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Author: [日] 林佳世子
Date: 2019-06-04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撼動歐亞、終結拜占庭千年統治 無法用「民族國家」觀念來理解的龐大帝國―― 鄂圖曼帝國＝土耳其人統治的土耳其國家？ 所謂的鄂圖曼治國體制，與伊斯蘭法有何關聯？ 十四世紀初葉，在安納托利亞邊境誕生的小國――奧斯曼公國，發展成覆蓋巴爾幹、安納托利亞、阿拉伯世界、北非的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至十九世紀為止，鄂圖曼帝國在橫跨約五百年的時間，管理多民族與多宗教，實現長期的安定，使得東西文明的界限日趨模糊。爾後，鄂圖曼帝國又延續了近百年，直到一九二二年方才落幕。 本書追溯的是這當中以獨特的治國機制崛起、運作，最終走向衰頹的前近代鄂圖曼帝國的五百年歷史。該機制的特性可稱為「鄂圖曼體制」，如同歐洲蔚成一大體系一般，獨一無二，且在十九世紀前的世界各個角落裡，或許都能找到類似體制的蛛絲馬跡。 ■鄂圖曼帝國是專指土耳其人統治的土耳其國家嗎？ 鄂圖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的關係究竟為何？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改成：「為何土耳其人以外的國家，不被視為鄂圖曼帝國的後裔？」因為巴爾幹至阿拉伯世界的廣大土地上，自鄂圖曼帝國分裂成立的各國，在歷史的某個階段都曾與帝國敵對，並在與其抗爭中建國。所以，巴爾幹或阿拉伯諸國抵死不承認自己是鄂圖曼帝國的後代子孫。此外，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中，許多國家將該國所背負的結構性問題，視為「鄂圖曼帝國的負面遺產」，將責任歸咎於過去的鄂圖曼帝國，從結果來看，也就沒有在主觀上將自己定位成帝國的「後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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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鄂图曼帝国　谢利姆三世在托卡比皇宫第二庭院的吉兆之门前接见群臣。

◎在土耳其寻找鄂图曼帝国

造访现代的土耳其，在伊斯坦堡市区内，随处可见此地曾为鄂图曼帝国首都的繁华景象，例如多座壮丽的清真寺、精雕细琢的托卡比皇宫（Topkapi Palace）、热闹如昔的市集（bazaar）等。然而，一旦走出伊斯坦堡，前往安那托利亚地区（小亚细亚）旅行，鄂图曼帝国的气息便瞬间淡化不少。遗留在安那托利亚中部地区的纪念碑遗迹，大半是早于鄂图曼帝国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等留存下来的伊朗风格建筑。在地中海或爱琴海沿岸，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的遗址虽然宏伟，唯独鄂图曼帝国的踪迹极为难寻。这之间的落差究竟从何而来呢？

托卡比皇宫的帝王之门

但若是仔细搜索，还是能在安那托利亚各地的小镇里，发现一、两个鄂图曼帝国时期的遗迹，诸如外观简朴的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澡堂或市集等。这些建筑物至今有不少仍保有日常起居的功能，为一般福斯所用。而且这类相似的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建筑，也能在今日匈牙利以南至希腊等欧洲诸国，叙利亚、埃及、北非等阿拉伯诸国的城市中发现。因此，在安那托利亚的城镇里，纪念鄂图曼帝国的建筑物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多或少。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指出，安那托利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并没有被鄂图曼帝国当作唯一或固有的领土而另眼看待。由本书的观点来看，其实鄂图曼帝国就是一个扎根于巴尔干的大国，安那托利亚大部分的地区是之后才被征服的领土。所以很难果断地说，是将安那托利亚视为故土的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亚为据点而开创了鄂图曼帝国。

因此，鄂图曼帝国不应该只被理解成等于现代的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底下的土耳其人（突厥人），大多数与巴尔干及阿拉伯民众一样，都是被统治的族群。若要刻意质问统治阶层的民族归属问题，便只能说鄂图曼帝国是由一群后天取得“奥斯曼人”之自我认同的成员所统治的国家。“奥斯曼人”的圈子里，包含了现今的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波士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德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各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等等，其中也有少数的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总之，追究帝国是由哪一族人统治，在此不具任何意义。

既然如此，为何现在会演变成只有土耳其人是鄂图曼帝国的后裔呢？

◎“不属于任何人”的国家之“后裔”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改成：“为何土耳其人以外的国家，不被视为鄂图曼帝国的后裔？”

因为巴尔干至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土地上，自鄂图曼帝国分裂成立的各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曾与帝国敌对，并在与其抗争中建国。所以，巴尔干或阿拉伯诸国抵死不承认自己是鄂图曼帝国的后代子孙。

此外，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许多国家将该国所背负的结构性问题，视为“鄂图曼帝国的负面遗产”，将责任归咎于过去的鄂图曼帝国，从结果来看，也就没有在主观上将自己定位成帝国的“后裔”。这种片面自称是受害者的诡辩，在当今巴尔干及阿拉伯各国的政治中依旧屡见不鲜。迳自将鄂图曼帝国定义为土耳其人，也能制造目标明确的假想敌，以便团结国民。

实际上，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情况也一样。这个国家亟欲挣脱帝国的枷锁，以“吾等身受其害”的自我认同为核心。外界并不清楚，其实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带有浓厚土耳其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的是该国所链接的，是从中亚突厥的西进、安那托利亚的塞尔柱帝国，以至于土耳其共和国等连贯而成的历史脉络，而极度贬抑鄂图曼帝国的一切。

换言之，创建于十九或二十世纪的各个民族国家，无法将“不属于任何人”的鄂图曼帝国视为本国祖先，然而，他们实际上却又在有形或无形中继承了帝国的遗产，其中不仅有被点名为负面遗产的“推迟现代化”，举凡鄂图曼帝国的官僚制度、政治风气、生活文化或习惯等，都无意识地传承了下来，这些都是鄂图曼帝国共有的财产及遗物，绝非来自“土耳其／突厥的影响”。

长期以来，关于现今巴尔干及中东地区的民族纷争，便经常强调是因为鄂图曼帝国未曾“整顿”其统治下的民族，而在各地遗留下负面的文化遗产所造成。尽管如此，未“整顿”各民族并不是治理上的缺陷，这一点会成为问题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以及各国的内政发展所致。

◎突厥（土耳其）的鄂图曼帝国

然而，如下所述，鄂图曼帝国的历史横跨着一座分水岭，十九世纪以前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国家”——鄂图曼帝国，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步入迟暮，其后的百年，则是在现代新世界秩序下发展的“近代鄂图曼帝国”时期。随着光阴流转，各民族纷纷自立国家，最后的残山剩水则构成了“土耳其人的国家”。若细看这段历史，土耳其共和国继承鄂图曼帝国一事，实则为顺水推舟，情势使然。因为到了最后，它的皈依之处就在土耳其共和国。

新军　鄂图曼帝国的常备军队与苏丹侍卫的统称。

不过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依旧历经波折，这点可以从该国以安卡拉为首都来窥探一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大约有二十年将鄂图曼帝国及伊斯坦堡视为禁忌。但土耳其共和国不仅继承了伊斯坦堡这个有形的遗迹，奥斯曼家族也流淌着突厥人的血液，而帝国的通用语言为土耳其语更是不争的事实。说起来，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多数本来就来自鄂图曼帝国。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局势安定下来，最终禁忌意识渐薄，连乏人问津的“鄂图曼帝国后裔”的继承资格，土耳其共和国都要拿来利用。

明明光耀帝国门楣的新军（Janissaries）中几乎没有突厥人，建造点缀伊斯坦堡的大清真寺的建筑师团队中也不见突厥人，所谓的“突厥／土耳其人”也不过是帝国的农民或游牧民、他们甚至曾屡次群起反抗苏丹——因为对这些事视而不见，顺其势而发展的结果，便是将鄂图曼帝国的荣耀转嫁称是“土耳其的荣耀”。

在二十世纪，一个国家若不是以民族国家建国即非“国家”，所以一般福斯会有鄂图曼帝国等于“土耳其人的国家”的认知实也无可厚非。就连同时期的欧洲人，尽管与鄂图曼帝国比邻，也无法参透其统治阶层的特质，时常以“土耳其人统治的土耳其国家”来统称鄂图曼帝国。这样的偶然，也将鄂图曼帝国与今日的土耳其联系在一起。

站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场，概括承受帝国过去的荣光，是利弊互见的宣传手法，这一点至今情况不变。随着禁忌松绑，鄂图曼帝国过去的荣耀，振奋了突厥裔穆斯林的精神；但潜在风险则是必须无条件地背负“从巴尔干地区至中东一带纷争不断的原因，全是以前突厥／土耳其人的恶行霸道所致”的舆论。不管如何，如今的现况便是——虽然鄂图曼帝国非土耳其人所独有，却在灭亡之后逐渐被归附在土耳其的名下。

◎鄂图曼“土耳其”史下隐藏的事实

以往将鄂图曼帝国误判为土耳其人的国家，从而将其历史视为鄂图曼土耳其的历史，会引起两大问题。

其一，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以外的国家，不承认鄂图曼帝国时代治理的正当性。如前面提过，巴尔干半岛诸国及中东诸国，将鄂图曼帝国时代视为被突厥／土耳其人统治的黑暗占领期，所以这段近世的“黑暗史”在各地被当作各国鼓吹发展民族主义的道具。

其二，未全盘了解“不属于任何人”的鄂图曼帝国的治国体制，更别提忽视了其中所包容的多民族社会，实具有顺应变迁、与时俱进的能动力。结果，令欧洲如坐针毡的鄂图曼帝国在十六世纪被禁锢在“土耳其人的威胁”的形象里，进而助长了“曾经鼎盛强大的鄂图曼帝国（或称伊斯兰文明）经过长期的凋零，最终败阵于西欧诸国（或称西欧文明）”这种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观。实际上，十四至十八世纪末这段期间，鄂图曼帝国不断蜕化演变，直到十九世纪，近代鄂图曼帝国仍持续以其占有广大领土的大国身分，在欧洲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

◎本书界定的“鄂图曼帝国”

在上述的鄂图曼帝国历史中，本书范围主要涵盖该国从十四世纪诞生，至十九世纪初的这段期间。该国自称为“奥斯曼国”，所以正式上可称为奥斯曼王朝，但要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实质的国家体制，故从这时候起称之为帝国较为恰当。因此，本书中将十四世纪的奥斯曼称为“奥斯曼公国”，十五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称为“鄂图曼帝国”。也就是其命脉自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末，存续了约五百年。尔后，鄂图曼帝国又延续了近百年，直到一九二二年方才落幕。关于近代的百年历史，本书将仅概略简述，除了因为篇幅有限，最主要是已超出笔者能力所及，关于这点，容笔者用以下篇幅简单说明。

首先，十九世纪在本书界定的鄂图曼帝国版图上，不只存在着近代鄂图曼帝国的历史，因为四分五裂后新生的国家全为鄂图曼帝国的后代，十九世纪的近代鄂图曼帝国只是继任国家中最大的“一个”而已。而且，近代鄂图曼帝国处于民族主义及殖民主义袭卷的十九世纪，亲身经历了民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洗礼，在各种意义上与前代体制全然不同。

于是，鄂图曼帝国从开创以来以全部疆域所缔造出来的前代体制，可以说已于十八世纪末告终。若说该体制造就了“不属于任何人”的鄂图曼帝国霸业，那么至此帝国已形同灭亡。若仅以奥斯曼氏苏丹在位为理由、将十四世纪延续至二十世纪的鄂图曼帝国视为首尾一贯的国家，那么将会分不清前代与近代鄂图曼帝国之间的殊异。

本书要追溯的是这当中以独特的治国机制崛起、运作，最终走向衰颓的前代鄂图曼帝国的五百年历史。该机制的特性可称为“鄂图曼体制”，独一无二。如同欧洲蔚成一大体系一般，在名为鄂图曼帝国的世界里，曾盛行着其独特的治国体制，且在十九世纪前的世界各个角落里，或许都能找到类似体制的蛛丝马迹。

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每个国家特有体制的崩溃与前代鄂图曼帝国的衰微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环视全球，虽然有些时间差，但大抵上都可归纳在一个环环相扣的“寰宇一体”的时代浪潮下。曾经主导世界变迁的欧洲各国，也免不了被卷入这波“寰宇一体”的巨浪，而且在顶着浪头的情况下向前迈进。对于“寰宇一体”的形成，近代鄂图曼帝国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那部分已是本书后续的历史故事了。

◎鄂图曼帝国是伊斯兰帝国吗？

如前述，本书是以前近代鄂图曼帝国为写作对象。这个持续了五百年的国家，时常被称为土耳其帝国或伊斯兰帝国，然而这些都非恰当的名称。前面已阐述了非突厥／土耳其人大帝国的部分，在此就伊斯兰帝国一说加以说明。

对于称鄂图曼帝国为伊斯兰帝国的说法，最好采取保留态度，因为这涉及伊斯兰帝国的定义。我们必须谨慎留意以“伊斯兰”一语带过的含混不清，因为如果此处的伊斯兰帝国代表的是“献身于伊斯兰教的扩张，体现伊斯兰教理念的国家”，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鄂图曼帝国悬挂着伊斯兰的旗帜，但那顶多是他们“向伊斯兰致敬”，用来宣扬正义或公正等普世价值及战场上的胜利。同样的，基督教徒亦曾经打着宗教的旗号四处征战，双方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举例来说，鄂图曼帝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进行的战争，是能带来收入的领土争夺战。在战争中，宗教纵然鼓舞了士气，但这也不过是宗教的“利用方式”之一。若仅此将鄂图曼帝国与宗教扯上关系，反而会种下误会的根源。

不过，鄂图曼帝国确实曾利用伊斯兰式的统治方式。伊斯兰的统治手法，具体就是“利用伊斯兰法行统治之实”。对鄂图曼帝国而言，利用伊斯兰法有多重的意义与其优点。

第一，伊斯兰法是比鄂图曼帝国更早创建的法制体系，欣然接纳具有威信的制度，有助于统治上的安定。第二，伊斯兰法极具弹性，所以鄂图曼帝国中与伊斯兰法毫无关联的世俗规范，也能被包容在伊斯兰法的体系底下。第三，伊斯兰法揭示了如何统治非穆斯林的原则；后面会再谈到，鄂图曼帝国虽是创建在穆斯林人数不多的国家，却还是从中吸取了“根据伊斯兰法统治非穆斯林”的原则及正当性。

综合以上说法，伊斯兰法对鄂图曼帝国而言相当重要，若从这个观点看来，并非不能称其为伊斯兰帝国。但是，我们还是不应忽略鄂图曼帝国是在利用伊斯兰教及该法制体系的事实。帝国大大小小的决策都是以“伊斯兰”为名来执行，重点就在于这“大大小小的决策”究竟所谓何事。恐怕，将鄂图曼帝国称呼为伊斯兰帝国，多半意在模煳这些“大大小小的决策”的内涵。

◎鄂图曼帝国究竟为何？

既非突厥／土耳其人的国家、亦非伊斯兰帝国的鄂图曼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又曾经历过哪些变动？这些都是本书期盼厘清的主题。先从结论来说，鄂图曼帝国是一个继承该地——也就是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及阿拉伯地区——昔日传统，怀柔地融合了各种制度，并有效实践统治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是一个借由在帝国边境对外征伐，因而保住内部安定与和平的国家。

鄂图曼帝国的体制在十六世纪末发生了变化，据此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来说明。不过，贯通体制基础架构的，是不变的国家财政特质——也就是中央政府将税收分配给统治阶层，借此分摊国家应尽的职责。鄂图曼帝国的实质样貌，和以分权为宗旨的游牧民征服王朝国家的形象相去千里，中央集权的性质贯穿并维持了整个时代。经过长时间发展的中央集权体制失能之时，便是鄂图曼帝国自内部瓦解、终结之际。那么，在这段期间鄂图曼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内涵为何？揭开这个国家的内在核心，便是本书的焦点。

顺带一提，在这二、三十年间，说明鄂图曼帝国真实样貌的研究快速增长。这纵然是各方条件俱全后的结果，但追根究柢，还是出自于对现代巴尔干情势及中东情势的关心，进一步让人关注到过往的鄂图曼帝国。再加上各种史料陆续公开，以及国际性的研究合作等发展，俨然支撑着这些研究逐步迈进。

在这样的研究发展当中，过去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受到质疑，并且不断提出新的解释。举例而言，现今已从多重面向证实，鄂图曼帝国并非是“十六世纪最为鼎盛，尔后衰退”。目前相关的研究依旧蓬勃，十年后，鄂图曼帝国或许又有更为崭新的容貌出现。虽然关于鄂图曼帝国的历史尚有许多待深入研究之处，但本书如能做到将近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介绍给读者的话，实属万幸。

第一章安那托利亚（一〇五〇～一三五〇年）

奥斯曼的崛起　奥斯曼号召加齐加入战斗。

前史：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安那托利亚

◎安那托利亚

安那托利亚三面环海，主要由高山与高原形成，南邻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东横跨伊朗高原衔接中亚。整体来说，安那托利亚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高原地形，中央为高原，南北侧邻接山脉，少有大型河川。安那托利亚中部地区年降雨量约四百毫米，主要集中在冬季，农作仰赖天然降水，并以秋播小麦为主；人口密度低，农村及耕地四周环绕着辽阔的原野，一直延伸至远方群山。

自西元前二世纪以来，安那托利亚的大部分区域归属于罗马帝国及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十一世纪初，安那托利亚人口多为希腊裔或亚美尼亚裔的基督教徒，受皇帝和教会统治。不过，自从在七世纪历经“阿拉伯的大征服”之后，安那托利亚的东南地区便归伊斯兰王朝掌管。十一世纪之后，这一带改由塞尔柱帝国统治，虽然居民多为亚美尼亚人、库德人及阿拉伯人，不过在塞尔柱帝国的治理下，突厥裔游牧民族也逐渐在此开枝散叶。

十一世纪初，突厥裔游牧民族开始从东方进入安那托利亚的高原区，当时那里尚属拜占庭帝国管辖。各个突厥裔游牧部族带着羊群横越高原、原野及山区，随着夏季营地与冬季营地之间的移动往来，逐步扩展范围，拓展游牧路线。于是，他们渐渐与在此定居的农民发展出一种分栖共存的模式。但因为机动性高的游牧民可以轻易地变身成山贼，在游牧周期完全稳定之前，农村及城邦总会经历多次掠夺是普遍的共识。

一般认为游牧民的迁徙浪潮持续了约一百年。尤其在一〇七一年——伊朗的塞尔柱帝国军队在安那托利亚东部马拉兹吉特（Malazgirt，当时的曼兹科特［Manzikert］）一举攻破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IV）亲率的拜占庭帝国军队——之后，迁徙的速度瞬间加快。此次迁徙也包含了塞尔柱旁系家族等部分突厥裔游牧民族中势力强盛的名门，他们在塞尔柱帝国中属于反主流势力，所以前往安那托利亚这片“新天地”寻求生路。

随著名门子弟的登场，在新加入安那托利亚的突厥裔游牧民族社会中，产生了一股政治力量。于是，罗姆苏丹国于一〇七七年自行脱离嫡系的伊朗，独立建国。由于游牧民是仰赖部族间的紧密联系而团结聚集的民族，所以组织化的进程（国家形成）相当快速。新兴的政治结构加快了突厥裔游牧民族在这之后持续进展的移民潮。

◎罗姆苏丹国与拜占庭帝国

于安那托利亚中部独立建国的罗姆苏丹国，曾将势力范围一举扩张至安那托利亚西方的尼西亚（Nicaea，现伊兹尼克［İznik］）并以此为首都。然而，第一次十字军于一〇九七年与拜占庭军队联手夺回尼西亚后，罗姆苏丹国便放弃邻近爱琴海四周的平原区，撤退至高原地区的科尼亚（Konya）。之后的整个十二世纪，安那托利亚便由罗姆苏丹国、同样为突厥部族的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 dynasty），以及占领安那托利亚西部的拜占庭帝国三国瓜分。也因为三国势均力敌，所以十二世纪的局势得以维持大致平稳的状态。

12世纪后半叶的安那托利亚　安那托利亚成三国鼎立之势，各国相互争夺霸权，西有拜占庭帝国，高原之上则有罗姆苏丹国与达尼什曼德王朝。罗姆苏丹国于1180年代扩大了势力范围。

拜占庭帝国于十一世纪前半叶缔造了帝国全盛期，却在同世纪后半叶痛失安那托利亚大半版图。然而，十二世纪拜占庭在科穆宁公国协助之下恢复力量，与突厥裔二国形成军事战略上的同盟关系，保住其势力。虽然曼纽一世（Manuel I）在其统治后期的一一七六年，在科尼亚西部的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惨败于罗姆苏丹国，吞下历史性的大败仗，但依旧保有安那托利亚沿岸区域的统治权。

然而进入十三世纪后，随着威尼斯人一手引导的第四次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并创建拉丁王国后，事态急转直下（一二〇四年）。拜占庭皇族被迫逃亡，不得不在尼西亚及翠比松（Trebizond）另建流亡政权。之后，拜占庭势力也只能依靠一些微不足道的外交操作，在安那托利亚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其命脉。

罗姆苏丹国时期的文化
上图：链接科尼亚与阿克沙来主要道路上的商旅驿站。建造于13世纪前半叶，由罗姆苏丹国君主凯库巴德一世打造。（作者拍摄）
下图：当时的青铜工艺品，现藏于伊斯坦堡的伊斯兰博物馆。这个时期有许多以人物或动物为主题的石像雕刻及彩色瓷砖拼贴，工法细致。（作者拍摄）

另一方面，罗姆苏丹国歼灭安那托利亚中部及东部的达尼什曼德王朝，掌控安那托利亚全区，并于十三世纪前半叶迎来王国盛世。坐落在主要城邦各地宏伟的伊朗风格建物，都在对后世宣示罗姆苏丹国当时的荣景。

只是，这等荣景也没能持续太久。进入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罗姆苏丹国便被蒙古军击败而步入衰微。罗姆苏丹国的式微，使许多突厥裔小国纷纷趁势崛起，安那托利亚陷入一片混乱。拜占庭帝国虽然于一二六一年收复君士坦丁堡，却也在慌乱的局势之中失去安那托利亚西边大半土地，整个安那托利亚几乎全数落入突厥裔各方势力的统治之下。后面会再提到，在安那托利亚西部，一群由奥斯曼领军的团体便是崛起于这个乱世，最终缔造出鄂图曼帝国的盛世。

◎君士坦丁堡与科尼亚的统治者

研究者想要探讨安那托利亚的社会在这场横跨二百年历史的政权发展之中，究竟历经了哪些事件，可惜的是能够参考的媒介、资料实在不多。所以，单从接二连三的战事、领土争夺，以及结果上的既成事实——安那托利亚于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等观点来看，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族群净化”。也就是说，从东方入侵的突厥穆斯林，驱逐（或是屠杀）了基督教徒的希腊人，进而统治全区。

但是，实际上的发展似乎与前段描述的情境大相迳庭。就算有一群突厥人入侵了这块希腊人占多数的土地，光就人数来看，前者本就不可能赢过后者。而且，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长期浅移默化之下呈现出来的结果。就算这个时代在安那托利亚势均力敌的罗姆苏丹国与拜占庭帝国，也不是只有以战争的形式相互对峙抗衡。

首先，我们留意到，在罗姆苏丹国的科尼亚宫廷与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朝廷之间，曾有往来频繁的人事交流。透过罗姆苏丹国的历史记录可以发现，在其宫中服侍突厥人君王的官员有不少出自拜占庭。相对地，在拜占庭朝中也有一群突厥人的家臣，就连拜占庭的皇帝，也有人曾为罗姆苏丹国的官员——从拉丁王国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并开创帕里奥洛格斯（Palaeologus）王朝的米海尔八世（Michaēl VIII）就是其中一例。

这些人事交流并不局限在罗姆苏丹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在当时安那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各势力之间，不时有逃难、人质交换或联姻等事件发生，这些人事往来即使跨越伊斯兰区与基督教区的边境也未曾停歇。为了改善彼此纠结的关系，贵族们毫不迟疑地改变信仰的实例更是不可计数。虽然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各自以希腊语和波斯语执政，不过在突厥裔达尼什曼德朝的货币上曾刻有希腊文。

若提到军队，双方军队都混合了各色人种。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拜占庭军队是由一群佣兵及同盟各国派遣过来的士兵所组成。军队当中，佩切涅格人及土库曼人等突厥裔部队占有重要地位。罗姆苏丹国的军队也是所谓的部族联军，亦有编制一支由俘虏构成的奴隶军团。从拜占庭的历史资料可以确认的是：罗姆苏丹国的军队中曾有许多通晓希腊语的混血士兵，也有部分族人受到该国内部的内斗影响，转而依附拜占庭、甚至加入拜占庭的军队。换言之，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的统治阶级，人种相当混杂，而且这并非是什么特殊情况。

罗姆苏丹国在与拜占庭帝国交流时，为了学习统治技巧，也会聘用伊朗人作为官员，致力导入伊斯兰的治理手段及文化。结果，伊朗文化虽然在宫廷文化里顺利开花结果，但在罗姆苏丹国的统治阶层当中，有不少人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事实也不容忽视。更有甚者，在拜占庭帝国的宫廷里，伊朗风的文化也蔚为流行。

◎安那托利亚社会重整

另一方面，在农村等地方社会，安那托利亚的农民与新来的突厥裔游牧民族之间又曾有过哪些接触与交流呢？这部分大概可以从两个面向来探讨。

首先，作为一般的生产者，因为生活区域不同，所以大致上二者还是曾经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期，农作物与畜牧产品的交换、买卖算是生活常态。有研究显示，定居的希腊农民与突厥裔游牧民族曾以标高五百公尺为界，分栖共存。

尽管如此，也无法保证游牧民不会在下一刻摇身成为凶残的掠夺者，尤其在政局混乱的情势之下，掠夺的行为势必会被合理化而增加勐势。这类的负面交锋应该也不少。

在这群横行掠夺的不肖之徒当中，甚至出现一群以此为生计的团体。他们以无主骑兵之姿专门在政治权力的交界地带作乱，受到突袭的村落陷入一片混乱，农民逃入建有墙垣壁垒的城镇之中，而遇到另一个阵营的骑兵前来搭救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不断地反复出现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期间风行于安那托利亚的英雄传说故事里。这帮人将敌人视为无神论者，对他们强行掠夺，完全不顾后果；不久这群人被称为“ġāzī”（战士），其所行战役也被美化成“为伊斯兰之名而战”的圣战。但是无庸置疑的，它的本质就是掠夺。此番掠夺行动造成这个年代的安那托利亚有许多城邦不断遭受侵扰，以致想要重十生活却困难重重。

在和平交流与武力斗争不断交替发展的过程中，安那托利亚的居民以缓慢的步调逐渐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在各地的进展，经常是一旦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势，靠近权力核心的中产阶级便率先改变宗教信仰，进而扩展至一般民众。想必也有人是为了经济利益或确保自身安全而改变信仰的，但还有一个面向也不容忽视，即如同伊斯兰吸引原来信奉萨满教的突厥裔游牧民族入教的理由一样——伊斯兰教信奉圣人的根本思想，相信透过奇迹，能搭起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神秘主义及土俗风貌的本质，这也同样触动了安那托利亚基督教徒们的内心，并为他们所接纳。

成为穆斯林的安那托利亚居民，最终与在这片新土地上放弃游牧而定居的突厥人融合，让安那托利亚的农村人口大幅成长。经过这些种种转变，虽说有区域性的差异，但曾有人推算，在十三世纪即将结束之前，整体人口之中约有八成左右是穆斯林，语言方面也是以土耳其语占优势。

不过，变化是在各种偶然因素经过长期不断积累后所展现出来的现象，所以从安那托利亚整体区域来看，结果反而形成斑驳不一的模样。也就是说，约占二成人口数的各派基督教徒与多种语言在伊斯兰教与土耳其语的优势之下，此后依旧延续传承直至二十世纪。

今日的安那托利亚人是在经过这些交流、信仰改变与联姻混血后所延续下来的后代。而“土耳其人的祖先全部来自中亚”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下抱持浪漫主义思想的产物。

奥斯曼登场

◎伊本．巴杜达与阿拉伯世界

经过长达二百年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大浪潮后，十四世纪前半叶，有一名阿拉伯裔宗宗教学者，在突厥裔诸侯群雄割据的安那托利亚周游列国，他的名字叫伊本．巴杜达（Ibn Battuta）。他的游记当中虽然有多处错误的信息，但对于了解同时期书面纪录甚少的安那托利亚来说，价值非凡。因为从游记之中，可以确实地感受到那些十四世纪曾与伊本．巴杜达接触、并生活在安那托利亚的人们的言行。

伊本．巴杜达

伊本．巴杜达在其二十八岁时展开安那托利亚之旅。然而，安那托利亚人迎接这名青年到来的盛大模样非比寻常。据说，“（在西瓦斯［Sivas］）因为我们决定要住宿他们家，所以他们又更加欣喜若狂、欢天喜地得不能自己”（家岛彦一译，《大旅行记3》）。在某个村庄（老底嘉［Laodicea］），相争招待伊本．巴杜达一行人的两组人马僵持不下，甚至大动干戈、拔刀相向。说起来，他的队伍一到各国便深受当地首长的热烈款待。虽然当中多少带有些许夸张的成分在，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因为伊本．巴杜达通晓阿拉伯语，并且是一名已经完成麦加朝圣的宗教学者（ulamā）。对于刚接纳伊斯兰不久的安那托利亚人来说，自阿拉伯世界远道而来的客人，或许就等于是来自文明世界、世界中心的访客。欢迎伊本．巴杜达的，是源自安那托利亚人民对于遥远的麦加与阿拉伯世界的敬畏之心。

◎“亚希”管理的城镇

伊本．巴杜达旅途上遇见的人们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安那托利亚各城镇里一群被称为“亚希”（akhī，弟兄之意）的人。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信念的地方工匠组织首长，同时也以地方权贵的身分行事。这个以亚希为首的兄弟会，在所属修道场款待伊本．巴杜达整整三天。他们之间是靠一种被称为“亚希利奇”（akhīlīq，阿拉伯语：futuwwa），仿真弟兄情谊的精神力量结合在一起，时常在工作后集会，在修道场举行仪式、增进彼此间的情谊交流，并不时举办像这样的欢迎盛宴，迎接旅人贵宾。

譬如在安塔利亚担任东道主的亚希是一名修鞋工匠，在伊本．巴杜达的眼中，这名亚希看似寒酸，却是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是受到许多工匠吹捧的一号人物。在安那托利亚那些战乱频传甚至有时会失去军事力量庇护的小城之中，这些兄弟会组织无疑是负责保卫与相互扶持的村民代表团。实际上，许多城镇中的居民都看过他们身着戎装的样子。

不过，由于他们的组织是以职业团体为基础，同时也是商人、工匠彼此联系的管道，所以当鄂图曼帝国底下的城邦日后发展出工商业者公会（Esnaf）时，其源头便可追溯到这个兄弟会的种种历史。事实上，十六世纪以后一部分鄂图曼帝国的公会组织还保留了部分以往与兄弟会密切相关的传统，诸如守护圣人和系带仪式等。

此外，在伊本．巴杜达的所见所闻中，还包含了以下颇有意思的讯息。首先，他将这个年代还只是一介地方诸侯的奥斯曼公国，评为当地最有威望的国家。文中记载：“这位苏丹，在突厥游牧民族诸王之中最有权威，并且具有最强大的财力、最广大的领土以及庞大的军事力量。他拥有将近一百座的城寨……。”此外，虽无迹象显示伊本．巴杜达曾与奥斯曼公国君王直接会面，但他确实曾与其他公国君主会过面，也见习了不少当地的风俗民情，像是安那托利亚君王曾经起用犹太医师；前后在位的君王身边总是安置伊斯兰法官，醉心于导入伊斯兰的统治手法；或是让容貌姣好的希腊奴隶当宫廷僮仆，以获得上好的待遇等诸如此类。由此可知，许多之后在鄂图曼帝国时代兴起的习惯，在安那托利亚的诸公国之间早已行之有年。

◎奥斯曼党诞生的世界

据说在一三三二年，伊本．巴杜达拜访安那托利亚时，奥斯曼公国已崭露头角，而且早在当时的领袖奥尔汗（Orhan）的父亲奥斯曼（Osman）带领时便已独立出来。但关于奥斯曼或是据传为其父亲的埃尔图鲁尔（Ertuğrul）那一代的事迹，并无太多可靠的资料。严格来说，唯一能够相信埃尔图鲁尔之名不只是口耳相传的理由，就只有现今被保存于伊斯坦堡考古学博物馆里，一枚上面刻有“埃尔图鲁尔之子奥斯曼”字样的铜板（亦有消息指出，尚有一枚为私人收藏）。但是由于出土有限，实在难辨真伪。唯一能够确认是历史事实的，是同时出现在鄂图曼史料及拜占庭史料中的奥斯曼。

奥斯曼

如前述，在十三世纪的安那托利亚，前半叶是罗姆苏丹国绽放光芒并展现文化繁荣的时代。然而，一二四〇年有一群人高举着土俗风貌的伊斯兰神秘主义信仰的旗帜，发动叛乱引发内政动荡。与之内外夹击，造成长期动乱的源头，则是蒙古势力西进侵犯西亚的事件。

安那托利亚诸公国与伊本．巴杜达的足迹　伊本．巴杜达于1332年左右周游至群雄割据的安那托利亚。行程节录自《大旅行记3》（家岛彦一译，1998年）。各公国之间的边界为14世纪中叶时的情况，箭头表示伊本．巴杜达旅行方向。

据悉，来自东方的蒙古军，首先于一二二〇年攻打花刺子模王国，席卷整个中亚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因此，许多此地的突厥裔游牧部族纷纷向西窜逃，涌入安那托利亚。花刺子模的末代苏丹札兰丁（Jalal ad-Din）也逃入安那托利亚，于是紧追在后的部分蒙古军也顺势进入安那托利亚。蒙古军在一二四三年的苛色达格战役中击溃罗姆苏丹国之后没多久，罗姆苏丹国便臣服于以伊拉克为据点的蒙古伊儿汗国。于是，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罗姆苏丹国失势，安那托利亚中部及东部小国林立，这些小国多由以突厥游牧诸部族血统为傲的君王统治，而此地同时也为伊儿汗国统治下的地区，可谓是进入了战国时代。此外还南接马木路克苏丹国（Mamluk Sultanate），西边受到拜占庭帝国干预。

受此情势逼迫，西安那托利亚又陷入了更加慌乱的局面。因为，一些脱离突厥人或蒙古人等有力部族的骑兵团或是神秘主义教团的修道士涌入本地，在各地形成规模远不及安那托利亚中部公国的小型地痞团体。

奥斯曼所率领的党团也是由此诞生。虽然也有谣传他们隶属于安那托利亚西方的小政权像修巴尼公国（Chobanids）或桑达尔公国（Isfendiyarids）麾下，但奥斯曼党的来历不详，或许顶多是那些无数地痞团体当中的一员。他们脱离以正统血脉自豪的游牧民部族军队的行列，置身在讲究实力至上的边境混沌之中，和安那托利亚中部“名门正派”的国家相比，这些势力集团的人们显然是不纯正的“杂种”。

◎奥斯曼党的兴起

不仅是奥斯曼的出身，就连他们是如何从为数众多的地痞团体之中脱颖而出、扩大自己势力，这些过程今人所知甚少。因为在鄂图曼帝国创建后的一百至二百年后所留传下来的文字叙事根本就是传说故事，几乎与史实不合。

尽管如此，对当时拜占庭的历史资料深入研究后，我们还是能找出如下所载的历史事实。就算是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作梦也不曾料到当时眼前的这群“奥斯曼人”竟然会在日后大展鸿图，所以能从拜占庭取得的描述只有只字词组也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帕奇梅雷斯（Georgius Pachymeres）的记载，奥斯曼所率领的军队于一三〇二年（或一三〇一年）开始出没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山区与平原之间，并在巴菲乌斯（Bapheus）与拜占庭皇帝所派遣的军队对峙。有关巴菲乌斯的位置，在历史上界定并不明确，有人说在马尔马拉海南边的海伦纳堡（现亚洛瓦［Yalova］）附近，也有人说在尼科米底亚（现伊兹密特）郊区，但不论在哪，君士坦丁堡都近在咫尺。

至于奥斯曼军队的组织结构如何，这部分可透过隶属拜占庭领土的安那托利亚西北地方（比提尼亚地区）的局势进行某种程度的解析。同样根据帕奇梅雷斯的记载，突厥裔游牧民族于一二五〇年代以后涌入本地山区。趁此机会，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为了重新编排军队，废止了驻守本地的拜占庭士兵的免税特权。因此，置身在战场最前线的拜占庭士兵士气大落，属地里的各个村落转而依附突厥部族，而且粮食补给也不如预期。

1300年左右的安那托利亚西北地区

一般认为，这个结果造成许多原隶属拜占庭的在地驻军转而投靠突厥裔首领的势力之下，这当中似乎也包含了原为拜占庭佣兵的佐治亚人军团。此时顺势出面接手的，极有可能便是奥斯曼党。这个假设若为属实，奥斯曼党便是一群由突厥裔骑兵及旧拜占庭士兵所构成的队伍。而且，奥斯曼还遇上一个大好机会，那就是一三〇二年沙卡里亚河（Sakarya Nehri）的氾漤。氾漤后河川流向大幅改变，一举瓦解米海尔八世自一二八〇年起精心打造的拜占庭防卫线。奥斯曼势力的崛起，便是借助了这种天时、地利得宜的绝妙时机。奥斯曼率领的军队一口气攻进拜占庭领地。诚如前述，他们首先在巴菲乌斯攻破了拜占庭军，接着沿沙卡里亚河流域逐步扩大势力。奥斯曼军队在此阶段尚不具备攻陷城都的力量，但平原地区的城镇及村庄确已经常受到他们的侵扰威胁。

◎传说中的奥斯曼和他的始祖

如前述，一般认为十四世纪初在历史上崭露头角的奥斯曼，是一位不问出身、全凭实力出人头地的帮派首领。但是，当奥斯曼的后裔于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帝国的君王时，怎样都无法称自己的祖先是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于是，针对鄂图曼帝国的创始，开始了一连串打造传说故事的精心布局。以下，就让我们岔开正题，看看这些传说故事。

鄂图曼帝国的历史叙事始于一四一〇年代，这时距离奥斯曼登场已超过百年以上，而真正以通史的形制汇整成册则要等到十五世纪末。换言之从奥斯曼的时代起，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其中，阿许帕夏扎德（Āşıkpaşazāde，音译）所作的编年史（一四八〇年代作品）是第一本被称为鄂图曼通史的著作，相较于后代所编纂的史书，润色较少，关于他们的始祖大致上记述如下。

