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
Author: [日] 土肥恆之
Date: 2018-01-30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專制與殖民的帝國，三百年的光與闇。 在歐洲與亞洲之間，搖擺前進的皇帝們。 當我們了解俄羅斯，其實是在理解人類史上唯一「跨歐亞」龐大帝國的獨特經驗——分裂的軀體和掙扎的思想，內在的巨大衝突！「俄羅斯有著與歐洲、亞洲不同的獨特地理、文化以及民族，是為歐亞。」而羅曼諾夫王朝那些徘徊、掙扎在拜占庭文化、西方文化，及亞洲的阿爾泰文化之間的沙皇們，正是本書的重點。 從台灣的視角來看，巨大遙遠的俄羅斯和處在海洋一隅的島嶼有關係嗎？——答案是肯定的。俄羅斯史、中國史和日本史在近代的交疊、拉扯、影響台灣甚鉅，今天的台灣都還未全然走出曾留學蘇聯的蔣經國的陰影！ ■「殖民」史就是漫長俄羅斯史的「基本事實」！ 一天增加四百平方公里，一百天增加出一個台灣！俄羅斯為何可以如此？ 從波羅的海海岸，一路延伸到太平洋之間，沒有一處是海拔高到可稱作「山」的存在；那裡有的只是廣大的平原。這不是歷史打從一開始就給予俄羅斯人的前提，而是俄羅斯人自中世紀以來的殖民所產生的結果。 這是俄羅斯歷史與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它一直向外拓殖，最後橫跨歐亞廣袤土地，建立起多民族的超級帝國。伏爾加河從「亞洲的河」變成了「俄羅斯的河」。 俄羅斯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指出，「殖民」就是俄羅斯史的「基本事實」。現今「俄羅斯抱持的問題」，例如車臣紛爭的民族問題、西伯利亞開發問題，大多都是俄羅斯帝政時代就已經埋下。 一天增加四百平方公里，一百天增加出一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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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欧洲与亚洲之间

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事件”　为反叶利钦总统势力占据了莫斯科白宫的事件，政府在此事件中投入了正规军，并朝之进行炮击。事件最后以成功镇压做结。

◎苏联解体后的莫斯科

一九九三年三月下旬，虽然时值早春，但莫斯科的温度依旧冻人体肤，街道路面因为融雪弄得脏兮兮的。一台台满是泥泞的中古车催足油门、大排废气，络绎不绝地賓士在特维尔大街上。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我曾短期旅行过此地，不过说要长期居留于此，则完全是第一次经验。虽说后来我在这苏联解体后诞生的“俄罗斯联邦”首都中整整度过了十个月的生活，但想到一开始的日子，那寒风刺骨的气候，加上对生活的不熟悉，实在是让我过得疲困不堪。

然而，这样的天气一到了四月下旬，一股仿佛夏天到来般的暖气便席卷而至，草木们转眼间欣欣向荣，街上的景色看起来也似乎比以前明亮、华美得多。也正是此时，我们在这儿的生活终于上了轨道，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当时的我在隶属俄罗斯科学院（PAH）的俄罗斯史研究所留学，平时习惯往来于街坊中的档案馆与图书馆，阅读一些在日本时难以触及的史料与书籍。虽然是单调的日子，却能受到指导教授亲切而温暖的指导。每周的六、日，我会与妻子一同拜访莫斯科市内或郊外的博物馆、老教会或修道院；晚上则是去听音乐会或欣赏芭蕾舞剧。事实上，我对芭蕾并不怎么有兴趣，在日本时，也只看过一、两次而已。不过，莫斯科这的票卖得都不贵，而且每晚都有剧场会进行演出。这里的芭蕾舞者与舞台都美得不像话，观赏起来的确也是赏心悦目。我们的生活就像这样子，身边不曾发生过那些时有所闻的危险事件，打从心底、真心享受了一段在莫斯科的生活。

新诞生的俄罗斯联邦在经济政策上急转弯，采取了自由市场机制，但是居住于莫斯科的人们却依然日益感到生活的严峻，科学院的副院长也在某家报纸上愤慨表示“多亏了那些改革者的努力，现在俄罗斯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上街行乞！”此时的俄罗斯，从闹区到地下铁车站的出入口，四处都能看到乞丐；带有“流浪汉”意思的“巴姆基（Бомж）”这个俄语新词，也是在这时出现，并且成为正式用语的。莫斯科人虽会对他们慷慨解囊、施以小惠，但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平常要前往档案馆时，我都会利用这里的无轨电车。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司机在不是站点的地方停车，然后自己走出车外。当司机过没多久回来时，你会看见他的双手都捧着面包。这还算是能令人会心一笑的景象，其他那些悲哀惨澹的场面，则是早就不晓得看过多少次了。顺带一提，这所谓“对环境很友善”，并且谁都能搭的无轨电车虽然便宜又方便，但其使用的车体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老旧到令人不禁认为它们从制造出来之后就不曾汰换、沿用至今的东西。

俄罗斯联邦在政治面上，也面临了愈来愈紧迫的局势。在被莫斯科人称为“黄金之秋”的十月，我们听说沙俄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墓，就位在顿斯科伊修道院里，于是在第一个周日前往了该地；而这里，也是后来日本女演员冈田嘉子过世后所埋葬的地方。我们在找到那位历史学家的墓、拍了纪念照后，便踏上了归途。在来到附近的地下铁车站时，我们感觉这里似乎有些骚乱；直到回到了落脚处的旅馆时，才发现美国制的电视机，正在放映着莫斯科白宫（国会）遭到炮击、也就是所谓“十月事件”爆发的景象。日本大使馆此时也多次来电，要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后来，手持步枪的民兵们也曾来到我们的落脚处，进行过所谓的“住家搜索”。至今仍持续延烧的车臣问题，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持续升温，没有莫斯科居住权的人不断遭到调查侦讯。我们引颈期盼、将于克里姆林宫演出的“民族舞蹈”，也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忽然宣告中止。

上述的事情终究是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但这些对俄罗斯人来说，或许早已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我所研究的是稍微古代的俄罗斯，因此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我对于目前俄罗斯的理解，可说是与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报纸常以历史为例，来钜细靡遗地解说政治、经济上的事件，让我获得许多启示，但我们不能单靠个人的见闻去判断整体的局势或面貌，更不用说，莫斯科又是个“特别的城市”。在俄罗斯改朝换代之后，迄今为止对于俄罗斯历史的观点，理应也会有所改变才是；因此问题的重点就在于，这样的改变究竟会去向何方？这个问题实在过于广泛，并非我一人能厘清。然而，一味的回避是不行的；用一句话来说的话，至少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内，对于俄罗斯史的真实面貌，我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日本对俄罗斯史的研究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它的起步，与日本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前就已开始研究的英国（近代）史、德国（中世）史相比之下，可说是晚到无可比拟的地步。虽然日本一直非常在意俄罗斯这“红色邻国”，但直到真正开始仔细研究时，却已经过了相当久的时间。前几年刚过世、开创研究俄罗斯史先河的鸟山成人，也曾在一九五九年时说过：“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俄罗斯历史的研究，尚未有能称得上‘研究史’的成果存在。”

不过，最近的二十五年间，近现代俄罗斯史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最明显的特征，我认为是因为日本的研究角度跳脱出苏维埃的史学主流，开始关注其他具有批判性的历史学家、沙俄时期的史学家、流亡史学家，或其他欧美俄罗斯史学家们的著作，才造就了研究上的进展；还有就是相较于其他西洋各国的历史，日本对俄罗斯历史的兴趣渐渐提高，而我也是在这股潮流中开始进行研究的其中一人。确实，在苏联解体后，无论是史实的修正或是未知领域的开拓，各种俄罗斯史的研究活动皆十分活络。尤其是宗教等等原本被视为禁忌的研究领域特别让人感兴趣，然而就整体俄罗斯史的基本趋势来看，可以认为还没有足以颠覆过往见解的成果。即便说有“新的见解”，其中也不少是属于沙俄时期，或是流亡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或许只要看过自苏联解体以来，那些得以再次受到翻印出版，或是经欧美历史学家所翻译的著作，就足以佐证这类说法。

综上所述，本书的内容，并不是要呈现出全新的俄罗斯史的样貌，但是，也并非要重述原本的历史角度。因此，本书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加入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明确指出俄罗斯“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这一特殊的历史与地理视角。接着，我们就先来简述一下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莫斯科大剧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十八世纪的西欧化政策，芭蕾也传进了俄罗斯。最知名的表演场地就是始建于1776年的莫斯科大剧院。

◎广大无边的大地——俄罗斯

先暂且不管国家或国境的严格定义，俄罗斯这个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广大无边、且不断向四方延伸的大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来思考这个众所周知的地理事实是如何成立的。我们所生活的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列岛，而这样的一个事实，会有多么强烈地支配我们日本人的生活及观念，不言而喻。地理环境就像个框架，它会局限住国家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只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

从波罗的海的海岸，一路延伸到太平洋之间的俄罗斯的领土上，没有一处是海拔高到可称作“山”的存在；那里有的，只是广大的平原。不过这不是历史打从一开始就给予俄罗斯人的前提，而是俄罗斯人自中世纪以来的殖民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在沙俄末期长期于莫斯科大学讲述俄罗斯史的克柳切夫斯基，就在他的著作《俄国史教程》第一卷的开头中点出，“殖民”就是俄罗斯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如此加以说明：

……好几个世纪以来，斯拉夫民族一直无法以某种程度上的平均分布来完全占据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平原，而且因为斯拉夫民族的生活历史与地理环境，导致他们并不是以人口增加这种渐进性的方式，而是靠着移居来扩大在平原上的居住范围。他们就像候鸟一样，从一处移动到另外一处，舍弃住惯的地方，然后占据新的可居之所。……俄罗斯的历史，就是殖民的历史。而她所殖民的地区，则是随着国土的成长跟着扩大；这段古老而长远的运动，时而衰退，时而昂扬，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停止。这波移居潮在一八六一年时逐渐强化，论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农奴制的废止，造成长时间被人为集中于中央黑土各县的人们开始向外涌出，那些居民形成了通往四方的人流。他们有些人到了新俄罗斯和高加索，也有些人穿过了伏尔加格勒河，到达了里海的另一端；其中最远的，甚至跨越了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走到了太平洋海岸。……所以，如此的移居——或直接称之为殖民的活动，就是我们国家历史的基本事实。至于其他的所有事实，其实也都与殖民有所关联，差别只在于它们的紧密程度罢了。

克柳切夫斯基　帝国末期的历史学家。相较于偏重于政治史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构筑了另一套重视社会经济史的俄罗斯历史样貌。

接着克柳切夫斯基划分出了“殖民的主要阶段”，不过这里就省略不谈。俄罗斯人借着不断重复这“古老而长期”的运动，披荆斩棘、离开森林，步入了广大的草原。于是“森林与草原”，就成了从根本上约束俄罗斯人生活的条件。

有关俄罗斯人对草原的热爱，俄罗斯文学家德米特里．李哈乔夫也这么说过：“宽广的空间，是俄罗斯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举例来说，像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是在俄罗斯邻国所没有的概念与观念。那是与无边无际的宽广空间所链接的“自由”，而且就连拉着縴绳、游走在狭窄河岸的纤夫都能体会。据李哈乔夫所说，这种概念也存在于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民谣中：

言词抒情、节奏徐缓的俄罗斯歌谣，体现着这种向往广大世界的精神。这些歌谣会在远离人烟、毫无遮蔽的原野上随人高歌。钟声必须尽可能地传到远方，因此当新的大钟进驻钟塔时，他们还会特地派人往远处走，测试钟声到底能传到哪里。

如同以上节录的文字所呈现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将俄罗斯历史理解为“殖民国的历史”；而文学家李哈乔夫则以这历史演变的结果，将之作为俄罗斯人的心性特征，认为俄罗斯人对“广大的空间”充满着热爱及喜悦。这两位名人的分析皆十分切中核心。不过我们不能就此满足，毕竟追根究柢，“殖民”本就不是一群人移往未开之地居住。草原自古以来，就是骑马游牧民族的天下。

◎从“亚洲之河”演变为“俄罗斯之河”的伏尔加格勒河

在一五五〇年左右，俄罗斯是以伏尔加格勒河的支流——奥卡河的南边作为国境。这时的俄罗斯境内主要由森林组成，人口约六百五十万，虽然地广人稠，但还是一个未开发国家。当时的人口几乎都由农民组成，而农民又多为东斯拉夫人，也就是俄罗斯人。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俄罗斯却摇身一变，成了领地广大的多民族帝国，它的领海自波罗的海至太平洋，领土则从北极的冻原，延伸到亚洲中部的沙漠不毛地带，这时俄罗斯人的比重占了帝国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显著的变化，沙俄政府的殖民政策，不用说自是最大的原因。

伏尔加格勒河是奔流于俄罗斯中央地区的大河。她发源于莫斯科西北方的瓦耳代丘陵，向南流经平原与森林后，流入里海，总长约三千五百三十公里，有着“伏尔加格勒母亲”的昵称。俄罗斯的人们常说“伏尔加格勒河就是俄罗斯本身”，不过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伏尔加格勒河都还是“亚洲的河川”。一直到位于伏尔加格勒河中游、曾经支配过中世俄罗斯的钦察汗国瓦解后产生的喀山汗国（还有阿斯特拉罕汗国）遭到俄罗斯政府军攻陷后，伏尔加格勒河才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河”。这样的结果也打开了俄罗斯朝向东方扩展版图的大门，于是俄罗斯开始从伏尔加格勒河中游流域往乌拉尔山移动、甚至跨越过去，朝着物产丰饶的南西伯利亚展开殖民。在这段期间，俄罗斯政府和卡尔梅克人、巴什基尔人与鞑靼人等等存在草原上的各民族相互争斗、战争，或是透过巧妙的民族政策，将这些民族的菁英阶层纳入帝国麾下。为了避免帝国的中心地带以及出生在移居地的俄罗斯人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俄罗斯政府还筑起了长而坚固的军事防卫线。

所谓的“殖民”，是以下列这样的形式在进行的：首先，俄罗斯政府会先派遣“配有武装的拓荒者”来到边境，在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土地分配给贵族或者出身较低的拓荒者。为了开垦边境肥沃的土地，贵族们会强迫自己的农民从俄罗斯的中央领土移居过去，不过也有不少人们不惜为了这片丰饶、未经开发的土地，以非法的方式移居至此，这就是所谓的流亡农民。就像这样，俄罗斯曾在十六、十七世纪在各地森林与草原进行过的殖民运动，在后来的十八、十九世纪里，又被重复拿来运用在西伯利亚西部、乌拉尔山南部、伏尔加格勒河下游流域，还有高加索北部上面。

俄罗斯的扩大　十六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公国在伊凡雷帝的统治下，领土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时期（一七〇〇年前后）则是连北太平洋的沿岸都在版图之中；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则是进入了高加索、亚洲中部等地区，建设出了拥有广大领土的多民族帝国。

这种派遣农民朝边境进行殖民的做法，其实与政府向东、南方拓展国境的政策相辅相成。因为移居的农民需要政府的军事保护，而国家军力的一部分——兵源与税金，也需要从农民身上取得。我们熟知的“哥萨克”一词，一开始指的就是这些偷渡去国境南方的流亡农民。在伏尔加格勒河、顿河、聂伯河等等大型河川的河口附近创建城镇的他们，除了传统农耕，也采用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过着自治的生活。对于擅长骑术及航海的哥萨克人来说，掠夺性的远征最终成了维持他们生计的活动。

由于要供给家畜的牧草地遭到侵占，原本在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只能被迫选择定居或者放弃游牧。因为如果不定居下来，下场可能就是得放弃脚下的这块土地。而这些游牧民族原本就不是生性温顺的族群，因此当俄罗斯政府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时，他们也曾经理所当然地爆发出反抗的怒火，不过这些抗争对俄罗斯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后来，俄罗斯政府将这些与他们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规画为“民族地区”，并承认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他们依旧无法摆脱逐渐被帝国纳入版图的命运。

◎成为“欧洲大国”

于是，俄罗斯便如以上所述，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持续向东部、南部进行殖民与扩张领土，最后成为一个拥有各种伊斯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往东方扩展的倾向一直是俄罗斯史的主要脉络，不过近代俄罗斯领导者的“表面态度”却开始放在欧洲上。俄罗斯作为欧洲的一员，不断强化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发言力，这样的举动其实在罗曼诺夫王朝创建以前就有过，不过真正确立下来，则是从彼得大帝的时候开始。

彼得大帝亲政时是在十七世纪末，他最先实施的就是派遣大使节团至各个西欧先进国家，将荷兰、英国等当时的海洋先进国家作为改革的范本，并果断地在许多方面执行了改革：成立新首都——圣彼得堡、采用以海洋发展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政策、重新设计行政体系。另外也强制贵族剃胡、着洋服，并且逼迫教会完全从属于世俗国家。透过这些手段，他让帝国笔直朝着“西欧化”迈进。在他统治下的三十余年间，俄罗斯至少在表面上改头换面。在那之后，俄罗斯便走在由彼得大帝开辟出的道路上。女皇凯萨琳二世（又译叶卡捷琳娜二世）借着实施各种流行于世的“启蒙思想”改革后，获得了与彼得并驾齐驱的“大帝”称号。亲口说出“俄罗斯是欧洲的大国”的，也正是这位出生于普鲁士的凯萨琳女皇。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就如同字面所述，是个在国际政治中有巨大影响力的“欧洲大国”。这时代有阻止了拿破仑的俄罗斯远征、领导维也纳会议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受革命风潮震撼的欧洲里担任类似“宪兵”的角色，且同时追求民族主义的尼古拉一世，以及推动解放农奴等近代化政策的亚历山大二世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另外，罗曼诺夫家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后，就不断持续着与欧洲——特别是与普鲁士皇室之间的联姻关系，使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王室”为人所知。

然而西欧化对俄罗斯的民众而言，问题完全在其他方面。对于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改革，不过是意味着课税及征兵的变本加厉。自古以来便心地质朴，认为“土地是神的所有物，并不属于任何人”的他们，透过土地划分，亦即土地共有制的方式，被强迫背上了这一个称之为“西欧化”的沉重负荷。

俄罗斯的人口成长　根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之著作《俄罗斯社会史》第一部制成的表格。

到了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进步让许多人们前往大都市工作，但农民却依旧阮囊羞涩。欧洲各国政府早已正视的农民初等教育，在俄罗斯则是直到十九世纪后半为止都未曾实施过。至此农民的心灵寄托依然还是教会与圣像，但他们对于专制君主——沙皇，仍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深信不疑，领导他们的是位“好沙皇”，但他们看待皇帝家族的标准却也在暗中提高。尼古拉二世这位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君主，曾一度再现彼得大帝之前的古老沙皇作风，但当时的他并没有察觉到：专制政治，早已是不符时宜的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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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著墨的重点，虽然是罗曼诺夫王朝的三百年，不过当作前提的中世纪俄罗斯史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这段历史就算是说得不完全，也不能就此省略。这就像如果要描述现在的俄罗斯，就要先去理解前面继承了帝俄的国家——苏联在七十四年间的故事一样。因此就结果而言，本书会变成类似通史的体裁，但在书的末端，我将会就俄罗斯从中世至现今的历史及社会的特质，来表达我个人的理解。

本书使用的历法为俄罗斯旧历（即儒略历），若要换算为公历（公历），只要依循以下规则即可：十八世纪时加十一天、十九世纪时加十二天、一九〇〇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则加十三天。

第一章中世纪俄罗斯

伊凡三世　莫斯科大公。他统一了全俄罗斯，并开始自称“沙皇”。

基辅公国与“受洗”

◎基辅公国成立

西元四七六年，长期支配地中海世界的西罗马帝国结束历史。历经四百多年后，九世纪的欧亚大陆西部，陆续出现酝酿“中世纪国家”诞生的各种动静。其中以斯堪地那维亚为根据地的维京人——又称为诺曼人，他们的“移动”特别引人注目；诺曼人不仅是勇敢的航海人，也是拥有优秀机动能力的军队。八八五年，一支诺曼人部队登陆了法国。他们占领了卢昂，接着又更进一步地包围了巴黎。九一一年，他们在法国北部创建了“诺曼第公国”。

一〇六六年，诺曼第公国的君主吉约姆（或称威廉）公爵介入了英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并借此率军渡过海峡，征服了英格兰，造就了著名的“诺曼人征服”事件。于是，隔着海峡相对的诺曼第，与英格兰“诺曼王朝”之间，便结下了长达五个世纪的错综因缘。后来，法国的诺曼第战士们又在十一世纪初，以佣兵的身分入侵意大利南方，征服了伊斯兰教徒的岛屿——西西里岛。在不久后的一一三〇年，他们在此成立了西西里王国。

不光如此，诺曼人在东欧也展现出了受人瞩目的行动。许多人认为他们早在八世纪时就在拉多加湖创建了据点。当时一位“传说中的人物”留里克挥军南下，征服了诺夫哥罗德。接着他们更进一步，发现了纵贯大陆的水系聂伯河。八六七年，留里克的家臣——阿斯科尔德与基尔，这两位出身不同于留里克家族的贵族兄弟，带着部队远征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堡），震惊了当时的罗马皇帝。两位兄弟在远征的途中，路过了聂伯河上的一处中型城市基辅，并动了占据基辅的念头及野心。位于现今乌克兰首都位置的基辅，当时是由控制俄罗斯南部一带广大地区的可萨汗国所掌管，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征服了基辅，从可萨人手中接管了这座城市。

然而两兄弟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八七九年，留里克殁后，统率族人的奥列格大公率军南下征讨基辅，杀死了两兄弟。于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以及南方的基辅就这样一起被纳入了留里克家的版图。根据《往年纪事》的记述，八八二年时，奥列格宣布基辅将成为“罗斯（俄罗斯的古称）众城之母”，于是基辅就在此时正式形成了一个国家。不过，支配着俄罗斯的诺曼人，他们在此地的状况与在法国的处境大不相同，因为在这里，他们只是少数派。诺曼人在不断与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斯拉夫人通婚后，遂逐渐受到同化。

基辅公国在奥列格、伊戈尔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初期三代大公的统治下，持续向俄罗斯南部扩大了势力范围。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拥有土地”与“农业”只是次要事项。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来自国家周边各民族的纳贡，以及通过商业活动而获得的财富。过去，征服了俄罗斯的诺曼人，把在此得到的奴隶与毛皮售往中东以获得钱财。如今，这段传统也传承到了他们身上。聂伯河的中游有一处小山丘，这座被称为“从瓦良格[1]通往希腊之路”的山丘，在当时的国际贸易路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基辅就刚好位于此地。于是诺曼人便很自然地积极寻找着贸易对象，君士坦丁堡也是他们放眼的对象之一。到了九〇七年，奥列格远征至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君士坦丁堡，与之缔结了“通商条约”；后来伊戈尔也同样在九四一年对其发动远征但被打败，于九四四年再次远征后也缔结了通商条约。另外，对于历代的基辅大公来说，与其他在俄罗斯南部的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一直是非常棘手的课题。伊戈尔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就是因为各自在与德列夫利安人、佩切涅格人的战争中丢了性命。

诺曼人的移动轨迹　以斯堪地那维亚作为据点的诺曼人，迁徙至各个地方。

◎基督教的传入

在伊戈尔大公阵亡后，真正握有政治实权的人并不是他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而是他的夫人奥丽加。成功对德列夫利安人报了杀夫之仇的寡妇奥丽加，以“摄政”的名义，统治了这个国家二十年。远赴诺夫哥罗德进行税制改革的她，接着在九五七年造访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的受洗。相传，她在君士坦丁堡时受到了皇帝的求婚，于是她在受洗之际，选择让皇帝成为她的“教父”、为她受洗，并透过这个关系拒绝皇帝对她提出的婚约。不论事实如何，“奥丽加的受洗”在历史上终究只被当作是个人行为，并不被视为是俄罗斯这国家接受了基督教。真正被学界认为“基督教进入俄罗斯”的时间，是在九八八年，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受洗之时。

就在前一年的九八七年，拜占庭帝国因为叛军另立新皇，使得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地位岌岌可危。为镇压叛变，他向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请求援军，并提出将自己出生于“紫色寝宫”的妹妹安娜嫁给他当作妻子的条件。在弗拉基米尔派出六千人的部队后，巴西尔二世成功镇压了叛乱。不过，拜占庭皇帝这时却拒绝履行这项婚约，因为诞生于“紫色寝宫”的公主至今都没有下嫁至外国的案例。婚约被拒绝的弗拉基米尔，挥军攻打了拜占庭帝国，并且占领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赫尔松。皇帝巴西尔二世这才不得已地同意了婚约，但附加条件就是弗拉基米尔必须要改宗基督教。就这样，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受洗后，正式举行了他与拜占庭公主的结婚典礼。根据前面提过的《往年纪事》的记载，在改宗基督教之后，弗拉基米尔至今信奉的神只佩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异教的神祉。于是他推倒了神像、在城内来回拖行，最后把它沉进了聂伯河里。同时，他将基辅内所有的居民集中在河畔，为他们执行了集体受洗仪式。

除了上述的故事外，有关“罗斯的受洗”，《纪事》中还有其他令人深感兴趣的记载。例如在弗拉基米尔舍弃“异教”之前，他曾派遣使团前往拜访过信奉伊斯兰教的不里阿耳人、信犹太教的可萨人、罗马梵蒂冈的日耳曼人与拜占庭教会，以调查各个宗教的优缺点。在使团回来之后，他们对各个宗教的特色做了报告：“我们到了希腊人的地盘之后，他们带我们到侍奉神明的场所。我们一进去，就分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天国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存在那种奇观、那样壮丽的场所……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宗教的神是与人同在，他们的宗教仪式比任何国家都还要好。”“要是希腊人的宗教戒律很糟，当初您的祖母奥丽加，这位全人类最贤明的人就不会接受基督教了。”当然，这些都是后世人们的创作与记载，但其中也不难窥见他们对拜占庭教会仪式之美的憧憬。

当时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黄金圣像”，和存在于大都市君士坦丁堡的大量修道院与教堂，皆十分令俄罗斯人惊艳。我们也从而得知，这些事物，对当时基辅走向改宗之路，都起着或多或少的效果。同样是斯拉夫人的国家——捷克与波兰，分别也在九二二年与九六六年开始信奉基督教；马扎尔人的国家——匈牙利，也在一〇〇〇年改宗基督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接纳了基督教的统治者，在国际间将会获得所谓的“对等地位”；如此，他们才能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持续强化自己的地位。弗拉基米尔的目的也是如此。他希望透过“中世纪罗马帝国”的提携，来提高基辅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延伸他作为大公的权力。

历史上虽然没有具体记载关于改宗后的基辅教会的变化，但到了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时代时，我们发现他已将宗教制度方面都统整完毕；像是设立了都主教职阶、从君士坦丁堡招聘希腊圣职者，以及导入西里尔字母等，而圣像画“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也是在这时完成。后来自从具有作为学术、艺术中心地位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完工以来，到十二世纪为止，光是基辅境内的修道院就有十七座之多。

◎基辅公国的分裂

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时代结束后，各王公开始以都市为中心，创建起自己的统治圈，并反复发生着对立与内哄，使得基辅公国面临解体的危机。十二世纪初，就任基辅大公之位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在费了一番功夫后，总算是集合起诸公的力量，击退了趁乱侵犯的游牧民族波洛韦茨人（钦察人）。歌颂伊戈尔公与波洛韦茨人之争的中世文学杰作《伊戈尔远征记》，其内容就基于史实记述了这段俄罗斯人与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以及漫长的后续。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虽然是基辅公国的“中兴之祖”，但他却一样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在十二世纪中期时，基辅境内就已存在着十五个公国，大公的位置频繁更迭，直到十二世纪尾声时，基辅公国已名存实亡。

于是，支配地区的实权就落入了各王公的手中。特别是其中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更是出现了飞跃性的成长。这个公国位于俄罗斯中央的森林地带，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当初分予他最小的儿子尤里．多尔戈鲁基的领地。这个公国透过吸收自战乱不断的南部各村落迁移过来的平民、讨伐居住于伏尔加格勒河河畔的各王公，以及创建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城）等方法来渐渐累积实力。公国的首都设在克利亚济马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原先在基辅的都主教席位也移来了此处，于是弗拉基米尔便直接继承了基辅的地位。

◎中世纪都市诺夫哥罗德城的“自由”

诺夫哥罗德与基辅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历史学家雅宁[2]就针对这座城市说明了她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诺夫哥罗德城并非像是基辅、弗拉基米尔，抑或是后来的莫斯科这种“王政”体系下的公国，而是拥有市民大会制度的“共和制国家”。再者，诺夫哥罗德不仅与各国际贸易的主要都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通，其本身也是贸易都市之一。最后就是，与俄罗斯大部分公国的首都不同，诺夫哥罗德拥有着广大的周边领域作为腹地，且是一座都市性的生活几乎完全集中在城市当中的中心都市。为研究诺夫哥罗德城这一特例，雅宁就不断强调“桦树皮文件”（一种写在经加工后的白桦树皮上的文书）的重要性。

不过又是为什么，只有诺夫哥罗德能创建起这样的都市？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诺夫哥罗德”最早在史料中出现的时间点是八五九年，这时的诺夫哥罗德，不仅已经处在连接起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间的重要贸易路线上，还位于沿着伏尔加格勒河水系通往东方各国的交易通路中。这些地域要素促进了城内的工商业发展，而基辅公国的成立，无异也提高了此城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基辅大公曾透过将嫡子立为诺夫哥罗德公等手段，企图掌握诺夫哥罗德，但这两座都市一南一北，之间有着相当长的距离，所以王公一族并不定居于此。也因为这个关系，诺夫哥罗德的主要实权便渐渐转移到以原本居住于此的贵族阶级为中心而形成的都市上层阶级身上。而且都市中势力强大的贵族及修道院，还拥有城市四周、之后被称之为“五州”的广大土地。于是支配着广大的行省农村、独树一格的都市型国家——诺夫哥罗德便如此产生。若要举个例子来比喻的话，比较像是中世纪的意大利都市，而非日耳曼型的都市。

诺夫哥罗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叫做“市民大会（维契）”，由市民共同组成的集会手中。人们透过这个会议，选出大主教、市长官、千夫长等等圣、俗最高权力职位的人选。在召集人员时，他们会以鸣钟作为信号，因此“钟”就成了市民集会的象征。虽然城内的所有“自由民”都有投票权，但原本就不是“平等”的社会。为了争夺城内的行政权力，少数有权势的贵族间持续产生着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王公”的位置，后来则完全沦落到空有名号的地步，甚至还会随着都市内外政治情势的转变，频繁更迭。故自十二世纪起，诺夫哥罗德便确立了以市民大会为中心，独立自主的贵族共和主义制度。

就像前面提过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广大的行省农村，其实这点也对都市的繁荣有所贡献，特别是从行省运入的蜡、或者是黑貂皮等等的高级毛皮。诺夫哥罗德透过隶属于汉萨同盟的商人之手，将这些商品输出至欧洲各地。反过来，日耳曼商人则会在每年的夏、冬两季带着毛织物、以及银等贵金属前来造访城内的汉萨商馆。诺夫哥罗德商人的交易范围不只涵盖了北欧的许多都市，与俄罗斯境内各国间的交易也十分活络。不仅如此，都市内手工业的发展，也使得较富裕的市民阶层得以崛起。尽管这现象依旧无法打破贵族们的少数支配状态，不过却足以维持都市内的“自由”政治体制。

“鞑靼之轭”

◎蒙古帝国的兴衰

一二二三年，就在基辅公国已完全处于分裂状态之际，东方的某个骑马民族集团突然出现在俄罗斯东南方的喀尔喀河附近，攻击了俄罗斯人与波洛韦茨人。这群被称作鞑靼人的人们，后来很快地又从草原上消失，所以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不过在十三年后的一二三六年，他们又再次现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带着大军之势进逼而来，明显怀着征服俄罗斯的野心。在他们的掠夺与杀戮下，俄罗斯的大地不仅彻底荒废，还埋下了后来受其统治长达两百四十年的伏笔。然而，这在俄罗斯史上被称作“蒙古─鞑靼之轭”[3]的时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历史评价。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何蒙古的游牧民族会走到打算“远征西方”的这一步呢？首先就让我们从这个部分来简单的描述。

虽然当时的俄罗斯人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在现在的蒙古地区附近，自好几世纪以前就有许多部落存在；那里的骑马民族以羊只、马匹、骆驼或山羊等动物的游牧为生。那些人们不仅各个是骁勇善战的战士，而且还非常好战，部族之间的抗争几乎没有停过。而统一了蒙古高原上这些部族的人，就是大家熟知的“苍狼”铁木真。一二〇六年获得“成吉思汗”尊号的他，在往后的二十年间，打下了“大蒙古国”的基础。铁木真积极对外远征，统治的版图扩及原本以定居农耕维生的民族的地区。在成吉思汗于一二二七年过世后，他的伟业便由儿孙们继承。在“西方远征”的路上，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着部队深深打进了俄罗斯与欧洲中部。不仅如此，他们还给了波兰沉痛的打击，并更进一步入侵了今日德国的范围。一二四一年，蒙古军在“列格尼卡战役”的大胜，使欧洲各国闻风丧胆。他们甚至曾翻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在匈牙利的大平原上歼灭匈牙利军队。

在中国，一二六〇年时元王朝成立，蒙古的忽必烈为第一代皇帝。他将首都设在“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后，便灭亡南宋，成功统治中国全境。日本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当时“元寇”曾两度入侵日本（一二七四年与一二八一年），虽然在镰仓幕府的拼命抵御以及“神风”的帮助下，成功击退了他们的攻势，但幕府对于蒙古的威胁仍不免捏了把冷汗。

就这样，领土扩张到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实现了“鞑靼的和平”。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意外地稀松平常。十四世纪后半，灾害、疾病侵袭了整块欧亚大陆，外加蒙古国内自身发生叛乱，最后终因败给了明朝的洪武帝（即朱元璋），使得蒙古人不得不退回至他们原来的故乡——蒙古高原。

◎拔都的远征与统治俄罗斯

接着再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俄罗斯遭到蒙古侵略的那段历史上。一二三六年，拥有十五至二十万规模的拔都军队，横跨乌拉尔山脉，攻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河下游流域的不里阿耳人后，隔年年底，他们又进一步地攻进了梁赞公国。据说经过六天六夜激烈的战斗后，梁赞城内的居民几乎全数遭到虐杀。更进一步深入苏兹达尔地区的蒙古人部队，在各处城镇里不断上演着虐杀的戏码；一二三八年三月，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也在与他们的战争中丧命。

如此，由拔都率领的蒙古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当时俄罗斯的主要地区，而位于北方、当时最繁荣的诺夫哥罗德城，则因为正巧时逢俄罗斯特有的“春天恶路”现象，积雪融化、路面泥泞，才让他们不得不打消往此处进攻的念头。退至南方平原上的拔都，在秋天时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他从一二四〇年起至隔年间，对基辅展开了攻击。几年后，罗马教皇曾派遣使节柏郎嘉宾（Plano Carpini）前往哈拉和林。后来，柏郎嘉宾向教皇做的这一段有名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我们在旅途中经过基辅时，看到的是难以计数的死者头骨散布在地面的景象。基辅过去是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但现在看起来却几乎与死城没有两样。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连残存在那里的人们，有没有剩下两百个家庭都无法确定。更何况，这些人们也已全数归蒙古人统治。”拔都的部队在攻击基辅后，还进一步地像是要将西南部的公国连根拔起般，一路压境，并持续朝着波兰、匈牙利进军。

不过，到了一二四二年的春天，大汗窝阔台的死讯传到了拔都耳里。得知这消息的拔都于是停止了“西方远征”计划，将部队东撤到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上。后来他在伏尔加格勒河的下游处创建了一个名为“萨莱”的城市，并在这个城内统治着广大的俄罗斯。以现今的地理位置来看，萨莱就位于阿斯特拉罕以北的一百三十公里附近一带。因为该城创建在当时称作“钦察”的原野上，于是他们便被称为“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这个国家起初属于蒙古帝国的属地，但没过多久便自立了门户。隔年，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被召进萨莱的皇宫内，强迫对钦察汗国行臣服仪式。仪式后，钦察汗国正式承认雅罗斯拉夫二世为“罗斯诸王公之长”，并同时授予他一份“敕令（jarlyk）”。三年后，雅罗斯拉夫大公为了参加大汗的登基典礼，甚至还千里迢迢远赴哈拉和林。此外，除了雅罗斯拉夫之外，前往拔都的宫廷并对其实行臣服仪式的，还有乌格里奇、罗斯托夫，以及雅罗斯拉夫尔的各王公。因为若有不从，他们也可能会像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尔一样遭到杀害。于是拔都透过借由承认臣服于自己的诸王公的“公位”、行使着影响他们“公位继承”的“王公继任权”等方式，间接统治着俄罗斯。

一开始，拔都设立了“八思哈制度”，以达到在管理俄罗斯治安的同时，还可以直接向俄罗斯人民征收“税贡”之效。蒙古的八思哈会住在各都市的近郊，运用着手中的部队，每年向人民征税。汗国向俄罗斯征收的税项有十四种之多，由于他们的征税手段非常强硬，因此不时会招来俄罗斯人的反感。过没多久之后，八思哈制度遭到废止，而原本的征税工作，则转由俄罗斯的各王公来处理。

分立的各公国与拔都的侵略　一二三六年，跨越乌拉尔山脉的拔都，率领着蒙古军队在短时间内进攻、压制了俄罗斯的主要地区。

一般认为蒙古曾对俄罗斯设有一项“既野蛮又不加修饰”的人头税，不过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根据《往年纪事》的记载而来：

“一二五七年冬天，鞑靼人的人口调查官来到了这里，他们清点了苏兹达尔、梁赞，与穆罗姆各地的居民，设置了十户、百户、千户、万户之后就回国了。至于像是修道院长、修道士、神父与圣歌队等等，这些凝望着圣母的人，就没有受到他们的清点。”

这里所谓的“清点”，指的就是“清点居民的数量”。这个人口调查实施于圣职者以外的所有人民身上，接着再经由清查后的结果来导入人头税。虽然人头税的课征内容与方式已不可考，但蒙古人的征税与制度，倒是有部分遗传给了后来的俄罗斯，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某些字词中看出这点；例如意思是“金钱”的“деньги”、“国库”的“казна”、“关税”的“таможня”等等，这些与税金、财政有关连的俄语，其中有不少都是从蒙古─突厥语借字而来的。

在被视为是“蒙古的遗产”中，比人头税更有名的还有“驿递制度”以及女性的“隔离”。不过，蒙古人始终没有介入俄罗斯人的信仰。他们认可教会传教的自由、给予他们免税的特权、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且对民众的信仰不做一切干涉。然而即便如此，这个时代并没有盖出像过去一样大规模的教会。

◎“蒙古统治”所带来的影响

蒙古人长达两百四十年的统治，就像前述一样，是属于“间接性”的。特别是在一三八〇年的“库利科夫战役”后，俄罗斯变得更加独立，初期与后期的发展已无法同日而语。许多历史学者都认同蒙古的侵略与破坏带来的是负面影响，不过若要讨论这究竟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说法就有诸多分歧。像是克柳切夫斯基等学者，就主张影响并不是很大，且支持这类主张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也有些学者抱持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对于俄罗斯的冲击是“正面且具创造性的”。在这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俄罗斯革命后，经由捷克逃亡至美国的“欧亚学派”[4]历史学家格奥尔格．维尔纳茨基。他在旅居布拉格时发表的著作《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国家简史》（一九二四）中就主张此种说法。我们在此就以简单几句话来阐述他的论点。维尔纳茨基认为：

“如果没有蒙古的影响，我们很难想像过去一个‘弱小、各王公四处割据的俄罗斯’要如何转变成‘强大、上下行为一致又团结的专制国家’；莫斯科、俄罗斯的各种制度、法律规范，以及人民心理，全都可以说是成吉思汗的遗产。所以莫斯科的沙皇与他所拥有的国家，都是能够与钦察汗国的继承者并驾齐驱的后继国。”

以维尔纳茨基为首的“欧亚学派”，他们的特征就是论点非常重视蒙古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论点虽拥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却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中世纪，“从封建时期的各王公分立转变为近代的君主专制”是全欧洲都有发生的现象。因此不免就会有人怀疑这样的“转换”中，“蒙古的影响”是否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若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的话，要说蒙古带来的冲击是“正面且可给予肯定的”，就会是非常片面的说法。再加上我们也不可忽略掉“鞑靼之轭”带给俄罗斯后来几十年间的负面影响。这点在文化发展上也是一样，若将此时期与基辅时代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文化水准降低很多，从各王公无法阅读、书写，以及石造教会消失等现象，就能看出当时文化正处于衰退状态。事实上，当时的俄罗斯也因为切断了与拜占庭及西洋各国的关系，在欧洲舞台上渐渐立于“相对孤立”的地位。曾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因为蒙古的侵略与统治，俄罗斯的发展可能因而延宕了一百五十年至两百年。其中最致命的，就是都市的破坏。

鞑靼人的侵略，使得俄罗斯境内的都市遭到破坏与掠夺，失去了一条条与其他都市间的联络网，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沉重的创伤。大多数的地区遭到掠夺，幸运逃过一劫的，只有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与斯摩棱斯克两城市。其他像是库尔斯克与沃罗涅日这些位于森林与草原之间的前哨都市，下场都是被彻底破坏。后来三个世纪，这些都市因为一直未受重建，最后只能不断衰退，甚至消失。有“众城之母”之称的基辅，其人口也锐减至仅剩数百户，尽管花上几个世纪，她依旧无法重新站上过去的重要地位。即使部分的城市在重建后复兴了原本的经济生活，也会因为鞑靼人定期的袭击，让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在商业通路遭到暴力地阻断后，许多都市也因为人口的减少，影响了城市内的手工业生产力。即使是残存下来的俄罗斯都市，其经济活动也发生了大幅度的衰退。到了十四世纪，俄罗斯仍未重建受到破坏的都市，而是选择开始在边境上建造新的要塞。在这些身为经济中心的都市内产生的衰退现象，自然对农村与农民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且在文化上的衰退更是不容忽视。虽然仍残留着基辅的各种都市性格上的问题，但事实上，欧洲在中世纪时，诞生在各都市内的“市民文化”，从未发生在鞑靼人统治之后所建造的“要塞”都市中。

从不同的观点来看，比都市破坏还要严重的，就是它所带来的“后遗症”。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从“轭之枷锁”挣脱出来的时间点是在一四八〇年。然而在那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依旧会间歇性地前来攻击俄罗斯，这使得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长期留意国境上的戒备与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关于这一点，本书后续也会不断反复提及。

随着蒙古人对俄罗斯南方草原的控制，俄罗斯人被赶出了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并且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这造成了俄罗斯的人口、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权力皆大规模地移往东北。接着在一二九九年时，基辅都主教也迁往了东北的弗拉基米尔城内。这些转变，也预告了俄罗斯的新时代——“莫斯科时代”即将打开。

莫斯科俄罗斯的诞生

◎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在如今有一千零一十万人口的大都市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正中央，耸立着一座市政厅，而在这市政厅对面的广场上，立有一座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的铜像。每年九月初举办的“都市祭典”都会在这广场上举行，至于为什么会办在这里，自然是有理由的。事实上，“莫斯科”这个地名，乃是伴随着多尔戈鲁基王公兴建于此的宅邸与堡垒，首次一同出现在一一四七年的史册文献上。学界认为，在一一五七年时，尤里．多尔戈鲁基还另外盖了一座堡垒，不过这座堡垒在后来的蒙古人侵袭时就已遭烧毁。即便如此，莫斯科依旧因为她的“地利”而受益良多。俄罗斯境内有一条商业道路，是由伏尔加格勒河与莫斯科河连接起西北与东南地区而成，而莫斯科就位在这条通路的重要位置之上。另外，因为她离钦察汗国与西边的立陶宛大公国隔了一段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并不像其他地区一样饱受源源不绝的战乱之苦。莫斯科在“蒙古入侵”事件后，也是在短时间内就得以重建、复原。

将莫斯科作为首都的莫斯科公国，起初是以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一个分封地而诞生。不过在十四世纪初时，她的领土已比当初多出了一倍。于是，莫斯科王公便有了与特维尔王公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力量。两个公国为了获得这个“大公”的地位，在服侍钦察汗国的同时，不断互相作战、较劲彼此的实力。莫斯科大公伊凡．卡利塔[5]（在位一三二八─一三四〇年）由于频繁出入萨莱，因此与钦察汗国创建了密切的关系。他在位时，获得了包揽各公国缴纳给钦察汗国贡税的权利，并且成功地打败特维尔王公，获得了大公之位。而他的孙子德米特里，更是在一三八〇年的秋天时，于顿河上游的库里科沃原野与钦察汗国的马麦汗所派遣的部队交战，并击败了他们。德米特里也因为这项功绩，被尊称为“顿斯科伊”，意即“顿河英雄”。不过这并不代表俄罗斯在此战役后，便立刻脱离了蒙古的“压迫”。因为在不久的两年后，莫斯科又再次遭到鞑靼人部队的短暂占领。然而毋庸置疑的，这起战役大幅提升了莫斯科大公的声望，奠定了他成为促进俄罗斯统一推手的基础。

俄罗斯的都主教席位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也是在伊凡．卡利塔任内发生的事。虽说当时的都主教几乎都由希腊人担任，但俄罗斯正教会在莫斯科统治者的庇护下，透过世俗权力与宗教领域的相辅相成，有了很大的发展。当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修道制度的发展。过去，修道院只会盖在城市近郊，但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宗教活动有了新的动向；他们开始离开城市，将据点设在远离人烟的森林或是荒地之中。以莫斯科近郊的著名修道院——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为首，西里尔贝罗杰斯基修道院、索罗维斯基修道院以及安东尼耶沃—西斯基修道院等，皆纷纷在北部各地成立。这些修道院大多都是由出身较低的社会阶层，却“富有企业心”的人们所建设的。他们从大公手上受领了广大的村落，运用农民的劳动力，积极经营自己的宗教事业。虽然修道院在领土经营上，也因为“扩张路线”的关系，与周围的各村落接连发生对立与冲突，但是有着这些特色的“新型态修道院”，在十四世纪的一三四二年与十五世纪的一四五七年，皆曾经以北方为中心建设过。

◎统一国内的伊凡大帝

十五世纪前半，莫斯科大公国内部为了争夺“大公之位”，亲族之间终日充斥着血腥的内部抗争。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之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早在一四二五年时，就因为他父亲的过世，而在九岁时继承了“大公之位”。然而他马上就面临到他的叔父加利奇王公尤里的公位争夺。尤里死后，这场公位争夺战仍未结束，瓦西里二世接着要面对的敌人，是尤里的两个儿子——瓦西里．科索伊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虽然并非“长子”、亦不“年长”的舍米亚卡几乎没有获得继承权的可能，但他充满野心的行动，却使得事态变得极其复杂，让毫无仁义且凶残暴虐的内战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瓦西里二世曾经活捉加利奇王公瓦西里，并且弄瞎了他的眼睛，不过在十年后，他却也被舍米亚卡反过来用同样的手段弄瞎了眼。从此之后，瓦西里二世便有了“失明王公”的别称。最后，为这场内战画下句点，并为往后俄罗斯帝国奠下基础的，是在一四六二年即位、时年二十二岁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位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

首先要谈到的，是伊凡三世统一国内的过程。伊凡三世在他的执政时期中，合并了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与特维尔等公国，尽管俄罗斯西南部的各公国有持续复苏的现象，最后仍因伊凡三世并吞了都市共和国诺夫哥罗德而宣告统一。伊凡三世对诺夫哥罗德发动的战争自一四七一年开始，直到一四七八年一月废止共和国制度后结束。后来诺夫哥罗德城的治理，改由从莫斯科派遣而来的“行政官”所执行。素有传统、象征自由与独立的“民会之钟”被运至莫斯科，城内约有一千名的贵族被迫搬迁，而他们所留下的广大土地，后来被以封地的形式授予莫斯科的服役贵族[6]们。于是，原本作为大公军队核心而创立的服役贵族阶层，实力也随之大为扩充。

伊凡三世是第一个宣布自己为“全俄罗斯的君主”——“沙皇”的人，他位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有着两公里长的坚固城墙所围绕，然而他的统治还无法算得上是固若磐石。的确，独立的各公国已悉数消失，各王公也转为贵族的身分侍奉着大公。不过这些过去的大公和许多的名门贵族，仍会出席有着政治中心地位的传统“贵族会议”。伊凡不可能无视这些人在会上的发言力，因此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将“书记官”或是“服役贵族”这些身旁亲信送进贵族会议当中，以抑制他们的发言权。另外也是在此时，舍弃了作为“世袭领土”核心的行政、财政上的古老宫廷传统，朝着设立官僚制的国家机构，踏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要谈的是俄罗斯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它从“蒙古─鞑靼之轭”解放的过程。在库利科沃战役后，钦察汗国分裂成了诺盖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各个小汗国，以及位于伏尔加格勒河下游，自称是“正统继承国”的“大帐汗国”。大帐汗国的大汗阿黑麻在一四七二年时，为了恢复对俄罗斯的统治而发动远征，但这个行动最后以失败收场。一四八〇年秋天，汗国率领了十万大军，与伊凡的部队在奥卡河上游的乌格拉河畔相互对峙，在对峙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汗国决定放弃进军。从此之后，汗国再也没有策画过远征至此处的计划（而这个“大帐汗国”最后也在十六世纪初时毁灭）。伊凡三世也在汗国这次远征失败后不久，正式终止了对汗国的纳贡。至此，俄罗斯终于正式摆脱“鞑靼之轭”。虽然这并不代表危险已经解除，但一四八〇年发生的这些局势，对俄罗斯来说仍是不容置疑的转捩点。

◎“第三罗马”——莫斯科

最后，我们要提的是伊凡的婚姻。伊凡最初的妻子（皇后），是他的宿敌——特维尔王公的女儿玛丽亚，不过她在一四六七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人认为，皇后是遭下毒而死。第二任皇后是“中世纪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皇帝之侄女佐伊．帕莱奥洛吉娜。在高中学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一四五三年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为遭到鄂图曼帝国军队的攻击而陷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于这场战役中壮烈战死，他的弟弟则带着佐伊与其他孩子们逃亡至罗马。在罗马，佐伊一家受到了罗马教皇，更正确说是当时在尼西亚担任都主教，同时也是罗马梵蒂冈枢机主教的贝萨里翁所庇护。贝萨里翁在立场上是属于倾向天主教与正教会合并的“合一派”。在佐伊来到罗马后，贝萨里翁便试着撮合她与俄罗斯大公的婚姻。

这样的决定并非史无前例。就像前面提过的一样，使俄罗斯改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也是在接受让正教进入俄罗斯的条件后，才得以迎娶巴西尔二世的妹妹。虽然这已经是五百年前的往事，但在那之后却也有不少次的案例。像是一四一一年，伊凡三世的伯母也嫁给了后来成为东罗马皇帝的约翰八世。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准皇后是在罗马长大成人，因此许多人怀疑她可能是天主教徒，这点让俄罗斯使者心惊胆战。但不管如何，一四七二年六月底从罗马出发的佐伊，也就是改名为索菲娅的一行人，最终在年底时抵达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教会接受都主教祝福的她，也在那一天迎接了她的结婚典礼。关于她的容貌，世上流传着诸多说法，有人说她是“面貌颇为姣好的美人”，但也有人完全反对那样的说法。不过由于没有肖像画的流传，因此也无从考证。在她与伊凡结婚后，生下了以下一任沙皇瓦西里为首的九位男女孩。

人们相信，伊凡三世与索菲娅的婚姻，是信奉正教的俄罗斯继承了“拜占庭遗产”的象征性事迹。换句话说，一般都认为莫斯科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威信，而策画了这场充满政治意图的婚姻。但也有些人认为，与其说这场婚姻是要对外提升自身的地位，其实在抑制国内各王公与大贵族的力量上有更好的效果。就年分上来看，也能发现此次的婚姻是在莫斯科攻击诺夫哥罗德后不久、国内正处于极为不稳定的时期中举行的。

历代的莫斯科大公　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时）开始，“沙皇”成为正式的称号。

随着索菲娅嫁到莫斯科，莫斯科与意大利之间也开始有了来往。大量的技术人员与索菲娅一起由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来到莫斯科，在婚礼过后使节团也来访过数次，莫斯科亦从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招聘过技术人员。建于十六世纪初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与城塔，其设计会与当时北意大利相仿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那群建筑师几乎都来自米兰。不过，教会建筑则不能相提并论。好比说，举行历代沙皇加冕仪式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也是出自这群意大利建筑师之手，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必须听从俄罗斯出资者的意思来盖这栋建筑。

继承了伊凡大帝的瓦西里三世（在位一五〇五─一五三三年），他的作为在于完成了父亲的伟业。在任内中，他再次扩大了俄罗斯领土，并且像个建筑狂一般大量地建造教会与要塞。莫斯科修道士费洛菲依也在此时提倡“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新意识形态，并写过这段赞辞：“第一个罗马倒下了，第二个罗马（指君士坦丁堡）也因为脱离正确信仰而倒下；但第三个罗马（莫斯科）仍屹立不摇，且将不再有第四个罗马。”十六世纪的俄罗斯，虽然与当时马丁．路德席卷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脉动无缘，但还是产生了否定修道院的土地所有权利、倡导苦行的宗教派系——“清廉派”。不过在此同时，属于“所有派”的约瑟夫．沃洛茨基，则批判“清廉派”的主张，提倡保护教会获得的各种特权以及土地财产，并认为莫斯科大公的王权来自于神，应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

◎伊凡雷帝的夙愿

一五三三年，年仅三岁便即位并以“雷帝”之称驰名的伊凡四世，开始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因为他独特的个性，使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评价几乎一致的是，他排除了自古以来大贵族与各王公之权力的政策。十七岁时第一次亲政的他，虽然用了由古罗马时期的“凯撒”一词变化而来的“沙皇”作为自身的称号，不过他真正的愿望，是希望能够行使不受名门贵族拘束的专制权力。

一五四九年，雷帝创设了一个称为“重臣会议（波雅尔杜马）”的强力政府，目的是希望能在不受名门贵族与各王公的“贵族会议”所产生的制约下推动改革。此外，他还设置了称为“官署”的中央机关，其中包括“使节官署”、“财政官署”、“人事官署”与“诉愿官署”等等。虽说这些中央机关早在伊凡三世时期就已经设置，但直到雷帝时代才开始正式发挥功能。雷帝同时也变更了地方行政体系，他废除过往以派遣门阀贵族担任行政官或乡长的统治方式，让地方行政走向自治化。此外，他还设置了一个称为“缙绅会议”类似全国议会的谘询机关，希望透过此机关吸引服役贵族与工商业者出席，以便蒐集地方的意见。军事方面则是设立了“千人选拔队”，他将莫斯科城及莫斯科近郊地区封给这些千余人的服役贵族，强化了沙皇军队的实力。而为了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射手卫队”亦在此时成立。

一五六四年底，伊凡四世突然离开莫斯科，来到了亚历山大罗夫村，此举令人们震惊。在他从村子里寄给贵族与圣职者的书信中，他批判贵族与教会人士对他的蛮横与背叛，并且在其中表明了退位的意图。于是，贵族们在来自商、工、民各方的压力下，只好接受了承认沙皇绝对权力的条件。这起事件，亦显示出雷帝有着一颗过人的战略头脑。

回到莫斯科的伊凡从隔年开始实施了“特辖区”政策。此政策将俄罗斯全土二分为“一般国土区”与“沙皇特辖区”，并在特辖区内创建了由服役贵族所组成的“特辖军”。身着黑衣、骑着黑色军马，马鞍上挂着狗头与扫帚的特辖军们，只要一发现“沙皇的敌人”，便会立刻袭击上去，对他们加以严刑拷问。在特辖军的恐怖行为下，无论贵族、服役贵族还是平民阶层都产生了不少的牺牲者。而这稍微偏离常轨的反贵族“政策”，在之后只留下了混乱。另外自一五五八年开始延烧的利沃尼亚战争，它的长期化加速了雷帝执政期的俄罗斯的荒废。在雷帝于一五八四年身亡后，他的后继者费奥多尔沙皇也在没有留下任何子嗣的状况下，于一五九八年辞世。于是自古以来的留里克王朝，终在此时画下了休止符。

雷帝伊凡四世　伊凡四世被认为是俄罗斯史上最强大、也最有个性的君主。

◎征服喀山与西伯利亚汗国

说到伊凡雷帝最辉煌的成果，莫过于歼灭喀山汗国一事。俄罗斯在脱离“鞑靼之轭”后，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的骑兵部队依旧不停地侵扰俄罗斯国境，甚至深入至国内。伊凡后来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克里米亚与喀山的关系，俄罗斯有一半的国土成了荒地。”

这两股外敌势力，不是俘虏俄罗斯人来作为奴隶，就是将俘虏的俄罗斯人卖到奴隶市场获取金钱利益。所以攻打喀山与阿斯特拉罕两汗国，就成了伊凡的任内计划之一。这个进军喀山汗国的计划，也受到觊觎喀山汗国领地的服役贵族们支持。在一五五二年发动的远征中，俄军首先在可以遥望喀山汗国的伏尔加格勒河右岸筑起要塞，并于八月底发动包围战。同年十月初，俄军成功征服喀山汗国。据说在征服了他们之后，伊凡最初所采取的举动是先将十字架埋入土中。在建设教堂的同时，伊凡四世下令破坏伊斯兰的清真寺。在莫斯科的教会会议中，众人决定设立喀山主教区，并任命古利为第一任大主教。然而在主教区设立后的九年间，更改了信仰的“地方居民”比例却不到百分之十。如同众人所知，为纪念这场胜利，此时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建起了圣瓦西里主教座堂。这座拥有九顶颜色鲜艳的洋葱型屋顶教堂，就这样成了当地的地标，直到今日。

许多的鞑靼贵族为了在新的君主下做事而前往了莫斯科，他们借着改宗基督教，获得了高阶的地位，不过改宗并不一定是“服勤效忠”的绝对条件。有些人也靠着与女正教徒的通婚，以支配者身分开始了新的人生。一五七五年，也就是在俄罗斯击败喀山汗国约二十年之后，伊凡雷帝任命身为“成吉思汗子孙”的“喀山皇子”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担任“全罗斯大公”。西美昂自五年前开始就服侍着伊凡，后来与俄罗斯女性结婚、也接受过受洗。虽然他在位一年后，又让出了大公之位，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番“人事变动”单纯看作是“沙皇的心血来潮”吗？还是这件事情的背后，藏有某些本质上的问题？

关于伊凡四世的统治时期，还有很多不能不提、饶富趣味的史实想写，但碍于篇幅关系，最后就在此简单叙述他“进入西伯利亚”的历史作结。西伯利亚这个地名，源自于过去的“西伯利亚汗国”。一五八一年，在当时的莫斯科大公、也就是雷帝的许可，以及北方富裕的制盐业者史托洛加诺夫的援助下，叶尔马克率领了由哥萨克部队、三位神父，与其他各部队共一千五百余人的军队进攻了西伯利亚汗国首都。叶尔马克在壮烈的战争中丢了性命，不过军队后来成功在西伯利亚的河川航路要冲上的一处小丘上筑起了堡垒；之后他们又接连不断地建起了更多的要塞。一五八七年，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汗国”首都，即濒临额尔齐斯河的喀什里克下游的十七公里处，建起了他们在此处的第一座城市——“托博尔斯克”。托博尔斯克创建后的初期，很快就成为了西伯利亚的行政与教会、传教的中心。

1. 瓦良格人，是当时东斯拉夫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支日耳曼人的称呼，具有类似诺曼人的习俗。

2. 瓦连京．拉夫连季耶维奇．雅宁（一九二九—），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专长中世纪罗斯、尤其是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研究。

3. “蒙古─鞑靼之轭”，指的是古罗斯诸国被蒙古人统治的这一段时期，一般认为开始于一二三七到一二四二年间。东北罗斯的压迫持续到一四八〇年结束，而在其他西部的罗斯诸国则在十四世纪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之后被兼并而结束了蒙古统治。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褒贬在俄国史学界至今仍然未有定论。

4. “欧亚学派”或欧洲主义，是俄罗斯的一个著名哲学与政治思潮。该思潮侧重于俄罗斯文化为欧亚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认为俄罗斯文化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文化，而是走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即欧亚文化。

5. 本名“伊凡一世．丹尼洛维奇”。卡利塔是他的绰号，意为“钱袋”。

6. 俄国历史上有两种贵族，一种是采邑贵族“波雅尔（боярство）”，一种是无采邑的“服役贵族（дворянство）”，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将前者取消，因此后来“服役贵族”就变成了广义上的所有贵族统称。俄国史学界一般把俄国的“дворянство”和日本的武士阶级做模拟，也称呼日本武士阶级为“日本服役贵族阶级”。

第二章罗曼诺夫王朝的诞生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　在十六岁被选为沙皇的米哈伊尔，开创了罗曼诺夫王朝。

“缙绅会议”的时代

◎“混乱”与缙绅会议的关系

自留里克王朝于一五九八年断绝时开始，俄罗斯进入了长达十五年的混乱时期。这段期间内，有数人被拥立为沙皇，其中也包含了“伪帝”。同时间，波兰与瑞典这些强大的邻国也为了夺取王位，而对俄罗斯进行侵略，使得俄罗斯的存亡更加濒临危境。俄罗斯西边的国境有部分城市遭到波兰强行并吞，连诺夫哥罗德也沦为瑞典的一部分。俄罗斯的西部与西北部国境，就这样在近乎毫无抵抗的状态下遭到弃守，国家内部因此盗贼横行；至于在南方，则是相继出现了僭称为沙皇的人，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也重新活跃起来。连“喀山公国”也为了成为自立的国家而开始有了行动。虽然少数码于莫斯科周边的城市未被卷入战火，得以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这也只是程度上的问题罢了。当时甚至有俄罗斯人表示，自一六〇一年开始发生的三年大饥荒，已经造成国家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因为“混乱”的关系，莫斯科人民的生活民不聊生，精神上也面临崩溃。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俄罗斯照进一道曙光的，就是“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

“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一词在日本通常以汉字翻译成“全国会议”，此制度在欧洲史上经常被定位成相当于是“身分制议会”的功能。前半部的“земский”指的是“国土”、“土地”，是“земля”的形容词变化；后节的“собор”，则是“集会”、“会议”的意思。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会议聚集了各种身分的代表，并透过审议沙皇提出的法案，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然而，对于此种说法也有着强烈的反论存在，认为缙绅会议只不过是沙皇的“谘询机关”，出席人士虽然包含“各种身分”，但会议本身却没有创建出一个确切的组织系统，如此的机构根本不存在抵制沙皇意志的功能。不过，这依旧不能表示它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正好相反，缙绅会议在十七世纪前叶时，就两度发挥了左右国家与社会命运的重要功效。

缙绅会议第一次开会是在一五四九年，即伊凡雷帝的执政时期之中。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的人，包含了重臣会议（波雅尔杜马）成员、地方服役贵族的代表、圣职者会议成员等圣俗两方势力的菁英，以及后续增加的城内工商业者代表。召集规模估计有数百人之谱，而人员比例则大多由后者组成，圣俗菁英的人数反而算是少数派。然而就算召开了缙绅会议，议事的进行方式仍没有一个严密的规定，举办的间隔亦不固定。会议中的讨论事项，主要是针对沙皇提出的各种重要方针，诸如对外战争、修道院财产的限制、法典的编撰等等进行议论，但是最后到底要如何进行，本来就是得依照沙皇之意。

