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
Author: [日] 網野徹哉
Date: 2018-12-04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印加帝國vs.西班牙帝國── 世界史上前所未見，兩個完全相異的文明正面碰撞， 「印加」如何在帝國滅亡後仍持續保住命脈？ 在安地斯山脈上形成的殖民地社會，如何與我們一般認為是主流的「世界史」接軌，最終訣別，脫離西班牙統治，實現了「沒有歷史主體」的歷史化？ 位在南美洲安地斯山脈上的印加帝國，留下了包括馬丘比丘在內，無數令人驚嘆的建築遺跡。然而在一五三二年時，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僅靠著不到兩百人的部隊展開奇襲，便擊潰了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數萬人的大軍。從此，印加帝國便逐步崩解。 在征服與融合孕育出的、多元的殖民地社會中，上演著各種人群彼此的共生和反叛。西班牙人、印加後裔、土生白人（克里歐優人）、混血的墨斯蒂索人、甚至猶太人與黑人，他們如何在動盪的「新大陸」上生存下去？ 如果將「印加」納入世界史的主流之中，那麼印加史就不該隨著帝國的瓦解而畫下句點。只有將帝國的衝突，當成印加與西班牙兩條歷史發展線段的交錯、揉合，才能理解「印加」留給安地斯社會的遺產。 ■一部在大西洋兩端，兩個性格相異的帝國，形成全新社會的歷史。 不只聚焦在印加帝國的崩潰，而是從長時間跨距來描述安地斯社會的轉變。 以往書寫印加歷史時的架構，多採取西班牙人入侵後、印加帝國消滅，最終徹底被西班牙征服而畫下句點。然而本書卻將時間斷限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在長時間的結構中探尋「印加」和安地斯社會的多樣性。 一方面，是夾在大海與雨林之間，獨自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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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图

序言

印加帝国的王都库斯科　1565年绘制。

◎库斯科主广场

库斯科主广场，克丘亚语称之为“凹卡依帕达”（Haukaipata）[1]，就让我们从此地出发，踏上追溯印加历史的旅程吧。倘若从空中俯瞰，位于秘鲁南部的城市——库斯科（Cuzco），其形状宛如一匹美洲狮，主广场的位置恰巧是在美洲狮的腹部左右。库斯科是一座位于海拔三千四百公尺高的城市，四周有纵贯南美大陆的安地斯山脉环绕，从东南方，也就是美洲狮的背嵴处一路滑下，将会看见一处神圣的山谷，辽阔地于眼前开展。仰头望去，当你正惊叹着苍穹的清澄与蔚蓝之际，却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大雨袭击，回过神后，才发现远处有一道壮观的虹桥。这就是当地宜人却又多变的气候特色。那些未能适应海拔高度，因轻微高山症而气喘如牛的旅人们，在游览行程感到疲累之后，回到库斯科主广场，坐在长板凳上，放松地望着眼前聚了又散的当地人身影，还可以听见原住民所使用的克丘亚语。或许是地形有些许倾斜的关系，库斯科主广场并不像洋溢着西班牙风情的秘鲁首都——利马的大广场一般，充满稳重的安定感，反而飘荡着一股不可思议的跃动感。在主广场的两侧，分别是当地宗教文化核心的主教座堂，以及持续在历史上赋予库斯科重要差异感的耶稣会教堂，两者仿佛互争雄长一般地屹立着。

呈现美洲狮形状的库斯科市　美洲狮的头部为萨克萨瓦曼（Sacsayhuamán）。

走过了印加帝国时代，还有其后延续的殖民地时代，库斯科主广场这个空间，总是持续将历史上的变动，细微地刻画在各个角落。在印加帝国时代，为了活化帝国的生命力，国王们在广场上举办日常性的宗教仪式。当印加国王在闪耀着黄金光辉的祭坛（克丘亚语称之为“Ushnu”）上安坐之时，世界仿佛也随之泰平。生活在“四方之地”[2]（Tawantinsuyu，印加人便是如此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众人，向来对国王居住的神圣空间库斯科充满许多想像。

到了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广场成为支配殖民地的政治中心，处处可见权力的形体在广场上活灵活现的模样。然而，这里已经没有国王。人们所认知的西班牙国王，是居住在高山的另一头、再往前越过海洋的彼岸，并且是在有生之年也无法见上一面的人物。

踏寻库斯科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向来是从这个广场起步，最终也将回归到广场上划下休止符。在接下来的论述之中，想必也需要多次返回此处吧。

库斯科主广场　现今称为库斯科兵器广场（Armas）。左侧为主教座堂，右侧为耶稣会的教堂。

◎印加的石壁

总算让呼吸缓和了下来。继续向前走去，应该可以看见我们在高中教科书中曾学过的印加石壁。在安地斯地区各处，至今仍保留下来堆叠缜密的石壁，可说是印加帝国创建起高度政治、经济体制的物质性象征。特别是巧夺天工的库斯科的石壁。

在库斯科市内，可以看见的最完美的石造结构，至少有三处。

一是旧太阳神殿“Coricancha”，从广场的东南方，朝着美洲狮的尾巴处向下走去，便能够看见。此处为印加帝国国家宗教的心脏所在。神殿内部的叠石建筑，精细程度往往让观者目瞪口呆。十六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征服者首次踏入神殿，内部镶嵌着的高纯度带状黄金片，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因西班牙人的贪欲，这些黄金全被熔成金条，神殿建筑在后来则是成为道明会（多明我会）的修道院。神殿建筑物紧密堆叠的石块基座，呈现出表面光滑的圆弧曲线。

在“太阳神贞女宫”（Acllahuasi，帝国内选拔出的贞女们，为侍奉太阳神而聚集、居住的处所）以及被称为“阿玛鲁坎查”（Amaruqancha）[3]的旧王宫之间，一条名为“洛雷托路”（Loreto）狭长道路，最后从耶稣会教堂侧面通往广场，其沿途石壁的砌造堆叠也相当出色。数量庞大的石块有条不紊地堆砌，展现出高强度的直线几何线条美学。

最后，笔者无论如何都想要亲眼见到的，就是以“十二角石”著称的“哈顿卢米克路”（Hatunrumiyoc）石墙。许多探访库斯科的游客，眼见十二角石之景，内心不禁涌起一股静谧的感动。“哈顿卢米克路”从主教座堂后方，一路向东北方延伸。不管是何时造访，必定会看见眼盲的印地安人乞丐弹奏着恰朗戈（charango，用犰狳的背壳所制成的拨弦乐器），哀伤的曲调悠悠地渗进淡绿色的石块之中。许多游客伫立凝望这面传闻中“就连刀片也无法嵌入”、紧密接合的石墙，脸上的表情似乎是感叹着“终于让我见到你了”；眼前石块排列堆叠的线条，宛如河水奔流所释放出的能量一般具有震撼力，令人无法言语。

将基督教奉为绝对、唯一真理的西班牙人，在征服时代，破坏了印地安文明在各地留下的异教痕迹，并且经常在原址重新建造欧式建筑。不过，在库斯科这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由印加族人所砌造的石头地基，大多未遭到毁坏，而是在其基础上加盖修道院或是西班牙人的住所。或许是因为石墙难以毁坏的坚固性质，又或许是过往的征服者们，也如同今日的我们一样，从中感受到某种崇高的意境也说不定。

旧太阳神殿（Coricancha）　现今的道明会修道院。建筑物基座的石墙为印加时代的遗迹。笔者摄影。

左：哈顿卢米克路　笔者摄影。
中：“十二角石”　镶嵌在哈顿卢米克路的石壁之中。
右：洛雷托路　位于道路两侧，以角石井然有序堆叠而成的旧王宫石墙，几乎被完整保存了下来。笔者摄影。

◎绘画中的印加后裔

至今，笔者每每观看这些历史遗迹之际，认为印加厚实沉重的石墙，以及在上头营造的奢华欧风建筑物，这两者之间所对比出的明显界线，正好将“前西班牙时期（Pre-Hispanic）的文明”与“殖民地文化”两个时期截然分割。但是，后来笔者因为某些缘故，屡次造访“哈顿卢米克路”上的建筑物，才逐渐意识并反省道，过去所抱持“文明的分割界线”的印象，或许只是从单一角度所看到的面相。

构筑于“十二角石”之上，白色外墙的建筑物，在殖民地时代是西班牙贵族的家屋，其后则是库斯科大主教所居住的宅邸。在建筑物的角落，设有“大主教座档案馆”，对研究库斯科历史的学者们而言，是非常宝贵的研究据点；因此，笔者也曾多次探访。不过，这栋建筑物的主要功能是“宗教艺术博物馆”，馆内保存并展示殖民地时代，在库斯科创作的珍贵作品。其中一系列的绘画作品，赋予笔者珍贵的契机，重新思考印加的历史。这批绘画作品通称为“圣塔亚那系列作品”，创作时间推定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约一六八〇年前后，内容是描绘生活在殖民地都市库斯科的印地安人。这些印地安人，被认定为是前西班牙时代印加国王的后裔，他们被赋予印地安“贵族”的称号，属于当时存活下来的十二家印加王族“帕纳卡”（panaca）的显要人士。这一系列的绘画作品，便是捕捉穿着传统高贵衣装的各帕纳卡代表们，接连现身参加天主教会祭礼的瞬间光景。

这些印加人后裔，在殖民地时代由各家帕纳卡派遣两位代表，组成“二十四选举人会”团体，夸耀贵族的身分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体存在的主要目的。每年的七月二十五日，齐聚一堂的帕纳卡代表们，会在西班牙的（也就是征服者们的）纪念主保圣人（Patron saint）的庆典——圣雅各节以及圣体圣血瞻礼（Corpus Christi）之时，选出负责揭举西班牙国王旗帜的“王旗队”，并在祭典中列队游行。王旗队借由身上的传统服装及珠宝装饰，展示与印加王室血统的关联；但另一方面，恭敬地高举西班牙王旗，则是将“安地斯的原住民，如今已成为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即“安地斯成为殖民地”的现实，直接展示在观礼民众的眼前。

这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展现出业已灭亡的印加帝国与当下的西班牙帝国，这两个帝国的命脉，同时存活在帕纳卡的身体上；将帝国间各种关系接续起来的意图，鲜明地埋藏在画作之中。早先因为看见厚重石造基座与其上的欧风建筑之景，所感受到的明显区隔出“前西班牙期”与“殖民地时代”的界线，经过“圣塔亚那系列作品”的影响，瞬间变得模煳、难以掌握。

另外，会在脑海中忆起“印加”的，并不是只有这些印地安的社会菁英阶层。即便在与印加民族毫无相关的人群之中，也有些人憧憬印加帝国的光辉历史，或是希望从殖民地的压迫之中获得解放，而将未来赌在“印加”这一存在于历史上放射出的强大能量之上。本书便是以“印加”本身的存在，所散发出的各式各样意涵为主旋律，试图书写从前西班牙期至十九世纪为止，安地斯的历史。

◎交错．共生．乖离

“印加”是什么意思呢？“印加”一词，是指王国中拥有最高权力之人的“王”，但是西班牙人则是将国王所统治的社会，以及王国核心的民族集团，也称之为“印加”。此外，“印加”还意指从大地涌出、足以撼动巨石的力量。由此可见，“印加”是一个拥有多重意义的语词。

一般而言，至今在书写印加历史之时，正常做法是从前西班牙期开始描述印加帝国的历史，直到被西班牙征服而结束。抑或是，也有许多研究只将焦点集中在十八世纪末，自称为印加国王后裔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图帕克．阿马鲁（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 Túpac Amaru）所发起的起义活动，以及相关周边的情势。然而，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将目光放在继续生存于殖民地时代的印加族人，以及围绕着“印加”所诞生的意象，因此在时间断限上，选择从前西班牙期至十九世纪为止，捕捉在长时间的结构之中仍未消逝的“印加”，并且借此书写安地斯社会的多样性。

如此一来，笔者认为，关注与安地斯世界交错的另一个世界——西班牙的历史，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五三二年，印加帝国最后的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率领的数万人军队，居然败给了仅有一百多人的西班牙征服者。这些征服者，是持续壮大的西班牙帝国派出的前锋部队。西班牙帝国经过了与伊斯兰势力的对峙、共生，以及与犹太人的异族文化对立、竞争等历史经验，登上了欧洲的历史舞台，如今则是打算把海洋另一端的新世界据为己有。在伊比利半岛上所淬炼出的西班牙特殊的历史经验，半途嵌入了印地安人的世界，虽然扭曲了安地斯历史前进的道路，却也在此同时展现出，摸索崭新的可能性而拼命生存的姿态。

印地安人尝试包容新帝国，展现出温和顺从的姿态；传教士高度评价作为他者的原住民所创造出的文化与价值，并且寻找方法与统治者本身的文化接轨的样貌；原住民为了取回即将被新帝国所夺去的自由，筹划武力抵抗的模样；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贬低被统治者的存在价值，试图重新构筑身为帝国仆役的殖民地社会的态度……。笔者希望能够描绘出，因帝国的交错所形成的各种多样的剖面图。

首先，就从诞生于安地斯的印地安人的帝国谈起，接着再转向伊比利半岛，找寻来到安地斯的另一个帝国形成的历史。因为安地斯和西班牙的链接，让人不能不注意到因此而生的海上世界。这一段历史，主角并不是只有西班牙人和印地安人而已，还有许多人被锁链扣住，远从非洲大陆被带到安地斯地区。在这三个民族之间，也有许多人相互通婚，生下子嗣，参与了接下来的历史篇章。除此之外，从伊比利半岛往外踏上离散之旅的犹太人，也逐渐渗透进安地斯世界。更不能忽略的是，对历史发展持续注入看不见的能量的女性们。

然而到了最后，印加与西班牙还是迎来了诀别的时刻——交错、共生、融合、乖离、诀别……。这一连串的历史、文化动态，就让我们在安地斯这一个舞台上，一起观赏。

1. 现在称为“Plaza de Armas del Cuzco”，因此中文又译为库斯科武器广场、库斯科兵器广场，或者音译为阿玛斯广场。

2. 又译为“四地之盟”，或音译为“塔万蒂苏尤”，意指“四方大地统一”。

3. “amaruqancha”克丘亚语意指“蛇之家”，蛇在印加神话中是知识的代表。这座旧王宫是印加帝国第十一任国王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ápac）的王宫，后来成为耶稣会教堂。

第一章印加王国的诞生

曼科．卡帕克　传说中印加的开国始祖。

王朝史的确立

◎历代国王与王室

殖民地时代的全盛时期，在库斯科的印地安人居住的教区内，住着大批自称是印加族后裔的居民。他们以身上流有印加王室（帕纳卡）血统为傲，享有身为印加贵族的特权身分。他们究竟是如何确立社会地位，将于后文详述。然而，关于他们夸耀的、与历代王室血统相连的骄傲，一旦向前追溯历史，却浮现出了些许的疑问。

在表一中，列出了历代国王姓名，以及序言中介绍的，在殖民地时代派出代表组成“二十四选举人会”的帕纳卡名称。此处虽然只列出十一个帕纳卡名称，但是从某个时期开始，便成为十二个帕纳卡，各自派出两位选举人组成团体。

观看表格的内容，历代国王与各家王室相对应，乍看之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实际上，关于帕纳卡与前西班牙期王朝的关联，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疑问，充满争议。表一虽说是普遍被接受的通说，却是非常不安定的状态。

第十一任的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ápac）国王，毫无疑问地是存在于历史上的人物。包括他前任的图帕克．印加．尤潘基（Tupaq Inca Yupanki），和第九任帕查库特克（Pachacútec），也被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国王。但是，早于第八任维拉科查（Huiracocha）的国王的传承故事，便充满着浓厚的神话气息，诸位国王的人物轮廓亦十分模煳。连王朝本身的体制，目前的研究也提倡，似乎并非是我们所熟悉的“单一王朝”（一位国王逝世后，另立一位新的国王），而可能是所谓的“双分王朝”（一代同时有两位国王并立），反映出安地斯独特的社会结构；近来，甚至还出现有三个系统的国王同时治理的假说。关于印加帝国国王的研究，虽然呈现如此错综复杂的样貌，但是在殖民地时代的库斯科，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是某一代某一位国王的后裔子孙，尽管这件事的真实性受人质疑，他们仍挺起胸膛，以身为存在于半神话色彩之中的国王子孙而自豪。

◎使用“奇普”记下的王朝史

那么，“通说”的印加王朝历史，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这是在西班牙征服印加王国之后，追溯安地斯历史的西班牙编年史家（Cronista）们，与在帝国交替的汹涌漩涡中，残存下来的库斯科的印加族人，双方共同合作所留下的成果。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印加帝国的人们，是生活在“无文字的世界”之中。他们用来记事的媒介，是称为“奇普”（Quipu）的细致结绳工具。

奇普　以绳结和位置表示数字和进位。印加帝国使用十进制法。

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科波（Bernabé Cobo）曾写道：“他们使用线绳来取代文字的记录，那些绳子就像我们用来串玫瑰念珠的一样，是用细毛捻制的细线，并将之称为奇普。透过奇普这项用具，他们记录下历史上的丰功伟业，另外宗教执事与会计官则是以此报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这些奇普就像书本和小册子，在各种颜色的线绳上有着各式绳结，数量之多似乎能用来意指所有事情。”除此之外，跟奇普相互搭配的留下历史的方式是，在赞誉国王功绩的祭典等活动上，创作出并流布的歌谣和故事等等口耳相传的内容；印加历史便是借由这些媒介而代代传承。因此，关于印加帝国历史的知识和讯息，与书面文字的历史记述相较，是以较为不安定的状态保存了下来。

成为安地斯新统治者的西班牙人，为了弄清楚今后即将统治的人民的历史，有必要赶紧将这些印地安人不确定的历史信息，定型成文字，留下记录。因此，他们立即对可以提供情报的印加族人，展开历史调查。另一方面，原住民们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将透过文字而固定下来一事，带有顷刻间便会确立起权力关系的性质，所以积极地提供西班牙人相关知识，并且在一边混入自己的利害关系的同时，一边参与印加帝国的历史化过程。

经由西班牙人与印加族人的共同作业，完成了从第一代至第十一代连绵不断，不亚于欧洲诸王朝的稳固王朝史。如此垂直穿透时间轴线的历史系谱，在征服后的库斯科，好像被直接横放一样，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各家帕纳卡的身分地位。

◎印加发祥之地

看起来十分合理的历史进程，愈是呈现出圆滑、顺遂的模样，就愈是让探索历史的学者们，感到不太对劲。实际上，研究者们也以在“平稳”的印加史中各处所听见的不协调音为线索，持续努力去倾听王朝史故事中不想道出的部分。在这一层意义上，关于印加王朝创世神话的成立经纬，也是一项十分有趣的主题。根据一般通说的王朝史，包含印加始祖曼科．卡帕克（Manco Cápac）在内的四位兄弟和四位姐妹，是从位在库斯科市南方，帕卡里坦博（Pacaritambo）附近的洞穴“坦普．托科”（Tampu Tocco）中现身。他们从此处展开旅程，经过一番迂回曲折后，曼科．卡帕克抵达现今的库斯科市，并与其中一位姐妹结婚，为王朝的创始。

坦普．托科　位于帕卡里坦博的洞窟。传说是印加王朝创生的场所。笔者摄影。

笔者为了历史调查而停留在库斯科时，在三月的某一个星期六，由于工作地方的古文书馆休馆，便请求我熟识的导游同行，打算前往传说中的帕卡里坦博。一坐进租来的丰田厢型车（Hiace）中，就朝着印加王朝的诞生之地出发。雨季期间，库斯科的乡间小路，土石四处崩落，通行极为困难。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艰难路程，终于抵达宁静伫立在安地斯高原上的帕卡里坦博村。“坦普．托科”洞穴应该就离这个村庄不远，可是却遍寻不着。虽然想着“既然是印加诞生的场所，应该会立下指示牌吧？”没想到还是毫无所获。正当束手无策之际，亲切的村民出现在眼前。“反正顺路，就带你一起到洞窟去吧。”在这位男性村民的引导下，又花了约一小时跋涉在尚未铺设道路的安地斯高原。“就在那里。”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见山崖边有一个洞穴。印加王朝创始的洞窟，此刻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确实是一个洞窟没错。只是，作为纪念帝国创始者们诞生的场所，未免也太过寒酸。对此我有些失礼地询问：“真的是这里没有错吗？”，村民自信满满地回答：“就是这里！”后来，笔者比对秘鲁陆军发行的地图，“坦普．托科”洞穴的位置，确实就在这附近。

一九六四年，据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就任秘鲁总统之时，曾搭乘直升机飞来帕卡里坦博，借由将自己与印加帝国的诞生场所链接在一起的行动，夸示新政府在历史上的正统性。虽然对好心带路的村民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那么有意义的场所吗？”，笔者把这样的疑惑当成此行的伴手礼，就这么踏上路况险恶的归途，回到库斯科。不过，之后经过调查，对于帕卡里坦博这块土地在殖民地时代的详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事实上，在“坦普．托科”洞窟的附近，还有另一个印加时代的重要遗迹。如此说来，当笔者询问村民“这附近还有印加的遗迹吗？”的时候，对方确实是看向了山头的另一端说：“往那个方向。从这边走路大约四小时的地方。”在村民指示方向上的遗迹，是“茅卡列克塔（音译）”和“普马乌鲁克（音译）”。笔者无法亲眼目睹，实在是非常可惜，不过从照片上来看，这些地方的建筑物，可以说展现出了印加石造技术的精随，是非常精巧的建筑。根据调查帕卡里坦博传说的美国人类学家亚顿的推测，在西班牙人进行征服之际，恐怕此地的“茅卡列克塔”才是印加的圣地“帕卡里坦博”——那块因诸王而声名远播的土地。究竟在这其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茅卡列克塔”和“普马乌鲁克”　被视为是印加的发祥地。在“茅卡列克塔”（右图）留下石造建筑物，在“普马乌鲁克”（左图）则是有貌似美洲狮的岩石。义井丰摄影。

印加王朝的发祥之地帕卡里坦博，之所以会转移至现在的村庄以及邻近的洞穴，其实是因为试图巩固自身权利的印地安人这一方，利用西班牙人统治造成的权力重整的机会，操纵情报而导致的结果。在殖民地社会逐渐成形的一五六九年，帕卡里坦博村的印地安首长洛多立科．卡列皮涅（音译），向库斯科市的行政机关提出请愿书。这位地方首长主张，自己正是首任印加国王曼科．卡帕克的直系子孙，并在请愿书中附上支持自己说法的印地安人同伴们的证言。这项主张受到当局的认可，洛多立科身为首任印加国王的后裔，被赋予贵族的特权；同时，当之后展开大规模印地安村落的重组（即传教村〔reducción〕，将于后文详述）之际，他居住的村庄被公认为“帕卡里坦博”，邻近的洞窟也一同被确认为是印加国王现身的“坦普．托科”。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明白，那些以柔软绳结和歌谣所编织而成，关于印加国王的记忆，对于为了自己而利用历史的人们来说，是非常灵活、有效的工具。在阅读印加历史的时候，必须将这件事谨记在心。

现今的中、南美洲

帝国的起源与安地斯社会

◎印加古道

我认为，人类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道路。一路贯穿深谷、白雪覆盖的山峰、沼泽、岩盘等地形，并顺着湍急的河流向前延伸。将这些地区辟为平整之地、铺上石块，或者大幅削减山坡的倾斜度、破坏山体、铲除岩石、沿着河川挖通峭壁、在雪峰之间建造阶梯和平台等。接着，将路面全部清扫干净，罗列旅馆、宝库、太阳神殿、驿站等设施于路旁。啊！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其他拥有统治世界权力的王者们，谁能够建造出如此的道路呢？谁又能规划出那些道路旁的补给设施呢？若根据我的看法，就算是罗马人所建造、将西班牙和其他地区串连起来的石砖道路，与这条道路相比也不值一提。而且这条道路，几乎是在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建设完成。换言之，印加国王们才想到要下达命令，臣子们便已经做完了。（增田义郎翻译）

这段文字来自西班牙人皮德罗．齐耶萨．迪里昂（Pedro Cieza de León）的文章。齐耶萨从一五四七年起，在秘鲁停留数年的时间，最后留下厚重的编年史（chronica，当时历史诸项记录的总称）著作。他走遍安地斯各地，凭借着优秀的观察力和搜集情报的能力，记录下安地斯的地理风土志、印加王朝史以及征服过程的历史等，并对印加古道留下前文的记述。在齐耶萨踏上秘鲁这块土地之时，征服已成为过去，印加的国家组织已完全消灭。虽然在他眼前，只剩下印加王国的残骸，但是借由分析那些因征服而被毁坏掉一大半的遗迹，齐耶萨理解道，过去存在于此处的社会，在性质上与一般的王国大不相同。

特别是他清楚地认为，正是这条直接贯穿王国的“大道”，为印加所创造出的社会赋予了足以与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相互媲美的条件。拥有如此认知的齐耶萨的文章在欧洲刊出后，促成“帝国印加”意象的形成。事实上，他因为参与征服事业，因此还发现印加国王拥有凌驾于征服的最高指挥官“西班牙皇帝”的力量。齐耶萨在文章中表示：“假设皇帝陛下下达一道命令，想要再建造一条从基多（Quito）至库斯科，从库斯科至智利的御用道路。如此一来，要是没有像印加在建设道路时的庞大组织，就算竭尽陛下的全力，恐怕也难以完成这项事业，人力也会不足吧。如果只是五十里格至一百、两百里格的道路，即便是蛮荒的土地，我想只要尽力应该不成问题。然而，这个国家（印加）的道路长度却非常地惊人，长达一千一百里格以上。”（增田义郎翻译）

一千一百里格！一里格（legua）[1]约为五点五七公里，换算起来是一条长达六千公里以上的道路，贯穿帝国全土。印加帝国的领土，约从现今的秘鲁、玻利维亚为中心，向南到现今的阿根廷、智利，向北则是延伸至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在西班牙的征服者（Conquistador）到来之前，帝国领土的扩张已到了极限。印加社会究竟是怎么成长为如此巨大的帝国，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

印加古道　长达六千公里以上的道路，贯穿印加帝国。根据以下书中的资料做成：Hyslop, The Inca Road System，1984年。

印加古道　在库斯科市的近郊，至今仍留有遗迹。笔者摄影。

◎帕查库特克的丰功伟业

以下根据一般的通说，说明帝国的起源。约在一二五〇年左右，首任国王曼科．卡帕克从帕卡里坦博的洞窟现身，创建王都库斯科。话虽如此，印加王朝开始真正出现字面意义上的“帝国”特质的时候，是在第九任国王帕查库特克的统治时期。依照编年史的计算，帕查库特克是在一四三八年登上王位。

在帕查库特克以前的时代，安地斯各地处于慢性斗争的状态，称为“奥卡鲁纳”（Aukaruna），意即战士的时代。由曼科．卡帕克所创始的印加王朝，在这个时期，也只不过是在库斯科盆地周边拥有势力的一个部族。

此时，其他的部族中，相中富饶盆地的昌卡人（Chanca）发动侵袭。在危机紧迫的状况之下，库斯科的命运虽然交付在第八任国王维拉科查（Huiracocha）的手中，但是年老的国王毫无战意，与溺爱的王储乌尔科（Inca Urco）一同逃离库斯科，前往外地的别墅避难。当时，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守护王都的人物，是年轻的王子印加．尤潘基（Inca Yupanqui）。然而，邻近部族拒绝提供支持，王子陷入孤立无援的苦境而在睡梦中呻吟。在王子的梦境里，安地斯的创造神从耀眼的光芒中出现，约定将会派遣神军，助他一臂之力。

决战之日，昌卡军涌进库斯科。就在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二十支大军，挡在敌军面前。“那么，向前进吧，我们唯一的君主。打败敌人，让他们成为今日君主的俘虏吧！”向王子如此说道的士兵们，随后便展开了壮烈的战斗，击溃了昌卡军。作为胜利者的王子，改名为“帕查库特克”，登上第九任国王之位，之后开始向安地斯全土扩张的征服战争，创建起巨大的帝国。

昌卡战争、怯弱的年迈国王、年轻王子的活跃，以及帝国的诞生……。“帕查库特克”在克丘亚语中，带有“变革者”之意。因此在通说中，认为帕查库特克才是为安地斯这块土地带来革命的人物，被赞誉为文化英雄。

◎编年史中存在的偏颇

近年来，可以看见重新审视“英雄史观”的迹象。所谓的“英雄史观”，就是将特定人物与社会变革的动因链接在一起的历史解释。会出现这样的迹象，也跟以反省的态度重新考察安地斯历史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有关。毕竟通说历史中依据的史料，是西班牙人在征服后进入安地斯世界，所书写下来的编年史。编写这些纪事的人员中，以拥有卓越资质、像齐耶萨这种历史学家的人物为首，还有许多站在宗教或是世俗等各种立场上的人物，因此在西班牙编年史的资料中，很容易强烈地投影出书写者的意志、世界观以及利害关系。再加上他们大多是在旧王都库斯科取得信息，在记述之中也就必然会反映出以印加族为中心的历史观。

比方说，前文介绍的关于帕查库特克国王的故事，是依据一五五〇年代的叙述，记载于西班牙编年史家胡安．迪亚斯．德．贝坦索斯（Juan Diez de Betanzos）的著作中。贝坦索斯是在征服之后相对较早的时期就撰写出这本作品，因此与齐耶萨并列、有较高的可信度。此外，他还与印加公主结为连理。或许是在与妻子的生活中学会的，他熟知克丘亚语的程度，几乎可以成为该语言的官方翻译，而且，他应该也从姻亲所属的帕纳卡的印加贵族中，获取了许多知识。贝坦索斯与印加公主的婚姻关系，提高了他的记述的价值，但是相反地，也加强了他凸显妻子帕纳卡家族的价值与历史的写作倾向。例如，他的妻子与第九任国王帕查库特克的帕纳卡世系有关联。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处理印加时期的许多叙述，都倾力于赞扬帕查库特克的丰功伟业。帕纳卡内部的众人，透过积极支持编年史家们的记述，而加入了与自己的利害关系相关的内容。

虽然站在考古学的专业知识的立场，会认为正确认清编年史中存在的偏颇，有可能建构出更为确实的历史图像，但是关于印加社会的考古学研究，却始终没有太大的进展。这点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毕竟我们屡屡看见盛大的考古挖掘工作的新闻，从安地斯地区传来。关于比印加出现的时期更为古老的社会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愈是接近西班牙展开征服活动的一五三二年，在考古学上的见解愈是薄弱。不过在最近几年，考古学家们致力于推进印加时期遗迹的挖掘与调查工作，也出现了重要的学说。

举例来说，对于印加王国创始时期的争议，根据考古挖掘加上放射性碳定年法的调查，呈现出新的假说，将过去始于西元一二〇〇年左右的说法，向上追溯至西元一〇〇〇年左右。此外，针对一直以来让史学家们半信半疑的“一四三八年”（帕查库特克登基＝帝国创始之年），也提出了暂定的学说：大约是在一四〇〇年左右，印加开始出现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活动。借由考古学精密的调查活动，印加社会成长的模样，将会更加地清晰。

即便如此，应可确定的是，印加开始向安地斯地区全境扩张的时间约在十五世纪初，这表示印加只在短短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内，便成为安地斯的霸者。关于帕查库特克的伟大成就，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之议论，从安地斯地区记忆的本质来看，或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将帕查库特克的伟业，视为一四〇〇年左右发生在印加社会的巨大变化的象征，便能有助于理解印加帝国形成的状况。

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 el Inca）这位编年史家，出生于征服后的安地斯地区，拥有混血血统（西班牙人与印加人），至一五六〇年为止都居住在库斯科。根据他的著作，库斯科存在着印加人与昌卡战争的纪念碑。那是绘制在巨岩上的两只安地斯神鹰，一只是收起羽翼、低着头背向库斯科的姿态；相对地，另一只则是勇勐地面向库斯科，仿佛至今仍要袭击猎物一般，大展羽翼。前者是象征在敌军来临前逃亡的父王，后者则是死守库斯科的王子。

另外，在齐耶萨的著作中，也表示国王后来在与昌卡人的“战场上，建造了大型的建筑物作为坟墓。并且为了纪念该场战役，剥去所有尸体的皮，将灰和稻草塞入其中填充，作出几百具各不相同的人类外型”（增田义郎翻译）。虽然不知道印加人是否经过与昌卡人一次的战斗后，就将印加社会推向帝国之路，但是对印加人而言，这场战争确实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

◎印加族人势力的崛起

依据考古学的调查，在约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安地斯社会，是处于大大小小的部族在地方割据的状态。大概在十世纪时，由领导权遍及广大范围的大规模社会，亦即蒂亚瓦纳科（Tiwanaku）文明和瓦里（Wari）文明所统一治理的时代（中期水平）宣告终结。蒂亚瓦纳科文明的势力范围，约是以现今跨越玻利维亚和秘鲁国境之间的“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为起点，统治安地斯南部地区；瓦里文明则是以现今的阿亚库乔（Ayacucho）为根据地，影响力广及秘鲁北部。两文明消失之后，进入了考古学上的“后期中间期”，多元的地方势力在各地发展起来。像是位于秘鲁北海岸，强大的奇穆王国（Chimor）、拥有大型商船集团，在太平洋沿岸积极从事交易活动，位于中部海岸的钦查王国（Chincha）、盘踞中部山区的汪卡（Huanca）社会，以及统治的的喀喀湖畔高原的普诺（Puno）地区，以拥有美洲驼与羊驼的富饶畜牧资源为傲的鲁帕卡（Lupaca）社会等等，皆是代表性的例子。

广泛分布在曼塔罗河（Mantaro River）流域的汪卡社会，拥有数万人的人口，是由几个大型的民族集团所构成。各民族由战斗的指挥者“首长”（库拉卡，curaca）所统率，可以认为有追求自立性的斗争状态。从遗迹的状况可以得知，过往散布在峡谷低地的汪卡各村落，在十四世纪中叶，移动至高于河床三百公尺处的丘陵地带，形成集村聚落。溪谷与丘陵等地形为天然的防卫要塞，在这个时期，民族集团之间围绕着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纷争日益加剧。或许印加族也是在如此慢性战争的状态之中，由像是帕查库特克这般人物的首长所领导，渐渐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构筑起更为明确的国家式社会结构。如此看来，最初印加族也不过就是在安地斯地区内，一支拥有权势的部族罢了。

在编年史的记录中，关于印加族与昌卡族的战斗状况，也有象征性的叙述。被父王弃之不顾、虚弱的帕查库特克，获得“神军”的拯救。在各种编年史中，都描述道印加族在获得神军相助，击溃昌卡族之后，就像一扫了过往的阴霾，踏出库斯科周边的小世界，开始向广大的安地斯世界发动军事进攻。原本只是一个地方的、普通的民族集团，朝向“帝国式的存在”转换的机缘，似乎只能借由“神力引导”来说明。但是，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借由观察几个现象，更详细地了解印加转换为帝国的过程。

安地斯文明编年表　根据富兰克林．皮斯（Franklin Pease）、增田义郎‘図说インカ帝国（图说印加帝国）’（小学馆，1988年）资料编成。

印加社会的一贯原理

◎安地斯的生态系与“垂直统御”

为此，虽然是基本事项，但首先就让我们也把成为帝国以前的印加社会纳入考量，来描绘安地斯高原社会“理想型态”的轮廓。安地斯人民生活的核心单位，是基于对祖先（神）的共有意识所结合，称为“阿伊鲁”（Ayllu）的血缘性亲族集团的共同体。统管阿伊鲁的人物为首长，数个阿伊鲁组成一个部族，接着再继续发展成为更大的“首长国”、“王国”。在阿伊鲁内部，因信仰的神祇以祖先神为主，有多种神祇存在与交流，所以为了祈求众神赐予恩惠，举办宗教祭典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土地及畜牧等事务，也是由阿伊鲁进行共同体模式的管理。祭典的筹办和土地分配等皆由首长统筹。

关于安地斯地方社会的特色，应该注意的是阿伊鲁这个共同体，在生态学和地理上的分布问题。这是因为，安地斯世界是由三大气候区所组成，分别为海岸（Costa；沙漠气候）、山地（Sierra；以安地斯山脉为中心形成的山岳地带）、丛林（Selva；往亚马逊河流域扩展的热带雨林地区），在这三大气候区之内，又因为海流、纬度、风向、地势等等细部因素的差异，孕育出十分多元的生态体系的世界。甚至可以说，在一天的移动时间之内，就能够体验到地球上所有气候区。安地斯地区的各个社会，便是在一边驾驭这些气候区造成的动态的环境多样性，一边逐步发展而成。

假如将当地的各项条件抽象化，以概念性的方式来叙述的话，以高原为据点的各个地方社会，大约是在海拔二千五百公尺至三千公尺之处，设置核心的聚落。从此处容易进入适合栽种土豆和玉米的地区。土豆是生活在安地斯的民众的主食，而玉米除了是十分贵重的粮食，还是一种称为“奇恰”（Chicha），富含宗教意义的发酵酒的原料。

“垂直统御”的特征，便是不会只缩在核心地带生活。顺着山坡向上，可见大群的美洲驼和羊驼正在嚼食牧草，盐田散布的高原风光在眼前展开。反之，朝向热带雨林地区的山坡一路向下，木材、辣椒，以及在宗教上拥有高价值的古柯园之“岛”，零散地分布着。到了海岸地区，可以采集海藻与经过长期堆积、干燥，可用来作为肥料的海鸟粪，另外，也可以看见栽培棉花等作物的区域。安地斯地区地方社会的成立，便是因为懂得“垂直地”利用这一个可称为“生态群岛”的空间。在属于飞地[2]型态的地区，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民众，以被称为“米帝玛耶斯”（Mitimaes，克丘亚语为mitmaqkuna）的殖民者的身分，被派遣至当地从事开发活动。在安地斯世界中，所谓的“垂直统御”，就是因应极端的地形高度差距而进行生态系的利用。

垂直统御的例子　懂得利用极端高度差距的生态体系，安地斯社会才得以成立。

◎互惠之精神

潜藏在拥有上述特质的安地斯社会里持续不断的低音旋律，也就是使之能够顺利运转的社会原理，便是“互惠”的意识与实践。在大规模的农作、家族的建筑工事、屋顶铺设等日常劳动的各种情况，亲族或是阿伊鲁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会互相帮助，交换同等的劳动力。此种相互扶持的精神支持着日常生活，无论在阿伊鲁共同体的核心领域，还是包含数个飞地的“生态群岛”中，多样的资源都是以互惠原则为帮浦，相互流通。

另外，互惠原则并非只在对等关系的人群之间水平流动，像是在阿伊鲁共同体中的平民和首长之间，也会发挥垂直性的作用。首长因为身负统辖共同体的义务，作为回馈，可接受成员提供的劳力，并将之分配在农业生产活动之上；对此，首长并非要返还同等的劳力，而是要摆宴设席，以美酒佳肴招待成员，或是赠送在宗教意义上带有高价值的纺织品等等，当作反向的回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两方之间交换的劳力和物资，不再是绝对的等值与等量，呈现出非对称的互惠关系，但是，乍看之下处于优势的首长的地位，绝对不是稳定的状态。倘若对共同体民众所付出的劳役，无法提供满意的款待，首长卓越的地位马上就会受到动摇，埋下丧失权力的危险性。

在殖民地时代的记录中，便有一则耐人寻味的例子。十六世纪中叶，前往秘鲁北海岸视察的西班牙官员，认为首长大手笔地以“奇恰”招待共同体民众的地方习惯，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下令禁止。对此，各首长们纷纷提出抗议，表示若是禁止摆设宴席，民众不只会停止耕种共同体的土地以及对首长的服侍，就连对西班牙国王的纳税、劳役等义务也会一同放弃。换言之，不摆酒席，民众就不会付出劳动力。官员听闻，立即收回禁止摆宴的命令。

◎互惠力学的变质

虽然此种互惠关系是在安地斯的地方社会之间形成，然而，近来学界开始思考，在印加社会发展成为帝国的过程之中，互惠原则的力学是否发生了变质。关于与昌卡族发生战争以前，印加跟邻近部族的关系，在编年史中描绘出的印加国王并未较他族优越，只能站在对等来往的立场。举例来说，初期的国王原本打算遵从先王曼科．卡帕克的遗言，实践与姐妹通婚的理想，但是却因为其他部族首长的强迫，不得不娶这些他族首长的女儿为妻。另外，西班牙的优秀官吏，同时也是编年史家之一的波罗．德．欧帝高多（Polo de Ondegaldo）记述道，在与昌卡族战争之际，帕查库特克曾向邻近部族提出“以付款为条件”，要求出兵援助。“付款”一词，虽然是西欧式的概念，但以安地斯的观点来翻译的话，正是所谓的互惠之意，印加方面应该会被强烈要求，须以开设酒席、分配战利品等方式作为回馈。

不过话说回来，这与贝坦索斯叙述的内容有所出入，他将帕查库特克赞扬为“革命者”，认为这位国王引导印加走上了帝国型态的道路。换句话说，这位编年史家强调，对昌卡族的胜利是由帕查库特克“单独”达成的成果，完全没有获得周边各部族的援助，是在超越传统互惠关系的层次上实现的。位于库斯科的印加族，在安地斯社会的存在感顿时提高了不少，与周边部族的关系从原本的水平往来，变质为君主与臣下的垂直关系；不仅如此，贝坦索斯也在暗示，国王从传统的互惠制度中解放出来，变得“自由”。关于与王权相关的事情，可以感受到应该发生了某些决定性的变化，可是变化的具体内容，目前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无法推拒的酒

美国的美术史家卡明斯（Thomas Cummins）曾经针对安地斯的传统酒杯“凯罗”（Quero，克丘亚语Qiru），提出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付梓出版。根据卡明斯的卓见，互惠关系的变质，可以从印加国王与臣下之间的“酒席应酬”中窥见一二。在印地安编年史家圣塔．库鲁斯．帕查库提．洋其（Santa Cruz Pachacuti Yamqui）的笔下记录道，第十任印加国王图帕克．印加．尤潘基在每年例行举办的盛大祭典“卡帕克．莱米”（Cápac Raymi，印加王国内的成年礼）之中，听闻受到招待的首长们抱怨：“佳肴和奇恰酒太少的话……”为此怒气攻心的国王，在隔年的祭典准备了大量的酒，让接受招待的首长们使用巨大的凯罗酒杯饮酒，并在一天之内摆宴三次。据说，为了惩罚去年有人抱怨，这次就连小解也被禁止。卡明斯认为，国王的此种行为，正显示出了印加国王与被统治者之间，过往所创建起的互惠关系已经变质。换言之，印加国王“在饮食上的份量，未能准备到让客人满意的程度”，以及“惩罚抱怨的客人”这两项行为，不管是在互惠关系上，抑或是对于接受酒席招待的客方可表明主张的权利，都是一种“侵犯”。此时，互惠关系已不再是基于相互理解，而是在印加国王单方面、恣意地掌控之下。

当然，在印加国王与臣民之间，互惠关系依旧存在。再次回到贝坦索斯的叙述，成为国王的帕查库特克，将同盟首长们召集至库斯科，并以此为契机说道：“吾人与太阳同在，不能对匮乏感到满足。”然后，阐述有必要在围绕着库斯科市的山丘上建设许多间仓库，储备所有种类的粮食，并命令首长们展开行动。五年后，完成了装满粮食的仓库群。

在西班牙征服者首次进入王都库斯科，亲眼见到这些仓库群之时，其惊愕不已的程度，被领导者法兰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堂弟，同时也是编年史家的佩卓．皮萨罗（Pedro Pizarro）率直地书写了下来：“有许多仓库收藏着非常轻薄的衣服、和其他制造的更粗糙的衣服。还有放置椅子的仓库，以及食品、古柯的仓库。说到羽毛的话，则有看起来像最高级的黄金一般、色彩斑斓的羽毛工艺品，收藏在仓库里……。也有用龙舌兰制成鞋底的鞋子仓库。关于我在这个王国看到的，收藏所有种类的衣服的仓库，实在无法一语道尽。”（增田义郎翻译）。印加国王平常就是将这些堆满无数仓库的粮食和衣服大量赠与臣民，或是让大家尽情享用神酒（奇恰），以持续展示国王的威信。

但是，在此必须谨记的是，国王（印加）与臣民之间的互惠关系，已经不是相互规定的方式，而是能够由国王随意调整与分配。接下来，还可以举出一项赋予印加国王此种恣意性的要素，那就是与印加社会的帝国化同时发展的，印加国王的神圣王权化。

印加国王的神圣王权化

◎神圣国王“印加”

宛如超脱世俗一般的印加国王们，想要理解他们的本质，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先从观察他们实际的外貌开始吧。在秘鲁北部卡哈马卡（Cajamarca）的市街，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瓦尔帕（Atawallpa）因西班牙征服者们的奇袭作战而败北，成为俘虏。能够近距离凝视阿塔瓦尔帕的征服者们，将国王的姿态，以及散发出的风彩，记述如下。

成为俘虏的国王年约三十岁，偌大的脸庞既俊美又狰狞，双眼充满血丝。国王依旧是由重要人物在侍奉着，当国王呼唤他们之时，他们必定要背着行李，打着赤脚进入起居室。国王头上包著称为“廖图”（Llautu），像是王冠一般的编织品，正面垂挂在额头上的殷红色“流苏”，是以良质的驼毛所制成，这是称为“玛斯卡帕洽”（Mascapaicha）的王徽，只有“萨帕．印加（Sapa Inca）＝唯一的王”才有资格穿戴，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国王的视线始终俯视地面的方向，绝对不可能为了观看什么而抬高视线的角度。国王在用餐之际，要是有一丁点食物滴落到华美的衣装上头，便会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披上用无数蝙蝠皮所制成、柔软如绢丝的暗褐色斗篷“温库”（unqu），再次回到用餐场所。研究安地斯的日本学者增田义郎表示，在与世界各地传统社会中王权的存在形式进行比较后，印加国王的神圣性质已被彻底解析；神圣国王“印加”的特征之一，便是其“不可碰触”的性质。

身为“太阳之子的印加国王”所碰触过的东西，为了不让他人接触，每年都会焚烧成灰，撒至空中；除此之外，国王的唾液会吐在侍女的手中，从国王身体上所落下的毛发，也会由侍女吃食。原因在于害怕有人会透过毛发施加诅咒。

国王乘坐轿子移动，轿子会覆盖上厚重的毛织品，借此遮断与外界的联系，并有开路人员先行打扫道路。负责抬轿的人员，则是由免除缴交贡税义务的特定部族提供。秘鲁史家富兰克林．皮斯（Franklin Pease García Yrigoyen）指出，安地斯地区普遍信仰的创造神——“维拉科查”（Viracocha），同时也是印加神殿中最重要的神祇。相传维拉科查有所动作，与地面接触之时，将会带来灾难；反之，若是平静沉稳的端坐，便有安定秩序的涵义。因此，成为神的印加国王，也必须与大地保持距离，乘坐轿子移动。另外，安地斯的人类学家阿尔盖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认为，“印加”这一个词汇，并不只是单纯指称国王的意思，还带有“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型”之含义。就算是在现代，向库斯科地方的印地安农民探问道：“印加有力量吗？”他们的回答也是：“印加拥有移动石头的力量，移动石头的同时，还拥有编整秩序的力量。”

第九任印加国王帕查库特克　额头上佩戴着王徽“玛斯卡帕洽”。图片取自瓦曼．波马，《新记录与优良统治》。

◎遗骸崇拜与帕纳卡的诞生

印加国王在成为传递大地力量的媒介，逐渐神圣化的同时，也发展出对国王的遗骸崇拜。踏入库斯科的征服者们，怀着嫌恶和惊讶的心情，记录下印加国王们死后成为“木乃伊”，在都城内“跋扈”的模样：国王们逝世后，会在身体涂上香料，用许多薄布包裹起来，梳整头发和眉毛，在眼睛里镶入黄金的薄板，以细腻的技术保存尸体，就算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逝世的遗体，看起来都“仿佛是当天才死亡的模样”。国王的遗骸前供有餐点，并以座轿抬送至库斯科主广场，供民众瞻仰。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将当地对遗骸的崇拜，视为偶像崇拜的代表性行为，加以禁止。不过，在一五五九年，西班牙官吏波罗．德．欧帝高多，四处探询秘密隐藏在库斯科各地的许多印加国王的木乃伊，并且将其中几具可认定为是后代国王的遗骸，送至首都利马。关于被运送到首都的第九任国王帕查库特克，和第十一任国王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ápac）的木乃伊，今日的考古学家们也曾试图在推测的埋葬处——利马市内殖民地时代的医院遗迹挖掘，却始终无法得到线索。

无论如何，由帕查库特克国王所创始，对已故国王的遗骸崇拜行为，成为了帝国意识型态的重要根基。将祖先视为神祇，崇拜遗骸之行为，早在印加于历史上登场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广大的安地斯地区。克丘亚语中的木乃伊，发音为“maruki”，并且有“树木、树苗、作物”等植物性质的意涵，可以确定是与丰收、富饶的信仰有所关联。印加国王在生前是以“太阳神”的意识形态为背景，化身为“战士之王”，带领帝国迈向领土的征服、扩张；逝世后，其姿态也经常在帝国仪式祭典的中心场所——库斯科展现，可以认为，国王本身的存在成为了帝国发展在历史上的连续性，以及国家丰饶的保证。

而且重要的是，这项遗骸崇拜的行为，与帕纳卡的诞生有关。帕纳卡是由已故国王所留下的妻子和子嗣等亲族所构成的团体。在已故国王的亲族之中，唯一不属于帕纳卡成员的人物，就是已故国王的子嗣中继承王位的“唯一的王”（萨帕．印加）。已故国王的亲族们，在昔日国王所留下的王家领地中，与遗骸一同生活，且一面接受大批仆役的劳动供养，一面从事遗骸的照料，并负责崇拜仪式的事务。

另外，更有趣的是，与木乃伊同时制作的国王的“拟似肖像”。国王在生前会制作象征自己的雕像，称为“guaouke”（兄弟）。雕像完全被视为国王的替身，像是在远征的前线或是祭典仪礼上，足以代表缺席的国王。在国王逝世后，会将国王去世前留下的头发和指甲放置在“兄弟”上，并将雕像与遗骸一同安置。头发和指甲等属于人体中会自然生长的部分，将之放上“兄弟”雕像，被认为是用来象征国王的植物性与永生不死。木乃伊本身，经常参加帝国的重要例行活动，负责公开的、公众的场合；相对地，被接上头发与指甲的“兄弟”，则是具有仿佛各家帕纳卡的“家纹”一般的意义。[3]

◎太阳之子

印加国王将自己定位为太阳之子，是衔接大地和宇宙之间的重要存在，因此对国家主神的“太阳”信仰，投注了相当大的力量。“印加”管理着太阳的运行。在欧洲人征服印加两年后的一五三五年四月，基督徒对安地斯的异教仪式的压迫尚未很严重的时候，被视为皮萨罗的魁儡而登基的国王——曼科．印加（Manco Inca Yupanqui），在库斯科市举行祭典时，编年史家的记述如实地描绘出印加国王与太阳运行之间的状况。

那是一场国王紧紧盯着太阳移动的祭典。在库斯科市外的某个地点，正好是太阳升起的方位，国王加上正装出席的“欧雷哈”（oreja），共有六百名人士参与。印加族人为了证明贵族身分，会穿耳洞，并且镶嵌黄金等材料制作的圆盘，将耳朵撑大，因此这些人被西班牙人称呼为“欧雷哈”，亦即西班牙文的大耳朵之意。然后，从奉祀祖先的灵庙中搬出历代国王的木乃伊，坐镇在帐篷之下。大耳朵贵族们排成两列，静待太阳的出现。当旭日东升时，他们以和谐的旋律，缓缓地齐声歌咏，并向前迈步。起先坐在位置上的印加国王，也在歌曲开始后起身，于队伍的前方带头吟诵。就像是顺应着太阳的升起一般，他们的声音渐渐高扬，到了午后，便随着太阳的西下而渐趋沉寂。日落后，众人感叹太阳的西沉，历代国王的遗骸也回到各自的住所。如此的祭典会持续八日，在最后一日，印加国王以及贵族们会手持锄头现身。首先由国王率先抬起锄头，向地面挥落，印加贵族们的动作紧接在后。这便是印加帝国的领土内部，正式开始农耕活动的讯号。

从前文的叙述，能够明显地看出，印加国王是太阳神与人类社会的媒介，自然的创造力在神圣国王的身上获得体现，使得国王成为能够复原社会的存在。除此之外，印加国王有系统地掌握住太阳的动向，将之化为“时间”加以秩序化，并强制施加在被统治者身上。这些也可以说是帕查库特克的功绩，国王在库斯科周围的山丘上，建造了数支巨大的石柱。从库斯科市中心便能够观看到的这些石柱，是为了观察太阳在地平线上的移动状况而设立的。印加国王借由太阳动向的引导，成为了安地斯时间的统治者。

1. “里格”为欧美与拉丁美洲使用的古老长度单位。西班牙、葡萄牙语圈使用的称为“legua”，此单位虽然在一五六八年时正式废除导入公制，但拉丁美洲各国仍在使用，长度各有不一。西班牙的一里格为五千五百七十二点七公尺。

2. 在某个地理区内有一块属于别种性质的区域。

3. “家纹”是日本传统中象征所属家世、社会地位、血统的纹章。

第二章古代帝国的成熟与崩坏

阿塔瓦尔帕　在王位竞争中获胜后，却被西班牙人俘虏的印加国王。

征服与极限

◎朝向“四方之地”的扩张

从欧洲而来的编年史家们，惊愕于眼前扩展的印加社会规模，这对他们来说是文化上的遗产，印加理想的社会样貌令人马上就联想到“罗马帝国”。他们记述道，印加帝国就像是以罗马帝国的形象为草稿，并将之实践的成品：精致建构的上、下阶层国家构造，以及有机地统合起来的多元部族。现代的人们更将印加帝国还原成熟悉的“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之模型。但是，现在也正在逐渐看清，实际的印加社会，并无法用如此均质、平衡的帝国形象概括论之。

帝国以强大的离心力，往东西南北的“四方之地”扩张。观看地图就能够如实得知，十五世纪以后，在统治安地斯地区的三位国王任期之内，印加帝国广阔地覆盖着南美洲大陆。这可以说是在转瞬之间所发生的大事。另一方面，向着印加宇宙的中心——库斯科收敛的向心力，也确实地发挥著作用。当离心力与向心力两个力量维持均衡之时，将会为印加社会带来安定，然而，随着帝国式的成长日复一日地前进，两大力量失去了平衡。扩张与统合，究竟该如何维持平衡，成为纠缠着帝国的难题。印加的历史，正向我们传达着为此难题苦恼、呻吟的社会样貌。

◎印加社会的日常风景

当两大力量维持均衡之时，就能姑且实现后文所记述的印加社会的日常生活。印加古道贯通了王土的东西南北。道路上设有驿站（tambos），以每人每天能够前进的距离，作为间隔的基准。在驿站间传达讯息的信使（Chaski）飞快地奔走，夹带由库斯科发出、系有国王命令的“结绳”（奇普）。道路一旁则有首长（curaca）率领的一团家族成员，人数以十进制法进行调整，他们背负着用精美的织物包裹的简单家族行李、器具，朝着王都的方向缓步前进。这些人员是在国王的命令下，从地方移动至库斯科，从事轮流性质的劳役工作（称为“米塔”〔mita〕）。眼前可以看见村落的人烟。在当地首长的率领之下，穿着最好的衣裳的男女们，齐声唱着赞颂印加与神祇的歌曲，在田里劳动，流着汗水。一旁好不容易得闲的工作伙伴们，则是喝着印加国王御赐的神酒（奇恰酒）解渴。这是设定在印加征服的领土，即“国之土地”、“神之土地”上的劳动光景。另外，在村落的另一个角落，会遇见一栋造的很坚固的特殊建筑。窥视建筑物内部，会发现许多美丽动人的女性，在严格的监视下从事劳动。她们是从帝国各地选拔而来的贞女（Acllas），致力于纺织高品质衣物以及酿造玉米酒的工作。不过在建筑物旁边，却出现男子被处刑后倒吊悬挂的模样。那是玷污贞女贞操的男子们，在印加严刑峻法下的凄惨下场。

再继续迈进，由缜密堆叠的石壁建造而成的建筑物中，升起袅袅的烟雾。被支解的美洲驼等动物，鲜血淋漓。祭司将古柯叶掷入神火之中，一面泼洒神酒，一面埋首于与太阳神对话。神殿旁的田地，将生涯奉献给神的仆从男性们，手持锄头翻松土块，专心准备玉米的播种工作……。

但是，帝国的现实，却出卖了这幅静谧的风景。帝国的前线日渐朝向南北扩张，明明已经差不多要到达临界点，印加士兵与地方部族的激烈战斗，却仍旧持续进行。原本应该跪伏在印加国王脚下表示臣服的部族，杀害印加派遣的使者，各地开始揭起叛乱的旗帜。印加的精锐部队只能赶忙从前线撤回，投入镇压反叛军队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帝都库斯科，拥有权威的帕纳卡，持续累积土地和民众的支持，充实权力，企图掌控印加国王的宝座。帝国的现实，经常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状况。

◎征服的最前线

在西班牙编年史中，描绘着诸位国王的英姿——一面坐镇在库斯科，勤下指令，一面干练地致力于帝国首都的维护工作，并且在诸项事宜告一段落后，仿佛是被神灵召唤一般，率领着大军出外征战。印加的国王们，并不耽于安逸，而且似乎是从扩张活动本身，找出证明王权存在的根据。印加的帝国式扩张，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对印加帝国的扩张来说，“军事性的征服”当然占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然而，扩张战争的刀锋，并不只有军事上的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印加帝国的征服行动，带有“强制性说服”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融合“破坏的恐惧”和“恩赏的诱惑”两者，推动征服行为。在此，可以举出一个在印加人到来以前，内部便已呈现慢性战争状态的例子，即前文提及的中部山岳地带的汪卡社会。汪卡社会如何被吞并，纳入帝国之内？在西班牙人征服后展开的调查活动中，汪卡的居民们道出当初被印加征服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听这些证言：

本证人从父亲和祖父口中听闻，在印加人征服之前，汪卡的居民们在各自的村落中自力更生，生活在毫无臣属关系的社会之中。就在如此的状态下，印加人进攻汪卡。印加国王在这个地区的山丘上，与一万人的士兵一起摆开阵势。证人的曾祖父，也就是当时地方上的军事领导者，仅带着少数的士兵前往印加国王之处，行礼表示臣服之意。其他的居民们因为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而躲起来偷偷观察状况。于是，印加国王为曾祖父披上美丽的外衣和毛毯，并赠送名为“阿齐列”的酒杯。藏匿在暗处的居民们，因首长得以毫发无伤地归来而感到欣喜，众人一同前往印加国王之处，宣誓臣服。一问之下，才得知印加国王对于抵抗者，会采取屠杀、夺取土地的行为。

如同此段文字明确叙述出的一般，印加国王首先借由赠与的行为，向征服对象展现怀柔之意，确认对方臣服的意愿。可见印加的征服行动，是在前文提及的“互惠”之传统原理的延长线上所进行。但是即便如此，等待在不肯接受互惠关系邀请的民族群体面前的命运，将会是极为残忍、冷酷的下场。在库斯科市进行同样的调查活动之时，有位证人的叙述如下：

曾经听父亲说过，征服秘鲁全土的是图帕克．印加．尤潘基。父亲是国王的仆从。国王在征服父亲居住之地，取得胜利之际，收留了父亲。因为该地抵抗印加国王，全数居民惨遭屠杀，父亲因为尚属年幼，而被救了一命。

汪卡民众的判断，绝非错误。但是，就像前文提过的，印加国王与臣民之间，形成一种扭曲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也意外地呈现在征服活动的最前线。美术史家卡明斯的研究，便是从印加国王与被征服者之间交换“酒杯”的行为之中，厘清这种关系的“扭曲”之处。

◎交错的酒杯

印加时代所使用的木制酒杯，称为“凯罗”（Quero）。凯罗酒杯算是考古学上常见的文物，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几张图像和照片。

名为“凯罗”的木制酒杯　印加时代的凯罗酒杯，大多刻上几何的图案。笔者摄影。

左：手持凯罗酒杯的土偶　背着乌尔普大酒瓶。帕查．卡马克神殿出土。
右：印加国王与太阳神　国王以瓦卡为媒介献酒。瓦曼．波马绘制。

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殖民地时代的原住民——瓦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因为感叹原住民在殖民地社会陷入的困境，曾向西班牙国王呈上长篇的“建言书”，希望能够谋求改善之策。瓦曼．波马除了文字叙述之外，还亲自绘制了许多图画。这些插图，是现今理解安地斯地区民众的各种生活样貌，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一幅插图中有一位人物，从额头上的流苏判别应该是印加国王，图中呈现出国王正在以安地斯文化中具有神性的物品“瓦卡”（Huaca，或Wak’a）作为媒介，使用凯罗酒杯向太阳神献酒的模样。坐在地面上的女性，手上的乌尔普（Urpu）大酒瓶装满神酒（奇恰酒），十分熟练地准备酒杯。另一方面，观察从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神殿中出土的前西班牙时期土偶，以驼毛制成的绳子背着乌尔普大酒瓶，手上拿着凯罗酒杯的模样，与瓦曼．波马的插图不谋而合。“凯罗”与“乌尔普”这些盛酒器具，在安地斯社会中，带有强化、构筑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涵义。