根据记载，奥斯曼的出身可以向上可追溯至先知挪亚（Noah），继承雅弗（Japheth）的支系，一路延续到突厥诸民族的始祖乌古斯和其子哥卡普（Gökalp），并在乌古斯第十三代子孙苏雷曼．沙阿（Süleyman Şah）那一代移居安那托利亚。苏雷曼受当时的伊朗王命令：“去吧，去罗姆之地（安那托利亚）[1]打一场圣战”，而毅然决然复命前往。

苏雷曼长年与异教徒奋战，行经艾朱伦（Erzurum）直抵艾尔金占（Erzincan）。然而，一路地势险峻，羊群和军队早已不堪负荷，疲弊不已，于是苏雷曼决定返回中亚家乡。但在行经叙利亚途中，因未能成功横跨幼发拉底河，因而魂断于此。苏雷曼三个儿子中的埃尔图鲁尔，连同四百户左右的游牧民留在帕辛平原（Pasin Ovası）。埃尔图鲁尔在此驻留数年，来回往返夏季营地与冬季营地之间。

那时统治安那托利亚的塞尔柱帝国的苏丹正在屠剿异教徒，埃尔图鲁尔听闻此事，向众人宣示：“本王也要加入圣战。”并偕同儿子三人一路往西。塞尔柱的苏丹甚感欣慰，遂将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色于特（Söğüt）赐予他们当作冬季营地，并另赐两座山当作夏季营地，其中的索古特是一处四周被基督教徒诸侯包围的地区。埃尔图鲁尔接下赏赐，途经安卡拉前往所授予的土地，在夏季营地与冬季营地之间安顿下来。

在埃尔图鲁尔的时代虽然未起战事，但他的冬季营地附近有突厥裔的格尔米扬公国（Germiyanids）及蒙古部族，不时侵扰掠夺四周城镇。不过，自从埃尔图鲁尔接管以来，该地的异教徒便不再受蒙古人骚扰，得以安然度日。

移居此地数年后，埃尔图鲁尔逝世，由儿子奥斯曼在索古特继承父位。奥斯曼一开始与邻近的异教徒和平相处，但自从与格尔米扬公国之间发生纷争后，该地异教徒便饱受二国纠纷之苦。奥斯曼决意征讨敌军，于是，众人开始聚其麾下……。再说下去，便是奥斯曼趁势成为一军之长，统帅征战与扩张势力范围的故事了。

◎后世的“虚构”

以上，便是十五世纪末史书中所描述的奥斯曼及其祖先的故事。这名始祖的故事虽然有许多版本，但内容大致上都包含下列四项杜撰情节。

第一，将奥斯曼家谱与一神教先知宗谱做链接。伊斯兰教义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相同，也认为全人类皆为挪亚后代。在这里指名道姓，塑造出上从挪亚开始一直传承到“现在”的谱系，无非是为了将奥斯曼家包装成“正规的穆斯林”所做的努力。

第二，将奥斯曼家的名号列入源起中亚的突厥裔游牧民族乌古斯人代代相传的族谱之上。这大概是为了强调奥斯曼家是流有突厥部族血脉的正统世家。

第三，称之为“加齐”（圣战士），强调圣战。

对于生于十五世纪末的作者阿许帕夏扎德来说，奥斯曼家的始祖是为伊斯兰奋战的加齐，他们的战争谓之为圣战，似乎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然而，这个想法要到十五世纪以后才逐渐固定下来。

阿许帕夏扎德也没有隐蔽始祖奥斯曼大兴干戈的本质。就如归纳中所述，奥斯曼是为了保卫在其领地下的异教徒，而与同是突厥裔穆斯林的格尔米扬公国交战。由此亦可得知，奥斯曼这些日常的行动并非是针对基督教徒兴起的宗教性质的圣战。

刻有奥尔汗之名的货币　正面刻有伊斯兰教历727年（西元1326／27年）的年号。约1公克的银钱。货币的铸造是一国独立的证据。节录自Pamuk﹝2000年﹞。

第四，是与罗姆苏丹国之间关系的表态。实际上，一般认为奥斯曼家与塞尔柱家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流，却借由从塞尔柱帝国苏丹手中受封领地的杜撰故事，来主张奥斯曼公国是塞尔柱帝国的继承国之一。

如上所述，从这个始祖传说中找不出一丝历史事实。因为，这当中已被“始祖应有的形象”包装得完美无瑕。来历不详的奥斯曼，透过层层的包装，成了出身自突厥裔游牧民族权势世家乌古斯、血统正规的穆斯林，手上的王权更是名正言顺地继承自塞尔柱帝国，并在异教徒的争战之中大放异彩等……，诸如此类的奥斯曼英雄事迹不断地被建构出来。

在历史上，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比得上世代传承下来的传说故事更具有说服力。之后鄂图曼帝国的强势国力便是强大到足以让人们相信——至少让人们口耳相传——如此冠冕堂皇的说法。

◎奥斯曼公国的独立——奥尔汗的事迹

接着，让我们转回十四世纪，继续探索历史发展。

诚如前述，十四世纪初出现在拜占庭帝国交界处的奥斯曼军队，已从沙卡里亚河流域深入到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并以此次掠夺而声名大噪。随着奥斯曼的威名高涨，不断有人从四面八方甚至远地涌进助长声势，以致他们的兵力茁壮到足以围攻城墙壁垒牢固的城邦。

虽然奥斯曼在攻打本地的中心城市布尔沙（Bursa）的战役中逝世，其子奥尔汗还是在一三二六年成功夺下布尔沙。善于政治与军事谋略的奥尔汗在之后的四十年间手握军权，成为鄂图曼帝国实质上的奠基者。

在奥尔汗的丰功伟业中，最重要的战役便是一三二九年的贝勒卡侬战役（Battle of Pelekanon）。在这场战役中，他击败了拜占庭的皇家军队。经此一役，奥斯曼党成功摆脱边境地痞团体之名正式独立，晋身占领安那托利亚西北的一方诸侯，并紧接着在一三三一年征服尼西亚，一三三七年攻下尼科米底亚。现存的一三二六至一三二七年货币上面就刻有奥尔汗之名，从该货币可知，在那个年代他的领地内已具备了国家的体制。

奥尔汗

然而，当时的安那托利亚正处于各方诸侯群雄割据的时代，奥斯曼公国不过是其中之一。环绕在奥斯曼公国四周的，尽是竞争对手如格尔米扬公国及卡雷西公国（Karasids）等国家。其中，卡雷西公国面临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据说该国的侵略范围已横跨海洋，扩张至欧洲大陆。奥尔汗于一三四五年吞并卡雷西公国，关于双方交战的实际情况不详，一般认为是奥尔汗借由干预卡雷西公国内政行吞并之实，因而得以保留卡雷西公国的兵力，直接转为奥斯曼公国所用。

一般推测，借此扩充规模的奥尔汗军队的主力军，与其父亲奥斯曼时代相同，是由一群突厥人及蒙古人混杂的无主骑兵、苏非主义教团修道士的武装部队、和拜占庭帝国佣兵，或是由拜占庭诸侯名下辗转投靠奥斯曼的基督教徒士兵等集结而成。不变的是，他们依旧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联合军队。

◎与基督教徒的军人世家合作

奥尔汗也与边境上的其他军武装集团缔结联盟，共同行动。长期并肩作战的盟友，是同样在边境十分活跃的阿瓦诺斯家（Evrenosoğulları，音译）、米卡尔家（Mihaloğulları，音译）、杜拉汗家（Turahanoğulları，音译）等军团。这些团体当中，阿瓦诺斯家和米卡尔家的首领虽然于日后改变信仰成为穆斯林，但曾有一段时间为基督教徒的身分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名基督教徒将士门下的骑兵，大概也与聚集到奥斯曼手下的人们没有太大的差别。

阿瓦诺斯家及米卡尔家在巴尔干的征战中表现尤为出色，在十五世纪后半叶之前，两家的军队都是以独立军的姿态在奥斯曼军中保有势力。然而随着“将鄂图曼帝国的丰功伟业归功于奥斯曼家一手缔造”这种鄂图曼史观的发展，许多史书都低估了两家的贡献。从各方的证据都明确显示，两家在奥斯曼公国草创时期的诸多战役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有人评论，这些军人世家在一开始的地位，就等同是与奥斯曼家势均力敌的国家共同开创者。

在奥斯曼公国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过程当中，这群有力候选人之间的结盟关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阿瓦诺斯家、米卡尔家、杜拉汗家最后虽然决定投靠在奥斯曼的旗下，但毫无疑问的，一定还有其他无数个在这场霸权争战之中被淘汰的对手存在。

综合上述，十四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的边界，适逢国家权力的空窗期，许多骑兵及形形色色的人马趁机投奔身怀军事才能的领导人门下的情况频起。这些领导有的是穆斯林，有的是基督教徒。他们都是为了取得战利品而结盟的朋党，不但会视情势反反复复地彼此结盟再相互背叛，想必也曾经互喊着圣战口号借以提振士气。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奥斯曼一党在沙卡里亚河氾漤后寻得进攻的契机，从而崭露锋芒。于是，突然跃进、超越其他团体的奥斯曼底下又聚集了更多的力量。一三二〇年代，他们强大到自称为奥斯曼公国，进一步在巴尔干地区扩展势力范围，写下他们英勇的战绩。

1. “罗姆”意指“罗马”，是穆斯林用来称呼拜占庭帝国版图下的安那托利亚地区。

第二章巴尔干（一三五〇～一四五〇年）

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俘虏

扩展至巴尔干

◎人称“巴尔干”的地方

奥斯曼公国将势力扩展至欧洲，造就他们从安那托利亚诸公国脱颖而出的机会。奥斯曼公国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三十年后，终于成长为巴尔干地区的大国，并以这三十年中所累积的实力，一步步战胜安那托利亚诸公国。那么，奥斯曼公国在巴尔干地区成功的理由究竟为何？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奥斯曼公国前进巴尔干之前的当地局势。

虽然巴尔干是鄂图曼帝国的起跑点，但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巴尔干这个地名。会出现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一般习惯将曾受鄂图曼统治的欧洲东南部区域称为巴尔干地区，但这个惯用的说法要到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普及。换言之，这块土地是因为受鄂图曼帝国管治之后，才被人们以为是一块整合的区域。其实鄂图曼帝国一般称此地为“鲁美利”（Rumeli），意指“罗姆（罗马）之地”，大致是多瑙河及萨瓦河以南地区。

巴尔干的地理特征，东有东西向山脉，西有南北纵走的山群，构成山势险峻的高山地带，高山纵谷间夹有平原地区，平原地顺着河川走向与外界衔接。巴尔干各地虽然地形复杂，人口迁移却相当频繁，被高山阻绝的各地其实包容了多种民族。

多山崎岖的地形，与隔海对望的亚洲（安那托利亚）十分相似。在社会架构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诸如采行农耕的定居农民和往返山区与平地之间的游牧民（牧羊民），以及藏匿在山中的盗匪以及散布各地、作为农作集散地的城市等。基本上，他们的农法皆仰赖天然降水来种植。拜占庭帝国及鄂图曼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向外扩展势力所夺取的亚洲及欧洲地区，在自然环境及受地理局限所发展出来的生产活动上，为一块关系紧密难以分割的区域。

◎十四世纪前半叶的巴尔干半岛局势

巴尔干在十四世纪历经拜占庭帝国撤退和斯拉夫诸侯分裂，动荡不稳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分裂状态。十一世纪时，拜占庭帝国虽然借由马其顿人之力，收回多瑙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但在十二世纪后半叶，因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王国纷纷独立，使得拜占庭帝国腹背受敌；同时面临二国施压，仅能勉强维持对巴尔干东南方的色雷斯（Thracia）地区及马其顿的控制权。十三世纪虽然透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及奢华的外交礼节保住权威，但实质上已沦落为地方政权。诚如前章所言，十三世纪后半叶，安那托利亚有许多突厥裔及蒙古裔公国纷纷独立，各自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旧领土。尽管拜占庭帝国对外面临如此艰辛的局势，但它最大的忧患不是对外关系，而是本土的权位争夺。为了在这场权力斗争赢得胜利，拜占庭各路人马用尽种种谋略，甚至不惜缔结敌友关系不明的盟友。这场权位争夺不只蔓延安那托利亚各地，也波及巴尔干。

14世纪前半叶的巴尔干　西边南北向山脉纵走，东边则多东西向山脉。本图是塞尔维亚王国扩大领土时期的版图。

十四世纪，巴尔干最有权势的国家非塞尔维亚王国莫属。十二世纪时，尼曼雅王朝（Nemanjic Dynasty）几乎统治塞尔维亚全区，成为一股足以抗衡拜占庭帝国及保加利亚王国的势力。一三三一年继位的史蒂芬．杜山（Stefan Dušan）进一步吞并阿尔巴尼亚及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国王称臣，统治巴尔干三分之二的地区。史蒂芬．杜山命塞尔维亚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独立并修订法典，创立著名的《杜山法典》。此外他还统领众封建领主，落实集权体系。史蒂芬．杜山采取的策略是尊重各地传统，尤其重视领主权益、避免发生过大变动，同时借由法律的明文化，打造出统一的局面。

许多史书都提到史蒂芬．杜山所领导的塞尔维亚王国发展迅勐，只差一步便可推翻拜占庭帝国。虽然他策划攻打君士坦丁堡，却不幸暴毙，剩下悲剧式的英雄传说流传后世。然而在杜山于一三五五年以四十七岁的壮年去世时，似乎尚未表现出任何称得上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具体行动。史蒂芬．杜山的骤逝，令塞尔维亚王国顿失向心力，陷入分裂的状态。

巴尔干或它周边的地区域曾短暂受到塞尔维亚直接统治，各地的状况和塞尔维亚因故分裂的情况相差无几。在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拜占庭统治下的色雷斯等地，诸侯及王族割据，陷入龙争虎斗的状态。各方势力中，不仅有在地诸侯，还有外来的军队和团体，像是从黑海北岸进入的突厥裔诺盖人（Nogais），从安那托利亚动员当作佣兵前来此处的艾登公国等突厥裔骑兵队，或是加泰隆尼亚士兵等来自欧洲的佣兵军团，以及从威尼斯或匈牙利出兵的派遣队伍等。这些军队势力的存在，令巴尔干上的军事制衡变得更为复杂。奥尔汗军队便是在这般纷乱的情势之中加入战局。

◎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公国前进巴尔干

奥斯曼公国进入巴尔干，并不是游牧民迁徙浪潮的延长，而是因为受雇为佣兵军团。拜占庭帝国采取的战术，是与敌人的对手结盟，透过盟友关系取得巧妙的平衡，并在其中发挥关键要角的存在感。奥斯曼公国便是趁此时机搭上拜占庭帝国的结盟顺风车，寻得加入巴尔干争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政治机会，最终在一百年后取得拜占庭帝国实质继承人的地位。

据传，拜占庭皇帝是在一三三三年第一次与奥斯曼公国君主奥尔汗会面。此时，奥尔汗虽已征服尼西亚并包围尼科米底亚，但他依旧亲访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并同意缴纳贡金。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此刻亚洲最大的威胁，是横跨海洋、在色雷斯地区兴风作浪的卡雷西公国。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公国结盟，极有可能是为了牵制卡雷西公国。

安德洛尼卡三世卒于一三四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堡宫廷因继承人之争而陷入内哄的状态，此时与奥尔汗的同盟显得更为重要。奥尔汗与辅佐安德洛尼卡之子（约翰五世）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John VI Kantakouzenos；即之后的约翰六世）之女狄奥多拉结婚（一三四六年），成为拜占庭争夺党派之一的同盟者。在此之前，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已将另一名女儿嫁予安那托利亚艾登公国的君主乌穆尔（Umur），由此可知，宗教对拜占庭帝国贵族间的同盟战略不构成任何阻碍。

诚如前文，奥尔汗于一三四五年左右吞并卡雷西公国，取得卡雷西公国的海军战力，确保横渡海峡的手段。这样的奥斯曼公国，当时是公认的安那托利亚西部最强国。另一方面，据传坎塔库泽努斯的对手——约翰五世一党则与塞尔汗公国结盟。日后编纂的鄂图曼帝国史中，虽然对这段奥尔汗与拜占庭帝国联盟一事只字不提，不过在坎塔库泽努斯亲笔编写的编年史中，多处可见奥尔汗经常派遣长子苏雷曼及旗下军队，替坎塔库泽努斯派兵往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今：爱第尼［Edirne］）近郊发进。

奥斯曼公国透过这些战役成功获得许多领地，一跃成为巴尔干诸公国一员。奥斯曼以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堡垒——加利波利（Gallipoli）为起点，首先于一三五二年拿下加利波利邻近的城寨，接着，利用不久后发生的地震时机，在局势混乱中一举攻下包括加利波利的海峡沿岸地区。据说，与约翰五世同登皇位的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曾多次要求奥尔汗归还这些城邦堡垒，但每次都让奥尔汗含煳其辞地带过，没能获得正面回应。

有别于其他安那托利亚诸公国，巴尔干地区的拜占庭帝国和塞尔维亚王国等，无不对取得了领土的奥斯曼公国严加戒备。然而唯一称得上实力雄厚的塞尔维亚王国君主史蒂芬．杜山于一三五五年骤逝后，让局面瞬时变得对奥斯曼公国有利。日后独自称帝的约翰五世亦欲拉拢奥尔汗，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盟关系，甚至将女儿许配给奥尔汗之子哈利勒（Halil）。然而在一三六二年奥尔汗死后，于王位争夺中胜出的是穆拉德一世（Murad I）而非哈利勒，约翰五世的计划宣告失败。

◎穆拉德一世的征服

虽然在细节上缺乏史料纪载，但在奥尔汗死后，诸王子们之间发生过夺权斗争几乎是可论定的事实。与巴尔干诸国及安那托利亚土耳其各公国一样，对当时的奥斯曼公国而言，君主的交替直接关系到国家解体与崩溃的危机。估计这场继承争夺战也是耗日费时，最后才由穆拉德一世在一三六〇年代后期取得胜利，此后奥斯曼公国大举向安那托利亚高原及巴尔干半岛两地进攻。

穆拉德一世

首先，穆拉德一世于一三六二年左右夺得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城市阿德里安堡（今：爱第尼）后，将此地定为首都，作为进军巴尔干各地的基地。接着在一三七一年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等部分诸侯，逼迫他们俯首称臣。投降的巴尔干旧诸侯及王族接着带领军队成为奥斯曼军的一支，参加接下来的远征。奥斯曼公国的军队便是以这种如磙雪球般的方式迅速壮大。

奥斯曼公国的扩张　14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公国的领土从多瑙河扩大到幼发拉底河流域。此时，中央集权体制虽然已见雏型，但整体来说依旧偏向各地旧领导层的联合体系。

同时，穆拉德一世亦着手强化奥斯曼家君主的统治权。一般认为，奥尔汗时代曾将军队及统治区委任各王子，实行分权体制，而穆拉德一世则执行更直接的管制，在统治的区域内实行一元的管理方式。一三八七年，在历经四年的围攻战后，奥斯曼终于取得马其顿的中心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迫于奥斯曼军队盛气凌人的威势，愈来愈多的诸侯屈服于奥斯曼。自一三八一年起，奥斯曼吞并安那托利亚的格尔米扬公国及哈密迪公国（Hamidids），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亦以接受奥斯曼公国援助为条件，答应成为奥斯曼的附庸。

穆拉德一世进一步挥军波士尼亚，征战过程中，于一三八九年在科索沃一役中击败塞尔维亚与波士尼亚的联军。然而在这场战役中却发生穆拉德一世战死的突发事件，使得其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不得不仓促继位。

科索沃之战

◎统合藩属——巴耶济德一世的进攻

穆拉德一世死后，许多旧领主开始蠢动引发叛变，各地局势动荡不安，但都被巴耶济德一世一一平定。一三九〇年，巴耶济德一世更率领奥斯曼军和已经臣服的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军队，远征安那托利亚地区，并先后征服了塞尔汗（Saruhanoğulları）、艾登（Aydınoğulları）、孟忒瑟（Menteşe）等公国。此次远征，拜占庭皇帝曼纽二世亦以奥斯曼家族的“家臣”身分从军。这里，我们看到奥斯曼公国以君临巴尔干之姿，剑指安那托利亚。

巴耶济德一世

当时，奥斯曼公国已设有后述的直属常备军且日益茁壮。不过，那时他们依旧与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尚未脱离各家势力联合的体系。许多旧领主虽已降服称臣，但不时窥伺反叛的机会，会按兵不动不过是受制于奥斯曼君主及其常备军力量，和受到各种战略制肘而难以动弹。要将一个新的统治力量渗透到历史背景迥异的巴尔干各地，势必会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

奥斯曼公国成功的原因，以阶段性加重统治力道这一点尤为重要。奥斯曼公国根据对手与当下的局势，巧妙地对巴尔干诸国个别实施：①与之结盟、②要求其成为入贡的藩属、以及③直接治理等三种方式。

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败后，于一三九二年成为奥斯曼公国的附庸。早先成为藩属的保加利亚君主伊凡．希什曼（Ivan Shishman），与匈牙利串通举兵造反，却反遭镇压，奥斯曼军于一三九三年攻陷其首都特尔诺沃（Turnovo），巴耶济德一世更进一步远征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并于回程途中处死伊凡．希什曼，废黜王室。保加利亚全域于一三九六年受到奥斯曼公国直接统治，并于之后的五百年里成为鄂图曼的重要领地。

在加强统治的过程中，政治婚姻是各国经常采取的手段之一。诚如前文所述，历代拜占庭皇帝之女皆和奥斯曼家族联姻。不仅如此，穆拉德一世还迎娶保加利亚王伊凡．希什曼的其中一个姊妹。之后的巴耶济德一世在登基前，也与安那托利亚格尔米扬公国的国王之女结婚，登基后又与塞尔维亚王史蒂芬．拉扎列维奇（Stefan Lazarević）的胞妹联姻。但是，联姻并不保证附庸国就能顺利延长国祚，格尔米扬及保加利亚便是最好的见证。

◎突如其来的崩溃——安卡拉之战

下定决心加强对巴尔干之掌控权的巴耶济德一世，从一三九四年开始包围君士坦丁堡，将拜占庭皇帝逼入穷途末路，此次围攻加深了威尼斯及匈牙利的危机意识，促使各方相互结盟，派遣十字军的计划终于付诸行动，让拜占庭皇帝终于盼到西欧援军。

此次的十字军由匈牙利王西格斯蒙德（Sigismund）率领，阵中有来自法国的勃艮第公爵及英格兰、苏格兰、瑞士等国家的骑士参战。一三九六年奥斯曼与十字军在多瑙河畔的尼科堡（Nicopolis）对峙时，奥斯曼阵里还有来自藩属塞尔维亚的史蒂芬．拉扎列维奇军队。战争结果以奥斯曼军取得压倒性胜利收场，奥斯曼公国守住多瑙河以南的统治权。巴耶济德一世靠着军力优势对安那托利亚施压，除了吞并卡拉曼公国（Karamanids），还歼灭了以西瓦斯为据点的布鲁哈纳丁（Kadi Burhan al-Din）王朝。

尼科堡之役

然而，从中亚长途跋涉远征而来的帖木儿军队击溃了巴耶济德一世率领的奥斯曼军。帖木儿军对上奥斯曼军的这场战役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是如此大规模的东西横向扩展中，只要君主一死，领地内便会瞬间陷入四分五裂、岌岌可危的状态。一四〇二年的安卡拉之战，奥斯曼军从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阵营仓促搬兵前来支持，并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临军对阵，结果在战场上全军溃散，士兵弃甲抛戈，遭到自家军队叛离的巴耶济德一世成为帖木儿的俘虏，并死于囚禁期间。

安卡拉之役

◎重建统一之路

关于安卡拉之战，通说认为奥斯曼败北的主因在于，巴耶济德一世的军队未能及时谋划对策，来应付帖木儿巧妙的战术运用。帖木儿命那些曾经因奥斯曼在安那托利亚扩展势力而遭受驱逐的诸国君主在前线迎战，动摇奥斯曼的军心。据说在奥斯曼军队中参与战争的士兵中，有许多来自安那托利亚的骑兵发现曾经服侍过的主人加入帖木儿的阵营，因而在士气上受到干扰。常备军也因为连续远征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两地而疲惫不堪，导致士气低落。于是，军队人数凌驾在奥斯曼之上的帖木儿军队，就这么轻易瓦解了奥斯曼军，奥斯曼公国应声溃败，分崩离析。

战后帖木儿为了继续东征而撤军，随之上演的是巴耶济德一世的王子们在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各地，争夺继承者头衔的斗争。此后奥斯曼家族经历了二十年的分裂，以巴尔干与安那托利亚为舞台，不断上演内部斗争的戏码。此时，拜占庭皇帝曼纽二世（Manuel II）刚赴西欧请求援助回国没多久，却突然见到情势好转，想必他在惊喜之余，一定也曾感谢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因为曾受巴耶济德一世围城，危在旦夕的拜占庭帝国获得了苟延残的机会，不过帝国的寿命顶多就再延长五十年而已。

与父亲巴耶济德一世一同被帖木儿俘虏的穆萨（Musa）与穆斯塔法（Mustafa）获得释放后，便与从安卡拉之战脱身的苏雷曼（Suleiman）、梅赫梅德（Mehmed，又译“麦何密”）、伊萨（Isa）等兄弟展开王位争夺战。据说兄弟中的优素夫（Yusuf）逃往拜占庭宫廷并改信基督教。一开始，兄弟之中属苏雷曼最有实力，他也几乎就要完成重建与统一奥斯曼的大业了。但因拜占庭帝国及塞尔维亚、艾登公国等各方势力声援较为弱小的人选，拉长了兄弟阋墙的时间，为奥斯曼的统一之路写下了一套迂回曲折的剧本。结果，穆萨与梅赫梅德以竞争对手之姿强势抬头，最终由梅赫梅德（一世）完成奥斯曼家族的重建大业（一四一三年）。

梅赫梅德一世

透过联姻与穆萨联手的瓦拉几亚王，以及在安那托利亚东南方最具影响力的开罗马木路克朝等国，亦涉及这场王位争夺。这场继位斗争便在备受国际情势关注之下发展，意外的是，未曾出现奥斯曼家族以外的势力意图统合这块土地。就如各国预期，这场争夺陷入长期拉锯，只是当兄弟王位争夺结束，奥斯曼公国再次苏醒后，又成为各国无法漠视的巨大威胁。

从奥斯曼公国的角度来看，重建统一之路与过往经历并无二致。奥斯曼家族在诸国纷乱之中再度兴起，扩大了势力范围。这表示他们早在安卡拉战役以前，军事、行政方面便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远远超越其他敌手。两次统合的过程，实际上提高了奥斯曼家族的权威，他们也善用这段因政治空窗而衍生出来的时间，韬光养晦，依序着手完成耗时的社会统整。两次的统合经验促使奥斯曼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此地充分落实扎根，算是一个意外发挥正向的推力效果。

奥斯曼家族谱

◎穆拉德二世时代

然而，奥斯曼再次完成稳定的统一还要等到一四二一年，穆拉德二世（Murad II）继梅赫梅德一世之后即位，真正结束阋墙之患，收十残局以后才算毕竟其功。穆拉德二世在战场上逐一收十了叔父穆斯塔法与兄弟等余党后，将他们处以极刑，才获得了稳定的朝政。拜占庭皇帝虽然扇动继承争夺，企图削弱奥斯曼公国的力量，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面对的情势愈发紧张。一四二四年，拜占庭帝国再次对奥斯曼公国称臣纳贡，甚至割让了部分土地。

穆拉德二世

在巴尔干的安卡拉一役后，穆拉德二世于一四三〇年收回被拜占庭帝国夺去、又转割让给威尼斯的塞萨洛尼基，力挫威尼斯的威风；在一四二五年安那托利亚的远征中，逐一并吞受到帖木儿怂恿而复苏的安那托利亚西部诸公国。结果在安那托利亚中，只剩下中部的卡拉曼公国充当穆拉德二世与马木路克朝之间的缓冲国而得以幸存。

巴尔干的战争焦点集中在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王国同时受匈牙利与奥斯曼双方夹攻，于一四二八年再度成为奥斯曼公国的附庸。然而，穆拉德二世为了落实更直接的统治权，于一四三八年远征塞尔维亚，攻打首都斯美德勒伏（Smederevo）等城市，并数次远征阿尔巴尼亚，逐步扩张统辖的范围。

透过南征北讨，穆拉德二世收复了多瑙河至安那托利亚中部之间的版图，此时国土所涵盖的范围，几乎与祖父巴耶济德一世时统治的领域不相上下了。为了确保这块对奥斯曼国而言属于“真正领土”地区的稳定统治权，穆拉德二世进一步跨越多瑙河、萨瓦河的界线，出兵北塞尔维亚及外西凡尼亚，直接和匈牙利硬碰硬。

但是，事情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奥斯曼军在攻打匈牙利统治的多瑙河要冲贝尔格勒（Belgrade）一役中吞了败仗（一四四〇年）。其后大军还遭匈牙利外西凡尼亚的匈雅提．亚诺什（Hunyadi Janos）阻扰，无法前进（一四四一年至四二年）。在诸方受阻的情况下，匈牙利又与威尼斯联手编制新十字军，安那托利亚的卡拉曼公国也顺势加盟，一起对抗奥斯曼。

一四四三年，匈雅提．亚诺什率领的十字军横越塞尔维亚，前进至索菲亚，之后与奥斯曼缔结短暂和平。穆拉德二世借由此次和议，将王位让予十二岁的梅赫梅德（二世）。然而，十字军视奥斯曼的新王登基为大好机会，打破和平，再次出兵奥斯曼领地保加利亚，结果在濒临黑海的瓦纳（Varna）败给复职、亲率大军的穆拉德二世（一四四四年）。

瓦纳之役

之后，穆拉德二世正式于一四四六年重登王位，一四四八年在科索沃击败再次入侵奥斯曼领地的匈雅提．亚诺什军队。一四四九年于阿尔巴尼亚打败斯坎德培（Skanderbeg），为梅赫梅德二世的第二次登基做足准备工作。穆拉德二世于一四五一年逝世前，强势镇压在其领地周围与在山区活动的反抗者。在确保了国土安定的前提下，让梅赫梅德二世继承了横跨多瑙河直抵安那托利亚中部的大片土地。一四五一年，十九岁的梅赫梅德二世二度登上王位。

穆拉德二世将苏丹之位暂时让予十二岁的梅赫梅德二世的理由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第一次让位的前例让梅赫梅德二世得以顺利继承因穆拉德二世驾崩而空出的苏丹权位。梅赫梅德二世登基后，下令屠杀所有兄弟，杜绝内乱的因子。于是，从梅赫梅德二世以后，新即位的苏丹“诛杀手足”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常规，即使没有继位斗争之患，也必定会屠杀兄弟作为预防的措施。

统合巴尔干的方法——奥斯曼化

◎评断奥斯曼公国的“征服巴尔干”

诚如前章所述，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的百年可谓是奥斯曼公国在巴尔干扩张势力的一个世纪。那么奥斯曼何以能够成功控制巴尔干呢？

如前文所提，向巴尔干地区展开势力的奥斯曼公国，在一国之君为穆斯林这一点上就和其他势力有着显著的不同。不过在军事及外交上，奥斯曼公国采取的行动，与当地的诸势力并无二致。换言之，奥斯曼是在遵循当地的“游戏规则”下扩展势力的。所谓当地的“游戏规则”，有同盟、政治婚姻、订立贡金协定以及战场上的“正面对决”等。在巴尔干，奥斯曼公国绝不是个异类。

但从十九世纪以后，巴尔干研究者将奥斯曼势力的发展认定为异族侵略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这种看法反映了近代巴尔干诸国突破重重困难才得以独立，以及谋求民族意识高扬的情势，所以作为巴尔干诸民族假想敌的“突厥人”有其存在之必要，这便是人称的“巴尔干的悲剧”——透过彻底的掠夺与杀戮，强制改变宗教信仰，令巴尔干饱受蹂躏——的说法。

相对于此，另一方说词则主张突厥福音说，声称奥斯曼势力的渗入是在和平中进行，巴尔干人民借此才得以从封建诸侯手中解脱，勇敢的突厥人前进巴尔干，在乱世中克服种种混乱，带来稳定的统治。

不论是哪一种看法，本质上都强调奥斯曼公国统治者的外来性与异质性。在二十世纪以后的政治局势，也就是在分裂成属于土耳其人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属于巴尔干诸民族的巴尔干诸国的政治情况下，这样的说词与理解再自然不过，也一直为福斯所接受。

但是，相对于上述陈旧的解释，当代研究中，研究人员普遍认同下述两点：第一，奥斯曼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所实施治理的合理性，因而能获得成功，带来巴尔干长期的安定。第二，许多巴尔干当地出身的重要人士加入奥斯曼高层，而且他们绝非突厥统治集团中的配角而已，人数之多甚至超过研究者原本预估的数量。

鄂图曼帝国的中期之前，是由来自安那托利亚的突厥裔军人与出自巴尔干旧领导阶级的依附者这两个集团为主导，支撑着国家的运作。双方结合后造就了奥斯曼的统治高层。新的统治层围绕在奥斯曼家族领导人身边，采用合理的统治方法，在巴尔干创造出新的秩序。当然，这并不能称为“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的征服”。

◎组织性的掠夺

那么，“合理的统治手法”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指的是奥斯曼公国依照侵略（aḳin）、同盟、臣服、直辖的顺序，阶段性地加深统治力道，最后再以直辖地施行分封制（Timar）的手法。以下，依序详细解说各阶段的内容。

于巴尔干展开势力的奥斯曼，最先采取的行动是计划性的进行掠夺及攻击它们想征服的目标。以小队机动性出击的方式，彻底进行掠夺侵袭城镇或村落，是奥斯曼在安那托利亚边境地带所培养出来的本领。比起安那托利亚，巴尔干地形更适合驾驭马匹，在机动性变高这一点上，让他们在进行侵略时更加有恃无恐。就这样奥斯曼军队在短时间内便横扫了巴尔干各地，并让受到袭击的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这个阶段的目的在于抢夺物资、金钱与奴隶。

执行掠夺战的是一群称为“Akyndji”的轻骑兵队。他们是自愿参战的骑兵，行抢所得的战利品便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尽管奥斯曼公国也有将这群轻骑兵登记在册加以管理，但是他们没有服役的义务。Akyndji有时受前章所提的阿瓦诺斯家、米卡尔家、杜拉汗家等军事世家统率，有时则是只身加入远征队伍。奥斯曼公国时期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传在十五世纪时，Akyndji的人数竟高达近五万人。

有一则历史记录中提到轻骑兵，内容相当耐人寻味。根据希斯．罗瑞（Heath W. Lowry）介绍的一道发于一四七二年的诏令文献中指出，奥斯曼向巴尔干地方各郡募集参与安那托利亚突袭的骑兵，诏令写道：“招募基督教徒的骑兵，唯若无人自愿，则招募穆斯林的骑兵。”于是回应此次募集的基督教徒骑兵，成为加入奥斯曼公国组织性掠夺战的轻骑兵。

一般认为，奥斯曼公国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类似的募集，不断从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地区征召骑兵。于是，原为巴尔干旧领导层手下的中下阶级骑兵，透过应征得以加入奥斯曼军队。进攻安那托利亚的轻骑兵主要来自巴尔干，攻打巴尔干的轻骑兵则主要来自安那托利亚。然而，十六世纪以后，轻骑兵之名逐渐从军队编制的名单中消失。据推测，这是因为鄂图曼政府将后文讲述的分封授予多数的Akyndji，将之正式并入鄂图曼骑兵所致。

从上可知，轻骑兵的掠夺并非一时兴起的贸然行动，而是国家性的组织行为。因此，参加掠夺战的成员全数记名造册，并从掠夺取得的战利品征收五分之一的税金纳入国库，用于军队及国家整体。同时代的历史资料将这种掠夺战称作“圣战”。但就如希斯．罗瑞所言，圣战所指的本是掠夺战，而非穆斯林对抗基督教徒的宗教战争。

◎从藩属变直辖地

经过多次掠夺后，奥斯曼公国终于开始以“国家”的立场对掠夺地区下达各项命令，此为第二阶段。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奥斯曼军主力部队赫然现身，逼迫巴尔干诸侯服从。一开始要求以藩属的身分对奥斯曼纳贡称臣，并规定该国军队必须以奥斯曼军的一支参与远征队伍。然而在成为附庸国不久后，奥斯曼便执行第三阶段，伺机废黜藩属主权，流放该国王族等权贵，将土地编入奥斯曼直接管辖、设立县（sancağı）等行政单位，并在此阶段将原归属藩属统治的中下阶军人，以“奴隶”等形式编制到奥斯曼军队之下，给予他们日后被录用为奥斯曼骑军团兵的机会。

在穆拉德二世的年代，将塞尔维亚画分成由旧王公贵族所支配的藩属地区，及奥斯曼的直接管辖地，并逐步蚕食鲸吞，扩大直接管辖的范围。不过，一旦引起争端，也有从直接管辖地回到藩属地的例子。这样的调整，无非是因为穆拉德二世不想采取过度强硬的态度，清楚明辨与旧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从中逐一展开他的统合之路。奥斯曼公国的统治者对于将藩属地变成直辖地的转换过程，始终抱持谨慎的态度。

但穆拉德二世也明白，最后若是不将藩属地收编作为直辖地，施行分封制，就无法落实完整且稳定的统治，甚至可能继安卡拉战之后，再度面临分裂的困境。所以他严格监控藩属地人们的行动，伺机推行直接统治。

◎分封制——军事制度面向

由奥斯曼公国直接统的地区，指的是施行分封制的区域。分封制是授予骑兵从村落征收税金的课税权，以换取履行军事义务的制度，兼具掌控农村及军队的两个面向。

奥斯曼公国开始实施分封制的确切时间尚待查证，但如后述，在十五世纪前半叶时，分封已是一项体制完善的全国性制度。分封制的起源或许可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曾经在奥斯曼公国的封地实施所谓的封地制度（Pronoia），这项制度主要是拜占庭帝国授与巴尔干与安那托利亚西部领主征收农村赋税的课税权。罗姆苏丹国以前所实施的分封制度（Iqta）也是相同的制度。

分封制的名称由来，源自课税权当中税额低于二万银币的低额课税权——分封。分封的上面，还有较高额的课税权——札米特（zeamet）及哈斯（has）两种。因此，这项制度应该用三者的总称“迪立克”（Dirlik）来称呼方为恰当，但由于分封的受封数量远超过其他二者，因此习惯以分封概称。由此可知，分封制的根本在于赋予金额明确的课税权。

授有一定课税权的西帕希骑兵（Sipahi）虽非正规的国家军人，但有义务在地方上级军官的指挥下，参与集中在夏季的兵役任务。服役时，必须根据所受封的分封税额，备妥马匹或武器、军帐、侍从等，到指定场所集合。