即便如此，重点在于选出沙皇的宝座由谁继承之后，也需要在这会议先行“确认”，有时甚至还会受到“审议”。一五八四年，随着伊凡雷帝的过世所召开的缙绅会议中，下一任沙皇费奥多尔就在此受到各代表的“确认”过。在费奥多尔死后，也就是王朝断绝后成为了沙皇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也是在由总共六百人集合而成的缙绅会议中所“选出来的”。若是像前者一样，下一任沙皇是正统继承人的话，那他的即位就只会在此受到单纯的“确认”；但若是后者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此时缙绅会议的功能，就是从与过去王朝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能人中选出一位来担任沙皇。也就是说缙绅会议，其实是拥有“公领域权限”的会议。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当选”

一六一二年年底，赶走波兰人、解放了莫斯科的米宁与波扎尔斯基的国民军，向全国各个城市发出书信，表示要召开缙绅会议以“选出下一任沙皇”。前来参加沙皇选举会议的，除了将近五十人的都市代表以外，其余还有教会高阶人士、贵族、政府官员、地方上的服役贵族，以及哥萨克人等共七百人。选拔会议中，大国波兰与瑞典的王子虽然也受到举荐，但在俄罗斯当时充满爱国气氛的时期中，“外国人”会选上沙皇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于是，在俄罗斯的名门贵族中，罗曼诺夫家第一个受到点名。最后被“选上”的，也正是罗曼诺夫家的家主——当时十六岁的米哈伊尔。

罗曼诺夫家族是历史可追溯至十四世纪的古老贵族世家，与过去的旧王朝亦有着血缘关系，像是伊凡雷帝的第一任皇后安娜丝塔西雅，就是罗曼诺夫家的人。安娜丝塔西雅的哥哥尼基塔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透过十三位孩子的婚姻，与其他的名门贵族间创建起姻亲关系。尼基塔的儿子（米哈伊尔的父亲）费奥多尔，同样也是位有力人士，他的表兄弟是过世的费奥多尔沙皇；根据传说，沙皇在濒临死亡时，就曾打算将“权杖”传授给他。这表示费奥多尔沙皇曾将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视为继承人看待。

然而，最后实际“选出”的沙皇，是一名叫做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人。他用计陷害罗曼诺夫家族，使得他们垮台。费奥多尔因此被迫剃发、成为修道士，并改名换姓为费拉列特，幽禁在北方的修道院中。他的妻子也同样命途多舛。后来，当戈都诺夫以及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二世的政权遭到推翻后，费拉列特终于得以复权、登上了罗斯托夫都主教之位。可是在选出下一任沙皇的过程中，他又遭到波兰俘虏，成为了阶下囚。不过，这对罗曼诺夫家来说反而是个转机。因为这起事件，使得罗曼诺夫家博得了社会的同情。而同样值得罗曼诺夫家庆幸的是，他的儿子米哈伊尔当时只有十六岁，且是个政治经验如同白纸一般的年轻人。在老练的贵族与政治家的眼中，米哈伊尔的存在给人容易操控的印象。另一方面，先前那些靠着武力，扮演解放莫斯科角色的哥萨克人，同样也支持着这位“费拉列特之子”。有部分历史学家侧重这一点，认为米哈伊尔也可算是“哥萨克人的沙皇”。

于是在一六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为了新一任的沙皇。据说当“会议的决定”在邻接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公布后，莫斯科的民众们欢声雷动，高喊着：“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莫斯科国与全罗斯的君主！”接着在三月初，以名门贵族谢列梅契夫担任团长的使节团为了传达这项议会结果，前往了米哈伊尔与他的母亲马尔法（俗名克谢尼娅．罗曼诺娃）寄身的科斯特罗马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母子两人听见这个消息后，想到沙皇之路将遭遇到的苦难与困难，反应强烈地不断回绝了这项决定。直到这对虔诚的母子听到使节团对他们说：“米哈伊尔会当上沙皇是神的旨意。若拒绝领受可能会引起神的愤怒。”之后，两人才勉强答应。就这样，“面貌苍白的虔诚青年”米哈伊尔，在三个月后便出发前往莫斯科，并接受了即位仪式。

◎战争与和平

在米哈伊尔统治的初期，缙绅会议成为“权力的恒常附属”机构。自一六一三年之后的十年间左右，缙绅会议几乎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每次都有大量人数参加，并且开始对直到当时为止仍为权力中枢的“重臣会议（波雅尔杜马）”进行自发性的制衡。毕竟，要将国家从荒废与战乱的深渊中拉出来，无论如何“国民”的协助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镇压内乱、以及与外国军队的战争，国家必须多次向地方的服役贵族征召兵力，并向都市的工商业者征收“临时税”。要采取、实施这种“不受欢迎的政策”时，缙绅会议的“权威”是必要的。话虽如此，缙绅会议并不下任何具体的政策决定，立法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沙皇手上没有改变，而沙皇的权力亦依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一六一九年六月，俄罗斯与波兰间创建了和平关系，长期遭波兰幽禁的费拉列特也终于得以回国。费拉列特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不同，精力充沛的他，很快就登上了“牧首”的席位并获得了“大君”称号，实质上影响着政治。他追求过往的理想，目标是替国家带来回到常轨的政治秩序。由于他熟知波兰的“国会（Sejm）”曾屡次将王权冻结，因此自然会对与波兰国会相似的“缙绅会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希望能不透过“全国土范围”的召集来解决问题的立场，没多久就使缙绅会议停止了运作。此外，以步兵为中心所组成的欧洲型“新军”在此时建军，过去的骑兵军团也同时受到强化，这些军队，都是将来要与波兰交战而准备的武力。最后，俄罗斯为了夺回国境西部的斯摩棱斯克，在费拉列特的发起下，于一六三二年四月与波兰军发生战争，然而，费拉列特却在战争中病逝，战事最终便以失败收场。

斯摩棱斯克战役给了米哈伊尔政府很大的教训。他们认为与波兰军的战争之所以会败北，主要是因为来自南部的服役贵族们在得知“克里米亚鞑靼军来袭”的消息后便脱离战场所导致。当时，克里米亚鞑靼人不断侵袭在肥沃的俄罗斯南部出现的村庄与城市，人民与家畜因此受到掠夺。政府为防止这个事态，赐予了服役贵族们小规模的“封地”，并委托他们防卫国土，但很明显地，这项政策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于是，米哈伊尔政府为了防卫南边的国境，从一六三五年开始，便着手建造长达八百公里的“别尔哥罗德防线”，他们在这条防线上建起充当要塞的都市，并以土墙防御工事加上“鹿砦”链接它们。简单来说，这条防线就像是古罗马的“日耳曼长城”，或是中国万里长城的“俄罗斯版本”。虽然早在十六世纪前期，俄罗斯就已沿着莫斯科南边筑起了“图拉防线”，然而这对整体的防御来说仍然显得不足，后来，在俄罗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建起“别尔哥罗德防线”后，他们总算抵挡住了鞑靼人的侵略。在南部变得比过去安全之后，贵族们也开始着手获得这块肥沃的大草原。接着，自一六七九年至一六八〇年，全长五百三十公里的“伊久姆防线”跟着建造完成，这些受到保护的俄罗斯南部黑土地区，后来便发展成“俄罗斯的谷仓”。

防止鞑靼人侵略的南部防线　米哈伊尔政府为防止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侵略，筑起了足以称为俄罗斯版的“万里长城”防线。

一六三七年，米哈伊尔再次召开了在“费拉列特时代”几乎未曾召开过的缙绅会议。这次的召开，主要是因应顿河哥萨克军在占据了鄂图曼帝国位于顿河河口的要塞亚速后，向俄罗斯政府要求援军而举行。依照政府的传统政策，此时应立刻派遣援军支持，然而刚经过斯摩棱斯克战役的俄罗斯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兵，所以在缙绅会议上，米哈伊尔表明了放弃该要塞的意思。最后，哥萨克人长达两年、有如英雄史诗般的“亚速围城战”，就在这样的决定下黯淡落幕。尽管米哈伊尔的在位期间很长，但他光为了恢复国内的秩序，已是费尽心力。

◎莫斯科市的人民起义与会议法典

一六四五年七月，罗曼诺夫家的初代沙皇米哈伊尔逝世，沙皇之位由他的长子阿列克谢“世袭”。换句话说，他们在执行皇位交接时，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召开缙绅会议，进行以往那种形式上的“确认”程序；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阿列克谢会不受欢迎的缘故。阿列克谢与父亲一样在十六岁时即位，在他当上沙皇后，马上就受到人民起义的洗礼。人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阿列克谢的摄政官、同时也是政府的有力人士鲍里斯．莫罗佐夫所推行的提高盐税政策——也就是税制改革所造成。虽然政府保证随着盐税的提高，将作废其他的税项，但都市居民们仍旧透过减少买盐的方式以抵制政府。慌了阵脚的政府在两年后放弃了这次改革，但在恢复旧有税制的同时，政府又开始课征包含过去共三年来未征收的税金，这也难怪莫斯科人民会如此愤怒。一六四八年六月初，民众聚集起来向朝圣中的沙皇递出“请愿书”，却无奈遭到驱赶。部分民众于是闯入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高官代为转交。当晚，莫斯科发生了大火，数千栋民宅惨遭祝融，在火灾中牺牲的人也不在少数。认为这场灾难是由“莫罗佐夫所设计”的民众们，加强了他们的抗争活动。这场风波到了六月五日时有了很大的转变，当天，阿列克谢出现在民众面前，边流着泪、边为他的宠臣莫罗佐夫请命，希望人民能够网开一面，并向人民宣告他将免除莫罗佐夫的职务、将他送进修道院，使他远离政治。

罗曼诺夫王朝家系图

于是，在一六四八年的这场“盐巴暴动”终于有了收束之势。然而此时，曾与暴民对抗过的都市居民与服役贵族们开始要求召开缙绅会议，原因是他们对当今由“有力人士们”所制定的秩序感到强烈不满。不过，他们的行为当然不能算是“反王朝”性质的，虽然民众认为沙皇有着“性格懦弱的缺陷”，但所有责任仍应归咎于贵族以及沙皇的亲信身上。所以他们希望借由召开缙绅会议，以提供沙皇一些“帮助”。七月十日，阿列克谢同意召开缙绅会议，在一周后的会议上，总共有三百一十五人参加，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的服役贵族或是都市内工商地区的居民。为了能更妥善处理“君主与地方的事项”，会议最终决定由“善良且心思缜密的一群人”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编撰新的法典。此时的缙绅会议，就像是在一六一三年“选出”米哈伊尔时一样，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正面且重要的角色。隔年一月，一般称为《会议法典》[1]的新法编撰完毕，正式颁布。

《会议法典》对俄罗斯全体社会，特别是对都市与农村的重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莫斯科为例，都市的“波萨德区人民”——也就是工商区居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都市中有着一块属于圣俗领主的“居住区”[2]，由于这区域内的人不需缴纳国家税金，所以他们必须被迫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与该区域内经营工商业的人们竞争。于是这群居民们一致要求将那些中世纪以来就拥有特权的“居住区”一同编入都市，借以形成一个共同体来排除“税金负担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特别委员会全面认可他们的提议，将相关规定成文在法典的第十九章中。该章规定，工商业活动只允许由“波萨德人民”进行，至于免租税的“居住区”，后来则在“波萨德建设”的实施下，从圣俗大领主的手上没收。

一六四九年七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将英国商人驱逐出境。虽然在一六三〇、四〇年代，俄罗斯商人们因为对于外国商人进入国内商业圈的情况感到危机，所以要求政府帮忙“妥善处理”，不过政府最后会执行这个政策，其实是个偶然：一六四九年一月，阿列克谢政府得知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遭到处刑，被这“莫大的坏消息”惊动的阿列克谢政府，才决定踏出将英国商人驱逐出境的这一步。

◎俄罗斯农奴制的形成

虽然《会议法典》满足了都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但这部法典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强化农奴制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亦即，在历史过程中标记出了身为领主的贵族、服役贵族们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转换的时间点。接下来，就回溯这段历史，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叙述。

多数人认为，在中世纪俄罗斯的农民，是拥有“迁徙权利”的“自由”身分。也就是说，他们与置于“领主裁决权”之下，连迁移、结婚等与人格有关的权利都遭到限制的“农奴”是不同的概念。在一四九七年伊凡大帝的《法令集》以及一五五〇年伊凡雷帝的法规中，皆有规定农民只有在秋天的“尤里耶夫节”——即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前后各一星期的时间内，才可以从原本领主的村庄，或国有地的乡村中“迁徙出去”。不过，这自始至终都附有一个“农民必须还清他们的贷款或债务”的条件，因此许多农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行使这项权利。然而，历史上有些零星的研究显示，实际上还是有成功“迁徙”的农民存在的案例。就算如此，事态依旧不断朝着对农民愈来愈不利的方向进展着。

推动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大公们为了强化自己的军队，创建了“服役贵族”这一新的身分。服役贵族们有义务服“兵役”，必须“骑着马、配戴武装、带着仆人”进入战场、参加远征，又或是警戒国境。不过相对的，他们可以因此从沙皇手上获得“封地”；虽然跟有历史的贵族们的“世袭领地”相比之下，他们的“封地”不仅小，帮忙支付土地费用的农民户数也不多。一般来说，要负担“兵役”所需的话，少说也需要二十个家庭才够，可是其中大多都低于这户数。

持有封地的服役贵族们，对农民的“压榨”非常严苛，因此农民们之间有着一股倾向，他们会利用“移转权”，让自己转移到条件更好的贵族村落。而采邑贵族们不仅欢迎农民自主投靠，有时也会主动劝诱他们，若农民身有负债，他们则会代替他们支付这些款项，好让农民们“合法”转移。因此对于服役贵族来说，农民的“移转权”是不利于自己的权利，自然就会向政府施加压力。在伊凡雷帝的执政时期里，战争与歉收导致国土荒废，农民不足的问题逐渐严重。这也造成了采邑贵族与服役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农民劳动力而产生对立，且这种对立状况日益尖锐化。

一五八一年，政府暂时发出了禁止农民“移转权”的法条。这法条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限时法，可是在一五八〇年代，曾经不只一次设立了“禁止年”。接着在一五九七年，政府颁布将逃亡农民的搜索期限设为五年的法令。有些人从这件事情推断，认为这表示法条发布的五年前——也就是一五九二年时，必定有关于全面禁止“移转”的法条制定出来，然而在许多历史学家的努力研究下，依旧没有发现这条“法令”的存在。因此又出现了其他有力的说法，但此处我们不深入讨论。

问题还是在于，逃亡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加。所谓的逃亡，即是指未经过领主许可的“非法迁徙”，逃亡农民的数字，随着俄罗斯向南方边境扩张领土的同时显著提升。向往着那块肥沃的土地，舍弃领主及村落的农民比比皆是。于是在十七世纪的前半期，问题的焦点便落在逃亡农民的搜索期限上。服役贵族们强烈主张透过延长搜索期限，或者干脆废除法条，以便将农民绑定在他们的土地上，而采邑贵族们则是希望这条期限愈短愈好，因为对于拥有广大家族土地的采邑贵族来说，若农民被绑定在土地上，就意味着断绝了他们能够“合法”吸引农民劳动力的可能性。

在进行远征前，聚集在莫斯科的地方服役贵族对沙皇提出了一份“集体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实施“公正的裁决”，以及废止搜索期限的法条。面对一六三七年、一六四一年与一六四五年呈上来的“集体请愿书”，政府以将期限拉长至九年、十年的形式做了部分的让步，不过服役贵族们依旧无法满足这结果，这也成了莫斯科市爆发人民起义的时代背景。就像前面提过的，政府约定将会在缙绅会议上编撰新的法典，但是当时的委员会组成中已经多了许多的服役贵族。最后，在《会议法典》的第十一章“有关农民的审判”之中，逃亡农民的“搜索期限”还是遭到废除。服役贵族们的主张在议会上通过，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将被束缚在土地之上。虽然农民的“移转权”已如风中残烛，不过仍旧有“时效”存在，只要时效一过，他们并非没有重获“自由”的可能性。就这样，农奴制便成为全俄罗斯通用的法律，编撰在《会议法典》之中。

◎缙绅会议的尾声

《会议法典》后来共印刷了一千两百部，送到了莫斯科官署以及地方都市长官的手上。半世纪后，俄罗斯虽曾试着修订它的内容，但最终这部法典还是被当作俄罗斯的基本法并使用了一百五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发生人民起义之后，缙绅会议的召开次数变得少之又少。一六五三年，俄罗斯在因为支持乌克兰脱离波兰统治而展开的“独立战争”——或者说是“赫梅利尼茨基的叛乱”——而与波兰进入战争状态之际召开了缙绅会议之后，就再也没召开过。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一般流通的说法，是因为当时主要构成缙绅会议的服役贵族们，他们一直以来抱持的基本诉求——农民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另一方面，也有解释认为是因为一直隔开贵族与服役贵族的“隔阂”终于去除，促进了两者的结合所造成。将这些说法摆在一起来看，可以发现重点在于服役贵族自身存在方式的变化。过去，服役贵族的骑兵部队都是以“地方都市”为单位，并与他们拥有“封地”的都市、县中的伙伴“百人队”一同完成“军人”的使命。在这些人之中，有些人被选为在莫斯科服勤的“被选拔的服役贵族”，有些人则被选为缙绅会议的代表，因此政府与地区一直有着紧密的关系。

不过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因为军队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在以步兵连队为中心的“新军”的形成与扩充之下，地方服役贵族转变成了军队中的指挥官，虽然这也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发展，但毕竟与过去不同，这些新的身分与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无相互链接，服役贵族们也失去了对地区“需求”的关心。换句话说，因为军队制度转换的缘故，造成他们心中以往显而易见的“全土”、“服役贵族的地方自治”的观念消失，所以缙绅会议的基础也就跟着消失不见。过去将军队组织与地方都市行政功能集于一身的“人事官署”，在此时也变成只管理军事领域的事务。至于地方统治的部分，则完全被莫斯科官署以及从该处派遣而来的“地方长官”所取代。

在一六四八年引发人民起义的主要人物——都市居民，特别是“波萨德民”也改变了他们的属性。独占工商业活动的他们之中，产生了一群“富裕者”，后来“波萨德区自治”的主导权，就是落在他们手上。当政府无法征得预期的税金时，他们便会要求波萨德的居民们“拿自己的事业与财产”来缴纳，于是军队需求、酒税等等不断增重的经济压力，将大量的波萨德居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让波萨德民决定不再当“全体利益的守护者”，转而与服役贵族阶层一起活动。也就是说，保持“统一共识”的可能性已经不在。如此，身为缙绅会议左右手的波萨德民，也开始产生了社会性的变质。

◎“依自身意志整治国家”

关于阿列克谢的统治，有一本同时代的历史纪录，名为《阿列克谢统治下的俄罗斯》的书留下。本书的作者科托希辛[3]是逃往敌国瑞典的俄罗斯前使节官署的官员，他精通当时俄罗斯的情势，并加以记录，因此这部史料的价值非常高。里面的内容提到：“前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虽然声称自己是专制君主，但其实在没有与贵族协议下，所有事情都无法进行。”然而阿列克谢就有所不同：“现任沙皇将专制君主作为最高称号，照自己的意思统治着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不管是要发动战争、和平的缔结或让步、还是提供支持等大小事情，阿列克谢不再需要和贵族或贵族会议的官员们讨论，表示“沙皇可以依照自身的意志，做他想做的事情”。

科托希辛的说法非常地切中要点。十七世纪时，我们可以看见贵族会议中的成员数虽然有所增长，但它的影响力却是不增反减。这个从原本只有三十人左右，成长到最大有一百五十三人的贵族会议，最后几乎沦为空有形式的机构；列席的贵族、高官们，只是用手顺着他们长长的胡须，坐在那打发时间。另一方面，负责处理行政、财政的常设官署在当时超过了四十处，这样的增加也是有意义的。从一六四〇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在中央、地方的国家机关工作的人也比起过去增加了三倍，在这样的成长中，使得“在官署工作的人们”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图中阿列克谢戴着象征沙皇权威的“莫斯科帽”，手持王杖及王球。

阿列克谢以这种充实的官僚制度作为后盾，在一六五四年设置的“机密事务官署”[4]内，与他最信任的亲信一同治国。这官署中养有三千只老鹰与游隼，以及照顾这些勐禽的两百位驯鹰师。这些驯鹰师也为了沙皇的狩猎兴趣，帮忙做各式各样的准备，不过这些终究只是次要事项。阿列克谢在官署中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听取报告、阅读纪录，或是发出“敕令”。“绝对主义”的“专制”俄罗斯，可以说就是在阿列克谢的执政期间确立起来。而第一个称自己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人，也正是阿列克谢。

教会的分裂

◎尼康的教会改革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意外是个笃信教条的沙皇。据说他严格遵守斋戒日、恭敬祈祷，更不忘前往修道院朝圣。在大斋节时，他一周只进食三次，其他日子也只吃一片黑麦面包配盐渍菇或腌黄瓜，外加一杯低酒精浓度的啤酒而已。另外，他通达神学，甚至连宗教、教会问题都能够靠自身判断。然而讽刺的是，俄罗斯的教会分裂也是发生在他的在位期间内。

当时，俄罗斯的教会一直抱有一些问题。例如“双重信仰”这一词背后所显示的民间异教信仰、迷信与习惯问题、俗世神父的无知与无能问题，又或者是教会的礼仪太过冗长等。虽然为了改善上述问题的改革议题早已展开，但讨论的焦点却是在教会仪式与教会典籍上。也就是说，俄罗斯教会虽然在十世纪末继承了君士坦丁堡的信仰，但长时间下来，特别是在一四五三年的帝国首都陷落之后，无论是仪式或教会典籍，都与希腊“正宗”的一切渐行渐远。譬如俄罗斯教会在划十字时，是先用两只手指来划，然后颂唱两次“哈雷路亚”或行跪拜之礼。但这些无论哪一个步骤，都与希腊的仪式有所不同。

圣职者对于“身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必须进行改革”这点虽然在意见上一致，但其中又有许多人认为那是因为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希腊人无法保持自己信仰的“纯粹性”所造成。所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保存正教会信仰的责任才转移到莫斯科身上。因此教条修订时，应以“莫斯科手抄本”为主。

不过，当然也有部分人士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认为不管如何，都应向希腊寻求建议。当时，有不少学识渊博的希腊修道士以暂时居留或“逃亡者”的身分居住在莫斯科，而莫斯科内唯一的“印刷厂”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援助才得以运作。此外，东方教会的牧首们也会为了与沙皇的亲信们会谈而时常访问莫斯科。有些人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在俄罗斯政府的庇护下寻求“复兴拜占庭”的门路，而在君士坦丁堡解放后，莫斯科的牧首便成为了全世界正教会的首长。换句话说，“第三罗马”的理念，在此时带有了“朝帝国发展的方向性”。

一六五二年四月，阿列克谢任命当时四十七岁、时任诺夫哥罗德都主教的尼康担任牧首。尼康在沙皇的指示下，开始着手悬而未解的仪式与教会典籍的改革。而他的参考来源，并不是“莫斯科手抄本”，而是希腊的文本。他依照希腊手抄本，启动了广泛的改革，例如废除以往以两指划十字的方式，改由三指进行、赞美诗“哈雷路亚”要唱三遍而非两遍，而且没有“跪拜”的必要。另外，在教堂周边巡礼的行进方向也与之前相反。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反对，但在尼康的强硬指示下，“改革”依旧快速地推动着。

过去，尼康身边有一群被称为“笃信者”的伙伴，他们跟着尼康一同热心参与改革议题。然而如今，这些笃信者中只要有人反对尼康，就会不由分说地遭到流放。不仅如此，沙皇的“告解牧师”瓦尼法季耶夫亦遭革职，大司祭阿瓦库姆也难逃被流放至北方的命运。尼康高压又强硬的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过因为“莫斯科牧首即全世界正教会之首”的这个由希腊人带来的“观念”不断地在他耳边低语，因此他一步也没退让。

牧首尼康　尼康尝试改革俄罗斯教会，却反倒招致了教会分裂。

然而，到了一六五八年，尼康因为与阿列克谢发生了一些争执，遭免除牧首的职位。尼康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认为沙皇应该很快就会来慰留他，但现实却事与愿违。两年后，教会会议选出了新的牧首，阿列克谢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自然是有理由的：他认为尼康太过傲慢。尼康曾用月亮与太阳做譬喻，表示牧首的地位高于沙皇，公然藐视沙皇权威。不仅如此，尼康还在莫斯科以西六十公里处，盖了壮丽的“宫殿”——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并且还以内容含有剥夺修道院各种特权的理由，指称《会议法典》为“恶魔之书”，同时宣告开除流放自己的阿列克谢之教籍。虽然阿列克谢的态度也动摇了，但是事态已覆水难收，在一六六六至一六六七年的教会会议中，尼康牧首正式遭到革职，并被流放至北方。不过此时的教会会议中，已正式承认了尼康所做的仪式改革，于是往后反对新仪式的人们，都将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旧礼教派的诞生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会发现在俄罗斯发生的这场改革，并非是“宗教改革”，而是“教会仪式改革”。即是说，这与马丁路德站在“因信得救”的福音主义立场，从信仰方面所做的根本改革有所不同。就这点来看，尼康的改革算是象征性的改革，但它终究在这笃信宗教的国家里，影响了所有人民。而反弹最激烈的，就是位于北方白海孤岛的名教会——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这座位于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修道院，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犯的流放处。此处有两百七十三名的修道士，以及在修道院内外劳动，共超过四百名以上的一般信徒。当正教会的使者带来改订过后的典礼书时，修道士们拒绝他们进门，当地的信徒也支持这些拒绝使用“新信仰、新教诲、新典籍”的修士们。阿列克谢政府事后派出了射手卫队前往此处，然而这里的孤岛地形，加上高耸坚固的城墙保护，让士兵们的围城行动困难重重。修道院此时决定停止再为“沙皇祈祷”，于是这场暴动自此开始明显带有反政府、反沙皇的色彩。在围城的长期化下，修道院内部的激进派与稳健派产生了对立，据说到了抗争的最后阶段，修道院内部只剩下三百五十余人。一六七六年一月，政府军发动了总攻击，最后逮捕了修道院方共六十二人，但至少有两百人以上在这场战斗中遭到击毙。其中也有部分支持者趁乱逃离孤岛，将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的抗争传达到俄罗斯各地。

在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发生的抗争并非特殊案例。俄罗斯当时有一群通称为旧礼教派的信徒，他们无法接受尼康的改革仪式，仍然恪遵“改革之前的古老仪式”。其中有部分的信徒为了逃离迫害，躲到了俄罗斯边境的各个地方，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据点。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要活在“反基督教”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在这称为俄罗斯的国家里，有的是无限的可能——特别是在俄罗斯北边延伸出去的广大森林，对他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他们透过在森林中四处搭建的“隐修所”彼此联络，并持续遵守自己的“古老仪式”。只是迫害的步伐终究逐渐逼近，当政府派遣的军队接近他们时，他们会将自己关在木造小屋，并且放火烧掉屋子。如此的“火之洗礼”、或说集体自焚，就是他们能够诉诸的最后手段。也因为如此，北方森林里出现了零散的“火灾痕迹”。据说一次最多接受“火之洗礼”的人数，甚至高达两千人之谱，目前普遍认为，到十七世纪末为止，共约有两万人选择了如此激烈的手段。

不过，这个宗教上的抗争共同体，能采取激烈行动的人数或程度仍然有限。因为他们多数人受限于世俗生活，无法离开城市与村落，因此只能悄悄保持“古老的仪式”，或是停止出席教会活动以表达抗议，但这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教会改革与神父

那么，普通的信徒与村落、城市中的教会神父们，又是怎么看待仪式改革的？对于当时不须研读圣经、也没看过圣经的人们来说，在教会进行的仪式与典礼就是信仰的全部，仪式即为信仰本身，更是救赎的手段。然而某天，当神父们突然对他们说往后十字的画法不能再用两根手指，而是要以三根来画、开导他们巡礼教会的行进方向要与至今为止的相反时，一般信众们肯定是吃惊不已吧。而这点对只会初步识字，且欠缺神学知识的神父们来说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才会认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能马上遵照这种“由上而下”的仪式改革指示来做。

一六七〇年代时，尼康的仪式改革几乎没有影响到多数的地方教区，这些教会依然照着旧有的典礼书进行祈祷仪式。一六八三年，梁赞的都主教巴别尔到了许多村落与小城市内的教区做巡察时，对于这些教会没有照着新的典礼书仪式的景象感到吃惊不已。不过要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神父或一般信徒们在“抵抗”改革，倒也未必正确；因为这些教区的神父们并未将典礼书汰旧换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收到这样的指示，而且新的典礼书也还未送到他们手上。原因不需多说，正是因为俄罗斯国土实在太过广袤。城市教会还不要紧，但若是要将仪式改革的命令传达至每个遥远、孤立的小村子的教会中，或是要把在牧首的印刷厂印出来的修订版典礼书，一本本送到乡村神父的手上，那肯定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这样的状态，直到进入了一六八〇年代才开始获得改善，而地方教区的神父终于回应中央的要求时，时间也已到了世纪末。

反对接受修订后的典礼书、为了保护旧有仪式而战的神父与教区人民的数量始终不多。就算有抗争，也大多是因为反对来自外部的强硬做法。除此之外，大多数教区的神父们，皆很温和地接受并遵从这些“来自上层的指示”。真正危险的，反而是那些没有固定教区的“行脚神父”、遭到撤职的神父，以及流亡神父等等的“边缘神父”们。他们强调“旧有仪式”的正统性，且四处宣传。首都部分的菁英阶级，则会像波雅尔贵族莫洛佐娃一样，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不会受到教会与国家介入的边陲之地，也为他们开辟了自由活动的机会，像是顿河哥萨克人的地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要保持单身？还是结婚？

话说回来，在一六六六年的教会会议中，除了正式敲定改革仪式之外，对于“鳏夫神父”的相关限制也做了改变。“鳏夫神父”只要取得主教的特别许可，就能续任他目前的职位。此外，若是较年轻的神父，他们也能在“降职”之后，获得再婚的权利。这项改变，透露出了原本的严格规定，其实并非来自古君士坦丁堡教会法典的事实。听到“基督教”，脑中只会想到“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人，或许会完全无法理解这部分到底在说什么吧。那么，我们就来简单回顾这段有关神父结婚问题的基督教历史。

现在的人，看到他人在教会举行结婚典礼也不会觉得奇怪。毋庸置疑地，此现象亦是历史演变而来的结果。最初，以保罗为首的基督教第一代领导人们，不论是对于圣职者还是世俗的人们态度都一样、甚至可以说他们反对的就是“结婚”本身。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是这么说的：“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尽管保罗这么说，但现实中，别说是世俗的人们，在第一代教会中的圣职者们有妻室都是极为普通的现象。在四〇一年的罗马教会会议，以及五三五年的克莱芒教会会议中，圣职者才有了单身制度，性偏离也在此时受到严正的批判。可是这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到一〇〇〇年左右状况都没有太大变化。在马克．布洛克的著书《封建社会》中就提到：“若当上了管理农村教区的神父，就表示将来要与教育程度、收入都不高的教区人民们，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他们也几乎都是有妻室的人。”拥有妻室的人，本来就不是只有位阶不高的圣职者，其中也包含了司教、教皇等高阶的神职人员。

根据关口武彦的说法，如此的状态直到额我略七世于一〇七三年就任教宗时开始，经过五代、共四十六年从修道院出身的教宗领导的教会统治后才开始有了转变。他们不断斥责、排斥“圣职者的奸淫行为”，其中激烈攻击圣职者拥有妻室现象的彼得．达米安，就在给教宗的信中提到：“透过覆手，圣灵将寄宿于你的手上，然而你却用那神圣的手，去接触妓女的阴部。”他认为同一双手，同时接触基督身体和妓女身体是疯狂至极的事、是所谓亵渎神明的行为。接着，已婚的圣职者们被剥夺了神父的职位，而他们的妻子，则被骂作“姘头”、“妓女”或是“淫妇”。最后“单身”不只是私人的义务，还成了拉丁教会圣职者的身分规定。于是圣与俗之间的分界线，便在此时划定。但是直到宗教改革为止，这些情况还是没有变化，多数的乡村神父依然是保有“事实上婚姻”的状态，而教区的人民也认为，只要神职人员们能克尽“职责”，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责备他们。

◎“失去妻子的神父们”

不过，东方的教会在妻室问题上则有一些不同的发展过程。五世纪前半期，以“娶妻的古典拥护者”驰名的埃及主教帕拉努帝欧斯曾说过：“神职人员不需背负太过沉重的负荷，因为结婚本身是件很神圣的事。如果有人还没结婚就已从事圣职，那就继续保持单身。不过，若是在世俗时就已经结婚，也不应该将妻子与圣职者分开。”接着在六九一年，东部教会的特罗里大公会议[5]的规定之中，承认了“神父的妻室”。也就是说，圣职者在授任神父前，他们可以是已婚之身，就任后也可以保持着已婚的关系。但主教以上的阶级，依然必须维持修士的身分，也就是保持单身。于是“结婚带来不净”的思想在此时创建，不过这与西方教会相比之下，程度还是和缓得多。而俄罗斯教会所继承的，当然就是前者东方教会的“思想”。

自中世纪以来，普遍认为俄罗斯的教区神父与辅祭在就任前必须是已婚之身。于是他们经常有大家族的背景，神父一职也几乎是父传子的世袭交替。村子的农民对这点也表示认可，因为比起由“外来人士”来当神父，还不如让神职人员的家族世袭。而正教会组织，虽然知道世袭可能导致胸无点墨的圣职者坐上神父之位，但考虑到死去或无法再工作的神父家族的扶养问题，还是会接受村子里的要求，指派那些神父的儿子“就任”。

问题焦点在于“鳏夫神父”。他们被禁止再婚，若想要继续从事神职，就必须进入修道院，或者接受“降职”。如同前面所述，一六六七年的教会会议中，决定减轻这一硬性规定，因为特罗里大公会议的规定里，并没有提到所有的教区神父都必须是已婚之身。

那么，新的规定最后有改变了当时的状态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于年轻的神父们（年龄并无规定）来说，再婚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项”。因为首先，他们难以取得主教的允诺；再者，他们的薪水会随着“降职”而跟着降低。其中最重要的是，再婚会让他们“在社会上失去信任”。选择再婚的神父，除了要深刻地赎罪、被过去的伙伴遗弃外，世俗社会还会对他投以不信任的眼光、轻蔑他是“因为软弱才会选择再婚”。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如此沉重的精神与社会风险去选择再婚。

另一方面，选择进入修道院的神父，反而会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进入修道院的几年后，不仅修士身分能得到保障，还能向更高的位阶发展。像是“鳏夫神父”当中，就有不少人后来当上了主教、都主教以及牧首。当初牧首尼康也是从教区神父开始发展，但因为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过世，让他们对尘世感到厌恶，才会夫妻两人都进入了修道院修行。而这选择却也让他后来被沙皇看上，在人生上有了亮眼的发展。

“革命”前夕的俄罗斯

◎莫斯科的欧洲人

在中世纪里，“文化”的核心意义就是宗教与信仰。在许多人认为应从十六世纪起算的欧洲“近代史”里，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改革后的“宗教战争”，在在都透露着到十七世纪中叶为止，信仰一直都是难以解决的主要政治问题。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各个国家开始向“启蒙时代”迈进后，“经济”的优先度也才跟着开始提高。虽然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商人开始进行买入各种珍贵物产，然后前往远方地区高价卖出的远距离贸易行为，但是打造大型船只、进入海洋贸易、大量采购、贩卖物资，以图增进“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政策，则是在十七世纪后才有的固定现象。身为“海洋国家”领导者的荷兰与英国，他们牵动欧洲各国一同加入海上贸易，而这波洪流，也波及到了停留在中世纪、迄今为止一直与西欧人交流不甚频繁的俄罗斯。

英国人是最早出现在俄罗斯的西欧人。当时为了寻找前往波斯的新路线的霍尔赛一行人，在一五五二年时，误将船只开进了白海的港口。被带往莫斯科的他们，为了与伊凡雷帝交易，获得了“莫斯科公司”的设立许可，于是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开始了一些简单的通商关系。没过多久，掌控着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荷兰也很快地来到了俄罗斯，就像本章所提到过的，俄罗斯商人们对于不只国际贸易，连国内市场也打算来分一杯羹的他们感到危机。于是强烈要求政府驱逐外国商人。一六四九年，俄罗斯政府曾因查尔斯一世遭到处刑的消息感到震惊，便暂时驱逐了英国商人，但过没多久后，他们又重新来到了这个国家。

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总共有一千三百六十一名的“经商的外国人”，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允许这些来自西欧的“商人及他的伙计”滞留于此。他们大多数都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定期商场开放期间来访，是一年里有数个月会留在俄罗斯的商人。其中荷兰人占的比例最多，一共有六百六十四名；其次为英国人，三百一十九名，最后是漢堡包人，两百一十名。次多的则是“莫斯科的外国人商人”，即“出身”不明的人，共有一百一十三名，其余还有吕贝克人六十一名，以及不来梅人十四名。从资料推测，一年之间，大约会有两百至三百名的商人以及伙计滞留于俄罗斯。

打从一开始，“外国滞留者”就并非只限于商人。因为俄罗斯政府也会为了补充兵力而雇用外国人。特别是一六三〇年代初期，在进行斯摩棱斯克战役时最为显著。当然，这现象后来随着战争结束而跟着减少。例如就有资料显示在一六八二年时，俄罗斯雇用了三百八十一名军人，十几年后的第二次俄土战争时则雇用了一千名。此外，除了军人，还有一些人是以医药方面、或各种手工业等非军事身分受政府雇用而来的外国人。

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就是来自欧洲的旅行者。他们的停留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以游记的形式，记述了在俄罗斯这一未知国度当中的所见所闻，并在欧洲社会广传开来。最初的欧洲旅行者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使节身分来到莫斯科的赫伯斯坦（Herberstein），他在一五一六年至一五一七年、以及一五二五年至一五二六年两度停留过莫斯科，后来在一五四九年时，他写了一本《莫斯科国记述》，并在书中广泛介绍俄罗斯这个国家。这本书对于形塑欧洲人脑中的俄罗斯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于是针对俄罗斯“沙皇的专政制度、道德低落以及对文化漠不关心”的负面印象，就在此时创建在欧洲人的脑海里。接着在一五九一年，英国的佛莱契尔也跟着出了一本《关于俄罗斯国家》的书。

在当时的著书中，若说到亚当．奥利里斯（Adam Olearius）的著作《莫斯科与波斯游记》里头描述的详细程度，绝对无人能出其右。这本游记，是奥利里斯在一六三〇年代作为好斯敦王公的使节三度造访过俄罗斯后，于一六四七年所发行的书籍，用德文书写的这本游记，后来被翻译成欧洲的各国语言。它的内容比起赫伯斯坦的记述还要详细许多，是当时最新的资料，不过它的内容基本上几乎与赫伯斯坦的看法相去不远。最后要提到的是，身为荷兰使节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后来阿姆斯特丹市长的尼可拉斯．威森，他停留在俄罗斯的期间，虽然只有一六六四年底开始的短短四个月，不过他所写的《日记》中，却记述了许多令人兴趣盎然的见闻。只是它的内容，仍同样在叙述俄罗斯人“除了沙皇自身，其余的人全是奴隶”，这种自赫伯斯坦的著作问世以来，欧洲人对俄罗斯一直难以撼动的刻板印象。

◎创建“外国人的村庄”

不管这些外国人的身分是商人或是军人，他们通常会选择莫斯科作为居住地。当然，外国人在进入国家时，同时也会带进他们的生活文化与“文明”。不过，这也让他们与俄罗斯人之间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嫌隙。原本就“不欢迎外国人”、深恐“神圣之都”遭受外国人污染的上层神职人员们，因而强烈地督促着政府。后来，外国人被禁止雇用俄罗斯人当作工人与佣人，以及穿着俄罗斯人的服装，此外，他们也不能取得农民耕作的领地。然而除了最后一项，其余禁止项目都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因为政府很快就发现了外国人先进的知识以及合理的技术，对他们而言是必要的人才。因此在与他们共事的人之间会出现“西化派”，也是无可厚非。

一六五二年，阿列克谢政府在莫斯科郊外的亚乌扎河对岸设置了一处“外国人区（日耳曼区）”[6]，并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在四周之内处置莫斯科市内的住居，然后搬到这个村庄里。他们借由这样的方式，试图避免正教徒受到外来的“负面”影响。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其实与中世纪欧洲都市对犹太人采取的隔离措施相似，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村子并不像是无法自由进出的“犹太人集中营”。根据一六六五年的调查资料，“外国人区”里头曾有两百零六户居民居住，其中一百二十六户为军人背景。假设一个家庭有五人来计算的话，村庄的人口应有一千两百人左右。再推测其中含有身为土耳其人、鞑靼人等的佣人来看，若只算欧洲人的部分，应约占一千人左右。在一六八〇年代后期，居住于莫斯科的法国外交官努维尔也针对“戈可伊（河川名）的外国人”——即这村庄的外国人人数，提出了相同的数字。此外，据说当时村庄内有两个路德派教会，与一个喀尔文派教会，村内人们在沟通时使用的语言则以德语为主。

这座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村落里，所有的广场、喷水池、大马路，抑或是带有庭园的二、三楼宅邸皆散发着欧洲气息，宛如一座欧洲小都。过去，克柳切夫斯基用较为保守的譬喻，称此处为“筑于莫斯科东郊的西欧一角”，而圣彼得堡大学的普拉托诺夫则称其为“在俄罗斯这片文化沙漠中出现的绿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于是欧洲文明，便借由“外国人村庄”进入了俄罗斯，不过这大多是物质、实体上的部分。若谈到文化面的影响，则不能忘了基辅神学院所发挥的功能。

十七世纪初，乌克兰沦为波兰的统治地区，受到天主教国家统治的乌克兰，人民的东正教信仰岌岌可危。一六三一年，后来当上基辅都主教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院长彼得．莫吉拉为了活化正教信仰而创设了神学院。莫吉拉把在波兰、罗马耶稣会的“学院”中学到的经验，作为他设立神学院的参考。当时的“学院”，是在西班牙、法国到波兰之间地区的天主教世界中，最普及的中等教育机构。

莫吉拉在神学院的课程中，除希腊语、教会斯拉夫语以外，还加入了拉丁语的课程。虽然他大胆的改革在初期引起了反弹，不过后来部分透过拉丁文认识了欧洲现代思想的毕业生们，透过自己的学识，在莫斯科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莫斯科的贵族中出现了将孩子送往基辅，或是从基辅招聘家教的人。毕业生西梅昂．波罗兹基即是此现象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以颂歌作家的身分侍奉于阿列克谢沙皇之下，同时担任阿列克谢儿子的教师。西梅昂的弟子梅德韦杰夫同样也侍奉着阿列克谢沙皇，并同样打算在莫斯科设立神学院，然而，他的计划却碰上了正教领导者顽强的抵抗，最后更因此丧命。但是，即使梅德韦杰夫落到如此下场，这股趋势依旧是难以阻挡。

◎地方的俄罗斯

十七世纪末，领土广大的俄罗斯，再次出现了扩展的倾向。据推测，当时俄罗斯人口约为一千万人，但人口密度却非常低，每平方公里连十人都不到。反观同时代中拥有最多人口的法国，具有两千万人口，人口密度则是每平方公里三十四人。俄罗斯虽然庞大，人口密度却是无可比拟的低。大都市当中，约有二十万人口的只有莫斯科一处，第二大都市雅罗斯拉夫尔则连五万人都不到。换句话说，除了莫斯科之外，其余的地方都市与农村皆可以说是经济贫乏、且行政体系也无法称得上是十分完善的状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将这些地方放置不管。

俄罗斯在十七世纪时期的地方行政，全都是由“军政长官”[7]一手管理，他们从莫斯科被派遣至各县的主要都市，在一六二〇年代时约有一百八十五人，而到了一六九〇年代时，则已有三百人。他们是薪水由政府给付的官员，多数是退役军人。若是重要的都市，该处的地方长官就会有两人，任期约是两年左右，时间并不长，而主要的任务则从过去的军事事务，逐渐转移到征税与民政事务。地方行政在这样的转变下渐渐走向官僚制，但他们却时常引起地方居民的反弹。会有如此状况，大多是因为地方长官在短暂的任期中，时常以收取“礼品”为由，日复一日地剥夺地方居民以充实自己私囊的缘故。另一个造成反弹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到来侵害到了原本创建于该地的自治生态。对居民来说，要防范这些权力漤用与剥削的行为于未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只能透过请愿书请求撤换地方长官，又或者透过密报这个唯一的手段进行告发。当时贪污渎职的官员人数，随着离中央之间的距离愈远，数量就愈多。其中以西伯利亚状况最为严重，希望前往“贪污天国”西伯利亚任职的人从来没有少过。

不必多说，西伯利亚是毛皮的宝库。毛皮商人随着打头阵的狩猎业者，一同来到此处，而沙皇政府也一毛不差地向他们收着税金。于十六世纪末来到俄罗斯的英国人佛莱契尔，就指出俄罗斯的国家年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毛皮事业。该处的毛皮来源非常丰富，根据十七世纪的史料记载中，就有貂、黑狐、白狐、白鼬、欧亚红松鼠、河狸、山猫、黑白北极狐、兔子、狼、花豹与黑豹等动物。在世纪中叶时，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人数约为六万人，而推测人数比这数字高出三、四倍以上的被统治的原住民们，皆被课有缴纳一定数量的毛皮作为“毛皮税”的义务。

在各种毛皮之中，以“紫貂”的毛皮为最美，并且是拥有柔软触感的特级品。因此才一时半刻，就成为了欧洲“王侯贵族们”之间炙手可热的商品。对于征服者俄罗斯人来说，紫貂皮是地位与名誉的象征，而现在更是可以让自己发一笔大财的商品。据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一年就有二十万张的“紫貂”毛皮交易量。虽然这个数字终究只是推测的结果，但漤捕却是事实，且这个事实也很快地就招致了资源枯竭的结果。

建造在西伯利亚的堡垒、要塞，随着安全的确保以及人口的增加，逐渐朝着“商业都市”发展，周边也开始经营起了农业。一六六一年，位于贝加尔湖附近，出现了东西伯利亚的重要都市——伊尔库次克要塞。到了世纪末时，这波发展潮流已到达了太平洋海岸。不过就如前面所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人口，仍然仅有十五万人左右。

◎斯坦卡．拉辛的叛乱

一六六七年，阿列克谢政府听说居住于顿河下游的哥萨克人，开始出现了不稳的征兆。说到哥萨克人，基本上就是来自俄罗斯或是波兰的逃亡农民。他们在大河川的河口附近建起零星的小城市，并在自己选出的首领[8]下过着自治共同体的生活。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农业外兼营牧业、吸收了草原骑马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自我武装，组成了大小集团，不断对附近的大城镇进行掠夺。他们虽然也经营畜牧业与渔业，但主要的生计还是靠着掠夺来维持。据推测，当时顿河哥萨克人人口约有两万人，是哥萨克族群中规模最大的。莫斯科政府承认他们的存在，且定期提供他们谷物、盐以及高酒精浓度的蒸馏酒，作为委托他们警备国境的报酬。

顿河哥萨克人的远征活动以往都是向着波斯进行，这是常见于顿河哥萨克人远征的现象。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时顿河哥萨克的掠夺远征行动，皆未询问过居住于哥萨克人本部——切尔卡斯克老一辈的哥萨克首领们就迳自进行。此外，这些远征集团又大多以年轻哥萨克人为中心。当时远征的指挥官名为斯捷潘．拉辛（又称斯坦卡），是位年约四十的老哥萨克；虽然在过去花了两年的远征里海行动中，部队产生了许多的牺牲者，不过远征带回来的大量战利品，却使他的声望大大提升，吸引了大量哥萨克人参加他准备的下一次远征。渐渐地，拉辛排除了切尔卡斯克首领在顿河地区的影响力，一手掌握了此处的主导权。

一六七〇年春天，拉辛再次带头发起了远征。这次的远征行动中，部队一共集结了六千人。光是这个人数，就足以对周边地区带来威胁，然而这次远征却不是沿着伏尔加格勒河向下游走，反而是逆流而上。于是位于伏尔加格勒河河畔的城市，一个个因为拉辛军的攻击，而导致城内秩序遭到推翻，由哥萨克的自治体制取而代之。他的远征具有明显的反权力的色彩，据说许多城市在拉辛的部队接近时，会因此反而自己打开城门，带着“盐与面包”夹道欢迎他们。而周围各村庄中的农民，甚至也回应了拉辛的号召，在攻击了领主的宅邸后，加入了远征队。

呼吁人民起义的“蛊惑文书”传单里，提到了他们的阵营中，有着现任沙皇的后继者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以及“失宠”的牧首尼康。换句话说，他们清楚了解此次拉辛的叛乱行为并非是“反沙皇”，而是针对以贵族为首的“恶人”们所进行的正义之战。就这样，伏尔加格勒河的中下游流域一带，成为了拉辛军的势力范围。此处值得注意的，就是哥萨克部队中，还包括了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等等的非俄罗斯民族。这些人，正是因为俄罗斯的殖民，以及强硬的基督教教化政策而长期受到压迫的一群。

斯坦卡．拉辛的叛乱　1667至1671年，拉辛领导俄国城乡各被压迫阶级反抗封建主阶级和封建农奴制国家的战争。图为被送至莫斯科途中的拉辛，后于红场处决。

阿列克谢政府提高警觉，紧盯着拉辛军的动向，并对他们的政治宣传开始进行反击。政府公开阿列克谢的儿子早在一六七〇年一月已病死，以及表示被判流刑的前牧首尼康早已被移至他处的消息。一六七〇年十月，拉辛的叛乱在辛比尔斯克的攻防战中分出了胜负。相较于投入了拥有最新装备“新军”的政府军，拉辛的部队若撇开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哥萨克人不谈，剩下的多是没有像样武器，且到几天前为止都还是农民、社会阶层不高的一般民众。在这场战役中负伤的拉辛，暂时回到了顿河，不过他却在那里遭到过去的伙伴所拘押，并引渡给政府军。而切尔卡斯克的首领们采取“引渡”，而非以“顿河的法律”裁决拉辛的举动，正诉说着他们自己舍弃了传统的自治体制。隔年六月，拉辛最后在莫斯科的红场上遭到处刑。

阿列克谢政府在顿河哥萨克人放弃自治的同时，要求他们对沙皇“宣誓忠诚”，首领们对此毫无抵抗之力。至此，位于边境的“自由且自治的共同体”，就几乎完全被纳进了沙皇的支配之下。

1. 《会议法典》是俄罗斯王国的一部综合法典，在一六四九年由全国缙绅会议通过，一直执行了将近两百年，直到一八三二年。法典不仅搜集整理了此前俄罗斯所有的法律条文和官署公文规定，更参考了立陶宛法和拜占庭法等外国法律。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综合法典，也是第一次将国家法、刑法、民法、家庭法和刑罚种类分门别类进行了归纳，决定了一五至一七世纪俄罗斯的法律基础和发展规律。

2. “Слобода”此词汇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地理概念，指特定的集落或都市内的地区，也可翻译为“大村庄”或“区”、“街区”。

3. 格里戈里．卡尔帕维奇．科托希辛（？─一六六七），俄罗斯王国使节官署官员，一六六三年底被派遣往德聂伯河地区负责跟波兰人的谈判。因不愿帮当时的地方军政长官尤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诬告陷害前任长官而被迫流亡外国，辗转经波兰、普鲁士最终抵达瑞典。之后在瑞典国家档案馆工作，奉瑞典政府之命，写下了关于阿列克谢沙皇充满批判性的史书。

4. 也称机密官署，存在于一六五四至一七二六年间。由阿列克谢沙皇创立，目的是为了监督国家管理和是官员否认真执行沙皇的命令，此外还负责刑侦最严重的叛国罪行。部分俄国史学家认为，这是俄国最早的秘密警察、特务机关一类的机构。

5. 特罗里大公会议，为公元六九一至六九二年间召开的东正教宗教会议。由于召开地点在君士坦丁堡的特罗里宫，所以被称为特罗里大公会议。又，因为之前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没有结果，所以特罗里大公会议有时候也称为“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会议最终确定了一百零二条教义，其中有不少是否定了西方罗马公教的教义。这次大会对于东正教教会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了很多教义的解释和教会法则，当然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和罗马梵蒂冈的分化。

6. “日耳曼区”是一个所有在俄罗斯的外国人被要求只能在此居住的指定居住区。外国人被限制居住在这个特殊、四周有栅栏围绕和受到警卫的地区，俄罗斯人也不能进去，除非有特别的通行证。这个区也是一个特权区，只要居住在限定的大村庄里，外国人可以享有和在家乡同样的生活水平，能上他们自己教会的教堂祈祷，而且可享有免税待遇。

7. “军政长官”为俄罗斯王国的地方军事指挥官，在很多情况下会兼任地方行政管理的职务，成为地方军事和政治管理的最高官员。军政长官由沙皇任命，在其就任时会得到沙皇训令规定其职能权限，每个长官职能权限的大小因其管辖区大小、兵力多寡和重要性而不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

8. 哥萨克首领中文音译为“阿塔曼”，是哥萨克人的村长、族长、军队领袖的称呼。词根为突厥语，阿塔（ата）意为“父亲”，曼（ман）意为“人”，即“像父亲一样的人”，该职务并非天生获得也不可血亲继承，而是由哥萨克人选举产生。

第三章彼得大帝的“革命”

彼得大帝　在位期间力行改革，使俄国的版图不断拓展，并将俄国推入现代世界。

着迷西欧的年轻皇帝

◎克里姆林宫中的权力斗争

一六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清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宣告了皇帝阿列克谢的儿子诞生的喜讯。

三年前的一六六九年，阿列克谢失去了长年陪伴他的妻子玛丽亚．米罗斯拉夫斯卡雅。夫妻俩一共生下了十三位孩子，其中当然也存在着预定好的男性继承人。在玛丽亚过世两年后，阿列克谢结了第二次婚，对象名为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

这位叫做“彼得”的男孩，一开始并不在继承人的人选之中，但是，在克里姆林宫内纳雷什金家的地位很高。按以往的通例，与沙皇结婚的王妃，其亲族都会在政府内占有一席之地。在阿列克谢还在世时，这现象所造成的问题还未浮上台面；不过在阿列克谢于一六七六年去世后，骚乱很快就蔓延开来。一言以蔽之，这场骚乱即是第一任王妃的米罗斯拉夫斯基家，与第二任王妃的纳雷什金家之间发生的继承人之争。阿列克谢过世后，起初是由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的费奥多尔三世登基，虽然众人认为以他十六岁的年纪，在顺利上任之后，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问题，然而若要说到最大的隐忧，或许就是他孱弱的身体状况了。

果不其然，费奥多尔沙皇的统治只过了短短六年，就随着他的过世而闭幕。费奥多尔是位聪明、想法先进，并且打算改变守旧俄罗斯的沙皇。所谓守旧的俄罗斯，即是“正教为主”、“贵族为重”的俄罗斯。他迎娶了拥有波兰血统的贵族女孩，丝毫不介意拉丁文化会带给俄罗斯何种影响，倒不如说，他反而想进一步地去接受这些影响。费奥多尔在位时，废止了徒具形式的门第制度，以谋求不再以门阀、家世为主的任用制度。费奥多尔的做法，让部分学者将其视为“费奥多尔改革”，并将之定位为后来“彼得大帝改革”的先锋。无奈费奥多尔身体羸弱，结果他的统治时期并不长。一六八二年四月，结婚后没多久的费奥多尔，就在没有留下任何子嗣的情况下，与世长辞。

一场继承人之位的争夺战，很快地就在费奥多尔病床的枕边展开。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有一位叫做伊凡的十六岁男孩，他是费奥多尔的弟弟，但同样身体不好，且还有精神发展上的迟缓。与之相比之下，彼得当时虽然刚满十岁，但非常健康，是位体格壮硕的孩子。纳雷什金派系开始了支持彼得的行动，并在后来获得了牧首约阿希姆的支持。最后，费奥多尔死去时，在母亲娜塔莉亚“摄政”的条件下，彼得得以即位。然而过没多久，米罗斯拉夫斯基派又发动了反击。

费奥多尔三世　十六岁即位，但因为病弱，执政时期只持续了六年。

米罗斯拉夫斯基派系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索菲娅，她同时也是已故的费奥多尔的姊姊。索菲娅头脑聪明，曾与兄弟姊妹们一起受过高等教育，不过她对于权力的欲望却比任何人都还要强。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法国外交官努维尔就这样描述过她：“索菲娅从未阅读过任何马基维利的著作，却将马基维利所有的处世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不谋略就无法获得任何收获’，以及‘在统治进入危急状况时，就算犯罪也是无可厚非’这几点上。”后来，索菲娅撒了一些“饵”给负责莫斯科警备勤务的射手卫队，策画了推翻纳雷什金派系的计划。

同年五月，也就是彼得即位后的隔月，射手卫队闯进了克里姆林宫，袭击了纳雷什金派的主要人物。这起事件，使得包含使节官署的首长阿尔塔蒙．马特维夫在内，共有四十人遭到杀害。娜塔莉亚与彼得虽然勉强逃过一劫，但权力终究还是落入了索菲娅手中，后来，彼得被降格成伊凡的“共同统治者”。虽说同时有“两位沙皇”是个奇特的现象，但拜占庭帝国也曾有过这样的先例。于是，掌握了实权的索菲娅开始“摄政”，而彼得与他的母亲，则被一同放逐到位于莫斯科郊外一处名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村子内生活。后来，即使克里姆林宫有举办仪式活动，彼得也没有什么受邀参加的机会，就这样在没有受过正规的帝王教育下，遭中央放任不管。

◎索菲娅摄政时期

索菲娅与宠臣瓦西里．高礼信一同治理着她的国家。瓦西里．高礼信的年纪比索菲娅要大上一轮，也有风声传出他是索菲娅的情夫。他们最初所碰上的难题，显然正是射手卫队。因为射手卫队当中，包含他们的指挥官哈万斯基在内，存在着许多“旧礼教派”的支持者。索菲娅曾因射手卫队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但她最终还是顺利地镇压了后来由哈万斯基所引起的“哈万斯基之乱”[1]。俄罗斯之后缓和了非正教徒的规定与限制，并设立了参考基辅神学院所设计出的高等教育机关“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2]、接纳了法国的胡格诺教派——也就是所谓的逃亡新教徒。在当时的俄罗斯里，最通晓西欧的高礼信拥有许多的外国人朋友，传闻他曾经思考过“解放农奴”的议题，虽然这说法没有证据证实，但他确实打算让农民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

然而，索菲娅在对外政策上却跌了很大一跤。在她加入了对抗鄂图曼帝国的“神圣同盟”后，在一六八七年的春天，俄罗斯发动了对克里米亚的远征。高礼信握有全军的指挥权，但远征行动却因为水源的补给出了问题，在没有获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就以不战而归结束。政府后来以“暂时性撤退”为由，正当化这次行动。一六八九年二月，俄罗斯发动了第二次远征，并在同年七月时以“凯旋军”的身分回到了莫斯科。高礼信受到国家毫不保留的奖赏，但很快地、这次凯旋就被人发现只是个单纯的演戏与虚报。

摄政的索菲娅　已故的费奥多尔与伊凡的姊姊，有着成为君主的强烈意志。

在索菲娅政府失去信赖后，支持彼得的一派很快就发动了攻势。他们打算借由让已长大成人的彼得“结婚”，而使索菲娅的“摄政”名分失去大义立场。于是在一六八九年一月，举行了彼得的结婚典礼。他的结婚对象为耶夫多奇娜．罗普金娜，是个位阶不高的贵族的女儿。之所以会“选择”这女孩当然有其个中原因，因为按照传统旧惯来说，结婚通常会使克里姆林宫内的阶级排序产生变化，因此他们才选择了这种出身于贵族世家、却又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的女孩子。

八月中旬，彼得的反对派策画了针对他的“袭击计划”。虽然索菲娅确实有让自己成为“皇帝”的想法，但这次的“计划”是否是由她亲身发起，则仍有待商榷。总之，不管真相究竟为何，有个人知道了这个“阴谋”，且前去通知了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的宫殿里休息的彼得。彼得在得知消息后，便快马逃至莫斯科近郊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中。隔日，许多支持彼得的圣俗两界高官，便陆续聚集到了彼得身边。事情演变到了这个阶段，可说是彼得的胜负已定。后来他们逮捕了高礼信，并将他流放至北方，索菲娅也被软禁于新圣女修道院，终身过着受人监视的生活。政治的实权，在此时终于转移到了纳雷什金家族手上。

◎彼得与“日耳曼区”

对于彼得支持派来说，一六八九年是个很大的里程碑，不过此时的彼得，仍未开始他的“亲政”。这时的政治，是由母亲娜塔莉亚，以及舅舅列夫．基里尔洛维奇．纳雷什金代为掌管，年仅十七岁的彼得还未能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同一时期，彼得与他的妻子耶夫多奇娜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但他们还是在结婚的隔年产下了第一子阿列克谢，有了后继之人。又过了一年，次子也跟着出生，不过在未满一岁之前就已夭折。显示出了纵使是沙皇家族，婴、幼儿——特别是男孩子的死亡率，也仍是居高不下的现实。

彼得从少年时期就对军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会集合同年纪的朋友一起玩军队游戏。而这个角色扮演游戏，后来也变得愈来愈正式。在这种被称为“彼得的游戏兵团”的军事训练中，不只有人受伤，甚至还有人因此死亡。彼得的身边总有一位叫做亚历山大．缅什科夫的人陪着他。缅什科夫虽然出身寒微、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士官，但他多才多艺而且精力旺盛。缅什科夫有个轶事，据说他在孩提时期，曾在街道上卖过一种叫做“皮罗什基”的馅饼。而这位缅什科夫，正是后来成为了彼得的“左右手”、在俄罗斯中仅次于彼得的大人物。

在彼得频繁往来于莫斯科郊外的“日耳曼区”，与其中的居民变成好友后，让彼得有种自己犹如进入了世外桃源的感觉。彼得时常会拜访村中一位叫做帕特里克．戈登的人，帕特里克出身于苏格兰，同时也是彼得后来的军事顾问。同时，彼得与弗兰茨．莱福特的关系也相当良好，弗兰茨是瑞士佣兵的孩子，当时已经在俄罗斯居住了十五年，虽然传闻教彼得玩耍、喝酒的人也是他，不过对于彼得来说，弗兰茨无异是个最棒的朋友。其他还有像是教会彼得说荷兰语的安德烈．维尼尔斯，他的父亲是第一位在俄罗斯设立“铁工厂”的商人。彼得的第一位“情妇”安娜，也是“日耳曼区”中的酒吧老板约翰．格奥尔格．蒙斯的女儿……彼得就这样在各式各样的朋友陪伴下，一边玩闹、一边学习长大。可想而知，一位沙皇做出如此行为，不免有人会投以白眼，其中又以神职人员尤其严重，不过彼得对此却毫不在意，甚至还反过来组织了所谓的“小丑与弄臣的戏谑与酗酒宗教会议”[3]，大肆饮酒作乐来讽刺他们。

◎亲政之始

一六九三年七月，彼得为前往白海的港都阿尔汉格尔斯克而离开了莫斯科。在这个俄罗斯当时唯一的港口里，彼得参观了外国的商船。隔年夏天，彼得又再次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次他还登上了位于白海的索洛韦茨基群岛，造访了该处的修道院。彼得此时对航海与造船产生的兴趣，后来影响了他的一生。身为基督徒的彼得，虽然也会穿着沙皇的正式服装出席教会仪式，但这其实是源自他对于虔诚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爱。一六九四年一月，彼得的母亲过世，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开始“亲政”。两年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伊凡五世也跟着过世；据说彼得在此时，才产生了对默默承担所有“仪式”的伊凡有了怜悯之心。而伊凡的死亡，同时也代表着已经没有事物能再将彼得束缚在“传统”之上。

