1932年的三年间创办的[16]。

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火柴业陷入恶性竞争，再加上火柴被指定为统税的征课对象，以及走私火柴、偷漏税火柴到处行销等原因，1932年到1935年火柴厂纷纷停业或者倒闭。这时大中华火柴公司通过吸收、合并小厂家成为火柴业的巨无霸，对火柴生产实施价格统制和组织生产卡特尔，等到币制改革以后景气恢复，1936年各工厂的业绩好转[17]。

就火柴产业而言，关税政策的确保护了国内产业并使之兴旺发展，可是，要想保持产业的发展势头，还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包括改善产业自身的素质。

人造丝织业

大约在1930年提高人造丝织品进口税前后，江浙地区的丝织业者和河北省高阳县的土布业者开始倾力生产人造丝织品或人造丝混纺织品，而人造丝织品的进口量也急剧减少[18]。由于这个领域没有外资厂参加竞争，关税对于中资工厂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一目了然。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对人造丝织品课以重税的同时，也提高了人造丝的进口税率，此后进口人造丝中走私品占了相当大分量，结果实际上人造丝的进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19]。人造丝在当时属于先进的化工产品，为了实现人造丝国产化，单纯依靠提高进口关税率是不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曾经多次商讨成立国营人造丝工厂的计划[20]，同时还提出了保税工厂计划，即供出口的人造丝织品免征人造丝原料进口关税。1936年9月美亚织绸厂第十分厂果然利用这项政策，结果该厂对东南亚出口大受其益[21]。

面粉工业

面粉工业是中资工厂的天下。从1932年到1933年，由于外国廉价面粉进口和日本侵略使中国丧失东北市场，中国面粉工业受到国内面粉市场缩小和面粉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形势岌岌可危[22]。为解除危机，1933年12月提高了进口面粉关税。但是，高进口税虽然能够抑制进口，却仍然不能挽救面粉工业的危机[23]。中国消费者受大萧条的影响，购买力低下，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以农村为根据地的磨坊业和农户自磨面粉广泛而顽强地生存着，其产量占全国面粉总产量的80%。再加上小麦歉收，价格高涨，机器制粉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24]。

尽管机器面粉工业实施了缩短生产时间、价格统制、出口产品退税等一系列挽救危机的措施，但直到小麦丰收的1936年，业绩一直没有好转[25]。因此，就面粉工业来说，提高关税政策虽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进口，但是作为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则并未产生很好效果。

（二）中资和外资工厂均具实力的产业

纺纱业

从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尚未推行关税政策时起，棉纱的进口量就已经大幅度减少，棉纱逐步实现国产化，到1926年棉纱自给率已达96%[26]。但是棉纺织业中，外资工厂特别是日资工厂的势力发展很快，以1930年的纱锭数为例，其中大约56%属于中资工厂，40%属于日资工厂[27]。经过与日资工厂的激烈竞争，能够生存下来的中资工厂，或是设立于内地棉花产地，依靠工业布局的优势条件降低成本，生产廉价产品；或是设立于沿海城市，依靠高水平的自身积累，革新设备，生产质优价高的产品[28]。

因此，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棉纺业的保护效果十分有限。

织布业

本色棉布的国产化也有相当进展，进口产品相当于国产品的比率从1926年的68.3%，1930年的23.1%，直落至1936年的1.4%[29]。随着关税提高，织布业持续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更加迅速、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关税政策起到了保护织布业的作用。但是，织布业通常是由棉纺业兼营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中资工厂和日资工厂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沿海城市的中资工厂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主动向织布业投入资本[30]。

总的来说，在针对本色棉布实施保护关税的条件下，中资工厂和日资工厂同样扩大了生产。

棉布加工业

染色和印花等棉布加工业是保护关税政策的作用十分显著的产业之一。从1921年建立启明染织厂（上海）和次年建立达丰染织厂（上海）开始，中国资本家投资兴建了许多专门加工棉布的工厂。但直到1930年，在上海设厂、雇用工人在10人以上的工厂的总产量不过518万元，而同年上海进口的染色布和印花布总值为2139万元[31]。国产品被迫面对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为此，棉布加工业者多次请求政府提高染色布和印花布的进口税率[32]。1933年税则提高加工棉布的进口税率，就反映了业界的要求。

提高税率以后，加工棉布的进口量迅速减少。中国棉纺织业的团体华商纱厂联合会评论说：“（民国）22年（1933年）进口棉货又告低降……则所受关税提高之影响，其显著也。”[33]而日本的贸易商社则报告：“对进口加工棉布课以致命的重税，今后进口加工棉布唯有衰退一途。”[34]这期间的国内产业情况如何呢？再以上海为例，从1930年到1933年，雇用工人在30人以上的染色和印染工厂从24家增加到43家，总产值从500万元增至900万元，差不多翻了一番[35]。但是，增加生产的不仅是专业的棉布加工厂，这个时期，日资在华棉纺织工厂的主力——大型棉纺织厂也纷纷添设棉布加工部门，中资工厂不用说也作了同样的尝试[36]。因此，进口加工棉布减少的份额一半被中资棉布加工厂的增产所填补，一半被大型棉纺织厂——主要是日资在华棉纺织工厂——的新增产品所填补。

结果，国民政府的保护关税使中资和日资工厂两方都得到发展。

香烟业

美国资本的大型企业英美烟草公司以60%—70%的市场占有率雄踞中国香烟市场，中资香烟厂商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一部分大企业外，大部分规模都很小[37]。1930年税则提高了香烟的进口税率，使香烟价格上涨，进口量剧减，香烟原料用烟叶价格低落，这促进了国内香烟产业的发展[38]。

但是由于香烟厂商之间竞争过热，以及经济萧条导致需求全面下降，统税不利于中资工厂等因素，原来就规模小、资本单薄的中资企业被挤入危机状态中。据称1934年香烟的生产和消费已经下降到上一年的一半[39]。

所以，在国内产业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并存在强有力的外资工厂的领域，提高关税对于保护中资工厂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中资企业尚未发展的产业

毛纺业

在1931年天津东亚毛纺厂成立前，中国国内一直没有毛纺织厂。因此，1930年税则提高关税以后的一段时期，毛线的进口量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到了1936年，国内产量剧增（从1934年的170万磅增加到1936年的900万磅），同时毛线的进口量差不多减少了同样的数量（从1934年的713万磅减少到1936年的135万磅）[40]。

所以说，国内毛纺织业是乘制定高关税率之机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有实力的毛纺厂，既有协新毛纺织染织厂（无锡）等中资工厂，也有日资的上海纺织厂和英资伯顿公司投资建立的工厂（都设于上海），而且外资厂的产量占了总产量的2/3[41]。保护关税并不是仅对中资毛纺企业的发展有利。

毛织业

以1930年章华织呢厂（上海）建成为标志，中国逐渐开始建设正式的毛纺工厂，这时，1930年税则提高了毛织品的进口关税。据记载1930年税则实施以前和以后，毛织品进口均有减少，减少的数量差不多。这是由于银价跌落，汇率下降，进口商品价格腾贵造成的。1930年，主要品种的价格平均上涨13%，1931年上涨31.7%[42]，此后虽然经济萧条使需求略有减少，但毛织品是中产阶级以上人口的消费品，所以没有像其他大众消费品那样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国内毛织业发展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产毛织品取代进口商品的局面尚未打开。

制糖业

1932年大幅度修改砂糖进口税以后，进口糖价格飞涨，进口数量急剧减少，如两种爪哇白糖的价格年平均上涨26.4%[43]。但是，当时中国国内只出产潮州糖之类的手工制土糖，还没有近代机器生产的高精度白糖。因此，海关贸易统计上的砂糖进口量虽然骤减，并不仅仅意味着土糖的销量增加，实际上也表示走私砂糖的数量增加。白糖成为与人造丝、卷烟纸并列的三大走私商品[44]。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国一面严厉打击走私，一面由政府投资建立近代化的制糖厂。特别是陈济棠控制下的广东省政府，怀着扩大财政收入的希望，积极采取措施，从1935年到1936年接连设立机械制糖厂并开始生产[45]。所以，提高关税对于糖业的直接影响是刺激走私扩大，而从长远来看，实开近代机器制糖业的先河。

（四）小结

我们必须正确评价国民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于国产化已经有相当程度发展，同时又存在强有力的外资工厂的产业，如棉纺织业、香烟业等，基本可以断定制定高进口税率具有保护、发展中资企业的作用。而对于火柴业这种容易发生过度竞争、行业内部存在许多问题的产业，或者像面粉工业这样手工业产品占有很大比重，经济萧条时人民购买力低下，市场需求锐减的产业，即使通过提高关税率使进口减少，也未必能使国内产业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这个意义上，关税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

但是通过提高进口税率、减少进口，为国内产业创造有利条件的情况确实存在，水泥业、人造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等行业即是其代表。而像毛纺织业和制糖业这样的产业，完全是借着提高进口税率的东风开始了本行业的正规生产。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尽管在华外资企业的发展非常显著，但比起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中国的工业化毕竟前进了一步。

总体上看来，国民政府推行的保护关税政策使以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商品进口量急剧减少，促进了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资企业的发展。而以这些方面的发展为基础，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从整体上改变着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

三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国民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促进国内产业新的发展，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同时，这些变化又强烈冲击着中国身处其中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本身，如第一章到第五章所述，就是在争取英美支持、与日本反复交涉中产生的，是当时中国身处其中的国际秩序的产物。但是，关税政策促进的中国经济结构变革，又对各国对华经济关系发生影响，进而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整个体系，其反作用不可忽视。

不用说，英美日德等列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角色。中国从英美日德四国进口商品总量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量的六成。而如前所述，由于保护关税政策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中国对列强的进口额、其中主要是轻工业品进口额，不断下滑。但是，进口贸易变化的形态，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美国和德国本来就没有对中国出口多少轻工业品，所以出口减少的部分也不大。以美国为例，1926—1936年间轻工业品出口额仅减少3000万元（表6-9）。相比之下，对中国大量出口轻工业品的国家，减少的份额就十分可观，特别是日本，1926—1936年减少了1.8亿元，达到美国的8倍（表6-10）。试计算中国从各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的进口数量和进口税率，对中国出口轻工业品越多的国家，在对中国出口的全部商品中，所承担的平均进口税率就越高，受提高税率影响就越大[46]。

表6-9 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结构演变（1926—1936年）

单位：100万元 （ ）内为%

注：分类标准参照表6-7。

表6-10 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结构演变（1926—1936年）

单位：100万元 （ ）内为%

注：分类标准参照表6-7。

20世纪30年代中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如前所述，是重化工业制品进口量增加。从1926年至1936年中国从各国进口重化工业制品的数字来看，美国和日本的差别并不明显。试将1936年“不能分类”栏的数字加入“重化学工业制品”中，则两国对中国的出口都是在1930年增加，1933年减少，1936年渐渐恢复，变化的轨迹大体相同。

下面从日中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变化。国民政府保护关税政策以及在保护关税条件下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使中国进口轻工业品数量剧减，在列强之中，日本一直向中国大量出口轻工业品，所以受到的经济打击最大。但是，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扩大了重化学工业制品的进口，为列强对华出口贸易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个领域，日本同其他列强一样，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日本对华贸易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以政治和军事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改变高关税政策，彻底保证日本轻工业产品市场，这可以说是一条对立和压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另一个选择是像其他列强一样，通过加强重化工业制品的出口，打开中国市场。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条接受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从中找到日中经济关系发展的新契机的道路。不用说，前一个选择将导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后一个选择则有可能避免武装侵略。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后一条道路的尝试，如日本儿玉经济使团访问中国，鼓吹日中经济合作即是一例。但是总体来看，特别是1935年11月以后，在中国自身努力和美英支持下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有目共睹，而日本仍一意孤行，汲汲于分裂华北，阻碍币制改革。日中之间的经济摩擦已势同骑虎[47]。

小结

国民政府在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推行其关税政策，巩固了政府的财政基础，并尽可能设置保护关税，帮助国内产业发展，成为促进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条件之一。在保护关税条件下，中资企业创造国内生产增长的代表性产业有水泥工业、火柴工业、人造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等，新兴国产化产业有毛纺织业和近代机器制糖业。

不用说，国民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的进展是关税政策得以推行的内在动力。而国民政府的主观努力之所以有所收获，又不能不看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因素，即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的特殊性质，而国民政府是因两次大战之间国际秩序的特色才得以成立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秩序，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特色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非欧洲地区的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要求——当然，恢复关税自主权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也就有可能在那些地区建立和强化民族主义政权及发展民族经济。而且，国际经济进入了集团经济时代，丧失了对提高关税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在关税保护下，中国工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这使中国与美英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而加深了与日本的经济摩擦。中国经济走的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之路，美英接受这一现实并从中寻找扩大在华经济权益的办法，反之，日本的应变之策却所失大大多于所得。日中经济关系走进死胡同，这是日本国内酝酿支持全面侵略中国的社会氛围的一个条件。

尽管如此，也应避免过分估计保护关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关税政策并不是万应仙丹。对于外资企业占极大比重的纺织业和香烟业来说，不论把进口税率提高多少，也无助于挽救中资企业的经营危机。而像面粉业这种因市场萧条发生相当大困难的产业，关税政策也没有多大作用。发展这些产业，有待于推行更加根本的产业政策，如成功进行币制改革，改良和推广原料农产品生产，引入新技术，改革企业经营方式等。国民政府以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为轴心，开始大力推行这些产业政策[48]。

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保护关税本身的一大问题是当其推行之时，适逢国际经济集团化时代来临。在这个集团化时代，国际经济秩序不再主张自由贸易主义，各国分别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这妨碍了中国的出口。实际上，由于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地区提高进口关税和实行进口配额制度，中国对东南亚出口轻工业产品遇到很大障碍[49]。保护关税可能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各国过分地主张经济保护主义则绝非国际经济整体发展之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政府在决定对外贸易自由化政策和是否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的关头，再度面临这个问题[50]。

[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三种，商务印书馆（长沙），1939年。

[2]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3]东亚经济调查局编（江藤夏雄执笔）：《支那新进口税率与日中贸易——兼及支那的资本主义化》，经济资料通卷第177, 1931年。

[4]王良行：《1929年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我认为王良行的论文着眼于实施1928年税则的结果，看来对其政策意图注意不够。评述参考了上述论著，同时特别注意对各行业的实际情况，作更深入具体的考察。

[5]1929年到1933年见奥梯：《1919年以来中国进口贸易结构的转变》，中国经济日志和公告第10号，1936年。1934—1936年见中国银行历年《营业报告》。走私贸易的意义在第二节“人造丝织业”中再讨论。参见今井骏：《对所谓“冀东走私”的一个考察》，《历史学研究》第438号，1976年，转见今井骏：《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汲古书院，1997年。

[6]查尔斯·雷麦：《对中国拒货运动的一个研究》。

[7]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8] 《中国水泥工业》，《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7期，1931年。

[9]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第59—61页。

[10]《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昭和8年版，第21页。

[11]《申报年鉴》，民国25年版，第716—718页。

[12]久保亨：《怎样阅读企业史资料汇编——编辑〈启新洋灰公司史料〉所用资料卡片的查考》，《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第18号，1985年，中译文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毛来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13]《国产水泥产量增加》，《中行月刊》第12卷第5期，1936年等年份经济类杂志报道，中国银行历年《营业报告》。

[14]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2年，第42页。

[15]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编：《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第62页。

[16]前引《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37页。

[17]前引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第2版，创研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18]徐新吾：《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81页。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29页。

[19]例如：1936年人造丝的正规进口量是4020吨（海关报告），冀东走私贸易进口量为4495吨（据日本方面的调查，《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1962年，第174—177页），合计为8515吨，与走私增加以前1929年的进口量8736吨基本持平。另见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编：《经济专刊第六种：人造丝织工业》中业界人士的证言，1936年。

[20]《实部筹办国营人造丝厂》，《中行月刊》第8卷第3期，1934年；《沪绸业厂商请设人造丝厂》，《中行月刊》第12卷第4期，1936年。

[21]前引《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97页，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六节。

[22]《上海面粉界受外麦倾销之影响》，《中行月刊》第5卷第1期，1932年；《民国22年我国工商业回顾》，《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12期，1933年。

[23]《洋米麦税征收后粮食进口减退》，《中行月刊》第9卷第1期，1934年。

[24]前引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第26—27页。

[25]中国银行《营业报告》民国25年版，第27页。

[26]《中国经济百年历程》，第14页。

[27]同上书，第16页。

[28]久保亨：《近代中国棉业的地带构造和经营类型——以理论发展为中心》，《土地制度史学》第113号，1986年。

[29]根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63页；赵冈、陈仲毅：《中国棉业史》，1977年，第301页的数字计算。

[30]久保亨：《青岛日中纺织资本的竞争与合作》，《社会经济史学》，第56卷第5号，1990年。

[31]根据刘大钧《上海的成长和工业化》第256—257页计算。

[32]《申报》1930年2月26日、3月9日、3月14日，1932年11月20日、12月17日等。

[33]《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中行月刊》第9卷第2期，1934年。

[34]《阿部市洋行报告》，《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昭和9年版，第5页。

[35]刘大钧前引书第80页。

[36]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前引久保亨：《青岛日中纺织资本的竞争与合作》。

[37]《中国经济百年历程》，第29页。

[38]《各华商烟草公司营业近况》，《中行月刊》第5卷第6期，1932年。

[39]《23年度卷烟业衰落原因》，《中行月刊》第10卷第3期，1935年。

[40]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第106页。

[41]同上。

[42]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专刊第三种毛织工业》1935年。

[43]根据前引《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第52页计算。

[44]《私运食糖巨数进口》，《中行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受华北走私影响国内糖业已陷绝境》，《中行月刊》第12卷第5期，1936年。

[45]姜抮亚：《20世纪30年代广东陈济棠政权的制糖业建设》，《近邻》第30号，1996年。

[46]郑友揆前引书，第65页，中译本第86页。

[47]最近日本外交史研究成果参见前引井上：《危机中的日本外交》。

[48]前引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政策史论》。

[49]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六节及前引久保亨《国民政府的促进出口政策与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

[50]参见前引久保亨《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

第七章

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海关行政与日英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关行政是关系到中国与列强双方财政、经济利权的重大问题。原因何在，前面各章已有叙述。海关征收的关税收入与盐税并列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两大财源；由于关税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偿还外债，所以对列强来说，关税也是极为重要的税收[1]。还应该再加上一条，海关也是掌握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和口岸经济活动的要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英等列强对于保护自己在中国海关的势力总是极为重视，而海关首脑——总税务司一职，从19世纪中叶创设以来，一贯为英国人盘踞。

但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潮流也不断地撞击着海关行政的堡垒。表现之一，即为近年研究经常提及的20世纪20年代末复杂的海关总税务司人事纠纷。1927年1月，北京政府罢免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结果改为离职休养，同年2月任命总务科税务司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而易纨士最终也未能正位总税务司，不得不主动辞职。这场人事纠纷最后以1929年1月梅乐和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四任总税务司告终[2]。

本章将根据日英两国外交文件详细剖析上述政策异变的曲折经纬，从中可以窥见从国民革命时期到国民政府成立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以及日英两国在应变过程中合作与对立交错的复杂格局，这一事件是研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历史性质的一个重要事例。

一 罢免总税务司安格联

1927年1月31日，北京政府突然宣布罢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3]。这一决定与预定于2月1日实施的征收二五附加税有很深的关系。当时南方的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强行征收二五附加税（参见第一章），继而北京政府也准备开征此项附加税，获取这项财源。但是当时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认为此举将扰乱海关行政，危及充当公债偿还基金的关税收入，因此拒不服从北京政府加征二五附加税的指示。非但如此，他还自行赴武汉，企图协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对北京政府让他回京的命令置若罔闻[4]。再加上安格联一向把确保关税收入作为偿还外债基金放在第一位，与财政收入需求迫切的北京政府，已多次发生争执[5]。

罢免安格联受到两方面的强烈反对。一个方面是国内金融界，在察觉总税务司易人的迹象后，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明确表示反对更换安格联，理由是“误谓公债基金有所动摇，以致人心震动金融恐慌”[6]。罢免令公布次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拜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时，更疾言厉色地表示：“革职是一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是在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早晨，上海纷纷来电，对政府革掉安格联职务，感到十分不安。”[7]也就是说，金融界担心罢免安格联会动摇海关制度，导致海关税收减少，进而以关税为偿还基金的债务偿还陷入停顿，反映到金融市场上，将会引起公债行市大幅下跌，使持有大量公债的中国银行界损失惨重。王克敏等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华北财金界头面人物，也在谈话中透露对政府这一次的举措十分不满：“事前未经任何商议，突然发表对安格联的免职令，待善后乏策，罗文幹（税务处督办）和汤尔和（财政部长）又来向我问计，我只能答以命令发表前尚有余地考究解决良法，时至今日再来征求意见，我也无可设法。”[8]

金融界的反对之外，列强的一致抗议使北京政府的处境更加为难。这项抗议于2月7日由英、美、法、日、意、荷兰六国公使联名提出，内容包括：（1）征收附加税的强制行为将“陷现行有效的海关制度于危机中”；（2）以超出职务权限的理由突然罢免总税务司（引用者注：指此次以不服从征收附加税命令为理由罢免）“违反中国政府以前维持海关制度的声明而导致混乱”，反对征收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9]。列强还预言，如果海关因拒绝协助征收二五附加税而瘫痪，感到困扰的将是期望以此增加关税收入的北京政府，压力中含着威胁的意味。

列强形成这个共同抗议文件的过程意味深长，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身处的国际环境。本来在罢免令刚刚公布以后2月2日召开的外交使团会议上，除了英国之外，各国公使的态度只是停留在“看似有意挽留安格联”的水平上[10]。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的芳泽公使直率地说：“实际上，在此事件中，对安格联及英国确实抱有同情，但从条约关系来说使团并无干涉此事之权……”一言以蔽之，安格联事件是英国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利害关系。因此，日本也“无采取任何措置之提议，本公使亦无特别意见需陈述”，消极地应付。但是，在4日的第二次外交使团会议上，芳泽公使已经接到币原外相的训令，态度一变，转而将会议讨论引向采取强硬对策。芳泽描述会议的情形说：“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公使提出总结性的提议，本公使阐述贵方第98号电宗旨如下：日本向来极为重视维持海关固有之制度，对于破坏此制度的事件不能默然置之……法国公使说，既然如此，我也对两者（引用者注：征收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表示反对；意大利公使和葡萄牙公使也表示同样态度，英国公使对本使表达谢意，美国公使……表示必须得到本国训令，否则难以表示意见，总之最后起草了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案……”[11]慎重观望的美国公使最后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本国“不参加抗议”的训令电，也和各国联名抗议[12]。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的外交路线的关键是以日英同盟为枢纽，列强一致行动，对付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这一次在总税务司问题上，日本以支援英国的方式实现了列强一致抗议。英国公使蓝普森为了感谢日本在这一事件中的协助，9日夜对芳泽公使说：“对贵公使有密事相告。本人一向认为有必要扩大海关内的‘日本意志的代表’，乘此机会将推荐岸本继任易纨士为总务科税务司……并且本人考虑将来易纨士卸任以后，由岸本氏继任总税务司。”这番投桃报李的谈话，表示英国期望与日本继续合作[13]。可是正如后面将要说到的，一年以后，英国完全否认这段谈话后半部分口惠而实不至的允诺。可是，日本又不能未卜先知，所以把蓝普森的谈话当成日英同盟的一大成果，十分满意。