在古代的安地斯地区，访问时的礼仪，是主客双方都要准备一组凯罗酒杯，交相饮酒，加深彼此的关系。如果说在如此相互平等的觥筹交错之中，构筑起的是彼此对等之人的互惠关系；那么，印加国王在征服行动中赠与的拉近关系的酒杯，便可以说是刻印上了非对等性的关系。前文提及汪卡地方的证人，表示印加国王所赐予的酒杯称为“阿齐列”。相较于以木头制成的凯罗酒杯，“阿齐列”酒杯是以黄金或是白银制成，所代表的意义，与地位对等之人相互饮酒不同，而是由印加国王单方面地将酒杯强递到面前，潜藏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几篇编年史的记录得知，印加国王使用从库斯科带来的酒杯，与征服地区的地方首长（库拉卡）一起饮酒后，酒杯便作为宣誓臣服的象征，留在当地。据说为了保管、收纳酒杯，还会大费周章地建造建筑物。事实上，进入殖民地时代后，在原住民首长们所留下的遗嘱中，曾经在财产目录中看见“过去由印加国王赐予的凯罗酒杯一组”。因为收下了酒杯，当地社会得以避免被“印加”彻底破坏。然而酒杯本身，成为令人联想到印加国王的记忆载体，被强制地赠给当地。除此之外，那股因酒杯而暂时中断，化为潜藏状态的印加的破坏威力，也烙印在酒杯这件物体之中。

◎铭刻在酒杯上的头、手、足

在大多数印加时代凯罗酒杯的杯身上，都刻有规则的几何图形的图案。这些图案被称为“图卡布”（Tocapu），也出现在同时代的高级纺织品等物品上，其功能被推测为像是代表印加“品牌”的象征。不过，引起卡明斯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图卡布”，而是刻在凯罗酒杯上的其他花纹。当中代表性的纹路可参考阿齐列和凯罗酒杯的照片，在这两张照片上，都可以看见像是露出牙齿的人脸图案。这究竟象征着什么意义呢？

左：凯罗酒杯　可以看见表面有像是露出牙齿的人脸模样。
右：金属制的阿齐列酒杯

在阅读编年史的记录之际，经常会看见印加人对战争中俘虏的敌方将领，以及在统治之下试图谋反、背叛印加国王的人们，施行残忍酷刑的场面。根据瓦曼．波马的记录，对于试图谋害印加国王的罪犯，会把他的犬齿和臼齿拿来制作“首饰”，用骨头制作“笛”，皮肤当成“鼓”，并将头盖骨作为酒杯，饮用奇恰酒。印加人就是这么使用着以敌人身体制成的道具，奏乐、起舞、高歌、畅饮美酒。

果然瓦曼．波马也描绘了一位看起来像高举敌人首级的印加军人。这幅看来奇异古怪的插图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牙齿从半开的嘴中露出的败者的首级。卡明斯精辟的见解指出，在这幅插画中被斩首的败者的身体意象，很有可能就是刻划在凯罗、阿齐列酒杯上的图案。

印加的军人　高举被斩断的敌人首级。瓦曼．波马绘制。

饮用玉米酿造出的奇恰酒造成的醉意，在首长的身体内，微微的扩散开来。但是他的大脑思绪平静，无比清醒。归降于眼前这位从库斯科前来之人，他们的社会共同体的自律性将就此消灭。今后，确实可以期待，从印加国王那以压倒性的丰饶为傲的仓库中，获得物质上的恩惠与眷顾。然而，首长手中的杯子，却对他发出冷酷的警告，假若有一天，向国王揭起反叛的旗帜之时，他们的身体将会成为杯子上的图案。这一个象征着王权与地方社会间非对等的互惠关系的图案，被刻划在杯子上，不时提醒着地方首长们，印加帝国那暂时中断的暴力。而印加国王就把这样的杯子留在当地后，启程离开。

◎统治的本质

如此一来，地方社会便被印加国家所吞并，镶嵌入统治体系之中。在印加帝国登场以前，汪卡社会处于慢性斗争的状态，民众居住在可当成天然要塞的丘陵地区。考古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在印加的统治之下，汪卡人放弃以往的居住地，被迁移至低地。印加预见汪卡社会在未来发起叛乱的可能性，因此事先解除他们的武装。反过来说，印加在地方社会上，是以纷争调停者的立场站出来，为向来的无秩序状态划下休止符，达成“印加的和平”（Pax Incaica），也是事实。另外被征服的地区，随即被编入印加的政治、经济、宗教结构之内，成为让帝国运转的齿轮之一。

被纳入非对等互惠关系的首长与臣民们，确实从王权那里获得了高级纺织品、女性、精美的器具等等各式各样的赏赐。但是，容易隐藏在“赐予者印加国王”的意识形态之下的，则是被送进帝国经济的动脉之内，维持国家有机体的运作，名为“臣民”的人工资源。距离王都库斯科六百公里远的秘鲁中部丘帕丘（Chupachu）地区，西班牙人在征服后，由巡察使实施了仔细的居民调查，留下了珍贵的记录，细致地传达了被纳入帝国结构的地方社会的实际状况。从中能够清楚地理解，“臣民”们在经济上所背负的负担。回答巡察使调查的首长，即使进入了殖民地时代，依旧手持着地方世界重要的记忆装置——奇普绳结，并解开编织在绳结中的讯息，将内容传达给官员们。有关贡税的实际状况如下：

库斯科内有四百名男女常驻，专门负责建设“墙壁”。另有四百名，担任粮食生产的工作。瓦伊纳．卡帕克国王的仆从则有一百五十名。图帕克．印加．尤潘基国王逝世之后，为了遗骸的照料事宜，需要一百五十名人士。两百名负责秘鲁北部地区的警备工作。基多的警备也需要两百人。瓦伊纳．卡帕克国王逝世后，二十人负责遗骸的照料。羽毛工艺一百二十人。蜂蜜采集七十人。昆比（Kumbi，最高级的毛织品）编织工作四百人。染料生产四十人。美洲驼、羊驼的照料工作两百四十人。这里的山谷中田地的玉米生产四十人……要将农作物的收成运送至库斯科或行政中心……护卫印加女子们的工作四十人……。

除此之外，此处的民众还需要担负盐及古柯的生产、提供人力制作草鞋和木制器具，并且派出驿站之间运送行李的挑夫等义务。过去，有关印加纳税系统的基本理想型态，都是将被征服地划分为三个种类，将被并入“四方之地”的地方社会，划定为“国之领土”、“神之领土”以及“民之领土”；印加国王身上背负的纳税义务的根基，主要被认为是在国之领土和神之领土的劳役奉献。但是，光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在帝国需要付出的劳役税，其实更为繁多且严苛。我们今日在库斯科街角看见的壮丽石墙，便是当时从距离王都十分遥远的地方，携家带眷的男女们一起挥洒汗水，辛勤劳动下的结晶。印加国王们即便是在死亡之后，还向地方民众课征劳役，服侍成为木乃伊的自身肉体。

◎地方社会的宗教性整合

印加国王在统治地方社会的理念上，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让过往使地方社会成形的社会体制，尽可能地维持下来，并嫁接入帝国式的组织之内。在帝国的领域内，虽然会派遣印加族出身的高级官员，负责各个地方的统治，但是在地方社会上的实质统治者，还是由原本的地方首长们继续担任。当然，这些地方首长们当初并不是选择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成仁，而是接受印加国王递出的酒杯。

同样的状况，也可以从其他层面来观察，例如宗教。为了将国家最高神祇——“太阳神”的信仰，普及于帝国境内，会在征服地建造太阳神殿，并挑选出贞女和祭司等人员，举行日常性的祭祀仪典。除了对共同体（阿伊鲁）的祖先神祇遗骸，举办祭礼之外，也会将在大自然中孕育奇特力量的场所（例如高峰、湖、泉、海）及事物（岩石或巨木）、畸形的孩童等等，视为“瓦卡”（神圣、灵性之物），并当作祭献的对象。印加并未否定这些土地上原生的实践宗教信仰的行为，反而是积极地将之吸收进印加的信仰体系中，试图增加帝国在宗教上的力量。这样的情况，还是可以在汪卡地方社会的宗教性整合中看见。在印加人来到汪卡社会以前，汪卡人将形状奇特、作为界线标记的石头视为瓦卡崇拜，因族人口耳相传，那块石头是原始时代，征服此地的勇者所留下的标记。同样是征服者的印加国王，除了强化“太阳为父，月亮为母”的崇拜之外，据说还命令道，要将这块圣石视为与太阳神链接的媒介之物来崇敬后，才离开当地。

位于库斯科市内，印加时代的瓦卡　位于照片中央的岩石，被视为神圣的“瓦卡”，受到众人崇拜。笔者摄影。

另外，若观察在库斯科广场所举办的祭典——喜多雅（Situwa）祭，也可以明显看出地方社会在宗教整合上的状况。库斯科广场是帝国举办仪式与典礼的中心场所，此处的土壤会运送至帝国各地，代表分送出库斯科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会大费周章地从远方海岸运来砂土，铺设在广场上，并埋入金、银制的器具。这样一来，便可认为“海洋”也统整进入到了印加的宗教之中。喜多雅祭典，是象征着链接雨季到来与农耕起始的仪式，目的是要“净化”帝国。祭典前，印加支配下所有地区的首长和祭司们，会亲自将瓦卡运送至广场。典礼开始后，这些首长、瓦卡会随同住在库斯科的病患，一同被驱逐出市内，借以象征库斯科的净化与祛除了所有之恶。留在市内的国王和印加族人，继续在广场上举行仪式，将献祭的美洲驼鲜血，与玉米粉混合制成桑克（Sanku）丸子后吃下，宣誓对众神及萨帕．印加（唯一的王）的忠诚。

四天之后，被赶出库斯科市外的人和瓦卡被召回，集合在主广场，依照来自的地方（四方之地）区分，从负责服侍太阳神的大祭司开始，食用桑克丸子。在为期两天的酒宴过后，从地方前来的民众，向国王及众神行告别之礼，可是返乡的条件是，必须将带去的瓦卡留在库斯科。地方的众神便如此被印加国王扣留。

◎统治的极限

印加王权的统治，实际上究竟渗透进被征服地多少？在前文提及的丘帕丘地区，一边核对巡察的史料，一边展开了考古学的调查，其结果十分耐人寻味。分析旧村落的文物和遗迹的结果，几乎在所有的村落，都找不出带有印加特征的建筑物和陶器等物品。不过也有地区例外，挖掘出大量的多彩印加陶器，以及具有印加独特“梯形壁龛”的建筑物。这个村落被认为是丘帕丘地区最高首长的居住之处，并且是印加帝国重要的战略据点。由此可见，印加帝国实效性的统治所能涵盖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很有可能无法彻底深入征服地区的每个角落。

话虽如此，印加帝国统治用的楔子，还是确实地被打入了丘帕丘社会。其中的关键就是在印加国王命令下，送入当地的移民集团；由印加族的首长所率领的两百多个家庭，千里迢迢地从库斯科被派遣而来。事实上，这些帝国内的移民集团被称为“米帝玛耶斯”（Mitimaes）。在前一章已经看过，安地斯地方社会的世界采用“垂直统御”的方式生活的样子，而负责开发各种飞地的殖民者，正是“米帝玛耶斯”。印加帝国可以说是将自古以来在安地斯地区所采取的垂直性人员移动、开发的模式，运用在水平方向的领土扩张。随着帝国的成熟，如此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不只出现在丘帕丘地区，而是大规模地在安地斯各地付诸实践。印加的国家乍看之下，对此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抗拒反应，似乎是将这种作法移植到了泛安地斯传统之中，但是在肤色白皙的异邦人，逐渐从海洋彼岸靠近的同时，帝国的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象征，便反映在以前述形式被镶嵌在帝国各地的移民集团，以及国王和帕纳卡开始积累的“私有领地”之存在上。

在第十一任国王瓦伊纳．卡帕克的统治下，印加帝国的领土扩张恐怕已经到达极限状态。在北部地区（钦察苏尤，Chinchaysuyu）的厄瓜多尔，基多、图米邦巴（Tumipampa）两地建设了重要据点，新兴的地方中心因此诞生，且带有与库斯科匹敌的向心力。在基多的北方，编年史作者齐耶萨以“无轨迹可寻、无秩序”来形容的各个部族，阻挡了印加族的前进，因而齐耶萨将安格斯玛悠河（Angasmayo，今日称为卡尔奇河〔Carchi River〕）譬喻为“帝国的界限”。实际上，印加军队在此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面对战败的结果，瓦伊纳．卡帕克国王十分愤怒，据说最后在取得胜利之际，国王下令将斩首的敌兵首级丢入附近的湖泊之中，时至今日“血之湖”（Yahuarcocha）的名称仍为世人所知。在这个帝国边界区域发现的部族，以印加族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群野蛮人。甚至还留下一段故事，表示当印加国王得知，这些部族连纳贡的能力都没有的消息后，尝试教育他们，定下“每个月将虱子放入管状容器之中上缴”的纳税义务。

另一方面，在帝国的南部地区（科利亚苏尤，Qullasuyu），印加的扩张活动也陷入停滞状态。印加虽然将领域扩张至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Maule River）一带，但是住在当地、以优秀的军事机动性著称的阿劳科族（Arauco），成为扩张行动上的阻碍，使印加人无法进入比奥比奥河（Biobío River）以南的地区。至于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安蒂苏尤，Antisuyu），则是有亚马逊河流域内广大的热带雨林，潜藏着巨蛇与大型蜘蛛。在身体上适应安地斯高地环境的人群，无法轻易靠近该地。在帝国的西部地区（孔蒂苏尤，Kuntisuyu）则是面临大海……。印加帝国“四方之地”的边缘，一直以来便已划上界线。假若文学家松浦寿辉所言为真，所谓帝国，“其别名即为，追求无止尽地持续扩张边境而永无休止的战争……当可视的轮廓已成定局，拥有确切的边界之时，这个‘帝国’便已呈现死亡状态”，那么，此时的印加帝国，或许已经显现出濒死的模样。也正因为帝国的外缘已然固定，在瓦伊纳．卡帕克国王的时代，帝国内部的流动程度大幅度地增加。以下就来看看具体变化的内容。

印加帝国的版图　印加这一个国家，过去只是统治库斯科周边的一支部族，其后将势力扩展至安地斯全境。

末期的征兆

◎印加国王的土地

旧帝国首都库斯科市的海拔高度，会让许多从低地乘坐飞机，一口气登上城市的人，引起生理上极度不适的症状。严重的头痛及恶心感，或是呼吸困难……，如此在身体上所感到的不适，绝非现代人才会出现的症状，对于成功征服印加帝国，成为王都新主人而凌驾帝国之上的欧洲人来说，似乎也是同样难以忍受。

在一五五二年，征服活动结束后已经过了约二十年的时间，住在库斯科市的西班牙民众们向行政机关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首先报告道，许多诞生在库斯科市内的西班牙婴儿，都因为环境不健全的因素而死亡，使得西班牙人纷纷忌讳驻留在市内，导致城市衰退。因此请愿的主旨，便是希望政府能够分配距离库斯科市二十公里远，海拔高度约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公尺的“尤卡伊（Yucay）之谷”的土地，如此一来，西班牙居民们便能够在当地建造别庄，女性们就可以在“尤卡伊之谷”生产、安心育儿。请愿书中，西班牙民众渴望的土地，在当时被称为“印加国王的土地”。

现今的库斯科周边

座落在乌鲁班巴河流域的尤卡伊之谷，又被称为“神圣山谷”，绿意盎然的景观环绕着山谷四周，是一处十分幽美的空间。经过润泽的河水清洗过的河畔，直到今日，仍是安地斯地区品质最好的玉米的生产地带，且以高农业生产性为傲。印加的历任国王，将这座神圣的山谷，塑造成为代表“王权”的特殊场所。如前文所述，印加帝国的领土，在理念上划分为“国之领土”、“神之领土”以及“民之领土”三个种类，并且整合在国家资源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当时的史料中，明言尤卡伊的土地“不从属于印加帝国的任何领土之下”，由此可知，尤卡伊之谷，是跳脱出印加王国“公共体系”范围之外的特殊空间。换句话说，该处是印加王权的私人领域，也就是国王、帕纳卡成员休憩的场所、别墅区。

历代国王在当地投入了高超的灌溉技术，开辟出整齐的梯田。这些印加技术的精髓，就算是到了今日，还是可以从沿着河川行驶的铁路车窗中眺望。送上请愿书的西班牙民众们，就是看中了这片丰饶的土地。在征服之后，虽然法律上并不允许西班牙人出手干预印地安的阿伊鲁所保有的土地，但是对于已经成为无主地的“神之领土”以及“印加国王的土地”，基于考量，西班牙国王最后还是以恩赐的形式，将该地分配给西班牙人。

皮萨克的梯田　利用高度的灌溉技术所完成的梯田，现今仍旧在使用着。笔者摄影。

◎马丘比丘的历史意义

像是这一类的印加国王土地，不只在尤卡伊之谷，位于库斯科近郊以美景闻名的遗迹——钦切罗（Chinchero）和皮萨克（Pisac）也是，且帝国各地皆有散布。历代国王的土地，宛如拼布一般地缝在四方之地（印加帝国）中。其中，特别引起世人瞩目的，就是那覆盖在云幔之中神秘的空中楼阁——马丘比丘（Machu Picchu），此地持续以其不可思议的魅力，刺激着世界上众人的好奇心。

空中楼阁马丘比丘　越来越具有说服力的推论，是马丘比丘在当时，应该是作为印加国王的“别墅”。

一九一一年，北美的学者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在尤卡伊之谷远方的下游，即将进入丛林地区、绿意环绕的山间中，发现这片庞大的前西班牙时期的遗迹。一九八三年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马丘比丘，关于其历史上的意义，也包含神秘的超自然因素在内，出现各种各样的推测。发现遗迹的宾厄姆本人则是推论道，马丘比丘可能是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印加族人所盘据的最后据点；又或者是，此处可以发现笔者在第一章述及，印加帝国起源传说的洞窟——坦普．托科。不过近年来，根据考古学的知识再次检验、对照出土文物与古文书的结果，提升了以下推论的可信度：选择在温暖潮湿的地方建造的马丘比丘，也是印加国王和王室成员的休憩场所，换言之，此处是被归类在“印加国王土地”的空间。马丘比丘最多可以容纳七百五十位人员。另外，在遗址内发现许多人骨，被认为应该是在马丘比丘服侍王族的仆从。

另一方面，秘鲁史家格雷弗（Luis Miguel Glave）和雷米（María Isabel Remy Simatovic）两人，在库斯科的文书资料馆收藏的十六世纪史料中发现了“比丘村”的存在，推测这个因帕查库特克的征服行动，才被纳入印加帝国统治下的比丘村，正是今日的马丘比丘，且为第九任国王的“私人领土”。或许，位于丛林地区的入口处，总是薄雾缭绕的“空中都市”的神秘感，因为这些调查而略为消退，但是，如果将马丘比丘当成一种重要的征兆来思考，认为其存在可以反映出印加帝国内部成长带来的变化，那么马丘比丘的历史价值，丝毫未减。

◎日益增加的米帝玛耶斯

话说回来，这种“印加国王的土地”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这个问题，与印加王权的继承，以及帕纳卡的形成有着非常深的关系。关于王位继承的方式，以往同时存在着“单一王朝”和“双分王朝”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争论。但一般而言，印加国王的选任，是从前任国王与多位妻子所生下的子嗣之中，挑出一名人选，并让他在额头上垂挂着象征国王身分的流苏装饰（玛斯卡帕洽）。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新上任的“唯一的王”虽然被赋予统治王国的权力，却无法继承已逝世的前任国王的财产和土地，这些将全部委托给前任国王的遗骸（木乃伊）和亲族。是故，为了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帕纳卡的将来，新任国王必须从一无所有的状态，设法获得土地和财产。甚至不只是财产，齐耶萨对于“印加国王大道”的状况，留下了令人感兴趣的观察。根据记录，历代国王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会为自己开辟出较前任国王更为宽广的道路。实际上，齐耶萨表示，自己在秘鲁中部的高原地带维尔卡斯（Vilcas）之地，曾亲眼见过帕查库特克王道、图帕克．印加．尤潘基王道，以及瓦伊纳．卡帕克王道，并且承认自己在走进早已废弃的旧王的御道后，迷失了方向。

国王即便在逝世后，仍会回到私人的领地。瓦伊纳．卡帕克国王是在遥远北方厄瓜多尔的基多地区嚥下最后一口气，遗体则被运回库斯科，随后安置在尤卡伊之谷。五十名专门的仆从，被指定负责服侍国王的木乃伊，每当有大型祭典之时，这些仆从便会将木乃伊安置在轿子上抬出。

被安置在轿上抬出的国王木乃伊　瓦曼．波马绘制。

当中重要的是，这五十名，被整合进印加国王私人领域之中的“人类团体”的存在。随着帝国的成熟，“印加国王的土地”日渐成形的同时，这些人的人数也增加的愈来愈快，他们从传统的共同体（阿伊鲁）中被切割出来，进入印加王权的管理范畴之内。根据国王的命令，可以知道离开共同体的“人类集团”，包括从帝国领地内选拔出的贞女（负责侍奉国王、太阳神，或是进入后宫，从事奇恰酒的酿造，和生产仪式典礼时使用的纺织品等工作）、被赋予须将一生奉献给国王和贵族阶层的命运，并成为其家产的仆从，以及被强迫移住至外地的米帝玛耶斯。特别是在尤卡伊之谷这类“印加国王的土地”上，终其一生从事劳动的人民，正是从帝国各地迁徙而来的米帝玛耶斯。

在帝国的成熟期，尚未被确实整合入印加国家的各个地域，屡次出现反王权的叛乱，但即便是在这些地方，还是有大批的民众与家族一起，被强迫移住至“印加国王的土地”。在属于国王专属领域的“尤卡伊之谷”，从帝国北部地区（钦查苏尤）和南部地区（科利亚苏尤）合计约有两千个家庭移住至当地，山谷中的梯田称为“安蒂内斯”，便是在当地耕作的民族集团名称为名。

◎卡尼亚尔人与“圣石”

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从距离库斯科一千六百公里远，现今厄瓜多尔的卡尼亚尔（Cañar）地区移入帝国各地的民众。即使到了殖民地时代，还是可以发现这些同乡人生活在秘鲁各地。根据齐耶萨的说法，在征服这个地区之时，曾经强制一万五千名的男子，带着妻子一同移住至库斯科。事实上，在尤卡伊之谷，来自卡尼亚尔的民众，后来也成长为当地最重要的势力。如同后文将会提到的，拥有印加族血统的编年史家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对卡尼亚尔人怀有很深的怨恨；这项情绪的根源，与帝国末期印加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以及卡尼亚尔人与这项变化的关系有关。

印加帝国第十一任国王——瓦伊纳．卡帕克，便是在卡尼亚尔人的土地上诞生。他热爱这块土地上的图米邦巴，甚至在当地建造壮丽的宫殿。因此瓦伊纳．卡帕克被认为有意在基多创建另一个王国，并且将王都设置在图米邦巴。近年由美国考古学家奥格本（Dennis Ogburn）所发现的事实，非常有趣。编年史家们为了强调印加帝国超乎想像的一面，往往会留下“不可思议”的故事。让我们疑惑的插曲之一，就是关于图米邦巴神殿和王宫的“石头”的内容。齐耶萨的记述如下：

太阳神殿是以极为精巧的技术切割的石块所堆叠而成。这些石块中有些非常巨大。其中有黝黑粗糙的石头，也有貌似碧玉的石头。某些印地安人表示，堆砌成这些行宫和太阳神殿的大部分石块，是遵照瓦伊纳．卡帕克以及其父亲图帕克．印加的命令，用粗绳从库斯科一路拖拉过来。（若此言为真）想到那些石块的数目和体积，以及千里迢迢的路程，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增田义郎翻译）

宛如与齐耶萨的叙述相互呼应一般，十七世纪的编年史家姆鲁阿（Martín de Murúa）表示，瓦伊纳．卡帕克国王用这些经过精巧加工的石块，在库斯科建造两层楼高的行馆之后，将之拆毁、解体，命令将这些石块一个一个地运到基多，重新建造。没想到，当所有的石材运送至卡尼亚尔地区之时，在图米邦巴南方的萨拉古罗（Saraguro）遭遇雷击，预计作为门楣建材的石块被噼裂。害怕这或许是凶兆的印加国王，命令将所有石材丢弃在当地，据说直到姆鲁阿的时代，那些石头依旧保持原状。奥格本在萨拉古罗真的找出了这批石块，如今使用在镇上教会的建筑基石等等，合计共四百五十个石块。经过奥格本以“X射线萤光分析”详细检视的结果，验证了印加帝国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些石块来自库斯科近郊的采石场“卢米科卡”（Rumicolca），距离石块被弃置的当地，有一千六百公里的距离，并且与座落在王都库斯科，具备高度神圣性的太阳神殿和太阳神贞女宫等所使用的石块，属于同样的来源。一个石块的重量从两百公斤至七百公斤不等，推测是和印加国王的移动一样，是使用轿子运送来的。这样的话，究竟需要多少劳力呢？况且，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印加民众并不晓得铁器和车轮的存在。四百五十个石块，一天最少需要四千五百位挑夫行进二十公里，连续搬运共计八十天，才能够走完库斯科至厄瓜多尔之间的一千六百公里。合计需要三十六万人的劳动力！

为何会在“搬运石块”如此单纯的活动上，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组建成库斯科众多神圣建筑物的这些石头被视为“圣石”，印加国王借由搬运与“圣石”相同来源的石块，企图将库斯科的神圣性移植到基多地区。或许可以说这四百五十个石块，是印加帝国内部充满能量的证据。

王室的战争

◎两个中心与瓦伊纳．卡帕克之死

如此，基多地区也逐渐成为帝国的中心，散发出与库斯科地区同样，甚至是更为灿烂的光辉和神圣性。朝着东西南北方向，以离心力向外扩张的活动，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因此隐藏在帝国内部爆发性的能量，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冲撞、流窜。这种状态最大的表象，就是发生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因王位继承问题所引发的内战。

伟大的第十一任国王——瓦伊纳．卡帕克，约在一五二五年前后，于厄瓜多尔嚥下最后一口气。国王身上出现疱疹，最后呈现意识朦胧的状态，被认为死因可能是“天花”。但是，安地斯世界原本并不存在天花的病原菌，国王的死，或许是一个无法以肉眼看出的预兆，预告着至今为止与印加帝国人民毫无关联的什么事物，正一步步地向他们接近。此时，白皮肤的异邦人已经进入巴拿马地区，这些人带来的病原菌，早在他们进入印加帝国之前，便已经在住民之间传染开来，一路南下。

瓦伊纳．卡帕克国王　乘坐轿子赶赴战场的模样。瓦曼．波马绘制。

国王尚在人世之时，关于继任国王的选定问题，已引发了混乱。如前述，印加社会并不存在着欧洲式的长子继承原则，印加国王会从与多位女性（包含自己的姐妹）所生的许多儿子之中，选出一位作为继承人。这个时候，王子们的母亲所属的帕纳卡对于权力的欲望，让继承问题的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浮出台面的有力人选，是两位王子——瓦斯卡尔和阿塔瓦尔帕。瓦斯卡尔的母亲是父王的姐妹，属于第十任国王图帕克．印加．尤潘基的帕纳卡，以库斯科为据点。阿塔瓦尔帕也是在库斯科出生，较瓦斯卡尔年长，曾伴随着父王前往厄瓜多尔地区远征，待在北方战线上支持着瓦伊纳．卡帕克；母亲是属于帕查库特克国王的帕纳卡体系。因为身为国王与姐妹之间的子嗣，身在库斯科的瓦斯卡尔，就任第十二任印加国王。然而，阿塔瓦尔帕却在基多地区起义，似乎是对瓦斯卡尔即位之事，表明抗议之意。

◎瓦斯卡尔与阿塔瓦尔帕

这两位王子为了国王的流苏头饰而展开的悲哀斗争，同时也是两个帕纳卡在历史上的斗争。有鉴于编年史家们与各家帕纳卡的深厚关系，笔者在削除编年史家掺入的历史性修饰之后，简洁地叙述当时经过如下。

国王的遗体运回了库斯科。但是以阿塔瓦尔帕为首，追随故王的有力人士们则是留在基多地区。此事更增添了瓦斯卡尔的怒气，双方的对立和抗争，已不可避免。此外，让事态的演变更加复杂的是，卡尼亚尔人的动向，以及正从海洋彼端逐步接近的“异邦人”。

一开始，阿塔瓦尔帕向卡尼亚尔人寻求协助。从卡尼尔人此时的动向，便可看出后来在历史上长期背负着“背叛者”污名的根源。卡尼亚尔人起初是以阿塔瓦尔帕的支持者身分，提供瓦斯卡尔方面的军队情报；但是当瓦斯卡尔军队接近后，却又泄漏阿塔瓦尔帕方面的情报，向库斯科派的印加国王宣示忠诚。传说卡尼亚尔人还曾经趁势捕捉阿塔瓦尔帕作为俘虏，阿塔瓦尔帕则是变身为“蛇”，成功脱逃。对卡尼亚尔人怀抱着无比憎恶感的阿塔瓦尔帕，最后实现了他血淋淋的复仇。编年史家齐耶萨造访卡尼亚尔地区时，对于当地男性人数稀少，女性人数居然高出男性人数十五倍的现象，感到十分惊讶。探寻其中缘故，据说是因为瓦斯卡尔的军队败退后，阿塔瓦尔帕对于背叛的部族，展开残酷的杀戮所致。

由库斯科派的印加国王所派出的大军，屡战屡败，不久后，就连领袖瓦斯卡尔国王也被阿塔瓦尔帕方面的将军所俘虏。进入库斯科城的将军们，面对敌对的帕纳卡成员，开始激烈的肃清行动。事实上，参考殖民地时代生活在库斯科的印加族后裔人数的统计资料可以得知，属于图帕克．印加．尤潘基帕纳卡的后裔人数，非常稀少。虽然在此之前，国王更替的问题也多少会因为继承制度的不安定，而出现不少流血的冲突；但是，阿塔瓦尔帕对于瓦斯卡尔派系的暴力行为，已经超出寻常的规模。感觉就像是原本要以离心力的方式，朝向外围发散的能量无处宣泄，进而一举往帝国内部涌出，最后招致同族自相残杀的悲惨局面。

在这一连串的事态之中，可以找出暗示帝国变质的历史插曲。瓦斯卡尔阵营拥有强大的库斯科军队作为后盾，为何会轻易被区区一股地方势力的阿塔瓦尔帕阵营所击溃？属于阿塔瓦尔帕派系的编年史家贝坦索斯，记下了值得深思的消息如下：

瓦斯卡尔登上王位后，便在广场上发出宣言。包含太阳神以及他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王在内，将剥夺属于列位先王遗骸所拥有的古柯田和玉米田，纳为自己的财产。其原因为，太阳和死去之人，以及如今逝世的先父，已经无法吃食。如此，他们也就没有持有土地的必要。

与帕纳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编年史家佩卓．皮萨罗也记述道，瓦斯卡尔国王“在那一天，对于这些死者们感到非常愤怒，因为王国内最好的东西全都属于死者。国王命令将他们全部埋葬。从今尔后，只有生者才应该存在，而不是死者。”这或许可以说是表明了，他走出父王的家中，身为自己的帕纳卡之主后，必须从零开始构筑起物质基础的新任国王的苦衷。不过，从别的观点来看则是显示出，在缺乏扩张可能性的帝国之内，瓦斯卡尔能够找到的处女地，已经非常有限。无论如何，瓦斯卡尔的构想，对于依赖帕纳卡家产的印加贵族阶层来说，当然是令人不悦的消息。佩卓．皮萨罗记录道，“希望让死者维持原有状态”的有力人士们，因为这个缘故而厌恶瓦斯卡尔，再加上他的武将们私下串通阿塔瓦尔帕阵营，于是情势便导向了败局。被阿塔瓦尔帕的武将所俘虏的瓦斯卡尔，被迫穿上“女装”，受尽各种残酷的虐待。

破坏既有秩序，将一切重新来过，并不是只有瓦斯卡尔才抱持这样的想法。在殖民地时代，曾经将使用结绳记录下印加国家各项事务的官吏——奇普卡马由（Quipu Camayu）当作消息提供者，进行调查。根据他们的说法，阿塔瓦尔帕阵营的将军们，为了肃清瓦斯卡尔派的人员，进入库斯科城后，遇到奇普卡马由便将之杀害，宣告今后是属于阿塔瓦尔帕的“新世界”。实际上，贝坦索斯记录道，为了在基多地区创建新的“库斯科”，阿塔瓦尔帕命令库斯科市方圆三十里格范围内的住民，全数迁移至厄瓜多尔。

◎异邦人

阿塔瓦尔帕一方面满心期待地，等待成为俘虏的瓦斯卡尔从库斯科被押解来面前；但另一方面，他对于一群从北方海洋而来，逐渐逼近他的人，展现出不寻常的高度关心。因为他接收到情报，得知正有不明人物，乘坐“屋子”渡海，并且从北部海岸上岸。

印加人开始将这群来历不明的人物称呼为“海之子”。他们肤色非常白皙，还留着长长的胡须。不仅如此，移动方式是骑乘在比这块土地上更为大型的美洲驼背上，人与动物似乎是合为一体的模样。要是被这种动物的“尾巴”甩到，人类的身体便会被噼成两半，且只要一口气就能吹熄火焰，倘若发出如同雷鸣一般的声音，就算是在远方，都能够夺去众人的性命。这种美洲驼穿着银靴，飞奔起来的声响宛如雷霆。除此之外，还有人目击到那些海之子的手上拿着白布，口中念念有词。而且他们对于黄金和白银，表现出异常的执着，或许是他们和他们的美洲驼，以黄金和白银为食物也说不定。根据阿塔瓦尔帕国王所蒐集到的情报，率领着白皮肤人种的男人，被称呼为“卡皮托”（西班牙文队长〔Capitán〕之意，卡皮托是发音上的误传），美洲驼似乎是称为“卡巴优”（西班牙文“马”〔Caballo〕之意）。最初，也有人将这些异邦人视为创造之神（维拉科查）。或许是过去创造了安地斯地区后，消失在大海另一头的神，再次到来了吧？若果真如此，那么应该会替阿塔瓦尔帕的新革命，带来幸运。

有消息传来，异邦人途经通贝斯，已经来到坦加拉拉（Tangarará）镇上。阿塔瓦尔帕派出一位印加贵族乔装成平民的模样，送进异邦人的阵营中打探消息。根据这位斥候的回报，人数约为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人的白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维拉科查，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要吃东西、喝水、穿衣服、也会和女性共度春宵，并不会做出什么造山造人、让泉水涌出的伟大事迹。原因是，进入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们也是先用容器装水之后才出发。坏事做尽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创造之神，还不如说是恶魔（Supay，印加神话中的死神）。即便如此，阿塔瓦尔帕还是为了确认异邦人的实际状况，向斥候表示“因为他们想要黄金”，所以就送去一组黄金的阿齐列酒杯。这也可以说是，印加国王透过发起互惠关系，而企图拢络异邦人的一项战略。

但是，试图接近这群异邦人集团的民族，并不只有印加族。从较早的时候开始，安地斯地区的各个部族，便尝试去接触这些异邦人，其中最为积极的民族，就是曾经让印加族痛尝苦果的卡尼亚尔人。卡尼亚尔人亲自前往面见驻留在通贝斯的异邦白人，恳求救援卡尼亚尔人逃出阿塔瓦尔帕手下武将们的迫害。请求援助的卡尼亚尔人，从此成为异邦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者。

◎捕获阿塔瓦尔帕

骑乘着大型美洲驼的一行人，并不在意始终保持静观姿态的印加国王，并以国王停留的卡哈马卡（Cajamarca）为目的地，登上了安地斯的山脉。不久后，异邦人的阵营派出的两位使者，与约三十名他们的同伴，骑乘着“他们的美洲驼”前来造访。他们和一位负责翻译的男子一同前来，这位男子住在海岸地区，在异邦人先前抵达时，曾被带往位在大海彼端的异邦人土地上。阿塔瓦尔帕国王热烈地欢迎这两位使者，向他们递出了黄金酒杯，酒杯中倒有自己爱喝的奇恰酒。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将酒倒掉，让国王十分愤怒。另一方面，使者们要负责翻译的男子将像是白布的物品呈给国王观看，表示上头记述着神以及他们的王；然而，阿塔瓦尔帕因为前述奇恰酒的事情，情绪激动，将这个像布的物品丢掷在地，并且驱赶他们回去。异邦人中的其中一位，在国王面前跨上他们的美洲驼，美洲驼偌大的脸就凑在国王的眼前。有力的鼻息，甚至将国王额头前的流苏吹起一、二次。国王闻风不动。看着使者离开的阿塔瓦尔帕用他的语言说道：“真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家伙。”国王主动借由酒杯构筑互惠关系的方式，以失败告终。

隔天，阿塔瓦尔帕坐上轿子，与大批军队一同前往白人正在等待的广场。孰料竟然不见异邦人的踪影。据传他们躲入了广场周边的“瓦伊纳．卡帕克王之馆”与“太阳之馆”。喝了大量的奇恰酒，酩酊大醉的国王叹道：“已经没有我的立身之处了。”此时，有一位男子走近，透过那位曾经前往异邦人土地的男性翻译，说道：“我是太阳之子，太阳就是为了传达以下讯息，才派我前来。印加不该战斗，而是要听从卡皮托。卡皮托也是太阳之子。这些事情全部都记载在这里。”接着将白布递到国王面前。阿塔瓦尔帕开口道：“这东西说你们这些人是太阳之子吗？我也是太阳之子！”语毕，其他臣子大声附和：“他才是唯一的王（萨帕．印加）！”阿塔瓦尔帕大吼：“我才是生自太阳的！”并把像白布的书抛掷到半空中。男子躲回白人的藏身处后，就在这一瞬间，宛如雷鸣一般的声音轰隆作响，骑乘着“他们的美洲驼”的人们，口中不知在大吼着什么，一跃而出，突袭印加国王乘坐的轿子。他们的武器，砍断了抬轿的轿夫手臂。但是其他轿夫继续紧抓着国王的轿子，不让轿子落地，失去手臂的轿夫，也用剩下的肢体支撑着轿身。然而，轿夫一个个地丧失了性命，轿身倾斜，有一半的面积快要碰触到地面。这时卡皮托抓住了国王的手臂，阿塔瓦尔帕被带至卡皮托等人的阵营。大批的臣子，在狭小的广场里、突如其来沸腾的狂乱状况之中，相互推挤堆叠，窒息、死去。

第三章中世纪西班牙的共生文化

皮萨罗抓住阿塔瓦尔帕的瞬间　1845年绘。

帝国的开端

◎白人的帝国

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随着征服者法兰西斯科．皮萨罗一同航海的人当中，唯一的天主教圣职人员——道明会教士文森特．德．巴尔韦德（Vicente de Valverde），正站在轿子上的印加首领面前。面对着拥有魁梧身形，用充满血丝的双眼直瞪着他的印加首领，修道士做出了宣言，传达他们来到这块土地上所背负的历史使命：

唯一的三一真神（三位一体），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最初的人类亚当，再从亚当肋骨造出女性的夏娃。我们的祖先亚当与夏娃犯下了罪，由处女所生下的救世主基督，为了救赎世人而受难。经过光荣的复活之后，祂再度回到天上，并在人世间留下代理人——罗马的圣保罗及其后继者。他们即是教宗。教宗将全世界的土地分给基督徒的国王，任其征服。你们的这块地方，是分配给吾王查理五世陛下的土地。陛下为了传达这项消息，派遣代理人皮萨罗副王前来。倘若你们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礼，便能够接受国王陛下的庇护，并且为这块土地带来和平与正义。反之，副王将对你们展开严厉的攻击。（节录翻译）

关于当时宣言的内容，存在着各种说法，尽管没有明确的版本，不过身为国王官员的编年史家萨拉特（Agustin de Zárate），则是留下了前文的记述。这项宣言，刺激到了异教徒的印加国王。印加国王反驳道，他的领土是从先王、先祖所获得的土地，为何要由圣保罗或是其他什么人将之托付给谁呢？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另外，有关耶稣还是谁创造天地、人类的事情等等，根本就没有听过，除了“太阳”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创造出世界万物。印加国王又询问，为何修道士会知道这些事情。对此，巴尔韦德向印加首领展示出手中所持的日常礼赞的祈祷书（Liturgia horarum），表示这些是神的话语。异教徒的国王虽然感兴趣地伸出手来拿取，却不知如何打开，而将日常礼赞书扔掷到地面。如此行为毫无疑问地，是对神的冒渎。巴尔韦德向埋伏起来的皮萨罗等征服者们做出信号。就在这个瞬间，法兰西斯科．皮萨罗高呼“圣雅各！圣雅各（Santiago）！[1]”现场发射出的鹰炮[2]声响宛如雷击，骏马的嘶吼声在广场上回荡。印地安人并没有对西班牙人施加攻击，因为引发了剧烈的恐慌。征服者们手中挥舞的利剑，砍断了抬轿的挑夫们的手臂，坐在豪华王轿上的国王因而摔落地面，被征服者的领袖法兰西斯科．皮萨罗捉住，并在混乱中确保他的人身安全。转瞬间，印加国王已从王轿上的君主，化为被囚禁的俘虏身分，即便是被征服者们带回营地内，还是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呈现出沮丧、不悦的模样……。

被西班牙人捕获的阿塔瓦尔帕　瓦曼．波马绘制。

在上一章中，笔者尽可能的从生活在安地斯世界民众的视角出发，描写出从印加帝国成立，至因征服者前来而即将开始崩坏的过程。与之相对，在本章的开头，对于“征服”这个同样的主题，将从欧洲人的视角来描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一个孤立在“世界史主流”之外的空间、于转瞬间成长为南美史上最大帝国的社会，败给了另一个在“世界史主流”之中成长茁壮、成为欧洲最大帝国的社会。“透过酒杯的互惠”与他者构筑关系的原则，被源自于信奉唯一真主的宗教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原则所击溃。当然，光是捕获印加的首领，帝国并不会就此消灭。之后，针对新帝国的并吞行为，想必印地安人也曾拼命地起身反抗。然而，新帝国所行使的暴力、灌输的意识形态，最终还是将安地斯的原住民们囊括进殖民地的统治体制之中。

从本章开始将先探讨，这些力量和意识形态，如何在以欧洲南部伊比利半岛为据点的“西班牙帝国”内生成。至于时间上的出发点，约是十四世纪末。这时候在大西洋对岸的南美大陆上，对原为库斯科地方部族的印加人来说，也是差不多要引燃爆炸式的扩张，创建帝国的时期。

◎胡德里亚

明明再过四年，就要举办万国博览会，但是在这时候的塞维亚（Sevilla），却丝毫感受不到相应的气氛。尽管可以看见为了博览会而着手整备公共设施的迹象，但是，也不知道赶不赶得上预计在一九九二年由西班牙举国筹办的盛大祭典——“‘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纪念”。悠哉自适的氛围，就连从日本来的留学生们也替他们感到不安与焦急。另一方面，笔者有幸在堪称中南美洲历史古文书宝库的“印地亚斯总档案馆”中，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内心十分地喜悦。在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炎热阵风吹拂的环境下，笔者在每日往返档案馆的途中，顺道走访塞维亚地区的大街小巷，寻找历史所留下的各种遗产。

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

这样的日子，持续经过了数月之后，笔者逐渐自负地认为，塞维亚市区的街道规模不大，应该轻易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因而放松地迈开脚步。没想到，竟然还是存在着一个空间，足以让我失去方向感，成为迷途羔羊，必须向经过的路人寻求协助。曲折蜿蜒的道路，宛如朽木上被白蚁啃食出的坑道一般，其中还有狭窄的小巷，约是两人勉强才能通过的宽度，可以从格子铁窗窥探白色建筑物的内部，绽放美丽花朵的盆栽装饰了整片墙面，隐约可以嗅出该处的生活气息。

被称为圣十字区（Santa Cruz）的这一区域，又有“胡德里亚”（La Judería）之称，是旧“犹太人的居住区”。当然，从中世纪至近代，许多犹太人在西班牙生活，而基督教国家对他们的打压，至少在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新世界的不久之前，便施行了犹太人的驱逐令，这段历史在笔者脑海中，只有这些模煳的轮廓。刚刚踏入中南美洲历史研究的笔者，只有能力将塞维亚看做是殖民地历史成形的原点，并没有太多余裕，去针对生活在晦暗空间的犹太人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当笔者在安地斯社会的生活中，找寻印地安人留下的历史痕迹的同时，也逐渐注意到秘鲁历史的深度，并发现在征服后的安地斯历史之中，犹太人刻划下的历史影响。塞维亚晦暗的旧犹太人街与安地斯世界的链接，确实有其道理存在。

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因为这些特殊的历史因素，让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这三大宗教的民众，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都被囊括在同一个空间之中。这三大宗教皆是基于亚伯拉罕的信仰传统。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产生对他者的排斥与接纳、拒绝与理解、强制与说服、憎恶与爱等各种思想和感情，且场所不只限于伊比利半岛，随着西班牙帝国的发展，也传送至地球上的各个地区，对于本书中心主题的安地斯历史，也造成了回响。因为这个缘故，笔者打算从十四世纪末，在安达卢西亚的塞维亚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开始说起。那么，为何时间是十四世纪末呢？

◎反犹骚动

地点是一三九一年的塞维亚，一位在当地活动的圣职人员向民众传教之际，开始出现异样的狂热气氛。标靶是犹太人。名为斐南德．马丁尼斯（Ferrand Martinez）的执事（deacon）怂恿信众，必须毁坏犹太教的会堂（Synagogue），且不可与犹太教徒来往。煽动家（demagogue）的言词不断加速，持续强化了民众们的情绪。在六月的某个清晨，受到马丁尼斯煽动的塞维亚基督教徒们，侵袭犹太人的居住区，展开对人身及家屋等前所未有的破坏行动。结果，上千名男性受害失去性命，妇女和儿童被俘虏，卖为奴隶。幸免于难的，是在骚动发生时，立刻表现出改信基督教决心的人们，他们成群地走向洗礼台。这种反犹骚动（Pogrom，对犹太人的组织性迫害行为），不只发生在塞维亚地区，不久之后就扩散至西班牙各地，对犹太人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为何会发生反犹骚动？从这个时期急遽的社会变化中，可以找出远因。经济的恶化、关于王位继承的内乱、以及这两个原因所导致的社会不安。再加上传染病的流行，以及关于犹太人的流言蜚语。在欧洲，开始出现对犹太人施加组织性迫害行为的时间，约是在一三二一年左右；之后，出现了犹太人与汉生病患者共谋，展开毒杀基督教徒的谋杀计划，且格拉纳达（Granada）国王也参与其中等传言。基督教各国似乎被汉生病患者、格拉纳达（伊斯兰教徒），以及犹太人这些所谓“异者”的阴谋所团团包围，如此的印象增强了反犹太的情绪，在欧洲世界酿成整体性的“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北部的国家中，最后甚至采取将犹太人驱逐出国的激进政策。

收复失地运动的进展

伊比利半岛也无法自外于这股趋势。一三四八年爆发的黑死病，从地中海登陆伊比利半岛后，一般民众认为黑死病的肆虐与犹太人的存在相关的想像，逐渐强化。传染病的蔓延造成许多人死亡、农村荒芜、贫民人数急速增加。对犹太人作为高利贷者和税吏而致富的既定印象，让人民内心的愤怒，转而投向犹太人民族。就在社会不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卡斯提亚王国（Reino de Castilla）发生的王位争夺战，更是加速了社会反犹情结的成形。一三六六年，当时国王佩德罗一世（Pedro I de Castilla）的同父异母兄弟（庶子）恩里克二世（Enrique de Trastámara），为了与国王对抗，发起武装起义，开始国家的内战。恩里克二世在政治上的宣传手法高明巧妙，尤其是反犹主义的主张，特别奏效；恩里克二世开始散布谣言，表示别名“残酷者”（el Cruel）的佩德罗一世，正不断地牺牲基督教徒，让犹太人更加富有。

这就是一般所述，关于十四世纪末反犹骚动发生的背景因素。这场犹太人大迫害的行动，也宣告过去在伊比利半岛所维持的异文化（相对上的）共存的现象，正式终结。支撑帝国存在的文化特质之一，便是将自己的存在置于最高的位置；面对他者之时，则是将之排除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外，又或者是，以暴力的方式强迫他者的世界选择同化（虽然印加的国王，第一件事是先送上酒杯）。一三九一年，强迫犹太人选择被屠杀或是改信基督教的二择一，也许可以说是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在十六世纪，以帝国之姿现身历史舞台的起点之一。基督教的历史，以及基于教义而形成的“绝对性统治”姿态，强迫阿塔瓦尔帕国王究竟是要选择接受，抑或是断然拒绝后迎接灭亡的思想，与反犹骚动可说是相互链接的概念。

三个宗教以及文化

◎共生的起始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光是注目前述那些排除异己的意识形态，来理解西班牙社会以及美国的殖民地空间。其原因在于，中世纪的西班牙，曾经存在着信仰不同宗教、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长期和平共存的历史经验。面对他者的存在，抱持着认同的精神，或是不以暴力为要胁，透过对话的方式促使他者同化的精神，持续地维持在中世纪的西班牙社会。这种精神（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异文化的共生，笔者沿用玛莉亚．罗莎．梅诺可〔María Rosa Menocal〕在她极具魅力的著作之中所使用的“宽容的文化”一词）在反犹骚动过后，并未消失，在十五世纪后依旧持续成长；不仅如此，还与排除异己的意识形态相互抗衡，保存在以美洲印地安人为对象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殖民化计划的深处。那么，在伊比利半岛这个空间所开展出的不同文化与不同宗教的共生，其具体的样貌又是如何？

穆斯林的承包业者，替犹太人建造家屋。犹太人的工匠，在基督教徒的师傅手下工作。犹太人的律师，为了信仰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法庭上为之辩论。基督教徒的宗教祭典上，伊斯兰教徒的乐队和表演者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督教徒将爱子的身体交给犹太人的医师诊治……。确实，在当时因为唯恐怀有恶意的犹太人意图加害基督教徒，而有禁止犹太人医师开药、禁止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一同用餐等具有实际效力的法令，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状况下，这三者（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上维持着密切的关系。

最初，与基督教徒共享空间的是犹太人。他们与有“塞法拉德”（Sepharad）之称的伊比利半岛，关系深远。在犹太人经历东方世界的大离散后，便已经有人移住伊比利半岛。纪元后，犹太人的身影，在罗马帝国伊比利半岛的行省统治下渐趋明显，一面被统合进拉丁世界，一面也确立了犹太人自我认知的意识。

不久，属于日耳曼民族的西哥德人，展开统治后，日益强化对犹太人的打压政策，与基督教徒通婚或是持有奴隶人身财产的行为皆被禁止；西元七世纪以后，甚至还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们因此开始期待，此时在东方世界新兴崛起的伊斯兰势力，期盼他们能够将犹太人从种种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西元七一一年，伊斯兰教徒入侵伊比利半岛，除去西北部的山岳地带，转瞬间将半岛上广大领域都纳入统治范围（该广大领域，后来称之为安达卢斯〔Al-Andalus〕）。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在军事性上较为激进，但是原则上并不会使用暴力，排斥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因故，后来约有七百年以上的时间，信奉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众，“共同生存（共生）”在同一空间，编织出一段特别的历史记忆。

托雷多的犹太会堂（Synagogue of El Transito）　十四世纪委托伊斯兰教徒的工匠，所建造而成的犹太会堂。

近来，在美国“世贸中心大楼毁坏”之后，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呈现全面性敌对的混沌局势，作为这个状况的对跖点（antipodes，距离最为遥远的相对位置），中世纪西班牙三个文化共存的社会，则是可以称作理想国的状态。穆斯林统治的开始，一方面成为基督教徒发起“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的发端；另一方面，在三个文化的关系上，也顺应历史的局面，呈现出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多元样貌。

话虽如此，也必须强调，作为安达卢斯世界的主角——伊斯兰教徒，在统治当地后，所制定出的“共生”原则。在伊斯兰教的法理上，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相对于伊斯兰教徒，其存在被认为是处于次等的地位；但是他们作为信奉一神教、持有圣经的“有经者”（People of the Book），则是被归入“齐米”（Dhimmi，“被保护民”之意）的范围之内，必须加以庇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背负着缴纳人头税（吉兹亚税〔Jizya〕）的义务，与此同时，他们身为“齐米”，在人身、财产上受到保护，在选择职业、移动、居住上的自由，以及维持固有的宗教活动等行为，皆受到认可。这种庇护的思想，成为三大宗教、文化共生背景的基调。

◎安达卢斯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

安达卢斯的历史，是以奥米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中国称白衣大食）的属地为起始，后来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中国称黑衣大食）发动军事政变，击败奥米亚王朝之后，西元七五六年，迎来阿拔斯王朝系谱上的继承者——阿卜杜拉赫曼一世（Abd al-Rahman I）为王，将哥多华（Córdoba）定为首都，创建“后奥米亚王朝”。到了西元九一二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即位，不久后僭称“哈里发”（Khalifa，为伊斯兰教在宗教和世俗上的最高领导者），哥多华的哈里发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成为西地中海世界中心的统治者。

首都哥多华城内，道路铺设以及灌溉水路等公共设施齐全完备，拥有上百间浴场、上千座清真寺，同时也是最先进的文化中心，其象征性的代表场所，就是以藏书四十万卷自豪的哈里发图书馆。此地因为丰饶、繁荣的文化而被誉为“世界的宝石”（梅诺可），位于哥多华郊外，由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所建造的王宫都市——梅迪纳．阿尔扎哈拉（Medina Azahara），是最能映衬这项美称的象征性空间。约在笔者执笔本书的十五年前，曾获得访问这座古老宫殿的机会，如今只留下建筑的遗骸，只能算是一处“考古学的遗址”。然而，仔细凝视之下，以美丽线条所描绘出的梁柱和拱门的阴影下，隐约辉映着马赛克的碎片，其工艺技术十分地细致精巧，道出了在此地所开展的知性氛围，高深且饱富内涵。

梅迪纳．阿尔扎哈拉遗迹　位于哥多华郊外，于十世纪时所建造的伊斯兰王宫都市。

在伊斯兰的体制下，与被视为“二等”存在的基督教徒相较，犹太人因为从西哥德人的统治中获得自由，并且接受庇护，可说是大大地享受着解放的快感。这个时期，从东方世界，也就是阿拔斯王朝的中心——巴格达，流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财产，例如与《圣经》和《塔木德》（Talmud）有关的知识、哲学和科学思想，积累在安达卢斯的宫廷之中，以犹太人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们，成为吸收这些文化的媒介人物。

“共生”社会中结出最为丰硕果实的，是在犹太人发出灿烂知性光芒的“翻译”领域。特别是在一〇八五年的托雷多，当时由卡斯提亚的阿丰索八世（Alfonso VIII）所统治，据说整座城市简直就像是一座翻译经典的中心机构。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齐聚在托雷多，便是为了追求累积在这座城市内，从阿拉伯文被翻译过来的古代经典知识。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接连地从阿拉伯文被翻译为拉丁文的书籍。

翻译所进行的过程如下。其主要的中心人物，即为拥有过人语学才能的犹太人。他们将阿拉伯文的文献，翻译为当地的语言，亦即卡斯提亚语，并高声地逐字朗读。接着再由基督教徒基于犹太人的口语版本，翻译为拉丁文……，经过如此繁复的变换过程而诞生的翻译书籍，满足了欧洲对于古代经典知识的渴求，也连带地影响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知识运动。以翻译为核心的知识运动，即便是到了收复失地运动情绪高涨的十三世纪，也并未因此终止。尤其是有“贤王”之称的阿丰索十世，其执政时期的首都塞维亚，以犹太人为首的知识分子，仍旧十分有热诚地维持着翻译活动。

◎日益激烈的收复失地运动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逝世后，后奥米亚王朝在执行统治权的宰相——阿尔．曼苏尔（Al Mansur）领导之下，绽放王朝最后的灿烂光辉。阿尔．曼苏尔逝世后，哥多华的哈里发国灭亡，迎接而来的是各个地方独立的“泰法”（Taifa，帮派、教派之意）势力，群雄割据的时代。过去被逼往北方的基督教徒们，在十一世纪逐渐取回了力量，开始南进；另一方面，统治伊比利半岛中北部的卡斯提亚王国，以及将势力从伊比利半岛东部拓展至地中海世界的亚拉贡王国（Crown of Aragon），两王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为显著。如此一来，在割据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势力，与向南展开行动的基督教王国之间，也就构筑起收复失地运动的背景条件和环境。加上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 dynasty）、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 Caliphate）这些激进派的伊斯兰教徒从非洲入侵后，伊斯兰势力的统治范围包含从北非至安达卢斯这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样的局势持续至十三世纪的上半叶。

从北非前来的王朝，支撑着他们内心的，是非常强烈的圣战意识，且明显地属于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因此，作为呼应，与这股伊斯兰势力对峙的基督教徒，在收复失地运动上的动向，出现了变化。正好在这个时候的欧洲，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十字军精神日益高涨，在收复失地运动上，也注入了这项战斗性的思想意识。这项十字军思想意识展现出最为高潮的瞬间，大约是在西元一二一二年。这一年，在哈恩（Jaén）地区北部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中世纪教宗权力鼎盛的象征性人物——伊诺增爵三世，以及接受（Innocentius PP. III）亚拉贡王国（Reino de Aragón）、纳瓦拉王国（Reino de Navarra）、葡萄牙等支持的卡斯提亚国王阿丰索八世，击溃穆瓦希德军队，杀害众多的伊斯兰教徒。

在收复失地运动的兴盛期间，替教徒们补充战斗能量的，便是圣雅各信仰。在西元九世纪初叶，于西班牙北部的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这个地方，发现了基督十二使徒中的一人——圣雅各的坟墓。这项对于圣人的崇拜，迅速地引发众人关注，不久后，圣雅各信仰越过庇里牛斯山脉，许多欧洲民众都前来瞻仰。特别是，圣雅各在十一世纪以后的收复失地运动战场上，被视为基督教徒的守护圣人。士兵们在大呼“圣雅各”振奋士气后，向伊斯兰教徒展开攻击；除此之外，基督教徒们深信，当陷入困境之时，圣雅各会骑着白马从天而降，解救众人。在卡哈马卡的时候，也曾经呼喊过“圣雅各”之名；在接下来的安地斯世界，骑乘白马的圣雅各也将继续登场。

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所发生的事情，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过去所保持的平衡力量，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收复失地运动的热度，再度提升。卡斯提亚王国，于一二三六年攻陷哥多华、一二四八年击溃穆希瓦德王朝的首都——塞维亚，决定了安达卢斯地区的统治权。自此之后，伊斯兰教徒勉强能够确保的统治范围，只剩下格拉纳达王国一处。在此次卡斯提亚展开攻势之际，纳斯里德王朝曾经提供军事协助，作为回馈，格拉纳达王国承认纳斯里德王朝的统治资格。

如此看来，以八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侵为契机，所出现的三个不同宗教文化“共生”的状态，或许会带给读者一个印象——随着收复失地运动前线的成形，共生局势因此中断。的确，收复失地运动的高潮，强化了基督教狭隘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将自我文化的优越性置于绝对的高度，在宗教上绝不认同他者的存在。然而，这种排斥异文化民众的力学，并未立即发挥作用。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上，为了调整属于不同宗教文化的共生状态，曾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努力。举例来说，在十三世纪编纂的法典中，认同如此的共生状态，就是一项证明。

共同生活的人们

◎《七章法典》

就算在知识的领域上，能够充分理解“共生”关系的概念，但是在民众所生活的日常世界中，又是如何？关于收复失地运动发展的结果，以及被基督教世界所包围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身处的境地，能够从饶富兴味的这部史料——《七章法典》（Siete Partidas）之中，窥知一二。这部法典，是卡斯提亚王国的“贤王”阿丰索十世，为了统一王国内的法治，于十三世纪中叶编纂而成。在该法典的第七部的“刑法”章节中，记有“关于犹太人”、“关于伊斯兰教徒”之条项，详细地叙述在收复失地运动的巅峰时期，该如何对待异教徒的内容。

首先，关于犹太人的部分，规定于《七章法典》第二十四条中，首先，将犹太人定义为必须遵从“摩西律法”，固守戒律的信徒。犹太人过去虽然被赋予“神之民”的荣誉，但是犹太人羞辱耶稣基督，将耶稣逼上死路，因而丧失了所有的名誉和特权，就连拥立国王的权力也被禁止，被迫成为四处流亡之民。虽然禁止犹太人站在统治基督教徒的立场，或是就任基督教徒的上级职位，不过只要犹太人不去扰乱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保持平稳宁静的状态，就能够继续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之中。倘若犹太人做出将基督教徒拉进自己宗教圈的行动，将会被判处“死刑”和“没收全财产”的严厉刑罚。另外，改信犹太教的基督教徒，也会被判处死刑。在共生架构下对其他宗教展示宽容的大前提，是三个宗教各自认定，自己处于绝对性的优越地位之上。因故，最为憎恶的是，信徒脱离自己的宗教圈，进入其他的宗教领域。

