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經驗
Author: [日] 井野瀨久美惠
Date: 2018-07-31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從新教帝國到世界帝國，從喪失美洲到縱橫七海， 「大英帝國」其實是跨越兩種不同面相，經過解體再重組的「兩個帝國」？ 移民、奴隸解放、百貨公司、商品與人的流動…… 從社會生活史的「柔性帝國」角度，描繪不為人知的「帝國側臉」， 如此便會勾勒出一幅饒富趣味的景象。 當我們提到「大英帝國」時，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優雅的下午茶、強大的海軍、大英博物館的精美收藏、還是小說家福斯特和毛姆筆下的異國風情？ 然而，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卻是從「領土喪失」開始建構起的？ 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在傳統的大英帝國史中，往往只被視為一段不重要的插曲。然而，本書作者大膽地提出一個論點：美洲的喪失，才是大英帝國由「新教帝國」，重組為「世界帝國」的一大關鍵！ ■「美洲喪失」帶來的衝擊──帝國認同的瓦解與重組 英國在十八世紀初，已經具備了「帝國」的形式；然而，這個帝國不過是個橫跨大西洋兩岸的國度，聯繫母國與殖民地的，是共通的新教信仰。透過新教，凝聚了「我們都是英國人」的認同。但，美國獨立卻打破了這種脆弱的紐帶。 同為新教徒的美國人與天主教的法國聯手，打敗了英軍，對英國人造成很大的衝擊。以往的新教認同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思索「我們是誰？」「到底什麼是英國人？」史學家愛德華‧吉朋，正是在這個時候寫下了《羅馬帝國衰亡史》，探索強盛的「帝國」為何會逐漸瓦解的原因。 經由這個「喪失與重組」的過程，英國由英格蘭王國邁向真正的「聯合
Publisher: 八旗文化

地图

首图

序言

《雷利的少年时代》（Boyhood of Raleigh）
约翰．艾佛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所绘。画中男子的指尖方向说明了他正在对男孩们讲述的内容，应该是关于大海的另一侧、遥远的新大陆；而两名男孩专注聆听着男子描述所见所闻的神情，鲜明地传达出他们强烈的好奇心。

◎一幅画

一八七〇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画家约翰．艾佛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发表了一幅画作，以英格兰西部多塞特郡的海湾为背景，描绘了三位人物。

画中，男子遥指大海，正对两个男孩述说着什么。虽然看不见男子的脸孔，但是从他帽子底下露出的深色头发、晒成古铜色的肌肤、未经修整的胡须、强壮的手臂和裸足，以及那一身算不上称头的衣物，可以轻易地推测出男子应该是一名水手或是渔夫。他的指尖说明了他正在对男孩们讲述的内容，应该是关于大海的另一侧、遥远的新大陆——也就是被称为西班牙大陆（The Spanish Main）[1]的西班牙领地上的事物吧。两名男孩专注聆听着男子描述所见所闻的神情，鲜明地传达出他们强烈的好奇心。

两名男孩的年纪，大约七、八岁。从他们身上穿着的华丽服饰，可以看出两人出身富裕人家，很可能是地方上的名望人士或是地主乡绅的孩子。而从装饰在他们颈部的襞襟，也可以得知画中描绘的时代背景是十六、十七世纪左右。

画家目光所投注的焦点，并非是位于画作中央的黑衣男孩，而是左侧一名身穿深苔藓绿中掺杂着金丝线的天鹅绒衣物、双手抱膝、目不转睛地盯着男子的男孩。从这名男孩的表情被描绘得更明亮、更鲜明，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男孩的眼神，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男孩之后的事迹，迄今仍然广为英国人所熟知。

长大之后的男孩，透过家族中的亲戚关系，进入了当时的君主——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位期间为一五五八年至一六〇三年）的宫廷；他与众多的对手竞逐女王的宠爱，并于一五八〇年代在英格兰崭露头角。当时在远东的岛国——日本，正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等人争逐着天下的时期。另一边，这座孤悬在西北欧一隅的小岛国，虽然与欧陆相比为时较晚，但也在此时迎接了灿烂的文艺复兴；而奉国王为最高领袖的英国国教会（新教），也依然与国内的天主教势力持续处于对立状态。在德文郡这个位于英格兰西部的“乡下地方”长大的男孩，年过三十之后，不但擅长社交舞与诗歌，并且逐步地迈向军人以及朝臣的道路。

那个时代，在世界史上被称之为大航海时代，是欧洲逐渐向外扩张的时代。这个西方的岛国，也为了替陷入停滞状态的经济寻找出路，而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大海彼方；为了找寻通往新大陆的航路，持续不断地在失败中展开新的尝试。在当时所考虑的路线中，有从北海前往俄罗斯的东北航路、经由大西洋通过北极海的西北航路，和数条通往富裕东方的路线等；不过与男孩同乡的地理学者理查．哈鲁特（Richard Hakluyt），献给了他一本《西方殖民论》（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1548），书中论述了北美殖民的可能性。他立刻向女王提出建言，并且自行出资实践殖民地开拓计划，于两年后，将故乡德文郡的人们迁移至大西洋的彼方。为了对“嫁给国家”的独身女王表达敬意，他将这块被期待成为英格兰人新社会的殖民地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

一五八八年，这个殖民计划因为遭遇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来袭而中挫。在那之后，他为寻求打倒当时的世界帝国西班牙的可能性，追寻着黄金乡（El Dorado）的传说，深入了西班牙位于南美洲北部的领地圭亚那内陆，结果未能发现黄金。一六〇三年，他被来自苏格兰的新任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同时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关入伦敦塔的监狱。一六一六年，他再度对圭亚那的黄金乡之梦投下了赌注，还是以失败告终。在他返国时因大逆不道之罪而遭到逮捕，不久便魂断伦敦塔。

画家米莱将这幅画作的标题命名为《雷利的少年时代》（The Boyhood of Raleigh），而这一位在英国近代史上深深地刻镂下自己的名字的人，便是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五五二年—一六一八年）。在那幅画中，男孩专注的目光所投射的远方，是北美的弗吉尼亚吗？还是传说中的黄金之乡圭亚那呢？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想像力

一八四八年，米莱与一群以美术改革运动为目标的年轻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他在一八五二年于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所展出的画作《欧菲莉亚》（Ophelia）在日本也颇为人知，他的作品大大地刺激了夏目漱石、尾崎红叶等明治时代文人的想像力。美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对前拉斐尔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米莱却与罗斯金的妻子陷入爱河并且结婚，因而与罗斯金断绝了往来，同时与其他伙伴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接着，他在跨入艺术殿堂、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准会员之际，正式与前拉斐尔派诀别；此后他的画风转变，成为擅长以文艺复兴时代或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为创作主题的历史画家之一，而《雷利的少年时代》则可谓是其中的代表作。

触发米莱想像、创造出这幅画作的灵感来源，是当时牛津大学的教授J．A．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在《西敏公报》（The Westminster Gazette）上所发表的一篇历史随笔——〈英格兰所遗忘的先贤们〉（England's Forgotten Worthies, 1852）。这篇随笔，是针对当时重版的伊莉莎白一世时代三册航海记所写的书评，歌颂了这个岛国在十六世纪后半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持续不断的种种挫折与再接再厉的奋斗。弗劳德于文中除了提及以海盗闻名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的南海航行（一五九三年），以及多起于同时期进行的发现西北航路的探险行动之外，他还提到了另一部著作，那就是沃尔特．雷利爵士的《发现地大物博的美丽帝国——圭亚那》（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1596）。这本书是经过罗伯特．尚伯克爵士（Sir Robert Hermann Schomburgk）重新编辑的作品，书中夹杂着他个人于一八四〇年代在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援助之下，深入圭亚那内陆探险的亲身体验。因此，假若米莱的创作是受到了这篇随笔的刺激，那么画中少年雷利的眼神所投射的方向，便是圭亚那。雷利那趟与突破西班牙帝国后方的战略紧紧相系的黄金乡之旅，和最终以“失落的殖民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北美殖民地建设，两者都蕴含着开拓岛国未来的宏伟梦想。在随笔中，弗劳德还引用了雷利的一段话：“控制了海洋的人，就控制了贸易；控制了世界贸易的人，便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因而最终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控制了海洋的人，便控制了世界。也许正是这句话，激发了画家米莱的想像力，并将之注入少年雷利的目光中。这幅画展示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街上的美术馆，博得了相当高的人气。一八七〇年，大英帝国的版图仍在扩张中，而人们在少年雷利专注的眼神里，看见了“大英帝国的开始”。

◎大英帝国史的轮廓

从十六世纪后半在美洲殖民地踏出第一步的雷利时代，到十九世纪后半米莱描绘《雷利的少年时代》之际，两者在时间上存在着三百多年的遥远距离。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不论是位于帝国中心的英国这个国家的样貌，或是这个岛国在西欧、甚至在全世界所被赋予的地理重要性，以及人们对生活的感觉、价值观和对海外扩张的想法，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为了呼应这些变化，大英帝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与时俱变的灵活弹性，让大英帝国的命脉得以绵延不绝。

以往，对于大英帝国的历史思考和叙述，是以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事件作为分水岭——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则是丧失了美洲殖民地——截然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然而，所谓的“两个帝国”在时代上也有所重叠，因此不可能单纯地一分为二。不过，之所以依然拘泥于“两个帝国”的概念，是因为直至一七八三年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为止的（即是所谓的）第一次帝国，和于十九世纪初期、最迟也在一八三〇年代，历经重组、逐渐显露形貌的第二次帝国[2]，两者不论是地理或民族特质、统治手法和施行的各种制度、以及看待殖民地社会及其人们的目光等，都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帝国这个空间的样貌，可说是已经完全改变了。简单地描绘大英帝国的空间轮廓，应该会呈现出如下的样貌：

第一次帝国，若从《雷利的少年时代》中水手遥指的大西洋彼方着眼的话，指的是十八世纪初期的景象。此时，北美的十三处殖民地和位在加勒比海上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一部分所组成的联合王国，共同形成了“大英帝国”。在大西洋之上，透过链接欧洲、非洲、南北美洲等三个大陆的贸易网络，构筑起了环大西洋经济圈，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帝国此时便是大西洋的主人。在规定只有拥有英格兰船籍的船只方可进行交易的《航海法》（The Navigation Acts）和皇家海军守护之下的第一次帝国，同时也是新教的帝国。

此外，在画中水手所指的相反方向，亦存在着与中国、印度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同时期向东发展的欧洲各国竞争激烈，为了脱颖而出，第一次帝国将自身和东方国家的贸易权，托付给一六〇〇年依据伊莉莎白一世核发的特许状设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进行独家垅断经营。然而，因为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贸易内容，是以输入香料、丝绸、茶叶和陶器等高级奢侈品为中心，但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可以拿来交换的产品，因此进出口交易严重失衡。就这个层面而言，大英帝国第一次帝国的重心，可以说是几乎完全落在大西洋世界。

与此相对地，于十九世纪初期展现出轮廓的第二次帝国，不仅仅是领土大幅扩张，在帝国内部东方和西方所涵盖的范畴，以及两者间的平衡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帝国在西方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且因蔗糖贸易的衰退，西印度群岛在帝国内部所扮演的重要性也大幅降低。第二次帝国的重心，被放置在东方，也就是印度。在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一七五七年）到印度大叛乱（Indian Rebellion，又称印度兵变［Sepoy Mutiny］，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的百年之间，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垅断贸易废止（一八一三年）之后，英国政府正式介入印度统治，终于在一八七七年透过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印度女皇宣言”（ Proclamation of Queen Victoria as Empress of India），强调大英帝国为位居世界之冠的大帝国。帝国紧接着更进一步，将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纳入版图当中，并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迎来全盛期。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大英帝国”，便是这个时期的帝国。

废止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垅断贸易，说明了重新编组后的第二次帝国经济，是奠基在自由贸易之上。在一八四九年废止《航海法》，并于十九世纪后半达到全盛、大幅扩张领土的大英帝国是“自由贸易的帝国”。此外，在帝国重组的过程中，英国、或者说联合王国在欧洲的立场和在世界所占据的位置，也渐渐地出现了巨大变化。

◎丧失美洲

关于第一次帝国和第二次帝国之间的差异最发人兴味的地方，或许是在英国人对于“自己是谁”的认同变得截然不同这点上。

第二次帝国，因为领土和地理的扩张，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第一次帝国一样，继续称之为“新教的帝国”。于是取而代之的，便是前文提及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以及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中的奴隶与原住民的“慈善的博爱主义帝国”。在大英帝国内部，于一八〇七年废止奴隶贸易、一八三三年废止奴隶制度，这两项重要法案的通过被视为是划时代之举；不过事实上，英国在不久之前还是奴隶贸易的主角，若将两者摆在一起思考的话，大英帝国的这个“变身”，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大英帝国的版图（一九一四年）

一般认为，要解开大英帝国彻底改变的内幕，关键就在于美国独立、亦即在丧失美洲殖民地过程中所造成的冲击。本书首先便想从这个观点切入，重新审视丧失美洲这个“大英帝国的经验”。在被称为“美国独立革命”的这一连串过程，也就是从结束七年战争后签订的一七六三年《巴黎条约》，到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一七八三年《巴黎条约》——横隔在两个《巴黎条约》之间的二十年间，英国到底丧失了什么？而为了夺回丧失之物，英国又做了什么？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所浮现出来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称之为“英国”的联合王国，也是在大英帝国重组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那么，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本书将从解开这谜团而拉开序幕。顺道一提，在本书中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七〇七年合并成立联合王国之前的叙述，主要使用英格兰这个名称，而非英国一词。

此外，有一点想要事先补充说明，那就是大英帝国这个概念，除了殖民地的实际情况和统治现状之外，也存在着认知、想像和意象的问题。仔细想想，要将领土广袤遍及七大海、五大陆的帝国整体样貌收束在一个范畴之中，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社会中到处存在着令人意识、记忆、想像起帝国这个空间的事物，例如将英国的领土涂上红色的地图、《雷利的少年时代》之类的画作，或者是香烟、咖啡、茶和蔗糖等大幅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惯的非欧洲产品的包装。那些包装上面描绘着色彩鲜明的插画，总是会诱发人们对于商品产地的想像。此外，在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剧院或演艺剧场、和博览会之中，也有“帝国”的存在。而这一切全部都是属于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帝国经验”。

1. 此指南美洲北部加勒比海沿岸一带，尤其指巴拿马海峡至奥利诺科河（Orinoco river）间的区域。

2. 编按：此处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帝国，乃是原作者用以区分“两个帝国”的专用名词，故此予以保留。

第一章丧失美洲

波士顿茶党事件

丧失美洲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大西洋彼方的美洲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一七七六年）半年前左右，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出版了第一卷，销售盛况远远超乎作者预期。初版第一刷在数日内便销售一空，旋即增印的第二刷也立刻售罄。五年后，《罗马帝国衰亡史》继续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最后的第六卷上市，是在第一卷发行过后十二年的一七八八年五月。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是在一七八三年，故此吉朋执笔撰写这部与《美国独立宣言》同时问世的钜着所耗费的时光，可谓完整涵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换言之即是与大英第一次帝国瓦解的过程同时并进。

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吉朋

爱德华．吉朋的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述了自西元一八〇年哲学家皇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去世，到一四五三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灭亡为止，北起西伯利亚平原、南至尼罗河、东与中国边境相接、西至赫丘力士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矗立于直布罗陀海峡两侧）的庞大帝国罗马的衰退历程。这部被歌颂为“十八世纪英国史着最高杰作”的钜着，可说极其畅销。作者吉朋对于这部著作“不只是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甚至还被放置在几乎所有梳妆台上”的情况，也难掩讶异之情。然而这部著作受欢迎的盛况，并未在这个时代就画下休止符。十九世纪中叶重新编排的简要版《给学子们的吉朋》（The student's Gibbon），在牛津大学等英美大学长达五十年以上不断地再版重印。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确实也曾出现《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过时的见解；尽管如此，这部著作却依然相当受到英国的政治家、财经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喜爱。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回想起自己在印度任职的年轻岁月时就曾提到过，当时希望多增加一点学识涵养，而抱着这部著作饥渴地阅读。

说《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吉朋在大英第一次帝国解体过程中所撰写的著作，或许有些过于夸大；不过，从他过世后，与他的遗稿集同时出版的《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可以得知这部著作诞生的本身，确实是与英国丧失美洲的历程紧紧相扣的。

在吉朋的《自传》中明确记载着，他构想到“罗马帝国衰退”这个写作主题，是在七年战争（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结束的隔年，也就是一七六四年的十月十五日，当时他正旅居意大利。这一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所谓的《糖税法》（Sugar Act；即是对透过英国母国输入美洲殖民地的外国商品增加关税的美洲税收法令）。之后，直至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为止，英国断断续续颁布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课税法案。吉朋开始动笔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在约莫十年后的一七七三年二月，而在提到美国独立革命之际，便不能不提及的波士顿茶党事件，则是发生在大约十个月后。在那之后，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关系急速恶化，而吉朋则在这段期间持续地进行写作，并且与《美国独立宣言》同步推出了著作的第一卷。

1782年，签署和平条约的代表
左起为约翰．杰伊（John Jay）、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坦普尔．富兰克林（William Temple Franklin）。由于英方代表拒绝入画，故而画作终未能完成。绘者：班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83年，美国特拉华州博物馆所藏。

吉朋名符其实是在“美国独立革命”的过程中，描写着罗马帝国衰退的历史。在这层意涵上，这部著作与同时进行中的“大英第一次帝国衰亡史”有着完美的连动。实际上，也有许多试图将这两个帝国的衰退重叠在一起的逸闻。如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三子、以哥德式小说《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而广为人知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他在一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撰写的信件中，就曾经介绍过班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一句名言，那句话是：“请提供吉朋撰写大英帝国衰亡史的材料吧！”

◎国会议员吉朋

事实上，在“大英第一次帝国衰亡史”持续发展的这个时期，特别是独立战争期间，吉朋本人正在距离帝国掌舵者极近的地方，观看整起事件的发展。一七七四年九月，吉朋在国会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而一七七五年四月于北美莱辛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爆发的独立战争，因为英军于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约克镇（Yorktown）败北而宣告结束；在这段期间，吉朋因身为首相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吉朋口中的“精通论战的高手”）所率领的执政党——托利党（Tories）的一员，而获得了“倾听以雄辩和理性所展开的攻击与防卫，并亲眼目睹当代权威人士的人格、见解和热情”的经验。吉朋在自传中写到：

在瑟洛威风凛凛的睿智判断、或是韦德伯恩巧妙雄辩的拥护之下，首相有时也会短暂地打起瞌睡。议场的反对党席位，则传来如巴瑞激昂的辩论、邓宁缜密的法律论述、柏克夸大的哲学式理想主义、福克斯激烈的争辩等，强力并热烈地支持着反对意见。（中略）双方争论的主题，是大不列颠和美洲，应该要合并还是分离。在议会担任议员的八次会期，是我成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养分，也是思索、分辨、判断政治能力的场域。

文中所提到的大法官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对于殖民地人民采取武力抗争的波士顿茶党事件怒火中烧，而主张对美洲采取更强硬姿态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称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为“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支持他们的主张并且代为申辩，因而被殖民地人民视为英雄的英国军人艾萨克．巴瑞（Isaac Barré）、大力疾呼“此刻正应当削减持续扩张的国王权力”的约翰．邓宁（John Dunning）、否定执政党所有美洲课税法案的辉格党（Whig）政治家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和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每一位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英国议会中频繁发言的著名人士。吉朋便是一边听着他们的议论，一边持续撰写着《罗马帝国衰亡史》。

结束第一任国会任期的吉朋，在一七八一年三月相继发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两卷和第一卷一样，也相当地畅销。之后，吉朋接受了首相诺斯的推荐，于一七八一年的议会补选中再次成为国会议员。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在同年十月的约克镇战役中，康沃利斯将军（Charles Cornwallis）率领的英军投降于华盛顿率领的美法联军，确定了英国的败北，首相诺斯因此引咎辞职，而吉朋的议员生涯也随之画下句点。据说在议会当中一次都没有发言过的吉朋，在英国丧失美洲之际，也只是默默投下了支持诺斯的一票。

之后，移居到瑞士洛桑的吉朋，之所以会推翻《罗马帝国衰亡史》最初只打算写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构想，决定叙述到一四五三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和他此时挥别政界有很大关系。在他写于一七八二年三月一日、新增添的序文中也记载着，他之所以会着手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四卷，是为了补足关于罗马法的知识，以及“受到丧失官职的刺激”。

◎吉朋的七年战争经验

吉朋为何不是在其他时期，而是在美洲寻求独立与大英第一次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持续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有一点变得很重要，就是那趟让吉朋获得写作构想的罗马之旅发生的时点。

吉朋的这趟意大利旅行，是他在一七六三年初便展开的环游欧洲大陆之旅（即是为了完成绅士教育而进行的“壮游”［Great Tour］）的部分行程，而他之所以能够踏上这趟旅程，是因为七年战争的结束。在此之前的七年战争期间，吉朋和他父亲共同响应为了防卫英国本土，而于一七六〇年五月发布的国民军号召令，成为汉普郡（Hampshire）南方营的上尉（他的父亲则是少校）；直到国民军解散返乡为止约莫两年半的期间，他都随同部队在英格兰的南部到处移动，花了许多时间参与战斗训练。根据吉朋在《自传》中的说法，在他们父子志愿加入国民军的前一年，因为法国舰队带来的威胁感逐渐高升，所以英国上层阶级与绅士们的爱国心也随之高涨。整个十八世纪，欧洲断断续续争战不休，而英国派出参战的人员主要是经过选拔的佣兵部队；不过，根据吉朋的说法，在七年战争期间，议会内外皆可看见人们高扬的爱国情操，高声呐喊着不应该仰赖佣兵，而是应该要“仿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惯例，由每一位市民担任士兵”，组成国民军。

重要的是，英国在七年战争期间高涨起来的爱国意识，将罗马共和国市民不委托佣兵、而是自行担负起保卫帝国所需武装与财力的责任感，当成是自己所应遵循的美德。“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原则，且美德须仰赖共和国市民的追求”，这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主张，而吉朋也是启蒙时代的人。对吉朋而言，志愿加入国民军的两年半，或许正可说是他追随体验“罗马市民军”的时光。而他萌生撰写历史著作的想法，也是在他接受国民军训练的这段期间。

吉朋因为自身的经验，开始关注起历史上的军事远征，而最初他所著眼的对象是沃尔特．雷利爵士。虽然当时已经有很多关于雷利的传记，不过他认为当中或许还存有尚未被正确处理的资料。然而，在重读资料不久之后，吉朋便领悟到他不可能再获得任何关于雷利的新见解，并感到相当愕然。此时降临在他身上的机会，便是因为加入国民军而延迟的壮游。然后，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命运般的事件降临……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当时正坐在方济会教堂角落静静沉思的吉朋，忽然听见了从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比特神殿废墟传来的晚祷声。宛如受到晚祷声的催促般，吉朋最先想到的是要撰写关于古罗马城的故事，经他反复思索后，决定将焦点锁定在罗马帝国的衰退上。

就在吉朋灵光乍现时，英国随着七年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在北美大陆的霸权。然而，丧失美洲的倒数计时也同步展开。

◎胜利的代价

大英第一次帝国的一大特征，是一面纠葛于欧洲霸权的争夺，一面展开帝国的建设。换言之，第一次帝国即是英国掌握欧洲霸权进程下的产物。特别是从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刚结束的一六八九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缔结《维也纳条约》的一八一五年之间——也就是整个十八世纪的英国，与法国处于俗称“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断断续续的对战状态，而这份紧张关系也密切影响到两国的海外发展。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戏剧化地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不列颠人（英国人）》（Britons: Forging a Nation, 1707-1837，日文版译名为‘イギリス国民の诞生’［英国国民的诞生］）一书中，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分析指出，正是因为这一场巨大的胜利，为英国带来了新的不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七年战争，亦即发生在美洲的“法国—印第安战争／英法北美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派遣了多达两万人的大军，与美洲殖民地的民兵合作，击破了法国和印地安人共同组成的联军。因为战争的胜利，英国不但获得了法国在美洲中部所持有的殖民地（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刘易斯安那地区），同时法国也将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割让给英国，确立了英国在北美大陆的优势地位。此外，英国更进一步地将法国人逐出印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等许多地方，并且获得西班牙所割让的哈瓦那（Havana），英国的海外领土在一夕之间大幅扩张。英国在那一刻，应该也会忍不住想称赞自己“干得真好”吧！

不过，战争结束后，返乡士兵的人数攀升到二十万人，胜利的反作用力也随之涌现。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英国发行了庞大的国债，但这些国家借款究竟该如何偿还才好？

说到底，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既是皇家海军的胜利，同时也是确保包含庞大的海陆军运作费用在内、高额战争经费的财政能力的胜利。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筹措到如此庞大的战争经费，是仰赖于将十八世纪的英国转变成“财政军事国家”的财政革命。

〈沃尔夫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Wolfe）
攻陷魁北克之际，担任英军指挥官的詹姆斯．沃尔夫（James Peter Wolfe）于战斗中负伤，在听闻获胜的战报后气绝身亡。〈沃尔夫将军之死〉与〈纳尔逊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Horatio Nelson）两幅画作，在后来成为“英雄之死”的构图原型。绘者：班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70年，加拿大国立美术馆所藏。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筹措战争经费的手段，那就是对国民课税。透过当时的讽刺画，我们相当熟悉英国人为了高于法国两倍的课税而痛苦的模样，而那些画也同时说明了英国卓越的征税能力。不过，光是这样也不可能筹措到延续超过一个世纪以上的战争经费。

因此，受到注目的便是发行长期国家债券的转贷制度。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成为英格兰国王的荷兰贵族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je-Nassau），也就是威廉三世（Willem III）的统治之下，向荷兰学习了财政制度，接二连三施行了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如设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和成立证券交易所等机构。英国政府所发行的国债，在议会保证将会偿还本金与利息的前提之下，提升了国际信用度，因此能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荷兰成功动员到大量的资金。因为有这些资金作为战争经费以及充实皇家海军和陆军之用，让英国得以在对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且迅速攀上了欧洲霸主的地位。

不过，到了七年战争尾声，英国的负债已经超过一亿三千万英镑，大约是十八世纪初的十倍，也是当时国家岁入的近两倍，因此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财政负担。虽然英国政府抱持着可能会导致国债信用下跌的心理准备调降了利息的利率，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确保国债的利率，在这一百多年间，英国国民负担的税赋膨胀了将近二十倍。转变成为财政军事国家的英国，成了欧洲有史以来课税最重的国家。

最初，征税的重心主要是针对土地，不过在七年战争之后，重心则转移到加诸在商品和服务上的间接税，而课税的种类也逐渐地增加（英国引进所得税法是在十八世纪末）。蔗糖、茶叶、盐、煤、蜡烛、砖块、木材、肥皂、啤酒、葡萄酒、香烟，或是从报纸之类的日常用品到窗户、甚至于仆人，都成了课税的对象。在英国国内当然也充满了对于政府的不满。

戮力改革的小威廉．皮特
在詹姆斯．吉尔雷的讽刺漫画“偿还国债的新方法”里面，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皇后用国库的钱偿还王室债务，而小皮特还递上一个钱袋。

◎政治语言化的“腐败”

然而英国国内对于政府的不满，并不只是针对沉重的税赋而已。军事财政改革，带来了公职人员、金融业者和御用商人之间的勾结；一七六三年，在缔结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后，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宠臣比特伯爵（3rd Earl of Bute）所领导的政权瓦解，那些人称“国王之友”的比特亲信腐败的作为，陆陆续续暴露在阳光下。在这样的情势下，“腐败（Corruption）”一词成为政治语言，且大为流行。虽然期待政治、行政、财政改革的声浪逐渐高涨，不过，“改革”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顺利推进。一七六四年，英国议会为了消解庞大的借款，颁布了《糖税法》，希望美洲殖民地也能负担起部分的款项，而吉朋也是在这一年萌生了以罗马帝国衰退为主题的写作构想。美德的拥有必须仰仗于共和国的市民，不过共和国本身却极容易腐败。对于罗马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的命运，吉朋以“美德”和政治语言“腐败”，展开了叙述。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将自身所处的时代，纳入对久远之前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讲述中。

曾经是“英国人”的美国人

◎丧失美洲，是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例外？

诚如前文所述，自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到一八一五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拿破仑战争的处置达成决议为止，英国与法国之间处于断断续续的战斗状态。正如先前提到的《不列颠人（英国人）》一书所言，在这场所谓的“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中，这个岛国诞生了崭新的“英国人（British）”国民意识，并且逐渐地成长。这本书在二十世纪末的认同论战中不断被引用，书中叙述到，以天主教、法国为“他者”而塑造出来的崭新自我意象——新教的“英国人”，成功隐蔽、或至少让人忘记了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威尔斯人的内部差异，从而创造出某种整体感。也就是说，在一七〇七年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而成立的联合王国（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是透过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的经验，淬炼出了“英国人”这样一种认同。

试图透过合并或链接的观点，来理解塑造出“英国人”这种连带认同感的十八世纪，这样的思考方式也展现在对环大西洋世界、亦即成形于大西洋的经济圈的理解上。在大西洋海域，逐渐发展出链接欧洲、非洲、南北美洲等三个大陆的三角贸易，当英国在十八世纪初期成为其中主角时，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一部分所构成的联合王国，再加上北美十三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共同展现出第一次大英帝国的样貌。换言之，大英帝国正是在岛国内外都获得确认的统合（链接）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的集大成。

也正因为如此，试图将十八世纪的英国描述成一个“逐渐统一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发生在一七七六年的事件，也就不免感到困惑。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独立宣言》，亦即美洲殖民地意图脱离大英帝国，在联合王国试图立足欧洲大陆、放眼大海彼岸以寻求未来的这段历史中，只是一桩“例外”事件。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美国独立定位为只是英国史上一段不具重要意义的插曲，或者只是暂时的衰退。

支持这类解释的，是美国独立之后的几个情况。

第一是，英国从美洲殖民地脱离的“暂时性帝国衰退”中恢复，并没有花上太长的时间。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的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纷扰，让欧洲重返安定之后，从英国迁居到美洲的移民活动才正式地大规模展开；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英国的海外移民约莫有七成（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则是将近九成），都是以美国为目标。故此，分析者认为，在这段期间，败北于美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解体的记忆，很快地就为人们所淡忘了。

第二是，失去美洲殖民地的这个事实，并不足以动摇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之际便已清楚确立的欧洲霸权。英国伴随着胜利所确立的海上霸权，即便在美国独立之后，也仍在皇家海军的守护之下继续维持；而且美国独立战争，也没有妨碍英国以工业革命而闻名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大英帝国并没有因为失去美洲殖民地而灭亡。

那么，美洲殖民地的独立，真的只是英国史上的一段例外插曲，对于英国人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上的意义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记载的事实——丧失美洲殖民地后的大英帝国（即是所谓的第二次帝国），形塑出了与第一次帝国全然迥异的空间特质——便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次帝国，是在地理版图扩张所带来的民族与文化多样化，以及帝国统治形式的复杂化等情况下，伴随着英国人在面对此等扩张之际所产生的意识变革而形成。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从奴隶的主人变身为解放奴隶的救世主——如果考虑到大英帝国在历经丧失美洲殖民地后旋即展开的帝国重组，并于一八三〇年代展现出全新轮廓的实际情况，便可推测出美国独立对英国而言，是一起相当重大的事件。然而，英国到底因为这起事件失去了什么？

◎“无代表，不纳税”

在欧洲霸权之争尘埃落定后不久，堆积如山的庞大借款，再加上因七年战争急速扩张的领土所需的防卫和营运支出，让在这场战役中赢得戏剧化胜利的英国，很快便从胜利的喜悦之中清醒过来。而且领土扩张的范围不只是在北美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还包括了印度和非洲；领土扩张后的辽阔与差异，令英国政府感到相当不安。若借用琳达．科利的比喻，那就是英国相当担心，“会不会像《伊索寓言》中为了和公牛一较高下而肚皮破裂的青蛙一样，过度膨胀了呢？”

这份不安和紧张，让英国政府的帝国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英国政府一改以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有益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对施行实质课税不再采取观望的态度，不但想回收已经支出的战争费用，甚至希望美洲殖民地也能够负担一部分当地的经营与防卫费用。以一七六四年的美洲税收法令，即通称的《糖税法》为开端，英国政府几乎年年发布命令要求美洲殖民地纳税。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转换，美洲殖民地的不满与反抗逐渐累积，最终发展成武力冲突，也就是所谓的独立战争。——虽然史书通常如此说明美国迈向独立之路的原因，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

的确，对于英国议会所提出的课税要求，北美十三殖民地产生了激烈抵抗，他们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

例如，在一七六五年三月所颁布的《印花税法》（Stamp Act），要求殖民地所有的法律文件、证书、买卖契约书、报纸、宣传手册和纸牌等，都有义务必须要贴上政府所发行的印花税票，这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糖税法》，而且还令人担忧可能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侵犯，因此从法案还在立法的阶段，美洲各地就陆续发起反对运动。在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中，根据新上任的议员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提案，确认了以下的事项：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应享有英国人受到认可的所有权利，是故英国人的基本权利“无代表，不纳税”，自也适用于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因此，议会只有在有弗吉尼亚殖民地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课税。一七六五年十月，九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纽约，共同决议反对印花税法之际，也确认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美洲殖民地的反抗举动，让英国议会颇感意外，并在隔年年初，重新审议《印花税法》。这时，反对党辉格党的党魁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st Earl of Chatham），发言支持美洲殖民地的主张。他说，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和母国的人民同样都是英国人，因此不应该被自己没有选出代表参与的议会要求课税。老皮特的这番演说为撤消《印花税法》铺了路，结果同年三月，英国政府迫不得已，撤消了《印花税法》。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因为英国方面也明白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政府还是发表了宣言，再次重申英国议会对美洲殖民地拥有课税权。

话虽如此，但是美洲殖民地对于课税的不满，并不等于想要脱离大英帝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所象征的美洲殖民地对英国议会立法权的反抗，虽然激发了殖民地之间的连带感，但还不到诱发殖民地与英国之间产生武力冲突、甚至争取独立的层次。不要忘记，从一七六五年颁布《印花税法》，到一七七五年英美两军实际发生冲突、进入对战状态，中间相距整整十年的时间。若将这段时间纳入考量的话，武装冲突根本就不是美国独立，亦即导致第一次帝国解体的问题核心。

那么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十三殖民地的发展

为了掌握问题的核心，首先必须简单回顾一下美洲殖民地的历史。

沃尔特．雷利爵士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现今隶属于北卡罗莱纳州）殖民计划，以“失落的殖民地”告终之后，英国前往美洲新大陆发展殖民的行动便中断了一段时间，而重新展开殖民的，是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的国王詹姆士一世。美洲殖民地的原型，便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时期奠定基础。

当时所采取的殖民手法，是募集有意参与殖民事业的人士，共同出资成立私人公司，以获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殖民事业的主体大多数都是这类的公司，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在形式上为国王所有的皇家殖民地，和国王赐予贵族和有功人士土地的领主殖民地等形式。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即是以这三种形式为中心，时而带着宗教色彩，又呼应英国国内的政治情势，逐步建构起来。从美洲殖民地行政区域的命名，便可见到十七世纪英国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发展：内战（即是所谓的清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九年）、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一六六〇年）与光荣革命（一六八八年至一六八九年）。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美洲殖民地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英国史。

在大西洋沿岸逐渐形成的十三处殖民地，直至七年战争结束的十八世纪中叶为止，除了疆界纷争之外，彼此之间几乎是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地进行发展。美洲殖民地通常在地理上被划分为南部、北部新英格兰和中部等三个区域。关于直至七年战争结束为止的殖民地发展样貌，请参见图表。

南部殖民地

①弗吉尼亚殖民地（Colony of Virginia）　获得国王詹姆士一世特许的弗吉尼亚公司派出的移民，于一六〇七年建造出了最初的殖民据点——詹姆士镇。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与原住民之女宝嘉康蒂（Pocahontas）之间的恋爱故事相当有名。第一个殖民地议会也是在此地成立（一六一九年），并于一六二四年成为皇家殖民地。

②马里兰省殖民地（Province of Maryland）　是巴尔的摩男爵（George Calvert, 1st Baron Baltimore）为了保护天主教徒而跟国王提出申请的领主殖民地，于一六三四年开始殖民。此殖民地之名是根据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王妃（Henrietta Maria，英文名字为Mary）之名而命名的。

③北卡罗莱纳省殖民地（Province of North Carolina）

④南卡罗莱纳省殖民地（Province of South Carolina）　起源于一六六三年，国王赐予拥护王政复辟有功的八名贵族的土地。名称源自查理一世的拉丁语读音“Carolus”。十八世纪初期，在实际上分裂为南北两地，之后分别成为皇家殖民地。

⑤佐治亚省殖民地（Province of Georgia）　一七三二年，为了救济母国的贫民和负债者而开设的殖民地。命名的由来，源自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之名。

新英格兰殖民地

⑥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　一六二〇年，为了寻求新天地而搭上五月花号（Mayflower）的清教徒们（朝圣者之父［Pilgrim Fathers］），创建了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十年后，马萨诸塞湾公司以波士顿为中心，创建了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并在一六九一年合并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此地以拥有强烈的自治意识而闻名。

⑦罗得岛殖民地（Colony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　因为反对维持英国国教会的马萨诸塞湾省总议会而遭到驱逐的罗杰．威廉士（Roger Williams），于一九三六年设立了普洛威顿斯（Providence，神的摄理）殖民地；并于一九四四年合并了类似的殖民地，创立了罗得岛殖民地。

⑧康涅狄格殖民地（Connecticut Colony）　一六三六年，清教徒汤玛斯．胡克（Thomas Hooker）等人迁入开垦，于一九六二年获得特许状。

⑨新罕布夏省殖民地（Province of New Hampshire）　一群对于马萨诸塞湾的现况感到不满的人们移居至此地，并在十七世纪末，自马萨诸塞湾省分离，成为皇家殖民地。

中部大西洋沿岸殖民地

⑩纽约省殖民地（Province of New York）　自荷兰开始在此地殖民以来，便以具有丰富的民族多样性为特征。第二次英荷战争后，由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更名为纽约。一六七四年，正式成为英国的领地，开始进入殖民。

⑪纽泽西省殖民地（Province of New Jersey）　一六六四年，在这块查理二世（Charles II）渡让给两名朝臣的土地上，移入了许多出身自泽西岛（Jersey）的人们。于一七〇二年成为皇家殖民地。

⑫宾夕法尼亚省殖民地（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是“佩恩（Penn）的森林”的意思。查理二世为了抵偿积欠朝臣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之父的债款，而赐予了佩恩这块土地的领主权；一六八一年，他开设这片殖民地作为贵格会（Quaker）教徒的避难所，保障了居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广泛地接纳其他教派的移民迁入。

⑬特拉华殖民地（Delaware Colony）　经由英荷战争和谈的结果，成为英国的领地。曾经暂时授予威廉．佩恩管理，不过在一七〇四年又脱离了佩恩的管辖。此处命名的由来，是源自第一任驻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总督—特拉华爵士（Thomas West, 3rd Baron De La Warr）之名。

美洲殖民地（一七六三年）出自Christopher Bayly(ed.),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98。

◎“有益的忽视”之帝国政策

经由美洲殖民地形成的方式和发展样貌，可以再确认到一项事实，那就是不管基于特许状的授予、土地的赏赐、或者是随信仰而展开的自治组织，美洲殖民地终归是属于英国国王的领土（在与苏格兰合并之前，则是英格兰国王）。也正因如此，所以当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国王与议会之间环绕着国王的权限与权力之争持续对立，英国国内的政治体制也因内战、王政复辟、光荣革命而发生改变之际，因应着局势的变化，美洲殖民地也处于不稳的状态；或是被取消既有的特许状、或是被授予新的土地（或特许状）、或是回复被剥夺的权利。美洲殖民地开始呈现某种程度的稳定，必须要等到经由光荣革命确立“国王君临而不统治”原则的十七世纪末，至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成立联合王国的十八世纪初期。

不过，在光荣革命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摇摆不安的时期中，殖民者们虽然受制于彼此之间的惯例和纪律的规范，却不曾遭受来自英国国王和母国政府的剥削与压迫。因为是国王的领土，所以国王会任命从母国派遣前来的总督；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各殖民地的自治都受到大幅度的认可，各地拥有独立的议会作为立法机构，实质上的财政营运也都交由当地自行管理。换句话来说，各个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如前文所见的那样发展起来，是因为从移入定居的瞬间，殖民者们便在英国君主的宽容监督之下（虽然或许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被允许独立经营各自的殖民地。

确实，这时期的英国，是一个以发行国债来确保军事费用的财政军事国家，基本上除了在国内进行征税之外，也针对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进行课税，以期回收国家的借款，并且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就制定了许多妨碍殖民地产业发展的通商规则，如颁布禁止殖民地生产的羊毛和羊毛加工品任意输出输入的《羊毛法令》（Wool Act，一六九六年）、将在没有英国议会许可下自行营运的殖民地企业视为违法的《泡沫法令》（Bubble Act，一七二〇年）、禁止于殖民地制造帽子的《帽子法令》（Hat Act，一七三二年）、禁止于殖民地建设炼铁炉的《冶铁法令》（Iron Act，一七五〇年）等都是。只是，这些法令大部分都未被实施，因为英国政府基本上对于殖民地仍然保持一贯不干涉的态度，大幅认可殖民地的自由裁量权。殖民地人民对此称之为“有益的忽视”，大为欢迎。就英国方面而言，之所以如此，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蔓延到北美大陆的对法战争，需要殖民地的协助；而美洲殖民地方面，也持续地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天主教法国殖民地——魁北克的威胁。在《航海法》规范下的殖民地贸易活动，是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下进行的，换言之，殖民地并没有自行负担防卫的必要，这对美洲的经济发展也有正面的作用。

于是就像这样，在这种“有益的忽视”政策下，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在十八世纪的世界，是一群“在非常安稳的统治之下，只须缴纳少许的课税，几乎不受任何压抑的人们”。在七年战争结束后的一七六三年，当时展开在他们前方的未来，看似充满了玫瑰色彩。

◎英国化的殖民地生活

从十七世纪后半到十八世纪前半，这段美洲殖民地因为呼应英国国内政治变化而历经重组的时期，在英国史上被称为商业革命时代。不同于之前以欧洲大陆为贸易中心，在这段时期，大量的非欧洲产品，如咖啡和红茶、香烟和棉花等流入英国，使得英国的贸易急速地非欧洲化。在十七世纪末的贸易统计数字上已经显示出，英国贸易总出口量的百分之五十七（进口量则是百分之三十二）是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为对象；这个比率之后变得愈来愈高，以蔗糖和香烟等产品为中心，一年有超过一百万吨的殖民地产物被运送到伦敦。即便是进入独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七七〇年代，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仍然占了英国贸易出口金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进口金额则约为百分之三十）。研究英国经济史的专家们，称这个现象为英国贸易的“美洲化”。

伴随着商业革命而来的，便是生活型态的急遽变化。因为殖民地产物的大量流入英国，国内的消费型态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出现了巨大改变。最好的例子就是人们养成了饮用红茶的新习惯。

透过大西洋经济圈的传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洲殖民地。英国的货物在《航海法》保护下具有独占性，使得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从英国输入的制品。因此英国生活型态的改变，也越过大海传到了美洲。对英国而言，美洲不只是香烟、棉花和靛蓝等物品的产地，更是英国制品的一大消费市场。换句话说，英国贸易的“美洲化”，和美洲殖民地生活的“英国化”，两者是表里相应的关系。

美洲人所使用的亚麻和棉制衣物、锅具和餐具等生活家庭用品，大多仰赖从英国输入。充斥在美洲殖民地的英国输入商品，不只是日常用品，还有绘画和装饰品。例如画上英格兰乡村风景的装饰盘、日历、诗集和小说等，这些物品都会唤起殖民地人民对于祖国的思念。如果使用玮致活（Wedgwood）等英国制茶杯饮用红茶的习惯，没有渗透到美洲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应该就不会有一七七三年制定《茶叶法》（Tea Act）针对茶叶课税一事，而反对《茶叶法》的波士顿茶党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波士顿茶党事件，也是一个显示美洲殖民地人民“英国化”的好例子。

虽然拿破仑嘲讽英国是一个“小店主之国”（A Nation of Shopkeepers），不过在这个时代的环大西洋特质中，明显有着流通并使用同样物品的趋势。就物质层面而言，美洲殖民地的人民是“英国人”，正因为如此，针对蔗糖和茶叶、以及英国制品所发起的拒买运动，便会成为反抗英国的象征。

然而不只是在物质层面，甚至于在思想、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等，美洲殖民地的人民，都和同时代的英国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最明显的例子，或许就是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所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在独立宣言的内容中，充满了倡议“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国家的主权为人民所有，国家只不过是权力的受托者”的社会契约论、“国家的代表者若是违反了人民的信任与托付，侵害了人民的自然权利，那么人民便拥有抵抗的权利”的革命权等概念，着实可谓是集英国智慧之大成。

◎殖民地人民是“英国人”吗？

这些事实，道出了关于美国独立革命的重要事实，那就是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并不否定母国英国的思考方式、思想和价值观；相反地，他们不但接受英国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而且还相当支持。正因如此，他们才会认为自己也应该要享有“无代表，不纳税”等英国人所主张的各种权利。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有许多的英国人也将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当作大西洋彼方的“英国人”，并认同殖民地人民因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支持美国独立主张的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等人、英国团体“美洲之友”（The Friends of America），高声地呐喊着：“（英格兰东部的）林肯郡的波士顿居民，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居民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异……”

在这类认同拥护殖民地人民的主张背后，存在着对英国财政与军事体系的不满，以及对官商勾结的批判。换句话说，便是自七年战争结束后，到承认美国独立的二十年间，大西洋两侧的英美人民，其实是一起批判着当时的英国政府。不过，课税额度是美洲二十五倍的英国，因为沉重课税所带来的痛苦与反弹，肯定更为强烈。在美国独立革命的时代，英国国内舆论对于政府课征重税的失政与失策，批评的声浪日渐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激进派分子异口同声呐喊着当时的政治语言“腐败”，并积极推动社会和政治上“彻底、根本的”改革运动。这些英国的政治激进派人士，相较于美洲殖民地的冷漠派，或许反而更理解殖民地人民所提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反抗诉求。

然而，在改革“腐败”的手段上，英国人和美洲殖民地人民之间则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英国人始终企图透过议会改革，来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英国的政治激进派，虽然认为由极少数特权阶级垅断选举权是个问题，但完全不会去否定议会的权威。他们确信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在议会的立法权之上。而且，只要守住经由光荣革命所确认的“君临国会”原则，英国也不曾萌生出推翻国王的想法。在英国，反倒是因为议会与国王的关系从本质上产生了改变，让两者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才得以实现君主制的民主化。

与此相对地，美洲殖民地人民所采取的行动，则是同时否定了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暴力革命。这项差异说明了什么？

丧失美洲的教训

◎爱自由的方式

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美洲殖民地的激进派据点——波士顿，山缪．亚当斯（Samuel Adams；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也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兄）等约莫五十名殖民地人民，插上羽毛、在脸上彩绘，变装成北美原住民莫霍克人（Mohawk），袭击了三艘停泊在港中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将三百四十二箱、重量总计多达一万五千吨（总价超过一百万美元以上）的茶叶丢入海中。这就是所谓的波士顿茶党事件。

事件的主谋者，是一七六五年为了反对印花税法而在波士顿集结成立的组织——“自由之子”（The Sons of Liberty）。每当英国议会在“无殖民地代表参与而通过课税法案”之际，如《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又称税收法［Revenue Act］）、《茶叶法》等，他们便会群起抵抗。“自由之子”的成员，除了山缪．亚当斯之外，还有派屈克．亨利、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詹姆斯．奥茨（James Otis Jr.）等当时的政治运动人士。诚如前文已提及的，“自由之子”这个名称，是因为亲自到过美洲的英国军人、国会议员——艾萨克．巴瑞，在重新审议《印花税法》之际，率先称殖民地人民为“自由之子”、支持他们的主张而来。

“自由之子”最早发起的行动，是模仿被指名负责在波士顿征收印花税的富裕商人安德鲁．奥利佛（Andrew Oliver）的形象，制作成人偶，并且将人偶悬吊后斩首的活动。这种盛行在英国各地的民众“喧闹式制裁仪式”（Charivari），在波士顿也依然存在。人们群聚在人偶的周边、高声喧闹的场面，宛如是一幅英国庶民众生群像。民众们在奥利佛所持有的建筑物放火、对他的住所投掷石块，但察觉到情势不稳而移师到波士顿的英国军队，却未能制止民众的骚动。不过，这也许是因为英军并没有打算使用暴力制服“大海的另一边的英国人”。[1]

因为这一场反对印花税行动而引起世间注目的“自由之子”，之后持续以波士顿为核心，渐渐地扩展到全部的十三处殖民地。其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商人和小店主等中产阶级人士。

虽说如此，但是在这个阶段，“自由之子”并未否定对国王的效忠。他们的批判，是针对国王亲信所导致的不公与腐败，批判的内容并未触及制度面上既有的结构框架，也就是英国的国家体制。再则，关于波士顿茶党事件，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之间也出现意见分歧。例如对东印度公司要求赔偿损失一事，班杰明．富兰克林表示即便是以他个人的财产，也愿意赔偿“不包含茶叶税的茶叶货款”（结果他并未赔偿）。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趁着深夜乔装成原住民和黑人的“白人所引发的事件”这一点，进一步地重新检视波士顿茶党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殖民地人民发表了独立宣言，其中虽然高唱“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却将原住民和黑人的人权排除在外。考虑到这一点，若只是将波士顿茶党事件视为“与英国统治的诀别”，就会迷失了事件的本质。

◎“我们都是英国人”？

艾德蒙．柏克在拜访了旅居英国的班杰明．富兰克林三天后，于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以“与美洲和解”为标题，在议会发表了一场演说。他的演说维持着一贯将美洲殖民地人民视为“英国人”的论调。柏克尤其强调，美洲殖民地的人民是爱自由的人们，而且他们所爱的自由是“遵循着英国的思考方式、英国的原理”。柏克还说道：“英国自古以来追求自由的抗争，也经常是环绕着课税的问题。”他主张即便就是这一点，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也是“英格兰式自由”的忠实实践者。柏克高声地赞颂道：

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流着相同的血液、拥有共通的权益、在同一个帝国的保护之下所滋生的亲密情感——这些链接，虽然轻盈地犹如空气，却也宛如铁链般强而有力。

然而，果真如同柏克所说的，美洲殖民地的人民是“英格兰式自由”的忠实实践者吗？将与美洲的和解视为追求“享有共同的自由”，会不会是柏克和认为美洲人民是“英国人”的英国单方面的误解呢？巧合的是，就在柏克发表演说的隔日，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由之子”的成员派屈克．亨利也在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听了他演说的内容，便会令人不得不浮起这个疑问。因为害怕遭到弗吉尼亚总督的阻挠，这场议会不是在首都詹姆士镇召开，而是在内陆的城镇里奇蒙（Richmond）举行。在议会中提议组成志愿军的派屈克．亨利，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结束了他的演说。而他的这句名言，在实质上也成了触发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十年前的一七六五年五月，刚刚当选议员的年轻派屈克．亨利，曾经在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中针对反《印花税法》展开论战，当时他所提出的主张就已经几乎要涉及关于王权的议论。他说，“身在三千公里外遥远彼方的英国国王，是否有权利干涉殖民地的内政呢？凯撒有布鲁图（Brute），查理一世（Charles I）有奥立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而……现在的国王乔治三世，应该可以从他们的例子当中学习到教训。”

然而驱使派屈克．亨利呐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因是什么呢？视这句话为“为追求自由美洲而战”象征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果真是“英国人”吗？

◎怀疑与冷漠的存在

确实，事态的发展愈来愈紧迫。就在波士顿茶党事件隔年，英国以制裁为由，关闭了波士顿港、剥夺了马萨诸塞湾省的自治权、征用民宅作为士兵的宿舍，颁布了多项强硬的《强制法》（Coercive Acts），将波士顿置于军政的管理下。对此，一七七四年九月，之前一向各自为政的十三处殖民地，除了佐治亚以外的代表聚集于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会议中拒绝了由英国议会投票通过、针对殖民地要求课税的《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2]。美洲在此明确拒绝了母国议会对于殖民地的立法权。

然而，“曾经高声赞颂着帝国链接感的美洲人民，为何会意图以暴力方式来切断这份羁绊？”在思索这个疑问时，以下的事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在长达二十年的独立革命过程中，在美洲掀起舆论哗然的仅仅只有三次——《印花税法案》（一七六五年）和《强制法》（一七七四年）通过时，以及开战初期（一七七五年─一七七六年）；除此之外大半的期间，美洲的舆论对于独立一事，要不是充满怀疑，就是冷漠以待。

实际上，不管“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受到多么大的赞扬，追求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却只是少数。在派屈克．亨利发表演说的隔月，一七七五年四月，母国英国所派遣的军队和殖民地的民兵在莱辛顿、康科德爆发武力冲突，独立战争就此展开。不过，在这个阶段，人口数约莫两百五十万人的殖民地人民当中，以独立为目标的爱国派（Patriots）大约只有八十万人，而效忠于英国国王的保皇派（Loyalist）则大约是五分之一（顶多到四分之一）。其余超过一百万的人们都保持着中立的立场，换言之，即是心存怀疑或是抱持冷漠的态度。

美洲殖民地的人民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对自帝国分离一事感到迷惑。事实上，他们多多少少，仍然保有“英国人”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开始有所“觉醒”了。

◎从误解中觉醒

英国人始终试图在议会改革的框架内，解决政治腐败和沉重课税的严峻现实。因为英国人的种种权利，是确立在经光荣革命所确认的“君临国会”原则之上。故而，即便是呐喊着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英国却未曾采取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手段，破坏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将管理国家的主权移交到人民的手中。英国将国王的权限视为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而加以维持，在促使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民主化之余，更重要的是透过议会的民主化来达成政治改革的目标。最初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英国，在情势发展到处决国王之际便立即转而反对革命，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

英国的主权在于“国王与议会”，美洲殖民地也相当明白且认同这个原则；并且在此前提之下，主张此一主权形式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包括美洲殖民地。

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为了维持帝国而屡屡要求课税，这令美洲殖民地不由得重新思考，从前不甚意识到的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从而，他们也注意到，在大英第一次帝国的内部，美洲殖民地被定位在一种相当暧昧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仿效英国设置的殖民地议会中，独自解释自己在帝国中的定位，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则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美洲殖民地和国王之间拥有对等的关系。或许就美洲殖民地的立场看来，在发展成战争局面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是为了将这种对等关系正常化的交涉期。

在这份“关系”之中，并没有允许议会介入的余地。例如，约翰．亚当斯针对停止苏格兰议会的权限、并将之并入伦敦西敏议会（The Palace of Westerminster，即是英国议会的惯称）的《联合法》说，“其中完全未曾言及美洲殖民地的合并”，亦即表达了联合王国与美洲殖民地截然不同的见解。

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在“有益的忽视”之优越待遇下，各自发展出独立的殖民地议会，凡事都遵从议会的决定来加以解决；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和自己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理解当中，英国议会的权限，不应中央集权地强加在大西洋彼方的美洲殖民地之上；而实际上，也因为美洲殖民地未被置于英国议会的管理之下，所以对于美洲人民的课税，才会只有英国人民的二十五分之一。在这层意义上，美洲人民绝非是“英国人”。

不过，英国政府的见解并不相同。或许正因如此，在撤销《印花税法》的时候，英国政府才会颁布《宣示法》（Declaratory Act）以确认英国议会的立法权。而且，英国政府还辩驳道：要明白，殖民地人民之所以能够主张和“英国人”拥有相同权利，是因为殖民地议会是西敏议会的袖珍版的缘故，要理解到底是什么保证了殖民地人民是“英国人”！然而除了如此反复申论，英国还有何种反驳？“既然是英国人的话，就理当明白西敏议会的意义”——这种期待，始终遭到殖民地的背叛。每当课税之际，殖民地便会一再地出现反抗。这是因为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并非是在创建起国王和议会间民主化关系的同时，也确立了议会主权的“英国人”。

最先注意到此事的，是美洲殖民地的人们。明白了他们并非是“英国人”后，就放弃调整和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他们发表了独立宣言。在事态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令英国政府和议会确信大海彼方的人们并非“英国人”的关键，是宿敌法国的参战。

◎法国参战的冲击

在采取武力抗争的独立革命中，美洲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并非是因为美洲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是由于欧洲诸国的军事介入。特别是法国在一七七八年二月的参战，造成了划时代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这起事件，斩断了透过新教信仰和价值观所维系的第一次帝国的羁绊。

十八世纪初期，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而诞生的“英国人（British）”国家认同，透过“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在与天主教／法国互为竞争对手的关系状态下锻鍊、成长。在这种情况之下，新教的美洲居然会和法国结盟，此事对英国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冲击。

紧接在法国之后，同为天主教的西班牙也站在美方那边加入战局时，英国或许多少会有些沮丧。不过隔年，同样是新教国家，并在奥兰治亲王威廉就任英格兰国王以来，就一直和英国维持着亲密关系的荷兰，竟然也支持美洲加入战局时，英国所遭受到的冲击更为巨大。美国独立革命，名符其实地是一场大幅改变了欧洲的“天主教VS.新教”对立构图的“革命”。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七八一年十月，查尔斯．康沃利斯所率领的英军在约克镇投降，实质上结束了战争。强硬派的首相诺斯引咎辞职获准后，英国与美洲之间开始进行和谈，最后在一七八三年九月，双方签署了《巴黎条约》，正式承认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独立。英国就此失去了美洲。

◎丧失美洲的教训

然而，丧失美洲并不意味就丧失了帝国。而且还不只如此，英国在伴随着美国独立的“一刹那的衰退”之后，又再度开始向大海的彼方扩张。更重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样貌并未因为失去美洲而产生任何变化。不论是“君临国会”的主权结构，或是联合王国的政治体制，完全都没有任何动摇。英国因为七年战争胜利而确立的欧洲霸权，以及在背后支撑着它的皇家海军海上霸权，也都不曾因为丧失美洲而受到动摇。丧失美洲，在性质上并未对联合王国的主权构成威胁。

然而另一方面，丧失美洲确实是剥夺了英国的某些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如同掌握英国社会一般，掌握帝国这个空间的理解力与想像力。在这份理解与想像中，与同样拥有新教信仰与价值观的“英国人”的战争，令大多数的英国国民心生畏怯，就如下一章所述，动摇了英国的国家认同。而且，“美洲人民”竟然会如此轻易地就与天主教／法国联手，带来的痛苦与冲击令英国人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为何而战？”所谓的爱国心到底何在？而这一自问，也让他们更加痛苦。

于是，丧失美洲的经验，对于帝国这个统治空间，留下了几个教训。第一，不能要求殖民地的人民拥有身为“英国人”的共同感。第二，将殖民地纳入以西敏议会为核心的框架结构中，并非明智之举。第三，丧失美洲并非是母国压抑殖民地的结果，相反地，事件的始末是放任殖民地任意自为的“有益的忽视”所导致的。由于这三个教训，让英国在缔结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的隔年，亦即一七八四年通过了《东印度公司法》（East India Company Act），又于一七九一年通过了治理加拿大的《宪法法令》（Constitutional Act），并于一八〇〇年通过了合并爱尔兰的《联合法》（Act of Union），展现出了帝国介入殖民地管理的姿态。

不扩大英国议会的权限，不对殖民地直接课税，但是充分地介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所设想出来的统治方法，就是将统治领域限缩在最小范围的非正式统治模式，即是所谓的“自由贸易的帝国”；这样的政策透过投资和技术转移等形式，在南美洲和中国等地加以施行。此外还有另一种模式，就是在亚洲和非洲推行的间接统治，尽可能不干涉当地社会的运作。说起来，丧失美洲的经验所带来的教训，即是帝国中心对于帝国边缘的统治是有其极限的。

前文提及的琳达．科利如此写道，对母国的英国人而言，美洲人民“是一群在物理上的距离虽然很遥远、但文化上的距离却很接近的人们；他们相似到令人感到欣喜，但是本质上的差异却也令人不觉心生厌烦；他们充满了不可理解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迄今依然如此……”。令母国的英国人误以为彼此是“相同”的他们，竟然会奔向革命一途；这份冲击，实际上带给大英帝国的苦恼，远远超乎预期。

1. 编按：在十八世纪的记录中，英国地方政府在面对人民起事、冲突（riots），鲜少且不愿意派出军队镇压，通常是派出官员与之周旋和谈判，让人民的不满得到适时和适度抒发，并允诺他们的部分诉求。这是官员们不愿意酿成更大社会民变，或是成为“专制政府”的形象。而一七六〇年代的美洲殖民地问题，英国国会一开始确实也是抱持这样的心态。

2. 英国惯称的“强制法”，在美国被称为“不可容忍法”，即是英国议会在一七七四年波士顿茶党事件后，通过的一系列法令。

第二章联合王国与帝国重整

卡洛登战役
攻击詹姆斯党军（左）的坎伯兰公爵的军队。绘者：大卫．莫瑞（David Morier），1746年。

重新探究的爱国心

◎迷失的身分认同

当难以看清“外部敌人”的样貌时，人类便会试图找出、或者更进一步地制造出“内部敌人”。

自十七世纪末光荣革命后不久，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初期联合王国成立以后，英国透过与天主教法国之间的战争（即是世间所谓的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以新教意识作为媒介，想像／创造出国民的身分认同。对于这样的英国而言，和同属新教的美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欠缺了充分而正当的理由；舆论对于战争的是与非，看法复杂而分歧。一七七八年，宿敌法国支持美国而参战之举，成了西班牙、荷兰陆续参战的开端，决定了英国在军事上的败北，同时也让英国人对于长期战争的态度变得更为复杂。

从第一次大英帝国因为美国独立而解体的一七八〇年代起，到一八三〇年代为止，这段时期既是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时代，也是众所皆知的政治改革时代。以国民苦于战争期间重税和经济状况恶化的心声为背景，社会整体对道德的关心高涨。例如一七八〇年代初期，在首都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人们因为对浪费公帑和发生在衰废市镇（rotten borough）的政治舞弊的愤怒，对议会提出了要求税制改革的请愿书。在对政治腐败的谴责接连不断的情况下，财政军事体系的漏洞也愈来愈明显。于是，后来在一八三二年通过了《改革法》（Reform Act），改变了光荣革命所创建的、以地主绅士等名望之士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治体系。

这些出现在政治上的道德问题，正清楚说明了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在国内引发了何种混乱，以及人们在找寻何种解决对策。然而，人们又为何会在政治道德上寻求解决之道？

从英国政府为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征募移民至联合王国的爱尔兰人从军时的情况，便可清楚看到答案。当时英国政府承诺解放天主教徒，以换取爱尔兰人协助作战。在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以一六七三年遭到《检核法》（Test Act）禁止担任公职为开端，逐渐成为多项不平等法令所规范的对象；于是英国政府便以废止这些法令作为征兵的交换条件。一七七八年，当议会决议通过《天主教救济法》时，下议院议员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便立刻在议会提出反对法案。支持他的民众于一七八〇年，在伦敦引发了大暴动。这场戈登暴动（Gordon Riots）被公认是十八世纪最大的民众起事。

最初，就像是为了替经由对抗法国、对抗天主教而淬炼出来的新教价值观出一口气似地，天主教的礼拜堂和住宅区、爱尔兰的劳工和商人们，纷纷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然而不久之后，民众攻击的对象漫无边际地扩展，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和弗利特监狱（Fleet Prison）等地方，都在暴徒们的破坏和纵火之下，化为灰烬。逃亡的囚犯们袭击了银行和民宅。当军队在国王乔治三世的要求下出动、伦敦回复秩序时，据说有两百八十五名伦敦市民遭到射杀，造成损害的金额是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所蒙受的损失十倍。

戈登暴动暴露出英国社会的状况，与七年战争时忍受沉重税赋、以打倒“敌人”法国为目标，整个联合王国团结一致的情况，已成了极端的对比。而从这样的对比当中，可以清楚看出英国因为丧失美洲殖民地而逐渐失去的东西，也就是爱国心的瓦解。迄今为止虽然缓慢却也带来整体感，且顺利掩盖住联合王国内部民族地域差异的明确“外敌”——宿敌法国和他们的宗教天主教——变得暧昧不清，再加上和理应同样是“英国人”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开战，这些都渐渐让英国的人们迷失了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战的最根本信念。

在丧失美洲时，他们开始重新探问，自己应该效忠的对象是什么？必须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自己应该为何而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到底是谁，是怎样的国民？

◎道德重整运动

面对眼前的认同危机不得不挺身而出的，是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开战当初，他们因为对于同是新教徒之间的战争感到不知所措，而半袖手旁观。不过当萨拉托加败战（The Battles of Saratoga，一七七七年）后，战况逐渐恶化，他们便积极出面动员国民参战。这些神职人员不断反复陈述着，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会陷入苦战、战况会恶化的原因，是因为国民的道德堕落。