在日英等列强强硬的外交活动背后，还站着在华的外国资本势力。他们指责罢免安格联是“财政上的自杀行为”，既焦虑又充满期待[14]。

在列强强烈抗议下，总税务司方面寻求妥协的交涉开始进行，已形成的斡旋方案是暂且撤回对安格联的罢免令，改为让安格联离职休假一年，然后退休；由预定继任的总务科税务司、安格联的心腹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15]。实际上，尽管罢免令遭到强烈的反对，安格联本人流露出的想法却是“有意辞职，并不坚持保持现有职务”[16]。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面对金融界的不信任，再加上列强的抗议出乎预料地强烈，正大伤脑筋，焦急地寻找善后对策。在2月7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一般认为上述总税务司提出的斡旋方案，照顾到政府、列强、安格联三方的面子，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由税务处督办罗文幹等撤回罢免令“大损中央威信”。但是最后，在7日接到公使团的抗议文书以后，8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以政府威信不可不顾，友邦意见亦当尊重”的方针，选定下述妥协方案，即：基本接受易纨士等人的斡旋方案[17]，形式上由税务处通知安格联：“阁下既已迭次表示归国意志。故予照办，以遂初衷。本处因念阁下前劳足录，殊堪嘉尚，应准于一年以内，仍予以总税务司待遇，以示笃念之诚。”然后由安格联对此表示感谢并接受这一安排[18]。

这样，虽然确定一年以后卸任，但即时罢免安格联的命令实际等于被搁置了。而且总税务司的继任者易纨士看来是安格联路线的忠实继承者。由于缺乏与国内金融界和经济界的沟通，再加上列强共同抗议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大幅度修改原来的方针。这一事态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北京政府已经日暮途穷，缺乏统治能力，政权基础十分脆弱。罢免安格联事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国民革命日益发展，由安格联之流不能充分尊重中国财政主权的人物充当总税务司，已经是包括北京政府在内的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都难以接受的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易纨士为收拾局面上下奔走，并且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代理总税务司，却对这场风波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视而不见，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二 策动对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的正式任命

1928年1月，安格联延期卸任的一年期限已过，正式任命继任总税务司又一次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这一年中，中国国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地位日趋稳固，北京政府的势力一天天瓦解。因此，问题不再仅仅是由谁来继任总税务司，而变成了谁有权任命总税务司。

北京政府方面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坚持正式任命代理总税务司的易纨士在安格联之后继任总税务司。不过据说由于在形式上没有撤回先前对安格联的罢免令，所以也要避免公开发布对易纨士的任命[19]。

而从一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对易纨士就没有好感。1月27日，新任财政部长宋子文一面继续夸耀国民政府实际支配的地区广大：“国民政府现统辖21省之16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一面表明国民政府原则上拒绝让北京政府单独任命总税务司[20]。而且在这个时期，私下里开始传言国民政府属意的总税务司人选是上海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此人时年56岁，是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的外甥，英国人，确切地说是爱尔兰人，已经在海关任职40年，对国民革命态度温和，所以获得国民政府的好感。到了2月，有报道说外交次长郭泰祺表示不承认易纨士，支持梅乐和[21]，关务署署长张福运也说“北京政府所委任官吏，国民政府在原则上难予承认”[22]，不服从国民政府指示的芜湖关税务司受了处分，而易纨士在粤海关任中不服从国民政府指示的行为也受到批判，同时，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明确了国民政府对各关税务司的监督权限[23]。这个训令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国民政府对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的不信任。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在计划另设独立的总税务司组织以对抗北京政府。而且如果梅乐和本人的说法可信的话，这个计划选择他作为独立的总税务司的候选人，但他拒绝了，所以这个计划也被放弃了[24]。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地区，舆论普遍支持国民政府反对易纨士的态度。如2月11日，代表有实力的大资本家阶层的上海总商会和上海航业（轮船业）联合会发电报赞扬梅乐和在江海关税务司任上的劳绩，并要求他留任[25]。易纨士——后面会讲到他试图让与自己作对的梅乐和解任回国——自然对这封电报的意义心知肚明。上海银行公会的机关报《银行周报》则发表了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主张，认为海关行政改革的方针应该是“改委华人为总税务司”，1898年英国与清政府关于总税务司任命问题的往来文件有“‘中国政府当自行决定’一语，已将中国行政主权明白规定，绝不容他国之干涉。……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任期已于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满期，此正我国政府改弦更张之良机也”[26]。

这时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是坚决支持易纨士就任。蓝普森公使列举推荐易纨士为下一届总税务司候选人的理由是：（1）易纨士是上一任总税务司安格联亲自训练的优秀接班人，工作有成绩；（2）梅乐和策动南方地区任命自己为“总税务司”（引用者注：但前面已经讲过，梅乐和否认自己曾经“策动”此事）破坏了海关的统一性，这一行为不受欢迎。英国外交部基本接受蓝普森的意见。[27]

同时，易纨士个人为了巩固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对自己的支持，也自行采取了一些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调整与日本方面合作的方针时，易纨士个人和英国政府的想法与日本政府的思路之间，显露出差距，结果希望日本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希望落空了。一开始，易纨士设计了一个“副总税务司”计划。他的设想是：为了牵制国民政府独自创设总税务司组织的计划，易纨士建议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各设一个“副总税务司”，上海的副总税务司由日本人岸本广吉担任，北京副总税务司由英国人哈尔兰特担任[28]。但是，日本政府听到这个计划后激烈地反对：“易纨士的计划无非是为了加强英国在海关中的势力，违背去年1月罢免安格联时让岸本担任总务科税务司的意旨，将来岸本将置身于与南京政府折冲的标靶位置，他的立场极为困难……”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阻止日本扩大其在海关影响力的阴谋[29]。在此后的交涉中，当日本提出一年以前蓝普森曾允诺将来由岸本担任总税务司时，英国方面强烈否认，表示“不记得有任何约定……当然是期望任命英国人”[30]。双方理解的差异最后演变为两位公使面对面地吵嘴：“我从没那样说过”（蓝普森）……“你就是那样说的”（芳泽）[31]。结果是日本认输：“因为没有付诸文字，仅凭记忆向对方提出主张，当然不是办法……”所以，当蓝普森恶狠狠地坚持“海关是英国人建立的英国式的组织，总税务司永远只能由英国人担任”，日本方面不得不让步[32]。

到底蓝普森有没有作出那个口头许诺，今天已很难知道真相。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蓝普森的强硬态度实际上表明英国外交部对日本抱着强烈的警觉。当英日公使在北京吵得不可开交时，伦敦英国外交部的普拉特在笔记中就日本希望由日本人担任总税务司一事写道：“我认为，付出过大代价争取日本人的支持以维持海关行政，是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让日本清楚地理解，我们是把这个（指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看作绝对无意让渡的必要的权益之一的。”[33]英国对日本势力抬头的警惕和对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如后所述，在总税务司问题上，是影响英国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日本经过上述一连串外交活动，已经失去大力支持任命易纨士的意愿。芳泽公使总结[34]说：“反复考虑海关的利害关系，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不断地苦心经营，基础颇为牢固。现在各地税务司人选中，英籍税务司是日籍税务司的6倍。故我以为，假使我方出任总税务司，无论有何等国力为后盾，也很难圆满维持日本的地位。因此我方不如等待机会，令海关任用日本人，徐徐等待基础稳固以后再收全功。此为上策。”于是，当英国提议共同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时，日本表示完全没有兴趣：“本公使拒绝英国公使提议的电训案（引用者注：即强烈抗议前面引用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关于总税务司人事权的发言），因英国公使翻悔去年2月8日谈话等情形，故予以拒绝……”[35]

这样，一年以前罢免安格联事件中日英密切合作的热情已成明日黄花。结果削弱了列强共同干涉中国的能力，这意味着国民政府有更大的余地来推进海关行政自主化。

与此同时，当初支持易纨士的英国外交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根据海关高级职员的情报，易纨士个人的能力和判断力与梅乐和相比颇成问题；（2）已证实南京国民政府对易纨士抱有强烈的反感，必须将这一点作为特别因素考虑在内；（3）易纨士本人对就任总税务司持消极观望态度[36]。因此，外交部暂缓表明对总税务司人选的态度，开始重新讨论这个问题[37]。第57号训令电虽然仍然保持原来的立场，排除梅乐和为总税务司候选人，继续支持易纨士，但提出要看清政治形势，最后再表明态度的方针[38]。正在这时，传来宋子文会见易纨士，宋答应维持总税务司人事现状的报告，这也证明外交部的判断是妥当的[39]。

此后从3月到4月易纨士计划让梅乐和休假，然后将之解职，与拥护梅乐和的国民政府（宋子文）针锋相对，于是问题再度发生。易纨士3月3日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包括解除梅乐和税务司职务在内的人事变动方案，宋子文在3月21日的回信中说：“梅乐和应当留任上海（引用者注：即江海关税务司）”，“今后公文必须通过梅乐和转达”，态度鲜明地支持梅乐和[40]。按照易纨士的理解，上个月宋子文在会谈中已经承认他掌握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税务司人事权，宋子文的这封回信完全出乎易纨士的预料。易纨士要求立即和蓝普森公使会面，指责宋“违背约定”，要求公使加强对自己的支持[41]。但是，对于易纨士气急败坏地单方面强行解除梅乐和职务的策略，蓝普森公使似乎不以为然，他私下劝告易纨士“激怒南京政府并非上策”，“应当采取更稳妥的方法解决问题”[42]。同时英国公使向日本公使探听日本的对策，芳泽认为：“英国历来有仅仅利用我方的倾向，现在从一开始立刻就接受英方的要求，好心好意地为之谋划，对方就不会对我产生深切的感激之情……因此，应当在对方感到相当的困难之后，我方再徐徐根据真正的立场考虑，表明意向。”因此日本这一次的对策仅止于“对于此事将要求宋加以说明”[43]。因为以前发生的种种事端，日本对易纨士的支持明显的消极起来。由于英日两国公使态度都很慎重，易纨士在与两公使达成谅解的基础上，致电宋子文，要求会谈以解释双方对于税务司任免权的“误解”，口气相当温和[44]。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了解到上述事件的经过以后，再次匆忙的讨论，然后发出第89号训令电[45]。这封电报表示，根据情况来看，易纨士强行进行的人事变更也是迫不得已，但绝对否认存在列强一致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可能性。训令指出，此刻应当注意的问题有：（1）再次明确海关制度的微妙特性，即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并无条约制度的保障；因此（2）如果列强随便施加压力，担心可能会对维持现行海关制度“这个目的本身造成损害”；（3）原本就缺乏列强一致的可能性，惟一可能共同行动的只有日本，而与日本联合施加压力，与英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将会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46]。

总之，可以说3、4月间日英两国政府考虑内外形势和各自的利害得失，已经不再打算为总税务司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一直以来支持易纨士地位的力量，迅速消失。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的军队终于到达北京，北京政府崩溃。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名副其实地成为代表全中国的惟一政府。与国民政府各项政策同时推行的海关行政改革吸引了各方注意。这时易纨士再度与来到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会谈，要求尽快正式任命自己为总税务司。宋子文答应如果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第五次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上自己的财政计划得到党内支持，宋本人的政治主张得以加强，就正式任命易纨士[47]。日本外交官对易纨士的乐观发言的理解是：“总而言之，宋在全体会议（引用者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以后将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并任命我为总税务司……”[48]当时宋子文为什么作出接受易纨士的姿态呢？宋子文当时正与美国就关税条约进行谈判，并期望以即将签字的中美关税条约为引线，收回中国关税自主权[49]。大概在这个满怀期望的时刻，宋子文不想为了总税务司的任免问题引起无谓的摩擦。

但是，事态没有按照易纨士的期待和宋子文的许诺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海关工作的中国职员、上海经济界乃至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强烈反对易纨士。例如海关华员联合会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收回海关行政权的请愿中，称易纨士“劣迹多端”并且素为国民政府之“罪人”，无论如何要避免任命易纨士，以防有碍中国行使关税自主权；并建议从当时的外籍职员中另选更有资格和人望者[50]。另外，上海总商会等也要求，最好由中国人出任总税务司，如果从外交角度考虑一定要任命外国人，应避开曾经违抗国民政府命令、妨害国民革命的易纨士之流的人物，任命帮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兼具资格与经验的梅乐和为总税务司[51]。更为重要的是，舆论对于宋子文有可能接受易纨士，提出严厉批评。海关华员联合会7月28日的通电指责宋子文本应致力于罢免易纨士，却“态度骤变”，“诚属意外”[52]。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的机关报《警报》、上海大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社论也反对宋子文等竟打算把是否应当罢免“国民政府的仇敌”易纨士这件事，拿到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去讨论[53]。

除了舆论，国民政府内部也隐隐约约有一股反易纨士的势力存在。其中主要人物是广东方面的伍朝枢、胡汉民、李济琛等人，他们对1925年广州沙面事件中，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易纨士关闭海关的敌对行为不能释怀[54]。最后，海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关务署署长张福运个人极为厌恶易纨士。他曾在招待日本外交官的宴会上说：“南京政府希望总税务司作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忠于职守，可是易纨士的行为有悖此旨之处甚多”，并且“痛骂其为无主义无节操无教养”，日本外交官听过之后，对于支持易纨士“痛感此事将成为一大难关”[55]。

在经济界和舆论的普遍反对和政府内部强有力的反对势力面前，宋子文也不得不改变接受易纨士的方针[56]。于是，宋子文一面反驳易纨士对梅乐和的无理指责，一面用保证易纨士的地位不变来安抚他，一面又要分析日英等列强对于这个问题将会作出什么反应，比如9月宋子文与日本方面会谈时，就曾追问“日本为何支持易纨士反对梅乐和？日本是不是真的想让日本人出任总税务司”[57]？经过一系列的活动，10月初国民政府终于拿出新的政策，详细内容见下节。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易纨士及总税务司问题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英国外交部接连给蓝普森公使的两封训令电报，清楚地显示出当时情形。作为重要史料，不厌烦冗引用于此：

（第161号电）[58]

4．我们现在仍然支持易纨士……但是他对于海关关税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中国人对他的评价，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他似乎认为他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严格地征收关税以确保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保护公债（引用者注：指关税担保的公债）所有者的利益，尽量不把关税交到中国政府手中（引用者注：下面，举例说明易纨士对关税的处理）。

5．考虑到以上各点，如果梅乐和被任命为总税务司，而易纨士被解职，接受现实并尽可能适应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梅乐和有能力，并且判断力健全……因此，没有必要和日本共同施加压力。

（第179号电）[59]

4．我以为易纨士未必是理想的继任人，不仅因为对他的判断力有疑问，还基于以下事实：他本人多次考虑辞职，他不是国民政府欢迎的人，他接受的是安格联风格的海关行政训练，在内债和关税保管者的问题上很可能与国民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等等。因此，如果他被任命为总税务司然后不久就辞职或被罢免，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心可能出现一个日本人继任者，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新的、更加复杂的、深刻的危机。

英国外交部的看法可以总结为：（1）中国反感易纨士是有道理的（把确保公债基金放在第一位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因此他是否具有担任总税务司的资质，值得怀疑；（2）承认梅乐和有能力担任总税务司；（3）否定就总税务司任免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4）警惕日本企图继任总税务司的活动；（5）综合以上各点，应当不再坚持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接受对梅乐和的任命。恰逢孙科在英国访问，于是通过他向国民政府传达了英国政府的态度[60]。

这样，虽然易纨士为了得到总税务司的正式任命进行了种种活动，到底劳而无功。事实上，不如说他的努力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和疑忌。对总税务司来说，国民革命以后的形势大不同于以往了，可是易纨士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易纨士以如此心态来充任国民政府官员，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三 梅乐和就任总税务司

10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为期6个月，同时通知梅乐和任副总税务司[61]。易纨士的地位第一次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事与愿违，此举的另一面是国民政府属意的梅乐和的地位更加稳固，这是易纨士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易纨士神色“亢奋”地表示反对，差不多要说如果梅乐和成为副总税务司，他就不就任总税务司（“差不多要说”，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结果，他在没有求得日英两国公使谅解的情况下，即以决斗的姿态质问宋子文：“总税务司是否有权放梅乐和一年假？”[62]这使一贯支持易纨士的蓝普森公使也大为头痛：“这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没和我商量就发出了，事后才通知我，令我大吃一惊。”[63]英国外交部本来就已经怀疑易纨士是否适合担任总税务司，现在看来又有了新的证据：“易纨士实在是令人难以支持的继任者。”[64]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做法，正如一个外交官评价的，是“巧妙的动作”[65]，列强特别是英国也很难从正面抓住把柄，加以指责。

不过，这时国民政府解释说，副总税务司不过是一个名誉职务，当然要服从总税务司的命令；并希望宋子文与易纨士会谈，先平息事态再说[66]。易纨士从10月中旬到下旬南下上海，面对上海舆论强烈的批评态度，努力为自己辩护[67]，并再度与宋子文会谈。但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易纨士又一次马失前蹄。本来蓝普森公使事前已经提醒易纨士，为了避免和国民政府发生无谓的摩擦，这次会谈的话题仅限于海关行政事务，不要触及梅乐和的任免问题[68]。然而，易纨士在会谈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提出要梅乐和降职，果然，宋子文“非常不快”地回答说：“对此问题难于表示意见。”[69]蓝普森对易纨士“违反我的训诫”的行为只能感叹道：“易纨士的孩子气一如既往让我无话可说。”并向英国外交部发回悲观的报告：“易纨士的处境坏到不能再坏。”[70]

易纨士的一连串行动，包括这次与宋子文的会谈在内，充满着对梅乐和的反感和对国民政府的不服从。有一个流传颇广的小插曲就反映出这个问题：当时国民政府为选拔海关官员的考试制定了三民主义考题，一开始易纨士就拒不接受，使国民政府大为不满[71]。易纨士极端固执的态度，使他很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总税务司职务。日英两国政府减低对他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的。英国外交部认为：“显而易见，易纨士绝非受中国欢迎的人物。他缺乏身居他那个位置的人物必不可少的一件东西，就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窍门’。”英国外交部日益积聚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最终决定了易纨士的命运[72]。而日本方面认为：（1）易纨士显然没有人缘；（2）对日本的感情，易纨士和梅乐和没有两样；（3）不论谁就任总税务司都不得不“仰中国鼻息”，等等原因，断定应当“注意不要把自己始终和易氏绑在一起”，开始和梅乐和接触[73]。这样，不仅中国舆论和国民政府当局，连易纨士最重要的后盾——日英两国政府也开始放弃对他的支持了。国民政府对于易纨士四面楚歌的处境是了然于胸的[74]。

那么，易纨士是否已经完完全全孤立无援呢？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到了这个阶段，仍然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这就是在华英国资本势力，他们通过《北华捷报》表示他们“确信”，“易纨士适合担任总税务司”[75]。但是，这种死死抓住旧日的帝国主义特权不放的立场，在中国和国际上都越来越行不通了。

到了11月，易纨士也坐不住了。他在写给蓝普森公使的信中表示，他发现让宋子文尽快任命他为总税务司的保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期望英国外交部多少要向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否则，他惟有辞去代理总税务司职务一途[76]。12月，易纨士的处境完全没有改善，反而是更趋恶劣，甚至于海关行政要务不经他手，直接送梅乐和处理[77]。穷途末路的易纨士渐渐决意辞职，蓝普森公使得知这个情况后，最后一次用电报请示国内，如果英国不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形势将不可挽回”[78]。但是英国政府的反应极为冷淡，外交部命令蓝普森参考前引第179号电——论述易纨士不适合担任总税务司以及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的困难之处——之外，更通告反对任命易纨士的意见。外交部的判断是：“面对外国的专制，国民政府必然要夸示其自主性，只会任命梅乐和为总税务司”，因此，应对方针是接受任命梅乐和的现实并尽可能适应[79]。然而，这仍然没有说服蓝普森，他批评本国政府的方针，“易纨士一直感觉没有得到英国政府足够的支持”，蓝普森固执地主张至少要在任命梅乐和时提出抗议[80]。英国方面立刻以严厉的口气驳回：“所谓对易纨士支持不够的批评，断难接受……梅乐和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官员，英国政府对他说三道四，就是干涉内政……”[81]这样，英国政府决意压制蓝普森公使的反对意见，抛弃易纨士，接受对梅乐和的任命。

日本了解到以上经过，也清楚地知道国民政府对易纨士充满强烈的反感，而且发现甚至海关内部的英籍高级职员也认为易纨士“处事违悖常理，为众人厌弃”，最后决定“我方不必为易纨士的留任作任何特别努力”[82]。

四面楚歌的易纨士的惟一选择，除“辞职”别无他法。年底，易纨士提出辞呈，国民政府于一周后，1929年1月8日接受辞呈，同时任命早已等在一旁的强有力的候选人梅乐和为总税务司。在易纨士提出辞呈以后，海关华员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发表声明，纷纷反驳易纨士辞职宣言中的内容，要求国民政府罢免易纨士并寻找合适的继任人选[83]。此后这些团体对梅乐和的任命基本上欣然接受。

梅乐和就任后，日英两国才真正开始和他接触。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准确把握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内外形势、行事老练的中国政府任用的外籍官员。梅乐和在送英国政府阅览的书信中这样说道：在海关制度上，列强逐渐对中国作一定程度让步是适当的措施，“虽然这些让步，会使中国要求完全恢复主权的论调抬头。……为将来这种情形作准备，我必须注意培养有能力的华员班底”。“我们所能作的最好的事，就是减缓剧变的速度，尽可能维护外国在贸易、海运、财政上的利益。”[84]梅乐和的预测，与英国外交部“有秩序地撤退”的构想不谋而合。外交部的首脑们十分欣赏梅乐和：“对海关制度面临的各项问题的把握明了而具体，超过其他任何英籍官员。”（马维尔吉）把他看作“今后我们应当给予全部信赖和支持的、既有能力又有健全的判断力的官员”（普拉特），并不过分[85]。另外，日本方面也认为梅乐和“比易纨士为人善良”（芳泽），这一时期应对国民政府“基本得体、少有可指摘之处”（芳泽），评价很高[86]。

这样，新任总税务司梅乐和作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物，顺利起步。惟一重要的例外是一向反对他的在华英国资本势力。《北华捷报》等报纸批评梅乐和在就任仪式上向国民政府宣誓，象征海关制度卷入中国的政治纠纷[87]。但是这些指责很快销声匿迹，没有多大影响。正巧这时公布了1928年海关税收，受景气恢复之助，达到了“破天荒的巨额”，以关税收入为偿还基金的公债市场交易，在这次总税务司交代过程中也“没有任何风波”[88]。所以，也就没有可能出现罢免安格联时那种冲击金融市场的情形。

小结

总税务司的交替从安格联到易纨士，再到梅乐和，绝不仅仅是人事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海关行政方针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优先确保外债偿还基金、或者说列强本位的海关行政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尊重中国行政和财政主权的、中国本位的海关行政走上轨道。安格联和易纨士昧于大势，所以不得不离职而去，最能洞察时代趋势的梅乐和终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职务。以上是本章要阐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上述过程是与国民革命的进展和国民政府成立同步展开的，这个事实对我们很有启发。即使北京政府罢免安格联事件，也是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发生的。虽然如此，北京政府正受到国民革命打击，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与列强的一致抗议和经济界的反对抗衡，不得不半途而废，采取由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的策略收拾局面。总税务司的人事安排也要符合国民革命争取恢复民族主权的方向，最后终于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任命梅乐和的形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汹涌澎湃的国民革命的历史意义，已经深深烙印在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中[89]。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潮流激荡，列强也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而列强之间互相对立、牵制的关系，使他们难以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罢免安格联时曾经实现过的一致抗议，后来因日英不能协调一致，终于未经尝试就结束了。这种情况是国民政府推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其中也包含关税自主权以外的其他课题）的有利条件。

最后，虽然本章没有涉及，但对总税务司及其候补人选的个性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例说明，安格联和易纨士都出身英格兰的贵族阶级，而梅乐和却和他非常尊重的叔父赫德一样，是爱尔兰人。我认为，不同的出身与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不是没有关系的。