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各宗教之间在弃教、叛教后再度回归的现象，即使是在收复失地运动日益呈现出严厉的宗教战争样貌之后，还是可以频繁地看见。例如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武力对峙的“前线”，安达卢斯的伊斯兰教势力，为了吸取基督教徒军队在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积极地拉拢内心对于战时论功行赏怀抱着不平、不满情绪的异教徒士兵（基督教徒）。结果，许多基督教徒的战士们，被伊斯兰教方面所提供的优渥奖赏所诱惑，轻易地踏入了异文化边境的界线。根据研究伊比利半岛中世纪历史的著名学者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说法，这个时期，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各个宗教之间的改信，信徒们来来去去的选择，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七章法典》中加入条例，严格限制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的接触。基督教徒不得与犹太人共同用餐、一同入浴，也不可饮用犹太人酿造的葡萄酒，以及摄取犹太人所开的药剂和泻药。此外，基督教徒的女性，被视为“神之新娘”，因此犹太人男性要是与基督教徒女性发生性关系，等同死罪。

在法典上，还提到了日后思考犹太人历史时不可忽视的内容：“听闻犹太人有意想要侮辱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纪念日（圣周五），将孩童掳掠来绑在十字架上。若是掳掠不到孩童的时候，就制作蜡像人偶，将之钉在十字架上处以死刑。”如果在王国内发现这般行为，相关者必须到国王面前接受审讯，倘若属实，将适用死刑。这项“孩童的仿真钉死刑罚”，又被称为“仪礼杀人”，在两百年后，成为发布犹太人放逐令，将犹太人驱逐出伊比利半岛的导火线，同时也是基督教徒所捏造出的犹太人代表性形象。

犹太人的徽章　犹太人被强迫在胸前别上识别的徽章。

《七章法典》的内容，虽然带有对于犹太人存在于国内，有所“不愉快”的笔触写成，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出他们愿意“忍耐”，允许犹太人继续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的雅量。例如犹太教信仰的据点——犹太会堂的存在，即便禁止建造新的犹太会堂，但是基于该处是赞颂“神之名”的空间，既有的会堂在保护的范围之内，禁止基督教徒的毁损行为。关于后来成为迫害犹太人根本原因之一的“安息日”，“星期六是他们从事礼拜之日，不许将他们传唤或是带往法庭”，允许犹太人安静地度过这一天。仪礼杀人的嫌疑，要在国王面前接受审讯的规定，也被认为是为了阻止犹太人无故，或是基于传闻而受到迫害。

法典的第二十五条，则是有关伊斯兰教徒的内容。伊斯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被定位在愚劣的位置。但是基于法律的基本精神，与对待犹太人相同，只要不对基督教社会带来伤害、恶行，伊斯兰教徒的生活安全及财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严禁基督教徒做出侵害。除此之外，神厌恶强制和暴力，若能向这两支异教徒以适当的演说、口语传教等方式，使其改信基督教，可说是实践了神的本意，非常地推荐与鼓励。前文曾提到伊斯兰教徒的齐米传统，或许也可以说是由基督教诸王所承继了下来。

虽然将他者视为低劣的存在，但是只要不加以危害，在生活和精神上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是会提供他们在生存上的保障。就算是怀抱着让异教徒改信自己宗教的终极目的，也是在信赖对方智识能力的基础上，以“对话”的方式推展。《七章法典》所显示出的，便是对异教徒维持距离感的“三文化共生”的基调。法典的内容，是否真的反映在现实世界，虽然已不得而知；但是，倘若这种忍耐着“矛盾”、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状态的精神，可以被称为“宽容”的话，那么这种宽容的精神，就潜伏在这部诞生在十三世纪，管理实际利益与实务世界的法典书籍之中。

◎传教与改信

在《七章法典》中所展现出带有紧张感的共生精神，在异教徒对峙的现实世界中，彻底发挥的时刻，就是“传教、改信”的局面。中世纪的伊比利半岛上，方济各会（Franciscans）与道明会这类的修道会，站在传教事业的前线。数个世纪后，在“新世界”向印地安人传教的事业中，也处于核心的位置。在此，笔者想要先针对，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在安地斯世界中成为向印地安人传教的机动力——道明会，来做介绍。

相对于被千年王国主义所刺激，狂热推展传教事业的方济各会，道明会的传教士，保持较为智识、理性的态度，尝试与异教徒进行对话。他们所拥有知识力的背景，便是当时正在欧洲兴盛的大学高等教育。他们在大学内锻鍊培养论理、辩论的能力，并以此为武器，用语言迎接异教徒的挑战，甚至还说服了伊斯兰教充满智识的领导者。道明会传教士的代表人物，即为雷蒙．德．培亚佛（Raimundo de Peñafort）。

雷蒙是一位伟大的法学家，曾坐到道明会总长的位置，为了向伊斯兰教徒与犹太人传达福音，而辞去道明会总长的职务，献身于传教、对话的现场。以“甜美且富含逻辑、道理的言论说词”为媒介，说服并吸引异教徒的雷蒙，据说成为伊斯兰教徒们口中“唯一的避难所”，赢得信赖。对于传教士们在传教时所秉持的态度与方针，他倾向理解当地的习惯，穿上传教对象的传统服装，融入于当地社会，减少在公众场合与对方争论，避免“殉教”的危险。

有关道明会传教方式的特征，还可以举出一点——学习他者的语言。换句话说，为了实践传教士与异教徒之间，能够在深奥的神学上进行对话，在传教士语言学校设备的设置上，整备齐全。学者伯恩斯曾经以瓦伦西亚地区为中心，针对道明会系统下学校营运的状况，进行考察。根据伯恩斯的考察结果，至十三世纪末为止，以瓦伦西亚为首，道明会还在巴塞隆纳、哈蒂瓦、莫西亚地区设置学校。阿拉伯语的学校，约要花费二至三年的时间学习，修习结束之际，实行街头传教的测验，通过后便能获得认可的资格证书。

这种以对话为基础的道明会传教活动，实际上可以从莫西亚地区与道明会传教士接触过的穆斯林，其所进行的谈话内容中，获得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位穆斯林遇见的，是在教会中学习的圣职人员团体。这些人“是为信仰而生，专心致志于研究之中，特别是埋首于伊斯兰学的研究，以及翻译事业，将知识翻译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们的目的，是透过与穆斯林的对话和辩论，将弱者拉拢至他们的信仰圈内”。他（穆斯林）认识团体中一位出身马拉喀什的传教士。这位能言善辩、学识渊博，又能够保持沉稳、冷静的态度论述道理的传教士，不只是精通阿拉伯语，还通晓《可兰经》和文学领域的知识。穆斯林想起曾与他对话的印象，深有感触，认为他是一位拥有自制力，又充满豁达精神的传道士。诞生于中世纪伊比利半岛历史中的宽容文化，切切实实地存在于这位传教士的精神与思考之中。

共生的终结

◎犹太教改信者问题与血统思想

然而，到了十四世纪末，于本章开头曾提及，在塞维亚发生的反犹骚动，成为基督教与异文化相处方式变化的契机，重心逐渐从“对话”转移到“强制力”的行使。其结果，导致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问题，发生根本性的变质，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犹太教改信者问题”。因反犹骚动的蛮横行径，许多暴露在威胁之中的犹太人，因此选择改信基督教，被称为“犹太教改信者”（converso）。如此的状况，为犹太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龟裂。从该时代史料的断简残篇来观察，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样貌。一四四三年，居住在亚拉贡地区的犹太人遗孀，在遗嘱上留下，将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两位基督教徒的儿子、三位基督教徒的女儿以及两位犹太教徒的女儿”。在后反犹骚动的时代，夫妇或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这两个宗教的缘故，而切断了彼此的联系。

另一方面，又被称为“新基督教徒”的犹太教改信者们，也一步接着一步贪心地开发和尝试，在改变信仰后，可能得手的利益和地位。反犹骚动发生之际，成为争议问题的，是犹太人的“宗教”，而不是犹太人的“血统”。因此，当犹太人们舍弃先祖教诲的同时，反过来说，他们也获得了与基督教徒同等的社会权利。在《七章法典》中，禁止犹太人站在统治、管理基督教徒的立场和职位；如今，当犹太人成为基督教徒之后，便逐渐地往国家、都市和教会等各式各样的公职领域发展。拥有丰厚财源的犹太教改信者们，购买都市参议会（cabildo）的职位，掌握行政权；在天主教教会之中，他们也正爬上高阶神职人员的阶梯。最著名的例子，是犹太名萨洛蒙．哈雷维这号人物，生长于代代从事税吏的家庭之中，年纪轻轻就成为当地首席的拉比（犹太教的神职人员，rabbi），可以说是确立起卡斯提亚犹太人代表的地位，后来改信基督教，经过洗礼后获得基督教的名字——巴布罗．德桑塔．马里亚，在教会的阶级制度中逐渐爬升，最后当上布哥斯主教，甚至成为梵蒂冈使节。另外，活跃于金融界、医疗界的犹太教改信者，也十分地引人注目，他们透过婚姻，混融进入贵族阶层之中。不过，容易想像出的是，在犹太教改信者急速提升社会地位后，因为他们投机取巧的缘故，而感受到政治、经济机会被剥夺的旧基督教徒们（代代以身为基督教徒而自豪的信徒们），当然也就心存愤恨。

◎血统纯正的概念

旧基督教徒内心的愤恨，就在一四四九年，从托雷多城市一举爆发出来。当时卡斯提亚国王胡安二世（Juan II de Castilla）的宠臣——阿尔瓦罗．德．卢纳（Álvaro de Luna），进入托雷多城内，为了调度战争费用，要求征收临时税金，引起托雷多居民强烈的反弹。居民们深信，征收税金的背景，是由托雷多城内富裕的犹太教改信者商人们所策动的计划，因此袭击商人，夺取财产，在犹太教改信者富商的居住地区内恣意掠夺。

在这场暴动的混沌局势中，托雷多城内的旧基督教徒领导阶层制定了“判决法规”，宣告犹太人的问题，已经从原本的“宗教”要素变质为“血统”要素。换句话说，这部法规质疑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真实性，认为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爬升与发展，是试图颠覆旧基督教徒社会的阴谋之一。“判决法规”可以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萌芽的象征，让后来的西班牙发展为帝国的特征之一。基于一连串单纯的公式——犹太教改信者＝犹太人＝违反社会常识的存在，在托雷多管辖的区域内，规定在所有公家机关的职位上，开除犹太教改信者的职员。以一部法规所开展出的思考方式，成为贯彻十六世纪以后西班牙帝国“血统纯正”的概念。

十五世纪中叶，以托雷多为开端所推展的排除异文化思想，正一步步地在伊比利半岛上蔓延扩散，并且制造出意图支配民众心灵的国家机器，也就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异端审问”，甚至成长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只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就连新世界的原住民们，也一同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

1. “Santiago”是圣雅各的西班牙文。自十二世纪起西班牙人将穆斯林势力逐出伊比利半岛时，便已开始使用当作作战口号。

2. “Falconet”，属于轻型的加农炮，又译为隼炮。

第四章排除异己的思想——异端审问与帝国

异端审问判决的结果宣读　经过审问的结果，许多犹太人被处以极刑（火刑）。馆藏于普拉多美术馆。

西班牙国家的诞生

◎隐性犹太教徒

“黄金世纪”、“日不落国”等华丽的社会形象，为西班牙帝国添加许多绚丽的色彩；但倘若说到帝国的阴影部分，勾起世人们负面印象的源头之一，就是“异端审问”。嫉妒西班牙在政治、经济上绽放光辉的西欧各国，捏造“黑色传说”（Black Legend），展开攻讦之事，相信已是众所周知。在这些黑色传说中，被拿来作为材料的，便是西班牙人对印地安人和土地所做出的破坏行为，以及体现出宗教冷酷、残忍性格的异端审问，成为突显西班牙国家低劣性格的象征。混融着多元文化的要素，被讴歌为世界宝石的西班牙中世纪世界，在近代以后的帝国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样貌？对此，笔者希望能透过这个约与近代西班牙国家诞生的同时，启动异端审问体制的历史，来观看十六世纪西班牙社会的诸多面相。

十五世纪中叶，在以“血统纯正”的概念为基础，孕育出排除异己的规定过后不久，伊比利半岛上关于异教徒所发展出的问题，虽然暂时处于沉寂的状态，但是在这期间，却也加强了民众憎恶犹太人血统的发酵程度。

在这个时期，西班牙文出现了“judaisante”这个语词，意思是隐性犹太教徒（隐藏自己是犹太教徒身分的人）。换言之，教会方面的人士和民众，开始质疑犹太教改信者（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们会偷偷地回归犹太教的恶习。表面上，旧基督教徒们若无其事地面对犹太教改信者，私底下则是四处嗅闻他们身上的犹太人气味。举例来说，关于犹太人的“气味”，当时编年史的作者之一贝鲁纳鲁德斯（音译）记录如下：他们料理洋葱和大蒜，由于忌讳使用肉的关系，以植物油取代猪油烹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嘴巴非常的臭，家中和门口也都散发出恶臭。犹太教改信者因为难以舍弃犹太教的习惯，果然也是拥有同样的臭味……。犹太教在饮食的规定上，十分细密严格，有鳞、鳍的鱼类可以食用，但是甲壳类和鱿鱼、章鱼等海洋生物则是被视为不洁之物；动物方面，牛、羊、鸡等分蹄、反刍的生物属洁净之类，猪则是属于不洁之类，禁止食用。

如同上述，带有强烈偏见的犹太人印象，日益增加。他们奸诈狡猾的运用小聪明，喜孜孜的累积财富，绝对不会去挥汗耕作。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以身为世界上最优秀、聪颖的民族而自傲、自满……。在如此反犹主义情绪沸腾的结果之下，诞生的制度就是“异端审问”。

◎恩里克国王与犹太人

异端审问诞生的背景，是西班牙在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国家体制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胡安二世于十五世纪初即位，自此之后，握有权势的贵族们开始动摇国王的权力；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胡安二世的儿子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 de Castilla）上任后，反对新国王的贵族们，支持恩里克四世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作为王位继承人，另一个派别则是推举恩里克四世的女儿胡安纳。这两个派别的对立抗争，促成伊比利半岛上的内乱局势。

恩里克四世被冠上“无能者”（the Impotent）的不雅绰号。这项不名誉的称号，被认为是在内乱后即位的伊莎贝拉阵营，因为只能够确保住王权十分脆弱的正统性，而由编年史家捏造出恩里克四世的不雅称号，借以强调上一个王权的腐败以及非正统性。除此之外，也有人主张恩里克四世有性倾向上的问题，犯下“邪恶之罪”，耽溺于男色之中；因故，成为王位继承者的女儿胡安纳，并不是恩里克四世的亲生女儿。有趣的是，先不管国王喜好男色的传言真伪，这种性向上的印象，正好成为可以将恩里克四世国王与“宗教少数派”两者，链接在一起的支点。

有人揶揄恩里克四世是“伊斯兰文化的爱好者”。据说恩里克四世在走路和吃饭时的动作行为，都带有伊斯兰风格。此外，批判者们还攻击国王面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改信者的“宽大”。实际上，他的确是重用犹太人，担任御医、法官或是税吏的职务。不过，将犹太人分配到宫廷周边的重要职位，绝非是恩里克四世独创的配置。在此之前的国王，就连在下令将犹太人驱逐出国土的天主教双王周边，犹太人担当重职，也是非常普通的现象。

如果要举出例子，说明恩里克四世特别照顾的犹太教改信者，那就是迪亚哥．阿里阿斯．达维拉（音译）。迪亚哥原为犹太教徒，是出身贫困的走卖商人，后来一夕致富，以王室税吏的身分执行冷酷的收款工作，累积自身财富。他进入宫廷之后，快速登上升官的阶梯，成为王室会计官、王室顾问会议的成员，并获得恩里克四世最深厚的信赖。当时迪亚哥在卡斯提亚的财富与名声，可说是位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但是却成为众矢之的，惹来嫉妒和仇视，在民谣中被侮蔑为“喜好男色的大沃尓沃”，或是被称为人民的吸血鬼，受到众人憎恶。达维拉家族的成员，我们将会在后文，继续看见他们的名字。

关于恩里克四世和犹太教改信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在恩里克四世的宫廷之中，与异教徒之间维持宽容和善的共生氛围，是被认可的举止。有一位圣热罗尼莫（San Jerónimo）教会的传教士，名为阿隆索．奥罗佩萨（Alonso de Oropesa），当时在宫廷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主张，有必要秉持着宽容的精神，不厌其烦地向异教徒传教，使其改信基督教。另外，他否定要将犹太教改信者踢出公职领域的风潮，同时也批判社会上对犹太教改信者毫无根据的诽谤中伤行为。奥罗佩萨传教士认为，新旧基督教徒必须团结一致才行。

有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足以传达出宫廷的这番氛围。某一天，一位热衷于攻击犹太教改信者的方济各会教士，在国王面前夸下豪语表示：“自己拥有一百件以上，接受过割礼的犹太教改信者少年们的‘证物’。”这位传教士坚持，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们，仍旧固执地坚守犹太教割礼的秘密仪式。对此，恩里克四世露出不悦的神情，向传教士说：“那就实际拿来看看吧。”结果，这位反犹太主义的人士当然是无法拿出物证，国王命令奥罗佩萨，要好好地施行教育，使之反省，这种以毫无依据的材料，攻击犹太教改信者的错误行为。

虽然恩里克四世本身，据说也曾经策划独特的异端审问制度构想，不过在国王的身边，还是充满着希望继续维持中世纪共生特征的氛围。尽管如此，在西元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时代背景，这种态度却被“无能者＝非男性的存在＝宗教上的弱者”这一连串带有负面价值的圆环所扣住，封印在原处，无法向外发展。

◎阿维拉的闹剧

内乱发生期间的一四六五年，在西班牙中部的阿维拉，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王权的坠落成为决定性的局势，以“负面的圆环”展现在世人面前。后世将之称为“阿维拉（Ávila）的闹剧”，一场非常奇妙的演出。之所以被称为一齣闹剧的原因如下：即便是在恩里克四世尚在人世的时期，还特地制作拟似国王的人像，作为戏剧的主角，上演送葬典礼，以及新任国王即位的仪式。设置在阿维拉城墙外部的舞台上，以木头制成的国王人像就端坐在王座上。木头人像上配戴着王冠、神板以及宝剑等象征王权的配件。不久，反国王派系的大贵族宣读国王的罪状，并一个个地去除木头人像上“王权的象征”配件。最后，木头人像被踢下舞台，唤来新任国王阿丰索上场，进行即位仪式。

现任国王恩里克四世，当时就生活在距离阿维拉不远的萨拉曼卡，所以上演的内容当然是一场虚构的闹剧。不过，我们在同一时代的安地斯社会，也可以看见类似的场景。在印加国王的“拟似肖像”（guaouke）装上国王的毛发和指甲，作为代理人现身于战场，又或者是作为生者和神祇之间的媒介——木乃伊，出现在印加的首都库斯科。横跨新、旧两个世界，在关于王权的议题上发现思考的链接点，实在是十分地有趣。

这场闹剧中关于“性”的要素，其实在背后紧密链接着政治性的意涵。当恩里克四世的人像被踢下舞台时，贵族们揶揄国王喜好男色的性向，众声叫骂“去吃土吧”。此外，研究家族史的学者维斯伯格（音译），也针对戏剧内容提出非常耐人寻味的解释，他认为从国王人像身上剥夺神板和宝剑，等同于借由去势，将国王加以“女性化”的象征行为。这或许也会让读者们想起，阿塔瓦尔帕俘虏卡斯瓦尔后，将瓦斯卡尔穿上女装以示羞辱的故事。无论如何，这位被剥夺男性象征、被矮化的恩里克四世国王，与之形成对比，屹立在历史舞台上的，则是“公主”伊莎贝拉一世。

◎伊莎贝拉一世与斐迪南二世

在闹剧之后，原本应该坐上王位的阿丰索骤逝。拥护伊莎贝拉一世派系的人马，为了牵制反对派，寻求后盾，进而策划公主与亚拉贡联合王国的王子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 de Aragón）联姻，计划于于一四六九年实现。正如西班牙史学家关哲行所指出的一般，这场政治联姻，可以说是为双方——内乱频繁、局势不安定的卡斯提亚王国，以及当时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亚拉贡联合王国——提供转机，并且将十四世纪下半叶以来推进的强化王权政策风潮中，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一四七四年，恩里克四世国王逝世后，伊莎贝拉一世便立即在塞哥维亚宣布即位。

有趣的是，这场登基仪式，与阿维拉的闹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位国王的伊莎贝拉一世在塞哥维亚的城内缓步行进。当时，众人所注视的焦点，是队伍前方高举的“从剑鞘拔出的宝剑”。如同阿维拉闹剧中所显示的，宝剑正是“男性”的象征，据说在拥挤的观礼人潮中，有些民众讶异地表示：“本来应该是夫君要配戴的东西，却由妻子这边来展示，实在是有欠思虑。”在编年史作者们，描绘伊莎贝拉一世当上卡斯提亚女王之时的记录，则是被后世认为，他们的笔触似乎是想借由强调伊莎贝拉一世的“雄壮”，来恢复在恩里克四世统治时期，王国所丧失的“男性”性格。

被污名化的先王恩里克四世，在对照之下，值得注意的是一四九七年八月，天主教双王在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所发起，将“贪好男色之行为”定下“嫌恶罪”的罪名。对于如此“违反自然”、应当予以避讳的行为，却只判处宽容刑罚的现状，天主教双王感到十分地忧心，因而发出命令，今后犯下“嫌恶罪”的人物，必须被烧死在烈焰之中。如同我们将会在后文提及的内容，这项极刑同时也适用于隐性犹太教徒。其中所隐含的观念是，喜好男色者与犹太人这一类违反社会常规的存在，已经成为必须在土地上烧毁净化的罪恶。

然而，在另一方面，长期处于混乱局势下的卡斯提亚民众，想必是十分期待强大且安定的王权。借由与斐迪南二世所实行的共同统治，女王强势的形象，加上她坚持推动的诸项政策，可以说是回应了民众们的期待。面对内乱时期觊觎卡斯提亚王权的葡萄牙，女王在托罗之战中取得胜利，缔结《阿尔卡索瓦什条约》（Treaty of Alcáçovas），协议和平。这个时候的卡斯提亚王国，正式取得加那利群岛的领土权。在那之后，加那利群岛成为西班牙向美洲大陆发展时，十分重要的中继基地。

◎由各王国所组成的西班牙

在两国统治者的联姻下，西班牙国家就此诞生。不过，卡斯提亚与亚拉贡这两个国家，从中世纪以来所维持的国家体制和经济系统并未被改变，因此，即使说是西班牙国家，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体制，因为统治者结婚的关系，而缓慢地整合在一起。从他们在敕令的署名上，可以看出统合的特殊性。关于前文所提“嫌恶罪”的国王命令内容，开头如下：“斐迪南男士和伊莎贝拉女士，因神之恩宠，为卡斯提亚、雷翁、亚拉贡、西西里、格拉纳达、托雷多、瓦伦西亚、加利西亚、马约卡岛、塞维亚、萨丁尼亚、哥多华、科西嘉、莫西亚、哈恩、阿尔加维、阿尔赫西拉斯、直布罗陀、加那利群岛的国王、女王……。”由此可见，西班牙的王权，是在统合各个已被定义为“王国”范畴的地域之后，所形成的概念。这个称号的形式，也被后来的国王们所继承下来，由各个王国所组成，缓慢统合的联合体制，持续地雕塑出西班牙国家的性格。此外，伊莎贝拉一世在卡斯提亚的乡镇市地区，导入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的组织，执行警察的权力；在各个都市中，直属于国王的官员——县长（corregidor）常驻当地，设法让“强而有力的王权”渗透进入领域之内。特别是这个名为“县长”的官职，后来也导入美洲，成为殖民地后期动乱的根本原因，详细情况将于后文叙述。

天主教双王　卡斯提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和亚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位于格拉纳达王室礼拜堂。

事实上，卡斯提亚与亚拉贡这两个王国的力量关系，并不是均等的状态。在中世纪晚期，亚拉贡王国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称霸地中海地区，出口纺织制品获得利润，后来因为在与热那亚（Genoa）的霸权争夺战中败北，明显地走向衰颓的局面。另一方面，卡斯提亚王国在拥有独占、垅断性质的牧羊组织“美斯塔”（Mesta）统制之下，从北非引入的新品种——美丽诺羊（Merino），为了牧草，夏天在伊比利半岛北部，冬天则迁移至半岛南部，养得丰腴又肥美，完全无视农民们的哀叹，年年旁若无人的纵断伊比利半岛。羊毛产业成长为卡斯提亚的重要基础产业，因为出口事业而与北欧市场创建紧密的链接关系，繁盛兴隆。

西班牙王室家系图　参照立石博高编‘スペイン．ポルトガル史（西班牙．葡萄牙史）’（山川出版社，2000年）一书内容所制成。

在领域面积上，卡斯提亚是亚拉贡的四倍，人口则有五倍之多，国力方面更是明显地胜过亚拉贡。因为这个缘故，在王国统合之后，天主教双王的权限，虽然在基本上是处于对等的原则，但是彼此所负责的领域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例如其后将被西班牙纳入帝国内的美洲新世界，对于人民和财富方面的支配权，便是由卡斯提亚所独占。

尽管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格拉纳达王国发动军事攻击，以及西元一四七八年将异端审问导入国家体制之内的决策，可说是天主教双王在历史上共同的业绩。当时的格拉纳达，是拥有三十万人口、富裕的伊斯兰王国。这场军事攻击带有十字军对抗异教徒的性格，在进攻重要据点马拉加之际，屠杀了许多伊斯兰教徒，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民众，不分男女，全都沦为奴隶。但是在另一方面，中世纪所规定对待异教徒的庇护思想，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内部。

一四九二年一月，天主教双王兵不血刃地进入格拉纳达城，在格拉纳达最后的国王博阿布迪尔（Boabdil，即穆罕默德十二世，Muhammad XII of Granada）交出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的钥匙之时，格拉纳达王国也迎来了终结的时刻。能够如此平静降伏的前提，是因为两方已经缔结了协定书，约定伊斯兰教徒得以维持过往的习惯、法律和宗教，在动产、不动产等财产上也受到保障，并且允许使用阿拉伯文和穿着阿拉伯风格的衣装，伊斯兰教的寺院也能够继续存在。总算可以从中看见，十字军精神与中世纪共生精神的混融。但是，就在不久之后，这两种精神平衡的状态，开始明确地往某一方倾斜。

在犹太教改信者的问题上，也是呈现同样的状况。如同前文所提的奥罗佩萨一般，“对话派”的人士们，信任改信者们在宗教上的诚实，借由说服弱小的犹太教改信者，思考作为一位向导的职务与责任；另一方面，“净化派”则是跟随着民众怨念的潮流，憎恶新基督教徒的发展与成功，认为怀疑信仰者，也就是犹太教改信者的存在，正毁坏着基督教社会的统合性，因而必须加以排斥驱逐。“净化派”的人士，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首先窜出净化火苗之处，果然还是安达卢西亚这块土地。

排除异己的思想

◎宗教裁判员所的诞生

流经塞维亚市内的瓜达奇维河，可说是链接新、旧两个世界大动脉的起点，在瓜达奇维河的河畔，有一处被称呼为“宗教裁判员所（La Inquisicion）小巷”的街区。曾经住在这个街区附近的笔者，经常路过此处，那是一个充满河畔湿润的空气，由低层建筑物所围绕出的闲静空间。这个地方是西元一四八〇年，在西班牙最早开始施行异端审问的场所。不过，笔者也是在回国后，开始学习这一个时代的西班牙历史之后，才惊觉这项事实。

在面对犹太教改信者的问题上，天主教的两位国王基于强硬派的压力，于一四七八年，向罗马教宗西克斯图斯（Pope Sixtus IV）提出设置异端审问机关的要求。接收到这项请求后的同年十一月，颁布教宗诏书，在塞维亚管辖区域内，将负责从事审问与调查的二至三名圣职人员任命权，赋予天主教双王。诏书中还认可，若是顺应需要，也能够将范围扩大至其他区域。依据这部诏书的内容，其后为期约三百五十年的时间，不只是在伊比利半岛，只要是生活在西班牙帝国领土内的世界各地民众，持续监视并对他们的信仰和思想内容立下判决的机构——宗教裁判员所，正式诞生。

一四八〇年，由两名道明会教士担任审判官，展开的异端审问，随即针对取缔塞维亚的隐性犹太教徒，付诸行动。翌年（一四八一年）对六名回归犹太教的犹太教改信者，执行最初的死刑。应该留意的是，所谓的宗教裁判员所，是为了起诉那些“曾经依归神圣基督教教义，却在意识上有所脱离和偏向的信徒”，而设置的机关，至于那些停留在犹太教世界里的人们，此时并不在审问的对象范围之内。

起诉活动迅速地扩展开来，光是一四八一年春季，就已经有一百个人因此丧生。以塞维亚地区为首，审问异端者的规模日渐扩大，至十五世纪末为止，在西班牙全境，宗教裁判员所的设置，便高达二十六个地区。早在中世纪的亚拉贡，便已经存在异端审问，不过当时是属于梵蒂冈所组织，以教宗为主体的制度。天主教双王策划，必须将异端审问确立为国家的制度。结果，设置宗教裁判员会议，称为“苏普列玛（音译）”，为负责掌管国事的顾问会议之一，主宰会议的最高长官拥有各地宗教裁判员所审判官的任命权。如此一来，将异端审问的实质权力掌控在手中的天主教双王，也将之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加以利用。正如前文所示，由天主教双王所共同统治的西班牙，不过是将各个保有不同法律和习惯的地区，缓慢统合在一起的经营；在卡斯提亚．亚拉贡各地所创立的宗教裁判员所，带有统一的法制和人员组织，成为少数足以均质统治全国的国家机关。

流经塞维亚市的瓜达奇维河　右侧可以看见的建筑物，被称为“黄金之塔”。笔者摄影。

宗教裁判员所起诉的对象，不只是生者。早已仙逝或是逃亡至其他土地的人，也会依据法则受到裁罚，一旦确定有罪，会将死者的遗骸从坟墓中掘起，施以暴行，或是将逃亡者的“拟似人像”丢入烈焰之中。前文曾提及“一夕致富的犹太教改信者”——迪亚哥．阿里阿斯．达比拉，在死后与全家人一同成为异端审问的怀疑对象。迪亚哥的儿子佩多罗（音译）自年幼时期便随侍在恩里克四世宫廷中，曾担任过数个军事要职，最后在内乱中丧生。佩多罗的弟弟是塞哥维亚主教弗安（音译），同时也是国王顾问会议的成员，可以说是女王的重要左右手，总是跟随着女王的行动，同进同出。

尽管如此，就算是和王室维持着如此亲近关系的人，在女王本人所引进的异端审问制度之下，依旧无法逃过劫难。一四八六年，当塞哥维亚市设立宗教裁判员所后，迪亚哥全族立即被列入嫌疑犯的名单之内，怀疑迪亚哥夫妻在改信基督教后，暗地里仍然实践着犹太教的仪式和习惯。被女王弃之不顾的主教弗安，用尽所有方策，最后决定带着手中所有的财产，打算直接向教宗陈情。据说，他是先将坟墓中父母的遗骸挖出并隐灭之后，才动身前往罗马。这项举动，被认为是，弗安为了消灭采取犹太教形式举办父母葬礼的痕迹所致。弗安最后死于罗马。这位在塞哥维亚最早引进印刷机器，在西班牙推进摇篮本（incunabula）[1]的出版与发行，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初期人物的主教，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兄长的儿子——佩多拉里亚斯。可以从犹太教改信者的系谱链接上找到佩多拉里亚斯，正是后来在安地斯社会征服行动的起点上，发挥作用的人物。

在异端审问诞生的背景上，犹太教改信者问题的存在，可说是毫无疑义。实际上，在一四八一年以后，因为许多新基督教徒被处以极刑，而引发严重的后果，也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关于其中的内涵和意义，至今并非所有的研究者们都抱持着一致的见解。接受审判的犹太教改信者们，几乎都回归到犹太教了吗？所谓的犹太教改信者，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实际上与犹太教的教义、信徒们维持着紧密的联系纽带，有学者认为，被送上宗教裁判员所的他们，简直就是犹太教的殉教者。另一方面，则是有学者表示，犹太教改信者问题的本身，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新基督教徒们全都是彻底的改信者，所谓的“隐性犹太教徒”，是犹太教的敌对者所捏造出的假象。换句话说，异端审判残害无辜，让改信者平白受罪。

至于近年来的主张，则是倾向说明民众在宗教实践“光谱”上的观点，舍弃在宗教实践“纯粹性”上的明确划分，指出犹太教改信者在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关系上，其实带有浓淡、强弱的光谱现象。宗教裁判员所是基于“绝对忠诚天主”的思想，去审判人们面对宗教时的多种对应方式。在此，笔者想先来看看，位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瓜达露佩（Guadalupe），此处可以说是象征西班牙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场所之一，后来更是成为一个深深刻划在美洲世界信仰的起源场所。

◎瓜达露佩圣母圣殿

笔者曾经前往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旅行。完成征服安地斯的男性们，大多出生于这个贫嵴的地区，为了追求财富与名誉，而远渡大西洋世界。笔者最想造访的是，征服者领袖皮萨罗的出生地——特鲁希优（Trujillo）。当时从安地斯世界带回巨大财富的秘鲁暴发户们，建造的壮丽家屋罗列在特鲁希优的往日风景，虽已不复见，但还是可以亲眼目睹建筑物上所镶嵌，印加国王孙女美丽的侧脸雕刻。这位印加王室女子，将皮萨罗家族的男性玩弄于掌心之上，最后还渡海抵达西班牙，笔者将于后文详述。

在距离特鲁希优数十公里的山中，座落着瓜达露佩圣母圣殿。十六世纪上半叶，在遥远的墨西哥土地，祭祀安地斯大地女神的特佩亚克山丘（Tepeyac hill）上，瓜达露佩圣母在印地安人圣．胡安．狄雅哥（St. Juan Diego Cuauhtlatoatzin）的面前现身，成为后来墨西哥民众的精神象征。特佩亚克山丘，成为瓜达露佩圣母的故乡。公车高速行驶经过满是蜿蜒曲折的荒地道路后，路程颠颇的晕眩不适和疲惫之感，阵阵袭来；抵达城镇后，可以看见眼前耸立着，以坚硬石块堆砌建造而成，宛如要塞一般的殿堂。

在中世纪至近代的伊比利半岛上，圣母玛莉亚的信仰，成为天主教民众宗教的核心，其中拥有最强宗教磁场的场所，就是这座瓜达露佩圣母圣殿。今日，供奉在圣殿大祭坛上的“黑圣母像”，根据奇迹传说，这座圣母像原本是位在塞维亚，在八世纪上半叶，伊斯兰军队入侵之际，被搬运到此地，藏匿在洞穴之中。过了数百年后，正好是收复失地运动进入巅峰时期，圣母玛莉亚现身在寻觅走失牛只的牧人面前，圣母像因而被发现。其后，圣母像接连显灵创造诸多奇迹，民众对于圣母玛莉亚的信仰，立即扩散至西班牙全境。

瓜达露佩圣母圣殿　供奉黑圣母像，为西班牙圣母信仰的象征。

与圣母像的由来也有相关，此时对圣母玛莉亚的信仰，也与从伊斯兰势力手中收复失地的运动本身，紧密地链接在一起。在奇迹传说之中，包含奇迹性的救援故事——在与伊斯兰教徒战役中，救出成为俘虏的基督教徒，以及让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奇迹故事。据说那些因为圣母玛莉亚的庇护与加持，而脱离俘虏困境的基督教徒们，将因紧缚而深深陷进肉里的铁链碎片，敬奉在瓜达露佩圣母像的面前，包含那位在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中成为俘虏，后来遭到解放，写出《唐吉轲德》而家喻户晓的作者——塞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圣母城镇的异端审问

西元一四八四年，宗教裁判员所的审判官抵达这座圣母城镇，对新基督教徒展开严厉的审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瓜达露佩圣母圣殿在当时是由圣热罗尼莫教会所经营，在十五世纪中叶该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前文所提的阿隆索．奥罗佩萨，对犹太教改信者采取宽容、和平共处的态度。但是，在这个时代对犹太教改信者的迫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即便是瓜达露佩圣母殿，也无法完全地置身事外。

瓜达露佩这座小镇，拥有奇迹的圣母像，在十五世纪，可以说是西班牙最大的朝圣地点，甚至比圣雅各墓地所在的孔波斯特拉，更能吸引朝圣者的集聚。在急速增加的居民中，可以看见以朝圣者为顾客对象的旅馆业者、工匠和布料服饰商人等。在这个小镇中，虽然禁止犹太教徒居住，但是居民中有百分之十的比例是犹太教改信者。根据史塔尔博（音译）详细调查瓜达露佩的犹太教改信者及其受到迫害的实际状况，从异端审问的过程中得知小镇的日常生活样貌，可以发现虽然多多少少有所争执、冲突，但是犹太教改信者十分融入这个小镇社会的生活。

然而，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卡斯提亚发生内乱的时代，原本在两方教徒之间所保持的平衡状态，开始出现崩坏的迹象。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犹太教改信者，与城镇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教会中部分的掌权人士私下勾结，借以确保在商业上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城镇还是教会中，都逐渐酝酿出对新基督教徒感到不满的情绪。西元一四八三年，新选任的教会主教，是一位反犹太教改信者的人物，局势立即出现变化。

一四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瓜达露佩设立宗教裁判员所。瓜达露佩圣母圣殿的主教担任首席审查官，加上两名通晓法务知识的审查官及检察官，构成法庭的人员配置，即刻展开异端审问活动。宗教裁判员所首先向镇上的民众们公布，将设定为期一个月的“恩赦期间”。在这段期间内，只要是愿意坦白自己耽溺于犹太教义之行为，即予以恩准。共有两百二十六位犹太教改信者的男女，以书面或是口头的形式，请求赦免。同年二月，受到宽容的信徒手持蜡烛，赤着脚在教会前排队，接受正式的赦免。

不过，宗教裁判员所也大约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展开行动。他们针对在忏悔上值得怀疑的人士，进行细密的搜查活动。检察官召唤证人，累积嫌疑者与施行犹太教仪礼的关联与罪状，待时机成熟后，正式起诉。嫌疑者将会被隔离在监狱之内。如此一来，犹太教改信者们便掉进了宗教裁判员所的黑洞之中。在初次审问时，会让被告人朗读起诉书，并认可辩护律师的任命权，接着，审问官聆听检察官、辩护律师双方的说词，开始正式的审问……。

瓜达露佩的宗教裁判员所在制度上仍处于摇篮期，可以说是尚未成熟的状态，但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在审问的形式上则是整备地更加完全。匆匆一瞥，映入眼帘的竟然与我们既有的“盲目、疯狂的宗教裁判员”印象完全不同，实际上，异端审问是作为一个近代司法机关，踏寻确切的司法程序。举例来说，当时已经确立起辩护人公开为被告人辩护的体制，即使辩护人是由裁判员所选任，如此的体制还是非常值得注目。

然而，若是要彰显异端审问的特异性质，可以举出的要素之一，便是冷酷的“秘密主义”。检察官所传唤的证人身分，不得向被告人透露任何信息，这当然是基于避免告发者身陷复仇危机的缘故。但是，反过来说，因为有秘密主义的庇护，对于想要一报私仇的人们而言，宗教裁判员所正好是最适合展开报复的场所，诸如这类案例，经常出现。

当双方的证词阐述完全后，最后等待的是裁判员的结果，在此之前，还会被插入一个重要的场景，那就是“拷问”。在关于西班牙“黑传说”的脉络之下，拷问制度，可说是异端审问中残酷无情的代名词。但是，拷问制度并非是异端审问中经常施行的程序，当证词与被告人的叙述出现重大落差之时，才会采用。尽管如此，宗教裁判员所还是秉持一贯严格的文书记录主义，一旦刑具开始折磨被告人的身体之时，书记官们便迅速、钜细靡遗地记录下，关于被告人痛苦的呻吟和表情的变化。这些文书记录，成为说明施加在异端者肉体上的国家暴力，最有力的证据。

◎审问的实际状况

那么，究竟犹太教改信者们的哪些行为，会成为他们被起诉的原因？在瓜达露佩，并没有一个团体，是透过实践共通的仪式典礼，来确立身为隐性犹太教徒共同体的成员身分。关于犹太教的教义、犹太教改信者们回归犹太教的方式，有非常多的形式。即便是这样，犹太教改信者与旧基督教徒之间，关于日常生活起居、餐饮礼仪，以及在教会的举止等各个方面，确实存在着“差异”，宗教裁判员所正是将这些“差异”视为异端者的举止，并且将这些行为放大检视，塑造为起诉的原因。在此，笔者打算透过宗教裁判员所对一位犹太教改信者女性的审问，来看看有关犹太教生活的实践状况。

在“恩赦期间”自首的寡妇玛莉．桑洁丝（音译），坦白地交代出自己作为一位犹太人，遵循摩西律法的生活方式。根据她的供称，她会从周五晚间点上蜡烛，换上清洁的衣物，并在周六的安息日，停止一切劳动工作。遵循犹太教饮食规定（Kashrut）以及重要的“赎罪日”（Yom Kippur，赎罪日为希伯来历提斯利月（希伯来历的七月）的第十天，必须终日禁食、祈祷）规范。反之，经常拒绝天主教所规定的断食戒律（四旬斋，禁食为复活节作准备）。另外，在这份供称叙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犹太人之间的交际。正如前文所述，瓜达露佩地区禁止犹太人定居，但是邻近的特鲁希优城镇上则是有犹太人的大型团体和犹太会堂，瓜达露佩的犹太教改信者与他们有所接触。

玛莉．桑洁丝与其他的犹太教改信者一同公开忏悔，获得赦免后，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却又再度被命令，出席宗教裁判员所的异端审判。检察官独自搜集情报，提出更为严重的起诉事由，这些内容并未出现在当时玛莉的供称之中。在饮食规定上，依据摩西律法而实行独特的屠宰方式[2]、为了度过周六的安息日，在周五准备特别的餐点、在周日辛勤地劳动、招待犹太人到家中一同用餐、捐赠油品给特鲁希优的犹太会堂、曾听丈夫念诵有关犹太教的书籍、在儿子接受天主教的受洗仪式后，将涂在头上的圣油抹除、强迫女儿们实践犹太教的仪式和规范等……。

对于在暗地里实践摩西戒律的犹太人信教者而言，最大的敌人，其实就在自己的家中——旧基督教徒的男仆、女仆和徒弟等。这些家仆可以敏感地察觉到，隐性犹太教徒在生活上所显现出的“差异”，也有可能会被主人强迫遵守犹太式的生活规范，因而感到不满和愤怒。在玛莉的异端审问中，这些不满和愤怒，一举喷发出来。不过，玛莉案例中特别的是，担任检察官方面重要证人的角色，是玛莉的亲生女儿——伊涅丝（音译）。伊涅丝举发这个城镇上的犹太教改信者，并且说出对她母亲而言，十分致命的证言：面对先父买回来的基督受刑雕像，母亲说出“家中不需要这种东西”后，便将雕像丢弃至厕所，是严重亵渎的行为。伊涅丝作为一位天主教徒，怀有非常崇高的宗教意识，在其他起诉犹太教改信者的案件上，也担任检察官方面的证人。从这对母女关系的龟裂中，可以看见被称呼为新基督教徒的人们，在面对两种宗教的接受程度上，呈现明显的差距。

玛莉毫无保留的自白、认罪，辩护人能做的工作，大概就只剩下向审问官请求酌情量刑。在拷问之下，玛莉终于说出共犯的名字，审问结束，最后则是“信仰审判”（Auto-da-fé），也就是“异端审问判决的结果宣读”。

异端审问最重的罚则是“火刑”。在一四八五年的瓜达露佩地区，宗教裁判员所审问的两百二十六名嫌疑人中，八十名科以轻微刑罚或是无罪释放；四十五名因被告人缺席（逃亡或死亡），对“拟似人像或遗骸”执行火刑；最后的七十一名，包含玛莉．桑洁丝在内，审判结果是“委由世俗之手（行刑）”。在教会法上，圣职人员不得与死刑有所关联，因此在异端审问的死刑判决上，才会以这种形式表现。

焚烧隐性犹太教徒身体的焦黑烟雾，从瓜达露佩的城镇中向上窜升。受到宗教裁判员所的传唤，正前往镇上的犹太教改信者们，约从距离五十至六十公里处，亲眼看见那宛如烽火一般的烟雾，全都不寒而栗地离开。异端审问制度，无庸置疑的构成了近代西班牙国家的负面内涵。冷静地计算，至一五三〇年为止，在西班牙全境被送上火刑台的人数，虽然还未满两千人，但是在宗教裁判员所创立，将起诉隐性犹太教徒作为业务中心的时期，许多犹太教改信者们，不得不去直接面对，死亡的恐惧。

◎天主教王国的象征

以烈焰燃烧犹太式的空气，达到净化的瓜达露佩地区，其后则是作为西班牙天主教王国的象征，负担起政治性的机能。伊莎贝拉一世特别崇敬瓜达露佩的圣母，她将该地宗教裁判员所的所有收入（从接受审判的犹太教改信者们所没收而来的家产），全数捐给瓜达露佩圣母圣殿。对此，瓜达露佩圣母圣殿则是特别建造让国王宿泊的行宫，以示谢意。在王权和瓜达露佩圣母圣殿之间所创建的特别关系，究竟起因为何？原因之一，是女王对圣母玛莉亚的虔诚信仰，特别是在“圣母无染原罪”的这一个命题上。所谓的“圣母无染原罪”命题，亦即当玛莉亚诞生在这个世界的瞬间，就已经免于原罪的玷染（与“处女怀胎”的命题相异），换句话说，是主张玛莉亚被赋予生命，将在母亲子宫中成长的那一刻起，便已是纯洁无垢的个体。在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周边，非常热衷于支持“圣母无染原罪”命题的圣母信仰。

那么，为何伊莎贝拉一世会与“圣母无染原罪”的概念有所链接？关于这一点，女性历史学家莱菲尔特（Elizabeth A. Lehfeldt）提出了有趣的说明。伊莎贝拉一世作为一位女性统治者，其存在兼具着两种性别上的意义。一方面，伊莎贝拉一世是一位比男性（恩里克四世）还有“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另一方面，她却还是必须被放在当时普遍的“女性等同于弱势性别”观点之下，接受福斯的检视。同时代有男性议论者以“女性容易被欲望击败”、“女性经常是西班牙破灭的要因”等言词，散布贬抑女性（misogyny）的言论。女性是夏娃的后裔，夏娃抵挡不住诱惑，为人类带来原罪。经过怀孕、生育五个小孩的伊莎贝拉一世，便是终日承受在如此眼光的注视之下。但是，借由与圣母玛莉亚“救赎的力量”合而为一，伊莎贝拉一世即能突破这项困境。生产的行为，让她拥有“肉体上身为女性”的形象，因为她虔信圣母无染原罪的教义，则是进一步加深伊莎贝拉一世也拥有玛莉亚“无原罪”（毫无“mugre＝污秽”之意）的印象。伊莎贝拉一世成为“圣母无染原罪”命题的热情推进者，透过对圣母虔诚的信仰，也试图将自己从被紧缚的性别之中解放出来。

对于伊莎贝拉一世想要体现的西班牙国家而言，瓜达露佩地区又再度带有象征性的意义，正好是中世纪后期至近代，代表西班牙的迷你空间。换言之，此处不仅是向“对抗伊斯兰的收复失地运动”上提供特别力量的场所，同时也是透过异端审问的宗教裁判员所装置，净化宗教性污秽（mugre）的场所；其后则是成为象征天主教帝国西班牙之未来的场所。

一四九二年，公布犹太人驱逐令后，在当时的西班牙，最为富裕、显赫的税吏——阿卜拉哈姆．塞内欧鲁（音译），是西班牙境内的首席拉比，并且成为女王的顾问，伴随着天主教双王来到瓜达露佩，在圣母圣殿中接受洗礼，放弃犹太教的信仰。四年后，哥伦布因为新世界航海的探险活动成功结束，为了表达事业成就的感谢之意，造访瓜达露佩圣母圣殿，从加勒比带回的两位泰诺族（Taíno）印地安人，也在圣母圣殿中接受洗礼仪式。透过观察在瓜达露佩地区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与伊斯兰势力对抗之下成为胜利者的西班牙、净化犹太污秽的西班牙、将如何统治新获得的印地安人，使这些无数的异教徒改变信仰之事，视为将来大事业的西班牙，可以看出西班牙正在一步步地构筑起帝国的基石。

◎犹太人驱逐令

因为异端审问的制度，许多被怀疑的犹太教改信者被送上裁判员所，并在火刑台上失去性命，除此之外，天主教双王对犹太人的政策，则是有更为激进的发展。一四九二年三月，攻陷格拉纳达王国后不久，天主教双王在当地公布犹太人驱逐令。在为期四个月的缓冲期间，生活在王国内的犹太人，被迫选择是要干脆、迅速地受洗，还是要搬到国外去。发布犹太人驱逐令的背景，其实是对于犹太人的存在本身，以及犹太教改信者的怀疑和不信任，也就是所谓的疑心生暗鬼。早在一四八三年，就因为异端审问的缘故，而发出犹太人驱逐令，将犹太人驱逐出安达卢西亚地区，对于犹太人的压迫，正加速进行中。一四九〇年，在卡斯提亚中部的拉瓜尔迪亚（Laguardia）村落中发生的“神圣孩童事件”，对于犹太人在伊比利半岛上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决定性的发展。

这个事件的开端，是某位喝醉酒的顾客在酒馆内，从一位犹太教改信者的旅客皮包中，发现被认为是偷盗的“圣体”。这位旅客和犹太人同伴一同被逮捕，带往宗教裁判员所。犯罪的嫌疑不只是偷盗圣体，还涉嫌诱拐一名男孩，对之施行拷问，并且为了揶揄基督的受难，将男孩钉在十字架上。就像是在前文中所提，于十三世纪编纂的《七章法典》中，以传闻对犹太人进行毁谤的行为，就在十五世纪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沸腾的时代下，成为现实。经过非常不适当的搜查和审问后，一四九一年十一月，发表信仰审判后结案，被告人们被处死。这个事件，成为反犹太主义活动上极佳的材料，为了顺利流通审问记录，将文字翻译成加泰隆尼亚文，甚至还绘制出描写事件经纬的小型图画等。

拉瓜尔迪亚的事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证明，是天主教双王决定发布犹太人驱逐令的直接原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非对话式的思考”已经开始笼罩西班牙全土。关于选择离开西班牙的犹太人人数，存在着诸多说法，不过，被认为应该未超过十万人。离开国家的犹太人们，逃往当时尚未确立对犹太人政策的邻近国家——葡萄牙、意大利、北非和鄂图曼帝国等伊斯兰教世界。他们所累积的丰厚家产，也都因此丧失。

然而，在发布驱逐令的王室方面，认为因犹太人和犹太教改信者持续维持关系所引发的不安动向，可以借由驱逐令的这项契机，促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便能够解决问题。事实上，当犹太人驱逐令公布之后，接受王室支持的圣职人员们，随即展开为了导正犹太人的传教活动，实际上，有许多犹太人响应这次的改信基督教活动，走向洗礼台，接受基督教的受洗仪式。同年十一月，发出国王命令，宣布离开西班牙至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在接受受洗的条件下，将认可他们回归西班牙。这道归还命令并非虚文，确实有许多犹太人因此回归西班牙国内。至西元十五世纪末，犹太教改信者的人数多达二十万人以上。

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们，后来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在此，有份关于一位犹太人男性的记录，内容非常值得一看。

阿卜拉哈姆．阿卜萨拉提耶鲁（音译）生于托雷多近郊，在一四九二年时是一位八岁的男孩，在那一年的七月，他离开西班牙，前往北非的阿尔及尔（Algiers）。自此之后，他的足迹仿佛是与地中海的轮廓重叠在一起。前往意大利的阿卜拉哈姆，经由当时因对犹太人宽容而闻名的威尼斯之后，前往热内亚，于当地改信基督教，获得“刘易斯．德．拉．伊斯拉”的基督教名字后，回到西班牙。他在故乡学习纺织技术后，辗转流连于托雷多、塞维亚、瓦伦西亚、马拉加、阿尔及利亚等地，再度前往意大利。抵达利佛诺（Livorno）的他，经由罗马、波隆那后抵达费拉拉（Ferrara）。在费拉拉地区，认识出身西班牙的犹太人，一同进行、遵守犹太教的安息仪式和规范，并前往犹太会堂参加礼拜。其后，经由土耳其、希腊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抵达伊斯坦堡。在当地认识了大批的塞法迪犹太人（出身伊比利半岛的犹太人，Sephardi Jews），其中也包含他的旧知。一四九二年的驱逐令，将众多犹太人驱赶至地中海世界。

接着，前往亚历山大港的他，终于渐渐地回归基督教，最后又回到西班牙。一五一四年，长达二十二年岁月，四处流连的最后一日，他前往宗教裁判员所自首，在托雷多的审问官面前，娓娓道出这一段漫长的行旅。研究西班牙史的泰斗——卡根（Richard L. Kagan）描写出伊斯拉的漫长行旅，并主张对于避免改变信仰而逃往国外的犹太人和萨法迪犹太人来说，故乡西班牙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实在不可小觑。

◎被神所选中的王权

一四九二年，天主教双王的重大政策相继实践，西班牙国家正成长为一个天主教王国。此时，以天主教双王为首，驱使西班牙民众们行动的主轴思想，便是认为西班牙应当支配世界史的舞台，是“被神所选出的存在”。

提供这项思想意识的源头之一，是自十五世纪以后，支撑着西班牙王权的文人官员集团，称为“列特拉多”（letrado）。列特拉多是在大学中学习教会法和罗马法的法律专家。在天主教双王的时代，以实力主义重用官员，列特拉多因此进入宫廷，就像是接替过往在国王周边服侍的贵族骑士阶层位置。文人官员阶层势力的抬头，不只是在王室行政方面，在教会，甚至是新创设的官员式系统——宗教裁判员所之内，也可窥见。

分析这些变化的历史学家纳德（Helen Nader）表示，这批文人官员将西班牙社会及历史，建造出是由“神之法则”而显现在土地上的成果，耸立在顶点处的，便是接收“神”的启示，被指定为王的王权。其中存在着一个带有半神秘性使命感的幻景——在超越教宗权力的王权统治之下，伊比利半岛将完成统一。这项以基督教单一性神学为基础所构想出的“宗教性正确”，被视为适当的理念，想当然尔，穆斯林及犹太人等，自然就成为应该从这个神圣空间中排除出去的异物。宗教裁判员所的设立，与文人官员阶层主掌霸权的时期相互嵌合。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些文人官员阶层之中，包含着许多犹太教改信者。关于犹太教改信者的存在上，正如前文所述，可以观察出他们各式各样的动向。其中，在新宗教的内部，有许多人是将上述的意识向上升华，不排斥要将过去信仰同一宗教（犹太教）的同胞，排除在外。

如此一来，被神圣化的天主教双王，准备好了要成为宛如弥赛亚一般的人物背景条件。在天主教双王统治的时代，充满着许多预言。尤其是斐迪南二世作为“地中海的国王”，被寄予厚望，在民众所构想出的幻景之中，认为他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后的统一者。预言中热切地叙述道，斐迪南二世不只会将穆斯林驱逐出西班牙，还会称霸非洲全土，在夺回耶路萨冷的圣地之后，成为罗马、土耳其以及西班牙的国王。

◎救赎犹太教改信者的幻景

但是，信众们抱持着遵承神旨而创造历史的意识，并不只是在对抗异教徒取得胜利的旧基督教徒身上，才特有的中心精神。在如此充满亢奋（euphoria）的氛围之下，促使犹太教改信者们（切割从远祖承继下来的宗教传统）和犹太人们（即便是舍弃自己长年习惯居住的生活空间，也要选择继续信仰自己的宗教）热切追求更为高超的激进力量，以达成解放的目标。

对于解放的殷切期盼，以一位犹太教改信者少女的幻景为核心，向四周散发出去。这位少女的名字是依内诗，生于一四八八年左右，父亲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鞋匠。依内诗被收押进宗教审判所的时候，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她梦见在她年幼时便离开人世的母亲，基于这场到天上探寻母亲之“旅”的梦境，依内诗做出了预言。在依内诗的眼前，经常出现一道“光辉”。依内诗向这道光辉询问出现的理由，得到神谕：“一五〇〇年”先知以利亚将会到来，犹太教改信者要离开这块土地，前往另一块充满面包和水果的土地，为了这项预言的实现，犹太教改信者们必须穿着洁净的衣物，遵守星期六的安息日规范。以依内诗为首，相信依内诗幻景预言的人们，期待以利亚的到来，动身前往那块丰饶土地，纷纷回归遵循摩西律法的生活。犹太教徒们相信，先知以利亚会驾着“火焰马车”升天，在迎来世界末日之际，以弥赛亚的使者身分现身。在经过反犹骚动、异端审问以及一四九二年的驱逐令之后，备受折磨苦难的犹太人们，仍旧确信先知必会到来。依内诗的幻景中，在人世间被烈火烧死的人们，到了天上则是会有荣光伴随。

依内诗做出这番预言后，各地的犹太教改信者纷纷来到依内诗的身边。他们准备展开旅行，前往“约定的土地”，讨论着救赎应当是在一五〇〇年三月会获得实现吧、弥赛亚到来后，应该会宽恕犹太教改信者们改信基督教的罪过吧等话题。在他们旅程的面前，横亘着一条河川，就像是“摩西出埃及”的再现场景一般，众人丢弃身上的宝石，换上一身白色衣装，成功渡河。犹太教改信者们留在西班牙的所有事业，则是成为基督教徒自相残杀、争相据为己有的财产。

在“约定的土地”，应该会有满桌刚出炉的面包和美味食物在等待着他们。深信预言内容的，不只是大人，还有许多孩子，相信依内诗所看见的幻景。少女们梦想着，能够在“约定的土地”，与信仰相同宗教的年轻男子结婚，共组家庭。但在不久后，预言者依内诗便被处以死刑。

在埃斯特雷马杜雷这一个地区，不只有作为天主教徒追求纯粹性的象征——瓜达露佩圣母信仰的存在，还有上述期盼弥赛亚到来的运动。依内诗出生的埃雷拉德尔杜克（Herrera Del Duque），距离瓜达露佩只有四十公里的距离。因为净化宗教上的污秽＝隐性犹太教徒的行动，以及伊莎贝拉一世推崇“圣母无染原罪”的玛莉亚信仰，在这座供奉圣母的国家级圣殿光辉的阴影下，被视为“污秽”而被排斥驱逐的人们，正为了恢复自己宗教及生活的纯粹性，寻求着“幻想中的场所”。

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创造出两个帝国对峙的舞台，也是这个地区的民众。瓜达露佩的马力．桑切斯（音译）经常造访的特鲁希优，在这个城镇诞生的男性们，后来以新帝国尖兵的身分渡海。他们所凝望的方向，是阿塔瓦尔帕的印加帝国。

1. 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之时，最初五十年间所印刷的出版物。“incunabula”为拉丁文，原意为摇篮期（Cradles），因此将此时期的出版物称为摇篮本。

2. 根据犹太教的“屠宰条例”，血为生命之象征，不可食用，因此，必须将动物的血透过“浸泡与盐渍”的方法来清除，并且透过精确的宰杀技术，将动物的脂肪剔除完全。

第五章交错的殖民地社会

征服者法兰西斯科．皮萨罗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

◎黄金的卡斯提亚

就让我们在安地斯这块土地上，追寻这些从特鲁希优渡海前来的众人脚步。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所谓“约定的土地”。

击溃格拉纳达最后的伊斯兰势力、驱逐犹太人、哥伦布抵达新世界这三件划时代的大事发生过后，正好经过四十年的时间。在伊比利半岛内部的收复失地运动已经停下了脚步，转而经由大西洋的海上途径，朝向外部世界发展国家组织。当时的基督教士兵们认为，透过与异文化的共生和对峙经验，累积而成的统治和交流技术，应该足以解决帝国在前线所面临的困难；加上他们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盟主的帝王而效命，内心感到无比荣耀；况且还有圣母和战神圣雅各的庇护，这些背景条件让他们感到十分安心，足以去克服艰难的挑战。

对于率领着一百多名征服者的法兰西斯科．皮萨罗来说，此次的安地斯征服活动，已是第三次的挑战。他所选择的据点是，当时成为西班牙人的新基地，位于中美洲的都市——巴拿马。就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西班牙帝国前线逐渐成形的样貌。在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群岛后，当地的原住民们因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贪欲而牺牲灭亡，追求财富的西班牙人进而将视线从岛屿部分转向大陆地带。在中美洲的陆地部分（Tierra Firme），西班牙人建设了当地最早的殖民地——达连（Darién），其统治者巴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波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逐渐展露头角。不久后，他发现在巴拿马海峡的另一端，存在着另一片海洋，于是横越了丛林地带，在一五一三年九月，首次从一座小秃山上望见“南海”，也就是太平洋。当时，站在太平洋“发现者”巴尔波亚身旁，一同眺望偌大水面的人物，就是法兰西斯科．皮萨罗。