彼得最初的战役沿革了过去的历史——朝南方进军，但他的目标与索菲娅相较之下就显得保守一点。彼得的战略，是选择先攻下鄂图曼帝国所控制的顿河河口要塞——亚速。不过这场发动于一六九五年夏天的远征，却仍以失败收场。原因是他们无法切断来自鄂图曼帝国海军的补给，加上在战争中途，他们还遭克里米亚鞑靼人从部队后方偷袭。

然而，彼得并不是一个会因为败战而一蹶不振的人，他很快就重新整备好了自己的部队。首先，他先在军队主力中成立了海军，并在位于顿河中游的沃罗涅日地区里挑了一处城市来兴建造船厂，接着强迫圣俗两界的高官一同负担造船的费用。不仅如此，彼得还从全国召集了工人，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伐木与运送工作，同时任用旅居俄罗斯的外国人来进行造船作业。“快速”、“大量动员”就是彼得的改革事业最大的特征，从这次造船计划中，我们也能看见这改革事业的雏形。

一六九六年五月底，俄罗斯的海、陆军再次包围了亚速，俄军这次花不到两个月，就成功打下了敌人的要塞。虽然彼得心中有个盘算，打算把这“长年不结冰”的亚速，作为俄罗斯的新贸易港口，将之整建成“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但这计划却在没多久后宣告中止。凯旋回到莫斯科的俄军在城内举行了胜利游行，游行队伍以海军大将莱福特为中心，彼得则是位在其后与之一同行进。尽管只是部分的胜利，但俄罗斯战胜了大国鄂图曼的消息，已十分足以震惊欧洲世界。

◎两百五十人的大使节团

一六九七年三月初，在亚速战役告捷的俄罗斯政府，为了更进一步找寻一同对抗鄂图曼帝国的盟友，派遣了使节团前往各个欧洲大国。使节团共有两百五十人，规模非常浩大。虽然派遣使节并非是件稀奇的事，但说到这次使节团里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其中有三十五人是为了学习造船与航海，而自愿前往荷兰的“志工”，且这三十五人之中，其中一位就是彼得本人。彼得化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跟着使节团形影不离地一起行动。彼得会选择隐姓埋名，自有他的理由存在，因为匿名能让彼得避开繁琐的欢迎、欢送会等外交仪式，而获得自由行动的机会；另一个理由，就是能够对国内外隐藏他不在俄罗斯的事实，借此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空白”问题。从彼得即使冒这么大的险，也要前往欧洲的行为来看，更能感觉出他想亲眼见识欧洲文明的先进，以及想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意图。换句话说，这个大使节团，就像是这位年轻沙皇的“校外教学”，而当时陪在他身边一起周游列国的，还有他的得力能臣——缅什科夫。

大使节团在旅途中，顺道拜访了柯尼斯堡、德勒斯登与维也纳，并与在地的君主们缔结了良好关系。不过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也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海洋国家”之首都。彼得在莫斯科好友的故乡、素有“造船大城”之誉的赞丹稍作停留后，到达阿姆斯特丹时，时间已是八月初。彼得与十名伙伴在该处取得了工作许可，一起在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厂当“造船师傅”。这些行为并非只是一时的“政治表演”，因为他们在十一月初时，还一同见证了巡防舰的下水典礼。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停留长达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几乎都在学习如何造船。其余的时间，也与荷兰省督（stadhouder）奥兰治的威廉（威廉三世）进行会谈，或是参访医院、植物园，以及参观风车和烟火。而其中最吸引彼得的，就是陈列在博物馆之中的“珍奇物品”，例如用酒精保存的五十个小型人体，以及人体解剖实验展示，这些东西后来有一部分被搬到了他“私人的收藏柜”里。这些体验，为什么会让彼得想将这处因为世界贸易而极其繁荣、街道整体皆有运河连接的阿姆斯特丹，作为他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参考对象，自然就不必多加解释了。

隔年一月初，彼得一行人越过了海峡，来到了伦敦。事后才知道，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学习造船的“理论知识”，不过他们也并非只是静静坐着读书而已。在德特福德，除了有彼得从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伊弗林处租借来的宅邸之外，还有一座“皇家海军造船厂”，而这所造船厂，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许多人都认为彼得只对造船与航行感兴趣，对于自然之美、宏伟的住宅以及华美的公园建设则不屑一顾，但其实不然。虽然彼得确实认为英国是最好的“水手”之国，但他同时也知道英国财富的基础在于贸易与商业。所以对于海事以外的事物，彼得也同样关注。他在此处的三个月里，就造访了天文台、铸造厂、兵器库、皇家学会与大学，也曾在伦敦市内散步、参观过伦敦塔。彼得知道，英国虽然在“体制上”是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但是实际上“国王的预算”有其上限，且还需要经过议会的认可，因此在这方面不足以作为俄罗斯仿效的典范。

彼得在伦敦最大的购物目标是认可商人专卖的烟草。至于他个人采买的部分，则有各式时钟、磁铁、地球仪、刀剑、长袍和假发，甚至为了当作俄罗斯的参考还买了棺材。再来，他还买了几位黑奴；据说当时的价位是女人三十英镑，小孩子二十英镑。当时靠着英国等西欧各国的“三角贸易”，有大量奴隶从非洲被运到了西印度诸岛。而英国名士家庭中，也很流行将奴隶作为佣人使用，至于这位俄罗斯沙皇购买奴隶的目的，是否就是想要模仿这股风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三个月的停留期间结束后，彼得一行人离开了英国。此时将宅邸租借给他们的伊弗林，则因为住屋受到破坏，向政府提出了约三百五十英镑的损害赔偿。

在五月分离开伦敦的彼得一行人，顺路来到了德勒斯登，并于六月时到了维也纳。当时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刚从一六八三年发生的第二次维也纳围城战惊险突围。他的部队在后来的赞塔战役中击退了鄂图曼军，虽然这次大使节团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一同对抗鄂图曼帝国的盟友，不过此时的海洋大国，却把精神放在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上，并不把鄂图曼帝国的议题视为最急迫的事项；至于维也纳的宫廷方面，也因为刚打赢赞塔战役，态度也表现得不甚积极。

彼得的西欧体验　在英国德特福德（Deptford）的造船厂里，彼得乔装混进了工人之中，学会了造船技术。图中左边手持锯子的人就是彼得。

在彼得一行人准备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威尼斯时，他们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指出国内发生暴动，且过去想杀害彼得的射手卫队也在此时卷土重来。在收到消息后，彼得取消了访问威尼斯的计划，连忙赶回莫斯科，大使节团的旅程也在此正式告终。这个大使节团，最终总共雇用了九百位外国人，他们虽然多与海上事务有关，但也包含了建筑师、药剂师等各方面的专家，而这也是大使节团当初成立的目的之一。简单来说，这些人就像是“御雇外国人”[4]一般的存在。对于彼得来讲，参加这次的使节团也让他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当初认为“俄罗斯必须有所改变”的想法，在他参加使节团后，更加确定了这件事已经刻不容缓。

战争与“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大北方战争爆发

如同前面所述，彼得在对外政策上继承了索非娅的方针——持续向南推进，与鄂图曼帝国的威胁针锋相对。他所发动的亚速远征战，正与此方针互相呼应。虽然作战目标比起前政府显得较为保守，但彼得在这场战役中所创建的“亚速舰队”，正是俄罗斯史上第一支海军。然而俄罗斯能做的事，终究也只有这些；孤军奋战的他们，很难有太大的作为。所以“大使节团”的重要目的，就是在欧洲大陆上，找寻成立反鄂图曼帝国同盟的可能性。只可惜，欧洲当时正面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风起云涌，无暇思考“反鄂图曼”的议题。

从维也纳回到俄罗斯的路上，彼得获知了莫斯科暴动已获镇压的消息，于是转道前去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进行密会，同时派了密使前往哥本哈根。俄罗斯、波兰，以及丹麦，这三个国家共同的历史，就是都曾与瑞典发生过战争，也同样因此失去了领土。因此为了准备对瑞典发动战争，这三个国家结成了反瑞典同盟，是为所谓的“北方同盟”。当时的瑞典，自三十年战争的英雄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所开创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个“军事大国”，同时也是握有波罗的海制海权的“波罗的海帝国”。她的领土不只包括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甚至延伸到了波罗的海南岸。一六九七年，当瑞典年仅十五岁的卡尔十二世即位时，眼见收复国土的机会难得，三国于是结成了同盟。至此，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的目标，便产生了由南转向北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换。

一七〇〇年八月，俄罗斯趁着与鄂图曼帝国休战的期间，正式向瑞典宣战。战争之初，卡尔十二世领军向哥本哈根进攻，迫使丹麦军不得不脱离战线。虽然卡尔年纪轻轻，却具有身为军人的天赋，据说他崇拜的对象是古时候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卡尔随着精锐部队渡过波罗的海、登陆派尔努后，马上就击溃了包围着瑞典要塞纳尔瓦的俄军。尽管俄军的规模比瑞典军浩大，无奈士兵们并未受到良好训练，且多是为了赶上战争而急就章结成的军队。因此，彼得在初次接战就尝到了一次大败北，俄军不仅在这场战役损失不少士兵，还痛失炮兵部队。此外，彼得当时不在战场上的这一点，也常被后人视为败战的一大症结点之一。但无论如何，彼得在亚速远征中得到的盛名确实已不复存在。试想，如果此时卡尔的部队继续向俄罗斯进军，或许之后就不会有近代的“俄罗斯大国”也说不定。

彼得时代的北欧版图　大北方战争开战前，瑞典是包围着波罗的海的大国。

然而卡尔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向波兰进攻。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他认为俄罗斯随时都可以处理掉，还是觉得深入正值冬天的俄罗斯是个危险的举动，这点至今无人能知，不过能确定的是，他的选择最终成了他在此战的重大失算。尽管卡尔的决定让他成功推翻了波兰国王，并在波兰扶植了傀儡政权，但这让他总共花掉了六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内，卡尔等于给了彼得时间，让他得以重新创建在纳尔瓦战役中崩垮的战争体制。

一七〇六年八月，驻留在波兰国王出身地萨克森（位于德国东北部）的卡尔，终于带着大军朝莫斯科进发。可是当他的军队接近了俄罗斯国境时，发生了一件他完全没意料到的事情：彼得早就事先将国境附近一带付之一炬——即所谓的“焦土作战”，这个作战让卡尔再也无法从现地直接获取食粮。另一方面，卡尔朝南方行进中的补给部队，也在途中遭到彼得军队袭击，被歼灭于雷斯纳亚村附近。即便如此，彼得也收到了一则让他不禁怀疑是否听错的消息：在统一后，理应相安无事、与之相处得宜的乌克兰首领马泽帕竟“谋反”了。马泽帕趁着这次机会，试图借助瑞典军的力量，再度尝试“乌克兰独立”的可能性。不过彼得的应对也相当迅速，他马上派遣身为他左右手的缅什科夫前往“本部”，成功使叛乱收束在最小限度。和马泽帕一起投靠瑞典军的部队，不过寥寥数千而已。

最后，两军在乌克兰的要塞波尔塔瓦发生了全面性的冲突。卡尔的军队因为远征的长途跋涉而疲弊不堪，相较之下，彼得引领的俄军则已完全重整态势。俄军规模不在话下，装备与训练方面也都占有高度优势。一七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进入战斗状态的两军，不到日落之前就已分出胜负，结果为瑞典军全军溃灭。败战的卡尔与马泽帕艰苦渡过了聂伯河，逃至鄂图曼帝国的领地内。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场“波尔塔瓦战役”乃是一场决定了大北方战争胜利的划时代战役。

◎《尼斯塔德和平条约》与帝国的诞生

然而战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后来的五年间，卡尔在鄂图曼领土一处称为宾杰里的地方，不断纠缠、怂恿坐镇于此的苏丹，要他攻击俄罗斯。而且彼得的俄军也真的有一次被逼得走投无路，可是这依旧无法让瑞典挽回劣势。一七一四年，在瑞典海军在“甘古特海战”中败给了俄罗斯新成立不久的波罗的海舰队之后，卡尔在年底时回到了因为出征而长期不在的瑞典，此时他的国家的经济早已因为战争显得疲惫而萧条。一七一八年底，卡尔在挪威附近的要塞遭流弹击中而身亡，且又由于击中他的子弹，是从后方射来，因此这起事件是“内部人所为”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然而真相究竟为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后来，包含俄罗斯在内的同盟军再次参战，此次连普鲁士都一同加入了战线。战争直到俄军登陆，并攻进了瑞典本土后，双方才终于开始进行和平交涉。

一七二一年八月底，双方在芬兰南部的一座小港村尼斯塔德缔结了条约。根据条约内容，瑞典除了“瑞典领土的波美拉尼亚”以外，失去了在波罗的海南岸所有的领土，至此，“波罗的海帝国”正式垮台。相对地，俄罗斯则得到了“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英格里亚，等同于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俄罗斯在战争中，得到了比预期中还大的战果；透过这场战争，他们成为了“东北欧地区”的强国、一个霸权国家，并且持续至今。

在签订《尼斯塔德条约》后，俄罗斯为这个条约带来的和平，整整庆祝了一个月。此时，俄罗斯已将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国家的最高统治机关——参议院，则赋予了彼得“祖国之父”、“大帝”，还有“皇帝（Imperator）”等称号。于是，俄罗斯就成了由“皇帝”所统治的国家，因此也改成以“帝国（Imperium）”自称。原本“皇帝”与“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富有历史渊源的称号，直至当时也只有“神圣罗马帝国”在使用这个称呼，因此所有欧洲大国当下对此皆不予承认，但这终究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随着俄罗斯在欧洲国际政治上的发言力量不断增强后，“俄罗斯帝国”的称呼便固定了下来。所以，自一七二一年开始，俄罗斯进入了所谓“帝俄时期”的新时代。

◎导入征兵制

在彼得的统治时期中，自长达二十年以上的大北方战争爆发后，就一直都是烽火不断的日子。战争，可说是十七世纪全欧洲都在发生的事，甚至可以说“和平”反而是罕见的现象。过去，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就对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战事与改革之间的关联指出：“战争是彼得实施改革活动的原动力。”“战争告诉了彼得该从哪里开始进行改革，同时也给予他改革的效率与手段。而改革的各项方策，则是依照推动战争的必要而导致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处理。”这是非常切中要点的看法，不过到了彼得执政后期的各种“计划性”改革，就显然不能再从战争的观点加以切入。即使如此，彼得所做的军事改革内容，如果不考虑到当时所面临的战争的话，就无法进行探讨。

一七〇五年二月，也就是纳尔瓦战役战败后不久，彼得马上就发出了“征兵令”。他向全国的村庄指示要“从每二十户人家中，挑选出一位优良且适任此勤务的单身人士”来当军人，而具体上要推谁出来担任士兵，则是全权交给村庄自行决定。自此，俄罗斯打开了征兵制度的历史。同年十二月，俄罗斯再次以相同的基准，向国内发出指示。再到了后年的十月，国家又发出了一次征兵令，不同的是，这次的选人基准中，废除了只挑选单身人士的规定。就像资料显示的，俄罗斯几乎每年都在实施征兵，直到波尔塔瓦战役告捷后，征兵的基准才缓和了许多。一七一三年一月时，选兵基准从“二十户中挑选一人”的规定减半成“四十户挑选一人”，到了隔年二月更降至了“七十五户中挑一人”。然而每年征兵时，通常都会遇到各村庄“迟交士兵”的问题，非得政府三催四请，村庄才交出人来。据说在彼得的执政时期，平均每年就从全国村庄里征用了两万人的士兵，执政初期时甚至高达三万人。

当初，俄罗斯并未对兵役设定一个期限。因此，“当兵”就意味着要与村庄、家人永远分隔两地，这自然会让农民对此感到顾忌与逃避，然而就算如此，他们还是得交出士兵不可。那么，村庄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人”的？有些村庄选择了最公平的方法——“抽签”。不过没过多久，大多数的村庄，都选择把征兵作为惩罚性的象征，挑选村庄中的“懒惰鬼”与“酒鬼”去当兵。这是只有当时的村落才会演变出的方法，由于当时的农民们需要向土地领主，也就是贵族或修道院缴纳“地租”，对国家也有需要缴纳的税项，而这些租税的缴纳，连带影响着整个村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迟缴，他的应付额就必须由每个村民分摊，又或者是由有负担能力的农民代为缴纳。在这样的体制中，穷人或是支付能力不足的人，都将成为村落的负面要因，更何况是“懒惰鬼”与“酒鬼”。此外，若是将富裕的农民交给国家，该人的离开也会造成村落部分的亏损，因此即使是领主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决定。于是，各村庄最后都选择将兵役推给贫穷的农民，并给予被挑上的农民微薄的安家费后，就把他“赶出”村外。

◎贵族的兵役义务

那么另一方面，指挥这群农民士兵的军官们又是怎样的状况呢？军官们通常没有例外地、清一色全由贵族担任。就如前面提过的，十七世纪的贵族们，有责任“骑着马、带着佣人并携带武装”参加战争、远征或是守备国境。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在获赐的封地中度日。然而到了彼得的战争时代，无法允许贵族这样的生活作风。

自大北方战争开始至波尔塔瓦战役为止，彼得采取了各种措施去掌握年轻贵族的人数，以及将能作战的贵族动员到最大极限。一七一一年，俄罗斯在设立参议院的同时，废止了过去的“人事官署”，至于原先在人事官署进行的业务，则转由“参议院附属人事处”处理。人事处除负责登录贵族的勤务，也负责“检阅”该员的勤务状况。另一方面，在一七一四年，政府为强化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导入了“一子继承制”[5]，并同时废止了“封地下授”的机制。于是贵族们便被赋予了“永久性的国家勤务”，不过相对地，他们也能够领到“薪水”。至于这个“国家勤务”，最后于一七二二年公布了根据年资与功绩设计出的“官等表”[6]后，才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体制。

如此，彼得便将国家勤务——特别是“兵役”，交给了贵族们负责。除非是生病或是因伤脱离军旅，否则贵族们必须一生肩负这个义务。且彼得立的法条几乎没去顾及到贵族们的“退伍”及“休假”，这让他们无法像自己的父亲、祖父一样可以住在自己的村子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政府才总算对贵族们个别的申请，给予了为期四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的“休假”。不过要完全解除兵役，只能透过两种方式：一是“透过敕令，或是拥有陆军参事会裁定的医师证明来申请”，而另一种方式，就是“死亡”。

◎从户税至人头税

在彼得的改革中，同样与战争有直接关联的大问题即是“人头税的实施”。一七〇八年，也就是波尔塔瓦战役发生的前年，彼得实施了全国的户口调查。在俄罗斯，“户税”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就在施行的税项，当时的课税单位是以“一个家庭”来做计算，前面提到的“征兵”，也同样是按每个村的家庭数所进行的。不过当时参考的资料，是一六七八年至一六七九年间实施的全国调查所创建的档案，换句话说，自从这档案创建后，俄罗斯已经有快三十年都没再实施过全国调查。且在战争的长期化之下，国库早已入不敷出，所以政府才会思考，在这段期间内，国内的家庭数肯定增加了不少，要是对那些增加的家庭数进行课税的话，势必可以期待获得更多的税收。

新的户口调查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政府大吃一惊——全国符合课税条件的家庭数，竟从原先的七十九万户减少到了六十三万五千户，等于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二十。虽然也有部分地区显示人口增加，但多数地区都是呈现减少的状态，就连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的主要地区——莫斯科省，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

然而，政府并不全盘相信这份报告。他们认为，派遣至各个地方的调查官可能收了“贿赂”而记载了较低的数字，再加上农民们为了避税，通常也会打掉自己居住的小屋，去和其他家人组成一个“大家庭”。俄罗斯农民住的屋子像是一种“原木组合屋（log house）”，这种屋子盖起来不需大费周章，拆起来更是“小事一桩”。在前一次的调查中，政府也早就发现了这种作弊方式，于是他们决定不采纳这新的数据，而是同样依照三十年前的旧数据继续进行课税。

五年后，政府再次尝试全国性的户口调查。在此次称为“土地调查委员会”[7]的调查中，政府在中途阶段发现部分数字不甚明朗，于是决定中止了它。政府这次依然怀疑其中有著作弊行为，因为俄罗斯的地方行政体系非常不完备，人手不足的关系也让地方行政有许多漏洞可钻，即使下了带有威吓性的命令，能解决的问题也极其有限。因此，虽然最终政府还是以原来的调查结果为主，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从法国得到了可以根除问题的税制改革的想法，并开始研讨。后来，不再以“家庭”，而是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人头税就这么诞生了。

一七一八年十一月，彼得发出了以下的敕令：“所有人必须受领申告书，并在一年的期限内，诚实报上何村的何人之处共有几名男性。”隔年一月，参议院发布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其要点只有一个：清点所有农村内的男性数量。也就是针对上从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所进行的人口调查。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将课税单位从“家庭”更改为“个人”，所以先做事先调查。只是，除了预先料想到的虚报与隐匿问题外，这调查也因为不少长期住在农村内、被称为“холоп”的“奴隶”，或是不法离开法定住所的逃亡农民、流浪汉等“自由人”处置等等问题而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调查开始后过了两年，才总算将国内人口统计完毕，得到总共有四百万人的最终数据。

◎常备军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彼得在税制上的改革，不单是更改课税单位而已，其实打从一开始，他就将这税项当作军事税来思考。虽然因为尼斯塔德的和平协议，让大北方战争在俄罗斯的胜利下收场，但对于俄罗斯来说，自己所面临的国际情势依旧与过去一样严峻。因此若像以往一样，在战后解散大部分的军队，势必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危险；彼得自己也很清楚，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像欧洲一样的“常备军”。政府一年间的开销，此时已经达到了四百万卢布，再加上在战时频繁加入的临时税，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了“为支撑作战”而征收的“正当理由”。因此彼得才会设立新的“人头税”，来取代至今课征的“户税”。在新税制上路的同时，彼得也踏出了像是废止至今为止的临时税等各种根本的税制改革之路。

在人头税的税额设定上，彼得的处理方式，合理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起初，他将四百万卢布的金额除以四百万人的人口，让一人负担一卢布。而在透过后续的补强性调查中，在一年后得知人口增加到了五百万人，而最终的调查结果，总人口则来到了五百四十万人。于是政府也因应这人数的变化，将税额分别降至八十戈比与七十四戈比（一百戈比等于一卢布）。历史学家博戈斯洛夫斯基留下的《彼得大帝传》里，就详细记载了彼得大帝的每一天，虽然全书未完成，但他对此次的税制改革精确地指出：“改革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只是一个关心国家经济状况的财政家，而是要以只针对数字做操作的数学家角度来行动。”自一七二四年起，俄罗斯的男性必须开始向国家缴纳一人七十四戈比的人头税。虽然一直以来，苏维埃的历史学家不断强调这税金的沉重程度，但目前的学界中也已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见解。总而言之，彼得这种“实施人头税”的根本性财政改革，就是“基于战争之必要”所应运而生，在各方面都充满了军事的色彩。

新首都圣彼得堡

◎“创建在泪水与死尸上的城市”

圣彼得堡是象征彼得大帝“革命”的城市。不同于因袭传统的“古都”莫斯科，这城市在各方面都非常“世俗”且充满计划性。而弥漫在这新都市的积极进取风气，即使过了三百年，仍能在现代俄罗斯中感觉出来。

一七〇三年，也就是“纳尔瓦战役败战”后，彼得在涅瓦河河口的三角沼泽地带上筑起了要塞，并将此作为基础开始建设新的城市。然而此处不仅寒冷、地处湿地地形与恶劣气候中，洪水更是每年报到，是个集满各种不利生存条件的地方，但这里却同时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中，离欧洲最近的地方。城市的名字“圣彼得堡”是由守护圣人“圣伯多禄”的名字变化而来。起初，这城市被定位为要塞而建，但到了隔年九月，彼得很快就表示出了要将这座城市变为新首都的意思。后来，城市的营造计划、建设以及财政、人力资源等各方面，都有彼得的深度介入。

不必多加解释，创建圣彼得堡并非一蹴可几。这座城的创建史，可从一七一二年大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施工时期”，这阶段主要在强化位于城市北方、终年狂风呼啸的沼泽地地基。为了这个工程，彼得发出命令，表示一年就要从全国的村庄、城镇强制征用四万名的工人，不过实际上，最后真正报到的却只有两万多名。工作内容虽然只是单纯的土木粗工，但因为恶劣的气候与食、衣、住品质的欠缺，使得许多人不是生病，就是在工作中丧命。甚至有报告指出因为工作沉重、气候低温以及饥饿而死亡的人，总数高达六万人之多。姑且不论这份报告的可信度，我们仍能察觉到，当时疾病与死亡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世纪后，学者卡拉姆津就曾以“这是盖在泪水与死尸上的城市”的描述，批判着这座城市。

当时彼得在小木屋中一边与“洪水”较量一边指挥着前线作业，但地基脆弱的问题却怎样都难以解决。于是彼得在一七一四年时，下了一道有名的命令。他要求所有要进入新首都的货运马车，每一台都必须“缴纳”三块重五俄磅（一俄磅约为四百克）的石块，船只则是依照船身大小，“缴纳”十块至三十块不等的十俄磅石块。这项缴纳石块的义务延续了六十年以上，因而打下了这处石造城市的基础。

基础稳固后，接下来便要开始处理人的问题，过去的“强制”手段再次被运用于其中。彼得创建了贵族高官的移居清册，并命令拥有超过五百户农民人家的富裕贵族在瓦西里岛搭建两层楼的石造宅邸。除了他们以外，各地富裕的商人、手工艺者也被命令移居至此。至于当初设立在莫斯科的各种专门技职学校，后来不是搬迁至此处，就是在这里重新再盖一间。就这样，到了彼得统治时期的后期时，新首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万人。

在人变多了之后，接着就必须思考粮食的问题。要让住在帝国边境的新首都居民能够生存下去，自然不可缺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谷物等各种物资，而为了将物资送进新首都，就必须整建道路与运河。然而即使在拉多加运河与上沃洛乔克运河开通后，首都内的“高物价”现象依旧没有改善。他们持续投资这座城市，即使成本已高居不下，政府依旧没有放弃这座城市。某个历史学家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彼得的大事业，很可能是在效仿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建设“巨大又庄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样，里头充满了政治意味。

◎“委员会内的流畅行政”

在城市建设的同时，政府机关也在进行转移。一七一二年，这座城市迎来了转捩点。首先，这年彼得将皇宫移到了此处，因为对于彼得来说，莫斯科是个充满“旧俗与传统”的地方，是个会反对任何革新政策的“极端保守主义城市”，因此对于将皇室移走一事，他可说是毫无留恋。同时，彼得设立了“参议院”，取代掉早已有名无实的“贵族会议”。参议院原先是当沙皇因为远征等关系而不在国内时，能够暂时代理国政的机关，但在它移到了圣彼得堡之后，便开始担任推动沙皇最高意志的角色，也就是负责将沙皇意思传达至每个中央、地方的政府机关，并监督其作业的角色。

彼得同时也对中央政府做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在行政体系上，他废除了至今所设的数十种官署，改采流行于当时欧洲的委员会（collegium）。后来，德意志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就曾这么说：“良好的行政，只有透过委员会才有办法实现，它的架构就如同时钟的机械构造，每个齿轮都发挥着确保彼此都能持续转动的功能。”如此强调了彼得的作法正确。包含了“国外事务”、“陆军”、“海军”等主要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会”[8]就在此刻发迹。各委员会的决定会被视为“合议”的结果，并有详细的规则来限制之。“主要委员会”的首长虽是由彼得的亲信担任，但副长则是由精通委员会形式的外国人来当。委员会发迹之初，里头的七百一十六名成员之中就有六十六人，也就是将近百分之十是外国人。他们皆是曾经带来卓越贡献的外国人，因此薪水也比俄罗斯人还高了五、六倍。于是，俄罗斯在涅瓦河沿岸、由意大利建筑师特廉津所设计、建造的“委员会”之中，开始了新的国家行政。

在这一连串的改革中，彼得将改革草案的检讨方案交付给了好几个政治家。即是说，彼得采用了将所有问题诉诸于审议解决的“民主主义式手法”，不过实际上，所有议题在最后还是会由彼得的想法决定，这象征着“沙皇专制”的地位终究不曾动摇。另一方面，在“官等表”设计完毕后，官员们基本上也是基于“平等”原则，以年资、功绩来作为晋升参考，但彼得身边存在着所谓的“特别的宠臣”，于法律上不允许的事，彼得会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设立神圣宗教会议

在新的十二委员会设立的同时，俄罗斯也成立了专门处理教会问题的“神职委员会”。不过在神职人员因为不满此委员会地位与世俗委员会相等，而产生了强烈反弹之后，在一七二一年时，此委员会改名为“神圣宗教会议”，并规定其“于宗教议题方面，有着参议院等级之权力”。不过这只是彼得的场面话，实际上，他对每个委员会都用了一样的说法。虽然至今人们依旧不知彼得是否知道在他父亲阿列克谢的时代中，曾经发生过“尼康事件”，但他自己很清楚，今天自己能坐在沙皇的位置上，正是因为有教会高阶神职人员的帮忙。相反地，他也知道，强烈反对他的“革命”的人也正是这群教会人士。所以在他亲政后，便致力于削弱教会势力的经济能力与权威。

彼得的教会改革，在牧首阿德里昂于一七〇〇年十月殒落后踏出了第一步。他的前一任牧首约阿希姆，自彼得当政以前，就不断批判流行于高官之间的剃胡须、着洋服的风气，阿德里昂也不例外地继承了他的作风。他“排斥外国人”，也看不惯彼得的“大使节团”，连后来在彼得进行改革时，也率先站出来大吼大来干扰他们。在彼得暂时延缓了阿德里昂的继任期程后，才在十二月任命了“代理人”。接着更把一七〇一年时，在阿列克谢时代废止的修道院官署重新启用，并任用了世俗人士作为其官署的首长。

经过如此更动后，正教会在形式上，就成了下辖于沙皇权力下的一个机关。教会透过土地财产得到的收入全被收进国库，神职人员只拥有处理有关“宗教事务”的权限。最后在一七二〇年八月，彼得正式废止了牧首一职，而新成立的“神圣宗教会议”，正是彼得在这一连教会政策中的最后收尾。宗教会议的议长虽由教会人士雅沃斯基担任，不过与参议院同样，彼得也在宗教会议设了负责监视其行动的“督察长”职位。

后来有位以理论支持彼得的教会政策、名为费欧汎．普罗哥珀维奇的学者出现。他是位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并曾在波兰与罗马的耶稣会“学院”念过书的学者。一直以来，彼得都在追求一位拥有丰富的教会、世俗历史知识，以及擅用修辞学、辩证法的有才“颂诗作家”。于是彼得很快就看上了普罗哥珀维奇，并让他在圣彼得堡挥洒他的文采。普罗哥珀维奇在他的代表作《君主意志的正义》中，将传统、拜占庭式的“皇权神授”的固有想法，与该时代欧洲中的自然法思想做结合，理出一套世俗权力应优于宗教权力的根据。而在他为神职委员会的规定所写下的《神职规则》[9]中，则强调了创建于制度上的委员会拥有的许多优点，以及教会改革的必要。其中特别令人注意的部分，即是“神父的教育问题”。

◎教育神父的义务

俄罗斯直到当时，都没有一间能够教育神父的正规神学院，这种现象很难令人相信竟会发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由于当时神父的职位是靠世袭传递，因此初步的教会仪式都是由长辈传给孩子，而这过程之中，确实是没有“神学”教育的存在。上述的《神职规则》中，就批判那些成天饮酒、愚昧，因而不受民众尊崇的在俗神父。而为了提升他们的资质，《神职规则》规定他们必须接受“就任神父之前的”教育，为达成这个目的，就势必要在各管区内设立神学院，且为了向民众解释教义，也必须制作易于理解、方便携带的入门书，并将其常备于教会之中。虽然设立神学院的要求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不过在《神职规则》出现之后，这个要求才受到具体的重视。

而那本有关正教会教义的简便入门书，正是由普罗哥珀维奇一手编成。这本以深入浅出的问答形式写成的入门书，从一七二〇年开始，在五年内就印刷了十二版，总计一万六千本以上。他们也规定在俗的神父们必须定期在教会朗诵这本书。不过另一方面，设立神学院的议题却是迟迟无法推行，再加上即便学校成功设立，他们也无法轻易地招揽到学生，于是彼得便要求神父们学习希腊文与拉丁文，并严格指示“没有学习意愿的人，就算是神父、辅祭，既无法胜任教导子弟的职位，也不能在任何地方就任”。然而这些作为，早就超过了一般神职人员们的认知范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去学习对他们来说是“异端语言”的拉丁文。不只是把孩子当作人力看待的神父们，心中并没有将孩子送进学校的打算，就算是被半强制入学的孩子们，也会时刻寻找“逃亡”的机会。彼得如此强制对神职人员导入正规教育的做法，事实上反而是强化了他们对“世袭”的倾向。过去的村神父之职，可以由农民等外部人士所担任，是较为开放的社会集团。但在改革之后，却是从实际层面上完全封闭了这样的道路。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彼得在当政后期，依旧开设了四十六间学校，并有约三千名的学生在学。

接着在一七二二年五月，彼得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神父们公开自己所听见的忏悔内容。虽说彼得的本意是将“谋反”防范于未然，但这样的做法，却是让俄罗斯的神父们成了收集政治情报的代理人。彼得跨过了不可跨越的最后防线，让教会彻底成为了政治的“侍女”。

◎波罗的海的贸易路线

彼得的经济政策，最初是专注于扩充军备上。例如在重工业方面，他将主力放在制造武器所需的冶铁业；在轻工业方面，则是把重点摆在为了能让国内军服需求自给自足的纤维业等等。也因此，这些产业与前世纪相比，都展现出了显著的成长。同时，他的政策也认同在多种产业中推行工业化，还有将其制品输出至外国以增进“国家财富”的想法。这与路易十四世时代时，法国的财务总监柯尔贝尔所象征的“重商主义”经济思考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此，彼得势必要进行诸多改革，但最重要的课题，即是国际贸易港口的位置考量。位在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只离莫斯科遥远，加上它会结冻的特性，使得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无法使用，并且有无数可能发生海难的机会。这代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成为国际贸易港口之前，它还有着两、三重的难关要过。于是新首都圣彼得堡，便在这时有了代替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作为一个新国际贸易港的责任。

在彼得开始新的都市建设后，很快就有许多声音要他利用波罗的海的航路，推行俄罗斯与西欧各国的贸易，彼得也因此设置了较有利的低额使用费。但这在和平缔结之前，效果还是有限。链接新都市与俄罗斯内陆的通路，至当时仍未整备完成，再加上瑞典海军的搜捕等因素，使得这条海路充满了各种危险。

彼得的命令可说是非常急切。在一七一五年当初，他要求所有输出品要有一半都借由圣彼得堡出口，不过到了隔年，他就面临了不得不将该规定降至六分之一的窘境。这显示出在大北方战争结束之前，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仍旧有它不可动摇的优势。就好比一七一二年时，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总共有一百一十艘外国商船进港，相较之下，圣彼得港只有六十艘。但在《尼斯塔德条约》签订后，这个比重就被逆转，此后经由圣彼得堡港口的货物出、入口双方面都有了飞跃式的成长。甚至在一七二四年一月时，彼得还必须设置最高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高额关税，以阻挡大举流入的外国商品。

随着波罗的海贸易的开始，圣彼得堡开始与国内各都市间也形成了新的贸易路线，河与河之间的运河建设也开始动工，就连链接伏尔加格勒河与顿河的构想也在此时浮现，不过这个构思却在离当时非常遥远的苏维埃时期才得以实现。彼得与其它的欧洲君主们一样，将眼光放到了东方贸易上，他曾经派遣使节团至中国，尝试寻找与印度之间的交易路线。彼得晚年命令维他斯．白令所进行的北太平洋探险虽然有着学术性的背景，但其中也绝非与商业贸易毫无关联。

◎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叛变

彼得一生中一共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在一六八九年一月，也就是彼得十七岁的时候。当年他与第一任王妃耶夫多奇娜．罗普金娜举行了婚礼，而这场婚礼，就像前篇所述，是彼得支持派所一手准备的政治婚姻。结婚隔年，耶夫多奇娜产下了阿列克谢，据说彼得还有另一子在一年后相继出世，然而却是早早夭折。后来彼得与耶夫多奇娜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与酒吧老板蒙斯的女儿安娜的关系，则因为彼得天天造访“外国人村庄（日耳曼区）”下，变得愈来愈亲密。在“大使节团”归国后，彼得开始与安娜一起生活，并将王妃耶夫多奇娜送进了修道院，这个决定，促成了两人在实质上的离婚，而若由当时八岁的皇太子阿列克谢的角度来看，那种感觉就像是某一天母亲突然被人夺走了一样吧。

后来，彼得相中了一位叫做玛尔塔的女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利沃尼亚，并在缅什科夫的宅邸内工作的农民，不过彼得对于她的身分，却是不感一丝偏见。到一七〇九年年底为止，玛尔塔共产下了两个女儿，她在一七〇八年时改宗正教会，并同时改名为凯萨琳．阿列克谢耶芙娜。一七一二年二月，两人的结婚典礼正式举行，于是农民的女儿、曾经身为女佣的她，就此成为了“沙皇的王妃”。

随着皇太子阿列克谢的成长，他渐渐表现出反弹彼得强权式“帝王教育”的迹象。他不接受负责教导自己的德国老师的一切教导，包括政治、外文以及军事，在学习上表现得非常怠惰。又急又恼的彼得，于是严厉地斥责阿列克谢：“要是你不肯照着我说的做，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于是两人之间的不和关系，就这样浮上台面。

后来，阿列克谢不仅不隐藏对彼得“教育”的反弹行为，甚至开始讨厌起他的父亲。在阿列克谢进行告解时，就表白过“我曾想看他死掉的样子”，而听到如此内容的神父，则是安慰他道：“想必神会原谅你的。我们也曾经希望他消失在世上，或许因为他给大家的负担实在太大。”阿列克谢有着重视莫斯科传统的人们支持，且支持者中，甚至有表示“阿列克谢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的高阶神职人员存在。

一七一五年十月，决定性的一刻到来了。这年，阿列克谢的妻子产下了一位男婴，但他在襁褓之中就已夭折，同时间，彼得写了一封信给阿列克谢，信中再一次提到“革命”不能中断的必要性，并在之中如此告诉他：“未来，要是你不肯将自己性命奉献在追求国家与人民的福祉之上，这个皇帝之位，与其传给你这不中用的儿子，我会选择交给其他对国家更有用处的人。”过没多久，凯萨琳也生下了一位男孩。听到这消息的阿列克谢，最后向彼得表示自己没有继承皇位的意思、表明了放弃继承权之意。对此，彼得则再次确认阿列克谢的想法，问他若真的没有意愿继承，就必须进修道院修行。而阿列克谢则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同意了这个条件。

至此，问题看起来是告了一个段落，不过阿列克谢进入修道院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回报过来。彼得曾释出作为阿列克谢父亲的最后温情，若阿列克谢回心转意的话，他原本是打算让他加入自己位于丹麦的远征军。接到这个讯息后，阿列克谢的马车立刻朝着圣彼得堡驶去，但在途中却突然急转南下，一路朝着维也纳的方向狂奔。过去，神圣罗马皇帝卡尔六世的王妃与他亡妻曾是形同姊妹的关系，也就是说，阿列克谢决定向神圣罗马皇帝寻求庇护。发觉孩子下落不明，并且在拼命收集情报后，得知儿子竟然“逃亡到维也纳”的彼得会有多愤怒，自然是不言而喻。后来，彼得向卡尔六世要求交出阿列克谢，并威吓其若不照做，将不惜发动战争。后来经过一年以上的搜捕与外交交涉后，一七一八年一月底，阿列克谢终被引渡回国，并在莫斯科接受审讯。在逮捕、处决了相关人士后，于六月底宣布的“推翻政权计划”调查结果中，阿列克谢自己也被宣判了“死刑”。这个死刑判决，有着圣俗两界的高官共一百二十七名署名同意。死刑宣告后的两天，阿列克谢还未等到行刑之日，就在监狱中结束了自己二十八年的短暂生涯。据传，阿列克谢之死是彼得亲手所为，但真相究竟为何，自始自终都没有答案。

◎大帝驾崩及民众反应

阿列克谢事件并非只是单纯的亲子对立，不少人在心情上是站在支持体现旧有事物的阿列克谢那方。对此，彼得大帝也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警戒。就像前篇所述，阿列克谢的死刑判决书，有经过圣俗两界高官的署名。不过其中却少了一个人的名字——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谢列梅契夫公爵。谢列梅契夫出自名门贵族，也是俄罗斯最初的将军。他因为年事已高，加上生病的缘故，并没有办法离开莫斯科，但他的病情被人怀疑是装出来的，不过实际上，谢列梅契夫却真的在隔年二月辞世。彼得将他的遗体运至圣彼得堡，将其葬于盖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中的墓地里。这个新首都一直缺乏与之名号相符的“万神殿（Pantheon）”，因此就算已从人变为“遗体”，也依旧难以获得自由。

当阿列克谢在狱中死亡时，彼得大帝有位儿子将满两岁。后来彼得将这位与他同名的孩子“彼得．彼得罗维奇”以连名的方式记载在正式文书中，公开了将其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思。然而在这之后的一七一九年四月中旬，也就是阿列克谢事件发生后还未过一年时，年幼的彼得却也跟着夭折。

此时的彼得，已经没有儿子可以继位。在三年后的一七二二年二月，他公布了新的帝位继承法，其内容允许“能以当时统治国家的君主意思，来选择他所期望之人继承自己的皇位”。此外，若那位未来的皇帝产生了“某些堕落的迹象”时，也可剥夺该人之权利，并任命其他人选作为继承者。简单来说，这法令是彼得的遗言、是他的人事规画，彼得就算死了，也打算让他的想法在后世继续活着。不过在这法令中，彼得自己并没有写上自己所期望的人选。就这样在没有继承人的状态下，彼得于一七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时因为尿毒症过世。彼得在晚年罹患膀胱炎，虽曾以手术暂时恢复过健康，但最后仍敌不过病魔，结束了他五十二年又八个月的生涯。

彼得大帝家族　图描绘着彼得大帝、凯萨琳王妃、两位公主以及皇孙，也就是后来的彼得二世。中间的幼儿可能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彼得驾崩的消息震惊了许多的人，特别是受彼得相中、认同了自己的才能、至今与他一同推动“革命”的人们，更是对于彼得的早死，除了吃惊之外还是吃惊。像是为了学习航海术而赴威尼斯留学，并在后来成了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0]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普柳耶夫，这位出身于诺夫哥罗德地方的贫穷贵族，便如此说道：“接到这则噩耗后，我一想到自己还未报答皇帝的恩情，以及皇帝对我所释出的种种关怀，就让我哭到眼泪把讣闻层层濡湿；我可以向天发誓，我至今仍不敢相信皇帝的死讯是真的，这让我失魂落魄了一天一夜……”

不过大多数的人看大帝与他“革命”的角度完全与涅普柳耶夫不同。本来就很保守的神职人员们，不论高阶低阶，都在此时一举批判彼得的“革命”。对于大部分的贵族来说，彼得的行为也确实是难以理解。他们与一般民众不同，深知彼得并非“冒牌顶替的沙皇”，也不是“反基督”，而是真正的沙皇。但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这位沙皇要将首都北迁、离开莫斯科，又为什么他要一直采取会与大国产生摩擦的扩大领土政策，还要花费大量金钱去维持一支海军？也正因为他们无法在这部分上取得共识，所以才会造成国家荒废，连自己的领地也被迫废弛。

虽然立场不同，不过大多数的民众在这点的看法上却是完全相同。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事情决不会发生在过去的沙皇统治时期。当时的胡子是高尚的象征，衣服也比现在的好看，那时的沙皇都会和王妃一起到各式各样的修道院朝圣。”，“会这样做的才叫做沙皇，所以彼得不是我们的沙皇。彼得是反基督，他背弃了整个王国，跑去与日耳曼人深交、住在日耳曼人的村里、穿着日耳曼人的衣服，甚至会在礼拜三和礼拜五时吃肉。”虽然还有其他许多的证词，不过民众对彼得大帝“革命”的基本看法，通常都是上述这些。对于民众来说，一次次席卷而来、一次次增强的负担已让他们难以承受，可无奈这就是沙皇的命令。因此他们认为，“目前的沙皇”并不是一位爱国爱民的“真正沙皇”，应该就如传闻所说，“真正的沙皇”肯定早在他的孩提时代，就在“外国人村”或“国外”被人“掉包”了。

在充满传统意识的俄罗斯民众脑中，彼得大帝的“革命”通常只会被以这种形式来理解，但其中仍有些例外。农家出身、并在一七二四年写了《贫富之书》[11]的批评家伊凡．波索施科夫，就很有道理地表示：“沙皇有保护农民的责任。虽然领主只是暂时性地拥有农民，但沙皇却是农民永远的主人。农民的富有，将成为王国的富有；若农民穷困，王国也将跟着穷困。”不过这段话并非是波索希可夫对彼得“革命”的批判，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就也曾批评过：“我们的君主用着以一抵十的力量，打算将国家拉上巅峰，但底下却有更多的人在拉扯，试图让国家往下沉沦。”

◎“革命”与个人的定位

先前也提到过，彼得大帝的“革命”规模，遍及了整个国家与社会。其他也还有很多事情能说，不过最后就让我们以现代历史学家的言论来思考看看：彼得在这个“革命”行动中，他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有了一个理所当然，却又非常沉重的课题——重新检视历史。其中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的叶甫盖尼．阿尼希莫夫，就是在重新检视包含彼得时期在内的十八世纪的议题上发言最积极的人。他在苏联晚期出版了关于导入人头税的专门研究后，又于一九八九年写了一本叫做《彼得的改革时代》的著作，这本书后来又被翻译成英文版。即是说，阿尼希莫夫可说是研究这领域的第一人，接着我们再来谈谈他于一九九六年秋天，在东京举行的研究发表会所发表的报告“彼得改革与俄罗斯角度的历史归结”其中的内容。

首先，在发表会开始前，阿尼希莫夫分享了他在俄罗斯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根据他的问卷调查“哪一段俄罗斯历史，最让您感到骄傲？”的结果，第一名为占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三的“彼得大帝时代”。换句话说，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把第一名都给了“彼得大帝时代”。第二名为布里兹涅夫时代，不过它的票数却不到彼得时代的三分之一，两者间的差距相当大。在阿尼希莫夫指出苏联解体后五年，是一个具时代指标的背景后，他又以俄罗斯人会“对彼得大帝产生共鸣”的原因，列举了彼得大帝的特质。诸如“他是有魅力的领导者，有如传统父亲般可靠，令人产生景仰孺慕之情”、“毋庸置疑地，彼得大帝打响了这个国家的名声”此外，彼得朝向目标勇往直前的意志、勇气，和率直的性格等各种“富有个性的出众魅力”，在在都受到俄罗斯人所激赏。

即使这只是民意调查，不过事实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们早已在“彼得的遗产”议题上，持续了超过三个世纪的研究与讨论。在这议题上，阿尼希莫夫认为以下两点都是“不争的结论”：第一点，他指出在彼得发动改革之前，“历史的风向”早已慢慢吹往变革的方向；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问题、有着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的危机。第二点，就是彼得的选择有个倾向，他会从所有可得的改革方案中，去选一个“最强硬、不可妥协、让俄罗斯社会产生最多牺牲”的方案。此处第二点的争议处，我们暂且不谈；重点在于，彼得大帝的目的，是要把俄罗斯人从“受洗的熊”变成“启蒙的国民”。这里所谓的“熊”，虽是俄罗斯人的昵称，但并非是种轻蔑的说法。彼得为达成这个目的，选择了借助专政与“强制性的手段”，因此“借助强制力而得的进步”，就成了彼得改革的最大特征，这点我们在所有领域中都能看见。在成功推行了许多改革的一七二三年，彼得也曾亲笔写过这些字句：

要是老师不强迫教导学生，我的国民们肯定会像个不爱上学的孩子一样，不愿意跟老师学习字母。学习对他们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快的事，不过只要好好念下去，这些心情之后都会变成感恩，眼前的现状就是最清楚的证明。我在各个方面都听见了大家对我说的感谢之声，这也是为什么我几乎所有的政策都会以强制的手段推行的原因。

虽然阿尼希莫夫本身对大帝的“强制手段”感到相当不以为然，还举出几个因其而生的弊病，展开了具体的探讨过，不过他仍认同彼得大帝改革的成果以及改革所带来的莫大影响，并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们直至今日，都只是走在彼得大帝为我们在历史上辟好的林中小路上。”

透过阿尼希莫夫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由上至下的革命”。彼得的改革终止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体性”、孕育出“两种不同型态的国民”，这其实与“革命”并无太多差别。虽说专政这种“独裁体系”并非是这个时代专属的产物，不过透过彼得的双手，才真正让专政变得“一元化、固定化”。彼得大帝透过这些方法，为俄罗斯决定未来走向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但只将他视为特例的做法并不妥当。毕竟传统上拥有专制性权力的俄罗斯皇帝们，若拥有坚强意志，也并非无法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历代沙皇们对于权力的限制都很敏感，且贵族与民众也都多少对于“强大的沙皇”抱有着期待。

1. “哈万斯基之乱”，即一六八二年五至九月间的射手卫队政变事件。在索菲娅成为了国家的实际主掌后，伊万．哈万斯基公爵被任命为射击卫队管理部和财政部的首脑。哈万斯基公爵率领射手卫队谋反，掌握了莫斯科，让首都处于他的军政府支配之下。骚乱一直到同年九月十七日哈万斯基公爵被索菲娅以和谈为由骗来逮捕之后与长子一同被斩首而结束。

2. 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教育院校，创立于一六七八年，它的创立标志着俄国高等教育的开始。该学院不仅招收贵族子女，更允许教士、公务员、商人甚至农民子女进入学院就读。该学院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被严重破坏。在一八一四年关闭。

3. 这个组织（英译：The All-Joking, All-Drunken Synod of Fools and Jesters）成立于一六九二年，一直存在到一七二五彼得大帝去世为止。这是彼得与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改革派及亲友们，模仿西方骑士团和教团组成的一个教团式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嘲讽守旧的西欧天主教会、俄国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后来也扩大到了嘲讽俄国自己东正教会的守旧。因此，这个组织一直被宗教界批判为是一个“反基督”性质的组织。

4. 指日本在幕末至明治时代时为了赶上欧美脚步而大量公聘的外国籍顾问，受雇者主要协助日本发展经济、工业、制度等学问（殖产兴业）。

5. 由彼得大帝在一七一四年颁布，规定了贵族关于领地的继承权限和相关法律，规定只有贵族的长子有权继承领地，禁止贵族私自下授、划分或跟其他贵族以地产赌博私自更改领地面积。也是这个法令让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动产”的概念。

6. “官等表”为彼得大帝在一七二二年颁布的一套完整的文武官僚体系，将所有的陆军、海军和文官分为十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相应的军衔或职务，并且每一个等级都有繁琐且各异的敬语称呼。该体系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之后才被苏俄政府废止。

7. “土地调查委员会”的原文为“Ландрат”，这个词是彼得大帝自己原创的词，是由德文音译转成俄文的写法：Land→Ланд、Rat→рат，两个词合并组成的。

8. “委员会”是彼得大帝在一七一一年创立政府参议院的同时创立的国家各部门的最高行政机构，它们直属于参议院，全面取代了之前的“官署”，确立了俄国现代国家机构的雏形。直到一八〇二年，才被新的机关“部”所取代。

9. 《一七二一年神职规则》是由彼得大帝和费欧汎共同制定颁布，里面详细规定了俄国正教会在俄罗斯帝国的地位、职责和权限。

10. 虽然鄂图曼帝国攻灭东罗马帝国后已经改名为“伊斯坦堡”，不过当时人提起帝都时，仍然会习惯性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这种情况终鄂图曼一朝未曾改变。

11. 《贫富之书》在书中阐述了彼得大帝时期的贫富差距，以及应对的改革措施，呼吁限制农奴制、以刑罚限制哄抬物价。被后世称为俄罗斯的重商主义之书。

第四章女皇时代

凯萨琳二世　透过政变，从丈夫手中夺走政权的凯萨琳二世。在其治下俄罗斯经历复兴，达到其历史顶峰并成为欧洲列强之一。

“宫廷革命”时代

◎混乱的继位者问题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殁后至凯萨琳二世于一七六二年六月即位的三十七年间，共有六位男女轮番占据俄罗斯的皇位。然而他们每位都与凡庸之人并没有太大差别，就连像是普希金这位伟大的诗人，也形容这群人是“不足以延续北方巨人遗志的继承者”，因此由他们所带领出的时代，自然就没有太多考究的价值，这点即使在推行重新探讨苏维埃史学的现今学界，也大致确定了如此看法。不过透过研究，他们依然在之中找到了新的史实，并基于新发现的史实做出了新的见解。

彼得临终时，现场的高官便开始了拥立新皇帝的准备。但令人感到在意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选上了一位女性当作候补。被彼得大帝挑选为高官的缅什科夫等人，选择了拥立大帝的王妃，而非彼得的男孙。于是凯萨琳．阿列克谢耶芙娜，便成了俄罗斯的第一位女皇。在近卫兵的帮助下，强行让王妃当上皇帝的缅什科夫，也不忘同时要对贵族们进行怀柔。隔年年初，俄罗斯成立了由八名议员所组成的“最高枢密院（ВТС）”，最高枢密院的地位比参议院要高，议员则由新贵族、多尔戈鲁基家与高礼信家等名门组成。掌握着这最高枢密院权力的人，正是缅什科夫。于是缅什科夫便成了凯萨琳一世亲信中的亲信，介入着所有方面的决议。

然而到了一七二七年春天，随着凯萨琳因病倒下，继承者问题又再次浮上台面。在利害一致的结果下，新旧贵族们选择拥立彼得大帝的孙子——彼得．阿列克谢维奇来作为凯萨琳的后继者。此时，缅什科夫抢先下了一步棋，让躺卧病榻的凯萨琳同意了新皇帝与缅什科夫女儿玛丽亚之间的婚约。在凯萨琳于五月初病逝后，十二岁的彼得二世正式即位。此时缅什科夫对政权的掌控，看似已经固若磐石，然而事实上却不然。

问题就出在于彼得二世身上。受“岳父”庇护的彼得二世，在即位的第一天就开始对缅什科夫的政治干涉表现了反弹态度，这反弹的范围甚至也波及到了他那位“公认的新娘”身上。过去老是奉承着那位“全能掌权者”的政治气氛，也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对缅什科夫旁若无人的行动感到不快的旧贵族们，亦在此时团结了起来。他们后来成功让皇帝彼得二世签署了命令缅什科夫引退，并将他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公文。一七二七年九月，缅什科夫名下的庞大土地财产遭到没收，与包括皇帝未婚妻在内一共三位的“不幸女儿们”一同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西部的别廖佐夫。在流放的两年后，缅什科夫过世。过去被称为彼得大帝“左右手”的缅什科夫最后的命运，就如同在诉说着俄罗斯政治家的末路一般。

缅什科夫的倒台，却也导致俄罗斯一时之间产生了“权力空白”。缅什科夫的评价确实不甚良好，其威压式的态度亦招致了人们反感，但在缅什科夫离开后，政府内却没有像缅什科夫一样有丰富经验与执行力的政治家或军人存在。当时实际掌权的是身为名门贵族的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但他同样透过“最高枢密院”，让自己的女儿与皇帝订下婚约，然而从后世看这行为，却也只不过是“缅什科夫愚蠢行为的重演”罢了。另外，因为这位年幼的皇帝对狩猎异常感兴趣，也让多尔戈鲁基与他的儿子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他交游。最后，婚礼终于敲定在一七三〇年的一月举行，为庆祝这场婚礼，大量人潮自各地渐渐涌入莫斯科。至此，多尔戈鲁基家的统治大愿，眼看就近在眼前。

然而，天不从人愿。在结冰的莫斯科河上举办的新年传统圣水典礼结束后，彼得二世便罹患了感冒，倒卧病榻。随着日子过去，彼得二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感染天花，最终于一月十八日半夜，也就是结婚典礼的前夕病逝。遇到这突发状况的多尔戈鲁基，只能显得茫然自失。

◎名门贵族的挫败

彼得二世死后，俄罗斯再次展开了继承者的选任活动，而多尔戈鲁基家等旧贵族们仍旧握有此事的主导权。最终，他们选上了一位名为安娜．伊凡诺芙娜的女性。安娜与彼得大帝并无直接关联，而是过去曾与彼得大帝同为“共同统治者”的伊凡五世的女儿。一七一〇年底，十七岁的安娜嫁给了库尔兰公爵。不过说也不幸，结婚两个月后，安娜就失去了她的丈夫。在那之后的二十年间，安娜便郁郁寡欢地在米塔乌（即现在立陶宛的叶尔加瓦）的城市内过着一个人的生活。米塔乌无论是宗教或是文化，都与俄罗斯完全不同，而住在这种地方的安娜，对向来渴望有个“傀儡政权”的旧贵族政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后来他们为请安娜回来，派了使节到了米塔乌，并要求安娜在一份形同“条件”的公文上签字。在安娜同意并签署了公文后，她回到了莫斯科，于是自彼得二世即位以来，首都又再次迁回了莫斯科。

其实安娜所签署的公文里，内容大幅限制了俄罗斯传统的专制君主权力，这件事情在公开之后，引起了服役贵族的强烈反弹。他们担忧俄罗斯将再次成为大贵族们斗争不断的战场，让俄罗斯再次进入“混乱”时代，于是他们不接受公文上任何的“条件”，并写了一份“请愿书”，希望安娜能仿效自己的祖先，以“专制的方式”治理国家。

安娜女皇　伊凡五世的女儿、彼得大帝的侄女。

在安娜到了莫斯科十天后，她在克里姆林宫内接见了要求维持专制权力，以及废止“最高枢密院”的服役贵族代表，并问了在场“装得一脸疑惑”的多尔戈鲁基道：“你在米塔乌拿给我看的细项（指条件），原来不是每位人民（narod）的意思吗？难道你欺骗了我吗？”语毕，便将记载着“条件”的誓约书给撕破，扔到一边。就这样，多尔戈鲁基等名门贵族的“贵族寡头制”策略碰上了一个大钉，首都也在之后又回到了圣彼得堡。

◎关于“日耳曼人掌权”

安娜回到俄罗斯时并非是孤身一人，她的身边还有着一位叫做比隆（日耳曼人）的宠臣。对于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又欠缺深思熟虑的安娜来说，比隆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比隆天天与安娜形影不离，甚至有人目击到他们手牵着手的画面。安娜将治国大任交给比隆，不过除了比隆之外，安娜还有另一位日耳曼的重要人物，他叫做奥斯特曼（Heinrich Johann Friedrich Ostermann）。奥斯特曼自一七〇八年在彼得大帝底下做事以来，就一直是位长久位居政治顶点、实际处理着政治大小事的人物，是位相当资深的高级官员。就这几点看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日耳曼人掌权”就是安娜时代的特征，可是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否恰当？

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有许多的外国人涌入了俄罗斯。虽说他们多是技师与军人，但其中也不乏有人爬上了政府的顶端。他们效忠大帝且坚守岗位，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与薪水，然而这也同时是他们的极限，因为负责治理国家的人，终究是那强大的皇帝，外国人最多只能当他的帮手。

不过这也只限于大帝还在世时。当大帝死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外国人在彼得过世后，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并且来势汹汹，难以抵挡。于是众人开始批判外国人（特别是日耳曼人）的跋扈行为，但这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当时的俄罗斯的民政与军事，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日耳曼人才能够运作，他们许多人因为与俄罗斯人通婚而成了“日耳曼裔俄国人”，与俄罗斯人一起工作着。也因此国内并不存在像是要控制权力的“日耳曼人党派”，也没有像“比隆时期”这个词形容的一般有牺牲俄国人以图“日耳曼人的利益”之类的行为。而说到他们的权力斗争，那又是另一段主要诉说人们的国家主义感情受到利用而发生的故事。

一七四〇年一月底，安娜过世，而她过世时也同样没有子嗣。不过在安娜过世前几日，她指定了侄女安娜．列奥波德芙娜出生刚满两个月的儿子伊凡作为后继者。此时在由比隆代为执政的世局中，发生了“日耳曼派”的内部纷争。在这纷争中，米尼赫将军首先逮捕了比隆，并将他流放；奥斯特曼则见机不可失，趁机解除了米尼赫将军的军职，自己掌握了权力。于是俄罗斯中，便暂时确立了“皇帝伊凡六世、安娜．列奥波德芙娜摄政、宰相奥斯特曼”的体制。

然而，仍处于“日耳曼人统治”的俄罗斯现状，终于让俄罗斯军人的不满爆发开来。近卫军开始出现支持伊莉莎白．彼得罗芙娜这位“彼得大帝女儿”的举动，虽然安娜也察觉了这迹象，打算尽快将伊莉莎白嫁至国外，但她早已错失良机。一七四一年十一月底，安娜与伊凡双双遭到逮捕，安娜被流放到了北方，伊凡则被送进了位在什利谢利堡的监狱。不仅如此，奥斯特曼、米尼赫、比隆等日耳曼人，也全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于是“日耳曼人统治”的现状便到此告了一个段落，只是在二十年后，同样的问题又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彼得大帝的女儿

就如前章所述，彼得大帝一生中结了两次婚。在“大使节团”归国后，彼得与第一任王妃耶夫多奇娜告别，他们两人产下的皇太子阿列克谢因为忤逆大帝，因而过了一段逃亡、最终死于狱中的悲剧人生。另一方面，彼得与第二任王妃凯萨琳之间共生下了两男两女，男孩之中同样叫做彼得的孩子在四岁夭折，另一位也在出生后不久过世。于是活下来的孩子，就只剩下年龄相差一岁的安娜与伊莉莎白，她们两位都是彼得在举办结婚典礼前所出生的孩子，也就是所谓的私生子。姊妹俩在父母亲的庇护下，过了一段幸福的少女时代。一七二五年底，年满十七岁的姊姊安娜嫁给了好斯敦公爵。妹妹伊莉莎白是位肌肤白皙、双目有神且身体健朗的美女，据说她的舞蹈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但就在父亲彼得大帝与母亲女皇凯萨琳双双过世后，她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彼得二世与他周围的人都对伊莉莎白极为冷淡，所以她向来都是一个人在莫斯科的郊外生活。

到了一七三〇年一月，彼得二世结束了短暂的人生，伊莉莎白则因为母皇的“遗言”而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不过“最高枢密院”却以伊莉莎白是“私生子”为由，拒绝伊莉莎白即位。事情发展的最后，他们选择由库尔兰公爵的寡妇安娜．伊凡诺芙娜来登基，自此，伊莉莎白便开始过起她“十年的阴郁生活”。当上女皇的安娜不仅不喜欢这位可能对自己权力造成威胁的“堂姊”，甚至还寻找着将她送进修道院或是嫁至国外的时机。在皇位转到了下任代为伊凡六世摄政的安娜．列奥波德芙娜手上时，安娜．列奥波德芙娜虽对伊莉莎白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在伊莉莎白身为大帝之女，且拥有许多支持者这点上，又让她不禁与安娜同样对她保持警戒。直到近卫军主张伊莉莎白“父母皆是过去的专制君主”，因此有登上皇位的“合法权利”，并发动武装政变时，伊莉莎白已是三十二岁之身。