以此方式编制而成的，便是一批人称西帕希骑兵队的部队，受州军政官指挥。一五二七年，据说巴尔干地区有西帕希骑兵一万六百八十八人，安那托利亚西部则有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他，安那托利亚东部与阿拉伯领地合计全体约二万八千人）。其中，巴尔干的西帕希骑兵集结而成的军队，加上随行侍从，总计有四万四千人的兵力。

分封会视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有所增减。逃兵或是根本没出现在集合场所，理当会被没收分封，受到相应的制裁。相反地，如有军功，也会进一步提高分封。准确执行“俸给管理”，是政府在统帅骑兵时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因此，在奥斯曼军的战场上会有书记同行，四处巡逻记录每个人的军功，发行军功证书。因应军功授予恰当的分封，是提振骑兵士气的保证。

西帕希骑兵在战场上必须遵从设有分封的县或州内的上级军官指挥。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的阶段，这些上级军官亦有能力干预对下属骑兵的分封授予，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负责编制地方西帕希骑兵部队所被赋予的权力。然而，随着鄂图曼帝国中央集权化的进展，授予分封的权限逐渐回归到中央政府手中，到了十六世纪，只有政府——也就是只有苏丹之名——有权授予分封。

◎分封制——掌控农村的手法

平日，西帕希骑兵是可行使征税权的课税官之一。透过分封所授予的职权，大半是从农村征收赋税的课税权，所以他们可从农民身上收取税金，并在征收税赋相关的经济活动上管理农民。

在此必须留意，骑兵的权限仅限于课税，不包含对土地或人民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在内。因此，骑士不得要求农民在自己的农地耕种或是审判、处罚农民。司法权归属地方法官（Qadi），警察权归属郡长（Subaşı），至于上级军官则负责监督下属骑兵，以免他们对农民漤用职权。

只是，我们不应忽视这项制度与时俱进、渐进完善的一面。虽然分封制自十四世纪以来便有迹可循，不过要等到十五世纪后半叶巴耶济德二世时期，才备妥完善的执行手册，以法令形式公告天下。据悉自此时起，西帕希骑兵的权利与义务开始配合各地风土习惯及实际情况，以县为整合单位，用地方法令的型态颁布。

因此，在分封制度下，农民得以保有土地，借由缴纳各地制定的土地税和十分之一的税金，确保土地的用益物权。身为村落的课税人，西帕希骑兵多住在邻近村落的地方城市，以方便巡视农村，并在春秋固定的日期向农民征税。虽然多处的地方法令集之中列有一条“骑兵具有一次借宿村中三日，接受村人款待的权利”的法令，但这仅属于地方条款，并非全国性实施。

◎税收调查及分封授予

实施分封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有权授予分封的主管机关必须掌握各地可承担缴纳的税额。譬如，在授予一万银币的分封时，授予单位必须清楚哪些村落的税金加总能达到一万银币。所以，奥斯曼公国会对征服地实施税源调查，称为税收帐本（tahrir defterleri），以便充分理解课税额。税收帐本受到妥善保管，每当苏丹交替或有重大变动发生时，政府便会重新展开彻查，致力维持当下手边资料的精确度。分封的授予便是根据这项调查结果而执行。

以下介绍一件一四三一年时，在阿尔巴尼亚县授予分封的实例。阿尔巴尼亚县位在现今横垮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两地之间的地区。

阿尔巴尼亚县受封有分封的人究竟是哪些人呢？根据英纳鲁克（Halil İnalcık）所校正刊行整理出来的名录显示出，在阿尔巴尼亚县总计三百三十五名分封受封者之中，从安那托利亚各地转入的突厥裔骑兵占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十二身分不明，剩余百分之五十八的受封者则是来自巴尔干的基督教徒或刚信仰伊斯兰教不久的穆斯林。在这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数之中，又有百分之二十是归上级军官管理的“奴隶”兵，百分之二十为苏丹的“奴隶”兵，百分之十八则是以基督教徒身分加入奥斯曼公国的阿尔巴尼亚人骑兵。

此处的“奴隶”意指以战俘身分暂时被分派到苏丹或其他将领之下的旧领导层军官，他们受封分封，被当成足以“独当一面”的骑兵而登录在册。这些军官当中，有许多人自己取了伊斯兰风格的名字，但父亲却是具有基督教徒之名的伊斯兰新教徒。在阿尔巴尼亚县，这些人在分封持有者之中占了百分之四十。

另外，维持自由之身而非以奴隶姿态服侍奥斯曼公国的基督教徒骑士，多达百分之十八，这些人应该是原本隶属阿尔巴尼亚旧领主门下的骑兵。推测他们是在战争过程中投靠奥斯曼或志愿加入掠夺战，成为冲锋陷阵的掠夺兵，然后爬上奥斯曼体系中的高层。

在阿尔巴尼亚县境内，受封分封的军人当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曾经是巴尔干旧领主身边的权贵显要。如此看来，新奥斯曼统治层的性质便一目了然了。阿尔巴尼亚县的情况虽然无法全然反映在巴尔干整体上，但可视为一个方向指标。

如上所述，奥斯曼的统治在巴尔干透过分封制，大量吸收了当地的中间统治阶层，借此获得实质的扩大，并稳定发展。他们与远从安那托利亚移民而来的突厥裔骑兵融合，形成巴尔干在地的新统治层。在阿尔巴尼亚县，巴尔干人多于安那托利亚人，不过很遗憾的是，当时巴尔干整体的人种比率依旧不详。

“苏丹仆人”的养成

◎设置新军

奥斯曼公国自十四世纪中叶起开始扩充常备军，其中有许多人力来自巴尔干，而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苏丹”的安全。担任常备军中枢的新军，据说是十四世纪后半叶，由穆拉德一世亲手创设的。普遍认为常备军一开始是从苏丹应得的战俘配额当中编制而成，之后才借由少年充军（devşirme）——也就是少年征兵的丁税制度——来填补。史料上能够确认的少年充军事例，为一三九五年时由巴耶济德一世所实施。

据传，穆拉德一世时期的新军人数约二千人左右，到了十五世纪前半叶的穆拉德二世时则来到三千人左右。就如数字所示，新军实为少数的精锐禁卫军。新军为有给职，守护在苏丹身边，享有一人之下的特权地位。

他们的特权从“苏丹仆人”（Kapıkulu）一词表露无遗。土耳其语“Kapıkulu”直译是“看门的仆人”，门指的便是苏丹之家，这表示他们被视为苏丹的“所有物”，属于苏丹的家产仆人。虽然他们的身分在伊斯兰法上被定义为奴隶，但这绝大部分只是表面形式。“苏丹仆人”指的是对苏丹而言的奴隶，而且只要在宫廷及军中领有职位，就不会获得释放。他们既然是苏丹的“所有物”，生死大权自然掌握在苏丹手中，但与此同时，在苏丹以外的地方，他们极可能是手握大权的一员。

新军的数量在下一章讲述鄂图曼帝国扩大时期中，人数不断稳定成长。在梅赫梅德二世时，从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人左右。到了苏雷曼一世时，来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人之众。鄂图曼帝国于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于常备军导入枪炮火药武器，到了十六世纪，这群配有当时最新枪弹火力的新军步兵及炮兵队，成为帝国攻城掠地的主力。

◎少年充军

诚如前文，少年充军是为了募集“苏丹仆人”，是主要在巴尔干各地实施的少年征兵制。该制度视情况会不定期举办，主要从农村征召八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入伍。虽然定有许多限制，像每户人家仅招收一人、不征犹太教徒、城市商工业者及已婚人士免役等，但实际上随时有例外出现。负责单位确认征召的少年会被登记在册，集体送往伊斯坦堡，并有一段时间暂时以收费实习的方式，出借给农村，以利他们学习奥斯曼语。然后在届满后回归行伍，再依序分配至预备军，一步步踏上新军之路。不过在征召的少年之中，有些会被安排到宫中，这群少年日后将步上与一般士兵迥然不同的菁英之途。

下图所示的细密画（miniature）——少年充军征召图，被认为是十六世纪中叶，出自巴尔干的宫廷画师所手。宫廷画师也是从宫中的“苏丹仆人”，该画师本人大概也是透过少年充军进宫。在这幅画中，有一群身穿红色衣服的少年，因收到召令而前来注册，前方有位书记官，一脸淡然地抄写少年的名册，另外还有一位正神采奕奕地收取现金的军官，一群前来抗议少年被征召的母亲，以及从中安抚协调的主教等。画师以看似教会中庭的巴尔干景致为背景，用平铺直叙的笔触画出人物图像。

少年充军的执行过程　1558年作品。托卡比王宫博物馆馆藏。

或许，画师借由这幅画留下记忆中少年时代最后所见的故乡与母亲的影像。当然，这样的诠释可能只是笔者的过度想像。这幅细密画中的人物整体面无表情，不过身穿红色衣服的少年看似不安，却也貌似期待，就好像画师的亲身体验。少年充军是对未知世界的启程，更多时候也是迈向稳定生活及出人头地的起点。众多资料显示，“苏丹仆人”之中有不少人才能力出众，就如这名画师一般，开辟了自己的职涯生活。这群少年多数成为步兵，有些在战场上迎来生命的终点，他们的人生是在与故乡离别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宫中培训的“苏丹仆人”

经由少年充军征召的少年，经过选拔，部分人选会被分配入宫。不过，这样的选拔要到十六世纪以后才逐渐成为常态。十五世纪以前，“苏丹仆人”多半是透过其他管道送入宫中。“其他管道”指的是从鄂图曼统治的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的旧王宫贵族子弟之中，挑选适当人材成为“苏丹仆人”。他们以内侍的身分在奥斯曼宫廷接受教育训练后，多数会在日后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军人政治家，活跃于政界。乍看之下，他们看似为人质，但入宫成为苏丹仆人也可以说是一种透过加入鄂图曼统治圈以保全自己与家族存续的手段。

其中，阿尔巴尼亚人斯坎德培（Skanderbeg；土耳其语为“İskender Bey”）的例子较为特殊。斯坎德培本名为乔治．卡斯特里奥蒂，乃阿尔巴尼亚地方贵族之子。在其父臣服于奥斯曼公国后，九岁被送入爱第尼宫中，以内侍之身在宫中长大成人。斯坎德培成年后出宫，任职出身地阿尔巴尼亚的地方首长，并授有分封（阿尔巴尼亚县帐本中亦可查得其名）封号。然而，不久后斯坎德培因对就任地和长官心生不满而举旗造反，与当地势力及威尼斯结盟，对抗穆拉德二世与梅赫梅德二世。阿尔巴尼亚最后虽被鄂图曼帝国所征服，但斯坎德培因长期抗争，阻挠帝国发展的事迹，直到现代依然被当作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来看待。

但如果斯坎德培没有造反，而是在政治上平步青云地往上爬的话，势必是以一名通晓阿尔巴尼亚情势的军官姿态，活跃在帝国高层。实际上有许多政治人物的出身是“人质”，但他们最终都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主要构成人物，活跃于帝国政坛上。

例如若查看十五世纪后半叶在梅赫梅德二世时期，担任大宰相（Grand Vizier）职位的人物背景，就有六人来自巴尔干。当中四人确认是从巴尔干旧领导层拔擢任用的人材，而且四人之中有三人推估是拜占庭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手促成拜占庭帝国灭亡的鄂图曼帝国底下，步步高升至最高职位的大宰相。以人质身分进入宫廷的人们，与经由少年充军征召入宫的众人同样都是“苏丹仆人”，但是此处所谓的“奴隶”，不外乎是直属苏丹底下的特权。

这种人质教养，在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是早在鄂图曼帝国开国以前便存在的传统。在王族与统治者之间，根据权力关系的消长，毫无窒碍地彼此交换人材。沿袭拜占庭帝国宫廷的作法，鄂图曼帝国也在每次征服其他国家或接受其他国家臣服的过程之中，从该国旧领导层挑选适龄子弟，送入宫中自行教育，培育成鄂图曼帝国军人。虽然偶尔也会发生像斯坎德培那样的特殊案例，但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多以鄂图曼军人的身分，和帝国休戚与共。

本章中，大致追溯了一三五〇年至一四五〇年之间，奥斯曼公国以巴尔干为舞台扩张成鄂图曼帝国的发展过程。在这段过程当中，奥斯曼公国积极录用安那托利亚出身的突厥裔穆斯林，以及出身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结果造就了内含二者的帝国统治层。轻骑兵、西帕希骑兵军队中的骑兵、人称“苏丹仆人”的新军或宫廷出身的菁英军人之中，都有来自巴尔干的人民。如前所述，也有人维持基督教徒的身分升上高层。

但在接下来的十六世纪，鄂图曼的统治阶层中几乎不见基督教徒的身影。与其说是基督教徒被剔除在鄂图曼统治高层以外，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信仰、而让基督徒销声匿迹来得恰当——因为进入十六世纪后，帝国统治阶层还必须是穆斯林不可。

但这样的要求基本上只针对个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要求在位者的祖先必须原本就是穆斯林，也没有要求祖父、父亲或是生于同世代的兄弟亲戚必须为穆斯林，所以对于改信宗教的“苏丹仆人”而言，没有任何不利因素。

十六世纪末以前，“苏丹仆人”主要从巴尔干社会不断注入新血。就是靠着这群人的携手开创，鄂图曼帝国得以实现下一个百年盛世的军事成就。

第三章苏丹的军旗下（一四五〇～一五二〇年）

梅赫梅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

夺得君士坦丁堡与梅赫梅德二世的征服

◎苏丹执政时代的开始

自一四五一年梅赫梅德二世即位开始，先后历经巴耶济德二世、谢利姆一世、苏雷曼一世统治，长达百年。在这百年之间，鄂图曼帝国创下前所未有的巨大战功，领土的扩张远远超过全面施行分封制的“本土”。本书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这四位苏丹的时代。

四名苏丹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都具备独特的领导能力，在各自在位的年代独领风骚。支撑四名苏丹成功背后的力量，是早从一百五十年以前便不间断培育累积下来、鄂图曼帝国特有的征服与统治体制。前头有西帕希骑兵队与“苏丹仆人”构成的常备军担任军事的先锋部队活跃沙场，后勤有渐趋完善的行政司法制度。于是，鄂图曼帝国利用在统合巴尔干过程中所磨练出来的治理技巧，成功地将势力扩大到涵盖安那托利亚中部与东部的广大土地。

四名苏丹的治理体系朝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前进，并不断提高集权统治操作上的精度。统治手法采成文法，颁布法令，形成规范，延续后世。国力的提升成为战场上胜利的保证，战利品及税收的增加充实国库营收，给予苏丹足够的财政余力，替下一场征服投注粮饷资金。鄂图曼帝国的特征，就在于这个以不断征战四方的苏丹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然而，中央集权却也伴随着各种副作用，而且在安那托利亚尤为显著。前章描述的百年之中，多瑙河至巴尔干地区大抵上都被统合在鄂图曼体制底下。然而，安那托利亚的整合作业，却是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鄂图曼帝国常被世人误认是“突厥／土耳其人”的国家，但是十六世纪最让帝国焦头烂额的问题之一，便是安那托利亚的突厥裔游牧民。苏丹的盛世是由华丽的战功交织而成，同时也是与安那托利亚“突厥人”缠斗不休的年代。

◎围攻君士坦丁堡

骁勇善战的苏丹时代，以征服君士坦丁堡这件历史重大事件揭开序幕。如前所述，拜占庭皇帝的势力衰弱，当时他能统治的范围仅限于一座城市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千年之都的光辉，总让拜占庭人民期待着奇迹发生，同时也能对入侵的敌人产生无形的心理压力。最后，打破僵局的是刚即位不久的青年梅赫梅德二世。

一四五一年二度登基的梅赫梅德二世首先打点好周边国家，在整顿好体制后，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方筑城，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新要塞的对岸，是以前巴耶济德一世包围君士坦丁堡时，花了八年的时间所创建的堡垒（安那托利城堡［Anadoluhisarı］），借此从两边夹击威尼斯来自黑海沿岸殖民城市的援军，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威尼斯人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大的靠山，对梅赫梅德二世而言，威尼斯人的援军是这场战役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拜占庭帝国本身只有五千人左右的旧制军队，其防卫全仰赖威尼斯及热内亚派遣的援军、少许的佣兵以及市民的协力合作。

梅赫梅德二世

这是继巴耶济德一世、穆拉德二世之后，鄂图曼势力第三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往巴耶济德一世采取松散的围城战术，原来预计以杜绝粮饷的策略进攻，却出乎意料形成拉锯战，终告失败。巴耶济德一世没有料到，君士坦丁堡腹地辽阔，足以负担长期戒严的守城防卫，而且正因其规模庞大，很难从外围滴水不漏地长期封锁整座城市。

梅赫梅德二世记取前人教训，决定速战速决，拟出短期内拿下该城的作战计划。他特别聘用匈牙利技师制造大炮，以巨型大炮及其他最新兵器集中火力攻打陆地上的城墙，再配合十万（也有人说是十六万）对上至多八、九千的兵力优势，两者实力的差距有如云泥。

开战后不久，梅赫梅德二世发现自己的海军战力远不及威尼斯，于是立刻放弃海战，将海军部队拉上陆地，想出了横越后方丘陵将船只藏入金角湾内的奇计。当时金角湾的入口处早已加上锁链，用来防止外敌进入湾内。这场征服战，鄂图曼帝国从陆海包夹，可说是一场不惜人力财力，劳师动众的总体战。梅赫梅德二世的亲信之中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因为一旦失败，极有可能让苏丹的权威颜面尽失。但是对于担任作战总指挥的梅赫梅德二世而言，这是一场攸关生死的世纪决战。

◎君士坦丁堡沦陷之日

正因如此，这场战役的胜利对梅赫梅德二世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围城的第五十天，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鄂图曼军于黎明前发动最后一次攻击，军队蜂拥入城，拜占庭帝国亦在同一天迎来了末日。据传，拜占庭皇帝虽然战死，但始终找无尸首。从此以后，梅赫梅德二世被冠上“征服之父”的称号，这场战役的功绩，成为日后梅赫梅德二世日后实行集权统治的权力基础。

攻陷君士坦丁堡

有不少意大利及拜占庭文人、鄂图曼人士参与围城战，并记录战事发展，因此我们才能熟知关于围城战的细节。尽管如此，过程中还是有诸多不明之处，譬如城内街道所受的损坏程度情况不详，关于攻陷后遭受鄂图曼士兵肆虐行抢的天数，各种史料记载也互有出入。伊斯兰法虽然容许士兵有权在三日内于攻陷的城内大肆搜刮掠夺，但据笔者合理的推断，抢夺应该在一日之内就草草结束。毕竟，虽然史料记载有些地方情况惨烈，但还是有许多建筑物毫无损伤，免于遭到拘捕的居民人数也不少，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投靠在鄂图曼帝国的保护伞下。另外，诸多历史资料也都提及梅赫梅德二世不愿城内遭到破坏，希望能将受损程度压至最低。据悉，梅赫梅德二世厚待属于他（苏丹）的俘虏，尤其是那些拜占庭的贵族，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受俘的贵族们支付赎金，还其自由之身。

梅赫梅德二世攻入城内后不久，随即巡视圣索菲亚教堂，将此地改为清真寺。此外在征服后，梅赫梅德二世立刻将城内重要的教会及修道院改为穆斯林所用，作为复兴整建的核心据点。这当中包括遗留至今的卡朗德哈等旧教堂，另外还有一些像阿里斯特医院这种只能从征服后的鄂图曼历史资料中寻得其名的设施。仔细想想，幅员辽阔的君士坦丁堡，不会因为一日的掠夺就被摧残殆尽，哪怕算进征服之前就已荒废闲置的区域，鄂图曼帝国所接手的，应是一座内部大致都还堪用的城市，这种看法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君士坦丁堡沦陷三天后，星期五的礼拜在圣索菲亚清真寺举行，导师由当时苏丹的宗教近臣阿克瞻斯丁（Akşemsettin）出任。阿克瞻斯丁来自大马士革，在围城战最激烈时刻“发现”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阿尤布（Ayyub；土耳其语读作“Eyup”）之墓，从而鼓舞了战士。这个事迹相当有名，使得鄂图曼帝国夺得君士坦丁堡的战果被大肆宣传为伊斯兰的胜利，阿克瞻斯丁写下的胜战捷报词藻华丽，甚至流传到开罗的马木路克朝宫廷。

圣索非亚清真寺

◎建设新都

根据帝国的史书记载，梅赫梅德二世在攻打君士坦丁堡时曾宣示：“本王宝座将设在伊斯坦堡[1]”，昭告天下以后将以此地做为帝国首都，并连番提出具体的复兴政策。

首先，梅赫梅德二世向避免沦为战俘之身或是缴纳赎金而获得释放的希腊居民，保障他们的安全，承诺他们可以维持旧有的“传统与宗教信仰”。另外，对于侨居在伊斯坦堡的加拉达（Galata）地区的热内亚商人，也担保他们的人身安全与买卖通行自由。

另一方面，梅赫梅德二世为了振兴城市，将市内建筑物赐予直接参加征战及有所贡献之人——包含军人、宗教学者、苏非教团团员等——作为生活起居使用。查看各家记录可以发现，在取得伊斯坦堡市内不动产作为军功奖赏的名单中，可见对征战贡献良多的巨炮制作家——匈牙利人乌尔班（Orban），以及第一章中所介绍的编年史作者——阿许帕夏扎德等人名。另外，梅赫梅德二世还派遣使者到帝国各地，招募愿意迁居到首都的自愿民众。

然而招募移居的效果不彰，梅赫梅德二世见状，从帝国统治下的各城邦或尔后战胜的征服地，挑选富裕的商人及工匠，强制遣送伊斯坦堡。然而这项政策在各地却引发了相当大的混乱。至于复兴首都建筑的部分，战争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即刻整修城墙及兴建新堡垒（耶迪库勒［Yedikule］堡）以加强防备，预防十字军的来袭。然而十字军未曾现身，坚固的堡垒在此之后也无用武之地。

梅赫梅德二世于一四五七年左右，开始亲自操持首都大型市集及驿站的建设，让移居至此的商人及工匠得以在城内经商买卖；并根据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习惯，将这些商办承租给商人或工匠。由于梅赫梅德二世已事先将这些商业设施以宗教捐献的名义赠与圣索菲亚清真寺，所以商人工匠所缴纳的租金成了维持宗教设施的管理经费，此项措举称为宗教基金管理（vakıf）制度。

梅赫梅德二世更在其统治的后半期，拆除已成废墟的拜占庭帝国圣使徒教堂，兴建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即著名的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圣使徒教堂为拜占庭历代皇帝陵寝所在，梅赫梅德二世在象征拜占庭王权之地建造象征鄂图曼王室权力的“征服者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绝非偶然，想必这些行为产生的效果，早就经过他缜密的计算了。

法提赫清真寺

梅赫梅德二世不仅亲自下令建造清真寺，更命令手下亲信军官按照自己的财力，于都内要冲兴建清真寺等建筑。这些新建的清真寺地点不若法提赫清真寺显眼，规模也比法提赫清真寺小一圈。以苏丹为首，君临天下的权力层级特性也同样反映在建筑上。

据悉，透过这些由苏丹主导的建设及前述的人口政策，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在易主之后三十年内，人口恢复至约十万人，其中约有四成是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犹太教徒。虽然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被征服以前几乎不见踪影的穆斯林人口迅速攀升至六成”，但在新的住民之中，还是有许多为非穆斯林。由此可知，鄂图曼帝国统治后的复兴，是以不问宗教并积极接纳富商、工匠的形式来进行。自此之后，伊斯坦堡内穆斯林占六成，非穆斯林占四成的人口这样的比例，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为止没有太大的变动。

◎“被诅咒的伊斯坦堡”

虽然，若是从鄂图曼帝国版图横跨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角度来看，以伊斯坦堡为首都的决定看似顺理成章。然而这在当时，似乎并非那么理所当然。

因为在帝国里有着一群不愿在首都安居乐业的人们，这些人大多是以轻骑兵之姿在国界一带活动的自由骑士。虽然他们名列在编入西帕希骑兵受封的名单上，但比起“苏丹仆人”所构成的常备军士兵或苏丹亲信团，他们更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衷心期盼属于他们舞台的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下去。他们在伊斯兰信仰中属于异端分子，并鼓吹“圣战”的轻骑兵精神，引起许多西帕希骑兵的共鸣。他们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付出心血，也共同欢庆征服的胜利和喜悦。但这些人殷殷盼望的，不是苏丹在这场征服之后停下脚步安于现况，而是以旧都爱第尼为据点，不断向西进军。这种“反伊斯坦堡”情感的背后，普遍带有不愿就此承认鄂图曼已经成为一大“帝国”，以及苏丹仗着巨大的权威，束缚了他们的一种反抗情绪。

在这群与首都水火不容的人们之间，梅赫梅德二世的三名王子中，杰姆（Cem）最受欢迎。杰姆下令编纂的英雄传说《萨勒图革（Saltuq）之书》里，反复出现鄂图曼帝国之都应为爱第尼，以及伊斯坦堡是不祥之都的论调。甚至在梅赫梅德二世时期便广为流传的“伊斯坦堡与圣索菲亚的传说”中还指出，这座城市存在着灾难的循环，并被日后多种鄂图曼编年史引用。这个传说中还暗中批判了梅赫梅德二世欲成就帝国霸业的野心，借由罗马王储遭遇不幸的故事，描述人民对于滞留此地的不安，文中说到“伊斯坦堡是一座不断被征服的不祥之都”，指出梅赫梅德二世为了重建首都只是漤用公帑，并以失败为由处死替他监工建造清真寺的建筑师等事实，作为不祥之兆。

对于今日亲眼见证了伊斯坦堡荣景的人来说，这样的反应想必令人感到难以理解吧。不过，就像苏丹在伊斯坦堡打造的新宫殿一样，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新时代的到来，总让人有格格不入之感。后世称为托卡比皇宫的新宫殿四周被高耸的城墙包围，开放给民众入内礼拜的空间仅有一小部分，至高无上的苏丹可不是任何人想见就能见到的。然而，成为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的梅赫梅德二世，以高压手段压制这些骑士的不满，任命新军等“苏丹仆人”担任军队的骨干，在之后的三十年间，随其东征西讨。

◎梅赫梅德二世的三十年征战

梅赫梅德二世夺得君士坦丁堡后的三十年间，多在马背上度过，他亲自率领的远征次数就达十八次之多。从征战次数可以推测，多在夏季举行的远征，已经成为每年的例行公事。

梅赫梅德二世的目标，多半锁定在从伊斯坦堡出发、可在一场夏季远征抵达的范围内。统治前期，帝国三番两次远征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及希腊（色雷斯、爱琴海、伯罗奔尼萨半岛）、波士尼亚等地，安那托利亚方面则主攻翠比松王国、卡拉曼公国。到了统治后期，主要面临乌尊哈桑（Uzun Ḥasan）率领的白羊王朝和威尼斯的攻防战。威尼斯、匈牙利与白羊王朝之间缔结盟约，共同对抗鄂图曼，因此鄂图曼在各地的征战都得透过充分评估国际情势，步步为营才行。梅赫梅德二世无疑是一名兼具战略家的才能及果敢判断力的优秀指挥官。

尽管如此，战争不可能永远百战百胜。匈牙利军的统领匈雅提．亚诺什手中的贝尔格勒难以攻陷，梅赫梅德二世始终未能拿下它。另外，梅赫梅德二世虽然征服翠比松王国，但是这场安那托利亚的远征却困难重重，最后还是靠给予新军部属特别的奖励金，才勉强提振军心返回首都。至于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弗拉德大公（Vlad）与占据阿尔巴尼亚山区的斯坎德培，最终虽然都遭到梅赫梅德二世的驱逐，但由于他们的激烈抵抗，导致梅赫梅德二世对这两地至多只能做到间接支配而已。此外，鄂图曼的海军战力依旧不敌威尼斯等欧洲国家，这也是造成鄂图曼与威尼斯之间演变成拉锯战，且未能从圣若翰骑士团手中夺得罗得岛（Rhodes）的失败主因。

但在经过三十年的征战后，多瑙河至幼发拉底河中间这一大片区域，除了岛屿以外，几乎全数纳入了鄂图曼帝国的版图。梅赫梅德二世征服活动的本质，在于强势肃清及整治这片广大土地上零星散布的半独立藩属国，以及意大利诸邦的统治区，并将多数地区划为直辖地，主动进攻、牵制那些隐身在小国背后的反抗势力，借以巩固鄂图曼帝国的“本土”区域。之后逐一在新征服地进行税收调查，实施分封制。梅赫梅德二世直接统治的地区在十九世纪以前，大部分依旧归属在鄂图曼帝国之下。

在海上，鄂图曼也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海域。梅赫梅德二世派遣舰队直驱黑海北岸，将热内亚及威尼斯的势力逐出克里米亚半岛及其邻近海域，同时趁着克里米亚汗国发生王位争夺的时机，逼迫其承认鄂图曼帝国的宗主权。如此一来，黑海成为对鄂图曼帝国而言相对安全的内海。

1480年左右的鄂图曼帝国　梅赫梅德二世时期帝国朝东西向扩展，图中粗黑线范围内的地区，多半为直接统治，黑海俨然成为鄂图曼帝国的专属内海。

在这场三十年征服的过程中，塞尔维亚、波士尼亚、安那托利亚中属于拜占庭皇室一派的翠比松王国，以及长年敌对的卡拉曼公国等国家相继灭亡。随着这些缓冲国的消逝，鄂图曼帝国面临与匈牙利背后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朝直接对峙的局面。于此同时，梅赫梅德更将远征的目标指向伊朗及伊拉克。于是帝国与实力曾和帖木儿汗国不相上下的白羊王朝之间的抗争，最终演变成鄂图曼与白羊王朝的继承国——萨法维朝——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延续下去。

◎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的权杖

梅赫梅德二世后期的版图，与十一世纪成功中兴的拜占庭帝国疆域大致重叠，都是以伊斯坦堡为圆规的中心，画出掌控政治与经济的范围。鄂图曼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一样，借由占据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来掌控连系草原地区至黑海的北方交易路线，以及印度、伊朗至地中海绝大多数的商旅信道，借此取得优良的产品输入国内，同时对通关物资征收关税。梅赫梅德二世对军队的强化及接连不断的远征，早已使得国库吃紧，负荷沉重，在其统治期间时常陷入财政危机，不过从长期来看，征战同时也替帝国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支配如此广大领土的君主，自然会自诩为东地中海霸主，这并不足为奇。不过，梅赫梅德二世在他自己对宗教捐献的文书中，主张他所创建的国家是继罗马——即拜占庭帝国——之后兴起的国家，并自称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权杖。这让人不禁怀疑，在梅赫梅德二世的想法里，是否有身为塞尔柱帝国等传统突厥游牧君主传人的自觉，或是否有追溯到更古老的阿拔斯朝等“伊斯兰帝国”继承人的自我定位。梅赫梅德二世的世界观，比较像是以“在地”君主的身分，继承了异教徒的亚历山大大帝或基督教徒的罗马君王们的王座，以体现伊斯兰的时代。

根据穆斯林的解释，时间始于创世纪，历经犹太教时代、基督教时代及伊斯兰教时代后，流向末日。基督教时代已成过去，本地的历史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即伊斯兰时代。这样的世界观，不为苏丹一人独享，想必巴尔干旧领导层中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们也抱持着共同的理念。所以他们才得以在这块祖先世代相传的土地上，成为新的统治高层中的一员，作为苏丹近侍以大显身手。以“苏丹仆人”身分进入宫廷的内侍，同样是受到相同的世界观所养成。

◎二张书记座像

梅赫梅德二世重用阿克瞻斯丁等人，尊重伊斯兰的文化传统，同时他也关心希腊古典文化，对同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展现高度的兴趣。一四七九年一月，梅赫梅德二世结束与威尼斯的对抗后，便立刻于同年八月，要求威尼斯元老院派遣优秀的画师到伊斯坦堡。

作为回应，威尼斯挑选声名远播的詹提勒．贝里尼（Gentile Bellini）外派到伊斯坦堡。贝里尼在伊斯坦堡住了一年半。有人说梅赫梅德二世主要是命贝里尼绘制自己的肖像，也有人说贝里尼被要求协助描绘还在兴建的新宫殿里的装饰画。总之，贝里尼深得苏丹喜爱，留下许多作品，今日展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梅赫梅德二世肖像便是其中之一。据说，贝里尼在归国前，苏丹赠与他以苏丹花押（tuğra）雕刻而成的金牌及各种赏赐。在贝里尼最后的作品〈圣马克在亚历山大传道〉（St. Mark Preaching in Alexandria）一画中，出现贝里尼配戴着这面金牌得意洋洋的姿态，这部分出自他的胞弟乔凡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手笔，贝里尼委托他完成这幅画。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贝里尼在鄂图曼宫中绘制的画作之一〈书记座像〉，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据悉伊朗或印度的画师曾多次临摹这幅画，其中一件作品上面签有活动范围主要在中亚及伊朗的名家贝赫扎德（Behzard）的署名，尽管一般认为这个署名是伪造，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名伪造贝赫扎德签名的画师，肯定是看着贝里尼的〈书记座像〉描绘的。

詹提勒．贝里尼

那么，贝里尼的这幅〈书记座像〉为何会成为临摹对象？这幅画原本收藏在托卡比皇宫所藏的画册之中，画册为萨法维朝宫廷所作，现由波士顿美术馆馆藏。根据推测，这是早先伊斯坦堡的梅赫梅德二世（或是其子巴耶济德二世），将数件包含〈书记座像〉在内的贝里尼画作赠与白羊王朝，之后由萨法维朝宫廷继承，填上波斯语题字，和欧洲与中国具象画等多样作品收藏在同一画册之中。这本画册在鄂图曼军队远征大布里士（Tabriz）时，被当作战利品带回伊斯坦堡。

两幅书记座像
左图：为1500年左右萨法维朝画师的临摹，现藏于华盛顿弗瑞尔艺廊。
右图：詹提勒．贝里尼1479～80年作品，现藏于波士顿伊莎贝拉嘉纳艺术美术馆。

这幅画保存在伊朗的期间常被临摹，只因为对伊斯兰文化圈的画师们来说，来自威尼斯的西洋画师的作品几乎等同教科书。但事实上，这幅画只不过是贝里尼仿效鄂图曼宫廷的细密画所绘制，背景的花朵便是最佳证据。

虽然，现已无从可知贝里尼究竟对画中膝上放着纸张专心作画的青年赋予了什么样的寄托，仿画的画师又是抱着何等心思临摹作画，但这幅画却也无形中证实了东西方世界并非完全闭锁的事实，而且普遍认为在伊斯兰属违禁品的人物画，其实曾经广布流通过。

巴耶济德二世时期

◎王位争夺与王子杰姆

一四八一年一月，贝里尼返回威尼斯国内，同年夏天，梅赫梅德二世召集军队，在未告知部属目的地的情况下，从安那托利亚出发。或许梅赫梅德二世打着令敌人措不及防的主意，所以众人对于去向有诸多猜测。但就在出发不久后，梅赫梅德二世便因病去世了，他的暴毙让鄂图曼帝国再度陷入王位争夺的混乱之中。

梅赫梅德二世有三位王子，其中最有能力的穆斯塔法死于一四七四年。根据史塔莱迪（T. Stavrides）的审判书研究指出，穆斯塔法的死与当时的大宰相马木德．帕夏（Mahmut Paşa）有关，传闻穆斯塔法与马木德．帕夏之妻过从甚密，因此这实际上是马木德．帕夏主导的暗杀事件。另外两名王子为巴耶济德与杰姆，其中巴耶济德获得新军常备军的支持，杰姆则获得土耳其名门子弟的大宰相卡拉曼勒．梅何美特．帕夏（Karamanlı Mehmet Paşa）拥戴。虽然大宰相筹划主张先让杰姆入主伊斯坦堡，但新军刺杀大宰相，不久巴耶济德二世便登上王位。杰姆虽以布尔沙为据点，以反叛军的身分持续抗战，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只能偕同妻子与原为梅赫梅德二世妃子的母亲逃亡到马木路克朝的首都开罗。

这是新军常备军首次在王位争夺的过程中展现出他们对苏丹继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实例。这在下一任苏丹谢利姆一世（又译“塞利姆一世”）即位时还会上演。即位后，巴耶济德二世不得不以重金回报新军，赐予他们各种特权。

巴耶济德二世的时代于混乱中开始。和上一代相比，他减少战争的次数，仅执行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策略。虽然当时东西方的局势无法保证全面和平，但从巴耶济德二世的应对举措来看，可以知道他极力避免轻启干戈。正因如此，在巴耶济德二世执政的三十年，鄂图曼帝国得以修复梅赫梅德二世统治末期早已疲弊不堪负荷的国力。因为避开战争，巴耶济德二世得以倾注全力汰换更新海陆两军的武器，这项成果促成鄂图曼帝国于十六世纪全新扩张。

巴耶济德二世

财政上，巴耶济德二世刚继承苏丹之位时，国家的收支吃紧，财政陷入困境。于是，他下令废除当时已引发社会种种不满、由梅赫梅德二世所导入的各种新税制度，避免支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巴耶济德二世继承苏丹后的使命。

至于外交方面，巴耶济德二世之弟杰姆离开开罗，行经安那托利亚，辗转到圣若翰骑士团势力范围的爱琴海罗得岛，此后十三年，杰姆便在仰赖欧洲各国的援助下为人所利用。这种异常的情况，对巴耶济德二世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的影响。杰姆被罗马教皇等人当作用来对抗鄂图曼的棋子，任由欧洲各国摆布，并于一四九五年客死拿坡里。他的遗体同样被当作交易的工具，经过四年协商，最后葬于布尔沙，与其兄穆斯塔法长眠在一起。杰姆的母后及妻子、女儿虽受巴耶济德二世庇护，但男性子孙除了一名留在罗得岛、并于日后改信天主教的男子以外，全数被巴耶济德二世下令绞杀。

◎巴耶济德二世的对外关系

如前所述，因杰姆流亡欧洲期间被当成各国筹码，使得巴耶济德二世在对抗威尼斯或匈牙利的战略中均陷入胶着状态。不过，巴耶济德二世在周围地区还是取得了少数的重要进展。首先，他远征多瑙河以北，攻陷黑海西岸的阿克曼（Akkerman）及多瑙河河口地带的诸多城市，击败摩尔多瓦（Moldova），纳其为藩属（一四九二年），借此确保黑海西岸的交通路线，得以在日后鄂图曼帝国的征战中，动用藩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骑兵队。

另一方面，鄂图曼帝国与马木路克朝之间虽然夹着突厥裔杜卡迪尔公国，但二国的纷争却愈演愈烈。马木路克朝对那些分布在与叙利亚平原衔接的安那托利亚南部的突厥裔游牧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主动出击的马木路克朝曾一度逼近安那托利亚中部的开瑟里，带给鄂图曼帝国巨大的威胁。之后，马木路克朝于一四九一年与鄂图曼帝国达成和议，确保其对阿达纳地区（Adana）的影响力。在叙利亚平原与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边境，拉马赞公国（Ramadanids）与杜卡迪尔公国成为两大势力的缓冲区。