中美洲、加勒比海周边

法兰西斯科．皮萨罗的征服路线　参考佩德罗．皮萨罗等着‘大航海时代丛书16 ペルー王国史（秘鲁王国史）’（岩波书店，1984年日译）一书资料绘制而成。

巴尔波亚的内心深信，一定还存在着埋藏着丰富黄金的地区，因而向西班牙王室要求派遣远征队，斐迪南二世也对这个新的地区充满期待，赋予“黄金的卡斯提亚”之名，派遣大规模的船队，组织殖民统治的事业。这个殖民者集团成员多达三千人，被任命为统帅的“副王”（Virrey）[1]人选，是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ávila，原名为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Pedro Arias Dávila〕）。佩德拉里亚斯是那位恩里克四世国王时的宠臣，人称“一夕致富的犹太教改信者”——迪亚哥．阿里阿斯．达维拉的孙子，以及在为了在异端审问中寻求赦免，努力在罗马梵蒂冈奔走的主教——弗安的外甥。他自小便在宫廷中效命，也活跃于格拉纳达等战役之中，武艺高明。斐迪南二世曾经明言：“必须阻止在那块土地上曾受异端审判的子孙们渡海。”从这一点看来，国王拔擢佩德拉里亚斯担任殖民者集团的“副王”，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决定。

这个大型船队。可以说是二十年后征服印加帝国的摇篮。以皮萨罗以及征服秘鲁的功臣——狄雅哥．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为首，许多征服者都是出身这只船队的成员。

当船队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抵达新世界后，却和事先抵达的西班牙人们之间发生了争执。为了纾解压力，被派遣到内地的征服者们，对眼前的印地安人，展开了仿佛是狩猎奴隶的行动。这一片混乱之中，以统治者身分确立地位的巴尔波亚，与新来的副王佩德拉里亚斯两人之间的对立，日益显著。最后，在一五一九年一月，因佩德拉里亚斯的缘故，巴尔波亚以谋反罪名遭到处死。

◎犹太教改信者副王的冷酷

因为佩德拉里亚斯的独断性格，成为同时代众人口中所咒骂的征服者。道明会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教会中致力于确立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维护印地安人人权的教士，他曾经表示，佩德拉里亚斯就是“将那些地方烧成灰烬，使其衰灭的火焰本身”。实际上，在佩德拉里亚斯推进殖民事业的尼加拉瓜地区，自一五二三年起的数十年期间内，原住民人口从原先的一百万人，减少至百分之一的一万人；据说在一五二七年至一五三六年为止，将四十五万名印地安人卖到秘鲁、巴拿马和安地列斯群岛当奴隶。佩德拉里亚斯这个人名，可以说就是象征着征服行动的负面形象代名词。

“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让人害怕到不小心尿失禁”，佩德拉里亚斯拥有令人畏惧的人物评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身为犹太教改信者的身分，却也是他始终摆脱不去的包袱。特别是露骨地表现出反犹主义立场的主教科维多（音译），他跟着船队一同抵达新世界，与佩德拉里亚斯站在对立的立场。

当时，在新世界尚未出现宗教裁判员所这种自立的机构（美洲正式设置宗教裁判员所的时间是在一五六九年），而是赋予各地主教担任审问官的权限。主教科维多打算运用这份权力，在新世界摘去犹太教散布出去的种子新芽。众所皆知，佩德拉里亚斯的左右手——法官卡斯帕尔．德．埃斯皮诺萨（音译）也同样是犹太教改信者的身分。对此，科维多主教露骨地侮蔑道：“副王和法官都是犹太人，不可能会干出什么好事。”

原则上，犹太裔是被禁止渡海前往新世界，但是在当时，已经有许多犹太裔的人士为了取得新兴的商机，开始渗透进入新世界的社会。佩德拉里亚斯因此遭到弹劾，被认为是暗地里庇护犹太教改信者势力在当地构筑联络网络的人物。无论如何，从旧大陆反犹太主义逃脱出来的犹太人们，在新世界的某一个处所，总会存在着让他们找寻出活路的自由，对犹太人而言，此处也是他们心目中那块“约定的土地”。

◎“再去拿金银财宝来”

排除了巴尔波亚这号人物，曾经试图将“南海”据为己有的佩德拉里亚斯，此时则是将视线转向北方的尼加拉瓜地区。如此看来，探索南方世界的可能性，应该已经被掌控在他人手中，也就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征服者——法兰西斯科．皮萨罗。已被判处死刑的巴尔波亚，当初逮捕他的人物，正是从前与他一同眺望太平洋的部下，皮萨罗。

为了征服南方世界，皮萨罗、佩德拉里亚斯、阿尔马格罗，以及埃尔南多．德．卢克（Hernando de Luque）神父等人，一同合作，构筑共同的探险事业，并且从犹太教改信者的卡斯帕尔．德．埃斯皮诺萨手中获得资金，于一五二四年起，开始往太平洋海岸南下。经历了两次饱尝苦难的航海旅程，从太平洋海岸往内陆前进的方向，发现内地存在着一个未知且巨大社会的确切迹象后，皮萨罗暂时返回西班牙本国，就未来即将征服的新土地统治权之主题，与王室签订“协议书”。皮萨罗回到故乡特鲁希优，招募愿意与他一同前往未知黄金世界的伙伴，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埃尔南多（Hernando Pizarro）、贡萨罗（Gonzalo Pizarro）、胡安（Juan Pizarro）以及堂弟佩多罗．皮萨罗（Pedro Pizarro）一同出发，再度前往美洲。

金制的美洲驼与手持乐器的小型男女塑像　馆藏于黄金博物馆及布宁（Brüning）博物馆。义井丰摄影。

一五三二年，成功俘虏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皮萨罗，还没有完全掌握印加国王所统治的社会规模；但是有察觉到印加军队方面，正在策划要救回被俘虏的国王。此外，皮萨罗也得到消息，与阿塔瓦尔帕敌对的另一位国王，因为印加国王的命令而被逮捕。就算是在如此局势不明朗的状况下，皮萨罗还是立刻着手进行贵金属的搜集工作。关于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在战后四十年所实施的调查中，一位隶属于阿塔瓦尔帕阵营，因参加卡哈马卡战役而负伤的印地安士兵，留下了珍贵的证言。

在调查活动当时，这位印地安士兵已是九十岁高龄，他一面向调查者展示自己在卡哈马卡战役时受伤的伤痕，一面回想当时的状况。根据他的回忆，在战役结束后，皮萨罗立刻搜刮卡哈马卡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并且要求印加王国要以金银财宝换取阿塔瓦尔帕的性命。印加贵族和将军们随即被派遣至王国各地，将人和动物形状的黄金塑像以及器物，聚集至卡哈马卡。据说阿塔瓦尔帕甚至直接去见“西班牙的大王”，表示将会献上赎身的六百万披索（peso）。

然而，皮萨罗却没有信守诺言，最后还是将阿塔瓦尔帕处死。印加国王即便是俘虏的身分，还是私下派遣使者去杀害瓦斯卡尔国王。这件事打坏了皮萨罗内心的印象，即使其他众多征服者们都表示反对，皮萨罗还是坚持执行处死阿塔瓦尔帕的决定。根据证人的说法，皮萨罗对印加王国的食言，激起原住民们极度厌恶西班牙人的情绪。他们为了不让这些外来者夺走更多黄金、白银，坚决不愿透露出埋藏的地点，并且偷偷封闭矿山坑道的入口。将财宝送至卡哈马卡的另一位印地安人，则是作证表示，法兰西斯科．皮萨罗告诉他说：“你们的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已经死了。所以赶快回到地方上，再去把金银财宝拿过来，是这些马要吃的，我很需要这些东西。阿塔瓦尔帕给的黄金，全都被这些马吃光了。”

阿塔瓦尔帕的处刑　实际上是处以绞刑。瓦曼．波马绘制。

◎印加王权的未来走向

如上文所述，西班牙人展现出对贵金属的欲望。另一方面，在印地安社会方面，面对“后．阿塔瓦尔帕”、“后．印加”时代的来临，也展开了政治上的动作。首先来看印加族的部分，在阿塔瓦尔帕专制体制下受到压抑的王族，现身在卡哈马卡，一面窥伺西班牙人的动向，一面开始接近空荡的王位。这个王族成员的其中之一，就是第十一任印加国王瓦伊纳．卡帕克的儿子，库斯科派的图帕克．瓦尔帕。在皮萨罗的安排之下，图帕克．瓦尔帕被立为魁儡国王，遵循印加古礼，在西班牙人的见证之下，举行登基仪式。

根据亲眼见证登基仪式的编年史家，未着正式礼服而以一般服饰现身的图帕克．瓦尔帕，为了进行“断食”的活动，独自在特别建造的行宫中闭门三日，其后，以华丽的衣装现身，额头上垂挂的王徽流苏（玛斯卡帕洽）几乎就要盖到眼睛。在断食期间，唯一能够接近国王的人物，只有终身服侍国王的随从佣仆。

皮萨罗和这位魁儡国王一同，从卡哈马卡朝着印加王国的王都——库斯科的方向前进。但是图帕克．瓦尔帕却在途中谜样的骤然病逝。据传是被阿塔瓦尔帕阵营的将军毒杀身亡。不过，就在进入库斯科城之前，出现了新任的国王后补人选——瓦伊纳．卡帕克的另一位儿子曼科．印加（Manqu Inca Yupanqui）。为了能够顺利推展在印地安社会的统治，皮萨罗仰赖传统的权威，承认曼科．印加配戴王徽流苏（玛斯卡帕洽）。印加王国已经丧失了往日的权威，只剩下形式上的象征；在西班牙王权的统治下，允许另一个印地安王权的存续，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后来，曼科．印加起身反抗法兰西斯科．皮萨罗，在安地斯的山中设立据点，展开抵抗运动后，即使规模不大，至少显示出，自律的印加王权再度重生的状况。

西班牙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方策，最后能够宣布这个新印加王权无效的时刻，已经是征服活动后超过四十年以上的岁月。这一个新印加王权，与印加帕纳卡的实体，一同在殖民地社会之中扎根，并且促使殖民地印加族人的血统不断向外扩展，成为十八世纪下半叶，印地安人大起义活动（参见第十章）的远因，该起义行动的目标，是试图脱离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从根本上恢复印加的王权。

◎非印加族人的动向

当时，有所动作的并不只是印加族人。特别是对于印加国王统治抱持着强烈抵抗感的民众，透过与外来者的政治交涉，摸索在新体制下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例如曾在第二章提及，位于秘鲁中部高原的汪卡族人，他们经由交换“酒杯”的仪式，被纳入印加国王的统治范围之下。但是在接到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的消息之后，汪卡人立即前往卡哈马卡，透过皮萨罗向西班牙国王宣誓忠诚臣服的意向。其后，对皮萨罗以及后来的殖民地统治者们来说，汪卡人在物质和人力上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挑夫、美洲驼、衣服、纺织品、玉米和土豆等粮食、草鞋和鞋子……，这些平常会提供给新加入者的人员和物资，西班牙人只是单纯的认为，可以从印地安社会中掠取，或是要求印地安人无偿提供；但是汪卡人却以结绳的方式，详细完整地记录在他们的帐簿之中。我们即将会在后文看见，他们对于自己所付出的贡献，向西班牙人大胆且正当地提出回馈的要求。

与汪卡族一同，透过和新来的西班牙人交涉，确保在新社会体制下权利的民族，还有起源于北方厄瓜多尔，后来以米帝玛耶斯（移住者集团）的身分散布在帝国全境的卡尼亚尔族、位于秘鲁北部的查查波亚斯人。其中，进入尤卡伊之谷的卡尼亚尔族首领——法兰西斯科．契尔切，其动向特别值得关注。

生于卡尼亚尔的契尔切，自幼便被瓦伊纳．卡帕克拔擢为国王身边的侍从。前文已述及，对印加族怀抱着无名怨愤（ressentiment）的卡尼亚尔人，当异邦人现身在太平洋海岸之际，展现出欢迎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契尔切的行动也呈现出相同的立场。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后，他前往库斯科近郊的利马坦博迎接皮萨罗，表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基督教徒的行为”，以示臣服。之后，契尔切成为皮萨罗的侍仆，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并获得主人的名字作为天主教圣名。有了征服者领袖作为后盾，契尔切扩张了印加国王丰硕的私人领地，最后成为统治神圣之谷尤卡伊地区印地安居民的最高首长。他将在印加国王统治下，四处离散的卡尼亚尔人们，再度集合在一起，在对抗印加势力的库斯科印地安异邦人集团轴心中，成为领导人物。

殖民地社会的形成

◎从“凹卡依帕达”转变成殖民地都市库斯科

在西班牙人、印加族，以及其他印地安人部族各自揣测、相互交错的情况下，征服后的政治地图，逐渐绘制成形。此时，在卡哈马卡和库斯科所获得的黄金、白银已经分配妥当，许多破坏了印地安社会的征服者们，贪得无厌地将帝国艺术的精髓熔成金条银块，凯旋回归故土，被揶揄为秘鲁暴发户……。另一方面，许多打算继续搜刮安地斯世界财富的征服者们，定居在秘鲁这块土地上，选择走上榨取印地安人的道路。西班牙人的定居，始于当地的都市建设。

一五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皮萨罗高声宣言要设立库斯科市，他所做出的一项行为，可以作为象征。皮萨罗继承过去帝国最高中心的主广场——凹卡依帕达（Haukaipata），当作殖民地都市库斯科的权力中心“主广场”。根据《库斯科市兴建证书》之资料显示，他走向在广场中心新建好的处刑台，为了凸显出都市创造象征性的瞬间，拔起插在腰间的短剑，削去处刑台的木材。在美洲新世界所创造的都市，整个广场，特别是设置在中央的处刑台，成为权力的象征。

此外，兴建证书中还记录，皮萨罗在当天透过传令人员，对征服者们发出布告，要停留在库斯科的人前来书记官之处，登录成为“市民”；翌日，有八十八位征服者前来，正式成为库斯科市的市民。成为市民的人，可以将无主地旧印加贵族家屋作为自己的宅邸，也可以成为都市参议会的成员，获得参与都市行政的权利。成为市民的征服者们，所获得的不单纯只是市民权和居住权而已，对于潜在于库斯科市背后广大原住民社会中，丰厚的财力和生产力，他们也取得出手的权利。换句话说，在库斯科以市民身分留下来的人们，可以说是从皮萨罗手中，获得管辖圈内印地安共同体的“委托权”（encomienda）。

基于此种监护征赋制度，自前西班牙期以来，由地方首长（curaca）所统辖的印地安村落居民，被作为王权的恩惠，委托给在征服活动上有所贡献的西班牙人。印地安人们有向托管主缴交贡赋、提供劳力的义务，相对的，托管主则成为印地安人的保护者（这算是王权统治新世界最难解的问题），有义务向印地安人传教，自掏腰包聘请主教，实施基督教教育。在缔结委托权的过程中，会进行托管主与印地安首长握手的仪式，宛若封建时代象征主从关系成立的动作。托管主虽然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以及裁判员权，但是透过获得“委托权”，西班牙人的征服者们，成为数千至数万名印地安人实际上的领主。

托管主们为了累积财富，将其领下民众的生产力和劳动力投注在所有可能致富的机会上。除了让印地安人缴纳农产品与高级纺织品作为贡赋，将之投入到初期的市场经济中，赚取利益之外，如果有适合的矿山，便逼迫印地安人进坑道内工作，丝毫不顾他们的健康与生命。为了减轻印地安人的疲劳感，发现可以依赖具有麻醉效用的古柯叶，有人开始建造古柯农园，展开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库斯科市的托管主们，大多投入古柯的栽培事业。

西班牙人的殖民者，就这么在秘鲁各地建设都市，登录为当地的市民，取得托管主的身分，统治印地安居民。这种在美洲殖民地统治的基本构图，也在安地斯地区反复出现。但是于其后四十年左右的期间，在安地斯社会上的各种层面，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总是陷在混沌不安的状态之中。其中之一，就是皮萨罗与其盟友狄雅哥．德．阿尔马格罗之间，因为秘鲁社会的统治权问题而加深对立关系，留在秘鲁的征服者们也因此二分为两个阵营，呈现内乱的状态。对于皮萨罗总是先发制人的行动，阿尔马格罗透露出不满的情绪，他动身远征，前往寻找传说中埋藏着大量黄金的智利地区。经过长达两年的探险与搜索，失去许多同行成员，吞下惨败结果的阿尔马格罗，在一五三七年垂头丧气地回到库斯科。此时的库斯科，却出现了另一团混乱。

◎印加族的抵抗

一五三六年，曼科．印加的额头上虽然有象征王徽的流苏冠冕，但是他却受到西班牙人的屈辱对待。曼科．印加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一位印加国王，但是皮萨罗却将原本属于我的臣民，自作主张地分配、管理；为了夺回真正的统治权，只能孤注一掷。正好当时皮萨罗离开了库斯科，前往去年一月新建的首都利马；阿尔马格罗则是在前文所提及的远征途中，瓦伊纳．卡帕克的儿子，站在支持西班牙人阵营的帕鲁．印加（Pawllu Inca Tupaq）也与阿尔马格罗一同出发。库斯科城呈现人手不足的状态，曼科．印加成功脱逃后，立刻动员大批印地安人，为了将处于分裂状态的西班牙人征服者们一举歼灭，发动盛大的攻势，史称“库斯科包围战”（Siege of Cuzco）。

萨克萨瓦曼的石墙　在库斯科包围战中，曼科．印加所率领的印地安军队，就是以这道石墙为据点，对西班牙人发动攻击。

印加军队以“萨克萨瓦曼石墙”（以厚重巨石细密堆砌出的石墙，可以从中窥视库斯科市内的状况）为据点，对被半围困在库斯科市内的西班牙人，展开炽烈的攻击行动。被大群吹响法螺，发出奇异声响威吓敌方的印地安人所团团包围，西班牙人各个呆若木鸡，顿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印地安人早已经不会对“大型美洲驼”（马）这种动物感到畏惧。得知弱点就在那修长的脚部之后，挖洞让它们的长脚无法发挥优势，一旦捕获便切断四肢。此外，印地安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武器，也能精巧地运用长枪和盾牌。在库斯科市内连续放火烧毁家屋，一步步地将西班牙人逼至绝境。

然而，就在这场包围战中，出现了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双方都认同的奇妙现象。其中之一，是当印地安人每天都朝着广场教会的稻草屋顶射放“火箭”（在箭簇上点火射放），试图烧死躲在教会内的人。但是，根据编年史家贝坦索斯的记载，在屋顶上总是坐着一位穿着白色衣装的西班牙女性，用白色的长形布料灭火。多亏这位女性，教会并未被烧毁，西班牙人的性命也得以保全。在包围库斯科城期间，总是有人目击到那位白衣女性。另一个奇妙现象，是当西班牙人准备迎战之时，出现一位穿着武装配备的白马骑士，引导他们前进。这位留着白胡子的骑士，骑着马扬起了满地尘埃，导致印地安人顿时失去视力，无法作战。

就连少数的西班牙人也无法歼灭的印地安人，渐渐地将原因归咎于包围战中所目击到的女性和骑士身上。不久后，骑士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守护圣人——圣雅各，白衣女性则是“圣母玛莉亚”。

一五六〇年离开秘鲁的混血编年史家——加西拉索记录道，自己在库斯科教会的墙壁上，看见骑乘白马、手持盾牌和长枪的圣雅各画像。壁画中的圣人，马蹄下踩着被杀害的大批印地安人尸体。过去，圣雅各在收复失地运动的时代，被称呼为“圣雅各．柏柏人杀手”（Santiago Matamoros）[2]，是与伊斯兰教徒的战线逐渐南下之时的军事象征；到了安地斯的高山都市，则是以“圣雅各．印地安杀手”（Santiago Mataindios）的称呼，再度苏醒。我们在伊比利半岛的历史上所看见，天主教徒对异教徒所创出的两个至高无上的象征（圣雅各和圣母玛莉亚），是以非常戏剧性的样貌，再生于安地斯地区。在印地安人心灵深处所感受到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转而以虔诚地改信基督教的方式，持续地刻划下痕迹。正如我们将会在后文提及的内容，生活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加贵族们，正是以这些象征为轴心，确认他们本身的存在意义。

最后，包围战以失败收场，曼科所率领的印加军队解开包围网，从库斯科城撤退。即便如此，抵抗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将据点移至安地斯丛林地带的要塞——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其后维持了三十年的抵抗活动。这个位在比尔卡班巴的势力，被称为“新印加王朝”，从曼科．印加起，历经塞里．图帕克（Sayri Tupaq）、蒂图．库西．尤潘基（Titu Kusi Yupanki），以及图帕克．阿马鲁（Thupaq Amaru），共有四任国王相继传承。

比尔卡班巴的遗迹　反抗西班牙的印加贵族们。将据点转移至安地斯丛林地带的比尔卡班巴，继续进行抵抗活动。

但是，在此必须留意的是，于征服活动的惨祸中生存下来的印加族居民，并非所有人都是选择与西班牙势力对抗。在印加的王族之中，也有人机灵地理解，住在海之彼岸的“新国王”命令之下，安地斯世界将继续再生；因此，他们积极地接受圣雅各和圣母信仰的同时，仰赖着新王权的威武与光辉，继续在殖民地世界中寻求生存的空间。起身与西班牙人对抗的印加族人。顺从西班牙人的印加族人。以及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在包围战中全力支持、为西班牙人奉献的非印加族印地安人。其中，卡尼亚尔人的首领法兰西斯科．契尔切之存在感，更是突出显眼。

◎印地安社会的分裂

根据加西拉索的记录，在西班牙人与印地安军队于库斯科的大广场上对峙之际，一位印加军队的将军对着西班牙人部队大声喊叫：“有人要出来单挑决斗吗？”西班牙人心想：“和印地安人的决斗？！”就在众人纷纷退却的状况之下，契尔切自告奋勇地说：“那就让我来吧。”他取得西班牙人的许可后，上前与印加族的勇士，相互挥舞着短剑，展开漫长的决斗。最后，契尔切终于将短剑刺进对手的胸膛，斩下首级，意气风发地回到西班牙人的部队。印加阵营面对己方居然败给曾经臣服于印加王权之下的卡尼亚尔人，感到非常羞愤。印加族人与住在库斯科的异族卡尼亚尔族人之间，就这么维持着如此复杂的关系；在十年之后，还有另一个小插曲，象征了双方的恩怨纠葛。

那是在一五五五年六月六日，举行“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耶稣圣体祭”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关于这场祭典与印加族之间的关系，将会在第九章详述。为了庆贺这场重要的祭典，以印加族为首的印地安人们，纷纷以部族列队入场。亲眼目睹祭典的加西拉索表示，卡尼亚尔人团体，独自拖着绘有西班牙人和印地安人战斗模样的艺阁，在库斯科大广场上缓步行进，前方的领导者，正是契尔切本人。

契尔切以披风遮掩住身体，并将手藏在披风内侧，似乎是要隐藏手中提拿的物品。登上大教堂阶梯的契尔切，突然将披风解下，四、五位印加族人看见他右手中的物品，目露凶光，怒不可抑地冲向契尔切。契尔切手上拿着的是“首级”的模型，正是以当初在单挑决斗中，他一刀砍下的印加军队将军首级为原型所制作。参加祭典的印加族队伍，因为是一贯秉持着亲西班牙的立场，对比尔卡班巴的军队较不关心，却也愤怒地说道：“这个背叛的走狗，是为了要唤醒我们试图忘却的记忆，才故意拿到这个祝贺的场合上来的吗？”契尔切则是在西班牙人面前重现当初决斗的模样，彰显自己的功绩。

在西班牙人来临之前，因为印加帝国在地方社会的严厉统治，以及帕纳卡之间的势力对抗等，早已经在安地斯社会中造成了几道龟裂的痕迹。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以暴力的形式加深了龟裂的程度，不只是形成西班牙人对抗印地安人的关系，在印地安社会之中，也因为几个利害关系的团体而出现分裂。于这些团体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库斯科中成为重要势力的亲西班牙派印加族人。首先，第一个会被举出的人物，就是帕鲁．印加。

◎劫后余生的印加贵族

帕鲁也是瓦伊纳．卡帕克的儿子。在印加时代，与瓦斯卡尔国王一同在库斯科， 逃过被屠杀的命运，并且暂时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后来，帕鲁代替反叛的曼科．印加，接下象征王徽的流苏冠冕，即位成为新任的印加国王。过去认为，帕鲁王权只是单纯的“魁儡”政权，与有骨气和西班牙人持续对抗的“新印加王朝”，经常被拿来作为对比，在历史解释上多少含有否定的意涵在内。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则是证明在曼科．印加撤退后，库斯科权力中心的空白，其实是由新任国王帕鲁所填补之事实。

研究发现，印加贵族们将帕鲁尊称为“君主”（señor）崇拜，并献上仪礼式的膜拜。除此之外，帕鲁还以印加国王的身分，认证地方首长的职位，赐予象征首长权力的“座椅”。西班牙人眼见帕鲁国王的权威，依旧生气蓬勃地发挥机能，感到非常的不满，原本应该是臣服于我方的印地安臣仆，竟然向已经是过往遗物的魁儡印加国王奉献、膜拜，甚至有人憎恨到去殴打帕鲁。帕鲁．印加在一五五〇年逝世，库斯科的居民们依循古礼，制作先王帕鲁的“拟似肖像”，将国王生前的毛发和指甲镶嵌在肖像上，私底下继续秘密地膜拜。

此一时期的库斯科，或者应该说是秘鲁整体的政治地图，依旧是呈现不透明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流动的状况之下，关于“印加的历史”，开始渐渐凝固。在第一章开头时曾经介绍，从首任国王至第十一任瓦伊纳．卡帕克国王，是由“唯一的王”（萨帕．印加）继承王位，也就是所谓的“单一王朝史”，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凝聚成型。首次明示出单一体系的王朝历史，被称为“奇普卡马由的报告”之记录，便是在这个时候编制完成。与此同时，有趣的是，约在一五四五年左右，当时位在西班牙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的国王查理五世（Carlos V，即西班牙王卡洛斯一世），赐予隶属于历任国王帕纳卡的印加贵族们“纹章配戴权”。笔者光是在库斯科的公文书馆中确认到的资料，就有“优克．尤潘基（Lluq’i Yupanki）和迈塔．卡帕克（Mayta Qhapaq）国王”、“固蓝．图帕．尤潘基国王（音译）”、“维拉科查．印加国王”等王室成员，被允许可以将各自带有不同意涵的家纹，传承予后代子子孙孙配戴，以显示身分地位的敕令。

例如，从赋予“固蓝．图帕．尤潘基国王”后裔的敕令来看，以“圣母”（Ave Maria）这一个语词将纹章图面分为四个空间，上头有狮子、雕、彩虹、象征王徽的流苏冠冕、蛇、城堡、铠甲等图案。帕鲁．印加也被赋予纹章配戴权，上头是黑雕、美洲狮、戴着王冠的蛇以及流苏冠冕，当中也是同样刻有“圣母”字样。

殖民地初期的印加族，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完全断绝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在比尔卡班巴选择全面抵抗的印加族人。一是将查理五世在新帝国所散发出的光辉与荣耀，以“纹章”的形式，竭诚地配戴在身上，试图重新确立自己是殖民地时期印加王室后裔身分的印加族人。他们将赞颂圣母玛莉亚的意识，作为纹章空间中的“大地”，再将安地斯地区各式各样的传统圣像安插入内，形成自己专有的象征代表。

◎贡萨罗．皮萨罗的叛乱

招来历史上不安定的流动，并不是只有印地安人专属的现象。就让我们将视野转向西班牙人的社会，在这里出现了另一个混沌。皮萨罗与阿尔马格罗在征服者领袖的权力斗争中，皮萨罗阵营在“拉斯萨利纳斯之役”（Battle of Las Salinas）中击败阿尔马格罗阵营，乍看之下，斗争是以阿尔马格罗被判处死刑而收场，但在其后，对皮萨罗派系心怀不满的势力，拱出阿尔马格罗的儿子，并且在利马成功暗杀了法兰西斯科．皮萨罗。秘鲁的西班牙人社会陷入内乱状态。

一五四〇年代中叶，以查理五世发布某一法令为契机，导致一项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安地斯地区的西班牙人征服者们，企图谋反西班牙王权，秘鲁社会很有可能会因此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与被统治的羁绊关系受到挑战。于一五四二年公布的“印地亚斯新法”，目的是要废除“委托权”，这项制度是征服者＝殖民者累积财富和构筑领主权力的基础。公布这项法令的背景，是拉斯．卡萨斯认识到，该制度阻碍了印地安人的自律性，并且妨碍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甚至会危害西班牙王朝在殖民地统治上的权力基础，因而展开积极的活动。

在法兰西斯科．皮萨罗遭到暗杀后，同父异母的弟弟贡萨罗．皮萨罗，成为皮萨罗家族中实际的领袖。依照新法的规定，害怕被剥夺权力基础的人们，感到非常的不安与愤怒，贡萨罗接收下这些情绪，点燃叛乱的烽火。召集托管主的贡萨罗，与在公布新法的同时，被派遣出面接收托管主的副王布拉斯科．努涅斯．贝拉（Blasco Núñez Vela）之间，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与对峙，最后，副王在厄瓜多尔地区遭到杀害。副王是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殖民地社会的最高权力者，因此，杀害贝拉的行为，代表安地斯地区的托管主们，全面否定西班牙国王的权威之意。

新王权的诞生。事实上，叛乱者们似乎是有意识要在安地斯这块土地上，拥立贡萨罗为王。但是，国王的权威，究竟该从何导入呢？他们当然明白，印加国王的王权依旧存在。根据加西拉索的记录，贡萨罗军队中老奸巨猾的将领法兰西斯科．德．卡瓦加尔（Francisco de Carvajal）向贡萨罗进言：“阁下，请迎娶与印加王室血统最为相近的公主，作为夫人”。如此一来，盘踞在比尔卡班巴的印加人也会和平的归顺，最后，印加族与西班牙人之间便能够构筑起恒久的和平关系，将印加经营国家的出色技巧，以及西班牙人在军事上的卓越能力加以调和，在秘鲁创生出新的社会体制……。关于新社会的想像，这种掺入混血编年史家大量乌托邦式愿望的思考，之后也将会继续在安地斯历史的底流之中，持续地流动。

贡萨罗阵营究竟是否构想着“秘鲁帝国”诞生的蓝图，其真伪已无法辨明。贡萨罗与印加公主的婚姻并未获得实现，叛乱的命脉在不久之后也走向尽头。因为当西班牙王室特别派出沉着冷静的贤能官员——拉．嘎斯卡（Pedro de la Gasca）出面收十局势之时，许多叛乱者都投奔至王室的旗下。最终，贡萨罗．皮萨罗被判处死刑，否定国王权威的叛乱活动，未满两年的时间就迎来了终点，印加与西班牙“借由婚姻的统一”这一个梦想，也随之消逝。然而，秘鲁的社会并未就此安定。一五五〇年代以后，围绕着“委托权”问题，出现十分强大的动能，将殖民地社会的各阶层都卷入其中。

◎关于“委托权”的存续

因为贡萨罗．皮萨罗的叛乱，让废止“委托权”的问题，成为未解决的课题。不仅如此，因为慢性财政窘迫而苦无对策的西班牙王室，开始思考往反方向经营的政策。换言之，以秘鲁殖民者所积累的丰饶财富作为兑换，将托管主的职位卖给他们，并且提高封建式的特权。一五五三年左右，从秘鲁前来的托管主代表抵达西班牙，表示将可以提供王室钜额的献金。对此，当时的王子菲力普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受到父亲，也就是国王查理五世的托付，本人朝着卖出托管主职位的方向，展开积极的评估。

此时，阻挡贩卖托管主职位决策动向的人物，正是拉斯．卡萨斯。他主张一旦赋予封建式的特权，殖民者们将会化为忘恩负义之徒，揭起反叛王权的旗帜，殖民事业将会因此受到挫折。在安地斯当地，察觉到委托制将成为恒久制的印地安人，也开始独自行动。受到拉斯．卡萨斯思想上强烈影响的道明会，成为安地斯地区向印地安人传教事业的核心组织。道明会在安地斯地区的领导者多明哥．德．萨多．汤玛士教士强力地主张，应该废止“委托权”，将安地斯全境的统治权，归还给原住民的君主。他基于自己在安地斯的生活经验，表示若是将地方的统治，委任给熟知传统社会体系的印地安首长，从结果来看，西班牙国王在经济上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汤玛士也开始动员印地安首长们，为某一“运动”进行组织的准备。

约从一五六一年左右开始，在安地斯各地的地方首长们，开始召开集会。他们从道明会教士口中听闻，委托制将要成为“恒久制”的消息后，纷纷以克丘亚语激动地大喊：“反对！”并且表示，若是事态发展至此，不如就准备比托管主更多的金钱，献给西班牙国王云云。确实，从旧世界带入的病原菌，加上身处在苛刻、严峻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之下，许多印地安人都因此丧失了性命。原本约有一千万人的原住民人口，在征服活动过了四十年之后，锐减至原本人口的八分之一。不过，认为征服活动后，印地安社会随即陷入贫困状态的思考，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殖民地的统治，印地安人在经济上的可能性，的确被删减了许多，但是印地安首长们，依旧确保着足以和西班牙人对抗的财富。

道明会教士拉斯．卡萨斯　馆藏于塞维亚哥伦布图书馆。

有趣的是，在库斯科召开地方首长集会时所发生的事情。统治库斯科市的地方官员，透过某位混血的翻译，传达托管主之职，可能会卖给西班牙人的消息。但是，这位翻译在传达讯息的同时，还加油添醋地表示：“倘若此消息成真，那么印地安人将会变成西班牙人的奴隶，像是黑人一样成为人身买卖的物品，脸上会被烙印上奴隶的标记，你们将失去原本所拥有的田地，最后成为清扫马粪的清洁工，诸位首长也会失去现有的身分地位，和平民一同被推上各地的战场。”这些内容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日，是因为这位翻译被起诉，怀疑他作出不恰当的转述，过度动摇原住民的情绪，导致印地安人发起叛乱行动，因而留下裁判员记录。事实上，根据记录，印地安人们在听闻翻译的叙述后，愤慨地泣诉道：“印加国王的时代，不管是之前或是之后，我们都没有被买卖过。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要像是美洲驼、古柯叶一般，被当作物品来买卖呢？我们要直接向西班牙国王控诉，就算是会在途中断了气，也不改决心。”

◎共同的步调

印地安人举行了数次的集会，可以从记录中窥见集会的模样。在协议的最后，决定每个人各自交出自己有能力负担的金额，由代理人带着集聚而成的献金，前往首都利马，和当局交涉。代表团为了展现威势，各个穿着“印加时代的衣裳”，以正式的服装前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库斯科的印加族和非印加族的印地安人们，大家所关心的方向和目标一致，共同奋战。曾经站在印加族敌对位置的卡尼亚尔族人契尔切，也与印加族人一起调整有关集会的事务。在印地安人面临重大困难之际，前西班牙期的民族性对立状况，瞬间解除，在西班牙人面前，拉起了共同战线。

在库斯科以外的地区，印地安人们也向西班牙人提出异议。例如位在利马近郊的山中村落瓦罗奇里。在当地正因委托制恒久化的消息而骚动不已之际，村庄里迎来了新的托管主。印地安首长被召唤前来举行“委托”的仪式，在地方官员在场监督之下，新托管主握住两位首长的手。职员说明委托所伴随的纳贡、劳役等义务，正准备结束仪式典礼之时，印地安首长甩开新托管主的手，宣告“委托”的期间已经结束。

在印地安人们的内心，其实已经认知到，当委托制消灭之后，他们必须接受西班牙国王作为唯一君主的事实。在此，蕴含着新安地斯社会的未来展望与构想——原住民能够确保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性，生活在最高统治者西班牙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排除像是托管主这种从中榨取的中间阶层。由此看来，道明会教士们的思想，已经确切地传达到印地安社会的现场。

与此同时，在殖民者方面，将印地安人重新定义为单纯供给劳动力的“駄兽”，试图削减印地安人活动力的意向，也更加明确。“一般来说，印地安人是能力低下、薄弱的人种。应该要配上托管者，把他们当成孩童一般的看待”、“印地安人天性喜爱诉讼，并以此为借口，一整年都不去好好工作，四处游荡。就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不明白诉讼过程，就连去法庭的路径都不知道最好”。

这个时期讨论殖民地社会的言论界，充满着上述侮蔑印地安人的言词，并且与拉斯．卡萨斯派系的思想，呈现激烈对峙的状态。

◎两个政体的理念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关于帝国殖民地的种种思考，统治者方面提出了具体化的理念。那是与顺应印地安社会的自主性，以及封建领主社会再生的方式不同，而是要在某种层面上，体现西班牙帝国走向“近代性”的目标。其中包含了两个政体（republica）的理念。要如何适当的翻译“Republica”一词，有些许难度，在此就姑且将之译为“政体”。认为殖民地应该是由“西班牙人的政体”以及“印地安人的政体”这两个相异性质的政治空间所构成，如此的思考方式逐渐成型。西班牙人的政体，是欧洲白人的居住空间，居民以广场为绝对的中心，居住在规划为格子状街道的“都市”之中，并且由市参议会这一个政治组织，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印地安人的政体，是由居住在都市后方广大山岳等地的原住民所构成。拥有印地安人特殊的法律以及合议机关（村落集会），表面上是维持着前西班牙期的社会构造与自主性，但实际上是专门为了另一个政体，成为确保人力资源供给的空间。

关于这两个政体概念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受到早先在伊比利半岛历史进程中所看见，“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的意识所影响。举例来说，第三任副王曾经上书西班牙国王，表示西班牙人男性和印地安人女性的通婚，虽然在当地是频繁发生的状况，但是从身分地位的保持和统治层面来看，是非常不适切的现象。建议陛下禁止西班牙人男性与印地安人女性，或是黑人女性结婚，西班牙人男性只应该和西班牙人女性结为连理，而且对象的西班牙人女性，应该是出身伊比利半岛的人士，或是西班牙人父母在殖民地生下的女性。

这可以唤起我们的记忆，即便是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还是存在着犹太人们就应该居住在犹太人住宅区之内，这种半隔离式的状况。

在一五七〇年代，副王法兰西斯科．德．托雷多（Francisco de Toledo）以安地斯改革者的角色登场，将这两个政体以可视化的方式，实践在现实社会之中。托雷多实施全国性规模的“巡回视察”，从中确切地把握，潜藏在印地安社会中的生产力，并且制定统一的贡纳额度。此外，为了将新发展的汞齐化（amalgam）技术，运用在西班牙帝国最大银矿所在地——波托西（Potosí）的开发活动上，从印地安阿伊鲁共同体之中，每年拨出一定比率的成年男子，提供企业主和矿山事业的使用。印加帝国所留下的轮流劳役制度“米塔”（mita），在殖民地重新复活。米塔制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与纳税一同，为印地安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另外，印地安人的政体，也在物理上被再度构筑起来。被称为“传教村”（reducción）的强制住民集居政策，宛如金箍一般紧紧框住安地斯的风景。自前西班牙期以来，印地安人们便在富含高低起伏、拥有复杂生态的环境中生活。借由垂直统御（参照第一章）的方式，维持多元性的生产，并且为了确保能够和分布在山河之中的神圣万物，保持日常性的接触，采取顺应自然的居住型态。但是，对于殖民者而言，这种居住型态不利于有效率的掠夺和天主教的传教。因此，托雷多基于有秩序的地方便有文化的构想，建造广场作为中心点，设计格子状的街区。就像是西班牙人都市的缩图一般，这种人工式的村落，在安地斯地区全境诞生。如此一来，印地安人的政体，便在物理上被刻画进安地斯的空间之中。

话虽如此，这两个政体，也只不过算是理念。随着时间的经过，殖民地内地的移居和通婚、混血的状况向前推进，划分两个世界的界线日渐暧昧难辨，最后终究成为徒具形骸的空心理念。

印加王朝的终结

◎图帕克．阿马鲁人生的尾声

比尔卡班巴的印加族，此时也出现了变化。在殖民地当局的归顺呼吁之下，第二任国王塞里．图帕克应许归顺，离开了堡垒。他在一五五八年抵达利马，与当时的第三任副王卡涅特（音译）进行会谈。塞里．图帕克获得尤卡伊之谷的奥罗佩萨领地，作为签订投降协约的条件，并在该地度过余生。

然而，塞里的归顺，并未就此解决比尔卡班巴的问题。曼科的另一位儿子——蒂图．库西，以及在蒂图．库西逝世后，就任印加国王的图帕克．阿马鲁，继续维持抵抗的活动。殖民当局虽然持续进行和解的交涉，但是情势并未就此趋向缓和。一举打破僵局的人物，就是副王托雷多。从“两个政体”的理念构图来看，比尔卡班巴的新印加王朝，以及透过传承王徽流苏的方式而勉强存续下来的印加族，这两者对于殖民地社会而言，都是十分重大的阻碍因素。

终于，托雷多决定对比尔卡班巴采取武力镇压的行动。在镇压部队前锋的人物，正是马丁．贾西亚．德．罗耀拉（Martín García Óñez de Loyola），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侄子。镇压部队中，有两千名印地安人，其中印加族约一千五百人，剩下了五百名，则是“友族印地安人”，包含被视为重要战力的卡尼亚尔人在内。率领卡尼亚尔人的领袖，当然是前文所提到的契尔切，当时的契尔切，已经是超过七十岁的高龄，仍然是以“将军”的身分统率士兵。

比尔卡班巴最后的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最后还是被罗耀拉的部队俘虏。被带往库斯科的图帕克．阿马鲁，被宣扬基督教教义，并得到菲力普的受洗名字。但是，副王托雷多却罗织罪名，将图帕克．阿马鲁送上简易法庭，并判处死刑。一五七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图帕克．阿马鲁在四百位卡尼亚尔人长枪兵的护卫之下，抵达库斯科大广场中心位置的处刑台前。不只是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附近的家家户户、以及遥望广场的山丘上，都有民众注目凝望，最后的印加国王，就在卡尼亚尔人的刽子手，挥下那手中的利剑之际，人头落地。伴随着市内响起的教会和修道院钟声，众人不禁呜咽。就这样，副王托雷多将反对西班牙政权的印加族，从安地斯世界之中，一刀抹煞。

图帕克．阿马鲁　在比尔卡班巴继续抵抗活动的印加族，最后一任的国王。

但是，副王托雷多并未因此感到满足。他偏颇的推测，只要印加族还存在于秘鲁，就有可能会触动“古代王权”的开关，比尔卡班巴的新印加王朝，无论到何时都有可能再次出现，这对于绝对唯一的西班牙王权统治而言，是很大的不安定要素。因故，副王决定将向来对西班牙人秉持着支持、协助立场的印加族人，例如已故帕鲁的儿子卡罗斯．印加（Carlos Pawllu Inca）等印加族中的权势者，永久流放至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也就是墨西哥的副王领地，先将他们移送至首都利马。卡罗斯．印加是生活在西班牙新体制下的印地安人，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存在，他接受西班牙风格的教育，妻子更是纯正的西班牙贵族。副王独断的政策，引起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后追放印加族人的政策未告实现，众人返回库斯科。这批印加族人，在印地安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影响力，成为徒具称号和特权的存在。但是，就算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印加”的存续，还是为后来的历史添加了重要的色彩。

◎副王托雷多的“印加史”

托雷多不仅是针对印加族的人物，就连印加的“历史”，也成为他攻击的对象。托雷多命令他身旁的知识分子——佩德罗．萨尔米恩托．德．甘博阿（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遵照他的史观去撰写历史。萨尔米恩托以印加族为首的多数印地安人作为情报提供者，进行叙述，构筑出的印加历史如下。

印加国王对安地斯民众的统治，为期短暂且专制。宗教上满是脱序的行为，加上印加国王操纵着人民的生杀大权，民众们苦不堪言。印加国王的王权，作为安地斯的统治者，欠缺其正统性，又是暴君，最后解放这些在印加国王脚下受苦的印地安人们，就是天主教绝对的君主——西班牙国王。

托雷多命令部下编纂这么一段充满明确政治意图的历史，还传唤印加各帕纳卡的成员作为证人，要求他们朗读内容，强迫认证史实与记述无异。

有趣的是，仿佛是要补强书写成文字的历史一般，托雷多还找来了印地安人的画家，在四块画布上绘制历代印加国王的半身像，以及印加王朝的起源、历史故事，献给菲力普二世。文字的书写加上视觉的素材，以政治力量强力且持续地扭转史实的记述，最后终于凝固成为“印加的历史”。不过，在那一瞬间，面对历史叙述的恣意操纵，从印地安社会所发出的异议声响，还是可以从史料中听见那低沉、细微的回声。

绘制图画的时期，正好是与比尔卡班巴的新印加王朝之间，紧张关系上升到最为紧绷的时刻。有一位圣职人员，报告出在绘制这四张图画之际，所发生的插曲。根据记述，副王要画家绘制印加历代国王以及盘踞在比尔卡班巴的印加国王肖像画，召来隶属于印加帕纳卡的主要印地安人成员，透过翻译，表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印加人称之为国王的人物，是僭主（不合法的统治者），印加族人听闻后，无不愤慨。

此外，在上呈给西班牙国王的印加历代国王的肖像画中，卡罗斯．印加的父亲帕鲁．印加，与新印加王朝第三任国王蒂图．库西相较，被绘制在较高的地位。据说看见这幅画的第二任国王塞里．图帕克之妻，同时也是蒂图．库西的姐妹——朵娜．玛莉雅．库西．瓜尔凯（音译），前往副王所在处所，质问究竟。托雷多冷淡的对她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吗，朵娜．玛莉雅。卡罗斯和他的父亲帕鲁，一直都是服从于国王陛下，而你的父亲和兄弟，只是僭主，不就是一直躲在深山的堡垒里吗？”对此，朵娜．玛莉雅回答，阁下将家父和兄弟称呼为背叛者，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固守在堡垒，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但是西班牙人却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在西班牙国王是绝对、一元统治的构造中，印加的历史被试图豢养在这个结构之内，因而抹煞了反叛西班牙国王的印加势力，印加族的存在本身，也几乎快要被消灭殆尽。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充满勇气的女性发声，造成回响。最后，托雷多还是无法消灭“印加”。十七世纪以后，印加继续与官方历史保持链接的同时，帕纳卡成员们，也借由承继额上的流苏垂饰，让“印加”继续流传。而勇于面对托雷多的朵娜．玛莉雅，与塞里．图帕克之间育有一女——碧翠丝．蔻雅（Beatriz Clara Coya）。碧翠丝与前文述及追讨图帕克．阿马鲁有功的马丁．贾西亚．德．罗耀拉结婚。其后，碧翠丝所继承的领地，成为十八世纪末印加再生的机缘，关于这个部分，将于后文详述。

1. 西班牙语“Virrey”一词，拉丁文语源的意思为“副王”，西班牙殖民地只有两个副王，一个是新西班牙及墨西哥，下辖危地马拉甚至菲律宾；一个是秘鲁，下辖新格拉那达（现在的哥伦比），甚至包括拉普拉塔（现在的阿根廷）。

2. 在西元七一一年。进入伊比利半岛的穆斯林，大多为柏柏人。

第六章生存在世界帝国的人们

波托西矿山的模样　被强制从事苛刻、残酷劳动的印地安人。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绘制。

位在海的彼端的国王

◎扩张的帝国

一五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的全国议会上，与会的贵族显要面前，发表让位演讲，表示将从勃艮第伯爵的位置上退下，让位给爱子菲力普。在这场赚人热泪的演讲中，特别著名的部分，是关于他自己在位中的“移动”过程。

吾曾九度前往德国、六度前往西班牙、七度在意大利生活、十度前来法兰德斯（Flandre）、平时加上战时四度前往法国、两度入境英国、两度赶赴非洲。为此八次途经地中海、三次航行西班牙的大海，为了前往隐遁场所的西班牙，应该即将迎来第四次的经验。合计共经历十二次船旅的舟车劳顿。（藤田一成，‘皇帝カルロスの悲剧——ハプスブルク帝国の継承’，平凡社）

皇帝所道出的移动轨迹，描绘出他所打下的帝国轮廓，应该也足以再一次向众人传达出，国王领土的广阔。但是，四处奔波的日子，在查理五世身上留下了无法根治的疾病——“痛风”，虽然才五十五岁，还是让他下定决心，在世期间，将众多的王位让与儿子继承。

将西班牙和意大利各领土遗留给查理五世的外祖父母，也就是卡斯提亚的特拉斯塔马拉家族（House of Trastámara）的天主教双王，十分自豪这个能够在伊比利半岛纵横移动，充满机动性的宫廷。另外，查理五世的祖父，则是留给他中欧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广大领土；并且从祖母继承勃艮第伯爵家的低地国领地。如此一来，查理五世不得不比天主教双王，更为频繁地离开王宫，四处奔波。且上述这些移动的旅程，大多不是单纯的视察，其中还包括因应在广阔领域的各处，对帝国王权提出异议的地方势力，做出动员兵力，展开严肃的军事远征活动。

针对意大利领土问题与固执的法国国王大动干戈、因鄂图曼帝国的兴盛而开始进攻地中海的伊斯兰势力，查理五世也亲自率领海军，与之对战。另外，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中心的德国，则是卷起革命的漩涡，从教义的根本上否定帝国宗教天主教；为了处理路德教派等各势力的问题，或是为了施展怀柔政策作为对应，查理五世不得不亲自前往德国。

正如藤田一成所分析的一般，有中世纪最后君主之称的查理五世，有必要巡回各地，透过现身在臣民面前的行为，让臣民经常意识到君王的存在，将有离心力倾向的“复合帝国”各地（请试想天主教双王的称号）创建起连带关系感。因此，当他失去了继续四处巡回的体力和精力之时，只能选择退位离去。但是在他的帝国里，仍旧存在着几百万民众，知晓国王的名字，却绝对无法亲眼看见国王本人。因为在查理五世巡视的旅程中，从未被列入目的地的土地，便是美洲。不只是查理五世，继任的国王菲力普二世，以及之后的西班牙历任国王，无论是谁，都没有踏上美洲这块土地。此外，在菲力普二世的统治之下，将东南亚世界纳入帝国版图，历代国王们也从未造访当地。

西班牙哈布斯堡家谱图　根据立石编‘スペイン．ポルトガル史（西班牙．葡萄牙史）’（山川出版社，2000年）资料绘制而成。

然而，对住在美洲和菲律宾的民众而言，那位住在海洋彼端的人物，一直都是他们的国王。例如住在安地斯地区的印地安人。在印加帝国的时代，历代国王们坐在庄严的圣轿上，在帝国领地内部持续展开巡视的活动。可以说是国王们在有能力移动的范围内，构筑出帝国外围的界线。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将出巡视察的西班牙国王，与印加国王的身影，重叠在一起看待。印加的历代国王们，在视察地与臣民共饮奇恰酒，要求地方上缴年贡、承担劳役和兵役的同时，也大方的宴请、赠与，讨臣民的欢心，王国营运的基本结构，就是创建在这种互惠关系之上。也因为如此，安地斯的印地安人，才会深信自己与海的彼端的国王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譬如位于秘鲁中部高原的汪卡族人，就是一个例子。

◎渡海的印地安人

与在前章提到契尔切率领的卡尼亚尔人相同，汪卡族的印地安人，也是西班牙人在征服活动背后的功臣之一。一五六〇年代起，汪卡人开始向西班牙国王提出请求。前文已经述及，汪卡人将征服活动期间，对西班牙人各势力不惜余力所提供的援助，以结绳方式详细地记录在他们的“帐簿”之中。如今，他们根据帐簿，缜密地列举出曾向征服者提供人力和物质上的贡献，要求西班牙国王赋予特权，作为相应的报酬。其中，特别是豪哈的上级首长黑尔尼莫．瓜库拉帕吾卡尔（音译）的儿子菲力普（音译）的行动，尤为显眼。

菲力普．瓜库拉帕吾卡尔或许是认为，新的国王们不会在安地斯地区现身的事实，于是他选择了自己动身前往的方式，晤见新国王。早已熟谙西班牙文的菲力普，在一五六二至六三年左右，以父亲的代理人身分，向西班牙国王请求对汪卡人贡献的认同并支付报酬，起身前往西班牙。同时，此行的目的，还包括在现任托管主死后（接受“委托权”的西班牙人），印地安人希望能够再度被统合，成为西班牙国王直属臣民的请愿。汪卡族的首长们，是前文曾提及反对委托制度恒久化运动的前锋人物。

关于菲力普．瓜库拉帕吾卡尔一行人在西班牙的状况，究竟是否将内心的想法，顺利地传达给西班牙国王知晓之事，目前依旧是一无所知。不过，资料显示，在一五六四年，国王菲力普二世发行了“渡航特别许可”，允许菲力普．瓜库拉帕吾卡尔回到秘鲁；请愿的结果，则是国王发出敕令，承认以年金为首的种种特权和豁免内容。

不只是菲力普．瓜库拉帕吾卡尔，帕鲁的孙子梅尔却．卡洛斯．印加（Melchor Carlos Inca）也曾经渡海；另外，混血的编年史家加西拉索，他为了一扫西班牙人父亲在贡萨罗．皮萨罗叛乱之际，曾经背叛国王的嫌疑，回到了父亲的祖国。加西拉索的知名著作《印加王室述评》第二册，鲜明地描写出印加社会崩坏后，秘鲁的内乱状况，不过，那其实是为了挽回父亲所失去的名誉，并且向君主立下誓愿的一种形式。

◎帝国的旅人们

西班牙国王四处奔波，他的臣民们也不畏距离的遥远，持续在帝国内部移动。在王位从查理五世移交至菲力普二世的手中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等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也离开了西班牙国王的管辖。但是，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链接东南亚，横断太平洋世界的道路终于开拓成功之后，以菲律宾群岛为媒介，广大的亚洲世界自此也被纳入帝国的视野之中。一五八〇年，菲力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将葡萄牙在亚洲世界的领地纳入统治范围，形成了堪称是世界帝国的巨大空间。

法国史家塞尔吉．格鲁辛斯基（Serge Gruzinski）表示，虽然并未长久持续，但是达成世界史上首次全球规模扩张的菲力普二世“天主教王国”，其所带来的人员和物资流动，呈现爆发性的扩散，以及在融合＝混血的状况下，诞生出的新文化种子，这每一个主题和现象，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此，笔者打算在这个脉络之下，探讨安地斯民众与帝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让我们更为具体的来看，世界帝国西班牙扩张的现象。关于欧洲的版图，在前文查理五世的移动轨迹上，已经画出了大致的轮廓。实际上，曾经借由移动的轨迹，画出世界帝国全貌的人物，是出身西班牙哈恩的圣职人员佩德罗．欧德涅斯．德．塞巴洛斯（Pedro Ordóñez de Ceballos），依照格鲁辛斯基的说法，这号人物是展现天主教王国内部流动性的象征。实际上，翻阅塞巴洛斯的著作《世界之旅》（Viaje del mundo），在序文中可以发现他绘制在地图上，令人眼花撩乱的移动路线。以下，就让我们从他阐述自己自九岁至四十七岁的游历与见闻，概观他的人生旅程。

西班牙帝国的最大版图　在菲力普二世的统治下，合并葡萄牙，将统治领域扩张至亚洲世界。

他十分引以自豪的是，几乎踏遍故乡欧洲的所有角落，接着以以色列的圣地为首，希腊、佐治亚、地中海上无数的小岛。他还知道突尼斯（Tunis）、休达（Ceuta）、费兹（Fez）、佛得角半岛（Cabo Verde）、刚果、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并且明言自己已经造访了全美洲，像是波哥大、基多、利马、库斯科、波托西、巴西、巴拉圭，以及墨西哥全境。甚至跃进到亚洲世界：菲律宾群岛、中国、交趾支那、占城（Champa）、柬埔寨、麻六甲，以及“所有家屋皆以木材建造而成”的长崎，都有他的足迹。根据他自己的计算，总距离长达三万里格，约十七万公里以上。

塞巴洛斯表示，他除了圣职人员的身分以外，还曾经经手奴隶买卖以及从军。从这样的一号人物所说出来的话语，其真实性值得存疑，有人认为，他应该没有实际到过亚洲世界才是。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就算他真的将未曾到过的地方罗列在内，区区一介西班牙帝国臣民的脑内，竟然可以使用这些地名，构筑出广大的世界，也是以实际上的规模作为意象的基础。

四处周游帝国领土的人，并不限于这些冒险家的人物。前往帝国各地赴任的官吏们，因职务调动的移动距离，也是异常的惊人。例如出身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卡塞雷斯（Cáceres）的法兰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博士。桑德博士是中流贵族后裔，一五五〇年代在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修习教会法，一五六七年，以高等法院（Audiencia）的法官身分前往墨西哥赴任。其后，被任命为菲律宾的副王，于一五七五年抵达马尼拉，在当地工作至一五八〇年，再度回到新世界的大法院，完成危地马拉的任务后，一五九六年至一六〇二年逝世为止，则是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大法院担任院长职务。

从桑德博士的例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位以身为帝国官员为傲、定期调职的官吏，随着他横渡广阔海洋的移动距离，也一步步地爬上了升职的阶梯。当然，帝国内的人员移动，并不是只有这种在帝国舞台表面上的调动；反倒是在官方文书未能把握的世界里，有非常多的民众，横越帝国各地，将移动的路线更加具体化地表现出来。例如，我们可以从犹太裔商人们的移动，看出帝国内的移动轨迹，他们身处在天主教与犹太教之间、宽容与迫害之间，有时是为了躲避异端审问的镇压，有时是为了追求丰厚的利益，而展开移动的旅程。关于他们实际的活跃和挫折，将于下一章详述。

运送白银的道路

◎印地亚斯航线

在帝国内，能够促成人员和物资流动的背景，无疑是帝国所构筑起的交通系统，以及官员制度，支持着移动过程中所需大量文书信息的处理。交通系统的根干，就是“印地亚斯（Indias）航线”[1]，为联系西班牙本国与海外领土美洲的唯一海路。印地亚斯航线的出发地点，是安达卢西亚的塞维亚。欧德涅斯．德．塞巴洛斯、桑德博士以及许多犹太裔商人，都是从此地开展他们的旅程。塞维亚的人口，从十五世纪末叶的四万人，至十六世纪末叶成长至十五万人，象征出塞维亚作为欧洲与美洲的交通中继点，呈现急速成长的趋势。一五〇三年，在塞维亚设立印地亚斯商务局（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Indias），负责管理航向新世界的船只、移民，以及购买可以在美洲市场贩卖的商品，和船只的设备工程等。

这条印地亚斯航线，是支撑着西班牙帝国经济，负责运送最为宝贵、富含价值的美洲白银。为了避免外国的海贼和私掠船（拥有国家授予的私掠许可证的船队），前来掠夺白银，自一五六四年起，以船队制度展开运送航行，由配备武装的护卫船，负责护送，保卫安全。被称为“印地亚斯船队”（Flota de Indias，俗称珍宝船队）的西班牙船只，往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墨西哥）地区航行的船队，朝着墨西哥．维拉克鲁兹的方向前进；往南美洲的“加雷翁帆船（Galeón）船队”，则是朝着农布雷．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卡塔赫纳（Cartagena）的目的地前进。同时，也会巧妙地避开传染病和飓风季的时节，调整出航的时间。

印地亚斯海路　链接西班牙和新大陆的两大船队，印地亚斯船队和加雷翁船船队。

驶离瓜达奇维河河口的船队，往西南方向的加那利群岛前进。约七至十天的航程，可以抵达加那利群岛。在当地稍事休息后，便要迎接横渡大西洋的旅程。约一个月的航程，船队抵达小安地列斯群岛。要前往墨西哥的船队，在波多黎各完成补给工作，继续朝着维拉克鲁兹的方向扬帆，展开一个月的航行。另一方面，要前往农布雷．德．迪奥斯、卡塔赫纳的船队，约继续航行两周的时间，便能抵达目的地。这只加雷翁帆船船队，正是搬运安地斯世界白银，载满宝物的船只。在南美洲拥有最大规模银矿山的波托西，当地所挖掘出的白银，尽管在时间和距离上都有较为优秀的条件，但是经由南方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航路运送，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可。

白银从安地斯高地的波托西，被运往秘鲁副王区首都利马的外港——卡亚俄（El Callao）之后，由护卫船舰护送，沿着太平洋岸北上。抵达巴拿马后，改用骡子进行搬运，通过窒碍、狭长的巴拿马地峡，往大西洋海岸前进，最后将白银堆进加雷翁帆船内。各自完成货物装载任务的两只船队，在古巴岛的哈瓦那会合，赶在飓风季来临前启航。回程的航程，较去程漫长了许多。在船队里工作的船员们，要经过九至十个月，才能够再次回到出发地点的瓜达奇维河河口。

然而，这其实是航行能够顺利推展时，才会出现的景况。从当时的记录可以看出，实际上的航行，是非常艰辛的过程。一五四四年，不得不越过大西洋的某位圣职人员，留下如下的记述：

