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Author: 李伯重
Date: 2010-04-30 16:00:00+00:00
Keywords: 经济史; 历史; 明; 清;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在过去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一个基本的默认前提是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像西欧（特别是英国）一样，自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近代化（即近代工业化）。这种把西欧经验普遍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近年来在国际史坛上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过去，探索真正的“中国特色”，也成为当前中国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对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特点，分析导致这种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探讨其可能的发展前景，并且对以往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从理论上进行检讨和批判。因此对于真正地认识“中国特色”来说，《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修订版）

李伯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李伯重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748-5

Ⅰ．①江…

Ⅱ．①李…

Ⅲ．①工业化-研究-华东地区-1550—1850

Ⅳ．①F4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2266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

李伯重　著

Jianɡnan de Zaoqi Gonɡyehua（1550—1850）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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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张　32.75插页1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11000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修订版前言

本书初版于2000年刊出后，有幸得到学界的厚爱，于2002年荣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一些知名学者也在中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书评，予以鼓励和指教。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马敏教授的《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刊于《历史研究》，2003（1）），宋立中、范金民教授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一部力作——评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刊于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4期）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发表在EH．NET（July 2003）与《学术界》2005年第1期上的书评。对于这些学者以及其他同行们的关爱和指教，在此深表感激。

本书初版存在一些编辑方面的遗憾，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我也由此得到了正误的机会，深感欣慰。

此次再版，还作了以下修改：

一、初版中有一些地方，行文冗繁，或与主题关系不甚密切（如第四章第五节中关于印刷技术的进步，第五章第一节中关于工具制造技术的进步的讨论等），在此次修订时都予以删削，以便读者阅览。

二、初版刊出后，学界（包括我本人）在明清江南工业研究的一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我曾于2003年初，依据这些新成果对初版部分章节作了一些增补（例如第四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四节等）。但是自此以后，由于我忙于另一部书的写作，这个增补工作停了下来，因此此次修订所利用的学界成果到2002年为止。以后学界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但都未能利用，这是十分可惜的。

三、以往关于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有三个不足，其一是工业的城乡“二元化”研究（即将城乡工业分而论之，忽视彼此的联系），其二是工业的“单个化”研究（即将工业各个部门分开研究，较少注意其间关系），其三则是工业的“乡村化”研究（即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性而忽略城市在早期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不足都影响到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进一步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我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长文《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刊于《清史研究》，2001（3、4）、2002（1），韩文版收于朴汉济教授主编：《中国都市规划与社会变化》，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2002）。现将此文收入本书作为附论（第十二章），以补初版在此方面的不足。

虽然本书修订版在观点、方法、构架和基本史料等方面与初版保持了一致，但是由于作了上述改动，相信比初版有相当的改进。当然，修订版肯定依然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因此衷心希望读者予以宝贵的批评指正。

最后，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王琬莹女士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

李伯重

2009年春节于清华园

目录

出版说明

修订版前言

第一章　导论——本书题解

第一节　早期工业化：世界经济史研究中的新课题

第二节　几个主要概念的解释

第三节　本书的论旨与结构

第二章　轻工业（一）：纺织

第一节　生产规模的扩大

第二节　生产技术的进步

第三节　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

第四节　关于棉纺织业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几个问题

第五节　生产组织的变化

第三章　轻工业（二）：食品

第一节　谷物加工业

第二节　酿酒业与制曲业

第三节　制茶业

第四节　食品再加工业

第五节　制盐业

第六节　榨油业

第四章　轻工业（三）：服装、日用百货、烟草、造纸与印刷

第一节　服装制作业（包括冠帽鞋袜制作业）

第二节　日用百货制造业

第三节　烟草加工业

第四节　造纸业

第五节　印刷业

第五章　重工业（一）：工具制造、建材

第一节　工具制造业

第二节　建材业

第六章　重工业（二）：造船（附修船）

第一节　江南船只的种类、数量与载量

第二节　年造船数量与吨位的增加

第三节　造船业产值与从业人数的增长

第四节　修船业的发展

第五节　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及特点

第七章　能源与材料

第一节　动力

第二节　燃料

第三节　铁

第四节　木材

第八章　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

第一节　原料输入

第二节　产品输出

第九章　人口与工业劳动力

第一节　明清江南的人口总数及其变化

第二节　明清江南城乡人口数量及其变化

第三节　工业中的劳动力及其数量变化

第四节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第十章　节能省材型发展：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一节　明清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

第二节　“超轻结构”的实质：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

第三节　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江南工业的最佳组织形式

第十一章　代结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英国模式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三节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十二章　附论——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第一节　引言：“苏杭型城市”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第二节　明清江南的城市：界定与类型

第三节　明清的苏州城市：范围与特点

第四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地域变化

第五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人口变化

第六节　明清苏州的城市工业及其发展

第七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

第八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中的郊区市镇

征引文献目录

甲、中文文献

一、古代文献

二、地方志

三、近代文献

乙、外文文献

一、英文文献

二、日文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导论——本书题解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对书名作一个题解。本书中所说的“江南”指哪一个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要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在本书中我们将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哪些方面进行研究？……只有首先弄清了这些问题，本书的研究才能够进行下去。

对本书书名作题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本书书名与学界的一些习用术语不很一致。我未采用习用术语绝非故弄玄虚，而是使用这些术语来作的表述（如“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等）不仅冗长，而且也不能确切地表达本书的想法。但是采用与众不同的表述又不免引起一些学者的不解。为了避免由这种不解引起的误会，作一番解释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我们将对以上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释。

第一节　早期工业化：世界经济史研究中的新课题

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以区别于近代工业化。

一、工业化及其主要阶段

工业化既有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分，因此有必要把工业化及其主要阶段先作一简要说明。

一般所说的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其含义是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1)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因此作为近代工业化标志的工业革命，通常也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2)。经过这个伟大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3)，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直至今日尚未完成工业化，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不仅在“纯”学术的层面上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像工业化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化，当然不是凭空发生的。工业化最初出现于西欧，然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逐渐扩大到世界其他地方。在工业化由西欧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中，西方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等待着西方的“冲击”而后作出“回应”，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的进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已证明：非西方地区的工业化，绝非完全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其内因而非外因。在此意义上来说，工业化不能“克隆”。对于浪漫诗人来说，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这种“白纸”却不存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其内部所具备的各种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者之一是该国（或该地）以往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基础。然而，各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基础各自有其特点，因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是否能够出现或者以何种形式出现，也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至少是在工业化发生较早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所赖以发生的历史基础，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因此在对各自特点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应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研究，才能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由于工业化起源于西欧（特别是英国），所以在研究工业化的起因方面，西欧（特别是英国）必然占有一种特别的位置。这是历史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对此也加以否认。因此之故，在国际经济史学中，对工业化起源的研究通常与西欧的历史经验联在一起。虽然我们反对把西欧经验普遍化，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经验在工业化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尽管它确实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就先从西欧的情况入手，对工业化所赖以发生的历史基础作一简单回顾。

如前所述，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主要是指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开始于18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中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也步英国后尘，大多数在19世纪内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以前，工业生产从未在欧洲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此以后，却成为了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因此菲利斯·迪安（Philis Deane）为“工业革命”所下的定义为：“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涵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4)

在较早的研究中，这种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但此看法近年来已逐渐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抛弃。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中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5)正如诺斯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6)换言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近代工业化绝不可能突然出现。欧洲的工业革命，按照卡洛·奇波拉（Carlo M．Cipolla）的意见，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7)在这7个世纪中，依照许多学者的看法，已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工业革命”。(8)因此可以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很久，已存在某种其他形式的工业化。正是后者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因此才有近代工业化的发生。

按照迈隆·古特曼（Myron Gutmann）的分析，如果把工业的变化看做一系列互为因果、互有关联的阶段的话，那么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5世纪后期—16世纪前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2）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3）18世纪后期—19世纪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9)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按照另外一些学者的意见，第一阶段可上推更早，甚至到11—13世纪。(10)不过这种“中世纪工业革命”之说，并未受到大多数史家的赞同。(11)而在第二阶段，虽然农村工业有显著发展，但城市手工业并未萎缩，相反在主要欧洲国家里都有颇大的发展，以致在较早的研究中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城市工场手工业时代。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对近代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至关重要，但学界对此的注意，却只是晚近的事。古特曼将农村工业的发展列为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因为他采纳了欧美经济史学界中新近出现的“原始工业化”理论。总体而言，古特曼的这个划分，还是比较全面地表现了欧洲近代早期以来工业发展的进程。

这三个阶段中的头两个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而据较新的研究，在头两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对于后来的近代工业化的意义又特别重大。在欧洲，早期城市手工业生产主要由行会控制。为了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行会对其成员施加各种限制措施。后来兴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摆脱了这些限制。因此从手工业行会控制下的城市生产向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转变，是突破封建主义控制的一个标志。以后工业返归城市，则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预示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农村工业时期。在此期间，欧洲并未很明显地被“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因素控制。(12)因此对第二个阶段的研究，也就成为晚近欧洲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对于近代早期欧洲农村工业的重大发展，在1970年代初期以来的西方学界中，被称为“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由于这种“原始工业化”对于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因此下面就此作一概述。

二、“原始工业化”

“原始工业化”的理论，系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es）于1972年首先提出(13)，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在西方经济史坛上颇为重要的学派。持此理论的学者把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手工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主要特点，后一阶段则以工业革命所开始的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主要特点。两者都着眼于工业化（即工业的迅速发展），但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业化”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近代工业化，所以被称为“原始工业化”。

1．“原始工业化”的定义

“原始工业化”研究的中心，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发展，虽然主要着眼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但并不限于农村工业本身。孟德尔斯最初为“原始工业化”所下的定义是：与农村经济变化相伴的、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但面向市场的工业（主要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14)尔后彼得·克里尔得特（Peter Kriedte）等又把这个定义扩大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即“农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域间的市场或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大众化工业生产（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15)。后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村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大多与纺织业有关。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并不意味着城市在农村手工业生产中未起到重要作用。相反，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不仅如此，城市商人还经常为农村工业生产提供资金，产品分配也总是由城市商人组织进行，并由他们把产品运到远处销售。最后，分散的手工业生产也可以发生在城市。(16)

关于“原始工业化”时期的时限，未有统一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是在中世纪后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在18、19世纪。克里尔得特的意见比较明确，认为是开始于中世纪的鼎盛时期，确立于“封建制束缚已松弛或已处于瓦解进程中之时”(17)。

2．“原始工业化”的性质与特征

关于“原始工业化”的性质，众说不一。克里尔得特归纳为：（1）“原始工业化”地区的生产关系具有新旧两重性，“原始工业化”的出现以封建束缚的削弱为条件，同时“原始工业化”的发展又将促进封建束缚的瓦解；（2）“原始工业化”地区的形成意味着地区间劳动分工的明显扩大；（3）“原始工业化”与地区间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的两大标志，即：（1）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农民从事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原来是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变成了主业；（2）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创造社会总产品与使用劳动力方面，首要生产部门与第二、第三位生产部门的关系发生变化。(18)皮埃尔·德荣（Pierre Deyon）则认为“原始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1）生产面向本地区以外的市场；（2）属于农村家庭工业；（3）本地区存在生产率较高的商业化农业。只有具备了这三个特征，才是“原始工业化”(19)。在1982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第12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德荣的见解经过修正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大意为：（1）“原始工业化”以面向本地区以外的生产为条件；（2）“原始工业”是利用农闲农村劳动力的农村工业；（3）“原始工业化”兴起时，该地区的商业化农业已经发达，劳动者不仅从工业中，而且也从农业中获得收入。(20)

3．原始工业化的历史作用

孟德尔斯本人在提出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十年之后，对原始工业化的历史作用作了总结。他指出：原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地区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家庭为远处市场生产产品。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有联系，因为在19世纪出现工业化的大多数地区，都曾经历过一个原始工业化的阶段。他进而强调：这种原始工业化，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具体来看，是因为：（1）原始工业化导致了欧洲人民结婚年龄的下降，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从而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2）在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商人将农村劳动产品送到城市以进行最后加工以有效控制产品质量，从而使得城乡经济关系变得更为紧密；（3）原始工业化所产生的利润成为工业生产中机器投资的资本来源；（4）原始工业化教会了商人和劳动者有关的技术和技能；（5）原始工业化为资本主义农业奠定了基础。(21)没有这些，近代工业化就难以发生，因此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孟德尔斯的这种看法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后者虽然承认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有关系，但强调这种关系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例如大卫·勒旺（David Levine）认为：原始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之间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很多原始工业化的生产（特别是纺织业）可以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表现其特征”，因此从原始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的转变，是一个摆脱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22)彼得·克里尔得特等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原始工业化确实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某些条件，但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引起工业化。要把家庭生产制推向工业化，除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刺激外，还需要一种特定的大环境。若缺乏这种环境，或者这种环境发育不充分，调节原始工业生产的机制就会在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冲击的联合压力之下崩溃。原始工业生产将彻底瓦解，或不断地遭受严重危机，而不会发展为工业化。”(23)此外，他们也都认为：由于手工业生产和工厂生产不仅有先后继承的特点，而且经常还有彼此竞争的特点，因此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互排斥，而且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并存的。(24)

4．原始工业化理论的价值与缺陷

很明显，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强调农村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纠正了在以往近代工业化前史的研究中忽视农村工业和割裂城乡经济发展的倾向，从而对于了解近代工业化的历史基础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克拉克森（L．A．Clarkson）虽然认为“原始工业化”一词作为一个经济史的分析概念是不够准确的，但同时也肯定了原始工业化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引进了新类型的证据。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也认为对于原始工业化的讨论，有助于纠正那种对19世纪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25)简言之，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理论虽然不够完善，但仍然可以使用它来检验许多重大问题。

由于具有上述优点，原始工业化理论提出后，很快在国际史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特别是对于那些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在近代工业化的浪潮从欧洲汹涌而来时农村工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种理论对于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有的历史基础就显得尤为有用。正如白馥兰（Francisca Bray）、斋藤修、弗朗克·柏林（Frank Perlin）、王国斌（R．Bin Wong）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可以适用于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适合于众多的经济变化模式。(26)事实上，在近年来对日本、印度等地经济史研究中，欧洲的原始工业化都已被作为一种参照模式，用来与本地近代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或者甚至已将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扩大到这些地区。(27)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虽然至今仅见有中村英基明确地将这种理论运用于明清至民初农村传统棉纺织业的研究(28)，但许多学者关于明清农村手工业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原始工业化理论所揭示的主要特征，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依照王国斌的看法，伊懋可（Mark Elvin）著名的“高水平平衡机制”的理论，就是“描绘了一种‘成功的’原始工业化制度”。不仅如此，王国斌还认为：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相关的那些条件，在明清中国可能比在欧洲更为普遍。(29)因此，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前史进行研究的时候，原始工业化的理论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参考。

但是原始工业化的理论本身确实也有严重的缺陷，因此提出后受到许多经济史学家的批评。批评最多的，是这种理论强调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的因果关系。除此之外，这种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过分强调农村工业的作用，而忽视城镇工业的发展及其与农村工业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城镇工业不仅包括位于城镇内的工业，而且也包括那些城市之外的地区、但与农村工业无关的工业（如矿冶、造船、军火等工业）。从西欧经济史来看，在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两个世纪中，在农村工业发展的同时，城镇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布罗代尔依据于贝尔·布尔让的分类法，将15—18世纪欧洲的“全部工业活动”（即布罗代尔所说的“前工业”）分为4种类型，即“家庭手工业作坊”、“分散的手工工场”、“集中的制造厂”和“拥有机器设备以及用水和蒸汽为动力的制造厂”(30)。显而易见，后面3种类型的工业，与以农村工业为主的“原始工业化”关系并不密切，但却是近代工业化以前工业发展的重要的内容。具体来看，在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英国，采煤和制铁这两种与原始工业化无关的工业，在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两个世纪中有惊人的发展，以致法国人梯魁（Ticquet）于1738年对英国工农业进行考察之后，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而“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业所雇佣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与羊毛业同样多”。约翰·内夫（J．U．Nef）也将这个煤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重大发展称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并认为此次工业革命可与18世纪中期发生的工业革命相媲美。(31)因此，用以农村工业为中心的“原始工业化”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特征，当然是不全面的。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农村工业基本上属于社会生产中的消费资料生产部类，而煤铁工业等则属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二者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然而在以往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中，这一点却被忽视了。

三、早期工业化：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新课题

考虑到农村工业在近代早期西欧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不忽视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村工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认为采用“早期工业化”一语来称呼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工业化更为恰当。此语出自迪安，她将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工业的发展称为“早期工业化”，并指出这个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第一，早期工业化进展相对较慢，只影响到范围有限的国内工业部门，而且只出现了很少的技术突破；第二，农业产量、国内交通以及国际贸易，都并未与早期工业化同时并进。(32)我认为：如果把农村工业也纳入“国内工业部门”，那么迪安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就能够较全面地概括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前者为后者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但是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所以早期工业化本身并不能必然产生出近代工业化来。

1．早期工业化研究与欧洲之外地区

从前述原始工业化理论的出现及其所引起的反响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确实是工业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国际学坛上对于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至今仍主要集中在近代早期的西欧，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已意识到研究西欧之外地区的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性。其原因很清楚：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来看，西方之外的地区，由于原先不存在近代工业，只是到了欧洲影响所及之时，才开始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通常被认为是这些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唯一模式。然而，随着“西方中心论”逐渐被抛弃，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欧之外各个地区，都具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完整性，而且其历史与文化大多与欧洲影响无关。固然欧洲对这些地区的近代化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些地区的近代化主要仍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即使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也因其历史与文化的特质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因此，那种以“本地—西方”为主轴的历史发展单元论，或者是安东尼·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中所表述出来的那种将近代世界的建立看成始于西方的全球化过程的观点(33)，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上述情况尤为清楚。我们不否认，由于西欧在工业化起源研究方面所据的特殊地位，西欧早期工业化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起源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原始工业化”的争论已经表明：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是工业化的两个阶段，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近年来关于近代早期以来经济成长方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早期工业化所体现的，是所谓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近代工业化所体现的则是所谓库兹涅兹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 Kunznetzian Growth）；而这两者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34)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出现近代工业化，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也没有出现过早期工业化。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有过早期工业化，则又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不论是否在外因影响下发生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由此角度来看，早期工业化研究对于西欧之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早期工业化研究与中国

按照许多学者的看法，在15—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是分处于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特别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新近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前苏联地区除外，下同）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3.1％（中国）和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和26.6％；作为对照，1820年印度、日本、美国和俄国（前苏联地区）的相应比重仅为15.7％、3.0％、1.8％和4.8％。在经济成长速率方面，中国和欧洲也是除美国和俄国之外发展最快的地区：1700—1820年间GDP的年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8％，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57％），而且大大高于日本（0.21％）和印度（0.26％）。在人均GDP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欧洲(35)，所以中国人均GDP在1280年达到600美元后，一直到1820年都没有增加（以后则下降）；而欧洲人均GDP在1280年为500美元，低于中国，以后虽然增长加快，但直到1700年才超过中国，达到870美元。(36)这个结论与早先宫崎市定所说颇为一致。他说：宋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居于世界最前列，“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37)。因此，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由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上所占有的这种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深入了解中国在此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情况，当然也是世界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如前所述，早期工业化在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成为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当的是明清工业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国外关于“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屡被涉及，并在一些具体的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许多“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学者也因而认为中国已出现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工场手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致伊懋可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38)这些都使人相信在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如前所述，尽管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视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因此，尽管中国没有自发地发生近代工业化，但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正因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生的，我们更有必要重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把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完全归功于西方影响，从而回到“西方中心论”的老套上去了。西方的影响对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毕竟只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的基础。

尽管对明清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如对以往的研究作一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或不足。首先，在研究的指导理论方面，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个理论力求按照近代早期西欧的发展模式来看待明清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意义上来说，并未摆脱“西方中心论”。(39)而不破除“西方中心论”，就难以实事求是地研究过去中国经济的变化，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其次，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方面，但是在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许多重要方面（例如早期工业化的特点、发展动力、所体现的经济成长方式、发展所引起的后果乃至可能导致的前景等），则研究十分薄弱，甚至有些还是空白。例如，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两大部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向来罕有人注意。这导致了我们对明清江南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其前景的看法出现偏差，似乎只要属于轻工业的传统手工业有发展，就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再次，对于工业所赖以发展和形成其特色的主要物质条件（如劳动力的供求、资源的配置、技术与资本构成的特点等），更是研究不足。最后，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于明清中国工业的各个主要部门，对纺织业的研究十分深入，但对其他部门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有些甚至是空白。对于城乡工业，则大多分开研究，罕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由于这些缺陷，使得以往中国经济史坛对明清工业的研究，与国际经济史坛中对西欧早期工业化的研究相比，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理论阐释方面，都还有明显的差距。要克服这些缺陷，就必须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问题作一个新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工业化不仅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节　几个主要概念的解释

上面对早期工业化及其重要性作了阐释，现在我们对本书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概念进行界定。这些概念包括：江南地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时代，以及早期工业本身。

一、江南地区

前面曾引用孟德尔斯的话，说原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地区性的过程。而农村工业以外的工业（特别是矿冶、造船等工业）的发展，其所具有的地区性更为明显。因此在欧洲，早期工业化并非遍地开花，而是主要集中在西欧某些地区。也正因如此，地区性在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地区性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需要予以特别重视的问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明清工业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因此我们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也不能忽视这一点而将其普遍化。在明清中国各地区中，城乡工业最发达之地，非江南莫属。所以对于早期工业化研究而言，这个地区无疑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我们之所以选择江南地区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还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载特别丰富。因此对于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支持来说，它比起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充分。另一方面，至少是从宋代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各种进步，毫无疑问也在江南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因此以之为研究对象，可能会使人更容易看到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变化的若干重要特点。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地区在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处于一种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的位置。若干有关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观点（如日本史学界较早的“唐宋变革论”、“明清停滞论”和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等），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经验为基础。我们选择江南作为研究对象，也正是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而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个地区的经验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相反，因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出全国大多数地区很多，所以可能反而不具典型性。

我曾经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的地理范围作过讨论，认为就明清时期的情况而言，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应限定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40)不过，在我以前所作的界定中，对于经济联系的方面谈得很少，而经济联系又是界定经济区的主要标准，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略作补充。

从经济联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八府一州之地也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地域。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把以往学界关于经济区主要特征的看法作了总结，指出一个19世纪的中国经济区应当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一个经济区应当是该地区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 place）的最大经济腹地；（2）该经济区的核心（core）是连接该区内各高等级城市的主要贸易路线的集中之地，这些路线所构成的网络的密度由核心向边缘（peripheries）递减；（3）核心是主要经济资源（特别是人口）的集中之处；（4）河流的流域是决定一个经济区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因为该河流的水系所提供的运输网络是该地区经济整合的基础。简言之，一个经济区应当有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很密切，而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41)

施氏总结出来的这些特征，对于界定一个经济区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以这些特征为标准来看，上述八府一州之地所形成的地区，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如前所述，这个地区都同属太湖水系，或者说太湖水系所形成的水路网络将此八府一州之地连成了一个整体。其次，在明清时期，这个地区已具有几个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苏州、南京、杭州、松江（明）或上海（清）等，而这八府一州就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再次，在此地区的高层中心地中，有一个中心地（即苏州）高踞其他各中心地之上。苏州不仅位于太湖水系的中央位置，而且也处于此地区内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因此也居于江南水路交通网的中心。江南绝大多数重要城镇，都有水路与苏州相通。最后，在明清时期，这八府一州之地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苏州不仅是江南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其人口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在当日中国城市中无与伦比，可以说是江南地区的最高层中心地。在此中心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明）或上海（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此核心区内集中了这八府一州内的大多数城镇、人口与工商业，而在此核心区外的其他部分（主要即太湖以西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在城市化、人口密度和工商业繁荣程度等方面均逊于核心区内的部分，而且在经济上依附于后者，属于边缘地带。因此从施氏所总结的主要特征来看，这八府一州确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区。

不过，在这个经济区与严格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经济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即：此地区内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其中，南京和杭州两大城市既是苏、浙二省的省会，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这八府一州地区的西部边界，所以它们的商业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边界之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城市是仅次于苏州的全国最大的丝绸产地（南京还是全国最大的木材市场之一），因此在某些方面它们的贸易范围甚至远远超出长江下游地区。至于苏州，更是如此。作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及其近郊集中了全国最大的稻米、棉布、丝绸、木材等市场，其商业腹地辐射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无怪乎施氏认为苏州城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唯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经济腹地可以说延伸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42)事实上，不仅是这些大城市，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43)因此不能把这个地区视为一个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普通的经济区。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总的来说，这个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这种密切的内部经济联系，使得该地区确实可称为一个经济上的统一体，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但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这个经济区同时也在全国处于中心地位，而这种地位又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具有一种“开放”的特点，因而颇有异于施氏所划定的其余经济区。

那么，这样界定的江南地区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一个地区的早期工业化的发生与发展，与该地区农业、商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是该地区各主要经济部门共同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共同发展，只可能在一个既定的空间范围中发生。因此农业、工业、商业等产业之间的互动，也只能在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经济区域内起作用。换言之，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地区性的历史现象，必须以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某些工业部门虽然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如闽广沿海一些地方的造船业就是如此），但这个发展却不一定能够使得该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界定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内部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因此乃是研究早期工业化的最佳场所。

其次，我们在界定江南地区时，特别强调了界定的理由之一是该地区存在一个以太湖水系为主干的水网。在下一节中我们又谈到江南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市场组成的完整的市场网络。这两者是相重合的，或者说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这个以水网为基础的市场网络，对于工业发展至为重要。通过这个网络，能够以较低的运费和较大的数量运送工业所需的原料和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不仅降低了生产的成本，而且也减少了各主要生产工序之间的间隔，在某些地方甚至还促成了某些重要工序的地域分工。这是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所特有的主要优势之一。而这个优势又是由江南地区特有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所导致的。因此作这样的界定，对于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合理的。

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时代

江南的近代工业化发生于19世纪后期。最早的近代工业，是洋务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和战争后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军火工业和少数民用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亦即江南新的经济中心。虽然此时的近代工业规模很小，但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近代工业的出现却是划时代的大事。江南近代工业化的真正进程，实际也肇端于此。因此对于江南近代工业化研究而言，当然应当把19世纪中期作为起点。此外，就江南经济的发展而言，1850年是一个分界线。在1850年以后，江南成为有“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之称的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44)在这场惨烈的十年大战中，江南人口减少过半。(45)在此情况下，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也受到空前巨大的打击。因此，把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的下限定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1850年，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起点应当定在何时，则因不同的标准，也会有不同的结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讨论的早期工业化，不是某项或者某几项工业的发展，而是整个工业的发展使得其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渐重要，以至赶上或超过农业。由此而言，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现，最可能的是始于明代中期，也就是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所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期。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明代中期江南经济开始加速成长。其具体时间，大致而言是始于嘉靖、万历时期。(46)而在此经济成长中，工业发展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我们把嘉靖、万历之际作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开始。大体而言，可以说始自嘉靖中后期的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

因此，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换言之，大约经历了自1550年至1850年的3个世纪。这个时间范围，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基本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是以江南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这里我们不能回避明末清初的问题。在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经济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清初的一些政策，也对江南工业的发展颇为不利。因此一些学者把这个时期视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中断时期，或者甚至认为不能把此前的明代后期和此后的清代中期作为一个完整的成长时期。我们承认，在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时，这个时期应当被视为经济成长的低谷时期。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总的来说，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所遭受的破坏，似乎并不如过去许多学者所说的那么大。清朝的统治远比明朝后期有力，这常常被说成是一种“压制”江南经济成长的消极因素。但是以一种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其实对工业发展也是利大于弊，因为在一种像明末那种半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中，工业要有很大发展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由于江南工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47)，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在全国建立和维持秩序，那么江南工业就无法有保障地从外地获得原材料、销售产品。这样一来，江南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就是不可能的了。而在有效地在全国建立和维持秩序方面，清代（包括清初）国家显然比明代（特别是明末）国家要远为成功。(48)这也为江南工业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因此，总的来说，在此3个世纪中，虽然遇到了明清之际的破坏和清代初年的萧条，但江南工业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时期。为了简便，本书中有时也把这个时期简称为“明清时期”，但是实际上所包括的时间范围是这3个世纪，而非整个明清两代。这一点有必要先行说明，以免引起误会。

三、早期工业

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传统工业都被称为手工业，以免同近代工业相混淆。在海外，布罗代尔把近代早期的工业称为“前工业”，而古特曼则称为“早期工业”。(49)按照最一般的理解，工业就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50)。虽然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可以有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等的区别，但是这些次一级的工业，基本性质依然没有超出以上定义的范围，因此共性仍然大于差异。本书讨论的江南早期工业，就是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工业。为什么不使用手工业这一传统概念，则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手工业与早期工业化

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了区别于近代工业化。首先，近代工业化以机器大工业为基本特征，因此早期工业化自然以手工业为基本特征，是不言而喻的，毋庸赘言。在研究早期工业化时强调其手工业的特点，就没有必要了。其次，早期工业化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高。至于工业生产是靠手工还是机器进行，虽然也会涉及，但不是重点。再次，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并没有一道截然的界线。特别是在早期工业化时代中，复杂的手工操作往往也要依靠简单的机械和机器（在煤铁等生产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西欧，这种情况还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普遍，以致金培尔（J．Gimpell）把机械与机器的使用称为“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51)。保罗·芒图更指出：“机器的出现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制铁厂和翻砂厂从16世纪起就使用着由水车推动的锻铁锤和风箱。……机械装置的起源，不一定比大工业的起源更易确定。”(52)因此用手工业去概括早期工业化时代，肯定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二）早期工业化时代的轻工业与重工业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近代以前的工业不存在真正的轻工业与重工业之分。不过无论如何，某些工业部门从事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则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的分工却是存在的。为了更好地分析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两类工业生产分开论述。至于它们的名称，我们觉得使用“轻工业”与“重工业”较好。这两个术语不仅通俗，而且比起“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工业”和“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来更为简单顺口，也不致引起误解。因此之故，本书在研究明清江南的工业发展时，采用“轻工业”和“重工业”两个术语。下面就有关内容作一简单解释。

1．重工业

近代工业出现以前是否已有重工业？以往多数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但如果我们把重工业定义为“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部门”的话，那么它应当是存在的。到了早期工业化时代，肯定已经有一个早期的（或原始形态的）重工业，否则后来的重工业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英国的历史来看，在早期工业化时代，以煤铁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就已经在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梯魁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并说“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业所雇佣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与羊毛业同样多”(53)。此外还有蓬勃发展的建材工业、造船工业等。至于明清江南，虽然没有煤铁工业（即矿冶业），但是也有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和造船工业等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部门。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江南的重工业，主要即由这三个部门组成。

2．轻工业

作为“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工业”的轻工业存在于近代以前的社会，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轻工业的内容，并由此来确定本书对轻工业研究的范围。

根据产品消费对象与消费方式的差异，轻工业生产大致可以分为奢侈品生产和普通消费品生产两大部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两种生产各具不同的作用。普通消费品（即民生用品）生产总体规模巨大，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一向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54)本书讨论明清江南轻工业的发展，重点也在于此。与普通消费品生产相反，奢侈品生产的工艺水平较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较大，比较容易进入长途贸易。明清江南工业一向以工艺精湛而享誉海内外，其奢侈品生产，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方面，均领先于全国各地。因此在明清江南轻工业发展的研究中，奢侈品生产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奢侈品和普通消费品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例如丝织品，一般被视为奢侈品。但在明清江南，衣帛却并不局限于富贵之家，中产之家穿戴绸缎十分普遍自不必说，就是市井小民、工匠农夫，也并非与丝织品无缘。湖州南浔一带的居民，在明初风俗俭朴之时，“衣服尚多野朴”，但“布衣之外，、绢本自土产，民间寻常衣着亦不以为异”(55)。在明季松江，据范濂目击，“贫者必用绢色衣，（纱或熟罗）包头不问老幼皆用”(56)。18、19世纪之交曾到过中国的英国旅行家约翰·巴娄（John Barrow），也发现浙江各地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普遍穿绸。(57)可见在明清江南，除了少数特别精工制作的高级丝织品之外，大多数丝织品仍应列入普通消费品。因此本书讨论的重点虽然是普通消费品生产，但也不忽略那些介乎奢侈品与普通消费品之间的产品的生产。

轻工业部门繁多，就明清江南而言，主要有纺织业、食品工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造纸业与印刷业等几大类。在这些部门中，纺织业在明清江南城乡工业的发展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史家的高度重视。纺织业之外的其他部门，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视远不如纺织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在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不重要。例如食品工业，以往很少有人作专门的研究，但是就普遍情况而言，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食品工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之一，其地位仅次于纺织业或者与纺织业相当，甚至在纺织业之上。(58)就江南而言，在1949年以前，食品工业在江苏省工业中的地位，仅次于纺织业而居于第二；而在浙江省，甚至到了1950年代，食品工业仍然居于纺织业之上而为该省产值最大的工业部门。(59)在江南纺织业最为集中的苏州—无锡地区，在1950年代后期“大跃进”以前，以碾米、磨面、榨油为主干的农产品加工业（即食品工业）依然与纺织业并列而为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工业部门(60)，直到1960年代碾米业也还占有重要地位(61)。20世纪中叶，近代工业在江南已有长足发展，但是传统的食品工业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近代工业出现以前的明清时代，食品工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无论从产值之大，还是从业人员之多来说，明清江南食品工业的地位都应当是江南工业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然而食品工业的这种重要地位，在以往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却一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对这项工业的专门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以往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对于其他轻工业部门的研究，情况不一，但大体而言亦颇为不足。因此尽管明清江南轻工业是过去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但现在我们对其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况作一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节　本书的论旨与结构

最后，我们简要地谈一谈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和本书的结构，以及以往有关研究的状况。

一、本书论旨

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即在1850年以前3个世纪内江南工业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个发展，所以工业在江南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正因如此，用西欧的标准来看，此时江南的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62)

那么，这个早期工业化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为了清楚地看到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首先就必须对江南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把握这个工业化的总体情况。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本书的第二、三、四、五、六章中，将对明清江南的纺织业、食品工业、其他轻工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与印刷业）以及重工业（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和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讨论。之所以把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从轻工业中拿出来单独讨论，是因为这两个工业部门在当时工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二者合计，可以说已占了江南工业的大部分。把造船业从重工业中抽出来，则是因为造船业的发展，与重工业其他部分的发展情况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它们具有特殊的地位，当然值得各用一章（第二、三、六章）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其他部门的情况，则用第四、五两章进行分析。由于以往对这些部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差别很大，因此在这几章中，我们对这些部门讨论的方式也颇有不同。对于过去研究最多的纺织业，我们着重讨论的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生产组织的变化等。对于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食品工业中的各个子部门，也针对其各自情况，有的着重于描述其发展概况，有的则着重于分析其发展特点。对于这几大部门之外的其他轻重工业各部门，也视其具体情况选择讨论的着重点。

早期工业化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其产生和发展都取决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在构成这种物质环境的主要因素中，对工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能源、材料、原料、市场以及人力资源。由于明清江南经济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因此对江南工业发展的物质环境的讨论，就不能仅限于江南本地。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范围大大扩大，情况也更为复杂。在本书的第七、八、九章中，将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讨论。这种特定的物质环境决定了江南工业发展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什么？本书第十章对此进行专门的探讨。这个探讨着重于通过与近代早期英国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对比，观察江南工业的结构特征，并指出能源—材料节省型的发展是江南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特点。

在以上各章讨论的基础上，本书第十一章对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问题进行分析。为此，我就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英国模式”、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前景分析的方法等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代表了我在近年来研究中所形成的新看法，与自己过去的看法以及经济史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都有颇大的差异。这些看法有的可能还需进一步完善，但是作为此项研究的一个结果，现在还是应当提出来，以便向经济史学界的同行们求教。如前所述，早期工业化是当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之多，是罕有其匹的。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尽可能多的学者投入这项研究工作，方能希望有成。本书把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作为本书的代结论，目的正是希望抛砖引玉，促使更多学者对这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本书研究的一个缺陷，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工业在经济中逐渐取得主要地位的过程。本书虽然对工业的主要部门的发展作了研究，但是却未能对上述过程进行讨论，尽管这个过程是存在的，而且也有学者作过一些局部的和微观的研究。(63)本书未能对此进行讨论的主要原因，是我认为依靠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献资料和我本人目前所掌握的研究手段，尚不足以对明清江南经济进行全面的数量分析。而没有这样的分析，要对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的变化进行宏观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不作这样的宏观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就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说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缺憾，我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各种方法，努力争取解决。

二、本书结构

虽然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始于本书，但是中外经济史学界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已有大半个世纪。早在1942年，西岛定生就出版了关于明代江南棉纺织业研究的专著。自此以后，学界对明清江南工业研究的兴趣和重视程度都不断提高。到了19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被称为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中的一朵。从事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人数之多、刊出论著数量之丰、研究水平之高、对有关问题争论之热烈，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前曾数度出现全国性的讨论热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辉煌再现，仅在1980和1981年两年中，就举行过4次全国性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会。进入1990年代以后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江南工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最集中的行业，因此但凡要研究萌芽，就不能避开江南工业。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热情经久不衰，使得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也得以长期继续。因此，拜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之赐，明清江南工业成为了半个世纪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由于大部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江南工业，因此这里无法全面列举以往学界在明清江南工业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成果。但是在无以计数的有关论著中，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重要的，首先要数傅衣凌的《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以下简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吴氏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和《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勾画出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大致轮廓，而且也为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还要强调的是，这些著作所揭示的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正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背景。这些著作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也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种理论促使我们去思考江南工业为什么会发展？怎么发展？发展的归宿是什么？等等。就是这种理论中的西欧模式，对于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也十分重要。原因很清楚：就连“早期工业化”这一概念也是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借用来的，因此在研究中参考西欧经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除了以上著作之外，其他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所作出的成果也对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成果主要收在1957年、1960年、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四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里。因此，尽管我对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指导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持否定态度(64)，但是我依然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导致的对明清江南工业研究的重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大量研究成果，对于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是极为宝贵的。我所作的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就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受惠良多。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学者的先驱性研究成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之外，不少学者也对江南工业的一些部门在明清及其前后的发展情况作了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方面，但对其他部门的研究近年来也日渐加强。在这些部门史研究中，全汉升、王业键、李明珠（Lillian Li）、徐新吾、范金民、张秀民、陈慈玉、赵冈与陈钟毅、宫崎市定、田中正俊、佐伯富、佐伯有一、吉田寅等中外学者的成果，对我所进行的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都颇有助益。其中，徐新吾、范金民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丝织业的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尤大，我也从中受惠最多。关于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能源与材料问题的研究，虽然是我开始的，但是以后其他学者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上又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我帮助甚大。

此外我也要说明，本书是我过去二十年研究的继续。1985年，我完成了题为《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的博士论文，并通过了论文答辩。江南的工业发展问题就是该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后我又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清江南工业的论文（其中若干篇目可见于本书“征引文献目录”）。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于1988年写成《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一书。但是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尚未考虑到早期工业化的问题，同时对若干重要问题（如人力资源等）也未加注意。更为严重的是，我当时也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因此总是把英国模式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由此出发来分析江南。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仅掌握的史料比过去有了增加，而且对中国经济史的总体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本书的研究无论在论点还是资料方面，都与以往有颇大不同。因此，我自己过去的有关研究，构成了我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的直接基础，而本书则是迄今我对明清江南工业研究的一个总结。

关于本书中行文和引文的方式，说明如下：

1．在本书中，在提到学者以及其他人的姓名时，依照学界惯例，一律直呼其名，不冠以头衔和尊称。

2．引文中方括号［ ］，均系引者所加，而圆括号（ ）则均为引文中原有之注。

3．引用文献名称（书名、论文标题等）都放在页下注内，有关这些文献的出版信息（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月、出版地点、版本、刊载杂志名称及期数等情况），则见于书末所附“征引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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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对于“工业化”的解释，工业化乃是“一个向一种工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转化过程”（“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to a socioeconomic order in which industry is dominant”）。

(2) Dougla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p．158.

(3)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276页。

(4)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安执笔），131页。

(5) 参见上书，1页。

(6)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p．162.

(7) See 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p．xiii．

(8) 例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rd Braudel）认为西欧出现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于11—13世纪，最主要的地方是意大利；第二次发生于16—17世纪，主要在英国；第三次则发生于18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地点仍在英国。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630～644页。

(9) See Myron Gutmann，Toward the Modern Economy：Early Industry in Europe，1500-1800.

(10)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630～632页。

(11) 参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45～46页。

(12)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33～34页。

(13) 就连“原始工业化”一词，也是他创造出来的。

(14) See Franklin Mendeles，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15) Peter Kriedte，Hans Medick & Ju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pp．1-6.

(16) See Maxine Berg，Pat Hudson & Michael Sonenscher，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17) Peter Kriedte，Hans Medick & Ju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pp．1-6.

(18) Peter Kriedte，Hans Medick & Ju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pp．1-6.

(19) Pierre Deyon：《“原基的工業化”——モドルの意義と限界》。

(20) 参见安场保吉：《ブロト工業化の展開》；斋藤修：《ブロト工業化論——その成果と展望》。

(21) See Franklin Mendels，Des industries rurales a laprotoindustrialisation：historigue d'un changment de perspective，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41页。

(22) See 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p．14.

(23) Peter Kriedte，Hans Medick & Ju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pp．145-146.

(24) 这一点，连孟德尔斯本人后来也表示赞同。他说：“和彻底的无产阶级真正相配的，是那种固定资本占主导地位、生产不间断以及劳动生产率高得令资本家认为高投资合算的工厂。如果我们理解在农业中清除季节性就业不足是何等困难，我们就会懂得：新的最佳应用技术之实际用到生产中，将会是何等缓慢，从而也会懂得：在工业中手工业方法与近代方法将会长期共存”（Franklin Mendeles，Seasons and Regions i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25)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50页。

(26) See R．Bin Wong，Rural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West Europe.

(27) 关于德川时代的日本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可见斋藤修：《ブロト工業化の時代》；而关于莫卧尔帝国时代的印度的原始工业化的研究，见Frank Perlin，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Pre-colonial South Asia。后者已将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扩大到对南亚研究中。

(28) 参见安场保吉、斋藤修主编：《ブロト工業化期の経済と社会》，第6章。

(29)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43页；R．Bin Wong，Rural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West Europe。

(30)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311～316页。

(31)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71、187、222.

(32) 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134页。

(33) 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34) See 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十一章中还要作讨论。

(35) 1700—182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176％，而欧洲只增加了74％。See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p．25、40.

(36) See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p．25、40.

(37) 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煤と鐵》。

(38) See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277.

(39) 参见李伯重：《简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40) 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

(41) See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42) See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43) 例如，在丝绸贸易方面，苏州府吴江县的震泽与盛泽镇及黄溪市，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与乌青镇，归安县的菱湖与双林镇，嘉兴府崇德县的石门镇，桐乡县的濮院镇，秀水县的王江浜镇等；在棉布贸易方面，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枫泾、七宝镇，上海县的乌泥泾、龙华、法华、三林塘镇，青浦县的朱家角、金泽镇，嘉定县的南翔、罗店、安亭、外岗、娄塘、诸翟镇及千门塘市等，都是著名的专业市镇，其产品有颇大部分远输江南之外。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44) 此语出于何炳棣。See 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in of China，1368-1953，p．238.

(45) See Wang Yeh-chien（王业键），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in in South Jiangsu；Dwight Perkins，Agricula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p．210-211.

(46)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嘉靖、万历时期，学界讨论已多，兹不列举。关于江南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也始于此时的问题，范金民等作了集中的论述，详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3章。

(47) “外向性”的说法是我提出来的，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第6章。

(48) 对此，清初江南海宁人吴枳昌的话颇有意义：“明季天、崇间，阉宦用事，士民解体，盗贼蜂起，蚁屯水乡益甚。吾浙嘉、湖二郡间，有大水墩为巨寇窃据，四出剽略，得千万金，欲图大举。……入我朝为大军扑灭”（吴枳昌：《续客窗闲话》卷八，“某富翁”条）。

(49)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311～316页；Myron Gutmann，Toward the Modern Economy：Early Industry in Europe，1500-1800。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5版，470页。

(51) J．Gimpell：《中世の產業革命》（日译本），2页。

(52) 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3页。

(53)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71、187、222.

(54)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特别重视的农村工业，主要就属于普通消费品生产。

(55)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引明董志。

(56)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57) See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p．572.

(58) 例如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仅食品工业中的酿酒业一个部门的产值，就超过纺织业的产值，因而酿酒业也成为仅次于稻米生产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343页）。因此食品工业在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工业乃至整个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59) 参见孙敬之：《华东经济地理》，23、128页。

(60) 参见程潞等：《江苏省苏锡地区农业区划》。

(61) 参见严重敏等：《试论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

(62) 伊懋可语（See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277）。伊氏此语不专指江南，但由于江南农村工业最为发达，因此如果说中国农村是“过度工业化”了，那么江南应是最“过度工业化”的地区。

(63) 虽然学界对明清江南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尚未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局部的或者微观的研究已经有一些。例如王家范在《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中指出：在明末清初的嘉兴，一个农村织妇如果一年工作360日，其收入约为14～15两银子，比一个一年工作360日的长工所得高出30％。高王凌在《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25～127页）中也指出清代江南棉区农民收入中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

(64) 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第二章　轻工业（一）：纺织

纺织业是明清江南轻工业中最大的部门。从总产值和从业人员总数来看，这项工业可以说是江南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因此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工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清江南纺织业主要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部门组成。对于棉纺织业的研究，自1942年西岛定生的第一篇专论发表以来，中外史家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成就最大的领域。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徐新吾的《江南土布史》可以说代表了过去半个世纪内中外学者在此方面研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丝织业的研究方面，自1950年代以来也硕果累累，并在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和范金民与金文合著的《江南丝绸史》中达到高峰。吴承明对明清江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所作的理论分析，将对这两种工业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下面我将进行的讨论，即以他们的成果为基础，但同时也对这些成果中的不足进行修正。

无论是江南的棉纺织业还是丝织业，在明清时期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表现为“量的明显增长”（即产品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对此史坛已无异议。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明清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只表现为“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化”。换言之，虽然生产规模扩大了，但生产的方法、工具、效率、组织等却不见多少变化。与这种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明清时期江南纺织业在生产的“质”方面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分工和专业化的加强、生产组织的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下面我们先从“量”的变化方面谈起。

第一节　生产规模的扩大

生产的“量变”，实际上就是生产规模的变化。而生产规模的变化，不仅包括产品数量的变化，也包括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出现以前，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较为缓慢，因此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也主要表现为产量与从业人数同时增加并行，尽管二者在增加的速度方面不一定同步。

一、产量增加

以往的研究已证实：在明后期到清中叶数百年中，江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总产量都有很大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则由于前人作出的研究尚不多，因此在此有必要作一探讨。

1．棉纺织业

明清江南棉布总产量，以往学者们作出了不同的估计。不过这些估计大多是针对松江、苏州等府的产量，而非我们所界定的江南地区的棉布总产量。直到最近，范金民方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棉布产量作出了估计。据他的估算，明代后期松江棉布年产量约为2000万匹，松江以外地区的商品棉布产量约为500万匹，因此江南棉布年总产量在2500万匹以上；清代中期棉纺织业兴盛时，棉布年产量约为7800万匹，其中进入市场的商品棉布约7000万匹。(1)不过从这些估计，我们还是无法了解明代后期的总产量，同时清代中期商品棉布的数量在棉布总产量中所占比例高达90％，似乎也高得过分。下面，我仍然使用我在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研究的拙著中所使用的方法来计算棉布总产量。(2)这种方法是先估算出江南棉布的输出量与本地消费量，然后将二者相加，即可求得总产量。江南棉布的年输出量，按照吴承明的估计，明代后期约为1500万～2000万匹，而清代中期（鸦片战争前）为4000万匹。(3)江南本地的棉布消费量，则可从江南的棉布人均消费量和人口总数来求得。徐新吾估计清代中期（1860年前后）中国的棉布人均年消费量为1.5匹，其中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为1.8匹，农村纺织户的人均年消费量为1.65匹，而非纺织户为1.35匹。(4)由于江南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江南又是棉布的主要产地，因此江南人民的人均年消费量也应比全国平均数高一些。这里我们姑定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5匹。又，从本书第九章中的分析可知，明代后期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5％，清代中期江南约为20％。城镇人均年消费量姑依全国城镇数（即1.8匹）。城乡合计，一个五口之家的户均年消费量明代后期约为8.35匹，清代中期则约为8.4匹，差别不大，均以8.4匹计。明清江南的人口变化，据本书第九章中所作的估算，明末（1620年左右）约为2000万，而清中期（1850年前后）则为3600万；但是家庭规模却变化不大，都是一家五口左右。因此明末江南总户数约为400万户，而清中期则为720万户。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时期江南本地棉布的总消费量分别为3400万匹和6100万匹。将输出量与本地消费量相加，则可知明代后期（1620年前后）江南年产棉布约5000万匹，清代中期（1850年左右）则约10000万匹。由此可见，在这两个多世纪中，江南的棉纺织业生产的产量扩大了1倍。

2．丝织业

明清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情况，与棉纺织业大体相同。但由于史料记载比棉纺织业更为有限，所以在估算总产量时使用的方法，也与前面估算棉布总产量的方法有所不同。

江南丝织品的主要市场，一是国内（包括江南本地）市场，另一则是海外市场。因此要得出总产量，就必须分别弄清输往这两个市场的丝织品数量。关于明清江南丝织品输往国内市场的数量，吴承明和范金民根据织机的数量和工作效率作出过估计。吴氏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每年输往全国各地的各类丝织品，总量大约为30万匹，价值30万两银；而19世纪中期全国丝织品商品流通量约为4.9万担，价值银1455万两。(5)江南产品在此时期全国丝织品市场上的份额不详，若以80％计，则约为3.9万担。这些丝织品匹重，姑按清代输往新疆的丝织品平均匹重计(6)，那么相当于333万匹，即比明代后期增加了10倍；而从价值来说则增加了38倍。范氏估计16世纪后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的丝织品，相当于54万匹湖州绢，价值38万两银；而到19世纪初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的各类丝织品相当于1400万匹濮院绸，价值1500万两银。(7)从匹数来说，增加了25倍；而从价值来说也增加了38倍。虽然他们对明代后期的估计都似乎过低而对清代中期的估计则似乎过高(8)，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丝织品的总产量有大幅度的增加。

因此，从总产量来看，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的200多年中，无论是棉纺织业还是丝织业的生产规模，都有明显的扩大。

二、从业人数的增加

在棉布与丝织品总产量倍增的同时，明清江南纺织业的从业人数也有大幅增加。这首先是纺织业中直接从事纺织的生产者的人数有很大增加，其次则是棉布和丝织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中的从业人员数目，也有很大增加。

1．棉纺织业

在明清江南，棉纺织基本上是农家妇女的工作。按照徐新吾的估计，1860年松江府地区纺织农户中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一年从事纺织的天数多达265日。(9)不过松江因系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情况可能较为特殊。从近代对常熟、江阴、上海的调查来看，农村妇女一年从事棉纺织的天数，至多为200日左右。(10)因此大概地说，明清江南大多数地区农村妇女一年进行纺织的时间，应在200天左右。(11)康熙以前，大约纺织1匹布需7个工作日；康熙以后，则大约只需6个工作日。(12)据此，明代后期江南一个农妇一年可纺织约29匹布，清代中期则约33匹。因此在明代后期生产5000万匹布需170万农妇从事纺织，而在清代中期生产10000万匹布则需300万农妇从事纺织。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明代）农家妇女只是把棉纺织当做副业来从事，但如在后面还要说到的那样，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生产具有相当强烈的地域专业化特色，因此在棉纺织业最为集中的松江、太仓、苏州等地，农妇所从事的棉纺织生产已不能说是副业生产。棉布总产量的增加，导致了以棉纺织为主业的农村妇女人数的大量增加。这也是棉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明显扩大的一个方面。

棉布总产量的增加，不仅引起直接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从业人员人数的增加，还导致了棉布加工业从业人数的增加。明清江南农村生产出来的棉布，除农家自用者通常在本地小染坊染色外，所余则由商人收购后送到城镇专业染坊和踹坊进行染色、踹压等加工，然后再运到各地销售。小染坊数量肯定不少，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城镇专业染坊和踹坊。明代后期松江已有染坊和踹坊，但有关记载很少，想来数量尚不很大。到了清代，情况丕变。苏州、上海等地的染坊和踹坊，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不少的规模也颇大。其中仅康雍乾时期的苏州，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人数也在万人左右；二者合计共2万余人。(13)因此明清时期江南各地棉布加工业中的从业人员总数有重大增加，应是无可置疑的。

此外，从事纺织原料（棉花、棉纱）的收购与分发以及产品（棉布）的贩运的各种商人，总数也不少，而且其人数也随着棉布总产量的增加而有相应的增加。

2．丝织业

明清江南丝织业与棉纺织业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即丝织业生产较早就已专业化，并且有从农村向市镇乃至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因此丝织业生产的从业人员数量，可从织机数量来作推测。吴承明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民间织机数量为官营织机数量的3倍，而当时江南官营织机有3500台，因此官民合计约1.4万台；清中叶江宁地区至少有织机4万台以上，苏、杭二地也各有丝织机2万台以上。此外，湖州、常州、镇江、丹阳等城市及濮院、双林、王江泾、硖石等丝织业发达的市镇，织机数量也不少。因此即使作保守的估计，江南织机总数也在8万台以上，此外还有官营织机1836台。(14)范金民也估计明代后期江南官营织机有3500台，民间织机则约在1万台之谱，最多不会超过1.5万台；而清代江南丝织业最盛时，民间织机总数可能达到8万台。(15)他们的估计大体相同，都表明清代中期江南丝织业中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大约增加了3倍以上。官营织机的操作人手，明代平均每机4.2人，清代则为3.8人。(16)民间织机的平均人数要少些，从对清末南京丝织业的调查来看，大约以2人为多。(17)若均以此计，则明代后期江南直接从事丝织生产的织工总数，约为3万～4万人；而清代中期则为17万人。

除了这些织工外，还有大量的辅助人员，如纺丝工（车户、纺经户、掉经娘）、络纬工、牵接匠（牵经接头工）和染匠等。由于一部织机要用上万根经丝，长度要能织七八匹绸，所以纺经的工作量很大，需要的纺丝工人数也很多。在清代中期，杭州丝织业中使用的“经纬各丝多发女工落纺”(18)；在苏州，纺经也是妇女的工作，“嫠妇贫女，比户为之，资以度日者众焉”(19)；而在丝织业生产发达的南浔镇，“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20)。经丝纺好后，还要由牵经匠理成并行的经把，再一根一根地接到织机的旧经丝头上。进行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熟练的技巧，而且也颇耗时，因此牵经匠的人数也不少。在清代后期的南京，这种牵经匠就有近千人。(21)此外还要大量的络纬工（通常是妇女）将纬丝绕到棱管上。织绵绸需要的绵线，也是一项极耗人工的工作，因此明代小说《一片情》第一卷第一回说湖州农村妇女，都“以打线为活”。清代嘉庆《东林山志》卷二十一风俗也说：“女子十岁后皆学打绵线，故土人无有不善者。”可见从业者众多。明代中叶以后，江南丝织业转向“熟货”生产，在上机织造之前需将生丝槌熟，然后并丝（即摇经）。摇经是一种劳动密集的工作，在清代苏州，一个有劳动力6～7人（包括半劳力2～3人）的摇经作坊，一日仅可摇经50两左右。(22)因此从事此工作的人员数量也很大。至于染匠，人数也不少。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23)，可见明代后期苏州从事丝织品染色的工匠人数众多，与织工相近。清代江南染坊依然主要集中在城市，数量也有增加，即使在丝织业极不景气的同治七年，南京的三类染坊也还有90号之多。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染坊的规模也有所扩大。(24)因此，在生产繁荣的清代中期，苏州染工人数多达万人，尽管尚难以确定他们只是从事丝织品染色还是同时也从事棉布染色。

因此，如果连同各种辅助人员，丝织业的从业人数远大于织工人数。1913年苏州开业的账房有57家，支配机户近1000家，共有织机1524台，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25)，平均每机5人。如依此平均数，那么清代中期江南有织机8万台，从业人员就达40万人。如果再加上与丝织业有关的流通等行业中的从业者，总数还更大。因此清代中期南京丝织业全盛之时，有缎机5万余台，而以缎业为生者竟达20万人之多。(26)依此类推，清代中期江南有8万台织机，从业人数当在50万人以上。

第二节　生产技术的进步

生产技术的进步包括两个主要的内容：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工艺的提高。在此两方面，明清江南纺织业都有明显的变化。

一、生产工具的改进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江南纺织业工具没有进步或改进微小，是一种简陋而低效能的工具。然而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认真分析。

1．棉纺织业

明清江南棉纺织生产主要由轧花、纺纱、织布三道工序组成，在这些工序中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分别为轧车（明代称为揽车或赶车，清代方称为轧车）、纺车和织机。在这三种工具中，织机变化不大，轧车和纺车则有重大改进。

（1）轧车

明代揽车（赶车）仍如元制，须三人共同操作（两人摇轴，一人喂棉），效率很低。《天工开物》中出现了一人操作的揽车，但未见在江南实际运用的例子。明末出现了太仓车，是一个重大的技术革新。使用该车轧花，仅需一人操作，“日可轧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他处用碾轴或揽车，惟太仓式一人当四人”(27)。虽然褚华说只听说过而未见过这种高效率的太仓车(28)，但用崇祯《太仓州志》中关于太仓车的描述和褚氏在《木棉谱》中所描述的乾隆时代上海轧车作比照，构造和操作方法并无大异。(29)由此可知清代江南使用的轧车，实与太仓车属于同一类型，或者是太仓车的变种。因此徐新吾指出：江南轧花工具在康熙时期有重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0)

（2）纺车

明代江南所用的纺车仍然是手摇单锭纺车（清代江南称为手车），较前并无多大变化。明末宋应星虽然谈到有同时纺三纱之法，但是一则未见江南有适用这种方法的实例，二则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所用的纺车仍是手摇单锭纺车，只不过是将待纺棉条置于左手所握的三个管子中（右手摇车），棉纱仍是纺于一个锭子（而非三个锭子）上。由于一只手控制三条棉条很不容易，所以只有“纺工能者”才能使用这种方法。同时，使用这种方法虽然纺纱速度较快，但所纺出棉纱的质量却不高（“捷而不坚”）。(31)因此在明代江南棉纺织业中，即使有人使用这种方法，肯定也是个别的情况。到了清代，纺车有很大改进，出现了足踏的多锭纺车（清代江南称为脚车）。(32)由于锭数增加，所纺出来的棉纱条数也随着增加，而且每条棉纱各纺在一个锭子上，从而加强了纺纱的拉力，使棉纱质量得到保证。这种纺车的动力由足提供，由于足力强于手力，所以使得纺纱时的动力得以加强，从而提高了工效；同时，右手得以解放出来用于棉条传输等工作，有助于质量控制。所以前述那种用单锭纺车纺三纱的方法所无法避免的“捷而不坚”的弊端，也可克服。多锭纺车的种类，也依锭数的多少而分为双锭纺车、三锭纺车和四锭纺车，而以三锭车为多。(33)

三锭纺车的工效比单锭纺车高得多。(34)道光时，郑光祖说：“有纺车并架三椗［锭］、抽三绪者……每人日可十余两。”(35)褚华也说使用这种纺车，“夜以继日，得斤许”(36)。从实例来看也是如此。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附录中记载了一个上海寡妇王氏，“每日纺纱十二两……每日夜兼工……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王氏虽然工作时间比一般人长，但她使用的肯定是多锭纺车，否则她断然无法每日纺纱12两。据近代对上海手工纺纱的调查，使用单锭纺车，一个“快手”每日工作12小时，可纺经纱5～6两（会馆秤），纬纱7～8两；而使用足踏多锭纺车，每人每天可纺纱1斤（16两）左右（纺1斤以下的已是慢手）。(37)前引清代的有关记载中的纺纱效率，与近代对上海使用足踏三锭纺车纺纱的效率一致。由此可见所用的确实是足踏三锭纺车。

足踏三锭纺车工效虽高，但与手摇单锭纺车相比，使用难度较大，劳动强度也较高，即“人劳而工敏”(38)。因此吴承明、徐新吾都认为足踏多锭纺车在清代江南运用不广。(39)但是此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纺纱工作主要由农家老幼劳力承担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老幼劳力因为体力较弱，确实都使用手摇单锭纺车。但是如后所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纺纱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并非农家老幼劳力，而是成年劳力。对于后者来说，她们有体力使用足踏三锭纺车。所以清代江南地方志说“老幼多用手车，少壮多用脚车”(40)。事实上，使用足踏多锭纺车虽然对体力和技术的要求较高，但据调查，在20世纪初的苏南林塘农村，只有“一些老婆婆和初学纺纱的幼女”才使用手摇单锭纺车，其余人则使用足踏三锭纺车。(41)可见足踏多锭纺车，除了体力最弱的老幼外，农家一般的辅助劳力也可操作。因此如果我们不坚持明清江南纺纱是一种“老幼化”的工作的话，就应当承认三锭纺车有可能广泛使用。

明清江南农民家庭规模一般只在5人以下，其中的成年劳力通常只有2人（农夫与农妇）。按照徐新吾对1860年松江农村纺织户的估计，除去完全不能劳动的老幼，一个纺织户中可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劳动人手，总计仅可折合1.5个全劳力。(42)换言之，除了农妇本人外，仅有半个全劳力可参加纺织生产。徐氏估计这1.5个全劳力每年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时间都为265个劳动日。(43)从后文的分析可见，这个劳动日数已达到其能够参加劳动的天数的极限，因此再要增加劳动人手与时间已无多大余地。按照当时的工效，如果使用单锭纺车，这个农户每年大约能够生产66匹棉布，即6个标准工作日生产1匹布。(44)但是实际上在松江等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不少农户用少于6日的时间即可生产1匹布。其中甚者如嘉定，“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45)，即仅用1日即可生产1匹布。从单锭纺车的工效来看，每天织1匹布，需要至少4个全劳力纺纱。而就通常的情况而言，一个五口之家是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劳力的。(46)如果不是靠买进棉纱来织布的话，就必须大大提高纺纱工效。而在当时，提高纺纱工效的唯一途径是采用效率更高的足踏三锭纺车。在一个专业从事纺织的五口之家中，假定主要劳力（即上引文字中的“匹夫匹妇”）都参加纺织，则有全劳力2人。参加棉纺织业劳动的老幼劳力，按照徐新吾的估计合起来以0.5个全劳力计。这样这个纺织户参加棉纺织生产的全劳力共2.5人，即每日可有2.5个全劳力工作。织布需要1个劳力，还余下1.5个劳力可从事纺纱。而使用三锭纺车，大约1.5人纺纱恰可供1人织布。因此只有采用三锭纺车，才能保证每日织1匹布所需的棉纱。由于农户日织布一匹的情况在清代松江等地并不罕见，因此也证明三锭纺车在这些地方确实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运用。

此外，近代江南农村罕用足踏三锭纺车，也不能证明这种纺车在清代前中期未曾被普遍运用。瓦格纳（Donald Wagner）在关于中国传统钢铁工业的研究中指出，在19世纪中期以后受西方近代工业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国传统工业生产中最先进的技术，而落后技术所受影响反倒较小。(47)这一结论也颇符合江南棉纺织业的情况。由于洋纱大量涌入江南，以棉纺织业为主业的农户，比起以棉纺织业为副业的农户，往往更愿意放弃纺纱而采用质优价廉的洋纱，而专其力于织布。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前一类农户正是足踏多锭纺车的主要使用者。与此相对照，后一类农户因为仅以棉纺织业为副业，所以对工具的生产效率问题并不如前者重视。这就是他们一直主要使用手摇单锭纺车的主要原因。因此19世纪中期以来江南三锭纺车使用不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在此之前这种纺车不曾得到较广泛的使用。

由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松江府），足踏多锭纺车的使用相当普遍。徐新吾指出足踏三锭纺车的使用，最初见于上海，尔后宝山、嘉定、南汇、川沙等地也有使用。(48)由于上述地方都在松江府东部，因此徐氏认为“三锭纺车存在的地区，局限在松江府东隅一角”(49)。但是这个“松江府东隅一角”，正是当日中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地区，或者说是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其棉布产量在江南棉布总产量中占了极大的比重。(50)因此多锭纺车在这一地区的普遍运用，意义非同小可。(51)

还有一值得注意的进步是大纺车的使用。元代发明了水转大纺车，但其因无牵伸细纱条的能力，所以只是用来对丝、麻等准长纤维进行加捻合线。到了清代，发明出了利用张力和捻度控制牵伸的纺纱用大纺车。陈维稷对“现在浙江农村沿用的多锭纺纱车”的实际构造进行了研究。这种纺车设有罗拉作为牵伸机构，纺锭多达40～80个，分别竖立在车架两面；车上使用了飞轮、手柄、偏心轮等机件，为王祯《农书》中的大纺车所无。陈氏还指出：这种大纺车的纺纱原理与方法是从手摇纺纱工艺中继承和改进而来的，但在结构上与方法上都大有创新(52)，尽管这种棉大纺车也是依靠人力而非水力推动的。这种棉大纺车出现于何时？陈氏说是“约在清代”。徐新吾则认为可能是清末以后之事。(53)因此，在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内，江南棉纺织业中可能已有棉大纺车的使用，尽管尚待进一步求证。(54)

即使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难以下“明清江南棉纺织生产工具简陋”的结论。17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欧洲，一直使用着单锭纺车，虽然也有人发明出了双锭纺车，但是“同时能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55)。1765年发明的著名的“珍妮机”，也只有8锭，而且是手工木制，纺出的棉纱也不结实。(56)因此清代江南三锭纺车的发明，可以说是世界棉纺织业史上的一个伟大技术进步，可以说代表了工业革命以前世界纺纱工具改良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因此以工业革命前的标准来看，江南纺织工具决不能说是“简陋落后”。

此外，在经纱工具方面，清代也有颇大进步，由原来仅八的纴床，改进为二三十的经车，工效有了明显的提高。(57)

（3）织机

明清江南一直使用投梭织布机，罕有变化。没有改进的主要原因是这种织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工作效率大大高于纺车。换言之，在纺纱工作效率明显落后的情况下，织机也就没有改进的动力。

2．丝织业

丝织业所用主要生产工具是纺车（即丝车）和织机。在这两种工具的改进方面，明清江南虽无重大发明，但也都有可观的改进。

（1）纺车

明清江南的缫丝业，仍然大都采用传统的手摇纺车或者三绪脚踏丝车。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也有大纺车的使用。用丝大纺车对蚕丝等进行加捻及合线，元代王祯《农书》中已提到，但未见在江南使用的记载。晚清卫杰所著《蚕桑萃编》说到江浙、四川等地使用一种丝大纺车。从《蚕桑萃编》所附的图文来看，这种丝大纺车在结构上比王祯《农书》中的大纺车有很大的改进：首先，车架由长方形体变为梯形体，上狭下阔，因而稳定性更好；其次，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使得锭子数量随之大大增加(58)；再次，这种丝大纺车，上面加上了给湿定形装置（竹壳水槽），使得纱管上卷绕的丝条保持潮湿，提高了丝条张力，防止加捻时脱圈，同时也有利于稳定捻度和涤净丝条，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虽然强捻的经纬丝条可以在手摇纺车或脚踏纺车上加工，但是生产效率与捻丝质量远远不及大纺车。(59)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城镇中，丝大纺车一直在使用。清代中期江南使用的丝大纺车（大车），一般有纺锭50枚。每部大车需二车1～2部、小车1～2部、洋车4部配合。(60)但是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不同的是，这种丝大纺车不是靠水力推动，而是靠人力推动。

（2）织机

明代江南所用的丝织机，大致停留在元代的发展水平上，但是织机规格已经统一。(61)从种类而言，大体可分为腰机、小机和花机三种。腰机系汉代以来使用的织机，虽经历代改进，但生产效率依然很低，而且操作十分费力。在元、明时期，这种织机的使用已逐步减少；到了明末，除织造某些特殊的厚地布帛外，已基本被小机取代。小机形如花机，水平经架，双足交换踏蹬，主要用于织造包头绢或轻软丝织品。(62)

明代江南最重要的织机是花机。因史料缺乏，明末以前江南花机改进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63)，但是《天工开物》中描述的明末花机已相当先进。这种花机的优越之处，在于使用这种花机，可在同一机上织出好几种织物，并可根据需要调节打纬力量，从而控制织物的松紧、疏密程度。(64)范金民进一步从工艺上来解释这种优点，并且指出这种斜身式花机在清代继续有所改进，特别是将机腿加高到3尺，进一步增强了织机斜身的效果。(65)这种斜身式花机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吴承明指出：明代江南官织局各色人匠总计，平均一部织机有工匠4.2人，而清代则为3.8人。(66)减少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我认为主要应是织机改进所致。因此织机的上述变化，是中国丝织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

以上述技术进步为基础，为适应生产专业化的需要，花机也在不断分化。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九物产记载了绫机、绢机、罗机、纱机和绸机5种织机，其构造多不尽相同，表明随着丝织业生产内部分工的发展，花机已逐渐专业化。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专业化的花机名目更不胜枚举。仅《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第七中记载的太平天国后南京（江宁）“织缎之机，名目百余”，而这些织机，绝大部分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已在使用。织机的这种专业化，也体现了丝织业工具的进步。

使用这种改进了的织机，可以提高织物的质量，使其内质更加坚固精致，外观更加光亮平滑。特别是对于工艺要求较高的缎类织物生产，更因此而得到大发展。用以往的平身式织机织缎，费时费力，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均不高。但用斜身式织机织造，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明代缎已代替绫、锦，向坚实耐用的方向发展。而清代的缎类织物种类大大增多，似又有向高级发展的趋势。(67)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即在于织机的变化。此外，在斜身式织机上使用妆花技术也比在平身式织机上更为方便，因此斜身式织机的普遍运用，也有利于妆花织物等高级产品的生产。就高级产品的生产而言，大约在清代初期，就已出现由小花楼机向大花楼机的过渡。大花楼机可以织造多种复杂的大型提花织物(68)，因此其出现对于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二、生产工艺的提高

按照以往的看法，明清江南的棉纺织工艺十分简单，人人俱可为之，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改进提高。丝织工艺则比较复杂，但是改进情况如何，除范金民等个别学者外，亦多未能详究。这里就此作一讨论。

1．棉纺织业

明清江南的织布工艺颇有进步。这首先表现在棉布质量的明显提高上。例如在明末崇祯时，松江所出各种棉布虽然大多都以“细密匀净”著称，但其中制作精细有如绸缎者，只有被称为“赛绵绸”的飞花布一种。(69)但到乾隆时，松江所产的各色棉布，都称“紧细如绸”(70)。与松江毗邻的太仓、嘉定等地在清代也都出产以“细密”著称的优良棉布。(71)江阴是松江以往最重要的江南棉纺织业中心之一，在正德时期曾与松江并称为天下产布最多之地，故史称“棉布，以木棉为之，虽在处皆有，然举其最盛者，则概天下莫如松江与江阴”。但所产之布“细密称松江，粗壮称江阴”(72)。可见正德时代江阴主要生产的是粗布。到了嘉靖时代，江阴属下各地所产布中，唯有出于蒋家桥者被称为“细密”。(73)但到了道光时代，该县输往外地的主要棉布品种——“雷沟大布”，却以“坚致细密”闻名。(74)另外一个松江以外的江南重要棉纺织业中心无锡（包括金匮）的情况也类似。乾隆时，无锡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只有安镇东亭八字桥所产的上等布，才“细密无比”(75)。但到了嘉庆时代，情况却是“布，邑中女红，最勤纺织，上者重厚细密，次于标布，衣被之利极广”(76)。这些例子，都表现了纺织工艺的提高。而在较高等级的棉布织造中，纹络、花样等工艺也有发展。(77)

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相当提高。明初刘基的《多能鄙事》记载了染料配方13个。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的染色法已增至二十五六个，但缺染料定量。到了清代中期，成书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布经》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90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以外的“杂色”达70余种。不仅如此，这70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此外，该书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还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78)

由于这些进步，江南棉布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以满足国内外各市场的不同需要。到光绪初，川沙的棉布品种“称七十二种”(79)，由此亦可推知太平天国之前江南棉布品种之丰富。

2．丝织业

在织机改进同时，丝织工艺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提花织物的生产技术方面。此外在“熟货”生产技术和染色工艺方面的进步也十分重要。

（1）提花织物生产技术

提花织物生产的关键是“花本”的制作。制作花本，称为“挑花结本”，技术难度很大，尤其是妆花花本，尤难制作。明末江南已发明使用花本的新方法，即：“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织者不知成何花式，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80)这种方法不仅使得普通工匠也能够按照图样织造出复杂的纹样，而且由于花本可以反复循环使用或“翻倒”（即复制）和移入他机使用，所以非常有利于复杂提花织物的大量生产。范金民指出：织机的变革与花本的制作，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大花楼提花工艺，就是花本与织机提花装造相配合的产物。这种工艺使得织工可以自由地更换花本，改变织物纹样，从而织出包括龙袍在内的各种高级织物。而这些工作是小花楼机所无法胜任的。(81)朱新予更认为：今天电子自动提花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就是由明代的“挑花结本”技术演变而来的。(82)

由于织物组织技术的改进，织物的种类也不断增加。朱新予和范金民对明清江南织物品种增加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83)从范氏引用的日本人所作的调查可见，到了清末，江南丝织品的品种多达60余种。而清代中期的实际数量应当还不止于此。

（2）“熟货”生产技术

在丝织准备方面，明清江南也有一个重大变化，即从“生货”生产向“熟货”生产的转变。丝织品需要经过练白、加槌后，方变得柔软光滑，并易于着色。明代中叶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先织后练染，所得产品称为“生货”。到了明代中叶，先将生丝练染后再上机织造的技术普遍了起来，所得产品称为“熟货”。后者的质量较前者更佳，但织造工艺的难度也更大。“熟货”生产技术首先出现于官营织造，尔后迅速成为民间丝织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因此“熟货”的主要品种缎与纱也成为了明代后期苏州民间丝织业的主要产品。(84)这一进步为清代江南以“熟货”生产为主的丝织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因此吴承明说：“清代纺绸，已是先纺后织，不仅经线用双经，纬线也多用纺纬，这就能提高织造时的劳动效率”，这个进步又导致了绸类生产的大发展。(85)

（3）染色技术

在丝织品的染色工艺方面，进步也很明显。明代前期由于政府对人民服色的限制，江南民间丝织品色彩颇为单调，因而染色技术变化也不大。到了明代后期，江南丝织品染色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丝绸色彩达120种以上，而其中不少是明末才出现的。从技术方面来看，主要进步有三：（1）明代前中期丝织品染色大多采用未经练白的生丝，故无法染出鲜艳的浅色。后来因脱胶、练白技术的发展，明代后期采用练白的熟丝，故可染出光亮润泽的浅色；（2）明代前中期套染不多，而随着套染技术的发展和媒染剂的增多，明代后期套染得到普及（有的还多次套染）；（3）明代前中期染色最深只能染缁皂色，很难染出玄色和墨色。而到了明末则玄、墨色均可染就。到了清代，染色工艺的进步仍在继续。相对而言，清代前期进步不大，而中期则十分显著。嘉庆、道光时代新增的色彩，就近70种。而到清末，据《雪宦绣谱》“线色表”中所记，色彩类别多达88种，“其因染而别者，凡七百四十有五”，而手艺高超者，“虽累千色可也”(86)。

由于以上进步，江南丝织品的花色品种在明清时期大量增加。到了清代中期，已不胜枚举，足以满足不同消费对象不断增加的需要。

第三节　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

在以往关于明清江南纺织业中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指出了明清江南纺织业中出现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现象，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时也强调由于农业与手工业在农民家庭内的紧密结合和小生产的分散性与落后性，生产中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仅很低，而且难以继续提高。我们知道，以往对于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下来进行的。依照吴承明的解释，明清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另一则是工场手工业。商人支配生产，又包括包买商制和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两种主要形式。在包买商制下，虽然生产仍属个体生产，但从实际中的典型例子（如清代南京丝织业中的“账房”制）来看，在某些行业（如丝织业）中，商人支配下的各个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已达到一定水平。在商人雇主制下，生产已不是个体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工场手工业，因为分工和专业化只有在工场手工业中才得到最大的发展。(87)但是在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之外，还有人数更为众多的城乡个体小生产者。对于他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一般认为虽然出现了一些分化的现象，但分工很不发达。特别是最主要的纺织业部门——棉纺织业，甚至未脱离农家副业的范畴(88)，因此更谈不上专业化的问题。由于最后一类小生产者是明清江南纺织业生产的主力，如果在他们的生产中很少有分工和专业化，那么明清江南纺织业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当然也应当是十分微弱的了。因此实际变化情况究竟如何，颇令人感到迷惑。

对以上看法加以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存在一些问题。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言，早期工业化的动力是所谓斯密型成长。而斯密型成长又主要依靠分工与专业化，即在技术条件未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成长。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小生产中，因为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斯密所描绘的那种手工工场依然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89)在工业革命前英国首要的工业部门毛纺织业中，纺织两项基本工作仍然主要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进行，尽管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厚呢纺织业中）也出现了一些商人包买主支配下的生产和较大的作坊。(90)倘若忽视个体小生产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那么也就忽视了当时工业成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们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重点，应当放在被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轻视的个体小生产中的有关变化上。而在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变化有其特点，与在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作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分工与专业化这两个概念作一简要说明。

依照吴承明的定义，与明清江南工业有关的社会分工包括两种：一是某一较为复杂的生产过程（如纺织品生产）的各主要工序相互分离，各自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另一则是某一手工业生产与农业分离。(91)这两种分工实际上也就是专业化，虽然分工与专业化的意义也还有所不同。

在明清江南纺织业的两大主要部门中，丝织业生产在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而棉纺织业生产中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对于有关变化的争议也较大。这里我们先从丝织业开始讨论，然后重点讨论棉纺织业的情况。

一、丝织业

丝织业生产的主要环节是纺经、络纬、练槌、染色、牵经、接头（或结综）和丝织。在明代后期苏州的民间丝织业大作坊或手工工场中，织与挽丝等工作之间可能已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例如郑灏家就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92)。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除染色外，其他工序的相互分离似乎尚未十分明朗。有一些史料说一般是女络男织(93)，但也有其他一些史料说是丝织的全部工作都由妇女承担(94)。但是到了清代中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些工序已相互分离并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生产者的工作也因而变得十分专业化。这种情况不仅可见于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宁等大城市，而且也可见于丝织业发达的市镇。典型的例子如南京的丝织业，除了纺丝、练染、络丝、牵经、织造等工序都已相互分离并专业化外，结花本（范子）、挑花、拽花、牵边（边线）等次一级工序也分离了出来，并组成各自的行会。(95)在嘉兴濮院镇，除了络工、拽工、织工、牵经工等外，还有运经、接头、湅手、挽花工等。这些工匠的手艺已非常专业化，连求雇地点也都相互分开，不相混淆。(96)苏州元和县唯亭镇的情况也相似，故史称“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能，计口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97)。

在明代，江南的丝织业还未完全摆脱作为农村副业的特点。直到明末，丝织业生产在江南蚕桑地区的农村中还颇为常见。例如据地方志，成化、弘治以后，苏州“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98)。这种情况在明代小说中也有反映。例如《一片情》第一卷第一回说湖州农村妇女，都“以打线为活”。《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说苏州盛泽镇上绸丝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明末《沈氏农书》“蚕务”更说在归安县的涟川一带，“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况在本地，家家织纴”，并且提到了农妇丝织的工作效率、收入等具体情况。到了清代，丝织业基本转移到了城镇。在专业化的丝织业城镇周围农村仍有一些农户从事丝织业生产，但一般而言，他们的工作大多只是丝织业中比较次要的工作（如纺丝等），并主要是为城镇丝织业服务。(99)

二、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生产的主要环节是轧花、纺纱（包括弹棉、搓条、纺纱、成纴）、织布（包括浆纱、牵经、穿综、穿筘、摇纱、织布）、染色、踹压等。其中染色和踹压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其他环节则分布于城乡（特别是农村）。

进行棉布染色和踹压工作的染坊和踹坊，在明代松江一带已经出现，但有关记载不多，难知其详。大约这两种工序的分离还不甚明显，因此要至康熙中叶以后，染坊和踹坊才逐渐分离开来。(100)这标志着棉布加工业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在清代加强了。但是在其他工序中，情况比较复杂。

在轧花方面，徐新吾认为轧花是江南一般纺织农家自行操作的第一道工序，原因是轧花不需要特殊技术，因此也没有从农家棉纺织生产环节分化出专业轧花的手艺人。但是徐氏也指出在棉花输出地区，到了棉花销售的旺季，会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轧花人，给商人充当临时雇工。他引用的崇祯《太仓州志》则明确地记载说，“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101)。吴承明则认为由于“揽车的改进最大，轧花业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102)。吴氏所言甚是。因为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轧花工效，使得轧花工效远高于纺与织的工效(103)，因此一般农户没有必要家家置车自己轧花。比较可能的情况，看来是在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棉花收下后为自己以及邻居轧花；或者是有一些季节性的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虽然这些代人轧花的农户或流动轧花人可能只不过是打短工的性质而非小商品生产者（如徐新吾所说），但从分工的角度来看，他们之“包”下了轧花工作，表现了轧花与棉纺织业其他生产环节的分离。

江南的棉布有浆经与刷经两种。刷经的品种布身紧密，质量较高，主要销于北方。而浆经的品种则主要是供本地消费，即所谓“浆纱行于本境，刷线达于京师”。浆经比较简单，一般农家可自为之。刷线则需要较高技术，“工夫远过浆纱”。故有一种专为织“刷经布”的人家刷线的刷经匠。这种匠人接近于流动手艺人性质，在清代松江人数很多。(104)他们的出现，也表现了刷经工序的分离。

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和专业化是纺与织两大工序的分离。以往在此问题上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是吴承明与徐新吾。吴氏认为尽管明清江南有一些单从事纺纱的记载，但纺与织基本上没有分离。(105)徐新吾则认为在明清江南小农家庭棉纺织手工业中，纺与织分离的现象已发生，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纺与织还是在小农家庭副业中结合着。(106)吴氏与徐氏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主流看法。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江南棉纺织业中纺与织两大工序的分离，究竟达到了何种水平？

徐新吾指出：“在小农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老幼妇女宜于纺纱，青壮妇女宜于织布。当家庭纺纱的辅助劳动力不足时，青壮妇女便需自行或部分地自行纺纱。不过一般讲，织布的收入多于纺纱。如果不是棉农，又在缺少劳动力的情况下，与其自行纺纱，则不如购纱织布要更经济些。”同时又有不少孤苦无依的“老媪”，因体力所限，只能从事较为轻便的纺纱，以此来谋生。还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织布工具和资金，也不得不限于以纺纱为业。二者相结合，使得纺与织的分离成为必然。此外，有些地方农户的织布技术不及毗邻地区，他们宁可专门纺纱，售与毗邻地区的织布者；相反，也有些地区的纺纱技术较高，农户所纺出的纱可售较高的价格，特别是由于经纱的质量要求比纬纱高，所以有专纺经纱出售的。(107)

除了徐氏所指出的原因外，江南纺、织分离还有其他原因。如后面分析所示，由于纺纱的工效大大低于织布的工效，农户平时已经不得不把纺织劳动的大部分用于纺纱，因此在需要扩大纺织生产的时候，他们也就无法再从家内获得更多的劳力来增加棉纱产量，唯一的办法是从其家庭之外取得棉纱。家家户户都购棉纱，造成了对棉纱需求的强劲，从而使得另外一些农户（特别是因种种原因不能织布或不能织出好布的农户）放弃织布，专门纺纱。因此在史籍中，“老媪”专业纺纱的记载固然常见，但是“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口食”之类的记载也可见到。不仅如此，当对棉纱需求的增加导致纱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或者是棉布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对织布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时，退出织布、专事纺纱的农户数量都会增加。这种情况随着地区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得纺与织的分离超出本村本乡的范围。在此情况下，在专门从事纺纱的地区的纺纱者，就不只是老幼，甚至主要不是老幼了。

纺与织的地区分工，最早出现于明代中期。随着松江棉纺织业日益发达，而纺纱工效较低，致使棉纱供应日显不足。于是金山一带的妇女，因“织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108)。但是随着松江（特别是上海）棉织业的不断发展，依靠本地的棉纱依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从嘉兴府（特别是海盐县）向松江输出棉纱的情况，以至当时流行的商人交通手册《水陆路程》、《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等书中，都提到嘉兴至松江水路上的“棉纺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海盐用以纺纱的棉花，又是从松江输入。因此形成了一个将松江棉花运到海盐纺为棉纱、然后再运回松江织为布的现象。(109)到了清代，由于纺车的改进，这种从外地输入棉纱的活动仍有之。例如在嘉庆时代的太仓，“妇女弹捍［木棉］作条纺之，松江织户咸来采贩”(110)。而在道光时期的南京，甘静斋为帮助解决本地“下岗”剪绒织工的“再就业”问题，大力提倡棉织业。但本地所产棉花不宜纺纱，所以“织布所用棉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者，绪理紧密，绵绵不断”，故“望有力者赴崇明、通州等处广为采买”(111)。周庄镇农家“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纱，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出售”(112)。至于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异地输入棉纱的情况(113)，则可能更常见。这些都表明纺与织的分离，已经不止限于本地了。

这种纺与织分离的情况，在城镇棉纺织业中更为明显，原因是城镇棉纺织业所产棉布的商品性更强，对质量要求也更高。这就要求织布业更加专业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而织布的专业化又意味着与纺纱业的分离。因此清代中期上海“棉纱成纴……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布经团”(114)。此外，城镇棉纺织业较为集中，对棉纱的相对需求也较强，因此卖纱的记载也比较多。

总之，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如果要增加棉布产量，那么出现纺与织的分离和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小社区（如一个村子乃至一个市镇）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和专业化较早就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而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也逐渐增加。(115)

第四节　关于棉纺织业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几个问题

吴承明与徐新吾认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纺与织分离程度很低，并对其原因作了说明。(116)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进行归纳，并提出以下问题：（1）纺纱的工效是否太低，从而阻止了纺与织的分离？（2）谁是主要的纺纱者？纺纱的专业化是否等同于纺纱劳动的“老幼化”？（3）纺与织都在农民家庭中进行是否一定是分工不发达的表现？（4）纺织生产是否一种人人皆可为之的简单劳动，因此无须专业化？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问题逐一加以讨论。

1．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明清江南纺纱工效太低。而之所以如此认为，首先是因为纺纱工具太落后，其次则是由于将纺纱与织布作对比。但是对这两种看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首先，明清江南棉纺工具——纺车，以近代工业化以前的标准来看，并不落后。如前所述，清代江南使用的足踏三锭纺车是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世界上最好的纺车，因此以工业革命前的标准来看，江南纺织工具决不简陋落后。使用这种纺车，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因此我们不能说明清江南纺纱工具太落后，使得纺纱工效太低，从而阻止了纺与织的分离。

其次，纺纱与织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其工效高低取决于各自的生产方式。因此它们的工效有所差别乃是正常现象，而且这种差别对这两个工序的分离和专业化并无重大影响。例如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棉纺织业中，通常要5、6架纺车纺纱才能供给1台织机，而且还常常发生缺纱现象。但是此时英国纺、织分离已相当明显。(117)不仅如此，纺、织工效的差别可能还有助于分工的发展。这是因为分工和专业化是在不改变原有技术的条件下提高工效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虽然纺纱对技术与体力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要提高工效，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之专业化。一个专业纺纱的工人，其工作效率比非专业纺纱的工人更高。

此外，纺纱与织布两种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但是并不一定导致两种工作的劳动收益也出现同样的差别。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地方，这种收入的差别可以通过市场的调节，使之趋于一致。因此在没有外来因素（如洋纱输入）影响的情况下，二者的劳动收入，相对于其各自单位劳动时间中的社会平均劳动量来说，应当大致相同。在一个市场机制运作良好的经济中，如果对棉纱的需求很强，纺纱劳动的收入也会因之提高，从而织布劳动的收入也相对降低，直至二者达到某种平衡。这与纺纱工效的高低并无关系。因此说纺纱收入太低使得农家不能放弃织布，从而阻止了纺与织的分离，从理论上来说是可商榷的。

2．农家老幼从事纺纱是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往学界通常认为由于老幼不是主要劳动力，所以主要由老幼纺纱所体现的分工与专业化仅只代表了一种很低级的水平。

我们要指出的是：虽然老幼只能纺纱，但是纺纱却并非只由老幼承担或主要由老幼承担。按照清代江南的一般工效，一个妇女若使用单锭纺车一天可纺纱5两左右，而若织布则可织1匹。因此为供应1个工作日织布，需要4个工作日来纺纱，此外还有1个工作日用于其他工作（如弹花、经布、上浆等）。(118)明清江南一个普通农户中，除了农妇本人外，其他可参加纺织生产的老幼劳力合计仅为半个全劳力。织布由农妇承担，按照上述纺、织工效，她用于织布的时间也仅为其纺织时间的25％，而用于纺纱和其他工作的时间倒占其工作时间的75％。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她用于纺纱和其他工作的时间，与老幼合计大略相当。如果使用多锭纺车纺纱，工效可提高一倍，只要4个工作日就可生产1匹布。因此农妇可将其劳动时间的37.5％用于织布，而将其余时间用于纺纱（这种纺车主要由农妇操作）及其他工作，同时老幼则依然使用单锭纺车纺纱。可见，如果仅依靠农户内部的劳力，不论使用何种纺纱工具，农妇都是纺纱的主要劳力。

3．在以往的研究中，明清江南农村棉纺织业通常被认为是家庭副业，其主要工序纺与织也在家庭内部进行，因此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十分低下。

如前面引用吴承明对分工与专业化的解释所说的那样，与明清江南工业有关的社会分工包括两种：一是某一较为复杂的生产过程（如纺织品生产）的各主要工序相互分离，各自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另一则是某一手工业生产与农业分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上述看法就经不起推敲了。

首先，如前所述，纺织业生产最重要的分工是纺与织的分离。而这种分离的关键是一个劳动者只从事纺纱或是织布。至于这个分离发生在什么场所（如一个家庭或是一个作坊、工场乃至一个地区内），并不是决定性的。在纺织农户的家庭内部，老幼等辅助劳动力一般都只从事纺纱。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纺与织的分离已经发生，他们的工作已经专业化。对于纺织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农妇来说，虽然在许多地方她们依然不得不既纺又织，但在纺织业发达的地方，她们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朗：一些妇女只织而不纺，另一些妇女则只纺而不织。因此对于双方来说，纺与织的分离也已是事实。这种分离主要发生在农民家庭之内或家庭之间，但是对于纺与织两道工序的分离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的许多地区，纺织业中的纺与织分工也主要出现在农村家庭的男女之间，即纺主要由妇女承担而织则由男子承担(119)，而这并未影响纺与织的分离。

其次，在农业与纺织业的分离的方面，我已有专门的研究。(120)该研究指出：在江南地区，所谓“男耕女织”并非自古而然的现象，而是自明代后期以来才充分发展并逐渐普及的农家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在明代前中期的江南，男子的劳动在农家纺织业生产中占有相当的地位，特别是在织布工作中。嘉靖《昆山县志》卷一风俗说：“至于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妇人或不如也。”这里的“麻缕机织”四字，虽然字面上说的是麻织，但我认为这是当时当地纺织业的代称。(121)到了明代后期，江南农家男子仍未完全退出家庭纺织业。这一点，在明末江南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如常熟、上海等地亦可见之。例如据崇祯《常熟县志》卷二风俗，该县农民“农事尽力，于耕隙则男女纺绩，无游手游食之习”。又，据天启末年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的传教士鲁德昭（Padre Alvaro Semedo）所记，当时上海县城及郊区有织布机达20万台之多。(122)而与鲁氏同时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也说此时上海县城和郊区的人口共有30余万，其中织布工人达20万。(123)换言之，上海城乡每3个人中就有织工2人，每人操作织机一部。(124)据此，若是当时上海的每个家庭有成年劳动者2人，那么这两个劳动力都各操作一部织机织布。在此情况下，男子从事棉织，甚至以棉织为主业，是必然的。无怪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镇市男子亦晓女红。”而此处所说的“女红”，就是织布。市镇上的男子织布，农家男子也不例外。因此万历时的江南名士田艺蘅在一则题为“男织女耕”的笔记里，写下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元仓子曰：‘男子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此圣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织矣，而反不得衣；妇人耕矣，而反不得食。”(125)

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才有重大改变。在妇女逐渐退出农耕而专力于棉纺织的同时，农家男子不仅没有更多地投入棉纺织业生产，相反倒是越来越明显地退出这种生产。因此到了清代前中期，关于江南农家男子从事纺织的记载虽然也还有(126)，但已较少见，而且多为泛泛之言，不能使人清楚地了解有关具体情况。这个现象，恰恰说明只有到了此时，棉纺织业才真正为妇女所专。因此从农家妇女的方面来说，她们的工作也逐渐脱离农业，向纺织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要指出的是，这一发展主要发生在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明清（特别是清代）江南棉纺织业有很明显的地域局限性，主要集中于松江、太仓和常州三州府。(127)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三州府的总人口约有830万。(128)依照一家五口、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纺织户占农村户的90％计(129)，这三州府应有农村纺织户120万户。在1860年的松江，农村中一个从事纺织工作的农妇人手一年平均工作265日，比全国平均日数高出1倍，比江苏、闽广则高出50％。(130)从近代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妇女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日数之上限，大约是250日。(131)清代中期松江农妇从事棉纺织业劳动的日数多达265日，已超过这个上限。不仅如此，松江农妇在这265个劳动日中，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132)换言之，以全年平均，松江农妇每周从事纺织工作的时间，已多达60个小时以上，或者说每日8小时以上。此外，为保证纺织生产的进行，她们常常还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从事棉、纱、布的交易。(133)因此应当说其工作已十分专业化了。其他的地区情况虽然不如这些州府突出，但是同样的趋向也是存在的。

4．据一般的看法，中国传统的农家手工棉纺织业生产是一种十分“原始”的生产，生产设备简陋，技艺简单，农村无论男女老幼，人人均可从事之；同时生产没有连贯性和明显的季节性，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有空，就可以进行工作。从这种看法又可以推演出以下结论：农家手工棉纺织业生产要专业化是十分困难的。以上看法似乎无可置疑，但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说明清江南农家手工棉纺织业生产设备简陋，工艺简单，只是与近代机器纺织业比较而言。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难以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时，江南农家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还是最高的。

其次，即使是站在近代的立场上来看，尽管江南传统棉纺织业生产设备确实已显简陋，但劳动者的技能和工作效率却并不低下。因此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134)，而且在价格上也具有明显优势，以至在英国本土市场上也畅销无碍。因此以近代机器纺织业出现以前的标准来看，江南农家棉纺织业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之高，是颇令人惊异的。由此而言，明清江南的农家棉纺织业生产决不是一种人人可得而为之的简单劳动。相反，要又快又好地纺织，需要相当高的技艺。

在产品主要为满足自家消费的时代，农家棉纺织业生产确实可以由欠熟练的人手，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但是在主要从事商品生产而市场竞争又十分激烈的时候，这样就不行了。如前所述，清代江南的棉布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此情况下，为提高工效和产品质量，江南农家棉纺织业不得不走专业化的道路，即越来越多地由专业劳动者来从事这项生产。这种棉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首先表现在由专业人员承担这项生产中技艺要求最高、体力需要最大的织布工作。如前所述，在明代前中期江南的一些地方，男子在织布工作中的作用甚至比妇女还重要。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盖在于：男子不仅在体力上比妇女更强，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学习和掌握织布技艺也较妇女更方便。(135)同时，由于一年一作制下农闲时间长，男子也有较多的时间来从事织布工作。而经常性的操作，又有助于他们保持较好的技艺水平。与此相反，妇女由于家务缠身，劳动时间比男子少；如果再下田劳动，余下的时间和精力自然更为有限。因此在织布工作中，她们当然难以与男子竞争，常常只能承担对工艺和体力的要求都相对较低的纺纱工作。但自明代后期起，男子在逐渐转向更专业化的农作的同时，也慢慢退出了农家棉纺织业。他们原来所承担的织布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农妇的身上。农妇在农家棉纺织业生产中的作用当然也就更为突出。由于她们主要承担织布工作，所以将很大一部分纺纱工作交给农家辅助劳动力（如老幼）乃至农夫。而此时的农夫，在纺织业中，只能算是不熟练的劳动力了。史称嘉庆时期松江一带的农夫在农闲时节，“兼纺木棉，以助女工”(136)，说明他们在农家纺织业生产中，已沦为辅助角色。因此纺织（特别是织布）生产为农妇所专，乃属必然。

由上述分析可见，清代江南棉纺织业生产的“妇女专业化”，绝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农民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相反，这代表了一种在颇高的技术水准基础之上的分工与专业化。

第五节　生产组织的变化

生产组织的变化，是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核心。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依照吴承明的解释，是一种可以捉摸到的经济实体，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明清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另一则是工场手工业。商人支配生产，又包括包买商制和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两种主要形式。(137)这些制度（特别是商人雇主制和手工工场制）的出现与发展，都表现了生产组织的重大变化。但是如前所述，在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之外，还有人数更多的城乡个体小生产者。他们的情况如何，似乎鲜有人注意。此外，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包买制、雇佣制等的封建性也被特别地强调，认为它们阻碍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否确实如此，也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丝织业

明代江南民间丝织业中的生产组织，依该业中各部门而异。在最主要的部门——织造业中，基本的生产单位有不雇工的个体小作坊和雇工数人的较大作坊两种。此外，明代后期可能还出现了一些丝织手工工场(138)，但数量很少。至于商人支配生产下的生产组织，则尚未出现。(139)范金民近来的研究指出：成化时代南京丝织业中已出现经纪和揽户，作为生产者（机户）与客户的中介。他们虽不直接介入生产，但因要保证产品符合客户的要求，所以实际上也起到了质量控制的作用。(140)因此这种经纪和揽户可以视为商人介入生产的滥觞。在清代，商人支配生产下的生产组织有很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被称为账房的包买商在苏、宁、杭等大城市以及镇江等中等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141)不少账房自设机督织，从而形成了自营的手工工场。(142)但更普遍的做法是通过放料领织来控制原料分配、产品销售两个终点，其间则对产品实行质量检验，而直接生产则仍由大小机户承担。例如南京账房有设机自行督造的，称为“本坊”，但一般不过少数几台织机而已，主要方法是“散发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机户”即小作坊主，他们不仅多数自己参加织造等劳动，而且一般的络纬等工作也是由其家属辅助完成的。账房同时控制着车户（摇经作）、染坊、调丝（络纬）女工及牵经工等小生产。在生丝练染、绸缎织造后，账房还要进行严格的质检验收，称为“仇货”。苏州的情况也与此相似。(143)

因此账房支配下的丝织业基本生产单位虽然仍然是小作坊，但是这些作坊已不是完全独立的企业了。吴承明指出：账房是商业资本，但它把丝织业生产的各种工序都组织了起来，并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把手工作坊、个体劳动者、家庭妇女、小生产者、各种手艺人都置于其控制之下，变成它的工资劳动者，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换言之，账房把丝织业的主要工序全部控制了起来，成为全部生产过程的中心。这个变化体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是在不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不变革原来的生产技术之下悄悄地进行的。(144)

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此工业体系出现之前，丝织业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与产品。此体系出现之后，却使资源与产品的配置逐渐变得服从于账房的决策。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在论及现代工业企业决策内部化所具有的优越性时说：“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更有效的规划货物流动，又使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与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行政协调也提供了更加确定的现金流动和更加迅速的到期偿付。这种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它的继续发展，使得那些由日益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只有在那些技术和市场允许行政协调比市场机制更为有利的产业和部门中，它才会出现和推广”(145)。虽然这里讲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但是他所说的道理也适用于上述对清代中期江南丝织业中账房的分析。尽管账房制度并不属于近代企业制度，而且账房对其支配下的各个生产单位的管理也还不真正是行政管理，但是账房制也能起到某些行政管理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享有由此带来的优越性。清代前中期江南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似乎并无多大发展(146)，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账房制度的上述优越性，使得那种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并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因此账房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生产组织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总的来说是有助于丝织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

至于未受账房直接支配的机户或在丝织业生产中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与账房有关的其他组织（如丝行、绸庄等）的控制。真正独立的个体生产者，在清代中期江南的丝织业中，可能为数已很少。因此他们的生产组织究竟如何、是否出现了变化，对丝织业的发展意义也已不大。

二、棉纺织业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的生产组织变化的问题，比丝织业中生产组织变化的问题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棉纺织业生产比丝织业更为分散，更为“个体化”，因此生产组织的变化也更加不易为人察觉。

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棉布加工业（染色、踹压）出现了明显的生产组织的变化，情况与丝织业中的练染业相似。明代可能已出现商人投资染、踹业，但情况尚不明显。到了清代，在棉布加工业的中心苏州和上海，染坊和踹坊基本上已控制在商人建立的“布号”（布坊、字号、布局）手中。布号主要是专门经营销路最大的青蓝布匹的商业资本，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147)，其情况与丝织业中的账房支配染坊有类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布号对染布业的控制，似乎不如账房对染丝业的控制那么充分，因为除了大城市外，还有众多的小染坊分布在乡村、市镇和中小城市。(148)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小染坊是受布号控制的。

棉纺织基本上是由个体小生产者独立进行的，因此商人支配生产在棉纺织业中也很少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商人完全没有介入。在明代江南，向农民收购棉花和布匹必须通过本地的商业组织——牙行，由牙行居间代为买卖。但牙行只是负责收购，并不干预布匹生产。到了清代，牙行、布号、布商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了。棉布市场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布号。布号将收购来的棉布进行染、踹等加工后，在布匹的“机头”或包装上印上自己的号名（如某某号监制或某某号自制等），然后再发卖。布号要争取良好的声誉，必须对自己产品的质量负责。这首先就要在布匹收购上严格把关。嘉庆时南翔镇生产的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于一邑”(149)。可见布号的质检要求颇高，并对该地的棉布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有名的例子是常为人引用的关于苏州益美号的故事。明末徽商汪氏开设布号“益美号”于苏州，“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计”，原因之一是汪氏予苏州缝工小利，令其“群誉布美”。自此以后“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150)。益美号的声誉的建立当然与汪氏的公关手腕有关，但是该布号也必须对产品实行质量控制，才能保证所售棉布能够在二百年中一直畅销不衰。(151)明清江南棉布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认识，以昭信义”(152)。没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一个名牌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而这种质量控制，首先就是收购坯布时进行严格的质检。当然，既然实行质检，就必定要为产品制定质量标准并强制执行之。这就是商人直接介入生产过程的第一步。独立的小生产者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进行生产，并且不得不将产品出售给制定这些标准的布号，其独立性也因此而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将这些小生产者的生产活动视为完全独立的。这种个体生产，应当说是一种置身于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

在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一般对商人支配生产的评价较低，而对工场手工业的评价较高，原因是后者被视为一种更“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种生产组织中分工和专业化才能发展。但是从纺织业来说，在工业革命以前，工场手工业从来没有在纺与织这两种最关键的生产中取得重要地位，这清楚地表明过去的看法未必正确。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完全可以出现在工场手工业之外。商人支配生产虽有程度之别，但各种形式和水平的商人支配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使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达到某种结合，从而开始向社会化生产转化。一旦生产开始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在棉纺织业中，虽然商人支配生产仅只处于产品质量检验的初始阶段，但这也意味着小生产不再完全独立进行。而严格的质检又意味着织布技能和效率较低的劳动者不能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出路只有转向纺纱一途。前引明代金山一带的妇女，因“织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就是一例，尽管当时尚未有布号对所织布匹进行质检验收，因而主要还是靠市场竞争来进行淘汰。布号进行质检验收是市场竞争进一步发展后的产物，比起前一种“看不见的手”来说，后一种“看得见的手”在对生产者实行“优胜劣汰”方面更为有力。因此对于棉纺织业中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而言，布号制度的积极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最后，我们对明清江南纺织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作一简单概括。

（一）明清江南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劳动生产率有相当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生产组织的变化，都对这个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据徐新吾的估计，仅只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项，就使棉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劳动生产率由明代7个工作日成布1匹，提高到清代康熙以后的6个工作日成布1匹。而这还是以使用单锭纺车为基础作出的估计。(153)若用多锭纺车，则提高幅度更大。例如光绪时嘉定“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154)。吴承明解释说“这是两个成年劳动力加上三个老幼劳动力，也是从棉到布，日出一匹，由于有了协作，所需总工作日由7个减为5个”(155)。但是从清代江南农民家庭的一般情况而言，一家五口全部都能够参加劳动，应当说是不普遍的，也与徐新吾对1860年松江纺织户一户参加纺织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只能折合1.5个全劳力的估计相差甚大。在上述嘉定的例子中，可能家庭中有劳动力的人数比徐新吾估计的松江平均人数要多一些。如以农夫农妇2人再加上老幼劳力3人（折合1.5个全劳力）合计，一户参加棉纺织生产的劳力共3.5人。织布需要1个劳力（农妇）工作1日，余下的2.5个劳力则从事纺纱和其他辅助工作。在此情况下，只有采用多锭纺车，才能保证棉纱的供给。(156)因此吴氏所指出的工作效率提高这一重要现象，正是由于采用多锭纺车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丝织业生产由于产品种类繁多，而生产各种产品的工效差别很大，因此难作类似的比较。(157)不过，清代织绸已有每机每日出1匹的记录，吴承明认为这是了不起的。(158)因此丝织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相当的提高，应是无可置疑的。此外，由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生产组织的变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难以计算，但也肯定存在。因此，明清江南的纺织业不仅有量的扩大，而且也有质的改进。

（二）明清江南纺织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纺织业生产有逐渐由农村转向城镇的趋势。这个趋势在丝织业中十分明显，因此吴承明指出清代丝织业从农村、乡镇向大城市集中。(159)在棉纺织业中，这个趋势虽然远不如在丝织业中那么显著，但也依然存在。特别是在面向城镇和长途贸易的棉布的加工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了清代中期，丝织业已基本变成了城镇工业。棉纺织业虽然主要仍是农村工业，但其生产的最后阶段（即棉布加工业）也越来越集中到城镇。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讨论到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其特点是：（1）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村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2）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大多与纺织业有关；（3）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在农村手工业生产中未起到重要作用。相反，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不仅如此，城市商人还经常为农村工业生产提供资金，产品分配也总是由城市商人组织进行，并由他们把产品运到远处销售。由此来看明清江南的棉纺织业，那么可以说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既然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原始工业化”都是早期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我们就可以说明清江南纺织业的发展确实体现了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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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9～30页。

(2)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07～109页。

(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77～279页。

(4)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29页。

(5)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6) 每匹重18.8两，或1.175斤。参见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

(7) 参见范金民：《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253页。

(8)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05～106页。

(9) 参见徐新吾：《中国土布史》，211、215～216页。

(10) 据调查，19世纪末叶常熟农家织布机每台平均每月工作13～15天（农妇织布，纺纱由家内辅助劳动力承担），一年共168天。20世纪初期江阴农村每台织机实际上一天可织1匹。一年共织布180匹（每机平均每15天织布10匹，但不是每天工作），即每年工作180天。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郊区，一个农妇每天织布1匹，一年织布200匹左右，亦即每年工作200天（参见徐新吾：《中国土布史》，53、242～243、472、505、553页）。

(11) 参见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

(12)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51页。

(1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05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37、540页。

(14)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8、370页。

(15)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203～204页。

(16)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

(17)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227页。

(18) 范祖述：《杭俗遗风》。

(19)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

(20) 温丰：《南浔丝市行》，见咸丰《南浔镇志》卷三十一。

(2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9～380页。

(22) 参见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49页。

(2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24)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87～388页。

(25) 参见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

(26) 参见《金陵机数》，原载《申报》，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转引自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1章（范金民执笔），206页。

(27) 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

(28) 褚氏在《木棉谱》中说：“往见一说云……太仓式两人可当六人，不知何似。”

(29)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42页。

(30) 参见上书，40页。

(3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6页。

(32) 多锭纺车中最常见的是三锭纺车，而三锭纺车大约最早出现于明清之际。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

(33) 褚氏在《木棉谱》中说：“善纺者能四，三为常，两为下。”

(34)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7～379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46、51、77页。但徐新吾也指出：“据估计，三锭纺车的生产效能比单锭纺车仅提高50％～100％，并不是按锭数比率提高”，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多”（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91页）。不过从正文中所引用的史料来看，这个估计可能太低。

(35)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七。

(36) 褚华：《木棉谱》。

(37)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03页。

(38)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十，服用之属。

(3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46页。

(40) 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卷十一，杂志，风俗。

(41)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46页。

(42) 参见上书，215～216页。

(43)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11、215页。徐氏在此谈到劳动日的数目时，使人感到似乎是一个农户（1.5个劳动力）一年工作一共265日。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劳动力一年内的工作日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为松江一个劳动日确定的时间长度为17小时，而在同书53页谈到纺织工效时，所用劳动日时间长度是12小时。因此这里的1个劳动日，实际上等于普通的1.5个劳动日。正因如此，1.5个劳动力一年才能生产66匹布（生产1匹布要6个工作日）。

(44) 按照徐新吾的标准，每个“标准工作日”为12小时。

(45)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土产。

(46) 吴承明解释上面的引文说：“这是两个成年劳动力加上三个老幼劳动力，也是从棉到布，日出一匹”（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0页）。但是从清代江南农民家庭的一般情况而言，一家五口全部都具有劳动能力并且都参加纺织劳动是很少见的。这也与前引徐新吾对1760年松江纺织户一户参加纺织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只能折合1.5个全劳力的估计相差甚大。

(47) See Donald Wagn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rn Fate，p．77.

(48) 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

(49) 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

(50) 按照吴承明的估计，清代中期江南苏、松（包括太仓州）、常三州棉布年总产量为4500万匹，其中松江为3000万匹。同时全国长途贸易的棉布共约4500万匹，其中苏、松、常三州所产者约4000万匹（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在松江府辖下的七县一厅中，东部的上海、南汇、川沙三县又是最主要的棉布产区。而在太仓州属下的三县中，嘉定和宝山是最重要的棉布产区。

(51) 当然，这些地方，单锭纺车也仍然在使用，不过主要限于老幼；而如后所述，纺纱的主力并非老幼，因此可以认为多锭纺车在这些地方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纺纱的主要工具。

(52) 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193页。

(53) 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

(54) 关于大纺车（棉、丝）的情况，详见李伯重：《“楚材晋用”？——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与18世纪中期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1页。

(56) 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

(57)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47页。

(58) 元代的大纺车，每台仅有纺锭32枚，明清时则增至50～56枚。

(59) 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193～196页。

(60) 参见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49～51页。

(61) 参见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37页。

(62) 参见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76页。

(63) 万历《福州府志》卷三十七物产：弘治时福州人林洪“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由此来看，这种“改机”可能源于江南，但因无证据，难以确知是否真的如此。

(64) 参见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77页；区秋明、黄赞雄：《明代丝绸科技发展初探》。

(65) 范金民指出：《天工开物》中记载了一种大型的斜身式小花楼机。这种花机未见于以前记载，而且其结构和功能都已比较完善。以前的花机都是平身式的，而这种花机则是斜身式的。这一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而且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降低了劳动强度和操作的复杂程度，减少了打纬次数，因而使得单位劳动时间的产量得以大大增加。花机由平身式到斜身式的这一关键性改进，还带来了其他一系列改进，例如出现了机坑、隔竹障、吊框子、羊角、搭角方、撞机石、鬼脸、顶机石等新的机件装置。这些机件装置进一步完善了织机的结构和功能，因而有效地提高了织机的适应能力，使得织机能够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以上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49～351页。

(66)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

(6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3页。

(68)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51～352页。

(69) 参见崇祯《松江府志》卷十六，风俗。

(70) 乾隆《上海县志》卷五，物产。

(71) 例如太仓沙头里所产布“细密匀净”（民国《太仓州志》卷三，物产），嘉定所产紫花布“纱必匀细，工必良手，价逾常布”（乾隆《续外岗志》卷四，物产）。

(72) 正德《江阴县志》卷十二，物产“货之属”。

(73) 参见嘉靖《江阴县志》卷六，物产。

(74) 参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一，特产。

(75) 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同书卷四，物产。

(76) 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一，物产。要指出的是，东亭的布一直到光绪时期仍然是无锡质地最好的布。参见道光《无锡金匮县续志》卷七，物产；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一，物产。

(7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88页。

(78)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87页。

(79) 光绪五年《川沙厅志》卷四，物产“服用之属”。

(80)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第二卷。

(81)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58～361页。

(82) 参见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78页。

(83) 参见上书，78～79、83、107～111页；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61～368页。

(84) 参见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34～35页。

(85)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

(86)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81～386页。

(87)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概论》。

(88)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04～106页。

(89) 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十一章还要进行讨论。

(90) See Maxine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1700-1820：Industry，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p．216.

(9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3页。

(92) 《庚巳编》卷四，“郑灏”条。

(93) 例见《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以及下面引用的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中谈到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的情况。

(94) 例如《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说在明末归安县农村，丝织完全是妇女的工作。无论是自织还是雇人织，情况都如此。

(95)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6～381页。

(96)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219页。

(97)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

(98)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

(99) 如前面所提到的湖州南浔镇，镇上丝织业发达，而周围农村“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温丰：《南浔丝市行》）。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说该镇周围农户“兼有纺经及织绸者，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谓之料经”。另外，正文中引的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所描述的情况，也包括清代前中期。

(100)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03～405页。

(101) 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0页。

(102)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4页。

(103) 例如使用太仓车，一人一日可轧籽棉100多斤，得净花30多斤，足够织30多匹布。

(104)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2页。

(105) 参见吴承明：《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并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4～397页。

(106)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66～71页。

(107) 参见上书，68页。

(108) 正德《金山卫志》卷之下二，风俗。

(109) 参见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兼论明清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110) 嘉庆《太仓州志》卷十七，风土下“物产”。

(111) 甘熙：《白下琐言》。

(112)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113) 例如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土产说：“布经以极细棉纱八百缕排成，团结如饼，每团长二十丈。东北乡作者尤多，以售南乡，织刷线布。”

(114) 褚华：《木棉谱》。

(115) 关于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的分工问题，我后来有专文讨论，详见李伯重：《纺、织分离：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的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李伯重：《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

(116) 参见吴承明：《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4～397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66～71页。

(117)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158～159、161页。

(118)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51～53页。

(119) See Maxine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1700-1820：Industry，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pp．144-149.

(120) 参见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

(121) 因为到了嘉靖时代，昆山已经是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其麻织业的规模早已不能与棉纺织业相比。因此在这段文字中，麻缕机织之事，应为纺织业之代称。

(122) 参见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875页。

(123)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598页。

(124) 鲁氏（以及利氏）所言数字，西岛定生认为可能有所夸大（参见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875页）。不过，据谈迁《枣林杂俎》，隆庆六年上海全县在籍男妇总数为19万余人（男158532人，妇34425人）。如果成年妇女的实际人数抑依男子在籍数，那么成年男妇总数合计为30余万，与利氏所言一致。又，而据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万历时的上海，“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因此，尽管当时上海的实际人口数很可能大大超过30余万，但是如果除去为数众多的外地商人后，本地成年人口可能也就是30余万。因此，如果这些人口数字是指成年男女的数量的话，那么似乎还是相对可信的。

(125)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男织女耕”条。

(126) 例如林则徐说道光时代的苏、松两府的许多地方，“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林文忠公政书》 “江苏奏稿”卷二，《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不过这类的概述过于简略，很难说明农家男女在纺织生产中到底各自承担什么具体工作以及发挥多大作用等情况。

(127) 参见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73～74、78～79、131～155页。

(128)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273页中数字计算。

(129)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11页；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

(130) 参见徐新吾：《中国土布史》，211、215～216页。徐氏估计一个松江纺织农户有1.5个全劳力从事纺织，一年从事纺织生产的天数为265日，每日工作18小时，按照每日工作12个小时计，则合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265日。

(131) 在1958—1959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期间，农村妇女一年劳动天数大约也只有250日（参见高小贤：《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1958—195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与天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无有其匹。

(132) 参见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215～216页。

(133) 在松江府，农家每日到市镇上进行棉、纱交易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清代中期的金泽镇，农家妇女持纱或布到镇上的花布纱庄，“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易纱，展转相乘”（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而在周庄，农家“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饼，以易于市”（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即使是一般自己种棉、纺纱、织布的农家，也需要经常（甚至每天）去市镇卖纱、布。如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说：农家“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谓之“早市早回”，为的是“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但实际上这些时间原也是可用于纺织的，何况在劳动日的计算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徐新吾之说，即每日劳动12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市场卖纱、布肯定要占用纺织劳动的时间。

(134) 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103页。

(135) 例如中国过去手工艺人中就有“手艺传子不传女”的传统。

(136) 嘉庆《珠里小志》卷三，风俗。

(137)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概论》。

(138) 典型者如《庚巳编》卷四“郑灏”条所言：苏州府长洲县人郑灏，“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

(13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48～149、157～159页。

(140)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197～198页。

(141) 参见上书，220～223页。

(142) 参见上书，227～231页。

(143) 参见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41～42、48～49页。

(144)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4～382页。

(145) Alfred D．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pp．7、11.