[1]参见本书第六章及前引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1928—1937年》。

[2]序章中引用过的魏尔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一书，大概因作者尚在税务司任中，地位比较微妙，对于这场人事纠纷仅一带而过。我的一篇旧作（也就是本章的基础）发表后，又有以下相关论文，小濑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中国海关——以安格联时代海关运营为中心》，《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第34卷第2号，1994年；陈诗启：《迈向关税自主的第一步——广东国民政府开征二五附加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马丁·艾金斯：《危机中的非正式帝国》，1995年。小濑的文章根据英国外交文件阐述安格联等人执行的管理中国海关的理论，陈诗启的论文利用海关文件和顾维钧回忆录说明罢免安格联的过程，艾金斯研究的是英帝国的没落。

[3]《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3874号，1928年2月1日。

[4]《保管附税……》，《益世报》1927年1月25日，转引自《现代支那之记录》。魏尔特前引书，第616—618页。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开征二五附税的情况参见序章第一节。

[5]《查办安格联说》，《晨报》1927年1月30日。梅乐和致史蒂文生（Stephen-son），1929年1月28日，F911/52/10（FO371/13905）。芳泽公使致币原外相，第172号电，1927年2月1日发，外史馆文件E-3-4-0，3-2，中国关税杂件，海关职员。以下同。另收录于日外Ⅰ-1-1的665号文件，第847页。

[6]《沪金融界……》，《益世报》1927年2月8日。

[7]《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1983年，第306—307页。

[8]芳泽公使致币原外相，第148号信，1927年2月14日发，6日对西田书记官的谈话。

[9]芳泽公使致币原外相，第189号电，1927年2月5日发，日外Ⅰ-1-1, 667号文件，850—851页。

[10]芳泽公使致币原外相，第176号电，1927年2月2日发。以下的记述同。

[11]芳泽公使致币原外相，第188号电，1927年2月5日发，日外Ⅰ-1-1, 667号文件，第848—849页。

[12]美国，国务院，FRUS：1927年，第460—461页。

[13]芳泽致币原，第204号电，1927年2月11日发。

[14]“金融自杀”，《北华捷报》1927年2月5日。

[15]芳泽致币原，第199号电，1927年2月9日发。

[16]芳泽致币原，第192号电，1927年2月7日发。

[17]《……政府决定应付策》，《益世报》1927年2月9日。

[18]《安格联已交卸》，《晨报》1927年2月12日。

[19] 《易纨士已实授总税务司》，《益世报》1927年2月3日。

[20] 《宋部长对于关政之重要宣言》，《申报》1928年1月28日。

[21]《郭外长对海关税务之说明》，《申报》1928年2月3日。

[22]《易纨士来沪之原因关税署长之谈话》，《申报》1928年2月9日。

[23]《财政部告诫各海关监督》，《申报》1928年2月2日。

[24]梅乐和致史蒂文生（Stephenson），1929年1月28日，F911/52/10（FO371/13905）。

[25]《总商会等挽留梅税务司》，《申报》1928年2月12日。这份请愿电文也收录于梅乐和文件。

[26]《改良海关行政现状之商榷》，《银行周报》第12卷第7期，1928年2月28日。

[27]蓝普森致外交部，第12号，1928年1月4日；外交部致蓝普森，第12号，1928年1月6日，F46/46/10（FO371/13194）。

[28]芳泽致田中外相，第6号电，1928年1月5日发。根据岸本的秘密谈话。

[29]田中致芳泽，第5号训令电，1928年1月9日发。

[30]芳泽致田中，第80号电，1928年1月20日发。

[31]芳泽致田中，第98号电，1928年1月24日发。

[32]前引芳泽致田中第80、98号电。

[33]外交部，普拉特（Pratt）备忘录，1928年1月27日，F419/46/10（FO371/13194）。

[34]芳泽致田中，第101号电，1928年1月25日发。

[35]芳泽致田中，第130号电，1928年1月30日发。另据本章225页注③，蓝普森的“谈话”当在前一年2月9日的事，这里只是照引原文。

[36]外交部，普拉特备忘录，1928年1月30日，F553/46/10（FO371/13194）；巴顿（Barton）（上海）致外交部，第14号，1928年2月15日，F819/46/10（FO371/13194）。

[37]外交部致蓝普森，第46号，1928年2月8日，F553/46/10（FO371/13194）。

[38]外交部致蓝普森，第57号，1928年2月24日，F911/46/10（FO371/13194）。

[39]巴顿（上海）致外交部，第23号，1928年2月23日，F936/46/10（FO371/13194）。

[40]宋子文致易纨士，1928年3月21日（附于致外交部第430号，1928年4月30日），F3324/46/10（FO371/13194）。

[41]芳泽致田中，第390号电，1928年3月30日发。

[42]芳泽致田中，第397号电，1928年3月30日发。

[43]前引芳泽致田中第390号电。

[44]芳泽致田中，第401号电，1928年3月31日发。

[45]外交部致蓝普森，第89号，1928年4月4日，F1545/46/10（FO371/13194）。

[46]外交部，普拉特备忘录，1928年4月2日，F1545/46/10（FO371/13194）。

[47]蓝普森致外交部，第768号，1928年7月19日，F3809/46/10（FO371/13195）。

[48]芳泽致田中，第1142号电，1928年1日发。

[49]参见本书第一章。

[50]《海关华员建议改良海关制度》，《申报》1928年8月7日。

[51]《三商会上国府财部电》，《申报》1928年8月8日。

[52]矢田总领事（南京）致田中，第520号电，1928年7月31日发。

[53]冈本领事（南京）致田中，第342号电，1928年8月3日发。矢田（上海）致田中，第526号电，1928年8月3日发。

[54]蓝普森致外交部，第768号，1928年7月19日，F3809/46/10（FO371/13195）。前引芳泽致田中，第1142号电，1928年8月1日发。

[55]芳泽致田中，第989号电，1928年7月5日发。

[56]宋子文立场不稳定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及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亚洲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

[57]矢田（上海）致田中，第651号电，1928年9月23日发；冈本（南京）致田中，第460号电，1928年9月20日发。

[58]外交部致蓝普森，第161号，1928年7月2日，F3358/46/10（FO371/13195）。

[59]外交部致蓝普森，第179号，1928年7月20日，F3641/46/10（FO371/13195）。

[60]国民政府方面曾质疑日本支持易纨士，直截了当地说：“既如英国尚且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英国改变了态度。前引矢田（上海）致田中第651号电。

[61]芳泽致田中，第1376号电，1928年10月4日发。

[62]芳泽致田中，第1383号电，1928年10月5日发。英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记录。

[63]同上。

[64]外交部，普拉特备忘录，1928年10月4日，F5380/46/10（FO371/13195）。

[65]外交部，曼西（Mounsey）备忘录，1928年11月29日，F7053/46/10（FO371/13195）。

[66]蓝普森致外交部，第1110号，1928年10月8日，F5464/46/10（FO371/13195）；芳泽致田中，第1393号电，1928年10月8日发，第1410号电，10月11日发。

[67]《易纨士谈话与宣言》，《申报》1928年10月20日。

[68]蓝普森致外交部，第1201号，1928年10月26日，F5868/46/10（FO371/13195）；芳泽致田中，第1439号电，1928年10月17日收。

[69]临时代理公使堀致田中，第1487号电，1928年10月27日收。

[70]临时代理公使堀致田中，第1487号电，1928年10月27日收。与蓝普森的谈话记录。又见前引蓝普森致外交部，第1201号。

[71]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警报》社论（冈本（南京）致田中，第5号电，1929年1月5日发），矢田（上海）致田中，第29号电，1929年1月11日发。

[72]外交部，普拉特备忘录，1928年10月29日，F5868/46/10（FO371/13195）。

[73]芳泽致田中，第1383号电，1928年10月5日发。

[74]矢田（上海）致田中，第698号电，1928年10月7日发。

[75]“易纨士先生前往南京”，《北华捷报》1928年10月20日。在中国的英国资本家支持易纨士的情形，可从“驻华英侨，大都对易氏表同情，且有庇护易氏之倾向”等报道中看出来（《因易梅之柄凿关政将起纠纷》，《顺天时报》1928年10月7日）。

[76]易纨士致蓝普森，1928年12月15日，F405/52/10（FO371/13905）。易纨士致蓝普森，1928年11月25日，F450/52/10（FO371/13905）。

[77]巴顿（上海）致外交部，第72号电，1928年11月12日，F6811/46/10（FO371/13195）。堀致田中，第1716号，1928年12月19日发。岸本的秘密谈话。

[78]蓝普森（南京）致外交部，第56号，1928年12月12日，F6833/46/10（FO371/13195）。

[79]外交部致蓝普森，第21号，1928年12月17日，F6833/46/10（FO371/13195）。

[80]蓝普森致外交部，第1435号，1928年12月27日，F7053/46/10（FO371/13195）。

[81]外交部致蓝普森，第1号，1929年1月1日，F7053/46/10（FO371/13195）。

[82]堀致田中，第1号电，1929年1月1日发。

[83]《总商会电请准易纨士辞职》，《申报》1929年1月6日，《海关华员请免易纨士职》，《申报》1929年1月9日。

[84]梅乐和致史蒂文生，1929年1月28日，F911/52/10（FO371/13905）。

[85]外交部，曼西备忘录，1929年2月22日，普拉特备忘录，1929年2月22日，F911//52/10（FO371/13905）。关于英国“有秩序的撤退”的方针，参见本书第一章。

[86]代理总领事上村（上海）致田中，第167号电，1929年2月16日发。日外Ⅰ-1-3, 550号文件，700页。电文是芳泽公使起草由上村发出的。

[87]“海关”，《北华捷报》1929年1月12日。

[88]堀致田中，第42号电，1929年1月14日发。

[89]前引，西村成雄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一书撰写书评时，曾提出国民政府的统治与国民革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本章的内容可以算是一个回答。

第八章

币制改革及其后的中国经济

从币制改革到日中战争爆发（1935年11月—1937年7月）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半时间，但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极为深远。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明显地摆脱了萧条状态，开始恢复。随着经济复苏，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活跃起来，美英德日等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形态。而中国逐渐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恢复，接受美英德等国的经济援助，瞄准了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结果必然是与日本的矛盾日益深化，并成为日中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1981年一项合作研究（笔者有机会在最后阶段加入，当时由笔者执笔写成的旧稿成为本章的基础）的成果《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1]发表以来，对币制改革以及币制改革前后的中国的研究，发生很大变化。若干种史料集相继刊行，以多种形式发表的见解，普遍认可币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2]。可以说，全面否定币制改革的意义的观点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形成共识，比如决意进行币制改革的过程之类，需要说明的问题仍然很多。本章将有关问题简单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是如何结合外交战略、通过怎样的过程制定币制改革政策的。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流传甚广，即因为实施币制改革时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访问过中国，或者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因为美国提供了金融支持，就认为这次改革是以英美的意图为基础进行的。本章根据具体的史料，再一次阐明币制改革基本上是国民政府自主的决策。

第二点，在确认币制改革基本实现统一币制、稳定物价的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币制改革成功的条件。发布币制改革令时，中国舆论中也出现过担心改革能否成功的言论，日本政府有关人士更是半含着期待预言币制改革将遭失败[3]。这些错误预见的根源不外是因“无视中国的主动性”，而看错中国[4]。

第三点，以币制改革以后各种统计资料和史料为基础，确认中国经济景气回升过程，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币制改革发挥的作用。以往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描述，如序章中指出的，以“民族工业的总体情况是破产或半破产”之类黯淡无光的形象为多。我们1981年的旧稿已经指出，这种描述依据的是1932年到1935年左右经济危机时期的史料，并不能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全貌。关于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5]。

第四点，从1936年到1937年中期，美英德日等列强看到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和中国经济复苏，争先恐后地打入中国经济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随之迅速发展。本章从整体上观察这一过程。如果没有对这一时期的正确理解，就不能把握日中战争爆发及战争开始以后的形势。

一 联合英美战略与币制改革方案的确定

这里首先要提到对于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最广泛的误解，即过分强调英国对于这个政策的影响。不错，英国在这个时期的确非常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但是，早在1935年春夏间，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访问中国以前，国民政府已经确定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结构。这一点，从当年9月21日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扬格的报告[6]中，以及当年10月2日欢迎李滋罗斯来华访问座谈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和扬格等人提出的改革大纲[7]中可以看出来。在李滋罗斯访问中国以前，国民政府已经考虑实施币制改革，改革的目标包括“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等（见上述座谈会上孔祥熙的大纲）。具体方案是引进管理通货制度，政府征集现银然后出售作为保证金，乘贬值的机会稳定汇率。这个方案正在推敲，后来果然付诸实行。

中国期望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的国家，不用说，是英国、美国。其实日本也曾作出准备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的姿态，但由于日本力图长期占领东北并在华北扩大影响，对中国步步紧逼，实际上以日本作为中国币制改革援助国的想法已完全不值一提。倒不如说，日本的角色是英美所支持的币制改革的妨害者。在币制改革的准备过程中，国民政府多次与英美两国秘密商议日本问题（后述）。可以说，币制改革毫无疑义是联合英美战略的一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能不说还有若干保留之处。

第一点，英美的援助是完全保持中国主体性前提下的援助，并不意味着中国从属于英美。虽说国民政府原本期望以国际借款作为法币发行准备金，但也并没有把国际借款看成不可或缺的条件，国民政府认为如果美国能够买入国民政府手中的现银，所得外汇就足敷所用[8]。另外，为了稳定法币的汇率，用元对英镑和元对美元的比价表示元的价值，这绝不是所谓“挂钩”的关系。例如币制改革以后的1936年2月，扬格曾再三对美国国务院的赫贝克强调这一点[9]。当然，既然有必要反复强调，就表明这个问题确实微妙。众所周知，与中心国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是稳定外汇汇率的方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固定汇率已经不足为奇，美元取得基准货币的地位。但是，“挂钩”并不能恰当地表述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关系，而以此证明各国“从属”于美国，无非是将“从属”概念扩大化。币制改革以后中国的货币制度，与汇率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经常受宗主国操纵的殖民地国家货币制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0]。

第二点，是中英关系[11]和中美关系[12]在细微之处颇有不同，国民政府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独立自主地推进其经济外交政策。中英关系方面，英国对召开中国货币问题国际会议和派遣专家颇为积极，中国对此表示欢迎[13]。但英国为中国货币制度实施的配合政策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因为担心泄漏中国的动向引起金融波动，中英就货币政策的核心部分进行磋商的内容也是有限的[14]。

而中美关系方面，美国购银政策是中国银元汇率上升、引发经济恐慌的直接原因，显而易见，中国脱离银本位，美国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美一直密切磋商美国应采取的配合政策，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向中国购买现银。一开始，美国对仿效英国向中国派遣专家态度消极。驻美公使施肇基问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原因何在，摩根韬回答说：“（1）这类有关中国的会议，除批评美国的白银政策外，不会作出什么；（2）财政部没有基金；（3）没有适当的人选。”施肇基又问他中意的支援中国的方略，摩根韬回答：“不能修改购银法来帮助中国，但是用别的方法是有可能的。”[15]据施肇基观察，当时美国已经知道香港将放弃银本位，并与英镑挂钩，担心中国步其后尘[16]。因此，国民政府在公布币制改革令前夕，再次向美国说明改革政策的意图，强调制定改革政策并非受英国左右，希望诱导美国支持币制改革：“请非常秘密地口头通知财政部长如下：政府已采取了如今日英文电所示的计划（币制改革方案）并立即实施……拟稳定汇价在30美分和14个半便士左右，并以三家政府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英国代表团表示在上海发行债券，由英国银行及其他感到兴趣者参加，并谅解债券可去伦敦市场开拍。目的是为了币制改革和加强中央银行。如举债成功，就包含着与英镑发生联系，否则政府对其他外币或黄金的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17]

这里所说的在英国支持下为实施币制改革发行公债的计划，很可能是诱使美国制定援助中国政策的策略。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是如何主动地利用英美之间微妙的对抗关系，争取最有利于中国的援助政策。

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协助国民政府制定币制改革政策的耿爱德（E.Kann），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表示完全不同意“李滋罗斯制定了中国币制改革计划”的说法[18]，他肯定地说：“李滋罗斯不是计划周密的1935年币制改革的策划人”，而“中国的财政决策人清楚地预见到未来，而且寻求障碍最少的道路，推进币制改革计划”。李滋罗斯或许可以说是币制改革计划的“命名人”，但绝不是“作者”。

二 统一币制、稳定货币及其条件

（一）公布币制改革令

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布告”的形式公布。布告宣布，自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纷纷采用管理通货制度，中国为复兴经济，也必须采用稳定的货币金融制度。为此制定六项规定：（1）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2）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3）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4）各种银币、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5）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6）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19]。同时发布的还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声明和致中央、地方政府各机关的通告电等。

11月3日并非原来计划的公布实施日期。实际上，由于改革令公布的大前天，即11月1日星期五，发生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事件，汪精卫受了重伤，为了防止下周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发生震荡，才急急忙忙赶在3日星期天公布币制改革令。但也不过是将预定的时间提前而已，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了政策基本内容。

（二）统一币制与稳定币值

法币的发行额，在1935年11月3日发布币制改革令时为4.27亿元，到1937年7月激增至14.45亿元（参见表8-1）[20]。这期间，国有银行依照币制改革令集中生金银，到1936年年中大约从个人和银行集得价值3亿元的生金银[21]，从民营的商业银行集中了价值2.25亿元的生金银[22]。到1937年7月政府手中的生金银累计已达5亿盎司，折合法币约6亿元[23]。同时，根据币制改革令陆续回收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据估计公布改革令时，流通中约有11家民营银行发行的约2.1889亿元纸币，到1936年11月，回收了其中的2/3（大约有1.4亿元）[24]。这样中国货币总量中法币的比重迅速提高，国民政府以法币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参照邮政储金汇业局（经营邮政部门的储蓄和汇兑业务）在各地所作的估计，全国货币流通总额中大约已有80%为法币[25]。

表8-1 国有四银行的法币发行量变化（1935—1937） 单位：千元

注：发行量是各月月末的数字。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从1936年1月开始为法币。

出处：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第19章，第143页。

与此同时，自币制改革以来，法币的价值也渐趋稳定。试从衡量货币价值稳定程度的标准——用法币标示的国内物价的波动，以及法币对外币汇率的变化——来看。首先，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在币制改革后不久上升了10%左右，1936年底到1937年初更急升15%，大体恢复到1931年的物价水平（参见表8-2）。这个阶段的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危机中物价跌落的反弹，不能看成恶性通货膨胀。如前所述，到1937年年中法币的发行增加额约为9.5亿元，而现银和民营银行发行纸币的回收额合计至少达到7.4亿元。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纯增长部分为2亿余元，仅相当于推定货币总量20亿元[26]的10%，所以当时并不存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更引人注目的是外汇汇率逐渐稳定，汇率水平基本维持在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5便士或30美分，与币制改革以前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图8-1）。而外汇汇率稳定当然有助于提高法币信用、增加法币流通量。

图8-1 中国元对外汇汇率的变化（1927—1937年）

注：上海外汇市场外汇对中国元的兑换率，美元以欧洲电汇为准，英镑以伦敦电汇为准。

资料来源：阿瑟·恩·扬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斯坦福，1971年，第195页。

（三）币制的统一和稳定及其条件——条件之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的进展

币制能够统一和稳定于法币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交通通讯工具、近代工业、金融制度的发展，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国民经济一体化，更重要的一个客观基础是政治统一也逐渐完成。

1936年铁路营运路线超过2万公里，内河、沿海航运的轮船货物运输量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保持在每年5000万吨上下。公路网、航空线、邮政、电信、电话等显著发展[27]。随着以纺织和食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1933年的近代化工业产值即使除去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也超过了22亿元[28]。中资银行的数量和已缴资本总额，从1910年的14家银行1900万元激增到1937年的162家银行4.34亿元[29]，存款总量、纸币发行总量、放款总量也随之增加。从货币制度来看，货币逐渐统一于银元，由于实行一种代理发行制度——“领用兑换制度”，纸币发行权日益集中[30]。

当然，近代化工业生产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在全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外资银行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地区市场的商品流通量仍然超过全国市场的商品流通量，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说中国经济还没有完成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如果因此否认中国经济正向着这个方向快速发展，也有悖现实。

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民政府在1934年年底攻下江西共产党军队的主要根据地，1935年年初，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以追击共军为借口，进驻贵州、云南两省，影响及于四川，山西省也派进了直属中央的宪兵团，总之，国民政府不断扩大和加强政治支配能力。并且在当时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面对日本侵略东北、华北，中国社会各阶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抗日运动广泛兴起。国民政府扩大和加强统治与国民各阶层中弥漫的民族主义之间，既有对立，又有合作，而总体上看，是两者共同促进中国政治统一的进一步发展[31]。

如上所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成为币制改革成功最基本的前提。

（四）币制的统一和稳定及其条件——条件之二：国民政府准备工作的积累

币制改革成功的第二个条件，我想应当是国民政府的各种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应付经济危机的各种紧急避险措施——最终收到了相当于币制改革准备工作的效果。

1．纸币发行权集中于国有银行

《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1932年10月）起到抑制民间银行发行兑换券的作用[32]，《设立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及领用或发行兑换券暂行办法》（1935年3月）禁止省银行、地方银行发行大面额纸币[33]。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法》（1935年5月）赋予中央银行特权，规定中央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全国通用（第19条），并免除上述兑换券发行税（第21条）[34]。同时加强对政府各发券银行的统制（后述）。

执行以上各项政策以后，到临近币制改革的1935年10月，上海各银行的纸币发行余额中，70%属于三家国有银行，其余18%属于政府统制下的民营银行[35]。

2．“废两改元”统一银本位货币

1933年实行了中国通货市场划时代的政策——“废两改元”，禁止使用称量货币“银两”，同时铸造新的低品位银元货币，期望以此统一银本位货币，并基本达到目的[36]。于是，统一币制的下一个目标就集中在纸币上。

3．增强国有银行的发行准备金

通过国民政府加强自身财政能力、国有银行业务发展、实施“废两改元”等措施，国有银行的发行准备金逐年增加，到币制改革时已达2.93亿元[37]。据李滋罗斯观察，为维持新币制而向外国借款，除了具有“装饰性的意义”之外，已基本上没有必要[38]。

4．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统制

通过制定缴纳关税使用的记账单位“海关金单位”（1930年）、“废两改元”（1933年）、由中央银行决定生金行情（1934年），中央银行提前发布外汇行情等等方法，中央银行对于外汇汇率的干预能力一步步加强。终于，随着开征白银出口平衡税（1934年）和设立稳定外汇行市的委员会（外汇平市委员会），“强大的外资银行与其（中央银行）展开白刃战，这样，（中国方面）从正面攻破外国银行历久年深的堡垒，大举收复外汇交易的利权”[39]。在此期间，三个国有银行之一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量，在1934年达到9.89亿元，1935年在上一年基础上又增长了70%[40]。

这样，币制改革的目标之一：由国有银行来稳定外汇市场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5．政府强化对金融机关的统制

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并改组中国、交通两银行，加强两行的国有银行色彩[41]。然后，乘经济危机深化之机，1934年中央银行增资，1935年4月增加中国、交通两行的国有股份及政府特派官员，1935年5—6月向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三家主要民营银行派遣政府官员，进一步强化对金融机关的统制[42]。结果，到币制改革时，国有银行的势力已经是一家独大，占所有银行全部已缴资本总额的45%，资产总额的56%，纸币发行总额的78%[43]，这使国民政府得以压倒民间金融机构，按照政府意图断然实行改革。

综合以上1—5项内容来看，币制改革的确是国民政府“过去采取的通货、汇兑、金融诸政策发展演进的必然终点”[44]，这也正是币制改革成功的一大要素。

（五）币制的统一和稳定及其条件——条件之三：英美的支持

最后必须指出，实现币制统一和稳定币制的第三个条件是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我已经在第一节中指出并将在后面论述的，英美的支援，并没有加深中国金融的依附性。