船内空间狭窄，我们就像是在一所监狱内，即便没有格子窗户和门锁，仍旧是无法脱逃的状态。被笼罩在绝望、仿佛要令人窒息的燥热空气之中。以地板为床，只有山羊毛的毛毯，船内到处都是呕吐的污秽。口干舌燥的感受，已经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又加上饼干和腌制物的餐点，更是令人难以承受。难以胜数的跳蚤，前来吸取鲜血。恶臭，特别是船舱内的气味，难闻得让人想立刻奔逃……

在经历过上述的船旅，抵达新世界的人们，很多都因为与故乡间隔的遥远距离，绝望不已，因而放弃回乡的念头。但是，如此历尽千辛万苦、咬紧牙关才抵达的新世界，有时候也真的成为那块“约定的土地”。

如果是你的职业，在你那里工作一年的收入，这里只要一个月就可以入手……。没有钱买船票也没有关系，先赊帐到这里来，我在这边帮你想办法。住的房子和店铺，由我来打理，多亏神的眷顾，一切都很顺遂……。这里的土地肥沃且丰饶，小麦一年二作，天气也非常稳定，不冷也不热。只要你到这里来以后，就会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真的有意要到这里来的话，首先必须要去宫廷申请许可证。拿到许可证以后，变卖你手上所有的物品，换成现金，接着去塞维亚，尽量找到便宜的船票，签下契约，再去采买必要份量的粮食就好。

这是一五七六年，住在墨西哥．普埃布拉（Puebla）的西班牙人，书写信件给住在旧世界的姻亲兄弟。这一类的信件也是经由船队的运送，将分住在新、旧两大陆的民众链接在一起。如同内容所示，这是一封“招徕”（吸引人前来）的信件。这些私人信件，在有意前往美洲的民众，办理渡海手续之际，会与“当地生活照料者等证明文件”一同附上，所以今日我们才有机会看见。

◎移民管理

在帝国的空间内部，虽然民众能够移动、迁徙，但是西班牙国王，对于移动者的身分，订下严格的限制和门槛。“必须由纯正的天主教徒，填满西班牙王国的空间”——这一个政治、宗教上的意识，特别是在伊比利半岛往新世界的移动局面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受到最严格限制的，就是最早要前往美洲的民众。如同上述来自普埃布拉的信件内容所显示，在菲力普二世统治期间，有意渡海前往新世界的民众，首先要前往马德里的宫廷，向印地亚斯委员会提出申请。西班牙国王是统治新世界的中心人物，印地亚斯委员会则是这位中心人物的谘询机构。申请书中记录着渡海前往当地的理由（以普埃布拉的例子来看，是在当地有提供支持的亲人存在）、同行的家人与佣仆的姓名、年龄、身体上的特征等。在印地亚斯委员会审理通过后，还需要国王的亲笔签名，因此，申请手续完成后，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会拿到许可证。

拿到许可证后，也不是马上就能前往塞维亚。接下来要迎接的，就是渡海限制中的重要关卡——证明“血统纯正”的过程。换句话说，在新世界的征服、殖民事业上，能够取得渡海许可证的，只有西班牙王国的“旧基督教徒”。若是允许从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在信仰的虔诚度上会受到怀疑的信徒渡海，便会污染了美洲这一块“在宗教上纯净无暇的土地”，因此必须极力回避。

申请渡海者必须前往他的出生地，接受调查。调查会针对“二等亲以内是否无接受过异端审问的嫌疑者，以及无犹太教、伊斯兰教改信者”，准备问题，在公证人的见证下，至少召集六位证人，蒐集证词。接着，将完成的调查报告书交由市政府当局认证，这才算完成了渡海所需的文件。

塞维亚的印地亚斯总档案馆　馆内典藏了有关西班牙的殖民政策以及航海的珍贵资料。

在如此新旧两个世界的交通往来上，以文书为媒介的繁琐手续，带给渡海者强大的负担，可说是帝国的特征。尽管如此，要躲避国家的控管，似乎也不是件难事。根据某一数据，十六世纪期间，在印地亚斯委员会中登录的渡海人数为五万六千人，但是实际上的渡海人数，却超出官方数据的五倍之多。也就是说，非法偷渡已经成为日常化的现象。例如渡海相关文件的伪造、躲在船舱的偷渡，或是在船长同意下，未具备渡海文件的秘密渡海等状况，更为严重的是，以应征大西洋船队的士兵或船员身分上船，抵达新世界后便行踪不明的非法渡海。

另一方面，在王权方面的移民管理上，也并非是毫无漏洞。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许多来自法兰德斯和德国的民众取得许可证，渡海前往美洲，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的移民，当然也能够在新世界看见他们的身影。

举例来说，在西印度群岛，因为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存在，西班牙人大多被吸引到新大陆，人数大为减少，菲力普二世因此认同葡萄牙人的移居，作为填补。因为在政策上开了这一个缺口，在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哥市，“可以听见基督教各国使用的所有语言，如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希腊语、葡萄牙语，以及亚洲和非洲等各国语言”。经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回航线，也成为偷渡者利用的重要航路。

◎波托西的白银

船队所运送的，当然不只是人员。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移动了大量的物资。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白银——西班牙王室经营帝国的经济根干，究竟是如何在西班牙帝国内部流动。

皮萨罗以赎金的名义，用半诈欺的方式，从阿塔瓦尔帕取得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其中属于国王的五分之一，由皮萨罗同父异母的弟弟埃尔南多，负责送到国王手上。查理五世作为巨大帝国的领袖，需要庞大的营运资金，在财政上经常处于窘迫的状态。正好这个时候，查理五世向北非发动大规模的远征行动，与法国的关系也出现恶化，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写下“就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时刻，这么巧合的就从秘鲁送来了黄金”，从意大利寄来信件，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经过数次的破产宣告，处于财政困窘状况的菲力普二世，在一五八〇年代奇迹式的复活，得以顺利推展帝国政策，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美洲的白银产量出现飞跃性的成长。他们即便已负债累累，但是以未来将会运来塞维亚的白银为担保，得以继续向外借款。

前文已经述及，在皮萨罗的一声令下，印地安人们便将印加财宝拼命地运往卡哈马卡。那么，白银的生产，又是如何将安地斯的印地安人和西班牙的皇帝链接在一起呢？

说到美洲的白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五四四年发现的巨大银矿矿脉——波托西银山。约在同一时期，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银矿矿脉，展开白银的开采活动。“我是丰饶的波托西，世界的财宝，众山之王，是所有国王钦羡的对象”，正如这段语词传诵的内容，波托西显然已经成为世界上“财富”的代名词。十七世纪，着有《新世界的天堂》一书的安东尼奥．德．李奥．皮涅罗（Antonio de León Pinelo），曾语带夸饰地写下，倘若将从“丰饶的山”中采出的银矿延展铺平，可以从波托西铺至马德里，形成厚约四指、宽约十二公尺、长达一万一千公里的“白银大道”。

现今的波托西城镇　远方是被称呼为“丰饶之山”（Cerro Rico）的银山。

发现矿山当时，在表层就能够开采出品质优良的矿石，印地安人使用传统的灰吹法[2]，将白银抽提出来。照原理来说，西班牙国王拥有帝国内所有的地下资源，不过国王将开采工程委托给一般的民间企业，代价是从中抽取五分之一的税收。一五六〇年代后，品质优良的矿石资源趋于枯竭，开采成果逐渐走向下坡。但是，波托西的白银开采，却是从这个时期才正要开始。

当时为了抽提出白银，开发出划时代的“汞齐化”技术，投入墨西哥的白银开采事业。仿佛是好事成双一般，不久后就在秘鲁中部山岳地带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发现富含“水银”的矿脉。水银是汞齐化技术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当时的水银，只有在世界的少数几个地方有所出产，因此，在波托西附近的万卡韦利卡，发现水银矿脉，简直就像是在身边找到最完美的新娘一般。抓住这一个千载难逢好机会的人物，就是在行政能力上十分优秀的副王托雷多。最新的冶炼技术、水银以及投入矿业各部门的丰富劳动力，这三个元素将能够带动波托西的发展。托雷多将这“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元素，放在安地斯的印地安人共同体上，并且唤醒印加旧制的轮流劳役制度（米塔）。

◎矿山劳动者

印加帝国时代，历代国王们向臣民们要求劳役活动，轮流派遣劳役者，从事各式国家事业的建设工程。托雷多将这个往昔的制度，导入波托西。从玻利维亚南部至库斯科南部，包含十六个地区的印地安共同体，每年必须派出共同体成年男子（十八岁至五十岁）人口的七分之一，前往波托西常驻，从事开采和冶炼的工程。初期，成为米塔制对象的人口为九万一千人，理论上应该是有一万三千五百人会成为米塔制劳役者，停留在波托西。劳役期间为一年，工作周期的安排，是每工作一周，便有两周的自由时间，但是许多印地安人在那两周的自由时间中，经常是以临时雇用的身分，继续在矿山中从事劳动。

米塔制的义务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义务，因此，前往波托西的漫漫长路，妻子也与劳役者一同徒步跋涉。因此，实际上前往波托西的总人数，膨胀至四万人。十六世纪某位编年史家写下他的印象：“道路被满溢的众人覆盖着，仿佛是王国全体都在移动一般。”米塔制劳役者们必须自备粮食，将土豆干（Chuño，利用安地斯高地的一日气温差所制成。夜晚使之冻结，白天用踩踏的方式，挤出土豆的水分。不断重复上述的制作过程后，就能完成长期保存的干粮）和玉米等粮食放在美洲驼的背上。尤其是住在库斯科南部的居民，即使他们与波托西有七百公里以上的距离，还是成为矿山米塔制劳役的对象，这一段崎岖难行的漫长道路，单程就必须花上三个月的徒步时间。正因为如此，这些人为了卸脱米塔制的枷锁，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与再度出现的印加国王，一同反叛西班牙王权之事，将于末章详述。

对这些风尘仆仆抵达的印地安人来说，波托西简直就像是吞噬他们生命的“地狱入口”。前文曾提及的道明会教士多明哥．德．萨多．汤玛士，在一五五〇年左右的记录如下：

大约是四年前，似乎是试着要让这块土地灭亡一般，发现了通往地狱的入口，从那时以来，大批的人们都走进了该处。他们是因为西班牙人的贪欲，而奉献给神的人们。就是这里，波托西，是陛下的银矿波托西。

接着，在三十年后，耶稣会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则是将他在波托西矿坑的体验，记录如下：

但是，对于在里头工作的人来说，终日昏暗，很难分辨昼夜。而且是在绝对看不到太阳的地方，不仅黑暗无光，还寒气逼人、周围的空气凝重，完全超出人类居住环境常态的程度。因此，首次进入的人，会有反胃、不适，甚至会导致呕吐。就连我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下场……。金属通常是坚硬的。用小型铁棒，像是敲打打火石那样的敲碎矿石后取出，背在背后攀登……。（增田义郎翻译）

据说在如此恶劣的劳动环境下，频繁发生矿坑崩落等死亡意外事故。在使用水银抽取纯银的过程中，因水银中毒而死亡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古柯和奇恰酒

能够疗愈印地安劳动者受伤身心的，就是古柯叶和奇恰酒。曾经流传了一段话语：“倘若没了古柯，波托西也将终结”。一五七六年，一位住在库斯科的西班牙人，寄信给身处伊比利半岛的兄弟，信件中鲜明的呈现出，古柯的社会性机能。

……我的田地非常需要细心的照料，倘若三个月放任田地不管，将会蒙受许多损失。田地里的作物，不是小麦，也不是葡萄和橄榄。那是拥有如漆的叶子，约与人同高的作物，被称为古柯。当地的印地安人会食用古柯的叶子，更正确地来说，这种食用不是吞进肚里，而是嚼食。在印地安人之间，古柯是他们非常重视、珍爱的作物，但是现在的生产权，几乎都在我们西班牙人手中……古柯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最值钱的货币。只要拥有古柯，就能够换取印地安人所有的家产与财物。他们就为了嚼食古柯叶，愿意放弃像是黄金、白银、家畜等这些东西……

过去在印加帝国时代，古柯叶的消费与国家性的宗教礼仪、祭典相互链接，因此，古柯叶的生产活动，也是被置于国家和共同体的严密控管之下。但是，到了殖民地时期，这种由国家和共同体控管的统制制度消失，西班牙人企业家察觉到，就在这小小的叶片上，潜藏着吸取印地安人财富的磁性力量，因而取得生产和贩卖权，大量提供印地安社会的需求。嚼食具有麻药效能的古柯叶，可以减轻疼痛和饥饿感，还能够补足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在矿山的劳动者们争相求取古柯叶。矿山事业的老板只要在他们面前亮出古柯叶，印地安人们就算是休假的时间，也会开心的钻入坑道内工作。印地安劳动者就这样陷在麻痹的恶性循环中，需索着那小小的绿叶，将自己投入安地斯的深邃地底。

与古柯一同，过去有御神酒之称的奇恰酒，也在这个时期成为大量消费的产品。印地安劳动者们稀少的休息时光，几乎都是以奇恰酒为伴。波托西的鼎盛时期，一年的奇恰酒消费量，高达一百六十万瓮，在周日弥撒结束后，印地安人会一面打鼓一面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据说从印地安人居住区传来响彻云霄的鼓声，总是让西班牙人们感到怪异不安。

奇恰酒　现今仍旧是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

从安地斯地底挖掘出的白银数量，特别是在引进汞齐化技术之后，呈现飞越性地增长。一五八五年的产量，较一五七二年高出七倍之多。挖掘出来的白银，会先在波托西的造币厂铸造成货币和银条，运送到太平洋海岸的阿里卡（现今属于智利国土）港口，堆叠进船内后，移动至利马的卡亚俄港。在卡塔赫纳会收到白银已经抵达卡亚俄的情报，船只将会抵达位于地峡大西洋海岸的农布雷．德．迪奥斯和波托韦洛，当地有人负责迎接，等待白银的到来。接着，从安地斯南部经过数千公里的航行，抵达加勒比海的白银，经由“印地亚斯航线”往西班牙的方向前进。

与亚洲世界的交流

◎打开通往亚洲世界的路径

理论上，上述的白银流动路径，是西班牙帝国权力中枢所构想出的蓝图。但是不久后，波托西的白银，就违背了帝国所绘制出的蓝图，不是渡过大西洋，而是脱离上述路径，往别的方向移动。放在西班牙帝国扩张的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是最后阶段的飞跃性运动，所带来的现象。

尽管哥伦布原本远征的目的，是要接近亚洲世界所蕴藏的财富，但是西班牙仍旧是将太平洋这一片浩瀚的海洋，视为难以跨越的高墙。另一方面，在海洋竞争上的对手——葡萄牙，则是开发出经由好望角的航路，将亚洲世界丰饶的财富，纳入掌心。当时东南亚的诸多港口城市，对外来者采取开放的态度，容许他们以当地为据点，在广大的亚洲世界创建起商业网络。即便如此，葡萄牙还是在一五一一年，以军事行动镇压麻六甲地区，构筑要塞。一五一二年，葡萄牙人前往香料群岛摩鹿加，与当地居民创建贸易上的往来关系。如此一来，葡萄牙便以麻六甲、印度的果亚，以及波斯湾的荷莫兹为据点，将胡椒、香料群岛上的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经由南回航路，运入欧洲。

晚了几年，为西班牙带来抵达真正亚洲世界可能性的人物，就是历史上那位绕行世界一周的麦哲伦。一五一九年，离开安达卢西亚的远征队伍，通过南美大陆的南端，进入“平静之海”（太平洋），而后经过关岛，抵达菲律宾。麦哲伦虽然被菲律宾当地的原住民杀害，但是剩下的成员则是继续航海的旅程，在摩鹿加群岛上取得朝思暮想的香料后，返回伊比利半岛。就这样，跨越太平洋，纳入亚洲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针对在亚洲拓展权利的问题，西班牙王权调整与葡萄牙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将菲律宾群岛纳入帝国的统治范围圈内。

话虽如此，前往亚洲的太平洋航路，并不像大西洋航路一般，能够轻易的留下轨迹。即使成功抵达了菲律宾群岛，却无法顺利回到美洲。最后，终于在一五六五年，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所率领的远征队，成功地由新西班牙抵达宿雾岛，并且幸运地发现了横越太平洋的回程航路。一五七一年，吕宋岛的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人统治的区域，西班牙在亚洲世界确立了稳固的据点。与此同时，链接新西班牙与亚洲关系的“加雷翁帆船贸易”，也渐渐地步上轨道。然而，当时太平洋的航海状况，远比大西洋方面来的费时且艰辛。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最长时间的航行”，尤其船上许多人在航海途中，容易感染上俗称水手病的坏血病等疾病，失去了生命。环球航行一年一次，只有三至四艘帆船，平均的航海日数为半年，也有耗时十个月的例子。

◎文物的交流

如此漫长且严峻的航海，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在于亚洲和美洲的财富交换活动，富含极大的魅力。中国文明所孕育出琳琅满目的物品，成为美洲民众梦寐以求的目标。一五七三年，七百一十二卷的丝绸制品、两万两千三百件陶器、瓷器等文物，被运到新西班牙，其多彩鲜艳、巧夺天工的纤细之美，让墨西哥城的贵妇们惊艳不已。

当时，在东亚世界中，正如同日本史学家荒野泰典所提出的“倭寇性状况”概念，这个地区的民众，完全不顾国家的统治与管理，在商人团体和港口城市的媒介之下，自然、自主且强力地扩张人员和物资的联络网络。从新西班牙前来的人们，十分顺利地将这一个网络与自己链接在一起。

交换亚洲丝绸制品和陶、瓷器的等价物，便是美洲的白银。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借由“白银”的媒介，安地斯世界的人们，也加入了这个从亚洲延长而来的联络网络。为了取得亚洲的物产，庞大数量的白银，便往太平洋的方向输出。十六世纪末期，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运往亚洲的白银，已经凌驾于当时墨西哥与西班牙的贸易额之上。一六〇二年，墨西哥城的市参议会报告，在一年内从阿卡普尔科运至马尼拉的五百万披索白银之中，秘鲁出产的白银高达三百万披索。当时波托西一年的白银生产量，约为六百九十万披索。由此可以简单地想像出，安地斯的白银究竟向外流出了多少。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因为波托西的白银，与秘鲁的直接交易活动，非常具有吸引力。在利马市的商人大道（Mercaderes），约可以在四十间店内购买到亚洲和欧洲的物产，此外，利马人“将丝绸制品作为日常生活中奢侈的服饰”，也带给造访利马的外来人士十分强烈的印象。前文提及出身卡塞雷斯的桑德博士，在担任菲律宾副王职务之时，曾经提出利马与马尼拉之间直接贸易的提案。该提案实际获得施行的时期，是在下一任副王隆奇优（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的任期之内，马尼拉和利马的直通运行，提高了收益，获益庞大。

然而，这条直通运行的航线，不久后便宣告终止。原本美洲白银的用途，是要经由大西洋，替西班牙国王所焦虑的债务问题灭火。没想到后来居然不是越过巴拿马地峡，而是流通到太平洋世界的另一端，这对政府中央而言，当然是无法置之不理的事态。为了阻止白银继续向外流动，于马尼拉禁止在除了阿卡普尔科以外的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并且对从事贸易的船只设下数量和重量的限制，甚至干涉与秘鲁、新西班牙的直接贸易。尽管如此，以白银为媒介的太平洋贸易，诱人的魅力实在是难以抵挡，白银的外流状况并未就此终止。

在生产白银的安地斯山地内，当然也充满了来自亚洲的产品。有趣的是，印地安社会的地方首长等有力人士们生前所留下的遗嘱，至今仍保留在公文书馆之中，其中可以看见亚洲物品的痕迹。

例如一六〇二年，因为雷声的惊吓而从马背上摔下的多尼雅．伊莎贝拉．西萨，是玻利维亚境内拉布拉他市（La Plata，现今的苏克雷市）管辖内的印地安首长夫人，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所剩时日不多，随即在公证人前立下遗嘱。在这一类的文书中，立嘱人通常会详细列出关于死后骨骸的处理、弥撒的次数、举办的方式等，指定关于债务和债权的有无和处理方法，并且将自己所持有的财产一一列出。西萨夫人当然也不例外，她列举出家具、书籍、描绘圣母玛莉亚的画布等动产部分。

特别吸引我们关注的，是以一百二十披索购买的“中国制缎面纺织壁毯”。一百二十披索，以当时的币值来看，是一笔十分可观的金钱，根据同时期的资料，使用美洲驼将物品运送至波托西的印地安运送业者，一个月的薪资为五披索，一头美洲驼的价值是七披索。另外，玻利维亚的大首长也在遗嘱中列出“四个中国制盘子”的财产。十七世纪初叶，库斯科的印加族民众，赠送给住在西班牙的友人加西拉索，一幅“历代印加国王的肖像画”。这算是陈情运动的一环，向西班牙国王，请求赐予旧印加王族成员们诸多特权。值得一提的是，用来绘制历代印加国王肖像的画布，是“中国制塔夫绸的白色布料”。

◎马尼拉的繁荣景况

链接东亚世界与安地斯的“白银之道”，就这样刻划在太平洋的海面上。这条航线，当然也是提供人员移动的交通手段。帝国在亚洲的据点马尼拉，简直就像是多民族的大熔炉。人口只有两千人的小城镇，因为西班牙的殖民事业，开始急速扩张，在建设事业的三十年后，成长至两万八千人，到一六二〇年达到四万一千四百人。其中包含两千四百名西班牙人、三千名日本人、一万六千名中国人、两万名菲律宾人。

根据方济各会士巴尔托洛梅．德．雷托纳（音译），十七世纪前半叶的马尼拉，充满商业活力，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种前往，“四大世界的王国、地方、国家，无不将国内代表送往这个城市”。在前文提及的冒险家兼神职人员塞巴洛斯，如果从他的移动轨迹来描绘出西班牙帝国的轮廓，那么马尼拉可以说是将西班牙帝国凝聚、浓缩在里头的一个城市空间。

荒野泰典基于儒学者藤原惺窝的鹿儿岛游记，介绍这位知识分子在内之浦的港口城市，接触到南方世界文化之时，新鲜有趣的反应。藤原惺窝停留在内之浦之时，获知“唐船”入港的消息，与外国人船员借由笔谈进行对话，得知从内之浦到吕宋，只需要四至五天的航程，便能抵达。其后，他夜宿某位船长父亲的家中，接受船长的招待，使用“吕宋玻璃制”的酒杯，并享用“异域”的美酒佳肴。这位船长在去年曾造访吕宋。惺窝听闻船长在异国的经验谈，受到强烈的刺激，叹息地说道：“天地是何其广大，然而这个国家却是如此的狭小，无法增广见闻的人，又怎么能够吸取广阔无垠的知识呢。”

有许多日本人，或许是像惺窝一般思考着天地之大，又或者是基于不得已的缘故，离开日本列岛，进入西班牙帝国统治圈内，例如留存在新世界各处，表明自己是出身“Japón（或Xapón）”的日裔西班牙人，便是这群日本人所留下的痕迹。虽然已是众所皆知，十七世纪初叶，在安地斯的首都利马，曾有一百多名亚裔人士居住在当地。根据一六一三年在该市施行的人口调查报告，经过调查官的确认，市内有五十六名“出身葡裔印地安的印地安人”、三十八名“支那（中国）裔印地安人”、二十名“日裔的印地安人”的住民。被分类为“日裔的印地安人”这群人，大多是从属于西班牙人，在西班牙人宅邸中的奴隶（其中也有脸上被留下烙印的人）、袜匠、衣领工匠等，似乎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们，但是大家在姓名的称呼上，都只使用接受洗礼后获得的教名，在文书资料上丝毫看不见日本文化的痕迹。

◎征服中国计划与帝国的极限

西班牙帝国将大西洋和太平洋囊括在内，获得了巨大的空间。过去的印加帝国，将领土扩张至北方的厄瓜多尔地带，被认为正是这项过度的扩张，导致了帝国的瓦解。因此，西班牙方面也开始意识到有关帝国极限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菲律宾社会向西班牙本国提出“征服中国计划”的结果，以及其中发生的一连串事迹，窥见西班牙对于帝国极限的看法。

早在一五六五年，西班牙朝向亚洲地区发展以来，便出现征服中国的构想，不过，在马尼拉地区，则是更能感受到这项构想的现实性，特别是在传教士之间，更是强烈，毕竟对他们而言，向异教徒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他们宗教生活中的动力与能量来源。经常出现在本章内文的副王桑德博士，也认为这项征服中国的计划，是在可行度上相当高的人物之一。他在一五七六年交给西班牙的报告书中，非常严肃、认真地提出派遣四千至六千名兵力，实行征服的计划，因为中国的人们是“偶像崇拜者、爱好男色者、掠夺者、海贼等”。毕竟，对桑德来说，要将征服战争加以正当化，不可不提出对应的理由。虽然菲力普二世并未认真地倾听这项提案，但是却强化了菲律宾殖民地内部，对于征服中国的热情。尤其是在一五八〇年，葡萄牙因为菲力普二世的缘故，而被并入西班牙之事，使宫廷周围洋溢着欣快、过度亢奋的气息，等待救世主降临的氛围也日益浓厚，与征服中国的计划，激起微妙的化学反应。

一五八六年，以副王、主教为首，在马尼拉隶属于宗教界或是世俗界的官员人员们，完成签署征服中国的请愿书。负责将这份请愿书送达马德里菲力普二世宫廷的人物，就是曾有居住中国经验的耶稣会教士阿隆索．桑切仕（Alonso Sánchez）。请愿书中拟出征服活动的具体计划，在军事上动员一万两千名的西班牙士兵、六千名日本同盟兵，以及六千名菲律宾人。并且乐观的表示，从征服美洲的经验看来，只要展开军事上的行动，中国民众便会起身反抗专制的统治者。

桑切仕在一五八七年，经由阿卡普尔科抵达西班牙。但是，耶稣会的权力中枢，担心会在亚洲传教事业上造成妨碍，对桑切仕的动向保持强烈的警戒心。他们委托在新世界拥有丰富经验的何塞．德．阿科斯塔，前去阻止桑切仕的运动。阿科斯塔当时已是利马耶稣会的大主教，同时在安地斯地区也已经是策订向印地安人传教方针的中坚人物，是当时耶稣会内象征知性、智识的代表人物。

阿科斯塔向桑切仕说明，征服中国并无益处的理由，其思考回路的背景是，阿科斯塔所构想出的印地安文化三类型论述。根据阿科斯塔的理论，总称为印地安人的人们，又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拥有优秀的政治和司法组织，并且具备理性、逻辑思维的人们。尤其是具备“文字”这一点，可以说是这一类型文明的特征。中国人以及日本人都被归入这一类型之中，为代表性的存在。当要向这些民众传教之时，绝对不可使用强制性的力量，必须要从内部去启动他们本身所具备的理性和信仰的开关，将他们导引至正确的宗教道路之上。

第二，是不会使用文字和成文法，但是具备统治和司法裁判员的组织，能够庄重实行宗教祭礼的民众，这一类型，包含秘鲁和墨西哥的原住民社会。但是，在他们的宗教之中，隐含着虐待人类的缺陷，要将其导向正轨，有时不得不借助“力量”。

最后的类型，则是阿科斯塔蔑视的“野蛮人”，在他的观念中，等同于印地安人。不定居、缺乏法律和政治体制，宛如野兽一般的存在。要让这些生活在美洲边境地区的人们改心向上，强制的力量，是必须的手段……。归纳出这一套类型理论的阿科斯塔，以他的角度来看，在马尼拉的人们提出要以武力征服高度文明的中国，简直是愚蠢至极、笑掉大牙的计划。最后，阿科斯塔的说服奏效，加上西班牙王室对这项计划完全没有兴趣，这个由马尼拉发起，委托桑切仕的企划，就这么永久的被束之高阁。

这一连串的事情，可以归纳出是天主教内部优秀的理性分析，战胜了末世论的狂热情绪；同时，也证明了许多抵达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们，并未掌握到隐藏在亚洲世界中的长远历史和文明价值，其真正的意义。西班牙帝国在亚洲的统治，说穿了也不过就是站在仲介的位置上，抽取出其中的财富罢了，甚至可以说，西班牙就此显露出了帝国的极限。实际上，西班牙帝国在桑切仕来到马德里的一五八八年，因试图进攻英国，而葬送了本国的“无敌舰队”。这项失算的决策，将西班牙导向迅速衰退的局面，这项史实已广为世人所知，在此便不再赘述。

从本章的内容，应该可以理解天主教王国西班牙的迅速扩张，以及扩张期间人员和物资流动的状况。不过，笔者还有未尽之言。那就是在西班牙帝国的发展上，在经济或是知性的层面上，存在着做出无可取代、伟大贡献的人们，尽管他们不一定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身世背景。

例如何塞．德．阿科斯塔，他被认为是隶属于犹太教改信者的系谱之下。另外，为了将拉斯．卡萨斯的思想在安地斯地区获得实现，四处奔走的道明会教士多明哥．德．萨多．汤玛士，众所周知的事，他后来被卷入丑闻风暴之中（是由试图排除道明会影响力的人们所策动），被他人拿来作为攻击材料的，便是他的身世，也就是他的父族为伊斯兰血统、母族为犹太血统的背景，可以说是纠结于系谱，根据不明的丑闻。

另外，也有研究者主张，拉斯．卡萨斯才是隶属于犹太教改信者的系谱之下。他对印地安人所展现出的深厚情感，正好对应出他憎恶西班牙人的情绪等，也存在着这一类激进的讨论。

许多犹太裔的人士，舍弃父祖辈的宗教，改信天主教，并且深入宗教界或是知识界，成就自身的发展，在西班牙帝国的扩张与维持上，确实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有时因为他们自己有意识地操作，或是他人所捏造出的产物，每当试图探究他们身世之时，总是伴随着“被推测为……”这种不确定的语气。笔者认为，现今的研究阶段，在思想史上，要从血统的系谱来开展出历史性的议论，并未结出果实。使用“犹太教改信者性质”或是“犹太人性质”这一类的语词，究竟想要表达出什么，经常是无法传达给读者，关于历史性的实际知识和感受。

尽管如此，明确描绘出犹太裔人士生气蓬勃的活动轨迹，从中得出历史性意义的光辉世界，则是确实存在。那就是从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在海洋贸易的商业世界。在本章内容所看见，在贯穿海洋的航路上，注入财富、供给水压的人们，许多都是犹太教改信者。他们可以说是帝国经济背后的推进者，但是在十七世纪前半叶，镇压犹太教改信者的活动从利马、墨西哥地区逐步开展。结束向外扩张的帝国，将眼光转向帝国内侧，找到内部的“敌人”，决定要掠取他们的财富。在下一章，就让我们来看看详细的状况。

1. “印地亚斯”（Las Indias）泛称西班牙人征服、殖民的区域。包含西印度群岛、部分美洲大陆、菲律宾群岛。在“发现”美洲之前，此一词汇的意思是“概念上的东亚”。

2. 利用银铅互熔，使银溶于铅中，注入空气，让铅氧化后沉积，分离银和铅的方法。

第七章帝国内部的敌人——犹太人与印地安人

利马的大广场　在中央绘有绞刑台和被处刑的人物。瓦曼．波马绘制。

有关传教事业

◎某位异端审问官的报告

这六年至八年期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波托韦洛进入秘鲁王国的葡萄牙人数，非常的多。本市内，到处都是已婚和未婚的葡萄牙人。这些人们曾经成为商业的君主。被称为“商人大道”的道路，过去几乎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零售摊贩店也曾经全部都是他们所有……。从锦缎到粗布、从钻石到孜然，当初无一商品不是由他们经手。过去在生意上没有葡萄牙人伙伴的卡斯提亚人，是难以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当时，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这是一六三六年，一位利马市的异端审问官，向西班牙本国上缴的定期报告书。其中当然包含了某些夸饰的内容，但是在书写这份报告书的十七世纪初叶，利马市内确实有许多葡萄牙人活跃于热络的商业交易之中，在商业界中几乎是独占鳌头的气势。前章所提，在大西洋与太平洋构筑起海洋航线，带起物流运输机动性的人物，包含许多犹太教改信者以及葡萄牙裔的商人。关于这些人在海上布下巨大规模商业网的规模和实际状况，将于后文详述，首先在这份报告书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的统治者……”等一连串文字的状态，是采用过去式的时态进行书写。换句话说，在一六三六年这一个时刻，从“六至八年前”开始显著发展，葡萄牙裔商人的商业王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实上，从书写这份报告书的前一年开始，利马宗教裁判员所针对犹太教改信者的起诉活动，正好渡过了巅峰时期，许多原本拥有权势的葡萄牙裔商人，早就被囚禁在裁判员所的监狱内，日夜忍受讯问和拷问。财富和权势让人无法忽视的犹太裔商人，也因为异端审问而被取缔入狱。由此一来，可以简要地归纳出，商业界由少数人霸占的状态，获得了改善，但是这些状况的背后，则是可以再次看出，西班牙帝国内部所隐藏关于宗教与人类、正统与异端，以及宽容与严苛等根本性问题，一同引爆。本章将以犹太裔商人遭到迫害的事件为轴心，来观看征服以后，在秘鲁殖民地社会中，关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初期的传教事业

在精神上认可救济印地安人目的的前提之下，被认为是领有新“发现”土地统治权的西班牙国王们，在他们本身对于宗教的热情之下，真诚地推动大规模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关于在秘鲁殖民地社会的传教动态，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在本书第三、四章探讨伊比利半岛的“宽容＝说服”、“不宽容＝强制”这两个矢量，可以再次看见彼此交错的景况。

首先，是第一个阶段，在征服后一切呈现浑沌的社会状况之中，向印地安人的传教事业，还是处在正要开始摸索的时期。但是，在内乱频传、神职人员稀少的这个时期，却有许多印地安人，在混乱之中接受洗礼。当然，还是有许多印地安人，沉潜在福音未能传达的世界里。在史料中经常可以看见，裁判员宣誓之际，负责翻译的人们，向非基督教徒传达：在“太阳、月亮、星星”的见证之下诉说真实，取代基督教徒会使用的“十字架”语词。

不久后，在道明会的主导下，以传教士为中心，正式展开向印地安人传教的事业。许多传教士，试图将拉斯．卡萨斯的精神，具体实现在安地斯这块土地上。传教事业第二阶段的轴心，就是在第五章所提的多明哥．德．萨多．汤玛士。

汤玛士也和拉斯．卡萨斯一样，认为印地安人拥有高度的精神力，不应该依靠强制的力量，而是要进一步地摸索出新的方式，谆谆教诲，使之认同。因此，他所重视的，是“语言的问题”。他主张传教者本身必须先学习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进入印地安人的精神世界，构筑传教体制，因而辛苦地编写克丘亚语的文法书籍。他将这本文法书献给菲力普二世，在献辞中赞赏克丘亚语发音的柔和、甜美语调，并且认为这个语言和拉丁语、西班牙语并驾齐驱，具备完整的语言构造。此外，关于其他臣民将秘鲁人视为野蛮人种的谬见，他还希望陛下能够不被他们的谗言所魅惑。

在中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期间，道明会教士们，为了向伊斯兰教徒传达神的旨意，设立阿拉伯语学校，将传教士的学习视为传教的根本，如此的做法，确实可以与萨多．汤玛士敬重原住民语言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在与异文化的人们共同生活之下，由这些日常所萌生出“认同他者以原有样貌存在”的精神，就这么传达到远方的安地斯地区。在这份精神的延长线上，也就能够理解，汤玛士所主导的反抗“委托权”恒久化运动（参照第五章），以及认为应该将安地斯的统治权归还给原住民的主张。

◎副王托雷多的强制集居政策

然而，这种以宽容为基调的社会构想，却因为副王托雷多的上台而终结，安地斯的传教活动进入第三阶段。托雷多施行强制住民集居（传教村）至人工村落、轮流劳役制度（米塔）等，为安地斯的风景带来剧烈的变化。更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些看起来像是因为世俗利害关系所驱动的各项政策背后，存在着副王对宗教的意识。

法兰西斯科．德．托雷多　第五任副王，在印地安社会以严厉的强制力推行政策。

这个时期，在秘鲁的宗教人士和行政当局之间热烈讨论的问题是，该如何对应印地安人的“偶像崇拜”。原本应该是只对绝对、唯一神所献上的崇拜，在已经改信天主教的印地安人之间，却还是把崇拜对象扩及由神所创造出的万物。这种本末倒置、应当避免的事态，成为宗教人士和行政当局之间共通的问题。严正看待这个状况的副王托雷多，所想出的方策，便是强制住民集居的政策。

托雷多在回顾自己各项施政意义的记录中，记述如下：

印地安人们四处散居地生活在荒野、岩块空隙、山间和地形裂缝之间，厌恶与西班牙人的交流和接触，因而逃匿隐居，如此一来，要传授他们教义问答（Catechism）和基督教教义，使他们过上文明生活的期许，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

因此，托雷多不顾印地安人的意愿，行使巨大的强制力，硬是将印地安人从习惯的山野荒林住处中抽离，塞进西班牙风格的人造空间之中。对于不肯服从政策的人们，冷酷地挥舞着鞭子。

有趣的是，这种强制移动住民的政策，安地斯地区并不只是单独的事例。正好在托雷多开始统治安地斯地区之时，在帝国中枢的西班牙格拉纳达山中，发生旧伊斯兰教徒的大叛乱。自一四九二年格拉纳达王国灭亡之后，暂时能够容许当地民众以伊斯兰教徒身分继续生活的自主性，到了十六世纪，却像是过去的犹太人一样，被迫必须选择改信基督教，或是离开伊比利半岛的决定。最后，许多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取得穆斯林改信者（西班牙文为Morisco，改信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得以继续留在伊比利半岛内生活，但是却受到旧基督教徒的侮蔑，也无法完全舍弃父祖辈的宗教，日日郁郁寡欢。

这些穆斯林改信者们在一五六八年，期待从北非的穆斯林和鄂图曼帝国获得支持，起身反抗。伊比利半岛南部的广大范围，都被包含在这场大规模的内乱之中，造成非常多人伤亡，在一五七〇年趋向沉静化（阿尔普杰罗斯的叛乱〔Rebellion of the Alpujarras〕）。被镇压的穆斯林改信者们，在他们眼前等待着的，是残酷的对待。同年十一月，西班牙王室命令残存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改信者，必须强制被移居到卡斯提亚各地。约八万名的旧穆斯林们，在冷冽的雨雪中移动，有人在移动途中不支倒地而丧失性命，或是丢下儿女的父母亲。

◎异端审问与印地安人

就这样，在新旧两大陆，试图以暴力手段排除内部敌人——异教徒的思考，即便在表现出来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都同样获得了实践的机会。这一点，可以从一五六九年，在墨西哥和利马设置宗教裁判员所的现象，获得证实。这是在新世界，为了阻止犹太人以及新教势力渗透，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作为象征，副王托雷多前往秘鲁所搭乘的船只上，要在利马上任宗教裁判员所的法官，也与之同行。

在此构成问题的是，究竟印地安人是否应该成为宗教审判的对象。当初在新世界设置宗教裁判员所的大原则，就是将印地安人排除在审问的对象之外。因为印地安人与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不同，成为基督教徒的时日尚浅，与基督教徒的交流时间也非常短暂，可说是与未成年人同样，需要保护的存在。但是，副王托雷多却是主张，印地安人也适用于异端审问的对象，为强硬派的代表。他不顾反对派的意见，坚持将比尔卡班巴新印加王朝的首领图帕克．阿马鲁处以死刑，就是一个象征，可以看出他在追求西班牙．天主教王权的绝对性，以及宗教纯粹性的过程中，非宽容的思想——使用暴力排除任何将带来不调和感的内涵。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出现关于宗教的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试图牵强地解释印地安人偶像崇拜的实践行为。换言之，强制论者们认为，在精神上尚未成熟的劣等人种印地安人，容易被想要蚕食西班牙海外殖民地和财富的新教徒等各势力所拉拢，可谓帝国的弱点。因此，必须严格管制偶像崇拜的行为，倘若无法以天主教巩固起印地安人的宗教生活，将很难确保殖民地本身的安宁。

举例来说，在安地斯南部高地地带，向印地安人从事传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巴尔托洛梅．阿伐瑞兹（Bartolomé Álvarez），在一五八八年左右，留下了有趣的记录如下：

印地安人特别向往英格列斯（Inglés，在西班牙文中意指英国人）这个名字。有些人说，英格列斯的语源，是来自于印卡（Inga，在殖民时代，西班牙文多将印加〔Inca〕表记为印卡），也就是印加国王之意，因此，大家（印地安人和英国人）一定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那些偷偷渡海来到我们王国的异端（新教徒）们，在这个世界开始散发书籍等东西的话……。异端教义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印地安人欣喜的接纳。

印加和英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组合，如同我们即将会在第十章内容所看到的，对于十八世纪，企图从西班牙国王统治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印地安人来说，只是一种单纯谐音的意义，但是在十七世纪镇压犹太人“巨大的阴谋”之际，印地安人与外国势力共谋的可能性，再度被提出并注意。

◎阿科斯塔的传教论

一五八一年，当托雷多退下秘鲁的政治舞台之后，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间，关于印地安宗教的压抑论，逐渐沉静下来。一五八二年，在利马召开第三次宗教会议，订定向印地安人传教的基本方针。有关这场会议的成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编纂了“克丘亚语”、“艾玛拉语”和“西班牙语”三种语言的“教义问答”和“告解集”等书籍，提供神职人员携带，使他们在传教的实际现场，也能够与不谙西班牙文的原住民信徒们进行沟通。主导这场宗教会议，以及编纂上述那些便于随身携带书册的人物，就是对主张征服中国论的阿隆索．桑切仕，强硬提出异议的的耶稣会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

身为秘鲁地区大主教的阿科斯塔，主导着当时耶稣会的印地安人改信传教事业，从他的中心思想来观看上述状况，也是十分合情合理。阿科斯塔向来秉持着，要以温和的方式，将基督教逐渐打入、渗透进传教对象的内心，而不是采用破坏印地安人偶像的暴力手段。但是，就像他所归纳出“印地安文化三类型”的理论一般，虽然认同秘鲁和墨西哥原住民文化的高度文明性，但是依旧肯定使用外力，排除在传教事业上会遇到的障碍。此一时期，具备阿科斯塔传教论的特质，以说服和宽容的精神作为基础，并以强制力作为担保，将宽容与强制这两个矢量维持在均衡的状态。第三次宗教会议以后，如此保持平衡状态的传教体制，持续地作用了一段时间。

然而，一六〇九年，局势突然迎来了崭新的变化。

印地安人．犹太人同源论

◎关于印地安人的起源

十七世纪在秘鲁的宗教界，对于与正统天主教性质相异的两个集团——“印地安人”和“犹太人”，接连发生激烈的打压事件。这两个集团所显示出的差异，虽然以现代我们的眼光看来，是不辩自明的事实，但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确实潜伏着这两个集团是来自于同一祖先的思考认知，并且直接关系到十七世纪的宗教性打压运动。

自从新世界与西班牙有了接触以来，经常刺激知识分子思考与探究的是，关于印地安人起源的问题。印地安人究竟是从何而来？是从柏拉图所述，那块失落的大陆——亚特兰提斯所来的吗？是经过陆路？还是跨越海路？在众说纷纭的诸多假说之中，绽放出最为特殊光芒的，尤其是让宗教者们认真思考的说法，是“印地安人．犹太人同源论”。

在伊比利半岛上，于近代被广泛接受的宗教性预言，是十二世纪由菲奥雷的耶阿基姆（Joachim of Fiore）所提出的千禧王国主义。根据这项预言，在迎接千禧年（又称千福年）到来的前提下，“圣灵时代（或称灵性时代）”将会正式降临，会出现十二位新的长老，异教徒们会因为这些长老而改信基督教。包含犹太人在内的异教徒范畴，在哥伦布的航海成果之后，新世界的居民——印地安人也成为新加入的成员。倘若能够让这些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便会加速千禧王国的实现。秘鲁，特别是渡往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们，就是在这幅有关未来蓝图的支持下，燃烧着对传教事业的热情。

来到新世界的基督徒们，为了让这幅千禧王国主义的构图更加无懈可击，于是增添进另一项要素——这些印地安人，或许就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部族”之后裔。根据圣经经外书《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内容，成为亚述王俘虏的犹太人十支部族，据说在后来，离开了异教徒群居的地方，进入毫无人烟的远僻之地。另外，在《启示录》中，则是预言“最后的审判”之际，这十支部族将会再度返回。对于真挚盼望千禧年到来的人们而言，找出这些失踪的以色列子民，并让他们改信基督教的构想，成为非常迫切、实际的任务。

因此，神职人员们在美洲发现的原住民，倘若真的是“失踪的部落民众”，那么在神之王国的实现上，可以说已经是别无所求。实际上，看看那些印地安人，他们不正是和犹太人散发出的特质有所相似吗？他们胆小、孱弱、喜爱仪式性的事物、聪黠，也会说谎。在服装上也有相似处。时常可见印地安人短袖上衣配上披风的身影，就和盛装的参孙（Samson）相同……。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们，就是搬弄着这些表面上的相似点，高声主张“印地安人．犹太人同源论”。

◎异端的道明会教士

将这些从等号两端所导出的关系论，推展至极端形式的人物，是在一五七二年，在创设不久的利马宗教裁判员所上接受审判，留下庞大裁判员记录的道明会教士——法兰西斯科．德．拉．克鲁兹（Francisco de la Cruz）。关于他奇异的生涯全貌，留待有机会时再行叙述。克鲁兹的学问渊博，广为人知。当时有一位利马的女性，被不知是恶灵还是天使的灵魂附身，留下充满神学性质的讯息。克鲁兹醉心于这项讯息，与自己的学识融合在一起，最后构想出壮大的未来前景——在美洲这个新空间，会诞生出免于旧世界腐败的全新教会。

被宗教裁判员所拘留六年的克鲁兹，在监狱徒刑的极限状况之下，宛如发狂一般地加速他在宗教上的幻想，最后，他自称为秘鲁的“教宗”，大声喊叫着将统治新生的神之国度。他在狱中自诩为“犹太人大卫王的后裔”、“犹太人的救世主”。并做出理性的分析，要透过和“住在库斯科，身上流着印加血统的王妃”通婚，将十支部族后裔子孙的印地安人，与自己身上的血统混融在一起，以便救赎“失踪的以色列子民后裔——印地安人”。克鲁兹的这个构想，遭到宗教裁判员所严厉的判决，经过长期的收押和拷问，在一五七八年被宣告死刑，丧生于熊熊烈焰之内。

命运的安排十分有趣。在道明会教士克鲁兹的审判迎来最后阶段之际，依循审问的既定手续，必须委托权威神学人士考量被告的异端行为及思想，其中一人便是耶稣会教士阿科斯塔。克鲁兹与阿科斯塔进行面对面的对谈，热烈地讲述自己的宗教哲学，时间长达数小时。

最后，经过权威神学人士们的审议，将克鲁兹判定为冥顽不灵、凶狠残暴的异端者。不过，克鲁兹的异端思想，看在阿科斯塔的眼中，则是以另一种的形式遭到否定。阿科斯塔的名字，因为他出色的“印地安人起源论”而闻名遐迩，且他当时在耶稣会充满知性的成就，即便到了今日，仍旧拥有高度的评价。

阿科斯塔提出具有深度的论点，几乎与现在的定论相同，也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是从亚洲经由北美，沿着大陆日渐南下，扩散至美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且阿科斯塔认为，在探讨起源论的诸多假说之中，最为荒谬的就是“印地安人．犹太人同源论”。

在阿科斯塔否定同源论之时，他的脑海里或许浮现了那位固执于自己错误的思考认知，而消失在刑场上的道明会教士。阿科斯塔在他的著作《新大陆自然文化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中，将同源论视为“非常浅薄的推测”，一笑置之。还提出犹太人有自己的文字、爱钱，与不知金钱存在的印地安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加上向来喜爱保持自己的语言和古老风俗，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够贯彻与他者不同生活方式的犹太人，不可能只在新大陆就忘却了所有，阿科斯塔可以说是用尽了所有道理，否定同源论的可能。

这一类看来痛快、俐落的科学式推论已经顺利开展，要将印地安人和犹太人链接在一起的想法，看起来似乎是随着“异端者”的身体，一同消灭在烈焰之中。但是，即便是到了十七世纪，同源论仍旧是掺杂在伊比利半岛“血统纯正性”的理念之中，缓慢地发挥影响力。

◎根绝偶像崇拜的巡视

十七世纪初叶，安地斯的宗教界再次被不宽容的思想所笼罩，进入传教事业的第四阶段。一六〇九年，前往位于利马近郊山区，瓦罗奇里村落赴任的神父法兰西斯科．德．阿维拉（Francisco de Ávila），因为他在传教活动上的尽心，发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过去，在这位神父眼前展现出虔诚基督教徒模样的印地安人们，在天主教仪式典礼的背后，其实已经回归当地对于传统神性的信仰。换言之，在他的教区内，暴露出充满叛教者的事实。

阿维拉神父质问这些印地安人，并且找出各式各样的圣物和祖先遗骸等，随后运送到利马市，摊在宗教界和世俗权势者们的面前，作为印地安社会仍然残存着偶像崇拜信仰的确切证据。利马市的大主教，认真地看待来自瓦罗奇里村落的告发，立即任命以阿维拉为首的人士，担任巡察使。在利马大主教的教区内，诞生了拉丁美洲史上罕见的制度——根绝偶像崇拜行为的巡视。以利马为中心的中部山区，对于住在这一个广大范围内的印地安人们而言，光是巡察使的身影便使他们心惊胆颤，如此的生活，长达一个世纪以上。

被任命为巡察使的人物，是熟悉印地安社会实情的改信区主教们，他们率领着由检察官、书记官、警察，以及通晓克丘亚语的翻译人员所组成的巡查团，在安地斯险峻的山间道路中，骑乘骡子摇摇晃晃地突袭毫不知情的印地安人村落。

当一行人抵达村落后，会对着被聚集在教会的信众们，宣读“布告”，鼓励告发偶像崇拜的行为。在蒐集完证据后，会立即拘留嫌疑者，为了引出自白，拷问也是被允许的手段。正如读者所想像，根绝偶像崇拜的巡视，其实就是以安地斯印地安人为攻击目标的“异端审问”制度。

关于这项运动的发起，耶稣会教士阿里亚加（音译）的论文，担负起中心的重要角色。文章开头便述及西班牙的犹太人，在“极为清净”的西班牙土壤上，福音的种子总是如此“纯粹”地、毫无间断地被栽培着，透过异端审判，在警戒上丝毫不曾懈怠的西班牙，就连在这种地方，想要根绝犹太人这种“邪恶的种子”，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况且，阿里亚加还表示，他们在信仰上的过错，会经由“母乳”而被婴孩吸吮，属于遗传性质的继承形式。在十六世纪的阶段，基于这种神秘主义式的想像之下，捕捉出犹太人与印地安人的关系论；进入十七世纪后，不宽容的思考认知日渐取得优势的地位，这两个人种的共通印象，也逐渐被认为是与生俱有缺陷、脏污且邪恶的种子。

根绝偶像崇拜的巡察使　瓦曼．波马绘制。

巡察使留下的审问记录，详细记载着十七世纪的印地安人们，在宗教实践上的多采多姿。将美洲驼和天竺鼠的鲜血奉献给山岳之神，或是泼洒在巨石之上。一面享用香醇的奇恰酒，一面敲击太鼓，众人醉心于歌舞的各式庆贺祭典。使用古柯叶和玉米粉进行治疗仪式……。但是，这些行为都与偶像崇拜“发现者”所强辩的那种受到恶魔的教唆、反教会式的异端，在性质上有所差异。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在安地斯世界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发生的种种繁杂问题和关心的内涵，例如农事的丰收、家畜的繁殖、疾病的治愈、与离开村落的民众保持情感上的羁绊等，非常迫切、实际的现实，所发展出的对应方法。被派遣至传教现场的西班牙人主教们，比起在安地斯的贫穷村落中，专心每日的弥撒和告解，大部分的主教们都只是以驯服或是恫吓印地安人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于在任期间，汲汲营营地榨取最大产量的利益。

无论如何，因为这些巡察活动，巨石等瓦卡被全数敲毁，在该处树立十字架，又或者是烧毁秘密崇拜的祖先遗体等。坚持偶像崇拜的主犯，无论男女老幼，为了警示村人，在公共场合执行鞭刑。冥顽不灵、毫无悔意的人，则是会被送至利马特别设立的“圣十字架矫正馆”，在严密的监督下执行天主教义的再次教育。

印地安人在宗教行为上的实践，被西班牙人认为是容易让外敌趁虚而入，属于殖民地社会的重大弱点，因而在他们头上套进强力的金箍圈，借此将这个初期的肿瘤取出，避免成长为日后西班牙帝国内部的敌人。尽管如此，利马的菁英分子们，发现更加严重的威胁——“巨大的阴谋”已经蔓延、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开始高声疾呼，希望众人能够察觉这项可怕的危机。

新世界的犹太人

◎张贴的传单

一六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在利马的大广场上进行异端审问判决的结果宣读（信仰审判），由利马宗教裁判员所宣告，共七十三名被告者的审判结果。其中有六十三名被告人被认定为隐性犹太教徒，十一位被送上火刑台，可谓是利马的异端审问历史上，异常的状况。在这十一位被告人之中，有一位是生于葡萄牙的商人，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Manuel Bautista Pérez）。于一六一九年来到利马的他，至信仰审判夺去他性命的四十九岁为止，追溯这段期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社会”的存在，以及其所散发出的瞬时灿烂。这个特别的社会，生于西班牙帝国内部，以海洋为媒介，自立成长成型。

一六二七年，在利马的广场上，张贴着一张传单。看起来像是孩童的字迹，书写者匿名，内容如下：

想要学习、知晓摩西律法的人，请到迪亚哥．德．欧伐雷（Diego de Ovalle）、罗德里哥．达维拉（Rodrigo Davila），以及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家中。他们会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知识。

这张传单，并未立即引发问题。但是在八年后的利马市，发生了一个带给民众巨大冲击的事件，回头看来，这张传单可说是不祥的前兆。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这个时候，在以利马市为首的秘鲁各地，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葡萄牙裔民众前来定居，并在转瞬之间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活跃于各地，散发出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利马大广场的主教座堂　有关秘鲁副王辖区的宗教问题，曾具有司令塔的功能。

就让我们将视野再一次回到“一四九二年”这一个决定性的年份。正如前文所述，天主教双王的驱逐令，对伊比利半岛上的犹太人而言，带有破坏性的意义，许多人前往最邻近的国家——葡萄牙，寻求避难的场所。当时的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 of Portugal），因为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允许这些犹太人在领土内定居。

犹太人陆续从西班牙涌入葡萄牙，但是他们的安宁之日，并未持续太久。继承约翰二世王位的曼纽一世（Manuel I of Portugal），迎娶天主教双王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Isabella of Aragon, Queen of Portugal）。天主教双王向未来的女婿提出要求，要和女儿结婚的前提，就是仿效他们，将犹太人赶出国土。但是曼纽一世深知，犹太人的智识和经济能力，对国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因而在一四九七年，强制命令国内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将他们留在国内。最后，加上原本就在葡萄牙生活的犹太裔住民，曼纽一世的国家内出现了大量的犹太教改信者。

◎葡萄牙裔商人的联络网络

在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出现以犹太教改信者为中心，强大的商人阶层，他们以“来自同一土地的同乡伙伴”意识为核心，成长为葡萄牙的同乡集团——纳西翁（Nação，葡萄牙语的Nation）。关于“纳西翁”这项主题，根据最近写出令人惊艳的研究著作作者——史塔德尼基．吉兹伯特（Studnicki-Gizbert）的说法，构成这个商人阶层的成员，虽然有许多人是犹太教改信者，但是还包含着旧基督教徒在内，两者的通婚状况，也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所进展。因此，不管是在宗教性还是社会性上，纳西翁集团都带有强烈的混融特质。这些人并非是将某处定为中心地或是据点，而是透过广大的海洋，四处分散至大西洋所创出的巨大世界内部，布下财富滔滔不绝、活络流动的联络网络。

早从十五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便前往几内亚、圣多美等非洲各地发展，将黄金、香料和黑人奴隶等运至欧洲的同时，也深入北大西洋各国和地中海世界。另外，在十五世纪末，当以卡斯提亚为主体的西班牙势力，在美洲创建殖民地之后，葡萄牙的商人们也渗透进当地。

起初，葡萄牙商人以塞维亚为据点，满足于将西非的黑人奴隶提供给西班牙的交易活动，后来渐渐地将自己的船只，直接开往新世界。十六世纪初叶，开始出现葡萄牙船只现身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警戒报告。至十六世纪中叶左右，葡萄牙人以圣多明哥、卡塔赫纳、墨西哥城以及利马等地，为主要的营业据点，并且往中南美世界的广大腹地，布下商业交易的网络。这张联络网，从伊比利半岛至地中海世界，还包含北欧、美洲地区，不久后更经由墨西哥，抵达亚洲世界。

这个网络，打从一开始，就是从西班牙帝国公定的物资和人员流通回路中，逃离出来的路线。正如我们已于前文看见的，在大西洋的海路上，只有一条公用道路——“印地亚斯航线”，两只船队在森严的护卫之下，小心翼翼地往返。经由这条海路渡航的移居者和物资，都被置于印地亚斯商务局的统一管理之下，黑人奴隶和“水银”等殖民地经济的根干，也都是由西班牙国家所独占的交易活动。这些管理与统治，同样扩及到海洋的“知识”领域。西班牙帝国为了管理海域，将堪称为命脉的“航海图”，置于非常严密的管理之下。在遭遇船难之际，船长会被命令，要将航海图撕毁。

然而，“纳西翁”的人们却具备着机动力，挣脱西班牙国家的束缚，将所有的限制化为空无。将这些状况鲜明描绘出来的史塔德尼基．吉兹伯特，强力地主张，十六世纪的大西洋，已经从“阻挡、妨碍前进的一堵墙壁”，变化成为一条链接多块土地与人类的“道路”。西班牙帝国企图将海洋这一个场域，作为封闭的领域，进行管理与控制。但是，浩瀚无垠的海洋，绝非是国家和帝国可以“划出界线”，封闭管理的空间，而是一个能够描绘出无限航路，流动的场所。另外，商业（资本）与海洋也完全是同样的性质，总是暗藏着一种律动的波纹——意图从国家、集产主义（Collectivism）的统制中，获得自由。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间，葡萄牙商人们就在这片海洋和商业的自由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但是，这些葡萄牙商人脱离“中心”的动向，却因为西班牙帝国在宗教上的排他性与纯粹性，而被打压。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况。

◎被合并的两个国家

十六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的“纳西翁”成员们，将商业的重心从以印度为中心的亚洲贸易，转移到加速成长的大西洋经济圈。在各项商业部门中，特别突显出他们不容忽视的存在感，就是黑人奴隶的交易。当时，随着单一作物大量栽培经营（plantation）的发展，中南美各地对于奴隶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加。从以前就在主要奴隶供给地的西非世界，设立据点的葡萄牙人，当然也就在这个领域上握有权势。

进一步带动葡萄牙商人活动的背景是，一五八〇年，由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迅速实现的合并葡萄牙。将葡萄牙在印度的领地纳入帝国版图，菲力普二世成为名符其实“日不落天主教王国”的盟主。从这场合并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人物，也包含葡萄牙商人在内。

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合并，过去阻挡两国交流的政治性界线变得暧昧不明，导致许多葡萄牙人，尤其是过去被西班牙追逼，逃至邻国的塞法迪犹太裔（Sephardi Jews）居民们，大举回归西班牙领土。且这些犹太裔民众，很多都是以西班牙为跳板，勇往直前地跳往美洲世界。另一方面，在接收新国民的西班牙旧基督教徒之间，则是酿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所有的葡萄牙人都是犹太教改信者、是商人、是犹太教的实践者，形成一个阴暗抑郁的环状思路。

能够合法进入新世界的民众，限定在出身西班牙王国的范围之内。但是，即便是自己的国家被西班牙帝国并吞，富裕的葡萄牙人们还是可以借由献上某种名目的礼金，取得归化的特别许可后，再依法移居至新世界。尽管如此，以浩瀚海洋为中心所诞生出的世界，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经济上来看，都是一个“多孔性”的空间，就算不遵循法律的规定，想要在这个世界内移动，也不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

举例来说，在许多前往美洲的西班牙船只上，可以发现出身葡萄牙的船员，由于他们擅于操纵船只的技术，而备受重用。下船后的他们，要融入美洲土地，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此外，在这个时期，与西班牙王室之间缔结供给黑人奴隶的“契约”（asiento），几乎是由纳西翁成员们所独占的奴隶贸易，促使他们能够展开更为灵活的经济活动。原因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从船队制度（使用印地亚斯海路作为唯一航线）的束缚之中获得自由，他们可以在大西洋上恣意的航行，无论是运用单独的船只，或是迳自组成小型的船队。驶出伊比利半岛的船只，为了承载、卸下黑人奴隶，经由大西洋上的各个岛屿和非洲沿岸各地，进入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以这些中继地点为媒介，纳西翁成员们得以四处移动。