例如，某位伯明罕的神职人员在讲道时，将法国在一七七九年参战后，出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合作这类不自然事情的责任，都归咎于国民的信仰不坚。他在讲道时说，安息日本应是用来祈祷的时间，但却被用来做其他的事，是冒渎神的行为，是身为国民的堕落。上层阶级的人们忙于旅行或宗教以外的闲谈，贫民则是泡在酒馆里。年轻人不分阶级地怠惰于玩乐之中。于是，神不再眷顾这个国家，英国也因而被迫陷入苦战。当时的英国国教会，为了弥补法国这个“外敌”的说服力不足之处，阐述着上述的论调，制造出了信仰不坚的国民这个“内敌”。于是，为了克服这个“内敌”，便展开了道德重整运动。

其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是立志遵从圣经实践信仰生活、被称为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一派。这项宗教运动，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因为一七三〇年代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发生对于信仰的新觉醒（美国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而为人所熟知，到了独立革命前夕，已席卷了美洲殖民地各地。经由来自波西米亚的德裔移民传入美洲的福音主义，几乎同时在大西洋沿岸的各地重生。在大西洋世界锻造出来的福音主义，令英国人大大地觉醒，并且在与丧失美洲的危机感交互作用下，让以打倒“内敌”为目标的道德重整运动开出了成功的花朵。

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主日学校运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原本是为了让无法上学的童工接受教育而开办的主日学校，每个教派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不过在提升国民道德的这个大目标之下，所有的教派都团结一致。主日学校运动在于格洛斯特经营印刷业的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大力推动之下，于一七八〇年代前半逐渐在全国扩大，目标也从教育扩展到信仰的复兴和传教等。

而且，福音主义还与强力推进帝国重整的力量产生了微妙的链接。

◎克拉布朋联盟

福音主义在英国国教会内部催生出了一个改革派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为克拉布朋联盟（Clapham Sect），是个以宽松人际关系链接的组织。这个成员大多是一般教友的团体，在一七八〇年代到一八三〇年代的帝国重整期间，涉入了许多与帝国重整相关的社会改良运动。

克拉布朋联盟的活动，乃是始于在伦敦西南部克拉布朋公地（Clapham Common）担任牧师的亨利．维恩（Henry Venn）与透过波罗的海贸易累积财富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之间的邂逅及交流。在英格兰银行担任总裁的桑顿也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他的儿子亨利（Henry Thornton）和赛缪尔（Samuel Thornton）和父亲一样是银行家，同时也以下议院议员的身分全力促成《废除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的通过，并且慷慨地对其他社会改良运动伸出援手。因为银行家、贸易商人和成功的商业人士们频繁地来访，让他们的活动得以浸透到中、上层阶级之中。

和桑顿家同样定居在此地的克拉布朋联盟中心人物——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是英格兰北部赫尔河畔京斯顿地区选出的议员，也是知名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领袖。在一七九二年威伯福斯以此地作为伦敦活动的据点之后，克拉布朋联盟俨然成为废除奴隶贸易的同义词。实际上聚集此地的汤玛斯．克拉布克森（Thomas Clarkson）、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萨克利．麦考莱（Zachary Macaulay）等人，均是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期，逐渐于全国扩大的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主要成员。

然而，最不可忽略的是，反对奴隶贸易运动本身，与同时期展开的种种以道德重整、社会改良为目标的运动之间的链接。克拉布朋联盟参与了济贫院改革、狱政改革、遵守安息日、爱护动物等各类超越宗教教派的相关活动。不只如此，以克拉布朋联盟为中心，对奴工制度的批判，以及同时期各种环绕着英国劳工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的运动，都对“道德”这个关键字产生了共鸣。

因此，被称为克拉布朋联盟的人们，活动的范围极为广泛。例如，布里斯托的汉娜．莫尔（Hannah More）既是主日学校运动的领袖，也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此外，还有成为威伯福斯后继者的托马斯．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因为他和以监狱改善运动而闻名的伊莉莎白．弗莱（Elizabeth Fry）的妹妹结婚，婚姻关系强化了克拉布朋联盟的团结，进而层层叠叠地拓展了社会改良的网络。

威廉．威伯福斯
政治家、慈善家，废奴运动的领袖。

◎端正东印度公司的道德风气

克拉布朋联盟之所以会将道德改善的矛头指向东印度公司，或许是因为主要成员当中，有曾经担任过东印度公司干部的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和印度总督约翰．肖恩（John Shore）等人的缘故。格兰特被福音主义的行动所感动，为解除基督教在印度传教的禁令，尽了相当大的努力。

事实上，在帝国重整的这段时期，东印度公司被视为腐败的象征。

被允许独占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身为政府代理的角色，被承认拥有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权限、以及发行货币和持有军队的权力，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法人机构。恰巧也是在美国独立革命的时期，东印度公司于普拉西战役（一七五七年）之后，消灭了法国在印度所有的反击力量，插手地方统治，等于是成了英国政府的化身。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的商馆中，设置了由商馆长和干部级职员所构成的理事会，负责商馆的营运；而统率这些理事会的伦敦本部董事会，在东印度公司开始于印度拥有领土的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在内阁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当地的职员利用公司的特权，透过各种方式累积财富。当时以印度为目标的人们，大多数都是破产的负债者、赌徒，和被视为麻烦人物的贵族，发财致富后归国的愿望很强烈。特别是派驻在孟加拉的职员，为了希望在归国之后能够成为地主绅士，所以罔顾公司的利益，漤用职权、收取贿赂和进行私人交易，透过各种方式尽其可能地中饱私囊。这些回到英国之后，买土地、盖豪宅，甚至利用那些财力做后盾成为国会议员的印度暴发户，即是所谓的“印度沃尓沃”（Nabob），同时也是以东印度公司为舞台、累积不义之财的象征。

对此开刀、致力于整肃纲纪和防止腐败的，是领导普拉西战役赢得胜利，并被任命为孟加拉领事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然而，东印度公司长年腐败，病根甚深，不是处罚行为不当的职员便能够解决的问题。克莱武因为进行公司内部改革而树敌甚多，归国之后，被迫面对指称他自身的资产是漤用职权所得的议会调查报告；结果因震惊而罹患身心疾病的克莱武，最后选择了自杀一途。很明显地，东印度公司本身并不具有取缔当地不正行为的自净能力。

早在一七七〇年，英国议会在东印度公司申请特许更新之际，便已逐渐认为以公司组织的形式统治印度，很容易造成过度膨胀的问题。议会虽然年年强化对东印度公司的规范，但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缘故，迟迟未展开彻底而根本的改革。

一七八四年，亦即美国独立正式被承认的隔年，因为《东印度公司法》的通过，印度被置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双重统治之下，给了英国政府后来介入的契机。英国政府一边拉拢同时期正在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一边缓慢并且确实地瓦解东印度公司独占东方贸易的体制。

◎总督康沃利斯的活跃

《东印度公司法》通过后，查尔斯．康沃利斯于一七八六年就任印度总督一职。身为伯爵家长子的康沃利斯，曾经任官于近卫步兵连队、毕业于都灵陆军学院（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urin），并且从军加入七年战争。一七七六年初，他前往美洲为独立战争而战。然而，一七八一年，他所率领的部队在约克镇战役中败给了美法联军，因而也决定了美方的胜利。据说历经三个月战俘生活后归国的败军之将康沃利斯，着实受尽周遭人们的冷眼相待。

在这种情况之下，命令康沃利斯前往印度的人，是促使《东印度公司法》通过的首相皮特（小皮特），以及根据《东印度公司法》而设置的印度厅长官邓达思（Henry Dundas）。两人或许是期待身为陆军军官的康沃利斯，能够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进行重整，做到东印度公司职员出身的总督所不可能做到的事，特别是针对职员的舞弊行为和腐败的病灶开刀，展开大胆的改革。

康沃利斯独自出面调查当地职员的行为，特别是关于舞弊已经成为公开秘密的商业部职员；他接二连三地处分了舞弊人员，在实践职务的废除与合并、创建不靠关系的人事制度和禁止职员从事私人买卖之外，他同时也调整了职员的薪资，以杜绝不当交易的诱因。一般认为康沃利斯的这些改革，受到克拉布朋联盟的查尔斯．格兰特，以及继他之后接任印度总督、出身公司职员的约翰．肖恩的支持。

一七九三年，康沃利斯在孟加拉导入永久租佃制度（Permanent Settlement，柴明达尔制［Zamindari］，又称“包税地主制”），将所有关于土地的权限交给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担任仲介工作的“包税人”（Zamindar），让他们成为土地的所有人。一般认为康沃利斯之所以会导入这项制度，是因为担心职员会沾染上与包税人如影相随的贿赂，不过因为漠视当地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立刻受到当地勐烈的反弹。而且他还将刑事法庭的印度法官换成英国人、将高薪职位限定由英国人担任、改定干部任用制度，不让印度人担任公司的重要职务等，推进了东印度公司业务的欧洲化和印度行政体制的英国化。

因为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危机感而逐渐高涨的道德重整运动，对英国政府干涉印度之事，也起了正当化的作用。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的独占贸易被废除，最后在经历了印度大叛乱之后，印度正式被纳入帝国的体制当中。维多利亚女王就任印度女皇之路，是经由在政治中寻求道德的过程构筑而成的。

◎蒂普苏丹的儿子们

一七九三年，康沃利斯回到英国后，有一幅画作在伦敦的画廊展出。那是第三次英迈战争（Third Anglo-Mysore War，一七九〇年至一七九二年）的官方从军画家罗伯特．荷姆（Robert Home）的作品。在英国两度历经惨败于迈索尔王国（Kingdom of Mysore）的屈辱之后，好不容易终于取得胜利的总督康沃利斯，要求迈索尔王国割让近半的领土，并索取了庞大的赔款，且在赔款分三次支付完毕为止之前，扣押了太守蒂普苏丹（Tipu Sultan）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那幅画作所描绘的便是康沃利斯掌握人质的场面。

《康沃利斯侯爵迎接担任人质的两位王子》
（The Reception of the Mysorean Hostage Princes by Marquis Cornwallis）

迈索尔王国是一个位于印度南部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山区的伊斯兰王国，原本信奉印度教，不过十八世纪在海德．阿里（Hyder Ali）统治的时代成为穆斯林。面对不统一的蒙兀儿帝国，英国在承认各地印度教大君（Maharaja，土邦主）的权利之余，并未动用太多的武力，便逐渐间接地扩张了统治和领土。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印度南部的印度教联合王国马拉塔同盟（Maratha Confederacy）并列齐名的迈索尔王国，在海德．阿里与他的儿子蒂普苏丹的统治之下，发动了四次激烈的对英抗战，因而为人所知。这幅画中所描绘的第三次英迈战争，是一七八二年在父亲过世后成为太守的蒂普苏丹，所主导的第一场抗英战争。

根据正好位在现场的苏格兰少校迪罗姆（Alexander Dirom）的记录，与父亲蒂普苏丹道别后的两位皇子，乘上装饰华丽的大象，在两百名印度兵（Sepoy）的护卫之下，现身在康沃利斯总督的面前。

迪罗姆少校也详细地记录了两位皇子的模样。根据他的记载，“相较于浅黑色肌肤、小扁平鼻、长脸、面露深思的哥哥，可爱小脸上有一对圆磙磙的大眼睛的弟弟，表情相当的生动，他漂亮的容貌令所有的人深深地着迷。”迪罗姆少校所描述的状况，也鲜明地呈现在荷姆的画中。在画中，皇子的随从、护卫的士兵、以及迎接他们的英国的行政和军方相关人士，还有旁观的人们，大部分的目光都投注在与总督康沃利斯握手的弟弟身上。而当拜访画廊的人们，也将他们的目光投注在抬头仰视总督的纯洁少年的脸上时，会不会因此而将英国和印度之间想像成类似亲子的关系呢？

罗伯特．荷姆的这幅画，也大受当时英国人的喜爱。后来未曾拜访过印度的画家和版画家们，纷纷以各自的想像（大概是从荷姆的画和迪罗姆少校的纪录所膨胀出来的想像力），描绘着相同的场景，从这个情形应该也就可看出画作受欢迎的程度了。例如，美国出身的画家马瑟．布朗（Mather Brown）的系列画作就下了《与母亲离别的蒂普苏丹的儿子们》、《递送和平条约到康沃利斯侯爵麾下的人质皇子们》之类的标题。对跟布朗一样取用这幅构图的画家们，还有对他们的画作狂热的大多数英国人而言，正式从军画家荷姆的画作，可以说正就是他们的“印度经验”。

一般认为，这幅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画作构图，给了大多数没有印度经验的英国人对于辽阔印度的印象，还有对于逐渐纳入大英帝国的印度未来的想像。而这会不会是伴随着丧失美洲而来的认同危机——对于自己到底是何种国民的质问，所提出的答案之一呢？苏格兰文豪华特．史考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撰写的三部与印度相关的作品，全都以第三次英迈战争作为时代背景，肯定也是深深地受到罗伯特．荷姆所提示出的这幅构图的影响。

而且，在这个时期，联合王国的人们注视着印度的眼中，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份憧憬近似于投注在苏丹的儿子们身上，特别是年幼皇子脸上的目光。

苏格兰帝国的幻想

◎詹姆斯党人的起义

一七四五年七月，流亡于法国的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即是人称的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悄悄地登上了巴拉岛，这是位于北部苏格兰高地一角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当中的一座小岛。他率领着大约五千名苏格兰高地人（Highlander）南下，展开了詹姆斯党人的最后一次起义。

英格兰在反对天主教的情感媒介下培育出了国家认同，而国王詹姆士二世（作为苏格兰王则称詹姆士七世，James II and VII）却在英格兰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信奉天主教。在他与再婚的王后摩德纳家的玛丽（Mary of Modena）生下王储的一六八八年，被议会强迫退位，而英俊王子查理就是这位王储的长子，也就是詹姆士二世的孙子。詹姆士二世退位后，由他嫁给新教国家荷兰贵族的长女玛丽和她的丈夫奥兰治亲王威廉共同即位，这一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王位交替、确立了议会主权的政治事件，以“君临国会”、“国王君临而不统治”等名言而为人们所熟知，在英国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共同统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二世（Mary II）的登基仪式，是英格兰史上首度采取将手放在《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KJV）上宣誓的形式；此后，这个形式便成为国王加冕的传统。

然而，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如果转换成苏格兰（还有爱尔兰）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革命的解读也随之不同，“不流血”、“光荣”等字眼瞬间烟消云散。

一六八八年十一月，詹姆士二世在来自荷兰的威廉偕同妻子玛丽登陆后，便立刻举兵，然因军中干部约翰．邱吉尔（John Churchill，温斯顿．邱吉尔的祖先）的背叛，导致士兵离散，于是他便带着幼子流亡到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隔年，詹姆士也为了恢复王位而登陆爱尔兰，但又再度败北。之后，孤儿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英俊王子查理之父），就成了反对“光荣革命”的核心人物。这群詹姆斯党人的起义，对国王和议会渐渐地成为巨大的威胁。

詹姆斯党人（Jacobite）——这个源自詹姆士的拉丁名（Jacobus）的语词，指的就是视詹姆士二世和他的男性继承人为苏格兰及英格兰正式君主的人们。他们公然举旗反对新上任的国王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以及之后继位的玛丽的亲妹妹安妮。他们的据点就在苏格兰，特别是北部的苏格兰高地。

虽然统称为苏格兰，但是在南方的苏格兰低地和北方的苏格兰高地，不论是地形和气候，或是人们的气质，都完全迥然不同。群山险峻、高地密布的苏格兰高地，自光荣革命之后，和接近英格兰的苏格兰低地之间对立渐深，成了诸多流血事件的舞台。一六九二年二月，以过了签署宣示效忠新国王的期限为借口，在积雪甚深的格伦科峡谷（Glencoe），爆发了屠杀麦克唐纳（McDonald）家族的分支阿拉斯泰尔．麦齐杨（Alasdair MacIain）一族的事件，此事激起了守护着独特规章律法而活的苏格兰高地人强烈的愤怒与憎恨，他们的憎恨培育出了詹姆斯党人。

反抗运动最初的高潮，在由斯图亚特家族转移到汉诺威家族（House of Hannover）的朝代交替不久之后降临。一七〇一年，在玛丽的妹妹安妮所生的男孩全部死亡，斯图亚特家族陷入后继无人的危机之际，没有子嗣的威廉三世制定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规定“王位继承者限定继承斯图亚特家族血统的新教徒”。一七一四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死后，依据《王位继承法》，在追溯家族图谱，慎重排除了天主教徒之后，成为新任英国国王的是德国汉诺威家族的格奥尔格（Georg，乔治一世［George I］）。“德意志人国王”的登场，点燃了詹姆斯党人的怒火。

詹姆斯党人在安妮女王的时代，就已曾经因为强烈反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一七〇七年）而举兵，并且失败了。尽管如此，在王朝交替的隔年，也就是一七一五年，以复兴斯图亚特王朝为目标的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自称“詹姆士三世”，再度率领詹姆斯党人举兵起义。一般认为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他的统率能力不足之故。之后，詹姆斯党人仍然反复再度起义，针对这点，已组成联合王国的英国西敏议会，为了瓦解詹姆斯党人作为据点的苏格兰高地，施行了诸多政策，意图瓦解苏格兰高地人的生活基础——氏族（Clan）制度，同时也透过强化军事力量，持续对他们进行监视。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詹姆斯党人却仍然再次举兵。

一七四五年七月，于巴拉岛登陆的英俊王子查理，为了替祖父和父亲雪耻，率领着以顽强的苏格兰高地人为主力的詹姆斯党军，一路逼近到英格兰中部的城镇德比。据说当时逼近到距离伦敦仅两百公里外的詹姆斯党人所带来的恐惧，让伦敦陷入了恐慌状态。然而，因为未能顺利获得来自法国的援军，之后詹姆斯党军由攻势转为守势，并且不得不向北方撤退。于是，一七四六年的四月十六日，在尼斯湖附近、印威内斯东部的卡洛登荒野（Culloden Moor），迎接了最终的决战。

从斯图亚特王朝至汉诺威王朝的谱系表（至维多利亚女王为止）

◎卡洛登战役之花

这场战斗约莫只持续了一个钟头，便随着詹姆斯党军的大败，轻易地落幕了。据说在这个短短的一个钟头，大部分的苏格兰高地人被杀，无数尸体凌乱地散布在卡洛登的荒野中。BBC在二〇〇五年度的“史上最恶劣的英国人（Worst Briton）”中选出的十八世纪单元代表人物，即是在卡洛登战役之中担任联合王国指挥官的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威廉．奥古斯塔斯（William Augustus），也就是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粉碎詹姆斯党的军力同时，也在苏格兰高地一带展开扫荡詹姆斯党人的作战行动，因此长久为苏格兰人所怨恨。

在坎伯兰公爵的扫荡作战中幸存下来的英俊王子查理，在那之后逃亡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南犹斯特岛。悬赏捉拿查理王子的金额高达三万英镑，在当时是个破天荒的数字，这也说明了查理的存在对于联合王国政府所带来的威胁感之强烈。追兵逐步逼近南犹斯特岛，而想要逃往法国的查理王子，就必须得先渡海到东边的斯开岛，才能抵达救援船只待命的地点。

在危急中，帮助查理王子乘舟逃亡到斯开岛的，是出身于南犹斯特岛的芙萝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她正是后来将詹姆斯党起义的故事转变成罗曼史的女主角、苏格兰高地的巾帼英雄。

芙萝拉是在当地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麦克唐纳家族之女，她和再婚的母亲生活在斯开岛。一七四六年七月，芙萝拉回故乡探望兄弟，因为当时在正进行扫荡詹姆斯党人的作战行动，而她事先早已取得前往斯开岛的通行证，所以当她停留在南犹斯特岛的期间，便被请求协助查理王子逃亡。因为担心失败的话，整个家族都将被追究责任，所以芙萝拉在一开始拒绝了这项请求，但最后还是被同族的未婚夫艾伦．麦克唐纳（Allan MacDonald）和他的父亲给说服，答应协助查理王子逃亡。

芙萝拉．麦克唐纳
她的肖像画现存有四幅，其中以这一幅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的作品最有名（藏于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六月二十八日，一艘搭载着芙萝拉、爱尔兰女仆“贝蒂．伯克”（Betty Burke）和她们的照顾者、以及三名船员的小舟，划向了斯开岛。这位“贝蒂．伯克”，正是乔扮成女装的查理王子。一行人钻过严密的监视网，花了数天的时间航行了大约四十五英里，平安无事地在斯开岛上岸之后，便趁着夜色南下。查理王子在位于小岛中心的波特里（Portree）和芙萝拉分开，之后便搭上在小岛暗处待命的船只，逃亡到法国。

从南犹斯特岛到斯开岛的逃亡之行，立刻从口风不紧的船夫口中泄漏出去。芙萝拉因为协助詹姆斯党人而遭到逮捕，并且被关入监狱。始终闭口不谈和查理王子之间关系的芙萝拉，在一七四七年获得恩赦，才从伦敦塔被释放出来。现存的四幅芙萝拉的肖像画，全部都是在那之后不久，于伦敦画下的作品。身穿苏格兰高地女性特有的服饰、脸颊泛红的她，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巾帼英雄。

◎美国独立战争与苏格兰人

回到斯开岛的芙萝拉，和同族的未婚夫艾伦．麦克唐纳结婚，生下了七个孩子。和芙萝拉同时代的苏格兰高地人大多都为贫困生活而苦，她一方面为了摆脱这种处境，一方面也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决定移民到美洲的北卡罗莱纳。卡洛登战役之后，联合王国政府瓦解了这群身为詹姆斯党主力的苏格兰高地人的归属意识核心，也就是他们生活基础的氏族制度，并且将他们逐出苏格兰高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展开了所谓的“高地净空”（Highland Clearance）。以有效利用土地为目的，政府将苏格兰高地人的土地变更为牧羊之用，正是所谓的“羊吃人”。同时施行的文化政策，如禁止穿着象征氏族的苏格兰格纹服饰和禁止使用风笛等，对苏格兰高地文化的破坏也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而这也推进了美洲移民的风潮。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在一七六〇年到一七七五年之间，移民到北美的苏格兰人超过四万人，其中大半都是为了寻求新天地的贫穷苏格兰高地人。

一七七四年八月，以美洲为目标的移民当中，也出现了芙萝拉和她丈夫艾伦、两人的儿子，以及已婚的长女和她丈夫与孩子们的身影。“那位芙萝拉．麦克唐纳来了！”她们一家人，在位于南卡罗莱纳的内陆地区、相当靠近北卡罗莱纳边境的十字溪流（Cross Creek，现在的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一处由苏格兰高地人辛辛苦苦地经营起来的殖民地，受到了盛大的欢迎。然而，过不了多久，她们就被卷入了独立战争之中。在战争爆发时，芙萝拉的丈夫艾伦，代表苏格兰高地人的殖民地，组成了以“皇家苏格兰高地移民部队”为名的志愿军，成为效忠英国国王的爱国者，贯彻了保皇派的立场。据说这支部队在招募苏格兰人之际，“卡洛登战役之花”芙萝拉的名声，发挥了极大的贡献。

一七四六年到一七七五年的三十年间，也就是从卡洛登战役迈向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期，让持续反抗英国国王的詹姆斯党人支持者芙萝拉．麦克唐纳一家，转变成美洲保皇派的理由是什么呢？不只是芙萝拉一家，在这场战争中，许多的苏格兰军官、士兵与移民者，也以联合王国军队一员的身分加入这场战斗。对他们而言，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迈向苏格兰帝国之梦

在整个十七世纪，英格兰经由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展开殖民活动，巩固了第一次帝国的地位，也让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维持着奇妙的共主邦联的关系。两个王国共同拥戴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家族为君主的状态，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一六〇三年至一七〇七年）。在那段期间，同为新教国家的两王国之间，经常存在着统一、合并的可能。尽管如此，合并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却没有实现，其理由乃在于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问题。

即便是拥戴着共同的君主，但实际上两王国在立法机关或宗教形式等各方面，性质上皆迥然不同。在英格兰有以伦敦的西敏议会和国王为最高领导者的英国国教会；然而，苏格兰的爱丁堡不但拥有独立的苏格兰议会，而且还是以长老教派的苏格兰教会为信仰中心。两个王国的合并是在一七〇七年。苏格兰虽然保留了苏格兰教会的独立，却放弃了主权和议会，以及货币铸造权。于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了。

为何苏格兰会接受与英格兰合并呢？理由当然不只一个。当时，詹姆斯党人的威胁还很强烈，而且对于英格兰议会所选出的王位继承者——德意志的汉诺威家族，苏格兰内部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出现了裂痕。

虽然如此，苏格兰还是同意与英格兰合并的决定性理由，是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败；更进一步来说，是因为没能像英格兰那样构筑起操控贸易网络的商业帝国。英格兰用来形塑及扩张海上帝国的推进力量——《航海法》（规定只有英格兰人所持有的英格兰制船只，方能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法令），大大阻碍了苏格兰的海外发展；而且关键的是，苏格兰对于扩大海外贸易所必须进行的经济和财政改革，起步太晚了。

一六九〇年代，苏格兰议会在面临长达数年的作物歉收及饥荒的绝望处境之下，为了重建走投无路的经济，挽回太晚加入欧洲贸易竞争的失策，决定在某个构想上投下赌注，那就是“达里恩计划”（Darien scheme）。这个企图以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地峡为中心，创建苏格兰帝国的宏伟构想，令苏格兰的人们心醉神迷，陷入狂热之中。

◎达里恩计划

所谓的“达里恩”，指的就是现在巴拿马附近的地区。达里恩位于链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洋的最短距离上（在当时的想法上），在此地构筑一个成为苏格兰人据点的殖民地，便可确保与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的贸易通路，展开全球规模的贸易活动——这就是达里恩计划的要点，概念本身跟建设巴拿马运河很类似。

一六九五年，苏格兰议会承认一个跟东印度公司很类似的特许公司的设立，即是苏格兰公司（The Company of Scotland，正式名称为“苏格兰与非洲及印度贸易公司”［The Company of Scotland Trading to Africa and the Indies］），并且募集了投资达里恩计划的资金。在此之前，苏格兰也曾经尝试在新斯科细亚（Nova Scotia）、新英格兰、卡罗莱纳等新大陆地区进行殖民，但是并未达成具体的成果。这些过往的经历，加深了对达里恩计划投下赌注的苏格兰人的期待。

促使计划成立的，是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对设立英格兰银行（一六九四年）深具贡献的他，向苏格兰政府推动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达里恩计划。帕特森如此高声讴歌着：“达里恩，是大海之门，是握住世界之钥的场所……。”

帕特森计划最初的构想，是与英格兰政府共成立合资公司。不过，他期待出资的英格兰政府，当时因为卷入对法战争中，担心将会刺激到主张拥有达里恩附近领土的西班牙，所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以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为目标的计划方针，也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强烈反弹。

结果，达里恩计划最后成了只有苏格兰人参与的计划案；不过，苏格兰公司在短短的数周之内，便成功地从苏格兰全境募集到高达四十万英镑的资金。这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富的三分之一。投资的人们从都市地区的商人，到地主和贵族、医生和律师、牧师、工匠和士兵等都有，广泛地遍及社会各阶层；投资的金额也相当多样，从一百英镑到三千英镑都有。大约也有一百位左右的女性，列名在股东名单上。应该可以想像得到，不光只是政府，而是整个苏格兰社会都广泛地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这个构想之中。于是，建设苏格兰帝国的大门便就此打开了。

第一批远征队伍，在一六九八年七月出发。十一月，五艘载着一千两百名殖民者的船只，抵达目的地达里恩。志愿移民者当中，约莫有三百人是地主阶级出身，其余则是商人或农民。登上达里恩的人们，将这片即将成为新故乡的土地命名为“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喀里多尼亚”（Caledonia），是苏格兰在罗马时代的名称。他们所建构的军事要塞，则被赋予了守护苏格兰的圣人——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之名。而在那附近开拓的殖民地的名字，当然就是新爱丁堡（New Edinburgh）。

达里恩周边

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察觉到达里恩的现实情况。那一带是群树苍郁、生长茂盛的丛林，开拓工作需要相当大量的劳动力。对于生长在苏格兰的他们而言，达里恩夏季的炎热与潮湿，完全超乎想像。而且他们也深受当地的风土病——黄热病和疟疾所苦。理应“热切期盼与苏格兰通商”的原住民，虽然的确很亲切，但对殖民者们千里迢迢运来的梳子和镜子之类的物品，却不屑一顾。再加上担心与西班牙之间关系恶化的英格兰国王（也是苏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发布命令，禁止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各个殖民地提供“新喀里多尼亚”粮食或物资的支持，因此造成补给中断，导致死亡人数更大幅增加。于新爱丁堡建设苏格兰帝国的欲望急遽消退；结果，一六九九年七月，决定放弃殖民地返国时，乘船者仅仅剩下不到三百人。

之后，在一六六九年五月搭载着三百多名殖民者的两艘船只，以及在同年九月载着一千三百名殖民者和一年份粮食的四艘船只，也分别航向达里恩；不过，也和第一批远征军同样全军覆没，以失败告终。总计超过三千多名的殖民者当中，活着回到故乡的人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苏格兰社会为了这个计划所募集的资金——当时国富的三分之一——全部化为乌有，让众多的苏格兰人充满期待的“苏格兰帝国”之梦也破灭了。

◎梦想之后

不难想像，等候着归国的殖民者的，是苏格兰社会的冷眼。在第一梯殖民行动中失去妻子的计划提案者威廉．帕特森，不久也在失意中去世了。达里恩计划的失败，对于早已陷入危机的苏格兰经济而言，在精神层面上当然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苏格兰公司的董事会虽然主张，计划的失败是因为英格兰政府和英格兰商人的策略所造成的；不过，公司本身缺乏营运能力之事，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大半的资金都被来用制造船只，因而苏格兰公司的船只，每艘都是约莫一万五千吨的豪华大船。若考量到东印度公司所建造的商船都约莫仅有那些船只的十分之一的话，苏格兰公司便无法推卸经营上的责任。

话说回来，仅凭着可信度低落的信息，就打算在风土和气候都与苏格兰迥异的达里恩进行殖民，这计划本身就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而且，苏格兰也不像英格兰那样拥有支持扩张的海军军力。人们将辛辛苦苦地储存起来的私有财产，投入了苏格兰帝国之梦；梦想破灭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就是国家破产的状态。

此时，威廉三世的《王位继承法》（一七〇一年）又追击而来。一七〇三年，面对法条中规定“王位继承者限定继承斯图亚特家族血统的新教徒”，苏格兰议会决议“苏格兰国王限定继承苏格兰王室血统的新教徒”，并且通过了规定“苏格兰国王的决定权，在苏格兰议会”的《安全法令》（The Act of Security），公然展现出反对汉诺威家族即位的态度。两年后，英格兰为了要让苏格兰议会撤回《安全法令》，并对两个王国的联合进行协商，发布了禁止苏格兰的煤炭和牛只输入等措施。这对因达里恩计划而明显消耗的苏格兰经济而言，成了致命伤。

一七〇七年，苏格兰同意与英格兰联合（事实上的合并）。苏格兰丧失了主权和议会，换取到的是由英格兰代为承担三十九万八千英镑的借款，而其中大半款项是用来偿还苏格兰公司的负债。

合并之后，苏格兰的学者专家在参与英格兰的制海权和通商网络时，也被众人期待能设法从中找出经济上的优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实用之道，以一扫过去在经济上的落后，并且促进繁荣。而他们特别被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让商业与从商业中获得的财富，不对人类的德行造成损害。简单说来，就是思考人类的欲望和道德该如何兼顾，因此“道德哲学”这一门学问日渐发达。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年，出版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从斯密，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专研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的知识分子大量辈出，这或许和在达里恩计划破灭的后遗症中锻炼出来的经济思考模式颇为相关。

在十八世纪后半，苏格兰的海外贸易急速成长，创下了百分之三百的成长纪录。许多苏格兰都市也都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由建筑师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所进行的爱丁堡新城建设，象征着苏格兰低地在卡洛登战役后的繁荣。今日爱丁堡的城市风貌，就是在这个时期塑造出来的。从街道场所的命名当中，如源自乔治三世之子的王子街（Princes Street）、以国王命名的乔治街（George Street）、纪念王妃的女王街（Queen Street）和夏洛特广场（Charlotte Square）等，已完全感受不出过去苏格兰人对于合并所抱持的否定情感。

◎以陆军为志愿的男人们

据说在卡洛登战役之后，苏格兰人在五个以M为开头的专业领域明显地活跃，那即是军队（Military）、海事（Maritime）、商业（Mercantile）、传教（Missionary）和医学（Medical）。尤其是大量收容了苏格兰高地男人的陆军，更是明显之至。

英国直到一九一六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导入征兵制度之前，一直都是仰仗志愿兵；而陆军士兵，则是再怎么贫穷的人都不想从事的工作，是男人们最后的选择。当时招募新兵的方式，要不是诱拐，就是举办招募宴，将参加者灌醉后，哄骗他们入伍。然而，苏格兰高地的男人们，却不得不志愿加入陆军；其背后的原因，即是由于前文提及的“高地净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所带来的双重苦难。

在拿破仑战争的最终决战中，民兵和国民军的动员在一八一四年到达最高潮；而据说陆军所招募的士兵当中，苏格兰高地出身者的比例，“高到离谱的地步”。此事正显示出，因为“高地净空”而被赶出故乡的他们，所面临的贫穷困境是多么地严峻。苏格兰高地部队的男人们，包括在卡洛登的惨败中幸存下来的詹姆斯党人，大多数被派遣投入七年战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他们和因为类似理由而决定加入部队的爱尔兰士兵们，共同在最前线奋战，然后死去。据说他们的英勇，连身处在相同战场的苏格兰低地和英格兰的军官、士兵们都深为感动。

然而，不只是士兵。在陆军的军官职务中，也聚集了许多称不上富裕的苏格兰贵族子弟，特别是为了寻求容身之处的詹姆斯党人之子。因为战争与之后的殖民地经营有相当深刻的链接，所以成为殖民地行政官员的苏格兰军人也不在少数。例如贫穷贵族家中的第五子、父亲和兄弟都是詹姆斯党人的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战役中被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发掘，于一七六〇年被任命为第一任加拿大总督。还有另一个默里家的儿子，成为弗吉尼亚总督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也是詹姆斯党人之子。他的父亲在一七四五年的夏天，与登陆苏格兰高地的英俊王子查理并肩作战，且在查理王子停留于爱丁堡的期间担任他的随从，是一位相当坚定的詹姆斯党人。

◎帝国建设的伙伴

东印度官僚也是詹姆斯党人及其后代努力谋求的职业之一。一七七三年，英国政府按照针对东印度公司的限制法规，新设了孟加拉总督一职；就任总督的华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为了牵制东印度公司，大量晋用苏格兰人担任行政官员。根据哈斯丁斯的传记，自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一七七五年起的十年间，孟加拉的两百四十九名书记官当中，约莫有一半是苏格兰人。此事或许与同时期在孟加拉获得居住许可的商人，超过半数以上是苏格兰人的事实颇有关连。不只如此，哈斯丁斯在任职孟加拉总督的十余年间，还瓦解了南印度的反英势力——迈索尔王国的海德．阿里（蒂普苏丹的父亲）、海德拉巴王国（Hyderabad）的尼萨姆（Nizam）、以及马拉塔同盟——的联合行动，守住了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Madras），因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在这当中，也存在着苏格兰军官和士兵在军事方面所付出的贡献。

贸易、军队、殖民地行政，苏格兰人开始在建设帝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登场，一般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美国独立战争是展现对联合王国忠诚的绝佳良机。不像英格兰的舆论对于和美洲之间的战争意见分歧，苏格兰自始至终都维持着“赞成战争”的态度。也有研究者尝试解读苏格兰人努力在联合王国中展现他们存在的意图。就这层意义上看来，在丧失美洲的同一个时期，从反英势力的联手中死守住印度（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格兰总督哈斯丁斯，或许在表明了应当进行重整的帝国方向性时，也证明了苏格兰人是帝国值得信赖的伙伴。

就如同本章开头所叙述的，和同为新教的美洲之间的战争、以及美洲竟然会轻易地和天主教的法国联手一事，动摇了英国的认同，成了他们重新思考爱国心投射对象的契机。而苏格兰没有错过这个时机。苏格兰的低地人和高地人，都分别各自对应着自己的处境，逐渐加强了倾向联合王国的态度。芙萝拉．麦克唐纳的丈夫艾伦，在美洲贯彻了支持英国国王的保皇派立场，发起成立志愿军并且担任其代表，肯定也是因为想要加深故乡苏格兰高地与联合王国之间的链接。

◎芙萝拉返乡

关于由艾伦．麦克唐纳担任部队长的北卡罗莱纳“苏格兰高地移民皇家部队”之成立，有说法认为是因为屈服于总督约西亚．马丁（Josiah Martin）的要求之故。然而，艾伦亲自积极走访了每一户苏格兰高地移民人家，到处说服他们加入部队，所以也有传说成立这个部队本身是艾伦堂兄的提案。当时北卡罗莱纳的防卫关键咸认是在苏格兰高地移民的身上，因此他们看来似乎不像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而转为支持国王。

虽然相关记载寥寥可数，但是从中可推测出艾伦之所以会接受总督的要求，理由大约有三个：第一是，他深受总督的信赖，并且获得很高的评价。一般认为，他的妻子芙萝拉的名声，对这点有很大的影响。而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点，则是在“高地净空”之中，伴随着氏族这个单位一起逐渐消失的氏族长的地位，在众多苏格兰高地移民所生活的十字溪流，依然受到尊重。还有第三点，则是在卡洛登战败之后，当时身为氏族长的艾伦或许是莫可奈何地对英国国王宣誓效忠，但他自己应该也没打破这项誓言。这三点，全都和艾伦．麦克唐纳的“卡洛登经验”有深刻的链接。故此，艾伦身为苏格兰高地氏族长的立场，可以说在移民地美洲也束缚着他的行动，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才让北卡罗莱纳的保皇派有机可乘。然而，这也是艾伦自身的选择。此外，他在英国海军陆战队担任少尉的第三个儿子里那尔多（Rinaldo）驻扎在波士顿，或许也是促使他下决断的原因之一。

总之，艾伦的行动，始终伴随着他的妻子芙萝拉，卡洛登之花的名声。据说，艾伦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招募到两千名以上的苏格兰高地移民，芙萝拉．麦克唐纳的名字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远大过于他自身的说服力，而芙萝拉自己对于这件事也非常理解。根据记录，一七七六年初，在鼓声伴随着风笛的演奏中，北卡罗莱纳的“苏格兰高地皇家移民部队”，在艾伦的带领之下出兵上阵；芙萝拉也一边对部队挥手欢呼，一边骑着白马，在丈夫和担任连队长的女婿旁边，并骑了一小段路。

另一方面，也有苏格兰高地的移民，因为对艾伦在北卡罗莱纳的立场（换言之即是芙萝拉的存在）感到忌妒和不满，而反对艾伦，也就是选择了爱国者的立场。一七七六年二月，发生在十字溪流附近的摩尔河大桥之战（Battle of Moore's Creek Bridge），是北卡罗莱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第一场战役；和艾伦等人对战的爱国者们，称之为“麦克唐纳家族之乱”。而这场战役，也和卡洛登战役一样，在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便分出了胜负。

当地的“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afety），认为芙萝拉在苏格兰高地移民的招募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弹劾她，并且没收了她所有的财产。诽谤与中伤也接连而来。对美洲感到绝望的芙萝拉，在一七八〇年的春天，带着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回到故乡斯开岛。而她的丈夫艾伦，则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一七八五年才回到故乡。五年后，她在斯开岛上静静地嚥下了最后一口气。

卡洛登战役之花芙萝拉．麦克唐纳的结局所告诉我们的事，那就是大英帝国确确实实已将詹姆斯党人吸纳入体内。而且，这个结局，与在联合王国中也被迫面对和苏格兰高地人类似的试炼的爱尔兰人所走上的道路，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以凯尔特文化为精神核心的爱尔兰，在文化上与苏格兰高地人源出于一，他们与独立后的美国之间链接日渐加深之际，也在否定联合王国的主权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发展出共和主义。

郝嘉乐的青春

◎失衡的人口结构

爱尔兰，就位在英国的西边；然而造访这座岛屿的近代，与降临在旁边大不列颠岛上的近代，却完全不一样。大不列颠岛上的两个王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近代合而为一，变成一个横跨七大洋、五大陆的大帝国。然而，同时期的爱尔兰小岛却是分裂为二，一个是希望能够被纳入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另一个则是强烈希望脱离联合王国独立、且在长期抗争的最后实践了愿望的爱尔兰共和国。从这“两个爱尔兰”所展现出来的样貌，便可具体告诉我们，造访这座岛屿的近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此外，还有另一项能将爱尔兰的近代具体化的事物，那就是人口统计数据。

根据二〇〇五年的统计，爱尔兰的人口，在北爱尔兰约有一百七十万人，爱尔兰共和国约有四百一十万人，合计大约是五百八十万人左右。然而，在这座岛屿之外，却有超过七千万的“爱尔兰人”。其中四千三百多万人，是位在美国的所谓“爱尔兰裔美国人”。这个岛屿内外人口严重失衡的现象，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问，到底所谓的“爱尔兰人”是什么？谁又是“爱尔兰人”？这些数字所说明的事实极为单纯，那就是人们渐渐地离开了这座面积跟北海道差不多大的岛屿。然而，这个现象是从何时开始的？

◎人口普查的展开与爱尔兰

英国自一八〇一年以来，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我们现在能够详细得知英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人口动态，就是因为英国慎重地实施了人口普查；而我们能够掌握爱尔兰的人口数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通过将爱尔兰纳入联合王国的《联合法》是在一八〇〇年，而英国第一次实施人口普查则是在一八〇一年，若将这两件事实放在一起考量，便可以轻易推测出来，英国政府之所以必须掌握国民的实际状态，与将爱尔兰纳入联合王国的理由应该颇有关系。

一七九七年的冬天，在法国大革命所引爆的对法战争中，英军与法军的对决时刻逐渐逼近，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士兵。当时英国尚未实施征兵制度，政府虽然通过了民兵补充法案，大规模地展开民兵确保行动，不过仍然持续处于慢性兵力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政府深切感受到正确掌握国民状态的必要性。

一七九八年，英国政府下令针对十四岁到六十岁的所有健康男性进行调查，确认他们在法国入侵之际是否有面对战斗的心理准备。刚好在这一年的五月，英国陷入了紧急状态，那就是在爱尔兰的伦斯特省，爆发了“爱尔兰人联合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所领导的反英起事。爱尔兰人联合会是在受到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超越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差异，于一七九一年集结成立的团体。一七九三年，在对法战争展开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遭到处决之后，这个团体便仰仗着法国革命军的军事援助，持续从事地下活动，致力于断绝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主导这个团体成立的领袖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在一七九六年十二月，避过英军的耳目，引导着一艘搭载了一万五千名法国士兵的战舰进入爱尔兰海域，然而因为暴风雨，法军未能成功登陆。一七九八年五月，推翻政府的武装起事失败；十月，载着沃尔夫．托恩的法国舰队被英国海军所击溃。他们的命运在此走到了尽头。仿效着美国独立革命斗士派屈克．亨利呐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托恩，以内乱罪遭到逮捕，于狱中自杀身亡。

1798年爱尔兰起义
绘者：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

以镇压这场叛乱为契机，爱尔兰的自治权遭到大幅削减，并且失去了支撑自治制度的组织——自治议会，进而被纳入联合王国之中。换言之，由于军事上的必要而实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即是联合王国考虑要将爱尔兰人送到对法战争前线，展现出总动员姿态下的产物。

之后，涉及反英起事的爱尔兰人，大多都被流放到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斯。一八〇四年三月，位于悉尼西北的城堡山（Castle Hill），发生了新南威尔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囚犯反抗事件，囚犯们高声呐喊着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并且要求提供开往欧洲的船只。这场反抗事件遭到镇压之后，三百五十多名起事者当中有十五人死亡，但这也不过是显现出爱尔兰与殖民地澳洲之间产生连动的案例之一罢了。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怀藏着反英、反帝国心思的爱尔兰人网络也跟着持续地扩大。

◎止不住的人口外流

于是根据施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当时尚未分裂为二的爱尔兰的总人口，于一八〇一年之后持续地增加，并在一八四一年达到八百一十七万多人。不过，十年后，在一八五一年的调查中，就一口气下滑到六百五十五万人左右，到了一九〇一年更减少到不满四百四十六万人。在六十年间，人口异常地大量减少，几乎少掉了一半。爱尔兰的人口在那之后也没有恢复，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为止一直处于持续减少的状态；即便是到目前为止，也从未曾再恢复到过一八四一年时的人口数。

顺道一提，日本的人口数，在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大约是三千四百八十万人，而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的数字则大约是两倍的七千万人。在明治维新百年后的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则超过了一亿人。直到现在，虽然伴随着少子化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议论，但在这段期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海外的“日本人”数目，超过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的情况——不，说到底，人口从一百五十年前起就持续减少的国家实在并不多。如果将人民视为国家财富的话，那么人口的减少就是国家的悲剧。而且，爱尔兰的人口减少并不是因为出生率锐减的缘故，这从生活在爱尔兰岛以外的“爱尔兰人”的数字，也能清清楚楚看得出来。

创造出如此扭曲的爱尔兰人口动态的，正是造访这座岛屿的近代。司马辽太郎在《爱尔兰纪行》（‘爱兰土纪行’）中写道：“爱尔兰人，客观而言是群百败之民……让逃过屠杀和流放的爱尔兰人得以幸存下来的，是对于神的信仰和土豆。”根据描写七百万名移民故事的《从爱尔兰到美国》（‘アイルランドからアメリカへ’，东京创元社）一书的说法，直到一八四〇年代初期，生活在爱尔兰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大约有四分之三是依靠土豆维生。而爱尔兰的土豆出现异常现象，则是在人口骤然锐减的一八四〇年代中叶。

◎土豆饥荒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的秋天，因为爆发了一种新型的植物疾病“胴枯病”，爱尔兰全境的土豆持续歉收。在这种疾病感染下，土豆的茎叶会变成暗绿色，然后整株逐渐发黑枯萎。病害遍及爱尔兰全境。连续两年的歉收，对于依靠土豆勉强存活下来的爱尔兰人而言，是一项致命的打击。因为饥饿和营养失调，导致流行性斑疹伤寒和痢疾之类的疾病爆发，满街都是乞讨的群众。政府虽发起了以工代赈的政策，然而为了赚取日薪而聚集在道路工程作业现场的人们，却因为饥饿而接二连三的死亡。人们在筹足埋葬费用之前无法掩埋尸体，放任尸体腐败的结果，又造成疫情不断扩大。饥荒的情况趋于缓和是在一八五一年左右，根据同年进行的人口普查，确认在十年之间，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一百六十二万人。在这段期间，联合王国政府和教区的济贫委员会都未能够采取适切的应对措施。

对爱尔兰人而言，最佳的解决对策（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对策），就是移民。慢性人口过剩的压力，在大饥荒爆发以前，就已持续地将爱尔兰人推往海外。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起事失败，期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击败英军解放爱尔兰的愿望，也在一八一五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被威灵顿将军给击溃后，袭击爱尔兰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推动了移民。无法缴纳地租的农民被迫强制迁离，而因为工业革命流入爱尔兰的廉价英国工业制品也造成了地方产业的荒废。尽管如此，直至一八四五年为止，因为营养价值高、收获稳定的土豆栽培普及，爱尔兰本身的人口确实逐渐增加中。十九世纪前半的爱尔兰农村，到处都是人。但土豆饥荒，导致那样的风景为之一变。

饥荒爆发之后，在十年内，有远远超过上百万人逃离爱尔兰，其中三分之二是搭乘着通称的“棺材船”前往美国。在这批大量的移民当中，应该也有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曾祖父派屈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从那之后，到十九世纪末为止，在联合王国前往美国的移民当中，爱尔兰出身者一直占了超过半数。

土豆饥荒大幅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动态和移民观。然而，为何爱尔兰人非得依靠土豆维生不可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英格兰对于爱尔兰的统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会鲜明地浮现出来。

◎殖民地化的前奏曲

就像历史学家汤玛斯．高希尔（Thomas Cahill）的著作标题所讴歌的一般，中世纪的爱尔兰是一座“圣人与学僧之岛”。罗马帝国崩坏后，因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导致整个欧洲混乱至极之际，抢救保存各地的重要文献、巡回各地进行传教的神职人员大量辈出的地方，就是这座漂浮在西欧边陲的小岛。爱尔兰因为不曾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和明确以国王为中心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不同，地区性质的军事领袖林立、抗争不断；自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在十二世纪末入侵爱尔兰以后，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便刻画出了一段复杂的统治与压榨史。而这份复杂的关系，让英格兰人出现了殖民的想法。

一五八三年，信奉天主教的德斯蒙德伯爵（Earl of Desmond）在爱尔兰起事，这时成为伊莉莎白一世的宠臣、逐渐崭露头角的沃尔特．雷利爵士，因为镇压起事有功，获得了芒斯特地区的土地，于是他便尝试将故乡德文郡的人们迁居到此地。据说，他那个以“失落的殖民地”告终的弗吉尼亚殖民计划，就是始于芒斯特殖民。也就是说，爱尔兰是他实验美洲殖民的场域。

此外，在十七世纪初期，詹姆士一世也在爱尔兰北部的厄斯特地区，实施了有组织的新教徒移民政策；到十七世纪中叶为止，已经有十多万人从英格兰及苏格兰移入。厄斯特地区因此逐渐“英国化”，而这也成为后来大大震撼了二十世纪的北爱尔兰问题的起源。

之后，奥立佛．克伦威尔放逐了信奉天主教的保皇派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并且将土地分配给信奉新教（清教徒）的共和国军人，和为称作“清教徒革命”的内战（The English Civil War）提供作战经费的伦敦投资家们，也因此促使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移入爱尔兰。在牛津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和经济学者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被誉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统计学之父，也曾经担任过爱尔兰驻军的军医总监；他针对当时的爱尔兰做了一份调查，指出爱尔兰拥有丰富的鱼类和鸟类，“大地上可采收到丰美的根茎类（特别是土豆）”。

在配第所描绘的爱尔兰未来蓝图中，因为受惠于丰富的大自然和肥沃的大地，农民应该能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过，他的预想却落空了。因为在他死后隔年所发生的光荣革命，和苏格兰同样地大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命运。然而，不同于苏格兰能将与英格兰之间的合并转化为正面的作用，爱尔兰不论是在物质层面或是精神层面，都未能改变身为殖民地的处境，只有对于英格兰的怨恨与日俱增。

◎博因河战役的记忆——橘色与绿色

一六八九年，新国王威廉三世亲自率领的英格兰军队（新教），和跟法国援军一起在爱尔兰登陆的詹姆士二世军队（天主教），展开激烈的战斗。两军于一六九〇年七月十二日，在距离都柏林北方约三十公里左右、位于米斯郡的小村落德罗赫达附近的博因河畔之战中，分出了胜负。而这场战役的结果，也巩固了爱尔兰成为英格兰“殖民地”的近代构图。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之后，许多爱尔兰人在类似卡洛登战败后于苏格兰高地进行的扫荡作战中被杀，然而等待着幸运幸存下来的人们的，是“刑法法典”（Penal Law）为首的一连串歧视法令。

从一六九五年起施行的这一连串法令，禁止天主教徒在海陆军、法律界和商业领域从事活动，不给他们选举权，也不许他们担任行政公职，连土地购买也遭到禁止。天主教的地主被迫强制采取平均继承，他们所保有的土地渐渐地被细分；然而另一方面，新教的地主则和英格兰一样，透过长子继承制来保有土地的完整。结果，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然后被分配给新教的英格兰殖民者。联合王国（不列颠），借由全面否定天主教的爱尔兰人，逐渐地构筑起自己的新教认同。

博因河战役
简．怀克（Jan Wyck）画于1693年左右，爱尔兰国立美术馆收藏。

博因河战役之后，从英格兰移民而来，被称为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的新教爱尔兰人，为了庆祝奥兰治亲王威廉的胜利，成立了名为“奥兰治党”的团体，以威廉的代表色橘色的缎带作为他们的徽章。另一方面，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则因为爱尔兰的守护神“圣派翠克”（St. Patrick）在传教之际，以三叶草（类似苜蓿的三叶植物）来譬喻三位一体的教义，故而以绿色作为他们的代表色。博因河战役，是橘色与绿色的对比，同时也是一场将爱尔兰划分成为两种颜色的战役。顺道一提，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旗，是在橘色和绿色之间配上了白色的三色旗，当中寄托着期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的愿望。

被置于绝望隶属状态下的爱尔兰，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奋起反抗。然而，超越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异，梦想着爱尔兰共和国独立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事失败了；之后，爱尔兰被纳入联合王国之内，进一步袭击他们的是更加隶属于英国的状态。在那样的状况之中，若有爱尔兰人将自身所处的苦境，与军帽上别着橘色徽章的军队蹂躏爱尔兰土地与人民的记忆重叠，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一个故事，便是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某一户爱尔兰人家说起。博因河战役虽然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但那战役却“好像就发生在昨日似的”，依然鲜明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不朽名作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一九三六年）原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Margaret Mitchell）的故事，就是从“当仓皇败走的斯图亚特家王子所扬起的尘烟消逝之际，希望和梦想、土地和财富，也跟着全部被带走”的那一户人家，家中小儿子所犯下的事件开始写起。

◎郝嘉乐的渡海到美国

这一部由费雯丽（Vivien Leigh）扮演女主角郝思嘉（Scarlett O'Hara）、克拉布克．盖博（Clark Gable）扮演她的丈夫白瑞德（Rhett Butler）的知名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是从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八六一年四月，某一个明亮的午后场景揭开序幕。因此电影中省略了米契尔在原着的开头所详细描写的、郝思嘉的父亲郝嘉乐（Gerald O'Hara）的过往。为何他会来到美国的佐治亚州呢？他是如何得到以古代爱尔兰的圣地（塔拉之丘，The Hill of Tara）命名的“陶乐”（Tara）庄园呢？而他对于那块由长女郝思嘉所继承的土地的眷恋，又怀抱着何种情感呢？米契尔将这一切深深地扎根在爱尔兰的过去。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某天，年轻的嘉乐，在爱尔兰的老家附近遇到了一名替地主收租的代理人，他不假思索地骂了一声：“奥兰治党的杂种！”那名收租代理人用口哨吹了一首民谣开头的旋律回应他。那首民谣就是《博因河之水》（The Boyne Water）。一听到这首庆祝英格兰在爱尔兰确立了新教统治体制的胜利歌曲旋律，嘉乐就毫不迟疑地杀了那名代理人，而他的家人对于儿子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的罪恶感和感慨。郝家先前就已经因为反英行动被警察盯上。嘉乐的两个哥哥在家中的床底下藏了武器和弹药的事被发觉之后，便立刻逃到美国，当时他们已在佐治亚州的沿岸城市萨凡纳（Savannah）成为成功的商人，于是嘉乐也前往萨凡纳投奔兄长。出发的早晨，父亲给这个小儿子的临别赠言是——“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二十一岁的郝嘉乐，就这样来到了美国。这样的说法或许会有些夸张，但若不是因为郝氏一家代代继承了博因河战役的记忆，就不会有女主角郝思嘉的诞生了。

抵达萨凡纳的嘉乐，以一个相当典型的爱尔兰人形象出现读者的面前。嘉乐虽然发挥了精明的商业才能，逐渐地融入了美国南部社会，但米契尔说他有两个无法改变的地方，那就是爱尔兰腔的英语和“爱尔兰的渴望”。何谓爱尔兰的渴望？——对于这句鲜明地为长女思嘉所继承的话的内涵，米契尔是这样说明的：

被英格兰人夺走过去曾属于自己的土地、被迫变成佃农的爱尔兰人，全对土地怀着贪婪而深切的渴望。那份出自爱尔兰人的渴望，让他希望看见自己的土地就在眼前，变成一片绿地蔓延开来。也因为这份激烈、坚定不移的心情，让他想要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农园、自己的马匹、自己的奴隶。而且，在这个新天地，不像他抛在身后的故国一样，必须要面对两种危险的威胁——那就是不管是作物或是小仓库都会被一口吞噬的沉重税赋，和说不定何时土地租借权就会被没收的不安。（新潮文库，大久保康雄等译）

这里提到的“沉重税赋和被没收土地租借权的不安”，精准地说出了在郝嘉乐渡海前往美国的时代，折磨爱尔兰人的事情是什么。

嘉乐渡海前往美国的时间，是设定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因此从小说开头所记载的时代——一八六一年四月倒推三十九年，就是一八二二年。在被纳入联合王国二十多年、成为英国粮食供给地的爱尔兰，像郝家那样的农民，被置于佃农竞标制度之下。这种借由佃农之间的自由竞争，在每个收获期决定地租的制度，表面上给人一种民主式自由竞争的错觉，但也正是郝嘉乐所担忧的“没收土地租借权的不安”的元凶。

根据同时代的经济学者J．S．弥尔（John Stuart Mill）指出，这个制度虽以参加投标的佃农越多、地租就越高的自由竞争为基础，然而佃农们却支付不起得标的地租，所谓的地租也不过只是个表面上的名目。因而，在他们取得土地耕作权时，也就等于背负了对于地主的债务。而佃农原本就不可能以现金支付地租，因此只有缴纳实物给地主——也就是除了土豆以外，所有自己生产的农作物。

换言之，爱尔兰人因为以土豆为主食，所以将自己生产的土豆以外的作物，全部都缴纳给地主，用来输出前往英国。这个佃农竞标制度的结果，造成弱者彼此之间的互相伤害，强化了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从属关系。然而，竞标制度得以成立的前提，却是因为土豆种植的普及而持续扩大的爱尔兰的人口过剩。这是多么讽刺啊！

实际上，在大饥荒的时代，爱尔兰歉收的作物只有土豆；针对英国输出的谷类，据推算足以养活当时爱尔兰的两倍人口。而且，呼应英国市场需求的变化，耕地正逐渐地被转化成牧地，因此畜牧业的产量也是呈现增加的趋势。因此，饥荒是人祸。而且为了取得牧地的来源，付不起地租的人们，会立刻被强制驱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可是在爱尔兰，并没有可以吸收他们的产业。

◎爱尔兰人的帝国

郝嘉乐为了逃离弥尔所指出的土豆饥荒的元凶——佃农竞标制度、取回被英国所剥夺的土地，而渡海到美国。他在萨凡纳的某间酒吧遇上了一名在佐治亚州中部拥有农场的男人，并以他领悟到“在南部风俗习惯当中最有用”的扑克牌和男人一决胜负，取得了那座农场。米契尔不忘如此附加说道，“这全部都是因为他（郝嘉乐）拥有不会被酒精扰乱判断的爱尔兰人的脑袋，和在扑克牌上赌上一切的勇气，才能够将它得到手。”

经过三十九年的南部生活、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嘉乐，坚决不和左邻的农场主人，苏格兰裔爱尔兰人的麦金塔家（Macintosh）往来。米契尔写道：“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奥兰治党人，在嘉乐眼中他们就已经是该永远受到诅咒的存在。”米契尔设定这户麦金塔家，“已经在佐治亚州居住了七十年，在那之前，也在南北卡罗莱纳州居住了三十年。”如果从故事的时代倒推的话，麦金塔家是在一七九一年来到佐治亚州，而移民到北卡罗莱纳或是南卡罗莱纳，则是在一七六一年。芙萝拉．麦克唐纳的移民在是一七七四年，当时麦金塔家会不会也就住在附近呢？他们是如何看待北卡罗莱纳的第一次军事冲突“麦克唐纳家族之乱”呢？

长女思嘉从无法消除博因河战役的记忆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更强烈的爱尔兰移民气质。当她失去女儿美蓝，也失去了丈夫瑞德，开始模模煳煳地理解到自己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原著作者米契尔让她如此呐喊道，“明日，在陶乐思考吧！明日，再思考挽回瑞德的方法吧！因为，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不要忘记自己是谁”的郝家之血，是“就算面临败北，也不会承认败北的祖先之血”。在爱尔兰之外，肯定有很多继承了那份血统的“郝思嘉”。南北战争前夕，在一八五八年的纽约，以爱尔兰的独立与成立共和国为目标的“芬尼亚运动”（Fenian movement）的组织化，与都柏林几乎同时发生。他们甚至还不惜发动恐怖攻击行动。而为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恐怖攻击行动提供武器和炸药的，主要也都是美国的爱尔兰人。独立后的美国和爱尔兰之间，以共和主义为志向的反英、反大英帝国的网络，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产生链接。

第三章移民者的帝国

〈告别英国（The Last of England）
因为雕刻家友人夫妇移居澳洲的契机，画家以自己和妻子作为模特儿，画下了此幅作品。绘者：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1852至1855年，收藏于伯明罕美术馆。

丧失美洲与重新展开移民活动

◎黑人保皇派

一七八一年十月，美国独立战争随着英军在约克镇的败北，画下了句点。同时，对支持英国的保皇派的迫害也开始了。为了逃离迫害而离开美国的保皇派大约有十万人。在英国政府负担移送费用下自纽约出航的他们，约莫有半数移民到后来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定居在新斯科细亚。与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现在的缅因州）接邻的新斯科细亚，原本一半的人口就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移居者，他们没有加入独立革命，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这一波移民潮流中，有一群异样的移民看起来格外醒目，那就是约莫三千人的前黑人奴隶“黑人保皇派”（Black Loyalist）。他们在独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一七七五年十一月，遵从弗吉尼亚最后一任总督约翰．默里所发布的公告，以解放为条件，离开爱国者（独立派）立场的农场主人，加入英军的战线。

据推断当弗吉尼亚总督的公告颁布时，为英军拿起武器的黑人奴隶超过三万人，其他的南部殖民地合计也有三万名左右的黑人志愿加入英军。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则有超过八万名的黑人奴隶离开农场加入英军。英国的意图，乃是拉拢作为农场劳动力的奴隶成为伙伴，以摧毁企图脱离帝国的独立派美洲人民的农场经济。不过，最重要的是，黑人保皇派们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为英国国王而战。

让这群黑人奴隶相信英国国王会遵守“解放”的约定，是因为一七七二年在英国对逃亡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t）所下的知名判决。在近年的研究中证实，美洲的奴隶们知道法官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所下的“在踏上英国土地的瞬间，奴隶就被解放”的这个判决。英国国王是解放者——一般认为这个看法，和“施恩的国王”的既有印象，在黑人之间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若以黑人保皇派的立场为中心，展开的构图便会是这样：一方是保证会解放奴隶的英国国王，另一方则是企图脱离那样的国王独立的美洲殖民地。于是浮现在面前的情况是，以独立为志向的美洲爱国者，虽然高举着讴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独立宣言，却对奴隶制度视而不见。这令人不禁想起，汤玛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班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父亲）等签署独立宣言的爱国者，全都是奴隶主。希望从英国解放的美洲人、希望从那些美洲人（也就是奴隶主）手中解放的奴隶们、以及奴隶们寄托希望的“解放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完全颠覆了以往所描述的美国独立战争的构图（即是视乔治三世为压抑者的角度）。

事实上，对于加入英军的黑人，英军的总司令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除了保证他们衣食无缺之外，还指示要郑重地对待他们。而且，英军战败时的总司令盖伊．卡尔顿爵士（Guy Carleton），在遵照约定为他们准备了解放证明文件之余，还让希望移民的黑人士兵搭乘上前往新斯科细亚的船只。

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在新斯科细亚等待黑人们的，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自由”。过于寒冷的气候、未能领到应当能够无偿取得的土地；一七九二年三月，在失望的黑人保皇派当中，远超过一千名以上的黑人，由在英国展开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汤玛斯．克拉布克森的弟弟约翰（John Clarkson）率领下，渡海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们与为了拯救被送返伦敦后陷入贫困的黑人保皇派，于一七八七年启动的塞拉利昂迁徙计划合流。

之后，塞拉利昂在帝国内部废除奴隶贸易隔年的一八〇八年，成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塞拉利昂的中心弗里敦（Freetown），在成为西非贸易和传教据点时，也以取缔奴隶贸易基地的角色，支持着“慈善的博爱主义帝国”这种新的英国认同。

◎流亡者浪潮

对于新斯科细亚感到失望的人，并非只有黑人保皇派。身处迈向独立的美洲、曾经有过政治参与经验的白人保皇派之中，也有同样感到不满的人们。前往新斯科细亚的保皇派，之后也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行动；他们或是进一步前往新布蓝兹维寻求新天地，或是悄悄地回到美国、返回英国。此外，还有数百名的保皇派移居圣让岛（于一七七九年更名为爱德华王子岛），不过，因为只要进行开垦就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承诺被相继作废，让这座岛屿恶名昭彰，被冠上“北美的爱尔兰”之称。至于它因为小说《清秀佳人》（Anne of Green Gables）而受到人们喜爱，连带使得整体形象焕然一新，则是要再经过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也有些人是经由陆路前往魁北克。魁北克，是根据在波士顿茶党事件的隔年通过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被纳入英国统治之下。他们坚定地拒绝了独立革命之邀，依然维持着原本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状态。一七九一年，英国政府为了避免英裔居民和法裔居民之间的冲突，通过了《宪法法令》，将魁北克一分为二，分别是东部以蒙特娄为中心的“下加拿大”，和西部以多伦多为中心的“上加拿大”；日后，前者被称为魁北克，而后者则被称为安大略。