一四九五年，杰姆的过世成为巴耶济德二世积极投入对抗威尼斯与匈牙利的契机。这一年，巴耶济德二世派遣克里米亚汗国骑兵与鄂图曼军队的轻骑兵前进波兰，挫败波兰进攻黑海的野心。

至于威尼斯方面，双方在伯罗奔尼萨半岛（Peloponnese Peninsula）南岸、西岸及亚得里亚海沿岸诸城的争夺战中僵持不下，之后于一五〇三年缔结和平。威尼斯依然保有海战的优势，但因鄂图曼帝国从陆海夹攻所逼，逐渐失去陆上的据点。

为对抗威尼斯，巴耶济德二世大幅提升了鄂图曼的海军战力，这是他在位期间的一大进步。十五世纪末，大西洋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大型船舰开始航向远洋。在地中海，单层甲板大帆船也获得改良，可以随船搭载大炮等火器。这个时期，鄂图曼帝国海军亦不落人后，紧追着当时欧洲诸国海军，不时革新技术，在对抗威尼斯的战争中，不断派出最新战舰，因此也才有了战胜威尼斯的可能。

鄂图曼帝国的成功来自他们在这个战争技术革新期的时代中，积极地从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各地招募技师为其所用。在这些技师里，包含曾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后的混乱中被迫离开西班牙的犹太教徒。这群精通西班牙语的犹太教徒于一四九〇年代成为伊斯坦堡的新住民，五百年后的今日，他们的后代依旧在当地生活着。同样在地中海一带出没的海贼，有些加入鄂图曼的海军并获得重用。对于原本就具有多种“民族”结构的鄂图曼帝国来说，只要是有利国家发展的人才，国门随时敞开迎接，不会因戒备而拒人于门外。对于那些居无定所而四处谋生的技师及军人来说，前往鄂图曼帝国无疑是个扭转人生的好机会。

◎安那托利亚东部情势与萨法维朝

巴耶济德二世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开始在高层之间逐步渗透。在安那托利亚的阿马斯雅（Amasya）度过王储时期的巴耶济德二世十分倾慕伊朗或中亚等地洗练的伊斯兰传统，宫廷上下爱好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韵文诗以及从伊朗传入的史书和文学作品。有别于其父梅赫梅德二世，巴耶济德二世的宫廷有着更浓厚的东方风格。

同一时期，东方的萨法维朝正逐渐崛起。萨法维朝提倡什叶派信仰，正面挑战鄂图曼帝国对安那托利亚的统治权。鄂图曼帝国虽然巩固了大半巴尔干的统治权，并强化海军战力、航向西方扩展海洋势力，但原属突厥裔游牧民世界的安那托利亚中部的直接管理，是在梅赫梅德二世时才达成，至于安那托利亚的东部及南部则依旧在鄂图曼统治范围之外，或只能间接统治。

与马木路克朝抗争时，鄂图曼帝国不时暴露其对安那托利亚支配上的弱点。在巴尔干茁壮成长并逐步统整集权体制的鄂图曼帝国，对安那托利亚游牧部族来说，是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游牧部族骑士原隶属于刚被灭国不久的旧突厥裔诸公国，虽然为鄂图曼帝国所任用，赐予分封，但他们只要一有机可乘，无不欲摆脱帝国的约束，寻找更自由的立足之地。于是，这群人成为萨法维朝宣传教义的对象。传教行动想必打动了逃亡骑士们，但与其说他们是受到什叶派教义的感化，不如说是因为那份游牧民族相近的价值观，以及对部族血统与部族成员之间的平等，更加触动了骑士们的内心深处。追根究柢，他们纯粹就是对伊斯坦堡中央集权的态度心生“反感”。

萨法维教团兴起于里海南岸的阿尔达比勒（Ardabil），迁居安那托利亚东部以后，积极向安那托利亚及伊朗地区的游牧民传教，主张极端的什叶派教义。成为萨法维当家的伊斯迈尔（Ismail），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女婿、什叶派的第一代伊玛目（imam）阿里（Ali）再世，有时甚至自称阿拉真主。伊斯迈尔于一五〇一年歼灭白羊王朝夺下大布里士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控了伊朗高原，尔后更进一步攻打伊拉克，于一五〇八年夺下巴格达。追随伊斯迈尔的萨法维教团员游牧民因头戴红色毯帽、外围缠绕着白色头巾，而被称为红帽军（Qizilbash），土耳其语意指“红头巾”。

伊斯迈尔自称真主，赞颂为神而战，充满神秘主义和情感饱满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安那托利亚游牧民之间传播，替伊斯迈尔招募了众多的拥护者。红帽军多数来自安那托利亚，如今他们俨然成为伊朗的统治者。安那托利亚的游牧民不可能对眼前的骚动无动于衷。当时在特拉布宗（Trabzon）任职的谢利姆王子，对于眼前的情况便焦躁不安，但其父巴耶济德二世却没有及时做出有效的对策，反而静观其变。巴耶济德二世的态度，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所致，也可能是他也对神秘主义心生向往之故。然而在一五一一年时，伊斯迈尔的拥护者在安那托利亚西部特克（Teke）发起叛乱，事态严峻。

◎谢利姆王子的政变与掌权

在安那托利亚西部发动叛乱的主谋，是安那托利亚小规模的在地神秘主义教团首长，人称“沙库鲁”（Şahkulu）的人物。沙库鲁意指波斯王（沙阿）伊斯迈尔的仆人。他在纪念伊玛目阿里之子胡赛因（Hussein）殉难的阿舒拉节（Ashura）当天发动叛变，北上从库塔雅逼近布尔沙，来势汹汹。对现况心怀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叛乱队伍，他们的行为虽然像是一群暴徒，却大破科尔库特（Korkut）王子的军队，令帝国陷入一片混乱。直到巴耶济德二世另外派遣阿何密（Ahmed，又译“艾哈迈德”）王子带兵前往支持后，才终于镇压沙库鲁之乱，但在镇压过程中大宰相战死，鄂图曼付出的代价颇大。在这次叛乱的期间，争夺王位的科尔库特与阿何密都失去了新军的信赖，这反而造成另一名王子谢利姆的人气水涨船高。

如前文提及，鄂图曼苏丹即位后诛杀兄弟已成惯例，会成为惯例是因为每位王子都致力以县的军政官身分，积极累积行政与指挥军事的经验，为争取王位做足准备，并在这个过程中，争先恐后地创建军功展现才能，并竭尽所能在伊斯坦堡的政治权势中寻求支持者。身为人父的苏丹，可将自己意属的继任候选人任命为伊斯坦堡近郊的县军政官，对外展现王子在继承王位上的候补优先顺序。最先进入伊斯坦堡的王子将继承王位。但这些都是苏丹驾崩以后的事，最终只有在伊斯坦堡获得广大支持的候位王子才有即位的机会。于是新军等首都的常备军势力，便在苏丹王位争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时值其他二位王子正忙于应对沙库鲁叛乱之际，三位王子中最年幼的谢利姆在这个时间点继位的机会最为渺茫，所以他决定放手一搏，离开偏远的任职地点特拉布宗，公开反抗父亲的命令，要求调任至邻近伊斯坦堡的巴尔干地区。然而，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谢利姆暂时撤退至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Kaffa；现为费奥多西亚［Feodosia］）。其父巴耶济德二世表态支持阿何密。但在阿何密镇压沙库鲁叛乱之后，反而率军直朝伊斯坦堡前进，逼迫巴耶济德二世让位，却遭新军阻挡在城外，甚至无法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只得退回安那托利亚。盘据克里米亚的谢利姆再次胁迫巴耶济德二世让位，并于一五一二年四月十九日登上苏丹宝座。谢利姆一世得以确立登基，应是受到新军拥护之故。

不久之后，巴耶济德二世驾崩（六月十日），有传闻是遭谢利姆一世毒杀，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位后的谢利姆一世于翌年带兵击溃两位兄长，将他俩处以绞刑。两位兄长的孩子，凡是留在鄂图曼境内者无一幸免。这种诛杀手足的习惯，使鄂图曼帝国在王位争夺战中丧失了许多的皇族血脉。

谢利姆一世

谢利姆一世的大征服

◎发兵萨法维朝

谢利姆一世在这混乱与满是血腥的情况下即位，也因为如此，让谢利姆一世日后被冠上“亚武兹”（Yavus；冷酷者）的封号。但若是我们冷静分析后不难发现，谢利姆一世决断的举措虽然残酷，但从结果来看，却有效地阻止了鄂图曼帝国分裂的可能。

谢利姆一世登基后，首要采取的行动是举兵攻打萨法维朝。这并不是为了扩大版图的对外远征，而是为了解决安那托利亚这块已是鄂图曼领土的国内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在与谢利姆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阿何密向伊斯迈尔求助，于是萨法维朝的部队于一五一二年三月袭击安那托利亚中部的托卡特（Tokat）。阿何密虽于一五一三年被杀，但其子穆拉德以红帽军身分加入伊斯迈尔阵营。诚如沙库鲁之乱中所见，对伊斯迈尔的支持已经广泛渗透至安那托利亚的突厥裔游牧民之间，这股力量一旦与鄂图曼皇族结合，即可能导致帝国分裂，更别提安那托利亚十分有可能被萨法维占领。

曾任东部特拉布宗县军政官的谢利姆一世自然深知个中危险，估计他在登基前便已决定要断绝萨法维朝的影响力。于是，谢利姆一世即位后，首先与匈牙利各国握手言和，避免背后遭遇突袭的危险，然后命安那托利亚各地展开调查，呈报伊斯迈尔的拥护者，遭举报人士多数被拘禁囹圄或受处刑，更有传闻遇害人数高达四万人之多。这项调查之所以成功，想必是因为这群极有可能加入红帽军的伊斯迈尔拥护者不曾去遮掩他们的身分。

谢利姆一世以强硬手段排除眼前的危机后开始向东远征。出征前，谢利姆一世先向伊斯兰教指导高层取得“挞伐异端红帽军是为圣战”的合法裁决，对外展现穆斯林彼此交战的正当性。虽然截至那时为止，鄂图曼帝国早已在安那托利亚与穆斯林诸国对战多次，但是面对积极传教的萨法维朝，为了与之抗衡，也必须以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姿态据理而争。但事实上，当时鄂图曼帝国才刚接受伊斯兰教正统逊尼派不久，却因为伊斯迈尔的挑衅而促使逊尼派在帝国中站稳脚步。

◎查尔德兰之战

一五一四年春天，谢利姆一世军队从伊斯坦堡出发，向东行进。据悉他们所经的道路早已被杜卡迪尔公国破坏殆尽。路况难行加上粮草不足，新军们怨声载道，但苏丹展现强硬态度，处决了带头反抗的人。

查尔德兰战役

然而在鄂图曼军队深入萨法维朝的领地后，敌人的军队却不见踪迹，伊斯迈尔想借此拖垮鄂图曼的战力。最终于八月二十三日，双方各率约十万大军，在邻近凡湖的查尔德兰平原展开对决。鄂图曼军队面对攻势勐烈的红帽军骑兵，先假装撤兵，诱敌深入，再以大炮狙击。鄂图曼军的作战手法虽然在右翼大获成功，左翼却出现混乱而败退，死伤惨重。两军军队都有许多突厥骑兵，鄂图曼西帕希骑兵队里的骑兵，更是极有可能随时倒戈投靠萨法维朝的墙头草。此等不利的情势若持续下去，难保鄂图曼不会重蹈安卡拉战役的覆辙。

然而，这场战役的胜败关键，最终取决于鄂图曼帝国的火器威力。新军的弹药部队一投入战局后，形势瞬间倒向鄂图曼一方。伊斯迈尔本人也因负伤而撤退，萨法维朝军队战败。

据说，火器中以能够移动且可以轻松切换攻击方向的榴弹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尽管行军距离长达二千五百公里，深知榴弹炮功效的谢利姆一世，仍然随军搬运多台大炮出征。更别提新军的步枪远远胜过萨法维军中骑兵们的刀、箭了。

谢利姆一世的军队紧追在窜逃的萨法维军之后，于九月进入大布里士，在那里停留九天，掠夺了无数伊朗的宝物作为战利品，并将优秀的工匠带回伊斯坦堡。

原本，谢利姆一世预计随军在阿塞拜疆过冬，待春天继续追捕伊斯迈尔，估计他是想就此终结萨法维朝的气脉。但鄂图曼帝国的征战，基本上是春季集结队伍，夏季出征，并于秋季归来，军队本营从未带着如此庞大的人数在敌对阵地扎营过冬。因此新军极力反对在阿塞拜疆驻营的决定，甚至不惜群起造反。最后谢利姆一世不敌军队中的反对意见，只得班师返回阿马斯雅。这次撤军使得阿塞拜疆及安那托利亚东部依旧落在萨法维朝的掌控之下。

◎攻占安那托利亚东南方

鄂图曼军队在查尔德兰战役的胜利，对于萨法维朝前不久刚从白羊汗国手中夺得安那托利亚东南地区的归属，有着深远影响。翌年一五一五年，谢利姆一世再度从阿马斯雅出发，三月攻下邻近艾尔金占的克马城（Kemah），撤除萨法维朝的据点后，整队向安那托利亚东南前进，直捣当地的要冲阿米德（Amed；迪雅巴克［Diyarbakır］的旧称），并于一五一五年九月征服该地。

安那托利亚东南地区至伊拉克北部的山岳地带，为库德族部落族长的势力范围。虽然他们历来臣服于白羊王朝或萨法维朝，但鄂图曼帝国利用熟知本地情势的旧白羊王朝官僚伊德里斯．比特里西（Idris Bitlisi）等人，向库德族施以怀柔手段。于是，大多数的库德族部落族长在维持世袭权力的条件下，向鄂图曼帝国称臣，协助其对抗萨法维朝的战争。

谢利姆一世的下一个目标指向安那托利亚南方。当时，杜卡迪尔公国及拉马赞公国是该地仅存、投靠马木路克朝的国家。拉马赞公国很快就投降于谢利姆一世，杜卡迪尔公国则起身反击。杜卡迪尔的君主阿拉乌道拉（Alaüddevle）在辈分上为谢利姆一世母亲家系那边的祖父辈，曾拒绝参加前年的萨法维朝远征。谢利姆一世最大的隐忧便是萨法维朝与马木路克朝联手合作，而且双方实际上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展开行动。杜卡迪尔公国占领从托鲁斯山脉（Toros Daglari）到丘克罗瓦（Çukurova）平原一带，为重要的交通乾道。

谢利姆一世攻打杜卡迪尔公国，并在一五一五年六月击溃阿拉乌道拉，安那托利亚最后的公国杜卡迪尔公国终告灭亡。据传，阿拉乌道拉的头颅曾被送到马木路克朝苏丹跟前，此点透露出谢利姆一世会出兵攻打杜卡迪尔公国，完全是出自对马木路克朝的警戒之心。

谢利姆一世的征服

阿拉乌道拉的侄子阿里臣服于鄂图曼，被任命为旧杜卡迪尔公国地方的军政官。此项安排显示出，鄂图曼正阶段性地将安那托利亚南方的新征服地纳入管制下。对于安那托利亚东南地区库德族部族族长诸侯的领地，鄂图曼也以同样的手法，先让既有的当地势力臣服在自己的掌控下，再慢慢发展为直接统治。

◎征战马木路克朝

在短暂回到伊斯坦堡后，谢利姆一世于一五一六年再次发兵远征。他这次出兵攻击的目标，是原本就设定为马木路克朝，抑或是原欲征讨萨法维朝的伊斯迈尔、却在行军途中改变想法转向南行，已不可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攻打马木路克朝，将有利于鄂图曼在对抗萨法维朝战况中的发展。讨伐马木路克朝，不仅可以阻绝马、萨两国的同盟关系，更能有效打击萨法维朝的经济。

谢利姆一世曾采取经济制裁，作为对抗萨法维朝的战略之一，他的实际行动是中断伊朗主要输出产品的绢丝交易。伊朗产的生丝通常会集中到布尔沙，直接以生丝或加工成丝织品，透过意大利商人输出至欧洲大陆。伊朗生丝的质地优异，可以卖出好价钱，为伊朗带来莫大的经济利益。为了阻扰绢丝买卖，谢利姆一世将布尔沙城内的伊朗商人全数徒刑，并焚烧伊朗产绢丝，下令严禁与伊朗商人通商。

但在布尔沙被迫禁止绢丝买卖时，伊朗生丝却开始流向阿勒坡，因为当时大布里士与阿勒坡之间还留有一条贸易通路。想来谢利姆一世于一五一六年春天，从伊斯坦堡出发时，早已萌生抢夺马木路克朝统治下的阿勒坡，以断绝他们与伊朗贸易管道的想法。

“协助异端，同属异端；与异端之战，谓为圣战。”这是谢利姆一世出兵征讨马木路克朝之前，从伊斯兰教指导高层取得的合法裁决。和身为麦加、麦地那的守护者，又同为逊尼派的马木路克朝作战，必须比和萨法维交战更加谨慎，需要能提出正当的出兵依据。于是，谢利姆一世借由出示手中的合法裁决，据以发兵叙利亚。

一五一六年八月，谢利姆一世与马木路克军在阿勒坡近郊首次交战，经过一小时激烈的战斗后，鄂图曼军队取得压倒性获胜。埃及编年史虽然严厉批判鄂图曼军队“极为卑鄙地”使用大炮与步枪等兵器，但两国的军事实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马木路克朝的阿勒坡太守海尔．贝伊（Hayır Bey）倒戈投向鄂图曼（据说早有暗中勾结），不久后任职阿勒坡的县军政官。马木路克的老苏丹坎苏．高里（Kansu Gavri）虽然亲自出征，却在兵败后死于逃亡途中。谢利姆一世军队进一步挺进大马士革，在未受到太大的反抗下，便收服了整座城市。在乌玛雅清真寺（Umayyad Mosque），谢利姆一世之名以君主之尊昭示天下，叙利亚地区终究成为了鄂图曼帝国的领地。

秋天悄然到来，这一年的远征季节已然结束，但谢利姆一世仍执意继续远征，进逼开罗。抵达开罗近郊的鄂图曼军队在北部的里达尼亚（Ridaniya）攻克马木路克朝新登基的末代苏丹图曼贝（Tumanbay II）亲率的军队，并于一五一七年一月攻进开罗城。但鄂图曼耗费了二个月才算完全平定开罗，因马木路克人在此发挥地主优势，坚决进行抗战。鄂图曼军在三月底（亦有人称四月中旬）捕获苏丹图曼贝，并随即处死他。马木路克朝至此灭亡，鄂图曼帝国成为埃及、叙利亚以及早先受马木路克朝保护的麦加、麦地那的统治者。

谢利姆一世远征埃及

◎征服埃及的影响

战胜后，谢利姆一世驻留开罗数月。虽然从对抗萨法维朝的远征开始，新军将士便无一刻不想早日归乡，但此时他们却未吐半句怨言，选择与谢利姆一世一同驻守埃及。这段期间，谢利姆一世要求下属检视阿拉伯的社会架构，思考如何在此地推行鄂图曼帝国的各项施政方针。和其他地区一样，谢利姆一世在叙利亚与埃及启用了许多旧马木路克朝的统治高层，在当地担任帝国的管理成员。原阿勒坡太守海尔．贝伊也被调至埃及，成为第一任州军政官。

总是驰骋沙场的苏丹破例长期居留开罗一事，着实让人印象深刻。综观埃及历史，他们对外来统治者向来极具包容，而且最终都能促使他们融入埃及社会（埃及化）；从这点来看，征服者谢利姆一世应该也不例外地深受当地文化传统所吸引吧！

鄂图曼帝国在这场征服中，成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从那一天起也必须长期背负治理埃及和伊斯兰圣地的重担。鄂图曼帝国虽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至于它是否有确切贯彻其使命，则必须由受宗教学者引导的民众来评判。这种伊斯兰社会独有的“正义”感，自此以后也流传到鄂图曼帝国内。征服埃及成为以巴尔干国家身分起家的鄂图曼帝国，正是加深其“伊斯兰化”的重大转机。

1. 此时首都之名多沿用旧名“君士坦丁堡”。本书为方便读者理解，在鄂图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便改称为伊斯坦堡。

第四章苏雷曼一世时期（一五二〇～一五六〇年）

苏雷曼一世的雕版画肖像　画中的苏雷曼一世头戴从威尼斯获得的头盔，头盔上有四重皇冠，比罗马教皇的三重冕还要多一重，象征着他的权势超群。

“苏雷曼大帝”盛世的开始

◎鄂图曼帝国史上的苏雷曼

谢利姆一世在位八年，他以排山倒海之势开拓疆土，使帝国面积扩大了一倍，继承其位的苏雷曼一世于一五二〇年登基，成为鄂图曼史上鼎鼎大名的苏丹。

苏雷曼一世

鄂图曼史之所以将苏雷曼一世做为代表，一是他亲率鄂图曼大军围攻维也纳的战绩让人印象深刻，也因此苏雷曼在欧洲享有大帝（the Magnificent）的名声。其次大概是因为他的爱妃——许蕾姆（Hürrem）以“罗莎兰”（Roxolana）之名在欧洲声名远播所致。

面对鄂图曼帝国的威胁，苏雷曼大帝之名令欧洲人闻风丧胆，无不惧怕他的宝剑会突然刺穿自己的咽喉。另一方面，谣传他受基督教徒女奴罗莎兰所操纵。于是，苏雷曼一世的丰功伟业，加上后宫艳史的传闻，让欧洲人忍不住对苏雷曼时代泛起天马行空的幻想也是人之常情。

苏雷曼一世所缔造的雄图大业象征着帝国的盛世，而他与王妃许蕾姆的宫闱秘闻，则象征帝国开始走向没落。苏雷曼时代在登峰造极之时，也势必要面临在登顶之后，如影随形的漫长下行坡道。这种看法，多半出自苏雷曼一世留给世人的形象所致。

的确，苏雷曼一世之治在鄂图曼帝国史上为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但言下之意，并不是指昌盛与衰退之间的交替转换，而是指苏雷曼一世立下了实际上从军事国家转型成为官僚国家的里程碑。换言之，苏雷曼时代，从原本借由军人的奉献而不断扩大茁壮的军事国家，成为停止扩大版图，在有限的土地上借由帝国统治阶层的治理转型为官僚国家。另外，帝国的治理特色在该国历史的前半段为跨越宗教界线的统合，后半段则为全面推行伊斯兰教的统治。我们无法就此断言此乃前半段国势兴盛、后半段国力江河日下之因。将苏雷曼时代视为鄂图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理解，不过是从“对欧洲的威胁程度”的衡量标准，所得到的评价之一。

苏雷曼一世得以开创新纪元，是因为他即位当下恰巧齐备下述二大条件。其一，苏雷曼一世从谢利姆一世手中继承的帝国，已是东西疆土幅员辽阔的大帝国，欲求进一步的扩张，有着实质上的难度。其次，苏雷曼一世是麦加、麦地那守护者之中首位登上帝王殿堂的君主。这两项客观事实，在苏雷曼一世的四十六年执政期间，慢慢展现出其中所具备的意义，并带领苏雷曼一世以后的帝国迎向“新时代”。

◎任用伊柏拉罕

苏雷曼一世的父亲谢利姆一世在位八年，大半在远征东方中度过，伊斯坦堡的王座上经常空荡无主。这段期间，苏雷曼虽然任职马尼萨（Manisa）的县军政官，却是众人一致认同的储君人选，为了防备西方世界趁苏丹远征而伺机发动攻击，时常视情况所需，往返伊斯坦堡与爱第尼，以防万一。谢利姆一世是否有其他王子详情未明，但在历史记录上仅见苏雷曼之名，所以一五二〇年谢利姆一世猝死时，并未引起太大混乱。

但苏雷曼一世所处的内外局势却不若预期平稳。谢利姆一世猝死的前一年，安那托利亚中部亲萨法维朝派的红帽军再次发动叛乱，余波未平。同时，原为旧马木路克朝军人、但于日后受帝国启用的大马士革县军政官为了让叙利亚脱离鄂图曼的属地，利用苏丹交替的大好时机起兵造反。这场叛乱虽然不久后即被平定，但年轻苏丹当时的地位还称不上稳固。

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情势下，苏雷曼一世将王子时期在马尼萨任职时即十分宠信的宠臣伊柏拉罕（Pargalı İbrahim Paşa）带入宫中，任命为宫廷内侍长，并于一五二二年的罗得岛征服之后提拔为大宰相，当时伊柏拉罕年仅三十岁左右。自此数十年间，只要是苏雷曼一世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伊柏拉罕的身影存在。伊柏拉罕之妻为苏雷曼一世胞妹，即谢利姆一世之女哈提洁（Hatice Sultan）。

然而，伊柏拉罕并非只是幕后推手，而是以极为杰出的大宰相身分，光明正大地站在政治的幕前，挥舞着指挥棒。就如当时伊柏拉罕的绰号——马可孛（Makbul；“挚爱”之意）所明示，他与苏雷曼一世之间存有恋爱关系应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关于同性恋情的部分容后再述，不过，在鄂图曼帝国高层之间，这种同性间的恋爱情谊与关系十分寻常，称不上特别。特别的是，曾为宠臣的伊柏拉罕才华出众，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出色，终致引来旁人眼红，许多的忌妒与猜忌最终将其导向失势甚至被杀害的结局。

◎宫廷内侍——从前朝权贵转为少年充军

伊柏拉罕的来历不明，有人说他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帕尔加（Parga）城里威尼斯人的侨民后代，也有人说他生于克里米亚。而伊柏拉罕成为苏雷曼内侍的过程也像一团迷雾，有的说他是透过少年充军入宫，有的说他是遭海盗绑架而被卖入宫。总之，能够肯定的事实只有两件：一是伊柏拉罕是不具任何特殊身分的基督教徒之子；二是他在内侍时期即受苏雷曼一世提拔，成为政治中心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诚如前述，自十五世纪以来，鄂图曼帝国宫中有不少大宰相出自宫廷内侍。在梅赫梅德二世及巴耶济德二世的宫殿里，内侍多半为巴尔干前朝的权贵子弟。但到了十六世纪，采用前朝权贵子弟的过程已告一段落，宫中内侍的出身来历变得更加多元。所以理论上，牧羊人之子也有机会透过少年充军进入宫廷，于日后登上权力顶峰。

哈布斯堡家族驻鄂图曼大使的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一五五五年）：

在鄂图曼，所有人都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与生俱有的天职，体现人生的幸福。放牧人或牧人之子，也有可能成为苏丹身边一人之下的最高权贵。他们不以出身为耻，反而引以为傲。他们从祖先或家世门第所继承下来的东西愈少，愈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布斯贝克本身为贵族庶出，故也是饱经风霜。对照下，他不禁感叹鄂图曼帝国的子民是何其幸福。

但随着王公贵族的身分（或是进宫前所受的教育）对受宫廷教育的内侍而言不具任何保障意义以后，他们的提拔和晋升基准愈发趋向“以人为本”。虽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提拔方式，可以激发这群未来菁英发挥长才的动力，但同时也强烈地反映出苏丹不时按个人意见恣意妄为的结果。

虽然人人常以宽容公正称赞苏雷曼一世的人品美德，但他在破例提拔伊柏拉罕这件事上，却又展现出异样的执着爱恋。苏雷曼一世的爱情，在执政的前半段倾注在宠臣伊柏拉罕身上，后半段则献给爱妃许蕾姆。苏雷曼一世对爱情的偏执程度，已经超乎世俗的习惯与常识。

有别于事事自己做主，不找人商量的父亲谢利姆一世，苏雷曼一世时常听取身边人的意见，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行动。这既是一项美德，但同时也是他的弱点。虽然，身为鄂图曼帝国一代明君的他不断受后世赞扬、美化，但那充满人性七情六欲的一面却是自生前便时而受万民拥戴，时而备受舆论批判。

◎伊柏拉罕与埃及

伊柏拉罕晋升大宰相后的第一项成就，是促使埃及统治渐入佳境。埃及自一五二二年海尔．贝伊死后，紧接着发生旧马木路克朝军人的叛变，混乱的局势持续了好一阵子。此外，鄂图曼帝国为了平息叛乱，派遣极具威望的将领阿何密（Hain Ahmed Paşa）以州军政官身分带兵前往，然而阿何密却在当地兵变，于一五二四年迳自宣告脱离伊斯坦堡独立。若非半路杀出伊柏拉罕这个程咬金，身为高阶军人政治家的阿何密，会是大宰相的第一人选。从阿何密自愿任职埃及州军政官一事来看，或许是一开始便预谋造反。不过，这场兵变在短时间内便遭镇压。

翌年，伊柏拉罕奉命前往埃及收十残局。伊柏拉罕重启调查马木路克朝的国家政务，编订新制的地方法令，再次施展鄂图曼帝国的统治手法（一五二五年）。伊柏拉罕透过卓越的行政能力，重整埃及，拨乱兴治，鄂图曼帝国对埃及的治理终于步上轨道。

尔后，伊柏拉罕相继于一五二六、一五二七年平定安那托利亚南部的暴动，再次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叛乱虽如以往一样，是亲萨法维朝派的红帽军带头策划，然而其中亦有不少旧杜卡迪尔公国军人参与其中，这是因为前年鄂图曼废除对旧杜卡迪尔公国君主的间接支配，将安那托利亚南部划入直接管辖所引起的反弹。伊柏拉罕采取怀柔手段，赋予后者——也就是那些旧杜卡迪尔公国军人中的抗议分子——分封，顺利平定了这场叛乱。

对鄂图曼帝国这个已经迈进国家结构复杂的大帝国而言，超凡的行政能力逐渐成为领导高层的必备资质。尤其是地方首长，若是只懂得在战场上发号司令，早已无法胜任。伊柏拉罕可说是具备了符合当时代所需才智的军人政治家。

与欧洲诸国的海陆争霸战

◎攻占贝尔格勒与罗得岛

苏雷曼一世执政的前半期构思了各种征讨欧洲的积极战略。拜其父谢利姆一世所赐，鄂图曼帝国的疆域已经远远超出多瑙河至幼发拉底河的帝国“本土”，扩大至阿拉伯地区，但在欧洲方面仍遗留下一些待解决的课题。由于原位在缓冲地带的国家势力几乎已遭鄂图曼帝国驱逐扫荡，因此鄂图曼帝国接下来的搏斗，便是直接与这些势力背后的匈牙利对决，更进一步是对上当时欧洲的主要势力——哈布斯堡家族。

决战的时机很快就来造访。匈牙利雅盖隆（Jagiellonian）王家对鄂图曼帝国纳贡一事，远从巴耶济德二世开始一直持续到谢利姆一世已历两代，但是一五一六年即位的拉约什二世（II. Lajos）拒绝更新和约，改变态度对抗鄂图曼帝国。或许他将年轻苏雷曼的登基，视为不容错失的良机。登基大典之上，晋见过苏丹的威尼斯使节将苏雷曼一世描述成个性十分温和之人。不久，这些陈述立即传遍四周诸国。

罗得岛之役

对于匈牙利的反抗，苏雷曼一世没有放任不管，并将第一次远征指向匈牙利王国，目标锁定匈牙利边防军驻守的贝尔格勒。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一五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苏雷曼一世攻陷以易守难攻著称的多瑙河要冲贝尔格勒，并以多瑙河以北那片广大的匈牙利领土为下一个目标。

但在翌年一五二二年的夏季，苏雷曼一世却将远征目标转向圣若翰骑士团的罗得岛，而非匈牙利。自巴耶济德二世以来投入心血增强海军战力的成果，让苏雷曼一世得以在这场战役中动员二百三十五艘舰队，实施大规模的海上攻防。罗得岛邻近安那托利亚沿岸，圣若翰骑士团以此为基地，在东地中海四处骚扰掠夺，更不时突袭前往麦加朝圣的队伍船只。这种行为，身为麦加与麦地那统治者的苏丹不可能置之不理。历经五个月激战，终于制伏骑士团，同年十二月罗得岛沦陷，骑士团于翌年一月撤离岛上。

贝尔格勒与罗得岛都是人称“征服之父”的曾祖父梅赫梅德二世生前未能攻破的要塞。正因如此，对刚继位不久的苏雷曼一世来说，接连取得攻克两地的成就，大大助长了他的威名。据说，这两场战役的安排都是出自伊柏拉罕的提议。

◎匈牙利的攻防——围攻维也纳

夺得贝尔格勒后，苏雷曼一世在一五二六年以此为据点，挥兵匈牙利。横越多瑙河中部流域的湿地时，在莫哈赤（Mohács）平原与匈牙利军对峙。这场战役的结果对日后的局势影响甚大，战斗本身历时极短，鄂图曼军取得压倒性胜利，拉约什二世战死。苏雷曼一世进一步向匈牙利的首都布达（Buda）发动攻击。

莫哈赤之役

后继无人的拉约什二世突然战死，令匈牙利当局陷入一片混乱。此时，与拉约什二世胞妹结婚的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王费迪南（Ferdinand），主张对匈牙利行使主权。于此同时，匈牙利贵族推举萨普雅．亚诺什（Szapolyai János）继承王位，并获得鄂图曼帝国的暗中支持。

费迪南为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胞弟。在争夺匈牙利王位的对立中，鄂图曼帝国终于与哈布斯堡家族正面对峙。这场对立促使苏雷曼一世日后与查理五世的另一名强劲敌手——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结盟，发展出鄂图曼帝国与法军联手在海陆共同作战的新局面。面对十六世纪欧洲国家间的霸权争夺，鄂图曼帝国以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姿态加入战局。

想要在瞬息万变的欧洲政局中有所作为，信息掌控与对外交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伊柏拉罕在鄂图曼帝国外交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据曾与伊柏拉罕会面的欧洲使节描述，他对欧洲情势的掌握十分透彻。

为了稳定帝国在匈牙利亲鄂的萨普雅．亚诺什政权，一五二九年苏雷曼一世再次远征匈牙利。首先夺回被费迪南侵占的布达，接着挺进费迪南统治下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围攻。然而这场围城失败，鄂图曼军于十月十四日放弃包围战，班师撤回伊斯坦堡。

苏雷曼一世时期的鄂图曼帝国　城市名一旁的年号表示苏雷曼一世远征年分。

一五三二年，因为费迪南仍不放弃主张他对全匈牙利王位的权力，苏雷曼一世再度将远征目标直指维也纳。第二次的远征同样也只攻下距离维也纳八十公里远的南方城镇，便停滞不前，未能夺得维也纳。然而，鄂图曼军如此大阵仗地数次进军欧洲中心地带，力挫哈布斯堡家族企图影响巴尔干的野心，并打开了缔结和约之路。一五三三年，鄂图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签订和约，以费迪南占领匈牙利北部与西部、萨普雅．亚诺什占据中部与南部的条件达成协议，且双方政权必须分别对鄂图曼帝国上缴贡金，匈牙利自此一分为二。

◎直接统治匈牙利

虽然巴尔干的情势是以匈牙利为轴心开始转动，不过，位于匈牙利东方的附庸国摩尔多瓦的举动，也是帝国关切的目标。一五三八年，苏雷曼一世怀疑摩尔多瓦与哈布斯堡家族签订秘密协定，因此远征摩尔多瓦。除了凯旋而归，还将其黑海沿岸地区直接划入直辖地。从此，摩尔多瓦的支配权只限内陆。从鄂图曼的角度来看，此举解除了帝国与克里米亚汗国之间陆上往来交通的威胁。诚如前述，藩属克里米亚汗国的骑兵军在鄂图曼帝国于巴尔干的战役中已变得不可或缺。

一五四一年，萨普雅．亚诺什一死，哈布斯堡家族与鄂图曼帝国于一五三三年缔结的和约便告破裂，事端的源起是由于萨普雅之子尚未出生（其妻怀孕中），费迪南主张继承而攻占布达。苏雷曼一世决意远征匈牙利，并再次征服此地，并外西凡尼亚为藩属，将匈牙利南部设为布汀州（Budin），划为帝国直辖地。布汀州不久便展开税收调查，制定地方法令集，实施分封制。自此，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匈牙利的主要地区都隶属于鄂图曼帝国直接统治。

在这之后，哈布斯堡与鄂图曼帝国之间的海陆冲突不断，直到一五四七年签订五年和约，费迪南每年进贡三万金币的贡金后，双方才相互承认彼此在匈牙利上的统治权。

然而，统治匈牙利却也使鄂图曼帝国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鄂图曼帝国当初将此地界定为缴纳贡金的藩属国，执行间接统治，自有其道理。缓冲国的消失，亦加剧了对抗奥地利防卫的支出。原本，前进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远征，平时光从军队集结地点的爱第尼出发抵达国界，就必须耗上五十二天，而著名的一五二九年的围攻维也纳，更因为恶劣气候不断，鄂图曼军从伊斯坦堡出发，前后耗时了四个月之久才抵达布达。

而且，对版图不断扩张的鄂图曼帝国来说，苏丹每年领军从首都出发的夏季远征支出庞大，已重创帝国财政。于是，自从一五四〇年代于布汀州设置州军政官以后，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纷争，多半是由布汀州军政官指挥边防军与州内西帕希骑兵队镇压牵制。如此，苏雷曼一世后期的作战手法也应时改变。

◎海雷丁和普雷维札海战

就像前人称霸巴尔干半岛一样，苏雷曼一世策划的作战目标是取得东地中海地区的霸权。为此，苏雷曼采取的手段之一是命海盗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ddin）担当鄂图曼海军提督，强化海军战力。海雷丁是有名的海盗头子，以阿尔及尔（Algiers）为据点，于谢利姆一世时臣服于鄂图曼帝国。

海雷丁出生于爱琴海的列斯伏斯（Lesvos；土耳其语为Midilli）岛，与其兄奥鲁奇（Oruç Reis）同为著名的海盗，横行地中海，一五一六年以后成为阿尔及利亚领主。在面临西班牙等大国舰队进出地中海的那个年代，海雷丁选择投靠鄂图曼帝国，于一五一九年决定成为鄂图曼帝国的附庸，谢利姆一世赠与二千兵力作为海雷丁的投诚回礼。

一五三四年，海雷丁担任鄂图曼海军总督兼爱琴海诸岛屿的州军政官，致力翻新鄂图曼舰队装备，并亲自掌握舰队的指挥棒。最先攻下的突尼斯（Tunis）翌年被查理五世夺去（一五三五年），之后基于法国与鄂图曼帝国的同盟关系，海雷丁带领鄂图曼舰队攻打意大利本土，并借机一步步征服威尼斯手中所剩的爱琴海诸岛。威尼斯对海雷丁的勐烈攻势倍感威胁，于是与哈布斯堡家族结盟，在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的领导下，编制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舰队。一五三八年九月，这批联军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普雷维札（Preveza）海上，与鄂图曼舰队正面冲突。鄂图曼海军在这场海战获得压倒性胜利，威尼斯不得不在一五四〇年与鄂图曼帝国和谈。