◎大西洋经济圈的盟主

这个时期，偷偷通行官方航线——印地亚斯航线的现象，频繁的发生；更为显著的状况是，经由南方航线，潜入安地斯世界的领土。葡萄牙裔民众的合法移动路径目的地，是到巴西为止。倘若可以从巴西越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经由阿根廷北部，就容易北上潜入波托西、利马。纳西翁成员们利用这条路线，蜂拥而至。看在只认可印地亚斯航线作为通商路线的西班牙王室眼里，当然是十分不乐见的状况。有趣的是，在一六〇二年，安地斯．查尔卡斯的王室高等法院（Real Audiencia）与西班牙王室间互通书信，信中王室对于大批在信仰上值得怀疑的葡萄牙人，经由拉布拉他河进入安地斯地区的现况，感到非常地愤怒；并且认为这些犹太裔过去的“错误信仰”、“邪恶教派”，在他们改信天主教的宣示上，仍存在着不安、危险的因子；加上印地安人马上就会被未曾听闻的事物所影响，犹太裔所潜藏的危险因子，在印地安人之间迅速蔓延，是绝对要避免之事。因此，王室表明立场，希望查尔卡斯的王室高等法院，能够提高警惕，将这些人“清扫”出安地斯的土地，防患于未然。

然而，纳西翁的成员们以非常迅速地动作，定居在美洲各地。在阿根廷北部的德图库曼地区，登录为居民的外国成年男子有一百二十四名，其中有一百零九名是包含许多犹太教改信者的葡萄牙人，达到该地白人男子全体的百分之十四。一六〇一年，在波托西登录为居民的外国男子有一百四十四名，其中半数皆为葡萄牙裔。根据某项数据，纳西翁的总人数高达两万人，人数足以构成一个都市的规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分散在大西洋周边大陆的各个地点，又或者是在海上往返的船只上生活。最后的结果，就是笔者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情景。位于利马市中心地带的“商人大道”，几乎是由葡萄牙裔所占据；在波托西也出现“葡萄牙人大道”、“葡萄牙人街区”；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带——大广场（现今的宪法广场）、主教座堂后方的三街区，也是由纳西翁的商人所占据。接着，我们可以从诞生于葡萄牙，定居于利马的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这号人物，来看看在转瞬之间便化身成为美洲商业盟主的纳西翁，实际的样貌。

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异端审问

◎纳西翁商人的足迹

针对被逮捕的嫌疑犯，宗教裁判员所开始执行询问之际，一定会进行“人别询问”的手续，让被告人详述自己的身世、来历和系谱关系。一六三五年，因隐性犹太教徒的嫌疑，而被宗教裁判员所收押的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在审判的最初阶段，向法官陈述自己的来历。他是在一五九〇年左右，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管辖内的安沙（Ançã）地区，父亲出身格拉纳达，继承着犹太教改信者的系谱。其后，移居至西班牙的塞维亚，投入商业贸易的世界。

一六一八年，保蒂斯塔．佩雷兹渡海至非洲海岸的几内亚，一头栽进奴隶交易的世界。后来将据点置于卡塔赫纳，从事西非奴隶的运送业务。但是，某一次在搬运奴隶至卡塔赫纳的途中，遭遇不幸的事故，失去了许多黑人奴隶。他为了填补损失，离开卡塔赫纳，南下至利马，卖出剩余的“商品”，回收利润。以此为契机，保蒂斯塔．佩雷兹将营业的据点移至秘鲁的首都，以奴隶买卖为轴心，展开多角化的经营，往广阔的海洋发展，累积起巨额的财富。他被没收的财产，光是估价金额就高达五十万披索。

葡萄牙系商人（纳西翁）的商业网络

图为“纳西翁”成员们所构筑起的商业网络部分示意图。从这张图中可以了解，各个据点的商业领域虽小，但是每一个据点确实发挥出枢纽的功能，马上就能构成一个巨大的物流空间。观察将据点置于马德里的纺织品商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从安特卫普（Antwerp）、南特（Nantes）、波尔多（Bordeaux）和巴约讷（Bayonne）等活跃于北欧各都市的葡萄牙商人，取得丰富的纺织商品。他在马德里的市场上贩卖这些商品的同时，也为将据点置于南方的塞维亚、里斯本和麻六甲等地区，从事仲介斡旋。另一方面，在这些南方商人之中，也有人是与西领的印地亚斯据点有所联系，或是与印地安地区的利马等地，维持商业网络的人物，只要经由几个枢纽，在北欧生产的纺织品，贩卖通路就能轻轻松松地抵达利马。

将这个商业网络推展到最大极限的纳西翁商人之一，就是保蒂斯塔．佩雷兹。他的商贸范围可谓是全球性的规模，就先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个枢纽——墨西哥的状况。在墨西哥，与保蒂斯塔．佩雷兹性质相似的人物，名为西蒙．伐耶兹．德．塞维亚（Simón Váez de Sevilla），在当地的身分地位，可称为是犹太裔居民心目中的领导人物。生于葡萄牙布朗库堡（Castelo Branco）、继承犹太教改信者族谱的伐耶兹，也是跟着家人移居至塞维亚，被培养为一位商人，后来再度回归犹太教信仰。他带着纺织物的委托贩卖商品，渡海抵达新西班牙，以出色的商业手腕从事买卖，累积财富。

巡回墨西哥全境，构筑起商业网络的西蒙．伐耶兹，又积极投入阿卡普尔科至马尼拉的加雷翁帆船贸易世界。较利马的异端审问迟了数年，墨西哥也开始起诉隐性犹太教徒，打开异端审问的开关。但是，被逮捕的西蒙．伐耶兹等许多犹太裔商人的财产，大部分都已经投进太平洋商业贸易之中。纳西翁商人的网络，甚至抵达日本列岛地区。

如此一来，产于安地斯的白银，经由纳西翁之手，经过墨西哥运往远东，以等价交换而来的中国纺织品、陶器、瓷器以及香料等物品，被送至利马，再经由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商业网络流向安地斯世界的腹地。保蒂斯塔．佩雷兹除了经手黑人奴隶贸易之外，还流通亚洲物产、墨西哥地方生产的胭脂红（从胭脂虫身上所抽取出的染料）、危地马拉的可可和烟草等物产，也负责提供安地斯世界来自欧洲产的纺织品、波兰的琥珀、智利的杉木、委内瑞拉的珍珠等多采多姿的产品。

当然，并非所有与纳西翁商业网络相关的人们，都是像保蒂斯塔．佩雷兹、西蒙．伐耶兹这类的大人物。保蒂斯塔．佩雷兹在利马取得立足之地以前，也曾经在不卫生的船上，被黑人奴隶包围，渡过与大海搏斗、赌上性命的日子。纳西翁的商人们，和保蒂斯塔．佩雷兹一样，最初都是从直接在现场交易的代理商或船员做起，进入商业的世界，等到在各地的据点站稳脚跟后，再慢慢地学习，如何驾驭在商业网络内部流动的财富。他们可能是经营小型店铺的零售商，或是摆摊在利马的大广场上从事买卖，也有在安地斯的山区，带着商品旅行的流动商人等，很多成员十分知足，甘心接受自己不太显著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安地斯山区的各个小镇之间，将美洲驼的毛、珍珠和丝绸制品等货物，叠在三头驴子背上，靠买卖赚取微薄差额的移动商人。又或者是在利马的大广场上摆出摊位，贩卖纸和布的零售业者。在利马和墨西哥宗教裁判员所审判的葡萄牙裔犹太人之中，可以看见这群人的众多身影。在他们的行李中，也会发现委内瑞拉产的珍珠或中国的丝绸制品，就算数量非常的稀少，还是可以看出，小商人们确实是与大西洋上的商业网络有所联系。

◎藏书家之侧脸

为这个商业网络带来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属于同一个纳西翁团体的意识，并且发展成为拟似家人般的归属感，也非常重视透过友情和婚姻所构筑起的新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络网内流通的情报，以及作为流通媒体的书信，在纳西翁意识上所占有的重要角色。其中，虽然也可以看见保蒂斯塔．佩雷兹寄给住在西班牙的岳母（保蒂斯塔．佩雷兹雇用画家，绘制家人的肖像画，并将肖像画寄送给住在塞维亚的岳母），这封文情并茂的书信：“倘若我们相隔的距离并未如此遥远，就能够去探望岳母，也让岳母看看可爱的孙子们。妻子吉优玛露（音译）总是非常思念岳母，内心十分寂寞。就算我们相隔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请别忘了我们的心，始终是相连在一块儿的。”但是往来书信内容的大部分，大多含有重要的商业技术情报，例如价格的变动、商品的供给状态、交换和利率等。他们为了避免信件寄送的丢失风险，往往会复制二至三封相同的书信内容，委托乘坐走私船或运送奴隶的商人、代理商，频繁地交换情报。西班牙人的官员曾分析道：“透过这项方法，葡萄牙人能够把握在安地斯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抓住绝佳的机会，买卖、运送当地必要的所有商品。”

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家人，有妻子吉优玛露，子嗣则是上有长男法兰西斯科（音译）、下至刚出生不久的尼可拉斯（音译）共五名，在利马的中心地带拥有大宅邸，过着富裕、自由的生活。据说在他书房内，摆着“日本制造的书桌”，墙壁上挂着欧洲、美洲和亚洲各个王国的地图。由此可见，就算他在利马过着闲静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意识到“世界”的存在，并且试图把握世界的动向，这一点更能从他沉迷于阅读的众多书物之中，看出端倪。

保蒂斯塔．佩雷兹在一六三五年八月十一日，被宗教裁判员所逮捕。在三个星期后，宗教裁判员所的人员前往他居住的宅邸，没收他全部的财产，并列出清单。最后得知，保蒂斯塔．佩雷兹的藏书量，多达一百三十册，书名也被逐一记录下来。作为一位商人，在大西洋上构筑起追求高额利润体系的他，从这些书物之中，浮出了另一张侧脸，是一名热烈渴求于文字的知识分子。

请从里斯本寄送历史相关的有趣书籍。我最多可以支付一百披索。如果有刘易斯．卡布瑞拉．德．寇德巴（Luis Cabrera de Córdoba）的《菲力普二世史》（Historia de Felipe II）第一卷和第二卷，会非常地开心。另外，迪尤哥．都．古托（Diogo do Couto）的《〔亚洲史〕第七卷》、杜阿尔特．努涅斯．德．里欧（Duarte Nunes de Leão）的《葡萄牙诸王史》第二卷等，不管是葡萄牙文还是卡斯提亚文，只要是历史相关的有趣书籍，什么都好，万事拜托。

这是保蒂斯塔．佩雷兹在一六二六年，交给小舅子赛巴斯丁．多阿尔特（音译）的讯息，当时赛巴斯丁正打算前往伊比利半岛。保蒂斯塔．佩雷兹的藏书，包含宗教书籍，以及当时流行的小说《骗子外传》（El Buscón）、《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塞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Los trabajos de Persiles y Sigismunda）等，从上方引用的书信内容来看，可以得知他关心的主题方向倾向于历史类书籍。

如果进一步分析他所有的藏书，在一百三十五册之中，历史类书籍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四十七本，网罗世界史、欧洲史、亚洲史、非洲史等主题，与他现实生活中商业领域的世界相互契合。显示出这位犹太裔葡萄牙人，已经有了十分透彻的认知——在商业上要达到健全、均衡的经营，学问上的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他的藏书中，有三十三本是属于宗教领域的书籍，全是关于圣人传记、圣母玛莉亚的“无染原罪”（参照第四章）等内容，突显出他作为一位虔诚天主教徒的优良心性。事实上，保蒂斯塔．佩雷兹被认为是利马地区最虔诚天主教徒的其中之一。在宗教裁判员所的审问中，替他辩护的证人共有十三名，其中七位是神职人员，其中还包括耶稣会教士、前任的秘鲁大主教。根据他们的证词，保蒂斯塔．佩雷兹诚挚地领取圣体、在信仰小团体中乐善好施，是一位在生活中实践诚笃信仰的商人。

◎保蒂斯塔．佩雷兹的信仰

那么，尽管保蒂斯塔．佩雷兹认真贯彻基督教徒的生活，最后却还是被冠上隐性犹太教徒的罗织罪名，接受审判吗？当然不是这样的，保蒂斯塔．佩雷兹有关虔诚天主教徒的作为，全都是在作戏，一位编年史家，在叙述一六三九年，保蒂斯塔．佩雷兹被处刑的信仰审判之时，便如此断定。

从外表上来看，他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徒。真诚地参与至高无上的圣体祭典，热衷地聆听弥撒和讲道，但那其实是因为，内容包括了“旧约”的历史。认真地忏悔与告解，并且聘请神职人员，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不过，因为他对于“纳西翁”有强烈的执着，而希望孩子们的洗礼仪式，能够由葡萄牙人的神职人员来主持。他就是这样，表现出一位优秀基督徒的模样，来欺骗众人的眼睛。但是，这在宗教裁判员所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抄译）

以保蒂斯塔．佩雷兹为首，所谓犹太教改信者内心所怀有的宗教性，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呢？借由同乡意识和拟似家人的意识，或是频繁来往的书信，创建起紧密的联络网络，同时，忠实于犹太教教义的生活，也确实成为将纳西翁成员链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在隶属于纳西翁的商人之间，可以频繁地看见劝说成员再度改信，回归犹太教的现象。这些人的说词是：只要遵从摩西的律法，财富就会磙磙而来，景气也会向上提升。

然而，近年研究指出的是，葡萄牙裔犹太教改信者在宗教和意识上的多样性。一方面，当然有完全改信天主教的人；另一方面，也有执着于犹太教仪礼之人，对着生活上实践基督教仪礼的人，毫不顾忌地宣告，自己将回归犹太教的决定，可见他们在宗教心性上的多样与多元。实际上，在一六三九年的信仰审判上，与保蒂斯塔．佩雷兹一同被处以火刑的医师——法兰西斯科．玛尔多纳多．德．希尔瓦（Francisco Maldonado da Silva）相同，确实存在着犹太教实践者，直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将犹太教的至高无上加以理论化，甚至不惜在宗教裁判员所上掀起论战。

尽管如此，因为一四九二年的驱逐令而离开西班牙，进入葡萄牙，在国内受到强制改信天主教的压力，后来再度回到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们，要维持和保存犹太人正统式的传统，其实有其难度。塔木德（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和注释之集大成）和妥拉（律法），这两种保证通往犹太教正统性源头的道路被截断后，他们试着以反犹太教的书物等资源，努力地再次构筑起，正逐渐丧失的犹太教生活实践。关于饮食、服装规定、割礼、安息日的实践法、赎罪日和以斯帖王妃的祭典等，这些反犹太主义者的言论和说法，对于犹太教改信者而言，成为犹太教再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素材。

因此，利马的纳西翁成员们担心，自己的犹太教正在逐渐劣化。据说（虽然不知真伪）保蒂斯塔．佩雷兹曾向同胞抱怨道：在利马，关于摩西律法的知识，大家所知道的不过就是非常粗略的内容，例如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断食、安息日是星期六、不吃培根和没有鳞片的鱼等，这些就连基督教徒也知道的通俗知识，也从来没有看过谁，可以实践超越这些通俗知识的犹太教仪礼。

◎“巨大的阴谋”

据说在保蒂斯塔．佩雷兹宅邸的书房中，经常会有亲近的纳西翁成员们集聚一堂，议论有关犹太教的仪礼和摩西律法等知识。起诉保蒂斯塔．佩雷兹的人们，断定这位秘鲁首屈一指的大沃尓沃，正是“纳西翁．希伯来民众的代言人”、“大队长”，是犹太教改信者所崇敬的对象，更是“巨大的阴谋”之首谋者，最后被送上信仰审判的会场。正如前文所述，约在八年前，就有人在利马的广场上，张贴诽谤保蒂斯塔．佩雷兹的海报，社会对于犹太裔葡萄牙商人的反感情绪高涨，也是确切的事实。但是，在一六三五年，强力镇压的风暴突然扑向犹太人的现象背后，究竟存在着哪些因素呢？

简单来说，当时的葡萄牙裔商人，掌控大西洋商业，吸取美洲产出的西班牙帝国财富，镇压活动可说是这些状况所导致出的反动结果。在西班牙本国，菲力普四世（Philip IV of Spain）于一六二一年登上王位，延续前任国王的宠臣政治，由奥里发瑞斯（Gaspar de Guzmán, Count-Duke of Olivares）掌握实际的政治主导权。为了重建帝国松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奥里发瑞斯创设改革评议会，整肃纲纪，大刀阔斧地在各个领域从事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上，以商业的活性化为首要目标。他向国王提出“有必要将西班牙人变成商人”的意见，锁定葡萄牙裔的实业家和商人，作为点燃经济再生炸药的引信。

奥里发瑞斯排除热那亚（Genova）的金融家，他们是过往深深腐蚀西班牙王室财政的人物，鼓励并招睐葡萄牙实业家，前来替代热那亚金融家的位置。纳西翁商人们当然也回应奥里发瑞斯的邀请，双方的关系距离迅速缩短。葡萄牙人日渐渗透宫廷财务的领域，并提出各种相关政策的建议。例如贸易的自由化、将过往受到蔑视的商人阶级融合到帝国菁英社会内部、货币制度的改革，或是以荷兰的东印度、西印度公司为典范，设置贸易公司等，这些几乎都是为了构筑出一个足以让纳西翁成员更容易发挥机动性的空间，所提出的建议。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建言中，还包含了废止血统纯洁法的主张，这项法律是十五世纪以来反犹太主义的遗产，妨碍“新基督教徒”阶层在提升社会地位上的桎梏。提出这种政治性的谏言，显示出在大西洋空间中自由往返的纳西翁商人们，已经不将国家的统治放在眼里。但是，因纳西翁势力抬头所引起的怨念和不满情绪，不久后将以镇压的反动形式，掀起一场风暴。

◎“葡萄牙人是吸血的水蛭……”

正当纳西翁商人生气蓬勃地推展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另一个族群，他们是以塞维亚和利马为据点，活跃于过往的特权商人阶层，认为过去由国家所保障的贸易特权遭到侵害，原本应该入手的利益也被他人夺取。他们的商业生命线，当然是那条印地亚斯航线，但是纳西翁的商人却经由拉布拉他，将欧洲生产的商品、奴隶，大批大批的送进帝国内部，波托西所生产的白银，也被装进纳西翁商人的船只，频繁地运出。这些特权商人面对的状况是，当他们在印地亚斯航线上笨重的航行，将标上高价格的欧洲商品送达殖民地之时，葡萄牙裔商人们运来的廉价商品，早就已经在市场上流通。

进入十七世纪后，利马的商人接连宣告破产。在一六一〇年的敕令中，感叹因走私的规模太大，印地亚斯航线已经呈现出濒死的状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利马在一六一三年认可商人领事馆（consulado），也就是由特权商人所构成的组织。领事馆被赋予商业诉讼的判决权、控制商业交易的权限，很明显的就是和葡萄牙裔商人站在敌对位置的组织。一六一九年，甚至向国王提出请愿，希望能够将葡萄牙裔商人踢出大西洋贸易，并驱逐所有外国人，包含孩童在内，意向非常地鲜明露骨。同时，也开始散布丑闻等消息。

一六二一年，西班牙与荷兰之间，长达十二年的“停战协定”失效后，荷兰开始向西班牙领地的美洲，展开攻势。一六二四年，西印度公司的船舰，从麦哲伦海峡沿着秘鲁的太平洋海岸北上，企图袭击从卡亚俄出航，载满白银的船只。最后，西班牙帝国虽然阻止了这项袭击计划，但是在同一年，却也发生了无法坐视不管的状况——西印度公司成功占领了巴西的巴伊亚地区。反纳西翁的势力，在荷兰这一连串动作的背后，试图嗅出葡萄牙人暗自活跃于台面下的气味。

确实，不拘泥于国家国境线的纳西翁商人们，也将西班牙的仇敌——荷兰统合进入商业贸易圈之内。因为有许多塞法迪犹太裔的商人在荷兰境内活动，透过与他们的联络，可以将北欧的产物纳入商业交易网内。这个背景，给了反动势力借口，强力主张荷兰能够成功占领巴伊亚，是因为葡萄牙裔人们在背后协助、引导的结果。

如此一来，“以葡萄牙人势力为中心的‘阴谋’，正在南美洲进行策划”的故事叙述，就此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故事中，还加入了“印地安人”的角色。对于天主教信仰心和忠诚心薄弱的人们，也就是南美洲的印地安人和黑人，支持荷兰，与葡萄牙人携手，共同参与阴谋的情节，逐渐成为有力的说法。

葡萄牙人是吸血的水蛭、为了敌人的利益而吸取我们安地斯的血液，他们的存在，就像是鼠疫一般，是西班牙这一个充满天主教纯粹性的政体内部，所冒出来的病征……。诸如此类的文字，跃动在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上，四处流传。至此，这项阴谋论，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我们熟悉的故事情节。

◎再次亵渎

一六三二年，一位葡萄牙人男子在宗教裁判员所上作出告白，让整座马德里城市笼罩在战战兢兢的氛围之下。男子表示，在某一天夜晚，他的家人与友人聚集在一起，一如往常地举行犹太教仪式。但是，那天晚上还有另外一项特别的仪式，在众人面前，拿出耶稣基督像，大家手持鞭子等待，鞭打神圣的基督像。这是对耶稣基督的亵渎！这番告白，随即对外公开，马德里教会的宣教师们，激愤地谴责这项侮辱行为。

一六三五年，在利马，针对“巨大的阴谋”展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在四年后举办的信仰审判上，宣示审问的终结，六十三名隐性犹太教徒被送上会场，包含保蒂斯塔．佩雷兹在内的十一人，最后走向火刑台。这场举发隐性犹太教徒的背景，被指出可能是领事馆和宗教裁判员所，采取共同步调的结果。领事馆的成员为了守护自己的利权，而利用异端审问这一项装置。加上当时的宗教裁判员所，正受财政不良所苦，为了确保裁判员所营运的资金，锁定葡萄牙裔商人持有的财富，也是相当合理的解释。

以数字作为暗号的书信　身在狱中的保蒂斯塔．佩雷兹写给同伴和家人的信件。

无论如何，一五八〇年左右至十七世纪，葡萄牙裔的纳西翁商人们，在大西洋构筑起自由、广阔的商业世界，最后因为宗教裁判员所敏捷、机灵的对应，而遭到消灭。在墨西哥地区，约晚了四年的时间，还是由当地的宗教裁判员所击溃了纳西翁。保蒂斯塔．佩雷兹在墨西哥的商业伙伴——西蒙．伐耶兹．德．塞维亚，已不在人世。

在利马的审判中，保蒂斯塔．佩雷兹直到最后，依旧主张自己的清白，持续向法官表达自己改信基督教的虔诚之心。但是，宗教裁判员所对他施以残酷的拷问，并判处死刑。即使被关在狱中，擅长情报交换的保蒂斯塔．佩雷兹，还是与同样被拘留在监狱中的同伴，以及狱外的家人，交换过许多书信，其中也包含暗号形式的内容。狱卒和看守人员非常容易被收买，这竟是原本应该要贯彻秘密主义的宗教裁判员所，内部的实际状况。

◎我的父亲

书信内容传达出保蒂斯塔．佩雷兹在狱中的苦恼，与等待他回家的家人之间，存在的深厚情感与紧密联系。受保蒂斯塔．佩雷兹所托，照顾家人的小舅子西蒙．巴耶斯，写给保蒂斯塔．佩雷兹的信件如下：

感谢神的慈悲，让我收到姐夫署名的信件。打破那些由无情之徒所散布，姐夫已死于狱中的谣言……姐夫的爱子，在圣母玛莉亚面前祈祷着：“请将我的父亲带回家。因为我非常想念父亲。”……

来自姐夫的第二封信件，非常欣喜地阅读完毕……我递给看守人员二十披索，并偷偷将笔和墨水夹藏在纸中交给他……看守人员应该也会将姊姊做的起士蛋糕交给姐夫才是。姊姊和伊莎贝拉，正送给姐夫许多的拥抱。昨天的一整天，对着印地安人拿来“科帕卡瓦纳的圣母”像，祈祷圣母赐予姐夫加持和保护……。

不幸的是，最后家人的希望还是落空，保蒂斯塔．佩雷兹迎来了他人生的终结。据说他以庄严的态度，听完判决结果，甚至还像是面对自己的工作一般，催促行刑者。

这桩“巨大的阴谋”，最后以“未遂”结案。犹太裔的纳西翁商人，几乎从秘鲁这一块土地上被消灭殆尽。西班牙帝国相信，他们已经驱除了滋生在大西洋世界中，妨碍帝国纯粹性的病原菌。但是，后来他们才发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切断了纳西翁商人所创造出的财富流动。在镇压“阴谋”活动结束后，利马的商界一片混乱。笔者在本章开头引用，送回西班牙的报告书中，宗教裁判员所的法官使用过去式的文法，叙说葡萄牙人无视权威的活跃发展状况，并表示许多人都已经被关入监狱之中；同时，也记录下因为许多商人被逮捕、入狱和没收财产的关系，信用贷款的机制无法运转，这块土地上的人甚至哀叹道：现在，这个世界就要终结了吧！

第八章女性们的安地斯历史

马丁．罗耀拉与印加公主碧翠丝的婚礼

墨斯蒂索人的诞生

◎市场上的叫卖声

犹太人男性遭到社会性的抹杀后，艰苦命运的包袱，就落在女性的双肩上。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妻子吉优玛露女士不只失去了丈夫和小叔，自己的哥哥也被驱逐至塞维亚。她希望能够讨回丈夫被宗教裁判员所没收的财产，提起诉讼，最后败诉。为了将年幼的孩子们从贫困深渊中救起，她不得不向当局恳求，能够慈悲地发放年金。在“巨大阴谋”的镇压风暴之下，大难不死的葡萄牙裔民众，即使能够继续留在印地安地区，也远离了商业的华丽舞台，退居深山野岭之中，融入至当地社会的生活。

在他们（犹太人和葡萄牙裔商人）的身影，消逝在利马的街角之后，货物交易的叫卖声，并未跟着消失。因为在利马的商界，存在着早已和犹太人并驾齐驱，坚毅不屈生存下来的女性。

一六二〇年写出《关于新世界秘鲁历史的备忘录》一书的作者——方济各会教士萨立纳斯．伊．寇尔杜瓦（音译）斩钉截铁地叙述，琳琅满目的产物和山珍海味，从周边的海岸、山区，不分季节地流入利马市内，在这个丰富性堪称世界第一的市场，统筹一切的中心人物，就是“女性”。而且这些女性，包括穆拉托（Mulatto，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女性、黑人女性、印地安女性和墨斯蒂索（Mestizo，白人和印地安人的混血）女性等，且是被定位在都市下层阶级的民众。寇尔杜瓦的描述如下：女性们撑起帐篷做生意。印地安女性，在地面铺上毯子和草席，将商品摆在上头；另一方面，穆拉托女性和黑人女性，是将商品陈列在木桌上买卖。每一位女性都确切地掌握着自己的区域范围，井然有序，市场上的帐篷和桌几，就像是区划出一条条的街道和街区一般，贩卖原产于世界各地的蔬菜和水果，数量不可胜数……。笔者认为，在进口纺织品等外国制品的犹太裔葡萄牙人摊位消失后，是由这些贩卖着各式各样商品、各种不同肤色女性，支撑着利马的商业交易世界。

男性们所活动、打造出殖民地社会的舞台，在这个政治以及宗教的权力关系，纵横交织的世界里，正如我们目前为止所看见的景象，宽容与非宽容的精神，相互对峙拉扯，冀望以纯粹的血统和思想，填满被闭锁的世界，以及反对势力的交错，有时甚至会出现残酷的性命交易。但是，在以利马广场为中心所诞生的，这些女性的世界中，围绕着血统和人种问题的争执，却是非常罕见。或许应该这么说，因为人种和阶级差别所筑起的高墙，在她们的世界中，仿佛是本来就没有存在过的一般，各式各样的交错、交流，就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运作与互动。如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在西班牙的征服活动之后，首先担负起联系印加和西班牙关系的人物，就是女性；不仅如此，她们也确实是扮演着，推动安地斯历史的角色人物。

◎印加公主们的命运

一五三二年，印加与西班牙的军事对战，最后印加败北的情况，已于前文详述，在征服活动这种非日常性的严峻时间下，征服者们残暴、狰狞的内心所寻求的慰藉对象，就是安地斯的女性们。应该十分容易想像，征服者一行人中，几乎没有西班牙人的女性。在这种状况下，西班牙男性自然会与印地安女性发生身体上的关系。

即便是在前西班牙期的安地斯社会，印加国王为了从地方社会获取服从、臣服的意向，所使用的重要媒介之一，就是“女性”。地方首长（curaca）会将爱女献给国王，作为爱妾；或者是印加官员，为了国家性的目的，挑出村庄内美丽的女性作为贞女。在印加国王方面，为了讨取地方大首长的欢心，又或者是作为军事贡献的赏赐，赠与后宫佳丽。借由女性构筑起政治上的关系，这项安地斯的传统，当西班牙人这一个新集团出现在眼前之时，立刻就被召唤出来。

将印地安女性赠与西班牙人的阿塔瓦尔帕　瓦曼．波马绘制。

卡哈马卡的战役结束后，印加国王将许多女儿和妹妹们提供给西班牙人。例如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将父王瓦伊纳．卡帕克的女儿伊涅斯．华伊拉丝．尤潘基（Inés Huaylas Yupanqu）提供给法兰西斯科．皮萨罗，两人生下法兰西斯卡（Francisca Pizarro Yupanqui）和贡萨罗两个小孩。后来，法兰西斯科．皮萨罗抛弃伊涅斯，将她送给部下，与另一位印加公主安荷莉纳．阿涅斯．纽斯塔（音译）在一起，生下两个小孩；但是不久后，这位安荷莉纳公主便投向贝坦索斯（在本书中数次登场的编年史家）的怀抱。皮萨罗与伊涅斯生下的法兰西斯卡，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看见她的模样。法兰西斯卡后来和他的叔叔埃尔南多结为连理，渡海至西班牙，在（本书多次提及）西班牙的特鲁希优生活。在面向特鲁希优的中央广场，有一座巨大的宅邸，被命名为“征服宫”，建筑物上头刻有相关人物的侧脸，其中之一，就是第十一任印加国王瓦伊纳．卡帕克的孙女——法兰西斯卡。

特鲁希优的“征服宫”　在墙壁上的雕刻中，可以看见皮萨罗同父异母的兄弟埃尔南多，与戴着帽子的妻子法兰西斯卡之半身像。笔者摄影。

贝雅朵利斯．德．萨尔洁多（音译），自称是最早进入卡哈马卡的西班牙人女性，她在一五六二年施行的调查中，回想当时的卡哈马卡，描述在这块土地上，与许多印加公主维持交流关系，并且证实，皮萨罗阵营的大将——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与瓦伊纳．卡帕克的女儿，生下混血的爱女——蕾欧诺．德．索托（Leonor de Soto）。这位蕾欧诺，在后来渡海前往西班牙，以父亲在征服活动上所贡献的军功为由，向国王请愿，赐予恩赏，当时她所提出，有关父亲军功贡献的证据，就是由副王托雷多送至西班牙本国，那块描绘印加历史与征服活动的“画布”。

这些状况的背景，当然存在着战胜方西班牙人暴力性的强制因素，但是在印地安社会方面，其实也含有希望与安地斯世界新统治者构筑关系的意味，而出现积极提供女性的举动。编年史家印加．加西拉索曾表示：“最初，当印地安女性的肚子里，有了西班牙人后代的小生命之时，女性的所有亲戚，会将那位西班牙人视为偶像一般的崇敬，甚至提供服务与贡献。”女性又再度被利用，成为链接新统治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枢纽角色。

在这些关系之下所诞生的，就是墨斯蒂索人。以加西拉索为首，特别是以库斯科和首都利马为中心的地带，许多混血的后代，接连诞生。

◎从伊比利半岛前来的女性们

征服活动后，至西班牙人自相残杀的内乱发生为止，在这一段期间内，以印加公主为首的印地安女性和征服者，以及混血的子女之间，一同渡过了短暂的家庭生活。

不久，局势开始出现变化。在刚开始统治新世界的时候，西班牙王室鼓励西班牙人与原住民的通婚，可以说是积极摸索异文化集团交流的时期；但是，后来基于前文提及的“两个政体”的理念，新世界社会逐渐出现制度上与空间上的差别待遇。同时，西班牙人男性应当迎娶西班牙人女性，这一种重视纯洁性的意识形态，开始作祟；实际上，西班牙国王在后来也对新世界的西班牙人男性发出劝告，取消与印地安人女性的同居关系。最后，征服者们开始迎接，从旧世界渡海而来的西班牙新娘们。

印加．加西拉索眼见自己的父亲，抛弃印加公主的母亲，名正言顺地迎娶西班牙人女性的妻子，在他的著作中，以辛辣的笔触，描述一则故事如下（虽然会被认为，不能听信加西拉索单方面的片面之词）：千里迢迢来到新世界的西班牙女性们，主要目的是要钓到征服者金龟婿，获得他们手上庞大的财富。据说当时，为了这些女性，还举办了以相亲为目的的晚会。根据加西拉索的记述，下方是当时的对话，几位女性从准备的时候，就开始窥视会场男性的状况。

“我们似乎必须要和那些征服者们结婚呢。”

“你说要和那些腐败的人结婚吗。我才不要呢。那些人，怎么不去死，简直就像是从地狱爬出来一样呀。那个男的脚瘸了、这一个没有手、那一个没有耳朵、这一个是只独眼龙、那一个脸只剩下半张了不是吗。要说是四肢、五官健全的，脸上全是伤疤啊。”

“你在说什么呀，我们才不是要看那些人的外表结婚的，是为了继承他们的财产好吗。老头子们就快死了，在那之后，看你喜欢找个年轻的小伙子来结婚不就好了吗。就像是把老旧破洞的锅子换成新的一样呀。”

这些女性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从伊比利半岛抵达新世界，嫁给年老的征服者为妻，导致与征服者维持同居关系的原住民女性，必须回到印地安社会，或是“由丈夫”准备嫁妆，嫁给征服者的部下，混血的孩子们也失去了归属。或许是聪颖机灵的印加．加西拉索懂得把握机会，果断地离开安地斯社会，前往父亲故乡的西班牙，寻求新的可能性。但是，面对继续生活在安地斯世界的大批墨斯蒂索男女，关于他们的处境与对应，让殖民当局相当迷惘、困惑。

◎混血的少女们

墨斯蒂索人被视为“危险的存在”。男性被鼓励学习技艺或是经商，有许多人以翻译为业，也有很多人和父亲一样，勇赴征服活动的前线，精于武器和马骑，骁勇善战。当政者眼见墨斯蒂索人较西班牙人擅于火药武器，备感威胁；加上若是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还可以穿上印地安人的服装，潜伏在印地安母亲的社会之中，便更难逮捕他们。理所当然地，殖民当局会下令要求墨斯蒂索男性和穆拉托男性解除武装，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另一方面，墨斯蒂索女性本身，普遍的认知，是被暴露在“危险”之下。近代关于处女的概念，背后带有血统的纯净和贞节的思想。她们直到结婚以前，尽可能地避免与外界男性有所接触，并且由母亲负责监视她们的处女性，将女儿关在家中，使之闭门不出，成为最为理想的状态。十五世纪末西班牙文学的杰作《赛乐丝汀娜》（La Celestina），就是描述被置身于如此理想环境之下的处女，以及她的恋人，因老鸨赛乐丝汀娜伸出的魔掌而殒灭。此种必须保护爱女远离危险的意识，同样地移植到新世界。

只不过，如今在安地斯土地上成为保护对象的是，有西班牙人父亲和印地安人母亲的女性，与西班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例如一五五一年，在印加的古都库斯科，征服者们聚集在象征他们权力的合议机关——市参议会，决定设立收容他们混血爱女的修道院。从会污损纯洁血统的印地安母亲手上，夺取爱女，置于基督教环境之下，进行“矫正、治疗”的想法，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Robert Burns）认为，正是修道院诞生的背景。“remedial”这一个西班牙文的动词，带有“治疗、矫正”的意味，由征服者们决议创立的圣嘉勒（Saint Clare of Assisi）女子修道院，就像是一个发挥“再生”机能的“装置”，要将墨斯蒂索女性身上所沾染的印地安文化清洗洁净，让她们与西班牙人女性成为同质性的存在。

在女子修道院创设之时，有六十位女子进入院内，其中只有三位西班牙人女性，剩下的全都是混血女性。有人是被偶然经过印地安村落的西班牙人发现，带到修道院；据说有些少女的背景，则是父亲为了避免和新娶入的西班牙妻子发展成为麻烦的关系，才将女儿送进修道院。

◎印加与西班牙的血统纽带

进入修道院的女性，虽然有人立誓修道，在封闭的世界内度过终生，但是大部分的少女，都是经过一段收容时间后，又再度回到外面的世界。换句话说，她们是在修道院中被灌输良好习惯和礼仪，学习祈祷的方式、读书写字、裁缝等知识，矫正成为“西班牙人女性”之后，被投进库斯科的新娘市场之中。特别是在西班牙人女性人数稀少的殖民地时代初期，这些经过再生的混血女性们，在构筑“西班牙人的政体”结构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收容的女性之中，有一位特别的人物，那就是比尔卡班巴的印加国王塞里．图帕克和妻子（原为手足）玛莉雅．库西．瓦尔卡伊（María Manrique Cusi Huarcay）女士之间，所生下的女儿——碧翠丝．克拉布雅．蔻雅。被说服的塞里．图帕克因为归顺西班牙国王，而在尤卡伊之谷获得大片领地，已于前文述及（参考第五章），塞里．图帕克逝世后，继承这片领地的人，就是碧翠丝．蔻雅。她出生于父亲离开比尔卡班巴的一五五八年，在五、六岁左右，进入圣嘉勒修道院。那些策划将印加和西班牙连系在一起的人们，在碧翠丝身上发现了作为“卡榫”机能的价值。

描绘两对夫妻结婚场景的画作　左边的男女为马丁．罗耀拉与印加公主碧翠丝，如今依旧展示在库斯科的耶稣会教会之内。

碧翠丝被副王托雷多利用，拿来作为象征西班牙战胜印加的装饰。成功镇压比尔卡班巴，满心欢喜的副王，将在修道院接受优秀教育的碧翠丝，许配给作战指挥的功臣，同时也是耶稣会创始者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侄子——马丁．贾西亚．德．罗耀拉，作为妻子。不久后，马丁与碧翠丝生下爱女安娜．玛莉亚（Ana María de Loyola Coya）。安娜．玛莉亚后来渡海前往西班牙，与耶稣会总会长，同时也是圣波吉亚（Saint Francis Borgia）的孙子结婚。印加族的后裔与耶稣会，借由印加公主为媒介而创建起的纽带关系，至今在库斯科耶稣会教会入口，还可以看见描绘两组夫妇婚姻风景的绘画，让人想起两方之间的链接。不过，这项纽带关系，却也在十八世纪末发生的图帕克．阿马鲁大叛乱之中，带来某种意义。在与大叛乱的关系上，特别值得书写出来的是，一六一二年，西班牙国王将尤卡伊之谷地区一片广大、丰饶的土地，赐予安娜．玛莉亚作为“奥罗佩萨侯爵领地”。这块侯爵领地，后来成为印地安人大叛乱的导火线。

以印加公主为首的印地安女性们，用她们的身体去承接西班牙人的欲望，将混血的果实送进印地安世界之中，链接起印加与西班牙两方。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些女性们，还是会运用独自的艺术，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原理，提出异议。艺术的其中之一，就是“魔法”。

◎女性与魔法

在中世纪、近代的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是被放置在明显不均衡的关系之下。普遍的观点认为，男性是理性的动物，女性是感性的动物；男性与“文化”有所链接，女性与“自然”有所关联，就像是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所诞生的观念一般，作为“原因”的男性，显然地较只是“结果”的女性优秀。女性无法在公共场合发言、行使权力，应该是在家庭内闭门不出，支持着男性的存在。在圣嘉勒修道院创设的背景中，也包含了这种观点。

但是，在如此嫌恶女性思想的背后，隐藏着男性对女性的“畏惧”情感。女性不适合拥有“权力”，但是她们却持有其他的“力量”。例如“治愈能力”、“占卜能力”或是“预知能力”，从肯定这些力量存在的人们看来，女性的存在，是较男性更接近于神的位置。这可以链接到孕育出“圣女”的思想。然而，否定女性固有能力的人们，则是将这些力量的根源，归结于“恶魔”，即为一种邪恶的存在，进一步加强对女性的戒心。他们认为，先天就拥有弱点的女性，容易被恶魔所笼络。

被排斥在公权力外围的女性，在安地斯殖民时代历史的初期，便承认她们为了生存，而将这些魔性的力量，带入生活中加以实践。举例来说，近来，由秘鲁史学家若丝图洛丝基（Rostworowski）所提出，一项关于魔法的有趣诉讼事件。这项事件的中心人物，是方才所见，瓦伊纳．卡帕克国王的女儿，皮萨罗的首位爱妾——伊涅斯．华伊拉丝．尤潘基。失去征服者领袖宠爱的伊涅斯，下嫁给皮萨罗的杂役部下——西班牙人安蒲耶罗（Ampuero）。伊涅斯与新任丈夫生下了三个小孩，但是在这段婚姻生活中，她似乎过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一五四七年，传出了伊涅斯杀害丈夫安蒲耶罗未遂的事件。她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天就连普通的外出也不被许可。她诉诸“魔法”，想要逃出这个痛苦的深渊。

在这场诉讼中（当时尚未设立宗教裁判员所，所以由世俗的裁判员所进行审判），拘留了施展邪术的男、女法师。因为他们还没改信基督教，所以宣誓将在“太阳和大地”的见证下，于法庭上阐述真实。男、女法师供称，他们接受伊涅斯的请求，镇压丈夫粗暴的性格，采取焚烧“兽脂”，斟酌状况调整法术的强度。在焚烧兽脂后，会浮现出安蒲耶罗的影子，对着这个影子说道，不要再动怒了。接着，针对四年后安蒲耶罗将会迎来死亡的策划，法师提供某种草药，用来掺入安蒲耶罗的食物之中。最后，这些印地安人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诉诸魔法的当事人伊涅斯．华伊拉丝，却未被追究任何刑责，在官司之后，仍旧与安蒲耶罗维持夫妻关系。

毕竟这是殖民初期时代的资料，关于犯罪的背景无法有更加详尽的理解，不过有趣的是，被处刑的印地安法师，他们的“顾客”并不只是伊涅斯，还有无法忍耐丈夫的暴力，希望法师能够压制丈夫暴戾之气，前来求助的黑人奴隶西蒙，以及渴求法师“治愈”丈夫暴力行为，“出身卡斯提亚的夫人”。由此可见，魔法成为那些在社会上无法从公权力获得保护的弱势者，所剩下的少数武器，其重要的特征是，在魔法领域中“不分人种”的性质。这种性质，在接下来要看到，十七世纪利马女法师们的世界中，更加地明显。

魔女与“印加的力量”

◎利马的小巷弄

在十七世纪的利马都市，前文提及以“两个政体”为基础的统治理念，早已荡然无存。观看一六一三年施行的市内人口调查结果，便能一目了然。根据调查的结果，当时利马的人口约为两万五千人左右，依照种族类别加以分类的话，西班牙人约一万人、黑人约一万人、印地安人约两千人、墨斯蒂索人约两百人、穆拉托人约七百人，可见这个时期，属于“西班牙人的政体”之利马都市，印地安人和各种族的混血后裔居住在其中，已成为既定的事实。那么，男女之间的比例又是如何？与十六世纪，男性人数远胜过女性的状况大有不同，这时候女性的人数较男性高出许多。十七世纪的某位编年史家，在观察后以略为夸饰的语调写下：“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已到了倍数的差别，因为女性既不从事海、陆的旅行、也不会上战场，所以比较长寿”。在恋爱和结婚市场上，如此男女人数比例悬殊的状况，显示出女性可能处于较为不利的立场。或许这也是十七世纪，她们热衷于借助“恋爱魔力”的理由之一。

一六六〇年前后，面对利马女性沉溺于成就恋爱目的之“邪恶行为”，教会权力认为应该布下天罗地网加以取缔，而全力启动镇压的机制。针对印地安女性，采取“根绝偶像崇拜之巡察”（参考第七章），并且将“异端审问”的对象，放宽扩大至西班牙人、黑人女性以及混血的女性。特别是到了一六六〇年代，在萨米安多．德．皮维洛这一位巡察使出现后，住在利马市内的印地安女性们，成为取缔的目标对象。

在皮维洛巡察活动的历程中，有一位原住民老妪，名为胡安纳．德．玛悠（Juana de Mayu），是非常值得探询的人物。一六六九年，她被巡察使逮捕，是一位寡妇，出身于距离首都四百公里远，海岸地区的大城镇伊卡（Ica）。玛悠是何时来到利马，已无从得知，不过，根据口供的笔录，得知她使用的是拉迪诺语（Ladino，又称为犹太─西班牙语），可见她在“西班牙人的政体”之下，已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拉迪诺语是“擅长西班牙语的印地安人”所使用的语言。玛悠在被逮捕后的陈述，完全不需要克丘亚语的翻译在场，本人与巡察使直接展开激烈的论战。

阅读时而采用直述句法的裁判员记录，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位“拔光所有牙齿、目光斜视”的老妪，竟然能够如鱼得水地畅游在利马的夜世界，以及她那超越人种、民族的顾客和同业者网络。成为她的顾客和施展邪术的同伴，有西班牙人女性、墨斯蒂索人女性、黑人女性、穆拉托人女性、尚波人（Sambo，黑人与印地安人的混血）女性和印地安人女性，大概就是在利马这座都市中，所能看到的所有人种了。掌握权力的男性们所构想出来的意识型态，以人种为分界，予以明显差别对待的两种政体，在这些女性们生气蓬勃的日常生活交流中，完全失去作用。

她们生活的舞台，是在利马都市中一个独特的居住空间，被称呼为“卡列虹（音译）”。庭院、厨房和饲养家禽的小圈子为共有设施，周围由各间屋子环绕，或许可以想像是日本旧时“长屋”的景况。许多与魔女审问扯上关系的女性，可能是像胡安纳．德．玛悠，为寡妇身分，或是就算在名目上有婚姻关系，但是与离家的丈夫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享受与多位男性幽会的乐趣，又或者是被同居男伴抛弃的女性。她们很多人会选择在“卡列虹”中租借房间，共同生活。从记录中的叙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被男性抛弃的墨斯蒂索女性，在广场上悲伤地哭泣了许久，有一位印地安女性上前温柔地搭话，邀请悲伤的女性进入“卡列虹”的屋内。

◎胡安纳．德．玛悠的恋爱魔法

然而，胡安纳．德．玛悠被巡察使逮捕的罪名，是行使“反基督教的邪恶法术”。所谓的邪恶法术，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治愈疾病的法术。当时西班牙人殖民者从欧洲世界带来的“先进医疗”，顶多就是放血的技术，不如说是西班牙人本身，较为依赖印地安人使用草药、药浴等传统医疗技术。宗教裁判员所附属的医师，即使处以放血治疗也无法治愈囚犯，为了安抚囚犯的发狂情绪，法官还去向印地安老妪请求草药的处方。如果从宗教裁判员所的存在意义上来看，也算是一种异常的现象。

玛悠拥有丰富的草药知识，经常带着女性友人一同到利马近郊的山丘上，采集花草植物。例如，她的墨斯蒂索人好友受久病的折磨，以法术诊断出病因的玛悠，首先开出药浴的处方。在现代的秘鲁社会，被称呼为“库兰蒂洛”（curandero）的民俗疗法者，对于无法享受西洋医学恩惠的民众而言，可以说是扮演着守护他们健康的角色。库兰蒂洛的治疗行为，大多是使用各式各样圣物和液体，带有魔力、法术的性格。常见的病因，是从人际的扭曲关系中所诞生的“嫉妒”和“怨恨”，为了矫正而施予对抗的魔法，加以治疗。今日，在秘鲁日常的街道上所见到了库兰蒂洛，他们的系谱可以上溯至胡安纳．德．玛悠。

不过，胡安纳．德．玛悠的法术，从她的顾客阶层就可以明白，大多是关于“女性的领域”。也就是男性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和暴力，女性们期望能够以她们的力量（法术）加以统治，在与男性的关系上取得主导权。

早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如同印加公主所受苦的状况一般，殖民地社会的男性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动手，施以暴力。某位印地安女性，苦恼于有外遇倾向的女婿，对女儿施展暴力的状况，而前来求助玛悠。依赖玛悠这种非正统的技法，身为基督徒的印地安女性，虽然因为良心的谴责而有所踌躇，但还是被交付一个装有液体的小瓶子，对方表示：“只要洒在女婿坐的地方，就会有效果出现。”在异端审问和根绝偶像崇拜之巡察的记录中，四处可以看见“amansar”（镇静）、“rigalle”（束缚）这两个西班牙文的动词，其动作的对象，皆是男性的“他”。也有操控花心男子内心的技法、找出不再出现的男性们，又或者是窥探对方内心究竟喜欢谁的占卜和咒语。印地安女性法兰西斯卡，是希望玛悠运用法术，替她调查女婿的外遇。玛悠将两片古柯的叶子漂浮在水盆中，看出女婿和外遇对象的女性，并且根据叶片的漂浮状况，占卜这段恋情今后的进展。

玛悠特别擅长的是，“春药”的调剂，她们将之称为“赛乐丝汀娜母亲的药粉”，称呼的来源是前文提及的传奇小说（Picaresque novel）《赛乐丝汀娜》。玛悠让顾客去购买在利马大广场上贩卖的橘子花、丁香、水仙和麝香后，自己坐上驴子，前往利马郊外的“苏尔科（Surco）山谷”，采集多种植物，调剂成药。特别执着于“赛乐丝汀娜母亲的药粉”的顾客，是西班牙人的女性们。

十八世纪初叶，探访利马的法国旅行者伏列杰尔（音译），留下了非常耐人寻味的观察记录如下：

当地的女性，并没有像西班牙本国那样受到男性的监视，但是她们白天却不太外出。等到日落西山，才自由自在地踏出家门，而且经常是出没在意想不到的场所。在太阳灿烂照耀期间，还是如此端庄贤淑的女性们，一旦到了夜晚，却骤变成最为大胆的女性。为了不要让他人发现，用披肩遮住脸庞的她们，从事的工作，是法国男性会做的事情。

“掩面之女”（tapada）　以披肩遮掩住脸部，自由地说话、动作。

以披肩遮掩住脸庞，其中也包含身分高贵的女性在内，昂首阔步在利马街道上的“掩面女性”，可以说是都市利马的著名风景，同时，却也引起了丑闻，成为教会和行政当局忧心的存在。一六二四年，副王发布“掩面女性条例”。女性们试图借由遮掩脸庞来抹灭社会性和人种差异，以换取行动上的自由，而“她们必须露出脸庞，让众人看得见、认得出、判别得出，明确地显示出自己身分”的这项法令，就是带有压制女性行动的意图；但是，从十八世纪的外国人旅行者，仍旧特别书写下来眼前的景象看来，可知这项禁令，似乎并未发挥太大的效果。

事实上，争相探访印地安女性胡安纳．德．玛悠，寻求“赛乐丝汀娜母亲的药粉”的人物，据说就是那些只想着要掳获年轻男性真心的“掩面西班牙人妇女”。她们手拿着沾有恋人精液的手帕，前去造访玛悠婆婆。

◎抵抗的意志

乍看之下，胡安纳．德．玛悠的魔法，似乎只是女人们的扮家家酒、寻求慰藉的行为，但是就在这些仿佛日常琐事一般的小动作里，暗藏着女性们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反抗”和“异议”之契机。在胡安纳．德．玛悠接受审判的几年前，利马市曾经发生印地安人叛乱的未遂活动。虽然叛乱计划在执行前便事迹败露，但是却为十七世纪在政治上风平浪静的秘鲁殖民地，带来了动荡的波纹，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在玛悠的记录上，也残留这这项叛乱活动的余韵。因为玛悠的侄儿，就被认为是叛乱运动的首谋者之一，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为了丧葬仪式而前往刑场的玛悠，陪同在身边的墨斯蒂索女性问她：“你什么都办得到，难道不能做些什么，让你的侄儿逃过斩首的命运吗。”对此，玛悠答道：“我试过了，试过了好几次。但是不管试了几次，出来的都是八人死刑、四人释放的结果。”玛悠为了拯救那些尝试反抗殖民体制而抛弃性命的同伴，施展了她的法术。然而，胡安纳．德．玛悠在性爱领域发挥独特强度的法术，转而施展在左右公权力的动向上，效力似乎十分薄弱。

在这个时代，充满死亡气息的刑场，仿佛成为一个磁场，吸引施展法术者们前来。她们／他们的目的，是要蒐集散乱在刑场上的“绞刑绳索”，这是从伊比利半岛所带进来的传统。在西班牙，拥有绞刑绳索的残余部分，被认为是可以获得爱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利马这一个都市，则是相信可以从法官手上重获自由，因此，甚至出现犯罪的累犯者等人，为了得到绞刑绳索的断绳，而跟踪行刑者的记录。在恋爱法术的背后，经常潜伏着这种对抗权力的意志。

一六六九年二月被逮捕、拘留的胡安纳．德．玛悠，她的审判在同年的十月正式结束。检察官方面，认为胡安纳．德．玛悠的法术中，可能含有夺取他人知觉能力的危险力量，因此要求巡察使执行“拷问”，以逼出更进一步的自白。实际上，在玛悠的女儿偷情之际，她准备了一种“隐形”粉末，让女婿看不见女儿偷情的场景。因此，当女儿和第三者共赴巫山云雨之时，即使女婿同在现场，也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异状。多亏了这个隐形粉末，女儿、女婿和第三者三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感情和睦的共同生活。不过，巡察使并不追究这项行为，认为将老妪长期收押，已经构成处罚，劝告玛悠“今后要成为一位良好的基督教徒，敬畏神，经常去领受圣体”，作出缓刑的判决。

◎被操纵的权力

就像这样，在都市利马所展开的根绝偶像崇拜之巡察，与在山岳地区看见的，被认为是与恶魔链接在一起的异教残存物——“瓦卡信仰”，对抗“天主教教会”，呈现出宗教斗争的壮烈样貌，大不相同。都市的根绝偶像崇拜活动，不如说是罗马教会企图刷新天主教体制计划的一环，当时的罗马教会，正在对抗宗教改革派，也就是新教派势力的增长。换句话说，目的是要向民众们展示出，矫正逸出常轨的基督教道德，以及正确的宗教实践方法，借由适当的宗教教育，达到身体和心灵的规律化、社会化。实际上，玛悠在接受巡察使测试关于天主教教义的基本知识之时，无法正确回答出三位一体的概念，以及圣母玛莉亚的信仰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差异等问题，被巡察使斥责“好好学习信仰教条”。

但是，胡安纳．德．玛悠的知识不足，并非是由于她的学习能力不佳，而是来自于女性们与教会权力之间，所保持的独特距离感。在审问中，记录了关于告解（忏悔）和领受圣体之主题，玛悠和其他女性之间有趣的对话。某位印地安人女性，即使参加了某种法术的集会，还是心神不宁地苦恼自己行为的非正统性，玛悠豪爽地对她说：“你就尽量去跟神祈祷吧，一定会被列为圣人的！以伪信者的身分。”另外，玛悠受人谘询，该跟神父告解些什么之时，她建议道：“绝对不可以说你有看过告解主教的事喔。这样说就好了，神父啊，虽然你不记得了，但是我对我犯下的所有罪状，诚心忏悔。”当时，对抗宗教改革派的教会，透过告解的制度，企图精细地分析出信者对于罪的意识，玛悠则是用这种绝妙的讽刺性距离，反抗制度。

更为有趣的是，胡安纳．德．玛悠完全看透，权力当局为了捕捉她们而撒下的网，带有何种性质。友人问她：“做这些事，不怕哪一天突然被抓吗？”她则是断言：“突然被抓？开什么玩笑，异端审问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哇。”印地安女性玛悠熟知，利马的宗教裁判员所，将她们这种“人种”排除在起诉对象之外；另外，恐怕她也清楚地知道，根绝偶像崇拜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基督教的再教育，刑罚通常都是非常地轻微，所以她才会有恃无恐地活跃于夜晚的世界。

就像胡安纳．德．玛悠所理解的一般，在同一个时期，宗教裁判员所以非常严厉的目光，审视印地安人种以外的女性。许多背负着多样人种、文化的女性们，因为密告等方式，被一个拉着一个的拖出来接受审判，但是这些非印地安裔的女性们，还是试图巧妙地逃出教会权力的包围网。

某位被宗教裁判员所逮捕的西班牙人女性，请求她的顾客：“假如关于法术的事情，要向告解主教忏悔的话，请你说施展法术的人是印地安人女性，而不是西班牙人女性，因为印地安人女性在异端审问管辖范围对象之外。”由此可见，非印地安裔的魔女们，与胡安纳．德．玛悠维持着互相补足的关系。

◎古柯的祈祷与印加国王的意象

重要的是，擅长巧妙运用西班牙语的胡安纳．德．玛悠，在以药浴等基础的安地斯法术传统上，链接欧洲春药的概念，创造出独特的魔力世界；相对于此，主要以施展恋爱魔法而被宗教裁判员所逮捕的非印地安裔女性们，也大量地摄取了安地斯的印地安传统。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非印地安裔的魔女们，将“印加国王的力量”视为己物的部分。要引出这份力量的重要媒介物品，就是古柯叶。

宗教裁判员所，可说是西班牙官员体制象征性的存在，支持着帝国的严密文书主义思想，也同样贯彻在宗教裁判员所的制度之中。因此，宗教裁判员所内严谨的书记官们，会将女性们为了增强性爱力量所设计出的咒语，一字一句，细心注意其中的差异，忠实地记录下来。多亏他们这些官员的勤勉态度，我们今日才能够得知“印加国王的祈祷”与“古柯的祈祷”这一类兴味盎然的咒语：

“我的印加国王啊，我的父亲啊。我用这杯葡萄酒为你洗礼……。因为你正为了没有接受洗礼水而苦恼着……。”

“我的古柯啊，我的母亲啊。基于我对你的信仰，如此祈祷……。向你赌上奉献给偶像崇拜全体之名。印加国王的、王妃的、太阳的、月亮的……。”

“我的古柯啊。因你被种植的大地，受印加宠爱的你，将我的爱人带来我的面前……。”

“我的王妃啊，我的公主啊，我的女主人啊。我不会说出背叛你的道德的话，我不会说出陷他人于不义的话，就请你赐予我恩惠……。”

白人、黑人以及混血的女性们，就是像这样一面嚼食着古柯叶，一面召唤出已经在安地斯消逝的印加国王，请求实现她们的愿望。在许多的裁判员记录上都没有署名，可见她们属于不识字的社会阶层，应该不会去接触当时已经文字化、书籍化，且在利马知识界中流通，关于“印加帝国”的历史。“印加国王的祈祷”中，并未出现“帝都库斯科”、“变革者帕查库特克” 或是“伟大的瓦伊纳．卡帕克”。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这些咒语里的印加国王与“正史”有所切割、分离，才更显现出抽象的力量，能够持续地展示其存在感。

举例来说，印加国王永久不败的意象。“身为被告人的丈夫，碰到行刑者的手之时，（妻子）每咬一口古柯叶，便唱诵一次私藏的咒语。我的古柯啊、我的公主啊，我的印加国王啊。因不存在着任何会让你败北的东西，请你保佑我的丈夫不要被施以绞刑，请你攻进法官的内心……。”

另外，被大批王妃包围的国王，这种一夫多妻制的印加后宫，所带有的强烈性暗示意味，也传达到她们的心中，从中引申出被印加国王（Inca）宠爱的王妃（Coya）＝古柯（coca）之想法，为那些逃脱出天主教道德世界而生存的人们，增添了勇气。此外，山中的精灵，也与印加国王的概念一体化。可以看见“钦博拉索、盖瓜拉索、卡散噶、印加……”的咒语记录，钦博拉索和盖瓜拉索，都是安地斯山脉中重要的山中精灵。

还有别的西班牙人魔女，一面嚼食古柯叶，一面对着女性顾客们说道：向“印加国王、王妃、公主，以及在大地之下的古代众人”，“祈求”（透过供品与献祭，请求某事）并“礼拜”（向神的存在表达仪式性的行礼），再邀请顾客一同将酒洒在大地上。“印加国王”的存在，也逐渐成为自前西班牙期以来，潜伏在大地的象征性力量。

殖民时代的印加女性　披着印加独特的几何学花纹披风，手持印加的花朵。

利马女性们借由这些方式，召唤出印加国王的表象，确实不是在“认真、真实的世界”所孕育出的概念。尽管如此，或许应该说，正因为如此，“印加国王”在咒语中的力量，才具备了价值，这是在理解后来安地斯世界的历史发展上，非常重要的征兆。十八世纪下半叶，笼罩安地斯世界“盼望印加式乌托邦”的观念，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从历史的桎梏中切割出来的“印加国王力量”，成为带来世界变革的纯粹力量。

接下来在下一章可以看到，导致殖民时代走向终结的“叛乱世纪”，为了能够让“印加”站在这个舞台之上，从民众阶层所塑造起的意象，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九章走向印加的欲望