一七九三年，英法开战；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美国，也与英国进入战斗状态，因此重新编组后的沿海殖民地对英国也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位于新斯科细亚的哈利法克斯，是英国海军防卫大西洋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更进一步地增强了防卫力量。其周边丰富的木材资源，除了为当地的林业和造船业带来发展，也输出到英国作为建造战舰的原料，支撑起了大英帝国的重组之战。

战争结束后，混乱的局势一稳定下来，来自新斯科细亚的木材搬运船，便从英国载运着意想不到的货物回到加拿大。那就是人。——移民活动重新展开了。

◎被视为“货物”的移民

英格兰西部的德文郡，因为在伊莉莎白一世的时代，有许多海上男儿如法兰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沃尔特．雷利爵士等辈出而为人所熟知。位在德文郡北部托里奇河（River Torridge）出海口附近的港口城市拜德福德，它的峡湾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开始频繁出现装载着木材自加拿大而来的帆船。

根据记录，一八三一年四月上旬，在数日前自加拿大抵达的木材搬运船前，一如往常地人潮大排长龙。这些人是自地方报纸上得知船只抵达的日期后，聚集而来的志愿移民者，和为他们送行的人们。自欧洲局势恢复稳定的一八二〇年前后起，英国各地重新展开了前往北美大陆的移民活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一八一五年还不满两千人的北美移民，在十五年后已快速超过了五万五千人，在一八五二年更突破了二十七万人，迎接了第一波移民高峰。

德文郡与大西洋在物理和精神上的距离都很接近，而且在德文郡的历史上，移民本身并不是一件太稀奇的事。移民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农民，他们为了张罗前往加拿大的出国费用和航行期间（六个多星期）所必须的粮食、衣物和毛毯等，恐怕已耗尽了仅有的少许财产，若是费用不足，或许还会跟亲戚和朋友们哀泣求援。

抵达拜德福德时装满了木材的船舱，此时拥挤地塞满了英国移民。去程载运木材，回程载运移民。若想到这些移民在船内渡过数周的情况，他们或许和奴隶一样，也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人类货物”（Human Cargo）。然而，当时通常到纽约要五英镑的出国费用，经由新斯科细亚到蒙特娄却能够压低到三分之一以下的魔术伎俩，也正是改造放置木材空间而来的、拥挤而不卫生的船舱。

这些移民横渡大西洋，在哈利法克斯或是蒙特娄等加拿大港口下船之后，大多数会继续步行南下，前往“原本的目的地”——美国。这个模式本身，即便是到了横渡大西洋的移民数量增加、迎接第一波高峰的十九世纪中叶，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一八二〇年左右起，英国的移民开始在上加拿大（安大略）定居，不过根据最近的移民史研究指出，当时的加拿大移民，相较于美国移民，或者即便是与一八三〇年代以后正式展开的澳洲移民相比，大多是为了筹措出国费用便精疲力竭的贫民，别说是购买土地，连购入农具的资金都不一定有着落。对于将希望寄托在大西洋彼方的他们而言，建造船只的木材交易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也就是便宜的船资，即使到了因为定期航班的开辟而使得出国费用大幅下滑的一八四〇年代，依然是相当宝贵的存在。从木材搬运船摇身一变成为移民船的情况，如实说明了重新展开后不久的移民活动样貌。

不过，加拿大移民的样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则出现了大幅变化。而这个情况不只出现在加拿大，包括在十九世纪前半接受英国移民的澳洲和新西兰，以及南非的开普殖民地，也都因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带来了移民样貌的改变。这也是因为伴随着帝国重组的进行，移民本身的意义和所扮演的功能随之大幅改变的缘故。

◎推动移民的因素

自十七世纪初期在美洲建设了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士镇以来，英国的历史便成了由岛国迈向帝国的海外膨胀史，同时也是人群移动的历史。人群的移动，有移出和移入两种动向；而英国的情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为止，前者压倒性地超越后者。特别是从结束拿破仑战争、为欧洲带来和平的《维也纳条约》签订的一八一五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将这个世纪称为“英国移民的世纪”也不为过。在这一个世纪间，逃离英国的人数，据说有一千六百万人，甚或是两千万人，而他们正是实质上肩负起因丧失美洲而被迫重组的大英帝国的人们。他们渡海的理由受到英国国内和殖民地双方的情况所左右，两者的加乘作用决定了移民的数量。

英国移民的第一波高峰，是在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四年之间。移民在这个时期急遽增加的理由之一，是爱尔兰移民为了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大饥荒中寻求出路而激增；不过，实际上的原因并不只如此。

联合王国的人口，在一八〇一年的人口普查中还不到一千六百万人，但到了一八五一年已经超过两千七百万人。尤其是英格兰，从八百六十七万人增加到一千六百八十万人以上，在五十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农村，而且还是位于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新兴都市周边的农村。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间，出现百分之十五人口增加率纪录的英格兰南部诸郡——汉普郡（Hampshire）、萨里郡（Surrey）、威尔特郡（Wiltshire）、索塞克斯郡（Sussex）等地的农村地带，人口压力尤其沉重。这份压力，将农村的人们推移到城市（生活在远离都市和城镇的农村民众，几乎都未加入十九世纪的大量移民之中）。一八五一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出现了都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纪录，因为在那之后开始急速都市化，所以倍受注目，而这也是人口由农村移动到都市的证据。移民前往美国、加拿大或澳洲，无非是在这波国内人口移动上所延伸出来的“另一个选项”。

◎逃离“饥饿的四〇年代”

将爱尔兰遭受土豆饥荒袭击的一八四〇年代称作“饥饿的四〇年代”的，是一本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书籍，同样也以《饥饿的四〇年代》（The Hungry Forties, Life Under the Bread Tax）为书名（正确来说是一本记录集）。

这本记录集出版的时间点，与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自前一年起便极力推动的、将自由贸易政策转换为保护政策的“关税改革”游说活动，有很深的关系。张伯伦在思考如何填补因为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第二次布尔战争［The Second Boer War］）所带来的庞大财政赤字时，也意识到美国、德国在国际经济上已经逐渐追上英国，故而强烈要求重新检视自由贸易政策（参见第九章）。

舆论大多支持维持以往的自由贸易，反对张伯伦的构想。保护贸易并非是重建英国经济的特效药，而且对市民的生活也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一八四六年废除《谷物法》之前，在法令限制下阻止便宜谷物流入的“饥饿的四〇年代”的记忆，鲜明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在那个经济成长迟缓的时代，英国各地持续地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为了寻求解决之道，自一八三八年起长达十年间，劳动者们不断发起“宪章运动”；而也正是这一段宪章运动的记忆，让劳工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重新苏醒。劳动者们是为了从中引出前人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共产主义者则是为了了解孕育出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背景。这本以“食品关税（the Bread Tax）之下的生活”为副标题的《饥饿的四〇年代》记录集，让当时的记忆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实际上书籍的销售状况也很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已卖出超过十一万本。

在宪章运动盛行的一八四〇年代，人们的心中，始终存有应当如何改革社会结构的问题意识。其中，探讨的议题并非只有阶级斗争，包括女性和孩童在内，人们该如何思考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如何确保自己的位置等，都是当时讨论的主题。或许正因如此，一八四五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才会如此预言：如果发生革命的话，那一定是在英国。

然而，在英国并未发生劳动者推翻社会身分上下位阶的“旋转”（就如同Revolution的原义所显示），也就是革命并未爆发。在“饥饿的四〇年代”，为了提升生活而追求属于自己各项权利的劳工运动，为何会沉寂下来呢？

《饥饿的四〇年代》一书，在让廉价谷物流入成为可能的自由贸易政策中，找到了答案。然而，当思考到“人们在社会当中的位置”这个问题时，或许浮上脑海的会是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著作《改良的时代：一七八三—一八六七》（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1959）中所写下的这一段话：“如果没有移民这一道安全阀的话，一八四〇年代至一八五〇年代的英国和爱尔兰社会，会变成何种局面，实在难以想像。”

在工业革命的经济变动中滋生的各种扭曲现象大量涌现的十九世纪前半，移民活动被期待扮演的功能，是将超出劳动市场需求的失业者和必须仰赖教区扶养的贫民从英国国内排除，也就是摘除掉革命之芽、安定英国社会的“安全阀”（safety valve）。这从当时英国政府规定禁止技术纯熟工匠移民的事实，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从一开始，移民就被英国社会认为是排除不受欢迎人们的手段。在这种认知的交互作用之下，流向企图摆脱流放地声名的澳洲的英国移民，开始多过于前往已初步实现社会安定发展的加拿大联邦。

◎淘金热与澳洲开发

英国会将澳洲纳入帝国并且进行开发，是为了确保在丧失美洲殖民地时也失去的流放地。一七八七年五月，十一艘搭载着七百多名囚犯，自英国军港朴茨茅斯出航的移民船，在隔年一月二十六日，停靠在盛夏的澳洲新南威尔斯的植物学湾。三年后，来自爱尔兰的囚犯船也抵达了。一八三〇年左右，遭到流放的犯人大约占了这座岛屿人口的七成。

因为流刑这项刑罚的性格，在殖民时代初期来到澳洲的人们，大部分都是十六到三十五岁的健康男性。据说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约莫有八成是窃盗，而且有一半还是初犯。在这层意义上，这些囚犯和当时英国一般的劳动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才得以开发的澳洲，展现出了每年百分之十的惊人经济成长率。而这同时也是移民夺取澳洲原住民的土地，让他们的人口因为从英国带进来的传染病而锐减的过程。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逐渐停止将流刑犯送往澳洲，并且开始奖励美丽诺羊的养殖和自由移民的移入。由罗伯特．霍尔顿爵士（Sir Robert Wilmot Horton）担任委员长的移民委员会（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七年），认定新南威尔斯是最适合自由移民的殖民地。呼应这个情况，爱德华．吉朋．沃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因为担忧未受教育的下层民众和服刑完毕的囚犯们可能会导致无秩序状态，为了防范未然，他也对中产阶级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对移民行动能有所理解。

爱德华．吉朋．沃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之后，设立新西兰公司（一八三八年）的沃克菲尔德，在连新西兰的地形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抢先以“新伊甸园”之名售出土地，招募移民；英国政府因此只好在一八四〇年二月，和毛利族酋长签订了《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急忙地让这座岛屿成为英国的领地。在该公司的援助或免除出国费用下送出的移民，大多以自耕农的身分在新西兰扎根。澳洲殖民地政府也基于沃克菲尔德的提议，开始将卖出皇家领地的收益用来补贴移民的出国费用。这是因为在一八四〇年代，经由大西洋航路出国所需的费用已低于三英镑十先令，相较之下，前往澳洲的出国费用要到十六英镑上下，相当昂贵。航行的天数也是，大西洋航路当时是四十五天前后，相对之下，到澳洲则需要一倍以上，超过九十四天（到新西兰则大约需要四个月）。再考虑到这段期间在船上吃穿的消费量，和必须忍受的绝对称不上舒适、不卫生的船内状况，出国费用的补贴乃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诸如一八三四年修正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也屡次加入与移民补助相关的修正条例。在一八四〇年代，英国政府同意将济贫税作为移民补助之用，每人补助金额的上限为五英镑（日后调整为十英镑）。理由是因为与其将教区的税金（济贫税）用在补助国内的济贫院以养育贫穷人口上，还不如让这些贫民移民到海外比较节省费用。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经费计算方式，但是将用在国内的救济经费和移民经费放在天秤上衡量的“作为节税方案的移民”，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将移民活动正当化的最大理由。移民不只是英国社会的安全阀，也是节省经费的救济方案。

一八四八年，殖民地大臣亨利．乔治．格雷（Henry George Grey）在议会发表的关于移民的演说中，大力强调澳洲殖民地值得展望的未来。两年后的一八五〇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洲殖民地自治法案，给予新南威尔斯、维多利亚、南澳、塔斯马尼亚等四个殖民地自治权，也因此加速了各个殖民地政府的招徕移民行动。据说与同时期的美国移民相比，澳洲移民当中拥有熟练技术的劳动者和农民的比例很高，这或许就是极积招徕移民的成果。

不过，比起移民招徕行动，更让人感受到澳洲魅力的，是一八五一年在新南威尔斯的巴瑟斯特发现了金矿。之后，因为持续将近十年的淘金热，在一八五〇年原为四十万五千名左右的移民人数，在十年后急遽增加到一百一十四万多人。在这个时期，有相当多的小说和绘画，以“移民澳洲”这个帝国经验作为题材。例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便嘲讽地设定让主角皮普（Pip）在英国国内晋升成绅士阶级的资金，是来自于澳洲的流刑犯；这或许是因为在发现金矿之后，英国社会投向澳洲的目光变得很复杂之故。

◎主要的移民目标——美国

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移民活动的进展，虽然与帝国重组的推进交织在一起，不过当时的统计数字所摆出的现实却有些许的不同。那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从英国港口出航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要前往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的统计在一九一三年之前，并未将有意定居的移民和单纯的出国者（或是短期旅居者）加以区分，而是将所有前往海外的英国乘客都计算为“旅客”（Passenger）。不过即便是将因此而产生的出国总人数和纯粹移民人数的误差纳入考虑，统计也依然显示出，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离开英国的人几乎有九成都前往了美国。其中，离开英国之后直接从美国港口入境的乘客，和暂且先在加拿大上岸，之后再经由陆路南下进入美国的人们，也都被计算在内。例如，观察十九世纪的第一波移民高峰期，也就是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四年之间，（估计至少）在这个时期离开英国的两百七十四万人当中，有两百三十多万人渡过大西洋，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入境加拿大（英属北美），而是入境美国。

此后，前往美国的英国移民，除了在南北战争（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时期出现稍微下滑的情况之外，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持续占了出国者全部人数的六、七成。而且，这个现象并不只限于来自英国的移民。

◎欧洲大脱逃

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年，即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对英国而言是“移民的世纪”，但也是整个欧洲的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横渡大西洋的时代。在这一个世纪之间，逃离欧洲的人数远远超过五千万人。根据分析，其中超过半数的三千万多人前往美国，其余的则是分散在英国人所开垦的四个殖民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或是南美各地。

这一波前往美国的大规模移动，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新恢复繁荣的大西洋经济圈上，可以说是欧洲整体的共通经验。随着大西洋贸易的扩大、横渡大西洋航路的发展和繁荣，移民仲介业也持续进展。移民仲介业者和船运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出国费用也降低了，于是吸引了更多欧洲人前往大西洋的彼方。

在十九世纪中叶，横渡大西洋航路的主角，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然后是德国的移民；不过，在十九世纪后半加入了北欧各国的移民，之后到二十世纪初期，则变成以来自南欧和东欧、所谓的“新移民”为中心。其间，英国移民在美国的立场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英格兰的移民们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丧失美洲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只是要求大英帝国，也要求联合王国进行重组。在十九世纪初期将爱尔兰纳入编组之中的联合王国，并不像“联合”这个字眼所带给人的想像，绝非是坚如磐石般的存在。迄今，“不统一”依然是联合王国的一大特征。

关于移民也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以及爱尔兰的出身者，在各自反映出细微的地区差异时，也展现出全然不同的动向。关于苏格兰、威尔斯和爱尔兰的出身者，不论是在实际移民情况的掌握上，或是在他们亲身的口述记录和未被文字化的记忆方面，调查和研究的进展都相当显著。相较之下，英格兰出身的移民，在移民地点——特别是在美国——的实际状态则相当难以掌握。这或许是因为既是盎格鲁撒克逊裔且又信仰新教各宗派的英格兰人，和“美国人”（虽然很难定义）说着相同的语言，在踏上美国的瞬间，轻易就能混入美国社会的缘故。

根据近年的调查，可以发现与同时期横渡大西洋的其他欧洲各国移民相较，来自英格兰的移民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没有家人同行的单身移民很多。另一个则是，归国率极高。简单说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来自英格兰的移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收入而“抱持着离乡赚钱的心态”前往美国的。这些特征被认为是活跃于十九世纪末的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等南欧、东欧的移民，也就是所谓“新移民”的特征；不过，就这层意义上而言，英格兰移民早已抢先采取“抱持着离乡赚钱的心态”渡海前往美国行动的模式。而在他们这一份感觉的背后，还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大西部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所设计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蒸汽船大西部号（SS Great Western），在一八三〇年代后半，率先创下了从布里斯托到纽约之间的定期航班，航海日数只需要十五天的纪录，为新的大西洋航路时代揭开了序幕。以此为契机，在链接美国和欧洲的航路上，竞相开发、制造最新颖的快速船，也颁发“蓝丝带奖”（Blue Riband）给创下最短航行时间纪录的船只。除了缩短航海所需天数之外，在一八六〇年原本需要四十五美元的出国费用，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也降低到将近半价。这个情况大幅改变了“前往美国”的意义。

◎都市时代的移民们

十九世纪后半，不只是英格兰的移民，在“横渡大西洋时代”的英国移民身上，又加上另一项发人兴味的特征，也就是都市性格。根据美国在移民入境之际所制作的资料表，从英国抵达的移民所填写的在英国的最后居住地点，大部分都是主要城市，从事农业者极为少数。

在十九世纪后半英国移民身上所见的都市性格，环绕着移民显露出某种矛盾。那就是和其他欧洲各国因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尚未成熟，国内吸收贫民和失业者的市场有限，因而不得不依赖移民的情况不同；同时期的英国，是在工业化和都市化十分进步之后，移民的最高峰才降临。

造成移民的国内情况（也就是推动移民的要素），若是因为人口过剩、生活贫困、不景气和作物歉收等经济变动，或是海外移民成为人口由农村移动到都市的延伸的话，那么随着吸收农村贫困者的国内产业发达、收容剩余人口的都市成长和都市化进展，海外移民的情况应该也会趋于减缓。到一八八〇年代为止，和英国并列为横渡大西洋主角的德国，就适用于这个方程序。在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和之后急速工业化、都市化的情况之下，德国移民美国的人数开始减少，而且不久之后就转变成接收其他欧洲移民的国家。然而，英国即便是进入二十世纪，移民的现象也并未结束。

就英国的情况来说，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展并未能成为抑制海外移民的力量——这是因为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在帝国内部，开创出了收容移民的新场域；结果，之前绝大部分流向美国的人潮，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逐渐地发生变化。在移民潮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三年间迎向最高峰时，英国人蜂拥而至的地点是加拿大。因为一八六七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后，得到“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这个新名称的西部地区，逐渐开创出一个需要“英国人”的广大空间。

“帝国时代”的加拿大移民

◎大西部的出现

加拿大西部被称为鲁珀特地（Rupert's Land），东起红河（Red River）、西至洛矶山脉约莫一千两百平方公里的广大空间，长时间为获查理二世（Charles II）赐予特许状的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所有。从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〇年间锲而不舍与该公司进行协商的加拿大联邦政府，成功地以超低价的三十万英镑补偿金，和提供肥沃地带土地的十二分之一（约二十五万英亩）的优越条件，买下了鲁珀特地，将其纳入联邦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在洛矶山脉的西边，由于美墨战争之际英国和美国签订了《俄勒冈条约》（Oregon Treaty，一八四六年）而重新被认定为英国属地的温哥华岛对岸附近、流经加拿大本土的弗雷泽河（Fraser River），在一八五八年发现了金矿。接着因为淘金热的契机，在加拿大本土成立了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后来为了削减统治费用而与温哥华岛合并（一八六六年），并在一八七一年被编入加拿大联邦之中。于是，加拿大西部，便成为连接北美殖民地东西两端、横贯大陆国家的关键地带。

伴随并入联邦而急速展开的西部开发，是由信奉新教的保守派英裔居民、也就是所谓的领土扩张主义者所推进。在西部编入联邦之前的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代，展开宣传活动，将以往“寸草不生的荒地”的印象，转换成“蕴藏着担负起加拿大将来可能性的肥沃农地”形象的人，也是这些英裔居民。早在联邦成立之前，法裔居民和英裔居民之间关系原本就充满了紧张感，而英裔居民的这些行动更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实现一个横贯大陆的国家——偏袒英国的他们，在西部开发中反映出对帝国领土扩张的热切期待，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努力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有助于大英帝国发展的新社会；换言之，加拿大西部不单单只是经济开发的场域，同时也是测试与帝国意识不可分割的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场域。

因为这些情况，他们便展开行动，开始从说英语、新教信仰浓厚、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英国寻求移民。这项行动名符其实的是“帝国的母亲”英国和“帝国的长女”加拿大的共同作业；它不只攸关着加拿大的未来，同时也攸关着大英帝国的未来。

◎操之过急的西部开拓

为急于开发加拿大西部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们提供参考范本的，是同时代的美国西部开拓。一八九〇年，美国未开发的边境地带正式宣告消失之后，怀着再现“美国西部经验”的期待，加拿大西部被宣传成“最后的机会、最好的西部”。“美国耗费五十年才完成的事，我们只要一年、两年就能够达成。”这句话反复不断地出现。

故此，也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人为措施。模仿美国《公地放领法》（Homestead Acts）的《自治领土地法》，会在加拿大西部编入联邦短短两年后的一八七二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议论便快速通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移民，只要支付十美元的登录费用、耕种三十英亩土地、建屋定居满三年，政府便会无偿提供每人一百六十英亩的土地——这样的“加拿大版公地放领法”，对于招徕移民发挥了强大的号召力。

招徕移民的宣传手册

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代中叶之间，前往西部的移民，以自加拿大东部移居的英裔居民为中心。在一八八五年开通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运送人们和货物而成为西部开拓的大动脉，同时也靠着贩售铁路沿线的土地，支撑开拓行动。不过，从与帝国结合、对母国英国发出号召这一点上看来，招徕移民的行动则未必顺利。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一年的约莫三十年之间，流出加拿大（主要是流向美国）的人数，经常比流入加拿大的人数，超过二十万人左右。

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是在一八九六年之后，世界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出现复苏征兆的时候。因为小麦价格的上升和交易量增加，大西洋贸易恢复了繁荣，而投资与移民的扩张，也让加拿大西部逐渐变身成为“帝国的谷仓”。加拿大移民局的预算自一八九六年起，在十年中成长了十倍；移民局利用这些经费，除了充实制度之外，也制作了宣传手册和海报、委托英美作家撰写以加拿大西部为舞台的小说等，努力从各种方向宣传加拿大西部。结果，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在英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充斥着“希望的大地”、“应许之地”、“充满机会的地方”、“神奇的西部”等字眼；然后，在最后还会宛如惯用语般，用大号字体接上“最后的机会、最好的西部”这句话。英国的火车站和邮局，也张贴着强调加拿大西部富裕的海报，大大挑动英国人的想像力。

然而，在那背后的阴影，也就是关于加拿大西部的负面讯息，完美地被隐蔽了。例如，加拿大自治领政府所制作的官方宣传手册，对于距离公地放领地不远处的原住民保留区只字未提。即便是比较有良知的宣传手册，也只轻描淡写地将原住民描写成一群温和且无害的人们。因为操之过急地追求重现美国西部开拓的经验，英国对于加拿大西部的印象，蕴藏了许多的矛盾。无须多说，最后承受这些矛盾的人就是移民们。而且，由首任法裔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率领的自由党内阁所提出来的招募西部移民条件，相当不适合来自英国的移民。

◎加拿大的反抗

多伦多以西大约两千两百公里，位于加拿大中央曼尼托巴省的首府温尼伯，是链接加拿大东部和西部的节点。十九世纪末，从英国搭乘着蒸汽船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们，不到两周便抵达了魁北克或蒙特娄；之后他们便转乘横贯大陆的火车，来到这个进入加拿大西部大门的城镇。在这里下了火车的移民当中，希望拥有自己的农场的人们，会去向移民局申请登录公地放领，并在这城镇买齐了标识地界的木桩和生活必需品之后，再继续展开前往西部的旅程。曼尼托巴省成为加拿大联邦的第五个省分，是在一八七〇年。在隔年的调查中，人口为两百四十人的温尼伯，到了二十年后的一八九一年，激增到约莫两万五千人。虽然在加拿大自治领农业部门所发行的宣传手册中写道，“经过都市规划的宽阔街道是城市的特征”；不过，实际上因为独特的风土环境，饱含湿气的缘故，道路始终泥泞不堪。据说因为原本就是沼泽地，所以一到夏天也会出现大量的蚊子。这类现实与讴歌文句之间的矛盾和落差，对于来到西部的移民，特别是从英国都市地区前来的移民，是相当沉重的压力。他们大多数未能满足必须住满三年才能拥有土地的居住条件，便迁徙到其他的土地，其中返回英国的人也不在少数。

加拿大联邦的扩张　依据山川出版社《加拿大史》制作而成

成为加拿大联邦掌舵者的劳雷尔内阁期待的农业移民，是拥有强健的身体、耐得住加拿大严峻的冬天、能够耕作土地的人们。结果，习惯农耕作业的东欧移民，特别是乌克兰和波兰的农民们，在二十世纪初期大量移入加拿大西部。他们在移民地点创造出自己的社群、说自己的语言、发行报纸，并且创建自己的教会作为精神上的粮食。当渡海来到加拿大西部的英国人，发现无法用英语沟通的邻居时，应该感到很讶异吧。

一八八六年之后，英属哥伦比亚的弗雷泽河附近也已经开始出现来自日本的移民，加拿大西部的人口组成渐渐变得复杂了。曾经是顺从的“帝国的长女”加拿大，也渐渐放开了“母亲”的手。

第四章解放奴隶的帝国

因应废奴运动而起的徽章
图左：“我难道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兄弟吗？”，图右：“我难道就不是一位妇女、一位姐妹吗？”

奴隶贸易的记忆——身为共犯者的帝国

◎布里斯托的涂鸦事件

位于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是一座在雅芳河（River Avon）河口发展而成的港口城市。一四九七年，出生于热那亚（Genova）的船员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意大利语为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在得到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 of England）核发的、找寻通往印度西北航路的探险特许状后，便与十八名船员一起搭上马修号（Matthew），从这座布里斯托港扬帆出航。这艘取自于他妻子玛蒂雅（Mattea）之名的三桅帆船，据说“能够装载五十吨分量的葡萄酒”，因此是一艘体型较小的帆船。在这趟航海中，卡博特父子抵达了加拿大东岸新斯科细亚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一带，并以英格兰国王之名，宣告拥有那块土地。之后继续向北航行的卡博特，探查了拉布拉多 （Labrador）和纽芬兰（Newfoundland）等地方，在附近的海上发现了丰富的鳕鱼渔场（纽芬兰大浅滩［Grand Banks］），并在同年八月返国。英格兰的航海时代自此揭开序幕，不久，这座岛国便进入了“帝国的时代”。

在小说世界当中也是，一七二六年，强纳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让格列佛（Gulliver）所搭乘的羚羊号从布里斯托出发航向东印度。罗勃特．刘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ewis Stevenson）在一八八三年发表的小说中，主角少年吉姆．霍金斯（Jim Hawkins）启程前往手绘地图上的金银岛时，也是从这座布里斯托港出发。

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区，于人车频繁交错而过的两条大道交会点上，竖立着一座塑像。那座人物塑像握着拐杖的右手，撑住托着下巴的左手，目光俯视的伫立姿态，宛若陷入了沉思。这位主人翁的名字是爱德华．柯尔斯顿（Edward Colston），他是布里斯托出身的商人，在十七世纪后半到十八世纪初期，从事着与西印度之间的贸易。塑像的基座上雕刻着这样一段文字：“纪念一位最高洁、贤明的城市之子，布里斯托市民所建。一八九五年。”然而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这段文字上面被发现喷漆涂鸦。那是谁都看得懂的两个浅显易懂的英文单字——Slave Trader（奴隶商人）。

爱德华．柯尔斯顿（Edward Colston）

虽然涂鸦本身立刻就被市政府当局给清除了，但是这两个英文单字所带来的冲击并未因此而结束。这两个单字，唤醒了与这个城市无法分割的历史记忆——从事奴隶贸易的过往，同时也点燃了论战之火：而今是否应该对那样的过去进行赔偿？该由谁、又该如何赔偿？然而究竟又该怎么做，才能算得上是赔偿？涂鸦被清除后的两天，全国版的报纸《泰晤士报》（The Times，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传达了这个城市的黑人社群领袖的发言。他说，经由奴隶贸易获得庞大财富的柯尔斯顿，只将非洲人视为“商品”，完全无视于他们的痛苦，是“奴隶贸易史上最恶劣的犯罪者之一”，应该即刻拆除他的塑像。

事情的发展并未就此结束。柯尔斯顿的塑像在那之后也反复地遭到涂鸦，艺术家们接二连三地拒绝到这个城市的市民音乐厅演出——因为音乐厅的名字也叫柯尔斯顿音乐厅（Colston hall）。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应该就是布里斯托出身的当地乐团“Massive Attack”（强烈冲击）。该乐团在嘻哈音乐（hip hop）的基础上发展出神游舞曲（Trip-Pop）的音乐形式，并以《Blue Lines》（蓝色线条）、《Mezzanine》（夹层）等专辑红遍全世界。事态甚至发展成要将柯尔斯顿音乐厅更名的骚动，即便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涂鸦事件所残留下来的余波也依然荡漾不已。

◎布里斯托的记忆，柯尔斯顿的记忆

不只是矗立于市中心的那座仿佛若有所思的塑像，事实上布里斯托这个都市当中，迄今亦处处充满着关于“柯尔斯顿的记忆”。

柯尔斯顿的塑像矗立在穿越市中心区的主要乾道——柯尔斯顿林荫大道（Colston Avenue）的交会点上，紧邻于西侧的商业大楼名为柯尔斯顿塔（Colston Tower）。而柯尔斯顿音乐厅就在这栋建筑物的后方，面对着柯尔斯顿大道继续向北延伸的柯尔斯顿街而建。这栋在一九九八年的塑像基座涂鸦事件以后，因为更名风波而骚动不已的市民音乐厅，前身是在布里斯托创建的第一间制糖厂。布里斯托商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尼维斯（Nevis）、蒙瑟拉特（Montserrat）、巴贝多（Barbados）等岛屿，运回来的蔗糖（原糖），会在此地精制后再运送到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英国人有多么难以抗拒“甜味的诱惑”，从柯尔斯顿所处的十八世纪初期，英国的蔗糖消费量是法国九倍的这个统计数字上，就说得很清楚了。

从市中心向西北方向步行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有一间柯尔斯顿济贫院。在十八世纪初期开设的中等教育男子学校，日后被更名为柯尔斯顿男子学校（Colston's Boys' school）；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塑像设置四年前所开设的女子学校被命名为柯尔斯顿女子学校（Colston's Girls' School）。在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设施，也可以看见“柯尔斯顿”之名。某一本布里斯托的导览书说道：“提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不触及关于柯尔斯顿的记忆。”而创造出这个状况的时代，正是柯尔斯顿的塑像被设置在这个城市中心区的十九世纪末。或许可以更进一步说，就是因为一八九五年这座塑像出现在布里斯托的市中心，再度唤醒了人们对于柯尔斯顿的记忆，才让他的生命延续到二十世纪。

尽管如此，柯尔斯顿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之中的柯尔斯顿

与塑像的设置大约同一时期，在英国进行编纂的《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除了将柯尔斯顿定义为“博爱主义者”之外，还参照了数本在十九世纪出版的传记，整理出了他的人生。简单地归纳一下其中的内容。

柯尔斯顿在一六三六年，诞生于一户在布里斯托颇具名望的富裕商人之家。他的父亲曾经是保皇派，在清教徒革命时期，因为被议会派占了多数的布里斯托市议会解除职务，便借机举家迁移到伦敦；而柯尔斯顿则进入了以慈善学校闻名的全寄宿学校——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 School，当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黑衣修士地区［Blackfriars］，现在则是位于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贺森［Horsham］），接受教育。一六八〇年，他成为该校的理事长。王室复辟后不久，他的父亲回到布里斯托；而他则是在伦敦的布商公会完成学徒的修业后，和他父亲同样成为以欧洲市场为对象的商人，经手葡萄酒、雪莉酒、衣料等商品，扩大了事业的规模。父亲死后，他曾短暂地回到故乡布里斯托居住，不过在一六八九年，他在距离伦敦不远的萨里郡（Surrey）的摩特雷克（Mortlake）建造了宅邸，直至过世为止都以此处为生活据点。

一六九〇年，他在布里斯托设立了济贫院，并委托给该市的商人公会（Society of Merchant Venturers）管理，之后，他便接连不断地捐款给布里斯托。他在一七〇七年投资了一千三百英镑新设的学校，在日后被改称为“柯尔斯顿学校”。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的托利党，并且是重视礼拜仪式的英国国教会高教会派（High Church）热心信徒，也捐赠了大笔金额给教会作为改建和修复之用。一七〇八年，他从事业上退休之后，隔年便获选为以教育和贫民救济而闻名的全国性组织——基督教知识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的成员。此外，他也捐赠了大笔金额给伦敦的医院、摩特雷克的济贫院和学校等。他在一七一〇年成为布里斯托选出的下议院议员。一七二一年，他在家中过世后，根据他在生前所留下的遗言，遗体被埋葬在布里斯托的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享年八十五岁。

在《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记述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强调了柯尔斯顿身为慈善家的一面。从“他捐赠给雇用和收容贫困者的机构，以及成立学校和设立医院的费用，总额高达七万六百九十五英镑”的记述内容看来，也可以得知对他的评价是集中在他于非常早期（在英国的慈善历史活动上）的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期，就创建商人的慈善传统这一点上。这是十九世纪末对于柯尔斯顿的理解。

而且《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还以下面一段话作为结语，记载着在柯尔斯顿死后，关于他的记忆仍然持续被继承之事。

迄今，星期天在柯尔斯顿墓前的献花也依然不绝，在他的生日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于一七二六年设立的柯尔斯顿协会旗下的三个附属组织——海豚协会（The Dolphin Societ）、感恩协会（The Grateful Society）、支持者协会（The Anchor Society），会举办以慈善为目的的大型募款活动，以为庆祝。

这里所记载的团体当中，海豚协会是保守党系、支持者协会则是以自由党派系的政治家为中心，所以每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会有为数众多的政治家聚集在布里斯托。查看十九世纪后半的《泰晤士报》，在这日的隔天必定会出现〈布里斯托的柯尔斯顿之日〉或是〈布里斯托的柯尔斯顿纪念日（Anniversary）〉之类的标题，并刊载着聚会的情况和所募集到的捐款金额等，最后再以赞美母会柯尔斯顿协会的活动作为结束。

应该要注目的部分是，记述当中只极度强调他身为“博爱主义者”、“慈善家”的一面，却忽略了一个在他的人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关于他投注在布里斯托这个城市的丰厚慈善资金的来源。一六八〇年三月，柯尔斯顿成为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成员，之后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而这个事实，在《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中完全没有记载。

《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为何不写下柯尔斯顿曾经是皇家非洲公司的成员的事？而所谓皇家非洲公司又是什么？

◎皇家非洲公司与奴隶贸易

以伦敦为据点的皇家非洲公司，是一家特许公司，在英格兰涉入奴隶贸易初期的十七世纪后半，从一六七二年到一六九八年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期间独占了非洲贸易，也就是将奴隶贸易纳入其中的所谓三角贸易。这二十多年间，正是西印度群岛重要产品蔗糖的消费量，在英国社会爆发性大幅增加的时期。换句话说，支撑起蔗糖消费超过法国九倍、堪称“甜党”的英国国民的三角贸易便是在这个时期确立，而从这当中滋生出来的巨大财富，也对商人和投资客产生了吸引力。那也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栽培发展顺利，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并列其名的时代。

甘蔗的栽培，除了在栽植、收成，和之后的搬运等必须要集体劳动之外，也会导致土壤的疲弊、荒废；因为这些特性，所以必须要不断地为了寻求新的耕地而移动。而且，收成后的甘蔗还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捣碎茎干，榨取出原汁。甘蔗是一种很照料起来很麻烦的植物。榨取出来的汁液，熬煮后会变成褐色的原糖，而种植园中也必须要有能够完成这项工程的作业工厂。

欧洲人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这类需要集体劳动的甘蔗栽培之初，主要使用的劳动力来源，是当地的印地安人。不过，在那之后不久，因为欧洲人所带入的疾病和残酷驱使的结果，导致当地的印地安人陷入几近灭绝的状态，因此这时由英国人经营的种植园，便改由签下劳动契约的英格兰贫民、和遭到诱拐的爱尔兰孩童或年轻人，以及被判处流刑的政治犯成为替代劳动力。然而利用这些方式所能取得的劳动力也有其极限，于是西非的黑人奴隶便受到注目，被视为是长久劳动力的供给来源。

被当作奴隶的，是在西非内陆的部族斗争中遭到俘虏的非洲人；而仲介供应这些奴隶的，则同样是西非的人们。众所皆知，达荷美王国（Dahomey，今日的贝宁共和国［Republic of Benin］）即是以奴隶贸易仲介而繁荣兴盛。实施军事独裁的达荷美，每年都会猎捕奴隶，然后在港口城市威达（Ouidah），将他们卖给欧洲的商人。在皇家非洲公司独占这项贸易的时代，该公司会在购入的非洲奴隶的胳臂或胸部，烙印上“DY”两个字母，这是公司的代表，也就是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后来的詹姆士二世）头衔的缩写，或是公司的简写“RAC”（Royal African Company）。

一般认为，皇家非洲公司在一六八〇年到一六八六年之间，出资进行了两百四十九趟的非洲航行，平均每年送入五千名的黑人到加勒比海或美洲的殖民地，因此该公司在独占贸易期间买卖的奴隶人数远远超过十万人。不言而喻地，从中蒙受利益的人，就是皇家非洲公司的成员。

主张天赋人权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是皇家非洲公司的股东，而当时以伦敦为基地从事西印度贸易的爱德华．柯尔斯顿，则是在一六八〇年三月加入这家特许公司。就如同《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当中所记述的，柯尔斯顿身为商人时，主要活跃的舞台并非是布里斯托，而是伦敦；而他正是在皇家非洲公司独占英国奴隶贸易的时期，以伦敦商人的身分涉入了奴隶贸易。

◎遭到控诉的保险组织——劳合社

现在，因为涉及奴隶贸易而遭到追究、受到激烈抨击的，并非只有柯尔斯顿。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保险组织、触角广泛涉及海上运输保险业务的“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也被要求必须真挚面对过往的奴隶贸易。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名经由基因鉴定判明是被船只从西非运送到西印度群岛奴隶后裔的美国人，以因为被迫与非洲大地分离，导致他们迄今依然持续为“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而苦为由，对奴隶的买家雷诺烟草公司（R. J. Reynolds）的共犯“劳合社”提出控诉。原告所选择的辩护律师爱德华．费根（Edward Fagan），在与德国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诉讼中，因为向瑞士企业索取到高达十二亿五千万英镑的赔偿金而声名大噪。精明能干的辩护律师费根说，这家英国的老牌保险公司在奴隶贸易中扮演了极大的角色，所以负有重大责任。他会发表这样的言论，或许是因为他将“劳合社”过去曾经在十八世纪之中压倒其他的竞争公司，几乎成功地完全独占三角贸易的海上保险之事纳入了考量。

“劳合社”起源于一间位于伦敦码头区附近陶尔街（Tower Street）上的咖啡馆（Coffee House），大约是一六八八年左右开始营业。因为地利之便，咖啡馆成了船主、商人和水手们聚集的场所，而店主爱德华．劳伊（Edward Lloyd）也开始发行《劳伊新闻》（Lloyd's News），提供船舶的相关信息。故此，这间咖啡馆会承包船只保险业务，也是非常自然的结果。

所谓的咖啡馆，是贵族或绅士、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新闻记者或文人、知识分子等各种阶层的人们，在支付一便士的入场费之后，一边啜饮着一杯两便士的咖啡或红茶，一边议论、交换信息的社交场所。此类咖啡馆的全盛时期被认为是在十七世纪后半到十八世纪初期，因此也正好与英格兰开始支配三角贸易的时期重叠。不久之后，有些咖啡馆的入口处开始挂起了写上船只出航日期和目的地的邮袋，有时咖啡馆甚至也会扮演起股票交易所的角色。这或许是因为被称商业革命的新时代带来了生活型态上的变革，但当时的英国并没有足以应付新时代需求的服务，于是咖啡馆便填补了其中不足之处。

促使劳伊咖啡馆发展成世界数一数二保险公司的原动力，是当时交易比重持续提升的、从事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贸易的船只保险，和对于“黑色货物”（Black Cargo），也就是奴隶的保险。特别是从西非前往加勒比海的途中，在被称为中央航线（Middle Passage）的大西洋上，“黑色货物”的损失率极高，亦即非洲奴隶的死亡率很高，不管是对于船主或是对于贸易商人而言，都是烦恼的根源。当时，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并不会拨付保险费，但如果是因故溺毙的情况，保险费的支付是会被认可的。在海上保险契约中，奴隶始终被视为是“货物”，而非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劳合社”被追究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点上。经由奴隶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劳合社”，要如何赔偿被当作“货物”对待的奴隶的“痛苦”？

这一则诉讼是被卖到美洲烟草种植园的奴隶后裔的故事，不过甘蔗种植园的情况或许也很类似。“有蔗糖的地方，就有非洲的奴隶”，这是指导反英斗争、后来成为特立尼达（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总统的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所曾经说过的话；而“有蔗糖的地方，也就有劳合社”。除了保险之外，“劳合社”还提供了与船舶相关的种种服务，并且投资了包含船坞建设的港湾设备、贷款给种植园主等，在保险、海运、金融业务的发展上，都对蔗糖贸易发挥了很大的贡献。

◎布里斯托的黄金时代

一六九八年，在贸易商人的压力之下，英国议会决定废止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贸易权。这件事本身便说明了加勒比海甘蔗栽培的高收益率，和以蔗糖为中心的三角贸易所滋生的巨大财富。这时，强力推动废除皇家非洲公司独占贸易的，就是布里斯托的商人。

布里斯托的商人早在引进奴隶之前，就已因为从事运输作为劳动力的政治犯，而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和美洲南部的烟草种植园有所往来。于是，当皇家非洲公司的贸易独占在一六九八年正式废止时，船名也是“Beginning（开始）”的第一艘奴隶贸易船，在船长史蒂芬．贝克（Stephen Baker）的率领之下，启程航向西非。三十多年后，到了一七三〇年左右，布里斯托以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据点为人所熟知。从该港出航的奴隶贸易船超过两千一百艘，运送了五十多万名非洲人到西印度群岛或美洲殖民地当奴隶。

链接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的进行，是从布里斯托（或是伦敦，后来则是利物浦）出航的船只，船上会满载着殖民地所需求的各式各样日常用品、粮食和餐具、鞋子和衣料、香皂和蜡烛、农耕用具、以及奴隶的衣物等。船只途中会停靠在西非沿岸，以枪枝和弹药、莱姆酒、棉布和串珠等，和当地担任仲介的非洲人进行交换，将他们从内陆调度来的奴隶塞满船内。之后，船只会航向西印度群岛，在牙买加或巴贝多等地放下奴隶，改装上大量当地所生产的蔗糖（褐色的原糖）、烟草、棉花、靛蓝染料和可可等，再返回布里斯托。

船只抵达布里斯托后，除了将货物运送到各地之外，也在当地发展了出将蔗糖精制成白糖、烟草加工等产业。如同前文所述，在布里斯托引发争议的柯尔斯顿音乐厅，原本是这个城市在十八世纪初期刚刚正式加入三角贸易时期，所建设的第一家制糖厂。除了船主和商人之外，若将股东和投资者，生产在布里斯托等待出航的船舶的日常用品、殖民地需求的食品、以及航海途中船内消费粮食的人员，以及港湾的劳动者、水手和厨夫之类的船员，全都纳入考量的话，那么说整个布里斯托都涉入奴隶贸易，并且从中获得了某种利益也不为过。然而不只是布里斯托，在成为十八世纪初期奴隶贸易最大受益者的英国，可说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奴隶贸易。

三角贸易的结构

之后，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布里斯托商人的奴隶贸易主角之位，被以低成本运输费用作为号召的利物浦商人所取代。十八世纪后半，因为蒸汽船的发明，贸易船也朝大型化发展，然而链接布里斯托和大西洋的雅芳河的宽度不足以应付大型船只，因此也加速了奴隶贸易的重心由布里斯托移往利物浦。不过，在一八〇七年奴隶贸易废止之前，布里斯托商人并未退出奴隶贸易。

布里斯托因为奴隶贸易而变得富裕了，皇后广场（Queen Square）就是布里斯托富裕的象征。一七〇二年，这个因为当时的君主安妮女王而被命名为皇后广场的空间，之后陆陆续续出现了乔治时代建筑风格的宅邸（公寓式建筑），成为城市繁荣的象征。观察那些宅邸的主人们，便可明显发现这个城市曾经与三角贸易有很深刻的链接。如，以巴赫马总督身分结束人生的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是提案环绕着广场建设宅邸的人物之一；这个城市屈指可数的代理商詹姆斯．拉罗史（James Laroche）在一七二八年到一七六九年间，涉入一百三十二艘奴隶贸易船的交易；艾萨克．霍布豪斯（Isaac Hobhouse）以拉罗史的赞助者的身分投资了奴隶贸易，而他在布里斯托从事西印度产品买卖时，也做起了仲介在西印度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大型种植园子弟到英国接受教育的生意。在布里斯托已过了奴隶贸易全盛时期的十八世纪后半，生活在此地的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于一七六四年到一七九七年之间，涉入了七十多趟的奴隶贸易船派遣，也是一名众所皆知的奴隶主。布里斯托就是像这样，在奴隶贸易所带来的财富之上，创造出了城市的繁荣。

布里斯托富裕的象征——皇后广场
罗保瑟（T. L. Rowbotham）画于1827年，收藏于布里斯托博物馆及美术馆。

今日，这座城市遭到责问的是，市政府当局和市民对于这项过去的认知。在柯尔斯顿塑像上的涂鸦，是希望让人们回想起以“慈善家、博爱主义者”的形象被记忆下来的柯尔斯顿，他的慈善资金到底具有何种性质。这是因为观看大英帝国这段奴隶贸易过往的目光，渐渐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又是怎么发生的？

◎被忘却的记忆

一九九六年八月，布里斯托为了纪念这座城市在英国海洋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举办了一场“海洋祭典”（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he Sea）。活动中最精采的部分，就是花了两年岁月复原的帆船马修号的揭幕。马修号，是一四九七年从这个布里斯托出航的约翰．卡博特，在航海中所使用的帆船。在“海洋祭典”中，皇家所拥有的游艇不列颠尼亚号（The Royal Yacht Britannia），陪伴着马修号航行了一小段，赢得了聚集群众的大声喝采。

马修号的复制品再度现身于布里斯托港，是隔年的一九九七年五月，于庆祝卡博特航渡纽芬兰五百周年的祭典之中。马修号的复原，就是为了这项值得纪念的活动。因为卡博特并没有留下航海日志，所以迄今尚无法确定他自布里斯托出航的正确日期。不过，根据当时的天候等，以五月上旬的说法最具说服力；因而便根据这项说法，在五月二日邀请了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夫妇出席，举行了颇为盛大的庆祝典礼。

出席典礼的纽芬兰总督布莱恩．托宾（Brian Tobin），以及圣约翰斯市（St. John's）市长约翰．墨菲（John Murphy），早已经在新年的问候中，发表了庆祝卡博特抵达五百年的共同声明。这一天在市民面前现身的马修号，和五百年前一样，搭载着船长以及十八名船员，扬帆航向纽芬兰。船只采取从布里斯托海峡出发，穿越爱尔兰海域后，继续向西北前进的航线，并在六月中旬平安无事地抵达了纽芬兰。五百年前，在这个岛国宣告揭开了大航海时代序幕的事件，便如此被重现了。

伊莉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也是马修号复原计划的支持者，他在以“对于欧洲的船员来说，大西洋是永远的挑战，也是恒常的试炼”为开场白的贺词中如此说道：“马修号航海之行的重要性，在于约翰．卡博特因此抵达了北美大陆，带来了让说英语的人们移民到那片大陆的结果。”——这段话或许可以理解为，正是五百年前，一四九七年五月的卡博特航海之行，打开了英国向海上发展的大门，开拓了迈向帝国的道路。因此，马修号的航海之行，也是大英帝国的原点。典礼中赞扬了揭开帝国建设第一页的卡博特等船员们的勇敢，并且强调了出航地点布里斯托的重要性。而柯尔斯顿塑像涂鸦事件，就发生在这场典礼的半年多之后。

因此，若将观点放在涂鸦事件上的话，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在布里斯托所举办的两场庆典中，所欠缺的“认知”便会浮现出来。那就是，对因为马修号的航海之行所打开的海上扩张，为这个岛国招来了奴隶贸易一事的意识；和对于搭乘着绝对称不上坚固的小船横渡大西洋的勇敢船员所打开的英国海洋史的大门，导致了非洲大陆大幅变质的想像力。在柯尔斯顿的塑像上涂鸦，不就是对英国这个国家、以及布里斯托这个城市，过度轻易忘却记忆的抗议吗？

为何布里斯托会忘却那段记忆？虽然多少有点反论式的说法，但这似乎与英国在距今两百年前废止了奴隶贸易，救济、解放陷入宛如奴隶般痛苦处境的原住民，大幅变形成为“博爱主义的帝国”有关系。

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之种种现象

◎从共犯者到解放者

一八〇七年，大英帝国内部废止了奴隶贸易。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期的三百多年间，以奴隶身分自西非横渡大西洋的非洲人，有说是一千万人，也有说是一千两百万人，而推估其中有两百万人以上，丧生在被称作中央航线的大西洋之上。据推算英国商人涉入了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约莫三百七十五万多人的交易（推定当中有五十万多人死于中央航线之上）；在皇家非洲公司独占交易的时期，每年大约是五千人的奴隶数目，于独占废除后，在十八世纪前半每年平均超过两万人。

因为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交易废止而导致奴隶贸易活络发展的十八世纪初期，是一个呐喊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时代，主张以理性和智慧来理解世界的启蒙思想浸透了西欧各国。[1]在这项新知的笼罩之下，成为奴隶的非洲人是拥有个性的人类一事遭到否定，仅被称作“货物”，飘洋过海的黑色货物——Black Cargo。

有史以来，便有奴隶的存在；而奴隶的买卖，也自古就有。其中的形式当然不一而定。但不只是英语，在许多的欧洲语言中，“奴隶（Slave）”一词的起源，都被认为是来自于“斯拉夫（Slav）”一词；据说这是因为斯拉夫民族的人们在日耳曼社会或东罗马帝国，甚至是在日后的阿拉伯、土耳其，都被当作奴隶的缘故。然而，在大西洋经济圈所展开的近代奴隶贸易，只将非洲人当作奴隶来进行买卖，这和以前的情况相当不同。在这点上，它可说是一个极为扭曲的体系，而正是因为这种地理、人种、文化上的偏颇，奴隶贸易才能掠取到高收益率。然而，因为有众多的英国人享受着这道甜美的汁液，所以十八世纪末，两度被提起的《废除奴隶贸易法》，在议会并未通过。

但是在那之后不久，一八〇七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废除于大英帝国内部从事奴隶贸易的法案，更在一八三三年通过了禁止奴隶制度本身的法案，自隔年的一八三四年起，经过五年的过渡处置时期后，便全面性地废除了大英帝国内部的奴隶制度。之后，大英帝国内便没有奴隶的存在，不，或许该说是“不可以有奴隶存在”。与此并行的是，英国培育出了“救出、解放”各地陷入奴隶般苦境人们的“满怀慈爱的慈善帝国”的新认同，并且经由取缔奴隶贸易的行动，向世界展现出这个新形象。今日展现出标榜自由主义、博爱主义姿态的英国，也可说是由此延伸而来的。然而英国到底为何会如此快速地变身？

诚如前文所见，依靠奴隶劳动的蔗糖生产和三角贸易，为英国社会、以及英国的商人、投资客、股东与甘蔗种植园的园主们，带来了庞大的利益。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一七七五年，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和商人的财富，据估算比母国隶属于同阶层的人们高了十五倍左右。种植园主大多是非在地人士，平常生活在母国，其中成为国会议员的也不在少数。和高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美洲不同，西印度群岛早已将他们的代表送入了伦敦的西敏议会。西印度群岛未加入以脱离帝国为目标的美洲殖民地的行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事实上，保护这些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和奴隶贸易商人们的利益的，就是通过《航海法》和《糖税法》等保护贸易法案的英国议会。而且，在一七八〇年代逐渐正式展开的奴隶贸易废止运动的最大抵抗势力，也是将据点设置在伦敦的“西印度商人暨种植园协会”（London Society of West India Planters and Merchants）这一民间团体。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为何英国能够废止奴隶贸易？又是如何制造出废止奴隶贸易的潮流？

这里能够考虑到的有两大理由。第一个是经济上的理由，因为依靠奴隶劳动的蔗糖生产和交易，已经不再具有利润了。还有另一个理由是，对于奴隶买卖的思考方式的变化，也就是文化上、思想上的理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在行动上达成废止奴隶贸易和解放奴隶，那么奴隶贸易的结构和支撑这个结构的想法本身，也就有从根本进行改革的必要。正是这项意识改革，大幅改变了同时期为应对丧失美洲的情势而进行重组的大英帝国的性格。

◎布里斯托的平尼家族——西印度经济的衰退

在布里斯托，有一栋十八世纪后半乔治时代建筑风格的宅邸，名字就叫做“佐治亚之家”（The Georgian House）。这栋作为著名观光景点、位置很接近市立博物馆暨美术馆附近的古老建筑，是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的经营者、以布里斯托为据点从事西印度贸易的平尼家族（Pinney）所居住生活的房子。

平尼家族原本只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Dorset）的中小型地主之家，他们会与西印度群岛产生链接，是因为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在一六八五年六月举旗反对肆无忌惮、公开宣称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即位，而平尼家族参与了这项起事，这起事件也可说是光荣革命的前哨战。或许是因为身为非国教徒、感到处境困窘之故，平尼家族的人们，渡海前往位于西印度群岛一隅的尼维斯岛（Nevis），从贩售粮食杂货起家，也从事蔗糖交易，并且快速晋升为甘蔗种植园的经营者。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触角就伸张至农园经营的平尼家族，因为与伦敦和布里斯托之间的蔗糖贸易而变得更为富有。

之后，平尼一家趁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机，将农园的经营委托给代理人，返回英国。这件事也让人想像得到，丧失美洲的这个事件，对于生活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在物理和精神层面上也都造成了影响。同时，在那之后，以蔗糖为中心而成为第一次帝国重心的西印度群岛的衰退状态，也投影在归国后于布里斯托成立贸易公司的平尼家族身上。

加勒比海蔗糖生产的傲人高收益率，是因为受到了对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课征高额关税的保护。然而，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因为糖产地以世界规模扩张，造成蔗糖价格本身开始崩跌。特别是欧洲地区甜菜糖生产量的增加，对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而言是一大打击。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依然持续对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课征高额关税，并且透过《航海法》，继续阻止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结果，专门生产蔗糖的英属西印度群岛，处于大量生产导致蔗糖价格低落和持续维持重商主义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夹缝之中，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期，经济急速衰退，许多甘蔗种植园陷入破产的局面。追索平尼家族历史的理查．帕瑞斯（Richard Pares）的著作《某笔西印度之财》（A West India Fortune，1950）说道，平尼家族因为在西印度群岛的经济正式衰退之前，就成功处分掉尼维斯岛上的种植园，因而得以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之后，当平尼家族在十九世纪中叶，以运河和码头经营者、铁路公司股东的身分再度现身时，西印度群岛的香气已经渐渐地消失。在英国从保护贸易移转到自由经济，和进行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外国生产的糖课征高额关税的措施被废除了，而生产蔗糖所依靠的奴隶劳动效率不彰的情况也变得很明显。由于随着自由劳动力导入的新商品开发和新的生产方法，让奴隶制度的优势消失了。多数的甘蔗种植园主会同意奴隶贸易的废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朝向废除奴隶贸易——思想与运动

至于环绕奴隶贸易的是与非认知，又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要让将奴隶的存在与视奴隶劳动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式，转变成为否定的态度，就必须得要改变思考结构的本身。而且，反对奴隶的买卖和废除奴隶制度这个体系本身之间，也有很深的认知落差。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个改变成为可能？

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很容易被视为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的行动，不过这项运动并没有这么单纯。因为要让整个英国社会从容许奴隶到大幅改变为反对奴隶，必须要改变层层叠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思想上的变化，可以在十八世纪中叶以降、追求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启蒙思想中获得确认。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就是颂扬“奴隶制度违反自然法”的人权思想之说。启蒙思想与具有强大亲和力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都提出批判，认为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相较之下，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劳动模式。亚当．斯密断定奴隶制度是“女神赐予我们人类的统治历史当中最残酷的一页”。若根据他的见解，市场经济并非操纵在人类的手中，而是在“神之手”的操纵之下，那么西印度蔗糖贸易的衰退，和因其衰退而促成的废止奴隶贸易，或许也都是超越人类意志的市场经济所成就的业果。

在这些思想背景之下，鼓吹拒买透过奴隶劳动所生产物品的拒买运动登场了。鼓吹拒买蔗糖和其副产品莱姆酒的拒买运动，以反对《印花税法》而集结成立的“自由之子”的行动为范本。由此也可发现丧失美洲殖民地的经验，在英国社会中刻划下了各式各样的记忆。而且，还要注意到，拒买日常品用蔗糖的拒买运动，是以掌控厨房的女性为大力鼓吹的对象，而透过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组织化过程，也锻炼出了她们的政治意识。

但是废除奴隶制度本身，归根究柢，因为要让奴隶主放弃他们的私有财产奴隶，所以还牵扯到对于奴隶主的补偿问题。也因为如此，从废除奴隶贸易（一八〇七年）到废除奴隶制度（一八三三年）为止，才会需要历经二十多年的时间。当时，以克拉布朋联盟为首的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人，大多期待采取逐渐废止的温和路线，而这个事实则着实发人兴味。

◎贵格会网络和舆论

与这些行动产生共鸣、成为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主力的，是英国国教会内部的福音主义者，其中的代表就是以威伯福斯为中心的克拉布朋联盟成员（参见第二章）。然而，不可忘记，他们同时也是置身于横跨大西洋的反对奴隶网络之中。推动废除奴隶制度，是贵格会立足于性善说的社会改革行动当中一环，他们在美国独立革命的时代，于奴隶们所横渡的同一片汪洋上，也构筑起了他们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成了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强力后援。

在讴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费城的教友派（贵格会）在年度集会中，决定将不愿解放奴隶的教徒除名，并且还在一七八三年发起请愿，希望能在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之中，加入废除奴隶的条件。发生在美洲的这类运动，旋即便经由贵格会的网络传入英国。一七八三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反对奴隶贸易组织的，也是贵格会的成员们。规模虽小，但是由热心的教徒在各地主办的反对奴隶集会网络，在丧失美洲不久之后，也稳健地在英国散播开来。

然而，他们的运动中，存在着因为贵格会本身特质而带来的极限，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贵格会主张实践信仰，并不需要依赖圣经、教会组织和祭坛，而是要透过沉默静思去倾听内在的神的声音，这在当时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反弹。在“英国的舆论”当中，他们的声音显得相当微弱而无力。

故此，最重要的是，要建构反对奴隶制度的舆论，就必须要有超越信仰的真实感。不管怎么说，奴隶们在船上的严酷生活、或是在遥远西印度群岛上的实际劳动状态，在英国是看不见的。除非是引发诉讼，否则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或是奴隶船的船长与船员，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奴隶的机会。换言之，在进入十八世纪末之前，英国社会不只是不了解奴隶贸易的实际状态，甚至于对“货物”的情形也都完全不关心，更何况是在信息不足的状态之下。

让舆论转向废除奴隶运动，还需要一些契机。在这当中，若要说到真实感的产生，那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就是一个转机。因为有一部分的黑人保皇派渡海来到英国，与英国国内的贫困社群合流，故而让之前看不见的黑人奴隶的样貌，变得具体可见。为了要救济他们，一七八七年，克拉布朋联盟的格兰维尔．夏普等人启动了“塞拉利昂计划”；不过在稍早之前，发生了一件引发舆论对奴隶产生关注的事件。一七八三年三月，《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and London Advertiser）于读者投书专栏中，介绍了关于奴隶船桑格号（Zong）事件的审判情况。

◎桑格号事件的涟漪

一七八一年九月六日，自利物浦出航的桑格号，在位于西非沿岸几内亚湾中的葡萄牙领地圣多美岛（São Tomé Island），装载了四百四十多名的奴隶之后，继续航向牙买加。因为航运途中出了些麻烦，桑格号抵达牙买加附近已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然而船长路加．柯灵乌（Luke Collingwood）又将牙买加岛错认为是法属圣多明哥岛（Saint-Domingue），因此又更晚了一个月才进到目的地牙买加的港口。结果，整趟航海耗费了比平常多了将近一倍的天数。

这段期间，被塞在狭窄又不卫生的船内、几乎得不到什么食物的奴隶中会出现许多病患，也是很正常的事。于是船长将一百三十二名生病和身体虚弱的奴隶丢弃到海中；理由是，为了拯救其他的货物（健康的奴隶），而将一部分的货物（生病的奴隶）丢入海中，是船长被许可的权限。桑格号回到利物浦之后，船主依据规定向保险公司请求补偿，每名丢弃掉的奴隶的求偿金额是三十英镑，总金额合计将近四千英镑。保险公司拒绝了这笔高额求偿，因此引发了诉讼。

诉讼争议的焦点是，以生病和衰弱为理由、活生生被丢弃到海中的一百三十二名奴隶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伦敦的法院询问桑格号的船主和船长之后，认为“因为航程延误而发生饮水不足和疾病蔓延的情况之下，在众多的奴隶死亡之前，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丢弃部分奴隶的行为，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丢弃马匹的行为是一样的”，因此将丢弃奴隶视为是“航海途中的意外所造成的商品损失”，而判决船主胜诉。对此，不服判决的海上保险协会提出反驳，认为造成奴隶生病的理由，是因为船长的驾驶疏失而导致航海时间延长的缘故，因而控诉船主等人的行为是保险金诈欺。

如果事件的发展就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终究也不过只是一件关于保险的民事诉讼事件。事件的发展之所以会逐渐大幅改变这个结构，是因为有一位读到这则报导的黑人采取了行动。这位以自由人身分在伦敦生活的黑人，立刻去找当时已经展开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格兰维尔．夏普商谈此事。夏普迅速地展开了行动。他聘雇了多名律师，对桑格号的船员们进行个别面谈，结果，领悟到没有办法改变民事诉讼这个审判结构的他，便努力想要让社会注意到这个事件本身。例如，其中最后被丢弃的二十六名黑人，因为病情较轻而剧烈抵抗，结果被铐上手铐丢入海中；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逐渐被暴露出来，而之前对于奴隶的存在从未感到任何疑问和关心的人们，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议会也采取了行动。为了防止同样的事件再度发生，议会通过了两项法案，明文订立了以下的规定。一项是，除非是在具有明确危险的情况之下，否则奴隶（亦即所谓商品）不可以成为领取保险金的对象；另一项则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将活着的奴隶丢弃到船外。就这样，桑格号诉讼事件超越本来的结构框架，成功地动员了英国的舆论。在此，我想应该要稍微谈一下这位创造契机的黑人——奥拉达．伊奎阿诺（Olaudah Equiano）——的经历。

◎自由黑人伊奎阿诺

奥拉达．伊奎阿诺，在一七五六年大约十岁的时候，在故乡西非（现在的尼日利亚）遭到诱拐，然后被运送到北美，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麦可．帕斯卡（Michael Pascal）的奴隶。帕斯卡给了他“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sa）这个名字。奴隶主为奴隶命名，是剥夺奴隶原有的身分认同、确认奴隶成为新主人的所有物品的仪式。然而，古斯塔夫．瓦萨是将瑞典人从丹麦人的手中“解放”，并且成为第一任瑞典国王的十六世纪英雄；因此这个命名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非常讽刺的。而且，身为海军军官奴隶的立场，也带给了伊奎阿诺有别于种植园奴隶的经验，那就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经验。在伦敦学习英文读写的他，因为七年战争而中断了学习，再度以帕斯卡的奴隶身分登上战舰，专门负责搬运火药（Gunpowder），以一般通称为“火药猴”（Powder monkey）的角色，大大地活跃。

奥拉达．伊奎阿诺（Olaudah Equiano）

之后，他被卖给了加勒比海蒙特塞拉特的贵格会农园主人，因为他受过教育，所以不是担任农场的劳动工作，而是被赋予了类似负责农园品质管理的角色。他在这段期间存下了钱，并于一七六六年，以四十英镑买下了自由之后，再次渡海到英国。短暂地从事了理发师的工作后再度上船的他，一七七三年，在以发现西北航道为目标的约翰．菲利浦（John Phillips）指挥之下，远征北极。西北航道被认为是链接英国和印度、中国之间的最短距离，而这趟发现行动是大英帝国的一项大计划。这批远征队伍中，在另一艘和伊奎阿诺所搭乘的不同船只上，也有当时还是海军候补少尉的纳尔逊的身影。结果，这趟远征以确认“未发现西北航道”告终；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的帝国计划之中，存在着像伊奎阿诺这样曾经是奴隶的成员。

而等待着回到伦敦的伊奎阿诺的，却是曾经也是奴隶的友人约翰．安尼斯（John Annis）被过去的奴隶主人抓回去的消息。这时，他求助的对象就是奴隶解放运动的旗手格兰维尔．夏普。此后，伊奎阿诺在废除奴隶制度运动中找到了他的政治使命，并和夏普成为强而有力的拍档。他改信基督教，开始自称是“奥拉达．伊奎阿诺”，也是在这个时候。