伊莉莎白女皇　父亲是彼得大帝的伊莉莎白，继承了父亲的统治原则。

新女皇伊莉莎白上任后，立即宣布自己会依彼得大帝的治理原则来当作自己政府的活动基础，她借着宣扬自身是延续大帝理念的继承者身分，向天下宣告着自己即位的正当性。此外，她也深知前政府偏重外国人的做法受到了许多批判，于是在人事任用上优先挑选“有能力的俄国人”，此举也使得许多日耳曼人离开了俄罗斯。虽然伊莉莎白的执政时期长达二十年，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她对国家事务的热情也日渐减退，以致于最终纵情于观剧、舞会等极尽奢侈之能事。那座有着豪华外观的冬宫，就是在伊莉莎白的执政期内所建造。不过在她的执政期中，我们也能发现法国文化与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日渐提升。

伊莉莎白的在位期间内值得一提的现象即是工商业的显著发展。当时握有政治实权的舒瓦洛夫兄弟[1]废除了国内关税，刺激了经济的流动。同时，俄罗斯最初的贷款银行，也在此时为了贵族而成立；贵族们可以透过将土地或农民作为担保，以年利率百分之六的利息进行高额贷款。此外，贵族不仅将商人赶出酿造业，自己独占了这纯利率极高的产业外，也透过土地测量事业强化了贵族的土地所有权。然而尽管伊莉莎白的在位期间施行了许多亲贵族政策，但贵族最关切的，仍旧是为国家服勤的问题。

◎贵族解放令

自彼得大帝殁后至凯萨琳二世即位之前，交替着登上俄罗斯皇位的六位皇帝皆是意志薄弱、没有统治主见的一群人。虽然他们的统治基本上继承了彼得大帝时期的体制，不过这依旧难以避免产生部分的退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贵族对特权扩大的要求；它最初的迹象出现在安娜．伊凡诺芙娜即位之际。这部分我们在前篇也提过，名门贵族向她提出了对“沙皇专制”权力的限制条件，不过在这议题上，他们并未得到一般贵族的支持。一般贵族们不像名门贵族，他们反而较爱好原先的“沙皇专制”制度。接着，那些名门贵族又再次提出要求，希望政府可以废除一子继承制。

于一七一四年仿效英国而导入的这个制度，即使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也是相当不受欢迎，因此自当时就有许多贵族在寻找着这制度的漏洞。虽然政府承诺会对“非继承的”贵族提供薪水、军服、食物、治疗及年金的保障，不过这事实上只不过是个空头支票。在安娜女皇即位后，一子继承制很快就遭到废止，而领地这“不动产”则是依循一六四九年的法典集，得以平均分割后让孩子们继承，而贵族的女儿们也能“像过去一样”拿到“嫁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减轻“勤务义务”。在彼得大帝的统治时代，被强制要求“终身勤务义务”的贵族，他们的不满在大帝死亡的同时爆发了出来，国内出现了各式各样规避、怠慢勤务的现象。对此，政府批判道：“许多贵族的未成年人，不仅不至参议院的人事处报到，更不接受勤务的分派，在自己家里怠惰度日。”虽然也有看法指出，这些逃避工作的贵族多出自贫穷贵族之家，但这股罢工、怠工的趋势却依旧势不可当，到了安娜即位那年，甚至出现了废止勤务的要求。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安娜政府变更了以下两条法规：一、若家有一人以上的儿子，则认可其中一人有“为保持家室经营而留在家中”的权利。二、从事国家勤务达二十五年之人，拥有“回家”的权力。不过取而代之的，就是未成年的人（七岁至二十岁）需要接受国家三次的“调阅”（分别实施于七岁、十二岁、十六岁），且在未成年时有“学习”的义务。在一七三六年更动的这些法令，虽因与鄂图曼帝国爆发战争而延期实施，但在战争结束后，因为这些新规定，军队还是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军官得以退役。在此同时，俄罗斯就像名画《孩童军官》所呈现的，暗示着当时有人会试着“钻漏洞”，在未成年孩子的勤务登录上动手脚，以求提前结束二十五年的勤务时间。

在伊莉莎白统治期间内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减轻勤务问题，直到彼得三世的统治期间才获得根本上的解决。一七六二年二月，政府发布了一则“贵族解放令”。在“解放令”中，政府宣言未来仍“希望”贵族能继续他们的国家勤务，但不会再以强制的手段要求他们。此外，政府废止了贵族在军事与行政领域上工作的义务，改由自愿的方式。但命令对此还额外附加了一条要求，那就是要贵族们不得怠慢对自己儿女的教育。这样的“解放令”受到了贵族们的欢迎，但具体上，依照每位贵族地位与收入的不同，每个人受到的对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彼得三世的半年在位期

就如前篇所述，彼得三世在即位后发布了“贵族解放令”。不过彼得三世的统治时期，却因为发生了“宫廷革命”，在短短半年内就迎接了结局。这场武装政变使彼得三世被迫退位，并且遭人杀害。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宫廷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

伊莉莎白女皇即位后，很快就派遣了特使前往好斯敦公国的首都——基尔。伊莉莎白的目的，是要接回姊姊安娜在一七二八年过世后所遗留下来的孩子，并立他为继位者。伊莉莎白要接回的孩子叫做彼得．乌尔里希，从血缘关系来看，乌尔里希是彼得大帝的孙子，不过当时的瑞典却也因为国王没有子嗣的缘故，让彼得同时也被选定为瑞典国王的继承候选人之一。当时俄罗斯正在与为了企图收复波罗的海失地的瑞典作战，要是一个不好，他们可能会面临与率领瑞典军的大帝孙子作战的危险，因此这事情需要尽速执行。不过这个行动中，同时也包含着伊莉莎白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最终在一七四三年，十四岁的彼得以皇太子的身分回到了俄罗斯，并在改宗后改名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

接着，伊莉莎白开始为彼得皇太子选妃，从候选人中雀屏中选的，是波兰斯德丁城的安哈特．采尔布斯特家的女孩苏菲亚。由血缘来看，苏菲亚是彼得的“再从姊妹”（祖父兄弟的孙女）。虽比原定时间还晚了一年，不过苏菲亚还是顺利来到了俄罗斯，并改名为凯萨琳．阿列克谢耶芙娜。一七四五年，两人在莫斯科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举行了婚礼。能够如此尽快将继承问题打理好，我们甚至能想像，此时伊莉莎白的脸上或许还露出了安心的表情。可惜的是，这两位年轻人相处得却不是很好。

皇太子彼得在出生后便失去了母亲，并在一处与俄罗斯毫无关联的环境中成长，于是他天生就亲普鲁士，且崇拜着腓特烈大帝。从他从早到晚都沉溺于军队游戏这点，也能看出他在精神上的不成熟。酒同时也是彼得令人头痛的一点。彼得天天酗酒，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因为对他来说，俄罗斯与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不同，是个完全的“异国”，因此他并不喜欢这里。这些迹象都让伊莉莎白愈来愈不安，她甚至开始思考是否要立彼得与凯萨琳之间的孩子保罗为后继者，然后由凯萨琳摄政。自来到俄罗斯那天起，在学习俄语、融入俄罗斯习惯的方面上，都表现出积极态度的皇太子妃凯萨琳，让伊莉莎白心中对她的评价颇为良好。然而就在这个问题还未敲定下，伊莉莎白便于一七六一年十二月与世长辞。于是，彼得三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后继者。

伊莉莎白的不安很快就应验了。彼得三世即位后，不只在所有事务的处理方面都采纳了普鲁士的作风，还在一七六二年四月与腓特烈二世缔结了和平条约。于是自五年前开打的“七年战争”因而单方面中止，占领着普鲁士首都柏林的俄军，接到了即刻从该地撤出，并将至今获得的所有领土归还给普鲁士的惊人命令。更有甚者，俄罗斯甚至连一戈比的赔偿金也没向对方要求。于是花了高额的战争资金、流了大量鲜血的俄罗斯军队与社会，会对沙皇如此荒谬的决定感到悲愤异常也是无可奈何。

彼得三世　在政变中被暗杀，结束不到半年的统治。

对于新沙皇的强烈不满，渐渐演变成了拥立皇后凯萨琳的阴谋。六月二十七日，这个集团开始执行武装政变，并成功顺利执行。彼得三世不仅被逼到不得不宣布退位的窘境，还在被逮捕的一周后遭到杀害。而问题的核心——这是否为凯萨琳的直接命令，至今不得而知。他们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流行病”猝死，并在几天后为彼得三世举行了葬礼，不过据说凯萨琳本身并未出席。彼得三世的遗体后来并非安葬于罗曼诺夫家的墓地，而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墓园中。事情发展的最后，没有任何“正统性”的年轻寡妇凯萨琳，正式成为了俄罗斯女皇。

启蒙君主凯萨琳二世

◎“俄罗斯是欧洲大国”

尽管凯萨琳二世在万众瞩目之下即位，她仍因为自己纯正的日耳曼人血统在民众之间产生了负面评价，假冒彼得三世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诸如“彼得三世是在打算施行‘好政策’时，遭到贵族阴谋迫害而死”、“葬入地底的人不过是个影武者，真正的彼得三世还在哪个地方好好活着”这类的传闻，一直在民间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贵族们仍未撤销他们对身分权力扩大的要求，他们希望废止会伤及名誉的肉刑，以及立法保障个人财产权。万事谨慎的凯萨琳二世对此设置了委员会来进行研讨，不过不久后，他们决定否决贵族们的要求。

在凯萨琳二世初期的改革中最有代表性的政策，即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而号召移民、设立“自由经济协会”等等的重农主义政策。政策实行的成果，让萨拉托夫中心一带的伏尔加格勒河下游流域中，出现了约六千三百户的日耳曼人家。此外，“自由经济协会”也同时探讨了农奴劳动对经济产生的损益。我们能看出凯萨琳二世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体现着当时欧洲时代精神的“启蒙思想”。所谓的“启蒙思想”，就是指透过理性思考，去改革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以推动人类生活的进步与改善的思想。凯萨琳二世为了打造一个最棒的舞台来发表自己的理念，于是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

一七六六年十二月，凯萨琳二世公布了召集新立法委员会的公告。其实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过无数次类似的委员会，但无论是哪次，都是中途便草草了结。这次委员会与过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凯萨琳的委员会召集了神职人员、贵族、市民、乡村服役贵族、国有地农民等各身分代表，合计五百三十六名（除此之外还有由政府任命的二十八名），是个不小的数字。隔年八月，凯萨琳二世在开会之前，先朗诵了自己准备的“训令”。这“训令”总共由二十二章、六百五十五项组成，内容是在宣示凯萨琳二世的统治理念。凯萨琳二世表示“俄罗斯是欧洲的大国”，像俄罗斯如此领土广袤的国家，“专制君主制”才是最适合的制度。她借着这样的说法，试图正当化自己拥有强大权力的理由。此外，她同时也揭示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市民自由等法治主义的原理。此外，凯萨琳二世有些“宣传癖”，因此“训令”在事先就已翻译好西欧各语言的版本并印刷出来，在欧洲的思想圈子里广为流传，然而“训令”仍不能称为是她自创的作品，因为其中四分之三的内容，皆是借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等欧洲思想家的想法，所以这训令几乎可以算是“山寨版”的替代品。

一七六八年十二月，因为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爆发战争，导致立法委员会不得不中止。虽然这次会议同样没有斩获，但地方的代议士在参加会议时，一同带进议会总数超过一千五百封的“请愿书”，仍成为了政府日后“地方改革”的重要参考。

◎普加乔夫大起义

一七七三年夏天，乌拉尔地区的乌拉尔哥萨克村庄内出现了一个男人，他以彼得三世之名，并向哥萨克人承诺会夺回属于他们“失去的自由”。这位男人本名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是个年过三十的顿河哥萨克人。普加乔夫更声称凯萨琳二世为“权力篡夺者”，并打着“为明君而战”的名号，号召哥萨克人参战。在普加乔夫的号召下形成的部队，随着时间的经过日益壮大，边境上的多数城市也手持“面包与盐”，欢迎着他们的“远征”。

政府对长期以来隐声匿迹的哥萨克人所突然发动的叛乱大吃一惊，同年十月，政府发出公告，指明“普加乔夫假借已故的彼得三世的名号，带领着善良平民走向堕落与毁灭，是个欺世盗名的恶人、盗贼”强烈地抨击普加乔夫，并同时下令将普加乔夫发出的“假公告”悉数收集并焚毁。对此，普加乔夫则组织了仿造政府机关的“军事委员会”来治理征服地区，企图进一步扩大势力。一七七四年，普加乔夫发出的“敕令”中，表示服从于他的人将获得“自由”，这些人将不用再受兵役、人头税、地租等负担。于是当时有许多贵族被冠上“谋反普加乔夫权力之人”、“使农民落魄之人”的罪名遭到逮捕、处刑。普加乔夫利用着民众对于“明君”的纯真幻想，试图树立一个“没有贵族身分的国家制度”。呼应着这场以根绝贵族身分为目的的叛乱，有不少的贵族与他们的妻子皆遭到杀害。

加入叛乱活动的人，不只有俄罗斯城市、农村内的农民，其他像是为了逃离中央“统治与压迫”的逃亡民众、曾在乌拉尔矿厂工作的工人、为求脱离强权统治的非俄罗斯人异教徒，以及因为俄罗斯人的出现而深受经济上、宗教上压迫的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皆参与了普加乔夫发动的战役。尤其是自十六世纪以来便受尽辛酸的巴什基尔人，更是在萨拉瓦特．由拉艾夫的领导下，豁出性命地战斗着。

发生于俄罗斯东南方的政府军事据点——奥伦堡要塞的攻防战，是这场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一七七三年十月，普加乔夫军团包围了这个要塞，直到一七七四年三月，俄罗斯政府投入了由比比可夫将军所率领的大军，才终于“解放”了这处城市。在这场战役后，普加乔夫军团渐转守势、开始败退，在他们撤退所经过的伏尔加格勒河中下游流域，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逼得当地贵族不得不进城逃难。在一七七四年八月底的察里津战役后，普加乔夫军几乎全灭。同年九月初，普加乔夫遭同伴倒戈逮捕，引渡给了政府军。到了隔年一月，普加乔夫在莫斯科接受处刑。后来，如何去避免像是“普加乔夫之乱”的暴动再次爆发，便成了凯萨琳政府的紧急课题。

普加乔夫大起义　一七七三年，哥萨克人的领导者普加乔夫称自己为彼得三世，并号召人们为“明君”而战。卷入了非俄罗斯人异教徒的叛乱持续了一年以上，最终普加乔夫于一七七四年被捕，并于隔年处刑。

◎地方改革与都市文化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凯萨琳政府发布了有关地方行政的基本法。女皇认为哥萨克人的叛乱会在不受任何的阻力下迅速扩展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地方的无力”。由于彼得大帝的地方改革只进行到理念的层面，于是在大帝殁后不仅马上面临终止，甚至退化到十七世纪时的程度。俄罗斯的地方行政因为官员的不足与怠慢下，几乎无法正常运作，除了地方税收与征兵时常出现延宕，他们更不曾为地方“福利”做过任何考量，于是在普加乔夫之乱后，政府便有了一个执行彻底改革的契机。

在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只被大致划分为八个省，而到了凯萨琳二世即位后，则发展到了二十五个。然而即便如此，这些省的规模还是太大，根据基本法，一个省的人口约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人（可课征人头税的男性人数）才算正常。另外，基本法还创建了新的行政划分，它规定一个省需设置十至二十个县，而一个县约有两至三万的人口。照着这新规定施行后，俄罗斯分成了四十一个省，而到了凯萨琳二世治世后期时，则已细分出了五十个。就这样，在欧洲中拥有五十个省的俄罗斯便如此诞生。这些省各自有一个“省长”，而重要的省与少数几个省，则还有由有力政治家担任的“总督”存在，诸如新俄罗斯省的波坦金、特维尔省的席维尔斯，以及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梅里古诺夫等人都是这个例子。此时的俄罗斯，可说已创建起实质性的“地方分权”。

在考虑到人口规模、经济、地理，以及民族的一体性后，县的划分最终大幅地增加到了四百九十三个。不过这些新的县中，有许多都属于“大型村落”或是“波萨德”——也就是商人或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以雅罗斯拉夫尔省来说，十二个县里就有七个是这样的形态。当时叛乱的爆发点乌拉尔，也从原先的十九个县细分至四十一个，但它也同样有着上述的问题。

凯萨琳的地方行政改革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在“贵族解放令”实施后住回老家的贵族们参加行政或判决的工作。她让在地的贵族以省与县为单位组成贵族团，并借由选举选出地方的官员与法官。于是会期为三年一次、于冬天举行的贵族集会便如此诞生。每当有地方上固有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时，贵族们就会利用这个场地。包括彼此之间的生意交流、女儿们的婚嫁乃至于各式各样的花边新闻，在在都吸引着他们参与这样的集会。如此成立的俄罗斯贵族团，在以身分为主导的自治地方行政中，出现的时机虽然有些推迟，但依旧发挥出了一定的效果。

俄罗斯的人口，在一七九六年时约达三千七百四十万，不过都市人口比例却占不到百分之四点二。居住在都市里的人多数属于“波萨德民（工商业居民）”，在缴税的制度上为连带责任制；也就是说，都市的基本定义就是“在共同负担税赋的条件下，获得有限自治权利的体系”。此外，因为都市并未与农业完全分离，所以里头存在着许多外出工作的农民与“商业农民”。过去，人们称莫斯科是个“大型村落”，不过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都市都是这所谓的“大型村落”型态。

经过了凯萨琳二世的地方改革后，县开始成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里头出现了办公厅舍、学校等崭新的公共建筑，以及像是印刷厂的地方。从沃罗涅日与雅罗斯拉夫尔发行了俄罗斯最初的地方刊物这点来看，也不难发现地方开始留心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迹象。

女皇与宠臣波坦金

◎凯萨琳二世的亲信与宠臣

若问到凯萨琳二世时期中，谁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一定会有许多人会说出帕宁与贝兹博洛德柯这两人的名字。尼基塔．帕宁比凯萨琳二世还大上十岁，一开始是凯萨琳二世之子保罗的教师，而在她即位后，帕宁也随之成为政府的支柱。凯萨琳二世对帕宁熟练的政治手腕、灵活的脑袋以及对统治的热情有着高度的评价，她对帕宁的信赖，直到帕宁于一七八三年死亡为止都没有中断过。

在帕宁死后，亚历山大．贝兹博洛德柯便成为了女皇后半期的政府支柱。一七四七年出生的贝兹博洛德柯比女皇还要年轻得多，但他精通先例与国家法律，且是位不收受贿赂的清廉之士，这让凯萨琳二世给了他很大的信任。一七八四年，贝兹博洛德柯当上了外交委员会的副长，涌入女皇办公厅的庞大国内外信息，女皇都是交由贝兹博洛德柯来消化解读。然而，有些人却用别种眼光看待着如此能干的政治家，偶尔还会出手妨碍，而这些人，就是女皇的宠臣与情夫。

据说凯萨琳二世在三十四年间的统治时期内总共有二十一位情夫。若再加上即位之前的两人就有二十三人，不过情夫归情夫，这群人中有好几位在政治上发挥了相当大的功能。像是在凯萨琳二世初上任的十二年间，她与策动了暴力政变的主要人物格利高利．欧尔洛夫之间就是情夫情妇的关系，虽然凯萨琳二世拒绝了欧尔洛夫的求婚，但据说她所产下的子嗣中，有三至四位的父亲就是欧尔洛夫。欧尔洛夫虽然也会对政治提出意见，但凯萨琳二世的政策却不曾为其产生大幅变动。一七七一年，当莫斯科发生历史上最后一次鼠疫时，凯萨琳二世所派去处理的人就是欧尔洛夫。欧尔洛夫在那里防止了疾病的蔓延、妥善应对民众的恐慌，并且最后带着“古都的救世主”的名号，凯旋回到了圣彼得堡。欧尔洛夫虽然得到了凯萨琳二世的大大褒赏，但他的要求依旧未获女皇接受，隔年，女皇认为欧尔洛夫已无用武之地，于是让他远离了皇宫。

◎瓜分波兰

此处要提到的人叫做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他是波兰贵族，也是凯萨琳即位前的情夫。一七六三年，当波兰国王去世时，凯萨琳二世拥立他当上波兰的新国王。波兰的国王通常是由选举产生，在十八世纪时代，波兰的王位都是受邻近大国的意志所操作，直至当时，国王皆由萨克森地区出身的人所担任。过去俄罗斯皆采支持的立场，但这次凯萨琳二世则想借着这个机会扶植过去的情夫，而她的计划也顺利地如愿成功。

同为启蒙主义者的新国王在就任之初马上就推行了国家改革，以试图达到祖国再生的目的，为响应新国王的做法，波兰各地的爱国贵族也渐渐组织起“联盟”。这让凯萨琳二世对波兰的“过度改革”感到危机，于是派出了军队，与普鲁士、奥地利一同干涉着波兰的内政。这个结果，造成了一七七二年的波兰第一次分割，这次分割让波兰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与人口。然而即便如此，改革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一七九三年一月，柯斯丘什科等人对于波兰第二次分割的反对运动持续升温，然而却遭到苏沃洛夫所指挥的俄军镇压，国王也因而被带到了圣彼得堡。一七九五年十月，波兰遭到第三次分割，于是波兰王国这中世纪大国，便就此消失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上。其中，凯萨琳二世是唯一一位连续参加了三次分割议题的人，不过在普鲁士与奥地利显露无遗的“获取领土的野心”之下，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反而不甚明显。

◎波坦金与“新俄罗斯”

对于凯萨琳二世来说，“真正的伴侣”只有格里高利．波坦金一个人而已。波坦金比凯萨琳二世小了十岁，也是参加武装政变的其中一人，不过学界普遍认为，直到凯萨琳二世即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一七七四年二月时，波坦金才成为了凯萨琳二世的“真正伴侣”。在那之后的两年，波坦金不曾离开过女皇的身边，两人频以信纸交流，关系亲密得甚至会让人认真讨论起他们是否已“秘密结婚”。凯萨琳爱好美男子，但波坦金的长相绝非她的喜好。最近写了《凯萨琳二世》一书的法国女俄罗斯史学家卡蕾儿．坛蔻斯推测，拥有法国精神修养的凯萨琳，或许是因为波坦金拥有最突出、浓烈且露骨的“俄罗斯的性格”，所以才会被他吸引。众所皆知，凯萨琳二世是位现实主义、冷静且理性的人，而波坦金则是位拥有想像力与热情去“尝试突破可能性框架”的人。或许女皇认为只有像这样的人，才能够填补自己所欠缺的部分吧。

在“疯狂的两年”结束后，波坦金以女皇“最好的朋友”、“国家第二人物”身分施展着权力。特别是克里米亚地区的经营工作，更是由他全面着手，对于俄罗斯来说，将鄂图曼帝国作为后盾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就是棘手、难以处理的对象。不过到了十八世纪，强大的鄂图曼帝国开始不断衰弱时，在俄罗斯眼中，即代表着夺取克里米亚、称霸黑海的时机已渐渐成熟。

打赢了发生在一七六八年的俄土战争的俄罗斯，与之缔结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透过这个条约，俄罗斯获得了黑海北部沿岸的广大地区，以及通往黑海的出口。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克里米亚汗国是个独立国家，但失去了鄂图曼帝国这后盾之后，汗国汗王的位子便由两帝国所推举的候选人继任。一七七八年，俄罗斯为了黑海舰队的基地，打造了赫尔松城，以及开始着手以女皇之名命名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的建设，他们计划在此建造大学、天文台，以及类似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教会。

至此，鄂图曼帝国失去了黑海的制海权。一七八三年四月，根据敕令内容，俄罗斯合并了克里米亚，于是这过去的汗国，被人改以克里米亚的古称“陶里斯地区”[2]来称呼，并在此建设塞凡堡，以作为黑海舰队的停泊港口。对于来到俄罗斯门下的汗国鞑靼名门三百三十四人，俄罗斯则给予了他们俄罗斯贵族的权利与利品。

一七八七年，鄂图曼帝国再次向俄罗斯宣战，然而战争结果却是自己吃了一场大败。一七九一年，两帝国签订雅西和约，俄罗斯的领土再次得以扩大，但女皇却不满这样的结果。当时前去交涉的人是代表外交委员会的贝兹博洛德柯，在他冷静分析下，认为俄罗斯国库已经空虚，再加上与瑞典的战争，俄罗斯已没有再持续战争的筹码，这样的结果对俄罗斯来说已经相当有利。但对于凯萨琳二世来说，不管是从俄军在陆、海战上的胜利，或是因战争的人数牺牲等各方面来看，这样的收获都不能称作是“辉煌”的成果。

波坦金公爵　后来成为了仅次于凯萨琳女皇的“国家第二号人物”。

但不论结果如何，透过条约获得的广大地区变成了“新俄罗斯省”、并入俄罗斯帝国内。而负责这地区开拓政策的人，就是在一七七五年当上省总督的波坦金。他采行对贵族下授土地、给予移居者各种奖赏，抑或是利诱逃亡农民或“旧礼教派势力”的人们去该地居住的策略。透过这些策略，直至当时仍被当作荒地弃置的广大地区，在一七八二到一七八四年间，人口就从五十三万人成长到了七十万人，在一七九三年时更是达到八十二万人。最终在十八世纪末时，就连克里米亚半岛的人口也已倍增至了十万人（男性）。

◎女皇的克里米亚视察之行

一七八七年一月初，凯萨琳踏上了视察克里米亚的旅途。在公开说法上，此行的目的是要视察新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在并入俄罗斯后，其开发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不过实际上则是女皇宣示这些区域将“永远”属于俄罗斯领土的示威行为。视察旅程中有许多的外国人与女皇一起同行，不过这次的舞台其实是属于波坦金的。深知女皇喜欢盛大、华丽排场的波坦金，总共花了三年来准备这次的行程。女皇的视察之行，从头到尾都是无可比拟的豪华与华丽。整个旅团共由十四辆四轮厢型马车与一百六十四辆的橇马车（其中四十辆为备用车）组成，而光是女皇位于旅团中心的巨大厢型马车，就需要三十匹马来拖行。据说女皇在厢型马车内与平时一样处理着行政事务，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就寝时间比平时还早了一、两小时，提早到了约晚间九点。

在一月底到达基辅的旅团，在此度过了三个月的生活，直到聂伯河于四月解冻之后才继续乘船南下，再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搭乘马车，继续视察新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行程。沿路的树木、宏伟的市容与村落、服装华丽的居民、一群群的家畜以及填满了收成谷物的粮仓……这一幕幕都映入了女皇的眼帘之中。不过这些位于视察路线上的人们，则早必须为了修补道路或桥墩、购买食粮以及准备驿递马与马饲料而四处奔走，有些地区的贵族甚至还被迫负担一个农民五戈比的临时税。那臭名昭彰的“波坦金村”一词，即是从上述的原因而来。

新俄罗斯省　囊括了包含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

某位外国人就曾讽刺这些都是“伪装出来的丰饶生活”，他指出：“事实上，城市的建设都是马虎完成，村民会穿着华丽的民族服装出门迎接女皇，其实也是收到要他们这么去做的命令。且谷仓里的袋子里装的不是作物，只是满满的沙子，家畜们也是趁着夜间从一处赶到另一处，所以同一群家畜大多都会有五、六次与女皇见面的机会。”波坦金为满足女皇而不遗余力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因为这样，当时该地区出现了部分的“波坦金村”。但我们并不能将它们全部视为“装饰用的村子”，因为这正是俄罗斯正一步步开垦、投注努力于新俄罗斯且慢慢获得结果的迹象。

四月底，凯萨琳二世来到了新俄罗斯的赫尔松，她在这里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进行了会面。他们所谈论的，即是一般称作“希腊计划”的内容。奥地利与俄罗斯过去都曾将鄂图曼帝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但现在鄂图曼帝国已明显呈现出了衰弱之势，于是凯萨琳的计划，就是要趁着这个机会，在俄罗斯的庇护下重建“东罗马帝国”。在她将一七七九年诞生的第二位孙子取名为君士坦丁的举动中，就表现出了这个意志，不过这里提到的“希腊计划”，倒是没有太多的相关文献流传到后世。

接着，凯萨琳二世的马车进入了克里米亚，并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了巴赫奇萨莱。这里是过去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但位于此处的宫殿早已因为掠夺，于一七八三年与俄罗斯合并前就已是近乎全毁的状态。或许来到此处的凯萨琳二世会认为，当下就是对长期遭受汗国侵扰的俄罗斯来说最值得纪念的一刻吧。后来，诗人普希金也来到了巴赫奇萨莱，并创作出了优美的叙事诗《巴赫奇萨莱的泪泉》。这篇著作与布流洛夫的画作借由莫斯科大剧院广为流传，不过也有现代学者提出批判，指出那之中存在着“俄罗斯的东方主义”，表示这不过是诗人以欧洲人的优越观点以及欧洲人的“既有印象”来描写居住于异国的“野蛮鞑靼人”而成的作品。

凯萨琳二世继续朝塞凡堡前进。那里的港口停着十五艘军舰，在凯萨琳二世视察了波坦金的黑海舰队后，想必是获得了非常大的满足。在归路上，女皇在波尔塔瓦这处决定了彼得大帝拿下大北方战争胜利的地区，参观了由五万人将士举行的演习后，才经由图拉进到了莫斯科。来到莫斯科的女皇受谢列梅契夫公爵邀请，来到他位于库斯科沃村庄的宅邸，并在此观赏了有名的“农奴剧场”歌剧。同年七月初，回到了圣彼得堡的女皇，写了一封信给波坦金，里头除了赞扬他的功绩，也感谢因为他的帮忙，才能让自己在这长达六千公里的旅途中“完全没生过病”。四年后的一七九一年十月，为处理俄罗斯帝国与鄂图曼帝国间的和平议题而回到了雅西的波坦金在该地逝世，据说凯萨琳二世在接到波坦金死讯后不仅昏厥倒地，还终日以泪洗面。

◎晚年的凯萨琳二世

在凯萨琳二世前往视察克里米亚的时间点前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相继爆发，将欧洲带进了动荡时代。一七八九年七月，巴黎民众占据了巴士底监狱，农村中的贵族宅邸遭到放火，里头的岁贡帐簿等文件付之一炬。曾经耗费大量精力去镇压普加乔夫之乱的政府，对此状况自然无法坐视不管。据说，凯萨琳二世在听到国王路易十六世遭到处刑的消息后，便长期倒卧病榻，但她仍很快就做出宣言，表示将为路易十六世服丧六日，并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此举也相对地让俄罗斯成了被逐出法国的贵族之避难处。同时，她强化检阅传达法国事件的出版刊物，并且为了扫除相关书籍，还对各书店实施了“搜查”行动。凯萨琳二世虽然积极推行启蒙与书籍出版，但在碰上法国大革命后，这一切的行为都产生了事实上的停滞。不过与其这么说，不如说凯萨琳二世的“启蒙政策”，打从一开始就不曾允许有人来做批判。

一七六九年，凯萨琳二世出版了名为《应有尽有》（后来又改名两次）的讽刺周刊杂志，虽然出版人挂的是她秘书的名字，但众所皆知女皇才是真正的发行者，以及这份杂志是她启蒙事业的一环。而与这本杂志对抗的，则是由法典编撰委员会的书记尼可拉．诺维柯夫（一七四四─一八一八年）所发行的批判周刊《雄蜂》。这本来自基层、充满讽刺意图的周刊，起初受到女皇政府的抵制，不过十年后，迁至莫斯科的诺维柯夫，又再次展开了活力十足的出版活动。里头刊载着伏尔泰、卢梭与狄德罗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及俄罗斯作家在各领域上的作品。此外，诺维柯夫也是共济会的中心人物，凯萨琳二世同样不喜欢他这点，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女皇便抓着这点，指控诺维柯夫组织反政府团体并对他加以镇压，于是诺维柯夫在一七九二年被捕入狱，原先作为他活动据点的印刷厂也不能再作使用。

凯萨琳时代的领土扩张图

此处要提到的还有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年），他出生于富裕的贵族家庭，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人士。拉季舍夫于莱比锡大学留学时，除了法律之外，他还学习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医学与文学。一七七一年，拉季舍夫回到了俄罗斯，并开始在政府机关工作，但“百科全书派”的拉季舍夫在工作场合内却是处于孤立状态。据说他的性格与肖像画呈现的文静稳重的气息不同，其实是个“直性情又容易动怒的人”。

一七九〇年，拉季舍夫出版了一本书籍，名为《自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程》。这本书花了拉季舍夫数年写成，并在自家的印刷厂印制了六百五十部。这本书虽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对朋友叙述自己在旅途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与情景的游记体裁，但它的内容却明显是在批判着俄罗斯的现状，也就是在批评专制政治与农奴制。所以，这本书一发行，马上就遭到了查禁。后来，政府更逮捕了拉季舍夫，并将他送入监狱、宣告了他的死刑，不过他的刑罚后来受到减轻，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伊利姆斯克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就拉季舍夫的观点来说，他认为人类应是为了追求自由而被创造出来的生物，但实际上却四处都有枷锁限制着人。为了“人类的自由”，必须要有位肯牺牲自己的“英雄人物”，而专制君主迫害哲学家的现象，将是他哲学正确的证明；也就是说，被逮捕与流放，原本就是他的计划之一。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那年，凯萨琳二世已是六十岁之身。晚年的她变得肥胖，又因为风湿病而无法随意走动。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初，在凯萨琳二世因为急性脑中风倒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在她三十四年的治世中，不管是掌权的时间长度还是功绩的显赫程度，都能与彼得大帝并驾齐驱。有人比喻，推行“革命”时，彼得总共享了笔、剑与斧头来进行，而凯萨琳二世却只用了笔而已。虽然这描述甚为夸大，但身为外国人的女皇在俄罗斯所创建的成就，仍是我们无可否定的。

◎保罗皇帝的短暂统治

收到女皇病危消息后，当时四十二岁的皇太子保罗是第一位赶到冬宫的人。倒下后就持续处于昏迷状态的女皇，最终在十一月六日早晨过世。当保罗赶到时，外交大臣贝兹博洛德柯告诉保罗，女皇生前留有一封记述着遗言的信，据说两人后来将自己锁在女皇的办公室，花了很长的时间拿暖炉烧毁大量文件。之后，宫廷之中开始有些风声，内容指出凯萨琳二世女皇在生前准备了有关继承人的宣言，而宣言中钦定的后继者是女皇的孙子亚历山大，所以等到保罗被捕后，他势必会遭到流放；且这小道消息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保罗自幼就没受到母皇凯萨琳二世的疼爱，特别是在凯萨琳二世发动武力政变后，她甚至反过来认为保罗是自己的“潜在敌人”。因为从血缘来看，保罗拥有正宗血统，所以等保罗成人，他大可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或许就是因为与这种“正统论”有所关系，因此凯萨琳二世拒绝保罗在一切国事上的介入。于是保罗便未曾受凯萨琳二世赋予过任何重要职务，就这样过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皇太子人生。保罗是个三分钟热度、脾气暴躁且生性多疑的人，他讨厌母亲的这点自然不必多说，不过最后继承了皇位的，却也正是保罗。

保罗皇帝登基后，他的政策主要在于彻底否定母皇凯萨琳二世过去实施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释放了拉季舍夫、诺维柯夫等政治犯，并限制贵族的特权。此外，他也修改了皇位继承法，规定未来只能由父系的男性继承皇位，排除了未来有女皇产生的可能。

喜好举办阅兵典礼的保罗，不仅使长时间站在太阳底下阅兵的将帅们一个个感到心浮气躁，还要求他们要严格遵守规定。在重要的国家对外政策上，保罗的态度举棋不定，几乎所有政策都是朝令夕改。最终，激愤难耐的贵族们的不满情绪，再次演变成了具体的武装政变。一八〇一年三月的某天晚上，彼得堡军事总督帕廉等人策动了宫廷卫队，袭击了保罗所在的米哈伊洛夫宫，并杀害了他。

保罗皇帝　凯萨琳之子。讨厌母亲的保罗，否定了女性继承皇位的权利。

于是，“女皇世纪”被保罗画下了最后的休止符。在拥立下登基的女皇中，凯萨琳二世是一个例外，她选择让宠臣处理国务。普遍来说，俄罗斯女性的地位并不高，不过彼得大帝将贵族女性带离了传统的“特蕾姆隔离政策”[3]，将她们送往充满欧风的社交场合；而凯萨琳二世则在一七六四年设立了斯莫尔尼女子学院，让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彼得大帝的作为，却只像蜻蜓点水般，未能长时间持续；同样地，尽管凯萨琳二世的统治时间再长，女性毕业生最终却也未达九百人。其原因大多出在多数的平民女性，一直以来都是被强迫在家中过着隐忍的生活。这点从俄罗斯俗谚：“毛皮外套愈打愈暖，女孩子愈打愈温柔”、“愈是殴打女孩，她们做的汤就愈好喝”中，也能略知一二。

1. 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伯爵（一七一〇─一七七一）、伊凡．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伯爵（一七二七─一七九七）和彼得．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伯爵（一七一一─一七六二）。其中伊凡．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伯爵协助罗蒙诺索夫向伊丽莎白女皇进言创建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与罗蒙诺索夫和伊丽莎白女皇一同至今被视为莫斯科大学三大创始人之一。

2. 古希腊时候称克里米亚为“陶里斯”，不过这个是希腊文的念法，转为俄文则是念做塔夫里卡（Таврика）或者塔夫里达（Таврида），十五世纪改为塔夫里亚（Таврия）。

3. 在传统的俄国，皇族和贵族女性不得出现在公众场所，他们未嫁人之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待在深宫（例如此处的特蕾姆宫）里面，学习宗教礼仪、神学和祈祷。如果要外出，则会有神职人员在旁边相随手持巨大的帆布遮挡住不让外人看到她们。这个只是针对皇族和贵族，平民女生并无此禁令。

第五章沙皇们的考验

亚历山大一世　虽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陷入苦战，但最后仍获得胜利。也因为复兴欧洲各国王室，因此被尊为“神圣王”、“欧洲的救世主”

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取舍

◎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场

随着武装政变，俄罗斯的历史进入了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开幕后不久，一八〇一年三月，亚历山大一世当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出生于一七七七年，即是说当年即位时，亚历山大是刚过弱冠之年的二十三岁。俄罗斯的人们非常欢迎这位身形高挺、面容端正的皇帝，不过他会受欢迎的理由并非只限于他的年龄。其实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俄罗斯民众们已因为凯萨琳二世的压制性政策与暴君保罗的统治，在天昏地暗的时代中压抑了二十年以上，不断期待着解放的日子到来。

亚历山大是保罗皇帝与普鲁士出身的王妃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所生的长男。亚历山大的人生就像过去的保罗一样，同样在幼儿时期备受身为女皇的祖母宠爱，后来又被带离双亲所在的加特契纳宫，在冬宫中里长大成人。亚历山大的祖母为他选了一位瑞士出身的家教，那位家教名为福雷德里克．拉阿尔普；他是亚历山大祖母的笔友，同时也是个“意志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年轻的亚历山大全盘接受了老师所教导的自由主义与改革的必要性，不带有一点怀疑。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在写给拉阿尔普的书信中，就写有能够解读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给予俄罗斯自由，使这个国家免于专制与暴力的威胁”的字句。且就结果来说，亚历山大执政的初期政策，也没有枉费众人的期待。

亚历山大即位后，就宣言道“自己会依照法律与祖母凯萨琳的心意”来治理国家，并立刻着手改革。亚历山大不仅复原了在凯萨琳二世时期开创、但在保罗时期取消的所有贵族权利，还释放了在保罗皇帝时期的迫害下被送进监狱里的五百位政治犯，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也在此时重修旧好。亚历山大透过通晓西欧思想的朋友们所组成的“非官方委员会”[1]，在改造帝国的话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委员会的成员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尼古拉．诺沃西里切夫、维克多．寇楚贝以及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个个都是非常年轻且皆出自有历史的大贵族家庭，不过有趣的是，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竟一点也不“守旧”；当然，亚历山大本身也参与着这部分的讨论。

首先，他们执行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改革，他们设立了八个“部”，取代了在彼得大帝时代设立的“委员会”。部内首长负责各部的管辖事项，部长的任免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上。另外，为让各首长互相沟通及协议，俄罗斯国内也设置了“部长委员会”[2]。由于亚历山大让每位首长负责各自不同的工作，因此这个首长会议并无法起到限制皇帝行使权力的作用。再来，他们也为高官阶层注入了新血，于是当时有三、四十岁的高官与外交官，都是极为普通的事。

在亚历山大的改革计划中，最先登场的就是“俄罗斯帝国国民启蒙教育部”。毋庸置疑，这政策显示出政府在“理性的时代”中对教育的重视。像是在伊莉莎白时代中设置的莫斯科大学，以及凯萨琳二世时代在各省、县中所设立的初等教育机关等等都是此种例子，不过这些做法仍旧相当不足。所以，我们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中，可以看到教育改革有着大幅度的进步。他将全国分为六大学区，除了莫斯科之外，圣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戴尔普特（现称塔尔图）、维尔纽斯等地也都出现了大学。他效仿欧洲，给予了学校大幅度的自治自由。此外，以矿山经营而闻名的杰米多夫家，也在雅罗斯拉夫尔及乌克兰的涅任分别设立了私立的“杰米多夫法学贵族中学”与“贝兹博洛德柯公爵涅任历史—语言文学学校”，同时，首都也成立了“贵族中学”，化身为知识的中心。顺带一提，俄国诗人普希金就是就读这间学校，并以第一届毕业生身分毕业的学生。于是，在国民启蒙教育部的推动下，各地中小学校、文理中学等教育机关合计就约有五百处，学生约有三万四千人。教师之中，则包含了法国逃亡者与耶稣会人员。

但是，亚历山大与“非官方委员会”所接连打出的改革牌，却也渐渐造成了保守派贵族的危机；令这些贵族最不安的事情，不外乎就是农民的相关问题。一八〇三年，政府承认了“赎回自由”这种将“伴随土地”交易的农奴加以解放的政策，并给予了都市市民与商人们土地所有权。这些政策在短时间内，并未让国内产生太大变化，不过从这些政策中，仍清楚反映出了亚历山大对于解放农奴的想法。贵族们也认为解放农奴，或许将能够减少发生像是普加乔夫起义的危险，只是，这仍不是眼前最该担心的事；他们目前所担心的，是皇帝的解放令是否会引起大叛乱的爆发，于是“非官方委员会”便在成立约五年后停止了活动。但停止活动，并不表示同时也放弃了改革。

◎斯佩兰斯基与卡拉姆津

一八〇六年，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中，有位男人偶然被亚历山大相中。这个男人原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乡村神父，当时为圣彼得堡的神学院教授，名叫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受皇帝之托，动手设计改革案的斯佩兰斯基，提出了相当大胆的国家改造计划。他提出的内容包括了设立由沙皇所任命的“俄罗斯帝国国务委员会”以及于每年的五月、九月各召开一次的“国家杜马”。其中，“国务委员会”原先不拥有立法权，但在一八一〇年一月时，它倒是以审议立法问题的机关召开过一次。该次会议中，总共有皇帝所任命的“议员”以及各部首长共三十五人出席。至于先前提到的“国家杜马”，则在提案的过程中就遭否决，直到一世纪后，“国家杜马”才真正出现在俄罗斯里，可见斯佩兰斯基的提案对俄罗斯而言，尚言为时过早。说到斯佩兰斯基提案的核心，其实就是想树立一个以合法性为基础的“法治国家”，以求任何人都不会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遭到处罚。精通治国细节、有才干的政治家斯佩兰斯基所提出的构想，确实为俄罗斯提供了在未来的正确展望。

然而，斯佩兰斯基的身边却充满了敌人。因为他出身不高，加上提案过于先进，在在使得思想保守的贵族们对他起了反感。亚历山大的妹妹凯萨琳．巴甫洛夫娜是当时最有素质的女性之一，在皇宫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她，却同时也是保守派势力的“据点”。巴甫洛夫娜位于特维尔的宫殿里，聚集了许多对皇帝自由主义改革感到不满的人们，他们将斯佩兰斯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一七六六─一八二六）也是这势力的其中一人。

卡拉姆津同时也是一位在法国大革命后就立刻前往西欧旅行，并出版了《莫斯科杂志》[3]，向俄罗斯公众介绍欧洲流行文化趋势的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可怜的丽莎》同样在这本杂志中刊载。卡拉姆津自前个世纪末以来，就埋头于俄罗斯的历史研究中。后来，卡拉姆津在朋友的介绍下，获得了“历史编撰官”的地位，开始倾注心力于《俄罗斯国家史》（一八〇六─一八二六）[4]的编撰与发行。

卡拉姆津在一连串的历史研究中，却也无形地在他心里形成了保守的政治思想。根据卡拉姆津的说法，他认为对俄罗斯的传统与利益的一致性上来说，最适合的体制即是“专制”；帝国的强大与繁荣的基础，都与专制息息相关。故此，卡拉姆津认为，在国家秩序方面上，“所有的新规定都会对其产生危害”。虽然他也承认统治者在权力的行使上必须不受任何集团或制度的限制，不过“专制”与“独裁政治”还是有所区别。就近代俄罗斯的各种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将凯萨琳二世定位为“专制君主”，而保罗皇帝则算是“暴君”。由于卡拉姆津对权力的概念源自孟德斯鸠的思想，因此他将“专制”定位为俄罗斯的传统政治形态，这也造成卡拉姆津曾强烈批判过彼得大帝的文化政策。

一八一一年二月，卡拉姆津出版了统括了自己想法的新作品《论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5]，并在凯萨琳．巴甫洛夫娜面前朗读。卡拉姆津后来透过巴甫洛夫娜的介绍而与亚历山大皇帝照过面。可想而知，两人在“专制”这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然而尽管如此，认为与法国之间将终究难逃一战的亚历山大，最终为了拉拢保守派势力，仍不得不撤掉斯佩兰斯基的职位。

人们形容亚历山大的治世初期，是一段“空有外表的自由主义”时期。此时期在基础上仍充满了专制与农奴制性质的政治，却在外头浇上了一层流行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糖衣。此外，诸如“嘴上谈着共和主义，实际是个专制君主”这种说法，其实也都是在指同样的事情。在“理性的时代”中成长的亚历山大，成为了一位“为之献身”，并且精通“启蒙”这一意识形态的人。然而，亚历山大对于俄罗斯的现实环境的认知又有多少？他的政策上，通常缺少平衡性、一贯性以及明确的目的，虽然许多人认为这些缺陷来自于他受过的教育“太过片面”所造成，但还有一件事，是我们不能去忽视的——亚历山大知道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武装政变。许多人推测，经由武装政变让他获得皇位的这场“悲剧即位”，同时也对亚历山大的性格与统治思考上造成了阴影。这个线索，将可能是了解亚历山大“充满疑问”、“令人无法理解的”行动关键。

◎与拿破仑开战

在一七八九年七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十五年后，法国诞生了皇帝拿破仑。相当重视与日耳曼之间自古王朝以来关系的亚历山大，于一八〇五年与英国、奥地利结成了反法同盟，开始备战。然而在发生于同年年底的“奥斯特里兹战役”中，同盟军遭法军击溃，俄军在此战失去了多达两万一千人的将士，就连至今仍被俄罗斯人民称作“国民英雄”的库图佐夫也在此战中负伤。且据说亚历山大自己也因为差点在此战役中成为俘虏，因而恐惧颤抖、眼眶含泪。在隔年十月的“耶拿会战”中大胜普鲁士军的拿破仑，在立陶宛的小都市提尔西特（Tilsit）里与俄罗斯、普鲁士签订和平条约。普鲁士不仅失去了波兰地区的领土，还被迫缴交高额赔偿金；不过俄罗斯的命运却与普鲁士大不相同，不仅没有失去国土，更没被法国要求任何一毛的赔偿金。这是因为拿破仑所重视的，是拉拢了俄罗斯后能够对英国进行大陆封锁的战略意义。拿破仑表示：“俄罗斯皇帝与我之间创建了极其良好的关系，期待今后我们在体制的一致化上能有顺利的发展。”而同时间，俄罗斯皇帝则表示：“虽然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我还是无法信任他。因为我无法从他身上感觉到诚意；这个帝国衰退时代出现的拜占庭人，不只精明伪善又狡猾。”如此将自己的警戒心表露无遗。

后来，提尔西特的和平条约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革命之子”结成的同盟，让大贵族们感到不快。另一方面，至当时定期将领地所生产的大量谷物运往英国的南方领主们，也因而蒙受了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即使“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是在政治世界中一种普遍的常识，但这并无法对民众解释为什么直至昨日还是“反基督”的拿破仑，却在今天变成了“东正教沙皇的伙伴”。最重要的是，这个和平条约伤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威信与民众的“爱国心”。于是，《提尔西特条约》便成了整起事件的转捩点。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开始保留对英国的战力，转而准备反击法国。迫不及待一雪前耻的年轻贵族们，也因此疯狂、热烈地支持着皇帝的外交政策。同时间，拿破仑也查觉到了俄罗斯的动向，于是动手准备起对莫斯科的远征计划。

拿破仑的进军路线

一八一二年六月，法俄两军开始行动，准备进入交战。首先，拿破仑的军队渡过了尼曼河，进军俄罗斯的领土；拿破仑的战术主打短期决战，打算在开战后立刻给予敌军主力致命打击。然而，他的计划却大大落空，他没预料到俄军在开战后立即撤退，且运用了焦土作战，将领土附近一带全部烧毁，让法军无法从当地获取食粮。因此法军在开战后，马上就面临了必须与饥饿和当地居民作战的窘境。拿破仑的军队损失了大量的士兵，不过不断后撤的俄军也并非毫发无伤。俄军的指挥官在后来由年迈的库图佐夫接任，取代掉了巴克莱．德．托里，接着在八月二十六日，两军在莫斯科西方一百一十二公里处的博罗金诺地区进入了全面性的战斗。依照最新的统计资料来看，俄军与法军于此战投入的兵力分别为十五万五千人与十三万五千人。战役的第一天结束后，俄军与法军各损失了四万五千名与两万八千名不等的兵力。两军虽尚未在此战分出胜负，但俄军的损失明显大过法军太多，这让库图佐夫不得不选择继续撤退。

◎莫斯科大火与胜利之策

九月一日，战局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瞬间——撤退至莫斯科的俄军，决定弃守莫斯科，开始自其中撤离。选择将古都莫斯科拱手让人的库图佐夫，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众人的严正批判。然而，据说当时库图佐夫是这么回答他们的：“失去莫斯科，并不代表失去俄罗斯；不过若是军队在此溃败，到时消失的就不仅仅是莫斯科，而是整个俄罗斯。”后来，俄罗斯一共疏散了多达二十七万五千名的莫斯科民众，让他们与军队一同撤离莫斯科。据说卡拉姆津在此时是先让妻子逃往雅罗斯拉夫尔，自己则是在“俄军牺牲掉莫斯科的那天”才离开城市。而直到最后都还留在莫斯科里的人，总共不到一万人。

期待速战速决的拿破仑与他的将军们在进入了俄罗斯的古都后，眼前“空空如也的莫斯科”让他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法军进城当天，城市内有数个地方开始窜出火舌，在当时干燥的空气与强风肆虐的助长下，莫斯科瞬间就成为了火海，火势不断地延烧，直到第五天才终于开始转弱，并于第六天熄灭。在大火侵袭下，克里姆林宫虽然没有大碍，但大量的住屋仍旧付之一炬。自古以来，“木造的莫斯科”就非常怕火；根据推测，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的住屋，大约占了全城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莫斯科等着十万名法军的，并非是为了紧接而来的寒冬而准备的舒适小屋，而是一整片的焦土。

关于莫斯科这场大火，至今许多人认为是莫斯科省长、同时为当时总督的拉斯托普琴伯爵的命令。古都莫斯科因为这起火灾不仅蒙受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还失去了贵重的文化遗产。例如在十八世纪末于阿列克谢．摩西—普希金伯爵宅中发现的中世纪俄罗斯文学最高杰作《伊戈尔远征记》，其原始手稿正是大火下的牺牲品之一。只能说有人在大火发生前先誊录了《伊戈尔远征记》，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另一方面，卡拉姆津的藏书也在这场大火中几乎全数烧毁，幸亏《俄罗斯国家史》的原稿毫发无伤。

虽然食粮与干草在当下并无急迫性的不足，但在俄军源源不绝的游击式攻势下，让法军失去了大量的士兵。拿破仑几度向亚历山大提出“和平”交涉，但全都遭到拒绝。亚历山大曾写了一封信给他信赖的妹妹，信中提到自己在拿破仑面前是有多么地恐惧。然而在外交上，亚历山大却不曾表现出这懦弱的一面，而是贯彻了绝不妥协的态度。亚历山大曾说过：“与其签署会让我祖国蒙羞的条件，我宁愿留着胡子，与我的农民们一起吃着土豆。”不过相较之下，拿破仑的撤退已是无可避免，因为他不能在这里过冬，让自己不在巴黎长达半年；拿破仑自知自己无法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统治自己打造的广大帝国。于是法军在进入莫斯科三十六天后，便开始从这化为废墟的古都中撤退。

紧接袭击了拿破仑军队的，便是俄罗斯有名的“冬将军（严寒冬季）”。当年的降雪比往年都还早来临，零下二十度的气候马上笼罩了他的军团。法军士兵除了要对抗寒冷与饥饿之外，还暴露在源源不绝的游击攻势之中，而法军打算在斯摩棱斯克扎营过冬的计划也落了个空。至此，法军剩下的军力只剩三万士兵与大炮一百五十门。最终，法军在十一月中旬时，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遭遇了他们在此战役的最后悲剧——在俄军的包围下，拿破仑的远征军在此正式溃败。拿破仑趁着黑夜脱离部队，花了一番功夫才回到了巴黎。

后来，这场与拿破仑开战、被称为“第一次卫国战争”（第二次卫国战争对象为对希特勒）的战争，由俄罗斯方取得大胜而落幕。一八一四年三月，亚历山大随着俄罗斯的精锐部队一同杀进了巴黎，掌握住了欧洲的命运。而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拿破仑已被迫退位。

亚历山大成为了使拿破仑垮台，以及主导维也纳会议的主要人物。会议结果让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大公国”成为“波兰王国”，并并入俄罗斯的版图内。俄罗斯对波兰王国以及于一八〇九年并吞的芬兰大公国的统治，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结束。俄罗斯在首都圣彼得堡刚落成的喀山大教堂内庆祝了这次战役的大捷，库图佐夫将军的遗骸也同样安葬于此。

皇帝与十二月党人们

◎“十二年的儿子们”与宠臣阿拉克切夫

“十二年的儿子们”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形容词。这个词指的是在“大卫国战争”中作战，与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攻进巴黎的一群年轻、爱国的将士们。在巴黎停留了数月、接触到自由市民精神的他们，在回到俄罗斯后，便热切盼望着国家改革。他们打算在俄罗斯里创建政治上的自由，并废止农奴制，以唤起市民精神与个人尊严。不过要在当时的俄罗斯采取如此的行动，只能选择像是共济会的“秘密结社”型式来进行。到了一八一六年，他们开始了行动。

在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德堡，以及位于俄罗斯南方、设有帝国军第二军司令部的图利钦皆各有一处“秘密结社”。不过两处秘密结社间的意见纷歧却在日后愈来愈明显。由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等人组成的“北社”希望能靠着自由主义且稳健的改革，避免俄罗斯发生类似法国革命的流血事件；他们追求着立宪君主制，同时倾向维持领主的土地所有权。而与他们对立的，即是由帕维尔．彼斯捷尔等人所组成的“南社”。南部结社的想法较为激进，他们认为若要推动未来的改革，首要重点就在于夺权；他们主张改革必需历经十年的独裁，透过行使独裁的“强硬手段”后，才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

秘密结社的出现对于亚历山大皇帝来说，应该就像出现了社会性的支柱，过去被迫藏在心中的改革思想，终于有了得以实现的唯一机会。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却是完全相反，亚历山大不仅没有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反而还强烈地警戒着年轻贵族们的结社行为。这是因为在他二十余年的统治中，亚历山大已经完全惯于听从保守派贵族们的意见。他开始重用父皇时代的宠臣，像是前战争部长阿拉克切夫。于是，阿拉克切夫成了握有一切在皇帝改革初期所出现的部长会议、国务委员会以及皇帝直属办公厅的有力人士。

在阿拉克切夫的政绩里最为人知的，即是创设了所谓的“屯田村”。在考量该如何解决因为战争后产生的财政困难问题时，他想到了让士兵与其一家定居于农村的想法。他企图透过这个政策，以达到削减军事支出、完善新兵补充系统、以及安置老兵生活的一石三鸟目标，然而这件事情最后却因为执行不顺而在途中废案。他的改革在最后造成了许多混乱的局面，但他的权力地位却仍不曾动摇。若说亚历山大是国家的领主，那阿拉克切夫就是有才干的领地管理人。在当时，阿拉克切夫起了像一种“避雷针”的功能，让原本朝着皇帝本人而去的责任与批评，全都转嫁到自己身上。

打从一开始，历经大战后的亚历山大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就不能单以“反动”这种单一说法来去定位它。因为这些政策之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在内。好比一八一五年，波兰王国就持有在当时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也因此亚历山大是俄罗斯专制君王的同时，他也是波兰的立宪君主，以及芬兰的“立宪大公”。此外，亚历山大也是农奴解放论的支持者。虽然农奴解放议题在俄罗斯本土并未发生实质效果，最终只以《论自由农民》（一八〇三）的形式结束，但在所谓的波罗的海三国之中，倒是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九年之间实施了农民解放。但仔细说起来，这个农民解放是属一种“不带土地的解放”，因此就结果来说，反而是让农民们的经济状态更加恶化。

◎亚历山大一世“充满谜团的死亡”

亚历山大虽然有些病痛，但他从未罹患过不治之症。在亚历山大年近半百时，他开始无心统治国家。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内，将重要案件全推给阿拉克切夫处理。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以圣经普及为宗旨的“圣经协会”在俄罗斯发迹，亚历山大亦会透过这个协会的活动与信仰寻求着心灵的慰藉。然而协会的设立也遭到了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表示，四处发放圣经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眼睛进了沙子般”，难以忍受的行为。宫廷内虽找来了许多像是贵格会等等的宗教家，然而据说其中多数都只是“各式各样的骗子”而已。

一八二五年九月初，亚历山大来到位于圣彼得堡市区内的涅夫斯基修道院，拜访了一位名为阿列克谢、以殉道者风格生活而闻名的长老。两人在会面之后，暂时聊了一段时间，在会谈结束后，亚历山大与皇后一起前往了位于黑海沿岸的塔甘罗格的别墅。同年十月中旬，亚历山大到了塞凡堡、巴赫奇萨莱等克里米亚的各个地区视察。接着在十一月时因为患病、高烧，于是回到了别墅休养，然而他的病情却没有任何改善的趋势。最后，失去意识的皇帝，于十一月十九日病逝。

不管是对皇宫内还是一般庶民来说，亚历山大的死讯都是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尽管亚历山大多少有些年迈，但也才四十八岁而已，于是他的死亡，在国内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臆测。且在亚历山大死后不到半年、也就是隔年五月初时，皇后伊莉莎白也在从塔甘罗格回到首都的路上死亡，更加加深了这起事件的谜团。

但不管真相如何，面临皇帝死亡的皇宫，开始烦恼起了亚历山大的继位者问题。在这问题中唯一清楚的条件，就是一七九七年，保罗皇帝所修改的皇位继承法中已排除了女性的候选机会。亚历山大在十七岁与巴登的贵族女孩结婚后，总共产下了两个孩子，不过她们全都是女孩。依照往例，这时应该让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成为预定继承人，不过这位康斯坦丁曾与他最初的夫人离婚，并于一八二〇年与波兰伯爵夫人再婚；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与波兰女性生下的子嗣并不能继承皇位。

推测在一八二一年或一八二二年，亚历山大在生前就已命皇宫制作一份指定由他的二弟尼古拉为预定继承人的“机密声明”。这份声明的原稿被保存在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内，并额外制作了三份抄本。由此可知，皇位的继承问题其实早在亚历山大死前就已经有了对策，不过其中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竟没有人通知尼古拉本人已是预定继承人这件事。当然，这也是造成了大骚动的主要原因。

◎十二月党人起义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传达皇帝病逝消息的使者赶到了圣彼得堡。完全不知晓自己已成继承人一事的尼古拉在收到消息后，立即就向最可能成为皇帝的华沙大公，也就是自己的哥哥康斯坦丁宣示忠诚。同时，近卫军中队与高官们也效仿了尼古拉，同样做了宣示。尼古拉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见状后非常吃惊，她随即告诉尼古拉，过世的皇帝留有一封指定他为继承人的“文书”。后来在密文开封并公诸于世后，华沙寄来了大公致意的书信。然而尼古拉并无法欣然接受，他主张自己的哥哥才是“合法的君主”，于是使者不断奔走于圣彼得堡与华沙之间，但康斯坦丁执意留在华沙，表示出了坚决拒绝的意思。后来，一通消息传来了尼古拉耳中——有人在策画推翻帝国的阴谋，这让尼古拉终于下定决心。十二月十三日，尼古拉声明即位。至此继承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但俄罗斯国内还必须要重新进行一次对新皇帝“效忠的宣誓”才行。然而，年轻贵族军官的起义却也在同一时间发生。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为对新皇帝“宣誓”，参议院广场聚集了约三千人的近卫军将士。在此，年轻贵族军官们的战略是呼吁这群将士们拒绝宣誓并且引起暴动，以逼迫参议院表明导入立宪制度。他们的中心人物名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他所写的《向俄罗斯民众的宣言》中，声明了推翻旧有统治体制、废止农奴制、创建信仰自由，以及会在发动起义的三个月后，举行“大集会”来制定“宪法”等内容。由于近卫军对于粗野、严厉的尼古拉的评价并不好，加上其中又有为数不少想追随其兄康斯坦丁的人，这几点让特鲁别茨科伊对起义成功抱有很大的期望。

听闻“起义”消息的圣彼得堡居民渐渐聚集到了广场上，据说这些人的数量多达三万人之谱。他们扔出了石块与木柴，表示出了对“起义”的支持，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很了解这次起义的目的。因为“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读音Konstitutsiya）”这一词并不存于人民平时所惯用的词汇之中，于是他们以为所谓的“宪法”，指的是“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读音Konstantin）大公”与他的妻子的意思。这个状况同样发生在一般士兵之中，他们对于起义阵营的团长所要求的“拒绝效忠”命令感到非常迷茫。然而起义方也发生了巨大的失算——身为领导者的特鲁别茨科伊竟然没来到广场上。于是两阵营花了数个小时互相对峙与说服，直到天色将暗。他们知道这件事必须在完全入夜前了结，最后在政府军整备完毕后，尼古拉向军队下达了近距离同时开火的命令。镇压下的结果，造成了起义军五十六名死亡以及多数人负伤。当天夜晚，广场点起了营火，在营火的照明下，他们洗去了留在广场上的血迹，聚集而来的民众则是抱着复杂的情绪，踏上了归途。

此后广为人知、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文的十二月写作декабрь，音dekabr）所发生的镇压事件演变而成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获得了登上苏联时代的著作《俄罗斯革命史》第一页的地位。一九二五年，为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一百周年，参议院广场更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顺带一提，当时一八二五年发生的起义，也在今天乌克兰地区引起了小型的起义，但同样很快就受到镇压。

起义后过了不久，俄罗斯马上就召开了特别法庭，裁决了一共五百七十九人。判决的结果为流放一百二十一名罪犯至西伯利亚，以及五名绞刑处死。死刑犯分别为彼斯捷尔、雷列耶夫、贝斯土杰夫—留明、穆拉维约夫—阿波斯特尔以及卡霍夫斯基。被宣判死刑的这五人几乎都只有二十几岁，这也透露了十二月党人中多数都是年轻人。此外，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是出自名门贵族，是受过良好教育、说着法文，以及在与拿破仑战争后获得了西欧知识的人们。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既年轻，也继承了启蒙及法国革命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群人。