(146) 吴承明说：“清代前中期苏、杭、南京一带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这一形式是否有发展，在没有确切材料以前，还不能肯定。”（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3～374页）但我认为即使有发展，也不很明显。

(147)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55页。

(148)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1页。

(149) 嘉庆《南翔镇志》卷三，物产。

(150)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

(151) 益美号在康熙和道光年间的苏州碑刻中曾多次出现，确实是清代著名的布业巨子。因此上述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

(152) 《苏松两府遵奉抚院宪禁明文碑》，转引自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80页。

(153)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51、53页。

(154)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土产。

(15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90页。

(156) 农夫操作多锭纺车，工作1日可纺棉纱1斤许。加上2个老幼劳力（折合1个全劳力）使用单锭纺车，1日可纺纱5两左右，合计恰可够农妇织布之需或略多。而余下的老幼劳力1人则可从事其他辅助工作。

(157)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252～253页。

(158)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

(15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

第三章　轻工业（二）：食品

在明清江南，食品工业主要包括谷物加工（碾米、磨面）、榨油、酿酒、制盐、制茶、副食品加工以及糖果制作等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活动广泛分布于城乡，而以属于农家自给性质的谷物加工为最普遍。但是这种农家自给性的谷物加工，基本上是一种农家副业，与本书所讨论的早期工业化关系不大，因此在本章的讨论中从略。本章讨论所关注的，只是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食品工业。另外，虽然榨油业与制盐业的产品有一部分是用做其他工业的原料，但是主要部分还是作为食品被使用，因此我们仍然把这两个部门的情况放在食品工业中进行讨论。

第一节　谷物加工业

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明清江南的谷物加工可以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个部分。自给性加工主要在农村，即农村居民自己加工自家消费的谷物。由于受家庭消费所限，这种加工基本上是利用闲暇时间间歇性地进行，不仅十分分散，规模很小，也未专业化。因此尽管家家户户都进行此种加工，但这种加工活动仍然具有家庭副业的性质。商业性谷物加工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已不再限于家庭自给，从而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本节中所说的谷物加工业，就是指这种商业性的谷物加工。正如本书第九章所示，江南城镇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明清时期有颇大的增加，所以江南谷物加工业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此外，此时期江南谷物输入的剧增，也有力地促进了谷物加工业的发展。

按照加工对象的不同，明清江南的谷物加工业可分为碾米业和磨面业两个亚部门。由于江南人民的主食是稻米，因此碾米业也就是江南谷物加工业的主体。但在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清代），由于麦在江南人民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增大，同时也由于纺织业、酿酒业等工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对面粉的工业需求的增加，江南磨面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一、碾米业

明清江南碾米业分布甚广，但以大城市的近郊和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为最集中。明代有关记载不多，比较突出的是平望镇，因为砻坊集中，用于牵挽碾磨的牛只数量不少，所以所产牛粪也很多。江南碾坊用牛牵碾，在牛来回拉转的路上垫上碎草和土，经牛来回践踏，与牛排泄的粪尿混在一起，称为磨路。磨路肥力很大，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同时，由于碾米数量大，而且用牛碾米多有白粞（碎米），而碎米可用来养猪，所以该地养猪业也很发达，所产猪粪也颇为可观。在明末，平望已成为一个著名的牛粪、猪粪和磨路的产地，嘉、湖一带的农业经营者都知道“要觅壅，则平望一路是其出产，磨路、猪灰，最宜田壅。在四月、十月农忙之时，粪多价贱，当并工多买”。而经营地主沈氏的农作日历中，四月和十月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买牛壅、磨路于平望。(1)其他地方的记载虽不多，但是从大城市食米需要集中加工的角度来看，城郊碾米业的规模应是颇为可观的。例如杭州府城，“城空无储”，“无担石之储”(2)，所需粮食都储于附近市镇。永乐时代在临平、石灰场、仲墅和塘栖建立了四个大粮仓储粮。尔后塘栖一枝独秀，成为主要储粮地。嘉靖时“杭人米囤塘栖，每岁必数十万石”(3)。万历时“城中百万蒸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石为二月之粮”(4)。据此，万历时杭州府城居民每年需米达360万石之巨，而且这些米都通过北市河从外地运来。由于碾过的米久存之后品质会变劣，所以有颇大的一部分稻谷未经碾制而储于谷仓，到发售时才碾为米。由此可推知，杭州附近塘栖等市镇的碾米业规模应当相当大。苏州、南京等大城市的情况，当也与此差近。不过明代后期江南输入稻米数量不大，城镇人口的绝对数量与清代中期相比也少得多，故碾米业的总规模可能也不很大。大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江南文献中很少见到关于碾米业的记载。

到了清代前中期，有关记载变得比较明确了。在江南最大城市苏州，据范金民与夏维中的估计，早在雍正时代，正常年景每年输入的稻米就已达上千万石。(5)虽然我觉得此数可能过高，但每年输入达数百万石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据包世臣说，嘉庆时代每年“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这些客米的大部分，是供苏州居民食用，因为苏州本地所产稻米大量被用于酿酒，其数也“约在数百万石之数”(6)。无论是供食用还是供酿酒的稻米，大都在苏州本地脱粒。因此苏州城郊的虎丘也成为一个著名的碾米业中心。(7)苏州府城附近的另一市镇甫里，也因碾米业发达著称，其碓坊成为江南各地的楷模。(8)在南京，情况更为清楚。嘉庆时南京居民如同苏州居民一样，也主要仰赖客米为生，每年输入粮食也达数百万石之多。(9)这些客米也主要在城郊脱粒。据包世臣所说，当时南京“聚宝门外窑湾有大砻坊三十二家，每家有粮万余石。是三十二家所储，足敷城中三月之食”；“又，城中富户租入亦不下数十万石，闻俱囤乡庄，陆续运寄砻坊，按日送宅济用”(10)。可见这些砻坊大的加工能力已十分可观。稍后同治时，江宁本地所产米不敷食用，“于是贩鲁港、和州、庐江、三河运漕诸米，以粜于铺户，富户复开砻坊以收之”(11)。

除了这些直接的记载外，从另外一些关于米市、米行的史料中，也可看到碾米业广泛存在于清代江南各地。我们知道，稻米贸易是明清江南最主要的贸易之一，米市也因此而遍布江南城乡。在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大城市及其近郊，米市最为集中，如苏州府城的娄、齐、阊、葑四门，杭州艮山门外的湖州市、米桥市、黑桥，南京的聚宝门、通济门、上新河，都是米行、米铺集中之地。其他中小城市也都有米市。其中有些还具有相当规模（如常熟县城南门外米市，被称为“米马头”）。(12)此外，在数量日增、欣欣向荣的江南市镇上，米市发展更引人注目。到了清代，像枫桥、浒墅、月城、平望、黎里、信（真）义、归锦桥市、周家浦市、河桥、闸塘湾、乍浦、周浦等市镇，都成为了著名的稻米贸易市镇。(13)其他的江南名镇如濮院、双林、乌青、南浔、盛泽、长安、新市、南翔、同里、章练塘、塘栖、皂林、王店、黄埭等，也都有兴旺的米市。其中像枫桥镇，更是江南最大的米市，雍正时就已是“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14)。长安镇在清代中期也以“储粮之要地，通运之总枢”著称，“江南、川楚之米无不毕集”(15)。平望镇的米市在明代基础上又有发展，镇上生业“以米业为大宗”，转贩湖广、江西籼米，“米商所集，人争趋之，廛市几无隙地”，有“小枫桥”、“小长安”之称。(16)因此在清代江南的多数城市和市镇上，都有相当规模的米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稻米贸易的发达，许多米市上出现了专业化的稻米贸易组织——米行（或米号）。此种组织在明代后期当已出现，故在杭州附近的塘栖镇上，就有徽州和杭州大商人开设的稻米典当贸易机构。(17)此应即后来的米行之前身，但是其专业化程度似乎还不很高，所以也还未有专门的名称。到了清代，米行成为了显赫的商业组织，遍布各地。乾隆时枫桥一带的米行，据说多达200余家。(18)平望镇的米行数量也不少，到光绪初年成立米业公所时，捐款的米号尚有45家。(19)同里镇在嘉庆时，仅专营米业的“官牙”就有72家。(20)濮院、双林、乌青、南浔等地的地方志中，都提到米行。从有关史料来看，到了清代中期，这些米行不仅从事稻米的买卖，而且还从事稻米的储存和加工。道光《平望续志》卷十二风俗说：“里中多以贩米为业，其籴粜之所曰米行，其市集于后。其各坊储米之所曰栈，栈中有砻坊、碓坊。”而据光绪时代无锡的记载，该县为米市服务的堆栈业，有米栈30家，仓廒16080架，库容150万石，碓坊32个，牛砻99台，晒场64块。(21)可见米行自设砻坊和碓坊，是清代中期江南的普遍情况。因此在清代中期江南许多市镇上，碾米业颇为发达。

明清江南碾米业的生产规模有何变化？因史料有限，仅可根据城镇人口的稻米消费量和碾米业的工作效率作一些粗略的估算。

江南城镇人口的稻米消费量，可用城镇人口总数乘以人均稻米消费量求得。明清江南城镇人口总数，史料中没有记录。在本书第九章中，我估计江南城镇人口的总数，在明末（1620年前后）约为300万，而到清代中叶（1850年前后）增至720万。城镇人口人均食米量，据包世臣估计，在嘉庆时的苏州府，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三石”(22)。这个估计可能偏低，不过如果再加上对麦、豆等其他粮食的消费量，那么与近代调查结果也颇为相近。(23)如明末和清中叶江南城镇人口人均食米量均以每人每年3石计，那么江南城镇人口食米总量在明末约为900万石，清中叶则约为2160万石。不过这两个数字肯定都低于这两个时期江南城镇人口的稻米消费总量，因为这里计算的只是作为食物的稻米，而未将用于酿酒等的稻米包括在内。

清代江南专业化的稻米加工，一般是先砻后碓。据周玉衡《酌时急务》，清代中期江浙一带使用的碓，石臼甚大，可容米六七斗的大碓，有石杵两个，两人对踏，一日可得米3石余；平均一碓一日可舂米1.5石余。而砻的工作效率，史料中无记载。但这种木砻一直沿用到近代，因此可从近代江南旧式砻坊中仍然在使用者的工效推知以前的情况。据“满铁”1941年在松江县郊区作的调查，一台木砻每日可加工稻谷2～3石。(24)按照50％的出米率（依容量计）(25)，可出米1～1.5石。一年工作以300日计，则可砻米300～450石。但在专业化的砻坊中，效率可能会高一些。据1937年对距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宣城县20家旧式砻坊所作的调查，使用传统的木砻和石臼，平均每个工人每年可加工稻谷1100石。(26)按照同样的出米率，则每人每年可砻米550石。一年工作以300日计，每人每日可砻米1.8石。将松江和宣城的情况合观，一个砻工一天大约可以砻米1.5石上下，一年则可砻米450石。与舂米合计，大约得1石米，可需要2/3个人工；或者说，1个工人平均每年可出米225石。明清石相当于1.03市石。(27)因这个差别不大，兹予忽略。

这样，要碾明末的900万石米和清代中期的2160万石米，就分别需要砻坊和碓坊工人共4万人和9.6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如稻米搬运工、木砻维修工等(28)），则其数还更多。此外还有为酿酒而碾米的工人及其辅助人员尚未计算在内。如果计入，则总数当然更大。因此自明末至清中叶，江南碾米业的生产规模大约扩大了1.5倍。

明清江南碾米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也有生产性质的变化。下面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技术进步

江南的碾米方法和工具在明清时期都有相当的进步。明清江南的稻米加工，有延续过去的做法，使用杵臼舂米的。这在明代中期邝璠的《便民图纂》与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清代中期翁广平的《杵臼经》中都有记载。据天野元之助所见，在1940年代初的江苏省松江县华阳镇，农民还在使用经过改进的杵臼。杵臼仅需一人（通常是农妇）操作即可，但工效很低，仅可供一个小家庭稻米加工之需。(29)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稻米加工，就必须使用效率更高的工具——砻、碓以及风车。

砻与碓都出现很早。砻的作用是除去谷壳，而碓的作用则是清除附着在米体上的细糠，因此把砻与碓结合起来使用，就可得到质量较好的净米。但是在清代以前，这种方法的运用情况尚不很清楚。(30)而到了清代，江南碾米专家翁广平明白地说，在江南碾米业中心之一的平望镇，稻米的加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用砻脱去谷壳，然后用碓舂去米糠。(31)

这种方法的普遍运用，与碾米工具的进步分不开。江南所使用的砻，有石砻、土砻和木砻。王祯已指出石砻比较容易损米，故提倡使用土砻。(32)因此之故，元代以后不再见使用石砻，而邝璠的《便民图纂》和日本狩野永纳据明代刻本翻刻的《耕织图》中的砻，看来也是木砻和土砻。土砻制作简单，操作省力，“孱妇弱子，可胜其任”，最适宜农家自给性加工。因此在明代后期，“庶民饔飧，皆出其中”。但是土砻易于损坏，加工稻米200余石就不能再用，因此用于农家自给性砻米尚可，用于较大规模的加工则难以胜任。木砻比较耐用，“攻米二千余石，其身乃尽”。因此大批量的砻米，只能使用木砻。但是木砻操作“必用健夫”(33)，而且往往需要4～6人操作，因此主要用于专业化的砻坊。

木砻的普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出现虽然早，但从宋应星所说的“庶民饔飧”，都靠土砻，而“入贡军国漕储千万”，则皆靠木砻，可见明末木砻主要是在为官府碾米的砻坊中使用。这一情况，在清代前期大概还是如此，所以乾隆初年户部还追溯说，“江苏省碾饷缺额银，出自碾米之户完解”。但是后来“因土俗变易，民间皆置木砻自做，碾户消乏，并无顶补之人”。朝廷无法，只好“以乾隆十一年为始，概予豁免”(34)。这项豁免法令，标志着木砻的使用，从官府控制下的碾户，普及到了民间。此外，木砻自身的改进也促进了其使用的普及。从元代程棨的《耕织图》和明代邝璠的《便民图纂》及狩野永纳翻刻的《耕织图》中关于砻的图形和记述来看，当时江南所使用的砻形制都较大，一砻需男子4～6人牵挽。但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已出现1人即可操作的小型木砻。到了清代中期，从翁广平的《杵臼经》来看，5～6人操作的大型木砻和1个人操作的小型木砻，都同时在平望镇碾米业中使用。

此外，碓在清代江南碾米业中也有所改进。按照翁广平的记述，在平望镇的碓坊中，使用的窑臼可容米5斗，臼脑上装有铁制臼嘴，重32两，臼脑则重30斤，“增一斤则损米，减一斤则多糠”(35)。可见其规制已经标准化。

米舂出后还要除秕，宋元《耕织图诗》中所用工具都是筛子。筛子工作效率很低，难以胜任较大规模的除秕。《天工开物》中首次出现了风车，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具体的使用情况如何不详。到了清代中期，从许旦复《农事幼闻》“牵砻”条来看，风车与木砻的配合使用已是十分普通的情况。风车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碾米工作的效率，因此其所表现的进步也不应忽视。

因此，在碾米业这一向来被史家忽视的行业中，明清时期的技术进步是相当显著的。

2．生产的集中

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江南专业化碾米业还出现了一个向大城市郊区和一些粮食贸易发达的市镇集中的趋势。吴承明根据前引乾隆时的豁免法令中提到的“因土俗变易，民间皆置木砻自做”的话，认为清代江南出现了一个砻坊向农村分散的过程。(36)如前所示，在明代江南，专业化的砻坊主要由官府控制下的碾户经营，而这些碾户大多又居住在府、县治所在城市。因此相对于明代的情况而言，清代江南的专业化碾米业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扩散趋势。但是严格地说，这个扩散并非向农村，而是向城郊和市镇。这是因为本节所讨论的专业化碾米业主要是为城镇人口服务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自然应当集中在城镇（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及其郊区）；并且随着江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应当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专业化碾米业集中于大城市及其近郊的现象，在明代似乎并不很明显，而到了清代才变得比较显著。下面我们就苏、杭、宁等大城市的情况，来看看这个情况。

如前所述，万历时代杭州府城每年食米约360万石，因此按照上述专业化碾米业中的工效，城内外从事碾米的工人应有1.6万人以上。此时杭州人口不可能达到百万(37)，因此上述数字当大大高于实际数字。但无论如何，当时杭州城内外从事碾米业的人员，数目肯定相当可观。然而从现有史料中，却看不到任何与此有关的记载。但是碾米业肯定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它存在于何处。当时杭州消费的稻米主要来自附近各县和临近的湖州地区(38)，而这些地方到杭州的路途都很近，因此就其输出到杭州的稻米的加工问题来说，一种可能是除在塘栖等地的公私粮仓中有数十万石稻米作为储备以应不时之需外，大多数食米是在产地加工，然后再运到杭州出售。若是如此，那么为杭州府城服务的碾米业应当主要分布在杭、湖两州辖下的各产米地，并不是集中在杭州府城附近，尽管塘栖也可能有一个一定规模的碾米业，以加工所储稻米。明代史料中也没有其他大城市附近有大规模碾米业的记载，原因盖亦在此。

到了清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江南的最大城市——苏州和南京，都已严重依赖远道而来的客米。这些客米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其来到江南有季节性，需要在到达地作较长时间的储存，然后逐步加工，供应本地居民。因此在到达地必须有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碾米业，才能对这些客米进行加工。由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和若干较大的专业化市镇）是这些客米的主要消费对象，所以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碾米业，也只能建立在位于主要稻米运输水路上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近郊和那些较大市镇）。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南京。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人口已达百万，岁食米300万石，加上酿酒用米数百万石（兹以低数200万石计），合计至少500万石。碾这些米，按照上述碾米工效，需碾米工人2.2万人以上。而同时的南京，城市人口可能接近100万。(39)按照与苏州同样的人均食米量，一年共食米300万石。(40)碾这些米，需碾米工人1.3万人以上。又，如果按照包世臣所说，南京城外大砻坊32家，每家有粮万余石；以1.3万石计，共有42万石。这些粮食“足敷城中三月之食”，则一年共食米168万石。加上“城中富户租入亦不下数十万石”，合计约200万石。碾这些稻米，工人当要9000人以上。有如此众多的碾米业从业人员，无怪乎苏州的枫桥、甫里和南京城郊会有众多的米行和砻坊了。

此外，在一些交通要道上，江南还出现了一些专业的碾米业市镇，平望镇是其代表。弘治以后，该镇“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枫桥目之”(41)。而到了道光时，“里中多以贩米为业。其籴粜之所曰米行。其市集于后溪，其各坊贮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砻坊，有碓坊。……冬舂，吾邑所产米也。有贩湖广、江西等处之籼米，蒸如冬舂，入囤数月而出者，曰黄籼；蒸而不入囤者日蒸籼；不蒸者曰白籼”(42)。

因此，在明清江南确实出现了专业化碾米业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郊区）集中的趋势。

二、磨面业

明清江南人民虽以稻米为主食，但是麦在人民食物结构中也占有一定比重。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宋代以来种麦例不交租，因此麦也成为农民的重要食品。何良俊说嘉靖时代松江东部的农家，“至夏中只吃粗麦粥”(43)。姜皋也说道光时松江西部的农村：“青黄不接，无米可炊者，麦粥麦饭，终胜草根树皮。”(44)清代松江东部地区的人民因食麦最多，因此被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民戏称为“东乡麦子”。所以虽然明清江南食用麦的直接记载不多，但是从上所言，至少在松江一带，麦是农民夏季的主要食物。除了松江等东部地区外，麦在江南其他地方也是城乡居民的重要食物之一。因此包世臣在讨论南京、苏州的食物与农业问题时，也一再提到麦与米的比较(45)，可见在清代中期麦在江南确实是重要食物构成部分。因此，江南麦消费量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在明清江南，对麦的食用方式有两种，一是粉食，一是粒食（即用麦粒煮粥或蒸麦饭）。宋应星说：“凡小麦，其质为面，盖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粹之至者，麦中重罗之面也。……凡大麦，则就舂去膜炊饭而食，为粉者十无一焉。”(46)大致而言，城市居民和农村富裕人家主要采用粉食，而一般农家则主要采用粒食。因此在农村，尽管作为食物的麦的消费量大大增加了，但并未引起磨面业的相应发展。城镇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城镇居民食麦以面粉为主，因此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磨面业也在发展。

除了食物外，麦也大量用于棉纺织业和制曲业。在这两个行业的生产中，棉纱和丝的过糊、棉布的上浆，以及酒曲的制作，都需要面粉。因此纺织业和制曲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磨面业的发展。

同碾米业一样，江南磨面业的发展与麦输入的增加也有密切关系。明代尚无大量麦输入的记载，而到了清代，麦的输入量却有迅速的增长。依照我的估计，在19世纪中期（1850年以前），江南每年输入麦达到300万石左右。(47)这些输入的麦主要是供城镇的食物消费和工业消费，也在城镇磨为粉。因此之故，在麦面消费最集中的苏州府城内外，磨面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城内从事面粉业的常州、无锡商人于乾隆二十三年建立了面业公所；而城郊的虎丘也成立了磨坊公所。因为磨面主要使用畜力挽磨，所以虎丘还建立了马牛王庙。(48)此外，湖州的双林、南浔等市镇也是磨面业发达之地。

明清江南磨面业与碾米业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差别，即碾米基本上是人力操作，而磨面则是畜力操作。陆粲《庚巳编》中记载了一些关于明代中期苏州城内和城郊磨面业大小作坊生产的故事，其中都是用牛作牵挽动力。(49)按照当时的工效，一头牛一日可磨麦2石，麦质佳者可出面240斤，而麦质劣者要少1/3。(50)因此一个工人使用一头牛磨面的工效，比一个工人使用木砻碾米的工效要高一些。磨面除了磨这一主要工序外，磨前还要簸、淘、晒，磨后也要筛。虽然簸、淘、晒三种工作常常是在送麦来加工前就已完成，但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在磨坊里进行。在江南，簸用风车，筛用罗筛，淘、晒则用箩筐、晾席。簸因使用风车而工效较高且不受天气变化影响(51)，但淘、晒却受制于天气，而筛则工效不高。因此为保证一头牛全日工作，就需不止一人配合。从一些记载来看，江南城市磨坊中使用的牛往往不止一头，而且还雇工劳作。(52)江南磨面设备还需要经常性的维修。其中，主要设备部件——磨石，大约使用20日即断齿，需要石匠修理凿刻。此外，面粉磨出来后，“寒天可经三月，春夏不出二十日，则欝坏”(53)，需要妥善储存。因此要保证连续生产，还需要其他一些工人和设备。由此而言，明清江南城镇大多数磨坊都至少拥有工人数人、役牛一头，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小作坊。

第二节　酿酒业与制曲业

明清江南生产的酒主要有黄酒与烧酒两大类。这两类酒都是以粮食为原料，加入酒曲酿造。因此酿酒和制曲是造酒的两大工序。不过，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两大工序在明清江南已经分离，因此形成了两个行业。

一、酿酒业

酿酒业在一些方面与碾米业颇为类似，例如酿造普通酒的工艺与设备都不复杂，产品主要是为供自己家庭消费，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等等。无论城乡，稍为殷实的人家，都能自酿，因此包世臣说清代中期的苏州，“糟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54)。但如前所述，本章所研究的对象只是商业化的生产，因此自给性的家庭酿酒，也不在本节的讨论范围之内。

江南各地都有一些地方佳酿，种类颇不少。在明代，名气较大、产量较多者，似乎是起源于苏州、尔后在苏、常、嘉、湖诸府都有生产的“三白”酒(55)。正德时代，苏州煮酒已“转贩四方，谓‘苏州酒’”(56)；嘉靖时更是“齐、汴间尤贵之”(57)；但尚未得“三白”之名。到了万历时，“江南之三白，不胫而走半九州矣”。但同时也因苏州酒坊“急于求售，水米不能精择”，遂引起酒的质量下降。此时湖州出产的“三白”便以质优取胜，被认为优于苏州“三白”。(58)顾起元品评天下诸酒，也将苏州“三白”列于下中。(59)到了清代，苏州酒坊显然改变了过去那种粗制滥造的做法，因此苏州“三白”在袁枚评酒时，又得置身于海内名酒之列。(60)在此同时，常州无锡的“惠山三白”更是被称为“南酒中极品”(61)，因而也贩运各地，“奔走天下”(62)。

“三白”酒之外，一些中档的酒如苏州坛酒、浦口金酒、江阴细酒、句取双投酒等，明末也被列为天下佳酿中的下中品，地位与苏州“三白”相似。(63)湖州南浔酒在明代后期已为时人称为“吴越第一”，到了清代依然盛誉不衰。湖州府城及城郊浔溪、菱湖之酒也名声远播，康熙时代甚至“声闻辇下”。清代杭州的虎跑泉酒、珍珠泉酒、梅花泉酒，金坛的于酒、无锡的华氏荡口酒及何氏松花酒、江阴的上杜酒与白酒、华亭的熟酒、南翔的郁金香酒等地方名酒，也都有名于时，销售超出了本县或本府的范围，有的（如南翔郁金香酒）甚至“名驰京国”(64)。

江南的商业化酿酒业的发展，在地域上并非均匀地分布于各地，而是集中于一些大中城市及其近郊，因而形成了一些酿酒业中心。这样的中心，明代仅见苏州，而清代则除苏州外，无锡、江宁亦迅速成为酿酒重镇。除了这三大中心外，其他一些城市的酿酒业也有颇大发展。例如杭州的梅花泉酒，“市之远方，与东浦、惠泉相埒”(65)。

无锡的酿酒业得益于该地惠山、锡山的泉水。早在明代后期，就已有外地酿酒者来此取水，例如湖州的“富民之家多至惠山泉载泉以酿”(66)。到了康熙时，来取水的人已不仅是富民之家，因此每年腊月酿酒时节，“负担争汲，山亭成市，舟载往来，喧溢寺塘”(67)。所酿的“惠山三白”，也“奔走天下，每岁数十万斛不止”(68)。不过到了清代中期，无锡的酿酒业似乎转向本地消费者。因此乾隆时无锡、金匮二县城镇有酒坊183家，均“自造酿酒，零星沽卖”(69)。

南京酿酒业兴起较晚，到了清代中期才成为江南酿酒业中心之一。这里酿造的主要是以麦为原料的烧酒。据包世臣说，嘉庆时代南京城乡糟坊每日产酒1000石，耗用谷物达1200石之多。(70)此外，清代南京以米为原料的酿酒业也颇为发达。道光时代南京城郊孝陵卫就以酿造米酒闻名，“其地有酒行，清晨驮载入城，岁无虚日”(71)。

虽然其他地方的酿酒业有长足的发展，但执江南酿酒业牛耳的，仍然一直是苏州。关于明清苏州的酿酒业，范金民和夏维中已作了研究。(72)据其研究成果，明代苏州的酿酒业，主要集中在府城郊外的新郭、横塘、李墅诸村，正德时这些村子已是“比户造酿烧糟发客”。附近的横金一带并出现了专业的酿酒工，“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远近皆用之”(73)。到了明末，横金一带更是“中人十金之产，亦必为之。大力者用秫数千斛，俟四方行旅之酤”(74)。到了清代，苏州城郊的酿酒业更空前兴旺。横金的酿酒业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到了道光时，出现了“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卖，负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75)。毗邻横金的木渎镇是清代苏州的另一个酿酒业中心。仅木渎一镇，据乾隆初年苏州巡抚张渠在一份奏报中说，“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纵非日日举火，然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他市镇糟坊，间有私相效仿，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他又说：“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76)所销往的地区，据署两江总督杨朝曾说，“除本城之外，多运往松江及浙省杭、嘉、湖等处”(77)。到了嘉庆时代，包世臣说苏州出产的稻米，除去本地民食及赋税所需外，尚余五六百万石。但因“本地所产［米］，耗于［酿］酒者大半”，以致无论丰歉，每年必须输入客米数百万石。(78)从这些记载可见，清代中期苏州城郊的酿酒业，不仅远比明代发达，而且在地域上更为集中，以致形成一些规模颇大的酿酒业中心。我曾估计清代中期江南每年酒的消费总量可折黄酒720万石，而酿造这些酒，大约需要米500万石。(79)而苏州一地每年酿酒耗米即达数百万石，苏州辖下的木渎一镇更已达百万石。可见江南的酿酒业高度集中于苏州。在此情况下，苏州出现酿酒业中心，是不足为怪的。

这些酿酒业中心的兴起，标志着江南酿酒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生产总规模显著扩大，而且生产的商业化和专业化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道光时苏州城郊横金一带的居民，业酒者占十之四五，其中许多人已经放弃了农业而专事酿酒，“乡民造酒为业者，恒以己田雇人代耕，是以田事卤莽，收获无多”(80)。由此可见，在一些酿酒业中心，酿酒已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生产了。

二、制曲业

酿酒需要酒曲，因此江南的制曲业也随着酿酒业的发展而发展了起来。江南出产的酒曲在清代颇有名气，因此“各省皆取给焉”(81)。从现有史料来看，江南制曲业的中心似乎是镇江府属的丹徒等地。镇江制曲业早在元代就已颇为有名，所制之曲“货于他郡，多有达于京师者”(82)。明代后期镇江的“长条”、“箩底”等酒曲仍然颇为有名。但到了清代，该地的制曲业才真正达到很大的规模。康熙后期巡抚张伯行说：“每年地方麦出，有等营利之家，收买堆贮，专踹酒曲，至糜多费”，因此特发布告示劝谕停止踩曲。(83)乾隆三年，署苏州巡抚许容和两江总督那苏图分别奏称：镇江府丹徒等地，“均多造曲之家，兼有兴贩之客。每于麦收之后，广为收买，肆行踩造，耗费麦石，不可胜计”(84)；“查镇江糟户工役不下万余人。若竟除此一业，则恐无生计可图”(85)。可见该地专业制曲人员数量之众，已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政府要禁制曲，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出路。而且，尽管官府严禁踩曲，但“富家之违禁造曲也如故”(86)。乾隆十三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就两江而论，酿酒数千家，获利既众，为业日多，约计岁耗糯米数百万石，踩曲小麦又数百万石。民间将肥田种糯，竟有一县种糯多于种稻者。”(87)虽然他所说的是两江而非仅限于江南，但江南是两江酿酒制曲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可见制曲业的规模，也达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

三、有关酿酒、制曲业的几个问题

关于明清江南酿酒业与制曲业的发展，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判断明清江南酿酒业的发展是否构成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为重要，而以往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又有可商之处，因此值得加以深入讨论。

1．江南酿酒业生产主要面向“当地消费”还是面向“外地消费”？

这里所说的“当地消费”，指的是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如一村、一镇或一县）实现某种产品（在这里是酒）的自给自足；而“外地消费”，则指某一小地域出产的产品，输往本地域之外的地区，供那里的消费者消费。很清楚，由于一个小地域自身对某种产品的消费能力有限，如果其产品以“当地消费”为主，那么生产就要受到需求的限制，生产规模就难以扩大。相反，如果以“外地消费”为主，那么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会有更大的余地。吴承明认为清代酒甚少远销，主要是就地消费，但是对于一些有较大市场的名酒，情况则可能不同。(88)吴氏说的“就地消费”，就是我们说的“当地消费”。尽管明清江南生产的商品酒仍然以本地消费为主，销到江南之外地区的数量有限，但是在江南本地这样一个较大地域范围内消费，并不等同于就地消费，因为从产地的角度来看，所出产的酒只要不在产地及其附近的小地域内消费，就应属外地消费。早在明代中期，“香洌超胜”的苏州酒就以瓶装而“转贩四方”，以致“齐、汴间尤贵之”(89)。到了清代，前引张渠的话已说得很清楚：苏州木渎镇“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而杨朝曾也说“除本城之外，多运往松江及浙省杭、嘉、湖等处”。苏州木渎镇生产的酒卖到数百里之外的杭、嘉、湖地区，当然不能说还是就地消费。此外，确实还有相当数量的江南酒远销全国各地，因此明代流行的商人手册《三台万用正宗》中也谈到无锡清酒、镇江坛酒、苏州瓶酒、常州老酒、南京坛酒、南京烧酒、江阴酒等江南酒，可以出境销售。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文献中才会说到一些江南名酒“不胫而走半九州”、“奔走天下”。还有一些江南名酒“声闻辇下”、“名驰京国”。而其之所以出名，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都进入了市场，为相当数量的消费者（特别是文士）所喜爱，所以才会美名远播。否则就只会“养在深闺人未识”了。因此不容否认的是，至少是到了清代，江南的酿酒业已不再只是一种面向“当地消费”的自给性生产，而且同时也是一种面向“外地消费”的商业化生产。不仅如此，江南酿酒业的这种“外向性”商业化生产的程度在清代有明显的提高，以致到了清代中期，苏州等地的酿酒业已成为以外地为主要产品市场的商业化生产了。

2．江南酿酒业是农家副业，还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准的专业化生产？

在以往的研究中，酿酒业基本上被视为一种工艺简单、生产规模狭小的农家副业。即使是对明清江南酿酒业的发展持积极看法的学者也莫不如此。(90)但是如果我们对明清江南酿酒工艺及有关生产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上述看法与清代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不符。如果是农户为自家消费酿酒，因对酒的质量要求不高，而且生产数量有限，情况可能确实会如此。但是如果是规模较大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那么情况就显然不同了。商业化和专业化的酿酒，因对产品的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生产数量较大，所以非专业人员和设备不可。

第一，从设备来说，大量酿酒，家用的小锅小灶肯定是不能胜任的，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据乾隆年间江南盐商童岳荐撰写的《调鼎集》(91)，其中与酿酒有关的全套用具共106件，大至榨酒器、蒸馏器、灶，小至扫帚、石块，有蒸饭用具系列，有发酵、贮酒用的陶器系列，有榨具系列，有煎酒器具系列，有蒸馏器系列等。购置这些酿酒设备，需要颇大资本。因此方苞在谈到酿酒问题时说：“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非本多者不能成坊”(92)。孙嘉淦也说：“造酒之家，类皆富民，而非贫民之生业。”(93)因此说“无须或很少投资”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酿造好酒是一种技术要求很高的手艺(94)，即使在今天仍然如此。作为普通农民“农闲临时行为”的酿酒，是不能酿造出较高质量的商品酒来的。要保持较高水平的手艺，唯一的办法是专业化。如前所述，明清江南酿酒业生产已相当商业化、而且其商业化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既然是商品生产，就必定会遇到竞争。而竞争的压力又会使得那些生产技艺较差的生产者退出生产。前述明代后期苏州酒坊因“急于求售，水米不能精择”，致使酒质下降，严重影响了苏州酒的声誉。而声誉受损的后果自然是销量下降。因此为了在不断加剧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和获取利润，江南酿酒业者自然不得不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以改进生产技艺。

第三，明清江南的酿酒技术并非没有进步。乾隆初年张渠说：苏州木渎镇酿烧酒，“多用民间所食粳米，其法不须曲蘖，唯将草头、辛辣、石灰和成药丸，将米渗透捣烂入药，便成火酒。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较之糯米所造获利更多，以至小民趋之若鹜”(95)。这种方法，在以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应当是新法。使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使用江南主要种植的稻米——粳米作物原料，又不用使用酒曲，难怪“较之糯米所造获利更多”。对于以糯米为主要原料、使用酒曲的江南传统酿酒技术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颇大的技术变革。因此，把明清江南（特别是清代苏州等酿酒业中心）的酿酒业生产视为一种工艺简单、生产规模狭小、没有技术进步的农家副业，从逻辑上来说是不通的。

事实也证实了上述看法的错误。像上述张渠所说的木渎镇酿酒，每日耗米万石，一年则不止百万石。据此，该镇二千余户酿酒户，每年实际酿酒日数当在百日以上。如连上工作期间的节假日、工休日等，则一年工作日数当更多。在明清江南，一个农民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日数，在清代中期的一年二作制下，也不过180日左右。(96)因此上述的酿酒工作，当然也不能说是一种“农家副业”。此外，酿酒业之所以被称为农家副业，乃是因为从事酿酒生产的收入，低于从事农业生产（即“主业”）的收入。但是在上述例子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肯定不如酿酒业，否则就不会“小民趋之若鹜”了。因此清代中期江南酿酒业中心的生产，已不能再视为农闲的业余人手的临时行为。前引道光时苏州城郊横金一带的居民，业酒者占十之四五，“乡民造酒为业者，恒以己田雇人代耕，是以田事卤莽，收获无多”(97)。由此而言，这些乡民已经放弃了农业而专事酿酒，他们的工作当然也不再是副业生产了。因此，在清代中期江南的酿酒业中心，酿酒肯定不再是一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的“副业性家庭生产”，而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准的专业化生产。

上述情况，在制曲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乾隆初年禁曲之议中，当时江苏巡抚杨永斌建议：“将各踩坊一切造曲器具分别封贮折毁，以杜私踩之源。”但乾隆帝却认为：“从前民间制造踩曲器具，皆费工本。今既禁止踩曲，理应将器具听民变价，或改造别用，庶几称便。若概行封贮，则前此制造之费，尽归无用。”(98)那苏图也说：“查镇江糟户工役不下万余人。若竟除此一业，则恐无生计可图。”(99)可见制曲的设备和人员都已专业化，投资也不少，可见生产规模也不会很小。

最后，我们对明清江南酿酒业（以及制曲业）的发展问题简单总结几句。在明代后期以前，江南酿酒业的生产总规模、商业化和专业化水平都似乎还颇为有限，但在清代则有长足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酿酒业已成为涉及江南民生的重要产业。上面引用过的张渠、杨朝曾、张伯行、许容、尹会一、尹继善等清代江南封疆大吏的有关奏疏和文告，都表现出江南地方当局对酿酒（及制曲）耗费粮食太多、从而影响到人民吃饭问题的忧虑。这也清楚地表明了酿酒业在江南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把清代中期江南的酿酒业依然视为一种自给自足性质的农家副业，是不符实际情况的。

第三节　制茶业

制茶业是江南传统产业之一。虽然明清时期江南茶在全国的地位已不如唐宋时期，但仍有一些茶闻名全国。万历时代，谢肇淛评论天下茶，说：“今茶品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100)六种名茶中，除松萝茶产于徽州外，均为江南茶。这些种江南名茶，也见于同时代人屠隆的《茶品》和许次纾的《茶疏》。(101)此外，杭州府属下的昌化县的桃枝茶、临安县的天目茶等，也是明代的名茶。(102)清代继承了上述明代名茶的大部分，并又进一步地发扬光大。此外还有一些新的名茶，如富阳岩顶茶、莫干黄芽茶、于潜王茶、长兴贡茶等。(103)

在明代以前，江南主要的产茶地在湖州府长兴县、常州府宜兴县、杭州府钱塘县和苏州府长洲县。这些地区除长洲外，都在江南平原的西部边缘，属于丘陵地带。到了明清时期，这些地区依然是有名的产茶地。苏州府长洲县的虎丘茶与天池茶，产量很少，只有贵人能享用。洞庭山茶，宋代已为贡品，虽明代未被列为名茶，但到清代因得康熙皇帝的喜好并赐名为“碧螺春”，遂成为与龙井齐名的名茶，“贵人争购之”(104)。南京郊外天阙山、清凉山、摄山（栖霞山）所产茶，在清代也有名于世，但产量也很少。(105)总的来说，江南平原虽然出产一些名茶，但产量都十分有限，并未形成一项重要产业。

在江南平原边缘地带的长兴、宜兴、钱塘等地，明清时期茶树种植有不同程度的扩大。钱塘龙井实际上是到了明代才出名的。清代因得乾隆皇帝的赞赏褒扬，更加名传天下。(106)位于长兴县境内的顾渚山，在唐宋曾经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地，但到了明代，其地茶业已衰。(107)然而该县明月峡的岕茶和罗岕茶又于此时兴起。姚伯道说：“明月之峡，厥有佳茗，是名上乘。”(108)姚旅则将岕茶列于“茶之七雄”之一。(109)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则说：“长兴又出罗岕茶，在平辽散都，最为苏、常所珍。”该县的张坞，“在县志西北四十五里平定一都，产茶，为罗岕之次”(110)。到了清代中期，长兴产茶大盛，“凡湖地所出，概称本山茶，近山各村镇俱有茶、笋、山货行发售，名目不一，或以时，或以地，或以形，或以色，繁不胜计”(111)。常州府宜兴县与湖州府长兴县连壤，阳羡茶是其名产。此茶原产于该县君山，到了明清则南岳山、即墨山等地也有出产。另外该县洞山、茗岭山的岕茶，明清时期也颇为有名。(112)岕茶在清代销路尤佳，“不胫而走遍天下”(113)，“每当初夏，商贾骈集合骈集，官给茶引，方敢出境”(114)，“京边各商至山采买”(115)。“自东境滨湖诸乡而外，其余如湖忕、张渚诸山，土产殷繁，生计最盛”，“故其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116)。可见生产总规模相当大。

然而，明清江南最主要的产茶地还不是长兴、宜兴和钱塘等县，而是浙西山区。在浙西山区，产茶最多的县份是于潜。史称该县“民之仰食茶者十之七”(117)，嘉庆时则“各山皆产茶……盛行于关东，与徽商大叶子相埒，每岁设厂收买如市，俗称曰王茶。乡人大半赖以资生，利亦巨矣哉！”其“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118)。武康县在嘉靖时已产茶，康熙时该县前溪一带茶业大盛，“采之日，老稚男女毕出，筐之莒之，邻里强以相助也。夜篝火彻曙，岸釜而炽薪炙之。……乃盛于篓，乃鬻于市，千树茶比千户侯矣”(119)。安吉州“茶出南山乡……山乡鲜蚕麦之利，茶虽工繁利薄，然业此者每藉为恒产云”(120)。富阳县产茶质佳，嘉靖以来一直被列为杭州府特产。(121)临安县黄岭山茶自宋代至清代都是贡茶，另有天目山茶也颇为出名，明人屠隆《考槃余事》说：“天目，为天池、龙井之次，亦佳品也。”该县在明代还盛产云雾茶，万历时，“云雾茶出天目，各乡俱产，惟天目山者最佳”(122)。余杭县经山万历时号称产茶最多，以后一直不衰。(123)昌化县到了清代中期，史称“春茶秋萸，其利甚溥”(124)。大致而言，自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制茶业基本上转移到了浙西山区以及江南平原的西部边缘，成为一项山区产业，生产总规模也比过去有明显的扩大。

在明清时期，江南制茶技术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从宋元时代主要使用的蒸青法，变为后世主要使用的炒青法。到了明代中期，蒸青法在江南已少见，而炒青法则一枝独秀。因此前引谢肇淛所列举的六种天下名茶中，只有罗岕用蒸青法，其他五种都用炒青法。(125)而在这五种茶中，又有四种是江南茶。从加工工艺来看，蒸不如炒便捷。(126)因此炒青法之取代蒸青法，有利于生产的扩大。

在炒青法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中，其工艺水准也在迅速地提高。作为较为完备的技术总结，明代后期出现了一批关于制茶技术的论著，如罗廪的《茶解》、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闻龙的《茶笺》和朱升的《茗理诗并序》等。这些书对江浙制茶业生产中运用的炒青法，从技术方面作了详细的描述。(127)从这些描述来看，明代后期江南的制茶工艺比过去有很大提高，特别是运用高温杀青的炒青法，大大改善了绿茶的色、香、味，从而提高了其品质。在炒青火候的掌握、炒茶的手法、投叶的数量以及防焦、防沾异味、防吸收水分等方面，这些论著中所描述的技术，今天仍具现实意义。(128)因此可以说，绿茶炒青工艺，到明代后期已臻成熟，从而为以后江南制茶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炒青绿茶属于散茶，容易吸湿变质，因此如何贮藏茶叶是一个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制茶业的扩大就要受到重大制约。明清时期，江南茶叶贮存技术也颇有进步。一方面，宋元旧法依然被袭用，即采集新鲜蒻叶，焙极干，置入大瓷瓮，铺于瓮底及内壁四周，然后将成品茶焙干，放入瓮中，再以厚蒻筑实填紧，封固瓮口。但在使用此法时也作了一些重要改进，例如将木炭置入茶叶瓮中，以吸收湿气等。(129)另一方面，如罗廪在《茶解》中已指出的那样，“蒻气盛也能夺茶香”。因此屠隆、袁枚等人提出把贮茶器置于草木灰或石灰中，让草木灰或石灰吸去茶叶中的湿气，从而可以长期保存茶叶的色香味。收藏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等名贵茶叶，这种方法尤为合适。(130)此外，对于置放贮茶器的场所，明人也提出了要温度合适，干燥通风，因此许次纾的《茶疏》说：“置顿之所，须在时时坐卧之处，逼近人气，则常温而不寒；必在板房，不宜土室，板房则燥，土室则蒸；又要透风，勿置幽隐，幽隐之处，尤易蒸湿……其阁庋之方，宜砖底数层，四围砖砌，形若火炉，愈大愈善，勿近土墙，顿瓮其上。”贮藏技术的进步，使得制茶业者可以大量而长期地保存茶叶，因此也颇有利于制茶业乃至整个茶叶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食品再加工业

碾米、磨面、榨油，可以说是食品的粗加工。加工后的产品虽已可食用，但如进一步加工，则不仅更便于消费，而且产品的附加值也将提高。对食品进行第二次加工的食品工业部门，本书称之为食品再加工业。就明清江南的情况而言，这一部门主要包括糖果糕点制作业及副食品（肉、乳、水产和水果等）加工业。后者虽非以谷物和油料作物为原料，但是其性质与以谷物和油料作物为原料的食品再加工并无二致，因此一并在此论述。

一、糖果糕点制作业

商业性的糖果糕点制作，宋代江南早已有之，但是规模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到了明清，这个行业不仅存在于大小城市，而且也广泛存在于市镇，产品主要供本地消费，但也有一部分行销外地，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部门。

明清江南城市的糖果糕点制作业，因记载不多，难以确知其具体情况。但从零星史料可知该行业在苏州、南京等大城市中颇为兴旺。例如在南京城内，明代后期就有“糖食铺户约三十余家”(131)。这些铺户当然都是规模较大的糖果糕点制作作坊。到了清代，从徐扬著名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中可见，乾隆时代的苏州城糖果糕点业十分发达，图中有糖果糕点店铺6家，产品有茶食点心、上桌点心、各色果品、状元糕、状元香糕、上桌馒头、乳酪酥、桂花露、五露霜、太史饼等。其中有的还标有特别的品牌（三元斋状元糕）。这些产品与图中所列出的13家餐饮业店铺产品名色各不相同(132)，应当是可以携带和较长时间保存的糖果糕点。从明清江南城市消费的一般状况可推知，糖果糕点制作业在清代肯定比在明代有更大发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糖果糕点制作业在市镇的发展。一般而言，市镇的规模小于城市，因而本镇居民对糖果糕点的消费也较为有限。因此，倘若某个市镇上有较发达的糖果糕点制作业，就意味着该行业产品的消费可能不只限于本镇居民，而是面向更为广大的地区，因此也意味着这种生产属于一种更为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在明代中后期，这种生产已出现在一些市镇，例如太仓州辖下的直塘市，所产剪松糖、米花糖、橙糖、宿砂糕、芝麻糕、薄荷板、砂糖煎等均享有盛名，“卖者贮以竹器，封以记号”，以防假冒，但仍然为外地所仿制。(133)不过此类记载在明代文献中并不多见，而到清代则屡见不鲜。例如嘉定县外岗镇产的桂花饼，“五色陆离，用以饷远”(134)；黄渡镇的豆生面（又名银丝面），“过客争购之，可以饷远”(135)。仁和县塘栖镇的姚灿然糖包名驰四方，而且有较大规模的糖包作坊。(136)湖州的南浔、双林、菱湖等著名市镇，也生产多种糖果。(137)

明清江南糖果糕点制作业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蔗糖在生产中使用越来越广泛，有取代以往用做主要原料的饴糖的趋势。例如双林镇出产的统名为“糖色”的各种糖果，都是用白砂糖浇成；而菱湖、南浔所产糖果，亦“皆蔗糖所为”(138)。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统一台湾后）闽广糖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蔗糖输入江南的数量空前增加。(139)这就使得江南糖果糕点制作业获得大量而且廉价的原料，从而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二、副食品加工业

这里所说的副食品，指的是肉、禽、乳、水产、水果等。这些食品都容易腐败，因此通常只能就地消费。如果要使之能够销往本地以外，就必须进行加工。原有的加工方法，有烘、晒、熏、腌、晾等。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加工贮藏方法，即将加工过的食品密封于容器中，避免外界污染，隔绝光照和新鲜空气，从而防止食品变质，延长其储存时间。这种方法首先出现在蜜饯类食品的加工中。早在明代中期，直塘市镇人就已使用这种方法将砂糖煎、冬瓜片、姜丝等食品封贮罐中出售。(140)到了明末，此种方法又被运用到水产品的加工中。因此海盐人“多烘［马皋鱼］以为腊，贮罂饷远”(141)。到了清代，此法运用更广。苏州人制作虾鲞，“小瓶贮之，可以饷远”(142)。湖州双林镇人则“取大青鱼或鲤鱼制为湖鲞，贮于坛，可经久且香美”(143)。在水果加工中运用此种方法，技术要求更高，但在明末亦已出现。方以智说：“收湘橘，用汤煮，锡瓶收入，经年不坏。”(144)这大概是关于中国水果罐头加工贮藏法的最早记载，但其运用如何，因史料阙如，不得详知。在康熙时，苏州人显然改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生产：“以糖霜拌杨梅，封贮瓷瓮，经年犹鲜。”(145)这种方法的发明与使用，标志着江南食品再加工业的商业化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下面，我们具体地看一看副食品加工业各部门的发展状况。

1．水产品加工：江南号称水乡泽国，盛产鱼虾等水产品。但鱼虾极易腐败，因此仅可在产地就地消费。清初海宁一带“海产惟沿海人得动食指，毋及内地者，以海鲜易败。土人取朝夕之供，不善制以饷远也”(146)。可见水产加工是使水产品商品化的关键。因为水产以鱼类为主，所以水产加工主要也指鱼类加工。明清江南鱼类加工方法，主要是腊、晾、腌等法。“淡压为腊者曰淡鱼，以物穿风干者曰法鱼，以盐渍成者曰腌鱼。今俗通称鱼干。”(147)此外也有加工鱼子和虾为酱者。

为长途贩运而进行的鱼类加工，明代中后期就已颇为兴盛。在沿海地区，明末太仓州城有人向渔民购买盐腌鲥鱼，再“和虾子煎制，名虾子鲞，供远馈”；茜泾镇人也至崇明购买虾肉，伪造“金钩”出售，虾子则曝干市卖。至乾隆时，茜泾镇出产的银钩虾米更远销外地，“各省市题称之”(148)。淡水鱼类的加工也有颇大发展。正德时，苏州人捕太湖银鱼后，“多以致远”(149)。到了清代，除银鱼之外，还鱼以鬻，“盛行于浙省诸山中”(150)。湖州乌程东林上居民原先未掌握鱼类加工技术，故所出产的银鱼“不能致远”。到明代后期学会“以火烘干，谓之银鱼丝，可致远矣”(151)。康熙时，湖州人凿池养鱼，“取以作酢”(152)；而武康县前溪人则取逆鱼子，用猪油加工后干腊之，“可以经岁，可以行远”(153)。松江所出银鱼干，明季亦有名于当时。(154)而南京以鲟鱼制作的玉版鲊，早在弘治时就已闻名。(155)从一些记载来看，到了清代中期，江南鱼类加工业的生产总规模已相当可观。因此在苏州府城内，“鲍鱼之肆，以盐渍血，糗干成薨，谓之腌腊，黑鲻白鲦，鲤裙带，云委山积”(156)。有的咸鱼行，一家在栈房里就贮有咸鱼上万捆之多。(157)鱼类加工业之繁盛，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2．禽类加工：从现有文献中来看，明清江南的禽类加工，似乎以太仓和南京最为出名。明末太仓州辖下的崇明县人，就把当地盛产的“砂鸭”作腊以“远馈”(158)。康熙时太仓人更于秋收后以谷催肥鸡，如此制作成的风鸡，是当地名产。(159)南京板鸭当然更是脍炙人口。乾隆时徐扬《盛世滋生图》所描绘的苏州闹市中，已可见到卖“南京板鸭”的店铺。嘉庆、道光时期，“金陵所产鸭，甲于海内。如烧鸭、酱鸭、白拌鸭、盐水鸭、咸板鸭、水浸鸭之类，正四时，各擅其胜，美不胜收”(160)。南京制作板鸭的活鸭，乾隆时代大约是来自五河等地(161)；而清代后期则是“活鸭产自邵伯、高邮一带，送至南京肥育，制为板鸭，远方人喜购之”(162)。由此可见，到了清代中期，南京板鸭的制作已成为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了。

3．肉类加工：明清江南肉类加工的情况，因记载不多，难以深知。从姚廷璘《历年记》中可见，在明清之际的苏州，肉类加工业已颇为发达，故有大量腌猪肉销往上海一带。以后也有大量腌腊输出入苏州府城，腌腊贸易也因之而成为一个兴盛的行业。仅在乾隆七年《长洲县革除腌腊商货浮费碑》末署名的腌腊商人，就达480人之多。(163)他们所营销的，当然不仅是本地产品，但是江南各地所产的腌腊制品在此销售的数量肯定也很大。

4．乳品加工：一般认为中国南方人不喜好乳制品，但实际情况并非皆然。明清江南的乳品加工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存在并有所发展。正德时，苏州郊外光福诸山所产的乳饼，“可以致远，四方贵之”；此外还产各种酥制品。(164)这些产品在清代一直是苏州的名产。(165)康熙时，苏州城郊甫里镇所产的乳饼以质优著称，据称胜于府城所产。(166)乾隆时太仓沙头里镇所产乳饼也优于州城所产。(167)此外，清代湖州乌程、长兴等地出产的乳饼、乳酥、乳酪、乳腐等，在当时也颇为著名。

5．果品加工：江南各地都有水果出产，果品加工也普遍存在于各地，不过商业化的果品加工主要是在城镇。在苏州，明代府城人“以杨梅、枇杷、青梅、橙橘之属，蜜渍之成煎”，称为“蜜煎”，正德时代就已颇有名。(168)到了康熙时，除了蜜煎之外，苏州人又用蔗糖渍制杨梅。此外楂膏、橙膏、橄榄脯、枣脯等，也成为当地名产。(169)在杭州，万历时人已会将香圆、丁橙、杨梅等水果，或熏、或晒、或水、或蜜，制成各色蜜饯。(170)从小说中可以看到，杭州制作衣梅，工艺很精，“［以］各样药料，用蜜炼过，滚在杨梅上，用薄荷叶包裹”(171)，远销至山东。康熙时，杭州又以冬瓜蜜饯出名。(172)南京的名产，弘治时仅见有橙丁(173)，以后则又见桃脯、梨膏、木瓜蜜煎、橙煎等。(174)除了大城市外，清代江南各地也有一些地方名产，如青浦的梅皮、乌程的香橼等。(175)这些特产之所以有名，当然是进入市场的结果。

我们不应低估果品加工在明清（特别是清代）江南食品工业中的地位。在清代浙西山地的一些地方，果品加工甚至成为居民赖以谋生的行业。如清代安吉、富阳的乌梅制作很盛，富阳“土人间有借以资厥生”(176)。在果品加工业发达的地方，这甚至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例如光绪时代杭州郊外半山镇盛产盐梅，年销售额曾达500万银元之巨。(177)因此，将果品加工业仅视为一种地位微不足道的农村家庭副业，是不符实际情况的。

除了以上各种加工业外，明清江南的食品再加工业还包括豆腐、藕粉、笋干、糟蔬等的制作。这些产品也有行销产地之外者，但数量不会很大。因篇幅所限，兹不备述。

第五节　制盐业

在较早的时代（如汉、唐时代），制盐业与制铁业、纺织业鼎足而三，成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最主要几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但是在明清江南，制盐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却已远没有那么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业部门。然而，在明清江南食品工业各部门中，制盐业的情况又比较特殊。首先，制盐业是食品工业中唯一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部门。其次，制盐业的产品也并不完全是直接消费，因为随着食品再加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食盐被用做食品再加工的原料。再次，制盐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直接依赖程度，比食品工业中其他部门更大。最后，与食品工业中其他部门不同，制盐业生产一直处于国家的管制之下，生产比较集中，而且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因此在明清江南工业的所有部门中，只有制盐业自始至终与农家副业完全没有联系，或者说完全脱离了农家副业的色彩。由于这些特点，制盐业的情况也与食品工业中其他部门有颇大差异。不过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依然将江南的制盐业作为一个普通的产业部门来对待，重点是观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变化情况。

江南的制盐业，主要分布于松江、嘉兴和杭州三府的滨海之地，明清江南有13个盐场，由两浙都转运使属下的松江、嘉兴两分司管辖，其中松江分司辖盐场8个，嘉兴分司辖盐场5个。康熙时，这13个盐场共有盐灶1584座，灶丁额108445人，除去久未产盐的下砂二、三两场（有灶丁额24000人）外，灶丁额为84445人。这些盐场的年产量不详。在明末和清初，松江、嘉兴和杭州三批验所派行正引共405773引，票引74750引（仁和等16县），总计480523引。康熙时派行正引442600引，票引74532引（仁和等15县），总计51713引。如果将此视为江南盐业的大致年产量，则江南年产盐大约在96万～104万担（4.8万～5.2万吨）之间。(178)据清代史料，一个人一年平均消费食盐7～12斤(179)，兹以10斤计。明代后期江南人口约2000万人，清代中期约3600万人，每年分别需食盐200万担（10万吨）和360万担（18万吨）。故江南所产之盐在明代后期已严重不足本地所需。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变化。松江东部，在明代本“以盐利为饶”，但到了明末，“自清水湾以前□［原缺一字］较川沙以北水咸宜盐，近有沙堤壅隔其外，水味浸淡，而煮海之利亦微”(180)。到了清代（特别是自康熙后），这一情况愈加严重。位于上海县的下砂二、三两场，早在康熙以前就已停业，原有有灶丁24000人亦已改业。(181)南汇县的一团镇，“往时盐房栉比，迩来［乾隆时］海滨多积沙，距镇渐远，灶民归农者众，盐房仅存十之二三”(182)。海水变淡的原因，又是因为长江淡潮流向改变所致。(183)由于制盐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条件，而自然条件的上述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这种衰落也是必然的。据近代的统计数字，1931年松江各盐场的盐产量估计为301200担，嘉兴和杭州各盐场的盐产量估计为444870担(184)；合计746980担（3.7万吨）。其数比康熙时又减少了1/4。由此亦可见，江南制盐业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此外，在清代，江南所产食盐还遇到走私淮盐的竞争。如前所述，江南生产的盐，由于海水变淡，含盐量减少，因此煮盐需要更多燃料，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还要谈到清代江南燃料严重匮缺，价格高涨。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制盐成本的上升。加上盐税，江南盐的售价当然大大高于生产成本较低、又不纳税的淮南私盐。竞争的结果，是江南盐难以销售，经常发生行销壅滞的情况。雍正六年四月庚申，李卫奏称：“江南苏、松、常、镇四府民间食盐，定例行销浙引。至京口一带地方，接壤两淮，仅隔一江，私贩易于偷渡。是以以前镇江闸口，责成文武各员盘验搜查。但日久法弛，以致私贩潜滋，浙盐壅滞。”(185)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甲申，熊学鹏又奏：“江南松江所额盐引七万九千六百三十三道，近因该处私盐充斥，商力微薄，不能及时行销。浙江绍所商力充裕，销盐亦广，请添拨松所二万引行销。”(186)走私淮盐的竞争，对江南制盐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产品滞销，只好削减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制盐业遂日渐没落，成为明清江南食品工业中唯一出现生产总规模缩减的部门。不过尽管如此，江南制盐业生产技术可能还是有所改进。明代前期制盐主要使用铁盘。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锅鐅，这是煮盐工具的一个改进。鐅似锅而浅，每只重140斤，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锅合用。(187)“锅鐅则小差而薄，每灶户给发一口。”(188)尽管以上所说主要是两淮盐场的情况，但从一些零星记载来看，江南盐场可能也有使用锅鐅的。(189)因此这一技术进步可能也波及了江南。

第六节　榨油业

同制盐业之外的其他食品工业部门一样，榨油业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但是与制盐业一样，明清江南榨油业的产品并不全部都是直接食用，而有一部分用做其他工业生产的原料，或者用于其他的生活消费。(190)在江南油坊榨出的油中，非食用油所占比重相当大，而且随着制烛业、造船业、建筑业、家具制作业的发展，这种比重还在不断增加。因此严格地说，明清江南的榨油业并不完全属于食品工业。但是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不拟作过细的区分，而将榨油业作为一个整体，一并在此进行讨论。

虽然明清江南榨油业也与农家副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比起碾米业来说，榨油业脱离农家副业的程度要更大，主要原因是榨油需要的设备较为复杂，其操作需要多人共同作业，同时一部油车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出一般小农家庭对食用油的需求。由于榨油业脱离农家副业的程度较大，因此其发展也更加受到经济史学界的注意。在吴承明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江南榨油业也是重要考察对象之一。(191)此外，北田英人、范金民、徐建青也对宋代至清代江南榨油业的发展情况作了专门的讨论。(192)这里我们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对明清江南榨油业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江南的榨油业在明清时期有颇大发展，首先表现为榨油业生产的地域普及。北田英人认为在宋元时代，江南的榨油业集中在府、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农村和市镇罕有榨油业。我认为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专业油坊主要是为城镇居民服务，而宋元时代江南的城镇居民又主要住在府、州、县治所在的城市，所以榨油业当然也集中在这些城市。南宋杭州和湖州城内有以“油车巷”命名的小街道(193)，由此可推测彼时城内有榨油业。元末杭州被围困粮尽，居民“以油车家糠饼捣屑啖之”(194)。这一情况更表明了杭州城内油坊的数量不少，因此榨油所得的副产品糠饼才会成为饥民的主要食物。因此在明代以前，榨油业看来确是集中在大、中城市中。不过，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虽然江南的榨油业在明代以前可能确实集中于大、中城市，但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业化榨油业中心。

宋元江南榨油业集中在城市，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是如何获得食用油的？北田氏未作说明。如前所述，农民家庭不可能每家都拥有一套榨油设备，因此他们所需要的食用油也不能自己在家庭内加工。方回说宋末秀州（嘉兴）魏塘镇附近的佃农，“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95)。可见农村居民所需的食用油，是在市镇上通过交换取得的。至于这些油在何处榨出，方氏未言，但估计是在附近市镇上，因为把农民生产的油菜籽运到县城加工后再运回市镇出售，看来不太可能。由此可推测，在明代以前，江南市镇或农村也有油坊榨油，但是由于这些油坊规模较小且分散，所以未在史料中留下痕迹。

到了明清，江南的榨油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榨油业似乎逐渐从大、中城市转移到农村和市镇。明代中后期苏州、杭州等城市内仍然还有“油巷”、“油车巷”之类的地名。(196)由此可推知其时苏、杭等大城市内可能还有榨油业。但是这些地名到底是沿袭旧地名，还是因为当时油坊集中而得名，因史料匮乏，尚难判断。到了清代，则有记载明确说苏州府城的榨油业集中在娄门、葑门。(197)因此可以认为，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中期，江南大、中城市中仍然还有榨油业，但是其相对地位可能已不像在明代中期以前那样重要。与此相对照的是，农村和市镇的榨油业，自明代中期以来却有长足的发展。

在农村方面，嘉靖、万历时代的吴江、嘉善、崇德（石门）、乌程等县的农村，已有关于油坊、油车的记载。(198)在万历《嘉兴府志》卷一风俗中，更首次出现了“小满动三车：丝车、水车、油车，谓之动三车”的农谚。这条农谚的出现表明：至少是在嘉兴一带的农村，榨油业已相当普遍了。不过榨油业在江南农村之普及，应是清代的事。从北田氏的研究所引用的史料来看，江南农村使用与榨油业有关的名称作地名的现象，开始出现于明代，而在清代更有明显的增加。在嘉善县农村，以“油车村”、“油车浜”、“油车港”之类名称命名的地方，明代仅有1个，而康熙时代有6个。在吴县农村，乾隆时代有4个地方以“油车浜”、“油车头”或“油车弄”命名，而在明代则一个也没有。在光绪时代的归安县农村，这类与“油车”有关的地名，竟多达11个。(199)从其他文献中可见，清代江南农村榨油业的确普遍存在。例如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说该州“各乡皆有油车”，就是一例。在偏僻的安吉山乡，情况犹如此，在盛产油菜籽的江南平原，更可想而知了，无怪乎有记载说崇明一带，“油坊油榨，多在乡村”(200)。1985年10月我到桐乡县石门镇作调查时，采访了一位过去的油坊主毛乐庐。据他回忆，这种设在农村、专为农民加工菜籽的小油坊，俗称为“乡作车”，抗战前在桐乡一带农村很普遍，仅在石门镇附近就有20多个这种“乡作车”油坊。(201)后从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中发现该地的油车，“皆系乡车，乡人自携菜子代打菜油，收取车费，名乡车”。可见这种小油坊并不止是在嘉兴一带存在。这种油坊虽然大多设在农村，生产具有季节性，但却并非农家副业。因此农村榨油业的普遍，所体现的并不是农村副业的发展，而是农村工业的发展。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市镇榨油业的发展。虽然农村榨油业在明清有颇大发展，但是农民生产出来的油菜籽，并不是都送乡作车打油自用。清代中期人沈宝木的《拔菜词》描写油菜籽成熟时节的苏州农村说：“菜子登场箕入市，舴艋出载如飞梭。今年油贵好当口，一斗菜值米一斗。却闻行价有低昂，早粜争先休落后。”(202)这些油菜籽运到何处？顾禄说小满时节的苏州，“郊外菜花至是亦皆结实，取其子至车坊磨油，以俟估客”(203)。换言之，农民将收获的油菜籽卖给商人或油坊主，商人或油坊主将这些菜籽榨油后再卖给油商。由于收购的油菜籽数量多，榨出来的油又要运销外地，因此不能采取乡作车那种分散和季节性的生产方式，而必须在专业化生产的油坊中集中加工。毛乐庐将此种油坊称为“常作车”，意即其生产常年进行，不像“乡作车”那样只是季节性工作。为了便于运送原料和产品，这种专业化的油坊大多集中在交通条件较方便的市镇上，因此形成了一些油坊集中的市镇。早在明代中期，苏州菖门外的上塘就已出现商业化的专业油坊(204)，不过似乎还未形成油坊集中的局面。到了明末，苏州郊外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油坊榨菜、豆油”(205)，已经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榨油业生产地区。湖州的乌青、菱湖、南浔，嘉兴的沈荡、崇德（石门）等市镇，明代也都已有油坊。到了清代，设有油坊的市镇不仅为数更多，而且记载也更加详细。就苏州府城附近的市镇而言，在清代前期的周庄、陈墓等镇，“每至春间，堆贮菜子，用以压油”(206)。到了乾隆时代，甫里镇的油坊更成为江南各地油坊的表率。(207)在苏州以外，南浔镇上的商业化油坊也颇不少，顺治时各行铺捐资重修云兴寺，油坊业者就名列首位。在这些油坊主中，就有当时著名的江南富户——庄廷案中的庄氏家族。庄氏在镇上不仅开设了油坊，而且还有当铺。(208)到了乾隆时代，南浔镇和震泽镇的油坊数量大大增加，以致本地所出产的饲料不能满足油坊所用挽牛的需要，不得不到太湖中洞庭东山南湖去采购茭，“买以饲牛，舟载不绝”(209)。乾嘉时代的晟舍镇更因榨油业发达而成为江南著名的油饼贸易中心，“夏间襄饼市极盛，远近数百里咸来购焉”，直至道光十年以后，在乌青、南浔和湖州府城油坊的竞争下，该镇作为油饼贸易中心的地位才丧失，“市渐散，南则聚于乌［青］镇，东则聚于南浔，西则聚于郡城东门”(210)。清代乌青镇上，有油坊十余家。(211)在清代中期的双林镇，榨油业也是该镇的主要产业之一，“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数逾百”。在明清江南油坊中，杵油工人称为油博士。(212)他们大多是来自外地的雇工，不是土著居民。(213)在咸丰初年的江宁六合县，油坊每年所出的豆饼多达数百万，运销苏、常各地。到了清代后期，虽然江南的榨油业已不复如太平天国战争前之盛，但武进县榨油业最盛之时，还有油坊八九十家之多。(214)因此市镇榨油业在清代有很大发展，是无可置疑的。

在明清江南榨油业的发展中，有以下几个现象需要加以重视：

1．明清江南榨油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地原料大量输入的结果。清代苏州人诸福坤说：“江以南供膏，碾苔菜子、若木棉子、若大豆以取之。业是者曰车户。”(215)因此江南榨油业生产的原料，主要是油菜籽、棉籽、大豆三类。此外还有芝麻、乌桕籽、桐子等。在主要的三大类中，江南本地所出产的，又以油菜籽为主，棉籽次之，大豆则较少。在明清时期，虽然江南油菜籽和棉籽的总产量随着油菜与棉花种植的扩大而有颇大的增加，但由于油菜和棉花的种植受江南耕地和种植制度的限制(216)，所出产的油菜籽和棉籽的数量也不可能一直迅速扩大。因此，如果仅只以本地农村生产的油菜籽和棉籽为原料，江南榨油业（特别是比较集中的市镇榨油业）的规模不可能发展得很大。但是如我在本书第八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自明代后期起，江南开始从外地输入大豆，从而为江南榨油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于大豆的输入以市镇为终点，而且用这些大豆榨出来的油主要供给城镇居民所需，所以以输入大豆为原料的榨油业，也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市镇，从而形成榨油业中心。

这种榨油业中心最早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嘉兴一带，具体来说，就是明清经济史研究中众多学者都注意到的崇德县石门镇榨油业。史称万历时该镇“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217)。如此大规模的榨油业，当然不是本地及附近油菜籽供应所能满足的，因为这一带是蚕桑区，能够用于种植油菜的耕地很有限。因此若要扩大生产，就只有依靠外地原料输入一途。万历《崇德县志》卷十二外纪中，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远方就市者众，亦称一熟。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湖等地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待贩于南路。商人豆船皆集包角郾，谓之小瓜洲。”因此该镇的榨油业，乃是以外地输入的大豆为原料的。不过，外地大豆的输入，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开始阶段，规模有限。因此之故，像石门镇这样的事例，在明代江南史料中亦仅此一见。

到了清代，外地大豆输入量迅速扩大。据我的估计，到了19世纪中叶，江南大豆的年输入量达到2000万石之巨。(218)这些输入的大豆，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和海路两途进入江南。而在清代中期，又以后者为主。在海路输入方面，先是刘河镇，后来则是上海，成为主要的输入口岸。刘河大豆输入盛时，各地豆商设立的字号近百家。(219)嘉庆中期以后，上海成为最大的豆货输入地，“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饶衍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给于上海”(220)。这些大豆输入之后，大部分继续运销至江南各地油坊榨油，从而使得江南榨油业获得了充足的原料。

2．明清江南榨油业中，出现了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趋势。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江南规模最大的油坊，就是石门镇上的油坊。这里的油坊，平均每坊有工作人员40余人。而据毛乐庐的回忆，他在抗战前开设的拥有9部油车（榨床）的乡作车，拥有工作人员约46～48人。按此标准，万历时该地的油坊，只相当于近代“乡作车”油坊的规模。清代中期双林镇的油坊，每坊仅油博士（杵油工人）的人数就达30余人。(221)而在毛乐庐经营的“乡作车”油坊中，油博士占全部工作人员的五分之一弱。按照这个比例，双林镇每个油坊当有工作人员150余人。即使油坊中从事管理、销售和后勤等工作的人员数目的增加不一定与油博士人数的增加成正比，双林镇的一个油坊有工作人员100人以上，应是没有问题的。依照毛氏所介绍的抗战前该镇“常作车”油坊——沈氏聚和油坊的情况来看，该坊有工匠100来人，计有油车18部，牛31头，房屋44间。可见清代中期双林镇油坊的规模，与近代“常作车”油坊的规模相近。

这里要指出的是，清代江南油坊企业规模扩大的现象，并非只见于双林镇。更加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是吴江大油坊主陈氏家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陈氏的油坊大约始于康熙中期，一直延续至清末，历时至少二百余年。据诸福坤所作的描写，该油坊规模更甚于双林镇油坊：“一肆之间，其巨者舍百，锅釜、轮磨、杂作器物凡千，苔子万萸，棉子若豆千钟，岁计恒积油千缸，饼日积盈舟十丈，月糜薪之属千钧，藁之属百舠，牯牛角二百，佣作僮指千，昼夜邪许，吴声庞杂，陈氏业此有年。”(222)据此，该坊有牛百头，雇工亦百人，加上从事管理、销售等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一般由本家族成员担任），人数更多。因此其规模肯定与双林镇油坊的规模相当或更大。陈氏是一个经营榨油业的大家族，其子孙在江南各地多开设有油坊，“如青浦之章堰观音堂、昆山之陈墓、吴江之同里，各传其油坊业，称巨贾，资雄一时”(223)。既是“资雄一时”的“巨贾”，其油坊规模自然也很大。可见大型油坊在清代中期的江南，已非个别现象。因此清代江南油坊的企业规模，比明代有明显的扩大。

油坊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榨油业生产享受到了规模经营的好处。据抗战前石门镇的生产情况，一个拥有油车6部和员工40余人的“乡作车”油坊，每日可加工油菜籽2000余斤，出油700余斤。毛乐庐自己经营的拥有油车9部的油坊，每日可加工油菜籽3000余斤，出油1000余斤。但一个拥有油车18部和员工100来人的“常作车”油坊（如沈氏聚和油坊），每日却可出油约3000斤。二者相比，无论从设备的生产率或是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常作车”油坊都有明显的提高。因此明清江南榨油业中企业规模的扩大，应当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明清江南榨油业的发展，表现了资本集中和劳动分工的加强。相对于纺织业和碾米业来说，榨油业是一种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传统的榨油业生产包括炒——碾（又称磨）——蒸——榨4个主要工序。(224)每个工序都需要大型的设备。例如在炒与蒸两道工序中，需要大型炒锅、蒸笼、炉灶等设备。在碾的工序中，不仅需要周长达数十米的石制碾槽与直径达1.5～2米的石碾，而且还需要面积上百平方米的碾晒场。而在榨的工序中，则要用坚实的长条檀木和香樟木制作的油车。为了收贮和运输原料、成品（油与油饼）、饲料、燃料和废料（牛的排泄物、燃料灰烬等），还需要大量的仓库、棚舍、大型容器（缸盆等）以及舟车等运输工具。油碾需壮牛才能牵挽（小碾需1～2头牛、大碾需2～4头牛共同作业）。因此需要购买和饲养相当数量的牛只。而牛在江南是一种紧缺的生产资料，价格不菲，饲养费用亦颇可观。因此开设一个油坊所需的投资，比开设一个砻坊、碓坊或踹坊、染坊所需的投资要大得多。此外，榨油业生产的专业性较高，绝非农家妇女老幼乃至一般农夫可为。炒、蒸工作都需要工人有相当的专业技术(225)，而榨则更是身强力壮、富有经验的“油博士”才能胜任。油坊中的管理、供销、采购等人员，也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总的来说，油坊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高出一般农民或者无专业技能的粗工的工资水平。(226)换言之，油坊在可变资本方面的支出，可能也比雇有同样人数的工作人员的砻坊、碓坊的相应支出更高。因此，经营一个油坊所需的投资确实很大，尤其是大型油坊，更只有“巨贾”方能经营。明清江南榨油业中企业规模的扩大，表现了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

此外，与纺织品加工业和谷物加工业的情况不同，榨油业中不仅劳动分工更为严密，而且各种工序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连续性。例如抗战前石门镇毛乐庐经营的“乡作车”油坊，虽是中小型油坊，但也有相当严格的分工。该油坊共有员工46～48人，其中直接生产人员32人，包括管作朝奉（总领班）2人，油博士（杵油工）8人（其中1人叫头脑，即杵油工领班），大伙（又称大烧伙、大伙计，负责排油砧，即杵油后取出油饼）8人，小伙6人（又称小烧伙、小伙计，负责整理、清扫榨床，更换木桩），木匠（油车维修工）4人，牛倌4人；其余为管理、供销、辅助人员，共14～17人，包括老大（总管）1人，老二（副总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1～2人，出差（采买原料）2～3人，账房1人，管作朝奉（记账、验收）2人，炊工5～6人。直接工作人员都共同生产，共同饮食（伙食由坊主提供）。由此可见这种分工不仅很严密，而且各种工作人员数量的比例也颇为固定。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都依照榨油工序而形成一个连续性的生产工程。1985年我在桐乡县屠店镇作调查时，原油坊主李锦春介绍榨油的全过程为：油菜籽出仓——翻晒过筛——上锅炒——出锅——碾压——上灶蒸——放入榨床——榨油——出饼——清理榨床。这些工序中，炒、蒸、碾、榨是最重要的。明清江南人士描述当时的榨油生产程序是：“夏月菜甲生子，炙而磨之，又治巨石为规，设机运动，大牯负碾，纳甑沸铛熟煮，团如饼饵状后纳轧车逼榨”(227)；“其碾也，先爆之石轮、石磨，胥驾以牛；已糜，复蒸之；乃环束层卧于车以搏之”(228)。可见与近代基本一致。这些工序依次进行，不能中断（相比之下，碾米业中的碾与碓、棉布加工业中的踹与染，其间都可停顿）。为保证整个生产过程不因某一工序出现问题而中断，必须对整个生产过程实行集中的管理，而不是像在棉布加工业中那样可将踹或染分别委托踹坊或染坊承担，或者像在碾米业中那样可以先集中人力于砻，然后再转向碓。因此油坊是明清江南轻工业各部门中集中管理程度最高的一个部门。而这一情况，又随着油坊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加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明清江南轻工业各部门中，榨油业是工场手工业性质最明显的部门。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对明清江南榨油业总规模的变化作一宏观的分析。

明清江南的油坊主要包括位于农村地区、进行季节性生产的“乡作车”油坊和位于城镇地区、进行常年性生产的“常作车”油坊两种。前者以附近农村出产的油菜籽为主要原料，榨出来的油也主要供农村居民食用。后者则更多地依靠外地输入的大豆作为原料，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获得食油，而且也是为了获得豆饼，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本地肥料严重不足，输入大豆制造豆饼作肥料，已是解决肥料匮缺问题的唯一手段。(229)此外，棉籽榨油，主要是作照明、油漆等用，并获得油饼，但榨油多在产棉地农村油坊进行，因此兹与油菜籽一同考虑。“乡作车”一年实际开工日数为40余日，而“常作车”则全年工作。由于这两种油坊的生产情况差别很大，难以同等视之，因此这里在考察其生产能力时，为了便于分析，姑假定江南本地出产的全部油菜籽都由“乡作车”加工，而本地出产的棉籽和输入的大豆则由“常作车”加工。明清江南本地虽也出产大豆，但为数不多，故兹姑从略。(230)

按照抗战前石门镇毛乐庐经营的中型“乡作车”油坊的情况，油车9部，一日可加工油菜籽3000余斤。“乡作车”一年通常开工名义上是3个月，但是实际开工日数为40余日，兹以45日计(231)，则其年加工总量为13.5万斤。又据毛氏所作的介绍，该镇上拥有18部油车的“常作车”油坊——沈氏聚和油坊，日加工油菜籽约9000斤，出油约3000斤。这种“常作车”油坊一年可加工油菜籽70余万斤，因此榨这些油菜籽需80余日，即大约3个月。不过此说似有误。该油坊日出油3000斤，3个月（90日）共可出油27万斤。(232)但是临近的屠店镇上，1940年代开设的李锦春油坊，日出油也是3000余斤，但年出油却达100多万斤，据此可知一年开工330余日。又，据近代调查，开设于道光初年的江苏省兴化县的源顺油坊，雇工50人，年产油2340石。(233)以1石油重100斤计，则年产油23万余斤。沈氏聚和油坊有工匠100余人，规模比源顺油坊大一倍，而据上述情况，前者产量仅比后者多1/6。这肯定与事实不符。因此前者应当是全年开工，兹以一年工作300日计，每日加工油菜籽约9000斤，一年加工共270万斤，出油近100万斤。270万斤油菜籽，按容量计合2万石。(234)而毛氏油坊年加工油菜籽13.5万斤，合1000石。

大豆的出油率，按照近代石门镇油坊的情况来看，大约是每担（百斤）出油10斤。而据《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油品中的记载，每石大豆出油9斤，比近代出油率低50％。(235)这应当是明末以后江南榨油方法改进的缘故。(236)若清代中期的出油率以近代石门情况为据，则榨油3000斤，需大豆210石。因此，一个与沈氏聚和油坊规模相当的大型油坊，一年开工300日，间日一作，那么在清代中期每年可加工大豆3万余石。

明清江南油菜籽的总产量，据我所作的估算，在明代后期（1620年前后）约为480万石，到清代中期（1850年前后）减为320万石。(237)按照上述毛氏“乡作车”油坊的加工能力，加工这些数量的油菜籽，明代后期需要有与毛氏油坊规模相当的中型油坊约4800家，季节性从业人员23万人；而清代中期则需同样的油坊约3200家，季节性从业人员15万人。明代江南大豆输入数量不多，兹可从略。而清代中期江南年输入大豆多达2000万石。要加工这些大豆，就需要上述规模的大型油坊近670家，常年性从业人员近7万人。在清代江南文献中，规模很大的大型油坊不很常见，但是要加工同样数量的大豆，肯定需要众多的大中型专业化油坊。如果当时的专业化油坊以中型油坊为主，那么油坊和从业人员的数量都肯定要多于上述数字。

除了油菜籽和大豆外，江南榨油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棉籽。明清江南棉籽的总产量不详，但可从棉花的总产量来推算。明代后期江南棉花的总产量约为每年150万担，而清代中期则约为每年300万担。(238)1担籽棉可产棉籽2/3担。(239)因此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江南出产的棉籽总量分别为100万担和200万担。如果这些棉籽是由“乡作车”油坊榨油、而且榨棉籽的工效又与榨油菜籽的工效相近的话，那么榨上述数量的棉籽，在明代后期需要与毛氏油坊规模相似的油坊近1000家，季节性从业人员约5万人；清代中期则需这种油坊2000家，季节性从业人员9万余人。

此外，在明清江南，非食用油生产也有所发展。这里所说的非食用油，主要是作工业用途的桐油和桕油。桐油主要作油漆之用，广泛用于舟船制造和保养、建筑、木作、制伞等；而桕油则是制烛的主要原料。江南西部的浙西山地出产一些桐籽，因此清代中期于潜等县有桐油的生产。(240)但总的来说，江南桐油生产规模不大，所需桐油主要依靠输入。乌桕籽在江南各地都有出产，但主要产于浙西山地。从史料来看，明代的主要产地是临安等地；到了清代，除临安外，新城、富阳、于潜、海宁等地都有桕油的生产。(241)由于清代制烛业比明代更为发达，因此桕油生产规模也比明代更大。

因此，从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的榨油业总生产规模扩大了很多，常年性从业人员增加了许多倍，从而成为江南轻工业中最大的生产部门之一。

最后，我们就明清江南食品工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一简单总结。

首先，江南食品工业所包含的谷物加工、榨油、酿酒（及制曲）、制茶和食品再加工五个主要部门，生产总规模在明清时期都有明显的扩大。其中，谷物加工业、榨油业、酿酒业和食品再加工业已发展成为分布广泛、从业人员众多的城镇工业，而制茶业则发展成为一项山区工业。只有制盐业成为唯一一个生产总规模有所缩小的工业部门。

其次，明清江南食品工业生产的商业化水平有显著的提高。谷物加工业和榨油业的产品虽然是主要面对江南自身市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其发展是“内向型”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却是以大量原料输入为前提的。反之，酿酒业和制茶业生产完全依赖江南本地原料，但其产品却有相当一部分输往外地。只有食品再加工业，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都在江南，但是也并不局限于直接产地。

再次，明清江南食品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如过去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没有技术进步，只是一种“量的增加”。事实上，在碾米、榨油、酿酒、制茶乃至食品再加工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进步。若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进步，就不能否认对于江南食品工业而言，明清绝非一个技术停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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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12、1656～1657页。

(2) 顾炎武：《肇域志》第九册，浙江。

(3) 《塘栖志》卷二十，杂记。

(4)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三，城池。

(5) 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21～422页。

(6)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7)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

(8)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物产“储用之属”：“油坊、碓坊，各处有之，具以甫里为式。”

(9) 参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1章（范金民执笔），209页。

(10)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答方葆岩尚书书》。

(11)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风俗。

(12) 参见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六。

(13)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的专业市场》。

(14) 《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15) 同治《修川小志》卷首序；同书卷下，物产。

(16) 参见道光《平望续志》卷十二，风俗。

(17) 《塘栖志》卷十八风俗引嘉靖时人胡元敬语：塘栖“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幅辏”。

(18) 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21页。

(19) 参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452页。

(20) 参见嘉庆《同里志》卷八，物产。

(21) 参见光绪三十三年《锡金堆栈现行规条》，见社会经济所编：《无锡米市调查》。

(2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23) 据天野元之助1934年在吴兴县（清归安、乌程二县）的调查，成年男子平均每年仅食米3.05石，但这主要是因为有7.9％的农户因为贫困而不得不以米糠和麦麸作粥充饥的缘故。一般水平则如当地民谚所说：“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斯波义信：《宋代の消費·生産水准試探》）包氏所说仅为米，所以平均数仅与吴兴水平相同。如加上麦、豆等的消费，江南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会更高一些。

(24) 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调查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113～114页，1941。

(25) 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6页。

(26) 参见朱孔甫：《安徽米业调查》。

(27) 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2页。

(28) 1台木砻碾米80石，即会磨损，因此需要经常维修。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调查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

(29) 参见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史研究》（增补版），851～852、854页。

(30) 这种把砻与碓结合起来使用的办法，在楼《耕织图诗》、程棨《耕织图》和邝璠《便民图纂》、宋应星《天工开物》中都可看到。但从楼《耕织图诗》中“展转石砺齿”的诗句来看，宋代用的是石砻；而据《天工开物》粹精第四，明末民间使用的砻以土砻为主。但如下面我们将说到的那样，石砻与土砻均非大规模砻米的理想工具。因此在清代以前，这种砻与碓相结合的方法使用到底有多普遍，尚不得而知。一直到了清代，情况方变得比较清楚。

(31) 参见翁广平：《杵臼经》。

(32) 参见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九杵臼门。

(33)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

(3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七，户部“杂赋”条。

(35) 翁广平：《杵臼经》。

(36)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48页。

(37) 我的估计是50万左右。详见本书第九章。

(38) 顾炎武说：杭州“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皆以商贾为虞，人无担石之储”（顾氏：《肇域志》第九册，浙江）。

(39) 参见本书第九章。

(40) 南京酿酒主要用麦，故兹不论碾酿酒所用米需要的工人数。

(4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

(42) 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4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史十。

(44) 姜皋：《浦泖农咨》。

(45) 例如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二《为秦易里侍读条白门荒政》中说：“大麦……充口食，一石可抵米七斗。”同书同卷《齐民四术》卷二农二中在计算亩产量时又说：“麦七斗抵米五斗。”

(46)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

(47)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10页。

(48)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

(49) 参见《庚巳编》卷一，“人为牛”、“牛生麟”条。

(50)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

(51) 《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说：北方因“风扇流传未遍”，只好扬谷，“凡扬不在宇下，必恃风至而后为之。风不至，雨不收，皆不可为也”。南方因用风扇，所以不受此限制。

(52) 例如《庚巳编》卷一“人为牛”条记苏州城内大鹿巷唐豆腐家，“以磨面为生”。“问之其家佣工，两日前正买二牛”。可见该磨坊使用的牛有多头，而且雇工生产。

(53)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

(54)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55) 所谓“三白”，是因为用以酿酒的米、曲和水都白之故。

(56)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57) 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产。

(58) 参见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二。

(59) 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

(60) 参见《崇川咫闻录》卷十一，物产引袁枚语。

(61) 《稗说》卷三，“品酒”条。

(62)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四，物产。

(63) 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

(64) 分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崇川咫闻录》卷十一，物产引袁枚语；郑元庆：《湖录》，见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光绪《杭州府志》卷十八，引《西溪梵隐志》；康熙《江阴县志》卷五，食货记；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乾隆《南翔镇志》卷一，物产。

(65) 光绪《杭州府志》卷十八，引《西溪梵隐志》。

(66)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二。

(67)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

(68)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69)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532页。

(70)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为秦易里侍读条画白门荒政》。

(71) 甘熙：《白下琐言》卷四。

(72) 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69～470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2～34页。

(73)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74) 崇祯《横溪录》卷三，风俗。

(75) 金文榜：《榷酤说》，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五，户政。

(76)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

(77) 乾隆五年九月十九日署两江总督杨朝曾《为严查苏省木渎镇烧锅事奏折》，转引自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70页。

(78)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79)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208～209页。

(80) 金文榜：《榷酤说》。

(81) 尹会一：《禁止踩麹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82)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83) 参见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三十九，《劝谕暂停踩曲告示》。

(84)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署苏州巡抚许容《为陈严禁贩曲宽民用事奏折》。

(85) 《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九，乾隆三年五月辛巳。

(86) 康熙朝修、乾隆朝补修《镇江府志》卷四，风俗。

(87)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一十九，乾隆十三年七月甲子。

(88)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43页。

(89)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嘉靖《吴县志》卷十四，物货。

(90) 例如，范金民和夏维中在对明清苏州酿酒业（特别是城郊木渎、横金等专业市镇）的发展情况作了描述之后说：“农户从事这种米烧的商品生产，无须或很少投资，无经济风险，只是农闲的一种临时行为，不需要改进制作技术，是在不改变任何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副业性家庭生产，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并不含有任何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70页）

(91) 该书中的《酒谱》是一部全面地反映清代中期江南酿酒（特别是黄酒）技术的文献，下设40多个专题，内容包含与酒有关的所有内容（如酿法、用具、经营等）。

(92) 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请禁烧酒事宜札子》。

(93) 孙嘉淦：《请开禁疏》，见《畿辅通志》卷一百零七，经疏十四。

(94) 《调鼎集》中谈到的黄酒酿造技术十分复杂，包括：原料选取（涉及水源、水质、制曲用麦、酿酒用米等）、制曲、酿造（分为浸米、做酒母、下缸、开爬等工序）、用曲、酸浆（冬水三浆三水，春水三浆四水）、发酵、打耙搅拌、榨酒、煎酒、糟烧等工序，此外酒糟的综合利用、酒坛的泥头、酒坛的购置、修补、酒的贮藏，也都有相应的技术。

(95)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

(96) 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5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2节（李伯重执笔）。

(97) 金文榜：《榷酤说》。

(98)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乾隆三年六月乙丑。

(99) 《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九乾隆三年五月辛巳。

(100)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

(101) 参见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216页。

(102) 参见浙江省茶叶学会《浙江茶叶》编写组：《浙江茶叶》，8页。

(103) 参见上书，9页。

(104) 吴觉农：《茶经述评》，323～324页。

(105) 参见上书，322页。

(106) 参见吴觉农：《茶经述评》，319页；《浙江茶叶》，9页。

(107) 参见《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引《避暑录》。但是直到万历时，顾渚还在贡茶（参见《浙江茶叶》，313页）。

(108) 许次纾：《茶疏》，引自《浙江茶叶》，313页。

(109) 参见《露书》卷十，错篇上。

(110) 康熙《长兴县志》卷五，物产。

(111)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二，物产。

(112) 参见《浙江茶叶》，315～316页。

(113) 嘉庆《荆溪县志》分境图说。

(114)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15) 雍正《北新关志》卷十六，告示。

(116) 嘉庆《荆溪县志》分境图说。

(117)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物产引以前的《于潜县志》。

(118) 嘉庆《于潜县志》卷首；同书卷十，食货。

(119) 嘉靖《武康县志》卷四，物产；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上引《前溪逸志》。

(120)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121) 参见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物产引嘉靖《浙江通志》。

(122) 康熙《临安县志》卷八，风土志。

(123) 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二，物产；康熙十二年《余杭县志》卷二，物产。

(124) 道光《昌化县志》卷五，物产。

(125) 参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18页。

(126) 参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18页。

(127) 参见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140～142页；吴觉农：《茶经述评》，85～87页；《浙江茶叶》，7、8页。

(128) 参见吴觉农：《茶经述评》，87页。

(129) 参见胡长春：《我国古代茶叶贮藏技术考略》。

(130) 参见胡长春：《我国古代茶叶贮藏技术考略》。

(131)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二。

(132) 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96页。

(133) 参见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土产；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

(134) 乾隆《续外岗志》卷二，土产。

(135)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物产。

(136) 参见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四，物产引《塘栖志略》；光绪《塘栖志》卷十八，物产。

(137) 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三，物产下引《湖录》及《南浔志》；同治《双林镇志》卷六，物产；《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

(138) 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三，物产下引《湖录》及《南浔志》；同治《双林镇志》卷六，物产；《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

(13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54页。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第八章。

(140) 参见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土产。

(141)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六，物产。

(142) 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

(143) 《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144)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六，饮食类。

(145) 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

(146) 《海昌外志》物产。

(147)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湖录》。

(148)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

(149)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50) 《太湖备考》卷六，物产。

(151) 《东林山志》卷二十一，土产。

(152) 康熙《上海县志》卷五，土产。

(153)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康熙《前溪逸志》。

(154) 参见《露书》卷十，错篇上。

(155) 参见弘治《江宁县志》卷三，物产。

(156) 《吴门岁华纪丽》卷四，“海鲜市”条。

(157) 参见《咫闻录》卷七，“冷姓”条。

(158) 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

(159) 参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

(160) 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161) 参见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162) 陈作霖：《金陵琐志八种》“全境物产风土记”。

(163) 参见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47～250页。

(164)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65) 参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乾隆《苏州府志》卷三，物产。

(166) 参见康熙《吴郡甫里志》卷一，物产。

(167) 参见《沙头里志》卷二，物产。

(168)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69) 参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

(170) 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二，土产。

(171) 《金瓶梅》第六十七回。

(172) 参见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

(173) 参见弘治《江宁县志》卷三，物产。

(174)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六三，江宁府部物产考。

(175) 参见乾隆《青浦县志》卷十一，物产；康熙《乌程县志》卷五，物产。

(176) 康熙《杭州府志》卷六，风俗；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引严志。

(177) 参见《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工艺类“制花梅”条。

(178) 每引盐约重200斤；参见《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一。康熙时的盐引中包含了少量浙东的盐引在内。

(179) 参见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十二；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六；胡传：《辽海榷盐私议》；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205页。

(180) 顾炎武：《肇域志》第五册，引明代《上海县志》。

(181) 参见《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一。

(182) 乾隆《南汇县志》卷一，邑镇。

(183) 参见北田英人：《中国江南三角州における感潮地域の変遷》。

(184) 参见《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7编，66页；《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6编，76～77页。

(185) 《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八。

(186)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一十九。

(18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36页。

(188) 《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

(189) 例如两浙运司也发给灶户工具。参见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研究》，150页。

(190) 例如用乌桕子、桐子、棉籽榨出来的油，广泛用于照明（燃灯、制烛）、油漆和润滑，可归之于工业用油。

(19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45～348页。

(192) 参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第5章《農村制油業の発展》；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4～37页；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榨油业》。徐氏虽是研究全国的榨油业，但在其研究中江南也是重点之一。

(193)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184～186页；斯波义信：《浙江湖州における定住の沿革》。

(194)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杭人遭难”条。

(195) 方回：《续古今考》卷二，“计佃户岁入岁出”条。

(196)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七，坊巷；万历《钱塘县志》（不分卷），纪疆。

(197) 参见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物产。

(198) 参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59、61、62页。

(199) 参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58～62页。

(200) 《崇川咫闻录》卷十一。

(201) 参加此次调查的人员还有中共桐乡县委统战部部长唐士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学文副研究员、日本静冈大学伊原弘介教授，以及当地耆老蔡一、邹蔚文等。部分调查结果可见于陈学文：《石门镇的榨油业》（该文收于陈氏：《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但陈文并未将全部调查结果收入（例如李锦春油坊的情况不见于陈文），同时其所收入的调查结果，也与我所做的现场笔录有异（例如在谈到油坊工人的工资时，我的笔录是每个榨季油博士工资60元，合米15石，而陈文中作一个月工资60元，合米1500斤。陈文所说显然有误）。因此本书中引用到这次调查的结果时，以我的笔录为准，并且也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02) 《吴门岁华纪丽》卷四。

(203) 《清嘉录》卷四，“小满动三车”条。

(204) 祝允明《志怪录》“谢老牛”条：“苏州菖门外上塘杨家，以鬻油为业，蓄一牛行磨，凡十八年没。”可见这是一个从事商业化生产的专业油坊主。

(205) 崇祯《吴县志》卷一。

(206)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物产。

(207) 参见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物产“储用之属”。

(208) 参见节庵：《庄氏史案本末》，见《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209) 《太湖备考》卷六，物产“茭”。

(210) 同治《晟舍镇志》卷六，杂记。

(211) 参见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61页。不过陈氏未注明资料来源，因此此说可靠性尚待证实。

(212) 黄模《芸薹子油》诗说：“车中榨油人，俗称油博士。”（此诗收于朱点：《东郊土物诗》）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213) 参见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214) 参见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榨油业》。

(215) 诸福坤：《陈绮堂暨子玉泉、秋泉家传》，见《砚江陈氏家谱》卷六，文录，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6页。

(216) 在水稻与春花的复种制下后作作物以麦为主，所以油菜种植的增加也颇受限制。至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则更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217) 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见万历《崇德县志》卷七，纪文。

(218)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13～114页。

(219) 参见道光《刘河镇纪略》卷五，盛衰。

(220) 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82页。

(221) 参见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222) 诸福坤：《陈绮堂暨子玉泉、秋泉家传》。

(223) 陶惟坻：《陈母沈太君家传》，见《砚江陈氏家谱》卷六，文录，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6页。

(224)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法具。

(225) 《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说：“若釜底太深，翻拌疏慢，则火候交伤，减丧油质。”

(226) 例如在1985年对石门镇的调查中，毛乐庐回忆抗战前当地沈氏聚和油坊中工作人员的工资情况是：做一榨季（陈学文《石门镇的榨油业》误作一个月），除食宿外，油博士得60元（折米15石），大伙（排油砧）30元，账房50元，老大（经理）90元，老二80元。这在当地是相当高的工资。

(227) 崇祯《横溪录》卷三，风俗，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7页。

(228) 诸福坤：《陈绮堂暨子玉泉、秋泉家传》。

(229) 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明清江南肥料问题探讨之一》；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第8章。

(230) 江南种植的豆以蚕豆为主，而蚕豆并不用于榨油。

(231) 榨油生产因劳动强度高，且油车随时需要维修，因此关键的工序——榨（杵油）通常是间日而作。因此一年名义上的开工日数约3个月（即一个榨季），但实际工作日数则只是一半。

(232) 若按照每百斤油菜籽出油37斤计，则70万斤油菜籽可出油26万斤，与此数相近。

(23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47页。

(234) 1市石油菜籽约重130市斤（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3页）。明清量制与市制差别不大，兹姑忽略。

(235) 1市石大豆重约140斤（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3页），出油9斤，合每百斤大豆出油6.4斤。

(236) 《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油品”：“芸薹（油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榨法精到者仍得四十斤。”可见即使在明末，榨油技术较好者，也可使出油率增加1/3。又，据今日测定，油菜籽的平均出油率（按重量计）为38％，而大豆为10％（参见北京市农林局编：《农业常用数据手册》，224页）。

(237) 据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一书的35、123页中的油菜种植面积与亩产量计算。

(238) 据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一书的34、124页中的棉花种植面积与亩产量计算。范金民的数字为明代后期96万担，清代中期288万担（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71～72页）。范氏数字比我的数字略低，原因在于他对这两个时期棉布总产量的估计可能偏低（详见本书第八章）。

(239) 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载：用太仓车轧籽棉，“一人日可轧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余下的主要即是棉籽。

(240) 参见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

(241) 参见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榨油业》。

第四章　轻工业（三）：服装、日用百货、烟草、造纸与印刷

在纺织和食品两大主要工业部门之外，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与印刷业也是明清江南轻工业的重要部门，而且这些部门在明清时期也有颇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纺织业而言，以往对于这些部门的研究就薄弱得多了。例如服装制作业的发展，至今尚未见到有专门的研究。对于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与印刷业的研究虽然有，但大多是全国性的部门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不很集中于江南。有鉴于此，在本章中对这些部门的发展情况作一集中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服装制作业（包括冠帽鞋袜制作业）

自古以来，女红针黹是中国妇女的本分，连《红楼梦》中那些千金小姐也不例外。(1)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服装（包括冠帽鞋袜）基本上是家庭中妇女或仆婢制作，具有高度的自给性。当然也有雇请裁缝制作服装之事，但不多见。到了明清，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衣服、冠帽、鞋袜的制作也开始向专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当时人已看到了这一点。《乡言解颐》卷三人部“衣工”条说：“织衽者，妇人之事也。……自男作衣工，俗只谓之裁缝，而踵事增华，日甚一日。”康熙九年《常熟县志》则说：“往时履袜之属，率妇女手制，今则取给于市。”(2)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服装生产在江南已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制作业部门了。这一重大变化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下面对此略作介绍。

明初国家对服饰有严格限制，洪武一朝颁布的有关规定有上百项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3)这些规定中的大部分，一直实行到明代中叶，方有重大变化。由于明太祖制定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倡简约，因此对服装的式样、用料作了严格限制。这种限制严重地制约了江南服装业的发展。同时，明代前期经济尚未繁荣，民间物力有限，也是这些规定赖以实行的另一原因。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回顾说：“入国朝来，［服饰］一变而为简朴。天顺、景泰以前，男子窄袖短躬，衫裾幅甚狭，虽士人亦然；妇女平髻宽衫，制甚朴古。婚会以大衣（俗谓长袄子），领袖缘以圈金或挑线为上饰。其彩绣织金之类，非仕宦家绝不敢用。”嘉靖《江阴县志》卷四风俗也说：“国初时……［人民］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者，人怪而哗之。”这些追忆都是对以往实情的翔实描述。在此情况下，江南服装业当然难有多大发展。

到了嘉靖时，江南服饰出现重大变化。以往的禁令大部分已成具文，民间一改过去的朴素简约之风，日趋奢华。在此背景之下，“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谓之时样”(4)。亦即开始出现追求新潮服装的社会风习。此时的服式变化，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服式日益多样化。在式样变化方面，出现了两大时装（当时称为“时样”）潮流，一为复古，一为求异。

时装流行有数十年一循环的规律，因此“复古”往往是时装新潮的一种形式。俞弁说“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谓之时样”，其实更变的只是明初之制，而明代以前的服式（唐装乃至唐代以前服式）都成为流行的“时样”之一。李乐说：“今天下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锦，巾尚晋巾、唐巾、东坡巾。”(5)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妇女服饰方面。田艺蘅记述了杭州的情况：“先见广西妇女衣长裙，后曳地四五尺，行则以两婢前携之。简多而细，名曰马牙简，或古之遗制也。……杭妇女阔简高系，以软薄为尚。”(6)据田氏考据此种裙饰唐代已有，而在广西保留了下来，到明代后期又重新传到杭州。

求异是时装发展的另一主要途径。范濂说：松江男子的流行服式有几变，从原先的式样变为“胡服”，尔后“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盛行，到了隆庆、万历时代，则又“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这是因为“其心好异，非好古也”(7)。由于求异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更能领导时装新潮流。在松江，到了崇祯时代，“今世人已陋唐、晋诸制”，故“少年俱纯阳巾”(8)。在明季江南，求异甚至到达了怪异的地步。在湖州府城，“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状”(9)。“［往昔］衣服饮食，率多野朴，布衣之外，不事绮饰。……今则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以绫纨作袒衣。”(10)甚至连士人也如此，以致引起道学先生的愤慨，作诗嘲之曰：“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衿。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1)

复古、求异两大潮流虽然互有消长，但是彼此并不冲突。以头巾为例，晚明时代的南京就表现出一个多种头巾百花齐放的局面：“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凌云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12)其中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东坡巾等都是古代式样，而凌云巾、纯阳巾、阳明巾、玉台巾等则是新花样。(13)由此可见几大时装潮流的交织，造成了服式的多样化。

2．明代后期江南服式变化还有两大趋势，一是平民仿效上层社会（即“下仿上”），二是乡村仿效城市（即“乡仿城”）。这两者都显然与傅衣凌早已指出的江南市民经济的兴起以及都市化的发展有关。(14)就“下仿上”而言，不少文献都记载了这种本来属于“僭越”的情况。例如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崇尚说：“邑在明初，风尚诚朴……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但是“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也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也具体地描述了僮仆服式的变化：“初，士夫随从，皆衣青布衣。……近僮竖皆穿玄色罗绮，至有天青、暗绿等色，中裙里衣，或用红紫。”至于“乡仿城”，情况也颇为惊人。例如僻在浙西山区的湖州武康县，居然也是“男妇服制不常，率仿效省城”(15)。

此外，江南服式变化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在明代后期的南京，据顾起元说，服式变化是“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矣……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16)。由于变化太快，所以导致了服式无定式。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里俗就很清楚地记载了这种情况：“巾服器用，士子巾帻，内人笄总，特无定式。初或稍高，高不已而碍檐已复；稍低，低不几而贴额倏尖倏浑，乍扁乍恢，为晋、为唐、为东坡、为乐天、为华阳，靡然趋尚，不知谁为鼓倡而兴，又孰操绳约而一？殆同神化，莫知为之者。”连比较偏僻的六合县，也是“除士夫法服外，民间衣帽长短高卑，随时异制”(17)。

服式的不断变化和丰富多彩，为服装业的发展创造了广大的空间。明清江南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又为服装业提供了种类更多、质地更优的衣料。以此为背景，江南服装业遂得有颇大发展。

一、成衣业

在明清江南，服装制作业被称为成衣业。

明代江南成衣业已相当发达，所制衣服的款式称全国之冠。万历时，谢肇淛指出：传统舆论认为天下“九福”中，燕赵有“衣裳福”之说不对，实际情况是“衣裳福则燕赵远逊吴越”(18)。张瀚更明确指出：“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19)。可见当时苏州服装业已领导全国时装潮流。此言并非夸大。万历时于慎行说：“吾观近日都城……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20)史玄也谈到崇祯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鸣蝉坠马，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21)。连皇太后都如此，可见吴装已风靡上层社会。

到了清代，苏州时装更是风靡全国。吴锦《菱湖竹枝词》说“姑苏装束称心怀”(22)；李宗定《京山竹枝词》说京山妇人“逢人遍说学苏州，短衫宽袖长罗带”(23)；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说：“［潮州］妇女装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甚至远在陕西三原县，情况也如此。明代不少三原人到江南经商，“牵车服贾，贸易江淮，靓服艳装，稍染吴越之习”，以致三原“商贾衣饰大率袭吴越、广陵”(24)。到了清代，情况更甚。屈大均观看了泾阳东岳庙会后说：“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25)。江南服装之广为人慕效，一致于此。

江南服装款式风靡全国，江南裁缝手艺又为全国之冠，各地富裕人家也自然以着地道的江南服装相尚。(26)在明代，外地有钱人家为了得到江南“原产”服装，往往不远千里去江南采购，以致在流行小说中也留下了痕迹。例如《金瓶梅》第二十二、二十五回中说西门庆令家人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来旺儿往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回……悉把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尺头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备，打成包裹，装了四箱，搭在官船上来家”。可见杭州成衣在明代后期远销到山东已是常见之事。《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五回中则说明代山东小县城里的妇女要想获得南京时装，还须由家人赴江南采购，可见在明代山东购买江南时装还不很容易。但是到了清代，南京时装在山东已有销售基地，因此商业大都会临清的“故衣市”里，就有“南京铺”。(27)苏州成衣比南京成衣的名气更大，因此苏州服装在外地的销路肯定会更好。

在明清江南，成衣业最集中的是杭、宁、苏三大都市。杭州、江宁的成衣在明代就已闻名全国，但有关杭州成衣业的具体记载却不多，难以得知详情。从明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南京已是一个领导服式潮流的地方。(28)在清代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江宁成衣业的记载，从中可知到了嘉道时，江宁成衣业已为旌德裁缝所专，并在城内形成了成衣生产集中的街区，故史称“城内有三故衣廊……其地多故衣铺，为旌德人裁缝聚处之所”(29)。苏州成衣业比杭州、江宁更为发达。本书第二章中曾经涉及苏州布号益美字号，这里还要再使用到这个事例。清初徽商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30)。由此可见清初苏州衣工影响之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仲元在此段文字末还说到“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他在前面已说到衣工有缴益美号机头者给银二分，又说论匹赢利百文。要销售布100万匹，才能派机头2万两，而增息20万贯则须销布200万匹。可见有一半布是在本地加工为服装的。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完全如是。但苏州本地成衣业规模很大，每年用布不少，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成衣业已是苏州的重要产业，乾隆四十五年，苏州成立了成衣业行会——成衣公所(31)，经营特种服装的行会也随之建立，例如寿衣业的云锦公所、估衣业的云章公所亦分别创建于道光二年与咸丰六年。

在清代江南，不仅在苏、杭、宁等大城市，而且在许多中小城市乃至市镇，都有发达的成衣业。例如湖州双林镇，清初有衣庄七十余所之多，乾隆时还十存其六。这些衣庄所收，多是城乡女红所制衣履。“农家育蚕外，工纺织，为衣履，比户皆然。居镇者无杂事，于炊爨缝纫外，勤纺织，精刺绣，工裁剪，成衣服”；“自道光以来，［纺织业］生意清淡，机亦减少，咸代市店作针黹，如衣服、京货、鞋袜等，店计物得值，昼夜辛勤，亦大裨生计”(32)。可见成衣业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生计之一。江阴县杨舍堡镇在各方面均远不及双林，但那里的“工人造作，类备艺分，惟土、木、衣三者最繁”(33)。成衣业地位可与土、木作相埒，成为当地主要产业部门之一。不仅在城镇里有成衣业，甚至乡下也有专业衣工。(34)

二、制帽业

明代后期的松江制帽业，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屡屡为人提及。不过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制帽业中是否出现了专业化与商业化的倾向。

在明代后期以前，江南平民尚多戴头巾。由于对帽的需求不大，制帽业生产也颇为有限，因此很少见到关于制帽业的记载。自明代后期始，江南民众的戴帽之风始盛，特别是入清之后，戴帽变得普遍，从而使制帽业能够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在戴帽普及的同时，冠帽式样也发生了几次变化，这些变化对制帽业的发展也有颇大影响。

清初时政小说《海角遗编》第五十五回说：“民间服式，乃时王之制。明朝时，天下人自天子以至庶人，俱挽青丝髻，戴网巾。网巾之外……百姓则带圆帽，夏秋所用大顶综帽，每顶结他要工夫百余日，价值银五六两。”但是百姓戴综帽，只是晚明时才出现的新现象。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说：“瓦楞骔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则富民皆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皆尚罗帽、纻丝帽。……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骔帽，价亦甚贱。……而安庆人长于修结者，纷纷投入吾松矣。”即使如此，许多穷人仍然戴较为便宜的罗帽，因此在与松江毗邻的崇明县，此时仍在生产罗帽。(3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综帽生产的变化。从《海角遗编》所述制作大顶综帽所需的人工来看，这种帽子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显然不是一般非专业工匠可为的。其售价高达五六两银，自然也只有上层社会人士可得享用。但是到了万历时代，肯定出现了工艺的重大改进（可能与大批安庆工匠移居松江有关），使得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从而帽价随之大落，成为大众消费品。

入清以后，情况大变。《海角遗编》第五十五回说：“及至［顺治元年］八九月间，新朝剃发之令新行，不许戴网巾，俱要留金钱小顶，从满洲装束。其凉蓬子一时无办，竟取人家藤席藤椅之类，割成圆块，摺来权做凉帽，顶系红绒以为时式。暖帽值此大乱，貂狐不可得。即驴皮营帽，每顶卖二三两。穷人计算，竟将黑狗、黑猫之皮剥来，一样做成营帽，戴在头上，以应故事。”在上海，“海獭、骚鼠、海驴皮之类，人人用以制冠矣，从前不知此种何处也。即凉帽，初用藤席制成，以后或用细篾丝编者。康熙年间或踏马芦皮织成，滑亮之极，独出于江宁等处”(36)。由于戴帽更普遍，制帽原料来源更广泛，因而清代江南制帽业也更为发达。在此背景下，苏州瓜帽业行会咸庆公所，亦于道光十六年创立。(37)此外，甘熙《白下琐言》中，也记载了一些著名的制作包头、帽子的老字号。不过，有关明清江南制帽业详情的记载不多，难以进一步深究。

三、制鞋袜业

明清江南制鞋业及制袜业的变化情况，亦以松江最为显著。万历以前，松江人多尚南京轿夫营鞋，“郡中绝无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美，遂广设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之敝帚矣”。此前松江亦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暑袜，极轻美，远方争采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袜为生”(38)。直至康熙时，尤墩暑袜生产仍颇盛，“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39)。松江之外，南京的轿夫营鞋、镇江的饵袜生产早在万历前就很发达，产品充斥江南许多地方的市场。(40)杭州的履、鞋、靴、帽，自万历以来一直是名产。(41)湖州乌程县的绵鞋、苘鞋，康熙时也享有盛誉。(42)

此外，不少地区的蒲鞋生产也很发达。嘉靖时，江阴香山居民“皆织草为屦”，“商贩甚多”(43)；至康熙、乾隆时仍“名为远近所尚，西乡人尤以为专业”(44)。万历时，宜兴蒲鞋与鞋工大量涌入松江，“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蒲鞋］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宜兴陈桥蒲鞋一直销售到松江(45)，到康熙时还是名产(46)。太仓茜泾镇“以蒲鞋著，数里内夫妇穷日夜捆织”，然后拿到“蒲鞋场”出售。(47)乾隆时生产扩大，“菅……出茜泾，土人以捆履，曰菅草鞋，邑农皆藉之，其细者为女人舄”(48)。苏州甫里镇“东隅多业蒲屦”(49)，也是一个蒲鞋生产集中之地。嘉定新泾镇，崇祯时已有蒲鞋行(50)，乾隆时更“四方贾客，捆载而往”(51)。湖州双林镇也有“蒲鞋埭”，“旧时多有业蒲鞋者”(52)。此外，昭文县西周家市“人以蒲鞋为业”(53)，武康县四都人业做芦花屦(54)，都是蒲鞋制作较为发达的地方。正德《松江府志》说：华亭东门外所出蒲鞋细巧，“野老多以御冬”(55)。蒲鞋的主要消费者是劳苦大众，有着比较广阔的销路。蒲鞋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标志着更多的农夫工匠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之中。

第二节　日用百货制造业

日用百货种类繁多，难以尽述。兹选四类讨论之：（一）草编（附竹藤棕编），（二）制烛，（三）制扇，（四）文具制作。其他如铁器、陶器，将在第五章中讨论，兹不赘述。而纸张、印刷品等，则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此外如普通木器制作等从略。

一、草编业（附竹藤棕编业）

明清江南草编业十分发达，主要产品有席、篓、包等，产地遍及全境，而以苏州城郊、无锡、江阴等地最为集中。此外吴江县的震泽、元和县的唯亭、常熟县的唐市等市镇，也都以产草席著称。