在那之后，涉入了加勒比海的殖民计划后、再度在英国与夏普等人合流的他，也参加了“塞拉利昂计划”。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年，他出版了叙述自己前半生的自传，其中也写到了他的奴隶经验。桑格号诉讼事件的构图出现了变化，废除奴隶贸易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的行动转为活络，舆论也出现议论的声音；自此，英国社会开始意识到奴隶对于白人的恐惧，和白人对于黑人的非人道行为。在这种种情况的交互作用之下，他的著作不但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也更进一步成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强大助力。撰写自传一事，不管是对他而言，或是对于同时期共同为解放奴隶而奋斗的伊格内修斯．桑丘（Ignatius Sancho）、鄂图巴．古瓜诺（Ottobah Cugoano）等自由黑人而言，都是一项极为政治化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忘记，包括西印度群岛频繁发生的奴隶起义在内，都是在这些前奴隶积极主动的引领下，才产生的解放之举。

在自传出版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伊奎阿诺，一七九〇年代的大半都花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活动上。和英国女性苏珊娜（Susannah Cullen）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的他，对于在英国的生活也应该有某程度的满足吧？他过世在一七九七年，是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的十年前。不过，在他死后，他的自传仍然发挥了很大的贡献。迄今，这本自传依然被视为是黑人奴隶所留下的少数证言，不断为人们所传诵。

◎克拉布克森对奴隶内幕的调查

格兰维尔．夏普与伊奎阿诺联手暴露悲惨详情的桑格号事件，也让一位后来成为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年轻人——汤玛斯．克拉布克森（Thomas Clarkson），浮上历史舞台的表面。他几乎一个人蒐集了所有当时最需要的关于奴隶贸易的信息。

一七八五年，对于桑格号事件心有所动的剑桥大学副校长（和名誉职位的校长不同，是实质上的校长职位），在惯例的拉丁文论文竞赛中，提出了这个课题，题目是：“违反个人的意志将人当作奴隶，是一件正确的行为吗？”这时得到首奖的，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之子、专攻神学的学生，克拉布克森。和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人一样，他在那之前也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若能够在论文竞赛中获得优胜，将会成为生涯当中非常光荣的经历，所以他读遍所有可能入手的文献，调查了涉入奴隶贸易的商人信件和文件，并且不断访谈曾经在美洲亲眼见过奴隶的船员。在过程中，他渐渐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一七八五年六月，当他在聚集于颁奖典礼上的众多听众面前朗读那篇拉丁文论文时，逐渐察觉到自己的使命。

汤玛斯．克拉布克森（Thomas Clarkson）

当他考虑要出版那篇拉丁文论文的英译版，正在寻找出版社时，遇到了伦敦的书商兼印刷业者詹姆斯．菲利浦（James Phillips）等人，他们是贵格会网络的成员。对于已经感受到贵格会本身特质对运动发展所造成的局限的他们而言，以成为英国国教会神职人员为目标的剑桥大学高材生，是能够弥补他们不足之处的重要存在。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克拉布克森和夏普等人，一起在菲利浦位于伦敦商业区乔治院二号（2 George Yard, London）的店铺，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这时，他们就已经定下要打动议会、立法废除奴隶贸易的方针。问题是，关于奴隶贸易实际状况的信息相当地贫乏。于是，多方面地蒐集信息、掌握足以证明奴隶贸易违反人道和非效率的证据和证人，就成了克拉布克森被赋予的使命。

克拉布克森走访了奴隶贸易的两大据点，布里斯托和利物浦，还有比他们更早成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曼彻斯特，以及因为女性所发起的拒买运动而声名大噪的伯明罕等地，到处寻求情报和证人。光是他访谈过的水手人数就超过两万人。据说当他从布里斯托的水手口中听到，英国商人曾经在西非虐杀了多达三百名非洲人的情报时，震怒到浑身颤抖。克拉布克森写道，一名叫做约翰．迪恩（John Dean）的被解放黑人水手，遭到了令人无法想像的对待：“船长让他趴在甲板上，不仅将他绑得无法动弹，还将灼热的沥青（焦油等蒸馏后所残留下来的黑色物质）倾倒在他的背上，再用烧红的火钳在上头烙下伤痕。”——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驱使这名船长做下如此残酷的行为？持续对水手进行访谈的克拉布克森，也得知了一个先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事实，那就是白人水手的死亡率很高。那幅成为奴隶贸易不人道象征的船内剖面图——描绘出了狭窄、不卫生的船舱内紧紧地塞满了奴隶的情况的名图——也是根据克拉布克森制作的利物浦奴隶船布鲁克斯号（Brookes）的模型所绘制而成的。他将这类的情报逐一传达给伦敦的协会总部，成为制作新闻邮报、宣传手册、和传单等的资料。

奴隶船的调查真相
根据克拉布克森的调查所绘制的奴隶船剖面图，详细记录船内塞满了奴隶，几乎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汤玛斯．克拉布克森：《非洲向欧洲居民的哭喊》，约1822年。

克拉布克森所蒐集的，不光是证言。他也努力地蒐集了显示出奴隶贸易违反人道的各种拷打道具——铁制的手铐和脚镣、勒紧大拇指和下颚的工具、烙印等。他的活动，由各地的贵格会网络所支持。就如同我们已看到的，一七八〇年代既是议会改革的时代，也是道德重整、社会改良的时代。从参与政治改革的激进派，到推行主日学校运动的罗伯特．雷克斯、与雷克斯共同推行狱政改革的伊莉莎白．弗莱和改革济贫院的汉娜．莫尔等人，也都强力地支持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名符其实是“改革的时代”的产物。

克拉布克森在各地网络协助下所进行的调查，之后制作成了宣传册子和书籍，唤起了相当的回响。在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有像网络这种便利的信息通路的当时，正可说因为是他积极的调查，才唤醒了舆论、引发了议会的热烈讨论。

将威伯福斯等国会议员所展开的议会斗争和民间的草根运动串联在一起的克拉布克森，也是揉合因为各种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接着剂。

◎奴隶制的最终废除

一七九一年四月，威伯福斯在下议院提出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虽然遭到否决，但是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并未因此而气馁。支持法案的联署签名也陆陆续续地汇集到协会。在曼彻斯特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签名联署，爱丁堡送了一份和议会（下议院）地板同样长度的请愿书长卷。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发挥最大作用力的，是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结构之上，提倡拒买蔗糖运动的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的宣传手册《致英国人民——吁请有效地节制使用西印度生产的蔗糖和莱姆酒》（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on the propriety of abstaining from West India Sugar and Rum, 1791）。当拒买运动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二年之间到达颠峰时，福克斯的这本宣传手册重印了二十五刷。在这些舆论力量的支持之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持续地进行议会游说行动。

一七九二年四月，威伯福斯的法案再度于下议院提出，虽然在绝大多数的议员支持之下通过了，但是因为上议院的激烈抵抗和法国大革命愈演愈烈的缘故，导致法案未能顺利通过。由于法国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废除君主制，雅各宾派（Jacobins）开始专政，让期待在稳健状态下逐步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国社会踩下了煞车。前一年八月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哥发生的奴隶起义，或许也在英国人民之中广泛散布了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与革命一视同仁的错误见解。在英国上议院的反对下，将法案再次被退回下议院重审的一七九三年，因为法国在一月执行对路易十六世国王夫妻的处决，让英国议会停止了法案的审议。隔月，第一次反法联盟成立，对法国宣战后的英国国内，已逐渐地失去了讨论这个议题的气氛。伦敦的协会陷入了停止活动的状态。

气氛开始出现变化，是在一八〇四年，因为拿破仑成立了法兰西帝国而逐渐改变了英国国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之际。被纳入联合王国的爱尔兰议员代表几乎全员支持反对奴隶贸易，这也对威伯福斯等人带来了很大的鼓励。协会重新展开活动，威伯福斯也再度于议会中提出法案。再加上一八〇六年，尽管拿破仑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英国的船只却提供奴隶给法属西印度群岛以赚取利润之事被发觉，这起事件也成了助力。一八〇七年三月，废除大英帝国内部奴隶贸易的法案在议会决议通过，同年五月一日起禁止奴隶船从英国出航，并且于隔年三月一日起禁止运送奴隶到殖民地。

在那之后，让废除奴隶制度气势更进一步高涨的，是身为拒买蔗糖运动主力的女性。以伯明罕为首，在一八二〇年代由女性所组织成立的废除奴隶制度协会，在全国有超过七十个以上。在过程中也锻炼出了她们的政治意识，从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期，以争取女性参政权运动为首，意识到各种女性权力的运动纷纷地开出了璀璨的花朵。

一八三三年八月，大英帝国内部的奴隶制度被废除，历经了过渡处置时期，在一八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帝国的奴隶全部都成了自由之身。这一天，在牙买加法尔茅斯（Falmouth）的某间教堂，威伯福斯和克拉布克森的肖像画在花朵的衬托之下揭幕了，而在装入了锁链、铁制的枷锁和鞭子的棺材上则刻下了一句话：

“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一八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享年二百六十七岁——”

英国画家J．M．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发表以桑格号事件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奴隶船》（The Slave Ship），原题为《丢弃了死者与将死之人的奴隶商人们——暴风雨来了》（Slavers Throwing overboard the Dead and Dying，Typhoon coming on），是在两年之后。让人预感到暴风雨将来的强风和惊涛骇浪、许许多多被丢入黄昏大海中的黑人、冒着大雨持续丢弃黑人的船长——很清楚地，看着这幅画的英国人的视线，和事件发生的当时已经大不相同了。

透纳所画的《奴隶船》
可以从画作右下角发现被丢弃于海中的奴隶的脚，以及成群鱼只。绘于1840年，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苏醒的奴隶贸易记忆

◎连续剧《可敬的交易》与奴隶贸易

一九九八年一月，当柯尔斯顿塑像涂鸦事件所投下的石头，与对一九九六年的“海洋祭典”和一九九七年的约翰．卡博特航海五百周年纪念典礼的批判形成共鸣之际，也成为促使布里斯托市政府当局展开行动的强大力量。紧接在这三起重叠的事件之后，发挥推波助澜之力的，就是由英国的公共电视台BBC所制作、当时正在布里斯托进行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可敬的交易》（A Respectable Trade）。

这齣在一九九八年秋天播映的电视连续剧，以因奴隶贸易而繁荣的十八世纪布里斯托为背景，由奴隶商人和其妻子、以及身为“商品”的奴隶黑人青年等三个虚构人物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轴，同时并让当时为废除奴隶贸易奔走的威伯福斯、克拉布克森和格兰维尔等真实人物在剧中登场。“可敬的交易”——如此嘲讽地称呼奴隶贸易的，是在翻拍自石黑一雄原着的电影《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展现出精湛演技的知名女演员艾玛．汤普逊（Emma Thompson），她在剧中完美呈现了奴隶商人之妻的角色。现在，在布里斯托的街角悬挂着一面纪念这时拍摄的金属板。上面可以读到以下的这一段文字：

追悼被当作奴隶、遭到剥削的无数的非洲男女以及孩子们——经由与非洲之间的奴隶贸易，他们为布里斯托带来了庞大的财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这部电视连续剧播映的一九九八年秋天，是“帝国疾风号”（Empire Windrush）抵达英国五十年，而这个节目本身在制作时就已将这段记忆纳入视野之中。帝国疾风号是一九四八年，搭载着四百九十二名牙买加人抵达英国的第一艘移民船的名字。在这艘船只抵达以后，非白人移民大量从旧殖民地流入英国，英国社会急速转变成为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因为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独立、大英帝国逐渐从地图上消失的时代，源源不绝自旧殖民地涌入的大量移民，是名符其实的“帝国大反击”。在成为多民族国家的英国，对于非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以及英国白人而言，第五十年度的“帝国疾风号的记忆”，成了唤醒“奴隶贸易的过去”的导火线，触发人们回想起非白人的他们身在此地的理由。

◎布里斯托的奴隶议题特展

隔年的一九九九年，布里斯托博物馆暨美术馆，针对这个城市在奴隶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举办了一场以“可敬的交易？——布里斯托与横渡大西洋的奴隶们”（‘A Respectable Trade?’: Bristol and Transatlantic Slavery）为题的特展。这场特展对布里斯托市而言，成了他们首度以官方立场呈现自己曾是奴隶贸易中坚分子的机会。这场特展的筹备小组成立在三年前，换言之就是举办“海洋祭典”的那一年，也是正式开始准备预定在隔年举辨的卡博特航海五百年纪念典礼的时期。换句话来说，看来只是天真无邪地为曾经涉入英国的海上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城市，在某个角落，也有一群来自草根底层的力量，努力试图营造出认真面对这个城市过去的氛围。就结果而言，加起来超过两百名的白人、非白人市民，在展览计划的筹备阶段便参与这项活动，不断反复地检讨展览内容。

最重要的是，在准备特展的过程中，市民们接触到了他们自己从前无法接触到的资料——得知了分散保存在布里斯托的档案资料馆、中央图书馆特别室和布里斯托大学等地方的奴隶贸易相关文件和各式各样物品的存在，并且第一次看见了那样的“奴隶贸易的形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加入展览筹备小组的市民之外，还有到场参观这场特展的市民和市民以外的人们，全都再度确认了奴隶贸易这个“大英帝国的过去”，而涌起不得不面对这个过去的想法。

贩售奴隶的海报

在英国史上议论分歧的奴隶贸易这个主题，也将布里斯托市民分成了两派。一方面有人认为没有必要特意提出这个主题，但是另一方面，却有人主张不探究这个主题本身，反而会造成社会的紧张。在前者之间也听得到，在漫长的港口城市历史之中，奴隶贸易的时代不但相形短暂，而且在那当中，布里斯托的黄金时代更为短暂的说法。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时期——在一七三〇年代达到巅峰的前后几十年的期间——确实正是对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时期。

在赞成与否定两派争执不下的漩涡中，一九九九年的特展大受好评。而同时举办的几场座谈会和研讨会，也成为了市民思考这个城市与奴隶贸易之间关系的场域。这时的展出内容，成为港口附近由仓库改造而成的布里斯托产业博物馆（M Shed）二楼的常设展，则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事。

◎布里斯托对重建奴隶贸易记忆的努力

同样是一九九九年，还有两项尝试也在这个城市唤醒了“奴隶贸易的过去”。

一是，将码头重新开发之际所新建的桥梁，命名为“佩诺之桥”（Pero's Bridge）。佩诺，是佐治亚之家的主人、也就是一七八三年从西印度群岛之一的尼维斯岛归国的平尼家族，所带回来的一名黑人奴隶。会发掘到他的存在，也是在为了准备特展而成立的筹备小组的活动之中。

虽然现存并没有佩诺的肖像画（恐怕也没画吧），不过现在在产业博物馆二楼的展览室中，有一个模仿富裕商人宅邸的空间，当中陈设了一名似乎是以佩诺为意象的黑人仆役。佩诺在这栋乔治时代建筑风格的房子中过世，是在废除奴隶贸易运动进入寒冬时期的一七九八年。桥边设置了一块回忆佩诺的铜板，简短地描述了两百年多以前，他被从西印度群岛带到这个城市之后的人生。发掘像佩诺这样的无名黑人的活动，迄今依然在进行中。还有一项尝试是，由展览筹备小组在一九九九年所制作的一份“走访与奴隶贸易有关的布里斯托”的路线地图。在今日，市内的许多小学都会分发说明手册和地图，在课外教学中，也会让孩子们借由学习来知道这个城市的过去。

最后，还想要介绍一幅配合布里斯托市立博物馆暨美术馆的特展所画的画作。那就是布里斯托当地的西印度裔英国画家汤尼．福布斯（Tony Forbes）的名为〈顺流而卖〉（Sold Down the River）的作品。画作以布里斯托著名的吊桥克利夫顿吊桥（The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为背景，画中漂浮在注入大西洋的雅芳河上的黑人，被锁链所捆绑，而握住他颈上枷锁的，就是柯尔斯顿的塑像。在柯尔斯顿的脚下可以看见无数的骸骨。而且，绑在黑人脚镣的前方，引导着他“顺流而下”的帆船上，可以读到报纸《晚报》（Evening post）、地方电视台“HTV”，以及英国的公共电视台“BBC”等媒体的名字。而这艘三桅帆船或许也会让人们联想起卡博特在横渡大西洋时所使用的马修号。此外，缠绕在黑人身上的，是警察封锁现场时所使用的胶带。以慈善家闻名的布里斯托商人塑像也是，英国的媒体也是，警察也是，迄今依然结合在一起，持续地束缚着黑人们——从这幅画的构图中，似乎可以听见传来了这样的呐喊。

◎重新省思帝国的意义

一九九九年，布里斯托尝试面对奴隶贸易过去的行动，层层叠叠地交织，在这个城市引发了回响。然后，这也成为促成英国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以大英帝国为主题的博物馆，于二〇〇二年出现在这个城市的一大原因。

大英帝国暨国协博物馆（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Museum）建造在布里斯托的大门、大西部铁路的据点，寺院草原车站（Temple Meads railway station）的一隅，馆内精心展示着这个岛国自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以降，在海外扩张的种种具体样貌——探险与冒险的航海、多样的贸易活动和种类繁多的贸易品、透过贸易和战争控制殖民地的进展状态，以及因此而改变的当地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等。这个收纳了包括现在被称为“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的帝国史的紧密空间，并未陷入对于帝国的礼赞，也关注到了在英国的扩张和帝国建设的背后所含藏的种种，给人一种自我克制的印象感。

二〇〇四年五月，在此对于布里斯托市是否应该对“奴隶贸易的过去”正式公开道歉的沉重问题，引发了议论。这是因为，在布里斯托反复尝试重建这段过去记忆的一九九九年，与这段过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另一座城市——在十八世纪前半叶中，夺走了布里斯托的奴隶贸易主角之位、构筑起英国奴隶贸易黄金时代的利物浦所采取的行动。

◎为过去道歉——利物浦对人权的追求

在奴隶贸易的黄金年代，从事这项贸易的欧洲船只中，有四成以上的船主是利物浦人。从个城市出航的奴隶船只数量，胜过了布里斯托、伦敦，超过五千三百艘，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庞大的财富。在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利物浦也以身为棉纺工业城曼彻斯特的外港，或是经手作为肥皂原料的棕榈油和可可等的西非贸易据点、以及前往美国的移民出发港口，讴歌了一整个十九世纪的繁荣。

首先意识到帝国疾风号抵达英国五十周年的，是这个城市的移民区。结合阿尔伯特码头（Albert Dock）的重新开发，默西塞德郡海事博物馆（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于一九九四年展出了一个以奴隶贸易为主题的常设展。和布里斯托的展览之间最大的差异，或许就是这座海事博物馆明确地认定奴隶贸易是一项“违反人道的罪行”。因此，在展示中，也重现了奴隶供给地西非的变化，更加强调出了奴隶贸易的残酷和破坏性的暴力。

在即将迈入新世纪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利物浦市议会全场一致决议通过，对于这个城市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式道歉。决议中坦率地承认，利物浦从前过度追求城市的富裕，对于奴隶贸易的过去置之不理，因而令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黑人们迄今依然为此所苦。利物浦为了明确地串连起过去和现在，成为“真正的二十一世纪都市”，而下定决心正式道歉。为了未来而对“过去”道歉——那并不是一般为了祈求原谅的道歉或和解。归纳当时的市长约瑟夫．德瓦尼（Joseph Devaney）所说的内容，意思大约如下：

他说，利物浦因为奴隶贸易所成就的过去，若希望获得原谅的话，必须要通过和解的过程。因此，最重要的事，就是展开行动。不是一时的蒙混过关，而是想要带来永远的和解的话，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鼓起勇气面对历史的伤痛，然后改变。

此后，默西塞德郡海事博物馆在每年八月二十三日所举办的特别活动之中，也反映出了这个“和解的过程”。在这日的活动当中，也会邀请来自过去奴隶供给地西非的部落族长们参加，希望能在大西洋的彼方和此地共同思考“奴隶贸易的过去”，每年都吸引了众多人潮参与。八月二十三日，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相当陌生的纪念日。一七九一年的这一天，因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哥发生的起义，于一八〇四年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为了纪念他们对于奴隶制度的抵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天订为“废除奴隶贸易国际纪念日”。于是，在二〇〇七年，废除奴隶贸易两百周年的这一天，全世界第一座以奴隶贸易为主题的博物馆“国际奴隶制博物馆”（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在利物浦开幕。

在世界各地都议论着对过去的道歉和赔偿的今日，这一座新博物馆会开拓出怎样的未来？

1. 编按：本书审订者提到，启蒙运动并没有在十八世纪初就影响到西欧各国。哲士中最早出现影响力的作品——孟德斯鸠《波斯人书简》（Montesquieu, Persian Letters）出版于一七二一年，伏尔泰《哲学通信》（Voltaire, Philosophical Letters）则出版于一七三四年。新的批判思想的出现，不会快速传播到社会各角落。而且，英国知识界对于被称为philosophes的法国哲士的思想反应不一，他们未必接受法国人对于自由的解释。又，“人生而自由平等”是美国革命（一七七六年之后）时高喊出来的，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鲜少讨论到平等。他们着重的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除此之外，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中，英国仅少数激进派人士讨论到平等议题（不同教派的平等、男女的平等），主流知识分子讨论的人权是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涉及到当时人对“人”的概念，对于男性知识分子来说，“人”是白人男性。换句话说，“人”不包括非白人和奴隶，所以对于人权的讨论本来就无关黑奴问题。不过，十八世纪中，讨论女性和下层阶级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也在增加中。

第五章物畅其流的帝国

万国博览会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在英国首都伦敦海德公园举行。

红茶的平民化——女性、家庭，还有帝国

◎红茶、咖啡、可可——进入帝国的外来饮品

英国被称作“红茶之国”，由来已久。为何红茶会被称为是英国的“国民饮品”？想到欧洲各国都有自己喜好的咖啡口味，如咖啡欧蕾（法国）、浓缩咖啡、卡布奇诺（意大利）、冰滴咖啡（Dutch Coffee，荷兰）等，那么关于为何英国的代表饮品会是红茶而非咖啡，这个提问的答案就明显很不单纯。

如同后文将会见到的，据说日常饮用红茶的习惯，超越阶级、性别和地域之类的差异在英国扎根，是在一八八〇年代的时候。饮用红茶被当作是一种情趣，逐渐渗透到日常之中，而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英国的情况与同时期的法国，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法国也是从上层阶级开始饮用红茶，却不曾出现渗透到一般民众的生活之中、改变他们生活节奏的情况。为什么在英国会发生红茶的“平民化”？这与帝国的存在、帝国的重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想在此试着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说起来，茶、咖啡以及可可，几乎都是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同期进入英国（英格兰），而且全都是欧洲没有生产的、非欧洲世界的产品。其中最先赢得人们喜爱的是咖啡，在十七世纪末，英格兰就已成为欧洲知名的咖啡消费国。这个时期的咖啡受欢迎的程度，也就等于是提供这项饮品的“咖啡馆”这个新兴的社交、娱乐空间受到欢迎的程度。咖啡馆于一六五〇年在牛津登场，两年后出现在伦敦，接着便在转瞬间扩张到英国各地。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表示全体国民都染上了喝咖啡的嗜好，因为咖啡馆所提供的饮料并不是只有咖啡，在这里也能喝到茶和可可。那么，为什么不是叫做“茶馆”，而是叫做“咖啡馆”？

这个问题，与这些来自欧洲世界以外的饮料被介绍到英国的时代背景——也就是以清教徒革命之名为人所熟知的内战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道德，有很深刻的关系。就结果而言，因此产生的是红茶平民化的契机，而不是咖啡。

◎咖啡是男人的饮品

一六五〇年代初期，在奥立佛．克伦威尔所率领的议会派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一六四九年），英国成了前所未有（也是空前绝后）的“共和国”之后不久，来自阿拉伯的黑色液体，也就是咖啡的药用效果，开始被大力宣传。咖啡不但被认为是能够对抗酒精毒害的万能药物，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不会醉人的饮料、能让人的理性保持清醒、活络思维的提神热饮——咖啡，是严厉谴责饮酒行为的清教徒在意识形态上所期待的理想饮品。

十八世纪的咖啡馆

咖啡馆数量急速增加的十七世纪后半，也就是政治史上从清教徒革命到光荣革命的这段时期，在英格兰，经手咖啡和茶、或是蔗糖和棉花之类非欧洲产品的贸易商人日益兴起，逐渐在社会中形成新的中产阶级。这些贸易商人渐渐需要起从前社会所没有的新的组织系统，例如提供关于远地贸易信息的媒体、邮政制度、股票和商品的交易所、保险和银行，或者是作为交易据点的办公室本身——而满足他们这些需要的，就是提供他们提神理性饮品的咖啡馆。在《咖啡的传播与世界史的流转》（‘コーヒーが回り世界史が回る’，中公新书）一书中，臼井隆一郎氏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巧妙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十七世纪的后半，一无所有的英国，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创造出这些过去所没有的东西。因而，大家便开始利用咖啡馆这个具有多功能的空间。

同时，聚集在咖啡馆的商人、或是因为与远地贸易发展起来的各个系统相关，而集合在这个空间的人们，在此地进行议论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也锻鍊着他们的“市民”意识。新闻业和文学也是，如果没有在咖啡馆的议论，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咖啡馆，由于人们在其间争论的内容甚至扩及到对国王或国家权力的批判和政治议题，因而声名大噪。这些情况，可以说等于是赋予了咖啡馆这个空间某种“公共性质”。在《味觉乐园》（‘楽园．味覚．理性’，Das paradies, der Gesschmack und die Vernunft，法政大学出版局）这本充满刺激的著作中，作者沃夫冈．希弗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在引用药理学的原典说明咖啡具有提振精神和使人清醒的功效时，也说因为这种功效让咖啡“晋升到近代市民代表性饮料的地位”；这确实巧妙地说出了十七世纪后半这个时代，不论是在精神层面上、或是在物理层面上，都逐渐创造出了和以前不同类型的群众。近代市民社会、市民公共性质的诞生——咖啡，被视为象征这个新时代到来的饮品，大受欢迎。

问题是，当时的“市民”概念只适用于男性。就这层意涵而言，咖啡馆这个禁止女性进入的空间，也是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象征。于是，此事也为咖啡和咖啡馆之后在英国的发展预先划下了界限，并让人们从根本意识到茶这项对抗咖啡的饮品。

这项趋势，在咖啡馆不断急遽增加的十七世纪后半，就已经看得出来。如名为《女性抵制咖啡的请愿书》（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 1674）的小手册，就是伦敦的女人们起身对抗泡在这个“男性空间”中的丈夫们所采取的行动。紧接在标题之下，还有这么一段文字：“诉诸于公论——因过度使用令人干燥、衰弱的饮品，而对女性的性生活造成极大的妨碍。”对于文中露骨呈现的咖啡的毒害，女性们的告发如下：咖啡让男性变成宛如沙漠般的不毛之地（顺道一提，有趣的是也有人称这种不毛状态为“土耳其化”，可略为窥见当时英国看待东方的态度）。咖啡让“身强力壮的祖先”的后裔（也就是当时的英格兰人），变成了矮小的猿猴和俾格米人（Pygmies）之流。本以为咖啡驱使着男人们沉浸在无聊的闲谈中，然而，他们却在喝下咖啡之后，安静地睡着了……换言之，女人们所叹息的是，因为咖啡所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亢奋，而非性方面的兴奋，以至于导致男人的性无能。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否出自于女性之手，不得而知。不过，当时咖啡被认定为是极为男性化的饮品，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这一点，决定性地阻碍了咖啡的“国民化”。咖啡和茶几乎在同时被介绍到英国，两者被宣传的效用也很类似，但之后所遭遇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咖啡被赋予的性别形象当中，让茶得以开展出“国民化”的新战略。

这项新的战略，便是将女性引入全面赞颂饮茶的空间。

◎女人们的红茶庭园

一七〇六年，汤玛斯．唐宁（Thomas Twining）在伦敦的圣殿关（Temple Bar）开了一间“汤姆咖啡馆”（Tom's Coffee House），这一带因为法学院学生的聚集而相当热闹。一七一七年，他又在河岸街（Strand）上开了英国的第一间茶馆“金狮”（Golden Lion）。这个也被称作红茶庭园的饮茶空间，在装潢上相当讲究时尚氛围，迥异于重视理性而欠缺情趣的咖啡馆，因此相当受到女性顾客的好评。在那之后不久，茶的消费量便开始突然出现扩大的现象。

咖啡馆与红茶庭园的出现之所以会产生时间落差，跟两者的价格问题有关。因为由东印度公司独占输入的红茶价格，比咖啡昂贵很多。而且，红茶的关税税率相当的高，整个十八世纪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上下（有时还会到百分之两百！），所以也导致茶叶走私横行。

这项高额的关税税率戏剧地调降到百分之十二点五，是在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缔结的隔年，亦即一七八四年，威廉．皮特（小皮特）内阁通过《东印度公司法》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的联合内阁，以缩减王权为努力目标，而为了牵制当时的内阁，小皮特被拔擢为首相；不过，就结果而言，在财政改革的推进之下，不但削减了国王的政治权力，也强化首相的权限。虽然是在小皮特执政时期才达成了茶叶关税的调降，不过实际上在此之前，尽管价格相较之下感觉昂贵许多，但英国的茶叶消费量早已经超过咖啡了。根据统计，两者的输入量开始出现逆转，是在一七三〇年代。甚至在一七六〇年代，还出现了英国的茶叶消费量攀升到欧洲全体三倍的纪录。

有几则逸闻描述了在由咖啡转换为茶的过程当中，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茶的历史增添了几分色彩。

饮茶的习惯，据说原本是始于在十七世纪初期，经常跟中国采买茶叶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沙龙。而将饮茶的习惯带入英格兰的宫廷和上层阶级中的，是在王政复辟时恢复王位的查理二世的王妃，也就是出身于当时东方贸易先进国家葡萄牙的名门、布莱冈泽家族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据说，二十多年后，因为光荣革命而和丈夫威廉（三世）共同即位的玛丽二世，和她的亲妹妹安妮女王也都非常喜欢红茶，多次在宫廷举办茶会，因而也促进了上层阶级对于红茶的消费。在此类的皇室支持之下，不久便成立皇家认证御用供应商的系统，开始为单纯的物品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和角色。

而饮茶的习惯，超越宫廷、超越阶级，在英国社会广为流传开来的契机，也是来自红茶庭园这个空间。这是因为茶叶的散装零售，让人们可以带回家与家人共享的缘故。早在一六五七年，“加洛威咖啡馆”（Galloway's Coffee House）的伦敦一号店，就以长生不老的万能灵药作为宣传，在市面上贩售茶叶；而将其大为推广的人，便是先前提到的唐宁。

关于茶的效用，在十八世纪前半掀起了议论；而这也正是茶“宛如流行疾病般”，由上至下地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证据。被从上层阶级带入中产阶级家庭的茶，在十八世纪后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缓缓渗透到劳动者的生活之中。当时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者的用餐模式也产生大幅改变；随时都可以方便食用的面包，和加入蔗糖与牛奶的红茶，取代了汤和粥，成为他们早餐固定的内容。红茶不只是为冰冷的餐点添加了温暖，也因为当时算不上干净的水经过煮沸之后，对于身体而言也是比较安全的饮料。再则，为了让劳动者远离酒，特别是琴酒，所以饮茶习惯受到推荐。骨瓷[1]发明之后，在英国国内开始能够大量生产陶瓷器；而发展出整套的饮茶用具，也是十八世纪后半的事。

这些变化，孕育出了下午茶的习惯。在当时的英国，一般早餐会吃得很丰盛，午餐则简单地打发，晚上则是过了八点以后才享用迟来的晚餐。为了要填补晚餐之前的空腹，在午后三点到五点出头之间，一边吃着面包、饼干和点心，一边喝着茶的下午茶习惯，据说是在一八四〇年代，由第七代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夫人安娜（Anna Russell）所发明的。这个习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也“由上而下”逐渐浸透到劳动阶级的生活之中，傍晚迟来的“高茶”（High Tea）[2]，成了他们主要的用餐时间。红茶大幅改变了英国人的用餐模式。

换句话来说，在英国社会，红茶和咖啡不同，可以说是因为和家庭这具有女性特质的场域产生链接，而逐渐广泛地浸透到各个阶层。这个倾向，在强调“女性的容身之处乃是家庭”的维多利亚时代（一八三七年至一九〇一年），变得更为明显。

◎“家就是城堡”

十九世纪中叶，在伦敦进行路上观察和纪录的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如此披露了他对于在二十年前几乎鲜为人知的“路边咖啡摊”的观察。

路边摊要不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出现，不然就是非得要到凌晨三点或四点才会现身。午夜十二点出来的路边摊深受“夜游的人们”——换言之也就是放荡的绅士和品行不端的坏女人——所青睐；而清晨出现的路边摊，则是为了劳动者的需要。（植松靖夫译‘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ロンドン路地里の生活志’［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巷弄生活志］，The Illustrated Mayhew’s London，原书房）

特别是，在梅休的眼中看来，年轻貌美的妓女为了取暖而聚集到卖咖啡的路边摊的身影，似乎分外地令人感到怜悯。至少在他看起来，在路边摊喝咖啡的人们的处境，应该是位于“阖家团圆”的相反边吧。不只是夜游的男女，或许连当时居住在不附烹饪设备的租屋，并在露天食堂或是路边摊购买烹调好的餐点的众多劳动者，从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看来都是相当类似的存在也说不定。

尽管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叶，为伦敦街头增添色彩的路边摊，会称为“卖咖啡”而不是“卖红茶”，这底意味着什么呢？

实际上，根据统计，直到一八五〇年代为止，换言之也就是梅休记录前面这段观察的时期，红茶和咖啡的消费量，还处于互相抗拮的情况。原因是因为红茶的价格昂贵。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输入的独占权被废除，是在一八三三年。在此之前，不，其实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也是，对一般庶民而言，咖啡才是日常的饮料。

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一八三七年）的前后，隶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经历重组，清楚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观——例如，重视家庭、勤勉、自助等值得他人尊敬的特质。不断地在世人面前展现“家庭形象”的维多利亚女王家族，也是这个新道德观的象征。不，正确说来，说不定相反地是敏感察觉到社会变化的女王，将“重视家庭”的这个新道德观套用在她自己的身上，用来弥补自己身为女性君主的短处，以寻求权力的安定。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即便是王室也开始追求美满的家庭，以成为爱家顾家的人为理想目标。既是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也是哲学家的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曾经在一八六〇年代的后半到英国旅行，他在《英格兰笔记》（Notes on England，1872）中叙述道：“对于英国人而言，所谓幸福的家庭，是在傍晚六点回到家后，贤淑的妻子会泡上一壶茶，然后四、五个孩子环绕在膝边，还有仆人在一旁恭敬地伺候着。”他说的“贤淑的妻子”，就是当时被唤作“家庭的天使”的女性理想形象。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他们最重视的“阖家团圆”的象征认知，不是路边摊的咖啡，而是在家中饮用的一杯红茶。

这个认知，和咖啡馆衰退后的男性空间发展不无关系。中、上层阶级的男人们上俱乐部，劳动阶级的男人们则是上酒吧或是劳工俱乐部——在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定型的多样化男性空间，更进一步将红茶和阖家团圆的概念链接在一起。维多利亚时代，和家人一起喝的一杯红茶，名符其实地将著名的英国格言——“英国人的家是城堡”——具体地形象化了。

◎茶类独占权的废止与销量扩大

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红茶“国民化”的导火线，则是与英国在印度殖民地以及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开始从事茶树栽培，和随之而来的茶叶价格大幅下滑有关。而这又与政府对一直以来独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强化管制政策重叠。也就是说，从红茶这项物品看来，其交易量、消费量扩大的历史，与帝国重组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十八世纪前半，红茶的消费量开始超越咖啡的时候，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独占输入的茶叶，也就是当时英国人喝的茶，主要是绿茶，而且还是将制作高级茶用的茶叶摘取后剩下品质不佳的茶叶加以精制，变成福斯取向的便宜绿茶粉。十八世纪中叶因为制茶方法的改良，开始将在知名茶叶产地福建省武夷山采撷的茶叶，经过发酵制作出武夷茶（乌龙茶）。武夷茶再进一步确实发酵、烘焙制作出来的功夫茶，也就是所谓的早餐茶。以前喝绿茶的英国人开始爱上饮用这种“红色的茶”——名符其实的红茶——是在武夷茶和功夫茶之间价格差距消失的一七九〇年代以后。

关于茶叶的状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独占贸易被废除的一八三三年前后，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变化。由于在以印度生产的鸦片替代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一事上，发生了所谓的鸦片问题，导致英国对于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未来形势产生了疑虑，于是，英国便开始在印度殖民地摸索茶树栽培的可能性。

◎原生种红茶树的发现与印度

一八二三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军队少校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Assam）发现了野生的原生种茶树，在他死后，他的弟弟查尔斯（Charles Alexander Bruce）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独力成功地完成了原生种茶树的栽培。几乎在相同时期的一八三四年，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所设立的茶业委员会则相当执着于中国种的茶苗；对照之下，查尔斯则是持续主张“在阿萨姆的土地上，要种阿萨姆的苗木”，结果是他的主张奏效。顺道一提，印度唯一有中国种茶苗扎根的地方，是北部的大吉岭地区（Darjeeling）。

在阿萨姆正式展开栽培茶树之前，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确保茶园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意想不到的是，在印度摸索茶树栽培的时期，竟与宣告废除大英帝国内部的奴隶制度的时期重叠（英属印度地区的奴隶制度最后废除于一八四三年）。然而，要充分地掌握当地的自由劳动力，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为了茶的栽培、精制、贩售而在一八三九年设立的阿萨姆公司，为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从阿萨姆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孟加拉，迁入了大量的劳动者。因此，在印度的农民以半奴隶状态被雇用时，印度的农业也逐渐地朝向单一作物耕作发展。结果，陷入粮食不足的印度，因为气候反常和作物歉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英国正式将印度殖民地化的一八七七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兼任印度女皇的仪式，是在从前一年持续至今的严重粮食不足当中举行的。据说当时饿死的人数超过数百万人。在掩盖了这项实情的帝国结构中，实现了让红茶成为英国人国民饮料的最终阶段——降低贩售价格。一八八〇年代，印度和锡兰生产的茶大量流通，没有添加任何混合物的美味红茶也开始出现在劳动者的餐桌上。“帝国红茶”（Imperial Tea）——汤玛斯．立顿（Thomas Johnstone Lipton）亲自将这个来自帝国的恩惠，镂刻在品牌的名称上。

◎帝国红茶的诞生与斯里兰卡

位在印度南方印度洋之上的锡兰岛，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以咖啡的一大生产地而为人所知。之后，因为一种称为锈病的植物病害，岛上的咖啡农园几乎全毁。而将这些咖啡农园转换为茶园的是“锡兰红茶之父”，苏格兰人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一八九〇年，同样也是苏格兰出身的红茶商人汤玛斯．立顿，效法泰勒的前例，着手经营茶园，并且创造出了“从茶田直接到茶壶”的宣传标语。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当中有多少人会怀想起，存在于那道阴影之下、被强制从南印度迁徙到锡兰岛担任茶园劳动力的泰米尔人（Tamilian）呢？从一八四〇年代起，约莫长达百年的期间，流入这座岛屿的泰米尔移民劳动者，为了和从纪元前就在居住在岛上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有所区分，而被称作“印度．泰米尔人”。锡兰岛在咖啡农园时代以短期外出打工的劳动模式为主，但是由于转换成为需要更安定居住劳动模式的茶树栽培，在岛上定居的移民增加了，因而和当地的僧伽罗人（Sinhalese）之间的摩擦也就变得更强烈。除了语言的差异之外，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僧伽罗人是佛教徒，泰米尔人则是印度教徒，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也是造成对立的原因之一。

早在独立以前的一九三〇年代起，印度．泰米尔人的归属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的问题；然而，一九四八年，在锡兰独立（一九七二年更名为斯里兰卡）之际，印度．泰米尔人的公民权也遭到否定，而且因为跟在前一年已经独立的印度政府之前的协调也没有进展，于是他们被迫长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在没有任何补偿措施、贫困状态日渐恶化的情况之下，他们逐渐被卷入了因为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对立而引发的纷争中。虽然印度．泰米尔人并未涉入知名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组织“泰米尔．伊拉姆勐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 of Tamil Eelam）的恐怖攻击行动，但是对僧伽罗人来说，“两种泰米尔人”之间并没有差别，随着纷争愈演愈烈，印度．泰米尔人当中也出现了许多牺牲者。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的苏门答腊地震所引发的海啸灾难中，斯里兰卡出现了将近四万名死者，在灾后复兴的过程中，民族对立的情势更进一步地恶化，迄今依然纷争不休。[3]

在斯里兰卡看不见解决之道的民族问题中，感觉更加被弃之不顾的印度．泰米尔人身上所存在的现实，也让人无法尽情享受帝国红茶所带来的红茶“国民化”的喜悦。

巨大睡莲与万国博览会

◎水晶宫的幕后推手

一八五一年三月，在伦敦海德公园的一角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这栋在前一年七月开始建造的建筑物，是一座在钢骨结构上嵌入三十万片玻璃板的宫殿，也被命名为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就是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会场。关于在此地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到底是怎样情况，就留给其他的书籍来讨论吧。在此，笔者想试着将焦点放在这栋建筑物的设计者并不是建筑专业人士，而是一位造园艺术家的这项事实上。

水晶宫
万国博览会的主要会场。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亚伯特亲王殿下（Albert, Prince Consort）的斡旋下，开始筹备的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会场设计，总共征集到两百四十五件作品。但是建筑委员会全部加以否决，并且在杂志《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公开他们自己的设计图，引发了嘘声连连。甚至还有后代的建筑家写道：“这是所谓委员会所开的最糟糕恶例。”解救了险些因此中止的万国博览会的人，是造园艺术家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一八〇一年至一八六五年）。

出生在贝德福郡（Bedford）贫穷村落农家的帕克斯顿，透过自修学会了造园技术，除了受到喜爱园艺的贵族德文郡公爵（6th Duke of Devonshire）的青睐、被委托处理公爵在各地所拥有宅邸的造园工作之外，他还学会了桥梁建造和玻璃工厂之类的技术，最后甚至于还成为铁路公司的董事。就这层意义而言，他或许正可说是支撑起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的、从底层磨练出来的自学成材之人。

中村正直所翻译的《西国立志篇》（Self-Help，中文书名译为《自己拯救自己》），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深受满怀建国热情的年轻人所喜爱，作者山谬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与帕克斯顿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再加上斯迈尔斯用来象征的“磨练”精神，让在此之前主要由海上交易和守护海上交易的海军——以绅士价值观为中心而运转的人们——所支撑起来的大英帝国，开拓出了另一片新天地。铁路和车站、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或者是植物园、动物园和博物馆等知性空间的创造等，都成为其中重要的手段。

赋予主要以造园艺术家的身分扬名、和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共同创办园艺术专门杂志的帕克斯顿，全世界第一座万国博览会场设计者这项历史性荣耀的，则是链接大英帝国的植物网络，和其中某种在当时深受注目的植物。

◎巨大植物——大王莲

大王莲（最初学名为Victoria Regia，后更名为亚马逊王莲［Victoria Amazonica］），通称为“大鬼莲”，是全世界上最大的睡莲品种，叶子的直径可达两公尺；现在已成为位于南美洲东北部的原产地，圭亚那共和国（英属圭亚那）的国花。

发现这种巨大睡莲的人，是出生于德国的探险家和博物学者罗伯特．尚伯克爵士（一八〇四年至一八六五年）；而睡莲的种子被带回到伦敦的皇家地理协会，则是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那年，一八三七年。这起事件，为我们刻画出了两个和当时大英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的组织之存在。

一个就是支持尚柏克对圭亚那探险的皇家地理学会。这个在一八三〇年于伦敦肯辛顿公园附近成立的协会，由对地理上的探险和发现抱持着关心的贵族、军人、官员和学者所组成，支持着各种前往地图上未知地域从事探险的行动。因为理乍得．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和约翰．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的互相较劲而受到注目的发现尼罗河源头探险行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大王莲的发现者尚伯克，为何会和这个组织产生关系？当时的大英帝国逐渐在“发现未知”中察觉到重大的意义，而其所采取的新策略也忽隐忽现地出现在支持尚伯克的探险行动之中。

身为路德教派牧师之子的尚伯克，前往美国发展烟草栽培事业，结果却失败了。之后，他流落到西印度的英属维京群岛，并在此地和皇家地理学会产生了链接。因为他以个人的经费，测量了经常发生船难的阿内加达岛（Anegada）的沿岸周边地形，并制作成地图，皇家地理协会对于出色的地图和尚伯克描写地域的表现力大为感动，便委托他前往英属圭亚那进行探险。从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九年之间，三度进入圭亚那探险的尚伯克，是在第二次的探险当中，于一八三七年一月一日发现了大王莲。

在那之后，不只是皇家地理学会，尚伯特也接受了来自英国政府的委托，更进一步旅行深入地理边界线暧昧的圭亚那内陆，持续进行划定边界的测量作业。尚伯特加入自己这时的圭亚那经验，重新编辑了比他的探险早了将近两百五十年、也在同样地区旅行寻找黄金乡的沃尔特．雷利爵士的记录《发现地大物博的美丽帝国——圭亚那》（一五九六年），并附上了详细的地图。

尚伯克在测量作业的过程中极为追求正确性，他日后回顾道：“因为过度献身于地理学的调查，当时的我完全是（地理学这门学问的）奴隶。”因此，他也要求同行的成员都必须要遵守类似于军队的纪律，特别是对于负责搬运容易损坏的器材的搬运工和划独木舟的人员。因为当时的测量技术和所提供的经费都很有限，因此尚伯克的测量绝对称不上正确无误，但是英国政府却仍然依据他所制作的地图划定了国界。而判明他的错误，则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圭亚那和邻国委内瑞拉发生国界纷争之际。

一八四四年，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骑士头衔的尚伯克，在巴贝多岛、法属圣多明哥等西印度群岛地区担任外交官，一八五七年甚至还前往曼谷赴任。让像他这样的探险家变身为外交官，也是大英帝国所擅长的“魔术”。帝国，在让像尚伯克之类的探险家担任外交官与当地人进行交涉时，也逐渐实现了地理上的扩张。

◎植物网络的帝国

尚伯克最初曾经在英属圭亚那的乔治敦（Georgetown），尝试进行巨大睡莲的人工栽培，结果以失败告终。在一八四六年，探险家汤玛斯．布里吉斯（Thomas Bridges）再次将二十五颗大王莲种子放入壶中寄送到英国；他寄送的对象，是第二个与帝国扩张相关的组织，皇家植物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又称为邱园［Kew Gardens］）。这个位在伦敦西南方约莫十六公里，坐落于泰晤士河畔的广大空间，是透过植物所创建的帝国网络的据点。

在来自欧洲以外的物品大量流入的商业革命时代，英国对于欧洲所没有的野生咖啡、或是可以提取染料靛蓝之类的热带植物的关心和需求日渐高涨，于是开始进行这些热带植物的移植工作。在合成纤维和化学药品开发出来之前，植物与产业的发展是直接相连的；无须举出在大航海时代被介绍到欧洲的土豆为例，便可看出植物与食品和药物的开发、独占，皆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植物的关心，超越了聚集在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地主绅士们的个人兴趣，也和这个岛国的出路逐渐结合在一起。因为蒐集全世界的植物信息、管理与操作植物本身，便掌握了统治全世界的关键。特别是，为了“驯化”与欧洲地理环境甚为悬殊的热带，有关植物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幸运的是，植物的种子很容易带回来。

在失去美洲的一七八〇年代以后，此类见解已经逐渐被纳入帝国重组的程序之中，而皇家植物园则说明了此事。这座广达一百二十公顷、规模傲人的植物园，原本是由乔治二世的长子腓特烈（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经营，后来则由腓特烈的儿子乔治三世继承。这时业余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出现了，他曾经参与持续在大西洋上进行探险与发现之旅的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第一趟航海行程（一七六八年至一七七一年）。身为皇家学会会长的班克斯，原本就已经在私下担任乔治三世与皇家植物园的顾问，后来在一七九七年正式成为这座植物园的负责人。

一般认为班克斯之所以会关心殖民地，是因为他在澳洲的经验。他是殖民地新南威尔斯的最大支持者，第一梯移民船队在一七八八年下锚停泊的港湾被命名植物学湾（Botany Bay，Botany是植物学的意思），这个与他相关的地名，或许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他请求殖民地的总督和官员将各地的植物送到皇家植物园，并对植物猎人（Plant Hunter）所采集的各式各样植物进行品种改良，将植物由野生种转变成为栽培种，或是对药草和毒药等进行研究。根据一八一三年的纪录，被移植到皇家植物园的植物种类已经超过一万一千种，其中一部分甚至更进一步，又从皇家植物园移往殖民地的植物园。其中之一，原产于南美洲安地斯山脉的金鸡纳树（Cinchona），可以提取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Quinine），对于在热带扩张殖民地的大英帝国而言，成为相当可靠的武器，支持着非洲大陆的探险行动。

皇家植物园的棕榈室

一八四〇年，皇家植物园开始对一般民众开放，成为第一任园长的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确立了与海军、殖民地部、和印度政府等之间的合作体制，推进大英帝国内部的植物交流计划。皇家植物园与在热带持续扩大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因为胡克园长所建设的巨大温室“棕榈室”（Palm House），而变得更加紧密。诚如其名，这个温室的一大收藏，就是生长在热带的各式各样的棕榈类植物；而且除了棕榈之外，也是研究、调查关于热带植物栽培的实验场域。十九世纪末，以皇家植物园为核心的植物园网络，已扩大到印度、澳洲和塔斯马尼亚、牙买加和毛里求斯、斐济群岛、马来半岛等地，而其营运则是由曾经在皇家植物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英国人负责。这个网络，也被称为“植物帝国主义”。

◎大温室里的成功

话说，获赠大王莲种子的皇家植物园，立刻在“棕榈室”中着手进行人工栽培。然而，在温室中栽培出来的大王莲，虽然生长出了叶子和茎，却没开出最重要的花朵来。伤透脑筋的植物园，在一八四九年，将一株长出双子叶的大王莲寄送给帕克斯顿，委托他在他所负责管理的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 House）中进行栽培。

位于德比郡（Derbyshire）的查茨沃斯庄园，即是发掘帕克斯顿身为造园艺术家才能的德文郡公爵所持有的大宅邸和庭园。因为深受公爵信赖而受托管理这座庭园的帕克斯顿，早在一八三七年，就在此地建造了大型温室。他花了四年的时间所完成的大温室，有半圆形玻璃屋顶，长为两百七十七英呎（约八十三公尺）、宽为一百二十三英呎（约三十七公尺）、中央部分的高度为六十七英呎（约二十公尺），并利用七英里（约十一公里）长的铁管和八台的锅炉制造出保暖系统。为了预备女王的到访，还在温室的中央设计了装上一万两千盏照明设备的马车走道。虽然皇家植物园是因为听闻了这间温室的风评，而委托帕克斯顿进行大王莲的栽培；不过，实际上其中还牵扯到帕克斯顿的后盾、本身也通晓园艺的德文郡公爵，和同样也以精通园艺而闻名的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之间的互相较劲。

此时，帕克斯顿为了重现培育出巨大睡莲的温暖沼泽环境，制作出了利用水车让水槽的水产生流动的装置。或许是这装置奏效了吧，睡莲在两个月便长出了四片直径约莫十五公分的叶子，再经过一个月后，便在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就这样，在英国首次成功地人工栽培出了大王莲。在栽培竞争中获胜的德文郡公爵，将最早绽放的一朵花献给女王，并命名为“大王莲”（维多利亚女王）。顺道一提，在那之后不久，诺森伯兰公爵麾下的园艺家，也在公爵所拥有的锡永宫（Syon House，现在是皇家植物园的一部分）成功栽培出了大王莲。

故事并未在此结束。不过，那是后来为了让大王莲继续顺利成长，而需要更大的专用温室时的事了。当帕克斯顿试着让女儿安妮（Annie Paxton）站在巨大睡莲的叶面上时，睡莲的浮力居然轻轻松松地支撑起少女的重量。大感讶异的帕克斯顿绵密地调查了大王莲的叶子的构造，结果发现在那片世界上最大的叶子的背面，布满了中空的叶脉，是这些叶脉增加了叶子的强度和浮力。而大王莲本身的构造，也给正在构思大王莲专用温室的帕克斯顿带来了刺激。

温室的屋顶全部由玻璃构成，而支撑屋顶的横梁则利用中空的木材，用来做为支撑之用的铁柱也做成空心结构，以减轻重量——这在同时也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大王莲的专用温室就这么完成了，而同样的发想也催生出了成为万国博览会会场的水晶宫。

在公开征选的作品和建筑委员会独自的提案全部都遭到否决之后，帕克斯顿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方案，计划在长一千八百多英呎、宽超过四百英呎的巨大建筑物的表面安装上玻璃。不只是因为玻璃直到一八四四年都还被课征货物税的缘故，当时的人们应该也从没有想到过会有所谓的玻璃建筑。然而，帕克斯顿的设计方案在杂志上发表后，大受好评。因为确定设计的过程所耗费的时间超乎预期，因此工程进行的天数也被迫缩减；然而帕克斯顿采用了类似今日的预铸工法，利用将玻璃板、玻璃框和框架等都加以规格化，并且事先制作完成后在现场进行组装的方式，顺利突破了难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玻璃材料的调度，不过，这个难题也在支持查茨沃斯庄园温室建造计划的钱斯兄弟公司（Chance Brothers and Company）的协助之下，顺利地解决了。

就这样，一栋由空心铁柱和横梁所支撑的玻璃建筑——从巨大睡莲发想而来的万国博览会场，便于一八五一年，现身在海德公园的一角。帕克斯顿留下了一句话：“大自然是最好的工程师。”

展示物品的帝国

◎巨大的展示橱窗——水晶宫

在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开幕的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展品，分为六大类型：原料，机械，纺织品，金属、玻璃和陶器制品，杂项制品，雕刻、模型和造型美术品；共有三十个种类，展品总数多达十万件。加入插图和解说的正式公认展品目录，共有三卷，每册厚达五百页。其中刊载的物品有美国麦考密克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的自动收割机、伊普斯威奇（Ipswich）的兰塞姆与梅理公司（Ransomes and May）的播种机等农机具。还有信封制造机，能够在一小时制造两千七百个随着邮政制度确立已成必需品的信封。以及大西部铁路公司集结铁路大国英国的技术，制造的大型火车头艾尔斯勋爵号（Lord of the Isles）。在放置大型天文望远镜和装饰时钟的同一个角落，陈列着义脚、义手、假牙、人工鼻等新式医疗器具。以刀具产业闻名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名门罗杰斯父子（Joseph Rodgers & Sons），则推出了专门为运动员设计的多功能万用刀，不过这把仅为万国博览会而制作的刀具，共有一千八百五十一片刀刃，也是一件无视实用性的展示品。

收纳这些展品的容器，由三十万片玻璃组成的水晶宫，或许正可说是一座宏伟的物品展示橱窗。

实际上，收纳了多达十万件物品的万国博览会场，也是大幅改变了人们对于日常司空见惯的物品交易、购物的消费意识，带来展示革命的场域。水晶宫的主角不是人而是物品；来到这里的人，全部都自由而平等地肩并着肩、着迷地欣赏着主角们。搭乘刚开通不久的火车，初次拜访帝国首都伦敦的乡巴佬们，看到数量庞大的物品齐聚一堂的场面，应该相当的震惊吧！于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展示橱窗所带来的启发，物品开始大幅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

◎现代百货业的起源——怀特利百货公司

“我要像这座水晶宫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聚集在同一下屋檐底下展示！”——有一位乡巴佬在万国博览会场如此喃喃自语。那个男人的名字叫做威廉．怀特利（William Whiteley，一八三一年至一九〇七年），他在一间位于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杂货店里当学徒。因为韦克菲尔德的毛纺织业进入衰退，他正想要到其他的领域锻鍊自己，而水晶宫的展览带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在学徒合约结束的一八五三年，怀特利来到了伦敦，当时他的身上仅有十英镑。在伦敦城（City of London）的杂货批发店就职的他，之后也一边累积学习经验，一边努力节省地储存资金，然后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于韦斯特波恩格鲁夫街（Westbourne Grove）上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也就是今日所谓的精品店，并雇用了两名女性店员和一名信差（Messenger Boy）。之后，他接二连三地买下了这一带的商店，同时也一边扩充商品类型，首先是充实衣料和服装部门，接着将商品的范围渐次地扩展到食品材料、饮料、文具、五金、家具类等，整合出含括食、衣、住等各类商品的综合杂货店，也就是百货公司的形式；进入一八七〇年代，业务范畴甚至还扩大到洗衣、不动产仲介、美容院、银行存款等。自称是“全面供应商”（The Universal Provider）的怀特利，打出了“从一支笔到一头大象”的广告标语，甚至还设立了葬仪部门。到了一八九〇年，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六千人。

怀特利百货公司并未展开大手笔的宣传，也没有刊登报纸广告，就只是在街头散发传单而已。在迈向宣传掌握了消费关键的福斯消费时代，怀特利所贯彻的概念，就是他在那座水晶宫中得到的灵感——尽其可能地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聚集最多的商品，并且展示出商品的魅力。在明亮的照明下，浮现在巨大橱窗当中的商品；提高购买欲望的橱窗展示，让怀特利百货公司大受好评。

怀特利还在万国博览会学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要确实地掌握购物时不可或缺的代步交通工具。在一八五一年举办万国博览会之际，除了火车之外，甚至于还特别安排了到会场的共乘马车，对于交通工具的提供掌握得相当彻底。万国博览会的入场人数总计达六百零四万人，即便是将外国人和重复进场的参观者考虑在内，也至少动员了三百五十万人，将近当时联合王国总人口的两成（将爱尔兰排除在外的推算比例）。从怀特利将地点选在韦斯特波恩格鲁夫街一事，便可以明白他强烈地意识到动线的重要性。

事实上，过去的韦斯特波恩格鲁夫街，曾经是杂货商人之间耳语流传的“破产街”，当怀特利在那条街上开店的时候，据说同行的业者之间还忍不住笑他为什么偏偏选在那里。不过，这个选择正充分地展现出了怀特利的观察力和先见之明。韦斯特波恩格鲁夫街不但靠近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而且位于逐渐新开发起来的闹区贝斯沃特（Bayswater），也是个相当方便的地点。他也从这些环境的变化，看出了对流行敏感的人们开始踏足韦斯特波恩格鲁夫街之事。而且幸运的是，地下铁环状线的贝斯沃特站，就盖在距离他的店面步行只需两、三分钟的地方。加上他还注意到另一个购物的代步工具——共乘马车，并于一八九〇年代起运行固定每十二分钟一班、链接帕丁顿车站和店面之间的私人马车。

怀特利的创意源源不绝。以标签明确地标示合理价格、接受邮购订单、为来自外地或海外的顾客提供宅配服务的制度——因为诸如此类的独特发想，大幅改变了以往着重商品耐用度的购物模式，让追求流行的感觉逐渐地浸透。在没必要的地方，创造出“追逐流行”的必要性，开拓潜在顾客，这正是打破“有用／无用”的分界线，将大量的物品聚集在一个屋檐下的水晶宫所传递的经验教训。购物不是购买力的问题，问题是该如何勾起购买的欲望；万国博览会的展示革命，唤醒了人们对于物品的无止尽欲望。

一八九七年，怀特利百货公司在火灾中烧毁。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百货公司重建完工，在伦敦市长的莅临之下，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不过怀特利本人的身影并未出现在其中。因为他在四年前，被主张自己是他的私生子的二十九岁青年射杀了。“悲剧，始于火灾。”若说这句在伦敦小儿间辗转流传的话语，早已预见了二十五年后，在一九三六年烧毁的水晶宫的命运，会是过度地解读吗？

◎肥皂与非洲

在一八五一年的万国博览会中，“肥皂和香料”的类别底下，有多达七百二十七家肥皂制造商推出自制商品。其中英国厂商占了半数，而赠送给竞赛优胜者的纪念品，就是雅丽与史塔森公司（Yardley & Statham，现在的Yardley London）的“老布朗温莎肥皂”（Old Brown Windsor soap）。

英国的肥皂制造历史，可以追溯到雅丽与史塔森公司尚处于创业期的十七世纪。当时肥皂仍是部分富裕阶级的奢侈品，成为福斯化的商品则是在举办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一八五一年以后。因为万国博览会场所显示的新挑战——“如何展示物品”，让这个业界也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九世纪后半，因为肥皂工业而快速发展起来的，是以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遥遥领先其他业者的，就是生产“阳光肥皂”（Sunlight Soap）的李佛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李佛兄弟公司与欧洲食用油业界的对手、以人造奶油而闻名的荷兰联合人造奶油公司（Margarine Unie，即是Margarine Union Limited）合并，成立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PLC），则是在经济大恐慌爆发不久前的一九二九年九月。

在一八七〇年代取代雅丽与史塔森公司在业界的地位、生产出成为国民肥皂的“阳光肥皂”的李佛兄弟，原本是兰开夏郡博尔顿（Bolton）一位食品杂货批发商的儿子。最初从事肥皂切割与包装工作的他们，后来开始参与食品杂货的经营，推出了一款特别订购生产的肥皂“李佛纯蜂蜜香皂”（Lever's Pure Honey），并在一八七五年商标法施行之际，以“阳光”（Sunlight）申请商标登录，大大地展开宣传。液态油脂成分多于动物油脂、泡沫也多的“阳光洗衣皂”（Sunlight Self-Washer）大热卖。一八七七年，哥哥W．H．李佛（William Hesketh Lever）成立了李佛公司，以“阳光肥皂”为主力商品，开始从事批发生意，然而当时却出现了肥皂表面出油、发酸变质、散发出臭味等问题。李佛公司从女性顾客的抱怨中得到了灵感，放弃以往切割棒状肥皂贩售的作法，尝试以大小适宜的模型来制作肥皂，而这个作法获得了极佳的成果。他在弟弟詹姆斯（James Darcy Lever），以及曾经在温莎公司的肥皂工厂担任厂长及研究员的珀西．温莎（Percy Windsor）的协助之下，在一八八五年开始制造肥皂。经过反复地实验，最后诞生出来的新“阳光肥皂”，配合了许多植物性油脂，温和的触感受到相当大的好评。

就在“阳光肥皂”于一八九〇年诞生时，他们也成立了李佛兄弟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维持品质的同时，也想要更进一步扩大生产，于是他们便注意到制造肥皂所需的重要油脂原料，特别是植物性棕榈油的丰富产地西非，立即提出了在尼日利亚发展棕榈油农园的计划。然而，这时却在意想不到之处出现了阻力。

因为腓特烈．卢嘉（Frederick Lugard）在成为北尼日利亚保护领（Northern Nigeria Protectorate）的第一任高级专员后，标榜“间接统治”，即是主张尽量不要介入当地体制的殖民地统治手法，于是由英国人经营农园的作为，便与这项政策形成抵触。而尼日利亚的南部，在与欧洲长久的交易历史中，由当地人所经营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出相应的规模；因此，殖民地政府比起开放新的英国资本家进入，更希望提升基础已稳固的当地农民的生产力。

一九〇九年，李佛意外地接获比利时政府的征询，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在刚果开发农园。不过，这当中也有问题存在。一八八五年，在欧洲列国进行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中，被划分为比利时王室私有财产而成立的“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已经被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勾结的外资企业，彻底地掠夺殆尽；特别是在英国外交官罗杰．凯塞门（Roger David Casement）和新闻记者E．D．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揭露了当地人所遭受的压榨与虐待情况后，引发了国际的谴责声浪。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的二十世纪初期刚果改革运动支持者中，有以这个事件为题材撰写了《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汤姆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而闻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曾经在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中大显身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安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等人。为了化解逐渐高涨的批判声浪，比利时议会决定正式将刚果变成殖民地（一九〇八年），以改变形象、重新分配利权、进而招徕企业进驻；李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中，接获了比利时政府的征询。若顺势接受了比利时政府的邀请，就等于是成为英国率先挺身谴责的、恶名昭彰的“刚果掠夺”的帮凶，那么舆论的攻击必然接踵而至。

虽然如此，李佛还是决定进入比属刚果发展，一九一一年，他们和比利时政府之间缔结了开发协定。李佛有无论如何都非得尽快设法确保植物性油脂原料棕榈油来源的理由，那就是与该公司竞争激烈的老店梨牌香皂（Pears Soap）的存在。

◎商品广告与包装战略

为了对抗李佛兄弟公司，于一八五七年起参与梨牌香皂共同经营的女婿T．J．巴瑞特（Thomas J. Barratt）所采取的战略，就是在产品的包装上使用著名画家的画作，企图牢牢地抓住“家庭的天使”们的心，而实际上成效也极佳。其中最出色的作品，或许就是约翰．艾佛雷特．米莱的《肥皂泡泡》（Bubbles，一八八六年）。如同《雷利的少年时代》一般，米莱的画作在一八六〇年代之后人气急速高涨，可以说是因为他费尽心思地研究了孩童的表现方式吧。《肥皂泡泡》的模特儿是米莱四岁的孙子。画中做复古时尚风格打扮的男孩模样，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中惊人地畅销，可说是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买下这幅画的《伦敦新闻画报》的社长，在耶诞节的增刊号上彩色复制刊登了这一幅画作，人们将复制画作装饰在家中的墙面上，或许也是促使画作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过，据传后来成为这幅画作持有者的梨牌香皂，擅自将“梨牌香皂”的文字放入画中，令米莱心头大怒。