被流放的人当中，依然有不少人为了“启蒙”西伯利亚而尽心尽力的人。他们多数单身，没几位是已婚人士。但在已婚人士中，也有像是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夫人玛丽亚等九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愿意舍弃贵族身分，追寻丈夫的脚步而自行前往西伯利亚的女性们。这些女性在后来因为涅克拉布索夫的诗文而开始闻名四方，但根据文艺学家洛特曼的说法，当时的俄罗斯有个自古以来的习惯，当陆军军官要前往遥远的地区赴任时，他们会派马车一起接走自己的家族。因此这行为本身与犯罪毫无关系，单纯是对于俄罗斯平民来说，跟着囚犯一同自主前往流放地是一件“非常传统的行动规范”、是单纯运送囚犯家族的马车与囚犯一起同行而已。

专制君主尼古拉一世与“民族性”

◎尼古拉一世的即位与强化治安政策

我想，若说“新皇帝尼古拉与他的哥哥大不相同，是位相当保守的君主”的话，肯定不会有人出面反对。尼古拉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时所采取的血腥镇压，让自己被冠上了“自由的扼杀者”、“暴君”的污名。自古以来，他严格的统治时期，就在学界被视为是一种“反动”的时代。的确，尼古拉不仅压制年轻贵族军官的反叛、强化了取缔措施，同时为了防范外国再给俄罗斯带来影响，还策画了各种防范措施，然而就这几件事情，还不足以能够马上称这时代是“反动的”。因为比起他的政策之外，还有更值得我们必须去注意的事情。从全体来说，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重新检视俄罗斯至当时的“西欧化”路线，找寻“专制”在当时的意义，或许才会有较正确的看法。

尼古拉出生于一七九六年，时为女皇凯萨琳二世的治世后期。他与自己的兄长亚历山大不同，是在母亲玛莉亚的照料下长大。喜好军队游戏、受过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他，一生都未曾改变过自己的习惯。俄罗斯与拿破仑之间发生的“卫国战争”，让在这种成长背景下的尼古拉心中掀起了波澜。俄罗斯在这场战争的胜利，带给他了一种爱国主义的亢奋，当兄长亚历山大攻进巴黎时，尼古拉也在远征部队之中。不过他与“十二年的孩子们”不同，他在巴黎参观的地方是荣军院、病院等军事设施。在回国途经柏林时，尼古拉第一次见到了普鲁士的国王女儿，并与她坠入爱河。两人在一八一七年举行了婚礼，王妃后来改名为亚历珊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两位年轻的夫妇之间共诞生了七位孩子，并在郊外的阿尼奇科夫宫里生活。亚历珊德拉对于慈善事业一直颇有热情，在继承问题浮上台面之前，尼古拉可说是过着一段非常平静的生活。

尼古拉一世　为树立专制与俄罗斯的“民族性”不断努力。

就某个意义上来说，十二月党人革命的爆发促使了治安的强化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治安强化上，尼古拉政府首先发布了检查法。检查法的功能，在于取缔一切有关反政府的“有害”活动与思想。此外，他还创设了秘密警察部门“皇帝直属办公厅第三处”。此部门如字面上所示，它直属皇帝，主要用来监视各个国民层级；第三处的第一任首长为宪兵队队长班肯德尔夫伯爵。人员数原本为十六名，到了尼古拉统治后期时已扩充到四十名；再到了改组的一八八〇年前夕，人数则已多达七十二名。他们的出现与扩充，为俄罗斯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代文学与对其的检阅

据说由第三处统整出的资料，尼古拉都会一字一句仔细审视，就连非常细微的部分都由自己亲自指示；文学家的作品在发行前都会受到检阅，最糟糕的情况下，不仅作品会被禁止出版，作者本人也会遭到流放。像是在一八三六年写了《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就因此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又或是于一八四九年，年轻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因为“佩特拉谢夫斯基事件”[6]连坐，遭到死刑宣判。而就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来到刑场、与其他受刑人并排在手持枪械的处刑部队面前时，宣告在场受刑人之刑罚已减轻成“徒刑”的敕令及时到来，才让他幸运逃过一劫。人人皆知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当时所体验到的恐惧，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根基，不过事实上，直到一八六〇年代，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学作品才真正大放异彩。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尼古拉．果戈里与亚历山大．普希金两人。果戈里的《外套》中，描写了被生活压垮的下级官吏的悲伤；而《死魂灵》的第一部，则彻底讽刺了农奴制的社会。

另一位隐藏不住自己对十二月党人起义感同身受的诗人普希金，他的代表作为《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出现，带动了俄罗斯的近代文学。他的作品同样受到了尼古拉检阅制度的审视，像是叙事诗《青铜骑士》就因而遭到驳回。《普加乔夫史》（后改名《普加乔夫叛乱史》）则是硬在其中加上“叛乱”一语，才好不容易得以出版。因此普希金会说“像普加乔夫这类的叛乱者，是不会有历史的”其原因就在这里。普希金在一八三七年的决斗中丢了性命。后世洛特曼评价普希金，称他是位“热切追求功业，比起死亡，更怕在后世没没无名”的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一员。

尼古拉皇帝的治安政策，在经过一八四八年发生在法国及德意志的革命后更加变本加厉。担忧受到革命波及的尼古拉，彻底镇压一切的危险思想、限制大学的自治自由，并派遣俄军前往匈牙利，在欧洲大陆中起了像是“欧洲宪兵”的维持秩序的力量。笔者虽然打算接着就尼古拉至今一面倒的评价进行重新探讨，并就当中值得肯定的一面加以评价，然而这依旧无法改变自一八四八年开始的“黑暗七年”，已让尼古拉的“恶名”难以抹除。

◎“东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

尼古拉即位时是在他二十九岁的那年。在他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时期中，他以“国家第一公民”的身分自居，展现了身为沙皇的强烈责任感、强大外表、坚强意志以及想成为完美的专制君主的志向。据传尼古拉热烈赞赏着彼得大帝，并将他当作目标。尼古拉认为，他的时代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借用了大帝时代以来的欧洲制度与文化，再度润饰了俄罗斯。然而这些“方法”，早已无法再保持“国民民族性”与“国民的一致性”。“可以学习外国人外在的生活方式，却无法学习他们内在的思考模式”即是尼古拉所碰到的困境。他知道俄罗斯必须像欧洲诸国一样，试图找出自己与自身在历史中的固有价值。在烦恼之中，时任国民启蒙教育部长的谢尔盖．乌瓦洛夫（一七八六─一八五五）为尼古拉提供了一个相当适合当下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东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7]。

一八三三年就任教育部长的乌瓦洛夫认为“我们必须遵照君王的意志来引导人民的教育，培养他们养成融合正教、专制以及民族性的精神。”这个“三个神圣原则”后来直到尼古拉统治末期为止，一直以各式各样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正教思想，它建构了神明与存在于“地上的神（沙皇）”的权威基础，因此可以用来说服人民服从皇帝、军官以及领主。同样地，在俄罗斯里，父亲对孩子来说也有着绝对性的权威；这权威包括了是否选择给予孩子们“自由”，因此这在军司令官之于士兵、领主之于农民的关系上，也有着同等的概念。

于是论述这种“如同家父关系”的说法，便支配了俄罗斯所有的出版物，这点在不管是俄罗斯历史或史学上都起了相当大的功能。据说这些有关“俄罗斯的过去”的文献，不管是独创还是衍生性的资料，尼古拉皇帝皆有亲自看过。在他的统治期间，帝国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俄罗斯史讲座。莫斯科大学的米哈伊尔．巴格金与圣彼得堡大学的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也分别为“官方民族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普及上有了重要的贡献。

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著作《俄罗斯史》被纳为学校的教科书之一，其内容歌颂专制是让俄罗斯人团结、引导俄罗斯人前往新的繁荣、力量以及光荣的制度。自一八三四年开始就在圣彼得堡大学讲授俄罗斯史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其所产生的影响力相当可观。顺带一提，众所皆知作家果戈里在隔年亦被聘为世界史教师，不过这事迹仅仅是“无法在大学历史中留下显著痕迹的小插曲”罢了。其余的历史学家虽也同样对于沙皇的个性与统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其实那就像普希金创作《青铜骑士》的过程所透露出的一样，他们能接触到的，终究是“官方民族性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人们会透过历史学家的考据，来理解自己与自己国家的过去，而国家则是为了蒐集史料并公开、出版，注入高额的预算。

◎歌剧《为沙皇献身》

同时期，俄罗斯的国歌也制定了出来。当时的俄罗斯国歌是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翻译而来，就连旋律也跟它一模一样。后来，尼古拉找了宫廷乐长的孩子阿列克谢．里沃夫，要他制作一首“能在教会与军队中演奏、听的人即使不是学者也能理解其内容，且要带有神秘风格、节奏强烈，能从里头感觉到俄罗斯浓烈‘民族性’”的新国歌。虽说这很明显是不合理且艰难的要求，不过里沃夫仍完美地达成了皇帝的托付。国歌的歌词采用了茹科夫斯基的诗作，于是开头为“上帝啊，请保佑沙皇！（Боже, Царя храни!）”这段祈求神明守护为了俄罗斯的光荣奋战的沙皇、体现出臣民对沙皇深刻爱戴的国歌就此诞生。这首歌第一次演奏的日期是一八三三年底的圣尼古拉日，也就是皇帝的“姓名日”当天。后来尼古拉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的游行与阅兵典礼都要演奏新国歌。

在国歌问世之后，米哈伊尔．格林卡也跟着在一八三六年创作出一齣名为《为沙皇献身》的歌剧。在俄罗斯里，有着这么样的一段“传说”：过去，在罗曼诺夫家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之前，波兰人打算绑架他，而就在千钧一发之刻，科斯特罗马的农民伊凡．苏萨宁将米哈伊尔给救了出来。这段传说，只要是俄罗斯人都知道。同样在俄罗斯与拿破仑发生战争时，将苏萨宁定位在爱国农民的故事，也出现在了俄罗斯社会中。而想到要把这些故事做成歌剧的人，就是前面出现过的茹科夫斯基，他一从意大利留学回来，就立刻拜托了格林卡这件事。最后，格林卡完美创作出了配合着欧洲音乐形式，同时又将俄罗斯的“民族性”完美融入其中的作品——《为沙皇献身》。这出戏剧在苏维埃时期更名为《伊凡．苏萨宁》，并成了在沙俄末期、乃至苏维埃时代在举行主要的国家活动时不可或缺的音乐会剧目。

在尼古拉的统治期间，同样值得令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大量的“纪念建筑”。像是耸立于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中央、高四十七点五公尺的“亚历山大纪念柱”，以及亚历山大一世为纪念战胜拿破仑，而命令建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其余与尼古拉政府有直接、间接关联，在各地建设的纪念碑总数恐怕早超过了一百座。这些纪念碑，或许已足够凸显出存在于他统治中的“民族性”这一意识形态。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综上所述，在尼古拉政府在致力塑造一个所谓的“官方民族性意识型态”的一八三〇年代中，知识分子们之间也提出了更加核心的思想，并围绕其开始讨论。打开这类讨论先河的著作，是在一八三六年，刊载于杂志《望远镜》上的论文《哲学书简》。作者名为彼得．恰达耶夫，他是原本在莫斯科就学，途中因为俄国爆发与拿破仑的战争而从军，并在战后为了治疗精神疾病而造访了欧洲各地。当年四十二岁、身为退役军人的他，断言俄罗斯不属于亚洲或欧洲任一边，并且至今对于全人类的文化并没有做出任何一点贡献。他同时声称，俄罗斯比起欧洲各国还要晚在历史上登场这个事实，将在未来成为俄罗斯的正向推力。他的意思是，如此的俄罗斯有着可以吸收、学习其他欧洲先进国的经验或失败的机会，于是俄罗斯便开始针对这种“后进性的优势”，开始了各种讨论。

恰达耶夫的论文，无非是如同在尼古拉统治中的一道“响彻黑夜的枪声”、一份“告发俄罗斯的状纸”。它讨论着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什么是值得留给后世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彼得大帝的“革命”的评价上，知识分子的意见有了很大的分歧，依照他们主张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两派——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由霍米雅可夫、奇烈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可夫兄弟、萨马林等人组成的斯拉夫派，其主张为：尽管俄罗斯没有继承到希腊与罗马的文化遗产，国内也不曾发生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事件。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从拜占庭帝国获得了希腊正教，而这个宗教的教义核心就在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那正是借由正教徒之间的爱、自由、真理所链接而成的“共同体的精神”。如此“谐和、充分的结合”常存在俄罗斯四处，小至各个农村共同体，大到整个斯拉夫社会生活之中；缙绅议会也是这精神的产物之一。然而彼得大帝的改革所带动的西欧化，却根除了这样的传统，且俄罗斯明知欧洲的个人主义明显地将会荼毒自己，却仍打算继续走下去。

而与斯拉夫派相抗衡的派系，即为由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所组成的西方派。西方派对于俄罗斯的评论为：在彼得大帝出现之前，俄罗斯的情境其实与斯拉夫派的见解大不相同。当时的人们在精神上非常贫乏，希腊正教不过是侍奉国家的奴仆、支配民众的工具罢了。在长达两百年的蒙古民族统治下，俄罗斯切断了与欧洲之间的关联、停下了历史的脚步。在俄罗斯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荒废与痛苦后，彼得大帝出现了。彼得大帝实施了多种改革，将俄罗斯拉拔到与欧洲同样水平，是他让俄罗斯蜕去了过去拜占庭的古老躯壳。因此俄罗斯今后的发展方式，就在于如何再将彼得大帝的事业更加发扬光大。

两个针锋相对的主张，让两派产生了正面的对立。顺带一提，虽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组成身分大不相同，斯拉夫派中多为土地贵族，但出身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此外，他们也会阅读同样的书籍、听着同样的演讲，进出同一场沙龙，然后也是写着同一本杂志的“伙伴”。此外一处不得不强调的地方，就是他们双方皆对专制与农奴制采取批判立场，也因此受到了不少的迫害。

一八四八年，在欧洲革命的挫折中，看见了资产阶级社会“堕落”迹象的“西方派”赫尔岑，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斯拉夫派”所赞赏的农民共同体上。他猜想，这些农民的土地共有与自治的体制中，或许早具备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直接条件。于是，赫尔岑在后来便成了在俄罗斯中“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先驱。

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内政与外交

◎扩大官僚制度

在尼古拉的统治中，还有个需要特别点出的部分——官僚制度的强化。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发生后，尼古拉开始变得不信任贵族，于是他为了将官僚制度作为自己权力的支柱，便开始致力于增加官员以及提升他们的素质。一八〇四年，“官等表”上的官员数为一万三千两百六十人，而到了一八四七年时，则已增加四点五倍、成长到六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与尼古拉的统治时期重叠。确实，在一等到四等的高阶官员里头，有许多人还是属于土地贵族，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时，官员里头四个人就有三人不是靠“地租”，而是需要靠着“薪俸”来获得生活所需资金的贵族官僚。

这现象透露出了贵族们提高了对于国家勤务的依赖。对此，尼古拉皇帝也努力充实着这样的官僚制度，诸如新增各种名目的奖金、按年资的晋升与表彰、勋章授予、九阶段的年金制度等等。除此之外，他也会优先采用大学与专业技职学校的毕业生，给予他们就业与晋升的保障。相对地，尼古拉对于解聘“不讨喜”的官员也是毫不手软，私下馈赠、收贿的官员自然不在话下；上任前，尼古拉也会要求官员们提出誓约书，证明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秘密结社或共济会的成员。

透过这一连串的措施，各省的中坚官员素质有了急速的成长，然而地方官员的状况却仍与过去相同。原因除了地方官员人数不足之外，还有因为为了消化不断增长的业务，因此实在无暇接受良好的训练。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现象，即是官场中所谓“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人数增长。他们是打进俄罗斯官场、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地方的德意志贵族。雇用精通欧洲文化与技术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一直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传统，据了解，在沙俄时期中，高阶官员里八人之中就有一人是波罗的海地区出身，不过在这时期里，他们的比例却特别突出；在高官之中，据说具有“日耳曼”背景的人就从百分之三十成长了二十个百分比，达到接近半数。官僚制度原先是较保守的制度，不过在尼古拉的政策下，他们却形成了另一种菁英集团，并为下个时代的“开明官僚”打下基础。

随着官僚制度的强化，法律面也跟着完备起来；像是《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就是在此时期中出现。此法律大全的主要编撰人为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过去曾在亚历山大皇帝之下着手进行统治机构改革的他，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遭到排挤、被流放至下诺夫哥罗德。四年后，斯佩兰斯基获得赦免，并当上了奔萨省的省长，此后又担任西伯利亚省的省长。在省长工作结束后，斯佩兰斯基于一八二一年回到了圣彼得堡。尼古拉对斯佩兰斯基有着高度的评价，于是将编撰法典这份困难的工作交给了他。最后，到了一八三三年，《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问世，法典里共收录了在一六四九年编撰完成的《会议法典》内容、从那之后至一八二五年为止的所有法令，以及当时的现行法十五卷，全书共四十五卷。

◎工商业的发展与第一条铁路

接着，再让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尼古拉的统治时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过去，许多人认为俄罗斯的“工业革命”应该在一八三〇至四〇年代。然而在专制与农奴制的体制下，真的有可能让经济产生飞跃式的成长吗？虽说俄罗斯当时的确是农业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皆为农民，不过我们能就这样照单全收这些说法吗？

当时俄罗斯的产业中心就位在莫斯科省，就传统的角度来看，莫斯科省长久以来，也一直都是纤维产业的中心。一八四〇年时，莫斯科的人口约为三十五万人，与拥有四十七万人口的圣彼得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不过在俄国与拿破仑发生战争，经过“不幸的十二年”与大火的洗礼后，莫斯科已完全重新振作。尼古拉亦曾亲口说过“莫斯科将成为像是曼彻斯特的加工制造业之城。”

一直以来，莫斯科就以“商人之城”的特色，保持着独特的面貌。但在这时期中，旧礼教派信徒们的企业经营活动却尤显突出。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在凯萨琳女皇“宗教方面的宽容”之下，回到莫斯科的他们，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洛戈伊斯克两处坟场为核心所形成的共同体作为发展据点，并积极展开企业活动后所产生的结果。官方资料显示，一八五〇年，莫斯科的人口中，旧礼教派的人数比例占不到百分之五，但在公会登记的商人之中，却有百分之十五都是旧礼教派的人。在对照过人口比例后，我们会发现旧礼教派商人的比重相当之大；经营着俄罗斯最大纤维工厂的沙瓦．莫洛佐夫，即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例子之一。

俄罗斯国内的许多商业，都是依靠着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定期市场来运行，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地理条件的原因。在一八五〇年时，俄罗斯全国大小共有四千六百七十处的定期市场存在。于每年七月十五日到九月十日间举行、最大的下诺夫哥罗德定期市场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市场位在伏尔加格勒水系的核心，网罗的商品不仅只出自俄罗斯，还包括了欧、亚地区的商品。这个定期市场中，也不难见到旧礼教派商人们的亮眼活动。

当时身为先进国家之一的英国，于一八三七年掀起了第一次铁道热潮。日后俄罗斯也在那之后以实验性的目的，建设了链接圣彼得堡与沙皇村之间总长二十五公里的铁路。于是，俄罗斯第一条铁路就这样出现在了尼古拉的统治时期之中。然而这个时代，仍有不少人高唱铁路危害论，以财政部长坎德霖为首的反对势力，认为铁路会“拉低社会的道德”。但尼古拉对铁路则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铁路事业不仅是有益的，而且还是必要的。过去，圣彼得堡不断受到批判，人们指她地处俄罗斯的边境一隅、离帝国中心过远，因此当时尼古拉深信，这个问题势必很快就能获得解决。

一八四三年，俄罗斯开始建造一直线链接圣彼得堡至莫斯科之间的铁路，为了这项建设作业，他们动用了三万至四万名的工人。虽然有人指称，工作途中因为过劳与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工人数量比起使用的枕木数还多，不过这说法其实过于夸大。八年后，全长六百五十公里的铁路宣告落成。一八五一年，该年同时为尼古拉皇帝即位二十五周年，为参加举办于莫斯科圣母安息主教座堂活动的皇帝夫妻，就搭乘着蒸汽火车，利用这铁路从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除此之外，铁路建设在短时间内，也明显刺激、带动了其他的经济活动，俄罗斯更在一八六一年为止，又另外开通了长约一千五百公里的铁路。虽然这仍远不及欧洲的稠密铁路网，但在俄罗斯这种腹地广袤的国家中，铁路还是尽可能地发挥了它的效用。

俄罗斯的第一条铁路　出现于一八三七年的第一条俄罗斯铁路。

◎农奴的解放希望

此时国内最大的问题仍旧是农民问题，若要说得更具体点，即是“农奴解放”的问题。自十八世纪末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所尝试的急进政策以来，“农奴解放”的议题，就已是东欧世界中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时间到了十九世纪，普鲁士率先起头实施解放政策，带动了东欧各国群起响应。于是到了一八四八年，仍有着农奴政策的大国，就只剩下俄罗斯一个。

在此时局中，尼古拉政府并未打出有效的方针，基本上还是照着在亚历山大时代中制定出的规定，执行着“合意上的农民人格解放”，也就是说，农奴是否能获解放，一切还是得看“领主的意思”。然而这个规定，依旧有着“领主死后”的先决条件，或是“领地继承人‘不受爱戴’”等问题存在，因而无法顺利推行。在尼古拉的统治时期中，获得解放的农民数量为六万七千一百四十九户，比起亚历山大一世的四万七千一百五十三户只多了一些，且就全国人口的比例上来看，获得了自由的人不过是极少部分。

另一方面，苏维埃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则发现了农民斗争在这个时期中愈演愈烈的现象。一八〇〇开始到一八二五年之间，平均一年会有二十六起的“农民起义（骚乱、暴动）”发生，到了一八二六年自一八六〇年间，则已成长到了一年平均六十起，等同增加了两倍以上。同时，杀害领主或管理人、逃亡、向沙皇提出请愿书等各种“抗议”行为，也分别在两期间内从十六件达到了六十七件，成长了有四倍之多。此处姑且不论起义与抗议发生的主要原因，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即是农民对于“农奴解放”、“自由”期待的升高。不少历史学家也认为，这迹象对后来亚历山大二世所做出的决定（这部分后面将会提到）及经过，也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欧洲宪兵”般的存在

尼古拉的对外政策可说是强硬至极。一八二九年五月，他在华沙成为波兰国王。在维也纳会议下诞生的“波兰会议王国”，尽管起初它的君主为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总督为尼古拉的兄长康斯坦丁大公，然而它同时也是明订为立宪君主制度、拥有自由主义风格的宪法及两院制的国民议会国家。这个现象，等同于“专制俄罗斯”承认着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体制。不过在镇压过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即位后，他开始打算废止波兰宪法与王国军队，于是过去那“和平相处的”波兰政策，就在这想法下跟着消失。

解放前的农奴分布图

面对尼古拉的这种举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波兰的爱国军人们袭击了康斯坦丁大公的居所——贝尔维第宫。过去，尼古拉皇帝总以崇敬的眼光看着比他大十七岁的兄长，不过此时的他，已开始不满这位做事总是优柔寡断的兄长。这场起义，最后发展成了两国军队的战斗。起义后，波兰成立波兰国家政府，总统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一方面强迫尼古拉遵守维也纳会议的共识，一方面则向欧洲列强请求军事支持。但最后，这场起义仍旧以失败告终。后来，尼古拉随即采取了一连串的政策，诸如宣布王国宪法无效、废除王国军队、没收所有参加起义贵族的财产、让俄罗斯人取代了波兰中央与地方的官员，以及导入俄罗斯的通货制度等等。此外，他还关闭了华沙与维尔纽斯两处的大学，并将俄语加入了基本课程之中。于是原先在波兰中施行的俄化政策，就在尼古拉政府的主导下提升到了最大极限。

在镇压了波兰的十一月起义之后，尼古拉皇帝接着在一八三三年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君主结成同盟，以防其他革命的爆发。当法国于一八四八年发生了二月革命时，俄罗斯便断绝了与法国的外交，并在国境西边配置了三、四十万的大军戒备。此外像是匈牙利于隔年夏天发生革命时，俄罗斯也收到了奥地利的援军请求，派遣军队直接前往布达佩斯，镇压了这场革命活动。于是当时的尼古拉带领的俄罗斯，便有了“欧洲宪兵”的别称。

◎克里米亚战役的败北与尼古拉一世之死

然而，到了尼古拉晚年，克里米亚的战争，对他来说就如字面上表示的一样，是“致命”的。许多人都知道克里米亚会发生战争，主要是因为自中世纪末至近世之间，威震欧洲周边各国的鄂图曼帝国开始衰退所造成，而随着帝国衰退所浮上的，即是所谓的“东方问题”。这个问题导致欧洲列强围绕着它，产生了激烈的利害冲突。

俄罗斯自凯萨琳二世女皇将克里米亚鞑靼人流放以来，就打着要将斯拉夫民族从鄂图曼的苛政下解放的名义采取着南进政策。在一八二八年与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取得了硕大的战果；此战役胜利，让俄罗斯获得了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海峡的自由通行权以及黑海地区的通商权。自此，俄罗斯便得以从敖得萨的港口装载谷物，再将它们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输出至欧洲诸国。过去，敖得萨的人口在一七九五年时，不过才两千三百余人，但在开通交易之后，人口就在一八二六年达到了三万三千人；一八五二年时更逼近十万。对于谷物输出国的俄罗斯来说，扩大在这地区中的权力，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想当然耳，俄罗斯如此的南进政策，招来了部分国家的反弹。他们大多是打算稳固自己于近中东与巴尔干半岛影响力的列强；其中英国与法国，甚至开始支持开始衰退的鄂图曼帝国以对抗俄罗斯。一八五三年六月，尼古拉皇帝以“为保护位于圣地耶路撒冷的希腊正教徒”的名义，派遣了八万人的军队前往鄂图曼帝国的自治区。对此，鄂图曼帝国向英国、法国请求军队支持，同时向俄罗斯宣战。而在这背景中演变而成的战争，主要舞台就位于建有黑海舰队基地的克里米亚半岛上。

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在首战获得优势，但直到英国与法国的强力海军到达战场，开始以舰炮向敖得萨、尼古拉耶夫卡两处城市实施炮击后，局势便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时两海军在装备上有着压倒性差距，俄军的战舰还是旧式的帆船，相较之下，敌军采用的却是有着优良机动力的蒸汽船。不仅如此，俄军因为兵器、弹药不足，以及铁路网未整备完成引发的物资运送缓慢、兵力不足等问题，不得不处处采取被动态势。后来，克里米亚的要塞塞凡堡成了此战役中最大的舞台。一八五五年，塞凡堡在经过了三百四十九日间的攻防战后，最终仍遭联军攻下。这场壮烈的战役里，总共有约十万俄军死伤。然而即便是战争，在此战役中实行了“塞凡堡屠杀”的英国人，使俄罗斯人对其埋下了长久的怨恨种子。同年十二月，长期保持着中立状态的奥地利加入联军，造成了俄罗斯在此战的决定性败北。在俄罗斯举国弥漫战败气息的一八五五年二月中旬，尼古拉皇帝因肺炎死亡。

◎战后处理与“解放传闻”

这场战争的后续处理，最后是照着一八五六年三月签订的《巴黎条约》来进行。条约中宣言了黑海的中立、认可所有国籍船只在此的“航行自由”，同时禁止俄罗斯帝国、鄂图曼帝国在此持有船舰、要塞与武器库。条约明显表现出了联军一方开辟自国商品出口的企图，以及给予俄罗斯出口打击的目的。就结果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为俄罗斯对黑海的支配画下了终止符，并同时为英、法的支配中东打下了基础。

许多人都知道，南丁格尔的故事与红十字的起源，皆出自克里米亚战争，而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民来说，也是尼古拉的弟媳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的活跃舞台。战时，在叶莲娜的号召下，共有一百六十三位护士听从医师尼古拉．彼罗戈夫的指示，舍己地前往救助战场的伤者；这是未来的俄罗斯红十字会的基础，后来成立的“叶莲娜医学院”亦直到沙俄末期，在俄罗斯培养出了各式各样的专科医师。

克里米亚战争之际，农民义勇兵的行动同样值得注目。政府在靠着征兵令大幅增加士兵之外，同时在一八五四年四月与一八五五一月年招募了农民义勇军。不过想要志愿当兵的农民，必须先获得领主的同意，并且提出解散后必定会归村的“誓约书”才行。然而征召义勇兵的做法，意外的在农民之间产生了预料之外的反应，他们之间开始流传一个风声：“沙皇要召集志愿者服有限期的兵役，而志愿当兵的人，未来他与他的家族将永远不再是农奴，且也不会再是征兵与征税的对象。”

听信谣言的农民们开始大举离开村落，俄罗斯中部、西南部、伏尔加格勒河沿岸等处的农民们，皆“为了寻求自由”而志愿亲上前线。各地领主与地方当局为阻止这个态势，与农民们产生了冲突与骚动。流传着保证战后就“自由”的传闻也包含了克里米亚当地，不过类似这种的传闻与骚动皆并非是第一次。例如一八二五年，伏尔加格勒河流域上的各省，就有数千位农民朝着传说中的“达里亚河”逃亡过，在俄罗斯于克里米亚战争败战后也曾再发生过一次。于是，在俄罗斯于克里米亚战败后，解放农奴的问题便借着这个契机，随着日子过去，愈是迫在眉睫。

1. 非官方委员会，也译作“秘密委员会”。是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非正式国家咨议机构。委员会的目的是协助进行国家行政改革。

2. 部长委员会，是俄罗斯帝国在一八〇二至一九〇六年间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帝国政府。初期由部长、部长同志（即当时的副部长的称呼）和国家财务员组成。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九日根据尼古拉二世的诏书被撤销，由“帝国部长会议”所取代。

3. 《莫斯科杂志》为俄罗斯帝国在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二年间发行的文学月刊杂志，主要为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作品，主编为卡拉姆津。总共发行了八个刊号之后就停刊。后来在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三年间又再版，取得了很高的人气。

4. 《俄罗斯国家史》，是卡拉姆津著作的一部十二卷的长篇史书，详实地记叙了俄国从古时候到伊凡雷帝去世混乱时期开始的这段历史。这部史书在俄国内外都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也是第一部最系统最全面介绍俄国历史的史书，书中阐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并论述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按照作者的初衷是打算写到罗曼诺夫王朝创建，不过直到一八二六年作者去世作品仍未完稿。

5. 是卡拉姆津在一八一一年应亚历山大的妹妹凯萨琳．巴甫洛夫娜的委托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份公文备忘录。这篇文章被后世称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第一宣言，标志着俄国保守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形成。

6. 佩特拉谢夫斯基为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官，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浓烈兴趣。身边持有当时被列为禁书的数本著作，并领导着读书会。后来读书会成员遭到警察逮捕，并宣判死刑。

7. 官方民族性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一世时期产生的保守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为帝国教育部长乌瓦洛夫伯爵在一八三三年提出。其口号“东正教信仰、君主专制、民族性”是作为对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提出的。之后该理论得到了若干俄国保守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的发展。

第六章近代化的两难

亚历山大二世　虽然实现了农奴解放，却在一八八一年遭到暗杀。

“解放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解放农奴之路

在亚历山大二世就任新皇帝后，他最初的工作，即是处理战败后的局面。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即位时，俄罗斯仍处在战火之中，但已呈败象毕露之势。隔年三月，当亚历山大二世代表俄罗斯签订了充满屈辱的《巴黎条约》时，他已是位三十八岁的成熟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在皇太子时期，就已在国家内政方面担任过举足轻重的职务，并出席过重要会议，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因为某次的因缘际会下，在前往国外视察时认识了日耳曼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的次女。两人后来结婚后，生下了包括了皇太子尼古拉在内的七位子女。当时，亚历山大二世在皇宫内那些唠唠叨叨的叔父们都已辞世大半，所以改革的主导权，便落到了他的手中。

一八五六年八月，俄罗斯举行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正式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二世，马上大赦了九千名政治犯。于是十二月党人们、佩特拉谢夫斯基事件的相关人士，以及波兰起义的参与者们便全数获得自由。就以十二月党人来说，当初流放至西伯利亚的一百二十位犯人，残存至此时的人数，已剩下不到三十名；然而他们却也并非全数希望“归国”，因为打算献身于西伯利亚发展的他们，早已在心中做了要葬在此处的觉悟。不过，除了部分的十二月党人之外，亚历山大二世的恩赦，仍在期待“改变”许久的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亚历山大二世同时大幅降低了检查制度的力道，于是一封封要求改革的文书瞬间涌入了圣彼得堡，一扫俄罗斯在尼古拉时代产生的闭塞感。人们以“解冻”来形容这一年，甚至有人说“这是我第一次能在俄罗斯自由呼吸”。

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初期，农奴解放问题仍是悬而未解。签订《巴黎条约》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站在莫斯科省的城市贵族代表团面前，做了以下的演说：

“说来也算不幸，农民与他们的领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敌对的感情。朕非常确定，我们早晚要让这件事有个着落。而朕认为，要处理这件事情，比起由下而上掀起波涛，由国家高层主动开始动作的效果绝对更好。”

随着这段有名的演说，解放农奴便成了亚历山大二世任内势在必行的政策。隔年一月，尽管首当其冲的贵族们大多采反对态度，亚历山大二世还是设立了“农民问题秘密委员会”。一八五八年，为听取“地方特殊性与贵族的想法”而选举、召开的贵族委员会中，多数人仍然采取原则上的反对立场，或是主张“不带土地”的解放。除此之外，里头亦有许多诸如“改革会扼杀俄罗斯的‘民族价值’”、“改革的方式势必是仿效欧洲做法，然而欧洲不正因为改革引起的‘革命’而产生剧烈的动荡吗？”等等反弹或自保性的意见。

然而俄罗斯的农业持续停滞、以及无法由农民担任士兵创建军队已是明显的事实，于是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议题上，沙皇的想法可说是非常坚定。亚历山大二世积极地来往国内各地，游说着思想消极的贵族。之所以能让亚历山大二世如此坚持下去，是因为有尼古拉．米柳京为首的开明官僚们在背后支持着他。此外，亚历山大二世在海军担任指挥官、同是自由主义的弟弟康斯坦丁，以及他所敬爱的叔母叶莲娜，亦双双大力支持他的改革。

于是，亚历山大终于在一八五九年设置了法典编纂委员会，针对“带土地的农奴解放”议题进行细部的检讨。尽管后来还是有些风波，不过亚历山大二世仍成功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签署了农奴解放令。于是解放农奴的议题终于告一个段落，但这转瞬之间，时光已飞逝六年。

◎农民与贵族对解放令的反应

一言以蔽之，农奴解放令的内容即为“人格方面为无偿，土地方面为有偿”。简单来说，在经过两年的准备期间后，原先受贵族、领主人格支配的农民们（即农奴），可以无偿获得结婚、动产与不动产的取得与处分、成立商业或工厂的自由等“各种市民权利”，同时，他们也不再会不经审判就遭受肉刑。如此，俄罗斯的农民们，第一次获得了“人格上的解放”。

接下来，农民们至今与农村伙伴共同使用的“农民自留地”又在解放后产生了什么转变？首先，农民们必须与领主交换上头明记着自己从领主手上借用多少土地规模的“土地证书”，然后再将那块土地“买回”；这种感觉就像是土地所有权在领主手上，而农民不过是以支付租金的条件使用那块土地。也因此，若农民要获得土地就必须花钱买下来。

然而，尽管可以透过“买回”来获得土地，但农民们手头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于是，这时候就轮到国家出手了。首先由国库代农民向领主一次付清款项，接着再由他们以年利率百分之六的“四十九年长期贷款”来分期偿还。所以今后农民缴的钱，就再也不是“地租”，而是“土地购入金”，而支付的对象也变成了国库。顺道一提，这一连串的手续，并非是以农民个人名义来办理，而是以村庄为单位，因此支付“土地购入金”的方式，便是采全村的“连带责任”制度。

故此，这也代表着农民并无法擅自处分“自己的土地”。即使要完全离开共同体，也需要多数村民的同意。换句话说，农民虽然自领主恣意的“人格支配”中获得了自由，公社的制约力却也在无形中增强。不过即便如此，此时依然有两千两百五十万的“农奴”，终于从农奴制的枷锁中解放。

农奴解放令的发布日为三月五日。之所以会延后发布，是因为二月下旬是狂欢节，政府担忧黄汤下肚的农民可能会引起“暴动”，所以才做出此决定。在这时期，每年都会有人在圣彼得堡冬宫前的广场摆摊，场面非常热闹，不过据说在这一年，连摆摊场所也都改至他处。后来，解放令共花了一个月才传遍全俄罗斯。在偏乡、村落地区，则由教会的神父来口传解放令的内容。在某个教会里，当神父画完十字架，开始朗诵解放令内容时，聚集而来的村民们便开始骚动起来，当神父愈是接着朗诵，村民的骚动就更加升温。“这代表我们获得自由了吗？”农民们的反应普遍都是如此，而法令发布造成的农民骚动，也往往让神父不得不中断宣读。然而解放令中“今后两年间，不做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减免”的内容，还是招致了农民们的失望。

过没多久，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这法令是捏造的，沙皇所赠与我们的‘真正自由’早被官员和领主们给掉包了”的声音。四月初，喀山省斯巴斯基县的别兹德纳村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暴动主要由农民发起，他们声称官员们宣读的敕令是假造的，某处应有另一份真正的命令；同时，这暴动也让邻接的各村庄中的农民们为了探听“真正自由”的内容而聚集过来。对此，政府则应领主的请求，派遣了军队与拿着各种农具的“武装”村民们进入交战。于是，光是政府公开发表的数字里，就有五十一位农民在镇压的枪口下丧生。这一年，自四月至七月为止，全国就发生了六百四十七起暴动。

尽管有些暴动与这无关，但这数字也绝非小可，这让政府不得不强烈警戒着农民的动向；不过若只针对这点来讲，则又会让信息太过片面。其实，当时多数的村落皆是处于“和平”的状态。即是说，尽管再怎么不愿意，村庄及村民依旧是照着“沙皇的敕令”指示，开始动手制作“土地证书”。即使在某些地区，土地的划分方式非常利于领主，但到了十年后，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买回了土地。

就算许多人主张农奴解放是考量领主利益而设计、实施的政策，但仍有许多贵族批评解放令。对于这些领主来说，解放令是“圣彼得堡的革命者”所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灾祸”。他们不仅不满，有时还会投以刺耳的话语抨击。例如某位地方贵族就曾说过：“沙皇借着赋予农民们自由的方式，宣判了数千领主的死刑。”其中甚至也有人反弹道：“破坏这个秩序，国家就等着灭亡吧！”

◎大改革时代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并不止于农民方面，而是遍及了国家与社会。一八六二年一月，俄罗斯采取了“情报透明”态度，第一次公开了国家预算，并在公家报纸上刊载了手边正在准备的各种改革计划。一八六三年，亚历山大二世制定了大学法，确立了学校教师会的自治体系，但同时禁止了学生结成自治组织。此外，他也在有关初等、中等教育的教育改革方面，推行了各种的法规制定。

一八六四年，政府推动了司法改革。他们创建了陪审员与律师制度，并确立了能够套用到所有身分的两支独立司法制度——刑事诉讼体系和民事诉讼体系。不过农民仍是另当别论，笔者在后面会提到一个名为“乡级法院”的机构，那即是专门处理农民诉讼的地方，而里头参考的法条是过去旧式的习惯法。换句话说，农民并无法像帝国其他的臣民们一样享受到“财产保护”的基本人权。至于原因，则是政府认为时机还尚未成熟。

接着是军事面的改革。首先，战争部长德米特里．米柳京废止了过去的过度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成数个军管区，并专注于削减军事支出，以及提升军队的品质上。再来，一八七四年，俄罗斯的征兵制度取消了过去专以农民为对象的征兵方式，改为全民皆兵，将保卫国家的义务不分对象地赋予在每位帝国国民身上。士兵会从满二十岁、已登录兵籍的人之中来挑选。至于服役期间则为十五年，其中六年为“现役”，剩下的为“后备役”。于是自克里米亚战役失败后，这件悬而未解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设立地方自治局

大改革中另一个亮眼的地方，就在于地方自治局的出现。由于原本交由在地贵族处理的县市行政系统，因为农奴解放的关系而全数归零，所以地方行政的整备便瞬间化为当务之急。后来，至今非正式的村庄共同体，便以“公社”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了最基层的正式行政组织。政府同时成立由邻接的几个公社所组成、内含男性纳税人三百至两千人规模的新行政区画——“乡”，并在其中与其上层机关的“省”之中，各自设置了这名为“地方自治局”的自治机关。县自治局拥有从该地区居民选举出的代议士所组成的“县议会”，而县议会中的代议士之中，会有人再被选为省自治局的代议士。代议士的任期为三年，县议会与省议会各自都有自己的参事会来作为执行部门。于是，基于选举而成的新地方机关就此诞生。在当时，除了西部与波罗的海各省之外，欧俄地区共有三十四个省都导入了这个地方自治局的系统。

地方自治局的代议士在形式上为“代表所有身分的人民”，不过其产生的方式，并非是从地区居民直接选举出来。“被选举人”的范围，会先经由身分、财产基准，区分出地主、都市居民、乡农民三个类别，再分别从这当中选出代议士。透过这方式选出来的县议会代议士，三十四省中合计共达一万三千人，其中地主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七、都市居民百分之十二点三，以及农民百分之四十。农民代表的比重虽然不小，但由于分母之大，因此就整体来说还是相对少数。此外，农民代表并不积极出席议会，不过即便如此，能在一年一次、一次数日的“地方议会”中看见农民与他过去的主人并肩而坐的现象，仍是过去不曾有的特殊光景。

地方自治局的任务主要在于处理自己地区“经济上的必要事务”。不过具体上来说，则包括了初等教育、医疗、道路整备、农业技术援助、急难时的粮食控管，以及工商业的振兴等方面。也因此，地方自治局拥有征税权，可拥有独自的财源。但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仍有它的限制，像是县自治局须受到省长监督、省自治局则受内政部长监督。虽然这样的制度依旧不能说得上是十分健全，但不可否认的，俄罗斯在地方的自治上已经向前迈进很大一步。地方自治局的设立，同时给予了地方贵族等各个人民阶层参加政治的欲望、为俄罗斯社会加入了一个“积极的要素”。

◎卡拉科佐夫事件

在另一方面，农奴解放令也刺激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八六三年一月，由士族[1]主导的“一月起义”影响了整个旧王国全土。不过亚历山大二世借由约定将给予波兰农民原属反叛士族的土地，成功使农民们脱离了士族的起义活动。十五个月后，起义受到镇压，并由穆拉维约夫将军执行了严厉的处罚。过去，穆拉维约夫的弟弟曾因十二月党人的罪人身分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同时也有其他遭到处刑的亲族。但这次，穆拉维约夫因这事件被冠上了“绞刑者穆拉维约夫”的臭名。在穆拉维约夫的严惩下，除了首谋者遭到处刑外，也有许多波兰人被流放边境。然而，这只是将问题加以地下化而已，仍有一万人左右的波兰人流亡至美国、法国，持续为民族解放而持续奋斗。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有个人拿枪指着正在圣彼得堡“夏宫”的庭园散步的皇帝。后来因为发现了犯行的路人压住了犯人的手腕，才让子弹射偏了目标。这起事件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很大的冲击，因为以“解放皇帝”之名而声名大噪的自己，在今日竟然成了他人暗杀的对象。后来，亚历山大二世向犯人询问他“是否为波兰人”，犯人则表明自己是一位名为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的俄罗斯人，是原在喀山大学就读的学生。民众听闻了皇帝暗杀事件后，纷纷聚集至冬宫前，直到看见皇帝现身于皇宫的露台时，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并大喊“皇帝万岁（ура）！”。

隔天，这起救援事件被众人神化。救了沙皇性命的人叫做奥西普．科米萨洛夫，他虽已在圣彼得堡居住有年，不过本身却是科斯特罗马出身，即与伊凡．苏萨宁是同乡。因此这事件后来被当作是“苏萨宁传说”的再现，成了另一部作品。皇室为褒赏科米萨洛夫，决定赠予他世袭贵族的称号。科米萨洛夫来到皇帝面前受赏的那天，他的妻子也身穿着富有科斯特罗马地方特色的农民衣服，陪在他的身边。

于是，狙击沙皇事件，便被转化成为宣扬“俄罗斯人能为沙皇付出性命”这种“官方民族性”的一个大好机会。据说在剧场演出格林卡歌剧作品《为沙皇献身》时，只要波兰人一登场，听众就会吆喝“打倒波兰人！”；在最后的行列与“荣光永存”的合唱时，其气势与气氛之强烈程度也都超越以往，之后国歌《天佑沙皇》也会接连演奏数次。

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并无法从事件的冲击中走出。这起事件，让他撤换了自由主义派的首长们，并强化了负责治安方面的皇帝直属办公厅第三处。同年，就任帝国宪兵司令的舒瓦洛夫在皇帝的深度信赖下，获得了不少权力。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发生，同时也为发生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后半期、人称“停滞与退化的十四年”写下了伏笔。

君主专制与知识分子

◎彼得大帝诞辰两百年庆祝大典

一八七二年是纪念彼得大帝诞辰两百周年的一年。关于他的“革命”，各位在本书中也能具体理解到，在彼得推动了革命后，俄罗斯便一直是走在“彼得先行辟好的林道中”。不过一八四〇年代时，不仅出现了像“斯拉夫派”等严正批判彼得大帝革命的人们，也产生了像是后述的民粹派等寻找其他方向的理论活动与社会运动。因此政府会借着这个机会，来大肆举办赞扬大帝的纪念演讲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各地的学术机关，几乎可以说无一间不是以大帝的生日（五月三十日）为中心，举办着各式各样关于大帝的纪念。而这一连串纪念活动中的最高潮，无非就是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史教授谢尔盖．索洛维约夫从二月开始的为期三个月的公开演讲。在举办演讲的会场——“贵族会馆”大厅里，大量的学者、政府高官、一般官员等皆齐聚一堂，来聆听著名的历史学家诉说历史。那么，当时索洛维约夫到底说了些什么？

索洛维约夫的想法，可以大略由“伟人是该时代孕育出的人，也是该群众孕育出的人”以一言蔽之。即是说，索洛维约夫认为伟人的出现并非偶然，伟人会在感受到“人民强烈的期待”之后而现身，并带领人民“走向延续历史生活所需要的崭新大道”。而有自觉自己必须走上这条新道路的人民便会觉醒，并且聚集在大道之前，而在这个当下，领导者就会出现。索洛维约夫如此说明之后，在本书中称为“革命”的称彼得大帝改革，索洛维约夫则称其为由“人民”所唤起的“人民事业”；而大帝则是“人民的沙皇”、“人民的伟大教师”。他认为“伟人并无法感觉、意识到人民所感觉不到、意识不到的东西”、“没有土壤，也就无法盖住屋”；彼得的各项改革，其实早在十七世纪中就已准备妥当，但要使其熟成，欠缺的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而彼得大帝，就是那位老师；推动那些早已蓄势待发的改革，就是他的事业。

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基本立场，其实就与“斯拉夫派”所批判的“西化派”立场相同。另一方面，索洛维约夫也属于强调过去俄罗斯“国家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的“国家学派”。在当时，索洛维约夫亦对以农奴解放为首的各种“资产阶级式的改革”，投以“专制领导”的期望。此外，他同时也是“稳健的自由主义派”，对于各种“革命性的改造”尝试，也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过在这场演讲中，索洛维约夫只集中注意力在彼得大帝改革的肯定面上，不能否定其中能看出索洛维约夫想将其与“现代”做出明确关联的倾向，以及整体是采表扬式的演说方式。他的演讲是基于他至今的历史研究成果，强调的并非是“急遽的转变”，而是“历史的演进性”，不过这部分的解析已属史学史课题，不属于在本书中谈论的范围。简单扼要地说，即是索洛维约夫的演讲，具有将当今沙皇的稳健改革，在历史性质上加以“正当化”的意义。

据说，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的贵族会馆举办的公开演讲，得到了在场听众“一面倒的共鸣”。听众们虽说都是俄罗斯社会的上层人士，但以全体社会来讲，也不过是极少数的一群。“人民（народ）”这一词在俄语中有各式各样的意思；而在索洛维约夫口中的“人民”，是指一体化的国民。本书先前也提过，尼古拉一世政府为了塑造出“国民的一体性”做了诸多努力，然而现实的“人民”，却是由极一小部分的菁英加上大多数的贫穷平民所组成，呈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十九世纪以前，俄罗斯并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M型社会，至于要如何将中间的深沟给填起来，知识分子们在自由主义的改革与革命的选择上，有了极大的分歧。

◎在地方自治局活动的人们

先前我们提过，“大改革时代”孕育了这个称为“地方自治局”的新地方自治机构。就地方自治局的设置法来看，其中虽没有外显的自由主义存在，但随着这个改革，俄罗斯在初等教育、道路整备与保养、医疗保健等各方面上皆获得了许多硕大的成果。它同时给予了地主贵族参加国政的欲望，也制造了培育自由主义的土壤。

首先是医疗面。地方自治局在医疗方面，虽沿用了许多凯萨琳二世时代中所创立的各种像是卫福部的机关，然而地方的农村依旧没有医院，亦几乎没有正式的医师，多是被称作“Feldscherer”、也就是在德文意思为“军医”的“准医师”。他们原本大部分都是连级军队的军医，只拥有粗浅的医学知识，他们的分布也非遍及全国，有些偏乡甚至只有产婆与药草师而已。于是，各地方自治局便从中央招募大学毕业的医师，以充实地方农村的医疗。

一八六五年时，十八省加总起来的医师数量连五十人都不到。但五年后，三十三省内已有六百人，一八八〇年时更超过了一千人。他们大多数是“圣彼得堡外科学会”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出身于贵族或官宦世家的子弟。然而，就算医师的数目正渐渐增长，就俄罗斯全体来看，依旧是沧海之一粟。且就算他们来到农村，里头依然没有医院，也没有供医师居住的宿舍。又因为地方民众的医疗知识普遍不足，因此他们在地方的工作，比起设立学校以训练“准医师”，更重要的是传授专业的医学教育，以去除民众对造成疾病的误解与迷信；简单说，就是一种“启蒙性、社会性的医疗形式”。于是当时的现实，就是“医师医治贵族老爷，准医师医治平民百姓”的状况，农民们仍旧在准医师工作的地方“医疗所”来接受治疗。此外，大部分的地方自治局，都有为防治家畜发生疾病，大抵上备有一、两位的兽医师。

一八六四年以前，虽然农村里没有医师，但学校却有教师。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各地依照教育政策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学校。然而这些学校内的老师，大多是被革职的官员这种各种机构内的“半调子”，或是退伍士兵等等顶多读书写字没有问题、人称“没工作可做的一群人”。然而即使如此，这依旧比过去进步许多。

地方自治局在初等教育面推动了显著的进步，直至一八七〇年代末期为止，农村内的学校数量已达一万间，教师数量也超过了一万人。与医师的状况不同，地方自治局选任的学校教师出身大多是农民、神职人员，两身分的占有比例合计就超过了百分之七十。虽然他们出任在各式各样的中等教育机关，但骨子里仍是只见识过农民世界的人们。在部分的案例研究中，显示出了教师中，原为神职人员的人数比例大幅超过其他身分；一八八〇年代，许多的省、县中，女性教师的比例趋近了百分之五十。不过这些教师的薪水都很低，在其他的所有条件上也都很“悲惨”。

地方自治局里头也有统计师，尽管他们人数并不多。他们并非是狭义上的统计学者，而是针对课税对象的土地地价，或是针对农民的经营收益性、其经济状态进行调查的人员。直到一八八〇年代，大多数的省自治局才有了“统计局”，不过即使如此，统计师的人数依旧比医师数量还少，只有区区不到一百人。不过到了俄罗斯革命前夕时，其人数已成长到一千两百人。他们的身分大多与医师相同，是贵族、官僚出身，并在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商科大学或是在圣彼得堡的职业训练局毕业后，才到省自治局的统计局工作的人。

这些统计师的中心人物，即是在莫斯科省负责领导统计师们的奥尔洛夫。奥尔洛夫是莫斯科大学的统计学者邱普洛夫的徒弟，他奔走地方，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组织化尽了许多心力。在地方自治局活动的人，不将自己的工作称作“工作”，而将它视为“奉献人民与真理”的事业，这点对于统计师们也是一样。此外，他们多数人也如同“解放同盟”的领导人别什洪诺夫一样，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活动者。

◎神职人员在文化上的角色

说起来，虽然在地方自治局活动的人有不少是神职人员出身，但这现象并不仅止于地方自治局。包含革命家在内，所有关系到知识的活动中，都有父亲是神职人员，自身也毕业于神学校的神职人员与其预备军。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名留后世的人，例如前半世纪的政治家斯佩兰斯基、财政部长维什涅格拉德斯基、革命思想家杜勃罗留波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家布加尔乔夫、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与邱普洛夫等杰出人物。

而这些人之中，历史学家又占多数。鼎鼎有名的西伯利亚出身的民粹派史学家夏伯夫、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史讲座教授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等人都是好例子。然而，不只是这些知名之士，在十九世纪后期成立的省统计委员会与学术古文书委员会中，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大多就是在地方的小城或村子的教会里担任神职人员的他们。这个现象，与他们是在低识字率的俄罗斯社会中，传统上唯一受过读写训练与教育的阶层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的神职人员最后会成为“潜在的历史学家”，也是这现象演变的结果。然而就算会读书写字，人并不会自动就成为“知识分子”，再加上普遍的看法指出，俄罗斯的村神父大多有嗜酒、重欲的倾向，因此神职人员朝向知识分子之路演进，应该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强烈影响所致吧！但不管如何，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可以说比起天主教或新教国家都还要来得大。

◎“到民间去！”

一八七四年夏天，住在两首都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大举移入农村、将自己所信奉的“社会革命”理想做政治宣传的举动。这个运动透过口号“到民间去”而家喻户晓，该运动的起源，可追溯自五年前的“尼恰耶夫事件”以及哲学家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所造成的影响。过去曾为圣彼得堡大学学生的尼恰耶夫，透过阴谋组织宣扬“革命”；而拉夫罗夫，则是提出知识阶层要对民众返还“未清偿债务”的诉求。拉夫罗夫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处在可以受高等教育的环境，是牺牲了底层劳动者而来，因此是一种“罪”。当时不只是学生，就连技师、医师、教师、助产师等都走进了农村，开始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

其实像“到民间去”这类激进性的运动，几乎都能在所有后进国家的“近代”历史中看见。有时我们也能发现掌权人会压迫这类运动，却反而遭致运动急速升温的状况，这点在俄罗斯中也一样。不过此处，我们不能忘了俄罗斯的独特条件。首先，俄罗斯轻视初等教育，因此不能识字、书写的人民占了压倒性的多数；然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却呈现出暴增的迹象。再者，在加诸于人民身上的传统“国家勤务义务”被废止后，潜存于俄罗斯国民心中的自主“奉献社会”意识，亦是我们需要十分注意的一点。但无论如何，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对于“赎罪”的思想，都是相当深刻的。

不过，农民们对于将自身衣服换成农民装扮的年轻学生们，却是抱持警戒心与不信任感。因为从这群“少爷们”口中说出的话，是经过外国语点缀过的语言，这超越了不识字农民的语言理解能力，因此完全无法打动他们，有些学生甚至反被农民送去警局。政府在感受到学生的行为将对目前政治体制造成重大威胁后，也加强力度，严格取缔该类行为。最后，全国三十省内，共有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捕。在长达三年的审理中，有四十三人死于狱中，十二人自杀，其中还有三十八人因此而发生精神异常。

◎民粹派的分裂

“到民间去”运动，就在这样的发展中告吹。然而追根究柢，该次运动并没有具体计划，而运动目的，也没有要追求政治宣传以上的效果。因此，有些人以中世纪欧洲的“儿童十字军”来比喻他们，嘲笑他们不过是被满腔热血冲昏头的一群小子罢了。然而，这件事仍对后来的革命运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八七六年组成的“土地与自由”青年团，接手了两年前发生的运动。采取“定居”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方针的他们，称自己为“民粹派”。他们的目的与西欧不同，主要是要在俄罗斯民众的理想上，树立一个独立的平等社会。不过在政府的监视下，他们几乎无法进行活动。在这样的状况下持续了三年后，这组织产生了分裂。分裂的结果，就是产生出了无政府主义；以政治革命、暗杀皇帝为主轴的“人民意志”派，出现在了俄罗斯社会。于是这群“有学位的普加乔夫们”，便正式在社会上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一八七〇、八〇年代中，参加民粹派运动的女性也同样令人注目。自一八七三开始的五年之间，遭到调查的一千六百一十一人之中，有百分之十五，也就是两百四十四人为年轻女性。先前曾提过，该运动的背景是有大量的学生参加，不过这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男性学生。此时的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基辅各都市，皆相继成立有着大学形式学程（Curriculum）的女子高等课程与女子医学专业学校，学生人数逼近男性学生的三分之一。接着要提的这点很常被人忽略，事实上，俄罗斯的女子高等教育，比起西欧甚至更为“先进”。一九一四年，高等教育机关的全学生人数中，女性就占了百分之三十。索菲亚．普罗夫斯卡娅、维拉．菲格涅尔或是维拉．查苏利奇等著名民粹派女性皆是出身如此背景，是个令人兴趣盎然的事实。

◎决定命运的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

一八七〇年代末期，俄罗斯陷入了异常的社会紧张状态。其代表事件为发生于一八七八年一月底，由维拉．查苏利奇所发动的圣彼得堡市长狙击事件。此事件，将俄罗斯带进了用尽所有暴力，只为推翻专制的“红色恐怖”时代。不待言，沙皇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在一八六六年由卡拉科佐夫所引发、暗杀“解放皇帝”事件后的第二年五月，当皇帝于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时，他的马车又遭人开枪射击。这起暗杀事件为波兰人所犯，但子弹并没有直接命中皇帝本人。

一八七九年四月，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第三次遭到狙击。这次的犯人名为索洛维约夫，虽然他自帝国大学退学后就一直担任教师一职，但也是在农村中进行政治活动的革命家。据说在调查中，他将皇帝称作是“人民之敌”。十一月，沙皇的御用列车在莫斯郊外遭人爆破，接着在隔年二月，冬宫的晚餐大厅亦发生了爆炸事件。亚历山大二世就这样在两年间，遭遇了整整七次的暗杀未遂事件。最终，决定他命运的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终究到来。这一天，原本亚历山大二世预计在三天后前往部长会议，谘询某个重要议案。顺带一提，部长会议虽在一八〇二年就已设立，但它直到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制度才真正完备。亚历山大二世为维持自身的影响力，一直以来皆采否定内阁化的立场，但在当时的世局中，他已不得不做出部分的让步。前年五月，亚美尼亚出身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当上了内政部长。晋升部长前，他是长期在高加索服役的军人。不过他也是位主张自由主义，且颇受欢迎的政治家。

洛里斯—梅利科夫为了稳定政治状况，辞退了不受欢迎的保守派首长，并废止了办公厅第三处。接着，经由他的提案，官员们开始讨论是否导入“立宪的统治制度”。具体上来说，他打算让都市自治局与省自治局的代表参加国家杜马，借以填满“社会的已启蒙部分”与专制之间的差距。洛里斯—梅利科夫深知亚历山大二世会顽强抵抗“宪法”的出现，因此行事非常谨慎。据说亚历山大最初的反应，是表示“这东西简直就像是“États généraux”（引爆法国大革命的三级会议）！”不过，皇帝最终仍同意了他的提案。

三月一日，在这礼拜日的下午两点后，亚历山大二世搭上了厢型马车，准备回到冬宫。而就在马车渡过凯萨琳运河（现称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后，便遭到桥边的青年投掷炸弹攻击。那颗炸弹在马车侧边破裂，并未伤及皇帝。这时就平常的铁则来说，遇到这类情况时，马车应该立即加速、迅速离开该地，然而皇帝这次却从马车下来，打算关心受伤的哥萨克卫兵。不料此时，又有另一颗炸弹从另一个方向飞来，在皇帝的脚边炸开，造成了大量的出血。马车赶紧将受伤的皇帝送回冬宫，让皇帝接受全力的治疗，然而在数小时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的伤势仍旧回天乏术，就此身亡。这起事件的犯人为“民意党”的党员，本书先前虽已提及多次，宫廷中经常出现武力政变之类秘密暗杀皇帝的事件，但这起出自一般人之手的公然暗杀事件，却是俄罗斯史上的头一遭。

就亚历山大二世的性格与世界观来说，他并不能算是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会依照现况去行动的“改革者”，因而时而支持“改革派”，时而支持“保守派”。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的事件，让预定推行的洛里斯—梅利科夫所设计好的国家改造计划案亦因此跟着葬送，失去了实施的机会。这样的结果，无非为俄罗斯的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

暗杀事件的发生，也导致了亚历山大二世新家庭的破灭。其实亚历山大二世在为病所苦的第一任皇后玛丽亚病逝之前，就与一位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凯萨琳．多鲁戈尔卡雅创建了第二个家庭。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圣彼得堡的人们好奇与闲话家常的对象，不过在玛丽亚死后，亚历山大二世便举行了与新皇后的婚礼。从亚历山大二世与凯萨琳的身分来看，他们的结婚，正是所谓的“贵贱相婚”，因此妻子并无法获得丈夫的位阶与财产，也因此，皇帝为他的“第二家庭”做了各式各样的考虑。然而，即位的皇太子亚历山大三世与他的年轻“后母”依旧处得并不是很好，于是凯萨琳．多鲁戈尔卡雅在顺应亚历山大三世的要求下，与年幼的孩子们一起离开了俄罗斯，搬到了法国南边的尼斯。后来，俄罗斯展开了对于暗杀皇帝一事的搜捕与处罚。至于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方，则很快地就开始盖起了人称“滴血救世主教堂”的建筑。

◎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当上皇帝的亚历山大三世，最初的工作就是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开战。实行暗杀行动的“民意党”很快就遭到搜捕，在四月三日时，遭到逮捕的六人中有五个人在众人面前公开处刑。逃过一劫的犯人，是因为她刚好是“孕妇”，因此政府决定网开一面。接着，政府发布了“治安维持法”，持续取缔、搜捕危险人物。而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则被冠上“恐怖攻击的温床”罪名，成了政府攻击、批判的目标。政府对大学实施了“自治限制”，关闭了高等女子学院，并且对以“下厨通告”的对象[2]闻名的马夫、仆人与厨师等出身不高的平民阶层人士实施了限制入学的措施。

十九世纪文学巨擘　杜斯妥也夫斯基（左图，1821-1881）、托尔斯泰（右图，1828-1910）。

这之中当然有其理由。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八〇年间，学生总数从四千一百二十五人成长到了八千零四十五人，等于是约成长了两倍。而这些学生之中，有百分之十五都是工商业经营者、都市居民或农民等“低出身的人士”，这数目绝非是小数目。汉斯．维拉在《德意志帝国》一书指出，在同年代的德意志大学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官僚阶层与其世家出身”的人，而普遍的认知中，“民主主义敌对性”就是在这些人之中所培养出来。然而与德意志相较之下，俄罗斯其实相当倾向“民主主义”。只是无论是否“擅长料理”，“低出身的人”比例高居不下依旧是当时现况。