众所周知，在币制改革令发布的当天，英国也发布国王令，宣布在华的英国商人和英资银行、企业有义务协助中国的币制改革，同时英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对于币制改革的“欢迎声明”，此后在改革过程中，英资的汇丰银行等促进了向国民政府上缴现银的行动。此举意义重大，决定了外国银行、外国企业全面接受中国币制改革的大方向[45]。虽然受“废两改元”和白银外流的影响，英资银行手中的现银储备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另外，由于外交部和财政部意见相左、担心日本和美国的态度、对于重新贷款给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国犹豫不定等多重原因，英国最终没有为支持币制改革借款给中国[46]。总之，可以说英国的支持不是财政上的支持，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而美国政府是通过买入国有银行的全部现银并以美元结算来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中美两国最初的购银协定是在1935年11月13日，美国以3250万美元买入中国的5000万盎司白银。但是当时美国还不太愿意在币制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财政部长摩根韬担心中国脱离银本位会使国际银价暴跌，招致国内白银生产者的不满；又猜忌英国是否意图将中国和香港拉入英镑集团，所以对于购银态度消极。但是11月11日周一开市，日资银行开始卖出法币、套取外汇，企图动摇法币、妨害币制改革。为了对抗日本，11月13日，中美迅速商定将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增加到原来的2倍，据说这是因为“摩根韬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为的极度反感，终于战胜了他对英国的猜忌”[47]。此后，通过1936年5月和1937年7月第二次、第三次购银，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48]。正如第二节所述，不可否认，在引导美国支持中国方面，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效果。

币制改革以后到日中战争爆发以前的短暂时期内，法币数次受到抛售法币、套购外汇的攻击。（1）1935年12月，美国政府收购白银时降低银价，使白银的国际价格下跌，由于法币的本位货币储备中包括生银，法币价值受到威胁；（2）1936年5、6月间，与日本关系恶化，同时西南派发生骚动（两广事变），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受到打击，法币波动扩大；（3）1936年12月，西安事件爆发的时候，等等。但不论哪一次，都因为国民政府有充实的外汇储备，成功地买卖法币，维持了中国新通货制度在国内外的信用[49]。

以上略述了英美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正如本章开头所说的，这并没有加深中国金融对英美的依附性。不错，英国和美国是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才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但是首先，币制改革计划是完全由中国自主决定的；其次，并不存在所谓法币与特定国货币挂钩的协定；第三，进行币制改革时没有为稳定币制向外国借款。从这些因素来看，尽管国民政府确实把1935年币制改革视为联合英美战略的一环，并且确实争取到英美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也确实有助于稳定新货币制度，而且通过币制改革，国民政府与英美合作的倾向也确实进一步加强了，但以上事实如理解为“强化了对英美的从属地位”，我认为欠妥[50]。

以上三点并没有穷尽实现币制统一和稳定的所有条件。国内工商业者的积极支持，实施币制改革以后广东、广西、江西等省的币制统一，制定十进位制的新辅币，等等，对于币制改革的成功都具有很大意义。特别是币制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景气恢复，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赤字剧减，币制改革既促成了经济上的大好形势，经济的大好形势反过来也是保证币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下一节就论述这个问题。

三 中国经济景气恢复与币制改革

下面，根据生产、流通的全面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景气恢复的过程（表8-2）。

表8-2 中国的生产、流通统计（1932—1937年）

（ ）内为指数，如无注明，以1926年为100

续表

注：（1）仅为制造业；包括停业。（2）1933—1935年各月平均＝100；计算方法参见本章。（7）1934—1936年的数值为当年7月到次年6月财政年度的数值。

出处：（1）（5）（6）《经济统计月志》各期；（2）《中央银行月报》各期；（3）《统计月报》第28号，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30页；（4）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统计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上引《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1—212页；（8）日清汽船：《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三十年史及增补》1941年，第106—107页。

根据当时最权威的信用调查机关之一中国征信所[51]的调查，上海工厂的倒闭、停产数在币制改革实施前后的1935年第3、4季度达到高峰，1936年第2季度比高峰时期减少了一半，表明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刹车阶段。

其次从根据中央银行税务统计计算出的中国生产指数[52]来看，1935年第3季度到1936年第2季度比上年同一时期下跌了4.0%甚至10.7%，而1936年第3季度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3.3%，此后，第4季度增加了14.6%，1937年第1季度增加了23.7%，生产恢复速度惊人。仅从工业生产来看，可以说经济萧条大约在1935年年底达到谷底，此后迅速进入景气恢复过程。

另外，全国的电力消费量1936年增长率高达9.9%，特别是工业用电量，1936年第3季度竟增加了16.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工业生产得到显著恢复。

生产恢复的同时，消费方面，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经济萧条中降低到1926年水平以下，一变为持续上升。币制改革后不久即提高了10%，此后缓慢地持续上升，1936年年底到1937年初，再次暴长15%[53]。笔者认为，币制改革不久后的物价上涨，与改革造成的外汇贬值幅度大体相等，也是直接受币制改革的刺激产生的。而1936年以后的物价上涨，虽说有后面将要讲到的投机因素的影响，但基本反映了经济景气恢复的过程。

这一时期商品销售情况[54]，以棉纱为例，1936年的成交量比上一年约增加了二倍半，1936年年底到1937年初交易价格比上一年同期急速提高了20%—30%。面粉的成交量虽没有很大变化，但1936年的交易价格比上一年同期跳跃式地增长了30%以上。这期间发生了1937年6月因投机过热而不得不临时关闭交易所的事件[55]。但商品交易活跃的基础——实体经济方面生产和市场情形确实有所好转，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1936年的铁路货物运输量及内河沿海航线的轮船货物运输量比上一年增加二成，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而1936年联结广州和汉口的粤汉线全面开通，政治上促进了两广的“中央化”，经济上使华南经济更深地融入国民经济一体化之中，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56]。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以上所说的景气恢复，是与国民购买力增强同步进行的。1935年上海产业工人平均工资（月薪）为12.988元，而1936年比上一年就增加了10.5%，达到14.353元，当然扣除生活费用上涨的因素，可以说实际工资增加极为有限，但比上一年毕竟是增加了[57]。还有，为数众多的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作物收成喜人，并且1936年的大米价格（上海批发价）比1934年提高10%，小麦价格更上涨30%[58]。这些数据显示，尽管受到国外市场扩大和投机过热等因素的若干影响，但景气恢复基本上是以国内市场实际需求增长为基础的。

以下通过对不同产业的分析，具体分析中国经济景气恢复的过程。

纺纱业

纺纱业占据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导地位，从1932年到1935年，丧失东北市场、国民购买力低下、棉花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纺纱业经营环境恶化，特别是中资工厂比日资工厂经营基础更为脆弱，处境更加不利。1935年上半年，全国481万锭纺锭中，实际上有134万锭停止生产[59]。

但是币制改革后一年半，如1937年4月华商纱厂联合会（中资棉纺织厂的行业团体）第20次年会报告所说，情况迅速好转。“全国农产丰收，农村复兴，币制日趋稳固，经济昭苏，纱布既告畅销，棉产又复大增，纱贱花贵之逆势，幸于最短时期，顿然清除，纺业骤行起色。……招卖九厂，除津沽三厂售于外商（日本），其已复业者二，余四厂已均在洽商之中，不久即可复业。而长期停业诸厂其现已出租者八，自行复业者二，委托代营者五，此乃十年来最良好的现象。”[60]

1936年，棉纱生产连续三年的滑坡终于止步，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尽管产量仅仅增加了0.7%[61]。另外，从棉纱的批发价格来看，以名牌产品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的“金城20支纱”为例，在经济萧条中，1935年7月曾跌至每包178.5元的最低价，实施币制改革的当年11月，价格回升至200元，迈过这个门槛以后，1937年6月激增到296元[62]。这一时期，中资纱厂每包纱可获得47.0元（16支纱）到104.5元（42支纱）的利润，以致有论者称之为“纺织工业的黄金时代”[63]。

大型纺织公司之一恒丰纱厂（资本为115.2万元），从1935年11月起因经营恶化不得不停产，1936年9月21日以中国棉业公司委托经营三年的方式再度开工，正逢市面好转，棉花价格低，利率低等有利因素，到当年底，短短3个月左右的时间，总共获得纯利润95万元[64]。

织布业

由于织布的原料棉纱价格低落，棉布加工业发展，同时棉布需求量增加[65]，再加上进口棉布关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国内织布业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币制改革以后，1936年比前一年增产幅度高达17.7%[66]。市场价格确实上升了。名牌产品金城12镑本色细布的批发价在1935年10月一直跌到6.2元的最低价，实施币制改革以后，从11月起价格一路攀升，1937年6月达到了10.4元，为战前最高价格[67]。市场价格上升使利润增加。标准的提花布每匹生产价格为7.24元，而市场价格可达8元，每生产一匹布，生产者可以得到0.76元的“空前厚利”[68]。1936年上海众多棉布零售商的销售量，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二至五成（表8-3）。

表8-3 上海棉布商销售额的变化（1932—1937） 单位：元，（ ）内为两

出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159、240页。

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分析，“棉织品工业如斯发展之原因，虽云由于农产丰收，内地购买力增加，但其主要者，则系新货币政策之发动，间接直接促成内地购买力之向上，可断言也”[69]。当年的棉布批发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币制改革的影响也有同样的评价[70]。

缫丝业

中国代表性的出口产业缫丝业，因为世界经济危机中海外市场需求急剧减少，日本丝出口增加，人造丝打入中国市场等原因，在1934年一年中，开工工厂数就从181家减少到72家，显著地衰退了[71]。但是，从1935年到1936年，又有迅速好转的迹象，1935年6月到1937年5月的生丝出口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0%。主要原因是：（1）生丝是制造降落伞必需的战略物资，欧美各国开始积极地大量储备[72]；（2）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力推广的蚕种改良取得成效，具有代表性的是1936年无锡蚕茧收获量比上一年增加二倍以上[73]；（3）无锡的机器缫丝业取代上海成为新的缫丝业中心，出现了永泰丝厂等安装最新设备的工厂[74]。还有一个有助于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是币制改革以后，外汇汇率稳中有降[75]。据中国银行各分行报告，杭州的缫丝工厂全都获得“厚利为近十年所未有”，无锡、湖州等各地缫丝业到1936年也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76]。

水泥制造业

1933年5月降低进口关税使水泥制造业暂时兴旺了一段时间，而1934年以后，随着经济活动全面衰落，建设工程的水泥需要量减少，水泥业也陷入严重的不景气中[77]。因此，启新、上海、中国三大水泥公司于1936年2月组成生产卡特尔，试图调整生产、提高价格，正在此时，币制改革开始了[78]。改革以后，景气恢复使建设工程市场恢复，有利于水泥业实施提价策略。1935年每桶（170公斤）水泥出厂价格徘徊在4元上下，1936年年中恢复到6.3元[79]。1936年的年产量达到66.436万吨，比上一年度增加近10%[80]，企业效益也改善了。启新1935年的纯利润仅为149万元，1936年恢复到216万元（表8-4）。

表8-4 启新洋灰公司利润率的变化（1932—1936） 单位：元 （ ）内为%

出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第269—270页。

火柴制造业

1930年税则使进口火柴数量急剧减少，因此中国的火柴业也呈现出相当兴旺的景象，然后就发生生产过剩，价格暴跌，陷入严重的危机[81]。因此火柴制造业从1934年5月结成华中七省价格卡特尔，1935年下半年又建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进一步实行价格和生产统制，努力突破困境[82]。就在火柴业全力奋斗之时，币制改革实施了。1935年9月临近改革以前50打火柴生产价格为47.7元，一年以后，1936年9月为62.1元，上涨了30%[83]。这期间火柴业的整体业绩开始迅速改善[84]，规模最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一改1934年、1935年两年巨额亏损的局面，1936年稳获高达84万元的前所未有的良好收益（表8-5）。

表8-5 大中华火柴公司利润率的变化（1932—1936） 单位：元 （ ）内为%

出处：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第82页。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总结火柴业局面改善的原因说：“盖往年因需要不振，生产过剩，加以同业相互倾轧，营业屡濒于危。本年（1936年）则以各地金融松动，销路顺畅，市价继续上涨，各厂年来之亏损已得相当补偿。”[85]即除了加强前面说过的生产卡特尔，币制改革成功带来利率降低和消费形势好转，也有助于火柴制造业提升业绩。

橡胶产品制造业

1932年以来，上海的许多橡胶工厂因受“一·二八事变”打击，再加上东北市场丧失，国民购买力低下，廉价进口商品输入等因素，暖水袋、胶鞋等橡胶制品生产厂家的生产业绩直线下降[86]。1931年上海市内的橡胶工厂在50家以上，1934年减少到35家，其中还有5家处于暂时停产状态[87]。1935年上半年情形更加恶化，生产比上一年同期减少1/4，消费跌落一半以上[88]。

但是同样在1936年到1937年间，受益于币制改革以后物价上升和农村市场兴旺，橡胶产品生产厂家的业绩迅速恢复。橡胶业大型工厂大中华橡胶厂，1936年胶鞋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36%，达到874.6万双，超过此前最高记录40%[89]。各公司的纯利润也显著增长（表8-6）。

表8-6 上海的橡胶制品厂的利润率变化（1932—1936）

单位：元 （ ）内为%

出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史料工作组：《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95页。

机器制造业

小规模的机器工厂修造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使用的机器和农田水利使用的水泵等，随着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衰退，1933年的营业额缩减到1931年的一半，生产经营显著低落[90]。

不过，也是到1936年，营业额急剧增加，纯利润也跟着增长（表8-7）。这是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恢复，对机器的需求也增加了，还有军需的增长，公路建设机具的需求增加，等等，同时，也受到币制改革以后物价上升的影响[91]。

表8-7 上海机器工厂的利润率变化（1932—1936）

单位：元 （ ）内为%

续表

出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中华书局1979年第2版，第512、581—596页。

除了上述产业，这个时期，缫丝、制茶、面粉等各业也摆脱了不景气，化工、毛纺织、制糖等新兴工业兴起，棉布加工业和人造丝织业持续兴旺[92]。总体来看，币制改革以后，1936年到1937年中国制造业明显地恢复了生机。

对外贸易

币制改革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也好转了。1937年上半年的出口额有了很大增长，达到1935年同期的2倍，另一方面，进口额基本保持1932年到1935年急剧减少以后的水平，这样一来，中国贸易收支的赤字迅速缩小。1937年上半年的贸易赤字下降到1933年同期的1/4（表8-8）。进口急剧减少的情况已经在本书第六章谈到，下面主要讨论出口增长的原因。

表8-8 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1932—1937）

单位：百万元 （ ）内为指数*

注：*全年数量的指数以1926年为100。前半年数量的指数以1933年1—6月为100。

出处：历年《海关报告》月报。

不管怎么说，出口额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出口量增加。1936年上海的出口商品物价指数比上一年跃增23.8%[93]，考虑到这一点，就会明白出口数量增加的商品为数有限。因此，对于出口额增加的原因，必须考虑为什么尽管出口商品价格飞涨，海外市场需求仍然强劲。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对象国正在从1934—1935年的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持续扩大商品进口（表8-9）。国际经济从萧条中恢复，才是产生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根本原因。

表8-9 中国对主要出口对象国出口商品总额的变化（1933—1937）

单位：百万美元 （ ）内为%

注：*省略转口贸易性质较强的香港（占15.7%）和关东州（2.55%）。**统计中漏掉了西班牙。

出处：国际联盟统计年鉴，1937—1938年，第224—225页。《海关报告》1936年版。

表8-10 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变化（1934—1936）

单位：千元 （ ）内为%

续表

出处：历年《海关报告》

其次一点，1936年出口额比上一年的增长率超过平均水平、增长幅度惊人的商品有桐油（是上一年的1.77倍）、皮革制品（1.71倍）、煤（1.63倍）、猪鬃（1.56倍）、服饰品（1.54倍）、钨（1.40倍）、蛋加工品（1.35倍）、锡（1.31倍）、棉花（1.30倍）等（表8-10）。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除服饰品和蛋加工品之外，其他商品都是战略物资。桐油看似和军需无关，其实是当时最好的飞机外层涂料溶剂，而中国品种的棉花则特别适于制造火药引信。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出口急剧增长，既反映了国际经济景气全面恢复，同时也反映出全世界军备扩张加剧。

最后一个必须重视的因素是币制改革实施以后，外汇汇率平稳下降并保持稳定[94]。虽然下降幅度绝没有到抛出外汇的地步，但是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1月很短时间内贸易收支转变为黑字就可以看出，外汇汇率下降10%的确有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汇率稳定比汇率下降的作用更大（参见表8-1）。这使得贸易商不再担心汇率波动，放心地大量订货。当然这种刺激效果同时作用于出口和进口双方，但前面第六章已经说过，由于关税政策的影响，对于出口的刺激更大一些。

小结

以上就是从1935年年底到1937年中国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情况。我们根据以上事实，基本可以肯定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景气迅速恢复的过程中。虽然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是农业丰收，工业上实行生产统制和销售统制，国民政府采取以完善产业基础设施为主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复苏和军需增加等，但币制改革成功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币制改革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币制改革是物价水平复原的原动力。外汇汇率下降等于中国货币对外贬值，再加上法币发行量增加，使币制改革以后物价一路攀升，对于诸多产业的复苏很有帮助。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与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并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这个时期物价上涨幅度可以说是极其平稳的。

第二点，金融形势迅速好转。币制改革使金融形势稳定，再加上法币供给充分，金融市场利率下降了大约40%（表8-11）。另外，外汇汇率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外国货币兑换成中国法币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使侨汇增加，这也是国内资金供给丰沛的原因之一[95]。这些因素对于饱受经济危机中银根紧缩之苦的国内工商业者，无疑是极大的福音。

表8-11 上海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1932—1937）

注：*本地金融机关、钱庄之间的短期贷款的日息。上海金融市场的标准利率。

出处：《钱业月报》各期。

第三点，正如对外贸易一节中已经说过的，外汇汇率下降并保持平稳，对于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收支具有重要意义。

四 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币制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出现好转的势头，于是迎来了中国与列强经济关系又一个新的发展期。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集团，这再度引起正不遗余力争取海外市场的列强的关注。英美之支持币制改革与日本之反对币制改革，显示出币制改革既是当时国际关系的产物，又引起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变化。

中美经济关系

1936年中美贸易总额比上一年约增加19%，达到3.72亿元，美国一跃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中占20%以上。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著增加，1936年大概是1934年的2倍，达到1.86亿元，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尽管出超量极为有限。从商品类别来看，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多为桐油、棉花、皮革制品等战略物资，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不再是传统的农产品，自行车、钢铁、金属制品和军用器械等军火（在贸易统计中，军火类隐藏于“未分类”项下）增加了。

美国虽然积极从事于对华贸易，对华投资却相对滞后。比较知名的例子是1933年的棉麦借款，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就结束了[96]。尽管1935年春美国派出由前驻日本大使、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卡梅隆·福布斯（Cameron Forbes）任团长的中国经济使节团，但由于美国经济界对投资中国反应消极，以及国务院担心日本的反应，所以中国期待的新借款最终未能实现[97]。据东亚研究所的调查，1936年在中国设立的美国资本企业共有59家，其中成立年代明确的34家。在这34家企业中，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有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以前的有30家，1932年以后仅有两家[98]。

但是，到1937年春，美国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受中国经济复苏和德、英等国在中国积极活动的刺激，美国开始主动向中国投资。代表性的事例有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W.皮尔逊（Warren Pieson）访问中国并为中国购买铁路机车提供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以及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访美时受到财政金融界热烈欢迎等等[99]。基本在同一时期，泛美航空公司开设了联结上海—旧金山、横跨太平洋、全程七天的航线（1937年4月），ITT（美国国际电信电话公司）也开设了上海—旧金山之间的无线通话服务（1937年5月）[100]。可见1937年这一年，是美国经济界开始向中国大举进军的一年。当然，当年7月爆发的日中战争打断了这一进程。

中英经济关系

这一时期中英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0%左右，有被美国、日本、德国迎头赶上之虞。即使如此，从1935年到1936年，以蛋加工产品、锑、锡、桐油等为主的中国对英国出口仍然增长了31%，而从英国进口的铁路机车、建筑工程材料、钢铁、军火等也增加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尚未缴纳给英国的庚款转作英国对中国的借款，用于从英国购入铁路车辆、生产工具等[101]，以及上海的大型英资毛纺厂开始从英国本国进口羊毛[102]。这类经济活动是试图结合资本输出来振兴对华贸易。此后，1936年10月，英国出口信用保障局派遣威廉姆·科瑞克派垂克（William Kirkpatrick）于次年1937年1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着手建立振兴贸易的正式体制[103]。

试追踪英国投资的去向：从1931年到1936年共设立九家毛纺织厂和化工厂[104]，此外，1936年到1937年陆续缔结新的铁路借款。后面将要叙述德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活动，与德国的竞争迫使英国决定免除道清（河南）、广九（广东）、津浦（天津—江苏浦口）、湖广（湖南—广东）、宁湘（南京—湖南）各线未清偿贷款的80%，并开始实行超过108万镑的新的偿还计划[105]。1936年春又借给中国110万镑用于购买沪杭宁线（上海—杭州—宁波）所需的铁路生产资料[106]。

接着，英国政府不屈不挠地说服美国和法国，支持南京政府的宏大计划：建设华南新线（重庆—贵阳—广东—上海），1937年7月签订了相当于这个计划的一部分的广州—梅县铁路建设300万镑贷款合同[107]。虽说这个计划因日中战争爆发而中止，但如果这条铁路建成，无疑将带动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使英国的经济权益进一步扩大。

如上所述，英国也是在1937年这一年开始以投资为枢纽，在中国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

中德经济关系

这个时期中德经济关系的显著发展历历可数。中德贸易急剧增长，1936年中德贸易总额比上一年增加43.1%，增幅超过美国、英国和日本，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主要是桐油、锑、羊毛等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从德国进口的主要是钢铁、化工制品、军火等重化工业产品。以进口为主的贸易额急剧增长，原因在于纳粹政权选择中国取代苏联，作为采购战略物资和矿产资源的贸易伙伴；世界经济集团化加剧，德国可以与之发展贸易的国家受到限制；德国政府采取各种促进出口政策；以德国重、化工业产品的高质量来说价格相对低廉，对中国很有吸引力，等等[108]。再加上中国国民政府为了打击共产党军队和准备对日作战，聘用以冯·赛克特（General Von Seeckt）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这对中德军火和战略物资贸易自然很有帮助[109]。另外，中国在资源委员会主导下推行重、化工业政策，也需要与德国合作，采购生产设备，等等[110]。

贸易之外，德国在投资领域也相当活跃。1934年在德国政府支持下，奥托·包尔斯公司承担对浙赣线（浙江—江西）玉山—南昌段建筑材料的800万元借款，引起一阵铁路借款的热潮[111]。此后，德国又承担浙赣线南昌—萍乡段、湘黔线（湖南—贵州）、京汉线（北京—汉口）的建设、修缮工程借款，总计达到5800万元（352万镑）[112]。德国的中国经济资金供给者角色“不仅具有量的重要性，更在招徕其他融资国时发挥重要作用”[113]。继德国之后，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先后积极投入对中国铁路借款的生意中。

但是由于1936年4月德国向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派出经济使节团，并在同年秋与日本缔结反共同盟，德日两国建立极为亲密的关系，不能不给中德经济关系造成极大妨害。[114]

中日经济关系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在这一时期，同样有显著发展。但其内容，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多少有些不受欢迎，这一点与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的关系完全不同。

贸易方面，正规的日中贸易进出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约占15%上下，特别是进口额以每年1400万至1500万元的速度显著增长。这一时期增长的特点是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中，华北的棉花和煤等工业原料有所增加；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中，钢铁、机械、化学药品等重化工业制品有所增加。进口重化工业制品增加的原因，除日本商品比较低廉外，1936年5月三井物产等商社派出金属制品推销代表团，也起到一定作用[115]。另一方面，由于日中两国军事对峙，中国几乎完全没有从日本进口军火，这是与英国、美国、德国都不同的一点。