梨牌香皂的海报
买下约翰．艾佛雷特．米莱所画的《肥皂泡泡》的梨牌香皂，在复制画作中置入商品的名称，转作为宣传海报之用。米莱虽然对此相当愤怒，但是这幅广告的风评极佳；之后，便开始流行利用绘画来做宣传。

发人兴味的是，梨牌香皂所采用的插画当中，也有很多作品会令人强烈地意识到非洲的存在。其中并不是只有像“黑人也会变白”之类的，天真到令人吃惊的广告文案。如“使用肥皂，是富裕与文明、维持人们健康与净化身心的手段”的广告文案中，讴歌着肥皂、以及肥皂所带来的清洁感与文明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肯定了将非洲殖民地化的大英帝国。由此可知，肥皂和帝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原料的来源而已。

一八九七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梨牌香皂和阳光肥皂的包装上都妆点上了女王的身影。“如何展示物品”的竞争，也将女王收纳在包装之上，并且加以消费。

“梨牌香皂最好”
包装构图上描绘出苏丹内陆的意象和原住民崇拜的姿态，标语则是“英国征服的惯用语”。

1. bone china，一种在烧制的瓷泥中添加动物骨灰，以改善其玻化和透光度的软性陶瓷。骨瓷的洁白温润可人、较之白瓷的冷白更适合做高档日用餐具。同等厚度的骨瓷比软质白瓷强度更好，更不容易崩口撞碎，可以做得更薄更轻。

2. 不同于中上层阶级坐在起居室或户外的矮椅矮桌上饮用下午茶，劳工阶级在傍晚六七点时在厨房或餐厅的高椅高桌上，食用晚餐，佐以热茶。

3. 编按：印度．泰米尔人生活在高地区，且生活受奴役，范围受控制，相当离群索居，与住在村庄中，占了百分之七十的僧伽罗人相当少往来。僧伽罗人主要起摩擦对象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约百分之十二），原因是长期历史上（大英帝国殖民之前就有冲突）的种族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冲突。
当然，印度．泰米尔人的政治问题、生存问题是大英帝国殖民活动埋下的根。一九六四年后大量印度泰米尔人被遣送回印度，一九九〇年代大部分留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泰米尔人得到公民权，至今他们依旧是斯里兰卡最贫穷的族群。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从斯里兰卡本身历史上的文化深沉性与复杂性来看，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间长期以来的严重冲突和恐怖攻击，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大英帝国的原罪。

第六章女王陛下的大英帝国

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
《伦敦新闻画报》（1897.6.26）封面上的画作。来自各个殖民地的“帝国之子”们前来为“帝国之母”祝贺。

女王、帝国、君主制

◎两场登基纪念典礼

从明治十年到二十年代之间，日本正试图创造“皇位继承仅限于父系男性”的“新传统”；恰巧在同一时期，英国王室也持续创造着新的传统。一八八七年的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纪念庆典（Golden Jubilee，金禧纪念），和十年后的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庆典（Diamond Jubilee，钻禧纪念）等壮丽的皇家典礼，即是其间所创造出来的成果。

关于五十周年的典礼，有一位女王传记作家写道：“当计划还在提出阶段，国民不分阶级，便都已热切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庆典。”上面还记录到，典礼当天，贫民区的孩童们被聚集到海德公园，分发给他们印上了女王容颜的马克杯，而劳动者们也蜂拥向做为礼品的便宜纪念瓷器和女王的照片。持续至今的“王室商品化”，亦即利用王室的商业战略，在此逐渐正式地搬上台面。

另一方面，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举办的后者——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庆典，比前者更为盛大华丽，并且散发出浓厚的“帝国庆典”气氛。有“第二国歌”之称的《威风凛凛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es）的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William Elgar）所创作的纪念赞歌《帝国进行曲》（Imperial March）将庆典的气氛带入高潮，而在帝国首都伦敦游行的殖民地军队队伍，也令沿途围观的群众沸腾不已。传达典礼情况的《伦敦新闻画报》（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号）的封面，大张旗鼓地报导着不只是英国国民，也深受“帝国之子”们所爱戴的、身为“帝国之母”的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是“帝国之母”——这个说法于一八七七年，在当时担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的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主导下，将女王赋予“印度女皇”的称号以后，就可以频繁地看见。在此之前，例如在举办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社会，大英帝国的存在还未必能说是已经牢牢地掌握住人心。根据帝国史学家贝尔纳．波特（Bernard Porter）的说法，直到接近十九世纪末的尾声，绝大多数的英国人，特别是每日汲汲于营生的劳动者们，对于帝国的存在及其意义，几乎根本不甚关心。剑桥大学近代史皇家讲座教授J．R．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对此深感忧心。他出版了授课讲义《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1883），希望能够让广大的国民理解“帝国并非是在英国人发呆之际创造出来的”。从这些事看来，将女王视为是“帝国之母”的目光，似乎可谓是在她成为“印度女皇”以后，于登基五十周年纪念庆典、六十周年纪念庆典的经验中，逐渐广泛定型下来的。

发人兴味的是，这个试图在王室传统中添加入新要素的时期——也就是从女王兼任印度女皇的一八七七年开始到她登基六十周年的一八九七年为止的这段时期，与被称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经济停滞是重叠的。因为一八七三年始于德国的经济大恐慌，英国经济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慢性长期不景气。大萧条，是因为后起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紧追在英国之后的德国和美国加入世界市场，导致经济发展全球化所引发的。英国也因此丧失了“世界的工厂”的地位。在被迫面对本国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低落的局面之际，英国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转身变成“世界的银行”。

伴随着财政军事国家的发展同时成长起来的伦敦金融中心——伦敦城，在十九世纪后半洋溢着自由的氛氛，像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之类的外国金融资本家也被允许进入伦敦城。以此地为中心向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网络，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为英国的经济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在这个从“世界的工厂”转身为“世界的银行”的构造转换时代，创造出了两场彰显女王登基之事的皇室典礼，加强了英国社会对于帝国的广泛关心。

而且，正是在这个被称为“帝国的时代”的时期，国民和王室之间的关系也大幅地改变了，那就是将女王当作时代的象征——“帝国之母”。换言之，大英帝国的存在，透过女王而更加鲜明地展现在国民的面前；同时，女王的存在，也因为强化了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国民敬爱的对象，而变得更为明确了。这个现象，不只是出现在将女王一家视为理想家庭模范的中产阶级身上而已，连在一八七〇年代后半起，便会在表演开演前呐喊着“为女王陛下干杯！”的演艺剧场常客和劳动者们也都是如此。

为国民所敬爱的英国君主——这是在乔治四世（George IV）死去（一八三〇年）到乔治五世（George V）生病的期间，所出现的一大变化。对于此事，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说，“只能认为是政治上的奇迹”。在这流逝的百年时光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期间（一八三七年至一九〇一年）就超过了一半以上。而且，考虑到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典礼（一八三八年）上可以看见的诸多疏失，和当时歌谣所吟唱的女王夫妻不受爱戴的情况，再对照经过半个世纪后所举办的两场皇室典礼中见到的国民对女王的狂热支持，看起来或许会显得有些奇异。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场纪念典礼，可谓是说明了“新传统的创造”和君主制在本质上的大幅转变。而这又是如何发生的？

◎女性君主统治下的英国

一般常说，英国是“繁荣于女王的时代”。一世纪中叶时，凯尔特布立吞人（The Britons）的女王布狄卡（Boudica），曾率众起义反抗罗马总督的压制统治。自那时以来，在神话或民俗的世界中，国民对于君主的印象便和女性的形象（Figure）强烈地链接在一起。这跟亲临“现场”、见证英国君主制重组的，恰好都是女性君主的事实，或许不无关系。[1]

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场以前，这个岛国曾经四度奉女性君主为国王。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的玛丽一世（Mary I）和后来继位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皆是在因宗教改革导致社会情势宛如钟摆大幅左右摆荡的状态之下，登基成为君主。两人的形象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谓是环绕着成为崭新爱国心基础的新教的“光与影”。例如，像是为了恢复天主教而镇压新教的“血腥玛丽”（Bloody Mary），对比于为了对抗天主教大国西班牙的威胁而创造出新教的“国民”、摸索迈向海上帝国之道的“贤明女王贝丝”（Good Queen Bess）、“荣耀女王”（Gloriana）等。

在因为宗教对立而大幅改变了王位继承模式的光荣革命时代，身处其境的也是两位女性君主，那就是因为这场政治革命而退位的詹姆士二世的两个女儿——长女玛丽二世和次女安妮女王。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长年关系微妙的邻居正式合并，形成现在的联合王国架构，也是在安妮女王统治的时期。

这四位女性君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未曾留下能够继承王位的子嗣。因此，她们也分别为两个王朝——都铎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带来了断绝的危机和朝代交替的剧码。

确实，在王位继承上，君主的性别也还是会被视为问题。例如，在都铎王朝，弟弟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继承顺位，优先于玛丽和伊莉莎白两位同父异母的姊姊；今日在英国也依然贯彻着在兄弟姊妹之中以男性为优先的原则。虽然如此，在登基之际，君主身为女儿身一事的合法性并未受到质疑。在确定王位继承顺位之际，一直是遵守着“嫡出”，以及拥有继承权的女性不会因为兄弟以外的男性而顺序被往后移的原则。之后，历经了确定将天主教徒自王位（以及王位继承）上排除的光荣革命，在一七〇一年，明文规定王位继承“限定于继承斯图亚特家族血统的新教徒”的原则。具体而言，即是无视于詹姆士二世的儿子和孙子（那位英俊王子查理）的存在以及他们对继承王位的请求，而让新教徒的安妮优先继承。

于是，君权神授说（支持君主专制的思考方式）所谓的“神所命的君主”被取代了，“人类所命的君主”的时代到来了。在那当中，也产生了重视“国民的意志（议会）”的空间。换言之，即是“王位继承之决定，虽在于国王是否为新教徒；不过，国民决定是否效忠国王，则在于国王是否遵守国家体制。”在安妮死后，根据《王位继承法》，从具有王位继承资格的人选当中慎重地排除天主教徒之后，结果由詹姆士一世的孙女索菲（Sophia of Hanover）的长子格奥尔格．路德维希（Georg Ludwig）即位成为乔治一世（George I）。此后，斯图亚特王室便由母系的汉诺威王室所接替。

维多利亚女王虽然也是汉诺威王室的成员，不过她登上王位的过程有些特别。她是在《王位继承法》、以及乔治三世追加的“出生在英国”的条件基准之下，一边仰仗着议会所代表的国民裁定，一边凌驾了乔治三世的不肖子们——那些维多利亚称作“坏心眼的叔叔们”的男性继承者，而登上王位的。于是，由于她身为第一个在“公共领域”（Public）的业绩和“私人领域”（Private）的生活态度都受到深深关切的英国君主，因而连她载上王冠的内情也都被隐藏了。

◎卡罗琳王妃事件

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稍早之前，发生了一件对女性这个性别成为君主一事具有正面影响的事件。那就是卡罗琳王妃（Caroline Amelia Elizabeth）事件。

卡罗琳王妃是乔治四世的妻子。说到乔治四世，是一位相当不受欢迎的国王，对于他的死，就像《泰晤士报》的评论员所讥讽的，“不孝之子、最差劲的丈夫”、“有谁会为他掉眼泪呢？”因荒淫无度、纸醉金迷而积欠下巨额债款的王储乔治，以一笔勾销借款为交换条件奉命正式结婚，对象是他的表妹卡罗琳。然而在独生女夏洛特（Princess Charlotte of Wales）诞生之前就感情不睦的两人，在女儿诞生后三个月的一七九六年四月就分居了，之后乔治便开始和情妇同居。此事成为国民不满的焦点。

两人分居的时代，也是与帝国重组同行并进的政治改革、道德重整和社会改良的时代。在对王储的批评声浪日渐高涨中，王妃卡罗琳则逐渐成为以扩大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等政治改革为目标的劳动者和工匠们之间共鸣的对象。于是，王储夫妻不和的王室隐私，便逐渐地被暴露在国民的面前。

发人兴味的是，对于遭到丈夫乔治四世拒绝出席加冕典礼的卡罗琳王妃，广泛阶层的国民都认为她是“被丈夫虐待的妻子”而寄予同情。乔治四世曾经以妻子不贞为理由，向议会提出和卡罗琳离婚的请求，但是被议会否决。而且不只如此，甚至还发生了推举卡罗琳为正当王位继承人的共和主义运动。据说在将卡罗琳摒除在外的加冕典礼结束后，前往伦敦的乔治沿路遭到的骂声不绝。

卡罗琳王妃事件还有伏笔。那就是卡罗琳和乔治之间所生的女儿——夏洛特公主之死。夏洛特是维多利亚的堂姊，她拒绝了父亲乔治所推荐的结婚对象，遵从自己的意志，选择与萨克森─科堡家族（Saxe-Coburg）的利奥波德（Leopold，后来的第一任比利时国王）结婚。两人在伦敦的近郊展开了新婚生活。身怀六甲的夏洛特，看似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然而，隔年一八一七年十一月，身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她，历经了超过四十个钟头的阵痛，最后产下了一名夭折的男婴之后，便结束了年仅二十一岁的生涯。这是身为女性才会有的悲剧。因为她被期待取代声望低落的父亲乔治四世成为“王室的救世主”，故而她的死在全国带来深切的悲伤与失望。各地都为她举行了追悼，除了设置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St George's Chapel）内部的大理石纪念雕像之外，还制作了纪念她的勋章。《泰晤士报》除了刊登〈悲伤如此强烈地在所有的人们之中蔓延的经验，是迄今未有之事〉的社论之外，还发表了后续评论，指出夏洛特公主之死之所以会令人感到惋惜懊悔，是因为她拥有了完美的家庭生活。之后对于乔治四世之死的严苛评论，在此也埋下了伏笔。

而且不仅如此，在夏洛特公主死亡的一八一七年，汉诺威家族面临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具有王位继承权的孩子的非常情况。乔治四世的弟弟们为了生下能够继承的子嗣，急急忙忙与情人分手，和外国的王室之女结婚的卑鄙模样，与卡罗琳王妃和夏洛特公主深受国民爱戴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卡罗琳王妃在被摒除于加冕典礼之外的隔年，亦即一八二二年，因为心力交瘁而过世；然而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忆，在那之后过了好一阵也都未曾淡去。据说在一八二〇年代中叶，甚至于还能见到试图回复卡罗琳王妃的名誉和守护她身为王妃的权利的行动。

环绕着她们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清楚地说明了，变化逐渐降临在维多利亚女王于十多年后继承的君主制度中。国王（或国王一家）的私生活开始被摊开在国民的眼前，国民将国王一家和理想家族的形象重叠，故此君主再也不能忽视国民的情感。当时，对于两名不幸女性的记忆——一人是受到丈夫不合情理的虐待，另一人则是因为生产过程所带来的悲剧——扣住了广大的民心，也明确地显示出国民开始对理想君主寄予的要求，就是身为家庭一分子的道德。王室一家的道德改革，在继乔治四世之后即位的弟弟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努力下稍微有所好转，但因威廉的两个女儿都已过世，所以便由侄女维多利亚继承。于是维多利亚女王，就以国民曾经对夏洛特公主寄予期待的“王室的救世主”的角色，在一八三七年加冕为王。

◎表象的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乃是英国历经工业化和都市化，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发言权逐渐增强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彻底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性优于女性、女性附属男性的想法变得表面化，要跨越“主动的男性／被动的女性”的分界线相当困难。冠上她的名字的时代，在社会基本的部分“男性特质”被理想化，同时也将女性视为是“道德的守护者”，摆放在周边的位置。[2]

在人们对于两位不幸女性的记忆尚未消褪的当时，国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对于女王，除了期待她在“公共领域”扮演起君主的角色之外，同时也期待在“私人领域”上看见她展现出身为丈夫的贤淑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的形象。女王是如何整合“身为君主”和“身为女性”的双重角色，又是如何消解传统社会概念中，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成功地达成此一重大任务的，就是绘画和照片中所展现出的女王形象。在自一八三〇年代起急速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中，“对于知识的课税”被废除，报纸、杂志和书籍陆陆续续地发行。在一八四〇年代也让人预感到照相时代即将到来，绘画的复制技术也进步了。女王没有忽略这些变化。提到利用媒体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应该可说是一名相当具有现代特质的君主。

“女王一家”
1846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家庭，强调“幸福的女王一家”形象的作品。请留意亲王落坐在画面的右边，也就是原本应该是王妃所坐的位置上。

例如，女王在一八四〇年结婚以后，几乎完全没有单独出现在绘画或是照片之中。她始终与丈夫亚伯特亲王共同以“女王夫妻”，再加上九个孩子们在一起的“女王一家”（The Royal Family）的形象，出现在国民的眼前。据说，指示人气画家以“幸福的女王一家”为构图，鲜明反映出近代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在各式各样呈现于广大国民目光下的绘画和照片当中，女王在丈夫孩子们的位置配置、视线的链接方式，以及画面中种种物品的陪衬下，展现出身为掌管“丈夫与孩子们环绕身边的幸福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和母亲的形象。

在《伦敦新闻画报》和《画刊》（The Graphic）等中产阶级喜爱阅读的插画杂志，或是从一八五〇年代起在中产阶级（特别是女性们）之间蔚为风潮的名片照（Carte de Visite）中，“家庭的女王和其幸福的家族”也频繁地登场，公开展现在国民的眼前。构图当中所展现出的，不只是“贤妻良母”的女王形象，就连爱护动物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也被以“在温莎城堡中饲养了六十只狗的女王一家”形式呈现出来。还有，在多次家族同行的视察旅行中，女王一家也扮演着“夫妻情深、以孩子为中心，气氛融洽的家族形象”。特别是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的开幕式，更是向国内外炫耀身为英国进步与繁荣的象征——“幸福的女王一家”的绝佳良机。

在另一方面，不论哪一幅画面的构图，都严谨地遵守着国王在画面的左边、王妃在右边的欧洲图像学上的惯例，确实的确保住她身为君主的立场。在眺望这个构图的国民视线中，君主的“公共／私人”领域的界线不断地被暧昧化。然而，也因为君主是女性，所以这个界线的流动也才未对于“女性化特质／男性化特质”的社会共识招来混乱。

根据近年的传记记载，女王很爱笑，非常喜欢唱歌跳舞、夜生活和社交活动，因此可以明白她也有喜爱感官享受的一面；不过当时关于女王的表象和述说中，这些面向却几乎完全被抹去。于是，展现在国民面前的女王，是一个对“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保护者、领路人，对我的一切提供建言的人，是我的母亲同时也是丈夫”的亚伯特，扮演着顺从的妻子、谨言慎行，并且努力忠实地实践自己身为君主的义务，认真且进退得宜的人。因为她身为母亲、妻子的女王形象太过于强烈，以至于在今日，“真实的她”与“看起来的她”之间的落差本身——例如，“讨厌小孩”和“充满慈爱的母亲”——成了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们所关心的焦点。

◎身为女性的战略

人类，任谁都有“真实的自己”与“呈现在众人眼中的自己”；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太明确的界线。因此，前者接受后者作为主体，绝对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维多利亚女王的迷人之处，或许也就是这一点。

由于身为女性，所以女王的权力本身就受到限制。因此，女王在“公共领域”，也就是在政治上的参与程度，并不和男性相等；反而是在“私人领域”中，也就是接受当时道德对女性所要求的家庭角色，顺利将国民的视线从君主制本身上移开。换言之，女王即是借由积极地在媒体上展现出“国民想看见的自己”，来回避掉对于君主制的批判。她灵活运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差异，精心营造的呈现方式，或许因此让君主的权限本身变得比以前更小；然而，正因如此，即便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欧洲各国的共和制逐渐凌驾了君主制，英国却依然能够保存和维持君主制。

维多利亚女王有趣的地方就这在一点上。换言之，即是因为她身为女性，才让君主制本身获救，顺利地过渡为象征性的君主制。而那也是因为经由十九世纪初期的王室丑闻，让国民追随女王的目光，投注在她拥有一个健全家庭的私人领域，更胜于她在政治或外交等公共领域的表现。对于国民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女王拥有何种权力，而是她对于国民的社会和生活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让女王的私生活不断展现在国民眼前是必要的。

人们对于君主的关注，不是在公共领域而是转移到私人领域；期待的不是政治上强而有力的存在，而是拥有道德的爱家之人——维多利亚女王，可以说是让君主的样貌彻底地改头换面。而这个转换的完结篇，就是在本章开头看见的壮丽的“帝国庆典”——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庆典；不过在这之前，女王还有一件强烈引起国民关心的私人事件。那就是因为丈夫亚伯特的猝死，让她成了未亡人之事。

◎女王的隐遁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亚伯特亲王因为感染伤寒而猝死，享年仅四十二岁。这个时刻，英国的君主制面临前了空前的危机。因为成为未亡人的维多利亚女王，从所有的公务场合消失了。

女王的隐遁，大幅超过当时认定的未亡人服丧期两年。例如，从一八六二年以后，在剩下来四十年左右的在位期间，她在公务的议会开幕式上现身，仅仅只有六次。写下《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一书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曾经感叹由于女王的隐遁而导致宫廷的社交机能丧失，并留下一句名言：“不管女王蜂去了何处，蜂巢中的蜜蜂依然活着。”而且，应该要代理女王执行公务的孩子们，以知名的放荡王储爱德华（后来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为首，全都是一群惹事生非的麻烦人物，根本无法期待他们有能力填补女王不在的空隙。一八六〇年代末，自由党的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寄给外交大臣的信件中写道：“女王不见身影，而王储无法令人尊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供养女王一家的费用便成为议论的问题，也就是包括温莎城堡、白金汉宫和女王专用游艇等维护费用在内的王室经费。在一八六〇年代的英国，共和主义再现，而女王的隐遁给了他们“即便是君主不在，英国也能够顺利运转”的说词，最后终于发展成了不需要君主制、废除君主制的论述。而苏格兰侍从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女王之间的关系（包含性关系在内），或许也加深了国民的不信任感。这个时期，英国君主制面临了消灭的危机，从保守的《泰晤士报》在评论中指出女王身为“公众人物”的义务，且论述道：“如果漠视这项义务，那么君主制本身也就会消失了”的情况，也可以想像得到。

然而，这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共和主义的急先锋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却表述到：“不管是女王，还是劳动者的妻子，对于失去了所爱的人的悲伤，我们应该要宽怀大量地予以同情”，维护女王的隐遁。相对于《泰晤士报》重视女王为身为“公众人物”的角色，布莱特则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待女王。这时，虽然君主的“公共／私人”的界线仍然摇摆不定，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那之后的君主制是朝向后者发展，也就是“君主角色的私人化”。布莱特还这么说：

对于王室家族的思考方式，实在相当发人兴味。经由这样的思考，可以将高高在上的君主拉到一般市民生活的层次。英国人对于王储结婚所表现出来的狂热举止，虽然显得孩子气；不过，至少占了人类半数的女性，对于王储结婚一事的关注度，比对内阁的关注高出了数十倍。

换言之，“君主角色的私人化”是伴随着“君主制的女性化”而来。几乎从女王隐遁的相同时期起，在女性的新消费空间，如怀特利百货公司之类的地方，从家庭用品的包装开始，处处充斥着女王的形象，这也充分地说明了英国君主制的女性化倾向。

◎一边追悼一边统治

那么，隐遁的女王在做什么呢？

在一八六三年十月，女王睽违许久地在公共场合现身时——在亚伯丁（Aberdeen）的亚伯特纪念像揭幕仪式上，答案揭晓了。是的，她在追悼丈夫。一八六七年五月，皇家亚伯特音乐厅奠基典礼之际的演说，也是女王现身在公共场合的稀有例子。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位于伦敦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的亚伯特纪念碑（Albert Memorial），耗费了十二年的岁月终于完成。从一八六〇年代到一八七〇年代之间，全国各地也都有亚伯特的纪念碑揭幕。

亚伯特纪念碑（左图）与皇家亚伯特音乐厅（右图）

根据事后判明得知，在亚伯特死后不久的一八六二年一月，女王就已开始仔细研究他的铜像制作的设计，并且预备订制。而且不是只有创建纪念碑。在准备创建巨大纪念礼拜堂的温莎城堡内，在女王的委托之下，拍摄了女王一家环绕着亚伯特的半身像、诉说着对他回忆的照片，并且向广大的国民公开。而且，女王还出版了《苏格兰高地日记》（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 from 1848 to 1861，1868），回忆她与丈夫在苏格兰共度的时光，更在一八八四年出版了续集。据说，女王对于当时开始流行的制作追悼纪念册也相当热衷。

在诸如此类的追悼形式中，追悼丈夫的未亡人——维多利亚女王的形象，或许比被追悼的丈夫亚伯特更鲜明刻划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女王在“献身的妻子、充满慈爱的母亲”的旧有形象之上，又担负起了国民所期待的未亡人的理想形象——“悲伤不已、垂首思念丈夫的未亡人”。

女王的隐遁——在君主的公领域（政治和宫廷仪式）中看不见女王的身影，并不意味着女王就不在场。因为在这些场合当中，慎重地布置了多层让人“能够看见”女王不在的构造。透过“追悼的未亡人”这种“看不见的看见方式”，让女王确确实实地被国民给看见了，而且也加深了亲近感。

完成塑造“追悼的未亡人”的最后一道工程、将她视为“帝国之母”大力宣传的，则是赠与女王“印度女皇”这个称号的保守党党魁班杰明．迪斯雷利。

实际上，在一八七四年起到一八八〇年四月为止的迪斯雷利内阁时代，女王已经逐渐重新恢复执行公务。她多次将在庭院中采撷的樱草（Primula）赠送给迪斯雷利的逸闻，在日后也成为让保守主义广泛地渗透到福斯之中的民间组织“樱草会”（Primrose League）诞生的契机。迪斯雷利充分地利用这份亲密感，更积极地营造出将女王和大英帝国结合在一起的公共记忆，试图借此凝聚帝国的向心力；而其中利用的女王形象就是“一边追悼一边统治、慈爱的帝国之母”。

为了维护这个形象，例如一八八五年一月，前往苏丹镇压叛乱的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因为派遣的救援军队耽搁而死于非命时，和阿富汗战争同样地，强力拒绝军队自苏丹撤退的是女王本人这一现实也被隐蔽了。真是巧妙的“一边追悼一边统治的帝国之母”。表象上的女王，是一名慈善的母亲，心系于活跃在殖民地的“儿子们”，或是如“大英帝国的长女加拿大”的“女儿们”的身上，和“追悼服丧的未亡人”的形象之间全然没有任何矛盾，继续支撑起“帝国的时代”。

◎受爱戴的英国王室

还有另一件发人兴味的事，就是“帝国之母”的女王形象，是透过积极唤起国民注意力的形式而创造出来的。戈登将军死前不久，因为第三次《改革法》（Reform Act，一八八四年）的通过，拥有选举权的人当中，劳动者开始超过半数。启动举办以女王为主角的壮丽王室典礼的计划，并且设计成任何人都能够参加的形式，也是为了逐渐将劳动者转变成“充满道德与爱国心的国民”的作业。因此，即将成为典礼舞台的帝国首都伦敦，也开始推动改造计划，原本私有地众多的伦敦，增加了许多公共空间和周边道路；沿途挤满了国民、为眼前的王室典礼而狂热的构图，也由此诞生了。

结果，维多利亚女王在一九〇一年移交给后继者儿子爱德华七世的君主制，和她在一八三七年所继承的君主制，在性格上已经完全截然不同。因为君主的重心已从政治权力的主体，移转为可亲、可敬、可爱的对象，变成一个统一全国人民的象征性存在。

在两次大战中间开始播送的BBC广播电台，和接续而至的电视直播等，媒体的发达更进一步地促使国民及帝国的臣民前来“参加”王室的典礼。千万不能误会，前王妃戴安娜（Diana Frances Spencer）为了甩开狗仔队的追踪而导致的悲剧，和培育出称呼她为“人民的王妃”的土壤，也都是在这一条延长线上进一步延伸出来的。生前的戴安娜被批评利用各式各样的媒体接近民众，然而其实并非如此。今日利用媒体支持英国王室的传统，本身就是隐遁的女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以“帝国之母”的身分复活之际，以唤起民众注意力为方针，重新创造出来的。就这层意义而言，戴安娜前王妃不但不是传统的破坏者，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忠实继承者。

基于女王陛下的请求

◎“致赠给女王的礼物”

美国的纪实文学作家沃尔特．D．麦尔斯（Walter Dean Myers）正在浏览伦敦旧书店的商品目录时，注意到一篇介绍文。文中提到发现了一束信件，据说是一位十九世纪中叶的黑人少女所写的，她在将遭到杀害之前被从非洲救出，之后便生活在英国。前去旧书店拜访的麦尔斯，看到了一份放入大约五十封信件和报纸报导之类的档案资料夹。信件仿佛像是舍不得纸张似地，先是横著书写到最后一行之后，又再转了九十度继续往下写，非常难以阅读。他从夹在档案中的报纸报导，发现了“莎拉．福布斯．博内塔”（Sara Forbes Bonetta）这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从来没有听过。从这一把信件中，又会浮现出怎样的故事？……于是，麦尔斯便以这个名字为线索，开始着手重新构筑信件主人的人生。而他所写成的故事，就是《基于女王陛下的请求》（At Her Majesty's Request: An African Princess in Victorian England，1999）一书。因为这本书，唤醒了人们对于这一位在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非洲少女的记忆。

在麦尔斯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一九九八年，正好是牙买加移民所搭乘的帝国疾风号抵达英国五十周年。帝国疾风号的记忆，不只是让“奴隶贸易的过去”再度浮上英国社会的表面而已。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过去的宗主国英国的旧殖民地的人们和其后代子孙而言，这半个世纪的岁月，或许也是他们对于自己在英国社会当中的存在，进行思考、烦恼并且开始述说所需要的时间。在“英国曾经是帝国的过往”再度受到注目的二十世纪末，莎拉留下来的这一束信件，或许正是那段短暂展露容颜的过去所送给我们的礼物。

礼物——实际上这个字眼，对于思考信件的主人，也就是名为“莎拉．福布斯．博内塔”的非洲少女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关键。根据当时报纸的报导，一八五〇年六月，这名少女，在因奴隶贸易而繁荣的西非达荷美王国，正要被当作活人祭品献祭祖先之际，被在西非沿岸负责取缔奴隶贸易的英国海军军官腓特烈．E．福布斯（Frederick E. Forbes）救出，之后便以“致赠给女王的礼物”的身分来到英国。“致赠给女王的礼物”这个说词，在那之后也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她；而这句话是出自于福布斯在自己的著作《达荷美与达荷美人》（Dahomey and the Dahomans，1851）中所写下的字句。

这本书虽然是福布斯根据自己的航海日志所撰写的，不过书中的内容，记载了关于军事独裁国家达荷美王国和生活在当中的人们的风俗习惯和仪式，充满了浓厚的田野调查趣味。关于这名来自西非的年幼的黑人少女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在该书最后以四页篇幅记载的莎拉救出剧码中，或许已提供了基本框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被救出后的“莎拉的故事”加以定型了。

另一方面，收下少女这件“礼物”的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喜欢她，命令王室的私人秘书拨出养育她的费用。之后，少女的命运，便与成为她后盾的维多利亚女王紧紧相系。运用王室档案馆和当时报纸报导的资料补充不足之处、重新构筑了莎拉人生的麦尔斯，之所以会选择用“基于女王陛下的请求”这句话当作书名的标题，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故事的内容，可以归纳如下。

成为“少女祭品”的莎拉．福布斯．博内塔

◎“少女祭品”莎拉的人生

少女，隶属于一个名为爱葛巴多（Egbado）的民族，是以现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优鲁巴地区（Yoruba land）为据点的优鲁巴族的分支，生活在奥凯欧登（Oke-Odan）聚落。当时的优鲁巴地区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北方有伊斯兰教势力、南方沿岸有来自包含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入侵，而各部族则陷入互争势力的内乱状态。

一八四八年，达荷美的奴隶猎人袭击了少女生活的村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她的双亲、兄弟姊妹和亲戚全部都被杀了，成为俘虏的村人大部分都在达荷美的港口城市威达，被当作奴隶卖给欧洲商人。其中，这名年幼的少女（和其他数名被挑选出来的俘虏），受到了特别的处置。福布斯如此描述了个中缘故。

在（达荷美）国王强烈的希望之下，留下原本出生良好的俘虏，在已过世的贵族坟前当作活人祭品献祭，是一项惯例。因为这个目的，她被扣留在宫廷中长达两年的时间。没有被卖给奴隶商人一事，即是少女出身良好的证据。

再加上，她的脸颊上有遵循当地风俗习惯特意刻上的细小伤痕，这也说明了她是爱葛巴多部族族长的女儿。

福布斯会注意到被幽禁在达荷美的王宫之中的她，似乎完全是一个偶然。即便在宣布废除大英帝国内部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之后，西非沿岸依然私下偷偷地继续进行奴隶买卖；而海军军官福布斯，当时正负责取缔奴隶买卖的沿岸警备工作。从一八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间，他曾经两度赴达荷美王国的首都阿波美（Abomey），尝试说服当时的国王吉佐（Ghezo）放弃奴隶贸易。他和少女的邂逅，是在第二次拜访时，在这位黑人国王的招待之下所出席的供养祖先仪式上，少女被当作活人祭品带出来的时候。

将少女当作黑人国王的“礼物”救出的福布斯，让她乘上自己所指挥的军舰博内塔号（HMS Bonetta），前往现在尼日利亚的港口城市巴德格利（Badagry），暂时将她交给当地的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CMS）代为照顾。少女似乎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福布斯这么以为），于是他将少女命名为“莎拉．福布斯．博内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这一刻起，少女便踏上了身为“莎拉．福布斯．博内塔”的人生。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在她初次谒见之际，收下这份“礼物”的女王，下令让她学习英语、钢琴和法语等，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儿一样，接受相同的教育。隔年，她被送往位于西非塞拉利昂中心地区弗里敦的CMS女校，目的是为了让她成为“将野蛮文明化”的传教士。这也吻合了CMS会长亨利．维恩（Henry Venn，与他同名的祖父就是成立克拉布朋联盟的核心人物），希望将设置在非洲各地的传道所交给当地非洲人负责的心愿。

后来不知何故，一八五五年，莎拉返回英国，再度回到女王的庇护之下。她被寄放在一位名为詹姆斯．F．舍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的CMS宣教士（即是与第一位在尼日利亚成为黑人主教的塞缪尔．克劳塞［Samuel Ajayi Crowther］共同前往尼日尔河流域探险而闻名的人物）的家中，度过了数年的时光。从被发现的信件当中可以得知，她称呼舍恩夫人为“妈妈”，过着满足的生活。

而同时，莎拉和女王一家人也有亲密的交流。在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和次女爱丽丝的结婚典礼（分别是在一八五八年、一八六二年），或是女王的亲生母亲肯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t）和丈夫亚伯特的葬礼（分别是在一八六一年的三月、十二月）当中，也都确认都有莎拉的身影。

然而，一八六一年的春天，莎拉突然在女王的命令下迁居到布莱顿（Brighton）。不久之后，一八六二年八月，她在这个以海水浴场闻名的城市举行结婚典礼的报导，占据了各家报纸的版面。新郎名为詹姆斯．皮森．拉布罗．戴维斯（James Pinson Labulo Davies），是一位以拉哥斯（Lagos）为据点经营海运事业的人物。身为解放奴隶之子的他，在西非沿岸和尼日尔河流域从事广泛的交易活动，因为和CMS会长维恩之间坚固的师生关系，故以“CMS的模范生”广为人知。戴维斯虽然是再婚，不过女王似乎很满意他的经历。根据布莱顿当地报纸的报导，两人的结婚广泛引起了英国社会的注目，在婚礼举行的当天，为数甚多的群众为了一睹这对佳偶的风采，蜂拥而至。婚礼结束后两人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和莎拉被打上“非洲公主”之名的肖像照片，也都相当畅销。

◎母亲和女儿的“帝国”

婚礼的隔月，莎拉和戴维斯便启程前往塞拉利昂。隔年一八六三年，莎拉因为怀孕和生产的缘故，迁移到戴维斯的活动据点拉哥斯。维多利亚女王将诞生的女孩命名为“维多利亚”。像莎拉这样由女王自己亲自担任监护人的原住民生下孩子后，女王赐给男孩维克多（Victor）、女孩维多利亚的名字，是很常见的情况。例如，同样是在一八六三年，对于在访问伦敦期间所诞生的新西兰毛利族酋长哈．波马尔（Hare Pomare）之子，女王为了缅怀亡夫亚伯特，便赐予他亚伯特．维克多（Albert Victor）之名。理应隐遁的未亡人，业已是“帝国之母”了。

一般认为，在那之后又生下了两个孩子的莎拉，在拉哥斯致力于当地的女性教育；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留下的史料相当稀少。最后的一封信件，是在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莎拉为了肺结核的疗养而赴葡萄牙领地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时所写的，之后经过不到半年的八月十五日，莎拉便病逝于岛上的中心都市丰沙尔（Funchal）。从女王的日记当中可以得知，向女王传达莎拉的死讯的，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偶然也正要前往谒见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

早餐后，我见到了可怜的维多利亚．戴维斯。这个授予了我名字的黑色孩子，现在十七岁。我在今晨被告知，她重要的母亲在丰沙尔过世一事。真是可怜啊，那个孩子情绪相当激动，沉浸在悲伤之中。

在这之后，女王便立即安排维多利亚进入彻腾姆女子学院（The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这是一所专供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儿就学的名门中等教育机构，并且负担所有的学费。以成为维多利亚的监护人、为她负担教育费的形式，女王和莎拉之间的关系，也由和维多利亚之间的关系所继承。根据王室档案馆的史料所传达的讯息，后来与拉哥斯的原住民医生结婚的维多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和女王的孙子，也就是当时的国王乔治五世有颇有深交。

◎黑人国王，谒见白人国王

试着换个角度来看，英国人从“致赠给女王的礼物”莎拉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她对于英国人的想像力，又带来什么样的刺激呢？

这大概可以整理成以下三点。第一是，救出莎拉，让他们再度确认了自己是救济奴隶贸易牺牲者的“慈善的博爱主义帝国”。第二是，意识到英国人是肩负着将救出的“野蛮的”非欧洲人“文明化”使命的国民。第三是，莎拉的存在证明了“文明化”的可能性。因此，接受莎拉这份“礼物”、拨出教育费用（或者可说是文明化的费用）、之后也和她保持亲密交流的女王，就是“广施恩泽和满怀慈爱的大英帝国”的象征。

将这一切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画家汤玛斯．J．巴克（Thomas Jones Barker）的大作《英格兰伟大的秘密》（The Secret of England's Greatness）。这幅现在展示在英国国家肖像艺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二楼的画作，正式的标题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叶被“发现”之前，因为其构图的形式，一直被称作“在谒见大厅，致赠非洲国王圣经的维多利亚女王”。

画作前方被描绘得特别明亮的人物，即是维多利亚女王。画面的左后方是她的丈夫亚伯特，而在更后方还可以看见一位宫廷女侍。站立在画面右后方的两位人物，则是首相巴麦尊勋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和外交大臣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握在女王手中的书籍，从封面上的英文（The Holy Bible）可以看出是《钦定版圣经》。

跪着将右手伸向圣经的人物，从他的外表看来，有可能是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来的国王（或是贵族之流的上层阶级）。这幅画的构图，被认为是这位黑人国王向白人国王维多利亚女王询问：“英格兰伟大的秘密是什么？”而答案别无其他，就是白人国王致赠给黑人国王的“礼物”，即是女王正要递给这位黑人国王的《钦定版圣经》。在一六一一年发行的《钦定版圣经》被定位为是当时的新教国家英格兰、以及一七〇七年以降的联合王国英国认同的根本。一般认为，十八世纪末以降，包含CMS在内的民间传教组织陆陆续续创立、展开传教活动，并且与帝国重组的过程相互结合，再加上英国社会对于“文明化的使命”的意识觉醒和渗透，在种种情况的重叠之下，《钦定版圣经》便转变为“英格兰伟大的秘密”。

《英格兰伟大的秘密》
（The Secret of England's Greatness）

画作的构图本身虽是创作者巴克的想像产物，不过从画中被明确地描绘出来的登场人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锁定刺激巴克想像力的时期。画作绘制的时期是在一八六一年前后，而巴麦尊勋爵和罗素勋爵的搭档组合只出现在第二次的巴麦尊内阁（一八五九年六月至一八六五年十月），再加上画中还有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死亡的亚伯特；将这几点放在一起考量，便可推论出这幅构图所设定的时期，应该是一八五九年六月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的两年半左右之间。

这段时期，与莎拉在英国生活的期间（一八五五年六月至一八六二年八月）正好重叠，这只是单纯的偶然吗？

还有一点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致赠《钦定版圣经》给黑人国王当作“礼物”的女王（白人国王）的这个构图本身，并不是巴克的原创概念。实际的事件，在一八五〇年前后的时期，早就曾经发生于CMS在西非的一大传教据点，也是莎拉的出身地优鲁巴的传教活动中。一八四八年三月，女王经由CMS会长，收到了一位当地的首长请求通商与维持友好的信件；根据纪录，这时女王便赠送了那位首长《钦定版圣经》。

白人国王致赠给黑人国王“礼物”的记录——这说明了什么？

◎翻转后的构图——送给白人国王的“礼物”的意义

清楚的是，巴克的画作可能是翻转了莎拉的故事。

莎拉，是黑人国王达荷美国王，致赠给白人国王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然而，在巴克的画中，却是黑人国王从维多利亚女王的手中收到了《钦定版圣经》这份“礼物”。这两份礼物分别各自蕴藏了何种意味？

关于巴克的画作，蕴意相当地清楚。女王递出的英译版的圣经，表现的是大英帝国扩张的原动力，也就是提到“英格兰伟大的秘密”时，经常会被援引为例的“三个C”——商业（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因为“三个C”被配置在画作的中心，于是白人国王致赠给黑人国王的“礼物”是“文明”的讯息，显得格外地强烈。

那么，相反地，黑人国王致赠给白人国王的“礼物”意味着什么？而被当作“礼物”的黑人少女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有必要试着重新检讨以“礼物”这个形式将黑人少女救出的这件事本身。

从先前福布斯的记述中可以确认的是，少女因为遵从当地的理解和惯例而保存了性命，并且在被当作“礼物”交给福布斯后，福布斯自己为少女命名，这个行为是依循着当时奴隶贸易的习惯（买下奴隶、成为新的奴隶主者会为那名奴隶命名）。除此之外，若再加上多名活人祭品当中，只有少女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被救出之事，很明显地“救出”的主导权并不在英国这边，而是掌握在达荷美手上。换言之，救出莎拉，所依据的并非是“慈善的大英帝国”的逻辑，而是福布斯在著作中强调的“野蛮而残酷的达荷美王国”的逻辑。

应该要回想起来的是，英国在还不太遥远的过去，是为达荷美王国带来利润的奴隶贸易的共犯，与“残酷而野蛮”的活人献祭仪式并非毫无关系。实际上，在为了向祖先感谢奴隶贸易的繁荣而献上活人祭品的仪式中，福布斯并不是第一位被以宾客的身分邀请出席的英国人。福布斯救出莎拉的仪式现场，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布匹和旗帜，增添了观赏的气氛，而福布斯并没有忽略了，旗帜当中“‘一如往常地’有数面‘联合杰克’[3]”一事。福布斯加入著作中的插画，清清楚楚地画上了两面联合杰克的旗帜。这就是英国身为奴隶贸易共犯的证据。或许正因为如此，福布斯才有必要故意以“野蛮而残酷”来描绘达荷美王国和达荷美王国的人们。换言之，从“野蛮的达荷美王国”“救出”莎拉，即是大英帝国从奴隶贸易的共犯者，转身变成取缔奴隶的慈善救济者的一场精彩演出。

然而，这一场变身，实际上早已经被将救出的少女解释成“致赠给女王的礼物”的福布斯自己本身所推翻了。换句话来说，对取缔奴隶贸易的英国海军而言的“救出”，就达荷美国王的立场看来，除了单纯的奴隶买卖以外什么都不是。因为是依据达荷美的逻辑行事，所以“救出”就必须非得是“礼物”不可。

也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末被唤醒的，关于“莎拉．福布斯．博内塔”这名非洲少女的记忆，并非只是一则某位黑人少女被大英帝国所拯救的单纯故事。毋宁说，正是这一名曾经在英国国内媒体上很有名气的少女，拯救了伴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废止而滋生的大英帝国的新认同——博爱主义的帝国、自由主义的帝国、救济陷入苦境的原住民的帝国。

于是，莎拉的存在暴露出了被利用来作为帝国扩张的借口的“野蛮的文明化”，以及“拯救／被拯救”或是“救得了／救不了”之间的界线，是极其暧昧不明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留意到，对于莎拉而言，收下她这份“礼物”的女王，是否真的是一位“慈善的帝国之母”，这一点也尚得存疑。例如，为何女王会强硬要求在舍恩夫人身边过着幸福生活的莎拉迁居到布莱顿，让她跟“CMS的模范生”结婚呢？因为母亲并非只是慈善而已。

更重要的是，根据英国人留下来的资料所重新构筑的“莎拉．福布斯．博内塔”的故事，应该也只是“她的故事”的一部分而已。我们所看到的“帝国演义”，到底是由谁、用怎么样的方式书写下来的呢？我们必须要相当地留心。因为大英帝国将“黑人国王致赠给白人国王的礼物”推到一边，忘却了莎拉的存在，却只留下刻划“白人国王致赠给黑人国王的礼物”的画作……

1. 审订语：Boudica并没有一直在英国的神话或民俗中，也没有一直和君主的形象链接在一起。关于她的事迹，目前只知道罗马作家曾经记录下来。英格兰文艺复兴时代才重新热衷古典时期的英人历史故事和神话，十六世纪后出现英格兰文人以Boudica反抗事件为主题，写下诗文。后来是再到维多利亚时期，Boudica的名字意思就是Victorious，和维多利亚女王名字同义，故出现大量相关文学作品，至今Boudica一直在英国文化上具重要象征意义。

2. 审订语：道德议题在西欧宗教和政治思想都是核心议题，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许多对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都是以道德为基础，女性能够出现在出版界教育界社会运动中，也是以改善道德作为盾牌，挡下对于女性出现在公共空间的批判。所以近代女性懂得利用“道德守护者”论点和形象，事实上不会被置于社会的边缘，是可以做出社会改革。这边作者想说的，或许是理想上被视为“道德的守护者”，是好母亲好女儿，不宜抛头露面备受外界社会污染，故这样的女性只能在私领域守护道德，将女性置于家中。（不过，“家”也不是社会的边缘，“家”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社会中的基本团体单位，孕育好国民的重要场所。）

3. “联合杰克”（The Union Jack）为英国国旗的俗称。

第七章帝国的乐趣

19世纪末的大英博物馆埃及陈列室
图中可见在1890年开始装设的电灯照明设备。

大英博物馆是神秘的宝库

◎不幸木乃伊的诅咒

在大英博物馆二楼的第二埃及陈列室中，收藏编号二二五四二的木棺（木乃伊），据推断是第二十一王朝时代（西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服侍阿蒙─拉神（Amun-Ra）的女巫之所有物，在一八九九年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收藏品之一。之后，这件明明只是一块棺木，却被称作“不幸的木乃伊”（Unlucky Mummy）的藏品，因为各式各样的神秘事件，不仅在英国，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关于这件棺木所招来的“不幸”，有如下的传说。在十九世纪初，三个英国人在底比斯购入这件棺木，在运往英国的途中，一个人因为枪枝走火失去了一只手臂，另一个人下落不明，剩下的一个人因害怕所以把棺木给卖掉了。之后，接手棺木的三个人在不明原因之下死亡，第七名所有者在熟人的建议下立刻放手。接受第八名所有者委托拍摄照片的摄影师，也在不久之后死亡；而且在显影之际，还出现了一张苦闷不堪的丑陋面孔，和雕刻在棺盖上的容颜完全不一样。据说，大英博物馆从第九位因为不明原因而病倒的持有者手上收下棺木之后，每天夜里都会从陈列室里传出女性低声啜泣的声音，警卫人员也因此而讨厌巡逻。

对于诅咒束手无策的大英博物馆决定将棺木卖给美国的收藏家，于是一九一二年，这只棺木搭乘上了展开处女航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然而，船只却与冰山相撞，触礁沉没，成了导致死者超过一千五百多名的重大悲惨事故。不过，只有木棺的盖子奇迹似地被打捞了起来，虽然被送到美国的某家博物馆，但是在那里也因为诅咒挥之不去，结果最后被送回大英博物馆——这就是煞有介事地缠绕着“不幸的木乃伊”的传说。

实际上，这只木乃伊在一八九九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以后，根本就没做出任何坏事，而且跟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也完全扯不上任何关系。尽管如此，缠绕着“不幸的木乃伊”的传说却完全没有断过。会在长一百六十二公分的木制盖板上穿凿附会出“木乃伊的诅咒”的原因是什么？

被称呼为“不幸的木乃伊”的棺木盖板
出土于埃及底比斯，是女性木乃伊棺木内棺的盖板。

◎大英博物馆的诞生

大英博物馆，不但是全世界第一座由国家设立的公共博物馆，同时也设置了图书馆。位在布鲁姆斯贝里（Bloomsbury）的博物馆，目前有超过七百万件的文化遗产；位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分馆自然史博物馆则收藏了七千万件左右的标本；座落于圣潘克拉布斯（St Pancras）的大英图书馆所收藏的印刷品和手抄本之类的文本，多达一亿五千万册。果真是“人类智慧的宝库”。

大英博物馆最早的场馆
于1759年1月15日在伦敦市区附近的蒙塔古大楼（Montague Building）成立，并对公众开放。

大英博物馆是在一七五三年，接受著名的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遗嘱，依据议会决议通过的特别立法（即是所谓的大英博物馆法）而创设的。斯隆是一位出身于爱尔兰的内科医生，也是继牛顿之后担任皇家学会会长的博物学者。他的蒐集，始于他在一六八七年前往西印度群岛时。携带着在当地蒐集的动植物标本回国的他，和一位富有的孀妇结婚，之后便充分利用资金逐渐增加收藏。藏品的内容有大量的书籍、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的手抄本、中国的绘画、美洲印地安人的民艺品等，类型相当地广泛。尤其是当中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标本，据传和斯隆颇有深交的班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Voltaire）、海顿（Haydn）和韩德尔（Handel）等人都曾经赏玩过。

那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时代，是一个对于知识充满了欲望的时代。所有的物品都成为收藏的对象，将物品分类、命名、依序排列，并且有系统进行理解的想法，掳获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心。人种概念——多样地蒐集人类，并且加以分类、命名、依序排列的思考方式，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在一七四二年以八十二岁之龄退休的斯隆，因为担心庞大的收藏散逸而写下了遗嘱，他指定有识之士组成“财产管理人”团体，并指示收藏品的管理方式。斯隆在一七五三年一月死亡后，财产管理人团体便遵照他的遗嘱，对于即将被继承的财产，表明了独特的执行方针：

一、一旦入手的收藏品，将完全保持原来的状态，并且永久保存（因此，像本章开头介绍到的逸闻那样卖掉收藏品是不可能的事）。

二、一般市民得以自由参观收藏品。

在此前提之下，财产管理人对国王和议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够以支付两万英镑给斯隆的继承人为条件，换取财产管理人和其后继者们永远不对收藏品放手。这项请求经过议会的承认，并在一七五三年六月获得国王的批准后，便任命理事会取代财产管理人。九万五千英镑的营运资金由公营彩券供应，博物馆自一七五九年一月起也对一般民众开放。不过，一八一〇年以前因为必须要事先申请，所以参观的人并不太多。一七七〇年代库克船长进行环球航行以后，关于民族学、自然史方面的事物虽然增加了，但是要让一般普通的民众能够享受这个知性空间的乐趣，除了动植物的标本、古文书和遗迹之类的文物之外，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元素”。

◎对埃及开眼

带来那个“元素”的，就是发生在欧洲的最后一场对法战争。一八〇二年，由随同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学术调查团，也就是通称的“学者军队”所发现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根据投降协定的第十六条（亚历山卓降书［Capitulation of Alexandria］）转交给英国王室后，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便将罗塞塔石碑连同其他出土文物一起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之后，英法之间对于解读雕刻在罗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圣书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收藏也因此大受注目。英国人可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开始意识到埃及这个“新的神秘空间”。

不过，当时英国的起步，相较于法国晚了许多。拿破仑下台后，罗浮宫美术馆便毫不耽搁地立即建起了专门的陈列室，用来展示埃及藏品；相对之下，大英博物馆在十九世纪前半，却连专门处理古埃及文物的部门都没有设置。虽然汉斯．斯隆所留下来的收藏当中早已包含了来自埃及的出土文物，而且在博物馆开设三年后，也很快就有人捐赠了木乃伊，然而，大英博物馆真正地注意到神秘埃及的魅力，可说要到一八三五年之后。那年，在一八二六年就任文化遗址部门（古文物部门）部长的爱德华．霍金斯（Edward Hawkins）带领之下，大英博物馆于拍卖竞标中购得驻开罗英国总领事亨利．少特爵士（Sir Henry Salt）的大多数埃及藏品。特别是在英国独占埃及的一八八二年之后，大英博物馆更加速充实了埃及的收藏。

罗塞塔石碑

这段期间，英国人对于埃及并非漠不关心。毋宁说是人们对于埃及的关心和想法，是在大英博物馆以外的地方，而且还是以打动了比大英博物馆当时的常客还要更低阶层的民众的形式，在英国社会中慢慢地成熟；最后，终于培育出了在大英博物馆陈列室中爆发的埃及热潮。酝酿出这种草根关注的，就是十九世纪前半，于伦敦汇聚了大量人气的珍稀展示馆——埃及馆（Egyptian Hall），和在该馆举办的“埃及展”。

◎埃及馆的埃及展

埃及馆的正式名称为伦敦博物馆（London Museum）[1]，是利物浦的娱乐业者，同时也是知名的旅行家和博物学者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于一八一二年在伦敦最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兴建完成。建筑的立面，镶嵌上了伊西斯（Isis）、欧西里斯（Osiris）两位埃及神祇的巨大裸像和人面狮身斯芬克斯（Sphinx）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等装饰，令伦敦市民大为惊奇。内部则拥挤的摆满了布洛克所蒐集的世界各地的珍奇动物、鸟类与鱼类的标本和化石、工艺品以及美术品等。一八一六年，他在馆内展示了自己从王储（日后的乔治四世）手上购买的拿破仑的爱用马车，也在喜爱新鲜的伦敦市民当中大获好评。而这个内容庞杂的展示馆，在一八二〇年接到了一个大型的计划案。

提出计划案的人，是一名叫做乔凡尼．巴提史达．贝尔颂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的男子。他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Padova），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逃离意大利，流亡到英国后，便善用一九八公分的身高和魁梧身材，成为一名在街头卖艺的“大力士”，走遍欧洲各地。

一八一五年，前往埃及的贝尔颂尼，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那就是听说瑞士人约翰．路易．布克哈特（Jean Louis Burckhardt）不久之前在底比斯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巨大半身像，但因为无法移动而被放置于原地。他运用（自称）在罗马学到的水力学知识，成功地移动了这座巨大的石像。在以收藏埃及文物而闻名的英国总领事亨利．少特援助的搬运资金之下，一八一八年，半身像顺利地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因为这个契机，总领事少特便开始委托贝尔颂尼进行埃及的发掘调查。他接二连三地发现沉没在尼罗河之中的阿布辛贝神殿（Abu Simbel Temples）、位于卢克索（Luxor）的皇家陵园帝王谷（The Valley of the Kings）等遗迹，并在一八二〇年，带着发掘出来的大量遗迹当作伴手礼，凯旋地回到英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比埃及馆更适合作为展示这些成果的场所了。

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一日，对一般福斯开放的埃及馆的埃及展，掀起了惊人的热潮。据说现场的盛况，丝毫不逊色于一九七二年初次在大英博物馆公开、吸引了多达约一百七十万名入场者的图坦卡门展（The Tutankhamun Exhibition）。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六分之一的比例复原的塞提一世（Seti I）陵墓的石膏复制品，和吉萨金字塔群的第二座金字塔的模型，大小是实际规模的一百二十分之一。而周围随意摆放装饰的法老王和埃及众神的雕像、记载在莎草纸上的古文书等文物，也助长了埃及热潮。

不过，这时布洛克的埃及馆所展示的，不过是英国人想像的和他们想看见的“埃及”罢了。根据娱乐史专家的说法，参观过这场埃及展的人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埃及的所在地。尽管如此，贝尔颂尼策画的这场埃及展，还是属于当时英国人的“埃及经验”。而因为这场展览而沸腾起来的埃及热潮，也让广泛阶层的英国人渐渐更为亲近大英博物馆这个知性空间。在埃及馆的埃及展成功圆满闭幕的两年后，大英博物馆跟少特和贝尔颂尼，购买了那批展品当中的雕刻类文物。

◎展示木乃伊

被认为是由十二世纪的阿拉伯内科医生开始当作药物使用的木乃伊粉末，在中世纪欧洲各地的药铺都有贩售。根据大英博物馆专家的调查，伊莉莎白一世时代的哲学家和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是曾经对木乃伊的药效提出保证的一人。不过，真相似乎是因为服用了碾碎的木乃伊粉末后，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到了几乎忘记原本疾病的地步。相反地，当时统治埃及的鄂图曼土耳其苏丹，却对木乃伊药粉的效用感到怀疑，并在十七世纪末，发布了禁止木乃伊交易的通告。正是这项通告，让买卖药用木乃伊的热潮逐渐冷却的十八世纪初期，孕生出了“木乃伊的诅咒”之说，同时也让木乃伊反而因为本身的文物价值，逐渐地“商品化”。

一八五一年，受到在伦敦举办的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的刺激，大英博物馆的入馆人数突破了一百万人。隔年，罗伯特．史默克爵士（Sir Robert Smirke）设计的博物馆本馆完成，也为持续增加的埃及收藏品提供了充分的收纳空间。之后，一八八〇年代，英国在纳入统治之下的埃及正式展开发掘调查；与此同时，木乃伊和木棺、雕像以及莎草纸等出土文物，也陆陆续续被运入博物馆。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将这些文物分类后放入柜中展示这个形式本身，展现了强烈的坚持。而这也证明了为数庞大的收藏品，并不是被当作古代美术品，而是被当作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其中所蕴藏的学问价值。大英博物馆傲视全世界的埃及收藏就这么诞生了。其中的大功臣沃利斯．巴奇爵士（Sir E.A. Wallis Budge），也是在木乃伊身上发现学问价值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之一。

一八八三年，二十六岁的巴奇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一名助手，并于一八九四年就任了在两年前变更名称的埃及．亚述文物部门（Egyptian and Assyrian Antiquities）的部长，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一九二四年为止。他自一八八六年第一次进入埃及以来，光是正式拜访埃及就有十六次。他每次拜访埃及时，就会购入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大量收藏品，持续地送往博物馆。他是一位优秀的埃及学者，同时也基于大英博物馆的部长职责，撰写了许多以一般读者为取向的解说书籍，在提升英国人对于埃及的知识和兴趣方面所树立的功绩上，获得极高的评价。他在退休后所撰写的著作《木乃伊》（The Mummy: A Handbook of Egyptian Funerary Archaeology，1925），销售情况极佳。

另一方面，指责巴奇是“掠夺者”、“亵渎者”的非难之声也相继不断。不过，面对此类的批判，他的回答始终是相同的。“大英博物馆对于木乃伊而言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会公开这么说，或许是因为有“大英博物馆理应是由专家所组成的研究机构”的这句话背书之故，这是在博物馆设立之初立定的两项基本方针上，后来又追加的第三项方针。基于这份确信，在沃利斯．巴奇担任埃及．亚述文物部门部长的三十年间，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收藏增加了约莫三倍，达到六万多件。现在收藏在此的八十尊左右的木乃伊，大半都是在这个时期由巴奇所购入的。

收藏了神秘埃及的大英博物馆，传授给英国人的经验，就是帝国是一个知性的娱乐空间。

快去救出戈登将军——观光与帝国

◎旅行福斯化时代的到来

在一八四一年七月五日星期日，约莫千名聚集在英格兰北部莱斯特（Leicester）火车站的人们，在铜管乐团的演奏送行下，出发前往罗浮堡（Loughborough），展开了十一英里的铁道之旅。率领他们踏上这趟旅程的，是经营印刷业的汤玛士．库克（Thomas Cook）。以热心倡导禁酒运动而闻名的他，为了试图让劳工脱离酒精而推出的这项企划，被视为正是近代观光业的开端。

位于莱斯特站附近的汤玛士．库克（Thomas Cook）雕像

当然，策画观光活动的人并不只有他。早在这之前，就有许多被称作旅游代办业者（Tourist Agency）的人们存在。不过，开始以“观光旅游”（Tourism）这个新的英语词汇，来对应为了追求乐趣而移动的概念，据说也不过是比这一天早三十年左右的一八一一年的时候。尽管如此，汤玛士．库克之所以会被称作“近代观光之父”，无非是因为他彻底追求旅行福斯化，而这正是透过“观光旅游”这个词汇所表现出来的十九世纪旅行的特征。

旅行福斯化的象征，最明显的或许就是代办所有事宜、有导游随行的优惠套装团体旅行了。一八五一年世界第一次万国博览会举行之际，汤玛士．库克所推出的、比个人单程车资还便宜的团体折扣来掉头资套装行程，将超过十六万以上的人们送入伦敦。这个实绩，让“大家一起去比较便宜”这个新的“旅行常识”，一下子就在全英国扩散开来。在那之后，汤玛士．库克公司也推出了包含住宿费的优待券，将行李的运送、护照的准备和饭店的预约等与旅行相关的繁杂手续完全简化，或是提供代替现金的旅行支票等服务，让旅行变成一件简单、轻松而且愉快的事。该公司发行的导览手册、火车时刻表和公司杂志《旅游者》（The Excursionist），广泛挑起了人们对旅行的兴趣。汤玛士．库克公司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像这样将“旅行商品化”的同时，也让旅行业务变成半专业化的工作，进而确立起旅行成为一大休闲产业的地位，并且透过“商品开发”的过程，构筑起全球化的观光网络。只要持有汤玛士．库克的票券，任何人都能够便宜、安全且舒适愉快地，去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名符其实是一大革命，将语源出自于“Travail”（辛劳）的旅行（Travel）转变成旅游（Tour），也将旅行者转变成观光客。旅游，就如同“Tour”这个词汇的原义，成为保证安全且确实“返回原地”的周游旅行。

促成这一大革命的背景因素，就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后半期，英国社会在物理环境和精神土壤上，都已准备好接受汤玛士．库克公司所推出的新旅行概念。一是旅行的硬件层面——蒸汽船的改良和铁路网络的扩大所带来的交通革命、住宿设施的充实等；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涌起了出外旅行心情的软件层面。其根柢奠定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九六年间，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大萧条时期。虽然怀抱着失业的不安，但是劳动者们，特别是比较高阶的劳工，在这段期间经历了伴随物价下滑所带来的实际所得提升，和银行假日法（Bank Holiday Act，一八七一年）[2]所带来的劳动工时缩短、空闲时间大增的情况。该如何度过劳动以外的空闲时光？劳动者们也开始有余裕思考这个问题。因而在一八七〇年代以后，娱乐产业便一鼓作气地全面朝向福斯化发展。

◎库克父子的对立——旅行的意义究竟为何？

然而对于汤玛士．库克公司推出的“旅行福斯化”所出现的反动，不但发生在创业者汤玛士的身边，而且还形成了父子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局面。

汤玛士．库克公司在一八五一年推出万国博览会行程一举成名之后不久，该公司在充实国内的旅游行程之余，为了寻求休闲产业的新场域，很快就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在确立该公司所讴歌的“全球旅游”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则是汤玛士的长子约翰．梅森．库克（John Mason Cook）。约翰自七岁参加一八四一年往返莱斯特和罗浮堡之间的团体旅行以来，便半注定地要和父亲汤玛士共同踏上旅行业之路。十岁时就已成功在五百名少年的郊游旅行中扮演起导游角色的约翰，在那之后，也在旅行宣传海报和公司杂志的编辑上大显身手。天天乐此不疲地蒐集信息并探索旅行可能性的他，研究列车时刻、孜孜不倦地读遍各种领域的报章杂志，并在十七岁时，在伦敦的万国博览会中展现出身为导游的能力。

约翰．梅森．库克（John Mason Cook）

一八六五年，约翰正式成为父亲的共同经营者，并在报社林立的弗利特街（Fleet Street）上设立办公室，此时他已经开始专心思考，该如何经营旅行才能够发展出成功的事业。约翰因为工作每年旅行将近五万英里，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旅次中渡过，因此渐渐意识到自己和父亲间，对于“何谓旅行”在认知上的分歧。