此外，检阅制度又在此时重新加强。造成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书有多本遭到禁止出版、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被禁止演讲，画家列宾的《伊凡雷帝》画作也被禁止展示。在这些一连的紧缩政策中，再次导致无政府主义者冲着皇帝而去。一八八七年三月，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发生。此时，被当作首谋者而遭到处刑的人，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本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之兄。这件事的发生，给了当时十七岁的列宁的冲击有多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反犹骚乱与反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的事件，在地处远方的乌克兰，引起了反犹骚乱——也就是袭击犹太人的事件。俄罗斯帝国自瓜分波兰以来，就是拥有世界最多犹太人的国家。一八三五年，政府指定了旧波兰王国的十个省以及其他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十五省，作为犹太人们的“定居区域”。他们在地方主要从事制造业、酒馆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不过他们与周边乌克兰农民发生摩擦却是家常便饭。在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与暗杀皇帝有关的组织中有数名犹太人参与其中的消息后，国内攻击犹太人的事件便马上增加起来。四月，在叶利沙维特格勒（现称克洛佩夫尼茨基）开始发生的反犹骚乱，后来渐渐扩张到基辅、敖德萨，最后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地区。民众在教会接受祝福后，就会举起圣像画以及皇帝的肖像画，边行进，边沿途袭击犹太人的商店或住屋。受到攻击的犹太人，不仅财产受到抢夺，还遭到血腥的杀戮。

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亦透过临时条例，禁止犹太人移居农村与取得不动产。并且设了两首都的大学中，犹太人学生的数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三的各种规定。以在政规定的定居区域以外拥有最多犹太人口的莫斯科来说，就有两万人遭到流放。在事情发展的最终，造成了大量移往美国的犹太人人潮。一八八〇与一八九〇年代中，各有十三万、二十八万人不等的犹太人，因为对于压迫犹太人的政策感到绝望而离开了俄罗斯，而这也是造成年轻犹太人策动反政府的革命运动的其中一因。

亚历山大三世的家教巴别丹诺斯采夫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教导下，受到了强烈的影响。根据一八八〇年自国家杜马议员晋任神圣宗教会议督察长的巴别丹诺斯采夫说法，他认为俄罗斯的广大国土、复杂的民族组成、以及发展迟缓的民心，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国家与教会一体化。换句话说，即是他强烈反对资产阶级式的改革以及西欧文化的传入。在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际，皇帝颁布的“专制的永久性”宣言，即是巴别丹诺斯采夫执笔；他认为维持现有秩序，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

就如同前章所提，于一八六四年发迹的地方自治局在设立国民学校、普及医疗与兽医制度、推动道路建设与农业教育、整顿粮食储备制度，以及制作庞大的统计资料等多方面的活动领域中，皆获得了大量的成果。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曾形容地方自治局是“在俄罗斯里最有活力的公家制度”，不过若是这说法成立，那么“国家势必会对自己权威造成威胁的竞争者表现出敌意”。于是一八九〇年，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受到该年法令的限制。地方的自治权被收进贵族与富有地主的手中，地主对公社的监视情况也变得更加强烈；拥有行政、司法权限，由地方世袭贵族所挑选出来的“地方执政官”也在此时出现。政府透过如此一连串的“反改革”政策，重新勒紧了解放后的社会气氛。

毋庸置疑地，从这些事迹清楚表现出了亚历山大三世的保守倾向。不过自政府成功撑过了由一八七七年开始至暗杀事件发生之间的种种危机后，总算取回了身为政府的威信与自信。同时间，政府在“爱民政策”方面，减免了农民的“土地买回金”、废止人头税，并在保护共同体与劳工方面，制定了设立工厂监督官制度以及禁止童工的政策，为稳定俄罗斯社会的面向打了一剂强心针。

工业发展的庇荫

◎铁道建设与产业发展

在俄罗斯的工业化历史当中，毋庸置疑地，“解放农奴”可说是最划时代的决策。然而，这个解放政策亦造成了工业发展的一时停滞。原因无他，因为面对新的环境条件，旧有工业势必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去适应它。就以乌拉尔地区内，由杰米多夫家的工厂独占的制铁业来说，工厂内的劳动力，一直以来都是由他们领地内的“支配农民”所提供。不过当解放的消息传开后，农民们便擅自离开工厂，造成了杰米多夫家的工厂总共流失了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力；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其他领主仰赖农民无偿劳动所运作的伏特加酿造工厂中。另一方面，同时期的美国因为南北战争的爆发亦造成了“棉花荒”，让俄罗斯的棉织工业失去了原物料的来源供给。

直到一八六〇年代中叶后，俄罗斯才终于开始正式朝向工业化发展。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决定性要素”即是铁路建设。从一八六〇年代末开始掀起长约十年的第一次铁路热潮中，俄罗斯位于欧洲大陆上的铁路网就已出现了它的雏型。一八六五年，总长约三千八百公里的铁路，到了一八七四年就已经达到一万八千两百公里。再三年之后，更是延伸到了两万四千一百公里。比起欧洲诸国，俄罗斯铁路姑且不论总长，其发展速度远远来得更加勐烈而迅速。在莫斯科─库尔斯克线、莫斯科─沃罗涅日线、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线这些中央工业地带动脉建设出来后，紧接着，链接主要农业地区与黑海输出港口间的库尔斯克─卡尔可夫─敖德萨线、卡尔可夫─罗斯托夫线也跟着出现。

最初，建设铁路所需的原物料是仰赖英国等国家输入，不过在一八六六年时，政府打出了原料国产化的方针。自此，俄罗斯国内，便启动了铁轨的压延加工业，以及铁路机车与车厢的生产业；海军部技师普吉洛夫在圣彼得堡设立的名工厂，亦在此时开始生产起铁轨。在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〇年间，民间铁路公司所雇用的劳工人数，从三万两千人成长到了二十五万三千人。在这段期间内，铁路建设基本上都是由民间企业主导，也因此产生了几位“铁路大亨”，不过说到底，铁路仍是由国家所全面支撑的事业。

铁路建设在其他的工业也发挥了各种的连动效益，例如英国人约翰．休斯在乌克兰的顿内次克地区所经营的制铁厂“尤佐夫卡”，就因为铁路发展一攫千金。人们在顿内次克开采烟煤、发展煤矿业，而顿内次克附近的克里沃罗格，则被发现含有丰富的铁矿。虽然开采的煤矿会经由铁路运入国内市场，不过煤矿的“最大消费者”，其实还是运送煤矿用的铁路本身。许多人都知道，高加索的巴库自古以来就蕴藏石油，但该地区的石油产业，直到这时的技术开发与运输手段获得改良后，才展现出了惊人的成长。在这点上，瑞典人的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的贡献，不容忽视。

铁路网的发展与主要都市人口　此处显示的铁路为俄罗斯帝国的欧土地区，人口则为一九一〇年时的前十名都市。

而说到轻工业的发展，就不得不提棉业与制糖业。棉业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广泛分布在莫斯科省与弗拉基米尔省，虽然因为美国独立战争造成的“棉花荒”，带来了棉业一时的萧条，不过在后来透过机械化，棉业便一举成为了一八九〇年代中，俄罗斯内数一数二的先进产业。至于制糖业的部分，当时，制糖业主要集中于乌克兰的基辅与卡尔可夫省的领主工厂，原料主要为甜菜。不过制糖的生产方式非常原始，并且在农奴解放后，因为失去了工人而产生了一时期的衰退。后来，在经由企业家的技术革新，以及国内对“砂糖”的需求上升后，制糖业的生产毛额才产生了飞跃性的成长。

◎莫斯科商人与教会

首都圣彼得堡素有“官僚与军人之街”的名号，而自古就是经济中心的莫斯科，则有商人之街的别称。商人的企业活动推动了帝国的经济，为俄罗斯带来财富。而另一方面，莫斯科也被人称作是教会之街。十九世纪末时，莫斯科拥有超过五百座的教堂，不过大多数的教堂，都是经商人之手所建。虽然圣彼得堡同样住有商人、教堂的数量亦不属少数，然而在与古都莫斯科相比之下，依旧是望尘莫及。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观察家会称“莫斯科商人是一群虔诚的人”。因为这些商人“严格遵守禁食纪律，并大多都与其家人过着勤俭的生活”，他们会解囊捐助教会，也会定期参加周日与圣日举办的弥撒与晚祷。在四旬期[3]时所有人都会禁食，也会在四旬期的首日与终日全都前去参加活动。圣像画是正教徒商人家里最重要的宝贝，即使处于穷困、破产边缘，他们也不会卖掉它。自中世纪以来，“召唤奇迹的圣尼古拉”就是在俄罗斯人之中最具人气的圣人，人们不仅拥有他的肖像画，在莫斯科的教会中，十间教会中就会有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

据说当时莫斯科最大的棉花业者瓦西里．普洛赫洛夫，会放弃起初经营的酿造业、转进纤维业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认为“造酒”并不适合虔诚的人；继承了他有名的三山纤维工厂的儿子康士坦丁，也会为了巡礼地区的教会而离开莫斯科数月。不过在康士坦丁在儿子们要继承家业前，他会先为他们找好外国家教，并将他们送去德国或亚尔萨斯的优良企业中工作。在一八五一年举办的伦敦万国博览会，康士坦丁亦带着他的儿子们出席过。从这些事迹来看，可以说康士坦丁的虔诚，是与“最广义的欧洲主义”所调和而成的虔诚。此外，他的弟弟蒂莫菲在给兄长的随笔〈论获得财富〉中，就有着这么一段话：“若财富是靠着劳动所获得，那么失去财富，或许能让他免于毁灭；因为当他选择重新开始劳动，他将获得比财富还要更有意义的东西。毕竟无论如何，他都是活在神所眷顾的环境中。”

在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中，“旧礼教派”的人们比其他人都还更贯彻东正教的劳动伦理，而商人之中，不少人正是旧礼教派的人。摩洛索夫家、古契科夫家、里亚布申斯基家与卡纳瓦洛夫家等等都是这个例子。同样地，马克思．韦伯致力阐述新教的宗教伦理与企业家的勤劳原理中含有一致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〇四─一九〇五）之中，其主张亦三番两次地试图与俄罗斯的“旧礼教派”作出链接。

直到“大改革时代”来临前，商人们都是“非特权身分”。他们肩担沉重的负担与租税，因此公共服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能躲则躲的“负担”。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他们一改至今的态度，开始谋求都市行政与其他公共设施的主要地位。后来，莫斯科主教座堂的教区委员，逐渐由当地最富有的商人所出任。例如经营着俄罗斯最大的纤维企业的米哈伊尔．莫洛佐夫，就是克里姆林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教区委员。其他还有许多例子，像是伏特加商人彼得．斯米尔诺夫是圣母领报主教座堂的教区委员、茶与砂糖的贸易商彼得．瓦达金是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教区委员等等。他们以教区委员的身分，负担保养、补充教会建筑与圣幛、吊灯等等的装饰艺术品，并协助着大量的宗教活动。

然而尽管如此，俄罗斯人对于有钱人与企业家依旧存在着负面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没办法单靠老实工作，就能得到豪华的石造宫殿”。而这点，也让商人自身受到良心谴责。他们祈望“受神明眷顾”的心，驱使着他们不惜拿出钜额捐献教会，以及进行各式慈善活动。从莫斯科商人协会及莫斯科市的社会服务局的一百七十八笔的捐献资料分析来看，在一八六〇年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五十五年之间，捐献金流的最高峰发生在世纪转换期的一八九六年开始的十年间。虽然其中不免有多少增减，但这期间内，有许多的商人以各种名义大量捐赠了资金（每一件约有八万四千卢布）。其中最常见的名目为“资助贫苦的市民”，不过“资助贫苦的新娘”的名目却也不在少数。在医疗照护方面，则有像是“维护养老院与安养院建设”，以及特别指定捐给“因病失明的女性”的名目。其余亦有以建设免费住家或维持其建筑为目的，所捐献的“免费宿屋”与“精神病患看护”资金。不仅如此，他们在男女职业教育设施、学生、赤贫家庭的小孩、孤儿的奖学金，亦大量挹注了资金。当然，在某方面上，并非是匿名，而是“明记由谁捐献”的捐献方式，也强烈促成了慈善行为的发生。除了特列季亚科夫、巴赫鲁申等大商人外，继承了巨额遗产的女性们的捐献行为亦相当显著。

◎解放后的村落与外出赚钱的农民

就如前章所见，实施了农奴解放的俄罗斯，出现了各种改革，一步步朝近代化迈进。此时的俄罗斯，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几乎同处同一时代，就比较史的观点来看，令人不由得感到兴趣盎然。在解放后的三十余年，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人口成长到了一亿两千六百万人，而在其中欧俄地区生息的人们，就占了全部的百分之七十四，也就是约九千三百万人。而这九千三百万人中，却只约有百分之十三的人住在都市，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七全是农村居民。尽管在解放后，俄罗斯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工业化迹象，但它仍旧是拥有压倒性农村人口的社会。

农奴解放让农民第一次“无偿性地”有了人格上的各种权利。换句话说，农民成为了“自由、近代的个人”，但作为经济来源的“土地”，其使用等各方面，仍是遵行至当时为止的各种旧惯。加上土地经由“买回”后，它的所有权将落在村庄共同体手上。我们在前几章已知道，在村庄共同体内的俄罗斯农民都有着一种“土地分割”的特殊习惯，但我们也能将这方式，看作是他们是为了不让村庄发生剧烈变化，而必须采取的措施。维持按照家人数量，保证各个家庭能使用一定规模土地的这种机制，从当下政治性的观点来看，可说是要避免“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产生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不过若以长远来看，这种方式终将会带来重大的问题。

首先，发生于解放后的人口激增现象，让这种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产生了负面效果。一八六三年开始的五十年间，人口成长约有两倍，然而农民的平均土地持有规模却从五点一俄亩剧减到了二点七俄亩（一俄亩约比一公顷大一点）。虽然这数据并未考虑地区的特殊性与发展落差，且取样时间以时间带来说也有些长，但我们能从中看出的迹象，就这时期内的“土地不足”问题愈来愈显著。此外，此时的俄罗斯农业仍旧保持着没有效率的共同农业形式，再加上“土地分割”的习惯，削减了农民对土地的改良欲望。也就是说，此处的土地利用机制就“社会面”来说，它是正义公平的；不过就“经济面”来看，这机制反而是压迫闭塞的。历经“农业革命”的英国，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后，国家农业的收成与播种比，已达到十倍。相较之下，俄罗斯即使到了世纪末，仍在五倍的低收成水准附近努力。

虽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居住于农村，但他们并非全都务农。莫斯科以北的“非黑土”各省，自解放之前——应该说自十八世纪中叶后，就非常盛行经营副业与赴外挣钱。手拿“国内护照”，前往大都市或是特定地区赚钱、赚地租，对于这些省的农民来说都是非常普通的现象。农奴解放虽然更进一步刺激了这现象的发展，但它的存在方式上并没有产生太大变化。大致上，农民们还是会保持自己与村庄和土地的关系，然后拿着“季节护照”出外赚钱。对于这些外出农民来说，经济不断成长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他们最大的淘金场域。

圣彼得堡的人口　资料来源：高田和夫，《近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近代ロシア社会史研究，山川出版社）。

圣彼得堡在一八九〇年已成长为人口超越九十五万人的大都市。不过在冬季与夏季之间，圣彼得堡会出现二十万人口的差距，个中原因不必待言，正是因为外出赚钱的农民们的大量人潮所造成。例如一八九八年的史料中显示，当时雅罗斯拉夫尔省内的外出农民数量是全国名列前茅，自该省前往圣彼得堡赚钱的农民约有十万四千名，前往莫斯科的也有两万六千名。这些农民之中，不少人经营商业、服务业而发了大财；其中抢着经营酒馆的人亦不在少数，据说当时圣彼得堡的酒馆，就几乎都是雅罗斯拉夫尔省人所经营。就连位于涅夫斯基大道上的高级食料店“叶利谢耶夫兄弟商会”，其祖先也是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同乡人团体，会照顾第一次前往首都工作的农民们，为其安排、准备工作场所与住居。于是便产生了“圣彼得堡的雅罗斯拉夫尔人”不仅数量多，还组织起了慈善团体的现象。

外出工作的农民会在夏季时为了务农而回到故乡，接着在农事完毕后，再度前往都市。他们重复着这样的“来回运动”，几乎没人定居于都市；他们属于“住在都市的农民”，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圣彼得堡的劳工仍多数都与地方村庄有着关联。基本上，在世纪转换期中人口达到一百万人的“巨大村落”莫斯科也有相同的现象，超过半数的莫斯科居民，都是离乡背井、自周边地区流入的农民。

然而，像这种于解放后的外出工作者增加现象，不可能对村落生活毫无影响，其中最显眼的变化，即是家庭型态。原本支配性的“家父长式的大家庭”在此时崩溃，特别在一八八〇年代开始，“家庭分割”现象开始加速，不难看出其朝向“核心家庭”发展的趋势。而在这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领导力量的，正是在旧有家庭制度下，不断“隐忍”过来的那些女性。

◎贵族的没落

接着就来谈谈在农奴解放后，贵族们的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像前面提过的，大多数的贵族都反对解放农奴。虽说反抗任何新作为是他们的天性，也就是所谓的“乡下贵族脾气”。然而这项反抗行为中，其实并非只有这个要素，因为大多的贵族，他们的生活绝非优渥。坐拥首都的豪华宅第、过着社交生活的贵族，不过是所有贵族之中的沧海一粟。就如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名作《波舍霍尼耶遗风》所鲜明描绘出的那样，地方贵族的生活其实非常墨守成规、克勤克俭。他们的行进方向，并不与时代的步伐一致。顺带一提，这本书的书名中，“波舍霍尼耶”是实际存在于雅罗斯拉夫尔省内的一个地区，不过更多人对它的认知，则是它常被作为“偏僻之地”的代名词使用这一事。

解放农奴之际，贵族们既然手中留有原本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又从村庄农民身上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买回金”，那么贵族们理应能因为农业经营的合理化，以“近代化地主”之姿，重新走出一条新的人生才对。然而，现实却不是这么理想。因为贵族拿到的大量“土地买回金”，几乎都拿去支付过去的负债。至于为什么必须清偿债务，则是因为农奴解放之后，贵族们便必须将过去透过抵押领地，向“贵族贷款银行”借来的钱给还清不可。关于这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八五〇年代的受抵押土地，约是所有分封领地的百分之二十七，比一般普遍的说法还要少了一半以上。

于是，成功转型成坐拥大领地的资本家、经营者的，只有极少数的贵族。其余大多数的中小土地贵族，不是透过雇用，就是靠着租种予佃农的方式，细细耕耘自己的土地事业。其中最具象征性的，就是以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与伏尔加格勒河中游流域为中心展开的“雇佣制农业”。这是附近地区的农民因为农地不足，而带着自己的马匹与农具，租借地主的土地来耕种所发展出的农业。据说农民会将收成的作物分成三份，二份给予地主，一份留予自己。然而这样的方式，其实与过去的农奴制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于多数的贵族来说，出售领地是他们马上能想到的一种选择。报告指出，自解放开始至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前的四十三年间，贵族掌握的土地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也就是说，贵族阶层以每年约百分之一的速度流失着他们的领土。这些年来，贵族不是卖掉它们，就是因为无法清偿贷款而遭充公。再说，俄罗斯贵族并不像德国，尤其是普鲁士地区的容克（Junker）[4]一样把自己看作是农场经营者，而是将领地作为一个“单纯的收入来源”看待。因此在要卖掉领地时，贵族们心中并不会有太大的犹豫。所有贵族之中，总共有五分之一选择了这个方式，他们在卖掉领地后，便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往大都市，成为某方面的专业人士，重新在城市内生活。

另一方面，解放农奴亦让贵族们失去了当上军人或官员的“特别捷径”。“军官团”自古以来，就是犹如贵族特权堡垒般的存在，然而这个由贵族独占的职位到了世纪末为止，贵族的比例已剧减至百分之五十；同样的状况，官员部分也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将贵族挤出仕官、军官世界的，即是都市居民、神职人员等的所谓“混杂阶级”[5]的年轻一辈。在一八七〇年代时，破产的贵族不过只有一小部分，但是到了一八九三年，贵族的破产案例就已达两千两百三十七件。

安东．契诃夫　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忠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现况。

从地方自治局医师转行为作家的契诃夫，他的剧作《樱桃园》，就像是写给这些没落贵族的挽歌。顺带一提，在一八九八年设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并演绎了契诃夫戏曲《海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同样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而他的曾祖父，亦是雅罗斯拉夫尔的农民。俄罗斯的社会变迁，其实自解放农奴前就已开始发生，不过解放后的五十年，社会才真正产生了剧烈变化。而面对这个变化，贵族里占多数的中小贵族皆无力抵抗，最后惨遭时代洪流吞没。

◎“在圣俄罗斯中的乞丐”

解放农奴的隔年，莫斯科出版了一本独特的书籍。书名为《在圣罗斯的乞丐》，作者普雷什科夫在描写“谁都清楚，但谁都不肯关心”的“都市乞丐”现象的同时，也表达了个人对“为什么会俄罗斯会有乞丐”的想法。根据书的内容来看，当时莫斯科的乞丐约有四万人，但普雷什科夫认为，不管他们是因为个人因素，还是因为遭到不测而让他们不得不上街乞食，让人们在心中认定他们为“乞丐”的这种深扎在社会里的基督教教义、赎罪式思考模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批判施舍几戈比小钱以获得自我满足的“小额施舍”习惯，认为其为赎罪行为中最形式化的一环、是一种伪善的表现。《在圣罗斯的乞丐》的初版两千本在片刻之间就销售一空，它的出现亦让俄罗斯开始围绕着“乞丐与伪善”之间，展开了非常大的论战。那么，当时乞丐现象的真正情况又究竟是如何？

俄罗斯有句谚语说“不会有人在罗斯因为饥饿而死”，但当时俄罗斯的乞丐确实达到了惊人的数量。批判普雷什科夫的“革命家”特卡乔夫将赤贫者细分为“贫民”与“乞丐”并加以统计，其结果为前者三十二万人，后者则不到四万人。另一方面，据一八七七年内政部的纪录指出，全俄罗斯以乞讨“维生”的人为三十万人，但这只是“最小的推测数量”，实际上必定比这数字还多。乞丐的分布不分都市、农村，在帝国中央地区各省的数量更是特别之多。不过其严重度，却远不及莫斯科与其周边地区。以下，本书就引高田和夫论文的几个例子做述。

首先是农村的部分。当时已经有部分的村、乡，将乞丐当作职业。莫斯科省中就有两个因乞讨而有名的村落，该村村民每年会有三次以集团方式离村，走到相当远的地方乞食。这形式的“外出赚钱”方式，就算是在其他省的部分村庄，也会在晚秋至春天之间发生；这些村民会在秋末时外出乞食、彷徨于全国各地，等到春天来临时，他们才会再回到村落进行农事。一八四〇年代，修瓦洛夫伯爵的领地中就有许多成为乞丐的农奴，值得一提的部分是，在于乞丐中“带着儿女的女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个领地中的女性依旧会像是外出工作一般，前往莫斯科乞讨。即是说，在农民之间，“乞丐”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他们传统的行业。

再来是都市部分。一般来说，乞丐们会在教会的大节日，或是在供奉祖先的日子前去乞求施舍，不过其中亦存在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就以拥有最多简陋棚户的贫民窟“希特罗夫广场”来说，一八八五年的市区调查指出，这里有八千七百六十八人居住其中，而光是最大的宿屋“克拉布科夫之家”里，六十三间房就住满了三千人。这里的居民，不是披着农民的外套、找着工作做的“流入农民”，就是失去了劳动能力，终日酗酒、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前者多数从事土工、暖气工、锯木等粗工，领取着零星的薪水，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低薪的劳动市场中产生了一定的功能；至于女性，则是从事炊事、侍女等工作。这些农民、女性的生活，同样受着“同乡人团体”的照顾。至于流浪汉，状况就完全不同；他们一开始虽然也是暂居于此，并找着工作，但是后来因为事与愿违，随着滞留在此处的时间愈来愈长，身上的钱渐渐被周围酗酒、放荡、赌博的世界榨光，于是便自己成为了在希特罗夫的永久居民。这样的演变，简直就像是高尔基的话剧《底层》（一九〇二）在此处真实上演一般。

为解决这种情况，莫斯科市开始采行各种救济措施，靠着商业活动而获得财富的商人们，也像先前提过的那样，为慈善活动提供了大笔资金。然而，这些措施依旧无法一扫市内的乞丐问题。贫民一波接着一波，因为各种理由挤进了街道。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伏尔加格勒河地区发生了大饥荒，于是许多人们为参加救援活动进入了农村。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演讲“古罗斯的善良人群”中，克柳切夫斯基就以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混乱”时代下的俄罗斯人为例，阐述了援救饥荒的方法。原先是村神父的克柳切夫斯基，是位稳健派的自由主义人士。他自平常就讨厌激进的革命家的作为与高调的模样，反倒认为“小额施舍”才是有用的行为。不过尽管如此，革命家过激的诉求与他们的气势，仍然在这个时代持续高涨。

1. 这里的“士族”指的是“什拉赫塔”，即波兰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东欧地主贵族。

2. 原话的典故出自于一八八七年七月一日，帝国教育部部长伊万．大卫德维奇．杰里亚诺夫伯爵给皇帝的《关于缩减中学教育》的通告。日后这篇通告被民间讽刺称为“关于需要亲自下厨的孩子们的通告”。因为在当时，贵族家的孩子不必自己亲自下厨做饭，都是由佣人们做饭，而需要自己亲自下厨的孩子只有家里很穷请不起佣人的穷人家，因此用来譬喻下层平民出身的穷孩子。

3. 即基督教称的大斋节，东正教称之为“四旬期”。

4. 指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

5. 当时的俄国社会总共有四个阶级，是为贵族、基督教神职阶级、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即农民阶级）。四个阶级当中，前两者被称为特权阶级和非赋税阶级。而后两者则被统称为赋税阶级和非特权阶级。而“混杂阶级”则是专指出身于市民和农民的知识分子。此外，如果是神职阶级下层出身，不具有教职，那么这种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被算在混杂阶级之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帝国创立荣誉公民这一等级之前，混杂阶级也包括了不可世袭的个人贵族的子女。所谓的个人贵族，即本身出身不是贵族，因为某些突出贡献被国家授予了贵族头衔，但是仅限于个人，其家庭和子女依然不算贵族，这个贵族身分也不可世袭，死后就消失。像是列宁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贵族。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个人贵族头衔，那么他就再也不能算在混杂阶级之列。

第七章不断扩张的“殖民地帝国”

高加索战争　时间长达半世纪，最终第三代伊玛目沙米尔投降，俄罗斯征服高加索全部区域。

沙俄帝国与高加索

◎高加索的历史与地理

进入近代的俄罗斯，以一个殖民地帝国之姿，持续扩张着她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内政问题，强烈牵涉着非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区。本章将带领读者浏览俄罗斯在十九世纪中具体的领土扩大活动，以及帝国“俄化政策”所产生的问题。当时，高加索与中亚已经是俄罗斯帝国的新殖民地，而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至当时也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十九世纪时，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已有压倒性的数量。而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又互相有许多共通点，对此本章亦会做一次整理。

俄罗斯最南方的高加索地区，可从中部一条全长一千五百公里、自西北往东南走势的大高加索山脉（Greater Caucasus）大致再分为北高加索与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区，山脉最高峰为厄尔布鲁士山（Elbrus，海拔五千六百四十二公尺），附近有高山与冰河，弥漫着一股粗犷的自然气息。高加索地区的东、西边分别为里海与黑海，南方则隔着阿拉斯河（Aras）与伊朗、土耳其的国境相接；北方则不必多说，就是俄罗斯帝国。

今日的北高加索属“俄罗斯联邦”管辖，地区内含七个“共和国”，并非独立国家。区域内人口与面积最大的为达吉斯坦共和国与车臣共和国，至于车臣共和国，许多人也知道他们直至今日仍持续着激烈的独立斗争。[1]北高加索的山岳寒冷而山麓暖和，平原属黑土地带，故农业、畜牧业相当繁盛。包含首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由十九世纪中叶前的俄罗斯要塞发展而来。

俄罗斯帝国并吞高加索的过程

南高加索（外高加索）在今日是由三个独立国家所组成的地区，领土最大的国家是与里海西岸相接的阿塞拜疆，它的领土隔着阿拉斯河与伊朗的国境之北相接。它的首都巴库在十二世纪时，曾一时是该地王国的首都，直到在一八〇六年时被并进俄罗斯领土内。它的南界隔着阿拉斯河，和伊朗阿塞拜疆省接壤。虽然巴库的石油从古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知，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此处的石油业才正式产业化。

另一个国家叫做佐治亚，它面迎黑海东岸，人民信仰为基督教分支的佐治亚正教会。其首都提弗利斯（提比里斯）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它同样于一八〇一年时成了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并在后来让俄罗斯在此成立了高加索管辖区。

最后是亚美尼亚。与前面两国相比之下，亚美尼亚的规模小了许多。但她富含多样地区的另一面，也反映出了亚美尼亚人被迫迁徙与离散的历史，以及为何他们在国外也有着大量的侨民社群。“亚美尼亚商人”经常被投以偏见的眼光、被认为是“高加索的犹太人”。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过造成八十万牺牲者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一九一五年，居住于鄂图曼帝国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被鄂图曼帝国认定“与敌国俄罗斯互通有无”，因此被强制移居与屠杀。现今的首都埃里温，同样是一处拥有历史的商业都市，不过它在一九一八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之前，也一直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沙米尔与高加索战争

高加索地区开始与俄罗斯世界有牵连时，在于十八世纪后半，特别是在凯萨琳二世时期中。在凯萨琳二世征服克里米亚后，接着就将眼光投到了高加索身上。一七八三年，俄罗斯将东佐治亚王国定为保护国，不过在一八〇一年，俄罗斯又废止该王国的存续，将之并入国土。一八一一年，俄罗斯并吞了亚美尼亚王国，持续朝西进，渐进合并西佐治亚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政治要冲的提弗利斯，很快就成了俄罗斯并吞政策的据点。然而并吞后，反殖民性的暴动便迅速爆发，北高加索的达吉斯坦与车臣地区尤其严重，信奉伊斯兰教的山地民族不曾停下他们的抵抗活动。对此，一八一六年，俄罗斯派遣了佐治亚特别司令官叶尔莫洛夫展开平定作战。但这个做法，反而又让山地民族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一八二四年，俄罗斯帝国境内开始有人宣扬“吉哈德”。十年后的一八三四年，沙米尔就任北高加索地区的“伊玛目”；伊玛目是一个在政治、宗教面上皆有领导地位的头衔。普遍认为，沙米尔出生于一七九七年，是达吉斯坦的阿瓦尔（Avars）农民家庭出身。在沙米尔于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团中与盟友加齐．穆罕默德成为知己后，便一同加入了“吉哈德”。于是，被挑选为第三代伊玛目的沙米尔，便领导着他们彻底进行抗战，持续了二十五年。

俄军在此陷入了苦战，俄罗斯政府为了突破这个僵局，在一八四四年于提弗利斯设置了高加索管辖区，并任命米哈伊尔．沃隆佐夫（一七八二─一八五六）为第一任代理长官。沃隆佐夫是位出身名门贵族的自由主义人士，同时也已经在新俄罗斯与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担任过总督，是位深受皇帝信赖的人物。高加索代理长官一职直属皇帝，是在军政、民政面全权受皇帝委任的统治者。沃隆佐夫在此花了十二年，致力于获得当地贵族阶层的支持与忠诚，并透过积极雇用当地人的方式，为地区与帝国统合上做了许多贡献。

沙米尔　于北高加索领导着对俄罗斯所发动的“吉哈德”。

然而，高加索的战火仍然持续延烧。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沙米尔从英国与鄂图曼帝国处获得了援助，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便将统治北高加索全境作为目标，大举发动攻势。一八五七年，攻进车臣的俄军加强了对北高加索西部山地民族的攻势后，终于成功平定。一八五九年，沙米尔向俄罗斯投降，从此在俄罗斯的卡卢加过着软禁生活。后来，沙米尔受俄罗斯政府准许前往麦加朝圣，然而在这段朝圣旅途的最后，沙米尔亦在该处过世。日后，沙米尔的名号在达吉斯坦与车臣地区中，被作为是统一山岳各族与独立的象征，流传后世。

◎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足迹

高加索战争对俄罗斯来说，无非是极为棘手且冗长的一战。战争的发展，渐渐不再是殖民主义的教科书中所出现的“侵略与抵抗”图解就能简单说明的状况。一八四七年，一位亚美尼亚出身的特任军官，部署到了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麾下。这位军官名为米哈伊尔．塔里耶洛维奇．洛里斯─梅利科夫，是位二十二岁的高加索年轻军官，出生于提弗利斯的商人之家，并在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受洗过。洛里斯─梅利科夫从当地的初等学校毕业后，于一八三六年进入了莫斯科的“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就读。这间学校是为了让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帝国中同化，并且提升他们社会地位而专门设置的学校。此处对于有语言才能的洛里斯─梅利科夫来说，照理说应是一个很好发展的地方，不过没过多久，他却离开学校，前往了首都圣彼得堡。到了圣彼得堡后，他进入了近卫预备士官学校就读，开始累积自己的军旅经历。于是当洛里斯─梅利科夫就任特任军官以来，他就在自己的故乡中，以一个帝国军人、行政官的身分在这里过了二十八馀载的生活。

高加索代理长官沃隆佐夫对洛里斯-梅利科夫的才能有着很高的评价，而且相当信任他。与第三代依玛目沙米尔作战而忙得焦头烂额的俄军，终于等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服从于那位绝对领导者的哈吉．穆拉德，前来向俄军投降。这段故事在列夫．托尔斯泰以其名命名的中篇创作《哈吉．穆拉德》（一九〇四）中也相当有名。在哈吉．穆拉德投降后，负责照料他的人就是洛里斯─梅利科夫。俄军自哈吉．穆拉德身上获得了许多贵重的情报来源，显示出了洛里斯─梅利科夫在这方面的功劳。沃隆佐夫总督称赞洛里斯─梅利科夫是位“伟大、优秀、智慧丰富的军官。他说着一口鞑靼语、知道哈吉．穆拉德在想什么，而哈吉．穆拉德看似也完全信任着他”。洛里斯─梅利科夫后来与他同为亚美尼亚人的长官的侄女结婚，他妻子的祖父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大主教。一八八〇年，在洛里斯─梅利科夫于高加索立下各种功绩后，最终以俄罗斯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之身分出现在首都。这时候的他就如同前章所述，服务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规画着根本性的国家改造计划。

洛里斯．梅利科夫　军人、政治家，亚美尼亚出身。

◎巴库的石油产业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时，曾经占领过里海的沿岸地区，不过真正介入该处时，时间已进入了十九世纪。当时俄罗斯与伊朗间激烈的争夺战不断扩大，这个结果，造成了阿塞拜疆地区被南北二分成俄国属地与伊朗属地。俄国属地部分由高加索管辖区管辖，地区居民多为穆斯林。

据说位于阿普歇伦半岛、临着里海的“强风袭击之城”巴库，自九世纪以来就有人在此开采石油。由于溶于油层中可燃性气体外泄，因此油田上总是有熊熊火光。据说该地区的人们称这火为“永恒火柱”，汇聚着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信仰。虽然当初俄罗斯介入这块地区的理由并非是为了石油，但就结果来说，这里的丰富资源仍成了俄罗斯的一大助力。

十九世纪中叶后，俄罗斯开始大举开采油田。在石油业发展之前，工商业用油都是鲸油，也就是从鲸鱼身上获得的油。当时最大的捕鲸国为美国，而当美国在一八五九年开始于宾夕法尼亚州开采石油后，世界便进入了石油时代。短期间内，巴库的石油产业便呈现了飞跃式的成长，爬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第二名为美国）。一九〇〇年，俄罗斯的产油量达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一，而之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就全部来自巴库。诺贝尔兄弟于一八七九年设立的“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在当时甚至还被人称作是“巴库的石油王”。

当初在俄罗斯政府的招聘下，第一任诺贝尔当家伊曼纽尔．诺贝尔来到了俄罗斯，他在水雷的发明等各方面上获得了许多功绩。伊曼纽尔有四位儿子，而实质上继承了他的企业的是他的次男路德维希。一八七三年，在路德维希的拜托下，长男罗伯前往高加索视察，到了高加索的罗伯特在巴库遇见石油，并且从中看出了石油产业的无限可能性。于是罗伯特此行，便成了他们家业的巨大转机。

当时巴库有着约七十座的油井，不过直到诺贝尔兄弟于一八七九年成立公司之后，石油产业才有了正式的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兄弟在技术革新上成就了许多耀眼成果，像是管道的铺设、打造石油专用的油轮、开发储油槽等等都是其中一例。过去，俄罗斯运送石油的方式，都是先把开采到的石油放进木桶，接着坐船从里海北上运至阿斯特拉罕，再从该处经由伏尔加格勒河运至各地。想当然耳，这样的运送成本非常高昂。于是诺贝尔兄弟公司在铺设好从油井至炼油厂之间的输油管线后，便同时开发了大量输送石油的新技术——船底装有巨大储油槽、船身稳定的油轮。一八七八年，诺贝尔家名为“琐罗亚斯德号”的油轮正式进入里海服役。七年后，所有在里海上航行的油轮中，就有十七艘是诺贝尔家名下财产。

于是，在诺贝尔公司构筑了石油从采掘、提炼、运送的一条龙系统后，它成长成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到了世纪转换期，诺贝尔家共掌握着一百七十一座油井，总产油量占了巴库地区的百分之十八与世界产油量的百分之九。当时正推动工业化的俄罗斯政府，当然也帮助过诺贝尔家的事业。此外，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于提弗利斯的劳工运动也并未对他们造成太大冲击，这让诺贝尔家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一直都占有着压倒性的地位。

中亚的俄化

◎乌里扬诺夫家与楚瓦什人

一八六九年，位于伏尔加格勒河中游流域的辛比尔斯克城中，来了一位名为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的“学校监督官”。他出生于阿斯特拉罕的贫穷市民人家，从喀山大学苦读毕业后，从事了十年的数学与物理教师。当时，与某位医师女儿结婚的他已有两位孩子，妻子正怀着第三胎。三十八岁的“学监”乌里扬诺夫，不仅为了改善地区的教育活动与农民的识字率而开设了学校，更为地区内的少数民族的儿童教育尽心尽力。他的助手是位年轻的楚瓦什人教师，名为伊凡．雅科夫列夫，据说他原本就是位与乌里扬诺夫家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乌里扬诺夫对于“东方异族人”没有日常上的偏见与区别，热心推动着他们的教育。或许乌里扬诺夫本身是卡尔梅克人的事实，在不知不觉下成为了促使他这么去做的理由。[2]他的孩子们边看着这样的父亲背影一边成长，隔年四月，他的第三位儿子，弗拉基米尔出生了。

如同笔者先前指出，过去的伏尔加格勒河是“亚洲人的河”，之所以会这么说，在于它的周边地区住有各式各样的亚洲民族。然而俄罗斯在十六世纪“合并”此处以来，流入此处的俄罗斯人就不断与原先在此的各种“异族人”产生对立与争执。说着突厥语系的楚瓦什人，极大多数都居住于喀山省与辛比尔斯克省的部分地区。“学监”乌里扬诺夫所著手的事业，其实就是利用当时称为“伊利明斯基系统”，透过教育达到同化“异族人”的政策。

提到“伊利明斯基系统”，就要说到尼古拉．伊利明斯基（一八二二─一八九一）这号人物。伊利明斯基出生于奔萨省，父亲是位神父。自他从喀山神学院毕业后，便当上了学者，于母校教书，后来更到了喀山帝国大学担任教授。他为了“异族人”教育尽心尽力的事迹，许多人也时有耳闻。伊利明斯基在“尊重民族性”的前提下，在初等教育中加入“母语”教育，接着再给予“异族人”以“母语”写成的初级读本与有关社会道德的册子，用这种方式缓缓推动着俄语教育。也就是说，他试图在不让学习者感觉到针对民族特性而来的压迫与限制下，获得“非强制性的民族同化”结果。伊利明斯基同时也以“喀山外族教师神学院”校长的身分，在伏尔加格勒、乌拉尔地区有如传教活动一般，为初等国民学校与非俄语使用者的各民族，致力于师范学校组织化。而乌里扬诺夫所参考、使用的方式，即是伊利明斯基所使用的方法。

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们　图中前排右侧为弗拉基米尔（即列宁），后排中央为其兄亚历山大。

这段事迹后来还有些后续发展。在一九一七年发生了“十月革命”后的隔年春天，列宁打了通电报给了辛比尔斯克的苏维埃议长，里头提到：“我很担心那位叫做伊凡．雅科夫列夫维奇．雅科夫列夫的五十岁学监的命运。他为了提升楚瓦什民族素质而忙碌，又受到沙皇专制政治的一连串迫害。我认为，我们应有所作为，避免将雅科夫列夫与他毕生的事业分离才行。”其实，在一八七〇年四月出生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弗拉基米尔，就是这位“列宁”。列宁当时的举动所展现出的，无非是一种对投入了“异族人”教育的父亲的同理心。

◎中亚的殖民地化

楚瓦什人、马里人、巴什基尔人等位在“伏尔加格勒、乌拉尔地区”的各民族被并入俄罗斯时，时间已来到十六世纪。不过直到进入了十九世纪的二〇年代，俄罗斯才正式进入了亚洲中部的世界。俄罗斯首先在哈萨克斯坦汗国的草原上筑起要塞，形成了保卫国境与通商据点的要塞线，并最终在一八四七年并吞了“游牧部族联合体”的哈萨克斯坦，使其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后半，俄罗斯又进一步介入了他们在中亚南部的定居区域。当时该处有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三国鼎立于此；而浩罕汗国，就是俄罗斯最先下手的目标。一八六七年，俄罗斯于浩罕汗国的大型商业都市塔什干内，成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

第一任突厥斯坦总督为康斯坦丁．考夫曼，虽然当年他已五十岁，不再年轻，但他是个在一八四四年结束了在高加索的工作后，于克里米亚战争中崭露过头角的经验丰富人士。在他就任总督后的隔年开始，不到十年时间就将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变为保护国，并将浩罕汗国赶上灭亡的道路。一八八一年，在俄罗斯战胜了游牧民族土库曼人后，中亚地区一夕成为俄罗斯领土。

中亚殖民地　十九世纪时，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并于二十世纪并入苏联。苏联解体后，中亚分裂成哈萨克斯坦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各自独立。

于是“西突厥斯坦”，或说是“俄罗斯的中亚管辖区”地区便就此诞生。然而这是以压倒性武力使其臣服获得的结果，因此在该区成立后，内部便开始发生当地人的抵抗。例如一八三七年，哈萨克斯坦就爆发了长达四十年的“克涅萨热之乱”，这场骚动这是由“哈萨克斯坦汗国最后的可汗”——克涅萨热父子两代所领导的反俄战争，他们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统一哈萨克斯坦与复兴哈萨克斯坦汗国。然而除了这场骚乱之外，人们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满与反感也未曾止息。俄罗斯国内中亦有民粹派等等的反对声浪，其中最有象征性的就是韦列夏金一幅名为“战争礼赞”（一八七一）的画作。

韦列夏金画作《战争礼赞》

画家瓦西里．韦列夏金出生于贵族家庭，从海军学校毕业后，便开始学习作画，并为了寻找画图的题材而周游列国。自一八六七年开始的数年时间，他成为俄军军官参加了中亚的远征行动。不过韦列夏金不单只是参加这么简单，他在撒马尔罕防卫战中所展现出“勇勐行为”，就让他自帝国陆军领授了一枚圣乔治勋章。

不过过没多久，韦列夏金因为感到突厥斯坦作战太过野蛮，因而成为了“和平主义者”。他本身创作过关于“土耳其斯坦”、“巴尔干”与拿破仑战争的一系列画作，但描绘着对中亚最终压制的《战争礼赞》，却令他充满自责、说了以下的话：“这作品除了描绘历史之外，同时也是一幅告发性的画作。它非常公正地告发了我以及像我这种不可饶恕的人。因为当时成了战士的我在杀人时，就像是在射杀鹌鹑一样麻痹。”后来，韦列夏金在这幅画的画框上，题下“献给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所有征服者”的铭文。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在后来看到了这段铭文时，形容韦列夏金是个“无赖”、“疯子”。

◎近代俄罗斯的“恩惠”

征服中亚，就俄罗斯政府的“大义”来说，是为了让其从中世纪时期以来伊斯兰代代因袭的支配与生活中“解放”出来而做的行为。在这说法上，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可说是象征性的存在。在他实行高压统治的另一面，却也有着宽容；他不会明显干涉伊斯兰社会的各种传统制度，也不会强制他们改宗俄罗斯正教。另一方面，他为了这群“新的俄罗斯臣民”设立了初等学校的同时，还奖励他们学习俄文，并将“近代欧洲文明”的“恩惠”带进了这里。考夫曼整备了此处的道路、邮递等方面的交通、通信网，以及派遣学术调查团等等。他亦设立了工厂，吸引了部分俄罗斯的劳工前来，不过他们住的地方与原住民所生息的地区不同，是在额外所建设的“新市区”中。

一八八二年，俄罗斯在鄂木斯克创建了“草原总督区”。于是不管中亚的意愿，“近代化”的浪潮便席卷而至。虽然反弹这现象的声浪未曾停止，但在地的知识分子因为更厌恶哈萨克斯坦文化受到伊斯兰的强烈影响，因此反而希望能透过俄罗斯所带来的欧洲文明来改革哈萨克斯坦社会。他们积极接受俄罗斯式的教育，甚至有人在俄罗斯帝国中就职。

就像众人所知一般，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会喝一种叫做“库梅斯（kımız，俄文кумыс）”的马奶酒。这饮品虽然称作酒，但其实没什么酒精，且因为含有各种丰富的维他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具有某些疗效。过去，俄罗斯人用“喝库梅斯的人们（кумысники）”的称呼轻蔑着他们。不过，处于世纪转换期的中亚地区，对大都市里的富裕俄罗斯人来说，就如同一块享乐之地。旅者们为了在那喝到游牧民族传统、“对身体很棒”的马奶酒，便前往了“库梅斯之地”。也因此，“马奶酒疗法”在此时相当盛行，当时的医疗记者叙述：“前往库梅斯之地的人随年增多，一到了新的季节，人们便会问自己该去哪里找马奶酒。”

◎费尔干纳的棉田

虽然，起初俄罗斯进入中亚地区的行动未必是计划性的，但就结果来说，他们还是获得了广大且资源丰富的殖民地。生息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与土库曼人等等，是主要以畜牧为业的游牧民族，但深受大自然与水照顾的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则自古就有在居住地带栽种棉花的习惯。十八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棉业虽然有所成长，但十九世纪中叶时，却因为美国这个“棉花王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导致俄罗斯能进口的原棉量急剧减少，中亚地区的原棉价格也因此暴涨了五、六倍。身为生产棉花中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地区，亦因此大幅增加了它的棉花栽种面积。而此处加工过的棉花，会经由转运，才来到莫斯科与俄罗斯中部的棉工厂。

中亚绿洲地带就这样发展成了提供俄罗斯棉业原料的重要地区，但是催化此处绵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还是铁道的建设。一八八〇年，俄罗斯以里海沿岸为起点开始盖起中亚铁路。铁路在一八八八年延伸到了撒马尔罕、一八九九年到了塔什干，并最终在一九〇六年，宣告开通链接起奥伦堡与塔什干之间的铁路。于是自中亚运出的棉花量，便从一八八四年的八十七万普特[3]，成长到了一九〇〇年的四百九十六万普特；到了一九一三年，运送量更是飞跃式地增加了到了一千三百六十九万普特。此外，直到一八九九年为止，加工所需的原棉，光是中亚棉田所提供的量，就在莫斯科以及弗拉基米尔两省分别各占了百分之五十与百分之四十七。

中亚提供了许多的棉花给俄罗斯，而位于帕米尔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因为是拥有超过两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大绿洲农耕地带，因而发展成了先进的棉花栽培地区。在中亚并入俄罗斯后，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费尔干纳就成为了单一作物（Monoculture）殖民地。

另一方面，大半原料都依赖中亚的俄罗斯棉工业部门，其劳工数与生产毛额都是俄罗斯首屈一指。而位于棉业世界顶端的，即是莫洛佐夫家的棉工厂。在“从农奴蜕变而来”的创业者沙瓦．莫洛佐夫把事业传给儿子季莫菲之后，他的尼科利斯克工厂中就已约有九千人的劳工在此工作。

一八八五年一月，莫洛佐夫的工厂爆发了八千人参与的大规模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厂长季莫菲要求劳工在一月七日（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休假日当天工作整天的缘故。这个决定，成了让员工们“忍耐之杯满出来的最后一滴水”。此外，再加上先前经营者恣意的解雇，或是以工作上的缺陷、迟到、旷职、酒醉为由，可最高扣掉三成薪水的暴君式行为，早让纺织工与职员心生不满。罢工中，员工们要求将薪水提升至原本水准，并规定罚金的最大额度只能占薪水的百分之五。这些要求在现在来看都十分正当，不过季莫菲当时却是选择借助军队力量镇压罢工。后来，他成功在一周内解决了罢工问题，但也因此让莫洛佐夫家的名声瞬间扫地。政府亦因这场“罢工史上最大规模、损失最惨的案例”意识到危机，于是在隔年订定了俄罗斯首条工厂法。

在俄罗斯工厂工作的多数劳工，过去都是离开村庄、外出赚钱的农民。不过随着时代演进，与村庄断绝关联、“原本就是”劳工的工作者也逐渐增加。关于这群人的生活，后来也有许多令人倍感兴趣的事迹被人发掘出来，在此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多人拳击”。“多人拳击”会举办在两个工厂或是居住地区之间，双方会在遵守某个规则下互相以拳相向，参加者因为“拳击赛”的关系而受伤自是不在话下，据说偶尔甚至还会打出人命。但如此“野性的”现象，同时也展现了俄罗斯基层社会中的一面。

开发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

◎从伊尔库次克到海参崴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同样在向东方发展的历史中展现出了大举的进步。自俄罗斯与中国清朝以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以及一七二七的恰克图界约界定国境以来，直到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为止，这条位于远东的国境线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期间内，西伯利亚的人口着实地增加了。据说十七世纪前半，西伯利亚的人口约有二十万，而这二十万人之中，十人有九人为原住民。但俄罗斯人并没有花上太多的时间，就反转了这个比重。十八世纪末，西伯利亚人口达到约一百二十万，此时俄罗斯人已经占了多数比例；到了一九〇五年，西伯利亚人口又增加了将近八倍，达到九百四十万人，但此时十人之中已经有九人是俄罗斯人。

不过，十八世纪中的西伯利亚还几乎是个蛮荒大地。于十八世纪末被流放至伊利姆斯克的思想家拉季舍夫，在写给首都朋友的信中就如此形容西伯利亚：“这是块资源何等丰富，却又是何等的魁伟的地域。（要开发这里）势必要花上几个世纪。不过，只要一旦有人居住下来，总有一天，它将会在世界的历史记载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时，贝加尔湖南方的恰克图里，设有一处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国境贸易所。俄罗斯方的负责人为伊尔库茨克商人，基本上是负责俄罗斯的毛皮制品与中国木棉之间的以物易物式贸易。后来，俄罗斯转以引进茶为主；茶之中存在着诸多种类，在一八六〇年时，俄罗斯自中国引进的茶，主要都是红茶，而被称作“萨摩瓦尔（Samovar）”的金属制茶壶，亦是于此时普及。俄罗斯的饮茶习惯，就是在如此演变中所固定下来。靠着国境贸易而富有起来的伊尔库茨克商人，也开始了与美国商人做起交易。例如在一七九九年，一名叫作舍利霍夫的商人，在与他的生意伙伴一同设立了“俄美公司”后，他们的交易圈就不仅到了阿拉斯加，甚至遍及加利福尼亚。

一八一九年，西伯利亚在行政上被一分为二。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西边和东边分别设置了托博尔斯克总督区与伊尔库茨克总督区。就如同本章所述，俄罗斯政府对贝加尔湖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兴趣，亦于此时渐渐浮上台面。一八四七年，尼古拉一世任命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当年，穆拉维约夫三十八岁，皇帝之所以会选他当作总督，是因为他在高加索战争中，在面对车臣人及其他山岳民族时所展现出的手腕，获得了皇帝对他的赞赏。

后来，穆拉维约夫也未辜负皇帝的期待。希望以军事、经济来主张俄罗斯于东亚存在的穆拉维约夫表示，要从虚弱下来的中国获得利益，就必须在欧洲大国动作之前先下手。为了这个目的，穆拉维约夫甚至编制了自己的哥萨克部队。后来，穆拉维约夫的名号与他所受赠的“阿穆尔伯爵”[4]的称号合而为一，形成“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双姓。他底下有位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当时实施阿穆尔河口探勘及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该城的俄文意为阿穆尔河畔尼古拉城；中文称为庙街）建设的就是这号人物。此外，萨哈林（库页岛）是一座岛屿的事实，亦是在此时所确认。

对于俄罗斯如此的大动作，中国方面当然是无法认可。然而在经过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后，国力衰退状态显露无遗的中国早已无回天之力。一八五八年，俄罗斯获得了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的航行权，并更进一步地于两年后的《北京条约》中得到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一八六〇年，俄罗斯在此处创建了意味着“东方的支配者”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文称为海参崴）。在作为俄罗斯于北太平洋的据点上，海参崴拥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梦寐以求的横贯西伯利亚铁路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铁道热潮”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已在讨论要在西伯利亚建设铁路的议题。然而要在腹地广大、人口稀少的地区里铺设数千公里的铁路，确实只会被人说是痴人说梦。但在西欧列强的势力逐渐进入远东地区后，俄罗斯便产生了危机意识。对于西欧列强的行动，俄罗斯有许多人强力提倡，在战略意义上，自己必须占住亚洲地区的优势地位，于是开始投入竞逐。就连认为西伯利亚铁路未来势必会在东西贸易上占有主轴地位，并积极推动铁路建设的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也明言当初的政策，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军事及政治”的考量。

当时，世界的制海权掌握在大英帝国手上，英国海军靠着掌握欧洲至亚洲间的海上交通路线，维持着他们的“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不过，自一八七三年发生了大恐慌（Panic of 1873）之后，即使是昂扬一时的“世界工厂”也不免露出倦容，遭到德国、美利坚合众国追赶而上。然而即便如此，英国在世界的海上霸权地位，却也不因这事实产生过动摇。

对于处在这种状况的大英帝国来说，俄罗斯想开通横贯欧亚大陆铁路的想法，可不是个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若是铁路开通，就表示俄罗斯将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陆军至海参崴，甚至远及东亚。而英国最强势的海军力量，面对其动员将可能是束手无策。此外，这同时也将可能推翻英国于中国的通商权益以及外交优势，以及让海参崴至香港之间的制海权全落入俄罗斯手里。西伯利亚铁路的出现，将动摇欧洲列强中的英国主导权、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投下变量，在改写亚洲中的既有权益与势力地图的意义上，亦能造成国际情势一道有力的冲击。以上的推测对于英国来说，无非是最糟糕的发展。虽然不晓得俄罗斯的政治家是否已经看到这么远的地方，但英国至少肯定，这件事绝不能坐视不管。

西伯利亚大铁路　1901年，这条铁路链接起了莫斯科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伟大的冒险事业”

当时的西伯利亚与高加索和中亚不同，并不能称其为俄罗斯的“殖民地”。一八五〇年时，西伯利亚的人口男女合计为两百一十七万四千人，俄罗斯人占了其中两百万。有些“地域主义者”担忧铁路建设可能会让“悠久而美好的”西伯利亚就此消失，因此多少出现了担忧、反对的声音，然而，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让俄罗斯政府心软。一八九一年，亚历山大三世与部长会议决议结果的出炉——西伯利亚的横贯铁路必须“尽早”开工。

铁路的铺设工程，从西边的车里雅宾斯克与东边的海参崴同时进行。海参崴的动土典礼，由从东方旅行归国途中的皇太子尼古拉在五月举行。工程中，冬天的酷寒、茂密的森林、数不清的峡谷与断崖、几处的大河及湖泊，加上湿地与“永久冻土”之类的自然障碍比比皆是。在这种环境下，可想而知建设材料的运送及劳工的调动会有多么困难。俄罗斯帝国碰到的问题，怎么讲也讲不完。不过经过了五年，一八九六年十月，俄罗斯就完成了车里雅宾斯克至鄂毕河之间的西伯利亚西部铁路，并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又开通了鄂毕河至伊尔库茨克的路段，东部铁路的进度同样也很顺利。

工程中最大的难关，就在于如何通过比比利时还大的贝加尔湖。若要在湖岸上铺设铁轨，则需要在溪谷中架设两百座桥，并在岩山上凿出三十二条隧道才行。认为时间成本太高的维特，决定先使用“蒸气渡船”来暂时解决这路段的问题。于是由英国造船公司打造，外型如同仓库、全长九十公尺、总重四千两百吨的“贝加尔号”便链接起了湖的东西岸。一九〇一年十月，这条从莫斯科至海参崴之间总旅程共十三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宣告开通，不过真正全线通车，则是在数年后的事。此外，绕过贝加尔湖的南岸线路，亦在日俄战争后完工。就这样，这“伟大的冒险事业”，就在几乎完全照着计划日程下完成，让世上不少“厌恶俄罗斯”的人瞠目结舌。部分的列车装有皮革椅、备有各种俄文书籍的图书馆，让有钱人一定能够有一段舒适的旅程，不过至于要前往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移民，大多因为身无长物，所以只能选择乘坐票价便宜的加盖货车。

◎移居西伯利亚

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标志着前往西伯利亚的移民潮。虽然农奴解放无偿给予了农民“人格的自由”，但他们并无法立刻就变成“近代的个体”。尽管要离开村落，他们也必须获得“公社”的许可，不过制度上的障碍终究在后来受到排除。就像过去农民前往南部丰饶、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一样，想在乌拉尔另一边展开新生活的“富有进取心的农民”亦不断朝着那里出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不惜承担一定的风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圆梦。也有些移民因为身上没有应付紧急状况时用的现金，因此被迫破产。画家谢尔盖．伊万诺夫的作品《在路上。迁徙民之死》（一八八九）中，虽然并非直接描绘西伯利亚的移民生态，但还是能从中知道移民大约十人中，就会有一人在开始经营新人生之前，就因为各式各样原因死亡的现实；且据说死者之中，孩子的数量比成人要来得多，然而这样的现象也无法抵挡住这股移民潮。

一八八〇年代后，移民活动成长为数万人的大规模行动。光是一八八九年，就有将近三万人越过了乌拉尔，且移民人数更在两年后成长一倍。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期（一八八一─一八九四）中，就总共有四十万人移民到了西伯利亚，其中的百分之五，也就是近两万人是所谓的“海路移民”；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移民都是借由“陆路”跨越乌拉尔远道而来。移民们主要的目的地是以西西伯利亚南部的肥沃地区为中心，虽然东西伯利亚或滨海边疆州亦有不少的肥沃地区，但移居潮要推至那么远的地方还是力有未逮。也因此，政府决定运用“海路”，虽然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个很平常的作法，不过对俄罗斯来说可是一件颇奇特的方法。而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详见后述。

一八六一年三月，也就是农奴解放令发布后，政府发布了阿穆尔州与滨海边疆州的移民规定。内容表示所有俄罗斯人与外国移民者，每个家庭都能享有最高一百俄亩的土地使用权及二十年免税的福利。然而在这样的优待措施下，自愿移居的人依旧不多，甚至随着时间过去变得愈来愈少。于是在一八八二年一月，政府制定了新规定，再追加了十年的免税期限，并同时自六月开始的三年间招募每年两百五十个家庭的“海路移民”，移动成本全额由政府负担。会让政府采取如此作法的原因，在于俄罗斯去年已开通了敖德萨到海参崴之间的定期航路。这条航路自一八六九年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后，便可从敖德萨出发，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南海、东海、日本海前往海参崴。

西伯利亚的移民数　资料来源：青木恭子，〈沙俄末期的西伯利亚移居政策〉（帝政末期ロシアのシベリア移住政策，2004）。

然而移民们处在狭窄、拘束的船舱中，因此也有部分移民因为热气而生病。不过，这趟航程“只需短短”四十天，若自三月至四月中旬之间从敖德萨出发的话，大约在六月就能够到达殖民地，这比起选择利用遥远且颇负恶名的西伯利亚乾道，移动时间以及成本都已节省许多。一八八三年，自敖德萨出发的第一波农业移民，有一千六百人到达海参崴，进入了南部的乌苏里江地区；这个数字在十年后增加到一万六千人，直到一九〇二年止，共约有五万七千名的“海路移民”到达了该处。然而，由国库负担的移民方式受到批判，因此在政策实施三年后便改为由个人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航程的出发点在敖德萨，因此移民几乎都是乌克兰的农民，特别是切尔尼戈夫省的人。经由这种方式来到殖民地的“海路移民”，在直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完成前，皆为远东地区的开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移民大潮袭卷了西伯利亚。一八九六年，因为移居手续简单化、内政部成立了迁徙民管理局后，当年的“陆路移民”人数来到了约十八万人。伴随这股移民潮，都市也有了显著的成长。在一八九七年的阶段中，西伯利亚地区人口超过五万人的都市只有伊尔库茨克与托木斯克，不过没过多久，海参崴与鄂木斯克就也达到了这个数字；海参崴的人口从一八九七年时的两万九千人，成长到了一九一一年的八万五千人。俄罗斯在托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第一间大学，其余还有三十间以上的中等、技术学校，人称“西伯利亚的巴黎”的伊尔库茨克，也盖出了雄伟的旅馆与剧院。这些发展，渐渐让过去来自欧俄地区各地的移民后代，开始自豪起来，视自己为“西伯利亚之子”。

◎勒拿黄金与射杀事件

世上流传一段故事，是这样叙说人们在西伯利亚发现黄金的过程：十九世纪初的某个夏天，一位伊尔库茨克商人出门前往附近的定期市场，他可以拿谷物或日用品在这里与原住民交换毛皮，然而，这时他注意到一位通古斯族的猎人身上，戴着黄金做的装饰品。

人们从很久以前就知道这里有着黄金，但原住民们不将这讯息透露出来，是因为害怕外来人士会破坏这个地方，然而那样的和平时代终究宣告结束。到一八四〇年以前，人们以勒拿河、维京河流域为中心开始采掘黄金。“勒拿黄金”的消息在短时间内就传遍各地，让“淘金热”瞬间冲击到了东西伯利亚。

一八五三年，随着伊尔库茨克商人巴斯宁等三人设立了“勒拿黄金产业公司”后，淘金活动宣告正规化。亦可取每字字首发音，称呼其为“连佐洛特（勒拿黄金之意）”的这间公司，在一夕之间迅速扩大。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占有俄罗斯全部黄金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全是“连佐洛特”所贡献。外资们——特别是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银行”的英国，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趋势。顺带一提，南非金矿亦是在这时期中的一八八六年被人们发现。二十世纪初，属于英国的金矿山，在全世界共有八百六十七座，其黄金产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一九〇八年，“连佐洛特”被英国资本“勒拿金矿股份有限公司（Lena Goldfields）”合并，就时期的事件来看，很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与英国于中亚展开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因为前年的《英俄条约》而中止，因此能让工作更为有利所致。此外，尼古拉皇帝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以及前财政部长维什涅格拉德斯基都有投资这间公司。