实际上，当时日中贸易中的最大问题是正规贸易以外的问题，即走私贸易问题。日本轻工业品是中国高额进口关税的征课对象，其中一部分在日本军队的公然庇护下，通过冀东地区走私进来，不仅减少中国的关税收入，而且在华北市场与中资工厂的产品不断展开激烈争夺战[116]。走私贸易的数额，从1935年8月到1936年5月的10个月中，可以确知金额的人造丝、砂糖、卷烟纸等三种主要品种即达5280万元。巨额的走私贸易引起民族资本及以民族资本为一大支柱的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

在投资方面，币制改革以后乘中国经济复苏的形势，有不少新的扩展。特别是日资纺织厂，又是收买华商纱厂，又是开设最先进的工厂，非常扎眼，使中国经济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117]。此外，以上海为例，日本资本在那里新建了中山制钢集团的中山钢铁厂、上海毛织株式会社等[118]。

另一方面，在德国和英国十分活跃的铁路投资领域，日本却没有拿到一个合同。因为国民政府不会赞同。而1936年10月日本驻中国部队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军要求下成立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地方行政机关）主席宋哲元施加压力形成的建设津石（天津—石家庄）铁路、塘沽港、龙烟铁矿等大规模华北经济开发计划，由于国民政府担心主权受到损害，也没有得到批准。

不论是走私贸易问题，日资纺织厂扩张问题，还是华北经济开发问题，日本和国民政府之间都发生了经济摩擦。在打入中国市场的竞赛中，日本落在英美德等国后面。为了一举挽回败局，1937年日本向中国派出儿玉经济代表团。尽管这个代表团网罗了日本财经界巨擘，但中国不为所动，坚持把解决走私问题和华北问题放在首位，对代表团呼吁日中经济合作始终保持低调反应[119]。

小结（第四节）

在币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形势下，受到德国积极的经济活动的刺激，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在1936年到1937年间都在中国积极展开实质性的经济活动。这个时期，法国和比利时也承担了新的铁路借款，试图打入中国市场；苏联也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是孙科）加强和中国的联系。正如负责铁路借款事宜的铁道部长张公权所说，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各国之间的竞争意识，在短时间内筹措了巨额资金（仅有关铁路建设的部分就有5.3亿元）[120]。

日本却日益孤立，在各个经济领域与国民政府发生摩擦。仅有部分重化工业制品像英美一样打入中国，在轻工业制品走私贸易和华北问题等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反而进一步激化了。

小结

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史历程，我们发现，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有所发展、国民政府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以及英美支持的背景下，币制改革取得了成功，此后，中国经济摆脱危机，走上了景气恢复之路。与此同时，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英美与中国接近，而日本与中国的对立更加激烈。经济基础层面的变化，不论在日本不可避免地倒向侵略政策的过程中，还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势力与国民政府一致抗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加高涨的形势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我认为币制改革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1]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

[2]日本出版的著作有岩武照彦的《近代中国通货统一史》，水篶书房，1990年，币制改革见这本书的第4章。另外，中国出版的史料有《民国货币史资料（二）》（参见略语表），台湾有卓遵宏编辑的史料集。

[3]经济学者谷春帆公开说，他和许多人一样，曾担心实施币制改革时会发生外币汇率暴跌。《一年来之法币》，《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46期，1936年12月，第86页。日本政府有关方面的错误预测见东洋协会编《中国币制改革之回顾》，1936年。

[4]香川峻一郎：《钱庄资本论》，实业之日本社，1948年，第206页等。

[5]关于这个时期经济全貌见前引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及久保亨：《20世纪中国企业经营的历史研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科学研究费报告书，1997年。

[6]阿瑟·恩·扬格：“中国财政改革大纲概说”，1935年9月21日，“货币政策，备忘录附件，1935年4月1日—10月31日”，FILE，第42函，阿瑟·恩·扬格文件，胡佛档案馆。

[7]同上FILE内。

[8]例如孔祥熙财政部长致驻美公使施肇基，1935年5月3日，《民国货币史资料（二）》，第164页。

[9]前引“货币政策，备忘录附件，1935年4月1日—10月31日”，FILE，第42函，阿瑟·恩·扬格文件内。

[10]关于殖民地货币制度，参见本山美彦《货币与世界体系——周边地区货币史》，密涅瓦书房，1986年。

[11]木畑洋一：《李滋罗斯使团与英中关系》，前引《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

[12]斋藤叫：《美国白银政策的展开与中国》，泷田贤治：《罗斯福政权与美中白银协定》，前引《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

[13]国民政府致英国驻华公使，1935年3月18日，《民国货币史资料（二）》，第163页。

[14]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4月29日，同上。

[15]施肇基致财政部长孔祥熙，1935年8月8日，同上，第166页。

[16]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8月15日，同上，第167页。

[17]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1日，同上，第168页。

[18]耿爱德：《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回顾》，远东经济评论，1954年8月19日。耿爱德表示异议的文章刊登于该杂志两个月前的另一期上。

[19]《财政部实施法币政策布告》，1935年11月3日，卓遵宏编：《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一）币制改革》，国史馆，1985年，第176—179页。

[20]金国宝：《法币政策施行后之三行发行》，《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46期，1936年12月，第73页。又，1936年1月以后，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也被承认为法币。

[21]中国银行《民国二十四年营业报告》，1936年，第1—2页。《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度邮政储金汇业事务年报》，《银行周报》第21卷第5期，1937年2月，第11—12页。

[22]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7页。

[23]前者据阿瑟·恩·扬格：《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41页。而5亿盎司生银在1937年6月时价为7亿元。后者据饭岛幡司：《支那币制论》，有斐阁，1940年，第246页。

[24]财政部钱币司：《法币施行后一年来之经过》，《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46期，1936年12月，第28—29页。

[25]前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度邮政储金汇业事务年报》第12—13页。

[26]按照前引法币发行额为14亿元，占流通量的80%反推，流通货币总量为17.5亿元。又据前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度邮政储金汇业事务年报》第11—12页推测，民间储藏的银币大约有2.2065亿元。因此，当前流通货币总量与储藏银币量二者合计，就得出货币总量约20亿元的推算数字。但这完全是推算。

[27]前引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Ⅱ·交通通信的近代化》，第55、59页。

[28]同上书，Ⅰ近代工业的发展，第48页。

[29]同上书，V商业和金融业的变迁，第95页。

[30]浜田峰太郎：《中国最近金融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36年，第102、109、171—180页。宫下忠雄：《支那银行制度论》，严松堂书店，1941年，第417—430、446—472页。

[31]姬田光义、久保亨等：《中国20世纪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章：建设近代国家的探索第4节：国民政府的统治。

[32]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100页。

[33]同上书，第107—109页。

[34]同上书，第31—37页。

[35]宫下忠雄：《支那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第53页。

[36]前引，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第1—3页；前引，浜田《中国最近金融史》第57—70页；前引宫下《支那货币制度论》第72—104页。

[37]前引金国宝《法币政策施行后之三行发行》第74页。

[38]斯蒂芬·安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的中国政策，1933—1937》，第115页。

[39]前引宫下《支那货币制度论》第39—45页。这是历任三井银行上海分行长等职的土屋计左右的评价。

[40]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三年营业报告》，1935年，第59页；《民国二十四年营业报告》，1936年，第13页。

[41]前引宫下《支那银行制度论》第193—197页；前引宫下《支那货币制度论》第1—4页。

[42]前引宫下《支那银行制度论》第199—202页。

[43]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1章第42—45页。

[44]前引浜田《中国最近金融史》第473页。这是在1935年12月币制改革不久以后发表的看法，我认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45]前引安迪科特，第116—117页。

[46]前引安迪科特，第82—85、106页。虽然也提出过一个借款方案，但附带要求确实担保和任用英籍顾问等苛刻条件，很难期望中国会同意。

[47]阿瑟·恩·扬格前引书第233—236页，日资银行抛出的法币数量仅约合区区125万美元。

[48]同上书，第245页。

[49]阿瑟·恩·扬格前引书第247页，1936年5、6两月共动用了4000万美元的外汇。

[50]前引香川《钱庄资本论》明确指出这一点，第202—206页。井村薰雄：《修改增补欧美对支经济侵略史》，山根书房，1944年，第370、385—408页，以及前引宫下《支那银行制度论》第181页等强调的从属英美论，与其将日本侵略中国合理化的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

[51]由各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国最早的信用调查机关。前引宫下《支那银行制度史》第160页。

[52]以对主要工业产品征收的统一消费税（统税）的征收额为基础推算出生产量，再乘以代表性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得出各工业制品的产量指数，再加权平均。征收统税的工业产品有棉纱、面粉、卷烟、水泥、火柴、啤酒、工业酒精等七种。傅汝霖：《中国生产指数之修正》，《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6期，1936年6月，总第1631—1636页。

[53]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青岛、长沙等地的批发物价指数基本呈相同趋势。

[54]1921年设立了买卖棉纱、棉布的华商纱布交易所，此后，又设立其他商品的交易所。陟崔：《上海纱市风潮始末》，《钱业月报》第17卷第7期，1937年7月，第53页。

[55]陟崔：《上海纱市风潮始末》，《钱业月报》第17卷第7期，1937年7月，第54—59页。魏有斐：《上海交易所风潮所见的经济病态》，《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期，1937年7月，第21—28页。

[56]《粤汉通车与湘粤二省之省际贸易》，《中行月刊》第13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9—13页。简笙簧：《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与抗战的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1—64页。

[57]《上海的工资统计》，《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8期，1938年8月，第14页。景气恢复过程中，劳资纠纷也增加了。久保亨：《上海劳动统计之介绍及简析》，《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0号，1982年。

[58]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60页；前引《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第28—29页。

[59]《华商纱厂联合会民国二四年中国棉业统计》，《中行月刊》第12卷第4期，1936年4月。

[60]《华商纱厂联合会报告国内纺织业情形》，《银行周报》第21卷第16期，1937年4月。

[61]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第7页。

[62]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第127—128页。

[63]朱西周：《二十五年份中国经济动向》，《中行月刊》第14卷第1、2期，1937年1、2月，第23—24页。

[64]中国科学院上海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60页。前引久保：《近代中国棉业的地带构造和经营类型》。

[65]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2）。

[66]前引《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7页。

[67]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棉布商业史料组：《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143、151页。

[68]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法币施行后一年来之工商业》，《中行月刊》第13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32页。

[69]同上。

[70]前引《上海市棉布商业》，第153、155—161页等。

[71]何炳贤：《一年来的中国工商业》，《国际贸易导报》第7卷第1期，1935年1月，第6—9页。

[72]《生丝外销可望增加》，《中行月刊》第13卷第3期，1936年9月，《生丝外销转畅》，《中行月刊》第13卷第5期，1936年11月。

[73]《无锡蚕业近况》，《中行月刊》第12卷第6期，1936年6月，第96—97页。另见奥村哲：《再论大萧条时期江南缫丝工业的重组》，《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

[74]前引奥村论文。

[75]《去年六月至本年五月华丝由沪输出情形》，《国际贸易情报》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

[76]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二十五年份各地重要商业盛衰之观察》，《中行月刊》第14卷第3期，1937年3月。

[77]参见本书第6章第2节（1）。

[7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1—254页。

[79]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4页。市场价格的变化见前引《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105页。

[80]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支那水泥工业概况》1938年，第27页。

[81]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1）。

[82]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96—122页。

[83]前引《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第62页。

[84]《最近各种企业调查》，《中行月刊》第14卷第4期，1937年4月，第43—44页。

[85]前引《法币施行后一年来之工商业》，第32页。

[86]《民国二十二年我国工商业的回顾》，《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12期，1933年12月。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一年营业报告》1933年，51页，《民国二十二年营业报告》1934年，46页等。

[87]前引何炳贤《一年来的中国工商业》。

[88]《去年国产橡胶业概况》，《中行月刊》第12卷第3期，1936年3月。

[89]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史料组：《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28—29、40页。

[90]前引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二年营业报告》，第48页。

[91]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2版（1966年第1版），第523—527页。

[92]参见本书第六章及前引《法币施行后一年来之工商业》等。不过，其中也有卷烟业这种无法摆脱困境的行业。

[93]前引《上海物价年刊》第122页。

[94]余捷琼：《国际货币政策压迫下中国国际贸易的危机》，《国际贸易导报》第7卷第12期，1935年12月；王文钧：《币制改革后对外贸易之变迁》，《东方杂志》第33卷第8期，1936年4月。

[95]前引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五年营业报告》，第19页。

[96]伊豫谷登士翁：《美国对华棉麦借款与日本》，小野一一郎、吉信肃编：《两次大战之间的亚洲与日本》，大月书店，1979年。

[97]多萝西·伯格：《美国和1933—1938年远东的危机》，第258—262页。

[98]东亚研究所：《诸外国对支投资》中卷，1943年，第72—98页。

[99]伯格前引书，第265—270页。

[100]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美国在支经济势力全貌》，日本国际协会，1939年，第131、134、140页。

[101]前引乔治《中国的贸易和经济状况，1933—1935》，第27页。

[102]路易斯·比尔爵士：《中国经济和商业条件状况：1935—1937》，第11、21—22页。

[103]同上书，第11页；安迪科特前引书，第132页。

[104]前引《诸外国对支投资》中卷，第14—70页。

[105]安迪科特前引书，第133—135页。

[106]张公权：《中国铁路建设》，第99—101页。

[107]同上书，第122—129页；另外，铁路借款过程中各国的折冲与英国内部的调整，见安迪科特前引书，第138—142、166页。

[108]卡特·布洛奇：《德国的远东政策和影响》，第24—27页；朱西周：《最近中德贸易的新趋势》，《中行月刊》第13卷第1期，1936年7月，第8页。

[109]阿瑟·恩·扬格前引书，第350—351、368页。

[110]威廉·科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7章，德国与中国现代化，1935—1937。

[111]张公权前引书，第91、96—98页；布洛奇前引书第25页。

[112]张公权前引书，第111—116、140—147页；前引《诸外国对支投资》中卷，第940—943页。

[113]布洛奇前引书，第29页。

[114]同上，第33—35页；卡比前引书，第8章，后果。

[115]《最近日本在华之经济动态》（下），《钱业月报》第17卷第6号，1937年6月，第54—55页。

[116]蔡致通：《我国走私问题之检讨》（续），《中行月刊》第12卷第6期，1936年6月，第4—6页。参见本书第六章，及前引今井《对所谓“冀东走私”的一个考察》。

[117]参见本书第265页注②引华商纱厂联合会年度报告等。

[118]东亚研究所：《日本对支投资》，1942年，第252、283页。

[119]《日本经济使节团访华记》，《银行周报》第21卷第11期，1937年3月，这个基调贯穿在中国要人的致辞中。

[120]张公权前引书，第92、147—148页。

终章

一 推行关税政策的经过

这里，以修改进口税率问题为中心，再来梳理一下国民政府推进关税政策的过程。

最早一次修改进口税率，是在除日本以外各国都与中国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新条约以后，于1928年12月公布（第一章）、并于次年1929年2月开始实施。税率在20%以上的高关税率商品仅限于酒、香烟、部分奢侈品等，占进口商品绝大部分的棉纺织品、砂糖、面粉、日用杂货等轻工业品的税率仍然被压在较低水平。1928年税则以宋子文的“财政外交”战略为主导思想，以1925—1926年召开的北京关税会议确定的列国案税率为基础，财政关税色彩强烈，保护关税色彩淡薄。换言之，一方面这个政策有可能增加关税收入——而外债偿还基金是从关税收入拨付的；另一方面，这个政策慎重地避免设置关税壁垒，妨碍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因此，各国对1928年税则的反对不算太强烈，即使是日本，尽管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对于实施1928年税则也取容忍态度。

国民政府一面慎重地处理修改关税的问题，一面还利用日英同盟步调不一致的机会，获取另一项重要成果，即1929年1月成功地任命梅乐和为总税务司（第六章）。梅乐和曾宣誓忠于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的政策，对国民政府来说，梅乐和出任总税务司减少了此后推进关税政策的困难。

此后，1930年5月，惟一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国家日本，终于与中国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日中关税协定。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第一次能够自主地制定关税了。这是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政外交”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双管齐下的成果（第二章）。但是日本在协定的附属文件中与国民政府约定，棉纺织品、面粉、海产品、杂货等62类进口商品的税率维持一至三年不变。不过尽管受到这个约束，国民政府通过与日本政府的谈判，成功地削减了日本原方案中维持税率不变的商品种类，并且缩短了维持税率不变的时限。

经过上述事件，1930年12月公布、1931年1月实施了新国定税则（第二章）。主要的提税商品，税率达到50%的有酒、香烟，达到45%的有丝绸、人造丝织品，40%的有火柴、陶瓷器，35%的有毛织品、砂糖、高级食品类，30%的有麻制品、生丝、玻璃、洋伞等；税率降低的商品中，有税率为5%—7.5%的机器、动力设备、车辆等。这个税则提高了公认应当课以重税的酒、香烟等嗜好品的税率，同时对国内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在实现国产化的轻工业制品也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对于发展国内轻工业不可缺少的生产设备之类的商品，则降低了税率。可以说，这个税则虽然仍然残留着财政关税的色彩，但其保护关税的性质已经加强。不过，国民政府受日中关税协定的束缚，在1930年税则中还没有触动棉纺织品的税率。

第三次大幅度修改税率是在日中关税协定中有关维持税率不变的协议失效后，及时于1933年5月22日公布并即日实施的（第三章）。1933年税则的目标之一是填补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中国关税减收部分，这是一个财政关税目标。但是主要的提税商品为：税率为30%—80%的印花棉布，25%—30%的本色棉布、染色棉布，50%的水泥、化学染料，40%的进口纸、帽子、纽扣，30%的针织品、毛线、胶鞋，20%—35%的海产品，25%的煤炭、钟表等，这些商品主要是日中关税协定中维持税率不变的商品，特别是那些国内已能够生产、相关业界盼望提高进口税的商品，都分别大幅度提高了税率。可以说，1933年税则保护关税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1933年税则是当时宋子文倡导的联合英美抵抗日本战略的一个环节。日本也认为受到1933年税则很大影响，气势汹汹地提出抗议。英国也预见到1933年税则将打击其对华贸易，通过财政部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秘密谈判，希望修改新税则。提高税率对美国几乎没有影响，所以美国采取接受1933年税则的态度。

国民政府考虑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按照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战略修改1933年税则。1934年6月，公布重新修订的税则，并从7月开始实施（第四章）。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强硬主张，降低了一部分轻工业制品的税率，因此受到中国工商业者和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其实这个税则中，接受日本要求而做了修正的加工棉布、海产品、进口纸张、毛线、毛织品等55种商品税率，只不过降低几个百分点而已。反之，全部商品中有近一半的330个品目提高了税率，1934年税则基本继承了1933年税则保护关税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关税政策也是以1934年税则为基础设计的。不过，1934年税则中，对当时国产化急需的机器、五金等商品也提高了税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财政关税的色彩超过了保护关税。

在上述四次大幅度修改税则的基础上，国民政府每年还要对税则做局部调整，如1932年4月提高砂糖进口税率（提税以后税率约达80%），同年8月提高人造丝织品进口税率（约达70%），1933年12月提高面粉进口税率（约达20%）。另外，1931年12月以后，以救济水灾、充实财政等名目，还对全部进口商品加征约10%的附加税。

从1934年年底到1937年上半年，随着废除转口税、减免出口税，又计划进行第五次全面提高进口税率（第五章）。废除转口税是轮船业界和商业界为挽救当时的经营危机提出的强烈要求，1935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度决定于当年6月废除转口税。同一次行政院会议也通过了减免出口税的税率修正案，修正案的对象以有望增加出口及在国际市场遇到激烈竞争的商品为主，减免出口税的商品有100种以上，超过应课税商品种类之半。同时，为弥补以上措施造成的减收，决定进口税率一律提高10%。这一系列政策的目的是刺激国内商品流通，振兴出口，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是修改进口税率所依据的保护关税政策的延续。但是，国民政府考虑到日中关系趋于紧张等国际关系问题，最终没有实施上述政策。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不仅把关税政策作为确保财政的措施加以重视，也将其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而且，从政策的目标来说，关税政策实际上也取得相当成果（第六章）。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关税占30%—40%，所以这一政策也巩固了财政基础。而在保护关税条件下，以水泥制造业、火柴工业、人造丝织业、棉布加工业、毛纺织业、近代制糖业等为代表的近代产业，确实获得了发展。

二 推行关税政策的条件

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权并四次修改关税的过程，是当时中国国内外各种机会交错重叠、共同作用的过程。

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行其关税政策，首要一点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列强对华政策发生新变化（序章）。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面对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国民革命就是这个潮流的体现——列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想通过对民族主义作出若干让步，来防止民族主义进一步激化，他们期望南京政府能稳定中国局势，因为在他们看来，南京政府代表着民族主义阵营中比较稳健的一翼。我已经在第一章以后的各章中，考察了国民政府解决关税问题的具体过程。试看1928年中美关税条约、中英关税条约到1930年的日中关税协定的谈判过程，以及实施1933年税则和1934年税则的过程，从任何意义上讲，排除列强让步的因素，都是不可想像的。1935年币制改革中同样可见列强支持国民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场面。在中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英美两国银行，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不遗余力地支持币制改革；美国政府则用美元购入国民政府手中的白银，为维持法币的外汇汇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巨量外币储备。列强特别是英美的支持和合作，是币制改革顺利实施的条件之一。而惟一不想赞助币制改革的日本，从此以后，与国民政府的矛盾更深了（第八章）。

但是，分析推行关税政策的条件，只看到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是片面的。对于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努力和力量也应给予适当评价。首先，国民政府重视双边谈判，巧妙地运用外交战略，对于顺利推行关税政策，实施对外战略，具有很大意义。恢复关税自主权，就是在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和宋子文的“财政外交”两条路线相互竞争中，通过1928年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和中英关税条约，1930年签订日中关税协定，通过一系列分别进行的双边谈判，终于大告成功。1928年税则采用列国案税率，1930年税则包含日中关税协定的维持税率商品，也是为了将谈判导向成功，不得不作出妥协。另外，1933年税则是宋子文倡导的联合英美抵抗日本战略的一环，而1934年税则与汪精卫对日妥协路线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民政府就关税问题与列强谈判时，首先争取与列强分别谈判，极力避免列强一致对付中国的事态出现。这个方针在宋子文的“财政外交”战略中特别明显。这个方针就是要打乱列强的步调，减轻列强对中国的压力，诱使列强作出对中国最为有利的让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外交谈判都能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并获得成功。例如，王正廷主导的“革命外交”就是在列强的一致反对下陷入泥潭，而1933年税则时期，汪精卫的对日妥协路线暂时占上风，宋子文推行的联合英美抵抗日本战略也不得不作修改。但是总体上看，恢复关税自主权并实现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的职能，仍然可以算得上是国民政府外交的一大成绩。

第二点，在制定关税政策时，国民政府确实经过反复地研究并做了准备工作，其意义不可忽视。例如，在制定保护关税色彩强烈的1933年税则过程中，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作为主管机关，详细调查了每一类别商品的进口量、国内同类产品生产量、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行业状况等，在此基础上制定恰当稳妥的税率，对于产业团体提出的各项修改税率要求，也不断地努力，使之尽可能反映在税率表中。有关制定关税政策的机构我将在后面另一小节分析。同样，币制改革计划也是经过仔细认真的策划才制定的，终于找到巧妙的方法，在避免与某一国货币挂钩，陷中国经济于从属地位的同时，又通过维持汇率稳定的保证，建立了新通货在国内外的信用（第八章）。在财政实业两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机构中，集合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官僚，他们的存在使国民政府有能力进行细致严密的决策工作[1]。另一重要现象是具有先进经营理念的新生代企业家，参加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政策决策工作。

