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
Author: [日] 姜尚中; [日] 玄武岩
Date: 2018-12-04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透過滿洲國孕育的鬼胎 ──「昭和妖怪」岸信介與「獨裁者」朴正熙的故事， 把大日本帝國、滿洲國，及戰後的日、韓精彩黏合。 計劃、統制經濟、國家社會主義， 「滿洲國試驗場」留給後世東亞的一筆重要遺產， 是無法迴避的歷史悖論。 「滿洲國」──歌頌王道樂土、五族協和，建國十餘年便海市蜃樓般消滅的帝國，在中國史上被視為偽政權而遭批判，在台灣也幾乎不可能納入「世界史」書寫的主體。本書是中文出版品中第一本把滿洲和大日本帝國合併書寫，納入興亡的世界史之體系的作品。 滿洲國，在大清帝國解體後，夾在日本、蘇聯、中國、朝鮮（當時是日本殖民地）之間，醞釀出獨特而不為人知的故事，培養了戰後日本、韓國的兩位政治巨人──岸信介與朴正熙。一位是任期最長的日本總理、安倍晉三的外祖父，一位是現在服刑的前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本書就是以這兩個人的故事作為主線，將二十世紀的滿洲、朝鮮與日本的歷史、政治、經濟「黏合」在一起。 滿洲帝國，無論她是民族融合的樂土，還是應該遭唾棄的傀儡國家，都已經是過眼煙雲。然而這個早夭的國家，給戰後的東亞留下了什麼「遺產」？滿洲國的魂魄，至今如何仍然附身在「東亞」的身上，帶來無可抹滅的影響？ 「滿洲乃帝國之生命線」——日本視角的滿洲，如何走向滿鮮一體之路？朝鮮人在滿洲，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生命線」一詞，出自於當時擔任外務大臣的松岡洋右，也是本書主角之一岸信介的叔父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議會演說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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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图

前言

满洲国地图

◎朴正熙与岸信介的轨迹

二十世纪是空前富饶与绝后杀戮所交错的时代。在这极端的世纪之中，宛若亚洲的“新．亚特兰提斯”（New Atlantis，星野直树语）般耸立、然后又像海市蜃楼般消逝的帝国——满洲帝国，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它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还是被唾弃的傀儡国家？

将犹如双面神雅努斯（Janus）面貌的满洲帝国置于聚光灯下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亲手培育、在战后日本及解放后的韩国都留下鲜明足迹的两位人物——朴正熙与岸信介。

身为怪物般的“独裁者”，并以“马克白式”临终结束一生的朴正熙，周遭总是伴随着鲜血的气味；而令人惧怕的“昭和妖怪”、被称为“权势政治家”的岸信介，甲级战犯的嫌疑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愈是强调两人的阴暗面，他们光明的一面却反而愈加闪耀；相反地，那道光芒愈是耀眼之际，深沉的黑暗部分则又愈鲜明。

权力来自枪口。身为“军人”的朴正熙，怀抱着让人性感到毛骨悚然的虚无主义；同时他也受到贪得无厌的权力所驱使，本能地察觉到权力的本质即为暴力。即便人生走到悲剧性的尽头之际，这位“独裁者”始终也没有放弃对权力的信仰，名符其实是不带一丝丝慈悲之心的权力欲化身人物。然而，打出“钢铁建国”口号重建国家，并成功推行全民国防、完成“突击性近代化”的朴正熙，同时也是韩国保守人士心目中“民族复兴的先锋”，至今依旧毫不褪色。

到底哪一个面貌才是真正的朴正熙呢？

在此层面上，“昭和妖怪”也一样不单纯。

深陷于权力无尽的深渊之中，以强硬的执念来实践国策，并宣称“钱只要洗干净再用就好了”的岸信介，仿佛就像是权力的恶魔化身。不过，正是这位严酷的马基维利主义者，战前先担任国家改造的革新官僚，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战后又成立了保守联盟，站在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才能创造出战后日本高度发展的经验，同时也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功臣。

如果少了岸信介，我们又该如何去评论战后的日本？

对于朴正熙与岸信介的评价，人们总是爱恨相伴，至今未曾停歇。直到现在，他们仿佛是长了脚的亡灵般再次苏醒，操控着“独裁者”与“妖怪”的子孙们（朴的长女朴槿惠成为韩国总统，岸的外孙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向前迈进。

也许是两人入棺时棺木钉得并不够牢靠吧？还是将他们弃若敝屣的进步历史观，终于导正其扭曲的位置，而从偏狭中修正过来了呢？

◎满洲帝国——“独裁者”与“妖怪”的根源

解放与终战后迄今已有六十余年。以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可说已过了花甲之年。尽管如此，这相邻的两国却依然无法消除对自身根源所抱持的矛盾心情。如此爱恨交织的情绪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不就是足以被称为是两国共通根源的母胎——满洲帝国——吗？

让朴正熙变身成为“军人”、锻鍊岸信介成为“政治家”的，都是这大日本帝国的“分身”——满洲帝国，之后它意想不到地，成为孕育出“独裁者”与“妖怪”的摇篮。

朴正熙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届就读（一九四〇年四月）之际，岸信介已离开满洲帝国、回到老东家商工省担任次官，成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改革官僚领袖，并指挥着总力战体制的核心，确立“经济新体制”。对于曾发下豪语，称满洲帝国为“自身作品”的岸信介而言，此时正是期待已久的绝佳时机，将之前在满洲进行的实验，转移到日本国内来创建高度国防的国家。

左：朴正熙　60年代后，韩国完成“突击性近代化”。
右：岸信介　第二次岸内阁时强行签署《日美新安保条约》后，内阁遭到总辞。

另一方面，对殖民地朝鲜难有发展机会的的年轻人而言，满洲帝国正是一个绝佳的“新天地”。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已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移居至间岛、东边道等地，在日中战争爆发之际，人数已达近一百万人。此外，为了因应日中战争，日本也对朝鲜发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让殖民地的年轻人得以加入“皇军”。当时的朴正熙不过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位罢了。

之后，朴正熙以满洲军官学校预科第一名成绩毕业，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成为满洲国军步兵第八团少尉的“高木正雄”（后来改名为冈本实），此一“满洲历练”绝对带有命运性的意义。

朴正熙不只以“满洲人脉”为核心的“亲日派”来巩固其“独裁者”权力的堡垒，甚至过去满洲帝国的计划经济“实验”，也对韩国的国家发展罩上一层独裁的阴影。他推行以兵营国家来培育国力，以及全民国防为主的“韩国式民主主义”里，始终有着满洲帝国的残影遗业。

而孕育出此一残影遗业的，正是一手策划、推行“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岸信介。

◎汉江的奇迹与所谓“日本式经营系统”遗迹

岸信介与朴正熙两人从“远距离接触”转变为“近距离接触”，进而成为日韩挂勾的象征，真的只是偶然吗？

朴正熙从教师变身为皇国军人，解放后又历经数次的“变节”，最后成为“军事革命”的首谋及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其人生最终走得极具冲击性，被视为韩国现代史上残酷的象征。即便如此，论及战后经济成长的“汉江奇迹”，是绝对不能不提这位“独裁者”的。

另一方面，纵使战前、战后的形势不断转变，依然一贯地坚信国家社会主义、对统制经济论深信不疑的“统制先生”岸信介，也留下了官僚主导的日本式经营体系之雏型，影响深远。

成就“军人”朴正熙与“政治家”岸信介的摇篮——“满洲帝国”，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它至今犹如一具巨大的桩刺，钉在日本与韩国的根部。相信在那桩上，一定刻有这样的文字：“不可忘本！”这句话如今也成为背负在我们身上的沉重提问。

为了回答上述的种种疑问，本书进行了小小的尝试。我们的初衷，并非想要描写满洲帝国的起落，而是想透过朴正熙与岸信介——这两位对解放后韩国及战后日本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军人政治家及内阁政治家，以他们为中心来阐明满洲帝国的历史，及其留下的遗产与残像。

第一章帝国的鬼胎

俄国革命　1917年“十月革命”时进军冬宫的布尔什维克派。

跨越海洋的满洲人脉

◎主导军事政变后赴日的朴正熙

锐意革新，曾在满洲国施展铁腕的干练官僚岸信介，与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一路攀升至中尉的朴正熙（化名冈本实），其实他们在满洲并不相识，自始至终都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历史之绳仍将两人交缠在一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冈本中尉主导了军事政变后，复以朴正熙为名，担任韩国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再度踏上日本的国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冈本实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新京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并自末代皇帝溥仪手上获赠金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本科教育的两年间，绝对是令他无法忘怀的深刻体验。经过约二十年的岁月后，再次踏上昔日皇国的土地，朴正熙心中交杂的思绪会是什么呢？

好不容易借由武力平定了祖国的混乱，相信此时此刻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沉浸于乡愁之中的。

朴正熙受邀前往位于东京都内的首相官邸参加晚宴，因为埋藏着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抱持的野心，所以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岸信介与朴正熙两人便是在此情况下首次相见，第二天中午，岸信介又特意为朴正熙准备了午餐。整合在场相关人士的转述，朴正熙在餐会上有着如下发言：

“我们这群毫无经验的人们，有的只是以赤手空拳建设祖国的旺盛意志。就像是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年轻志士们之意志与使命感为模范，让我国能够脱离贫困，打造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餐会在座者听到冈本中尉——也就是身为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的朴正熙——这番话，究竟作何感想呢？朴正熙的发言是感慨万千，对这块因败战而失去的王道乐土，带有满溢的乡愁，是个让人忍不住泛泪的感动场面。实际上当天傍晚由朴正熙主办的晚宴上，还邀请了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的前校长南云亲一郎，此举动让“在场的日本政府高官”都“感叹朴议长的重情重义”（《朴正熙议长访米随行记录》）。

就这样，掌握了前殖民地权力的新统治者，以及孕育出该殖民地的前宗主国，两者的满洲人脉跨越了海洋重逢，透过这样的仪式，再次联系起彼此间一度遭到撕裂的枢纽。

◎激发岸信介自尊心的真情吐露

这场足以称为“帝国鬼胎”的“同学会”，聚集了来自各方的满洲人脉。它之所以得以实现，归功于众多的仲介者在幕后跨海张罗，而坐镇在帘后最深处的人物，正是岸信介。至于军事政变首谋朴正熙能与岸信介搭上线，则是透过岸信介的左右手矢次一夫与柳泰夏两人所促成。矢次一夫经由首任航空幕僚长上村健太郎的介绍下认识了柳泰夏，并与柳成为刎颈之交。

柳泰夏曾担任驻日韩国代表部参事官等要务，集李承晚总统的信赖于一身，宛若“李家的管家”般拥有莫大权势。在想要运用满洲人脉好让日韩关系“正常化”的岸信介眼里，应是最合适拢络的重点人物。实际上，根据矢次一夫的说法，柳泰夏与战前曾任职内务省、其后在外务省工作的金东祚，都是日韩串联路线之中，韩国方面最为活跃的仲介人。

在日本短短停留的三十个小时之间，朴正熙分别与首相池田勇人、岸信介等人进行了关于日韩外交正常化的各种正式、非正式之会谈，并积极地与日韩问题恳谈会的会长石井光次郎、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等人会面。岸信介对当时的情况有以下的回顾：

我第一次见到朴正熙，是在他刚完成军事革命后造访日本之际，那时他尚未任职总统。据朴正熙所言，他们这群年轻的陆军军人之所以投身军事革命，是因为一心想要救国，同时也想起了明治维新的众多先贤志士。（朴说）他一心效法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诸位日本先贤，奋而起身执行革命。然而实际上，这些年轻的军人们并不懂政治，不用说当然也不理解经济问题。而韩国不管政治界也好、财经界也罢，都只顾着追求自身利益，毫不考虑国家关系。所以，与他们商量国家建设只是徒劳无功，因而才前来想听听日本政治家的意见。为了此一目的，首先必须要让两国的外交正常化才行啊。（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岸信介の回想》）

在曾祖父佐藤信宽的影响之下，岸信介对于长州维新志士的种种十分熟悉。朴正熙的这番言论听在他的耳里，更激发了自尊心，因而有了上述真情流露的回想文字。此外，对于在关东军具有莫大的权力背景之下，一心想将农业国满洲改造成为重化学工业重镇的商工次官岸信介而言，朴正熙所面临的问题与岸的自身经历不谋而合，仿佛是在孱弱的农业国韩国中，看到了满洲国的残影。

岸信介的慧眼，确实是正中了韩国经济问题的本质。以下的忆述，也投射出他在满洲的尝试、失败等经验：

我曾向朴总统说过：我在满洲的经验里，只要一说到经济问题，立刻总链接到振兴近代化产业，认为非得最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才算有魅力。当然只要有钱，不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有办法克服。只是，真的想要振兴产业，还是需要基础的。从此一层面来看，韩国最重要的产业是农业；若农村不能好好地运作，任何事都无法顺利进行。实际上，当年满洲因为军人需求，进行了飞机工厂、制铁业等建设，但若是能亲身理解满洲的农村问题，并好好处理，相信一定能顺利完成建设的。《岸信介の回想》

◎为实现满洲未完成的革命而发展独裁

在朴正熙意外死亡后二年，岸信介认为朴最大的功绩便是成功地推动了独裁者的经济政策，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老实说，我也没想到会进行地如此顺利。”岸信介吐露了惊讶不已的心声，韩国的独裁发展成果大大超越了原先的预期。

换个角度来看，由军事政权所进行的国家主导型重化学工业化以及培育军需产业，可谓实现了当年岸信介等青年改革派官僚在满洲国未完成的梦想。他眼中看到的，是朴正熙领导的韩国借由“新村运动”克服了满洲国最大的宿疾——农业问题。

在共同建构反共主义同盟关系的现实政治之下，岸信介对韩国的注目眼神更充满期待。然而，期待并不仅只于此。还有这一项满洲国未完成的革命，他期望朴正熙的韩国能够逐一实现，如今终于也看到曙光。

当然，跨越海洋的满洲人脉，绝非仅是单靠反共的大义名分或对满洲国的乡愁来联系，其中还包含了台面下的各种交易，回扣、手续费等充满腐败与勾结的人际网络。透过日韩的满洲人脉，创建起跨越海洋的利益集团，而此中心的人物无疑便是朴正熙与岸信介。

特别是岸信介被指称介入了浦项综合制铁所、首尔的地下铁建设，以及日韩大陆棚石油共同开发等庞大计划的利益中。同时，他与“满洲国夜间帝王”的甘粕正彦、“鸦片王”里见甫等人也交情匪浅。关于插手鸦片专卖法、创建特殊公司等，也隐约透露出岸信介的黑暗面。

甘粕正彦　满洲国建国后晋升民政部警务司长，也曾任满洲国协和会总务部长。

年轻时的“妖怪”与独裁者

◎前所未有混乱下的“全面性危机时代”

被揶揄为“妖怪”及令人畏惧的独裁者，岸信介与朴正熙两人分别在昭和时期与解放后的韩国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记。他们也不时将自己的理念传达给两国的人民。然而，虽说是“妖怪”与独裁者，他们无疑也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宠儿。从此一观点来看，其实他们也彻底地染上了该时代的色彩。

一九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宛如打翻的油漆桶一般，是一个所谓“全面性危机的时代”，他们都染上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套句危机政治学、宪法学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话，这是“例外状态”常态化的时代，也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时代。

岸信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京就读是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这一年不但爆发俄国革命，朴正熙也诞生于殖民地朝鲜的贫穷村落中。当岸信介以商工省干练官僚之姿于三〇年代初期崭露头角，日本则是经历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满洲帝国成立，并将殖民地纳入战时体制，帝国日本仿佛被附身般，一股脑儿地走上了通往战争的道路。朴正熙正好恰恰与岸信介相反，这时不过是贫穷殖民地中的一名青年，正度过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之后朴正熙毕业于师范学校，担任初级学校初期教师，之后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最后以满洲国军中尉的身分迎接了日本战败。

对怀抱着雄心壮志、却苦于无处发挥的殖民地青年而言，满洲无疑是一处让人出人头地的新天地。另一方面，有着满腔热血想要改革现状的菁英官僚，则视满洲国为实现创建理想国家的最佳“实验场”。

朴正熙故居

◎着迷于国家改造运动

那是一个到处发生血腥的恐怖攻击、不断上演残忍的杀戮、毫不掩饰的暴力肆意乱舞的时代；同时却也紧抓住了每位抱有建设理想国度梦想的青年的目光。如果这便是年轻的岸信介与朴正熙所属的时代，那么，终生留在他们身上无法消去的时代印记，又将会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足以被划为世界上最重大历史事件的欧战爆发”及其带来激烈变化的结果。岸信介在满洲国所进行的计划性、统制性经济政策，无疑带来了深远影响。借用大川周明所言，前所未有的世界战争造成了经济上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同时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显著，社会运动逐渐抬头，并威胁到国家存亡的问题，因而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其中最让大川等人备感冲击的，是俄国革命后第二年频频发生的“一九一八年米骚动”。正当日本打算参与西伯利亚干涉战争之际，因米价过度涨扬，导致全国各地引发多起暴动，成为动摇日本国家根本的重大事件；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思潮、马克思主义纷纷抬头，帝国日本正经历一场从未体验过的空前危机。

同时，汹涌的怒涛也从外部逼近。“伴随世界大战，俄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德奥两帝国的崩解、西班牙革命、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等等，社会改革的风气瞬间在世界各地兴起，吊诡地不得不让人承认，这是一个文化百花齐放的改革运动时代”（《五一五事件调书》）。尤有甚者，之后发生了震撼殖民地帝国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运动”等，帝国日本的脚步仿佛也被大战后的“汹涌怒涛”逼得节节后退。在此国家内外上下都剧烈动摇之际，改革运动以全新的装扮登场，连同“昭和维新”兴起的“亚洲主义”对外扩张风气也开始席卷日本。

以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北一辉三大巨头为首的犹存社，可谓担负此一改革运动的特异团体之一。犹存社与黑龙会（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经纶学盟（上杉慎吾、高畠素之等人），并列为右翼运动三大潮流。它的名字与鹿子木员信、安冈正笃、笠木良明等人连在一起，成为培育国家改革、昭和维新人员的大本营。

大川周明　主张亚洲主义，以犹存社的推动改造运动。

这段时间的岸信介，正是视吉田松阴“‘君臣一体’皇国思想”为国家思想核心，同时又形塑“长州维新风格”的人格，并对“符合家世的飞黄腾达”有着强烈信念的帝国大学学生。犹存社有关创新国家改革与亚洲主义式口号，对他而言仿佛具有超强的吸引力，令他深深着迷。

◎与“魔王”北一辉命运的邂逅

在帝国大学鼓吹神圣国粹主义的上杉慎吉，一直是岸信介心目中的恩师；而北一辉则让沉迷于天皇绝对主义的岸信介更加无法自拔。他自言：“宛如瞬间绽放出来的烟火一般，虽然仅只一次，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北一辉”。北一辉可谓是始终都刻划在岸信介的脑海中，直至人生尽头都依然活在心中的昭和维新的革命先锋。

左：上杉慎吉　以国家主义宪法学者身分，对天皇机关说加以批判。
右：北一辉　主张透过政变改革国家，影响了行动派的将校们，被判为“二二六事件”的首谋者，遭到处刑。

被称为“魔王”的北一辉究竟做了什么，能让年轻的岸信介如此着迷呢？对于之后孕育出改革官僚领袖的岸信介，北一辉可说担任了“产婆”角色，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时，上杉慎吾及其率领的兴国同志会，因指称东大助教授森户辰男的论文是在宣扬危险思想，进而弹劾森户，迫使其停职，爆发所谓的“森户事件”（一九二〇年）。对头脑聪敏机灵的帝大生岸信介而言，上杉等人抱持的狂热国粹主义，让岸信介感到强烈的格格不入。正当他不满于这些不断采取极右派式的行动排除森户之际，他在犹存社与“魔王”命运性地邂逅了。

岸信介宣称曾彻夜抄写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该法案被视为超国家主义的圣经，仿佛明示社会改革，乃至国家改革的方向。岸信介曾如此回顾：“《日本改造法案》最初以身为社会主义者的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式思考为核心，与我国国体的重大改革相互链接，这与我当时的想法极为接近，同时也提出了相当具有组织性、具体性的执行方法”。

很明显地，北一辉充满独创性的日本改革远景，紧紧抓住了这位日后改革官僚领袖岸信介的思想与情绪，带有迷人的魔力。

若将改革官僚集团视为一个世代的代表，这些人与岸信介大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大正末期毕业自帝国大学，学生时期并在新人会[1]和共产主义的全盛时期里度过。

改革官僚之中，最富盛名的星野直树于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大学毕业；岸信介毕业于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以电力国策要纲私案[2]闻名的奥村喜和男毕业于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美浓部洋次、迫水久常等人则是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毕业。

星野直树　曾任职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第二次近卫内阁务相、企划院总裁、东条内阁书记官长等。

他们以企划院为根据地，与军部幕僚阶层相互链接，打算改造日本成为高度国防国家。这群改革官僚集团的共通点，便在于他们是成长于“已成为普遍风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社会科学之影响下”。也因此，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明治以来的传统国体思想及神圣国粹主义，或像是蓑田胸喜[3]式的“观念右翼”思想了。

◎震撼灵魂的国家社会主义构想

这些官僚具备“以社会科学观点分析历史与时代的素养”，熟悉处理世界规模“全面性危机”，即“整体机制掌握主义”的宏观思考模式。换言之，对他们来说，掌握每个独立的个人、在各自法则下运作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技术工程序的指导，才是解决全面性危机的新政治作法。

多年后，以“反共斗士”之姿声名远播的岸信介，多次否认自己曾倾心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过他对于北一辉的《法案》则表示赞同，这应可视为年轻的他对于“整体机制掌握主义”式思考有所共鸣才是。在解除“魔王”的封印后，岸信介开始走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当然，即便是社会主义也一样具有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魔物”。

北一辉的《法案》之所以为岸信介带来了震撼性灵魂的冲击，是因为北一辉首次将日本的国家改革与“亚洲经纶”相互链接起来。对岸信介而言，后者的“亚洲经纶”之后透过大川周明的大亚洲主义而充实了内涵。这一套将国家改革与对外扩张论一体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构想，深深地冲击了岸信介。

北一辉的《法案》还有一项独特的地方：他否定了全面性的国体论，将天皇的存在根据近代性的国家哲学上来理解。另一方面，则将人民从臣民的枷锁之中解放，转换为近代性的“国族”。就这样，北一辉将《帝国宪法》中所定，天皇拥有主权、国民为其统治对象，即“天皇之国民”的形式，逆转为人民与天皇同为国家最高机关，也就是“国民之天皇”，并试图据此结论来成为新式的统治原理。

而让北一辉成为“魔王”的，正是此《法案》。它宛若成为“暴力福音”的圣经，企图以“基于天皇大权，人民的直接行动便是透过恐怖攻击进行军事政变”，来改革国家。

北一辉如此充满独创性、且具体的国家改革计划，是身处大学内学院派的岸信介所难以想像的，无疑也让他首次唤醒“整体机制性把握主义”的思考模式，来掌握时代与整体社会的想法。

话虽如此，岸信介并不具有那些受到北一辉的鼓吹、奋不顾身参与武装政变的青年将校之志气，也与昭和初期的恐怖分子先锋——朝日平悟、中冈艮一等——“半途而废的知识分子”们带有的感伤主义式浪漫情怀无缘。他的头脑总是冷静清晰，且几近胆小而慎重无比。与他们不同，岸信介投身进入到国家权力核心的官僚机构中，选择了“能动性地参加庞大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之目标”、“创造性技术者”的道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岸信介是北一辉、大川周明、鹿子木员信等人忠实的“使徒”。然而，却跟这些超国家主义的“教父”们不同的是，他转身成为改造、管理国家机构的技术政治专家及领导者。

◎对比性的出生与没落的家庭

那么，朴正熙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岸信介身为拥有高度社经地位的世家佐藤一族，成长在良好的环境中，毕业于帝国大学，更成为少壮青年官僚，稳妥地走在帝国的菁英道路上。相较起来，朴正熙的青少年时代则是被晦暗的气息所包围着，诞生在殖民地朝鲜贫瘠的村落里，不受任何人重视。朴正熙的成长历程恰巧与岸信介成为鲜明对比。

朴正熙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他排行老幺，是母亲白南义在四十多岁时所生。羞于老来怀孕的母亲甚至一度想要拿掉肚中的朴正熙。父亲朴成彬曾通过武科（朝鲜王朝武官选拔）的考试，因参加一八九四年的东学农民运动而遭报复，致使家道中落，加上染有酗酒恶习，经济上无力支持家庭。之后，朴正熙担任闻庆普通学校的教师，朴成彬还多次向儿子要钱。对朴正熙而言，父亲绝不是令人尊敬的存在。

因此，岸信介与朴正熙两人之间，可谓有着天和地的差别。

在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朴正熙毫无疑问地便对贫困、懒散、无力及事大主义等深具强烈厌恶感。刻划在后来独裁者心中的，是对殖民地——特别是其中贫困农村生活里的屈辱、悲哀及辛酸。军事政变后成为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的朴正熙曾提出“韩民族应走之路”，多次强调要“脱离贫困”。也因此，他清算了过去民族历史上的“负面遗产”与“日帝殖民特质”，企图确立以人民革命来重建社会，确定“国民之道”。这是指挥政变的“革命性”军人所留下的讯息。

◎满洲是出人头地的新天地

然而，出生于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日本战败时才满二十八岁的朴正熙，无庸置疑是深受日本帝国影响所成长的世代。

一九三〇年代，随着第二次朝鲜教育令与京城帝国大学的设立、普成专门学校及延禧专门学校的扩建等，正值青春期的此一世代，相对地多出了许多得以翻身的机会。而满洲正是最吸引这些殖民地青年前往的“新天地”、“东洋的黄金乡”。如此说来，朴正熙可谓正是继承了“日帝殖民地特质”的世代。但即便如此，或许该说正因为如此，他才必须不断地提高声量，大声疾呼“清算”这些“日帝之流”吧。

那么，满洲究竟有什么吸引了青年朴正熙呢？

朴正熙在青年时进入肩负殖民地教育工作的大邱师范学校就读，恰好正是在满洲帝国诞生之年；接着日中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朴则担任闻庆普通学校的“训导（初级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进入新京（今长春）的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隔年更名高木正雄（其后改为冈本实）。

显而易见地，朴正熙正是在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总力战体制时期的“内鲜一体”[4]与“鲜满一心”口号下，成功转换为“帝国性主体”的典型殖民地青年。

朴正熙　大邱师范学校时代。

关于满洲国创建后，带给殖民地朝鲜内部的“满洲风潮”之事，本书会再后述。日中战争爆发后，青年朴正熙对满洲充满了“德州式的热情”，洋溢着“中国版黄金乡”的心态，认为那里是出人头地的新世界。

实际上，青年朴正熙在师范学校担任初级教师时并不起眼，直到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后，他才以优秀成绩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朗诵毕业词，更从满洲国皇帝溥仪手中获赠金表，转变成为一位军人。

◎从陆军士官学校到讨伐八路军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朝鲜总督南次郎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役员董事总会”上颁布：“在满洲的内鲜人身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同时基于满洲建国之民族协和宗旨，也是满洲国之人民”。朝鲜人不但是“满洲国人民”，也是“日本帝国臣民”，南次郎自豪地在满洲国确立了“内鲜一体”的原则。仿佛是在呼应此一规定，满洲国在同年公布了“陆军军官学校令”与“陆军军官学校规章”，废止了奉天（今沈阳）的满洲国中央陆军训练处（奉天军官学校），于新京设立了四年制的军官学校，被称为新京军官学校。

南次郎　曾任陆军大将、陆相、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等要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隔年，朴正熙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新京军官学校，不久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经过为期二年的本科教育后，被分配至第五军管区旗下的步兵第八团，屯驻于华北地区热河省半壁山，负责讨伐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七军团。此时约为日本战败（解放）的前一年。

一路爬上中尉之职的朴正熙，又是怎么迎接败战的？之后又如何以一位前满洲国军出身之人，在韩国军创军之际担任核心角色？此一过程容后详述。而这时恰好也是“帝国的鬼胎”们将冷战视为绝佳机运，以反共之名来寻求复活，并进入分裂国家韩国核心的过程。这对于成为“战犯”的岸信介而言，此时正是从美苏对立与冷战幽禁的日子之中解放的“良机”。至于对朴正熙来说，冷战与分裂则是消除“亲日派军人”暗黑历史过去的“侥幸”。

就这样，朴正熙的忠诚从对于日本帝国而转移至分裂国家，并积极地投入于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在满洲国军之中，一方面要跟日本人、满洲人（中国人）竞争，另一方面则要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在这样的环境下，朴正熙为求生存与出人头地，学会了以果敢行动力与政治性的处世之道。“权力来自枪口”的虚无主义之心，与对政敌强烈的敌对态度，以及即便在激烈的反弹下依然为所欲为地挥洒其军政统治手腕，造就了此一“独裁者”。而其根基，无疑地来自于满洲国时期军人的严苛体验。

1. 新人会：存在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间，以东京帝大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团体。前期以基于人道、社会主义的启蒙活动为中心，后期则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团体。

2. 电力国策要纲私案：此案主张以“民有国营”的方式来管理电力，被视为是日本统制经济的一大创举。

3. 蓑田胸喜：庆应大学教师，在天皇机关说事件等迫害言论自由的活动中相当活跃，被视为是右派和军部的打手，战后自杀身亡。

4. 内鲜一体：“朝”即为“朝鲜人”，“内”指的是“内地人”，亦即出身日本本土的本国人。

第二章在帝国的夹缝中

日俄战争海报　在日俄战争期间，由日本庆应大学的学生制作的宣传反俄思想的政治漫画。

走向满鲜一体之路

◎“守住满蒙生命线”

作为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之地，中国东北四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奉天省［今辽宁省］、热河特别区）在日本国民的口中，犹如“圣地”一般被广为歌颂，且绝非突如其来。每当谈到“满蒙问题”时，宛若起手式般、最脍炙人口的说法不是“十万的生灵、二十亿的国币”，就是“明治大帝的伟业”。

因为满洲与日本帝国有着相连的利害关系，也被称作“特殊权益”。殖民政策学者矢内原忠雄在“满洲问题”中有如下的说明：

矢内原忠雄　著名殖民政策学研究者，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因批判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而受到军方侧目。

特殊权益概念的建构包含以下三点：邻接地区的重要性、相较于他国投入的庞大经济性利益，以及期望取得政治性特殊地位等。这些都是自日俄战争以来，我国的传统一贯主张。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人民在经济性、社会性的重建遇上重重困难，压力具体展现在人口问题、农村人口过多等问题上。于是乎对历史、地理上都处于邻接位置的满洲，不只保卫业已投资的权益，更是为了我国人民的发展，重新认识日本的独占性是具有莫大意义的。就这样，出现了“满洲是帝国生命线”的口号，不仅限于个别条约上的权利、利益，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满洲视为我国的特殊权益。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拥护特殊权益的主张也膨胀到达顶点。

“日中间的各种条约、惯例上的利权、民族间的对立抗争，再加上华盛顿体制（Washington System）的牵制，各种因素复杂交错的满蒙问题，宛如就是戈耳狄俄斯之结般棘手”（山室信一《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提出的“满蒙领有论”一语，道破了问题所在，他们进而发起了“满洲事变”。这也是将人民意识从“消极地保卫权益”改变为“积极地促进‘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关键。

石原莞尔　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与坂桓征四郎等人一同发起“满洲事变”。

以清晰的“帝国主义性质”行使武力，这样的举动突然之间让钟摆偏向了单边，受到工业化洗礼的福斯媒体也开始热烈鼓吹，煽动着民众，使得社会上下全面地热烈支持。如今在帝国内形成一种流行，成为福斯媒体最关注的议题。于是报纸、广播、书籍、杂志到电影、唱片等，开始大量、全面，不断反复地宣扬“守护满蒙生命线”的口号。

“生命线”一词源自当时担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亦即岸信介的叔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于议会演说时使用的词语。此言一出，立即抓住了好战爱国主义者们的心，成为流行语。其中，让人联想到“日本与满洲国有机性结合”的“魔法咒语”，一时之间脍炙人口。

松冈洋右　担任国际联盟总会首席总理时，为抗议否认满洲国的表决愤而退席。曾担任满铁总裁、外相等。

◎促使“帝国日本”诞生的日俄战争

“生命线”口号可谓三〇年代帝国新神话形成之际最具魅力的一句话。它有别于以往，将新要素融入古老的故事中，成为重构帝国意识型态最恰当的梁柱，同时也以“王道乐土”来描绘满洲国。

换言之，“生命线”除了是“伴随巨大共鸣之隐喻”，也具有“唤起对帝国过去的公共记忆，同时对现今的经济不安定也有相当的效果”。如此“将满洲建构为生命线，不仅链接了过去与现在，也在既有的帝国意识型态上，融入了崭新的构图”（Louise Young《総动员帝国》）。

想当然尔，所谓“帝国过去的公共记忆”，指的便是为了满洲而牺牲的“十万的生灵、二十亿的国币”。这意味着日俄战争如同前述矢内原忠雄的主张，“特殊权益”确实是形成民意的关键影响因素。对这场战争的集体记忆，让日本国民将帝国视为国族认同的一部分，并歌颂此一光荣事迹，成为全民想像共同体的基础。

在岸信介的心目中，这样的帝国形象是难以抹灭、持续深植于内心的，这点从他对幼年时期的回顾便可略知一二：

关于明治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的日俄战役，我有许许多多的回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攻陷旅顺。家家户户都竖起国旗，岸田区的新年庆祝活动也在田里插上旗竿升起万国旗。连我们小学生，也列队参加了战死者的葬礼，当时大家都拿到了红豆面包或甜馒头。恢复和平之后，面对着身上别有勋章、从军徽章等凯旋归来的军人们，我们也是大声呼喊着万岁，热烈地迎接他们。（岸信介等《私の履历书——保守政権の担い手）

岸信介的回顾无疑只是极为普通、随处可见的乡间景致。日俄战争后，不论男女老少，所有国民都将日本视为“帝国日本”。日本这个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帝国的占领”，人们开始相信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向外扩大领土。这也是山县有朋在明治二十三年为了“东洋攻略”而提倡守护“主权线”（领土）、诉求保卫“利益线”的“外交政略论”所延伸出来的看法。

◎满洲——帝国扩张的前线

在首次举办的帝国议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山县有朋断言：“朝鲜即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所在。”故日俄战争实际上只是日本与俄国为支配韩国而进行的争战。

然而奇妙的，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忘却了获取韩国成为殖民地的战果”，“在一九三〇年代，不论是个人的看法还是国家的见解，都将满洲视为过去不计其数的牺牲所换来的唯一报酬”。（Louise Young《総动员帝国》）

套句山县有朋的话，殖民地朝鲜实际上是位于日本帝国的“主权线”上，而满洲或“满蒙”成为帝国扩张的前线，则被视为“生命线”与帝国最重要的事项。然后“攸关帝国安危”的“韩国”（《宣战诏敕》［露国ニ対スル宣戦ノ诏敕］），与满洲合而为一成“满鲜”，被置于更宽广的帝国空间之中。

像朴正熙这样的青年们，之后从“被统治民族”转变为“帝国主体”，并将自身的发展与梦想托付于满洲，也都被视为帝国日本同心圆扩张所带来的“恩惠”。

然而，由于万宝山事件（间接导致“满洲事变”），加上在满朝鲜人的贫困与流离失所、还有比被蔑称“东洋鬼子”（日本人）更低贱的“二鬼子”等称呼，在在表现出这些殖民地民众的矛盾处境。而在帝国的夹缝中呻吟、存在的在满朝鲜人，正是透露出“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之虚幻及真实交错的复杂历史。若不认真面对这群“满洲国的重要组成分子”——在满朝鲜人，可以说是绝对无法勾勒出满洲国的轮廓。

即便如此，大多数的帝国臣民（日本人）将殖民地朝鲜、满洲甚至“满蒙”视为“生命线”，记忆与遗忘相随，就这么维持下去。再也没有比“满鲜”更能述说此一深具两面性的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之地了。

◎从风土旅游志到商业书都是“满韩”风潮

其实所谓“地理的空间”，并非稳固不变的实体，大概都是透过发现、想像、创造出来的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胜利，新兴帝国的眼光自朝鲜半岛扩展到满洲，进而创出了地理性的表象“满鲜”。而造成此一现象的决定性关键因素，则是日俄战争。该场战役前后，以地理空间“满韩”为主相关的各类商业用书、入门书、旅游导览手册、风土旅游志与历史书籍等，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问世。大多数的日本臣民也逐渐相信国家的存亡，都系于帝国的领地之上了。

光是日俄战争前后，就出版了《时事新报满韩地图》、《黑龙会编纂满韩新图》、《日满韩三国地图》、《日俄满韩新地图》、《实测走遍满韩大地图》、《最新世界大地图（附满朝鲜战争局地图）》，以及《最新满韩地图》、《新撰满韩全图》、《满韩全图》、《小学桦太满韩地理》、《满韩大地图》等。不胜枚举的地理志、地理书籍之中，还刊载了与军事战略、作战、行军等关系密切的地形、地势、气象及人文、产业、物产等信息，在日本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满韩”热潮。

《最新满韩地图》封面　明治39年（1906）发行。

这些地政学的知识与信息，透过“满韩”纳入领地的实际过程，助长了将帝国视为国族认同的全民共识。于是“满韩”不再只是地政学的知识，而是成为深入对资源、物产及居民进行统治管理的“经营”对象。

众多的商业用书、入门书、调查报告等，也都是此脉络下的产物。从《韩国成功创业入门》、《韩国成功创业策略》、《韩国实业己见》、《推荐访韩》、《韩国成功法》，到《满韩蚕业调查事项报告书》、《满韩开业己见》、《清韩视察复命书》、《最新调查满韩之富源》、《满韩实业报告书》等，不断加深与遥远土地的链接感。

◎喊出“满韩经营之北进”的国防方针

这样的趋势，在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后气势更盛。于是更改“北守南进”政策，提倡“南北并进”的“国防方针”，明确地表示“扩张满韩及沿海州[1]地区之日本权益”。此一“满韩经营之北进”与“扶植亚洲南方之日本利权而南进”的“国防方针”之“基本方针”，内容如下：

扩张国权，增进国利民福，进而向世界多方面的经营。其中于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引用者注：指日俄战争），牺牲几万与巨万财货，扶植了满洲与韩国，并取得利权，逐渐向亚细亚南方及太平洋彼岸彰显国力与发展民力。今后加倍的扩张，即为帝国施政之大方针。

如此国家战略“国防方针”之转变，随着“日韩合并”（一九一〇年）后，更助长了民间将“满鲜”视为统一地域的倾向。

例如以日俄战争为契机，朝鲜实业协会改名满韩实业协会，其发行的官方刊物《朝鲜之实业》也跟着更名为《满韩之实业》。主旨为“链接满洲，让韩国的富源开发更加丰富多元，朝鲜将转变为满韩、继而成为东洋、继而成为欧亚，终将化为时代的潮流”，开始积极促进“满韩合并研究”。

与《帝国国防方针》同年发表的“满韩合并研究”，可看到走向比“满韩”朝向更大的“东洋”、“欧亚”的扩张之路与统一的地域概念。

数年以后，伴随日韩合并，大韩帝国改为朝鲜，“满韩”和“满鲜”使得朝鲜与满洲化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在这样的既成事实下，以地理学及历史学为基础的“朝鲜史”于是诞生，再透过学会、媒体、记者及小说、游记、旅行等各式各样的体验，成为帝国臣民日常意识之中脍炙人口的一部分。

◎白鸟库吉、夏目漱石扮演的角色

由此观点来看，以白鸟库吉为核心所创建的东洋史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同往年英属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般，以国策设立的公司来进行殖民地经营，足以展现统治之实力与权威”。以此宗旨设立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以满铁内部设置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为根据地，将白鸟等人的“满鲜”地理文化与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东洋史学——成为链接“满鲜”地理表象与帝国经营的工具。

白鸟库吉　确立近代东洋史学的关键人物。1904年，任职于东大新设立的东洋史学科教授。

白鸟库吉对于后藤这样的运用也有自觉，在日俄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白鸟曾有如下阐述：

自己游学欧洲时的经历，让我愈加有所感触，认为东洋研究必须由东洋人率先进行，这样的信念与日俱增。然而，实际状况是：这样的研究大多是跟随西洋人的先行研究，没有日本人可以着手之处。仅有一项研究尚未触及之处，那便是现今战争勃发、亦造成战争动机之地，且即将纳入日本势力下的满韩地区。……此一地区因战争衍生出崭新的政治形势，日本人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才行。（《白鸟库吉全集．第10巻》

由朝日新闻社引爆热潮的“满韩旅游风潮”之“空前创举”，也与这样的“形势”连成一气。在媒体举办的“满韩视察”活动中，也可赤裸裸地看到“满韩”是如何成为“赌上国运”、“赌上民命”的“日本圣地”。“满韩的港湾山野是我国忠勇海陆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力拼而来，发扬帝国威武之地。在前往战地遗迹吊慰忠魂的同时，也要视察皇威之无远弗界”（《东京朝日新闻》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夏目漱石游记〈满韩处处〉，也与这样的“战迹巡礼”风潮不无关系。在老友中村是公（满铁第二任总裁）的邀请下，夏目漱石造访了旅顺、大连、哈尔滨、长春、奉天（今沈阳）等地，再从奉天前往平壤、京城（今首尔）、仁川、开城。写下当地的见闻录之际，他也融入自身记忆，随心所欲介绍起帝国“圣地”的地区。由于夏目漱石的个人色彩太过强烈，称不上是称职的“带路人”。然而，由之后成为国民作家的大文豪来进行这类游记连载，这件事还是动摇了日本国民的情感，让“满鲜”的“想像地理”更加深植人心。

夏目漱石　日本著名大文豪。

之后在“满洲事变”隔年，风靡一时的《满洲行进曲》中写道：“为了东洋的和平，我们即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日本的生命线就在此，守护九千万的同胞也守护满洲”。日俄战争后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岁月，帝国统治的历史之中孕育出这样的思想。“满韩”进而到“满鲜”，正是日本的“生命线”；而“满洲帝国”便是耸立在这样“满鲜”土壤上的“非官方殖民地”。

“亡国之民”的满洲

◎实现殖民地青年梦想的黄金国度

山室信一将满洲国的形象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怪物形象”，如果仿效这样的比喻，在满朝鲜人也与罗马神话中拥有前后两种不同面貌的神“雅努斯”有几分相似。至少在满洲国成立后，在满朝鲜人始终在强制执行同化政策下的“正式殖民地”，以及表面上歌颂“五族协和”的“非正式殖民地”两者间挣扎、摇摆，就像是东洋版的雅努斯。

如此被强加上去的面貌，其后随着“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的对立而更加明显。从日韩合并以来实施同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掀起的民族自决潮流下所进行的满洲侵略与统治，种种因素正不断地相互牵制、相互角力。就这层意义来说，在满朝鲜人可谓刚好位于帝国扩张之际、内部必然产生的矛盾与挣扎的症结点上。

再者，让在满朝鲜人立场更加复杂化的，是持续侵略扩张的帝国日本，与想要透过恢复国权来统一国家的中国民族主义相互对立，而在满朝鲜人刚好处在各方角力之间。因此，有朝鲜人加入以满洲为据点的抗日武装势力，同时也有朝鲜人仿效间岛朝鲜人特设部队[2]那样，加入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如同前述，朴正熙则是后者集团的一员。

当然，为数最多的还是普通的无名老百姓，他们大多是贫穷的耕农或是零售店老板、都市的低层阶级等。

岸信介前往满洲国时，多数的在满朝鲜人都还抱持着“期望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放”、“不愿意被满洲国组成的间岛特设部队给征兵，同时又因为金日成等人的抗日运动而感到兴奋不已”这样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出现“朝鲜青年为了追求社会阶层的进步、寻求机会，纷纷前往满洲”的现象（田中隆一《満州国と日本の帝国支配》）。在他们心中，满洲是让青年们脱离目前困苦现状的“新天地”。实际上，苦于“种族歧视与生活困难”的青年们，他们的选择只有回归朝鲜半岛、前往中国本土或流浪至更遥远的东南亚，再不然就是“埋没于满洲都市的底层社会中”。

因此，在满朝鲜人眼前的选项，其实只是彷徨于“已知的死地”（朝鲜）与“未知的死地”（满洲）两者之间罢了。

即便如此，满洲还是被视为能实现出人头地、梦想一攫千金的“东洋黄金乡”，吸引了朝鲜有为青年们的目光。满洲国不只是日本人的“新天地”和“理想国度”，相当讽刺地，也成为殖民地朝鲜人全新的天地。当然，即便在多方强制统治的情况之下，依然还是存在些许主体性的契机，吸引青年们前往。

那么，拥有如同雅努斯般两面性的在满朝鲜人，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呢？高木正雄（朴正熙）正是生存在如此复杂历史中的“鬼胎”。

◎以“对朝鲜人的统治权”为由踏足满洲

朝鲜半岛前往满洲的移居状况，大约可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第一期为十九世纪中期至间岛协约（一九〇九年）、日韩合并（一九一〇年）；第二期为日韩合并至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及隔年的满洲国建国，此一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其中一九一九年“三一独立运动”后，日本朝向“文化政治”政策的转换，以及隔年发生的间岛事件；第三期则是满洲国建国（一九三二年）至日本战败（一九四五年）为止。日中战争的爆发，对在满朝鲜人而言亦是一大转机。

支撑着傀儡国家的基底，同时又游走于正式帝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周边地带，朝鲜人与满洲国、殖民地朝鲜、中国、俄国以及日本本土，都有多样的链接关系，这也让满洲国的历史留有复杂面貌。在与满洲国的关系上，第一期可说明在满朝鲜人的背景，于此只稍作提及；主要还是聚焦于第二期与第三期，以理解在满朝鲜人的历史。

早在十九世纪后半起，位于鸭绿江、豆满江（图们江）对岸的宽广之地——满洲，就已是朝鲜人越境逃离恶政、歉收、饥荒等困境的避难所了。相对地，清国对其王朝的发源之地，则视为“神圣”的“封禁之地”。然而，由于俄国的南下政策而签定了《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等，且失去宾海边疆州（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清国感受到必须对抗俄国的压力，决心加紧开发边陲之地。

之后自一八七〇年代起，清朝逐渐解除了封禁政策，开始推行满洲地区的开发，这也使中朝两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复杂地相互交错。