如此，鄂图曼帝国奠定了其在爱琴海至亚得里亚海、并远抵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海域的优势地位。尤其在东地中海域中不受鄂图曼支配的，仅剩赛普勒斯岛（Cyprus）、克里特岛（Crete）、希俄斯岛（Chios）这三座岛屿而已。此后，多年来本土为鄂图曼领地、岛屿为威尼斯领地的二分法已然成为过去。

普雷维札海战

◎向西地中海扩展

鄂图曼虽与威尼斯和谈，但与哈布斯堡家族间的对立，仍围绕着对匈牙利的争夺，以往海上发展的形势继续上演。一五四三年，法国与鄂图曼帝国的联合作战转由海陆双向包夹。海雷丁率领鄂图曼舰队攻打投靠哈布斯堡的尼斯。同年冬天，海雷丁的舰队停泊法国土伦（Toulon）港并在此过冬。然而，鄂图曼军踏上法国本土的事实到底让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安，进而与查理五世议和。因此，鄂图曼海军未对尼斯发动第二次攻击，并于翌年春天班师回朝。于是，尼斯成为鄂图曼军攻进欧洲以来最西端的城市。

借由海雷丁追随鄂图曼等机会，鄂图曼帝国的支配缓慢地从埃及沿北非海岸线绵延至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等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继推动“收复失地运动”，将穆斯林逐出伊比利半岛后，不断宣导“前进北非乃宗教使命”的口号，为了与之抗衡，当地势力无不期待东方鄂图曼帝国的救援。一五三五年袭击突尼斯以及在一五四一年攻打阿尔及尔（后因暴风雨而失败）等事件，都展现出查理五世攻占北非的野心。然而，这个时期，鄂图曼帝国尚未将地中海南岸划入“版图”管制，仅主张宗主权，操控支配当地实际领导人的在地海盗集团——就任海军总督之前的海雷丁即为其中一人。

穆斯林海盗集团屡屡侵犯西班牙及意大利沿岸，抢夺战利品。基督教徒的势力——即曾以罗得岛为据点的圣若翰骑士团，则将基地转移马耳他岛（Malta I.），重操海盗旧业。

面对眼前各地情况，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舰队和鄂图曼舰队的主力，也因应欧洲当时的情势，不时来往于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尔、的黎波里（Tripoli）、马耳他等主要据点，都是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然而，一等他们各自班师归国后，当地就只剩下少数的边防军与在地海盗以及部族首领，西地中海俨然成为受大国庇护的海盗团，在庞大势力的夹缝中相互较劲的世界。

◎前进红海、印度洋

十六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取得东地中海世界霸权的鄂图曼帝国，其领土横越红海伸向印度洋。当时的印度洋正处在跨越好望角、开拓新航路的葡萄牙所亟欲独占东方香辛料贸易的时代。葡萄牙从马木路克朝末期开始进攻红海，攻打吉达（Jedda）等地，成为埃及统治者的一大威胁。据传，一五〇九年巴耶济德二世曾应不善海战的马木路克朝请求，赠与大炮与司令官。

鄂图曼帝国征服埃及后，于一五三〇年代开始，在红海沿岸城市苏伊士（Suez）建造船只。埃及州军政官哈德姆．苏雷曼．帕夏（Hadım Süleyman Paşa）率领新建造的船舰七十二艘横渡印度洋，于一五三八年抵达印度西岸古吉拉特州（Gujarat）的第乌（Diu）。当时，葡萄牙的威胁已达古吉拉特，这也是当地国王向苏雷曼一世请求支持的原因。

然而，当哈德姆抵达古吉拉特时，该国王早已遭葡萄牙势力杀害，情况骤变。因此，哈德姆在做了短暂的包围战以后，不得不在葡萄牙援军到达前撤退，使得这场远征草草结束。不过，哈德姆还是在远征途中夺下邻近红海出口处的海港亚丁（Aden），并在也门创建对抗葡萄牙的军事基地，促成日后也门州的设立。但是，这个据点依旧不足以阻止葡萄牙船只进出红海。

皮里．雷斯的世界地图　鄂图曼海军指挥官皮里．雷斯着有包含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及详细的地中海航海书《航海之书》。1513年作品，托卡比皇宫博物馆馆藏。

征服伊拉克之后，鄂图曼帝国取得城市巴斯拉（Basra），由于该城能衔接波斯湾的港口，因此鄂图曼帝国计划由此挺进印度洋。然而，葡萄牙掌控波斯湾入口处的要冲荷莫兹（Hormuz），阻碍了海上交通。因此，一五五二年鄂图曼帝国从苏伊士派遣舰队攻打荷莫兹时却惨遭击溃，担当舰队指挥的皮里．雷斯（Piri Reis）被杀。一般认为这位皮里．雷斯与以著作《航海之书》（Book of Navigation）广为人知的皮里．雷斯为同一人。

◎放弃往海洋的扩张

诚如前述，即使是地中海霸主的鄂图曼帝国，在波斯湾、红海到印度洋，面对海上霸主葡萄牙，也很难以对等的实力应战。不仅是因为苏伊士的造船规模受限，同时也因为鄂图曼军难以招募经验丰富的船员入伍。于是，鄂图曼帝国改变策略，于波斯湾设置拉赫萨州（Lahsa），并于红海设立也门州和埃塞俄比亚州，从陆上牵制葡萄牙，同时致力确保卸货后的贸易通路安全。葡萄牙也接受鄂图曼帝国掌控主要海港的事实，自一五六〇年代以后两国间创建起实际上分栖共存的关系。

在这个海洋的重要性以全球规模与日俱增的时代，鄂图曼帝国虽然借由取得阿拉伯而确保进出印度洋的出入口，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扩张。鄂图曼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成功，主要来自吸收穆斯林的海盗集团才得以实现，这项事实也彰显出鄂图曼帝国在大洋的扩张有着自家人材与经验匮乏的致命缺点。

如同留下地图和海图的皮里．雷斯，在鄂图曼帝国底下的人材中，不乏当时世界顶尖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未能获得充分发挥便已结束。毕竟，鄂图曼帝国成立海军的最大目的，旨在当作陆上作战的后方支持，更别提他们未曾想过以国家主导海上贸易的可能。鄂图曼帝国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陆上帝国”。

对抗萨法维朝的战事

◎对抗萨法维朝战争的特色

整个苏雷曼时代，鄂图曼帝国最大的敌人无疑是西方的哈布斯堡家族和东方萨法维朝。然而，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与萨法维朝之间的关系，在下述两个面向有着绝定性的不同。

第一，萨法维朝之所以是威胁，摆明的是安那托利亚中与萨法维朝持同一论调的突厥裔游牧民红帽军所造成的，因此既是外患，同时也是内忧问题。红帽军不单是顺应潮流所诞下的产物，更是在对帝国统治有诸多不满的情绪中所“形成”的。鄂图曼帝国虽然在查尔德兰战役中取得压倒性获胜，但与萨法维朝之间关系的变化，不满分子随时可能聚集变身成红帽军，安那托利亚动荡不安的因子依然未除。

第二，萨法维朝的作战手法与欧洲诸国大相迳庭。萨法维朝军队依旧以游牧骑兵为主力，机动性高，能在山岳间自由穿梭。相较于拖着大炮以大军移动的鄂图曼军所在明显，他们则是神出鬼没，忽隐忽现。鄂图曼大军所到之处虽然未受抵抗便能攻城掠地，但大军只要撤离，敌人便会现身立刻夺回失地。利用骑兵所进行的攻防战，使萨法维朝占尽上风。类似的消耗战长期以来沿着帝国漫长的边境不断上演，与欧洲诸国透过外交交涉、决裂、开战、议和这种一贯的作战方式不同，很难确保东边疆域的安定。

◎一五三四年远征伊朗与伊拉克

苏雷曼一世在其治理期间曾三度远征萨法维朝。一五三三年与哈布斯堡家族达成和议之后，断然决定于一五三四年展开第一次远征。

远征萨法维朝的伏笔，是一五二六、二七年发生在安那托利亚南部的红帽军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伊柏拉罕出手平定，但伺机讨伐其背后的萨法维朝的念头早已不时浮现苏雷曼一世的脑中。适逢萨法维朝的巴格达知事倒戈鄂图曼帝国，苏雷曼一世见机不可失，以此为借口对萨法维朝开战。萨法维朝则已改朝换代，迎来国王伊斯迈尔之子太美斯普（Tahmasp）的时代。此时的萨法维朝正面临东方乌兹别克族游牧部族国家——希尔万夏朝（Shirvanshah Dynasty）的威胁，处境困难。

一五三三年，大宰相伊柏拉罕以军队总司令官（serasker）的头衔，带领先锋部队一路向东前进，苏雷曼一世于隔年春天出发，与伊柏拉罕在早先落入帝国手中的萨法维朝首都大布里士会合。苏雷曼一世由此南下进入伊拉克，于九月三十日抵达巴格达。这段期间，尽管不断探进萨法维朝的伊朗领地，却未曾与太美斯普军接触，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巴格达。

苏雷曼一世在巴格达度过该年冬天，隔年（一五三五）入春，因接获萨法维军来袭的通报而再次举兵前往大布里士，但国王太美斯普早已不见踪迹，苏雷曼一世之后耗费半年的时间才回到伊斯坦堡。前后大约两年的东方远征，就这样在不曾与萨法维军队正面交战的情况下结束。但远征的战果丰硕，成功将伊拉克的中南部划入帝国版图，分设摩苏尔州与巴格达州。另外，在东方，鄂图曼势力甚至横越凡湖直抵大布里士，但大布里士和凡城不久后又被萨法维朝夺回。

新征服地的巴格达州与摩苏尔州之中，帝国只在摩苏尔进行税收调查，执行分封制；至于巴格达州，则与埃及同样采取独立核算的经营方式，由课税官（emin）负责征税。不过，两地都同样参考旧领主法令，延续大部分旧制法令的同时，编制支配各地的法令集。

◎伊拉克的圣地

前文提及的伊朗、伊拉克远征旅途实录，由宫廷史家兼画师马德拉齐．纳索（Matrakçı Nasûh）负责。马德拉齐生于波士尼亚，借由少年充军入宫，才能出众，并于日后成为宫中知名的学者、画师，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之一，是将阿拔斯朝时代的历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的著作《先知和国王的历史》（Tarikh al-Rusul wa al-Muluk）翻成土耳其语，其个人著作更涵盖奥斯曼一族的国王传记及远征志，获得苏雷曼一世高度评价。

卡巴拉的伊玛目胡赛因寺　1537年前后，马德拉齐以独特画法详细描绘出苏雷曼一世造访伊拉克圣地时的景象，伊斯坦堡大学图书馆馆藏。

马德拉齐随同苏丹出征伊朗伊拉克远征，沿途记载山河景致与小镇民情，尤其仔细描述位在巴格达的伊斯兰圣地，并附上精美的细密画为内容增添光彩。有别于一般的远征志，文中穿插的图画没有人物画或战争场景。这本书的作成，以地图集的方式呈现，就好像是替苏雷曼一世这名委托人抒发对远方伊拉克圣地的遥想。

此次的远征虽然具有夺取萨法维朝疆域的政治目的，但为了达成目标，还必须塑造苏丹虔诚信仰的形象，宣传与同为穆斯林抗战的正义性。于是，苏雷曼一世停留在巴格达期间，在“发现”逊尼派法学的中心人物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的墓地后，不仅加以翻修，更造访奈杰夫（Najaf）及卡巴拉（Karbala）等属于什叶派的重要圣地。奈杰夫是什叶派的核心支柱，同时为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墓地的所在，卡巴拉则为阿里之子胡赛因（Husayn ibn Ali）的殉难地。

苏雷曼一世在与高举什叶派旗帜、挑战逊尼派帝国权威的萨法维朝对战期间，走访什叶派核心圣地的举动，或许让人感到突兀。然而，阿里为古莱胥族（Quraysh）第四任哈里发，胡赛因更是继承穆罕默德神圣血统的后代子孙；对逊尼派而言，这些都是千古不变的事实。苏丹或许想透过造访什叶派圣地，向那些对萨法维教团所宣扬的教义产生共鸣的安那托利亚人表明自己的立场。

◎伊柏拉罕失势

至于，大军从伊朗伊拉克远征归国后不久，鄂图曼宫中发生了一起凶杀事件。大宰相伊柏拉罕半夜突然惨遭勒毙，死在托卡比皇宫里苏丹后宫的某间房内。宫中没有公开伊柏拉罕被杀害的理由，所以当时招来了各种臆测与传闻。时至今日，事出的关键原因依旧不明。

有人说是因为伊柏拉罕在伊拉克远征中与苏丹意见相左，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对苏丹造成威胁，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对苏丹的爱妃许蕾姆有爱慕之情等等，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无法实证。无论如何，即便是权势几乎与苏丹并驾齐驱的伊柏拉罕，只要是身为“苏丹仆人”就必须服从苏丹命令，接受乍然到来的死诏。

伊柏拉罕之死发生在苏雷曼一世执政中期。苏雷曼一世接二连三的军功，像是一五二一年占领贝尔格勒、二二年征服罗得岛、二六年攻占布达、二九年围攻维也纳、及三四年征服巴格达等伊拉克地方，辉煌的战果都是在伊柏拉罕辅佐期间的执政前半期达成的。伊柏拉罕死后的对外关系，从以往一定的稳定状态，变成时好时坏长期胶着的局面。对鄂图曼帝国而言的战胜国时代，已随伊柏拉罕之死悄然落幕。

◎对萨法维朝的第二次及第三次远征

胶着的情况在东方战线最为显著。第二次的萨法维朝远征与第一次同样是由萨法维朝要员的流亡所引爆，这次是太美斯普之弟艾尔迦斯．米尔扎（Alqas Mirza）逃亡鄂图曼帝国。于是，一五四八年苏雷曼一世为庇护艾尔迦斯，将目标锁定被萨法维朝夺回的大布里士，率兵出发。然而，苏雷曼一世这次也同样任凭太美斯普的战略摆布，束手无策。鄂图曼军虽然趁胜追击，紧追率先撤退的太美斯普之后进入大布里士，但不久便因水源粮饷不足而不得不弃城，最后只得返回西方，取得凡城后便再无进展。苏雷曼一世于阿勒坡过冬，并于翌年春天由此出发远征高加索，才终于在同年冬天返回伊斯坦堡。这一年，国王太美斯普依旧匿迹隐形，艾尔迦斯返回萨法维朝后，随即遭太美斯普处死。

纳希赤凡之役

苏雷曼一世一撤兵返国，太美斯普便在安那托利亚出没，洗劫鄂图曼统治下的城市。于是，一五五三年苏雷曼一世向东方发动最后一次远征，行军途中下令处死王子穆斯塔法（但容后述），并再次于阿勒坡过冬。一五五四年，攻打萨法维朝位于南高加索的领地纳希赤凡（Nakhichevan）和叶雷温（Yerevan），并劫掠周边的城市。

这些行为无非是苏雷曼一世借故刺激太美斯普出面迎战的作战手法，但所得到的回应却是和谈的提案。一五五五年，太美斯普派出伊朗使节来访阿马斯雅，双方协议承认鄂图曼帝国领有伊拉克，萨法维朝占领大布里士及高加索，缔结和议（《阿马斯雅和约》），从此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

苏雷曼一世时期发生的萨法维朝与鄂图曼帝国间的争战，虽说鄂图曼成功占领伊拉克算是有所进展，但整体来看，太美斯普成功抵御鄂图曼帝国的勐烈攻势才是合理的评判。从正面迎击极有可能危害王权存续概率的萨法维朝，最后以牺牲伊拉克的最小代价确保了皇家命脉。

不过，也因为这段期间彻底排除萨法维朝的势力影响，鄂图曼对安那托利亚的统治终于稳定下来。安那托利亚透过实施税收调查、分封制等鄂图曼制度的实施而划入州县体制下，已感受不到一丝来自萨法维朝的内部威胁。鄂图曼帝国的统治势力也一点一滴地蚕食安那托利亚东部。

当然，安那托利亚中的反叛因子并非完全消失。心怀不满的游牧民或军人以惯用手法隐身山中成为叛乱分子。只是，人们不再称他们为红帽军。他们不对萨法维朝抱持任何期待，而是转往鄂图曼帝国内部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对伊斯坦堡展开行动。于是，这些加入反叛的参与者被另起名号，称为杰拉里（Celali），这部分将在本书第五章详细阐述。

法律与统治

◎伊斯兰法与苏丹法

苏雷曼一世在位四十六年，执政后期，鄂图曼帝国对外征服的气势已然趋缓，不过帝国的内政在这后半期的二十年间却有显著进展。自鄂图曼帝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曾祖父梅赫梅德二世时期以来——便着手推动策划的中央集权的各项举措，均在这个时代完成体制性架构。

鄂图曼帝国所采取的方针，重点摆在以不违背逊尼派伊斯兰观点的方式，来建构帝国制度的体系，并且特别着重法制领域的建设，旨在促进向来无特别争议而相互共存的伊斯兰法与苏丹制定的律法（行政法〔Kanun〕）之间的关系明确化，以界定“伊斯兰”在鄂图曼帝国体制中的位置，这部分也呼应到当鄂图曼帝国将阿拉伯地区划入管区，身为“伊斯兰盟主”的立场愈形重要的情势。此外，为了在与萨法维朝长期拉锯的战事中取得胜利，鄂图曼帝国必须以国家身分宣扬帝国对伊斯兰逊尼派的拥护。

只是，这些法制建设的宗旨不在改变旧有的习惯律法。较恰当的说法，不如说是为了肯定现况而采取禁止异论的理论论证（theoretical arguments）。举例来说，“苏丹法”中收入许多鄂图曼帝国各地早在奥斯曼以前便存在的习惯，使得这些习惯得以保存，另外也吸收了基督教国家匈牙利的法律，和长久以来属于游牧民政权的安那托利亚东部地区通行的法律。内容包罗万象的“苏丹法”，体制上位阶在伊斯兰法之下，透过宣告苏丹法不与伊斯兰法抵触来传达这些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受伊斯兰法保护的概念，这便是鄂图曼帝国法制的架构。

编制法制的作业主要由深受苏雷曼一世信赖的宗教学者埃不斯特（Ebussuud Efendi）主导。埃不斯特出任伊斯兰导师（shaykh al-Islam）一职三十年，草拟了许多苏丹法，明言这些苏丹法都在伊斯兰法的框架内。而且，为了因应个别问题，大量发行司法判例（法瓦〔fatwa〕），这些司法判例全数汇整在《埃不斯特的司法判例总集》一书中，作为其他事例的范本。这些成就促成了鄂图曼帝国司法体制的建制，更为苏雷曼一世博得了“立法者”（Ḳanuni）的称号。

埃不斯特起草的苏丹法涉及多项治理根本的范畴，举例来说，埃不斯特整理当时以县单位集结成册的地方法令集，采用哈那非法学派（Hanafi）的古典伊斯兰法理论，有条不紊地说明鄂图曼帝国的土地所有权原则（土所所有）。

并且，在苏雷曼一世时期重新制定中央政府及官员须遵守的《统治法令集》。《统治法令集》的编写，有人说始于梅赫梅德二世，亦有人说是巴耶济德二世。总之，可以确定是从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积累下来。《统治法令集》由埃不斯特与最高书记官杰拉札德．穆斯塔法（Celalzade Mustafa）共同编纂，内容涵盖中央政府构成和官员位阶、基本税制、军人义务章程、非穆斯林待遇等，明文规定帝国运转各个面向的相关基本规范。

于是，从官僚角度建构出来的鄂图曼帝国应有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法中所描述的鄂图曼帝国虽然与真实的国家社会样貌不符，但帝国的后代子孙总假设在苏雷曼一世时期便已实践法中世界，并将现实误以为是脱离帝国“应有形象”的结果。这个看法逐渐成为鄂图曼帝国的人民，将苏雷曼一世执政视为帝国盛世这个历史观的出发点。

◎宗教学者官僚机构的完备——伊斯兰导师

埃不斯特为苏雷曼一世时代的核心人物之一，以伊斯兰导师的身分主持立法。因此，在他任内期间，伊斯兰导师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之后更被认定是宗教学者的最高荣誉职位。

鄂图曼帝国的宗教学者分成伊斯兰经学院教授和地方法官两大系统，前者主要从事教育，培育宗教学者。此外还有负责对各种问题提供伊斯兰法解释的穆夫提（mufti）一职，伊斯兰导师便是这群穆夫提之中，在首都伊斯坦堡担当穆夫提的职称。首都的穆夫提负责因应苏丹等人要求，从伊斯兰法观点针对政治议题做出判断，所以他的责任重大。当职的首都穆夫提与出席宫中御前会议的两名军事法官（kazasker），同为鄂图曼帝国宗教学者机构的最高指挥官。

历任的伊斯兰导师和埃不斯特一样，对充实帝国统治体系不遗余力。他们身为苏丹近臣，与军人政治家同心协力背负着支撑苏丹政权的重要职责。因此之后的伊斯兰导师，也得到与“苏丹仆人”相同的待遇，成为会因失策而被施以惩戒或没收财产的对象，然而，这些责罚原本不会用在宗教学者身上。

◎宗教学者官僚机构的完备——任官资格制度

埃不斯特的另一项重要功绩，是创建宗教学者官僚的任用与晋升制度。

理论上，宗教学者团体包含所有学习《古兰经》、钻研伊斯兰法之人，其中能够任职于政府单位的职业宗教学者原只有少数。然而，鄂图曼帝国宗教学者的职业倾向日益加重，最后甚至演变成只认定已在政府机关任职或取得候补的人员才是真正的宗教学者，也因此职位竞争愈来愈激烈。所以，制定宗教学者的任用晋升规则，对已进入职业宗教学者团体的内部成员而言，可谓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当务之急。

首先，埃不斯特在一五三七年创建任官资格注册制度（Mulazemet），首都最高学府的伊斯兰经学院中，凡是已受过哈那非派法学教育的学生，均具有任官资格，且名字会被登记在任官资格名册中，政府再根据名册逐一将他们任命为各地地方法官或伊斯兰经学院教授。这项制度发挥了极大的效力，自此以后，只要不具资格便无当官的机会。

然而，宗教学者透过记名而创建制度的官僚世界并没有做到表里如一。表面上这是一种伊斯兰经学院教授与法官从地方政府到首都之间分级式的工作分配，俸给多寡清楚阐明了位阶高低。另外，还设置升迁的考试机制。这个制度确保了行政、司法与教育三面向得以在帝国中取得相同水准的发展。在此同时，这个记名制也有为人诟病的一面。首先，为了取得任官资格，必须取得某特定职务的高阶宗教学者推荐，而且担任特定职位的宗教学者手握特权，可以无条件将学徒名单列入名册上。不过，虽然乍看仿佛完整金字塔型的教授和法官职位，其实又各自另有上下位阶。就任高阶职位必须具备特殊资格，而资格的取得又以权贵子弟具明显优势。

宗教学者官僚的职涯路径

结果，台面上虽然制度完善，台面下却是“靠关系”取得任官资格，于是，因为这项制度的执行，出现了特定的宗教学者世家。不久后，鄂图曼帝国的宗教学者高阶职位便遭少数宗教学者家族所垅断。

◎疏离的人民

苏雷曼一世时代的法律和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其实是将伊斯兰的各项制度利用在统治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实体发展。然而，在鄂图曼帝国的人民当中，还是有许多坚持土俗信仰的信徒，他们与作为统治工具的伊斯兰始终无法相容。十六世纪，逊尼派伊斯兰的旗帜飞扬，地方法官分发到帝国各地，无不影响人民的生活起居。这群情感上无法认同帝国教义的百姓，必定会逐渐对身处的社会产生疏离感。

感受最深刻的，便是在帝国早期十分活跃的轻骑兵。他们多半信奉“异端的”伊斯兰教义，赞颂圣战和殉教。他们的信仰多被什叶派系的苏非教团所吸收，总之，对这群轻骑兵来说，伊斯兰和法律、统治毫无瓜葛。不只轻骑兵，巴尔干及安那托利亚的西帕希骑兵与游牧民心中所勾勒的伊斯兰世界，依旧与正统逊尼派的伊斯兰有着巨大差异。

吾等既非苏雷曼的奴隶，亦非谢利姆的臣仆

谁能知晓，吾等是慈悲国王的忠仆

吾等忠心不二，岂比现世显贵卑微

吾等才是来世统治者的奴隶，睁大眼瞧，谁是吾等的君主

苦难来临，日夜悲鸣，杜鹃啼血

莫盼吾等，吾等乃驻守天国江边的奴隶

本诗作者海勒提生于马其顿，曾以轻骑兵身分为鄂图曼帝国效力。隶属什叶派苏非教团的海勒提，与红帽军没什么两样，却经常为帝国在前线效命。

海勒提虽然写出如此慷慨激昂的诗作，却也希望能以诗人身分替大宰相伊柏拉罕效力，而在首都伊斯坦堡寻找工作。直至十六世纪前半叶，他依旧在帝国境内活动。然而随着苏丹权威的不容置疑，以及帝国对逊尼派伊斯兰的重视，这类用诗歌吐露心声的人民终因渐渐失去立足之地而消逝。

伊斯坦堡与舆论

◎清真寺之都——伊斯坦堡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自从被鄂图曼征服后，经过百年淬炼，于十六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之都。在这百余年间，帝都重建的重心摆在以清真寺为主体的多项宗教建设，由苏丹与大宰相阶层等军人政治家主导进行。苏雷曼一世即位以前，帝都内早已遍布清真寺，包含从基督教会挪用的圣索菲亚清真寺、梅赫梅德二世的法提赫清真寺、梅赫梅德二世时期建造的军人马木德．帕夏、哈斯．穆拉德．帕夏（Hass Murad Pasha）等人的清真寺、巴耶济德二世的清真寺、巴耶济德二世时期大宰相钱达尔勒．伊柏拉罕（Çandarlı Ibrahim）的清真寺等，至于谢利姆一世的清真寺则是在其过世后所建。

在苏雷曼时代——尤其是执政后半期，帝都内的建设以倍增成长的气势在宫廷御用建筑师锡南的指挥下，建造了许多建筑物，其中包含为已故王子所兴建的塞札特清真寺、许蕾姆妃的苏丹后清真寺（Haseki Sultan Mosque）、公主米赫丽玛赫（Mihrimah）清真寺、大宰相鲁斯坦帕夏清真寺、以及苏雷曼一世自己的苏雷曼尼耶清真寺等。苏雷曼任内最后的大宰相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Sokollu Mehmed Paşa）的清真寺应该也可列入其中。

本书如此特地详细地一一列出名号，无非是因为这一座座的清真寺是勾勒伊斯坦堡街景的重要设施。时至今日，造访伊斯坦堡，依旧可以亲眼目睹许多流传至今的建筑。这些清真寺彼此隔着适当距离，座落在伊斯坦堡城内各区，由此可知，城墙内整体的都市开发是有计划的修建。

苏雷曼时代在建造大清真寺的同时，也着手修缮城市里的水路。自从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后便曾修整过自城市西部及北部引水的水路管线，之后随着城市开发，又进一步扩充北部水路管线，利用锡南所打造的数座水道桥，将水引入城中。伊斯坦堡内的水资源分配是由锡南主管的宫廷建筑室统辖，分派技术人员团队管理。

苏雷曼尼耶清真寺

从水路的主要干线分出数条支线，以水路串联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利用的街区清真寺。虽然法提赫清真寺亦对平民敞开大门，但为了一日五次的礼拜前往，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在市民活动范围内增加小清真寺，对稳定市民生活极为重要。根据历史资料可以确认，十六世纪中叶，伊斯坦堡内就有多达二百座的小清真寺。

◎伊斯坦堡的繁华

苏雷曼时代伊斯坦堡有多少人口，很难有个确切的答案。虽然根据一四七九年的户口资料可以推论出有十万人口，但这之后便没有任何相应的历史记录了。所以常有人说高达四十万左右，但近期研究多将城内的人口下修到至多二十万左右。即便如此，伊斯坦堡依旧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居住伊斯坦堡的男性多半是在大市集等商业设施中开店的商人、工匠或其弟子与徒弟、挑夫等。如前文所述，一般推测其中大约有近六成人口为穆斯林。军人、宗教学者及书记官等帝国高层人士，多半也居住在市内，且市区的居住范围逐渐扩展至对岸的亚洲地区。

伴随伊斯坦堡人口的增加，守护首都秩序及保护生产活动等政府职务愈趋繁重。于是，为了能够确实供应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落实市场商品原料的供给，鄂图曼政府整顿了城镇的行政体制。他们透过串联帝国各地与伊斯坦堡之间的行政网络来供应小麦或羊只等主要粮食，担负这项职务的最高负责人为大宰相。至于城市内的行政及风纪管理，则由身为地方法官和市场督察（muḥtasib）的宗教学者负责，管理街区小清真寺的伊玛目则排在行政体制末端。如此一来，“伊斯兰的统治”借由在行政任用宗教学者而稳固基石。

16世纪后半叶的伊斯坦堡　市区有许多清真寺及教会并立。图中路线为现代的交通网络。

另外，从政者为了取得城中人民的支持，提供娱乐博得人民欢心及展现慷慨的气度，都是不可或缺的不二法门。伊斯坦堡经常举办各种余兴节目愉悦福斯，像是王子的割礼仪式、公主婚礼，或是为了纪念战胜所举办的大型祭典等；每逢星期五及斋戒月晚上，则在苏丹的各大清真寺附属食堂宴请福斯。这些慷慨的施予都是苏丹用来展现他“德政”的手法；同时，苏丹也背负着督促巡礼顺利进展的重大义务。巡礼出发时进行的神轿仪式，是在神轿上堆满赠物，这场神轿仪式是苏丹向世人展现他在宗教职务上之地位的重要演出。

◎谣言滋生的温床

生活在首都的人民，不论是军人（askeri）还是商人、工匠乃至乞丐等被统治层（reaya），都无法与政治划清界限。在苏雷曼时代，人们醉心于从远方传回首都的胜战捷报，一心期盼能早日庆贺苏丹的凯旋归来。不过与此同时，伊斯坦堡中也创建起一套口耳相传的社群网络，举凡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苏丹或其近侍与后宫仕女的花边新闻，一丝风声便泛水面起阵阵涟漪，立即传遍大街小巷，再怎样微不足道的小道消息，伊斯坦堡的上上下下无不津津乐道。

那时消息的传播主要以诗歌为媒介，诗歌不仅可用来赞扬苏丹与高官的功绩，同样也能批判他们的恶行。当然，社会上通晓复杂古典诗歌音律甚至赏析的人并不多。诗人多半受权贵赞助，并在他们的庇护下活动，所以吟诗赏析基本上属于权贵显要打发时间的闲暇娱乐。但是，口耳相传的言语所具备的力量不容忽视，让人朗朗上口又一针见血的诗歌，逐渐成为链接伊斯坦堡平民与贵族间的一座桥梁。

而且，苏雷曼一世宫中又时常发生引起帝都居民哗然的事件，诸如苏丹宠臣伊柏拉罕之死，及本章后段详述的穆斯塔法王子之死等。那时，福斯——或许可称之为“舆论”——将这些事件的起源全指向苏丹的爱妃许蕾姆。一五三四年，苏丹破天荒地与奴隶出身的许蕾姆结婚，高高在上的苏丹被奴隶出身的宠妃玩弄摆布的小道消息从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十六世纪，据传曾在宫中服侍的女诗人妮莎依（音译）写道：

呜呼！毫无怜悯的世界之王

耳边响起俄罗斯魔女的甜言软语

受阴谋诡计蒙骗

任凭妖女言行摆布

无视生命花园丰硕的果实

任由绝望的柏木丛生

很明显，诗中的俄罗斯魔女，指的便是许蕾姆。批判的矛头同样也指向被这名魔女蛊惑的苏丹苏雷曼。

想您五陵年少时

诸事公正以对

气宇轩昂举国爱戴

如今鬓发如银

竟是这般恶贯满盈

许蕾姆妃

◎苏丹的后宫首位——许蕾姆妃

这些谣言全数指向原为宫廷奴隶的许蕾姆妃。苏雷曼一世的长子穆斯塔法，其生母为玛希德芳（Mahidevran），同样也是奴隶出身。但在众多的后宫嫔妃中，许蕾姆独得苏丹锺爱，与苏雷曼一世维持了长达二十五年实质的一夫一妻关系，还为他生下五男一女。

苏雷曼一世对许蕾姆的宠爱，已打破鄂图曼宫廷历来的惯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鄂图曼宫廷规定每名女子只能替苏丹产下一名王子，换言之，已经诞下王子的嫔妃不得再受苏丹宠幸。但是，苏雷曼一世大概是太过迷恋许蕾姆，竟延续对她的宠幸，且如前文所提，苏雷曼一世于一五三四年按伊斯兰法与许蕾姆正式成婚，所以法律上已经办妥“解放”许蕾姆的手续。此外许蕾姆分得庞大的财产，她以自己的名义于伊斯坦堡市中心建造清真寺及其他多种设施，直到一五五八年撒手人寰之前，许蕾姆始终稳坐人称“哈瑟奇”（Haseki，音译；一种相当于皇后的头衔）的苏丹后宫首席之位。

苏雷曼一世的爱情看似一段佳话，然而一旦打破惯例，矛盾必会产生。一般相信，生下五名王子的许蕾姆为了能让其中一人继承苏丹之位，而与驸马鲁斯坦（Rüstem Pasha）勾结，策划布局。诚如前文，世间流传许蕾姆因忌妒伊柏拉罕与苏雷曼一世亲近，四处散播有关伊柏拉罕的不实传闻，最终使得苏雷曼一世萌生杀意。不过这些都是福斯舆论的推测，真相依旧藏在历史的谜团之中。

鲁斯坦帕夏

◎驸马鲁斯坦的贪欲

与宠妃许蕾姆同样备受福斯舆论批判的，还有苏丹驸马鲁斯坦。许蕾姆和苏雷曼一世十分疼爱独生女米赫丽玛赫公主，一直将她安置在身边照顾。米赫丽玛赫遵照公主嫁与权贵高官的惯例，许配给塞拉耶佛（Sarajevo）的军人政治家鲁斯坦，当时鲁斯坦就任迪雅巴克的州军政官。舆论认为蒙蔽苏丹双眼的就是许蕾姆、米赫丽玛赫与鲁斯坦这三人。

米赫丽玛赫公主

确实，鲁斯坦身上带有和以往军人政治家所不同的内涵，他通晓财务管理，善于理财，在一五四四年任职大宰相以后，与哈布斯堡家族签订和约，确保帝国的贡金收入。另外，他将税收承包制导入帝国直辖地，重建苏雷曼一世执政前半期因出征不断而恶化的财政，功绩卓著。借用前文曾出现的哈布斯堡家族驻鄂图曼大使布斯贝克的说词，鲁斯坦对重建财政果敢的勐劲，仿佛“他连宫中庭园种植的蔬菜鲜花都卖”。虽然鲁斯坦因卖官鬻爵而声名狼藉，却也因推举能人适任而受到好评。

尽管有人评论鲁斯坦个性阴沉，他却深得妻子米赫丽玛赫与许蕾姆妃的信任。当鲁斯坦遭众人指控必须对穆斯塔法王子之死负责，因此失势甚至差点被赐死的谣言纷飞时，全靠她们母女二人四处关说求情，才得以赦免死罪。结果三年后鲁斯坦复职，从此稳坐大宰相职位十四年直到死去。

鲁斯坦不仅积极充实国库，更热衷于累积自身财富。他的遗产众多，帝国编年史甚至还逐一列表详记。不过，其实这种理财能力对苏雷曼时代后期的军人政治家而言，越来越不可或缺，因为身为政治党派的领袖，大宰相等高官们必须豢养大批家臣，鲁斯坦可谓是他们的先驱。

此外因伊斯坦堡的人口不断增加，为了重新规划整顿市容，鲁斯坦重用宫廷建筑师锡南。鲁斯坦的清真寺是一栋将土地集约发挥到最大效力的建筑物，盖在商业区的正中心。其妻米赫丽玛赫的清真寺则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于斯屈达尔地区（Üsküdar），此区后来成为亚洲地区的开发中心。前述许蕾姆下令兴建的大规模设施，同样也出自锡南之手。

许蕾姆与米赫丽玛赫打开宫廷女性以自己名义打造建筑物的开端，并渐渐受到推广。她们会这么做，大概是因为自古以来总是由男性独霸事业，因此利用建筑物来让自己名垂青史。但若是追踪资金的来源，费用却是取自国库。

鄂图曼帝国的税收分成一般财政和王族私有财两个部分，王后及公主的支出费用是由皇族私有财拨出，如有不足再从一般财政提拨。帝国自从执行“诛杀兄弟”以来，虽成功阻止旁系瓜分赋税收入，但随着后宫女性势力抬头，反而开通了一条漤用国税的岔路。

◎丑闻序章——处死穆斯塔法王子

年过半百的苏雷曼一世身患宿疾（应该是痛风），据布斯贝克描述，苏雷曼一世面带病容，面见使臣时必须化妆掩饰。也因为如此，苏雷曼一世时隔许久才又出发远征，自此以后世人便悄悄地议论起他的继承者问题。

据说，苏雷曼一世最中意许蕾姆妃第一次怀胎所生下的大王子梅赫梅德，但梅赫梅德于一五四三年病死。为此，苏雷曼特地命锡南替早夭的梅赫梅德在伊斯坦堡市中心建造一座宏大的塞札特清真寺，地点位在伊兹尼克。伊斯兰教义认为，诵咏《古兰经》最能安慰亡者的在天之灵，于是，苏雷曼一世在这座以青磁装饰打造的清真寺中，聘请多位《古兰经》的诵经人员日夜诵经，其声终日绕梁不止。

梅赫梅德死后，王位的候补顺位落到另一妃子玛希德芳的长子穆斯塔法身上。但是，穆斯塔法却迫不及待率先展开行动争取继承，结果引发苏雷曼一世的不满。一五五三年当苏雷曼一世在远征伊朗途中，突然下诏赐死穆斯塔法。虽然曾有谣传穆斯塔法意谋造反，但真伪莫辨。尽管与谋反无直接关联，但穆斯塔法任职阿马斯雅县军政官期间，特意远从阿马斯雅派人在首都暗中招募盟友的行动应当确有其事。毕竟王位继承的问题可是攸关生死，如此一想，穆斯塔法采取行动也是必然。另外还有一派说法认为，穆斯塔法受新军等军人广大支持，他若在苏丹在位期间引发政变势必可以成功，苏雷曼一世对此自然心怀忌惮，故而先下手为强。

不出所料，穆斯塔法死后，远征军的官兵们变得骚动不安。不仅是新军，有许多高官也曾表态支持穆斯塔法上位。不过，由于有许多人认为穆斯塔法之死，全由希望自己儿子继位的许蕾姆等三人一手策划，苏雷曼一世遂因利乘便，罢黜鲁斯坦的大宰相职位，趁机转嫁舆论对自己的批判。苏雷曼一世为了斩草除根，将穆斯塔法之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全数处死，以绝后患。