第三点，国民政府切实具备了推行关税政策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关和财政支持。以负责征收关税的海关为例，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不久，即任命明确表示亲国民政府立场的梅乐和为总税务司，在收回海关行政权方面前进了一步（第七章）。国民政府还废除了传统的国内通过税，其中大部分税种原本属于地方政府（第一章，第五章）。还有，在进行币制改革时，国有银行的准备金高达2.93亿元，对于维持新通货的外汇汇率，称得上是“十足准备”（第八章）。这样，财政部既掌握了海关，又是金融政策的掌舵人，成为国民政府行政机关中势力最大的部门之一[2]。

最后，第四点，必须注意中国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曰民族主义舆论。实施1928年税则和1930年税则时正是国民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不论是转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让步的英国，还是为日益扩大的反日运动忧心忡忡、极力想突破对华外交孤立地位的日本，看上去都急于与中国开始外交谈判，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制定关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舆论和民族工商业者提出的具体要求，也产生很大影响。这在1933年税则和1934年税则时期尤为显著，在其他时期，也经常产生影响。国内民族主义的持续的压力，成为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支柱之一。这一点也将在另一小节中叙述。

三 决策机关和压力团体

回溯关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可知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机构已大体具备。也可以说，中国出现了体制化的民族主义。

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是关税政策决策的中枢。早在1927年11月，国民政府已经制定了设立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最初方案[3]，这个方案经过删简，于1928年1月公布[4]，最后形成《国定税则委员会简章》，于1929年5月公布[5]，当时对《简章》作了如下说明：“至于税则之编订，须视经济趋势以为转移，欲示因时制宜。至应有常设机关，为通盘之筹议。”因此，仿照美国的关税委员会设立机构，随时详细调查现行税率的问题和工商各业兴衰的原因，以备修改关税时参考。总之，这个委员会的使命就是对关税问题进行通盘彻底的研究，然后制定政策。国定税则委员会从1929年开始工作以后，逐一对各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情况和国内生产状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决定哪些商品需要关税保护，这些工作成果体现在1930年税则和1933年税则中。委员会也负责逐一研究相关业界提出的具体的修改关税的要求，以及在立法院审议税则时，出面回答委员们长时间的质疑。

尽管财政部长此来彼去，政府的外交路线时有变化，然而，负责关税政策实务的技术官僚群体的存在，保证了关税政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其实关税政策的连续性也不仅仅局限于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政府已于1919年9月在上海设立财政部驻沪物价调查处[6]，为修改关税（当然这个时期修改关税并无关税自主权的保障，只是根据物价变动修改税率，保证从量税实质上达到值百抽五水平）搜集基本资料，进行物价调查。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这个机关升格为财政部驻沪物价调查局，1929年6月划归国定税则委员会[7]。附表开列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全部在大学专攻经济学或财政学，并有留英、留美或留日经历。其中虽然有沈叔玉这样活跃于实业界的人物，但多数是以经济学或财政学专家的身份，作为学有专长的技术官僚，默默地从事税务实务工作。此类技术官僚的代表人物李幹曾展望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制定关税的工作“如能采用适当的关税政策，将使国民经济增长，国内实业发达。如采用不恰当的关税政策，将徒然增加消费者负担，予少数人聚敛之机”。强调通过关税政策保证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平衡[8]。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决策持续地关注工商业者的利益，但并不是对工商业者言听计从、有求必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官僚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抱负。

从相关政府机关公文往来中可以看出，在国定税则委员会制定的方针转化为国民政府行政机关全体的意志过程中，财政、实业、外交三部联席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多数情况下，实业部是最激进的保护关税论者，而外交部总是强调不同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战略的取向。为了弥合各部政策之间的裂隙，统一步调，决定具体的关税政策，就要召开三部联席会议。

下面分析国民政府政策和国内舆论之间的桥梁——立法院。当时的立法院，还算不上是代议制政府的国会，基本上是网罗各方面专家和社会贤达的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尽管如此，从立法手续上来说，不用说与各国签订关税条约之类，就是关系财政和经济的关税政策，也必须经过立法院审议。签订日中关税协定和制定1930年税则时，立法院不同意行政院的决定，为此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审议；还有，制定1934年税则时，政府首脑最头痛的问题也是如何通过立法院审议。这样看来，立法院绝非装饰性的政治机构，它虽然受到特定条件的局限，但仍然发挥了民意机关的作用。

在关税政策决策过程中不断提出请愿要求的压力团体，有上海市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等三个团体。这时的上海市商会，具有向国民政府上传下属各同业公会意见的功能，是全国工商业团体的领袖。以往的研究在比较1928年以前的上海总商会和1929年以后的上海市商会时，认为1929年以后工商业者失去了自主性。的确，1929年以后，再也听不到1928年老商会严厉谴责国民政府政策那样的声音了。但是，我不认为这就表示工商业者已经对国民政府俯首帖耳。要将不同行业的具体要求反映到国民政府的经济财政政策中去，上海市商会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还有，国民政府政策形成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请愿政治”，因此像上海市商会这种稳健的压力团体的存在，对于国民政府切实争取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是非常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中华国货维持会与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等提倡国货、发展国产化工业的组织，对于关税问题的动向总是很敏感。这些针对不同问题或植根于不同经济领域的压力团体的存在，对于理解国民政府统治的性质也有重要意义。

附表：国定税则委员会主要成员

续表

出处：（1）①第965页，④第346页；（2）②第44页，③第175页，④第362页；（3）①第247页，④第530页，⑤第1446页；（4）①第505页，④第223页；（5）④第267页；（6）④第411页；（7）④第549页。

文献：①徐友春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中国征信所编：《上海工商人名录》，中国征信所，1936年。

③李元信编：《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环球出版公司，1944年。

④外务省情报部编：《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

⑤台湾中华书局编：《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

四 从历史角度看国民政府的性质

中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秩序中，在经历国民革命之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积极推行以关税政策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列强多次进行复杂纷纭的外交谈判，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吸收国内工商业者和国内舆论提出的要求，通过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利用关税自主权四次修改关税率，推行独立自主的关税政策。完成关税收入事关重大，可以说对国民政府初期确立国家财政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保护性关税的特色，明确表现在1933年税则中，并基本为1934年税则所继承。结果，中国设置了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关税壁垒，有助于在两次大战间加速发展中国经济。

1935年以后，关税政策难以进一步展开，于是国民政府尝试推行促进对东南亚出口工业品的政策（第五章）。并且在1935年进行币制改革，使汇率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期减少进口，扩大出口（第八章）。政府虽然期望从外国获得资本和技术，但仍规定了外资在合资公司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国民政府重视保持中国的主体性。从总体上看，财政部、实业部等政府部门实行了颇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达到目的。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末及中日战争期间，在资源委员会主导下，开展以稀有金属、桐油等战略物资换取各种工业设备的易货贸易，开始建立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重化工业[9]。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实行了各种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

第一，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轻工业所需原料农产品的改良推广工作，取得较大成效。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实业部的主导下，改良棉花、蚕种和茶叶等农产品的品种并加以推广，增加产量，确实对棉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制茶业等的发展有相当作用[10]。

第二，与基础建设有关的各项政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包括铺设铁路、修整水利设施、扩大供电事业等[11]。以铁道部为中心，国民政府利用英国退还庚款基金之类的资金，在东西干线方向铺设了864公里的浙赣铁路和403公里的陇海铁路，南北干线方面，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作为道路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完成连结苏浙皖三省的1000公里公路后，立即在此基础上着手修建连结七省、长达12000公里的公路网。此外，在建设委员会主持下，新建电站和扩大原有的电网，使中国能用自己的力量，稳定地提供更多的工业用电。

第三，在初期投资大、资金回收慢的重化工业和大规模交通设施建设等难以吸引私人资本的领域，国民政府尝试由政府筹集资金并建立国营企业，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由实业部开创、后由资源委员会推行的国营钢铁厂计划[12]，将大型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再度国有化并改造经营[13]等等。

第四，当然不能不提国民政府取得极大成果的财政金融政策。国民政府以关税、盐税和统税三大间接税为主要财源，建立起较过去而言极其充实的中央财政[14]，而且通过前述1935年币制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和稳定币值，这是促使中国经济从经济恐慌中复苏的重要原因（第八章）。

最后，近年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虽说国民政府在很多方面不得不依赖前近代的统治结构，但对于她有意识地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经济法律体系和行政组织，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如有研究指出，对于工厂法中大量颇具实效的保护劳工内容，不应简单地视为社会政策，也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15]。编制预算的机构是国家财政的中枢，研究证明它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16]。还有研究阐明，在江西、浙江等省曾认真地进行确定近代性质的土地所有权的工作，土地税制度也随之近代化了[17]。

正如序言中所说的，我认为，历史事实是，国民政府是“站在民族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政权”（尾崎秀实），她为了恢复主权、发展经济，推行了上述政策，借此巩固自身的财政、经济基础，主张自身统治的正当性。

美国和英国从正面认识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其对华政策。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和几次修改关税时，美国的反应最为积极；英国虽经犹疑摇摆，通常是抑制住本国部分势力的抵抗，基本接受国民政府方面的主张（第一至五章）。同样，在1935年币制改革中，美英尽管有不同表现，但毕竟是支持国民政府实行改革的（第八章）。反之，日本则无法理解国民政府的历史性质，总是阻碍国民政府推行其政策，在与中国民族主义全面冲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拖到最后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承认之后又要求将一部分税率冻结起来；然后，每一次修订关税，都要反对并施加压力；币制改革时日资银行居然抛售法币买进外币，以期阻止改革成功。英美与日本的反应不同，究其原因是两国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与日本有本质不同。也就是说，英美两国逐渐转向对中国出口重化工业产品和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扶持，他们发现有可能在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日本也存在一部分与英美相同的举动，但总体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警惕，在各种经济领域与中国发生摩擦。当时日中之间，能允许日本与中国民族主义共存的经济关系不发达。受此局限，当时的日本也不易正确认识国民政府“站在民族运动风口浪尖上的政权”的历史性质。

这样看起来，从1933年税则到1934年税则期间，宋子文等势力联合英美抵抗日本的战略与汪精卫对日妥协战略对立的政治格局，对于国民政府的命运实在具有深刻的意义。不管喜欢不喜欢，国民政府不得不走上“站在民族运动风口浪尖的政权”的道路。即使一时采取对日妥协策略，最后仍然不得不采取联合英美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继续努力保卫主权、发展经济。我认为必须这样来理解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在两次大战之间，作为一个政权，其期望在中国建立近代国民国家，从而冲击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秩序。

从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以后，汪精卫等部分国民政府成员希望与日本妥协，并建立傀儡政权。但这仅限于少数人。国民政府的主要政治家、官员以及支持政府的工商业者，大多数选择了抗日的道路。从本书阐明的国民政府本来的历史地位来看，这种选择是必然的。最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形成了中国在英美和同盟国的支援下抗日的局面。有国民的支持和同盟国的援助，1945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的侵略。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态出现了，中国与英美结盟，成了二战以后国民政府面对的新的巨大困难。本来不得不倾力保护国内经济的中国政府，面对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主义国际经济新秩序，不管愿意不愿意，被迫采取合作立场。国民政府勉强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结果因政策失败而备受责问，1946年下半年迅速丧失了国民的支持[18]。

中国身处的国际秩序与中国自身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后者也不可避免地对于前者产生重大的影响。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规定了国民政府的兴起和没落。可以肯定地说，国际秩序的现实与国民国家的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曲折的道路，以及走向21世纪的现代中国今后的道路，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1]川井悟：《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改组》，《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4号，1982年；石川祯浩：《南京政府时期技术官僚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技术专家谱系》，《史林》第74卷第2号，1991年；川井悟：《中华民国时期泾惠渠的建设》，《福山大学经济学论集》第20卷第1、2号合刊，1995年，这篇文章从专家治国论的角度考察近代技术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2]朱莉娅·斯特拉斯：《软弱的政治，强大的政府》。

[3]《财政公报》第4期，1927年12月。

[4]《财政公报》第6期，1928年2月。

[5]《财政公报》第22期，1929年6月。

[6]朱君毅：《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第4、47页。

[7]前引《财政公报》第22期，另见《钱业月报》第9卷第5期，1929年6月。

[8]李幹：《关税税则问题》，《新闻报》1928年9月2日。与制定1933年税则时一致。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9]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章。

[10]王树槐：《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工作成效（1933—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前引奥村哲《再论大萧条时期江南缫丝工业的重组》。

[11]荻原充：《南京政权的铁路建设与对外关系》（上、下），《（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第34卷第4号、第35卷第1号，1984、1985年。

[12]荻原充：《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过程——南京政权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个侧面》，《经济学研究（北海道大学）》第37卷第2号，1987年；荻原充：《从20世纪30年代的汉冶萍公司看日中关系》，《亚洲经济》第38卷第10号，1997年。

[13]泉谷阳子：《南京国民政府的航运业政策》，《史学杂志》第106编第4号，1997年。

[14]参见本书第六章及前引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建立税制体系的复杂经过见富泽芳亚：《日中纺织资本与棉纱统税》，《史学研究》第193号，1991年；另外，富泽的《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修改棉纱统税问题与日中纺织资本》也阐述了这个问题，《亚洲经济》第36卷第5号，1995年。

[15]广田宽治：《南京政府工厂法研究序说》，《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0、11、12号，1982—1983年。

[16]金子肇：《国民政府预算编制机构的形成（1928—1931）》，《史学研究》，第185号，1989年。

[17]笹川裕史：《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的统治和土地税制度改革》，《历史学研究》第631号，1992年；笹川裕史：《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土地税制改革及其意义——兰溪自治实验县和平湖地政实验县》，《社会经济史学》第59卷第3号，1993年。

[18]前引久保《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

史科文献一览

原始资料

1．未刊史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通常档案编号分为2排或3排。第1排“全宗号”表示档案来自哪一个行政机关；第2排“目录号”表示该机关全部档案共有若干种（如果只有一种，就没有这一排编号）；第3排“案卷号”表示该机关该种类中的档案本身。所以，一件档案可表示为：全宗号码/目录号码/案卷号码。

△国民政府文官处档案，1/（1）/2554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2/（2）/1082

△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档案，179/（2）/552，海关税则卷　第4号（一部分）

△同上，179/（2）/553，海关税则卷　第3号，第4号（一部分）

△同上，179/（2）/564，海关税则卷　第5号

△同上，179/（2）/590，转口税卷　第6号

△同上，179/（2）/591，转口税卷　第4号，第5号

△同上，179/（2）/593，转口税卷　第3号

国史馆（台湾，新店）

档案号排在前面，档案号后面的（ ）中，注明收入本档案的缩微文件号码。

△国民政府档案，0641.50/5060.01（MF247内），中日关税协定条约案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820/5060.01（MF128内），〈财政〉中国关税资料

△同上，0820.01/7728.02（MF128内），〈财政〉实施关税保护政策

△同上，0820.20/3877.03（MF129内），〈财政〉海关进口税则修正意见

△同上，0820.01/6050.01（MF129内），〈财政〉日本抗议新进口税则

△同上，0820.20/377.03（MF129内），〈财政〉海关进出口税则修正

△同上，0820/5060.01（MF129内），〈财政〉中日关税问题意见书

外交史料馆（东京）

△A-1-1-0，8，昭和三年末ニ於ケル對支列國協調問題一件

●A-1-1-0，8，昭和三年末對支關係之列强合作一件

△B-2-0-0，J/C1，日支通商條約改訂關係一件

●B-2-0-0，J/C1，修改日支通商像約一件

△B-2-0-0，B/C2，英支關税條約關係一件

●B-2-0-0，B/C2，英支關税條約一件

△E-3-1-2，X1-C1，各國關税并法規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E-3-1-2，X1-C1，各國關税及相關法規雜件，中國之部

△E-3-4-0，3-2，中國税關關係雜件，吏員關係

●E-3-4-0，3-2，中國海關問題雜件，海關職員

大藏省财政资料室（东京）

△Z809/35/12，“昭和財政史資料”第9號 中國 日支關税協定（二）

Z809/35/12，《昭和財政史資料》第9號 中國 日支關税協定（二）

Public Record Office(Kew)

FO371，Foreign Office“General Correspondence”

13157.13158.13159.13160.13161.13194.13195.13891.13905.17066.17090.17091.18094.18095.18096.19289

国家档案局（伦敦，寇尔）

FO371，外交部，“综合信件”

13157.13158.13159.13160.13161.13194.13195.13891.13905.17066.17090.17091.18094.18095.18096.19289

Maze Paper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伦敦） 综合文件

Arthur N.Young Collection, Hoover Archives(Stanford)

“Customs 1933”File，Box No.30

“Customs Revenue, 1932—1934”File, Box No.29

“Currency Policy, Memo's etc.Apr.1-Oct.31, 1935”File, Box No.42．

胡佛档案馆（斯坦福）阿瑟·恩·扬格文件

“海关1933年”档案，No.30

“关税1932—1934”档案，No.29

“货币政策，备忘录等，1935/4/1—1935/10/31”档案，No.42.

2．公报、已刊行史料

中文文献（按拼音排序）

《财政公报》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1983年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1928年

国定税则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二年进口税则草案货品说明书》

《国民政府公报》

国民政府实业部编：《全国工商会议汇编》，1931年

海天出版社编：《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立法院公报》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0辑，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年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3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财政方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5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实业方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1981年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

《实业公报》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

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

《卫挺生自传》，中外图书出版社，1977年

《政府公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1964年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卓遵宏编：《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一）币制改革》，国史馆，1985年

日文文献（按五十音图排序）

外務省通商局“日支通商條約改訂準備調書 第2輯 日中通商條約改訂問題經過要領”1929年．

外务省通商局，《修改日支通商条约准备报告 第2辑 修改日中通商条约问题经过要点》，1929年

外務省通商局“日支通商條約改訂準備調書 第4輯 中國關税增徵承認ニ關スル日支交涉經過概要”1929年．

外务省通商局，《修改日支通商条约准备报告 第4辑 日支关于认可中国增加关税问题交涉经过概要》，1929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竝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66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及主要文件》下卷，原书房，1966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卷，1989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昭和时代Ⅰ第1部第1卷，1989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2卷，1991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昭和时代Ⅰ第1部第2卷，1991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3卷，1993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昭和时代Ⅰ第1部第3卷，1993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4卷，1994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昭和时代Ⅰ第1部第4卷，1994年

“現代史史料”（8）日中戰争Ⅰ，みすず書房，1964年

《现代史史料》（8）日中战争Ⅰ，水篶书房，1964年

英文文献

China Maritime Customs，Service Series，No.69,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5（Shanghai: Statis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9）

中国海关：业务集，No.69，中国海关服务的发展和工作，文献述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造册科，1939）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7（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27年）关联文件（美国政府印刷所）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2．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28年）关联文件（美国政府印刷所）

文献

1．定期出版物（期刊、报纸）

中文文献（按拼音排序）

《晨报》*

《大公报》

《东方杂志》

《纺织周刊》

《国际劳工通讯》

《工商半月刊》

《国际贸易导报》

《国际贸易情报》

《华北日报》*

《京报》*

《钱业月报》

《三民主义月刊》

《商业月报》

《申报》

《申报月刊》

《顺天时报》

《新闻报》

《新中华》

《新晨报》*

《益世报》

《银行周报》

《中行月刊》

《中央日报》

《中央时事周报》

《中央银行月报》

（带*号者转引自燕尘社编：《现代支那之纪录》）

日文文献（按50音图排序）

“東京朝日新聞”

《东京朝日新闻》

“金曜會バンフレット”

《金曜会通讯》

英文文献（按字母顺序）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评论报

Finance and Commerce

金融与商业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orth 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

People's Tribune

人民论坛

Times（London）

泰晤士报

2．论著和论文

中文文献（按拼音排序）

蔡渭洲编著：《中国海关简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财政部：《财政年鉴》上卷，1935年

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编：《上海物价年刊》，民国25年版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陈诗启：《迈向关税自主的第一步——广东国民政府开征二五附加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陈诗启：《南京政府的关税行政改革》，《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慈鸿飞：《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关税政策》，《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5期

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股票要览》，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

傅启学编：《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改订一版）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专刊第三种毛织工业》，1935年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专刊第六种人造丝工业》，1936年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1930年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黄逸平、叶松年：《1929—1934年“国定税则”与“关税自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简笙簧：《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与抗战的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蒋中正：《对于关税新制之感想》，《商业月报》第9卷第1号，1929年1月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1934年7月13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1984年

李幹：《关税税则问题》，《新闻报》，1928年9月2日

李良玉：《论民国时期的关税自主》，《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南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李真锦：《略论国民党政府初期进口税则主权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国史馆，1995年

明根（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增刊，1997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

《南洋商业考察团报告纪要》，《中行月刊》第13卷第6号，1936年12月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1937年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38年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2年

上海机联会：《工商史料》第1集，1935年

上海机联会：《中国国货工厂全貌》，1947年

上海商报社：《现代实业家》，193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第106页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史料组：《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2版（第1版1966年）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第7页

上海印染行业修志办公室编：《上海印染行业史料汇编》，1996年

《上海市国货事业》，1932年

沈祖炜：《政府经济政策和近代经济发展》，沈祖炜、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情透视——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石柏林：《关于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经济政策评价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申报年鉴社：《申报年鉴》，民国25年版

唐有壬：《自卫力与经济力》，《银行周报》第18卷第32号，1934年8月

王良行：《1929年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

王树槐：《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工作成效（193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吴承明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吴东之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徐新吾：《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

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羊冀成：《国货工厂介绍（续）》，《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3期，1936年

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

张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1977年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

张惠康：《中国工业国外贸易问题》，《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22号，1934年11月

郑会欣：《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

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三种，商务印书馆（长沙），1939年

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朱君毅：《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中国电器工业发展史（综合卷）》，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

中国银行《营业报告》历年版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26年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

中国征信所：《上海工商人名录》，1936年

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编：《南洋商业考察团专刊》，1936年7月

日文文献（按五十音图排序）

秋田茂·籠谷直人編“20世紀30年代のァジァ國際秩序”溪水社，1999年

秋田茂、笼谷直人编：《20世纪30年代的亚洲国际秩序》，溪水社，1999年

安藤良雄編“兩大戰間の日本資本主義”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

安藤良雄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

安藤良雄·長岡新吉“經濟政策史の課題と方法”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

安藤良雄、长冈新吉：《经济政策史的课题与方法》，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飯島幡司“支那幣制論”，有斐閣，1940年

饭岛幡司：《支那币制论》，有斐阁，1940年

飯島涉“‘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香港大學）にっぃて”“近きに在りて”第15號，1989年

饭岛涉：《关于“中国海关研究首次国际研讨会（香港大学）”》，《近邻》第15号，1989年

飯島涉“中國海關史第二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参加記”“近きに在りて”第18號，1990年

饭岛涉：《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研讨会参加记》，《近邻》第18号，1990年

飯島涉“中國海關史第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参加記”“近きに在りて”第29號，1996年

饭岛涉：《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研讨会参加记》，《近邻》第29号，1996年

石井修“世界恐慌と日本の‘經濟外交’——1930—1936年”勁草書房，1995年

石井修：《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的“经济外交”——1930—1936年》，劲草书房，1995年

石川禎浩“南京政府時期の技術官僚の形成と發展——近代中國技術者の系譜——”“史林”第74卷第2號，1991年

石川祯浩：《南京政府时期技术官僚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技术专家谱系》，《史林》第74卷第2号，1991年

石島紀之“中國の對外關係と經濟建設”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

石岛纪之：《中国对外关系与经济建设》，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

泉谷陽子“南京國民政府の水運業政策”“史學雜誌”第106編第4號，1997年

泉谷阳子：《南京政府的航运业政策》，《史学杂志》第106编第4号，1997年

伊滕正直“1933年ロンドン國際經濟會議と日本”后藤靖編“日本帝國主義の經濟政策”柏書房，1991年

伊藤正直：《1933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与日本》，后藤靖编：《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柏书房，1991年

伊藤正直“國際連盟と1930年代の通商問題”藤瀨浩司編“世界大不况と國際連盟”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4年