如同前述，日俄战争是促成“满鲜一体”化的决定性关键，之后根据一九〇七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日俄协定》），日本开始扩张其在南满洲的影响力，间岛的归属问题也因此浮上台面，成为日中两国的争论点。此时已丧失外交权的大韩帝国，根本无法担任交涉当事人，演变成为日中间的领土问题。对韩国统监府[3]而言，间岛的开垦尽管是“由韩国人着手进行”，却因为没有“政府警官的保护”，而“沦为宛若奴仆的待遇”；另一方面“清国人”则是“占有原野宣称成为地主，并将韩国人开垦的农作占为己有”（《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日韩合并后，这样的情况更加显著，日本政府不只对间岛、东边道，更以保护分散于满洲全域的朝鲜人——也就是新帝国臣民为名目，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将朝鲜人视为帝国的“尖兵”。

满洲相关之日俄铁路权益及势力范围

一九〇九年，日本与清国签订了《满洲及间岛相关日清协约》（又称《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间岛协约》），清国将间岛纳入自身领土，另一方面日本则是取得了吉林─会宁间的铁路建设权，以及安东─奉天铁路（安奉线）的铁路改建权等利权。至于对于朝鲜人的统治权上，则是在当地设置了领事馆，扎实地创建起进军满洲的道路。

日韩合并后，朝鲜人成为新的帝国臣民，也让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更加强化、扩大，成为进军满洲的跳板。这是因为：日本的国籍法并不适用于殖民地朝鲜，所以在满朝鲜人并没有脱离国籍的问题。也因此，即便“韩国臣民任意取得他国国籍”，也不会因为“取得他国国籍，导致丧失韩国国籍”。这便是日本官方的立场。

日本帝国法制的基本架构，本是由帝国秩序与国际秩序、内地法制与外地法制等复杂交错而成的混合物，原先并不具有一定的一贯性。特别是满洲国成立后，这样的法制与“内鲜一体”、“五族协和”的口号、理念相冲突时，又将在满朝鲜人纳入到战时动员体制，在在凸显帝国法制存在的基本矛盾，始终无法解决。于是乎，“帝国的法理秩序，不只是要对‘同化’提出贡献，更要成为新领地内部设立的民族性属人法制与帝国外部领事裁判员制度属人法制的桥梁。在这样的课题之下，进行了法制的重整重编”（浅野丰美、松田利彦编《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展开》）。

然而，在此重整过程中被纳入体系的在满朝鲜人，对中国来说却是相当棘手的存在，也成为日中两国的争执与日俱增之因。无庸置疑地，在满朝鲜人确实就是身处于复杂的日中关系的症结点上。

◎让抗日运动严重受挫的间岛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剧烈变动，在满朝鲜人也跟着被卷入到巨大变化的浪潮中。如同前述介绍，大川周明等人已察觉到此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民族运动逐渐抬头，动摇了日本帝国的秩序骨干。同一时期，俄国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革命，伴随着这些“激进思想”的传入，满洲遂成为抗日运动的震央。

至于为何独立运动会在满洲日渐活跃，其背景在于“三一独立运动”后，抗日势力为了逃避政府的清算，便来到日本武力扫荡无法直接触及的满洲活动。此外，加上在协约国联军出兵西伯利亚之际，沿海各州较其他地区更容易取得武器。在间岛武装抗争所需的武器、弹药，也都是与西伯利亚的激进派势力携手取得。从一九二〇年六月日本军惨败给洪范图率领的独立军一事可知，朝鲜人武装组织的势力正不断地增强。日本则是打算一一压制住沿海州的独立运动势力后，便要转向压制满洲的独立运动。

三一独立运动

话虽如此，不同于可藉“西伯利亚出兵”这样的好时机来打击沿海州，要在满洲投入大量军队武力压制独立军并不容易。不过，既然满洲与沿海州的独立运动势力已经连成一气，日本当然也不能错过“西伯利亚出兵”这个机会。于是，配合出兵西伯利亚的军队，日本对间岛地区展开了“大讨伐”，并以此为借口，暗中制造了“珲春事件”。最后，日本想出了镇压间岛独立运动的方法，即从一九二〇年五月开始执行的“日中联合讨伐”。

日本要求张作霖交出奉天省内及间岛地区的朝鲜独立军，但却无获得预期的成果，于是深感必须亲自出兵：“抱持反日思想的朝鲜人等，自去年起将间岛北部地区做为根据地，募集了数万的壮丁组成具有组织性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并取得比俄国激进派更为精良的武器。若其势力如此坚固，以现在当地的基层警力，绝对无法制伏，必须尽早取得中国政府的谅解，如能让我方出动军队，势必可一举歼灭其根据地”。为此日本一面与中国交涉，一面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八月提出了“间岛地区非法鲜人歼讨计划”，为军队出动的必要性进行各项准备措施（东尾和子〈珲春事件と间岛出兵〉）。

同时，珲春的日本领事馆分馆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遭到“歹徒”袭击而失火毁损，即所谓的“珲春事件”。日本主张事件是由“非法鲜人”主导，宣布出兵，接着日本军队便前往中国领土间岛，进行武装镇压。“讨伐”一直持续进行到隔年五月，共有数千名朝鲜人牺牲，建筑、农作也受到莫大损坏。虽然在青山里金佐镇部队（北路军政署）与洪范图部队（大韩独立军）的联合部队打击日本军，取得战果，但两方兵力的差异依然悬殊。当地称为“庚申年大惨变”的“间岛事件”，重挫了朝鲜人的抗日运动。

◎担任侵略满洲“尖兵”的朝鲜人

相反地，在日本看来，透过“间岛事件”，“地方部落民[4]纷纷归顺日本，期盼受到日本之保护”，并认为日本成功地达成“给予关键的一击，展示威信，令其崇生畏敬之情”。

之后，日本采取“文化政治”之绥靖政策，随着“殖民地近代化”（colonial modernity）的发展，殖民地内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中产阶级势力、知识分子等阶层。伴随此等转变，也让从朝鲜半岛移居满洲的情况产生了变化。

朝鲜向满洲的移居者与满洲向朝鲜的回归者

由上面表格可知：自一九一〇年日韩合并，至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爆发为止，从朝鲜移居满洲的移居者与自满洲返回朝鲜的回归者，双方人数的增减情况。这是朝鲜总督府国境警察的官方统计数字（国际联盟《リットン报告附属书》），可推测实际的移居者人数应该更多，不过还是可以借此表格得悉各时期移居者的倾向及变化。

一九一〇年代，移居者持续增加。受到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地开发政策及日韩合并后正式实行土地调查等工作，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化，遂与近代化土地系统划上等号。殖民地土地政策采强制实行一物一主的排他性私有产权制度，并以划一的登记制度来处理殖民地土地政策，排除了“赌地”（朝鲜传统租地契约）农民等非完全所有者、大家族式的集团所有者等前近代性制度下主体性土地经营相关的殖民地居民。从东洋拓殖株式会社[5]的经营方针，可看出日本殖民地开发政策的具体作法：先培养出管理大规模土地的少数地主，再借由支持这些地主进而顺利地从朝鲜半岛各农地进行开发与剥削。这样的作法造成当地的小地主、佃农没落，亲日农业资本家抬头，并使得殖民地与土地相关的阶层产生了全面性的变化（郑百秀《コロニアリズムの超克》）。

就这样，“东拓的设立与鲜内土地收购等政策，促使南鲜农民移居满洲，加上其他各种经济因素及日韩合并等政治因素相互影响，致使增进了移居满洲的人数”。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本以“殖民为最初的使命”，但日本移居殖民地的人数不如预期，并未成功；再加上从土地被东拓收购而离开原居住地的人数来看，“结果为了接纳日本内地人一户的移民，反而撤离了超过七户的朝鲜农民”（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查部《国内に于ける鲜系国民実态》）。这样的满洲及沿海州移居情形，自日韩合并后始终没有间断过。

合并后为追求“避开日帝的统治，得以相对自由地生活”而前往满洲的“政治不满分子阶层”为数众多。这些移居者不只从地理位置相连的“北鲜”前来，“南鲜”居民也开始移居满洲，逐渐走向“全国化”。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移居者人数骤增，因为当时米价暴涨、土地调查事业告一段落，朝鲜农民的贫困业已结构化；另一方面，满洲的移居者社会则渐趋安定，让移居更具吸引力。此外，因《南满蒙条约》[6]之故，日本在满的影响力增强，有意无意间也使担负日本侵略满洲“尖兵”一角的朝鲜人，其移居始终热络。

◎驶向满洲的弃民列车

一九一九年的“万岁骚动”（三一独立运动）“刺激了内外情势，促使朝鲜人前进满洲”，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政治亡命者。后来制成的满洲国协和会机密资料中，便回顾了此一“附和性渡航时代”的移居情况：

朝鲜内漫天纷飞的谣言，动摇了民众；农村的经济一落千丈，让多数的农民跟着政治亡命者的脚步，日益不断前往满洲。他们受到这不可抗拒之推力，即便牺牲性命也要从这已知的死地（南鲜），前往未知的死地（满洲）打拼。他们唱着带有哀愁的阿里郎民谣，站在悲凄的立场远离家乡。（《国内に于ける鲜系国民実态》）

不论朝鲜还是满洲，皆是“死地”。不过一九二〇年受到“间岛事件”所影响，北间岛、西间岛等地的移居社会遭到破坏，移居者大量减少，回归者倍增。隔年移居者更是大量减少，之后直到一九二五年，移居者的人数始终停滞。有人认为是由于一九二二年开放自由移往日本，等到一九二五年再度禁止前，这段期间有了新的移居地可供选择之缘故。不过，移居日本的以朝鲜南部地区居民为主，而南部朝鲜人在满洲移民中所占比例较低，可知这并非为造成满洲移居人数减少的主因。

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与朝鲜殖民地统治政策的转变有关。政策上赋予空间让合法的民族运动得以进行，如物产奖励运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得以让民族重建活动逐渐热络。然而，这一层微薄的希望不久后又再次被击碎。一九二五年朝鲜共产党才刚成立不久，日本当局立即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开始镇压思想团体、共产主义运动等，社会运动依然无法广泛地普及。

此外，移往满洲的日本人人数始终无法符合预期，日本政府最后决定实行“取代眼看即将失败的日本人移居满洲计划，改让朝鲜人移居满洲，因此对于朝鲜人移居日本实施限制的政策；相反地，移往满洲则采放任政策或‘保护’政策”（兰信三《“満州移民”の历史社会学》）。

在这样种种要素相互交错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的移居者终于增加。几乎每天行驶、向北开往满洲的列车被称为“弃民列车”：“列车来回行驶接送这些流民前往满鲜国境上的各个重镇，无一安宁之日；当局完全也不打算阻止这如洪水般的情势，只是一味旁观，造成如此局势”。

◎依据〈三矢协定〉剥削朝鲜人

然而，其后朝鲜人的移居问题面临了新局面。一九二八年回归者人数超越了移居者，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一年。之所以回归者会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增加，是由于中国当局在满洲对朝鲜人的压迫日益严峻之故，而造成此一局面的契机则是〈三矢协定〉。

此时的朝鲜移居者正处于两大势力夹缝中——以“保护”朝鲜人为名、深入满洲的日本，以及警戒朝鲜人而不断增强同化政策的中国。即便如此，在日本正式侵略满洲前，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关系相对来说还算良好。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完成“统一”后，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开始大声疾呼收回利权，日中关系也紧张起来。处于两者之间的朝鲜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空间都跟着限缩，两方势力交锋造成“压迫”之矛头，便指向了在满的朝鲜人社会。

满铁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在满朝鲜人压迫事情》（在満朝鲜人圧迫事情）中，指称“压迫”时期为“昭和二年九月十日起，开始出现了这个倾向，于十一月、十二月期间到达顶点”。所谓“朝鲜人压迫”，成为后述的“万宝山事件”之远因，更是“满洲事变”的导火线。

由此观点来看，要谈“满洲事变”，就不能不谈满洲的“朝鲜人问题”。国联的《李顿报告书》中也相当重视在满朝鲜人问题，将其视为“日支纷争”的要因之一（国际联盟《リットン报告附属书》）。

中国官员对朝鲜人的“压迫”其实一直都是常态，只是在〈三矢协定〉签订后，明文制定了各种取缔规范，使得压迫开始组织化。〈三矢协定〉也就是〈有关取缔脱序鲜人之朝鲜总督府与奉天省间协定〉，是于一九二五年由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宫松与奉天省警务处长于珍双方所完成签订的。

〈三矢协定〉成立的背后，具有怎样的政治条件呢？

进入一九二〇年代后，日本的境外朝鲜人政策在国籍问题上暴露出重大矛盾。而境外朝鲜人的国籍问题，不只是朝鲜总督府，实与日本外务省、满蒙各领事馆、拓殖局、关东厅、满铁、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等政、官、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皆息息相关；光是领事馆之间，奉天省、吉林省、间岛等地也都因为当地的独立运动发展程度及条约内容等，造成立场各异。

一九二三年，为了有效地执行取缔在满朝鲜人的行动，朝鲜总督府主办了“在满洲朝鲜关系领事官讨论会”。会上率先提出来讨论的议题，便是朝鲜人在归化后原国籍是否失效的问题。奉天总领事船津赞成归化者丧失原国籍，吉林的代理领事深泽却持反对意见，而间岛总领事铃木则期望能予以“暧昧放置”。各方皆针对“在满鲜人”的保护与取缔阐述了意见；不过朝鲜总督府最大的悬案，依然是“非法鲜人之取缔”问题。

“间岛事件”后，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间，在满洲的朝鲜独立运动确立了所谓参议府、正义府、新民府的三府体制，国境周边的警察署袭击事件等武装斗争则逐年增加中。尤其与警察常驻的北间岛领事馆不同，因日本无法在西间岛进驻警力，中国方面便特别施压，要求奉天军阀张作霖加强取缔朝鲜人的反日民族主义团体。中国对于朝鲜人的反日运动，大多采取旁观的态度；而日本始终抱持警戒的态度，并以取缔独立运动为借口进行军事介入；张作霖政权则在接受日本的要求下，积极压制反日民族主义团体，同时也开始严格限制朝鲜人移民的相关政策。

于是乎，一九二五年六月签订了〈三矢协定〉。

〈三矢协定〉的基本原则，乃是由中国官员取缔“非法鲜人”。此一协定不但让日本得以节省经费、更有效地进行取缔，中国也得以将朝鲜人纳入管辖范围内。不过在中国看来，区别朝鲜人的基准并非“行为优良与否”，而是国籍，亦即加强同化政策推行的成果如何，此与中国官员对全体朝鲜人的压迫也是息息相关。实际上，自此之后中国官员对于朝鲜人的压迫，扩及到所有的生活权，从居住、土地租贷与购置、教育乃至就业等，每一个项目都详细规范，有组织地统治朝鲜人。

◎日本目的在于分裂中国与朝鲜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超出日本的预期，那么何以日本还要“默许”，让中国官员压迫身为“日本帝国臣民”的朝鲜人呢？对于日本的举动，不能只考虑取缔“在满非法鲜人”，还须考量到朝鲜内外的情势变化。首先，要关注的便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变化。一九二〇年代以后，各种思想团体纷纷出现，社会主义运动愈加活跃。一九二五年四月朝鲜共产党成立，之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设立于北间岛，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移师至朝鲜，人民斗争也随之展开。

同年五月，以“回收租界、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的“五三〇运动”在上海展开，自此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趋热烈。朝鲜半岛上也频繁出现劳资纠纷，若朝鲜民众与中国人民组成单一的抗日阵线，势必成为日本隐忧。朝鲜共产党之后虽受严重压制，不过一九二六年的“六一〇运动”、一九二九年的“光州学生运动”等社会主义者主导的示威运动依然持续热络。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满洲委员会吸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发起间岛武装革命。

1920年代的中国与军阀割据

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满洲对朝鲜人的压迫报导，几乎每天都登上报章杂志的版面，使得朝鲜华侨社会也充斥着紧张的氛围。对日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日渐普及的情势中，对立的中国与朝鲜人民未因反帝运动而走向联合，实属难得的机会。当然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像“万宝山事件”那样，利用朝鲜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得以制造出侵略满洲的借口。即便这并非〈三矢协定〉签订时所预想的目的，但“三矢协定体制”确实强化了中国与朝鲜的对立结构，可算是一种“分裂中国─朝鲜的政策”。

实际上，为了对抗中国方面的压迫，朝鲜人也有展开计划性、组织性的活动。在压迫的中心地带——奉天省各地，举办了多场朝鲜人同胞压迫对策协议会。朝鲜内则是各地发起了在满同胞拥护运动，也有人为了报复朝鲜人所遭受的迫害，进而袭击中国人开设的商店。美国的朝鲜人社会也纷纷加入拥护在满朝鲜人的行动，呼吁各方捐款支持。此一时期朝鲜内的报纸，可说是照三餐报导在满朝鲜人遭受压迫的状况。

比如说以下的事件：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原本预计在里里[7]举行的市民大会遭禁，大批激动的市民袭击了市内的中国人商店。事态愈演愈烈，于京城（今首尔）创立的在满朝鲜人拥护同盟，依据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发表了紧急声明；其中写道：“将积极拥护陷入紧急状况的在满同胞之利益”，不过为了达成此一目的，“不可危及居留于朝鲜内的中国人之生命财产”，采取了相当和平的手段与诉求（《中外日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之后，各地纷纷举办市民大会，并成立拥护同盟。在各方不断寄送抗议文给北京政府、奉天、吉林等地方政府，发起示威行动的情况下，反抗者更在新高山[8]发布“中国军阀是敌，中国国民为友”的传单。尽管多起事件频频发生，不过都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暴动。当局虽禁止拥护同盟设立，可是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对于“万宝山事件”的爆发，应已不需感到意外。

◎张作霖暗杀事件与关东军的误算

满洲因为〈三矢协定〉的“分裂中国─朝鲜政策”，让民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内部的火药味愈来愈重。外部则因日本推动“满蒙分离政策”而招致冲突危机，国际情势也愈发紧迫。

日本为保有满洲特殊权益，趁辛亥革命混乱之际，强硬地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却必须面对中国及一九二〇年代国际协调路线的反弹。为了抑制日本的扩张政策，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召开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体制缩编，由美国主导，保障中国的领土保有、门户开放等决议。

日本一直透过援助握有满蒙实权的张作霖，来扩张自身在满之权益。不过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中国因国共合作而展开北伐，日本的特殊权益也跟着受到威胁。田中义一内阁积极推动满蒙分离政策，担忧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一旦统一中国，便会提出收回日本特殊权益的要求，因而决议阻止北伐。为了支持奉天军阀张作霖，日本以保护日本居留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展开第一次山东出兵（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此次出兵成功让国民革命军撤退，日军也因此撤离。

左：田中义一　为日俄战争时关东军之参谋。之后担任陆相、首相。在张作霖暗杀事件的处理上引发天皇不满，之后内阁总辞。
右：张作霖　奉天军阀，握有满蒙之实权。

在这样的情势下，田中内阁举行了东方会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七日）。会中发表《对支政策要纲》，明言宣布为了排除反日运动、保障居留人民的身家财产，将不惜发动武力；因此更认定满洲虽非日本领地，但属于特殊地域，日本得以行使主权，明确打出了“满蒙分离政策”。日本政府的此一方针，对关东军而言可说是再好也不过了。满蒙既然非中国固有领土，将它与中国本土分离，关东军因而将满蒙与朝鲜视为一体，以政府方针为后盾，来制定满蒙问题的对策。

张作霖政权之前虽然接受日本的要求，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签订了〈三矢协定〉，此时却开始无视、拒绝日本的要求。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政府”，自称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坐上北洋军阀政府的最高权位，开始不受日本控制，转向英美等国靠拢。第二次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成功回避了日军出兵山东，向张作霖展开攻击。受北伐军攻势压制的张作霖，只好离开北京向故乡奉天撤退，途经奉天车站时，却被关东军炸死（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继承其权力的张学良，为避免与日本对决，决意与国民政府联合。张学良的易帜代表了日本满蒙特殊化工作失败，是关东军的一大误算（山中恒《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史》）。

张作霖暗杀事件　列车爆炸事件，断裂的车厢与日本士兵。

◎成为“满洲事变”导火线的“满蒙领有论”

张学良表明归顺国民政府后，中华民国可算是完成了国家统一之目标。各国纷纷表明承认国民政府，中华民国进而确立其独立国家之地位。如此一来，势必开始走向废除不平等条约、创建对等国际关系之路，这也代表了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势必受到质疑。实际上，国民政府也公开宣称要改订不平等条约，并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等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若满蒙完全纳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么日本极有可能会丧失在满洲的利益，这可是攸关关东军存亡的问题。情势愈来愈感到不利的关东军，于是开始展开具体行动。

一九二八年十月，石原莞尔赴任成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此时关东军正因为张作霖暗杀事件适得其反，苦不堪言，石原莞尔的登场刚好成为关东军模索全新解决方针的转换点。石原莞尔认为，“要解决满蒙问题，日本必须要实际拥有该地区，才能完成目标”，表明了他对满蒙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满蒙领有论”。身为关东军参谋的他，也着手拟定了具体的计划。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现已改为纪念博物馆。

一九三一年六月，满蒙领有的计划大致抵定，策划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提出的〈满蒙问题私见〉（一九三一年五月），可看出“满洲事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石原莞尔认为陆军的当务之急，是“确信要解决满蒙问题，便是要将其纳入我国领土，并彻底执行”，他认为，“依我国国情，应尽速以国家之力进行对外发展，再视其进行状况改造国内，方为适当之举”。其方法则是“如同日韩合并时的作法，拟定期日并向中外宣告合并满蒙”，“若国家情况并不赞成此一作法，可团结军队拟定作战计划大纲，以谋略制造机会，由军队主导，让国家强行配合”。战争不由政治决定，而是以“关东军主动之行动”来遂行，进而链接至“国内改造”，这便是石原莞尔的算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炸毁奉天（今沈阳）郊外柳条湖的南满铁路，并指称此为张学良军所为，一口气展开了军事行动，引发“满洲事变”。关东军占领了奉天、营口、安东、长春等南满主要城市，朝鲜军也擅自跨越国境向北满进攻，占据了东北三省全境。这般以军事占领他国主权范围的行动，国际上当然是不会接受的。

日军占领奉天（沈阳）

为了让日本国民理解并支持即将实行的“满洲事变”，关东军在一九三一年春季起便积极地展开各项活动。诉说着中国人威胁到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不断进行抗日排日运动，宣传中国违反、蹂躏条约及侵犯日本的权益等（山中恒《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史》）。如同姜克实所述，尽管在华盛顿体制下，日本在满的特殊权益已经丧失或缩小，但日本政府、人民、舆论却依然保有以往条约下拥有的特殊权益之“意识”，此意识经田中义一内阁的东方会议之满蒙分离政策以及张作霖暗杀事件后，膨胀成为目中无人的野心，进而转化为日本侵略满洲之舆论后援（姜克实〈“満州”幻想の成立过程〉）。

◎万宝山事件

要执行军事行动，关东军需要对满洲出兵的借口与煽动舆论的契机，而“万宝山事件”便是将满洲侵略正当化的行动之一。

“万宝山事件”原是日本警官介入中国与朝鲜农民的纠纷，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九三一年五月之后，长春县万宝山附近向中国地主租借农地耕作的朝鲜农民，在日本领事馆警官的保护之下，为开发水田打算擅自在中国人的耕地上建造灌溉用水渠，结果中国农民驱赶朝鲜人，造成日本领事馆的警官开枪射击，中国农民因而负伤。在满洲，中国对朝鲜人的压迫一直都是重大问题，不过此一事件中朝鲜农民并非被害者。反而接下来才是问题之所在。

万宝山事件　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人。

日本领事馆依照关东军的指示，散布假情报，表示“万宝山事件”造成众多朝鲜人负伤，并处于危难之中；同时也向朝鲜各家报社发出电报，表示中国人排斥朝鲜人，造成众多伤亡。率先报导此一消息的是《朝鲜日报》，相对于此，《东亚日报》则慎重处理此情报。《朝鲜日报》在七月二日与三日接连两天发行“号外”，其中没有进行任何事实的确认，只是直接将日本领事馆的电报写成报导（朴永锡《万宝山事件研究》）。

对在满朝鲜人遭受迫害而心怀不满的朝鲜人民，此时心中的郁闷不满及反中情绪一口气爆发。第二天朝鲜各地发起暴动，《东亚日报》立即提出了“阴谋论”，呼吁各界管理阶层尽快行动，以收十事态。然而，情势却毫无和缓的趋势，最后以平壤为主，共有一四〇人左右的在朝华侨被当地居民所杀害，演变为一大惨事。

伴随“万宝山事件”引起的朝鲜排斥中国人事件，并非只是不满在满朝鲜人遭到压迫，也是中国在经济性势力不断扩张之下，殖民地民众的警戒心造就了事件的契机，进而爆发开来。换言之，帝国主义利用了当时殖民地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排他性，以及面对华商势力扩大所产生的危机感，加上媒体的“错误报导”、日本的情报操作等要素，交织导致惨剧发生。

虽然朝鲜人的暴动在各地风起云涌，不过华侨的牺牲者几乎全集中于平壤。当时平壤情况，依朝鲜总督府官员的证言，“取缔相对和缓”、“并未采取严重的警戒姿态”（未公开记录朝鲜总督府关系人士录音纪录（2）〈朝鲜统治における“在满朝鲜人”问题〉）。

然而，日本原计划促使中国、朝鲜关系恶化，并打算以此为借口、进军全满洲的对外手法，却因此划上句点。不只朝鲜半岛，连上海、间岛等地的高层都已看穿关东军的算盘，明白中国方面若对朝鲜人进行报复，结果也只是给予日本侵略满洲的借口，因而纷纷要求关东军自制，也因此最后并未发展出对在满朝鲜人的再报复事件。

因此，日本只好自己制造侵略满洲的借口，那便是“柳条湖事件”。

前进满洲、前进满洲

◎讽刺的“以王道为建国理念”

如同后述，石原莞尔计划的满蒙军事占领终告失败，只好转向创建独立国家这条道路。表面上看来，是由不满军阀张学良政府的民众所发起、关东军给予支持，以创建新国家的独立运动。于是，以“五族协和”及“王道乐土”为口号的满洲国就此诞生。

然而，尽管满洲国表面上具有独立国家之形态，实际上却是个听命于关东军、受控于日本的傀儡国家。因此，为了确立满洲国的正当性，必须提出“世界历史上难以找到类似的崇高理想国”的建国理念。同时为了粉饰满洲国身为非正式殖民地的事实，更表明是基于顺天安民与民本主义，让日本、朝鲜、汉、满洲、蒙古五族得以平等共存（五族协和），并以东洋政治道德为基底，对抗欧美帝国主义之霸权，以实现安居乐业之理想国（正道乐土），为“世界政治的模型”。

满洲国的建国与扩张

明明就是由关东军武力建造而成的国家，却标榜王道的建国理念，反对霸道，本身就是一大讽刺。

总而言之，满洲国拥有多重的面貌。它被赋予“世界历史发展上的第三革命”的意义，寄托偌大的理想与希望；同时却又只迎来了粉饰、夸大的妄想与冷笑。它在关东军统治的黑暗地带里，被期待成为唯一残余的光明；一面抱着人类巨大的危机与恐惧，一面却标榜是以理想国实现人类安居的王道乐土（山室信一《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

就这样随着落在身上的光线而变幻身形的满洲国，不仅帝国本土的日本人，就连殖民地朝鲜也对它存有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困惑与幻想。

如同“万宝山事件”时所述，中国认为朝鲜人是日本的手下，在中国不断发生调涨佃农租金、剥夺佃耕权力、阻止土地开垦为水田等“压迫朝鲜人”事件之际，也造成在满朝鲜人的生活基础急速崩解。

◎《建国宣言》带来的新市场商机

在满朝鲜人的人口增加，原是以间岛与东边道等东满、南满的农村为据点。但是因为“压迫朝鲜人”情况日益严重，从满洲返乡的人口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去了也是苦！回来也是苦！”的俗语。不过，满洲国的创建，成为政治性解决在满朝鲜人问题源头的有效方法——至今以流浪、压迫、遣返等各种消极方式移居的朝鲜农民，如今反而成为具有优势、积极前进新天地的新移民，因而带来前所未见的人口流动。

一九三二年三月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发表后，对日本帝国殖民地朝鲜而言，“外国”满洲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也就是说，满洲国成为企业家的新市场、新投资地；对年轻人而言，那里可以完成在殖民地无法完成的梦想，是充满新机会之地；且对农民来说，得以解决商租权问题，是可以拥有土地的新移居之地。

满洲国时期的新京（今长春）

此一时期移往满洲的情况，比“满洲事变”前来得明显增加。依据满洲国协和会的“工作用的原资料”（《国内に于ける鲜系国民実态》），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平均每年增加一万六千三百一十三人；“满洲事变”后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移居人数为二十四万二千一百三十六人，平均每年增加八万人。之后每年约有十万至十五万人“入满”，其中半数以上都是以都市为目的地的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劳工等。实际上，绝大多数原本集中于农村的在满朝鲜人，在满洲国建国后也开始前往新京（今长春）、奉天（今沈阳）、哈尔滨等都市。

满洲国建国后，朝鲜人移居者急速增加，大抵以流向都市的资本家、知识分子、都市劳工为主。农民的移居主要依照朝鲜总督府的政策，实施集团式的流动，农民以外的阶层则将满洲视为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空间，因备感兴趣而自发性前往。

于是乎，满洲国的建国造就了划时代的新发展，大大改变了以往满洲为“受难与抵抗”的形象。过去被追赶似地不得不移往满洲的朝鲜人，总是面对中国官民的压迫、日本的讨伐作战、马贼的出没等惨况，满洲实在称不上是安居乐业之地，他们始终都是处于被迫离散、流浪、受难的悲哀而存在；若非如此，那便是与独立军、共产党、“恐怖攻击”的关联者，以独立运动家、共产主义者之姿遭到取缔的“非法者”。这些朝鲜移居者抱持的根本问题，都借由“满洲事变”获得了“政治性解决”，再加上“五族协和”、“鲜满一如”的理念，在满洲国成立后保障其成员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满洲不再是“未知的死地”，而是希望之地，让朝鲜半岛的人们欣喜不已。

◎淘金热潮下的朝鲜与日本

举例来说，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行的杂志《第一线》，便刊载了以“现代朝鲜四大狂”为题的报导。“四大狂”指的是：满洲狂、金矿狂、米豆狂、杂志狂。报导中还提到“社会丧失了核心价值，连带着以前少见的狂人、从未听闻过的精神病患者也逐渐增加，在近来朝鲜时常看到这些人的踪影”。虽然这是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不过也表示了渴望一攫千金的人们大量涌现，成为经济、文化上的风潮，也让我们看到了三〇年代殖民地朝鲜的面貌。

其中的“金矿狂”指的便是三〇年代朝鲜的淘金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日本的经济热潮，在经过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震灾、一九二七年的金融海啸后，转变为经济不景气，再加上一九二九年十月发生的世界经济大恐慌，让日本进入了“昭和恐慌期”，连带也同时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米价一落千丈，农业也陷入不景气。

《黄金狂时代》　讽刺漫画《时代相》中作家安夕影所绘的讽刺画〈居住于黄金的土地上的贫困人们〉。

殖民地原本便被视为日本的稻米供给地及工业制品消费地，近代性工业的发展总是比较落后，除了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资本累积也相当匮乏。但这样的背景反而造就了得以一口气翻身的“淘金潮”。于是“满洲事变”前后，出现了“黄金狂时代”一词，殖民地朝鲜开发了众多矿山，全国还吹起了黄金热。

全峰宽的《黄金狂时代》（［黄金狂时代］，二〇〇五年）中对于三〇年代朝鲜的黄金热，有着如下阐述：

不分身分、年龄、性别，金矿热潮宛若传染病一般席卷了所有人，追求黄金的长长队伍之中，参杂了所有阶层的族群，除了劳工、农民、资本家以外，就连标榜民族、国家、理念的知识分子也身处其中。之后站着的则是抛下了听诊器的医生、脱下了法服的律师，以及放下了笔的作家与转向的社会主义者。

由于二〇年代就有崔昭学与方应谟两人因淘金成为巨富，三〇年代在金矿热潮之下，富翁更是层出不穷。“黄金景气”可谓为“长期在不景气的情况中苟延残喘的人们，为了黄金而开始活跃起来，全面受到不景气影响的朝鲜经济界终于大放异彩”；至于日本摇摇欲坠的金本位制经济，也成为“黄金狂时代”背后的推手。

日本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强行通过了黄金解禁，恢复金本位制。但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形孤立，英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黄金，财阀因此预测日币势必下跌，开始抛售黄金、大量购入美金，也造成黄金的大量流出。朝鲜的“黄金暴发户”一直是将矿场采掘权贩售给具有金融业垅断地位的日本财阀，而朝鲜的“黄金狂时代”正好对应了日本经济的黄金流出危机。

随着“黄金狂时代”到来，“以前提到金矿业者，总会跟狂人联想在一起，然而现在则是不挖金矿的人才被视为狂人了”。朝鲜人认为要成为“有钱人”，倚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储蓄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一次拥有千金、握有万金。靠的就是金矿。只要找到金矿，就能一夜之间致富，轻松地成为‘暴发户’”，这些疯狂找寻金矿的人被称为“金矿狂”。

◎面向满洲的穷困农民与劳工

殖民地的代表报纸《朝鲜日报》，在满洲国建国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了讽刺漫画〈时代相．黄金狂时代〉，写道：“在什么都疯狂的时代过去后，现在来到了黄金狂时代。”

不过就在此时，更具煽动力的“满洲狂”时代也已经逐渐拉开序幕。此一背景在于殖民地内存在着严重的农业问题。持续不景气的朝鲜，一九三〇年因丰收造成供给过剩，引发了农业恐慌；另一方面，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再度禁止黄金出口，而使物价上涨，更将朝鲜农民逼入绝境。此外，经济恐慌之下佃农的经营极度穷困，只能不断累积对地主的债务；而地主又以此为由，增加土地农作物抽成比例。于是农民运动愈加活跃，佃农的争议事件也就急速增加，最后造成了小佃农的穷困化，地主增收佃农农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层急速增加（平泽照雄〈一九三〇年代の日本経済と统计分析の课题〉）。

这不仅是农民的危机而已。讽刺漫画〈黄金狂时代〉的作者安夕影在〈低气压〉（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漫画中，描绘了朝鲜的经济危机：

没有钱！不景气！解雇！缩减！节约！等等、等等！——然后再整顿人员！解雇！结果还是“无产阶级”的危机啊！（申明直《幻想と绝望》）

如同安夕影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黄金土地上的我们，却是这么地贫穷呢？”“黄金景气”并没有让农民或劳工受惠。这些贫困的农民、劳工们所面向的地方则是满洲与日本。

“满洲事变”后的混乱让朝鲜人陷入苦境，不过随着满洲国的创建，他们对满洲及在满朝鲜人的关注也跟着高涨。当时广受朝鲜人欢迎的综合杂志《三千里》，便不时举办与满洲问题相关的对谈或座谈会。在一九三二年的四月号中，以“新满洲国与吾人之态度”为题的会议上，既警戒于社会对满洲过度期待，另一方面则提出“只要依既定法律程序办理，便能成为堂堂正正的满洲国国民，行使所有公民权”，期待借此解决国籍与商租权问题。更在七月号的对谈报导中，提到借由移住满洲，进而可让农村人口减少，便于解决农村问题。

隔年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号，则是邀请了前往满洲视察的《东亚日报》与《朝鲜日报》相关人士出席，召开座谈会，并于杂志中刊登会议记录，于“在满同胞问题”的相关议论中提及朝鲜农民移居满洲的展望。出席者之一的作家李光洙表示，“考虑到各种情势，无可避免地相信会有众多农民移居吧”，并乐观地认为“商租权也得以解决，朝鲜人将可拥有土地，也确认永久性的权利，今后的生活令人更加期待了”。《朝鲜日报》的副总编辑金炯元也说，“只要能好好维持治安，相信将不免有数千万的农民们聚集于此，我想恐怕朝鲜农民今后也会加入其中”，对满洲国的展望充满期待。

◎“安全农村”的集体移居

就这样，在满洲国建国的这一年，《朝鲜日报》的〈满洲纪行〉中写道：“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我们过去的足迹而怀有感情与关心，不如说是对现实中满洲的重要性，更让我们关注”，认为满洲是“迄今一直遭任意放置、无边无际的肥沃原野，地底下更藏有无尽的宝藏”，赤裸裸地吐露了对满洲经济性机会的野心。可以说不仅仅是帝国日本，就连殖民地朝鲜而言，“满洲问题”也是极要紧的大事。

以满洲国建国为契机，让朝鲜人移居满洲，这是朝鲜总督府与满洲国两个殖民地机关之间协议的事项。不过，积极奖励日本人移住殖民地的关东军，与对不断增加朝鲜人口而心怀不满的总督府，两者在移民政策上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当中又牵扯到日本内地人口过多问题，及来自朝鲜的移居者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等。如此，朝鲜人的移居事业，便在日本政府、朝鲜总督府、关东军彼此交错的思虑中进行。

朝鲜总督府　日本为了统治朝鲜，于1926年在首尔景福宫内建造的行政厅舍。

关东军为了优先让日本人移居满洲国，对朝鲜人的移居并未采取奖励政策，反而认为“至今各种问题既已获得‘政治性解决’，那么移居者自然便会增加”，因而采取放任立场。日本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展开集体式的满洲移居，对此，朝鲜总督府认为朝鲜人移住不但能促进满洲国的发展，同时可抑制其移往日本内地，因此不断催促日本政府及关东军积极推动移居政策。

然而，总督府的移民计划案并没有被接受，当局擅自在“满洲事变”后以朝鲜人避难民收容所之地创建了“安全农村”，自一九三三年开始了集体移居。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为止，“安全农村”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二户、共七千四百九十六人移居于此，不过此一时期来自朝鲜的移居者全体共有二十万人，水田更是扩及到了北满洲。移居者远远超过预期，使得原本预计作为日本人移居地的区域也被朝鲜人占有，让日本的移居计划难以进行，也使得当局不得不将满洲国的朝鲜人移居政策转换为保护、统制方针。

此外，日本也感受到为了抑制朝鲜人的“内地移居”，必须积极地推行满洲移居。于是关东军在一九三六年开始接受朝鲜总督府的意见，为了抑制至今采取放任政策的移居，开始积极对应处理，因此设立了管控朝鲜移居者的机关“鲜满拓殖株式会社”。

一九三七年，为了限制移居者数量，开始发行移居证，严格管制只有持有移居证的人可以前往满洲；不过，这些管制在日中战争爆发后也逐渐式微。此外，为了准备与苏联作战，北方的防御设施及经济性开发开始加速建设，作为增产食粮的供给基地，朝鲜人也备受重视。

到了四〇年代，移民政策本身出现了破绽。由于日本内地的产业劳工人力不足，朝鲜劳工成为征召的对象，再加上实行志愿兵制、征兵制，进入战时总动员体制后，劳动人口短缺之故。

◎千载难逢的战争景气

如同前述，满洲国诞生后，涌入满洲的移居者急速增加。前往当地的不只是农民，还有知识分子、资本家，以及众多的劳工。决议再次禁止黄金出口的犬养内阁藏相（财政部长）高桥是清，一改当时的通货紧缩政策，转向扩大军事费、发行赤字国债等通货膨胀政策，不只日币下跌、出口大量增加、景气急速恢复，也同时影响了朝鲜。在满洲国建国的这一年，立刻就出现这样的报导：“日本货币汇率下跌与满洲事变，造成朝鲜物品的对外贸易旺盛。特别是运向仅一河之隔的满洲之物品，在最近两、三个月大量增加，十一月底对满洲的出口总额高达二千一百万日圆，比去年同期约增加了三倍。”（《东亚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样的景气也成为企业进军满洲的推手；自此，移居者不仅是前往开拓地，也开始向新京、奉天等大都市集中。

高桥是清　日俄战争时以日银副总裁的身分募集外债，发挥了优秀才干。“昭和恐慌”时任职藏相，积极指导财政。

因此，朝鲜的渔业、棉花产业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开始好转，到了一九三五年，仿佛是受到了老天的眷顾般，所有产业的景气都跟着恢复。《东亚日报》报导：“京城的景气之佳，乃是自受到战争热潮余波影响的大正十一、十二年以来首度出现，当地的各产业都展露了繁荣之姿。”股市也是一样，《三千里》形容：“东京、大坂固不用说，就连京城明治町（今首尔明洞）的金融街也是令人吃惊地充满生气，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既喜形于色、又带有焦燥。”虽然也有人批判好景气起因于金矿及土地的炒作，仅限于中流阶层以上受惠，与贫困阶层相距甚远，不过从酒税和妓生[9]的营业税激增，可以看出“大京城”愈发成为“享乐之都”，弥漫着“颓废的风气”。

企业进军满洲，也是支撑这波景气的推手。约从一九三三年起，满洲便以成为朝鲜物产涌入的新市场而备受瞩目，水产、农产的出口也逐渐增加。各种企业纷纷投入满洲，就连铁路局也因货物的输出而繁忙不已。报纸上也出现“朝鲜物产万岁！”的狂喜标题（《东亚日报》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景气促使企业进军满洲，也减少了失业者的人数（《东亚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

朝鲜的财经界分析这波景气的原因，乃是在于藏相高桥是清的通货膨胀政策及“满洲事变”后军需工业兴盛，因此多少也期待战争今后能够发展成世界大战。《三千里》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号举办的座谈会上，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氛围。

座谈会的主题是：“千载难逢的战争景气到来！该如何趁此机会大赚一笔呢？”睽违已久再次尝到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争景气，朝鲜的财经界一致期望发生于遥远国度的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事件（一九三五年十月），能成为引爆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当时朝鲜财经界的代表者——和新百货、京城纺织的相关人士、建造业者等都参加了此一座谈会，热烈地分析战争带来的景气上涨情势，并议论彼此的获利方法。

◎财界巨星也鼓吹前进满洲

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下，“黄金”成为殖民地朝鲜的时代关键字。《三千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发表的文章〈百万富翁的百万日圆观点〉中，访问了多位拥有卓越政治、社会地位的元老级人士对“黄金观”的想法。其中受访的金基德，以因满洲国建国而成为重要国际贸易港、军港的罗津为据点，累积大量财富的“财界巨星”。以满洲为舞台，多角化发展事业的金基德，发表了对自身事业及前进满洲的看法：

这当然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在朝鲜内有什么称得上大事业的发展吗？全都被政府占据了不是吗！今后要发展，当然就是要选择面积广大的满洲吧！特别是以现况来说，木材、谷物的贸易都相当有前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篇报导是以有“新闻价值”的百万富翁讨论“黄金观”为卖点一事。

其实在朝鲜也有不少这种时常出现在报章杂志中，以满洲为舞台的企业家。《三千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号所刊载的“如何前往满洲赚大钱？”主题，召集了“众多权威”展开关于满洲攻略的座谈会；其中朝鲜产金代行组合会社的董事李晟焕对移居表现出积极意愿，他表示：“积极进军满洲，便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移居的条件，并非因为在朝鲜生活困苦而不得不走上流浪之路，而是以回归故土的心情，撇下不安的情绪向前出发。他接着又说：“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就可以尽量开发这上天赋予的资源丰裕之地；不只如此，以人口分布来看，我们也不该再局限于朝鲜之内，前进这宽广的新天地，才是近代年轻人该有的样子。”由此可知移居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作为近代化主体所身负的使命。满洲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孔镇恒也呼吁：“等大坂、东京的大财阀也进驻就来不及了，不论你是移居者还是投资家，现在就是前进满洲的最佳时机。”

（图上）产量增加的满洲大豆　为了出口至日本，大连埠头堆满了如山一般的北满产大豆。（图中）木材紧急增产　自山林大量砍伐的木材，是备受朝鲜财经界注目的满洲强势物产。（图下）在奉天造船所工作的满洲女工　低廉的劳动力对企业家来说充满魅力。

“满洲事变”后五年，朝鲜的大财阀开始纷纷进军满洲。

《三千里》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号的报导写道：“‘满洲事变’后的这五年，各地的治安逐渐稳定，捧了满怀黄金的朝鲜投资家纷纷跨越鸭绿江与豆满江（图们江），前进满洲。”

◎带着模煳期待前来的人们

企业进军满洲虽然支撑了朝鲜的景气，但景气恢复的成效并未融入体制内；殖民地经济结构依然将无产阶级不断向外驱赶，从而促使朝鲜人民继续移居满洲。日本方面认为，急速增加的移民“并非受到对满洲蕴含的憧憬与吸引力，而是受到朝鲜社会内部的压力所致”。然而，若不考量满洲对朝鲜人的“憧憬与吸引力”，便无法说明三〇年代以降的满洲移居潮流。像是《东亚日报》（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便发表了以下的报导，为移居满洲提出了警告：

满洲是好地方，却也是极度艰辛之地。前往满洲之人士，若仅带着“满洲是好地方”的想法是不行的。满洲土壤肥沃、物资丰富，将其视为丰饶之地并没有错，但文明落后、治安不良、盗贼跋扈等，也势必让居民感到艰苦不便。此外追寻满洲而来的人们，对满洲的历史状况与一般情势都应有所理解，对其经济关系与政治形态如何，也不可不知。然而，最近来到满洲的人们，有很多却对满洲没有任何背景知识、没有心理准备，只是带着“满洲是好地方”这种糢糢煳煳的想法离开故乡，结果来到满洲后发现实际情况不符期望，花费了仅存的资金，在异乡度过不如意的日子，不停感叹不如归去。当然，对于经济崩解失去生活支柱的难民或失业族群而言，满洲这个新创建的新国家门户大开，人人可以在这东亚的宝库——充满富源的满蒙之地，寻求工作、找寻机会，的确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不过，即便新政权成立，创建了万民皆繁荣的社会，也不代表朝鲜的人们就能一夕之间变得幸福洋溢；即便东亚的宝库就在眼前，若没有计划便贸然而行，依然不会成功的。

之后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东亚日报》在〈敬告欲前往满洲的青年们〉一文中则提到：“……对于我们这些目前置身于此一社会环境中的人而言，也许是难以避免的空想；不过，为了追寻无谓的一攫千金之梦，前往时势看涨的满洲，认为这样便能改善目前困苦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充满‘虚荣’的妄想吗？”报导同时也介绍了许多在“朝鲜物产万岁”的口号之下，因移居失败而饱受饥饿所苦的农民，及都市失业者们的流浪落魄故事。