一九一二年四月，这件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已成长到六千余人的员工中，超过半数的矿工开始要求工时改为八小时、薪资提升三成、废止罚金制度、提高食品品质以及改善住宅状况而发动了罢工。虽然这间公司给的薪水比起欧俄地区的劳工都还高，不过他们的工时却相当地长；劳工在夏季要工作十四小时，冬季则是十一小时。薪水多为实物，或是公司的“临时证券”，公司对于劳工衣、食、住的品质并不重视，令劳工无法抵御冬天的寒冷。劳资双方虽曾试着调停，但仍无法获得预期的成果。最后，军队接受了公司请求，对示威者进行射击。镇压下的死伤并无确切数据，死者数量从八十三人到两百七十人都有，伤者则是两百五十人。“勒拿大屠杀事件”很快就传到了欧俄地区，引起各地组织起了抗议示威活动，参加者达三十万人，政府亦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前往勒拿。革命家列宁对这件事，则是给予了“引起新革命抬头”的高度评价。

1. 本书原书初版年分为二〇〇七年。今日车臣地区已许久没有发生冲突。

2. 伊利亚．乌里扬诺夫的父亲是楚瓦什人，母亲是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人血统各一半。因此乌里扬诺夫只有各四分之一的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人血统。

3. 一普特等于四十俄磅、十六点三八公斤。

4. 此称号来自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由于穆拉维约夫的许多作为皆与此河有关联，如军事探险、边界谈判、签订条约，故受亚历山大二世封此名号。

第八章战争、革命，以及君主制的末路

尼古拉二世　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家庭合照。

尼古拉二世与其家人

◎皇太子尼古拉与大津事件

一八六八年，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尼古拉二世，以长子身分出生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家庭中，并且共拥有五位弟妹。身为继承人的尼古拉二世，早早就开始学习帝王之术。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中担任神圣宗教会议督察长、提倡“专制权力是需要绝对保持”的极保守派人士巴别丹诺斯采夫，即是尼古拉二世的家教。尼古拉二世同时也学习了财政上的问题，而负责教导他这方面知识的人，是一位名为邦戈的财政部长。邦戈精通俄罗斯正急速发展的企业、银行等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在政治立场上则与巴别丹诺斯采夫相反，支持着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尼古拉二世要听懂神圣宗教会议长官所说的话，或许不用太过费力，但邦戈的经济学究竟能让尼古拉二世理解到什么程度，就仍是个有待商榷的疑问了。

皇太子尼古拉在一八九〇年十月开始的十个月，接连乘着铁路与汽船，踏向前往东方的旅行。他首先来到了维也纳，再来是希腊、埃及、印度，最后在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四月来到了日本。尼古拉二世从长崎登陆，接着在鹿儿岛、京都尽情体会了古都春貌之后，拜访了滋贺县的大津市。五月十一日（俄历四月三十日），尼古拉二世在此遭到一名巡查持刀攻击，此即所谓的“大津事件”。

袭击了尼古拉二世的巡查叫做津田三藏，他认为俄罗斯皇太子来到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侵略日本而进行调查，因此提刀斩向了坐在人力车中的尼古拉二世，造成他头部需缝八针的创伤。明治天皇担心日俄关系陷入危机，于是打破成例，亲自来到京都探望了住院中的尼古拉二世。后来，虽然外务大臣与内务大臣双双因而引咎辞职，不过犯下此案的津田却一反大家的预料，只被判了无期徒刑。尽管元老和内阁都希望以大逆罪判其死刑、并做出了政治干涉，不过大审院长儿岛惟谦仍依照“普通谋杀未遂”的刑责来判决。这次的判决，后来也以“贯彻了司法权独立”而非常有名。不过在同年九月，津田仍于北海道钏路市的集治监[1]内病死。

尽管日本天皇亲自慰问，尼古拉二世对日本依旧无法释怀。中断日本行程的尼古拉二世，出席了在海参崴举办的西伯利亚横贯铁路开工典礼。在回到首都的归途中，尼古拉花了三个月参访西伯利亚各处；一开始，他参观了贝加尔湖，接着到了托木斯克参访了西伯利亚的第一间大学，并在旅途的最后来到托博尔斯克城。那位后来人称“神人”的宗教家也出生于这城市附近（即拉斯普丁，出生于该城附近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尼古拉二世晚年亦曾再次造访过此处，因此这里可说是他的“因缘之城”。

旅途之后，尼古拉二世对西伯利亚持续抱有殷切的关注。一八九四年，他被任命为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议长一职，但也在此时，尼古拉二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倒下了。十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布了皇帝崩殂与皇太子尼古拉即位的消息，此时的尼古拉二世二十六岁。

到访日本时的皇太子尼古拉　坐在人力车上的尼古拉二世与车夫，为大津事件之前的一张贵重照片。

◎霍登卡广场的惨剧

尼古拉二世在处理完父亲的葬礼后，便与德国的黑森大公之女阿历克丝举行了婚礼。阿历克丝的母亲是大英帝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么女，她的姊姊是尼古拉二世叔父谢尔盖大公的妻子，因此这桩婚礼备受大家欢迎。阿历克丝后来皈依东正教，改名为亚历珊德拉，两人完成了后续的重要仪式，看似能够非常顺利地让历史衔接进新皇帝的统治，然而就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一场始料未及的悲剧就接着发生了。

在莫斯科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举行了加冕仪式后四天，作为典礼祝贺仪式的一环，他们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霍登卡广场发送纪念品，或是以食物款待民众。只要是莫斯科出生的人，都非常熟悉、亲近霍登卡，因此亚历山大二世、三世皆在此地举行过庆祝仪式。不过，这个会场的地面凹凸不平，踏起来并不舒适。就当他们开始分发纪念品时，大量人潮瞬间涌了进来，让会场呈现出一种恐慌状态，在推挤之下，人们像骨牌一样倒下，有人遭到踩踏，有人跌进沟渠之中，祝贺会场就这样瞬间成为了凄惨的混乱场面。最终，在此事件中罹难的人数，多达一千三百八十九人。

对于新皇帝尼古拉二世来说，这事件无异是非常触霉头的。而在悲剧发生当日夜晚，于法国大使馆举办的舞会，成为了加速尼古拉二世走向不幸旅途的推手。自一八八〇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与法国在经济、军事面上的合作关系就变得愈来愈密切，就连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案也有依赖法国出资。法国在普法战争败战后，好不容易脱离了俾斯麦“封锁作战”所造就的国际孤立状态，得以接近俄罗斯。一八九四年一月，两国缔结为“俄法同盟”，至此，法国便成了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的伙伴。然而尽管如此，毕竟当天刚发生大悲剧，所以实在没有理由不中止舞会，但尼古拉的亲族们仍强烈主张舞会应照预定举行。

最后，这个判断造成了反效果——尼古拉二世与其政府的评价，在莫斯科民众中一落千丈。对于莫斯科民众来说，与其称他们的领导者为“皇帝”，不如说他是古时候的“沙皇”。虽然人民用比在圣彼得堡时还更亲切的方式迎接尼古拉二世，但当天的事情，却反过来让他们对君主抱有的“好沙皇”这种纯朴感情在一夜之间消失。至于参加了舞会的尼古拉二世，据说他自始至终都是“看起来心情很糟，表情闷闷不乐”。霍登卡发生的大惨案，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

◎皇帝家族与“绝症”

尼古拉二世的妻子，皇后亚历珊德拉是个认真且聪明的女性，但她内向的个性，并不适合既华丽又世故的圣彼得堡社交界。她的婆婆，也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王妃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拥有与生俱来的才气与温厚个性，在社交界相当受人欢迎，相较之下，亚历珊德拉不只在这几点上差强人意，连舞蹈也不是相当在行。亚历珊德拉与长年经历皇太子妃时代的玛丽亚不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突然成了皇后，因此这对她来说无非是个重担。最后，亚历珊德拉坚决退出社交界，人生大半都在离圣彼得堡外十六公里的沙皇村里生活。

尼古拉二世夫妻结婚后，自隔年起就每两年生出一位孩子，她们是奥尔加、达吉扬娜、玛丽亚以及安娜斯塔西亚四位女孩。换句话说，在他们结婚后的十年内，都没有能作为继承人的男孩子出生。一九〇三年夏天，在圣彼得堡建都两百年的庆祝典礼结束后，两人抱着可以怀上男孩子的殷切愿望，前往了坦波夫省一处距离莫斯科东南三百公里，位于森林中的萨罗夫修道院做巡礼。隔年七月，亚历珊德拉生出了朝思暮想的男孩，他们取了罗曼诺夫家第二代君主的名字——“阿列克谢”作为这孩子的名字。这做法也显露着尼古拉二世想恢复彼得大帝“革命”前，那种“古罗斯”社会的理想。

在阿列克谢诞生后，任谁都会觉得继承人问题已获得了解决。然而过没多久，皇帝夫妻就被告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血友病是一种患者因血液无法凝固而痛苦交加，甚至可能早死的疾病。这种病一般是透过女性遗传，并且只会在男性身上发病的疾病。也就是说，亚历珊德拉是血友病带原者，并且是由母亲与祖母身上遗传而来。当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患有当时被称为“绝症”的血友病时，尼古拉夫妻肯定是震惊、失落不已吧。想当然耳，皇太子的疾病，后来被当作是最高机密所隐藏着。

◎维特的经济政策

一八九五年一月，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政治声明中如此说道：“最近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中，我听到有人在谈论代表也要参加国政的梦话，因此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我会为了国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是我的决心，就如同先皇一样，将断然贯彻专制君主制的原则。”这段声明的背后，很明显有巴别丹诺斯采夫的存在。然而，即使是神圣宗教会议的长官，也依旧敌不过岁月，政治力量渐渐衰退，而尼古拉二世自己也并未准备除了守护、维持专政制度以外的具体计划。

一八九〇年代，在俄罗斯政界拥有最强实力的人为谢尔盖．维特。对于自己的祖先，维特只这么简短叙述过：“他是在瑞典人还是统治者的时期中，离开了定居于波罗的海诸省家族的荷兰人。”而就如同先前提过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自彼得大帝时代就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因此在间接的意义上，维特也能算是那其中一人。维特的父亲在经过塔尔图大学研读，并于日耳曼的大学留学后，就进入了俄罗斯政府内工作。当时，维特父亲的长官是萨拉托夫省的省长，而与其长官的女儿结婚后所生下的孩子就是维特。在政坛上，维特的政敌会指称他是“德意志人”的说法，就是从他出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所造成。

谢尔盖．维特并非高级官僚出身，不过却有着新俄罗斯大学（现称敖德萨大学）物理、数学系的独特学历。他在毕业后就进入了民间的铁路企业，展露出经营者的灵活手腕，之后又年纪轻轻就进入了财政部，就任铁路事业局局长。至于是谁拔擢了这位做事风格强硬但确实有才干的维特成为财政部长，不用多说，正是尼古拉二世的父皇。当年，维特四十三岁，他向皇帝约好，会在十年内让俄罗斯进入欧洲经济大国的队伍之内，但究竟要透过何种手法，就是问题所在。

维特表示，英国对于企业的态度是全交由个人的思想与企业心去发展，国家只负责对个人活动做出限制而已，不过俄罗斯并无法学习那样的制度。于是维特提出一个手法，他主张俄罗斯的官员必须为个人定出方向，并且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等各种领域，也就是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这种方式虽然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已存在，可说是一种传统的手法。不过反过来说，它也暗藏着拘束企业家个人主动性及诱因的负面效果。

谢尔盖．维特　沙俄末期之政治家，同时为谈判日俄战争的全权大使。

当时，俄罗斯的企业家们用着不输外国人的精力积极拓展着事业，不过其根本却存在着上述的问题。这点维特当然也清楚，然而即使清楚，他依旧硬着头皮，“由上而下”执行了这个做法。维特的经济政策，是参考同样出自后进国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提出的理论，在推动后，它成功促进了工业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在钢铁、煤炭、石油业等重工业的发展下，同时带起了轻工业的急速发展，足以视为世纪大业的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其象征之一。沙俄政府就靠着铁路的问世，维持住了自己的威信。

不过，农业却在此时出了问题。急速的工业化，导致了农业不振以及农民衰颓。大都市出现了大量非熟手劳工、流浪汉以及乞丐，这也造成在时序迈入二十世纪时，革命运动又再次活跃起来。一九〇三年，尼古拉二世因为不喜维特的威压式作风，最后罢黜了他。

◎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

一八八一年二月，早早就与民粹派运动有关连，也曾被逮捕过的女性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曾写了封信给正在伦敦过着逃亡生活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卡尔．马克思，内容提到：“您的《资本论》在俄罗斯里大受欢迎，它在俄罗斯的农业问题与公社方面的讨论上亦发挥着某种功能。最近，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认为公社是古老的型态，历史决定了它的没落。而这么预言的人们，都自称是您的弟子、是‘马克思主义者’。”信件的主旨，在于她想直接请教马克思关于这点的意见。而从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俄罗斯，已经出现了“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

被“公认”是“俄罗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出生于一八五六年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起初，普列汉诺夫是民粹派的人，不过在他于一八八三年创立了“劳动解放社”后，便转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于两年后发表的《我们意见的不同》中，首度展开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化论。普列汉诺夫批判主张俄罗斯资本主义没落论的民粹派，他认为，俄罗斯的当下与将来都将基于资本主义之上，也因此俄罗斯的革命运动主力应在于无产阶级。只是，普列汉诺夫主张“不连续的两阶段革命论”，认为俄罗斯首要面对的课题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接着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显示出他认为过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反而会产生“东方式专制主义”的想法。

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并跟着进行批判的人，即是小普列汉诺夫十四岁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列宁在从喀山大学中辍后，于一八九三年来到圣彼得堡，进入了首都的马克思主义圈内。他在隔年写的《何谓人民之友》，让他大崭头角，却也因此而遭到逮捕、流放。一八九九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与一位叫做克鲁普斯卡娅的女性结婚，同时完成了他的大作《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本书中，列宁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很明显是在为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献策，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及关于解放之后仍会顽强残存下来的共同体。

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摄于列宁被流放至中亚前的一八九七年，当时列宁二十八岁。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马克思主义圈的活动里，于明斯克开办了创立大会。其后，普列汉诺夫等人与列宁、马尔托夫等年轻人开始利用名为《火星报》的报纸，试图打造一个正式的革命政党，不过在一九〇三年的第二次党大会——或说是事实上的结党大会中，由于马尔托夫的目标是像是西欧型的福斯政党，而列宁则是主张以少数先锋菁英为主的革命政党，于是产生了分裂。顺带一提，支持前者的人被称作“孟什维克”，支持后者的则称为“布尔什维克”，而普列汉诺夫所支持的，即为“孟什维克”。后来，列宁创立机关报《前进报》，开始独立行动。

同时间，“эсеры”——即“社会革命党”亦在此时成立。新民粹派集团的活动也活跃起来。这些组织中有许多年轻犹太人参与，其最大理由是一九〇三年七月，于奇西瑙又发生的反犹事件。当时短短两天内，就有一千五百间的房子遭到破坏、四十九人遭到杀害，更有超过四百人受伤，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警察仍不为所动。如此的反犹事件，增强了年轻犹太人对于专制的憎恨，促成了他们迅速加入俄罗斯的革命运动，并占有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与列宁等人成功发动“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中，也存在着诸如托洛茨基（本名布隆施泰因）、狄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犹太人。

日俄战争与一九〇五年革命

◎与日本宣战

一九〇二年三月，俄罗斯南边的卡尔可夫、波尔塔瓦两省发生农民起义，起义之下，约有八十间地主的宅邸遭到袭击。这是在农奴解放后，第一次有这么激烈的起义行为。隔年四月，奇西瑙发生反犹事件，到了同年夏天，佐治亚的巴库发生政治罢工，影响遍及南俄各都。自由主义阵营也结成了“解放同盟”，强化了反政府的倾向。

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就任内政部长的普勒韦，是位一般被公认为“反动的”内政官员。普勒韦曾说：“要抑制革命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小小的胜仗。”也就是说，他认为若想恢复国内的治安，目前所剩的唯一手段，就是在远东引起战争，并获得胜利。普勒韦的发言，一直以来都经常被引为俄罗斯方促成日俄战争的原因，虽然他的言辞之中，也透露出了当时俄罗斯的国内气氛，但仍过于断章取义。毕竟当时的世局十分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道尽。

一九〇〇年，长期受到欧洲列强侵略的中国清朝，爆发了义和团事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发动的动乱势力，包围了各国设于北京的大使馆，并杀害了日本、德国外交官，最后由八国联军之力将其制伏。顺带一提，当时的联军中，日本是派兵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九〇一年九月，中国在与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被要求支付天价赔偿金。

此时，俄罗斯应战争部长库罗帕特金的主张，在镇压动乱后，仍不撤离于满洲的部队，在事实上占领该地。而早在两年前，俄罗斯就已获得包含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支线（东清铁路）的铁路铺设权。俄罗斯为了建造铁路与都市，派出了六万以上的人员到了满洲，于旅顺（亚瑟港）建造了要塞，并配置了一部分的太平洋舰队。日本见状，便转移了拿下朝鲜半岛的野心，开始强烈警戒俄罗斯的行动，并与英国缔结日英同盟。毕竟在能够大量运送士兵的西伯利亚铁路完全开通后，俄罗斯俨然成为日本的一大威胁。

一九〇三年九月，日俄两国的外交部长围绕着满洲与朝鲜的权益问题展开会谈，可惜未有结果。翌年，日本宣告与俄罗斯断绝外交，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海军开始攻击旅顺与仁川，在一九〇四年的黄海海战之后，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有超过半数的军舰遭到击沉。于是俄罗斯原先抱持的轻松取胜想法，就这样遭到打破。

同年七月，内政部长普勒韦在首都圣彼得堡的路上，遭到社会革命党的犹太人党员阿瑟夫计划[2]杀害，这起枪杀事件最后引起了社会的大举共鸣。普列汉诺夫甚至举办演说，表示“日本正在为了各个受到压迫的民族代为复仇”。在自夏季打到秋季的满洲陆战中，俄罗斯亦陷入了苦战，同年十月，俄罗斯决定派出波罗的海舰队以支持太平洋舰队，然而到了十一月中旬，日本自二〇三高地向旅顺要塞实施炮击后，战况便持续朝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最终，俄罗斯总司令施托塞尔向日本大将乃木希典派出使者，宣告投降。施托塞尔的投降通知，在首都引起了骚动，然而到了隔年年初，圣彼得堡又爆发了另一起更大的事件。

◎“血腥星期日”事件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历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万名劳工带着妻子，揭着教会旗帜、手捧圣画或沙皇肖像，朝向冬宫行进。在困苦生活中喘息的人民，为寻求沙皇的“正义与庇护”，组成了这样的一支示威队伍。运动的带领人，是一名叫做卡邦的教堂神父，他抱着必死的决心，立于游行队伍的先锋，手上则握着工厂劳工等大量要交给沙皇的署名请愿书，目的是获得召开制定宪法会议等“近代的”权力。另一方面，位在冬宫的尼古拉二世，在将场面交给叔父弗拉基米尔大公处理后，就带着家人们前往了沙皇村。在皇帝离开后，三万名士兵便进入了首都，后来强硬派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命令军队对着聚集于冬宫前的大量民众进行射击。此举造成了包括小孩在内，超过一千人以上（官方公布资料为一百人左右）的死伤，广场的白雪顿时染上鲜血。

“血腥星期日”事件，给予了民众心中“好沙皇”的纯朴观念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效果，这对皇帝尼古拉二世所造成的影响，远比九年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卡广场上发生的事件都还要恶劣。运动领导者卡邦开始促成全面的起义，虽然圣彼得堡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秩序，但抗议的罢工潮仍遍及了全国。同年二月初，被当作“反动象征”的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遭人炸死，由于他是同样死于暗杀下的亚历山大二世之子，即是说父子两人皆在恐怖攻击下牺牲。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为听取劳工的要求而开设了会议，然而事件的发生，却也成了让社会大举左倾化的契机。自春天到初夏期间，农村中亦产生了骚动；中央农业地带的农民依全村商议的结果，要求减低地租、提高薪水，并在莫斯科成立全俄罗斯农民同盟，开始向国家提出召开宪法制定会议以及“废止土地私有”的要求。

◎日本海海战的败北

在远东的战况中，俄罗斯每况愈下。一月，由乃木希典指挥的第三军占领了旅顺。二月底，俄军在奉天（今沈阳）的败北，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为了支持太平洋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指挥着波罗的海舰队急驶向海参崴，并在五月上旬进入了对马海峡。由于日本方面至终无法预料俄罗斯舰队将走对马海峡还是津轻海峡的航道发动攻势，因此无法让联合舰队编成两队分头作战。最终，日本选择掐住对马海峡来进入迎击状态。而就结果来说，这个作战非常奏效。

经五月十四到十五日（公历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约一日半的海战，包括波罗的海舰队的六艘战舰，一共有十九艘舰艇遭到击沉。俄罗斯方死亡约五千，另有约六千名士兵被俘，战役结果并不是单纯的败北，而是如字面形容的“全军崩溃”。六月，航行于黑海的波坦金战舰发生水兵叛变，前后共有十一天，船舰扬起了红旗。

如此事态，对尼古拉二世政府俨然是场危机。当下无论是掌握制海权，还是想借由战胜的状况将战争带入和平协议，都已是无能为力。日方不待俄方提议，便直接请托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帮忙日俄间的斡旋，于是在美国朴资茅斯的交涉便如此开幕。日本派出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而俄方则是由谢尔盖．维特出席交涉。尽管尼古拉二世显然不喜维特，然而当时国内却也找不到比维特还要有能力的政治家，因此只能这样选择。维特很清楚，若在会谈中坚持皇帝尼古拉二世不割让、不赔钱的立场，交涉就无法获得进展，于是在八月底，他透过灵活的外交手腕，俄罗斯只蒙受了割让萨哈林岛南部土地的相对轻微损失，成功结束战争的后续处理。

日俄战争后，有七万人以上的俄国俘虏被收容在以日本松山为首的二十九个地区。另一方面，日本俘虏约有两千人，被收容在诺夫哥罗德省伊尔门湖北方的梅德维基村内。这地方亦是过去亚历山大一世所规画的“屯田村”之一，虽然该计划最后失败了，但梅迪德基村的营舍因为获得了整备，以致得以保留至当时。尽管时间不长，但一次有这么多日本人同时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还是史上首见。

◎“十月诏书”与首届国会

俄罗斯在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未见平息之势。四处不仅频传地主在农村的宅第遭放火的事件，铁路员工及劳工也开始罢工。同年十月，俄罗斯各地发生要求制定“宪法”的集会与示威活动。这个由莫斯科开始掀起的运动，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总罢工，就连“沙皇退位”的口号，人民都已敢挂在嘴上大喊。这也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台面上出现推翻专制君主制的声音。

到了这个局面，维特、尼古拉大公以及皇太后都开始劝皇帝让步。十月十七日，俄罗斯发布了“十月诏书”，第一次宣布给予言论、结社、信教的“自由”，并保证会开设国会。在能拥有任命首长及决定政策的权限前提下，维特同意就任第一任总理。

然而左派势力并未因此而满足，因为“推翻专制”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在这目的达成之前，他们理所当然会持续抗争。由激进自由主义派所结成的“Кадет”，也就是立宪民主党等势力，持续主张皇帝应将权力委任政府，至于稳健派的十月党，则已对“十月诏书”的内容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在支持皇帝权力的右派“黑色百人团”借由暴力方式四处肆虐下，反倒让左派的行动再次升温，最终于年底，以莫斯科的普列斯妮娅区为中心，爆发了武装起义。

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三月，俄罗斯实施了为开设国会的选举。此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采取杯葛战术，而社会革命党则是无视选举。选举结果为立宪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取得了四百四十八个席位中的一百五十三席，占了总国会的三分之一。后来，俄罗斯的首届国会在同年四月底召开，然而对立的状况仍难以轻易解除，在历经两个月的讨论后便宣布解散。从那之后开始至直到发生“十月革命”前的十二年间，国会总共举行了四次，但尼古拉皇帝与国会的关系自始至终都维持着敌对状态。在他“我国并无封建制度，但有统一与信任”的想法下，对他来说，开设国会的行为，无非就像是在举行“专制的葬礼”。

为了削减国会的力量，政府改组了国务委员会，成为上院（或称第二议会）。议员的人数为九十八名，任期九年，是由皇帝的钦定议员与来自各界的选举议员所组成，其中后者多为“贵族大地主”。若国会中以多数决采纳的法案，被判定为是对政府不利的法案，该法案就会在上院中遭到驳回。

四月二十三日，俄罗斯发布了国家基本法，也就是所谓的宪法。这法律是从一八三二年版法律改订而来，自旧有的“俄罗斯皇帝为权力不受限的专制君主”规定中删除了“不受限”一文，对外“包装”成立宪制度。且法条中，还有着这么一条规定：“任何法律皆须经过国务委员会与国会之同意后而订，以及皇帝陛下之承认而行。”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认真考究这之间的经过后，便扼要地宣称这不过是俄罗斯“空有外表的立宪制”罢了。韦伯表示，因为沙俄政府仍会透过施加各种限制，在事实上封锁着“自由”；俄罗斯政府始终不采取诚恳的态度，一方面在台面上给予自由，但在人们打算行使自由权利的瞬间，又会从另一方面夺走该人们的自由。而在制定宪法的前夕，维特就已辞任总理一职，并由保守派的内政官僚戈列梅金接任。然而他的在位期间极短，在国会解散后的七月时，总理又由原为内政部长的彼得．斯托雷平接任。

◎斯托雷平的改革与挫折

斯托雷平出身名门贵族，自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便进入官界。一九〇三年，他当上萨拉托夫省省长，努力恢复当地秩序，亦为改革农业向圣彼得堡提出过根本性的报告书。革命后的一九〇六年四月，政府看上了他的政治手腕，于是拔擢他当上了内政部长，接着更当上了总理。当上总理那年，斯托雷平四十四岁，在上任后，他马上就掌握住圣彼得堡内的政治潮流，并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信赖，开创了“斯托雷平时代”。

斯托雷平的政治风格，简单说即是“强大的权力与自由主义式改革”的合体，他对无政府主义及反对派人士，始终保持着坚决、断然的态度。在斯托雷平就任总理后的三年间，总共有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被处决，因此绞刑台的绳子也被人蔑称是“斯托雷平的领带”。不仅如此，斯托雷平还解散了劳工工会，并禁止许多杂志、报纸、书籍出版。不过斯托雷平的打算，并非是扳倒反对派势力，重建过去那种不受限制的专政制度。斯托雷平当时的信条，不过是要“让依照君主意志改革的祖国，转变成基于法律上的国家”。

斯托雷平首先从土地改革着手，虽然帝国内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依然是农民，然而农业的停滞却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现象。民粹派所歌颂、视为理想，自中世纪末以来的传统土地共有制与三圃制农业，却让农民无法发挥自主性，导致了生产力降低的状况。此时还产生了“土地混杂”的现象，农民可利用的土地不仅分散在各地，面积还很狭小。各农民家庭所能使用的条地（指划分成细长型的耕地）上升到五十至一百条地，甚至也有达三百一十一条地的极端例子。不只如此，当时耕地的宽度，窄到能由农民经常在穿的“树皮鞋”就测得出来，据说当时还有“五鞋宽地条”的说法。想在这些条件之下要有合理的农业经营，可说是难上加难。

就历史案例来看，公社一直是农民起义的据点，而农民最近还开始了更加激烈的运动。于是政府必须试图让共同体解体，并在切断农民运动连锁性的同时，置入个人主义式的农业才行。如此的改革提案，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已有人提出，谢尔盖．维特也曾提出废止“土地分割”的旧惯，但因为担忧此举将招致政治的不稳，因而未能走到实施的阶段。最终，真正将悬而未解的土地改革具体化，并即刻执行的人，就是斯托雷平。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政府决定解除公社。各省依照敕令，设置了土地整理委员会，并承认农民们对自己的用地有个人所有权；至于分散于数十处的地条，则重新画整成一个区块。透过这个方法，俄罗斯废除了共同的、集团的农业，使村庄农民可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农场经营者重新出发，而经营所需的经费，则由农民银行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在政策实行后的结果，有些村庄反而出现了人口剩余的新问题，对于这些村庄，政府则会再次向他们提出移居西伯利亚的措施予以解决。斯托雷平在某份报纸的采访中曾这么说过：“给我们的国家二十年内部与外部的和平稳定，你们会看到一个自己都认不出的俄罗斯。”

然而，土地改革并无法如愿地顺利进行。至今，农民用地一直有着大幅的差距，多数农民都是只持有小土地的贫农，斯托雷平也知道这点，因此这政策是“在富农身上赌一把”的政策。然而，多数派并不老实照政策行动，他们粗鲁对待、骚扰脱离公社而成为“个人农”的独立农民，甚至去妨碍政府土地测量的工作；某些村落的农民还会去殴打所有脱离公社的人，甚至不惜痛下杀手。而另一方面，移居至西伯利亚的人数在此时达到最高峰，自一九〇七年的三年间，每年各有四十二万、六十五万、五十九万人移居，不难看出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是如何促进了往西伯利亚移居的活动。

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下，一九〇六后十年，俄罗斯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民选择转行，经营起“近代的”个人事业。虽然问题在于如何去判断这数据，不过若照斯托雷平所期望，俄罗斯真能有“二十年的平静”的话，改革势必可推动得更加彻底。直至一九〇九年，俄罗斯国内作物产量丰盛，部分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力，甚至追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百分之七十，然而这样的“平静”却无法延续超过十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当斯托雷平在基辅观剧时，有位杀手靠着警备当局给的票入侵了剧场，并朝斯托雷平开枪射击。案发五天后，斯托雷平不治身亡。事后，尼古拉二世任命了新总理科科夫佐夫，尽管尼古拉二世曾让斯托雷平承担过许多任务与责任，但斯托雷平的丧礼上，却没有见到尼古拉二世出席。

维特与斯托雷平都是为将俄罗斯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卓越、能干的政治家。多亏了他们的出现，才能让俄罗斯在“沙皇的亲政”下，在表面上也仿佛一切都能在顺畅的运作。只可惜尼古拉二世并无法完全舍弃掉想以个人来统治俄罗斯的“致命错误思想”与“虚荣心”，这样的评价虽然对尼古拉二世有点严苛，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在斯托雷平死后，它的政治早已呈现着支离破碎、阴晴不定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君主制的末路

◎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祭典

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沙俄确实走向了近代化，虽然国内产生了都市膨胀、农村停滞等显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它的经济还是非常活跃。俄罗斯当时是全球谷物生产、输出量皆位居第一的国家，而在一八九〇年后，它更在钢铁、石油的产出量上展现出了倍增的趋势。此外，自尼古拉二世即位以来，俄罗斯的工业力便成长了四倍，铁路轨道也随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完成下大幅拉伸了距离。俄罗斯呈现出的年平均成长百分之五的高成长率，亦使俄罗斯成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客的投资标的。法国靠年金过活的人，大量买入了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国债；对于他们来说，俄罗斯国债就如同达基列夫的芭蕾舞团一样，散发着富有魅力的光芒。

这时的俄罗斯在文化面上，有着“银色时代”的称呼。不管在诗作、文学、美术、戏剧等各领域中，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奇才。那是一段光彩夺目的创造时代，与过去“忏悔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它呈现出了一种前卫、反政治的变动。虽然俄罗斯在民众教育上非常不足，但全国九个大学中的教育研究却显得非常先进；世界最大的飞艇“伊利亚．穆罗梅茨”亦是在此时期中制作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九一三年，俄罗斯举行了罗曼诺夫家的三百年纪念大典。

纪念大典会场位在圣彼得堡中面对涅夫斯基大道的喀山大教堂里，日期为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经由缙绅会议选拔出的二月二十一日。在举行之日来临前，有风声指出革命派人士将借此进行炸弹攻击，因此这场大典，便是在军队与警察的严密警戒下举行。当天，当哥萨克护卫队所引导的皇帝夫妻马车到达了喀山大教堂、出现在四千名高阶官员、都市或农村代表面前时，民众便争先恐后拥上前欢呼，他们的“万岁”呐喊声，顿时响彻会场。接着，在尼古拉二世朗读完了纪念宣言后，彼得保罗要塞便发射礼炮，首都中所有教会的大钟也同时响起，祝褔的声响不绝于耳。

当天午后，皇帝在冬宫接见高阶官员，与之寒暄，并与受邀出席的米哈伊尔时期贵族子孙见面，接着还在农民代表的晚餐中出席，致词道：“我俄罗斯在神的信仰、在沙皇对民众的爱，以及人民对皇帝的付出下，变得更加壮大。”在农民代表也向皇帝投以感谢之词后，在侍者服务下食用了罗宋汤、皮罗什基（烤馅饼）、鸡肉与甜点。迎宾会结束后，他们紧接着举办了舞会，但皇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首都的祭典总共庆祝了三天，不过据说祭典的气氛并没有想像中的狂热。

夏季五月十六日开始的十天中，皇帝夫妻以伏尔加格勒河沿岸都市为中心，前去巡幸。这段巡幸旅途的焦点在于科斯特罗马，因为这里建有当初米哈伊尔接受继承皇位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尽管地方自治局在科斯特罗马有很强的干涉力，但民众仍热烈欢迎了皇帝的到来。在描述着头顶象征沙皇权威的帽子、脚前跪着苏萨宁的“米哈伊尔纪念像”前，皇帝与苏萨宁的子孙做了会面。数千名农民前来迎接皇帝时所发出的“万岁”喊声，让尼古拉二世湿了眼眶。傍晚时分，当皇帝夫妻在乘着汽船、离开伏尔加格勒河岸时，科斯特罗马城内的教堂钟声一齐响了起来，为其送行。

五月二十五日，尼古拉二世与他的家人乘着马车，经由特维尔大街进入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贵族与商人们的温暖欢迎，与首都祭典中的冷漠感显得大相迳庭。后来，莫斯科同样也举行了三日间的仪式、迎宾会、舞会与晚餐会。不同的是，尼古拉二世由衷感到这里的人们是真的在欢迎他。

然而，当莫斯科的民众看见八岁的皇太子进入克里姆林宫时，并非是靠自己双脚，而是由海军士兵抱着代步，以及皇后本身似乎也微微呈现着病容时，让他们无法完全藏住心中的一抹不安。不过尼古拉二世本人，却还是认为这次巡幸之旅非常成功，在日记中亦留下了“此次巡幸，证明了过去突显我国特色、沙皇与民众间的羁绊至今仍然存在”的字句。

◎怪僧拉斯普丁与皇后亚历珊德拉

随着三百年纪念大典诱发出的爱国情操，在转瞬之间又因为首都再次传出罢工事件，以及以皇帝为目标的攻击事件而熄灭。在众多事件中特别遭到攻击的，就是“西伯利亚的农民”与“怪僧”拉斯普丁。拉斯普丁的问题，可说是象征帝国末期的罗曼诺夫家的事件。

格里高利．拉斯普丁于一八六四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附近的寒村。少年时代，拉斯普丁离开了村落，投靠了附近的修道院，并在之后踏上了长期的朝圣之旅。旅途中，他展现出了一种作为宗教家的特异资质，他的派系有点像是“鞭身派”，但又会使用催眠术，这让他的信徒数量不断增加。据说只要被他锐利的淡蓝色目光射到，不管是谁都会受到暗示而失去意识。一九〇三年，这么一位拉斯普丁出现在了首都，并且不知在何种情况下，受到圣彼得堡神学院院长费奥凡的赏识；在费奥凡的介绍下，他也获得了接近皇帝叔父（尼古拉大公）妻子的权限。说拉斯普丁是位“神人”、“圣人”，并介绍给皇后亚历珊德拉的人，也同样是这位女性。

据说拉斯普丁不仅有灵异能力，还有治愈的能力。虽然皇太子阿列克谢的血友病一直以来都是被当作最高机密隐藏着，但对于害怕、忧虑皇太子总有一天将会发病，并为此焦苦不已的亚历珊德拉来说，经常为阿列克谢止住出血的拉斯普丁，无非是位“神明派遣来的救世主”。虽然这部分并无法加以确认，但在这样的推移之中，借由阿列克谢的病情，拉斯普丁与皇后的亲密关系便开始发展。

尼古拉二世自身也透过皇后与拉斯普丁碰过面，且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尼古拉二世的日记》记述中，一九〇六年开始的十一年间，拉斯普丁的名字就出现了九十一次。特别是一九〇九年出现过十二次、一〇年十三次，以及一四年与一五年的十七与十八次，频率相当之高，显示出了皇帝夫妻与这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宗教家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的迹象。

然而拉斯普丁的评价并非良好。他不堪入目的酗酒与不道德的行为，招来了各部长严厉的意见。此外，拉斯普丁品行不良，媒体批判他与女信徒之间的诡异关系的报导，也曾在国会中被提出过。这些种种，令斯托雷平总理决定将他一时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故乡。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丽亚同样也担心拉斯普丁与亚历珊德拉可能会导致王朝毁灭，但尼古拉二世却罩着拉斯普丁，亚历珊德拉也同样听不进身边的建言。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当时也是受到世人的误解”。然而，拉斯普丁与亚历珊德拉的关系是“情夫情妇”的传言，仍对皇帝的权威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拉斯普丁与女性追随者　具备独特灵异能力的拉斯普丁，在宫廷中获得了莫大的信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杀害了奥地利的皇太子后，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立于支持塞尔维亚立场的俄罗斯中，产生了主战论与避战论的对立，后来由于尼古拉二世支持主战方，于是发动了总动员令。德国同时向俄罗斯宣战，英国、法国则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在皇帝的反德情结的升高下，首都的名字从原来德语风的圣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

但是开战后不久，俄罗斯在社会、经济面上的脆弱很快就将自己逼入了窘境。当时远征用的军事物资只能备出三个月的分量，因此不久就出现了短缺。此外，战争造成的封锁也让铁路网瞬间肝肠寸断，以致无法随心所欲地运送物资。一九一五年春天，俄罗斯面临了破局的局面。俄军无法再持续支撑住德军攻势，不得不从原本已攻入的奥领加利西亚撤出，且更进一步地丢失了波兰地区。光是在八月的战争中，俄军就损失了四十万人的士兵。

在此时的战役中，流出了一张尼古拉二世皇帝在激励士兵的有名照片。那是一张尼古拉二世手持圣像画（有可能是《圣尼古拉》），为士兵“祝福”的照片。说来虽有些奇妙，但崇拜圣像画的行为，可是俄罗斯人由古以来的日常行为。十七世纪的流亡外交官科托希辛对此做过的批判，或许能为这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俄罗斯人）认为在战争中破敌取胜、在外交缔结永久和平等等的成功，都是因为有神祇的帮助，而这仿佛就是圣像画中的圣母或圣人在帮助他们，为他们仲裁、祈祷所得来的成果。”即使这是在科托希辛因改宗新教之后所无法理解的行为，但对于挚爱古时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皇帝来说，这行为却是非常正常且理所当然的。

同年九月初，皇帝表示出为了取代负败战责任而辞任的尼古拉大公，将亲自担任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意向。部长们则以皇帝若是进入了战争指挥部，将导致国政衰弱，以及担忧皇帝亲征的败战亦将招致帝国灭亡为由，强烈反对皇帝的想法。此时，在一片反对声浪中，拉斯普丁出面赞成了皇帝想法。最后，尼古拉进入了位于莫吉廖夫的总司令部，足不出户。至于俄罗斯政府则交由年迈的总理来暂时坐镇。就这样，“圣人”拉斯普丁与皇后在彼得格勒之中置喙政治的频率便渐渐增加。拉斯普丁紧紧捉住了皇后的心，并控制着其心志。在尼古拉皇帝亲上前线后，短短的时间内，这位“圣人”便依照自己的心情，一个个罢免了总理、内政部长、农业部长、战争部长等二十一位重要官员。

即使皇帝进入了司令部亲自指挥前线，俄罗斯仍难以从败势中扭转。在战争开始后，俄罗斯所动员的士兵数达到了一千四百三十万人，而在开战后的两年内，死伤者就达到了五百万人；即是说三人之中，就有一人非死即伤。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半夜。皇帝的远房亲戚尤苏波夫伯爵，邀请拉斯普丁来到了自己的宫殿。在周全的话术下，尤苏波夫成功让拉斯普丁走进了地下室，并让他喝下预先掺了氰酸钾的酒，再朝着他的胸口开了一枪。然而即使如此，拉斯普丁还是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因此受了致命伤的拉斯普丁后来又再被绑上绳索，接着运至结冻的涅夫卡河边，在冰层上开了洞扔了进去。身为命案主嫌的尤苏波夫，当时与尼古拉的侄女为夫妻关系，而这场暗杀计划中，德米特里大公也有参上一脚。不难看出大部分的罗曼诺夫家的大公们大多都支持着这个计划，以及皇帝夫妻受到孤立的局面。

◎“二月革命”与尼古拉二世退位

拉斯普丁死了。但就算到了一九一七年，国内状况依旧没有改善。由于运送网的麻痹，食粮的补给很难送达位于前线的士兵与一般市民手中。二月十九日，彼得格勒市当局决议了食粮配给制度，并同时通告市民。于是严寒的大街上，面包店的门口出现了条条人龙。同时间另一方面，身为俄罗斯最大军需工厂、拥有几万名员工的普梯洛夫工厂，亦因物资不足而不得不中止经营、开始解雇劳工。对生活与将来感到强烈不安的彼得格勒女性们，因此踏上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二月二十三日的“国际妇女节”时，男性劳工渡过了结冻的涅瓦河，加入了女性劳工在有劳工街之称的维堡中进行的示威抗议行列。“交出面包”的呼声中，此时又多出了“打倒沙皇”的呐喊，然而此时的哥萨克士兵，并无法像过去一样驱散示威队伍。于是示威队伍来到了涅夫斯基大道，在喀山大教堂前展开集会，直到深夜。示威活动持续到了隔天，并在二十五日发展成全国性罢工，事态再也不是光靠面包就能解决的问题。

国会议长罗坚柯向皇帝谏言“此时应重新任命获人民信任的政府”，然而尼古拉二世并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在拒绝建议后，尼古拉二世命令军队镇压“彼得格勒的暴动”，于是二十六日的周日起，俄罗斯进入了戒严状态，警察与军队持枪指向来到市中心的劳工示威队伍，击毙了至少一百五十人。不过，由于年轻的士兵们后来对自己向身为劳工的同胞手足们开枪感到后悔，因此开始拒绝接受后续的开火命令。在如此现象迅速蔓延开后，到了隔天二十七日，示威活动便转升温成“革命”运动。

劳工与士兵的示威队伍袭击了兵工厂，获得了武器。拿到了武器的他们，不少人开始出现掠夺店家、攻击他人的“脱序”行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此行为也能看作是他们在旧体制下长期累积出的憎恶表现。这场“革命”活动里头并没有出名的领导者在“领导”。不过到了当天下午，塔夫利宫里出现了“劳工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会会”，同时在别的住屋内，国会（杜马）议员们亦组成了“临时委员会”。在两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后，三月二日早晨，总理李沃夫、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等立宪民主党代表所率领的临时政府于焉诞生。苏维埃方面则将临时政府视为是举办“宪法制定会议”前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中也只有克伦斯基一人就任政府首长。

上述所说的经过，尼古拉二世全是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的状态；临时政府的树立，也代表了尼古拉二世在事实上失去了所有权力。此时，阿列克谢耶夫最高总司令向皇帝谏言“为守护国家的独立、王朝的存续”，希望皇帝让位。他策画以立当时十三岁患病的皇太子登基，并由皇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来延续王朝，但这计划之后却胎死腹中。当他们召来米哈伊尔大公，并向他传达了让位意思时，彼得格勒又掀起了激烈的“打倒罗曼诺夫王朝”的激烈抗议行动，感到国民敌意的米哈伊尔大公于是拒绝接受让位。至此，在三百年纪念大典过后短短四年，罗曼诺夫王朝便迎接了它的终局。三月三日，俄罗斯临时政府发表成立声明，并在隔日发布了尼古拉二世皇帝的退位公告。

1. 为在明治时代设置的囚犯收容设施，直辖内务省，专收容被判徒刑、流刑与终身惩役的犯人。

2. 阿瑟夫只是刺杀的组织者，而不是执行者。普勒韦的死因是被伊戈尔．萨佐诺夫所投掷的炸弹炸死。此外，阿瑟夫也并非是忠实的社会革命党党员，而是一个为了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出卖的情报商。他和社会革命党合作，出卖官员情报给革命党让他们去刺杀，然后又跟俄国帝国政府的宪兵部合作。如果宪兵部开出的价钱高，他又会出卖革命党给宪兵。自己也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宪兵部默许的情报商和线人，算是双面间谍。

第九章没有王朝的帝国

1941年受阅的红军。

列宁与“十月革命”

◎从“十月革命”到内战

在罗曼诺夫王朝解体后不久的四月初，一位逃亡的革命政治家从瑞士回到了俄罗斯。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列宁自一八九〇年从喀山大学退学以来，就将身心奉献在革命运动，回到俄罗斯的当年，他已四十七岁。经过在西伯利亚三年间的流放与两次逃亡生活的他，这时早已确定了他的方向。

回到了彼得格勒的列宁，在隔日提出了《四月提纲》，内容不对临时政府做出任何支持，而是诉求树立苏维埃政权（совет，指代表会议或会议）。列宁主张用真正民主的方式谈判，以停止现行的掠夺式帝国主义战争，并主张劳工苏维埃才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型态；至于农村方面，则是主张所有国内土地国有化、土地的处分交予地区的雇农与农民苏维埃处理。虽然当初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对于列宁的方针感到吃惊与否定，但最终在四月底，他们还是以“党的方针”的形式接受了它。于是，不待资产阶级社会成熟，俄罗斯中便掀起了一场以夺权为目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五月，临时政府的体制转变成由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孟什维克以及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权。首都的劳工与士兵们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农民则是为了即刻实现“土地社会化”，各自采取着不同的行动。当年秋天，两首都的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已占有苏维埃多数的席次，首都则发生了武装起义。旧历十月二十五日，革命派在革命本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宣布即刻推翻临时政府，并同时公开“关于和平的公告”与“关于土地的公告”两公告。后来，如此爆发开来的“十月革命”在短短一天内就宣告成功，不过俄罗斯距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很长一段路，路上亦充满着阻碍。

过了一年，一九一八年一月，俄罗斯举办了立宪会议。自此，新政府的“革命”便开始受到了来自内、外的考验。农民以“革命”为契机，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也就是个人主义的农业经营改革宣告失败。在重新创建起“公社”的农民拒绝谷物供给下，都市面临了食粮危机。于是新政府派遣劳工部队进入农村，向拒绝交出谷物的“富农（кулак）”，迳行强制征收，并在地区内组织“贫农委员会”，正当化这个行为，然而村庄对这做法产生了强烈反弹，于是各地纷纷发生了起义。

同年五月，捷克军团发生叛乱，反苏维埃势力掌握住了俄罗斯东部各城市。法国、英国亦开始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日本亦准备向西伯利亚出兵。

在内斗升级成内战时，列宁政府的首脑将被幽禁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的皇帝尼古拉一家移往了叶卡婕琳堡，然而对他们一家来说，那里却同样是危机四伏。七月十七日半夜，尼古拉一家七口被带进了伊帕切夫别墅的地下室，并被宣判“全家枪决”的决定。在尼古拉还未发声抵抗，开枪命令就已下达。后来，一家人的遗体被用卡车运至附近的废弃洞穴集中烧毁，且据说为了不留尸体痕迹，遗体上还被淋上硫酸。然而即使在尼古拉一家死亡，罗曼诺夫族裔的人仍处在赶尽杀绝的命运中，他们只要一被发现，就会立刻遭到枪杀。在这样的世局中，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丽亚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离了劫难，最后搭乘着英国的军舰回到了她的故乡——丹麦。

◎创建红军

在彼得格勒发起的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其中心成员，具体上是由该都市的劳工们在二月革命后形成的四万名“工人赤卫队”、守备队士兵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士兵等所组成。然而要守护“革命”成果、持续与“反革命势力”斗争来说，这样的规模依旧有明显的不足。于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工农赤卫队”开始形成。由于这是由十八岁以上的人士在个人志愿下所组成的队伍，因此形成速度缓慢。然而就在德军于两个半月后开始进攻俄罗斯国土后，志愿兵的数量在响应“保卫革命”的号召下，呈现了迅速成长的趋势；同年三月，红军的数量已达二十万人。虽然这样的规模仍有些不足，但他们靠着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有了“喘息”的机会。同年五月，在红军将志愿制改为征兵制后，到夏天时，士兵数量已达五十四万人。

士兵人数变多后，接着问题就在于指挥官了。创设红军的核心——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在此时开始考量是否利用旧军军官来当他们的军事专家，或者应该说，他也没有其他人才可选。不过为了在政治上进行管控，一位军官身旁会配有两位政治委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在确保“党的优越性”的前提下，重新编制军队的做法。在政策推行下，共有多达两万人的旧军军官受到采用与任命。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民主化构想，在于废除旧军军官团，并废止军队中的阶级与称号；其中由士兵选举出自己指挥官的做法特别引人注目，虽然从这些方法来看，现实的红军呈现出了大幅度的退步，但这是在当时世局中最为实质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红军在苏维埃社会中，以拥有最高的党员组织率而自豪，并且对政治方面几乎未做出任何干涉。

事情发展至今，俄罗斯内战依旧未曾停歇。国家东、南、北边持续发生着战争。八月三十日，列宁自身也成为了恐怖攻击的目标。这天他在工厂集会中，遭到社会革命党的女性恐怖分子狙击，幸好子弹只贯穿了他左肩上方，并未造成性命危险。九月初，全俄罗斯中央委员会宣言将坚决对“白色恐怖”进行“大举的红色恐怖”来进行报复，他们在彼得格勒总共处决了五百一十二名支持帝制的政治家与军人。

就如同托洛茨基所说，在红军还在成长的途中，“革命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十一月，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产生了由前黑海舰队总司令高尔察克组成的政权，并于翌年三月，领军朝莫斯科进攻。在高尔察克军的勐烈攻势下，红军因为及时受到农民游击队帮助，才在六月时渐渐支撑住了高尔察克军的攻势。七月，轮到南俄罗斯邓尼金的义勇军往北攻了上来，莫斯科在十月再次进入危机状态。此时因有马赫诺带领的农民军自义勇军后方逼近，才成功止住了白军的攻势。不过又没过多久，坦波夫爆发了安东诺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在“解放人民与马”的口号下，这场叛乱杀光了该地区的所有共产党员。

这段激烈的内战，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底终于开始降温。但是隔年夏天，俄罗斯又受到旱灾侵袭，当年农收非常惨澹，因饥饿而死的人高达数百万。全世界对于“革命俄罗斯”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援助俄罗斯人的人道国际活动仍屡次展开。政府导入“НЭП”——也就是“新经济政策”，借着认同都市与农村间的“市场经济”，试图摆脱危机。于是俄罗斯的经济有了复苏现象，新的社会阶级“耐普曼（нэпман）”[1]也就此诞生。

◎流亡者们

“十月革命”最大的损失，在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逃亡者潮。包括在一九二二年强制流放的人数在内，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离开了“革命俄罗斯”。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都是沙俄时期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面上的菁英。他们多数认为逃亡只是暂时的，然而结果却是直到他们骨埋异地，也没能回到祖国。

此处，就让笔者以出生于一八八九年、于“俄罗斯大沃尓沃”叶理绥家出身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谢尔盖的遭遇，带领读者浏览该时的状况。在叶理绥交到夏目漱石等朋友，结束了在日本留学的六年生活后，于一九一四年回到了彼得格勒，过起了研究生活。后来在爆发“把罗曼诺夫一家从皇位上扯下来”的“二月革命”时，他也在人群中大喊“万岁”。但在“十月革命”后，包括他的别墅，一切的私有财产都遭到没收，不得不开始与饥饿交战，甚至曾被限制自由。在这样的处境下，叶理绥一家决定逃亡。一九二〇年九月，从彼得格勒的危机逃离的叶理绥一家，登陆了芬兰。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夏天，来到了巴黎的谢尔盖．叶理绥，在大坂朝日新闻上连载着自己的流亡故事《赤俄的人质日记》（《赤露の人质日记》）。之后，他继续在欧洲、美国的大学中，以极罕见的日本学学者身分持续进行着研究与教育，后来的驻日美国大使赖肖尔也是出自他的门下。

流亡者们分散到了巴黎、柏林、贝尔格勒等大都市内。此外，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也约有十三万人流亡到了远东地方，并主要聚集于哈尔滨。俄罗斯的知识阶层虽然也因此“流散”各地，但他们仍主要集中在布拉格，由于这里的人同样是斯拉夫人，因此在对话上并无太大的阻碍；而让他们聚集在此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对俄罗斯难民采取的收容态势。身为西欧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俄罗斯思想研究家的马萨里克，积极地支持着他们。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大约有三万五千名俄罗斯流亡者集中到了布拉格。大多数的俄罗斯学生在这里持续接受着俄罗斯教授的教育，这也造就了布拉格中，在后来诞生了“欧亚主义”的新思想。

“俄罗斯有着与欧洲、亚洲不同的独特地理、文化以及民族，是为欧亚。”其论点为，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几乎与俄罗斯帝国重叠；文化上，则并不只拥有拜占庭的传统，还包括了乌拉尔─阿尔泰各民族的传统。“欧亚主义”虽然并不是要否定欧洲的要素，但它很明显表出了“对东方的企图心”。一九二〇年，来到布拉格的乔治．维尔纳茨基将它视为是历史学上的问题。以他的构思来说，他认为“广大的草原与森林对俄罗斯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蒙古人为俄罗斯的历史做出的贡献更值得注意”。但这样的见解，并不受同为布拉格“俄罗斯历史协会”议长、流亡历史学家的基泽维杰尔所接受。七年后，维尔纳茨基离开了布拉格，渡海来到美国，在美国打下了俄罗斯史学研究的基础。

◎共产主义的“理想”

在上述的大混乱之中，人们仍不忘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共青团是由十四岁至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组成，主旨在于积极参与共产党及国家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为工会、文化、运动等各团体提供协助所进行的各式各样活动，该团体同时也进行宣传共产主义，以及培育将来领导者的工作。四〇年代初，其团体成员首次超过一千万人。一九二二年，“少年先锋队”成立，它是由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少女所组成的团体。在共青团团员的指导下，少年先锋队的组成，很快就从原先以“居住地”，成长为以“学校”为单位，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参与其中。少年先锋队拥有少年宫、少年之家、露营营地等郊外设施，平时举行社团或服务性活动，暑假则有露营活动。儿童们在“学习”与“劳动”的结合中，养成对国家的爱，以及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另一方面，一九一九年三月，国家组织了“Коминтерн”，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国际（通称第三国际）”，其目的为将共产主义思想普及到世界，并且培育相关活动家。于莫斯科举办的创立大会，共有二十一国的代表参加。不过，该组织后续对苏联政治的依赖性愈来愈高，最终成为了苏联政府对外的道具。在共产国际的运作下，一九二二年七月，日本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它很快就被公认为共产国际的日本分部，不过该组织的方针，主要还是受莫斯科发出的指示所控制。

经济面上，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政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计划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设计长期计划，在斯大林时代中，它曾三度负责规画过“五年计划”，而在内部组织里担有重任的，就是过去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师们。一九一八年七月，在成立“中央统计局”之际，基本的内部机构或省的局、署负责人，多数也都是由过去在地方自治局工作统计师们所补充，统计师们将革命前所累积的手法与经验运用在其中。中央统计局长后来成为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不过在一九二八年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央统计局便被降级成了附属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机构。即使过去在沙俄时期的地方自治局统计师们，将统计作为“现实之镜”，使其与“政策”分离、独立。但到了当时，统计已成了服务“政策”的道具，且日渐扭曲。

◎苏联的形成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诞生了。原案中，它的定位是“欧洲与亚洲的联合国”，只要国家采苏维埃社会主义，不管对象是谁都欢迎加入。成立之初，苏联只有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分裂为佐治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四个成员。到了一九二五年，则多了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以及一九二九年的塔吉克、一九三六年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最后到了一九四〇年，人称“波罗的海三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摩达维亚皆成为了会员国。

就这样，直到一九四〇年之前，由十五个共和国所组成的“联盟”于焉形成。在名目上，它们是“可自由脱离的”共和国联盟，不过实际上则是与其相去甚远；因为指导着共和国的各国共产党，其实全算是俄罗斯共产党在莫斯科本部的国外分部。也就是说，实际上会员国并无法“脱离”联邦。于是，苏联成了比起过去俄罗斯帝国还要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上述的经过，与总书记斯大林绝对脱离不了关系。

苏联诞生的半年前，斯大林的提案并不是让佐治亚、乌克兰等独立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之间，个别以同盟关系所结成的“联盟案”，而是像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一样，让前者加入后者的“自治化案”。简单来说，这条可让俄罗斯中央的“威令”及于苏联全境的“斯大林案”，后来被作为官方方针而通过。然而，养病中的列宁知道这件事之后，开始强烈支持以“平等的共和国联盟”为主旨的“联盟案”。虽然斯大林起初反弹列宁的“民族的自由主义”，但不久之后就一转他的态度，将列宁案当做自己的提案，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纳。

然而委员会内，后来又发生了另一场斗争：要求不透过“外高加索联邦”，而让佐治亚独立加入联邦的佐治亚党中央委员会，与批判其方案为“民族排外主义”的外高加索地方委员会之间展开了。被称作“佐治亚反对派”的前者表示，中央集权化的军令式强行，其实与必定会引起各民族不信任感的“殖民地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没有两样；然而“佐治亚反对派”的主张后来被以“倾民族主义”为由，遭到否定，斯大林亦加强了对他们的迫害与限制。事实上，斯大林自己也是佐治亚出身，但刚于四月上任总书记的他，并未能从“反对派”中感到一丝共鸣。于是“外高加索联邦”就在这样的演变下，成为了苏联的其中一翼。克服了佐治亚危机后的斯大林，在这之后也靠着切除、压抑苏联各区与各民族的“多样性与独立性”，一步步创建着高度中央集权式的体制。

中亚地区在依照民族分类重新编制行政区画后，形成了五个共和国，但来到这结果之前，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十月革命”提高了中亚知识分子对实现自治的期待，因而活化了他们对实现自治的活动。虽然有些人找到了在苏维埃体制下的活路，但中亚的主要动向还是选择了反苏斗争。特别是在红军击垮了土耳其斯坦自治政府，以及浩罕老街被破坏后，这些事情便成为一个契机，激化了“巴斯玛奇运动（突厥语巴斯玛奇为匪贼之意）”。他们喊着“俄罗斯人磙蛋”、“为土耳其斯坦带来自治与独立”的口号，相继攻击了红军与苏维埃的相关设施。在中亚地区因为这运动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经过彻底的打压后，他们才慢慢形成五个共和国。

◎列宁陵墓的建设

一九二二年五月底，回到俄罗斯后就经常站在队伍前锋推动“革命”的列宁，因为脑溢血而倒下了；虽然后来曾经恢复意识，但十二月同样病情又再次发作。认为自己死期不远的列宁，口述了一份后世称为“遗书”的文章，内容提到的理所当然是下一任领导者问题。“遗书”之中，列宁提到了中央委员之间的“对立”状况，并且叙述了主要人物的优缺点。虽然他没有指明出谁为下一任领导者，但对于至今重用的总书记斯大林，列宁是这样叙述的：“我实在没有把握，斯大林是否时刻都能慎重地行使这份权力”、“其为人太过粗暴”。因为就连对象是列宁之妻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也会时常口出恶言。

翌年三月，列宁在第三次脑溢血的发作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最终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逝世。他的遗体被用列车送往莫斯科，安置于旧贵族会馆的“圆柱大厅”。在严寒之中，不论昼夜，男女老幼仍络绎不绝地前来这间大厅，与列宁做最后的道别，其人数据说高达两百万人之谱。两天后的列宁葬礼当天，共有几千封的入党申请书送到了中央委员会里，中央委员会则趁着这个机会号召人民入党，据说结果共有二十四万人的劳工加入。透过这场“列宁纪念入党活动”，共产党党员数量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为止共成长了一倍，总计超过八十万人。而透过这活动，党内“老党员集团的寡头支配”体制也因此稳定下来。同年四月至五月之间，斯大林对新党员演讲了题目为“列宁主义的基础”的演说。列宁死后不久，彼得格勒的名字便改为含有“列宁之城”之意的“列宁格勒”。

在列宁还在世的一九二三年底，共产党政治局就开始讨论起该如何永久保存列宁的遗体。当时埃及挖出了“图坦卡门之墓”的消息因为报导传到了全世界，于是也有人提案将列宁的遗体用埃及木乃伊的方式做防腐处理，应该就能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据说赞成这作法的人为斯大林、加里宁等人，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则是采反对态度。

在列宁死后，不管其妻子与家人如何抗议，列宁的遗体马上就进入了保存措施。他的遗体被置于建在克里姆林宫前红场上的木造陵墓内并公开。五年后，一九二九年，当局决定建一座花岗岩制的陵墓，并在隔年年底建造完毕、公开展示。陵墓入口有士兵守卫，进入入口后则有一条通往地底的楼梯。以玻璃盖住的列宁遗体就被安置于这地下室中；地下室四角也站有士兵，且不允许参观者驻足观看。于是我们今天在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纪念日”当天，会看见党与政府领导者在列宁陵墓上望着红场阅兵的光景。而这活动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演变中所形成。

列宁墓　钟塔前方的建筑即为列宁墓。

独裁者斯大林

◎“三年内执行五年计划”

小列宁九岁的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结束后，就在民族人民委员会中工作。于一九二二年就任党总书记的斯大林，与布哈林共同提倡创建社会主义需要的并非是“世界革命”，而是就算只有一国也能达成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由于欧洲革命可能难以成功，因此这是基于现实面上的判断。斯大林压制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组成的“反对条约派”，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党大会中将托洛茨基除名。此外，自一九二八年持续至当时的“谷物调度危机”，亦让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斯大林认为在敌人包围状态下，必须大举强化工业与军事力量，因此全面执行了农业集体化。这是为了确保有足够谷物可出口以支持推动工业化的方法，只不过其中运用了“社会主义”的理念。

废止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并且基于全体计划，创建新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验”，在俄罗斯以一九二四年四月所采用的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形式出现。这计划的目标与节奏，比起当初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方案都还要高上许多。其中更有人大胆表示“五年计划只要三年就能实现”，而这声音的背后，则有着一群因为提出比较合理，目标却也较低的计划，而被当作“右翼反对派”受到批判的旧孟什维克经济学者。

苏维埃的工业生产量，突然以急速的步调大举增加，将处在大恐慌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甩在后头。俄罗斯的各地建设了工厂与大型的工厂复合体（комбинат），让一部分燃烧着“社会主义热情”的劳工们展开了“突击式的作业运动”。像是由顿巴斯（主要指顿内茨煤田）的矿工斯达汉诺夫改良了采煤方法，促使生产力飞跃成长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即是这运动的象征之一。过去拥护劳工“权利”的工会，在当时已成为国家机关，不再像以往要求劳工贡献高劳动基准量，却不给予其任何保护的单方面“榨取”做法，而是致力于增加产量、劳动合理化以及提高生产力，并同时开始关注提升劳工薪水与饮食的议题。于是，许多劳工可以“适度”劳动，或是在游走于各种不同的职场之间。

斯大林　拥有最高权力地位长达三十年的领导者。

◎“在集体农庄的幸福快乐生活”

受内战洗礼而诞生的苏维埃，是个军事味浓烈的国家。内战使这国家在经济、社会面上都变得非常军事化。即使在工业化上，“军事”也占有决定性的要因。当时，工业化中的第一顺位是军需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占总人口多数的农民便不得不去面对严峻的状况。因为若要再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向欧美引进设备或机械，而这笔资金来源即须藉谷物出口获得。于是农民们不只要提供谷物给都市的劳工，更需为了出口缴出“剩余的”谷物，然而，实际上农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剩余的”农收，因此当时国家采行的是一种“饥饿出口”，其程度比起沙俄时期还要严重。因此所谓的“农业集团化”，其实就是新政府进行“谷物调配”手段的延伸。