此外，穆斯塔法的亲信也多数惨遭杀害。如前文所提，鄂图曼宫廷的王子在任职县军政官时，多会创建一套仿效当朝军事、行政、宫廷等机关的仿真政府，累积治理经验。就像苏雷曼新任苏丹时提拔伊柏拉罕，将其从王子时期自行设立的“宫廷”带入帝国宫中一样，日后成为帝国核心干部的“苏丹仆人”，也是在仿真政府中培训出来。苏雷曼一世惧怕穆斯塔法的手下因失去主公而采取报复行动起身叛变，故而先发制人，下令诛杀。

发生穆斯塔法事件后过不了多久，苏雷曼一世与许蕾姆的么子吉翰吉尔（Cihangir）亦受死神召唤。吉翰吉尔自幼体弱多病，据说他是因为无法承受同父异母的兄长之死，抑郁而终。据传，锺爱么子的许蕾姆恳求苏雷曼一世，在可从托卡比皇宫眺望的金角湾对岸以吉翰吉尔之名建造一座小清真寺，只是许蕾姆妃日后亦于一九五八年追随么子而去。

◎诗人之歌，世人之声

穆斯塔法之死不仅在军官之间投下一枚震撼弹，亦对伊斯坦堡市内造成巨大影响。大家所关心的无非是：谁是下一位苏丹？谁会是这场生死斗争的最后胜利者？穆斯塔法王子的处刑便是在这等舆论纷杂的情况下发生。事发后不久，诗人雅和亚（Yahya bey Dukagjini）所作诗歌在伊斯坦堡获得肯定。

呜呼哀哉！天妒英才，一代英雄殒落；

死神杰拉里夺走了我们的穆斯塔法；

那耀眼的太阳西沉，忠臣勇士雁影分飞；

（死神杰拉里）划设圈套，害奥斯曼一族犯下不可赦免的大罪。

遇害场面则描述如下。

世界之王怒不可抑地耐心等待，天幕惨白如皑皑的雪山；

王子身披白裘，高峻挺拔如宏伟堡垒；

耀眼如旭日之子自天际升起，全为屈膝帝王跟前亲吻他的双手；

此时此刻，闪耀的太阳却成了月亮碎片跌入深渊，再也无法高挂天上；

目睹的众人无不潸然泪下，绵绵不断宛如春日细雨。

同时，诗人将整个事件的矛头指向大宰相鲁斯坦与默许暴行的苏丹。

这个世界的扎伊尔打倒王子，鲁斯坦的阴谋击溃了他的血肉身躯；

死亡的瞬间仿佛最后审判日，那日流下的泪滴多如繁星，呜咽声四起；

悲鸣此起彼落，男女老少悲恸交加，涕泪交流，泪如雨下，积水成河；

但是我们高高在上的世界君主，

您可知众人爱戴的彼人回归尘土，撒旦叛徒却苟活至今；

您岂能放任世人的嗟怨之声仿佛早霞四射密布天际，

您可知他们凌辱了高贵血统。

诗中出现的扎伊尔与鲁斯坦，指的是古代波斯传说里的波斯王鲁斯坦（Rostam）和其父扎伊尔（Zal），很明显意指为苏雷曼一世执行杀害指令的扎伊尔．马木德（Zal Mahmud Pasha）与大宰相鲁斯坦。这首诗以一种写实的风格，绘声绘影地描绘出穆斯塔法王子遇害的场景，而众人的批判矛头明显一致指向鲁斯坦。

本诗作者雅和亚为阿尔巴尼亚名门子弟，经少年充军征召而加入鄂图曼军。雅和亚以新军身分多次跟随苏雷曼一世远征军队出征，并在军旅期间作诗填词，编写诗集，奉献给苏丹或权贵高官，也因此夺得赞赏。离开军职后，雅和亚取得伊斯坦堡多间重要清真寺的财务管理职位，上述诗作便是在任职财务管理期间的作品。

也许，雅和亚是代替长年从军的新军军人抒发心情，将从军中蒐集的情报巧妙地编写入诗，将攻击的炮口朝向鲁斯坦。这时，鲁斯坦已被罢免大宰相一职，雅和亚认定鲁斯坦将永远失势，故而公开表态谴责他的不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雅和亚怎么也没想到，三年后鲁斯坦会东山再起，复职大宰相。之后诗人受鲁斯坦百般刁难，最后惨遭贬黜，调任保加利亚的伊兹沃尼克（Izvornik）。有别于当时的世俗民情，鲁斯坦十分厌恶诗人，或许这和他曾吃过诗人作诗批判自己的苦头所致。

不过，千万别忘记，这首诗还谴责了另一号人物，那便是苏丹本人。文人在责问政治混乱或政策失误的责任时，往往将矛头指向大宰相。但是，任命大宰相以及所有政策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丹手上。于是，透过批判大宰相的形式来批评政府当局的做法，广为后世仿效。苏雷曼时代同时也是城市政治——首都居民远远地围观、关注并彼此谈论皇宫，以及那些与国家政务直接关联的高层动向——时代的开始。

◎丑闻第二幕

穆斯塔法王子之死赚人热泪，但那不过是舞台的第一幕。王位争夺的第二幕不久后开演，那真是出乎意料的戏剧性发展。

随着穆斯塔法与吉翰吉尔的死去，苏丹王位的候选人只剩许蕾姆膝下两名王子——谢利姆与巴耶济德。许蕾姆生前极力阻挠兄弟二人相互斗争，但许蕾姆死后，牵制两人的阻力消失，兄弟间的敌对关系愈演愈烈。具备军事才能的巴耶济德更是积极作为，屡屡上奏苏丹，要求他给与继承的承诺，并锁定王位、致力强化手中战力。以下，节录一段托卡比皇宫中所藏的书简内容，这是巴耶济德在苏丹下令将他调任阿马斯雅时所写。阿马斯雅比其弟谢利姆赴任的地点科尼亚更加偏远，所以这场调动表示巴耶济德在王位争夺中处于劣势。

吾王在上，儿臣在此请安。儿臣在外一切均安，请勿挂怀。儿臣日夜祈祷，但求吾王福寿无疆。儿臣愚钝，心中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十分懊恼。父王！儿臣到底有何不是？何以您听信么弟的谗言佞语，却对儿臣充耳不闻？您怎忍心下令驱赶儿臣速离库塔雅，外放阿马斯雅。如此荒诞不经，难以置信为吾王本意。呜呼！此等境遇，心胆俱裂，父王可曾与儿心有灵犀？君心何在？……莫是，您要儿臣屈居谢利姆之下？……儿臣纵有不是，也绝不比谢利姆不知检点。那厮在布尔沙私会娼妓，不知有几，淫乱不耻。无须多久，伪善者谢利姆之子必定如雨后春笋，四地涌现。这等品行岂有资格掌管帝国江山？还请您明斥：“别恬而不耻！”儿臣绝非满口胡言，造谣诓骗，句句属实，世人皆可证见。

写给苏丹的陈情书中，更多是控诉弟弟的劣行，甚至连他的风流韵事都不肯放过，如数家珍，兄弟之争已经来到箭在弦上的态势。但是，这封信中同样可以看出巴耶济德心底深处对父爱还抱有一丝渴望，期盼能获得父亲认可支持，那是一种骨肉亲情特有的微妙情感。毕竟，他们到底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但是，为人父的苏雷曼一世同时是一国之君，不可能毫不提防，他也惧怕巴耶济德因一拖再拖的继承问题而失去耐心，将刀锋挥向自己。当父亲表态推举弟弟谢利姆，巴耶济德便决定诉诸武力。于是，事态演变成兄弟直接对峙沙场，直到分出胜负为止，那便是一五五九年的科尼亚之战。从巴耶济德的行动来看，可以知道他具备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而且效忠他的军队独立于国家军队以外。但是，谢利姆有父亲苏丹当靠山，帝国西帕希骑兵军及中央政府皆派兵声援，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

结局当然是谢利姆获胜。对父亲唯命是从而未曾采取任何行动的谢利姆，结果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有人说谢利姆只是太过懦弱而不敢有所行动。战败后，巴耶济德带着四个儿子向安那托利亚东边窜逃，摆脱政府军队的追捕，于一五六〇年八月逃入萨法维朝。一开始，太美斯普对巴耶济德一行人极为厚待，但为了延续《阿马斯雅和约》后的稳定，最终以五十万银两作为换取和平的保证，将巴耶济德交还给鄂图曼帝国。从帝国的角度来看，他们避开了重蹈前人因杰姆王子而被欧洲牵着鼻子走的覆辙。

一五六二年六月，巴耶济德与其子被遣回鄂图曼，但未出萨法维边境，便遭苏丹的使者下手杀害，未能踏上祖国土地。今日，巴耶济德从伊朗上书给父亲苏丹的求饶信也有流传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呜呼！世界王者之王，苏丹苏雷曼，至高无上的父王；

呜呼！吾心最爱之人，我的父王；

您怎忍心让巴耶济德陷入如此绝境，我挚爱的父王。

此身清白，真主明鉴，伟大苏丹，至高无上的父王……；

但求您宽恕巴耶济德的过错，别再折磨儿臣了；

此身清白，真主明鉴，伟大苏丹，至高无上的父王。

苏雷曼回信中，则有一段诗词如此写道：

不胜唏嘘，寡人何时刁难你了？吾儿，巴耶济德；

勿再一味狡辩，劝君思悔，亲亲吾儿。

如此，苏雷曼一世便在众多王子的王位争夺中走向晚年。

第五章鄂图曼官僚时期（一五六〇～一六八〇年）

锡盖特堡之役　苏雷曼一世的最后一战（1566年）。

官僚统治阶层得势（十六世纪后半叶）

◎“温顺苏丹”时代的开始

谣传久病未愈的苏雷曼一世终于在相隔十年后，于一五六六年再度带兵远征。此次出征，是为了反击哈布斯堡家族新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夺走鄂图曼统治的匈牙利城市。鄂图曼军击退马克西米联军后，进一步围攻匈牙利西部重镇锡盖特堡（Szigetvár），然而就在将要攻陷的前一刻，苏雷曼一世嚥下他最后的一口气。据说苏雷曼一世在远征期间始终卧病在床。

大宰相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在封锁苏雷曼一世死亡的消息下，于领兵攻占锡盖特堡后，立即着手城内的修建复兴，并于一个月后启程返回伊斯坦堡。据传，这段期间他将苏雷曼一世的遗体暂时掩埋在军师帐篷下方。索库鲁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牵制继续讨伐的意见，借由修城争取时间，等待秋天到来好班师回朝。于此同时，索库鲁密函在王位争夺中获胜的唯一继承人谢利姆王子，指示他率兵出征巴尔干，与大军会合。

既然除了谢利姆以外已无其他继承人选，索库鲁如此大费周章的安排令人费解。笔者忖度，以为有下列两个理由。

其一，索库鲁想要在这次的王位交替中，维持现行政府以大宰相主宰的运转模式。在此以前的鄂图曼帝国，按惯例王子们会在苏丹赐予他们的就任地培育下属团队，并在即位后即刻撤下前朝官员，将空下的朝廷要职分派给自己的部属。谢利姆王子的家臣团队多达二千人。然而，在苏雷曼一世漫长的执政时期，高层的统治组织成长茁壮，早已发展成一个思想理念不尽然与苏丹同调的政府。于是大宰相索库鲁想方设法操弄谢利姆，要他承认既有政府的存在。

第二，谢利姆继承苏丹时，各界军官索取巨额赏金。如前章所言，谢利姆的登基之路血迹斑斑，军官合力要求谢利姆支付他们应有的报酬，索库鲁也曾就此“指点”新苏丹要做好准备。

谢利姆二世

据悉，谢利姆早已在王位争夺中用尽王子时代所累积的积蓄，所以不得不向皇姊米赫丽玛赫贷款五万金，用来支付新军的赏金。实际上，在前苏丹下葬苏雷曼尼耶清真寺的仪式过程中，新军曾发动多次示威行动，威胁新苏丹。

谢利姆（二世）命中注定必须以“无能的苏丹”姿态登上王位。他将朝政全权委任大宰相，从此不再率兵出征，纵恣在伊斯坦堡皇宫与爱第尼狩猎场两地，享受他富贵有余的人生，他贪爱杯中物的一面也是众所周知。

从此，后苏雷曼时代进入“苏丹从战场与政治前线消失”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宰相呼风唤雨，鄂图曼官僚专权时代的开始。在官僚擅权的体制下，“顺从的苏丹”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苏丹形象。谢利姆二世欣然地扮演着他被指定的角色，让后苏雷曼时代得以顺利地拉开序幕。

◎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时期

苏雷曼一世的最后一任大宰相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生于波士尼亚地方小贵族之家，借由少年充军进入鄂图曼宫廷后，一路攀升成为军人政治家，于苏丹晚年晋升大宰相。

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

有别于后期其他任期短暂的大宰相，索库鲁于大宰相在位十四年，代苏丹领兵出征，裁夺各项决议。同时他也不断从身边网罗军人、书记、宗教学者，形成党派。以党派及恩庇（patronage）为基础的政治风格，成为鄂图曼帝国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一大特征。

索库鲁十分厚待家族成员，凡是改信伊斯兰的亲族莫不加以提拔，帮他们在波士尼亚或首都安插一官半职。苏雷曼一世犹在的一五五七年，索库鲁胞弟（另一说是外甥）即被任命为塞尔维亚正教会大主教。这项任官指令的目的，是为了在鄂图曼帝国内复兴曾一度绝迹的塞尔维亚正教会，借以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争战中拉拢巴尔干基督教教徒的支持。索库鲁家族的发达，充分显示出透过少年充军取得的录用与成功途径，对于家族来说，同时也是一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光荣大道。

但索库鲁并非大权独揽，其他做为对手的许多军人政治家也各自拉帮结党。新苏丹在党派争夺中则被当作一枚棋子任人摆布，就算是深居宫中不理政事，苏丹在重要场合也会被推出台前，扮演政治傀儡。尽管鄂图曼帝国后期，苏丹多半毫无领导能力，历史轨迹却还是貌似以苏丹为中心转动。

◎地中海情势

透过大宰相索库鲁的带领，鄂图曼帝国在苏雷曼一世以后，依旧维持着军事上的优势。这段时期军事方面的成功，主要展现在地中海区域。一五七〇年，鄂图曼海军攻打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由威尼斯统治的赛普勒斯岛。翌年成功征服后，从而确保了伊斯坦堡与埃及之间的航行安全。

为了与之抗衡，威尼斯与罗马教皇、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联手策划夺回赛普勒斯。一五七一年十月，双方海军在临近伯罗奔尼萨半岛的勒潘托（Lepanto）海上展开决战。面对联合舰队才干出众的指挥官唐璜（Don Juan de Austria），鄂图曼海军却是由缺乏经验的指挥官领军，导致最后将军成为阶下囚，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但在这场战役后，欧洲三方联合势力的步调不一，未能趁胜追击，于是鄂图曼帝国借此机会在冬季重整舰队，于隔年夏季派出数量远超过上次覆败的大批舰队，前进地中海。

受此威胁，一五七三年威尼斯与鄂图曼帝国签署和约，不仅放弃赛普勒斯，还被迫同意缴纳三十万贡金。这一连串的战事，若从成功占领赛普勒斯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由鄂图曼帝国夺得胜利。而且在西地中海方面，一五七三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虽然攻下突尼斯，不久便在隔年的一五七四年遭鄂图曼新舰队夺回，鄂图曼帝国依然掌有地中海的霸权。

在欧洲方面，勒潘托海战的获胜对因宗教战争而分崩离析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激励人心的关键战役，全欧洲上下一同欢庆打败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人创建的土耳其国家”。其中，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唐吉轲德》作者）从西班牙远渡意大利投身此次战役的事迹相当有名，尽管他因而失去单边臂膀，却终生引以为傲，只是塞万提斯在回国途中，于西地中海遭海盗俘虏而被囚禁五年，在吃尽苦头后才终于获得释放。

◎挑战极限——两大运河计划

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在其大宰相任内推动了两项大型计划。其一是兴建苏伊士运河计划。这项计划的开端源起于谢利姆二世即位后不久爆发的也门暴动。一五六六年，什叶派分支的宰迪派（Zaydi）在地领导人起兵造反，帝国耗费了三年之久才将之镇压，因而促使索库鲁兴起落实阿拉伯半岛统治、以连系地中海和红海的念头。另一个目的，则可能是出自重启征服印度洋的雄心，完成上一代未能达成的霸业。然而这项计划只进展到调查部分便停摆，未能付诸行动。

其二，是在北方开凿新运河，用以连接汇入亚速海（Sea of Azov）的顿河（Don River）与流入里海的伏尔加格勒河。据说，一五六九年已完成三分之一左右的挖掘工程。假设这项新运河工程得以完成，势必可以从伊斯坦堡派遣舰队进入里海，由此直接对莫斯科公国或东方宿敌萨法维朝展开攻击，还能课征俄罗斯毛皮等产品的关税。但是，这项计划亦在隔年遭政府冻结而未能完成。

16世纪后半叶黑海沿岸与高加索　鄂图曼军与克里米亚汗国骑兵一同出兵北境，并由此酝酿出运河计划。

两大运河计划以失败告终，共通点都是帝国在面临极度扩张的情况下，亟欲突破现况所做的新尝试。之后，苏伊士运河于一八六九年完工，伏尔加格勒─顿河运河则于一九五二年完工，而且这两大建设最后还是兴建在原定地点。由此可见，运河计划的构想并非草率鲁莽。只是，两工程地点与帝国据点距离遥远，财政负担庞大，以当时的技术来说，尚有诸多无法跨越的障碍。因此，当时鄂图曼帝国也只能朝着守护既有广大疆土方向而努力。

◎高加索的延长战事

一五七四年谢利姆二世驾崩后，由穆拉德三世继位。穆拉德三世初期依旧是由索库鲁担任大宰相；然而，此时军人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索库鲁的大权逐渐旁落。索库鲁的对手抨击他对东西向采取和平路线的论点力主开战，然而这些都是为了引人注目的手段。结果，一五七八年帝国派遣军队远征萨法维朝统治的高加索，持反对意见的索库鲁不久后于职务中遭暗杀，估计是他的政敌所为。

穆拉德三世

索库鲁死后，伊斯坦堡的政局成为少数高层权力的拔河竞赛，在穆拉德三世执政的二十一年间，大宰相换过十一人。大宰相之位是中央权力斗争的焦点，而争权夺位的结果，大幅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一五七八年时，帝国出兵讨伐高加索与阿塞拜疆（Azerbaijan）。在这场战役中，帝国不仅与高加索当地统治者及萨法维朝展开军事较劲，还得面对严峻的地形及自然环境的考验，加上物资运输困难，前前后后拖延了十三个年头，形成长期拉锯战。一五九〇年双方会握手言和，还是因为萨法维朝接连遭逢国王的更替，以及遭到希尔万沙阿王朝入侵等原因所致。就在这一年，鄂图曼帝国终于取得高加索与阿塞拜疆的所有权，才得以班师回朝。

此次远征虽然让帝国的疆域大幅向东扩张。但从结果来看，这是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势必都已留意到这场战争徒劳无益，毕竟索库鲁坚决反对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实际上，此次战役中以财务官身分从军的萨洛尼基（Selaniki Mustafa Efendi）书记官就曾经感叹：“这是一场伟大的征服，但是国库因战事枯竭，军人漫无纪律。”更别提“伟大征服”的成果，很快被萨法维朝夺回。十七世纪初，萨法维朝在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带领下，迅速重振雄风，出兵反击鄂图曼帝国。阿拔斯一世遏止东方希尔万沙阿王朝的侵略后，重整国内体制，尤其重视军事制度改革，致力收复十六世纪末被鄂图曼帝国攻占的失土。当时鄂图曼帝国正忙着与哈布斯堡家族交战，阿拔斯一世料定鄂图曼无力出兵东征，于一六〇三年夺回大布里士，之后又一一攻陷佐治亚提弗利司（Tiflis；现佐治亚首都提比里西）、阿塞拜疆干贾（Ganja）等要冲。于是，到了一六〇七年，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鄂图曼帝国陆陆续续丧失从萨法维朝夺得的所有土地，两国国界回到一五五五年《阿马斯雅和约》中界定的边线。

◎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战”

帝国西边的战线同样是一场旷日废时的消耗战。一五九三年，在主战老将柯加．希南．帕夏（Koca Sinan Pasha）的强势推动下，帝国决定出兵攻打哈布斯堡统治的匈牙利，这项决策同样是军人政治家在权力斗争后的结果。匈牙利被哈布斯堡家族与鄂图曼帝国瓜分，于两国边境存在着被双方官员课税的统治交叠地带，彼此之间的你争我夺早已稀松平常，不缺开战的理由。

但这次作战，让鄂图曼帝国多瑙河以北的三属国陷入混乱。外西凡尼亚眼看鄂图曼军在匈牙利战线节节败退，决意倒戈投向哈布斯堡家族；而摩尔多瓦及瓦拉几亚二国领袖亦同时变节，和鄂图曼兵戎相向。鄂图曼军在匈牙利陷入苦战，才刚夺下的城池不日即失，双方互不相让的战况，使得战事进入长期对峙。这段期间作为帝国统治匈牙利据点的布达，虽然曾二度遭受包围，但终能免于沦陷。

一六〇三年左右，位居下风的鄂图曼终于看到一线曙光。在外西凡尼亚、摩尔多瓦及瓦拉几亚的局势发生逆转，哈布斯堡军杀害瓦拉几亚公，在外西凡尼亚引起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浪潮，引起叛乱。与此同时，在大宰相拉拉．梅何美特．帕夏（Lala Mehmed Pasha）领导下，鄂图曼军扳回在匈牙利的劣势。于是在一六〇六年，双方于缓冲地吉托瓦托洛克（Zsitvatorok）坐上谈判桌，重新议和。

在这场长达十三年的“长期战”中，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胜利者。以鄂图曼为例，尽管帝国数度陷入危机，却总能化险为夷，守住旧有领域，这是一种看法；但另一个看法是，这些险境也足以证明帝国国力早已不如十六世纪前半叶的显赫。至于哈布斯堡家族，他们既无法彰显新型军事技术的优势，也仍旧无法取得匈牙利及外西凡尼亚本土势力的全然信赖。一六〇六年缔结的和议，让两国六十年间无干戈之事。

◎“长期战”带来的影响

长期战对鄂图曼帝国的影响颇深。检视帝国在这十三年间的转变，从上半场处于不利地位，慢慢扳回局势，最终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而收尾。鄂图曼帝国能在途中扭转颓势，全仰仗帝国迅速模仿奥地利在开战后不久所展示的新式技术，并全方位应用在战场上。

十六世纪后半叶的军事技术革新，在欧洲史上称为“军事革命”，其中包含三个面向：第一、导入意大利的筑城技术，第二、步枪的改良及补充持枪步兵的数量，第三、以步枪为主要的攻击武器，改写了带兵作战的方式。鄂图曼军除了快速加强新军的训练，并进一步从安那托利亚的农村中，募集虽不熟练但懂得使用枪械的非正规步兵，将他们投入战场中，这项举措算是跟上了上述的第二项改革。此后在战场上，配以火器的非正规兵成为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然而战争一旦结束后，这些非正规兵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另外，鄂图曼军在上述第一及第三项的军事技术方面，大致上虽然和欧洲维持着同步发展，但是已经不具备能支撑起十六世纪盛世的整体优势，换言之，鄂图曼帝国很难再借由战争开拓新天地。

在这一系列东征西讨的作战中，只有梅赫梅德三世在刚登基时，曾以苏丹的身分亲征过一次，此后的苏丹就一直深居在伊斯坦堡的皇宫里。

◎后宫的功能

随着苏丹深居托卡比皇宫不理朝政，内廷后宫的功能随之增加。尽管苏丹的实质政务功能转弱，但每当有权贵想要想利用苏丹时，便需要靠后宫的官僚从中撮合。此外，苏丹若尚且年幼，其母后即掌有极大的影响力。自穆拉德三世的母后努尔巴努（Nurbanu）妃以后，母后开始居住在托卡比皇宫内，不仅后宫的人员增加，经费也随之增加。

后宫官僚由黑人宦官们担任，十七世纪时约有三十五位有给职的黑人宦官。其中黑人宦官长在实力上能凌驾负责内侍教育的白人宦官长，掌管宫廷整体事务。他们与帝国内的其他官员不同，具有苏丹私人仆使的性质，因此可以利用这层特殊身分，染指苏丹名义下管理宗教献金的财务管理人一职，借以中饱私囊。另外，麦加、麦地那专款专用的宗教献金的财务管理人，同样也是由黑人宦官长担任。黑人宦官多来自非洲苏丹地区（Sudan），据说他们是在埃及进行去势手术后，才透过进贡的管道进入伊斯坦堡，所以他们退役后，多半移居埃及，且在当地依旧维持一定的影响力。

黑人宦官长　黑人宦官长充当苏丹、母后和军人政治家之间的联系管道，手握实权。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馆藏。

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后宫内部形成以苏丹的母后为首的阶级架构。在母后之下，则是一群替在位苏丹诞下子嗣而被册封为哈瑟奇的女性。后宫女性多半是战俘或是以奴隶身分被当作贡品进献入宫的女性。

有别于女奴一词的负面意涵，宫廷后宫基本上是教育重地，后宫中的日常就像是一间规律严谨、阶层权力关系分明的女校，留在宫中的女性前辈尽心竭力教导晚辈，宦官长则扮演着舍监的角色。这群女子中，成绩优异而足以吸引母后目光之人，才有机会踏上通往苏丹侧室的信道。

另外，母后及哈瑟奇还身负类似外交官的重任，和欧洲王室周旋交际。从梅赫梅德三世的母后莎菲耶（Safiye）妃写给英国伊莉莎白女王的书简中可以得知，她们仿效英国皇室宗亲往来的礼仪，时常彼此交换礼物，礼尚往来。

托卡比皇宫后宫内部　女性寓居之处。女性进入后宫的管道有购自奴隶市场或各国进贡。入宫女性多来自巴尔干和高加索。（作者拍摄。）

当然，宫廷后宫也十分看重替奥斯曼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然而除了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其他女性最后真正成为苏丹侧室的机会并不多，这些女性在年满一定岁数后，多半会因嫁予同样受宫廷教育、担任宫中内侍的军人政治家而出宫。

顺带一提，穆拉德三世众多的子嗣，日后成为改变鄂图曼帝国苏丹王位继承方法的转捩点。穆拉德三世于王子时代即生有一子梅赫梅德，日后成为王子的梅赫梅德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曾经担任过县军政官的王子。穆拉德三世是一位子嗣成群的君主，当他于一五九五年驾崩时，共计留有十九位儿子。梅赫梅德三世即位后，虽曾一度犹豫，不欲杀害这群年龄差距甚大的年幼胞弟，但最后终究不敌“传统”，下令处决了这十九名同父异母的兄弟。

左：阿何密一世
右：梅赫梅德三世

据编年史记载，新苏丹即位后，前苏丹及其众多已逝王子们出殡的送棺队伍，列队之长仿佛漫无止境，人民为之哀恸不已。因此，下一任继位的阿何密一世决意放其弟穆斯塔法一条生路。自此之后，新苏丹即位不再执行诛杀兄弟的习惯（一六〇三年）。而且尽管继承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但苏丹之位已不限于父传子，由一族长者继承王位的情形渐增。王位继承形式的变迁，反映出苏丹这个角色上的变化。

内政混乱与重建（十七世纪前半叶）

◎帝国内部的纷乱四起

鄂图曼帝国征战不断，先后与奥地利争夺匈牙利，又与萨法维朝抢夺阿塞拜疆及高加索，同时自家版图里的安那托利亚与叙利亚也是叛乱频传。这群反叛者被称为“杰拉里”（Celâl），名称的由来缘起于十六世纪初在安那托利亚一带活动的山贼；不过在鄂图曼帝国底下，不论是袭击防备薄弱的村庄的山贼与暴徒，或是背叛政府的反叛军，就政府立场来看，一律通称为杰拉里。十六世纪后半以后，以往俗称红帽军的反政府游牧民，已极少带有明显的什叶派色彩，因而同样被归类为杰拉里之流。

一五七〇年代以后，安那托利亚经常发生小型的城市暴动。一五九六年左右，杰拉里发动第一波大规模暴动。这一次化身为杰拉里的，是一群来自安那托利亚农村、在哈布斯堡家族战争中以非正规兵（levend）身分参战的农民。围攻战结束后，这群非正规兵遭到解雇，他们只得带着枪械等武器返回故乡，当时适逢下阶军官卡拉．亚兹莒（Kara Yazıcı）发动叛变，他们便趁势加入，变成一群货真价实的暴民。在这群人当中，有许多刚步入定居生活不过几代的游牧民。这场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事，证明了他们只要手握武器，就能如正规军人一般骁勇善战。这群不在正规军中的人们，有些未返回农村，而是加入其他暴民的行列，继续危害安那托利亚。

非正规兵　17世纪以后，在伊斯坦堡流行的“人物画册”中所收录的非正规兵，肩上扛着笨重的步枪。节录自K. Ådahl, ed., Alay-ı Hümayun, 2006。

伊斯坦堡当局因忙于东西战线，没有余力拨出足够兵力镇压叛军，便给了反叛者可趁之机，四处引发暴动。卡拉．亚兹莒于一六〇二年死去后，他的兄弟德里．哈山（Deli Hasan）继续滋事，其他地方也接连发生巫尊．哈利勒（Uzun Halil）之乱、卡廉德尔奥（Kalenderoğlu）之乱等。这群借由骑马而极富机动性的山贼团体在各地村落肆虐，结果造成帝国帐本上有记录的农村接二连三地一个个消失，情况极为严重，并且扩及全国各地。

至于西帕希骑兵，原本是从管区村落课税来维持生计，却因杰拉里叛乱而被夺走生活粮饷，迫使他们自己也沦为杰拉里，形成一个负的循环。雪上加霜的是，军官间常爆发权力斗争，更是火上浇油，助长叛乱情势。举例来说，原本受命讨伐卡拉．亚兹莒之乱的卡拉曼州军政官，便因不满待遇而加入反叛军。

另一方面，叙利亚则发生了居布拉特家族（Jumblatt Family）之乱。居布拉特家为库德族血统，以阿勒坡为活动据点。这场叛乱有别于其他发生在安那托利亚的动乱，可以解释为阿拉伯的传统本土势力锁定帝国中央权力涣散之际而兴起的反叛尝试。他们的头目阿里．帕夏甚至一度与意大利诸公国缔结协定，展现出亟欲与鄂图曼帝国脱钩的强硬气魄。

这群反叛军的领袖多数是鄂图曼帝国的下阶军官。因此，政府经常以提供他们县或州军政官职位为条件，试图借此收十残局。这种手法早先用来安抚新征地的旧领主，不过这个年代的反叛军头目多半是被编配到远方的巴尔乾县军政官，这等安排无非是强迫反叛军头目离开根据地，避免新加入的杰拉里助长他们的军势。

可是在帝国一结束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争战，便即刻派遣窟尤纠．穆拉德．帕夏（Kuyucu Murad Pasha）率领政府军讨伐反叛军。窟尤纠透过彻底且强硬的扫荡，于一六〇八年相继平定半数以上的叛军。第一波杰拉里叛乱就此结束，此后各地虽仍然存在各种动乱因子，却难以与政府军长期抗衡。

◎杰拉里的叛乱本质

那么，杰拉里的叛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虽然过程中掺杂了多种动机，但杰拉里叛乱基本上是军人统治层内部权力斗争的延伸，政治色彩浓厚，至少带头者的心态昭然若揭，因此诚如前文所述，中央只得赋予叛贼头目官职，才得以在收十叛乱上奏效。

但另一方面，农民这群被统治者加入反叛军也是事实。随着社会的流动，在那些亟欲转为军人的农民中，存在的竞争与不满时而使他们变身成暴民。然而，能够真正成为统治阶层的，仅限穆斯林。所以，虽然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安那托利亚动乱频起，战火却未延及巴尔干，这也是帝国赐予杰拉里头目巴尔乾县军政官官职的理由。另外在十七世纪中叶时，巴尔干部分地方盛行改信伊斯兰教，这与农民另辟道路以非正规兵的形式成为士兵的时期重叠，所以亦可解释为两者的动向存在着连动的效应。

实际上，不只是反叛军杰拉里，前往讨伐镇压的政府军构成也极为复杂。在西帕希骑兵中频频出现反叛成员的情况下，帝国派遣的是少数的常备军（新军队伍）以及大宰相或州军政官府下的私人部队。当时，已出现有力军人政治家自行出资雇起私人佣兵，原为农民的非正规兵亦有机会在其中求得一职。如此一来，军队构成的改变和社会的流动形成并进之势。

◎奥斯曼二世遇害

杰拉里叛乱虽一度被镇压，但之后又于一六二〇年代卷土重来。此次叛乱的头目是在中央政府内部展开权力斗争的高层军官。这又是一个对中央任官极为不满的州军政官，于是在就任地拥兵自重、并于当地发动叛乱的固有模式。

混乱起因于一六一八年登基的奥斯曼二世。如前所述，苏雷曼一世以后，鄂图曼帝国已经连续五代历经无权苏丹的“统治”。阿何密一世二十七岁早逝，其长子奥斯曼当时年方十四，故而由叔父穆斯塔法即位（从阿何密一世起，已无诛杀其他帝位继承者的旧俗，并打开非父传子的先例）。然而，穆斯塔法一世性情古怪，就连编年史家都直言不讳地记述他将口袋中的金币银币乱塞给他人的古怪行径，此人的精神状态绝非正常。所以穆斯塔法一世即位后三个月就被迫退位，作为后继的奥斯曼二世亟欲摆脱眼前这种令他不悦的状况，于是动作频频，以求夺回苏丹实权。

穆斯塔法一世

然而，伊斯坦堡的政治早已是党派权力斗争的舞台，台上出演主角的是多位大宰相等级的军人政治家、宫廷黑人宦官长、伊斯兰导师、新军司令官以及苏丹本人。在位者亮出“苏丹”这块金字招牌就能通行无阻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因此当奥斯曼二世不顾周遭反对，强行于一六二一年远征波兰却彻底失败时，从此身陷孤立无援的困境。

随后，当奥斯曼二世欲前往麦加朝圣时，城中却谣言纷飞，说他计划解散新军或迁都开罗。结果在一六二二年五月时，事态演变为新军暴动，要求处决大宰相等六人。奥斯曼二世拒绝了新军的无理要求，却使暴动加剧，最终演变成奥斯曼二世遭新军捕获并杀害的结局。

新军以下犯上杀害君主苏丹这等前所未闻的事件带给世间巨大的冲击，肇事的新军内部也为了平抚这起事端，而不得不采取血债血偿的老派行动。换言之，在事件发生后，他们要求处决自己所拥戴的大宰相，企图用大宰相的鲜血洗刷自身的“罪名”。奥斯曼二世遇害后，由患有精神疾病的穆斯塔法一世重登王位一年。

然而，苏丹遇害的纷乱并未就此平息，反而形成连锁反应，使反对新军的有力军人政治家在安那托利亚引起暴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艾朱伦州军政官阿巴札．梅何美特．帕夏（Abaza Mehmed Pasha）于一六二二年发动的叛乱。这场动乱最后发展成杰拉里叛乱，蔓延整个安那托利亚，一时之间西瓦斯、安卡拉、布尔沙都落入了反叛军手中。阿巴札之乱是首都党派恶斗的延续，阿巴札严斥新军杀害苏丹的蛮横凶恶，主张负责人须受死刑，他的论调在伊斯坦堡中获得广大支持，也因此，最后中央任命阿巴札担任波士尼亚的县军政官一职，借以平息叛乱（一六二八年）。

左：穆拉德四世
右：奥斯曼二世

◎穆拉德四世时期

一六二三年，穆斯塔法一世遭废黜后，由十二岁的穆拉德四世即位。在其执政期间，东边与萨法维朝的抗争持续不断，这次的导火线是因为萨法维朝的阿拔斯一世于一六二四年时夺下巴格达所引发的。不论是“巴格达应由什叶派政权支配”，还是“巴格达应由逊尼派政权支配”，这些口号都能带来极大的宣传效应，也因此自一六二四年以来，鄂图曼帝国不得不持续派遣军队防卫东境。直至一六三八年穆拉德四世亲征后，才总算夺回巴格达，取得久违的军事胜利。一六三九年，鄂图曼帝国与萨法维朝之间缔结《卡斯尔许林条约》（Treaty of Qasr-e Shirin），条约中协议，高加索及阿塞拜疆由萨法维朝占领，包含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地区则归属鄂图曼。

然而，没人敢就此断言这场胜利能为政治带来稳定。穆拉德四世为了集权，处死多名亲信，甚至杀害另外三名可能威胁其地位的亲兄弟。尽管这全是穆拉德四世疑心疑鬼以及永无止境的党派斗争下的结果，宫廷是一个充满血腥、权力斗争的是非之地却是无庸置疑。在这场宫廷斗争中，穆拉德四世之母珂姗（Kösem）妃亦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珂姗妃

此外，穆拉德四世为求整饬社会纲纪，祭出禁止咖啡、烟、酒的政策。在他治下虽以回复治安、整顿社会风气为政治目标，但反而矫枉过正，成为鄂图曼历史上少见的恐怖政治时期。不过在强硬的政策之下，国内确实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受到穆拉德四世引领的感召，伊斯坦堡城中兴起卡迪札得（Kadizade）一派，他们主张贯彻逊尼派伊斯兰的各项传统，纠举所有偏差行为，属于伊斯兰基本教义团体。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让伊斯坦堡里多元共存的宗教界，第一次垅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

◎易卜拉欣时期

穆拉德四世二十九岁驾崩，因其子夭折，且除了胞弟易卜拉欣（Ibrahim）之外，其余兄弟全数被杀，因此他的后继者仅有易卜拉欣一人而已。易卜拉欣于一六四〇年即位，即使他不断出现怪异行为，依旧稳坐苏丹之位八年，后世给他起了个“得利”（Deli Ibrahim；土耳其语表示“狂人”）的浑名。

易卜拉欣身为苏丹的唯一使命，就是替奥斯曼家族传宗接代，以免王室就此断绝血脉。但有一天，易卜拉欣却将宫中嫔妃好不容易生下的男婴梅赫梅德投入池中。关于他的异常行为，从这则轶事便表露无遗。据悉，易卜拉欣会精神异常，是因为自从奥斯曼二世遇害以来，他不断目睹各种悲惨光景，惧怕死亡。即位之前，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曾踏出托卡比皇宫半步。