由此可知，当时的朝鲜总抱持着一股模煳的期待，认为“只要前往满洲就能有所斩获”。

◎浪漫主义与颓废的自相矛盾空间

从“东洋的巴尔干”到“东洋的黄金乡”，满洲究竟如何打造出如此充满期待与机会的形象？从当时知识分子的游记与文学作品中，可以略知一二。

将帝国意识型态内化于心中的知识分子们，其心目中的满洲，一方面是结合了明亮印象与理想主义的“满洲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带有颓废、没落、逃避与虚无的世纪末意识之地。意即，满洲是带有自相矛盾两面性的独特空间。

作家李孝石在《碧空无限》（一九四一年）中，描述了这混沌的空间：“满洲是一个复杂的洞穴，在这宽广的空间中，你永远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世界。”但也正因为满洲是一个“复杂的洞穴”，才会这么地“有趣”。李箕永为了视察农村而造访满洲，并于《朝鲜日报》上刊载了以“寻访大地之子”为题的旅游随笔（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其中这样描绘满洲：“尽管他们带着某种自觉在建造王道乐土，但也可能反过来，永远徘徊在堕落的洞穴中。”

李孝石于《每日新报》连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八日）的〈苍空〉，于隔年集结成书籍《碧空无限》出版，故事的舞台便是拥有无边无际蔚蓝天空的满洲。李孝石曾于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前往满洲旅行，在他的作品中也投射了当时的印象。

然而，满洲还是个“复杂的洞穴”。在他的书中，前往哈尔滨的主人翁千一马靠彩券、赛马大赚一笔，还得到俄国女性的芳心，京城的友人不禁十分羡慕：“不但两次幸运中奖，连恋情也一帆风顺，如今正要衣锦还乡，这仿佛是一趟找寻幸运之旅。”对一马来说，满洲确实是“一手掌握幸运之地”无误；不过，作者也让其中的角色说出以下的台词：“所谓来到满洲而成功的朝鲜人，恐怕走的都是危险之路（走私毒品）。说真的，可以打开的道路也就只有这么一条而已啊！”由此可知，在满洲必须靠彩券、赛马或是毒品等冒险的“赌博”，才得以“成功”。

◎在殖民地朝鲜掀起的满洲热潮

热爱西方文化的李孝石对人称“东洋巴黎”的国际都市哈尔滨相当憧憬，然而当他实际来到这通往世界的玄关之地时，却发现哈尔滨并非心目中的理想之都。他在刊载于《满洲日日新闻》的“满洲旅行短想”中批评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什么都没有留下，毫无意义。”这也暗示了满洲的近代化，不过是移植自日本的事物罢了。

原预计与李孝石同游满洲的俞镇午——之后起草韩国宪法，并成为日韩会谈的韩国首席代表——则将自身在新京的体验写成小说〈新京〉（《新时代》一九四二年十月号），其中形容大都市新京的近代风格为：“东洋欲脱离西洋的影响，为创造出自我风格而不断努力所呈现出的面貌”。同时也暗示了在“五族协和”与“鲜满一如”的夹缝中彷徨的在满朝鲜人之苦境。这位京城帝大出身的菁英分子认为，要打破现状的方法，“唯有靠自己努力”。

进入四〇年代，李孝石卧病在床，俞镇午则是积极从事文人报国，参与时事演讲、劝说志愿学徒兵，其刊登在朝鲜总督府的朝鲜文版官方报纸《每日新报》及杂志上的作品，也深受朝鲜半岛菁英层的青睐。当〈苍空〉在《每日新报》上连载时，正是朴正熙辞去普通学校的教师、准备前往满洲的时候。若当时朴正熙也阅读了报上的连载，是否会觉得仿佛有人在自己投身“复杂洞穴”的背后推了一把呢？在目的地等待的，是“幸运”、还是“污名”呢？这时候的他，或许还没有个头绪吧。

就这样，满洲国的建国不论对殖民地朝鲜而言、还是对日本来说，都掀起了一股“满洲风潮”。满洲国的“鬼胎”朴正熙，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诞生的。

从满洲孕育出的鬼胎

◎实现一夜致富梦想的机运之地

殖民地的朝鲜人在经历了一九二〇年代的“文化政治”与“满洲事变”后，一方面期待能从不断重复剥削与抵抗的被支配民族地位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则是不得不持续活在“殖民地式的近代”当中。京城（今首尔）开始急速都市化，成为消费文化的中心，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随之渗透，经济和文化的欲望不断膨胀。然而，殖民地的民族歧视依然显著，要超越这层制约提升地位，只能靠权力、金钱等投机性的手法。“一攫千金”一词，成为个人脱离歧视的救赎标记。日中战争爆发后，满洲作为实现“一攫千金”的“机运之地”，其形象更是深植于殖民地朝鲜之中。

朝鲜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地位，与满洲帝国标榜的五族协和理想其实互相矛盾；但众人却又幻想在“内鲜一体”的旗帜下，殖民地的歧视可望在满洲获得抵销。前文提到的李箕永，便在〈寻访大地之子〉一文中，一面感叹朝鲜农民拥有能在异乡随遇而安、落地生根的强韧性格，一面却也对众人遭到“一攫千金”的梦想所掌控，无根漂流、没有定性的现象而感到戒惧。“宛若金矿业者一般，今天在忠清道、明日在咸镜道，带着一攫千金的梦想在满洲的原野中浪荡。”对农民而言，现在前往满洲，已经与投机、找寻金矿划上等号了。

而“一攫千金”在殖民地朝鲜，则成为脱离歧视现状、提升地位的暗喻之词。有人为了找寻金矿而上山挖掘、有人留下一句“我去干上一票”后，便出发前往满洲。“带着锄头徘徊在深山中的人，若是能发现好金矿，一口气便能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拥有高水准的住宅、成为一流绅士、名门望族、在文化事业上尽情崭露头角，一路爬上当地最高水准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的“一攫千金”。如此一来，“便能让直到昨天都还瞧不起他的人，如今对他低声下气，亲切搭话，门前车水马龙，往来不绝”（《三千里》一九三六年六月号）。

◎藉“出人头地”与日本帝国整合

梦想着“荣誉”的人们，或是找寻金矿、或是出发前往满洲；而身为乡下普通学校的一介教师，朴正熙为了获得人生“一攫千金”的机会，则是前往满洲成为军人。据说成功当上军人衣锦还乡的朴正熙，立即找了郡守、署长、校长等“直到昨天都还瞧不起他的人”出来，挥舞军刀要他们在自己眼前下跪，道歉、请求原谅。

满洲提供了朴正熙这般立志出人头地的殖民地青年一个“脱离歧视”的机会。实际上在满洲，朝鲜人的确是有机会攀升到某种在殖民地难以到达的地位。像是在京城帝国大学，朝鲜人是无法升等为教授的，不过在满洲国的最高学府建国大学，崔南善就当上了教授。此外，在殖民地仅有普通文官考试，即便在日本通过高等文官考试，也只会被派遣回朝鲜任职；然而在满洲国通过高等文官考试，便可直接在当地任职官僚。对这些年轻有为、有野心的殖民地青年而言，满洲国提供了一个“一攫千金”、“逆转地位”的机运。这些活用“双重国籍”以达到“出人头地”目的的朝鲜青年，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成了促使殖民地朝鲜人与日本帝国统合的有效机制。

对殖民地的青年们而言，主要的“活路”有大同学院、新京法政大学等官僚培育机构，还有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医学校、中央警察学校、宪兵学校等军警培育机构，或是最高学府建国大学、新京工大、奉天医大、哈尔滨学院等教育机构，以及开拓总局、满洲国协和会等。

◎朴正熙的活路

加速推动这些想要寻求“活路”的朝鲜青年积极离乡前往满洲的，是后述将提到，一九三六年后不断积极推广的境内一体化政策：“鲜满一如”。

这年十月，因隔年预计实施的全面废除日本治外法权政策，作为配套措施，朝鲜总督南次郎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缔结了第一次满鲜协定，积极促进朝鲜与满洲的一体化。

不过，关东军并不期望治外法权废除后产生激烈变化，因而不得不“适材适所地安排在满朝鲜人，以和其他民族同等的资格安排他们任公职”，并且“留意不要让鲜满人间的对立情感激烈化”。这边提到的“与其他民族同等资格”，指的是中国人官僚。简言之，为了怕影响到满洲国公家机关设定的日籍官员与满籍官员名额之“日满比例”，所以日方在事先便限制朝鲜人官员的扩增人数，将之控制在“适当的”比例之内。

这些在“鲜满一如”与“五族协和”口号背后运作的人事、统治系统，在打出“满鲜一体”政策的前一年（一九三五年底），以满洲国官员的各民族人数与全体人口比例看来，日本人占百分之十三点八、中国人占百分之〇点六六、朝鲜人则占百分之一点六〇。

由此数字来看，与其说在满朝鲜人官员为满洲国的实质统治主体，还不如说这只是为了对抗可能会动摇到满洲国基础的朝鲜人抗日运动，而设置的“次等性对应主体（由同样为朝鲜人的殖民地官员去取缔朝鲜人的抗日运动）”（任城模《植民地朝鲜人の“満州国体験”とその遗产》）。

即便如此，在“皇国臣民”（内鲜一体）与“满洲国国民（指鲜籍国民）”（鲜满一如）的夹缝中，强加其上的双重身分认同，让一部分的在满朝鲜人打算透过彻底的“皇国臣民化”来“变身”成为“一等国民”。受到如此内在动机驱使，他们找到的“活路”便是成为官僚、军警或进入大学，朴正熙正是这样的一位青年。

◎对朝鲜人也毫无例外的总动员体制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制定前后，日本开始加强批判与排除可能会威胁到绝对主义式天皇制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思维。这类的思想控制从大正天皇发布的《提振国民精神诏书》（《国民精神作兴ニ关スル诏书》）中便可看出，官僚、军部等统治阶层对于崇尚欧美社会与思想潮流的风气，抱持着深刻的危机感及敏锐的警戒心。欧美思潮、价值观带来了大正民主风潮，人民开始要求民主自由；为了克服此一危机，“诏书”中提到“守护公德保持秩序”，提升“忠孝义勇之美”、“刚健质朴”的风气，遵循“皇祖皇宗遗训”，追求“国家兴隆与民族安全繁荣”，提振“国民精神”，积极矫正纲纪，彻底实行国家主义（山科三郎〈総力戦体制と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

日本为了对抗西方近代思潮所鼓吹的“国体”民族主义，引发了“满洲事变”，造成日本扩大对大陆的侵略战争，与欧美对决的态势日益高涨，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意在彻底动员亚洲各民族的人力物力。满洲国的指导原则“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口号，也都是此一“国体”民族主义下形塑出的思想产物。等到日中战争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又开始宣传“克服近代西欧危机、以及建设东洋和平，乃是日本在‘世界历史发展上的使命’”，以这种意识型态，将国民不断驱向总动员体制。这种宣传的对象乃是“帝国臣民”，因此当然也包括了朝鲜人。

直至一九二〇年代为止，日本在殖民支配所采取的同化政策，是将朝鲜人吸纳入帝国臣民之中；但在三〇年代以降，特别是日中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后勤基地”，以“一视同仁”理念为基础的内地延长主义，在制度上、思想上都逐渐具体化，其结果便是皇民化政策的堂皇登场。除了朝鲜的粮食、工业产物外，劳力、甚至女性的身体都被视为战时动员的对象；而为了实行战时动员政策，当局也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超越长久以来充满欺瞒与歧视的同化政策之理念。

这样的日本帝国总体战体制，一方面否定朝鲜的民族性，另一方面也将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国家原理——“皇道”带入朝鲜广为宣导。此原理体现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学校的皇民化教育及促使社会主义者转向等政策上，并导入特别志愿兵制度，打算培育出能为天皇“殉国”、真正极致的“帝国臣民”。而此时，正是朴正熙迈向青年时期、形塑人格之际。

◎以大陆后勤基地为目标的“内鲜一体”

在“满洲事变”的一九三一年，宇垣一成就任朝鲜总督。隔年的一九三二年，朝鲜总督府开始实行农村振兴运动。在“昭和恐慌”下，他们一方面促使朝鲜农民实践“勤勉”、“俭约”，脱离贫穷“自力更生”，同时也削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松本武祝〈抵抗と协力の间——戦时期朝鲜における朝鲜人地方行政职员の“対日协力”〉）。而此一农村振兴运动，也成为之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国民运动”的前身。这些强调皇国臣民化、要求农民自觉的精神改造运动，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正是朴正熙于一九七〇年代推行“新村运动”的原型。

始自农村的精神性改造，到全面剥削朝鲜人力、物力资源的总动员运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南次郎就任朝鲜总督后更加强化实行。南次郎强调的“半岛施政最大方针”，就是“内鲜一体”。南次郎曾任职朝鲜军司令官（一九二九年八月～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不只“对朝鲜了若指掌”，就任总督前也曾担任关东军司令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四月），这些经历让他掌握了时局下日益重要的“鲜满”关系，因而被评价为“适任”总督一职（冈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

如同评价般，总督南次郎以“国体明征”为根基，积极推动“内鲜一体”与“鲜满一如”。在他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上奏的“朝鲜统治五大政纲”（国体明征、鲜满一如、振兴教学、农工并进、庶政改革）中，表明了他首先决意实施的两大统治目标——促使天皇巡访朝鲜及实行征兵制（御手洗辰雄《南次郎》）。等到日中战争陷入泥沼，“内鲜一体”及“鲜满一如”就成为皇民化政策的主轴。

被卷入总体战体制的朝鲜，必须提倡“内鲜融合与内鲜平等，这不是相对的关系，而是基于日本国体的有机性内在一体论”（津田刚《内鲜一体论の基本理念》），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鲜一体”。若皇民化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实施征兵制度，那么为了培育皇国军人，除了学习日语、取得日式姓名之外，还必须要拥有不惜为天皇牺牲的日本精神。于是力推创氏改名、在学校教育内强制学习日语、背诵“皇国臣民誓词”、遥拜宫城等要求都纷纷具体化。如同京城帝大教授铃木武雄在“大陆后勤基地论解说”（一九三九年）中提倡的，作为“五大政纲”的基础，统治的基本方针便是“内鲜一体”，意即打造“大陆后勤基地朝鲜”。

◎为战时动员而推出的“皇民化教育”

以“朝鲜统治五大政纲”及“内鲜一体”为基础，将朝鲜置于战时体制下全面重组的这一连串政策，被当局视为首要课题。朝鲜总督府在〈时局对策调查会谘询答申案（试案）〉（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对于统治朝鲜的基本政策，回答如下：“将半岛同胞一视同仁，基于圣旨沐浴于宏大无边的皇泽之下，于名于实都全面完成皇国臣民化，达成滴水不漏的内鲜一体……完成帝国大陆经营之后勤基地使命，实现八纮一宇的伟大建国精神。”为了实现此一目的，“必须透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培育上述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初等、中等学校中，尽速普及与贯彻国体明征、内鲜一体、坚忍刻苦等三大教育方针，以期培养出完美的皇国臣民”（铃木敬夫《朝鲜植民地统治法の研究》）。

一九三五年，为了打击天皇机关说[10]>而展开的“国体明征”运动也波及到朝鲜。于是，“国体明征”与“内鲜一体”，再加上要求培养在困境中忍耐的强韧精神之“坚忍刻苦”，成为朝鲜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配合此一方针，一九三八年《朝鲜教育令》进行了第三次改订，同时开始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令”。虽说是以“志愿”、“自发性”为基础，实际上则是开始动员朝鲜人当兵作战。而皇民化教育，只是为了对朝鲜人进行战时动员，在表面上废除日本人与朝鲜人差异的一项机制罢了。

◎空洞的“国体”民族主义

一九三八年《朝鲜教育令》改订时，朴正熙刚自大邱师范学校毕业，在闻庆普通学校担任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担任指导学生角色的训导[11]朴正熙，想必已彻底将这些教育方针灌输于脑内才对。

然而，三〇年代战争时期的“国体”宛如神谕般，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统治阶层也都因“国体”的魔力而化身为偏执的狂热分子；只是，一直到战败，大家还是无法清楚理解“国体”最终的“深层意义”。为了让这令人狐疑的“国体”带有实质意义，一九三九年大审院（当时的最高法院）判例，将《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与第四条“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条规行之”定义为“国体”的核心。尽管如此，拥有“超越性统治权”的天皇绝对性与明定君主立宪主义规定的宪法近代性共存，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再加上为了支持其一元性，用来动员“臣民”“忠君爱国”的《教育敕语》当中充满暧昧，结果反而让“国体”成为一空洞的话术（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

正因如此，文部省于一九三七年发行了《国体本义》，想借此让共同体在面对内外危机时，能够拥有心理上的安定感，再透过这样的团结，将内部累积的危机能量一口气释放至外部。于是，就算不甚明了何谓“国体”，但“国体”作为严峻的权力体，却得以顺理成章，对反抗的事物发挥排他性暴力。殖民地实施的皇民化政策，就是基于这样的暴力性。“国体”民族主义的“空洞”，在遇上无法在内部与外界进行“明征”、不透明的异质“他者”时，便会更鲜明地浮现，同时加深与异质文化、民族、人种产生的摩擦、相克，造成两难的困境。这样的性质也链接到“内鲜一体”、“五族协和”的殖民地意识型态形成上。

◎为执行总体战而推动的“鲜满一如”

另一方面，像“朝鲜统治五大政纲”般，提倡一体化的并非只有“内鲜”概念。总督南次郎认为让朝鲜与满洲一体化，才是实行总体战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想法下，“鲜满一如”于是浮上台面。

如同前述，日俄战争后，市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满韩地图，满韩旅行也蔚为风潮，满韩史成为东洋史中重要的研究类别，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建构起朝鲜与满洲具有紧密关系的印象。在朝鲜，将满洲视为故乡的大陆浪漫主义，也以此作为民族悠久历史的证明，并以之作为独立运动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更有广大的农民为了生计而移居满洲。接着提倡“五族协和”的满洲国成立，虽然加强了朝鲜与满洲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却出现“朝鲜对于满洲国的兴起冷眼旁观，彼此都采取互不关心态度”的现实面（曹元焕《鲜満一如と民族协和》）。

“鲜满”无法共容的原因，正是在于“内鲜一体”的虚构性，为了支持此一虚构的逻辑，愈是强调“五族协和”、“内鲜一体”，只是愈刻划出两者间矛盾的现实。在满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在满洲国成立后更加复杂化；在“五族协和”论调下管理朝鲜人的满洲国国籍法，又与朝鲜总督府将民族上难以切割的在满朝鲜人，视为日本帝国臣民的方针相对立。

就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八月，日本内阁决议废除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有关满洲国之帝国治外法权废除，与南满洲铁路附属地行政权调整及转移事宜”），至此，这种对立终于化为现实问题。根据田中隆一对殖民地朝鲜与满洲国在战时统合实际情况的研究，在废除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时，朝鲜总督府和满洲国政府与关东军曾就在满朝鲜人的教育行政权委让问题进行交涉；最后他们达成妥协，同意除了满铁沿线主要地区外，皆委任于满洲国。不过朝鲜总督府基于“内鲜一体”的逻辑，对于将在满朝鲜人的教育行政权委任给满洲国一事，依然表示其反对的立场（田中隆一〈対立と统合の“満鲜”关系〉）。

为了协调这个问题，朝鲜总督南次郎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在图们进行会谈，并达成共识：“为顾及满洲建国之宗旨，应当在满洲国中央及地方，任用一定比例的出色鲜人；满洲国内部的鲜人也在五族协和的宗旨下，参与了建国的工作，因此有必要拉拢他们的人心。”如前述，南总督打出“鲜满一如”的口号，也是在此一会谈之后。

◎放弃教职前往满洲的朴正熙

根据此一共识，曾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参议等职的李范益就任间岛省长，开始促进“满鲜”间交通、通讯的基础建设整治、改订关税率及货物运输费用、简化通关手续等经济整合项目，甚至曾一度废除时差，具体呈现“鲜满一如”。然而，“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的矛盾殖民地意识型态，在日中战争陷入泥淖后，也变成了“从国防角度来看，须重新检讨朝鲜之资源运用”；比起将满洲国视为独立国家的原则，日本更需要的是确立朝鲜人作为帝国臣民一员，体现“日满不可分之关系”，这才是他们关注的实质课题。超国家主义的扩张口号“八纮一宇”，成为化解殖民地中各种矛盾对立意识形态，居于一切之上的虚构概念。

于是，南总督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董事总会上，主张在满内地人及在满朝鲜人虽属“满洲国的人民”，却非“满洲国”的人民，而是“大日本帝国之臣民”，是拥有日本国籍的国民，大大地宣称在坚持“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的争执中，“内鲜一体”将获得最后胜利（田中隆一〈対立と统合の“満鲜”关系〉）。朝鲜总督府认为，“帝国对朝鲜人的统治，若能在内鲜并行的大原则上改善两者关系，将为朝鲜统治的未来带来莫大影响”，因此将“内鲜一体”原则全面运用在各种领域上。

虽然两者的理念有所矛盾，不过随着“内鲜一体”与“鲜满一如”抬头，朴正熙前往满洲的门槛也大幅降低了。只是，朴正熙要在满洲走向皇国军人之路，显然不完全是因为皇民化政策的思想控制之故。毕竟，光是为了得到身为日本人的“恩惠”，就要赌上人生，这风险未免还是太大了。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从主观、客观的立场清楚评估，确信能够出人头地后，才会放弃稳定的教职动身前往满洲。而让他如此确信的，正是新生的思想背景所致，那便是——朝鲜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东亚共同体”理念，融合泛亚主义与民族主义，以成为帝国臣民的崭新主体登场。

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开战之初，就一一攻陷中国的各个战略据点，这让打算借着战线扩大，趁机走向独立的朝鲜社会主义者纷纷开始动摇；接着朝鲜的思想运动、独立运动等抵抗活动也几乎全面消灭，日本政府与民间开始高唱“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等新口号。包含其中的“内鲜一体”逻辑也获得活用；朝鲜人在此等逻辑下，一面协助帝国，一面要求废除歧视、确保自主性与民族性。朝鲜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日本知识分子“在战时体制下实现社会改革”的逻辑，认为此乃可行之事，因此纷纷“转向”，以克服资本主义流弊、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体一员之姿，积极参与朝鲜的战时动员。

◎支持“东亚共同体”论调的知识分子们

中日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后，日本一开始节节胜利，在各地树立傀儡政权，然而不久便遭遇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抵抗，陷入胶着状态。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遭到否定而无法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就此屈服于日本，也让日中战争演变成长期化之情势。为了打破此僵局，首相近卫文麿于同年十一月喊出了“东亚新秩序”。在“第二次的近卫声明”中，日本虽然入侵中国，却同时呼吁“日中联合”，这时扛出的就是“东亚新秩序”这块招牌。

近卫文麿　曾三次组阁，提倡东亚新秩序，缔结日德义三国同盟，组成大政翼赞会。

检视“东亚新秩序”的内容，会看到“东亚共同体”论、“东亚联盟”论、经济集团论、大亚洲主义等各式各样的论点。其中经济集团论、大亚洲主义只是重现既有的帝国主义式言论，不过“东亚联盟”论、“东亚共同体”论则是在承认中国民族自决的要求下，提倡日中对等联合的论述。特别是“东亚共同体”论，其内涵乃是要透过对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变革，来摸索日中联合与社会解放的可行性。昭和研究会系统的知识分子三木清、尾崎秀实、蜡山政道等人，以及诉求解放劳工、农民、受歧视部落民的社会运动者也纷纷表示支持（米谷匡史〈日中戦争期の天皇制〉）。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流派的朝鲜知识分子，也呼应了日本的“东亚共同体”逻辑。自“三一独立运动”后的“文化政治”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宗教家等民族主义右派遭到亲日势力所吸纳，成为重视民族自治运动的改良主义派。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势力及非妥协民族主义势力在二〇年代后期，则是跨越左右派立场，组成了新干会。一九三一年新干会解散，社会主义势力面对朝鲜被重编为大陆后勤基地，使得劳工阶级在殖民地支配体制下变得愈发贫困，于是开始推动革命性质的劳工运动。因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强化法西斯体制，思想控制及武力压迫日益露骨，合法活动变得相对困难，于是社会主义者只能转为非法的阶级斗争，但在日中战争爆发后，也不得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

此一时期，金明植、印贞植、车载贞、朴致祐、徐寅植等社会主义者，都屈服于朝鲜总督府的“转向工作”之下。一直到三〇年代为止，这些社会主义者除了追求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外，也持续展开对抗民族改良主义的运动。但到了后来，这些提倡反资本主义的朝鲜社会主义者，却被日本帝国提出的克服欧美资本主义、实现东洋和平的“世界历史发展上之使命”所吸引，而殖民地的朝鲜人也开始积极摸索成为帝国主体一员的方法。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之梦

诚如户边秀明所述，朝鲜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在这样的转向过程中，积极投入泛亚主义逻辑论述的怀抱，是因为觉得可以将原本用来回应中国民族主义的“东亚共同体”论述，当作替换内鲜一体论的杠杆加以引进，从而将内鲜一体论拉到“东亚”民族合作理念这一边，这才是阻止朝鲜民族性遭到抹杀的正确办法（户边秀明〈日中戦争期．朝鲜知识人の东亜协同体论．资料解题〉）。不过，这些社会主义者将朝鲜含括至战时革新一环中的策略，其实也代表了朝鲜内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最后要塞已随之崩塌，殖民地解放运动于此正式宣告终结。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　满洲军官时期朴正熙（图中坐者）与同学的合影。

这时候，在民众的心中，其实已经隐约有种预感，认为日本的亚洲与太平洋战争终将会以失败作收；但是，当时的思想状况仍然是以在总体战机制的内部，寻求将被支配民族的身分转换为帝国主体为主流，因此对敏感于政治情势、期望靠自己开拓出未来道路的朝鲜青年来说，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被战时动员体制所吞噬，另一条则是拒绝到底、坚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弥漫在朝鲜的这种思潮，或许正是让“兄长即是社会主义者”的朴正熙，终于消除心中最后的犹豫、决心前往满洲的关键。前社会主义者的“转向声明”，主要都刊载于《三千里》中，像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号中，印贞植便在〈东亚重组与朝鲜人〉中强调：“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只有在忠实完成身为日本臣民的任务时，才得以确保朝鲜民众的生存、繁荣与幸福。”此时在闻庆西部寻常小学担任训导的朴正熙，是否有受到这番议论之影响，不得而知。不过，他在同年十月便参加了于新京举办的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考试，并前往满洲，追寻当上皇国军人之梦想。

“所幸”，朝鲜人在满洲当上军人，并不是什么特例。《三千里》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号的〈在满洲国活跃之人物〉报导中，介绍了在满洲国行政机构、关东军、领事馆、警察、中央银行、司法界、学校、言论机关等地活跃的朝鲜人，其中包括了满洲国陆军中佐李亮、军医少佐安益祚等人。接着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号刊载了〈出征前往北中国、上海一带战线，在枪林弹雨中为了国家奋战的朝鲜人军官〉一文。虽然这些朝鲜人军官多出自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过这些“皇国军人”的活跃，想必也让朴正熙感到心头激荡不已吧！身为贫穷农家么子，年龄也已届二十，朴正熙若想成为日本陆士，唯一的一条路便是进入满洲国军官学校、并取得顶尖成绩。

此外，比朴正熙年轻、却拥有相似境遇，从平壤师范学校毕业后率先进入满洲国军军官学校（奉天九期）的白善烨，无疑也深深地影响了朴正熙。朴正熙日后被“丽顺事件”连累，遭到肃清危机之际，正是白善烨伸出援手，可谓是朴的救命恩人。另外像是在师范学校时代担任教练、之后加入关东军的有川圭一大佐，还有满洲军中同乡的学长姜在浩等人，对朴来说都是极大的助力。

白善烨　进入满洲国军官学校，之后曾参与过八路军讨伐，以朝鲜战争英雄而闻名。

◎以优秀成绩自陆军士官学校前进关东军

此时，映入朴正熙眼帘的，是如同俞镇午在新京看到的那片满洲宽广的蓝天。

一九四〇年二月，朴正熙抵达满洲，选择走上“大日本帝国”皇国军人之路。在师范学校，帝国体制的优越性与殖民地菁英的自我意识深深灌输于脑内，帝国臣民的国家观与顺从体制的人格也深刻记忆于体内，这样的朴正熙选择成为皇国军人，无需讶异。对军人满怀憧憬的他，此时正为了实现梦想而抓紧机会。

然而，年满二十二岁的他想要在四月以新京二届生之姿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不只在年龄上不合规定，“国籍”、婚姻状况等也都成为阻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师范学校时期的恩师有川圭一及学长姜在浩等人都倾力相助。朴正熙在师范学校成绩总是吊车尾，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毕业，只有在军训、体育上崭露头角。据说有川圭一回到关东军后，也始终与朴正熙维持友好关系。另外姜在浩的角色虽然众说纷纭，不过据说在朴正熙的军官学校入学考上，他不只担任考官，还领着朴正熙进入考场。

朴正熙当然不会明知“所有一切都不符规定”却只坐以待毙，他用血书在和纸上写下“愿以一死尽忠报国／朴正熙”几个字，和一封“热切期盼成为军官的信件”，一起寄送到满洲国治安部军政司征募课，其中写道“以不让日本人蒙羞的精神与气魄，抱持一死报国的坚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会竭尽忠诚”。

政府当局虽然对这封“来自半岛年轻训导”的书信“感激涕零”，却还是“郑重地谢绝”他的请愿，这件事也在《满洲新闻》（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上以〈志愿成为军官者的血书——来自半岛年轻训导〉一文予以报导。不过，不知是朴正熙的信念终于成功传达，还是有川圭一、姜在浩等人的相助见效，朴正熙在同年十月参加了军官学校入学考，并成功合格，隔年二月得以前往满洲。此一问题直至今日依然被视为朴正熙的“亲日经历”，议论纷纷。不过先暂且不论此亲日经历问题，对于想要出人头地的朴正熙而言，要成为军人就只有走向“皇国军人”这条路。据说满洲国军官学校校长南云亲一郎中将曾表示：“说到奉献给天皇陛下的忠诚心，他比日本人还日本人。”

当然，在殖民地教育机构中被灌输了规律、体制的殖民地学生，还是会在悲哀中激发出最质朴的民族情感，只是这份情感并没有转化为民族主义式的抵抗。朴正熙选择在“东亚新秩序”下，成为帝国的正当主体，并活用此一地位，追求皇国军人的“恩惠”。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朴正熙，发挥了与之前师范学校时期截然不同的热情，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预备科。一九四一年他正式改日本名为高木正雄，不过隔年为了排除此日本名带有的“民族色彩”，又再度改为冈本实。接着，因为成绩优秀所获的奖励，他被“编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据《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记载，朴正熙于一九四二年十月进入同校本科就读，并以留学生的身分进修，相当于陆士五十七期）。

朴正熙自日本陆士“毕业”后，便以见习士官的身分被分配到关东军。一九四四年七月，又被分配至满洲国军步兵第八团，驻屯于华北地区热河省。所属部队的主要任务在于防御、讨伐八路军。同年十二月当上少尉，隔年七月又升为满洲国军中尉，然而一九四五年的此时已是日本濒临投降之际。对朴正熙来说，他大概既不希望日本战败，也没有预料到日本会战败吧！

◎将朴正熙从死刑判决中救出的满洲人脉

在满洲迎接战争结束后，朴正熙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导的光复军会合，一九四六年五月搭上遣返船抵达釜山。朴正熙之所以前往满洲，是赌上人生，希望能在当地获得身为朝鲜人的最大荣耀；然而这份“赌注”却随着日本战败，成为如同“满洲狂”、或是更严重的“亲日派”之类“不名誉”的指控而告终。日本帝国的主体，是不可能在解放后的朝鲜成为权力主体的。

不只是朴正熙，之后成为韩国权力中枢、出身满洲的帝国军人们也都面临了此一问题（丁一权／白善烨）。在满洲迎接战败的皇国军人们仿佛是被一路追赶，只能从满洲移动到朝鲜半岛、再从北朝鲜偷偷潜至南韩。然而，在美国占领下的南韩，这些训练有素的帝国军人受到重用，一度沦为“不名誉”的帝国军人得以成为韩国国军，再度走上“名誉”之路。

回国后的几个月，朴正熙只是在故乡无所事事地闲晃，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才以二期生的身分再度进入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以朝鲜国防警备队陆军少尉之姿恢复军职。然而，左派势力于大邱引发“十月暴动”，朴正熙的崇尚社会主义的兄长朴相熙遭警察射杀身亡，据说这对朴正熙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冲击。之后，朴正熙更加入了南劳党（南朝鲜劳动党）。这时，为镇压“四三事件”[12]而派遣至济州岛的军队，遭南劳党军官策反，此即所谓“丽顺事件”；当局因此展开肃清调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朴正熙遭到逮捕。就这样，朴正熙也被卷入了混沌的政治情势中，加入左翼势力，也让他面临到比满洲时期更加严厉的人生考验。

原本就不是彻底共产主义者的朴正熙，靠着协助搜查南劳党漏网之鱼，得以捡回性命。在这当中，日本陆士出身、曾任航空士官学校校长的金贞烈出手援助，加上身为满洲人脉的陆军情报局长白善烨作出裁定，约一个月后朴正熙便被释放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高等军法会议上，朴正熙被求死刑，最后宣判为无期徒刑及罢免军职，然而不久后就被减刑为十年，最后更是直接停止执行。白善烨认为与自己有相似境遇的朴正熙拥有卓越的军事情报能力，让他作为非正式文官继续任职于军中。而让文官朴正熙再度回归武官、恢复军人身分的，正是朝鲜战争。

1. 沿海州：即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日文称“沿海州”，沙俄称“滨海边疆州”，今俄罗斯则称“滨海边疆区”。

2. 间岛朝鲜人特设部队：设立于一九三八年的满洲国部队，由在满朝鲜人组成，原本是要对苏联进行敌后渗透的部队，后来改以对游击队讨伐为目标。

3. 统监府：即朝鲜总督府之前身。

4. 地方部落民：即所谓“贱民”。

5.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与满铁并列的日本国策公司，原本是为了推进日本农民在朝鲜的殖民事业而成立，后来范围扩展到亚洲各地，经营领域也扩及到工业、铁道、电力等各方面。

6. 《南满蒙条约》：全名为《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著名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权益部分，最后正式缔结的条约。

7. 里里：位在韩国全罗北道的一座城市，今日称为益山市。

8. 新高山：位在韩国东北咸兴地区的一座山。

9. 妓生：韩国传统的艺妓。

10. 天皇机关说：是由学者美浓部达吉所提出，认为天皇只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由于这种学说强调“主权在民”，否定天皇拥有国家主权，因此遭到右派以及军部强烈抨击。

11. 训导：日本战前对小学教师的称呼之一（与“训导主任”并无直接关系）。

12. 四三事件：又称“济州岛大屠杀”，起因是南劳党与南韩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南韩政府和美军对此展开强力镇压，遭到屠杀的岛民超过一万五千人。

第三章满洲帝国与帝国的鬼胎

位于东京涩谷的二二六事件慰灵碑

扭转国运的基本政策

◎为让帝国的地位稳如泰山

《啊，满洲》集结了任职于满洲国的岸信介，及其上司星野直树、左右手椎名悦三郎、满洲国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等满洲国菁英领导人，是一本有关他们在满洲经历的回忆录。岸信介在序文里赞赏“新满洲国”为“闪烁着民族融合、王道乐土之理想，并基于科学、良心，果敢地加以实践”，乃是“独特的国家创建”。这也是曾发下豪言壮语、夸耀满洲国为自身作品的岸信介才说得出口的评语，充分显现了他的自负。即便如此，之后遇上“安保斗争”，岸信介只能无奈辞任，而这本《啊，满洲》刚好在他卸任这一年出版；那么，在这篇序文中，他究竟寄托了怎样的深意呢？

椎名悦三郎　战时以革新官僚之姿任职商工次官；战后为岸内阁的官房长官。在池田内阁、佐藤内阁时期担任外相，是缔结日韩基本条约的关键人物。

满洲国的确是个“独特的国家”，但这个“独特”指的并不是作为“保有东亚永远的光荣、作为世界政治之模范”，而是“复杂微妙的合并式独立国家”这方面。正如矢内原忠雄所明确指称，满洲国打从一开始“就是‘货真价实的独立国家’，但同时又受到规定，必须与日本拥有特别紧密的‘亲善关系’”。

究竟为什么满洲国自诞生起，就被冠上这样的双重性呢？不用说，自然是因为满洲国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支那民族主义冲突”所引发的“满洲事变”下诞生的产物。不靠“寻常外交手段”，而是“以实力解决”，这样的作法让大陆的东北地区，忽然出现了满洲国这么一个人工国家。

对于宣告此一人工国家诞生的“一击”，矢内原忠雄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

“决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降临。就像是塞尔维亚青年的那一颗子弹，引发了世界大战，北大营外数公尺处的铁路被破坏，引发了‘满洲事变’，甚至又引起了‘上海事变’。”（〈満洲新国家论〉，一九三二年）

策划了此决定性的“一击”，不仅占领满蒙，更着眼于“南京政府之攻略”与“占领中支那以北之要点”（〈満蒙问题解决ノ为ノ戦争计划大纲〉），以石原莞尔为中心的关东军参谋，不断描绘各种战略构想。这不只是为了对抗中国国内高涨的夺回国权与国家统一运动，也是为了对抗来自俄国与美国的“间接压力”以防卫日本的特殊权益，更是要确保日本在“满蒙全体”的特殊权益，消灭“支那本部”的排日。故在他们眼中，这可说是“扭转国运的基本政策”。

暗杀张作霖事件（一九二八年）之后，东北时局在张学良的统治下趋于稳定；之后，随着张“易帜改组”，东北政治组织开始国民党化，“保境安民政策”被彻底废弃，日本的特殊权益陷入空前的危机。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月十六日在南京政府派遣的监政委员会之下，举行了张学良的政务委员就任仪式及国民党入党式，“支那民族主义的兴起”席卷了东北，日本的特殊权益已如风中残烛。

接着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与张学良双方更在南京缔结了军事、政治协定，东北政治组织的国民党化已成定局。

另一方面，主张保全中国领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原则的《石井─蓝辛协定》，随着日本特殊权益扩大，在一九二三年被迫废止，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满洲的日支纷争”上，也走上对日本特殊权益不利的方向。

此外，苏联（俄国）的“赤化运动”不但威胁到殖民地朝鲜的统治，甚至带来赤化全日本的危机。加上苏联充实的“五年计划”，更让日本担忧“北满经营之利益”反而会被苏联所吸收。

种种事态动摇了日本的满蒙权益，对殖民地朝鲜的统治也有可能陷入危机，更无疑是雪上加霜。对石原等关东军参谋们而言，如果坐视此等危机不理，不只朝鲜，就连整个帝国日本的脊梁都会陷入摇摇欲坠的累卵之危中。故此，要克服眼前危难，“让帝国地位稳如泰山”，只能以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那就是——武力占有满蒙。

◎健全朝鲜防卫、牵制俄国东进

不止如此，借用石原的话，占有满蒙乃是经济大恐慌（一九二九年）以来，“拯救日本眼前急迫经济危机”的关键性手段。意即，“满蒙的农产”能够“解决我国国民的粮食问题”，透过“满蒙的各种企业”可以“拯救有能力的失业者”，再加上其丰沛的资源，“更得以确立我国重工业基础”（石原莞尔〈満蒙问题私见〉），对满蒙充满了期待。于是，满蒙成为提供“国防资源”的“帝国自给自足上绝不可或缺之地区”。

对石原莞尔等人来说，占有满蒙、取得自给自足的经济势力范围，是为了确保进行总体战所需的“国防资源”。只是，以石原本人的论点来看，这其实也链接到他独特的“日美最终战争”战争观；在这种观点下，确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无疑也与日本的国家改造息息相关。像是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构想，便是透过革新派的幕僚，让日本走向新的世界。

这样的背景也让他之后回顾：“‘满洲事变’发生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思想都遇上瓶颈，要求维新的声浪日益高涨，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相关原因。故此，‘满洲事变’可谓是昭和维新的先驱”（〈満州建国前夜の心境〉）。

然而，占有满蒙的理由，绝非只有如此。

满蒙不只是粮食的供给地、过剩人口的出路、“国防资源”的宝库，还是“形成帝国国防第一线”的“战略性枢纽”。换言之，满蒙不但能够保全“朝鲜的防卫”，还能“牵制俄国的东进”，以及发挥“对支那的强力发言权”，因此是“帝国存续”不可或缺的重要础石（板垣征四郎〈军事上より観たる満蒙に就て〉）。

如同在第二章已详述过的，满蒙问题不只是与盘踞东北四省的军阀割据弊害息息相关，也和连殖民地朝鲜都被卷入的在满朝鲜人问题密不可分。满洲是朴正熙等在满朝鲜人心中“东洋的黄金乡”，但另一方面，又是动摇日本特殊权益、进而撼动朝鲜统治的“反日运动源头”。

石原等参谋最害怕的，莫过于这个“源头”开始逐渐染红，变为赤化的震央。第二章提到，以铲除“叛逆鲜人”、“猖獗匪兵”名义，出兵间岛、屠杀朝鲜居民等严苛的镇压，也都是出于害怕赤化的危机意识。满蒙的赤化，有可能会演变为朝鲜的赤化，进而成为日本帝国本土的赤化。身处前线的关东军参谋们，对于这种共产主义“骨牌效应”的威胁感，都有着相当切身的危机意识存在。

正因如此，石原莞尔才可以毫无忌惮地断言：“必须要将满蒙划入我国势力之下，朝鲜的统治才得以进入稳定。”（石原莞尔〈満蒙问题私见〉）

◎改订的《帝国国防方针》

不过，占有满蒙本就不只是为了安定朝鲜的统治。满蒙作为战略上的据点，对防御北方最大的威胁——苏联的军力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从以下板垣征四郎的发言，可以看出关东军对俄国到底抱有多大的危机感：

试想倘若日俄战争的胜负相异，会引发怎样的情势？俄国将永远盘踞于满洲，影响整个东朝鲜，并觊觎我国土，甚至威胁西支那的国都（北京），这一切都仿佛历历在目。这么一来，我国这个海岛帝国的命运会变得怎样呢？此外，自鸦片战争后暴露出自身孱弱，成为列国竞争利权舞台的支那，势必也会以此为开端，走上被列国分割的悲惨命运吧。直至今日我想到这里，还是会不寒而栗。（〈军事上より観たる満蒙に就て〉）

连“满洲事变”的首谋者都感到不寒而栗，可想而知俄国的军事威胁是如何强大。正因如此，满蒙作为对苏战略性据点的意义愈加重大。特别是当日本正在经济大恐慌下辗转呻吟之际，苏联却实施了“第一次五年计划”，确实地让军力朝近代化迈进，特别是远东军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对日本满蒙生命线最大的威胁。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二三年改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却把苏联排除在“假想敌国”的首要位置外，换言之，并未将苏联的军事威胁视为迫在眉睫的最大危机。

实际上，“满洲事变”后由松木侠起草的《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中，表示“置我国于满蒙地位危急之理由”，虽是“始自俄罗斯之威胁”，但“最近外国的威胁与干涉下危机已逐渐下降，主要仅限于策动支那军阀方面”（〈満州事変机密政略日志〉），反倒“支那军阀政权蹂躏条约，反日、侮日”，才是目前“迫切的危机”。

也因此，石原莞尔同样抱持着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将“北满地区纳入势力范围中”，占有“战略上具备格外重要价值”的“呼伦贝尔兴安岭地带”等地，便可“仅以满蒙之力”阻止“俄国之东进”。石原认为，为了维持“日苏间存在的天然国防边界”，也就是“兴安岭黑龙江线”，只要将满蒙直接纳入日本的领地，便可在对苏战略上取得相当的成果。或许是意识到这点，石原曾表示，“需极力持续与俄国的亲善关系”（〈満蒙问题解决ノ为ノ戦争计划大纲〉），表明极力避免与苏联开战的态度。

由此看来，石原莞尔并没有采纳主张占有“远东苏领”的北进论。对他而言，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目标”——美国。

◎占领满蒙是“为了歼灭欧美霸权势力”

根据石原莞尔独特的战争观“世界最终战争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捩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只有“东西两大文明的最终选手——日美的争霸战”，才是世界历史发展上必然的“最终战争”。“对抗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征服世界的野心，并创建起世界新秩序，正是日本的目标，因此日美两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山室信一《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大川周明等人抱持的东西文明对抗史观，在军事上透过石原莞尔的战略思维，具体地显露出来。

此外，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论”之独特性，在于他脱离了《大地之法》（卡尔．施米特）的范畴，而是预想以战略轰炸机，进行都市歼灭战的“决胜战争”为主轴。为了在这样的最终战争中能够持久应战，将亚洲各个地区都转化成后勤基地乃是当务之急，而占有满蒙就是达到此一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在这样的观念下，石原体悟到“支那问题、满蒙问题，皆非对支问题，而是对美问题”。

石原从此一体悟建构出持久战的想像，认为“必须赶在俄国复兴及美国海军力量增强前，先下手为强，最迟也要在一九三六年前执行，对我方才有利”。因为是“相当长期”的战争，所以必须“以本国及占领地为范围，断然实行计划经济”。此一“计划经济”的先驱，便是以宫崎正义为核心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之后，从这里诞生出“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作为国策予以实施。

石原主张“为完全歼灭欧美霸道势力”（石原莞尔〈満州建国前夜の心境〉），占领满蒙是具有关键性之重要“扭转国运的基本政策”。

然而，这并不只是“扭转日本国运的基本政策”，更被认为是“正义”。因为“汉民族不具有自理的政治能力，所以日本需占有满蒙”，这也是考量到“中国人自身的幸福”。关于这独善式的“正义之战”，石原莞尔断言如下：

解决满蒙问题的策略只有一条，那就是由我国领有满蒙，别无他法。

而为了实践此一解决之策，必须理解以下两大要项：

（1）满蒙纳入我国领土乃正义

（2）我国拥有采取此一行动的实力

也有人主张：汉民族已逐渐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我国应撒回建于满蒙的政治军事设施，与汉民族的革命力量一同发展我国经济。这样的言论我也始终侧耳倾听，但以吾人直观来看，对于支那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建造近代国家，这点还是有待商榷。相反地，在我国的治安维护下，期待汉民族的自然发展，我确信这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的幸福。