苏州城郊的虎丘、浒墅、甫里，早在正德时即以产蒲席著称。其中“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为廉或坐席。又一种阔经者出甫里”(56)。因为享有盛名，所以“草席出贩尤多”(57)。直至嘉靖时，仍然是虎丘席名列第一，浒墅次之。(58)虎丘席业所用席草来自吴江等地。到了清代，因为生产扩大，席草输入也大增，因而康熙时虎丘镇已有席草行专司其事。(59)同时，“环山居民多种苮草，织席为业，四方呼为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但是此时织席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浒墅，“今种席草织席者，浒关为甚”(60)。至清嘉庆、道光时，浒墅更已执苏州蒲席生产之牛耳。(61)“席草之肆、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南津、北津、通安等席市，每日千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关者亦必买焉。虽虎丘亦以席多，不及也”，“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并非所有的浒墅席都产于本地，例如附近的“光福一带山中，妇女隙时皆织席，较之宁波诸处为上。近称浒关细席者即此”(62)。甫里自正德以来，草编一直不衰，概四栅之民，工商佃田外，大都织席。西南二隅暨迤南迤西尤甚，而“迤西北多业草蒌”(63)，已有进一步的分工。唯亭镇亦然，“南隅业织蒲篓，西南隅业织芦席”，此外还生产蓑衣，及刷布用的黄金草刷等。(64)苏州府城郊外市镇草编业的生产规模，可从以下事例略见一斑：嘉靖时因倭患需加强城防，府城一次征调大样芦席11000领、草荐2700条、蓑衣箬笠11000副，其值银445两。(65)但与以后相比，嘉靖时苏州府城郊外草编业的生产规模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常州府的江阴、无锡二县草编也很发达。江阴县良信等乡居民，早在嘉靖时即专“辟蒲编芦以自活”(66)。康熙时江阴蒲席已颇有名(67)，至乾隆时更“日益工巧，作龙凤飞走之形，远近购买，亦师多贵之”(68)。此外，蒲包产量也很大，道光时，西焦垫有市，远近往购。(69)无锡县织席，以新安、开化等乡为首。这些地方的农民，明代即已“农隙则织席以贸于市”。到了清代，则“田工少闲，则群妇子而织，虽冬日不辍，而春中尤尚”(70)。这些草席，当然不是自用，而是出售。具体而言，“新安、开化之间，居民田事稍闲，即以织席为业。成则负而鬻于浒墅、虎丘之肆，少有自卖者”(71)。不仅草席出售，而且席草往往也要购入。无锡席草一向以质量好著称(72)，但最佳者出自苏州府的吴江、元和两县合辖的周庄、平望等地。开化乡织席所用席草，即购自吴江，故有“打席者，吴江来，独睡开机及五尺，乡人借此为生财……那知要买吴江草”(73)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草席生产虽然主要是一种农村副业生产，但是在清代也日趋专业化。例如苏州光福农妇织席，“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74)。无锡开化乡农妇织席也有一定之规：“阔者为七尺，次为五尺，中者为开机，狭者为常睡，最狭者为枕头。”(75)这表现出生产已经一定程度地规范化了。无锡开化乡农妇织席“日织一条，勤织至二条”(76)。这样高的工作效率，表明她们经常从事这项工作。由此而言，她们的织席工作正在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除了草席之外，江南草编业还大量制作生产、运输所需的蒲席、包、篓等。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说：“席，织廉以晾木棉”，蒲包则用于包、晾木棉。(77)《元和唯亭志》指出该地所产蒲席主要用于船、衬仓；蒲包则用以包棉、包粮。道光《江阴县志》还说到蒲包价格取决于棉花年成，“棉花稔则其价昂，以包棉用尤广也”。明清江南棉业生产发达，粮食贸易兴旺，对蒲席、蒲包的需求很大，因此草编业的总生产规模当也相当可观。清代太仓州镇洋县东乡是这种蒲席、蒲包的重要产地，由于织席、包多，原料不足，以致“东乡滨溇皆艺之，曰蒲杨，初秋刈，织为包以囊木棉，利厚于田”(78)。即使不是棉花产区也有一些生产蒲席、包等较多的地方，如湖州乌程县庚村、升山一带居民“业织箯”(79)，归安县湖汏、荻港产芦席(80)，武康县四都人“业织席编廉”(81)。

明清江南的竹藤棕编也很普遍。苏州齐门的藤枕与横塘的柳箱，正德时就以做工精致闻名(82)，到康熙、乾隆时又加上虎丘（半塘）的斑竹器(83)。道光时虎丘盛产竹藤篮、竹夫人和紫竹器。(84)紫竹器原料，多来自江南以外的地方，除顾禄所说来自安徽的喜阳、泾县、滁州等地外，还从福建输入，故苏州城中有福建紫竹帮商人。他们与福建洋帮、干果帮、青果帮、丝帮、花帮商人一同捐资修复了三山会馆。(85)此外，虎丘的棕编也颇发达。(86)青镇的筛、簸等竹制工具，正德时就已远销北京，“京师亦自此去焉”(87)。吴江县同里镇郊外的姚家湾、宋家滨，桐乡县的陈庄镇，都是著名的竹器专业生产地。前者“居民男女，岁制竹器为业，四处变卖。近在市镇，远则入城，并有贩卖取利者”(88)；后者则“居民以竹器为业，四方贩鬻甚远，苕霅诸山货竹者皆集于此”(89)。道光时，陈庄藤器生产也发达起来。(90)乌程县戴山、后林、轧村(91)，宜兴县张渚、湖汏(92)，也都以竹编及制帚著称。杭州钱塘的棕制品如棕套、棕裙、雨衣等，自明代以来一直是名产(93)；城郊法华一带，乾隆时盛产竹篮，贫民赖以谋生，“沿山数十里，析竹水声中”(94)。安吉州人仿制杭州竹焙笼，但“终不若出于杭者”(95)。此外，江宁、常熟的藤作，早在明代就已颇为闻名了。(96)这些，都已隐约地显露了竹藤棕编业中出现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最初征兆。

二、制烛业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明清江南对蜡烛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同时制烛工艺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制烛业生产的扩大成为可能。王象晋指出：元代以前，只会以蜜蜡制烛，元代始知用白蜡。至明代后期，白蜡烛已“为日用物矣”。白蜡而外，明人还学会用乌桕籽油（桕油）、蓖麻籽油等制烛。到了清代，更用棉籽油制清油烛。江南西南部盛产乌桕，东北部盛产棉花，制烛原料来源扩大了。

从所见记载来看，明清江南制烛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苏、杭。其他地方必定也有，唯资料不多，难以深究。(97)早在正德以前，苏、杭蜡烛就输出到江南其他地方，如江阴人需蜡烛，则“于苏杭贾区求之”(98)。杭州府属各县，在明代后期种植乌桕已甚多，“每田十数亩，田畔必种桕数株。其田主岁收桕籽，便可完粮”(99)。所收桕籽，据康熙《杭州府志》卷六风俗所记富阳情况，是送到府城造烛的。(100)毗邻的临安县则用以自制蜡烛，故乾隆时该县西南乡以产桕烛著称。(101)苏州制烛业更胜杭州。嘉靖时苏州府城内外油行储有大量桕油、白蜡，供制烛之需。其时为防倭寇，令长洲、吴县备蜡烛，一夜3万支，一月90万支(102)，可见制烛业生产规模之大。乾隆时，传统油烛之外，又新造牛油烛，并有专门作坊制作输往北京的蜡烛。(103)道光元年，在苏州经营蜡烛业的绍兴人成立了同业公所。(104)据碑文记载，至道光二年改公所为东越会馆时，仅绍兴人在府治长洲、元和、吴三县开办的“浇造烛铺，城乡共计一百余家”。(105)其时还发生过制烛界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结党霸停工作”的罢工斗争(106)，可见从业人数不少。此外，为制烛业提供原料的桕油商人也于嘉庆二十四年成立了桕油公所。(107)这些事实都说明苏州制烛业之发达。

三、制扇业

广大人民常用的蒲扇、葵扇等，主要产地似乎还是上述草编业集中之处。例如“蒲扇……则江阴者佳”(108)，“江南人多用之”(109)。产地集中于该县后梅、申港等镇市。(110)苏州虎丘，以产葵扇著称，所用原料来自广东新会。(111)

江南纸扇似乎主要行用于中上层社会，在江南内外有颇大市场。其产地不少，但以南京、杭州、苏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南京折扇早已“名天下”(112)，弘治时更是“四方通行”(113)。康熙时南京仰氏扇、伊氏扇均为全国名品(114)，输往北京，大为都下人士所重。(115)乾隆时，南京城中所产折纸扇“四方称最”(116)。嘉庆、道光时生产极盛，且形成专业分工。制扇骨者多聚居通济门外。扇铺多在三山街、绸缎廊一带，“不下数十家”。其中“张氏庆云馆为最，揩磨光熟，纸料厚洁，远方来购”(117)。杭州纸扇制作，远在南宋时已很盛，有不少扇铺、扇肆。到了明代，制作更精，“以银箔为质，红花子油刷盖，向火熏成”(118)。自明迄清，诸色扇一直是杭州重要产品之一(119)，成为当时官员士绅应酬的常用礼品。(120)康熙时杭州各色夹纱扇又大为京师人士所尚。(121)直至清代后期，杭扇仍为杭州地方特产“五杭”之首。(122)苏州扇，明代后期与蜀扇齐名，制作精致，产销俱旺。“蜀扇每岁进御，馈不下百万余。……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箑埒。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123)松江大街小巷，也是苏扇充斥。(124)入清之后，苏扇制作亦甚为发达，因此从事扇骨与扇面制作的匠人，在清代后期分别建立了扇骨公所和扇面公所。

四、文具制作业

明清江南文具生产，以笔和笺纸为大宗。由于江南文化教育发达，因而对文具的需求很盛，刺激了文具生产的发展。此外，江南文具在国内外也颇为有名，因此也有相当数量的江南产品销往外地。

1．制笔业

江南的笔主要产于湖州，后扩及他处。明代已有“湖笔满天下”之谚(125)，以及“遍海内制笔皆湖人”(126)之说。湖笔制作中心是归安县善琏村，抚李家渡亦“业遍天下”(127)。不过“湖笔遍销海内”的具体事例，入清之后方见于李笠翁小说。《笠翁觉世名言十二楼》第五种《归正楼》第二回里，就有一个湖州笔客进京卖笔的故事。京中“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诸官”，都向该客定购毛笔。该客身边“一个经折，凡是买笔的主题，都开列姓名；又有一篇帐目，写某人定笔几帖，议定价若干，一项一项，开得清清楚楚，好待进京分送”。该客在路上又向人借得银子数百两，返回乡“再做几箱好笔，赶进［京］来也未迟”。湖州之外，娄江笔在明代中叶也很有名。“自漳泉海贾来吴，舣舟岸下，百金易之，殆无虚岁。虽淞之士大夫求笔，有不待远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128)海宁硖石镇也盛产羊毫笔。(129)苏州兔毫笔，正德时已“行于四方”，至道光时仍如此(130)，可见数百年畅销不衰。

2．笺纸制作业

书写用纸，通常也称笺纸，系用楮皮纸硾制加工而成。钱泳说：“近世常用者不过竹料、绵料两种。竹料用之印书，绵料用之写字。”绵料即楮皮纸，“纸质虽熟，总有灰性存乎其间，落笔则”，故必捶制而后可用。(131)上等的笺纸（如彩笺），更须“以诸色粉和胶刷纸，隐以罗纹，然后砑花”(132)。由于加工工艺复杂，因此纸张加工（即笺纸制作）也成为独立于造纸业之外的一个制作业部门。

明清江南一些大中城市（如苏、杭、南京以及松江、上海、无锡、六合等府县城）出产名贵笺纸，产量不多，主要供上层社会消费。同时这些城市也存在规模较大的中低档笔纸生产。康熙时，松江名笺——谈笺已“多赝造者”(133)，即开始趋于大量生产。而至乾隆时，“邑人多业此艺，西门外列肆而售”，名色甚多(134)，不复为上层社会人士所专。同时谈笺生产还扩大到上海、南汇等地(135)。嘉庆、道光时，杭州笺纸制作质量最佳，“松江、苏州俱不及”(136)。

虽然松江、杭州等地的笺纸制作业在清代有颇大发展，但是江南的笺纸制作业中心仍然在苏州。早在正德时，苏州的大众化笺纸生产已颇盛，故王鏊讥之为“虽便于用而无古法”(137)。到了清代中叶，苏州笺纸生产更为兴盛。至乾隆二十一年，印纸作坊已有34家，到乾隆五十八年则为33家，并合建了同业会馆——仙翁会馆。(138)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苏州的企业规模已颇大，作坊内部劳动分工已颇细，而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水平也颇高。例如乾隆时代的30多家纸坊雇佣工800余人，平均每坊20余人，已经不是小作坊。纸坊贮藏纸张的库房，大者有十余间。这些纸坊生产的笺纸，有丹素、胭脂、红金、砂绿、山木红等色，工艺颇为复杂，有推、刷、洒、梅、插版、托边、裱、拖、刀剪、杂等十余个工种，分工十分明确。这些工匠“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因此他们在苏州纸坊的工作是专业性和常年性的。坊主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劳资纠葛亦时有发生。(139)这些都表现了苏州笺纸生产的发达。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江南的锡箔制作业。锡箔系用锡捶制而成，是一种重要的迷信用品，在明清中国各地有广阔的销路。在明清江南，锡箔制作主要集中在杭州府城内外。这一点，与江南其他轻工业生产之广泛分布于各地颇为不同。由此意义上而言，该行业可谓明清江南工业各部门中在地理上最集中者。

明清杭州的锡箔制作业，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屡屡被提及。清人范祖述追忆说：早在明代，杭州城内的贡院、孩儿巷、万安桥西一带，就聚集了众多锡箔工匠，“三鼓则万手雷动”。到了清代，“杭州之锡箔一行，不知养活几万万人”。生产已扩散到城郊，“十城门外，每日均有纸担出城，要分至数十里之外。凤山、武林二门，晚间纸担聚于城下，不齐不关城门”(140)。生产出来的锡箔畅销江南各地乃至全国不少地方。因此锡箔制作也成为了杭州的一项重要产业，而杭州则成为江南乃至全国锡箔制作的中心，其产品畅销全国，“远自京师列郡皆取给焉”(141)。通过浒墅关北运的锡箔有济宁包、淮安包等名色，应即因所输往地区而得名。

第三节　烟草加工业

自万历时烟草由吕宋传入中国后，吸烟之风很快在江南流行了起来。到了清代嘉庆时，包世臣说：“烟出于淡巴菰国，前明中叶，内地始有其种，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十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142)他所说的虽然是全国的情况，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江南，因此此言特别针对江南。不过就江南而言，吸烟的习惯恐怕在嘉庆以前很久就已颇为普遍了。

明清江南的烟草加工方法（即“熟烟”制作法），是先将烟草分拣，除去烟筋和杂质，然后把烟草夹以两木板，以刨子刨切为丝（称为刨烟丝），并加入香料、油剂等，以增加芬芳润泽之味。(143)这种方法最早出现于明末，但还不普遍。叶梦珠说：崇祯末年，上海有彭姓者种烟，“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而当地人还不敢尝试。(144)到了清代，随着吸烟之风逐渐普及，烟草加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清代江南的烟草加工业中心在杭州。据后来的一个调查，杭州烟草加工业所用烟叶来自萧山、新昌、嵊县等地。烟叶加工有不同的配方，制作上等烟丝要掺入绍兴产的兰花子，或者檀香末，有的还要加入广东南雄产的烟筋，以增强烟味。这些方法据说都“大概起于清初”，所产有陈奇、元白奇、贡奇等名目。其中“陈奇原陈四丰烟店所出，嗣后风行江浙，各家争相仿制，今则易名为呈奇”(145)。吴承明指出：此条材料出现虽晚，但嘉、道时杭州烟丝已是“五杭”之一(146)，“烟店推达昌为首，余则陈四海、迎丰……”。而陈四丰可能就是陈四海、迎丰两家演化而来的。(147)因此清代前期杭州烟草加工业的工艺水平已相当高，是可以肯定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清代中期盛时，杭州烟草加工业的规模可能比清末和民国时代要更大。据香坂昌纪的估计，乾隆二十年通过杭州附近的北新关的烟叶（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多达840万～13000万斤，因此烟叶和绸缎、布匹鼎足而三，成为该关收税最多的商品。(148)

由于江南本地生产烟叶有限，因此清代江南烟草加工业所用烟叶严重依赖外地输入。福建、江西和安徽是向江南输出烟叶的主要地区，来自这些地方的烟商在苏州都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此外，湖北、河南、山东的烟叶也有向江南输出的。(149)因此到了清代，江南烟草加工业已成为一项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到了清末，仅只杭州烟业每年的贸易额，就达到100万元左右。(150)

第四节　造纸业

纸张是江南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消费资料。“凡纸之用，以供烟燎，以出玩好，以装缄书帖，贵贱唯所适”；“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151)。因此火纸（烧纸）、包裹纸和印刷书写纸大致为江南所用纸的三大类。此外，纸还用于收蚕种、糊雨伞与制扇等。(152)根据制造原料的不同，纸又可分为皮纸、竹纸和草纸三类。“凡纸质，用楮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皮纸又称绵纸，因“其纵纹扯断如绵丝”而得名。草纸则用稻草等制作。包裹纸介于竹纸与草纸之间，系“竹、麻和宿田晚稻藁所为也”(153)。明清江南所造最多者为竹纸，次草纸，皮纸较少。此外还有蚕纸(154)，但数量似乎很有限。

江南纸张主要产于浙西山区，即湖、杭二府西部。在明清时期，江南造纸业生产规模显著扩大，成为浙西山区的一项主要工业。

湖州山区诸县，明代当已有造纸业，但文献中尚未见记载，因此其规模想来尚小。至清代，则已十分发达了。康熙时，武康县东沈旁溪上，“水碓接连牵，家家户户出黄阡”，即用水碓竹，大量生产黄纸（烧纸）。莫干山乡则“皆业草纸……鬻于市，包裹干物之用”；“凡造纸者，北自天泉、莫干，西自高隖南回，皆集于三桥镇纳税”(155)，然后远销东部府县。杭州府诸山区县份中，富阳早在宋代就已出产小井纸、赤亭纸闻名，到明宣德时造纸业已颇发达，“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幼勤作，昼夜不休”(156)。直到康熙时，仍以盛产皮纸、竹纸、草纸、桑皮纸著称。(157)该县造纸业在清代中期的盛况，可从光绪《富阳县志》卷五物产中推知大概。光绪时该县的造纸业仍然使用传统的方法，生产竹纸、皮纸、桑皮纸和草纸，而以竹纸为最多。竹纸品种有元书、六千、五千、塘纸、高白、时元、中元、海放、段放、京放、长边、鹿鸣、粗高、花笺、裱心等。从这些名称可见该县的竹纸是针对各种档次的需要而生产的，而且还有专门为北京市场生产的。至于纸张的产量，则“浙省各郡邑出纸，以富阳为最”，纸张成为该县最主要的输出商品，交易额不下百万两银，数量颇为惊人。余杭县在宋代仅出产藤纸（由拳纸），到嘉靖时已可生产皮抄纸。(158)以后所产竹纸大量输往外地，“自江以南皆用之，民借以为利”(159)。到乾隆时仍用水碓竹造纸。(160)临安县，万历时已用水碓造纸，至清代犹然。(161)乾隆时，临安所产草纸（茶白纸）畅销外地，“松江、上海等处祀神用以代帛”，从而“养活一方人”(162)。道光时，昌化县“秀下、陈村、商解、田阡等村，以造纸为业”(163)。而嘉庆时于潜县则嘉后、波后、惟后等地都造纸，所出各色皮纸“独擅其名，非他处竹厂所可比也”。特别是其中的桃花纸，“杭、宁、绍三郡伞铺悉资之”；桑皮纸，“制扇资之”；秋皮纸，“用以衬衣裘，薄贴胜于绵”；百脚树皮纸，则为银包纸，纸制成后，整叠成捆，“贩于行出处”(164)。

此外，孝丰、新城、钱塘、乌程、归安、宜兴等县也都有造纸的记载。(165)因此总的来看，造纸业是一项山区工业。

明清江南造纸业总生产规模有多大，难以知晓。从清中叶江宁（南京）缎业对绵纸的消费量看来，江南每年用纸量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机房包裹缎匹，谓之筒货。表里皆用绵纸，按广狭，计长短，裁制合宜。每匹必用二十张，所需极夥。故镇淮桥口及新桥、沙湾之纸坊，有专共缎贾用者。”(166)

南京在乾、嘉时，“通城机以三万计”(167)。道光间，“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168)。而据西方人记载，1853年（咸丰三年），“南京城内用于织缎的织机共有三万五千台，附近乡村共有一万五千台”(169)。吴承明估计清中叶江宁地区至少有织机4万台。(170)织机工效，雍正《北新关志》卷六载杭州郊外临平镇，“每机一张，每日出绸一匹”（此处绸为“轻绸”）。清初嘉兴府濮院镇机户织（即绸），“之轻者一匹，则以幅窄匹短而工省也”(171)。织一般的绸或其他织物，工效可能低些，但每机每天亦可织半匹以上。(172)据唐甄《潜书》下篇下《惰贫》说，清前期吴江震泽镇妇女织，“一妇之手，岁可断百匹……夫并作则倍，有事损十三。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二十匹。夫妇并作，桑尽八亩，获丝六十四斤，为百六十匹”。也就是说，一夫一妇，自己种桑、养蚕、缫丝，在“有事”年份仍可织绸160匹，“无事”年份则200匹。(173)专业机户不仅年工作日数多，工作技艺熟，而且许多工作（如养蚕、缫丝、打线、染色等）不一定要自己一一去做，能够专全力于织，因此每机的日产量及年产量，都应大大高于唐甄所说情况。以每机年织普通织物（、绸、缎、绢等）200匹计，江宁城厢有4万台织机，年总产量达800万匹左右。每匹用衬里绵纸20张，共用16000万张。

吴承明估计清中期苏、杭二地各有丝织机3万台以上。(174)此外，湖州、常州、镇江、丹阳等城市及濮院、双林、王江泾、硖石等丝织业发达的市镇，织机数量也不少。例如湖州府城，明代丝织业尚不算发达，但至乾隆时已有织机4000余部，织工上万人。(175)濮院镇在清中叶则有织机上万部，织工三四万人。(176)就整个江南而论，每年用于包裹丝织品的绵纸，数量当然大得惊人。清中叶江南丝织业总生产规模要比明代大得多，因此对绵纸的需求也必然大大加强。加上其他行业（特别是印刷业）用纸量的剧增，造成对纸张总需求的明显增大。上述浙西山区造纸业总生产规模在清代比明代有显著扩大，与此并非巧合。尽管如此，江南本地纸张生产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必须从外地输入纸张。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从外地输入的纸张通常是未经加工者，输入江南后进行加工，制为笺纸等高档纸张；或者使用输入的普通纸张来印刷书籍等。而这些笺纸和书籍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输往外地。因此外地纸张作为原料输入江南，而使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颇大部分则又输往外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江南的纸张加工业和印刷业是“两头在外”的工业。

纸张生产出来（或输入到江南）后，大部分可直接进入消费，但有少量还需进行再加工。除前文已讲过的笺纸制作外，烧纸、油纸等切割制作也都属于纸张加工。乾隆时，钱塘县以产油纸出名(177)，而元和县唯亭镇的悬珠、荡上村，则“家家切纸阡”，“比户切纸为业”(178)。因而，造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纸张加工的发展。

第五节　印刷业

本节中所说的印刷业，内容广泛，不仅包括书籍印刷，而且还包括其他所有文字与图案的印刷。关于明清江南的印刷业，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179)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作的研究，仅只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印刷业。这种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从时文选本到小说曲本，乃至年画纸牌，无所不有。这些通俗书籍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乃至外国。(180)

中国的印刷业到了明代，已逐渐集中到了江南。江南印刷业的传统对手——福建建安印刷业，万历以后逐渐衰落。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181)而在江南，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182)；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183)。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清代江南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印刷业出现了以下三个重大变化。

一、官营与私营印刷业的消长

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印刷业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明代官营印刷业在江南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清代私营印刷业则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为商业化的出版事业。

明初南京因系全国政治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出居封地，朱元璋赐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1700本，二十余王共4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57160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580名，在局印制宝钞。(184)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印刷业。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文公家礼仪节》等10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185)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1528）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186)万历初又出版了《子汇》24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9种，以供临摹学习。其出版的科技书有《天文志》、《营造法式》、《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栽桑图》、《算法》、《河防通议》等；医药书有《大观本草》、《脉诀刊误》、《寿亲养老新书》。南监所印之书甚多，据黄佐《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篇“记刻样本末”中所记，著录200种左右。(187)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南监补刊正史，不特有近百名监中学生写字、校对，又有学生亲自刻字的。这种学生实际参加书籍出版的情况，是宋代、清代的国子监所没有的。(188)到了清代，虽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书籍和文告，但官营印刷业已经衰落，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矣。此时私营印刷业早已取代了官营印刷业的地位，成为江南印刷业的主力。

明清江南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家，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同时也拥有众多的书籍爱好者。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189)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人羡称。毛晋以高价大量求购各种善本书籍，积书多达84000册。为了与天下人分享这些文化资源，毛晋不惜耗费重金，在家设立“印书作”，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10万片。虽然毛晋并未求牟利，但是在他殁后，毛扆说“其板归叔兄，今质于他所”(190)。这些书板被典押出去之后最终归宿不明，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于商业化印刷。许多家有藏书的文人，即使自己无力刻书牟利，也往往与书商联手刊印出版。(191)

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营印刷业就已有颇大发展。从明人彩绘的《南都繁会图》可看出南京市面繁荣的情况，有“刻字”、“镌碑”等市招。胡应麟说：“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92)所以有的书坊就写上“三山街书林”或“三山书坊”等字样。张秀民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有57家，稍少于建阳而多于北京。南京书坊以唐姓12家为最多，次为周姓8家。(193)乾、嘉时的南京有私营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94)；“雕引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195)。苏州书坊更多。在明代苏州府附郭县——吴县与长洲县，据张秀民整理的资料，已知的书坊就有37家，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96)康熙十年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97)道光时苏州印刷品“贸易四方”(198)，同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99)

二、技术进步

明清江南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

活字印刷术未见用于明代江南官营印刷业中，因此可以说是私营印刷业中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出现于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200)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徐兆稷在序（牌子）中说：“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201)由此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华珵就是一例。他虽然以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编的丛书《百川学海》而闻名，但也积极追求活字印刷，“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板，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202)。祝允明认为华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书很快，而其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也是十分有益于人的。康熙《无锡县志》卷二十二也说：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203)

明代江南私人藏有活字板者不少。例如南京国子监生胡旻有“活字印”，正德十三年（1518）曾有人借它摹印《庄子鬳斋口义》。万历时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己的著作《冶城真寓存稿》数百本，以赠送朋友。所谓“合字”及“活字印”，即为活板字。民间书院有活字板也起于明代。常熟人钱梦玉，曾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其师薛方山中会魁的三试卷。(204)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面提到的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而以苏州一带为盛。(205)

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我国创用铅活字，首见于明代常州，但明代常州铅印本没有传下来。使用铜活字印书比铅活字普遍。明代中期南京张氏就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常州也有铜板，称“常州铜板”，当时颇为有名。(206)在苏州，明代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过去藏书家著录，均作为铜字印本。常熟周堂曾用福建书商游榕、饶世仁的铜字排印《太平御览》100余部。以上诸家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的“近时三吴好事者”。明唐锦《梦余录》谓“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铜字印刷方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207)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出版家华燧与安国。

华燧（1439—1513），华珵之侄，字文辉，号会通，“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曰‘吾能会而通之矣’”(208)；“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君有田若干顷，称本富，后以劬书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209)。他自己说：“始燧之为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210)当时有人打算把《宋诸臣奏议》重新刻板，而怕费用浩大，就请“会通馆活字铜板印正，以广其传”，在弘治三年（1490）印成50册。这次属试印性质，因金属活字不易受中国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故印刷质量不高(211)，但这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华家小铜板”，用大字印的称“大铜板”。后来他又陆续印行卷帙浩繁的《百川学海》、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十六史节要》也用铜板印行。正德元年（1506）又印了《君臣政要》与《文苑英华辨证》等。他印的书，版心下方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字样，多为白纸大本，有的纸张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粘成一页。会通馆印书可考者约15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212)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印书，所印书多有“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的牌子或刊语，又有“锡山”两字圆印及“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篆文小印。(213)无锡华家铜活字印书多，出版快，虽因校勘不精，为世诟病，但在创用铜活字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与华家同样著名的，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国(214)，喜欢购买古书名画，以至充栋，曾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并“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215)。其印书始于正德时，但多在嘉靖初年(216)，嘉靖十年（1531）俞泰跋安国所刻《初学记》，说他“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安氏印书虽较华氏诸家略晚，但比欧洲印刷术第一次传入新大陆的墨西哥（1539年）及俄国的莫斯科（1563年）还是早些。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页有“锡山安氏馆”五字。(217)安氏印书比较认真(218)，用纸节约(219)，装订方面用当时盛行的包背装，外皮蓝纸，有印好贴上的书签。有的印刷品除了页码外，还有千字文编号。(220)此与西洋印本有时有纸上装订用的折叠号码相类似，在我国印本书中殊为罕见。(221)

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书更为普遍。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工。……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和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江南人赵翼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用木刻，尤为适用耳。”木活字印书成为时尚，直到清末仍然通用。而木活字本身也成为一种动产，不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当、出卖、馈赠。这些活字或为书坊所有，或为谱匠所有，皆以营利为目的。(222)

清代江南官府也使用活字印书，如吴门节署本等，但不多。民间使用则十分广泛，有名者如苏州徐氏灵芬阁、岝萼山房，南京倦游阁、宜春阁，嘉兴王氏信芳阁，常州谢氏瑞云堂等。藏书家和名人私人印书使用木活字者也不少，如嘉庆时常熟张金吾从无锡得到十万余枚活字，排印自己的著作《爱日精庐藏书志》，又印行《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用了16个月时间，印成120册。(223)除了书籍之外，木活字还普遍用于印刷宗谱，因此清代十之六七的家谱都用木字排印。常州、无锡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排印。安徽人更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224)

清代也还有铜活字板印书。常州铜板仍颇享盛名，咸丰二年吴钟骏在杭州任上，借用当地的“聚珍铜板”印行其外祖父所著《妙香阁文稿》等。咸丰八年（1858）徐隆兴等九修《毗陵徐氏宗谱》30册，即为铜字印本。更为有名的是吹藜阁铜字板。(225)吹藜阁本《文苑英华律赋选》比《古今图书集成》早四十年，是现在所知清代最初的铜字本。书凡4册，黑口，四周大单边。字为笔写体，也就是所谓“软字”或“今体”，楷书流利悦目，印刷清楚，体现了很高的印刷水平。(226)

明清江南印刷业中的另外一项重要技术进步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明代江南书坊中采用套印技术的不多，只有天启元年（1621）种文堂《苏长公密语》为两色套印本。不过南京出现了最出色的彩色套印。住在南京的艺术家安徽人胡正言，于明末用五彩套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不论花卉羽虫，都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学画的范本。(227)这项进步开创了我国彩色套印的先河。

三、商业化印刷业的发展

由于印刷业的产品具有“教化”和宣传的功能，因此其性质与其他工业部门的许多产品颇有不同。因为这个原因，印刷业在明清江南受到官府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控制与干预，因此其商业化的发展也与其他工业有所不同。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在江南印刷业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228)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印刷业才发展了起来，而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印刷业的主流。这类商业化印刷业主要是印制销路广大的通俗文艺读物、应举时文选本、年画、日历及迷信用品等。下面就分类简述之。

1．通俗文艺读物

早在明代，江南小说曲本出版已颇盛。南京书坊即已大量印刷此类读物，著名书坊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等，都印行小说曲本，并延请建阳、徽州工匠，为所印之书镌刻插图。(229)据张秀民与李致忠统计，明代南京唐姓、周姓刻书坊最为有名，所刻戏曲本子可能达二三百种，超过以数量众多而著称的建阳坊本。(230)万历间唐氏各家除刻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外，又刻了很多戏曲。其中以唐对溪富春堂为最多，据说有百种。现存者有《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吕蒙正破窑记》、《岳飞破虏东窗记》、《张巡许远双忠记》、《商恪三元记》等约30种。世德堂又刻有《赵氏孤儿记》、《五伦全备忠孝记》、《双凤齐鸣记》、《荆钗记》、《拜月亭题评》等共11种。有的书一刻再刻，如继志斋刻《玉簪记》。

金陵书坊除大批出版戏曲外，还出版了许多小说，如世德堂刊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周氏大业堂刊出《西晋志传题评》、《东晋志传题评》、《新刊出像补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兼善堂刊出《警世通言》，聚奎楼刊出笑话集《谚浪》，万卷书楼刊出李卓吾订正的《三国志传》，等等。有时一书有多家书坊出版，如《西游记》有荣寿堂本，又有唐氏世德堂本，称《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为迎合读者的喜好，一般戏曲小说都出像、出相，或称全像、全相。过去建阳坊本多为上图下文，图画扁短横幅。南京本改为整板半幅，或前后页合拼成一大幅，图像放大，线条粗放，多饶古趣。唐振吾广庆堂、陈氏继志斋图画渐趋工丽。金陵人瑞堂本《隋炀帝艳史》工极巧，出于住在杭州的徽派板画工黄子立（建中）之手。胡贤刻《帝鉴图说》、奎壁斋本焦竑《养正图解》、大盛堂本《出像增补搜神记》都有插图。(231)湖州凌氏印书滥恶，但刻“《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渺，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232)。

在江南通俗文艺读物中，要强调的是世情小说。明中叶到清初是世情小说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而清中期则是第二个高潮时期。世情小说的两大流派——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都大量出现，其他小说如讲史小说、拟市人小说等，也日益与世情小说合流。(233)这种世情小说因为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并且较多迎合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极大的读者群。特别是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格调之低，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托名江南著名文人李渔的淫书《肉蒲团》，其作者就公开说：“这部小说惹看极矣。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倩人代买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清代江南才子佳人小说《吴江雪》第九回也说：“原来小说有三等……［下等小说］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这样小说世间极多，买者亦复不少，书贾借以觅利。”清代文禁甚严，顺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与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七年、十五年与十八年，朝廷都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通行严禁”(234)。但这类小说却越禁越多。到了道光十四年二月，连皇帝也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饫闻而习见之，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235)这类色情小说在有闲阶级中与小市民中，都有广大读者群。此外，宣扬色情内容的图像读物如春宫等，在各阶层民众中也有广大市场。(236)由于各种色情读物销路良好，因此其出版也成了书贾牟利的手段。利之所在，人尽趋之。无怪乎官府禁之于上，道学家抨击之于下，书坊却照样刊行不误。

在明清时期，江南在城市化、商业化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准、识字率等方面，都高居中国各地之首。因此这类反映小市民趣味的世情小说，也大多出于江南书坊，以致江南成为当日“淫书”和其他民间通俗读物的渊薮。像嘉庆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请销毁淫书时列举的淫书代表作《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与《肉蒲团》，大多为江南文人编写并由江南书坊刊行。因此之故，清代历次禁书，重点都在江南。康熙时江苏巡抚汤斌就曾痛斥“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无学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绣像镂版，极巧穷工”；因此下令：“若淫词小说戏曲……将书板立行销毁，刊刻发卖者一并治罪”(237)。但此禁并未有效执行，故至乾隆时，又是“吴中坊贾，编纂小说传奇，绣像镂版，宣淫诲诈，败坏人心”(238)。同治时丁日昌在江苏禁毁“淫词小说”，开出的书目竟多达268种。可见江南此类读物出版之盛。

2．通俗实用读物

通俗实用读物，包括各类“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商业的发达，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不断推出，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我在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人用书），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余英时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239)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大量的“商业书”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此外，江南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鲤飞梓《雷公炮制药性解》，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唐翀宇镌徐氏《针灸大成》，三多斋刻《针灸大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240)

3．童蒙课本

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出版量也随之剧增。首先，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书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241)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规》、《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统计，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再次，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日《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日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最后，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也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242)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这类课本教材市场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会坐视不动。因此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也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243)

4．时文选本、文士诗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虽然有种种弊病，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由于其规范化，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这种考试形式显然更为公平，因此参加者也更多。同时，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固定，因此精读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径，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为迎合这种需要，书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印刷出版。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故又称为“坊选”。《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书坊的职业选家。由于明清江南科举极盛，因此对此类应试参考书需求量也很大。不仅如此，因为江南是当日中国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很大，因此造成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需求。顾炎武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问。”这些书“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244)。

时文选本最早出现于江南，大约是在弘治朝，不过为数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则大盛，以致李翊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245)上元、江宁为应天府附郭之两县。两县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谓“时义”。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尽数烧除”。两县所刻时义，与建宁书坊所刻时义齐名，可见其产量之多。(246)到了清代，时文出版愈加兴隆。《儒林外史》中对此多有描写，从中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项事业规模已颇大。该书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

由于坊选泛滥，引起国家的重视，清代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坊选本流行，但都无济于事，以致国家甚至考虑自己来精选范文出版。

此外，明清士人趋名若鹜，多有自费印刷文稿、传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风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间印刷业，已成为制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在明清江南，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247)刊行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钱。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印刷业的发达。

5．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10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20藏。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20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248)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玛窦的《交友论》（1599年）、《畴人十篇》（1609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1600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在清代更是如此。

6．日历、年画

明清两朝都有官府印行的日历，到了清代中叶，江南官历印刷以苏州为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这种历本也常常由城乡里正地保强行摊派人民购买，他们于腊月间“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加市价而倍之，号‘送历本’”(249)。如此“逐户分送”，其发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书籍所能及。但是与此同时，私人印制的日历更为盛行。黑硕色于雍正元年条奏说：“江南、浙、闽等省民间所用日历，多系无印私历及通书等”，并请严禁。雍正七年清世宗谕旨说：“朕以私历伪书，律应严禁，而庶民之家凡婚嫁、兴造、迁徙、开市之事，得观览官历，以为选日择吉之用，又于民情甚便，是以允从部议。乃闻地方官吏不善奉行，自布政司胥吏高其价值，由府以至州县，辗转增贵，民间买官历一本，价至五六分不等，遂致无知乡愚有三分缴官之说。……各省官历若不令民间价买，每省人户不下数千万家，岂能遍行给发，势必至通书、私历仍复公行。”(250)私历价格便宜，乾隆初唐绥祖奏称：“乡僻愚民每因官刻时宪书不能遍及，遂有图利小贩照官版翻刻发卖，每本不过小钱十数文。恐无印信难以哄骗，遂杂用黄丹涂饰印信于上，并无篆文。既非雕刻，亦非描摹。”(251)私历价廉物美，其印刷及销售数量都大得惊人。此外，苏州玄妙观，还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由于“乡村人家，新年贴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借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252)，因此印刷数量也不少。

康熙以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已名扬海内，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并列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乾隆时，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和阊门内桃花坞有画铺多家，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日本。桃花坞年画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印刷量当不少。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253)，大概是面向上层社会的。

7．迷信用品

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观。康熙时无锡锡山印制的门神极为有名，“天下以锡山所出为最，丹青人物极工。自京师以下，贩鬻无远不暨”(254)。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255)以售之。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256)。此类印刷品之盛行，当时的小说中说得更加透彻。清代江南小说《山水情》第六回中，讲到有两位苏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说：“我这里施主少，斋粮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图出去，沿村一派，做个西资会儿，收些钱、线、米、麦之类，混帐混帐。”“主意定了，停过一日，买了纸张，印就无数佛图，出去沿村派过。”可见这类印刷品的销售，一直深入到乡村人家，城市中就更不用说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间盛行斗纸牌，纸牌印制也应运而生。雍正时，镇洋人钱三即因印售纸牌而获罪。(257)

最后，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

首先，明清江南民间印刷业既然完全以牟利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精。谢肇淛指出在万历时情况已如此，“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因此之故，刻书滥恶，而“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258)。田汝成则说：“杭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259)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商，所刻经史子集之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260)。以往史家往往对此予以恶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印刷业商业化的表现。

其次，明清江南书坊主为了牟利，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明代无锡华氏是一例子。华珵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籍，“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261)。江南书坊出书之快，颇为惊人。明季“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262)。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清代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263)。

商业化的印刷业还拥有一批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为其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冯梦龙。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冯氏“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可见他的文名通过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而举国皆知。更令人叫绝的，是书商为了赚钱而雇用落魄文人编写畅销书。“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264)甚至有公然伪托当代名人之作，以“取悦里耳”者。当时人云：“比年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令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此外还伪造《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265)

由于商业化的印刷业在江南发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书商绞尽脑汁以求牟利，以致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266)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267)为了防止盗版，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268)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商业化印刷业中竞争的激烈。这些行径，虽然为今日产权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清江南的民间印刷业是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大众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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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薛宝钗对林黛玉说：“你我只该作些针线之事才是。”黛玉听了“心下暗服”。

(2) 乾隆《常熟昭文合志》卷一，风俗。

(3) 参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4) 俞弁：《山樵暇语》，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5) 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6)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细简群”条。

(7)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8)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

(9)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10) 崇祯《乌程县志》卷四，风俗。

(11) 李乐：《见闻杂记》卷十。

(12)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巾履”条。

(13) 参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14) 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5) 嘉靖《武康县志》卷三，风俗。

(16)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巾履”条。

(17) 嘉靖《六合县志》卷二，风俗。

(18)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19)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百工纪。

(20)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国体”条。

(21) 史玄：《旧京遗事》。

(22) 孙志熊：《菱湖镇志》卷四十三，诗纪。

(23) 《露书》卷九，风篇中。

(24)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辅国中尉友槐公墓志铭》；温毅：《雅约序》，见乾隆《三原县志》卷十六，艺文，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16～217页。

(25)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一，《宗周游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16页。

(26) 例如《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五回中，就说明代山东小县城里的妇女以穿从南京买来的江南时装为荣。

(27) 参见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28) 参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9) 甘熙：《白下琐言》卷六。

(30)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

(31) 参见《长洲县禁止无业游民在成衣公所寻衅滋扰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25页。

(32) 《双林镇志》卷四，街市。

(33) 《杨舍堡城志稿》卷六，风俗。此虽言同治初事，但前此情况应亦相类。

(34) 例如《溪上遗闻集录》卷十：“邑下乡有衣工妇，生一子一女，而衣工卒，妇贫甚，无以自活。”

(35) 参见万历《崇明县志》卷三，物产。

(36) 《记事拾遗》，见《清代日记汇钞》。

(37) 参见《瓜帽业移建公所重整善举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06～207页。

(38)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39)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40) 例如在松江，见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一第三回《现化金员外之家，投托古净慈之寺》中描写南京城中的算命先生，也是“脚下穿的是南京轿夫营里的三镶履鞋”。

(41) 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二，土产；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42) 参见康熙《乌程县志》卷五，物产。

(43) 嘉靖《江阴县志》卷五，食货纪；乾隆《江阴县志》卷十三，物产。

(44)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45)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46)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47) 参见崇祯《太仓州志》卷五，流年。

(48)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

(49) 康熙《吴郡甫里志》卷二，物产、风俗。

(50) 参见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金石。

(51) 乾隆《嘉定县志》卷一，物产。

(52) 《双林镇志》卷三，山墩。

(53) 雍正《昭文县志》卷二，市镇。

(54) 参见道光《武康县志》卷五，物产。

(55)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引。

(56)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57) 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

(58) 参见嘉靖《浒墅关志》卷四，土产。

(59) 参见康熙十二年《长洲县严禁诈扰虎丘席草行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01～202页。

(60)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席”条。

(61)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席”条。

(62)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

(63) 康熙《吴郡甫里志》卷一，地理引《甫里赋》；同书卷二，物产、风俗。

(64) 参见《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65) 参见《筹海图编》卷四，严城守。

(66) 嘉靖《江阴县志》卷四，风俗。

(67)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68) 乾隆《江阴县志》卷三，风俗。

(69) 参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风俗。

(70) 康熙《开化乡志》卷下，风俗、土产。

(71)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

(72)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73) 康熙《开化乡志》卷下，风俗、土产。

(74)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

(75) 康熙《开化乡志》卷下，风俗、土产。

(76) 康熙《开化乡志》卷下，风俗、土产。

(77) 参见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

(78) 参见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

(79) 康熙《湖州府志》卷五，习尚。

(80) 参见康熙《归安县志》卷七，土产。

(81) 道光《武康县志》卷五，物产。

(82)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83) 参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乾隆《苏州府志》卷三，物产。

(84)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竹藤篮”条、“竹夫人”条、“紫竹器”条。

(85) 参见道光十年《重修三山会馆襄助姓名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52～354页。

(86)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棕榈蝇拂作”条。

(87) 正德《桐乡县志》卷二，物产。

(88) 嘉庆《同里志》卷八，物产。

(89) 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90) 参见道光《石门县志》卷二，物产。

(91) 参见康熙《乌程县志》卷五，习尚。

(92) 参见《重刊宜兴旧志》卷一，风俗。

(93) 参见《西湖志余》卷二十四；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

(94)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物产。

(95)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96) 参见弘治《江宁县志》卷三，物产；崇祯《常熟县志》卷十一，土产。

(97) 如湖州就有用棉籽油制清油烛的，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下。

(98) 正德《江阴县志》卷十二，物产。

(99) 《二如亭群芳谱》木谱；《农政全书》卷三。

(100) 该志载：富阳“村落多种桕树，参差成行，以应会城造烛之用”。

(101) 参见乾隆《临安县志》卷四，物产。

(102)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原文误作一月9万支，兹改正为90万支。

(103) 参见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

(104) 参见道光八年《烛业创建东越会馆颠末记》，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69～270页。

(105) 道光六年《烛业东越会馆议定各店捐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67～268页。

(106) 参见道光六年《元长吴三县永禁烛近霸停工作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68～269页。

(107) 参见道光十五年《吴县禁止在桕油公所地堆积污秽有碍行走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71页。

(108)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09) 康熙《江阴县志》卷五，食货纪。

(110) 参见乾隆《江阴县志》卷五，镇市。

(111)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葵扇”条。

(112) 《续金陵琐志》上。

(113) 弘治《江宁县志》卷三，物产。

(114) 参见《茶余客话》卷八。

(115) 参见《香祖笔记》卷一。

(116) 乾隆《上元县志》卷八，物产。

(117)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18)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卷“黄金”。

(119) 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二，土产；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120) 例如《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安进士送西门庆的礼物中即有杭扇四柄。

(121) 参见《香祖笔记》卷一。

(122) 参见范祖述：《杭俗遗风》。

(123)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

(124) 参见《云间杂识》卷二，“松郡杂摊”条。

(125) 参见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

(126) 《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

(127) 谢肇淛：《五杂俎》卷八，器用类“笔法”条。

(128) 《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笔墨”条。

(129) 《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笔墨”条。

(130)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四，物产；道光《苏州府志》卷十八，物产。

(131) 参见《履园丛话》卷十一，硾纸。

(132) 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

(133)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

(134) 参见乾隆《类县志》卷十一，食货。

(135) 参见康熙《上海县志》卷五，土产；乾隆《南汇县志》卷十五，土产。

(136) 《履园丛话》卷十二，硾纸。

(137)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物产。

(138) 参见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132页。

(139) 参见上书，70～77、190、192页。

(140) 范祖述：《杭俗遗风》。

(141) 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14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14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38页。

(144) 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145) 《杭垣之重要工业》，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56页。

(146) “五杭”即杭烟加上杭扇、杭线、杭粉、杭剪，为杭州五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

(14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38页。引文出自范祖述：《杭俗遗风》。

(148) 参见香坂昌纪：《清代の北新関と杭州》。

(149)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94～95页。

(150) 参见《杭垣之重要工业》。

(151) 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卷“纸料”。

(152) 参见上书，“造皮纸”。

(153) 同上书，“造竹纸”。

(154) 参见《潜堂杂著》。

(155)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下引康熙《前溪逸志》。

(156) 康熙《富阳县志》卷五，风俗引宣德旧志。

(157) 参见康熙《富阳县志》卷五，风俗。

(158) 参见康熙十二年《余杭县志》卷二，物产引嘉靖旧志。

(159) 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十八，物产引旧志。

(160) 参见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161) 乾隆《临安县志》卷四，物产。

(162) 乾隆《临安县志》卷四，物产。

(163) 道光《昌化县志》卷五，物产。

(164) 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

(165) 参见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康熙《新城县志》卷二，物产；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三六，杭州府部山川考一“黄梅山”；康熙《乌程县志》卷五，物产；康熙《归安县志》卷七，土产；《重刊宜兴旧志》卷一，风俗土产。

(166) 《凤麓小志》记机业第七。

(167) 《凤麓小志》记机业第七。

(168)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

(169) The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Silk，pp．63-64，Shanghai，1917，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601页。

(170)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0页。

(171) 《濮院志》卷十四，织作。

(172) 明代熟练织工用手投绫机生产，每人每日可织幅宽2.1～2.2尺的一般平面纹丝织品23尺多（参见史宏达：《明代丝织生产力初探》）。每匹长度以40尺计，则合0.6匹。

(173) 据1934年浙江大学在嘉兴县南浔等地农村所作调查，农户农余织绸，每年平均工作5个月，户均产绸89匹（参见中共嘉兴地委政治研究室编：《嘉湖蚕桑资料·近代篇》）。

(174)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0页。

(175) 参见朱新予：《浙江丝绸史》，104页；裘良儒、蒋遒龙：《浙江丝绸史辑要》，21页。

(176) 参见《濮院志》卷十四，织作。

(177) 参见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物产。

(178) 《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179) 例如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10～432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41～42页）；等等。

(180) 详见本书第七章。

(181)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61～62页。

(182) 参见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183)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184)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185) 如洪武八年（1375）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

(186) 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等，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要籍。

(187) 这200多种书，分为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9类，并于每书下注明存板或好板、坏板、断板、裂破模糊板面数。周弘祖《古今书刻》南京国子监著录271种（其中“制书”类改作“本朝书”，凡13种），杂书最多，共91种，次为普通经书、史书、诗文集子书各数十种。

(188)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189) 孙从添：《藏书纪要》。

(190) 毛扆：《春渚纪闻》跋题，见叶德辉：《书林清话》。

(191) 例如冯梦龙（吴县人）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则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小说］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因取古今来……可新听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即《初刻拍案惊奇》），交书贾刊出。

(192)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193)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194)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95) 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一，物产。

(196)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369～372页。

(197) 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72～73页。

(198) 道光二十五年《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97页。

(199) 道光二十五年《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97页。

(200) 胡应麟说：“活板始宋毕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魏嵩说：“活板始于宋……明则用木刻。”龚显曾则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参见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201) 徐学谟初名学诗，约卒于万历初，年七十三。曾做过礼部尚书。《世庙识余录》全书二十六卷，记载了明世宗嘉靖一朝的掌故，富有史料价值，约印于万历初期。兆稷字孺毅，是学谟的次子，国子生，以诗文名。

(202) 祝允明：《渭南文集跋》。

(203) 参见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04) 参见《戒庵漫笔》卷八。薛应旂字方山，武进人，嘉靖甲午科举人，翌年联捷成进士，以八股文名于世。唐顺之尝自谓他的时文得之于薛方山。

(205) 参见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具体例子如弘治十七年（1504），苏州刊有《文心雕龙》，长洲县韩氏有《曹子建集》10卷。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90卷。隆庆三年（1569）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24卷。明季魏显国纂《史书大全》520卷，刊于杭州，印有百部。

(206) 但可惜的是明代“常州铜板”印本也未见流传下来，今日可知者，只有嘉靖间开州人、藏书家晁瑮见过《杜氏通典纂要》、《艺文类聚》两种。参见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207) 参见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08) 华渚：《勾吴华氏本书》卷一，华燧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09) 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10) 华燧：《宋诸臣奏议序》、《容斋随笔序》，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11) 例如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得参差不齐。因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双排，看起来正文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等等。

(212) 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璧事类前集》8种，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相当于欧洲15世纪的“摇篮本”，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别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板书为“中国的摇篮本”，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燧印的8种而已。

(213) 兰雪堂印有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及汉蔡邕的《蔡中郎集》、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等。《艺文类聚》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十年写的后序。虽然《蔡中郎集》据说“前后错杂，至不可句读”，但近代藏书家对兰雪堂印本还是颇有好评的。各书因为一行内排印两行，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兰雪堂本多注明“活字铜板”字样。此外还有被称为“华家铜板”而不知何家所印者，有《史鉴》、《盐铁论》两书。

(214) 安国（1481—1534），字民泰，自号“桂坡”。他以布衣起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号称“安百万”。

(215) 《胶山安黄氏宗谱》，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16) 只有河北《东光县志》印于正德十六年（1521）。东光人廖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这部正德《东光县志》，是我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可惜早已失传了。

(217) 木刻本《初学记》则注“安桂坡馆”四字。《初学记》、《颜鲁公文集》，除铜字印外，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鹤山集》、《石田诗选》等。

(218) 钱谦益《春秋繁露》跋：“金陵本伪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

(219) 其出版品用白纸或黄纸，有的印张也是拼接而成，这是明代流行的用纸节约的风气。

(220) 安氏印的《鹤山大全集》每页边框外有大字“宙七十二”、“洪七十三”、“独七十四”等千字文编号，因全书共109卷，印张较多，虽每卷已有页码，为便于折叠装订，故又用这些字号。

(221) 参见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22) 参见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223) 参见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224) 参见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225) 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末行，均有“吹藜阁同板”五字。“同板”即“铜板”的简写（明人又省作“仝板”）。《文苑英华律赋选》卷端题“虞山钱陆灿选，门人刘士弘订”，并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氏写的自序。该序说：“于是稍加简汰，而授之活板，以行于世。”虽然没有说明活板是自己的或借用别人的，但是由此可推知该板可能为苏南一带产物。

(226) 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

(227)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228)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229) 参见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230) 参见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

(231)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232)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233) 参见向楷：《世情小说史》，第3～5章。

(234)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演义小说”条。

(235) 《清宣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236) 例如印制低劣的春宫，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广泛传布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之中。《鼓掌绝尘》第二十四回《丑姑儿园内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遗春谱》就说到杭州的一个农村牧童，“曾废（当为费字之误——引者）了几个钱，买得一本春意儿，将来瞌睡的时节看一看”。其书“是一本小小印现成的春意谱儿，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

(237) 《吴门岁华纪丽》卷首，《睢州汤文正公潜庵抚吴告谕》。

(238) 乾隆《长洲县志》卷十，风俗。

(239)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363～364页。

(240) 参见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241) 例如《三字经》，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参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242) 参见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144～153页。

(24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33页。

(24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条。

(245) 《戒庵老人漫笔》卷八。

(246) 参见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247) 明末江南小说《贪欢报》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就讲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

(248) 参见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249) 《清嘉录》卷十二，“送历本”条。

(250) 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卷四百一十五。

(251) 吴坛编撰：《大清律例通考校注》，931页。

(252) 《吴门岁华纪丽》卷一，“城内新年节景”条、“春牛图”条。

(253) 参见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92页。

(254)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

(255) 《清嘉录》卷十二，“年市”条。

(256)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257) 参见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逸事。

(258)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259)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260)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261) 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五，人物。

(262) 《历年记》上。

(263) 咸丰《顺德县志》卷三。

(264) 《水东日记》卷八。

(265) 参见《戏瑕》卷三，“赝籍”条。

(266) 冯梦龙：《智囊全集》，569页。

(267) 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

(268) 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

第五章　重工业（一）：工具制造、建材

明清江南的重工业主要由工具制造业、建筑材料工业（以下简称建材工业）和造船业三个部门组成。其中，工具制造业为工农业各部门提供生产工具，可以说是重工业的核心部门。建材工业为建造住房、厂房、仓库、货栈、桥梁、道路、堤坝等提供所需的砖瓦、石料、石灰等建筑材料，用现在的术语可以称为基础工业之一。造船业则是制造江南基本的交通运输工具，因此也为江南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这三种生产活动在江南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直到明清时期，方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部门。造船业情况与其他两个部门有所不同，将在下章中专门讨论。因此本章仅只讨论工具制造业与建材工业的情况。

第一节　工具制造业

明清江南常用的生产工具，主要用于耕作、纺织、纺织品加工（染色、踹布）、缝纫、食品加工（碾米、磨面、酿酒、榨油）、制盐、造纸、五金、造船等行业的生产活动中。这些工具在种类、性能、使用及制作工艺诸方面，虽然较之前代并未有重大变化，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改进。工具制造业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尽管扩大的幅度相对而言不很大。此外，江南工具制造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较以前也有相当的提高。

由于明清江南工农业中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难以备述。兹按照制作材料的不同，把它们分为铁工具、木工具、陶工具和石工具四类，然后逐次讨论这些工具制造业的发展情况。

一、铁工具

明清江南不产铁，因此没有制铁业，但是却有相当可观的铁器制作业。虽然该行业生产出来的各种铁器，有很大部分是用做生活用具，但可以肯定的是，铁工具制作业肯定也随着整个铁器制作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

1．生产规模的扩大

明清江南制作的铁工具，《天工开物》中谈到的有刀、斧、锄、镈、锥、锯、（锉）、凿、针、刨、锚、釜（锅）等，但实际远不止这些。例如在农具方面，明末桐乡县石门镇与归安县南浔镇产桑剪与桑锯(1)，清代吴江县庉村市产铁撘、锄头、铁、桑叉、滑锲等(2)，钱塘县产耜、犁(3)，宜兴县篠里市产铁犁(4)，等等。在纺织机具方面，铁纱锭是主要的铁制部件。不过有关铁纱锭的问题，我们放在“木工具”项下，作为纺织机具的一部分来进行讨论，因此这里就不先及了。

明清江南出现了几个较为有名的铁工具产地。吴江县庉村市、震泽县檀邱市、宜兴县张渚市、乌程县戴山及后林等地，都是铁工具生产比较集中之地。其中震泽县檀邱市，“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5)。即到了明代后期从事铁冶的人家已过百户。庉村市弘治以前只是一个村子，居民“务农业渔”。嘉靖时始称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铁冶作坊多在浜南村。到了清初，“附近市上人皆铁工”，所制铁器不仅有铁搭、锄头、稻叉等农具，而且还有切刀、铲刀、火刀、火叉等厨具和鸟铳、三眼枪、盘铳等火器。(6)

一些大城市中的铁工具制造业也颇为发达。如苏州的针，明代就闻名遐迩。正德《姑苏志》卷十四中就记载了苏州有针作。嘉靖时日本使臣数次来苏州采购针，仅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就购买了6860本。(7)到了清代苏州的铁业更盛，故“冶坊”是一重要行业。乾隆六年冶坊工匠闹事，坊商联名上诉者即达14家之多。(8)这些冶坊，有专门“成造田器”者(9)，有专门制作钉者(10)。钢锯制造颇盛，因此同业人士于道光时成立了钢锯公所。(11)制作铁锅者更多，“六门附郭共十六房［坊］”(12)。清代中期的江宁府城（南京）的铁器制造业更为兴旺，1840年代仅制刀的铁器炉就多达40余户，其中包括不少有名的铁器生产厂家。如开办于1740年的“柏二房”铁器店，以生产各种高质量的刀具闻名远近，所产的刀具不仅有战刀、菜刀，而且也有竹木器用刀等。在制作工具方面，有以制作斧、刨、凿等著称的厂家。如韦氏铁器炉炉主韦大盛于1840年开始制作锉刀，更炉名为“韦顺兴锉刀炉”。随后相继成立了“张望隆”、“孙兴隆”、“王维坤”、“杨顺兴”、“殷大伟”、“马成发”、“张顺兴”、“刘复兴”等10余户锉刀炉。在此时期，还出现了剪刀炉、剃刀炉、工具炉等专业铁器制造厂家。(13)上海县是清代发展起来的新的制铁业中心，主要是随着各项手工业、特别是修造船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据称至明末上海始有专业铁作坊，鸦片战争前后是该业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时在黄浦江沿岸及县城内外分布了众多的锻铁作坊。除本地从业者外，上海的铁业工人多来自苏州、无锡、绍兴等地，并逐渐形成帮派，称为本帮、香山帮（苏州）、无锡帮、绍兴帮。上海的铁器制品自家用刀剪、厨具，至农具、工具、物料（如修造船只所用的铁钉、锚链等），各类俱全。有的产品声名远扬，有一种名叫“濮刀”的厨刀，为濮家铁匠制造，始于明崇祯时，行销远近，极受欢迎。在清代，上海的铁器制造业还逐渐分化为“乡作”与“匠作”两个部分。乡作专门制造农具、家用刀具以及船用器具，匠作则专门制造泥水木匠使用的各种工具。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的铁器制造业与造船业有密切关系。因此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太平天国前后，乡作又分化出船作，专门制造船舶使用的铁钉、铁锚、铁链等。这种船作一般至少有十多个工人，已经是较大的作坊。以后外资船厂建立，仍要依靠这些船作来提供人力、物力，部分铁业工人进入了外资船厂工作。那些制造农具、刀具的铁业作坊，由于其产品特点，又由于洋货的竞争较小，一直到清后期仍维持着传统市场。(14)

除了以上铁器制作集中的地方外，像昆山县的针、剪(15)，华亭县与归安县南浔镇的针(16)，德清县的钉(17)，等等，也都有名于当时，应当是生产较多的产品，销售范围也不限于本地。这些生产中心的出现，反映出江南铁农具制造业中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程度，较过去的确有所发展。

除了一般的小型工具之外，江南所使用的铁工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铁锅。宋应星说：“凡釜，储水受火，日用司命系焉。”(18)在染色、制盐、榨油、酿酒、造纸等行业中，铁锅都是基本生产工具之一。(19)明清时期江南的上述行业颇为发达，所用铁锅数量也颇多。(20)此外，缫丝也需“大釜”煮茧。(21)明清江南农家养蚕，都是自己缫丝。因此千千万万蚕户缫丝所用铁锅，总数非常可观。这些铁锅基本上是江南自产，因而铁锅制造确是明清江南铁工具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出现了几个铁锅生产中心，例如桐乡县炉镇、长兴县炉头镇、宜兴县篠里市等市镇。特别是桐乡县炉镇，万历时即已有冶业；至康熙时已是“冶铁为业，炉火不绝”；到了嘉庆时更是“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县仰赖焉”(22)。从以后的记载得知，这里“大场专铸铁釜，别有小炉数家铸鼎钟等物”(23)，因此是以生产铁锅为主。该镇在正德时还只是一个村子，仅有零星兼事铁业的农户。嘉靖时沈济自湖州迁来，开设冶坊，于是冶业遂发展了起来。到同治时，沈氏冶坊还有铁炉7座，“三时［春、秋、冬］炉火昼夜不绝”(24)。时人歌之曰：“家住炉溪曲水前，铸金成釜旧相传。冶塘时有商船泊，夜半惊看火烛天。”(25)除上述市镇外，苏州城郊和无锡也是铁锅的重要产地。嘉靖时防备倭寇，苏州城郊冶坊被官府借去铁锅400口。(26)万历时无锡“善铸炉鼎投壶”等物，乾隆时又有不少铁锅输出到临清。(27)可见这两地生产铁锅也不少。

铁锅（或称铁盘、盘铁）也是江南制盐业的主要生产工具。这些铁锅大多是盐场自行就地铸造，也有一定规模，成为江南铁工具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记录元代华亭县下砂盐场生产情况的《熬波图》来看，盐场铸铁业具有相当规模。盐盘一面，用生铁一二万斤，“洪炉一鼓焰掀天，收尽九州无寸铁”(28)。明清江南盐场仍然用铁盘煮盐，生产基本情况与元代大同小异。宋应星说：“凡煎盐锅，古谓之牢盆，亦有两种制度。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用铁者，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缝处一经卤汁结塞，永无隙漏。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29)由此可见铁锅尺寸十分庞大。明代盐场所用的盘铁（铁盘）以角计，“每一盘铁四角，一角该铁五千斤”(30)。明代两浙盐场的铁盘数量不详，清代情况则比较清楚。据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中有关数字统计，江南各盐场所用铁盘总数，清代中期约有6000口(31)，大约相当于明代前期两淮盐场铁盘总数（8681块）的70％。(32)明代前期两淮盐场铁盘总重量约为1357万斤，而若依同样的块重，则清代中期江南盐场铁盘的总重量应为940万斤。(33)由于煮盐时盐水对铁盘腐蚀厉害，所以铁盘很容易受损。例如弘治二年御史史简发现两淮各盐场的铁盘“岁久破碎，共达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余斤之多，奏行重铸”(34)。换言之，几乎全部铁盘都已破碎需要重铸。因此为保证盐场的正常生产，每年必须更新相当大的一部分铁盘。为了重铸这些铁盘，盐场内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铸铁业。

这里我们还要强调造船业中的铁器制作。造船需要大量的铁制部件和设备（如铁钉、铁线、铁锚、铁锅、铁灶等），因此在江南的大型船厂，都有专业的铁作。(35)明清江南造船业规模巨大，发展也颇为迅速（见下文）。因此为造船业服务的铁器制作业，其生产规模可能比前面提到的铁器制作业更大。

此外，江南工农业生产中还需要各种铁制部件和零件。例如在榨油业中，除了炒锅、蒸锅而外，油坊还须用铁圈（箍榨具与油饼）、铁片（镶碾槽）、铁陀（椎油碾）等(36)；纺织机具中有铁纱锭、擀棉籽铁杖等。在建筑业中使用的铁部件（如铁钉、铁爪、铁条、铁线等），数量更大。特别是清代大规模改建海塘，工程浩大，使用铁部件更多。雍正时代总理塘工太仆寺卿俞兆岳发明了“铁笋铁箫法”，在砌塘条石之间用铁笋（榫）、铁箫（销）纵横贯穿，以加强石塘的稳定性与坚固性。(37)这种铁笋、铁箫用量不小，因此也需要相当数量的铁工及相关设备来铸造。

因此，与过去的一般看法相反，在明清时期，江南铁器制作业的规模有相当的扩大，同时生产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也有提高。不仅如此，明清江南的铁器制作业，也不像以往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技术停滞的产业部门。相反，近年来的技术史研究表明，此时期江南的铁器制作技术颇有改进。

2．生产技术的改进

明清江南铁工具制造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记录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从宋氏的阅历来看(38)，《天工开物》中谈到的各种技术，主要应是江西和江南常见的技术，仅有少数是其他地方的技术。(39)江西工业远不及江南发达，因此他认为值得记录的技术，应当主要是江南的技术。所以《天工开物》中所反映出来的技术进步，也主要基于江南的实际。

《天工开物》中谈到其制作方法的铁工具，有刀、斧、锄、镈、锥、锯、（锉）、凿、针、刨、锚、釜（锅）等。除了釜（锅）是使用铸造法制作之外，其他都主要采用锻造法以及热处理法制作。铸造使用生铁为原料，锻造则采用生铁、熟铁和钢为原料。这些技术在明代江南得到广泛使用。这对于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外，明代江南炼钢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即发明了“苏钢”冶炼技术。(40)但是这里我们为什么不谈炼钢技术的进步呢？这是因为：尽管江南发明了这种技术，但由于本地缺乏铁和炭，因此南京的“苏钢”大型作坊纷纷迁往原料条件较好的芜湖，从而使得芜湖成为明清中国的主要炼钢业中心。自明代中期到清代初期，芜湖的大钢坊发展到了8家，嘉庆时更成立了钢业公所，所产“苏钢”行销七省之广。(41)由于可以很容易地从芜湖获得所需要的钢材，江南也自无必要再发展自己的炼钢业。因此之故，上述炼钢技术主要是用于芜湖，而非江南。

3．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生产组织的变化

明清江南铁器制作企业，主要是小作坊，其中个体铁匠铺也占有很大比例。但是到了清代，江南一些地方的铁器制造业中，出现了企业规模扩大的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上海著名的濮氏铁匠铺和沈氏铁匠铺。前者始建于崇祯年间，开始只是一个小铁匠铺，由主人带着一二徒弟打造农具、厨刀等。以后逐渐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后，濮家铁铺已发展为有店房十余间、雇工12人的大作坊了。后者早期也只是上海郊外的一个农村铁匠铺，利用农闲时间打造农具。到了乾隆年间，迁至城内，成为专业的铁匠铺，但仍是单人作坊，什么铁器都打。以后雇了五六个老师傅，同治时进一步扩大，雇佣师傅、徒弟十五六人，专制厨刀。(42)这个过程，充分表现了铁器制造业中企业规模扩大的情况。不过要说明的是，在一般铁器制造业中，这个现象似乎不很普遍。而在铁锅（釜）铸造业中，这种现象则比较明显。

关于明清江南铁锅（釜）铸造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史籍中记载很少，因此只好从其前后的情况推求之。元代江南盐场中的铁盘制作，陈椿《熬波图》“铸造铁柈”作了描述，从这些描述可知，铁盘制作的关键设备是熔铁高炉，这种高炉用瓶砂、白磰、炭屑、小麦穗及泥调和而成的耐火材料制作，呈圆锥形，上口向上缩小，炉腰用铁链捆绑加固；配有木制风箱，可由4个人同时推拉箱盖板，进行鼓风；容积颇大，一次可熔铁1万～2万斤；炼铁主要用废铁为原料，因此燃料比相当低，仅为1∶1（即“每铁一斤，用炭一斤”）；操作工人有司炉2人，鼓风者4人，打碎废铁者1人，挑担运输者2人，共9人。(43)如果加上轮换者，一炉操作工人当在20人左右。在《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卷附“锤锚图”中，绘出的直接操作工人有15人。如果加上辅助工人（如从事烧火、鼓风等的工人），应在20人以上。

清代以后的情况，也可作为参考。我于1986年到桐乡县作实地调查时，曾蒙当地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有关该县炉镇（即炉头镇）与毗邻的青镇（即乌青镇）的“沈亦昌冶坊”的材料，兹摘录于下。

嘉靖时，吴兴县竹墩铁匠沈铧（字东溪）迁至桐乡县城，开设铁铺。倭寇犯桐乡，沈铧率其七子，在桐乡四门城墙之上砌造冶炉十余座。倭寇攻城时，以铁汁泼洒，杀伤甚众。倭退后以功授百户，沈铧辞不受。殁后，其子长房、二房、三房迁往柞溪，开设铁铺，后发展为冶坊，柞溪也因而改名为炉头。其中沈济（字绣川）所创冶坊，即“沈亦昌冶坊”，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方为日军摧毁。咸丰时期，该冶坊曾因战乱一度停产，但至同治时复兴。同治五年，该冶坊又设分号于青镇，炉、青两镇共设冶炉7座。其中炉头有大炉2座，小炉3座。大炉（大场）雇佣冶工百余人，均来自无锡。冶坊内分工颇为复杂，有管场（总管全场工作）、浇铁（负责浇铸）、领档（负责冶槽出锅事宜）、风档（负责鼓风工作）、光房（负责揩擦毛锅、修补砂眼）、焦光（专管铜模）、车刀（负责校准冶槽）等工司。冶坊自每年元宵开铸，立夏停火；然后中秋再开铸，年终停止。工作三昼夜，休息一日。立夏至中秋之间，工人亦不遣散，而是派往宜兴、无锡等地，搬运制作锅坯所需的优质黏土回来并制作锅坯。所用燃料，系上等栗炭及在余杭等地定烧的乌炭，原料（铁）则从汉口购入。每大炉一座，三昼夜可出大小锅釜约500口，种类有大酒、小酒、刘六、板六、刘小、昔八、昔六、斗十二、直七、罗小、放尖、二尺尖、广九、庆十、七半、计七、萧七、计二、中二、正二、五半、豆北、二尺、大耳、中耳、广十二、广五、连九，共28种。小炉3座，后分属沈万兴、沈万聚，主要铸造钟鼎、烛台、茅锅等，不开长炉，遇有定货，方制坯鼓铸。光绪时，沈亦昌冶坊坊主沈兼善力图改变冶坊工匠尽为无锡人的状况，大力招募本地乡民，入冶坊学习技术。经苦心经营，教成一班，可主持一大炉生产。但后继无人，只得仍然用无锡帮。

以上情况，有些可见于地方志(44)，但有些则采自沈氏家谱及其他资料。沈氏家族为当地望族，坊主沈和甫（又名宝善），清末曾中举人，清亡后又任省议员，颇有影响。沈氏家族经营的冶坊，亦延续至抗战时期。因此据其家谱及后人回忆的同治时该冶坊生产情况，应属可信。同治去道光未远，沈氏冶坊复兴于同治，则道光时生产情况应不逊于同治时。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推断，那么就应承认：至少说到了清代中期，江南几个铁锅生产中心的铸铁工业，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仍然属于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相反，在这些地方占支配地位的，已是某种程度上已具有“近代”性质的手工工场生产了。

二、木工具

江南使用的工具，木工具占有绝对优势。而根据用途，这些木工具主要可分为农具和纺织机具两类。下面我们即分而论之。

1．农具

一般而言，与铁工具制作相比，木农具的制作比较分散，因此在明清江南史籍中较少见到关于木农具制作中心的记载。但是制作江南稻田排灌的主要工具——水车，却需相当技术，并非一般农村业余木匠可为。袁黄（了凡）说：“翻车之制，关捷颇多，需用木匠，可易成造。”(45)徐光启则说：“翻车之制，关楗颇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46)明末江南又出现了大型牛转翻车，“其车比水转翻车卧轮之制，但去下轮置于车旁岸上，用牛拽转轮轴，则翻车随转，比人踏功将倍之。与前水转翻车，皆出新制，故远近效之”(47)。在松江、常州的一些地方，明清时期都有使用这种大型牛转翻车及风车车水的记载。这些水车规模颇大，结构也比较复杂，更须专业工匠方能制作。嘉兴县的水车，地方志将其与绢、布等产品同列为该县的主要“货品”(48)，看来有可能已成为商品。

2．纺织机具

明清江南的纺织机具有相当大的进步，这在本书第二章中已谈到，因此这里所谈的仅是纺织机具制作的专业化与商业化以及生产规模的问题。

明清江南纺织业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部门组成，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规模在明清时期都有显著的扩大。(49)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所需纺织机具的数量也随之有很大的增加。因此纺织机具制作规模有明显的扩大，也是没有疑问的。

有关江南棉纺织工具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记载，在明代几乎见不到。入清以后，松江一带的纱锭与布梭制造业中，已出现了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大约在顺治末年，崇明县就出现了以制纱锭为业的匠人。(50)康熙时，宝山县月浦镇上已有一批专门制造并出售纱锭的手工业者(51)，同时布梭也成为青浦县的一项重要出产(52)。到了嘉、道时期，华亭县朱泾镇和青浦县金泽镇的铁纱锭生产更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史称“铁锭，朱泾最良，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近数尤御亭及骆姓家，远近争购”。时人程超作诗称颂尤家锭说：“鳞比人家纺织勤，木棉花熟白于银。邻家买得尤家锭，缫出丝丝胜绮纹。”(53)金泽铁锭生产的规模比朱泾更大，“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崑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54)。与纱锭和布梭相比，纺车与布机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出现要迟一些，但至迟到乾隆时亦已有之，故华亭县的吕巷纺车、青浦县的谢家纺车、徐家布机都已名闻当时。其中徐家布机“坚致而利于用，价亦稍昂。机之横木必书某年某月某房造”(55)。由此看来，因为该布机已经成为了名牌产品，遇到了不法之徒仿冒产品的困扰，所以只好采取更明确的产品标识。不过上述纺车、布机的生产规模估计都还很有限，局限于少数家庭作坊或邻里作坊，故尚以谢家、徐家、吕巷等名之。到了嘉、道时期，上海县蒲溪镇的纺车生产已颇具规模。据记载，该镇东街“又名纺车街，以此街中人多制纺车售也，其长约三百余步”(56)。可见已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纺车制作中心。

丝织工具中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生产的程度相对来说更高一些。从明代不同时期的一些户籍统计资料来看，当时江南丝织工具的制作就已经开始出现专业化的趋向了。例如，吴江县有籰匠3户；嘉兴县有筘匠8户，籰匠26户；秀水县有筘匠20户，籰匠11户；崇德县有籰匠6户；海宁县有籰匠50户。(57)到了清代，丝织工具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水平有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一些生产中心。例如康熙时的武康县筘营村，“土人工椓筘……伐去其筠，去其节，加刮削焉。……武［康］、德［清］两邑之机工，皆市筘于其村”(58)。道、咸时归安县南浔镇也以产丝籰子著称。(59)但丝织工具制作专业化与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应当是南京、苏州、杭州等丝织业集中的大城市。这三个城市的丝织机数量极多，清代中期均在三万部以上。其他丝织业发达的城市和市镇，也各有织机数千乃至上万部。(60)丝织业如此发达，对织机和各种零部件的需求量当然很大。因而像南京城内，专设有机店、梭店、籰子络梭竹器店等，“储材待乏”，为“织户之附庸”(61)。这些店中所出售的工具来自何处不详，但以情理推之，主要应为本地所制。据调查，1953年吴江县丝织业发达的盛泽镇上，为土绸生产服务的行业有钢扣（筘）、梭子、纡子、小木作等15种，从业人员几乎占全镇工商业从业总户数的四分之一。(62)由此推测，清代中期南京等江南丝织业中心城镇中从事织机及各种零部件制作的工匠，都达到很大的数量。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明清江南丝织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确实有明显提高。

此外，明清江南其他一些工业部门使用的大型木工具或设备（如榨油业中的油车、碾米业中的木砻与风车等），制作也需专门的技术，并非一般木匠可得而为。因此就这些工匠而言，其工作应当已经相当地专业化和商业化了。

三、陶、石工具

“凡陶家为缶属，其类百千。大者缸瓮，中者钵盂，小者瓶罐，款制各从方土，悉数之不能。”(63)虽然在明清江南，陶器主要是作生活用品之用，但在染色、酿酒等行业中也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或设备。此外，在缫丝业中，“大甑”为基本设备之一(64)，而在谷物加工中，也有使用陶臼舂米的。(65)由于明清江南缫丝、染色、酿酒业发达，需要大量的陶瓮、缸、盆等容器，因此陶器的烧制，也是生产工具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南出现了几个较大的陶器生产中心。例如宜兴县丁山、蜀山、川埠等地以产陶瓮、缸、盆等容器著称。(66)嘉善县甓塘灶在明代“居民以陶冶为业”(67)，长洲县陆墓镇陶器生产也颇为发达，明代工部常在此烧制陶器(68)，并出现了“以鬻瓦器为业，颇足衣食”(69)的富户。到了清代则“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70)。余杭县瓶窑镇，自万历至嘉庆，居民都是“自农桑外，多埏埴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如栉比”(71)。清代安吉州月山窑规模颇大，“业此者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72)。武康县二都市所产“缸瓮大小不一，大者他处用以盛酒浆，远近俱著名”，“出陶器，交易者云集，故成市”(73)。长兴县除了有名的方山窑外，在长冲、陶坑、窑岗等处还有陶窑。(74)此外，桐乡、德清、石门、钱塘等县也产陶器。(75)这些生产中心的出现，表明陶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较前有所提高。

明清江南陶器制作技术有一定改进。从《天工开物》来看，在陶器上釉技术方面，明末江南已普遍采用蕨蓝草灰为制釉原料。此草产于本地，居民用来做炊事燃料。因此以其灰为原料，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有充足的来源。此外苏州还使用一种特殊的黄罐釉，用于生产高级陶器。此外，在烧制方面，实行了陶窑的专业分工。“凡瓶窑烧小器，缸窑烧大器。”在明末中国，只有山西、浙江两省有这种分工。而在浙江，这种分工又以在江南（浙西部分）为最发达，以致余杭、钱塘两县交界处的窑业生产重镇，就以瓶窑为镇名。这些缸、瓶窑，“必于斜阜山岗之上，延长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余丈，连接为数十窑，皆一窑高一级。盖依傍山势，所以驱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其数十方成窑者，其中苦无重值物，合并众力众资而为之也。……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百斤”(76)。这种连窑，既可大批量生产，又可充分利用热能，因此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陶窑。

明清江南常用的石工具有石砻、石臼、石杵、碾磨、石碓、踹石及打箔用的砧石等。石砻、石磨、石臼主要产地有无锡阳山，“其石微粗，材中砻臼，供数郡之用未尝乏绝”，“为磨为臼……工人终岁勤劬以为业”(77)。江宁县安德等乡产麻石，“坚者可为磨碓”(78)。钱塘县南高峰出青石，“极光腻，土人采为金银锡箔墩”(79)，供城中众多的制箔工人使用。石臼、石杵、石碓主要使用于双林以西以南地区(80)，生产当亦在该地。石工具的生产，由于受自然资源限制，一般集中在产石料的地方，这种情况自古皆然。但是，像上述无锡那样发展为一种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颇高而且又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却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新现象。

最后，还要一提的是江南的渔具制造业。明清江南渔业发达，对渔具需要很大，因此该行业中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现象业比较明显，在某些地方可能还因此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例如正德时金山卫及中前、中左二所，“女绩男织，皆善为网以渔于海，又为罾以渔于河，多则鬻”(81)，已开始把渔具作为商品来生产。至明末，金山青村镇更建立了规模颇大的织网业，成为一个渔具制造中心。据时人曾羽王目击，当时该地所织鱼网种类很多，“内河则有缯网、打网，为利尚微；外洋则有稀网、长网、拖网。男女无田可种，皆习此业，且为利数倍于田。每见家有四壁，则数十人聚焉，自朝至暮，拮据不休，彼此谈芼，以销永日。勤俭者铢积寸累，以结网而千金数百金者，比比然也”(82)。从这段记载来看，明末青村织网业中出现拥有数十名工人的手工工场和由织网而得千金、数百金的资本家，是非常可能的。

由上可见，在明清时期，江南工具制造业的生产规模较前有相当程度的扩大，生产的技术水平、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水平也都较以前有一定的提高。这个事实，显示出江南工具制造业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而发展的最初征兆。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明清江南工具制造业的发展又是颇为局限的。

首先，明清江南制造的工具，在种类方面，较之前代并无太大变化，仍然主要是人力操作的工具，且多为小型。畜力机械不多，水力机械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在产品的种类方面，并没有出现多大进步。其次，明清江南工具制造业的生产规模虽有相当扩大，但其中铁工具生产扩大的幅度却十分有限。据明代吴江、嘉兴、秀水、崇德、海盐五县县志中户籍资料统计，五县共有铁匠289户，铸匠56户。每户即使以工匠二人计，总共亦仅约700人。明代中后期，铁工人数有所增加，但著名的铁业中心，一般亦仅有铁工百人至数百人而已。例如吴江县庉村市，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至多不过有铁工二三百人而已。(83)其他几个铁器制造中心市镇，生产规模似与庉村市相近或甚至略逊之，各有铁工当亦不过一二百、二三百人而已。道光时代桐乡县炉头镇铁工较多，按后来的情况推测可能有三四百人。(84)与此相较，陕西华州柳子镇，嘉靖、隆庆时已“有千家铁匠，作刀斧剪之用”(85)。广东佛山镇，明末清初时“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86)；乾隆时则估计炒铁工匠人数更增至5000～7000之间，加上其他行业的铁工，总数不下二三万(87)；至道光时仅制钉工匠即已“多至数千”(88)。湖北汉口铁器制造业在明代尚未发达，而入清之后发展十分迅速，到乾、嘉之际已有铁行13家，铁匠5000余人。嘉庆初奉官府之命，“昼夜赶造田器数十万事，约工价五万［两银］”(89)。较之这些地方，明清江南铁器制造业的生产规模显然很小，生产规模的扩大更是十分缓慢。虽然铁器制造业并不仅仅生产铁工具，但毫无疑问，由于铁工具生产在铁器制造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铁器制造业的发展首先意味着铁工具生产规模的扩大。铁工具的发展，在近代早期生产工具的发展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因此明清江南铁工具制造业发展迟缓，可视为江南整个工具制造业发展迟缓的集中代表。

第二节　建材业

传统的建材工业主要包括砖瓦制造、石灰烧制及石料采取三个部门。明清时期，江南建材工业所包括的这三个次部门，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砖瓦业

明清江南砖瓦生产技术，大致如以往之旧，但也有一些小改进。例如，到了明末，江南已形成了有其特色的青砖生产工艺。这里生产的砖，以蓝色泥土为原料。这种泥土因质量佳，故被称为“善泥”(90)。砖的种类，《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砖”中记载明末各地制作的砖，有眠砖（筑墙用）、侧砖（筑墙用）、方墁砖（铺地用）、楻板砖（承瓦用）、刀砖（造桥及门洞用）5种。这些种类江南大致都有，但具体情况不很清楚。我们所见的主要事例是正德时的江阴，其所产的砖有方砖（厅堂用）、合方砖（包砌墙壁用）、线砖（包砌墙壁用）、料砖（包砌墙壁用）、省灰砖（铺路用）等。而到了清代，江南生产出来的普通砖的种类明显增加了。例如乾隆时期官府在江宁府采购的砖，就有城砖、旺砖、改模砖、方砖、滚砖、时砖、罗砖等，各有不同的用途（详后）。这表明江南制砖分工进一步专业化，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明清江南砖瓦生产有扩大的趋势。这一点，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有明确的记载：“向自吴门而外，惟锡有砖窑，故大江南北，不远数百里取给于此，岁所贩鬻甚广。用兵后居民稍散，窑废，近始渐复，而各郡多自造之，颇衰减矣。”但是在此同时，依然形成了几个砖瓦生产最集中之地，即苏州府的长洲、常州府的无锡和嘉兴府的嘉善三县。长洲县的陆墓镇与徐庄产砖甚为著名，明清皇宫正殿所用细料方砖及工部所用官砖，大都在此烧造。其中特别是陆墓镇，所产砖瓦“坚细异他处，工部兴作多于此烧制”。清代发展更为兴旺，“陆墓窑户如鳞，凿土烧砖，终岁不绝”(91)。可见已是一种专业性生产。无锡制砖，正德时已称盛(92)；到康熙时，史称“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93)。雍正时由无锡县析置金匮县，乾隆中期金匮县有窑125座，“凡遇一切报部工程需用砖瓦之时，俱照奉颁则例价值，饬传各窑户照依估计应用数目，赴县当堂领价承办。……及岁修仓监，粘补衙署，系照时价给发现银，购买取用，令窑户自行俱领”(94)。亦即连官府也来采购，可见民间砖瓦业取代了官营砖瓦业。乾隆时有人说：“成于邑人之手而行于四方者，棉布最广，次则席，次则砖瓦。”(95)无锡（包括金匮）盛产棉布和草席，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砖瓦也是其主要产品，地位仅次于棉布和草席，则是颇出人意料的。在康熙以后一百多年中，无锡仍是“砖窑相望，络绎不绝”，“大江南北，以无锡之砖为贵”(96)。直到光绪时，依然是“砖窑在望湖门外，贩鬻遍大江南北，各郡虽自造，坚致不如”(97)。说明无锡、金匮的砖瓦在市场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康熙时，无锡、金匮的窑业（以及石作等），“皆工人终岁勤劬以为业也”。乾隆时，“东乡景云乡之近城者多窑户，居民亦多团土为砖瓦坯，然皆未尝废织也”(98)。换言之，这里已有一批专业的“窑户”，这些窑户以烧砖瓦为主，兼事棉纺织。近窑居民也专制砖瓦坯供给窑户，并兼事棉纺织。

嘉善县从事窑业的村镇颇多，近代被称为“嘉善窑区”。这里有张泾窑、千家窑两大砖瓦产地，出“张泾窑者曰东窑，出千家窑者曰北窑”(99)。其中特别是千家窑，更是有名。该镇在有的史籍中记为“千窑”、“干家窑”、“干窑”，位于嘉善县城西北，在明初还不是镇，随着窑业发展，到万历时，“与枫径、斜塘相埒”，成为一繁华市镇。“居民多业窑”，是嘉善窑业的发祥地。清初千家窑日益兴旺，“若斜塘、陶庄、王带渐以凌替，千家窑趋利如鹜”。康熙时“甓埴繁兴，三吴贸迁勿绝”(100)。到了光绪时，该镇依然是“居民稠密，仍习陶业”(101)。除了张泾窑、千家窑两大砖瓦产地外，嘉善其他地方的窑业在清代也有明显发展，上甸庙、下甸庙、洪家滩、天凝庄、范径等地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砖瓦产地。其中下甸庙本是一个乡村，后因窑业发展，居民四附，便成为一个小市集。到抗战以前，下甸庙“窑业之盛，为全县冠”。天凝庄到民国时代也有窑墩多座，居民多以制砖瓦坯为业。(102)1928年嘉善全县有窑户500余户，窑墩720余座，从业者10万人左右，年产砖瓦10亿块以上，价值500余万元，运销各省。(103)自明代后期到民国初年，嘉善的手工砖瓦业持续繁荣达二三百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该县因窑业发达，农民烧制砖瓦，“以获利较厚，有乐于抟土而废耕者，故近窑诸村荒田尤多”(104)。可见砖瓦生产已成为比农业更重要的生业。

此外，还有一些砖瓦生产发达的地方。例如乌程县不仅有邢窑、蛮窑两大砖瓦名窑（其中邢窑所产砖瓦品种达二十余，制作颇精），而且还有大钱溪口等窑专事土砖生产。(105)安吉州在乾隆时“各乡俱有业此［砖瓦］者，皆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各乡俱有业此者”(106)。江阴县道光时东南乡及西乡“俱有窑，仅烧砖瓦”(107)。秀水濮院镇有濮家塘，“沿塘堆阜皆垒窑烧砖处”(108)。除了这些生产中心之外，江阴、桐乡、长兴、武康、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于潜、句容、丹徒等县，在明清时期也都出产砖瓦。

二、石灰业

石灰用途广泛，不仅是重要的建筑材料，而且也是调制造船业中所用艌材的重要原料，并可用做造纸业和染料业中的澄清剂。宋应星说：“凡石灰，经火焚炼为用。成质之后，入水永劫不坏，亿万舟楫，亿万垣墙，室隙防淫，是必由之。……其余造淀、造纸，功用难以枚述。”此外还可和沙、土等材料一同配制“坚固永不坏”的“三合土”(109)。因此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原料。如后所述，明清江南房舍即使是以竹木为主要建材，也必须涂刷石灰以保护墙面。至于砖瓦建筑，所需石灰更多。此外，明清江南造船业、染料加工业和造纸业都颇为发达，特别是造船业更是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因此这些行业对石灰的需求量也很大，而且不断增加。而江南石灰基本上是自给，因此石灰生产的总规模，在明清时期也有相当的扩大。

明清江南石灰主要产地为宜兴、钱塘、富阳等县。宜兴在康熙时“有灰户，伐石而焚……一郡资之”(110)。杭州府则“近山产石处皆烧造，钱塘上四乡及富阳为最多”(111)。仁和县 “凡近山产石处皆烧造”(112)，但不如钱塘、富阳之多。新城县“桃源山民以灰石为业”，道光时则石灰“多出七贤乡”(113)。余杭县“石灰出南建等界”。长兴石灰“水口镇石山桥俱有，而以太平桥为上”(114)。其余如临安、于潜、昌化、武康、乌程等地都产石灰，为当地商品货物之一。苏州府城郊、吴江县平望镇以及长兴、武康等县，也是石灰的重要产地。(115)此外，乌程、新城、昌化、于潜等县也产石灰。

砖瓦、石灰生产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复杂。因此从事砖瓦、石灰生产的大多是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为之。例如在嘉善，自明末直到民国，为砖窑做砖坯一直是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副业。(116)江苏宜兴农民从事多种家庭副业，烧石灰为其中之一，“烧石灰、造纸料、渔舟、猎户、蚕桑、摇织之事各就所居为业”(117)。但是到了清代中叶，在砖瓦、石灰生产集中的地方（例如上述苏州陆墓镇、嘉善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脱离农业，成为专门从事烧制砖瓦的专业窑户。乾隆时安吉“山乡数家合雇窑匠者，谓之镶窑”(118)。其中的“窑匠”，就是这种专业的工匠。在这些地方的窑业中，除了这种窑匠外，还有从事制坯、烧窑、运砖等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也日益专业化，以致农民烧制砖瓦，乐于抟土而废耕。因此砖瓦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三、采石业

在明清江南，石料不仅用于房舍、桥梁建筑，而且也是海塘修筑的主要材料。江南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尾闾，南接钱塘江口。为了抗御海潮侵袭，江南人民早就开始沿海岸修建堤坝，称为海塘。根据地理位置，此海塘可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即南部的浙西海塘（包括钱塘江河口段和杭州湾）和北部的江南海塘（包括今上海市及太仓、常熟两县的海塘）。明代以前的海塘主要是土塘或土石塘，抗御潮灾能力不强。到了明代，开始大规模地修筑石塘，并创造了纵横叠砌法鱼鳞大石塘等优良的海塘工程结构形式。修筑石塘需要大量石料，例如弘治元年海盐知县谭秀修筑的重力式石塘，每丈用条石达195块之多。清代将浙西海塘全面改筑石塘，投资巨大，全部用标准规格的大条石砌成，需要巨量经过斩凿的平整划一的大条石。根据道光时代的标准，每筑1丈18层高的鱼鳞塘，需用厚1尺、宽1尺的大条石共1183.3尺，体积约46立方米，重量约120～125吨，价值156993两银。北部的江南海塘，清代也在许多地方改筑石塘。雍正初年吏部尚书朱轼改筑华亭县海塘，采用比较便宜的方法，建造轻型条块石塘，每丈需银不到50两。(119)明清两代海塘修筑多次，特别是清代大规模改土塘为石塘，因此耗用的石料数量之大，难以估计。

明清江南石料开采主要集中于太湖诸山、宜兴、江阴、海盐等地。太湖鼋山，正德时已产青石，“充碑碣柱础之用”(120)；直至乾隆时仍是“碑碣柱础多用之”。其地居民二百余家，都以采石为业。当时人金有理说：“鼋山采石，不知始自何时，日朘月削，已去其半。惟囤山有山神庙不敢凿，今尚完好，恐将来亦难保也。”(121)可见石料开采之盛。洞庭诸山石料，嘉靖时曾运到苏州府城加强城防备倭(122)，平时当亦有运去做建材者。乾隆二年湖州修海塘，知府胡承谋建议：“所需石料应前往产石之洞庭诸山开采。”(123)道光时洞庭诸山石料更远输扬州白蒲镇造桥。(124)可见开采和输出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宜兴“业石工者在永兴、均山等地”(125)，所产石板“可以盖地”，颇为有名。(126)江阴则产石堰石，“可以砌岸，皆工人终岁勤劬以为业也”(127)。海盐县秦驻、高阳等六山，“被山户凿石私卖”，“每日疏凿私卖船运”，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官府曾四次封禁而均未奏效。(128)乌程县明代已出现“工匠头”，“去山中采贩石块”，“专一在嘉湖乡宦大户人家发卖石板条石，砌墙筑岸，兼造牌坊桥梁，甚有生意”(129)。德清县敢山，隆庆以来采石不已，屡遭封禁，乾隆时更封禁达五次之多。(130)杭州府“各县之石亦皆可为柱础阶陂”(131)，但以瓶窑镇所产柱础及坡岸石最为有名(132)。此外，长洲、江宁、上元、嘉兴、长兴等县亦产石料，而且其中长洲、上元所产亦不少，以往“山多残毁”，故乾隆、道光时亦遭封禁。(133)

由上可见，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建材生产的规模有一定的扩大，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也有相当的提高。其中采石业的规模扩大最为显著，因此清代江南的采石业生产，大体上能满足修筑海塘对石料的巨大需求。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海塘对石料的需求过大，致使石料供不应求，价格高涨。上述道光时代筑1丈18层高的鱼鳞塘，使用大条石约46立方米，价值156993两银，平均每立方米价值3400余两银。其价之昂，颇为惊人。同时，经长期开采，到了清代中期无锡等地已出现石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134)这更使江南石料开采受到很大限制。此外，明清江南砖瓦石灰的生产，也受到燃料紧缺的严重制约，难以大幅度地提高产量。(135)清代中期江南甚至要从江西输入石灰。(136)因此总的来说，江南砖瓦石灰等能耗高的建材的生产，其规模虽然较前也有扩大，但幅度并不很大。

由于建材生产规模扩大缓慢，而同时江南生产、生活对建材的需求又很强劲，遂使得建材供不应求。这种供不应求导致了建材价格昂贵，成了一种紧缺物资。早在正德时，江阴的砖瓦售价已高得惊人：方砖（每块体积1×1×0.11立方尺）“每千价银八两，厅堂用之”；合方砖（每块体积0.86×0.44×0.1立方尺）“每千价银八钱，包砌墙壁用之，即土人所侧立者”；线砖（每块体积0.8×0.25×0.13立方尺）“每千价银六钱，亦包砌墙壁之用，以间杂侧立之中”；料砖（每块体积0.77×0.37×0.1立方尺）“每千价银五钱五分，亦包砌墙壁，侧立用之”；省灰砖（每块体积0.72×0.25×0.08立方尺）“每千价银四钱，平治道路用之”。瓦，大者“每千价银五钱”，中者“每千价银三钱五分”。而当时当地田价，不过是“贵者亩银七八两，贱者甚至三四钱”(137)。亦即方砖一千价当上田一亩，而中瓦一千价当下田一亩。在清代前期的杭州，等丈之墙（厚3～5寸）约需300砖，价银一两弱。(138)清代中期江南的建材价格，在乾隆三十三年《物料价值则例》中记载颇为丰富。该则例中记载的是其时官府向民间采购建材的官定价格。在所记的价格中，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与江宁府属下24县较为完备。兹将有关数字制为表5—1、5—2、5—3和5—4。

乾隆三十三年江南杭、嘉、湖、宁四府建材价格一览

表5—1　杭州府

（a）每块长0.92尺，宽0.45尺，厚0.05尺；（b）每块长0.57尺，宽0.25尺，厚0.06尺；（c）每块长0.7尺，宽0.3尺，厚0.6尺；（d）每块长0.86尺，宽0.55尺，厚0.15尺；（e）每块长1.7尺，宽0.62尺，厚0.21尺；（f）每块见方1.4尺，厚0.24尺；（g）每块见方1.4尺，厚0.25尺；（h）每块见方1.4尺，厚0.17尺；（i）每片长0.85尺，宽0.6尺；（j）每块长1.6尺，宽0.6尺；（k）每片长1.24尺，宽0.55尺；（l）每片长0.75尺，宽0.6尺；（m）每片长1.2尺，宽0.6尺；（n）每片长0.6尺，宽0.55尺；（o）每片长0.8尺，宽0.6尺；（p）每片长0.8尺，宽0.7尺；（q）每片长0.75尺，宽0.65尺；（r）每方长10尺，宽厚各1尺；（s）每方见方10尺，高2.5尺。

表5—2　嘉兴府

（a）每块长0.6尺，宽0.33尺，厚0.11尺；（b）每块长0.7尺，宽0.33尺，厚0.11尺；（c）每块见方1.4尺，厚0.24尺；（d）每块见方1.2尺，厚0.17尺；（e）每片长1尺，宽0.5尺；（f）每片长0.8尺，宽0.44尺；（g）每片长0.58尺，宽0.6尺；（h）每片长0.86尺，宽0.96尺；（i）每片长0.58尺，宽0.63尺；（j）每方长10尺，宽10尺，厚1尺；（k）每方长10尺，宽10尺，厚2.5尺。

表5—3　湖州府

（a）每块长0.7尺，宽0.3尺，厚0.09尺；（b）每块长0.7尺，宽0.4尺，厚0.07尺；（c）每块见方1.4尺，厚0.24尺；（d）每块见方1.2尺，厚0.17尺；（e）每片长1.6尺，宽0.6尺；（f）每片长1.3尺，宽0.5尺；（g）每片长0.6尺，宽0.5尺；（h）每方见方10尺，高1尺；（i）每方见方10尺，高2.5尺。

表5—4　江宁府

价格单位：两银

| 上元、江宁 | 句容 | 溧水
城砖（每千块） | 5（a） | 8（b） | 10（c）
改模砖（每千块） | 2（d） | — | —
旺砖（每千块） | 0.75（e） | — | —
方砖（每千块） | 12（f） | — | —
滚砖（每千块） | 0.7（g） | — | —
时砖（每千块） | 0.7（h） | — | —
罗砖（每千块） | 1.2（i） | — | —
石块灰（每千斤） | 1.6 | 1.2 | —
石面灰（每千斤） | 1.2 | 1.5 | —
筒瓦（每千片） | 8（j） | 8（k） | —

板瓦（每千片）

0.65（l）
0.55（n）

0.67（m）
—

—
—

石料（每方） | 0.83（o） | 0.8（o） | 0.8（o）
碎石 | 0.01（每担）（p） | 0.03（每车）（q） | 0.02（每方尺）（r）

（a）每块长1尺，宽0.4尺，厚0.2尺；（b）每块长1.2尺，宽1尺，厚0.25尺；（c）每块长1尺，宽0.6尺，厚0.1尺；（d）每块长1尺，宽0.4尺，厚0.2尺；（e）每块长0.85尺，宽0.33尺，厚0.11尺；（f）每块见方1尺，厚0.13尺；（g）每块长1尺，宽0.36尺，厚0.1尺；（h）每块长0.8尺，宽0.38尺，厚0.07尺；（i）每块见方1尺，厚0.15尺；（j）每片长0.9尺，宽0.42尺；（k）每片长0.8尺，宽0.45尺；（l）每片长0.42尺，宽0.6尺；（m）每片长0.45尺，宽0.5尺；（n）每片长0.36尺，宽0.58尺；（o）每方见方10尺，厚1尺；（p）每担100斤；（q）每车300斤；（r）每方尺见方1尺，厚0.8尺。

现对表中价格数字所反映的情况略作分析。由于建材体积大，价值低，基本上是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官府在各地的采购价格，或许与实际市场价格有出入（常常偏低），但是比较稳定，通常一定而多年不变，因此可视为一种长期价格。出于这两点认识，我们可以把这些官定采购价格，视为乾隆中期江南地区建材的普遍价格。从这些价格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江南各地建材价格不一，不同种类的建材价格差异幅度更颇为异殊，这反映了各地建材生产状况颇不相同。例如见方1.2尺、厚0.17尺的方砖，每千块价格在海宁为28.1两银，在孝丰则为17.255两银，后者仅当前者之61％。石灰每千斤，新城价银2两，昌化仅0.7两，后者为前者之35％。豆青石每方，海盐价4.19两，嘉兴、秀水则为0.7两，后者约为前者之17％。

第二，在同类建材中，不同品种的产品价格出入很大。建造大型房舍所需的方砖，价格为用于包砌墙壁或铺盖路面的线砖、旺砖价格之10倍以上。

第三，对比正德时江阴砖瓦价格，可以看到乾隆时江南多数地区的线砖、旺砖，相对于正德时江阴的合方砖、线砖、料砖、省灰砖来说，一般而言价格略有下降，但建厅堂所用的方砖，则价格升幅巨大，如体积1×1×0.11立方尺的方砖，正德时江阴每千块价8两银，但乾隆时江南体积1.095×1.095×0.17立方尺的方砖，每千块价在17.255两（孝丰）至31.52两（于潜）之间，而上元、江宁体积1×1×0.13立方尺的方砖，每千块价亦为12两。乾隆时江南筒瓦的价格，也普遍高出正德时江阴大瓦价格数倍乃至十数倍。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明清江南建材生产有相当的发展，但各地发展颇不平衡；建造大型房舍所需的建材，生产更是大大落后于需求。整体而言，直至清代中期，砖瓦、石料等建材在江南多数地区依旧供不应求，因此价格仍然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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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第二卷“叶料”；《蚕经》卷一，艺桑；《沈氏农书》“田地法”。

(2) 参见顺治《庉村志》（不分卷）物产。

(3) 参见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

(4) 参见嘉庆《重刊宜兴旧志》卷一，土产。

(5)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风俗。

(6) 参见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顺治《庉村志》物产、村舍。

(7) 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52页。

(8) 参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55页。

(9) 参见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

(10) 据徐扬《盛世滋生图》，乾隆时苏州城内有“钉锬”店铺或作坊（参见前引李华文）。

(11) 参见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134页。

(12) 《娄关小志》。

(13) 参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2章（曹幸穗、林刚、李琴芳执笔），221页。

(14) 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2编第5章，797、805页（徐建青执笔）。

(15) 参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二，物产；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九，物产。

(16) 参见乾隆《华亭县志》卷一，物产；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二，物产。

(17) 参见康熙《德清县志》卷四，物产。

(18) 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第八卷“釜”。

(19) 榨油需要大铁锅炒、蒸油菜籽等，酿酒要大镬蒸米，而造纸则需要用大铁锅煮竹、麻等。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法具”；同书杀青第十三卷，“造竹纸”；《调鼎集》卷八，茶酒部。

(20) 例如仅在清代江南各盐场中使用的铁锅与铁盘即近6000口。详后文。

(21) 参见《养余月令》卷二十一，“缫丝”条。

(22) 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同书卷二，土宜；嘉庆《桐乡县志》卷二，市镇；同书卷四，物产。

(23) 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一，市镇。

(24) 正德《桐乡县志》卷二，物产；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25)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26)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

(27) 参见万历《无锡县志》卷三，食货；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

(28) 陈椿：《熬波图》“铁盘模样”。

(29) 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第五卷“海水盐”。

(30) 《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

(31) 这个数字在清代基本无变化。

(32) 参见《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

(33) 据《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明代前期两淮运司额设铁盘有2715角，计8681块。按照上述每角重5000斤计，总重量达1357万斤，每块重1563斤。清代中期江南盐场有铁锅6000口，每口平均重量依明代的每块平均重量计，则总重940万斤。

(34) 《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

(35) 例如据《龙江船厂志》卷三、卷四，明代前期龙江船厂工匠“作头”共15人，其中就有铁作作头1人，铁作房4间。

(36)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法具”。

(37) 参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227页。

(38) 这里我们简略地谈一下《天工开物》一书所记录的情况与江南的关系。此书初版于崇祯十年，宋应星时年五十一岁。此前他曾游历了原籍江西省外的不少地方，北至北京、南至广东。因其见闻甚广，故该书所记录的情况，并不限于江西。但他在江西之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江南嘉兴府的桐乡县，为时大约一年，即崇祯四年至五年。此时其兄应升任桐乡县令，将母亲接至任所奉养，而应星也参加会试失败归来，应兄之邀约去桐乡暂住。他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至此大觉大悟，从此放弃追求科举，而专心于实学，因此在桐乡期间曾到湖州、嘉兴、杭州等地实地考察蚕桑、丝织等技术。

(39) 例如制糖技术是他崇祯八年任分宜县教谕时利用节假日至广东会其兄应升时所见（应升时任恩平县令）。参见潘吉星：《宋应星评传》，142、653页。

(40) 因用这种技术冶炼出来的钢首先产于江苏的南京一带，故名“苏钢”。

(41)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246～257页。

(42) 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806页（徐建青执笔）。

(43)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64～166页。

(44) 特别是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一市镇和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45) 袁黄：《了凡杂著》卷五，《劝农书》“灌溉第六”。

(46) 《农政全书》卷十七，水利“翻车”条。

(47) 《农政全书》卷十七，水利“牛转翻车”条。

(48) 参见康熙《嘉兴县志》卷三，物产。

(49) 依照本书第九章中的估计，自明末至清代中叶，江南棉布产量至少增加了2倍，丝织品的产量更增加了多倍。

(50) 参见光绪《崇明县志》卷十七，杂志。

(51) 参见光绪《宝山县志》卷十四，轶事。

(52) 参见康熙《青浦县志》卷十一，土产。

(53) 嘉庆《朱泾志》卷一，土产。

(54)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土产。

(55)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物产。

(56) 《蒲溪小志》卷一，街衢。

(57) 参见乾隆《吴江县志》卷五，户口；康熙《嘉兴县志》卷二，户口；万历《秀水县志》卷三，户口；康熙《石门县志》卷二，户口；嘉靖《海宁县志》卷二，田赋志“军匠”条。

(58) 《前溪逸志》“筘营”条。

(59) 参见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60) 参见本书第二章。

(61) 《凤麓小志》记机业第七。

(62) 参见严重敏：《试论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

(63)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罂瓮”。

(64) 参见《养余月令》卷二十一，“缫丝”条。

(65) 参见《双林镇志》卷十三，农事（原纂）。

(66)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重刊宜兴旧志》卷一，风俗。

(6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五七，嘉兴府部山川考一。

(68)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69) 《庚巳编》卷四，“戴妇见死儿”条。

(70) 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市镇。

(71)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市镇。

(72)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73)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下引乾隆十二年武康县志；道光《武康县志》卷四，市巷。

(74)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八八，湖州府部山川考、物产考；乾隆《长兴县志》卷十，物产引康熙县志。

(75) 参见康熙《桐乡县志》卷二，土宜；康熙《德清县志》卷四，物产；康熙《石门县志》卷三，物产；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

(76)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罂缶”。

(77)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78) 弘治《江宁县志》卷三，物产。

(7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四九，杭州府部物产考。

(80) 参见《双林镇志》卷十三，农事。

(81) 正德《金山卫志》卷之下三，器用。

(82) 曾羽王：《乙酉笔记》。

(83) 参见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84) 同治时炉头镇沈氏“沈亦昌冶坊”有大炉2座，每座用冶工百余人，共二三百人。小炉3座，每座用人数不详。若以30人计，3座小炉用工共计亦近百人。大小炉合计，则当有铁工三四百人。

(85)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述。

(8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87) 参见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

(88)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89)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齐民四术》卷十，《筹楚边对》。

(90)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砖”。

(91)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物产；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物产；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砖”；顾炎武：《肇域志》第一册，苏州府；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卷二十二下引同治府志。

(92) 参见正德《江阴县志》卷七，风俗。

(93)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

(94)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530页。

(95) 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

(96) 《南漘楛语》卷四，“造砖”。

(97)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一，物产。

(98)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

(99) 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三，引《浙江通志》。

(100) 嘉庆《嘉善县志》卷九，物产引嘉靖县志；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101) 光绪《嘉善县志》卷二，物产。

(102) 参见民国《嘉善县地方性教材》，转引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182页。

(103) 参见上书，202页。

(104) 光绪《嘉善县志》卷八，风俗。

(105) 参见康熙《乌程县志》卷五，习尚、物产；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引《双林志》。

(106)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107) 道光《江阴县志》卷九。

(108) 《濮院志》卷五。

(109) 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第十一卷“石灰”。

(110) 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11) 康熙《钱塘县志》卷八，物产。

(112) 康熙《仁和县志》卷六，物产。

(113) 康熙《新城县志》卷二；民国《杭州府志》卷八十一，引道光志。

(114) 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十八，引旧志；同治《长兴县志》卷十七，引顺治志。

(115)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物产；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116) 明末《沈氏农书》中就有天晴“做泥砖”，清代“抟土之工”多是“农民于农隙时为之”（光绪《嘉善县志》卷八，风俗）。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的《华东农村经济资料》415～416页，在太湖平原农闲时节，靠近砖窑而人多的地方，做砖坯是农民的主要副业。农民做砖坯一般从三月到五月、七月到九月，一个上等劳动力可净赚10石米，一般人可赚6～7石米。参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19～20页。

(117) 嘉庆《宜兴县志》卷一，物产。

(118)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119) 参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196、198、203～204、206页。

(120)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21) 《太湖备考》卷五，湖中山；同书卷六，物产。

(122)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

(123) 嘉庆《德清县续志》卷四，法制志。

(124) 参见《白蒲镇志》卷六，义行。

(125) 《重刊宜兴旧志》卷一，风俗。

(126)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27)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28) 参见《澉水新志》卷三，海堤门。

(129) 《清夜钟》第二回。

(130) 参见嘉庆《德清县续志》卷四，法制志。

(131)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四九，杭州府部物产考。

(132) 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二，土产。

(133) 参见乾隆《长洲县志》十五，山；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134) 如无锡石资源，到乾隆时即“亦殆竭矣”（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山泽之利）。

(135) 同治《乐平县志》卷一，风俗。

(136) 同治《乐平县志》卷一，风俗。

(137) 正德《江阴县志》卷七，风俗。

(138) 参见毛奇龄：《杭州治火议》，见《武林掌故丛编》。

第六章　重工业（二）：造船（附修船）

在近代以前的重工业各部门中，造船业是最重要者之一。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多数工业部门相比，造船业生产中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更加密集，企业规模也更大。特别是在明清江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当时所有工业部门中，造船业是技术最先进、资本最集中、企业规模最大的部门。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在本章中，我们将分别讨论以下问题：（1）江南船只的种类及数量；（2）江南每年造船数量；（3）江南每年修船数量；（4）江南造船业年产值；（5）江南造船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与资本积聚。

第一节　江南船只的种类、数量与载量

江南素称水乡，船只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业化的发展，人员和货品在江南内部各地之间以及江南与外地之间的流动变得非常频繁，流动规模也越来越大。史称清代江南人民“出入江湖，动必以舟”，因此“其船只之多，大小不下数十万艘，百姓赖以资生者何啻数百万人”(1)。此外，随着资源利用方式的进步，江南渔业也更加发达。这些都对各类船只提出了越来越大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江南造船业的发展。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如海鳅、江鳊、山梭之类），或以量名（载物之数），或以质名（各色木料），不可殚述。游海滨者得见洋船，居江湄者得见漕舫……。”(2)“舟之制，江海各异。”(3)大致而言，明清江南的船只，从用途来区分，可分为客船、货船、渔船、游船、兵船五类；从航行的水域来区分，可分为内河船与海船；而从所有者来区分，则可分为官船与民船。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照明清人的普遍说法，将使用最多的船只分为农船、渔船、内河船、漕船和海船五类。由于没有关于明清江南造船业每年造船数量的直接记载，因此只有先弄清这些船只的大致数量，然后才能根据船只的更新年限来推求出造船数量。下面就看一看明清江南各类船只的数量。

1．农船

农船，又称农装，“农家大小不等，通曰农装，换粪出壅，皆用船载。而南路之罱泥船，东路之扒泥船，皆农船也”(4)。除了运肥船外，各地农民所使用的各种小船（划条船、脚踏船、乌鸦船、桨船、满江飞等等），也都属于农船。农船是江南农民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虽然体积小、构造简单，但由于农民几乎家家都有(5)，所以总数非常之大，尽管其总数到底有多大，完全无从得知。不仅如此，随着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数量的增加，这类船只的总数肯定也在不断增加。

2．渔船

江南素称鱼米之乡，人民饭稻羹鱼，因此捕鱼所用的渔船虽然“于诸船中最小，材至简，工至约”，但“其用为至重”(6)。明清时期江南捕鱼业生产比前代更为兴盛，因此江南各地大小河湖之上到处可见渔船。嘉靖时，一种叫做“打牲船”的渔船，“吴淞江、阳城湖、太湖水乡多有之”(7)。乾隆时，苏州一带渔民，“每出操小舟，以丝结网，截流而渔，俗称‘丝网船’”(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前期江南大中型渔船尚少见，可是到了嘉靖时代，据郑若曾所述，太湖及其附近江河湖泊中，已经广泛使用载量100石以上的小梢船、60～700石的丁梢船和载量100～2000石的江边船及帆罟等大型渔船。(9)江边船与帆罟之最大者，竖桅5～6道，无桨橹，专以风为动力。其规制大小，相当于大中型海船。乾隆时，太湖中仅最大的六桅罛船（即帆罟）之数已达100艘，此外，又新添六桅大三片篷船10余艘。(10)

明清江南的海上捕鱼也较前有颇大发展。江南东面的舟山群岛是著名渔场，特别是盛产黄鱼（即石首鱼）。“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但在万历时，“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捕鱼者却主要是浙东渔民，“宁［波］、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11)。而“金山、太仓近海之民，仅取以供时新耳”(12)。但尔后据顾炎武言，“每年四月出洋时，［东吴］各郡渔船大小以万计。……今渔船出海，皆在松江漴缺口，孟夏取鱼时，繁盛如巨镇……此利素为沙船所占”；每年孟夏在淡水门捕黄鱼的“苏松沙船以数百计”(13)。清代崇明海上捕鱼极为发达，“昔年双桅巨舰数千余，南洋北洋大簄网仓等，名曰春熟”(14)。因此自明代后期起，江南海上渔船的数量有显著增加。

3．内河船

郑若曾说：“内河之船，即今之官船、民船是也……。湖泖之船，大小不齐，运石者谓之山船，运货者谓之驳船，民家自出入谓之塘船。”(15)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大小客船（如明清江南小说中常常提到的夜航船、乌篷船等）。在这里，我们把各种航行于内河湖泖的客、货船都统称为内河船。江南商业发达，水网密布，各种商船往来如织，多不胜数。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说航行于其地的内河船是“千艘万舸”，并非夸大之词。

在这些内河船中，明代最常见的客船是“三吴浪舫”。这种船形制不大，“舟即小者，必造窗牗堂房，质料多用杉木，人物载其中，不可偏重一石，偏即攲侧，故俗名天平船”；“行力在梢后，巨橹一枝，两三人推轧前走，或恃缱，至于风篷，则小席如掌，所不恃也”。其灵活便捷，到处皆可见之：“凡浙西、平江［苏州］，纵横七百里内，尽是深沟，小水湾环，浪船（最小者名曰塘船）以万亿计。其舟行人，贵贱来往，以代马车扉履”；“此舟来往七百里内，或好逸便者径买”(16)。宋应星所说的这种情况，应当不是夸大。清代还有一种名为“满江红”的客船，“每驶行江、浙间，自清江浦以达杭州，载运往来南北之客”(17)。由于船只是江南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客船数量甚大。明末张岱记其父在绍兴家中建造楼船，船成，“以木排数重搭台演戏，城中村落来观者，大小千余艘”(18)。苏、松、杭、嘉、湖一带情况应当也差不多。清代每年朝山进香季节，到杭州进香者数十万人，大部分都乘坐各种客船。由南路来的船只直抵钱塘江滨，“舟舰上下，绡帆云布”；而由北路来的船只则泊于松木场，每日“何止千数之多”(19)。虽然客船数量巨大，但是究竟有多少，则完全无法推测。

航行于江南水网的内河货船，一般多为中型船只。鲍彦邦指出：明代江南解运白粮，通常是在民间“雇船装载”，当时称为“白粮船”。这些民船大小不一，“大者载至千余石”，“小者不下五六百石”，一般为小者，即“五百料中船”。他还根据不同的方志中的史料，统计出明中叶江南一些地方每艘白粮船平均载运粮数量如下：苏州府——497石，太仓州——542石，嘉兴府海盐县——400石，湖州府——980石。(20)他未说明“明中叶”确指何时，但可知是在成化以后。由此可见其时江南一般民间货船载量约为500石，但大者已达千石。以后船体增大，载量亦随之增加。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浙江省府县差官在苏州浒墅关封摄民船充浙省漕运，“未封各船，可装载七八百［石］者”，则为苏州长、吴两县封摄。(21)可见明末江南民间货船，载量在七八百石之谱或者以上者甚多，因此浙江官员封摄民船仅限于七八百石以上者。不过，由于江南水网自然条件的限制，内河船不可能造得太大。明清江南商业发达，而且清代又比明代繁盛，因此各种内河货船的数量肯定甚大且不断增加。据康熙时官员的奏报，苏州浒墅关来往商船“日以千计”，一月之内仅过关商船就多达30000艘次之多。(22)