政府在一九三〇年出现的小册子《在集体农庄的快乐幸福生活》中，与人民约定“各个集体农庄会以农庄中心为重心，创建良好秩序，农庄中心里会有托儿所、学校、单身人士宿舍、免费诊疗所、体育馆、排球运动场、洗衣场、美容院、成衣厂”。然而这样的“理想”，却在“社会主义时代”中自始至终都未能实现，可说是集体化后马上就发生的悲剧。

根据五年计划，“集体化”的家庭数设定在百分之二十，算是很低的目标。不过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斯大林宣言他会在一年内完成主要谷物地区的“集体化”，并且“会让‘кулак’阶级灭绝”。所谓的“кулак”，就是指雇用农民，并以地主身分进行经营的富农。不过当时那样的农民，在俄罗斯非常稀少，也就是说，这政策实际上是要把“富农”当作一个标签，贴在任何反抗的农民身上，并加以排除，好强制推行集体化的手段。此外，为了塑造集体农庄的“自发性”特性，其推动表面上是以村共同体的决定、总体决议的形式下去进行。不过实际上，“集体化”其实还是由党的全权代表所主导，他们透过部分贫农、雇农，强制实施这个政策。想当然尔，各地发生了农民的激烈抵抗。他们举村发动“武装抵抗”、对党员发动恐怖攻击，抑或是拒绝交出家畜，留着自己食用。

一九三〇年春天，斯大林在他有名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中，批判暴力式的集体化手段、无视地区条件，以及强制社会化家畜与农具等作法。这说法显示出了他一定的让步，但基本方针仍没有改变。在“清理富农”的名目下，反对调配谷物、设立集体农庄的人，全部受到审判或是行政处分，不是财产遭没收，就是流放村外。抵抗行为特别严重的人，则会被送进劳改营，甚至是死刑枪杀。光是一九三〇到三一年间，被村庄流放的“强制移居者”就多达三十九万个家庭，人数推测为一百八十万人。

在这种状况下所设立的集体农庄中，便产生了牵引机、务农机具、家畜和役畜不足，以及土地未整理等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农民失去了务农的动力。对此，政府承认个人能持有副业，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另一方面，政府又在机械—牵引机中心（MTS）增设“政治部”，将集体农庄活动与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都置于党的监视与管控下。根据统计，受到集体化的家庭，在一九三三年为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三七年则是百分之九十四，显示出了在一切方面行使了强制手段的“成果”。

集体农庄后来并没有完成当初所构想的大规模体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共同体为基础的型态。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九三八年时，拥有六十户以下家庭数的集体农庄占了半数以上的原因。

◎教育普及与无神论

接下来笔者将就当时的教育与文化面做讨论。在社会主义理念与工业化要求下，社会各等级中的教育皆受到普及；新政府透过识字运动，让革命后的人民识字率显著提升。一九三〇年，四年制的初等学校被定为义务教育，几乎所有八岁至十一岁的儿童都开始上学；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专家们数量亦在短期间内迅速增加，其中不乏女性的活跃参与，当时工业领域的劳工中，女性的数量已超过百分之四十。

而大学教育则是受到本质上的改变。政府废止了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素有传统的“历史．文献学院”，将它降成“社会科学学院”中的一个系。政府将“资产阶级”的教授逐出历史教育界，取而代之设立“红色教授学院”，以养成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教授。一九二八年，“普拉托诺夫事件”[2]发生，这是一件圣彼得堡大学俄罗斯史讲座资深教授普拉托诺夫，以及其弟子被怀疑参与组织反革命的阴谋，因此被从学校驱逐、流放的事件。这起事件也牵连到了莫斯科大学，但其实整起事件都是捏造出来的。后来，两大学的“历史学院”在一九三四年重新成立，但当时沙俄时期的“资产主义”教授早已被一扫而空。直到当时为止，着有教科书《俄罗斯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伯克洛夫斯基，一手掌握着文化教育部行政，不过他“纸上谈兵式的唯社会学主义”作风，让他在过世之后备受批判。

革命亦将教会逼得走投无路，由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宗教如鸦片”，因此列宁、斯大林皆是“无神论者”。布尔什维克为了尽早根绝“起义”的可能性，于是规定除了特别的日子以外，皆不得“鸣钟”。此外，他们也取消了教会的法人格，宣言教会财产就是“人民的财产”，不断展开教会财产国有化的活动。神职人员与信徒虽曾试图抵抗，但教会关闭的趋势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面临“教会财产的百分之四十将纳入地方岁入”方案的“强烈刺激”下，他们仍难以力挽狂澜。教堂被破坏后，置于教堂内的宝石与贵金属会被集中回收，圣像画则会被熔毁“画框”、只取出银的部分，画像的部分则被当作柴火的替代品烧掉……全国四处的教堂，就这样在上述的粗暴手段下被破坏。而先前提到的集体农庄，其建设的时间点同样是在教堂破坏潮之后。

事件同样发生在中亚地区。当初于沙俄时期未能彻底执行的反伊斯兰教方针，终在苏维埃的的无神论意识形态下正式化。政府禁止女性外出穿着头纱、完全废除伊斯兰法以及封锁了清真寺，这让伊斯兰教徒对于戒律的实践行为，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

◎苏维埃宫的泡影

光是一九二八年至三〇年的短短期间中，包含修道院在内，总共约有八十座教堂消失在首都莫斯科。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政府每年都查封了三十五至五十间的教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即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爆破拆除一事；爆破这座为纪念战胜拿破仑的教堂，清楚地显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当时持续推动“建设社会主义都市”的莫斯科市当局，为纪念列宁，一直在找可以兴建高度三百四十公尺以及附有列宁雕像的“苏维埃宫”建设用地。于是打开莫斯科市地图，在碍事的建筑物上画上红线、接连拆除的建筑师们，最后挑上了这座教堂。因为建造在此处，非常符合建筑意义。于是，主教座堂在眼泪随时要夺眶而出的老妪等庶民的注视下遭到了爆破。然而，最终那座“苏维埃宫”到最后仍因为诸多原因，没有盖成。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写实派”的代表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葬礼。接到他病危而从法国赶来的作家安德烈．纪德，在葬礼上陈述了这段追悼之辞：“高尔基是位非比寻常且背负着辉煌命运的作家。他链接起了眼前的新世界与过去的世界，并开通了前往未来的道路。”葬礼之后，纪德参观了俄罗斯在社会、文化面的设施，并与各阶层的代表会面，在莫斯科停留二十馀日。

纪德回国后，发表了一篇《访苏联归来》（Retour de l'U.R.S.S.）。他在其中直率地称赞了在少年先锋队的营地中看到的少年少女开朗性格与健康体格，同时也对商店外的人龙长度与摆在架上那些“粗制到令人感到沮丧”的商品如此评论：“过去那些用花草染色的俄罗斯布真的很美。那不仅是民间的艺术，也是工人的维生方式。”而纪德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在对隐藏在现实背后的“思想”做评论。纪德与他的作品并非是欧洲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访苏”与第一本苏俄的“游记”，不过像纪德这样的名人如此直率的发言，不仅在法国、欧美各国，即便是在日本都引起了左右两派的批判与各界的讨论，说是引起了历史性的回响也当之无愧。该书一发行，马上就在法国掀起激烈论战，发行量据说在三个月内就超过一百
五十刷。后来，关于苏维埃的任何“信息”，都会像这个例子一样，引起正反两面的论战。

◎“大清洗”的真实面貌与逻辑

就如以上所述，苏俄在经济与文化面上，采行的都是毫不妥协且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化”措施。在经历了有如狂风暴雨的日子后，国家内形成了新的社会体系；至今相对自立的各社会团体已与党、国家一体化，由党以一元的方式领导、统治着政治与文化，造就了当时一党独大的新“苏维埃文明”。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列宁格勒市党第一书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遭到暗杀。这位遭到暗杀的基洛夫是当年党大会中，曾甚至被推举为代替斯大林领导者地位的人物。党指导部大举宣称这起暗杀的背后，有着“过去的反对派成员”参与。斯大林在葬礼上打了负责护卫的士兵，表现出了他痛心的样子。不过，当时流传着一则风声，指出这起事件，其实是斯大林担心基洛夫的人气将对他构成威胁，而亲自下的暗杀指示。时至今日，这种说法仍未完全消失。

以这起暗杀事件为契机，莫斯科启动了“联合总部”的审判。裁决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十六名嫌疑犯有“组织联合恐怖攻击总部，企图暗杀党与政府领导人”之嫌疑，而对于实行了暗杀基洛夫的主嫌尼古拉耶夫，以及企图暗杀斯大林一事的审判也在这时合并进行。在四处举办的集会皆非难着被告、要求对他们执行枪决的异常氛围中，被告们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受到死刑判决，并即刻枪决。这起事件，即为后世人称的“作秀公审”。组织了审判活动的叶若夫在同年九月底当上了内政人民委员。被称为“叶若夫时期”的“大清洗”，便这样拉开了序幕。

如此，过去被烙上“托洛茨基主义”名号的反对派或是其关系者，全被揭为“人民的敌人”。肃清的实施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НКВД）”利用密告、集会、投书等手段捏造嫌犯的“罪状”，接着再拷问他们、逼迫其认罪。认罪的人会经审判后枪决，或是被宣判长期刑再送进劳改营，其中也有未审即遭枪决的案例。肃清下的牺牲者，遍及党或国家干部、高阶军官、专家与文化人士，但肃清主要的目标还是“过去的反对派”，以及省政府与地方的党干部。例如出席了第十七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遭到逮捕。此外，大会选举出的一百三十九位中央委员、候选人当中，也有九十八人被捕，并全数枪决。当时“红军”的干部，也有不少因此牺牲。

就这样，“老布尔什维克”遭到肃清，过去曾在工业化、集体化政策中，成为斯大林手足的干部们也都被消灭。在此，“阶级斗争白热化”的说法再次被引用来形容这时期，但其中的含意却有些不同。因为当时那些所谓的“人民敌人”，可能是拥有相同的“党证”的人，因此难以区分，形势也更加险峻。此外，当时还有着“认真活动、拿出成果的人反而更加可疑”的诡异逻辑存在。所以很多原先支持肃清活动的人，在后来都反过来因为肃清活动而牺牲。

根据最近的研究，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间，因为政治理由被判有罪的人数就高达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人，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下场都是枪决。这令人惊恐的数据，不难想像当时俄罗斯的全体社会因为大清洗陷于如何的恐怖之中。由斯大林个人所发动、操作的大清洗，后来引发了“社会主义式的竞逐”，整个社会相继追求相关的“成果”。一般认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各种理论，去正当化对内外“阶级敌人”的暴力行为，这场前所未有的彻底残酷大清洗，才能成功遂行。

◎大卫国战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纳粹德国一反斯大林的预测，对苏联进行了闪电式的进攻。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苏联军接连败退。两个月后，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同年十月，德军的铁蹄已逼近了莫斯科。斯大林在十一月七日——革命纪念日的演说中，提起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甚至是库图佐夫等俄罗斯英雄的名号，企图鼓舞爱国主义，号召全国国民进行彻底抗战。为了提升战意，政府还动员了艺术家和作家，并与正教会达成了暂时的和解。直到此时，俄罗斯总算做好了反攻的准备。

尽管列宁格勒产生了约八十万人的饿死者，苏联人们依旧勇敢战斗，成功撑过两年的包围战，并守住了莫斯科。此时苏联在斯大林交涉下，与美国、英国组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苏联军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开始，就在伏尔加格勒河下游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原称察里津）与纳粹德军展开了半年的死斗。最终，苏联军在隔年夏天的库尔斯克战役中拿下胜利，将德军逼入撤退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四月，苏联军攻进柏林，在希特勒自杀后，同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于是苏联付出了两千七百万人（其中五百五十万人为乌克兰人）的沉痛牺牲后，总算击破纳粹德国，将欧洲从法西斯主义中救了出来。当时苏联军占领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八国中，也让共产主义政党在民众的一定支持下掌握了政权。

不过，战胜的喜悦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因为这场战争损失实在太大，苏维埃全体上下可说没有人不曾失去近亲。战争时的农村因为十八至五十岁的男人都应征兵从军，男性数量因此锐减至女性的一半，也有人部分资料指出只剩女性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比例悬殊在当时引起了“结婚困难”，且即使战争结束了也不见改善，因为战死者之中，男性比例占了绝对性的多数。战争造成的寡妇成为了社会问题，街上四处都是孤儿。有人认为，战后苏维埃社会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原因，造成了苏联长期拘留俘虏的原因之一。如此种种的战争后遗症，在一般认为资料广度最高的一九五九年的苏联国势调查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报告指出，男性人口占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五，比女性少了百分之十。在农村地区，男性比例更比一般数据还低了两个百分点，呈现出严重的“性别人口不均”状态。

在战后复原的阶段中，斯大林打算重新创建在战时松散掉的统治行为。批判列宁格勒的文化人士、迫害党干部，以及以批判犹太人为目标的反世界主义等等都是这个例子。顺带一提，战后的苏联是拥有当时全球最多犹太人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苏联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重要。不过斯大林在亚洲的政策，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地区，斯大林起初是承认蒋介石政权，而在毛泽东共产党获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后，斯大林才第一次承认了“中国革命”。韩国地区，在隔年六月的朝鲜战争一开打后，斯大林便全面支持了金日成政权，但最后仍未达成武力统一的目的。对日本方面，斯大林选择不挑战美国的单独占领，而是与中国一同不签署旧金山和约，此外，在雅尔塔会议中规定苏联能获得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库里尔列岛（千岛群岛），在后来也都不受国际间承认。[3]

一九五二年十月，来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赞扬“人类导师斯大林”的溢美之辞，淹没了当时举办的党大会。不过这位“独裁者”斯大林，在半年后的一九五三年三月初，在孔策沃别墅中因脑梗塞倒下，享年七十四岁。

◎苏维埃体制下的中亚

接着，本书就以苏联成立后，中亚的局势产生如何的变化作述。中亚各民族，在俄罗斯于一九二〇年代采取的“现地化”政策下，承认各民族固有的语言，并同时导入拉丁文字。不过，这样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一九三八年开始，俄语教育变成义务教育，中亚各语言也变更成了西里尔字母。就结果来说，中亚成为了民族语与俄语的“双语社会”，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识字率达到近百分之百。虽然“现地化”政策本身是个单方面、硬性推行的政策，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政策在另一方面，不仅给予了当地民族从事民族语教育与共和国干部的奖励，更为他们在苏维埃体制中开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另一方面，伊斯兰信仰在苏维埃体制下受到明确否定；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全面废止伊斯兰法、关闭清真寺，以及逮捕穆斯林知识分子，把他们关进牢房。此外，实施禁止女性外出穿着的头纱，也被当作是女性解放运动的一环。虽然这些被打压、禁止的规定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了暂时“复苏”的迹象，但伊斯兰教的教义实践，仍不断从日常生活中流失。

苏维埃政权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就如同字面形容般，引起了中亚生活传统上的“文明变化”。特别是强制游牧民族定居、或是采取公有集体制的手段，让他们不得不靠“定居型畜产”来维持生计，在这手段下，几乎让所有传统的游牧民族消失殆尽。此外，苏联的费尔干纳运河等大型开发案，亦未曾考虑到各共和国的平衡关系，让费尔干纳盆地持续身为棉花这有“白色黄金”之称的原料最大供给产地，占着苏联经济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大战中，中亚也是一块强制民族移居的目的地。曾在俄罗斯帝国中过着自治生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朝鲜人、日耳曼人等，只要被怀疑有通敌嫌疑，就会被强制移居至中亚。

从赫鲁雪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赫鲁雪夫与“解冻”

“斯大林死了。”——听闻了握有所有权力的独裁者之死讯，苏联的人民都非常地震惊与悲伤。斯大林的遗体后来也做了防腐处理，与列宁放在一块。此时的苏联人民们，战战兢兢地等待站上“列宁与斯大林墓”的新领导人出现。后来，后继主席暂定由马林科夫担任，而包含他在内，从共产党干部的权力斗争下脱颖而出的，还有一位叫尼基塔．赫鲁雪夫的人。赫鲁雪夫生于库尔斯克，原先是顿巴斯的煤矿矿工，他对斯大林非常忠心，这也让他免于被冠上各种“罪名”。尽管他当时已五十九岁，精神却同样硬朗。在政治上，赫鲁雪夫用着自己的一套方式，成功带出了自己的风格。

赫鲁雪夫上任后，应人们的要求，平反了在斯大林时代中“大清洗”牺牲者的名誉，并且更进一步决心批判“个人崇拜”思想，而这也是他任内中最具象征的政绩。当时苏联的问题所在，即便不是党干部，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在斯大林死后一段日子，赫鲁雪夫成立了有关“大迫害”的调查委员会。后来，调查委员会缴出的报告，其呈现出的数据令赫鲁雪夫等领导人物都感到非常愕然，这令赫鲁雪夫立即采取了行动。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十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里，赫鲁雪夫在会期最后一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时拿出了这份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对斯大林的一连批判，这份报告很快就在党员间传开。同年六月，美国国务省亦将此报告翻译成英文并公开。

赫鲁雪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给了全世界一道很大的冲击。虽然有极少国家像匈牙利一样，最终选择与苏联抗争、发起“动乱”[4]，但是在报告公开前都一直被神格化的斯大林，他的光环就这样被赫鲁雪夫硬扯下来。知道了真相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家与信奉者，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可说是难以形容的。接着，俄罗斯内开始平反在肃清、劳改营刑罚中成为牺牲者们的名誉，透过“再审”，有超过一百万的人获得释放、超过一百万的死者恢复了名誉，并都获得了些许的补偿。一九六一年，斯大林的遗体被移出了列宁陵墓，并重新进行火葬。他的骨灰被“降阶”，移到了位于陵墓后方，与革命功臣一同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之中。

在斯大林死后，知识分子之间发出了要求自由化的声音。在文学界里，首先有位爱伦堡，发表了《解冻》（第一部于一九五四年发行）一书。“解冻”一词，被当作是该时代自由化的象征广为使用，但众人对这词的概念还并未全面普及；诗人巴斯特纳克写的小说《齐瓦哥医生》，则因为内容对“政府采取批判立场”，因此未能在国内发表。但到了一九五七年，这本书成功在意大利刊行，巴斯特纳克更于翌年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然而因为苏联当局的组织攻击下，巴斯特纳克最终谢绝受奖。此外，拥有长达八年在劳改营度日经验的索忍尼辛，在一九六二年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准许它刊载在杂志上的人，正是赫鲁雪夫。

◎“追上美国，然后超越美国”

一九五七年十月，在赫鲁雪夫时代揭开序幕不久之后，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此壮举惊动了世界，特别是对美国带来强烈的冲击。隔年，美国的新闻工作者约翰．冈瑟在《苏俄的内幕》中如此叙述：“很明显地，史泼尼克向大气层外的推进，对美国或是自由世界来说，都是毫无疑问且突如其来的败北。而且这次的败北，还是因为美国人自我满足的心态下，造成了它发生在美国自己以为占有优势地位的领域——科学技术的应用中。”

在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集会中，赫鲁雪夫宣言“苏联主要的十一种物资，将在十五年后‘追上美国，然后超越美国’，生产一人所需的肉、牛奶、奶油的目标，也将在‘近年内’达成。”一般认为，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大约在美国人的百分之五十，而在苏联经历近乎半世纪的“革命”、“内战”、“第二次大战”的混乱后，美苏的生产力等级差距，早已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中，也因此，当时才会出现要立即展开“美苏经济战争”的舆论。在此，赫鲁雪夫新辟了“七年计划”，社会主义打出口号，宣称它不仅可藉计划经济消除资本主义中必定会存在的“恐慌”，还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准，并且进入了实践阶段。

两年后，赫鲁雪夫来到了美国，采取“和平共存”路线，不过，这终究只是单方面的说法。一九六一年八月，在柏林筑起“围墙”后，苏联与西欧诸国进入决定性的对立状态。翌年，围绕着古巴的核弹布署问题，亦让苏联与美国间产生了核战的危机。此外，原属苏联盟友阵营的中国也在这时批判起“苏联修正主义”，两国关系交恶。

苏联为了扩大国家谷物生产量，于是朝中亚、哈萨克斯坦斯坦的处女地进行开拓，并派遣共青团团员进入。他们扩大了玉蜀黍的栽种面积，以及集体农庄的规模。这一连串的农业政策起初获得了不错的成果，但途中却碰上瓶颈，最终以失败收场。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雪夫遭到追究农业政策失败的责任，被迫退位。接着，苏联便进入了由布里兹涅夫总书记、柯锡金总理，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所组成的“三头马车”体制。

赫鲁雪夫　因访美行程对于玉蜀黍丰收景象称赞不已，于是在国内大力提倡以改善经济。

◎布里兹涅夫时代中的“停滞”

在赫鲁雪夫十年的领导里，最大的成果就是将人们从没有理由的逮捕、流放，甚至是处决的恶梦中解放出来。然而在继任者布里兹涅夫的执政下，他已不再允许更多对斯大林的批评。布里兹涅夫不仅停下了社会民主化的步伐，也封印了“重新检视历史”的行为；在公开活动中表明意见的人会受到迫害，这让与官方理念不同的人，不得不选择“地下出版”。至于向苏维埃体制宣示忠诚的人们，则开始在私生活中享受起“自由”。由于都会实施了周休二日制，当时的市民中流行着一股风气——人们会去入手一间位在郊外、附有小小菜园的“乡间小屋”。在这样的背景中，时间来到了一九六七年，苏联举办了庆祝“俄罗斯革命五十周年”的活动。

然而，布里兹涅夫带领的时代，也仅止于如此而已。接下来，苏联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上，都开始产生了停滞。由于布里兹涅夫本来就是被以“最安全的领导者”的前提选上的，因此他胸中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的意图。干部靠着人脉与关系就能在政府中横行的腐败现象，以及老人政治化等问题都随着时间过去愈来愈严重。此外，以身为工业中心、在将来也是该国最优先发展部门的机械制作工业为例，它们所生产出的产品，当时只有将近百分之三十有达到国际水准，电脑部门的部分，平均起来也大约慢了国际脚步十年。不仅如此，农业生产力的部分也一样低迷；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阶段中，以谷物的单位收获量（一公顷产多少吨）来比较，比起美国的四点二，苏联只有一点四，仅占美国的三分之一，这数据甚至比起隔壁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都还低。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苏联的经济成长趋近于零，让重视国防产业的系统渐渐走向了破产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中，“社会性的腐蚀”也非常严重。人们无精打采、对事情漠不关心，造成了酒精中毒与犯罪案例的增加；劳动规律松弛，旷职状况愈来愈多，劳工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喝多了”。住宅问题、福斯消费财与药剂不足的问题也愈来愈严重。此外，非法交易横行，若包括公认的个人副业经营在内，当时的“地下经济”推测共占了GNP的百分之二十五。就连党报《真理报》也承认“不管是哪个家庭，只要你试着在节日前去拜访，你肯定会因为商店货架上所没有的东西，竟然全备齐在他们桌上的景象而感到吃惊。”

以上的情况，即使在挞伐斯大林时代过去之后，身为国家骨干的官僚体系，仍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只能将它完整地“交接”下去，持续着“权威主义式的官僚主义”。尽管人们的目光，已朝向“充实的私生活”望去，但其实它的根本中，却慢慢发生着“动脉硬化”。

布里兹涅夫　在他担任总书记时期，苏联政府与东正教会的关系被称为“处于十月革命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九八〇年，莫斯科“风光地”举办了奥林匹克。同年，波兰组织了自主工会“团结工联”，再次提起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之正当性”的根本问题。隔年，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强硬态度对待美苏关系，打出了需要庞大成本与科学技术的“星战计划（SDI）”。布里兹涅夫于一九八二年过世，而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则双双因为年事已高，在位期间都不长。此时，不管是谁都能了解到，苏联所需要的是一个年轻的领导者。一九八五年，在这样的背景中，当年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粉墨登场。

◎戈尔巴乔夫的重建计划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集体农庄中的农家，那处集体农庄位在俄罗斯南边的斯塔夫罗波尔。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就在老家的青年团内工作。在布里兹涅夫时期中，戈尔巴乔夫在一九七八年被拔擢为担当农业方面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成为党中菁英。两年后，他进入政治局，再到了五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他以党总书记的身分在政治世界中登场。在隔年四月底的车诺比核电厂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强烈主张苏维埃社会的全面性“经济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也就是俄文的“重建”与“信息公开”。核电厂事故约造成了三千五百人死亡以及大量辐射感染者，人们不得不远离灾害地点，车诺比周边地区俨然成为无人地带。这一场灾难，同时给予了全世界的人心中最深层的不安。

到了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提倡“社会民主化”。当年前往美国的他，在《中程飞弹条约》签字，表明了“军扩转军缩”的意图。知识分子透过报纸与杂志支持他的改革，并且开始了“结社”活动与市民运动。原先在“停滞时代”中，被打压的恢复八十万斯大林时代牺牲者之名誉及权力的活动，在此时终于成功。戈尔巴乔夫为了“填补历史空白”的改革，在后来超出了原先预期，意外开拓了“东欧革命”的道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中的政治“自由化”与“市场经济”的脚步亦因此加速。

一九八八年是俄罗斯“受洗”后的第一千年。自“十月革命”起的七十年间，教会面对无神论的苏维埃政府，过着受苦受难的日子。当时一间间教堂遭到破坏，残存下来的大修道院，则变成了“博物馆”。在“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为提升国家战斗意志，因此与教会达成了一时“和解”，但到了赫鲁雪夫时代时，教堂的数量已减少至原先的三分之二。然而即使如此，许多的俄罗斯人仍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秘密持有圣像，维持着全家一同祈祷的习俗。

后来戈尔巴乔夫决定转换宗教政策。在“受洗千年”的大典前夕，戈尔巴乔夫邀请了皮蒙牧首等高级神职人员来到克里姆林宫，向其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政策错误，此举决定了最终的“政教和解”。位在谢尔吉耶夫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在六月初召开了正教会全体会议，圣职界以“千年大典”为契机，让信仰重回表面世界。后来，俄罗斯教会发行了十万部当时的俄语圣经译本，虽然这本圣经对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相当高价，但据说当天就全部卖光。至于全国各地原先被弃置不管、任其荒芜的教堂亦开始重建，莫斯科这座古都便更不在话下。而在教堂宣布再造时，教会通常也会获得各方的修建金资助。

◎苏联的末路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目的并非是“革命”，而是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即使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复数政党制”仍未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不过，他的“经济改革”壮大了急进改革派，乘着这股态势登场的，就是鲍利斯．叶利钦。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当上了苏联总统。但在隔年退出共产党的叶利钦，也成为了苏联旗下最大加盟国、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并从前者手中接走了实权。

另一方面，苏俄的各种变动，也驱动了至今不得不过着隐忍生活的各民族采取“独立”行为。当时苏联共有十五个共和国“加盟”，其中与俄罗斯有深度历史渊源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佐治亚、亚美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中，尽管俄罗斯人的比例很高，但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有明显的“独立”动作。另一方面，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之中，“俄罗斯人”的比重未达百分之十，但吉尔吉斯斯坦坦与哈萨克斯坦斯坦，则各占有百分之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于是戈尔巴乔夫计划以俄罗斯共和国为中心，创建一个“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任总书记，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时不管是哪一个共和国，都是处于经济大混乱的状态。特别是“帝都”莫斯科，平常就已经不够卖的商品，在此时更是从商家的货架上完全消失。政府表示接近三成的人口，生活低于“最低生活水准”，但实际状况其实还要来得更糟，这让带领苏俄陷入这种状况的戈尔巴乔夫受到了严重的批评。虽然世界各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普遍不错，认为他是位避开危机的领导人，但国内的舆论仍与国际大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起，戈尔巴乔夫总统访问了日本三天，这是自苏维埃政权确立以来，第一次有俄罗斯国家元首来到日本。然而到了同年八月底，一阵武装政变骚动，俨然声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坠地。十二月底，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正式解体。于是克里姆林的尖塔上的苏联旗帜，就这样静静降了下来。

1. 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或商人。

2. 又称“科学院案件”，指普拉托诺夫教授一行人被诬陷为地下保皇组织反对苏联，而遭到流放。他们被从学校驱逐，然后流放到边远地区。案件起因是一九二九年，两位苏共内定的学院领导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因此苏联当局意识到了科学院这个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足够控制，于是开始诬陷其中的一些教授是反革命开始逮捕和镇压。大批人被从科学院开除，一部分人被捕。

3. 此处是作者的解释。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曾放弃了千岛群岛、库页岛的权利，使此地区回复至《朴资茅斯条约》以前的状态。

4. 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革命”，在这份秘密报告公开后，原本就不满苏联入侵的匈牙利民众，更因为民族历史的爱国主义狂热，使这种动荡局面进一步升级。这场革命始于学生运动，终于军队镇压。

结语

冬宫　建成之初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结束前一直是俄国皇帝们的皇宫。现以古文字学研究和收藏欧洲绘画艺术品闻名世界。

◎对于俄罗斯社会史写法的尝试

本书是尝试以罗曼诺夫家统治的三世纪历史为中心，去描写俄罗斯社会史而成的作品。

正好在两年前，笔者为《讲谈社选书メチエ》写了一本《よみがえるロマノフ家》（复苏的罗曼诺夫家）。该书并不是只针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及圣彼得堡皇宫中的动向来写成的“王朝史”，而是思考皇帝的行为与一般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再以社会史的观点与个中意义来研究此时“政治”的作品。尽管如此，围绕在罗曼诺夫家的诸多故事里，有着一种愈是研究，就愈难以自拔的“篇章”存在。若忽略了它，笔者认为人们对罗曼诺夫家的“政治”，终究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下。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笔者会就沙皇“个人”以及他所遭遇的处境写得相当详细的原因，但这种叙述法的反效果，就是无法详尽叙述当时社会与民众的状态，这点在笔者心中一直留有一丝遗憾。

本书并非是打着“罗曼诺夫家史”旗号的作品，描述的对象终究是“沙俄时期”，也就是沙皇们所统治的时代。因此，笔者删减了沙皇“个人”与其处境的部分，将版面留给社会与民众的问题，接着再为罗曼诺夫王朝前、后的时代各写了一章，让本书具有通史的特性。但笔者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样的做法仍不够充分，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再以通史的眼光来审视俄罗斯社会史，并将笔者认为特别重要的三点，以摘要的形式做最后的记述。

◎俄罗斯形成多民族国家的过程

十六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了喀山汗国，让俄罗斯成了多民族国家，并在俄罗斯东扩史上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章。在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与西伯利亚汗国后，俄罗斯的领土便更加朝着东、南边扩大。这点不管在哪本俄罗斯史概论中都一定会提到，而本书则以这段历史的前提，也就是发生在中世纪长达两百四十年的“鞑靼之轭”，以及它所造成的后遗症问题，来尝试引起读者对这方面的注意。关于这点，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也曾在文献中写道：“俄罗斯人与波洛韦茨人、鞑靼人这些草原上的凶恶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自八世纪持续到将近整个十七世纪，这段历史深深刻划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在叙事史诗中，它也是一段被演绎得最为鲜明、却也最为痛苦的历史回忆。”

不过十八世纪以后，俄罗斯人与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产生了逆转。俄罗斯跨过了伏尔加格勒河，进入了哈萨克斯坦斯坦，并于十九世纪开始了正式的征服行动。不只如此，在十九世纪中叶左右，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佐治亚也被俄罗斯所征服。至于中亚和土耳其斯坦，则是在一八六五年开始的二十年间，遭到俄罗斯的军事压制。

追根究柢，俄罗斯的领土扩大活动本身就不仅止于东方与南方，它的领土也曾向西方扩大过。像是十七世纪中叶，位于“谷仓地带”的东乌克兰，就被俄罗斯以自治国家的形式所吸收，并在十八世纪末前完全合并；彼得时代时，俄罗斯也从瑞典手中得到“波罗的海三国”；而在世纪末时，则与普鲁士、奥地利一起“三分天下”瓜分了波兰这中世纪大国，大举增加了西边领土。

就这样，沙俄帝国在十九世纪末之际，发展成了包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与乌克兰等欧洲地区、高加索地带、中亚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远东地区的巨大殖民地帝国。这个结果，使得俄罗斯囊括了多达两百种宗教、语言各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之中，也有像是在一九一〇年的调查中，人数已不到一千五百人的“少数民族”——阿留申人（Unangan）。一六四六年，在这罗曼诺夫王朝创建后不久的阶段中，俄罗斯人在国内总数的比例约百分之九十五，而到了帝国晚期的一九一七年，仍称作“俄罗斯人”的总数已减少至一半以下，占有比例约只剩百分之四十五。

◎多民族帝国的真实情况

俄罗斯在以上所述的领土扩大过程中，其特征在于比起夺取经济上的利益，更加优先考虑战略与政治。它与先进的欧洲诸国不同，对于经济利益或是基督教使命的思想都较为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它对于安全保障的需求。在直到女皇凯萨琳二世实施的宗教宽容政策为止，我们不能否定俄罗斯一直是采取着严峻的改宗政策，但就帝国的民族政策来看，可以从十九世纪中叶来大致划分成两时期。十九世纪前半，俄罗斯对于异族是采“行政上的统治”；十九世纪后半开始，则是开始强力展开“文化上的俄化政策”，强制推动异族学习俄语与改宗正教等措施。例如在一八六三年，乌克兰在内政部长的指令下，就禁止了乌克兰语的使用。此外，还有像是正教的传教团被派遣至各地、严格处置民族运动措施等都是一例。在这政策的实施时期里，波兰两次的反俄起义（一八三〇年与一八六三年）特别令人注目，而针对犹太人的压迫措施，也以“反犹骚乱”一词为人所知。

然而，在能够称作是帝国中枢机关的官场与军队中，非俄罗斯人的比例绝非少数。像是在一八六八年的阶段里，军队的军官就有百分之二十三是“非正教徒”。这显示出比起民族或宗教的倾向，他们更重视一个人对皇帝的忠诚度、专业度以及家门的显赫程度等。另一方面，在需要负责任的职位上，任用的都是出身于“民族地区”的优秀人物，透过这种原因受到“拔擢”上来的人事例子也不在少数。俄罗斯透过这样的方式，企图强化“中央”的同时，也利于达到统一远离中央的地区。

苏维埃所继承下来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由俄罗斯联邦与十五个民族共和国构成的苏维埃联盟，借由宪法保障加盟国可“自由脱离”。虽然说起来讽刺，但苏联的解体正是这法条的实践。至于引发“脱离”的导火线，则是因为苏联其实是比起罗曼诺夫王朝引导的帝国时代还要压抑，且更为强力的中央集权政体。

不过，无论是哪个帝国，都无法单靠“鞭子”来进行统治。苏联的解体亦非是能只用压抑与解放这简单的公式来理解。受到支配的“民族地区”中，有一群菁英们透过各种管道与莫斯科联系，而“拔擢”的人事也持续进行。但这之中，俄罗斯人维持帝国的“高成本感情”是一件我们所不能忽略的事。所谓的高成本感情，就是指俄罗斯人为维持帝国，而强迫周边落后民族做出牺牲，或是给予过多“恩惠”的感情；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牵强，但俄罗斯政府挹注大量资金到“民族地区”仍是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将俄罗斯人的“高成本感情”称作是“支配民族的被害者意识”，但其主要目的，同样是希望人们可以再次冷静、具体地分析俄罗斯这多民族帝国的实际状况。

◎重新思考殖民问题

俄罗斯领土扩张的问题，与本书在最初提到的殖民问题有着很深的关联。虽说如此，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彼得大帝时代开始的两百年间，平均起来，俄罗斯的领土以一天成长四百平方公里的比例增加（东京都的面积约两千两百平方公里，也就是当时俄罗斯约六天就能扩张出一个东京），那里虽然是人们不感兴趣的不毛之地，不过却也不缺肥沃的土地。这也给了当时俄罗斯的农民，随时都得以殖民的可能性。只要土地稍微变小，农民们就会选择移居。隶属于圣俗领主们的农民，也会被领主移动过去他们获得的肥沃开垦地，其中，也有些农民会选择不法移居，成为所谓的逃亡农民。

就这样，农民们将移居化为理想；对于逃亡农民来说，移居是逃脱领主“不公正”榨取的手段，也是一种到远方寻找“地上乐园”的冒险。人们期待着可以在那里过着自由、衣食不缺的日子。而这种将远方当作是“衣食无缺之处”的理想化想法，来自于所谓的“白水境（Беловодье）”传说（即俄国版的桃花源），而这传说的起源，又源自十七世纪中叶“旧礼教派”的见解。“旧礼教派”的运动，确切地以这种形式强化了农民的志向，但农民真正将移居化为理想并加以深信，则是在中世纪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这样的理想一直在俄罗斯农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上述关于“农民的移居、逃亡行为与领土扩大之间的一体性”，或许已不须再多加解释，不过此处笔者还必须点出它负面的一面。

农民们在进入资源丰富的新地区时，会同时将“旧有农耕方式”一起带过去。也就是说，面对人口增加，他们一直不是试图透过农业集约化与增加产量等方式来处理，而是单靠着移居来解决问题。不过若要更新农业制度，将之转变为集约化农业，则需要时间、资金，以及面对改变的心理准备。只有在土地不足以及移居的可能性被排除后，农民才会愿意尝试农业的集约化；反之，若土地仍有所余裕，那么农民依旧会选择移居到水草丰美的新天地，持续实施传统的粗放式农业。

于是，在领土扩大之中，身上没有资金的农民，就成为了农业转换成集约式经营过程的阻力。在农业经济学里有个有力的论证，指出：“包括农业集约化、扩大农业生产等的‘农业革命’，其推动的原动力就在于‘人口造成的压力’。”就从这论点来看，领土的扩大，可说是同时意味着抵消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效果。直到沙俄末期，俄罗斯农民的生产力普遍不高，但由于这中世纪以来的共同体农业达到了社会上的“平等正义”，因此让他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方法。也因此，俄罗斯并没有产生像英国在十六世纪的“农业革命”，也没有转变成像法国、德国在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农业”，虽然这不代表它们没有一丁点的改善，但基本上，这样的“农民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特质，自古以来支配控制着农民的想法与行动。而将这状况画下休止符的，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不过这改革在后来爆发第一次大战与革命下退回了起点。直到斯大林强制的农业集体化，才终结了这个传统，但也伴随着空前绝后的庞大牺牲。

◎在都市中呈现的“俄罗斯与欧洲”

上述俄罗斯农业、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实与都市的发展不足以及脆弱之处有很深的关连。

本书先前也提到，俄罗斯的都市早因为“鞑靼之轭”（蒙古人的侵略）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损坏。后来，俄罗斯自从脱离“鞑靼之轭”后，都市的重建也是以“要塞”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当时的都市是军事性的、行政性的都市。虽然在都市的安全受到保障、商人也渐渐入住后，消除了都市的一些军事气息，但都市为维持专制所需的“担税共同体”制度，却也造成它未能发展出“自治与自由”的风气。此外，俄罗斯都市在各方面都与农村没有明显的区别，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发生都市起义后，都市身分阶级的人才终于被承认可以独占商业、手工业活动，然而此时的“商业农民”还是层出不穷。许多人都晓得，在一七七五年实施地方改革之际，凯萨琳二世因面临要在县当中设置中心都市的急迫性，因此将许多大型村落升格为都市，就这点来看，俄罗斯的都市直到近代为止，在社会形成的领域中，都未曾发挥出正面的功能。此处，笔者就拿欧洲的都市来与之做个对照。

古老学说主张，诞生于十二、十三世纪的中世纪欧洲都市是“自治与自由的堡垒”、是近代民主主义的起源。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因为真正在推动“自治与自由”的其实是“拥有市民权的市民”，至于其余大量的非市民，则早已经从市政当中被排除掉。另一方面，城市中有些市民靠着寡头统治，独占了市政，一攫千金，但平均起来，当时城市仍约有两成人口为贫民。而所谓的“自治与自由”，当时就是存在于这样的环境下，这点或许早已是大家的常识。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去轻视那段传统。拥有“在二十世纪中创下中世史研究最大成果”高评价的苏维埃历史学家阿隆．古列维奇，就在他的著作《中世纪文化的分类》（一九七二）中提到，西欧的中世纪都市在拥有“中世纪生活最核心的特征”的同时，也赋予了西欧文化“独一无二的独特性”。根据古列维奇的说法：“都市的市民不仅是自己都市自治体的成员，也是所有者，更是劳动的主体。正因为有多面性的社会关系，市民才能在封建社会中取得比其他阶级代表都还要优势的地位。”

笔者个人的看法是，要是没有像这样的都市与市民存在，宣告近代曙光到来的文艺复兴时期与宗教改革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像是路德的教义，一开始虽然是在都市中传开，但市民们是先透过公开讨论会、市民总会抑或是扩大参事会（即市政府）的判断后，才决定是否接受路德的教义。不必多加说明的是，市民们会武装自己、保护自己的都市与都市的特权，这样的传统就深植于欧洲的社会中。即使这带有排外、特权的色彩，但笔者认为，这样的中世纪都市，就是欧洲近代“市民社会”的漤觞。

在该书里，古列维奇虽然没有针对俄罗斯的都市做任何描述，但对于中世纪的东洋都市与拜占庭帝国的都市，古列维奇则是作了以下的评论：

即使（这些都市）在经济面、文化面有多么发达，它们终究无法超越中世纪发展阶段的极限，成为引导全体社会走向世界的进步源头。因为这些都市里，欠缺一种型态的成员——也就是拥有自由、自治权的都市共同体的市民。这种类型的社会，只有可能出现于独裁政治及全面抑制社会权力的体制之中。

而这样的说法，拿来套用在俄罗斯都市上大致也能说得通。顺带一提，在中世史研究上有如此成就的古列维奇，却是一位在苏联史学会中，屡屡受到打压而不得志的犹太人。

◎俄罗斯的固有条件

俄罗斯经九八八年的“受洗”以来，就一直是西洋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虽然这是经君士坦丁堡传来的希腊正教，但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人在历史性的身分认同上，认为它就是基督教。关于这点，笔者并没有异议，毕竟本书的各个篇章中，也多次提到关于教会与信仰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与之同样重要——或说比它还要重要的，就是俄罗斯在经历过“鞑靼之轭”后踏上了与欧洲不同道路的事实。在脱离压迫后新生的莫斯科专制国家，其首都仍屡次遭到克里米亚鞑靼人蹂躏，亦有不少俄罗斯人被捉去当俘虏。于是长时间的防卫，特别是国境警备的议题就这样化为政府最重要的课题。若说俄罗斯朝南方、东方扩大领土的政策，其背后留有“鞑靼之轭”的压迫对心理所造成的后遗症，亦属合理。而就这政策的结果来说，俄罗斯的领土上，容纳了以伊斯兰教徒为首的非俄罗斯人民族，俨然成为一个“殖民地帝国”。学界普遍认为，“沙皇强大的权力”与“脆弱的社会”这种近代俄罗斯结构上的特质，也与上述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联。

俄罗斯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不得不处于长达千年敌对关系的地理条件，强力制约了她的历史。换言之，俄罗斯处在“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固定的条件。这个说法在本书先前介绍过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论点中就已明确指出过，因此并非创见。只是，每当吾人欲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漫长历史时，皆必须立基于此，才有可能理解这个庞大帝国的全貌。

参考文献

以下列出的是以日文为中心，且基本上较易取得的文献。至于文学、思想作品及研究的部分，因数量庞大，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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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浩一“都市コンスタンティノープル”岩波讲座‘世界历史’７巻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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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生沢勐夫‘ボリス．ゴドノフと伪りのドミトリー’山川出版社　1997年

．栗生沢勐夫‘タタールのくびき’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7年

．栗生沢勐夫‘“ロシア原初年代记”を読む’成文社　2015年

．スクルィンニコフ‘イヴァン雷帝’栗生沢勐夫訳　成文社　1994年

．中村喜和编訳‘ロシア中世物语集’筑摩书房　1970年

．中村喜和编訳‘アファナーシエフ　ロシア民话集’上下　岩波文库　1987年

．滨本真実‘“圣なるロシア”のイスラーム’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9年

．ハルパリン‘ロシアとモンゴル’中村正己訳　図书新闻　2008年

．松木栄三‘ロシア中世都市の政治世界’彩流社　2002年

．三浦清美‘ロシアの源流’讲谈社选书メチエ　2003年

．森安达也‘东方キリスト教の世界’山川出版社　1991年

．ヤーニン‘白桦の手纸を送りました’松木栄三．三浦清美訳　山川出版社　2001年

．リハチョフ／バンチェンコ／ポヌィルコ‘中世ロシアの笑い’中村喜和．中沢敦夫訳　平凡社　1989年

．‘ロシア原初年代记’国本哲男．中条直树．山口巌 他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87年

．‘ロシアの家庭训（ドモストロイ）’佐藤靖彦訳　新読书社　1984年

第二、三、四章

．アニーシモフ“ピョートル改革とロシアにとってのその历史的帰结”田中良英訳‘现代思想’25-4　1997年

．カレール＝ダンコース‘エカテリーナ二世’上下　志贺亮一訳　藤原书店　2004年

．黑泽岑夫‘ロシア皇帝アレクサンドルI世の时代’论创社　2011年

．关口武彦“圣职者独身制の形成”‘历史学研究’754号　2001年

．高田和夫‘ロシア帝国论’平凡社2012年

．土肥恒之‘ステンカ．ラージン’山川出版社　2002年

．土肥恒之‘ピョートル大帝とその时代’中公新书　1992年

．土肥恒之‘“死せる魂”の社会史’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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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恒之‘ピョートル大帝’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人）2013年

．豊川浩一‘ロシア帝国民族统合史の研究’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2006年

．鸟山成人‘ロシア．东欧の国家と社会’恒文社　1985年

．长縄光男‘评伝ゲルツェン’成文社　2012年

．中村喜和‘圣なるロシアを求めて’平凡社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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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ネクルィローヴァ‘ロシアの縁日’坂内徳明訳　平凡社　1986年

．坂内徳明‘ロシア文化の基层’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　1991年

．プーシキン‘プガチョーフ叛乱史’草鹿外吉訳　现代思潮社　1971年

．マーカー‘ロシア出版文化史’白仓克文訳　成文社　2014年

．松木栄三编訳‘ピョートル前夜のロシア’彩流社　2003年

．森永贵子‘ロシアの拡大と毛皮交易’彩流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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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金一‘近代露清关系史’近藤出版社　1974年

．ラヂーシチェフ‘ペテルブルグからモスクワへの旅’渋谷一郎訳　东洋経済新报社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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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章

．有马达郎‘ロシア工业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3年

．ヴァリツキ‘ロシア资本主义论争’日南田静真 他訳　ミネルヴァ书房　1975年

．石川郁男‘ゲルツェンとチュルヌィシェフスキー’未来社　1988年

．オーウェン‘未完のブルジョワジー’野口健彦．栖原学訳　文真堂　1988年

．菊池昌典‘ロシア农奴解放の研究’御茶の水书房　1964年

．ギリャローフスキイ‘世纪末のモスクワ’中田甫訳　群像社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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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ルフ编‘秘史デカブリストの乱’山本俊朗訳　恒文社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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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英亮．山本敏‘ソ连现代史Ⅱ　中央アジア．シベリア’山川出版社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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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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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イチン‘本の为の生涯’松下裕訳　図书出版社　1991年

．铃木健夫‘近代ロシアと农村共同体’创文社　2004年

．崔在东‘近代ロシア农村の社会経済史’日本経済评论社　2007年

．土屋好古‘“帝国”の黄昏、未完の“国民”’成文社　2012年

．マクレイノルズ‘〈游ぶ〉ロシア’高桥一彦 他訳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14年

．横手慎二‘日露戦争史’中公新书　2005年

．保田孝一‘ニコライ二世と改革の挫折’木铎社　1985年

．保田孝一‘最后のロシア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记’朝日新闻社　1985年

．和田春树．和田あき子‘血の日曜日’中公新书　1970年

．和田春树‘日露戦争’上下　岩波书店　2009、10年

第九章

．石井规卫‘文明としてのソ连’山川出版社　1995年

．伊藤恵子‘革命と音楽’音楽之友社　2002年

．岩上安身 他‘ソ连と呼ばれた国に生きて’JICC出版局　1992年

．宇山智彦‘中央アジアの历史と现在’东洋书店　2000年

．奥田央编‘20世纪ロシア农民史’社会评论社　2006年

．カー‘ロシア革命’塩川伸明訳　岩波现代文库　2000年

．菊池昌典‘历史としてのスターリン时代’盛田书店　1966年

．キム编‘ソヴェト．インテリゲンチャ’中西治訳　东京创元社　1972年

．コンクエスト‘スターリン’佐野真訳　时事通信社　1994年

．斎藤治子‘令嬢たちのロシア革命’岩波书店　2011年

．塩川伸明‘终焉の中のソ连史’朝日新闻社　1993年

．塩川伸明‘多民族国家ソ连の兴亡’全３巻　岩波书店　2004～07年

．ジッド‘ソヴェト旅行记／ソヴェト旅行记修正’小松清訳　新潮文库　1969年

．下斗米伸夫‘ソ连＝党が所有した国家’讲谈社选书メチエ　2002年

．关启子‘多民族社会を生きる’新読书社　2002年

．高桥清治‘民族の问题とペレストロイカ’平凡社　1990年

．立石洋子‘国民统合と历史学’学术出版会　2011年

．土肥恒之‘岐路に立つ历史家たち’山川出版社　2000年

．富田武“ペレストロイカの背景”菊池昌典编‘社会主义と现代世界③’山川出版社　1989年

．富田武‘スターリニズムの统治构造’岩波书店　1996年

．トロツキー‘レーニン’松田道雄．竹内成明訳　河出书房新社　1972年

．中井和夫‘多民族国家ソ连の终焉’岩波书店　1992年

．西山克典‘ロシア革命と东方辺境地域’北海道大学図书刊行会　2002年

．パイプス‘ロシア革命史’西山克典訳　成文社　2000年

．广冈正久‘ロシア．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政治文化’创文社　2000年

．ベルジャーエフ 他‘道标’‘深き渊より’长縄光男 他訳　现代企画室　1991、1992年

．マーチン‘アファーマティヴ．アクションの帝国’半谷史郎监修　荒井幸康訳　明石书店　2011年

．松井宪明“ソ连时代の农民家族”‘ロシア史研究’74号　2004年

．松井康浩‘スターリニズムの経験’岩波书店　2014年

．松户清裕‘ソ连史’筑摩书房　2011年

．メイリア‘ソヴィエトの悲剧’上下　白须英子訳　草思社　1997年

．フルシチョフ‘フルシチョフ秘密报告“スターリン批判”’志水速雄訳　讲谈社学术文库　1977年

．フレヴニューク‘スターリンの大テロル’富田武訳　岩波书店　1998年

．ワース‘ロシア农民生活志’荒田洋訳　平凡社　1985年

．和田春树‘历史としての社会主义’岩波新书　1992年

．和田春树‘スターリン批判　1953～56’作品社　2016年

主要人物略传

费拉列特（Filaret），俗名：费奥多尔．尼可奇基．罗曼诺夫

（Fedor Nikitich Romanov，1554～1633）

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君主米哈伊尔的父亲。罗曼诺夫家是可追溯至十四世纪的名门贵族，亦是留里克王朝断绝后的候补者之一。随着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当选，罗曼诺夫家曾一时地失去地位。戈都诺夫时代结束后，费拉列特虽然以都主教（以及后来的牧首）费拉列特的身分东山再起，不过后来又遭到波兰囚禁。普遍认为，其子米哈伊尔会在一六一三年的缙绅会议中被选为沙皇，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对身为罗曼诺夫家家主的他感到同情所致。一六一九年，费拉列特从囚犯的身分中解脱，并以米哈伊尔的共同统治者的身分，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但最后在俄罗斯与波兰间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失意，随后过世。

鲍里斯．伊瓦诺维奇．莫罗佐夫

（Boris Ivanovich Morozov，1590～1661）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的宠臣。虽然没有亮眼的身世，不过在一六三三年时，他就任了第二代君主阿列克谢的扶育官，获得了贵族官位。阿列克谢即位后，莫罗佐夫不仅掌握了政治实权，还与王妃的妹妹再婚，试图强化自身与王室间的亲戚关系。不过，他在一六四六年实施的提高盐税政策，招致了莫斯科都市居民的反弹以及拒买潮，使政府不得不撤回这项税制改革。而莫斯科的盐巴起义，则成了社会改革的契机，莫罗佐夫于是退出政治舞台。此外，莫罗佐夫以贪心而有名，他拥有全国十九个县里的三百三十个村，是位向九千一百个农民家族征收地租的大领主。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高礼信

（Vasily Vasilyevich Golitsin，1643～1714）

摄政索菲娅的宠臣。高礼信家是莫斯科大公国里，不用经历宫廷官官位，便能有获得贵族官位权利的十六个名门之一。他在索菲娅摄政时期中担任外务官署首长，发挥了其作为外交官的优秀能力。高礼信通晓拉丁语、波兰语、德语以及希腊语，拥有大量藏书，以当时最大的“西欧派”著称。在这层意义上，许多人将他看做是“彼得大帝的先驱”。不过，高礼信后来未能在克里米亚远征中获得战果，且试图掩盖败仗的事实，因而失去信赖。后来，随着彼得派系夺得政权，高礼信失去地位、遭处流刑，于北方过了将近二十五年的流放生活。此外，由于高礼信家族内亦有支持彼得派的人，因此并非所有族人都在此时消失踪迹。

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缅什科夫

（Aleksandr Danilovich Mensikov，1673～1729）

彼得大帝的帮手。莫斯科平民出身，亦有人指称其父为马夫。少年时期，缅什科夫在彼得的“军队游戏”中崭露头角，并在后来成了彼得在字面上所述的“左右手”，支持着彼得的改革。在大北方战争的紧要关头中，缅什科夫部队的贡献，是打赢战争的关键。此外，在彼得创建辖省制的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圣彼得堡辖省的总督。然而，在数次的贪赃枉法及漤用职权下，却也渐渐引起彼得的愤怒。彼得死后，缅什科夫拥立女皇凯萨琳，掌握了政治实权，且让女皇答应他的女儿与彼得的孙子（即下任沙皇）彼得二世之间的婚约。不过他对权力的无尽欲望，终究导致了名门贵族的反弹，最终于一七二七年垮台。不仅名下的庞大财产尽遭没收，一家人还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别廖佐夫。

比隆

（Emst Johan Buren，1690～1772）

女皇安娜的宠臣。德意志人，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的小贵族家庭，全名恩斯特．约翰．比赫伦（Ernst Johann Bühren），俄罗斯称他为比隆。比隆自一七一八年进入库尔兰皇宫中服务后，成了库尔兰公爵的寡妇安娜．伊凡诺芙娜的宠臣。一七三〇年，安娜被招回俄罗斯即位时，比隆也跟着来到了日耳曼，此后的十年间，他透过安娜，掌握了实质上的权力。不过比隆因为包庇日耳曼人与波罗地海日耳曼人，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反感。在安娜过世后爆发的政变骚动中，比隆失去了他的地位。人们以“比隆时代”的恶名来叙述比隆追求己利，形容安娜的时代。不过正确来说，这应该与奥斯特曼、米尼夫等人一起合称为“日耳曼人时代”才对。而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因为当时没有像是彼得大帝一般，能将日耳曼人作为手脚来使用的强大皇帝所致。

彼得．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

（Peter Ivanovich Shuvarov，1710～1762）

伊莉莎白女皇的政府首脑。参加了拥立伊莉莎白政变的他，后来与女皇的挚友结婚，是一七四〇年代以来的政府第一有力人士。他推动了俄罗斯落后的经济，使其走向近代化。包括视为废止国内关税及提高入口关税的关税政策、设立以领地的农民为担保来放款的贵族贷款银行、间接税的改制、酿造业由贵族独占等措施。虽然这些政策皆有亲贵族的色彩，不免造成社会的负面影响，但仍被后世定位为近代化政策。他的表弟伊凡．舒瓦洛夫（Ivan Ivanovich Shuvarov）是位受过西欧式教育的法国启蒙崇拜者，曾致力于莫斯科大学与艺术学院的设立。

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坦金

（Grigorii Aleksandrovich Potemkin，1739～1791）

凯萨琳二世女皇的宠臣，斯摩棱斯克省的小领主出身。一七六二年六月，波坦金参加了拥立凯萨琳二世的政变，后来获得女皇的宠爱，亦有两人秘密结婚的风声传出。在与鄂图曼帝国作战时，波坦金以军人身分展现了自己的手腕，解决了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汗国的陈年课题。此外，他也亲自进行了黑海北岸地区的开拓，在克里米亚建设了塞凡堡的街道，并创设黑海舰队。晚年，他招待了凯萨琳做了一段克米里亚之旅，虽然这段旅程在后世留下了急就章的“波坦金村庄”这一不光彩的称呼，不过对于他的功绩，凯萨琳则是授予了他“塔夫利（克里米亚的古称）公爵”的称号。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夫

（Aleksei Andreevich Arakcheev，1769～1834）

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原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小领主。阿拉克切夫自贵族士官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优秀的炮兵士官，崭露头角，后来于一八〇八年就任战争部部长。一八一五年起的十年间，亚历山大一世对政治失去关心，因此阿拉克切夫是事实上负责经营国家的人，人们称此段时期被为“阿拉克切夫时代”。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克切夫亦是为了战后重建财政所立案的屯田制度的实施者。虽然屯田制度是提倡削减军事支出、完善新兵补充系统，以及安置老兵生活的制度，但过度激烈的实施方法，却反招屯田兵的叛乱。阿拉克切夫诚心诚意地侍奉着阿列克谢皇帝，可谓其最后的宠臣。

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

（Dmitrii Alekseevich Milyutin，1816～1912）

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战争部长。贵族出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米柳京作为一位开明派的官僚，除了与解放农奴计划的拟订有深切的关联，在农奴解放实施后，亦以战争部长的身分，实施了创建军管区制度、士官养成，以及国民皆兵的军制改革。因为这项改革，俄罗斯的人民不论身分阶级，皆有了当兵的义务；而当兵的期限则缩短为六年（海军为七年），并新设为期九年的预备役（海军为三年）。米柳京参加了自一八七七年开打的俄土战争，引导俄罗斯走向胜利、走向缔结《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结果，功绩极其显赫。此外，他的二弟尼古拉、三弟弗拉基米尔，亦各自以内务次长、经济学者广为人知。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孟什维克的指导者。出生于坦波夫的小地主家庭，于矿业学院求学时，接触到民粹派思想，参加运动。一八七六年，他成为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的理论指导者，在组织分裂后，隶属“土地平分社”。流亡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创设了“劳动解放社”，他也率先对民粹派的“俄罗斯基本主义没落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有理论且实证性的批判。普列汉诺夫提倡“非连续的两阶段革命论”，表示俄罗斯的当下与未来都将利基于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为革命运动的主力；不过眼前的课题应为先行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专制，在那之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起初，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为互助关系，不过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后，两人便产生对立。普列汉诺夫以有丰富的学识闻名，着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等多本著作。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

（Peter Arkadievich Stolypin，1862～1911）

俄罗斯帝国末期的总理。名门贵族出身，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进入内政部工作。经历过格罗德诺与萨拉托夫的省长后，于一九〇六年当上内务部长，在俄罗斯最初的国会中发挥着他的才能。同年，当上了总理的斯托雷平，一方面靠着戒严令、军事法庭、行政流放等手段，试图紧缩社会，但另一方面，却也推进了言论、出版、结社与集会的自由等近代化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地改革方面，他废止了共同体形式的农业，将目标放在创造出近代的个人、独立的农民上。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斯托雷平认为国内外的“平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事与愿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爆发下，土地改革宣告失败，而斯托雷平本身，最后也在基辅赏剧时，遭到混入警察的间谍射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

（Pavel Nikolaevich Milyukov，1859～1943）

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于莫斯科大学的历史与文献学系中向克柳切夫斯基求学，后于一八八六年当上专任讲师，研究、教授俄罗斯史。后来，米留科夫抗议政府的反动政策，离开了大学，于一九〇五年组织卡德特党，展开了立于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政治活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米留科夫就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打出“直到胜利为止，持续进行战争”的政策，不过最后因为四月的示威活动辞去了职位。十月革命后，米留科夫便在巴黎过着长期的流亡生活。着有《十八世纪第一季的国家经济与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文化史概论》等书。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Lev Davydovich Trotsykii，1879～1940）

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指挥者。本名布隆施泰因，犹太裔俄罗斯人，出生于乌克兰的叶利沙维特格勒近郊。托洛茨基自敖德萨中等学校毕业后，便加入了孟什维克，一九〇五年革命时，他提倡“不断革命论”，且就任彼德格勒苏维埃主席。革命失败后，虽然遭判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流刑，但他亡命欧美，于一九一七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后归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他，与列宁一同指挥着十月革命。苏联时期，他曾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分，与德国谈过和平协议。后来在与斯大林之间的党内斗争中败北，一九二九年遭驱逐出境，最后于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遭到暗杀。着有《俄罗斯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等书。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Sergei Yulievich Vitte，1849～1915）

俄罗斯帝国时期的财政部长、俄罗斯第一任总理，出生于佐治亚的提弗利斯（即现今的提比里斯）。于皇立新俄罗斯大学（现今的敖德萨大学）的物理与数学系毕业后，进入了民间的铁道公司工作。后来，维特的才能受到肯定，被拔擢为铁道事业局局长，更于一八九二年时就任财政部长。任期内，维特尝试了各种政策，例如导入酒类专卖制的财政改革、透过保护关税的产业保护政策、确立金本位制度，以及积极吸引外资等；而维特在工业化上的政策，像是促进西伯利亚横断铁路等的铁路建设，以及其相关产业等，则获得了硕大的成果。此外，在革命后的一九〇五年，维特为求尼古拉二世让步，着手起草《十月诏书》。虽然这是俄罗斯史上首次企图以透过导入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及市民自由，以收束革命风波的手段，但尼古拉还是遭到疏远，最终被迫下台。维特虽然是保守型的政治家，但他不固执于维持现状、企图使俄罗斯形成一个适合新时代的大国的想法，却没能使皇帝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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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的世界史　15
摇摆于欧亚间的沙皇们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ロシア．ロマノフ王朝の大地

作者：土肥恒之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林琪祯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张乃文、洪源鸿

编辑协力：郑天恩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二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14

ROSHIA．ROMANOFU OUCHOU NO DAICHI》

© Tsuneyuki Dohi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序：在欧洲与亚洲之间

第一章：中世纪俄罗斯

1. 基辅公国与“受洗”
2. “鞑靼之轭”
3. 莫斯科俄罗斯的诞生

第二章：罗曼诺夫王朝的诞生

1. “缙绅会议”的时代
2. 教会的分裂
3. “革命”前夕的俄罗斯

第三章：彼得大帝的“革命”

1. 着迷西欧的年轻皇帝
2. 战争与“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3. 新首都圣彼得堡

第四章：女皇时代

1. “宫廷革命”时代
2. 启蒙君主凯萨琳二世
3. 女皇与宠臣波坦金

第五章：沙皇们的考验

1. 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取舍
2. 皇帝与十二月党人们
3. 专制君主尼古拉一世与“民族性”
4. 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内政与外交

第六章：近代化的两难

1. “解放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2. 君主专制与知识分子
3. 工业发展的庇荫

第七章：不断扩张的“殖民地帝国”

1. 沙俄帝国与高加索
2. 中亚的俄化
3. 开发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

第八章：战争、革命，以及君主制的末路

1. 尼古拉二世与其家人
2. 日俄战争与一九〇五年革命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君主制的末路

第九章：没有王朝的帝国

1. 列宁与“十月革命”
2. 独裁者斯大林
3. 从赫鲁雪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结语
参考文献
主要人物略传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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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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