打倒在满三千万民众共同之敌——军阀官僚，是我日本国民被赋予的使命（〈満蒙问题私见〉）。

于是，“照亮柳条沟暗夜的爆破闪光，冲破了被称为‘亚洲巴尔干’的满蒙低沉的乌云，将所有人都投入了全新的情势中”（桥川文三编《アジア解放の梦》）。

王道乐土的梦想与现实

◎从“占领计划”到“树立亲日政权”

石原莞尔的满蒙占领计划，是为了突破当时遇上瓶颈的“满蒙问题”，并借由占领链接到他独特的战争史观——日美最终战争，打开解决“满蒙问题”的新领域。然而，“满洲事变”后才不过几天，占领计划立刻遇到挫折，不得不转换方针，改为建设独立国家。

说到底，石原等关东军参谋计划的满蒙军事占领、军政统治，其实是向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架构——《九国公约》、关于太平洋地区的《四国公约》、《华盛顿海军条约》——也就是华盛顿体系做出正面挑战。

以华盛顿体制为核心的《九国公约》，是为了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以“二十一条要求”加速渗透中国，同时也是为了确立大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是英日同盟与美国等新秩序势力妥协后的产物。依据此公约，大战时日美签订的《石井─蓝辛协定》遭到废止，日本不得不放弃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事实上，日本已被推回“二十一条要求”之前的状态。

由此来看，以华盛顿体制为核心，《九国公约》代表的是美国外交的胜利，以及其国际主导力的攀升。石原之所以预计会与美国进行最终战争，无疑是因为美国崛起成为这一崭新国际秩序的中心，燃起了他的对抗心。这份同仇敌忾的心理，在一九二四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确立后正式成形，日本军队内部的超国家主义思想开始蔓延。

相对于此，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则是在同年发表尊重华盛顿体制，采取国际协调的外交方针，同时也持续对蒋介石率领的南京革命军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样的“币原外交”被关东军视为软弱外交，因此当田中义一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之时，他们便趁机顺水推舟，引发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为“满洲事变”埋下了伏笔。

满蒙的军事占领及军政统治计划，便是在这样的脉络下，颠覆了国内外的既成事实；这可以说是一项极其大胆，或者该说相当无谋的计划。

不过，即便关东军从首战便在军事上不断地告捷，陆军中央的反应依然不佳；不出几天，满蒙占领计划便不得不收敛了。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满洲事变”发生后四天，关东军在三宅光治参谋长的意思下，集合了土肥原贤二大佐、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片仓衷大尉等主要的参谋，召开秘密会谈。会中通过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略”，其中主张透过“创建亲日政权”，让日本得以掌握“国防外交”，与“占领计划”相比明显收敛了许多。在这阶段，众人在理解中央想法的建川美次少将建议下，避开了采用“独立国”等字眼；不过，“新政权”还是包含了“与支那本土分离”之意，因此只是“尽可能保持模煳”的暧昧手法。

左：土肥原贤二　决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略的关东军参谋。
右：板垣征四郎　战后投降，代表向英军递上降刀。

◎策划创建满蒙独立国家

即便如此，“满蒙问题解决方略”中，还是明显表露出关东军欲树立的“傀儡国家”范围及其企图。

简言之，表面上是接受日本的支持，将“东北四省及蒙古地区”创建为“以宣统帝为首脑的支那政权，以建构满蒙各民族的乐土”，然而真正的企图则是让“日本帝国”掌握“国防外交”，特别是对“交通通讯”进行“管理”。为了让名为“新政权”、实为日本“傀儡政权”的政体看似独立，因此在其中加上了“委托新政权”字眼，营造出日本将内政交予“新政权”，让他们自行统治的印象。

虽说占领计划失败，不得不让步，但由此可看出关东军依然死守绝不让步的底线。就像是板垣大佐所言，关东军将“满蒙”与“支那本土”分离，表面上“追求满蒙统一”，将内政托付给“支那人”，然而实际上却都“掌握在日本手里”，这三点正是关东军的“绝对要件”。

不过，从板垣在“新政权”和“独立国”之间的暧昧，以及不问“首脑”底下政体状态如何的论调，都可以看出关东军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制或政体构想。

尽管如此，十月二日还是订立了“满蒙问题解决案”，将之前的“解决方略”更进一步地具体化。在此案中，关东军明确记载了“满蒙”为“独立国”，并宣称“在满蒙各民族将得以平等发展”。“解决方略”中决定起用吉林地区的熙洽、黑龙洮索地区的张海鹏、东边道地区的于芷山、哈尔滨地区的张景惠等人担任“镇守使”；在“满蒙问题解决案”则更进一步，主张在各地推动独立运动，对意图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一运动”进行援助与操作。意即：为了创建以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东北四省与内蒙古为版图的满蒙独立国家，必须不时采取怀柔、恐吓、收买、援助、军事支持、招抚等手段。

不过，虽说要树立这样一个“联省统合”的“新国家”，也依然是“将国防委任给日本”，甚至“铁路（通讯）交由日本管理”，维持其一贯的态度。

◎由执政担任元首的民主政体

依据此一方针，如前所述，关东军请来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策划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此一大纲是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首脑经过多次意见交换后才制定，成为独立国家的基本统治方针及统治组织的骨干。

仅看统治方针要旨的话，上面尽是高唱尊重“内部民意”、开放“对外门户”的内容，明显是为了不刺激在《九国公约》下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各国，而采取稳健的措辞。同时，也能窥见对一心想防止“独立国家运动”的中央军部，关东军依然有所顾虑。

需特别关注的重点在于：大纲案中明定政体为“立宪共和制”，设有“大总统”，并于其下设置“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院。此外，更设立了分为上、下两院的立法院，可进行有资格限制的下院议员选举；除“条约批准”外，更可制定中央法令、“议定预算、批准决算”，明言规定立法院的权限。

在松木侠起草的第二次建国案《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昭和六年十一月）之中，关于“满蒙独立国的机构”——亦即政体，也明确主张，“满蒙独立国将会成为确切可行的民主政体”。

到底为什么非民主政体不可呢？依松木侠所言，其实并无执着于民主政体的必要，但为了表现出“这是基于民意政治而颁布的制度，所以这样的强调乃是关键”。简单说，这个崭新的独立国家，在顾虑中华民国政体及元首的同时，必须提出与其相异的路线才行。毕竟即便是松木及关东军参谋，依然无法无视中华民国诞生的基础——“天子行天命，以今日的话来说，就是代表民意行事”，这种“五千年来支那民众间流传的传统思想”。

此外，既然独立国标榜“保障满蒙三千万民众的利益”，并打着五族协和的鲜明旗帜，那么在满洲国进行王朝复辟，势必会引来民族间的反目。故此，必须以民主政体为前提，在此政体下确立元首才行。大总统、委员长、监国……众人讨论了各种元首形式后，最后决定采用“执政”这个头衔。

◎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独裁中央集权制

满洲国的政治组织，最后确定以松木侠的四院案为基础——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国务院为行政机关、法院为司法机关、监察院则为监察行政与会计之机关，由此四院组合为中央政府。不过这绝非满洲国政治机构的独特风格，因为这其实是“效法孙文提倡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之《五权宪法》，再将其中作为常设官吏选拔机构、实际上却毫无用处的考试院加以去除后，成立的组织”（山室信一《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

此外，前述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中虽然强调“尊重内部民意”、实行“自治行政”，但立法院的权限其实仅止于“议定预算及批准决算”，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院相比，权限极其有限，仅为辅助性质的机关罢了。实际上，立法院根本也没有正式设立，如同后述，最后满洲国的统治形式成为“国务院中心主义”或“总务厅中心主义”的独裁中央集权制。

满洲国的政府组织图　1932年3月。依据《“满洲”的历史》（小林英夫，讲谈社）制成。

关东军之所以反悔立法院的开设，其真心话从松木侠的《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中便能看出端倪。此《大纲》一方面阐明了“满蒙独立国为立宪政体”与此政体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区别了立宪政体的“法律性意义”及“政治性意义”，依此完全封死了议会内阁制形式的代议政治。简单说，依松木所言，立宪政体的“法律性意义”在于三权分立与“由人民代表构成的机关参与国政，特别是立法行动”。另一方面，其政治性意义则在于拥有“由占议会多数的政党组成内阁”之“代议政治”，然而，因“满蒙独立国”的“民众政治意识”薄弱、尚未成熟，因此仅能止于法律性意义上的立宪政体。

◎盲信“占领满蒙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

如此以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尚未成熟为由，将外部——特别是日本的介入、指挥正当化的逻辑，并非是松木侠特有的论调，而是当时关东军参谋们几乎人人抱持的“支那认识”。不仅日本的有权菁英阶层或领导阶层，就连媒体、人民心中，也都深植着这种“中国停滞观”。

就像是石原莞尔在〈满洲建国前夜之心境〉（一九四二年）中率直吐露的心声：“汉民族不具有自理的政治能力，因此由日本占领满蒙，不仅在生存上是必要的，更是为了中国人自身的幸福。”这种几近盲从的信仰，成为“满蒙领有论”的有力根据。“对于支那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建造近代国家，这点还是颇成疑问。相反地，在我国的治安维护下，期待汉民族的自然发展，我确信这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的幸福。”满蒙独立国的建国，几乎全盘继承了石原这种“满蒙问题私见”。

尽管《满洲国建国宣言》（一九三二年（大同元年）三月一日）中充斥着华丽的词藻，宣称“新国家建设的最高原则，以顺天安民为主旨，施政必定依循真正的民意，不容一己之私”，然而现实中，满洲国的议会却始终没有如期开设。看到如此的现实，便可明暸这些讴歌立宪、民主政体的言词，是多么地虚伪。

只是话说回来，究竟关东军为什么不惜制造一件欺瞒的外衣，也要建设独立国呢？

关东军最初之目的当然是为了军事占领满蒙，让满蒙这块帝国“特殊权益”之地能够“依己意运作”，这才是最佳的策略。然而，在内外的限制因素下，他们不得不中断此一计划。

那么，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实质领有满蒙，且在形式上不背离《九国公约》等国际性条件，并能够对帝国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表示一定尊重，还可将满蒙与“支那中央”完全切离的方法究竟为何呢？创建满蒙独立国便成此一难题的解答。尽管是在独立政权的名义下“依己意运作”，不过和中央政府依旧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因此还是能讨南京政府的欢心。而“为了阻止军阀从内部进行破坏”，以及掀起“排日运动”的危险，要完全斩断此祸根，只能让其“完全独立于支那本土”。

“作为退而求其次之策，建设满蒙独立国家，让其完全脱离支那的行政统治下，以保持三千万民众之安宁、增进其福利，同时确保东洋之永恒和平，这是帝国最基本的国际道义与义务。”（《満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

不只是将这般独善式的侵略、介入视为理所当然，还大言不惭地强调维系“东洋和平”的“道义与义务”，此等根据究竟从何而来？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将这样的介入视为“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的“例外规定”；这种解释方式，根本只能说是牵强附会。当然，关东军自己倒是完全不认为这有何牵强之处，因为“支那拥有广大的国土，却没有驾驭国家、维持国内秩序的能力”；将“帝国的生命线”之满蒙，置于如此“混沌的支那统治下”，势必扰乱国际和平。故此，对于“支那”这种“弱小落后之国”，“善诱”、“保护”、“监督”甚至“惩治”都是合理的，进而一一被正当化。

◎掌握大纲，利用秘密协定任意妄为

于是，“满蒙独立国家”建设的手段要领，就在于“帝国的指导监督不可显于表面”，要“仅止于在背后影响的程度即可”；将“细节问题”委任给“支那人”，“先求掌握大纲，在重要关键项目上进行控管，发挥执导监督的实际效果即可”。

所谓的“先求掌握大纲”，即指帝国必须牢牢控制住独立国（满蒙自由国）的国防；不只如此，国防上必要的铁路、航空路线等也都必须在帝国掌控之中。只要先掌握了这些关键，其他内政相关的枝微末节，帝国便不再介入，交由独立国家的体制去运行。松木侠的《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中，提议投置“顾问府”作为“指导监督”满蒙自由国的机构，打算透过“顾问府”掌握缔结条约、颁布重要法令等权力。不过最后在满洲国建国的政府组织中，执政之下设置了参议府，由它来负责外交交涉、条约批准等职权。关东军坚持要由日本人来担任参议府的参议，正可看出他们对掌握“指导监督”这一关键的执着。

由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关东军虽将创建独立国视为退而求其次的策略，但其内在的目标，还是在摸索“接近占有”的支配满蒙之道。这也正展现出“傀儡国家”之“傀儡”二字的意涵。

此外，在“指导监督”背后还有强而有力的“担保”，那就是所谓的〈溥仪─本庄秘密协定〉。

此一〈秘密协定〉为《日满议定书》的附属文件，是一封由溥仪署名、收件人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书信，以“允许贵国要求之承诺”的形式，将满洲国的外交、治安、国防及国防上必要的设施（铁路、水路、港湾、航线等）全委任予日本，而掌握这些职权的参议府参议、中央及地方官吏人事，同样委任给日本“援助指导”。这是为了贯彻关东军一直以来“依己意运作”之目的，取得决定性“担保”而采取的手段。

签订《日满议定书》

伴随承认满洲国而签署的《日满议定书》，其实只写上了尊重日本之既有权益、两国共同防卫，以及日军得以于满洲国内驻扎罢了。事实上一直到战后才公诸于世的附属文件，其内容与形式才真正阐明了“傀儡国家”的“傀儡性”。

于是，透过〈秘密协定〉的操作及《日满议定书》等外交上的表面确认，关东军得以在满洲国全境自由地从事军事活动，并随意使用各种设施。这正是所谓“满洲国乃是关东军的基地国家”（山室信一《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若从帝国与满洲国的关系来看，正如矢内原忠雄指称的，满洲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烙印了“合并性独立国家”的独特性格。

◎表面为立宪共和国、实际为中央独裁主义

从以上的来龙去脉可以得知，满洲国的统治型态，简单来说就是“依己意运作”。前述的〈溥仪─本庄秘密协定〉中提到的国防、治安管理、参议府的日本人参议、对主要官吏选任、解职等人事权的掌握等，都是为了达成此一目的。满洲国实际的统治型态及运作，也都是透过这些非官方的权力网络而具体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国家的体制在表面与实际面上，出现了极大的隔阂。

这点在〈满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也露骨地呈现出来：

新国家为避免染上复辟的色彩，让溥仪担任首脑，表面展现出立宪共和国家的姿态，内在则是嵌入我帝国政治威力的中央独裁主义，地方行政上则尽可能助长特异的自治机构。

光看此一要纲，可知虽然执政溥仪位居立宪共和国——满洲国的政权顶点，但其实只是形式上的“神轿”罢了。建国两年后政体改为帝政，溥仪的位置依然位于“空虚的中心”，没有改变。此外，立法院也完全无法正常运作，只剩下空有虚名的代议制度，实际上独裁集权主义在“嵌入我帝国的政治威力”之下，由国家机关不断地推进。而此国家机关，便是“为迅速完成满蒙相关政策执行”而设置的“统制机关”。

就这样，满洲国军事上的“实权”握在关东军手上，仰赖“内在指导”鼻息的“外交、内政上实权”则是掌握在“少数日本人官吏或顾问”手上。至于“统制机关”的核心，则是由总务长官（某一时期曾改称为总务厅长）、次长、处长、科长一字排开掌管的总务厅。

依照满洲国建国时揭示的国务院官制，总务厅乃是以国务总理为首，直辖院内机密、人事、主计等相关需求事项而设立的机构。它在成立之初，设有秘书、人事、主计、需用四个处，之后经历了多次的改制重组，成为包含企划、法制、人事、主计、公关、地方等各处的单位。

岸信介也撰文推荐的《满洲国史各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中，对于宛如满洲国中枢神经的实质“统制机关”总务厅，评论如下：“总务厅不只是决定各部门的主要方针、调整统合政策而已，实际上更是国政的主轴，为满洲国独特的革新组织。”

也就是说，总务厅的主计处掌管了国家预算，人事处管理了官吏人事，需用处统合了国家的营缮需求，总务厅“集中管理‘人、物、金’三权”，让满洲国实质上得以“依己意运作”。也因此，从总务长官到总务科长，所有部门皆指定为“日系限定”，由日本人官吏垅断中枢地位。

就这样，原本只不过是直属于执政（之后的皇帝）“奉其旨管理诸行政的满洲国政府中枢行政机关”——国务院底下“幕僚性质部门”的总务厅，却成为“国政的轴心”，握有绝大权限。由总务长官主导，总务次长、各科科长一同定期举行的事务联络会，才是审议上呈至国务院的各议案、法案的实质最高会议。这样的体制下，原本只是国务院辅助机关的总务厅，如同山室信一所言，成为满洲国的“权力核心”。

◎背后由日本操控的保护国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担任商工省工务局长的岸信介前往满洲国就任，从实业部总务司长、产业部次长，一路升迁为总务厅次长，在总务长官星野直树的麾下，针对满洲国的产业开发，发挥了干练的实力。这也是拜“总务厅中心主义”的背景所赐。

满洲国的统治过程及实际情况，就是透过关东军的暗中主导，以“总务厅中心主义”的独裁集权主义形式来运作。这样的状况帝国也予以追认，在〈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中提到：“满洲国的指导，依现行体制将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在内部进行统辖，并透过日系官吏进行实质统治”。此外〈要纲〉中虽然歌颂满洲国的理想为“实现民族融合与安居乐业，赋予上下官民光明与安心”，但实情却是由日本在背后操控、依其意行事的保护国罢了。矢内原忠雄对于这样的政治型态，曾尖锐地批评如下：

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拥有满洲人执政、高官、官吏与军队，不过论质还是量，都比不过日本有力高官底下的一批干练官吏，最后只能将国防委托于强大的日本军队，以日本资本进行经济开发。是故，若将满洲国的组织及经营比喻为企业，便是所谓的日满合并。这也是为了协调日本帝国发展与满洲独立国主义而出现的政治型态。（〈満洲问题〉）

满洲国国家体制与统治型态的表面与内在分离，是怎样都无法弥补的鸿沟。然而，或许该说，正因为如此，众人才会在满洲国的建国上，追求一个非寻常独立国家的存在价值（raison d'être）。

另一方面，所有近代国家都深深烙印有暴力的记忆，这便是近代国家诞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起源的暴力”。正因如此，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才会明言：国民即为遗忘的共同体。就像法国也是在抹去了以往割据性的乡党意识、宗教对立等记忆之后，才得以成为单一的共同体。近代国家是由身处在想像共同体中的国民，不断透过各种决断，凝聚身为国民的意志，才得以持续生存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国家起源之初那些内战暴力的记忆，必须被升华为国民的神话，如此“国民─国家”的共同体架构才得以存续。

然而，满洲国却明显地是由外在的暴力——关东军突然孕育出的人工国家。以流血与恐惧而诞生的新国家，其存在价值的意识型态究竟该如何定位？这困难的提问，自满洲国成立起就一直是个大难题。不知是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朝日新闻社主办、石原莞尔也出席参加的“满洲建国前夜之日支名士座谈会”（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十一日）中，曾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的卫藤利夫作了以下的陈述：

对于在满洲的日本人，该在怎样的意识型态下带领明日满洲走下去，我认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在这里，我感觉不到像美国开国当时，英国清教徒不论怎样困苦忍耐，也想要开拓今后生存乡土的那种丰富梦想。虽然只是空虚了点，不过我对于开创这个新国家的意识型态过于缺乏梦想与憧憬，还是深感遗憾。

◎以《建国宣言》批判孙文的“三民主义”

在满洲建国后，卫藤利夫口中那有所不足的新国家意识型态，以及受它所引领的梦想，是否建构出来了呢？若仅以《满洲国建国宣言》（一九三二年［满洲国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来看，的确如他所言，在这新国家的居民们，并没有那种起身奋斗追梦的态度。

独立国家满洲国既然脱离了“支那本土”，特别是中华民国的统治，自然便要尽快、积极地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存在意义——孙文的“三民主义”。

满洲国在《建国宣言》中，做出了这样激烈的批判：“内顾中原自革命以还，初则群雄角逐、争乱频年，近则一党专横，把持国政。何曰民生？实置于死。何曰民权？惟利是专？何曰民族？但知有党。既曰天下为公，又曰以党治国，矛盾乖谬，自欺欺人。种种诈伪，不胜究诘。”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党独裁及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满洲国在《建国宣言》中，做出了激烈反弹。不过，如前所见，满洲国的体制与统治型态，其实在表象与实质上差距甚远，因此《建国宣言》的批判，就像是回旋镖般，直接射回了自己身上。卫藤利夫之所以说感到新国家的意识型态有所不足且空虚，也许就是看穿了这一点吧。

对此，《建国宣言》打出的正面口号为“顺天安民”、“民本主义”、“民族融合”，总括而言便是“王道主义”：

窃惟政本于道，道本于天，新国家建设之旨，一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徇真正之民意，不容私见之或存。凡在新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则其他国人愿长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得有丝毫之侵损……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模型。

满洲国这个人工国家，是否真的具备能成为“世界政治模范”的内在实力呢？

统制经济的实验场

◎吸引中产阶级的“王道乐土”理想

以满洲国的实际统治型态及其运作实态来看，可以了解满洲国其实并没有保田与重郎[1]等日本浪漫派主张的“自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来，第一个表现出崭新果敢文明理想与世界观的国家”（〈満州国皇帝旗に捧ぐる曲〉）这等价值。即便如此，满洲国的诞生，还是成为沉淀在日本社会底层的郁闷、压抑情绪及贫困的宣泄口，带着过剩的希望与梦想，还有无底漩涡般的野心，宛若百鬼夜行图般浮现于世。

关于这热度惊人的“满洲风潮”，如何“传染”到殖民地朝鲜，其来龙去脉已于前章详述。

将自身的愿望与理想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工国家的，当然并非仅止于关东军参谋或革新派的菁英官僚。失业者、失意的知识分子、右派人士、人士，甚至是小佃农等，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将自身的情绪与期望，寄托在“王道乐土”之上。满洲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张开大口吞噬此时代各个阶层的日本人。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将自己的梦想投射在满洲国这个巨大的银幕上呢？如同前述，就像大川周明、北一辉以及岸信介等人已经敏锐感受到的“混沌未明的时代情感”，正飘荡于其中。桥川文三曾对此叙述如下：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我国的垅断资本主义急速却畸形地发展壮大；在经历数次经济大恐慌后，以农村为基础的我国中产阶级，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解体。昭和七、八、九年这段时期，可说是先前这十年间的历史逐渐收敛凝聚的过程，同时也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历经一个循环的完结。（《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说》）

如同桥川文三所言，满洲国建国前后，那股挫折、失意、颓废的状况，才是“昭和青春形象的原型”。正是这种“自暴自弃的心情”，化成了对“寄宿深沉梦想的强力政治”殷切渴望的燃料。这同时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速发展，被称为福斯化、原子化（atomization）的福斯社会疏离现象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意识中，涌现了“丧失乡土”、“丧失根源”的感伤，这反而化为“对失落根源的热烈乡愁”。满洲国的“王道乐土”理想，恰好紧紧抓住这些都市中产阶级的浮动心理。

嘴里说着“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四处张望，最后却只是虚度光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此一原型，早在明治末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文豪夏目漱石的著作《彼岸过后》中，便以“讨厌平凡的浪漫青年”敬太郎之姿态登场。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正是组织“大雄峰会”、形成满洲国“自治指导部”核心的有志民间青年们。[2]

◎为大日本帝国吞没的满洲国

另一方面，丧失“乡土”的情感，并不只出现在都市的中产阶级，与乡土直接链接的农村地区，这样的情绪更是深刻。

被称为“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3]幕后黑手的权藤成卿，对于“满洲事变”前后，足以称为农村恐慌的惨状，曾如此感叹道：“我国农村实际上已经充满疲态，或许该说比起疲态，更接近走向衰灭”（《农村自救论》）。对权藤成卿、橘朴等人深感共鸣的农村青年阶层，正是石原莞尔用以实现所谓满洲国“民族融合”的代表机关——满洲国协和会的主力成员。

在封闭的时代中累积了种种郁闷的青年、农民及知识分子们，纷纷将梦想寄托于理想的满洲国。然而，这场美梦不久便急速褪色；在日满一体的呼声下，满洲国成为日本的“从属国”，事实上更转化为“殖民地”。

造成此一事实的直接导火线，是满洲国建国后不久。除了板垣征四郎以外，本庄繁、石原莞尔、片仓衷等引导满洲国诞生的幕僚，纷纷离开关东军。为了填补这些空隙，中央方面开始强化对关东军的驾驭，不只大雄峰会，就连主张“民族融合”的满洲国协和会，也变质为关东军与满洲国公认的传递上意之机关。

将“日本政治机关之清算”、“满洲国主权及满洲国协和会的坚实发展”，以及回避军队干涉、实现“日满协和”等托付给板垣征四郎（〈板垣少将へ〉）后，石原莞尔更是不得不离开满洲。对此，矢内原忠雄精准地一语道破，“满洲国的独立国家主义与大日本帝国发展主义”乃是站在“对立面”，结果满洲国不是被“扬弃”，而是丧失了“独立国家主义”的实质意义，并陷入“大日本帝国发展主义”中。

就这样，中央军部的合法改革派，与其相链接的革新派官僚、新兴财阀，此一铁三角成为满洲国的支配集团，让岸信介粉墨登场的舞台也已搭设齐全。

◎身为先锋部队的满洲人脉

岸信介回想当年，曾有以下的述怀：“对于满洲的产业行政，关东军第四课总是任意妄为。军人对不同领域当然也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但日本的财经界因为关东军声势赫赫，也只能视而不见。这样下去不行，产业行政应该交由商工省最优秀的人材去处理，军人就该退出这个领域。总有一天必须由我亲自执行，这就是我的想法。”（《岸信介の回想》）对于前往满洲，他也发下豪语：“在白纸上画上设计图，这样的工作令人相当感兴趣。”字里行间充分可感受到身为革新官僚年轻领袖的他，那股意气风发的自信心。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岸信介前往满洲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事件”[4]；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军部大臣需由现任军人担任的现役制，在强化统制力、排除派阀势力的名义下，军队愈发横行霸道，政党政治一蹶不振。政党势力的没落，再加上配合战时体制实施经济统制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岸信介为首、人称“革新官僚”的技术官僚们，与“军中的合法革新派”相结合，对总动员体制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同前述，岸信介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满洲迅速升迁为产业部次长，之后担任总务厅次长，成为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实际指挥官。

二二六事件　事件发生时的戒严司令部。

由于满洲国的建设乃是日本国家改造的先驱，因此不只关东军，就连这群革新官僚也深表关注。或许正因为这样，满洲方面从大藏省挖来了星野直树，做为岸信介的直属上司——总务厅长（星野后来更成为东条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其他还有古海忠之、松田令辅等人，也都接受招募，成为满洲国的重要干部。商工省的特许局审判长高桥康顺，也渡海前往满洲，就任实业部次长。接着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八月后，曾为岸信介左右手的椎名悦三郎、美浓部洋次、山本繁等人也纷纷来到满洲，任职于实业部底下的总务、工商等部门，也就是满洲国产业建设的主要核心。他们都是经由当时担任大臣官房文书课长的岸信介推荐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岸系人马”。

他们成为岸信介的“先锋部队”，来到还处于摇篮期的满洲国；至于岸信介本人则在一切都准备万全后，才动身前往满洲。此时广田内阁正进行组阁，商工省内的人事也面临全面更迭，岸信介的地位因此变得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渡海前往满洲，正是最好的时机。

不过，在岸信介实际着手施行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前，此一计划案已由石原莞尔的智囊团、人称“宫崎（正义）机关”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以及片仓衷、秋永月三等陆军省军事课满洲班成员的运作下逐渐成形。特别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宫崎正义，以他为核心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正是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催生之父；他们在打造这个计划性统制经济的雏型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满洲国的日本人高级官僚
一九三七年七月。星野直树、岸信介等大藏省、商工省出身的高级官僚，占据了满洲国中枢要职的绝大部分。根据《满洲国》（冈部牧夫，讲谈社学术文库）制成。

比岸信介年长三岁，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宫崎正义，恰好经历过孟什维克革命风暴中的俄国，拥有独特的经历。

◎由经济调查会进行建国实验

前面也已提到过，岸信介于一九一七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就学，那年俄国刚好爆发革命，让他感受到震荡世界历史发展的预兆，之后苏联的五年计划动向，也同样对他产生了强烈冲击。落后的农业国，透过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一口气晋升为工业国家，这种压倒性的激烈转换，让身为少壮派菁英官僚的他，感受到危机与强烈的共鸣，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心情。对原本就醉心于北一辉式国家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的岸信介来说，苏联的这场“实验”，虽是威胁，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突破日本危机的灵感。

相较于岸信介只能间接听闻，宫崎正义则是少数得以实际依自身见闻，去体验苏联各种现状的“俄国观察者”。他在俄国爆发革命后的第二年进入满铁就职，并于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当上总务部调查课俄国股股长，之后更造访了革命后的苏联，视察其实际情况。宫崎正义与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予俄国革命及之后计划经济过高评价的日本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政论家等不同，他冷静地观察实际情况，并以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经历为依据，确实理解俄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同时，他也从苏联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施的计划经济中，看到了日本国家改造的模式。

这样的宫崎正义受到了石原莞尔的青睐。石原莞尔随着满洲国的创建，形塑了日满一体化的经济区，在防备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也为“世界最终战争”——日美歼灭战作准备。在他眼中，对日本进行国力调查，乃是建构战时体制、支持汽车与飞机生产力扩充的最重要课题。因此，具有实际调查、创建政策、立案能力的智库是不可或缺的，宫崎正义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雀屏中选。

于是，就在《满洲国建国宣言》公布两个月前，以满铁调查课为中心，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与片仓衷等人，再加上宫崎正义等满铁员工，一同设立了大型调查立案机关。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他们发表了经济调查会的编制，正式成立了调查会，由战后任职国铁总裁、亲身创建新干线的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担任委员长。调查会虽是满铁的附属机构，但他们乃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进行“调查与建设方策及计划的研究立案”；故此，他们实际上是以“关东军的经济调查会”（小林英夫《“日本株式会社”を创った男》）之姿，朝着国策立案不断迈进。其最大的目的，是基于统制经济来策定满洲国的国家建设方针。尽管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是置身的环境，都与俄国大相迳庭，他们还是以满洲为实验场，尝试着在日本创建计划性国家统制经济的崭新建国实验。

◎国家社会主义式统制经济的模式

调查会的基本方针，简单来说，就是将满蒙的产业开发计划与日满经济关系加以合理化，并扶植日本经济势力为目的。根据这个原则，他们制定了横跨满蒙全体及所有经济部门的综合性第一期经济建设计划。以此方针为基础，他们提出了以下的基本纲领：确立日满的自给自足经济、促进经济开发——特别是国防资源的开发、增加人口势力、确立国家统制等。

经济调查会的方针与纲领，具体来说正是链接到之后成为满洲国产业开发蓝图的〈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

依调查会的报告来看，满洲“才刚脱离前资本主义社会不远”（矢内原忠雄）、是国民经济显著落后的地区，要以独自的经济力支撑国家的政治独立，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因此，创建起“日满经济区”，修正资本主义经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在国家统制下推动产业开发，才是上策。此一满洲国经济统制案，在经过特务部的审理后，于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三月一日，发布为〈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

〈要纲〉的“经济建设跟本方针”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有鉴于无统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弊害，将投入必须的国家统制，活用资本效果，达成全体国民经济健全且活跃之发展”，其中四大要点则是（1）王道主义（国民全体的利益）、（2）经济统制（国家对重要产业部门的统制）、（3）开放门户、机会均等、（4）日满共存（融合东亚经济、日满相互扶持，携手合作）。

更进一步说，所谓“经济统制的方法”则是（1）在整体经济上进行计划性统制、（2）国防、公共、公益等重要事业，由官方公营或特殊公司来经营、（3）其他经济事项在法律统制下，交付民间自由经营。

隐藏在这些〈要纲〉方针、方法背后的，正是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所示，基于国家社会主义立场，形成统制经济模式的方案。岸信介在帝大生时期深受北一辉的《大纲》所影响，成为少壮官僚后也相当关注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因此对于贯串整个〈要纲〉方法方针的主轴，自然也会产生深刻回响。

根据岸信介的回顾，他和石原莞尔称不上熟识，与宫崎正义也没有私人交流。即便如此，作为满洲经济基础计划立案根基的〈要纲〉，还是与深藏在革新官僚岸信介心中的思想产生了共鸣。〈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发表后一年，为了呼应满洲国的方针，日本内阁通过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正式着手进行日满经济区的创建与实施统制经济。

◎在国家权力的统制下培育重要产业

〈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开宗明义就标榜着要创建日满经济区，强调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在追求共存共荣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说，要一方面追求日满经济的融合、一体化，一方面促进满洲国的独立发展。对于这样的双重性，矢内原忠雄已在〈满洲问题〉中鞭辟入里地点出：“既为‘货真价实的独立国家’，但同时又受到规定，必须与日本拥有特别紧密的‘亲善关系’”、“合并式独立国家”等，都是满洲国内在的矛盾点。以创建日满经济区为目标的经济统制，正是打算“扬弃”此一矛盾而进行干涉的强权式“有形之手”。

虽然有这般强硬的“有形之手”介入，但统制的分野、规模、方式却并非一目了然。此外，关东军不愿财阀介入的方针，也让日本资本的对满投资大幅落后。这样的结果，迫使满洲国政府必须明确厘清需要统制的部分，与自由经营部分之间的分野。

于是，满洲国发表了〈对一般企业之声明〉（一九三四年［满洲国康德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防上的重要产业、公共及公益事业，特别是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建设等，皆需由特殊公司或准特殊公司经营，其他的产业才可委托“自由企业”营运。自此，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担负了产业开发的核心角色，创建起统制经济的核心。

接着，以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为中心订立的满洲国产业发五年计划，于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开始实施，同时也订立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项法案以先前的〈经济建设要纲〉为基础，将迄今为止以行政命令方式规范的产业统制赋予法源依据；它的目标是要“与各特殊公司法互相配合，呼应一九三七年治外法权废除，及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转移，统一整顿国内的产业制度，并为本年度开始实施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満洲国史．総论》）。简单说，满洲国统制的目标，就是以特殊公司或准特殊公司的型态，在强大的国家权力统制下，培育起国防以及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产业，并透过扩充生产力以创建日满经济区。

满洲国的特殊、准特殊公司　1936年底当时的情况。满洲国政府或满铁出资的公司，遍布各个产业领域。依《“满洲国”经济史研究》（山本有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制成。

矢内原忠雄将以上的满洲国统制经济政策，整理出三个特征：其一，依“一业一社主义”制度，设立特殊公司。满洲电信电话会社、满洲石油、同和自动车工业、满洲炭矿等，都是在此政策下诞生的庞大日满联合企业。其二，处处展露出要矫正自由竞争或垅断资本主义弊害的思想。其三，政策聚焦于“具有军事必要性的产业，以及政府认为和满洲开发基础产业有关的企业”（〈満洲问题〉），换言之，就是把重点放在特殊公司及准特殊公司的统制上。

◎走向战时动员体制的国家改造

满洲国统制经济的困难点会在后面章节提及，在此必须先说明岸信介实际着手进行的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主张转换路线、“从军事中心的国防转向增强国力的国防”的石原莞尔，以满铁经济调查会参事宫崎正义为中心，于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秋季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拟定扩充生产力的统制经济政策；自此，满洲的产业开发计划，开始正式上路。此一为了拟定和“日美最终战争”有关生产力扩充计划而成立的研究会，于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八月，发表了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的原案〈昭和十二年度以降五年间岁入及岁出计划．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

此一〈计划附大纲〉检视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之后五年的岁入与岁出动向，并以收支平衡为基准，推定军事费的增加幅度，积极扩充必要的生产力，是项相当有野心的计划。其中“附大纲”则为实施此一计划不可或缺的统治、行政机关的根本性改革案，可说是为了战时动员体制，所进行的国家改造总体计划。废除内阁制、设置国务院，在其下设立总务厅，配置企划院、预算局、资源局等构想，如同前述，都是想要以满洲国依总务厅中心主义运作的独裁集权制为样本，来进行日本的国家改造计划。

不过，东条内阁的部分人员虽然活用了此一“附大纲”的改革案，实际上日本的战时体制，却无法如预期以独裁式的集权制，合理并有效率地运用国防经费。宫崎正义期望“附大纲”能让“陆海军完全协调”，然而却始终苦于陆军与海军内部政治角力下的分裂与多元化。

对此，丸山真男提出了辛辣的批判：“文官与武官对立还算是可以理解，但其下又有陆海军对立，陆军内部甚至还分成陆军省对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部又分成军务局对兵务局……企划院官僚、满洲官僚、内务官僚相互抗争，也是时有耳闻。而原本应该将这些多元政治力量作最后统合的天皇，却在这种拟似立宪制已呈末期颓象的时候，仅想巩固立宪君主的‘权限’，直到濒临败战边缘，都没有主动下达所谓的‘圣断’。于是日本帝国直到瓦解的那天，都还陷在内部的暗斗当中。”（〈军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态〉）

◎全力推动投资驻满产业的关东军

若不打破被丸山真男断言为“原罪”的“多元共存政治力”，就绝对无法达成“计划”；相信以宫崎的慧眼，应该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个事实。特别是想要在“官（军）民协力”下，建构国家统制经济及强力的军事经济体制，更是必须“扬弃”这样的“原罪”，来进行国家改造才行。创建在这种理念上的〈计划附大纲〉，不只是期望国防产业得以飞跃性增产，商品输出得以大量增加，同时也要扩充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国民生活的安定，并推动战时动员的体制整合。

宫崎正义在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提出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业务报告书〉。这份报告被认为是“日满产业五年计划的最初方案”，实际上完全可称为“宫崎方案”。

另一方面，陆军中央一面与关东军联手，提出〈满洲国开发方策要纲〉（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八月三日），确认了“对满洲国政府的要求事项，将以本纲要为基础，并由关东军适宜指导”的方针。对此，关东军则提出〈满洲国第二期经济重建要纲〉（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八月十日），确立了针对产业五年计划，与财政、农政、移民准备、特殊公司的指导监督方针。此一〈要纲〉中，特别提及“对满投资”、动员资本的同时，也提倡增加“针对一般民间在满产业的直接投资”。之后日产进军满洲，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为“对满投资”创造了划时代的机会。在这当中，便有关东军与陆军省军务局联手，促使日产总帅鲇川义介导入资本与技术的影子存在。

另一方面，以陆军省军事课满洲班的班长片仓衷少佐，以及同班的平井丰一主计少佐为中心，抽出宫崎案中与满洲相关的部分，制作了实践〈满洲国第二期经济重建要纲〉的计划案——〈针对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之目标案〉。在此目标案的开头便提到：“目标案为军事课满洲班课员的提案，其中特别利用了日满经济研究会、战备课的研究等。”

〈目标案〉的基本方针在于：以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为目标，希望能让“日满国防产业产生飞跃性发展”，确立日满北支（华北）广域范围的“自给自足”体制，并扩充足以提供战时军需、民需的生产力。为此，在北满进行开发、在南满振兴军需工业，被视为当务之急。此一〈目标案〉在之后一九三六年（康德三年）九月，关东军、满洲国政府、满铁相关人士群集的汤岗子温泉会议上，被当成计划原案提出，从而依此形塑出“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架构。

不过，会议上也有人担忧，满洲国若依计划完成生产设备，是否会陷入生产过剩的窘境？此外，真的能调度到足以完成计划的军需、民需资源与劳力，特别是资金吗？尽管抱持着这些不安因素，〈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要纲〉依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问世。

◎“满洲重工业开发”的设立

五年计划承袭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的根本方针，为了准备战争，“将重点放在当地资源开发”，同时期许“国内自给自足，并供给日本不足的资源”。为确立“满洲国产业开发的根基”，预计要增强矿工业、农畜产、交通通讯等部门的生产力。明显地，这已与满洲国当初提出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理想渐行渐远。现在的满洲国，已完全走在为因应非常状态，也就是战争时期的国策——成为军需重工业化的后勤基地之路上。接着，随着日中战争爆发并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经济的战时体制更趋强化；与之呼应的是，满洲国产业开发计划在“支那事变”后，更演变为“整合日满共通的军需生产力，使之达成一体化”，而这等同于否定了计划提出当时的“当地自给自足主义，与日满分工的适地适业主义”这一总体目标。

在此，让我们再次回想矢内原忠雄整理的满洲国统制经济的三点特征。

矢内原忠雄指出从建国当初开始，满洲国统制经济政策的三点特征，就存有内在的矛盾；而之后满洲国的发展，仿佛在一一证实矢内原忠雄提出的预想般进行。意即，在满洲与日本两个发展阶段显著相异的社会，创建“业种别全国托拉斯”（垅断企业），是不可能达成“经济性产业合理化”的。更进一步说，满洲国的统制经济政策，虽然主打“反资本主义式意识型态”，却依然留存了“相当广泛的自由企业范围”，既非“国家社会主义”、又非“国家资本主义”，“顶多只能称得上是修正版垅断资本主义”。另外，满洲国的统制经济政策是创建于“军事与经济的合作”，因此也总是受困于军事考量与经济考量之间的不均衡。最后矢内原忠雄做了以下的结论：

在满洲事变当初就有声音，要求满洲国的经济组织本应以王道主义为基础，并抑制资本家的活动。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声音在满洲却忽然失势，人们只想到：若没有资本流入就无法进行开发，没有资本家的活动就没有资本流入，最后满洲国与当初大相迳庭，成为欢迎各方资本流入的立场。（〈満洲问题〉）

所谓大规模资本导入，指的就是以日产鲇川义介为总裁，所设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而在背后发挥高超手段，促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的，正是岸信介。

鲇川义介　日产集团的创始者。满洲事变后，开始推动重化工业的多角化经营。与军部合作将日产移驻满洲，创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

如同前述，满洲国的产业开发自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三月发表了〈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以来，皆是以满铁与一业一社的特殊公司为中心进行。然而，在国际情势愈加紧迫，日中关系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关东军与满洲国急切地想要实施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大规模扩充国防经济与生产力。为此，不能仅依靠至今的开发方式，更需要进行产业机构的大规模重组，在大规模的垅断式特殊公司旗下，配属各种有关重工业的特殊、准特殊公司，进行生产才行，而满业正可说完全符合了此一需求。

◎支配满洲的五人

让满铁仅限于交通部门，将鞍山、抚顺等采矿事业自满铁分离出来，强悍地执行满铁改组。如此大胆的重组、改革，无疑便是岸信介的主意。旗下坐拥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日本矿业等数以百计的关系企业，员工总数高达十五万人的日本产业（日产），如今是重化工业的领域中，不断跃进的新兴财阀。其总帅鲇川义介与岸信介同为长州出身的远亲。而反对满业设立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其实也是岸信介的姻亲。满业设立之初，松冈完全被排挤在外，听到要招募日产进驻时，据说还大动肝火；不过考虑到岸信介与松冈非比寻常的关系，相信在背后双方应该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满业关系企业系列图解　1929年，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编纂的《满业兼在满关系企业事业概要》中刊载之图表。依《由公司史看日本经济史．殖民地篇．第29卷》（2004年，ゆまに书房）制成。

剩下的课题是说服关东军。不过，期望满铁重组与资本导入的关东军，与岸信介的想法不谋而合。此时的关东军参谋，正是在之后太平洋战争中，与岸信介联手推动总体战体制的东条英机，两人的想法当然不会相去太远。于是，被称为“二KI”（东条英机［Tojo Hideki］、星野直树［Hoshino Naoki］）与“三SUKE”（岸信介［Kishi Nobusuke］、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鲇川义介［Aikawa Yoshisuke］）的满洲国实质支配者，五人于此齐聚一堂，其中“‘三SUKE’相当奇妙地为一三角姻亲关系”（原彬久）。

如同前述，中央军部内的合法革新派与革新官僚、新兴财阀组合而成的铁三角，形成了满洲国的支配集团，石原莞尔等人梦想的东亚共同体式的满洲国理想，就这样不留痕迹地被抹灭了。宫崎正义等人的五年计划统制经济，则变成了执行战争的必要手段；在岸信介主导的统制会下，不只在满洲，甚至在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都被当成物资动员计划加以活用。接着，如下一章节所述，战时的统制经济实验，横跨战败，一直延续到战后复兴，成为“日本经济体系之原型”（小林英夫《“日本株式会社”を创った男》），让君临于战后日本保守政府顶点的“昭和妖怪”岸信介再次苏醒。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值得听听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的意见：

这样的发展（战后改革），可以说是有形之手介入了所有局势。更正确的说法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有形之手，其中军事官僚与文民官僚更是露骨地操控了情势。当时，是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不断进行干涉与实验的时代，那些毫不掩饰的官僚支配与思想，的确是从战时延续至现代日本的遗产之中，最引人注目且引发议论的现象。

官僚制随着战争不断强化，在之后长达七年的占领期间也愈加强化。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们都以独特的方法，保持着极度的危机感，也强烈关心国家的安全保障。战争与和平，在官僚之间鼓舞了他们倾向革新主义的思考模式——亦即在指导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投降前与投降后，其实从未有过真正的断裂。当然，眼前的任务从“战争”转向“和平”，有了戏剧性的转变，然而不变的是，对于维持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为了在新世界秩序中创造强大国家，而倾向以由上而下方式拟定长期计划的想法（约翰．道尔〈役に立つた戦争〉《昭和》）。

如同道尔所述，战时动员成为战后日本整体经济的强大遗产；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岸信介的复出，正象征着权力与体制的连续性。

从巢鸭监狱释放的岸信介　1948年出狱后，胞弟佐藤荣作为岸信介点烟。

这样的连续性不只是在日本，在前殖民地韩国也一样呈现；只是韩国的战时动员遗产孕育出了更加激烈的“成果”，那便是以高木（冈本）中尉，也就是朴正熙为“中兴之祖”，进而成为开发独裁型“指导下的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作为战时动员先锋——满洲国的“实验”，为隔着海峡相望的两国“重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下一章将阐述其样貌，并以岸信介和朴正熙的复出与“勾结”为中心来试论之。

1. 保田与重郎：日本文艺评论家，被视为日本浪漫派的核心人物。二战期间因为鼓吹战争，于战后遭到免除公职，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才重新复出。