以上三类船只有一相似之处，即其绝对数量在明代后期已颇巨，而且在明后期到清中期的几个世纪中，还在以可观的速率不断增加。但是在现存史籍中，除了诸如上面所引到的“以万计”、“以万亿计”一类泛泛之言外，却没有发现关于这几类船只数量的直接记载，甚至未看到有可借以进行推测的间接材料。因此这几类船只的总数到底有多大，完全无法估计。此外，海上渔船（特别是大船）中，有一些也可兼作货船用。(23)反之亦然。(24)因此要了解其确切数量就更为困难了。关于这些船只的主要种类与规制，从明代政府征用的渔船与货船的标准可略见一斑。(25)

4．漕船

漕船虽是内河船的一种，但属于政府所有，主要行驶于大运河，把南方的漕粮运载到北方。由于漕船航行路线、货运任务、装载货物种类都属特定，而且其建造与使用都由政府直接掌管，所以其情况比较特殊。此处亦特将漕船从内河船中抽出论之。

江南漕船，明代称为“浅船”，清代称为“江浙船”。因主要行驶于运河中，吃水不深，同时“苏、湖六郡运米，其舡多过石瓮桥下，且无江、汉之险，故桅及篷尺寸全杀”(26)，因此江南漕船不能造得太深、太宽和太高。大致而言，漕船是一种狭长的平底内河货运船，所以也被称为“平底浅船”(27)。江南漕船总数有多少？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成化时代和咸丰元年的数字，成化以后、咸丰以前，则尚未见有明确记载。兹先看看这两个数字。

明清漕粮的运输工作，都由运军或运军组成的船帮来承当。成化时，负责运送江南漕粮的南京二总、江南二总（即上江二总与下江总）、浙江把总共有漕船5044艘，约占全国漕船总数11573艘的44％。嘉靖时江南漕船增至5346艘，占全国漕船总数11503艘的46％。(28)咸丰元年，兑运江南漕粮的船帮共有江淮三、六、九帮，兴武卫二、九帮，长淮卫三、四帮，泗州卫前、后帮，淮安卫头、二帮，杭严卫头、二、三、四帮，宁波卫前、后帮，绍兴卫前、后帮，台州卫前、后帮，温州卫前、后帮，处州卫前、后帮，海宁所，嘉兴卫帮，湖州所，金衢所，严州所，嘉兴府白粮帮，湖州府白粮帮，共计32个。(29)这些船帮共有漕船2182艘，约占全国漕船总数6296艘的35％。(30)这两个数字是否足以代表成化以后、道光以前大部分时间内江南漕船的数量呢？下面依据漕粮总量与漕船载量来推求成化与咸丰之间的漕船数量。

自明代后期至清中叶（道光以前），江南八府一州每年征收解运的漕粮数量（不包括明末“三饷”所征米谷）基本上固定，大约为200万石。因此运送这些漕粮的漕船总吨位应当相去不远。但由于漕船越造越大，运载同量漕粮所需的船数相应减少，因此江南漕船每年建造的数目也在减少。

江南漕船的建造本有定式。明代规定漕船“龙口梁阔不过一丈，深不过四尺”(31)；通常可载漕米300石(32)，另外还余100～200石的载量，供运丁水手装载私货和路上生活用品，因此总载量约为500石。这个定式到了明代后期实际上已被废弃。宋应星说：“粮舡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兑每只止足五百石）。后运军私造者，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33)宋氏未说明其所说“初制”是何时之制，但我们认为应当是指明代前中期之制，因为明初明确规定漕船载运漕米300石，而嘉靖时太仓生员毛希秉还说当时“漕船大者三四百石，海船大者八九千石”(34)。但崇祯十四年，苏州抚院黄希宪致户部咨文，说其时“苏、松、常、镇四郡，漕、辽、练正耗米共二百余万石，约用漕艘三千只”(35)；即平均每艘载米600～700石，大大超过了宋氏所说的“初制”规定的500石。因此宋氏所说“初制”，当为嘉靖以后、崇祯以前之制，即万历之制。换言之，到了万历时期，漕船载运漕米额已达500石。至于漕船实际载量，依照宋氏所言高达近2000石；到了明末更增加到3000石。但是从下面引用的清初情况来看，载运漕粮500石的漕船，实际载量不会超过600石太多，因此宋氏所说的那种大船，或许是运载江西、湖广漕粮的江广船。(36)参照前引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封摄民船充运的情况和下引鄂尔泰的建议来看，当时江南普通漕船的实际载量，一般应在700～800石以上，可能多在1000石左右。

到了清初，政府重申明代中期的旧制，规定漕船龙口梁阔不得过1丈，深不过4尺，约载正耗米500石，加上免税携带土宜60石，重船载量不得过600石，吃水不过6捺（即3尺）。但是这个规定显然不符实际，因此康熙时即已被突破。“惟江南、山东、河南船式米数，不异往制；江西、湖广、浙江漕船，梁头阔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有船数不够，往往倍载粟粮，入水多至十捺以外。”(37)由此来看，虽然此时江南大部分漕船尚未逾制，但浙江漕船早在清初即已“梁头阔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38)。康熙二十一年规定江浙漕船定制为长7.1丈，实际容量已在1000石以上。(39)到了雍正二年，江苏巡抚鄂尔泰上疏说：“谨按粮艘旧式，船身虽广阔长大，而每船所装额米不过六百石，此外悉供运丁水手广载私货，以致船身过重，遇浅即阻。”鄂尔泰接着又建议：今后造漕船，“即请饬令更造如子船式，窄小而长，量其所装，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装正供，一百石以装行月口粮，余三百石地，仍许其带货”(40)。可见到了此时规定漕船载运漕米额已提高到600石，允许载量1000石，但这只不过是对实际情况的承认。雍正时对漕船尺寸的限制大幅放宽，但新的规定亦未能生效。至乾隆时，规定“年久废弛，各船每届拆造，渐放宽大，以希多载私货，并将高深丈尺，逐渐加增，以致漕船过于高大，入水太深，不特牵挽维艰，舟行濡滞，抑且行驶招风，易于失事”。朝廷在接受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又制定新定式，明令“江浙漕船，定以船身长八丈，宽一丈五尺。……较雍正间所定，仍属宽大”。但到乾隆后期，江浙漕船实际“长至八丈八九尺，宽一丈六七尺”，仍然继续加长加大。(41)这样丈尺的漕船的长度，已经比康熙时的漕船多出1/4，是载量1500石以上的大船了。(42)嘉庆时重申乾隆时的规定，即长8丈，中阔1.5丈，船底长5.9丈，栈深6尺。(43)但此举看来也没有起到实际作用。道光时，运丁“附带客货，每船数百千石不等”(44)，加上漕米（通常为五六百石），载量更多，因此魏源要求将漕船限制在1000石，而将2000石船出售与大江贩盐的巨商。(45)可见此时载重1000石的漕船，已算不上大船了。这里，我们姑认为嘉、道时期一般的漕船载量，大约为1500石。

漕船单船载量增加，运载同样数量的漕米，所需船只数目自然会减少。正因如此，明末虽然因加派而导致漕运数量增加，但漕船总数较前仍明显减少。从前引黄希宪所说崇祯后期苏南四府漕、辽、剿、练正耗米200余万石需漕船3000艘的情况来推断，明末江南的漕船总数当在3600艘左右(46)，比成化时的5000多艘已减少近1/4。清代江南漕船数量继续减少。道光五年讨论漕粮海运问题时，施彦士说：江南近海漕运旗丁，“苏、松、常、镇四十七帮，约计军船二千四百余只”(47)。此说所说“军船”即漕船。英和也说查“江苏出运船二千数百只，浙江出运船约千余只”(48)；与施氏语合观，可知英氏说的江苏实即苏南苏、松、常、镇四府。而浙江交兑的漕粮则全出于杭、嘉、湖三府。(49)因此道光初年江南共有漕船三千数百艘（兹以3300艘计），比明末又减少了近1/10。那么，咸丰元年江南漕船总数仅约有2200艘，与此相差颇大，又当作何解释呢？其中缘由其实并不难理解：道光时期征解漕粮逐年递减，特别是江南漕粮额最高的苏、松、太三府州，减少最多。到了道光二十七年，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等人向朝廷指出：苏、松、太三府州属近年来所征漕粮还不及原额的一半。(50)所征收到的漕粮大幅减少，漕船数量也随之明显减少，是很自然的。由于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清代前中期大部分时期的情况，因此这里我们以道光初年的情况为代表。由此可知，明代后期江南的漕船总数大约为3600艘，而在清代中期则约为3000艘。但是实际载量，清代中期却比明代后期有颇大增加。

5．海船

关于明清江南海船的情况，已有不少学者作了专门的研究。我们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讨论。对于一些尚有争论或尚未得出一致见解的问题，我们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江南所造海船主要是适于北洋沿海航运的沙船。因此沙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江南与华北沿海及辽东之间贸易往来的规模。在明代，这种贸易规模尚有限，因此江南沙船的航行范围，虽然北至天津，南至南洋，但主要是江南至山东胶州湾。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巨变。不仅江南与华北沿海之间的贸易大幅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江南与辽东之间的贸易急剧扩大，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规模最大的两地贸易之一。因此北洋航线上的贾舶数量也随之大大增加。这些贾舶主要就是江南沙船。

据周世德估计，到嘉靖时，长江三角洲（包括江北的通州、泰州等地）一带，已有沙船千艘以上(51)，其中苏州府就有二三百艘(52)，而松江府更多。因此胡宗宪说可以征用“沙耆民船二三百只”(53)充当兵船防倭。此时的沙船，“双桅习以为常，甚至有五桅者”(54)。明初海运漕粮的遮洋船，“制视漕船，长一丈六尺，阔二尺五寸，器具皆同”(55)，是一种小船。但嘉靖时官府仿照民间沙船建造的二百料巡沙船，船面自头至梢长6.1丈，底长4丈，中阔1.23丈，深4.2尺，双桅，载量200石。(56)而双桅以上的沙船，则多是10丈以上的大船。(57)由此可见其时江南沙船尚以中小船为主。嘉靖以后沙船继续增加。隆庆六年复行海运时，募沙船100艘，隆庆七年又增至200艘，说明民间沙船已有颇大运载能力。到了明末，活跃在江南附近海上的沙船，除去通州、泰州等地的船外，总数应当在千艘以上。在船数增加的同时，船只载量也在增大。明末江南沿海各防营所用之沙船，大多可载千石或千石以上(58)，比万历时龙江船厂制造的二百料巡沙船的载量增加了许多。民间沙船的情况当亦相类。

清初厉行海禁，海船数量大为减少。康熙二十三年大开海禁后，又逐渐转盛。康熙后期以来，江南与东北之间的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同时与山东及东西二洋的贸易也有发展。(59)故江南海船总数明显增加，船体也不断扩大。大致而言，嘉庆初年上海千石以上的海运沙船，最多达到3600艘左右。道光初一度减少，降至1400艘左右，经过补充，又回升至2000艘左右。(60)加上江南其他地方的大小海船，则嘉庆时共5000艘(61)，道光初约3000艘(62)，道光中叶则上海一带沙船又超过5500艘(63)。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道光初沙船数目减少，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嘉庆以前，江南沙船至关东每年往返不过2次，而至道光初增至4次(64)，即一船可抵二船使用。第二，据日本方面的记载，18世纪初到日本的江南沙船（南京船），通常船体高1间3尺（1.56米），舻高3间4尺5寸（4.14米），全长18间（21.6米）；但到19世纪初期，去日本的江南沙船有的长24间（28.8米），宽7间（8.4米），深5间（6米），桅杆3根，乘员111人。(65)这一记载与中国方面的记载相符。

大体而言，嘉庆以前船体较小，大型沙船载量不过载官斛3000石(66)；而至道光初，大型沙船载量达3000关东石，即7500官石(67)，增加了1.5倍。因而道光时载量为1200石的中型沙船，即已相当于嘉庆初3000石的大型沙船。嘉庆十六年筹办海运漕粮，江苏督抚说“头号沙船不过五六十号，海船带米不过四百石”(68)。施彦士指出这是“有意从少而言”，实际上应是开始使用关东石为量具的缘故，因为换算为官斛，400关东石相当于1000官石。(69)包世臣说嘉庆时上海沙船“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70)；而道光时齐学裘在上海调查沙船，说：“查上海沙船底册，除小船不计外，其中大中两号沙船，自千石以上至二千石者，不下一千三四百号。”(71)所用标准比包氏所言降低很多，实际则是因为齐氏所用容量为关东石。陶澍也到上海调查，说沙船“大者可装米一千四五百石，中号可装八九百石，小者可装四五百石”(72)漕米通常“七分装载”(73)，可知全载大者为2000石，中者1200石，小者600余石，与齐氏所列标准同，也是以关东石为量具。嘉、道之际沙船船体明显扩大，主要原因当是东北豆货大量输入。“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74)，又要赶在“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之时，“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75)。因此采用东北量制，并不足为奇。1834年英国船胡米夏号抵沪，英人乘此机会对上海航运作了一些实地调查。据其计算，在一周内进出黄浦江的船只有400余艘，每艘吨位自100吨至400吨不等。这些船只大部分走北方，小部分走闽广，个别走南洋。(76)走北方者主要为沙船，据此可知每艘吨位大约在100～400吨之间。沙船载米，通常以20石（苏石或官石）合1吨计(77)，则100～400吨合2000～8000石。再折为关东石，则合800～3200石。(78)揆诸上文中所引齐彦槐、陶澍所说情况，可知载量2000关东石者还不是大船。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证明了道光时上海沙船确乎使用关东量制，否则大船载重8000官石，小船载重2000官石，就与其他记载不符了。因此道光中期江南海船多达5000艘，比明末增加了4倍，而实际载量则增加了9倍以上。

第二节　年造船数量与吨位的增加

明清江南造船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即每年建造船只的数量与吨位的增加。由于没有直接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以下的方法来推求。首先，了解江南使用的各类船只的总数是多少；其次，确定其中有多少船只是在江南建造；再次，了解江南各类船只的使用年限；复次，根据上述结果，对明清江南每年造船的数量作出估计；最后，比较各时期造船数量，观察其变化，以判别是否有增长，以及增长幅度有多大。因为我们仅只知道明后期和清中期两个时期江南漕船、海船的总数，所以这里也只能对这两类船只的建造数量进行估算。

一、造船地点

明清江南所使用的各类船只数量巨大，而这些船只基本上都是江南本地制造的。因此建造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明清江南的一项重要产业。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各类船只的建造地点在何处。

1．民船

在江南本地水网中使用的各种民船（农船、渔船与客船、货船）中，小型船只的建造比较分散，各地皆有；大中型内河客船、货船和渔船的建造，则以太湖周围地区最为集中。例如吴江县濒太湖，其东南境乡民以操舟为业，“无虑以万计”，捕鱼、运输，南至杭州，北至镇江、通州。康熙时该县即已有专门的“船作”，属下的同里镇是个造船中心，“造作之属曰船厂，在辽浜，居民多于此设厂造船”(79)。太湖南岸的乌程县造船业发达，所出船只有农船、渔船、装船、沙飞船等10余种。康熙时，该县小湖、织里等地居民以“业造船”著称。(80)该县属下乌青镇的南栅、西栅都有船厂，有孙永茂等20余家。乾隆时，这里出一种“桦船”，用桨不用橹，迅捷便利，往往被“盗贼”所用，以致官府下令禁止，规定“船厂不得制造”(81)。嘉兴县在康熙时则出产“少船”等多种船只。(82)太湖中日益增加的巨型渔船，则都是在太湖东岸胥口的下场湾、西山的东村、五龙船的蠡野、光福的铜坑等地建造的。编蒻篷、打亶缆则在冲山，而漫山居民百余家，都“以造篷为业”(83)。可见，太湖东岸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并出现了建造大船的造船业中心。

2．漕船

江南漕船的建造地点前后变化颇大。漕船是官船，又都是大中型船只，因此建造比较集中。明初曾规定江南漕船主要由设立在南京的龙江提举司修造，稍后转移到设立在江北淮安的清江提举司修造。宣德以后则“改归原卫自行料理”，即由运军各卫“计料”，设厂雇匠造船。虽然运军也可依旧例即委托清江船厂制造，但基本上是自造(84)，所以也被称为运兵自造(85)。由于各帮自行设厂雇匠造船，所以比较分散，但也有较大的专门建造浙江漕船的造船业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钱塘船厂和仁和船厂。钱塘船厂（又称宝船厂）大概位于钱塘江边。因流传下来的记载不多，除万历三十三年还修整宝船厂海塘工程外，其他情况已难知晓。仁和船厂原位于杭州仁和县谢村，但因“择地不良”及其他原因，嘉靖二十三年以前“厂实隘陋……居业非所，故有侵缓之失、苟且之虞，非团造之意也”。至此年，工部主事谢体升、指挥牛天赐等主持该厂，经实地考察后相中北新关外的板桥，于是卖掉谢村船厂，另建板桥船厂，遂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造船业中心，每年建造载运漕米450石的漕船200艘左右。(86)嘉靖三十八年，朝廷又“令浙江粮船于北新关设厂，工部抽分主事兼理打造”(87)。除了这几个大型造船厂外，湖州府乌程县明末曾造“江船四百余只”(88)，应当也是一个漕船建造中心。崇祯时太仓卫指挥王登显，也奉命在当地建造漕船。(89)清初郑日奎上疏，请“惟仿清江厂制，于省会镇市之地，起立船厂”。而实际上，漕运总督已先上疏请将江宁三十二帮岁应造船120余艘，归龙江船厂承造。(90)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清代江南的漕船，兴武、江淮等卫帮主要在江宁造，浙江各帮主要在仁和、钱塘造，因此在江宁、仁和、钱塘都有较大的船厂。其余的金山、苏台、镇江、镇海等卫帮，则由运丁在当地设厂制造。(91)嘉、道时运河漕运困难，谢阶树说：“今江南大吏又造［漕船］一千只，一船载三百石。”(92)可见也都是在江南各地建造。

3．海船

元末江南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开办了庞大的官营海船建造厂。除著名的南京宝船厂和龙江船厂外，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据《明实录》中有关资料统计，自永乐元年至十七年，明政府在南方各地建造海船21次，造船2013艘（缺一次之数）。其中提到苏州3次，松江1次，镇江3次，南京（京卫）2次。永乐五年在南京龙江船厂为郑和下西洋建造的海运船，多达249艘。(93)另有造宝船2次，当在南京宝船厂。提到浙江的次数甚多，不过难于确知具体地点。由此可见，南京等地是当时海船建造业的中心。宣德以后，官营海船建造业逐渐衰落，但官营船厂的造船活动并未全停止。(94)除官府建造外，江南沿海防军也有船厂建造海上沙船。故崇祯后期漕船紧缺时，苏州抚院一方面命令调用沿海各营“空闲宽大沙船……堪装运千石以上者”暂充漕船(95)；另一方面则拨公帑下太仓卫指挥，“赴厂发给各匠头马言德等，星夜前往外江天宁洲等处采买木料，回厂刻日兴工”(96)。可见军队系统的海船建造业，也有一定规模。到了清初顺治、康熙时代，清政府在松江、苏州、镇江等地也多次造兵船，出海清剿舟山及其他反清据点。(97)在乍浦兴建的兵船厂，承担着“修造战船器械”的任务，有“官厅三间，耳房四间，后房三间，储料草厂三座，炊爨厂一座，土地祠三间，工作所九间”(98)。应当说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造船厂。然而，比官营海船建造业更重要的，是民间造船业的逐渐兴起。

明代江南民间海船，多在沿海沿江地方制造。明中叶以后，太仓、崇明、常熟、江阴、通州、泰州等地大户多自造双桅沙船十数只，小户则数家合伙备造。(99)崇明一带至明末已出现拥有海船数十艘的大船主。(100)但是明代江南沙船数量不算很多，而且肯定有一部分是在江北通、泰等地制造的，因此江南每年所造的新船，数量也颇有限。正如嘉靖时胡宗宪所说的松江那样，“本府所造之船，数本不多”(101)。

清代江南民间海船建造数量很大，又多系大船，因此这些海船究竟在何地建造就更值得注意。吴承明认为清中叶上海的沙船，“多数是在福建、浙江等木材产地制造，少数在本地制造”(102)，但遗憾的是没有附上证据。我认为：虽然确实有在福建以及浙东建造沙船的记载(103)，但是沙船主要还是在江南（虽然不一定都是在上海）制造。从本书第八章可知，清代江南大量输入外地木材，并且有史料明确说江南到福建采办船木回去制造战船。又，浙东、福建一贯制造尖底船，与江南所造平底沙船工艺不同。因此恐怕运木回来制造更为现实。从一些史料来看，江南确实制造海船。除前引《历年记》等谈到松江造大型沙船外，乍浦、苏州也是重要造船基地。乾隆《平湖县志》卷六风俗载：“乍浦滨海……居民或造巨舰出洋贸易。”苏州则造海船更多。康熙五十五年清圣祖说：“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104)虽然此说肯定有所夸大(105)，但是也表明了苏州海船建造业的确颇为发达，否则人们不可能凭空向清圣祖报告。此外，崇明、上海、南汇、宝山等地也是重要的（或许还是更重要的）海船建造地。如包世臣所说，清代江南沙船“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他们“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106)。这里包世臣并未说他们曾到浙东、福建去造船或买船。因此在未看到有力的证据之前，我们认为江南海船主要在本地及毗邻的通州、海门等地制造。大庭修也指出，到日本的江南海船，是在苏州、上海、舟山等地制造。(107)其中特别是上海，到了清代中期，由于成为江南最主要的海港，因此也变成了海船修造业的中心。(108)到了1840年代，外国商人也以上海作为其船只修造的基地。1848年英国人编纂的《中英年历》就谈到当时外国商人在上海经营的各种行业中，“造船以及与造船有关的锻冶、制绳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仅在1851—1852两年中，外国人就在上海新建了6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和行号。(109)

因此，明清江南内外水域中所使用的各类船只，基本上都是在江南建造的。

二、船只使用年限

关于船只的使用年限问题，明清史籍中仅有政府对于漕船和兵船以及其他一些官船的使用年限的规定。因此我们也只能据此来进行分析。

1．漕船

漕船的使用年限，明清两代政府均有严格规定。明代漕船使用年限的确定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按照是否过坝（如瓜洲坝），一是依据造船所用木料。江南船（又称为过江船），“因其往回经瓜洲二次故也”，所以“五年一造”。又，按照木料，则是“系杉木者十年一造”，“系楠木者七年一造”，“系松木者五年一造”(110)。江南漕船木料大概是以杉木为主，因此后来“酌定十年一造”，清代因之。(111)清初有人曾提出“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几年”。但姚文然反对说：“漕船与江船不同，过闸赶帮，拽浅守冻，回空一迟，修艌不及，又攒新运。多有十年不及而损坏者，节经题报行查。况既经十年，约往返六七万里，即有未坏者，不过百之一二。”(112)因此直至道光时期，仍是“十年折造”(113)。也就是说，为保持漕船总数不变，每年要建造相当于漕船总数1/10的新船来替换、淘汰旧船。为此政府规定各卫所每年抽造1/10，每届十年全帮轮造完毕，谓之“加一成造制”。运满十年的船只称为“满号船”，不得继续出运。如镇江卫前后两帮共有漕船175艘，按规定每年应建造新船17或18艘更替满号船。嘉庆二十年该帮有满号船35艘，运丁提出仅造新船5艘，另外30艘则用满号船修整后继续出运，但官府认为不合“加一成造”之规，予以批驳。嘉庆二十、二十一年，负责兑运嘉兴、湖州漕粮的台州卫、宁波卫有满号船25艘，船身仍坚固，获得官府批准后，方得继续出运一年。(114)前引道光时施彦士说：“苏、松、常、镇四十七帮，约计军船［即漕船］二千四百余只，每年约须造船二百数十只”，可见每年更新数确实为总数之1/10。

2．海船

海船使用年限，中国史籍中未见有明确的记载。清初胡文学说：“江浙二省土产，松木为多，入水易腐，船底一经海外咸水，即生虫蛀，每年不加焚洗，立见朽烂，加之风涛冲击，樯桅柁楫未免损伤，或板漏篷攸，因而委之无用，前工甫毕，新工又起。”(115)从松浦章对日本方面关于清代航行于长崎与江南之间民间沙船（南京船）记载的分析来看，沙船航龄长者可达40年以上。不过大庭修也指出：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到，沙船建造后八年即成为需要修理的“旧船”。(116)萧国亮曾采访世代经营沙船业的船老大宋学成和船头马伯岳，据二人回忆，一艘沙船可用百年，但航海损坏极快，往往每年一小修（涂一遍桐油），三年一大修（更换朽木，填补裂缝，油艌）。(117)虽然有大修小修，但整个船体在使用一定年限之后还是会报废。此时整只船就要拆散。

由于没有关于江南海船使用年限的直接记载，因此我们只得从有关战船更新年限的规定来推测。江南战船主要在沿海活动，因此其使用年限应当与同样主要在近海航行的沙船相近。嘉靖时江南的战、哨船，按照规定，是“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嘉靖十三年战船裁减后，“仅只二百只，以常期计之，每岁所当修造者不过各二十只耳”。李昭祥主持龙江船厂后，“欲合战舰之数，量其大小、难易，均为十班，每班二十只，每岁定限修造各一班”(118)。这个规定也沿用到清代。康熙二十九年规定：“各海汛战哨船新造后，三年小修，小修后三年大修，大修三年后尚堪应用，仍令大修。或不堪修理，督抚题明拆造。”(119)此外，清代广东官府也规定：大、中、小米艇等官有船只，“自造竣驾出之日起，每届三年小修，再三年大修，再三年拆造”(120)。米艇本是一种沿海航行的轻便商货船，大概因先前专用来载运米谷而得名，后因其轻便快捷，也被用做兵船。以上规定，即针对作为兵船的米艇而言。(121)明清的战船与民船，在构造上本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装备不同而已。(122)因此战、哨船乃至征作兵船使用的民船使用期限仅为十年左右，而民间沙船的使用期限却长达百年，看来是不可能的。

不过，民间海运商船的有效航龄确实比战船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战船是官造，而在官营船厂中，除了管理不善外，还有官吏贪墨、克扣造船材料、以次充好，加上勒索工人，以致“匠工之所得者仅十之六七”，“匠作视船为官物，无诚心体国之义”，因而粗制滥造。(123)民间商船系商人自造，力求安全耐用，因此其制造远比战、哨船精良。(124)实际上，官营船厂如果克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通病的话，其所造之船也可使用更长的年限。例如明代龙江船厂建造御用大小黄船，同战、哨船一样，也是“俱照例五年一修，十年一造”，但也有少数制造坚固者，“每至三十余年尚堪撑驾”(125)。换言之，这些船只的有效使用年限可达一般质量的同类船只的3倍。万历时张燮说：“或谓水军战舰，其坚致不及贾客船，不知贾舶之取数多［即造价高］，若兵舰所需县官金钱，仅当三之一耳。”(126)因此，倘若船只的有限使用时间与其造价成正比，则民间海船的使用年限应为战、哨船的3倍左右，即30年左右，恰与前面大小黄船之质量优者同质量一般者的差别相同。因此兹以战、哨船使用年限之3倍（即30年）作为民间海运沙船的有效航龄，应当说较为合理。

从松浦章关于清代鸟船的研究中所引日本的记载来看，清代到日本的中国商船，航龄最长的为20年左右。(127)虽然记载的只是中国海船到日本的年份，在这些年份之前或之后有关海船可能还在使用，因此实际航龄应当比上述年限要长些，但是清代往来中日间的海船，大多是得到双方官府特许的船只，这些海船的运输业务也主要集中于中日间的海运，相当专业，因此在其他航线上承担海运不是其主要业务。有鉴于此，我们估计海船一般有效航龄在30年左右，应当是比较合理的。(128)

三、造船数量

根据以上所得到的船数与使用年限，即可知道江南每年建造漕船和海船之数。要维持崇祯时的3600艘和道光初年的3000艘漕船，每年分别必须造360艘和300艘新船。同样地，要维持明末的1000艘和道光时5000艘左右的海运沙船，每年必须新造沙船33艘和167艘。不过这些沙船是否都是在江南制造，尚需弄清。前面在讨论明末江南的沙船时，已将造于通州、泰州等地的除去，故可将其视为江南所造。而清代的情况则尚未分析，故兹略作讨论。道光五年在讨论漕粮海运问题时包世臣说：“沙船，每一州县之船为一帮，共十一帮，而通州、海门、崇明三帮为大，俱有船五七百号。”(129)此时江南所有沙船以3000艘计，除去通州、海门二帮之船共1200艘（通州、海门、崇明三帮船均以600号计），余下的1800艘，应为江南船。若各帮船只均自造为主，而且这个比率可大致代表江南与江北所造沙船的数量分配，则道光时江南每年新造海上沙船167艘中，江南本地所造者约为100艘。

当然，上述两个估数，都只是大致的平均数。由于各种原因，江南每年实际造船数量经常变动。例如在嘉庆后期，因“商贾利微，脚价太贱，船商无力修舰，以致朽坏者居多”，造新船很少，故上海沙船总数减少过半。(130)尔后到了道光初年海运南漕，商人见有利可图，又大造沙船。魏源说“增造沙船三百余艘”(131)；包世臣说“新造大船五百余号”(132)。这些船只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的。不过，如果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船只，而船只的使用年限又是相对固定的，那么每年新造船数会有一个大致的数量标准。即使各个年份造船数有变化，也是围绕这个标准上下波动的。

总之，大致地说，在一般情况之下，明末江南每年造漕船约360艘、海船30艘；道光初年则每年约造漕船300艘、海船100艘。

此外，这里还要强调：在漕船和海船之外，明清江南还有农船、渔船、内河船等类船只，因史料欠缺，我们无法推测这些船只的数量。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船只的数量，比漕船和海船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在明清时期也有显著的增加，其增加幅度当明显大于漕船。

第三节　造船业产值与从业人数的增长

由于只有漕船和海船可以估算出其总数，因此我们关于明清江南造船业的产值与从业人数的讨论，也只能限于这两类船。

一、造船业产值

江南造船业的产值，可用造船总数与造船单价求得。

1．漕船

漕船的造价，明初规定每艘为61.9两（松木制）和77.5两（楠木制），但“后乃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133)。弘治以后上升为105.5两。之后继续上升，仅料价银就升至120两。(134)嘉靖八年，查得“漕运底船事例”，“每只定作银二十两外，给官银一百三十两”(135)，即上升到了150两。到了明末，侯曾峒说嘉定县如恢复漕运，本县漕粮5.3万石，估计造漕船费要3.74万两银。(136)每船载量以700石计(137)，当造漕船76艘，每艘造价实际已达490两，接近500两。实际造价与官定造价悬殊如此，故官府亦不得不将官价提高到280两。(138)到了清初，“物料工价，数倍往时。［运丁］领二百八十两剥削之银，造六七百金之艘”(139)。康熙十一年，浙西水灾，朝廷允许改折漕粮，浙江嘉、湖两府及杭州府的钱塘、仁和二县，得将漕粮“改折征银”。运银不用多船，“应减存漕船六百六十只，可省造船银三万九千六百余两，修船灶具银四千余两”(140)。所减漕船660艘，按使用年限的规定，每年应新造66艘，共用造船银39600两，平均每艘造价为600两，与上述清初战乱甫定时情况相同。以后造价还在继续上涨。嘉庆时，“各帮大造船只，物料饭食，日益增昂，例价实有不敷。其有屯田津贴之厂，均匀贴造，力尚可支。至江淮兴武等帮，并无屯田津贴，轮届大造，重利借贷，债负纠缠，日甚一日”。两江总督孙玉庭不得不上疏，请求“仿照浙江办法，请于粮道、藩司两库，酌筹闲款，发典生息，量于例价之外，增给造运，俾丁力不致拮据”(141)。这时的漕船，多已是载量上千石甚至上二千石的大船。参考其时盐船及海船造价，这样规模的漕船每艘造价亦当上千两乃至数千两银。(142)因此嘉庆十六年，政府规定每船除原发给的料价银208两之外，另贴补500两。(143)但这仍然远远不够，而且工银还未计算在内。一般而言，清代中期江南漕船实际造价，每船约在1600～1700两之间。(144)道光时的造价应比嘉庆时高，兹以1700两计。

明末江南每年造漕船360艘，每艘造价以500两（实际造价）计，则总造价约18万两。与此相对照，道光时江南每年造船300艘，每艘造价以1700两（实际造价）计，总价当达50万两以上，比明末多出近两倍。由此可见，漕船建造业的年总产值，确实有明显增加。

2．海船

江南海船造价，明代无明确记载。明初海运漕粮常用的遮洋船（长6丈），造价仅113两余。(145)明代中期遮洋海船每艘的料价银为250～290两，而漕船每艘的料价银为120～127两，因此海船料价银约为漕船料价银的2.2倍。(146)加上人匠工银，其数更多。明末江南漕船的实际造价近于500两（490两），若其时海船与漕船的造价之比与其料价银之比相似，则海船造价当为1000两左右。(147)康熙五十五年清圣祖南巡过苏州，见船厂，得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他怀疑说：“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148)可见其时官府所造海船的造价，也在1000两左右。民间造船油艌坚致都超过官船，明代造战船费用仅为贾客船的“三之一”(149)。因此民间海船的造价应当比官船造价高。

康熙以后，由于海船越造越大，加上木材价格上涨，因此造船费用也不断上升。嘉庆时包世臣说：清代江南沙船“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他们“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150)，石韫玉说明是“计海船一只，其大者可装二三千石者，估需工价银七八千两”(151)。但至道光时，齐彦槐说“大号沙船造价盈万，中号需数千”(152)，即大号沙船造价提高了30％左右。谢占壬说：浙江海船，“商货价值五六千金，船价亦值五六千金”(153)，应是中号海船的造价。道光时上海沙船主李也亭拥有沙船十余只，“每船值银数万两”(154)。因此海船的造价低者五六千两以上，高者达数万两。

因此，明末江南每年约造海上沙船30余艘（兹以30艘计），每艘造价以万历时海上沙船造价1000两计，总造价约为3万两。道光时江南每年新造海上沙船100艘，每艘造价以中型沙船造价6000两计，则总造价为60万两。

二、从业人数

造船业的从业人数，主要即造船所需的工人数量。而造船所需的工人数量，可以从建造一艘船所需的工作日（人工）数来推求。在现存的史料中，对造船人工数记载最详细可靠者，是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卷七考衷志“稍食”条。下面就由此出发来看明清江南造船业所需工人数量的问题。

《龙江船厂志》是嘉靖三十至三十二年李昭祥主管龙江船厂时所作关于此官营造船厂生产活动的第一手记载。由于李氏主管该厂时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负责，因此所记情况也十分翔实可靠（特别是最接近他任职时间的嘉靖中期的情况）。据该书卷七“稍食”，嘉靖二十九年造一艘长8.8丈、底长6.2丈、中阔1.56丈、深0.52丈的四百料巡船，共需1955工。巡船虽是兵船，但一般仅作日常巡逻之用(155)，对船只的机动性、设备等要求不高，因此制作也较战、哨船要简单一些。(156)这里我们将其作为建造漕船所用人工的参考。此船尺寸与嘉庆时规定的江浙漕船尺寸相似。(157)如此尺寸的漕船，实际载量应大约为1000石。(158)因此在未有其他史料可用的情况下，可以姑认为建造这两种船的人工大致相似。也就是说，建造一艘载量为1000石左右的漕船，大约要2000个工作日。但是这仅是指“正工”（即专业工匠）而言。此外还有数量很多的“杂工”。“兵部政册内，每船杂工不下百数，如车船起侧、落墩、出水之类，皆计工给银，匠作乐于趋事，而无苟且之心。本厂每一大船出入，至用二三百工，然计料时只算正工，凡诸杂工悉倚办于帮军。”(159)因此建造一艘漕船所需的实际工作日数，要大大超过上述的2000个。兹将杂工以250个计，与正工合计，工作日共约2250个。如前所述，明末江南漕船的实际载量大多为1000石左右，但在清代中期，这样的漕船只是小型漕船了。明末江南每年造漕船360艘（每艘载量约1000石），共需人工81万个。按照一个工人一年工作300日计，需工人2700人。清代中期每年造漕船300艘，但漕船载量增加，达到2000石左右。龙江船厂建造一百料战船（嘉靖三十年）、二百料战船和四百料战船（均嘉靖三十一年）所需人工之比则为1∶1.3∶3.4，而建造二百料巡船（嘉靖三十一年）和四百料巡船（嘉靖二十九年）所需人工之比为1∶3。因此建造同类船只时，船只载量的增加与所需人工的增加之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假设为一种正比的关系，就会低估人工增加的幅度。在这里，我们依然采用正比来进行估计，因此得出的结果应当低于实际数。换言之，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估数。据此比例，则造一艘实际载量1500石左右的漕船，所需人工约为造1000石漕船人工的1.5倍，即约合3375个。道光时代江南每年造漕船300艘，共需100万个人工，或需3400个工人工作一年。

建造海船所需人工更多。周世德估计明清造中型沙船一艘，用工800～900个。(160)但这个估计肯定太低。嘉靖三十一年龙江船厂建造一艘长6.1丈、中阔1.23丈、深0.42丈的二百料巡沙船（载量200石，见上文），需630工。加上杂工，已接近800工。(161)明末民间沙船载量一般为1000石，因此所用人工应大大高于周氏的估数。按照前述明末建造一艘载量为1000石的漕船与沙船造价的比例（1∶2），那么明末建造一艘沙船的人工，当在5000个左右。康熙十六年，松江府奉命造大型沙船15艘作兵船用，“每日千工，三个月完竣，亦非轻易事”。(162)即造大型沙船一艘，需工6000个，与我们计算的结果差近。而江南大型沙船的载量，在嘉庆以前，尚未见有达到3000石者。同时作兵船之用而造的沙船，为了实战的需要，必须轻快便捷，肯定不可能造得太大，因此其载量应当也不会比1000石多出很多。这里，我们姑认为明末江南海上沙船造船所需人工约为每艘5000个。据此，明末年造沙船30艘左右，共需工15万个左右，需500个工人工作一年（每年工作以300日计）。清代道光时沙船体积大大扩大，中号沙船载量也达到3000官石（或1200关东石）。如果所用人工与沙船载量之比依旧，则造一艘这样的沙船需15000工。此时江南年造沙船约100艘，以中型沙船计，需工150万个，合专业工匠约5000人工作一年。

三、其他船只

漕船和海船之外的各类船只，因史料欠缺，无法推测其产值及从业人数。但在《龙江船厂志》卷二和卷七中有一些材料，可以用于对这些船只的建造情况进行分析。

1．农船

从近代的情况来看，江南农民所使用的船只，尺寸与下面所说到的小型渔船差别不大。因此建造农船所需人工，也应与建造小型渔船所需人工相近。

2．渔船

南京光禄寺所属的“供应打渔船”（即金水河渔船），船面自头至梢长2.23丈，底长1.73丈，中阔4尺，深1.5尺。当时江南内河小型渔船，可能与此相差不大。在嘉靖二十九年建造一艘这种渔船，需要84个正工。明清江南广泛使用的中型渔船（如前面所提到的载量100石以上的小梢船及载量数百石的丁梢船等），建造所需人工则又远多于此。至于太湖中的巨型渔船（如载量1000～2000石的五六桅江边船、帆罟以及六桅大三片篷船等），其尺寸和形制与大型海船相似，所需人工也应相近，即每艘在5000～10000个。乾隆时，太湖中仅最大的六桅帆罟数目已达100艘，又新添六桅大三片篷船10余艘。因此建造大型渔船所需人工总数，也十分可观。

3．内河客船

龙江船厂制造的叁板船（划船同），船面自头至梢长3.95丈，底长3.45丈，中阔8.4尺，深3.15尺；轻浅利便船，船面自头至梢长5.6丈，底长3.66丈，中阔1丈，深3.7尺。这两种船，可以视为当时小型和中型内河客船的代表。(163)在嘉靖三十年建造一艘叁板船，需要212个正工；而在嘉靖二十五年建造一艘轻浅利便船，需要905个正工。

4．内河货船

永乐北迁后，明代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书档案和典籍仍然保存在南京后湖湖心档案库中。为管理这些文献的胥吏往来和搬运物品而制造的平船，是龙江船厂制造的各类船只中最简陋的一种。该船船面自头至梢长3.97丈，底长2.59丈，中阔7尺，深3.3尺。嘉靖二十五年造一艘平船，需137个正工。这种船只可以视为江南民间普通小型内河货船的代表；而民间大中型货船，则可能与漕船差别不大。

以上各类船只规格大小不一，船型构造也颇有差异，不像漕船那样有官府制定的统一建造规范。因此不仅其数量无法计算，而且其投资、用工等情况在史籍中也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一般而言，这些船只以中小型者居多，制造地点分散，不像以大中型船只居多的海上沙船的制造那样集中。在多数情况下，农船、小型渔船及小型客、货船等的制造尚未形成专业化生产。换言之，没有专门的船厂建造这些船只，这些船只的制造往往带有临时性或季节性生产的特点。因此之故，这些船只的建造也常常被忽视。但实际上，由于它们的总数比漕船和海船的总数要多得多，因此这些船只的建造业的总规模也比漕船和海船的建造业规模更大。

第四节　修船业的发展

木制航船需要经常维修，加上江南船只数量巨大，因此船只的维修成为一项常年开工的产业。特别是海船的维修更是如此。周世德据上海道衙门册籍，统计并指出道光时上海一带沙船不下5000艘，而其中坚实可用者不下2000艘。(164)也就是说大部分船只正在维修或需要维修，可见江南海船维修业的总规模确乎不小。

一、维修情况

明代各类官船基本上是“五年一修，十年一造”。例如龙江船厂建造的战、哨船及快船等兵船，主要航行于长江及沿海，都执行此规定。该厂建造的其他船只，大多仅在南京本地皇家御苑中，并不经常使用，但其维修次数也与兵船差不多。在这些船只中，御用大小黄船是“照快船事例，定限五年一修，10年成造”，“俱照例五年一修，十年一造”（这里所说的“修”，应当是指大修）。南京后湖船只（座船、平船），是“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一造”，而金水河渔船则“五年一修，十年一造”(165)。因此大致而言，官船在10年的使用年限内，大约大修1次，此外往往还需要小修1次。漕船因使用频率高，损耗大，所以虽然规定是“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166)，但实际上“每旧船回次”，都要维修。(167)在漕船的10年使用期内，经常是每年都要出运，因此也要每年维修。(168)

海船终年航行在海水中，情况与内河船以及往来于江海之间的兵船有所不同。前引清初胡文学说：“江浙二省土产，松木为多，入水易腐，船底一经海外咸水，即生虫蛀，每年不加焚洗，立见朽烂，加之风涛冲击，樯桅柁楫未免损伤，或板漏篷攸，因而委之无用，前工甫毕，新工又起。”因此需要比内河船更多的维修。官有海船的修理次数，明初规定“凡在京沿海去处海运辽东粮储船只，每年一次修理”(169)。由此可知，官有海船的维修次数，比其他官有船只要更多。

关于民间船只维修情况的记载，我迄今尚未发现。但是如前所言，民间船只制造比官船精良。与此相应，民船的维修工作肯定也做得更好，不仅维修次数更多，而且维修质量也更高。因此我认为官府制定的有关船只维修的规定，基本上也适用于民船。换言之，民间内河商船，可以比照漕船的“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大约是10年内大修1次，小修1～2次。至于农船和小型渔船的维修情况，未见于记载，想必是随坏随修，未有确定维修次数。不过因为其使用频繁，因此维修次数应当不会少于明代南京光禄寺所有的金水河渔船的“五年一修，10年一造”，或者说在10年中至少要大修1次。

民间海船的维修，我仅见方以智与张燮二人简单提及此事。方氏说“吴船岁一油之”(170)，张氏则说海船“每岁往还，岁一修缉”(171)，由此可知每年必须维修一次。民国时期上海海运沙船的维修，据前引萧国亮的采访，大约是三年一大修，一年一小修。大修是将烂木头换掉，把木头裂缝补上，然后油艌一新；小修则主要是涂一遍桐油。若以后说为准，则在海运沙船有效航龄30年中，共需大修9次，小修20次。

二、维修费用

船只维修不仅次数不少，而且费用也颇大。漕船维修，明代规定“三修钱粮”（即十年中一次大修、二次小修费用）共3.5两银，但此外还有屯田等补贴。到了清初，漕船造价上升至六七百两，而修费则“每旧船回次，小修费数十金，大修费百余金”(172)。政府规定江南漕船在十年使用期中，每次出运都要补贴维修费用，从新船使用的第二年（2.29两）开始，逐年增加，直至第十年（11.32两）为止。十年平均，每年6.29两。(173)到了康熙二十年，规定各省漕船每出运一次，支给修艌银7.5两，即将维修补贴增加了11％，为当时官定漕船造价208两的3.6％。但此银远不敷用，每次修艌运丁均需赔垫数十两。(174)因此每船每年实际维修费用，应达数十两之多。若8次一般维修的费用均以40两计（官府支给7.5两，运丁赔垫30两），大修1次的费用以100两计，则9次维修之费共达420两，为当时漕船造价（600～700两，以中数650两计）的2/3左右。漕船使用期为10年，因此每年平均维修费用为漕船造价的6％强。明末江南漕船每艘造价约500两，道光时约1700两，若按上述比例，则每艘漕船每年平均的维修费用，明末约为30两，而清代中期约为100两。明末江南有漕船3600艘，清代道光初年则有漕船约3000艘，因此明末江南漕船维修总费每年平均约为11万两，清代中期则约为30万两。

海船的维修费用比漕船更多。万历时张燮说：海船造价千余金，“每岁往还，岁一修缉，亦不下五六百金”(175)，亦即每年维修费为造价之半。而民国时期沙船是三年一大修，一年一小修，大修一次费用为造价之半，小修为1/5(176)；亦即在海运沙船有效航龄30年中共需大修9次，小修20次，修船费用共计为船只造价的8.5倍。30年平摊，每年平均修理一次，维修费为造价的28％。明末江南有沙船千艘，每艘造价约1000两银，总造价为100万两，则每年维修费当为28万两。清代道光时江南有沙船5000艘，把通州、海门的船只除去，余3000艘，每艘造价从低估计约6000两，总造价18000万两，每年维修费高达500万两。

三、维修人工

船只维修所需人工，常为人所忽视，但事实上为数并不少。前引胡文学说海船维修，“前工甫毕，新工又起”。由此可知修船所需人工不少。但相对于造船而言，修船所需技艺较低，因此使用杂工较多。在明代龙江船厂，“杂工：凡战船改造，拆船、出钉、箍桶等匠，该提举司移文新江口取讨在营下班军役，不给工食”(177)。因此所需人工也无记载。如前所论，江南漕船与海船的维修费用比建造费用多出许多，由此可以推知修船所需人工也当比造船多得多。因此江南漕船与海船的建造与维修所需人工合计，数目将比上面对建造这些船只所需人工所作的估计数要大得多。换言之，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换算工人数，可能会达到上万（明末）乃至数万（清代中期）之众。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构成明清江南造船业（广义）的两大部门——造船业（狭义）与修船业中，修船业的生产规模比造船业的生产规模更大。就一艘船而言，修船所需人工与费用确实比造船所需者低不少，因此修船业也就不像造船业那样受人重视。但实际上由于修船活动比造船活动更为经常，而且修船费用也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每年实际修理的船只数量大大超过新造的船只数量，因此修船业的实际生产规模也比造船业更大。特别是在海船的建造与维修方面，情况尤为明显。但是这一事实一直被人忽视，乃至在以往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乎无人提及，因此使得人们以为这一重要的产业及其重大发展似乎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严重缺憾。

第五节　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及特点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明清江南造船（包括修船）业的发展作一小结。首先我们将该项工业增加的情况归纳一下，然后看看这一发展有何特点。

一、增长情况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明清江南造船业发展的情况，兹将前面关于江南漕船与海船每年建造与修理的数量、载量（吨位）、产值、从业人数等的估计列表显示如下（表6—1）：

表6—1

［1］有限使用年限10年内，第一年不需修理，其余9年内大修、小修合计共3次（日常维修不计），因此每年有漕船总数的30％（90％÷3）需修理。

［2］有限使用年限30年内，第一年不需修理，其余29年内大修、小修合计共29次，因此每年有海船总数的29/30需修理。

二、发展的特点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有以下主要特点：

1．生产规模显著扩大

从上表可见，如果把船只的建造和维修费用视为造船业（狭义）和修船业的产值的话，那么江南漕船与海船建造业的产值合计，由明末的21万两提高到了道光初年的110万两，增加了4倍多。与此同时，漕船与海船修船业的产值合计，从明末的39万两，飙升至道光初年的530万两，剧增了12倍半多。而包括修船业在内的造船业（广义）的总产值合计，则由60万两攀升至640万两，增加了近10倍。这可谓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如前所述，漕船与海船只是明清江南所建造和维修的各类船只中的两类，其他各类船只（农船、渔船、内河客货船）的数量均比漕船和海船的数量更大。由于记载很少，我们无法得知农船、渔船、内河客货船等船只建造与维修的数量及其他各种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建造与维修这些船只所需的费用、人工等，总合起来应当比漕船和海船的有关费用与人工更多。因此明清江南造船业（包括修船业）的总生产规模，比上述估计要大得多，而且清代又比明代大得多。依照前面所作的估计，仅只是漕船与海船的建造，在明末和清代中期就各需要3500个和8800个专职工人工作一年。如果加上它们的维修和其他各类船只的建造与维修，则所需的人工总数可能要扩大数倍。换言之，在明清时期，江南的造船业（包括修船业）已逐渐发展为一项规模颇大的产业。

2．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占有主导地位

在明清江南，政府一直在造船业（包括修船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明初江南官营造船业规模宏大，已为人所熟知，兹可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官营造船业仍然具有相当规模，成为江南造船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虽然明初盛极一时的南京宝船厂已关闭，龙江船厂也不复如昔日之盛，但后者直到嘉靖时代仍颇具规模，为皇室、政府和军队承造、改造和维修各类专用的船只，共计5类22种。其中的兵船，嘉靖元年规定每年建造快船12只；嘉靖八年奉朝廷之命，改为“岁造四十只”；嘉靖十三年则确定“存留修造［各类兵船］二百只”，按照“五年一修，十年一造”的定例，每年要新造20只。(178)崇祯时期，江南沿海防军有船厂建造海上沙船。顺治、康熙时代，清政府在松江、苏州、镇江等地更多次建造兵船，出海征讨舟山等地的反清力量，尔后也当有各种兵船（如战、哨、巡船等）的建造，尽管详情不得而知。至于漕船的建造与维修，则一直为运军所专。因此，官营造船业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规模。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造船业的发展。按照实际载量计，在明末至清中叶，江南每年新造的漕船，由30万石增加到45万石，大约增加了50％；而海船则由3万石增加到30万石，增加了9倍。此外，清代江南所建造的其他种类船只，不仅数量比明代要多得多，而且在这些船只中，大型船只的数量也有明显增加。(179)因此民间造船业的发展，是明清江南造船业发展的主流。

3．生产的集中、劳动协作与分工、专业化

与明清时期江南大多数工业部门不同，造船业是一个生产颇为集中的工业。大中型船只的建造和维修，需要众多的工人一同协作劳动，因此而形成造船工场，即船厂。明代初期的南京宝船厂和龙江船厂两大官营船厂，规模宏大，毋庸赘述。即使到了嘉靖中后期，龙江船厂也还具有一定规模。大约嘉靖三十年时，该厂每年建造和修理战船各20艘。其中所占比重最大是二百料战船、哨船和轻浅利便船三种。(180)而建造这三种战船的人工（正工）数为：二百料战船——872个（嘉靖三十一年），哨船（以九江式哨船为代表）——186个（嘉靖三十年），轻浅利便船——905个（嘉靖二十五年）。兹姑设在新造的20艘战船中这三种船各占1/3，则造一艘战船约需正工654个。加上杂工，姑以800个计。因此该船厂每年仅建造战船需人工16000个，按一年工作300日计算，需专职工人53人。加上战船维修和其他种类船只的建造与维修，所需工人总数应在200人以上。(181)位于杭州府仁和县板桥的船厂，据吴振华的估计，明代后期每年造载运漕米450石的漕船约200艘。(182)造一艘450石漕船所需人工，按照前述情况，当在1000个左右。若以此计，板桥船厂年造船200艘，共需20万个人工，需专职工人670人。清代虽然不见有龙江船厂这类朝廷直接管理的大型官营船厂，但运军系统的官营船厂规模也很大。道光末年浙江运军各卫有漕船1067艘，都在杭州府的仁和、钱塘船厂建造(183)，平均每年每厂造漕船53艘。如前所述，造一艘载量1500石的漕船约需3375个人工，造53艘需近18万个人工，要600名工人全职工作。既然有这么多的工人在一起工作，所需工作场所当然也会很大，因此杭州板桥造船厂面积占地达数十亩，厂房有数十间之多。(184)

在船厂中，不仅有颇大规模的劳动协作，而且也有较为发达的劳动分工。“船之制，虽修短广隘不可律齐，其集众材而始成，一也。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匪。称工秩材，典司者将于是乎稽之。”由于船只（特别是大中型船只）由众多部件组成，因此制作加工、组装这些部件的工作也就有多种。只有实行专业分工，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些工作。大体而言，明清江南造船业中的主要工作，有船木作、船木锯匠、装修作、铁作、篷作、索作、缆作、油漆作、五墨作等。这些工作技术性较强，需要工人有专门技艺。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在明代官营船厂中被称为“正工”。此外还有大量的无专门技艺的工人，被称为“杂工”、“协济小工”等，从事抬板、舂灰、曳钻、拆船、出钉、箍桶、车船起侧、落墩、出水等工作。嘉靖二十九年造一艘属于中型船只的四百料巡船所需的正工（总数1955工）中，包括了船木作（710工）、船木锯匠（200工）、装修雕銮作（364工）、装修锯匠（60工）、艌作（313工）、铁作（72工）、篷作（69工）、索作（45工）、缆作（18工）、油漆作（50工）、五墨作（20工）、旗作（40工）和蜊壳作（20工）13个工种。此外还有杂工二三百工。而嘉靖二十九年造一艘属于小型船只的金水河渔船，仅需正工87工，但也涉及了船木作（45工）、船木锯匠（13工）、艌作（23工）和铁作（6工）4个工种。因此不论建造大小船只，都需要有不同专门技艺的工人和无专门技艺的工人一同相互配合劳动，都是一种多工种工人分工合作的工作。由于有专门技艺的工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因此明清江南的造船也是一种专业化较强的工业生产。

明清江南民间船厂的情况，史籍中记载很少，难知其详。从企业规模来看，与官营船厂都是大中型船厂不同，多数民营船厂是小型船厂，典型的例子是清代乌青镇。该镇有船厂二十余家，“厂房均设栅外”。其中南栅养鱼窠一处有孙永茂、孙隆顺、沈家顺、沈源懋等十数家，西栅高桥外有沈森顺、沈洪顺、杨廉记、施茂记等十数家。(185)乌青镇纵长不过七里，而船厂如此密集，可见规模都不会很大。这些船厂中的工人是否都已脱离农业、专以造船为业，也还是问题。但是较大规模的专业化造船厂也有，而且在清代数目不断增多。这种船厂在海船建造业中最多，地点特别集中于上海等地。康熙时上海商人张元隆“自造贸易沙船……立意要造洋船百只，今已有数十只”，从事上海与辽东之间的贸易。(186)乾隆时，上海人葛元祥、葛元瑞兄弟在县城南门外设立葛家船厂，打造沙船，往来山东、奉天各口贸易，积百余年，富称南中。(187)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出现一些专业性船厂。鸦片战争前，上海人顾明海在浦东陆家渡开设船厂，雇了十余个木工，从修理旧船开始，逐渐发展为建造驳船、帆船。其所造之船主要是四五吨至十来吨的小型木船，造一艘小船需两个月左右。道光末年，浦东人张桂华、张阿富也在陆家渡开设船厂两家，常年雇工七八人，有时另雇有临时工，专造50～100吨的驳船。咸丰时，上海商人朱朴斋“自置船厂，鸠工建造巨大帆船，航行南北洋各大埠”(188)。在道光时代的上海，还出现了专门制作船用绳索的索绹业，大船主王文源兄弟就是以“习索绹业”起家的。(189)

一般而言，建造中小型船只的船厂，大约有常年工匠十余人，另外再雇佣数目不等的临时工。建造大型海船的民间船厂，企业规模可能比上述官营船厂更大。但是民间船厂的生产似乎不像官营船厂那样比较固定。由于受市场需求支配，民间船厂的生产常常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前面提到的清代中期江南沙船建造数量的起落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民间船厂的生产，似乎还具有季节性，即造船多在冬、春，修船则大修在冬、春，小修不拘时日。至于小型民船的建造与维修，由于比较分散，生产的季节性更为明显，加之专业化水平较低，不容易形成较大的企业规模，因此协作与分工的水平也较低。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建造一艘普通的农船或小型渔船，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协作与分工，并需要一定数量的有专门技艺的工匠。此外造船所需的绳索、帆篷、铁锚等，也都需要向专业生产者购买。因此这些船只的建造，也不能说是一种农家副业。

4．技术进步

江南的造船技术曾经一度领先于世界各地。明初南京宝船厂造的巨型远洋航船——大宝船，排水量高达7833吨(190)，比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最大海船的排水量（2040吨）几乎多出3倍(191)，航程远及西非、东非，不仅显示了江南造船业的高度工艺水准，而且在世界造船工业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后来虽然大宝船停造，但江南造船技术并未停滞。嘉靖四年龙江船厂在广东船匠的指导下成功地造出名为“蜈蚣船”的“佛朗机番船”（即葡萄牙式样的兵船），这种船的形制于构造不同于中国传统船只，其两侧各有橹40支，各配有橹手100名，“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192)。能够成功地制造这种完全不同的船只，表明江南造船业对于新技术有很好的接受能力。

江南所造海船主要是适于北洋沿海航运的沙船。沙船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在沿海浅水中航行而不会搁浅（即“坐滩”），但是承受横浪的能力却较弱。江南船匠在船中央主桅杆的左右舷处装了可拆卸的“胁板”，用以增强抵抗风浪的能力，不使船随下风漂流。这种胁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横漂挡板（leeboard），相当于明人茅元仪《武备志》中所书的“戗”。从日本的《唐船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胁板。沙船的风帆也很具特色，它采用竹或木材织成网状，《唐船图》称之为“帆”。《和汉船用集》载：笹帆云网代帆，《武备志》又称帆罟。眉公《杂字风篷品字笺》曰：多编竹为之，谓之风篷。此即网代帆。主帆使用棉布帆，这也是南京船的特点。无论帆还是棉布帆，都连有许多横条，被称为片帆。帆的一端连在桅杆上，另一端连接系有横条的帆绳，帆绳的一头连有滑轮，固定在船上，可随意拉紧或放松，以利加减风力的操纵，使船在顺逆风的情况下都能破浪前进。胁板和片帆这两项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93)这两项技术进步，对于沙船在北洋航线上航运能力的增强起了重大作用。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也说这种船“无论何方来风也能安然无恙，四季皆有来日本者”(194)。

总的来说，明清江南的重工业虽然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比较而言，发展相对缓慢，只有造船业一枝独秀，有令人瞩目的发展，成为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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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海关志》卷八，税则，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187页（郭松义执笔）。

(2)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舟”。

(3)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

(4) 同治《湖州府志》三十三，物产下引《湖录》。

(5) 据费孝通抗战前在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的调查，每户农民有此类船1～2艘。See Fei Hsiao-tunog（费孝通），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123．明清时情况，应当也差不了太多。

(6) 《筹海图编》卷十三，经略三。

(7) 《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

(8)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

(9) 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苏州府，引郑若曾《太湖图论》。

(10) 参见《太湖备考》卷十六，杂纪。

(11)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12)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13)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1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风俗考。

(15)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苏州府，引郑若曾《太湖图论》。

(16)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杂舟”。

(17) 《清稗类钞》第十三册，舟车类。

(18) 张岱：《陶庵梦忆》卷八，“楼船”条。

(19) 范祖述：《杭俗遗风》；厉鹗：《湖船录》自序。

(20) 参见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133页。

(21) 参见《抚吴檄略》卷三，“为运粮储事”（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行长吴［两县］）。

(22) 参见郭松义：《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187页（郭松义执笔）。

(23) 例如清代苏州的渔民，“以船为家，率能致富。或有既富而携带重赀，贸易他省。航海懋迁，其巨舰可载二千石，小亦千石”（光绪《光福志》卷一，风俗）。

(24) 例如前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在谈海上捕鱼时就提到“苏松沙船以数百计”。

(25) 参见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142页。但是该书未注明资料来源。

(26)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漕舫”。

(27)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漕舫”。

(28) 参见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145、211页。

(29)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155～157页。

(30) 据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195～199页“各省卫帮船只表”中所列各帮拥有漕船的数字统计而得。

(31) 阿桂：《申明粮船定式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32) 参见《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筹海图编》卷七，附录引太仓生员毛希秉言。

(33)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漕舫”。

(34) 《筹海图编》卷七，附录引太仓生员毛希秉言。

(35) 《抚吴檄略》卷六，“为新漕开兑届期讲求宜速事”。原书下半页缺，据前后文日期及编排顺序，可断定日期为崇祯十四年十月或十一月。

(36) 江广船是漕船中最大者，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2页。又，宋氏乃江西人，对江西情况最为熟悉，因此非常可能谈的是江西事。

(37) 朱之锡：《运闸运船宜整顿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38) 阿桂：《申明粮船定式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39)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2页。

(40) 鄂尔泰：《改漕船修水利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41) 参见阿桂：《申明粮船定式疏》。

(42) 漕船与沙船都是平底船，兹按照沙船载量计算方法来计算漕船的载量。如果漕船梁头以中阔的尺寸计，深度以4尺计，按照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69页关于沙船载量计算的公式，上述尺寸的漕船载量当为：88.5×16.5×4÷2÷1.75＝1669（石）。

(43) 参见咸丰《户部则例》卷二十二，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3页。

(44)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卷三，庚辰杂著三。

(45) 参见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七。

(46) 江宁（应天）府漕粮数量不大，而浙西杭、嘉、湖三府应征漕米额约为苏南四府的1/5。

(47) 施彦士：《海运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48) 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49)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156～157页。

(50) 参见李星沅、陆建瀛：《遵旨筹议海河并运疏》，见《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一；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435～436页。

(51) 参见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

(52) 参见《郑开阳杂著》。

(53) 《筹海图编》卷六，江南诸郡。

(54) 《筹海图编》卷十三，沙船。

(55)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海舟”。

(56)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二。据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68～69页关于沙船载量计算方法的说明，沙船梁头一般为船宽的3/4，因此按照69页的有关公式，上述沙船的载量应为6.1×（1.23×0.75）×0.42÷2÷1.75÷2.5＝270（官石）。如果船长用的是底长，则载量约为177官石。因此该沙船载量在177～270石之间，中数224石，所以被称为二百料船（200料即载量200石）。

(57)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三，沙船。

(58) 参见《抚吴檄略》卷三，“为海运增粮增船等事”（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行浏河程游击、崇明陈守备、海防王同知）、“为禀报事”（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四日行汤守备）。

(5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52、659页。

(60) 参见上书，655页。

(61) 《履园丛话》卷四水学“协济”条：“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只，每只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皆土著之人。”

(6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四《中衢一勺》卷四《上英相国书》：“沙船，每一州县之船为一帮，共十一帮，而通州、海门、崇明三帮为大，俱有船五七百号。”若通州、海门三帮各以600号计，其余八帮各以100号计，共有2600号。但如八帮各以200号计，则共有3400艘。总之，应在3000艘上下。

(63) 参见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

(64) 参见谢占壬：《海运提要》“古今海运异宜”，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65)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1、166页。

(66)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卷一，《海运南漕议》。

(67) 详见本书第八章。

(68) 施彦士：《海运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69) 一般沙船载漕米，为“慎重正供”，不能全载，实际载量会少些。

(70)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71)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二。

(72) 《陶云汀先生奏疏》卷十一，《查看海口运道并晓谕商船大概情形折子》。

(73) 施彦士：《海运议》；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74)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

(75) 谢占壬：《海运提要》“河海总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76) 参见李荣昌：《上海开埠前西方商人对上海的了解与贸易往来》。

(7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55页。

(78) 1关东石＝2.5苏石或官石。

(79) 康熙《吴江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物产；嘉庆《同里志》卷八，物产。

(80) 参见康熙《乌程县志》卷五，习尚。

(81) 康熙《乌程县志》卷五，习尚；乾隆《乌青镇志》卷二，风俗；民国《乌青镇志》卷六，习尚。

(82) 参见康熙《嘉兴县志》卷三，物产。

(83) 《太湖备考》卷五，湖中山；同书卷十六，杂纪。

(84) 参见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211～212页。

(85) 参见郑日奎：《漕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86) 参见孔天胤：《改建船厂记》，见嘉靖《仁和县志》卷十四，纪文；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一，公署；吴振华：《杭州古港史》，252～253页。

(87)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

(88) 康熙《乌程县志》卷六，预备志。

(89) 参见《抚吴檄略》卷三，“为申请院檄采木兴工济运事”（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给太仓卫指挥王登显）。

(90) 参见郑日奎：《漕议》。

(91)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2页。

(92) 谢阶树：《改运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93)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一。

(94) 参见方辑：《明代的海运和造船工业》。

(95) 参见《抚吴檄略》卷三，“为海运增粮增船等事”（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行浏河程游击、崇明汤守备、海防王同知）。其时沿海各水标营刚刚结束出海剿匪，抚院亦“谕令各兵星驰回营，其原驾太仓船十七只，该弁即交明州官以便兑运新漕，勿听其营脱外。本院檄行总镇及程游击、崇明陈守备等官，所吊海运沙船，该弁暂驻浏河，即亲押驾姑苏以凭验发抵淮”。又见同书同卷“为禀报事”（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行汤守备）。

(96) 《抚吴檄略》卷三，“为申请院檄采木与工济运事”（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给太仓指挥王登显）。

(97) 参见《吴城日记》；顺治十七年胡文学题本《为民力已尽力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熙朝新语》卷八；姚廷遴：《历年记》中；等等。

(98) 乾隆十年《平湖县志》卷一，疆域（镇市）“乍浦”条。

(99) 参见《皇明奏疏类钞》，引自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

(100) 参见民国《崇明县志》卷九，武备；同书卷十一，人物；同书卷十六，金石。

(101) 《筹海图编》卷六，江南诸郡。

(102)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61页。

(103)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4～165页。

(104)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籴二。

(105) 清圣祖本人就怀疑上述说法的可靠性：“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田汝康也指出当时海上卖船不大可能（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16页）。年造海船千余艘，卖船又不可能，那么都只能留在江南本地使用。但从下文可知一艘沙船可使用三数十年，则在此三数十年中，苏州所造的海船累计应有数万艘，可是整个江南海船最多时总数也不过5000艘左右。可见此说不符合实际。

(106)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107)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5页。

(108) 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册，1021页（许檀执笔）。

(109) 参见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9页。

(110) 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212页。又，《典故纪闻》卷十六也说“松木者五年一造，楠木者七年一造”。

(111) 参见姚文然：《请定漕船年限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112) 参见姚文然：《请定漕船年限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

(113)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卷三，庚辰杂著三。

(114)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4页。

(115) 胡文学：《为民力已尽于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疏》，见《清史资料》第3辑。

(116)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6页。

(117) 参见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

(118) 《龙江船厂志》卷一、卷六。

(119) 道光《厦门志》卷五，商船。

(120) 《粤东省例新纂》卷六，“兵”、“船政”。

(121) 参见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254页。

(122) 参见上书，103～104页。

(123) 例如油艌，“皆艌其外而遗其中，或全略而不艌”。因此“一经振动，［油］灰皆脱落，水即入之，安得不朽”（《龙江船厂志》卷六，“造船之弊有十”）。

(124) 参见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104页。

(125) 《龙江船厂志》卷六，“造船之弊有十”条。

(126) 《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127) 参见松浦章：《日清貿易における長崎來唐船について——清代鳥船を中心に》。航龄在20年或以上的船只有两艘：一为永宝丸，首次到日本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末次是嘉庆十三年（1808）；另一为日新丸，首次到日本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末次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其余都在20年以下。

(128) 大庭修指出沙船航龄长者可达40年以上，但是：（1）他所提到的那艘沙船，先前从事中日间海运，后来却未见再从事长途海运；（2）我们不能判断使用该船名的是否同一艘船（因为从事中日间海运的船只需有特许，因此可能会有一船不能使用后、以他船顶替其名继续从事此项业务的情况）。

(129)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四，《中衢一勺》卷四，《上英相国书》。

(130) 参见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

(131) 《魏源集》上册，《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13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卷三，《海运十宜》。

(133) 《典故纪闻》卷十六。

(134) 参见《漕船志》卷四，料额。

(135) 《龙江船厂志》卷一。

(136) 参见侯曾峒：《与朝士说嘉定复漕书》，见《紫堤村志》卷二十五，人物。

(137) 前引明末黄希宪致户部咨文，说其时“苏、松、常、镇四郡，漕、辽、练正耗米共二百余万石，约用漕艘三千只”，平均每船载运漕米700石。

(138) 郑日奎《漕议》述及明末情况，此数当为明末之规定。

(139) 郑日奎：《漕议》。

(140) 范承谟：《请改折漕粮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

(141) 孙玉庭：《恤丁除弊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

(142) 海船造价见后文，盐船则据包世臣说，嘉、道时，“约计造一船之费五六千两”，每船载盐三四百至七八百引，每引约重364斤（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卷三，庚辰杂著五），相当于750～2000石。

(143)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6页。

(144)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6页。

(145) 参见《漕船志》卷三，船纪。

(146) 参见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213页。

(147) 嘉靖时，福建海船造价有达数千至万两的（参见《殊域周咨录》卷四，陈侃《使事纪略》；《筹海图编》卷七，附录）。但万历时张燮说海船“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按照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的兴起》70页的“南洋沿海帆船载重石数”计算公式，上述小海船载重石数应为75×（20×0.75）×13÷2÷2÷1.75＝2090石（按照同页有关例子中的情况，梁头以船宽的3/4计，船深以13尺计）。又据同书70页所举的例子，长十三四丈、宽三丈余、深可一丈五六尺的福建海船，载量为7000石。因此张氏所说的大船载量约为7000石，而小船载量约为2000石。张氏又说其时海船一艘造价约千余金，应是他说的小船的造价。因此当时一艘中小型普通海船的造价，通常只是1000余两。明末江南沙船多属中小型（载量千石左右），造价不会多达数千两。这里估计为1000余两，应属合理。

(148)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余二。

(149) 《东西洋考》卷九。

(150)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151) 《独学庐三稿》卷三，《代江浙督抚议复海运札子》。

(152) 《见闻续笔》卷二。

(153) 谢占壬：《海运提要》，“河海总论”。

(154) 《上海钱庄史料》，734页。

(155) 《龙江船厂志》卷二：“昔人立法之意，有警用战［船］，无事用巡［船］。”

(156) 例如据《龙江船厂志》卷七“稍食”，制造一艘四百料的战船，需2172工，比同等大小的巡船多出10％以上。

(157) 据该规定，漕船尺寸应为长8丈，中阔1.5丈，船底长5.9丈，栈深6尺。参见咸丰《户部则例》卷二十二，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3页。

(158) 两者虽然尺寸相近，但四百料巡船载量为400石，而漕船载量却为1000石左右，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倍多。何以如此？我想可能是：第一，二者结构大体相似，但因用途不同，所以载量的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巡船主要是载运巡兵，因此用来载运物品的空间有限，而且这些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等，体积较大，重量相对较轻。而漕船是货船，其空间基本上全部用来载运漕米，而漕米体积小，重量大。第二，上述巡船是官定载量，而此处所说的漕船则是实际载量。而如前所述，官定载量与实际载量之间的差别可以很大（例如，按官定载量计算，清代江南漕船运载漕米的数量始终不过400～600石而已）。

(159) 《龙江船厂志》卷六，“造船之弊有十”条。

(160) 参见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

(161)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七，“稍食”条。嘉靖三十一年以前所用人工还更多。仅正工之数，就在771～870个之间。

(162) 姚廷遴：《历年记》。

(163) 《龙江船厂志》卷二说：叁板船与划船，“名异而制同，盖战船之极小而最捷者也，所容不过十余人耳”。从该书所附的图来看，其与近代江浙普通内河客船并无多大差异。轻浅利便船则于嘉靖十三年有新制，也是“取其行之揵［当为捷之误］也”。因此这几种船都是行驶迅速的内河载客船。

(164) 参见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

(165) 《龙江船厂志》卷一。

(166)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卷三，庚辰杂著三。

(167) 参见郑日奎：《漕议》。

(168) 参见咸丰《户部则例》卷二十二。

(169)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工部二十“船只”。

(170)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

(171) 《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172) 郑日奎：《漕议》。

(173) 参见咸丰《户部则例》卷二十二。

(174)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207页。

(175) 《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176)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70页，引萧国亮调查采访材料。

(177) 《龙江船厂志》卷一。

(178)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一。

(179) 例如太湖中的六桅超大型渔船，明代未见有记载，而乾隆时其数已多达百余艘。

(180)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一、卷六。按照嘉靖十三年保留的战船200艘中各种船只的数目，最多的三种船及其所占比例为：二百料战船——19％，哨船（以九江式哨船为代表）——15％，轻浅利便船——25％。这三种船共占战船总数的59％。

(181) 该厂工匠属匠籍，明初有400余户，嘉靖二十年存者245户，但“流亡日甚”，到嘉靖三十年已减少到200户以下。经李昭祥整顿后，“旧规稍复”，应当恢复到嘉靖二十年的水平，即200～250户之谱。这些工匠并非全职从事船厂工作，但是此外也还有大量的“协济小工”和“杂工”在船厂工作。因此实际工作的工人总数不会比按匠户计算的工人人数少。

(182) 参见吴振华：《杭州古港史》，253页。

(183)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198、201页。

(184) 参见吴振华：《杭州古港史》，252页。

(185) 参见民国《乌青镇志》卷六，习尚。

(186) 参见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一。

(187) 参见《上海葛氏家谱》，转引自张忠民：《上海：从开放走向开放，1368—1842》。

(188)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827～829页（徐建青执笔）。

(189) 参见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一，风俗。

(190) 据周世德计算（参见前引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

(191) 当时英国最大的海船是军舰，其排水量见杨槱等：《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

(192) 《龙江船厂志》卷二。

(193) 这两项技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后来对欧洲造船技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参见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375～380页）。在中国它们虽然在明代以前很久就已出现，但是被运用到沙船上，最早记载就是上引文献中谈到的18世纪日本的记载。

(194)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1、162页。

第七章　能源与材料

不论在何时代，能源与材料都是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主要物质前提。工业中使用的能源，用途上可分为动力与燃料；而性质上则又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在近代以前，工业中使用的能源基本上是可再生能源：在动力上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在燃料上是木柴、农作物秸秆等。但是到了近代早期，不可再生能源（即化石能源，主要是煤）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乃至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煤逐渐取代各种传统的可再生能源而成为工业中使用的主要能源。关于材料，首先要说明的是，本章中所说的材料，指的是用来制作劳动资料的材料。(1)在近代以前，人类用来制作劳动资料的材料主要是铁和木材。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铁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历史也才由“木材时代”进入“煤铁时代”(2)。鉴于能源和材料在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这种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在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时，自有必要对此作专门的讨论。在本章中，我们将对明清江南工业中动力、燃料、铁和木材的使用与供给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节　动力

工业革命以前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这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皆然。但是，较多地使用这些动力中的哪一种，却又因时因地而异。能够采用或较多地采用哪一种动力，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既取决于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动力使用技术，同时又取决于该时代该地区所拥有的动力资源。没有前者，后者只是一种有待开发的潜在资源；而没有后者，前者也只能是一种科学与技术的艺术品，仅可供人欣赏而无实用价值。

在动力使用技术方面，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大多已在王祯《农书》以及《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三部著作中得到总结。明末从西方传入了一些动力使用技术，也一直有人传播和提倡。因此，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创造出的各种动力使用技术知识，除蒸汽动力技术外，其余对明清江南人民都不是秘密。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条件选择使用有关动力，即如徐光启总结龙骨车的动力情况时所说：或用人力，或用畜力，“溪涧长流而用水，大泽平旷而用风”(3)。选择哪一种动力，主要决定于当时当地所拥有的动力资源。在本节中，我们先考察明清江南工业生产中动力使用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分析明清江南的动力资源及其变化。

一、动力使用

明清江南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动力，和大多数地方一样，也是水力、风力、畜力和人力四类。其中畜力基本上仅包括牛力，罕有使用马、骡、驴力的。

宋代江南农业中可能已使用水力机械。(4)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从有关文献来看，江南水力的使用，仅限于湖、杭两府西部山区的某些县份，用来舂谷与捣纸浆。嘉靖时，“水碓惟孝丰以上有之，其下则昆铜土人据水口作此计”(5)，“计其中虚可容黍数斗，不人而运，或截竹置其中，待水自舂，烂如泥，辄用竹廉捞取，堆积蒸曝，可成纸，今所谓黄纸、白纸者也”(6)。康熙时，武康县东沈家傍溪居民“分流激石，转水以为碓，以杀竹青而之……水碓接连牵”(7)。至乾隆时，“竹作纸者，惟余杭及孝丰有之，安吉久无此产，南乡近孝丰处亦有水碓，他乡则无此者”(8)。此外，明初曾在南京设置水磨，“运机作面，以食太学诸生”(9)。但以后不复见此水磨的使用。其他地方，则未发现使用水力的记载。总的来看，水力在江南工业生产动力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可以说微乎其微。

在松江府和湖州府的一些地方，自明至清一直使用风力车水。(10)但宋应星已指出长江下游的风车仅宜排涝而“不适救旱”(11)；顾炎武更说江南风车“不可常用，大风起亦败车”(12)。因此在明清江南，风力使用仅属个别现象。

明清江南一些碾米、磨面、榨油等行业比较集中的市镇如震泽、平望、双林、金泽、南浔、虎丘等地，以及苏州等城市中，都有使用牛力为生产动力的记载。(13)其中平望镇碾米业在明末时役牛颇多，以致牛粪成为附近农村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清代中期苏州虎丘磨坊公所建有马牛王庙，可见牛是此地磨坊的主要动力。在江南榨油业中，牛向来是拽碾动力，无论城乡油坊，尽皆如此。(14)史称牛在嘉兴府仅用于“打油、车水”(15)。可见榨油是以牛为动力的主要生产部门。因此榨油业集中的市镇，畜牛颇多。顺治时乌程县南浔镇，因牛多故有“牛税”之征。(16)乾隆时南浔、震泽油坊用牛数也不少，本地饲料不足，须远赴洞庭东山采购。(17)制盐业中，牛力作用也十分重要。据元代华亭县下砂盐场的生产情况来看，江南盐业中，广泛使用牛力以开辟摊场，牵引卤船，运载茅柴，输送成盐。(18)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故乾隆时海宁沿海各盐场，仍然普遍“畜养牛头，载运柴卤”(19)。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明清江南工业生产的动力结构中，牛力所占比重颇为有限。南浔磨面、榨油才用牛，而碾米则用人。(20)清代平望镇的碾米业，从翁广平的《杵臼经》来看，也主要是以人力而非牛力转砻。(21)即使在用牛最集中的榨油业中，所役牛之数也颇有限。榨油必须用牛转碾，二牛一班。碾小则班数少，碾大则班数多，故各碾每日役牛之数，依油碾之大小而增减。我曾于1985年采访桐乡县石门镇原油坊主毛乐庐。据他回忆，抗战前该镇榨油业仍使用旧式工具榨油（这些工具与《天工开物》中的工具并无多大差异），一个拥有6部油车（即榨床）的中型油坊，每日操作通常需工人24人，役牛8头。万历时石门镇上有“油坊可二十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二十家合八百余人”(22)，平均每坊40余人，每日实际工作人数20余人，与抗战前该镇中型油坊规模相近。若依同样的人牛比例，则万历时该镇榨油业役牛总数320余头。石门镇是明代江南榨油业中心之一，盛时用牛总数亦不过如是，其他地方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因此，在明清江南工业生产的动力结构中，人力占了绝大的比重。

二、动力资源

明清江南这种以人力为主的动力使用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由动力资源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缺乏动力使用技术或缺乏对较高效能动力（如畜力、水力等）的需要。

1．水力资源

要使用水力作动力，首先要有可资使用的水力资源。清人林昌彝说：“山涧水车用以车水、舂碓，巧矣。然必得上流之水下注以转其车。水平处即不可用。”(23)王光彦也说：“山民设水车，一轮转一磨，捺木杵，舂四碓，声如雷，力省利巨。江河水宽平，不能运轮。山溪小涧，自上溜下，轮随水翻”(24)，反而倒能利用。明清之际许缵曾和刘献庭在湖南看到水转筒车的使用后，都明白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许缵曾说：水转筒车极佳，但“大江以南，水势平衍，不可用也”(25)。刘献庭则说：“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有水处即堰坝而为之，惜无讲究此者。”(26)但事情并不如刘氏所说那么简单，仅只有山有水，并不能保证水力使用的条件。

江南虽是水乡，但可利用的水力资源却极为贫乏。早在南宋时代，李处权就已指出：“吴侬踏车茧盈足，用力多而见功少。江南水轮不假人，智者创物真大巧。”(27)原因即如王祯所述：“世间机械巧相因，水利居多用在人。可是要津难必遇，却将畜力转筒车。”(28)江南平原地势平坦，如上引许缵曾之语所说，因“水势平衍”，故水力机械“不可用也”。即使是在有山有水的江南西部（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可以有效利用的水力资源也不多。例如江宁府上元县，“境内虽有群山，而其地脉枯燥，诸水自秦淮河与汤泉之外，其余溪涧，皆未有淙淙如注之水可以筑坝而截流者也”(29)。明初曾在南京设置水磨，后来亦因“河流几绝，磨盘岿然尚存，徒想当时秦淮水势而已”(30)。湖州西部山区“水多于山间暴下，其色殷红，禾苗浸者尽死，谓之‘发洪’”(31)。这样的水力，显然也难以有效利用。事实上，江南水力资源最集中的东、西苕溪（在湖、杭二府），水力蕴藏量也很小（仅为2.85万千瓦），而且季节变率很大（如西苕溪特大洪水期与枯水期流量相差竟达185000倍），直至今日尚难利用。(32)因此，除了浙西山区某些地方外，江南几乎不存在可用传统技术利用的水力资源。水力在明清江南工业生产动力结构中比重微不足道，原因即在于此。

2．畜力资源

在此方面，明清江南也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在近代以前人们主要使用的各种畜力中，马力最佳。经测定，一马之力比一牛之力大1/2，而且马每日可比牛多工作2小时，工作速度也更快，因此马的日工作量相当于牛的2倍。(33)然而明清江南马极少。唯一可用的役畜只有牛了。明清江南产牛，而且不乏良种。例如清代江阴所产黄牛有湖种、山种、沙种，水牛有长兴种、金华种、沙种等。其中长兴种、金华种水牛和山种黄牛，都以强力著称。(34)然而，虽然江南各地城乡都有畜牛，但总的来说，畜牛并不普遍。例如吴江县，自明至清，一直都是“牛惟富家畜之”(35)。康熙时嘉兴府，“本地牛最贵”(36)，当然也只有富人能养。常熟县则更是“无牛羊猪马驴之畜”(37)。而且，畜牛少的现象似乎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加剧。譬如在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六风俗、正德《姑苏志》卷十风俗里还保存着有关耕牛饲养的专条（虽然是抄袭前代旧文），但在以后的《苏州府志》及各属县县志里，此条已多被删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正德以后苏州地区耕牛饲养当是更少了。又如嘉靖《上海县志》卷一物产还称上海是“江海之乡，孳生牛马”，可是在以后的县志里再也不见此语，原因当如乾隆《青浦县志》卷十一物产按语所言：“旧载骡、马骡，今产者绝无，即畜者亦甚少，故删。”

江南本地产牛不多，倘若生产中要广泛使用役牛，唯一的办法是从外地输入牛。从外地输入牛的记载，史籍中偶亦有之，例如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七物产载：“牛贩自浙东，土产者少。”长江以北的牛，也通过龙江关贩运到江南。(38)不过明清时期江南邻近各地产牛也不多，徽州甚至还要从江西购入耕牛。(39)因此江南所输入的牛数量肯定极为有限，不足以成为生产用牛的重要来源。

本地养牛不多，输入数量又甚微，因而牛在明清江南成为一种稀缺之物。江南牛价之昂，从道光时松江地区情况可见一斑。据《浦泖农咨》载，其时松江“耕牛用水牛、黄牛二种，价亦不甚悬殊，其最上者须四十余千，减至七八千而止，现在通用者大率二十千左右而已”。价昂如此，正表明了牛的紧缺。

导致明清江南牛紧缺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于各种条件，江南养牛的费用太高，一般人家承担不起，只好不养。在道光时的松江，耕牛“自四月至九月不须上料，但得一人斫青草饲之。九月以后，每日饲以棉花核饼两张，稻草三十斛，统计之亦日须七八十钱也”。姑不计斫青草人工，仅十月至来年四月这半年中养一头牛所喂的棉饼与稻草之费，总计就已达13500文（每日以75文计）。根据当时当地米价及前引包世臣所说的人均食米量，1头耕牛半年饲料费已相当于2.25石米，已经够1个人吃9个月了。此外，明清江南地狭人稠，寸土必耕，早已没有天然牧场。如饲牛稍多，青草来源又是一个问题。像乾隆时震泽、南浔油坊用牛充其量也不过各数百头，本地青草即告匮缺，不得不远赴洞庭东山采购茭草。(40)即令是稻草，虽处处皆产，但由于要用做燃料，可拿出来饲牛的也很有限。而且，随着明清江南燃料紧缺现象的加剧，稻草用做饲料的可能性也必然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养牛减少的趋势只会逐渐增强。因而明清江南的畜力来源难以扩大，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江南人民为克服动力局限所作的努力

明清江南工业中使用的动力基本上是人力，人力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动力，特别是在车水、牵磨等工作中，更是如此。这一严重缺陷，已为当时一些人意识到。他们进行了可贵的努力，以图减少这一缺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徐光启说：“东汉以来，盛行龙骨［水车］。龙骨之制，日灌水田二十亩，以四三人之力，旱岁倍焉，高地倍焉”，效率很低。用畜力好些，但“驾马牛则功倍，费亦倍焉”。用水力、风力，“此不劳人力自转矣”，虽然“枝节一蓌，全车悉败焉”，但仍比人畜力好，原因是“水车之属，其费力也以重。水车之重也，以障水，以帆风，以运旋本身。……故用风、水之力，而常得人之功”(41)。王征则说：“硙，必须物也，每叹人若畜，用力甚艰”，故特设计风力、水力机械，以代其劳。(42)但是江南无水力可用，畜力太贵，因此科技专家们的努力便集中到了两个方面：一是风能的开发，一是人力工具的改进。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季风是一项可资利用的动力资源。但是要有效地利用风力，必须有较好的风车。明代中国风车构造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比欧洲更为有效。(43)因此明清时期，在与江南毗邻的地区，利用风力的情况并不少见。宋应星说：“扬郡以风帆数扇，使风转车，风息则止。”(44)方以智说：“用风帆六幅车水灌田者，淮扬海堧皆为之。”(45)纳兰性德说：“西人风车，借风力以转动，可省人力。此器扬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46)祁春圃说：“江北通泰诸邑，则用风车［车水］。其式以蒲为蓬，八中立柱，八蓬围绕之，随风左右。下置龙骨车，挽水而上，日夜不绕，较水车同一疾便也。”(47)两淮盐田，也常用风车车水。(48)林昌彝看见浙江处州用风车车水，“风车一具可转水车两具”(49)。江南松江、湖州有些地方也用风水车，已见上述。

由于风力对于江南来说是一项难得的动力资源，因此明清科技专家和江南地方人士努力改进风力机械，力图更有效地使用风力。早在明末，王征就在传教士带来的风磨图样基础上“想象损益”，设计出风硙。这种风硙构架颇大，但使用方便，“用者无他谬巧，止借风力，省人之力云耳”。其转轴（将军柱）两端安装铁制部件，以防磨损。(50)清代绍兴人汪禹九则设计出一种简便可行的风力水车，运用齿轮传运，带动普通水车车水。同时，这种风车可自行对准风向，“随风所向转水灌田”。林昌彝在处州看见的风水车，就是这一种。(51)从技术上来说，这些改进都非常重要。但是风力有一个致命弱点，即行止、强弱不一，无法控制。不仅“大风起亦败车”(52)，而且所带动的工作机“因风车为力，无风则滞”，倒“不如改用牛马牵机，可以常常不息”(53)。所以风力机械仅可“救潦”（排水），不适“济旱”(54)。因此，虽然“田器之巧极于是，然不可常用”(55)。改进风力机械的努力，不可能对江南动力使用状况发生多大影响。

第二节　燃料

在农业社会中，工业所消费的燃料数量颇为有限。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燃料的消费量也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地区燃料的使用情况，是其工业发展水平的标志。然而一个地区的燃料使用，又决定于其燃料供给。因此讨论一个时代与地区燃料的使用与供给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燃料使用

明清江南工业中使用的燃料主要有煤、薪、炭（木炭）和芦苇四大类，主要的燃料消耗部门则为五金加工、烧窑和煮盐，其次为榨油、制烛、染色、食品加工等。以上各部门对燃料种类的要求有所不同。大体来说，五金加工要使用煤或被称为“火墨”的硬木炭，烧窑用煤或炭均可(56)，煮盐则多用芦苇或茅草。其他行业大致以薪、炭为主。此外尚有农作物秸秆，可能也用于煮盐，但其主要用途是农家炊爨，工业生产中使用不多。

五金加工业中，消费燃料最多的是铁器制造业。江南地区虽然基本上不生产铁，但铁器制造业却仍具一定规模。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以瓦格纳、丘亮辉对近代以前中国人均铁消费量的估计为基础，参考了江南废铁再利用情况以及江南的人口数量计算，推算出明末（1600年）江南铁年消费量约为2000万斤（1万吨），清代中期（1850年）则约为3600万斤（1.8万吨）。那么，加工这些铁需要多少燃料呢？

铁器制作需要热值较高的燃料，因此煤和炭是主要燃料。宋应星说：如果是熔铁，“或用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但要是锻铁，则“凡炉中炽铁用炭，用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择坚硬条木烧成火炭（俗名火矢，扬烧不闭穴火），其炎更烈于煤。即用煤炭，亦别有铁炭一种，取其火性内攻、焰不虚腾者，与炊炭同形而有分类也”(57)。宋氏此说，与丁格兰（F．R．Tegengren）谈到的20世纪早期湖南的情况颇为一致。当时湖南炼铁高炉“所用燃料，分柴炭及煤炭两种。用柴炭所出之铁，名为柴，性脆，适于铸锅；用煤所出者名煤，性较坚，适于铸农具及钟磬等。然高炉多用柴炭，而煤炭多由于甑炉。柴炭之原料多为栗、松、杉等木”(58)。甑炉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直至近代，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地都还在使用。(59)明清江南的铁炉，从功能和体积等方面来说，都比较接近上述甑炉，因此使用的燃料也以煤与优质木炭为主。

明清江南铁器制作中的单位燃耗，史籍中记载很少，只好依据前后的史料进行推测。据《熬波图》，元代下砂盐场用废铁制作铁盘，“每铁一斤用炭一斤”。不过这是用废铁加工，因此单位燃耗特别低。如果使用生铁为原料制作铁器，单位燃耗比要高得多。1930年代浙江余姚人和冶坊与富阳协盛昌镬厂土法生产铁锅、犁头等器具，所用生铁俱系购入，平均加工铁1担，需木炭2.32担及煤1.8市斤。(60)换言之，如用生铁加工铁器，单位燃耗当在1∶2.5左右（炭）。如果是从矿石冶炼生铁，单位燃耗当然更高。如前所述，明清江南使用的铁炉比较接近近代的甑炉。20世纪早期湖南使用甑炉炼铁，“炼法：以煅矿与焦炭迭层加入，至炉顶止。发火鼓风约七小时，即可出铁。每炉每次可容矿二千六百余斤，须进炭二千八九百斤，每一日夜可出板七八百斤（约半吨）”(61)。据1950年代后期的调查，湖北麻城的传统甑炉，“燃料以黑炭（烧透的木炭）与白炭（银灰色的好炭）各半混合……平时投入的矿砂和木炭的比例为1∶1，火力旺盛时增加到1.5～2∶1”(62)。从这些调查可见，使用甑炉炼铁，矿石与炭的比例大约为1∶1～1.5。如果按照“每矿砂十斤可煎生铁三斤”的比例计(63)，则炼出1斤生铁需要3.3～5斤木炭。但如果是在江南，可能因为铁矿石含铁量低或是其他原因，用矿石炼铁的单位燃耗，比湖南、湖北高得多。例如近代江苏宜兴一带流行一种名叫“鼓炉”的小型炼铁炉，相传已有上千年的使用历史。据1950年代后期的调查，这种鼓炉“上料时先装煤，后上矿石和石灰石。第一次配料为矿石3斤，白煤9斤，石灰石1.5斤；第二次配料改为矿石4斤，白煤8斤，石灰石1.5斤。……出渣约十分钟一次，出铁约一个半小时一次，共需投料十六次。……一日夜能生产铁600市斤”(64)。大体而言，矿石与煤的比例为1∶2.5。如果按照上述“每矿砂十斤可煎生铁三斤”的比例计，那么生产1斤生铁就需要8.3斤煤。

由于明清江南自产铁数量很少，铁器制作主要是以输入的生铁为原料，同时也积极利用本地的废铁资源，因此这里姑以前述浙江余姚人和冶坊与富阳协盛昌镬厂的单位燃耗（即1∶2.5）作为明清江南铁器制作中单位燃耗的代表。依此比例，明末江南加工铁2000万斤（1万吨），当用木炭5000万斤（2.5万吨）；清代中期（1850年）江南加工铁3600万斤（1.8万吨），则当用木炭9000万斤（4.5万吨）。

除了铁器制造外，江南许多城镇还有金、银、铜、锡等金属制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制箔业，仅杭州一地就有金锡箔匠上万人之多）。不过，明清时期铜、锡制品生产规模远逊于铁器制作。(65)金、银制品的生产就更不用说了。而且铜、锡熔点低，加工所需燃料较少。尤其是制锡箔，仅在打箔之前熔锡时需用不多的燃料，而在以后压薄、制页、磨纸等十数道工序中完全不用燃料。因此杭州城里上万名箔匠所耗用的燃料，不见得比桐乡炉镇一地锻铁炉所用燃料更多。

窑业也是消耗燃料最多的工业部门之一。大体而言，在明末生产陶器130斤，需柴100斤。(66)烧制砖瓦所需单位燃料数量，明清江南史籍中尚未见及，不过肯定也很高。(67)明清江南的窑业规模不小，在本书第五章中已经谈过。但是江南窑业所用燃料量究竟是多少？据现有材料很难估计。我们仅知道：第一，由于烧制陶器、砖瓦、石灰单位燃耗较高，而江南的陶器、砖瓦、石灰生产又有一定规模，因此窑业每年所消耗的燃料相当可观；第二，江南地区所生产的陶器不能完全自给，尚须由江西等地输入瓷器和部分陶器，可知其生产规模不算太大。砖瓦石灰虽然能自给，但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给，因而生产总规模也不可能很大。总而言之，江南窑业所消费的燃料数量虽然相当可观，但也不能过高估计。

第三个使用燃料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制盐业。江南各盐场制盐方法基本相同，都是先晒灰、刮土、沥卤，然后煎卤成盐。每卤水1担，得盐10～25斤不等，亦即得盐1吨，须煮干卤水4～10吨，所需燃料之多，自可想象。明清沿海煮盐，燃料主要是各盐场属下的专用草荡（包括荡地、滩场）上的芦柴。由于这些燃料热值不高，因此需要广大的草荡方能供应煮盐所需燃料。明代两浙松江分司属下的荡地、滩场，总数达2292顷。其中嘉定青浦场有草荡260余顷，天赐场有924顷。松江分司的灶丁，每丁分得的草荡多者30余亩，少者也不下20亩。(68)在江北的如皋、东台等地，清代中期平均每百斤盐要2～5亩草荡供燃料。(69)清代后期山东盐场煮盐，“每一镬容汁二石，烧草五束，盐煎得八斗”(70)。关于江南煮盐燃耗的数量，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明确的记载是《熬波图》。据此，元代下砂盐场煮盐，“上则月分卤醎，每盐一引［每引重400斤］，用柴［芦柴］百束。下则时月卤淡，用柴倍其数”(71)。其时煮盐芦柴，每束六尺围圆。车（二牛四轮大车）每辆可运柴50束；塌车（二牛无轮拖车）每辆只载15束。若以车载重1000斤计，则每束约重20斤。换言之，每得盐100斤，当用芦柴500～1000斤。明末江南年产盐约96万担（4.8万吨），清代中期约104万担（5.2万吨）。如果以上述标准计算，则明末煮盐需芦柴480万～960万担（24万～48万吨），清代中期520万～1040万担（26万～52万吨），数量颇为惊人。

除了五金加工、烧窑、煮盐三个耗用燃料最多的部门外，榨油、制烛、染色、食品加工等部门也要消费燃料。这些部门生产中的单位燃耗虽然较低，但是由于生产单位数量多、分布广，因而其所耗燃料，总合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从以上对江南各主要燃料消费部门的燃料使用状况所作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燃料，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量。

二、燃料供给

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燃料消费水平低，与江南地区燃料的供应状况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清江南地区的燃料生产状况。

（一）燃料生产

1．江南煤炭资源非常贫乏，很少的一点煤藏主要分布在湖州府长兴县、南京（江宁）附近、常州府宜兴县以及太湖洞庭诸山。前代未见有开采的记载，而到明清时期，这些煤藏都已得到开发。

长兴煤矿是江南最大的煤藏所在，明代已开始开采。(72)明末清初已经有一些煤被作为商品买卖，故在南皋山出现了“煤市”。(73)乾隆时，有的煤井“深有百余丈，远至二三里，开挖者数十百人不止”(74)，已具一定规模。但开挖已不甚容易，且常遇到矿井出水、瓦斯燃烧等问题。更严重的是，煤矿在丛山之中，距水运码头有数十里山路，交通极为不便。而且煤蕴藏总量不大（据抗日战争前勘察，估计不过3000万吨），煤质又低劣(75)，不很适于冶炼金属，用途有限。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扩大开采和输出。乾隆时封禁长兴煤矿，并未见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可见其采煤业规模不大。

江宁煤矿，嘉靖以前曾被开采，后停采已久。到嘉靖时重新开采时，虽倡议者说“凿井出煤，取之不竭”(76)，但后来矿井崩陷(77)，再次停采。到乾隆时，“准开者不过数处，仅足供工匠之陶冶，而不能济闾阎之炊爨”。江宁煤矿所在地，“地多平衍，非有深山密菁之可比”(78)，且运输方便，又接近南京城。惜乎煤储量过小，且又分散，开采规模很难扩大。

太湖淀紫山，明末也曾出煤(79)，且煤质极佳，有“香煤”之称，“较北煤坚细，无臭名”(80)。但不久即遭封禁。洞庭西山也曾有人采煤，但因“罡棍啸集凿采，或倾倒室庐，或荒废田墓，因而亡命聚集，结党猖獗”，明末被禁，崇祯时“无籍棍徒倡言复举开凿”，抚院再度申明严禁。(81)宜兴的煤矿，亦已开采，故地方志载宜兴出煤。(82)但这几处煤矿储量太少，没有多大经济价值。

因此，江南本地产煤很少，其煤资源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但限于矿藏量以及运输等条件，很难再进一步扩大煤的生产。

2．江南的薪炭主要产于湖、杭二府西部山区各县，其中孝丰、安吉、武康、于潜几县出产最多，所产窑片、松箍、刀柴、枪柴和生炭（硬炭）、蚕炭等，沿东西苕溪、天目溪、富春江外运到附近各城镇以及杭州出售。(83)此外据明清地方志，长兴、富阳、新城、昌化、临安等山县亦出产薪炭。平原地区的钱塘、归安、平湖、海宁、宜兴、吴县、句容、江宁等地的山冈丘陵也有很少量的出产。而在东部的松江等地，则很少见到记载。

江南的薪炭生产量，看来不会很大。例如江南薪炭以湖州府西部诸山县出产最多，但嘉靖时湖州所产之炭亦仅足供湖州蚕事而已。故乌青冶业所用燃料，依赖在余杭等地定烧的乌炭。至于杭州府西部诸山县所产薪炭，则尚不敷杭州府城之需，因而杭州府城不得不依赖严州等府的薪炭。

江南地区的薪炭资源，早在南宋时就已严重消耗(84)，到了明代，平原地区森林已基本消失。浙西山区的薪炭资源，也呈现出不断减少之势。早在明代后期，长兴西北诸山，除大小官山“薪苏不及”外，其余尽已“或专艺茶，或伐为薪炭”(85)；武康绞丝岭一带，康熙时已无薪，“担荷而交于埠者曰茅柴，实草也”(86)；德清“南北之势盈于山，而枣栗薪炭之利弗与焉”(87)；江宁石步大山，乾隆时也已是“远近山嶴，柴草稀少”(88)；等等。为了缓和薪炭资源锐减的趋势，明清江南出现了人工营造薪材林的现象。例如嘉靖时海盐澉浦一带“种松十年一伐以为薪”(89)。尔后桐乡、上海、川沙等地种植生长较快的薪木芊（甘稞、芒）。(90)包世臣则提倡种柳、白杨，“平乡乏薪，尤资其利”(91)。但是树木生长慢，种树难以成为解决燃料问题的有效方法(92)，而且种芊等则要占用田地(93)。江南地狭人稠，此法当然难于推广。

芦苇主要产于松江东乡的荒滩、池荡与海岛，以及南京一带长江江心的沙洲，并且是这些地方的主要燃料。(94)不过，早在南宋时松江芦苇资源就已不很充足，因此不得不“殖芦为薪”(95)。华亭下砂盐场，元代芦柴已不敷供应，“才至起水，便行阙柴”，于是不得不竭泽而渔，“三四月间，柴苗方长尺许，已是开荡樵斫。至八九月内，已无接济，不免多募人丁工具，将荡内茅根生柴，再行刮削砍斫，用茅捻三务缚束，名曰‘横包柴’，搬担堆垛，陆续搬运入团”；或者“如四五月乏柴，则买大小麦秆接济”(96)。由于荡地、滩地的茅柴亩产量不高，因此煮盐需要大面积的荡地、滩地。明代松江分司控制下的荡地、滩地达2292顷，每个灶丁分得草荡多者30余亩，少者不下20亩。(97)随着经济发展，荒滩、池荡、海岛逐渐被开发为农田，芦苇的生长空间进一步缩小，从而使得芦苇的产量也更加减少。“盐办于灶，灶依于场。场之既去，草从何生？草既不生，盐从何出？”(98)由于草荡面积减少，明代江南盐场燃料已非常紧缺，“近伐慨山童，远入虞虎兕。肩重何足辞，突黔良借此”(99)。长江江心沙洲面积有限，所产芦苇不敷南京之需，因而南京燃料供应一直比较紧张。

很明显，江南地区的燃料生产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工业生产之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从外地输入燃料是必不可少的。

（二）燃料输入

1．煤的输入，估计明代中期即已有之。据《娱目醒心编》卷三《解己囊惠周合邑，受人托信著远方》，景泰时有晋商房某，自山东东昌一带载煤十大船赴京师发卖，购入价达二万八千两银，而运至京师，适逢乏煤，“悉照时价给发。……一算本利，除去二万八千两原本，反余了十万有余”。此故事虽出自乾隆时小说家之笔，但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这篇小说的主人翁蔡凯（节庵），出于德清望族，本人在《湖州府志》、《德清县志》中均有传。蔡凯一生中最重要之事迹，系景泰时代全县人民输一年之赋。而此篇小说，正是说明蔡凯代民输赋之资金从何而来。据此故事，蔡氏代晋商房之孝运煤销售京师，得善价。房氏感蔡在逆境中接济之恩，即以售煤所得利润，以蔡之名，代德清全县之民输一年之赋。此故事表明早在明代中叶，京杭大运河上就已有颇大规模的煤贸易，而且江南人士也卷入了这种贸易。不过尚未有记载说煤输入江南。到了清代，煤输入已是常见现象。清初通过龙江关输入江南的煤，主要来自湖南宝庆、江西乐平和湖北兴国。(100)上江方向来的煤，一直运到苏州。(101)乾隆初，据湖南巡抚高其倬奏，湖南衡阳府属耒阳、衡山、长沙府属湘潭、湘乡、安化等县以及桂阳州所产的煤，也远输江南，“江南之铸造铁器者亦多资之”(102)。至嘉、道时，又见有江北船运煤经镇江输入江南。(103)可见，至少自清初起，外地煤输入江南已不是偶然现象。此外，清代中期可能已有煤通过海路输入江南。据乾隆三十三年陈宏谋编《物料价值则例》，江南八府一州属下各地，仅上海、金山、青浦、南汇、奉贤五县有煤价（每斤煤价3～4分银）。这五县本身并无煤产，何以官府要在此采购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几个滨海县份平时有煤从海上输入，所以才成为官府的采购地点。

江南的煤输入规模有多大？我们仅能根据当时各供应地的情况，作一大概的推测。

两湖、江西、安徽南部沿江地区煤藏不丰，这首先就决定了这些地方的煤开采规模不可能很大。因此除去本地消费外，可资外运的数量就颇有限了。在这几省中，湖南是最主要的煤产地。在湖南六个主要产煤州县里，煤藏最多的地方是耒阳、衡山。(104)这两县以及桂阳等州县距离长江水路较远，“地远则煤之运脚多费，煤之价值亦昂”。在长沙、岳阳一带已感到其价昂，运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价格就更高了。具有较好运输条件的湘乡、安化、湘潭三县中，“湘潭一县虽［距长沙］近，而产煤之山甚少，所产亦微”；湘乡、安化两县产煤较多，但供应面亦广，“止就长岳一府属州县人户论之，已不下百余万家”，而家家俱烧煤，此外“湖北武汉一带地方亦多资以为用”(105)。湘乡、安化所产煤，在供应两湖之外，所余有限，若要大量地输到江南，恐怕也不可能。因此之故，我们至今尚未发现湖南煤像湖南米那样大量沿江而下的记载。据重田德对清代湖南商品流通的研究，甚至在湖南省内，煤也并未取得像米谷、木材、桐油、纸张、麻、铁等那样的主要商品地位。(106)因此湘煤作为商品输出到江南的数量当很有限。

山东青州府的淄博、枣庄两大煤矿在明清时期已经开发。到了清代中叶，属于今日淄博矿区的青州府博山县，全县约有数千人从事采矿，煤年产量达15万吨。(107)属于今日枣庄矿区的兖州府峄县，采煤业自万历时代起已很盛(108)，到了清代中期居民皆以采煤为业，“往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此外沂州府、泰安府等地在清代产煤也不少。(109)总的来说，如道光时王培荀所说：山东产煤，“淄、博、滕、潍四邑为多”(110)。不过这些地方所产的煤，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外运。特别是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峄县，“粮艘过境，多夹南货以易邑煤、米”，“运费甚轻而炭价极昂，业此者皆积资巨万”。到了乾、嘉时代，“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111)。但是山东煤运销江南的记载却极少见，主要原因当是运费问题。对于像煤这种重量大而价值低的物资来说，运河船运费用过高，经济上很不合算。(112)

江北（皖北、苏北）是今日两淮煤矿区的所在地，煤藏颇丰。但是直至清中期，这些煤矿尚未大规模开采。(113)因此前述江北船运输到江南之煤，当是江北靠近江南地方零星小矿所产。也正因如此，官府规定江北船每船限载煤仅60担，总输入量很小。

通过运费低而且运量大的海运输入煤，对于江南来说倒是一个在经济上可行的办法。但是华北、东北沿海便于海运的煤矿（如今日的开滦、抚顺等煤矿），明清时尚未开采或大规模开采。广东近海地方虽产一些，但煤质劣(114)，而且产量很少(115)，尚不敷本省铁业之用(116)。因此，要依靠从邻近地区大量输入煤来解决燃料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江南来说是很难办到的。

2．薪炭输入，前代早已有之。南宋杭州所用柴炭多产于严、婺、衢、徽等州（特别是严州）(117)，明清时仍然如此(118)。不过，从严州等地输入的薪炭，似乎仅在杭州府范围内使用。除杭州府城外，只见到在海宁境内的许村盐场等地使用(119)，他处则未见。南宋建康府薪炭“悉资客贩”(120)；而清初经由龙江关输入江南的货品中，也有江西、宁国、安庆、湖北等地来的炭。(121)其中主要来源地看来是毗邻的宁国府。(122)不过总的说来，输入也很有限，因而江宁一带的燃料紧缺状况并未因之而得到较大改善。此外，正德时江阴每年都有“数百人往衢州、长沙、南阳、川巴等地收买棉花、豆、炭、麻饼等物”(123)；嘉靖时则有“沙船载芦”行驶于太仓一带(124)；明末崇明又出现了“业有沙船几只，开贩柴行生意，家甚厚”的海上柴商。(125)清代亦有海船载柴炭输入海宁的记载(126)，而海宁境内黄湾盐场所用柴薪，即有一部分来自浙东舟山、象山等地。(127)输入平湖乍浦港的货物中，亦有浙东以及福建来的木炭。(128)乾隆五十年，在乍浦的闽、浙木炭商人联合建立了咸宁公所，俗称炭公馆。浙东宁绍商人更垄断了苏州的煤炭业，以致他们自己也说：“惟我业煤炭，皆系籍宁绍，在苏开张者多。”(129)此外，可能还有相当数量的木炭从江西输入江南，因此在江南的江西商人从事木炭贸易者不少。嘉庆元年在苏州的江西商人捐资重建江西会馆，炭货众商捐银650两，捐资数量仅次于麻货众商、枫桥镇饼行众商和南昌府纸货众商，在12个捐资商帮中名列第四。(130)

不过，这些输入数量也不会很大，因为明清江南周围地区的薪炭资源并不丰富。例如江北的通州一带，乾隆时已无薪可采，“炊灶悉倚葭芦，价日腾踊”(131)。西面的皖赣一带，早在明代后期，“由江右抵安庆，山多童而不秀”(132)。广德州至迟在清初亦已变“童山”。(133)浙东沿海温、台、宁波等府，林木本不甚丰，早在宋代即输入外地乃至外国的木材(134)，此时亦恐难有大量薪炭输出。再南一些，福建的福宁、福德一带在明清之际已是“海滨无薪”，不得不“爇茅以煎［盐］”(135)。到乾隆时，沿海的广东、山东乃至辽东，各地封疆大吏莫不奏称本地柴薪短缺，薪价高涨，影响民生。(136)在这样的环境中，江南要从毗邻地区或通过海运从沿海各地大量输入薪炭是不太可能的。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清江南受其本地及外部各种条件的制约，其燃料供应，很不充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燃料的供求矛盾必然越来越尖锐，结果导致了明清江南“燃料荒”的出现。这个燃料危机达到何种程度，我们仅须通过几个例子，即可略见大概：

1．明代后期湖州府归安县的稻草价，已经高达每百斤值银5.6分。(137)一个农户每年炊爨烧稻草5400斤，即合银3两，依当时当地物价，可买米3石，够一个人吃一年了。

2．清代初年上海一带的柴，“大约百斤之担，值新米一斗，准银六七八分，或一钱内外不等”(138)，已成为一种贫民莫敢问津的奢侈品。

3．明清之际南京一带的芦柴供应已甚紧张，人们不得不尽量节约使用，“以三芦炊一顿饭”(139)。乾隆初，芦柴价更高至“每担需银一钱二三四分不等”，而煤又“价更甚于芦，故［民］皆用芦”(140)。燃料昂贵如此，“民恒苦之”。连维持人民炊爨都已不易，可见燃料危机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4．据前引乾隆三十三年《物料价值则例》，其时官府在上海等五县采购煤定价为煤一斤银3.4分。而同书所载杭州、嘉兴、江宁三府属下的20个县，人工价平均为匠每工付银5.85分，伕每工付银4.16分，可见一斤煤竟相当于一个非专业劳工（伕）一日工资的80％以上。

可见，明清江南的燃料供应状况，决定了明清江南工业只能是一种低燃耗的生产。

第三节　铁

在本书第五章里，我们已经讨论了明清江南铁器制作业的发展情况，但是未曾涉及该行业生产所使用的铁有多少及是从何处来的。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对明清江南铁的消费与供给问题进行一个较为集中的考察。

一、铁的消费

嘉庆时杨桂森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铁为农锄日用所必需，不可一日而离。”(141)明清江南经济发达，生产、生活对铁的需要量很大，正如乾隆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署理浙江巡抚永贵所言：“两浙全省之大，一切军工机械、船厂营造以及乡人农具之类，其有需于铁者不可胜计。”(142)

大体而言，明清江南铁器输入和输出的数量都不很大，因此江南消费的铁大致也就是其铁器制作业所使用的铁。在明清江南铁器制作业各部门中，用铁最多的首推造船业，其次是铁锅制作业，再次是建筑业。至于工具制作等部门，主要生产小型铁器具，用铁并不很多。

造船业中，用铁最多的是铁锚制作。宋应星说：“铁锚，所以沉水系舟。一粮船计用五六锚，最雄者曰看家锚，重五百斤内外，其余头用二枝，梢用二枝。”(143)因此黄启臣估计一艘漕船仅锚铁一项，就需要铁2500～3000斤左右。(144)除铁锚外，造船业使用铁钉也很多。依照《龙江船厂志》的记载，嘉靖三十一年官营龙江船厂造一艘二百料的小型巡沙船（平底船，形制与漕船相近），需要铁钉400斤之多，如果是更大的船，所用也更多。明人周之龙说：“近奉国旨补造积缺漕船一百四十余只……合用钉、环不下数十万斤。”(145)亦即每艘漕船需钉、环铁2000余斤。铁钉与铁锚不同，只能作一次性使用，因此每次制造新船或者维修旧船，都要使用大量的铁钉。此外，船上还有一些铁制部件，如上述二百料巡沙船，需铁浮动38斤，铁锅1口(146)，等等。周之龙说天顺以后，仅漕船一项，每年就需生铁约839万余斤。(147)如本书第六章所述，成化时全国有漕船11573艘，每年更新1/10，应新造1160艘。据此，平均每艘用铁7200余斤。明末及清代中期江南每年新造漕船300余艘，仅此一项，就要用铁200万斤（1000吨）以上。(148)战船、海船制作所需铁更多，海船铁锚“有重千钧者”。按每钧30斤计，则一锚重约30000斤。如海船用五锚或六锚，则制作这些锚需铁15万～18万斤之多。(149)明代后期江南每年新造海船大约30艘，仅铁锚就需生铁450万～540万斤（2250～2700吨）。清代中期年造海船100艘，需锚铁1500万～1800万斤（7500～9000吨）。如果再加上建造其他船只和维修船只所需的铁，整个造船与修船业每年所消费的铁的总量，是颇为可观的。若依上述估计，明代后期当在3000吨以上，清代中期则在万吨上下或者更多。不过，制造新船锚所用之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折旧船只上的旧船锚，因此铸造铁锚所用之铁要多于新增之铁。

铁锅制作业用铁也颇为可观。如本书第五章中所述，明清江南铁锅制造业具有相当规模，每年更新之数肯定不少。铸造铁锅所需的铁，因铁锅大小而异。据雍正时广东布政使杨永斌《禁铁锅出洋疏》(150)，其时广东出口铁锅以连计，一连大者1个，小者4、5、6个不等，每连重约20斤。又据童荐周《调鼎集》卷八茶酒部“蒸酒家伙”，清代中期江浙蒸酒用的大镬，每口重80～90斤，小镬亦重30余斤。但是大的铁锅（包括铁盘），用铁远不止此。例如据元代陈椿所言，“柈［盘］一面，亦用生铁一二万斤”(151)。一般而言，如宋应星所说：铁釜（即铁锅）“大小无定式，常用者径口二尺为率，厚约二分，极小者径口半之，厚薄不减”；冶铁高炉“一炉所化，约十釜、二十釜之料”。也就是说，一炉铁水，一般仅可铸造10～20口铁锅。宋氏又说“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152)。杨宽释为这表明“明代一般冶铁炉在2小时内已能炼出600斤铁”。近代江南（特别是苏南）常见的土高炉——“鼓炉”，出铁约1.5小时一次，一日夜出铁600斤，而这种高炉据说已有千年的历史。(153)由此可见明清江南熔铁高炉一般日产铁600斤左右。换言之，铸造一口铁锅，平均大约要30～60斤生铁。江南一年生产的铁锅少说也是数以万计，因此所用的铁为数甚多。制作盐场所用铁锅与铁盘用铁亦不少。清代中期江南盐场所用铁锅与铁盘的总数约6000口(154)，如按每口用铁1～2斤计，合计用铁6000～12000斤。但是如同铁锚的情况一样，铸造铁锅也可用废铁，因此实际使用铁的数量虽大，但新增之铁要少很多。