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的宫中经常有一些可疑的祈祷师出入，其中甚至有人升任政府高官职位。但也有些人说，朝廷实权其实是掌控在其母珂姗妃手中。那群既无军事才干、也无行政能力，只知包揽闲事的“朝廷官员”，凭着一股冲动出兵围攻克里特岛，结果招来威尼斯的报复，使达达尼尔海峡遭威尼斯海军封锁，让伊斯坦堡危在旦夕。

最后，宗教学者会同各阶层军官协商同意，于一六四八年废黜易卜拉欣，不久后将其杀害，接下来由不足七岁的梅赫梅德四世继承大业。经过长期的内政混乱，一六五六年老练的军人政治家库普鲁律．梅何美特．帕夏（Köprülü Mehmed Pasha）出任大宰相，掌握实权，据说这是他受到梅赫梅德四世之母杜沆（Turhan）妃的全权委任。传闻杜沆妃指示黑人宦官长杀害执掌后宫二十八年实权的珂姗妃，并取而代之成为后宫之主。

以上资料大部分来自服事库普鲁律家族（Köprülü Family）的历史学家于日后编纂的史书中的内容。其中关于朝政混乱的描述，让人不禁讶异，鄂图曼帝国竟能挺过这些动荡。然而“尽信书不如无书”，当时这群历史学家为了彰显后来兴起的库普鲁律家族的成功事迹，刻意强调前朝历史的黑暗面，书中所载历史就结果来说虽然都是“事实”，但绝不可囫囵吞枣，全盘相信。

近世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将政府机构与宫廷分开经营，但宫廷内部却终日上演着操弄权谋的把戏，法国波旁王室与日本德川家是如此，鄂图曼帝国亦然。所以不能忘记的是，在宫中纷扰、内廷混乱的同时，攸关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依旧持续地运作着。

◎库普鲁律．梅何美特．帕夏恢复秩序

库普鲁律．梅何美特．帕夏就任大宰相时，已是近乎八十岁的高龄。据说他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在伊斯坦堡宫廷中接受教育，出宫后以安那托利亚一处名为库普鲁（Kopru）的城镇为主要活动据点，借由与当地权贵联姻，在库普鲁立下稳固的经济根基。

库普鲁律先后担任有力军人政治家前辈的家臣，以及政府的县军政官、州军政官，累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他有众多的政敌与盟友，换过无数次的职位，多到让人眼花撩乱，虽曾经败给政敌而被革职，不得不贷款以扶养庞大的家臣团队，而后又因借款而锒铛入狱。这种以亲戚与派系为根基展开行动的模式，是这个时代军人政治家的典型；而库普鲁律的强悍个性及毅然态度，反而成功地拯救了鄂图曼帝国，脱离政局乱象丛生的困境。

首先，库普鲁律彻底肃清城中跋扈嚣张的卡迪札得派基本教义团体，以及敌对的军官阵营，掌控实权。然后，于一六五七年八月在爱琴海大破威尼斯，解除海峡封锁。正因为此时此刻对伊斯坦堡而言，是攸关生死存活的关键时刻，所以库普鲁律的胜利成为他日后强硬推行政策的基础，而且他还深受宫中杜沆妃等人的支持。接着，库普鲁律于翌年远征外西凡尼亚，以惩处外西凡尼亚公因入侵波兰而采取违抗帝国的行动，同时他还以暗助瓦拉几亚动乱之罪名，处决了希腊正教会总主教。

另外，非主流军人政治家及地方军政官，因地位受库普鲁律威胁，而以阿勒坡州军政官阿巴札．哈珊．帕夏（Abaza Hasan Pasha）为首，在安那托利亚举旗反叛，这股势力在安那托利亚阿勒坡地区再度扩大成杰拉里叛乱。不过，库普鲁律在一六六〇年左右时剿灭乱党平定叛事，奠定十七世纪后半叶政治社会的稳定基础。

◎重启对外征战

十七世纪后半叶，帝国逐渐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于是再度对外重启战事，与宿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兵戎相见。在这之前，两国根据一六〇六年于吉托瓦托洛克缔结的和谈，大致维持了六十年的和平。这段期间，奥地利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发动的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鄂图曼帝国则忙于应付国内政治乱局，彼此各有要事，自顾不暇。

一六六三年，库普鲁律．梅何美特．帕夏的长子法奇尔．艾哈梅德（Köprülü Fazıl Ahmed），继其父之后成为大宰相，对奥地利开战。虽然鄂图曼军于匈牙利西部惨败，但翌年缔结的和平条约内容却让鄂图曼当局相当满意。在地中海地区，经过长年围攻之后，鄂图曼军终于在一六六九年攻下坎地亚（Candia），成功征服克里特岛。接着从一六七二年开始，因乌克兰问题而对波兰发动战争，并于同年取得位在聂伯河（Dnieper River）与聂斯特河（Dniester River）两河之间的波多利亚地方（Podolia；现乌克兰）。此时，鄂图曼帝国在欧洲的疆域达到历史上的巅峰。

坎地亚之役

然而，这些距离遥远的异地战争，同时也显示出帝国军事活动的极限。帝国军力大部分仰赖克里米亚汗国等属国军队，完全是如履薄冰的状况，而这种借用他国兵力的作战方式，也成为日后与奥地利交战失败的主因，成为国家肩上的沉重负担。关于这个部分将在本书第七章详述。

鄂图曼的官场竞争

◎鄂图曼的官场社会

如前文所述，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在鄂图曼帝国后期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许多有权有势的军人政治家，他们之间角力斗争的延长，不仅揭开对外征战的序幕，更引爆安那托利亚的动荡。实际上，这些军人政治家并非单打独斗，他们的背后都肩负着一个包含家仆在内的庞大组织团体。他们虽然依旧被称为“苏丹仆人”，但实际上已经和十六世纪前半叶时有着极大的不同。这种官僚集团的形成，始于十六世纪后半叶，十七世纪的帝国政治便是取决于这群实力党派领袖军人政治家的一举一动。

有实力的军人政治家背后的组织团体，是以其家族或受其雇佣的文武雇员为组成核心，成员还包含利用各种手段拉拢的其他人士。临时雇佣、褒奖文人的诗词创作、从中斡旋官位等，这些行为都是形成党派使用的手段。在多数情况下，就任官职全靠权贵人士举荐或党派政治的力量关系来决定，想要求得一官半职，就必须投靠党派。实力坚强的军人政治家，则自行角逐大宰相等重要职位，并在政坛各界的职位安插我方党派成员，借以维持自己的势力。

这样的趋势已遍及整个官场社会，完全是黑箱作业，让人难以捉摸，这一切全是因为任官体系没有一定的制度可循之故。在鄂图曼帝国中，除了宗教学者以外，其他官员的就职并没有固定的考试制度或晋升规定，以至于产生这种任官过程不透明的事态。

然而，取得官职的官员们所建构出来的官场社会，却有着明确的职权区分，以及层级分明到令人诧异的阶层结构。举例来说，大宰相并非名誉头衔，施政一旦发生弊端，势必带来倒台的可能，严重时甚至难逃死罪。另外，文官与武官的职务、行政财务等官僚机构，也有着明确的权限与下达命令的系统。但是，任官的关键却是取决于人脉，有时还必须加上雄厚财力。这种官场制度的一体两面——也就是任官过程不透明与任职后职权明确的两个面向——架构起鄂图曼的官僚世界。

对于以上所述情况，究竟该以允许行贿的腐败结构的观点看待？还是该以实力决定一切的角度来界定？鄂图曼帝国后期社会将会因切入角度的不同，而展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时代留下历史著作或评论的知识分子，大多尝过鄂图曼官场这种一体两面的苦头，故而在著作中大吐苦水，严斥“歪风盛行，帝国荣耀已成过往云烟”。然而与此同时，鄂图曼帝国也确实透过官员的上下协作，合力度过国家的内外危机。鄂图曼的全体官僚可说是在“官场的一体两面”这种大环境下的夹缝中求生存。

◎军人政治家的仕途

党派的领导者是有实力的军人政治家，而要成为军人政治家，首先必须出身于苏丹宫廷，这一点是从十五世纪以来的铁律，而且宫廷出身者，仍然是“苏丹的奴隶”。

但是，长久以来一直做为募集“苏丹仆人”主流方法的少年充军，到了十六世纪以后，举办的次数不断减少，十七世纪更是仅执行过寥寥数次。然而，宫廷出身的“苏丹仆人”人数并未因此减少。十七世纪以后，权贵人家的子弟或亲属透过举荐入宫，就连出身名门世家、自由之身的少年也被送入宫中。不论是因俘虏、买卖或进献而成为伊斯兰法上“真正”的奴隶，或是原属自由之身，借由其他管道自愿进宫的少年，入宫后都统一称作“苏丹仆人”。

他们享有特权，同时又备受管束。他们的特权是得以成为管理阶层的一员，随后被分派到各等职位，其中鹤立鸡群的人物，可能担任州军政官一职，甚至升任大宰相之位。然而，若从他们是属于苏丹“所有物”的观点来看，苏丹一声号令，便可将其处罚或杀害，而且死后多半由政府没入财产。当政府财政短绌时，没入财产的次数增加，大半权力者的财产几乎全数遭到国家征收。

军人政治家借由在位期间聚集财力，豢养大批家臣，但由于他们的权威与财富全以官职为根基，所以一旦长期丢官失业，家臣们自然作鸟兽散。此外，没收政治家的财产对政府来说也有好处，能让帝国极少出现代代相传、保有权势的世袭门第。

◎大宰相

军人政治家的终极目标，是升任最高位阶的大宰相一职。鄂图曼帝国的大宰相职位始于十四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扩充，大宰相地位日益提升，人称苏丹的“全权代理人”。大宰相主导御前会议，也就是鄂图曼帝国各机构领袖的集会。在御前会议中经合议后的决定，透过大宰相上传苏丹，随后再发号谕令，以公文形式下达相关人事。照惯例，可出席御前会议的人物包括诸位宰相、宗教学者领导的两名军事法官、财务长官、文书行政首长的首席书记官等。

另外，大宰相也经常在战时代替苏丹指挥军队。不过，每场远征都会另外编派总司令官，这种调派情况日后也逐渐成为常态。

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苏丹逐渐丧失实权，大宰相的权力与责任随之加重，同时大宰相的职位斗争也愈演愈烈。大宰相由苏丹任命，仅需符合这道程序，没有其余就职的任官条件。所以当苏丹的判断能力愈来愈不可信时，晋身大宰相一职便取决于觊觎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以及平日能够左右苏丹意识的后宫人员。

因此，任职大宰相形同如履薄冰，政策失误的责任完全归咎在大宰相身上。如前文所述，就连苏雷曼一世，也是利用罢免大宰相的手段来转嫁舆论批判的矛头，更别提日后软弱无能的苏丹身边，尽围绕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对手，伺机寻找扳倒现任大宰相的机会。大宰相的职位，可以说兼具了最高的权力，以及随时可能失势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人们在谈论帝国时事时，批判的风头一律指向大宰相。换言之，这是一种基于“现在情势不好都是大宰相的过错”的论点。十七世纪初出版的政治论《改革之书》（Kitab-i Mustetab；作者不详）中写道：

正如先人留下的至理箴言：“鱼从头开始腐败”，真是一针见血。现世乱象与秩序逸脱，全因吾王未能选贤与能，任由当朝的大宰相揽权纳贿。上行下效，风尘恶俗，破坏旧规，违法乱纪，实由兹起。

《改革之书》是属于“劝戒书”类别的书籍。“劝戒书”是一种政治论述，提倡以史为鉴，劝导执政者应公正治理。在鄂图曼帝国内，十六世纪以后相关著作多如繁星。诚如以下段落所介绍，鄂图曼官吏不约而同地执笔撰写这类书籍，实受当时大环境驱使。

“劝戒书”以既定形式将问题矛头指向大宰相，绝不仅限于《改革之书》。然而，“鱼从头开始腐败”这种简明扼要地道出组织败坏始于上位者的比喻性批判，精准地反映出当时鄂图曼帝国人民的关心所在。

不过，仔细细想，大宰相是由苏丹任命，如果其任命出现问题，那么舆论批判形同指向苏丹。穆拉德三世似乎对此背后意涵有所察觉，以下述诗歌提出反驳：

寡人求贤若渴却寻无能人

但求贤才

因敬畏真主之心而热泪满盈

不吝建言，忠言逆耳，对症下药

内外修身，容光焕发

先知卓见者亦惺惺相惜

博览今古，英明睿智

寡人如能得此贤良，此生无憾矣

这是穆拉德三世对身边苦无人才所发出的感叹。大宰相是否能适材适用，确实左右着鄂图曼帝国的命运。帝国体制的实际负责人从世袭苏丹转向任命制度的大宰相，也确实给鄂图曼政治带来高度竞争的冲击。

◎州军政官

军人政治家的职位当中，仅次于大宰相的重要职位是各地的州军政官。邻近伊斯坦堡、堪称鄂图曼帝国本土的巴尔干鲁美利州与西安那托利亚各州，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密，故其军政官位阶凌驾他州。不过在十七世纪前半叶，任职于帝国周边地区的各州之州军政官，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鄂图曼帝国，针对距离中央较远的地方单位，以州为单位（或是以数州共同组成的区块单位）采行自治管理，行政程序无须经由伊斯坦堡中央政府，可在当地自行完成，典型代表是十六世纪初成立的埃及州与巴格达州。这种作法使州军政官拥有极大的权限和责任。

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采取自治体制的州数增多。远方战事所需的兵力与物资，直接从邻近的各州筹措，委任州军政官统辖管理所有相关事宜。此外，统理州内课税的最终权限，也全权托付地方州的州军政官。于是，地方州军政官的行政权限变得极大。

十七世纪，为了因应州军政官职责范围的扩充，州军政官多由受过宫廷教育的成员出任。这个时期，州军政官的职务已不再是单纯的军队指挥官，更必须谋勇兼备，身兼联系地方与中央沟通渠道的责任，具备足以豢养庞大家仆及私人部队的财力和行政手腕。

到地方任职的军政官，根据其官位与收入培养家臣团队，模仿鄂图曼宫廷建构自己的行政机构。他们的收入必须供养数百人、有时甚至达数千人规模的私人部队。因此，军政官的收入不仅来自官职俸禄，更以其所处地位及既有权益为后盾，投身各种经济活动，致力确保其收入来源。

例如，德威许（Dervish Mehmed Pasha）于一六三八年帝国再度征服巴格达后，成为州军政官。他开垦农地，着手推动巴格达与印度、伊朗的远程贸易，范围扩及金融、城市手工业等，累积了庞大的财富，豢养大批家臣，在历史上相当有名。但在德威许死后，他所留下的钜额财富，尽数充公。

于是，身为州军政官又同时兼具权力与财富的军人政治家身边，聚集了军人、书记、宗教学者等家臣仆从，与中央派来的财务长官联手履行地方政府机关应尽的职责。举例来说，十七世纪以著作《游记》为人所知的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便是曾任大宰相职务的梅勒克．阿禾梅特．帕夏（Melek Ahmed Pasha）的家仆。据闻他带着梅勒克的嘱托，足迹遍及帝国全境。

有力军人政治家所培育养成的人材，也经常就任中央或地方政府官职。这些有力军人政治家的家臣团队，同样负担着教养鄂图曼官吏的功能。

◎权贵的牵线与仕进

有力军人政治家周边群聚著书记和宗教学者的候补人员，对这些待业者来说，未来不是就任政府官员，就是替有权力的军人政治家办事；有力军人政治家的举荐，无疑是任职公务人员最有效的通关密令。对书记或宗教学者而言，在各自的职业领域中提升学经历的同时，加入权贵显要的党派对未来的职业前景已是不可欠缺的环节。就算是任官资格制度完备的宗教学者官员，想要占得理想职缺，更少不了高官推举。

以下介绍一名书记官如何在这种人脉周旋与职场晋升环环相扣的世界里，看尽世态炎凉的实际情况。这名书记官便是前段章节中提及的萨洛尼基，他基是个天资文藻的文人，更在日后以写下鄂图曼帝国编年史巨作而声名远播，但在其纂集的编年史中，却处处透露着他在载沉载浮的宦海中苦战的艰涩经历。

萨洛尼基年轻时接受宗教学者教育，就职后接下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以索库鲁．梅何美特．帕夏部属的身分，参加苏雷曼一世最后的远征，并且身负荣誉使命，负责在贝尔格勒于苏雷曼一世的灵柩旁吟咏《古兰经》。

之后，萨洛尼基虽然长期在中央政府担任财务官一职，但是他的仕途却相当坎坷。例如在一五八七年左右，原本萨洛尼基接任常备军骑兵团所属书记长，负责支付远征伊朗士兵的军饷，却在某日突然被其他权贵推荐的人物夺走职位而丢官。尔后，终于受大宰相费哈德．帕夏（Ferhād Pasha）举荐，于一五九一年取得安那托利亚财务长一职，却又因大宰相失势而于翌年失业。一五九四年时虽然取得军事法官的推荐信，却无法如愿以偿填补宫廷厨房管理员的职缺。他也曾有一段时间在宰相或书记官首长的首席书记官家中担任家仆。萨洛尼基就这样在就业与失业之中来来回回，一步步爬上安那托利亚主计局长这个最接近财务首长的重要职位。

以上不过是萨洛尼基求职经历中的一小部分，终其一生，他不断仰仗有力人士推荐寻找工作，顺利时便能求得一官半职。然而，高阶职位的任期极为短暂，即使像萨洛尼基这般优秀人才，也无法长期占着位置不放。

◎“衰退论”的源起

萨洛尼基编纂的编年史和“劝戒书”一样，以辛辣的措辞批评鄂图曼帝国当代世态的混乱。他在文中写道：“位居宰相者，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视其他人的意见和做事方法为敝屣，满口推辞，当言不言。至于宗教学者，本应为宗教与国家奉献，尽心竭力，但实际上却渎职懈怠，更出现违背伊斯兰教义与习惯的言行，如此一来，遵守圣法以防止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势将窒碍难行。”

不用说，在职场上屡屡受挫的萨洛尼基早已义愤填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帝国官场贿赂、卖官的行为横行，感慨政府未能量才录用，并再三警告，这些都是国政脱离昔日正道的证据。

这些衰退的表象多是确有其事，萨洛尼基身处官场，所述之事皆是目见耳闻。不过，萨洛尼基在所著编年史中对现况的批判，却也不可全盘尽信。毕竟，尽管任官人事有所偏颇，才华洋溢的萨洛尼基的确也曾位居政府的要员。

类似的批判，也同样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以后所写的“劝戒书”以及其他政治书籍中。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提起鄂图曼帝国的社会乱象和政治腐败，并将其引申为帝国衰退的证据。然而究其背后的成因，这些言论多半是出自作者本身对处在职场中不满和愤慨的述怀。

诚如前文，在“劝戒书”或历史书籍中担忧现世紊乱的现象早已定型。这类书籍多半呈献给军人政治家，这些批判性的言论不仅能作为建言，更是用以取悦特定政治人物的媒介。如前文所提及，我们不能忽略书中强调的“黑暗”面，可能是为了凸显进献对象的高官显爵乃“照亮黑暗乱世的一线曙光”；而且书中提供的改革处方签，多半归结到恢复“正规的任官制度”，这种结论，这无非是反映作者们自身当下的的任官情况。

◎被“美化”的苏雷曼一世

人们总会回头在过往历史中对比现况，寻找社会应有的样貌。在苏雷曼一世执政期间完成的“劝戒书”中，当时空背景从其父谢利姆一世或祖父巴耶济德二世的年代移转到苏雷曼一世当朝以后，对于苏雷曼一世治世整体的描述也愈发美好。以下，再次从《改革之书》中节录一段颂扬苏雷曼一世的例子。

作者在书中批判当代社会现况，世间乱象纷起，纲纪废弛，军官压迫百姓，民不聊生，甚至不得不“向暴徒及杰拉里祈求解脱”。之后笔锋一转，对比前段，描述苏丹苏雷曼一世的年代，在明君风行草偃之下，军纪严明，尽忠职守。

书中叙述了一则轶事，大意是：“一日，因远征而出发前往巴尔干的苏丹，他在行军途中看见路旁民家墙外垂挂着果树枝条，上头结有果实。这表示行走在苏丹前方的队伍没有一人擅自摘取属于平民所有物的果实。苏雷曼一世抵达下一个营地时，派遣可靠的使者折返原路，查看果树情况。结果，树上依旧垂挂着果实。由此可知，跟随在苏丹之后的队伍，同样无人私自夺取民家财物。听了使者的报告，苏丹甚是欣慰，感谢真主。”而且，这等爱民如子的王者风范史有前例，甚至可以追溯到萨珊王朝（Sasanian Empire）的古代贤王：“古老萨珊王朝的贤王在猎场用餐，即使没有食盐，也不会强行向百姓索取。在伟大贤王底下，从前帝国的国军纪律是何等严明。反观今日……。”

就像这样，故事寓意浓厚的“劝戒书”中所描述的苏雷曼一世，便如同萨珊王朝传说中的一代明王。在苏雷曼一世漫长的盛世中，存在着成千上百的相似题材。随着这些故事与前人逸事的对照不断交错堆叠，遂使得苏雷曼一世是鄂图曼帝国最公正明道的明君传说逐渐树立起来。

这些苏雷曼一世传说的塑造，之后便在时间的积累中，连同那些反映现实世界不满的劝戒书籍言论一起，与帝国人民对过去“苏雷曼时代是鄂图曼帝国最璀璨光荣的盛世，之后便步入衰颓”的评论镶嵌在一起，再难分开。

◎阿布都巴基——将诗歌做为武器

和编写“劝戒书”等散文作品的作者处境雷同，诗人为了寻求庇护，也会将诗歌献给权贵政治家。本段将介绍曾出任宗教学者的诗人阿布都巴基（Mahmut Abdülbaki）。

人称完成鄂图曼诗歌集大成之作的阿布都巴基，于一五二六年出生于伊斯坦堡宗教学者世家，在苏雷曼尼耶清真寺新设的附属伊斯兰经学院等地接受教育。阿布都巴基年少时便鹤立鸡群，深得当时铮铮有名的诗人扎堤（Zâtî）等人赏识，进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他获得向苏丹苏雷曼一世献诗的机会，并经由苏丹举荐，取得伊斯兰经学院教授等职位。但实际上，许多人质疑阿布都巴基出任宗教学者的学识能力，公开反对他就任官职的人数众多。

三位文人　描绘伊斯兰导师埃不斯特以及两大诗人阿布都巴基和内菲。伊斯坦堡国民图书馆馆藏。

阿布都巴基所作的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莫过于他在苏雷曼一世驾崩后，遥忆苏丹所写下的追悼歌。全诗总计一百一十二行，首段如下：

受困于世间名誉诱惑与毁谤阴谋而裹足不前的贵人

得承受多少今世永无止尽的苦难

想起人生的春日将尽，曾经闪耀着郁金香光芒的面容，终将成为秋日落叶

总有一日，我们会如残杯冷炙遭人遗弃而回归尘土

命运之石从天使手中坠落，金樽应声粉碎

以感叹人生无常开头的诗文动人肺腑，据说当时引起了众人共鸣，但句句缅怀前人的后头，却紧接着写给继承者谢利姆二世的内容，说道：

朝晖破晓旭日东升，看吾王挺拔英姿沐浴晨光

先王苏雷曼的年代已逝

看，我们刚登上亚历山大大帝宝座之王——苏丹谢利姆

隐居深山的勐虎已沉沉入睡

看，我们眼前这名伫立高山峻岭的伟大雄狮

很明显，阿布都巴基是想借由这首诗，向曾经对他大力提拔的苏雷曼表达哀悼之意，同时对继任苏丹谢利姆二世发送请求庇护的讯息。这首诗虽然博得福斯高度评价，但事与愿违，阿布都巴基未能如愿求得谢利姆二世的眷顾。

阿布都巴基失去苏雷曼一世这个强劲的后盾后，辗转换了几个工作。尽管他颠沛流离了一阵子，最后还是透过诗作寻得赞助人，借由他们的力量，先后任职苏雷曼尼耶清真寺附属伊斯兰经学院的教授，以及麦加、伊斯坦堡等地的高阶法官，甚至曾三度就任宗教学者高阶职位中的军事法官。阿布都巴基晚年执着于得到宗教学者最高职位伊斯兰导师的机会，却始终无法称心如意，并于一六〇〇年在失意中过世。不过，阿布都巴基死后倒是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从阿布都巴基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在这个诗人尚未成为职业的时代里，阿布都巴基借由创作诗歌进献给权贵的手段，打开他的求职之路。阿布都巴基的诗作深得众多军人政治家的喜爱，自始至终维持着身为诗人的声誉。

阿布都巴基以诗人身分闻名后世，在他的人生规划路上，诗同时也是求职的重要工具。但是，宗教学者职位中的首席，岂能让致力钻研全心投入宗教学者以外的人物，以诗歌创作的技巧夺得，若真如此，其他职等的宗教学者势必不会保持沉默。传闻，当时某位高阶宗教学者曾明言：“连这等货色都能当上伊斯兰导师的话，我会唾弃这个国家。”

重建财政与军人转型

◎财政赤字

一五八〇年代以后，鄂图曼帝国陷入严峻的财政危机，年度收支于一五八一年首度出现赤字，之后与哈布斯堡家族展开的“长期战”，更于一五九〇年代写下帝国历史上庞大的赤字纪录。面对这等严重事态，政府官员——尤其是管理财务的书记官——无不绞尽脑汁持筹握算，尝试各种手段以重整财政。

财政出现赤字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以军事费用为主的支出大增。诚如前述，“长期战”迫使鄂图曼帝国改变战术与军队编制，开始以步兵为主要战力，于战场投入大量的大炮、枪械等火器，战斗形式也从短时间交战转变成长期的攻城战为主。同时还增加新军人数，编制一批由农民等非正规兵组成的步兵队。于是，军事费用伴随种种改革而扩张，成为压迫财政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项原因是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攀升。产生通膨的原因背景和机制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不过一般都认为，秘鲁与墨西哥等新大陆所产的白银大批流向欧洲，确实牵动了当时的物价波动，只是它的影响范围及深度尚有许多待议空间，不能一概而论全欧洲体验了相同的货币环境改变这般单纯。况且，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的气候变化，气温骤降，甚至造成博斯普鲁斯海峡冻结，势必也对鄂图曼帝国的农业与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综合上述多重因素，鄂图曼帝国陷入赤字循环，面对首次的赤字危机，当局未能提出有效应对，直到一五八九年，政府的对策是将减少银含量的银币投放到市场上，用以支付军队俸给。但这项以新银币支付俸给的新政策，在常备军骑兵团之间引起高度不满，结果在伊斯坦堡发生大规模暴动。这场暴动中，抗议者要求撤换鲁美利州的州军政官与财务长官，苏丹碍于情势不得不妥协。

于是，帝国当局为了因应眼前事态，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前半叶，推出税制与课税方法的改革政策。

◎货币纳税的各项改革

帝国所推出的政策之一，便是货币纳税的税务改革，而此项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配合通货膨胀，增加税额以取得实质收益。首先自一五九〇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改革，推动非穆斯林交纳丁税的征收方法，于伊斯坦堡财务厅内部增设执掌丁税的机构，统整全国丁税帐本，并由新任的丁税课税官执行课税。丁税税制依照贫富程度，设定成三级距，同时大幅提高基本税额。

此外，原本仅在战时征收的临时税制（Avarız）成为常态，征收方式也有特殊之处。这项税制为了收取一定税额，将多户人家联合组成一个虚构的“阿法户”，再从该户征收现金，而且贫困地区的阿法户，一户中包含较多的实体户，富裕地区的户数则较少。为了执行征收，当局重新制作了全国性的阿法税帐本。

而为了取得新租税帐本的基础资料，鄂图曼帝国于一五九〇年代举行最后一次全国性规模的课税调查，之后便以此次调查资料为基础，按各地情况不断更新，算是实践按实情执行课税的举措。

在由中央派遣担纲丁税与阿法税课税的课税官员中，有许多是曾经最接近政府核心的常备军骑兵团成员。如同前言，一五八九年他们曾因不满俸给不足而群起反抗，因此任用他们担任课税官，在确保国库税收的同时，还可填补这群人的薪饷收入。

◎扩大税收承包制

导入并扩大实施税收承包制，是增加帝国国库收入的手段之一。税收承包制所采行的手法，是中央收回至今授予西帕希骑兵的所有分封地，再将税收以郡为单位整合，让特定的税收承包人认购一段期间；而这种以郡为单位的整笔税源，称为“木卡塔”（muqāṭa）。以往，国库收取不到半毛西帕希骑兵从分封地征收的税金。由此来看，税收承包制的推动带给了国库大笔收入。

税收承包人的名单由中央政府决定，能够出示高价认购并提供值得信赖之保证人名单的承包人方能取得资格。承包期间多为三至九年，最长十二年，当另有承包人提供更优惠的承包价格时，政府有权中途终止契约。这段时期，货币的课税额常随物价波动而急遽变动，所以实际上承包人多半每年轮替。

认购“木卡塔”的税收承包人必须以预付方式，先将部分纳税额（百分之五至五十）缴纳国库，之后再从承包地的各个村庄征收超过承包额的税金，用以支付政府余款及确保自身利益。以往，这种税收承包制是用以征收关税、矿山收入的方法，到了十六世纪末逐渐大幅扩大其适用范围。

这时，和前段所提的新税制度一样，税收承包权的认购者，多由隶属常备军的军人承接。鄂图曼帝国的常备军除了新军以外，还包括常备军骑兵团、由军官第二代组成的穆特菲利卡（Mutefferrika）军队及守护王宫外廷的守备军等。新制税收承包权的认购者多为这些隶属常备军的军人，另外其他在宫中任职的官人也会参与竞标。这表示，以往从国库领取俸给的官员，得以取得课税人职务或税收承包契约，作为俸给日益减少的补偿措施；就政府而言，则是透过赋予课税业务作为官员们的“副业”，来转嫁加薪压力。

十七世纪后半叶，以分派课税官职为交换条件，要求官员上缴俸给的制度也逐步落实。于是，常备军军人替代西帕希骑兵成为地方课税的实质负责人，肩负重要职责。

以上的变化表示，鄂图曼帝国的主要课税体制从分封制转换成税收承包制，转换的过渡期从十六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中叶。在此同时，西帕希骑兵军自此陷入长期没落的趋势。

◎西帕希骑兵何去何从？

分封制到税收承包制的制度改革，是在牺牲西帕希骑兵权益的情况下推进的，不过，这也是十六世纪末战争型态转变——亦即前文所提，自“长期战”以后，西帕希骑兵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急速下滑——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随着火器的导入，大幅削减了骑兵功能，于是骑兵沦为后方支持，失去战争主角的地位。而且，随着战事期间的拉长，无法实际参战的骑兵也随之增加。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型态重点是征收分封地税金，只有在夏季期间才会随远征队出征。

针对骑兵缺席的情况，政府贯彻战场上的点名签到制（yoklama），凡未按规程参战的西帕希骑兵，皆没收分封。于是，身为社会中坚阶层的西帕希骑兵开始步入凋零。经没收的分封，回归国库，列为税收承包的项目。另外，回收的分封土地有一部分则授予新军等现职军人，作为俸给补偿。

不过，西帕希骑兵并非一下步入全面性衰退，是经过百年以上的时间才完全从鄂图曼的历史退场。虽然帝国的主要地区大多立即实施税收承包制，但边缘地带或邻近战争前线地区依旧保留不少骑兵的分封地。其实，名目上持有分封的人数，从一五二七年的二万八千骑，于一六三一年成长至三万七千骑，反而有增无减。如前文所述，数量的增加是因为新军注入新血，但是实际参战的西帕希骑兵数量确实逐年递减。十六世纪，骑兵加随从的人次多达五万至八万人的军队编制，到了十七世纪初已然减半，十八世纪以后，战场上已完全不见西帕希骑兵的身影。

那么，在这之后，众多的西帕希骑兵落脚何处？据推测，西帕希骑兵多数被税收承包制的体制所吸收。因为，购入税收承包权的常备军军人多半驻屯于首都，无法亲自在承包地实施直接课税，于是他们必须委托代理人在该地实际收取税金，或是与转包商签订合约，利用在地人材。

于是，在这场外派人员或签约的过程中，应该有旧西帕希骑兵介入卡位的余地，我们可以充分假设，他们尽管少有机会能自行买下税收承包权，但至少能承揽在地转包人员的工作。不过，普遍认为还有不少西帕希骑兵转为农民，而且人数之多，不容忽视。该现象显示，这个年代不仅有农民转职军人的动向，也同时存在着军人务农的趋势。

◎税收承包的幕后

那么，课税——尤其是税收承包制——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税收承包一词往往给予人们一种将课税职务全程委托他人，脱离政府管制的刻板印象，但其实不然。以下介绍清水保尚氏在其研究中提及的事例之一。

下图表中列出政府在叙利亚地方阿勒坡州实施承包业务的程序。在承包人的部分，邻近伊斯坦堡的州由中央决定，其他以外各州则由地方财务官僚组织进行决策（①）。不过，后者必须向伊斯坦堡报告候补人选（②），最终颁发苏丹的批准文书（③），确认承包人选。合约从伊斯坦堡送达阿勒坡后，阿勒坡财务长官必须将合约誊本检送阿勒坡的地方法官（④），地方法官将誊本归档当地帐本，对照以往的课税状况，核对确认无法律问题后，再将结果回报阿勒坡财务局（⑤）。另外，征税对象若身处地方法官的辖区郡内，地方法官即负有监督税收承包人执行课税之责任，同时当纠纷发生时必须居中调停（⑤）。

税收承包制度流程　此图为16世纪末阿勒坡州的范例，根据清水保治（1999）的研究制图。

首先，阿勒坡地方财务长官从税收承包人缴纳的税金，拨出治理阿勒坡州所需预算后，再遵照伊斯坦堡的指示，分送指定地点。有时为特定专款所用，譬如作为购入东方战线物资资金，或特定城寨守备兵俸给，有时则送往伊斯坦堡。

时至今日，税收承包制仍有诸多不明之处，但从所述记录可知，该制度的流程是由财务书记与隶属宗教学者阶层的地方法官统辖管理。官僚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的职责规定严谨，机关部门间透过标准格式的公文彼此联系，中央与地方间的往来书信则一律归档帐本，供后续参考。

实施这种繁杂作业流程的结果，使鄂图曼帝国于后世遗留下庞大的文书资料，这同时也是各界官僚身为鄂图曼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之一，同心协力分担权限与职责后所留下的成果。以下，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地方法官与书记这两种作为税制幕后主角的职业发展。

◎地方法官的职责

鄂图曼帝国底下，宗教学者能够担任的职务中，地方法官可说是最重要的职位。于苏雷曼一世时期成立的宗教学者官僚机构当中，地方法官的行政色彩最为明显，因此对国家来说，地方法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地方法官必须从修毕伊斯兰教学校教育并取得任官资格的人才之中任命，一旦踏上地方法官之路，一般便再无晋升高阶职位的机会，终生以地方法官的身分调派到就职地任职。鄂图曼帝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在国内各地分派地方法官，但直到十六世纪以后半之后，才将“郡”（ḳażā）这个地方法官担任的行政区普及到全国各地。“郡”在州、县之下，所以位阶较低，不过州县负责人为军官，郡的负责人则是地方法官，地方法官的上司为伊斯坦堡宗教学者高阶职位人员。

地方法官身为郡等级的行政单位负责人，深入地方，发挥政府机关部门的功能。地方法官的首要职责，是主持地方法庭。法庭不仅进行法律审判，亦负责各种纪录的工作、行政、课税、维持秩序等。地方法官在法庭上可能做出的裁决，几乎都已有例行程序，因此遇到特殊事件时，必须向伊斯坦堡呈报，等候中央政府裁断，由此可见地方法官根据自己判断行事的机会不多。

地方法官亦高度参预地方征税的工作，除了以往负责将地方税金护送至中央的业务外，十六世纪后半叶他们的业务范围扩大，在执行税收承包方面，肩负税收承包人选拔、确定保证人以及监督确认移交课税金额等，一连串作业的手续费用，成为他们部分俸禄的收入来源，因此对他们而来说，“地方法官”这个职位也是他们赖以维生的重要本业。

◎协助帝国度过财务危机的书记官

主导十六世纪末帝国转型并着手立案、实施、调整的人员，无疑是政府的财务官僚。由于财政支出扩大，他们为了支付眼前当下的费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最终在短暂时间内，构思出将课税系统改为承包税制的重大革新。诚如前文所述，财务官被视为经济混乱的元凶，甚至发生财务长官遭军人杀害的憾事，所以对他们而言，采取相应措施已迫在眉睫。

然而，财务官本身是隐身舞台后方的幕僚，所以他们的“伟业”仅能在当时的会计帐本上，以数字呈现各方面成果。据悉，前文所介绍的财务官萨洛尼基，亦有直接参与本次的税制改革，但他在编年史中只字不提任何有关税制改革的细节，留下的尽是国库如何因无用的官员任用而透支、财务官员们如何面对军官的武力威胁、又是如何尽心竭力四处筹钱等的苦水。然而，满腹的牢骚最后驱使他们摸索出解决方案，鄂图曼帝国才得以免除财政破产，避免了国家武力衰退的危机，度过新体制的过渡期，实现“伟大的政府，庞大的常备军”。

然而财务官等书记官员的相关信息相当稀少，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极少。明确支领中央政府俸禄的书记官人数少得令人讶异，十五世纪财务书记估计仅二十人左右，十六世纪增加大约五十五～六十五人，十七世纪则攀升至一百四十～一百七十人，但这个数字依旧大幅低于原先的预估值。然而，这里说的书记指的是“主司”书记，其门下照理有众多弟子及实习生。再者，例行性以外的书记业务，多半是聘用待业中的宗教学者，如此看来，上述所提数字也不尽然不合理。此外，上述数字是中央机构内部的官僚人数，不含地方征税现场就职的财务官在内。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的财务官员人数，还是随着财务行政范围的扩大而攀升，在十八世纪增加到七百人。

书记官如此神秘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的身分原是帝国宫廷或军官官邸内部的私用仆人，从其衍生发展而来，而且耗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创建起明确的官僚体系架构。目前已知从十五世纪以来，书记的两个最高职位，分别是财务长官，以及有权出席御前会议的文书行政负责人首席书记官（专职画押苏丹花押的职位），其他的书记团队则直属宫廷或大宰相底下的各处室分局，唯位阶及组织架构不明。直到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才发展出涵盖全国网络的官僚组织架构。

随着税收承包制扩展，以及帝国全境直接征收阿法税与丁税的普及，中央政府的财务长与地方财务长的官职，在十七世纪摇身一变成为重要且有利可图的肥缺，例如萨洛尼基，也为了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而积极四处打通关系，企图谋得一职。

◎新军的转变

以上是鄂图曼帝国从十六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课税制度变革，影响遍及所有军人及宗教学者、书记官僚等官职。这项变革的结果，促使鄂图曼帝国于十七世纪蜕变成一个中央政府以军人及官吏为主要成员的官僚国家。多数的西帕希骑兵走入历史，常备军人数增加，并开始赋予常备军骑兵等课税权作为俸给。课税制度的转变及支撑鄂图曼帝国前半叶军人的“变质”，分别代表帝国转型的正反两面。