2. 大雄峰会：是由曾与北一辉、大川周明共事的笠木良明在大连组成，成员多半是九州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组成所谓的“自治指导部”，主张泛亚主义、反对满蒙生命线论，一心想将满洲国创建成理想的“王道乐土”。

3. 血盟团事件：是日本战间期的著名右翼恐怖团体，由僧侣井上日召主导成立，该团体涉及多起政要暗杀行动，包括财相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等。五一五事件：指的是日本首相犬养毅遭到激进军官射杀的事件。

4. 二二六事件：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年轻激进军官发起的武装政变，事变中多名政府高官遇难，首相冈田启介幸免于难。

第四章帝国的鬼胎

政变后的朴正熙　1961年5月16日政变时，朴正熙为陆军少将兼第二军副司令官。

苏醒的“鬼胎”们

◎冷战所带来的新舞台

战败后，满洲国也跟着瞬间瓦解了。把自身的梦想寄托于这个“日本梦想与野心的实验场”的高木正雄（冈本实＝朴正熙）中尉，随着满洲国的崩解，他的梦想也残酷地幻灭了。

苏联参战后，军队干部丢下了民众，鸟兽散似地往各处遁逃。被南方战线抽空主力、空有“精锐”虚名的关东军，面对宛如怒涛般涌入满洲的苏联军，毫无招架的余力。甚至还等不及八月十八日的《满洲国解体宣言》，不断贪婪地吞食着梦想与野心的满洲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灭了。

成为败战残兵的朴正熙，此时究竟抱持怎样的心情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肯定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重大挫折与失意。

高木（冈本）中尉等朝鲜人军官在步兵第八团团长唐际荣（中国人）的指示下，解除了所属部队的武装。之后，朴正熙等人前往北京与光复军会合，不过所属部队一直到遣返为止，都只是临时编组而成的空头军队而已。朴正熙的归国并非凯旋，而是充满凄惨姿态的败兵。回到故乡的朴正熙，因为曾有放弃教职成为帝国军人的不良记录，家族也对他冷眼相待，只能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失意日子。从此以后，高木（冈本）中尉——也就是朴正熙，身为被帝国抛弃的“鬼胎”，只能将过去尘封在心底。

不只如此，朴正熙所经历的解放后转变，还将他逼至死亡的深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因为受所谓“丽顺事件”（丽水、顺天叛乱事件）牵连遭到逮捕，被判有“赤化”嫌疑而求处死刑。

另一方面，岸信介也带着“断肠的愁思”迎接战败。塞班岛被攻陷后，岸信介便与东条英机一刀两断，下台回到老家山口，并组成“护国同志会”，持续在野的政治运动。然而在战败后，他还是立即与“珍珠港内阁”的首相东条英机、外相东乡茂德、藏相贺屋兴宣等人因甲级战犯嫌疑而遭到逮捕。战败那年的十二月八日，岸信介被关进巢鸭监狱，他一样被逼至绝境，不得不做好可能被当成战犯处以极刑的心理准备。

东条英机　1941年10月组阁，两个月后便打开太平洋战争。

不论是朴正熙也好，还是岸信介也好，败战后帝国的毁灭，不只是他们忠诚对象的毁灭，更意味着自己成为随时受到死亡威胁的“幽禁”之身。即便如此，两人还是宛若起死回生般地苏醒，在战后的日本、解放后的韩国纷纷成为最高权力者，于两边的历史上留下无法抹灭的足迹。若说这是历史的偶然，两者间的共通点也未免太过类似。

首先，新型态战争——冷战的爆发，成为解救他们的援手。战争的终结，其实并不代表战争本身的终止，相反地意味着新战争的开始。美苏对立这一巨大的权力转换，为“帝国的鬼胎”们提供了在新的“胜利者”（美国）旗下复苏的舞台。这犹如是上天送来的礼物，为他们抹去了受到污辱的过往经历，给予他们再次崛起的机会。

这意味对于政治家成功的缘由，如岸信介的口头禅“比起自己的实力，运气才是占了七成”，似乎一点也没有夸大。只是，岸信介从来没有错过那“机运”，总是能果敢地抓住它；之所以可以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些，靠的正是他那洞悉时代氛围的敏锐观察力。

◎看透权力来源的本能般嗅觉

关键的一九四七年到来。这一年，美国在欧洲发表了杜鲁门主义及马歇尔计划，与之对抗的苏联也设立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岸信介在监狱中也确实掌握住好机运到来的预兆。从岸信介的狱中日记也能看到：美苏两国的“Cold War”是否会转变为“Hot War”？会在“什么时期”等充满期待感的内容（原彬久《岸信介》）。很明显地，他认为这种“机运”将会为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带来变化，并让自己的状况逐渐好转。

美国总统杜鲁门　1947年3月，对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决定对希腊、土耳其进行军事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令不得志的朴正熙以少校身分重回军队的也是冷战。然而，冷战在朝鲜半岛却成为熊熊烈火，将国土燃烧殆尽，“民族相残”也造成了无数的牺牲。岸信介所期待的“Hot War”，结果不是在遥远的欧洲，而是在数年前仍是帝国一部分、与满洲国相连的朝鲜半岛上爆发了。

就这样，经历了战败与解放，新型态的战争时代来临，也成就了岸信介与朴正熙重生的决定性机运。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利用冷战良机来扩大自己的权势，过去的满洲人脉乃是决定性的关键。

由椎名悦三郎等人发起的动作，直接向驻日盟军总司令（GHQ）提出“释放岸信介”的请愿书。从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到最后不起诉释放，监狱内外处处都可见到为此奔走的满洲人脉身影。而战后组成“日本再建联盟”，到自由党时代正式以“岸派”之姿登场，这段期间政治势力的集结，处处都能看到满洲人脉的活跃。

这一点朴正熙的情况也相当类似。在因“丽顺事件”而被卷入肃清军队的风暴，眼看势必要被处以极刑的绝境之中，白善烨、丁一权等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们，伸出援手拯救了他。之后朴正熙在军队内的升迁、计划军事政变等，背后都隐隐浮现出他的满洲人脉。

丁一权　朴正熙在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的学长。曾任陆军参谋总长、总理等职。

第三个共通点是：岸信介与朴正熙虽然内心深处对美国抱持着反弹心理，却又同时透过对美国的依存来强化自身权力。这一份矛盾的对美观感，宛如是“密教”般潜藏在心中；而自由阵营的反苏（反中、反北朝鲜）则是以“显教”呈现在外，打造出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只不过，他们内心中潜伏的反美心态，终其一生都没有消失。

第四点则是：无论岸信介还是朴正熙，他们对包含满洲国建国等各种“战前”的历史，丝毫没有抱持任何一丝悔意。

岸信介因战犯嫌疑被逮捕时，一高时代的恩师曾写下“千载流名”的短歌劝他“自决”；而他却回以“比起留名，圣战之正当性更该流传万世”，这是相当知名的轶事。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无法撼动的执着。

朴正熙也是一样，尽管战前的经历让他怀有强烈的乡愁，但却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羞耻或后悔的痕迹；甚至应该说，相对于他拼命地想要抹去其“左派经历”，内心中对曾经成为帝国军人的过去，始终都觉得相当骄傲。朴正熙造访日本时，在岸信介主办的午间餐会上，便相当得意地说道：“我们是依照过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训练学生的方式，在训练我们的韩国军队。”（《朝鲜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这样，两人跨越了战败与解放的断层，成为他们思想核心的主旋律，此后也一直绕梁不绝。为重新实现之前将满洲国打造成“王道乐土”的“未完成计划”，在强烈的反苏、反共意识下，他们断然实行军国主义式的国家改造，以及计划性的统制经济，来达成祖国的近代化。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行动，都显现出两人的中心思想，不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不曾改变过。再者，两人透过国家这个管制单位集结强大的政治力，并引入为凝聚此力量而生的“指导（者）原理”上，也都是如出一辙。

不过，岸信介与朴正熙虽然抱持核心思想的一贯性，却另一方面又反复展现出机会主义式的“转向”；对于每个时期不同的权力来源，都能变幻自如地改变自身的立场。他们拥有能够洞察权力来源并快速改变的本能，以及敏锐的嗅觉，这样的资质也带领他们爬上了权力的顶点。岸信介也好，朴正熙也罢，形塑出如此资质的原点，都在满洲国此一修罗场中，历经全身而退所训练出来的能力，且内化于他们的血肉当中。

◎美国的远东战略与支持满洲人脉

岸信介与朴正熙之所以一相识就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友，也许正是因为两人发现了彼此的共通点。帝国的“鬼胎”在经历战败及解放重重危机后苏醒，之后更在日本与韩国的历史中，残留下深深的烙印。

话说入狱时期的岸信介，已有相当多的学者针对其当时的日记、资料进行研究，在此便不再赘述，而是多谈谈读者们还不甚知晓的朴正熙。

自满洲拖着狼狈身躯回到故乡的朴正熙，再次走向从军之路。这一次进入的是独立后的祖国，而且是三十八度线南侧的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之后的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就读。经过三个月训练，朴正熙升迁为朝鲜警备队少尉，所谓警备队，正是之后韩国陆军的前身。

不论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也好、警备队也罢，都是由统治了三十八度线以南的军政厅——霍奇中将（John Reed Hodge）及其顾问团所一手策划。美国让前日本陆军出身的军官二十人、满洲国关东军出身的二十人，以及临时政府在中国设立的光复军出身的二十人，成为第一届学生，并进入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之前身，也就是军事英语学校就读。这对于想要打造“反共主义之朝鲜”的美国来说，是相当“积极的作为”。

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来说，朝鲜的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封锁共产主义，让日本的产业经济复兴，成为世界经济的原动力，并在现今日本除去以往庞大的政治性、军事性影响力，这正是崭新双重战略的一环”（布鲁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现代朝鲜の历史》）。一九四七年初，为了复兴日本重工业，华盛顿方面不再革除战争领导者的公职，打开了所谓“反向路线”的政策。如同后述，狱中的岸信介也察觉到占领政策正面临转变中，感到自己被释放的可能性更大了；而这种转变，对朴正熙而言也是一种侥幸。

朴正熙之所以能进入朝鲜警备士官学校，并得以任职为朝鲜警备队少尉，靠的都是满洲人脉的协助。隐居于故乡的朴正熙，不久后便前往首尔，与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日本陆士时期的同班同学李翰林重逢。当时李已经早一步进入朝鲜国防警备队，担任朝鲜警备士官学校的教官。也正因为这段渊源，朴正熙才得以顺利进入朝鲜警备士官学校，并任职于朝鲜警备队。

然而，之前在大邱发生的“十月暴动”中，担任龟尾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朴正熙之兄——朴相熙被卷入暴动中，遭到警察射杀。朴正熙之所以会与“南劳党”（南朝鲜劳动党）扯上关系，也是因为受到此事件的冲击。只是，与南劳党的关联也将朴正熙逼入绝境，面临着种种试炼。

一九四八年，为镇压在济州岛爆发的“四三事件”，韩国政府将丽水、顺天的十四团投入战场；但该军团却拒绝出动，引发叛乱，于是军队内部开始大举肃清，试图清洗军中的左派势力。朴正熙也被视为左派分子遭到举发，而将他从此一绝境救出的，便是白善烨、丁一权等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们。

朴正熙先是担任少尉，任职于春川第八团本部，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升迁为上尉，并调职成为朝鲜警备士官学校的教官，负责教导十月二十三日入学的第五期生。此时，士官学校已开始招募民间的一般人士入学，训练期间延长为六个月，培育军事干部的体制已大致完成。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韩民国建国后，便改称为陆军士官学校。

◎从求处死刑到减刑，再到豁免执行之谜

十分讽刺地，朴正熙的“左派经验”，其实也与满洲人脉有所牵连。同为奉天军官学校出身的学长崔楠根，正是军中的“左派大将”；同为陆军士官学校教官、且是朴正熙在满洲国军陆军军官学校时期同学的姜昌善也加入了南劳党。而管理南劳党军事组织的军事部负责人李在福，与担任庆尚北道人民委员会干部的朴正熙之兄朴相熙交情相当好。朴正熙也曾与这些人多次相见、聚会（赵甲济《私の墓に唾を吐け②》）。

至于陆军本部所设置的丽顺事件反叛军讨伐司令部，则由满洲军军医出身的元容德，取代了宋虎声准将出任司令官。对朴正熙而言，这也是相当幸运的人事调动。再加上负责作战及情报参谋的金点坤，也指定过去在春川担任部下的朴少校担任副官。然而就在这时，情势却突然急转直下，马山的第十五团长崔楠根遭讨伐司令部逮捕，搜查也波及到朴正熙及其周边人士。十一月十一日，朴正熙遭到逮捕。不过，希望之光还是照射到了不幸的朴正熙身上。指挥军队肃清的是陆军本部情报局，而情报局长正是白善烨。遭捕后，朴正熙积极协助军队的搜查，向搜查当局提供了许多南劳党党员的情报，也导致姜昌善等士官学校内的组织成员遭到逮捕。

不过，即便“转向”提供情报给当局，一旦被贴上“赤化”的嫌疑，朴正熙的困境仍难有转圜之地。此时，朴正熙在士官学校的同学，如今陆军本部情报局特务课长的金安一，以及日本陆士出身、现任航空士官学校校长的全贞烈，还有金点坤等人，开始为了拯救朴正熙而奔走。接着白善烨更直接与侦办中的朴正熙会面；在当面听到朴正熙的请求后，便决定网开一面，放朴正熙一条生路（赵甲济《私の墓に唾を吐け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朴正熙获释，因现役军人身分不受拘留，直接接受军事审判。他先是依违反国防警备法第十八条等罪状遭求处死刑，接着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二审时减刑为十年，最后竟然免除执行（郑云铉《実录．军人朴正熙》）。这绝对是破例的待遇。想想白善烨在奉天军官学校的学长、一同跨越三十八度线来到南朝鲜的崔楠根，还有新京军官学校出身的姜昌善等人都没能逃过死刑，不得不说朴正熙真是相当幸运。

究竟为什么对朴正熙的判决会如此温和呢？决定性的理由为何？至今依然留有许多不透明的部分。同样地，岸信介在“伪满洲国”的产业政策，以及对美战争中扮演重要的指导者角色，为何得以无罪释放？其决定性的理由何在？一样留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朴正熙的情况，也绝非以一句满洲人脉带来的“幸运”便可说明清楚的。即便如此，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这两人凭其“幸运”，得到了莫大益处。

就这样，朴正熙经历了九死一生，虽然遭到罢免，脱下了军服，却以“非正式文官”的身分继续留在军中，盘算着再次复起的时机。不过，因兄长朴相熙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失势与“左派军人”的烙印，让他的母亲白南义受到极大冲击而去世，同时朴正熙也与同居中的女友李现兰分道扬镳。此时的朴正熙，可说于公于私都坠入谷底，相当低潮。

◎朝鲜战争爆发因祸得福

即使如此，朴正熙任职于陆军本部情报局战斗情报课的同时，依然参与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智异山、小白山等游击队讨伐作战。也因为这段经历，他与军事政变后担任中央情报部长、并深入参与日韩国交正常化谈判的金锺泌等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生，有了深厚的交流。这群八期生，正是和朴正熙的满洲人脉、以及他在士官学校任职时的学生——五期生，一起发动“五一六革命”的主要势力，也在政变后，主导了中央情报部（KCIA）的设立。

朝鲜战争爆发（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对朴正熙来说也是相当幸运的发展，成为彻底排除“左派军人”思想嫌疑的决定性转捩点。“五一六革命”后被拱上军事革命委员会议长的情报局长张都映，对朴正熙在战争爆发后的行动赞赏有佳，并劝陆军参谋总长丁一权让朴正熙复职。这个请托很有效果，经过国防部长申性模的裁可后，朴正熙便以少校之姿重返军队。

更幸运的是，回归军人身分后的军旅生活，朴正熙并没有陷入徘徊生死一线间的凄惨战地之中。当韩国军队被逼退至洛东江以南时，朴正熙认识了再婚的对象陆英修；当在仁川登陆的联合国军队开始北上反击时，朴正熙订下婚约。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朴正熙在大邱举行婚礼后，便前往山岳地带，担任与游击残兵对峙的第九师参谋长；不过没有多久，他以陆军情报学校校长的身分，回到大邱与妻子团聚。

接着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朴正熙就任陆军本部作战局长次长，直属上司为李龙文——日本陆士第五十期生，也是朴正熙最为信赖的人物。

在战乱依旧持续的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对连任备感危机的李承晚总统颁布了戒严令，针对总统直选进行修宪活动，亦即所谓的“釜山政治波动”。不过军方则以政治中立为名，拒绝调动军队，以此对抗李承晚。根据白善烨的回忆录，目击了釜山政治波动的李龙文表示：“若不发起政变，是救不了国家的。”而打算以政变让李承晚失势，助其一臂之力的便是朴正熙（白善烨《若き将军の朝鲜戦争》）。虽然这项政变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但此时的经验让朴正熙暸解到：以军队来颠覆政权、掌握权力，不只是“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这样的观念深植在他心底。

朴正熙之后在第三军团担任炮兵团长，并在这个职位迎接停战到来。休战后，他前往美国俄克拉布何马州的陆军炮兵学校留学，开始走向菁英军人之路。相当奇妙地，刚好就在同年（一九五三年），岸信介成为自由党的新任议员，并在第五次吉田内阁里担任宪法调查会会长，一方面为保守联盟布局，一方面也稳稳朝向政界新兴实力派的地位迈进。

朴正熙回国后，经历了第二军团炮兵团长、炮兵学校校长、第五师师长、第六军团副军团长、第七师师长、第一军参谋长、第六管区司令官、军需基地司令官、陆军本部作战副参谋长等职位，最后在任职第二军副司令时，决定发动政变。

以上就是朴正熙自战败（解放）到站上历史舞台为止一路走来的经历。关于他在军事政变后掌握权力，迈入“朴正熙时代”的部分，我们稍后再叙述。这里要先谈谈从巢鸭监狱出狱后的岸信介。

“未完的计划”

◎战前战后都持续存在的民族自信心

回到政界后短短四年，岸信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踏上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却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被迫下野。在这七年多的岁月中，岸信介无疑地扮演了决定日本战后政治方向的掌舵手，更参与了改订《日美安保条约》、积极南进东南亚等事务，透过“新长期经济计划”，决定了占领体制——吉田政权之后日本前进的轨道。

在这对外政策与国内种种纠葛的七年里，岸信介宛若身处于台风眼中，总是持续站在“革新”与“保守”的中心。他批评吉田政权为“波茨坦体制”下的产物，在让日本打破或至少脱离占领体制这方面，可说是相当“革新”；然而在确立新体制之际，又带有浓厚战前的价值观，可谓十分地“保守”。

此外，为了摧毁吉田体制，岸信介采取的方法与战时推翻东条内阁一样，都是彻底地从权力“内侧”来着力。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岸信介在毫不厌倦地追求权力的这一点上，确实都是一名争权夺势的政治家。他具有丰富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式机智谋略，其所作所为甚至可说是贯彻权力的虚无主义；一提到他，总会让人不禁浮现起冷酷的“干才”形象。

然而，岸信介并非只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不管战前战后，在他心中始终存有一贯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他所承继、自明治国家以来一脉相传的热切爱国主义与民族自信心。就连战败后，也没有摧毁他的这份执着；倒不如这么说，这反而更激发了他期盼卷土重来、几近复仇式的强烈回归野心。

战败日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确立起国民的矜持。丧失了此一矜持，等于是道德的颓废，也代表了将来国民势必灭亡。面对建国以后从未经历过的战败国之姿，国人的惊愕虚脱，接着又被彻底地劣等感所压制，丧失了国民的自觉，遗忘了日本的好，以及日本人优秀的道德性。贫就会贪，就会变得丢脸没出息。我们曾经展现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国民团结力，打造了让世界惊讶的进步发展，即便面临了一败涂地，此国民的优秀性也依然留存在我们的血液里。（《断想录》）。

很明显地，即使是战败之后，岸信介也依然还活在“战前”。对他而言，美国占领日本，是将败北与惨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日本，是打算让“日本国民丧失风骨、破坏道德”的暴行。而无疑地，《日本国宪法》正是体现了占领军毫不留情的“强制、干涉、监视”之集大成。他的这份同仇敌忾之心，全都指向了由不平等的《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国宪法》及“自由主义经济”这三位一体所打造出来的吉田政权上。于是乎，将满洲国的经济成果视为自身作品、将大战看作自存自卫之战且深信不疑的岸信介，打算在新时代里重启中途顿挫的“战前”计划（“未完的计划”）。为此，他决意再次投身政界；为了实现心中描绘的计划，政治力的集结乃是必要之事，而其中最大的关键又在于政党上。

◎在牢狱中，察觉到政治力量的消长

从站在满洲国工商政策最前线的时期开始，岸信介虽然一方面以军部为后盾，但也同时察觉到：要对抗军部的独裁，就必须集结政治力才行。这从他一面担任东条内阁军需次官兼国务大臣，一面刻意出马角逐翼赞选举（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之举便可看出端倪。如此也明白表示出：岸信介深信要实现自己的理念与政策，就必须透过权力过程来集结政治力，并维持强大的领导力。

这份信心大概是他到满洲就任前，于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担任商工省官员，视察战间期德国所得到的种种经验所致：

先说我的结论，这场战争（一次大战）是仅有军部参与的战争，所以当参谋总长毛奇拟定的战略挫败时，整个德国就随之崩解了。当军部失败时，没有可以补救的力量。因此，为了压制军部的独裁，必须要有与军部相异的其他强大政治力才行。（《岸信介の回想》）

这样的见解，透过施行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参与翼赞选举以及与东条对立等种种体验，都让岸信介的心中念头变得更加明确：想要集结有别于军队的力量，需有强大政治力。

随着占领改革后，强调国民主权与民主主义的时代已然到来；以往的“国体”，亦即“以天皇为绝对权威”进行的统治已然逝去，权力（power）的泉源转移至国民身上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所谓集结政治力，便是要获取民意的“多数”。可以说“数量”即是“力量”。而能够集结这些“数量”，将其转化成“力量”，进而成为掌握国家的代理人的，则非政党莫属。

此外，战前政党不过就是军队、天皇周边的势力，仅为多数权力区块之一；而如今在占领改革及排除旧势力的情势下，政治力学的变化让政党跃身成为独大的势力。身陷囹圄的三年期间，岸信介在狱中敏锐地察觉到此一变化，并做好充分准备，打算投入政界。

如同前述，岸信介的价值观与理念依然活在“战前”；但他并非仅止于是位复古、反动的政治家而已。岸信介之所以能一路爬上权力中枢，正是基于这宛若变色龙般适应政治力学变化的敏锐度及谋略。他尽可能地利用了身为满洲人脉“总帅”的力量，走上改变“占领─吉田政治”之后日本政治体系的“保守联盟”之路。

◎提倡脱离占领政治

岸信介之所以将堪称“中央突破”的保守联盟当成努力目标，是因为“日本再建联盟”（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组成）受挫之故。此一被视为“岸新党”母体的联盟，网罗了三好英之、川岛正次郎等他在满洲及商工省时代的人脉。岸信介打算以此为开端，发起以“建设新日本”为目标的国民运动，促使政界重组。但此联盟却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举行的大选之中惨败，使得岸信介的计划才刚起步就大大受挫。不过，联盟揭示的五大政策，可谓道出了他心中目标的本质：

一、以新时代感为基准，向国民提出诉求。

二、排除共产主义之侵略，坚持自主外交，期许建设和平的国家。

三、加深日美经济合作，与亚洲各国密切通商，期许促成产业经济之兴隆。

四、振兴农山渔村，培育中小企业，并增进勤勉福斯的福利，期许民生安定。

五、依据国民共识，改订宪法，为创建独立国家体制做好准备。

第一项的“新时代感”，指的是脱离占领政治，创建起“真正独立”的时代，而这势必代表要脱离吉田政治。对岸信介等人而言，吉田政治不过就是占领政治的延续罢了。

然而，从战后政治局势来看，遵循《日本国宪法》、轻武装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成长主义路线的吉田政治，才是保守政治的“主流”，岸信介等人明显地只能称为“支线”。从这个角度而论，要选择吉田茂还是岸信介，在保守主义内部形成了派阀的对立。

吉田茂曾被近卫文麿批评为完全延续“‘大日本帝国’时代意识”的“老派保守”者，在一九四八年以后成为“象征日本统治菁英阶层最重要的代言人”，也体现出总司令部（美国）赋予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如何向“保守主义”方面倾斜。此一“保守主义”，重视经济成长更甚于社会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放弃了“非武装中立”，走向纳入“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的路线之中（约翰．道尔《吉田茂とその时代》）。

吉田茂　外交官、政治家。1946年5月，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遭到公职追放，吉田成为继任总裁，打开了第一次吉田内阁。乾纲独断，被称为“吉田独裁体制”。

然而，为了挑战吉田路线而掀起另一条保守路线的岸信介等人，尽管打出“新时代感”到来的口号，实际上才正是最该为满洲国与战时体制日本所负责的“追放组”；此一事实也在之后一九五五年体制的主角自由民主党里，留下了“新战前”的“DNA”。

无疑地，岸信介等人提出“新时代感”、脱离“占领─吉田政治”之保守路线，确实逐渐受到青睐。这也代表了对于占领而感到反弹的民族主义氛围正逐渐地扩大中，而岸信介等人正是打算与之呼应共鸣，借此来发光发热。

第一次吉田内阁　曾任奉天总领事、驻英大使等职的吉田茂（前排中央），在战后担任自由党总裁。1946年以兼任外相之身分首次组阁。

◎持续存在的统制思想

关于第二点，岸信介乃是根深蒂固的反共分子，此一信念终生并未改变。重新回顾一下即可发现：他反共的信念从帝大生时代起就未曾变过，就连满洲国的建国理念，一部分也是为了要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至朝鲜、日本，由此可知岸信介的反共意识之深刻，可谓是深入骨髓。此外，在战败之际，苏联的参战也激起了他的“反苏”意识，此一同仇敌忾之心随着战败后更是与日俱增，不曾稍减。

不过，岸信介与共产主义真的是犹如油不溶于水一般，完全无法交融吗？这倒也难以如此断言。诚如前面提到，在帝大生时期，他曾对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产生极大共鸣，而当战后他成立日本再建联盟时，也打算吸收以往的同学三轮寿壮、正遭到流放的河上丈太郎等社会党成员，来建构理想中的新政党。很明显地，岸信介心中始终抱有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式的愿景。这样的想法体现出他一贯的统治理念，那就是透过国家这个管制装置的介入与提供秩序，收十因过度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所带来的混乱。岸信介之所以与朴正熙这么一拍即合，也许正是因为朴正熙主张由上而下、依照计划性统制来推行的开发主义，与他自身的主张不谋而合之故。

第三点，岸信介内心深处虽藏有对美国的同仇敌忾之心，但在面对反苏、反共的共同威胁下，他还是选择让日本一面处于美国霸权的庇护底下，一面努力扶植并扩大自身的力量。为此，当他在朝向改订《日美安保条约》迈进的同时，也加强致力对东南亚的联系，期望日本得以占据亚洲“新盟主”的地位。由此角度来看，泛亚主义的火种，从未在首相岸信介的心中熄灭。不过，这仅是在新霸权国家美国之下，而且摒除中国后“不规则的”泛亚主义愿景。同时，这也可谓是面对大战后的胜利者——超级强国美国——所展现的民族主义。

第四点则是反映了岸信介的国家社会主义式志向。实际上，在之后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期间，曾通过了最低薪资法、国民年金法，充实了社会保障制度，也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振兴。这样的基础与池田内阁的所得加倍计划相辅相成，对于之后“中流社会＝日本”路线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帮助。

接着第五点，是岸信介身为“改宪论总帅”毕生的悲愿。对他而言，《日本国宪法》不过就是贬低战前日本辉煌传统及历史的污点罢了。岸信介认为必须要改变这种宪法，制定自主性的新宪法，才得以抹去占领政治的屈辱。即便在下野离开权力宝座后，他也不断地推动自主宪法之制定。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岸信介留下如此的评价：“再也没有像岸信介这般理解‘日本国宪法体制’的统治机制，并乐在其中的政治家了”（福永文夫《岸信介と自民党政治》）。岸信介比任何人都还明白：在“日本国宪法体制”下，并没有办法利用手段，巧妙地操控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力，反而必须从国民当中寻求权力的来源，而政党便是此一体制中的正确解答。于是，靠保守联盟树立起安定政权，再透过压倒性的多数，“合法地”颠覆“日本国宪法体制”——这便是岸信介心中所描绘的完美剧本。如此应该完全是“从内部颠覆”的逆向手法吗？然而，此一计划却以失败告终。

◎新党构想受挫后，访德习得教训

从这里来看，日本再建联盟提出的纲领，可说完全展现出岸信介之后的目标。

联盟受挫后，岸信介不顾日本国内混乱的政局，动身展开访德之旅。战前，他曾以商工省少壮官僚的身分，造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亲眼见识到德国利用国家统制力，推行产业合理化运动的复兴之举；并活用了这次经验，使之成为滨口雄幸内阁突破经济大恐慌的最终底牌。相当奇妙地，这一次旅行里西德急速的复兴，又再次对他所思索的日本应有形象带来巨大的灵感。显然岸信介将同为战败国的德国（西德），与日本视为类似的关系。矛盾的对美国观感、为求复兴而制定的效率性、计划性政策，以及为实践此一政策而树立的强大保守政权等，岸信介的日本再建联盟所描绘的日本前景，与西德不谋而合。

岸信介曾在自己的回想中，稍微吐露出有关这方面的想法：

我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会面，询问了有关重启军备一事。他们如此坚定地回答：“……绝对不能让西德赤化、受独裁统治。因此，就目前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我们不得不再次重启军备。我们必须独立、重启军备，才得以创造出更加强而有力的国家”。

至于美国，他们说：“我们绝不尊敬美国的文化，许多在德国的美国人的所作所为，都让人不忍卒睹。然而为了让德国复兴，我们必须利用美国的经济力，因此我们不会表明反美、排美的情感。”

简单说，德国人与日本人相比，显得更有良知、也更成熟，在操作手法上也是高人一等。艾德诺内阁身为保守党内阁，却对劳工住宅问题等社会保障政策倾力实行，对马歇尔计划的金钱援助也是相当重点式、计划性地使用来发展事业，这些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岸信介の回想》）

艾德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制定了自主宪法，进行军备重启，并在之后重返国际社会。这种种的来龙去脉，无疑带给岸信介莫大的启发。更重要是，亲身感受到东西冷战最前线的严峻后，岸信介的反苏、反共信念又更加强一层，同时冀望与美国创建起更加“对等”的同盟关系，进而加强反共国际阵线。

不久后转机到来。就在岸信介访外之际，吉田派与反吉田派的对立愈趋白热化，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在所谓“混蛋解散事件”[1]下，吉田茂解散了众议院、再次进行大选，而岸信介则在非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成为自由党党员，打开了代议士的新生涯。

◎将满洲时代的手段运用在保守联盟上

接下来，至民主党成立与鸠山政权诞生的第一阶段，到自由党与民主党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首任总裁鸠山政权（第三次鸠山政权）诞生的第二阶段为止，这期间岸信介都是保守联盟的关键人物，担任干事长等要职。他与三木武吉、绪方竹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人不断地进行合纵连横，奔走在一心期盼的保守联盟之路上。

自民党临时党大会　1956年4月，鸠山一郎被选为自民党首任总裁。站在中央的鸠山左侧者为三木武吉、右侧为大野伴睦。

左：石桥湛山　1956年12月鸠山内阁总辞后，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打败岸信介，组成石桥内阁。
右：三木武吉　集结反吉田势力，实现了鸠山内阁的关键人物，也尽力为保守联盟付出。

这其中充满曲折、波澜万丈，有着不断拉锯的权力斗争与聚散离合。即便如此，岸信介还是坚持为了实施强力的国策，组成新的保守派政党。关于这一连串足以决定战后政治史的轨迹与内幕，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故在此只有割爱不述。

不过，应关注的是，岸信介依然如故，舍弃了自由党、民主党、改进党等既有的政党人脉及其行事方式，期许能诞生一个全新的保守政党。因为对他而言，政党不过是依据强而有力的指导原理，来实行国策的手段罢了。

三木武吉被称为保守联盟的“微分”，岸信介则是“积分”；他们可谓是两人三脚般互为表里，为保守联盟尽心尽力。然而关于三木武吉，岸信介在内心却认为像他这样“仅看到眼前，小鼻子、小眼睛的手法，是无法安定政局的。我还是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一路走下去才行”（《岸信介の回想》）。由此也可看到：为了达到目标，政治家岸信介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面貌。岸信介的老辣手段，如同池田勇人的首席秘书长伊藤昌哉所述：在实行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就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岸信介研究——権力への野望〉《文艺春秋》一九七八年七月号）。

岸信介为了削减与军队并驾齐驱的强大组织“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并引入新兴财阀日产，由政府成立持股公司，于日产旗下创设国策公司，加强对重要产业的统制。据伊藤昌哉所言，岸信介在战时打造日满一体体制的手段，也充分发挥在保守联盟上。换言之，他的如意算盘是创造出堪称为“特殊公司”的新政党，并在其中融合自由党与民主党，全员一同决议新政党的总裁，最终同时消灭自由党与民主党。不过，此一策略的副作用，便是同时创造出“拥有独立事务所、会计体系、执行机关、政策研究机构的党内党”，也就是派阀政治的诞生。

即便如此，在保守联盟实践岸信介政策的时候，这种作法仍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反映出国家社会主义残像的新保守党论

岸信介究竟在保守联盟身上寄托了什么？在此有必要再次确认其目的。因为他主张的两大政党制“保守联盟论”，明显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残影。

岸信介于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五月前往欧洲视察，并在杂志《改造》中发表了〈新保守党论〉，充分展露出其构想的本质。他是这样说的：

正常的议会政治要顺利运作，首先就必须有保守、革新两个政党。而革新政党——不论如何强辩，共产党不过就是独裁政党，在此必须先做一个明确地区隔——必须成为在右派群众间，也拥有坚固基础的国民政党；而保守政党也必须明确地与暴力主义、否定议会等思想明显地划清界线，并打开对左派的心胸以接纳异己才行。而双方——比如说处于保守政党最左侧的人们，该要比位于革新政党最右侧的人，还来得更为左派，以这样交错的形式运作，才是得策。

保守政党即使是对劳工或劳工阶层而言，也必须抱持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政策之愿景……我们不能依循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将所有一切都诉诸于自由竞争，而是要有设想将整体统合为一的计划性。

败战以降，战后民主主义已经大势难挡，成为不可抗拒的新政治体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岸信介的目标是透过“由上而下”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圆融地推动国民整合。为此，面对冷战这种崭新的世界级意识型态对立，经营日本国内政治，必须明确地站在“西边”、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阵营”立场。在岸信介心中，对于国内政治的左右路线，预想了某种“收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再透过制定自主宪法来完成“独立”。这也就是“新保守党论”的目标。

在如此的政党政治构想中，不也展现出将理想讬负于实验场满洲国的岸信介，其实承继自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馀响？或者说，这也看到了透过计划性的统制以完成社会统合、战时动员的革新官僚构想残痕？深藏于他心中的核心思想，可说几乎没有改变过。

从巢鸭监狱获释后仅仅八年两个月的时间，岸信介已经爬上了权力顶点，并致力于改订《日美安保条约》。

关于改订的来龙去脉及其结果，在此不加详谈。不过，若从他念兹在兹的“战前”来看，岸信介对这次改订所抱持的期望，就是将吉田政权未能实现的议题——“将仅仅只是‘驻军协定’的旧条约，改为双向性的防卫条约”（原彬久《岸信介》），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于此，依然可以看出他深藏心中对美国的矛盾观念，以及渴望透过改订，多少能让日本走上与美国对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

第一次岸内阁　石桥并导后，由岸信介于1957年2月组成第一次岸内阁。

岸信介打算将这样的日美关系链接至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即在战后冷战新世界的现实政治中，向国内外宣告日本身为亚洲“盟主”的身分。“在亚洲创建起日本的地位，也就是确立日本为亚洲中心的身分，这样当我与艾森豪威尔会面时，才得以强化自身立场，就日美关系对等化进行重新交涉，这是我的判断”（《岸信介の回想》）。在他心里，“自己在战前抱持的‘大亚洲主义’与战后对亚洲的关注，可谓‘完全链接在一起’，同时也‘链接到自己前往满洲国的种种’，也就是说，自己在‘战前’、‘战后’都‘毫无断裂’，秉持‘一贯’的想法”（原彬久《岸信介》）。一贯之处尚不仅如此，承接岸信介的池田内阁期间出现之高度经济成长，其中的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等面向，也可谓并无断绝岸信介的主张。

◎构思基础为满洲国的倾斜生产方式

岸信介在当上自由党议员的第一年时，就已开始主张借由对重点产业部门进行资源分配来累积资本，并透过振兴重工业培育出口产业，以改善在低迷中挣扎的日本经济现况。同时，他也打出保护扶植中小企业、充实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等提升民生的主张。他这样的思维，除了是受到前述艾德诺政权复兴德国经济的影响外，基本上还是来自于满洲国时期透过倾斜生产方式，振兴重工业与社会政策的实验经历。这种一方面认可市场经济，又以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统制来达成经济成长的模式，在岸内阁推行的“新长期经济计划”（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阁议决议）开花结果，也成为后来池田内阁“所得倍增计划”的原型，可说是日本高度经济成长的基石。

事实上，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年）到一九六〇年（昭和三十五年）的三年间，第二次岸内阁实行的经济运作，被《经济白书》评为“令人惊叹”，成果卓越。加上在这三年内，日本经济结构也获得改善，透过“划时代”的转换——“贸易汇率自由化”（一九六〇年），奠定了进入“黄金六〇年代”之基础。

日本经济成长率之推移　1956至1965年。依据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SNA）相关统计之实质年度GDP制成。

在岸信介掌权订立并推行统制经济、国家总动员的时代，自由化却不断蓬勃发展，这实在是历史的讽刺。不过，被称为“统制先生”的岸信介，与其说他是在就任首相期间，主动推动自由化，不如说是巧妙地对应了IMF（国际货币基金会）、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以及西欧各国自由化路线的“外部压力”，以通产省为中心，由上而下一面保留统制经济、一面推进自由化。这样的作法，确实也可窥见通产省前身——商工省革新官僚的影子。由此一角度来看，岸内阁的目标就在于“如何保持自旧《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来，便拥有优越行政权的日本官僚之力量？如何在不得不推行自由化的情势下保存其力量？这是岸内阁最大的特色。”（鹤田卓彦〈岸信介の経済政策〉《岸信介政権と高度成长》）吉野俊彦的这番言论，看来并没有说错。

如此看来，以下小林英夫的看法，似乎就没有那么夸大，反而带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感了：

这意味着五五年体制可以说是延续自战前、完成于战后，一种为推动高速成长而建构的机制。而在战后，将它凝聚为一种体系、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正是岸信介。若从强烈反映东西对立的层面来看，此一体系更包含了俄国革命后与社会主义之对立及战后的冷战结构。自从受到北一辉的影响后，岸信介便走向与社会主义相异的统制主义。创建这样的系统，可说是他最为擅长的一环。（小林英夫《満州と自民党》）

本想借由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来做为自己谢幕的岸信介，最后还是没有达成此一愿望，而是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的强制表决（“五一九表决”）后，才被迫下台。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成长模式“日本株式会社”与五五年体制的创立，几乎都是由他所一手促成的。

追求“满洲模式”

◎满洲国与韩国朴正熙的共同点

若说岸信介是尽可能活用了满洲人脉，为池田内阁以后“自由企业体制的发展力”铺设轨道，那么透过岸式统制经济达成“汉江奇迹”的人，便是朴正熙。

在第三共和制之下身为“病弱胎儿”的韩国，与因为邻国内战而“获得神助”、进而复苏的日本经济，两者之间本来就存有难以比拟的差距。资本与技术的差异、人材严重不足、没有产业设施与KNOW-HOW，促进产业化可用的资源少之又少。再加上身为分裂国家，必须与北朝鲜对峙，因此在安全保障上也始终受到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摸索出与以往满洲国相似的发展模式，透过独裁形式进行开发、以达成近代化，其实这样的空间是存在的。换言之，借由与苏联、北朝鲜对峙的防共国家，加上集权的军部独裁、反共的国民统合理念，以及国防产业相连的重化工业、重度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建构资本主义产业，满洲国与朴正熙掌权的韩国之间，其实有着许多相似的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内外环境、历史脉络的不同。不过，两者间像是透过总动员体制，走向国家主导、目标对外、重视成长、自立发展等各方面，都可以看见共通的特征。

如同金雄基所言，朴正熙政权与满洲国一样，经过多次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将韩国的产业结构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主导，更将重化工业发展起来。的确，朴正熙的韩国是将出口主导型的产业化成为国策，积极推动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与满洲国有所不同。不过，这只是为了达成以军需产业为目标的重工业化的过程之一，以自主国防为目标推行重工业化这一点，则与满洲国相同。

此外，仰赖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朴正熙，拥有过人的领导力。他以少数经济菁英决定政策走向与分配资源等垅断权限，确保出口市场与技术力，并导入外资为目的创建对外关系，为达成重工业化而积极推动财政，还有组成与协和会相似的团体、动员国民的“新村运动”等，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和满洲国相似的共通点（金雄基〈日本の“満州型”発展モデルが朴正熙政府产业化に及ぼした影响〉）。

想当然尔，这种犹如硬币两面，重视“自主国防与经济建设”、“国防与建设”的“满洲模式”，其独裁开发之道绝非一条平坦的道路。

◎号称第二革命的军事政变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作为军事政变的首谋者，这是朴正熙首次以清晰的轮廓，于韩国现代史的舞台上登场。

这次军事政变，是为了收十前年“四一九学生革命”（四月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权后，第二共和国（张勉政权）所引发的混乱，为安定秩序而发起的政变。

军事政变发动后，仿佛是在呼应政变般，知识分子、学生们开始拥护“军事革命”。这反映出肩负“革命课题”的主体势力尚未成熟，在张勉政权下改革毫无进展，让知识分子对现状备感失望。另一方面，学生与知识分子间会开始大声表示认同政变，也包含了期望在“四月革命”时对镇压示威者态度消极的军队，能一改无力的现状。

“必须再一次进行革命，除了革命别无他法。”（咸锡宪语）伴随这样的声浪，政变势力宣称继承了“四月革命”精神，将此军事政变视为继“四月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

四月革命　推倒李承晚政权的“四一九学生革命”。

有学者指出，此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的论争，提供了朴正熙对于其“军事革命”及延续国家开发理念的基础。特别是韩国论坛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界》，严厉评判政府的无能与分裂、通货膨胀与失业者的增加、“革命课题”的退步等，认为应该以建设经济繁荣与“改造”国民性两个面向来达成国家发展。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们主张基于计划经济，透过“劳动管制”与自由企业活动来确立国家安定与自主性（Kim Hyona《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

《思想者》的论者提出了策略：“一方面以民主主义的自由企业精神为最佳模范，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的合理统制下，尽可能地发展经济力。”此外，为了改革经济结构，必须确立起韩国的自立性。故此，改造国民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进程。

这种确立自立性国民精神的渴望，也波及到民族主体性、韩国主体性等民族主义议论上，对“从属”于美国的批判意识也日益高涨。朴正熙也认为：当时韩国以美援政策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让美国得以干涉基础产业、中小企业等国内生产工业，使其落后、失败，并对国民的精神面造成无法挽回的打击。只能依靠美国援助经济的孱弱韩国正不断地呻吟，“早已丧失精神上的正规焦点，处于连眼前下一步的前途都看不清的状态”。朴正熙曾阐述如下：

简言之，总结解放后的十九年——比起获得的，我们失去的东西更是庞大。若说其中有所得，那便是透过模仿从外部进口而来的跛足民主主义吧。疲惫的五千年历史，扭曲的跛足民主主义，宛如站在虚无的废墟上，如今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好呢？（朴正熙《国家．民族．私》，鹿岛研究所出版会）

◎宛如医生治疗病患——韩国

也许在决意发动政变的朴正熙心中，昭和时期青年军官的那份悲壮觉悟，仍在他内心回荡着。不过，既是日本帝国“神授之子”、也是满洲国“鬼胎”的朴正熙，如今打出了“民族改造”口号来杯葛“跛足的民主主义”，这个场面已经超越修辞学的程度，充满了讽刺。

然而，需要关注的是，朴正熙认为让解放后的韩国“随着外来风潮彻底腐败，虚荣、奢侈、怠惰”的，正是所谓的“跛足民主主义”；因此，他对美国有着强烈的格格不入感，而他对于自己的这层反感也毫不掩饰。当然，他本人很清楚，要是没有美国的认可与援助，政变后的民政移转、政权运作是绝对不可能顺利的。即便如此，他的心中就如同战后的岸信介般，对美国郁积着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此外，鼓舞了朴正熙的《思想界》，也正在追求“强大的领导者”。《思想界》的发行人张俊河是朴正熙的对手之一，他主张为了改造国家，必须有一位能引导人民、具有优越道德感的政治领导者。受到此一主张的鼓舞，朴正熙在政变后约一个月时，发行了宣传册《领导者之道》，将自己比喻为治疗韩国社会这个“病人”的“医生”，是一位不厌其烦地进行“充满痛苦手术”（发起政变革命）的领导者。换言之，他是基于以强大领导力进行“由上而下的革命”之理念，来正当化军事政变。

然而，政变后首次发行的《思想界》七月号刊头标题，却是〈完成紧急革命课题，恢复民主政治〉。张俊河在此要求军队尽速恢复民主政治。咸锡宪也在〈如何解读“五一六”？〉一文中表示：民众之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被枪声所麻醉了，真正的革命靠的不是学生、也不是军人，而是民众。

结果，军事政变的势力还是无法创出让自己正当化的新意识型态。这正是因为政变的首谋者朴正熙，脱下了军服转换路线成为政治家，让民政转移混乱不已。一九六三年总统选举，获民主共和党提名的朴正熙，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赢过在野党，当选为第三共和国总统。如同前面提到的，朴正熙一直在摸索如何透过满洲人脉与岸信介等人合作；就任成为总统后，他更提出日韩“国交正常化”，进而面临学生、劳工的激烈反抗。