对于父亲汤玛士而言，他把“健全娱乐”的铁道旅行，当作是禁酒运动的一环；对他来说，所谓的旅行是对劳动者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也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手法。故而，汤玛士．库克公司所经营的旅馆，不但禁酒、禁烟，并且无视于利润，对奉此为教义的浸信会教友，提供超低价格的旅游行程。因此也有流言谣传“汤玛士．库克要求旅行团的旅客发誓禁酒”，然而汤玛士却对此完全不介意。因为在他的想法中，旅行福斯化，就等于是信仰与社会道德的提升。在这层意义上，汤玛士可谓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中产阶级博爱主义者。

相对地，儿子约翰则是同时代典型的企业家精神实践者。约翰在自己负责经营的伦敦分公司，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以上，而且还要求职员跟他一样勤勉和追求工作效率；他采用依照能力给薪和升职的制度，尽力促使观光旅行业务的专职化和扩大事业规模。就这样的约翰看来，将社会改良优先于事业经营的父亲汤玛士，似乎只是牺牲汤玛士．库克公司，以满足他实践“博爱主义”的个人“兴趣”。

一八七九年，掌握了实质经营权的约翰，打出了和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美国伙伴E．M．詹金斯［E. M. Jenkins］）完全对立的观光战略。他高揭的新宣传标语是，“人数限制、精心严选，与汤玛士．库克共度一流的旅程！”——换言之，即是约翰对于父亲汤玛士所达成的“旅行福斯化”踩下了煞车，并尝试致力于发展以优雅高尚、具有知性且富裕的少数人为对象的个人旅行。换言之，便是相对于“旅行福斯化”的“旅行差别化”。旅行社的竞争在一八八〇年代日趋激烈，所以这样的改弦易辙，也是约翰努力为了让公司存活下来的经营战略。顺道一提，从很久以前就是库克竞争对手的亨利．盖兹（Henry Gaze）的“盖兹父子”（Henry Gaze & Son），以几乎和库克公司相同的低价提供类似的服务，到一八九〇年代已成长到在国内外拥有近百家分店的规模，对库克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对于认为旅行是社会改良和信仰一环的父亲，儿子的激烈抵抗并非仅基于个人的情感因素，而是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

◎旅行差别化——海外旅行的扩张

虽然日后约翰批评汤玛士说：“我父亲除了将事业扩张到美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贡献。”不过，事实上汤玛士．库克本身也很热心于开拓海外的销售通路。例如一八六〇年代推出的主力商品——攀登阿尔卑斯山之旅，就是其中的一例。当时正是阿尔卑斯山登山史上最早的黄金时代。爱德华．温珀（Edward Whymper）在一八六五年成功地攀登上马特洪峰（Matterhorn），汤玛士．库克没有错过这股在英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之间高涨的登山热。对于汤玛士．库克接二连三地将旅行团旅客送上阿尔卑斯山群峰的情况，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愤慨地写下了一段名言，他说：“库克驯服了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明明理应只是为了部分具有审美眼光的知识菁英而存在的。”

在一八六〇年代后半，汤玛士．库克还与美国人詹金斯共揭标语，高唱“同说英语民族之携手与友好”，企图在南北战争后不久的美国扩张旅游网络。一八六八年，他也踏足了中东和埃及；之后，还将位于地中海的赛普勒斯岛（Cyprus）大大宣传成为英国人的渡假胜地；更在一八七〇年代企划了环游世界之旅。

只是，这些企划全部都和英国国内旅行相同，是在贯彻汤玛士的信念，也就是旅行是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改良手段。以“永远与神同在”作为宣传标语的中东耶路撒冷之旅，或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份信念，父亲汤玛士所推出的旅行经常是以福斯化为取向。

另一方面，“福斯化”也不断遭受到批评。“英国的团体旅行客，正在污染世界。”——就在汤玛士着手开拓海外旅行的一八六〇年代，以中上阶级人士为取向的杂志，将汤玛士．库克公司的旅行团游客冠上了“库克的野蛮人”[3]的恶名。不该旅行的人们在旅行——这个对于英国观光客的批判，和伴随着旅行福斯化对于观光地造成有形和无形的破坏，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观光旅游的特征。

英国的观光客们，对于这类针对自己而来的批判也很清楚。在旅游淡季出游的人增加，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此外，这个时期，在《旅游者》杂志的读者投书栏中也出现了颇发人兴味的内容，如“一定不要在旅行地点碰见英国人”、“要努力成为一名旅行者而不是观光客”等旅行团参加者的意见。换言之，即使在“旅行福斯化”之中，旅行的人们本身也开始寻求“不是Tourist（观光客），而是Traveler（旅行者）”的差别化了。投稿的舆论，让约翰深切感受到修正经营路线的必要性。对于身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企业家的约翰而言，应该感觉得到“旅行福斯化”能够带来的利润很有限，而这一点也成为他与父亲路线诀别的动机。

约翰在公司的杂志中叙述道：“所谓的旅行，必须要拥有社会信誉”，并且明确地提出“汤玛士．库克公司要选择客户”的崭新方针。他选择施行这项经营战略的场域，并不是已经被英国观光客所“征服”的英国国内、欧洲和美洲，而是（约翰判断）他父亲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的埃及。这也实现了英国人开始期待“前往没有观光客的地方，而且是在淡季”的愿望。约翰的这个选择，让英国的观光开发和帝国的存在产生了不可分割的链接。

◎快去救出戈登将军！

整理汤玛士．库克公司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皮尔斯．布兰德（Pears Blendon），指出在“发现”埃及这个观光地，并以此作为宣传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胜过约翰．梅森．库克。布兰德如此描述约翰的表现：“在埃及，若是斯芬克斯打破了永远的沉默，开口所说出的第一句话，应该也会是称赞库克的尼罗河旅行团的成功吧！”

一八八〇年，约翰正准备大举推展埃及行程，然而前方却为“帝国的战争”所阻挡。首先是一八八一年，阿拉比．帕夏（Arabi Pasha）为反抗英法干涉内政而掀起的军事政变。以此为契机，英军在隔年亦即一八八二年占领埃及；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八八三年一月，在埃及统治下的苏丹又爆发了民族主义反抗运动，马赫迪起义（Mahdi Uprising）的反抗军占领了苏丹西部省分的首府欧拜伊德（El Obeid）。

所谓的马赫迪（Mahdi，救世主），是一个信奉伊斯兰基本教义的集团，为了要从埃及独立而誓师起义。英国于是派遣以平定中国太平天国之乱闻名的查理．G．戈登将军前往苏丹。这时，运送戈登将军进入苏丹内地，并且将暴露在马赫迪威胁之下的埃及军队和平民带离首都喀土木（Khartoum）避难的，便是独占尼罗河蒸汽船运输的汤玛士．库克公司。

死于苏丹的戈登将军

进入喀土木的戈登，遭到马赫迪的包围，陷入了孤立无援之境。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来自喀土木的沉痛口信——“我们天天都等待着来自英国的援军。我们的性命全然掌握在英国的手中。我们不想要被政府给抛弃。”

在野的保守党强烈要求派遣援军。然而，原本就不喜欢英国涉入苏丹问题的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迟迟不肯批准派遣援军。在那期间，经由报纸的报导，戈登将军的困局引起了国民广泛的注意，“快去救出戈登将军”的舆论高涨。而回应舆论期待的，也是约翰所率领的库克公司。早已收到陆军部的询问并且私下同意协助尼罗河运输的约翰，负责了亚历山卓到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当时的英军称之为“涂满了鲜血的中间点”）之间的运输。

约翰运送的援军包含了英国与埃及联军的士兵，最后总计多达一万八千人，运送的粮食则有十三万吨。约翰不但提供了库克公司独自开发的埃及观光旅行路线，同时也提供了往返艾斯尤特（Assiut）与亚斯文（Aswan）之间的高速蒸汽船，并动用他个人的力量准备了两万吨的煤、由二十八艘船只所组成的舰队、二十七辆货车、和六百五十艘航行尼罗河的帆船等，以支应救出戈登将军的行动。如此无微不至的安排，肯定是因为约翰早已经认知到，情报来源错综复杂的陆军部，指挥系统本身很混乱。负责援军运输的约翰明白，英军之所以来迟，相较于迟迟不肯同意派遣援军的首相，陆军部的情报管理、事务处理能力的粗糙，应负起更大责任。对此，约翰充分利用他所能调度的资源。但是在苏丹内地等待援军的戈登将军却没有那么顺利，就在援军抵达的四十八小时之前，戈登将军已死于非命。

当将军的死讯一传来，英国举国对于太晚才决定派遣援军的首相，责难之声四起。详知内情的约翰，并未错过人们对于戈登将军的记忆依然鲜明的这个时机。他在继续负责运输镇压反抗军的军队之余，也在喀土木推出了“追悼戈登将军之旅”，赢得了整个英国的喝彩。报纸上大书特书地写道：“如果戈登将军将远征的所有运输全部都委托给这家旅行社的话，那么他或许就不会死了！”而且，库克公司的这个经验，对于约翰，以及对最后继承该公司的儿子之一、陪同父亲溯尼罗河而上直抵英国陆军驻扎地栋古拉（Dongola）的三子汤玛士而言，也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透过救援戈登将军的相关行动，约翰确信了帝国的扩大将会扩展观光的疆界。在对于帝国的关心和爱国心逐渐达到颠峰的十九世纪末，“参观”眼睛看不见的帝国之旅，在尚未被福斯化这层意义上，也和约翰以“旅行差别化”为志向的战略是一致的。

约翰的经营路线，在那之后也为三个儿子所继承。一八九九年，南非战争爆发之际，库克公司在承揽运输士兵和物资前往南非的业务的同时，在战争结束后也企划了战地巡礼的追悼之旅，获得了极大的利润。

◎参观野蛮和起源之旅

在约翰．库克的率领之下，与帝国扩张携手并进的“旅行差别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面向，那就是参观帝国之旅，与帝国扩张的正当化修辞“将野蛮文明化”完全吻合。换言之，约翰和帝国联手的观光扩大战略，便是为旅行颁发了“文明使者”的证明书。约翰说，“观光旅游不只是休闲产业，也应当是和平产业。”他的这句话，应该要放到大英帝国独特的文明意识之中加以理解。

只是，在被盖上“文明化”之印的时刻起，观光地的福斯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根据汤玛士．库克公司的旅游行程表（一八九八年）上的记载，透过帝国扩大的先锋——铁路铺设，从伦敦到喀土木仅仅需要十二天。“野蛮”被急速地“文明化”，而在这一条延长线上，约翰所追寻的全球旅游也开始展露出形貌。野蛮与文明、差别化与福斯化的无止尽拉扯——观光旅游的悖论经由二十世纪逐渐在各地显露，而约翰．梅森．库克所推出的观光战略可谓是在此之前早已率先展开了行动。

能够承受这个悖论的存在，还是约翰所致力开发的埃及中东之旅。就如同电影所呈现的，十九世纪后半的英国人，对于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史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对刚果的探索，和伯顿等人探寻尼罗河源头的冒险与发现之旅，相当狂热；但英国人期待在这些未知之旅中，看见什么呢？“将野蛮文明化”当然不用说，但是令英国人兴奋不已的，或许应该是“源流”这个字眼。源流、源、原点——埃及旅行是探访文明源头之旅，中东耶路撒冷之旅是前往基督教的原点之旅。同样是企划前往耶路撒冷的旅游行程，但约翰的思考，和在其中追求“与神同在”的父亲汤玛士完全不同。这是父亲与儿子间的时代差距。在欧洲物质文明逐渐到达空间极限的当时，特别是随着领土扩张，产生出前所未见大帝国的一八八〇年代以降，要制止方才提到的无止尽拉扯，所能采取的办法，不就只有“返回原点”了吗？而且，辛苦地爬上金字塔、利用野外帐篷在干燥的沙漠移动的埃及中东之旅，也实现了人们“不想当一名观光客，而是想成为一名旅行者”的愿望。

怀着同样的目标，约翰也致力于“探访英国的过去之旅”。例如，搭乘人们在铁路铺设以前的代步工具，以共乘马车移动的国内旅行。回归到“辛苦的旅行”——在承认迅捷移动价值的社会中，能将人从时间这个咒语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的旅行，被视为是已经普遍福斯化的国内旅行的新突破之道，成为只有时间宽裕的人们才能够享受的、差别化的旅行主打商品。

约翰与帝国联手的观光战略，也没有忽略了反向的需求。遍布于印度的汤玛士．库克分店，并不只是将被“风景如画的印度”这类广告标语所吸引的英国观光客带入印度，也将借由间接统治而被纳入帝国之中的印度社会上层阶级——比方说各土邦的大君之流——送入欧洲。向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承揽舒适的麦加朝圣之旅的，也是约翰和他的儿子们。一八九七年，他们负责安排以国宾身分受邀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庆典的大君一行访英之旅的细节。透过此类的双向旅游套装行程，汤玛士．库克公司已逐渐地将整个大英帝国包裹在怀中。

在演艺剧场中歌咏帝国也很有趣！

◎贩售帝国的专家

一八八五年一月，就在援军抵达的四十八小时之前，于苏丹内地陷入孤立无援状态的戈登将军，因为中了马赫迪所发射的子弹而死于非命。国民的责难，集中于迟迟不肯派遣援军的首相格莱斯顿身上。代替民众向他表达愤怒的，是在当时逐渐迎向全盛期的劳动者娱乐设施——演艺剧场中所传唱的歌曲。人气歌手麦克德莫特（G. H. MacDermott）紧接在俄土战争时大受欢迎的歌曲〈By Jingo!〉之后送出的曲目，标题直截了当地命名为〈太迟了！（Too Late!）〉——这句话，放在今天的话，应该可以获得“流行语大奖”吧。麦克德莫特巧妙地将民众的愤怒编织到歌词之中。

太迟了，已经来不及救他了。

虽然想救他，但已经太迟了！

他为了拯救所爱的人而战斗，在死后成为英雄。

太迟了，太迟了！

为了英国的光荣而死的他，

他会活在英国的心中！

格莱斯顿在此前被一直人们亲昵地唤作“GOM”（Grand Old Man），但在演艺剧场的舞台上，却揶揄地将这个昵称倒过来，以“MOG”（Murderer of Gordon），也就是“戈登的谋杀者”来称呼他。如此朴质而率真的爱国心，也是演艺剧场的魅力。

由砌砖工人改行当歌手的麦克德莫特，在一八八〇年代，以“贩卖大英帝国的专家”这一外号，博得了极高人气。他以一首政治色彩浓厚的歌曲，讽刺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爆发的俄土战争（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中以“忠实的协调者”身分介入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而一举成名。那首歌曲，相较于〈我们不想打仗〉（We don't want to fight）这个可怜兮兮的曲名，反倒是在歌词的副歌部分，意气风发不断反复叠唱的“By Jingo!”更广为人知，整个英国到处都有人在口中哼唱着这句歌词。

“By Jingo!”这词汇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含意。自十七世纪末以来就经常被使用，有时候是魔术师在变戏法时的吆喝之词，就像是在说“嘿，看好啰！”有时候也会被当作用来表明个人意志的字眼，如“我对天发誓，绝对！”因为这首歌曲的大受欢迎，进而诞生了意味着盲目的爱国主义、好战的爱国心的“Jingoism”（极端爱国主义）这个新的英语词汇。从“我们不想打仗！”诞生出带有“彻底打倒！”意义的单字，这或许是英国式的幽默也说不定。

在一八七五年买下苏伊士运河股权的首相迪斯雷利，为了保护前往印度的通路，也就是英国在地中海和苏伊士邻近地区的权利，而对于俄罗斯逼近土耳其的威胁产生了警戒心。对于此事，不论是中产阶级或是劳动者都发出了共鸣，在政治集会场合中出现了自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以来日渐高涨的反俄情绪。其中，劳动者的娱乐设施演艺剧场，代替劳动者表达出他们对于俄土战争的直率情感。麦克德莫特在反复“By Jingo!”的同时，一边这么唱着：

我们啊，不想打仗，

不过，By Jingo！如果要打的话，

我们有船，有士兵，也有钱。

我们之前也对抗过大黑熊（俄罗斯），

我们啊，可是真正的英国人。

俄罗斯混蛋，别想要得到君士坦丁堡！[4]

在都市化倾向日渐增强的社会中，将“帝国”搬上舞台的演艺剧场，开始传授给人们享受其中乐趣的方法。

◎都市娱乐的殿堂——演艺剧场

就在世界第一场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召开的同一年，亦即一八五一年的人口普查中，英国的都市人口首度超越农村人口。隔年，诞生在伦敦角落的、提供“酒与表演节目”的空间——演艺剧场，乘着都市化的浪潮，数量急速地增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相当受到福斯的喜爱。

诞生在泰晤士河南岸兰贝斯区（Lambeth）的第一间演艺剧场“坎特伯雷”（Canterbury），其前身是一间叫做“坎特伯雷．阿姆斯”（Canterbury Arms）的酒吧。这家酒吧为增加营业额而安排了歌唱、舞蹈等节目，结果招来不错的人气；察觉到这一点的经营者，便将招牌改成“Music Hall”（演艺剧场）。两年后，这间酒吧脱胎换骨成为一间大型剧场，可以容纳一千两百名观众，并且配备了当代首屈一指的音响设备。于是，将舞台与观众席合为一体、以朗朗上口的副歌为最大卖点的“坎特伯雷演艺剧场”（Canterbury Music Hall），相当成功。之后，在伦敦，称为演艺剧场的设施源源不断地增加；过度竞争的结果，让节目的内容变得愈来愈充实，具有为观众席带来欢乐才能的艺人也接二连三地诞生了。

狂热着迷于他们的歌声和才艺的，即是受惠于因劳动时间缩短而增加了空闲时间和实质所得提升的都市人——在阶级社会的英国当中，主要是以店员和事务员这类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人们，和位居劳动阶级中上层的熟练工匠与工厂劳动者们为中心。都市，是一个匿名的空间，也是一个人们彼此擦肩而过却互不道姓名的孤独空间。在这样的都市当中，舞台和观众席合为一体的演艺剧场中传唱的副歌大受欢迎。这个渐次让人们降低对于酒精依存度的娱乐设施，成了流行歌曲的据点，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可以阖家同乐的“健全”大型娱乐产业。为此带来契机的，是一首被称作〈狮子诙谐曲〉（Lion Comiques）的滑稽歌曲。“香槟查理（Champagne Charlie），是我的名字，我是夜游的高手。来吧！与我一起尽情狂欢吧！”——这种没什么内容的歌词会大受欢迎，或许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所寻求的，就是在都市中的娱乐消遣。

在一八六八年的调查中，光是在伦敦就已经有超过五百座的演艺剧场，之后在全国的数量更加扩大。在过程当中，不只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状态和人生百态，连政治和政治家之类的题材也接二连三地被搬上了舞台；这个娱乐的殿堂在同时也拉近了人们与政治之间的距离。于是，到了〈太迟了！〉一曲大受欢迎的一八八〇年代中叶，便出现了称为“Jingo Song”，咏唱对大英帝国和英国爱国心的歌曲。在这层意义上，演艺剧场真的就是名符其实的“娱乐的帝国”。在这个娱乐空间当中，挣扎于生活中的劳动者，获得了一时的放松与喘息。

然而，在以劳动者为中心的演艺剧场的观众席中，对于帝国的关心，终究也只是存在于他们的想像之中。因此“娱乐的帝国”，也只是想像的帝国。

◎已无法再高唱Jingo Song

虽然南非战争经常被用诞生在演艺剧场的英语“Jingoism”（极端爱国主义）来形容，不过当时在剧场中受欢迎的歌曲，例如人气歌手汤姆．劳埃德所唱的歌词内容是这样。

请不要再歌咏战争了。

已经不能再和隔邻的人小酌一杯了。

二十七出剧目，歌咏的主题，

全是女王、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英国士兵的泛称）、

以及绿色的三叶草（爱尔兰天主教的象征）。

让我想逃离舞台，想打碎照明灯具。

所以，请不要再歌咏战争了！

一九〇〇年五月，民众为庆祝马菲京（Mafikeng）从布尔人的长期包围中解放而纵酒狂欢之举，被理解成“极端爱国主义”的象征。不过，相对于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为了帮在南非战争中战死的士兵遗族募款，而在题名为〈心不在焉的行乞者〉（The Absent-Minded Beggar）的诗中赞美他们对于帝国的贡献，演艺剧场已经逐渐地不再歌咏战争了。J．B．布斯（J. B. Booth）在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之际，感慨甚深地写道；“关于这一场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战役，最早传唱的曲调，哪里是歌咏战争啊，居然是想念着皮卡迪利和蒂珀雷里（Tipperary）的歌谣，多么的讽刺啊！”

布斯所提到的歌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左右，由澳洲出身的演艺剧场歌手弗洛丽．福特（Florrie Forde）所演唱的〈蒂珀雷里路遥遥〉（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因为她本身没有什么人气，所以这首歌曲会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不是因为在演艺剧场的观众席，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的战场上，士兵们当作军歌挂在口头上哼唱的缘故。而蒂珀雷里，则是位于爱尔兰西南方的芒斯特省的一个小镇的名称。

蒂珀雷里路遥遥，漫漫长路迢迢千里。

蒂珀雷里路遥遥，我心爱的女孩远在千里之外！

再会了，皮卡迪利！再会了，莱斯特广场！

蒂珀雷里虽长路迢迢，

但此心永不离。[5]

弗洛丽．福特（Florrie Forde）

包括后面的篇章将提及的〈Oh, The Hooligans!〉（喔，不良少年！）等歌曲，从前对爱尔兰人充满了露骨偏见的演艺剧场，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应该是因为在南非战争的时代过后，大多数的剧场常客都面临着无法再高唱“为帝国而战”的现实了吧。演艺剧场的女王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在南非战争期间仅只唱过一次Jingo Song。“约翰，虽然在你从军之前，我并没有很喜欢你，不过，现在我很喜欢、很喜欢你”——是一首天真地肯定战争的歌曲。虽然如此，但玛丽本身在战争结束后的南非巡演的移动中，发现到沿途竖立的无数墓碑，她泪眼潸然的呢喃道：“多么令人悲伤啊。沉眠在此地，并不是只有英国人。肯定也有布尔人。这就是战争啊！”或许正因为如此，玛丽．劳埃德才会是演艺剧场最大的巨星吧。

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
19世纪末的剧场女王。

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玛丽在舞台上昏倒，就此长眠不起。据说她过世之际，卖报纸少年的声音，响彻全英国所有的大街小巷。“玛丽死了！玛丽死掉了哟！”——这一刻，演艺剧场的时代也闭幕了；美国电影逐渐取而代之，登上了福斯娱乐的宝座。十万名参加玛丽葬礼的人们，肯定也因玛丽之死而感受到美好的旧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非现今之伦敦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原始建物已于一九〇五年拆除。

2. 所谓“银行假日”，亦即中文的“国定假日”，因为这一天银行休息，故以为名。

3. 审订语：一八六〇年代，库克在英国主流大报中都备受批评，其中the Daily News称Cook: “That modern Attila, Thomas Cook……has been here with his swarm of followers, who, like the barbarian hordes of old, have been ravaging the fairest provinces of Italy.” 大意是库克大群的追随者，像是以前洗劫意大利（古罗马时代）的一群群野蛮人一样。同时还有其他报纸留下类似批评。自比为罗马帝国的英国人，成群到意大利或其他古迹之处，反而如同洗劫罗马的蛮族，可谓深刻的讽刺。

4. 摘录歌词原文如下，译文根据作者原文。
We don't want to fight but by jingo if we do...
We've got the ships, we've got the men, and got the money too!
We've fought the Bear before... and while we're Britons true,
The Russians shall not have Constantinople...

5. 摘录歌词原文如下：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To the sweetest girl I know!
Goodbye, Piccadilly, Farewell, Leicester Square!
It's a long long way to Tipperary,
But my heart's right there.

第八章女人们的大英帝国

《漫长的婚约》（The Long Engagement）
亚瑟．休斯（Arthur Hughes）所绘。

女人的容身之地

◎帝国没有白人女性的容身之地？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大英帝国这个空间大致上是由三种类型的地区所构成。第一类，是从这个岛国迁入移民、在当地构筑起新的英国社会（也是白人社会），如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区。这些地区全部都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成为自治领，并根据一九三一年的《西敏法令》（Statute of Westminster）在实质上成为独立国家。第二类，是因为印度大叛乱（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的契机，由东印度公司移交到印度事务局的管理之下、身为英国财富的泉源而在帝国内部具有特别意义的印度地区。还有一类，则是由少数的英国人统治绝大多数当地人的皇家殖民地，以各式各样的规模散布在亚洲、非洲和太平洋之上。关于这些地区，特别是第三类的皇家殖民地，有一句话宛如咒语似地不断被反复重述。“帝国没有白人女性的容身之地”——这句话，也成了伊莉莎白．欧克（Mary Elisabeth Oake）描写她与担任殖民地行政官员的丈夫在西非共度的生活的回忆录的标题（No place for a white woman，1933），而且直到最近，都还被理解成是对帝国与女性关系的象征性说明。

当然，并不是帝国之中没有女性的存在。而且实际上，前面所提到的每一个地区，都有女性的身影存在。一五八七年，在伊莉莎白女王的宠臣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计划的美洲弗吉尼亚（罗阿诺克岛）殖民当中，就已经有总督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女儿夫妻。夫妻两人所生的女儿被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 Dare），成为在美洲出生的第一个英格兰人。之后降临在这个幼儿身上的命运，正可说是一部帝国史。还有，到了帝国迈向全盛时期的十九世纪后半，女性移民被强力推荐前往上述的四个以白人殖民地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区，许多的女性们怀着各自的理由渡海而去。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亦是如此，英国的女性们透过各式各样的形式，试图确保自己的容身之地。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进入全盛时期的女性移民（广泛地说，是女性移动前往殖民地），与国内的变化——女性职业的专门化或争取女性参政权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十九世纪后半，特别是初等教育义务化（一八七〇年）以后，小学的女性教师人数增加，在国内找不到职位的女教师们寻求出路的解决之道，即是帝国。像因为百老汇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而闻名的暹罗（现在的泰国）宫廷女家庭教师安娜．李奥诺文斯（Anna Leonowens）之类的事例也不少。

总之，无视于女性存在的帝国史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后半迈向全盛期的大英帝国，因为英国社会本身持续施加压力将女性推往海外、推向殖民地，所以更是如此。

◎女人太多的维多利亚时代

下方表格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女性人口数。在那段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这些统计数据被认为反映出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并在物理和精神层面上都成为女性压力的来源，迫使英国女性为求出路而前往大海的彼方。数据清楚显示出女性多于男性人口的现象，而这种女性人口过剩的倾向，在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历经了整个十九世纪，情况却依然没有改变。

在这些过剩的女性人口当中，处于适婚年龄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女性，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这些无法结婚的独身女性们，在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中，名符其实地被称作“多余的女性”、被视为问题，而试图摸索解决之道。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可确认的慢性女性人口过剩，在统计上指出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十五岁以下的男性死亡率压倒性地多于女性。第二是，伴随着帝国的扩张，男性以军人、行政官员、商人和移民等身分前往海外。此外，再加上在当时的价值观中出现了透过数字无法呈现的新思考方式，即是“扶养亲属”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晚婚化倾向，一般认为这也都在“感受”上强化了女性过剩的印象。前拉斐尔派画家亚瑟．休斯（Arthur Hughes），深受画下《雷利的少年时代》的约翰．艾佛雷特．米莱的影响。在他题名为《漫长的婚约》（The Long Engagement，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见页三〇一）的画作当中，画着一对已经称不上年轻的恋人。从服装上看来，男性或许是教会相关人物。凝视着他的脸庞的女性，双手紧握住恋人的手，而从她的指尖从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男性在尚未取得经济上的安定之前不应该结婚的想法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女性过剩”（的这种感受），在“女性应该是家庭中的天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传说中的神话。但是在当时的女性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女性经常阅读的小说中，描绘了独身女主角们所遭遇的各式各样困境，也为这个神话带来相当程度的说服力。例如，爱尔兰的作家暨美术评论家乔治．摩尔（George Moore），在他的小说《一齣白纱的剧目》（A Drama in Muslin，1886）中，如此描写了独身女性的形象：

在那个整洁的、小小的家中，她们的人生在独身者的怠惰中，宛如溢出来的水般，滴滴答答地过着日子。不论是希望，或是绝望，都无法打破她们单调的每一天。然而，这是她们的过错吗？不是的，如果没有人愿意跟她们结婚的话，她们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丈夫的话，女人什么都做不了。驮马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结不了婚的女人没有。（北条文绪等人编，‘遥かなる道のり’［遥遥长路］，国书刊行会出版）

一般认为“女性过剩”的状态，在中产阶级家庭——即是在“家庭的天使”这个理想女性的形象压力最沉重、最认真接受这个价值观的阶级——的女儿当中，问题最为明显。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们，不论是已婚、或是未婚，和不得不工作的劳动阶级女性不同，她们否定为了谋生而劳动，认为工作谋生意味着阶级的沦落。因此，这个阶级的女儿们，对於单身的危机感与结婚的执着，也就更加强烈。不过，在一八七三年以后的慢性长期经济不景气中，因为事业失败和破产等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也不在少数。

独身女性的存在，在从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历史人口学、数据化的人口史上，从未被表面化、或是被视为问题。然而，正是这项隐藏的数据，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做好了展开新局的准备，并且也为同时期因紧追在后的美国、德国而苦的大英帝国带来了新展望。

在移民活动中就可以找到极佳的例子。一八七〇年代以降，在从前以男性为中心的移民当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受到强调。女性移民，被当作是解决国内女性过剩的现实对策，同时也是看准了四个成为移民地点的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南非的变化，为了深化“帝国的统合”而推出的战略。

◎对于女性移民的期待——请制止“女儿们”的反抗！

从一八八〇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前为止，这段时期被称作是英国女性移民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大多数女性移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自治领。这与加拿大联邦政府伴随着西部开拓而推出的新移民政策有关。如同在第三章所见，在此之前以东部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加拿大联邦，将曼尼托巴省（一八七〇年）和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八七一年）两个西部的省分纳入了版图后，因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开通（一八八五年）加速了人口向西部迁移。持续进行开发的加拿大西部需要帮忙处理家务的佣人，而这项需求促进了英国女性的移民。

当然，在她们的移民中，也蕴藏着超越单纯劳动力不足的意义。从十九世纪末起到二十世纪初期，有一份奇妙的信件，以像是今日的广告邮件的形式，在英国社会中广泛流布，而从邮件字面中也浮现出存在加拿大西部的问题。

“请立刻前来！”　呼吁女性们移民前往加拿大西部的卡片。

紧急呼吁！

加拿大西部征求数千名好女孩。

超过两万名的男性因为找不到新娘而叹息。多么令人遗憾啊！

不要迟疑，请立刻前来。

如果你不能来的话，请寄给你的姊妹。

因为需求甚大，所以只要穿裙子的都有机会。

只要好好地提出申请，绝对不会有被拒绝的情况发生。

男人们虽然害羞，但其实都是很乐意的。

通通都有奖，绝对不会有空签！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应该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在这份邮件中，露骨地显示出加拿大西部的男性过剩、女性不足的现实。所谓的大英帝国，也是个会令男人落泪的场域。

而在这份邮件当中，所使用的许多冒犯女性无礼言词，或许也是考量到英国国内“女性过剩”的现实情况吧。提到国内过剩的独身英国女性，便联想到移民到加拿大西部、因为新娘不足而苦恼的英国男性，纯然就只是数字运算。因为女性移民，是解决加拿大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男女比例失衡的有效对策。不言而喻地，当中也存有对增加加拿大自治领内“英国人”人口的期待。存在背后的内情，是因为同时期有大量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涌入加拿大西部，特别是来自东欧的移民潮，让英国移民感到戒惧之故。

在既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期，亦是包含女性在内的英国移民黄金时代的世纪之交，担任加拿大自治领掌舵者的，是法裔的劳雷尔总理所领导的内阁（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二年）。当时加拿大的法裔和英裔国家主义者之间产生激烈的对立，劳雷尔总理处于被追问“何谓加拿大、加拿大人又是什么”的情况之中，而他强力拒绝英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等人所追求的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统合，努力地强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一九〇七年的帝国会议中成立了“英联邦”，自治领在联邦中获得了与母国英国近乎同等的资格（外交权除外）；此时，与南非的川斯瓦（Transvaal）总理博塔（Louis Botha），联手促成大英第二次帝国转变成这种崭新链接模式的人物，也是劳雷尔总理。与此同时，在兴起小麦热潮的西部地区推动农业移民招募政策的劳雷尔内阁，拒绝了以都市贫困阶层为中心的英国移民，大量地接受中欧和东欧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乌克兰的农业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民族和语言的多样化，以及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加拿大人”自觉——英国在这当中，看见了向来顺从的“大英帝国的长女”的反抗，并且感到困惑。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将抵抗“加拿大人”意识的觉醒、把加拿大留在大英帝国内部的任务，寄托在女性的道德和伦理力量之上，即是对于所谓的“文明化的力量”寄予期待。而这个新的必要性，给予了被排除在结婚和就业市场之外的中产阶级女性们新的使命和发挥的场域。

◎女性移民协会的错误尝试

十九世纪中叶，中产阶级（或是以上）的女性，被允许从事的不失身分（即是不会沦落为劳动阶级）的有偿劳动、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职业，就是寄住于雇主家中的女家庭教师（Governess）。另一方面，与隶属于同一阶层的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与出身于比自己更下层阶级的佣人们之间的互不相让，让女家庭教师经常处于相当微妙的立场。在曾经亲身担任过女家庭教师的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小说《简．爱》（Jane Eyre，一八四七年）中，英格雷姆母女在拜访简爱的雇主罗彻斯特时，两人之间出现了以下这么一段对话。

“关于家庭教师这个问题，您可以问问我的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想玛丽（妹妹）和我，至少也聘雇过一打吧！一半是让人火大的家伙，剩下的另一半则是无聊的家伙，不管哪一个，都是光想到就会让人作恶梦——妈妈，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关于家庭教师的事，就别提了！因为光听到就令人烦躁。那群人的无能和反复无常，痛苦到让人觉得宛如就像是殉教者似地。真要感谢老天爷，能够和她们完全断绝关系。”（大久保康雄译《简．爱》上集，新潮文库出版）

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设立了许多协会，这些组织以开拓女家庭教师的雇用管道和以提升女子教育为目标，当然也包含消除诸如此类的偏见。面对国内女家庭教师职位有限的情况，他们尝试在白人殖民地，特别是在发现金矿后发展加速的澳洲，拓展新的出路。然而，由于对前往海外的安全保障和当地的接受态度等事先掌握不足，他们很快地就遭受到挫折。女性移民全盛期的代表性组织“英国女性移民协会”（British Women's Emigration Association），便是人们持续在那些失败的教训中学习经验，并逐渐地修正对移民活动的见解，而后在一八八〇年代吸收数个原有的民间团体而成立的。

这个将本部设置于伦敦、在全国各地广设分会的协会，在二十世纪初期由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王妃担任会长，并且邀请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爵士、倡议帝国纪念日的米斯伯爵（Earl of Meath）等当时知名的帝国主义者担任本部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帝国倾向逐渐增强。协会在大量送出加拿大西部所需要的女性（家事佣人）之际，也以中产阶级的女性（被相信）具备的教养与道德的力量，作为拟定政策的前提。结果，女性移民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成了一项“帝国的计划”。而其中，长期担任这个协会的管理委员、之后成为伦敦本部管理委员长的艾伦．乔斯（Ellen Joyce），则充分发挥了她的帝国经验。

◎艾伦．乔斯的加拿大西部经验

身为神职人员妻子的艾伦．乔斯，一直在以英国国教会为中心的地区领导志工活动。在转变为福利国家以前的英国社会，肩负起大部分社会福利工作的，都是像她这样的神职人员妻子或女儿们。她们以“母亲联盟”（Mothers' Union）、“女童友爱协会”（Girls Friendly Society）之类的英国国教会组织为中心，热心投入劳动女性的教育工作。在丈夫过世之后，乔斯夫人在以“女童友爱协会”为活动中心的过程中，逐渐地确信移民可以为贫穷女性带来出路。她之所以在女性移民身上强烈感受到帝国的使命，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为了掌握接受移民的实际状态而重访睽违十多年的加拿大时所见闻到的震惊事实。在曼尼托巴省的首府温尼伯，报纸居然是以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四国的语言出版。在理应是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发生了什么事？

归国后的乔斯夫人，在“女童友爱协会”的全体大会中（一九一二年），极力地主张：“加拿大会成为大不列颠的加拿大，还是会成为世界主义者的加拿大，就在女性移民身上了。”

这段发言，也追认了“英国女性移民协会”从以前就在进行的“为帝国提出贡献”的女性移民政策。例如，在四年前召开的年度大会上，曾经宣读了如下的讯息，高声讴歌着对于女性移民的期待：

我们的帝国有赖于移民。没有女性移民的存在，也就没有帝国。因为只有女性才能在殖民地上创建起家庭。将女性移民送到殖民地，便能够传达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协会年度报告书，于一九〇八年）

◎英属加拿大的移民情况

于是，女性移民，并不是为了逃离女人过多的母国，而是被赋予了在殖民地创造英国人的家族、传递民族血脉和英国文化的意义。英国女性移民协会陆陆续续将担任“文明使者”的女性们送往大海的彼方，前往兴起东欧移民热潮的加拿大、以及澳洲和新西兰。移民的女性被要求拥有教养，如正确的英语等。帝国的这项要求，可谓是为中产阶级的独身女性提供了新的选项。为了制造出和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女性所担任的“家事佣人”之间的差别化，甚至还创造出了“Home Help”（家事协助者）和“Lady Companion”（仕女陪伴者）等语感差异微妙的词汇，来称呼受聘在日常之中陪伴雇主、扮演谈话对象的女性。

一九〇二年五月，因为布尔战争的结束，南非对于扮演“文明使者”的女性移民期待也日渐高涨。“英国女性移民协会”新设立的“南非殖民协会”（South African Colonisation Society），在成立的同时也设置了教育委员会，开始将希望担任教师的女性大量地送往南非各地。而且，在南非成为自治领的一九一〇年的隔年，以“有教养的女性”为对象的移民部门便成为独立单位，女性移民在达成“文明化和教育”的使命上也逐渐被赋予了更明确的角色。

关于她们对帝国所做的贡献，日本也收到了相关的报告。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所编撰的外务省通商局的《移民调查报告》中，当时驻渥太华的总领事清水精三郎，以〈英属加拿大移民情况——我国移民入境加拿大之统计及各国移民移住状况〉（英领加奈陀移民事情、加奈陀入国本邦移民ニ系ル统计及诸外国移民并ニ移住ノ状况）为标题，在报告中写道：

他们也如同学校般聘雇英国女教师，让子弟们专注持续研习英语，即便是理解英语的能力不如父兄，但因极力敦促他们学习英语，日积月累犹如吃饭穿衣，很快地他们就会仿效起英国人的嗜好。

说到一九〇八年，就让人想起因为前一年在温哥华发生了排挤亚洲移民的暴动，于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和明治政府之间，便在这一年缔结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条约。在“英国女教师”活跃的背后，多民族化的加拿大西部，也逐渐地构筑起了种族差别待遇的体制。

◎女性移民的后来发展

渡海前往加拿大的女性们，后来怎样了呢？

不论是为了工作、或是为了结婚，背负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观和道德观渡海而去的英国女性们，在殖民地安定下来的过程中，为了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或许也会被迫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考方法和生存方式。移民的女性数量有多少，便有多少个故事。在此想要介绍其中一个故事，也就是接受“英国女性移民协会”委托调查移民实况而前往加拿大的艾拉．赛克斯（Ella Sykes）所写下的内容。

艾拉．赛克斯出生于上流阶级，在一八九四年曾经跟兄长珀西（Percy Sykes）一同前往波斯旅行，是第一位从里海骑马旅行到印度的英国女性，也因此为人所熟知。接下协会的委托之后，她走访了曼尼托巴省、亚伯达省、英属哥伦比亚省等地方，针对以“家事协助者”（或是仕女陪伴者）的身分移民到加拿大的女性们，积极地展开访谈调查。同时，她也宣称自己是“在虽然贫穷但重视体面和品德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因为想要逃离适合淑女的工作很有限的英国，所以来到了加拿大”，然后以家事协助者的角色“潜入”加拿大的农场。归国后，她将这段经验写成了以一本《一名在加拿大的家事协助者》（A home-help in Canada）为标题的书，在她的书中可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加拿大对于劳动阶级的女性而言，的确是天堂。只是，对于冠着英国淑女之名来到这里的女性们而言，会察觉到自己的教养几乎，不，或许该说完全得不到雇主的公平看待吧。就我自身的经验，在加拿大的各个城市中工作的家事协助者，单纯就是佣人。

另一方面，赛克斯从亚伯达省的教育局长那里得知，光是该州每年就会招募两百名左右的女性教师的信息，便想起了虽然拥有教师资格但在英国国内却无法成为教师的女性们，接而写道：

只要拥有英国的教师资格，在这里就会立刻被采用。（中略）学校教师的前景，在加拿大远比在英国好得多，而且教师在社会地位上也拥有很高的评价。所以，各个农场会互相争取被选为教师宿舍的荣誉。

不过，零星散布在加拿大西部广袤平原中的学校，拥有各式各样的规模，依赛克斯所见到的学校的情况，据说十名左右的学生不只年龄各不相同，连国籍都跨越六个国家。在那里教书的英国女性，如此回答了赛克斯的质问：“不过，他们的知识学习欲望都很旺盛，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会翘课！”——赛克斯接着继续写道：“她为了让学生们变成忠诚的帝国子民，在工作上应该会有很出色的表现才对。”

从这些记述的内容看来，虽然会感觉到伴随着移民而来的困境和不满，但也可以察觉得到艾拉．赛克斯本身，亦将移民前往加拿大视为是中产阶级女性们的帝国任务。

然而，现实中的加拿大，正试图摆脱“顺从的长女”的角色。在英国移民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女性移民全盛期）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加拿大和澳洲都已经正式迈入创造“国民”的进程。换句话说，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女性们在殖民地加拿大扎根的过程，也就等于是她们从“殖民者”（Colonist）转型成为当地的“国民”（N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他们对于帝国这个结构的抵抗，同时另一方面也将当地的原住民变成附属者，且逐渐地将他们从“国民”之中排除，不过接下的细节就让给每一个“国民的故事”来各自阐述吧。

踏上帝国之旅的女人们

◎“发现贫困”与帝国

期待中产阶级的女性扮演“文明化使者”的，并非只有发展迅速的自治领而已。比白人殖民地更期待女性自主实践这项使命的，是在亚洲和非洲扩张的保护领和直辖殖民地——这些被认为是“没有白人女性容身之地”的地区。

这些前往亚洲或非洲殖民地的女性，渡海去国的动机或目的，和前述的移民女性完全不同。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她们和劳动阶级出身者占了大半的移民不同，主要隶属于中产阶级，有时还是出身于更上层的阶级。她们有的是与担任殖民地官员的丈夫同行的妻子，也有在殖民地化之前就已经进入非洲内陆的传教士的妻子。在同时代盛行的福音主义或是博爱主义中，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七九五年设立）或英国海外传道会（一七九九年设立）等陆陆续续设立的民间传教团体，也开始将女性传教士送往非洲或亚洲，甚至还有些人会自愿前往某些地区。十九世纪末，为了因应英国领土在热带地区的扩张，于利物浦和伦敦设立了热带医学研究所；与其相呼应地，于一八九六年组成的民间团体“殖民地护士协会”（The Colonial Nursing Association）的女护士，曾经志愿进入当时被称为“白人坟墓”的西非——阿克拉布（Accra）、海岸角、拉哥斯、卡拉巴尔（Calabar）等地方。还有为了当地人们的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而渡海前往殖民地的女性教师；也有为了废除印度的娑提（Suttee，未亡人殉夫）或是童婚等令当地女性受苦的风俗习惯，挺身奋起的女性改革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女性们广泛从事各类的慈善活动，以延伸她们身为“家庭的天使”的角色，这是众所皆知的事；而慈善活动，也正是令女性们意识到帝国存在的重大契机。在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波姆．隆崔（Seebohm Rowntree）分别以伦敦和约克为中心进行的贫困调查之中，动员了众多的女性，而这也令相信社会富裕的她们，将目光转向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贫困。例如，在伦敦码头区进行贫困调查的碧翠丝．波特（Beatrice Potter），也就是日后的韦伯夫人，她成为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主要成员，挺身而出，和丈夫希德尼（Sidney Webb）齐心协力地为解决都市的贫穷问题而努力。

另一方面，和碧翠丝．波特同样参加伦敦码头区周边的贫民区调查的女性当中，也有不少人在调查过程中目击少女卖春的实际情况而大受刺激，并且对于自己所进行的慈善活动无法解决贫困在根本上和现实上的问题，难掩空虚和失望。而此时出现在她们面前的就是“帝国”。

◎芙拉．肖的帝国经验

在这当中，有一位名为芙拉．肖（Flora Louise Shaw）的女性。她诞生在一个位于爱尔兰都柏林近郊的富裕盎格鲁．爱尔兰家庭中。母亲死后，趁着父亲再婚之际离家的她，认识了于政治、社会和美术等多种领域发表评论的约翰．罗斯金，在罗斯金的建议之下，她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然而，在一八八〇年，她在于伦敦码头区周边从事志工活动的一位女性史蒂尔小姐的请求之下，加入了贫民区的调查，因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贫困现状，大为震惊。贫穷的家庭挤在又脏又窄的屋子里，被迫接受低薪劳动的孩子们充斥在巷弄间，从年幼的卖春少女口中说出“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生存之道”的哀伤话语。

当然，那个地区也有英国国教会的传教团体在从事慈善活动，只是芙拉不认为那就能解决迫使少女们不得不卖春维生的贫困问题。日后，她如此回顾道：“那就像是想要用红茶杯舀起海水，想要清扫海边的沙粒啊！”懊恼地伫立泰晤士河畔的她，在“这条泰晤士河所注入的大海彼方、广大的大英帝国”，发现了贫困的出口。这与对她的帝国观带来极大影响的“南非的巨人”赛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经验极为酷似。

罗德斯回想起，当他在伦敦东区所举办的失业者集会中，听到众人齐声高呼“给我们面包！”之际，曾经深切地感受到：“为了将英国国内的四千万民众，从血腥的内战危机中拯救下来，只能成为帝国主义者了。”——“发现贫困”，让不论男女在寻求解决之道时，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存在，并且让诸多善良的男女变成帝国扩张的赞同者。一八八八年在官方扶植下设立的“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率先开发的肯尼亚殖民地，于二十世纪展开了以英国人为中心的白人移民活动；当时来到此地的贫困白人们，没有察觉到在殖民地政府所宣传的“广大肥沃的无人之地”的背后，被迫离开这片土地的非洲人吗？一九〇一年，乌干达保护领（Uganda Protectorate）的行政长官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曾说：“此处蕴藏着成为白人之国的可能性”；和赛西尔．罗德斯同样地，对他而言，所谓的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成为能够对母国英国和英国人有所贡献的空间。而芙拉．肖也未能逃离这个帝国的陷阱。

一八九〇年代，芙拉．肖以《泰晤士报》的殖民地专栏记者身分，持续传达殖民地的情势，之后成为北尼日利亚保护领总督、以及于南北统一后担任首任尼日利亚总督的殖民地行政长官——腓特烈．卢嘉的妻子，并于一九〇二年前往丈夫赴任的尼日利亚。顺带一提，“尼日利亚”这个名称，也是她在为《泰晤士报》撰写报导时所创造出来的词汇。

然而，在非洲殖民地的她似乎只能过着“怠惰的每一天”（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对于这片殖民地和生活在此地的多样民族，怎样都无法产生关心的她，因为染上疟疾而对当地感到失望，后来就归国了。

◎殖民地的夫人们

成为殖民地行政长官妻子的芙拉．肖的“怠惰的每一天”，令人想起当时饱受批判的“殖民地的夫人（Memsahib）”。

英国人的妻子们开始出现在由少数行政官员治理绝大多数当地人的殖民地，是在一八八〇年代以后的事。因为殖民地部或陆军单位，对于行政官员和军官结婚、带着妻子一同前往海外赴任抱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当地另置妻室的风气蔓延，同性恋的现象也不少见。这些妻子们最先在一八八〇年代现身于印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出现在其他的殖民地；因为她们的登场，这种情况也逐渐地大幅改变。不过，一般对于她们的风评和理解，却是大致如下：

夫人们，闭锁在与当地社会完全隔绝的白人社群中，始终执着于母国的生活样式。她们在狭小的社群中，根据丈夫的地位或职位排出她们自己的序列，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每日汲汲营营，完全不想将目光转向于自己的群体之外。她们对于当地的风土和习惯感到厌烦，只会用当地语言以命令语气怒骂佣人，不想理解或关心当地的人们，更别说是期待拥有共同感了。夫人们将所有的家事都交给当地的佣人处理，自己完全不从事任何具有生产性的活动，尽是耽溺于虚华的舞会或是无聊的闲谈中。由于目光紧盯着丈夫的“当地妻子”的夫人们的登场，导致殖民地滋生出了种种摩擦，加深了白人与当地人之间的鸿沟……

《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导演大卫．连（David Lean）在这部电影中，采取批判的角度描绘了由夫人所代表殖民地的英国女性。

然而，为何妻子们必须要遭受一身的责难？其间的关键，难道不就正在“何谓殖民地统治”的思考想法中？

一般认为和当地人或当地社会保持距离的，不是夫人们，而是殖民地统治这个体系本身。例如，在当时的南非，担任家事佣人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男性，然而因为妻子们的登场，给了殖民地政府“保护白人女性免于黑人男性的侵犯”的借口，而对当地人的种种行动进行限制。在发展到南非战争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复的“Black Peril（黑祸）”这个论调，也并非是出自于对丈夫的“当地妻子”感到不耐烦的夫人们。尽管如此，因为在南非“对于丈夫的当地妻子感到畏惧的夫人们”的印象被广为盛传，于是一八八〇年以后，推动英国女性以家事佣人的身分移民前往南非的情况热络了起来。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南非的英国化”，早就已经展开了。

殖民地的夫人们，可谓是区隔白人社会和当地社会的“国界”，为了帝国的统治而遭受到种种的利用。也正因为这种情况，结果掩盖了许多为当地尽心尽力的夫人们的存在；她们或是致力在健康方面对当地的女性和孩童们进行指导，或是对当地的生活文化展开田野调查。例如，像是在腓特烈．卢嘉为了妻子芙拉而提出异动申请后，接任其职的亚瑟．李滋罗斯（Arthur Leith-Ross）的妻子希维亚（Sylvia Hope Leith-Ross），就曾经编撰了第一本尼日利亚北方的语言富拉语的字典。

◎仕女旅行家们

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殖民地的夫人们并列，同样被视为象征着帝国与女性的关系而受到注目的，是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仕女旅行家（Lady Traveler）。

例如，在世界各地不断地描绘植物画的玛莉安．诺斯（Marianne North）。在皇家植物园的诺斯画廊，迄今尚能够欣赏到她所画下的超过八百幅的植物画。当时，欣赏植物一事，以其女性化的特质，和编织、钢琴等同时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教养而受到推荐。因此，植物画也能够成为一项描绘女性们帝国经验的作业。

或是，因为拜访明治时代的日本，前往被称作虾夷的北方大地，留下了爱奴族的纪录而为人所知的伊莎贝拉．博儿（Isabella Lucy Bird）。还有，于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到处旅行，在见证许多遗迹发掘的过程中迷恋上了沙漠，并且精通沙漠之民和其文化的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 Bell）；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阿拉伯的劳伦斯”T．E．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少校一起从事情报工作，最后成为伊拉克建国之母。

在她们身上能够看见几个共通点。

第一是，她们都不是参加团体旅行，而是女性的单独旅行，换言之即是没有白人的同行者。第二是，她们旅行时的年龄，都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或是在此之上），而且大多数都是独身。第三是，旅行的资金全部都是由自己负担，而且她们多数都继承了来自父亲的遗产。她们的出身都在中产阶级以上，这意味着她们是真正的“仕女”（Lady）。第四是，她们的旅行，并非是事先安排周全、安全受到保障的“观光旅游”，她们对于“旅行”充满了强烈的坚持，一定得是要和“Travel”（旅行）的语源“Travail”（辛苦劳顿）同样的旅程才行。

仕女旅行家的第五项共通点，那就是她们都彬彬有礼、信仰深厚、道德标准严格且品行高洁，而且具有极高的才智。她们不管是旅行在热带丛林中、或是冰川大地之上，身上的穿着总像是在英国的公园中散步似的。而这也意味着，她们始终坚持着自己身为“仕女”的身分。还有，在她们的日记或是寄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所留下来的旅行记录，清楚地说明了她们出类拔萃的观察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在这些记录当中，可以看见对于博物学（植物、动物和鸟类，贝壳和化石等）的浓厚兴趣，这是她们的六项共通点。如玛格丽特．弗提恩（Margaret Fountaine），为了追寻新品种和稀有品种的蝴蝶而旅行于全世界，最后意外死于特立尼达岛。

对于当时逐渐高涨的争取女性参政权运动漠不关心，或是抱持着积极的反对态度，也是仕女旅行家们的共通点。最后想再提到一点，那就是她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归国后出版了自己的旅行经验。近年，其中的许多作品被重新再版，并与旅行于同样路线之上的男性旅行家和冒险家的著作进行分析比较。受到注目的是，她们的旅行记录，被皇家地理学会之类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组织视为是“不科学的轻松读物”而受到轻视，不过实际上却有很多的一般读者喜欢阅读。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她们的旅行记事，以平易近人的言语描述了关于当时的英国人几乎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信息，可谓是“创造”出对于那些地方的印象，不，根本可以说就是“创造”出了那些地方。

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在被称作“白人的坟墓”的西非进行单身旅行的玛莉．金斯利（Mary Kingsley）了。她的《西非之旅》（Travels in West Africa , 1897），尽管是超过七百页的大部著作，但是初版的一千五百本旋即售罄，到一九〇四年为止已经加印了八刷。归国后，她在英国各地进行的演讲有时会聚集到超过两千名听众，同时也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而且，她在一九〇〇年三月，突然志愿前往南非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的战场担任护士。从这层意味上，玛莉．金斯利可谓是研究直奔全盛期的大英帝国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好材料。

玛莉．金斯利（Mary Kingsley）

◎玛莉．金斯利与非洲传统论战

在一八九二年春天相继失去双亲、可以不用再继续扮演“顺从的女儿”的玛莉．金斯利，隔年不顾周遭的反对，带着单程船票和装了疟疾特效药奎宁的瓶子，搭上开前拉哥斯（现为尼日利亚商业城市）的货船。在这趟以西非沿岸地区为中心最初的旅行之后，她接着在一八九四年底，以与尼日利亚东部（尼日尔河保护领［Oil Rivers Protectorate］）的总领事克劳德．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的妻子艾索尔（Ethel）结伴同行的形式，踏上第二次的旅程。在这趟约莫长达一年的旅程中，她沿着东西向流贯法属刚果的奥果韦河（Ogooué River）溯流而上，并且与当地人——在当时的欧洲被称作“食人族”的部族芳人（Fang）——一起顺着其中的一条支流，继续踏上未曾有白人走过的陆上行程，也因此一举成名。

玛莉．金斯利在《西非之旅》中所描写的西非，和男性旅行家或是冒险家所见所闻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她对于在旅程中所遇见的当地人，并不是用“非洲人”或是“黑人”之类的语汇来表现，而是用不同的特定名词来称呼每一个人。还有，在约莫二十年后进行了同一段旅程的阿尔伯特．史怀哲博士（Albert Schweitze），形容奥果韦河是“一成不变的单调河流”；然而玛莉却以“充满了生命力与美，宛如贝多芬的交响曲；乐章变换，音符缠绕，然后再回到原来的旋律”来表现奥果韦河，努力运用英国人（广泛地来说就是欧洲的人们）所熟悉的表现方式来刺激读者的想像力。

而且在旅行记事当中，她也处处发挥了幽默感，如在描写她不小心跌落被称作“食人族”的芳人男子设置来猎捕动物的洞穴时，最后以“幸亏裙子的品质又厚又好，所以完全没有受伤”来做为结束。相反地，在男性的冒险记当中必然会出现的狩猎或战斗之类的血腥事件，在她的旅行记事中则几乎完全没有记述。

带着这样的感性、经由旅行累积了非洲经验的玛莉．金斯利，察觉到了一个事实。在此之前，在“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说法之下，因为被拿来与欧洲文明做为对比，所以非洲一直只被用“野蛮”来形容；然而在这样的非洲，她发现了“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她在第二本著作《西非研究》（West African Studies , 1899）中，如此说道：

欧洲人是顺着物质层面的路线来发挥才智，因此拥有创造出铁路之类物品的力量。相对地，非洲人探索人生的方法则迥然不同。非洲人的才智，是从精神层面、心灵层次，来理解所有的问题。

非洲存在着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文化、宗教和律法——这份“差异的认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带出了另一项认知，那就是过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文明化”的象征的基督教传教，在治理拥有异文化的非洲人上根本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是因此将欧洲文明强压在非洲人身上、制造出欧洲人的“复本”，这对非洲来说只是一件不幸的事。玛莉在强烈批判传教士在非洲的传教行动时，也与试图在西非确立超越贸易关系的政治支配权的英国殖民地部、以及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产生了激烈的对立。因为旅行的经验，令她思考出与殖民地部和传教团体不同的帝国样貌。

当双方论战正激烈之际，她突然志愿成为护士，前往战局陷入泥沼的战地南非。之后过了还不到三个月，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她在开普敦南方赛门镇（Simon's Town）的野战医院照顾被俘虏的布尔人中，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然而，她的非洲经验，为在刚果调查当地人遭受虐待实情的盎格鲁．爱尔兰裔外交官罗杰．凯塞门和新闻记者莫雷尔等人所继承，同时也促成了以追悼玛莉为目的民间团体“非洲协会”（The African Society，于一九三五年之后成为皇家组织）的成立。成立非洲协会的主要发起人爱丽丝．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是当时伦敦数一数二的沙龙女主人，也是玛莉的支持者。这两位女性的友情，最后终于揭露在南非战争中试图被隐蔽的、帝国的“另一张脸孔”。

◎女性传教士的帝国

在帝国各地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当中，有不少女性的存在。她们的活动，特别是环绕着当地女性的环境改善，即是在英国国内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中心，推动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国内宣教）的延伸。

诚如所见，十八世纪末以降，在历经了所谓“信仰的复活”的英国社会中，推动奴隶解放运动、监狱和济贫院的改革、主日学校运动等的是中产阶级；而在贫民区的志工活动中，也可以频繁见到隶属于这个阶级女性的身影。在发现国内的“黑暗”并且给予救济的过程中，信仰与社会改良之间的链接日渐坚固。她们对于改良国外的“黑暗”也抱持着强烈关心，这点从支持前往非洲和亚洲传教的慈善募款活动在同时期的英国各地高涨，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要让独身的女儿离开国内前往殖民地（或者是尚未成为殖民地的地区）投入传教活动，必须要跨越的障碍绝对不低。因此，志愿前往海外传教的女性，大多是与教会或修道院有关系的人们——男性传教士的妻子或女儿们。她们对于从事海外活动所要求的牺牲也十分地清楚。

确信基督教效用的她们，闯入当地女性的住处——伊斯兰世界的后宫（Harem）或是印度女性的闺房（Zenana）——致力于改善家务、育儿和生产等环境状态。她们坚守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角色分工，同时也在当地的女性们身上，寻求自己所相信的基督教道德。

然而，活跃于尼日利亚东部的卡拉巴尔内陆奥格甬（Okoyong）地区的玛莉．史蕾沙（Mary Slessor），却完全不吻合这种女性传教士的理想形象。她尽其可能地试着舍弃身为殖民地白人的一切。喝生水、不用蚊帐、大太阳底下不戴帽子，赤脚行走——据说，她的同事看见晒得浑身黝黑、顶着一头不曾梳理的蓬头乱发的她，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为她带来了当地非洲人的深厚信赖与尊敬；不过，原因之一，说不定是因为和她与其他大多数的女性传教士不同，是劳动阶级出身的缘故，又或许与她的出身地苏格兰有关系。

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即是从事海外殖民地传教的一大据点。一八四〇年以后，在苏格兰各地发起将牙买加的解放奴隶送回西非的“卡拉巴尔回归运动”之际，因为同乡的传教士李文斯顿之死（一八七三年）让苏格兰的传教热潮更加高涨。这些因素，强烈地促使玛莉．史蕾沙前往西非。

玛莉．史蕾沙被授予了奥格甬地区的副领事之职（对女性而言是一项特例），在她死前不久，并获颁“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勋章”。推荐授予她勋章的人物，是为了达成尼日利亚的南北统一而从香港被召回的腓特烈．卢嘉。她因为拒绝“淑女”的身分而与当地的白人疏远，然而分布在帝国各地的授勋网络——“装饰主义的帝国”（Ornamentalism），却将她牢牢地收入体内。

◎玛莉．西柯尔与克里米亚战争

从事这类基于博爱主义而展开的各项活动的，并不仅限于白人女性。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中，有不少来自帝国各地的非白人。现在，关于这些所谓“黑色的维多利亚时代人”（Black Victorians）在英国的生活情况，仍在持续进行调查中；这或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速转变成多民族国家的英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不无关系。不只是白人，也包括非白人，都在英国曾经是帝国的过去之中，寻找自己的“容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中，BBC举办了“伟大的英国黑人（Black British）”的票选活动（二〇〇三年十月至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尽管规定每人只能投一票，但总计收到了超过十万张的投票。结果，打败超级模特儿娜欧蜜．坎贝儿（Naomi Elaine Campbell）和以文化研究闻名的社会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荣登第一名的，是一位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出身于牙买加的女性——玛莉．西柯尔（Mary Seacole，一八〇五年左右至一八八一年）。

玛莉．西柯尔（Mary Seacole）

玛莉．西柯尔是一名克里奥尔人（Creole，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一位驻守在牙买加的苏格兰士兵，母亲则是一位经营英国伤兵住宿设施的当地女性。一边旅行于西印度群岛、一边磨练草药知识的她，在一八五四年，因为英国对俄罗斯宣战，许多驻扎牙买加的士兵经由英国移动前往战地之后，宛若追随着南丁格尔似地，也主动前往伦敦应征护士。不过，她的愿望却多次被驳回。不难想像，理由是因为她的肤色。又或者，因为她并不是“淑女”吧？

关于过去的女护士形象，经常被引以为例的，是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 , 1844）中登场的甘普夫人。身为产婆兼女护士的她，又胖又丑、声音沙哑，而且爱喝酒，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一改这个护士形象的，即是佛罗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因为《泰晤士报》的从军记者大篇幅报导了她活跃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激烈战地斯库台（Scutari）的情形，终于让女护士这份职业大变身，成为人们心中“带来光明的淑女”。换句话来说，女护士除了医学上的技术和知识之外，还被期待要拥有身为淑女的资质——亦即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顺从和体贴等被强调为女性应有的美德。而身为克里奥尔人的西柯尔，并不被认为并拥有这些资质。

尽管如此，她的心意还是很坚决，最后她凭一己之力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巴拉克拉布瓦（Balaclava）的郊区附近，在那里开了一间名为“英国旅馆”（British Hotel）的旅舍，运用从小母亲传授给她，并且在旅行中经过锻鍊的草药知识，来照顾伤兵们。据说英国士兵们对于在枪战中为他们提供饮食、竭尽所能奉献自己的西柯尔，充满了仰慕之情，称她为“西柯尔妈妈”。

她献身于照料英国士兵的事迹，经由从军记者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的报导和士兵们的信件，广为英国国内所知。战争结束后的一八五七年七月，为了救助因为投入私人的财产、为士兵付出一切而陷入穷困的她，举办了一场军乐队慈善音乐会，维多利亚女王的堂哥、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剑桥公爵也出席了。她在同年出版的回忆录，也广为人们所阅读。然而，在那之后，关于她的消息，和对于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记忆，也都逐渐地被遗忘了。

在迎接克里米亚战争一百周年的一九六〇年代初，首先在牙买加唤醒了关于她的记忆，成立了冠上她名字的女护士协会和研究设施。接着于一九七〇年代，在伦敦发现了她的坟墓，因此也徐徐地唤醒了英国社会对于玛莉．西柯尔的记忆。二〇〇二年，在裱褙的画作背面发现了她的肖像画，后来为英国国家肖像艺廊所收藏，并于二〇〇五年一月对外公开。

玛莉．西柯尔的例子，尖锐地刺向了我们一直以来所忽略的帝国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尽管遭到了陆军当局的拒绝，她却依然志愿前往克里米亚战场的原因是什么？理应知道西柯尔在战地所做奉献的南丁格尔，却向维多利亚女王表达了否定的意见，又为什么？不只对于“白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还有对于“黑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而言，大英帝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些环绕着她们的疑问，和展示在国家肖像艺廊中的希柯尔的肖像画，说明了历史之中还有许许多多被遗忘的女性。要“发现”她们，不外乎是要仰赖于我们的历史认识了。