建筑业也是用铁较多的生产部门。明清江南建筑材料以木为主，而建造和修缮木质房舍需要大量的铁钉、铁线等。万历《大明会典》中，营缮司的内宫监定修理年例中，就有每年需“生铁二千斤，铁线四千斤”，“钢铁八十斤”，“熟牌铁七万斤”等规定。(155)明清江南人口密集，房舍众多，木质房舍自然损耗快，加之火灾频繁，因此每年新建和修缮房舍所使用的铁钉、铁线等，总量也非常可观。

明清江南铁的人均年消费量有多少已难以得知。哈特威尔（Robert Hatwell）估计北宋四川年产铁1万吨，人口有1200万，人均1.67市斤。瓦格纳（Donald Wagner）则推测这个人均数量一直到清代中期都没有多大变化。(156)丘亮辉也估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情况下日用工具与用具所消耗的铁，每人每年平均大约为1.2市斤，再把作其他用途（兵器制造、造船等）的铁平摊到人，每人每年总共消费铁约1.6市斤，而1949年全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也不到1公斤。(157)因此大致而言，人均年消费1.6市斤左右的铁，可能是近代以前中国的一般情况。(158)若依此估数计（人年均用铁1.6市斤），明末（1600年）江南人口2000万，年铁消费总量当为3200万斤（1.6万吨）；清代中期（1850年）江南人口3600万，铁消费总量为5760万斤（2.9万吨）。但据日野开三郎和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全国铁年产量不过为1.5万～2.5万吨和3.5万～4万吨。(159)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产铁较多的时期，所产之铁中还有很大部分用于湿式收铜而非全部都用于制作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160)因此前面据瓦格纳与丘亮辉的估数推算出来的江南铁消费水平，可能过高。这里我们要强调：江南对铁的再利用程度很高，特别是在用铁最多的铁锚、铁锅（盘）产品的制作中，废铁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陈椿说：“熔铸柈……以旧破锅镬铁为上。”(161)宋应星也说：“［釜］铸用生铁或废铸铁器为质。……凡生铁初铸釜，补绽者甚多，唯废破釜铁熔铸，则无隙漏。”(162)不仅如此，用废铁为原料制作器具，加工中的损耗比用新铁更少。因此宋应星说：“凡出炉熟铁，名曰毛铁，受锻之时，十耗其三，为铁华、铁落。若已成废器，未锈烂者名曰劳铁，改造他器，与本器再经锤锻，十止耗其一也。”(163)由于废铁再利用率很高，因此每年实际输入的铁的数量，肯定明显小于实际消费的数量。如果我们假定被利用的废铁占铁消费总量的1/3（即每年消费的铁中，有1/3是被再利用的废铁），那么实际输入铁的人均数量，就大约为1斤。依这个估计，并按照明末（1600年）和清代中期（1850年）的人口数，这两个时期江南每年的铁输入量分别应为2000万斤（1万吨）和3600万斤（1.8万吨）。下面，我们对明清江南的主要铁来源的生产与输出能力进行分析，看看当时江南铁的供应量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二、铁的输入

江南本地不出产铁，生产与生活中所必需的铁必须从外地输入。前引喀尔吉善和永贵的奏折说得很清楚：“两浙全省之大，一切军工机械、船厂营造以及乡人农具之类，其有需于铁者不可胜计，势难全行购诸外省。”无锡地方志也证实乾隆时代其地铁业所需“佳铁来自闽、蜀”(164)。由此可见，江南所需之铁是购自外省，但外省供应源也难以充分满足江南的需要。

（一）主要来源

早在北宋时代，江南就已严重依赖闽铁。庆历三年两浙运司奏称：“当路州军自来不产铁，并是福、泉等州转海兴贩。逐年商贩，课利不少”，“商贾通贩于浙闽皆生铁也”(165)。南宋时，除了闽铁外，更输入广铁。故通过宁波输入江南的生铁与条铁，主要是泉州、广州等地的船舶载来。(166)到了元代，江南从宁波港输入的铁有条铁、镬铁、丁铁等，而“生铁出闽广，船贩常至，冶而器用”。此外还有少量日本铁。(167)

入明之后，闽、广仍是江南铁与铁器的主要供给者。闽、广由于冶铁技术较高，铁的品质也较优良，因此闽铁和广铁在明代受到很高评价。方中通说：“南方以闽铁为上，广铁次之，楚铁止可作。”(168)茅元仪和赵士桢说：“制威远炮用闽铁，晋铁次之”，“制铳须用福建铁，他铁性燥不可用”(169)。唐顺之说：“生铁出广东、福建……今人鼓铸以为锅、鼎之类是也。出自广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广铁则加价，福铁则减价。”(170)而屈大均也说：“铁莫良于广铁。”(171)闽、广铁由于品质高，因此也为广大外地消费者所喜爱，成为长途贸易的重要商品。王世懋说：福建的各种产品，其中包括福州与延平所产之铁，“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172)。万历时福建尤溪之铁，“贡课之外，转市他省，以利器用甚夥”(173)，主要当亦经浦城道贩于江南。在广东方面，正统、景泰时佛山铁器已大量输出，“工擅冶巧，四远商贩辐辏焉”(174)。著名的佛山冼灏通，此时已建立起了其庞大的铁器输出贸易网，故“各省巨商……咸投其家……商客人人得以充其货……公以故饶于财”(175)。这些外省商人所购去的铁器，有颇大数量运到江南。故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76)清代闽铁输往江南的记载已少见，而广东铁器运销江南却更盛。屈大均说：清初“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177)。乾隆时，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而已，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辇运而转鬻之”(178)。

除了闽、广，湖南也成了江南铁的重要供应源。湖南铁输往江南，明代尚少见于记载，至清则已大盛。雍正时，“楚南产铁各地方，外来射利商贩悉于就近设炉锤炼，下船装运赴湖北汉口发卖，或由汉口而转运两江递贩”(179)。嘉庆五年政府规定：湖南兴安“销售铁斤经由江海贩运者”，须持印照；嘉庆二十二年重申：“商民贩运铁斤至江浙等省销售者”，须请司照。(180)这些规定的详细内容，可参同治《新化县志》卷九食货“铁矿”条所载有关规定的条文：“凡遇客商贩运铁斤赴各省以及武汉等处销售，均经照例填给印照。……凡江苏等省商民来汉购买，并北省铺户赴江省一带售卖，及赴南省采买回汉发售，均遵定例填给印照，按年取结，造册咨明户、工二部存案。今有川南客商贩铁来汉镇坐售，不运往下游，毋庸给照（无照不能逾越：下有武昌、九江、芜湖关）。”从这些规定的颁布来看，到了清代中期，湖南铁运销江南已是经常之事，数量亦已相当可观。

闽、广、湖南之外，明清江南还从其他地方输入铁与铁器。例如明代江南用铁即有远自四川所来者。(181)清代鄂东、皖西、四川等中国重要产铁地所出之铁，也有运到汉口再贩运江南的。此外浙东、皖南、江西、山东的一些产铁州县当亦有向江南输出铁与铁器的，不过有关记载很罕见。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产铁有限，输出也不多。

（二）输入数量

明清江南依赖从外地输入之铁，但是输入的数量是否能够达到前面推算出来的数字，还需我们对江南铁的主要来源地的生产能力作一了解，看看它们究竟能向江南输出多少铁。

1．福建

明初福建制铁业颇盛，弘治以后逐渐衰落，到清代则已不复在全国铁生产中占有领先地位。从产铁地点来看，明天顺时全省共有产铁县19个(182)，弘治时有18个(183)，而明末清初仅余8个，而且其中龙岩、漳平、宁洋3县所产很少，“为生甚微”(184)。直到清乾隆时，主要产铁县仍仅有9县。(185)福建铁生产的衰落还表现在政府征铁与购铁数量的下降方面。正统十二年以前，建宁、延平官铁冶每年向政府交铁达50万斤之多，而嘉靖三十四年政府复设建宁、延平铁冶时，每年征铁额仅为17.3万斤，而且其中建宁铁冶还是征收折色而非本色。(186)万历时代改行购铁，万历十三年工部召买熟建铁数为193275斤(187)，虽略多于嘉靖三十四年建宁、延平两铁冶征铁额，但亦仅及正统十二年以前两铁冶征铁数的2/5。

福建全省铁产量未有记载，兹据高炉数目及冶炼能力来推测之。弘治时，连江等13个州县有铁冶、铸冶、铁炉38所，铁坑、铁场30余处。这些炉冶的生产规模大概都比较大，所以才被地方志记录下来。(188)而至乾隆九年时，沙县等9个县炉户呈报开煽的熔铁炉仅有大炉5座，小炉65座。(189)明清时期福建炼铁炉生产能力已难追考，仅可据其他资料作一推测。杨宽据《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卷“铁”和《广东新语》卷十三货语中的记载，计算出明末大型冶铁炉每个时辰（2小时）可产铁600斤（一日工作6个时辰，可产铁3600斤），清初广东大型冶铁炉的日产量也为3600斤，年产量为324吨。(190)而从其他史料得知清中期地处闽赣边境的江西长宁县大炉每座年产铁约156吨。(191)在现有的各种估计中，两个数字看来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故采纳之。(192)

福建大炉年产量似乎远不及广东大炉，因为万历时福建产铁中心尤溪的铁工，“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193)，而清初广东大型炉场每所用工人多达千人以上(194)。若假设福建大炉产量近乎长宁县大炉，则弘治时全省有大炉38座，年产铁可达6000吨左右；而乾隆时有大炉5座，年产铁仅达800吨左右。加上小炉所产，总产量会更多一些。但清代产铁最多时总产量是否能达到明代的6000吨，还是疑问。明清史料中对福建铁生产情况记载不多，也从侧面反映出福建铁生产实远不及广东。福建铁产地除古田等少数几县近海之外，大多僻处山区，运输很不便。特别是主要产铁地沙县、尤溪等8县，“均属上游山县，四面崇山叠岭，不通海口，铸出铁斤，该炉户俱散卖内地商民铸造农具，无以透露外洋”(195)。山区运输费用当然很高。嘉靖三十四年将建宁铁冶征铁改收折色的主要原因，大约就是收本色运送出省费用太高，因为当时建宁铁每斤价值银1分，而水脚银却达1.2分，超出本价1/5。由于受生产与输出能力的限制，明前期闽铁运销江南最盛时，每年当亦不过数千吨，而明中叶以后日渐减少。到了清代，因“海疆要地，洋匪现在充斥，铁斤为军械利器，不可不严以防之”，福建地方官对于闽铁输出加以限制(196)，因此能够输往江南的就更少了。

2．广东

明清时期广东制铁业发展迅速，年产量自明初以来一直在上升。据罗红星估计，正德末年广东每年铁产量已达1800万斤（约9000吨），嘉靖十年之前增至2700万斤（约13500吨），雍正十二年更达5400万斤（约27000吨）。(197)瓦格纳认为罗氏的估计过高，实际产量应大大低于此数。(198)但从明末的情况来看，罗氏估计并不高。明季东北边患严重，崇祯三年徐光启上疏，自请亲赴广东铸炮，说：“（广东）工匠甚众，铁料尤精，价亦可省三分之一。……不过数月，数千门［炮］可致也。”(199)在此前后，两广总督王尊德亦向澳门当局借来各式火炮，雇佣粤匠仿铸铁制大炮200门，并将其中重2700斤者10门、重2000斤者40门解运入京。福建也曾自制红夷二号炮（略轻于1000斤）120门运往北京。(200)据此，仅是广东解运北京的150门炮，总重量就达到10.7万斤（合53.5吨）；而福建的120门炮则总重量亦达10万斤以上。如果徐光启准备在广东铸炮数千门，姑以3000门计，每门炮平均重量以1000～2000斤计，则总重量将达到300万～600万斤（即1500～3000吨）。由此来看，明末广东冶铁、铸铁业确已达到很大的规模。无论如何，雍正时代的广东制铁业正值其极盛时期，炼铁炉厂数占全国总数的2/5(201)，铁产量居全国各省之冠。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四年仅产铁2250万斤（约11250吨）(202)，尚不及两个半世纪前嘉靖十年的产量。广东制铁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铁矿资源日益枯竭以及燃料短缺，因而这个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情况当然会对广铁输出发生重大影响。

江南输入广铁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广东铁和铁器输出也受政府限制，尽管这种限制比福建为宽。(203)其次，广东所产之铁与铁器拥有广大的市场，明代中叶即已是“七省需焉”，清代亦“鬻于江楚”，“贩于吴越荆楚”，“转鬻四方”，同时更畅销海外。明末荷兰人就在南洋大量收购广东铁与铁器，曾有一艘荷兰船在爪哇一次就要求用货物换取中国生铁100担和大铁锅600口。(204)雍正时夷船云集广东购买铁锅，每船所载少自数百连，多至千连，重达1万～2万斤。(205)18世纪初欧洲人已注意到铁以及铁锅釜、铁锚、铸铁圆筒等铁器，是当时广东输往柬埔寨、越南、暹罗、巴达维亚、马尼拉和日本的主要商品之一。(206)因此我们可以说，自明后期起，广东已成为远东地区的主要铁供给地之一。由于广铁供应面太宽，可以输到江南的数量肯定颇为有限，最多时恐亦仅为数千吨而已。而且雍正以后，随着广东制铁业的逐渐衰落，广铁运销江南者数量自然也日减于前。

3．湖广

湖广制铁业在明初已相当发达，年产量高达6752929斤（约3376吨），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1/3以上，居于各省之首。(207)以后情况不明。到了清代，湖南铁生产大盛。明末清初时湖南多数州府（长沙、宝庆、衡阳、永州、靖州、郴州等），都已有产铁记载。(208)雍正以来，湖南产铁之地达16个州县(209)，其中兴安、攸县、新化、邵阳、武冈、新宁、石门、永定、辰溪、泸溪、桂阳、桂东、临武、东安等处的铁矿开采，直到嘉庆时还颇盛，矿洞“穿崖越岭，长至一二里及三四里不等”，“甚者断山截脉，坏及坟茔屋址”(210)，已具相当规模。湖南不仅“产铁甚广，采取最易”，而且像安化等重要产铁地还产煤，可资鼓铸。“［煤］火耐久，而价又贱于柴炭一倍有余”(211)，从而大大降低了铁的生产成本，使之有可能抵消高昂的运费而输往江南。

然而，从有关资料来看，清代湖南铁的生产规模始终远逊于广东。就铁矿在采数而言，即使是在广东制铁业已走向衰落、而湖南制铁业正在欣欣向荣的乾、嘉、道时期，湖南铁矿每年平均在采数也仅有7所，而广东则有30所(212)，彼此相去甚远。就熔铁炉场规模而言，两者差距亦甚大。清中期湖南制铁中心之一的辰溪县，熔铁炉每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十座则数百人矣。邑属此食力养家者亦千计”(213)。而在清前期的广东，仅一所大型炉场即用工人上千名。生产既有限，输出自然也不会很多。乾隆八年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湖南铁矿一项，不过农器所需，系本地民人挖取，利息甚微。”(214)生产与输出规模都远不能与广东相颉颃。而且，湖南输出的铁，很大部分已为汉口等地的铁器制造业吸收，因而剩下可输往江南的数量就更少了。

湖广的另一部分是湖北，其东部同安徽的西部和河南东南角都同属大别山地区。此地区在明代后期已有冶铁业，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中就已谈到霍山县的铁炉山、宿松县的大炉山，都以有冶铁炉得名。到了嘉庆、道光时期，除了霍山等地外，黄陂、广水、随、信阳、应山等县的冶铁业也都发展起来了。据奈斯特罗姆（Eric Nystrom）1916年作的估计，在20世纪初期，仅只是大别山地区的河南部分，就有100座冶铁高炉，年产铁1.4万吨。(215)如果加上湖北、安徽部分所产之铁，该地区铁的总产量肯定更大。在19世纪前半期，由于洋铁尚未大量进入中国，传统的冶铁业生产也尚未受到洋铁的强烈冲击，因此该地区铁产量可能更大。这里要强调的是：首先，该地区冶铁业兴起在嘉、道时代，正是广东铁业衰落之时，因此起到了一种产量弥补的作用；其次，该地区所产之铁，大部分运往汉口。据1841年官方的调查，19世纪前期汉口市场上的铁价大大高于广东，因此对大别山冶铁业的兴起是一个直接的刺激。(216)汉口是一个重要的铁货转运中心，运到这里的铁，有很大部分又被运到江南。

此外，与江南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四川、江西也有冶铁业，而且在清代有相当的发展。四川的铁产量，瓦格纳推测在19世纪初期可能达到2万吨。(217)江西的上犹、长宁、兴国等县的冶铁业，在乾隆后期都达到了相当规模。其中上犹县原有冶铁厂1所，高炉4座，乾隆四十年又获准新建2厂4炉，每炉每日可出铁300斤。长宁县亦于乾隆四十年获准新建4炉，每日共出铁1200斤。嘉庆二十二年又新增大型熔炉1座，年产生铁311040斤。兴国县也于乾隆四十一年奏请新建每日各自出铁300斤的冶铁炉3座。(218)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江南的铁输入规模，随着中国南方各地冶铁业的发展而有明显的扩大。从江南主要的铁来源地生产与输出能力的情况来看，要使江南达到人均输入1市斤铁的水平，应当说是可能的。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南输入之铁主要来自中国南方各地，而这些地方铁矿及煤矿不丰，造成铁的生产成本颇高，而且产铁地距离江南遥远，运费不菲。这些情况合在一起，使得铁在江南成为一种价格颇昂的商品。据1724年法国萨凡利（Savary）兄弟编纂出版的《世界商业大辞典》记载，当时生铁在广东的价格是每百斤值银1.6两，运到日本长崎后售价增至银4.5两。上海至广州航程约为长崎至广州航程的2/3，若运费依航程比例计，则广铁在上海的售价当为每百斤3.5两银。我将乾隆三十三年《物料价值则例》中官府在江南各县的采购价格作了统计，结果如下（表7—1）：

表7—1　乾隆三十三年江南铁价表

备注：铁钉——苏松常镇17县平均；生铁——苏松常镇20县平均；熟铁——江南8府54县平均；荒铁——苏南5府15县平均；锉白铁料——江宁府2县平均。

此外，制成之铁农具（铁锄、刨锄、锹），平均为每斤5分银。

据此，乾隆中期江南生铁价约为每百斤合银2.1两，与前面推算出来的广铁在上海的售价相若。官府采购价可能偏低，但比较稳定，因此可视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价格指标。依照这个价格，江南要达到瓦格纳、丘亮辉所推测一般铁消费水平，意味着乾隆中期江南每人每年平均要为此付出约3.4分银。如前所述，1850年江南要达到上述消费水平总共需生铁3600万斤，按照上述价格，价值76万两银。

第四节　木材

在明清江南，制造劳动资料的主要材料是木材，这与其他地方在近代化以前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但与其他许多地方不同的是，明清江南本地出产木材很少，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不得不严重依赖木材输入。这种情况，对明清江南的工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一、木材的使用

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大多数工具，如农业中的桔槔、桶担、水车，纺织业中的轧车、纺车、缫车、织机，谷物加工业中的木砻、风车，榨油业中的榨床，冶金业中的风箱，印刷业中的印书板，等等，都以木制成。即使是像锄、犁、铁搭、斧、锤等铁工具，也离不开木制部件。虽然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工具多为小型，就单件而论用木不多，但由于使用总件数多、磨损快，因此每年用于制作和维修这些工具的木材，总量不少。同时江南也有一些用木较多的大型生产工具。例如《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水利”中记载的牛转翻车，仅水车车身即长达二丈，而转盘尺寸也颇大；人力水车，大者亦长二丈余。江南松江等地所使用的牛转翻车情况应与此相似。(219)大型的油榨床，“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其中］受一石有余”(220)，而且还必须是“性坚硬而质重”(221)的桧木。不过这些耗木多的大型工具在江南使用不多，绝大多数仍是用木少的小型工具。最大的木材消费者是造船业与建筑业，后者又包括房屋的建造和水利设施的修筑。

据元代规定，造一艘一百料的内河船，要用各种尺寸的板木203条片，而制作船上槔、橛、棹头板、鞴头板等设备所用之木还未包括在内。(222)明初规定造一艘一千料的中型海船，需杉木302根，杂木149根，株木20根，栗木2根，橹秠38枝，共513根。(223)明代嘉靖三十一年官营龙江船厂造一艘二百料的巡沙船（此种船也是平底船，构造接近于漕船），需要用做船体的楠木单板439丈与杉木单板61丈，用做桅杆、橹等的木头24根，用做专修的杉木单板34丈。建造其他船只所需的木料，也依船型与吨位而有所不同，但数量都很可观。(224)造船对木材要求颇高，不仅对木材的尺寸，而且对木材的种类，都颇有讲究。例如造漕船，“桅用端直杉木……梁与枋樯用楠木、槠木、樟木、榆木、槐木；浅板不拘何木；舵杆用榆木、榔木、槠木；关门棒用椆木、槐木；橹用杉木、桧木；此其大端云”(225)。“楠条板，造船必用”(226)。大体而言，明清江南造船使用最多的是杉、松、楠木。(227)船只维修，也主要用松、杉。从本书第六章中我们已经谈到明清江南造船与修船业生产规模颇大，因此所用木材总量也甚大。

明清江南城乡房屋均以木竹为主要建筑材料。典型的描述如杭州，“计一室所用，其为砖埴之工者，仅瓦棱数片耳”，而“自基壂以至梁枥栋柱枥榈，无非木也。且以木为墙障，以竹为瓦荐壁夹。凡户牖之间牖用棂隔，而半墉承墉又复以板与竹夹为之。间或护牖以笆，护墉以篱，层层裹饰，非竹即木”(228)。苏州也是“瓦屋馈馈，俱以木成”(229)。因此建筑房屋所耗用的木材，数量巨大。木质建筑容易腐朽，特别是在气候潮湿的江南更是如此。为保持建筑物的良好状态，必须经常维修和部分更新。此外，由于“竹木皆为酿火之具，而周回无墙垣之隔，宜乎此屋延烧，势不可止，此事理之必然”(230)，因此明清江南城市火灾频仍，动辄焚烧千家万户。在杭州，康熙六年一次大火，竟延烧17000余家之多(231)，“其余以数十百计者，比岁而有”(232)。苏州也是“瓦屋馈馈，俱以木成……不烧则已，烧必百家或千家”(233)。南京亦相类，故回禄之灾不绝。(234)因而，江南房舍的正常修缮和更新以及火灾后重建所需的木材，数量也非常可观。

除了建造房屋之外，修筑海塘也需要大量的木材。关于海塘修筑对木材的需求问题，郑肇经和范金民已注意到，兹即据其研究成果作一简述。海塘修筑是江南最重大的工程，前代多次修筑，明清时期修筑次数愈频，而且规模也愈大。有明一代276年中，浙西海塘中受海潮冲击最甚的（海）盐平（湖）段就修筑了二十多次，平均每10至15年就要修筑一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修筑工程，往往耗资数十万两银。清代修筑规模更大。自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浙江海塘140公里，一律改砌为气势磅礴的鱼鳞大塘。乾隆二年、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3次修筑，分别耗资112万两、136万两和84万两银，而道光十三年至十六年的修筑工程，更耗资157万两。此外在苏南松江、太仓一带海岸的江南海塘，明清时期也多次修筑。(235)在这些修筑活动中，使用木材数量都十分巨大。明代弘治元年海盐县修筑海塘，每丈用木桩163根。(236)清代修筑浙西石塘，每丈外口钉马牙桩4路，每路用桩木20根；底空钉梅花桩7路，每路用桩木10根；总共用桩木150根。马牙桩需用围圆1.4尺、长1.9丈之木；而梅花桩则需围圆1.4尺、长1.8丈之木。此外，修筑这种海塘还需使用架木。按照规定，每塘100丈，要搭架125副，每副架需用木45根，每副桩架还要用木6丈作跳板，每100丈需搭桥1座，用木45根。仅只是在修筑浙江海塘时所用的马牙桩与梅花桩两项，就用木630万根。又，在苏南，修筑松江海塘规定每丈用大桩木100根，每根长1.2丈，土松之处则长1.4～1.5丈。(237)雍正八年江苏巡抚尹继善筑“玲珑坝”，每丈坝体使用大木更多。(238)因此江南修筑海塘使用的木料，数量巨大。

二、木材的供给

明清江南生产与生活中日常用木是从何而来的呢？

（一）本地木材生产

江南地区森林不多。平原地区几乎已没有森林，“惟沿村有树，其河港之在野者罕植。间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239)。史称常熟“无室庐之材”(240)，无锡“木不足以备屋材”(241)，平原各地情况大率如是。浙西（湖、杭二府西部）山区有一些森林，但因交通不便，大木难以出山，故只得解板运出。(242)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木材蕴藏量本来有限，而且还在不断地减少之中。例如于潜县，“重山叠，自昔蔚若邓林”，“杉之巨者为栋为梁，小者为椽为楩”，但至乾、嘉之时，“亦稍零落矣”(243)。

江南各地的木材生产情况，因资料匮缺，难以深究。迄今所见最完全的资料，乃是乾隆三十三年浙江省《物料价值则例》。该《则例》中有官府在杭、嘉、湖三府属下20个县采购木材的有关规定。从采购的木材种类来说，有杉木（6种径围尺寸）、松木（6种径围尺寸）、柏木（6种径围尺寸）、杂木（6种径围尺寸）、杨木（1种径围尺寸）以及海木（2种径围尺寸），共计6类27种。各种木材的单价，在《则例》中均按县一一列出。兹将有关价格数字，以县为单位，按类平均，制为一表，然后根据此表来分析浙西的木材生产情况（见表7—2）。

表7—2　乾隆三十三年杭、嘉、湖三府木材价格

a．每根长20尺，径1.6尺、1.4尺、1.2尺、1.0尺、0.8尺、0.6尺，作算术平均。

b．每根长37尺，径1.7尺。

c．每根长58尺，径2.2尺（海宁、新城、德清除外）。

d．每根长56尺，径2.0尺。

从此表中所列的价格数字来看，杭州府属各县木价较低，湖州府属各县最高，嘉兴府属各县则居中。这表现了杭州府木材供应状况较好，而湖州府最差。在这20个县中，仅有于潜、昌化两县（均在杭州府西部）的杉木、松木价格明显低于他地，而长兴、武康、安吉、孝丰（均在湖州府西部）的各类木材价格，均大大高于杭嘉湖平原各县。这证明到乾隆中期，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仅有于潜、昌化二县还有相对充裕的木材资源；而湖、杭二府西部山区（特别是湖州府西部山区）各县的木材资源，已经开采殆尽。平原各县，虽然早已无木材资源，但因得地理之便，有浙南、皖南以及福建木材输入，所以木价反较大多数西部山区县份低廉。明显的例子是钱塘、仁和、富阳等县，因位于钱塘江下游，上游衢州等地木材输入较便，故木价亦相对较廉。湖州山区多数县份本地木材资源既竭，外地木材又难于溯流输入，故价格特昂。由此可见，到了乾隆时代，江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木材资源可资开发了。

由于本地木材资源严重不足，为解决用材问题，明清江南一些地方已有人工种树育林的现象。如正德时江阴县种檀成林，“货之得厚利”(244)。嘉庆时于潜县亦人工培养松、杉。(245)但是种树须数十年方能用材(246)，因此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样，随着江南本地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木材的供求矛盾将不断加剧。清初在江南兴造战船，已以木材为难得。顺治六年“议剿舟山，造水艍船，高大异常，须十数围大木。凡木料人夫，皆责取于县令。县令亲下乡封木。僧寺及民家大树，多被斩伐。所取虽有限，然衙役索诈，及不肖子孙乘机借口，伐去坟树者不少。树亦遭此一厄”(247)。苏州大树也因此开采殆尽。顺治末，“经屡次造船之后，［江浙］老材巨干搜伐无遗”(248)。因而在康熙初年再造战船时，木材更成问题。康熙元年在镇江造战船，连江北江都县民间园圃中的古树都在劫难逃。(249)而康熙十六年造战船时，松江各县县令都不得不亲自下乡“寻觅大树”，找到即加封摄，闹得鸡犬不宁。(250)可见当时木材危机已颇为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从外地大量输入木材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万历四十年嘉兴新筑运河石塘，所用木材皆购于长江边的瓜洲、仪真(251)，即来自长江中上游。清代乍浦以及邻近的宁波的官营造船厂，建造兵船木材紧缺，只好大肆砍伐私人墓地树木，但是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出海捉拿商船。时人描写这种情况说：“战舰江边岁岁修，千家冢木几家留？近来樟树随山尽，出海遍拿估客舟。”(252)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乍浦、宁波二厂都派出“专办官员坐瓯［温州］购买”。但是温州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最后不得已到厦门购买进口木材。(253)清代中期杭州房屋建造与维修用木很多，故虽有衢、严二府和福建木材输入还不够，尚依赖“下乎三峡”的西南木材。(254)可见外地木材在江南生产与生活建筑所需木材中，已居于主要的地位。

（二）木材输入

关于明清江南的木材输入问题，我过去已作专论。(255)此后又有一些其他学者关于明清木材贸易的论著先后发表，使得有关情况更为明朗。现在即对此作综述如下。

江南的木材输入，历史颇为悠久。五代时江南已开始从江西输入木材(256)，北宋时又从湖南输入(257)。南宋时建康府造船业所用木材，皆仰上江（江西、湖南等地）输入。(258)至于与江南毗邻的宣、歙等州，则整个宋元时期都是江南木材的重要提供者。(259)此外，宋元时明州（宁波）一直从日本输入松板、杉板、罗板、倭枋板柃、倭条、倭橹等(260)，其中当有部分转运到江南。

明清时期向江南输出木材的地域，比宋元时期大为扩大。到了明代中期，经芜湖关输往江南的木材，从种类来看有楠木、松木、杉木、柏木、檀木、梨木、杨木、株木、橛木、木、青柳木、虎尾木、杂木、零木等大类（大类中还有小类）；从形状来看有原木、桅木、桥木、梁木、板枋等类；从产地来看，则来自安徽的徽州、宁国、池州等府，湖南的长沙、常德、衡州、岳州、辰州等府，贵州的铜仁、镇远等府，四川的綦江、重庆、夔州、建昌、马湖、泸州、忠州等府，福建的汀州府（由江西转输），以及江西与湖广。(261)这种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相当的变化。下面我们根据其他史料对明清江南木材的主要来源地及其对江南的木材输出作一综述。

按距离远近，向江南输出木材的地区有以下四个主要地区：（1）邻近地区，即浙西南的绍兴、严州、金华、衢州与皖南的徽州、宁国、池州、太平诸府，浙西南的木材通过钱塘江及其支流输往江南，而皖南的木材有一部分通过长江输往江南，另一部分则部分通过钱塘江与长江输往江南；（2）福建，其木材通过海路输往江南；（3）长江中游地区，即江西与湖南；（4）长江上游地区，即四川、云南与贵州。后两个地区的木材都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输往江南。在这四个地区中，福建、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是最重要的供应地。尤其是尺寸巨大的木材，更主要靠川、滇、黔提供。

1．邻近地区

在浙西南诸府中，绍兴所产木材，沿运河北运至杭州。在运河航运中，有“船东木西”、“每月三、六、九拖装客路木排，一、八拖装城内各木行及零星小贩木排”的规定(262)，可见木材是运河运输中的主要物品之一。衢州府主要木材输出地是开化、常山等县。明代开化“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予徽人之拚本盈而吴下之行货勿滞也”(263)。清初徽州木商程某，“常在衢、处等府采判木植，商贩浙东、南直地方，因此常处开化”(264)；另一徽商王某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265)之多。所伐杉木主要沿富春江而下到杭州等地。严州府淳安、遂安二县多山，“所产皆材木杉桷之类，大可为栋梁榱桷，小可为薪蒸器用，各有分业，采取岁供。斯民便利之出于山者无穷，盖振古如兹矣”，并且有徽州木商“岁经营其间”(266)。衢州与金华所产木材，都由钱塘江运往杭州。(267)严州木材也沿富春江入钱塘江输往杭嘉湖平原。

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四府，明清时仍向江南输出木材。明代前中期从长江经芜湖关运往江南的木材中，出自这三府者被称为“内河木”，有橹港梱、东河梱等。此外还有来自池州的“外江木排”，木材种类有虎尾木、梨木、桥木、梁木、杨木、株木、橛木、松木等。(268)在这四府中，徽州杉木质最佳，“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269)。同时产量也最大。“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而下，为力甚易”(270)。屯溪县是徽州府各县木材的主要集散地。这里“河面开阔，依山弯转，是木排停泊的理想地方。每年春夏之交，河面几为木排覆盖”(271)。徽州木商或从祁门购木结排，沿率水经屯溪结成大筏，或由屯溪购木编筏，入新安江放流杭嘉湖，达于苏州。

宁国府太平县亦产杉木，“客则以兴贩［杉木］为上……有挟千金、数百金者”。宁国府木材“由绩溪顺流而下”，经过泾水、青弋江、长江，进入江南。(272)清初通过龙江关输入江南的木簰中，也有来自宁国者，不过被列为下品。(273)乾隆时，该府泾县“饶杉植，最大者五六十年，小亦二三十年。贾人判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外江，为宫室、棺椁、舟楫、石器之需，其利甚溥”(274)。

2．福建

福建林木丰富，所产木材除少数取道江西和皖南外运之外，大部分通过闽江及其支流运到福州，然后从海路输出。这些输出的木材，主要都运往江南。

从海道输入福建木材，明代江南已颇盛。木商“先往福建收买杉木，至定海交卸”(275)；而“宁波势家，每至漳州贩木，雇白船往来海中，无复溺之患”(276)。由于闽材经宁波输入江南数量不小，故政府规定：“凡浙闽客商贩海木至［华亭县］拓林漴缺地方，必由该堡把总官验放过塘。”(277)到了清代开海禁以后，闽材输浙大盛。乾隆时，由闽浙总督孙尔准提倡，江浙木客相率来闽设庄集购木材。(278)“［浙江］材木之用，半取给于闽。每岁乡人［木商］以海舶载木出［福州］五虎门，由海道转运者，遍于两浙。”因采购业务繁忙，浙江木商遂于乾隆三十八至四十年建会馆于福州台江中洲。(279)这些木材运到江南后，主要在海宁乍浦港上岸。而从乍浦入口的木材中，“来自福建者什九，来自本省温州者什一。来自福建者多佳，大率俱系杉木。其大料，间有杉木长至八九丈者，一律建货。唯松板则来自温州云”(280)。

闽材输江南的记载，颇见于清代文献。例如《赤嵌笔谈》“商贩”条言杉枋为清代前期闽船北上运载的主要货品之一；《听雨轩笔记》卷一杂记亦载乾隆十年五月，“闽中木商沈某以黄椐数筏来乍浦，有购其数株为堂柱者，大可抱余”，等等。乾隆时代官府在浙西三府的物资采购价目表中，列有“海木”一项。“海木”径围尺寸及长度，均较价目表中其他木材为大，每根单价更为其他木材单价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显然是由海道输入的巨材。在有“海木”价格的19个县中，沿海县价格较低（每根径围2.2尺、长5.8丈的海木，钱塘、仁和价38.0两，海盐38.12两），山区县较高（同样径围、长度的海木，余杭价38.45两，临安、于潜38.38两，昌化38.57两，武康38.43两，长兴、安吉39.14两，孝丰更达41.8两），平原县则介乎其中。这个价格差异，也表现了“海木”确乎是海道输入的木材。咸丰时期，经营闽材的商人在上海设立了木商公所，商人“领有牌照，赴闽采运来沪”(281)。到了清末民初，据日本人的调查，在上海的木材商号，依然有70％是经营福建杉木的。(282)因此在清代，福建确为江南主要木材供应者之一。

从福建方面来看，木材也是该省与江南之间贸易的主要对象。乾隆时，据颜希琛说，“本省［福建］贸易之大，无过茶叶、杉木、笋干三项”(283)。在这三种主要输出货品中，木材即主要输往江南。明末福建输往江南的木材，主要来自福建“上四府”（即延平、汀州、邵武、建宁）。(284)到了清代，这四府依然是主要输出地，“闽省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所属近河各县，俱系产木之区，沿溪顺流直抵省城。每岁商民从此装运出海，至江浙两省发卖”(285)。其中建宁府“木植多在深山通涧之处，秋东砍伐，俟春水涨发，由溪顺流而下。木客于南台收买，扎排海运江浙售卖。内地各处多资利用，而福防所之商税又全借木料以充数也”(286)。

此外，在陆路输出方面，汀州府宁化县，清代出现了徽州商人亲赴林区、买山伐木、海运回江南的情况：“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287)这已是一种规模相当大的贸易。该府属下的长汀、宁化的木材也运往江西。

到了道光时代，福建木材的输出量已经颇为惊人。仅只每年由福州输出的木材，就包括圆木1200万根、木棍8万捆和木板40万片，价值估计高达900余万银圆。(288)如果加上从闽南口岸输出者，其数更大。而这些木材主要是输往江南，因此福建与江南之间的木材贸易，从贸易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单项长途贸易之一。

3．长江中游地区

江西本是江南木材的传统供应地，但明清时期江西向江南输出木材的记载已不多见。万历《芜关榷志》卷下“大小抽分九款”条中，虽然提到江西木材输往江南，但未像其他地方那样具体说明产地与木材种类等情况。由此来看，江西木材输出似乎已不多。该条款在所记载的江西出产的几种木材（松条木、檀木、梨木、木）中，只谈到了木的特点：“条，小而直，可以作秤秆。”可见江西木材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我从黄希宪《抚吴檄略》、吴拱宸（华阳散人）《鸳鸯针》中发现一些重要史料，证明直至明末时期，仍有相当数量的江西木材输入江南。据《抚吴檄略》卷三“为申请院檄采木兴工济运事”（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行太仓卫指挥王登显），其时太仓卫船厂奉抚院命建造漕船，所需木料购于“外江天宁洲等处”。而《鸳鸯针》第四卷第二、四回，更生动地描述了明末南京商人范顺在江西饶州府“拚山”采购木材的故事。(289)饶州“府前徐公子家一块山，木头养了几十年，价值千金，拚将下来，趁春山发做下南京，少也有万金出息”。范顺亲自入山查看，但见满山巨树，“轮□［原缺一字］离奇，收来画栋梁之用；臃肿遨游，载去皆栥挽之材”。范顺看过，“莫说五百一千，就是万来银子，也是值得，心下暗喜”，于是雇工采伐。到了清代，类似记载尚未见，但徽商“贩木于江右”，“取杉材于江右”，“贩木豫章”之事在康熙《婺源县志》里仍不乏记载，说明江西的木材仍然有输出。输出之木，有很大部分当输往江南。以故在明清之际，九江株木“材堪作室，江南多尚之”；而赣州府会昌、安远、长宁等县出产的杉、樟、楠、槭等木，“康熙、雍正间尚有运至金陵以售者”，直至道光时，“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290)，木材出省方停止。此外，在明代中期，福建汀州府青流县所产的青柳木，也取道江西运往江南。这种木材挺直，色泽、形状似杉木，虽不及杉木坚硬，但也是较好的木材，因此特别被万历《芜关榷志》记下有关情况。不过到了清代江西木材输出已大大减少，相反还从皖南徽州祁门一带输入木材。(291)

在明代前中期，湖广与四川已是杉板的主要产地，故万历《芜关榷志》称“今称板枋，多曰川、楚”(292)。而在湖广，湖南又是主要产木地区。据该志，湖南长沙、常德、衡州、岳州、澧州、辰州等府的木材都沿江东运至江南。其中长沙、常德、岳州三府虽然产木，但是木材质量并不高。例如长沙府益阳县的皮楠与杂木，都被列为下品。常德府也只出产“常德杂木”。只有岳州府出产杉枋（被称为澧州枋）。到了清代，湘南木材也取道广西、江西水道输往江南。太平军初起于广西时，“客商重本经营，不无观望，以致［自江西而至芜湖关之楚南］簰把未能旺运”(293)，影响了芜湖关税收，可见其数目相当可观。湖南最重要的产木地，是位处湘西的辰州府。该府永顺、保静二州县所产楠木，万历《芜关榷志》列于上品，而浅溪所产者则为中品。

湖南所产木材，主要沿湘、资、沅、澧四江运往洞庭湖，然后转入长江。湘江流域的永州府祁阳县，“竹木之产饶于他郡，每年架排载舟，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编筏贩到汉镇，岁可数万金”(294)。湘江上游的木材也在该县白水镇集中，商人在此购木，“然后扎排达江汉”(295)。资江上游出产杉木，“贸易益阳小贩，将竹木扎成小筏，或五六排、八九十排不等，用篾缆连环，牵绵数里”(296)。沅江流域的杉木也沿江下运，在桃源县的河洑、张家湾、万家嘴等地形成了几个木材贸易集中之地，河洑还有木行市。(297)澧江流域的木材，到嘉、道时仍然大量运出，“浮筏蔽江，出利亦不赀”(298)。资、沅、澧三条江都从湘西苗族人民聚居的山区流出，“永顺、永绥、乾州等处皆属苗疆，其地多高山峻岭，深林大箐，颇产木植”(299)。因此这里所产木材又称“苗木”。清初经龙江关输入江南的木簰中，就有“苗簰”之目。(300)明清时徽州木商“贩木苗疆”、“贩木湖南”、“货木三楚”的记载不少，有的木商一次贩木价值数千金之多。(301)他们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

为便于运输，同时也为提高售价，湖南人常常将原木进行粗加工，然后输出。例如辰州、沅州的苗民，“自行锯板，背运出售”(302)。宝庆府人民用木板造成鳅船，“装载木炭竹篙一切货物，撑至湖北，连船货一并价卖”(303)。衡州府衡山县居民则“伐山木为圆器盘盂杯杓，形由心造”(304)。

湖广除湖南外，湖北也产一些木材。像兴山、长乐、长阳等地，“出影木黄杨，文理历录，可为玩器，其值甚贵”(305)。汉水及其支流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大别山区），也出产木材。这些地方所产的木材，都沿长江支流运入长江。(306)

4．长江上游地区

我国南方森林资源最主要的集中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西南诸省。明清时，随着华东、华中森林的迅速减少和木材供求矛盾的突出，人们对西南林木的重视日益增强。王士性在概述天下资源分布情况时指出：“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楠大木”，“深山大林，千百年砍伐不尽”(307)。王象晋也指出：“樟木，大者数抱，西南处处山谷有之”，“楠木……黔蜀山中尤多”(308)。方以智则指出四川杉木质量优于福建所产。(309)而尺寸长大的巨木，更是只有西南才有。因而西南森林资源的开发，意义极大。

西南森林在明代中期已大规模采伐，范围远及金沙江上游的川西建昌卫、马湖府等地。万历《芜关榷志》所记通过芜湖输往江南的西南木材，有贵州铜仁府软河口的青柳木，镇远府的短杉板，四川重庆府綦江县的短杉板和忠州枋，夔州府万县、巫山县的杉板，郁山井、播州的短杉板以及云阳县的大溪枋，建昌卫的连二杉板与新开山连二白水头杉板，马湖府新□（原缺一字）山的短杉板，泸州府信宁的连二杉板，此外还有未说明具体产地的四川木材如“出四川僻处”的清江河连二杉板，“出四川上江口及各地”的背阴连二杉板，“产四川”的黄瓜榧板、大红水杉连二板、荆洞洄头板，等等。到了万历以后，西南木材产区继续向川西、滇东北和黔南扩展。

在西南主要林区中，木材储量最大的是金沙江沿岸地带。在此地区木材采运数量也最大。万历三十五年为修建北京宫殿，招商采办楠杉等木，皆“鸿巨异常，如一号楠杉连四板枋，此等巨木，世所罕有”，总数多达24601根块，费用估计高达363万两银。(310)官私木植采伐后，沿金沙江放下。商人“刻姓号于木上，于下流取之”(311)。在明代，“凡楠木最巨者，商人采之，凿字号，结筏而下。既至芜湖，每年清江主事必来选择，买供造运舟之用，南部［南京工部］又来争，商人甚以为苦”(312)。至清代，采伐规模进一步扩大，江西、湖广人大批来金沙江上游伐木，四川雷波厅的黄草坪江滩也成为他们“滚放、扎筏、出卖”木材之地。(313)该厅的商民还“于山间设厂，就地取材，随木之大小制为器用，或采集为筏，由金沙江运至郡城售卖，颇获厚利”(314)。滇东北的木材也沿车洪江、牛栏江、赤水河入金沙江东运。嘉庆时，“滇人锯［杉木］为板而货之，名洞板，以四大方二小方为一具。板运至江浙，值每具数百金”(315)。四川嘉陵江流域在清代也是一个重要产木地。嘉陵江及其支流所产之木，“每年五六月江水泛涨方能扎筏放行，至七八九十等月始陆续抵［重庆］关”(316)。抵达后，“或就近发卖，或贩运下楚”(317)。重庆因渝关所在，成了木材输出的集中地方与转运中心。“重庆系大小两河马头……各路山客，零星砍伐木植，扎就小排，贩运来重，量财发卖，银货流通。城外江北嘴一带地方，江宽水平，山客发卖各项木植，运商扎造下楚大簰，数十年来，百无一失，缆夫工，熟谙齐备。”(318)汇集在重庆的各地木材，有颇大部分是顺长江东运。康熙四十六年川抚能泰奏：“川省地方，山深林密，产木颇多。……商贩所运木植过夔关时，止纳板税，其余木植运赴湖广、江南货卖。”(319)乾隆二年川抚硕色也说：“重庆以上抵关木植完税之后，给有完单，听其发卖。凡有江、楚商贩，在重庆零买已税之木，总汇扎伐，前往湖广、江南贩卖。”在本省销售的木材和运往汉口的木材，是“各居其半”(320)。运到汉口的木材，与两湖各地运到此地的木材汇合，继续东运。

贵州也是西南主要木材产区。在明代后期，王士性已指出：“楚中与川中均有采木之役，实非楚蜀产也，皆产于贵筑深山大垄中耳。”贵州楠木，“大者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开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近吴中器具皆用之”(321)。贵州木材东运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过乌江等进入长江，另一条则是经清水江、沅江等，取道湖南进入长江。前一路线所运的主要是黔北的木材，其中遵义在嘉、万时就已是重要的产木地，至道光时输出仍“以木为大宗”，其木经支流放入长江，运至江苏。(322)后一路线所运的是黔东南的木材。黔东南自明清之际起即大量输出杉木。至清代中期，这种输出更臻于极盛。(323)黔东南木材通常沿清水江、舞阳河，进入沅江，然后转长江而下；或顺都柳江漂至融江，取道广西、湖南水道，进入长江。黔东南主要木材产地是三江（清水江、舞阳河、都柳江）流域木材产木甚多，在清代，都匀、镇远、黎平的杉木，“每年砍伐数十万株，照依古例，放下卦治、王寨、茅坪三处售卖”，“各省客商携资赴三寨购买”(324)。早在康熙年间，三寨就已是著名的木材集散地，“商旅几数十万”(325)。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汇集到湖南沅州府黔阳县托口寨，“巨木异材凑集于此”(326)，然后东运，“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327)。在这些外运的木材中，输往江南数量甚为可观，至乾隆时，“商旅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328)。都柳江流域木材虽然还要供应两广，但输往江南者亦不少。故道、咸之际，因江苏“连被灾歉之后，民力拮据。……木把过［九江］关亦寥寥。细访其故，实缘黔省产木最多，贩运来江，必由粤西经过。现值贼氛未消，商贩不无戒心，兼之下游销售，亦属艰难”(329)。因此此时黔东南木材的主要市场之一仍为江南，而输出规模颇大。事实上，直到同治时，还可见到清江、台拱、古州、八寨等厅的木材通过沅江，取道湖南向外输出。(330)

长江上中游的木材沿江东下，一路既有新的木材加入，也有一部分木材路上被买走。最终运到江南的木材，数量依然巨大。明代后期在南京的徽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扎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银。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331)。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长江上中游木材输入江南之多。清代情况，从乾隆时代的钞关统计数字或可略见一斑。长江及其支流来的木材东运至安徽芜湖后，大部分继续运至江宁。因此明清政府在此二地设立了芜湖、龙江两大钞关，收取竹木通行税。竹木收税以排、把为单位（竹木编筏，大者为把），因此也留下了一些竹木排把的数量记录。乾隆二十八年通过芜湖的竹木排把为695个，而通过龙江关者为543个；乾隆二十九年通过芜湖关者为530个，通过龙江关者为461个；乾隆三十二年通过芜湖关者为621个，通过龙江关者为513个。亦即通过龙江关者，分别占通过芜湖关者的78％、87％和83％。(332)可见到了清代中期，长江上中游东运木材的4/5是输往江南的。

由于外地木材的大量输入，在明清时期江南逐渐形成了四大木材输入口岸：杭州、乍浦、江宁和镇江。

杭州是浙西南和皖南木材输入江南的汇集地。乾隆时，徽州木商江扬言创建了徽商木业公所。尔后其子江来喜在杭州购买了3690亩沿江沙地，以堆放竹木。(333)政府还在杭州南新关“设立卖买两牙，商人木植交易，从中酌估定价，每两取用二分七厘，以七厘缴官，名为葺办，一年约收银六七百两不等”(334)。据此，一年交易额当为1万两以上。皖南、浙西的木材运到杭州后，有很大一部分经大运河继续北运到苏州。

海宁乍浦镇是福建来的“海木”的主要贸易口岸。设于该镇的乍浦关，进口关税中木税就占了2/5。清代木材贸易盛时，该镇“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房，其大者一号一厂，其小者两三号同一厂。凡木植上塘落河，各脚夫俱照厂头承值。木厂之北，南河滩之南，周围三里许，俱系木场。夏冬两帮木植齐到时，堆积几无隙地，并厂前塘口及沿塘海涂中，亦鳞比无数”(335)。朱彝尊诗《乍浦》描写这里木材贸易的繁盛说：“迩来弛海禁，伐木运堂栋。排空架橧巢，近水压葑茭。”(336)由于经营这些木材运销的主要是福建海商，所以福州、兴化和汀州的商人在康、乾时期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会馆。小小一镇，竟有福建商人的3个会馆。由此亦可见乍浦木材贸易之盛。

由长江上中游东来的木材，大部分在江宁集中，因此江宁成了长江上中游木材进入江南的主要口岸，也是江南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数省［木材］所集，四时常足”(337)。明代政府在江宁府城设立西关和新江关，征收进城的落地税及通过该城的商品税。清代将西关改称西新关，隶户部，新江关改称龙江关，隶工部。龙江关“以竹、木、煤、炭四项为大宗，棉花、杂货等次之”。经过的木材品种，有楠木、杂木、青柳木、杉木，竹材是苗竹，竹木排筏有江西和湖广的排筏。早在明代后期，江宁城郊大胜关与龙江关数里之间，已是“木商辐辏”之地。(338)到了清代，势力强大的徽商聚居于江宁城郊上新河(339)，并设立木行，建有会馆。他们操纵江宁的木材贸易，其木材“贩自川、［湖］广，集于江宁之上［新］河，资本非巨万不可”(340)。其“木行大者接西客，小者在郡垣接本郡贩客，或在金陵接上河贩客”(341)。然后再将木材分销于江南各地。

长江上中游东来的木材也有一部分“至镇江牌湾地方改为小排进口，由河路运往苏州等处发卖”(342)。从镇江输入的木材虽然不如江宁之多，但其数量也不少。康熙年间木商说：“皇木、架木、椿木等项，向来凡奉文采办，首责省滩承值，而镇江次之。其余苏、常各属，不过零星小贩，且四季粮船拥塞，木少运艰。……京口地处滨江，簰夫停泊亦多。”(343)可见清代镇江是江苏省仅次于江宁的第二大木材市场。

四大口岸输入的木材都有很大部分通过江南水网运到苏州，所以虽然苏州“木植时有时无，非比江宁”，但却是江南地区的木材贸易中心。明清之际，苏州“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344)；康熙初年依然如此，“齐门一带向为木商贸易之所，故两汇俱有牙行，排筏咸集于斯”(345)。康熙九年苏州有木商9人，木牙9人。但到了乾隆三年，木商增至94人，另有木牙5人。以后木商、木牙虽有减少，但也有80余家。至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同治四年，尚有51家。嘉庆、道光时期，木商在齐门外西汇建立了会馆（大兴会馆）。(346)江南各地城镇，也大多有数量不等的木行、木铺，从四大口岸和苏州批发来木材，再销售到当地市场上。因此通过这个市场网络，外地木材可以一直送到江南各地消费者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清江南所需木材主要是从外地输入。木材输入的规模远比前代为大，来源地域也远较前代更广。然而木材来源地域的扩大，也反映了江南木材供求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江南对木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但毗邻地区以及较近省份的木材输出能力又随着当地森林资源的剧减而难以提高，因而不得不求诸西南地区。西南木材虽丰，但搬运出山不易，加之路途遥远，运费颇昂，因此其输出的扩大也颇受限制。

（三）木材输入的限制

在江南的邻近地区，经宋元以来长期砍伐，森林资源已大大减少，特别是巨木已很少。例如衢州府龙游县，万历时虽称“南山多杉”，但俱“不甚高大，鲜栋梁材”(347)。因森林资源锐减，徽州早在弘治时即已普遍人工育材，“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人尤勤于栽植”。皖南宣、池、歙等府以及江西的饶州在明代后期亦人工种杉。(348)在浙西南，严州府淳安县在嘉靖时开始人工育林(349)，而浙西南产木最多的开化县，从崇祯到乾隆，都是“民间惟栽杉木为生”(350)。由于“凡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乃可伐”(351)，难以弥补森林砍伐而致的损失，因而靠人工育林来扩大木材生产与输出是难以奏效的。至康熙时，徽州产木已甚少，“旧志所载如枫香、苎麻、株板、松板之类，今绝少。贩木伐者，皆取材于江右”(352)。总的来说，由于皖南、浙西诸府林区森林资源严重消耗，至康熙后期，从富春江水路运往江南的木材已不很多了。(353)

福建森林资源丰富，木材业在同治以前方为萌芽期(354)，采运输出潜力尚大。但早在明末，像邵武府山区就已开始种杉(355)，可见森林资源在一些地方已严重消耗。至乾隆中期，“缘各处集处木料，历年久远，凡近水次山阳大料，采伐殆尽，近来采办甚难”(356)。至道光初，更“因历年承办战船，江浙等省屡次委员采办，伐木过多，出产缺乏，桅木一时难得”，以致福建各官营船厂只有“停工待料”(357)。要进一步扩大输出，就只有深入交通不便的山区，但这又要大大提高采运费用。清初在福建内地采木运到浙江建造战船，“计大木一株值价不过数两，然运送至厂，车牛夫役，雇车一辆用价十余两，觅夫一名用价四五两不等。凡此数百里、数千里之遥，计一切工价量用一二百金，是大木一株即破中家数人之产矣”(358)。因此清初温州官营船厂到厦门购木造兵船，造价高昂，“每船不下千金”(359)。乾隆时在福建“每桅一根需价四五百金”(360)，再运到江南，所费更多。

江西自宋代以来一直输出木材，砍伐甚多，便于采运之地的森林资源已严重耗减，因此明清时期向江南输出木材的直接记载已较少。该省要扩大输出总规模，恐亦甚难。湖广是明清江南木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但其木材资源到了清代也已严重消耗。湖南永顺府到了乾隆时，“山渐童”，“良材尽”，楠木、黄杨等材“近皆不可多得”(361)。永州、衡州、靖州、辰州等地，“多属山土，百姓栽植松杉树，长成可以伐卖”(362)。亦即不得不人工造林，以弥补天然林的过度采伐。湘西山区的“苗木”输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取道湘西的贵州木材。因此就湖南本身而言，木材输出的能力已经难以继续扩大。湖北的情况比湖南更甚。施南府建始县，“木植甚繁，惟香楠、瘿木为上。从前人不知贵，今则峻岭丛林剪伐殆尽，不特香楠、瘿木甚少，即成材之古杉古柏亦不易觏也”(363)。宜昌府鹤峰州山羊隘地方，康熙时林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至乾隆时，“青山为之一扫光”(364)。

西南森林资源丰富，但由于木材产地僻处深山，运输条件差，因此采木成本很高。明代后期人已谈到了这一点。周洪谟说：西南林木“在彝方瘴疠之乡，深山穷谷之内，寻求甚苦，伐运甚难”(365)。王士性说：“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上下山阪，大涧深坑，根株既长，转动不易，遇坑坎处，必假他木抓搭鹰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一木下山，常殒数命。直至水滨，方了山中之事”；“及其水行，大木有神，浮沉迟速，多有影响，非寻常所可测”；“若陷入嵌则不得出矣，嵌中材既满，或数十年，为大水所冲则尽起，下流有竞取之以为横财。不入嵌者，亦多为夹岸夷贼所勾留，仍放姓号于下流，邀财帛入取之”(366)。直到清代中期，这种情况仍未改变。“渝［关所税］木料皆伐自深山穷谷，年丰水涨则木筏顺流而下，一岁之中可以发数岁之木。若遇岁旱水涸，不能漂出，则已伐之木常积于深沟浅溪，未能到渝。是年岁之旱涝不齐，木料之多寡难定，则说银盈缩亦理势之必然也。”(367)

木材运输困难，不仅在木材产区情况如此，而且在木材沿长江东运过程中也一样。长途水运取决于江河水流情况，因此木材运输具有相当的风险，颇不稳定。例如道光十三年“江水过大”，“竹木排把非比船只，沿［长］江一带并无停泊之处，商贩均不敢运行”，“六月下旬江潮泛涨，滩岸难分，自江面至湖广，凡沿江一带，居民商客庐舍田园尽被淹浸。直至九月初旬水势稍退。所有木排把到［龙江等］关者甚属寥寥”，以致当年“木税一款比之足额年份即短三万余两”(368)。次年即出现了木材贸易的萧条：“缘江西、湖南两产木之乡连年被水，价值增昂，商贩买连［运？］维艰，兼之下江不能畅销，本重利薄，致多减歉。”芜湖关“因上年水灾之后，下游一带［滞］销，商本转运维艰，过关排把仅有一百余号，较之常年计少八九十宗”(369)。但是到了道光十五年，“自春徂夏，天气亢旱，上游一带湖水江潮俱浅涸，竹木大排不能顺流而下，所到者俱系零星小仔”(370)。此外，木材的运销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乾隆十七年至十八年，因“各处米粮价贵”，而“木排竹筏需夫众多”，故“各商贩以食用倍重，不能获利，是以观望不前”，以致“川、楚、江西竹木到来［龙江关］者不及往年”。又如乾隆五十年“江南河道干浅，年岁欠收，前此运到木材艰于销售，商人乏本转运，以致本年不能回山扎排”，龙江关关税也因之受到影响。除以上种种情况而外，沿途官府层层征税及官吏苛索，也使商人损失甚大。(371)因此经营从长江上游运木到江南的贸易，不仅“资本非巨万不可”(372)，而且要冒很大风险。这一切，当然最后都会加到木价上，从而提高了西南木材在江南的售价。这对于江南增加输入西南木材，肯定是一个重大制约。

因此，在明清时期，江南的木材输入规模扩大，木材来源地域增广，但由于各种原因，外来木材的成本价格却一直在增加，使得江南木材的供求矛盾仍在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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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资料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术语，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场所（厂房）等。

(2)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91.

(3) 《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

(4) 例如熙宁八年江南大旱，运河干涸，不通舟楫。无锡县知事焦千之曾据单锷的建议，“率军民车四十二管，车梁溪之水以灌运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来”。赵雅书推测文中“四十二管”，即有四十二个筒管的大轮车（参见赵雅书：《中国水车之演变》，见沈宗瀚编：《中华农业史论集》，86～87页）。又，南宋初年建康府溧阳县人李处权诗《士贵要予赋水轮因广之幸率介卿同作兼呈郭宰》中，亦有“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下上无时了。四山开辟中沃壤，万顷秧齐绿云绕。绿云看即变黄云，一岁丰穰百家饱”之句，也表明当时溧阳有用水转筒车车水溉田的例子（该诗收于李处权：《崧庵集》卷三）。

(5)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引嘉靖四十三年州志。

(6) 汪日桢：《湖雅》“器用水碓”条引安吉伍志、嘉靖州志。

(7) 康熙《前溪逸志》（北京图书馆藏残本未载。兹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三物产下所转载者）。

(8)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9) 《碧里杂存》卷上，“古战场”。

(10) 参见顾炎武：《肇域志》第五册；正德、康熙、嘉庆《松江府志》；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

(11)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水利”。

(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13) 参见《太湖备考》卷六，风俗；《双林镇志》卷六，物产（原纂）；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六，“会馆”条；《明斋小识》卷十二，“牛斗”；陈恒力：《补农书研究》，43页；《庚巳编》卷三，“人为牛”条。

(14) 参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第5章。

(15)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六三，嘉兴府部物产考。

(16) 参见节庵：《庄氏史案本末》，见《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17) 参见《太湖备考》卷六，风俗。

(18) 参见陈椿：《熬波图》“开辟摊场”、“卤船盐船”、“打卤入船”、“担载运盐”、“打卤入团”、“人车运柴”、“车运柴”、“起运散盐”。

(19) 《海昌外志》卷二，都庄（乾隆十七年辑）之五都二庄、北六都八庄、七都四庄等。

(20) 参见《南浔镇志》卷二十一，物产。

(21) 参见《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22) 贺灿然：《彰宪亭碑记》，见光绪《嘉兴府志》卷十四，古迹。

(23) 林昌彝：《砚绪录》卷十三。

(24) 王光彦：《名胜杂记》六。

(25) 《滇行纪程》“农家取水”条。

(26) 《广阳杂记》卷十三。

(27) 李处权：《松庵集》卷三，《士贵要予赋水轮因广之幸率介卿同作兼呈郭宰》。

(28) 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卫转筒车”条。

(29) 《上元水利论》，见乾隆《上元县志》卷四，山川。

(30) 《碧里杂存》卷上，“古战场”。

(31)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32) 参见严重敏等：《杭嘉湖地区水土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

(33) 参见J．Gimpell：《中世の產業革命》，63页。

(34) 参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物产。

(35) 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康熙《吴江县志》卷五，风俗。

(36) 康熙《嘉兴府志》卷十，物产。

(37) 康熙三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

(38) 参见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安徽布政使高晋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68页。

(39) 参见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产。

(40) 参见《太湖备考》卷六，风俗。

(41) 《农政全书》卷十九，水利。

(42) 参见《新制诸器图说》转硙之器三，图引。

(43) See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p．127-128.

(44)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水利”。

(45)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

(46) 《渌水亭杂识》。

(47) 祁春圃：《亭集》，转引自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一。

(48) 参见周庆云：《盐法通志》卷三十六。

(49) 《砚绪录》卷十三。

(50) 参见《新制诸器图说》。

(51) 参见《砚绪录》卷十三。

(52)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53)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三十六，引东三省志。

(54)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

(55)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56)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卷“冶铁”；同书陶埏第七卷“砖”；同书燔石第十一卷“石炭”。

(57)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卷“铁”；同书锤锻第十卷“冶铁”。

(58) 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2编，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85页。

(59)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91～193页。

(60) 参见《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7编，337页。

(61) 如用高炉炼铁，“每一高炉可容矿六千余斤，燃料七千余斤，每日夜可出铁二十三四担（一吨又三四成）”。以上均见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2编，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84～185、192页。

(62) 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92～193页。

(63) 参见上书，176页。

(64) 同上书，195～197页。

(65) 铜、锡（特别是铜）是货币材料，作其他用途者数量有限。

(66)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罂甕”。

(67) 在18世纪的英国，烧砖1000块约需木柴1马车（折合煤0.44吨）以上，烧石灰1吨则至少需木柴4马车（折合煤1.76吨）。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92、193、217.

(68) 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江南八。

(69) 参见嘉庆《如皋县志》卷七，盐法；嘉庆《东台县志》卷十八，盐法。

(70) 宣统《山东通志》卷八十六，盐法。

(71) 《熬波图》“樵斫薪柴”、“束缚薪柴”、“塌车车”。

(72) 参见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73)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六八，湖州府部山川考二。

(74) 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九，物产。

(75) 参见《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7编第7章，110～111页。

(7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六七，江宁府部纪事。

(77) 参见乾隆《句容县志》卷二十五，摭轶。

(78) 乾隆七年七月廿二日两江总督德沛奏，引自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编：《清代的矿业》，463～464页。

(79) 参见《具区志》卷四，土产。

(80)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二，物产引《本经逢源》。

(81) 参见《抚吴檄略》卷一，“督抚地方事”（崇祯十四年二月初二日出示洞庭西山）。

(82) 参见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一，土产。

(83) 参见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乾隆《武康县志》卷十，物产；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前溪逸志》“小长山”条；等等。

(84) 参见《鸡肋编》卷中，碳。

(85) 《西吴里语》卷三。

(86) 《前溪逸志》“绞丝岭”条。

(87) 康熙《德清县志》侯元斐序。

(88) 《（江宁）石步志》。

(89) 嘉靖《续澉浦志》卷一，山川。

(90) 参见张履祥：《补农书》“补农书后”；《馥芬居日记》；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卷十一，物产。

(91)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五，《齐民四术》卷一上，农政。

(92) 董穀说：十年一伐为薪，“人生能几伐焉”。据绍熙《云间志》上卷物产，南宋时松江“种芦为薪”，尽管芦生长比树快，但亦未能解决问题。

(93) 据《补农书》“补农书后”，一家日用柴30斤，需种芊1～2亩。

(94) 参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正德《金山卫志》卷之下三，风俗；乾隆《崇明县志》卷十二，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凤麓小志》记诸事第八；《炳烛里谈》上卷，“柴车”；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等等。

(95) 绍熙《云间志》上卷，物产。

(96) 《熬波图》“砍斫柴玍”、“樵斫柴薪”。

(97) 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江南八。

(98) 《万历实录》卷四百零七，万历三十四年乔应甲奏。

(99) 彭韶：《两浙盐场图咏》“咏灶图八咏·山场图”，引自吉田寅：《元代製鹽技術資料〈熬波圖〉研究》，90页。

(100) 参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101) 据《浒墅关志》卷十四榷税则例，由上江来的船，未在九江纳船料者，须在浒墅补纳船料，称“补料”。而据同书卷五货物则例，纳加补料的货物中有煤炭。据此可知是上江方面运来的。

(102) 《清代的矿业》，464页。

(103) 参见道光四年九月初四日延隆奏，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455页。

(104) 《暝庵二识》卷一引郭嵩焘上李鸿章书：“即以湖南地产言之……煤矿多在衡州。”

(105) 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杭高其倬奏，引自《清代的矿业》，464～465页。

(106) 参见重田德：《清代における湖南米市塲の一考察》。

(107) 参见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淄博煤矿史》，6、20～21页。

(108) 参见康熙《峄县志》卷二，物产。

(109) 参见《清代的矿业》，459页；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148～151页。

(110)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八，转引自《清代的矿业》，461页。

(111) 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略。

(112) 例如在前引《娱目醒心编》卷三的故事中，晋商房之孝在山东购煤10大船，价28000两银，沿大运河北运赴京发卖。时逢瓦剌侵扰，京郊“人民逃散”，西山煤矿停产，“城正乏煤用”，所以“运交煤厂，悉照时价给发。……一算本利，除去二万八千两原本，反余了十万有余”。明中叶运河船只载量有限（漕船一般载300石），即以清代前期大型漕船通常载量计（每船载1000石，每石以150斤计），10大船煤总重量为150万斤。据此推算，景泰时在山东煤产地价格为煤百斤值银1.9两，运至北京则8.7两。当然彼时北京正乏煤，价格高昂，不可视为正常时情况，但运河长途运煤，代价太高，殆为常情。也因为如此，方见晋商之精明：利用京师乏煤之机，长途运煤以求善价（正常情况下肯定不能如此），所以为房氏代办此事的蔡凯（节庵）感叹说：“看这姓房的不出，到有如此造化！”

(113) 参见《清代的矿业》，462页。

(114) 参见曹士桂：《馥堂公宦海日记》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三日。

(115) 参见《清代的矿业》，476页；《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辑，329～331页。

(116) 清代广东冶铁仍以木炭为主。

(117) 参见《鸡肋编》卷中，碳；《二老堂杂志》。

(118) 参见《广志绎》卷四；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城壕。

(119) 参见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一。

(120) 《挈斋集》卷十三。

(121) 参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122) 嘉庆《宁国府志》卷十八，物产：宁国府居民“采薪作炭，远方之人大航贩载不绝”。

(123) 正德《江阴县志》卷七，商风。

(124) 参见《筹海图编》卷七，附录。

(125) 参见《历年记》上。

(126) 参见道光《海昌备志》卷五十三，采访日记三。

(127) 参见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一。

(128) 参见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129)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78页。

(130) 参见《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碑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23页。

(131) 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十七，物产。

(132)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133)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四四，广德州部物产考。

(134)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224页。

(135)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〇八，福宁州部物产考。

(136) 参见《清代的矿业》，460、474、486～490页。

(137) 据《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中数字计算。

(138)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139)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六，“省柴法”条。

(140) 乾隆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德沛奏，引自《清代的矿业》，463～464页。

(141) 杨桂森：《请严查私铁议》，见嘉庆《南平县志》卷二十一，人部。

(142)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喀尔吉善和永贵奏，引自《清代的矿业》，514页。

(143)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漕舫”。

(144) 参见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61页。

(145) 周之龙：《漕河一览 》卷十一，转引自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61页。

(146)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七。

(147) 参见周之龙：《漕河一览》卷十一，转引自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62页。

(148) 据我在本书第六章中所作的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每年新造漕船360艘，清代中期300艘。但是清代漕船比明代漕船大，因此虽然每年新造船数量较少，但因每船所需铁料较多，用铁总量应当不少于明代。

(149) 参见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61页。

(150) 收于乾隆《广州府志》卷首。

(151) 陈椿：《熬波图》第三十七图，“铸造铁柈”。

(152) 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第八卷“釜”；同书五金第十四卷“铁”。

(153)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76、195～196页。

(154) 据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六场灶中有关数字统计。这个数字在清代基本无变化。

(155) 参见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二千零七十四，司经费。

(156) See Donald Wagn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rn Fate，p．43.

(157) 参见丘亮辉：《中国近代冶金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

(158) 钢铁产量据国家统计局编《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8页数字。人口以4.5亿计。

(159) 参见日野开三郎：《北宋時代銅鐵の產量》；吉田光邦：《宋代の鐵》。又，Hartwell认为北宋全国铁产量最高年份（1078）达7.5万～15万吨（See Robert Hartwell，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y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似太高，兹不取。

(160) 参见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煤と鐵》。

(161) 《熬波图》第三十七图，“铸造铁柈”。

(162) 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第八卷“釜”。

(163) 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卷“冶铁”。

(164) 乾隆《金匮县志》卷十一，物产。

(165) 绍熙《三山志》卷四十一，物产。

(166)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

(167) 参见《四明续志》卷六，土产“市舶货物”条。

(168)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铁”条引方中通语。

(169) 茅元仪：《武备志》卷一百一十一，“制具”条；赵士桢：《神器谱》。

(170) 唐顺之：《武编》前编卷五，“铁”条。

(171) 《广东新语》卷十五，金石类“铁”条。

(172) 王世懋：《闽部疏》。

(173) 《闽大记》卷一，食货考。

(174) 陈贽：《祖庙灵应祠碑记》，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

(175) 《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转引自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

(176) 《霍勉斋集》卷一，《上吴自湖翁大司马》。

(177) 《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

(178) 乾隆《佛山忠义方志》卷六，风俗。

(179) 雍正六年湖南表永靖道王柔奏，引自《清代的矿业》，499页。

(180) 参见嘉庆《彬州总志》卷十九，矿产。

(181) 参见万历《无锡县志》卷八，食货，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82) 参见《大明一统志》。

(183) 参见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五，土产。

(18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〇四二、一〇四六、一〇六八、一一〇一。

(185) 参见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巡抚周学健题本，转引自《清代的矿业》，511、512页。

(186) 参见《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二。

(187) 《工部厂库须知》卷六、卷七，转引自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

(188) 参见《八闽通志》卷二十四，坑冶。此外尚有5个产铁县的炉冶场坑之数未被载入，大概即因其规模较小之故。

(189) 参见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巡抚周学健题本。

(190)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82页。

(191) 参见嘉庆二十二年九初一日江西巡抚钱臻奏，转引自《清代的矿业》，510页。

(192) 黄启臣也据《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作推算，将原文中“每日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解释为“一小时可炼出生铁600斤，一天炼八时，则日产量达到4800斤”；他还假定高炉一年工作365天，乘以日产量，则年产量为175.2万斤（876吨）（参见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22、23页）。但是黄氏推算颇可商榷：首先，高炉冶铁，不可能一年工作365天。其次，将“每日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释为“一小时可炼出生铁600斤，一天炼八时，则产日产量达到4800斤”，也有问题。黄氏书中还提到明代另外一种炼铁炉——甑炉。这种炉一直沿用到近代（甚至1950年代），因此清代肯定也在使用。据近代冶金专家郭绍仪等的实测，这种高炉每次装铁矿石2600余斤，一昼夜可出铁七八百斤（转引自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25～26页）。这种高炉容量大于前面所引宋应星说的高炉容量，但出铁则仅为黄氏估计数（日产量4800斤）的1/6，可见黄氏推算出来的产量过高。

(193) 张萱：《西园见闻录》卷四十，蠲账。

(194) 参见《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195) 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巡抚周学健题本。

(196) 嘉庆十三年杨桂森奏称：“查闽省之铁禁有二，一内禁，一外禁。内禁者，延建邵汀四府不近海之地，宜禁私铁，以清其源。外禁者，宁福兴漳泉五府近海之地；宜禁私通，以绝其流。外禁之罪重于犯内禁。”杨氏更建议：“近海口岸，责成文武官，凡有船只载货，必须查明有无铁器，按月将载船出口数目具报，载明并无铁斤出海字样，此清近海地方之弊也。”（杨桂森：《请严查私铁议》，见嘉庆《南平县志》卷二十一，人部）

(197) 参见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

(198) See Donald Wagn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rn Fate，p．74.

(199) 均见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

(200) 均见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

(201) 参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

(202) 参见李龙潜：《清代前期采矿、冶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

(203)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六十七说：“开山取矿，煽铸生铁，名曰大炉，由藩司衙门会详承充。藩司征饷，运司征税。收买旧烂废铁，造食锅、农具、锅铊等项，名曰土炉，由运司衙门专政，饷税并征。其运铁旗票，统归运司卫门呈请总督颁发转给。每票以十万九千斤为率，如不及数，听从商便。大炉运生铁一万斤外，准加带五千斤抓络三百斤，以为炼铁渣滓之耗，若食锅农具等项，系铸成净铁，不准加带。各属大炉，多系赴运司衙门输税，将铁运回佛山销售。惟高［州府］嘉［应州］二属炉铁，离省遥远，挽运维艰及各项土炉，准其就地售卖，递年税饷，由各州县征解运库。”

(204) 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205) 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籴二。

(206) 参见萨凡利兄弟：《世界商業大辭典》（宫崎市定日译本）。

(207) 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

(208)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二一二、一二二四、一二三五、一二五一、一二六六、一二八七、一二九二。

(209) 参见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二日湖南巡抚祖之望奏，转引自《清代的矿业》，502页。

(210)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奏，转引自《清代的矿业》，502页。

(211) 乾隆二年二月初三日湖南巡抚高其倬奏，转引自《清代的矿业》，465页。

(212) 据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17、318页中有关数字统计。

(213) 刘家传：《矿厂利弊说》，见道光《辰溪县志》卷二十一，矿厂。

(214)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奏。

(215) See Donald Wagn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rn Fate，p．74.

(216) 参见上书，26页。

(217) 参见上书，43页。

(218) 有关情况，详见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两江总督高晋与江西巡抚海成奏、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四日与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江西巡抚海成奏、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何裕城奏、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江西巡抚钱臻奏，见《清代的矿业》，465页。

(219) 参见《农政全书》卷十七，水利“翻车”条；许旦复：《农事幼闻》，转引自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一。

(220) 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卷“法具”。

(221) 乾隆《安吉州志》卷四，土产。

(222) 参见沙克什：《河防通议》上卷，“造船物料”条。

(223) 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工部二十“船只”。

(224)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七。

(225)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卷“漕舫”。

(226) 万历《芜关榷志》卷下，“大小抽分九款”条。

(227) 参见《二如亭群芳谱》木谱一；康熙《上海县志》卷五，土产；顺治十七年胡文学题本《为民力已尽力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见《清史资料》第3辑。

(228)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见《武林掌故丛编》。

(229) 《咫闻录》卷八，“失火酬神”条。

(230)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

(231) 参见《归庄集》卷十，杂著。

(232) 沈方穆：《火灾议》，见《武林掌故丛编》。

(233) 《咫闻录》卷八，“失火酬神”条。

(234) 参见甘熙：《白下琐言》卷一。

(235) 参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196、204、221、234～236页。

(236) 参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198页。

(237)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5页。

(238) 参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227页。

(239) 《清稗类钞》第八十九册矿物类，“河底古木灰”条。

(240) 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物产。

(241) 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山泽之利。

(242) 参见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

(243) 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

(244) 正德《江阴县志》卷十二，物产。

(245) 参见嘉庆《于潜县志》卷十，食货。

(246) 参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

(247) 《吴城日记》。

(248) 顺治十七年胡文学题本《为民力已尽力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

(249) 参见《熙朝新语》卷八。

(250) 参见姚廷遴：《历年记》中。

(251) 参见陈懿典：《嘉兴新筑运河名塘碑记》，见万历《秀水县志》卷九，艺文志。

(252) 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二十九。该诗虽然讲的是宁波的情况，但是从本地木材资源来看，乍浦比宁波更不利。

(253) 参见光绪《永嘉县志》卷八，武备。

(254) 参见胡敬：《东河櫂歌叙》，见《武林掌故丛编》。

(255) 参见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

(256) 参见《稽神录》卷三，“徐彦成”条。

(257)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八〇，黄州府部物产考。

(258)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嘉泰四年二月九日条。

(259) 参见范成大：《骖鸾录》乾道癸巳正月三日条；罗愿：《新安志》卷二，木果；方回：《桐江续集》卷五，《泝江回溪三十里入婺源界》；顾炎武：《肇域志》第一册，850页。

(260)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市舶货物。

(261) 参见万历《芜关榷志》卷下，“大小抽分九款”条。

(262) 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木商考略》，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263)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零六，物产引崇祯《开化县志》。

(264) 《醉醒石》第四回。

(265) 《详状公案》卷二，《断强盗掳劫》，转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

(266) 嘉靖《淳安县志》卷二，山镇附姚鸣銮《重修山镇关防说》；同书卷十五，文瀚收邵逵《乡民感德碑记》。

(267) 参见乾隆四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盛柱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辑，510页。

(268) 参见万历《芜关榷志》卷下，“大小抽分九款”条。

(269) 《增补陶朱公致富奇书》卷一。

(270)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商人与商人资本》，17页。

(271) 王珍：《徽州木商述略》，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272) 参见嘉庆《宁国府志》卷十八，物产；同书卷十九，风俗。

(273) 参见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

(274) 乾隆《泾县志》卷十五，物产。

(275) 《越镌》卷二。

(276) 《筹海图编》卷七，附录。

(277) 顾炎武：《肇域志》第五册，“松江府市镇”。

(278) 参见翁礼馨：《福建之木材》，2页。

(279) 参见《安澜会馆碑记》（嘉庆十年六月立，原碑今存于福州画院内）。

(280) 德福：《闽政领要》卷中，“各属物产” 条。

(281)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282) 参见《支那省别全志》第15卷第8编第1章，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9页。

(283) 《闽政领要》卷中，“各属物产”条。

(284)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张延登请申海禁》。

(28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巡视台湾御史觉罗伯修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204页。

(286) 《闽政领要》卷中，“各属物产”条。

(287) 康熙《宁化县志》卷二，土产志木之属“杉”条。

(288) 参见戴一峰：《试论明清时期福建林业经济》。

(289) 参见《鸳鸯针》，见《双剑雪》第二卷。

(290)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七六九，江府部物产考；道光《会昌县志》卷十一，风俗。

(291) 参见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292) 万历《芜关榷志》卷下，“大小抽分九款”条。下面引用该志时，凡未注明卷数及标题者，均同此。

(293) 咸丰二年八月十四日安徽巡抚莽文庆奏，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594页。

(294) 乾隆《祁阳县志》卷四，风俗。

(295) 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上风俗志。

(296) 《湖南省例成案》工律、河防卷二，乾隆十三年。

(297) 参见《上河苗族山客石礼吉等呈递政府之状词》；嘉庆十年《贵州布政使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处理盆处与三江争江告示》，均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298) 光绪《慈利县志》卷六，实业。

(299) 杨锡绂：《请苗地木植一体通商以便民生疏》，见《四知堂文集》卷十一，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00) 参见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

(301) 参见康熙《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义行六。

(302)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三日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7辑，448页。

(303) 雍正九年五月初四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8辑，147页。

(304) 道光《衡山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305) 《清稗类钞》第五册，工艺类。

(306) 参见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07) 《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同书卷五，西南诸省。

(308) 《二如亭群芳谱》木谱一。

(309) 参见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

(310) 参见雍正《四川通志》卷十六，木政；《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一九，马湖府部艺文一收周洪谟《大木议》。

(311)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312) 《涌幢小品》卷四，“神木”条。

(313)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乾隆十四年五月壬戌。

(314) 光绪《雷波厅志》卷三十一，厂务志（记乾隆朝事）。

(315) 师范：《滇系》四之一。

(316) 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818页。

(317) 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硕色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132页。

(318) 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硕色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132页。

(319) 雍正《四川通志》卷十六，榷政。

(320) 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321)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322) 参见周洪谟：《大木议》；《戴经堂日钞》，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593页。

(323) 参见黄承钧：《清代黔东南的木材出口与商品经济略观》。

(324) 《上河苗族山客石礼吉等呈递政府之状词》；《嘉庆十年贵州布政使、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处理盆处与三江争江案告示》，均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25)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

(326) 乾隆《黔阳县志》卷九，乡都、市镇。

(327) 光绪《黎平府志》卷三下，食货志“物产”条。系道、咸时情况。

(328)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

(329) 咸丰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九江关监督德新奏，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593页。

(330) 参见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一日湖南巡抚文韶奏，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593页。

(331) 陈继儒：《东官纪事》。

(332) 参见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33) 参见《徽商公所志征信录》序，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34) 光绪《浙江通志》卷八十六，榷税。

(335) 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

(336) 宋景关辑：《乍川题咏》。

(337) 康熙二十二年《苏州府采办木植定例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13页。

(338) 参见《南船记》卷四，“收料之例”条。

(339)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说：上新河，是“徽商业木者聚居处”。

(340)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41) 道光《江阴县志》卷九，风俗。

(342) 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镇海将军王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辑，13页。

(343) 康熙二十二年《苏州府采办木植定例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13～114页。

(344) 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一，风俗。

(345) 康熙元年《长洲县严禁漕船占泊齐门两汇扰害木商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09页。

(346)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71页。

(347) 万历《龙游县志》卷三，物产。

(348) 参见《致富奇书》（木村蒹堂本）“树植致富”。

(349) 参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零六，物产引崇祯《开化县志》；乾隆《开化县志》卷五，物产。

(350) 嘉靖《淳安县志》卷一，风俗。

(351) 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产。

(352) 康熙《婺源县志》卷三，土产。

(353) 参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926页；浙江巡抚王度昭奏，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8页。

(354) 参见翁礼馨：《福建之木材》，1页。

(355) 参见《明季北略》卷五，《张延登请申海禁》。

(356) 《闽政领要》卷中，“各营战船”条。

(357) 道光《厦门志》卷五，商船。

(358) 顺治十七年胡文学题本《为民力已尽力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

(359) 光绪《永嘉县志》卷八，武备。

(360) 《闽政领要》卷中，“各营战船”条。

(361) 乾隆《永顺府志》卷十，物产。

(362) 雍正二年九月初五日湖南巡抚朱纲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132页。

(363) 同治《建始县志》卷四，食货、物产。

(364) 《甄氏族谱序》，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65) 周洪谟：《大木议》。

(366)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同书卷五，西南诸省。

(367) 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七，食货、榷政。

(368) 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德顺奏、十一月十九日克明额奏，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69)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克明额奏、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庭桢奏，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70) 道光十五年福泰奏，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371) 据《涌幢小品》卷四“神木”条：商人运楠木至芜湖，清江主事及南京工部都来争，“商人甚以为苦，剔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没水取之，常佚什一二”。又据嘉庆《宁国府志》卷九引《太平县志》：太平木商“虽有挟千金、数百金者，自盘剥关税外，获无几”。

(372)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第八章　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

在明清时期，江南工业对外地原料来源与产品市场的依赖大大加深了。一方面，江南工业所需的许多重要原料必须从外地输入；另一方面，江南工业的主要产品又有很大部分必须输往外地。早在明末，江南最大的轻工业部门——纺织业，就已成为一个输出导向型的工业部门，即其产品主要是面向外地市场，而非为本地生产。到了清代，江南纺织业对外地市场的依赖更不断加深。同时江南第二大轻工业部门——食品工业和最大的重工业部门——造船业，生产也严重依靠从外地输入原材料。其他许多工业部门情况也如此，或者依赖外地的原材料（如铁器制造业），或者依赖外地市场（如印刷业）。因此对外地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日益加重的依赖，成为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明清江南输出入的主要物品中，有一些（如燃料、铁、木材、烟叶等的输入和酒类、书籍、成衣等产品的输出）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已谈过，因此本章仅讨论此外的物品输出入问题。从有关记载来看，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的工业原料，主要为稻谷、大豆、蔗糖、染料、烟草、有色金属以及棉花等；输往外地的工业产品，则以棉布与丝织品为主。关于这些商品的输出入情况，中外学者已进行了不少研究。本章将尽量利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其中尚嫌不足和有误的地方也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

第一节　原料输入

稻谷、大豆、棉花分别是碾米业、榨油业、棉纺织业的基本原料，而蔗糖和染料则分别是食品加工业与纺织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在明末以前，江南工业所需的这些原料，大致尚能自给，但入清之后自给程度日益下降，以致到了清代中期，稻谷、大豆、蔗糖、染料等已不得不严重依赖输入。此外，铜、锡、铅等贱金属也是江南一些工业部门（如制箔业）生产的重要原料。但无论在明还是清，江南所需的铜、锡、铅都完全依赖输入。

一、稻谷

在明清时期，由于粮食保存技术的局限，已脱粒的稻米难以长久保存。特别是在温暖潮湿的南方地区，情况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储存粮食，乾隆时代南方省份的常平仓主要收储谷而非米，尽管这样做需要建造更大的谷仓以增加仓库容量。(1)此外，已脱粒的稻米在运输中也容易受损，从而使储存更加困难。因此为了减少损失，长途贸易中的稻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未脱粒的稻谷。但是在明清及以前的文献中，通常未对长途贸易中的米、谷进行区分，而是笼统地称之为米（或米谷）。由于难以确知到底是米还是谷，因此这里姑且也笼统地称之为稻米。下面就来看一看明清江南稻米输入的情况。

江南稻米的输出入已有长久的历史。(2)但是在明代以前，民间平时的稻米输出入规模都不很大，而且以输出为主。(3)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虽然江南稻米仍有输出(4)，但江南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故漕粮中已有很大一部分改征折色。除去转口部分外，本地稻米输出量肯定已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江南稻米输入规模，较宋代更为扩大。吴承明指出在明代，江西南部和安徽北部已成为江南重要的稻米供应地，输往江南的稻米数量已经很大。(5)而据吴金成与藤井宏的研究，自正统时起，湖广（主要是湖南）的稻米也已开始大量向江南等地输出，到万历时湖南米输出更达到“各省商人射利，皆舍其本业，百千万艘，入楚籴谷”的程度。(6)所籴之谷，主要沿江下运到江南，因为沿途江西、安徽也是重要的稻米输出地，毋庸输入湖南米。

到了明末，长江中游稻米输入江南，更已成为日常贸易的主要内容。明末小说《鸳鸯针》卷四《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赚钱折本三合大姻缘》就生动而细致地描写了明季米商活跃于湖广、江西与江南之间的情况。从这篇小说来看，江南米商至江西、湖广收购米、麦，或江西米商贩运米、麦至江南，乃属常事。贩运规模亦颇为可观，单个商人一次贩米动辄以千石计，一年中往往贩运数次，范围远及武昌。这种贸易常常是江南米商与外地米商联手经营，并在南京设有设备齐全的据点，和外地官府亦有勾结。(7)小说作者吴拱宸（华阳散人）是江南人，又在江西南昌生活过，所描写之事真实性颇高。由此可见，至明末，江西、湖广米、麦之输入江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贸易之主要内容。明末苏州巡抚黄希宪治理苏南时的公文汇编《抚吴檄略》中的有关文告，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该书卷一《为祈饬过杂之禁大沛邻封事》（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行苏州府长江县吴县）说：“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江广谷米，悉听往来通行，不得借江阻挠，遏迎商船。”《督抚军门示》（崇祯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出示枫桥、关上、无锡、常州、丹阳、镇江）说：“照得江广谷商，冒涉风涛险阻，贩米来苏，不过权母子而少获微赀耳。……凡有远来船只，装载米、豆等货，悉星飞驾至姑苏，仍照时价发卖。”《为新漕开兑届期讲求宜速事》（日期缺，当在崇祯十四年十至十一月间）说：“江南万姓，皆资外贩以接济。”在一个个案处理中，黄氏于崇祯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行文芜湖、仪真两县：“据长洲县商民吴允忠等呈称：忠等世籍苏民，揭本外运，以贩米、麦、豆等货约五千余石，堆积芜湖仪真□［原缺一字］少山栈房”，有司不得遏运。

此外，从其他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明代南京一直依赖湖广、江西米(8)；嘉定即使在平时也仰食江楚(9)。朱国桢更明确指出：万历时南直隶与浙江“米则一岁之收，不足一岁之用，反取给于外江”。故万历末湖广“禁米不得下江……［江南］米一时涌贵，斗至一百五六十钱。时非水非旱，田禾蔽野，而所恇忧。平粜抑价，吴江县立破一百二十余家”(10)。由此可见，江南即使在平年亦已仰赖外地稻米。不过这种依赖的程度似乎还不很深，因为此时皖米生产能力本属有限，赣米在供应本省南昌之余恐怕也不很多(11)，而湖南在万历时因稻米输出引起本地民变或骚动(12)，说明生产剩余也还不太大。由此看来，明代江南稻米输入规模虽比南宋扩大了许多，但如吴承明所估计，每年输入几百万石也就够了。(13)同时，在这些粮食输入中，灾年商业性调剂仍然占很大比重，因此万历时人陈继儒有言：“伺吴中不熟，全恃湖广、江西。”(14)

到了清代，虽然灾年调剂在江南稻米输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平时性输入看来已成为稻米输入的主要内容。重田德、安部健夫、全汉升、柏金斯（Dwight Perkins）、罗友枝（Evelyn Rawski）、吴承明、王业键、郭松义、邓一兵、范金民等，对清代前期江南平时性稻米输入都作了专门的研究。(15)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清代湖南与四川的稻米输出能力较明代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清代江南的缺粮问题也远比明代更为严重。因此，长江流域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稻米由西流向东的巨大粮食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罗友枝估计清代前期与中期长江三角洲每年输入粮食700万～1000万石；全汉升估计雍正时长江三角洲年输入湖广米达1000万石；吴承明估计清代前期江浙年输入湖广、四川米1000万石，输入安徽、江西米500万石，共1500万石，而江浙米输闽者甚微，仅及上述数字的1％；王业键估计18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每年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米1500万～2000万石，除去转运到他地的500万～600万石（包括税米300万石）外，净输入1000万～1500万石；郭松义估计清代中期长江一线每年粮食运输总量为1750万～2350万石，其中四川100万～150万石，两湖1200万～1500万石，江西400万～600万石，安徽50万～100万石；邓一兵估计乾隆时期长江水系粮食每年平均运输总量为1850万石；范金民则估计扣除转运到他地的粮食外，乾、嘉时期江南每年实际输入稻米1500万石；我本人过去对清代中叶江南每年稻米输入数量的估计是大约1500万石。(16)

近读冯桂芬《通江大河运米运盐议》，其中说道：“闻往岁以楚米接济江浙，实数不过三四千万石。”(17)高王凌认为这里说到的“楚米”，实际包括了四川米在内。(18)冯氏为19世纪中期江南人，对当时的国计民生大事十分关注，因此其所言情况比较可靠。他这里说的“往岁”，指的是太平天国以前。据此，在道光末期，江浙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的稻米，一般在3000万～4000万石之谱。而在江浙，江南又是最主要的稻米输入地。如果使用1820年的人口数字和1930年代从上海与浙江输入江浙稻米的数字，那么被转运到江南以外的江浙其他地区的稻米，还不到输入稻米的1/5。(19)由此而言，江南每年输入的稻米应当在2400万～3200万石之间，足以养活800万～1000万人。即使仅以1500万石计，也可供江南500万人（即道光时代江南城镇人口的70％）一年之食。(20)由此可见，清代江南从外地输入稻米的规模已十分巨大。

在这些输入的稻米中，谷也占相当的比重。(21)因此在江南输入客米多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碾坊中脱粒的稻谷，就有很大部分（甚至主要部分）是输入的。(22)这些输入的稻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其到来有季节性，需要在到达地作较长时间的储存，然后逐步加工，供应本地居民，因此必须有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碾米业对这些输入的稻谷进行加工。由于大城市和若干市镇是这些客米的主要消费对象，而且在此这种专业化的碾米业颇具规模，所以只能将其建立在这些大城市近郊市镇，而且必须在主要的稻米运输水路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江南城市碾米业的发展，与稻米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如果没有客米的大量输入，江南的碾米业很难发展到如此地步。

此外，明代虽有一些从长江沿岸向江南输入麦的记载(23)，但这些地方并非重要产麦地，因此虽有输出，数量不会很多。到了清代，江南的麦输入有迅速的增长。依照我的估计，在道光时代，江南麦输入总量达到300万石左右。(24)这些输入的麦，主要是供城镇的食物消费和工业消费，因此也须在城镇磨为粉。因此之故，在消费最集中的苏州等地，城镇磨面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这些地方的磨坊所加工的麦，有很大部分也应来自外地。因此麦的输入对于江南磨面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大豆

大豆是榨油业的主要原料之一。在明代，江南输入大豆主要是为了得到豆油(25)；而在清代，则主要是为了得到豆饼作肥料。输入目的的不同，对输入规模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不论是为了得油还是得饼，输入的大豆都必须在江南油坊里加工后，方能得到所需要的产品（油或豆饼）。

江南要大量输入豆，除了自身强劲的需求外，还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江南以外地区能够大量产豆；第二，江南与产地之间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可以廉价而大量地运送豆。明清江南与外地之间的货运主要是通过水路进行。而在水路运输中，最廉价的运输方式是海运，其次是长江船运，再次是大运河船运。(26)基于这种运输条件，可以大量运豆到到江南的地区，大致是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地区。其中，南方沿海地区（浙东、福建、广东）大豆种植很少，而且本身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甚高，需肥量很大，不仅不可能输出肥料，相反倒需要输入。(27)长江沿岸情况好一些，但由于自然条件及耕作制度等，大豆种植也不很多。因此可以向江南大量输出豆的，实际上就只有大运河沿岸的华北各地及沿海的华北东部与东北南部了。这些地区都是旱作农业，各方面条件都适于大面积种植大豆。特别是东北，清代开始大规模开发，地广人稀，极宜于畜力作业及粗放经营，加之土地肥沃，因此最便于大规模种植大豆。

明代江南已有从外地输入豆或饼的记载。早在正德时，江阴每年都有“数百人往衢州、长沙、南阳、川巴等处收买棉花、豆、炭、麻饼等物”(28)。万历时，“商人从北路夏镇、淮阳、楚湘等处贩豆来此［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作油作饼”(29)。天启时，南京“豆商辏集，贸豆甚便”(30)。崇祯时，前引黄希宪《抚吴檄略》中也提到“江广谷商……装载米、豆等货”来江南贩卖。清初顺治十二年苏州浒墅关的货物则例“加补料”项内有诸色豆与诸色饼(31)，可见是从江西方向输入(32)。此时天下甫定，钞关则例多依明季成法，此项规定亦当系明代之旧。若然，明末长江沿岸的豆已有经浒墅关输入江南腹地者。此外，明代华北南部的淮扬一带，也已出现相当规模的大豆贸易。《蒿庵闲话》中就有崇祯十四年“宿迁有估客载黄豆一船约五百石”的记载。因此明代后期，这一带也成为向江南输出豆的地区。这些史料都说明明代江南有豆输入。

然而，明代江南输入豆主要是为榨油食用。江南以食菜油为主，而且自己也出产一部分豆油，因此对豆油的补充需求量有限。若为得油而输入豆，其数必然不会太多。榨油的副产品——豆饼，主要用途有二，一是作为喂猪饲料，一是作为肥料。明代江南肥料可自给而略有余，豆饼主要是喂猪。(33)但用豆饼喂猪，对于一般农户来说，成本太高(34)，故此法并非可以普遍采用(35)。因此江南不会为了获得饲料和肥料而大量从外地输入豆来制作豆饼。由于以上原因，迄今还没有看到明代大量输入豆的明确记载。相反，我们倒发现了江南豆输往浙东、供浙东作肥的材料。(36)当然，这种输出的数量也不会很大。

到了清代，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江南农业对肥料的需求急剧扩大，引起肥料供给严重不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外地输入豆来制作豆饼或者直接输入豆饼(37)，因此导致了大豆输入的迅速增加。这又刺激了北方大豆种植的迅速扩大。先是华北，后是东北，两地相继成为江南豆的主要供给者。到了清代中期，华北与东北豆货（豆与豆饼）运销江南，已成为国内主要贸易之一。

华北主要输出豆的地区是山东、河南和两淮。这些地方的豆经大运河南运到江南，途经凤阳、宿迁、淮安、扬州、浒墅等钞关。由于豆货（豆与豆饼）南运数量巨大，在过关货物中占有最重要地位，以致这些钞关能否完课，“全赖”（或“全仗”）上述地方大豆南运数量的多少。(38)足立启二以为乾、嘉时期华北向江南的豆货输出，在全国商品流通中占头等位置(39)，并非夸大。除了这些“合法”南运的豆货外，为逃避税课和官吏刁难，华北豆货还大量走私到江南。苏北赣榆县青口镇，就是因大豆走私发达起来的。(40)苏北、皖北、豫东许多地方的大豆被偷运至此，从海路运到太仓和苏松。(41)另有一条走私路线是：北方豆船到洪泽湖后，即离开大运河，进入高邮、宝应湖，由甘泉县六闸盘入通州、泰州内河，出长江，通过上海进入江南。(42)这种走私规模很大，以致引起各地督抚上奏，朝廷明令查处，可是亦未十分奏效。华北大豆南运之数，史无明记，郭松义估计清代中期经大运河南运的米麦杂粮约500万石。邓一兵估计嘉庆时期经大运河南运的粮食也是500万石。(43)而郭氏与邓氏所说的经大运河南运到江南的粮食或米麦杂粮，实际上是以豆为主。如果采用陈慈玉所得出的60％的比重(44)，那么郭氏与邓氏所说的500万石米麦杂粮中，豆货应有300万石。但是陈慈玉据《淮关统志》中有关豆货的税率，推算出乾隆年间每年约有520万石豆货通过淮安关，其中乾隆十五年更高达751万石。此外，还有大量的走私豆货。(45)这些豆货的去向，主要就是江南。从上述情况来看，乾、嘉时期江南每年从华北输入的豆货达到数百万石，应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华北豆货的输出能力也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华北各地（特别是山东、河南）人口不少，在清代增长尤快，因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加上大量种棉，又占去不少耕地，余下可用来种豆出售的田地为数也日少。典型的情况如乾隆五十七年，“河南山东均有少雨之处，豆收不能丰稔，又半为本地民食所需，以致豆货船只，到［淮、宿等］关稀少”(46)。这虽然是歉岁时的情况，但随着人均耕地减少，不仅豆田面积将难以再扩大，而且所产之豆留供本地消费的比例也将越来越高。这样，可输出的数量就不会再有很大增加。其次，运河船运，本身费用就不少。如果遇上雨泽稀少，“附关支河滩口，时形浅涩，南北货船，难于行走”(47)，运输能力还要受限制。加上沿途官吏科索，商人常遭损失（走私主要即因此），也影响正常贸易。再次，江南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布─豆交易。雍正末，山东巡抚岳浚上疏说：“豆船一项，由东省贩运江南者尚少，惟江南贩货来山东发卖之后，即买青白二豆，带回江省者，十居六七。”(48)由江南运到山东之货，主要就是棉布。随着清代华北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江南棉布在华北的市场缩小，因而也影响了布─豆贸易。因此华北大豆输往江南的数量虽巨，但也难于继续扩大。

康熙二十四年大开海禁之后，东北大豆输往江南逐渐增多。乾隆前期加以禁限，乾隆十四年规定“商船自奉天回棹时，大船准带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但“各省商贩，冒险航海，原图厚利……不免黑夜偷载。纵有巡役兵弁访拿，而海堰辽阔，稽查难周。兼之巡役得钱卖放，借端勒索，此等弊窦，难保必无”，因此“从前虽有限定装载豆石之例，究竟未能令行禁止”。清廷不得不“就实在情况，明定章程”，取消限制，“准各省海船，于到奉天时，任商贩运，毋庸限以成数”；并规定“嗣后奉天省海运黄豆豆饼，经由山海关，酌照临清关豆粮科则，每石征收税银”(49)。依照税率（先是每石1分1厘银，后增至2分2厘银）及历代税银数，可知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经山海关课税南运大豆与豆饼，每年大约为85万石，而以后逐年增加。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年分别为122万石、123万石和128万石。(50)加上隐瞒走私者，其数还更多。不过，在乾隆朝，输到江南的豆货，似仍以华北为多。但至嘉庆时，包世臣说：“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51)。江南对麦消费有限，而“豆之为用也，油腐而外，喂马溉田，耗用之数，几与米等”(52)。所以这千余万石的豆麦，绝大多数是豆，数量当在1000万石左右。包世臣说运豆麦的船用官斛，因此这1000万石左右的豆应是官石（即仓石或苏石）。另外，乾隆时南运的东北豆货中，豆饼所占比重不少，所以《山海关权政便览》中有关奏疏谕旨都是黄豆、豆饼并提，并载有豆饼150斤以黄豆1仓石计的征税折算标准。但自嘉庆以后，则仅提豆，原因大约是东北自身榨油能力有限，而大豆输出量剧增，本地无力加工，只得以豆输出。由于东北“黄豆出产既多，价值亦贱”，在本地“除做酱磨腐外，并无别用”(53)，加之运输成本低廉，所以滚滚南来，不断排挤江南市场上的淮北豆货。《续纂淮关通志》卷二物产记述了这一变化，说：“豆油豆饼，道光以前转贩江南，获利为厚，榷关亦以此为巨款。三十年来，收获益薄，业此者少。北人之佃于南者，又教以植豆榨油，所在浸广，油饼南运者亦稀。”正是由于华北豆货南运数量减少，所以嘉、道时期运河沿岸各钞关都报告说因豆船南来少而不能完课。(54)

道光时期东北大豆年输入江南总量有多少呢？王业键估计18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每年从海路和大运河输入豆麦梨枣等共1500万石。郭松义估计清代中期经海路运到江南的关东豆麦600万～700万石。邓一兵估计嘉庆时期通过海运到江南的东北、华北豆粮共1370万石。(55)以上所说的豆麦、豆粮或豆麦梨枣，实际上以豆货为主。同时，华北沿海产豆不多，因此从海路来的豆货，主要是来自东北。但是以上估计数字从数百万石至上千万石，差别太大，无法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数字。因此下面还需对此问题作一考证。

道光时人谢占壬说：“凡北方［指东北］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又说海船上用的关东石（关石），“每关石计仓斛二石五斗有零”(56)。因此东北每年运到江浙的粮豆枣梨，共达官斛2500万石。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呢？道光初，齐彦槐奉命到上海调查海运，报告说：“查上海沙船底册，除小船不计外，其中大中两号沙船，自千石以上至二千石者，不下一千三四百号。”又说：“今上海沙船自千石以上至三千石者，约不下一千二三百只。”亦即当时沙船载量，最大约三千石，大号二千石，中号一千石。他又说：大中两号沙船，“载豆一次，豆价总值银五六千两”(57)。以大号沙船计，每石豆价合银2.5～3两；以中号沙船计，则合5～6两；即使以最大号沙船计，也达1.7～2两，显然都不符实情。(58)若是关东石，则平均每官石豆价分别为1～1.2两（大号沙船）、2～2.4两（中号沙船）和0.7～0.8两（最大号沙船），当与实际相符。齐彦槐本人也说：“关斛一石，合苏斛二石四斗二升。”(59)自己拥有沙船、熟悉海运的崇明举人施彦士则说：“关东一石，当江苏二石五斗。”(60)魏源揭露海关税牙作弊，说他们“变为仅倍”，企图贪污运费。(61)他们都是道光五年讨论雇上海沙船运送漕粮时谈到这个问题的，可见众人调查都说明当时沙船使用关东石。当时“上海船商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62)，即以运关东货物（即大豆等）为主，因而使用关东量制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由于关东大豆是上海最主要的输入商品，故其所用度量衡对上海商业的影响极大。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七风俗载：“中外未通商以前，［上海］商市以豆业为领袖。至今市用银两通行豆规，而米麦行肆所用斗斛之较准，获豆业操其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东大豆南运用关石，应是没有疑问的。

道光时期运到江浙约2500万石（苏石或官石）的粮豆枣梨中，粮（麦）和枣梨数量很少，而大豆还有少部分要运到浙东。兹从宽估计，把粮、枣、梨和运到浙东的大豆以500万石计之，则江南得到的大豆约2000万石。道光以前，关东大豆输入江南的每年约1000万石（官石），加上华北大豆与豆饼数百万石（官石），共一千数百万石（官石）。因此，道光时江南输入的大豆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由于关东大豆主要在上海卸货，因此上海商业勃兴于此时是必然的。顺便说一下，清代江南从北方输入大豆，目的主要是为豆饼，因此一些邻近江南而又处于大豆南运途中的地方，如高邮、如皋、青口等，都发展起了榨油业，将北方大豆榨成饼后运往江南。(63)从一些资料来看，华北向江南输出豆饼比豆多(64)，而东北则主要输出豆，这大概是清代前中期东北榨油业还不发达之故。道光时江南每年输入大豆2000万石，成为江南榨油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因此到了此时，江南榨油业已成为一个主要依赖外地原料的工业部门。

三、棉花

明清江南虽然盛产棉花，但是也有一些棉花的输出入。关于这种输出入的情况，不少学者已作了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知：向江南输出棉花的地区，明代主要是山东、河南，清代则主要是河南、湖广以及浙东余姚等地。(65)近来何泉达、范金民对明代后期江南棉花输出入的数量作了估计。何氏认为明代后期松江本地所产棉花不敷所需，当地棉纺织业所需棉花的25.2％～39.6％须输入（大约为2850万斤），而范氏则认为此缺口为38.1％（大约为2586万斤）。(66)在输入棉花的同时，江南也向外地输出棉花。其主要输出对象，在明清两代都是闽、广。此外，清代（特别是清代中期）江南是否还从外地输入棉花呢？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

禇华《木棉谱》说乾隆时“江北［棉花］绝无来者”。因此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清代江南棉花输入已停止。不过从其他的材料中，我们还可以见到清代山东仍有棉花输出到江南(67)，而通过淮安关南下到江南的华北货物中也有棉花。(68)江北（苏北）棉花也仍然从通州、海门等地输入江南。(69)此外，早在嘉庆时洋花（印度棉花）就已开始进入江南。(70)不过总的说来，清代江南棉花输入确实较明代减少。

江南输入和输出的棉花相互抵消后，大致情况是，在明代后期江南棉花可以自给，清代则输出多于输入。因此徐新吾认为江南有余棉，北花输往江南，主要是随同江南棉花一同南销闽、广，或者是递补江南棉花南销较多时本地市场出现的空缺。他还估计到19世纪初期松江在正常情况下年产皮棉60万担，除去本地棉纺织业所需外，尚有25万担可作为商品棉输往外地。加上附近江阴、常熟、嘉定、太仓、崇明以及江北的通州、海门等地所产的商品棉，江南输往外地的棉花总数可能达到50万担。(71)范金民则估计清代中叶江南输往外地的籽棉总数约为54万担(72)，与徐氏估数相近。因此总的说来，江南无须从外地输入棉花，其棉纺织业所需原料可以自给而有余。不过，如后所述，虽然江南棉花可以自给且有余，但是棉花输出入对江南棉纺织业的影响却不小。

四、染料

明清江南纺织业发达，大量丝绸与布匹需要染色，所需染料数量自然很大。按照清代中期苏州染色业的技术经典《布经》所述，“每一作布五百，约……用靛六十斤为例”(73)。依照我们在第二章中所作的估计，明代后期（1620年前后）江南年产棉布约5000万匹，清代中期（1850年前后）则约10000万匹。如果都染成青蓝色，就分别要用靛600万斤和1200万斤。由于需要量巨大，因此虽然江南出产染料的地方不少，但所产仍然不敷所需，必须大量输入。

关于明清江南染料输入的情况，从范金民的研究可知(74)，江南输入的主要染料是蓝靛（靛青）。早在明末，江南就已严重依赖福建蓝靛（福靛），明清鼎革之际，“八闽未平，福靛难致，［江南］有人觅得其种者，按其法种之，获利数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江南生产的蓝靛，比起福建生产的蓝靛来，成本既高，质量又差，因此不久“八闽尽归版图，福靛既多，本地所产又众，利亦微矣。况所染之色，［土靛］终不若福靛，故土靛价亦日贱，近年来种者亦少”(75)。于是土靛生产减少，福靛又称雄于江南。但是福靛输入仍不能满足江南染色业所需，因此还必须从其他地方输入蓝靛。其中浙东各地所产的蓝靛，大多先沿富春江西上，汇集到杭州府富阳县，再运销江南各地。江北（苏北）的如皋县也盛产蓝靛，明代后期该县“惟靛青用最广，江南都取资焉”(76)。湖广也是明代后期江南所用蓝靛的重要供应地之一。将湖广蓝靛贩运到江南是洞庭商人的重要生意。著名商人翁笾、席本桢等都从事过这项活动。(77)

江西向江南输出蓝靛的记载，明代尚少见，但到了清代中叶，却已有江西数十个州县所产蓝靛出现在江南市场上，并且形成“山蓝”和“田蓝”两大类。江西靛在江南染色业中使用非常广，以致清代中期苏州染色业的技术经典《布经》中对江南各地所产之靛的品质特点作了细致的介绍。此外，清代中叶乐平县的蓝靛也“往来吴楚市场”(78)。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中期，台湾逐渐成为江南最重要的染料来源地之一。据陈国栋的研究，19世纪上半叶经由淡水河上的艋甲、沪尾等港口输出的台湾北部地区产品中，蓝靛（大菁）是一个主要项目。温振华引用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编纂的《深坑厅统计书第二》说：“蓝靛于嘉庆初年（1796—1800）由上海携苗种试种于深坑附近，由于气候适合，繁殖颇速。咸丰年间（1851—1861）达于极点。”陈国栋据有关材料，估计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后台湾蓝靛输出数量达到1000万斤，而在1850年代至少在1000万斤以上，主要运往宁波、上海、天津等福建以北的港口。(79)而最终的销售地，应当是染色业发达的江南。有意思的是，上引《深坑厅统计书第二》说台湾蓝靛是上海传来的，因此在台湾种植蓝靛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向江南染布提供染料。台湾向江南输出蓝靛的数量如此之大，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由此亦可见江南纺织品加工业对台湾染料依赖程度之深。

除了福建、湖广、江西和台湾之外，明清江南还从其他许多地方输入蓝靛。从《布经·染坊总诀·各路靛》所记来看，清代中期苏州染色业中所用的蓝靛，除了江南本地所产的嘉定靛、青浦靛、南京靛、六合靛、梅里太湖靛等外，还有外地输入的福建桶靛、赣州桶靛、湖广桶靛、兰溪篓靛、温州靛、台湾靛、桐山篓靛等。甚至广西的桂平、北流、陆川、兴业等地所产之靛也行销江南。因此江南所需蓝靛的来源地多达三四十个州县。

此外，江南还从全国各地输入其他染料。《布经》“各样颜色道路地名”中也记载了不少苏州染坊使用的染料及其来源地，如江西瑞州的槐米，四川的黄柏，浙东温州、河南、湖广青山、陕西、四川、山东等地的红花，山东、河南的青矾，山东开河的碱，温州的梅皮，以及来自海外的苏木等。此外，福建邵武的姜黄，也是清代南京丝织业中重要的染料。

五、蔗糖

蔗糖是明清江南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同时丝染色也要用之。由于食品加工业规模很大(80)，而且丝产量也颇巨，因此对蔗糖的需要量甚为可观。但江南本地产糖很少，故所需蔗糖基本上要从外地输入。关于江南的蔗糖输入，吴承明、范金民都已有研究。(81)兹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简述之。

明清江南所用的蔗糖有乌糖、砂糖、白糖（糖霜）三种，主要来源地为福建、广东和台湾。

明代江南输入的蔗糖似乎以福建为主，王世懋说：福建的各种产品，其中包括泉、漳之糖，“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82)。不过粤糖也是重要来源，因此三藩之乱时江西道梗，于是江南“糖价骤贵”，至三藩之乱平定后，“广糖大至”(83)，糖价方恢复正常。到了清代，闽广商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84)。因此运往江南的糖，规模更为扩大。在福建，除了泉、漳外，福州也成为江南的一个重要糖供应地。(85)

在广东，由于蔗糖输往江南的主要路线由粤—赣—长江水路改为海路，所以广东沿海的潮州（特别是该府属下的揭阳、海阳、潮阳、澄海等县）、琼州与雷州成为了广糖输往江南的主要输出地。此外，在清代，除去台湾不算，广东已取代福建成为江南蔗糖的最大供应地。嘉庆以前，闽、广糖输入江南的主要上岸地点是乍浦港。而在此地，“乾隆朝，广东糖约居三分之二”；而到嘉、道时期，“比来多泛至江南之上海县收口，其收口乍浦者，较之福建糖转少其半”。由于糖贸易频繁，广东糖商“皆潮州人，终年坐庄乍浦，糖船进口之时，各照包头斤两经过糖行家报关输税”(86)。广东各地所产之糖从海路输往苏州、松江、嘉兴等地，数量很大，故乾隆中期潮阳县令李文藻赋诗说：该县所产蔗糖，“到冬装向苏州去，定有冰糖一百船”(87)。而嘉庆十四年六月，“澄海县界客船陆十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88)。这些外地船只一次就运走糖20多万包（兹以中数22万包计）(89)，每包重量若按照清代台湾糖篓每篓170～180斤计(90)，22万包约重3850万斤。

闽（福建本部）、广之外，台湾也是清代江南蔗糖的主要供应地。早在明代，台湾在荷兰人统治时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蔗糖产地。据吴承明估计，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的1658年，台湾砂糖产量已达170万斤。清朝平定台湾后，糖产量迅速增加，康熙三十六年超过5000万斤，康熙末年更达1亿斤以上。以后有下降，雍正、乾隆时期在8400万～8800万斤之间，嘉庆、道光时期在7000万～8000万斤之间。台糖主要是为输出，史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糖］为甚”(91)；“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92)。郑成功复台前夕，台糖运往日本者达60万斤，运往波斯者达80万斤。康熙大开海禁之前，台糖输出仍然以日本、南洋为主；而大开海禁之后，大陆成为主要市场。(93)据陈国栋估计，台湾蔗糖的产量，1720年代达100万担左右；而到18世纪后半叶，每年向大陆输出的蔗糖更达到120万担。(94)另据陈富美和马若孟的估计，在1660—1880年的220年、两个多世纪中，台糖年输出量增长了46倍，从200万斤增加到1亿斤。(95)在这些输出的台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到江南。这种贸易通常是通过福建商人进行，厦门因而也成为这种贸易的重要转运点，台糖运到这里后分类，“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96)。除了福建商人外，也有许多“江浙客民赴台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97)。

到了19世纪中期，江南的蔗糖输入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的贸易。在蔗糖输入的主要港口上海，“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98)。

六、纸张

如本书第四章所示，江南造纸业在明清时期颇有发展，产量显著扩大。但是由于需求增长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纸张。对于江南纸张的输入情况，吴承明、范金民已有颇多研究(99)，兹亦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进行归纳。