就如同岸信介始终与战前的满洲国、东条内阁等黑暗过去纠缠不清，并与激烈反对改订《日美安保条约》的抵抗运动持续对峙，朴正熙也因为其“亲日”的过去，不得不和激烈的日韩国交正常化反对运动对峙。明显地，国民开始与朴正熙的民主共和党渐行渐远。不过，多亏了在野党这些旧政治势力的无能，朴正熙还是爬上了最高权力者的宝座；之后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以悲剧结束一生，都未曾走下总统之位。

◎国家主导的“受控管的资本主义”

违背了提倡“民族民主精神”内涵的革命公约，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得到国民赋予的正当性。为了弥补此一正当性的缺口，掌权者高喊“国家自立重建经济”，提倡以国家安全保障为优先的反共意识型态。就这样，朴正熙政权将国民想要脱离贫困的深切渴望，包装成“祖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式开发意识型态，有效地动员了民众。

不过，权力方的霸权建构，并非仅靠威权主义式的劳动管制或国家主义式的支配方式就能达成。对于为经济困境所苦的普罗福斯而言，朴正熙政权主导的经济开发反映了他们的“希望”。特别是经济开发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只是都市居民，也为解决农村人口的生活困境找到了突破口。无论薪资水准、劳动条件如何，都还是为人民带来为了未来愿意忍耐的“希望”。至于对都市的女性劳工而言，她们得以脱离近代化初期阶段那种家长式的传统日常生活，得到以独立人格的身分，从封建旧制中自立的机会（Kim Bohyon《朴正熙政権期経済开発》）。

为了抵抗李承晚独裁政权，“四月革命”全面主张民主化；然而脱离贫困的经济欲望，以及“祖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要求，也同样是国民的强烈愿望。朴正熙政权的独裁开发路线，很快地就被接纳，且在国民之中扩散开来。

朴正熙政权初期的经济政策，是以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为其特征，不过缺乏经济方面人才的军部势力，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此明确的蓝图。而政策是在确立、推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因应美国干涉的外部压力及国内企业界要求的内部条件，经过多次修正、尝试后才确立的方向。

其中，只有“受控管的资本主义”这个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是从一开始就清楚确立的。朴正熙对于国内的基础产业、中小企业等工业发展受阻，国内市场被外来商品占据，以及美国以剩余农产品、消费财成为经济援助的现象多所批判。“五一六政变”后，金锺泌在记者会上力陈“计划性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虽然仅是初具雏形，但此时进口替代型的自立经济建设，已经存在于朴正熙的心中了。

金锺泌　曾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要职，在朴正熙身边发挥长才，之后担任总理。

虽说是“计划经济”，但并没有否定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的计划经济乃是所谓战略性规划，指的是由国家针对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状态进行控管，进而有效率地动员，以达成国家目标。将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视为基本原则，并对市场长期性的战略介入，以达到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经济的目标，最后创建起“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正是朴正熙政权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透过介入市场走向独裁开发

军事政权要依循发展型国家的计划经济进行开发，于是自大学招聘经济顾问来协助。在军事政变势力当中，主导经济政策的是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财政首席委员柳原植，据说他从政变前便向朴正熙建言，应进行以计划经济为主轴的经济政策。不过军事政权对经济政策的展望，仍然只是一片模煳；一直到首尔大学的经济学者朴喜范，以最高会议议长谘询委员的身分加入后，蓝图才终于出现明确的方向（木宫正史《朴正熙政府の选択》）。

朴喜范为著名的“内包式”经济开发论者，其政策在指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同时，更将重点放置在重化工业的基础建构上，也就是“以自立经济为目标的自主性工业化战略”。他主张国家应动员国内资本，并强力地发挥统制力，优先发展基础工业。这一套内包式工业化战略，确实与军事政权路线相互共鸣。于是，朴喜范便参与了军事政权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之订立。

政变势力的自立经济导向与计划经济路线，与朴喜范的内包式工业化战略合而为一，树立了军事政权的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它的原案是国家重建最高会议的“总合经济重建计划案”，不过因为第二共和国民主党政权已率先发表了五年计划，所以便在参酌之后，于七月提早发表。同时，“为创建攸关国民经济复兴开发的综合性计划，并处理实施上所需的管理与调整事项”，设立了经济企划院（七月二十二日）。

第二共和国政府的五年计划案，是反映了美国的要求；在安定经济的同时，也透过扩大生产力与所得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扩大国内市场，是一种内包性成长取向的计划案。但最高会议的计划案则是强调政府的角色，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意图，并在经济成长率目标的设定上，也相当有野心。此案在经过经济企划院等机构的专家与实务经验者审理后，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以内包式经济发展方式为基调，发表了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

该计划案的“计划方针”中写道：“经济体制将尽量尊重民间人士的自由与创意，以自由企业原则为基础。同时，基础部门与其他重要部门则将由政府直接参与，或间接式施以诱导政策，实行‘控管式资本主义体制’。”韩国政府便透过此一积极介入的权威主义发展战略，形塑出“独裁开发”模式（李完范〈朴正熙の长期経済开発计划の推进と米国．1961～1966〉）。

◎“实用主义”路线带来的工业发展与扩大出口

不过，基于对美国自主路线，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对内完整性，比起出口产业，更优先投资基础产业建设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建设，才刚起步就立刻遇上了难关。相对于此，美国则希望韩国能有效率地活用援助物资，进行财政紧缩路线，抑制新的投资，并发展以农业与基础产业为主的安定战略。对于军事政权打算招募外资，一举建设炼油、钢铁、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与肥料、水泥、化学纤维等工厂的计划，美国始终冷眼旁观。在美国看来，民族主义式的进口替代型战略，是毫无现实可言的空洞计划。

不仅如此，军事政权排除美国、招募美国以外的外资进入、动员经济开发计划所需的民间资本等举动，都在在增添了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他们在没有事先与美国进行协议的情况下，就暗自推动透过通货改革以调度资金的计划，更让美国认为这是违反市场机制，而走向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的举动。因而美国暗示将中断经济援助，进行施压，让计划无法实行。

就这样，军事政权初期的自主性战略以失败告终，连带柳原植、朴喜范等自力更生派纷纷从经济政策的最前线退下，转变为追求对外开放式的工业化。在整顿违法资产过程中残存下来的企业家，与朴忠勋、金正濂等新锐菁英官僚集团，加上美国经济顾问团，三方联合而成的“实用主义者”路线，开始浮上台面（李完范〈朴正熙の长期経済开発计划の推进と米国．1961～1966〉）。

这些“实用主义者”放弃以农业优先的均衡成长策略，主张以不均衡成长，也就是工业发展与扩大出口为中心。实际上，在军事政权初期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受挫后，民间企业为了突破过剩的设备投资与内需市场的极限，开始走向出口主导型经济，也逐渐做出成果。出口好转征兆带来的刺激，让军事政权开始选择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于是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也不得不随之修正。一九六四年，基于自由市场主义，韩国大幅转向出口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政策。

经济计划的修正与方向转换，是经历了初期内在缺陷的各种尝试后，一面适应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给予之制约，一面以工业政策为中心，在企业家与经济官僚的压力下，不断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这样看起来，韩国已然从内包式工业化，转向民间企业主导的经济开发，并积极引入外国资本的政策，然而这并不代表朴正熙打算放弃“控管式资本主义”。

从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转向出口主导型模式，经济政策的主导权也从最高会议转移至集结于经济企划院的经济官僚之手。虽然他们抱持市场自由主义的思维，却并非与“控管式资本主义”相互矛盾。当美援减少、外资不振，为取得外汇而面临必须扩大出口的现实问题时，朴正熙政权便基于“出口要倾全国总力”的信念，对出口产业进行租税等金融方面的优惠待遇措施，更在民间借款上，由政府进行支付担保（依据一九六六年的外资导入法，有部分予以限制）。此外，银行也纳入到政府的统制下，在资金分配、工业制品的价格制定等资源分配上，国家也全程介入，强化控管。

此项政策推动者之一的金正濂，战前曾进入朝鲜银行任职。当他就任于韩国银行时，被军事政权看中，开始主导经济政策的制订，之后担任朴正熙总统的秘书长，是朴正熙的心腹。他确信韩国经济应走的路，在于“不应满足于进口替代产业的培育，为走向进口替代而实行的保护策略也要自由化，并且强化国际竞争力，同时着手培育出口取向的工业化，并逐渐走向发展重化工业、高度技术产业”。这与依照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成功完成出口主导型工业化的日本，可说是相当雷同（金正濂《韩国経済の発展》）。

就这样，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在比号称“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产业政策更强硬不知几倍的政府主导之下，韩国开始追求计划经济式的出口主导型成长模式。

◎迈向日韩国交正常化的决心

朴正熙政权的经济政策转为依靠外资的发展策略后，为了调度资金，更是必须尽快与日本完全国交正常化。一九六三年，亦即第一次经济计划实行后第二年，韩国在由军政移转至民政的过程上，与美国发生众多摩擦，因国内粮食不足而向美国提出粮食援助也遭到拒绝，整个社会充斥着不安，同时外汇也将见底，陷入了财政危机。

朴正熙访日与池田首相进行高峰会议时，曾期待“今年底内得以完成”的日韩国交正常化，却面临了最大的难关——求偿权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情报部长金锺泌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进行了秘密交涉，达成了“无偿三亿美元、有偿两亿美元、商业借款一亿美元”的求偿权资金基本底线之共识。但对于求偿权资金的名目，以及渔业问题等仍然难以解决，因此交涉又陷入僵局。

在如此情况下，韩国军政进行了民政的转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朴正熙就任为总统，开始了第三共和国。透过直接选举当选的朴正熙，可说已巩固了政治地位，接着便是积极动作，希望能让日韩会谈尽快达成共识。

朴正熙总统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国情咨文〉中表示：“韩日关系必须创建在远东自由阵营彼此强化团结力，维持远东安定与和平的目的上，具有宏观大局之视野，同时也树立两国间的邻善关系，增进彼此的繁荣”，并主张“为促使韩日会谈尽早达成共识，将以超越党派的外交方式全力执行”。一月二十一日，为回应此一咨文，日本的池田首相在新年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将更加努力推动日韩国交正常化”。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韩正在朝向国交正常化的路上迈进（木村干《民主化の韩国政治》）。

然而，进入一九六四年，“三月共识、四月草案、五月缔结”的方针传入韩国后，竟引发了称为“六三事件”的大规模反对日韩会谈运动。这让刚就任的朴正熙政权陷入困境，而第六次日韩会谈也在反对斗争中被迫中止。

不过，日韩双方都认为：让交涉就此延宕并非上策。到了七月，先是日本由椎名悦三郎取代大平正芳成为外相，韩国则是由李东元就任外务部长官。日韩的外交阵线双双更迭，因“六三事件”而颁布的戒严令也解除，双方开始寻求重启会谈的方法。

接着十一月，池田首相因病辞任，由被指名为自民党后继总裁的佐藤荣作就任首相，日韩国交正常化的可能性顿时高涨。佐藤首相为岸信介的亲弟弟，外相椎名悦三郎也是岸信介的心腹；一度远离政治中心的岸信介，其影响力又再次复活了。

佐藤荣作　始终作为哥哥岸信介的左右手，支持着岸政权。历任藏相、首相，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驻日韩国代表则自李承晚政权开始，就由着手参与日韩会谈的金东祚担任。金东祚在佐藤内阁成立后，便率先拜访岸信介，希望能透过其协助与首相佐藤荣作进行面谈。岸信介对日韩会谈在自己任内没有达成协议表示遗憾，并承诺会予以协助：“所幸这次由舍弟佐藤担任首相，相信必定能完成协议。”两天后的十一月十三日，金东祚便拜访了佐藤首相。

李承晚　韩国首任总统。1960年因为“三一五”选举不公，引发了“四月革命”而下台。

于是，第七次日韩会谈即将展开；经历漫长又曲折过程的日韩会谈，这次终于要迎向总结。获佐藤政权留任的外相椎名悦三郎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起，展开为期四天的韩国访问，是日本首位以阁僚身分访问韩国的政治人物。降落于金浦机场的椎名外相发表了声明：“对于两国漫长历史中存在的不幸，我深表遗憾，也深刻反省。”这是日本阁僚第一次提到“反省”两字，也是“日韩交涉成功的关键”（高崎宗司《検证．日韩会谈》）。二月二十日，虽然还留有许多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双方还是暂且签署了《基本条约》。

接下来双方继续针对争议点进行折冲。韩国要求日本以求偿权的名目提供资金，日本则一直坚持仅是“经济协助”，双方纠缠不休。最后，双方终于决定以经济协助的方式、“完全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求偿权问题，却也为日后日韩的历史问题留下了祸根。

六月二十二日，双方正式在《日韩基本条约》及〈文化财产及文化协力相关协定〉、〈渔业协定〉、〈在日韩国人法律地位及待遇相关协定〉、〈财产及求偿权问题解决与经济协力相关协定〉上完成签署。

◎《日韩条约》与求偿权资金

根据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签订的《日韩条约》，韩国将可引进无偿资金三亿美元、有偿财政借款两亿美元以及三亿美元以上的商业借款。虽然《日韩条约》的成立，比朴正熙的预期花了更长的时间，不过这也是突破早期经济政策混乱，转换路线迈向出口主导型的明朗征兆。

只是，两国政府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才就引入借款的实行计划达成共识；接下来还要进入公告、竞标等具体手续，所以实际依据“求偿权资金”进行购入物资与供给资金，就得等到一九六六年后半了。因此韩国的使用计划，基本上是配合一九六七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为主。

话虽如此，急迫要求“求偿权资金”，好让进口替代型转换至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政策，并非没有效果。事实上，原先朴正熙毫无忌惮地公开发表，在日韩会谈达成共识前，绝不接受日本任何一分金钱援助。然而之后会谈陷入长期化，经济问题的解决日益急迫，朴政权却只能靠民间的借款及原料导入等方法来支撑经济。韩国为了达成一九六五年度的出口目标额，在对日求偿权之外，又在一九六四年透过其他方法，向日本借入了两千万美元的借款（李度晟《実录．朴正熙と日韩会谈》）。

也就是说，看准《日韩条约》将会顺利签订，政府间也会确立经济协定，于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等日本商社（贸易公司）在日韩会谈达成共识前，便开始纷纷进军韩国。为了在今后日韩经济交流时代能顺利前进韩国，早在日韩国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商社便已组成经济视察团造访韩国，并于首尔设置了据点、事务所等。在《日韩条约》缔结后，他们也透过这些据点，接收“求偿权资金”相关企业的下单，借此追求利益，并与韩国掌权阶级创建关系，成为日韩经济勾结的温床。

“求偿权资金”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循环系统。日本透过经济协助，提供“日本的产物与各种服务”，韩国政府则透过国家主导的资本统制，利用十年间每年均等获得的资金，选定事业契约、发包公司等。在这当中，地下的人脉关系也发挥了极大的效果。简单地说，各产业的契约，都是透过日本企业、商社与韩国青瓦台（总统官邸）、KCIA（中央情报部）等权力机构的密商而成立，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回扣、设定双重价格等攸关不法资金流通的勾结。

“求偿资金”导入对政治层面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利益结构产生的非法资金流入选举资金而已。包括京釜高速公路、浦项综合制铁所等建设，也配合改变使用计划，向“求偿权资金”申请了高额的金钱。这些事业本身便容易吸引支持率，对于选举是相当有利的元素。

◎让经济飞跃得以实现的“越南特需”

自日本进口机械零件或材料等生产工具，再出口给拥有丰富、低廉且优良劳动力的第三国，是韩国的出口重点政策；而对日本扩大出口、开拓海外市场也是绝佳的机会。不过这个齿轮要得以顺利运转，还需要另一个要素，那便是美国也支持韩国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而韩国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工业制品，之所以能以美国为主要输出的市场，倚靠的乃是越南战争。

自美国正式介入越南战争的一九六五年起，直到一九七三年外国军队依《越南和平条约》撤退，这八年期间，韩国每年约派遣五万人规模的战斗部队至越南，其总数多达三十三万人，其中约有五千人战死、一万人负伤，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派兵国。

由此数字可以得知，韩国为美国实行越南战争最大的贡献者。他们借由参与这场“肮脏战争”，换来了美国的军事、经济支持等各种优惠待遇。越南战争造成的特需[2]固不用说，派遣至战地的士兵、文职人员、技工、劳工等，他们汇回来的金钱，也对因外资不足所苦的韩国经济带来了立即的刺激；在经济发展计划上，韩国借由“求偿权资金”对社会间接资本以及基础产业设施贯注心力，而在底层，则有这样的特需资金支撑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此外，透过扩大对美出口，韩国进口日本的原料、资本，活用国内的低廉劳动力，再以美国做为主要的出口国，此一三角加工贸易结构得以确立，也让刚上路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得以顺利步上轨道。“越南战争特需”让韩国社会脱离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确立出口主导型工业化，并成为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契机，与“求偿权资金”同为带领国家迈向飞跃性经济成长的左右车轮。

趁着这样的良机，韩国将出口目标设定为三亿美元。为扩大对韩国的投资与贸易，美国也创建起支持体制，积极进行直接投资。就这样，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特需”总额高达十亿两千两百万美元，同一时期从日本引进的外资总额则为十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可谓旗鼓相当。“特需”占韩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一九六七年为百分之三点五、一九六八年为百分之三点二、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三。借由越南战争派兵，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成长，付出了相当惊人的代价（朴根好〈ヴェトナム戦争と“东アジアの奇迹”〉）。

韩国派兵越南，一口气解决了韩国经济发展、强化美韩关系、增强韩国军力等朴正熙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状况。美方先前要求韩国削减军力的施压也变得毫无意义，反而更加积极促进韩国军队的近代化。美国对于借由政变取得权力的朴正熙政权的正当性，不再持保留态度，甚至对其统治能力赞誉有佳（韩洪九〈ベトナム派兵と兵営国家への道〉）。朴正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军人，先被朝鲜战争拯救了性命，接着又被越南战争拯救了政权。

越南战争参战国与派兵数
取自朴根好《韩国经济发展与越南战争》（御茶之水书房）

随着越南战争长期化，韩国积极参与美国在东亚推行的安保战略，并因此大大受惠于越南战争特需。不过，国际情势也并非始终站在朴正熙这一边。美国政权转移到主张尽速结束越南战争的尼克森政权后，新政权的对外政策也转化成“尼克森主义”象征的缓和紧张路线，并且开始摸索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削减亚洲军事费用也影响到驻韩美军，以韩国派兵换来的美军持续驻韩约定，也在新的国际情势中消逝无踪。再加上六〇年代后期北朝鲜多次的军事挑衅，朴正熙政权对于东亚安保体制也愈感不安；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这种戏剧性变化，对他们而言也是一大试炼。

急速增加的韩国出口总额
取自朴根好《韩国经济发展与越南战争》（御茶之水书房）

再者，以急速经济成长支撑国内政治基础，这样的方式也并非真的坚若磐石。的确，靠着出口取向的总动员体制，出口额在一九六四年为一亿美元、一九六七年为三亿美元、到了一九七一年更是突破了十亿美元大关，不断地迈向出口主导型的急速经济成长。然而，一般福斯对于朴正熙的出口主导型产业建设政策却未必支持。实际上，政府在当初选定外资比例分配时，就因为政治家与财阀间的非法行为，受到福斯严厉的批判。加上六〇年代后半因为不景气及过度的导入外资，财政上的不安逐渐加深（Kim Hyona《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人民的不满也日益高涨。

其中特别引发人民愤怒的，是三星财阀的糖精走私事件。此事件揭露了伴随外资引进产生的双重价格设定与回扣，这些黑钱累积下来后，成为政治献金流入韩国政界，更成为一九六七年总统选举时朴正熙胜选的资金。

连任后的危机与迈向独裁之路

◎修宪以实现总统三连任

先不论挑战二次连任的一九六七年总统选举，其后朴正熙政权身处的环境，不管对内、对外都是危机四伏。政治上，传闻朴正熙连任后为了延长权力，打算修宪好让自己能够三连任。消息一出，不只是一般市民，就连共和党内部也传出反对声浪，朴正熙的权力基础开始动摇。经济上，虽然靠着“求偿权资金”及越南战争特需，使得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得以顺利进行，然而过度引入外资成立的企业纷纷破产、被迫重组，加上景气恶化也引发了财政危机。

另外在国安层面，出兵越南虽然避免了废止军事援助、驻韩美军削减等危机，但对此产生敏感反应的北朝鲜，随即对韩国展开武力挑衅，更加深了朴正熙政权的危机感。特别是北朝鲜武装特种部队为袭击青瓦台，入侵首尔引发“一二一事件”（一九六八年），美国对此却采取冷处理；加上之后发生的“普韦布洛号事件”（Pueblo incident，北朝鲜以侵入领海为由，攻击并捕捉了美国的情报蒐集舰普韦布洛号），让美国与北朝鲜开始展开对话，也让朴正熙受到莫大的冲击。而朴正熙对美国的不信任，在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政权诞生后，更是根深蒂固。此时朴正熙已经预测到驻韩美军势必撤离。

针对北朝鲜游击队进行的扫荡作战　为排除入侵朝鲜半岛东海岸之北朝鲜游击队而进行作战的韩国陆军士兵。

三连任修宪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原本的宪法规定总统仅得以连任一次，达成连任的朴正熙已经无法再次参选。然而就连宪法，也无法阻止朴正熙对权力的执着。朴正熙为了让自己得以挑战第三次的连任，决意修宪，这也是走上“长期执政”独裁之路的开始。

被贴上官方介入、非法选举标签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取得的议会席次也达到可促成修宪的优势。然而朴正熙却表明，自己不会再参选第三次的总统选举，也不会为此进行修宪。直到一九六九年修宪议题再次浮上台面，虽然朴正熙控制住党内爆发的反弹声浪，但六月起以各大学为中心，频繁发起反对三连任修宪的示威游行，在野党也倾尽全力，展开各种阻止三连任修宪的活动。废除总统连任限制，明显会导致权力的独裁化，这使得在野党与人民全都激烈反弹。为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而发起的一九六〇年“四月革命”记忆犹新，为了尽快缓和反对舆论，朴正熙政权展开了各式各样的信息操作活动。

朴正熙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举行了“修宪谈话”，表示如今在野党不断进行不合理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无法辞去总统一职，并提出了三连任修宪的实施方针——由公投来决定是否修宪。其结果便代表了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与否，同时强调在自己强而有力的指导下，才得以持续推进经济建设及国家安全保障，以此迫使国民做出选择。

在当时韩国身处的情势下，这样的强迫选择是十分有效的。由一九六八年年初的“一二一事件”及其后随即发生的“普韦布洛号事件”便可看出，此时在休战线周边武力冲突事件频发，南朝鲜间的紧张情势急速增加。当时北朝鲜确立了四大军事路线[3]，而在尼克森政权登场后，韩国也无法再依靠美国，转而创设了乡土预备军，南朝鲜都开始将国家化为军营。朴正熙的“修宪谈话”后，“尼克森主义”随即明确表示美国将不再介入韩国的安全保护，这也让韩国人民深感震撼。

◎利用日本资金及国安危机确立独裁体制

另一方面，以一九六七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为根本，透过《日韩条约》引进的对日求偿权资金、越南战争特需，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经济援助、投资加以扩大，让基础建设、大型建设计划等都如期顺利走上轨道。之后成为国家交通大动脉的首尔─釜山高速公路也开始施工；第二次经济开发计划的核心事业——蔚山的石油化学工业区建设也顺利进行。此外，有关浦项综合制铁所的借款交涉，也即将圆满落幕。

由此可知，对日求偿权资金及越南战争特需，在韩国经济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为朴正熙政权的长期执政提供了基石。一九六五年后的高度成长，就算没有立即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却也助长了工业化，让景气确实地呈现明显回复。此外，对于长期政权的三连任修宪，美国不但没有反对或阻止，更表明支持朴正熙政权，并对于他“不断向民主主义前进”表示赞许（朴根好《韩国の経済発展とベトナム戦争》）。

日本虽然对于综合制铁所的效益，抱持怀疑的态度，但为了配合三连任修宪，还是尽快地在一九六九年八月的第三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上，确立了借款内容。三连任修宪前，担任自民党副总裁的川岛正次郎表示：“不论公投结果如何，我们都期望今后韩国得以在长期安定执政的强力政权奠定的基础下，维持国内安定和社会秩序”，公开宣告为了日本的安全与和平，朴政权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为了三连任修宪需要庞大选举资金的朴政权，则派遣秘书长李厚洛、共和党财政委员长金成坤等人，前往日本寻求日方对三连任选举的支持，并与岸信介、川岛正次郎等人进行会谈（金赞汀、殷宗基《日“韩”ゆ着を剥ぐ》）。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举行的三连任修宪公投，投票率达百分之七十七，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投下赞成票，朴正熙大获全胜。就这样，朴正熙积极地活用了日韩国交正常化与越南战争引发的国安危机，并以经济发展做为缓冲，巩固了政治基础，这一连串动作的终点，无疑便是走向全面国安时代的出发点——三连任修宪。伴随三连任修宪的成功，朴正熙一手掌握大权，创建起一人统治体系，打开了称为“维新体制”的独裁统治之路。

◎提倡爱国主义，对权力异常执着

一九六九年，虽然众多导入外资的企业纷纷破产，韩国面临经济危机，不过还是靠着急速增加的出口度过了难关。第二次经济开发计划顺利进行，对出口抱持高度自信的朴正熙，在一九六八年新年记者会上提出了“第二经济论”——“让落后的精神层面成长追上物质层面的成长，以促进均衡的近代化”，其实这也暗示了要以工业中心的近代化为基础，透过新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形塑崭新的动员体制（朴泰均〈一九六〇年代中盘安保危机と第二経済论〉）。

这种对精神动员的尝试，透过让人不禁想起战前日本《教育敕语》的“国民教育宪章”制订，以及民族教育的强化等手段，不断持续进行。就有如朴正熙主动捐赠、设立于光化门十字路口的李舜臣铜像（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般，他期望借着象征民族中兴、经济建设、自主国防的历史人物，来唤起爱国与爱族的精神。在北朝鲜挑衅不断升高的国防危机下，除了强化征兵制、创设乡土预备军、导入户籍登录制度等物理性动员外，也开始增强精神上的动员。

由此一观点来看，京釜高速公路不只是基础建设的成果，更是朴正熙亲自推动的近代化的象征。该时期共和党在各报上刊登了广告，将建设中的高速公路与朝鲜战争的废墟照片互相比对，强调正是朴正熙政权的领导力，才得以推动安定的经济发展；并承诺韩国光明的未来，打上“要安定？还是要混乱？”的标语，度过了三连任修宪的纷争。

此外，意识到社会福斯对独裁者不友善的眼光，朴正熙政权展开了政治操作。他们不只向各社会团体呼吁支持修宪，并在报纸上刊登了各团体的支持广告。特别是“四月革命”的遗族会等相关团体，也刊登广告表明支持三连任修宪，对消除三连任修宪的独裁色彩大有帮助。

朴正熙违背了自己制定的宪法，除了压制在野党势力，甚至着手肃清当初一同进行“革命”的党内“同志”，只为了保全自身的权力。有如报纸广告、舆论操作般，朴正熙也对只有自己能对抗北朝鲜、守护祖国，并完成近代化的伟业深信不疑。

◎在经济不安的情况下，与金大中在总统大选中苦战

这样的过度自信，从朴正熙一心想追上、超越对手金日成的自负中，可一窥端倪。

朴正熙就任时，正是北朝鲜经济发展显著，还提议要给予韩国经济支持之际。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开幕的最高人民会议（第二期八次会议）上，北朝鲜提出以联邦制为基础走向统一之路，并表示会对韩国进行经济支持。即“以北半部坚固的经济为基石”，“让面临危机的南韩得以安定、提升人民生活，并复兴民族经济”，这是韩国绝对难以接受、充满屈辱的内容。“五一六政变”时，北朝鲜每人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韩国两倍，为一九五美元。然而如今，在朴政权的领导下，韩国不只成功地增强军力，并完成经济开发，经济规模更已完全凌驾北朝鲜。朴正熙“独裁者的过度自信”，也因此与日俱增。

不过另一方面，透过军事、经济从属于美日而进行的独裁开发，也造成了许多不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出兵越南为导火线，北朝鲜军事冒险主义式的挑衅年年增加，而预示着东亚政策改变的尼克森政权登场，也大大动摇了韩国的国安形势。为了减轻美军负担而要求同盟国自力更生的“尼克森主义”，让朴正熙政权不得不做好驻韩美军可能撤退的心理准备；而对国防抱持不安的朴正熙政权，与美国的鸿沟也日渐加深。

经济上，就如同一九六九年财政危机所显示的一般，外资依存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只增加贸易赤字，也造成财务结构不健全的企业面临破产。在十亿美元的出口目标背后，受到低谷价、低收入所苦的农民与劳工，其不满逐渐扩大中。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了要求政商遵守《劳动基准法》，而不惜自焚身亡的“全泰壹事件”，正是最具象征性的代表。

面对强化独裁权力的三连任修宪行为，学生、知识分子原本对民主主义的要求，也转向反独裁斗争，加速了民主化势力的成长。朴正熙虽然成功地完成三连任修宪，巩固了长期执政的基石，但在三连任的总统选举上（一九七一年四月）却面临苦战。强调公平分配的福斯经济论，主张缓和与北朝鲜的紧张关系，为保障南北安全，计划向四大国（美、苏、中、日）签订安全保障案的新民党候选人金大中，则以势如破竹之姿态崛起，紧追在后。

◎因驻韩美军撤退及尼克森访中，对美的怀疑日深

此一时期的朴政权，由内到外都面临种种困难，可谓是全面性的体制危机。那么，朴正熙打算如何克服这些危机呢？

美国对于处理“一二一事件”与“普韦布洛号事件”的态度明显不一，让朴正熙对美国的怀疑不断加深，也不得不开始预想驻韩美军终究会有撒离的一天。韩国虽借由出兵支持越南战争，确保了和美国的交涉权，但在战况恶化与美国国内舆论倾向反战的情势下，也到达了极限。基本上，美韩之间对于北朝鲜威胁的认知，有着明显差距。美国认为撤离驻韩美军，并不会对韩国的安全造成过大的影响，然而韩国却明白：少了美军这层抑制战争的牵制力，就意味着韩国将完全暴露在北朝鲜的威胁之下。实际上，美国甚至认为韩国对于北朝鲜挑衅所采取的强硬态度，正是朝鲜半岛的不安定要素。

在一九六九年八月美韩高峰会谈上，朴正熙斩钉截铁地强调：不会允许驻韩美军撤离，并要求尼克森支持韩国的军事现代化，让韩国可以不依靠美军之力来对抗北朝鲜威胁。然而，尼克森反倒要求朴政权，理解美国以改善对中关系为基轴的新东亚战略，让朴正熙以出兵越南为盾的生存战略走向死胡同。随后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尼克森便通告韩国，将撒离驻韩美军两个师的其中一师。

朴正熙的忧虑成为现实。隔年二月，约两万人的驻韩美军撤退；七月尼克森更发表了访中计划，朴正熙对美国的不信任与对国防的不安都到达顶点。韩国置身于美中和解的陌生国际环境下，担忧美国可能接受中国的要求——全面撤离驻韩美军，无法抹去心中的不安。

于是，朴政权在六〇年代后半至七〇年代初期，面临所谓“低荡”的东西国际秩序重组，必须采取全新的应对方针。美国提出韩国与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提案，期望保持朝鲜半岛的安定关系，并引导两国进行对话。在这样的情势下，北朝鲜于一九七一年四月提出了八大项目的统一方案，韩国也在八月提议进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表面上虽然是红十字会会谈，台面下则是派遣特使来往南北，进行秘密会谈。一九七二年七月，南北双方发表了《七四共同声明》，低荡的余波也确实传入了朝鲜半岛。

然而这股缓和紧张的浪潮，却也刻划出美韩之间的纠葛，在朝鲜半岛掀起了涟漪。韩国面对美中和解、东亚缓和政策，不得不开始摸索全新的生存战略。对此，韩国的选择是：增强防卫能力，寻求军事自立，转向自主国防路线。

依朴正熙的亲信金正濂所言，对于在低荡情势中陷入国安危机的朴政权来说，南北对话不过是为了建构防卫体系而进行的拖延战术罢了（Kim Hyona《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如此充满戏剧性的南北对话，并没有达成缓和彼此紧张关系的效果，反而是成为确立、强化韩国维新体制，与北朝鲜唯一领导体制的手段。

◎扶植国防产业与“韩国条款”

无论如何，北朝鲜的威胁影响了朴正熙政权对外交、经济、国内政治及社会文化政策的决策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自朴正熙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对商工部矿工副部长吴源哲下达有关国防产业的紧急命令起，为达成自主国防而展开的韩国军事现代化，正式开始。一九七〇年底韩国政府就扶植和兵器开发、生产有关的重化工业议题，进行了具体检讨，并在一九七三年一月正式发表计划案。这是朴正熙为应对国安危机而亲自构想的内容（柳吉在〈六〇年代末北朝鲜の挑発と韩米关系の亀裂〉）。对国防产业的扶植，也成为韩国经济自六〇年代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转向七〇年代重化工业政策的契机。

要扶植国防产业，需要更庞大的资金。这份资金除了仰赖日本的借款外，别无他法。美国对东亚驻军的比重降低，使得日韩在安全保障上面临共同的威胁，而日本在东亚安全保障中的角色，也不得不面临转换。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尼克森会谈后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指出“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而言是当务之急”，也就是加入了所谓的“韩国条款”。

佐藤─尼克森会谈　1969年访问美国的佐藤首相与尼克森总统。在日美共同声明中，包含了所谓的“韩国条款”。

然而，“尼克森主义”所指的，并不只限于朝鲜半岛陷入“战争”时，驻日美军所会采取的行动，也包含了“平时”促进韩国国防产业的发展；而此一方针势必也与日本息息相关。在以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为首的各个协议场合中，其实并没有等到“日美共同声明”加入“韩国条款”才开始行动，而是早就用类似的文句，提出过双方共同的声明。比方说，第三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的共同声明中，就表示“两国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极度紧密的关系”，也提到了日本积极协助浦项综合制铁所的建设（仓田秀也〈韩国の国防产业育成と日米韩关系〉）。

至于在韩国国内，朴政权则为了维系体制而疲于奔命。在不断爆发各种矛盾情绪的社会氛围中，朴正熙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终于在一九七一年的总统选举中当选；然而，不稳定的国内体制比北朝鲜的威胁，更来得令人担忧。朴正熙无疑地将政权的维持与国安问题划上等号；然而，他过度自信地认为只有自己能推行“祖国近代化”，并与北朝鲜相对抗，因此在面对批判体制的种种压力时，就连一步也都不肯退让。

综观以上内容可知，朴正熙政权对外面临美国对东亚地区承诺的改变，以及此一转变所导致的驻韩美军削减；在这种国际紧张缓和的情况下，朴政权反而感受到严重的国安危机。对内来说，过于依赖外资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政府不得不就经济与政治的不安采取对应手段。再加上不惜修宪以延长自身权力的独裁体制，也让朴正熙不得不直接面对国民在政治上的抵抗。

◎解散国会，禁止政治活动

陷入全面性危机的朴正熙，将原本应该会让国民紧张趋向缓和的国安情势变化，看作是国家危机，因此急切地希望透过独裁的中央政权，来建构起足以克服危机的总体国安机制。

朴正熙在一九七一年的总统选举中，虽然好不容易摆脱了金大中的纠缠，但在接下来的大选里，新民党势力大幅跃升，在野党再次呈现出一波欣欣向荣的景象。朴正熙虽然第三度连任，但想要再靠选战维持政权，恐怕已经相当困难。最后他只好承诺，此次总统大选是他“最后一次恳请赐票”。然而，这并不是代表朴正熙不再参与总统选举，而是他不打算再进行这种需要请求选民赐票的选举了。也就是说，这时候他心中已经在盘算，要彻底终止宪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朴正熙总统检视了“中共加入联合国等急速变化的国际情势”与“准备南侵而暴冲的北朝鲜”等动向后，认为韩国的国安形势已陷入重大的危机中；故此，为了应对此危机，他宣布国家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这意思就是说，“政府的所有施政都将以国家安全为最优先，并尽快确立起万全的国安体制”，同时“不允许任何可能造成国安脆弱的社会不安要素存在”。这项命令的内涵说穿了，就是超越法规，以国安为最高命题，禁止一切反对体制的批判势力。

此外，他更警告媒体“不可对国安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呼吁人民必须“创建起以国安为中心的新价值观”，企图压制反独裁运动、劳工运动、贫民运动等社会势力，借由管控言论自由来建构总动员的国安体制。他甚至还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也会下定决心，暂且搁置一部分目前大家所享有的自由”。这就是超越宪法的“维新体制”的先声。

（上图）报导非常戒严令的报纸报导　认真阅读刊载总统特别宣言报纸的首尔市民。1972年10月17日。（下图）非常戒严令下的通勤　从战车前面经过，前往公司上班的首尔市民。1972年10月18日。

为了让这项超越法规的威胁内容披上法律的外衣，执政党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单独通过了〈关于国家保卫之特别处置法〉，赋予总统“非常大权”。如此一来，朴正熙得以在紧急状态下，动员人力、资源，等于同时掌握了足以限制国民基本权利的强大权力。靠着行使“非常大权”这一超越宪法的国家紧急权，朴正熙总统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颁布了“非常戒严令”，展开了“十月维新”。

依照“非常措施”，国会解散，政党及政治活动全面禁止。宪法的部分法条也中止运作，改由非常国务会议进行。此外，非常国务会议更拟定了宪法修正案，其“非常措施”便是打算依照修订后的宪法恢复宪政秩序。修宪的运作以一泻千里之势进行，十天后便公布了修宪案，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公投，百分之九十一点九的投票率中有百分之九十一点五投入赞成票，《维新宪法》于是就此底定。

◎允许永久任职总统的反民主《维新宪法》

《维新宪法》明定：总统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出，改采间接选举方式执行。很快地，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了议员选举，接着又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统选举，由朴正熙当选，二十七日就职。就这样，第四共和国成立，任期六年、无连选连任限制，可以终身担任总统的“维新体制”就此确立。

总统握有国会解散权、紧急处置权，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也都由总统指定，议会、司法皆无法牵制的威权政府就此登场。象征近代民主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在维新体制下不过是摆摆样子。耗费政治成本的议会政治被视为非效率行为，集中国力强化行政权力，“整顿生产方面的民主主义基础、极大化政治实体与效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其最急迫的目标；透过这样的强化，倾全力扶植国力，便是“十月维新”的最大意义。

那么，朴正熙究竟想借由这个将“紧急状态”常态化的维新体制，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在朴正熙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依《维新宪法》就任总统的宣言中，并没有提到北朝鲜的威胁；反倒是在南北共同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会持续与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话”，可知北朝鲜对朴正熙政权并非当务之急的威胁。随着南北对话的展开，国安方面的意识型态也不得不连带改变，转变为以更胜北朝鲜的军事力、经济力来展现自由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体制竞争正式开打。对朴正熙而言，所谓的威胁，反倒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惊涛骇浪”。

在此一不稳定的浪潮中，朴政权意图透过经济自立与国防自主，来克服眼前困境。具体内容可从一九七二年八月发表的〈关于经济成长与安定之紧急命令〉看出端倪。依据紧急事态宣言取得“非常大权”的朴正熙，透过这所谓的“八三措施”，将企业、私有债权者之债权、债务关系一律无效化，替换为全新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绝不会发生的强制性措施。

重化工业与农村振兴的起源

◎期待日本出资扶植国防产业

朴正熙之所以会打出如此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是因为世界经济恶化，出口产业遭受打击，景气日渐萎靡，导入外资的众多企业因为过于仰赖高利率的私债而面临破产危机。若这些企业发生连锁破产风潮，势必对韩国经济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

朴正熙指示金正濂检视私债冻结的可能性。身为商工部长官的金正濂，是在三选修宪、共和党实力派纷纷退任后，取代被解职的李厚洛而当上总统秘书室长一职。秘书室长的人选，由共和党的有力人士转为商工部的菁英，也代表接下来的经济政策，将由朴正熙的心腹组织来管理。金正濂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都负责管辖经济部门，为朴正熙官方的“经济大总管”，支撑着重工业政策（Kim Hyona《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

“八三措施”是为让企业重生而订立的强制性措施，可以说是将官方对金融的干涉发挥到极致。这项反资本主义的措施不用说，受惠最多的自然是大企业。借此，至今经营轻工业的企业取得了基础能力，得以加入重化工业行列，建构起重工业化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庇护下，企业不只仰赖负债经营，而且还不断地扩大这样的机制，这也成为之后韩国在亚洲经济危机下，被纳入IMF（国际货币基金会）管理体制的远因。

在朴正熙政权推动重化工业下，维新体制成为将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纳入中央集权式统治体制下的最佳道具。

如同实际订立计划的吴源哲所言，重化工业政策确实就是在确立自主国防基础这一政治意图下所推行的。因“尼克森主义”被迫面临国防“自助”与驻韩美军地面部队撤离、减少的情况下，朴正熙政权一方面要求美国对韩国军队现代化进行支持，一方面又因为不信任美国而欲打造独立的防卫策略。为此，朴政权在七〇年代发表了“国防产业培育方针”。经济企划院选定了铸物铣工厂、特殊钢工厂、重机械工厂、造船厂等四部门为“四大核（心）工厂建设计划”，并依此计划向日本要求借款。这些都是建构韩国国防产业必备的部门。

韩国期待日本可以提供推动此四部门事业发展所必须的外资。在第四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上，这项议案被提出来，从政治层面讨论对此“四大核（心）工厂建设计划”的支持方式。韩国顾虑到曾表明“武器输出三原则”的日本立场，因此避开有关兵器生产的内容，于阁僚会议的共同声明中仅描述为“重工业培育计划”。

不过，依据共同声明派遣到韩国的日本调查团，则认为协议的对象应仅限于特殊钢和重机械工厂，对于全面协助，则抱持着否定的态度。（吴源哲《韩国型経済建设⑦》）。对于韩国的“重工业培育计划”，日本显得十分消极，就连做为协议对象的两个部门之支持，也毫不积极。经济企划院于是将借款对象扩大到欧美，但依然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四大核工厂建设计划”始终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金。

说到底，以民间主导之经济运作为主的经济企划院官僚，对劳力密集、相对处于优势地位的造船、电子部门还算有兴趣，但对需要投入莫大资本、回收期间又相当漫长的重化工业政策，态度就十分消极。

◎压制北朝鲜的重化工业发展

为此，朴正熙下令，要求商工部矿工副部长吴源哲进行兵器生产。吴源哲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当上扶植国防产业的负责人，随后立即荣升为经济第二秘书室的首席秘书官。此时，吴源哲就国防产业该如何在重化工业开发的架构下进行发展，向朴正熙说明了自己的构想；而他的构想，就是把扶植国防产业，当成是重化工业政策的一环来加以实施。简言之，若说朴政权一直把兵器生产当成重点的话，那么吴源哲的主张就是“为了推进重化工业，必须扶植国防产业”。

由朴正熙任命商工部出身的吴源哲取代经济企划院，成为“重化工业”的负责人。可以得知，比起经济企划院的经济专家，朴正熙更信任青瓦台秘书室与商工部的技术专家。相对于经济企划院的经济官僚偏好自由开放市场政策，反对政府统制，商工部的技术专家们则是重视实用的改革主义者，对以国防产业为中心的急速工业化，表现出莫大的关注。就这样，一般经济问题交给金正濂、重化工业与国防产业则交给吴源哲，两人成为朴正熙的左右手，十分活跃（Kim Hiyona《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的新年记者会上，朴正熙总统正式发表〈重工业化宣言〉。此一计划便是依照吴源哲的草案〈工业构造改编论〉为基础订立。在此，我们就来看看此计划订立的来龙去脉。

重化工业虽是为了培育国防产业而立案，但朴正熙对产业结构的改造则是打出了到八〇年度将达成出口一百亿美元的庞大目标。放眼看看七〇年代初期的韩国经济，可以得知至今支撑韩国经济成长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在世界经济转变的情势下已走到尽头。为了让经济成长得以持续，改造产业结构乃是必要的措施。为了透过工业立国达成压倒北朝鲜的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政策视为全新的成长战略，实是唯一的出路。

为配合一九七二年朴正熙提出的“一百亿美元”这个堪称有勇无谋的出口目标，吴源哲引用了日本实行的重化工业政策，向总统报告：“阁下！此时正是着手发展重化工业之时！”吴氏也提出了自己拟定的“提升产业结构战略”，并以〈工业结构改编论〉将其具体化（吴源哲《朴正熙はどのように経済强国を作つたのか》）。一九七二年韩国的出口额为十六亿美元，每人平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仅有三一八美元。

〈工业结构改编论〉预计做为八〇年代韩国发展的基本模式，以一百亿美元出口额及人均GNP一千美元为目标来拟订。以重化工业为主力产业，将劳力密集型的产业型态转化为技术密集型，欲借此全面改造产业结构。为达成目标，在国家产业的总体开发计划下，规模、品质、价格等皆必须计划性地透过国家层级议论与制定。这样的工业改造事业，除了政府需积极并集中关注、努力外，民间也必须自发性地配合政府的施政，透过官民合作的国民总动员体制来达成。

◎“重化工业化即维新、维新即重化工业”

在这样的规划下，重化工业政策以掌权者的计划经济式领导，与官民齐心的国民总动员体制为基调展开了。然而，能配合此一官僚式动员体制的政治条件，就只有“十月维新”。将维新体制与重化工业分析为“朴正熙双面刃的选择”的Kim Hyona认为，朴正熙强大的领导能力、金正濂的财政及经济专门知识、吴源哲的工业视野及技术，使得重化工业的谋略得以顺利调和实行，堪称为“重化工业的三头政治”。一般虽然认为是：吴源哲劝告政府将重化工业政策做为维新改革下最重要的政策，不过实际上，“重化工业的三头政治”其实与《维新宪法》赋予朴正熙的权限不分轩轾，拥有行使独裁政策的权限（《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

吴源哲曾言：“重化工业化即维新、维新即重化工业，这是艰难的事实。”实际上，就如同“十月维新、一百亿美元出口、一千美元所得”此一口号所示，重化工业与维新确实是难以切割的一个整体。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依总统令成立了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由吴源哲兼任此一如同战略局的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企划团团长。此一委员会负责策定有关重化工业计划的各种细项，同时在接下来的九年，预计会花费约九十六亿美元的投资费用，为一大规模企划。钢铁、机械、电子、造船、石油化学、非铁金属等部门，都被视为战略产业加以重点扶植。至于主要战略目标，则是要达成中间财、资本财的进口替代，并确立其出口产业化的结构。