第九章准备好的衰退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女人们的南非战争

◎永远的离别

在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的世纪转换之际，英国正处于激烈的南非战争之中（第二次布尔战争，一八九九年十月至一九〇二年五月）。一九〇〇年三月十日，位于英格兰南方的南安普敦（Southampton）港中，停泊着即将开往开普敦的军舰摩尔号（The Moor），军舰的甲板上也有玛莉．金斯利的身影。当六百五十多名士兵、两个管乐队、以及战争相关物资装载完毕、船只拉起船锚时，玛莉．金斯利再一次回头凝望码头，对着视线前方娇小的女性——爱丽丝．格林，轻轻地挥了挥手。

爱丽丝．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

爱丽丝好不容易说服了说着“不需要送行”的玛莉，在这一天早晨，和玛莉一起从滑铁卢车站搭上列车，来到这个挤满了士兵、水手和依依不舍送行者的码头。这一场匆忙的送别，却成了爱丽丝和玛莉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那之后才过了三个月，玛莉．金斯利便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因为在赛门镇的老旧兵舍照料被俘虏的布尔人，感染伤寒过世了。她临终时的遗言是：“我死了以后，希望能够帮我进行水葬”——这是在海上为死者送行的方式。然而，她是怀着何种心思提出了这个遗愿呢？

水葬的过程，完全根据海军的形式进行。安放了遗体的木制棺材，被包复上英国国旗、搬上炮车，在军乐队的伴奏陪同下前往港口。抵达赛门镇的码头后，棺材“依据适当而庄严的礼法”搬移到鱼雷艇上，运送到距离开普角（Cape Point）三英里外的海面上。从此处看见的岬角，疾风强劲地吹袭着，因此当初被命名为“暴风角（Cape of Stroms）”。而将之更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即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遥遥地远望着那座岬角，她的棺木缓缓地滑向海面。

接到玛莉的死亡通知后不久，爱丽丝．格林便决意前往南非，去会见玛莉死前所看护的布尔人俘虏，探知她临终之前的情形。为何玛莉非得死在那里不可呢？爱丽丝为寻求答案而拜访了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的俘虏收容所，这段经验让她开始审视南非战争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之中，她是唯一位被允许进入这座岛屿的民间人士。

◎南非战争的爆发

玛莉和爱丽丝所经历的这场南非战争，爆发原因乃是在于当地所发现的黄金和钻石。

在十七世纪中叶时，由曾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船医的赞．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所开发的荷属开普殖民地，因接纳流亡至荷兰的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被赶出法国的新教徒）而巩固了基础；英荷战争后，英国趁着荷兰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九年解散的机会，占据了此地。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属开普殖民地正式获得承认；当英国在一八二〇年送出了约莫五千人的大型移民团以后，新社会的建设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从前生活在此地的荷兰裔移民们，即是所谓的布尔人，一边与当地的恩德比利人（Ndebele）和祖鲁人（Zulu）打仗，一边向北方大迁徙（Great Trek），创建了两个国家——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为了避免和现在的国名混淆，以下称之为川斯瓦共和国［Republic of Transvaal］）。

在此之前颇受欧洲漠视的南非之所以会突然引起注目，是因为一八六七年在奥兰治自由邦境内的庆伯利（Kimberley）近郊发现了钻石，以及一八八六年在川斯瓦共和国的约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附近发现了黄金。因为在一八八一年与川斯瓦共和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中败北（马朱巴山战役［Battle of Majuba Hill］)，以及伴随着金矿发现所涌起的淘金热，撩起了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罗德斯和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野心。结果，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底，他们进行了一项意图颠覆川斯瓦政府的政变计划，也就是詹森突袭行动（Jameson Raid）。张伯伦不只在这起未遂事件的处理上不了了之，同时也默认了高级专员米尔纳爵士对于川斯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尔（Paul Kruger）的挑衅。于是，一八九九年十月，南非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了。

“圣诞节之前就会回来了！”——许多男人这么告诉家人、恋人和朋友之后，就将英国抛在身后。然而，最初预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推测，在熟知当地地理环境、巧妙展开奇袭作战的布尔人顽强抵抗之下，轻而易举地破灭了。开战不到三周的十月三十日，英军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便在雷第史密斯（Ladysmith）遭受惨败。位于贝专纳兰（Bechuanaland）、链接南北罗德西亚（Rhodesia）和开普殖民地的交通要冲马菲京，以及塞西尔．罗德斯曾经夸下豪语说“像皮卡迪利大街一样安全”的庆伯利，也都接二连三地被布尔军包围，英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自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出现在战场的从军记者，连日传达了英国士兵在一次又一次的枪战中，因为粮食不足和疾病蔓延而苦的呐喊。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不到一周便连尝三次败仗、造成众多伤亡的“黑色的一周”（Black Week），让在演艺剧场诞生的新英语“Jingoism（好战、排外的爱国主义）”气焰高涨。在这份狂热中，虽然有更多义勇兵被投入南非战场，但是在开普殖民地的内部，也有被称作“开普．荷兰人”（Cape Dutch）的布尔人接连起义，与布尔军合流，令英军陷入更深的苦境。

◎战况的变化与俘虏收容所的设置

对于英国不利的战况，在一九〇〇年一月，因为与超过十八万名英国士兵共同抵达开普敦的陆军元帅腓特烈．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以及参谋长霍雷肖．基钦纳男爵（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军终于由守转攻，在二月中旬庆伯利的包围也解除了。二月二十七日，布尔军在庆伯利南方的帕德贝葛之战（Battle of Paardeberg）中大败；之后，两军的形势便明显地逐渐逆转。

帕德贝葛之战的隔日，遭到布尔军包围长达一百一十八天的雷第史密斯获得解放；在玛莉．金斯利自南安普敦出航的三天后，三月十三日，奥兰治自由邦的首都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沦陷。五月十七日，马菲京终于突破了布尔军长达两百一十七天的包围，英国举国欢腾。五月二十八日，约翰尼斯堡也落入英军的手中；六月五日，英军进一步占据了川斯瓦共和国的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并于三个月后宣布合并川斯瓦共和国。

帕德贝葛之战，不但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捩点，在关于战争俘虏的问题上也成了重大的关节。因为布尔军在这场战败以后，遭到俘虏的人数急速增加。应该将他们收容在何处？——英国面临了新的问题。

关于设立俘虏收容所的必要性，在之前就一直被提出来。不过，长期陷入苦战的英军，只能姑且将布尔军的俘虏收容于开普敦或赛门镇周边的平地、甚或是停泊中的船内。特别是停泊在港湾内的运输船，当下便成为接收俘虏的海上收容所。

之后，英国海军在据点赛门镇郊外设置了俘虏收容所贝尔维（Bellevue），并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开始移送俘虏。根据纪录，到了三月中旬，贝尔维收容的俘虏已经大约有两千三百名左右。

布尔军的第一场大败仗帕德贝葛之战，大幅改变了俘虏收容的情况。因为布尔军大约有四千人投降，所以找到场所收容一下子暴增的俘虏，便成了当务之急；这时，英国当局注意到的候选地点，就是帝国散布在各地的岛屿，毕竟如果将收容所设置在岛屿上的话，比较容易防止俘虏的逃亡。南非战争对英国而言，就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帝国的战争”。帝国在自加拿大或澳洲等地动员士兵的同时，也将散布在印度或加勒比海的英属岛屿当作俘虏收容所之用。

◎玛莉．金斯利的抵达

当帝国的岛屿上陆陆续续开设起接收布尔人俘虏的收容所之际，约莫在开普敦和赛门镇的中间地带，也设置了一个移送前拘留俘虏之用的临时战俘营“绿点”（Green Point），设置的时间刚好就在玛莉离开英国的一九〇〇年三月中旬。而最早被临时收容在此处的俘虏后来移送的地点，正是那座只有爱丽丝．格林一个人被允许以民间人士的身分登岛访问的圣赫勒拿岛。

第一批帕德贝葛之战的俘虏被送抵这座设置了南非战争第一个海外俘虏收容所的岛屿上，是在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六日。直到移送之前，他们都被收容在先前提到的、位于赛门镇郊外的贝尔维俘虏收容所。然而，被拘留在停泊于赛门湾内两艘船只中的约莫八百名俘虏，因为船内的卫生状况恶化也被移送到贝尔维俘虏收容所，因此导致收容所内的俘虏人数一口气大增。不只如此，被运送到设置于赛门镇野战医院的俘虏也急遽增加。此时为了应急，便利用赛门镇上的老旧兵舍设置了简易的医疗设施。这也就是在三月二十八日抵达开普敦的玛莉．金斯利会被带到这里来的最直接理由。

玛莉来到开普敦的时间点，便如此凑巧地碰上了布尔军俘虏急速增加这一新局面的展开。她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以及她所看护的对象不是英军的伤兵病患、而是布尔军的俘虏一事，可说决定了她观察这场战争的目光。据说每天要看护多达上百名伤患的玛莉，在拨出仅有的时间写给爱丽丝的信件上，嵌入了数个她思考这场战争的关键字：布尔人的宗教心、举止有礼、以及布尔军中，有许多外国义勇兵的存在。而玛莉信中，特别让爱丽丝感到不安的字句是：“布尔人的俘虏，正以英国政府当局所不想承认的形式，逐渐地死去。”在南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圣赫勒拿岛的戴德伍德战俘营

圣赫勒拿岛，一座位在大西洋上的火山岛，也是在一八一五年遭到流放的拿破仑渡过死前数年时光的岛屿，因此在世界史上留名。这座在一五〇二年被发现的无人岛，一六五九年时因为被视为前往印度的海上交通要冲，而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所有物，并且开始进行殖民。一八三四年起，它成为皇家殖民地并且设置总督，至今仍是英国的海外领地。这座岛屿，即使距离非洲大陆本土最近处也超过一千英里以上，周边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是一处天然的要塞，具备了成为俘虏收容所的最佳条件。在南非战争爆发的十年前左右，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hwayo）之子迪尼祖鲁（Dinuzulu），因为反对苏鲁兰（Zululand）成为英国的属地而遭到流放，流放的地点也是这座岛屿。

根据记录，玛莉所照顾的、包含帕德贝葛之战的投降者在内的五百一十四名俘虏，抵达设置在这座岛上的第一座收容所——戴德伍德战俘营（Deadwood Camp），是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之后，直至一九〇二年五月战争结束为止，设置在这座岛上的三处收容所，共收容了经由十四趟移送所送来的五千六百八十五名俘虏。当时所谓的收容所，只是一个周围拉起了带刺的铁线、设置了几个重点哨站，在当中架设起简陋帐篷的空间，每座帐篷中大约有十二名俘虏。

同年的九月中旬，抵达戴德伍德战俘营的爱丽丝．格林，告诉前来迎接她的英国军官，因为她想要知道玛莉．金斯利临终前的情况，所以希望能够跟从赛门镇送来的布尔人俘虏见面。数日后，在战俘营中，爱丽丝对被介绍给她的数名俘虏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要见到各位，和你们谈谈关于金斯利小姐的事。不知道是否有哪位在赛门镇时，曾经见到过她呢？”

很不凑巧地，自赛门镇移送过来的俘虏，大约在爱丽丝抵达的三个星期之前，就全部再度被移送到新设于锡兰岛上的收容所了。这个事实本身便说明了，布尔军俘虏的人数依然有持续增加的倾向，而且海上收容所之间的俘虏移动也相当频繁。

根据陆军部的统计，同年十二月时，布尔军俘虏全体的百分之四十七，被收容在南非本土以外的海外殖民地；而这个比率，在战争结束时（一九〇二年五月）已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二。在那之后，设置于印度本土的十七处收容所，合计共收容了九千一百二十五人；还有西印度群岛的百慕大群岛也设置了七处收容所，收容了四千六百一十九人。

虽然爱丽丝已经丧失了得知玛莉．金斯利临终前情形的访问目的，但她并未因此而气馁。她之后在这座岛上待了一个多月，对俘虏们进行访谈，尽其可能地正确记录下他们的证词。归国后，她根据这些访谈记录，向陆军部和殖民地部指出关于布尔人俘虏待遇的问题点，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她也开始透过报纸和杂志投稿，广泛公开发表自己在俘虏收容所的经验。

◎爱丽丝．格林的俘虏收容所访问日记

一九〇〇年九月中旬，当爱丽丝．格林前往圣赫勒拿岛时，岛上收容的俘虏人数约两千五百名，各有其职业、阶级、出生背景与成长过程，组成分子相当复杂。因此，她尽可能地见到最多的俘虏，听他们述说关于战争、成为俘虏的体验。经过约一个月的访谈，爱丽丝记录在A4纸张上的日志足足超过三百张。爱丽丝在考察中，除了指出俘虏收容所这个空间的实际状态和问题点以外，更涉及了这个特殊的非日常空间对大英帝国所具有的意义。

读了她的日志之后，首先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存在于这空间中的两种立场——监视的一方和被监视的一方——分别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前者，亦即监视俘虏的英军的多样性，乃源自于士兵是从帝国各地，如加拿大、澳洲等地派遣而来。而后者，亦即俘虏则比前者更具多样性。布尔军的士兵，并不等于就是“布尔人”。俘虏的多样性，就是源自布尔军的多样性。爱丽丝．格林的俘虏访问日志，其重要意义正在于精确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即是这场战争，并非如从前所认定的那样，是一场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两群白人的战争”。近年对于这场战争，渐渐地固定地称呼为“南非战争”，而非“布尔战争”，必定也是为了反映诸如此类的战争实情。（顺道一提，“布尔”［Boer］在荷兰语中是农民的意思。）

为布尔军带来多样性的原因，则是因为外国义勇兵的存在。他们当中有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丹麦等欧洲诸国的出身者，但却完全没有亚洲和非洲、或是拉丁美洲的出身者。他们参战的时期和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是接受金钱雇用的佣兵，而是基于对思念家人和故乡的布尔人产生共鸣、以及坚守自己所相信的正义，在自己的意志下加入布尔军，并对于自己身为布尔军战力一事感到自豪。一边将他们的证词和布尔人的心声互相对照、一边进行访谈的爱丽丝，发现到在这场战争中，布尔人渐渐地酝酿出了“国民”意识。

过去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第二部〈帝国主义〉中，曾经提出了发人兴味的布尔人论述。鄂兰说：“为二十世纪种族主义带来决定意义的，是欧洲人在非洲所获得的经验”，她解释到欧洲人将这些经验纳为己有的契机就是“非洲争夺战”，因而注目于世纪交替之际的布尔人经验，并且语带否定地说道：“布尔人早已经不是荷兰人的子孙了。”经由爱丽丝对俘虏进行访谈的经验，令人想起了鄂兰的主张。然而，爱丽丝的理解却是带着更为肯定的态度，那就是“荷兰人”的子孙经由他们在非洲的经验，逐渐地形塑出自己的“国民”意识，而这是欧洲概念所无法掌握的。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在布尔人之中逐渐地培育出“国民”的意识。爱丽丝将这一点和自己的故乡爱尔兰重叠在一起，如此写道：“南非和爱尔兰是一样的”——这就是爱丽丝的南非战争经验。

◎战略的转换

一九〇〇年六月到九月之间的三个多月，即从玛莉．金斯利死去，到爱丽丝．格林抵达圣赫勒拿岛为止，正是这场战争的转换期。为了挽回陷入不利的形势，在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的指挥之下，布尔军大幅改变作战策略，转为破坏车站、铁路、道路等设施的游击战。一般认为虽然在一九〇〇年六月的时候，两个布尔国家的首都就都已经沦陷了，但是英军却要直到一九〇二年五月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主要就是因为这项游击战略的缘故。

对此，在基钦纳参谋指挥之下的英军，以报复为目的而展开的新战略，则是放火烧掉布尔人的农场和住屋的焦土作战，并将女性和孩童送往强制收容所，全部都是以非武装战斗人员为目标。

偶然地，爱丽丝．格林也在南非战争的第一个海外俘虏收容所，渡过了这个战略转换开始的时期。换句话来说，即是当这项让战争陷入泥沼的新战略，在俘虏收容所展现出最初成效的时期，爱丽丝刚好亲临现场。结果，从农场被放火烧毁的布尔老人的说法，她愕然得知，无关于是否曾经加入现实的战斗，这场战争，正逐渐地将女性和老人，甚至于孩童都卷入其中。爱丽丝在日志当中，如此记下了某位成为布尔军义勇兵的德国人的说法：

英格兰人虽然承诺会保全个人财产，但其实连军官都加入抢夺。他们连不想要的东西也会抢夺。相较之下，苏格兰高地部队的士兵们，是多么的勇于战斗啊！他们以外的士兵，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士气，只是一味地抢夺。

“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是多么容易在一瞬间就轻易瓦解了！虽然汉娜．鄂兰严厉地以丧失欧洲性格、“最早从民族堕落为种族的白人殖民者”来描写布尔人，不过，那些布尔人，反倒经由这场战争，体验到了（以自负态度）立足于欧洲文明顶点的英国人的“野蛮”。不，或许使用“英国人”这个字眼来表现并不正确。如果扣除掉战争中的暴行（至少省略不谈），也是有像苏格兰高地部队这样的队伍存在着。在“黑色的一周”的战斗中，他们勇勐果敢的战斗姿态，迄今依然为人们所传颂。

还有另一个布尔俘虏们不吝赞赏的“野蛮的例外”，那就是爱尔兰人。从爱丽丝．格林的日志可发现两大特征，一是发现俘虏的组成分子相当复杂，二是许多俘虏对爱尔兰士兵表现出善意的说法。这同时对她自己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南非战争经验。

◎对俘虏收容所经验的反思

在约莫一个月的访谈中，爱丽丝在布尔俘虏收容所中发现了几个问题。她说，其中的根源之一，是因为监视收容所的一方对于这场战争欠缺前瞻性之故。归国后，在寄给殖民地大臣张伯伦的信件中，她于开头如此写道：

我想说的和陆军部的想法不同，我认为应该要将收容所和战争俘虏的问题，与战后处理放在一块思考，也就是应该要将南非的未来纳入考量。因为对布尔俘虏而言，所谓的收容所，乃是一个认识何谓英国人统治的学习场域。以下，我想试着从与战后英国统治之间的关联，来思考我在收容所目击到的状况和改善方案。

意即是，她尝试将在战争结束时就应该被解放的俘虏们，与帝国将来的理想形象链接在一起，并提出应尽快进行的改善方案。她将布尔俘虏收容所这个特殊的空间，视为是“终将被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布尔人，第一次体验大英帝国的场域”。换句话说，她认为这是向布尔人“展现帝国应有姿态的珍贵机会”。因为这个独特的见解，让她对于陆军部只是将俘虏们视为“因为过去的行动而遭到逮捕的人们”，或是将收容所视为“惩罚过去犯下罪过的场所”之类的态度，感到相当焦虑。她之所以会写下自己的南非经验和从中获得的收容所改善提案，寄给对战争俘虏问题不具权限的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或许是因为她对于殖民地部怀有一丝的期待，认为他们说不定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俘虏问题。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可以说，爱丽丝．格林是要求英国政府，有必要将布尔人的俘虏收容所经验，视为是“记忆”的问题，来重新加以理解。她认为应该要将目光放在战后的南非，让最后终将回归故乡的俘虏们，留下自己是被理解以及受到保护的“收容所记忆”，因此只能尽力建构起个人的信赖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她不断反复地呼吁：请更用心地倾听俘虏们的话语啊！她的主张中，重叠着玛莉．金斯利的非洲经验：为了要互相理解，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去除偏见、获得正确的知识与信息，而懈怠于努力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爱丽丝的南非战争观，尝试将俘虏收容所理解为“世界史上别无前例的和解机会”；这或许是因为她是唯一位获许进入俘虏收容所的民间人士，并且得以对俘虏进行访谈，所以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想法。这种战后认识，和近年的伊拉克战争之际，美军在收容伊拉克俘虏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所采取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的战争见解。

遗憾的是，对于显示南非战争并非是“两群白人之间战争”的另一个存在——黑人，她并未投入太多的关注。黑人们，无关于他们的个人意志，被英国和布尔双方阵营所分割，支撑起战争；但是因为“两群白人的战争”的说法，让他们的存在几乎直到最近都完全遭到漠视。在南非本土曾经设置了超过八十处以上、专门用来收容黑人的俘虏收容所，他们被置于比爱丽丝诉求改善的布尔俘虏收容所还要更恶劣的环境之中，因此死亡的人数比白人还多；但这个情况为众人所知，则是在更久以后了。

◎从南非到爱尔兰——民族经验的省思

从爱丽丝．格林的日志中，可以明白俘虏们赞赏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心声，掳获了她的心。

南非的爱尔兰人——渡海前往英属开普殖民地或纳塔尔（Natal）的他们，比起经营农场或从事各类交易，更常在殖民地的行政体系和军队中找到活跃的场所。南非战争爆发之际，他们率领着开普殖民地或纳塔尔的军队，以英军的一员和布尔人战斗。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时，以及黑色的一周过后不久的大量征兵之际，联合王国也动员了许多爱尔兰人。结果，投入这场战争的爱尔兰士兵，有步兵十三营、骑兵三团，合计超过三万人，占了英军全体的百分之十三点二。因为他们专门被用来当作深入敌方阵营的“诱敌部队”，所以战死和受伤的人数，也和苏格兰高地部队一样，在军队全体当中所占的比率很高。爱丽丝在日志中记载到，布尔俘虏们对于他们不但产生了共鸣和亲近感，甚至于还怀抱着敬意。

而英军中的爱尔兰军官和士兵也怀有亲布尔情感，此事在南非历史学家多纳尔．麦奎肯（Donal P. McCracken）的研究中，引用了许多的证言。不只如此，还有从遥远的爱尔兰横渡七千英里的大海、加入布尔军的爱尔兰义勇军。这些在纳塔尔的激战地斯比恩之丘（Spion Kop）奋勇作战的爱尔兰部队，一般通称为“马克布莱德部队”。

率领这支部队的约翰．马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原本是一名爱尔兰的药剂师，一八九六年六月，他渡海前往川斯瓦，在约翰尼斯堡的矿山地区兰德（Rand）的爱尔兰社群中，成了宛如领袖般的存在。不久之后，他也邀请了发起成立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的阿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前来南非。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前，他跟克留格尔总统提议成立爱尔兰义勇军。马克布莱德部队的前身，包含美裔成员在内的七百五十人的川斯瓦／爱尔兰部队，就此成立。

马克布莱德开始被视为英雄，是在战争后半布尔人所发动的游击战之中。在这个新的战局中，部队分裂、多人逃亡，但马克布莱德直到最后都尊重着布尔人所相信并坚持的道义，他重新编组爱尔兰人部队，一刻也不曾放松对英军的攻势。

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前回到爱尔兰的格里菲思，创立一份命名为“爱尔兰人联合”（The United Irishman）的新闻周刊，诉求亲布尔情感。一八九九年十月，他与众人在流经都柏林市区的利菲河（River Liffey）的堤防上，呼吁民众对这场战争发起大型抗议行动，成员中也包含了诗人W．B．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所崇拜的年轻女演员茉德．冈（Maud Gonne）。根据纪录，因为受到这场在同时期于欧洲各地发起的示威游行中最有名且带有暴力的反战示威游行的触发，大约有两百名左右的爱尔兰人以义勇兵的身分前往南非——即是“远离爱尔兰七千英里”，渡海而去。

南非战争之后，在法国和茉德．冈结婚后返回爱尔兰的马克布莱德，在一九一六年四月，因为涉及自英国分离独立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被处以死刑。南非战争期间爱尔兰高涨的亲布尔情感和许多示威游行，之所以被视为是爱尔兰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复活节起义的预演，或许和马克布莱德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不，不只是马克布莱德和格里菲思，在南非战争前后的时期，许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旗手们，在构成亲布尔网络一角之际，也以各种形式“经验”了这一场战争。

“南非和爱尔兰是一样的”——这是爱丽丝．格林的南非战争经验。经验经由语言而建构。而将身分认同内化的，或许也是语言。若是如此，那么这份详细记录俘虏访谈的日志，肯定正是爱丽丝以“爱尔兰人”的身分，进行自我重建的第一步。在爱丽丝从圣赫勒拿岛返国后不久，设置在她家中的沙龙，氛围为之一变，罗杰．凯塞门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开始成为沙龙中的常客。

在复活节起义中遭到破坏的都柏林市区（1916年）

遏止孩子们的堕落吧！

◎Hooligan登场

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五日、银行法定假日的星期一，在全英国遭到异常酷暑侵袭的这一天，伦敦爆发了一场大骚动。在这个大都会，处处都有聚集街头的青少年成群结队施暴，引发了暴动。

他们的偏差行为，内容相当的多样。或是打破民宅、商店和学校的窗户，袭击酒吧和冰淇淋摊贩；在拥挤的道路上骚扰行人，殴打责备他们的市民，并且抢夺财物；大白天喝得醉醺醺地，不论对象就上前挑衅吵架。他们昂首阔步地行走在街头，和其他错身而过的青少年集团互相对抗，对阻止他们的警察丢掷石头，又踢又打地施加暴行。——这一天，在整个伦敦同时爆发多起这类的骚动，让善良的市民毛骨悚然。被警察带走、日后出席裁判员法庭的青少年，大多数都是十四岁到十七岁，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者家庭青少年们。在伦敦的各大报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标题：“他们把人当足球踢”、“踢人就像是在踢足球一样”。

不只如此，报导这些青少年审判的报纸还这么写着：

据说被袭击的冰淇淋摊贩，在杨格和沙利文两名青少年气势汹汹地打算穿越公园时，对许多背对着他们的人们大喊：“小心，Hooligan！”（《泰晤士报》一八九八年八月十六日）

有一个叫做“切尔西男孩”（Chelsea Boys）的团体，以棍棒和石头为武器，和似乎像是来自巴特西区（Battersea）的一群人，发生争斗。他们是Hooligan之流的不良少年。（《The Daily Graphic》一八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因为这个事件，“Hooligan”这个词汇，逐渐地在英国国内传播开来。从前面新闻的标题，就可以明白这个词汇与足球有所关连。

当然青少年集团的不良偏差行为，并不是在一八九八年的夏天突然爆发的。早在大约二十年前左右起，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在全英国就已经急遽增加。因此，应该要注意的是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各家报纸开始称呼像他们一样在街头成群结党、从事社会偏差行为的青少年为“Hooligan”，而且这个词汇还被当作一般名词使用，迅速地在英国社会中广泛流传并且逐渐扎根。会在早已变得司空见惯的青少年行为上，赋予“Hooligan”这个新词汇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

◎Hooligan这个词汇

Hooligan——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并不是英语，而是源自于爱尔兰的盖尔语，迄今原意仍然不明。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的说明，之所以会诞生出现这个词汇，是因为在一八九八年的夏日事件当中，有一个被逮捕的不良集团，以爱尔兰人拳击手胡立汉（Hoolihan）兄弟为首领，一般通称他们为胡立兄弟（Hooli Brothers）、又称这个集团为胡立帮（Hooli’s Gang），然而因为逮捕他们警官的发音错误，所以生出了“Hooligan”这词汇。关于这个词汇的语源还有其他几个推测，不过它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全都出自于爱尔兰人的名字，这些人或是在当时伦敦持有地盘，要不就是早已声名远播的恶棍。

不，事实上不只是爱尔兰人而已。“Hooligan”这个词汇，在同时期正奔向全盛期的演艺剧场之中，也因为爱尔兰的喜剧双人组合“奥康纳和布雷迪”（Jim O’Connor and Charles Brady）所演唱的歌曲〈Oh, The Hooligans!〉而广为人知；而这首歌曲的作词家当时在受访之际，说明这个词汇是起源于美国。也有不少人将“Hooligan”与在澳洲用来指称不良少年集团的“Larrikins”一字重叠，而认为这个词汇应该是起源于澳洲。

总而言之，当时的英国的社会，正试图将“Hooligan”这个新词汇，界定为是英国的英语当中原本不存在的“外来语”。而这应该是意图将当时日渐明显的青少年集团的偏差行为，视为是与英国无关的、非英国的、非英格兰的现象；更正确来说，应该是怀着这种期待的心情发挥了作用。

同时，“Hooligan”这个词汇，与足球场和演艺剧场之类劳动者娱乐间的关联也受到强调。从这种关联显示出，这个时期的男孩、女孩和青少年，都已经富裕到能够支付得起进入这些娱乐设施的费用，或是手上拥有足够的现金，买得起搭配造型的围巾或是皮带；而其背后的内情，则是因为在都市生活型态的消费社会中，大量出现了连孩童和青少年都能够轻易赚取到现金的工作。

◎都市型消费社会中的青少年们

一般被称为“少年劳动”的工作，并不需要熟练的技术，因此也意味着是低工资的单纯劳动。这与从工业革命以前就以家庭劳动的形式、逐渐日常化的儿童劳动，或是在十九世纪前半被工厂法视为禁止对象的童工劳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十九世纪末被跟“Hooligan”扣上关系的“少年劳动”，劳动的场所并不是工厂之类的生产部门，而是在英国经济结构转换中所创造出来的新劳动领域，其中包含了车站和饭店的搬运工、信差、高尔夫球场的杆弟、帮人在台球杆上涂巧克粉等。这类的工作虽然谁都能做，不想做的话也能够很简单就辞掉，但别说是加薪了，连维持生计都不可能。说起来也就是只有在少年时代才能够从事的暂时性工作，到了某个一定的年龄——在维多利亚时代是被视为成人的十八岁——还继续从事这类工作的话，就会成为他人轻蔑的对象。根据当时的记录，在完成基本义务教育、年约十三岁前后的劳动阶级青少年当中，有三分之二在从事这类没有前景的工作。

“少年劳动”在十岁至十七岁间、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之中，被视为能够轻易获得现金的工作而受到欢迎。的确，平均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因为工作自由，可以不用在意父母、老板、厂长等人的监视目光，对他们而言应该是最具魅力之处。虽然大人们一面批评着投入“少年劳动这个临时工作的池塘”的孩子们，但对追求舒适的都市型消费社会而言，这类“长不大的青少年”却是必要的存在。

另外一方面，有趣的是，青少年们也开始将大人们冠在自己身上的“Hooligan”这个词汇，运用在自我表现之上。他们以演艺剧场或是足球场作为象征，这当中似乎蕴含着对于那些称呼他们为“Hooligan”的中产阶级的大人们的反击，换言之即是对于那些认为（更高尚的）剧场和板球场才是好地方的人们的反击。

当时Hooligan典型的造型，是模仿在演艺剧场的舞台上非常受欢迎的叫卖商人（Costermonger）的穿着——这些街头小贩是十九世纪前半的伦敦风情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将围巾交叉缠绕在脖子上、深戴无沿帽、穿着上窄下宽的粗斜纹布喇叭裤和靴子。如果能够搭配上附有看似沉重的金属带扣的皮带，那再完美不过了。像这样用服装来展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匿名社会下都市文化的产物。还有Hooligan并不只出现在伦敦，而是广泛地成为全国青少年的共有现象，这也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们能够赚到足以整治服装的小钱。

大人们对此批判不断。一九〇九年，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的希德尼．韦伯，在济贫法委员会的会议中，如此愤慨地说道：“现在口袋中拥有过多零用钱的青少年，太早离家独立，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青少年们漠视纪律，很快地就会染上恶习，而且他们在十七岁到十八岁就获得了超过生活所需的薪资。应该要将他们置于更有效的管理之下，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应该全部都适用强制性的训练身体和技术教育的制度。”

全部都是因为劳动阶级获得了与他们身分不符的富裕的缘故——愤慨的大人们在“Hooligan”这个词汇中，还重叠上了对于青少年在精神上堕落的批判。而且，认为他们松弛的部分还不只是在精神层面而已。

◎国民的退化

在一八九八年夏日事件的隔年，一八九九年爆发的南非战争（第二次）中，浮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

诚如前文所述，在这场战争的初期，在演艺剧场所培育出来的极端爱国主义助威之下，有来自全国各阶层的青少年志愿加入陷入苦战的英军。然而，其中约莫六成，却因为身高太矮、过瘦、心脏或肺部有缺陷、风湿或是蛀牙等身体方面的原因，被断定没有当兵的资格，并遭到拒绝入伍。为何英国青少年会变得如此孱弱？

当时的英国社会，将统计上发现的、从一八七五年左右开始下滑的出生率视为问题所在，而英国人在数量上的减少可能会招致大英帝国衰退之说，也逐渐成为议论的焦点。当时的知识分子、教育者和文人的共识是，为了维持大英帝国，不但需要提高殖民地的英国人比率，还必须要增加在质、量上都很优秀的英国人的比例。尽管如此，在帝国的中心，未来的英国人却正逐渐在减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那就是将不得不利用殖民地的其他民族来补足英国母国的空缺——在这类的见解当中，可以看见应用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原理来解释社会或民族问题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于是，十九世纪末的出生率低落，亦即英国人的“量的减少”的问题，遂转变成为帝国的问题。再加上经由南非战争志愿兵所显示出的青少年身体素质水准低落，换言之即是英国人的“质的低落”，更刺激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危机感。这个问题在英国的未来、乃至帝国的未来上投下了深刻阴影，被称之为“国民的退化”，在世纪交替之际的英国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提高“国民效率（国民的体能）”，被视为是解决问题之道。这与公学教育的特征——鼓励体育运动等能够提升“男子气概”的课程一样，都将问题归结在劳动阶级青少年的身心层面上。

一九〇四年，因为认知到继续对体能和道德都明显低落的青少年劳动者放任不管，就等于是自杀性行为，所以出现了一个名字就叫“防止身体堕落委员会”（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Committee）的团体。这个团体将青少年的堕落视为都市化所带来的弊端，并且如此批判道：

青少年们性情不定、易怒的气质，清楚地显示出，行动无法预测的新族类，正在逐渐侵入重要的领域。都市居民所呈现出来的身体特征是：发育不良、胸部瘦弱、很容易疲倦、多话、容易激动，沉着、体力和耐力则几乎完全欠缺。都市的群众会在一瞬之间变成失去理性的暴徒。（中略）光是创造出“Maffick”（狂欢庆祝）这个新词汇一事，就足以充分地显示出变化的情况。

在南非战争中，让英国陷入狂欢的一九〇〇年五月的“马菲京解放”（Relief of Mafeking）的庆祝骚动，被理解成是青少年退化的征兆。此时，针对这些担负帝国未来的青少年们发起一项重大行动的，正是马菲京解放的英雄——陆军少将罗伯特．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

◎童军运动

一九〇三年，等待自南非归国的贝登堡的，是一项令他大感惊讶的事实。在南非战争爆发的一八九九年，他写了一本《警探术》（Aids to Scouting），而这本书居然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及全国逐渐展开的儿童和青少年运动中，被用来当作基本教材。他在书中写下了从军队经验中获得的路线开拓和敌营侦查的方法等的内容，目的是为了当作士兵训练的说明手册。在给予该书高度评价的人们建议之下，贝登堡以青少年为对象重新加以改写。因此而诞生的《童军警探》（Scouting for Boys, 1908）一书，获得了全国性的回响。于是，童军运动（Scout Movement）便就此展开。运动初始之际，贝登堡如此对青少年们说道：

关于最近报告指出我们的民族堕落一事，我们应该要视为一项警告，在情况变得无可挽回之前，必须要采取对应之策。罗马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罗马年轻人的身体素质大幅衰退，已经不再保有过去身为士兵的先人们的水准。

《童军警探》（Scouting for Boys）
1908年出版时的封面。

罗马的年轻人在富裕中，狂热沉迷于竞技场举行的格斗士搏斗，忘记了做为士兵应当有的锻鍊；于是将防卫帝国的任务改交给日耳曼佣兵的罗马帝国，最后终于因为被日耳曼人夺走了帝国而灭亡——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在英国各地都可以听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大英帝国的将来模拟的担忧之声。这或许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研究，正巧在当时确立了基础一事不无关系。

当时的牛津大学教授法兰西斯．约翰．哈佛菲尔德（Francis John Haverfield），在研究罗马时代不列颠之际，也将其研究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统治模拟论证。例如，十九世纪末以后，成为印度高级文官的牛津、剑桥两大学出身者，他们从公学时代起就接受以古典教育为中心的课程，每当前往印度任官之际，便自拟为是久远之前为了统治不列颠而来的罗马菁英总督。哈佛菲尔德也将在罗马总督身上看见的文明化使命，和当时的大英帝国意图向世界展现的使命相提并论。对于期待从历史当中学习到教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言，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帝国的衰退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模拟，其实相当具有说服力。

贝登堡将导致年轻人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堕落，从而大幅颠覆罗马帝国命运的原因，也就是所谓“面包和竞技场”，与当时的英国青少年所疯狂着迷的足球和演艺剧场重叠，继续如此说道：

这一切全取决在各位身上。各位绝对不能堕落到像罗马的年轻人一样，失去爱国心、成为没有内容的懒惰鬼，以致于最后丧失了先人所建构的大帝国。

请记住，不管是富贵或是贫穷，出生在城堡或是贫民窟出身，你们全部都是英国人。为了要让英国继续立足于顶点，你们必须要并肩合作。你们必须要将彼此的差异埋藏在心底的深处。

于是，童军运动在跨越阶级展开活动之余，也在英国各地、以及向帝国快速地扩张。《童军警探》出版的那一年在开普敦和悉尼，隔年的一九〇九年在贝登堡曾经拜访过的南美的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以及印度，也都成立了童军团。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在一九〇九年，也有像曾经担任过伦敦童军团总监的弗朗西斯．瓦恩（Francis Vane）一样的人们，因为批判贝登堡所提倡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而离团，另外设立以劳动少年为对象，以追求永远和平为目标的组织。据说，也有不少人对于强迫少年就应该要有“少年的样子”的贝登堡产生反感。

童军运动的帝国倾向减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二〇年，于伦敦召开了第一届“童军大会（Jamboree）”以后。贝登堡自创的新英语“Jamboree”，后来被赋予了“尽情欢聚”的意思，广泛地被当作一般词汇使用，而童军活动也逐渐转变为青少年的国际交流场域。

英日同盟的始末

◎《血字的研究》

“您好。”——初次见面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边以意想不到的强劲力道握住了华生博士的手，一边说出了让博士大为惊讶的话。“您从阿富汗回来，对吧？”

不久，福尔摩斯对于一起租下贝克街二二一号B室的华生，解释他当时的推理。

这里有位带着医生特质的绅士，不过也散发着某种军人的气质，很显然应该是一位军医吧。他虽然脸部黝黑，不过手腕白皙，所以应该不是天生的肤色，而是刚从热带地区回来。从他憔悴的脸色看来，显然是历经了困苦的生活，并且生过病。他的左臂曾经受过伤，因此他的动作僵硬而不自然。热带地区，而且还会让我国的军医不得不遭受手腕负伤苦难的地方，这会是哪里呢？肯定就是阿富汗了。（《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阿部知二译、创元推理文库）

事件本身虽然发生在英国，但是引发事件的种子却是在播种在殖民地。在福尔摩斯的故事当中，采取这类情节设定的作品很多。福尔摩斯和华生初次相遇的这个场面，也跟帝国有很深的关系。作者柯南．道尔（Conan Doyle）是这么设定的：华生博士在一八七八年于伦敦大学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在陆军医院修毕了规定的课程取得军医的资格，成为诺森伯兰第五燧发枪团（Fifth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的军医助理。在前往该部队驻扎的印度途中，因为第二次阿富汗战争（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爆发的缘故，进入阿富汗山区的华生军医转调到伯克郡步兵团（The Berkshires），加入了发生在阿富汗战争的激烈战地、坎达哈郊区的迈万德战役（Battle of Maiwand），肩部严重受伤。在部下的救助下，他被送往了白夏瓦的医院；于住院期间感染了伤寒的他，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月之后，因为身体太过虚弱被解除任务而返国，然后遇上了正在寻找合租公寓室友的福尔摩斯——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这场妆点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夺战，也就是所谓“大博弈”（The Great Game）当中的一幕，肇始于华生博士取得军医资格的一八七八年十一月。约莫二十年后，在帝国首都伦敦举行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庆典之际，率领殖民地军队游行的陆军元帅腓特烈．罗伯茨，所经历第一场真正的殖民地战争，就是在阿富汗。

缔结和平条约（一八七九年五月）之后，阿富汗方面的抵抗也未曾停止，在一八八〇年七月的迈万德战役中，两千五百多名的英军当中，阵亡者将近四成。《血字的研究》出版于一八八七年，因此福尔摩斯所推理的第二场阿富汗战争的败退记忆——“让我国的军医不得不遭受手腕负伤苦难的地方”——或许在当时还尚未淡去。而最重要的是，“阿富汗战争的记忆”并未从作者道尔的脑海之中消失。后来的另一篇作品，〈空屋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收录于《福尔摩斯归来记》［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中的赛巴斯丁．莫兰上校也是从军加入这场战役的勇士；还有〈驼背人〉（The Crooked Man，收录于《福尔摩斯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中的亨利．伍德下士，也在这场战役中遭到英军战友的背叛，饱尝了长年的辛酸。

直至最近仍然是“被全世界所抛弃的地方”的阿富汗，也是英国背负着不愿回想起的“帝国的负面记忆”的地方。

◎格莱斯顿的失策：阿富汗战争

在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的战后处理上失败的英国，从同一个时期起，在关于帝国事务的处理上，重复地犯下多个无可挽回的失策。

一八八一年二月在南非的马朱巴山战役（第一次南非战争）中，英军被布尔军所击败，为了雪耻而导致了后来的第二次的南非战争。一八八一年因为军方政变而导致亲英政权瓦解的埃及，则是在一八八二年于亚历山卓爆发了反英暴动，英军虽然趁机在九月占领了埃及，然而，同时期却在苏丹发生了民族主义反抗运动。因为被派往对抗马赫迪起义的戈登将军战死，首相格莱斯顿遭到了极为强烈的抨击，关于这部分前文也已提过。此外，在从一八八四年年底延续到隔年的柏林会议中，非洲为欧洲各国所瓜分，进而在这座大陆留下了更大的祸根。

被要求对这些失策负责的对象，就是被讽刺为“戈登的谋杀者”而遭到弹劾的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从一八八〇年四月起领导内阁（第二次）的格莱斯顿，赌上政治生命试图实现的爱尔兰自治问题，也大大动摇了英国。第三次内阁在一八八六年四月提出的第一次自治法案被驳回，也成了七月国会大选失败的原因。环绕着爱尔兰自治的纷争，导致了自由党内部的分裂。脱党的约瑟夫．张伯伦，成立了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ist Party），与保守党联合组成统一党内阁，并成为殖民地大臣。因为与张伯伦追求帝国统合的构想紧密纠结而爆发的南非战争，引发了“英国为何无法获胜”这个单纯的疑问，而“Hooligan”所象征的“国民的退化”，也令善良的人们愕然。这时，英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文人的目光，被在东洋持续展现出惊人跃进的小岛国所吸引了。

◎投向日本的目光

在二十世纪，英国将热切目光投向日本的时刻有两次。一次，是在日本正处泡沫经济时期的一九八〇年代。在英国正为“英国病”（The British disease）[1]所苦的当时，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注意到日式经营的模式，视之为经济重建的救命仙丹，因此很欢迎日本企业到英国发展。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缔结英日同盟前后的这段时期。

当时的日本，以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为口号，标榜着应该要团结一致追上并超越欧洲列强，正处于倾力创造“国民”之中。在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的初等教育义务化、和隔年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的征兵制两者相辅相成之下，明治时代的日本逐渐创造出了忠诚爱国的“日本人”。一九〇四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清楚展现了这种国民创造的成果。

当然，在当时英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投注于日本的目光中，或许依然存在着约莫十年前，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所显露出来的反日情感和黄祸论。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而对日本冷眼相待的情况，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是战后的经济战争中，也不断反复地出现。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却有以不同于黄祸论的目光看待日本的缘由。

提到日俄战争爆发的一九〇四年，也是英国正在对南非战争中所显现的“国民的退化”状态，进行种种调查和讨论的时期。此时，从当时的政治家或新闻记者的言论可以看出，对于日本的注目已超越了两年前英日缔结同盟的时候。例如，知名的保守帝国主义者菲利浦．利特尔顿．盖尔（Philip Lyttelton Gell），在寄给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爵士的信中（信件的日期为一九〇四年五月六日）如此写道：

我想关注的对象是日本人。他们至少能够思而后行，而且沉默寡言。有以日本人的外交、组织、战略、男子气概、献身、自制心为榜样的欧洲人吗？尤其是独立自主、自我牺牲、沉默不语等国民能力，实在是很了不起。

还有，《泰晤士报》的军事特派员雷平顿上校（Charles à Court Repington），在日俄战争中，也对于武士道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心，他写道，“我们的亚洲同盟者所实践的自我牺牲”，着实令人感动（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数年后与泰坦尼克号一起葬身海底的干练新闻记者艾佛德．史提（Alfred Stead），也出版了以《伟大的日本——国民效率研究》（Great Japan: A Study of National Efficiency, 1906）为标题的著作。为该书撰写序文的，则是在格莱斯顿引退后继任为自由党党魁、热心信奉“国民效率（国民体能）”的罗斯伯里伯爵（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此外，也是在日俄战争的时代，社会主义作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小说《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 1905）中，也安排了“武士”这个自我压抑强烈的阶级登场，在他们自我要求的纪律之中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定期性行为的抑制——五天之中至少有四天，必须一人独寝。

和罗斯伯里同样重视“国民效率”一词的自由党国会议员R．B．霍尔登（Richard Burdon Haldane, 1st Viscount Haldane），在爱丁堡的演讲中（一九〇七年一月十日）说道：“看看日本人啊！他们对于团体的忠诚之心，是多么的了不起！”并高呼应对过往的自由放任政策进行修正。基于这个信念，霍尔登建议贝登堡离开军队，专心投入童军运动。

由这些在二十世纪初期发表、关于日本的言论可以明白察知，日俄战争在实际的战斗之外，也成为在别的场域建构日本形象的机会。所谓的帝国，必须要面对的并不是只有实际状态或现实问题，形象建构也是问题之一；而为了阻止将日本视为攻击目标的黄祸论再起而被派往英国的“那个日本人”，相当明白这个道理。

◎末松谦澄渡英

当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已成为时间上的问题时，日本最担忧的就是“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再度重演。故此，为了寻求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对日本立场的理解与同情，在首相桂太郎和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的要求之下，一九〇四年二月，末松谦澄经由纽约前往英国。

末松谦澄，是伊藤博文次女生子的丈夫，出生于福冈县行桥市，为村长之家的四子，因为家道中落而前往东京，一八七二年进入刚设立不久的东京师范学校就学。他因为认识日后成为日本银行总裁的高桥是清而开始学英语，透过翻译英文报导进入东京日日新闻工作；在随同黑田清隆前往韩国后成为官僚，并于一八七八年以驻英国公使馆一等书记生见习的身分前往英国；在一八七九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学（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一八八二年，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第一位将《源氏物语》翻译成英文出版的人也是他。他在一八八六年归国，于一八八九年和生子结婚，在隔年成为国会议员，并于一八九六年成为贵族院议员。

在他渡英之际，伊藤博文为女婿写了封推荐信，给当时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Henry Petty-Fitzmaurice, 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同时期，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也为同样的目的派遣金子坚太郎前往美国。

谦澄于一九〇四年三月抵达伦敦，在准备长期居留的旅馆安顿下来后，他便为了塑造对日本怀抱善意的舆论，开始积极地展开行动。五月五日，他在拥有许多政治家会员的政治俱乐部中，以“远东问题之日英观”为题发表演说，主张在俄罗斯势力逐渐膨胀的远东地区，英日同盟是最为确实的解决之道。以此为开端，直至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踏上归国之途为止，长达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谦澄透过演讲、发表论文和投稿报章杂志等方式，为了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对日本抱持善意的舆论而到处奔走。他在将日英关系史与俄罗斯的动向链接时，也强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差异，说明日本近代化的现状，不断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好战的国民，强力诉求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的连带感。

从谦澄的活动中，可以轻易想见当时的英国社会对日本抱持关心的内容。“日本与俄罗斯”、“日本的士兵培育之道”、“切腹的真义”、“日本的道德教育”、“日本人的性格”、“日本的教育”——谦澄提出的主题虽然涉及的面向很广泛，但是演讲中的提问，主要都集中在日本军队的相关问题上，尤其是士兵的来源和军官的训练方面。英国人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日本的士兵（军队）为何能够如此强大？”对此，谦澄的回答，始终是简单而不变。“征兵制”、以及“战争中所需要的东西，精神层面的部分占了三分，而物质层面就只是一分而已”——谦澄瞄准了“英国人想知道、想看见的日本”，成功地展现了日本，牵引出英国人的亲日情感。

◎张伯伦父子的苦恼

滞留英国期间的谦澄，在展开行动之际，尽其可能地利用了某个人物的关系网络。这个人就是他在剑桥大学时代的友人，也是在当时的贝尔福（Arthur Balfour）内阁担任财政大臣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奥斯汀的父亲，也就是曾经担任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据说在一八八九年三月，与驻英公使加藤高明针对东亚权利进行会谈之际，曾经暗示可以组成英日同盟。在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坂上之云》（‘坂の上の云’）中，有一位担任德国驻英代理公使的人物，名为赫尔曼．冯．埃卡德斯坦；书中写到他在南非战争期间，曾经私下对张伯伦和驻英日本公使林董提案，以俄罗斯为假想敌，彼此共结同盟。不过在不希望和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法国对立的德意志皇帝反对之下，德国退出了，结果最后由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不过，当时正在展开激烈造舰竞赛的英、德两国，要结为同盟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

从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城市伯明罕的市长，一跃成为国会议员的约瑟夫．张伯伦，在一八九五年，自愿担任感觉在地位上似乎低于外交部和印度事务局的殖民地大臣，并且挑起了南非战争。他对于和日本同盟之所以会产生兴趣，目的是为了封锁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不过，在谦澄渡英时节的张伯伦，为了实现关税改革构想的自由贸易修正案，正在展开一项大型游说行动。

这份构想的轴心，是为了对抗透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的农、工业，并且在经济上逐渐兴起的美国和德国，同时也为了实行包含都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社会政策，所以主张应该要改采对国外输入品课征关税的保护贸易政策，并且透过母国与自治领之间的帝国优惠关税制度来强化同盟关系。这构想因为自治领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一八九七年的第三次殖民地会议（The Colonial Conference）中遭到否决；不过，在那之后，自南非战争结束后的一九〇三年起，张伯伦再将清算战争所带来的庞大财政赤字纳入考量，认为修正自由贸易政策是必然之策，故而再次推动关税改革运动。谦澄就是在张伯伦正在大力进行这项政策游说之际，渡海前往英国。

结果，英国国民并未接受关税改革的构想。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对于自由贸易的坚持。在游说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所出版的《饥饿的四〇年代》（一九〇四年）一书，唤起了劳动者们对于那个因为施行《谷物法》而让便宜粮食无法流入的时代的黑暗记忆，这对张伯伦而言也造成了负面的作用。不只是主张坚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甚至于包括张伯伦所隶属的统一党，也都反对他那套转换为保护贸易政策的构想。

不过，更大的反弹，则是来自于张伯伦寻求链接的自治领方面。因为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成长，已逐渐地在各个自治领培育出有别于“大英帝国的女儿们”的身分认同。而这也将左右了英日同盟的将来。

◎一九二一年，否决更新英日同盟

谦澄归国后不久，在关税同盟的构想成为最大争论焦点的一九〇六年初大选中，自由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失败的张伯伦因为身体状况不佳，离开了政界。隔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五届帝国会议（The Imperial Conference of 1907，殖民地会议之更名）中，成立帝国优惠关税制度的贸易集团这个想法本身，完全遭到否定。在这场会议中，承认了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纽芬兰的自治领地位，不再是从前的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构造，而是展开了母国与自治领在原则上维持对等关系的新“帝国形式”。

在帝国总动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对战争提供协助而增加了发言权的自治领，彼此间在见解上的差异也日趋明显。一九二一年，在战后召开的第一场帝国会议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与澳洲和新西兰，以着眼于太平洋的军事防卫为由，共同提议继续维持与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即是要求更新英日同盟。相反地，加拿大首相则因为考量到与将日本视为威胁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主张撤销英日同盟。结果，英国政府顾虑到美国在大战期间所提供的协助和加拿大的主张，驳回了英日同盟的更新。自治领的成长，不但否决了张伯伦的构想，也阻扰英日同盟的更新。

英日同盟的撤销，正清楚说明了崭新的时代——国协体制，已降临于大英帝国。

1. 所谓英国病，是指二十世纪六〇年代后英国经济停滞，充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干行业的国有化导致社会保障负担增加，国民工作积极性下降，既得利益滋生等经济、社会问题频出的现象。

第十章帝国的遗产

1958年的诺丁丘暴动
此事因种族歧视而起，使得西印度群岛移民成为白人暴徒所谓“黑人狩猎”的目标。

迷失于伊拉克的大英帝国

◎伊拉克建国之母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二〇〇三年四月，伊拉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raq）的收藏品多数遭到掠夺的新闻传送到全世界时，许多喜爱这座博物馆的人，肯定会想起一位女性的名字——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她在一九二二年就任伊拉克考古局名誉局长，整理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遗迹乌尔古城的出土文物、制定文化资产法，并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完成了伊拉克博物馆的开设。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温斯顿．邱吉尔所主宰的开罗会议（Cairo Conference）中，与外交部阿拉伯事务局（Arab Bureau）东方事务负责人珀西．考克斯（Percy Cox）共同出席、对邱吉尔提出伊拉克建国计划的人，也是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对瓦解与德国联手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贡献甚大的“阿拉伯起义”（Arab Revolt）一事上，英国的中东外交态度尚处于摇摆不定之时，她建言道：“阿拉伯的事，就交给阿拉伯人吧！”此时，她已经有了“意中人”，那就是阿拉伯的名门，哈希姆家族（House of Hashim）的三子费萨尔（Faisal I）。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费萨尔登基成伊拉克第一任国王时，旁边也有她的身影。

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

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Palestine）等中东地区收入怀中。这是一块用英国的逻辑和欧美的世界观都无法掌握的土地，而曾经在中东沙漠旅行多达六趟的格特鲁德．贝尔，是如何理解这片土地的呢？

埃及合影
开罗会议时（1921年），拍摄于金字塔前。虚线框人物顺序，左起为：邱吉尔、贝尔、劳伦斯。

◎著名企业家之女的旅行

格特鲁德．贝尔之所以会和中东产生链接，与她出身于北约克郡著名的企业家族——贝尔家有关。起源于苏格兰的贝尔家，因为与同乡的发明家、科学家和实业家同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而广为人知。格特鲁德的中间名来自祖父罗蒂安（Lowthian Bell）。罗蒂安不但是“世界工厂”英国数一数二的钢铁业者“贝尔兄弟”（Bell Brothers）的公司总裁，也是著名的冶金学家。一八四六年在英国引进第一座高炉、一八六〇年第一个在英国着手生产铝的人，也是这位祖父。她的祖父曾经过担任新堡（Newcastle）市长、自由党国会议员、英国钢铁协会会长等职务，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地方名士 。

格特鲁德的父亲休．贝尔（Hugh Bell）继承了公司，也和她的祖父同样研究冶金学、身兼多份地方公职。一八六八年七月，格特鲁德在祖父的宅邸“华盛顿馆”（Washington Hall）中诞生。虽然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不过她和继母芙罗伦斯（Florence Bell）之间相处和睦，渡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她在十六岁时进了伦敦的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后又进了牛津大学的女子学院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就学。两年后，她成为英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获得“一级荣誉”学位的女性。在对良家妇女从事学问一事抱持着否定态度的当时，她的这份学历显得相当特出。然而，这并未替她开创出未来。

转机在旅程中降临。格特鲁德跟继母的姊姊玛丽（Mary Emma Olliffe）感情很好，而这位姨妈的丈夫弗兰克．拉塞尔塞（Frank Lascelles）是一位外交官。她的旅行与这位姨丈有很深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的姨丈被派驻到波斯担任公使的隔年，她与姨妈和表妹一起在德黑兰旅行；第一次见到的沙漠，强烈地吸引了她。她分别向东、向西出发，展开了两趟环游世界之旅。她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的日子是在旅行中渡过的。而贝尔家拥有充分的财力，足以供应她这样的生活。

其中，始终紧扣住她的心的，是沙漠、沉睡在其下的遗迹，和研究调查这些遗迹的考古学。不过，英国在考古学这门学问上的起步，大幅落后于过去拥有“学者军队”的法国，或是拥有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以自传《对古代的热情》（Selbstbiographie bis zu seinem Tode vervollstandigt, 1891）而闻名——的德国。

正因如此，英国的考古学领域刚好有这位仕女旅行家一展身手的余地。同样地，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等“新兴学问”上，情况也很类似。然而她们的旅行，不单只是富家大小姐的个人兴趣，还存在着“某种”超越其上的意义。那就是，只有置身于大英帝国中心的仕女，才会出现“白人女性的责任与义务”。例如，曾经旅行埃及的艾蜜莉．爱德华（Amelia Edwards），在将她蒐集到的藏品捐赠给伦敦大学时，也捐献了开设埃及学讲座课程的资金。

格特鲁德．贝尔也是这类仕女旅行家当中的一人。她专心投入沙漠与考古学之中，不但学习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并从大学时代挚友的兄长，也就是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馆长、考古学者大卫．奥格斯（David George Hogarth） 的身上获得了考古学的启蒙。

只是，她选择的地区、以及投身旅行的时代，并不允许她的贡献仅囿限于学问的框架之中。

◎超越仕女旅行家

一九〇四年，在巴黎学习古代美术和建筑学入门的格特鲁德．贝尔，前往美索不达米亚挖掘遗迹。一九〇五年，当她在叙利亚与安那托利亚（Anatolia）旅行之际，听到了日俄战争爆发的传闻，此事也被记载于她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著作《叙利亚纵贯纪行》（‘シリア縦断纪行’，东洋文库出版，原标题为《叙利亚：沙漠与耕地》［Syria：The desert and the sown］）之中。该书出版的同年，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缔结了英俄条约，也为两国之间的“大博弈”竞争画下了休止符。一九〇九年，她再度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旅行，拜访了巴格达（Baghdad）和摩苏尔（Mosul）。一九一一年，她则是旅行于叙利亚沙漠、调查了幼发拉底河畔的西台古国陪都卡尔凯美什（Carchemish）遗迹，发掘了无数的碑文。她初次遇见“阿拉伯的劳伦斯”——T．E．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也是在这个时候。

之后，她在皇家地理学会习得了天体观测、测量和制作地图的技术，而皇家地理学会也致赠了金质奖章给从巴格达旅行到大马士革的她。不久之后，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夫妇遭到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也和当时大多数女性一样，参加了红十字会的救援活动。

就在这时，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她收到了来自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部的邀请函，内容是希望她加入外交部阿拉伯局。因为他们认为，若要在东方战线瓦解与德国具有同盟关系的鄂图曼土耳其，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单独旅行过六趟的格特鲁德，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在开罗的军事情报部，和首席政务官考克斯一块等待她的，是大卫．奥格斯和曾经参与发掘卡尔凯美什遗迹的坎贝尔．汤普森（Reginald Campbell Thompson）等考古学者。当中也有T．E．劳伦斯。

“阿拉伯的劳伦斯”
英国军官汤玛斯．爱德华．劳伦斯。

据说年纪比格特鲁德小二十多岁的劳伦斯被派遣到中东，不只是为了考古学上的发掘调查，同时也兼负了侦察德国正在建设中的巴格达铁路的任务。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是德国推动的以铁路联结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tium，伊斯坦堡）、巴格达（Baghdad）的“三B政策”的结果；而美索不达米亚遗迹的发掘调查工作，便是在铁路经过的地点上进行。因此英国政府将考古学和大战的战略联结在一起，赋予考古学者担任情报工作的任务。

新设立的阿拉伯局，分派给格特鲁德的任务是探查阿拉伯各部族的动静，并赋予她巴斯拉（Basra）联络员、以及首席政务官特别秘书（东方事务秘书，Oriental Secretary）的头衔。约莫在相同时期，印度事务局也和外交部及军方一样，对她的经验和知识评价甚高，故与她接近，任命她为印度远征军所属联络军官。当时大英帝国唯一的女性军官“贝尔少校女士”，便如此诞生了。

这时她感觉到，英国内部对秘密策划“阿拉伯起义”以瓦解已衰落的土耳其帝国一事，态度摇摆不定，甚至形成对立。相较于阿拉伯局对于起义的成效充满了信心，印度事务局则担心会有刺激印度穆斯林的风险而反对策动起义。格特鲁德当然也根据自己以往的旅行经验，以及与阿拉伯各部族族长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拉拢他们成为伙伴的重要性。至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亲自率军起义攻克阿卡巴（Aqaba）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的立场也就不用多提了。

然而，没有直接接触沙漠和沙漠之民之经验的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官，既不像印度事务局那样否定起义，也不像阿拉伯局那样相信起义的成效。他们只是充满了怀疑。于是，英国恶名昭彰的“三面外交”便由此展开了。现在的中东，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混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英国的三面外交

一九一五年十月，英国与麦加的谢里夫（Sharif，管理者）——哈希姆家族的萨达姆（Hussein bin Ali）之间签订了密约《萨达姆—麦克马洪协定》（Hussein–McMahon Correspondence），允诺为了回报哈希姆家族对鄂图曼土耳其发动起义，将会支持他们统一整个阿拉伯（成立哈希姆王国），并将保证其独立。根据这项协定，一九一六年六月，萨达姆发动了“阿拉伯起义”。

然而，在起义前的一个月，亦即一九一六年五月，英国与法国秘密缔结了瓜分鄂图曼土耳其领土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密约的内容是让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英国的保护领，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大叙利亚则成为法国的保护领，计划将中东地区变成两国的殖民地。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英国和萨达姆之间约定的支持阿拉伯独立及其主权。这份密约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经由在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之后、掌握俄罗斯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揭露。不过在这不久之前，英国还使出第三道秘密外交手段。那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同月被揭露出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那是一封以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名义，寄给英国的锡安主义联盟（Zionist Federation）会长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的书信，内容是以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创建自己的国家，来换取犹太人对于战争的协助。这份协定与《萨达姆—麦克马洪协定》的内容完全矛盾，而英国政府本身也相当清楚。

无论是格特鲁德，还是劳伦斯，都逐渐落入了这场三面外交的陷阱之中。“阿拉伯起义”让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从内部瓦解，一九一七年三月，巴格达沦陷。隔月，为了安排伊拉克在战后由军政转向民政，格特鲁德从巴斯拉进入巴格达。一九一九年三月，以联络员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的格特鲁德，在他人介绍下初次认识了费萨尔。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同样，她也被费萨尔的人格所吸引。“阿拉伯的事，就交给阿拉伯人处理吧。”——在她的心中，业已决定了伊拉克建国方案和首任国王的人选。

一九二〇年四月的圣雷莫会议（The San Remo Conference）做出了决定，将原本被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The Mandates Commission）管理下的旧鄂图曼土耳其领土加以处置。之中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给法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交给英国，分别委由两国托管。愤怒的阿拉伯各部族，六月之后纷纷在各地起义，即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暴动。原本费萨尔应该要成为叙利亚的国王，但大马士革的民政府也在这场混乱之中瓦解了。英法两国无法平定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教训是否让英国明白，此时不应挑起阿拉伯的愤怒呢？

然而，英国并没有放弃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开罗会议中，根据格特鲁德原本的提案，决定了在英国的托管地上支持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的方针。虽然，她很清楚这将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自决产生矛盾，不过，此时她仍然相信大英帝国会为阿拉伯各部族带来光明的未来。

◎在沙漠上划下国界线

开罗会议的三个月后，格特鲁德与费萨尔一起从巴斯拉进入伊拉克境内。不过与今日相同，当时的伊拉克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是以西欧化的土耳其军队中锻炼出来的军人为中心，费萨尔虽然出身于继承穆罕默德血统的穆斯林世界名门望族，但对他们而言，终究是个“外国人”。实际上，在此之前，费萨尔不但从未踏上过伊拉克的土地，对于说着和自己不同的阿拉伯方言的伊拉克历史文化也一无所知。特别是，当时人数多达一百五十万人的什叶派（Shia），对于逊尼派（Sunni）的费萨尔抱持否定的态度。当时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大约有一百一十万人左右。不只如此，在与土耳其相接的国境地带，还有大约五十万人的库德族居住于此。

面对这样的现况，格特鲁德建议费萨尔在巴斯拉登陆之后，选择经由什叶派的据点纳杰夫（Najaf）和卡巴拉（Karbala）前往巴格达，沿途可顺道为预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国民投票进行事前疏通。格特鲁德也对费萨尔介绍了伊拉克族群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质。令她费尽心思的，是如何让伊拉克的人们错觉是他们自己选出了费萨尔一事。在这一点上，费萨尔实在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好学生。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在国民盛大的祝福之下（至少在形式上），登基为成伊拉克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只是，这完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伊拉克简图

即位后的费萨尔和他的私人顾问格特鲁德，当下所面临的课题，便是如何将在宗教、民族上都四分五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创造出“伊拉克的国民”，以及划定国界，确立伊拉克的领土范围。关于前者，英国政府似乎在一开始就考虑将人口数过半的什叶派排除在外；然而，要创造“国民”的话，根本不可能将他们摒除在外。而关于后者，最大的难关则在于划定与南方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国境。沙特阿拉伯的意思，就是“绍德家族的阿拉伯”。创始者伊本．沙特（Ibn Saud），在一九〇二年和二十名同伴占领了利雅德（Riyadh），他们是所谓的后来者，与原有的名门哈希姆家族处于对立的关系。更大的问题是，真的有办法在沙漠上划定“国界”吗？对于经常移动的沙漠之民而言，所谓的“国界”究竟是什么呢？划下这一道线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伊本．沙特的想法始终停留在固有的认知上，他反复地说道：“我统率下的贝都因人（Bedouin）移动的范围，就是我统治的疆界。”