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的纸张，来源地颇广，名目也颇多。(100)但是从大宗贸易来看，明清江南输入纸张的主要来源地是皖南、浙东、江西与福建。其中特别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为重要。

皖南的宣纸是名纸，明清徽商、宁国商人将宣纸贩运到江南的记载颇多见于史籍。此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将纸运销江南的记载。(101)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苏州修建徽郡会馆，皮纸帮是三个发起商帮之一，可见其生意不小。浙东常山县所产的纸也颇为有名，“凡江南、河南等处赃罚［用纸］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买纳”(102)。

江西向江南输出纸张的规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笺潭笺（谈笺），就是以江西荆川连纸加工而成的。(103)浮梁的楮皮纸、南昌府的奉新火纸、瑞州府的新昌火纸与表心纸、高安县的青纸等，也运销江南。嘉庆元年江西旅苏各行业商人在苏州共同捐资重修江西会馆，其中就有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纸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75两）、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在捐款的11个行业的12个商帮中，纸业商帮就占了4个，捐款总数（共计1155两）也仅次于麻货众帮（1200两）。(104)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20余家，“大半皆江右人”(105)，其纸张供应自然也主要来自江西。

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纸张供应地之一。三藩之乱时，福建纸输出受到影响，于是江南纸价骤涨，乱平后方逐渐平落(106)，可见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纸之输入对江南纸张供应已有重大影响。康熙六年，旅苏的汀州上杭六串纸帮在苏州成立了汀州籍纸商会馆——汀州会馆。直至道光时，福建永安纸商仍活跃于福建与江南之间。(107)

由于江南工业对纸张的依赖日甚，为保证纸张供应，江南出版商还到江西、福建等纸产地去专门订购或包买纸张（即“压槽”）。明代后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氏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108)。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自康熙以来，被“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109)。

七、有色金属

铜、锡、铅等贱金属也是江南工业必需的原料。然而江南及邻近地区则基本上不出产这些金属，必需输入。当时国内铜、锡、铅主要产于西南地区。据《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卷，明代铜主要产于四川、贵州，其次是湖广武昌、江西广信；锡主要产于广西南丹、河池，其次是湖南衡州、柳州及云南大理、楚雄；铅则主要产于云南、贵州、四川，以及江西广信等地。清代云南成为全国最大的铜产地，到了清代中期滇铜年产量在1000万斤以上，维持了近一百年。(110)江宁等地的铜器制作，主要就依靠滇铜。(111)但是云南等地所产金属，“道远难致”(112)，运费甚昂。加之这些金属为铸钱所需，通常在国家统制之下，难以大规模地从产地自由流入江南，故江南民间不得不主要求诸海外。

海外铜的主要来源地为日本。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日铜输华在清代极盛，最高年输华量达784万斤之巨。(113)这些铜主要是用江南丝、绸等产品交易，运回后又在江南各口岸卸货。虽然此项贸易为政府所垄断，但当亦有少量日铜流入民间。锡、铅多来自南洋，为闽广海舶载至广州后，再分海陆二道转运至江南。早在清初，广锡即“捆载而过梅岭者踵相接”(114)。而其中大部分即是“洋锡”(115)。曾有两个浙东商人在广东一次购买“洋锡”1.5万～1.8万斤运往苏州、扬州发卖，加上他们在梅岭十八滩中打捞起的以往路过客商所失落的“洋锡”，实际运到苏、扬发卖的“洋锡”总数共达6万～7.2万斤之多。(116)此外，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清代闽广海舶常载南洋锡、铅至日本销售，康熙五十年运到长崎的锡达13900斤，铅达36040斤。(117)由此可推知，明清闽广商人从海道运锡、铅到江南之事，当亦有之。

总的说来，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明清江南铜、锡、铅等贱金属的来源很狭窄，输入规模很有限，因而这项贸易活动也鲜为当时人所注意，未能在史料中留下多少痕迹。由于来源狭窄和其他原因，江南对这些金属的消费量很小，人均年消费水平极低，几乎可以略而不计。这些金属不仅极少用于生产，而且用于生活消费者也甚微。嘉庆时江南有人用铜制作烟袋，还被包世臣斥为浪费(118)，便是典型的例子。鉴于江南铜、锡、铅等的来源狭窄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江南对这些金属的消费量也难以出现提高的趋势。

除了以上7类货品外，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较多的工业原料还有金银（制箔用）、桐油（造船、家具制作用）、麻与麻线（织布、造船等用）、桕油（制烛用）、皮张（制革用）、白蜡（纺织、皮革加工等用）、羊毛（制毡用）、食盐（食品加工用）、白眼豆（润滑经丝用）、玉石（制作玉器用），等等。加上前一章所谈到的木材、煤炭、金属的输入，可以看到江南工业所需燃料、材料和原料，对外地供应源的依赖程度已相当深。

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明清江南碾米业、榨油业、印刷业的发展对外地原料的依赖日益严重，因此如果没有大量外地原料输入，它们决不可能发展到前面提到的规模。蔗糖、染料的输入对食品加工业和纺织品加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即使是情况较为特殊的棉花输出入，对江南工业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就以棉花为例，看看外地原料输入所起的作用。一般说来，华北及苏、皖北部棉花的生产成本明显地低于江南(119)，因此才会有“北花高捃渡江南”、“齐豫皆捆载而至”(120)的盛况。北花大量涌入的结果，是“货多用寡，日贱其值”(121)。这样就压低了江南的棉价，从而有助于降低江南棉布的生产成本。江南棉花生产成本已较高，加上闽广商人大量采购，若无北棉输入，花价当进一步上涨，从而导致布价提高，削弱其在外地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清代江南棉花自给有余，但仍有大量北花输入，原因即在于此。(122)因此这种以廉价北花作为本地棉纺织业生产的部分原料而将所置换出来的本地棉花以较高价格输往外地以牟利的做法，是很经济的。

第二节　产品输出

江南工业产品的输出以纺织品为主。此外还有书籍、酒类、成衣等，也是输出较多的产品，其输出情况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已经谈到。这里主要讨论纺织品和书籍的输出。这两类产品的输出，众多学者都曾作过研究，我也进行过专门的探讨。(123)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如下。

一、棉布

南宋末江南纺织业尚未发达，故仅见有闽广棉布输入江南的记载(124)，但其数肯定甚微。元代江南棉纺织业较宋有颇大发展，故致和年间已有大都人来松江收购棉布(125)，但除此之外有关输出的记载还不多，说明元代江南棉布输出尚有限。到了明清，江南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产地，其棉布生产与输出的绝对规模在当时世界上也曾首屈一指。

江南棉布在全国市场上的地位，在明清两代有所变化。明代江南棉布畅销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江南棉布的销售，因此高王凌称“明代是江南棉布独占鳌头、具有任何省区远远不及的优势地位”(126)的时代。具体而言，江南棉布的最大市场为华北与西北，其次为华中与闽广。明末以来，由于华北棉纺织业的兴起，江南棉布在华北市场上受到沉重打击，市场的地域范围明显缩小，这是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了的情况。(127)华北棉布虽不及江南棉布精细，但由于得地理之便和成本低廉(128)，仍然很有竞争力。到了清代，华北若干地区在技术上也已赶上江南。例如河北中部“［棉］产既富于东南，而其织纴之精亦与松娄匹”，因而所产棉布除供本地消费外，“更以其余输大河南北凭山负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商贩之供楮布之用”(129)。从吴承明的研究可知，清代前中期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若干地区所产棉布，大量运销东北、蒙古和西北，数量估计每年达300万匹。(130)而许檀估计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仅山东一省的棉布输出能力就已达到300万～500万匹，致使华北与西北市场基本上为山东、直隶和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从而将江南棉布排挤了出去。(131)

清代江南棉布在华北与西北市场上的销路缩减，输出重心不得不移到华中与闽广。但是在南方各地市场上，不断发展中的湖北棉纺织业也逐渐成为江南的劲敌。明代湖北种棉尚不多，而经过清代，到了民国初年，湖北棉花产量在全国各省中已名列第二三，直追江苏。(132)依靠本地丰富的棉产，湖北棉纺织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很快就成为了江南棉纺织业的重要竞争对手。

早在万历时，湖北罗田、孝感布就已出现于江西铅山市场，与江南棉布竞一日之短长。(133)嘉靖时，江南棉布尚运销四川(134)，而至明末清初，湖北德安、荆州的棉布与棉制品已大量入蜀。(135)乾隆时四川已成湖广、江西布的天下(136)，滇、黔二省也盛行汉阳布(137)。此外，明清之际，湖北咸宁大布还远销广东，与松江布角逐。(138)至乾隆时湖广布又与河南布取代江南布而控制了陕西市场(139)，同时山西也从汉口大量输入扣布(140)。高王凌认为清代湖北棉布不但占有本地市场，而且还销往陕西、山西、河南、湖南，尤其是四川以及西南诸省。就棉业的地位而言，湖北之于西南，颇类江苏之于全国。(141)据吴承明估计，清代前中期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湖北棉布，每年不下百万匹，另外湖南亦有40万～50万匹。(142)道光时贵州所用湖广布，“岁千亿万匹”(143)。清代中叶，四川棉纺织业又兴起，迅速控制云、贵市场。乾隆时，云南每年买用川布，计价银20万两。由于本地不织布匹，是以“大利归于川省”(144)。嘉、道时，情况更甚，川布不仅输往云南，而且还贩运到贵州以及其他地方。如隆昌县所产棉布，“贩往云南、贵州等省发卖”(145)。中江县棉布，“商贩运至滇黔”(146)。新津县则“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外者，其名则有大布、小布、台镇等号”(147)。

在华南，广东棉纺织业在清代中期兴起，对江南构成重大威胁。嘉庆时期（嘉庆十五年前后）松江府每年上市的商品棉布约二千数百万匹，用棉约30万担。(148)广东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1784年以前不过2万担；而乾隆五十年至道光十三年（1785—1833）间，1792年达到15.59万担，1800—1804年跃升至近20万担，以后回落，但到1816年又攀升至40万担，1825—1829年至42.94万担，1830—1833年至45.38万担；此后，1840年为50万担，而至1841—1849年更多达60万担。(149)换言之，至迟到1816年以前，广东进口的印棉已达到松江棉纺织业的用棉总量。若按同样的用棉比率，到1840年代，用这些进口棉花所生产出来的棉布，已接近或超过清中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150)当然这些棉花并非都是在广东消费，而是供应闽广地区。不过按照徐新吾的估计，19世纪中期闽广地区棉花年消费量约为60万～65万担。(151)进口的印棉已能基本满足闽广地区棉纺织业之需，因此江南棉布在闽广地区的销售空间已很小。

由于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棉布仅在长江下游地区（苏、浙、皖三省）和沿海一些地区（山东东部、福建北部）保有比较固定的市场。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格局并不意味着江南棉布对国内市场的输出规模已缩小。

首先，在明清时期，中国棉布市场的总规模大大扩大了。如果棉布市场的扩大与人口增长大体同步，那么自明代后期（1600年前后）到清代中期（1850年前后），中国棉布市场扩大了1～2倍。(152)而上述苏、浙、皖三省和山东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正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而也是中国棉布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清代中期即使江南棉布仅只占有这些市场，其绝对规模也十分巨大。按照清代的官方数字，1851年苏、浙、皖三省人口为1.1亿，加上山东东部人口（以山东总人口3300万的1/3计）和福建北部人口（以福建总人口2000万的1/2计），总数达1.3亿以上，占当时中国总人口4.3亿的30％强，与1650年中国全国人口总数（1.5亿）相差不大。(153)因此按照人口数量来看，这些地方的市场容量大略接近明代后期全国的市场容量。这些地方直到清代中期仍然为江南棉布所控制。例如山东本省虽然产布（主要在西部），但据许檀估计，清代中期山东东部每年从江南输入棉布达100万匹之多。(154)与此相对照，据前引吴承明的估计，此时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湖北与湖南棉布，每年分别只有100余万匹和40万～50万匹。可见市场地域的大小并不与市场容量的大小成正比。

其次，江南棉布在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市场上被排挤，并不意味着江南棉布完全退出了这些市场。事实上，即使在清代中期，江南棉布在这些市场上仍有相当的销路。例如据钦善所言，乾、嘉之际，“冀北巨商挟资千亿，陇岱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155)。华中经济中心汉口，“市上布店多揭苏松之额”(156)。而在广州，虽然盛产并出口棉布，但“南京棉布”仍然在广州棉布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可见江南棉布输往广东者数量依然颇为可观。大体而言，在中下等棉布市场上，江南棉布确实难以与当地棉布竞争；但在上等棉布市场上，江南产品仍然享有相当的优势，因此退出的主要是前一种市场而非所有市场。

再次，江南棉布的东北市场扩大，对于江南棉布输出具有重要意义。江南与东北之间的棉布贸易，在明代后期就已达到一定规模。但是由于当时东北人口稀少，开发仅限于辽宁南部，加之位处边防前线，经济发展颇受局限，因此两地之间的贸易规模也有限。到了清代，东北的开发在空间上大大扩大，在速度上则大大加快。特别要强调的是，尽管有种种人为的限制，关内汉民依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东北，去开发那里的富源。依照官方数字，在1776—1850年间，辽宁和吉林的人口都增加了3倍以上，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60％。(157)东北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所缺的是劳动力。大批移民的持续涌入，大大加快了农业开发的步伐，使得东北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区。江南与东北两地之间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同时在产业层级上又有明显差异，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实行地域分工与专业化的可能。不仅如此，这两地之间还有海路可通，而且清代北洋海运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安全、频繁的大规模海运成为可能。因此两地之间以豆—布贸易为中心的农产品—工业品交换，迅速发展了起来，到19世纪初期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双向贸易之一。因此对于江南棉布来说，东北市场的扩大，部分地抵消了关内市场的缩减。

最后，在明清时期，江南棉布的海外市场有急剧的扩大。这对江南棉布的输出，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众多学者作了详细的研究，兹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作一简述。

明代江南棉布主要出口对象仅有日本及南洋。对日出口数量，在明清两代都不甚多。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运到长崎的中国棉布（主要为江南产品）仅有2170反（每反面积为10×0.34平方米），顺治七年（1650）增至7145反，康熙五十年（1711）为7329反，而嘉庆九年（1804）降至384反。(158)销往南洋的数量不详。仅就南洋各地土著居民对江南棉布的消费量而言，恐怕在明清两代中没有很大增加。

江南棉布输往欧美，明代尚未见到记载，但在清代增长甚速。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购运“南京棉布”，而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欧美各国在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已达372000匹，乾隆六十年（1795）为1005000匹，嘉庆三年（1798）更翻了一番，达到2125000匹。在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三年（1786—1833）这48年中，总数高达44622739匹。(159)另外，在俄国方面，雍正五年（1727）莫洛可夫官商队在蒙古与北京收买“南京棉布”14705端（每端长35.6米），价值银43692两。至乾隆中期（1775—1781），俄国每年平均进口“南京棉布”及中国其他下等棉布价值高达106万卢布以上，占当时中俄贸易总额的63％。(160)因此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大，已成为江南棉布的重要出路。

明代江南棉布主要产于松江，每年对国内外市场的输出额，据吴承明估计，已达1500万～2000万匹，到了清代，这个产区扩大了，输出量亦增至4000万匹。(161)输出量增加之大，说明江南棉布对外地市场的依赖，确实在不断地加强。

二、丝织品

江南丝织品的输出入，比棉布的输出入出现早得多。北宋时，两浙路每年两税、上供绢达116万余匹，已居各路之首，但其他丝织品（主要是高级丝织品）上供数仍较少，而且两浙路上供的丝织品有很大部分出自浙东。另外，直到南宋时，江南丝织品质量仍不及华北和四川，似乎还逊于浙东。(162)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而输入的例子倒有一些，例如浙东诸暨所产“吴绢”输往杭州，湖州商人到湖南邵阳购买“隔织”等。(163)元代江南绢品质仍次于河北绢。(164)虽然有记载说元代已有苏州色段等向南洋出口(165)，但数量似乎很有限。从《马可·波罗行记》来看，元代华北、四川、福建等地的丝织业尚颇为发达，故江南丝织品还难以在国内丝织品市场上占据支配性地位。

到了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山西潞安、四川成都和保宁、闽广沿海少数城市以及华北个别地区还保留着规模有限的丝织业。潞绸、蜀锦是江南丝织品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中的地位远不及江南。此外，漳泉的纱绢、倭缎、砑缎，广东的粤缎、粤纱等，在海外市场上也享有一定声誉。(166)不过明代闽广丝织业规模很小，不足以对江南造成多大影响。其他各地则仅能生产少量质次的土绢、土绸等(167)，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上地位亦不足道。

明代江南之外丝织业规模最大的是潞安，其织机之数在一般繁荣时期约为9000余张（最多时达13000余张），年产潞绸10万匹左右(168)，但亦仅相当于或尚不及明清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169)。而且，到万历末年，潞安丝织业已陷入危机，因“商不来”，除织造上供品外，民间丝织业几已无存。(170)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171)，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172)，“其丝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173)，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174)。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漳泉、广州丝织业规模在明代还很小，产品又主要供出口，故张瀚论天下市利时，对此未予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南丝织品遂垄断了国内市场之大部，因而张瀚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75)与此相伴，江南丝织品对外地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大大增加，故万历时孙隆在苏州加征丝织品输出税，“止榷行商，不征坐贾”，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176)，最后引起民变。可见，此时丝织品输出在江南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十分重要。

明清之际，潞安、成都丝织业毁于兵火，尔后亦未复兴，而保宁丝织业入清以后亦寂然无闻。福建沿海城市丝织业在清代也不见有何发展。广州丝织业虽有发展，但主要面向海外。值得重视的是西南黔、川等地丝织业的发展。贵州丝织业在清代中期兴起后，产品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到了嘉、道之际，遵义产绸已多，“其匀细不及川绸而细密过之，顶佳者每匹长五丈余，宽尺二寸，重三十余两，值银才三两许，穿绸几比穿绵。年来不仅遍于各省，并出嘉峪关，远贩西域、南洋”(177)；“稗贩骈壁，远走数千里外，价视吴绫、蜀锦廉，一衣可十余岁”(178)。四川成都“自明季兵燹后，锦坊尽毁”(179)，但到清中叶后又重振兴，蜀锦不仅与吴绫、遵绸“争价于中州”(180)，而且“每年采办入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181)。成都机户还专门生产“哈达”销往西藏。(182)因此川、黔丝织业的发展夺去了江南丝织品的一部分市场。此外，清代中期山东丝织业也有所发展。兖州、东昌、济南三府的丝织业有一定规模。(183)乾隆初，临清绵绸集市上，“货卖者俱堂邑、冠县、馆陶人，日出时咸集于此，不下千余匹”(184)，一年上市当数万至十数万匹。胶东茧绸生产也颇有发展，“山民有起家至巨万者”(185)，可知生产规模不算太小。19世纪后期莱州府昌邑县的茧绸年产量也达到近10万匹。(186)因而在清前期，茧绸成为山东与福建之间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187)

不过，尽管江南之外地区丝织业有相当的发展，但并未对江南丝织业提出严峻的挑战，江南丝织品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188)即使在那些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其本地丝织品也只能在中下等产品市场上与江南产品竞争。至于上等产品市场，主要还是为江南产品所专。例如，广东是江南以外中国最重要的丝织业地区，但直到清末，广东的上层阶级仍然穿着苏、杭的丝织品，因为本地丝织品质量逊于江南产品。(189)又，据许檀估计，清代中叶山东生丝与丝织品产值已达300万两银，茧绸已成为山东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但每年依然要从江南输入大量丝织品，价值约100万两。(190)

此外，清代最重要的两个新开发地区东北和台湾，也都成为了江南丝织品的新市场。台湾的情况，一向较少为人注意，故在此稍加说明。据陈国栋的研究，到了清代中叶，台湾与江南的直接贸易已颇盛。台湾噶玛兰的商船，“年逢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卖米石，名曰北船。……其所云北船，惟至江浙而已”；“兰中惟出稻谷，次曰白苎。其余食货百物，多取于漳、泉。丝罗绫缎，则资于江浙。每春夏间，南风盛发，两昼夜舟可抵浙之四明［宁波］、镇海、乍浦，苏之上海。惟售番镪，不装回货。至末帮近冬，北风将起，始到苏装载绸匹、羊皮、杂货，率以为常”(191)。“自淡［新竹］、艋［艋甲］至兰，则店口必兼售彩帛或干果杂货。……苏、浙、广货南北流通……而兰［噶玛兰］尤较便于淡［新竹］，以其舟常北行也。”(192)由此可见，江南的丝织品已成为江南向台湾输出的主要商品，而台湾的丝织品市场也为江南产品所垄断。

因而，在清代中期以前，江南丝织业在国内实际上无重要竞争对手，于是江南丝织品遂得独占国内市场。在清代，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像丝绸这类相对而言的高级消费品的总需求也有颇大增长。此外，清代中国的疆域比明代更大，这使得江南丝织品的市场从空间上也随着疆域的扩大而扩大。(193)因此，江南丝织品对国内各地的输出进一步增加，使得江南丝织业对国内市场的依赖也更为加强了。

关于江南丝织品输往国内其他地区的数量，吴承明和范金民分别作了估计。吴氏认为明代后期江南每年有总数约为30万匹的各类丝织品输往外地，价值30万两银。(194)范氏则认为此时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市场）的各类丝织品，约相当于38万匹绸，价值38万两银。(195)清代的情况，吴氏未作估计，范氏则认为到了乾、嘉年间，江南丝织品每年输往国内市场的总量相当于一千数百万匹绸，价值1500万两银，比明代增加了35倍以上。(196)虽然这些估计都有问题(197)，但无论如何，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丝织品的国内市场急剧扩大，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明清时期，江南丝织品除了大量输往国内市场外，还大量输往海外市场。江南丝织品的出口，明代前期尚不多见于史料，可能是因为出口规模尚小之故。但到了明后期，江南丝织品出口量已不小，至清代更有巨大增长。对于这些，学界亦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江南丝织品输日，嘉靖时已颇多，这从有关倭患的记载中可见到。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长崎进口的中国丝织品为134936反（每反面积为10×0.34平方米），顺治七年（1650）为145638反，康熙五十年（1711）为188492反。除数量很少的北绢、温州纱绫、洛州纱绫外，输日丝织品绝大部分为江南所产。(198)18世纪中日之间的铜—丝绸贸易，也还有一定规模。而据19世纪初期出版的法国人萨凡利兄弟编写的《世界商业大辞典》记载，直到此时，日本仍然在进口江南丝织品。(199)其之所以被记入这部篇幅不大的世界贸易手册，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这项贸易具有一定规模，因此才会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江南丝织品对朝鲜的出口，明末亦颇称盛，故毛文龙据皮岛，独占中朝海上贸易，“南货缯币，北货参貂，咸于文龙处输税挂号，然后敢发，不数年，遂称雄镇”(200)。清代江南丝织品输朝主要通过朝贡贸易，规模似乎超过明代。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康、雍、乾时期，朝鲜贡使每年在北京采购江南织造的纹缎，价值银七八万至十万两不等(201)，按照当时的价格大约为3万～4万斤。(202)至于中朝民间贸易中的丝绸，数量不详，但应当亦颇可观。(203)

此外，江南丝织品对东南亚地区的输出在明清时期增长也很迅速。尽管数量资料比较欠缺，但是从当时中外人士所留下的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清代，随着华人大量移居此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成长很快，而在这种贸易中，江南丝织品又是主要商品之一。(204)

江南丝织品对西欧出口增长更快。17世纪中国丝织品开始大量输入西欧，至18世纪数量已相当大。1730—1772年间，西欧市场上销售的中国丝织品中，仅丝肩巾一项每年平均就多达8万条。而至1776年，单是法国的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丝肩巾10万余条，其他国家输入的中国丝织品，数量也有很大增加。(205)输往西属美洲的丝织品，增加亦甚速。据前引全汉升的研究成果，崇祯九年（1636）以前，自马尼拉驶往西属美洲的船只，每艘登记装载的丝织品约300～500箱；但崇祯九年出发的船，已有装载1000箱以上者。另外，前面提到的经菲输美的丝货中，很大一部分亦为丝织物。由此可见，明后期至清中期，中国丝织品输美增长甚大。当然，输往欧美的中国丝织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系闽广（特别是广东）所产，而且这个部分所占的比重还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可以肯定，江南丝织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因为直到清代中后期广州丝织业勃兴以前，闽广丝织业的规模很有限，所产丝织品数量不多，质量一般说来也不如江南。据萨凡利兄弟所述，18世纪初广东输往马尼拉的丝织品中，南京所产的各种纺绸仍是主要项目之一，而南京“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而且此时西欧商人已知道：如果直接到南京采购丝织品，免去了闽广商人从中渔利，可比在广州购买便宜50％。(206)

到了清代，俄国也成了江南丝织品一个重要买主。雍正五年至六年（1727—1728），俄国莫洛可夫官商队在北京采购各种丝织品达8866波斯达夫（постав，长17米），值银56113两，占其采购各种商品总值的1/3以上。到1750年代后期和1760年代初期，俄国每年进口中国丝织品的价值平均高达21万卢布以上。(207)同一时期，朝鲜贡使在京所采购的丝织品皆为江南所产，因而俄国人所采购者当亦多为江南产品。

我曾将明清江南丝织品的出口作过一个估计，情况如下（表8—1）：

表8—1　明清江南丝织品出口

［1］仅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及其殖民地。

［2］包括欧洲与美国。

［3］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与部分东南亚地区（由日本商人居间转运）。

［4］包括欧洲与美国。

［5］仅包括朝鲜。

出处：李伯重：The Growth of Silk Export of Jiangnan，1550-1850。

由上可见，江南丝织品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重了。

三、书籍

江南出版的书籍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明末毛晋所刻之书极受欢迎，“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208)之说。不过比起通俗文艺作品及时文选本等畅销书籍来，汲古阁所刻之书的销路又差多了。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畅销书的输出，成了一项重要的生意。反映乾隆时代山东民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其第三十三回说：“这穷书生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伴，自己亲身子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沿途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生意？……至于什么缎铺、布铺、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为官府赔垫。”《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

除了国内各地外，江南书籍还大量输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特别是日本，已成为江南书籍的重要市场。在此方面，除了吴枫、山胁悌二郎等的研究外(209)，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庭修的研究。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18世纪初期江南向日本的书籍输出规模颇为惊人。例如1711年（日本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共54艘，其中有6艘载有书籍，各船载书数量为：15号南京船93箱，51号南京船40箱，25号南京船1箱，19号宁波船4箱，37号宁波船1箱，10号宁波船2部。次年到达长崎的中国船中，载书船的数量略有增加，其中40号南京船载书82箱，57号南京船载67箱。有意思的是，在此时期到达长崎的载书船基本上是南京船与宁波船，福州船不见有载书之例，而广东船载书也只是例外情况。在南京船与宁波船中，宁波船载书数量很少，多则数箱，少则数部，因此大量运载书籍到日本的基本上是南京船。日本政府鼓励中国书籍进口，1691年（日本元禄四年）曾向长崎的“唐船头”（中国商船船长）发出求购中国书籍的命令，“若明年出船渡海，应载来书籍等物”。1709年（日本宝永六年）还具体指定了购书内容。因此尽管清代政府有时对中国书籍输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输日书籍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例如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前述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21艘南京船和14艘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船只总共是6艘（南京船、宁波船各3艘）；而到江户后期文化元年（1807），进入长崎港的11艘船中就有10艘载有书籍。(210)

南京船运载到日本的书籍，从上述51号船所载书籍目录来看(211)，主要为经学、文学、历史、医学、本草等书籍（其中以文学类尤多），与江南流行的书籍无大差别。这些书籍都是在江南（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认为从航行天数计算，从南京到北京的航程与从南京到长崎的航程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长崎在获得江南书籍方面的便利堪与北京匹敌。(212)

由上可见，书籍确实已成为江南重要的输出商品之一。

从本章对江南原料输入和产品输出情况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江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输入来获得。但是这只限于轻工业原料。至于重工业所需原材料，则如本书第七章中对江南的铁、木材和燃料输入情况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第二，江南工业的主要产品，在全国乃至东亚各地拥有广大的市场。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江南产品逐渐转向较高等级的市场。因此在中国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化中，江南工业有向上升级的趋势。

以上两点，对于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在工业革命以前，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是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又是通过各地之间贸易的发展而达到的。明清时期不断扩大和深化着的全国市场，大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地域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这种地域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对江南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但是，也正如从本章对江南原料输入和产品输出情况及第七章对江南的铁、木材和燃料输入情况的讨论之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明清中国国内和东亚各地虽然对江南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有其严重的局限。例如江南工业生产发展所需的煤、铁等物资，就不能通过这个国内市场或东亚国际市场大量而廉价地获得。

尤其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认为明清（特别是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欧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姑且不论明清是否“闭关锁国”(213)，仅就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海外市场对于江南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可以看出这个市场并不是有些学者心中那种理想化的市场。的确，江南产品越来越多地出口到这个市场上，但是由此导致的大量贸易盈余却并未能转化为江南工业发展需要的煤、铁等物资。到了19世纪，这些出口换回来的主要是鸦片。道光时包世臣指出：“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城每日即费银万两余，每岁即费银三四百万两。……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214)姑且不论毒品输入导致的其他社会后果，仅说其引起的白银外流，就严重地危害了江南工业的发展。因此，与过去不少学者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时盲目颂扬西方贸易所起作用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明清江南工业的海外市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显然对江南工业发展有重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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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Pierre-Etienne Will & R．Bin Wong，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p．109.

(2) 江南地区的稻米输出入，西汉时即已有之。元鼎三年（前114）江南水灾，汉武帝诏“下巴蜀粟以赈之”（《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与七年（113）则调江南丹阳、吴郡等地米以赡给北方东郡等地（参见《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唐代中期以后，江南米更作为税米大量输往北方，每年达数十至上百万石。

(3) 到了南宋时期，江南稻米输出入已十分频繁。一方面，两广、淮南、江西、湖南稻米输入杭州、建康、镇江以及江南其他地方，规模已颇为可观（例如建康府兵食每年需米50万～80万石，皆仰赖江西上供米与和籴米）；另一方面，江南米输往浙东各州、福建沿海各州、浙西的严州、江西的信州以及两淮地区，甚至输往金人统治下的山东并海外诸藩（参见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输》；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142～165页）。但从有关资料来看，南宋江南的稻米输出入，除税米输入以及江南米对福建的输出比较固定外，多属各地之间丰歉调剂性质，输出入数量在不同年份中变动颇大，还未建立起稳定的供需关系。全汉升认为南宋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稻米，除供本地消费外，尚有大量剩余输出，因而长江三角洲成为当时东亚的谷仓。可是我们从全氏以及斯波义信氏著作中所引资料来看，南宋长江三角洲稻米大宗输出的事例，几乎都带赈灾性质。比较固定的输出对象为福建，可是福建当时主要仰赖两广，即使是在灾年从浙西输入的最大数量（据全氏文），也不过10万石，比建康从江西输入的数量小得多。因此，全氏上述结论似可商榷。而江南稻米的主要输出对象福建，缺粮问题也还不十分严重，所输入江南稻米的数量有限（参见全氏及斯波氏书中所引资料）。大体上说，南宋时江南地区的稻米出产自给有余，但数量似乎并不很大，因此江南民间平时稻米的输出入规模不很大。

(4) 例如正统时“苏［州］岁航粮数万至［通州］狼山巡检司总易［盐］，遂以为常”（万历《通州志》卷十八，遗事）。浙东普陀山“岁用米七八千石，悉资江南”（《涌幢小品》卷二十六，“普陀”条）。江南对严、徽、宁、绍等地的输出仍然比较经常；嘉靖时山东、河南歉收，江南地主与米客也“个个装粮食来卖”（《连城璧》外编卷四，《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此外漕粮输出的数量也甚大。

(5)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6) 参见吴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の垸堤の発達とその歴史意義》；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

(7) 在此故事中，南京米商范顺在武昌向官府行贿，一次即达米千石之多。

(8) 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9) 参见张鸿磬：《请照旧永折疏》，见《南翔镇志》卷十二，记事。

(10) 《涌幢小品》卷十二，“普陀”条。

(11)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12) 参见吴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の垸堤の発達とその歴史意義》；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

(13)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14) 《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三。

(15) 参见重田德：《清代における湖南米市塲の一考察》；安部健夫：《米穀需給の研究——雍正史のとしてみた一章》；全汉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的米价》；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第7章；E．Rawski，Agriculture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第5章；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2-1935；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邓一兵：《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64～66页。

(16)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10页。

(17)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

(18)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放——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63页。

(19)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10页。

(20) 包世臣估计苏州男女老幼合计，每人每年食米3石（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道光时代江南城镇人口约为720万，见本书第九章。

(21) 例如万历时下江米商“入楚籴谷”，就已明确说明是谷。

(22) 典型的例子是嘉庆时的南京。当时南京居民主要仰赖客米为生，每年输入粮食达数百万石（参见范金民：《清代前期的南京经济》）。据包世臣所说，这些客米主要就在城郊聚宝门外窑湾的32家大砻坊脱粒。这32家大砻坊，“每家有粮万余石。是三十二家所储，足敷城中三月之食”（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答方葆岩尚书书》）。

(23) 如上引黄希宪檄文中所示者。

(24)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10页。

(25) 吴承明认为明代外地豆运到石门镇加工不合算，不如运油来（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47页）。可见主要是为得油。

(26) 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27) 乾隆时浙东、福建已有山东和东北大豆输入。1860年代以后，东北大豆主要输往闽广，从而引起江南的肥料危机。参见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

(28) 正德《江阴县志》卷七，商风。

(29) 道光《石门县志》卷二十四，补遗上引万历新志《丛谈》。

(30) 王象晋：《东南赋役独重疏》，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八，江南六。

(31) 参见《浒墅关志》卷五，则例。

(32) 浒墅关材料系自江西方向来，但未在九江关纳税的商船所补纳之船料。参见《浒墅关志》卷四，榷税则例。

(33) 像湖州琏州经营地主沈氏养的猪，主要就是靠买豆饼喂养（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89～190页）。

(34) 张履祥记湖州乡下老人告诫孙子之语：“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不如养鱼合算（参见张履祥：《补农书》“补农书后”）。

(35) 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89～190页。

(36) 例如据万历《龙游县志》卷三物产，该县豆“余于浙西”，买来后“刈腐作肥种”。

(37) 参见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第8章。

(38) 参阅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注35、36、38、40、41等所引史料。

(39) 参阅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注35、36、38、40、41等所引史料。

(40) 参见光绪《赣榆县志》卷三，建置。

(41)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齐民四术》卷三，农三，《青口议》；《续纂淮关通志》卷六，令甲。

(42) 参见同治《户部则例》卷四十，关税，《巡查偷越》；《续纂淮关通志》卷六，续纂令甲，载嘉庆十六年十月三十日两江总督百龄片。

(43) 参见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2-1935；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邓一兵：《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

(44) 陈慈玉指出：从乾隆十六年淮安关和宿迁关的情况来看，豆货约占60％。参见陈慈玉：《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关系》。

(45) 参见陈慈玉：《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关系》。

(46) 《大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上谕。

(47) 《清道光朝关税案》魏元煌折，载《史料旬刊》，第34期，转引自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东北情况则不同。上述限制，对东北都不存在，因此东北很自然成为江南最重要的豆与豆饼供给者。东北大豆与豆饼输往江南始于何时不详，清初大约没有或很少。

(48) 《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十二年八月八日岳浚奏。

(49) 《山海关榷政便览》，转引自加藤繁：《康熙乾隆時代におはる滿洲と支那本土の通商について》。

(50) 参见加藤繁：《康熙乾隆時代におはる滿洲と支那本土の通商について》。原史料未说明豆与饼各多少石，但乾隆时该关规定豆饼150斤折合豆1石。

(51)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卷一，《海运南漕议》。

(52) 叶梦珠：《阅世编》卷二，食货三。

(53) 《山海关权政便览》。

(54) 参见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注33、34、36所引资料。

(55) 参见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2-1935；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邓一兵：《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

(56) 谢占壬：《海运提要》“古今海运异宜”、“水脚汇筹”，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57)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

(58) 据当时谢占壬说浙江海船“商货价值五六千金，船亦值五六千金”（谢占壬：《海运提要》“河海总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而在当时造价五六千金的只是中号沙船（参见本书第六章），因此齐氏所说的“大中两号沙船”实际不包括最大号沙船在内，这样，每石豆值即在2.5～6两银之间。而光绪时关东豆饼至上海，海关价均在银1两上下（参见足立启二：《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而据乾隆时《山海关榷政便览》，150斤豆饼相当于大豆1仓石，因此，大豆每仓石价格应在1.5两银左右。此外，道光时松江豆饼每担（以100斤计）价约2000文钱，即1.5两银左右（参见姜皋：《浦泖农咨》）。以此推算，大豆每石价也仅为2.3两。而且这还是经过课税及商人转手后的市场零售价。

(59)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

(60) 施彦士：《海运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61) 参见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62)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卷一；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63)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齐民四术》卷三，农三，《青口议》；嘉定《高邮州志》卷四，物产；嘉庆《如皋县志》卷四，物产。

(64) 前引道光元年魏元煌折、《续纂淮灵通志》卷六续纂令甲嘉庆二十一年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嘉庆二十年”条等，都说华北豆货沿运河南运者是（或主要是）豆饼。另外，郑光祖《醒世一斑录》卷十一“漂泊异域”说山东莱阳从海上运往江南的也是豆饼。

(65) 参见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第3部第4章；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章第1节；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见徐氏：《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

(66) 参见何泉达：《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68～73页。

(67) 参见黄忍庵：《太仓田赋议》，见乾隆《沙头里志》卷十。

(68)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332页。

(69) 参见道光《江阴县志》卷一，镇保；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70) 参见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900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27～28页。

(71) 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

(72)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72页。

(73)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4页。

(74) 参见上书，82～84页。以下关于染料输入的讨论，俱参见范氏在此书中所作的论述。

(75)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种植”条。

(76) 嘉庆《如皋县志》卷六，物产。

(77) 崇祯十五年席本桢从湖南湘潭购买的蓝靛，装了40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江南。参见左广先：《左侍御集·靛商冤抑疏》，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3页。

(78) 同治《乐平县志》卷一，风俗。

(79) 参见陈国栋：《清代中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

(80) 参见本书第三章。

(8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54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93～94页。

(82) 王世懋：《闽部疏》。

(83)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84) 禇华：《木棉谱》。

(85) 乾隆《福州府志》卷五物产：“蔗有两种，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

(86) 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

(87) 光绪《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下。

(88) 黄蟾桂：《宴海渺论》，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09页。

(89) 63艘×3500包/艘＝22.05万包。

(90) 参见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条。

(91) 参见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条。

(92) 此系清人刘家谋诗注释，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55页。

(9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53～355页。

(94) 参见陈国栋：《清代中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

(95) 参见Chen Fu-mei（陈富美）、Ramon H．Myers（马若孟），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mmodity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ree case studies。

(96)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条。

(97) 乾隆《台湾府志》卷十七。

(98) 王韬：《瀛濡杂志》。

(99)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16～417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9～90页。

(100) 例如清代前中期通过浒墅关输入江南的外地纸张中，仅有名者就有光古、灰屏、黄倘、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等（参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五，小贩则例）。

(101) 参见康熙《池州府志》卷三，物产。

(102) 光绪《浙江通志》卷一百零六，物产六。

(103) 参见项元忭：《蕉窗九录》。

(104) 参见《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碑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23页。

(105)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06) 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107) 参见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九，风俗志“商贾”条。

(108) 例如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参见《书林清话》卷七。

(109) 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

(110) 乾隆盛时更年产约6000吨。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97、518页。

(111)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五：“白铜面盆，惟滇制最天下，皆江宁匠造之。自四牌坊以上，皆其居肆。夫铜出于滇，滇匠不能为，大锣小锣，必买自江苏。江宁匠自滇带白铜下，又不能为面盆如滇之佳，水土之故也。白铜别器皿甚多，虽佳亦不为独绝，而独绝者，唯面盆，所以为海内贵。”

(112)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卷“锡”。

(113) 参见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219、220页。

(114) 刘献庭：《广阳杂志》卷十一。

(115) 广东自产锡不多，主要靠从南洋输入，故广锡有“洋锡”之称。

(116) 参见《咫闻录》卷十一，“马禹平”条。广锡每块之重量据《广阳杂记》卷十三。

(117) 参见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113页。

(118)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119) 据《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明末河北肃宁由于“吉贝贱”，故所织棉布的价格仅及松江棉布的60％至70％。

(120) 吴伟业：《木棉吟》；黄忍庵：《太仓田赋议》，见乾隆《沙头里志》卷一。

(121) 黄忍庵：《太仓田赋议》。

(122) 徐新吾已指出：北花输往江南，递补了因江南棉花大量南销闽、广而在本地市场上出现的空缺（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

(123)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文稿》，第1章；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与商人资本》、《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第1章第2节；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南的纺织业》；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第3部第4章；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第4章；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73～75页；等等。

(124)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胡三省注。

(125) 参见《平江纪事》。

(126) 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放——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05页。

(127) 这些学者的研究，较早的如西岛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887～888页；稍近的如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30～33页，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最近的则如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放——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05页；等等。

(128) 据《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明末河北肃宁布质量接近松江中等水平，而“其价值仅当十之六七”。

(129) 方承观：《授衣广训》。所言为乾隆时河北冀、赵、深、定等府情况。

(130) 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131)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329页。

(132)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放——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52页。

(133) 参见万历《铅书》卷一，食货。

(134) 参见《连城璧》外编卷四，《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

(135)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六六，德安府风俗考；同书卷一一九三，荆州府风俗考。

(136) 参见《高宗实录》卷七百四十七，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谕旨。

(137) 参见乾隆《汉阳县志》卷十，物产。

(138) 参见《广东新语》卷一，货语。

(139) 参见陈宏谋：《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

(140) 参见乾隆《汉阳县志》卷十，物产；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九，物产。

(141)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放——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52页。

(142) 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143) 道光《贵阳府志》卷三，物产。

(144) 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411～412页。

(145) 咸丰《隆昌县志》卷三十八，物产。

(146) 道光《中江县志》卷三十八，物产。

(147) 道光《新津县志》卷二十九，物产。

(148)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17页。

(149) 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

(150) 依松江织布每匹用棉比例，广东进口50万～60万担棉可织布四五千万匹，而清中期江南棉布总产量，依吴承明估计为4500万匹。

(151) 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

(152) 依照柏金斯的估计，1600年中国人口约在1.2亿～2亿之间，而1850年则约在4.1亿左右。See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216.

(153) 1851年数字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280～281页。1650年全国人口数字见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216页。

(154)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93～99页。

(155) 钦善：《松问》。

(156)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一。

(157) See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216.

(158) 参见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231～234页。

(159) 参见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

(160) 参见吉田金一：《ロシァ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

(161) 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的国内市场》。

(162) 参见赵雅书：《宋代蚕丝业之发展》；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273～274、281～284页。

(163)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282页。

(164) 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八，“叙画”条。

(165) 参见汪大渊：《岛夷志略》。

(166) 据《见只编》卷上，嘉靖时漳州纱绢与饶州瓷器，湖州丝绵、松江棉布同为倭人所重，即是一例。

(167) 参见佐伯有一：《明代匠役制の崩と都市絹織物業流通市塲の展開》。

(168) 参见王守义：《明代山西的潞绸生产》。

(169) 例如濮院镇万历时即号称“日出锦帛千计”（李培：《翔云观碑记》，见《濮川所闻记》卷四），至清初更称“日出万”（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工业）；王江泾镇在乾、嘉之际“日出千匹”（唐佩金：《闻川缀旧诗》），而至嘉、道时更“有日出万绸”之谚（宣光《闻川志稿》卷二，农桑）；盛泽镇及其周围25里之内农村，光绪初共有绸机8000张左右，年产绸约90万匹（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72页）；等等。

(170) 参见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

(171)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172) 《松窗梦语》卷四。

(173) 章璜：《图书编》，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八〇，四川总论。

(174)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175) 《松窗梦语》卷四。按：此处所言“浙之东”，当为“浙之西”之误，因为张瀚在此之前一直在讲述杭嘉湖地区情况，而杭嘉湖属浙西而非浙东。

(176) 《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177) 道光《綦江县志》卷十。

(178) 吴振棫：《黔语》卷下。

(179) 嘉庆《华阳县志》卷四十二。

(180) 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

(181)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

(182) 参见陈克绳：《西域遗闻》风俗，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

(183)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93～99页。

(184) 乾隆十五年《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185) 《稗说》卷三，“山茧”条。

(186) 参见民国《莱州乡土志》卷下，物产。

(187) 参见《赤嵌笔谈》“商贩”条。

(188)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0～81页。

(189) See Rober Eng（伍若贤），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p．19.

(190)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394页。

(191) 《噶玛兰厅志》卷五上，风俗，转引自陈国栋：《清代中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

(192) 柯培元：《噶玛兰志略》，转引自陈国栋：《清代中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

(193) 例如江南丝织品对新疆的输出，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而且变成一种长期而稳定的贸易（参见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而在明代则不仅贸易规模小，而且不稳定。

(194) 参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195) 参见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252页。

(196) 参见上书，253页。

(197) 参见李伯重：The Growth of Silk Export of Jiangnan，1550-1850。

(198) 参见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30、35、112页。

(199) 参见萨凡利兄弟：《世界商業大辭典》（宫崎市定日译本），432～434页。

(200)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201) 参见畑地正宪：《清朝と李氏朝鮮との朝貢貿易——特に鄭商の盛衰をめづつて》。

(202) 1763—1798年间江南纹缎在新疆的售价为每斤4.7两银。北京与江南之间的交通运输远比新疆与江南之间的交通运输便利，因此丝绸运费也低得多。兹将北京纹缎售价以新疆售价的一半计（即2.35两），7万～9万两即可购买3万～4万斤。

(203) 在1902—1911年，朝鲜被日本占领，中朝贸易受到日本的大力阻挠（特别是丝绸贸易，日本更力图以朝鲜为日本产品的独家市场）。但是即使到了此时，中国向朝鲜的丝绸年输出量仍然还有1139担。

(204) 参见李伯重：The Growth of Silk Export of Jiangnan，1550-1850。

(205) 参见A．利奇温：《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4页。

(206) 参见《世界商業大辞典》。

(207) 参见吉田金一：《ロシァ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

(208)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209) 参见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253～254页；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245页。

(210)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61、62页。

(211) 该船运到长崎的书籍共40箱，86种，1100余册。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68～70页。

(212)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62页。

(213) 参见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14)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第九章　人口与工业劳动力

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人口变化对于早期工业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劳动力供求变化对工业成长所起的作用上。按照一般的看法，人口增长过速，会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供大于求，又会引起劳动力价格下落，从而妨碍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和机器的使用。而没有机械和机器的使用，早期工业就不能够发展为近代工业。不仅如此，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不断加剧，必将引起生产的“过密化”（或称“内卷化”），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这种看法一直支配着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因此明清江南工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被视为一种对不断加剧的人口压力作出的被动反应。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以往关于明清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主要是基于以当代的现象去推论历史，即从人口增加过快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普遍观点出发，将中国之未自发地出现经济近代化，归咎于人口过多。(1)但是倘若我们抛弃这种“以今类古”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看明清江南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以上看法是否还能成立就要重新研究了。

在本章中，我们要弄清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江南工业中劳动力的变化（包括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但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又必须先了解明清江南人口的变化（这又包括人口、城乡人口的数量变化）。此外还必须了解工业后备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明清江南工业中的劳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第一节　明清江南的人口总数及其变化

学者们普遍认为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速(2)，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3)在1850年以前的几百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4)如果中国真有这种人口危机的话，当然应以江南表现最为显著。(5)因此在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中，人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关于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以下共识：（1）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鼓励增加人口；（2）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因此，只要没有天灾人祸，人口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增长。至少自宋代以来，江南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其人口增加也肯定最快。(6)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得到证实，但却已为多数学者默认接受。按照以往的看法，江南自宋代以来就一直饱受人口过多之苦。(7)到了明清，情况更为严重。明代江南始终存在着“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压力”(8)。而在清代前中期，由“人口爆炸”导致的人口危机在江南表现得最为明显。(9)总之，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人口危机”，严重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这种看法，在近年来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成了一种定论。

然而，近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表明以往关于明清中国人口增长的看法是颇有问题的。首先，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已证实：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10)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言，葛剑雄也已批驳了清代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11)因此，无论是与同时代的西北欧国家相比，还是与明代以前的中国相比，明清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并非“过快”。其次，明清的人口增长并未导致严重的人口压力出现，或者说并未阻碍到经济的发展。(12)至少，如贾永吉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停滞，并不能证明人口压力已达到经济无法支撑的地步。(13)这些意见表明：明清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致引起严重人口压力之说，尚远非定论。那么，江南的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将对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进行考察。

由于官方数字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据之得到接近真实的数字，因此1550年前后的江南人口数已不可重建。这里我们只好根据明前期和清中期的人口数字，来推算1620年前后的人口数。此外，因为我们也要将明清江南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作比较，所以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全国人口数字。不过全国数字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下面，我们从明初和清中期江南的人口数量谈起。

1．尽管也存在种种问题，但一般而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前一数字），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真实情况。(14)根据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中的各府数字，我们可以得知苏、松、常、镇、应天五府1393年的人口，合计约606万。明代文献中未见有杭、嘉、湖三府1393年的人口数字。但康熙《浙江通志》卷十五所载这三府“明初”的数字（合计约264万），比洪武二十四年（1391）数字略高，应当就是1393年数字。因此江南八府合计，1393年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中期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王业键对1850年苏、松、常、镇、宁（应天）五府人口数量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求得(15)，即以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的人口总数为基础，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省人口分布，求出1850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数字，然后再相加得出总数。按以上方法求得的结果是：1850年江南的人口总数大约为3635万。(16)因此大概而言，1400年和1850年的江南人口，分别在900万和3600万左右。

2．明代中国人口变化有两个大特点，即：第一，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17)；第二，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全国人口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全国而言，随着严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明初以来人口的直线上升到1600年前后基本结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都把1600年作为明代中国人口的顶峰时期。但就江南而言，比较明显的社会动乱，天启时代方出现(18)，严重自然灾害更一直到1630年代末期才发生。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和严重自然灾害出现较迟，人口增长的直线上升，至少持续到万历朝结束（1620）后才告终止。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把1620年前后作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

明代中国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区划）。在1393年的全国人口中，这四省的人口占了51％。(19)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当规模，但远逊于清代，尚不足以对全国人口分布的改变造成重大影响。从谢肇淛的《五杂俎》所描绘的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直至17世纪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个西南、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都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20)换言之，在整个明代，全国人口分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明代的全国人口增长率的形成，主要应取决于人口集中的东南四省的人口增长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区，华北五省（1393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6％）人口增长率约为3.4‰，可能低于南方地区的增长率。(21)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又低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省。(22)这不仅是因为江苏等四省为人口净输出地区而湖南等六省（四川情况不详）为人口净输入地区，而且因为湖南等省正处于农业开发之中，耕地增加迅速(23)，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应更快。所以这些省份的人口增长率肯定比江苏等省更高。华北五省与湖南等七省合计，高低相互抵消后的增长率很可能也近于全国平均数。因此，全国人口增长率平均数应当比较接近江苏等东南四省的人口增长率。

在东南四省中，江南又占有特殊的地位。1393年江南人口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27％（占江苏、浙江两省人口总数的46％，占全国总数的14％）。因此大体而言，江南人口增长率应当也很接近于全国的增长率。计算江南人口数量，一种方法是用柏金斯的人口数字计算(24)，1393—1600年间全国的年人口增长率大约为3.8‰。1400年江南人口接近900万，如果采用3.8‰的年增长率来计算的话，1620年人口大约为2000万。另一种方法是以1393年与1850年两个数字（870万和3640万）为基础来计算，所得的1620年人口数字，略低于用前一方法得出的数字。但是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无疑更有道理。(25)此外，明代后期江浙人士一再谈到当时江南“人稠地狭”(26)。由此来看，采用高一些的数字，应当更为符合事实。

3．清代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7世纪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损失造成人口基数过低。(27)损失的人口数量，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因此何炳棣认为1700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尚难以确定。(28)江南在1630—1664年间也有颇大的人口损失；而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至早也要到1680年代才大致恢复正常（全面的恢复可能还要更迟一些）。(29)但是，由于江南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的程度远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小，恢复的速度应当会快一些。这里我们假设江南人口在1680年已恢复到1620年的2000万。(30)这样的话，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年增长率就大约为3‰，比其1393—1630年间大约低20％。

4．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31)，1650—18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6‰，增加速度确实比明代（3.8‰）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变化与明代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明代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四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而清代全国人口的增长却更多地取决于这四省以外的地区。从一些官方人口数字来看，清代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例如，就人口数字相对较为可靠的18世纪中期以后而言，1761—185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117％，但江苏和浙江却分别只增加了91％和95％。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是东南四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761年以后的90年内就下降了2.2个百分点，即从1761年的19.5％降到1850年的17.3％。(32)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在1400年前后，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高达29.8％。(33)

在清代，人口稠密的江、浙两省，其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而在这两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又低于两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1789—1838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39％，但江苏仅增加了32％，浙江也只增加了31％；两省的增长幅度都只占全国增长幅度的80％左右（这个比例与1761—1850年间的相应比例相同）。在此期间（1789—1838），位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嘉兴府的人口只增加了21％，其增长幅度约为同期江苏与浙江增长幅度的2/3、全国增长幅度的1/2。(34)由此来看，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增长率（3‰）约为1700—1850年间全国增长率（6‰）的一半，应当是可能的。

5．清代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的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中国其他地区。这在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若干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证实。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11个家族(35)，1700年以前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比1700—1800年间低；相反，从刘氏所绘的上述家族人口增长曲线来看，只有武进周氏1600—17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低于1700—1800年间，其余如萧山郎氏及李氏、慈溪钱氏、青溪严氏等，1600—17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都略高于1700—1800年间。这些家族以及未有1700年以前数字的武进邹氏、余姚史氏、萧山徐氏、沈氏和曹氏等家族，1700—185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从这些家族的情况可见，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是在逐渐下降的。刘翠溶对明清长江中下游5省15个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还表明：在这5省中，江苏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苏省内，长江以南（武进周氏、邹氏）的生育率又低于长江以北（江都朱氏）。江苏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是浙江（萧山与余姚）、安徽、湖北、湖南。这个结果和刘氏其他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人口研究所得的结论——长江下游核心区（大致相当于本书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于长江下游边陲区（苏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是相互吻合的。(36)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增长率和大大低于清代的全国平均增长率的结论，与明清江南和全国人口变化的背景是一致的。

何炳棣、全汉升和王业键把导致清代（主要是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纳为：（1）长期的和平与较好的统治；（2）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良种（如早熟高产稻种和美洲农作物）的推广与引进；（3）工商业的发展。(37)这里，我们即以此三个原因来检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

在以上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在明代与清代的江南都存在（尽管孰优孰劣还需认真分析），而且就清代而言，这个原因在江南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那么明显。(38)第二个原因在明代江南还有一定作用(39)，在清代江南则几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明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极其重大。第三个原因在明代和清代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江南所起的作用无疑比在明代江南或者在清代中国其他地区更大；然而，清代的江南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简言之，就上述导致清代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言，它们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仅比在同时期全国大多数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引进以前很久的明清江南，人民已经在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明清江南人口增长率不仅比中国其他地区低，而且还有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降低的趋势。(40)

简言之，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1620年），江南总人口大约为2000万左右。由于有效的人口控制，人口年均增长率仅在3‰左右，所以到了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1850年（亦即清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候），江南人口才达到3600万上下。换言之，在两个半世纪中只增加了80％。无论是较之同时期中国总人口还是英国人口的增长情况而言，江南并未出现“人口爆炸”。(41)因此，以往研究中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视为一种对人口过速增长而作出的被动反应，其前提就是错误的。

第二节　明清江南城乡人口数量及其变化

从空间上来说，明清江南的工业分为城镇工业和农村工业两个部分，它们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从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就地获得，但也有一部分城镇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来自江南之外地区。要了解城乡工业的劳动力供求变化，首先应对城乡人口及其变化作一了解。

一个地区城乡的人口比例，实质就是这一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研究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界定“城镇人口”。关于城镇人口的界定，本书第十二章中有详细讨论。从该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明清江南，凡是被称为“市”或“镇”的居民点以及各级城市，都可视为城镇；城镇地区的居民，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均作为城镇人口。这个标准虽然有其缺陷，但是相对于其他标准来说，还是更为合理。

由于有关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城市化的数量资料十分匮乏，因此学者们只能根据不同的资料和分析方法作出一些大致的估计。其中，饶济凡（Gilbert Rozman）估计清初江苏的城镇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7％(42)，施坚雅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经济巨区”中330个“中心地”（central place）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4％(43)。但刘石吉和刘翠溶都已指出这些估计过低。(44)不仅如此，饶氏所说的江苏与施氏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区”，其地域范围都远大于本书所说的江南；而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比本书中所说的江南要低得多。因此他们的估数，对于江南来说肯定都过低。那么，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应当有多高呢？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几个有关明清江南城乡人口的官方数字，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浙江杭州与湖州两府属下各县的编审人丁数中的“市民人丁”数与“乡民人丁”数。这些数字包括康熙六十年（1721）与乾隆四十九年（1784）杭州府的数字及雍正九年（1731）与乾隆六年（1741）湖州府的数字。据姜涛的统计，这些“市民人丁”数在“市民人丁”与“乡民人丁”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1.95％（康熙六十年杭州）、10.26％（乾隆四十九年杭州）、4.16％（雍正九年湖州）和4.55％（乾隆六年湖州）。(45)但是，这些编审人丁数字并非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而是前代（康熙五十年或以前）“财政人丁”的额数。(46)其中的乾隆数字，更只是一种虚应故事的纸面文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47)雍正六年的湖州府数字，若以当时情况对照之，也显得十分荒谬。例如府治所在的乌程、归安两县，“市民人丁”所占比重竟然只有5.13％和5.18％，而僻处浙西山区的武康县却高达14.09％。我们知道乌程、归安两县城镇人口不仅包括全部府城居民，而且还包括南浔、乌青、菱湖、双林、练市（琏川）、埭头、荻冈、善连等江南大镇上的居民(48)；而武康县的城镇人口，可能基本上就只有县城居民，且该县城居民肯定比府城居民少得多。(49)由于上述乾隆数字及雍正数字均不可信，就仅余下康熙六十年杭州府的数字了。那么，这个数字又如何呢？是否相对而言比较接近当时城乡人口的实际呢？

由于没有康熙六十年杭州府的丁口总数，而乾隆四十九年该府各种数字基本上是抄袭康熙数字而仅有微小改变，因此可以用乾隆四十九年数字来反推康熙六十年情况。据乾隆四十九年数字，该府丁口总数为2075212口，而市民人丁的总数为261917口，亦即仅为前者的10％。(50)但是，编审人丁数字并非人口统计数字，而是“财政人丁”的额数。而“财政人丁”的分布，在城乡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因为杭州府城是省会城市，其居民中有大量享有赋税豁免特权的官僚和士绅，并未列入“市民丁口”。同时，作为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杭州还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商人与工匠，他们也未被列入本地户籍。相比之下，这几类人在农村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城市小得多。(51)因此根据编审人丁额而得出的“市民人丁”与“乡民人丁”的比例，肯定低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比例。换言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高于上述的10％。然而，即使是这个低于实际的数字，比饶氏与施氏的估数也已高出近50％，可见饶氏与施氏的估数确实过低。不仅如此，甚至这个10％的比重，也仍低于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原因是在清代江南八府中，杭州府的城市化水平并不算高(52)；同时康熙五十年至乾隆四十九年的七十多年，正是清朝的极盛时期，江南（包括杭州府）的城市化水平肯定有颇大提高。因此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10％以上。换言之，这个10％的比例，可以视为清代中期江南城市化水平的下限。

刘石吉运用地方志中的材料，计算出乾隆时期苏州府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5％。(53)当然，在江南各县中，吴江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肯定应当属于最高之列，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因为与吴江类似的例子在太湖沿岸与上海附近可能还有。(54)因此如果我们把乾隆时代吴江的情况作为上限，那么清代中期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10％～35％之间。那么，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应当有多高呢？

徐新吾估计1860年松江府“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15％。(55)在19世纪后期近代上海兴起以前，松江府没有像苏、宁、杭这样的大城市，其城市化水平在江南八府中只能算是中等。而1860年时，松江府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损失很大。(56)因此在战前繁荣的1850年，松江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肯定要比1860年该府“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更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松江府没有大城市，所以松江府的情况，较之有大城市的苏、宁、杭三府的情况，对江南大多数府可能更具代表性。从前人对市镇的研究来看，江南东部的苏、松、常、嘉四府的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的杭、湖、镇、宁四府。不过西部四府的人口少于东部四府，而且在西部四府内，杭、湖二府的人口集中在其东部平原地区，而镇、宁二府的人口则集中于沿长江和大运河的地带，这些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其实与苏、松、常、嘉相差不多。因此总的来说，不计苏、宁、杭三大城市，1850年江南八府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当接近于15％。

对清代中期苏、宁、杭三大城市的人口，前人有一些估计。嘉庆时苏州府城人口达百万以上，对此学界无多争议。同时期的南京（江宁）城市人口，施坚雅估计为27万，范金民估计达110万，而姜涛认为“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万以上。(57)施氏的估计显然过低，而范氏的估计也偏高。我认为应当在50万以上，但少于苏州，因此可能接近100万。清代中期杭州府城的人口，仅见施坚雅和姜涛作出过估计。前者估计大约为45万，后者则认为“按照保守的估计”应在50万以上。(58)据18、19世纪之交英国旅行家约翰·巴娄目击，当时杭州市面之繁盛不下于伦敦，杭州市区人口比北京少不了多少，郊区人口亦与市区人口相当。(59)由于巴娄是一个见识广博、写作态度颇为严肃的人，而且他对于杭州人口印象的记录又是至今可见到的唯一一份第一手资料，因此我认为这是比较可靠的。据此，嘉庆时杭州府城的人口虽然少于苏州与南京，但也不会相差太多，因此应当高于姜涛估计的底线（50万）而低于北京人口数（100万）。这里估计为60万～70万之谱，应当不会过高。因此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总数应在250万左右或更多一些，亦即占1850年江南人口总数的7％左右。

江南八府加上苏、宁、杭三大城市，整个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估计应当在20％左右。这个估数，大大低于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35％），而近似于光绪二十九年常熟、昭文两县的相应比重（19.6％）。(60)又，据包伟民与陈晓燕的计算，1930年嘉兴县城与市镇人口合计占全县人口的28.2％。(61)而此时的嘉兴，并未出现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基本格局与过去相比变化并不很大。有鉴于此，估计清代中期江南城市化水平在20％左右，应当说或许略微偏低，而无过高之嫌。

明代后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我曾根据李中清、施坚雅和刘翠溶的有关研究，估计明代后期最盛时（即1620年前后）约为15％。(62)曹树基对明代后期（1600年前后）苏南诸府的城市化水平得出的估计数为：苏州府——15％，松江府——19％，常州府——13％，应天（江宁）府——18％，镇江府——5％。五府合计，总人口1200万，城镇人口180万，城市化水平为15％。(63)浙江杭、嘉、湖三府城市化水平未见有专门研究，一般而言当与苏南五府平均水平相去不远。因此这个15％的估计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估数是否与从其他文献中得出来的结果相符。

明代江南最大的城市依然是苏、宁、杭。南京原为首都，洪武末年南京城市居民（包括官吏、军籍人员及其家属等）总数可能达到70万～100万，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64)永乐北迁后人口锐减。正德以后，随着南京经济日趋繁荣(65)，人口也逐渐增加。到了万历时，南京已是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正如时人所说：“其人或为流寓，或系邻封。此等通天下皆有，惟南都为最多。”(66)此时南京的城市人口，曹树基估计为40万，而范金民估计为100万左右。(67)我认为应当在50万左右。明代后期的苏州城市人口，曹氏估计仅有10万人(68)，显然过低。据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万历时的上海，“吾邑僻处海滨，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耳”。因此当时上海的实际城市人口（本地人口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必定远不止10万。而从各种文献来看，苏州的城市规模与人口数量肯定大大超过上海。(69)不仅如此，当时的苏州在繁荣程度与人口数量方面，似乎也超过南京，因此利玛窦说苏州“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70)。由此观之，苏州城市人口不应明显少于南京。因此我估计此时苏州城市人口可能在50万人上下。杭州的城市人口，向未见有人作研究。万历时“城中百万蒸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石为二月之粮”(71)。据此，当时杭州府城居民每年食米总量达360万石。江南城市人均食米量，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以3石计(72)，则推算万历时杭州府城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但是从明代史料中对苏、宁、杭三大城市的记述来看，明代后期杭州的人口不会超过苏、宁。因此我认为万历时代杭州府城人口，也在50万左右。三大城市合计约为150万，相当于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的60％。

此外，清代中期江南市镇数量也比明代后期多得多。据刘石吉所作的统计(73)，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江南八府市镇数分别为（表9—1）：

表9—1　明后期、清中期江南八府市镇数

［1］万历数

［2］乾隆、道光数同

［3］前为正德数，后为康熙数

［4］嘉庆数

［5］江阴为嘉靖与康熙数，余为万历数（用高数）

［6］道光数

［7］万历数

［8］前为康熙数，后为光绪数

［9］万历数

［10］乾隆数

［11］天启数

［12］乾隆数

［13］万历数

［14］宣统数

［15］江浦为崇祯数，余为万历数

［16］嘉庆数

［17］万历数（仅宝山）

［18］乾隆数（仅嘉定、宝山）

由此可见，明代后期江南市镇的数量约为清代中期的一半左右。同时从刘石吉和其他诸多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来看，清代江南市镇不仅数量多于明代，而且大多数主要市镇的人口都比明代有颇大增加。因此总的来看，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市镇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是十分可能的。与上述大城市人口的情况相结合，认为明代后期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为15％，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用前面所得到的人口总数和上述城市化水平计算，江南城镇人口的总数，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则约为720万。与此相应的是，江南农村人口的总数，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则约为2880万。因此在1620—1850年间，江南城镇人口总数增加了420万，而农村人口总数则增加了1180万。

第三节　工业中的劳动力及其数量变化

对于早期工业的成长而言，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变化更为重要。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通常会阻碍机器的使用以及引起若干不利于经济成长的消极后果。但是如果劳动力求大于供，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也有可能导致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削弱本地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对劳动力的变化情况进行专门的考察，是研究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不可缺少的。

一、江南劳动力的总数及其变化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已了解到明代后期与清代中期两个重要时期江南的人口总数与城乡人口数。在这些人口中，有多少人从事工业生产？他们在人口总数中占多大比重？他们的数量和所占的比重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早期工业中的劳动力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史籍中却没有关于这些情况的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只能从家庭内的情况出发，对上述情况进行粗略的推算。

中国传统的个体家庭（即核心家庭），一般只包括一对成年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或已丧失了劳动力的年迈父母。关于这种家庭的规模，主要说法有两种，即“五口之家”和“八口之家”。但是如姜涛所言，“八口之家”是一种理想中的家庭规模，而“五口之家”则是现实的平均家庭规模。(74)在江南，虽然直到清代中期还有人提到“八口之家”(75)，但事实上自明初以来，平均家庭规模就一直是“五口之家”。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洪武四年（1371）苏州府每户平均有4.15人；洪武九年（1376）苏州府每户平均有4.32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松江府每户平均有4.82人，常州府4.36人，杭州府3.78人。而清代中期每户平均人数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嘉兴府5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杭州府4.65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兴府5.17人；嘉庆四年（1799），嘉兴府5.36人；道光十八年（1838），嘉兴府5.42人。(76)1930年代的相应比数也与此差不多，大致都在5人上下。(77)因此说明清江南大约一户五口，应当是近于事实的。

在这种“五口之家”中，主要的劳动力是当家的夫妇二人。(78)到了明代后期，何良俊在谈松江水稻生产情况时，也明确地说农户的劳动力为一夫一妇。(79)与江南隔江相望的南通，情况亦然。(80)直至近代，情况仍然大体如是。(81)除这两个成年劳动力之外，其他家庭成员也能提供一些劳动，其总量通常可以半个成年劳动力的劳动计。(82)但是当家夫妇之外的家庭成员在生产中一般只是辅助性劳动力，主要劳动力还是当家夫妇二人。

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明清江南的个体家庭数量，1620年约有400万个，1850年则约有720万个。在这些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1620年约有800万个，1850年则约有1440万个。按照上述城乡人口比例，城镇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1620年约为120万，1850年则约为290万；农村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1620年约为680万，1850年则约为1150万。不过这些数字只是劳动力数量的上限，而非生产中实际的劳动力数量，因为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并不参加生产劳动。

二、城镇劳动力

由于完全没有统计资料可资分析，而且各级城市（包括市镇）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明清江南城镇劳动力中到底有多少从事工业生产。从当时人所留下的一些零星的描述性记载来看，我们仅能知道以下几点情况：

首先，明清江南城镇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相当大，他们在城镇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如在第二章已谈到的那样，清代中期南京丝织业全盛之时，城内有缎机3万台，而以缎业为生者竟达20万人之多。(83)即使当时南京城市人口按照范金民估计的那样为110万，从事缎业者也占到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近一半。在这些从业人员中，丝织工人又占绝大多数。一般而言，当时民间织机的操作人手，大多为每部织机2个工人，加上从事其他辅助工序（如纺丝工、络纬、牵接、染色等）的人手，大约平均每机共5人。若以此计，则当时南京丝织工总数约为6万人，加上辅助人手则达15万人。因此丝织业工人竟占了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1/3强。而且这还只是清代中期南京丝织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道光间，“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84)。加上织造纱绸绒绫等的工人，上述比重还要提高。(85)如果再加上从事其他工业生产（例如碾米、酿酒、造船等）的人员，则这个比重就更高了。

然而，尽管南京工业从业人员在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中所占比重已很高，但与江南其他城镇相比，南京的比重并不算最高。吴承明估计清中期苏、杭二地各有丝织机3万台以上。(86)但杭州城市人口比南京少，所以丝织工人所占的相对比重更高。苏州城市人口多于南京，但苏州除丝织业之外，还有十分发达的棉布加工业。康、雍、乾时期苏州的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人数也在万人左右。二者合计共2万余人。(87)因此棉纺织业与丝织业合计，苏州纺织业工人的总数肯定大大多于南京，而且纺织业工人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肯定也高于南京。此外，清代中期苏、杭还有一些其他工业比南京发达（例如苏州的碾米、酿酒、服装，杭州的造船、迷信品制作等）。如果算上这些，其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可能比南京还要更高。

南京城市工业人口的比重，不仅与苏、杭相比不算高，而且与江南的一些中小城市乃至市镇相比也不算高。就丝织业而言，中等城市如湖州、常州、镇江、丹阳等，市镇如濮院、双林、王江泾、硖石等，拥有的织机数量都不少。例如湖州府城，明代丝织业尚不算发达，但至乾隆时已有织机4000余部，织工上万人。(88)濮院镇在清中叶则有织机上万部，织工三四万人，“机业十室而九”(89)。盛泽镇上受雇为人“佣织”的织工也达数千人，几乎一半人家以此为生。(90)这些市镇同时也拥有发达的丝织品加工业。例如嘉、道时代双林镇拥有各类染坊（皂坊、黑坊、胶坊）多家，其中仅皂坊雇工就多达数百人。(91)至清末，盛泽镇镇上“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92)。在清代中叶盛时，该镇炼坊、染坊、踹坊、轴坊数目当更多。棉布加工业方面，明代后期的松江、清代中期的上海，都拥有众多的染坊和踹坊。而许多棉布专业市镇如枫泾、南翔、朱泾、金泽、黄渡等，也都有棉布加工业和为棉纺织业服务的其他工业（如纺车业、锭子业、布机业等）。(93)其中枫泾镇明末就已有多家布号开设的染坊和踹坊，到了康熙初年，“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94)。到了嘉庆时，该镇染坊又进一步专业化，“染工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之分”(95)。南翔镇在乾隆时有踹坊10家之多，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坊总长、包头人、踹匠等。(96)此外，一些市镇还有发达的棉织业。(97)这些城市与市镇的人口远比苏、杭、宁三大城市少，所以工业从业人员在居民中所占比重可能还会更大。

其次，尽管明清江南城镇人口数量不小，而且不断增加，但并未能为城镇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城镇工业所需的劳动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从城镇以外输入。这里将城镇工业从业人员中凡来自城镇以外者，都称为外来劳工。

城镇工业中的外来劳工，按照一般的想法，首先应当是来自附近农村。(98)不过奇怪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少见。常见的情况是城镇附近的农村劳动力就地从事工业生产，而非到城镇中务工。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乾隆时代的濮院镇。该镇丝织业生产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因此出现了一个兴旺的雇工市场。(99)按照一般的道理，这为周围农村的劳动力进入镇上的工业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因此附近农村的劳动力应当通过这个渠道涌入该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100)。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工业中的外来劳工可能并不主要来自附近农村，而是来自更大的地区范围。

明代江南城镇外来劳工似乎主要来自较小的地区范围（例如邻县）。在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明代后期崇德县石门镇的榨油业。该镇万历时“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逃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千百为群，虽坊主人亦畏之”。这些外来劳工结成了帮会，“会渠魁周贤纠党数十人劫杨晨家，蹴其妇坠楼死，一镇为惊，群起缚之。靳侯躬莅尸所，案其罪，寘之理，余各抵罪，并逐诸不逞者”(101)。由此观之，该镇榨油业中外来劳工人数已经多达数百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劳工都来自邻近县份，并非更远的地方。在较大的城市中，外地劳工也有来自远地者，例如明末松江府城骔帽业兴起，“而安庆人长于修结者，纷纷入吾松矣”；时尚细木器，“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什器，俱属之矣”(102)。但这种情况在明代史籍中并不多见。

到了清代，工业市镇里使用外来劳工明显增多。例如前面谈到的康熙初年的枫泾镇，“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这些工人来自远地，人数又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与本地居民的冲突也更为激烈。史称他们“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小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103)。仅在冲突中被杀者就达数百人，可见外来劳工人数确实很多。而且这些劳工都来自数百里外的江宁，已经不是邻县了。松江城镇有一千多踹布工匠，都是江宁、太平、宁国人氏。(104)在清代中期的双林镇，“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数逾百”(105)，大多来自安徽泾县，不是土著居民。该镇上皂坊雇工多时达数百人，也大多来自泾县。(106)

上述江南城镇中外来劳工的人数虽众，但与清代江南大城市中的外来劳工人数相比，则又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康熙末年，“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107)。他们主要来自江宁、丹阳，“孑身赤汉，一无携带”，“食力糊口，俱系愚民”(108)。雍正初，苏州“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109)。苏州的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乾隆时苏州有纸匠800余人，都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110)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111)。南京丝织业中的机匠，也大多来自外地，所以地方官说：“［机坊］每坊辄数十人，均系无籍之徒、乌合之众，虽系织机为生，而性情粗暴，好勇斗狠，动辄聚众凶殴。”(112)

此外，从史籍中我们还可以见到，甚至在一些位于非城非乡地区的工业中，也有许多外地劳工在工作。例如在乾隆时代的安吉州，烧炭业“皆徽、宁人为之，估买柴山，合伙设厂”；烧缸瓮，“业此者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烧砖瓦，“皆徽、宁及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113)。

对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在明清江南的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日益成为工业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关例子虽然不多，但是应当看到：这些例子都是因为特殊原因（例如外来劳工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或掀起工潮）才被记录下来的。可以断定，由于没有特殊原因被未被记录下来的事例，肯定要更多。因此可以肯定外来劳工是明清江南城镇工业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外来劳工成为江南城镇工业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现象虽然始于明代后期，但是仅出现在少数市镇工业中。因此之故，在明代史籍中，市镇工业使用外来劳工的记载很少见(114)，而关于大城市工业中使用外来劳工的记载则尚未看到。由此可知，此时在江南城镇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工的情况还不很普遍。但是到了清代，不仅市镇工业中使用外来劳工更多、更普遍，而且大城市工业中使用的外来劳工更是达到很大的数量。第三，从上引石门镇的例子来看，明代该镇榨油业中的外来劳工都是来自“旁邑”（即附近县份），而非较远的外地。这表明当时外来劳工的来源还是颇为局限的。但是到了清代，来自江南内部较远地区（特别是宁镇一带）乃至江南以外地区的劳工，已成为江南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的重要部分。

因此，尽管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城镇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口总数自120万增加到290万，增加了140％，但是城镇工业所需劳动力仍然不得不从城镇以外去寻求新的劳动力供应源。从而表明城镇工业的发展比人口增长更快。但是从远地招募劳工，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土、客民之间的严重冲突）。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办法就是发展农村工业，就地利用农村的劳动力。这样做，既可发展工业，又可以避免外地劳工大量涌入。但问题是，这一时期江南农村能够为农村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吗？

三、农村劳动力

依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期）江南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无法容纳，形成严重过剩，因此工业中劳动力的供给应当是非常充分的。但要指出的是：在“人口压力”最大的清代中期，人口高度密集的江南东部地区的农村，并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因此不可能向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这也导致了清代江南城乡工业中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迹象。

1．农村劳动力后备资源

虽然江南农村人口数量不小，但是工业发展的劳动力后备资源却十分有限。江南农村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1620年约为680万，1850年则约为1150万，增加了70％。在这些人口中，从事农村工业的劳动人口占多大比重，史籍中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从明清时期的一些记载来看，江南农村中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大。隆庆时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115)这自然是夸大。到了康熙时，靳辅说务农者仅占百姓的十分之五。(116)在乾隆时的无锡东北乡，“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业”(117)；太仓沙头里，“男女兼织，十室而五”(118)。道光时的常熟、昭文，“男女效绩，夙夜不遑”(119)。林则徐更明确指出：此时的江南东部，“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120)。这些农户应当说是半工半农的农户。乾隆时代双林镇附近的农户，“以织绢为上……而出息亦巨”，因此“机声鸦鸦，晓夜不休”(121)。而在道光时代的湖州南浔镇，“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122)。这些农户看来已经是以工为主、以农为副了。

到了清代中期，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江南东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已非常高。按照徐新吾的估计，在1860年的松江农村，从事纺织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0％，每个纺织户平均有从事纺织的劳动力1.5个（农妇与农家老幼合计）。这些劳动力每天从事纺织工作12个小时，一年工作265天，亦即每周从事纺织工作的时间长达60个小时。(123)相比之下，从事农作的劳动力却只有1个（即农夫），而且这个劳动力也不可能一年农作265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这种情况表明松江农村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已超过从事农作的劳动力。其他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如太仓、常州等地），情况与松江相似而仅有程度之差。而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如苏、嘉二府与湖、杭二府的东部），情况亦与松江相类。伊懋可怀疑明清江南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了。(124)如果针对江南东部而言，很可能情况确实如此。高王凌也认为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地区，棉纺织业已成为主业和正业，而这里的农民则可以说是兼营农业的工人。(125)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经在从事工业的情况下，农村中有可能转向工业的劳动力数量，自然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当然，在江南也有许多农民还是以农为主、以工为副，甚至是专一务农的。只有这些农民才是潜在的工业劳动力来源。大体而言，在江南东部平原上的产棉区和蚕桑区，半工半农乃至以工为主、以农为副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在江南西部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区，专一务农或者以农为主、以工为副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因此可以向工业提供劳动力的，主要也只是后一地区。而如前所述，比起前一地区来，后一地区人口较少，因此可以为工业提供的劳动力资源也就很有限了。

2．农业中是否存在“劳动力过剩”？

这个问题是农村人口能否为城乡工业提供更多劳动力的关键。普遍的看法认为明清江南农业中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而且这种过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剧。(126)但是与这些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明清江南史料中，不仅未见到农业中劳动力过剩的表现，相反却有一些迹象表明农业中劳动力供给不足。

首先，江南农业中劳动力供给不足，使得若干更为劳动密集的农作方式（如双季稻、甘薯、水稻区种法等）在江南难以推行。因为江南粮食不能自给，而且要交纳大量的税米，因此其粮食生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在江南种植双季稻与甘薯、实行水稻区种法，都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受到上至皇帝、督抚大员，下至地方士绅、农学专家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提倡，包括开办示范农场、印发技术书籍、编写通俗口诀等，绝非虚应故事。(127)但是对于这些劝导，江南农民却响应者寥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劳动力不足，难以承担这些耗用劳动较多的工作。(12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建。福建也是地狭人稠，亟待增加粮食产量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而那里的人民就采用了种植双季稻与甘薯等可以容纳更多劳动的农作方式，以解决粮食问题。

其次，自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农业中使用短工（以及忙工、盘工、伴工等）日益增多，而到清代中期更为盛行。此外，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一些地区更出现了租牛车水乃至专业化的“包车水者”(129)。这类农忙短工和专业化承包农活，使得农民可以求助家庭外部的人畜力解决在有关生产环节上的劳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乾隆《吴县志》卷二十四风俗在说“吴农治田，男女效力。春耕馌饷，夏耘踏车，老幼俱前”一段话后，马上又接着说：“人力少者，雇单丁以襄其事，或长雇，或短雇。”这类农忙短工的增多和专业化承包农活者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农家在大田农作中劳动力的不足。如果农家自己有充足的劳动力做农活，那么有何必要雇佣短工或出钱倩人承包农活呢？

再次，明清江南人口的迁移模式也表明江南不存在人口过剩。除了明初强制性的移民外，在1850年以前的几百年中，江南并没有人口大量迁出。与此相反，不仅有颇大数量的外地商人和工匠迁入江南(130)，而且还有外地农民来江南租种田地的记载(131)。江南人民外迁不多，并非由于交通不便或者人民安土重迁。江南交通位置优越，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航运技术比明代有很大进步，故江南与外地的海上交通有了很大改观。例如在原来较为艰难的北洋海运方面，在明代及清代前半期，“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但到了嘉、道时代，则“一年行运四回”(132)。明中叶由江南航行至山东，“习海者”尚以为“水极险恶”(133)为惧。可是到了清中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辽海、东吴若咫尺，朝阳暮岛如内地”(134)；“上海人往关东、天津，一岁四五至，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说也”(135)。在南洋海运方面，江南海商（特别是乍浦海商）和以江南（特别是上海）为据点的浙东海商（特别是宁波海商），一直活跃在东亚海域。(136)道光时人齐彦槐说当时的“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137)。这种描述清楚地表明江南人民并非安土重迁。在与江南海上往来密切的地区中，就有若干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地方（如关东、南洋）。如果江南农村真的拥有大量过剩劳动力，那么江南农民为何不像同时期的福建等地农民那样，大批迁移到外地呢？因此说江南农业劳动力过剩，乃与事实不符。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需要各种条件，特别是这两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及相互比较。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清江南由于人口增加而耕地未有相应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农民仅靠农业收入不能生存，因此不得不从事家庭工业以补充收入。(138)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由于人口增加，“农户在务农所得不足养家活口的压力之下，将无别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工业。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因此总的来说，纺织业的劳动回报甚至比农业还低，所提供的不过是仅够劳动者个人糊口的微薄收入。因此农业劳动力转入农村工业，并非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而恰恰相反，体现了农业与农村工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及其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139)

但是，在明清江南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但工业也相当发达的社会中，劳动力能否从农业流到工业，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取决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由于不存在择业方面的限制（至少是在农民家庭内部），江南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工业与农业两种生产活动中相对自由地流动，因此能有多少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主要取决于工农业两种生产活动的比较收益。换言之，如果工业中的劳动回报高于农业，那么就会引起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我关于明清江南农业和农村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与学界以往的普遍看法相反。此项研究表明：（1）在明清江南，由于农作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以及农作的“男子专业化”，尽管农民家庭农场规模缩小，但是农场的总产值却并没有下降，而劳动者的人均产值则有相当提高；（2）农家妇女转向棉纺织业，是因为她们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报酬，较她们从事大田农作更高。(140)因此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并非由于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递减，也非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是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经过长期的比较与选择，江南农村劳动力选取了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分工方式。作为结果，各种劳动力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合理使用，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在明清江南农村，并不存在农业劳动力过剩引起的“过密化”迫使劳动力转向工业的压力。由于明清江南农村并未出现劳动力过剩，相反还出现了局部的劳动力紧缺，因此引起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即使在被赵冈说成“劳动力的边际生产能力降至最低维生费用以下”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收入上涨的趋势。(141)结果是这个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江南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一直在提高。(142)因此以往建立在“存在严重人口压力”这一假设之上的“江南劳动力过剩”之说，是不符合明清江南的实际情况的。

明清江南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的来源也表明江南东部农村不存在劳动力过剩。明清江南工业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同时也是江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果按照“人口过剩”论及其各种派生说法来推论，这些地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根本毋庸从外地输入劳工。然而事实却刚好相反，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太仓、常州等地的农村，已不可能为城镇提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如苏、嘉二府与湖、杭二府的东部），情况也大体相似。因此这些地区成为外来劳工的主要输入地。而人口相对稀疏的江南西部宁镇丘陵地区，由于农村纺织业相对欠发达，所以还有少量富余劳动力，成为江南劳工的主要输出地。正因如此，城乡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必须从江南西部输入劳工，方能平衡劳动力的供求。前引清代枫泾镇和苏州府城的棉布加工业、苏州府城的纸业、双林镇的榨油业等，都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地劳工，而这些劳工又大多来自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宁镇等地，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江南东部农村真的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过剩劳动力不大量流入城镇工业呢？为什么城镇工业还不得不“舍近求远”，依赖远地劳动力供应源呢？因此，以往那种认为“由于明清江南农村过剩人口众多，所以城乡工业劳动力供给极为充分”的看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无可争辩，但事实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假设。

第四节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如前所述，明清江南工业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并不大。在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还不得不将外地劳工引入作为解决本地工业劳动力匮乏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大量引入外地劳工，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江南生活费用高昂的情况下(143)，引入外地劳工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进一步扩大，就必须制止外来劳工以更大规模涌入江南工业。在此情况下，改进本地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就成了更为可行的办法。而在明清江南，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大致而言，提高劳动力素质，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一是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实施文化教育，培养读、写、算能力。这两种手段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手段，但它们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只是对特定对象有明显成效。对于从事一般工艺操作的普通劳动者，第一种手段所起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对于从事经营、管理、设计等工作的“白领工人”来说，第二种手段则更为重要。明清江南工业中的劳动者大多数属于前一类人员，因此第二种手段究竟能够起多大作用，本节将着重进行讨论。

一、专业技能的培训

从以往流行的那种“近代优越论”的角度，高高在上地俯视明清江南的工业，往往会觉得这只是一种简单落后的生产。这种对历史的傲慢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农村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的看法上。以往许多学者心目中的“男耕女织”，就是自觉或不自觉以这种“近代优越论”为基础的。由于他们认为棉纺织是一种无须专门技能培训的工作，农家男女老幼人人均可为之，所以“男耕女织”也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然而从我对明清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分工所作的研究来看(144)，在中国历史上，“男耕女织”并非一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现象。相反，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男耕女织”才能成为农家劳动分工的主要模式。在这些条件中，很关键的一个是农家棉纺织生产的商业化。因为商业化之后，市场竞争就会迫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技能。

在产品主要为满足自家消费的时代，农家棉纺织生产确实可以由欠熟练的人手，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但是随着江南的棉布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江南农家棉纺织业不得不走专业化的道路，以求提高工效和产品质量，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专业化生产，必然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出相应的要求。在明代江南，由于农家内部男女劳动分工尚不够充分，实行的是“夫妇并作”的方式，因此纺织劳动的专业化水平很低，只是一种农闲时的副业生产活动。由于纺织不是日常性操作，这就妨碍了劳动技艺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反，自明代后期起，随着农夫逐渐退出棉纺织，农妇也逐渐退出大田农作、专力于棉纺织，从而大大提高了纺织劳动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由于农妇主要承担棉纺织生产中工艺要求最高、工作难度最大的织布工作，所以很大一部分纺纱工作也交给了农家辅助劳动力（如老幼）乃至农夫。而此时的农夫，在纺织业中，只能算是非熟练劳动力了。(145)

在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146)因此江南农家棉纺织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之高，颇令人惊异。由此而言，明清江南的农家棉纺织劳动决不是一种人人可得而为之的简单劳动。相反，要又快又好地纺织，需要相当高的技艺。而劳动技艺的获得，除了通过长期的专一性操作可以达到（即“熟能生巧”）外，及早培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能否很好地学会一种技艺并养成与此相应的劳动习惯，与受培训者的年龄有密切关系。

从明清江南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文字，要成为“人劳而工敏”的熟练纺织劳动者，必须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学习纺织技巧；学会之后，为了保持良好的技艺水平，还需常年不断地操作。关于这一点，乾隆年间纂、道光年间续纂的《金泽小志》卷一风俗说得非常清楚：“松江棉花布，衣被天下。……而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女生五六岁，即教以纺棉花，十岁学织布，无间寒暑。自幼习劳，比嫁，咸善操作。”尹会一则说江南“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147)。由此可见，江南农妇之善织，是自幼加以培训的结果。无论是纺纱还是织布，都需要2～3年的学习，方可达到熟练。而如果是纺、织合计，则自开始学习纺纱到能够织布，这个过程需要4～6年的时间。而且这种培训是常年性的（“无间寒暑”）。因此江南农家妇女纺织技能之甲天下，乃是长期职业培训的结果。

从事被许多学者视为“人人俱可为之”的简单劳动的棉纺织，尚且需要经过数年的培训方能真正胜任。从事其他较为复杂的劳动（特别是某些城镇工业如丝织业等），需要更长时间的技术培训，这也不说自明。明清江南人劳动技艺之领先全国各地，时人众口一词，并无异议。周忱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148)。张瀚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149)清代地方志说：“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150)江南人工之巧，当然不是天生的，正如王士性所言：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151)。换言之，这只是受过培训和长期专业操作的结果。

二、教育的普及

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只是一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内容与生产活动毫无关系，而且仅限于少数人中，因此对于工业发展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还认为这种教育使得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会在八股文中讨生活，因此严重地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言，这种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未起积极作用，相反倒起了消极作用。这种看法长期流行，然而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明清时代的教育并非都是应试教育。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指出：“我们经常错误地从其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中国文人的观点，即识字完全是为学习儒家经典打基础。倘若以此标准来看，中国识字的人确实非常有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外还有非常多的人，尽管按照经典学术的标准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无论如何是识字的。”(152)由此而言，可以把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称为精英教育，而把追求实用的识字教育称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江南教育问题时，不能忽略后者、而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两类教育及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一）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当时的下层社会民众。这种教育的目标并非考科举，而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并且在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起码的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获得起码的计算能力。(153)那么，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种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呢？

1．大众教育的内容

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识字与计算。下面就来看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在这两方面的情况。

（1）识字教育

关于明清中国的识字教育中的教材与教学方法问题，梁其姿已作了专门的研究。(154)这里据其研究，把有关情况作一概述。

中国识字教育的基本教材，宋元时代就已大致定型。(155)在这些教材中，最主要者就是被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千字文》和《百家姓》出现很早(156)，而《三字经》到宋末以后才流传开来，元代以后则成为最普及的蒙书。(157)相对而言，在传统的蒙学教材中，《三字经》效果最好(158)，因此该书出现以后，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得以迅速传布，同时在传布过程中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有改动，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159)，而且还出现了各种注解本，甚至还有配有插图的版本。由于这些特点，自明代以来，许多地方官都喜欢采用《三字经》作为社学教育的基本教材。明末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160)不仅如此，就是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经》也是基本教材。与吕坤同时代的赵南星在家赋闲30年，专门编注各类教材教授不同程度的学生。他特别选择《三字经》和《女儿经》作为教导男女儿童的主要教材，并与友人吴昌期、王义华共同做注，辑成一书，称为《教家二书》。赵氏在该书序中还指出其优点是“一则句短而易读，一则语浅而易知，殊便于启蒙矣”；读此书，“即不必为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书，可也”(161)。因此很显然该书特别适合那些将来不准备做士大夫或学者的儿童的启蒙教育。

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背诵与讲解相结合。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清初苏州塾师崔学古总结说：“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两三遍，须令自读一编。……又遇资之最钝者，须逐教读一遍，令本生读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数十遍，自能成颂”；“又教时，便将书义粗粗训解，难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162)。同时代的杭州塾师陈芳生提倡的方法则是：“童子初入学，每日只讲一字……渐加之……但取本日书中切实字，讲作家常话，如‘学’字，则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样，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渐讲，久之授以虚字，自能贯串会意，当闲居不对书本之时，教以抑扬吟诵之法，则书中全旨自得。”(163)

采用上述教材和方法，学童在一二年内学会一两千字，应当是很容易做到的。(164)因此一个贫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体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汉字了。所谓清代江南文献说农民子弟进村塾读书，“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并非虚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童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还可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从而对他们日后进入较高的社会活动圈也有重要帮助。

在1950年代我国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国家根据汉字实际使用频率，确定成人“脱盲”标准为识1500字，“半文盲”的标准为识500～600字。而据西德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对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在比较简单的文献中，最常用的78个、353个和1169个汉字分别占了所出现的全部汉字的50％、70％和91％。(165)换言之，只要识1500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大致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识数百字，也可了解较简单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

（2）计算教育

传统儒家教育并不排斥数学的学习。清初数学家陈世明说：“尝观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艺，窃疑数之为道小矣，恶可与礼乐侔……后世数则委之商贾贩鬻辈，士大夫耻言之，皆以为不足学，故传者益鲜。”清代中期数学家张豸冠则说：“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学者罔弗能。自词章之学兴，而此道遂弃如土。虽向老师宿儒问以六经四书中之涉于数者，亦茫然不能解。”(166)明清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但是在学堂教育中，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掌握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了解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明清江南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除了通过师（师傅）徒（学徒）相传外(167)，别的方式还不很清楚。这里要强调的是，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实际的，即获得进行有限范围内的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能力。明清时期民间应用数学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这种数学教育的普及，对于普通民众计算能力的获得起了巨大作用。这些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为重要）。

我国古代计算方法的特色是借助“算筹”进行(168)，而珠算则是原有的筹算的改进。在13、14世纪，我国出现了便于记忆的筹算口诀。1373年刊出的何平子著《详明算法》中出现的口诀，和今天常用珠算歌诀已完全一致，标志着算法口诀的完善与定型。与此同时，计算工具也因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出现了变革，即珠算盘取代了算筹成为民间最常用的计算工具。珠算盘的出现可能在元明之际，但到了15世纪才较广泛地为民间采用。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长期在江南一带经商的徽商兼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问世。该书对近代式的珠算法作了系统而完整的叙述，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数学专著，风行全国达百余年之久，任何其他古代数学书籍都不能与之相比。(169)此书的出现标志着由筹算向珠算转变的完成，从此珠算成了主要的计算工具。(170)当时工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绝大多数计算问题，运用珠算来解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171)

我国原本没有笔算，明代后期利玛窦把西方算法传入后始有。(172)此外，口算（心算）的基本口诀如现在小学生背诵的乘法口诀“九九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到南宋时已变得和今日完全一样。(173)但是这些口诀一直是为筹算服务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清楚。到了清代，运用这些口诀进行口算（当时称为“嘴算”）已变得颇为普遍，尽管具体何时出现仍然不清楚。珠算、笔算和口算在民间的普遍流行，在李汝珍的《镜花缘》里都有反映。(174)

江南是中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与这些算法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珠算与江南的关系。程大位在《算法统宗》自序中说道：“予幼耽是学［算学］，弱冠商游吴、楚，遍访明师”，然后用了20年才写成此书。可见此书与江南的民间算法有极深的渊源。由此而言，珠算、笔算、口算等实用算法在清代江南非常流行，应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从学习方法上来看，各种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明清时代民间应用数学教育也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这些口诀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只要能够纯熟利用这些口诀，运算起来就很省力、迅速和准确，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175)由于这些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口诀学会计算。(176)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于这些算法运用的大众化促进极大。

以上这些进步也体现在民间算学教育中。明清中国童蒙教育中主要算学教材有二，一为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总括》，另一为清代劳乃宣编的《筹算蒙课》。后者比前者更为流行，而其内容即以珠算教育为主。(177)在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图识字类儿童读物《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等中，也有算盘图和算筹图。(178)因此在明清江南的私学教育中，可能已包括算盘用法。(179)除此之外，在清代江南普通私塾教育中，背诵小九九通常也被列为课程之一。这些启蒙的算学教材的出现，表明算术教育确实进入了童蒙教育。

总之，在两三年的启蒙教育中，学童在认识1000～2000左右的汉字的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论，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获得了独立地从事小规模工商业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

2．大众教育的普及

如果我们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象。罗友枝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比广东发达，因此江南的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215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19～70岁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180)19世纪中叶以前江南的识字率，也并未有证据说明会低于20世纪前半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对明清江南的识字率究竟有多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取罗友枝对清代中国识字率的估计数的上限（男子45％，女子10％，合计接近30％），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从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来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确实非常之普及。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181)。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苏州府就已“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182)。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183)。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184)。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应当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185)，然后回家种田。在双林一带，“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186)。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187)。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188)。这些记载表明：明清江南大众教育确实已经十分普及。

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富裕人家是聘请教书先生到家教育子弟。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延聘私家教师的花费太高，因此往往是多家合聘一位教师，设立私塾学堂。但是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这种私塾学堂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由村社和家族出资兴办的社学、义学也发展了起来。虽然社学、义学在江南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才在各地普遍兴办，并且常常得到官府的支持，甚至由官府出面兴办。因此江南民办、官办或官助民办的社学、义学等学校，在明清时期有很大增加。例如嘉靖时的嘉定知县李资坤、青浦知县卓钿等，都在治下的乡镇兴办学校多所。(189)到了清代，从梁其姿所作的清代（1644—1829）江南社学、义学的统计来看，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全都有民办和官办的社学和义学。(190)康熙时苏州巡抚汤斌更发出告谕，要苏南“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所，延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廪谷，概送入学”(191)。这道告谕，实质上就是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虽然其实施情况与实际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这种思想之出现并成为政府行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且从梁其姿的统计来看，这道告谕也并非一纸空文，或者说这道告谕所反映出来的乃是一种社会的现实。这里要强调的是，汤斌告谕之所以出现于苏南，绝非偶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清代江南教育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

（二）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也并非像众多学者想象的那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积极作用。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又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因此，精英教育（即读书）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1．精英教育的实用内容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明清精英教育要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死记硬背与现实距离遥远的儒家古代经典，因此无益于经济发展。但事实上，精英教育中也包含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知识。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数学知识。

明清精英教育以宋明理学为核心，而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数术之理”，即将“理”、“象”、“数”三者密切结合。项麟说：“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因此要掌握理学，就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知识。对此，大数学家朱载堉说得非常清楚：“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明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有数显，数自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192)也正是因为理学与数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西欧天主教会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时，都特别注意选派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师拉雪兹（Francois de La Chaise）更明确地促成“国王数学家”来华。(193)而在理学熏陶之下并由科举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些江南读书人如徐光启等，成为了数学大师。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明代数学家吴继绶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说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若何而将将将兵，若何而行师转饷，折衡决胜，焉能无算？编户齐民征徭逋负，当工役繁兴，司农辄为告罄，若何而取之缓之，不病国，不病民，焉能无算？肉食者遍巌廓，要以谋国，而见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荐引，务在精白以承休，焉能无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缓者，舍筹度，计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认为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数学：“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时而成岁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以至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数岂不重已哉！”(19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末大数学家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195)，清楚地说明实用数学应当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196)。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因此之故，明清江南科学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首。其中最著名者，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1565—1630，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1789—1850，仁和人）、戴熙（1806—1860，钱塘人）与李善兰（1811—1882，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1768—1797，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江阴人）与顾祖禹（1631—1692，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9，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1549—1613，金坛人）、吴有性（约1528—1652，吴县人）、叶天士（1667—1745，吴县人）、徐大椿（1693—1772，吴江人）与王士雄（1808—？，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1719—1805，钱塘人），等等。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王征等就是其杰出代表。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才。虽然当时的江南科学家们对工业发展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197)，但是这些科学人才之集中出现于江南，也说明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在培养科技人才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的冬烘先生。

2．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198)而在江浙二省中，本书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199)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200)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基本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201)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202)。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着者已百人”(203)。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还要强调的是，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天下，因此读书人之多也甲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204)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因此在江南，录取率更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205)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做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206)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账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207)

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不得不转向科举之外寻求生计。这就为江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力。

（三）教育对工业发展的作用

对于从事工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就是读、写、算。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来看，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联系并不很紧密。(208)但是读、写、算的能力与商业化的联系很紧密，却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明清江南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即小雇佣作坊乃至家庭作坊），需要独立地与市场打交道，因此这些企业中的主要劳动者（即小作坊主）同时也是经营管理者和商人。对于这种集工商业者和经营管理者于一体的小作坊主来说，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是其进行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才能进行原料购买、产品出售、成本与利润计算、合同与契约订立、货币（钱、银）换算，以及进行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乃至纳税、商务诉讼等活动。同时，能够读、写、算，也比较容易地获得商业信息和与商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诸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之类的小型实用知识百科全书，主要读者之一就是这些小作坊主。明清江南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工业生产技术的专门书籍。其中既有像《天工开物》、《远西奇器图说》等综合性的技术专著，也有像《杵臼经》、《布经》等关于具体行业中的生产工艺与设备的专著。要读这类书，当然也需要起码的阅读能力。此外，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所告诫的那样：做生意，“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209)。而要做到这些，当然必须有起码的计算能力。

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最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并且还包含了若干实用性知识，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对于江南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的工业生产的小作坊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束缚下的小手工业者或中国官营企业中的工匠不同，明清江南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是自主经营的小业主。而独立经营一个小型工业企业（即小作坊），并不像过去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清江南的小作坊主，也决不都是以往许多史家所想象的那种可怜、保守、墨守成规、没有文化的小手工业者。姑不论那些富于进取心和“企业家精神”的手工业者（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复一类人），仅只那些“胸无大志”、只求能够维持其作坊的简单再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能力，才能在明清江南那种由“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210)而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乃是这种经营能力的基础。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才能比较容易地获得关于价格、成本、利润、利息、信贷、租借、税务、货币（钱、银）换算等基本知识。否则，即使手艺高超，也只能成为一个受雇于他人或受制于某个组织（如布号）的工匠。如前所述，读、写、算能力主要是通过大众教育获得，因此教育的普及确实为江南的小型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清江南工业中，大型企业很少，中小企业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过去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然而事实是：与当时的大型企业相较，中小企业显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对付各种挑战。例如，官营大企业在明初的江南工业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型企业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主要是民间中小企业。到了清代，民间中小企业已成为工业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小企业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拥有大批具有能够独立经营小型企业能力的人才。

其次，教育的普及也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各种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较大的工业企业(211)或工业组织(212)中，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专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例如从《龙江船厂志》可见，在大型造船厂的生产中，各种船只的设计、督造与质量检查，物料、人工及其价格的计算，船厂收支的财务平衡，等等，都有非常专业化的规定，需要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十分专门化的业务知识。本书第二章在讨论棉布染色技术时，曾经引用过成书于嘉、道年间的《布经》。该书可称为清代苏州染布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全。该书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90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以外的“杂色”达70余种。不仅如此，这70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该书还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213)染坊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全面掌握这些技术的规范与标准，否则就难以指挥工人正确地进行生产。而要能读懂这一类专业的技术书籍，当然必须掌握一定的阅读、计算能力。又，按照本书第三章中引用过的1930年代桐乡石门镇油坊的事例，在一个员工总数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销人员11～13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4。(214)而这些管理、供销人员大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并掌握相当的商业知识。

最后，教育的普及，还使得江南拥有一批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建筑设计专家蒯祥（1397—1481，吴江人）与计成（1582—？，吴江人），水利工程专家沈启（1496—1568，吴江人）、潘季驯（1521—1596，乌程人）、陈潢（1637—1688，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1613—1677，桐乡人），机械专家薄钰（明末人，生卒年不详，长洲人），发明家徐正明（明末人，生卒年不详，吴县人）与戴梓（1635—1704，杭州人），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1630—1662，吴江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1818—1884，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1833—1902，无锡人），等等。其中，薄钰与戴梓分别设计出装有望远镜的火炮和连发火铳，徐正明据说发明出了人力飞行器，这都比欧洲早很久。徐寿与华蘅芳则设计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15)虽然在当时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下，这些优秀的技术人才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之集中出现于江南这一事实，却表现了明清江南在培养和造就工业发展所需的高级技术人才方面，是颇有成就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往“人口过剩”论者所描绘出来的那种阴郁场面相反，明清江南并未出现“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江南工业并未由于为过剩劳动力充斥，而成为一个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边际生产能力递减的产业。相反，江南工业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很可能跟不上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并促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到了清代中期，江南工业已经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素质优良的劳动大军。这支大军为后来江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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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25页。

(2) 按照麦迪逊的估计，1500年中国人口约为1.03亿，1700年增至1.38亿，而当时印度（包括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为1.10亿（1500年）和1.53亿（1700年）。因此在这两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及增长速度均逊于印度。但是到了1820年，中国人口增加了2倍，达到3.81亿；而在此时期印度人口仅增加了1/3，达到2.09亿。因此中国把印度远远抛到了后面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至于欧洲（包括土耳其和俄国）的人口，1500年为0.68亿，1700年为0.72亿，1820年则为1.67亿，分别为同期中国人口的66％、52％和44％。See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0.

(3) 根据贾永吉（Michel Cartier）的总结，关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过速以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首先由何炳棣提出，尔后为柏金斯、伊懋可等加以证实，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学者所接受（参见千里、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在国内，不少人接受了清代人口爆炸、人口过剩的观点，但大多似乎未作认真思考和专门研究（此种情况尤其见于一些流行文章，如陈平：《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等等）。

(4) 在清代全国人口密度最高（超过500人/平方公里）的11个府和直隶州中，有6个在江南，这些府、州及其人口密度为：苏州（1073人/平方公里）、嘉兴（719人/平方公里）、松江（626人/平方公里）、太仓（537人/平方公里）、镇江（523人/平方公里）、杭州（506人/平方公里）（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216页（郭松义执笔））。与近代早期英国的比较见本书第十章。

(5) 例如，黄宗智在其关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的著作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中，提出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模式，其基础就是人口过剩致使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而在此方面，江南具有代表性。

(6) 在这方面，秦佩珩的看法颇具典型性。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人口变化“完全决定于出生与死亡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医药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因而“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提高”。在清代初期，江南苏、松、常地区人口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而且“是个鱼米之乡，生活条件优越，人口自然跟着大增”（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244～245页）。

(7) 例如，漆侠认为宋代“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漆侠：《宋代经济史》，178页）。傅宗文认为南宋初期的江南，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人口无法被全部吸收进入城乡经济中，特别是“集约程度有限的农业经济……无法将大批人流吮吸净尽”，因此就已存在大量的“过剩人口”（傅宗文：《宋代草市研究》，315页）。梁庚尧认为南宋浙西“地小人多，人口压力很严重”（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17页）。

(8)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 例如范金民、夏维中认为：“假如说全国范围的人口危机开始于乾隆后期的话，那么苏州等地区则要比全国早得多。……最迟到乾隆中期，［苏州等地区］人口危机已大显端倪。”（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539页）

(10) 参见李中清：《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新近的研究成果及意义》；王国斌、威廉·拉夫里：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Modern China：A Comparative Approach；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25页。

(11)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0章第5节。

(12) 至少，一直到19世纪前半期，中国最富裕和繁荣的地区，仍然主要是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农村工业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与该地区的过去或者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明清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很难说是增长过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13) 参见千里、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中对贾永吉《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

(14)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3～4页；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p．202-209．1850年人口数字的可靠性可能会低一些（例如施坚雅已指出1850年许多地区的人口数字可能都偏高。See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但是这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靠的人口数字之一。

(15) See Wang Yeh-chien，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16) 这里我们使用的1820年江、浙两省分府人口数字，是经过梁方仲校正的数字，故所得出的1850年苏、松、常、镇、宁五府人口数，与王业键的数字略有不同。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273～279页。

(17)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23页。

(18) 清初江南海宁人吴枳昌说：“明季天、崇间，阉宦用事，士民解体，盗贼蜂起，蚁屯水乡益甚。吾浙嘉、湖二郡间，有大水墩为巨寇窃据，四出剽略，得千万金，欲图大举。……入我朝为大军扑灭。”（吴枳昌：《续客窗闲话》卷八，“某富翁”条）

(19)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10页。江苏人口系南直隶人口减安徽人口而得（参见吴金成：《明代社会経済史研究——紳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経済的役割》，113页）。

(20)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261、262页。

(21) 参见上书，10、261、262页。

(22) 除贵州外，1393年以上地区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0％（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10页）。

(23) 例如据官方统计数字，在1400—1600年间，湖南耕地增加了153％，湖北增加了310.2％，四川增加了279.5％。而江苏则仅增加28.5％，浙江增加1.3％，江西增加18.8％。到1600年，湖南、湖北、四川的耕地总数合计已超过江苏和浙江的耕地总数合计（参见吴金成：《明代社会経済史研究——紳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経済的役割》，113页）。

(24) See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216，Table A．7.

(25) 后一种方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太大，并且未考虑到例如明末清初人口的损失等情况。

(26) 例如万历时人诸葛升说：“江南寸土无闲……民间莳葱韭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同时代人徐贞明也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启则说：“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二徐皆江南人，诸葛升则为毗邻江南的浙江寿昌人。以上引文分别见《农政全书》卷八诸葛升《垦田十议》、卷九徐光启《垦田疏》、卷十二徐贞明《西北水利议》）。此类说法，还散见于江南地方志。此外，关于明代后期江南城市人口众多的记载，更多见于各种文献。

(27) 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1600—16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增长率约为-4.9‰。

(28)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264页。

(29) 江南的抗清战斗，到1664年以自称为明太子的朱光辅被擒而大致告终，但零星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1670年代中期（参见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27～140、146页）。天灾人祸造成的土地抛荒，在1660年代也还大量存在。例如直到康熙初年，仅宜兴一县的荒田还达10万亩（参见储方庆：《荒田议》“饥民垦荒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宜兴并非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情况可想而知。至于城乡工商业，不仅在1630—1664年间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1680年代以前还受到许多严厉禁令的压制（例如迁海令），所以恢复更为缓慢（例如丝织业，谢国桢认为到1883年平定台湾后才恢复。参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66页）。

(30) 据当时一些人的印象，到1690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过17世纪中期的数量（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264页）。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17世纪中期的人口肯定少于17世纪初期的人口。江南的情况可能会好些，因此我们姑假设江南人口在1680年代已恢复到17世纪初期的水平。

(31) See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216，Table A．7.

(32) 有关数字采自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附表。

(33) 参见吴金成：《明代社会経済史研究——紳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経済的役割》，113页。

(34) 清代的官方人口数字，在1776年以后相对可靠（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4章）。借以求得上面的百分比人口数字，见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表4和附录（全国和江苏、浙江），以及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450～451页表22（嘉兴）。

(35) 参见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该文所讨论的家族共16个。除了本文中提及的11个外，尚有归安（南浔）周氏、会稽秦氏、鄞县厉氏、桐城王氏与赵氏。桐城在长江以北，情况与长江以南在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故在此略而不论。另外，在该文中，无归安周氏、会稽秦氏和鄞县厉氏1800年以前的人口增长率数字。因此我们仅采用刘翠溶对其余11个家族有关情况的分析。

(36) 参见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

(37)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8、9章；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

(38) 江南自明朝建立以来，除16世纪中期受到倭寇骚扰外，一直处于和平时期。至于明清两代的统治何者较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则一直有争议。例如，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朝后期的统治较优（甚至认为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也似乎并未严重阻碍江南经济的高涨），因此才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清朝的统治（至少是在前期）则阻碍了原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而在较近的研究中，相反的意见似乎又占了上风。但是，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开发中和待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清朝的统治无疑比明朝好得多。

(39) 根据滨岛敦俊的研究，江南农田的“内涵式开发”（即开垦原有圩围内的荒地和改造低产耕地等），大致要到17世纪中期才基本结束（参见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但从北田英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到17世纪中期，这一工作也还未完成（参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业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41～42页）。因此，尽管万历江南耕地统计数字少于洪武数字，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明代，江南耕地的数量仍有相当的增加。而在清代即使有增加，增加的数量也很小。

(40) 参见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代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一》；《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41) 英国人口仅在18世纪内就增加了70％，而在1751—1851年的一个世纪中更增加了160％（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6、8）。

(42) See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gukawa Japan，pp．218、273.

(43) See 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44) 参见刘翠溶：《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45) 参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164～165页。原始数据出自康熙六十年《浙江户口黄册》、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十四户口、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九户口。

(46) 康熙五十一年开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前一年人丁数为准。自此以后，丁口数就作为一种虚文而沿用了下来。

(47) 例如杭州府的乾隆数字基本上是抄袭康熙数字，湖州府乾隆数字与雍正数字也仅有微小改变（参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164～165页表4—1、4—2）。

(48) 其中南浔、乌青二镇在清代前期就号称“烟火万家”、“居民万户”。

(49)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50)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449页附表21。

(51) 特别是在杭州府西部山区县份的农村地区，这几类人的数量更是微小。

(52) 该府除了有一个大城市杭州外，其余城市都很小。此外，除了钱塘、仁和两个省会和府城所在的县以及海宁州外，其余各县的市镇也不多。

(53)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54)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55)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11、212页。

(56) 依照王业键的估计，松江府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损失了35万人，损失比率为8％（See Wang Yeh-chien，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57) See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0章《清代前期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166～167页。

(58) See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参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166～167页。

(59) See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pp．528、588.

(60) 这两个比重数字均系刘石吉计算得出，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61) 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269页。

(62)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20页。

(63) 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5卷，424～425页（曹树基执笔）。

(64) 范金民估计为70万，曹树基估计为100万。分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0章《明代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5卷，424页（曹树基执笔）。

(65) 参见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66) 佚名：《庄议》，见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艺文。

(67) 曹树基估计数字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5卷，424页（曹树基执笔）；范金民估计数字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0章《明代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

(68) 参见《中国移民史》第5卷，424页。

(69) 陆氏本人也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该俗奢而逐末者众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70)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卷，第4章《陆路去南京的旅程》，338页。

(71)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三，城池。

(72) 包世臣说：在嘉庆时的苏州府，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三石”（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73) 该统计表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74) 参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295～301页。

(75) 例如张海珊和陶熙在谈论苏、松地租时都提到“一家八口”。参见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三；陶熙：《租核》“重租论”。

(76)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436、438、442、446、448页。

(77) 按照有关统计数字计算，结果为：吴兴县4.1人（普通户），4.3人（农户）；长兴县4.4人（农户）；平湖县4.9人（全部户），5.1人（农户）；嘉兴县4.5人（农户）；江宁县4.77人（全县），5.77～6.57人；武进县4.87人；吴江县4.06人（开弦弓村）。参见建设委员会：《中国经济志· 吴兴县》、《中国经济志· 长兴县》、《中国经济志· 嘉兴县》；胡焕庸：《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John Lossing Buck（卜凯），Chinese Farm Economy，p．327；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p．23、29.