重化工业是朴正熙掌权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虽然在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未能实现，但随着日韩国交正常化，引进外资变得相对容易，于是他又在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打算扩大财政，促进设备投资以运用在经济发展上。蔚山石油化学工业区的建设也在此一时期正式展开。此外，浦项综合制铁所的建设，也是在对日求偿权资金得以活用后的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施工。

此外，他也透过机械工业振兴法、电子工业振兴法、汽车产业培育计划等提升产业结构；而将各个重化工业部门的培育联系到整体产业结构、形成有体系的长期计划，呈现出这种概念的，正是“重化工业宣言”。

然而，如同前述，七〇年代以降，韩国为扶植国防产业而构想的“重化工业培育”，还是倾向仰赖日本的资金资助。政府层级的日韩定期阁僚会议、民间层级的日韩协力委员会等，都是韩国向日本要求借款的机会，而这也正为所谓“为了两国的安全保障，日韩间必须紧密互助”的“韩国条款”，做出了最好的印证。换言之，正是因为“韩国条款”，韩国对日本的依存度才会与日俱增。

左：蔚山石油化学工业区的制油所　做为韩国工业化的据点，大韩石油公社很早就开始推进石化事业。
右：浦项综合制铁所　于对日求偿权资金得以活用后的1970年4月开始施工。

◎日本钢铁业界也支持浦项综合制铁所建设

朴正熙多次派遣国务总理丁一权前往日本，向佐藤首相要求“类似于求偿权资金的财政借款”。接着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召开的第四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上，双方首次讨论到韩国在脱离对日求偿权资金的架构下，和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式。会议上，韩国代表团长强调：“为了阻止共产侵略，必须执行经济发展与强化国防两大课题”，再次确认了“韩国条款”。日本方面也明白经济协助势必链接到对军需产业的援助，不过在共通声明上，还是着重在经济协助的领域，也就是对第三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表示“深刻理解，为执行本计划，我方承诺将积极予以支持”（仓田秀也〈韩国の国防产业育成と日米韩关系〉）。

然而如同前述，此时韩国提出的“四大核工厂建设计划”，由于妥当与否的问题，并没有成功获得支持。第五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一九七一年八月）上，韩国再次提出要求支持；日本虽然答应借款，却始终没有回应韩国的要求。

即便如此，如同仓田所言，第三届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上，日本承诺出资支持等同于潜在性国防产业的浦项综合制铁所，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之后韩国的国防产业培育方向（仓田秀也〈韩国の国防产业育成と日米韩关系〉）。浦项综合制铁所的建设计划，被国际社会、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关认为不具经济性而拒绝借款，屡遭挫折，唯一能够仰赖的只有日本。最初日本对于制铁所建设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于是浦项制铁的朴泰俊社长亲自前往日本请求支持，拜访日本钢铁界、大型企业的重要财经人士。如同韩国报纸报导，当时富士制铁、八幡制铁、日本钢管等三家企业的代表表示：“我们并不以经济层级来看待此建设，而是从远东安保问题，进而直接链接至日本安保问题的角度来处理。”从军事战略的观点，决定予以支持。

◎农村近代化“新村运动”的真正目的

韩国在一九六〇年代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虽然成功地让经济急速发展，不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出口主导型成长路线，还是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工商业都市与农村的差距有增无减；在高度成长过程中被忽略的农村，难以脱离疲惫与贫困，持续的工业化反而成为枷锁。因此，透过振兴农村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并尽可能地引出剩余劳动力，被视为创造崭新成长力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过度集中都市，让农村人力不足，也造成了农业生产力下降，进而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原因。

不只如此，进入七〇年代后，随着重工业化的推行，经济结构也迈入到新的阶段。然而，没有承受近代化恩泽的农村，与民主化运动、都市贫民运动同样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原因，让朴正熙政权感受到政治危机。对朴政权而言，农村问题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紧急问题。

为此，一方面处理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一方面让农民得以依照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动员起来，乃是必要的措施，这也就是所谓“新村（SEMAURU）运动”。

因为这种种因素，农村近代化运动才以“新村运动”的姿态浮出水面，但它并非打从一开始就有一贯性的计划。政府的官方记录记载：“政府思量预算规模，以不花费过多预算，即能振兴落后的农村为原则，得到的答案就是‘新村运动’。”（内务部《セマウル运动一〇年史》）其第一项“事业”便是发送水泥至各村落，而这些水泥其实都是过度生产或未能顺利出口的囤货。不过也从这里开始，“新村运动”成为农村近代化运动的体制，逐渐整饬齐全，最后变成一项盛大的国民运动，传遍全国。

然而，这种将农村地区近代化的七〇年代“新村运动”，其真正目的与其说是要改善生活环境，不如说是为了要处理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新村运动”在打出改善环境、扩增所得等明显可见的目标之余，也势必发展成一种精神开发运动。正如管辖机关内务部所言，“新村运动”乃是“让韩国民主主义在地化的实践场所”。

朴正熙演讲中也不时赞扬此一精神革命的近代化运动。朴正熙首次正式提倡“新村运动”，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举行的地方长官会议上。当时他强调：“比起经济层面，我更重视这项事业在民众精神层面上的开发。”也因此，“新村运动”总是伴随着勤勉、自助、协力等着重于精神层面的口号。“新村运动”是为了达成“以国家的自立与自主，以及自卫为目标，勤勉、自助、协力的实践运动，是为了民族精神改革与中兴的历史性大跃进运动”，之后更超越农村，扩大到都市新村运动、工厂新村运动、军队新村运动等。

◎源自朝鲜总督府的农村振兴运动

将自主精神与自立信念植入国民脑中的意识革命，与当时标榜自主国防的国安情势，目标一致。朝鲜半岛上南北对话的进程，是不断地相互刺激，企图补足自己和对手相比下较为脆弱的部分。自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开始与北朝鲜接触，韩国才发现自己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比北朝鲜来得大（朴东绪〈セマウル运动の目的〉）。北朝鲜在进行农地改革、消除贫富差距后，社会组织化得以进展，生产力也有了明显地增加；而韩国的“新村运动”便是要靠“自发性”，而非“意识型态”来动员达到同样的目的。

此外，此时韩国也面临“容易被福斯媒体影响的都市居民，开始追求低级的日本文化与物质享乐。这种青少年的不良风俗，正在侵蚀传统价值观与伦理意识”的状况；因此，“扫荡麻痹民族主体性的消费文化”，也是此精神革命的目标之一。

朴正熙认为，农村的贫困来自于惰性、无知、怠惰的生活态度，为了打破这些恶习，才开始倡导农村近代化的精神革命。“新村运动”便是透过道德规律，让农民“国民化”，并将他们以近代主体的方式加以动员起来。开始被称作“国民”的农民，“自发性”地被吸纳进福斯动员中，并将自身的利益、价值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视为一体。从这点看来，“新村运动”确实带有强化维新体制，以国家统制进行压抑的一面而存在。

不过，做为地区开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民之间倒也引发了共鸣。即便“新村运动”是具有相当强制性的官方主导性质，但农民实际感受到的强制程度，却并不严重。国家的强制力先征得农民一定程度的同意，再有效地渗透进入，是“新村运动”的特征（Ko Won〈セマウル运动の农民动员と“国民创り”〉）。

韩国的农村近代化与精神革命，之所以能如此相对顺利地相互结合，是因为“新村运动”与“昭和恐慌”下朝鲜总督府为促使人们脱离贫穷，发起“自力更生”的农村振兴运动，有相似之处。农村振兴运动后来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国民运动”，化身为强调皇国臣民化、要求农民自我觉醒的精神改造运动，而“新村运动”也具有相似的性格。

当然，开发农村对朴正熙而言，也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课题。本身也出自贫农家庭的朴正熙，深刻地感受到若少了农村近代化，便不能称为真正的近代化。

关于农村问题，岸信介从自身的满洲经验里，得到“真的要振兴产业，基层不可或缺”的结论，因而向朴正熙建言：“韩国最重要的就是农业，农村若不能坚定发展，任何事都无法顺利进行。”因此，朴正熙政权在政变后，立即发起国家重建国民运动，设立农村振兴厅等机构，着手振兴农村。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中，他们也的确期望透过振兴农村及扩大农业生产力，达成粮食自给自足。

然而，在以工业发展为优先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政策之下，农村成为被忽视的一角，反而被强迫冠上了支撑经济的牺牲者之责。

◎支撑维新体制意识型态的满洲人脉

不过在一九七〇年代，农村近代化运动的口号又再次浮上台面。此时经济状况好转，终于有余力向农村伸出援手，也不得不开始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但若以“精神革命”的角度来看，“新村运动”其实是六〇年代后半起，国家从各项层面介入日常的延伸。如同前述，引进让人不禁联想起战前日本《教育敕语》的《国民教育宪章》（一九六九年），透过历史人物唤起爱国爱族主义、强化民族教育的思想统制，制订“家庭礼仪准则”，规定婚丧喜庆一律从简（一九六九年），以及要求改善饮食习惯的“混粉食奖励运动”[4]等。政府从生活习惯到衣食住等领域皆全面介入，以求精神上的近代化。

朴正熙政权按照所谓“近代化”的逻辑，要求国民必须要被有效动员起来，并达到勤劳、勤俭、节省、集体主义、节制欲望的目标。北朝鲜借由“千里马运动”强化自力更生与革命意识，进而达成社会组织化；为了与之对抗，韩国的“精神革命”自然也是不可或缺。而身为此一意识改革运动的核心人物、支撑着维新体制意识型态的，便是战前曾在满洲活动的李瑄根。

李瑄根在战前与朴正熙一样，将命运赌在满洲，战后成为首尔大学教授。在李承晚政权下历任文教部长及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到了朴正熙政权时代，李瑄根一样受到重用，负责编纂迎合权力层的历史教育内容。李瑄根的史学受到早稻田大学的烟山专太郎、津田左右吉等人的影响；战后，他在自己经营的报纸上连载〈花郎徒研究〉，在当时追求建国理念的时势下广受好评，进而受邀成为国防部政训局长。“花郎”指的是新罗时期负责年轻人修养、训练的组织，在战时则成为战斗部队，为了“国家统一”不惜牺牲自己性命。在作品中，李瑄根将这样的“花郎徒”与国家理念相互结合。

从“花郎徒”寻求民族精神起源的“新罗中心史观”，对于正在与北朝鲜对峙、打算透过确立民族史观，以意识型态整合国家体制的朴政权而言，是相当有益的。李瑄根更表示：“得以教授朴总统国史，并与国务委员们一同研讨国史，深感荣幸。对于强化以民族主体史观为基础的国史教育之国策，我也相当赞同。伴随‘十月革新’宣布，为了具体化新的国家观与革新精神，纵然拖着七十老体，也要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霞城李瑄根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韩国学论丛》）。

记载于自身《古稀纪念论文集》里的这些对维新体制的赞扬，绝非客套之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全国教育会长大会上，李瑄根发表了以〈维新精神的深化与主体性民族史观的订立〉为题的特别演说，内容如下：

若我们今日无法确立起维新体制，势必面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危机，将威胁到大韩民国的存亡。确立维新体制是民族全体背负的使命；而我们这些教育者，更必须担任先导的角色。（具良根〈历代不道徳な政権を下支えした理论家〉）

就这样，化身维新体制意识形态旗手的李瑄根，之后更就任成为标榜“振作民族魂与订立领导理念”、“维新理念的思想体系化”、“确定国家领导理念（维新、新村、统一、国安）”而设立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不过，在此必须关注的是，李瑄根得以在历代独裁政权下担任文化、教育界的要职，与其满洲人脉不无关系。反民族问题研究所（今民族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委员具良根，曾着手调查李瑄根的亲日经历，结果发现其亲日经验全是来自于满洲。

◎满洲国协和会的朝鲜人议员

一九三七年，开城的财主之子孔镇恒，在滨江省五常县的安家地方，雇用在满朝鲜农民经营农场，并设立了“满蒙产业株式会社”（满蒙产业）。李瑄根便是为了协助此一公司的设立而前往满洲。这座“安家农场”，坐拥七千万坪的土地，包含四千户农家，为一超大规模的经营计划。在此发挥经营手腕的李瑄根，之后更成为满洲国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的“鲜系代表”。

满洲国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　为实现满洲成为王道乐土的理念，其中的代表包含了汉、日、满、蒙、朝鲜五族，甚至也有白俄代表。

同时，他也以满蒙产业的常董身分，提供白米给关东军，并担任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的朝鲜籍议员，积极地呼吁民众协助战争。不过，据广冈净进所言，这是为了改善朝鲜人的权利，以“内鲜一体”理论对抗“民族协和”原理，并要求取得“皇国臣民”的地位（〈在満朝鲜人の“皇国臣民”言说〉）。

满洲国协和会乃是为了将满洲国“王道乐土”与“五族协和”的建国精神普及到境内各民族，并巩固满洲国的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设立的实践、教化团体（桥川文三编《アジア解放の梦》）。随着废除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在满朝鲜人民会等朝鲜人组织也纷纷整合到满洲国的行政组织或协和会之中。换上了协和会衣装的民会干部等在满朝鲜有力人士，开始扮演起让满洲国政策得以渗透至在满朝鲜人之中的角色（申奎燮〈帝国日本の民族政策と在満朝鲜人〉）。在立法功能无法正常运作的满洲国里，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便是反映民意的协议机关；李瑄根身为该会的协议员，致力于推进日满一体的战时动员体制。

日中战争爆发进入第五年，《三千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号集结了海外各地的有力人士，刊载了“海内外朝鲜同胞的当地报告，暨朝鲜人发展对策新年致词”特辑。其中发表新年贺词的满洲代表，为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清原范益（李范益）、前波兰领事朴锡胤、满洲国开拓总局的尹相弼，再来就是满蒙产业的孔镇恒与李瑄根。李瑄根以协和会协议员的身分，主张建设东亚共荣圈新体制是民族的重大使命，需抱持牺牲个人、成就整体的觉悟来实践，呼吁“内地同胞”要“抱持着绝大信念，向此一神圣的使命勇往迈进”。

曾是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也曾担任满洲国少尉跑遍满洲各地的朴正熙，知悉在满朝鲜人之中具有领导性地位李瑄根的这号人物，并不令人意外。始终与政治权力核心保有密切关系的李瑄根，自一九六八年参与制定国民教育宪章后，也开始受到朴正熙政权的重用。而为了配合此时正式开始推行的意识型态统制，拥护“新村精神”与“维新精神”及其相关体制，对他来说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发展。

◎被挖出来使用的满洲国礼仪

就这样，满洲国的帝国军人与协和会协议员意气相投，满洲国的“非合理性精神主义”也开始在韩国社会里蔓延。对此，Sokujyon Han指出，举凡在纪念碑前对战死者默哀一分钟、游行、聆听有关“时局”的演讲、观赏宣传电影、制作海报、学生辩论大会、参加集会、运动会等国家性质的仪式，其实都是一九三〇年代满洲国的国家例行公事（Sokujyon Han〈植民者を模仿する人々〉）。

像是朴正熙在政变后推广的“重建体操”，此一收音机体操便是以满洲国的建国体操为范本；李承晚政权、朴正熙政权之下举行的反共大会、灭共大会，追本溯源其实是满洲国曾举办过无数次的反共大会；而打着“为培育建国精神涵养”名号，由满洲国教育厅主办的学生辩论大会，数十年后则成为韩国举办的学生辩论大会的原型。

前面提到过的“家庭礼仪准则”，也会让人联想到推广不浪费、不夸大举行仪式的“协和式婚礼”。此外，在全国各地建造的铜像，仿佛是回到满洲国处处供奉着孔子、关羽铜像的画面。如同Sokujyon Han所述，除了朴正熙政权期间的韩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如此严密且反复实行满洲国规律化仪式的国家了。朴政权下的韩国，从满洲国举行的国民大会、追悼式、战死者纪念碑、学生辩论大会、标语制作、反共大会、体操到“建设”、“重建”等口号以及“全力维持国安”、“总动员”等，从头到尾都彻底模仿了满洲国（Sokujyon Han〈植民者を模仿する人々〉）。

“新村运动”也同样是竭尽所能透过各种规律化方法来进行动员。“黎明钟响，新的一天揭开序幕。你也起床我也起床，一起来打造新村。适于生活的新村，用我们的力量打造吧！”这首带有进行曲风，由朴正熙亲自作词、作曲的〈新村之歌〉，响遍了韩国大街小巷。小学生的音乐课本中，不只是有唱着：“……我是勤勉的新村少年”歌词的〈新村少年〉，还有歌词中写着“……常吃混食和面食，身体一定强”（〈楽しい混食．粉食〉）、“……努力节约、储蓄的节俭孩子”（〈贮金箱〉）等歌曲。不只是歌曲，为求达到“勤勉”，学校实行“早起清扫”，要求学生一大早来学校扫除；为求达到“勤俭”，每人会发给收集塑胶类资源回收的手提袋，从各个层面让孩子们体现新村精神。

傍晚六点钟响后便举行降旗式，路上的人们都要停止走动、站立，并背诵类似“皇国臣民誓词”的“国旗誓言”。在满洲国借由进行协和会、特别工作后援会等组织来推动集体主义式新体制运动的主导者，如今创设／重建了社会上的意识型态统制，想当然尔，这绝非偶然。

鬼胎们的日韩黏合

◎独裁者与“妖怪”间非比寻常的关系

如同前述，满洲国的“鬼胎”们，即便在战后的日本与解放后的韩国，依然留下了种种无法抹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化为“满洲（国）的残像”，在战后／解放后经历七十年的今天，仍旧有如日本与韩国的枷锁般缠绕不休。他们透过所谓的“日韩黏合”，跨越海洋创建起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新关系。在这里，我想试着描述朴正熙政权正式走向独裁执政后“日韩黏合”的经过。在这样的脉络中，独裁者朴正熙与“妖怪”岸信介，以及维新体制的韩国与经济大国日本之间深厚的“因果”之线，也变得愈加清晰。

前面已经提到过，朴正熙与岸信介两人非比寻常的关系，正是促进日韩国交正常化最大的推进力；而日韩的国交正常化，又与对日求偿权、恢复经济关系息息相关，这也让横跨日韩的政治性网络，更加延伸为若有似无的经济关系网。就像日本从“军事战略观点”，决议对韩国的重化工业政策投入资金支持，日韩定期阁僚会议等政治层级的协议机构更是极为重要。而在后面支持政府协议、担任辅助角色的，便是由退下首相位子的岸信介担任会长的日韩协力委员会。该委员会时常对政府进行建议与提案，对日本的韩国政策握有莫大地影响力。

在这个层面上，日韩协力委员会、日韩民间合同经济委员会等“民间”机关，乃是日韩政治关系上最大的“压力团体”。特别是“解决日韩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问题，并进行民间层级亲善、合作”的日韩协力委员会，更是以“向各政府及民间各相关机构建议、并促进各决议事项的实践”为目的。此委员会——或者说是压力团体，“在两国各界具有领导地位的众多人士纷纷加入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促进合作母体，对于其具备的广大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

然而，其中心人物岸信介，并非只是以朴政权背后垂帘者的身分，透过日韩协力委员会引进利益、创建起日韩经济上的利益循环体系而已。当朴正熙的维新体制面临各种危机时，从旁伸出援手助其脱离困境的，也是岸信介。

一九七三年八月，KCIA（中央情报部）于东京将在野党政治家金大中绑架回首尔，亦即所谓“金大中事件”，这是朴政权最大的危机之一。韩国情报机关引发的这起绑架事件，让日本对韩国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金大中，日韩间的紧张一时高涨。韩国政府的情报机关在光天化日之下侵害主权，让日本的舆论全面沸腾，日本政府也发表原定的日韩定期阁僚会议将无限期延期，警方更采集到驻日韩国大使馆的金东云一等书记官的指纹，并要求他前来应讯，不过韩国则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金大中事件　1973年8月，金大中在东京的饭店遭到绑架，五天后被释放回首尔住所。（图右为金正日）

此一事件正好发生在朴正熙政权刚打出重化工业政策之际。失去日本这个经济上的奥援，对朴政权乃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原本打算依日本的经济支持金额来决定次年年度预算，但如今阁僚会议无限期延期，结果就连预算也无法定案（金赞汀、殷宗基《日“韩”ゆ着を剥ぐ》）。针对此一事件，为了让日韩政治问题尽速尘埃落定，于是决定派出“重量级特使”岸信介前往韩国。

◎朴正熙与岸信介的羁绊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为参加日韩协力委员会及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APU）大会而造访韩国的岸信介，和朴正熙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商量解决方案。韩国方面表示将自行解决绑架问题，并向日本致歉，同时也希望日本能将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与事件分开来看，按原订计划举行。带回讯息的岸信介在十月十二日与田中角荣首相进行会谈，报告了上述韩国的要求，随后田中首相表明立场：“日韩阁僚会议与金大中事件无关，应尽速举行。”（《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为求政治问题早日解决，韩国的金锺泌总理于十一月前往日本，向田中首相道歉，另外据说韩国还透过大韩航空的赵重勋社长，交付给田中首相“四亿圆”的贿赂。

岸、朴两人借由满洲人脉深深缔结在一起的羁绊相当强烈。两人首次相见虽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朴正熙访日之际，但实际上两人在见面前就有书信往来，彼此都相当期待见面的这一天。岸信介曾派遣朴正熙师范学校时代的同学前往韩国，朴正熙便趁机寄送私信给岸信介，要求他协助以下事项：“对于今后即将再度展开的韩日国交正常化交涉，希望能透过阁下大力的协助，具体展现您的主张——大韩民国与贵国间强韧的桥梁，正是两国历史上的必然性。”（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岸信介关系文书〉）。朴正熙在政变后期望日韩交涉能尽早达成共识，向日本提出欲举办高端政治会谈，并指名日本代表应由岸信介担任，强烈地要求他造访韩国。

从之前访日与岸信介相见以来，朴正熙对他的信赖从不曾动摇过。然而，池田首相对韩国指名希望岸信介前往交涉感到不快，于是最后派遣了小坂善太郎与崔德新进行外相会谈。虽然这一次的访韩计划没有成功，但在日韩国交正常化实现后，岸信介便开始准备以首位民间亲善使节的身分前往韩国。一九六六年九月，为了出席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做为佐藤首相的亲善大使，岸信介终于如愿造访韩国，并与朴正熙进行了会谈。

自此，随着日韩协力委员会的设立，岸信介多次造访韩国与朴正熙进行会谈。进入一九七〇年不久，岸信介为参加四月举行的日韩协力委员会第二届大会而前往韩国，同时将佐藤首相交付的有关“淀号劫机事件”[5]之亲笔信函转达给朴正熙，之后六月参加关釜汽船通航纪念活动时，朴正熙便颁发了一等修交勋章给岸信介。之后只要每逢日韩协力委员会，或是朴总统就任仪式便会造访韩国的岸信介，已完全肩负起日韩间的“热线”角色。日韩协力委员会也成为两人定期会谈的窗口；之后在“金大中事件”爆发、朴政权陷入前所未有危机时，也是靠此来打破日韩关系僵局，找到出路。

◎总统狙击事件后的日韩重大危机

然而，尽管岸信介等人努力想要解决“金大中事件”引发的政治问题，日韩关系依然是危机重重。一九七四年八月，在韩国光复节（独立纪念日）典礼上，发生了在日韩国人青年狙击朴正熙总统的暗杀事件。此一事件之中，总统夫人陆英修遭击身亡，成为自国交正常化以来，日韩关系最重大的危机。不过，以结果来看，自前年“金大中事件”起便身处困境的朴正熙政权，却因此得以逆转了情势。

事件引发的反弹让“反日运动”愈演愈烈。若是不提实际上乃是反政府运动的《日韩条约》反对运动，这次示威抗议乃是朴正熙就任总统期间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韩国得知被逮捕的在日韩国人青年曾与朝鲜总联（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6]接触，因此要求日本解散该会。对此，日本媒体认为这是韩国压制人民自由得到的反扑，批判朴正熙政权是自作自受，加上田中政权的外相木村俊夫发言表示，韩国并非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无疑更是在韩国人民的“愤怒”上火上加油。于是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部分游行队伍更冲入位于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内，一发不可收十。群众对着日本大使馆怒吼“要日本政府谢罪”，高中生、大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更不断冲撞大使馆（平野实《外交记者日记——大平外交の2年［下］》）。

韩国政府察觉到光复会、反共青年会等组织计划要对日本人暴力相向，或是破坏日本餐饮店的招牌等，但对到底要放任这些“推翻倭色行动”，还是要事前予以阻止，他们的态度则显得举棋不定。而抗议队伍就在“警戒松懈”的这一天“轻松地突破了警戒线”。总统狙击事件发生后，针对学生的“禁止学校内外一切集会、示威、陈情、筑垒抗争等个别或集体行为”的紧急措施，也予以解除了。

两国间面临几近断交的重大危机。不过，尽管韩国一方面“反映”出人民的反日情感，表现强硬的态度，但当日本派遣特使前往韩国时，韩国的国务总理便透过电视表示：“日本已经承诺，将会严处对韩国进行颠覆与恐怖攻击的任何行为”，试着缓和人民的反日情绪（平野实《外交记者日记——大平外交の2年［下］》）。

由此一事件可以得知，即便是重大的颠覆、破坏事件，也无法彻底地断绝两国的关系，两国之间的联系就是如此地紧密（李庭植《戦后日韩关系史》）。

◎违法乱纪的维新体制及压制人权

只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日韩关系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韩国的“反日意识”，而是日韩双方围绕着“韩国条款”的争执；从当时的安保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其实有意和南朝鲜展开等距离外交。换句话说，“反日”其实是控管下的产物，其背景在于朴正熙政权正需要“反日”，来因应当时的国内情势与国际关系变化（玄武岩〈グローバル化する人権〉）。

维新体制成立后，韩国的反独裁运动被迫陷入停滞，然而在一九七三年金大中事件后，反维新斗争又慢慢地活化起来。朴正熙政权对此采取绥靖措施，但要求恢复民主的声浪日益高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更发起了百万人连署请愿修宪等活动，要求撤废维新体制的运动愈演愈烈。对此，朴政权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发表了“总统紧急命令第一号”及“第二号”，采取了超越宪法的统制手段，打算阻止市民的反抗势力。一九七四年四月，“紧急命令”发挥效力，宣判了“民青学连事件”[7]的主导者死刑。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都在总统的特赦下，于第二年获得释放，但被视为背后主导者、和“人民革命党重建委员会事件”[8]有关的八个人，却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宣判死刑后的第二天立即行刑。维新体制的暴政已经达到极致。

此外，一九七五年四月的“越南败亡”，也让朴正熙大受冲击；不过，他反而趁势以国安危机为借口，对反对势力进行彻底镇压，进一步强化独裁体制。五月十三日发布的“紧急命令第九号”，可说是迄今所有紧急命令的集大成。在这项命令之中，明白禁止所有对维新体制的批判行为。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在“三一独立运动”纪念祈祷会上，朗诵“民主救国宣言”的主导者，被视为违反“紧急命令第九号”遭到逮捕，并以煽动颠覆政府之罪判处实刑。这种为压制国内民主化运动而进行的人权侵害，也受到了来自国际的批判。

维新体制的人权侵害及腐败结构，在一九七六年十月KCIA（中央情报部）行贿收买美国议员的“韩国门事件”（Koreagate）被揭露后，广泛受到国际所瞩目。美国参议院伦理委员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旗下的国际机构小委员会（弗莱瑟委员会，Fraser Commission）等，纷纷开始展开调查。在听证会上，流亡美国的前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也站上了证人席。借由他的证言，朴正熙政权的违法行为、人权侵害等纷纷浮上台面，美国对朴正熙政权的看法也愈加严厉。

一九七七年一月，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Jimmy Carter）当选美国总统，进而要求韩国改善人权状况，也让美韩关系更加恶化。不只如此，卡特还明确表示将撤离驻韩美军，让朴政权陷入穷途，但朴政权却也利用此一情势，以达成自主国防之名义，加强控管国内体制。对言论自由、大学、在野党、劳工运动的镇压日渐增强，不只国际上对朴政权的批判不断，“推翻独裁”的声浪也愈发激烈。

朴正熙打出“自主国防”的口号，为推动重化工业政策，必须以威权主义式的统治手段来达到政治、社会上的安定，以构筑总动员的国安体制。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动引发了社会经济的不安与纠葛，全国各地都爆发出不满的声浪。原本对朴政权采取妥协态度的在野党新民党，转换成金泳三体制后开始走向对决路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九七九年八月又发生了“YH事件”：一群YH贸易的女性劳工以新民党总部为据点进行抗争，遭到朴政权派出镇暴警察意图强制驱离，结果在过程中，一名女工不幸坠落身亡。接着十月四日，共和党与维政会议员发动警护权，将新民党总裁金泳三从议员中除名，政治上的对立也日渐白热化。

金泳三　1992年代表执政党参选总统大选，打败金大中等人当选。这是韩国第一次出现文官政府出身、而非军人出身的总统。

◎马克白式的临终与享寿九十一岁

这一连串地政治社会危机，也触发了民众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十月十六日釜山爆发反政府示威，纵然政府发布了戒严令，示威还是扩大到了马山等周边城市。这场被称作“釜马抗争”的示威，“是继推翻李承晚政权的六〇年代学生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它不只动摇了独裁政权，也让维新体制走向末路。而摇摇欲坠的维新体制，就在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射出的子弹下，倏然落幕。这是发生于首尔钟路区宫井洞中央情报部密室的事件，当天此处正举办宴会，女大学生、人气歌手也都出席参加，金桂元总统秘书室长与车智澈警护室长也都是座上宾，而车智澈也与朴正熙一同在此遭击身亡。金载圭命两名部下在枪响后，立即同时处理掉在别的房间待命的朴正熙护卫，也就是说此“一〇二六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事先计划好的预谋案件。

尽管如此，金载圭依然没能主导事态。随着戒严令的发布，国家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少将担任联合搜查本部长，行使搜查指挥权，在朴正熙身亡后掌握了韩国大权。在这个独裁权力空缺由军部填补的过程中，全斗焕成为最有力的人士。

全斗焕　韩国第十一、十二任总统。卸任后，因收贿及叛乱、内乱等嫌疑被送上法庭。

此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场政变。全斗焕展开了夺权的剧本，而其中担任核心角色的，便是以“一心会”为主的“新军部”。一九六三年全斗焕与其后继者卢泰愚设立的一心会，是在朴正熙的支持与保护下茁壮的公开秘密组织。此一组织的先驱者们，相信心中一定抱持着重现朴正熙“五一六军事政变”的念头。毋庸置疑，他们就是“独裁者的孩子”。

从这层意义来看，全斗焕等人创立的第五共和国体制，在对言论与民众势力的管控上，都和维新体制不分轩轾，只是延续了“没有朴正熙的维新体制”。而日本在少了朴正熙后，也依然与韩国发展新的黏合模式。不过，一九八七年六月的抗争实现了民主化，“没有朴的维新体制”也就此落幕。同年夏天，“昭和的妖怪”岸信介，以九十一岁的高龄结束了一生。与“独裁者”马克白式的临终相比，可以说是走得相当地安详。

1. 混蛋解散：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当时吉田茂首相在国会问答时，一时气愤辱骂在野党议员“混帐”（马鹿野郎）；此举引发剧烈的政治风波，吉田首相不得不解散议院进行大选。

2. 特需：因战争等非正常经济因素带来的需求，包括军需物资的供给，以及对军人的服务等等，这些都属于特需的行列。

3. 北朝鲜的四大军事路线，指的是“全体人民武装化”、“全国土要塞化”、“全军干部化”、“全军现代化”，意图谋求军事的自主。

4. 混粉食奖励运动：始自一九六二年，主要目标在鼓励韩国人改变米食传统，改吃杂粮饭或是面食，目的是为了节省白米。

5. 淀号劫机事件：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九名日本赤军分子挟持了从东京飞往福冈的班机“淀号”，并将之驶向北朝鲜。

6. 朝鲜总联：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是位于日本的北朝鲜人组织，由于日本与北朝鲜并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总联实际上便担负起日本与北朝鲜间的接触管道。

7. 民青学连事件：民青学连是“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的简称，为一个地下民主运动组织；该组织遭到KCIA（中央情报部）强力镇压，共有一百八十余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八人被处死刑，剩下的首谋者则被处无期徒刑。

8. 人民革命党重建委员会事件：人民革命党是一个遭到KCIA（中央情报部）以“和北朝鲜有所勾结”而加以镇压的政治组织。KCIA指控在民青学连事件中，有二十余人企图重建人民革命党，亦即颠覆政府。

结语

◎创建高度成长基础的战前改革

NHK将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坂上之云》（坂の上の云）改编为连续剧，让这部小说再次受到众人瞩目。这部从一九六〇年代末开始发行的历史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是人手一本的畅销作品。坡道上的蓝天飘浮着一朵白云，看着这朵云拼命地向坡上爬去，展现出日本这个“小国”有着“令人感到辛酸不已的激昂感”。这种情境与乘载着高度成长的上升气流、拼命奋斗的战后日本之间，巧妙地重叠在一起。两个时代的共通点，便是全体国民都弥漫着乐天的氛围。司马辽太郎在明治国家与战败后不久的昭和时代中，看到了健全的国民精神。

然而，《坂上之云》仿佛是违背了那乐天的昂扬感，在日本海的海战获得胜利时，故事便突然结束。司马辽太郎就像是要暗示日俄战争后日本的灰暗历史般，突然地结束了这部作品。实际上，在《这个国家之形状》（この国のからち）中，司马辽太郎也提到，日俄战争后的历史，乃是一段与近代日本那种天真烂漫又充满活力的精神之间，似是而非的“异胎”时代——或者也可以称为“鬼胎”的时代。那是日本全体都被“统帅权”这个魔物所操弄，宛如走进了魔术森林而成为迷途羔羊，是一个失去了平常心的灾难时代。仿佛是原为胎盘一部分的绒毛膜组织突然异常增殖，反而造成了胎儿的死亡；日俄战争后，充满朝气的明治国家遗产，就在内部组织异常增殖之下停止了呼吸。此一异常的组织，便是解除了统帅权魔物封印的日本军部。

对司马辽太郎而言，战败后昭和时代所意味的，或许便是再一次回到明治国家时高涨的那股“令人辛酸的昂扬感”，再次以飘浮在坡道上蓝天里的白云做为目标而向上提升吧！

只是，司马辽太郎对于战前、战时、战后的历史观，是不是遗漏了“战前、战时、战后的经验中能动的连续性”（约翰．道尔《昭和》）呢？就像是要理解司马赞誉有佳的明治时代改革与业绩，就必须了解幕末的政治角力；要理解战后的日本，也必须认识先前十五年来（暗黑谷底时代）的力学。对于这两个日本戏剧性改革与变化的时代——幕末与昭和初期的平行关系，约翰．道尔的阐述如下：

二十世纪各个事例的联系与影响力，与十九世纪的事例相同，可从各个角落都能看出端倪。也就是说，人事与各制度的连续性、技术上或是经济上的遗产、官僚与技术专家的活动、菁英与福斯两个层级的意识型态之交替与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约翰．道尔《昭和》）

将《坂上之云》推上畅销作品的战后日本，与高度成长经验及know-how奠立其基础的胚胎，正是随着昭和初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实现的资本、劳动，亦即国家官僚制的结构性变革。当然，这些结构性的变化绝非自然发生，而是由军部官僚、文职官僚等“有形之手”运作而成。而这些“有形之手”的核心成员之一，便是岸信介。

◎诞生之地——满洲与历史的悖论

本书的第四章已经提过，岸信介的基本思维模式及在背后支撑他的理念，从未有过真正的断裂。不论是战争时代、和平时代，他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心国家的安危，并打算实现国家主导的革新主义。满洲国无疑便是联系战前与战后、如同岸信介这类革新官僚的摇篮，同时也是这些高级技术官僚指导国家改革的“实验场”。

显然，这些担负起革新主义重任的权力菁英（革新官僚）的登场，对以天皇重臣为中心的保守帝国体制而言，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内侧瓦解这种体制的“异胎”或“鬼胎”。

另一方面，满洲国同时也是继承了岸信介所创造“鬼胎”DNA的军人（朴正熙）的诞生之地。从韩国的情况来看，解放后的分裂国家与先前的殖民地之间，在权力菁英的人脉与各制度的连续性、军人与官僚的遗产、菁英与福斯两个层级的意识型态交流变化等层面上，解放前与解放后之间，确实存在着流动的连续性。

成为独裁者朴正熙所进行的“突击性近代化”，无疑便是由国家领导的改革，也是由上而下的高度成长。这种改革让解放后化身最贫困之国，在底层挣扎的前殖民地，转变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不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乃是以民主主义的理念做为祭品。韩国的现代史，便是由国民自己定义民主理念，并流着血赢得胜利的过程。接着独裁者迎接了悲惨的结局，韩国终于达到民主化的目标，而独裁的时代也成为过去。

就这样，解放后的韩国结束了由国家主导的统制时代，在自由化、民主主义、市场主义三位一体之下，飞跃式地走向全球化经济。另一方面，日本也是狠下心来，舍弃了可追溯至昭和初期的“日本式经营体系”，打算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营。朴正熙也好、岸信介也罢，都已是过去之人；而他们的诞生之地满洲国，也逐渐被大多数的人所遗忘。

但历史总是充满悖论。“雷曼兄弟事件”所引发的金融海啸与经济危机，让国家主导的统制与变革，成为脱离危机的关键王牌而再次登场。岸信介曾在满洲国实验性地实行、后来战后日本也亲自主导的计划性统制及干涉体系，这次不只是在日本或韩国，而且是在堪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大本营”的美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究竟，这是不是仅止于过渡性的紧急避难措施？抑或今后这样的体系，将成为全球的新标准呢？无论如何，国家、统制、计划化等关键字，确实是再次受到关注。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朴正熙与岸信介的时代并未真正结束。引导他们两人的线，穿越了满洲国，持续朝向之后的历史前进；而跟随着这条线看到其中的历史，正是意义之所在。

本书系由姜尚中与玄武岩二人共同合作撰写。若从庞大的“满洲国研究”所累积的学问来看，本书在资料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若要说本书有什么意义，那应该就是我们将重点放在岸信介与朴正熙这两位人物的组合上，从这两个人来看满洲国与战后日本、解放后韩国的连续性吧。

此外，也稍微解说一下本书的组成。首先，依照姜尚中的腹案，“前言”与第一章、第三章及“结语”由姜撰写，第二章、第四章则是由玄武岩评论员，分别完稿后再由姜进行整合，及大篇幅润稿、修改，进而完成。

本书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特别是编辑部的各位，感谢你们的支持与指教，也谢谢你们对于缓慢进度的耐心等待，笔者在此由衷表达感谢之意。

学术文库版后记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分别在众议院选举与总统大选获胜的安倍晋三与朴槿惠，相继展开了各自的政权（安倍政权为第二次）。然而，几个月前才因韩国当时的李明博总统造访竹岛（独岛）而大幅恶化的日韩关系，此时却一反众人的预期，并没有因为新领袖的上任而好转。身陷历史对立的两国，连高峰对谈也迟迟无法实现。

为了参加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举行的日中韩高峰会谈，两国政府终于在首尔会面。此年适逢两国国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为了不错过此一好时机，同年底，总算在最大的悬案——日军“慰安妇”问题上达成共识。两位最高权力者心中，是不是依然保有半个世纪前，引导两国国交正常化的前辈们流传下来的使命感？抑或是当今的国际情势，让日美韩这拟似同盟的关系，必须尽速巩固呢？

完成国交正常化的岸信介与朴正熙，他们的视线前方，是修改被强加于日本身上的宪法，以及让落后的祖国近代化等远大的目标。若两人的子孙要继承他们的使命，那必定就是这两个目标，而阻碍目标达成的“恶化的日韩关系”，也非得解除不可。

然而，为了修宪、为了挽回父亲的名誉，日韩的权力者决定以“完结且不可逆”的方式解决“慰安妇”问题，这其实只是再一次的《日韩条约》，将战争被害者的诉求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手段加以封死罢了。直到今日，日韩依然存有“帝国鬼胎”的阴影。

沉溺在历史问题之中，将日韩眼前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延后处理，现在该做的是打破这样的现况。不过，这必须要让东亚的民众能面对过去的战争，并在追求和平的团结与互惠之基础上，才有办法实现。以被害者为中心思考的方式，才是真的得以跨越满洲人脉建构出的“六五年体制”，并开拓出日韩关系新的半个世纪。

本文库版为配合近年的政治情势变化，修改了二〇一〇年发行的原作中各个年数、职称等，并为了统一用语，也修改了部分词句，更追加了年表，其他则都与原作相同。

二〇一六年五月
玄武岩

参考文献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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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开资料朝鲜総督府关系者录音记录（2）〈朝鲜统治における“在満朝鲜人”问题〉《东洋文化研究》第3号 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1年

．全峰寛《黄金狂时代》サルリム，2005年

．平沢照雄〈1930年代の日本経済と统制分析の课题〉《筑波大学経済学论集》（40），1999年

．申明直（岸井纪子、吉田富建訳）《幻想と绝望─漫文漫画で読み解く日本统治时代の京城》东洋経済新报社，2005年

．任城模《植民地朝鲜人の“満州国体験”とその遗产》历史问题研究所编《历史问题研究》第9号，2002年

．山科三郎〈総力戦体制と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后藤道夫、山科三郎编《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戦争》大月书店，2004年

．松本武祝〈抵抗と协力の间─戦时期朝鲜における朝鲜人地方行政职员の“対日协力”〉仓沢爱子他编《岩波讲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7 支配と暴力》岩波书店，2006年

．冈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三元社，2008年

．御手洗辰雄编《南次郎》南次郎伝记刊行会，1957年

．津田刚〈内鲜一体论の基本理念〉绿旗连盟编 《今日の朝鲜问题讲座 第1》绿旗连盟，1940年

．铃木武雄〈大陆兵站基地论解说〉绿旗连盟编《今日の朝鲜问题讲座 第2》绿旗连盟，1940年

．铃木敬夫《朝鲜植民地统治法の研究─治安法下の皇民化教育》北海道大学図书刊行会，1989年

．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书店，2001年

．曹元焕《鲜満一如と民族协和》，1937年

．田中隆一〈対立と统合の“満鲜”关系─“内鲜一体”．“五族协和”．“鲜満一如”の诸相〉大坂历史学会《ヒストリア》（152），1996年

．米谷匡史〈日中戦争期の天皇制〉小森阳一他编《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の文化史7 総力戦下の知と制度》岩波书店，2002年

．戸邉秀明〈资料と证言I─日中戦争期．朝鲜知识人の东亜协同体论 资料解题〉东京外国语大学《クアドランテ》（6），2004年

．丁一権《丁一権回顾录》高丽书籍，1995年

．辛珠柏〈満州国军の中の朝鲜人将校と韩国军〉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问题研究》第9号，2002年

．パク．チンヒ〈韩．日国交树立过程における“韩．日人脉”の形成と役割〉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问题研究》第9号，2002年

第3章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州国の肖像》中公新书，1993年

．桥川文三编《日本の百年7 アジア解放の梦》ちくま学芸文库，2008年

．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广済堂出版，1983年

．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岸信介の回想》文艺春秋，1981年

．満州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満州国史》総论 満蒙同胞援护会，1970年

．満州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満州国史》各论 満蒙同胞援护会，1971年

．満州帝国政府编《満州建国十年史》原书房，1969年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 満州事変》みすず书房，1964年

．稲叶正夫、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第11 続．満州事変》みすず书房，1965年

．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二巻 岩波书店，1988年

．岛田俊彦、稲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戦争1》みすず书房，1964年

．臼井胜美、稲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9 日中戦争2》みすず书房，1964年

．石原莞尔《満州建国と支那事変》东亜联盟协会关西事务所，1940年

．黒野耐《帝国国防方针の研究》総和社，2000年

．金雄其《日本の“満州型”発展モデルが朴正熙政府产业化に及ぼした影响》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小林英夫《“日本株式会社”を创った男─宫崎正义の生涯》小学馆，1995年

．工藤章、田嶋信雄编《日独关系史 一八九〇─一九四五 Ⅲ 体制変动の社会的冲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中村隆英、宫崎正康编《岸信介政権と高度成长》东洋経済新报社，2003年

．中村隆英《昭和史》Ⅰ．Ⅱ 东洋経済新报社，1992年、1993年

．ジョン．W．ダワー（明田川融訳）《昭和》みすず书房，2010年

．塩川伸明《ゾヴェト社会政策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大江志乃夫、浅田乔二、三谷太一郎他编《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1 植民地帝国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

．大江志乃夫、浅田乔二、三谷太一郎他编《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4 统合と支配の论理》岩波书店，1993年

．大江志乃夫、浅田乔二、三谷太一郎他编《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5 膨张する帝国の人流》岩波书店，1993年

．塩川伸明《“社会主义国家”と労動者阶级》岩波书店，1984年

．仓沢爱子他编《岩波讲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3 动员．抵抗．翼赞》岩波书店，2006年

．仓沢爱子他编《岩波讲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4 帝国の戦争経験》岩波书店，2006年

．山本武利、田中耕司他编《岩波讲座 “帝国”日本の学知2 “帝国”の経済学》岩波书店，2006年

．久保文克《植民地企业経営史论》日本経済评论社，1997年

．裴富吉《満州国と経営学》日本図书センター，2002年

．満州回顾集刊行会编《ああ満州》満州回顾集刊行会，1965年

．星野直树《见果てぬ梦》ダイヤモンド社，1963年

．岸信介《日本戦时経済の进む途》研进社，1942年

．石井知章、小林英夫、米谷匡史编著《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社会论》社会评论社，2010年

．角田顺编《明治百年史丛书第18巻 石原莞尔资料 国防论策篇》原书房，1967年

．古海忠之《忘れ得ぬ満州国》経済往来社，1978年

．小山贞知编《満州国と协和会》満州评论社，1935年

．L．ヤング（加藤阳子他訳）《総动员帝国》岩波书，2001年

．小林英夫《“大东亜共栄圈”の形成と崩壊》御茶の水书房，1975年

．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日本帝国主义の満州支配》时潮社，1986年

．冈部牧夫《満州国》三省堂选书，1978年

．冢瀬进《満州国─“民族协和”の実像》吉川弘文馆，1998年

．玉野井麻利子编《満州─交错する历史》藤原书房，2008年

．小林英夫《〈満洲〉の历史》讲谈社现代新书，2008年

．原田胜正《満鉄》（増补版）日本経済评论社，2007年

．中见立夫他 藤原书店编集部编《満州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藤原书房，2004年