在今日的地图上，可以看见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划下一条极其不自然的直线。这条国界线，是根据格特鲁德所提出的原始方案，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进行的阿凯尔协议（Uqair Protocol）中划定的。多年以后，虽然有些许微调，但是基本上依然沿袭着她所划下的界线。话虽如此，对这条直线的不自然之处感觉最深的，会不会就是格特鲁德本人呢？

◎庆典之后

格特鲁德骑马旅行于沙漠之际，留下了许多张她在贝都因人的帐篷中和他们交谈的照片。她深入到伊斯兰教的德尔兹教派（Druze）男性中，在《叙利亚纵贯纪行》一书中，首度记录下了他们在面纱底下的真实状态。他们称呼格特鲁德为“Khatun（贵妇人）”，相当信赖她。在这样的交流之中，她会不会相当清楚：以部族为生活单位的他们，拥有着与欧美的国民概念迥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的社会极为重视个人之间的联结，而英国主导的创建“国民国家”则是一座空中楼阁呢？在伊拉克建国这场“庆典”结束时，浮现在她脑海之中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在伊拉克博物馆设立大约一个月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深夜，她吩咐仆人在隔天清晨六点唤醒她之后，便一如平常地服下安眠药，上床就寝。隔日清晨被发现时，她早已浑身冰冷。关于她在五十八岁生日的两天前突然死亡一事，传出了各式各样的臆测。其中悄悄地说她是因为“寂寞难耐而自杀”的人也不少。不过，假若她真的是因为饱受孤独之苦而选择了死亡，那孤独的原因，也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老家破产、弟弟之死，或是与正在进行离婚协议的恋人分手之类的理由。“伊拉克建国之母”的孤独——肯定伴随着对自己深信不疑的大英帝国之失望，及涌起的深沉无奈。

一九三二年，在费萨尔国王领导之下，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之事获得认可，伊拉克王国的独立正式获得承认。隔年，费萨尔在瑞士度假中猝死，由他的儿子加齐（Ghazi）继位，但是加齐似乎似欠缺统治能力，在尚无任何建树的情况之下，便因为交通意外而过世。之后，加齐年仅三岁的儿子，在叔父的监护之下登基成为费萨尔二世（Faisal II of Iraq），经过英国留学后的一九五三年，在他成人的同时也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不过数年后，对在苏伊士运河战争（Suez War，一九五六年）中被歌颂为“阿拉伯英雄”的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产生共鸣的军人们发动了政变；费萨尔二世被逐下王位，与家族一起遭到枪杀。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随着同时发表的共和国宣言，在格特鲁德支持下、并由哈希姆家族创建的伊拉克王国瓦解了。

二〇〇三年三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及之后的混乱，唤醒了人们对格特鲁德的记忆。经由媒体的传播，全世界的人们在一瞬间就能得知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和格特鲁德所身处的时代，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我们虽然相当清楚，在今日的讯息传递中存在着扭曲和操纵，但在这种前提之下，国际舆论依然还是想得知伊拉克的真实情况。二〇〇六年秋天，和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联手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首相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英国国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将辞职下台。今日多民族化的英国社会已经和“她的时代”迥然不同。虽然如此，战后的伊拉克，却又让人觉得似乎没有任何改变……

关于伊拉克，格特鲁德曾经留下这么一段话语：

伊拉克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自己并没有正确地理解：我们到底想在这个国家做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怎么做；然而在整理问题之际，却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都不知道。

帝国大反击？

◎诺丁丘暴动与狂欢节

从伦敦的中心地区搭乘地下铁中央线，稍微向西行处，便可以到达以西印度群岛地区的移民而闻名的诺丁丘（Notting Hill）。在这个地方，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在每年八月下旬，包含银行假日在内，会举行连续三天的狂欢节。褐色肌肤上包裹着会令人联想到里约热内卢穿着鲜艳服饰的居民们，配合着毫无止歇的卡里普索小调（Calypso）和雷鬼（Reggae）之类的旋律，载歌载舞，将街头染上一整片西印度群岛的色彩。据说这个狂欢节，是欧洲的街头艺术节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所谓的狂欢节（Carnival，谢肉节），原本是基督教徒趁着在断食修行的四旬期（复活节前的四十天）禁食肉类之前，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的这段期间，尽情吃肉、狂欢的天主教节日活动。这个季节，在高纬度的英国虽然尚难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不过南半球巴西的里约正进入盛夏，灼热的太阳更大大地增添了节日的气氛。森巴的节奏非常适合夏天，所以西印度移民的庆典——诺丁丘狂欢节才会在八月举行吧？不过，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个节日的起源，是因为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种族暴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最后燃烧到诺丁丘的种族暴动，肇始于英国中部的城市诺丁汉（Nottingham）。在这个大约有三千名以西印度裔为中心的非白人移民生活的地方都市，也和同时期的伦敦一样，有被唤作泰迪男孩（Teddy Boys）的不良少年，持续对非白人居民进行袭击，亦即所谓的“黑人狩猎”。或许是因为这个状况已经到达极限，这天晚上十点左右，在酒吧里的细微口角之争，导致了非白人青年刺杀白人男性的事件，而这起事件逐渐地发展成大暴动。

“还我白色英国！”（Keep Britain White！）
1959年于伦敦召开的白人防卫同盟集会。

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在伦敦，经由电视或广播得知此事的青少年们，也就是泰迪男孩们，手持着铁管、自行车的链条或小刀等，集结到诺丁丘地区，展开了“黑人狩猎”。少年们喊着当时右派的口号——“绝不容许英国有色化！”、“黑人磙回丛林！”——一边叫喊着“处决黑人”，一边对西印度移民的住居投掷石头、砖块或是汽油弹，毫无差别地袭击行走在路上的非白人。“黑人狩猎”不久便波及到和诺丁丘齐名的西印度移民地区，也就是位于城市南边的布里克斯顿区（Brixton）和东边的哈克尼区（Hackney），暴力程度也升级了。骚动持续超过一个星期以上，在这段期间，白人暴徒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九月已经膨胀到数千人。少年们的暴力似乎一鼓作气地释放出潜于白人心中的种族偏见。白人们众口一声地呐喊着：“还我白色英国！”（Keep Britain White！）而非白人居民只能避免外出，恐惧地屏息，等待着“黑人狩猎”风暴的过去。在这期间，有五名来自牙买加的少年，也就是西印度裔居民，遭到杀害。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就这么过去了。这起事件带给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教训便是，过去的宗主国英国并不是一位“慈善的母亲”。

◎搭上香蕉船航线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前，流入英国殖民地的非白人数量并不太多。身为“英国臣民”的他们，并非《外国人身分法》所规范的“外国人”，因此拥有自由进出英国的权力。尽管如此，他们流入英国的人数却很少，原因是他们没有兴趣。当时的国际经济状态，可以为我们说明大致的情况。

根据英国议会在一八三三年通过的《废除奴隶制度法》，所有的奴隶都被解放了。在依赖黑人奴隶工作的西印度群岛甘蔗园，劳动人力由奴隶转为定期契约劳工。劳动型态发生的转变，大幅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流动形式。在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各地的移民，陆陆续续地以定期契约劳工的身分流入时，也促使加勒比海地区内部的劳动力移动日趋激烈。这个情况，遏止了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向外流出。

加勒比海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开始逆转的契机，是一八八〇年的巴拿马运河建设。因为运河建设的劳动力需求，大量来自牙买加或巴贝多等西印度群岛的人们，流向了中美洲。这种人潮流动的趋势，在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导致失业情况变得严重的一八八九年，因为法国停止运河建设工程而一度暂时中断；不过，一九〇四年，美国重启运河工程后，劳动移民便再度自西印度群岛流出，而运河完成（一九一四年）以后，又接着开始流向美国，以满足后者因为蔗糖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

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看上了牙买加在十九世纪后半起开始盛行的香蕉栽培产业，为了快速运送容易腐败的香蕉，独自开设了往来牙买加和美国之间的定期船运航线，而这日渐加深了牙买加经济对于美国的依赖。牙买加的人们，搭上这条通称“香蕉船航线”的航班前往美国。特别是自一九一一年起的十年间，因为大西洋飓风对香蕉园造成严重的损害、及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导致牙买加的香蕉栽培地区急遽贫困，因此主要搭乘香蕉船的，不是香蕉而是牙买加人。光在这十年间，就大约有三万名牙买加人移民美国，还有两万两千人移民前往蔗糖产业快速发展的古巴。

之后，美国强化了移民限制，例如在一九二四年（关东大地震的隔年），便制定了移民排斥法，在实质上全面禁止日本移民，这也连带影响了加拿大的对日政策。丧失了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地点的日本，为了解决经济不景气和人口、粮食的问题，于是逐渐转向以满蒙开拓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然而，这类的移民规则，并不适用于来自牙买加等地区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因为美国将他们算作是“英国人”，所以他们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美国。

就像这样，对身为“英国臣民”的西印度群岛人们而言，美国是比英国更贴近、更具魅力的移民地点。然而大幅改变这个状况的，是美国制定了将他们排除在“英国人”之外的《麦克卡恩—沃尔特法》（McCarran–Walter Act，一九五二年）。这项法案因为承认第一代日本移民归化为美国人，而在日本移民史上留下了记忆；不过，因为这项移民法的修正，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人数被大幅削减到每年只剩下数百名（牙买加分配到的人数是每年一百名）。从这个时瞬间起，被失业压得无法喘息的西印度群岛的人们，便渐渐地将目光投向英国。

◎帝国疾风号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为了战后复兴正需要劳动力。只是，政府方面期待的对象是“外国人”，换言之就是在这场大战中成为难民的欧洲“白色移民”。他们在违反雇用契约时，能够立即遣返母国。或许正因如此，当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搭载着四百九十二名牙买加人的帝国疾风号抵达英国时，几乎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这艘船上的牙买加人，大半都是在大战期间为英国而战的退伍士兵，这些第一代移民在抵达英国五十周年的一九九八年、诉说着关于“帝国疾风号的记忆”时，也表示当时他们自己本计划在短时间之内归国，不但自己没有回去，之后牙买加人更是爆发性地流入英国。这种情况也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来自牙买加的移民船：帝国疾风号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英国和牙买加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因为先前提到的美国修正了移民法。在一九五二年法令正式施行之前，从西印度移民到英国的人数，每年大约维持在一千人左右，然而两年后便增加到十倍，到了隔年的一九五五年更超过二十倍、增长到两万两千人左右。在战后的复兴中，英国社会也需要如此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人们对于西印度移民的反弹情绪也因此被压抑下来。

然而，一九五〇年代后半，伴随着英国经济的恶化，雇用状况出现了大幅改变。另外一方面则是：英国人一回神才愕然发现，还不到十年，“黑色肌肤”的数量便已经增加到触目皆是。人群流动时，物品、文化和生活也会跟着流动。对“黑色肌肤”的反感，从“牙买加移民地区会传出强烈的噪音”这种日常层次的生活差异感开始渐次扩散，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夏天的诺丁丘失控了。这场失控，迫使一直以来坚持“英国臣民得以自由入境原则”的政府转换移民政策。

在这不久之前，英国政府在关于“帝国遗产”的处理上，经历了惨痛的失败经验。那就是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针对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一事，英国不愿在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逐渐丧失影响力，故与法国联手策动了这场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了美苏和全世界的舆论反弹。这场令英国丧失权威的战争，其余波是过去的殖民地接连独立；再加上英国开始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也就是后来的EC）的协商，故被迫重新审视帝国的状态。它们不得不偿还“帝国的代价”。然而，问题在于偿还的方法。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议会通过了《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 Act），隔年七月一日开始施行新的移民法规。新法规定，在英国工作或定居的“英国臣民”，有义务提出劳动部所核发的雇用证明书，因此在法规正式施行之前的八个月内，大幅涌入的移民超过了十八万人。这个数字，和之前已经入境的西印度移民的数量几乎相差无几。

在那之后，对于非白人的移民规定，也因为白人的反弹而强化。一九六五年，政府对于旧殖民地的失业者，不再核发雇用证明书，而对希望就职者和其家人的审查，也变得比从前更为严格。一九六八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新的法规，规定“来自英联邦（英联邦）的移民申请者，仅限于能够证明双亲、或是祖父母是出生于英国的人”，同时也拒绝没有国协护照、仅持有独立后本国政府所核发护照的亚裔移民入境。在一九七一年更进一步限定，只有“本人或是双亲出生于英国的联邦公民”方得入境英国，从这个时期起，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锐减。

诺丁丘狂欢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组织化的。

◎狂欢节的呐喊

继一九五〇年代的西印度裔移民之后，于一九六〇年代来到英国的移民是印度裔、巴基斯坦裔、以及从独立后的非洲各国（东非地区）被驱离的亚洲人。大多数亚洲移民的英语都不甚流畅，坚守锡克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等固有信仰，形成了重视民族和血缘关系的封闭社群，不太愿意尝试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和从移民之初就展现出试图融入英国社会意志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形成了明显对比。

这份差距反映出来的，或许就是两者之间对于“大英帝国的经验”之差距。西印度裔移民的故乡，在十七世纪被纳入大英帝国以来，透过生活的种种面向，持续地进行着“英国化”。他们不但理解英语、成为基督教徒，对于英国的习惯或法律也有拥有某种程度的认知和信息。这样的帝国经验，与来自其他地区移民相较，会有“加分”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记住那场对他们而言严酷试炼的诺丁丘暴动，他们构想出来、有组织地举办狂欢节一事，也让人感受到西印度裔移民蕴藏在狂欢节中的、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英国生活下去的觉悟。

在里约的狂欢节之中，经济困窘的贫民区居民要投入全年收入的大半，才让自己在当中成为一年一度的主角。甚至还有见解指出，巴西贫富差距剧烈、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安与不满源源不绝，而阻止其爆发流血革命的，就是狂欢节。或许西印度裔移民也将同样的心愿，寄托在重现于英国的狂欢节之中。实际上，在伦敦举办的庆典，似乎正好成为西印度裔移民释放正面与负面能量的场域。

最初，“白色英国人”看着狂欢节的目光中充满了偏见。从暴动后不久到一九六〇年代之间，“诺丁（Notting）”这个字眼，被植入了民族抗争、暴力、贫困等印象，而在狂欢节创始不久的一九七〇年代，也出现了不少负面批评，说这场庆典是“西印度移民的规律性暴力”。然而，今日的狂欢节，与地区形象的提升相结合，在女王和首相的祝贺之下揭开序幕，已成为伦敦的一幅夏日风情，全然融入街景之中。他们的音乐——雷鬼和卡里普索小调，而今已是世界性的商品。

当然，英国的种族对立并未因此解决。在已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今日英国，“白色英国人”和“黑色英国人”依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前者对于后者的偏见始终如影随形。另一方面，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怀抱着与父母辈不同的烦恼。在英国出生、接受教育的他们，尽管是“英国人”，却不断遭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歧视。非白人移民和“白色英国人”结婚也会遇上同样的问题。令他们苦恼的问题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应该如何跨越这个认同上的危机？

◎“黑色英国人”的可能性

一九九八年，迎接“帝国疾风号的记忆”五十周年时，英国内部的状况，和一九六五年开始举办诺丁丘狂欢节的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是与这份记忆直接相关的第一代、第二代西印度群岛移民，已经确实地在英国社会中扎根了。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持续自问自答地思考着所谓的“英国人”意识，而这从许多庆祝帝国疾风号抵达五十周年的活动中也可以清楚得知。

在“帝国疾风号的记忆”苏醒的二十世纪末英国，究问“谁是英国人”，即是所谓的身分认同论战，相当地热烈。其中，以执文化研究这个新学术领域牛耳、出身牙买加的斯图亚特．霍尔为中心，启动了“英国再造”计划。霍尔如此说明这项计划的目标：

所谓文化多样性，并非来自于外部。所以我们要在保有“英国特质”的同时，经由内部松动，逐渐改变“英国特质”本身。

问题在于，透过以“英国人”的身分将来自旧殖民地的非白人、非欧洲人移民拥入怀中的形式，“英国特质”本身要怎样才能将移民的经验和价值观内化呢？

发人深省的是，霍尔等人尝试重新建构的“英国特质”不问“白人特性”。以往，借由“英国特质”一词来呈现的英国人身分认同，基本上所想像的“英国人”都是“白人”。然而，在非白人移民已在英国定居的二十世纪末，已经不可能继续在“英国人”身上主张“白人特性”，因为“奥林匹克国家代表队中，肯定有黑色脸孔”。就如同霍尔锐利指出的那样：“而今，拥有黑色的皮肤，是英国人的正常样貌之一。”

二十世纪末的身分认同论战，可说是为试图重建“黑人身分”的霍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良机。因为将重新建构而成的“英国黑人”包含在内，“英国特质”将会被重塑。“帝国的遗产”，让“英国人”意识的变革成了当务之急。

此处所说的“黑人”，包含了西印度裔、非洲裔、亚裔等英国境内的所有非白人移民。霍尔说，在他进入牛津大学就读而离开牙买加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是“黑人”。据说他在牙买加的祖母能够分辨出十五种“褐色”皮肤，因此他的祖母不可能将他们统称为“黑人”。霍尔在进入大学后，才知道英国是一个将黑色和褐色一视同仁的世界。然而，目标在以“黑人”为核心构筑新社群的霍尔，现在还必须面对“黑人”内部逐渐滋生的数道裂痕。特别是在英国社会中已顺利地拥有了容身之处的西印度裔黑人，和并非如此的亚裔黑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的移民）之间的深刻对立。霍尔之所以会将重新建构“英国黑人”这个新身分认同作为目标，便是期待它对于变得复杂化的移民社群之再生，能带来正面的作用。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自己到底应该忠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因为二〇〇五年七月发生的“伦敦七七爆炸案”而变得更为复杂。一个热爱板球的巴基斯坦移民第二代、感觉就是个“极其普通的英国人”青年，竟打算无差别地杀死英国人。他希望效忠的对象并不是英国一事，再度抛出了“我们英国人”到底是什么这个令“英国人”感到苦恼的问题。而这并不是透过单纯的移民法规就能够解决的。

这样的状况之下，霍尔等人的“英国再造”计划能够开拓出何种可能性呢？

结语为何今日我们会想谈论“帝国”？

英国皇家徽章
盾面上两组三只金狮象征英格兰，红狮象征苏格兰，竖琴象征北爱尔兰。两侧是代表英格兰的狮子和代表苏格兰的独角兽。盾徽周围的圈饰用古法语写着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怀邪念者蒙羞”）。

◎帝国的氾漤

近来，在我们的周边处处充满了“帝国”这个字眼。除了报纸或杂志的标题之外，就连陈列在书店的书本标题也明显反映出这个现象。如：安东尼奥．纳格利（Antonio Negri）与麦可．哈德（Michael Hardt）合着的《帝国》（Empire）、史蒂芬．豪（Stephen Howe）的《帝国》（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的《浅谈帝国》（Empire lite: Nation-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nd Afghanistan）、藤原归一的《民主的帝国》（‘デモクラシーの帝国’）；还有人口学者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与社会学者保罗．吉罗（Paul Gilroy）的著作，巧合地也都分别以《帝国之后》为标题。[1]“帝国”也不分领域地昂首阔步在学术世界。为何今日我们会想谈论“帝国”？

今日的帝国论，大多数意识到的是现代版的“帝国”，也就是今日的美国。“帝国”一词，被当作是谈论冷战体制瓦解后、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关键字，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在国际政治的世界中被频繁地使用。而让这个现象变得表面化的，则是发生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美国恐怖攻击事件。将美国解读成“帝国”的论述，以缠绕着这个日期的记忆作为媒介，同时以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战争作为佐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而似乎颇为各地所接受。

在这个理解美国“帝国”的过程中，经常被频繁引用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帝国——大英帝国。美国抵抗大英帝国，发动战争脱离帝国，成为独立国家。之后，大英帝国不论是在肯定或否定两方面，都经常成为美国的参考轴。《成为共和国，而非帝国》（A Republic, Not an Empire: 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 1999）的作者派屈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自我警惕地写道：“今日的美国，正在大英帝国曾经走过的道路上，逐渐迈向同样的命运。如果美国不想以大英帝国结束二十世纪的方式，结束二十一世纪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从历史当中学习教训。”于是乎，借由“帝国”这个字眼，便轻而易举地串联起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在诸如此类的国际情势交相作用之下，大英帝国是现代全球主义（Globalism）重要的前史一事，也更加受到强调。不持有正式的领土，所以也没有领土扩张之实，而是经由扩大压倒性优势权力关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上）以强化对他国的影响力，同时高揭着“自由、解放”的旗帜对他国进行干涉；美国的这类手法，总会让人联想起过去大英帝国以“非正式帝国”的模式，将拉丁美洲各国、鄂图曼土耳其和中国等政治独立的国家纳入伞下的状况。最近也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将独立后的美国逐步向中西部扩张，成为纵横北美大陆国家的这个行动本身，视为是美国的“帝国野心”。

帝国的存在，确然超越了时代。

◎为了找回属于英国人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在帝国的“本家”英国，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这段时间里，也前所未有地唤醒了整个社会对于“帝国的过去”之关心。不只是重新书写帝国史，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增加了。历史研究的成果能够回馈于社会，本身固然令人感到欣喜；然而令人在意的是，其中明显地透露出对于过去采取肯定评价的态度。像是“为何迄今我们依然需要帝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二〇〇二年四月七日），抑或像是“我们已经不需要道歉了”（《BBC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二〇〇三年三月）。

这个趋势的背后，存在着对于“何谓英国人”这个身分认同的议论。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将于二〇〇七年迈向三百周年的倒数计时之际，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这个“新欧洲”的抬头，让苏格兰人有了重新审视“身为联合王国一员”的意义和价值的机会。一九九九年，在拥有独立议会的苏格兰，提倡独立的民族党声势逐渐上扬。此外，二〇〇五年七月“伦敦七七爆炸案”的实行犯——巴基斯坦裔的青年，计划无差别地杀害同样的“英国人”的事实，更加深了英国社会的苦恼。

到底何谓“英国人”？该如何找回那一份整体感？在身分认同危机之中所浮现出来的，即是联系着联合王国的真实过去，也就是大英帝国的存在。

◎帝国并不良善？

二〇〇三年的年初，英国的电视台第四频道（Channel 4）播放了连续六集的系列节目《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节目中毫不保留地展现出“英国人”建构的帝国所带来的贡献。如：英国的帝国统治，让议会制民主主义在全世界扎根；印度的名校、大学、官僚、陆军、媒体等，全部都是英国模式；透过自由贸易，带来物品、人和资本的流动，废除奴隶贸易制度并创造出自由的劳动力；建构起邮政和海底电缆等近代通讯网络。还有最大的输出品——英语的贡献。虽然有些小小的战争，但全然不足以与大英帝国为世界所带来的全球和平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担任节目总监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才会要求“现代的帝国”美国得要更有“帝国的风范”，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安定，必须要实践过去大英帝国所达成的任务。

二〇〇四年五月上旬，弗格森应邀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闻名的国际问题专门组织），他在演讲开场时说道：“伊拉克战争，只是迈向美国帝国的第一步。”现场的听众（保守和自由两阵营的政治家、智库和新闻记者们），首先只是对他投以冷笑，接着便嘘声大起。

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一则在这场委员会召开不久前就传遍全世界的新闻。那就是美军（以及英军）在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方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俘虏的事件被揭发。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第一则关于这个经由内部告发而曝光的虐囚事件的新闻，是在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天后，《纽约客》杂志刊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报告书，暴露出虐囚事件是军方组织的整体行为。报告书全部多达六千页，描述了美军对于伊拉克俘虏的荒谬而且残酷的虐待行为（包括性虐待）。对媒体公开的内容虽然只有五十三页，但也足以推翻弗格森主张“帝国是良善的”这种论述的说服力。被公开在电视和网络上的几张照片，几乎会让人忘记（即便只是暂时性地），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这个监狱拷问和处决反政府势力人士的记忆，显露出了“帝国”的愚蠢。

在这个时间点进行演讲的弗格森，在被要求针对虐待俘虏事件发表意见时，还如此说道：“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士兵和宪兵对伊拉克俘虏所做的事，跟美军平常对新兵的待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演讲在此被打断了。

◎谈论帝国的意义

今日在英国社会依然持续进行的身分认同议论，对英国人而言并非是初次经验。从这个岛国开始向大海的彼方寻找出路以来，在帝国重组的过程之中，这已是多次反复经历的作业了。丧失美洲时、将非洲和印度纳入怀中时、白人殖民地自治领的独立倾向增强时、非白人殖民地相继独立时、以及一九九七年在香港降下英国国旗时，总会出现这个问题：“随着帝国的丧失，我们失去了什么？”发生在大海彼方的事件，迫使英国人不断地修正“英国特质”。换句话来说，位在帝国中心的“英国人”，可谓是持着手上的镜子映照着发生在殖民地的事件，并以他们为“他者”型塑出“自我”的形象。

此事让我们察觉到，在殖民地的实际状态和统治的现实之外，大英帝国还有想像和印象的问题。手上的镜子会映照出什么，取决于拿着镜子的人。而这正是将帝国的过去，视为是“英国人的经验”来加以理解的意义之所在。他们在举起的镜子当中看见了什么，又想着什么？而今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只有将目光投向这些经验的细节、仔细地侧耳倾听并且具体地述说，以及将这些“英国人的经验”所带来的意义，与同样由帝国所提供的其他经验互相比较，思考其中的差异。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近来对于过往奴隶贸易的“道歉”问题，也是这些经验的映照。尝试着让不同的经验进行对话，让我们已经不能只说英国是“废除奴隶贸易的博爱主义帝国”了。正因为如此，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底，首相布莱尔才会对这个国家历史上造成的奴隶贸易，在口头上表达了“遗憾之意”。只是，那是对什么而言的“遗憾”？纯然只是加深了国民的困惑。

问题到底该从何谈起，又该谈什么、怎么谈？这不只是大英帝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帝国的共通问题。正因为这个共有的课题，故而将不同的帝国进行比较和对话，也将诞生出新的可能性，让帝国史有机会掌握住探讨单一国家历史时所无法掌握的事物。我相信，这些对话，将会是尝试超越帝国的开始。

1. 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的著作为Après l'empire -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保罗．吉罗（Paul Gilroy）的著作则是After Empire ―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后记

当试着在网际网络的搜索网页上键入“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像（statue）”等三个英文单字时，瞬间就会出现世界各地的地名。将“像”换成城市、街道或公园等单字，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全世界都镂刻着维多利亚女王之名，那是在她的统治时代迎向全盛期的大英帝国，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样貌。

然而，该如何书写那样的“帝国故事”呢？关于大英帝国，早已经累积了数不尽的研究，还有新的成果持续地堆叠。特别是在“帝国”这个字眼氾漤的近日，帝国史研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根本不可能将这些内容全部整合在一本四百页左右的书中。那么我应该写些什么呢……

推动我以“帝国的经验”这个构想进行书写的，就是令现代英国持续苦恼的认同危机。决定自己是谁的，是个人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自己是谁的意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于是，在英国从岛国扩张成为帝国的过程中，又以何种方式刻印下了什么？在我正稍微可以看见点什么的时候，眼前又重叠上布莱尔首相和英国国民环绕伊拉克战争的是非鸿沟愈发加深的影像。再加上，二〇〇五年七月“伦敦七七爆炸案”的冲击。今日的英国，虽然对于帝国的过去感到迷惑，但仍然尝试在那段过去中找回失去之物。如果说正是这样的英国，为我的“帝国故事”带来了轮廓，会不会太过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编织的“帝国故事”中，我也想试把重心放在今日的英国人所执着的“英国特质”上。女王、红茶、万国博览会、大英博物馆、童子军……“放手美国的经验”、废除奴隶贸易运动，还有如此众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仕女旅行家，这都是只有在大英帝国才可能发生的事。而意识到联合王国今日的“龟裂”，也让我思考到丧失美洲与联合王国重组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描述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放手殖民地的经验，对于以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期（正好是日本的明治时代）这段时期为专业研究的我，是一大难题；不过，伊拉克战争后的混乱和关于身分认同的议论，也成为敦促我的力量。

本书在进行校对时，出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据说，英国教育大臣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明确表示，考虑规定学校有义务针对十六岁以下的学生教授“英国特质”，因为学校教育必须要率先挺身而出，为“何谓英国人”的议论寻求解决之道。教育大臣居然想要让“英国特质”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直到最近全英国的学校都还没有共通的课纲呢！在学校里学习到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教育大臣的这段发言，让人感觉仿佛就像是日本的爱国心论战。所有的国家，都会有相同的困惑吗？

虽然不在此逐一列举出在草稿阶段为我提供建议的友人们的名字，但我衷心地感谢诸多帮助我的前辈、友人、以及后辈们。他们锻鍊了我观看帝国的目光。包含他们在内，与许许多多的“帝国故事”以及它们的作者之间进行对话，是我今后重要的工作。而掀开本书的读者，若能涌现出想和我的“帝国故事”进行对话的感受，那就是我最感到欣慰的事了。

井野濑久美惠
二〇〇七年一月

学术文库版后记

自从二〇〇七年，我以“为何今日我们会想谈论‘帝国’？”这个问题为本书作结以来，迄今已经过了十年的岁月。在这里，包括这个问题的反思在内，我想先试着回顾过去这十年的状况。

◎从认同危机到脱欧

正如本书所述，“帝国的过去”除了与联合王国的重组密不可分以外，也总是伴随着对“英国国民”的创造与再创造。特别是在本书执笔的二十一世纪初期，英国国民正陷入严重的认同危机之中。“我们到底是谁？”当这样的自问萌生之际，能够轻柔地将生存在这个“不统一的联合王国”当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就只有“帝国的过去”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从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两场庆典所见，过去英国王室所要创建的新“传统”，也是与帝国之间的链接。然而，现今的英国之所以会受到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不断摇撼，也是因为这样的过去。

人们会透过自身的经验，来追寻“我们到底是谁”的答案；这时，过去就成了映照现在的“镜子”，而在这镜中会映照出什么，全看如今持镜的自己而定。当自己身历其中的现实产生转变，看过去的眼光也会随之不同。因此，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流动的。

就近代以来的英国而言，当人们用手边的镜子看着殖民地所发生的种种同时，也将作为“他者”的“自我形象”加以融合在其中。不论是随着美洲丧失导致移民流向转变之际、或是对南非战争充满狂热之际，人们总是在这样的双向性质当中，摸索着“自己是谁”的答案。正因如此，不只是殖民地的真实状态与统治的现实情况，根据这些事物编织出来的“想像的帝国”，也一直都是“大英帝国的经验”之中相当重要的成分。

就在本书执笔的十年后，国民愈来愈难以描绘出自身形象的联合王国，其内部的分裂状况变得更加明显。二〇一四年的苏格兰公民投票，虽然以些微的差距阻止了联合王国的分裂，但二〇一六年的脱欧公投，（又一次）以些微差距由赞成脱欧派居于上风，对世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朝向“脱欧”（Brexit）迈进的英国社会内部，持续发展中的新“阶级对立”，也变得愈发鲜明。

好比说，各位是否知道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词汇“chav”？这是个对劳工阶级的蔑称，也是歧视用语。嫌恶这个族群的“chav hate”现象，在英国也已经扩散了十年之久。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的欧文．琼斯（Owen Jones），他的著作《Chavs》的副标题，叫做“The Demoniz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对劳工阶级的妖魔化）。从demon（恶魔）衍生出来的demonization（妖魔化），清楚呈现了社会菁英与中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深刻嫌恶。二〇一一年甫付梓便成为畅销书的本书，清楚呈现了当今英国充满阶级落差、断裂、分裂、误解与信息扭曲，“民粹主义”到了无可收十地步的社会现状。

◎“帝国的过去”已经淡化了吗？

对于正因认同危机的结果——脱欧交涉而饱尝艰辛的英国来说，“帝国的过去”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〇〇七年以后，和这样的过去有关、且应该加笔描述的事件，并不只有脱欧一件而已。

二〇一三年王位继承法修正，从原本的男子优先变成不问性别、长子（女）优先，在王权上达成了性别平等。本书执笔时还不知将止于何际的斯里兰卡内战，在二〇〇九年五月，由“泰米尔．伊拉姆勐虎组织”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发表了终结宣言。可是，超过二十八万人的国内难民问题，以及政府军警对泰米尔人的暴力迫害现状，却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在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伊拉克战争的“借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美国欧巴马总统发表了要将美军完全撤出、正式结束伊拉克战争的宣言。这一年，中东掀起了以民众为主的非暴力民主化运动“阿拉伯之春”，它的未来走向如何，至今仍不明朗。

试图重新将英国定义为“多文化社会”的斯图亚特．霍尔于二〇一四年逝世，同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以对赛克斯─皮科协定（一九一六年）的反抗为借口，激进派组织“IS（伊斯兰国）”正式诞生。呼应这个组织，伊斯兰激进派的恐怖行动在全世界各地扩散开来，面对蜂拥而至的叙利亚难民，欧洲各国排斥移民的动作变得愈发明显。自二〇一〇年前后开始，迄今为止的极右政党“英国国家党”（BNP）遭到取代，高喊脱欧的“英国独立党”（UKIP）迅速兴起，在二〇一四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更跃升成为国内第一大党。

就在这样的动向当中，“想要谈论帝国”的氛围在英国内外也产生了变化；它不只是会将国民认同联系起来，甚至也会对分裂产生推波助澜的效果。“EU之外，世界都是我们所有，而国协正是最灿烂的花朵”；如此高唱的UKIP，在支持脱欧的最深处，其实展现的是对帝国的乡愁，并以此对留欧派进行强烈的抵抗。然而，也有人认为，脱欧也好、反移民也好、包含恐怖活动在内、充满暴力的今日世界也好，都是不必回溯考量“帝国的过去”的“现代问题”。若真是如此，那么对构成联合王国的多样性“国民”、或是对脱欧目光冷淡的前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人民而言，“大英帝国的经验”真的是已经淡化的过往记忆了吗？

◎“战争国家”鸣响的“知识军事化”警钟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最大的理由是，这十年间持续演进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化”。

对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化”，除了有两次世界大战——于二〇一四年迎向一百周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以及二〇一五年迎接终战七十周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的记忆作为强大驱动力以外，“帝国的过去”也成为一把崭新的手术刀。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种种纪念仪式的发起，包括由多国籍士兵组成的西线实际情况在内，崭新的事实陆陆续续被发掘出来。做为这场战争最大特征的“总动员体制”，其实际状况与机能，以及深刻的来龙去脉，也被多方面、多层次地持续揭露出来。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正式展开的科学、技术军事化，在这之后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就了战场之外的众多牺牲者。关于这件事，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在谴责负责开发的科学家之余，也曾不只一次提及。

英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发动了帝国总动员体制，关于这一体制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现在也有和以往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二十世纪的英国，迄今为止一直被讲成是为衰退而苦恼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产官学联手、不断朝着军事科学技术开发迈进的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当这样的事实暴露在阳光下时，英国人那种“我们和德国人不一样”的自负，顿时被粉碎得无影无踪。科学技术的总动员体制，和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不管看不看得见，）持续推进的现代日本“知识军事化”，也有密切的关系。

为蕴含军事逻辑的巨大科学之失控鸣响警钟，是历经“三一一”大地震的日本之使命；而肩负起这种角色的，理所当然应该是历史学。但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与人文科学，从“社会需求（有用或是无用）”这方面来说，乃是暴露在全球性的压力之下，因此与科学和技术的对话，迟迟未能获致进展。

◎遗骨唤醒的“帝国的过去”

另一方面，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见，DNA鉴定技术的进步，对有关奴隶制度的“大英帝国经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只要简单的一套DNA鉴识工具，就能弄清楚自己的祖先是从非洲的哪个港、搭上什么名字的奴隶船、又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哪个港下船。这样的追寻在和世界各地为了要回在违反自由意愿下，遭到任意甚至强制被夺走的祖先遗骨与遗物、民用器具等文化遗产的运动相互呼应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沉默无声者发声的强力后盾。

另一方面，在因怀抱对博物学的热情而不断追寻世界各地的珍稀事物，并将入手的收藏品陆续运回本国的欧洲诸国中，也有很多收藏或是展示这类遗骨遗物的场所。在英国的大学和博物馆里，直到现在仍然收藏有很多包括南非的祖鲁人、肯尼亚的奇库尤人、澳洲的毛利人等，与“帝国的过去”相关的遗骨乃至身体的一部分。这些被当作“科学研究与调查”的对象、不抱任何疑问地被收藏在“这些地方”的遗骨和身体，开始被视为问题，不过是最近的事罢了。比方说，经过南非政府与法国政府的交涉，终于在二〇〇二年，将在十九世纪初期称为“Hottentot Venus”、在巴黎和伦敦被当成展示品的科伊科伊族女子莎提．巴特曼（Saartjie Batman）身体的一部分及骨胳标本，送回故乡东开普的村落加以安葬。大英博物馆和自然史博物馆在二〇〇六年同意归还毛利族人的遗骨，之后也在二〇一一年归还了托雷斯海峡群岛（位在澳洲与新几内亚岛之间）原住民的遗骨。运到柏林的爱奴族遗骨，在历经一百三十八年后终于得以归还……对日本而言，不能不关心的事情正在持续发生。

眼见这些动向，令人不禁想起“帝国的过去”，正在各处持续觉醒。不只如此，这些过去并不如亡灵般，让人感到可怖。对于曾是奴隶的祖先的补偿问题，正在现实中不断上演；而关于遗骨或是身体的归还问题，应该也会渐渐作为外交手段，被利用在政治上吧！关于这些事情，除了科学与技术的层面以外，将科学与技术者引导到“与过去的对话”当中，也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尽管如此，在这篇后记中，其实无法道尽的事物还有很多。关于“帝国的过去”，乃是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迫在眼前的课题。关于这个课题，我也会磨亮手边的镜子，希望今后能够更加确切地对它进行思考。

我在此由衷祈愿，透过这次的文库化，能够和各位新读者展开对话。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井野濑久美惠

参考文献

关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制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故而在此想以文化为中心，介绍一些比较容易阅读的日语文献。

◎整体概说

▼下列两本著作将有助于掌握大英帝国的整体面貌。

〇ジャン．モリス‘パックスブリタニカ——大英帝国最盛期の群像’上下（Jan Morri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讲谈社　2006年

〇北川稔．木畑洋一编‘イギリスの历史——帝国＝コモンウェルスのあゆみ’有斐阁アルマ　2000年

▼下列三本著作，皆从文化观点提出观看帝国的方式，颇发人深思。

〇エドワード．サイード‘文化と帝国主义’全2巻（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大桥洋一訳　みすず书房　1998-2001年

〇デヴィッド．キャナダイン‘虚饰の帝国——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からオーナメンタリズムヘ’（Davi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平田雅博．细川道久訳　日本経済评论社　2004年

〇正木恒夫‘植民地幻想’　みすず书房　1995年

▼下列著作认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非工业性格，故而关注于伦敦城（City）的金融服务业，呈现出对于帝国经济的新见解。

〇P．J．ケイン＆ A．G．ホプキンズ‘ジェントルマン资本主义の帝国’Ⅰ、Ⅱ（Peter Joseph Cain & Antony Geral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竹内幸雄他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7年

▼下列两本著作简单明了地整理出了过往对于欧洲帝国主义的研究及方法。

〇アンドリュー．ポーター‘帝国主义’（Andrew Porter, European Imperialism, 1860-1914）福井宪彦訳　岩波书店　2006年

〇历史学研究会编‘帝国への新たな视座——历史研究の地平から’　青木书店　2005年

▼以下为正式且最新的大英帝国史研究。此外，关于牛津版的《大英帝国史》，因为被批判以白人男性中心，故而针对性别、黑人的经验、爱尔兰、传教等等主题，发行了续编（Companion Series）。

〇Winlliam Roger Louis (general edittor),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5 vols. Oxford UP,1998-99.

〇Kathleen Wilson (ed), 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660-1840, Cambridge UP, 2004.

〇秋田茂．木村和男．佐々木雄太．北川胜彦．木畑洋一编‘イギリス帝国と20世纪’全5巻　ミネルヴァ书房　2004─2009

◎帝国的地区与移民

▼以下著作可得到关于本书未能充分涉及的各个地区的看法和概观。

〇リチャード．キレーン‘図说．スコットランドの历史’（Richard Killeen, A Short History of Scotland）岩井淳．井藤早织訳　彩流社　2002年

〇波多野裕造‘物语　アイルランドの历史’　中公新书　1994年

〇木村和男‘カヌーとビーヴァーの帝国——カナダの毛皮交易’　山川出版社　2002年

〇木村和男‘カナダ历史纪行’　筑摩书房　1995年

〇藤川隆男‘オーストラリア历史の旅’　朝日选书　1990年

〇沢井淳弘‘ニュージーランド植民の历史——イギリス帝国史の一环として’昭和堂　2003年

〇吉冈昭彦‘インドとイギリス’　岩波新书　1975年

〇加藤祐三‘イギリスとアジア’　岩波新书　1980年

〇浜涡哲雄‘英国绅士の植民地统治——インド高等文官への道’　中公新书 1991年

〇本田毅彦‘インド植民地官僚——大英帝国の超エリートたち’　讲谈社选书メチエ　2001年

〇水野祥子‘イギリス帝国からみる环境史——インド支配と森林保护’　岩波书店　2006年

〇宫本正兴．松田素二编‘新书アフリカ史’　讲谈社现代新书　1997年

▼移民相关

〇山田史郎他‘移民’（近代ヨーロッパの探究①）　ミネルヴァ书房　1998年

〇北川稔‘民众の大英帝国——近世イギリス社会とアメリカ移民’　岩波书店　1990年

〇カービー．ミラー＆ポール．ワグナー‘アイルランドからアメリカへ——700万アイルランド人移民の物语’（Kerby Miller & Paul Wagner, Out of Ireland: the Story of Irish Emigration to America）茂木健訳　东京创元社　1998年

※也希望大家可以观赏“The Hanging Gale”(1995)这一部以“土豆饥荒”为背景所拍摄的DVD影集，剧中铺陈出了为守护农场和家人的四兄弟，与爱尔兰的命运交叠的四段生命历程。

◎丧失美洲与联合王国重组（第1、2章）

▼本书是透过大量的文件和图像解读“英国人”意识的历史起源，并引燃了现代英国的身分认同议论的畅销作品。

〇リンダ．コリー‘イギリス国民の诞生’（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川北稔监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0年

▼阅读本书将会理解酿成美国独立革命的大英帝国和联合王国的文化和思想关系。

〇P．J．マーシャル＆グリンデュア．ウィリアムズ‘野蛮の博物志——18世纪イギリスがみた世界’（P. J. Marshall ＆ Glyndwr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大久保桂子訳　平凡社 1989年

〇J．G．A．ポーコック‘徳．商业．历史’（J.G.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田中秀夫訳　みすず书房　1993年

〇デイヴィッド．アーミテイジ‘帝国の诞生——ブリテン帝国のイデオロギー的起源’（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平田雅博他訳　日本経済评论社　2005年

▼下列著作分析了让十八世纪的战争得以遂行的军事财政国家的诞生及其意义，提出了兼具重税与集权化的国家概念，大幅地改变了过往的历史想像。

〇ジョン．ブリュア‘财政=军事国家の冲击——戦争．カネ．イギリス国家1688-1783’（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大久保桂子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3年

▼本书简单明了地从英国的观点描述了独立战争。

〇友清理士‘アメリカ独立戦争’上下　学研M文库　2001年

▼本书以“最忠实的叛乱者”的副标题，精准地说出了芙萝拉．麦克唐纳的人生。书中简单明了地描述了在日本鲜有人知的芙萝拉的人生。

〇Hugh Douglas, Flora MacDonald: The Most Loyal Rebel, Stroun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2003.

◎奴隶贸易与相关记忆（第4章）

▼参照下列书籍所提供的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整体轮廓，将可了解其来龙去脉。

〇エリック．ウィリアムズ‘资本主义と奴隶制——経済史から见た黒人奴隶制の発生と崩壊’（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山本伸监訳　明石书店　2004年

〇池本幸三他‘近代世界と奴隶制——大西洋システムの中で’人文书院　1995年

〇平田雅博‘内なる帝国．内なる他者——在英黒人の历史’晃洋书房　2004年

▼下列著作分析了据说是唯一成功的奴隶革命的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起义的八月二十三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国际纪念日。

〇C．L．R．ジェームズ‘ブラック．ジャコバン——トゥサン=ルヴェルチュールとハイチ革命’（増补新版）（C.L.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青木芳夫监訳　大村书店　2002年

▼下列著作皆运用了最新资料（包含黑人保皇派），在关注奴隶的主体性的同时，也以纪实写作风格呈现了奴隶贸易以及那一段记忆。

〇Adam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Prophets and Rebels in the Fight to Free an Empire’s Slaves,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5.

〇Simon Schama, Rough Crossings: Britain, the Slav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BBC Books, 2005.

〇Elizabeth Kowaleski Wallace,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and Public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以一七八八年的布里斯托作为舞台的电视剧原着，也发行了录像带。

〇Philippa Gregory, A Respectable Trade, Touchstone Books, 2007(reprint).

▼关于本书未触及的穆斯林世界的英国奴隶，请参考下列的著作。

〇ジャイルズ．ミルトン‘奴隶になったイギリス人の物语——イスラムに囚われた100万人の白人奴隶’（Giles Milton, White Gold: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omas Pellow and North Africa’s one Million European Slaves）仙名纪訳　アスペクト　2006年

◎物品与娱乐（第5、7章）

▼关于大英帝国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商品，请参考以下著作。

〇角山荣‘茶の世界史——绿茶の文化と红茶の社会’中公新书　1980年

〇臼井隆一郎‘コーヒーが回り世界史が回る’中公新书　1992年

〇川北稔‘砂糖の世界史’岩波ジュニア新书　1996年

〇シドニー．W．ミンツ‘甘さと権力’（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川北稔．和田光弘訳　平凡社　1988年

〇和田光弘‘タバコが语る世界史’山川出版社　2004年

▼在思考因为来自帝国的物品和富裕而改变了样貌的英国人的生活、娱乐和世界观时，以下的著作会很有帮助。

〇松村昌家‘水晶宫物语——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1851’リブロポート　1986年

〇リン．バーバー‘博物学の黄金时代’（Lynn Barber, The Heyday of Natural History, 1820-1870）高山宏訳　国书刊行会　1995年

〇川岛昭夫‘植物と市民の文化’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 1999年

〇R．D．オールティック‘ロンドンの见世物’（Richard D. Altick, The Shows of London）全3巻　小池滋监訳　国书刊行会 1989-1990年

〇L．C．B．シーマン‘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ロンドン’（L.C.B. Seaman, Life in Victorian London）社本时子．三ッ星坚三訳　创元社　1987年

〇ピアーズ．ブレンドン‘トマス．クック物语——近代ツーリズムの创始者’（Eric Williams, Thomas Cook: 150 Years of Popular Tourism）石井昭夫訳　中央公论社　1995年

〇富山太佳夫‘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の世纪末’青土社　1993年

〇井野瀬久美惠‘大英帝国はミュージック．ホールから’朝日选书　1990年

▼下列著作是与戈登将军同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留下的，对于埃及的穆斯林改革与爱尔兰自治的关心和珍贵纪录。

〇W．S．ブラント‘ハルツームのゴードン——同时代人の证言’（Wilfrid Scawen Blunt, Gordon at Khartoum）栗田祯子訳　リブロポート　1983年

◎维多利亚女王（第6章）

▼同时阅读以下三本著作，能够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有具体的理解。

〇川本静子．松村昌家编‘ヴィクトリア女王——ジェンダー．王権．表象’ミネルヴァ书房　2006年

〇スタンリー．ワイントラウブ‘ヴィクトリア女王’上下（Stanley Weintraub, Victoria）平冈绿訳　中央公论社　1993年

〇古贺秀男‘キャロライン王妃事件——〈虐げられたイギリス王妃〉の生涯をとらえ直す’人文书院　2006年

▼以下关于莎拉．福布斯．博内塔的翻译作品是以童书的形式发行。

〇ウォルター．ディーン．マイヤーズ‘サラの旅路——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を生きたアフリカの王女’（Walter Dean Myers, At Her Majesty’s Request: An African Princess in Victorian England）宫坂宏美訳　小峰书店　2000年

▼以下著作重新思考了“致赠圣经给非洲国王的维多利亚女王”之形象。

〇井野瀬久美惠‘黒人王、白人王に谒见す——ある絵画のなかの大英帝国’山川出版社　2002年

▼以下著作将有助于掌握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整体面貌。

〇G．M．ヤング‘ある时代の肖像——ヴィクトリア朝イングランド’（G.M. Young,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松村昌家．村冈健次訳　ミネルヴァ书房　2006年

〇高桥裕子．高桥达史‘ヴィクトリア朝万华镜’新潮社　1993年

〇ヘンリー．メイヒュー（ジョン．キャニング编）‘ロンドン路地里の生活志——ヴィクトリア时代’上下（Henry Mayhew; edited by John Canning, The Illustrated Mayhew’s London: The Classic Account of London Street Life and Characters in the Time of Charles Dickens and Queen Victoria.）植松靖夫訳　原书房　1992年

▼以下著作将有助于理解维系大英帝国整体秩序的皇家海军和外交。

〇田所昌幸编‘ロイヤル．ネイヴィーとパクス．ブリタニカ’　有斐阁　2006年

◎帝国与女性（第8章）

▼下列著作从女性观点重新审视了过往的帝国史。

〇D．ミドルトン‘世界を旅した女性たち——ヴィクトリア朝レディ．トラベラー物语’（Dorothy Middleton, Victorian Lady Travellers）佐藤知津子訳　八坂书房　2002年

〇マーガレット．シュトローベル‘女たちは帝国を破壊したのか’（Margaret Strobel, European Women and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井野瀬久美惠訳．解题　知泉书馆　2003年

〇川本静子‘ガヴァネス（女家庭教师）——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余った女〉たち’　中公新书　1994年

〇井野瀬久美惠‘女たちの大英帝国’讲谈社现代新书　1998年

〇井野瀬久美惠‘植民地経験のゆくえ——アリス．グリーンのサロンと世纪転换期の大英帝国’　人文书院　2004年

▼两位没有日文传记的人物之英文文献如下。

〇Janet & Geoff Benge, Mary Slessor: Forward into Calabar (Christian Heroes: Then & Now), Seattle:YWAM, 1999.

〇Jane Robinson, Mary Seacole: The Most Famous Black Woman of the Victorian Age,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大英帝国的衰退与现代（第9、10章）

▼下列著作将有助于概观布尔战争。

〇冈仓登志‘ボーア戦争’　山川出版社　2003年

▼以下著作着重于童军运动的历史脉络分析。

〇ウィリアム．ヒルコート‘ベーデン-パウエル——英雄の2つの生涯’（William Hillcourt, Baden-Powell: The Two Lives of a Hero）安斎忠恭监訳　1992年

〇井野瀬久美惠‘子どもたちの大英帝国——世纪末、フーリガン登场’　中公新书　1992年

▼以下三本著作描述了格特鲁德．贝尔的人生与伊拉克建国之间的联结。

〇ジャネット．ウォラック‘砂漠の女王——イラク建国の母ガートルード．ベルの生涯’（Janet Wallach, Desert queen: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Gertrude Bell）内田优香訳　ソニーマガジンズ　2006年

〇田隅恒生‘荒野に立つ贵妇人——ガートルード．ベルの生涯と业绩’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5年

〇阿部重夫‘イラク建国——“不可能な国家”の原点’　中公新书　2004年

▼以下著作会令人思考起缠绕着二十世纪去殖民地化的英国的帝国阴影。

〇木畑洋一‘支配の代偿——英帝国の崩壊と“帝国意识”’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7年

〇佐々木雄太‘イギリス帝国とスエズ戦争——植民地主义．ナショナリズム．冷戦’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7年

〇后藤春美‘アヘンとイギリス帝国’　山川出版社　2005年

〇浜井祐三子‘イギリスにおけるマイノリティの表象’　三元社　2004年

〇スチュアート．ホール他‘カルチュラ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诸问题——谁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必要とするのか?’（Stuart Hall & Paul du Gay(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Who Needs ‘Identity’?）宇波彰他訳　大村书店　2001年

▼以下三本著作将有助于更了解明治时代的日本与英国之间的关系。

〇松村正义‘ポーツマスへの道　黄祸论とヨーロッパの末松谦澄’　原书房　1987年

〇川本皓嗣．松村昌家编‘ヴィクトリア朝英国と东アジア’　思文阁出版　2006年

〇オリーヴ．チェックランド‘明治日本とイギリス——出会い．技术移転．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Olive Checkland,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Meiji Japan, 1868-1912）　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6年

◎学术文库版追加

以下将本书原版刊行后所发表的文献中，与（学术文库版后记〉相关、且特别值得注目的著作，按照下面三个分类加以介绍。

▼从多角化的层面，思考有关帝国解体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化”。

〇木畑洋一‘二〇世纪の历史’　岩波新书　2014年

〇后藤春美‘国际主义との格斗——日本、国际连盟、イギリス帝国’　中公丛书　2016年

〇长谷川贵彦‘イギリス现代史’　岩波新书　2017年

〇武藤浩史他编‘爱と戦いのイギリス文化史 1900-1950年’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7年

〇川端康雄他编‘爱と戦いのイギリス文化史 1951-2010年’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11年

〇大田信良‘帝国の文化とリバラル．イングランド——戦间期イギリス’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10年

〇井野瀬久美恵编著‘イギリス文化史’　昭和堂　2010年（特别是第三部）

〇パニコス．パナイー‘近现代イギリス移民の历史——寛容と排除に揺れた二〇〇年の歩み’（Panikos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Multicultural Racism since 1800）浜井祐三子．沟上宏美訳　人文书院　2016年

〇デービッド．エジャトン‘戦争国家イギリス——反衰退．非福祉の现代史’（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 Britain, 1920-1970）坂出健监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7年

〇オーウェン．ジョーンズ‘チャヴ——弱者を敌视する社会’（Owen Jones, 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依田卓巳訳　海と月社　2017年

▼推动帝国的知识与科学

〇小川真里子‘病原菌と国家——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卫生．科学．政治’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6年

〇バーバラ．チェイス＝リボウ‘ホッテントット．ヴィーナス——ある物语’（Barbara Chase-Riboud, Hottentot Venus）井野瀬久美恵监訳　法政大学出版会　2012年

〇キース．ブレッケンリッジ‘生体认证国家——グローバルな监视政治と南アフリカの近现代’（Keith Breckenridge, Biometric Stat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and Surveillance in South Africa, 1850 to the Present）堀内隆行訳　岩波书店　2017年

〇アン．ローラ．ストーラー‘肉体の知识と帝国の権力——人种と植民地支配における亲密なるもの’（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永渕康之．水谷智．吉田信訳　以文社　2010年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阅读以下的著作，也可以对大英帝国的相对化产生深厚兴趣。

〇山室信一他编‘现代の起点　第一次世界大戦’全四卷　岩波书店　2014年

主要人物略传

艾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1729－1797）

出身于都柏林的盎格鲁．爱尔兰人（新教徒），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与美学家，曾就学于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ty College），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肄业。他在一七六五年成为下议院议员，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积极支持美洲殖民地的理念，与国王乔治三世形成对峙；不过法国大革命之际，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省思》（‘フランス革命の省察’，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七九〇年）中批判雅各宾党，认可英国行使武力。该书在欧美广泛流传，也经由明治时期的政治家金子坚太郎传入日本。

威廉．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英国政治家。剑桥大学毕业后，成为英格兰北部的地方城市赫尔河畔京斯顿选出的国会议员。他和一七八三年成为首相的小皮特之间的友情，相当有名。他本身强烈受到福音主义影响，与鼓吹福音主义的“克拉布朋联盟”携手，在议会带头提出反对奴隶动议，于一八〇七年促成《废除奴隶贸易法》通过。他也广泛地参与各类社会改良运动，如爱护动物、工厂劳动、主日学校等等。他于一八二五年退出政界，在议会于一八三三年通过《废除奴隶制度法案》不久之前过世，葬于西敏寺。

格兰维尔．夏普

Granville Sharp（1735－1813）

废除奴隶运动的指导者。生于杜伦（Durham）。虽然他的祖父是约克大主教、父亲是约克教区的大执事，但是他本身却没有成为神职人员。他在伦敦拯救了遭受主人虐待、面临濒死状态的黑人奴隶强纳森．史壮（Jonathan Strong），一八六七年，因为对该名奴隶主提起控诉而引发了世间的注目，同时他也致力于让“奴隶在踏上英国土地的瞬间便获得解放”成为定则。他虽然支持美国独立，但也努力救助黑人保皇派。并于一七八七年与克拉布克森等人共同成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他所翻译的英文版希腊文《新约圣经》也颇为知名。

汤玛斯．克拉布克森

Thomas Clarkson（1760－1846）

废除奴隶运动者。于剑桥大学时代，在以奴隶制度为主题的拉丁文论文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因而意识到奴隶制度的问题，进而担负起了解放奴隶运动的部分任务。他在一七八七年与夏普等人共同设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为了调查奴隶贸易的实际状态，他积极地在全国各地展开活动，也加入了一八二三年组成的“反奴隶制度协会”。著作甚丰，如《奴隶贸易与废除奴隶贸易可能引发的各种结果之概观》（A Summery View of the Slave Trade, and of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Its Abolition, 1787）和《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807）等等。他的弟弟约翰以组织化的行动协助超过上千名的黑人保皇派，从新斯科细亚省迁徙到塞拉利昂殖民一事而广为人知。

约翰．艾佛雷特．米莱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

前拉斐尔派的代表画家。是获许进入皇家艺术研究院附设美术学校的学生当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才能很早就获得了认可。一八四八年，他和一群对于偏重古典的美术教育提出异议的同伴们，共同发起成立“前拉斐尔派”，其代表作《欧菲莉亚》（一八五二年）等以写实风格描绘历史或文学题材的作品，受到相当大的好评。一八五三年，他成为过去所批判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准会员，脱离了前拉斐尔派，这也是导致前拉斐尔派解散的原因之一。对前拉斐尔派造成影响的评论家罗斯金的妻子，和他之间发生过不伦之爱（后来两人结婚了）。他于一八六三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会员，在一八八五年成为首位获赐准男爵爵位的画家。

大卫．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苏格兰出身的传教士。于贫困的劳动者家庭中长大，在格拉斯哥大学半工半读修毕神学与医学之后，在伦敦传道会的派遣下前往南非，长达三十三年间，努力地进入非洲内陆传教并且进行探险。除了恩加米湖（Ngami）、尚比西河（Zambezi River）、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之外，他还在一八五五年“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并予以命名；隔年，成为第一个成功横越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行踪不明，在欧美各界广泛搜寻他的下落之际，一八七一年由《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者亨利．史坦利在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的乌吉吉（Ujiji）确认他平安无事。当时史坦利脱口而出的那句“您莫非就是李文斯顿博士”，风靡了一世。

汤玛斯．立顿

Thomas Johnstone Lipton（1850－1931）

苏格兰出身的红茶商人。十四岁前往美国，在纽约累积了实务经验之后，于一八七〇年回到故乡。他采取美式的广告方法，扩大连锁经营，成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一八八九年开始贩卖红茶，一八九〇年开始在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的乌沃（Uva）栽培茶树，确立了从栽培到贩售的一贯体制。一九〇二年成为准男爵，获得了爵士称号。日本最早输入的红茶也是立顿的制品。

碧翠丝．波特

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

英国的社会运动者。一八九二年与希德尼．韦伯结婚，丈夫韦伯后来成为工党的国会议员。她与丈夫同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一八九五年，与丈夫共同设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除了个人著作《英国合作社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891）之外，还有与丈夫合着的《英国工会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4）、《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1897）、《合作社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1914）等等。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与丈夫一起前往日本，于各地进行考察。

玛莉．史蕾沙

Mary Slessor（1848－1915）

苏格兰出身的传教士。因崇拜拥有强烈的向学之心的同乡传教士李文斯顿，再加上“卡拉巴尔回归运动”（将牙买加黑人送回他们的故乡西非的运动）曾经是她母亲的梦想，于是她在一八七六年接受联合长老会的派遣，前往西非的卡拉巴尔传教。她在当地被称呼为“Ma～（母亲的意思）”，深受人们景仰。虽然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之下，但她还被赋予了卡拉巴尔的奥格甬地区的副领事权限，独自展开守护女性和小孩的行动。

罗伯特．贝登堡

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1857－1941）

童军运动的创始者。他以陆军军官的身分转战印度、非洲，在南非战争的马菲京包围战役中，撑过了两百一十七天的围城而成为国民英雄。他的著作《童军警探》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明治末年到大正时期的英日同盟的蜜月期间，他曾经会见过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等人，对日本的青少年运动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爱丽丝．格林

Alice Stopford Green（1847－1929）

既是沙龙的女主人，也是爱尔兰历史学家。她是盎格鲁．爱尔兰人，诞生于爱尔兰的米斯郡凯尔斯镇（Kells, County Meath）。父亲是爱尔兰教会的大执事。她与着有《英国人民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一八七四年初版）而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J．R．格林（John Richard Green）结婚。丈夫死后，她除了管理他的著作之外，也在伦敦家中开设的沙龙汇聚了知识分子和自由党派的政治家，而传出名声。她是设立表彰玛莉．金斯利的非洲协会（现今之皇家非洲协会）的发起人。她执笔撰写《爱尔兰的形成与解体》（The making of Ireland and its undoing, 1200-1600, 1908）等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历史书籍，同时摸索爱尔兰的自立之道。因为这些功绩，她在爱尔兰自由邦成立时被指名为国会议员。

罗杰．凯塞门

Roger David Casement（1864－1916）

北爱尔兰出身的英国外交官、爱尔兰独立运动者。他崇拜帮助比利时国王成立刚果自由邦（一八八五年）的新闻记者兼探险家史坦利，故而进入利物浦的船公司工作，并参加刚果的内陆开发。一八九五年，他被葡萄牙任命为东非领地洛伦索马贵斯（Lourenço Marques）的英国领事，之后便开始在非洲累积外交官的经历。他调查刚果内地原住民受虐待实情的《刚果报告书》（The Casement Report, 1903），点燃了后续的国际人道救援行动。之后，他在南美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担任总领事的时代，公开发表了揭露橡胶生产地普图马约（Putumayo）的原住民虐待实情报告书，并在一九一一年获赐准男爵爵位。后来，他投身于爱尔兰独立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呼吁被德国俘虏的爱尔兰人起义，但并不顺利，反因被怀疑涉入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起义，被以叛国罪名处决。

玛丽．劳埃德

Marie Lloyd（本名为Matilda Alice Victoria Wood，1870－1922）

演艺剧场中的人气国民歌手。生于伦敦，成长于劳动者家庭之中，父亲是制做人造花的工匠，母亲则以裁缝工作支撑家计。站上剧场的舞台是她从小的梦想，以〈我所爱的他在观众席上〉（The Boy I Love is Up in the Gallery）一曲走红之后，一鼓作气地登上“演艺剧场女王”之位。因为她带头参加了提升表演艺人地位的劳工运动，再加上与第一任丈夫在分居期间的私生活被视为是问题，而未受邀参加演艺剧场史上的第一场御前演出（一九一二年），此事在剧场常客之间引发议论。她为了演出酒醉的女子，借由饮酒创造出沙哑的歌声，然而却在舞台上倒下，并在三日后死亡。据说列队参加她葬礼的戏迷超过十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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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的世界史　17
大英帝国的经验丧失美洲，帝国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蜕变大英帝国という経験

作者：井野濑久美惠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黄钰晴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张乃文

特约编辑：郑天恩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16

DAIEI TEIKOKU TOIU KEIKEN》

© Kumie Inose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序言

第一章：丧失美洲

1. 丧失美洲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2. 曾经是“英国人”的美国人
3. 丧失美洲的教训

第二章：联合王国与帝国重整

1. 重新探究的爱国心
2. 苏格兰帝国的幻想
3. 郝嘉乐的青春

第三章：移民者的帝国

1. 丧失美洲与重新展开移民活动

2. “帝国时代”的加拿大移民

第四章：解放奴隶的帝国

1. 奴隶贸易的记忆——身为共犯者的帝国
2. 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之种种现象
3. 苏醒的奴隶贸易记忆

第五章：物畅其流的帝国

1. 红茶的平民化——女性、家庭，还有帝国
2. 巨大睡莲与万国博览会
3. 展示物品的帝国

第六章：女王陛下的大英帝国

1. 女王、帝国、君主制

2. 基于女王陛下的请求

第七章：帝国的乐趣

1. 大英博物馆是神秘的宝库
2. 快去救出戈登将军——观光与帝国
3. 在演艺剧场中歌咏帝国也很有趣！

第八章：女人们的大英帝国

1. 女人的容身之地

2. 踏上帝国之旅的女人们

第九章：准备好的衰退

1. 女人们的南非战争
2. 遏止孩子们的堕落吧！
3. 英日同盟的始末

第十章：帝国的遗产

1. 迷失于伊拉克的大英帝国

2. 帝国大反击？

结语：为何今日我们会想谈论“帝国”？
后记
学术文库版后记
参考文献
主要人物略传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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