(78) 郭松义指出：在清代的五口之家中，劳动力总数可以折为1.3～3人（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211～212页（郭松义执笔））。

(79) 参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史十。

(80) 参见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81) 例如据费孝通的调查，1935年吴江县开弦弓村，有劳动能力者（16～55岁者）占全村人口的51％，其时每户平均有4.06人，即每户有劳动力2人（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22）。又，据程潞等人的调查，1957年苏州—无锡地区（大致相当于明清的苏州、常州两府）的农村男女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44.4％，如每户以5人计，则应有劳动力2.2人（参见程潞等：《江苏省苏锡地区农业区划》）。

(82) 徐新吾估计1860年松江府每个纺织农户中从事纺织劳动的劳动力，即以1.5个成年劳动力计（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15～216页）。

(83) 参见程先甲：《金陵赋》，转引自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10章《清代前期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

(84)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

(85) 据西方人记载，1853年（咸丰三年），“南京城内用于织缎的织机共有三万五千台，附近乡村共有一万五千台”（The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Silk，pp．63-64，Shanghai，1917，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60页）。吴承明也估计清中叶江宁地区至少有织机4万台以上。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0页。

(86)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70页。

(87)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05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洪焕椿：《明清史偶存》，537、540页。

(88) 参见朱新予：《浙江丝绸史》，4页；裘良儒、蒋遒龙：《浙江丝绸史辑要》，2页。

(89) 《濮院志》卷十四，织作；《濮川记闻》卷首，风俗。

(90) 参见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另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214～215页。

(91) 参见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同书卷十五，风俗；同书卷十六，物产。

(92) 沈云：《盛湖杂录》，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215页。

(93)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59～160页。

(94) 吴遇坤：《天咫录》，见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

(95)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96) 参见乾隆十年《嘉定县为禁南翔镇踹匠恃众告增规定踹匠工价钱串告示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00页。

(97)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匹布，易钱以资日用。”可见镇上居民亦大多织布。又，据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周庄镇农家“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纱，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出售”。

(98) 例如曹树基认为：“由于江南地区城镇密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中的迁移不会是长距离的。……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小镇，吸收外来移民的能力相当有限，在自然村向城镇转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村民逐渐转变成为城镇的居民，他们与移民无关。”（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425页）

(99)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416～418页。

(100) 沈廷瑞：《东畲杂记》。

(101) 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见万历《崇德县志》卷七，纪文。

(102)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103) 吴遇坤：《天咫录》。

(104) 参见《案底汇抄》“设立专员管理踹匠各条”，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334页。

(105)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在明清江南油坊中，杵油工人称为油博士。

(106) 参见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107) 康熙五十九年《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56页。

(108) 康熙三十二年《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55页。

(109) 《雍正朱批谕旨》卷二百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

(110) 参见洪焕椿：《明清史偶存》，537页。

(111)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12) 俞德渊：《禁机匠匪徒人等聚集滋事示》，见《皇朝经世文补编》卷九十四，《刑政》，治狱下。

(113)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114)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方面的具体记载，仅有上引关于石门镇榨油业的一条。

(11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116) 参见《生财裕饷第一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

(117) 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

(118) 乾隆《沙头里志》卷二。

(119)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七。

(120) 《太仓等州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见《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二。

(121)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原纂）。

(122) 温丰：《南浔丝市行》，见咸丰《南浔镇志》卷三十一。

(123) 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211、215～216页。

(124) See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277．虽然他并未明确地说这些是江南特有的现象，但是他用以支持这些说法的主要证据，却大都是江南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现象应以在江南为最明显。

(125)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26页。

(126) 从翰香认为明代江南农业中已有大量的过剩人口（参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洪焕椿则认为明清江南农业中有多余劳动力（但都被副业吸收）（参见洪焕椿：《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赵冈、黄宗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91页；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84～86页）。

(127) 例如，徐光启鼓吹种甘薯（参见《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甘薯”条），清圣祖号召并由李煦负责在江南试种双季稻（参见《李煦奏折》，182、184～185、193、198～199、204～205、216～217、226、227、233、246～250、256～260、265～266、268、275、277～278、282页），道光时林则徐、李彦章等又一次号召种植双季稻（参见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同时陆世仪、潘曾沂等极力推广“区种法”（参见陆世仪：《区种法》；潘曾沂：《区种法》）。

(128) 柏金斯指出：即使在1950年代的中国，在农忙时期也没有剩余劳力。相反倒存在着劳力不足。这种劳力不足，是制约着双季稻普遍种植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双季稻种植所需劳动大大超过水稻与春花种植所需的劳动。肯尼斯· 瓦尔克（Kennith Walker）也指出：在江苏省，实际的劳力供给，尚不足理想条件下的双季稻种植所需劳力的一半（See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p．59、60）。因此，劳力不足是双季稻种植及其他高产方式未能在江南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129) 租用牛力车水的例子，如清初上海姚廷遴种水稻、棉花，要付出一笔数量可观的“排牛车费”（姚廷遴：《历年记》）。“包车水者”出现较迟，到道光时代方首见于姜皋《浦泖农咨》：“又有包车水者，率若干一亩，以田之高低为等。夏秋田中缺水，则为之踏车上水。设频遇雨，则彼可坐获其直。”

(130) 例如雍正时代，苏州“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雍正朱批谕旨》卷二百，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徽商更是遍布江南大小市镇，以致江南有“无徽不成镇”的民谚。

(131) 典型的例子如清代濮院镇附近的农村，由于“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沈廷瑞：《东畲杂记》）。

(132) 谢占壬：《海运提要》“古今海运异宜”，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

(133) 嘉靖《浙江通志》卷七十二，杂志第十一之十野史。

(134) 魏源：《复魏明府询海运书》，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135)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酌》上卷。

(136) 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约翰·克罗福德（John Crawfurd）说，1820年代初活跃在东亚海域里的帆船，主要来自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See John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Vol．Ⅲ.

(137) 齐彦槐：《海运南漕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138) 典型的描述如赵冈所说：明清江南农村纺织业的发展，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能力降至最低维生费用以下，农户无法靠农业生产维持全年的生活，不得不以副业生产来辅助农业生产，而选择的副业是几项纺织品生产”（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91页）。

(139) 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84～86页。

(140) 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5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2、3节（李伯重执笔）。

(141) 例如魏金玉关于农业雇工的研究已证明：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农业中的长工和短工的实际收入都在提高。明末要4～5个劳动者充分就业，才能供养1个劳动者过同样的生活；但是在清代中期却只要1～2人出雇，就可以维持另一个人过同样的生活（参见魏金玉：《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性雇佣劳动的过渡》）。方行的研究也表明：清代中期江南农业雇工的生活水平较明代后期确实有所提高（参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

(142) See James Lee & 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Chapter 3.

(143) 清初袁尧文说：湖南“柴木、食物、庐舍、田园之值，较江浙几四分之一”（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二）。可见早在清初，江浙（实际上主要是江南）的生活费用比湖南高出数倍。

(144) 参见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145) 参见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

(146) 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103页。

(147) 尹会一：《敬陈农商四务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148) 周忱：《与行在诸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149) 《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150)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151) 王士性：《广游志》卷下，物产。

(152)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3．以下所引用的广东、江苏南部的调查数字也转引自此书，5页。

(153) 这一点，乾隆前期云南一位塾师王瑾说得非常清楚：他教书因材施教，“蒙童但能执笔，辄课以辨别字形，兼日用所需物，日书数字，使之肄习”。有人问他：“子为教，高者既过高，卑者何又过卑？”他回答说：“此自小学遗意，人多不察。且子视诸童，他日固皆能列于学、官之于朝邪？不能，而使可各适于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钱沣：《王素怀先生暨张孺人墓志铭》，见钱沣：《钱南园先生遗集》卷五）

(154) 参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55) 张志公认为：“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56) 《千字文》早在南朝时就已写成，《百家姓》到北宋时亦已出现。

(157) 《三字经》的出现与宋代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理学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及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158) 这三部主要蒙书各有特点，但是将三者作比较，《百家姓》因受其内容所限，仅能教授学生认识与姓氏有关的字。《千字文》则受其体例所限，要避免重复字，同时也受南朝文风影响，追求文藻押韵，因此对于儿童的识字教育来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颇大问题。而《三字经》内容包含了关于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小学、四书五经乃至诸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语言通俗易懂，塾师稍作讲解，学童即可明了文意。该书还采用三字歌诀的方式，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容易记忆背诵。因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蒙书。

(159) 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参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60) 吕坤：《实政录》卷三，《兴复社学》。

(161) 赵南星：《三字经注》序，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62) 崔学古：《幼训》，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63) 陈芳生：《训蒙条例》，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

(164) 罗友枝认为使用“三、百、千”等蒙书，学童可在一年内认识2000字左右。See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3.

(165) See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3.

(166) 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109页。

(167) 劳汉生说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另一主要途径是商业机构招收新的从业人员，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珠算的教育。参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324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

(168) 参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59页。

(169) 参见上书，87页。

(170) 参见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234～248页。

(171) 在一般的财经计算（特别是加减运算）中，算盘的计算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今日的计算器。参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89页。

(172) 参见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19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

(173) 参见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18～19页。

(174) 参见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19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

(175) 参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86页。

(176) 例如《红楼梦》中的凤姐，原不识字，虽因理家久了也略识一些字，但终究不多。但是她却能够熟练地作许多加减乘除的口算。

(177) 参见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144～153页。

(178) 参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53～56页。

(179) 劳汉生认为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私学教育，在小学启蒙教育中也要包括算盘用法在内。参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324～325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我在明代小说中，发现了一些证据。例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正德时代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小时候上过学，“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包括使用珠算。

(180) See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5.

(181)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引正德志；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七，风俗；等等。

(182)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六，风俗。

(183) 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

(184) 乾隆《溧阳县志》卷四，风俗。

(185)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收施国祁诗。

(186) 《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原纂）。

(187) 《南漳子》序。

(188) 《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189) 参见乾隆《续外冈志》卷二，小学；《蒲溪小志》卷三，小学。

(190) See Angela Leung，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91) 《吴门岁华纪丽》卷首。

(192) 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卷四，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339页。

(193) 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155～158页。

(194) 程大位：《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346页。

(195) 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编序，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347页。

(196)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转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228、229、244页。

(197) 如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基本上彼此无关（See Dougla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p．162）。

(198) See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p．277、278.

(199) 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含了江苏省状元总数（113名）的86％（See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p．246、247）。

(200) See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250.

(201) 参见上书，177、180页。

(202) 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

(203) 俞璈伯：《唐栖行诗序》，见光绪《唐栖志》卷一。

(204) 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参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05) 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06) 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生活在杭州。

(207) 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账、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

(208) See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150.

(209) 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312、328页。

(210) “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之说见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277页。

(211) 如前面章节讲到的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厂等。

(212) 如丝织业中的账房、棉纺织业中的布号等。

(213)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387页。

(214) 包括老大（总管）1人，老二（副总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1～2人，出差（采买原料）2～3人，账房1人，管作朝奉（记账、验收）2人，管作朝奉（总领班）2人。

(215) 参见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

第十章　节能省材型发展：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要看到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特点，当然离不开与其他地区的比较。虽然这种比较可以用不同的地区作为参照对象，但是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参照应当是近代早期的英国。这首先是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早期工业化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其经验对于其他地区的早期工业化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其次则是因为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英国经验一直是国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因此以近代早期英国工业发展的情况为参照，最有利于我们观察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英国经验对于江南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章中，我们将以前面各章中的有关讨论为基础，并以近代早期英国的有关情况为参照，分析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章对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主要特点的分析，重点放在工业的结构方面，而不是放在生产关系方面；对于成因的分析，重点放在工业发展的主要物质要素方面，而不是放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当然，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绝非仅只这些方面，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取这些特别重要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又受到忽视的方面作一较为深入的讨论。

第一节　明清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

明清江南工业的结构有何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为主线，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关系，而非工业结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往经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理论误区，例如认为近代以前的工业只是轻工业，或者认为轻工业的发展就足以把整个工业带入近代工业时代，等等。这些看法，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注意工业结构的问题。此外，由于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学者大多只注重江南自身的情况，很少有人从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江南工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作比较，当然也不一定会感觉到明清江南工业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近代早期英国工业的发展过程来看，结构变化是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迪安认为可以用三大变革来说明英国工业革命的性质，这三大变革即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而工业结构变革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向制造业以及运输业、商业部门转移，同时固定资本在国民产品所占的比重提高。(1)换言之，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重大改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后期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实质上就是重工业兴起并在工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过程。经过工业革命，重工业取得了对于轻工业的优势地位，从而使得工业的发展从早期工业化的时代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的时代。由此可见结构变化是近代早期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

从本书第二至六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发现明清江南各主要部门的发展颇不一致。这些不一致之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明清江南轻工业各主要部门均出现了生产规模的明显扩大。其中，谷物加工、服装制作、草编、制烛等行业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与江南城镇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步态大体一致或略快。榨油、酿酒、印刷等行业的成长速度似乎更快一些，生产总能力超过本地区内部需求的增长。至于江南轻工业的首要部门——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更为迅速。特别是棉纺织业，在明清时期，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生产部门，飞速发展成为江南工业的头号产业。以上这些发展，使得轻工业在江南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提高。到1850年以前，轻工业已成为江南最大的产业部门，其重要性即使不是高于农业，至少也与农业相当。

第二，在重工业所属各主要生产部门中，造船业发展最快，生产规模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等其他重工业部门虽有相当发展，但是其生产规模扩大的幅度与造船业相比小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江南几乎没有煤铁工业。因此从重工业自身的角度来看，明清江南重工业的大多数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颇为有限，其中煤铁工业的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成为重工业中最为薄弱的部门。

第三，若把轻工业与重工业这两大部门作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轻工业规模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重工业规模扩大的幅度。而在轻、重工业的各个次部门中，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而煤铁工业几乎阙如。如果把重工业所占比重较小的工业结构称为“轻型结构”的话，那么明清江南的工业结构就是这样一种轻型结构。不仅如此，在明清几百年中，随着轻工业的迅速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因此到了19世纪初期，轻、重工业在江南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可以说有如天渊之别。从结构上来看，江南的工业确是典型的轻型结构。

以上结论，如果以近代早期英国为参照来作比较，那么就更加令人信服了。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有必要把英国的情况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然后再与明清江南工业进行比较。

一、轻工业

无论是在明清江南还是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纺织业都是轻工业的中最重要的部门。因此这里我们首先从纺织业来看看两地轻工业发展的情况。

纺织业在近代早期英国的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一般人都认为工业革命是纺织业发展的产物。虽然此说并不正确，但也足以表明纺织业地位之重要。在纺织业各部门中，19世纪以前，毛纺织业一直是首要部门。17世纪末，依照时人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的估计，毛纺织业的附加值高达300万英镑，占到英国工业净产值的1/3。在17世纪末至1741年的约半个世纪中，毛纺织业的十年增长率为8％，而在1741至1772年间更上升至13％～14％。因此在工业革命以前，毛纺织业一直是英国最大的产业部门。(2)

若把近代早期英国的毛纺织业与明清江南的棉纺织业作比较，那么可以看到二者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但是若将二者作进一步的比较，则又可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1）从生产的绝对规模来看，明清江南棉纺织业肯定比近代早期英国毛纺织业大得多，因为就生产的绝对规模而言，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时，江南的纺织业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2）从这两个部门在工业中所占的地位来看，棉纺织业在明清江南轻工业中的地位也可能比工业革命前毛纺织业在近代早期英国轻工业中的地位更重要。由于江南方面没有比较精确的产值数字，同时两地轻工业的部门构成也有颇大差异，因此难以从产值方面进行比较。这里我们从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在两地的普遍程度，来推测它们在各自轻工业中的地位。

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英国人口大约为600万。其中从事毛纺织业的人，据当时人估计约有96500人。这个数字不仅包括了从事经常性纺织工作的劳动者，而且也包括从事非经常性的毛纺工作的妇女、帮助父母梳毛的儿童和偶尔参加毛织的男子。(3)当时毛纺织业主要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如果假定每个从事毛纺织的农户有家庭成员5人，其中有2人或多或少地从事毛纺织业，那么从事毛纺织业的农户总数为40余万户。(4)当时英国生活在农村和不足5000人的小镇上的居民总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5)，即约510万人。每户如以5人计，共约102万户。换言之，从事毛纺织业的农户总数，尚不及农村及小镇居民总户数的一半。

明清江南从事棉纺织业的农户在农村及小市镇居民中所占的比重，尚未见有人作出专门的研究，目前所见到的仅有徐新吾对1860年江苏农村纺织户在农村总户数中所占比重作的估计，约为65％（其中松江更高达90％）。(6)我们知道，由于受洋布大量进口的冲击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1860年江南农村棉纺织业已大不如19世纪初期兴旺，同时江苏的江北部分（即苏北）棉纺织业也远不如该省的江南部分（即苏南）或者浙江的北部地区（即杭嘉湖地区）发达。因此在19世纪初期江南（即苏南和浙北）农村与市镇居民中从事棉纺织业的家庭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重，必定在江苏的65％以上和松江的90％以下，即在65％～90％之间。因此从从业人数来看，棉纺织业在江南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肯定大大高于毛纺织业在英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

除了上述首要部门外，两地纺织业还有其他重要组成部门：英国是棉纺织业，而江南则是丝织业。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770年，棉纺织业对英国国民收入的贡献才达到50万英镑。(7)因此阿瑟·扬（Arthur Young）在1770年计算英国国民收入时，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考虑棉纺织业的产值。(8)而明清江南的丝织业生产规模之大，比起江南的棉纺织业来也只是略为逊色而已。因此直到19世纪以前，英国棉纺织业在其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肯定远远小于江南丝织业在其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此外，18世纪英国也有丝织业和麻纺织业（后者主要在苏格兰），在1695—1749年间，从丝织业所使用的丝（全部依靠进口）来看(9)，生产规模变化不大。麻纺织业的产量在1710年至1763年间从150万码增加到1200万码(10)，规模肯定比江南麻纺织业大。不过即使把丝织业和麻纺织业两个部门合计到棉纺织业中，英国的棉纺织业也远赶不上江南的丝织业。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英国纺织业也不如明清江南纺织业发展快。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两个多世纪中，江南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1倍以上。与此相比，在17世纪末至1741年英国毛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半个世纪中，该部门的生产总规模仅扩大了1/3。在占第二位的主要纺织业部门方面，江南丝织业生产规模在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两个多世纪中扩大了许多倍。(11)而从进口原料（原棉）的数量来判断，在18世纪头40年中，英国棉纺织业生产规模可能只扩大了1/3；即使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740—1765年间，也只扩大了1倍。(12)从绝对规模来看，1760年英国棉纺织业使用的原棉达到340万磅，1798—1800年增至4180万磅，1815—1817年更达到9970万磅(13)，分别大约相当于3万担、38万担和90万担。(14)与此相对照，徐新吾估计在19世纪初期，仅只是松江府棉纺织业每年使用的原棉就大约有35万担。(15)依照本书第二章中的估计，1850年前江南年产棉布约10000万匹。按照每匹用原棉3斤计算，需要原棉共约300万担。因此即使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纺织业中重要部门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仍然远逊于江南。

在纺织业之外，近代早期英国主要的轻工业部门有啤酒酿造业、肥皂制作业、皮革工业、蜡烛制作业、造纸业等。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个世纪中，这些工业部门虽有发展，但是发展速度都比较缓慢。其中啤酒酿造业的产量在1775年以前没有多大增加；肥皂制作业和皮革工业的发展也是到1775年以后才变得相对迅速和持久；蜡烛的产量在1711—1741年间始终在2900万～3800万磅之间波动，到了18世纪末才稳步上升，超过6000万磅；纸的产量在18世纪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1740年以后才迅速增加。(16)

与此相对照，明清江南的有关轻工业部门发展颇为迅速。其中榨油业、碾米业和酿酒业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超出本地原料的供应能力，不得不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地原料输入；服装业、日用百货制造业、印刷业的生产能力则超出了本地的消费能力，必须把越来越多的产品输往外地。迪安和科尔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的是那些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与外贸有关的部门，而那些主要依赖国内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的部门则发展较为缓慢。(17)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比较。

当然，近代早期英国也有一些轻工业部门发展比明清江南快，例如制盐业、玻璃工业等。不过就英国本身而言，这些部门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发展并不很迅速，而且它们在英国轻工业中所占的地位也颇为次要。

因此总的来看，明清（特别是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江南轻工业的发展，与近代早期（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英国轻工业的发展相比，前者无论在绝对规模上还是发展速度上，都走在前头。

二、重工业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仍然依照本书前面有关章节中所列出的重工业主要部门，来看看英国的情况。为了进行全面比较，除了上述有关部门外，我们还要加上矿冶业。

1．工具制造业

英国工具制造业自15世纪以后，进步颇为迅速。在16—17世纪中，英国工业中已越来越多地使用着梳毛机、精梳机、金属滚轧机和滚剪机，以及水力驱动的轮锯、轮锤、鼓风机、起毛机、捻丝机等机器。(18)18世纪初叶又将刚发明的蒸汽机用于生产与生活，使用相当广泛，数量也不少。(19)这些机器都是英国本国制造的，表明当时英国在机器制造方面迅速地步入世界前列，并已逐步建立起了一个雏形的机器制造业。马克思在其对工场手工业发展史的研究中指出：欧洲工场手工业时代不仅已经有了机器制造业，而且该行业还“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同时“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20)。而这个情况又以英国最为典型。机器制造业的逐步建立，标志着在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英国的工具制造业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相较，明清江南工具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仍然还主要是传统的小型手工工具，很少有较大的机械，无论在产品的种类、性能、用途等方面，还是在制作的工艺水平、结构的复杂程度等方面，都明显地不如英国。

上述差别在铁工具制造业方面最为显著。英国铁器制造业在16—17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所生产的针、钉、刀、锚、轮、炉膛以及精梳机、梳毛机等上千种铁器，数量都有巨大增加，从而摆脱了对荷兰的依赖。其他铁制工具和零部件，如矿井抽水机械、制盐、制矾、制皂、制糖、染色等行业中用的铁淘盘、铁锅、铁缸瓮，建筑业中用的铁栓、铁门、铁锁，造船业中用的铁铰链、铁线等，产量也有迅速的增加。与此相应的是，英国的铁工和其他金属工人的数量也在激增之中。到17世纪中后期，不仅伦敦以铁匠众多而著称，而且从中部高地（The Midland）到沿海，几乎所有的城镇与乡村中都有锻炉。仅伯明翰一地，就有6个各有上千名金属工人的城镇，而在谢菲尔德与维甘两地，情况也差不多。另外据当时人所言，伯明翰以西、以北地区也至少有金属工人2万。(21)到了18世纪前期，英国的冶金工业发展更为迅速，以致金属工业中心伯明翰的人口在1675—1760年间增加了4.5倍，增加幅度高居全国之首（增幅第二的是海外贸易中心利物浦，其人口在1700—1740年间仅增加1倍）。(22)与此相比，明代江南吴江等5县的五金匠（铁匠、铸匠、熟铜匠、点铜匠、镀金匠、钉铰匠、罗刀匠、锡匠等）总数不过878户，每户工匠即使以2人计，也尚不足1800人，与英国从事铁器制作的工人数量相比甚为悬殊。由此可见，明清江南铁器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及发展速度，均远逊于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的英国。

2．建材工业

把明清江南建材业与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的英国相比，其发展之缓慢就一目了然了。据约翰·奈夫（J．U．Nef）的研究，16世纪以来，英国建筑材料的使用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砖瓦逐渐取代木材而成为主要的建材。“作为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砖瓦与石灰生产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大得不可比拟。制砖成了大量工人的经常性职业。石灰窑不仅建于城镇，而且越来越多地散布于农村”；“在17世纪内，石灰正在变成一种重要性迅速增大的产品”，“每个大农场都有自己的石灰窑”。虽然生产出来的石灰有一部分是用作肥料，但毫无疑问，用作建材的石灰的生产也有显著的扩大。此外，英国建筑业中还开始越来越多地用铅板作屋顶，建筑用石也比过去增多。(23)因此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英国建材生产规模的扩大十分迅速。

3．造船业

英国虽然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16世纪中期以前，该国造船业的生产规模极小，所有外贸和部分内贸商品的船运，都需雇用外国船只。据说1550年到伦敦的海船中，仅有两条本国船，而当时英国全国是否已拥有20艘运煤驳船还是个问题。(24)但自16世纪末以后，英国拥有的船只数目一直在迅速增加。在1560—1630年间，载重量100吨以上的大船，数量增加了近5倍。1630年代在该国东北沿海的运煤船已有三四百艘（其中很大一部分载重量都在100吨以上）。(25)至17世纪末，这种运煤船增至1600艘以上。加上其他海运航线上的运煤船，总数更多。这些运煤船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制造的船。到1700年，运煤船总数更跃至3000～4000艘(26)，大约是70年前的10倍。而到1760年，英国商船总数已达7081艘。(27)1700年，英国各口岸船舶登记吨位为27万吨，1770年跃至70万吨，1792年更达154万吨(28)，一个世纪中增加了近5倍。与此相比，嘉靖时江南有沙船约1000艘，道光时增至3000余艘，在3个世纪中船数增加了2倍。而英国在1550—1760年的3个世纪内，海船总数增加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从吨位来看，明代后期江南沙船总吨位约5万吨，肯定远远高于同时期英国。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沙船总吨位增至38万吨(29)，虽比1700年英国船总吨位多出1/3，但尚不及1770年英国船总吨位之半。可见江南造船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比16—18世纪的英国缓慢得多。

此外，在造船技术方面，江南和英国情况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江南所造海船主要是适于北洋沿海航运的沙船。虽然沙船对于各种水运条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应能力，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否认。这一点，清代讨论恢复海漕的人士也每每提到。蓝鼎元说：“江南沙船……皆在内洋行走。内洋多沙洲浅角，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所载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顺风驾驶。若迎风逆涛，则寸步不能以进。倘一年运一次，亦可用也。”若要运一次以上，他建议改用台湾舢板头船“最为相宜”，因为这种船“入水不深，轻快稳便，不论内洋外洋，不论风涛顺逆，俱可无虑。欲运漕粮数多，此船似不可少”(30)。后来沙船有了改进，可以逆风行驶，故每年航运次数也随之增多，但其抗击风浪能力较差、转向不够灵活、航速不快、续航力不强等缺点依然存在。蓝鼎元比较沙船与闽广船优劣时说：“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往来岁以为常”，适应能力比沙船强得多。因此他认为实行海漕，最上策乃是用闽广船（“其运船以闽广‘赶缯’为主。‘缯’，尖底之船”），辅以台湾舢板头船及江南沙船。为此他建议：“宜于江南开厂，分造‘赶缯’、舢板头等船，招募闽广舵工水手，给以军粮，令其驾驶。”(31)包世臣也说：“［闽广］鸟船吃水深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南洋多矶岛，水深澜巨，非鸟船不行”(32)。谢占壬则说：“闽广海船，底圆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贴于船底，名曰龙骨。……船有龙骨，则转湾趋避，较为灵便。”(33)闽广船有以上优点，故早在正德时，丘浚就建议在昆山、太仓“起盖船厂，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34)。丘氏粤人，其所建议造的尖底海船，就是广船。康熙时政府也曾令在江宁造鸟船。雍正时蓝鼎元再次呼吁在江南造闽广船。可是我们一直未见到江南建造此类更适于远洋航行的海船的记载。当然沙船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不过总的来说它是一种适于在沿岸多沙海域行驶的船只，建造工艺也比南方海船简单。江南只造沙船，当然不利于技术进步。

17世纪初至18世纪后期英国所造的海船，以沿海运煤船为最多。(35)这种运煤船与江南沙船在构造上有相同之处，也是平底，适于沿海航行，每艘载量多在200～500吨之间。但是同时英国远洋海船建造业也在迅速发展。168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远洋海队首航中国，其船只除一艘吨位为430吨外，其余均不足300吨。但1740年代该公司驶华船队标准船吨位已近500吨。(36)驶往各殖民地的远洋海船的数量和吨位，更有迅速增加。以海军装备的大型木帆战船为例，17世纪中叶所造者，排水量为750～1174吨，18世纪中叶增至2040吨。(37)而江南直至道光时，沙船最大者载量才3000关东石，亦不过375吨。此外，在造船技术方面，江南也落后于英国。(38)

因此，明清时期江南造船业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如果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江南造船业发展则相对缓慢。

4．矿冶业

虽然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重工业发展的差别在以上部门已颇为显著，但是更大的差别是在矿冶业中。如前所述，除了在长兴县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采煤业外，江南基本上没有矿冶业。与此相反，以煤铁工业为主的矿冶业在16—18世纪英国重工业发展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早在1551—1560年间，英国9个主要煤田的年产量已达21万吨。至1681—1690年间，这些煤田的年产煤量增加了13倍，达到2982000吨。半个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750年，又增加到4733828吨。(39)采煤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因此而迅速上升。在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初期，煤已与谷物、羊毛并列而成为英国三大主要产品。而到1738年，法国人梯奎（Ticquet）更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40)。此语并非夸张，因为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40年，英国采煤业的净产值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已仅亚于毛纺织业。(41)

与此同时，英国的金属采冶业也处在迅速的发展之中，据H．舒伯特统计，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500年仅有2座高炉，1550年增至25座，1575年又增至58座，到1600年则更增至85座。(42)到了1630年代，至少在14个郡已有熔铁高炉，“凡有铁、水力与木炭可利用的地方，制铁业就疯狂地活跃起来了”(43)。据另外的估计，英国1611年已有炼铁高炉800余座(44)，年产铁达1.2万吨(45)，1660年又增至1.5万吨，至1720年前后达2.5万吨。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60年，铁年产量更达到3万吨。(46)即是说，在16世纪的100年中，炼铁高炉数目增加了40余倍；而在1611—1760年的一个半世纪中，生铁年产量提高了1.5倍。据当时人说，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的英国铁生产，按其重要性在各工业部门中已名列第二位。(47)

除了铁而外，在16—18世纪的英国，有色金属的采冶业也在迅速发展。铅年产量在1630年已达1.2万吨，17世纪末仍保持此数。(48)锡年产量，17世纪前期不到500吨(49)，而到17世纪末上升至1500吨，到1740年代更有重大增加。(50)铜年产量，17世纪末为160吨，在1725—1750年间已达400～850吨，1760年更达2000吨以上（尚未包括出口数）。(51)

由于各种金属采冶业的迅速发展，早在17世纪初期，英国各种金属年产量已达3.5万吨以上。(52)法国人梯奎1738年对英国经济进行考察后说：“人们（特别是熟悉英国商业的人们）使我确信：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业所雇用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同羊毛业同样多。”(53)可见金属采炼业（特别是制铁业）已经成为英国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之一，其地位之重要已远远超过一般工业部门。

与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英国情况相比，明清江南矿冶业的规模以及发展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江南与英国之间在矿冶业产品方面的差异更是天渊之别。1701年英国人口为586万（英格兰与威尔士），仅为1620年江南人口的30％；直到1761年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才达659万左右，更只有1850年江南人口的1/5。若是1620年江南人均煤、铁产量与1701年英国的人均产量相当，其总产量应为煤1000万吨，铁5万吨。而如果1850年江南人均煤、铁产量与1760年英国的人均产量相当，则煤总产量应为2360万吨，铁15万吨。这些数字对于明清江南来说，都不啻天文数字。因此，矿冶业是江南与英国在整个工业发展方面差距最大的部门。

以上关于近代早期英国与明清江南的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重工业的规模方面还是在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方面，江南与英国的差距都非常大。如果近代以前英国的工业结构由于重工业比重较小、尚属于“轻型结构”的话，那么江南的工业结构就应当被称为一种“超轻结构”了。忽视这个巨大差别，在潜意识中把明清江南工业等同于英国工业，从而用英国经验来套江南的实际，当然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节　“超轻结构”的实质：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

虽然能源与材料是一切社会生产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但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能源、材料与重工业的关系最为紧密：一方面，重工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社会生产提供能源与材料；另一方面，重工业自身又是能源和材料最主要的消费者。因此从能源、材料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工业不发达，那么工业结构必然是一种轻型结构。反之，任何轻型结构的工业都必然是低能源与材料消耗的工业。明清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实质就是一种高度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结构。

一、节能省材型的工业

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对明清江南能源与材料的使用与供给情况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并与明清江南进行比较。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仍然按照前面所作的分类，将能源分为动力与燃料，将材料分为铁与木材，依次进行论述。不过，虽然铁与木材是近代以前工业中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材料，但是有色金属（铜、锡、铅等）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谈到铁的时候，我们把铜、锡、铅也顺带谈一谈。

1．动力

如前所述，明清江南工业中所使用的动力基本上是人力。畜力在榨油、碾米、磨面等部门的动力结构中有一定分量，水力仅只在浙西山区的造纸业中使用，而风力的使用则仅限于沿海制盐业中。因此总的来说，各种非人力动力在江南工业动力结构中所占比例极小。若与英国相比较，我们马上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动力使用上的巨大差异。

英国工业生产中畜力使用很普遍。该国畜牧业很发达，拥有大量的牛、马等大牲畜。到17世纪末马耕开始逐渐取代牛耕时，除大量役马不计外，尚有牛450万头，以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有牛0.8头(54)，亦即每个五口之家有牛4头。大牲畜数量如此之多，使得畜力机械和机器的使用拥有充分的动力来源。不仅如此，牲畜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13世纪时，由于挽具、蹄铁等的引进与改良，马的牵挽能力较前提高了数倍，因而马力成为工业（主要是建筑业）中重要的动力。(55)到了18世纪，马力在工业中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因此马克思说：“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56)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水力与蒸汽的使用。

英国工业中使用水力很早，早在11世纪末，据政府对34个郡、9250个领地所作的调查，该国水力机械甚多（5624台），分布甚广（37％的领地至少各有1台水力机械）。以当时英国户口数平均，大约每50户（或250人）即拥有1台水力机械。在多伦多河南侧，水力机械尤多。维特郡怀利河流域16公里的范围内竟集中了30台水力机械，平均大约半公里就有1台。13世纪时，英国已开始用水力机械来缩绒，给全国带来了富裕与繁荣。(57)15世纪炼铁业中已广泛使用水力风箱鼓风，制刀业中则用水力磨轮磨刀。15世纪末又开始用水力轮锤锻铁。进入16世纪以后，水力机械更广泛使用于锯木、辗压、金属拉丝与辗轧等行业。呢绒加工业中也大量运用水力机械来进行捶捣、漂练、起毛等工作。18世纪初，又出现了拥有300名工人的水力捻丝厂。(58)卡鲁斯威尔逊（E．M．Carus-Wilson）说：13世纪以后水力机械的广泛使用，使得英国中世纪的面貌发生了变化。(59)马克思亦指出：“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很普遍。”(60)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阿克莱（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才得以在1769年问世，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61)

在17世纪末期，英国又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动力不同的动力——蒸汽动力。虽然早期的蒸汽机还很原始，但它的出现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预告了动力革命的到来。萨维利于17世纪末首次设计出世界上第一部可用于工业的蒸汽机后，经纽康门、贝汤等人改进，到1720年前后，蒸汽机已达到应用形式，尽管要到工业革命发生后，蒸汽机才有很大改进。自1711年起，已有一个公司经营蒸汽机的制造，于是蒸汽机的使用很快就流行起来了。到处都有这种机器，它不仅在矿井里必不可少，而且还被用于把水抽到水池里，然后放水推动水力机械。此外，人们也用它向城市供水。到工业革命前夕，仅煤业中心纽卡斯特尔一带已有70部左右蒸汽抽水机(62)，北部各煤矿也大约有100部这种机器(63)。

可见，在中世纪中后期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工农业生产动力结构中，水力、畜力占有很大的比重。到了这个时代的末期，又增加了新型的动力种类——蒸汽动力。因而，人力在动力结构中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这与前述明清江南的情况，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地在动力使用状况方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燃料

英国工业中使用的燃料最初以木柴为主，但在中世纪中后期，煤的使用也日益增多。英国国内煤的年平均消费量，1550年代约为198000吨，1680年代增至2832000吨(64)，1696年约为300万吨，此外还有热量相当于50万吨煤的木柴（约100万立方米）。(65)人均煤消费量，1558年以前尚不到1英担（每英担约为51公斤），而至17世纪末已增至9英担（459公斤），伦敦更高达16英担（816公斤）。(66)这个人均消费量，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相当高。

从行业燃料消费来看，当时英国工业中的主要燃料消费者是金属工业，17世纪末大约每年消费煤20万吨以上（当时主要的炼铁燃料木炭尚未包括在内）；制盐业更多，每年用煤30万吨以上。此外烧石灰用煤数万吨，制玻璃用煤5万吨以上，制明矾用煤1万吨以上。制烛、制皂、染色、熬糖、酿酒也用煤不少。整个制造业每年消费煤近100万吨，约占当时全国煤总消费量的1/3，人均约3英担（153公斤）。除此之外，薪炭的消费数量也很大。据估计，在17世纪前期，英国仅冶金业每年所烧木炭，至少要用去20万株大树。(67)

如果用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的英国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明清江南主要工业部门的燃料使用量远低于16—17世纪的英国。从燃料消耗最大的工业部门来看，江南五金加工业所用燃料，按照本书第七章中所作的估算，仅为木炭1万吨（明代后期）和4.5万吨（清代中期）。而17世纪末英国的金属工业除了使用大量木炭之外，还要烧煤20万吨以上。江南制盐业年产盐4.8万吨（明代后期）和5.2万吨（清代中期），所用燃料按16世纪英国煮盐燃耗比例计算(68)，可折煤8.6万～9.4万吨，而17世纪末英国制盐业则用煤30万吨以上。窑业所用燃料因无确切数字，无法进行对比，不过在16世纪中英国的建筑材料发生重大变革，砖瓦逐渐取代木材而成为基本建筑材料。(69)由此可知明清江南砖瓦石灰等的生产规模难与17世纪的英国相匹。因此在燃耗最多的这三个部门中，明清江南的燃料使用水平远比英国低下。从整个工业所使用的燃料来看，17世纪末英国制造业每年消费煤100万吨，这个数字可能超过明清江南煤消费总量的若干倍。此外，明清江南工业使用的煤在燃料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木）炭、薪、芦苇等燃料。而从工业的角度来看，这些燃料无论在生产、运输还是使用上，均逊于煤。

因此，明清江南尽管曾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工业生产中的燃料使用方面，直至19世纪前期，远远落后于16—17世纪的英国。

3．木材

明清江南使用最多的材料是木材。虽然所使用的木材总量巨大，但是由于江南木材价格高昂，所以在许多场合不得不以竹代木，以致毛奇龄总结说清代杭州房舍的特点是“兼用竹木”(70)。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代江南在大量输入木材的同时，也大量输入竹。(71)江南木材的消费量，至少在人均水平上并不会很高。与此相对照，在17世纪前期，英国冶金工人一年还砍伐20万株大树作燃料。这在明清江南乃是不可想象的浪费。因此英国工业中使用的木材数量，至少在人均水平上要比江南更高，当可肯定。

4．铁与有色金属

近代早期英国工业所使用的铁和有色金属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以致到了18世纪中期以后铁成为工业中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材料，把木材排挤到了后面。在此方面，明清江南可以说是莫能望其项背。

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依据前人对人均铁消费量的估计，推算出明代后期江南每年消费的铁大约为1.6万吨，清代中期则约为2.9万吨。这两个数字均包括再利用的废铁在内。由于无法对生产用铁和生活用铁进行区分，因此我们在此只能笼统地讨论铁的消费。不过很清楚，要是扣除了生活用铁，工业中的铁消费量将大大减少。因此上述数字高于工业用铁的数量。事实上，在明清江南，由于铁紧缺，不仅用铁多的机械与机器十分罕见，就是用铁稍多的工具部件也未能得以广泛运用，如纺车上的铁纺锭、舂具上的铁碓头等，实际使用都不多。江南工业中使用最普遍的工具，都用铁甚少，把铁使用量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换言之，江南工业是一种省铁型的工业。

在铁的消费方面，英国与明清江南形成鲜明的对比。14世纪前后英国制铁业还很不发达，生产出来的铁质次量少，钢和好铁要从瑞典、索林根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口(72)，但数额也不很多。15世纪以后，英国制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其1611年与1720年的产铁量分别为1.2万吨和2.5万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一倍。若1611年人口以1600年与1625年人口之中数（525万）计，而1720年人口数以1701年数（686万）计(73)，则1611年英国的人均铁产量已达2.3公斤，而1720年人均铁产量更达3.7公斤。与此相对照，在1949年以前中国钢铁产量最高的1936年，人均钢铁产量也才为2.7公斤(74)，分别为1611年和1720年英国人均铁产量的117％和73％。在本国铁产量迅速提高的同时，英国还大量进口铁。1700—1709年间，每年的条铁进口量平均高达1.6万吨，折合生铁2.9万吨；1715—1724年间，条铁的年均进口量又提高到1.9万吨，折合生铁3.5万吨。(75)国产与进口之铁合计，1720年英国人均生铁消费量已高达7.9公斤(76)，为前引丘亮辉所估计的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消费水平的10倍，或1949年中国人均产量的2倍。因此明清江南人均铁消费量与英国差距之悬殊，一望即可知。

除了铁之外，近代早期英国铜、锡、铅金属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亦远非明清江南所能比。在17世纪初期，英国铜、锡、铅等有色金属的年总产量已达2万余吨。(77)以后有更大增长。除去出口数不计，在1725—1750年间，英国每年国内铜消费量仅为400～850吨，而到1760年代，则高达2000吨，即增加了1.35～4倍。由于生产量大，自给之外尚有大量盈余，故出口数量也很大。仅1697年一年，英国即出口锡1115吨，铜52吨，黄铜63吨。1725—1750年间铜的年出口量更高达400～850吨，与国内消费量相若。(78)明清江南铜、锡、铅等贱金属的消费量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来源狭窄和其他原因，江南对这些金属的消费量很小，人均年消费水平极低。这些金属不仅极少用于生产，而且用于生活消费者也为数甚微。嘉庆时江南有人用铜制作烟袋，还被包世臣斥为浪费(79)，便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明清江南铜、锡、铅等贱金属消费水平极为低下的状况，与前述英国的情况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可见，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与江南在铁与铜、锡、铅等金属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处于很不相同的地位。撇开生产不说，就是在消费方面，英国也已远远地走在江南的前面。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在消费方面的差距与日俱增，越来越大。由于江南工业生产中的能源、材料消费水平很低，因此江南的工业也必然是一种节能省材型的工业。

二、节能省材型工业的成因

明清江南走了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发展道路，是由江南工业的内外资源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使得江南难以发展重工业，而轻工业却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重工业

如前所述，近代早期的重工业主要就是煤铁工业，而煤铁工业基本上是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工业。江南缺乏煤铁资源，当然难以建立煤铁工业。不仅如此，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其他主要自然资源（如水力、其他金属矿藏、木材等），江南也缺乏。在此意义上来说，资源缺乏是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对照，近代早期的英国拥有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主要资源。这一资源上的差异，对两地工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

笛福在18世纪初期已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对英国工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说：大自然对英国特别惠爱，使它拥有最好的地理位置、急湍的流水和不易淹没的煤矿。(80)而这三种资源，都对重工业发展至为关键：最好的地理位置（即位于大西洋海运的中心位置）不仅有利于运输原料和产品，而且也是造船业发展的理想场所；湍急的流水可以推动水轮，而水力机械在重工业中运用比在轻工业中更广(81)；至于煤矿，与重工业关系更为紧密。由于这些基本资源齐备，无怪乎英国能够在重工业发展方面一马当先。下面我们就选择煤、木材为例子，看看资源缺乏对江南重工业发展的制约。

（1）煤

江南本地产煤极少，附近又没有距离近、水运便利而且又已易于开采的大煤田，因此煤供应不足是必然的。这对江南重工业发展具有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由于燃料供应紧张，消耗燃料多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工业、玻璃工业、砖瓦石灰制造业、制盐业等）都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有的甚至根本未得到发展。而这些部门大多又是重工业部门。这就导致了重工业发展迟滞，从而形成工业的“超轻结构”。

在受缺煤影响的各个工业部门中，就其严重程度而言，冶金工业应首当其冲。如前所述，冶金工业是重工业的主干之一，地位与采煤工业并列。因缺煤而致使江南基本上没有冶金工业，是导致江南形成工业“超轻结构”的又一主要成因。

江南虽无大中型金属矿藏，但也有一些小矿。其中杭州附近的闲林埠铁矿储量相对较大；宁镇一带铁、铜矿虽然分散，但总储量占江苏省储量的一半以上，适于发展小型冶金企业。(82)1950年代以来，这些矿区附近建立了杭州半山钢铁厂等中小型钢铁厂。此外，这些小矿在1958—1959年“大跃进”期间曾用土法开采和冶炼(83)，可见是可以用传统技术开发利用的。宁镇一带铁、铜矿在明清以前多已为人所知，有的还进行过一些小规模开采。(84)这些金属矿藏在明清时期未见开采，主要原因即是燃料短缺。同样地，平湖县雅山本产铁，但“烹冶者以为不当炉鞴费”(85)，即所得铁的收入，尚不及燃料等费用，故未开采。据乾隆三十三年《物料价值则例》，当时官府在松江府属5县采购煤，定价为每斤给银3.4分，但在苏、松、常、镇四府所属20县采购生铁的定价，却为每斤给银1.2～2.4分，平均2.11分，仅为煤价之61％。据常理，铁价应远高于煤价，如今煤价2倍于铁价有余，还有何人愿以煤鼓铸冶炼以求利呢？杭、宁、镇等地铁、铜矿之未能开采，主要原因当在于此。

那么，从外地输入煤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明清江南若要建立一个能与1611年或1720年英国绝对规模相当的制铁业，分别需煤7.2万吨和15万吨以上。(86)若是江南要建立一个人均铁产量与18世纪初期英国相当的冶铁业，在1620年应产铁7.5万吨，需煤45万吨；1850年则应产铁13万吨，需煤78万吨。(87)就算当时江南的主要煤供给者能够生产出这样大量的煤，江南也购买不起。(88)

除了冶铁业外，其他高燃耗的工业也受到严重影响。从本书第五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建筑材料工业虽有发展，但与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英国相比，其发展要小得多。在制盐业方面，17世纪末英国盐产量大大超过10万吨（其中井盐约3万～4万吨，海盐约6万～8万吨）(89)，而江南仅为4.7万吨（明代后期）和5.2万吨（清代中期），仅为英国之半。

由于消耗燃料多的工业部门在江南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明清江南能够得到较大发展的，只是那些消耗燃料最少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轻工业部门。因此，仅只是煤的缺乏一点，就决定了江南工业的发展只能是轻工业一家独大的发展。

（2）木材

木材对近代早期重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虽然远不如铁，但是它在近代早期工业的发展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造船业以及建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仍然应当把它视为一种重要性仅次于铁的主要材料。

明清江南虽然有广大的木材来源，但是随着邻近地区林木资源的耗尽，江南不得不越来越严重地依赖长江中上游边远地区的供应源。由于采伐、运输条件艰苦，生产成本提高，使得江南木材价格日增，不得不在许多场合以竹代木，以减少用木。与此不同，英国本是森林茂密的国家。在16—17世纪中，森林资源虽遭严重消耗，但由于英国地广人稀，人均林木占有量仍远比江南丰富。在17世纪前期，英国冶金工人还每年砍伐20万株大树作燃料，这在明清江南乃是不可想象的浪费。同时英国还积极从美洲殖民地输入廉价的造船木材，甚至不惜损害殖民地利益，禁止殖民地将船材（船桅、帆桁、牙樯等）输往他国，以压低木价，保证英国获得廉价木材。(90)此外英国也从邻近国家输入一些木材(91)，到了18世纪后半叶输入量更是稳步上升(92)。因此从各方面综合言之，英国的木材供应比江南充足。

江南在木材供给方面的这种相对不利的情况，对用木（特别是品质优良的大型木料）最多的工业部门——造船业的影响最大。在本书第六章中已经讲到，造船对木材要求颇高，不仅对木材的尺寸，而且对木材的种类，都颇有讲究。而这样的木材，江南本地并不出产，只能依靠输入。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川、滇、黔、湘、闽木材的大量输入的基础之上的。(93)但是从这些地方取得木材，生产和运输都成本很高。明初建造大宝船，所用木材主要是靠政府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从川、黔、湖广采运而得，民间决无此力量经营之。即使如此，仍所费不赀，成为后来宝船停造的主要原因之一。(94)到了清代中期，一根桅木在福建价格已达四五百两银，运到江南价格更大大提高。江南沙船长10丈以上者一般有桅4～5根，故仅仅购桅木即需数千两。张燮说嘉靖时海船一艘造价约千余金(95)，而清中期包世臣说江南“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96)，齐彦槐则说“大号沙船造价盈万，中号需数千”(97)。木价上涨正是船只造价提高的主要原因。与此相比，福建由于本地产木，船只造价低于江南；而广东和南洋因木价更廉，船只造价又大大低于福建。(98)在此情况下，在江南造船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合算。无怪乎早在清初，就有江南商人到日本长崎去造船。(99)

除了木材外，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也受到其他材料供应不足的制约。造船需要多种材料，如嘉靖三十一年龙江船厂建造一艘二百料的巡沙船（属于中等偏小型的船只），除了大量各种品质和尺寸的木材外(100)，还需要艌作用的桐油250斤，黄麻250斤，石灰500斤；铁作用的铁钉400斤，铁浮动事件38斤，煤炭150斤，铁锅1口。制作蓬、索、缆需要青筀竹140根、青水竹225根、棕毛60斤、净棕143斤、黄藤40斤、黄麻150斤、白麻15斤。此外油漆作、五墨作、旗作、缨作、旋作、染作、蜊壳作还需使用相当数量的桐油、颜料、染料、摆锡铇钉、黄红绵布等。(101)在这些材料中，仅有石灰、竹、绵布等少数几项江南可以自给，其他材料则程度不等地依赖于外地输入。虽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些材料的供给情况尚好，但是其中也有供应颇受限制者（特别是铁器）。因此总的来说，由于材料供给状况逊于英国，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与英国比起来也相形见绌。造船业是明清江南重工业中发展最显著的部门，而且其发展对铁和其他金属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但是即使是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由于受到木材供给的限制而比英国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如果用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的英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重工业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受制于能源与材料供应的不足。特别是那些与煤、铁这两种最重要的能源与材料关系密切的工业部门（如矿冶业、工具制造业），发展更为缓慢。即使是那些与煤铁关系不很密切的工业部门（如造船业），其发展也受到制约，尽管程度相对较小。由此意义上而言，明清江南工业之所以形成“超轻结构”，主要原因是受能源和材料供应的限制。

2．轻工业

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因此较少需要能源与材料，更多地依赖活劳动。迪安与科尔在总结纺织业何以会成为英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领头部门时指出，这是因为纺织业产品具有广大的国内外市场；原料与产品的重量都较轻，便于运输；劳动技术简单，仍属传统技艺，因而可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基本设备可通过少量而分散的资本支出逐渐建立，使工人能够自己提供纺车、织机与工作场所以及雇用所需辅助劳力。(102)这些特点也程度不等地存在于其他轻工业部门中。由于对能源、材料的依赖较轻，近代以前的轻工业发展也较少受到能源、材料的限制。明清江南的轻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此有莫大关系。不仅如此，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相较，明清江南轻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明清江南轻工业的发展比近代早期英国更为迅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有利地位表现在哪些方面。

（1）劳动力

正如本书第九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江南工业劳动力具有两大特点：数量大，素质高。这两大特点对于轻工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素。江南面积狭小，总面积不过4.3万平方公里。明清江南人口虽然增加相对缓慢，但人口基数大，加之地方小，因此地狭人稠，人口密度为当时世界之冠。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明末（1620年）为465人，清代中期（1850年）则高达837人。与此相较，英国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500年仅为13～15人，1701年也才达到30人。(103)其中人口最为稠密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700年也只有35人，直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才增至41人(104)，尚不及江南明末的9％或清代中期的5％。众多的人口，为江南工业提供了比英国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在劳动技能方面明清江南工业中的劳动者显然也比英国工业中的劳动者更强。(105)

江南工业劳动力的这两大特点对轻工业发展十分有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后一特点使江南的轻工业能够朝着追求较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如前所述，到了清代中期，由于华北、湖广、广东、四川、贵州等地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江南纺织品的国内市场从地域上来说明显收缩。华北等地的纺织业，因得地理之便，不仅接近原料来源和消费者，而且本地劳力与原料的价格也明显低于江南，但是因本地劳动力素质较低，产品工艺水平低于江南，所以高档产品市场仍为江南纺织品所垄断。江南纺织业的这种着眼于高附加值的发展路线，乃是明清中国乃至东亚的地区分工与地区专业化的产物。而生产附加值较高的轻工业产品，并不需要大量增加能源与材料投入。由于中国与东亚地区广大，因此走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使得江南轻工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除了提高普通产品的质量之外，发展奢侈品生产也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我们在本书中未对奢侈品生产的情况进行讨论，但奢侈品生产也是轻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特别在江南更是如此。奢侈品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高，便于长途运输，可以长期储存。同时奢侈品生产不仅同其他大多数轻工业生产一样是“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106)，而且比其他大多数轻工业生产更加依靠劳动者个人的技艺和智慧，所需生产资料则更少。因此在那些能源与原材料贫乏、但拥有大量素质较高的劳动人手的地方，奢侈品生产有颇为广大的发展空间。

早在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就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张瀚说：“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此处的江南、江北泛指长江以南和以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即本书中的江南］。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107)王士性也说：“姑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寸竹片石磨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108)徐宪卿则说：“苏郡之民游手游食者多，即有业，亦不过碾玉、点翠、织造、机绣等役。”(109)这些都反映了江南奢侈品生产的发达和在全国的地位。江南有众多的、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而江南的奢侈品在中国以及东亚有着广大的潜在市场。因此奢侈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轻工业的发展。(110)如前所述，奢侈品生产对能源和材料的依赖也很小，因此能源与材料的供应不足并不会制约其发展。

（2）原料与市场

轻工业虽然对能源和材料的依赖程度较低，但是对原料与市场的依赖却很重。只有在原料供给充分、产品市场广大的情况下，轻工业才能有较大发展。当轻工业快速发展时，往往出现本地需求增加缓慢、许多重要原料供给不足的情况。因此要迅速发展，必须依赖外部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的急遽扩大。在这两方面，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相比也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

明清江南轻工业生产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原料，是棉花、蚕丝、稻谷、大豆四种。在这些原料中，棉花和蚕丝江南自给有余，稻谷和大豆则依赖外地供应源。但是不论是以本地还是外地为来源地，江南轻工业都能得到充分的原料供应。

江南盛产棉花和蚕丝。正如在本书第七章中已经谈到的那样，明代后期江南尚需净输入相当数量的棉花，但是到了清代中期江南已经成为棉花的净输出地。按照徐新吾和范金民的估计，江南所产的棉花，除了满足本地纺织业所需之外，每年尚有50万担以上的棉花输往外地。(111)蚕丝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我的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每年输出生丝达3万担，清代中期更增至7.7万担。(112)换言之，本地原料生产充分保证本地纺织业之所需外还有很大的剩余，从而使得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在原料供应上有很大的余地。与此相较，英国最重要的轻工业原料——羊毛，在17世纪尚可自给有余，但到了17世纪末，进口取代了出口，1740年代初进口羊毛已达国产羊毛的3.5％。而从当时英国羊毛的主要海外来源来看，英国要增加羊毛进口已无多大余地，因此羊毛年进口量从1699—1701年的700万磅下降到1738—1740年的200万磅，以后继续下降，到1760年后有所回升，但直到19世纪初才达到800万磅。棉花和蚕丝的进口，由于来源地遥远，加上当时运输能力的局限，在1740年以前规模不大，而且增加也不快。棉花年进口量，1695—1704年仅有114万磅，1730—1739年也只有172万磅，到1740—1749年才突破200万磅。丝进口量，1695—1704年为52.5万磅，1730—1739年为64.5万磅，到1760—1769年才达到90万磅。(113)因此把英国与江南比较，后者纺织业原料的供应无疑更为充足。当然，明清江南食品工业的主要原料——稻谷和大豆日益严重地依赖外地供应源，而英国基本上能够自给。不过即使到了清代中期，从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江南要大量增加稻谷和大豆的输入，仍然是有保证的。因此相对而言，江南轻工业的原料供应比英国充足。

明清江南和近代早期英国最主要的轻工业产品都是纺织品，而且都大量输往外地。因此外地市场的大小，对于两地纺织业的发展至为关键。如前所述，江南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棉布。在明清时期，江南棉布的外地市场，虽然随着中国其他地区棉纺织业的兴起，在地域上有所收缩，但是仍然能够保住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和新兴的东北市场，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档棉布市场。从实际的容量来看，这些市场不仅占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大部分，而且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此外，江南棉布的海外市场也在迅速扩展之中。与此同时，江南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更为迅速。与此相较，近代早期英国毛织品外部市场的扩大明显迟缓，在1697—1739年间，年出口值从243万镑增加到311万镑，只增加了28％；棉织品年出口值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从1.6万镑降至1.5万镑；只有亚麻织品增加较快，年出口量从17.8万码增至86.4万码(114)，不过这些数量都不很大。因此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增加幅度来看，英国纺织品外部市场的扩大都很有限。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明清江南轻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比近代早期英国更多，因此江南轻工业能够发展得更快也是必然的。由于两地在轻、重工业的发展上各自具有特殊有利条件，无怪乎二者在工业发展方面“各行其是”，各走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了。英国走的是“煤铁主义”的道路，以矿物能源和材料的大量使用为基础，以重工业迅速发展为特色；而江南则走的是以节省能源和材料为特色的轻工业迅速发展的道路，表现在工业结构上就是“超轻结构”。

第三节　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江南工业的最佳组织形式

明清江南工业生产基本上是个人手工操作，很少使用机械，机器使用更几乎没有(115)；工业企业形式则一直是以独立经营的是中小作坊为主，较大规模的作坊（或者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在明清几百年中，似乎还有减少的趋势。因此手工操作与独立经营的中小作坊是明清江南工业的两大特点。在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这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按照流行的理论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大生产。这种大生产的实质是在同一资本支配下有较多的雇佣劳动者一同工作，同时以机械和机器的使用为基础。明清江南工业一向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最集中的领域。但恰恰是在明清江南工业的主要部门中缺乏这两大进步。大多数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矛盾，并把它们认做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导致缺乏这两大进步的原因，则被归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封建国家的压制、封建剥削的残酷、小生产方式的强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紧密、封建意识形态的僵化及其对创新能力的抑制，等等。然而，机械与机器的使用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缺乏这些条件，决不可能出现机器的普遍使用和企业规模的明显扩大。因此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能源、材料对明清江南工业中机械使用与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

一、机械与机器的使用

在早期工业化时代，机械与机器之用于生产，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而金培尔把机械与机器的使用称为“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116)。其实，这一点早在明代后期就已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江南人士敏锐地察觉到了。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中指出：“民生日用饮食宫室，种种利益，为人世所急需之物，无一不为诸器所致。如耕田求食，必用代耕等器；如水干田、干水田，必用恒升、龙尾、辘轳等器；如榨酒榨油，必用螺丝等器；如织裁衣服，必用机车、剪刀等器；如欲从远方运取衣食诸货物，必用舟车等器；如作宫室，所需金石土木诸物，必用起重、引重等器。”徐光启则指出：龙尾车“方之于龙骨之类，大略胜之”，“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窃计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财计可以倍足”(117)。但是机械与机器的使用，又取决于能源与材料条件。不具备必要的能源与材料条件，机械与机器即使发明出来，也不可能得到应用或广泛应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械和机器是否能够使用于工业生产中，关键是能源与材料条件。

机械和机器需要动力驱动，但是各种机械与机器对动力的要求各不相同。马克思对蒸汽动力出现以前的各种生产动力的优劣作了比较。他指出：人力太微，“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风力“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难以有效使用；只有畜力和水力比较适于作机械与机器的动力，因此只有具备了必要的水力、畜力条件，“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作为动力”(118)。可见，水力与畜力对于机械与机器的出现与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9)特别是水力，由于它具有比畜力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对机械与机器使用的意义尤为重要。(120)至于蒸汽动力，其优越性更是远在以往各种动力之上。因此蒸汽机的使用，强有力地促进了各种工作机的进步和广泛使用。

此外，材料对机械和机器（特别是后者）的制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木材等其他材料相比，铁（以及铜等贱金属）在物理与化学性质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恩格斯说，在人类以往用以制作劳动资料的各种材料中，铁是最重要的一种，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1)就机械与机器而言，铁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较早时代出现的机械和机器都主要仍然以木材为主要制作材料，铁仅用作个别关键部件。木材由于自身物理与化学性质的局限，无法用来制作结构较为复杂和精密、工作能力较为强大的机器。在许多时候，用木材制作的机械和机器甚至还不如简单的手工工具有效。因此越来越多地使用铁来制造工具，是工具改进与变革的必然趋势。即使机械和机器构造没有重大改进，用铁（及其他金属）制部件取代木制部件，其效能也会大大提高。至于复杂而高效的机器，更是只能用铁（及其他金属）来制作。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迪安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的两大特征是：（1）非畜力（更无论人力了——引者）驱动的机器的使用；（2）旧的原材料由新的更有效的原材料取代。(122)由于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产物，所以这两大变革也有相当长的前史。

中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在机械和机器的使用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进展。各种水力推动机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并得到广泛使用，以致被卡鲁斯威尔逊称为“发生于13世纪的真正的工业革命”(123)。如前所述，这些机器之所以能够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根本条件之一就是英国拥有能够推动这些机器的水力。此外英国畜力资源也十分丰富，为畜力机械的使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近代早期英国工业中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作为动力，这是机器使用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即使是使用1720年代制造的十分简陋的纽康门蒸汽机，每部机器每年也要燃烧价值1000英镑的煤。(124)此外，英国冶金工业在16—17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所生产的针、钉、刀、锚、轮、炉膛以及精梳机、梳毛机等上千种铁器，数量都有重大增长，从而摆脱了对荷兰的依赖。其他铁制生产工具和工具零部件，如矿井抽水机械、制盐、制矾、制皂、制糖、染色等行业中用的铁淘盘、铁锅、铁缸瓮，建筑业中用的铁栓、铁门、铁锁，造船业中用的铁铰链、铁线等，产量也有迅速的增加。(125)也正是因为有充足的铁供应，制造蒸汽机才成为可能。一部1720年的纽康门蒸汽机，汽锅容积达450立方英尺，汽缸直径2.5英尺，高9英尺，体积相当可观。(126)制造一部这样的机器，所需铁也颇不少。

因此，近代早期英国在机械和机器使用方面的巨大进步，乃是以其特殊的能源和材料条件为前提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能源与材料条件下，蒸汽机才得以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蒸汽机可以说也正是这种能源与材料革命的产物。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蒸汽机的基本制造原理与工艺并未超出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知识与技能的范围。事实上，早在公元1世纪末，著名的希腊发明家、埃及亚力山大城人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简单的蒸汽机。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其设计的蒸汽机复制出来，这种蒸汽机每分钟转数高达1500转以上。(127)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广泛重视。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人士不断地研究蒸汽机的改进问题。(128)然而只有在英国，才制成并使用了在生产上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而这与英国在煤铁生产上的领先地位是分不开的。

明清江南工业中极少使用机械和机器。其原因并不是江南缺乏制造和使用机械和机器的技术知识。事实上，就工业革命以前工业中最常用的机械和机器而言，江南科技专家所掌握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不在当时欧洲科技专家之下。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元代中国发明的水转大纺车和唐代发明的明轮船。

水转大纺车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由动力系统（水轮）、传动系统（皮带与齿轮）和工作系统（纺纱机）组成，已具备了近代机器的基本特征，因此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机器。从工艺水平来看，这种机器已近于英国18世纪前期的亚麻纺纱机，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力捻丝机、亚麻纺纱机和成为工业革命标志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都与它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水转大纺车代表了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发明出来前世界纺织工具史上最伟大的技术成就。(129)

水转大纺车主要适于纺麻（苎），同时也可捻丝。在作出一些并不十分困难的改进之后，还可用于纺棉。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谈到，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两道工序在生产效率上已出现明显的不平衡。改进大纺车，使之适于纺棉，然后用到生产上，正是解决纺、织矛盾的好办法。由于这种机器生产效率很高，一旦用于生产，又将造成纺与轧棉、织布等工序之间在生产效率上新的和更大的不平衡，从而推动各个工序采用机器生产。(130)可是由于缺乏推动水轮的水力，大纺车自然也无法在江南运转。(131)此外，大纺车也因材料问题而难以得到改进。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机器，其中有各种不同的齿轮、转轴、传动轮与传动杆等部件。如果用木材制作这些部件，不仅无法保证精确度，又易于损坏，而且由于运转中阻力太大，从而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正如徐光启评论水转翻车时所说：由于这些机械都为木质，因此“水势太猛，龙骨板一受龃龉，即决裂不堪，与今风水车同病”；“［风车、水车］不劳人力自转矣”，但“枝节一蓌，全车悉败焉”(132)。因此要使机器有效工作，就必须易之以金属部件。(133)特别是在像大纺车那样比较复杂的大型机器中，更是只有大量使用金属部件，方可使之真正成为高效耐用的机器。然而金属在江南十分紧缺，因此即使有水力，大纺车也会因缺乏必要的金属部件而不能得到改进，从而难以广泛使用。

金属匮缺对明轮船的改进与使用也具有同样的影响。这种以明轮为推进器的船只，是近代轮船的前身，其发明与使用在造船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欧洲，虽然罗马时代就已设计出了最早的明轮船，但其真正使用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事。到了19世纪，采用蒸汽作动力后，明轮船便发展为近代的轮船了。在中国，早在唐代，江南就已有关于把这种船只用做战舰的明确记载。到了宋代，用做兵船的大型的明轮船已长达200～300英尺，可载700～800人，靠20多个明轮推进。此后，制造明轮船的技术一直没有被江南工匠忘却，所以他们到19世纪中期还能制造这种船只。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海船——以蒸汽为动力的明轮船作为拖船。但他们发现中国方面也拥有人力推动的明轮船，并对中国人迅速地借鉴了自己的设计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上这种明轮船与英国并无关系。(134)然而，中国明轮船的关键设置——明轮的转轴和传动齿轮一直是木质。这大大削弱了这种船只的优越性，从而使得这种先进的船只难以被普遍使用。因此，由于能源与材料的限制，上述这些伟大技术成果未能对明清江南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纺织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畜力机械方面。元代发明的以齿轮装置为基础的畜力水车（牛转水车），在明清江南的松江、江阴等地曾得到使用。这种机械如果稍作改变，即可用于碾米、磨面等工作，比当时普遍使用的碾磨更为先进。可是要有效使用这种机械，又必须以金属齿轮代替木制齿轮，而这在江南又是难以做到的。

甚至是人力操作的机械和机器的使用，也受到金属材料短缺的严重制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铜活字版的命运。在明代前中期，尤其是成、弘、正、嘉时期，江南民间使用铜活字版印书已相当普遍，可是自万历以后这种现象逐渐减少(135)，入清以后更为罕见。铜活字版数量日稀，价格日昂，逐渐成为一种富室珍藏的古玩。嘉庆时，上元县人武攀凤“尝得铜铸活字版一副，甚精。某制军闻之，欲假之印书，不允。固求之，索重值三千两”(136)。其贵重如此，当然不可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而导致铜活字版稀少的原因，又是铜、锡、铅等金属的紧缺，使得原有的铜活字版多被销毁以供他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藏工，贮之武英殿。至乾隆初年，值京师钱贵，遂毁此铜供铸。”(137)皇家铜活字版命运尚且如此，民间情况更可想而知。

铁与有色金属的紧缺对工具改进的消极影响，也表现在对外来先进技术的吸收上。明清时期从西欧传入了一些关于工具制作的科技知识，这些知识对于补充和改进我国传统的工具制作技术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受到王征、徐光启、方以智等人的高度重视。王征把当时传入的西欧工具制作知识中“最切要者”、“最精妙者”和“最简便者”，编译选录成《远西奇器图说》一书。此书把西欧常用的机械与工具分解为6类基本构件。在这6类基本构件中，藤线器类和圆轮类中的飞轮是中国传统机械与工具制作的薄弱环节。补充这些方面的知识，将大大促进中国工具制作的进步。王征指出：藤线器类（又名螺丝转），“其用最广，其能力又最大”，可广泛应用于水利、起重、压榨、印刷、安装等方面的机械设备，效果比中国传统工具好得多。飞轮“受力而又以己之重能加其力者也”，作用更为重要。保罗·芒图指出：飞轮由于有很大的推动力和均匀的速度，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运用具有重大意义。(138)马克思更高度评价了17世纪出现的关于飞轮的理论与运用，指出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39)。但是藤线器类和飞轮都须以铁或铜制造。因此能否吸收这些知识并用之于工具改进，关键在于有无充足而廉价的铁、铜等金属，而不在于中国当时的工艺水平。(140)

王征、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还具体地介绍了一些西欧传来的机械的构造与效用。但王征《远西奇器图说》中介绍的各种机械，“大都用木、用铜、用铁居多”，普遍安装有铁转轴、铁曲拐、铁柁、铁环、铁叉、铁桩、铁窠臼、铁钻、铁天平以及铜管、铅柁等金属零部件。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九泰西水法所介绍的各种汲水机械，也使用了金属齿轮、铁枢、铁环、铁管、铁山口、铜锡筒、铜壶、铜锡盘、铜钻、铜铁足等金属元件，有的机械更全部或大部以铁或铜、锡制成。在此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龙尾车。自明末以来，江南科技专家和有识之士不断号召使用龙尾车。徐光启倡导于前，纳兰性德、戴震、齐彦槐等鼓吹于后，江南人士黄履庄、沈狎鸥、徐学俊、梦树齐等不断研制改进，江南封疆大吏林则徐、陶澍等赞助推行。(141)虽然明清人士都承认龙尾车的工作效率高(142)，清代中期江南也成功地仿制出了龙尾车并受到官方的鼓励与支持(143)，可是由于有较多的金属部件，龙尾车造价甚高(144)，因此也无法进入实用(145)。恰如王征后人王介所说：“余先端节图奇器，虹吸鹤引神斤造。少贱无赀今奔走，镂版楼头空留宝。”(146)由于缺乏充足的金属材料，这些早期的技术引进并未对实际生产发挥任何作用。

可见，由于缺乏必要的能源、材料等物质条件，明清江南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像15世纪以来的英国那样出现一个机械和机器逐渐普遍使用的浪潮。过去学界常常将此归咎于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科举制度及相关的教育体系对科学精神的压制，但如本书第九章所分析的那样，明清江南并不乏具有技术创新精神之人，对外来的技术知识也并未采取抵制或排斥的态度。当时中国自己的和从外国传入的技术知识也相当丰富，可以对机械和机器的发明与仿制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江南之所以未能将这些知识用于工业生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能源、材料方面的问题。蒸汽机在江南的命运，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江南并未发明出蒸汽机，但与蒸汽机有关的许多关键技术（特别是活塞、阀门、皮带传动等技术），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更早，因此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甚至认为早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中国就发明了蒸汽机的基本装置，只不过没有曲轴传动结构，而且是靠水力推动。他们进而指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对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作出了贡献，因此欧洲人的这些设计都是从中国人的发明派生出来的。(147)活塞、阀门、皮带传动等技术在王祯《农书》中有详细的总结，江南科技人士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近代蒸汽机技术知识从欧洲传入后，迅速掌握之并非难事。同治元年（1862），江南科技专家徐寿与华蘅芳在安庆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部蒸汽机，而且已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148)可是这种机器也未能使用于生产，主要原因即在于当时江南煤铁的紧缺。洋务运动中在上海开办的江南制造局，虽“购有炼钢机器”，但“因其地不产煤铁”，“炼钢所用之生铁、煤石等件，尚向外洋购买”，而“采买制炼，所费不赀，以致开炉日少”(149)。在此情况下，蒸汽机的制造和使用当然是很困难的。因此在这种先进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主要的障碍是煤、铁匮缺，而不是缺少技术知识或者创新精神。

由上可见，能源与材料方面的限制，确实对明清江南工业生产中机械和机器的使用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并严重制约了机械和机器的发明与改进。同时，机械和机器使用的有限，还造成对机械和机器需求的微弱，从而抑制了机械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使之不能批量生产而降低成本。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江南工业中机械和机器的使用越发困难。

二、企业规模变化

在明清江南工业中，绝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而且在经营上独立自主，可以说明清江南工业是一个小作坊的海洋。这个现象令持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学者十分头痛。按照他们的观点，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应的企业形式，应当是手工工场。而手工工场与小手工作坊之间的最大不同，首先在于前者的生产规模较大。因此工场手工业取代个体手工业，实际上就是企业规模的扩大。然而企业规模的大小，并非只是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结合。下面，我们以动力和建材为例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制约企业规模扩大的。

1．动力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的规模首先决定于其生产设备规模的结构，而后者主要又依赖于主导生产设备的生产能力。(150)因此使用生产能力较高的主导生产设备，是小手工作坊向手工工场转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经济史上，水力机械与机器就作为手工工场的主导生产设备而对工场手工业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思引用亚德格雷夫的话说：“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设置水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151)。因此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工业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

水力、畜力机械与机器工作效率远远超过人力工具，早已为明清人所熟知。袁黄、徐光启都早已指出了这一点。(152)宋应星说得更为明确：水碓舂谷，“省人力十倍”；水磨磨面，工效20～40倍于人工；水转筒车车水，工效20倍于人力车水。(153)至于水转大纺车，工效更为惊人，为手工纺麻工效的数百倍(154)；畜力机械的工效比水力机械低，但也比人力工具高得多。以牛为例，用牛碾米，1牛可当5人；磨面1牛可当6～13人；榨油则1牛可敌10人。(155)牛力车水，工效2倍于人工(156)；牛曳石滚脱粒，则“视人手击取者省力三倍”(157)。很明显，这些工效较高的机械与机器如果进入生产，成为生产单位中的主导生产设备，必然会推动企业规模的扩大。典型的例子见于榨油业。在传统的油坊中，主导生产设备是油碾，因而油碾的生产能力对油坊的规模起着决定作用。我于1985年冬到桐乡县石门、屠甸两镇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10—1。

表10—1　桐乡油坊生产规模

［1］、［2］系石门镇原油坊主毛乐庐所述。

［3］油碾碾槽直径系我据屠甸镇南车油坊遗物实测后计算得出；用牛数及油车数系该镇原油坊主李锦春所述。

［4］系李锦春据其所经营的仁和油坊情况所述。该油坊在1940年代已改用电机转动油碾，用牛数系李锦春据从前一般情况估计。我认为此数可能偏低，因为据毛乐庐说：石门镇的沈氏聚和油坊（实际上是两所油坊），有油碾2台，各种油车25部（菜油18、桕油2、豆油6），工人（包括牧童）百余人，用牛30余头，平均每所油坊有油碾1、油车13、工人50余、用牛15～16头，与李所估数出入颇大。

由上表可见，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就越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越佳。然而油碾扩大意味着用牛数的增加。转碾之牛要用强健有力之牛，终年皆需喂料，冬季还要喂黄酒。(158)若以道光时松江有关价格计，则购一健牛需钱40千文，饲料费年需27千文（全年喂料）。如牛役限以10年计，则牛价每年摊合4千文，加上饲料费27千文，共31千文。按当时松江米价及农忙雇工工资数计(159)，则一牛一年役使费用，可购米7.75石，够两个半人吃一年，或相当于农忙雇工155人日工资之总合。代价如许之大，足以使任何一个小油坊主在考虑扩大其油坊规模时思之再三。明清江南工业企业规模一直不见扩大，罕有大型工场，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2．建材

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时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60)由此可见，如果撇开其资本主义性质不谈，近代早期欧洲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实际上主要就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个较大的劳动场所同时工作。扩大企业规模需要较大的劳动场所，因此劳动场所也就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马克思进而指出：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在劳动工具与劳动方式上与个体手工业并无多大差别，这时的手工工场不过是手工作坊的扩大，其主要优越性在于集中使用生产资料而产生的节约。“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厂房、仓库，供许多人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其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工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161)。

由于初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场所在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克思举厂房为例说：“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的劳动要少”(162)。然而，如果建造1座能容纳20人的大作坊并不比建造10座各能容纳2人的小作坊花费少，相反倒是花费更多，那么把较多的工人集中到同一场所工作，在经济上就不合算了。对企业主来说，建立手工工场就不如让分散的小手工业者独立进行生产、然后直接收购或通过包买方式获得产品更为有利，因为让小手工业者或工人在家里生产，可以把建造工作场所的费用转嫁到他们头上，使企业主得以节省这笔巨大的投资。因此，如果扩大劳动场所的费用过高，手工工场在经济上的一个主要优越性就会大大降低。

近代早期英国建材工业发展迅速，情况已见前述。除了砖瓦石灰等建材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外，迅速发展的冶金业也为建筑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属建筑部件（如铁梁、铁芯、铁锭、铁线、铁拴、铁铰链、铁门栅乃至铁钉等，此外还有铅皮屋顶等），同时木材供应也不断增加。因此建造大型房舍不仅在经济上可行，而且在工艺上也能够日益改进，满足各种工业企业对劳动场所的特殊要求。

明清江南的情况与英国大不相同。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谈到，江南建材工业虽然有相当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对建材需求的增加，结果是江南出产的砖瓦石料价格十分昂贵，民间只好尽量少用。宋应星对此已说得很清楚：只有“民人饶富家，不惜工费”，才能用长方形的眠砖砌墙“直垒而上”，其余“民居算计者，则一眠［砖］之上，施侧砖一路，填土砾其中以实之，盖省啬之义也”(163)。不仅在农村与市镇“凿坯为门，编茅盖屋，所在皆是”(164)，就是在大城市，砖瓦石料使用也不多。例如杭州民宅，自南宋以来，一直是“板壁居多，砖垣特少”(165)，“人家房屋，只要门面好看，里边只用芦苇隔断，涂些烂泥，刷些灰白水，就当做妆折”(166)。到了清代依然如是，“计一室所用，其为砖埴之工者，止瓦梭数片耳”(167)。江南其他城市的情况亦相差不多。(168)

然而对于江南来说，不仅砖瓦石料价昂，就是木材也不便宜。由于江南木材依赖于输入，随着江南对运费高昂的远地木材的依赖越来越加深，江南木价日益上涨，使得江南民间得木日益不易。早在正德时代江阴民间建房即以栋梁材为难得，故“作室构架不用长材通贯而零星凑合之……（原注：立屋全赖墙壁，殊不在□［原缺一字］柱，贫家柱大不如椽，仅同中竹），故屋最易圮，而修缮之费多”(169)。杭州直至康熙时，仍是“远市之居，除缙绅豪室外，不论房屋单舍，木材俱细弱不堪，江东之椽，可以为柱”(170)。民舍多“用木□［缺一字］而编竹夹以墁之”(171)，作为墙壁。因此之故，江南房舍建筑不得不因陋就简。据18世纪耶稣会士的目击，当时南京居民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房舍仅有一层［即平房］，而不像巴黎那样有五六层。住家都没有客厅，没有夫妻专用的卧室，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马厩，没有附属建筑物，也没有园子。一家人就住在一个长宽各10～12尺的房间内。房间里端有一个高约2尺，长5～6尺的平台［即火炕］，整个都由窗扉组成，父母、兄弟、姊妹全都睡在上面。这也是做饭的地方，因为平台前有一烧煤的炉灶。冬季则用此炉灶燃火，有管道在平台之下，热气通过管道，借此取暖。四面都是这样的住家，中间有一小天井。因此你可以判断：虽然没有多层建筑，中国的城市是否人口稠密”(172)。当然，这位传教士所描绘的，应当是南京城内一般平民的居住条件，富豪之家绝非如此。又，据现存的清代江南城市画卷（如徐扬《盛世滋生图》等），江南大城市商业区也颇多两层建筑（一楼一底之楼房）。此外，一些史料表明：在清代江南一些砖瓦生产发达的地方，民居建筑并非如此。(173)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江南城市居民的住房，以当时一些西欧城市的标准来看并不很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江南建筑材料的紧缺。

对于生产用房，建材与木材短缺的影响更为严重。要建造可容多人工作的厂房或贮藏大量物资的仓库，没有大量砖瓦、石灰、石料以及长梁大柱和大量椽、板肯定是不行的。例如《熬波图》“起盖灶舍”就说盐场建造灶舍，原则是“屋在壮而不在丽，故檐楹垂地，梁柱椽桷，俱用巨木”。这样的灶舍，方可保证盐灶生产“自春至冬，照依三则火伏煎烧，晨昏不住”。这一原则，对其他工场亦然。然而，由于明清江南建材、木材紧缺，因此大型房屋造价十分昂贵。下面就是一些碑刻资料中记载的清代苏州大型房舍的价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房价的昂贵。

（1）自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苏州的潮州会馆在城内二图、五图买房屋（作祭产）共计17次，大致情况如下（表10—2）：

表10—2　清代前朝苏州的潮州会馆购买房产情况

购买年代 | 房屋规模 | 价银（两）
门面（间） | 地基（进）
康熙四十七年 | 3 | 6 | 4850
康熙五十一年 | 1 | 3 | 247
康熙五十六年 | 1 | 3 | 247
雍正元年 | 2 | 2 | 280
乾隆七年 | 1 | 2 | 600
乾隆八年 | 1 | 5 | 1600
乾隆八年 | 1 | 2 | 500
乾隆十二年 | 1 | 3 | 800
乾隆十二年 | 1 | 2 | 270
乾隆十四年 | 2 | 13 | 9200
乾隆十九年 | 1 | 11 | 7200
乾隆二十二年 | ——［1］ | 2 | 450
乾隆二十六年 | 1 | 2 | 540
乾隆二十八年 | 1 | 楼房15间 | 1010
乾隆三十年 | ——［2］ | 平房3间 | 160
乾隆三十一年 | 1 | 2 | 460
乾隆四十一年 | 2 | 2 | 1250

［1］由后门出入。

［2］由卖盐店出入。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六年《潮州会馆碑记》，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40～345页。

由上表可见，除乾隆二十八、三十年两次所买房屋外，平均每所房屋有门面1.3间，前后地基4进，平均价银为1900两。

（2）雍正三年，苏州的广东商人兴建岭南会馆，“购地鸠工，量地阔四丈五尺，深五丈五尺”(174)，耗资710两银。

（3）乾隆三十七年，杭州旅苏人士在苏州关东北桃花坞，购得房屋一所作钱江会馆，“凡为楹者计一百三十有奇”，“以白金七千二百两易之”(175)。

（4）道光二年，东越会馆在苏州十一都三十四图三腊湾买下房屋一所，计34间，又披厢6间，备弄2条，亭子1座，价银1500两。(176)

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到，清代苏州房价很贵，大型房屋尤甚。当然房价昂贵还有地价等因素，但建筑材料价格高肯定是主要的原因（像上面（3）、（4）两例在城郊，地价比城内低，但房价亦高得惊人）。

大型房屋价格昂贵，对需要众多劳动者共同工作的手工工场的发展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在《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吴江县震泽镇上的织工施复（施润泽）捡到六两银子就可添一部机，以两部机经营数年又可“增上三四张机”。有了这五六部机后，“欲要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急欲扩大劳动场所，但仍买不起较大房舍，只能乘人之急，拾便宜买下邻家的两间小房作为厂房。直到又发了一笔千余金的横财，并省吃俭用，昼夜经营了近10年，“长了数千金家事”之后，方有财力购买一所大房舍，开办起一个有三四十部机的手工工场。此虽小说家之言，但也并非无稽之谈，它反映出在明代江南丝织业手工作坊向手工工场转化的过程中，扩大劳动场所的费用，远远超过增置生产工具的费用。扩大劳动场所费用的高昂，不仅阻止了绝大多数小手工作坊主向手工工场转化，而且也使得经营手工业的地主和商人在此费用之前却步。明清江南工业企业规模难以扩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当时建材供不应求，不能为劳动场所的扩大提供必需的条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其他原因

明清江南工业企业规模小，除了上述能源和材料的限制外，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明清江南工业中轻工业占绝对优势，而轻工业本身又具有较强的个体性，因此适应这一特点的中小作坊成为江南工业企业的主要形式，乃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英国情况也大体如此。如前所述，一个企业的规模主要地决定于主导生产设备的生产能力，而在蒸汽机普遍使用之前，以水力为动力的机器是生产能力最高的生产设备。以此作为企业的主导生产设备，企业规模就可能扩大。但水力并非随处可用，因此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中，以水力为动力的手工工场并非普遍存在的企业形式。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指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面世时，虽然“一座典型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个工人”，但是“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对固定资本的忽略以及他从来未真正放弃的老生常谈，即农业而非制造业，才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177)。马克思虽然认为在英国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工场手工业只是一种“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178)。由于在轻工业中生产的个体性比重工业中更强，上述情况在轻工业中也更显著。如果没有一种比人力更强的动力驱动的主导生产设备，在轻工业中扩大企业规模就不见得很经济。因此在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部门的棉纺织业中，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作坊一直是主要的企业形式。到1810年代初，英国棉纺织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革命性变革，在净产值上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但直至此时，家庭作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纺纱和轧花已经机械化了，但织布基本上仍由家庭手工业承担，所用技术与上个世纪相差无几。1811年英国纺纱工厂的职工总数已达约10万人之多，但在家庭织机上工作的织工及其助手却有25万人。(179)因此小作坊成为明清江南工业的主要企业形式并不足为怪。

其次，江南的人力资源的特点对小企业之成为江南工业的主要企业形式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看到了江南人口的稠密，认为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造成劳动力过分便宜，妨碍了节省劳动的机械和机器的使用，从而使得工业企业难以扩大。但是这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解释。事实上，人口变化与机器使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绝非如上面这种说法那样简单。迪安与科尔就早已指出18世纪前半期英国劳动力的紧缺并未刺激节省劳动的机器的发明。(180)而工业革命期间与机械、机器大量使用相并的，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在本书第九章里，我们也已证实明清江南并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相反在工业中还常常出现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不得不从外地输入劳工。因此用上述理由来解释江南工业企业规模未有扩大的现象是说不通的。江南人力资源的特点对工业企业形式的重大影响，应当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在本书第九章中我们已经指出：明清江南人力资源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劳动力素质较高。工业中的劳动者普遍受过一定程度的培训和教育，不仅具有较高的劳动技艺，而且具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商业知识。这些能力和知识，使得他们能够独立地经营一个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企业组织对他们的生产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与此相较，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劳动者却大多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当他们从事生产时，或者是依赖强有力的行会来组织管理其生产活动，或者是在手工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从事单一的劳动。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在十八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他还引用弗格森的话说：“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181)。江南和英国两地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的这种巨大差别，对两地工业的企业形式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企业无法使用非人力推动的机械和机器为生产的主导设备、建造大型劳动场所费用又太高的时候，变小作坊为手工工场并不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因此在机器使用和厂房建造因能源与材料革命而使其变得廉价以前，小作坊依然具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这时如果工人具有较强的独立经营能力，那么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进行集体生产，倒不如让他们自己独立进行生产更有利于他们生产能力的发挥，就像1979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显示出来的情况那样。无论工场手工业具有多少优越性，我们都应当牢记：这种企业中的劳作，“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182)。同时，还取决于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而在工人具有较强的独立经营能力的条件下，他们在自己的小作坊中为自己进行生产时，其积极性无疑比在手工工场中出卖劳力、在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劳动时的积极性更高。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小作坊正是符合明清江南人力资源特点的一种非常合理的企业形式。

由于能源和材料的限制，江南工业发展只能走一条节能省材型的发展道路。同时由于江南在轻工业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上所具有的优势，江南轻工业独大的发展也是必然的。这一切，再加上江南人力资源的特点，使得依靠较高劳动技艺和较强独立经营能力的手工小作坊成为江南工业的主要企业形式。因此把节能省材型的发展作为明清江南工业的根本特征，应当说是道中了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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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131、157～160页（迪安执笔）。

(2)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2、82.

(3)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136-137.

(4) 其中有一部分是城镇手工业者。

(5)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7.

(6) 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11页。

(7)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163.

(8) 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144页（迪安执笔）。

(9) 大约在52万～68万磅之间（大约合470～610担）。

(10)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53.

(11) 依照吴承明和范金民的估计，扩大了38倍（价值），或者9～25倍（匹数）。参见本书第二章。

(12)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53、61.

(13)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53、185.

(14) 每磅以0.9斤（或0.09担）计。

(15) 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

(16)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58.

(17) 参见上书，61页。

(18)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221、312～315、318页；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69。

(19)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51～163页；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102～10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9页。

(21)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12、169-171、205.

(22) 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8.

(23)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86-187、191.

(24)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72.

(25)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324页。

(26)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73.

(27)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325页。

(28) 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18、32页。

(29) 石为容量，一般按20苏石（官石）合1吨计（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655页）。明代沙船每艘吨位以1000石计，合50吨；总数1000艘左右，总吨位合5万吨。道光时沙船每艘吨位以关东石1000石计，即2500苏石，合125吨。江南本地有沙船3000艘，总计吨位37.5万吨。

(30) 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31) 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

(32)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卷一，《海运南漕议》。

(33) 谢占壬：《海运提要》“行船提要”，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34) 《大学衍义补》卷三，漕挽之宜下。丘氏并言：“臣家属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必为尖底。”

(35) 运煤船总吨位超过其他所有商船吨位的总和。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240.

(36)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325页。

(37) 参见杨槱等：《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

(38) 赵翼对中国船和西洋船作了比较，指出：“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而其帆尤异。桅竿高数十丈，大十余抱，一桅之费数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国之帆上下同阔，西洋帆则上阔下窄，如折扇展开之状，远而望之几如垂天之云，盖阔处几及百丈云。中国之帆曳而上，只一大着力，其旁每幅一小，不过揽之使受风而已。西洋帆则每皆着力，一帆无虑千百，纷如乱麻，番人一一有绪，略不紊。又能以逆风作顺风，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而前，转为顺风矣，其奇巧非町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赵翼：《簷曝杂记》卷四）

(39) 参见星野芳郎：《技术革新的根本问题》，50页。

(40)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h Coal Industry，pp．187、222.

(41) 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206页。

(42) 参见库佩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28页。

(43) 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1页。

(44) 参见上书，321页。

(45)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94.

(46)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5、221.

(47)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71．应当强调的是：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半个世纪的1805年，英国钢铁工业的年净产值也仅与棉工业相同而略低于毛工业（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223）。因此18世纪前期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

(48)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94.

(49) 参见上书，194页。

(50)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56.

(51) 参见上书，57、58页。

(52)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ny，p．194.

(53) 同上书，171页。

(54) 仅包括英格兰与威尔士。See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6-69．人口系1701年数。

(55) 参见J．Gimpell：《中世の産業革命》，59～6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3～414页。

(57) 参见J．Gimpell：《中世の産業革命》，12、13、18页。

(58)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14、219、221、312～315页。

(59) See E．M．Carus-Wilson，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4页。

(61) 有意思的是，阿克莱的纺纱机最初是以马力为动力的。参见E．R．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12页。

(62)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51、253页。

(63) 参见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102～104页。

(64) 参见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据19～20页表1煤产量，减去84页表8相应年份的煤出口量而得文中数字。

(65) 参见上书，83页。据刘再兴：《中国工业布局学》，307页，1吨煤热量相当于2立方米木材。

(66)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222.

(67) 参见上书，193、204、205、208、210、211～214、220页。

(68) 1570年代英国德洛依图里奇（Droiturich）地方煮井盐1吨，平均用木柴4马车左右（折煤1.76吨），燃耗比例为1∶1.76。而从浓缩后的海水里得盐1吨所用燃料还更多于此（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93）。江南盐田得盐1吨，须煮干卤水4～10吨，所用燃料也不少，恐与英国用海水煮盐的燃耗相去不远。因此用1∶1.76的燃耗比例来推算，应当不会高估。

(69)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86-187.

(70)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见《武林掌故丛编》。

(71) 参见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与运输》。

(72) 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p．236.

(73) 英国的人口数，据G．尼科尔斯估计，1600年约为500万，1625年约为550万（均仅包括英格兰与威尔士）；而据迪安与科尔等人的估计，直至1701年，英国人口方达到686万（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参见J．库佩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13页；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6.

(74) 钢铁产量据《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8页数字。人口以4.5亿计。

(75)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51.1吨条铁的含铁约相当于1.84吨生铁（参见同书，222页）。

(76) 但与此同时，英国也有少量生铁输出，因此实际人均消费量略低于此数。

(77)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94.

(78)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56、59.

(79)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80)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227.

(81) 当时的水力机械，最主要的用途是在矿冶业中进行鼓风、抽水、锻造等工作。

(82) 参见孙敬之：《华东经济地理》，53、54、110、131页。

(83) 参见孙敬之：《华东经济地理》，53、54、110、131页。

(84)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五三，江宁府部山川考一；同书卷六五四，江宁府部山川考二。

(85)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三，物产引《醉里耳余录》。

(86) 英国1611年产生铁约1.2万吨，1720年前后约产2.5万吨。在18世纪末欧洲生产1吨铸铁大约需要6吨煤（参见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74页）。

(87) 英国制铁业年产量及耗煤量以1720年数字（分别为2.5万吨和15万吨）计，人口以1701年数字（686万）计。

(88) 例如，按照前引乾隆三十三年松江府官府采购价格（每斤煤价3.4分银），1850年江南如果要购买78万吨煤，就要支付合5300万两银。

(89)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179.

(90)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50～151页。

(91) 克拉藩指出英国在1500年以前即已有木材输入（参见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36页）。应即从瑞典等国输入。

(92)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58.

(93) 例如，在第六章里我们已谈到：康熙十六年松江府奉命造大沙船15只，即已弄得阖府官私鸡犬不宁（参见姚廷遴：《历年记》）。其原因是当时正值海禁和三藩之乱，福建和西南的木材输出陷于停顿。而清代江南建造战船，木材一直依靠福建提供（参见顺治十七年胡文学题本《为民力已尽力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道光《厦门志》卷五，商船）。事实上，明初所造的大宝船，木材即来自川、滇、黔与湖广（参见寺田隆信：《鄭和——中国とイスラム世界を結んた航海者》，186页）。因此江南造船所需木材，自明初以来一直仰赖川、滇、黔、湘、闽诸省。

(94) 参见寺田隆信：《鄭和——中国とイスラム世界を結んた航海者》，186页。

(95) 参见《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96)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卷一，《海运南漕议》。

(97) 《见闻续笔》卷二。

(98) 道光时，福建船每吨造价比华侨在越南与暹罗的造船价钱高出81％和101％，比华侨在加里曼丹的造船价钱更高得多。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21页。

(99) 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65页。

(100) 这些木材包括用做船体的楠木单板439丈与杉木单板61丈，用做桅杆、橹等的木头24根，用做专修的杉木单板34丈（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七）。

(101) 参见《龙江船厂志》卷七。

(102)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163.

(103) 英国（大不列颠岛）面积22.98万平方公里（参见N．E．拉比诺维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1页）。1500年时人口仅有300万～350万（据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110页数字计算。其中苏格兰人口系15世纪数字）；1701年也才达到687万（据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6页表2数字统计）。

(104) 据W．Bowden，M．Karpovich & A．P．Ush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3页中有关数字换算。

(105) 一个例证就是本书第二章中已提到的情况：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103页），而且在价格上也具有明显优势，乃至在英国本土市场上也畅销无碍。

(1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63页。

(107) 《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108) 《广志绎》卷二，南都。

(109) 徐宪卿：《条奏被灾疏》，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百零三，农政部。

(110) 奢侈品生产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也可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和以后很久，奢侈品生产在法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111) 参见徐新吾：《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在内外销市场变化中的概况与特点》；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72页。

(112)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07、115页。

(113)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51、68-69.

(114) 参见上书，59页。

(115) 按照一般的定义，机械是“利用力学原理组成的各种装置。杠杆、滑轮、机器以及枪炮等都是机械”，而机器则是“由零部件组装成，能运转、能变换能量或产生有用的功的装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628页）。

(116) J．Gimpell：《中世の產業革命》，2页。

(117) 《农政全书》卷十七，水利。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3、414、412页。

(119) 人力作为机械与机器动力不仅不理想，而且不划算。道光十六年江南造出大型龙尾车，因“全资人力”，故“率归废弃焉”。参见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六。

(120) 金培尔说：“水能在中世纪的重要性，不下于石油在今天的重要性”，因为“水力机械的运用是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J．Gimpell：《中世の產業革命》，2页）。

(1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63页。

(122) 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131页（迪安执笔）。

(123) E．M．Carus-Wilson，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enary。

(124)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53页。

(125)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p．169-171.

(126)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53页。

(127) 参见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144页。

(128) 参见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102～104页。

(129) 参见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兼论明清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130) 参见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兼论明清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131) 王祯说大纺车也可以畜力或人力为动力，可是我们仔细分析，认为这是不太现实的，而且也未见到实例。参见同上文。

(132) 《农政全书》卷十七、卷十九，水利。

(133) 这一点，江南人士早在元代就已切实感觉到了，因此他们在盐场的运输车辆上用金属转轴代替木质转轴，以克服上述缺点。《熬波图》“塌车车”及“车运柴”说：“管：车轮轴头处，每辆用生铁铸成铁管四个，穿套在车机内，笼轴其中，庶耐转轴，名曰团穿。”装上了“团穿”的车，因“轮轴团转，易于牵图”。

(134) 参见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95～96页。

(135) 参见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龙江梦余录》卷三十一；《云自在龛随笔》；《金台纪闻》卷下；《书林清话》卷八；等等。

(136) 甘熙：《白下琐言》卷九。

(137) 赵慎珍：《榆巢杂识》卷下。

(138) 参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47页。

(1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4页。

(140) 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序中说：此书所介绍的诸工具没有“工匠不能如法”制造的；在卷三中又说藤线器类“制作简便”。至于飞轮，制作工艺当然较藤线器更简单。

(141) 以上各人情况分别见于下列文献：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九，水利；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戴震——《戴东原集》卷七，《赢旋车记》，并《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齐彦槐——《梅麓诗钞》上，“龙尾车歌”条；黄履庄——《虞初新志》卷六，《黄履庄小传》；沈狎鸥——《履园丛话》卷三；徐学俊——《明斋小识》卷十，“龙尾车”；梦树齐、林则徐——《梅麓诗钞》上，“龙尾车歌”条附《梦树齐君传》；陶澍——《醒世一斑录》杂述六，“泰西水法”条。

(142) 纳兰性德说：“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如与风车配合使用，工效更高，“数百亩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渌水亭杂识》卷三）。钱泳则指出：“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久矣。……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当即《农政全书》卷十九泰西水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今车盘旋自行，一人一日可灌三四十亩，岂不大善。”（《履园丛话》卷三，“水车”条）

(143) 例如道光时，江南发明家梦树齐“仿泰西水法造龙尾、恒升二车。其用一车当翻车之五，人一当十，迅捷奔腾，靡有渗漏。林公则徐试之于塘，塘宽十亩，深二尺，戽干七寸，才三刻许。林公大喜，谓有益于农田水利”（《梅麓诗钞》上，“龙尾车歌”条附《梦树齐君传》）。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在南京造龙尾车，“车大四五抱，扛抬需百夫，坏墙垣以出，试于池沼，立刻告涸”（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六）。

(144) 像上述纳兰性德、钱泳谈到的龙尾车，造一车要百金；而陶澍所制大型龙尾车，造价竟达三千金之多。“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履园丛话》卷三，“水车”条）。

(145) 《梅麓诗钞》上“龙尾车歌”条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江南农家少盖藏，踏车十日忧无粮，泥沙抛弃吁可惜，源断泽竭终成荒”，灌溉工具亟待改进。而龙尾车“激浪奔腾似决渠，神机活泼如翻掌……内无退转外无漏，崇朝百亩如滂沱。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倘若“八家同井开一具，旱涝不患田无禾”。可是因为价格太贵，农民买不起，所以结果是“利［玛窦］熊［三拔］二士来西海，法入中华三百载，布衣能述不能行，霖雨还须有人在”。

(146) 《正学斋文集》卷三。

(147) 参见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119～121页。

(148) 参见三月：《我国第一部蒸汽机的问世》。

(149) 《江南制造局记》卷二、卷三。

(150) 参见于瑞厚：《试论规模经济》。

(1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4页。事实上，不仅西欧情况如是，江户后期日本情况亦然。早在19世纪初，日本一些地方的缫丝业中，就已运用水力机械缫丝（水车缫）（参见根岸秀行：《幕末開港期における生絲繰絲技術転換の意義について》）。这对于日本丝纺织业中手工工场的发展，意义甚为重要。

(152) 袁黄说：水转翻车，工作“日夜不止，绝胜踏车”；筒车（流水筒轮），“灌田稻，日夜不息，绝胜人力”；经改进的筒车（高转水车），效率尤高；即使是牛车翻车，亦“比人踏功将倍之”（袁黄：《了凡杂著》卷五，《劝农书》“灌溉第六”）。徐光启进一步指出：“龙骨之制，日灌水亩二十亩，以四三人之力，旱岁倍焉，高地倍焉。驾马牛则功倍而费亦倍焉。溪涧长流而用水，大泽平旷而用风，此不劳人力自转矣。”（《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

(153)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攻稻”、“攻麦”；同书乃粒第一卷“水利”。

(154) 水转大纺车一昼夜可纺麻（苎）纱百斤（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十四利用门；同书农器图谱二十麻苎门）。而在清代麻（苎）纺织业发达的江西使用手摇纺车，一日仅可纺麻（苎）纱1～4两（参见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

(155)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攻稻”、“攻麦”；同书膏液第十二卷“法具”。

(156)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水利”。

(157)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第四卷“攻稻”。

(158) 此据毛乐庐所述。但乡作车（仅在菜子收获季节开工为农民加工菜子的油坊）之牛，夏秋不喂料，只喂青草。

(159) 据《浦泖农咨》，其时米价为每石4000文，而农忙时雇工工资（各项总计）为每日200文。

(1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58页。

(161) 同上书，360、361页。

(162) 同上书，360、361页。

(163)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砖”。

(164) 《安亭志》卷三，风俗。

(165)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166) 《石点头》卷十，《王孺人离合团鱼梦》。

(167)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

(168) 参见本书第五章。

(169) 康熙《江阴县志》卷七，工风。

(170) 康熙《钱塘县志》卷七，风俗。

(171)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

(172) 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an Agenda of Ideas.

(173) 例如乾隆时安吉州“民居皆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室多架高堂，颇事壮丽”（同治《安吉州志》卷七，引乾隆志）。

(174) 雍正七年《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27～330页。

(175) 乾隆三十七年《吴阊钱江会馆碑记》，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20页。

(176) 参见道光二十五年《吴县为东越会馆房契失慎烧毁给示勒石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72～273页。

(177) 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p．37.

(1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07页。

(179)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191-192.

(180) 参见上书，97～98页。

(1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00页。

(182) 同上书，375～376页。

第十一章　代结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前景？

本书对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情况及主要特点进行的讨论，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走到这样一个问题：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是否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

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提得很奇怪。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毋庸讨论的问题。在我国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明清江南工业一直是最主要的考察对象。持“萌芽说”观点的学者们都坚信，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所以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且会像西欧国家一样，最终发展到近代工业化；虽然中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但这也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中断。这种看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现在要问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是否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然而，不论人们是否对此感到奇怪，这个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不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必须对它作出正面的回应。

第一节　英国模式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以近代早期西欧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为默认前提。而这种西欧模式，实际上又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模式过去一向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但是近年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不过，无论对这种模式的普遍性持赞同还是反对的态度，大家都承认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因此在此对这种模式作一扼要的分析，对于我们的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国模式的重要性

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简称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发生？在过去的200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以前学者作出了各种解释，形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英国模式。这些版本随着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被修正，因此人们对英国模式的了解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主流见解，是迪安和诺斯所表述者。迪安说：“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她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1)诺斯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2)。简言之，工业革命是一个从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成功地体现这种转变的经验模式，就是英国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因为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早期工业化过渡到近代工业化的。虽然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影响，但是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3)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则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即使是紧随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法、德等国也不例外。(4)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其近代工业化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自身的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的转变过程，当然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最佳参照。

其次，英国从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成功转变的经验，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相一致。根据这些规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虽然再生产存在于一切社会生产之中，但是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社会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到了近代工业化时代，扩大再生产才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因此由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向以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工业革命。

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这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简单再生产中，这种比例基本上保持稳定；而在扩大再生产中，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前有明显提高。因此，虽然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需要实现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但是在社会再生产迅速扩大的时候，生产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往往比生活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更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前者为后者的扩大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先导，但实际上在这场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即所谓煤铁革命。如果没有这个煤铁革命，工业革命是不能想象的。

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的变化，存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但这种变化只有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英国经验在近代工业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当然也自不待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正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化。如果我们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不用英国模式作为体现这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参照，那么我们又能用别的什么模式作为参照呢？这一点，对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江南的近代工业化并不可能背离上述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不是一种外源性的发展（换言之，不像一些后进地区那样是在先进地区的强烈影响下才出现的发展）。因此对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前景的研究来说，使用英国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参照，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英国模式的普遍性

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适用于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一两个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就可以导致近代工业化。但这种看法由于违反了以上规律，因此不能成立。因为英国经验最完满地体现了这些规律，所以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模式（即英国模式）也就是这些规律最好的具体化。在此意义上而言，英国模式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中，确实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在江南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方面也同样适用。江南真正的近代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后期，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里不拟作全面分析。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西方对江南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西方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和性质的手段使江南能够获得远比过去充足的煤铁供应，从而使江南工业的发展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约。同时西方也在江南建立了近代机器制造业，使得江南工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这样一来，就有力地改变了江南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比重过小的状况，从而使得江南工业得以按照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发展，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因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再生产扩大的基本内容，在江南的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然而，虽然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早期工业化发展到近代工业化，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具有。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情况都与英国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在研究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问题时也就没有必要以英国模式作为主要参照了。

英国模式的特殊性，近年来已得到欧洲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证实。其中，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表述得最为清楚，而且也最具深意。他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5)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不具备后一条件，因此也难以自行出现工业革命。近代早期西欧先进国家荷兰和法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6)。荷兰在17世纪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邻国输入。17世纪末18世纪初，荷兰从其主要煤供应地比利时的列日、蒙斯两大煤区输入的煤，每年达10万吨，加上从其他地方的输入，总共约为一二十万吨。但如奈夫所说，从国外进口煤，不仅使荷兰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将本国经济置于外国商业政策支配之下。荷兰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丧失其原来的领先地位，与此有重大关系。(7)法国在1763年以前，商业并不落后于英国（甚至还略为领先），而1780年时铁产量尚3倍于英国。然而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年产煤约1000万吨，而法国却只产70万吨。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铁工业。英国铁产量1780年仅为法国的1/3，而到1840年却为法国的3倍以上。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法国工业向需求有限并波动不定的奢侈品生产发展，而不能像英国那样在有着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方面大步前进、从而引起工业革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煤不足。(8)

也正因为英国模式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预见到的19世纪的近代工业化。“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的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9)这种前景与其说是与我们想象中的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情况相像，倒不如说是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

许多欧洲经济史学家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模式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他们所指出的主要原因，也与马克思的理论相一致。例如，雷格莱认为以“有机经济”为基础的早期工业化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运作的。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10)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11)换言之，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来说，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我们如果对英国模式作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三、英国模式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

如前所述，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结构转变的最好例证。在英国，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而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正如在本书第十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结构特点。由于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江南工业形成了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们要说明：首先，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并非“外国”的同义词，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经济发展对江南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其次，这个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是否能够自行发展成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与江南是“高人一等”或是“低人一等”的问题完全无关，正如学者们指出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生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出充分肯定一样。在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江南就可以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这种假设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仔细分析，它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如前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主要以明清江南工业为考察对象。二者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无法避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一、对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评价

在明清江南工业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江南工业发展前景的问题。在20世纪之前，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是经济近代化的唯一方式，因此资本主义与近代工业化二者也就变得密不可分。自19世纪后期以来，近代工业化是我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由此“爱屋及乌”，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并且坚信“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在1980年以前的30年中，由于极左思潮作祟，连农村老太太拿几个自家母鸡下的蛋到集市上去卖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反对。然而在那种政治气氛中，我国史学界对马克思称为“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的早期资本主义却能够加以积极肯定，极力从中国历史上寻找这种早期资本主义存在的证据。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中国人民渴求近代化的特殊心态。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把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13)。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由于资本主义近代化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必然归宿，所以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最集中的明清江南工业，其发展的前景必定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似乎已是不说自明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问题时，才需要特别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拿来一起讨论。

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还要提一提那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文章。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但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内，更普遍的反应是觉得此文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否定太过。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集中了众多学者的才智和精力，耗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有无数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到了如今，竟然有人说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只是一种“情结”。对此许多学者在感情上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因此这篇文章引起争议，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避免有误会干扰我们对正题的讨论，我特把该文中原作结尾的一段话转录于此。这段话代表了我对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评价，可是在发表时，大约是为了节约篇幅，杂志编辑将此段话连同全文的注释与引文出处都删除了。(14)不过在此之前，我曾把此文提交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中国经济史学术会议。因此文章的原貌现在也还看得到。现将被删节了的那段话照抄如下：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史学工作者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论存在什么样的局限，这个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无可比拟的。首先，这个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的史观，即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作为参照系，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由于欧洲的经验比较完整，所以以欧洲作为参照系，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第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如今日西方的“传统平衡”理论、“高度平衡机括”理论和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之说等），和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历史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三，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充分和透彻的探讨，可以说已经基本弄清了事实真相。即使是不赞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的学者，也不能不接受这些探讨所得出的成果和结论（例如西方中国经济史坛上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近代早期中国”学派，就受益于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至大）。我们即使不再执著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框架，也能够运用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结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及其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索。最后，即使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本身，过去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轻视。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的各种基本概念的分析上，以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为标志，1980年代的研究水平比过去已有重大的提高，理论界定日趋明确、系统和完整，从而为我们在摆脱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之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总而言之，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不仅为现代中国史学在过去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它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过，只有摆脱种种制约这一发展的障碍（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和其他情结）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充分地利用以往研究中所取得的大量成果，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局面。

读了这段话后，我想大多数学者应当不会认为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故做惊人之语了。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更深一步地分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了。

二、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问题在哪里？

尽管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恐怕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用这个理论指导明清江南工业研究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是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呢？

首先，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是以英国经验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是一种先验性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框架中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从英国模式出发来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以证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必然像英国那样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于这种理论实际上把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视为英国经验在江南土地上的重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忽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真正特点。然而要是不去发现江南自身的特点，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虽然这种理论也承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在研究萌芽时也都谈到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未出现显著提高（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会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之所以未出现，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或者是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而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成长。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亦即早期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这种“唯生产关系”的看法不仅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以及再生产理论直接冲突，而且也与近年来英国工业革命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相悖。例如前面已经引述过雷格莱所说，如果没有能源革命，仅只有“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近代工业化是不会出现的。迪安也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是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的共同结果，而诺斯则强调工业革命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景就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这种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

再次，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经验的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过去认为英国经验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即早期的资本主义必定导致近代的资本主义（亦即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历史必然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 Donald Snooks）等已明确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必然。(15)这种看法日益普及，动摇了传统的看法。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很好地表达了今日大众对此问题所持的迟疑态度，他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16)换言之，由于许多原因尚未弄清，因此不能如以前那样，把工业革命的发生视为历史的必然。如果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对英国也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说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成为以近代工业化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当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存在以上的错误，所以不宜再用它来指导我们对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前景的探讨，也不宜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研究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我们如果一定要坚持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必定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看法，就很难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划清界限。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与近代同义）；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在他笔下，那种将西方之外的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安东尼·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季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17)如果说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季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

王国斌指出：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外，西方史坛上的“科学化”倾向也是把欧洲经验普遍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史学的“科学化”，即学者们力求使史学研究“符合科学规律”。但是史学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解释方法，却大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在一定的已知条件下，从一组具有特定性质的物质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预知某些结果。而史学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看起来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历史学家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的时刻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然而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许多学者已将长期的因果关系作为目的论加以摈弃，但他们还须对历史的变化，作出许多修正性解释。(18)

第三节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如果仔细区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况，另一则是将会发生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它既研究现状（力求找出关于萌芽存在的证据），同时又探讨前景（力图证明萌芽将会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这种现状研究与前景探讨相结合的做法，在中国经济史的其他研究中很少见到，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一个特点。从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个特点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为什么要研究前景？

从狭义的史学来说，某一历史事物的发展前景并非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历史只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因此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但实际上未发生的事。然而，正如王国斌所言，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充满各种可能性。某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若是要追求唯一可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从而陷入宿命论的泥坑。因此正确的态度是：既强调研究重心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但同时也不排斥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19)

从方法论上来说，探讨过去出现的某一现象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从今天的情况折回头去看某事件的过去，从而证实实际的经历就是该事件发展的必然前景；而另一种方法则是从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出发，来探讨该现象可能的发展前景。前者被称为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而后者则被称为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简言之，前者是从后来的角度看过去，而后者则是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回顾性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事件的确定性和变化的终极，因此也是史学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但是使用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结果已经确知，因此单靠这种方法来看历史就很难摆脱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束缚。至于说到探讨某一历史事件的发展前景，这种方法更是无能为力，因为所谓前景都是实际上还未发生之事，当然无法从后来看过去。

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分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这一点，只有前瞻性分析才能做到。前瞻性分析就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变化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方法运用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从任何一个时点上预测未来的变化，都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不使用这种方法，那么确实很难摆脱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束缚，也无法探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前景。而不探讨这些前景，我们就只有承认近代所发生的一切是命中注定的了。换言之，国内史学界常说的“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以及鸦片战争以后任人宰割的一百年，也都是命该如此，怨不得人。但是我们如果采用前瞻性分析，就可以看到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相同。因此近代中国之落后挨打，原因很多，需要认真分析研究，但决不是命中注定。

二、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既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并非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必然前景，那么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应当是什么呢？由于前景并非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对于前景的探讨，就只能以此前长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趋势为基础，以当时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条件为前提。具体地说，要看到这种趋势，必须了解在此之前的长时期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发展受到什么制约？是否会有一个发展的终点？等等。如果这些都弄清了，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大致看出前景是什么了。

首先，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什么？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对此向无明确的结论。(20)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正如本书第九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的情况，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下降(21)，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的(22)。其次，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所受到的主要制约是什么？以往的研究中也未有明确回答。一般的看法主要是封建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国家政策、封建势力等）、小农经济（特别是其所体现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等，但是这些说法也都不能自圆其说。(23)再次，关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是否会有极限的问题，则从来无人问起，因为一般的倾向是认为江南工业似乎将会无限地发展下去，直到转变成为近代大工业。因此总的来说，在以往的研究中，以上问题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由于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因此虽然以往许多学者相信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必然前景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但这只是一种未经论证的推测。

那么，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受到什么制约？是否有极限？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再回答“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将会是什么”的问题。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推动这一发展的力量当然也不止一种，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因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高度的重视，因此也被称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只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条件，而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所以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24)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更从理论上说明了“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即经济总产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25)斯密型成长受到的主要制约，是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由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26)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一点，在欧洲早期工业化的模范国家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27)而在近代早期西欧国家中，与明清江南的情况最为相似的应当说是荷兰。与荷兰一样，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也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于二者经济成长的推动力量都是斯密动力。

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也属于斯密型成长。(28)换言之，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了江南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而这两点在明清江南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前一方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29)在后一方面，正如本书第七、八章中所显示的那样，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这种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内市场内，而江南恰好正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这个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30)

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的。这里说的对外贸易是广义上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本国（或本地区）之外的地区之间的贸易。(31)因此工业的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18世纪，英国大多数工业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外贸易，但它们各自的发展情况却大不相同。那些主要面向国外市场的工业成长迅速，而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工业则发展缓慢。还有少数工业（如啤酒酿造业）基本上不参与外贸，其扩大仅仅跟得上人口的增加。主要的出口工业及为之提供某些原料的工业，成长率比其他大多数经济部门显然更高。因此海外贸易在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极端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32)这里要强调的是，18世纪前半期英国外贸的成长率高达1.0％～1.5％，仅略低于18世纪后半期的成长率（1.1％～2.3％）。(33)这种高成长率显示出海外市场对英国的早期工业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英国的海外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殖民地市场。18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加，几乎完全是由于英国与其在爱尔兰、美洲、非洲及亚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扩大所致。18世纪初，英国对其殖民地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5，但到18世纪末，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5。其中对美洲的出口增长最快，在18世纪内竟增加了20倍以上。(34)由此可见，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与有保障的外部市场的急剧扩大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在英国殖民帝国范围内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贸易推动了英国本土工业的发展。

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国国内贸易的推动。在此方面，江南所处的地位似乎比英国更为有利。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35)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大大超过欧洲，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是惊人的。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近代早期的英国则为强邻虎视，大部分殖民地又远在万里之外，为保卫本土与争夺殖民地，不得不一次次地与荷兰、西班牙、法国等强敌血战。因此英国在从其殖民帝国市场获得重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为保卫这个市场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此意义上来说，虽然江南没有殖民地，但是江南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

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36)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全地区的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早期工业化，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工业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至于何时会达到发展的极限，则无法推测。

那么，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就必定不会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很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动力无法导致工业革命。琼斯（E．L．Jones）说欧洲人夺取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37)。而英国又夺得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北美，这笔横财使得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是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制度变革，而且还靠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38)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

但是，也正是因为江南近代工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能源与材料，所以如果能够大规模而且有保障地输入廉价煤铁，那么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也并非没有可能转化为近代工业化。这种情况在英国就出现过。英国虽然盛产煤铁，但在18世纪末之前，由于尚未掌握炼焦技术，炼铁木炭又供不应求，所产之铁不敷所需；同时炼铁技术落后，不能生产品质较高的条铁；因此英国不得不在少量出口生铁的同时，大量从瑞典和俄国进口条铁。在1695—1760年间，英国每年出口生铁1600吨，以含铁量计相当于1000～5800吨条铁。但在同一时期每年进口条铁却高 达16000～19700吨，为生铁出口量的3.4～16倍之多。1760年前后英国所产生铁不过3万吨，可折条铁17900吨。而1755—1764年间每年平均进口条铁29500吨，为国产生铁之1.65倍。(39)因此芒图说：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金属加工业之所以保有生气，是“多亏输入瑞典或俄国的铁”(40)。波梁斯基更认为：“如果没有18世纪［俄国］乌拉尔的铁，英国工业革命本身就不可能发生。”(41)又，英国的煤矿多在北部与中部，而经济中心却在东南部，长久以来一直不得不大量海运煤南下，故有“海煤”之称。对于英国经济中心地区——英格兰东南部来说，其经济近代化所需的煤是输入的。因此从外部输入煤铁以补充本国生产之不足，在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中就曾起过重要作用，从而也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明清江南的情况与英国大不相同，但是从清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缓解其能源与材料匮缺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就与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区而言，清代中期山东的淄博煤矿所产煤炭中已有一部分远销到南方。(42)特别要指出的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都不仅贮藏量大，易于开采，而且位于海边，产品可通过较为廉价的海运到达江南。河北开滦煤矿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开采(43)，后来虽未有发展，但光绪初年以新法开采后，“所出煤斤极为精美……价值又廉”(44)，大量运到上海供应江南制造局(45)。辽宁本溪附近牛心台煤矿，相传顺治七八年间，有山东人在此发现煤矿，其后相继开采不绝。在乾隆时代已建成煤窑23座，所出生煤“价廉用省”，因此“运贩附近各处”(46)。近代江南所用的煤主要即来自以上地方。(47)此外，东北的冶铁业，早在清初就已有一定规模。(48)到乾隆时代，东北又开始使用焦烟煤来炼铁。(49)这意味着冶铁业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北的鞍山铁矿与抚顺煤矿，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乾隆初年，本溪湖附近庙儿沟、牛心台、八盘岭等处，煤铁矿获许开采，煤用以炼焦，铁厂自七道沟运来铁矿，利用本地的焦煤从事铸铁，一时制铁业大盛，遂成为家具、炊具等铁器工业的中心。自乾隆、嘉庆直到咸丰、同治的数十年间，矿业颇为繁盛。到了19世纪末，东北的煤铁已开始用新法开采，在20世纪前半期成为东亚最大的煤、铁生产地。除了华北和东北沿海，长江中游也具有煤铁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汉口在乾隆时就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铁器制造中心之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汉阳凭借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矿藏，于1884年建成东亚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50)这些煤、铁矿藏的开发前景颇为光明，预示着江南通过水运大量输入煤、铁并非不现实。制造早期近代轻工业机器与机械所需金属材料颇为有限，而推动这些机器与机械所需的能源也相对较少。由此而言，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建立一个一定规模的机器制造工业，应是可能的。

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说，扩大再生产需要重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地区分工体系内，并非每一个地区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在中国地区分工的体系内，随着东北、华北的进一步开发和南北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加强，江南的确仍有可能获得扩大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从而实现由“发达的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不过，由于这个前景只能在中国主要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因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这种可能的前景即使能变成现实，也将是一个更为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得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然没有导致江南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江南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以来江南的近代工业化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的近代工业化进展都远为顺利。到了1930年代，江南已是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在整个20世纪，它一直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在今天中国经济起飞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它又站在产业金字塔的顶端，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江南工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这些表现，虽然与它在明清时期的经历已有天渊之别，但如果仔细去看，仍然能够看到二者之间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因此从今天回顾过去，更使人感到马克思的一段话说得实在精辟：“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51)。从江南工业发展的历史来说，情况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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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131页。

(2) Dougla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pp．158-159.