第4章

．赵甲済《私の墓に唾を吐け─近代化革命家朴正熙の悲壮な生涯》1～8巻 朝鲜日报社，1998-2001年

．郑云铉《実录 军人朴正熙》ケマゴウォン，2004年

．白善烨《若き将军の朝鲜戦争》草思社，2000年

．キム．ヒョンア（シン．ミョンジュ訳）《朴正熙の诸刃の选択》一潮阁，2005年

．ブルース．カミングス（横田安司、小林知子訳）《现代朝鲜の历史─世界のなかの朝鲜》明石书房，2003年

．ジョーン．ダワー（大洼愿二訳）《吉田茂とその时代》上．下 ティビーエス．ブリタニカ，1981年

．原彬久《岸信介》岩波书店，1995年

．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1─第3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

．全寅権《朴正熙评伝》イハクサ，2006年

．李庭植（小此木政夫、吉田博司訳）《戦后日韩关系史》中央公论社，1989年

．中村隆英、宫崎正康编《岸信介政権と高度成长》东洋経済新报社，2003年

．小林英夫《満州と自民党》新潮新书，2005年

．原彬久《岸信介》岩波新书，1995年

．金雄基〈日本の対韩“赔偿ビジネス”をめぐる日韩“満州人脉”の结合と役割〉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精神文化研究》（112），2008年

．木宫正史《朴正熙政府の选択》フマニタス，2008年

．キム．ボヒョン《朴正熙政権期経済开発─民族主义と発展》カルムリ，2006年

．李完范〈朴正熙の长期経済开発计划の推进と米国 1961～1966〉郑城和编《朴正熙时代研究の争点と课题》ソニン，2005年

．金正濂《韩国経済の発展─“汉江の轨迹”と朴大统领》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

．李度晟编《実录 朴正熙と日韩会谈》ハンソン，1995年

．木村干《民主化の韩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

．高崎宗司《検证 日韩会谈》岩波书店，1996年

．朝鲜统一问题研究会编《シリーズ日韩问题② 経済愈着》晩声社，1978年

．朴根好〈ヴェトナム戦争と“东アジアの奇迹”〉山之内靖、酒井直树编《総力戦体制から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へ》平凡社，2003年

．朴根好《韩国の経済発展とベトナム戦争》御茶の水书房，1993年

．韩洪九〈ベトナム派兵と兵営国家への道〉李柄天编《开発独裁と朴正熙时代》创作と批评社，2003年

．文明子（坂堂博之訳）《朴正熙と金大中─私の见た激动の舞台里》共同通信社，2001年

．金赞汀、殷宗基《日“韩”ゆ着を剥ぐ》一光社，1977年

．朴泰均〈一九六〇年代中盘安保危机と第二経済论〉郑城和编《朴正熙时代研究の争点と课题》ソニン，2005年

．柳吉在〈六〇年代末北朝鲜の挑発と韩米关系の亀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韩国现代史の再认识27 朴正熙时代の韩米关系》白山书堂，2009年

．仓田秀也〈韩国の国防产业育成と日米韩关系〉小此木政夫、张达重编《戦后日韩关系の展开》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

．呉源哲《朴正熙はどのように経済强国をつくったのか》东西文化社，2006年

．呉源哲《韩国型経済建设⑦─私が戦争しようと言うわけでもないじゃないか》韩国型経済政策研究所，1999年

．セマウル研究会《セマウル运动一〇年史》内务部，1980年

．朴东绪〈セマウル运动の目的〉ソウル大学韩国行政研究所《行政论丛》11（2），1973年

．コ．ウォン〈セマウル运动の农民动员と“国民创り”〉孔提郁《国家と日常》ハヌルアカデミ，2008年

．霞城李瑄根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韩国学论丛 霞城李瑄根博士 古稀纪念论文集》萤雪出版社，1974年

．桥川文三编著《日本の百年7 アジア解放の梦》筑摩书房，2008年

．具良根〈历代不道徳な政権を下支えした理论家〉反民族问题研究所《清算されざる历史3 韩国现代史を动かした亲日派60》青年社，1994年

．广冈净进〈在満朝鲜人の“皇国臣民”言说─総力戦下の満州国协和会を中心に〉朝鲜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41），2003年

．申奎燮〈帝国日本の民族政策と在満朝鲜人〉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ソクジョン．ハン〈植民者を模仿する人々〉玉野井麻利子编（山本武利监訳）《満州─文错する历史》藤原书房，2008年

．平野実《外交记者日记─大平外交の2年（下）》行政通信社，1979年

．玄武岩〈グローバル化する人権─“反日”の日韩同时代史〉岩崎稔他编《戦后日本スタディーズ3“80．90”年代》纪伊国屋书店，2008年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现代史の再认识22 朴正熙时代研究》白山书堂，2002年

．韩英鸠、尹徳敏《现代韩日关系资料集Ⅰ 1965～1979》ウルム，2006年

主要人物略传

甘粕正彦

（Amakasu Masahko，1891～1945）

军人，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市。就读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一九一二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士学校时代，东条英机是其教官。因训练时自马上摔落导致膝盖受伤，而从步兵转至宪兵。于朝鲜半岛担任京城宪兵队杨州分队长时，遇上“三一独立运动”。担任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兼麴町宪兵代理分队长时，因虐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及其伴侣伊藤野枝、其甥橘宗一，人称“甘粕事件”（一九二三年）而入狱服刑。三年后获假释出狱、退伍，前往法国留学。一九二九年前往满洲，从事关东军背后的谍报、谋略工作。满洲事变后，为了拥立溥仪作为满洲国的国家元首，而将他从流亡的天津日租界带往满洲的，也是甘粕。满洲国建国后晋升民政部警务司长，也曾任满洲国协和会总务部长。一九三九年因岸信介等人的帮助，就任满洲电影协会（满映）理事长。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自饮氰化钾自杀身亡。

大川周明

（Ookawa Shumei，1886～1957）

思想家。出生于山形县酒田市。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就读，专攻印度哲学。毕业后，一面以打工翻译煳口，一面从事杂志编辑的工作，并在大学图书馆中钻研伊斯兰研究。不过，自从对印度的实际状况“开窍”后，便转而进行现代亚洲研究及支持独立运动。一九一八年进入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就识，并于拓殖大学担任教授。研究活动之余，则致力于改造日本国内社会的政治运动，与北一辉、满川龟太郎等人一同创立了之后成为革新右派源头的犹存社、行地社等。身为革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其活动在三〇年代发展为颠覆政府的政变计划，与所谓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有密切关联。一九三二年因“五一五事件”，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而入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视为甲级战犯遭捕，以被告的身分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然而开庭后立即被判定有精神障碍而退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获释。着有《复兴亚洲的各项问题》（一九二二年）、《日本精神研究》（一九二四年）、《美英东亚侵略史》（一九四二年）等。

北一辉

（Kita Ikki，1883～1937）

思想家、社会运动家。出生于新潟县佐渡岛。本名为北辉次郎。受到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平民社成员之影响，倾心于社会主义思想。早稻田大学的旁听生，靠自学钻研社会科学、思想研究。一九〇六年其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发行，立即遭到禁书处分。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致力于革命运动，之后与大陆浪人接触频繁，“辛亥革命”时以黑龙会成员的身分前往中国，支持宋教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寄发意见书《支那革命党及革命的支那》给政府要人。之后再度前往中国，一九一九年于上海完成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之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部论述天皇大权、国家改造之著作，之后长久以来都被右派视为圣经。以右派思想理论家崭露头角的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一同创立了犹存社，但之后因与大川的对立造成犹存社解散，北一辉则成为右派的幕后黑手，透过年轻军官与军队内部串连组织右翼运动，并参与了“十月事件”、“五一五事件”。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中被视为首谋者，一九三七年被判处死刑，数日后执刑身亡。

星野直树

（Hoshino Naoki，1892～1978）

官僚、政治家、企业家。出生于横滨。一九一七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毕业。进入大藏省就职后，一九二六年任大藏事务官，经多次晋升，一九三二年任营缮管财局国有财产课长。为促使满洲国建国，关东军曾向日本中央政府要求派遣优秀人员前往满洲。最后大藏省决定派遣九位年轻的职员前往，星野为其中的“第一人”。之后任职于满洲国政府中枢的国务院总务厅、财政部等，在经历财政部总务司长、财政部次长等职后，于一九三七年就任国务院总务长官，为实质上的行政第一把交椅。与一九三六年来到满洲的岸信介等人，一同指挥满洲国的战时经济统制，一九三七年四月展开“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此一期间，他造访了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促使日产进军满洲。一九四〇年七月回国后，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政权下，就任企划院总裁，并担任东条内阁的书记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列为甲级战犯，拘留于巢鸭监狱。虽被判无期徒期，却在五五年获释出狱。之后历任东急国际饭店社长、东京希尔顿饭店副社长、东京急行、东横百货店监察人、Diamond社社长。着有关于其满洲体验的《无尽的梦》（一九六三年）等书。

白鸟库吉

（Shiratori Kurakichi，1865～1942）

东洋史学者。出生于千叶县的农家。一八七九年进入千叶中学校就读，当时的校长为之后创立东洋史学的始祖那珂通世。之后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就读，于一八八六年毕业。曾任学习院、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利用语言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在自朝鲜、满洲、蒙古到中亚的各民族史上都展现了独创的成绩，巩固了日本近代的东洋史学基础。一九〇七年，设立了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并创刊专门杂志《东洋学报》。此外，将满洲视为朝鲜半岛之延长，并纳入研究范畴的白鸟，对刚成立的满铁的总裁后藤新平提出建言，于满铁东京分公司设立了“历史调查室”，获得了阶段性的绝佳成果，之后并集结为《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发行。另外也设立了东洋文库等，为设立、营运东洋史研究的相关机构而不断奔走。

矢内原忠雄

（Yanaiharra Tadao，1893～1961）

经济学者、殖民政策学者，生于爱媛县。家族自祖父世代起便代代行医，在富裕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父亲也相当热心于孩子的教育。高等小学校三年级时，与哥哥一起寄宿于神户堂兄家，一九〇五年进入神户中学校就读。当时的校长与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为札幌农学校的同学，因此矢内原忠雄在这个时期，便已与形塑自己人格的这些师长产生了精神上的间接联系。一九一〇年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后，参加以新渡户校长为核心的读书会、内村鉴三主持的圣经研究会等，在信仰上、思想上都受到了影响。一九一三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就读，并选修了来到东大任教的新渡户开设的“殖民地政策讲座”。一九一七年毕业后，于住友别子矿业所工作三年；一九二〇年，新渡户稻造前往国际联盟担任事务次长，矢内原忠雄便顶替其空缺教授殖民地政策讲座，并成为经济学部的助教授。同年被派遣至欧洲留学，漫游欧洲各地。一九二三年回国，升职为教授，负责教授殖民政策。矢内原忠雄的殖民政策学，与既有谈论殖民地统治手段的论述不同，乃是将殖民地及殖民地政策视为一种社会事实，以科学性、实证性的手法进行分析。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一九二九年）因批判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而受到军方侧目。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于《中央公论》中发表的〈国家的理想〉一文被认为带有反战思想，再加上课程中说到“葬送日本国”等问题，于十二月离职（矢内原事件），后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复职。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为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曾任东大校长。

石原莞尔

（Ishiwara Kanji，1889～1949）

军人。出生于山形县鹤冈市。从小立志从军，十三岁进入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就读，一九〇五年十六岁时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一九〇七年完成本科学业。一九〇九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进入会津若松六五连队，后随连队调动屯驻于朝鲜春川，并在连队的推荐下，于一九一五年进入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回到连队，并于一九二〇年前着随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前往汉口。后任职陆军大学校兵学教官，回到日本，一九二二年为从事军事研究被派往德国留学，在欧洲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一九二八年辞去陆军大学教官一职，并递补因“张作霖暗杀事件”而下台的河本大作之关东军参谋一职，前往满洲。之后立即开始研究占领满洲的构想，并发表〈扭转国运，根本解决满蒙问题方案〉等文章，将其占领构想具体化。以关东军参谋之身分，策划了“满洲事变”。历经步兵第四连队长等职位，后于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时，因打算压制日中战争的扩大，而与陆军中央对立，遭贬职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之后又在陆军次官东条英机的命令下，贬为舞鹤要塞司令官。一九四〇年出版了阐述其独特世界统一原理之著作《世界最终战论》，一九四一年退伍后，为实践自满洲时代以来的东亚联盟构想，致力于东亚联盟运动。

松冈洋右

（Matsuoka Yousuke，1880～1946）

外交官、政治家。出生于山口县。家中为从事货船海运之富商，却于一八九一年破产。两年后，年仅十三岁的松冈与兄长一同前往美国留学，度过了寄宿的苦读生活后，一九〇〇年毕业于奥勒冈州立大学。一九〇二年回国，一九〇四年考上外交官，第一份工作地为上海，一九〇六年原本位在旅顺的关东都督府进行搬迁与改组后，松冈当上外事课长，此时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也在大连。之后虽然回到外务省本部，但松冈自愿调职北京，长年任职于中国。一九一九年为巴黎和会一同前往法国，却亲眼目睹了日本外交的无力感，一九二一年辞去外务省职务。之后就任满铁理事，一九二七年成为副总裁。一九二九年离开满铁，一九三〇年于家乡参选众议员，成功选上。一九三一年一月，初任议员的松冈在众议院院会发表首场演说，提倡“经济上、国防上，满蒙皆为我国之生命线”，批判了当时主张对英美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币原外交方针。同年九月爆发“满洲事变”，以首席全权代表身分被派往国际联盟大会，就《李顿报告书》进行辩论；最后《李顿报告书》获得采纳，松冈于是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并因此在国内一夕成名。一九三三年日本发起政党解散运动，松冈辞去议员，一九三五年就任满铁总裁，被称作“二KI三SUKE”之一，成为满洲实力派台柱之一，却因引进日产而身陷困境。之后于一九四〇年上台的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入阁担任外务大臣，促成了日德义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等，在对美交涉案上则是提出异议，表现出强硬之态度。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视为甲级战犯遭起诉，后在宣判前病死。

东条英机

（Toujou Hideki，1884～1948）

军人、政治家。日美开战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父亲为陆军军人，出生于东京，就读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之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一九〇五年毕业后成为军官。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以驻在武官身分前往瑞士、德国，走上菁英军人之路。在德国认识了陆军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视其为恩师。一九三五年，永田军务局长遭到激进军官斩杀，东条之后转任为关东军宪兵队长。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后皇道派式微，东条在经历关东军参谋长一职后，一九三八年当上陆军次官。针对日中战争，相对于关东军参谋副长石原莞尔主张和平交涉，统制派则主张以彻底的军事攻势收十局面。将石原降职为舞鹤要塞司令官、逼其退役的正是东条。第二次近卫内阁时跃升为陆相，在第三次内阁时已成为政界备受瞩目之人物，在内阁中也以强硬的开战论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在开战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近卫首相放弃政权，东条以兼任陆相的身分就任为首相，指挥日美开战。之后战局恶化，国内的不信任感水涨船高，东条更兼任参谋总长，强化了自身权力。当战败的情势愈加浓厚之际，岸信介、近卫文麿等人暗中开始策划倒阁，在战败前夕东条内阁总辞。战败后，占领军进入东条自宅进行逮捕行动时，东条打算以手枪自决未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列为甲级战犯起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处刑身亡。

近卫文麿

（Konoe Fumimaro，1891～1945）

政治家。公爵近卫笃麿的长男，出生于东京。就读学习院中等科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就读，不久转学至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内务省就职。一九一八年在《日本及日本人》中发表了〈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之后随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前往参加巴黎和会。一九三三年就任为贵族院议长，同年设立了政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并在近卫成为有力的首相候选人的一九三六年，正式开设。昭和研究会对之后的“东亚新秩序”、“大政翼赞会”都有重大的影响。一九三七年第一次近卫内阁上台，随即中日战事爆发。因初期暗中进行的和平交涉失败，放弃了不扩大方针，并于隔年一月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战况愈加纠缠。之后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国家管理法》等，让日本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十一月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主张将寻找对中和平的方式，却遭到国民政府拒绝。一九三九年一月内阁总辞。一九四〇年七月再次上台的第二次近卫内阁，推动所谓“新体制运动”，议会政治瓦解，松冈外相促成了日德义三国同盟。一九四一年七月第三次内阁上台，却因对美交涉遇上瓶颈而放弃政权，为东条内阁开辟了上台之路。战败后，主张开战的责任在于军部，却依然被列为甲级战犯，在遭捕时服氰化钾自杀身亡。

椎名悦三郎

（Shiina Etsusaburou，1898～1979）

官僚、政治家。出生于岩手县胆泽郡水泽町（今奥州市）后藤家，为后藤新平的侄子。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就读。进入大学后，成为后藤家的分家，亦即后藤新平姊夫家的养子，改姓椎名，生涯上自然处处受到后藤新平的影响。一九二三年进入农商务省就职，之后农商务省分为农林省与商工省，椎名留在商工省，成为岸信介的下属。一九三三年在岸信介的推荐下赴任满洲，自此成为岸的左右手。随后岸信介也被派遣来到满洲，椎名在其下历任实业部总务司统制科长、产业部矿工司长等职。一九三八年，椎名率先自满洲回国，迎接升任商工次官回到日本的岸信介。一九四一年，东条内阁上台，岸信介晋升商工大臣，椎名也获提拔成为次官。之后又历任军需省总动员局长、军需次官等职，伴随战争结束，也离开公职。在“公职追放”[1]解除后，打算进入政界的椎名参加一九五三年的选举，却没有选上，直到一九五五年才终于当选。在第二次岸内阁时，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支持着岸信介。池田内阁时则担任外务大臣，佐藤内阁时也继续担任外相，为日韩国交正常化贡献心力。田中内阁时，椎名成为自民党副总裁。田中首相下台时，党内为后任总裁问题有所纷争，椎名指定由少数派阀的三木武夫为下任总裁，解决了党内的权力斗争问题。一九七九年大选将选区让给次男素夫后，自政界引退。

宫崎正义

（Miyasaki Masayoshi，1893～1954）

石川县金泽市出生。中学毕业后便以公费留学生的身分前往俄国，成为满铁俄国留学生，一九一七年自圣彼得堡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之后进入满铁就职，负责调查苏联相关情报、观察革命后苏联的变动等，成为满铁总务部调查课俄国股的核心人物。满洲事变爆发后，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触，设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作为军方经济政策的指导机构。宫崎身为主委，为订立满洲国经济建设计划不停奔走。此外，他也调查了苏联的五年计划，对计划经济进行研究，但宫崎并非否定市场经济，而是期望能确立起日本独有的官僚取向统制经济系统。其经济统制思想也促成了“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成立，并由岸信介等革新官僚将满洲经济建设传承下去。同时这也持续影响了战时物资动员计划、战后的复兴计划等，创立了日本经济体系的原型。日中战争后，宫崎深入参与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运动，受陆军嘱托将活动据点移至中国，不过战后未曾再有活跃的机会。

鲇川义介

（Ayukawa Yoshisuke，1880～1967）

企业家、政治家。出生于山口县长州藩士家族。母亲为井上馨之侄女。一九〇三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机械工学科，却与井上馨商量，隐藏身世和学历，进入芝浦制作所（今东芝）担任下层职工，之后为习得西方技术，以铸造实习生的身分前往美国。一九〇七年回国，在井上馨的资助下，于九州设立户畑铸物株式会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战争景气的影响，公司大幅成长。一九二二年成立共立企业，开始收购其他企业，一九二七年接收久原矿业之经营权，隔年改名为日本产业。之后，借由不断的收购、吸收，企业规模持续扩大，跃升为日本矿业、日立制作所、日立电力、自动车制造（日产汽车）等公司的持股公司，成立了日产集团。满铁公司重组之际，一直想要将日本企业引进满洲的关东军，开始注意到以“新兴财阀”之姿声名大噪的日产。为担任“满洲国产业开始五年计划”的核心企业，一九三七年日产将据点移至满洲，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鲇川义介就任总裁。不过之后因日中战争爆发，战时体制强化，导致计划受挫，一九四二年鲇川义介辞去总裁回到日本。东条内阁时担任内阁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认为有战犯嫌疑，而被拘留于巢鸭监狱，二十个月后获释。公职追放令解除后，一九五三年参选参院议员并当选，一九五六年成立日本中小企业政治联盟，并担任总裁。一九五九年的参院议员选举时，因次男金次郎违反选举法，鲇川义介也引咎辞职。

吉田茂

（Yoshida Shigeru，1878～1967）

外交官、政治家。出生于高知县的民权运动家族。自学习院高等学科毕业后，进入大学科就读，但因大学科关闭而转学至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转学等因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时，已年近二十八岁。一九〇六年考取外交官，走上外交官之路。考取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就职日本在满洲外交的重要据点奉天总领事馆。之后调派至伦敦、罗马等地，一路往出人头地的方向前进，不过其外交官任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任职天津、奉天总领事时，吉田对中国采取积极提倡“满蒙分离”的强硬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上则相当重视与英美的协调主义，引来军部的不满。之后也强硬反对《日德防共协定》，欲阻止对美国开战，开战后也不断进行和平行动。战败前夕，因与“近卫上诉”有所关联的“英美派”遭到逮捕。由于他对东条内阁的抵抗，所以在战后受到美国信赖，登上外相宝座，重新在战后政治登场。一九四六年五月，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遭到公职追放，吉田成为继任总裁，打开了第一次吉田内阁。随着新宪法的制定，社会党在大选中大有斩获，成立了社会党政权，却没有持久，内阁大权很快回到吉田之手。吉田乾纲独断，被称为“吉田独裁体制”；他带领日本经历《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等，确立了从占领到独立的战后日本基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内阁总辞。

石桥湛山

（Ishibashi Tanzan，1884～1973）

记者、政治家。出生于东京芝日本榎，幼年时便移居山梨县，成长于山梨的寺院中。幼名为省三。父亲杉田湛誓为日莲宗的学僧、昌福寺的住持，石桥为母亲的姓氏。甲府中学校毕业后，进入早稻田大学专攻哲学，一九〇七年毕业。立志成为记者而进入东京每日新闻就识，但不久后便离职。服兵役后，于一九一一年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之后在主编三浦铁太郎之下，以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评论大放异彩。石桥主张放弃台湾、朝鲜、满洲、桦太等地，抱持小日本主义、反战反军思想，并批判日本对亚洲的对外扩张主义，广泛地进行各种评论活动。一九二四年成为主编，一九四一年就任为社长。一九三三年左右，他虽然承认了满蒙支配的现实，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依然不惧压迫，主张言论自由。战后进入政界，一九四六年以自由党身分参加大选却没有当选，但在第一次吉田内阁时，入阁担任大藏大臣。在一九四七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当选，却因为与驻日盟军总司令（GHQ）政策冲突而遭到公职追放。公职追放令解除后和吉田茂对立，与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合组日本民主党。一九五四年第一次鸠山内阁时，担任通商产业大臣；在保守联盟下，成立自由民主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鸠山内阁总辞后，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打败岸信介，组成石桥内阁。一九五七年二月因病辞任。之后再次展开政治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会谈，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一九六〇年《日美安保条约》改订时，批判首相岸信介，以自民党应派重镇之姿持续活跃。一九六三年大选落选后引退。

矢次一夫

（Yatsugi Kazuo，1899～1983）

大正、昭和时代的浪人政治家。佐贺县出生。二十岁时来到东京，一面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也加入了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设立的犹存社。一九二一年，为了以劳资协调之名缓和、阻止革命运动，政府与资本家设立了协调会，矢次也加入其中。一九二五年时，他独立创立了劳动现状调查所，并伴随《劳动周报》的创刊，调停了许多劳资争议。一九三三年，劳动现状调查所解散，他和贵族院议员大藏公望一起创立了国策研究同志会，隔年改组为国策研究会，并就任为事务局长。日中战争爆发后，受陆军省的委托从事战时国策立案工作。之后更历任企划院委员、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理事、大日本兴亚同盟理事等，对内阁的组阁、倒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后，创立新政研究会，打算组成新党，却在一九四六年遭判公职追放。一九五三年重新组织国策研究会，对战后日本的亚洲政策影响深远。对日华协力委员会的设立也有贡献，在岸内阁时代曾带着岸信介的亲笔书信前往韩国拜访李承晚总统。引退后也继续担任岸信介与韩国政经界的中间人，并设立了日韩协力委员会。着有《昭和动乱私史》等。

佐藤荣作

（Satou Eisaku，1901～1975）

官僚、政治家。山口县熊毛郡田布施村（今田布施町）出生，岸信介的亲弟弟。田布施町的士族仅有佐藤家与岸家两户，父亲秀助成为岸家母亲茂世的婿养子，创设了佐藤分家。因为这样的渊源，兄长信介也送去作为岸家本家的养子。佐藤本家由茂世之弟松介继承，并与松冈洋右之妹藤枝结婚。而荣作则又与藤枝之长女宽子结婚，并成为婿养子。哥哥信介与长辈洋右，对荣作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父亲创业经营酒厂却家道中落，深受家计之苦。荣作进入山口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并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就读，一九二四年毕业，在松冈洋右的介绍下进入铁道省工作。一九三四年以驻外研究员的身分被派遣至英美，一九三六年回国后于本部就职。不断顺利升迁，但在一九四四年铁道省与通信省合并转为运输通信省时，从自动车局长降职为大坂铁道局局长。所幸未遭公职追放，一九四六年就任运输省铁道总局长官，再次回到本部。一九四七年就任为运输次官，一九四八年退职，加入民主自由党开始走向政治家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一月大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自由党干事长时，被“造船丑闻事件”连累，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之罪遭到起诉，后来因日本加入联合国而受到赦免。当保守联盟组成自民党时，因为和鸠山一郎有隙，所以一直等到鸠山引退后才入党。始终作为哥哥岸信介的左右手，支持着岸政权。第二次岸内阁时就任为藏相。一九六四年为阻止池田勇人三度连任而出马参选总裁，却以些微差距落败。之后池田因病引退，荣作被指定为继任总裁，终于登上首相之座。一九七二年冲绳回归后引退。任期中，表明非核三原则，创建起和平外交之基础，一九七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却在二〇〇九年爆出佐藤荣作签署将核武运至冲绳的秘密文书。

蒋介石

（1887～1975）

中华民国的军人、政治家。中国浙江省奉化县出生，生于经济富裕的商人家庭。一九〇三年进入家乡里推行近代化教育的凤麓学堂就读，后于宁波的箭金学堂学习西方法律等，培育了国际性的视野，并对孙文领导的革命产生共鸣。一九〇六年进入清朝政府为推行军事近代化而设立的军官培训机构保定军官学校就读，一九〇七年进入日本陆军设立的清国留学生教育机关东京振武学堂。在振武学堂就学期间，加入了旅日革命志士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一九一〇年成为第十三师团高田联队野战炮兵队的驻队军官。同年前往横滨，首次见到孙文。之后一九一一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与革命。一九二四年就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隔年孙文死后，与国民党左派的汪兆铭展开继任者之争。一九二六年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一九二七年上海政变镇压了共产党，掌握了党与政府的实权。于南京创建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不断展开大规模的包围战。“满洲事变”后，对于日本的进攻，采取优先稳定国内的方针，引起国内的反感。一九三六年因“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转而以抗日为优先。一九三八年受推举成为国民党总裁，以政治、军事之最高领导者的身分，全面指挥对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再度展开，却在一九四九年败北，将根据地移至台湾。之后，强化与美国的联系，多次尝试反攻大陆却未成功，以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总裁之姿统治中华民国。

张学良

（1901～2001）

中国的军人、政治家。奉天军阀首领张作霖之子。父亲张作霖隶属袁世凯之下，因镇压革命军有功一路升迁至中将、陆军师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掌握了统治奉天省的实权；他一方面与同样想将势力范围伸入满洲的日本，创建起合作关系，一方面不断扩张自身势力，欲将满洲全域纳入统治范围。一九二七年，张作霖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一大军阀后开始反抗日本，于一九二八年遭日本关东军暗杀。张学良于一九二〇年毕业于父亲创建的东三省讲武学堂，开始走向军人之路，并成为奉军中仅次于张作霖的实力派。继承父亲而掌握奉军的张学良，受到北伐军的威胁，与蒋介石处于紧张状态，不过之后表明愿意归属国民政府，决心“易帜”。张学良与国民政府整合，中华民国终于完成统一。然而，他却在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失去了东北。国民政府支持不抵抗，避免与日本军发生全面性冲突，但张学良则期待国民政府能进行抗战。一九三六年张徒刑了以讨伐红军为优先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引发“西安事变”，引导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果被送上军事法庭，遭判十年有期徒刑。事后虽被赦免，却始终遭到软禁。国共内战期间被移送至台湾，国民政府一直软禁他直到一九九〇年。二〇〇一年于夏威夷逝世。

溥仪

（1906～1967）

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一九〇八年，年仅三岁便即位成为清朝第十二代皇帝。不过之后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浪潮下，清朝灭亡已成定局。革命军要求采共和制以及皇帝退位；清朝则派出袁世凯与革命军的孙文直接谈判，袁世凯进而让清朝接受了共和制。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将之后的事全权托付给袁世凯后退位，成为清朝的末代皇帝。袁世凯死后，一九一七年因张勋的复辟运动，十二岁的溥仪再度即位，却仅维持了十二天。作为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后的他依然得以生活于紫禁城内，并聘请了英文家教，习得了欧式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过着安稳的日子。然而国民党、军阀等势力开始相争，浑沌的情势也影响到清廷，优待条件遭到废除，溥仪终于也被赶出了紫禁城。逃出紫禁城的溥仪一行人，来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避难，一九二五年流亡至天津的日租界。一九三一年，关东军引发“满洲事变”，情势却不如预期，开始倾向满洲国建国。于是为了创建起独立国体制，必须请溥仪出面担任元首。复辟一直是溥仪多年来的愿望，便接受了关东军的提议离开天津，在满洲国建国时就任执政，并于一九三四年第三次登基为帝。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满洲国也随之崩解，苏联军进攻满洲，八月十日溥仪放弃新京，搭上特别列车逃难。在前往日本途中，经过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沟时，主动宣布满洲国解体。日本陆军派出救援飞机于奉天等候，然而溥仪一行人却被苏联军逮捕，拘留至强制收容所后，将其交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被指派为联合国的证人出庭指证。之后被关在中国政治犯收容所多年，一九五九年获释，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病逝于北京的医院。

李承晚

（1875～1965）

独立运动家、政治家。韩国首任总统。出生于黄海道平山郡。在一八九七年创刊的《独立新闻》中执笔社论，发表各种民众启蒙之论述，为独立协会的核心人物。一九〇四年携带高宗密信前往美国，却未成功，反倒就此滞留美国，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就读，最后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夏威夷领导朝鲜人社群，主张外交独立论。一九一九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上海成立，李承晚担任首任国务总理。在独立路线的纷争上，虽然因其较强烈的反共主义立场，而与其他独立路线对立，但借由发展以外交为中心的独立路线，在国际上获得高度知名度。解放后，回到韩国组织了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在美国的支持下，集结了反共的民族主义势力，展开反对信托统治运动，打算树立起仅止于南韩的政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就任为刚成立的大韩民国首任总统，然而在朝鲜战争时主张北进统一，反对停战，与美国对立。另一方面，为巩固政治基础，他打算修改宪法、创建独裁体制，结果引发了强烈的政治风波；一九六〇年因为“三一五”选举不公，引发了“四月革命”而下台，逃亡至夏威夷后在当地过世。

俞镇午

（1906～1987）

宪法学者、文人、政治家。出生于首尔的中级官僚家庭。在京城帝国大学预科入学考试时，打败所有日本人取得榜首，被誉为“稀世之秀才”。虽毕业于法学部，但在就学期间便在文学方面崭露头角，之后于普成专门学校担任法学部教授，同时也以作家之姿活跃于文坛。如此独特的经历也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被任命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朝鲜代表、朝鲜言论报国会评议员等。这样的履历，让他被贴上“亲日派”的标签受到批判。解放后，被称为朝鲜“唯一的宪法学者”，对韩国宪法的起草大有贡献。一九六〇年担任日韩会谈的首席代表，一九六五年从高丽大学校（前身为普成专门学校）总长一职退下，转而投身政界。一九六六年被推举为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之后民众、新韩两党整合创立新民党，俞便将候选人的位置让给尹潽善，自己则转任党主席。一九六七年的总统选举虽然在野党惨败，俞镇午却以新民党总裁身分，成为反对三连任修宪运动的先锋。当三连任修宪经公投通过后，俞便因病入院疗养，于一九七〇年辞去总裁一职。

白善烨

（1920～）

军人、政治家、企业家。出生于平安南南道江西郡。自平壤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教职，后因志愿从军而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就读。之后曾有三年的时间配属于间岛特设队，负责讨伐抗日游击队。终战时职位为满洲国军中尉，在间岛明月沟的所属部队里遭到解除武装。与妻子步行了一个月才回到故乡平壤，担任民族领导者曹晚植的护卫，但之后金日成势力高涨，感受到自身的危机而决定“南渡”。以第一期生的身分进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设立的军事英语学校就读，之后任官成为朝鲜国防警备队第五团团长。之后“丽顺事件”发生时，白善烨为陆军本部情报局长，负责肃军搜查，为了救援朴正熙而出面张罗。朝鲜战争时立下战果而声名大噪，成为陆军参谋总长，并升任韩国第一位上将。一九六〇年退伍后，历任中华民国、法国、加拿大大使等职，朴正熙政权时担任交通部长，之后致力于企业经营。

丁一权

（1917～1994）

军人、政治家。因父亲移居至滨海边疆州担任俄军的通译军官，出生于滨海边疆州尼克里斯克（今乌苏里斯克）。自咸镜北道庆兴普通学校毕业后，跨越图们江，苦学于龙井的永新中学校（之后改名为光明中学校）。以奉天第五期生毕业于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前往日本留学成为日本陆士，相当于五十五期毕业生，任官成为少尉。在新京迎接了日本战败，受到苏联军的审问，被迫搭上前往西伯利亚流放的移送列车，却在途中成功脱逃，经由北朝鲜抵达南韩。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三十多岁的丁一权已是军队的最高权力者，但因“国民防卫军事件”被究责而辞任。留学美国后，他再度当上陆军参谋总长，却因为军部内的权力斗争而转任驻土耳其大使、驻美大使等职。“五一六政变”后被朴正熙找回国，担任外务部长官与国务总理，在实务面上指挥了《日韩条约》签订。朴正熙─丁一权阵线，对日本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满洲人脉联合阵线。之后转职成为政治家，在维新体制下担任国会议长。

金锺泌

（1926～2018）

军人、政治家。出生于忠清南道扶余。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生，毕业后任职于陆军本部情报局战斗情报课，并于此与朴正熙相识，这些八期生之后都成为“五一六政变”的核心势力。金锺泌与朴正熙一同主导了政变，成为首任中央情报部部长，并主导了民主共和党的创设，以作为军队势力的政治组织。尽管反复遭到放逐与复起，仍以朴正熙左右手之姿，担任国务总理（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等职。在“金大中事件”（一九七三年）、“朴总统狙击事件”（一九七四年）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支撑朴正熙的长期执政。政权转换到全斗焕手上后，因为不当收受金钱，遭判限制政治活动，一九八五年解除。在一九八七年的总统选举，组织了新民主共和党并参选，与金泳三、金大中较劲形成所谓“三金”局面，最后却埝底落选。一九九〇年，民正、新民、共和三党整合，结成民主自由党，金锺泌担任民自党最高委员，却因为党内的世代交替论，愤而辞职。一九九五年组成自由民主联合。一九九七年的总统选举，协助金大中辅选，之后于金大中政权时期担任国务总理。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的大选中落选，退出政坛。

张俊河

（1918～1975）

言论家、政治家、民主化运动家。出生于平安北道朔州郡的基督教徒家庭。于定州的私立新安小学校担任教师，一九四一年前往日本，进入东洋大学预科后，于日本神学校就读。因战时动员成为学徒兵，后脱逃前往重庆，与金九率领的临时政府以及光复军会合。曾接受训练打算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队员归国，最后因日本战败韩国解放，而以金九秘书的身分回到韩国。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期间，主导了对当时韩国知识分子带来绝大影响的综合教养月刊《思想界》。一九六二年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确立了批判言论家的地位。一九六七年进入政界，以在野党政治家的身分与朴正熙对抗，在维新体制下主导了“修宪请愿百万人连署运动”。一九七五年登山时意外跌落身亡，至今依然有人怀疑该事故是当权者在背后操作的“疑案死亡”。

金日成

（1912～1994）

抗日运动家、政治家。出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今平壤市万景台），本名为金成柱。自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正式进行抗日游击队活动后，开始自称金日成。满洲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逐渐集结，一九三六年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金日成的部队在一九三七年于咸镜南道的普天堡袭击成功，立下战果，在抗日游击队中一夕成名。这位在满洲进行抗日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后支配了北朝鲜的政治。进入四〇年代，日本的攻势加剧，金日成逃往苏联的滨海边疆区，配属于苏联军第八八特别旅团。之后，以抗日游击队领导者之姿崭露头角的金日成，与苏联军一同进入平壤，靠着苏联背景创立了北朝鲜劳动党，树立政权，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一九五〇年引发内战欲统一南北，却以失败告终，遭到追究战争责任的批判，于是开始肃清反对派以巩固权力基础，一九六〇年代确立起集权式的领导体制。一九七二年制定《社会主义宪法》，并担任国家主席直到逝世。一九八九年之后社会主义圈崩解，苏联、中国纷纷与韩国创建正常国交，依然贯彻自主路线的金日成政权遭到国际孤立，引发粮食危机。为突破与西方诸国的关系而发展的“核能外交”，让朝鲜半岛的紧张感高涨，透过前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北朝鲜而解除了一触即发的危机，在即将展开南北高峰对谈前的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逝世。

金大中

（1924～2009）

政治家。韩国第十五任总统。出生于全罗南道荷衣岛。在任职于报社、运输业后，于一九五四年首次挑战参选国会议员却落选。一九六一年的递补选举中首次当选，却在之后“五一六政变”失去资格。之后以在野党政治家之姿活跃于政坛，一九七〇年成为新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一九七一年的总统选举，仅以九十七万票的差距，败给现任的朴正熙。之后，遭到伪装成交通事故的暗杀事件等，屡受政治压迫，却依然是维新体制下朴政权最大的政敌，于国内外主导各种民主化运动。一九七三年在东京的饭店被韩国中央情报局绑架，发生“金大中事件”。之后虽然被限制参与政治活动，但依然以在野领导者的身分进行民主化运动。一九七六年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被视为首谋者入狱。朴正熙死后，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掌权的新军部不惜以流血行动镇压民主化运动，导致“光州事件”发生；金大中被当成首脑，于军法会议上以内乱阴谋之嫌疑遭判死刑，后因国际上的压力，于一九八二年停止执行，并流亡美国。一九八五年回到韩国，在政治活动解禁后，当上民主化推进协议会的共同议长，一九八七年参选总统选举，却因在野党分裂而落选。在一九九二年的总统选举又败给金泳三，曾一度宣言要退出政界，却在一九九七年的总统选举终于当选。一九九八年就任总统后，透过《日韩共同宣言》阶段性解禁日本福斯文化，另一方面推出对北朝鲜的“太阳政策”，二〇〇〇年实现了历史上首次的南北高峰会，也因此广受赞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逝世。

金正濂

（1924～）

出生于首尔的银行家家庭。自大分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战前的朝鲜银行任职。后被征兵从军，在广岛遇上美军投下原子弹，之后复职。历任调查部次长等职后，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克拉布克大学研究所，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任职韩国银行纽约分行长期间，受到军事政权的提拔，开始负责策划经济政策，历任财务部长官、商工部长官，后于一九六六年被任命为朴正熙总统的秘书室长。之后，不只负责秘书室，也管理包括经济企划院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成为朴总统的“经济大管家”。到一九七八年引退为止，金正濂一直在辅佐维新体制的经济政策。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曾任驻日大使。

吴源哲

（1928～）

出生于黄海道丰川的地主家庭。就读于首尔大学工科大学化学工学科时朝鲜战争爆发，吴便志愿成为空军技术军官候补生。一九五一年当上少尉，同年大学毕业。担任空军少校时转职，任职于国产汽车公司厂长时，接受军事政权的邀约为其效力。被指派为国家重建最高会议企划调查委员会调查课长，不久又转为商工部化学课长，负责制定石油化学工业政策等，以商工省技术菁英之身累积了众多功绩。一九七一年获提拔成为朴正熙总统经济第二秘书室的首席秘书官，成为主导培育国防产业及建设重化工业的要角。策划了“工业结构改编论”，并以此为基础正式推动重工业化政策。同时兼任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企划团团长，直到朴正熙遭暗杀为止都忠实地进行政策辅佐。之后虽自公职引退，却在全斗焕政权时与其他政治家一同被逮捕，之后不得不隐居度日。

赵重勋

（1920～2002）

企业家。出生于首尔的地主家庭，却因父亲事业失败而自高等普通学校中辍，进入镇海高等海员养成所就读。之后前往日本任职于神户的造船厂，担任货物船的机师来往于中国、东南亚各地。一九四二年回到韩国，解放后设立韩进商事从事运输业。之后事业不断扩大，却遇上朝鲜战争，卡车皆被征收。不过，他受托负责驻韩美军的军需物资运输业务，因此与美军培养出良好关系，事业也走上轨道。之后越南战争爆发，与美军签署了运输契约，事业急速成长。朴正熙政权对于赵氏经营运输业的能力也相当欣赏，遂邀请他接手经营不振的国营航空公司大韩航空。之后大韩航空民营化，成为韩进集团的核心企业。同时进军海运业，将韩进发展成横跨陆、海、空的国际性综合物流集团。

金泳三

（1927～2015）

政治家。韩国第十四任总统。出生于庆尚南道巨济岛。一九五四年代表自由党参选国会议员，年仅二十六岁便首次当选。因反对所谓“四舍五入修宪”而退党，参与了民主党创党。在第三共和国时，担任最大在野党新民党之院内总务，提倡“四十岁旗手论”，为政坛掀起崭新风气，与金大中、李哲承一同争取一九七〇年总统候选名额。在维新体制下以在野党总裁的身分与朴正熙政权对立，一九七九年受“YH事件”牵连遭除名国会议员，结果引爆了维新体制的致命伤——釜马抗争。在全斗焕政权下被软禁于自宅，为要求民主化而展开绝食抗争，批判政权，与金大中一同受推举成为民主化推进协议会共同代表。一九八七年的总统选举，欲与金大中整合候选人名额却失败，自组统一民主党参选，以第二高票落选。不过，一九九〇年与民正、共和三党整合，成为庞大执政党民自党的最高委员，一九九二年代表执政党参选总统大选，打败金大中等人当选。这是韩国第一次出现文官政府出身、而非军人出身的总统。就职后实施金融实名制，切断了军队的政治干涉，并恢复了“光州事件”牺牲者之名誉，且依司法处置卢泰愚、全斗焕等前任总统，果敢实行改革。不过在政权晚期，向IMF（国际货币基金会）要求紧急支持，依然无法阻止经济崩盘，最后将政权让给了在野党。

全斗焕

（1931～）

军人、政治家。韩国第十一、十二任总统。出生于庆尚南道陜川。一九五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五一六政变”后，主导陆士的“革命支持游行”，获得朴正熙的信任。一九六三年于军队内创设了私人组织一心会，在朴正熙的支持与庇护下茁壮，同时以一心会为基础，走上政治军人之路。一九七〇年担任团长参加越南战争，一九七九年当上国军保安司令官，在朴正熙遭暗杀后，担任联合搜查本部长，掌握了搜查权。过程中，判定郑升和陆军参谋总长参与内乱而将其逮捕，引发政变（双十二事变），进而掌握了军权，并不惜流血镇压光州市民的民主化运动（光州事件），成为政治上的实力派。一九八〇年在《维新宪法》下当选总统，修宪后总统不得连任、任期七年。不过，社会对于军事独裁的反抗源源不绝，一九八七年六月抗争爆发，全斗焕还是不得不接受总统直选。同年底的总统选举，因在野党分裂，由全斗焕的后任者卢泰愚当选，继续延长了军人政治。不过，下台后，被追究“五共非理”问题[2]，并在听证会站上证言台，因政治腐败而遭究责，之后隐居于江原道的百潭寺。金泳三上台后，前任总统卢泰愚因收贿与违法政治献金嫌疑遭到逮捕，“光州事件”也重启调查，制定了《五一八特别法》，全斗焕也因收贿及叛乱、内乱等嫌疑被送上法庭。第一审遭判死刑，上诉后减刑为无期徒刑，一九九七年总统选举后获特赦，得到释放。

1. 公职追放：是二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GHQ）为了防杜军国主义在起而推动的措施之一。在这项命令下，曾经与战前旧政府有关的人士，乃至有为战争宣传之嫌的人，都被禁止出任公职。之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勃兴，这项禁令也在一九五二年彻底解除。

2. 五共（第五共和）非理：指的是第五共和（全斗焕）政权期间，所有漤用政治权力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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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19
大日本．满洲帝国的遗产强人政治与统制经济如何影响近代日韩大日本．満州帝国の遗产

作者：姜尚中、玄武岩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李雨青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洪源鸿

特约编辑：郑天恩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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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18

DAINIHON MANSHUU TEIKOKU NO ISAN》

©Kang Sang Jung, Hyun Mooam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1. 前言

2. 第一章：帝国的鬼胎

1. 跨越海洋的满洲人脉

2. 年轻时的“妖怪”与独裁者

3. 第二章：在帝国的夹缝中

1. 走向满鲜一体之路
2. “亡国之民”的满洲
3. 前进满洲、前进满洲
4. 从满洲孕育出的鬼胎

4. 第三章：满洲帝国与帝国的鬼胎

1. 扭转国运的基本政策
2. 王道乐土的梦想与现实
3. 统制经济的实验场

5. 第四章：帝国的鬼胎

1. 苏醒的“鬼胎”们
2. “未完的计划”
3. 追求“满洲模式”
4. 连任后的危机与迈向独裁之路
5. 重化工业与农村振兴的起源
6. 鬼胎们的日韩黏合

6. 结语
7. 学术文库版后记
8. 参考文献
9. 主要人物略传
10. 年表
11. 版权页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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