孔多尔坎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　殖民时代秘鲁的起义首领。

库斯科的印加贵族

◎印加贵族的队伍

近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在殖民地时代继续生存下来的印加族人。一五三二年的卡哈马卡战役，以及在四十年后，比尔卡班巴王朝最后的领导者图帕克．阿马鲁，于库斯科主广场上被处刑之后，让人有印加完全被西班牙帝国吞噬殆尽的感受。安地斯的原住民，在地域上的多样性和社会上的阶层分级等，被大幅的抽象化，粗略划分至“印地安人”的分类之内。特别是在副王托雷多实施大改革之后，安地斯的原住民们被逐渐矮化，透过缴纳贡税和提供劳役，成为支持西班牙王权的存在。印地安世界虽然失去了许多人口，在巨大的殖民地主义前呈现萎缩的样貌，但是在社会的各处角落中，依旧存在着对抗性的小型运动，已于前文述及。乍看之下，因征服活动的暴力而被抹灭的印加，在殖民地时代，仍旧创出了几条“水脉”，维持自身的生命。

前一章提及的利马夜世界，在异端审问记录中被后世史家偶然发现，拥有多元文化、人种背景的女性们，透过咒语呼喊“大地力量体现者的印加国王”，就是延续印加生命的水脉之一。而保存着往日鲜明的印加记忆，并且能够让活生生的人们体现、想起的场所，就是以殖民地都市再生的库斯科。

在本书的开头，笔者在库斯科城市中心的印加石墙小道上散步之时，以“十二角石”为首的白绿色石块层层堆叠的上方，可以发现白色墙壁的建筑物，过去是大主教的住处，如今成为博物馆。现在，就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在馆藏的各式历史文物之中，绽放出特别存在感的，是一系列的绘画作品。这是过去在距离库斯科市遥远的印地安教区，装饰在圣塔亚那教会的绘画，被美术史家称之为“圣塔亚那系列作品”。

“圣体祭”的队伍　在这张图画中，扮演印加国王的印地安人胸前，绘有“太阳神”。圣塔亚那系列作品。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看这幅作品。一开始吸引我们目光的是，导引艺阁，穿着白色衣装的人物。他的头上戴着奢华的头饰，手持银色的锡杖，胸前则有灿烂的“太阳神”。试想瓦曼．波马．德．阿亚拉所绘制的国王样貌，这位人物应该就是印加国王无误。那么，这张绘图是描写前西班牙期印加国王巡视的状况吗？

但是，在印加帝国时代，国王的身体为了避免与大地接触，应该是乘坐在轿子上移动才是。这张图中，白衣人物的脚，是确确实实地踩踏在地上。在观看队伍的群众之中，还可以看到状似黑人的人物。而且印加国王会穿裤子吗？当我们开始仔细地审视绘画中的细节部分，就可以发现，这已经是在被欧洲文化支配的环境下所显现出的印加，也就是在殖民地时代，印地安人们的游行队伍。

这张图画，是描绘西班牙统治下的库斯科，在其举办的宗教祭典上，出现于游行队伍中的印地安人。从同系列的绘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有多位印地安人穿着同样的服装，在库斯科市内现身。这场祭典，是天主教的重大祭典之一，“圣体圣血瞻礼”。这一系列的绘画作品，被认为约是在一六八〇年绘制而成，绘画的中心故事人物是印加国王，扮演印加国王引导艺阁前往圣体台的，是当时居住在库斯科市内的印加族帕纳卡的各家代表。

◎印加贵族的王旗队

在第五章时提及，西班牙征服印加后，残存在旧王都库斯科的印加族人们，分为两派：一派是揭起反抗西班牙的旗帜，尝试发动武力抵抗活动，最后失败、灭绝的人们；一派是选择协助、支持西班牙权力的人士。后者利用征服者编纂印加史的计划，在殖民地时代的库斯科，成功地让十二家帕纳卡再生。西班牙人编年史家所确立起垂直时序（时间轴线）的单一王朝，如今以王家为核心，以水平轴线的方式，再现于都市空间。[1]

在库斯科市内，由天主教会设立了八个印地安教区，印加族人依照各自帕纳卡的归属，聚集居住。他们不只拥有前文述及的纹章和家谱等，还因为某一项制度的创生，将印加十二家的帕纳卡集结在一起，确立为“印地安贵族”，成为拥有特权性的社会地位。该制度就是“库斯科八教区的印加贵族王旗队”。在库斯科，每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会举办“圣雅各节日祭典”。圣雅各这个名字，已于本书多次登场。在伊比利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之中，圣雅各是基督教徒的守护圣人，同时也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圣人。那位骑着白马现身，击溃包围库斯科的曼科．印加军队，让印地安人畏惧不已的圣雅各。皮萨罗在卡哈马卡的天空下，大喊圣雅各之名作为战斗口号，带领着征服者们，朝阿塔瓦尔帕国王的方向突袭进攻。换句话说，印加族人揭举着“西班牙王旗”，庄重地参加否定自身王国与历史存在的象征性祭典。

宛如是抹灭自己存在意义的矛盾行动，背后隐藏的意义，将于后文叙述，在十六世纪，约是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居住在八教区的印加贵族，被任命担负揭举西班牙王旗的任务。获选的印加贵族，要在七月二十五日的圣雅各节日以及圣体圣血瞻礼之时，在额头上装戴象征王徽的“流苏装饰”，穿上让人想起印加时代的豪华衣装，走在西班牙人居民独自选出的“西班牙人王旗”后方。象征由两个政体所构成的殖民地社会之祭典仪式，就此诞生。

一五九五年，这个“库斯科八教区的印加贵族王旗队”成为正式的制度。关于当时的模样，留存于史料之中。一位库斯科市内负责印地安人事务的法官，基于每回选出王旗队成员时总是会引起纷争的缘故，率先订出选举程序。法官将印加的帕纳卡分为上、下两部，各自推出十二名成员，组成二十四位选举人团队，从中选出一位王旗队的举旗手。在西班牙人的指导下，成立了选举人会。不久后，由十二家帕纳卡各自推出两位成员组成的“二十四选举人会”，成为正式的名称。这个团体虽然几经浮沉，但是其运作直至十九世纪初叶为止，维持了两百年以上的时间。成员们在祭典等场合上，可以配戴使用高级羽毛制成的胭脂色王徽流苏，又被称呼为“绯红流苏的正统印加”。

◎被历史化的印加

那么，有多少称为印加贵族的人，生活在殖民地都市库斯科内部呢？根据加西拉索的记录，十六世纪末，男性直系的印加裔居民，共计有五百六十七人居住在库斯科。这个数字指的是成年男子的数量，加上女性以及小孩的话，大约有数千人生活在库斯科。也有另一个说法，是居住在库斯科地区的印地安人总人口之中，约有百分之五到十的比例是印加贵族。

印加贵族被认可使用“堂”（Don）的尊称（西班牙文中对尊贵者的男性敬称），并且由西班牙国王认定，与西班牙的底层贵族，拥有同等的地位。依据敕令，印加贵族可以免除纳税和强制劳动的义务，并且拥有贵族身分所附带的诸多特权。西班牙国王也同样赋予安地斯各地的印地安首长特权，但是像是库斯科如此众多的贵族阶层，且是一口气增加的状况，实属特例，放眼中南美洲地区，也算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有趣的是，印加贵族们不同于一般印地安人平民的身分地位，不仅是透过敕令获得保障，更可以透过穿着华丽衣装、扮成印加国王，将他们的身体展示在都市空间中，显耀出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

一六一〇年，这些印加贵族在库斯科作出展示、表演的模样，都被详细地记录在史料之中。这一年，罗马教宗将耶稣会的创始者圣依纳爵．罗耀拉追封“宣福礼”的消息，传到了库斯科。借由婚姻作为契机，印加帕纳卡成员和耶稣会成员之间，因不可思议的缘分而相互结合，详细状况已于前文述及。这场祝贺罗耀拉追封宣福礼的庆典，印加族人们宛如自家喜事一般，欢天喜地的庆贺。典礼是以库斯科主广场和主教座堂为中心舞台，各家帕纳卡根据各教区创设历史的前后顺序，逐日派出游行队伍庆祝，庆典长达二十五日。

特别让西班牙人观众情绪高涨的是，十二家帕纳卡代表们穿着正式服装登场的日子。扮成祖先印加国王的人们，披上高级华美纺织品的衣装，乘坐轿子，手持锡杖，在随从撑起的阳伞下行进。当然，各个扮演国王的帕纳卡成员额头上，都戴着流苏装饰的冠冕。直属于国王的官员（corregidor，县长），是库斯科市世俗权力的代表者，他们观看着游行队伍，当扮演国王的帕纳卡成员们行经他们面前时，成员们会稍稍点头表示敬礼，对此，县长也会拿下头上的帽子回礼。

印加族人现身于罗耀拉祝贺祭典的行动，特别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帕纳卡成员们，透过在都市中心所展示的表演，紧紧抓住这个再次重现、让观众想起印加王朝“历史”的机会。他们在游行的队伍中，重现帝国发展上的重大契机，也就是“对抗昌卡战争”的战胜场景，将胜利之歌献给真福者罗耀拉。另外，他们还在主广场上再现被湖泊所包围的城堡。这个湖泊就是印加国王在征服北部厄瓜多尔地区之时，成为激战舞台的“血之湖”（参照第二章），帕纳卡的成员们演出战斗的模样，捆绑投降者扣上金锁，交给县长。

印加族人，将帕纳卡及创始者的历任国王关系，刻画进西班牙帝国的官方历史之中，并借由国王所授与的特权，在库斯科确立起贵族的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库斯科这座都市作为舞台，显示出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以及后继者的身分为傲。如此一来，“被历史化的印加”水脉，流出了非常明确的路线。

◎非印加裔的印地安人动向

不过，就像是要与这个“被历史化的印加”对抗一般，出现了其他的水脉。原本与印加族的系谱和血统毫不相干的人们纷纷现身，为了将印加那高贵的历史和权威占为己有。二十四选举人会，虽然说是官方介入所设置的团体，但却不是处于稳定的状态。根据史料，因为传染病的发生等因素，曾经出现后继者死亡，帕纳卡无法派遣选举人出任选举人会的状况。非印加裔的印地安人，抓住印加王族据点不安定的弱点，开始有所动作，企图占有印加这段高贵的历史。

例如在一六八〇年，第八任国王维拉科查后裔的印加贵族们，向库斯科当局提出一封请愿信，因为某位与印加族毫无关系的印地安人，在天主教复活祭之时，穿着流苏王徽的衣装，在典礼上缓步行走，印加贵族们对此提出抗议。当时，印加人为了阻止男子的行动，上前一把捉住他，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被当局逮捕。关于绯红流苏王徽的骚动，在殖民地时代，似乎已经成为库斯科日常风景的一部分。

在这一层意义上，有趣的是一六八五年，由印加后裔所联名提出的请愿信。引发他们怒气的人物，是一位非印加族的男子，名为法兰西斯科．乌库鲁卡纳（音译）。他邀请印加族人到自家作客，端出奇恰酒和葡萄酒等大方宴客，在印加族人酩酊大醉之际，强迫众人将他和自己的儿子选为“印加贵族王旗队”的成员。更为奇妙的是，这位乌库鲁卡纳的族谱关系。他出身厄瓜多尔的卡尼亚尔族，住在卡尼亚尔人等异邦民族所集聚的地区——“圣塔亚那教区”，身分为当地的首长。我们已经在前文看到，印加帝国时代以及西班牙征服时代，卡尼亚尔族与印加族的对立关系，并且是站在支持西班牙人的立场。进入殖民地时代之后，充分发挥首领本领的契尔切，可以从祭典时的动向，观察到他高昂的反印加情绪——在库斯科主广场上，高举印加族人首级的模型。然而，在十七世纪末，这位卡尼亚尔族的首长，竟然借助酒精的力量，想要接近绯红流苏的王徽。虽然有些冗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印加族人主张的内容。其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印加族和卡尼亚尔族之间，在西班牙征服活动过后，长期持有的敌意，以及潜藏在“殖民地时期的流苏冠冕”的象征意味。

那位乌库鲁卡纳，根本就不能揭举王旗，因为这位男性根本就不是印加的后裔和子孙，他是卡尼亚尔人的子孙。卡尼亚尔人们，依据副王托雷多阁下的法令，命令他们必须在身上配戴卡尼亚尔人的象征标记，扮成士兵在圣体圣血瞻礼上登场。因为卡尼亚尔人和查查波亚斯人，并非是出身库斯科市的民族，他们是从基多等地来的外人，为了替历代印加国王服务，才被带到库斯科来。在这个王国被征服的时候，他们是和西班牙人征服者站在同一边，被赏赐卡尼亚尔人的象征标记，其后，他们负责监狱的狱吏和死刑行刑者的职务，并且免于缴交赋税。因为这些理由，他们戴上绯红流苏冠冕、揭举西班牙王旗的行为，是不能被允许的。这些行为，严重的侵害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象征标记，代表着我们身上所流的王族血液，以及我们的贵族身分，曲曲一介印地安人，就这样损害了国王陛下透过敕令，惠赐给我们的荣誉……。

◎关于血统

在“圣塔亚那系列作品”中，还绘有与印加帕纳卡队伍明显不同性质的，某个印地安人集团。从请愿信上，可以得知这个集团就是卡尼亚尔人。虽然同样拥有免税的特权，但是印加族人认为，“卡尼亚尔人是从事死刑行刑者这种卑贱的职务，而我们是出身尊贵的王族后裔”，侮蔑从北方来的异邦外族。有趣的是，“我们身上所流的王族血液”这种表现，似乎显示出伊比利社会中“血统纯洁”的基调思想，也已经深入到印加后裔的精神思想之中。

当然，印加王权本身，也是会透过和选拔的贞女集团以及神圣国王的近亲通婚等方式，维持血统的纯正。因此，关于血统的纯洁性，还是存在着严正看待的观点。或许也正因为安地斯世界已经存在着固有的思考模式，才会迅速地和西班牙帝国所高举的意识形态调和在一起。不只是这个例子，在接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安地斯社会中，西班牙帝国的纯洁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印地安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我们可以从希尔瓦布拉特（Selverblatt）的研究，观看印地安人编年史家瓦曼．波马．德．阿亚拉的叙述，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圣体圣血瞻礼”　画面左下方描绘的是卡尼亚尔人。圣塔亚那系列作品。

瓦曼．波马将血统的纯洁性与族谱的正统性，理所当然地置于社会的基础之上。他叙述道：“为了与神的创造物相符、也为了与亚当和妻子夏娃的后代相符，必须是纯粹的西班牙人、纯粹的印地安人、纯粹的黑人不可。”统治这个纯粹的集团，则是在集团中崇高的存在——贵族阶层。不可越过分隔开各个集团的分界线，禁止集团成员中门不当户不对的结婚。由此归纳出，“越境”行为下的产物——“混血”人种，也是被否定的存在。这位印地安人编年史家断言，“混血”人种，就是印地安社会衰微以及殖民地混乱的根本原因。

看到这里，读者们应该会想起，十六世纪中叶，日益增加的混血人种成为棘手的问题，副王提出不同人种通婚所带来的弊害，以及主张应该只允许门当户对的结婚之事（参考第五章），这种思考模式，也早已经在印地安人方面达成共识。有趣的是，瓦曼．波马对于犹太人的看法。深信血统纯洁性的他，认为希伯来之民是比墨斯蒂索人还要堕落、肮脏的存在。瓦曼．波马仿佛是体现了异端审问所秉持的思想，他甚至提议，生活在殖民地社会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随身携带自己的“血统证明书”才行。

话虽如此，瓦曼．波马本身却也深知，执着于“血统纯洁”观念的愚蠢与弊害。他写道：“在这块土地上，谁都可以成为骑士，只要能够支付半披索……”印加．加西拉索也指出同样的状况，他嘲笑住在库斯科自称为印加族的人，大多是持伪造的证明书，只不过是一群伪印加。对于“血统纯洁”的固执概念，扭曲了殖民地社会的人际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后文看见，这种对于血统以及族谱的执着心态，正是十八世纪末印地安人大叛乱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大叛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安地斯地区；另一方面，在瓦曼．波马的论点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色彩，与当时流通的血统纯洁思想有所不同。在他的论述中，社会必须要由“纯粹的西班牙人、纯粹的印地安人、纯粹的黑人”构成，同时，他还记录下更为深化的内涵。

“西班牙人就该统治卡斯提亚、印地安人就该统治印地安地区、黑人就该统治几内亚”、“印地安人是这个王国本来的所有权人，出身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只是外来者、米帝玛耶斯”。在血统纯洁性思想的最极端，瓦曼．波马心目中的理想国样貌，十分明显。那里蕴藏着“安地斯世界＝只有印地安人，充满纯粹的世界”之思想。这项想法，到了十八世纪，也成为足以动摇社会的印地安人抵抗运动背后，思想观念的支柱。

◎印加的再历史化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卡尼亚尔人的问题上。曾经高举首级，借由强调与印加族的差异，在库斯科社会中宣扬民族特别的历史与存在感的卡尼亚尔人，如今却试图将自己融合进“印加族”之中。有趣的是，一六八三年，在卡尼亚尔人和查查波亚斯人居住的圣塔亚那教区中，四位印地安人下层官员，向一位住在利马的人物，递出权利委任状。

透过这份书信，他们委托这位人物，替他们向王室高等法院递出请愿书，请愿的内容是，希望今后能够取消圣塔亚那居民，就任市内监狱的狱吏和行刑者职务。其理由是：“大家都因为不想成为行刑者或狱吏，印地安人们纷纷逃出这个教区，都快要没有人住在这里了。”这时应该会想起，乌库鲁卡纳试图跳入印加族的历史内部的事件，其实其背后潜藏着，在社会底层营生的民众，想要在印加华丽的历史中解放自己，这种迫切、现实的情感。

无论如何，以二十四选举人会为基础，执着于印加帝国与帕纳卡正史的印加族人，以及本来与这些毫无干系的民众逐步逼近，“被历史化的印加”以及企图将之“再历史化”的动向拉扯，已经成为一个模式。这两条水脉相互交错，在殖民地时代的印加表象上分流，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某一个事件，使两条水脉转为湍急的汇流样貌。

叛乱的“前史”

◎奥罗佩萨侯爵领地问题

设立在国立库斯科大学校园内的“库斯科地方档案馆”，是研究当地殖民地时代动荡历史的学者们，不可不造访的重要研究中心。某一年的夏天，笔者首次推开库斯科地方档案馆的门扉，怯生生地告知来访目的是“对殖民地时代印加族的历史有兴趣”之时，档案馆馆员赫尔黑（音译）氏，像是说出“你也是吗”地会心一笑，告诉笔者：“那么，这边有很多史料，首先来看看这个如何。”从金库中拿出一本厚重仿佛字典的资料，沉甸甸地放在笔者面前。那些大量的文件，用华丽皮革的封面装订起来，据说其他还有十卷左右。笔者震慑于这份华丽，以及从华丽散发出的谜样氛围，最后，在那一年的夏天，每日就是在翻阅熟悉的公证人文书等枯燥无味的资料，并无太大的收获。后来，笔者在研读诸多研究成果期间，像是研究印加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学家卡希尔（Cahill）等人，才发现这些以华丽皮革装订起来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文书，被研究者们称为“贝当古家文书”。

贝当古家文书　上头写着追溯至图帕克．阿马鲁的家系图。笔者摄影。

“贝当古家文书”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一位名为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Diego Felipe Betancur）的印地安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比尔卡班巴政权最后一任国王——菲力普．图帕克．阿马鲁（在一五七二年于库斯科主广场上被处以死刑）的后裔，而四处蒐集各式各样的情报和资料，整合而成的文书。

十八世纪，在库斯科近郊，丰饶的尤卡伊之谷地区，有一块广大的“奥罗佩萨侯爵领地”。就是在前一章登场的人物，比尔卡班巴政权的国王塞里．图帕克的女儿，与依诺爵．罗耀拉侄儿结婚的碧翠丝．蔻雅，两人之间所生下的爱女——安娜．玛莉亚，由西班牙国王所赏赐给她的贵族领地。在一七四〇年代，领主无人继承，成为空位，展开激烈的继承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最早出手的是名为布斯塔曼帖．卡洛斯．印加（Calixto Bustamante Carlos Inca）这号人物。他果断地从库斯科前往西班牙宫廷，主张自己的家系，是从瓦伊纳．卡帕克国王的儿子帕鲁．印加，经由帕鲁的孙子梅尔却．卡洛斯．印加，最后链接到瓦伊纳．卡帕克国王这一条系谱。但是西班牙王室怀疑他的正统性，并未赐予奥罗佩萨侯爵领地。

然而，继承奥罗佩萨侯爵领地的野心并未就此消灭，接下来是两位主张自己是已被判处死刑的图帕克．阿马鲁后代的人物，在法庭上展开激烈的议论。这两位人物，就是留下“贝当古家文书”的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和“图帕克．阿马鲁大叛乱”活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现代秘鲁的国民历史英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

在秘鲁史学上，始于一七八〇年的安地斯大叛乱，是拥有最丰富研究成果的领域，关于这个奥罗佩萨侯爵领地继承战，虽然也可以算是广为人知，但在研究上，较偏向历史上小插曲的范畴。诚如下一章及将探讨的，这场大叛乱的背景，有政治和经济的要素在内，十八世纪后，西班牙加强对殖民地的榨取，印地安人的绝望感扩及安地斯全境。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这个领域。至于侯爵领地的纷争，即使有研究提到这个部分，一般的倾向是将国民英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视为“印加王权的正统后继者”，而将贝当古贬为“捏造祖谱者”。但是，从库斯科地方档案馆所馆藏，以“贝当古家文书”为首的各种史料，则是向我们传达了这场纷争的另一个侧面。

奥罗佩萨的尤卡伊教会　殖民地时代在奥罗佩萨侯爵领地所建造的建筑物，保留至今。笔者摄影。

◎两人的后裔

如果是从事态的推移状况来看，英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似乎才是试图从贝当古手中，夺取“印加历史”的人物。因为贝当古早从一七五〇年代开始，就开始争取侯爵领地的继承权。根据贝当古的主张，一五七二年被处以死刑的图帕克．阿马鲁，留有一位名为弗安．提多（音译）的儿子，而贝当古的母亲家系血统，就可以上溯到弗安．提多。另外，来自父亲的姓氏——贝当古，虽然是隶属于法国体系，但是与西班牙王室有很深的渊源，可说是值得自豪的名门。法国的骑士让．德．贝当古（Jean de Béthencourt）是他的祖先。让．德．贝当古在卡斯提亚国王恩里克三世的时代，征服加那利群岛，为后来西班牙在该群岛上的治理，奠下了基础，声名也因此为众人所知。母系血统与印加王室相连，父亲血统则是可以上溯至中世纪卡斯提亚王国征服事业的贡献者，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的请愿活动，在孙女婿代理人精明、敏捷的运作下，一切都按照老印加贵族计划的进度顺利推行，直到另一位主张拥有继承权的竞争者出现，打乱了所有节奏。

一七七六年，名为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的这位未满四十岁的男性，主张自己是图帕克．阿马鲁的后裔，展开行动。孔多尔坎基生于库斯科管辖下廷塔（Tinta）地区的苏里马纳（Surimana）村庄，在十二岁时进入库斯科耶稣会营运的圣博尔哈（Borja）学院，接受教育。在与印加族缘分不浅的耶稣会学院餐厅里，挂有印加王室的肖像画美术品，据说还能看见被处刑的图帕克．阿马鲁国王。这位熟谙拉丁语，身穿西班牙贵族风格衣装的青年，拥有三百五十头驴子，在安地斯南部地区，经营广大范围的运送业。某一天，他认为应该证明自己是承继着印加光荣历史的子孙，因而准备证据等相关文件，投入请愿活动。

与壮观的“贝当古家文书”资料不同，孔多尔坎基所准备的资料记录，只留下一小部分，其他早已散逸。诚如后文叙述，在大叛乱过后，与图帕克．阿马鲁相关的所有资料皆被当局烧毁。从留存下来的稀少文件来看，可以理解孔多尔坎基将自己系谱向上追溯至图帕克．阿马鲁的女儿（庶出）胡安纳．萍科．瓦科（Juana Pinco Huaco）的途径。孔多尔坎基主张，胡安纳嫁给苏里马纳（孔多尔坎基出生的故乡）的印地安首长，其子孙，也就是自己身上，留着印加的血液。孔多尔坎基和贝当古两人的竞争，并未在库斯科获得裁定，移交至遥远的首都利马，王室高等法院的法庭上，等待裁断。尽管孔多尔坎基在利马耗费了钜额的金钱与时间，最后还是输了官司。一七七七年，王室高等法院认定，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为比尔卡班巴政权最后一任印加国王的后裔，孔多尔坎基垂头丧气地回到故乡库斯科。

曾经奋力将自己与印加正史传统连接在一起的孔多尔坎基，仿佛是敌方的趁胜追击一般，接到最后通牒的，就是印加贵族的据点——二十四选举人会。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贝当古正式被认定为“瓦伊纳．卡帕克王家（帕纳卡）图米班巴．阿伊鲁”的选举人，成为二十四选举人会的成员。对此，孔多尔坎基表示抗议，却遭受严厉的拒绝。孔多尔坎基这一号人物，已经被印加的历史舍弃在后。

◎对印加的欲望

观看孔多尔坎基所留下的断简残篇，以及贝当古家的文书资料，将会震慑于这些男性们，试图将印加帝国历史拉扯到自己身上的强烈欲望。双方说词的共通之处，就是指责对方的资料证据为“捏造”，坚决主张自己系谱的真实性。

举例来说，贝当古在他的遗嘱中声明，孔多尔坎基族谱中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图帕克．阿马鲁的非嫡系女儿胡安纳，并非是与印地安男性，而是和流着征服者血统的西班牙人结婚，他的代理人已经找到足以作为证据的资料。在遗嘱中，贝当古讽刺地表示：“正因为那种尊贵的身分特质，只要是西班牙人，不管是谁都会觊觎，身上流着印加国王血统的公主。这样的公主居然会下嫁印地安人，不管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怀疑呀。”确实，我们已经在前文看见，那个时期，西班牙人们积极迎娶印加公主为妻的例子。

话虽如此，贝当古方面所累积的豪华文书资料中，却也存在着致命性的瑕疵。诚如前述，一五四〇年代，查理五世虽然赏赐印加族人，足以彰显贵族身分的各家“纹章”，而在贝当古家文书中，则是有一份标明一五四五年五月九日敕令的“誊本”，敕令内容是西班牙国王恩赐菲力普．图帕克．阿马鲁的儿子——胡安．提多．图帕克．阿马鲁（Juan Tito Tupac Amaru）配戴纹章的权利。但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学者们，难道都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吗？一岁的图帕克．阿马鲁会有儿子？菲力普．图帕克．阿马鲁出生的年份，约是一五四四年。在此，我们大概会想到瓦曼．波马的感叹：“在这块土地上，谁都可以成为骑士，只要能够支付半披索……”。应该是不仅仅限于这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的伊比利半岛上，“伪贵族”和“伪文书”的存在，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

贝当古家的“家纹”　贝当古主张的依据之一。笔者摄影。

想要成为印加人，与印加历史合而为一的欲望，就在这一类若隐若现的伪造行为之中，增加了浓度。远眺安地斯的历史风景，其实这种“对印加的欲望”，并不只是贝当古、孔多尔坎基所特有。早从十七世纪开始，在库斯科以外的安地斯各个区域，都可以看见自称“我是印加人”的民众。例如在阿根廷的卡尔查基（Calchaquí）地区。十七世纪中叶，有一位出身安达卢西亚，名为佩多罗．波尔凯斯（音译），游历各地的西班牙人，开始与卡尔查基当地好战的部族一同生活。不久后，波尔凯斯率领这支部族，组织起抵抗殖民地权力的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位于印加帝国边境的部族民众，深信波尔凯斯是那位“梅尔却．卡洛斯．印加”，而以过往对待印加国王的方式表示崇敬。据说波尔凯斯穿着古风的印加衣装，坐在由卡尔查基的民众恭敬搬抬的轿子上。

又或者来看看在同一时期，在秘鲁中部卡哈坦博（Cajatambo）所举办的村落祭典。村落里的耆老们以克丘亚语歌咏着：“有钱的印加出自他们的阿伊鲁。他们的祖先是木乃伊（maruki），祖先的神，拥有帕卡利纳（Paqarina）的诞生地……”“印加”已经被从库斯科这一块历史的土地切割出来，渗透进入地方的世界。

另外，在一七四〇年代，广及秘鲁中部一带，由胡安．桑多斯．阿塔瓦尔帕（Juan Santos Atahualpa）所发起的叛乱活动。这场叛乱可以视为安地斯大叛乱运动的前奏。领导叛乱，当时约三十岁左右的胡安．桑多斯．阿塔瓦尔帕，自称是出身库斯科的印加人，发出宣言如下：“我们战斗的目的，是要夺回被皮萨罗强摘的王冠，他们砍去父亲的首级，带往西班牙。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三个王国，西班牙、安哥拉和阿塔瓦尔帕的王国。但是西班牙人却来夺取我们的王国。如今，西班牙人的时代就要结束，迎来我们的时代……。”胡安．桑多斯．阿塔瓦尔帕的主张，仿佛是要实现前文提及瓦曼．波马“纯粹世界”的理想一般，吸引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印地安人和墨斯蒂索人群众热烈的支持。这场反抗运动，成长至足以震撼利马殖民地当局的规模。如今，甚至还有人敬畏地认为，化为过往神圣国王的胡安．桑多斯．阿塔瓦尔帕，隐藏着足以撼动大地的力量。胡安．桑多斯．阿塔瓦尔帕的运动，仿佛是在卡哈马卡丧命的最后一任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再生苏醒一般。但是，最后还是在安地斯东方的丛林地带，默默地熄去了最后一丝火苗。

◎叛乱的前夕

看过这些“前史”后，或许会认为，男性们围绕着印加系谱在法庭上的斗争，宛如一场可以在安地斯地区普遍看到的“追想印加帝国”戏剧。但是在十八世纪末，这些封印在印加元素内的感情，确实存在着迫切与真实的性质。有趣的是，在官司败北后的翌年，也就是一七七八年，孔多尔坎基在库斯科市内所展开的奇妙抗议活动。

在这一年，四月的复活祭和八月的圣母玛莉亚祭典上，孔多尔坎基让他的儿子马里亚诺（音译）穿着印加国王的衣装，在街上缓步行走。对于如此异常的行动，二十四选举人会于同年九月，提出抗议的请愿书。他们以严肃的语气叙述：“自查理五世认可这项特权以来，印加族的选举人们，在基督圣体圣血瞻礼和圣雅各节日时，会戴上印加国王的流苏冠冕，参与游行队伍。然而，这次竟然是一介平民男子，依循印加时代的古礼，戴上象征性的王徽，穿着“帝国的衣装”出现，这位既不是印加人，也不是选举人身分的男子所做出的举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行为。他的目的，是借着以印地安人伪装印加人的方式，嘲笑陛下授与二十四选举人会的恩宠……。”

孔多尔坎基让儿子做出这项行为的背后动机究竟为何？在印加血统的官司上败诉，并且被夸示古代王权正统性的团体，齐声谴责为“伪印加”的孔多尔坎基，是借由把穿戴印加王徽、衣装的儿子身体，展示在都市空间的行为，于困境中寻求刹那的解放感吗？又或者，这是他为了将自己与印加历史接轨，所做出的最后尝试？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看看，这位被“被历史化的印加”概念所抛弃，经营运输业的印地安人首长，以“新印加”的身分屹立在历史舞台上的篇章。此时的“印加”，与从西班牙王权获得的恩宠，维持古色古香的古印加格式，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新“印加”的出现，带有足以撼动安地斯大地的力量，将西班牙征服活动后，分流在安地斯历史中的三条水脉，汇聚成河，流贯新印加的身体。

1. 西班牙人编纂出以时间轴线为基准的印加王朝史，再将代表印加的国王、贵族等元素放入殖民都市的空间，以同一时间、水平空间的方式，呈现出共存的景象。

第十章印加与西班牙的诀别

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在库斯科广场上被处刑

波旁王朝的改革与印地安社会

◎一七七七年

一七七七年，三个七重复出现的年份，西班牙人将被歼灭，白人支配的世界宣告终结。“一七七七年”的前一年，以库斯科为首，各地的印地安人们开始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据说，这是在殖民地时期，深受福斯爱戴的“利马的圣罗沙”等圣人所做出的预言。“秘鲁王国的所有印地安人，会群起反抗西班牙人，首先针对县长等官员发动攻击，接着，所有白皮肤的人们都会被杀光。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因为库斯科的印地安人们，已经决定了统治他们的新任国王”。

秘鲁各地，在“三个七的年份”印地安人将群起反抗的计划，仿佛真有其事地被众人口耳相传，进一步地调查；有人亲眼目击到印地安人集团，手上拿着呼吁一同反抗西班牙人的秘密文书。据传，有一位西班牙人在路上偶遇印地安人集团，殷勤地对他们打了招呼。印地安人们则是用失礼的态度，对着西班牙人口出秽言、夸下豪语：“不久后，王国内所有的西班牙人都会被消灭，因为我们才是这个国家正当的继承者。我们正要向各地传达，要大家等待来自库斯科的命令，到时一举对西班牙人发动攻击。”如果这些挑衅果真属实，殖民当局应该会将之视为颠覆殖民地体制的革命前兆，采取严正的处置和对应。但是，西班牙当局并未认真看待。或许是因为，这些对话的场所，大多是出现在印地安人群聚在一起的“奇恰酒小酒馆”。当局大概只是将这些话语，视为印地安人醉汉的戏言。

◎奇妙的老人

在“三个七的年份”前一年，在库斯科逮捕了一位奇妙的人物。约六十几岁的老人，自称“何塞．格兰（伟大的）．齐斯佩．图帕．印加”（Joseph Gran Quispe Tupa Inga），是瓦伊纳．卡帕克国王和维拉科查国王的后裔，表示自己持有“用黄金封印的文书”作为证据。他所构想出的叛乱计划，非比寻常。老人自己以印加国王的身分即位，已经与库斯科印地安八教区的人们一同执行计划，并与科廖（Collao，安地斯南部高地地带）地区、厄瓜多尔和基多等地达成共识，在三个七的年份，先从县长下手，杀害“布卡昆卡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存在，就只是为了公布命令和把白银拿走而已。“布卡昆卡斯”是克丘亚语“红脖子的人”，也就是意指白人、西班牙人。

这就像是三年后，实际震撼安地斯土地的计划剧本。尽管这位老人的口吻异常激动，但是库斯科的司法当局，仍旧不当一回事。毕竟这位老人是在库斯科的奇恰酒小酒馆里，以乞讨为生，被视为“头脑不灵光的愚蠢之徒”。最后，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十日，老人在监狱中病死。此时，监狱外由“印加王”所率领的印地安人，实际上正每日屠杀那些“布卡昆卡斯”。不晓得这位“伟大的齐斯佩．图帕．印加”，是否也知悉这一切呢？

◎英国与印加

然而，只要仔细地爬梳史料，就可以得知这位老人并非单纯的愚蠢之徒。在“奇恰酒小酒馆”中，他听见以下的讯息：“再过不久，基多的那群人，就会为了要拥立国王即位而过来吧。接着，西班牙国王会和英国人作战。”老人回话表示：“基多那群人拥立国王即位的事，不管怎样都要设法阻止才行。因为基多的国王阿塔瓦尔帕，不是印加王室嫡系的血统，这个王国应该是属于瓦伊纳．卡帕克和维拉科查子孙的，即属于我的。库斯科内印地安人八教区的印加贵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地位都是他们用钱买来的……。”在这个小酒馆里，关于印加的主题，民众们的讨论充满了福斯性与历史性的想像力。

举例来说，关于英国的讨论。编年史家印加．加西拉索的著作《印加王室述评》，于一七二三年发行第二版，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十六世纪英国的探险家华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所得来的预言，表示印加国王的统治，将会因为来自英国的人们，而达成复兴。老人应该知道这件事。正如前述，在印地安人之间，将英国与印加两者紧密的链接在一起的想法，已经扩散开来。另外，这位老人也知悉，基多派的阿塔瓦尔帕和库斯科派对立的历史，甚至还指出当时印加贵族特权身分背后的可疑性。在这位贫困印地安人的脑里，卷起对印加的欲望漩涡。

◎苦恼的印地安人

话说回来，在三个七的年份到来之前，社会上沸腾起对“布卡昆卡斯”的激烈憎恶感，是从何而来的呢？有趣的是，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开始在法庭上，针对自己是“图帕克．阿马鲁”后裔的认证，展开行动的时间是一七七六年。孔多尔坎基从酒气熏天的口中，吐露出民众们引领盼望国王的出现，或许是尝试将“印加的历史”拉近身旁的意图，关于这其中的详细状况，可惜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确实可以知道的是，当时民众们已经处在迫切、紧绷的局势之内，需要依靠祈祷新印加国王＝“社会的变革者”的出现，来作为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柱。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代稍稍向上推溯，来概观当时印地安社会的全体状况。

正如前述，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后，印地安人们一直持续为西班牙王权奉献、服务。由地方首长统率的印地安人共同体（阿伊鲁），必须肩负向西班牙国王缴纳税金的义务，税金由首长统一收取后，再亲手交给王室官员（县长）。此外，强制轮流劳役制（米塔制）也持续束缚着印地安人的成年男子。特别是安地斯经济的心脏地带，波托西银山周边各地，米塔劳役者必须被派遣至银矿劳动，与其他地区相较，负担格外沉重。加上在西班牙的征服活动过后，因为病菌和过度劳动等原因，共同体内部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性命，不断地有人选择逃亡至都市或其他地区。与征服活动前相较，印地安人共同体明显地衰弱了许多。不过，安地斯的印地安人共同体，还是设法生存了下来。十八世纪后，人口甚至出现增加的迹象。但是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殖民地构造改革的滔天巨浪，汹涌袭来，对印地安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动荡。这波滔天巨浪，就是“波旁改革”（Bourbon Reforms）。

◎财务改革

一七〇〇年起，经过长达十三年的王位继承战，最后在西班牙本国，王朝政权由哈布斯堡家族移交至波旁家族。前王朝守旧式的统治方策，导致殖民地体制的松散。在新王朝中，以新式启蒙思想作为武装的开明官员们，为了一新殖民地体制，增殖美洲的财富以补充穷困的国库，导入了从根本上进行矫正的经济改革。美洲进入了“第二次的征服”。尤其是在卡洛斯三世的统治之下（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八八年），改革活动出现非常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印地安社会在经济上剧烈的负担。

西班牙波旁王朝家系图　参考立石编‘スペイン．ポルトガル史（西班牙．葡萄牙史）’（山川出版社，2000年）一书绘制而成。

首先在财务方面，改革以增税为基本政策，消费税从百分之二调涨至百分之四，并在一七七六年调涨至百分之六。此外，在这一年，原本被排除在课税对象之外的辣椒、土豆干、美洲驼肉干等印地安人生产的产品，以及印地安人工房所生产的纺织品等，都成为课税的对象，印地安人向来是以生产这些产品换取货币，课税对象的改革，为印地安社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为了税收的合理化，在各地设立“税关”，不过因为税关是人民负担增加的象征，成为福斯憎恶的标靶对象。

因为印地安人头税增额，加上征收的效率化，举例来说，于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二〇年期间，库斯科地区征收的税额，成长了十六倍之多。负责在印地安社会，严格收取税金的地方官员，是由王室任命的县长。在三个世纪以前，企图在政治上统一伊比利半岛的伊莎贝拉女王，派遣王室的直属官员常驻地方都市，在美洲创建殖民地社会以后，逐渐取代将印地安人委托给托管主的权力。分派至各地的国王官员们，不只成为国库的收款机器，甚至成为追求私利的地方权势者，掌控印地安社会。

◎商品强制分配制度

县长就是利用“商品强制分配制度”，来赚取私人财富。西班牙王室为了填补财政的空洞，自十六世纪起就采取大规模的“卖官”制，县长一职也成为贩卖的对象之一。要购买县长的职位，需要一笔极大的费用，还包括官职的任期，但是官职本身的薪资，大概就是让生活足以温饱的数字而已。那么，为何有人会愿意为了这样的官职，投入大量的金钱，还要前往安地斯的偏远部落生活呢？那是因为这个职位所附属的诸多利权，只要擅于操作运用，就可以获得大笔财富。安地斯的县长们，在本书第七章的内容中就有提到，与利马的知名特权商人相互勾结。他们在买官之际，向商人们融资购买官职的费用，以赊帐的方式购买许多物品，等到赴任之时，向当地印地安人强调“这是伴手礼唷”，强制分配购买来的物品给印地安人顾客，最后再向他们催收费用。

几年后，孔多尔坎基在叛乱期间递送给殖民地高官的书信中，慨叹万恶的根源，就是商品强制分配制度。他是这么说的：商品强制分配制度，将我们逼进死亡的深渊。当初，设立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各地物品不足的状况，而由王室所导入。并且是在适当价格的条件下施行。但是，即使现在地方上的物品已经非常充足，县长还是用高出五倍至六倍的强制价格，进行贩卖。商品也大多是扑克牌、针、眼镜等无用之物。看见较为富裕的印地安人，就去向他们兜售天鹅绒、丝制的袜子、蕾丝编织等物品。仿佛是我们印地安人，会去追求西班牙的最新流行一般。因为商品强制分配制度，妻子卖淫、离婚和外遇盛行、家庭和村落都走向崩坏。

另外，米塔制度也是安地斯印地安人所厌恶的政策之一。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开始叛乱行动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在他担任首长的地区，是有义务派遣劳工前往波托西银山的管区最北处。因此，地方上的印地安劳工们要前往南方的银矿，必须经过非常长距离的跋涉。孔多尔坎基在同一封书信中，叙述他们所处的困境：为了波托西的米塔，我们必须走上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矿山业者并不会支付给我们往返的旅费和劳动薪资，而且这些印地安人们，在回到村落后，大约都是经过一个月左右，就吐血身亡。一七七七年孔多尔坎基在王室高等法院展开“正统印加”法庭斗争的同时，也上书请愿，希望能够让他的村落从米塔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孔多尔坎基在印加身分正统性的纷争上，吃下败仗的状况，而这项关于免除米塔劳动的请愿，也是未被采纳。

◎阿雷基帕的骚动

时间进入一七八〇年后，从各地发生的骚动状况，可以看出社会各个层面忍耐波旁改革带来的影响，已经到达了极限。一月五日，在南部的都市阿雷基帕，张贴出了以下的讽刺诗。

请小心您的人头

从遥远土地长途跋涉而来

毫不留情地

给予我们极大的痛苦

同伙的税吏大人们

也请小心项上人头

诗中的“您”，指的是当地的县长官员。从遥远的土地长途跋涉而来……。从诗中可以看出，这是呼应批判波旁改革是蔑视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照顾出生在伊比利半岛人民的内容。

然而，尽管出现这些异议，当局依旧不顾民众意愿，坚持征收税金的立场。十四日，三千名群众袭击税关，甚至出现掠夺行为。包括墨斯蒂索人、印地安人，以及白人等广大阶层的群众，对县长的官邸发动攻击，当局军队在不久后抵达阿雷基帕，镇压暴动。也有人表示这场阿雷基帕的骚动，孔多尔坎基本人也在现场，但是这项说法的真伪，则是无从得知。

阿雷基帕　此地是针对波旁改革掀起的第一场骚动地点。

在阿雷基帕发生动乱的消息，立刻传达到库斯科市。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两个都市之间都存在着强烈的对抗意识，但是，在库斯科市也出现了讽刺诗。“阿雷基帕取得胜利了，阿雷基帕比王国主要的都市库斯科还要早发声……。祝国王好运，恶政呀，就此告别！与其要我们痛苦地走完漫长的人生，不如杀了我们比较痛快。怎么可以输给阿雷基帕呢！”库斯科在一月新设立税关；三月，主要由克里欧优人（Creole peoples，土生白人）和墨斯蒂索人所拟定的叛乱计划，不慎走漏风声，首谋者被判处死刑。孔多尔坎基虽然并未与这场动乱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可以感受到，这类正在各地发生的小型动乱，可说是大叛乱的预兆。

三头蛇

◎鲁帕的人头

一七八〇年，在拉布拉他（现今玻利维亚的苏克雷市）市城墙外的一处十字架上，挂着一位印地安男性的人头。这位男性的名字是弗洛连希欧．鲁帕（音译），是玻利维亚高地、波托西北部查扬塔（Chayanta）的莫斯卡理（Moscari）地区，有权势的地方首长。不只是他的首级，他的心脏也被从尸体中取出，放置在围绕拉布拉他市的山丘之上。拉布拉他市的人民，各个胆战心惊，陷入恐慌的状态。这位人物，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在安地斯南部地区印地安社会的深处，发生龟裂的象征。那颗被挂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首级，也成了一种预告，在不久后动摇南部安地斯社会根基的印地安大叛乱，是同样地血腥、残酷。

发生在安地斯的大叛乱，主要有三位男性站在主导的地位。一位是已在库斯科确认失意之姿的孔多尔坎基，他在一七八〇年十一月掀起叛乱活动之前，一直都是待在查扬塔地区；另一位印地安人是汤玛士．卡塔里（Tomás Katari），他勇敢地向殖民地权力宣战，展开司法上的斗争，并在不久后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也就是孔多尔坎基）的大叛乱呈现并行的局势。在这两位男性死去后，在安地斯南部则是出现了一位名为图帕克．卡塔里（Túpac Katari）的人物，将叛乱活动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延续下去。巧合的是，在这三位人物的名字中，都含有“蛇”的意思：阿马鲁（克丘亚语）＝卡塔里（艾玛拉语）＝“蛇”。在安地斯地区，蛇是象征着从大地所喷发出来的力量，在社会失去均衡状态之际，这个力量可以帮助恢复平衡。自一七八〇年起，这三条相互纠结在一起的蛇，在安地斯的南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漩涡。

◎脱离规范的地方首长们

地方首长弗洛连希欧．鲁帕走向死亡的道路，正好显示出安地斯殖民地时代后期所发生的变动状况。他身为地方首长，原本应该是要致力于维护成员生活的和平安泰，以及投注力量，保持印地安共同体的经济和宗教，但是，他却选择为西班牙人的利益而活，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县长们为了能够充分运用商品强制分配制度，而需要能够操控自如的地方首长。鲁帕虽然是混血后裔，不过他的历代祖先都是承继着莫斯卡里村落的地方首长职务，称得上是当地的名门大族。尽管如此，鲁帕任期内所推展的经济活动，却深深地侵犯到阿伊鲁的传统规范。为了供养米塔的劳动者，将公有地作为私用，在商品分配上更是不输县长的苛刻程度。并且定期派遣村落内的居民，前往矿山和精炼工厂。据说敢于违逆鲁帕的人，将要承受鞭子挥打在身体上的痛楚。

与官员勾结的鲁帕，势力不只限于莫斯卡里这个村庄，还排挤邻近的波科雅达（Pocoata）和帕拿卡契（Panacachi）这两处传统领导者阶层，将权力掌控在手中，成长为查扬塔地区最有权势的地方首长。在这种地方首长压榨居民，本身却也必须承受上级县长们压力的状况下，有趣的是印地安共同体（阿伊鲁）内部的民众，所采取的行动。正如前文所述，波旁王朝改革的精髓，就是财务上的合理化与效率化。试图直接掌握印地安人生产力，与国库创建相互链接关系的当局改革者们，当然也有正确的认知，理解到县长和地方首长这些中间管理阶层的人物，实际上是改革路途中的绊脚石。他们已经掌握现实的状况，得知县长与地方首长私下勾结，谎报（少报）纳税者人数，并让剩下的居民投入自己私下的经济活动，获取不当利润。

◎印地安人的抵抗战略

印地安人们从旁冷静的观察，存在于殖民地权力者之间，微妙的对立拉扯和龃龉不合，并且在这个脉络之下，巧妙地组织起抵抗运动的骨架。由外人鲁帕担任首长的波科雅达村落，阿伊鲁成员们前往设置在拉布拉他市的王室高等法院，要求撤换鲁帕。鲁帕恐吓他们：“在拉布拉他市也有刑架（以两片木板扣住双手和头部，限制行动，加以示众或行刑）和监狱。”对此，印地安人以独特的战术作为对抗：他们在一七七六年八月的纳税时期，将过去上缴给县长的税金，直接越过县长的层级，亲自缴交给国家。波科雅达共五百位印地安人，长途跋涉，前往波托西。将他们所统计的缴税者人数名单，以及与之对应的纳税额，提供给波托西的税务官员，其用意十分明显。令人惊讶的是，印地安人亲手缴交的税额，竟然比县长和鲁帕所提交的金额，高出三千披索以上，以比率来看，则是高出百分之四十七。暴露出地方官员和首长，长期以来所隐匿的贪污腐败。查扬塔的印地安人们，贴近以税务合理化为终极目标的波旁改革精神，亲自以行动表示，自己是“纯粹西班牙王权利益的拥护者”，借以对抗过往持续压迫他们生活空间的殖民地主义。

◎汤玛士．卡塔里的出现

约在同一时期，莫斯卡里邻近的马恰（Macha）村落，也同样存在着县长与地方首长勾结的状况，印地安人对此表示抗议，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连带影响到不久后，即将侵袭北秘鲁（Alto Perú，现今玻利维亚的高地地带）的滔天巨浪。马恰的地方首长任命，是基于县长的个人考量，选择一位名为布拉斯．贝尔纳尔（音译）的混血男性出任。起初，是因为布拉斯．贝尔纳尔盗领税款，激起印地安平民内心的愤怒，展开抵抗。一七七八年，马恰的印地安人们，也向波托西的税务局，缴交记有精确纳税者人数的名单，告发地方首长中饱私囊的行为。在这群印地安人之中，有一位年约三十岁左右的人物，名为汤玛士．卡塔里。他只是一介贫民，与传统的印地安贵族阶层毫无任何关系，也不会说西班牙文，但是因为他不屈不挠的行动力与意志力，最后终于成为印地安群众里，充满领袖魅力的领导者。

卡塔里向拉布拉他市的王室高等法院要求撤除外人首长的职位，对此，王室高等法院任命卡塔里担任征税负责人，同时发出命令，调查贝尔纳尔以不正当方式积累财富的实际状况。孰料，带着这项命令回乡的卡塔里却被新任的克罗多吉官员——赫亚金．阿罗斯（音译）逮捕入狱，并没收他身上所携带的王室高等法院令，甚至还命令贝尔纳尔，在公开场合执行鞭打卡塔里的刑罚。然而，卡塔里在之后却采取了非比寻常的行动。他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徒步前往距离查扬塔地区三千多公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长途跋涉的途中，接受许多援助，终于抵达南部都市的卡塔里，前来迎接他的是，新设立的拉布拉他副王区最高权力者——副王贝尔提斯（音译）。副王为了维护卡塔里的正义，命令王室高等法院查明，混血地方首长盗领税款的事实。一七七九年五月，回到查扬塔的卡塔里，却又再度因为县长的命令被逮捕。这一次次的试炼，并未击溃卡塔里，他依旧锲而不舍地，诉诸合法的请愿运动。他打算仿效波科雅达的居民，直接向波托西的税务局缴纳税金，再度被逮捕，入狱数月。一七八〇年四月，重获自由的卡塔里虽然回到了查扬塔，六月又再度于拉布拉他市被逮捕入狱。官员们试图将印地安平民卡塔里的抵抗之声，封杀在牢狱之内。县长阿罗斯，出身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名门，在官员的同侪中，也毫不例外地进行极不合理的商品强制分配。取得许可的商品法定价格总额为十五万披索，他却强制印地安人以四十万披索的价格购买，不仅如此，他还发下豪语表示：“查扬塔地区没有王室高等法院，也没有国王的官员，我就是权力。”不久后，他就要把这几句话吞回肚子里去。

◎与县长的对峙

在卡塔里被徒刑的数个月后，查扬塔地区的印地安人们，开始有所行动，将地方首长们高高吊起，剥夺他们的权力。马恰的地方首长布拉斯．贝尔纳尔也被处死。八月二十六日，在波科雅达村落，发生流血事件。当时，正好是缴纳税金和派遣米塔劳动者前往波托西银山的时期。率领军队前来的阿罗斯阵营，和卡塔里的兄弟达玛索．卡塔里（Dámaso Catari）一行人相互对峙。

正如历史学家塞鲁尼卡夫（Serulnikov）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与暴动、叛乱这一连串事件相关的原因，绝对不是印地安人想回避米塔制度的劳动或是缴付贡税的义务。不如说，印地安人将米塔劳动制度，视为他们与国王之间交换的双方义务契约，可以说是双方关系上的重要链接。换句话说，为国王服务的劳役工作，与国王保护、承认印地安臣民的生活权，被认为是互惠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在与县长展开军事对峙的紧迫局势之下，印地安人还是冷静地完成米塔劳役者的派遣工作。

这是二十五日的状况。到了隔天，情势骤变。县长一行人被两千多名印地安人包围，遭受丢掷石块的激烈攻击。西班牙人方面出现三十多名死者，最后县长被活逮，成为人质，并且被强迫赤脚，像是印地安人一般嚼食古柯叶。九月初，以释放人质阿罗斯作为交换条件，历经长期囚禁的汤玛士．卡塔里，终于重获自由，返回马恰地区。王室高等法院的命令，当着阿罗斯的面被高声朗诵，内容是任命平民卡塔里为查扬塔的地方首长，将县长驱逐出查扬塔地区之外。至此，查扬塔地区的反县长斗争，以印地安人的全面胜利，划下句点。

◎印地安自治空间的诞生

从这个时候开始，至汤玛士．卡塔里不幸身亡为止的数个月间，他作为首长的波托西北部地区，诞生了印地安人实质上的自治空间。同时也是此地殖民地关系再编组的时刻。过去与县长勾结，在经济上捞了不少油水，被上级压迫的地方首长们，遭到严厉的弹劾。各地的地方首长接连被带到卡塔里的面前，请求他作出处分的裁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成为居民们愤恨的焦点人物，就是那位弗洛连希欧．鲁帕。卡塔里虽然试图阻止民众加害莫斯卡里的首长鲁帕，但是印地安平民长年来累积的怨念，就像是前文所看见的，强烈地朝着鲁帕的方向喷发出来，造成鲁帕身体的严重毁损。

汤玛士．卡塔里只不过是在殖民地体制的结构之中，重新编组西班牙统治者和印地安共同体（阿伊鲁）的关系，他并未试图斩断与西班牙王权的关系。举例来说，在自治体制之内，汤玛士．卡塔里向税务当局上缴的地方税金总额，较过去评估的金额还要高。波托西北部地区的印地安人解放斗争，是借由将因波旁改革而有所变动的政治局势，成功地带进自己的计划目标之中，进而获得实现。

但是，查扬塔地区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慢慢地变质。经过与县长激烈对峙的经验，掌握该地领导权力的汤玛士．卡塔里，也开始衍生出足以传达神谕的领导者面向。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在北方的库斯科，与贝当古展开“关于印加血统的认同斗争”，吞下败果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开始大叛乱的行动。

印地安人叛乱活动的舞台

这一时期，两个运动的链接关系并不明确，但是在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发起叛乱的一周后，在汤玛士．卡塔里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副王的书信上，强调查扬塔的居民们丝毫没有反叛的意图，目的只是要求停止县长所进行的商品强制分配制度，以及更替阿罗斯的后任人选，在米塔劳役制度和贡赋税金的缴交上，则是维持原状。这份书信的内容，显示出查扬塔地区的印地安人解放斗争，与接下来要看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叛乱活动，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然而，汤玛士．卡塔里却在意料之外的状况下遭到逮捕，并且断送了性命。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为了征收上缴给国王的贡赋租税，巡回各地的汤玛士．卡塔里，被一位接受王室高等法院密令的人物所拘捕。阿罗斯的后任阿库涅（音译），在翌年一月，要将卡塔里护送至拉布拉他市的路途中，被企图拯救领导者的印地安人包围，被逼到走投无路的阿库涅，将卡塔里从悬崖上推落，夺去性命。最后，阿库涅则是被印地安群众虐杀。汤玛士．卡塔里的死亡，将印地安人与殖民当局，在充满紧张感的合法交涉下，千辛万苦创建起的自治空间，瞬间变化成为无秩序的暴力所支配的世界。在此，就让我们将目光暂时抽离北秘鲁地区，再度转向库斯科。

◎孔多尔坎基的决心

关于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是从何时开始计划叛乱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在一七七七年，孔多尔坎基与贝当古展开“侯爵领地继承斗争”失败后，失意地回到库斯科之际，应该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因为他已经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他所遭遇的困境，不单纯只是因为在法庭上没有争取到印加正统继承性的认同，还加上他原本作为地方首长的地位，并非是处于坚若磐石的稳固状态。他在一七六七年，就任廷塔地区唐卡苏卡、潘帕马卡（Pampamarca）和苏里马纳三个村落的首长，但是因为县长的裁定，于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一年期间，被剥夺了地方首长的职务。另外，根据资料显示，在一七八〇年，也由其他有权势的印地安人，对孔多尔坎基的地位提出异议。孔多尔坎基当时可说是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孔多尔坎基担任首长的唐卡苏卡村落　广场上置有孔多尔坎基的雕像。笔者摄影。

我们已经在前文看到，一七七八年，孔多尔坎基采取一场奇妙的展示表演，让儿子马里亚诺戴上绯红流苏的冠冕参加游行；同一年，他在唐卡苏卡村庄内打造牢狱，夸下豪语，要将县长们关进这个监狱里。在叛乱活动开始的半年前，一七八〇年四月，二十四选举人会向库斯科市参议会所提出的请愿书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请愿书的内容是：现在有风声显示，孔多尔坎基正在为叛乱计划做准备，他大大地伤害到我们印加贵族的名誉，我们对于我们的父王、我们的庇护者、国王陛下的忠诚之心，永垂不朽，为了拂拭这个毫无道理的疑惑，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由此看来，二十四选举人会已经完全地将自己与孔多尔坎基划清界线，并且站在背对的立场。

◎县长的处刑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四日，孔多尔坎基突袭廷塔地区的县长安东尼奥．德．亚利亚加（Antonio de Arriaga），并将之扣押。亚利亚加是出身西班牙的官员，同样因为商品强制分配的过份行为，成为当地印地安居民强烈憎恶的对象。根据孔多尔坎基的说法，亚利亚加将高出法定价格三倍的商品，强制分配卖给印地安人。这位代理国家的官员，被关进孔多尔坎基早就准备好的唐卡苏卡监狱之中。十一月十日，孔多尔坎基在聚集的四千位民众面前，以克丘亚语和西班牙文发表演说：“国王陛下下令，废止商品税、关税，以及前往波托西服侍劳役的米塔制度，另外，安东尼奥．德．亚利亚加要为其恶行付出丧失性命的代价。”接着，这位县长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接受处刑。据传孔多尔坎基还宣告，接下来要继续杀害六位县长的计划。

虐待印地安人的县长　瓦曼．波马绘制。

孔多尔坎基率领军队，沿着链接库斯科市和安地斯南部的维尔卡诺达河（Vilcanota River；为乌鲁班巴河的分支），也就是有“秘鲁王国咽喉”之称，在地理位置上极为重要的区域为中心，展开军事行动。十一月十二日，破坏波马坎奇的纺织工厂（Obraje）。当时，以手工制造粗布为目的的纺织工厂，散布在安地斯各地，被强制分配前往劳动的印地安人们，往往是在如同监狱一般的恶劣劳动条件之下工作。因为在纺织工厂中生产的纺织品，也成为商品强制分配制度中的商品，因而成为叛乱活动中攻击的对象。

无论如何，因杀害县长为契机而展开的起义活动，逐渐成长为以粉碎殖民地制度为目的的叛乱。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在十一月十八日，于圣卡拉拉（Sangarará）所发生的事件。县长遭到杀害的消息，不久便传到库斯科市内。统辖库斯科市的县长们组成战时评议会，向利马方面请求援军的协助，编组成为库斯科市民志愿者和八百位印地安、混血后裔的义勇军队。担任这支义勇军队的前锋人物，就是印加的贵族们。

◎圣卡拉拉

对于西班牙人统治阶层来说，圣卡拉拉是一五三二年征服秘鲁之后，对战印地安人，首次吞下败仗的场所。在圣卡拉拉村庄内摆好阵势的义勇军队们，遭到孔多尔坎基军队的突袭，逃窜进入教会。然而，孔多尔坎基阵营对教会展开火攻，在一阵鬼哭神嚎后，义勇队丧失了五百七十六条性命。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更加吸引赞同孔多尔坎基想法的民众，前来响应。当时原本只有六千人的叛乱军，到了十二月，激增至五万人。在处死亚利亚加之后，孔多尔坎基始终宣示，他发动起义的目的，不过是基于“西班牙国王的大权”，废除压榨人民的不公正机构，打击腐败的官员人员。然而，不久之后，他们的动向之中，却加入了新的性格——由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所率领的起义活动。