伊藤正直：《国际联盟与1930年代的通商问题》，藤濑浩司编；《世界经济大萧条与国际联盟》，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伊豫谷登士翁“ァメリヵの對華棉麥借款と日本”小野一一郎·吉信肅編“兩大戰間期のァジァと日本”大月書店，1979年

伊豫谷登士翁：《美国对华棉麦借款与日本》，小野一一郎、吉信肃编：《两次大战间的亚洲与日本》，大月书店，1979年

井上壽一“危機の中の協調外交”山川出版社，1994年

井上寿一：《危机中的外交合作》，山川出版社，1994年

井上久士“國民政府と抗日民族统一戰綫の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論への一視角——”中国現代史研究會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6年

井上久士：《国民政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思想之我见》，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

今井駿“ぃゎゅる‘冀東密輸’にっぃての一考察”“歷史學研究”第438號，1976年（今井駿“中國革命と對日抗戰”汲古書院，1997年に收録）

今井骏：《对所谓“冀东走私”的一个考察》，《历史学研究》第438号，1976年（又见今井骏：《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汲古书院，1997年）

今井駿“中國革命と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史研究序説——”汲古書院，1997年

今井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序说》，今井骏：《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汲古书院，1997年

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尾崎秀實の中國研究”ァジァ經濟研究所，1983年

今井清一、藤井升三编：《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

井村薰雄“改訂增補·歐米の对支經濟侵略史”山根書房，1944年

井村薰雄：《修改增补欧美对支经济侵略史》，山根书房，1944年

入江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原書房，1968年

入江昭：《探索远东新秩序》，原书房，1968年

入江昭“總論——戰間期の歷史的意義”同編“戰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

入江昭：《总论——两次大战之间历史时期的历史意义》，入江昭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岩武照彦“近代中國通貨統一史”みすず書房，1990年

岩武照彦：《近代中国通货统一史》，水篶书房，1990年

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塙新書39，塙書房，1971年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时期》，塙新书39，塙书房，1971年

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館，1998年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馆，1998年

字野重昭“廣田弘毅の對華政策と蔣介石——自護體外交の限界性——”“国際政治”第56號，1977年

宇野重昭：《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与蒋介石——自护体外交的局限性》，《国际政治》第56号，1977年

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青木書店，1971年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木书店，1971年

衛藤瀋吉“南京事件と日·米”同“東ァジァ政治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

卫藤沈吉：《南京事件与日、美两国》，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 2 世界大恐慌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

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

大石嘉一郎編“戰間期日本の對外經濟關係”日本經濟評論社，1992年

大石嘉一郎编：《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日本经济评论社，1999年

岡本隆司“近代中國と海關”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9年

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

奥村哲“恐慌下江南制糸業の再編再論”“東洋史研究”第47卷第4號，1989年

奥村哲：《再论大萧条时期江南缫丝工业的重组》，《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

尾崎秀實“嵐に立っ支那”亞里書店，1937年．“尾崎秀實著作集”第1卷，勁草書房，1977年

尾崎秀实：《立于暴风雨中的中国》，亚里书店，1937年。《尾崎秀实文集》第1卷，劲草书房，1977年

尾崎秀實“國際關系から見た支那”第二國民會出版部，1937年．“尾崎秀實著作集”第1卷，勁草書房，1977年

尾崎秀实：《从国际关系看中国》，第二国民会出版部，1937年。《尾崎秀实文集》第1卷，劲草书房，1977年

外務省通商局“米國對支經濟勢力の全貌”日本國際協會，1939年

外务省通商局：《美国在华经济势力全貌》，日本国际协会，1939年

香川峻一郎“錢莊資本論”實業之日本社，1948年，206頁等

香川峻一郎：《钱庄资本论》，实业之日本社，1948年，第206页等

金子肇“上海資本家階级と国民黨統治（1927—1929）——馮少山追放の政治史的意義——”“史學研究”第176號，1987年

金子肇：《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统治（1927—1929）——驱逐冯少山的政治意义》，《史学研究》第176号，1987年

金子肇“商民協會と中国国民黨（1927—1930）——上海商民協會を中心に——”“歷史學研究”第598號，1989年

金子肇：《商会与中国国民党（1929—1930）——以上海市商会为中心》，《历史学研究》第598号，1989年

金子肇“国民政府予算策定機構の形成過程（1928—1931）”“史學研究”第185號，1989年

金子肇：《国民政府预算编制机构的形成（1928—1931）》，《史学研究》，第185号，1989年

金丸裕一“工業史”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

金丸裕一：《工业史》，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 第17卷”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1年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

神山·小池·松重稿“日本外交文書解題‘昭和期Ⅰ第1部第4卷’”“外交史料館館報”第8號，1995年参照

神山、小池、松重稿：《日本外交文书题解：昭和时期Ⅰ第1部第4卷》，《外交史料馆馆刊》，第8号，1995年

川井悟“全國經濟委員會の成立とその改組をめぐる一考察”“東洋史研究”第40卷第4號，1982年

川井悟：《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改组》，《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4号，1982年

川井悟“中華民國期にぉける涇惠渠建設”“福山大學經濟學論集”第20卷第1·2合併號，1995年

川井悟：《中华民国时期泾惠渠的建设》，《福山大学经济学论集》，第20卷第1、2号合刊，1995年

河合秀和“北代へのィギリスの对應”細谷千博編“ヮシントン體制と日米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

河合秀和：《英国对北伐的应变》，细谷千博编：《华盛顿体制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川島真“日本にぉける民国外交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上）·（下）“近きに在りて”第31·34號，1997·1998年

川岛真：《日本民国外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上）（下），《近邻》，第31号，1997年，1998年

姜抮亞“1930年代廣東陳濟棠政權の制糖業建設”“年きに在りて”第30號，1996年

姜抮亚：《1930年代广东陈济棠政权的制糖业建设》，《近邻》第30号，1996年

菊池貴晴“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大安，1966年

菊池贵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构造》，大安，1966年

木畑洋一“日中戰争前史にぉける國際環境——ィギリスの對日政策·1934——”“（東京大學）教養學科紀要”第9號，1977年，12頁

木畑洋一：《日中战争前的国际环境——1934后英国对日政策》，《（东京大学）教养学科纪要》第9号，1977年，12页

木畑洋一“リース＝ロス使節圑と英中關係”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所收

木畑洋一：《李滋罗斯使节团与中英关系》，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

許育銘“塘沽停戰協定後にぉける中國の對日外交にっぃて——ぃゎゅる‘困守待援’の分析——”“近きに在りて”第30號，1996年

许育铭：《塘沽停战协定后中国的对日外交——“困守待援”之分析》，《近邻》第30号，1996年

久保亨“日本の侵略前夜の東北經濟——東北市場にぉける中国品の動向を中心に——”“歷史評論”第377號，1981年9月

久保亨：《日本侵略前夜的东北经济——以中国商品在东北市场的动向为中心》，《历史评论》第377号，1981年9月

久保亨“上海勞動统計の紹介と簡單な檢討”“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第10號，1982年

久保亨：《上海劳动统计介绍及简析》，《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0号，1982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の財政と關税收入，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增淵龍夫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刊行會編“中国史にぉける社會と民衆”汲古書院，1983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1928—1937年》，增渊龙夫先生休致纪念论集刊行会编：《中国史中的社会与民众》，汲古书院，1983年

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黨”“ァジァ研究”第31卷第1號，1984年

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亚洲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

久保亨“企業史資料集をどぅむべきか——‘啓新洋公司史料’編集用史料ヵードの檢討——”“中国近代史研究會通信”第18號，1985年

久保亨：《怎样阅读企业史资料集——编辑《启新洋灰公司史料》所用资料卡片的查考》，《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第18号，1985年

久保亨“近代中国綿業の地帶構造と經營類型——その發展の論理をめぐって——”“土地制度史學”第113號，1986年

久保亨：《近代中国棉业的地带构造和经营类型——以理论发展为中心》，《土地制度史学》第113号，1986年

久保亨“中華民国期文書の紹介と檢討”東洋文化研究所東ァジァ部門“中國朝鮮文書史料研究”1986年

久保亨：《中华民国时期档案介绍及探讨》，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组《中国朝鲜档案史料研究》，1986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の输出促進政策と中華工業国外貿易協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3號，1987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促进出口政策与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3号，1987年

久保亨“青島にぉける中國紡—在華紡問の競争と協調”“社會經濟史學”第56卷第5號，1990年

久保亨：《青岛的中日纺织资本的竞争与合作》，《社会经济史学》，第56卷第5号，1990年

久保亨“世界史にぉける民国時代”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

久保亨：《世界史中的民国时期》，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久保亨“ヴェルサィュ＝ヮシントン體制”歷史學研究會編“講座世界史”6 必死の代案，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年

久保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历史学研究会编：《讲座世界史（6）牺牲的替代方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久保亨“中国經濟100年のぁゅみ——統計資料でみる中国近現代經濟史——”第2版，創研出版，1995年

久保亨：《中国经济百年历程——从统计资料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第2版，创研出版，1995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の政治體制と經濟政策”池田誠·上原一慶·安井三吉編“20世紀中國と日本”下卷 中国近代化の歷史と展望，法律文化社，1996年

久保亨：《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池田诚、上原一庆、安井三吉编：《20世纪中国与日本（下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和展望》，法律文化社，1996年

久保亨“近現代中国にぉける国家と經濟——中華民国期經濟政策史論——”山田辰雄編“歷史の中の現代中國”勁草書房，1996年

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政策史论》，山田辰雄：《历史中的现代中国》，劲草书房，1996年

久保亨“20世紀中国の企業經營に關する歷史的研究”（信州大學人文學部 科學研究費報告書）1997年

久保亨：《20世纪中国企业经营的历史研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科学研究费报告书，1997年

倉橋正直“清末の實業振興”“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第3卷 辛亥革命，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

仓桥正直：《清末的实业振兴》，《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3卷）辛亥革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小池聖一：“‘國家’としての中国，‘場’としての中國——满洲事變前，外交官の對中国認識——”“國際政治”第108號，1995年，152頁

小池圣一：《作为“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场”的中国——满洲事变前外交官对中国的认识》，《国际政治》第108号，1995年，152页

小瀨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の中國海關——ァグレン時代の海關運營をめぐって——”“龍谷大學經濟學論集”第34卷第2號，1994年

小濑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中国海关——以安格联时代的海关活动为中心》，《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第34卷第2号，1994年

小濱正子“南京國民政府＝權威主義的コーポラティズム體制論にっぃての覺書”“ぉ茶の水史學”第31號，1988年

小滨正子：《南京国民政府——关于权威主义的社团主义体制论的札记》，《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

小林英夫“近代東ァジァ史像の再檢討”“歷史評論”482號，1990年

小林英夫：《近代东亚历史面貌再讨论》，《历史评论》482号，1990年

齋藤孝“戰間期国際政治史”岩波書店，1978年

斋藤孝：《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史》，岩波书店，1978年

齋藤叫“ァメリヵ銀政策の展開と中国”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關係”所收

斋藤叫：《美国白银政策的展开与中国》，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和国际关系》

葌川裕史“1930年代国民政府の江西省統治と土地税制改革”“歷史學研究”第631號，1992年

笹川裕史：《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的统治和土地税制改革》，《历史学研究》第631号，1992年

葌川裕史“1930年代浙江省土地税制改革の展開とその意義——蘭溪自治實驗縣と平湖地政實驗縣——”“社會經濟史學”第59卷第3號，1993年

笹川裕史：《1930年代浙江省土地税制改革及其意义——兰溪自治实验县和平湖地政实验县》，《社会经济史学》第59卷第3号，1993年

葌川裕史“中国国民政府研究”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

笹川裕史：《中国国民政府研究》，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島田俊彦“華北工作と國交調整，1933—1937年”“太平洋戰争への道”第3卷，朝日新聞社，1962年

岛田俊彦：《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与调整邦交1933—1937年》，《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

島田俊彦“資料解説”“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争（一）”みすず書房，1964年

岛田俊彦：《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一）》，水篶书房，1964年

社會經濟史學會編“1930年代の日本經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

社会经济史学会编：《1930年代的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上海日本商工會議所年報”昭和8年版，9年版

《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昭和8年版，9年版

杉原薰“ァジァ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

杉原薰：《亚洲洲际贸易的形成和构造》，密涅瓦书房，1996年

鈴木智夫“洋務運動の研究”汲古書院，1992年

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研究》，汲古书院，1992年

1920年代史研究會編“1920年代の日本資本主義”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

1920年代史研究会编：《1920年代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曾田三郎“中国近代制絲業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94年

曾田三郎：《中国近代缫丝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4年

副島昭一“中国の不平等條約撤廢と‘滿洲事變’”古屋哲夫編“日中戰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

副岛昭一：《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满洲事变》，古屋哲夫编：《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瀧口太郎“不平等條約體制と‘革命外交’”宇野重昭他編“20世紀の中国 政治變動と国際契機”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

泷口太郎：《不平等条约体制与“革命外交”》，宇野重昭他编：《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变动与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瀧田賢治“ルーズヴェルト政權と米中银協定”野澤豐編“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關係”所收

泷田贤治：《罗斯福政府与中美白银协定》，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

中国現代史研究會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1986年，汲古書院

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

陳來幸“虞洽卿にっぃ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五四運動の研究”第2函，同朋舍出版，1983年

陈来幸：《关于虞洽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2函，同朋舍出版，1983年

土田哲夫“國民黨政權の性格をめぐって——Republican China誌上の論争の紹介——”“近きに在りて”第8號，1985年

土田哲夫：《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介绍〈民国〉杂志的论战》，《近邻》第8号，1985年

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の統計的研究（1924～1949年）”“史海”第39号，1992年

土田哲夫：《对中国国民党的一个统计学研究（1924—49年）》，《史海》第39号，1992年

丁日初·沈祖煒“抗日戰争時期にぉける中國の國家資本”“近きに在りて”第10號，1986年

丁日初、沈祖炜：《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家资本》，《近邻》第10号，1986年

東亞經濟調查局編（江藤夏雄執筆）“支那新輸入税率と日支貿易——支那資本主義化と關連して——”〈經濟資料通卷第177〉，1931年

东亚经济调查局编（江藤夏雄执笔）：《支那新进口税率与日支贸易——兼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经济资料通卷第177），1931年

東亞研究所“日本の对支投資”1942年

东亚研究所：《日本对支投资》，1942年

東亞研究所“諸外国の对支投資”1943年

东亚研究所：《诸外国对支投资》，1943年

東亞同文會“中華民国實業名監”1934年

东亚同文会：《中华民国实业名鉴》，1934年

東洋協會編“支那幣制改革の回顧”1936年

东洋协会编：《支那币制改革之回顾》，1936年

富澤芳亞“綿紗統税の導入をめぐる日中紡織資本”“史學研究”第193號，1991年

富泽芳亚：《日中纺织资本与棉纱统税》，《史学研究》第193号，1991年

富澤芳亞“國民政府期中國にぉける綿紗統税改訂問題と日中紡織資本”“ァジァ經濟”第36卷第5號，1995年

富泽芳亚：《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修改棉纱统税问题与日中纺织资本》，《亚洲研究》第36卷第5号，1995年

中村哲“近代世界史像の再構成 東ァジァの視點から”青木書店，1991年

中村哲：《从东亚的视角重构近代世界史全像》，青木书店，1991年

中村哲編著“東ァジァ資本主義の形成 比較史の視點から”青木書店，1994年

中村哲编著：《从比较史学的视点看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青木书店，1994年

中村隆英編“戰間期の日本經濟分析”山川出版社，1981年

中村隆英编：《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经济分析》，山川出版社，1981年

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20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研文出版，1991年

西村成雄：《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新视野》，研文出版社，1991年

ィァン·ニッシュ（Ian H.Nish）“ィギリスの戰間期（1917—1937）国際體制觀にぉける日本”細谷千博編“日英關系史1917—1949”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

伊恩·尼什Ian H.Nish：《两次大战之间（1917—1937）英国国际体制观念中的日本》，细谷千博编：《日英关系史1917—1949》，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日本經濟聯盟會支那問題特别調查委員會“支那關税互惠協定品目に關する當業者の意見”（1）～（9），1929年

日本经济联盟会支那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相关业者对支那关税互惠协定货物品目意见书》（1）—（9），1929年

日本商工會議所“支那南洋に於ける最近日貨排斥の經過朣に影響”1929年

日本商工会议所：《最近中国南洋排斥日货的经过和影响》，1929年

野澤豐編“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

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和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

野澤豐“民国初期袁世凱政權の經濟政策と張謇”“近きに在りて”第5號，1984年

野泽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近邻》第5号，1984年

荻原充“南京政權の鐵道建設と对外關系”（上·下）“（北海道大學）經濟學研究”第34卷，第4號·第35卷第1號，1984·1985年

荻原充：《南京政权的铁路建设与对外关系》（上）（下），《（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第34卷第4号，第35卷第1号，1984年，1985年

荻原充“中国にぉける制鐵業の展開過程——南京政權期の經濟建設の一側面——”“（北海道大學）經濟學研究”第37卷第2號，1987年

荻原充：《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过程——南京政权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个侧面》，《（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第37卷第2号，1987年

荻原充“1930年代の漢治萍公司をめぐる日中關系”“ァジァ經濟”第38卷第10號，1997年

荻原充：《从1930年代的汉冶萍公司看日中关系》，《亚洲经济》第38卷第10号，1997年

濱田峰太郎“中国最近金融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36年

滨田峰太郎：《中国最近金融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36年

姬田光義·久保亨ほか“中国20世紀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

姬田光义、久保亨等：《中国20世纪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廣田寛治“南京政府工場法研究序説”“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第10·11·12號，1982—1983年

广田宽治：《南京政府工厂法研究序说》，《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0、11、12号，1832—1983年

弁納才一“農業史”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

弁纳才一：《农业史》，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細谷千博“ヮシントン體制の特質と變容”同編“ヮシントン體制と日米關系”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

细谷千博：《华盛顿体系的特质和变化》，细谷千博编：《华盛顿体系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牧野文夫·久保亨“中国工業生産額の推計：1933年”（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Discussion Paper NO.D97-18, 1998年

牧野文夫、久保亨：《中国工业生产额估算：1933年》（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讨论稿D97—18号，1998年

松本貴典“戰前期日本の貿易と組織間關係”新評論，1995年

松本贵典：《战前日本的贸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新评论，1995年

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室“中国セメント工業概况”1938年

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中国水泥工业概况》，1938年

宫下忠雄“支那貨幣制度論”大阪寶文館，1938年

宫下忠雄：《支那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

宫下忠雄“支那銀行制度論”嚴松堂書店，1941年

宫下忠雄：《支那银行制度论》，严松堂书店，1941年

三論良一“經濟政策體係”社會經濟史學會編“1930年代の日本經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

三轮良一：《经济政策体系》，社会经济史学会编：《1930年代的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本山美彦“貨幣と世界システム，周邊の貨幣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86年

本山美彦：《货币与世界体系，周边的货币史》，密涅瓦书房，1986年

山口定“政治體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

山口定：《政治体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山崎隆三編“兩大戰間期の日本資本主義”大月書店，1978年

山崎隆三编：《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资本主义》，大月书店，1978年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黨左派の研究”慶應通信，1980年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研究》，庆应通信，1980年

横山宏章“中華民國史——專制と民主の相剋”三一書房，1996年

横山宏章：《中华民国史——专制与民主相克》，三一书房，1996年

J.J.リンッ“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スぺィン”E.ァラルト編“現代政黨論”而立書房，1973年

J.J.利茨：《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西班牙》，E.阿拉尔托编：《现代政党论》，而立书房，1973年

歷史學研究會編“ァジァ現代史”2 民族運動の發展の時代，青木書店，1979年

历史学研究会编：《亚洲现代史 2 民族运动的发展时期》，青木书店，1979年

若林正丈“臺灣 分裂国家と民主”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的国家与民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英文文献

Atkins，Martyn.Informal Empire in Crisis: British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uccession, 1927—1929（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马丁·阿金斯：危机中的非正式帝国：英国外交和中国海关之继承1927—1929（纽约：康奈尔大学1995年）

Beale，Sir Louis(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Report on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1935—1937（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37）

路易斯·比尔爵士（外贸部）：中国经济和商业状况报告1935—1937（伦敦：英国皇家文书局，1937）

Bloch，Kurt.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卡特·布洛奇：德国的远东政策和影响（纽约：太平洋协会学会，1939年）

Borg，Dorothy.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7）

多萝西·伯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纽约：太平洋协会美国学会）

Borg，Doroth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多萝西·伯格：美国和1933—1938年远东的危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

Brandt，Loren.“Reflections on China's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Economy”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1997）

罗恩·伯兰特：中国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经济考察，《中国季刊》第150号（1997/6）

Chang，Kia-Ngau（张公权）．China's Struggle for Railroad Development（New York: John Day, 1943）

张公权：中国铁路建设（纽约：约翰·戴尔，1943年）

Chao，Kang（赵冈）．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赵冈：中国棉业史（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

Cheng，Yu-kwei（郑友揆）．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D.C., 1956）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

Coble，Parks M., 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巴克斯·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Coble，Parks M.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巴克斯·科布尔：转变中的日本：中国政治和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Eastman，Lloy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1927—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Eastman，Lloyd E.“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in Republican China, vol.9, no.2（Feb.1984）

易劳逸：对民族主义政权性质的新见解，《民国》第1卷9，第2号（1984/2）

Endicott，Stephen L.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5）

斯蒂芬·安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的中国政策，1933—1937年（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

Fewsmithm，Joseph.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约瑟夫·菲尔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政府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人团体和政治1890—1930（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4）

Geisert，Bradley K.“Power and Society;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 Ph.D.di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9

布雷德利·盖塞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和江苏地方精英，1924—1937年的中国，博士论文，维吉尼亚大学，1979

George，A.H.(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3—1935（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Trade, 1935）

乔治：（外贸部）中国的贸易和经济状况，1933—1935（伦敦：英国皇家文书局1935）

Goto-Shibata，Harumi（后藤春美）．Jape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31（Longdon: MacMilian Press, 1995）

后藤春美：日本和英国在上海1925—1931年（伦敦：麦克马林出版社1995）

Kann，Eduard.“China's Currency Reform of 1935 in Retro-spect”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Aug.19，1954）

耿爱德：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回顾，远东经济评论（1954/8/19）

Kirby，Willian C.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威廉·科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

Kirby，Willian C.“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

威廉·科尔比：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在本土与海外的外交关系，中国季刊，no.150（1997/6）

Lieu, D.K.（刘大钧），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刘大钧：上海的成长和工业化（上海：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1936年）

Otte，F.“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a's Import Trade since 1919”in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and Bulletin, no.10（1936）

奥梯：1919年以来中国进口贸易的结构转变，中国经济日志与公告，第10号（1936）

Rawski，Thomas G.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

Remer, Charles F.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1933）

查尔斯·雷麦：对中国拒货运动的一个研究（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33）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8

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国际事务调查，1928

Straus，Julia.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cs-State Building Effort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朱莉娅·斯特拉斯：软弱的政治，强大的政府——民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40（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8）

Wilson，David C.“Britain and the Kuomintang, 1924—1928”, Ph.D.dis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73）

大卫·威尔森：不列颠与国民党，1924—1928，博士论文，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

Wright，Stanley F.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8）

魏尔特（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上海：凯利和沃尔士，1938）

Young，Arthur N.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阿瑟·恩·扬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1年）

注释略语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所藏文献

国民政府文官处档案→二史馆文官档

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档案→二史馆关务档

国史馆（台湾新店）所藏文献

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国府档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国史馆外交档

日本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文献→外史馆文献

Pubic Record Office（Kew）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寇尔）所藏文献

Forein Office“Feneral Correspondence”外交部“综合信件”→FO37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中档5/1/…

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民国货币史资料二》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献》昭和期Ⅰ第一部第…卷→日外Ⅰ/1/…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国务院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外交关系关联文件→FRUS

China Maritime Customs.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中国海关服务的发展和工作，文献述源→ODA