(3) 参见大河入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

(4) 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2、66页）

(5) 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11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19页。

(7)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p．234.

(8) See 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ny，pp．126、234-237；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282～283页。

(9) Charles Tilly，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 Europe，1500-1900，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42页。

(10) E．A．Wrigley，The Limits to Growth：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11) See 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11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29页。

(13)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14) 由于删除了引文出处，一些读者将文中引用的布罗代尔的话误以为是我的话，从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15) 他主编出版的一本新著，书名就干脆叫《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Graeme Donald Snooks，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16)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译本，170页。

(17)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63～264页。

(18)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59～262页。另参见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简介》。

(19) 参见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简介》。

(20) 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仍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1) 参见本书第二章；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5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李伯重执笔）。

(22) 参见李伯重：《“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23) 例如，如果说封建生产关系制约了江南工业的发展，那么江南工业怎么又能够有显著的发展呢？如果说小农经济是江南工业发展的障碍，那么为什么明清江南工业与小农经济又会携手共进呢？

(24)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0～12页。

(25) See 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与此相对的是“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前者是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则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工业化。

(26) 斯密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密认为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马尔萨斯则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4～25页。

(27) 荷兰虽是欧洲早期工业化的模范国家，但其早期工业化并未走向工业革命，主要原因是由于煤、铁等重要矿物资源的贫乏使之始终停留在雷格莱所说的那种“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而不能像英国那样，转变为“矿物能源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雷格莱在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一书中，对上述转变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把荷兰用做英国的对照。雷氏强调：只有与上述转变相结合，西欧近代早期的经济进步（即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才能导向近代化（详见该书113～115、130～132页）。

(28) 明清中国经济成长属于斯密型成长，斯密本人也强调中国经济成长有其极限：“甚至在他（指马可·波罗——译者）以前很久，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与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2～15、24页）而在这方面，明清江南工业情况尤为明显。

(29) 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

(30) 参见李伯重：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1500-1850。

(31) 对英国也如此，因为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英国的殖民地也属于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并非“外国”。

(32) See Deane &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pp．61-62、83.

(33) 参见上书，29页表8。

(34) 参见上书，86、87、96页。

(35) See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p．25、40.贡德·弗朗克（Andrew Gunder Frank）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See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pp．108-117）。

(36) 参见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アジア交易圈と日本工業化，1500—1900》，22～49页。

(37) E．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p．84.

(38) See 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115.

(39) 输出入数字见Deane & Cole的著作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中51、59页表15、16。生铁与条铁折算标准见同书，222页。产量数字见同书，221页。

(40) 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223页。

(41)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380页。

(42) 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156～157页。

(43) 参见全汉升：《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

(44) 《津门杂记》卷中，“开平矿务局”条。

(45) 参见李鸿章：《李文忠公海军函稿》卷二，《拟复奏底》（光绪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6) 《清代的矿业》，486页。

(47) 例如抗日战争前上海每年输入煤约390万吨，其中37.5％来自开滦，23.1％来自山东，而9.5％来自东北的抚顺。上述三地的输入共占总输入的70.1％（参见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

(48) 参见田中宏已：《清朝の興隆と滿洲の礦工業——紅夷砲製作を中心として》。

(49) 参见丁格兰：《中国铁矿志》，217页。

(50) 到1910年，汉阳铁厂年产生铁近15万吨，钢材5万吨，钢轨及附件2.8万吨，相当于当年中国钢铁进口量的80％。参见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

(51)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77～478页。

第十二章　附论——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第一节　引言：“苏杭型城市”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傅衣凌在其晚年的研究中，从经济的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作出了如下总结：“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大约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1）开封型城市。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2）苏杭型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此外还有不少和工商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王江泾、枫泾、洙泾等。”他还强调，在开封型城市，“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斗争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着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而在苏杭型城市“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出现了“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

傅氏的上述见解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他破除了过去那种把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而把明清的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种类型。此外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按照傅氏的看法，也属于城市(2)，因此实际上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城市，本章中姑称之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3)。其次，他特别强调“苏杭型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其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再次，他指出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工商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见解提出后，学界对明清中国城市的看法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以赵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依然坚持传统观点，把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因此在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应把二者分开”；他同时还强调：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4)。据此，当然也就不存在傅衣凌所指出的那种以“苏杭型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新变化了。也有一些学者得出了与傅衣凌一致的结论。例如王卫平认为赵冈“断言大中城市的发展已完全陷于停顿，未必符合实际。事实上，江南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苏州，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空前的发展”，并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有着内在联系的城镇群体。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是在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5)。

以上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这一根本问题。传统看法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用赵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6)。然而，此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待证实，因此建立于其上的观点，当然也并非定论。

首先，赵氏所说的城市化的“正常过程”，实际上仅只是少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把西方经验当做世界历史的“正常过程”而把非西方地区经验作为这种“正常过程”的对立面，不仅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来说也很成问题。(7)其次，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因时因地而异，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即使在明清苏州府这样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各地城市化进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详后）。因此忽视各地的差异，假设有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模式，然后由此出发来与那种以西欧经验为标准的“正常过程”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再次，从具体的实例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基于西欧经验的“世界城市化正常过程”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如后文所示，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的趋势，也如赵氏所说的“正常过程”所体现的趋势那样，是“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8)。在此意义来说，苏州城市化的进程并非“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特例”。只有在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都已作出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到底是否“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特例”的问题进行分析。现在要谈这一点，显然为时尚早。因此当务之急，是对中国各种城市化的具体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

明清苏州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傅衣凌把苏州的发展作为“苏杭型城市”发展的代表。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苏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行政中心。到了明代后期，苏州作为全国首要工商业城市的地位方最后确立，而傅衣凌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新气象也在此时开始蔚然成风。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太平天国以后，随着近代上海的兴起，苏州也丧失了原有的显要地位。有鉴于此，本章把明中叶至清中叶（大体从明嘉靖朝到清道光朝）的3个世纪作为研究的时期。工商业发展是导致“苏杭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苏州城市的变化，主要是由工商业发展推动的。在工商业对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的影响方面，商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但是如后所述，若把工商业二者相比，则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之故，本章在对明清苏州城市变化进行研究时，重点将放在工业发展及其所起的作用。

工业的发展究竟是如何导致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必须对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地域变化与人口变化等情况分别进行深入的考察，而且还必须对工业在城市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虽然也屡屡被涉及，但是过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等方面，很少有人从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之故，这些问题也成为了本章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明清江南的城市：界定与类型

本章所研究的对象是明清苏州的城市变化，因此首先要明确“苏州城市”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苏州位于江南，而江南的城市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特点，彼此有不少共同之处。为了便于讨论，本章把苏州放到江南这一范围中进行讨论。(10)为此，我们要弄清以下问题：明清江南的城市应如何界定？明清江南的市镇是否城市？明清江南的城市有哪些主要类型？等等。

一、明清江南城市的界定

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Philippe Pinchemel）曾感叹道：“城市现象是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11)这段话真实地体现了国际学界在“什么是城市”这一问题上感到的困惑。因此“什么是城市”，确实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关于现代城市概念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拉采尔（F．Ratzel）于1903年提出地理学上的城市，指的是地处交通方便的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此定义着眼于形态，代表了当时学界的主要看法。24年以后，波贝克（H．Bobek）提出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公务式劳动”和“田园式劳动”的分工，并配置于各自的空间。其中城市寻求交通方便的有利环境，是交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定义摒弃了以往的形态观点，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城市职能上。(12)尔后许瓦茨（G．Schwarz）又提出一个“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是“一个有固定的大量人口集中、有确定形状的聚落”，“其内部结构各部分表现出适当的差异，城市生活的发展也达到足够的广度，并且有明显的中央性（centrality）”(13)。以后还有各种新的看法不断推出。一些学者在判定“城市”时主要着眼于“城市人口”，但是在“城市人口”的界定上，有的以职业、有的以居民点的人口数量、有的则二者兼而用之，作为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准。(14)另外一些看法则同时着眼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以及职业区别。(15)标准颇不统一，同时在具体标准的制定上也分歧颇大。(16)因此在“什么是城市”这样一个关键概念上，学界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正因如此，各个学者心目中的“城市”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别。

以上关于城市的定义，基本上是从近代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得出来的。它们对于近代以前的江南城市化研究是否适用，尚有待研究。首先，如牟复礼（F．W．Mote）在其关于明清苏州城市史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和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相比，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空间利用方式相互隔绝开来。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17)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的中国城乡关系，当然很不同于城乡相互封闭的欧洲的城乡关系。因此如果用近代欧洲的城乡划分标准来确定明清中国城市与农村，显然是有问题的。其次，在使用从欧洲经验得出来的定义来判定江南城市的时候，还会遇到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居民点中的人口密度和居民点之间的空间距离，是我们今天在进行城乡划分时常考虑的一个因素。(18)而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和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人口密度差别极大。(19)因此以西欧居民点的人口密度和居民点之间的空间距离为标准来判定江南城市，也十分困难。(20)而在根据上述这些定义来判定江南城市时，最为棘手的问题有二：一是市镇如何定位，另一则是城市如何分类。

二、明清江南市镇的定位

明清江南的府城与县城属于城市，向无多少争议。但是市镇是否也是城市，则一直未有一致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市镇是城市地区，另一些学者认为是农村地区，还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区。(21)此外，许多学者虽然笼统地把市镇当做城市地区，但同时仍坚持认为“市镇”与“城市”不同，因而“市镇”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是两个彼此无关的过程(22)，亦即市镇并非真正的城市地区。那么，市镇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呢？姑从学界使用较为普遍的标准来看看市镇是否属于城市。

首先，对于明清江南一个居民点到底应当拥有多少居民才能被划为城市的问题，学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饶济凡按照居民数将1820年前后的中国城市分为7级，最低一级（即第七级）人口数为500人，次低一级（第六级）人口在500～3000人之间。(23)这两级城市，一般而言主要就是指市镇，由此而言市镇应当属于城市。但是赵冈认为饶氏的第六、七两级所定限度太低，而应以2000人为城乡分界线。(24)施坚雅更以4000人为清末（1893年）中国城乡划分的界线。(25)但刘石吉认为此标准过高，对于明清的江南地区而言，人口不及2000人的市镇亦应列入“城镇”（即城市）。而曹树基的意见恰恰相反，认为明清江南的城市应当排除“大批人口不多的小型市镇”。(26)因此从居民点的人数来判断市镇到底是否属于城市，看来颇为困难。

其次，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江南农村居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是种田的“专业农民”。相反，在市镇居民中，也有不少人把其全部或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工农之间界线模糊，江南出现了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27)白馥兰（Francesca Bray）指出：如果使用欧洲区分工农的标准来看中国，确实很难确定谁是农民、谁是工人，或者谁是城市居民、谁是乡村居民。西方史家在试图解释亚洲历史时，常常会发现自己遇到诸如“农民”这类难以处理的范畴。这类范畴非常模糊，难以用于其研究。(28)

再次，明清江南人口高度密集，而且水道交通非常便利，大大缩小了各居民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如果以人口密度和居民点之间的距离作为判定城市的两个重要依据的话，那么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期）江南（特别是苏州府）的大多数地区都有可能成为城市地区。(29)因此从人口密度和居民点距离也难以确定市镇是否城市。

最后，城市化不仅有景观型城市化（即城市性用地覆盖地域空间），而且还有职能型城市化（即城市功能在地域系列中发挥效用）。(30)明清江南（特别是东部）一些较大的村子，由于具备了若干城市功能，因此也可以属于由后者引起的“间接城市化”地区。这样一来，使得城乡之间的界线更为模糊。

因此，使用上述标准来判断江南市镇是否城市确实很困难。那么，江南市镇的性质是否就无法确定了呢？我们认为：江南市镇虽然有其独有的特点，但如果它们确实是城市的话，就应当具有城市最普遍的特征。因此最普遍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应当是判断明清江南的市镇是否城市的基本出发点。

按照现代英语中最普遍的理解，所谓城市，乃是一个比村子大的居民点，并有很多房子、商店、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和宗教场所。虽然一般而言，“城市”有“城”（city）和“镇”（town）之分（前者通常比后者大），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城”与“镇”并无二致，因此在英文中“镇”（town）也常用做“城或镇”（cities or towns）的代称，以区别于农村（the country）；而城市化（urbanization）也就是农村地区（rural area）的居民移入城镇（cities or towns）的过程。(31)在当代中国，对于“城市”与“市镇”的一般理解大体上也如此。按照最普通的解释，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镇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比城市小的居民区”，而“较大的集镇”则为市镇；城市与集镇合起来称为城镇。(32)从以上这些解释可以看到：一般而言，所谓城市，通常包括城与镇，是与农村相对的人口聚居区，其主要特点是人口比单个的村子多，并且拥有较多的工商业场所和娱乐、宗教、文化场所。伊懋可指出：在历史上，一个“城市”（city）就是一个“人际相互关系的密度与频度明显高于其外”的地方（所谓人际相互关系，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有很多形式，如商业、礼仪、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关系）；“城市”的其他特征（如竞争、多样化、选择、更多的思想、专业化等），也往往与这种较高密度与频度的人际相互关系联系在一起；此外，也正因如此，“城市”也有较多的措施（如城墙、巡警等）以控制其居民。(33)简言之，城市之不同于农村，一是与单个农村相比，城市的居民人数较多，二是城市中居民的“非农业化”程度较高。

上述的定义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城市这一概念最基本的要素。对于在城乡、工农之间无明确界线的明清江南来说，这个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最有用的定义。比起其他许多定义来说，这个定义显得比较笼统，但是正是这种笼统，才使得它能够跨越时空，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因而也适用于江南。

在近代江南，一个市镇上的居民人数通常比一个村子中的居民人数多，同时市镇居民中的大多数主要是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34)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人口，尽管家庭居住在附近农村，但其本人的经济活动却主要在市镇上进行。(35)因此市镇工商业中的经常性就业人口，往往超过其正式居民的数量。由于市镇居民人数较多，其“非农业化”的程度较高，所以近代江南的市镇属于城市地区而非农村地区。明清江南的情况也与此相似。首先，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明清江南，被称为“市”或“镇”的居民点的居民人数，比起被称为“村”的居民点的居民人数要多(36)；其次，在“市”或“镇”的居民，从事工商业人口的比重通常超过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37)；再次，明清（特别是清）有颇大数量的外来商人与工匠常住江南市镇(38)。他们虽然是侨居市镇的“常住人口”，但却并未计入当地户籍。(39)因此依照上述标准，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当然应为城市地区。

此外，从市镇所承担的功能、空间结构以及发展趋势来看，明清（特别是清）江南大多数市镇显然也属于城市地区。在现代城市研究中，城市的功能被分为“一般职能”和“特殊职能”（或“基本职能”与“非基本职能”）两类。从大多数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来看，市镇承担了上述城市的一般职能（或基本职能）中的大多数。(40)在空间结构方面，刘石吉根据许瓦茨对“充分成长的城市”所下的定义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到了清代，江南许多专业性市镇已有明显的中央性机能与城市生活，已经很接近‘现代’的都市了”(41)。王卫平也对江南市镇的构造与机能作了分析，指出“明清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无论其规模、商况，较之于所属的县城乃至一些府城有过之而无不及”(42)。至于发展趋势，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趋势是由小而大，由集市性质的地方农产品交易场所逐渐变为工商业发达的专业市镇。因此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并非一种非城非村的特殊聚落，而应属于城市地区。

在本章所讨论的苏州地区，上述情况比在江南其他地区更为明显，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苏州地区的市镇定位为城市地区。

三、明清江南城市的主要类型

不同的城市化方式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城市。一般而言，城市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城市范围的扩大，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这两种城市化基本形式的最终产物，就是20世纪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带”。就明清江南的情况而言，傅衣凌所指出的“苏杭型”和“新兴工商业市镇型”两种城市发展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体现了这两种城市化的基本形式。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明清江南“苏杭型城市”与“特大城市”、“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与“巨大城市带”之间，虽然具有本质的差异，但也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明清江南的城市化的情况。

1．“苏杭型城市”与“众星拱月”型的城市发展

按照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今天所使用的城市分级标准，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被称为“特大城市”。从地域结构上来看，这种特大城市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即已经实现景观城市化的市区，以及城市化正在进行中并与市区联系频繁的吸引区。在特大城市的远郊区往往有不少中小城镇，它们在职能上与特大城市保持联系，在地域上则环绕特大城市分布，因此被称为特大城市的卫星城市。(43)虽然这些卫星城市有的相对独立，有的更多依附母市(44)，但是它们与母市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并在职能上有分工，因此不能把这些城镇视为独立的城市。

从本章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明清时期苏州的城市化进程，是以一个大城市（府城）为中心、而以郊区市镇为延伸的城市扩张。这种方式与上述“特大城市”的城市化方式之间颇有类似之处，这里我们姑称之为“众星拱月”型的城市发展。

2．“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与“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发展

今天的城市地理学中的“巨大城市带”，指的是城市高度集中，致使这些地区的城市职能十分强烈，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甚至连成一片。“巨大城市带”主要由两种地域组成，一种是城市的建成区，一种是城市化正在旺盛进行的地区。在这里，传统的农业区面积已经不大，职能作用也不显著。(45)这种“巨大城市带”仅存在于今天欧美和日本少数地区，但是规模较小的密集城市群也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这种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巨大城市带”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小城市群”。位于这种“中小城市群”中的城市，由于没有一个大城市作为核心，因此彼此之间的关系颇不同于特大城市中的母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关系。

明清苏州府属下的吴江县拥有众多的市镇，其中一些大市镇在人口数量或经济繁荣程度方面都超过县城。但在吴江县境内却没有一个大城市作为中心，因此由众多新兴市镇所形成的城市地区也不具有“中央性”的特点。同时，由于大多数市镇在机能上往往不分伯仲，它们彼此之间也缺乏“适当的差异”。因此这些市镇的发展，导致了一个由多个规模、性质和功能相近的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的形成。换言之，在吴江县，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种众多中小工商业城市相互竞争发展的局面，我们姑称之为“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发展。这种“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发展也存在于江南的松江府、嘉兴府等地。傅衣凌在谈到“苏杭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提到江南的工商业市镇的发展，并且把二者并举，作为与“开封型城市”发展的对立物。这是颇有深意的。

因此，即使是在明清江南（甚至是在明清苏州府）的有限范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城市化方式。由于城市化方式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类型。而苏州城市则正是“苏杭型城市”的代表。

第三节　明清的苏州城市：范围与特点

在对明清江南城市作出了定义之后，我们即可由此出发来确定苏州城市的具体范围与特点。本章所研究的苏州城市，并不仅限于苏州府城，而且还包括位于郊区的许多市镇。在本节中，我们要说明哪些市镇可以被划入苏州城市的范围。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与苏州城市有关的几个地域概念进行辨析。

一、苏州地区

本章中的“苏州城市”位于本章所说的“苏州地区”，后者的地域范围即明清苏州府城附郭县所辖地区，大致相当于1983年3月1日实行的“市管县”新体制下的“苏州市”属下的“苏州市区”。(46)此地区内的行政区划在明清时期有相当大的变化。具体而言，明代苏州府城附郭县仅有吴县与长洲县两县，清雍正时从长洲县中析出元和县，因此附郭县变成了吴、长、元三县（以下在谈到附郭县时，均以清代情况为准）。但是这个变化对于苏州府城附郭县的实际管辖范围并无多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地区的地域范围没有多少变化。吴、长、元三个附郭县的县治都在府城中，但此外还管辖有众多的乡村和市镇。有鉴于此，本章把苏州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府城（包括延伸到城墙外的城厢附郭，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市区”辖下的“城区”），另一则是府城附郭县辖下的乡村与市镇，本章称之为郊区（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市区”辖下的“郊区”）。

二、苏州城市

本章所说的明清苏州城市，包括府城附郭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城”与“镇”。大体而言，这些城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城”，即府城，另一则是“镇”，即位于郊区的诸多市镇。府城不仅是苏州巡抚的驻节地和苏州府府治之所在，而且吴、长、元三个附郭县的县治也都设在其内。换言之，苏州府城是省、府、县三级行政中心共同所在的城市。由于三级行政中心都集中在同一城内，因此按照过去的看法来说苏州府城是一个“政治性城市”，并因此而具有“政治性城市”的主要特征——城墙。不过自明代后期起，城内居民区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向外不断扩展，形成城墙之外的居民区。这个居民区在民国时代的行政区划中被称为“城厢附郭”，本章也沿用此称呼。因此如果作进一步的细分，府城又包括城内和城厢附郭两个部分。(47)除府城外，在吴、长、元三县的管辖范围内还有数目不等的市镇。在本章中，把这些市镇称为郊区市镇。

因此，明清苏州的城市地区，就由府城（包括城内和城厢附郭）与郊区市镇两个部分组成。为了简便起见，在本章中把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合起来简称为“城”，而把郊区市镇简称为“镇”，二者合起来统称“城市”。

三、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和苏州城的商业腹地

在苏州城市史研究中，还有两个相关的地域概念需要弄清。这两个地域概念即，一是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二是苏州城的商业腹地。它们与本章所说的苏州城市有密切联系，但在地域范围上却颇不相同。

1．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由于明清苏州城是多个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因此以苏州府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也包括了由上而下的3个层级，即苏州巡抚治理下的苏南地区、苏州府以及吴、长、元三附郭县。在这三级行政地区中，前两个地区自不必说，即使是最后一个地区（即吴、长、元三附郭县），地域范围也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因为在此范围内，除了城市地区外，还有面积更大的乡村地区。

2．苏州城的商业腹地：一个城市的商业腹地，指的是其商业功能所及的地区。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的商业腹地，由小而大，可大致分为4个层级：首先是最直接的苏州府辖下地区；其次是整个江南地区；再次是施坚雅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区”；最后，作为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的商业功能覆盖了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因此其商业腹地也包括了中国的大部分。(48)这样，苏州府城的商业腹地的地域范围，远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

由上可见，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和苏州城的商业腹地，在地域范围方面都与苏州城市不同。首先，前两个地区都具有多重层级，其地域范围依不同的层级而有很大差别。而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却是确定的。其次，不论从哪一个层级来说，前两个地区的地域范围都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但是这三个地域概念相互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三个概念都以苏州府城为中心。换言之，苏州府城不仅是苏州城市的核心，而且也兼具不同层级的地区的商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角色。这一点，对于苏州城市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在研究苏州城市变化时不可忽视。

四、作为“特大城市”的苏州城市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苏杭型城市的发展，是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而以郊区市镇为延伸的城市扩张。迪肯森（R．E．Dickinson）在对众多欧洲城市进行考察后，于1947年提出城市地域结构的“三地带”学说，即一个城市由中央地带、中间地带和外缘地带组成。(49)明清苏州府城城内、城厢附郭、郊区市镇三者的关系，颇类似于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都应当是一个特大城市的不同组成部分。由此而言，虽然特大城市的出现本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清苏州的城市是一个以府城（包括城厢附郭）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延伸的特大城市。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的方面来看看情况是否如此。

1．人口数量

如下节所述，苏州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的人口，在清代中期已超过100万。加上郊区市镇的人口，则城市人口达到150万以上。即使按照今日的标准来看，这也已是一个特大城市。从此意义上来说，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苏州城市的发展方向，就是一个向特大城市发展的方向。

2．人口密度

1820年苏州地区（府城与郊区）的人口密度，约合每平方公里1540人。(50)而据民国时代的统计，1929年苏州城区及城厢附郭的人口密度尚不及1500人。(51)按照民国时代的标准，1820年苏州府城及郊区都属于同一城市，并因此而形成一个远比民国时代苏州为大的城市。

3．城市内部的联系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城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沟通主要靠步行，故有“步行城市”（pedestrian city）之称。由于交通不便，因此城市的平面形状和部门布置都比较集中。但是在水运方便的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如后所示，清代中期苏州府城附郭三县共有市镇26个。其中与府城之间的距离在20里以内的市镇有10个，占市镇总数的38％；距离在25里以内者有12个，占市镇总数的46％；距离在40里以内者有18个，占市镇总数的69％；而距离在80里以上者仅有3个，占市镇总数的12％。换言之，与府城之间的距离，近40％的市镇在20里内，近一半的市镇在25里内，而近70％的市镇在40里以内。这几个距离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现代城市地理学家常以到母市中心区耗用5个小时（步行与利用公共交通的时间之和）为标准，将大城市郊区划分为里圈和外圈，而位于不同位置的卫星城市也因此分为“里圈卫星城市”和“外圈卫星城市”(52)。如果我们也以距离府城5小时的步程（即大约25里）为标准(53)，则苏州郊区近一半的市镇都在此范围内。由于“里圈”中集中了近一半的市镇，因此苏州郊区市镇的分布形态与现代特大城市的卫星城市的分布形态颇为相似。

其次，苏州地区位于江南水网的中心地带，各主要水路像便捷的大道，把郊区市镇与府城紧密地连在一起。江南船行速度，货船大约是每日40里(54)，客船则可达80～90里(55)。因此从客船而言，所有的市镇都在一日的航程之内；而从货船而言，近70％的市镇与府城之间的距离都在一日的航程之内，而大约40％的市镇与府城的距离更在半日航程之内。作为对照，以城墙为限的苏州府城，南北长12里，东西长9里。城内主要货运也依靠水运，但城内河道狭窄，桥梁林立，通行能力远不如城外河道。自明代后期以后城内河道淤塞日趋严重，航行更加困难。从位于府城西北部的阊门到位于府城东南部的葑门，或者从位于东北部的娄门到位于西南部的盘门，实际航行里程都近20里。(56)不仅如此，由于城内水道狭窄、交通拥挤，航行时常常不得不在“堵船”地点长时间等待，或者作大幅度绕行。因此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实际所需时间也常常要一天或接近一天。换言之，从大多数郊区市镇到府城，所需要的时间与从府城的一角到另一角相差并不很大。在此意义上而言，从苏州大多数市镇运送人员和货物到府城，并不比从府城的一端运送人员和货物到另一端更耗时。

4．城市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许瓦茨指出一个“充分成长的城市”的主要特征，是“其内部结构各部分表现出适当的差异，城市生活的发展也达到足够的广度，并且有明显的中央性（centrality）”，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城市成立所必备的，即是它的‘中央性’机能，亦即‘中点影响’：城市的普通机能对于附近的周地（亦称为市场区域、贸易区域或附属区域、服务区域等）有密切关系。可见‘中央性’是一个城市成立与兴起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城市普通机能的要项”(57)。如后所述，在明清时期，苏州府城与大部分郊区市镇之间不仅存在一种以府城为核心的“中央性”，而且府城和各个市镇也“表现出适当的差异”，同时其城市普通机能对其“周地”也有密切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府城与大部分郊区市镇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现代特大城市的母市与郊区卫星城市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章关于明清苏州的城市变化的讨论，其对象就不仅是府城城内，而且也包括了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

第四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地域变化

城市变化，首先是指城市的地域变化。本节探讨的苏州城市的地域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府城的变化，一是郊区市镇的变化。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在这两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就分而论之。

一、府城的地域变化

在明代以前，苏州府城的范围大致以城墙为限。自春秋末期吴王阖闾扩筑姑苏城以来（特别是自唐代以来），苏州城墙长度变化不大，大约在42～47里之间，考虑到历代度量衡的差异，大致在22～23公里之间。(58)明初重加修筑的苏州城，南北长12里，东西宽9里，周34里。(59)嘉靖三十八年时吴县知县曹自守说：“苏城横五里，纵七里，周环则四十有五里。”(60)康熙初年苏州巡抚韩世琦改筑苏州城墙，周遭仍为45里。因此如果仅只以城墙为限来看苏州府城的地域变化，那么可以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如果把城厢附郭包括在内，情况则大不一样。嘉靖时曹自守已说道：“阊、胥、盘三门外曰附郭。……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61)特别是阊门一带，崇祯时人王心一说：“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也。”(62)正是由于明代后期城厢附郭的居民人数已很多，因此在倭患时，“议者欲于城外更筑一城，俨如半壁，以附大城”(63)。虽然此事最终未成，但也可见阊门外确已变成府城的一个延伸部分，其范围已经不小。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64)。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0里之长。(65)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66)。府城的葑门、娄门外，在乾隆初年还是人烟稀疏之地，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却已是“万家烟火”，“人居稠密”，“地值寸金”(67)。因此这时府城的实际面积，更是大大超过城墙内的面积。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这3个世纪中，苏州府城不仅扩大到了城墙之外，而且城内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初苏州城内街市还比较稀疏，15世纪后期苏州人王锜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张士诚］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致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但是自成化以后，“观美日增，闾阎辐辏，绰禊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68)。莫旦也说：苏州府城“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蓬宇，高门甲第”(69)。但是直到嘉靖时，府城内的东、北两个部分还有隙地，因此曹自守说：“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于西，故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70)到了清代中期，不仅府城内已“房满为患”，就连城墙之外的近郊也变得略无隙地。位处城西的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71)。就是原来人比较稀疏的葑、娄门外的东部近郊，情况也都如此。

由于府城内外各种建筑物大量增加，建筑用地日渐减少，因此民居侵占城内河道以及居民抛弃垃圾废物导致河道淤塞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这一点，崇祯三年吴县知县陈文瑞在浚治县前河时已说得很清楚：“河形尽被居民填占盖房，一遇淫潦，［县］治前如沼。”(72)乾隆十一年以后约有半个世纪未曾浚河，“遂多叠屋营构，跨越侵逼，且烟火稠密，秽滞陈因”，因而“所谓四经三纬之水道，淤塞过半。其他小港断流，有遂成平陆者”(73)。有鉴于此，明清苏州当局多次疏浚河道。据王卫平统计，在明弘治六年（1493）至崇祯三年（1630）的137年中，共疏浚城内河4次（弘治六年、万历三十四年及四十五年、崇祯三年）；而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道光五年（1825）的116年中，共疏浚7次（康熙四十八年及六十一年、雍正六年、乾隆四年及十一年、嘉庆二年、道光五年）。(74)换言之，在明代中后期大约34年疏浚一次，而在清代前中期则大约17年就要疏浚一次，即两次疏浚的间隔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尽管如此，苏州城内河道的淤塞依然在加速。据张英霖统计，明末清初苏州城内水道长度为87～92公里，但到了清代大面积淤塞，淤塞处长达25公里。(75)这个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府城内建筑物密度的增加和建筑空地的锐减。这种锐减的实质，乃是城墙之内的“内部边疆”（inner frontier）的消除。这也充分表明：在本书所研究的3个世纪中，苏州府城的建筑密度有明显的增加。

二、郊区市镇的地域变化

苏州郊区市镇数量，在本书所研究的3个世纪内变化很大。市镇总数，据樊树志统计，从正德时的14个增至乾隆时的26个。(76)兹将这些市镇及其与府城之间的距离罗列如下：

明代中期已有者：

（1）月城市——阊门内外

（2）横塘镇——府城西南13里

（3）新郭镇——府城西南15里

（4）横金镇——府城西南30里

（5）木渎镇——府城西南30里

（6）光福镇——府城西南50里

（7）社下镇——府城西南110里

（8）黄埭市——府城北40里

（9）相城市——府城东北40里

（10）王墓市——府城东20里（又名五墓市）

（11）尹山市——府城东南20里

（12）甫里镇——府城东40里（又名甪直镇、六直镇）

（13）陈墓镇——府城东南55里

（14）许市镇——府城西北25里（又名浒墅镇）

（其中甫里系长洲与昆山两县合治）

清代中期新增者：

（15）枫桥市——阊门外西7里

（16）唐浦镇——府城东22里

（17）陆墓镇——府城北80里

（18）金墅镇——府城西北40里

（19）望亭镇——府城西北45里

（20）蠡口镇——府城北18里

（21）唯亭镇——府城东35里

（22）周庄镇——府城东南70里

（23）章练塘镇——府城东80里

（24）新郭镇——府城西南15里

（25）韩镇——府城郊南二十六都

（26）徐庄镇——府城郊上十七都

（其中章练塘镇系长洲、吴江、青浦三县合治）

由上可见，清代中期郊区市镇的增加，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趋势，使得府城西部（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市镇由7个增加到11个，东部（包括东南和东北）的市镇从5个增加到9个，南部和北部的市镇则分别从0个和1个增加到1个和2个。因此“众星拱月”的局面变得更加清晰。同时，在新增的12个市镇中，有8个位于距离府城在40里以下的范围内（其中2个更位于城厢附郭）。这意味着郊区市镇与府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市镇数量增长的同时，市镇人口更有急剧的增加（详见下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住房与工作场所的相应增加。因此市镇人口增加导致了市镇地域规模明显扩大。这可从元和县属下的唯亭、周庄二镇，长洲县属下的浒墅镇，长洲与昆山合治的甫里（又名甪直、六直）镇，以及长洲、吴江、青浦三县合治的章练塘镇的情况见之。

唯亭在明中叶以前，“民贫俗朴，人皆散处村庄”。到了明代后期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市镇，而到了清中期更已是“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77)的大镇了。镇上形成了面积颇大的商业区，分布于上塘与下塘之东市、中市、西市。周庄直到明末还是“迁肆于后港，镇西多坟墓，鲜民居”，尚不具备一个市镇的规模。到了康熙时，“东西二栅俱成阛阓”，尔后更发展为一个大镇，有东西南北四栅，市街长达3里，宽2里。(78)清代中期极盛时，镇上居民近5000人，“户口、赋役之数，足当西北一小县”(79)。浒墅镇在万历时代已被称为“吴中一大镇”，清代更加繁盛，“比屋连甍，街衢阗噎，杂贿云屯，阛阓鳞次”(80)。甫里到明末才发展成镇，但康熙中期陈惟中修志时，已是“［苏州］府东巨镇，首推六直”，“郡东乡镇，惟六直为首著”。据时人目击，该镇“灯火万家，云树苍茫，市廛遝杂，拟于巌邑”(81)。章练塘镇也是明末清初才兴起的，但到乾隆时已发展为一巨镇，“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82)。镇东西长9里，南北宽6里，分东市、西市。东市为闹市区，街道密布；西市稍逊，但街道也不少。(83)

此外的一些市镇，发展也十分迅速。例如吴县的月城和长洲县的枫桥、山塘，虽然被称为“市”，但其规模不亚于一个大镇。月城市在明中叶，已是“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各省商贾所集之处”，而到了清中叶，更是“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84)。枫桥市“在城外，离治数里，与阊门相属”，到了康熙时已是“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设有千总驻防”(85)，以后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86)。山塘市“在城外，离治四五里，即虎丘山塘，亦与阊门相联属……储积商贾亚于枫桥，而川广诸货亦骈集焉”(87)。在这些市上，商业发展如此繁盛，其地域规模当然也有相应的扩大。

由此可见，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论是府城城内还是城厢附郭，或者是郊区市镇，地域规模都有明显的扩大。

第五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人口变化

道光《苏州府志》卷十说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这个说法无疑有夸大，但城市人口在苏州府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高则是可以肯定的。苏州府本是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之处，而苏州地区（即吴、长、元三县）又是苏州府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仔细来看，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人口有很大变化。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也从府城与郊区市镇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府城的人口变化

明代后期苏州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人口的数量，以往学人的估计颇为悬殊，但近来渐趋一致。例如刘石吉估计16世纪末府城人口有50万。(88)曹树基在其较近的研究中，也估计明代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89)清代的府城人口，王卫平估计康熙时应在70万左右(90)；嘉、道时，据时人所言，已达百万以上(91)，这个估数在学界已无多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的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从50万左右增加到100多万。

二、郊区市镇的人口变化

由于史籍中所保存的市镇人口数字非常有限而且不很明确，因此要依据这些人口数字的零星记载来重建明清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量并以此为据观察人口的变化，自然非常困难。这里我们将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考察。

1．使用现存明清记载推测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史籍中保存着一些关于明清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数字的记载，其数量虽然不多，而且大多不很明确，但毕竟是比较直接的记录，应当认真加以分析，然后充分利用。据刘石吉统计，居民户数在1000户以上的苏州郊区市镇有2个，即吴县的光福镇（居民“聚于镇者千余户”）和元和县的周庄镇（居民“不及五千户”），时代都是清代中期（前者是道光时，后者是嘉庆、道光时）。此外刘氏还指出：吴县枫桥镇在民国初年有1890户。该镇在清代中期是江南最大的米谷贸易中心，因此其极盛时代的人口应当多于民国数字。还有些大聚落虽名称不叫做市镇（例如同治时吴县的徐墅村，有居民3000余户），但事实上也属于市镇。(92)除了刘氏所谈及的情况外，还可从明清史籍中发现一些史料，表明苏州郊区市镇人口在明中叶至清中叶有明显的增加。例如章练塘镇，明末徐霞客路过时，见到该镇“亦万家之市也”(93)。唯亭镇，在乾隆时代已是“比屋万家”。浒墅镇，在万历时居民已达数千家，入清之后更趋繁荣，因而镇上居民数量肯定更多。(94)甫里在明末才发展成镇，但到了康熙中期，镇上居民已有1万～2万户。(95)因此仅只是上面提到的光福、周庄、枫桥、唯亭、浒墅、甫里6个市镇，清代中期盛时的总户数就应当在3万～5万户之间，居民人数则在15万～25万之间。从其他关于苏州郊区市镇的记载来看，许多市镇如虎丘、木渎、甫里、陆墓、陈墓等，到了清代中期工商业都十分繁荣，拥有颇大数量的工商业人口，因此其市镇人口数量应当不在少数。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有关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字，基本上都是清代中期的。以前的数字未有记载，原因大概是以前居民较少，因此未能引起时人的注意。这也表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市镇人口确有明显的增加。

2．从城市化水平推算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虽然上述记载表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3个世纪中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有迅速的增长，但是仅仅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仍然不可能全面了解市镇人口的变化情况。因此这里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探讨。这种方法即：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来推算苏州地区（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这样做的理由是：即使除去府城居民后，苏州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属于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份之列，其城市化水平肯定高于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96)之所以选择吴江县作为参照，一是据现有的材料，只有吴江可以作这样的数量估计；二是吴江也是苏州府属县，又毗邻吴、长、元三县，各方面的情况彼此相差不甚远。但是由于吴、长、元三县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府城内，所以除去府城居民后，这三县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吴江县。(97)因此，这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与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之间。下面就此进行分析。

（1）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按照我的估计，除去苏、杭、宁三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分别约为9％和15％。(98)

（2）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用明初吴江人口数字和3.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出崇祯三年（1630）前后吴江县城市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1％，略低于他对扣除府城人口后苏州全府县城及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11.5％）的估计。(99)到了清代中期，依照刘石吉对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所作的估计，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5％。(100)换言之，在这3个世纪中，吴江县的城市化程度提高了1.7倍。

（3）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如果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那么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即吴、长、元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明代后期应在9％～11％之间，清代中期应当在15％～35％之间。如果取其中数，那么明代后期大约为10％，清代中期则大约为25％，即分别约为吴江县相应水平的90％和70％。这个估计距离实际情况应当不会太远。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估计，那么在这3个世纪中，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1.5倍。

（4）苏州郊区市镇人口估计：明代后期吴、长、元三县的人口总数不详。曹树基估计明初人口约为60万～66万(101)，按照明代江南的人口增长率，到了1620年时应为86万～94万。(102)考虑到这三县有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居住，姑以100万计。除去府城人口约50万，尚余大约50万。依照上述10％的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总数大约5万。道光二十年这三县共有居民300余万(103)，其中府城居民为100余万，郊区人口约200万。依上述25％的比例计，可知市镇居民总数约50万，亦即比明代后期猛增了9倍。

三、新增城市人口的来源

在研究明清苏州城市人口变化的时候，一个重要问题是增加的城市人口来自何处。依靠现有的人口史料，我们无法得知明清苏州城乡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方面究竟有多大差别。如果没有很大差别，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就是由外来人口移入城市所致。(104)因此是否有大量外来人口移入，就成为判定明清苏州城市人口是否真有明显增加的关键。

明清苏州府城人口的增加，颇大程度上是依靠从较远地方来的移民。据可靠的记载，康熙末年“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105)。这些工匠主要来自数百里外的江宁、丹阳，“孑身赤汉，一无携带”，“食力糊口，俱系愚民”(106)。到了雍正初，苏州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107)。府城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乾隆时府城有纸匠800人，都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108)玉器工匠原本主要是本地人（后称“苏帮”），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称为“京帮”，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109)而苏州府城的制烛业，则几乎完全由绍兴人把持。外地商人侨居苏州府城的人数也很多。明代后期人郑若曾说当时在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110)。而乾隆《吴县志》更说“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阛阓者，半行旅也”(111)。府城的阊门一带，更是外地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说：“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112)其中仅是聚居于南濠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113)因此在府城中各类外地移民的总数，当然很大。

郊区市镇的情况可能与府城有所不同。从江南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不少工商业市镇中也有很大数量的外地劳工和商人。(114)但是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尚不能得出苏州郊区市镇的情况也如此的结论。对于苏州郊区市镇而言，更可能的情况应当是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周围农村。如后所述，苏州府城工业与郊区市镇工业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体系，而市镇工业处于这个体系的下层。由于这种分工，市镇工业可以主要依靠本地的人力资源，而无须引入具有更高技能的外地劳工。(115)

由上可见，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人口数量增加颇大。首先，郊区市镇人口与府城人口合计，明代后期这三县的城市人口总数达55万以上，占总人口的一半略多；清代中期增至150万以上，也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两个比例虽然相近，但是城市人口的总数却增加了近两倍。其次，虽然从绝对数字来说，府城人口增加了50余万而郊区市镇人口只增加了约45万，二者增加的数量相差不多而府城还略占上风，但从增加幅度来说，市镇人口增加了9倍而府城人口只增加了1倍，亦即前者的增加速度远快于后者。在此意义上而言，郊区市镇人口的增加对苏州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第六节　明清苏州的城市工业及其发展

在像牟复礼所说的苏州这样一个城乡相互开放的社会中，城乡工业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更是如此。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一些工业虽然地理位置是在市镇上，但是其性质却与周围的农村工业无异。换言之，位于市镇中的工业未必所有都是城市工业。因此在讨论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之前，我们还必须对市镇工业的定位作一讨论。

一、市镇工业：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

在明清江南，农村工业和市镇的兴起是两个同时出现的重要现象，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市镇常常扮演着农村工业产品的加工与集散的角色。(116)因此之故，在以往的研究中，市镇工业常被视为农村工业的延伸。这种看法与近年来西方的“原始工业化”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117)而在西欧的“原始工业化”中，农村工业与城市商人的接触点就是农村集市（或者小市镇），因此这种集市（或者小市镇）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工业提供服务。由此而言，把市镇工业视为农村工业的延伸，也并非没有道理。

明清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究竟应当定位为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关键是弄清市镇工业与府城工业及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并不意味着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没有差别。我认为：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别，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方面，而且也在于生产的性质和方式等方面。从生产性质上来说，农村工业基本上是一种很小范围（如一个村、一个乡，或一个施坚雅所说的农村基层市场的范围）内的地方自给性工业，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原料和市场；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一种“外向型”工业，即其所使用的原料大多数来自外地，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外地市场。在生产方式方面，农村工业主要是农家副业生产，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都较低，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工匠的专业生产，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等方面都处于较高地位。

这些差别在明清苏州地区的工业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大体而言，在生产的性质和方式方面，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分别处于两极。典型的例子如纸张加工业。在此工业中，烧纸、油纸的制作主要在农村(118)，主要依靠农村自产原料，产品主要供给地方市场，生产技术较为简单，产业层级也较低。相反，笺纸制作位于府城内，原料来源与产品市场都主要在外地，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产业层级也较高。前者属于农村工业，其生产规模扩大十分有限；而后者属于城市工业，发展颇为迅速，在清代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业。郊区市镇工业所处的地位大致在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之间，但更接近府城工业。

首先，从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来看，郊区市镇的主要工业（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草编业）所使用的原料（稻谷、油菜籽、大豆、席草等）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本地农村，而所生产的产品（食米、油、油饼、草席等）也有一部分供给本地居民（包括农村和市镇居民）。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市镇工业似乎与农村工业无多大差别。但是到了清代，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所使用的原料已有很大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来自远地，产品也绝大多数输往府城和更远的地方。(119)即使是依靠本地原料比较严重的草编业(120)，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向。虎丘织席业所需的席草早在明代后期就已不能自给，要从吴江等地输入。到了清代，因为生产扩大，席草输入也随之大增，因而康熙时虎丘镇已有席草行专司其事。(121)其所产草席则远销各地，“南津、北津、通安等席市，每日千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浒墅］关者亦必买焉”(122)。因此虎丘的织席业到了清代已经是一种原料和市场都主要在外的工业了。

其次，市镇工业的生产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工业。即使是同一行业，市镇上的专业化生产与农村里的农家副业生产，无论是在生产的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生产的效率与产品的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这种情况在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等工业中都很明显。即使在农村工业具有较大优势的草编业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史称清代中期“席草之肆、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浒墅］关者亦必买焉”(123)。亦即专业化的织席作坊，只是浒墅镇上才有，四方商贾和过往宾旅都在镇上购买这种以样式好、品质佳著称的“浒墅席”。乡下生产的草席如果要以“浒墅席”的名义出售，那么在产品的样式、质量标准等方面就不能不唯镇上草编业马首是瞻。(124)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了市镇工业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且也表明了农村工业在生产上对市镇工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因此，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郊区市镇工业仍然属于城市工业，而非农村工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状况。

二、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

关于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史坛研究已多。兹以本书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有关论述为基础，从苏州众多的城市工业部门中，挑选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草编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以及珠宝玉器制作业12个主要行业，对苏州城市工业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发展情况作一略述。

1．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

棉布生产包括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两大部门，而棉布加工业又主要由踹压与染色两个部门构成。同明清江南其他地方一样，苏州地区的棉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农村，而棉布加工业则集中在城市。但不同的是，苏州的棉布加工业基本上位于府城内外，而松江的棉布加工业却主要是在专业市镇上。

与松江、太仓等地相比，明清苏州地区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小得多(125)，发展速度也慢得多。苏州向外地输出的大量棉布，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江南其他地方收购坯布来进行加工后再输出的。因此苏州棉布加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松江），远快于其棉纺织业。到了清代初期，“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126)。江南棉布踹染业的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了苏州。到了雍正、乾隆之际，府城的踹染业集中到了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棉布加工业区。以后由于污染问题引起官司，大部分染坊又被勒令迁至娄门外。

2．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

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大体可分为官营和私营两个部分。嘉靖时官营苏州织染局额设织机173部，各色工匠共计667名，岁造纻丝1534匹。(127)到了清代初期，苏州织局的额设织机增至800部，雍正时减至710部。乾隆时再减至663部，织造匠役为2175人，岁造缎匹大约3500匹。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时代。(128)因此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官营丝织业的规模至少扩大了1倍以上。在此同时，私营丝织业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129)。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130)。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1500～3400部，织工达5000～10000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131)按照同样的比例，织工总数当为36000人。加上丝织品加工（主要是染色）的从业人员，则直接从事丝织品生产与加工的人员的总数，还要大得多（有关讨论见后）。

3．成衣业

苏州地区生产和加工出来的棉布与绸缎，大部分以布料的形式输往外地，但也有一部分在府城制为服装，供给本地和外地市场。由于苏州成衣具有广阔的市场，因此成衣业也成为苏州府城的一项重要工业。从著名布号“益美号”的故事来看，清初府城内成衣业一年所使用的布匹就多达百万匹。(132)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是，但此时府城成衣业规模已经很大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清代中期，府城成衣业继续发展。乾隆四十五年成立了成衣业行会——成衣公所(133)，此后经营特种服装的行会也相继建立(134)。这标志着成衣业已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4．碾米业

明清苏州府城及郊区市镇居民所食用的稻米，基本上都是在本地碾坊脱粒，因此碾米业也是苏州的一项重要的城市工业。该项工业主要位于枫桥、浒墅、月城、虎丘、甫里等郊区市镇。其中虎丘在清代中期已成为江南著名的碾米业中心(135)；甫里也以碾米业发达而著称，其碓坊还成为江南各地的楷模。(136)苏州碾米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虽无直接记载，但可据稻米消费量与碾米工效来推算。明代后期苏州府城人口达50万左右，清代中期更达百万以上。苏州居民人均年食米量，据包世臣说，是男女合计“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137)。据此，则明代后期府城人民年食米约150万石，而清代中期达300万石以上。仅就此一项而言，自明末至清中叶，碾米业的生产规模就扩大了1倍。郊区市镇居民食米也要依靠碾米业加工。由于郊区市镇居民的人数在此3个世纪中增加了9倍，因此食米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此外，酿酒业也消耗颇大数量的稻米。如后所言，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地区酿酒业的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扩大，清代中期每年酿酒所用稻米数量与府城居民食米数量不相上下。(138)因此碾米业生产在此3个世纪中的扩大幅度，远比府城人口的增加幅度大。

5．酿酒业

酿酒业也是苏州地区的一项主要工业。这项工业至少自明代中期起，就主要集中在郊区市镇。府城近郊的新郭、横塘、李墅等诸村，在正德时就已是“比户造酿烧糟发客”，横金一带还出现了专业的酿酒工，“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远近皆用之”(139)。到了明末，横金镇成了酿酒业中心，“中人士金之产，亦必为之大力者用秫数千斛，俟四方行旅之酤”(140)。到了清代，横金的酿酒业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道光时出现了“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麦，负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141)。毗邻横金的木渎镇在清代发展更快，成为江南最大的酿酒业中心。据乾隆初年苏州巡抚张渠在一份奏报中所说，在木渎镇，“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纵非日日举火，然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他市镇糟坊，间有私相效仿，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142)。

6．榨油业

明清苏州的油坊，包括位于农村、季节性开工的“乡作车”和位于城镇、常年性开工的“常作车”两种。后者专业化程度较高，明代主要分布在府城近郊，而清代则集中在郊区市镇。明代中期府城阊门外的上塘可能已出现商业化的专业油坊。但是一直到明末，府城近郊的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油坊榨菜、豆油”(143)，才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榨油业生产地区。到了清代，设有油坊的市镇不仅为数更多，而且有关的记载也更加详细。在清代前期的周庄、陈墓等镇，“每至春间，堆贮菜子，用以压油”(144)。到了乾隆时代，甫里镇的油坊更成为江南各地油坊的表率。(145)

7．纸张加工业

早在正德时，府城内的大众化笺纸生产已颇盛。到了清代中叶，生产更为兴盛。至乾隆中后期，府城内印纸作坊已有30余家，并合建了同业会馆——仙翁会馆。(146)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府城内印纸作坊的企业规模已颇大，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水平也颇高。例如乾隆时代的30多家纸坊有雇佣工800余人，平均每坊20余人；生产的笺纸，有丹素、胭脂、红金、砂绿、山木红等色，工艺颇为复杂，有推、刷、洒、梅、插版、托边、裱、拖、刀剪、杂等10余个工种。这些纸坊中工作的工匠“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他们在苏州纸坊的工作是专业性和常年性的。

8．印刷业

明代后期苏州的印刷业基本上集中在府城内，书坊已知其名者就有37家，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7)清代府城内的印刷业更加兴旺，因而在康熙十年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48)，道光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49)除了这些书坊外，清代中期还出现了许多印制迷信用品和图片的作坊，例如各纸马香烛铺在腊月间，都“预印路头财马”(150)售之；著名的玄妙观亦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151)。城厢附郭的印刷业在清代也发展了起来。例如著名的苏州木刻年画的印制，康熙时主要集中在阊门内的桃花坞。但是到了乾隆时，阊门外山塘街成为与阊门内桃花坞齐名的年画印制中心，有画铺多家，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日本。(152)日历印刷，清代中叶府城附近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153)。

9．草编业

苏州地区的草编业集中于虎丘、浒墅、甫里等市镇。这些市镇早在正德时即以产蒲席著称，“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为廉或坐席。又一种阔经者出甫里”(154)。直至嘉靖时，仍然是虎丘席名列第一，浒墅次之。(155)到了清代，织席中心转移到浒墅，“今种席草织席者，浒关为甚”，“虽虎丘亦以席多，不及也”(156)。甫里自正德以来，草编一直不衰，“概四栅之民，工商佃田外，大都织席。西南二隅暨迤南、迤西尤甚”，而“迤西北多业草蒌”(157)，已有进一步的分工。此外，清代的唯亭、黄埭镇亦然，也成为新的草编业中心。唯亭镇的草编业生产已出现地域分工，“南隅业织蒲篓，西南隅业织芦席”(158)。黄埭镇的草席生产则已十分规范化，“或染色相间，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阔狭花样，无不如其式而为之”(159)。

10．砖瓦石灰业

明清苏州的砖瓦生产，以陆墓镇与徐庄镇最为著名。明清皇宫正殿所用细料方砖及工部所用官砖，大都在此二地烧造。特别是陆墓镇，所产砖瓦“坚细异他处，工部兴作多于此烧制”。清代发展更为兴旺，“陆墓窑户如鳞，凿土烧砖，终岁不绝”(160)。在清代，陈墓是著名的石灰生产中心。宜兴的石灰业兴起后，陈墓石灰业受到强烈冲击，曾一度陷于困境，“在镇窑户几至失业”。但到了乾隆中期，“陈墓灰又大行矣”，陈墓镇也恢复了其作为江南石灰主要产地之一的地位。(161)

11．铁器制作业

苏州府城的铁器制作，虽然规模不大，但明代中期就已颇为闻名。正德《姑苏志》卷十四中记载苏州有针作，嘉靖时有日本使臣数次来苏州采购针。(162)城厢附郭也是铁锅的重要产地。嘉靖时备倭，苏州城郊冶坊被官府借去铁锅400口。(163)到了清代，苏州的铁业更盛，故“冶坊”成为一个重要行业。乾隆六年冶坊工匠闹事，坊商联名上诉者即达14家之多。(164)这些冶坊，生产已有分工，有专门“成造田器”者，有专门制作钉者。(165)制作铁锅者更多，“六门附郭共十六房［坊］”(166)。

12．珠宝玉器制作业

早在明代，苏州府城的珠宝玉器制作水平就已领先全国各地，故宋应星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167)在清代，苏州的珠宝玉器制作也一直以高工艺水平著称，史称“珊瑚玳瑁等物，追琢极精”(168)；乾隆帝亦赋诗赞之曰：“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169)此时的珠宝玉器制作都在府城内，主要集中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玉器制作已形成细致的行业分工，因此出现了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各作坊生产也各有特色。玉器工匠主要是苏州本地人，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称为“京帮”。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据后人追溯，“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者则三千余人”(170)。

对苏州城市工业在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期间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概述之后，我们接着要问的是：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第七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宫崎市定就已深刻地指出：明清时期的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171)。这个结论十分正确，因为到了清代中期，仅只工业中的一个部门——丝织业，就成为了苏州府城的经济支柱。正如后人所言：“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为断。”(172)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宫崎氏所说的苏州仅只是苏州府城，但是他的这个结论同样也适用于本章所说的苏州城市。简言之，由于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城市变化的趋势是成为一个工业城市，因此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发展。那么，工业发展是如何引起城市变化的呢？

一、工业发展导致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

在节省劳动的机器没有被广泛运用于生产之前，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工业人口的增加。这里所说的工业人口，不仅指工业生产中的直接操作人员，而且也包括从事辅助工作及管理工作的人员。从对近代江南传统手工业作坊的调查来看，这些人员的数目通常比直接操作人员的数目更大。(173)因此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城市工业人口的相应增加，并导致城市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下面主要以丝织业和棉布加工业为对象，对苏州府城工业人口数量及其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进行分析。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可能在1500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增至12000部以上。因此清代中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至少增加了7倍。丝织除了操作织机的织工（通常是每机3人）外，还有从事牵经、掉纬等工作的辅助人手。织工与辅助人手合计大约是平均每机4～5人(174)，但还有在生产过程中从事原料及产品搬运等工作的人手未计入。上述各种人员合计，从低估计姑以每机5人计。据此，明代后期的1500部织机需工人7500人，而清代中期的12000部织机则需要工人6万人。从事丝织品染色工作的染匠人数，纵使少于织工人数，但也十分可观。(175)从事管理、维修、销售等工作的人员，数量也不少。(176)各种人员合计，在清代中期达到大约10万人。(177)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人手从事丝织以前的纺丝、打线等工作。其人数虽然也很多，但由于主要是城乡妇女，因此通常未被计入。如果把她们也算上，那么从事丝织的工人总数还要增加。

在棉布加工业方面，明代后期苏州踹染业已有一定规模，但是当时江南踹染业的中心在松江，苏州踹染业生产规模颇为有限。万历时苏州府城虽然已有染匠数千人之多，不过似乎主要是从事丝织品而非棉布的染色。至于踹匠人数，则未有记载留下，说明其人数可能还不很多。到了雍正时，府城内外的踹坊已达六七百家，雇有踹匠1万～2万人；染坊数量也不少，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染匠人数亦在万人以上；踹染匠合计，共有2万～3万人。(178)除了这些专业工匠外，踹、染坊中还有大量的辅助人员（如烧火、挑水、清洗、搬运、下手等粗工）以及从事管理、采购、销售等工作的人员。他们的人数，合起来也很大。因此各种人员加起来，踹染业从业总人数应大大超过3万人。

丝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之外，在苏州府城其他许多工业（如成衣、笺纸制作、珠宝玉器制作等）中工作的人员数量，在明中叶至清中叶也有很大增加。因此到了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中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工业的人员，从低估计至少也应在15万人以上。此时苏州府城人口100余万，以一户5口、每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女2人计，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女总数约40余万。因此工业人口至少占了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总数的37.5％。如仅以成年男性居民计，则这个比例更要上升到75％。与此相较，清代中期苏州府城内官员及其眷属、属员以及驻军的人数，据王卫平估计总共为6700人，仅占府城人口的0.67％。(179)又，据民国时代的统计，1929年苏州城区在业人口为111489人，占总人口的42.32％。而在业人口中，从商者占51.64％，从工者占42.45％。(180)换言之，工业人口仅有4.6万人，占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比重仅为17.5％。因此清代中期苏州府城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近代以前的城市中是罕见的。

至于郊区市镇中工业人口及其所占比重，因为记载阙如，难以确知。兹以碾米业为例分析之。如前所述，苏州的碾米业主要集中在郊区市镇。其每年加工稻米的数量，在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的两个多世纪中，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仅只是府城居民食米的消费量，就由150余万石增至300余万石。碾制这些稻米需要多少工人，可从当时的碾米工效推算出来。明清江南专业化的稻米加工，一般是先砻后碓。砻、碓合计，1个工人平均每年可出米225石。(181)因此仅是明末和清中叶府城居民所食用的150万石米和300万石米，所需砻坊和碓坊工人总数就分别为6700人和1.3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如稻米搬运工、木砻维修工等），则其数更多。此外，如果再加上为供给郊区市镇居民食米和为酿酒业服务的碾米工人及其辅助人员，则清代中期苏州碾米业从业人员总数比明代后期要大得多，至少在2万～3万人之谱。(182)这样大数量的碾米业从业人口分布在几个碾米业集中的市镇上，对这些市镇的人口职业构成当然具有重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清代苏州郊区市镇还拥有其他一些从业人数众多的工业（如榨油业、酿酒业、草编业等）。因此市镇中的工业人口的总数应当很大，而且在当地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二、工业发展导致城市工业地域的扩大

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工业生产所需的工作场所也要相应扩大。(183)因此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地域扩大。这个由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城市扩张，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一个空间的过程。从时间上来说，自明中叶起，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引起了城市扩张。从空间上来说，则是城市工业首先在府城内发展，随后扩展到城厢附郭，然后再扩展到郊区市镇。

明初苏州府城内似乎还没有出现比较明确的功能性的地域分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府城内首先出现了商业集中的地区，后来又逐渐形成工业集中的地区。府城最主要的工业——丝织业，嘉靖时已集中到府城的东半部，故史称“绫锦纻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引者按：即吴、长洲两县］，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184)。万历时朱国祯更说：“苏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185)以后到康熙时，“郡城之东，皆习机业”(186)。而到乾隆时，东城的工业更加集中，史称“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187)。后人说：“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万户机杼，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188)此时的苏州东城，可以说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工业区。在此同时，府城内的其他工业也逐渐集中到一定的地区。(189)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城厢附郭。典型的例子是府城另一项最主要的工业——棉布加工业转移至城郊。明代苏州踹染业似乎主要在府城之内，但到了雍正时，这项工业的主体已经移至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故史称“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190)。因为染坊多，染色后的污水大量流入塘河，使得阊门外上塘至虎丘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满河青红黑紫”。当地居民的生活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120余户人家联名诉诸官府。官府在调查核实之后，于乾隆二年（1737）由吴、长、元三县共同“出示严禁，并饬将置备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191)。以后染坊又迁至府城东的娄门外。(192)因此到了清代中期，城西的阊门外和城东的娄门外，分别成了踹、染业的中心。

郊区市镇由于地域范围较小，因此似乎并未像府城那样形成专门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但是，也正是因为地域范围小，市镇工业地域专业化的程度似乎比府城还更高一些。换言之，一个市镇往往以一二项工业为特色，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专业市镇”(193)。下面，我们就把市镇工业的主要地域分布情况作一简述。

（1）碾米业：清代集中在虎丘、甫里、枫桥、浒墅、月城等市镇。其中虎丘和甫里是江南著名的碾米业中心。

（2）酿酒业：明代集中在横金镇。清代横金的酿酒业继续发展，但木渎镇酿酒业异军突起，取代横金成为更重要的酿酒业中心。

（3）榨油业：清代集中在周庄、甫里、陈墓等市镇。其中甫里镇是江南著名的榨油业中心。

（4）草编织业：自明代中期起，逐渐集中在虎丘、浒墅、甫里、唯亭、黄埭等市镇。

（5）砖瓦石灰业：砖瓦业自明代起就集中在陆墓与徐庄二镇，而陈墓镇在清代则发展成为江南主要石灰业中心之一。

由上可见，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在郊区市镇生产规模最大的三大工业部门——碾米业、榨油业和酿酒业中，生产日益专业化，从而不复是农家副业。即使是农家副业性质较强的草编业，到了清代中期，生产专业化程度也明显加强。(194)专业市镇的发展体现了市镇朝着专业化的工业地区发展的趋势。换言之，专业市镇的发展也就是城市工业地区的扩大。

顺便说一说，在20世纪中期，工业化国家城市出现“工业郊区化”的现象。(195)明清苏州府城工业的向外扩张与这种“工业郊区化”有颇大不同(196)，但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197)。而工业从府城外迁的主要原因，也与“工业郊区化”相类，不外乎城内地价过高、环境污染，以及交通运输手段的便利等。(19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体现了明清苏州城市变化具有一种“现代性”的趋向。

第八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中的郊区市镇

明清苏州的城市变化趋势，是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城市、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分析郊区市镇在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确定它们是否真是卫星城市而非独立的城市。

一、郊区市镇的“卫星城市化”

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卫星城市的主要特点，不仅在于位置方面，而且也在于发生过程和职能方面。从位置上来说，卫星城市与母市之间距离的远近，导致卫星城市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距离母市较近的卫星城市，居住职能和依附性通常较强；而距离较远的卫星城市则工业职能和独立性较强，人口规模也较大，有的可达中等城市的规模。从发生过程上来说，卫星城市的自然发生是由于特大城市的作用使原来处在其影响范围之内的村镇变质，外观表现是城镇规模变大、与母市的联系加强。从职能上来说，卫星城市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必须为母市承担部分职能（其中以工业、居住、文教三种职能为主）。由于特大城市的强大影响力，卫星城市本身固有的职能系统出现变形，逐渐形成一项主导职能，而这项主导职能的形成又源于母市职能发展的需要，并且对母市相应的职能有很大的依附性。(199)

明清苏州郊区市镇的发展也体现出了上述特点。首先，在地理位置方面，从前面关于市镇人口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有户口数字记载的清代光福、周庄、枫桥、唯亭、浒墅、甫里6个大镇中，距离府城在40里以上的有2个（光福、周庄），30～40里的有2个（唯亭、甫里），30里以内的只有1个（枫桥）。这表明了距离府城较近的市镇，由于府城强大的吸引作用，其规模扩大的幅度可能不如距离府城较远的市镇大。距离府城最近的枫桥，到了清代中期已与府城连成一片，有成为城厢附郭的趋势。在其独立性日渐丧失的同时，枫桥也日渐形成了其主导职能，即稻米贸易。其他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专业市镇（包括浒墅、甫里、虎丘、枫桥、月城、横金、木渎、唯亭、黄埭等），也大部分集中在距离府城40里以内的“里圈”范围内，其主导职能对府城亦具有较大依附性。与此相反，距离府城最远的章练塘镇则不仅有较强的独立性，而且其固有的各种职能也保持较为完全。由此而言，大部分郊区市镇都应视为卫星城市。

导致这些市镇变成府城的卫星城市的原因颇为复杂，并不仅是因为这些市镇与府城之间空间距离近和交通运输便利。如果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那么即使近在咫尺，也依然是各自独立的“城”与“镇”。如果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真的是朝着一个由府城和郊区市镇共同组成的特大城市的方向发展，那么府城与郊区市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必定不断加强，使得二者在经济上密不可分，从而形成一个整体。

二、工业发展导致了郊区市镇的“卫星城市化”

由于工业是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的首要部门，因此府城工业与郊区市镇工业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是府城与郊区市镇之间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很清楚，如果郊区市镇工业和府城工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较高水平的分工的基础之上，那么府城和郊区市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很强固，从而郊区市镇也就不再是独立的城市，而是以府城为中心的特大城市的卫星城市。

自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的工业经历了一个由城内向城厢附郭扩展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是棉布加工业）。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多少争议。但是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的发展是否也是府城工业扩展所致，则还需论证。郊区市镇的主要工业是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印刷业等，从宋代江南的一般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位于苏州府城内。(200)明代前中期未见郊区市镇有这些工业的记载，因此可推知可能仍然在府城内。直到明代后期，这些工业才有部分扩展到府城近郊。但是到了清代，不再见到府城内有关于这些工业的记载，而关于这些工业在郊区市镇上欣欣向荣的记述则颇为常见。因此这些工业是在本书所研究的3个世纪内由府城转移到郊区市镇的，此点应无可置疑。然而仅只指出这一点，还不能说明郊区市镇工业与府城工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府城工业转移到郊区市镇之后，也可能使得郊区市镇因此而形成独立的工业地区。因此，要更深入地了解苏州府城与郊区市镇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弄清以下问题：府城工业向郊区市镇的转移有哪些方式？究竟是哪些工业从府城转移到郊区市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移？这种转移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等等。

1．城市工业向外扩展的方式

府城工业向郊区市镇的转移，表现了城市工业的向外扩展。而城市工业向外扩展的基本方式有二，一是“平面转移”的方式，另一则是“立体扩散”的方式。所谓“平面转移”，指的是因城内空间有限而不得不将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部门，整个地或部分地搬迁到城外；而所谓“立体扩散”，则指以产业分工为基础，城中保留一部分最符合当地条件的工业，而将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工业转移到城外。

从明清苏州的情况来看，工业由府城内转移到城厢附郭，很大程度上属于“平面转移”。例如府城的印刷业，明代后期集中在阊门一带，清代则扩展到了阊门外，因此阊门外的山塘街成为重要的年画印刷中心。更典型的例子是棉布加工业。由于这项工业的生产规模在清代迅速扩大，到雍正时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踹、染坊和数以万计的踹、染工匠，而此时城内已经没有足以容纳这一工业发展的空间了。因此这项工业就逐渐向阊门外转移，从而才有较大发展。但是工业从城内向城郊的这种“平面转移”是有限度的。如果城市工业的扩展仅是遵循这种方式，那么随着工业从城内不断地转移到城厢附郭，城厢附郭的工业地区也必然随之不断地膨胀，从而形成一个包括府城内和城厢附郭在内的巨无霸城市。然而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城内与城厢附郭）人口数量仅增加了1倍，而郊区市镇则增加了9倍，所以府城扩张幅度要小得多。因此“平面转移”并非苏州府城工业向外扩展的唯一的方式。

苏州府城工业的“立体扩散”，主要表现为府城工业向郊区市镇扩展。工业从府城扩展到郊区市镇，并不都是单纯地因为城内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201)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立体扩散”的特点，需要对苏州城市工业的地域转移情况作一个简略的分析。

2．向外转移的城市工业的种类及特点

从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地域分布情况的变化来看，城市工业的转移并非只是从府城内向城外（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转移，而且也有相反的情况。大致来说，工业的转移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工业从府城内完全地转移到城外。这类工业包括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等。

第二，工业从府城内部分地转移到城外。这类工业包括铁器制作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等。

第三，工业从城外转移到府城内。这类工业的代表是丝织业。(202)

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发生转移的工业有以下特点，即：在发生转移的三类工业中，第一类工业（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等）在生产中要消耗大量的原料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料(203)，并且生产工艺与产品附加价值一般而言都不很高(204)。第二类工业（铁器制作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等）在其内部包括了不同的部门，各个部门在原材料使用、废料产生以及生产工艺水平、产品档次等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别。(205)在这些工业中，转移到了城外的主要是那些消耗原材料与产生废料较多或工艺水平、产品档次较低的部分。第三类工业（丝织业等），则主要是生产工艺与产品附加价值都颇高、而消耗原料和产生废料都较少的工业。(206)

当然也要指出，有一些工业从未发生转移，典型的例子是珠宝玉器制作业与砖瓦石灰业。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前者一直集中在府城内，而后者一直在某些郊区市镇上，彼此之间从未出现相互转移的情况。成衣业和草编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果仔细地看，在未出现过转移的那些工业中，位于府城内者（如珠宝玉器制作业、成衣业）都是消耗原材料以及产生废料很少、生产技艺和产品附加价值很高的工业(207)；而位于郊区市镇者（如砖瓦石灰业、草编业）则是消耗原材料及产生废料较多、生产技艺和产品附加价值较低的工业。

3．城市工业转移与产业地域分工

由上述情况可见，在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城市工业从府城内转移到了城外（城厢附郭与郊区市镇），同时也有一部分工业从城外转移到了城内。这种转移具有一定的规律，即那些消耗原材料和产生废料都较少、生产技艺和产品附加价值都较高的工业转移到府城内，而那些消耗原材料和产生废料较多、生产技艺和产品附加价值较低的工业则转移到城厢附郭及郊区市镇上去。这种转移体现了一种工业的地域分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移？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产业分工的需要所致。

相对而言，府城内人口密集，空间有限，不仅工作场地紧缺、运送原材料与废料不便，而且生活费用也较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府城内也拥有一些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条件，例如不仅本地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208)，而且可以吸引大量有专长的外地工匠(209)，等等。这些优势使得府城比较适合于那些工艺水平与产品档次都较高的工业生产。与此相反，郊区市镇在获得原料并处理废料等方面拥有某种优势，而且由于生活费用较为低廉，可以吸引那些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因而比较适合于那些工艺水平与产品附加价值都较低的工业生产。城厢附郭所具有的各种条件，大致处于府城内和郊区市镇之间而更接近于府城内。因此，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来说，形成了府城内、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三个各有特点的地区。只有把各种工业生产配置在最有利于其发展的地方，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工业才能顺利发展。具体就苏州城市工业而言，就是依据消耗原材料和产生废料的多少、生产技艺和产品附加价值的高低，把城市工业大致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把较高层级的工业集中在府城内，中等层级的工业生产配置于城厢附郭，而将较低层级的工业生产转移到郊区市镇。

这种依照产业层级而进行的地域分工是明清苏州城市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到了清代中期，在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层级的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等工业，基本上转移到了郊区市镇；处于中等层级的棉布加工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厢附郭；而处于较高层级的丝织业工业，则基本上转移到了府城内。在铁器制作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等工业中，处于较低层级的生产部门（如铁锅制作、烧纸与油纸制作及普通迷信用品印制等）转移到了城厢附郭，而处于较高层级的生产部门（如小型铁工具制作、笺纸制作、书籍印刷等）则仍然留在府城内。

经过这样的转移，留在府城内的工业主要是产业层级较高的工业。集中了这些工业的府城也因此而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中心；城厢附郭的工业以产业层级处于中等的工业为主，而郊区市镇则集中了产业层级较低的工业，因此它们分别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中层与底层。在这种合理的产业地域分工的基础之上，三者形成了一个以府城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者虽然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间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较低层级的工业产品虽大多产于郊区市镇，但却主要是供府城消费(210)；层级较高的工业产品虽主要产于府城，但原料却大多来自城厢附郭工业或郊区市镇工业。(211)由于这种密切的依存关系，郊区市镇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日益削弱，日益成为府城的附庸。正因如此，苏州城市工业由府城内向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212)

兹将本章所论作一简要的总结如下：

第一，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3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

第二，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

第三，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

第四，经过这3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州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从上可见，明清苏州城市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非常有异于傅衣凌所指出的以“开封型城市”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因此苏州城市变化所代表的，确实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另外一种方向，即宫崎市定所指出的由政治城市和商业城市逐渐变化为工业城市的方向。两位前贤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是非常有眼力的。此外，用城市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明清苏州的城市变化也体现了若干现代城市发展的特征，因此可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明清苏州城市变化与近代欧美城市发展有相似之处。当然我们也应强调：即使是在江南，苏州的城市发展也并非唯一的发展方式。例如苏州城市发展与那种“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的发展之间，就有颇大差异。相对而言，在江南各种类型的城市发展中，与苏州最为相近的是杭州，因此傅衣凌把这种类型的城市发展称为“苏杭型城市”发展，这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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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52、158页。

(2) 傅氏明确地把这些市镇经济称为“城市经济”。

(3) 关于对这类城市的称呼，并无一致的看法。在较近的研究中，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型经济城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41、97、156页）。这里所说的“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称呼。

(4)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3、165～167页；赵冈：《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综论》。这种看法在一些新近出版的论著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陈学文对赵氏观点表示赞同，并说：“中国大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上已定型，至多也只是政治中心兼具经济文化中心，或者是经济色彩加浓而已，代表中国都市化道路的应是众多市镇的兴建”，“明清太湖流域市镇的兴建、发展代表着中国都市化的道路”（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研究》，389页）。

(5)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94页。但是王氏也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非传统型市镇的勃兴，成为江南地区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形式”。

(6)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39～140页。

(7) 关于应当如何正确进行比较的问题，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特别是第10章）；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简介》。

(8)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39～140页。

(9) 这种作用不仅有直接的，而且也有间接的。直接作用如商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是此时期苏州城市人口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清代中期人顾公燮说当时的苏州府城内，“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商业人口剧增当然也直接推动了城市的扩大。间接作用则在于明清苏州工商业密切结合，使得工业无法离开商业而发展并对城市变化发挥影响。因此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商业发展也间接地推动城市变化。

(10) 本文中的江南地区，指的是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这样界定的理由，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11) 潘什梅尔：《法国》下册，183页。

(12)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16页。

(13)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14) 即凡是人数超过某一水平的居民点中，倘若农业人口不超过某一百分比者，都算为城市地区，其居民全部列为城市人口。我国1953年人口普查（不含港、澳、台地区）时，凡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的、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都属于城市地区（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267～268页）。

(15) 美国统计局1960年采用的SMSA（标准大城市统计区）对于“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所制定的标准为：（1）2500人以上的行政地区；（2）2500人以下时，须是100户以上的人家的集聚区；（3）包括新英格兰地区的镇（town，township）等；（4）每平方英里1000人以上的统计合计区。日本参照美国经验提出本国的标准为：（1）中心市（人口10万以上，为市或县行政当局所在地）；（2）与中心市顺序相接、社会经济联系密切的城镇村落。后者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0人以上，纯粹农户占全部家庭的50％以下，该村镇经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总数中，去中心市方向的占20％以上（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159～162页）。

(16) 例如如何确定作为区分城乡的人口分界线，国际学界一向争议颇大。根据1970年代的看法，最低者仅200人，而最高者则为10000人，彼此颇为悬殊（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267～268页）。

(17) 牟氏还指出：中国的生活在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物质层面上，都有一种明显的城乡延续性。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城市把乡村的生活和农业的活动包含于其中；同时城市的经济活动（例如商业、金融和制造业），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城郊。城市的特色延伸并且影响到了城外，而农村的特色在城里也受到欢迎。See F．W．Mote，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18) 见前引美国统计局SMSA和日本的“标准城市地区”有关指标。

(19) 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为当时世界之冠。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明末（1620年）为465人，清代中期（1850年）则高达837人。与此相较，英国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500年仅为13～15人，1701年也才达到30人。其中人口最为稠密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700年也只有35人，直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才增至41人，尚不及明末的9％或清代中期江南人口密度的5％（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20) 据前引美国统计局1960年采用的SMSA，确定“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的一个指标是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以上。然而据刘石吉的统计，1820年苏州府城附郭县（吴、长、元三县）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英里4009人（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即4倍于美国SMSA指标。因此按照SMSA的标准，整个苏州地区（吴、长、元三县）都可以视为城市地区。

(21)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似乎倾向于将市镇视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区。其代表者如樊树志，认为市镇是“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区”（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5页）。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市镇定位为农村地区。例如赵冈虽然认为城市是“城郡”和“市镇”两个系统的总和，但是同时又说“宋代以后……市镇则大量增加，体现了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在世界城市化的“正常的过程”中，市镇是一个“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而明清的市镇发展则“不像一个过渡阶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39～140、165～167页）。后一看法，显然是将市镇视为农村的延伸。此外还有学者将其定位为城市地区。例如王卫平明确称明清江南市镇为“新型经济城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41、97、156页）。

(22) 参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3、165～167页；赵冈：《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综论》。

(23) See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102.

(24) 参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72～73页。

(25) See 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26) 刘氏与曹氏的看法俱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585～588页。

(27) 参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171～172页。

(28) See Francesca Bray，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Europe's Agricultural Revolution：A Technology Transformed.

(29) 详见本书参考此处注(19)、参考此处注(20)。此外，苏州府的人口密度，1820年时为每平方公里1500人，超过1929年苏州的城市（城内及城厢附郭地区）人口密度。赵冈在谈论人口密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时说：假定以2000人为城市人口的起点，但是要是这2000人分散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时，就与农村无异了（参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2页）。相反，如果几个各有数百人口的居民点彼此之间相距仅1～2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个居民点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较大居民点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居民点。倘若这个较大居民点的人口总数超过了2000人，那么也就有理由划为城市而非农村了。

(30) 前者是外观上直接创造市区，故被称为直接城市化；而后者则表现了地域的进化，故被称为间接城市化。从职能型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一个没有上下水道的市区，并不见得比有上下水道的农村更为“城市化”（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8～39页）。

(31)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The Forth edition，1998）为city下的定义为：“large and important town”，为town 下的定义为：“a center of population that is larger than a village but smaller than a city”。但是在英语中，city和town常常也不作细致的区分，因此town可代表city（该词典解释town时，说该词的一个意思为“towns or cities，esp．as contrasted with the country”）。也正因如此，在英语中，都市地区（urban area）也包括city和town二者在内，故该词典释urban为“of，situated in or living in a city or town”，释城市化（urbanize）为“change（esp．a rural area）into a town-like area”。此外，该词典释郊区（suburb）为“（esp．residential）district outside the central part of a town or city”。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6）的解释也差不多。该词典对有关词条解释如下：“City；a place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houses，shops，places of work，places of entertainment，places of worship etc.，and which is bigger than a town”；“Town；a place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houses，shops，places of work，places of entertainment，places of worship etc．in which people live and work．A town is usually larger than a village but smaller than a city”；“Urban；of or in a city or town”；“Urbaniza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more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cities”。

(32)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有关词条的解释。

(33) 参见Mark Elvin 2001年8月17日致本文作者信。

(34) 包伟民、陈晓燕针对近代江南的情况，把江南市镇区分为“嘉兴类型”和“鄞县类型”两种。前者主要存在于苏、松、嘉三府及杭、湖二府东部，而后者则常见于宁、镇、常三府及杭、湖二府西部。前者人口的非农业化程度很高（嘉兴达到80％强），而后者人口的非农业化程度则较低，有时甚至不到20％（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7章第1节）。因此在市镇居民的“非农业化”水平方面，在江南占主导地位的是“嘉兴类型”。而在这种类型的市镇的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非常高，亦即大部分人口不从事农业劳动。

(35) 正是因为如此，近代人口调查显示：在没有大量使用女工的新式缫丝厂、棉纺织厂等近代企业的江南市镇，人口中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200页）。

(36) 樊树志指出：在明清江南，“市”的居民多在100～300户之间，也有一些在500～1000户之间，但为数较少。而“镇”的居民一般在1000户以上，多者可达10000户左右（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99、103页）。与此相对照，“村”的居民一般在100户以下。

(37)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06页。此外，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市”或“镇”的居民部分地或完全地从事农业，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家住附近农村的居民在这些“市”或“镇”里进行日常性的工商业活动。虽然二者的数量不详，但至少可以部分相互抵消。

(38) 在某些市镇里，外来人口甚至可能比本地居民还要多。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39) 例如在明代，苏州吴县、长洲两县有正式户籍的居民都被政府编入图或里（城镇居民被编为图，乡村居民被编为里），必须分摊差役。而外来商人（主要住在府城近郊）虽然人数众多，却不应役。于是有正式户籍的本地居民对于“役累土著，而利归商人”的现象深感不满。市镇上的情况也一样。

(40) 所谓一般职能（或基本职能），指的是每一城市都必备的那部分城市职能，如为本城居民服务的商业、服务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等职能，以及保障城市居民安居和城市运营正常进行的那些职能（如公用事业、行政机关等）（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44～345页）。

(41)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42)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第3章第3节。

(43)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04～306页。此外，按照《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the multimedia edition，1998）的解释，卫星城市（satellites）指位于一个大城市附近、但不与大城市相连接的独立的城市社区。

(44) 清水馨八郎将独立的卫星城市称为积极卫星城（Positive Satellite City），将依附于母市的卫星城市称为消极卫星城（Negative Satellite City）（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06页）。

(45)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14～315页。

(46) 按照1983年3月1日实行的新行政建制，“苏州市”辖苏州市区及常熟、沙洲、太仓、昆山、吴县、吴江六县（市）；“苏州市区”则包括城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与郊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两部分（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129页）。由于明清的苏州府城附郭县所辖范围还包括吴县，因此比现在的“苏州市区”要大一些。

(47) 《现代汉语词典》对这几个概念的解释是：“市区：属于城市范围的地区，一般人口及房屋建筑比较集中”，1244页；“城区：城里和靠城的地区（区别于‘郊区’）”，176页；“郊区：城市周围在行政管辖上属这个城市的地区”，681页。

(48) 关于后两个层级，参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49)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172页

(50)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原为英制。

(51) 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1～128页。

(52) 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08页。

(53) 依照唐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诸行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仁井田升：《唐令拾遺》，公式令第二十一，602～603页）。一日行路50里，步行时间以10小时计，则5小时行路25里。唐代尺度与明清相差不大（参见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88～89页），因此上述规定所表现的唐代行路速度，与明清江南的行路速度应当也相去不远。

(54) 唐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规定：“水程：重船溯流，河日卅里，江卌里，余水卌五里；空船：河卌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重船、空船顺流，江日一百五十里，余水七十里。”（仁井田升：《唐令拾遺》，公式令第二十一，602～603页）换言之，在黄河、长江之外的水域中，重船逆流日行45里，空船60里（中数为52.5里）；重船与空船顺流，都是日行70里。若均以重船计，逆流与顺流平均日行55里；若重船（中数）与空船合计，则逆流与顺流平均日行61里。又，按照清代漕运的规定，在浙江至山阳的大运河航段上，“重运”（满载漕米）行船顺流每日40里，逆流每日20里（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162页），逆流与顺流合计，平均日行30里。“回空”行船速度则更快于此。苏州一带各航线上水流平稳，行船少有逆流及过闸、穿越大江大河等问题，因此行船速度还会快一些。各种货船合计，每日行30～50里（兹以中数为40里计），应是常情。

(55) 例如，徐霞客于崇祯九年九月廿一日上午从无锡出发，傍晚就到了苏州虎丘（据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七，自无锡至虎丘水路90里）；廿三日上午（不是绝早）从阊门发舟，傍晚就到了昆山（70里）；接着又航行十余里，达到内村，然后过青阳江。参见《徐霞客游记校注》，116、117页。

(56) 据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七，自阊门至盘门水路9里，盘门至葑门也是9里，合计18里。

(57)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58) 参见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195页；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54页。

(59) 参见汪永泽：《苏州的变迁和发展》。

(60) 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61) 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62) 崇祯《吴县志》卷首，王心一序。

(63) 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64) 孙嘉淦：《南游记》，卷一。

(65) 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十四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

(66)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三，桥梁。

(67)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

(68) 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

(69) 莫旦：《苏州赋》，见同治《苏州府志》卷二，疆域。

(70) 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71) 孙嘉淦：《南游记》。

(72) 同治《苏州府志》卷十，水利二。

(73) 费淳：《重浚苏州城河记》，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05～306页。

(74) 参见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165页。

(75) 参见张英霖：《苏州古城水道、桥梁的形成及其价值观》，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166页。

(76)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66～67、87～88页。樊氏原数为15个与27个，但其中包括了在府城内的大市。因为府城内的市不属于郊区市镇，故除去。又，刘石吉统计，市镇总数在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3个世纪内，从16个增加到了25个（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但是其中包括了明末数字，因此这里采用樊氏数字。

(77)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78) 参见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

(79) 陶熙：《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

(80) 道光《浒墅关志》卷首，文祥序。

(81) 康熙《吴郡甫里志》（抄本）卷首，《公呈汤抚院稿》及汤批、程大复序。

(82)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83)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307～316页。

(84)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

(85)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一，乡镇。

(86) 参见安部健夫：《米穀需給の研究——雍正史のとしてみた一章》。

(87)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88)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的专业市场》。

(89)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311页。

(90) 参见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62页。

(91) 参见沈寓：《治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吏政守令下。

(92)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93) 《徐霞客游记校注》，118页。

(94)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250页。

(95) 康熙《吴郡甫里志》（抄本）卷首程大复序：“去［县］治西南三十余里，见灯火万家，云树苍茫，市廛遝杂，拟于巌邑，意即震川集中所称甫里者欤？询之从者，果然。”《公呈汤抚院稿》“烟火万家”卷一地里：“镇以蕞尔，兼隶长、昆仑［按：仑字衍］，其形如上字，计其户则逾万家。……甫里民廛占中市暨西栅、南栅得十之七八，六直民廛占东栅，得十之二三。居民万户，近复倍之。”因此可知，上面提到的居民，都是镇上居民。依照最末一条，其数在1万～2万户之间。

(96) 吴建华使用刘石吉关于明清江南市镇数量的统计和江南各府的面积，计算出江南各府及江南全地区的市镇密度（吴氏称之为“市镇率”）。其中，苏州府的市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4.04个，在江南八府一州中名列第三，仅次于松江府（7.21个）和太仓州（5.85个），而大大高于江南全地区（2.86个）（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可惜的是，吴氏所用的市镇总数似乎是整个明清时期（1368—1911年）内曾经出现过的江南市镇的总数，因此从该计算结果无法看到市镇密度的时间变化特点。姑不论此，从这个结果也可见苏州府市镇密度在江南处于高水平。而在苏州府属县中，吴、长、元三县的市镇密度又属于最高者之列。

(97) 大体而言，在这3个世纪中，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首先，在人口密度方面，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相近，道光时都为每平方公里1540人左右。其次，就市镇数量来看，吴江在正德时有市镇7个（镇4，市3）；嘉靖时有市镇14个（镇4，市10）；康熙时有市镇17个（镇7，市10）；乾隆及道光时有市镇16个（镇6，市10。吴江、震泽合计）。而吴县在正德时有市镇6个（镇5，市1）；崇祯时有市镇7个（镇1，市6）；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有市镇8个（镇6，市2）。长洲、元和两县的市镇，明代中期（正德）和后期（隆庆）为9个（镇4，市5）；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为17个（长洲镇5，市3；元和镇7，市2）。从市的数量来看，吴江比吴、长、元三县中任何一县都多；但是从镇的数量来看，吴江县与吴县相同，略多于长洲县而少于元和县。一般而言，镇的规模比市大，人口也比市多（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03页）。因此总的来说，吴江县的市镇人口可能多于吴、长、元三县中的任何一县的市镇人口，但不会多出很多。此外，吴江县虽有一定数量的居民住在县城，但其数不大。弘治《吴江县志》卷二载县城及其郊区，“民生富庶，城内外接栋而居者烟火万家”。据此似乎居民数量不少。但是据曹树基估计，明初吴江县城人口仅为1万人左右（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324页）。到清代，据乾隆《吴江县志》的数字，吴江、震泽两县“县市”户数为2000户（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按一户5人计，也仅有10000人。因此除去府城人口后的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低于吴江，但也仅只是略低而已。

(98)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明代后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其中城镇人口总数约为300万。在城镇人口中，苏、杭、宁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50万。因此三大城市之外的城镇人口约为150万，占其时除去三大城市后江南人口总数（1700万）的8.8％。

(99)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324、325页。

(100)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101)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310页。

(102) 江南的人口总数，在1400年前后约为1400万，1620年前后约为2000万（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

(103) 正式居民297万，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应在300万以上。

(104) 这里所说的外来人口，不仅包括来自较远地区的人口，而且也包括来自附近农村地区的人口。

(105) 康熙五十九年《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586页。

(106) 康熙三十二年《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55页。

(107) 《雍正朱批谕旨》卷二百，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

(108) 参见洪焕椿：《明清史偶存》，537页。

(109)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42页。

(110) 郑若曾：《苏松浮赋》，见《郑开阳杂著》。

(111) 乾隆《吴县志》卷八，市镇。

(112)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84～185页。

(113) 《雍正朱批谕旨》卷二百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

(114) 外地劳工在市镇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外地商人在市镇的情况，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章。

(115) 与此相反，在那种“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化发展中，各个较大的工商业市镇都力争扩大自己的工商业规模并确立自己在产业层级上的优势，因此大量引进外地劳工是不可避免的。

(116) 这一点，在苏州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典型的例子如浒墅。该镇是一个草编业中心，但那里出售的草席，却有颇大一部分是农村工业的产品，故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称浒墅“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光福一带山中，妇女隙时皆织席，较之宁波诸处为上。近称浒关细席者即此”。

(117) 该理论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有重大发展；农村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大多与纺织业有关；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这种“原始工业化”也并非与城市无关。不仅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需要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而且农村工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也经常由城市商人提供，产品也总是由城市商人收购并运销外地。See Maxine Berg，Pat Hudson & Michael Sonenscher，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118) 例如乾隆时元和县唯亭镇的悬珠、荡上村，“家家切纸阡”，“比户切纸为业”（《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119)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二、六节，第八章第一节。

(120)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席”条：“环山居民多种苮草，织席为业，四方呼为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

(121) 参见康熙十二年《长洲县严禁诈扰虎丘席草行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01～202页。

(122)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

(123)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

(124) 顺便说一句，正因这个原因，光福农妇织席，“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这里所谓的“式”，就是镇上的标准样式。由于农村草编业在生产上受到市镇草编业的强烈影响，而在销售方面更要依赖市镇，因此可以说成为了市镇工业的附庸，而非相反。

(125) 从现有史料来看，只有周庄、陈墓等镇附近农村的棉纺织业在清代较为发达。

(126) 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李卫折，见《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

(127) 参见正德《姑苏志》卷十五，田赋。

(128) 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162、177、187～188页。

(129)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130) 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见《亭林余集》。

(131) 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55～456页；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200～201页。但是据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所引用的《东西商报·苏州市情》，此数为乾隆时的数字。

(132) 据道光时人许仲元所述，明末清初徽商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文字末说的“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前面已说到衣工有缴益美号机头者给银二分，又说论匹赢利百文。因此要销售布100万匹才能派机头2万两，而增息20万贯则须销布200万匹。可见有一半布是在本地加工为服装的。许氏又说：“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布］为美也。”而益美号在康熙和道光年间的苏州碑刻中曾多次出现，确实是清代著名的布业巨子。因此上述故事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133) 参见《长洲县禁止无业游民在成衣公所寻衅滋扰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25页。

(134) 例如寿衣业的云锦公所、估衣业的云章公所亦分别创建于道光二年与咸丰六年。

(135) 参见顾禄：《桐桥倚棹录》。

(136)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物产·储用之属：“油坊、碓坊，各处有之，具以甫里为式。”

(137)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138) 据包世臣说，嘉庆时，苏州府每年用于酿酒的稻米就不下数百万石（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而本文所说的苏州地区又是苏州府内最主要的产酒地。仅只木渎一镇酿酒业每年所耗稻米，就达百万石之多；横金亦达数十万石。因此苏州地区酿酒业每年所消耗的稻米数量至少应在150万石以上，与其时府城居民食米总量相埒。

(139)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40) 崇祯《横溪录》卷三，风俗。

(141) 金文榜：《榷酤说》，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五，户政。

(142)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

(143) 崇祯《吴县志》卷一。

(144)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物产；乾隆《陈墓镇志》卷四，物产。

(145) 参见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物产“储用之属”。

(146) 参见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132页。

(147)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369～372页。

(148) 参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72～73页。

(149) 参见道光二十五年《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97页。

(150) 《清嘉录》卷十二，“年市”条。

(151) 《吴门岁华纪丽》卷一，“城内新年节景”条、“春牛图”条。

(152) 参见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92页。

(153) 《清嘉录》卷十二，“送历本”条。

(154)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155) 参见嘉靖《浒墅关志》卷四，土产。

(156)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席”条；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

(157) 康熙《吴郡甫里志》卷三，风俗、物产；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物产。

(158) 《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159) 民国《黄埭志》卷二，物产。

(160)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物产；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物产；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砖”；顾炎武：《肇域志》第1册，苏州府；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同书卷二十二下，引同治府志。

(161) 参见乾隆《陈墓镇志》，卷四，物产。

(162) 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52页。

(163) 参见《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

(164) 参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55页。

(165) 据徐扬《盛世滋生图》，乾隆时苏州城内有“钉锬”店铺或作坊。参见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

(166) 《娄关小志》。

(167) 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第十八卷“玉”。

(168)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二，物产。

(169)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42页。

(170)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42页。

(171) 宫崎市定：《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

(172) 苏州档案馆藏：《吴县丝织业同业公会致总商会函》，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173) 苏州的踹匠与染匠都是直接从事踹、染工作的专业工匠，大多来自外地。在踹染作业中，除了这些专业工匠之外，还需有相当数量的辅助人手。虽然没有关于这些辅助人手数量的记载，但是我们可据1930年代前中期江南榨油业中的有关情况来对此作一推测。据1986年我采访居住在桐乡县石门镇的原油坊主毛乐庐时所作的记录，当时他所经营的一个中型农村油坊（“乡作车”），共有工作人员46～48人（以48人计），其中专业工匠（即油博士，其地位与踹坊和染坊中的踹染匠相似）8人，占全部工作人员的17％。此外的生产人员还有管作朝奉、大伙、小伙、牛倌等，合起来共24人，占全部工作人员的50％。余下的33％为管理、供销、辅助人员（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踹染坊中的情况当然不会与此完全一致，但是在专业工匠之外还有大量的辅助人手和管理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

(174) 官营织机的操作人手，明代平均每机4.2人，清代则为3.8人。民间织机的平均人数要少些，从对清末南京丝织业的调查来看，大约以2人为多（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227页）。不过后一数字大约只是指织工人数。1913年苏州开业的账房有57家，支配机户近1000家，共有织机1524台，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参见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因此平均每机使用工人5人。

(175) 前引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可见明代后期苏州从事丝织品染色的工匠人数众多，与织工人数相近。

(176) 像清代中期的南京城内，专设有机店、梭店、籰子络梭竹器店等，“储材待乏”，为“织户之附庸”（陈作霖：《凤麓小志》记机业第七）。

(177) 根据后人的统计，乾隆时府城内约有织机12000余部，从业者约10万人。其中从事机织者2万人，从事牵经者3万人，从事掉经掉纬者3万人，其余为在经行、丝行、染坊、炼绢坊、制机具工等工作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事丝绸贸易者约1万人（参见《东西商报·苏州市情》，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178)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05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37、540页；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城市史研究》，73页。

(179) 参见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城市史研究》，63页。

(180) 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1～128页。

(181)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18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183) 在《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吴江县震泽镇上的织工施复（施润泽）原有一部机，后来“增上三四张机”。有了这四五部机后，“欲要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买下邻家的两间小房作为厂房。昼夜营了近十年，“长了数千金家事”之后，又才买下一所大房舍，开办起一个有三四十部机的手工工场。

(184) 嘉靖《吴邑志》卷十四，土产。

(185)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矿税。

(186)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

(187) 乾隆《长洲县志》卷一十。

(188) 苏州档案馆藏：《吴县丝织业同业公会致总商会函》，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189) 比如珠宝玉器制作业到清代主要集中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即是一例。

(190)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风俗。

(191) 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72页。

(192) 参见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72页。

(193)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的专业市场》。虽然刘氏说的是江南而不仅限于苏州地区，但如后所述，苏州地区的情况也一样。

(194)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土产：史称“席草之肆、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亦即在浒墅镇，织草席已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生产。

(195) 所谓工业的郊区化，指的是工业从中心市外迁至郊区。这种外迁，并非单纯地指市区工业直接搬到郊区，而是指市区工业衰退、郊区工业旺盛所代表的地域职能的转移。外迁郊区的工厂，可能是原市区工厂的搬迁，也可能是新建，或者是从外地迁来。工业外迁的原因，不仅有市区地价、环境等因素，而且有运输手段的变化。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02～303页。

(196) 例如，明清苏州府城工业的向外扩张虽然导致了郊区工业的旺盛，但却并未导致府城工业的衰退。

(197) 例如市区工业部分外迁、郊区工业旺盛等。郊区市镇的工业，有的可能是原府城工业的搬迁（如碾米业），有的可能是新建（如木渎镇的酿酒业）。

(198) 明清苏州城内地价高，因此房屋价格昂贵（当然也还有建筑材料价格高昂的因素。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城内环境污染的问题，见前述染色业的情况。交通运输手段的便利，见前述苏州地区的水运情况。

(199)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306～307页。

(200)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201) 如果仅只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么最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工业从府城内转移到城厢附郭，而非扩展到有一定间距的郊区市镇。

(202) 吴承明已指出清代丝织业有从农村、乡镇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364页）。在苏州，就是逐渐转移到了府城内。

(203) 这些工业产生的废料如谷壳、米糠、酒糟、油渣等，可以作其他用途（如饲料、肥料等），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废料。但是这些用途都只有在农村才可以成为现实，因此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谷壳、米糠、酒糟、油渣等依然是废料，需要运出处理。

(204) 当然，酿造名酒要很高的工艺，但是酿造大众消费的一般酒则并不需要很高工艺，因此连许多农户也能在农闲时自行酿造。

(205) 例如在铁器制作业中，生产一般小型铁工具，消耗原材料不多，产生废料也很少；而生产铁锅则需较多原材料，并产生较多废料。在纸张加工业和印刷业中，制作笺纸与制作烧纸、油纸等，印刷书籍与印制一般迷信用品等，彼此之间在工艺水平上也有相当的差距。

(206) 在明清时期，由于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丝织品逐渐成为一种主要面向中上层社会的消费品，因此对丝织品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此时的丝织品生产，需要较高的工艺。

(207) 苏州的丝织业、成衣业和珠宝玉器制作业，由于制作工艺水平高，因此产品在全国市场上有广阔的销路。张瀚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这段话表明这些工业确实属于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工业。

(208) 参见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209) 例如清代苏州的染匠、踹匠、硝皮匠、纸匠、冶坊工匠等，大部分来自江宁、太平、宁国、镇江、无锡、金匮等地。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苏州府城找到工作，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有专长。

(210) 例如郊区市镇的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和砖瓦石灰业等，其产品的最大主顾就是府城居民。

(211) 例如府城成衣业使用的布匹，就是在城厢附郭染色和踹压的。而府城丝织业使用的丝，也有许多是在郊区市镇加工的（捻丝、纺经、络纬、打绵线等）。

(212)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种“群芳争艳”型的工商业市镇中的工业发展。这些市镇之间并未形成上述那种依照产业层级的高低而进行的地域分工，而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工业地域分工，即一种不以产业层级分工为基础的地方专业化。典型的例子如吴江县。该县的主要产业是丝织业和米业，丝织业分布在盛泽、震泽、黄溪等市镇，而米业则分布在平望、黎里、同里等镇。这些市镇各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业中心，彼此之间在产业层级上并未出现重大差别，因此它们常常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地位。这也使得以这些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市镇，都发展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中小工业城市，而非如苏州郊区市镇那样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市。

征引文献目录

目次

甲、中文文献

一、古代文献

二、地方志

三、近代文献

乙、外文文献

一、英文文献

二、日文文献

说明

一、本目录中的中文古代文献指1911年以前出版的文献（包括重印、重版者及经后人校注者），近代文献则指1911年以后出版的文献；在本目录中均按作者姓名或其译音（少数情况按照文献名称）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二、本目录中的地方志仅标明修志时代，其他情况俱见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本目录中的地方志，按照全国志、省志、江南府县志、江南市镇山水关梁志、江南以外地方志分类排列。

三、本目录中的英文文献按作者姓氏的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日文文献按作者姓氏的日文五十音图顺序排列。

甲、中文文献

一、古代文献

爱必达．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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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椿．熬波图．吉田寅校本（见吉田寅：《元代制鹽技術資料〈熬波圖〉研究》）

陈敷．农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见：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8辑

陈继儒（？）．农圃六书．见：陶朱公致富奇书

陈继儒辑．重订增补陶朱公致富奇书．道光二十年重刻本（绿野堂藏板）

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陈作霖．炳烛里谈．宣统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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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戴东原集．《四部备要》本

德福．闽政领要．同治十一年福建刊本

董开荣．育蚕要旨．同治十年刊本（亦见于汪日桢：《湖蚕述》）

董穀．碧里杂存．见：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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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骖鸾录．见：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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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桐江续集．《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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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仲元．三异笔谈．见：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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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台北：华文书局，1963年重印本

阎若璩．潜丘札记．雍正刻本

杨东桂．潜吉堂杂著．清刻本

杨光辅．淞南乐府．见：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姚廷璘．历年记．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姚旅．露书．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姚士麟．见只编．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叶德辉．书林清话．宣统三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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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情（作者名佚）．明末刻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双红堂小说藏本

雍正朱批谕旨．光绪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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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麟．清夜钟．明清平话小说选，第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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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继坚．典故纪闻．北就：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俞正燮．癸巳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本

元成等纂．续纂淮关统志．嘉庆二十一年淮关刻本

袁黄．了凡杂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本

袁燮．挈斋集．《四库全书》本

袁学澜．吴门岁华纪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抄本

云间杂识（作者名佚）．乾隆平湖陆氏《奇晋斋丛书》刻本

曾羽王．乙酉笔记．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光绪刻本

张潮辑．虞初新志．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排印本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见：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张岱．陶庵梦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张瀚．松窗梦语．见：武林往哲遗著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张履祥．补农书．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本（即《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杨园先生全集．同治十年江苏书局本

张焘．津门杂记．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9帙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排印本

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张萱．西园见闻录．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

张英．恒产琐言．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

赵吉生．寄园寄所寄．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

赵慎珍．榆巢杂识．见：笔记小说大观，外集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青玉山房咸丰二年刻本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陶风楼刻本

——．太湖图说．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五，江南三

郑元庆．湖录．见：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

支华平．支华平先生集．万历四十八年支氏清旦阁刻本

致富奇书（木村蒹堂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周亮工．闽小记．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周庆云．盐法通志．民国四年刊本

朱国桢．涌幢小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

朱克敬．瞑庵二识．见：笔记小说大观，外集

诸联．明斋小识．见：笔记小说大观，第4集

庄元臣．庄忠甫杂著．北京图书馆藏清初抄本

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二、地方志

1．全国志

《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本

嘉庆《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本

2．省志

乾隆《江南通志》

嘉靖《浙江通志》

康熙《浙江通志》

光绪《浙江通志》

雍正《浙江通志》

弘治《八闽通志》

嘉靖《四川总志》

雍正《四川通志》

光绪《畿辅通志》

宣统《山东通志》

3．江南府县志

（1）苏州府（包括太仓州）

元丰《吴郡图经续记》

绍定《吴郡志》

洪武《苏州府志》

正德《姑苏志》

康熙《苏州府志》

乾隆《苏州府志》

道光《苏州府志》

同治《苏州府志》

光绪《苏州府志》

嘉靖《吴邑志》

崇祯《吴县志》

民国《吴县志》

乾隆《长洲县志》

乾隆《元和县志》

嘉靖《吴江县志》

康熙《吴江县志》

乾隆《吴江县志》

乾隆《震泽县志》

至正《昆山郡志》

嘉靖《昆山县志》

道光《昆新两县志》

崇祯《常熟县志》

康熙九年《常熟县志》

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

雍正《昭文县志》

乾隆《常昭合志》

光绪《常昭合志稿》

弘治《太仓州志》

崇祯《太仓州志》

嘉庆《太仓州志》

民国《太仓州志》

万历《嘉定县志》

乾隆《嘉定县志》

光绪《嘉定县志》

乾隆《镇洋县志》

（2）松江府

绍熙《云间志》

正德《松江府志》

崇祯《松江府志》

康熙《松江府志》

嘉庆《松江府志》

弘治《上海志》

嘉靖《上海县志》

康熙《上海县志》

乾隆《上海县志》

嘉庆《上海县志》

民国《上海县续志》

乾隆《华亭县志》

乾隆《娄县志》

万历《青浦县志》

康熙《青浦县志》

乾隆《青浦县志》

光绪《青浦县志》

康熙《南汇县志》

雍正《南汇县志》

乾隆《南汇县志》

光绪《南汇县志》

民国《南汇县志》

道光《川沙抚民厅志》

光绪《川沙厅志》

民国《川沙县志》

正德《金山卫志》

乾隆《金山县志》

光绪《金山县志》

乾隆《宝山县志》

光绪《宝山县志》

万历《崇明县志》

乾隆《崇明县志》

光绪《崇明县志》

民国《崇明县志》

（3）常州府

康熙《常州府志》

乾隆《常州府志》

乾隆《武进县志》

正德《江阴县志》

嘉靖《江阴县志》

康熙《江阴县志》

乾隆九年《江阴县志》

道光《江阴县志》

万历《无锡县志》

康熙《无锡县志》

《锡金识小录》

乾隆《金匮县志》

嘉庆《无锡金匮县志》

道光《无锡金匮县续志》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

嘉庆《荆溪县志》

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

（4）镇江府

至顺《镇江志》

康熙《镇江府志》

康熙朝修、乾隆朝补修《镇江府志》

康熙《丹徒县志》

乾隆《溧阳县志》

（5）江宁（应天）府

嘉庆《江宁府志》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

民国《首都志》

弘治《江宁县志》

正德《江宁县志》

万历《上元县志》

乾隆《上元县志》

同治《上江两县志》

弘治《句容县志》

乾隆《句容县志》

嘉靖《高淳县志》

正德《高淳县志》

（6）杭州府

万历《杭州府志》

康熙《杭州府志》

乾隆《杭州府志》

光绪《杭州府志》

康熙《钱塘县志》

嘉靖《仁和县志》

康熙十二年《余杭县志》

嘉庆《余杭县志》

康熙二十二年《富阳县志》

康熙《临安县志》

乾隆《临安县志》

康熙《新城县志》

嘉靖《海宁县志》

（7）嘉兴府

康熙《嘉兴府志》

《嘉府典故纂要》及续编

嘉庆《嘉兴府志》

光绪《嘉兴府志》

康熙《嘉兴县志》

万历《秀水县志》

康熙《重修嘉善县志》

嘉庆《重修嘉善县志》

光绪《嘉善县志》

乾隆十年《平湖县志》

乾隆四十五年《平湖县志》

万历《崇德县志》

康熙《石门县志》

道光《石门县志》

正德《桐乡县志》

康熙《桐乡县志》

嘉庆《桐乡县志》

光绪《桐乡县志》

天启《海盐县图经》

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8）湖州府

《吴兴掌故集》

万历《湖州府志》

康熙《湖州府志》

乾隆《湖州府志》

同治《湖州府志》

崇祯《乌程县志》

康熙《乌程县志》

光绪《乌程县志》

康熙《归安县志》

康熙《德清县志》

嘉庆《德清县续志》

康熙《长兴县志》

乾隆《长兴县志》

乾隆《安吉州志》

嘉靖《武康县志》

道光《武康县志》

嘉庆《于潜县志》

道光《昌化县志》

康熙《孝丰县志》

4．江南市镇、山水、关梁志

康熙《吴郡甫里志》

乾隆《吴郡甫里志》

《元和唯亭志》

《庉村志》

《黎里志》

《同里志》

《平望志》

道光《平望续志》

光绪《枫泾小志》

光绪《光福志》

乾隆《盛湖志》

崇祯《横溪录》

同治《修川小志》

民国《黄埭志》

乾隆《续外冈志》

《黄渡镇志》

《黄渡续志》

《南翔镇志》

《安亭志》

《沙头里志》

《紫堤村志》

《蒲溪小志》

《金泽小志》

《重辑张堰志》

《杨舍堡城志稿》

嘉庆《珠里小志》

光绪《周庄镇志》

道光《刘河镇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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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金陵琐志》．见：金陵琐志八种

《凤麓小志》．见：金陵琐志八种

乾隆《（江宁）石步志》

《唐栖志》

《宁志备考》

《海昌外志》

《海昌备志》

《闻川志稿》

《续澉水志》

《澉水新志》

《乍浦志》

道光《乍浦备志》

嘉靖《续澉浦志》

同治《晟舍镇志》

《濮川所闻记》

民国《濮院志》

乾隆二十五年《乌青镇志》

道光《震泽镇志》

咸丰《南浔镇志》

民国《乌青镇志》

民国《南浔志》

《菱湖志》

光绪《菱湖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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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双林镇志》

民国《双林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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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东林山志》

嘉靖《浒墅关志》

道光《浒墅关志》

雍正《北新关志》

《娄关小志》

5．江南以外地区方志

（1）邻近地区（浙东、皖南、苏北）

宝庆《四明志》

至正《四明续志》

嘉靖《淳安县志》

万历《龙游县志》

光绪《永嘉县志》

淳熙《新安志》

弘治《徽州府志》

康熙《婺源县志》

嘉庆《宁国府志》

康熙《池州府志》

乾隆《泾县志》

万历《通州志》

乾隆《直隶通州志》

《崇川咫闻录》

康熙《六合县志》

嘉庆《如皋县志》

《白蒲镇志》

嘉庆《高邮州志》

光绪《赣榆县志》

嘉庆《东台县志》

（2）华中（江西、湖南、湖北）

万历《铅书》

同治《铅山县志》

道光《会昌县志》

同治《乐平县志》

乾隆《长沙府志》

嘉庆《湘潭县志》

嘉庆《郴州总志》

道光《辰溪县志》

同治《袁州府志》

道光《永州府志》

道光《衡山县志》

乾隆《汉阳县志》

同治《续辑汉阳县志》

乾隆《祁阳县志》

光绪《慈利县志》

同治《建始县志》

（3）华南（福建、广东）

淳熙《三山志》

万历《福州府志》

乾隆《福州府志》

乾隆《台湾府志》

嘉靖《延平府志》

道光《厦门志》

嘉庆《南平县志》

康熙《宁化县志》

道光《永安县续志》

道光《广东通志》

乾隆《广州府志》

光绪《潮阳县志》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咸丰《顺德县志》

（4）西南（四川、贵州、云南）

嘉靖《保宁府志》

嘉庆《华阳县志》

道光《新津县志》

道光《中江县志》

道光《綦江县志》

道光《新津县志》

咸丰《隆昌县志》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光绪《荣昌县志》

道光《遵义府志》

乾隆《黔阳县志》

光绪《黎平府志》

乾隆《永顺府志》

光绪《雷波厅志》

（5）华北、西北

顺治《潞安府志》

乾隆《临清州志》

咸丰《青州府志》

康熙《绎县志》

光绪《绎县志》

民国《莱州乡土志》

隆庆《华州志》

乾隆《三原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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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1995—1998年间，我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工作。该课题于1998年夏完成，其结果就是本书（初稿）。该书稿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审查后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同年7月通过了评选，获得出版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此，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本书写作与出版方面所予的大力支持深表谢忱。

此书初稿通过审查后，我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提出请求，希望允许我在付梓之前再仔细修润一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意和支持。但正值修润工作开始之时，我离开了原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转到现工作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工作。由于这次调动以及到新的岗位后从事新的工作，修润工作遂一直拖延到现在才得以完成。不过，本书却由此而“因祸得福”。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又有一些与本书有关的重要成果相继出版。其中徐新吾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许檀女士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范金民先生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方行、经君健与魏金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特别是徐建青女士执笔的《手工业篇》），与本书的研究关系尤为密切。参考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对本书的修订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虽有上述原因，本书的修改确实已拖延太久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了，心里也感到一种欣慰。就我自己而言，虽在本书的写作与修订中力求完美，但因个人能力所限，错误与不足依然肯定难免。现在此书刊出，我衷心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以帮助我改进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领域之一，只有广大学者共同努力切磋，才能把这项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李伯重

2000年3月于清华园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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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修订版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导论——本书题解

第一节　早期工业化：世界经济史研究中的新课题

第二节　几个主要概念的解释

第三节　本书的论旨与结构

第二章　轻工业（一）：纺织

第一节　生产规模的扩大

第二节　生产技术的进步

第三节　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

第四节　关于棉纺织业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几个问题

第五节　生产组织的变化

第三章　轻工业（二）：食品

第一节　谷物加工业

第二节　酿酒业与制曲业

第三节　制茶业

第四节　食品再加工业

第五节　制盐业

第六节　榨油业

第四章　轻工业（三）：服装、日用百货、烟草、造纸与印刷

第一节　服装制作业（包括冠帽鞋袜制作业）

第二节　日用百货制造业

第三节　烟草加工业

第四节　造纸业

第五节　印刷业

第五章　重工业（一）：工具制造、建材

第一节　工具制造业

第二节　建材业

第六章　重工业（二）：造船（附修船）

第一节　江南船只的种类、数量与载量

第二节　年造船数量与吨位的增加

第三节　造船业产值与从业人数的增长

第四节　修船业的发展

第五节　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及特点

第七章　能源与材料

第一节　动力

第二节　燃料

第三节　铁

第四节　木材

第八章　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

第一节　原料输入

第二节　产品输出

第九章　人口与工业劳动力

第一节　明清江南的人口总数及其变化

第二节　明清江南城乡人口数量及其变化

第三节　工业中的劳动力及其数量变化

第四节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第十章　节能省材型发展：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一节　明清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

第二节　“超轻结构”的实质：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

第三节　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江南工业的最佳组织形式

第十一章　代结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英国模式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三节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

第十二章　附论——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第一节　引言：“苏杭型城市”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第二节　明清江南的城市：界定与类型

第三节　明清的苏州城市：范围与特点

第四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地域变化

第五节　明清苏州城市的人口变化

第六节　明清苏州的城市工业及其发展

第七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

第八节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中的郊区市镇

征引文献目录

甲、中文文献

一、古代文献

二、地方志

三、近代文献

乙、外文文献

一、英文文献

二、日文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