在圣卡拉拉之战后，据说孔多尔坎基命令画家绘制肖像画，将他与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优秀的指挥官米卡耶拉．巴斯蒂塔斯（Micaela Bastidas Puyucahua），绘制成为印加国王与印加王妃的模样。孔多尔坎基戴上绯红流苏的冠冕，这是最有象征性的装扮。库斯科的印加贵族们，并未附和孔多尔坎基的行动，从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的决定来看，显示出孔多尔坎基已经无法将这批向来维持着印加正统性传统的人们，融合进入自己的阵营之中。另一方面，集结在库斯科二十四选举人会内部的印加贵族们，支持着他们存在意义和特权的背后力量，毫无疑问地，是西班牙的王权。孔多尔坎基在国王管辖之下的王室高等法院裁判员中败诉之事实，等同于他被西班牙王权所拒绝和否定的意味。但是，“继承印加正统性”的关系不被认同的状态，反倒是给予孔多尔坎基本身，以新印加国王身分自立的自由。毕竟这个“继承印加的正统性”，是存在于西班牙王权的庇护之下，也就是被西班牙驯服、豢养的状态。这项自由，或许可以说是让孔多尔坎基，构想出超越西班牙王权的“新安地斯社会”之原动力。亦即孔多尔坎基以印加国王的身分，重新进行“再历史化”的步骤。围绕着印加的“历史化”与“再历史化”这两条水脉，由孔多尔坎基将之汇流。孔多尔坎基，将成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

印刷在秘鲁纸币上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孔多尔坎基）肖像

◎东山再起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

由于新印加国王的出现，又流进了另一条水脉。那就像是利马女性在魔法中召唤的超能力，亦即印加国王是超能力的体现者之思考。在民众们怀抱着对印加国王的期待和憧憬里头，前方出现的就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一位赶驴人，选择告别西班牙王权，加入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叛乱活动，询问其缘由，他表示因为有布告表示：“县长、商品强制分配、关税、消费税都即将消失，只必须服从小王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在民众的想像力中，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存在已经急速地升华。众人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称呼为穷人的恩人、父亲大人、陛下、解放者、救世主、因商品强制分配制度苦恼不已的众人之父等，崇敬仰慕。另一方面，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也把从白人处掠夺而来的衣裳、古柯叶以及酒等，分配给追随他的民众。过去印加国王与民众之间存在的互惠关系，宛如在此复活。

此外，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也渐渐被赋予神性。众人深信，因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大义而不幸殉难的人，会在三日后死而复生，且想要复活的人，不得赞颂耶稣的名字。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本身，并未否定基督教和教会的权力，但是可以由此看出，在民众们的认知里，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是拥有比耶稣还要高神力的人物。他被封为不死且不败之王。流经海岸地区魔女们的咒文中，象征“安地斯大地之力”的水脉，终于在一位男性的身体上，觅得去处。然而，将这些彼此不同性质，甚至是相斥的水脉汇合于一处，也代表着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反抗运动，隐含着分裂的潜在可能性。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叛乱活动的动态。

◎败北

在国王大权之下，诛杀贪污腐败者、废除殖民地上不当的各种体制等，明确宣示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运动宗旨的布告，送达各地，奇恰酒小酒馆也成为构筑情报网的链接据点。就这样，“以分钟为单位迅速膨胀”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军队阵营，往的的喀喀湖的方向实行作战计划。但是，不知为何，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并未逼近殖民权力中枢，安地斯南部的库斯科市。响应的人数增加，以及为了妨碍来自阿雷基帕和普诺这些都市的反击，虽然足以作为说明，但是延后对库斯科这一个殖民权力大本营的攻击，可以算是后来叛乱运动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就只是缺少继续这项大事业的热情。如此一来，大家的生命将危在旦夕。”或许是在妻子米卡耶拉这样的怂恿与催促之下，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终于开始向库斯科市进军。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在眺望库斯科市的西方断崖上扎营，以劝降文书的方式，展开与库斯科市当局的交涉。劝降文书中，强力主张斗争的目标，是在县长的恶政之下，将印地安人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唯一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身上，流有印加历代国王的高贵血统。并且提案，废除县长这一个万恶根源的职位，并且停止商品强制分配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设立由印地安人担任的司法官。但是，库斯科市当局，对于这些提议，不屑一顾。

一月八日，展开库斯科的攻防战。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虽然有三万大军的支持，但是始终未能施展出决定性的一击。十月十日，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阵营解除对库斯科市的包围战，开始撤退。有一种说法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阵营的粮食已经用尽。另外，殖民当局的军队，巧妙地将印地安人士兵安排在前线，削弱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战斗意志，也是可以作为撤退缘由的解释。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以印加国王的身分，原本是计划要以不流血的方式进入库斯科市内，但是观看前文叙述他与印加贵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知，兵不血刃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状况。面对撤退至廷塔地区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军队，西班牙殖民当局拥有全权的指挥官阿雷切（José Antonio de Areche）所组织的军队，转为攻势，在叛乱活动开始后不到半年的四月六日，捕捉了首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妻子米卡耶拉．巴斯蒂塔斯和他的孩子们。

◎三条印加水脉的分流

让我们试着从关于“印加的水脉”观点，来思考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失败的原因。打从叛乱活动的一开始，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目标，就是在安地斯地区构筑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不只是印地安人，还将混血后裔、黑人，以及在安地斯出生的西班牙人包含在内的多民族集团社会。原因是，早在当时白种人的统治阶层中，于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克里欧优人），和从西班牙来到当地的“半岛人”（peninsular）之间，就已经出现很深的裂痕。波旁改革的蓝图，其实正是出身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人们，为了追求私欲，抽取出最大的利益，夺去克里欧优人辛辛苦苦构筑起来的经济和政治财产。此外，县长们就是出身伊比利半岛的人们。经过再历史化，以印加国王的身分东山再起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统治将欧洲人排除在外的世界……。这可以说是孔多尔坎基的基本构想。

但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所汇整的三条印加水脉，不久后开始分流。面对“再历史化”的印加国王，“被历史化的印加”据点，也就是库斯科的印加贵族们，认为他们应该守护自己地位的认同根据——西班牙国王王权，而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站在相对的立场，彼此对峙。此外，由于被去历史化的“印地安的印加”表象也流进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阵营之内，反抗活动开始呈现出激烈民族斗争的样貌。重要的转戾点，是杀害许多白种人的圣卡拉拉事件。民众的暴力日渐偏离轨道，演变成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等领导阶层也无法驾驭的局势。一七七七年那位愚昧老人的预言，竟然逐渐化为现实。“红脖子的人”，也就是西班牙人（所有的白种人），都成为印地安人攻击的对象。十一月，某位克里欧优人的地方首长，即便他是赞同反抗运动的立场，却只因为不是印地安人的理由，而被石头活活打死。十二月，在尤卡伊之谷的卡尔卡（Calca）地区，印地安群众只要遇见穿着西式上衣的白人，便将之杀害，他们甚至还在教会中杀害许多西班牙人女性，在神圣的空间中，奸淫女性尸体。在叛乱活动后，殖民地当局者将这些事情，与诅咒（“红脖子的人”会被杀光）一同忆起。

这些在印地安社会中长期累积下来，对殖民地主义的憎恨，以及对白种人支配的怨念，化为破坏性的力量，向外爆发奔流。这一次，甚至还克服了圣雅各的诅咒与束缚。

这位在征服活动，以及其后持续支持西班牙人统治者的圣人，据说会在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叛乱活动中，再次现身。因此，印地安人们赶紧将安置在各地教会中的圣人像手腕处，以绳索紧紧捆绑。征服者的守护圣人，终于被印地安人们扣押。

他们从各种桎梏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从正面否定殖民权力。但是，这些民众超出常轨、向外爆发的暴力，却也促使当初接受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新社会构想的克里欧优人、墨斯蒂索人等非印地安阶层，逐渐远离反抗活动。在库斯科包围战中，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阵营的火器经常无法发射，也有人说是在阵营内西班牙人的背叛行为所导致。由此可见，一度汇集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身上的三条印加水脉，再次分流而去。

◎四散的肉体

一七八一年五月十八日，一样是在库斯科主广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四肢朝着广场的四个方位，分别系在四匹马身上。在指示号令下，四匹马同时向四方賓士。但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强韧的身体并未因此被扯断，暂时就像是蜘蛛一般悬在半空中。立下判决、在现场见证行刑的指挥官阿雷切，只好命令行刑人斩下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人头。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人生就此划下句点。在他的身体被拉扯的瞬间，卷起一阵疾风，下起倾盆大雨。挤在大广场上的围观群众们，急忙寻觅躲雨处所，印地安人们则是窃窃私语道，这场雨是老天爷正在哀悼，印加所遭遇到的不公不义、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性命的殒逝。

在判决文中，阿雷切表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死刑，是必要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充满迷信的印地安人之间，认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与印加国王的嫡系族谱有所链接，是印加王国的绝对君王，所以绝对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想法正逐渐流传开来。为了匡正这项谬误，宣布死刑的判决，以及执行死刑的通知，是必要的做法。

殖民当局也唯恐印加的“第三条水脉”，将会流入印地安民众的内心。从他们处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尸体，就可以明显看出殖民当局内心的恐惧。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被撕裂的肉块，被送至曾参与叛乱活动的各地，作为警示。首级送至廷塔地区、躯干送达包围库斯科之际，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扎营的比丘、手臂则是在他担任首长的唐卡苏卡地区……。仿佛就像是，汇流在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身体的三条印加水脉，跟着他的肉块一同四处飞散、奔流一般。

实际上，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被视为是印加国王再现的思考水脉，并没有因为在库斯科主广场上的行刑，而随之烟消云散，反而是进一步地向南部世界延伸出去。逃出西班牙国王军队征讨的迪亚哥．克里斯图伯（Diego Cristóbal Túpac Amaru），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堂弟，以及和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一样，曾戴上绯红流苏冠冕，游走在库斯科街道上的儿子马里亚诺，继续在安地斯南部地区维持叛乱活动。运动的舞台，如今转移到北秘鲁的地区。遵守法律规定，锲而不舍地提出异议，最后却遭到杀害的汤玛士．卡塔里，他的遗志由兄弟达玛索．卡塔里和尼可拉斯．卡塔里（Nicolás Catari）继承，并且逐渐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前进。他们率领的印地安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夺去了西班牙人和墨斯蒂索人的生命，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孩童在内。

◎图帕克．卡塔里的诞生

一七八一年二月，印地安人的军队，包围了北秘鲁的政治中心——拉布拉他市。此时，可以确认关于印加的第三条水脉，已经流至叛乱活动的领导者们内心。在逮捕后的审问中，达玛索．卡塔里被问及包围拉布拉他的目的之时，他的回答如下：

我知道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国王将会前来援助之事。他为了各地区的共同良善与利益，发出了各种布告……。他打算歼灭欧洲人，创建起印地安人和克里欧优人的统一社会。这个崭新的政府，将会让这个世界焕然一新。那里会存在着平等、宽容与恩典。为了感谢印地安人的国王带来的良善，我企图征服拉布拉他市，等待他的到来。与所有印地安人臣服的心情一同，我将跪拜在王的脚下。并且期待着，只要他来到此地，我们就会从贡税、关税、商品强制分配制度，以及十分之一的税金等束缚中获得解放。在平稳、恬静的氛围之下，印地安人们将成为大地，以及自己所生产出的产品的主人。

北秘鲁的印地安人们，一面引领期盼着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到来构筑新世界的力量，一面向殖民地主义发起挑战。但是，被逮捕的卡塔里兄弟以及许多印地安人，最后还是在拉布拉他市的大广场上，丢失他们的性命。

尽管如此，印地安人的抗争依旧持续下去。另一尾“蛇”现身。买卖古柯和粗布的贫穷印地安平民——朱利安．阿帕萨（Julián Apaza），出现在锡卡锡卡村（Sica Sica）。此处虽然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和汤玛士．卡塔里反抗运动逐渐式微的地方，不过，也以此为象征，朱利安．阿帕萨决定纳入两位先驱者的元素。汤玛士．卡塔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已经宛如是神话一般的存在。甚至流传着一个传说，指汤玛士曾经与西班牙国王进行会谈。一月，汤玛士．卡塔里遭到杀害后，印地安人们相信复活之说，朱利安．阿帕萨便开始表现出，自己是汤玛士．卡塔里死而复生的模样。

另一方面，朱利安．阿帕萨也寻求自己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链接。根据他妻子的证言，朱利安．阿帕萨早从十年前，就开始拟定叛乱计划，甚至也有说法表示，朱利安．阿帕萨为了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见面，曾经前往唐卡苏卡村落。无论如何，朱利安．阿帕萨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和汤玛士．卡塔里两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加以结合，成为自己的称号——图帕克．卡塔里。图帕克在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中，带有“光辉灿烂”之意，因此，这条“光辉灿烂之蛇”，登上了历史舞台。他自称“副王”，此处的“王”，指称的当然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这位印加国王。他可以被认为是站在“库斯科领袖”的这条延长线上，领导反抗运动。但是，他对殖民主义的攻击过于激进，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夺取白种人的性命。

◎包围拉巴斯

图帕克．卡塔里所统率的包围拉巴斯行动，共有两次，长达两百天以上，使北秘鲁的居民们陷入惊恐的状态。穿越安地斯山脉，位于巨大山谷底部的都市拉巴斯，是当时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图帕克．卡塔里率领数万人的印地安军队，在埃尔阿尔托（El Alto）高台上扎营，让拉巴斯都市的居民们苦恼至极。据说在包围战期间，拉巴斯的粮食已尽，就连狗也被猎杀分食。许多人因城内蔓延的鼠疫而死亡。尸体放置在街道上，被野狗啃食，居民再猎杀野狗，吃进肚中。如此恶性循环的状况下，包围战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以万为单位起跳。

不久，库斯科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叛乱运动的余党们，也加入这场包围战。但是，分别生活在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这两种不同语言世界的人们，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图帕克．卡塔里阵营和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余党两者失和，导致库斯科与拉巴斯的印地安人大团结理想无法实现。最后，图帕克．卡塔里败北。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残余党羽们虽然受到恩赦，得以回到库斯科地区，但是，殖民当局终究还是害怕反抗运动的死灰复燃，于一七八三年，将这些人抹杀殆尽。

就这样，为期数年的叛乱运动，画下了休止符。那就像是一条因苦痛而挣扎、扭动的蛇，在安地斯的南部世界带来激烈的动荡，但是在最后所诞生的社会状况，却是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理想中，印地安人与克里欧优人在印加的王旗下，过着平稳生活的世界，相差甚远。不如说是在印地安人和白种人之间，凿出一条深邃的民族憎恨和彼此互不信任的鸿沟。这条鸿沟，强烈影响了安地斯社会后来的历史发展。

缺乏主体性的印加历史化

◎对印加记忆的憎恨

抹灭关于印加的记忆——在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被处死之后，殖民当局并未因此感到安心，担忧“印加”所衍生出的种种意象，将会影响到统治的安危，因而企图根绝所有关于印加的记忆。孔多尔坎基为了寻求自己作为印加国王后裔的身分认同，前往利马王室高等法院展开诉讼，其中关于证据的记录，被殖民当局命令：“为了不要让这项记忆残存下来，在利马的广场上，由行刑人亲手烧毁。”宣判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死刑的巡察官阿雷切，其判断的依据如下。

禁止印地安人们穿着异教时代的服装，特别是将贵族的衣装穿着在身上的行为。那只会唤起往昔有关印加国王的记忆，助长对于统治者民族的憎恶情绪。不仅是看起来滑稽可笑，也不适合我们神圣清高的宗教……。因为他们到处在衣装上头，放上他们最崇敬的太阳神式样。必须向各地的县长们确认，印加的代表性服饰，也就是长衣、披风以及用羊驼毛编制成的绯红流苏冠冕，是否已经丢弃销毁。另外，必须撤去摆饰在印加贵族家中，彰显出对自己身分地位自豪的印加国王肖像画；教会和修道院等相关壁画，也要加以抹灭。在村庄内部，严禁上演任何会让人想起印加时代的戏剧。法螺所发出的阴郁声响，会让民众想起过去的时代，也必须禁止吹奏。今后，印地安人在署名之时，不许再签上“印加”之名，光是书写这个字词，就会在他们之间，掀起强大的影响力。（抄译）

此处明确地显示出，殖民当局对于印加记忆的憎恶与恐惧。当权者试图将围绕着印加表象的三条水脉，一同葬送。但是，被卷入叛乱活动的印加贵族们，仍旧执着于“被历史化的印加”传统，想要尽可能地守护着这些意象。

当初，印加贵族们为了打倒卑劣的背叛者——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而在西班牙的王旗之下赌上了性命，但是在叛乱活动结束之后，却因为同属于“印加”范畴的关系，而受到殖民当局的冷眼相待。二十四选举人会也陷入运转不良的状态。二十四选举人会向殖民当局，请求推出王旗队的权利。殖民当局则是做出如下的见解。

无法认可推出印加贵族的王旗队。因为西班牙人和印地安人，都是唯一君主西班牙国王的臣民，没有道理要推出两个王旗队。他们（印地安人）在游行的时候，总是酩酊大醉的状态，而且还会唤起往日自由的时代记忆，不当地剥夺这项权利之后，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当初就是因为认同了他们的仪式和祭典，才会让他们酝酿出想要和欧洲人对抗的集体意识，最后发生可悲的叛乱行动……。

印加贵族们被制度化、被历史化的印加正统性，在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眼中，竟是被如此地鄙夷和蔑视。

◎阿吉拉和乌巴欧帖

一八〇五年，再次发生将印加贵族逼至绝境的事件。这或许可以说是印加表象所带动的变革能量，在安地斯世界所发生，几乎是最后一场试图掀起革命式的叛乱事件。这一年，受到神秘主义的激发，属于地方上中产阶级的两位克里欧优人——阿吉拉（José Gabriel Aguilar y Narvarte）和乌巴欧帖（José Manuel Ubalde），计划发动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反叛活动。他们虽然在宗教生活上获得心灵的满足，但是他们勇于面对安地斯的社会状况，并且培养出鲜明且强烈的政治意识。

他们的计划，是企图颠覆充满榨取的殖民地体制，让印加时代所体现的古老的良善秩序，重新复苏。但是，“印加”存在于何处？此时，显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继承印加王室血统的墨斯蒂索人——马纽．巴尔韦德．安蒲耶罗（Manuel Valverde Ampuero）。巴尔韦德、安蒲耶罗……，这对于一路追溯印加历史而来的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名字。巴尔韦德是一五三二年，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对峙的道明会教士，后来成为库斯科主教的人物。安蒲耶罗则是瓦伊纳．卡帕克的女儿，同时也是法兰西斯科．皮萨罗的爱妾——伊涅斯女士，后来在皮萨罗安排下，下嫁给西班牙人的对象。我们已经在前文看见，伊涅斯女士曾经试图利用诅咒的方式，杀害安蒲耶罗的故事。阿吉拉和乌巴欧帖这两位克里欧优人，在库斯科遇见马纽．巴尔韦德．安蒲耶罗，他身上流着印加的血统，而且是与印加历史有深切关系的诸位历史人物的远亲后裔子孙。

关于计划的内容，众说纷纭，有人说阿吉拉和乌巴欧帖透过马纽，向二十四选举人会请求支持叛乱计划；也有人说，他们打算拥立马纽为印加国王，又或者是阿吉拉本人，戴上绯红流苏的冠冕，展现出自己将作为印加国王的意图等等，事实为何，至今仍无法判明。无论如何，最后，叛乱计划在执行前败露，且他们试图和印加贵族携手合作的手段也未能成功。阿吉拉和乌巴欧帖两人，同样在库斯科主广场上，执行死刑。

◎安地斯与西班牙的诀别

一八〇八年，西班牙本国内部发生巨大的政变。将势力扩张至伊比利半岛的拿破仑，迫使卡洛斯四世（Carlos IV）和儿子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退位，推举自己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Napoleon Bonaparte）登上王位。仿佛是与殖民母国的动乱相互呼应一般，在安地斯地区，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也正加速推行。一八二四年，或许是印加贵族以二十四选举人会为轴心，统一展开行动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由克里欧优人的独立派人士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所领导的军队，驱逐利马副王德．拉．瑟纳（José de la Serna e Hinojosa）。德．拉．瑟纳以紧急避难为名，“迁都”库斯科，二十四选举人会则是向德．拉．瑟纳申请，要在圣雅各节日与王旗一同游行的许可。至于这项申请最后是否通过，史料并未记载。不久之后，秘鲁成功独立，安地斯的人们终于与西班牙王权断开链接，开始写下秘鲁独自的历史。

促成独立的民族英雄们，盛大地赞颂印加。西蒙．玻利瓦在一八二五年，于独立成功后首次进入库斯科，他写下：“秘鲁人呀，我们马上就要造访秘鲁帝国的摇篮，以及太阳神的神殿。在自由来到的首日，库斯科将包裹在喜悦和光荣的氛围之中，更胜于印加时代的黄金帝国。”保守派将古代的印加帝国，吹捧为政治理念的象征性存在。在印加帝国的时代，“严惩窃盗，不许怠慢”，这种严格且合理的印加法律体系以及统治制度，是保守派政治家心中，最为理想的模型，因为他们渴望阶级制度社会的架构，以利强权统治的政体。

然而，在这里必须注意到的是，秘鲁独立后的当政者，在赞赏古代印加帝国的社会和历史之时，忆起的都是有关法律、经济制度、合理秩序等印加社会的抽象性概念，创造、整备出这些现实的人物——活生生的印地安人，却被加以舍弃、忽视。根据秘鲁社会学者曼德兹（Méndez）卓越的见解，认为“印加很好，但是印地安人却不然”这一种观念，可以说是领导着当时意识形态拥护者（idéologue）们对于印加的认识。从笔者的角度来观看，可以看见该处存在着“缺乏主体性的印加历史化”之完成式。换言之，当时政治家们所追求的，是将活生生的印地安人，与观念上的印加社会切割开来的状态。

库斯科因为“印加”表象而爆发的动乱，像是前文述及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叛乱、阿吉拉和乌巴欧帖的反抗计划等，受到很深的伤害。独立后，在由非印地安裔统治阶层所支配的新社会中，倘若围绕着印加观念的三条水脉，再次流入活生生的印地安人身体，恐怕将会招致颠覆新社会基础的事态发生。在后殖民时期的秘鲁，把光荣的印加帝国史和现实的印地安人切割开来的意识形态，日益显著。这个时候流传开来，关于印地安人论的特征，是将他们定义为“天生的劣等人种”。

一八三五年，创建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桑塔．克鲁斯（Andrés de Santa Cruz y Calaumana）将军，在翌年进入库斯科城内。他的母亲是继承印加血统的女性，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献给这位将军，已褪色许多的印加国王游行队伍展示。

高贵的皇帝曼科．卡帕克国王，是由二十九岁，穿着华美服饰的青年所扮演。身上裹着以黄金、珍珠、宝石镶嵌着的披风，戴上绯红流苏的冠冕，乘坐在印地安人随侍所抬举的轿子上。周围被跳舞的人包围着……。

文字中所呈现的景象，可以和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每年六月在萨克萨瓦曼石墙遗迹上举办的“太阳祭”（Inti Raymi），扮演印加国王的角色，重叠在一起。太阳祭的活动，每年总是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往观礼，人潮汹涌。但是在扮演国王的青年身体中，应该已经遍寻不着印加水脉的踪迹。

一五三二年，两个帝国的交错，从中诞生的安地斯殖民地，创造出所谓的“两个政体”，由追求纯粹性和排斥的思想，支撑起来的互异、共生空间。然而，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变化，两个政体的界线融解，混血后裔和犹太裔人士等“异者”，流入安地斯殖民地这块空间。就像是一个大熔炉一般，积蓄起社会变革的能量。接着，在殖民地诞生的第三个世纪，发现走向崭新共生的可能性——可以将“印加”这一个多样化的性质，召唤进入内部的“灵体”（神灵依附的对象）。但是，这个可能性，随着被称为印加的男性肉体遭到破坏、解体的同时，也瞬间消失了身影，再次飞散到其他处所。

在今日的安地斯社会中，可以感受到其社会变革，较世界其他各地来得更为迫切且实际，究竟，印加是否会再度回归此地呢。为了找出答案，今后必须更为精细、缜密的学习安地斯的历史才行。

后记

我在大学里，教一、二年级学生西班牙文。自二〇〇四年起，所属的西班牙文部门，展开探索新西班牙文教育标准的计划活动。其目标之一，是成员前往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当地，用摄影机拍下当地人的声音和身影，加以编辑做为教材，透过网络，在部门的网站上播放。希望西班牙文教育不只是在大学内部，还能够朝着外面的世界，“拓展”各式各样的教材。我被分配到最新式的摄影器材，“那我就去摄影，最近开始调查古文书的库斯科吧”。于是，在工作之余，就带着摄影机，在库斯科的街道上，不怎么熟练地展开拍摄。不过，光是拍摄印加的石墙和风景，虽然幽美，但是却不符合计划活动的目标。必须倾听当地人的声音才行。就在思考该如何是好之时，突然想起了某本书籍。

那是出生于秘鲁，稀有的研究者阿尔伯托．伏洛尔斯．加林多（Alberto Flores Galindo）之名著——《寻找印加：安地斯的身分认同与乌托邦》（In Search of an Inca: Identity and Utopia in the Andes）。在这本书中，探讨从殖民地时期至现代为止，关于印加的表象，对于被统治阶级操控于掌心之上的民众而言，究竟保持着何种意义。作者不只是从专门的历史学领域出发，还交织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观念，编织出细腻的文章，加以论述。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籍。对我来说，自一九八七年邂逅这本书以后，就像是圣经一般的存在。我想起书中的某一处，介绍了一项调查。过去，阿尔伯托．伏洛尔斯．加林多在工作的秘鲁罗马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部，曾经以首都利马的小学生为对象，进行意见调查。“关于印加社会，你怎么看？”根据记述，对于这个问题，孩子们全都抱持着肯定的印象。这才想到，我也可以在库斯科试试看这个调查。

因为是在调查古文书工作之余进行，很难去倾听众多民众的声音，不过，还是访问到了住宿旅馆的服务人员，以及历史学者好友的爱女，分别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年纪。“关于过去的印加社会，你有什么感想和印象呢？”受访者们诚挚地看着我的双眼，回答了我的问题：

虽然没有学到太多印加的历史，但那是个有正义存在的时代。人们总是积极乐观的活着，充满知性的，非常有组织的从事营生活动。与现在的社会是完全相反的。

我是用非常肯定的眼光去看待印加社会。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小偷之类的罪犯。印加时代，外出也不需要锁门喔。因为有三项法律，不偷盗、不说谎、不怠惰，我十分赞赏印加社会，这些法律今日应该也要效法实施才是。

当然，他们对于印加的印象，受到学校教育和政治世界看待印加的方式，影响很大。或许有人会自以为是地分析道，在走向国家主义的现代秘鲁社会，被理想化、乌托邦式的印加国家意象，成为国家宣传、政治言论的材料。又或者是，认为这除了是时代错误以外，还有什么好说呢？当然，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但是，对于每日学习、劳动的年轻人们来说，想要从满是贫困和不当行为的秘鲁现实中逃脱出来，印加的存在，显示出仍旧可能有另一个世界，是和现今身处的世界有所不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还称不上是“第四条水脉”。歌颂民族主义的秘鲁总统，不管再怎么在印加的遗迹处进行严肃庄敬的演说，放射出变革能量的印加，已经无法从大地获得任何反馈和回应。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秘鲁民众至今依旧是继续探索着“印加”。

以《寻找印加：安地斯的身分认同与乌托邦》为首，写下许多著作的伏洛尔斯．加林多，以四十一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犹记约是一九八八年，我在利马大主教档案馆阅览史料的时候（和史料中的胡安纳．德．玛悠邂逅之时），伏洛尔斯．加林多似乎是前来领取古文书的复印资料，出现在档案馆中。能够见到内心一直憧憬的历史学家，即使是内向的我，也还是鼓起勇气地上前打招呼，并提出恳求：“关于我正在研究的主题内容，下次是否有机会可以听听您的指教与意见？”伏洛尔斯．加林多笑着说：“啊，你就是那位网野先生吗。好的，随时都可以。今天有点不太方便，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聊聊吧。”随后便离开档案馆。最后，还是没有机会和憧憬的伏洛尔斯．加林多先生讨论研究内容，因为不久后他就开始与难治之症奋战，几年后，离开了人世。

从“对印加的欲望”等章节的标题，可以清楚看出我就是在《寻找印加》这本著作的影响下，撰写本书。在自己的内心，自问自答了无数次：“已经有了这本巨作，应该不需要再写些什么了吧，像我这种笨拙的研究者写了，也只是新瓶装旧酒罢了。”但是，经过了二十年后，关于印加的历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库斯科的殖民、印加元素，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史学家争相研究的焦点。我自己也有幸获得机会，在库斯科地方档案馆亲眼观看这些有趣的史料。想要将阅读《寻找印加》之时所获得的鲜明印象，加上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所看见的印加历史，书写下来，让印加历史再一次绽放出光辉的心情，日益强烈。希望能从前西班牙期的印加开始，综观至十九世纪的印加，并且与壮丽的西班牙历史交织出瑰丽的篇章。

将我引导进极具魅力的安地斯历史世界，把非自己研究领域的西班牙史和印加历史，结合在一起看待的重要人物，就是增田义郎老师，老师在大学部课程中的教诲，总是在我心中回荡不已：“我认为，想要了解安地斯的历史，也要彻底地学习西班牙的历史，比较恰当。一般的研究者，在书写安地斯历史的时候，通常会以收复失地运动为分界，分为专门针对前西班牙期的内容，或是只观看殖民地时期以后的历史。但是，综观全体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视角。”当然，增田老师本人早已在诸多大作中，加以实践。我在作研究的时候，也经常将老师的教诲放在心上，认为自己也必须设法完成这项课题——在与西班牙历史交错的视角上，综观印加的历史。虽然没有自信处理得很好，但是如果能够让阅读本书的读者们，在思考安地斯的历史之时，发现新的观点和视角的话，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之事。

参考文献

关于文献，笔者将撰写本书时参考的文献书籍中，列举出重要度较高，或是在日本较容易查找的资料如下。

档案馆史料

库斯科地方档案馆、印地亚斯总档案馆、利马大主教档案馆、西班牙历史档案馆等等所藏文书。

与本书主题整体相关的基本文献

．J. H. エリオット／藤田一成訳‘スペイン帝国の兴亡 1469-1716’岩波书店、1999年

．桦山絋一ほか编‘遭遇と発见—异文化への视野’（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岩波书店、1999年

．关哲行ほか‘大航海の时代—スペインと新大陆’同文馆出版、1998年

．高桥均．网野彻哉‘ラテンアメリカ文明の兴亡’（世界の历史18）中央公论社、1997年

．莲实重彦．山内昌之编‘地中海—终末论の诱惑’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ヒュー．トーマス／冈部広治ほか訳‘黄金の川─スペイン帝国の兴隆’大月书店、2006年

．増田义郎‘インディオ文明の兴亡’（世界の历史７）讲谈社、1977年

．増田义郎．山田睦男编‘ラテン．アメリカ史１ メキシコ．中央あめりか．カリブ海’（新版世界各国史２５）山川出版社、1999年

．増田义郎编‘ラテン．アメリカ史２ 南アメリカ’（新版世界各国史２６）山川出版社、2000年

．山内昌之．村田雄二郎．増田一夫编‘帝国とは何か’岩波书店、1997年

．山本有造编‘帝国の研究—原理．类型．关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年

．历史学研究会编‘帝国への新たな视座─历史研究の地平から’青木书店、2005年

．Bakewell, Peter,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empires and sequels 1450-1930. Oxford: Blackwell, 1997

．Flores Galindo, Alberto, Buscando un inca: identidad y utopia en los Andes. Lima: Editorial Horizonte, 1944[1986].

．Pease G. Y., Franklin, Javier Flores Espinoza, and Rafael Varón Gabai. El homber y los Andes: homenaje a Franklin Pease G. Y. Lim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Fondo Editorial, 2002.

第一章／第二章 关于印加历史的文献

．インカ．ガルシラーソ．デ．ラ．ベーガ／牛岛信明訳‘インカ皇统记’（全４巻）岩波书店、2006年。

．熊井茂行“インカ王権と国家”‘王権と仪礼’（岩波讲座：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５）岩波书店、2002年。

．シエサ．デ．レオン／増田义郎訳‘インカ帝国史’岩波文库、2006年。

．シエサ．デ．レオン／増田义郎訳‘インカ帝国地志’岩波文库、2007年。

．关雄二‘アンデスの考古学’（世界の考古学１）同成社、1997年。

．关雄二ほか‘岩波アメリカ大陆古代文明事典’岩波书店、2005年。

．关雄二．染田秀藤编‘他者の帝国—インカはいかにして“帝国”になったか’世界思想社、2008年。

．染田秀藤‘インカ帝国の虚像と実像’讲谈社、1998年。

．染田秀藤．友枝启泰‘アンデスの记录者ワマン．ポマ—インディオが描いた《真実》’平凡社、1992年。

．フランクリン．ピース、増田义郎‘図说インカ帝国’小学馆、1988年。

．フランシスコ．デ．ヘレスほか／増田义郎訳‘インカ帝国远征记’中公文库、2003年。

．ペドロ．ピサロほか／増田义郎ほか訳‘ペルー王国史’（大航海时代丛书第２期 １６）岩波书店、1984年。

．まりあ．ロストウォロフスキ／増田义郎訳‘インカ国家の形成と崩壊’东洋书林、2003年。

．増田义郎‘アステカとインカ—黄金帝国の灭亡’小学馆、2002年。

．网野彻哉“アメリカ古代帝国の生成—インカをめぐる诸问题”‘帝国と支配—古代の遗产’（岩波讲座世界历史５）岩波书店、1998年。

．Alcock, Susan E., and D’Altroy, Terence N.,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auer, Brian 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a stat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Bauer, Brian S., Ancient Cuz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4.

．Bauer, Brian S., and Dearborn, David S.P., Astronomy and empire in the ancient Andes: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Inca sky watchin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5.

．Betanzos, Juan de, Narrative of the Inca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land Hamilton and Dana Buchanan from the Palma de Mallorca manuscrip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Burger, Richard L., and Salazar, Lucy C., Machu Picchu: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the Inc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bo, Bernabé, Historia del Nuevo Mundo. Vols.91-92. Madrid: BAE, 1956.

．Cummins, Thomas B. F., Toasts with the Inca: Andean abstraction and colonial images on quero vessel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D’Altroy, Terence N., Provincial power in the Inka empir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Espinoza Soriano, Waldemar, La destrucción del Imperio de los incas. Lima: Amaru Editores, 1990.

．Grosboll, Sue, “...And he said in the time of the Ynga, they paid tribute and served the Ynga.” In Provincial Inca: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Inca state, edited by Michael A. Malpas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3.

．Jiménez de la Espada, Marcos, Relacions Geográficas de Indias: Perú. 3 vols. Madrid: BAE, 1965.

．Murra, John V., Formaciones económica y políticas del munro andino.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75.

．Murra, John V.,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Inka State. Greenwich: JAI Press, 1980.

．Murra, John V., “‘Nos haven mucha ventaja’: the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 of Andean achievement.” In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Europeans and Andea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Kenneth J. Andries and Rowena Ador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urra, John V., El mundo andino: población, medio ambiente y economía. Lim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2.

．Oberem, Udo, and Hartmann, Roswith, “Indios cañaris de la sierra sur del Ecuador en el Cuzco del siglo XVI.”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8(117)(1979): 373-390.

．Ogburn, Dennis E., “Power in stone: the long-distance movement of building blocks int the Inca empire.” Ethnohistory 51(2004): 101-135.

．Pärssinen, Martti, Tawantinsuyu: the Inca state and i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Helsinki: Societas Historica Finladiae, 1992.

．Pease G. Y., Franklin, Perú, hombre e historia: tomo II, entre el siglo XVI y el XVIII. Lima: Edubanco, 1992.

．Ramirez, Susan E., The world upside down: cross cultural contact and conflict in sixteenth-century Per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we, John H., “Machu Picchu: a la luz de documentos del siglo XVI.” Histórica 14(1) (1990): 139-154.

．Salomon, Frank, “‘The beautiful grandparents’: Andean ancestor shrines and mortuary ritual as seen through colonial records.” In Tombs for the living: Andean mortuary practices, edited by Tom D. Dillehay.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s, 1995.

．Urton, Gary, The history of myth: Pacariqtambo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ka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Villanueva Urteaga, Horacio, “Documentos sobre Yucay en el siglo XVI.” Revista del Archivo Histórico del Cuzco No.13 (1970): 1-148.

第三章／第四章 关于西班牙的中世纪、近代历史的文献

．アントニオ．ドミンゲス．オルティス／立石博高訳‘スペイン—三千年の历史’昭和堂、2006年

．エリー．ケドゥリーほか／关哲行ほか訳‘スペインのユダヤ人—1492年の追放とその后’平凡社、1995年

．金七纪男‘ボルトガル史（増补版）’彩流版、2003年

．カルロ．ギンズブルグ／竹山博英訳‘闇の历史—サバトの解说’せりか书房、1992年

．近藤仁之‘スペイン．ユダヤ民族史─寛容から不寛容へいたる道’刀水书房、2004年

．关哲行‘スペインのユダヤ人’（世界史リブレット59）山川出版社、2003年

．立石博高ほか‘スペインの历史’昭和堂、1998年

．J．ビセンス．ビーベス／小林一宏訳‘スペイン─历史的省察’岩波书店、1975年

．藤田一成‘皇帝カルロスの悲剧—ハプスブルク帝国の継承’平凡社、1999年

．増田义郎‘コロンブス’岩波新书、1979年

．マリア．ロサ．メノカル／足立孝訳‘寛容の文化─ムスリム ユダヤ人 キリスト教徒の中世スペイ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

．宫崎和夫“グラナダ王国の港町マラガとジェノヴァ商人”历史研究会编‘港町に生きる’（シリーズ港町の世界史3）青木书店、2006年

．宫崎和夫“レコンキスタ终结后のグラナダ王国における不寛容—その起源と生成”深沢克己．高山博编‘信仰と他者—寛容と不寛容のヨーロッパ宗教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宫前安子“16世纪スペインの异端审问の展开—モリスコ问题とかスティリア异端审问”桥口伦介编‘西洋中世のキリスト教と社会’刀水书房、1983年

．宫前安子“16世纪におけるスペイン异端审问制度の地方的展开をめぐって─最近の研究动向を中心に”‘スペイン史研究’第2号、1984年

．Bear, Y.,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2 vol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6.

．Blackmore, Josiah, and Hutchison, Gregory S., eds. Queer Iberia: sexualities, cultures, and cross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urns, Robert I., S. J.,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Valencia: societies in symbio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Burns, Robert I., S. J. ed. Las Siete Partidas. 5 vol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Burns, Robert I., S. J., “Jews and Moors in the Siete Partidas of Alfonso X the Learned: a background perspective.” In Medieval Spain: cultur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edited by Roger Collins and Anthony Goodman, 41-62: Palgrave MaCmillan,2002.

．Christian, William A., Jr. Apparition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Echevarria, Ana, The fortress of faith: the attitude towards Muslims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Leiden: Brill, 1999.

．Giles, Mary E., ed. Women in the Inquisiti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aizbord, David L., Souls in dispute: converso identities in Iberia and the Jewish Diaspora, 1580-17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Kagan, Richard L., and Dyer, Abigail, Inquisitorial inquiries: brief lives of secret Jews and other here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Kamen, Henry, Spain, 1469-1714: a society of conflict. London: Longman,1991.

．Kamen, Henr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ical revi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Kamen, Henry,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3.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3.

．Lehfeldt, Elizabeth A., “Ruling sexuality: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Isabel of Castile”, Renaissance Quarterly 53(2000): 31-56.

．Lists, Peggy K.,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cKay, Angus, Spain in the Middle Ages: from frontier to empire, 1000-15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Miller, Louise, Women, Jews and Muslims in the texts of reconquest Castil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Nader, Helen, The Mendoza family in the Spanish Renaissance, 1350-155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9.

．Netanyahu, Benzion,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am House,1995.

．Perry, Mary Elizabeth, Gen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Sevil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erry, Mary Elizabeth, The handless maiden: moriscos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hillips, William D., Jr. Enrique IV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 1425-1480, Cambridge: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78.

．Ruiz, Teofilo F., Spanish society, 1400-1600.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1.

．Sicroff, Albert A., Los estatutos de limpieza de sangre: controversias entre los siglos XV y XVII. Madrid: Taurus,1985.

第五章

．染田秀藤‘ラス．カサス伝─新世界征服の审问者’岩波书店、1990年

．染田秀藤．友枝启泰‘アンデスの记录者ワマン．ポマーインディオが描いた《真実》’平凡社、1992年

．ティトゥ．クシ．ユパンギ／染田秀藤訳‘インカの反乱─非征服者の声’岩波书店、1987年

．网野彻哉“アンデス先住民とスペイン人の自然観”赤泽威ほか编‘アメリカ大陆の自然志’第３巻、岩波书店、1993年

．网野彻哉“植民地体制とインディオ社会─アンデス植民地しゃかいの一断面”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世界への道─変容と摩擦’（讲座世界史2）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网野彻哉“17世纪アンデス社会考─流动する时代”友枝启泰ほか编‘アンデス文化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7年

．Abercrombie, Thomas A., “La perpetuidad traducida: del “debate” al Taqui Onqoy y una rebelión comunera peruana.” In Incas e indios cristianos: elites indigenas e identidades cristinans en los Andes coloniales, edited by Jean-Jaques Decoster. Cuzco: Centr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2002.

．Cook, Noble David, Demographic collapse: Indian Peru, 1520-16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uillén Guillén, Edmundo, Versión inca de la conquista. Lima: Milla Batres, 1974.

．Hemming, John, The conquest of the Incas. New York, 1970.

．Lamana, Gonzalo, “Definir y dominar: los lugares grises en el Cuzco hacia 1540.” Colonial Latin American Review 10(1) (2001): 25-48.

．Lockhart, James, Spanish Peru, 1532-1560: a colonial socie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MacCormack, Sabine, On the wings of time: Rome, the Incas, Spain, and Per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Mean García, Mª del Carmen, Un linaje de conversos en tierras americanas. Salamanca: Imprenta KADMOS, 2004.

．Spalding, Karen, Huarochirí: An Andean society under Inca and Spanish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rn, Steve J., Peru’s Indian peoples and the challenge of Spanish conquest: Huamanga to 164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Varón Gabai, Rafael, Francisco Pizarro and his brothers: the illusion of power in sixteenth-century Peru.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第六章

．アメリコ．カストロ／本田诚二訳‘セルバンテスとスペイン生粋主义─スペイン史のなかのドン．キホーテ’法政大学出版局、2006年

．荒野泰典ほか‘江戸幕府と东アジア’（日本の时代史14）吉川弘文馆、2003年

．池端雪浦编‘东南アジア史2’（新版世界各国史6）山川出版社、1999年

．セルジュ．グリュジンスキ／竹下和亮訳“カトリック王国─接続された历史と世界”‘思想’第937号、2002年

．平山笃子“パードレ．ホセ．デ．アコスタと‘対明征服戦争についての见解’”‘サピエんチア’12、1978年

．藤田一成‘皇帝カルロスの悲剧─ハプスブルク帝国の継承’平凡社、1999年

．ホセ．デ．アコスタ／増田义郎訳‘新大陆自然文化史’上．下（大航海时代丛书）岩波书店、1966年

．増田义郎“ポルトガルとアジア”‘国际关系纪要（亜细亜大学国际关系学会）’8-2, 9-1.2、1999年

．Altman, Ida, Emigrants and society: Extremadura and Spanish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ltman, Ida, and Horn, James, eds. “To make America”: European emigr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Bakewell, Peter, J., Miners of the red mountain: Indian labor in Potosí, 1545-1650.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5.

．Otte, Enrique, ed. Cartas privadas de emigrantes a Indias, 1540-1616.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93.

．Pérez-Mallaína, Pablo E., Spain’s men of the sea: daily life on the Indies flee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七章

．バーナード．ベイリン／和田光弘ほか訳‘アトランティック．ヒストリー’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

．深沢克己‘商人と更纱—近世フランス＝レヴァント贸易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Domínguez Ortiz, Antonio, Los Judeoconversos en España y América, Madrid, 1971.

．Duviols, Pierre, Cultura andina y represión: procesos y visitas de idolatrías y hechicerías. Cajatambo, siglo XVII. Lima: Centro de Estudios Rurales Andino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986.

．Guibovich Pérez, Pedro, “La cultura libresca de un converso procesado por la inquisición de Lima.” Historia y Cultura 20(1990): 133-160, 425-457.

．Israel, Jonathan I., Ra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Mexico, 1610-16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Israel, Jonathan I., Diasporas within a diaspora: Jews, crypto-Jews and the world maritime empires(1540-1740). Leiden: Brill, 2002.

．Mills, Kenneth, Idolatry and its enemies: colonial Andean religion and extirpation, 1640-17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helan, John Leddy, The millenial kingdom of the Franciscans in the New World 2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Silverblatt, Irene, Modern Inquisitions: Peru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udnicki-Gizbert, Daviken, A nation upon the ocean sea: Portugal’s Atlantic diaspora and the crisis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2-16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ylor, Gerald, Ritos y tradiciones de Huarochirí: manuscrito quechua de comienzos del siglo XVII. Lima: Instituo de Estudios Peruanos, Instituto Francés de Estudios Andinos, 1987.

．Toribio Medina, José, Historia del Tribunal de la Inquisición de Lima, 1569-1820, tomo II. Santiago de Chile: Fondo Histórico y Bibliográfico J. T. Medina, 1956.

．Wachtel, Nathan, La fe del recuerdo: laberintos marranos.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7.

第八章

．アイリーン．シルバープラット／染田秀藤訳‘月と太阳と魔女—ジェンダーによるアンデス世界の统合と支配’岩波书店、2001年

．フェルナンド．デ．ローハス／杉浦勉訳‘ラ．セレスティーナ’（スペイン中世．黄金世纪文学选集4）国书刊行会、1996年

．网野彻哉“女たちのインカ”义江彰夫はか编‘历史の文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Burns, Kathryn, Colonial habits: convents and the spiritual economy of Cuzco, Per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nnarelli, María Emma, Pecados públicos: la ilegitimidad en Lima, siglo XVII. Lima: Ediciones Flora Tristán, 1993.

．Osorio, Alejandra B., “El callejón de la soledad: vectors of cultural hybrid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Lima.” In Spiritual encounters: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native religion in colonial America, edited by Nicholas Griffiths and Fernando Cervantes, 198-229.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Rostworowski de Diez Canseco, María. Doña Francisca Pizarro: una ilustre mestiza, 1534-1598.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5.

．Sánchez, Ana, Amancebados, hechiceros y rebeldes; Chancay, siglo XVII. Cusco: Centr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991.

．Socolow, Susan Migden, The women of colonial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an Deusen, Nancy E.,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worldly: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recogimiento in colonial Lim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九章

．网野彻哉“植民地期インカ．イメージ生成论再考”‘Odysseus（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纪要）’第7号、2003年

．Cahill, David P., “Primus inter pares: la búsqueda del marquesado de Oropesa, camino a la gran rebelión, 1741-1780.” Revista Andina 37, 2(2003)

．Cahill, David P., “A luminal nobility: the Incas in the middle ground of late colonial Peru.” In New World, first nations: native peoples of Mesoamerica and the Andes under colonial rule, edited by David Cahill and Blanca Tovía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6.

．Cummins, Thomas, and et als., eds. Los Incas, reyes del Perú, colección arte y tesoros del Perú. Lima: Banco de Crédito, 2005.

．Dean, Carolyn, Inka bodies and the body of Christ: Corpus Christi in colonial Cuzco, Per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rrett, David T., Shadows of empire: the Indian nobility of Cusco, 1750-18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ilbert, Teresa., Iconografía y mitos indígenas en el arte. La Paz: Editorial Gisbert y Cia, 1980.

．Lorandi, Ana María, De quimeras rebeliones y utopías: la gesta de inca Pedro Bohorques. Lim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97.

第十章

．斋藤晃．冈田裕成‘南米キリスト教美术とコロニアリズ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

．真锅周三‘トゥパック．アマルの反乱に关する研究─その社会経済史的背景の考察’神戸商科大学経済研究所、1995年

．Brading, David A., 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18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isher, Lillian Estelle, The last Inca revolt, 1780-1783.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66.

．Flores Galindo, Alberto, Túpac Amaru II-1780; antología. Lima: Retablo de Papel Ediciones, 1976.

．Hidalgo Lehuede, Jorge, “Amarus y Cataris: aspecto mesiáníco de la rebelión indígena en 1781 en Cusco, Chayanta, La Paz y Arica ”, Chungará, NO. 10, 1983.

．Lewin, Boleslao, La rebelión de Túpac Amaru y los orígenes de la Independencia de Hispanoamérica, (3ª edición). Buenos Aires: S. E. L. A., 1967.

．Méndez, Cecilia, “Incas sí, indio no: notes on Peruvian creole nation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crisi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8, Feb(1996): 197-225.

．Serulnikov, Sergio, Subverting colonial authority: challenges to Spanish rule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rn And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aving, Ward, The world of Túpac Amaru: conflict,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Peru.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Stern,Steve J., ed.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Andean peasant world: 18th to 20th centur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Thomson, Sinclair, We alone will rule: native Ande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insurgenc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Walker, Charles F., Smoldering ashes; Cuzco and the creation of Republican Peru, 1780-184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主要人物略传

帕查库特克

（Pachacuti ，1400？）

印加帝国的第九任国王。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止进攻库斯科的昌卡族，成功保卫首都，并接受邻近部族的支持，开始向安地斯全境展开扩张战争。被认为是创下契机的重要人物，让印加族从原本的地方部族，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性质的存在。

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Atabalipa, Atabaliba，？～1533）

印加帝国最后的国王，瓦伊纳．卡帕克之子。在征服战争中，跟随父亲四处征讨。一五二五年左右，父王在厄瓜多尔地区逝世后，与留在库斯科的王子瓦斯卡尔对立。在内战中击溃新任国王瓦斯卡尔。一五三二年前往库斯科的途中，在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地区，被法兰西斯科．皮萨罗捕获，于一五三三年被处以死刑。

图帕克．阿马鲁

（Túpac Amaru，？～1572）

在比尔卡班巴持续抵抗西班牙政权，印加族最后的国王。其同父异母的兄长蒂图．库西，一方面与西班牙人进行和平交涉，一方面持续抵抗。一五七一年，蒂图．库西猝死后，图帕克．阿马鲁掌握实权，强化与西班牙人对抗的立场。一五七二年，副王托雷多的军队袭击比尔卡班巴。图帕克．阿马鲁被马丁．贾西亚．德．罗耀拉的征讨军所捕，于同年九月，在库斯科被处以死刑。持续近四十年的印加叛乱宣告终结，印加帝国在事实上走向灭亡。

天主教双王—亚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

（Fernando II，1452～1516）

卡斯提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Isabel I，1451～1504）

亚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在位期间1479～1516）和卡斯提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在位期间1474～1504）的通称。一四六九年，两人施行政略结婚，收十国内混乱的局势，强化王权。因为征服伊比利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的功绩，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赠与两人“天主教双王”的称号。

查理（卡洛斯）五世

（Carlos〔Karl〕V，1500～1558）

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西班牙的称呼是卡洛斯一世（Carlos I）。一五一六年，年仅十六岁就接下西班牙的王位，三年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外，奔走于宗教问题、与法国、鄂图曼帝国的战争；对内则是处理各都市的叛乱运动，统治广大的帝国领域，为名副其实的“移动国王”。一五五六年，尚未看见人生尽头便决定退位，将尼德兰、西班牙和拿坡里分配给长子菲力普、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让给弟弟斐迪南。

菲力普二世

（Felipe II，1527～1598）

西班牙国王。从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父王手中，继承西班牙、海外领土（印地安、拿坡里、西西里、萨丁尼亚）以及米兰和法兰德斯地区，后来也将一五八〇年因后继无人而成为空位的葡萄牙王位，占为己有，将统治势力拓展至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成为“日不落国”。虽然积极地推进对外政策，但是在经济上也加深了崩坏的危机，继任的菲力普三世，在其统治期的衰退状态，背后原因可以向上追溯至菲力普二世。

法兰西斯科．皮萨罗

（Francisco Pizarro，1478～1541）

西班牙人征服者，生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特鲁希优。与巴尔波亚同行，远征巴拿马之后，和阿尔马格罗、卢克神父签订契约，航向更南方的地区，从事探险活动。经过三次的航海经验，得知印加王国的存在，在一五三二年卡哈马卡的战役中，击溃印加王国。因为从秘鲁殖民地所获得的利益问题，与阿尔马格罗派系对立，将之处死。一五四一年，在利马被阿尔马格罗的儿子暗杀身亡。

狄雅哥．德．阿尔马格罗

（Diego de Almagro，1480？～1538）

西班牙人征服者。皮萨罗远征秘鲁的活动，虽然是以伙伴的身分加入，在卡哈马卡战役之后，对皮萨罗失去信任。为了扩大在秘鲁的权益，于一五三五年远征智利地区，以惨败告终。回到库斯科后，因魁儡国王曼科．印加的叛乱，局势一片混乱。他趁乱进入库斯科城，主张自己的统治权，一五三八年在萨利纳斯战役中，败给皮萨罗阵营，被斩首处死。

胡安．迪亚斯．德．贝坦索斯

（Juan Diez de Betanzos，1510？～1576）

十六世纪中叶，在库斯科活动的编年史家。与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姐妹安荷莉纳结婚，因为通晓克丘亚语，以官方翻译员的身分，在殖民地政府工作。他在一五五一年书写的记事史，是以提供情报的印地安人口述为基础的记录，为非常宝贵的印加史料。

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cilaso de la Vega, el Inca，1539～1616）

生于创建后不久的库斯科，混血编年史家。拥有西班牙人征服者的父亲，和印加公主的母亲。一五六〇年，担任库斯科县长的父亲逝世后不久，他便渡海前往西班牙，以士兵的身分活动，而后专心致力于书写著作。一六〇九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印加王室述评》，是一部综观前西班牙期至印加帝国晚期的浩瀚巨作，为当时欧洲世界要了解印加的重要文献，广为人知。

何塞．德．阿科斯塔

（José de Acosta，1540～1600）

西班牙人耶稣会教士。一五七二年踏上秘鲁这块土地之后，成为致力于确立殖民地制度副王托雷多的智囊团成员，前往秘鲁各地视察。一五七六年起，担任耶稣会秘鲁管区的区长（～1581年），在新西班牙停留数年后，回到西班牙，写成《新大陆自然文化史》一书，详细并广泛地描绘墨西哥和秘鲁的原住民文明。作为一位服侍神的神职人员，尽管他的眼界与认知因此有所限制，但是他在资料的选择和推论的逻辑上，都采取非常科学的方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编年史家，这是过去阿科斯塔没有被注意到的面相。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

西班牙人道明会教士。原本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托管主的殖民者之一，一五一〇年决定成为神职人员，改过向善，之后严厉谴责西班牙人对印地安人的高压政策。拉斯．卡萨斯往来于西班牙本国和新大陆的殖民地之间，积极展开的游说运动，终于让查理五世有了动作，公布划时代的“印地亚斯新法”（一五四二年），废止“委托权”制度。这项新法，虽然在皮萨罗逝世后的秘鲁，成为新叛乱活动的火种，但是拉斯．卡萨斯并未停止他的脚步，一五五〇年在针对新世界征服是非对错的瓦拉多利德论争上，与赞同征服派的人文学者瑟普略达（Sepúlveda）展开论辩。一五五二年，于塞维亚出版的《关于破坏印地亚斯的简洁报告》，被欧洲各国利用，成为谴责西班牙“黑色传说”的材料。

法兰西斯科．德．拉．克鲁兹

（Francisco de la Cruz，1529？～1578）

西班牙人的道明会教士。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小村落罗佩拉。受到拉斯．卡萨斯晚年的影响，加上当时以托雷多大主教巴尔多洛梅．德．卡兰沙的得力助手身分展开活动。经过一五五九年卡兰沙因异端嫌疑而被逮捕的丑闻，他见证到国内思想僵化的状况，接受道明会多明哥．德．萨多．汤玛士教士的邀请，于一五六一年渡海前往安地斯。曾经担任圣马尔科斯大学校长，并以修道士身分，累积许多经验的克鲁兹，于一五七一年，因宗教、女性的丑闻，而被宗教裁判员所逮捕。而后，继续在监狱之中宣传他激进的世界观，一五七八年被处以火刑。

碧翠丝．蔻雅

（Beatriz Clara Coya，1558？～1600）

印加族的女性。同父异母兄妹的塞里．图帕克（比尔卡班巴的第二任国王）与朵娜．玛莉雅．库西．瓜尔凯（父亲为曼科．印加）结婚，生下碧翠丝．蔻雅。约五至六岁时，进入库斯科的圣嘉勒女子修道院，后来还俗。一五七二年，在托雷多的命令下，嫁给追讨比尔卡班巴有功的马丁．贾西亚．德．罗耀拉为妻。他们的女儿，安娜．玛莉亚则是被赐予尤卡伊之谷地区的奥罗佩萨侯爵领地。

伊涅斯．华伊拉丝．尤潘基

（Inés Huaylas Yupanqu，？～1575？）

印加族的女性。第十一任印加国王瓦伊纳．卡帕克和瓦伊拉斯地方首长女儿康特拉瓦秋所生下的女儿。原本的姓名是琪丝贝．西萨，在皮萨罗征服之时，被这位年老的征服者相中，成为皮萨罗的宠妾，洗礼后得到伊涅斯的姓名。失宠后，与皮萨罗的部下，西班牙人法兰西斯科．德．安蒲耶罗结婚。两人的女儿法兰西斯卡渡往西班牙，与皮萨罗同父异母的弟弟埃尔南多结婚。

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

（Diego Felipe Betancur Túpac Amaru，？～1779）

印加族的男性。混血后裔。他主张自己是一五七二年被处死的比尔卡班巴王朝最后国王图帕克．阿马鲁的后裔，请求奥罗佩萨侯爵领地的继承权利。后来与提出同样要求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在法庭上展开论争，最后取得胜利。他主张自己不只是拥有印加的血统，还承继了加那利群岛征服者—贝当古的血统。在印加血统关系上获得认可的他，被迎入库斯科印加贵族所组成的二十四选举人会。

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图帕克．阿马鲁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 Túpac Amaru，1741～1781）

印加族男性。混血后裔。也有说法认为他是印地安人。生于库斯科廷塔地区的苏里马纳村庄。年少时代，曾在库斯科耶稣会教士所经营的圣博尔哈学院内学习。后来继承出身地的地方首长职务，并且以三百五十头骡子，经营运输业。与迪亚哥．菲力普．贝当古互争继承印加王室血统的真实性，最后败诉。一七八〇年，处死廷塔地区的县长，开始叛乱活动，并发展成为广及安地斯南部的印地安人大叛乱。一七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在库斯科大广场上被处死。

米卡耶拉．巴斯蒂塔斯

（Micaela Bastidas Puyucahua，1744～1781）

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的妻子。生于廷塔地区。据说是一位纤细美丽，又充满知性的女性。在现代的秘鲁社会，对于谋求社会变革的女性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位象征性的人物。在叛乱中，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辅佐丈夫，特别是在后勤的统辖方面，充分地发挥了她的才能。她深信进攻库斯科，才是将叛乱活动导向成功的关键，因此训斥踌躇不前的丈夫。一七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在库斯科大广场上，与丈夫和孩子一同被处死。

汤玛士．卡塔里

（Tomás Katari，1748左右～1781）

印地安人平民。生于北秘鲁（现今玻利维亚的高地地带）的马恰村落。对于透过商品强制分配制度，将印地安社会财富吸取殆尽的县长，以及与官员勾结的反印地安人地方首长，汤玛士．卡塔里采取合法的手段，不屈不挠地组织抵抗运动。他认为应该伸张印地安人的正义，徒步了三千公里，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向拉布拉他副王申诉。经过数次的入狱，最后终于在玻利维亚北部地区，创建起印地安人自律的空间，但是却因为西班牙人官员的奸计而被逮捕、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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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的世界史　13
印加与西班牙的交错从安地斯社会的转变，看两个帝国的共生与诀别インカとスペイン 帝国の交错

作者：网野彻哉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廖怡铮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张乃文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12

INCA TO SPAIN TEIKOKU NO KOUSAKU》

©Tetsuya Amino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印加王国的诞生

1. 王朝史的确立
2. 帝国的起源与安地斯社会
3. 印加社会的一贯原理
4. 印加国王的神圣王权化

第二章：古代帝国的成熟与崩坏

1. 征服与极限
2. 末期的征兆
3. 王室的战争

第三章：中世纪西班牙的共生文化

1. 帝国的开端
2. 三个宗教以及文化
3. 共同生活的人们
4. 共生的终结

第四章：排除异己的思想——异端审问与帝国

1. 西班牙国家的诞生

2. 排除异己的思想

第五章：交错的殖民地社会

1.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
2. 殖民地社会的形成
3. 印加王朝的终结

第六章：生存在世界帝国的人们

1. 位在海的彼端的国王
2. 运送白银的道路
3. 与亚洲世界的交流

第七章：帝国内部的敌人——犹太人与印地安人

1. 有关传教事业
2. 印地安人．犹太人同源论
3. 新世界的犹太人
4. 马努艾．保蒂斯塔．佩雷兹的异端审问

第八章：女性们的安地斯历史

1. 墨斯蒂索人的诞生

2. 魔女与“印加的力量”

第九章：走向印加的欲望

1. 库斯科的印加贵族

2. 叛乱的“前史”

第十章：印加与西班牙的诀别

1. 波旁王朝的改革与印地安社会
2. 三头蛇
3. 缺乏主体性的印加历史化

后记
参考文献
主要人物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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