索引

（本索引照译日文原版索引条目，但改按汉语拼音排序）

A

岸本广吉（1883—？） 225, 229

安格联（Francis Aglen）（1869—1932） 221，222，223, 224, 225, 226, 227, 229, 231, 236，243, 244

B

巴黎和会 3, 4

白银出口平衡税 257

镑 213，247，248, 250, 253, 266，281, 282

北京关税会议 4，6，40, 57, 62, 68，115, 227

比尔（Louis Beale）（1879—1971） 99，124，125, 133—137，141, 148

币原喜重郎（1872—1951） 75，88, 224

币制改革 28，189，201, 208, 209, 218, 219, 245—278, 284, 285, 291，292, 299—302

浜口幸雄（1870—1931） 65，66，67，76, 88

伯顿公司 214

玻璃 82, 288

C

财政部（英国） 246, 247

财政部（中国） 24，31，51, 57, 82, 84, 85, 88, 91, 101—111, 117, 119, 120, 132, 138, 139, 141, 144, 145, 146, 147, 151, 152, 159—166, 173, 174, 178, 179, 232，233, 299

财政部长的权限、辞职 7，125, 128, 130, 139，140, 295

财政外交 20，29，54, 60, 62, 287，288, 291

曹树藩 102, 119

常关税 155, 156

潮州糖 214

陈长蘅（1888—1987） 78, 80

陈公博（1892—1954） 91，181，182, 183

陈济棠（1890—1954） 215

重光葵（1887—1957） 25，66，70、71—76, 88

出口导向工业化 182，189, 190

出口商品物价指数 273

出口税 28，86，92, 93, 102, 155, 160—169, 182, 183, 191，289, 290

D

大阪商工会议所 65

大中华火柴公司 270

大中华橡胶厂 271

大藏省 73, 116

达丰染织厂 212

蛋加工产品 93，161，276, 280

地方政府 51，57，61，157, 251

抵制日货运动、拒货运动 33，53，54, 63, 130，198, 199

电信 11，254, 280

东北 9，89，90, 98, 111, 114, 151, 198, 199, 207, 248, 255，283, 288

东北市场 92，93，149, 210，265, 271

东京商工会议所 65

东亚毛纺厂 214

对日让步战略、对日妥协战略 118，129，154, 289, 292，302, 303

E

二五附加税 4，160，222，223, 224

儿玉经济使节团 218, 284

F

法币 248，250—253，259, 260, 277，278, 302

凡尔赛条约 3, 4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6，7, 9, 29，65, 291

泛美航空公司 280

方椒伯（1885—1968） 86

芳泽谦吉（1874—1965） 39，48，224, 225, 230，232, 242

肥皂 32，68，130, 162

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39, 55

废两改元 256, 257

冯少山（1884—？） 36, 37

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1870—1959） 279

福克斯（Harry Fox）（1872—1936） 45

服装、服饰品 15, 276

复进口税 155

G

革命外交 30，54，55, 56, 59, 60, 62, 74, 88，288, 291

耿爱德（Eduard Kann） 250

庚款 281, 300

共产党 2，7，8, 119, 255，282, 286

工商部 73，82，85，102, 180

工业产值 204, 254

工资 264

公债 37，142，150, 222, 223, 236, 237，242, 250

购银 92, 249

顾维钧（1888—1985） 223

关税会议列国案税率、七级税率、七级差等税 7，36，37, 43, 44, 45, 47, 49, 50, 54, 55, 56, 57, 58，63, 287

关税收入 24，37，56, 58, 61, 84, 104, 106, 116, 124, 125, 126, 144, 145, 175, 194, 195, 197, 221, 223, 242, 284，287, 299

关税附加税（1931年以后实施） 103，194, 290

关税附加税（1935年计划加收） 166，167，168, 171，172, 178

关务署 57，71，98, 102, 113, 157, 166, 167, 176, 177, 178，228, 235

广西派 156, 264

广田弘毅（1878—1948） 120，130，131, 153

郭泰祺（1888—1952） 228

国王令 258

国际经济 12，107，108, 110, 128, 219, 220, 274, 276，277, 303

国际秩序 1—6，216，219, 299，303, 304

国际银价（上升或降低） 84，116，161, 200, 201，214, 259

国定税则 31，32，33, 34, 36, 37, 57, 58, 68, 82, 85，86, 87

国定税则委员（财政部） 31，32，33, 57, 82, 85, 87, 101, 103, 104, 106, 109, 119, 123, 126, 128, 132, 138, 139, 141, 142, 143, 154, 157, 292, 293，294, 295

国定税则审查会 31

国民革命 1，6，8, 20, 36, 38, 42, 44, 54, 61, 62, 63, 222, 226, 228, 234, 237, 243, 291，293, 299

国家政府组织法 78, 79

国民党、中国国民党 7，17，18, 19, 22, 31, 33, 36, 37, 38, 41, 56, 60, 79, 80, 97，152, 172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31，233, 234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101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91, 143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138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 166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78

国民党改组派 17，38，53，61, 69

国民党广东派 151

H

哈里逊 99

海关（行政、制度） 22，24，65, 157, 158, 165, 168, 195, 221, 222, 223, 224, 225, 227, 228, 229, 230, 231, 233, 234, 235, 236, 238, 239, 241，242, 243

海关华员联合会 38，234, 241

海关管理权 31, 34

海关总税务司 44，107，110, 126, 157, 177, 221, 222, 223—244，288, 293

海关档案 24

海关副总税务司 229，237, 238

海关报告 198, 214

海关金单位 84, 257

海产品 53，71，72, 100, 114, 115, 140, 143, 162, 165，288, 289

赫德Robert Hart（1834—1911） 227, 244

赫贝克Stanley K.Horn-beck（1883—1966） 248

恒丰纺织厂 266

胡汉民（1879—1936） 80, 235

沪杭宁线 281

化工产品、化工产业 10，15，35, 105, 111, 152, 158, 165, 185, 189, 203, 204, 205, 209, 218, 273, 281, 282, 283，285, 300

华商纱厂联合会 69，148，212, 265

华商造纸厂联合会 149, 159

华北经济开发 284

华盛顿会议 3，4, 62

华盛顿关税条约 4, 6

华盛顿体系 3—9，40，65，219, 291

黄郛（1880—1936） 60，119, 171

火柴 10，32，35, 82, 93, 103, 105, 130, 152, 162, 208, 209, 215, 219, 269, 270, 271，288, 290

J

机器、机械、进口机器 36，41，71, 72, 82, 101, 103, 148, 152, 166, 203, 283，288, 289

机器制造业 10，159, 271

机制工业 10，14，185, 188，204, 205

冀察政务委员会 284

冀东走私贸易 132，173, 198

技术官僚 19，292, 294

基准货币 248

集团化经济、经济集团 133，219，220, 282

加工棉布 93，96，105, 123, 124, 125, 148, 154, 165, 211，212, 289

交通银行 257

胶鞋 71，271, 288

建设委员会 292, 300

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 69

蒋介石（1887—1975） 15，18，49, 63, 80, 117, 118, 119, 126, 127, 129, 142, 146, 151，171, 227

卷烟（参见烟草） 10，35，68, 103，213, 215

卷烟纸 284

金属、五金 10，32，143, 162, 185, 203, 279，283, 289

金融界 150，223，224，226, 291

进口税 28，58，82, 85, 86, 91, 92, 93, 97, 101, 102, 103, 111, 114, 124, 126, 130, 148—153, 158, 163—173, 178, 182, 188, 191, 194—201, 205, 207—216，219, 220, 287, 288, 289，290, 292

进口替代工业化 141，182，203，212, 215—219

进口商品价格 198, 200

进口量 140，197—205，207—215, 292

经济保护主义 191, 220

酒 6，33，68, 82, 105，287, 288

军需 162，203，204, 272, 276，277, 299

堀内干城（1889—1951） 98，117，170, 171

K

凯格洛Frank B.Kellog（1856—1937） 40, 41

抗日运动 38，44，53, 60，62, 255

科瑞克派垂克William Kirkpatrick（1878—1953） 281

孔祥熙（1880—1962） 15，86，101, 125, 129, 131, 133, 134, 136, 138—143, 151, 152, 167, 170, 247，251, 280

L

蓝普逊Miles Lampson（1880—1964） 42，43，44, 45, 122, 127, 133, 134, 225, 229, 230, 232, 236, 238, 239，240, 241

利率 266，271，277, 278

李幹（1901— ） 119，124，125, 126, 133, 135, 136, 139, 141, 143，148, 295

李济琛（1886—1959） 235

李滋罗斯Frederic Leith-Ross（1887—1968） 47，248, 250

立法院 19，75，77—81, 87, 88, 103, 104, 107, 108, 109, 117, 118, 119, 121, 125, 138, 146, 147, 149, 158, 167，294, 296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80，85，118, 145

厘金 4，6，31, 34, 51, 59, 62, 76, 155，157, 159

联合英美抵抗日本战略 90，109，117, 119, 122, 123, 127，128, 247, 260, 288，291, 302

林康侯（1876—1949） 37, 98

领用兑换制度 254

庐山会议 117, 118

洛克哈特Oliver C.Lock-hart（1879—1975） 106, 126

罗文幹（1888—1941） 107，117，223, 226

伦敦国际经济会议 107，108，110, 128

轮船、汽船 11，188，189, 264

轮船业 155—159，176—179，192，228, 290

M

马寅初（1882—1982） 78，80, 146

曼西George Mounsey（1879—1967） 40

曼彻斯特商会 121, 123

毛线 213，288, 289

毛织品 15，35，71, 72, 82, 93, 96, 165, 214, 273，288, 289

贸易部（英国） 42—46，121，122, 133, 134, 135，136, 168

贸易自由化 220

帽 71，72，115，130, 288

煤、煤炭 105，115，166, 183, 276，283, 288

梅乐和Frederic Maze（1871—1959） 107，110，126, 221，227—244, 293

美元 247，248，249, 253, 259，280, 291

美亚织绸厂 158，188，190, 209

米 93，105，106, 131, 165，170, 264

面粉 71，90，93, 100, 103, 106, 111, 115, 130, 132, 159, 161, 263, 287，288, 290

面粉加工业 10，93，159, 210，215, 219

棉织物 10，15，32, 97，152, 211

棉花 41，91，93, 96, 130, 148, 149, 152, 153, 166, 265, 276, 279，283, 300

棉纱 35，61，71, 72, 73, 87，100, 103, 105, 114, 165, 210, 263，265, 266

棉制品、棉纺织品 53，71，72, 91, 99, 115, 123, 189, 212，287, 288

棉布 10，12，35, 72, 90, 91, 92, 96, 99, 100, 105, 111, 114, 116, 119, 123, 124, 125, 130, 140, 141, 148, 152, 153, 154, 190, 211, 212, 215, 219, 266, 273，289, 290

棉纺织业 10，188，207, 210, 211, 215, 219, 265，267, 300

民族主义 29，38，41, 44, 45, 53, 61, 62, 104, 107, 134, 152, 255, 285, 291，294, 302

民船（中国式帆船） 155—158, 174

摩根韬Henry Morgenthau（1891—1967） 249, 259

N

南京事件 8, 9

南洋烟草公司 213

内田康哉（1865—1936） 49，116，120, 131

内债 195, 236

内地 87，211, 267

纽扣 71，72，115，116, 288

农业 93，102，265, 267，272, 277

P

批发价格 253, 263

皮尔逊Warren L.Pierson（1896—1978） 280

普拉特John T.Pratt（1876—1970） 43，168，230, 242

Q

钱庄 12

钱业公会 150, 223

轻工业 10，41，48, 183, 194, 203, 204, 205, 215—220, 272, 285, 287, 288，289, 300

启明染织厂 212

启新洋灰公司 208, 268

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 33，37, 68

全国经济委员会 149，220，292，299, 300

全国工商会议 86，162, 180

全国财政会议 31, 57

权威主义独裁 16, 18

R

染色 10，123，152, 212

人造丝 35，103，105, 166, 209，267, 284

人造丝织品、人造丝混纺织品 10，35，71, 72, 82, 86, 96, 103, 158, 189, 209, 215, 219, 273，288, 290

日资纱厂（在华） 114，153，212，265, 284

日本出兵山东 9，33，38, 53, 60, 62，63, 66

日华实业协会 65

日中关税协定 25，28，64, 68, 69, 70, 74—81, 88, 90, 91, 96, 98, 101, 103, 104, 118, 128, 287, 288，291, 296

日中通商航海条约 47, 64

日本经济联盟会 64

日本商工会议所 54, 64

日高信六郎（1893—1976） 107, 115

S

塞克特Hans F.L.von Seeckt（1866—1936） 282

缫丝业 10，12，93, 143, 185, 267，273, 300

伞 35，71，72，82, 288

三部联席会议 101，102, 295

三民主义 18，151, 239

砂糖 71，72，73, 82, 93, 103, 106, 145, 153, 166, 214, 284, 287，288, 289

邵元冲（1890—1936） 78，79，80, 153

上海机器染织业公会 91, 149

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议 69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 14，15，91, 97，111, 296

上海丝光棉织业同业公会 91, 103

上海市商会 14，86，91, 103, 111, 149, 159, 160，175, 296

上海市商民协会 33, 69

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 111，149, 159

上海商会（英商） 45

上海总商会 14，31，33, 36, 228, 234，241, 296

奢侈品 4，7，32, 53, 103, 104，105, 287

嗜好品 288

沈叔玉（1885— ） 99，106，132, 135, 139, 143，157, 295

生丝 82，102，268, 288

生金银 251，257, 259

施肇基（1877—1958） 249

实业部 91，101，104, 105, 106, 121, 143, 144, 145, 147, 158, 163, 165, 166, 180, 181, 182, 183, 185, 189, 295，299, 300

矢田七太郎（1880—1957） 39, 51

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 191，200，267, 274

手工业 11，92，180, 204，214, 215

水泥 32，35，68, 93, 111, 116, 159, 162, 165，219, 288

水泥业、水泥制造业 10，207，215, 290

税率维持不变 43，45，46, 51, 67, 71—77, 88, 90, 103, 166，288, 291

税率维持不变商品种类 71，72，73, 77, 166，288, 291

税率协定 41—45，57，58, 64—67, 71, 72, 76, 77, 87, 88，98, 106

丝绸、丝织品 12，15，32, 68, 82, 103, 158, 185, 188, 189，209, 288

丝棉混纺制品 71，72，73, 152

宋子文（1894—1971） 15，30，45, 50—63, 66—74, 81, 82, 83, 88, 104, 108, 109, 117, 119—136, 139, 227, 231—240, 247, 287, 288, 289，291, 302

宋哲元（1885—1940） 172, 284

孙科（1891—1973） 82，117，146，237, 285

T

陶瓷制品 53，71，72, 73, 82, 152, 165，180, 288

搪瓷（珐琅） 32，35，71, 72, 158，162, 189

汤尔和（1877—1940） 223

唐星海 87

唐有壬（1897—1935） 127，131，145, 169—173

锑 162，280, 282

田中义一（1864—1929） 48，49，50，54, 66

塘沽协定 90，116, 118

铁路 11，174，254, 264, 282, 283, 284，285, 300

铁路借款 281，282，283, 285

铁路机车 204，280, 281

桐油 162，276，279，280, 299

统税、统一消费税 61，159，208，213, 300

退税 86，93，97, 189

W

袜 35

外汇汇率 84，92，161, 165, 198, 200, 201, 214, 248, 249, 250, 251, 257, 263, 268, 276, 277, 278, 291，292, 299

外汇平市委员会 257

外国资本、外资 13，207，209, 210, 214, 215, 219，255, 265

外国借款 256

外债 52，59，84, 144, 165, 195, 221, 223，243, 287

外务省 48，49，67, 99，115, 153

外交部（英国） 25，40，42, 43, 44, 45, 46, 100, 122, 123, 134, 135, 136, 137, 229，230—242, 258

外交部（中国） 30，42，43, 46, 55, 61, 66, 70, 78, 81, 83, 115, 117, 121, 127, 129, 132, 144, 169, 172, 173, 223, 228, 288，289, 295

王克敏（1873—1945） 223

王晓籁（1886—1967） 86

王延松（1890—？） 102

王正廷（1882—1961） 30，43，46, 53,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6, 67, 69, 70, 74, 75, 78, 81, 82, 83, 88，288, 292

汪精卫（1883—1944） 117，118，119, 120, 121, 125, 127, 129, 132, 144, 145, 146, 152, 154, 167, 169, 173, 251, 289，292, 303

威尔斯利Victor A.A.Wellesley（1876—1954） 40

卫挺生（1890—1977） 78, 80

钨 162, 276

邬志豪（1882—？） 34, 42

伍朝枢（1886—1934） 235

X

锡 276, 280

西原借款 38，52, 61

稀有金属 299

小麦 93，96，106, 130, 170，210, 264

橡胶制品 10，15，93, 111，152，185, 271

协新毛纺织厂 214

行政院 49，78，91, 101, 107, 117, 121, 125, 129, 132, 138, 144, 145, 146, 147, 151, 162, 164, 165, 167, 178, 179, 251，289, 296

徐谟（1893—1956） 115

须磨弥吉郎（1892—1970） 127, 173

训政 17, 18

Y

阎锡山（1883—1960） 76

烟草 82，105，165，278, 288

扬格（Arthur Young）（1890—1984） 247，248，

一党独裁 16，17，18, 19

易纨士（Arthur H.F.Ed-wardes）（1885—1951） 221, 225, 226, 227, 228，229, 231—244

银元 84，92，200, 249, 251，254, 256

银行 11，14，34, 81, 86, 144, 150, 181, 185, 247, 250—263，267, 268, 270, 280, 291，293, 302

银行公会 37，150，223, 228

银本位制 249, 259

银两 200, 256

印染 99，152，211, 288

英国资本（在华） 240

永安纺织有限公司 265

永泰丝厂 12，188，258, 268

有吉明（1876—1937） 118，120，126, 132, 145, 147，148, 167

邮政储金汇业局 252

粤汉线 264, 300

虞洽卿（1867—1945） 86, 149

Z

杂货、日用杂货 10，53，180, 183, 184, 185, 189，287, 288

战略物资 162，268，276，279, 282

章华织呢厂 214

张公权（1889—1979）223, 285

张福运（1890—？） 71，227, 235

针织品 10，15，32, 93，185, 288

造纸业 10，32，93, 149

资源委员会 282，283，284，299, 300

债务、整理债务 51, 52

爪哇白糖 214

纸币 250，251，252，255, 256

制糖业 143，161，214, 215, 219，273, 290

重化工业 10，41，203, 218, 282, 283, 284, 285，299, 300

中英关税条约 45，60, 291

中央银行 251，256，257, 263

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 15，164，183, 185，188, 189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14, 149

中华国货维持会 14，69，86, 97, 111，159, 296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 14，111，149, 159

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 32，33, 36

中华水泥联合会 207

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270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1，6，13, 180，222, 295

中国协会（英国） 44, 45

中国银行 14，223，247, 257, 267，268, 270

中国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 69

中国生产指数 263

中国征信所 262

中东铁路 7

中美关税条约 27，30，39, 40, 41, 42, 55, 56, 58, 62，234, 291

周典（1878—？） 102, 119

殖民地币制 248

转口税 28，104，155—160, 164—169, 177, 178, 179，191, 290

猪鬃 276

子口半税（抵代税） 49，50，51, 57, 59，61, 155

佐分利贞男（1879—1929） 53

走私 104，105，106, 126, 132, 145, 173, 198, 200, 208, 214，284, 285

日文版后记

这个主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即使可以接受，是不是好的呢？——我是怀着这样的疑问，完成本书的。本书运用以中、日、英等国的公文为主的原始档案资料，并在研究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政治外交的角度，来考察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试图通过不断的尝试，恢复近现代史的本来面目——这本书只是我向这方面努力的中期总结。遗憾的是，在对两次大战间的中国的研究方面，这样的尝试还是少数，而本书也很难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深望识者从各个角度对本书提出批评，使这项研究更加深入发展。

下面列出的是我的旧稿，它们也是本书各章的基础。写作本书时，除订正纯粹的笔误以外，为了避免重复和冗长也进行了一些删简，并择要根据新出史料进行了补充。虽然本书的结论与以往相比并无根本的改变，但是全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如果本书的说法与旧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希望能够以本书的叙述为准。

序章

《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历史学研究会编：《讲座世界史 6》，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世界史中的民国时代》，野泽丰编：《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其中一部分译为中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池田诚等编：《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与展望》，法律文化社，1996年（中文译文发表在《民国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一章

《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权的经过》，《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98册，1985年

第二章

《日中关税协定和1930年税则》，《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1号，1997年（中文译文收入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第三、四章

《中国国民政府关税政策决策过程分析1932—1934年》，《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92册，1983年

《1930年代中国的关税政策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史学》第47卷第1号，1981年（中文译文收入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第五章

《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

《国民政府促进出口政策与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1930年代中国对出口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3册，1987年

第六章

《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历史意义》，《土地制度史学》第86号，1980年1月20日（中文译文发表于《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5期

《两次大战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秋田茂、笼谷直人编：《1930年代的亚洲国际秩序》，溪水社，1999年

《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怎样阅读企业史资料集——编辑《启新洋灰公司史料》所用资料卡片的查考》，《中国近代史研究通信》第18号，1985年

《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关税收入》，增渊龙夫先生休致纪念论集刊行会编：《中国史中的社会与民众》，汲古书院，1983年

第七章

《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海关行政与日英》，《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1号，1989年

第八章

《币制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野泽丰编：《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中文译文收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1986年）

《1935年币制改革研究动向》，《近邻》第10号，1986年

《两次大战间的中国经济与英国》，提交社会经济史学会第67次全国大会报告论文，1998年

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得到来自各方面学者的很多指教，在此无法一一致谢，敬请原谅。不过，在此我必须向中国现代史研究会致谢，从我立志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至今，该会对于我是最为宝贵的学习研究的场所。该会从1960年代下半期开始成形，1974年出版了集大成的《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我本人则是在1975年秋才第一次参加该会的活动（该会简介见《近邻》第2号，1982年，第7号，1985年）。该会超越大学派系，也无年龄、单位界限，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平等地、直言不讳地进行讨论的风气，令人获益匪浅。该会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目前又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后中国的研究上。另外，还要提到田中正俊先生（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老师之一）的专题讨论课，增渊龙夫先生的专题讨论课，山田秀雄先生的专题讨论课，野泽丰先生的专题讨论课（在柿木坂有如天下英雄聚义梁山泊的时代，野泽先生的专题讨论课的听讲人一半以上来自其他大学），各位先生和讨论课出席者对我的指正和鼓励，至今难以忘怀。本书主要部分的原型是20年前我向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提出的硕士论文《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1928—1937年》。从史料和内容来看，虽说本书比当时有了进步，但是那篇论文仍然是我的研究的出发点。当时主审这篇论文的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增渊龙夫先生，副审是研究英国殖民地经济的山田秀雄先生和研究日本现代史的藤原彰先生。此外，在参加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山田辰雄先生发起的民国史研究会、以关西为中心进行学术活动的另外一个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夏季研讨会和历史学研究会等学术活动中，与研究日本史和西方历史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启发。而在中国搜集史料时，我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承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宪文等多位先生的很大帮助。我还必须对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东京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伦敦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等各地档案馆、史料馆、图书馆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促成本书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东京大学出版会高木宏的劝说。如果没有高木宏和渡边勋二位不断的鼓励，以及从内容到装订的不断关注，本书绝对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小山忠勇完善的润色工作，对于本书的出版也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以上各方支持，最后再次表示感谢。

久保亨

1999年4月

本书基本主张如下：我们应适当评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注意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此环境下中国自主选择的外交战略，以及与外交战略相呼应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些因素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依据自我意志行动的行为主体，与其说她屈从于列强的压迫侵略，不如说她克服了列强的压迫侵略，向着恢复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目标突进，并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新的冲击。

○久保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