那么，在这段转型过程中，常备军的中枢——新军——情况又是如何？其实，他们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迅速的转变。

新军自十四世纪以来负责守卫苏丹安危，属于直属苏丹的精锐常备军，不仅战功彪炳，更以严谨的规律和团结闻名。身着华丽军服，整齐列队环绕在苏丹周遭的新军行军队伍，无不显露出他们位处帝国核心的威势。新军司令官甚至具有直接会晤苏丹的权利，这点也显示出新军原来出自苏丹的“禁卫军”。新军人数在十六世纪初约八千人，苏雷曼一世时期增加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人，一六〇九年时已迅速增长到四万七千人。新军数量的增加，大幅改变了新军队伍及各个新军成员的特性。

新军新增的成员当中，比例占最多的，是新军的子嗣或亲戚，换言之，新军开始出现世袭。另外，新增成员还包含以非正规兵身分入伍的农民子弟，这表示新军的构成开始变得五花八门，而且这些增加的新军当中有许多穆斯林。当时“劝戒书”的作者多以此为诟病，强调新军必须是“苏丹的奴隶”，但身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并非“奴隶”。然而，新军的转变却朝着与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告诫全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举例来说，一六六六年时，巴尔干各县接获指令，新军志愿兵不仅包含基督教徒的农民子弟，更必须连同穆斯林的新军志愿兵一同送往首都。传统以少年为征召对象的少年充军，到了十七世纪几乎形同废止。

◎新军的副业——步入城乡

于是，新军的生活型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新军多半住在军营，或是驻扎在伊斯坦堡市内的多处宫殿，但此时离开军营搬进城中的新军逐渐增加。另外，政府渐渐开放允许他们身兼各种副业。举例来说，以前有新军为因应军队需求而从事制作马鞍等设备的先例，随着新军人数增加，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种类也逐渐增加。

原则上，新军不得成为城中工商业者组成的公会成员，因此一般认为他们多半是担任次一等级的临时工，诸如行贩、浴场打杂或保镳等工作。手持枪械的新军，对大城市而言渐渐成为一群放荡不羁之徒。另外前文也曾提及，他们为求填补俸给的不足，曾向帝国提出分封的配额，所以实际上取代西帕希骑兵取得农村课税权的新军应该不在少数。

当然，按部队分别集中各大军营，接受各种训练及仪式，在营中集体食用政府配给的食物等等，也是新军的日常景象。他们的任务还包含如今属于警察业务的维持城市治安，以及火灾消防。当然，实际收到召集令时，就必须跟随部队远赴战场，而出征的代价是每三个月领取一次官府俸禄。

另外，新军也会受命离开伊斯坦堡，驻扎地方城市。根据一六七〇年代资料显示，新军整体有三至四成驻扎在地方城市或要塞。随着西帕希骑兵阶层逐渐没落，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责大任逐渐落在新军肩上。

虽然新军偶尔也会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但对于促进地方乡镇发展军事相关的手工业（制造马具、武器、服饰等），也确实带来诸多正面影响。侨居地的新军多数日后就此定居在驻扎地，当中有些人受中央政府授予分封，或是承揽税收承包业者的下游转包等副业。于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新军成员中也逐渐出现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代表人物。

如此，新军成员在顶着官兵头衔及身分的情况下，慢慢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领域。然而这部分正是政府无法推动新军以军团作推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毕竟，要将深深扎根于社会的新军连根拔除是相当困难的。

第六章近世鄂图曼社会的生活

女性服饰　按长裤（şalvar）、罩衫、长版背心（entari）、中长袍（cübbe）的顺序套上，并将头发整理成独特的发型。右图：18世纪画家勒弗尼（Abdulcelil Levni）绘制的舞者，1720年左右作品；左图：身穿毛皮中长袍的贵妇人像，1740年作品。皆由托卡比皇宫博物馆馆藏。

生产者的世界

◎帝国中的“普通人”

本章暂时转换叙事目标，来谈谈在鄂图曼帝国底下，社会的组成结构。文中前半将以俯视角度纵观职业与宗教，后半则把焦点放在女性与诗人等特定族群上。在进入主题之前，先说明不同的职业与宗教对鄂图曼帝国社会的重要性。

在鄂图曼帝国的观念里，社会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构成，这是一种前者管理、后者纳税的二分法。被统治者的土耳其语为“reaya”，意指羊群，从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其中所衍生出来的意思。不过此二者并不受士农工商等身分拘束，这些身分差异基本上是来自职业，并非与生俱来。然而从国家角度来看，理当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之间互不流动，尽可能固定不变，以图社会稳定。

女性是之于家族男性（父亲或丈夫）在此二分法之下的附属品。从根本上来看，鄂图曼帝国从不认为女性能够独立从事生产活动，所以除了寡妇人家（家中无男性的农家）以外，女性并非课税的对象，因此并没有受到国家关注。

国家依照这种二分法建构课税体制。今日所见被统治者的相关信息，多半来自统治者印象中的理解，也就是他们作为纳税人的身分。课税体制还分成职业与宗教两大项。

课税体制在反映社会现况的同时，根据其推行的方针，甚至有改变现况或稳固社会的力量。举例来说，鄂图曼帝国持续推动游牧民定居政策，对刚定居不久的游牧民按农民身分征收税金，借此顺利让游牧民将职业完全从游牧转行到农业，成果相当显著。从职业来区分，鄂图曼帝国的纳税人又可分成农民、游牧民、城市商人／手工业者三种。

同样地，宗教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纳税，其重要性绝不容忽视。基本上以是否为穆斯林来区分，但因征税实务所需，非穆斯林又按宗派细分。

◎农民纳税人

鄂图曼帝国的被统治者大半为农民。如前所述，多数农民长期以来受分封制牵制，需缴税给西帕希骑兵。农民缴纳的税金种类及税率是根据奥斯曼以前的习惯，然后逐渐依照鄂图曼帝国的原则调整过来。因此，帝国的统治是以缓慢的步调深入社会底层，从农民的立场来看，他们不曾面临急遽的改变。而且帝国严格监督西帕希骑兵行使征税权，所以一般认为鄂图曼帝国在多数农村地区实现了稳定的统治。

这一点在巴尔干尤为显著。地方法令集明文规定西帕希骑兵的权利与限制，大部分的基督教徒骑兵也随着时序更迭，逐渐融入鄂图曼体制。当然，农民和骑兵之间经常因税收问题发生纠纷。若从身为军人的骑兵与农民两者的身分对比来看，平日里的纷争显然对后者不利，不过实际上农民经常向镇上地方法庭提出诉讼，成功捍卫自己的权利。

相较于巴尔干西帕希骑兵与课税权融合一体的情况，安那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鄂图曼早期旧领主（特别是部族领导人与神秘主义教团）多半还保留有一定的权利。那时，从农民征收的税金主要由新上任的西帕希骑兵或国家派遣的课税官与旧领主瓜分。对农民来说，顶多是缴税对象的不同，应尽的义务及权利不变。

根据苏丹法既定条款，农民持有住宅地及其四周的蔬菜田，至于耕地仅具有保有权，耕地最终所有权（raqaba）归属苏丹。保有权则为父传子，而且农民必须缴纳土地税（Resm-i çift）以保有土地，更必须针对作物缴纳十分之一的税金，不过这十分之一税金的税率又因地制宜，多半为百分之二十左右；另外还有结婚税、赋税等多种杂税，如第五章介绍过，阿法税原为临时税，十七世纪以后成为常态税。耕地的保有权按惯例只能由儿子继承，但十六世纪末以后放宽限制，亦可传给女儿，唯仅限家中无男丁之情况。

◎农业生产

属于鄂图曼帝国“本土”的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主要作物有秋播的小麦与大麦，虽然也有种植其他谷物，但都非主流作物；巴尔干中央低地与安那托利亚北部则为稻米生产地带。这些地区的共通特征是，会在从事农业之余，亦广泛饲养家畜，虽然以羊群为主，但多瑙河流域的养猪事业亦为重要产业。许多地区更生产红酒等酒类，为帝国重要的税源之一。

农民　安那托利亚及巴尔干农业以牛只为主要劳动力来源，除了耕作以外，牛同时也是将农作物运往市场的交通工具。17世纪后半叶作品，托卡比皇宫博物馆馆藏。

农业的基本运作模式，是由核心家庭组成的农家，在两头牛的劳动力足以应付的耕地范围内，仰赖牛只犁田耕作，这种耕作范围土耳其语称“Çiftlik”（农场），同时也是分封制度下的课税单位。另外还有利用水车的小型灌溉农业，但水源基本是仰赖降雨等天然资源。

这样的农业形态并未因课税制度从分封制改为税收承包制而产生大幅变化。但在十七世纪初，安那托利亚和叙利亚因多次发生杰拉里叛乱，农民被迫逃离村庄，结果各地纷纷出现整座农村消失的情况。毕竟在当时人口密度依然较低的安那托利亚，人们还可以选择以团体移居其他地方，或是进入山区过游牧生活。不过这种十七世纪初的混乱情况，到了中期后逐渐恢复稳定。西帕希骑兵的管辖中若有农民逃逸，在向地方法庭注册后，依规定自申报起十至二十年内，该西帕希骑兵有权将农民强制带回管辖区，唯缴纳“离农税”的农民得以合法离开所属农村。

十七世纪恢复生产力以后，各地不断推出特产，诸如马拉提亚（Malatya）盛产各类水果、叙利亚及阿达纳地区的棉花、马其顿烟草等。作物的买卖也促使地方之间彼此联系，发展出地方贸易。农民将谷物及所述商品作物卖给邻近的地方城市而获取现金收入。在鄂图曼帝国，农民有以货币缴纳税金的义务，因此农村以货币进行交易的经济型态已为常态。另外，有许多农民因为贷款而失去土地保有权，这个现象到了十八世纪愈发明显，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如第七章中介绍的实质大地主。

◎游牧民

对于鄂图曼帝国，一般人有“突厥裔游牧民之国”的错误印象，但实际上政府对游牧民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尽可能督促他们进入定居的生活。十六世纪初，鄂图曼帝国大举征服安那托利亚东部后，开始有大宗游牧民人口流入鄂图曼管辖内。政府对待游牧民与对农民一视同仁，同样在冬季营地执行税收调查，落实登记每一个游牧民的名字与所持羊只数量，这完全是为了将以部族单位形成的游牧民拆散成“个体”以便国家掌控的方针。

从十六世纪的调查来看，在游牧民人口估计占最多数的安那托利亚中部和叙利亚，其人口也没有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游牧民在冬季营地多从事农业，由此看来，多数的团体逐步迈向定居生活。另一方面，游牧民所提供的食用羊肉、运输工具骆驼以及地毯等手工艺品，都是帝国重要产品。十九世纪以前，游牧民在鄂图曼帝国的经济活动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为重要的生产者，安那托利亚甚至有多达八千个左右有单位名称的游牧团体。

在巴尔干，各地散布着许多从安那托利亚移民而来的突厥裔游牧民。在对抗哈布斯堡家战役等战事中，他们以辅佐兵身分投身沙场，并享有免税特权作为报酬。另外，势力深入巴尔干山地的基督教徒畜牧民（Vlach）也同样取得免税特权，并负责维持治安等职务。安那托利亚东部山区的库德族游牧民部族族长获帝国授予世袭领导权，多半亦负有防卫边疆的义务，且强制参加远征。这些无疑是鄂图曼帝国的策略方针，针对维持部族组织的游牧民采怀柔手段，让他们享有特权的同时，又可满足战时为我方所用的军事目的。

◎商人、手工业者

另一方面，城市是属于商人和手工业者们的地盘，他们的活动主要受公会（Esnaf）组织管理。一般认为，鄂图曼帝国的公会是源于帝国成立以前架构松散且分散在各地的工商业者组织。帝国政府将这些组织重新编整成公会以便执行课税，因此这些工商业者公会在政府公文中，是以固定的纳税单位呈现。不过，原本的工商业者组织因所在城市及行业差异而带有不同特色，所以公会实际上也保有多样性。

公会唯一的共通点，是公会负责人全由政府指派，全权委托就任者统辖课税和生产活动的相关事宜。公会长在安那托利亚和巴尔干称作“总召”（kethüdā），在阿拉伯世界则称为“谢赫”（shaikh）。不过，若仅关注课税功能，则公会长的作用与税收承包人没什么两样，因此在十七世纪以后，伊斯坦堡的主要产业公会开始出现常备军骑兵团军人出任公会长的情况，这时身为公会长助理（yiğitbaşı）的公会成员为公会真正的代表。但公会长一职由非公会成员接任的现象究竟有多普遍，目前仍不甚清楚。

公会的机制是让同行间得以平等分配原料和商品，以及管理品质、规格、价格，然而公会在这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功效，却有诸多不明，毕竟工商业者间的贫富差距一目了然。限制店铺与经商老板的数量、维护既得权利也是公会的重要职责，但这部分并未能完全落实。

公会和宗教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分陈，各行各业间的差异也甚大。举例而言，各地皮鞣公会等组织，与继承了第一章提及之亚希组织思想的神秘主义教团关系密切，还保留极具伊斯兰色彩的传统仪式。公会祭祀守护圣者的习惯，也表明公会继承了许多在地社会的各项传统。此外，城镇中有许多由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商人工匠混合组成的团体，外貌看似纯粹的职业团体，但其实是也公会。对于为了课税而掌握公会信息的政府来说，其内部差异并无太大影响。

鄂图曼帝国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习惯上由该地地方法官每季公告市场上的贩售价格。地方法官与公会长等人协商，决定商品价格后予以公告，并委任辖区内的市场监督官监控交易情况，维护市场风纪。地方法官所承担的这些业务，实属政府基层行政机关工作的一环。地方法官监督商品是否以公正价格贩售，是因为比起推动产业发展，鄂图曼帝国更看重落实保护消费者的原则。只要能够让价格更低、品质更优良的商品流通市场，政府不会阻止商品从外地或国外进口。这是一种违背重商主义的政策，毕竟中央政府与朝廷为最大宗消费者，也因此公会的工商业者随时面临与其他城市产品或海外商品竞争的情况。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各地相继出现可以作为地方特产、且极具竞争力的手工业产品。

◎城市发展

十六世纪，安那托利亚各地兴建供农民、游牧民买卖农作物或畜产品的市集的城镇数量明显增多。设有市集的城镇一般会视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郡），整合兴建清真寺，派遣地方法官处理司法业务及课税。至于地方城镇，在整个十六世纪普遍盛行手工业，利用农作物及畜产品制作产品。为了便于交换农作物及手工业产品，地方城镇间建构起一套贸易网络，结果带动各地兴起一种以地方经济为核心的城市成长。于是，十七世纪城市数量急速增长，手工业产品中具有竞争力的地方特产便在这种地方经济发展中诞生。

比起安那托利亚的转变，巴尔干各地的情况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两地极有可能历经了相同的演变过程。十七世纪前半叶，安那托利亚及叙利亚因杰拉里叛乱的影响而情势混乱；相较之下，巴尔干社会相对稳定。实际上，十七世纪巴尔干开始出现一些手工业产品，市场范围广布帝国全境，诸如保加利亚非力波波利（土耳其语为“Filibe”，今普洛第夫［Plovdiv］）的毛织品（aba）等。到今天为止的研究，多半以十七世纪基督教徒人口锐减的资料为依据、而采信“巴尔干衰退说”的说法，不过近几年亦有许多研究根据相同资料做出不同的解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巴尔干没有步入极端衰退。

事实上，巴尔干在鄂图曼统治下，各地城市蓬勃发展，雅典也是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塞拉耶佛位在伊斯坦堡往来亚得里亚海杜布洛尼的乾道上，不仅经济活动发达，也是巴尔干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城市。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城市明显扩大，相较于安那托利亚和巴尔干，该地原本就已发展出许多核心城市，所以该地的城市发展是以既有城市扩大的形式进展。曾有研究试算，在鄂图曼统治下的三百年间，阿拉伯世界的城市人口成长平均达四成左右。其背后推手，当然是鄂图曼帝国管制下全面性的稳定局势。

伊斯坦堡城内的市集景致　在竖立拜占庭时代记念柱的广场上，菜贩、花店正努力做生意，购物客群中亦可寻得女性的身影。17世纪，科雷尔博物馆（威尼斯）馆藏。

◎往来帝国各地的大商人

不过在鄂图曼帝国，除了加入公会进行贩卖、贸易的一般商人以外，还有一群取得苏丹特许、从事远距贸易的大商人。和公会商人一样，他们也是由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组成，透过商业合作或汇兑交易等各种手法进行大笔买卖。

取得特许的大商人亦负责提供伊斯坦堡的粮食补给，从各地输入原物料，举凡黑海西岸的谷物、安那托利亚西部与色雷斯的水果蔬菜、巴尔干羊肉及安那托利亚黑海沿岸的木材等，埃及产的稻米更成为伊斯坦堡宫廷中的御用品。于是在商品集中流入伊斯坦堡的同时（所谓的纵向流通），各地特产亦开始散布流通于帝国各地（横向贸易），两种商品通路便在相互竞争下逐步发展。

十七世纪以后，负责帝国国内大规模商品流通的特许商人，大量利用欧洲诸国商人名下货船，他们向欧洲商人租借商船，用以联系帝国内部和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叙利亚、埃及等地的贸易。十七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不受国家限制，欧洲产纺织品也搭上这条顺风船，流通帝国各地。但如后述，欧洲产品在帝国占有一席之地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

然而，十七世纪以后，帝国内确实可见欧洲商人及其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日后成为他们商业伙伴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希腊正教徒——大商人强势崛起，急起直追原占有优势的穆斯林、犹太教徒等大商人，成为远距贸易的主要操盘手。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鄂图曼帝国疆域，直抵哈布斯堡家族等中欧及俄罗斯地区，十八世纪甚至握有政治力量。关于这部分，在第八章会详述。

宗教共同体的世界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

接着来介绍鄂图曼帝国人民，按宗教之分遵守一定秩序的生活样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身负不同的纳税义务，因此对国家而言，宗教区分显得十分重要。

伊斯兰法中有详细规定非穆斯林的待遇，早在鄂图曼帝国成立以前，伊斯兰法便是一套完备的成熟体制，因此鄂图曼帝国不过是依照各项规定进行管理统治。原则上，缴纳丁税接受伊斯兰支配的“有经者”（People of the Book）能获得生命、财产、信仰自由的保障。鄂图曼帝国底下的非穆斯林全为有经者，没有例外，因此毫无疑问得以适用前述原则。

这项原则同样也要求国家能够根据伊斯兰法，给予非穆斯林适当的“不平等待遇”，不过由于鄂图曼帝国的基督教徒人口众多，从资料可以看出，要想实践并不容易。底下介绍“依司本地税”（Ispendje）作为一例。

根据《伊斯兰百科事典》解释，依司本地税为非穆斯林缴纳的土地税或丁税，但要细说其内容并不容易。实际上，依司本地税是巴尔干基督教徒长久以来支付给封建领主、充当徭役税或丁税的税金。鄂图曼帝国借由实施这项鄂图曼税制中固有的制度，从而取得现实和前述原则两者的折衷。

举例来说，在安那托利亚东部或高加索、北伊拉克等地，依司本地税是设定为非穆斯林缴纳的定价（二十五银币）税金，再加上伊斯兰法规定的丁税，两相加总，比这些地方上穆斯林所缴纳的土地税额（五十银币）略高。这里，依司本地税作“少额土地税”解释。伊斯兰法上，依规定必须向非穆斯林收取丁税的政府，借由收取依司本地税来调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税额。鄂图曼帝国各地的税制繁杂，从该例即可看出，鄂图曼帝国如何在遵守伊斯兰法原则的同时，实践实效性统治的特性。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经由伊斯兰导师埃不斯特等人的努力，使旧有的税金规则伊斯兰化（符合伊斯兰法解释），并借由诸多案例，明文制定出对穆斯林较为有利的若干税种体系，非穆斯林确实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巴尔干地区的伊斯兰化程度　本图为1525年左右的推算。阿尔巴尼亚于17至18世纪逐渐改信伊斯兰。Minkov[2004]

税收以外的差别限制，是非穆斯林无法成为具有免税特权的管理阶层。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基督教徒农民虽然可以利用少年充军打开迈向成功之门，但他们一般来说不太接受这种做法。然而，成为管理阶层取得免税特权却是众所渴求，这一点早就被指出，是影响伊斯兰在巴尔干扩展的重要因素。另外，主动改信伊斯兰教并向伊斯坦堡呈报，还可获得奖励改宗的皈依奖金（kisve behāsı）。

在巴尔干，人民基于各种理由自主性改信伊斯兰教的行为，自十四世纪以来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结果，尽管穆斯林的分布零散，但其人数成长却已达整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改宗较多的地区包含波士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方，另外也有像阿尔巴尼亚等地人口多为穆斯林的地区。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巴尔干改信伊斯兰教的浪潮才因鄂图曼帝国迎来转机而停歇。

◎基督教徒与教会

鄂图曼帝国内的非穆斯林，可分成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政府为了掌控这群人，将前段章节中提及用来控制公会组织的办法如法炮制在他们身上。换言之，鄂图曼帝国将既有团体的领袖正式命为该团体首长，赋予他们在城市区域中征收丁税的任务，以作为换取团体内部自治的保证。当时政府利用的既有组织是基督教徒的教会组织，但不论是希腊正教或亚美尼亚教会，其教会组织成长为一个涵盖鄂图曼帝国全境的统一“教会”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关于这部分，待第八章详述。

从十五世纪以来，鄂图曼帝国的惯用手法是将能够实施课税的范围，全权委托各界负责人代为管理。梅赫梅德二世于十五世纪中叶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分别将伊斯坦堡的希腊正教会总主教及亚美尼亚总主教任命为各教派领袖，也是基于前述的意义。关于集中税务的相关事宜，由伊斯坦堡总主教委任两派领袖处理，其他宗教事务则由政府另派人员负责。十五世纪以来，“帝国境内的希腊正教徒领袖是伊斯坦堡总主教”的这种主张看来为后世虚构；而且实际上，鄂图曼帝国于十六世纪允许位于佩奇（Pécs）的塞尔维亚正教会独立，所行政策和后世对总主教人选的主张相互矛盾。

在鄂图曼帝国内生活的基督教徒，就算不提上述教会组织的种种事由，他们的日常起居，也都是以邻近教会为中心打转。农村中极少有多种宗教信徒混居的情况，但群体在城市中以教会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则具有特殊意义。教会的功能是掌管信仰宣导和各式礼拜，利用私有律法解决共同体内部的问题，执行审判或其他处置，并负责汇整税金缴纳政府。因此，这类功能和教会组织重叠的宗教共同体，拥有强大的自治能力。

虽说基督教徒遵从教会律法，但为政者还是具备教会律法同受伟大伊斯兰法保护的认知。因此，伊斯兰法的地方法庭依旧受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纷争。另外，根据案情，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同样可请求伊斯兰法地方法庭审理；尤其在契约及买卖方面，他们似乎经常利用相关法案完备的伊斯兰法庭。

◎犹太教徒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是鄂图曼帝国犹太教徒最受瞩目的“金色年华”。从欧洲地区移民、定居于此的犹太教徒，运用他们长年累积下来的金融网络，在鄂图曼帝国大展身手。

犹太教徒大规模的移民源起于十五世纪末、发生在伊比利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鄂图曼帝国有组织性地于一四九二年及一四九七年，接纳分别遭西班牙和葡萄牙流放的犹太教徒，更在十六世纪中叶收容曾一度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教徒（marrano），让他们定居在塞萨洛尼基等帝国各地的城市。这群犹太教徒多为商人或有一技在身的工匠，因此帝国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在这里他们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说着独特的犹太西班牙拉帝诺语（Ladino）。

然而在同一时间，德国及匈牙利当地对犹太教徒的迫害则不断加大，许多犹太教徒纷纷逃往鄂图曼帝国，这群人则被称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在帝国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一群在地希腊犹太人（Romaniotes）的情况下，鄂图曼帝国的犹太教徒构成变得十分复杂。

鄂图曼帝国对犹太教徒的待遇，和对基督教徒一视同仁，指派首长，并以支付丁税为交换条件，承认他们在共同体内的自治权。但是，犹太教会组织有别于基督教教会，不具位阶结构，而且基于前述事由，他们内部又会按出身地与现居地之别，分成更小型的共同体，也因此政府另外派遣税务负责人作为应对措施。据说，在犹太教徒人口过半的塞萨洛尼基，就有多达二十七个犹太自治团体。

第一代犹太人移民中，曾经出现一批取得苏丹信任而大放异彩的人物，其中又以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最为有名。约瑟夫．纳西待过葡萄牙、比利时，于一五五三年左右时，辗转移居到伊斯坦堡。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活跃在政界与外交圈，并取得关税承包权，征收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红酒关税，累积更多财富。他与鄂图曼朝廷及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之后的犹太教徒大商人代代传承下去。

然而，随着世代交替，犹太教徒大商人逐渐与欧洲金融市场脱钩，失去直接联系，因而丧失活力。十七世纪以后，他们最后被竞争对手希腊正教徒商人及亚美尼亚商人夺走主场优势。尽管犹太教徒外汇商在承包税收事务的金融部门仍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些外汇商或大商人也仅是整体犹太教徒中的少数，其他绝大多数是加入城市一般公会的工商业者，也有不少人是领日薪的底层劳动者。

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犹太教徒深受在土社会——也就是穆斯林社会——影响，在生活文化方面，基本上都经历过同化过程。与此同时，接纳犹太教徒的城市社会也将他们的部分文化吸收，融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例如，据说传统皮影戏卡拉格兹（Karagöz）及鄂图曼风格环形剧场（orta oyunu）等剧中主角，就多由犹太教徒担任。

十七世纪中叶，鄂图曼帝国整体上下陷入一片混乱，沙巴泰（Sabbatai Zevi）在安那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İzmir）推行弥赛亚运动，可说是犹太教徒行动对帝国产生影响的实例之一。沙巴泰自称“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宣称世界末日到来，前来拯救信徒。这项运动霎时跨越帝国边界，蔓延至东欧、德国等地的犹太教徒圈。虽然，弥赛亚运动在一六六六年因沙巴泰改信伊斯兰教而落幕，但据说他们后来以一种秘密结社的形式存留下来。

◎穆斯林

在鄂图曼帝国社会，穆斯林拥有绝对的优势立场，毕竟帝国社会充满了伊斯兰特征，举凡伊斯兰法、以伊斯兰法为原则的统治、基于宗教立场的忌讳和习惯、遵照伊斯兰教历的日常活动等等，无所不在，而且城中也建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清真寺。诚如前言，属于宗教学者阶层的地方法官也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鄂图曼帝国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巴格达等伊斯兰圣地进行修复与扩建，尤其是麦加、麦地那二大圣地及朝圣之路，受到钜额的宗教捐款所维护。

穆斯林的庶民生活处处围绕着伊斯兰的气息。那么，伊斯兰教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

穆斯林所生活的街区，多半以清真寺为中心，因为清真寺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心之一。在地方法官统辖的城市行政中，清真寺的伊玛目（导师）属于最底层的基层宗教学者，除了平日指导民众礼拜以外，更负责举办婚丧喜庆仪式。街区居民不时捐赠小额捐款，给住家附近的清真寺以维持其营运，诸如支付蜡烛费用、支薪聘请伊玛目为自己诵咏《古兰经》等。虽然街区规模及密集度依地域和城市而大相迳庭，但不论是何地的穆斯林，他们的日常片刻不离清真寺。

鄂图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及阿拉伯世界大致上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这些地区都以一间宗教设施——不限于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一个街区，鄂图曼帝国以此作为城市的基本行政单位运作。当街区以宗教设施为中心时，该区宗教信徒间的凝聚力通常会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城市居民对住处的要求，主要基于生活的便利性，因此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有不少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也居住在清真寺街区里。

另外，从城市整体来看，城市生活主要仰赖富裕阶层大笔的宗教献金捐献来营运。例如以塞拉耶佛的城镇为例，十七世纪后半叶时，造访塞拉耶佛的游记作家爱维亚．瑟勒比，即如此描述塞拉耶佛的城中景致：“换言之，整座城市由一百零四个街区构成，当中包含十个基督教街区和二个犹太教街区，设有七十七座大清真寺☆、一百座小清真寺☆、无数间伊斯兰经学院☆、一百八十座学校☆、四十七所神秘主义教团修道场☆、七间食堂☆、四百处以上给水设施☆、七百口水井、一百七十六架水车◎、五间土耳其浴◎、三处驿站◎、二十三间馆驿（khan，城中驿站）◎、一千零八十间店铺◎、一间贩售高级品市场（Bedestan）◎、七座桥、一座塞尔维亚正教会、一座天主教教会和一座犹太会堂（synagogue）。”

瑟勒比在游记中列举的数字，实际上多是为了押韵或夸饰，不足以采信。尽管如此，从文中依旧可以看出瑟勒比心中所勾勒的城市应有的街景形象。其中，语尾加上◎符号的设施，通常会收取费用作为宗教献金，☆符号则是利用宗教献金营运的宗教慈善设施。整座城市充满了与宗教捐献密不可分的建筑设施。

以塞拉耶佛来说，捐款者多为任职该地州军政官的帝国官员，不过在地宗教学者等人也会兴建清真寺。可以肯定的是，在塞拉耶佛这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共同生活的城市中，借由伊斯兰的宗教捐献制度，公共基础设施相当完善。这种现象在鄂图曼帝国各大城市十分常见。

帝国妇女

◎妇女与法庭

不单是鄂图曼帝国，想要了解女性究竟是以何种身分地位立足于前近代社会当中，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尤其是鄂图曼帝国的女性，她们亲自执笔写下的文书资料很少，能够一窥她们私人世界的线索非常有限。

不过，在鄂图曼帝国，有关女性的法律——诸如她们被赋予了哪些法律权利、以及她们如何依法采取行动——则是较为人所知的领域。因为在帝国统治下，各地方法庭是许多女性经常利用的机构。法庭兼具“登记处”的功能，不论是结婚、离婚、买卖、宗教捐献或是争议纠纷，女性在任何场合都可向法庭请求协助。

鄂图曼帝国施行伊斯兰法，伊斯兰法中详尽规定女性的行动规范及其权利义务，并且在一定的限制内明确保障女性权利。相较于男性，女性明显受到许多限制。虽然由此可以解读成女性的立场相对弱势，但亦可理解成女性可以“明确权利”为依据，主张其享有的法律保护（及实际情况）。法庭记录中所呈现的，是穆斯林女性如何在同时受法律限制与保护的两个面向的影响下，坚毅地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样态。

◎妇女的限制与权利

以下先来讲述对女性限制的一面。伊斯兰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有着明显的男女之别。这一点可以看做是在公领域排挤女性，亦可以解释成女性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有别于男性中心社会的“另一个世界”里。在鄂图曼史上，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女性，仅限苏丹后宫里的少数嫔妃。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政治场合上几乎不曾出现任何与皇宫无关的女性名字。

法律对女性的限制繁多，诸如从父亲等人继承的遗产税必须与男性兄弟对分、各类契约与法律判决必须有男性监护人、身边的男性伴侣有权拥有多名妻子及女奴、身为妻子或母亲之于男性的权利并不受一对一的保障等。在婚姻方面，女性所处的不利状况，虽然借由男性义务支付婚前费用（相当于聘金）及婚后费用（等同离婚赡养费）的方式，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但以今日观点来看，女性明显是处在一种利益不对等的环境下。至于离婚，也仅限男性单方主动提出，女性很难诉求离婚。

不过在前近代社会中，对这种情形该如何评价还有待商榷。结婚所需的支出可观，所以能够拥有多名妻子的男性也只在少数，仅占人口整体百分之五左右。真正威胁妻子地位的，其实是丈夫名下那些属于奴隶身分的女性。不过，女奴可说是富裕阶层展现身分地位的一种“高贵”象征，所以也仅限沃尓沃人士能拥有女奴。此外，女奴所生育的小孩与妻子诞下的孩子于法律上并无区别，就妻子的立场来看可说是相当不利。

诚如前文，一夫多妻或是拥有女奴，对“庶民”而言犹如天方夜谭，对富贵豪门来说却习以为常，不难想像当中牵扯了多少感情纠葛，但能让我们一探内情的资料实在不多。一名男子名下的家庭，是由他的妻子（一名或数名）、母亲、女奴、子嗣、女性佣人和宦官（极少户人家才有）所组成，泛称为后宫（harem），而苏丹的后宫规模想当然尔远远凌驾在他人之上。同时，在住宅分区的规划中，后宫成员利用的空间亦称为“后宫”（Haremlik），托卡比皇宫里的后宫部分即对应所述空间。相对地，住宅中以男性为活动中心并对外来访客开放的区块（即客厅），土耳其语称作“主宫”（Selamlik）。

在鄂图曼社会整体，习惯将住宅划分成后宫与主宫，将女性隔离在男性视线以外，造就出另一个“女性世界”。在只有女性的世界里，其辽阔程度或许远比想像的更为自由、多采多姿。首先，住宅与街区基本上是女性的专属空间，这些地方的设计与动线都别具巧思，遮蔽外来视线，区分外来者与内部成员的活动范围，让女性得以舒适地畅游其中。而且，女性外出机会也不少，诸如亲戚间的走访、朝礼圣者庙宇、洗土耳其浴、巴札市集购物等，十八世纪上流社会女性流行到郊外的庭园绿地出游玩乐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尽管拥有游玩特权的只限于富裕的上流社会，但是无论是哪一阶层的女性，绝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孟塔古夫人眼中的鄂图曼社会

孟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是英国大使之妻，于一七一七年拜访伊斯坦堡时，针对鄂图曼帝国女性，她记下了其所见所闻，编写成书。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东方女性早已充斥着透过遐想所勾勒出充满异国情调的刻板印象。尽管如此，孟塔古夫人以她满腹的好奇心潜入鄂图曼社会，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描绘亲身经历的种种。孟塔古夫人在前往伊斯坦堡的途中行经索菲亚，是日她穿着洋服进入穆斯林妇女的澡堂（hammām），并写下当日所见逸事。

我在早上十点前往浴场。分明是早晨，里面却已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有人正热络地闲聊，有人做着手工艺，也有人闲暇地喝着咖啡或特调糖水。横卧在软埝上的女子身旁，大多伴随着十七、八岁青春可人的女仆，用熟练的指法帮她们梳头打扮。若用一句话来形容眼前这番光景，这里就好似女子版本的伦敦咖啡馆，耳中传来的尽是城中最热门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本地女性似乎每周都会来浴场一次，而且至少待上四、五个小时，乐此不疲。她们即使从热气腾腾的澡堂突然进入凉爽的屋内，也不会感冒。（绀野文、林佳世子合译，以下皆同。）

身着鄂图曼风格服饰的孟塔古夫人

澡堂是社交场所，在水声与人声嘈杂当中，女人们彼此赤裸裸地把手言欢，优雅地应酬交际。甚至，孟塔古夫人不时惊叹她所接触到的上流女性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只属于”她们的世界，就连丈夫都能蒙蔽在内。

土耳其妇女不论是何种身分地位，外出活动时，都必须头戴双重纱布巾遮掩面孔，身穿覆盖全身的外套，从头到脚包得密不透风。这样的打扮，可以非常巧妙地隐藏身分，很明显地比我们更具隐私、更加自由。光从外观几乎无法辨识究竟是身分高贵的贵妇人还是奴隶，即使丈夫在街道上巧遇太太，也不会知道眼前这名女子是自己的妻子。……这种在外无时无刻一身仿佛参加面具舞会的装扮，让女性得以为所欲为，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而且这里的女性不用太在意丈夫的怒气，因为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离婚时丈夫还必须支付她们一笔费用。如此这般，就我看来，鄂图曼帝国只有女性拥有真正的自由。

孟塔古夫人似乎非常直觉地感应到面纱后面所隐藏的“另一个世界”。她自己也曾多次穿着鄂图曼风格的服饰外出，面纱不仅隐藏了她身为外国人的身分，同时也确保她可以自由行动。孟塔古夫人对于男子重婚的见解也十分耐人寻味，她不带任何偏见，将鄂图曼社会形容成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

的确，法律上允许男人得以拥有四名妻子。但是，即使是身分高贵的男人，也没有人如实照办，我更从未听闻有任何妻子能够忍受与人共事一夫的实例。丈夫如果外遇，通常会另寻他处，金屋藏娇，并且就像英国人一样，尽可能地隐密幽会。众多位高权重的男子中，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豢养了许多女奴，那人便是财务长。众人称他放荡成性，他的妻子虽然与其同住，对他却是避而不见。

◎妇女持有资产

正如孟塔古夫人所言，女性的地位因其财产权而获得保障。妻子的资产与丈夫资产完全分开，是伊斯兰法的一大特征：丈夫资产归丈夫所有，妻子的归妻子。从双亲继承得来的财产和嫁妆，不论是面对丈夫或是在社会层面上，都发挥了保障女性地位的作用。女性还可透过她能够接触的男性（父亲、兄弟、丈夫、儿子）以及女性商人，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灵活运用自己的资产累积财富。出入富裕人家的女性商人逐渐成为其他女性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号人物。一般认为，女性商人以非穆斯林居多。

例如，调查十七世纪伊斯坦堡的大市集资料，其中购得店铺经营权的人有百分之二十四为女性。若每月房租为二十银币，则经营权价格平均为四万二千银币。经营权十分昂贵，所以通常会分割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来出售；当然，她们并非自行开店，而是进一步将店面承租给商人或工匠。从事这类不动产生意的女人不在少数。经营权可以传给后代子孙，推测她们应该是委托代理人来签订契约。在货币经济发达的鄂图曼社会中，积极有效地运用资产进行各项投资，这种现象十分普及。

穆斯林女性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指定宗教团体，也是相当常见的作法。十六世纪，伊斯坦堡里的宗教捐赠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为女性。一项针对阿勒坡的研究指出，女性捐赠人所占比例，在十六世纪为百分之六，十七世纪为百分之二十六，十八世纪为百分之三十七，十九世纪更高达百分之四十四，不断与日俱增。依法律规定，个人只能捐赠自己名义下的私有财产，因此这类习惯的普及，显示出妇女普遍持有足以实际捐献的资产。

宗教捐献的根本意义，是替来世累积福报的宗教善行，不过实际上，这个行为的背后动机，多半是为了让心中的人选（大多时候为女儿）——而不是伊斯兰法所规定均分继承的对象——继承自己的遗产。女性捐献的物品中，以住宅最为普遍，富裕的女性与男性捐赠人一样，捐献种类繁多，举凡店铺、租屋等商业物件、以利息做活用的现金等皆含括在内。

在此介绍一则十分常见的捐献案例。根据记录，捐赠人将名下租赁住宅指定为宗教捐献财，以下为捐献记录摘要。

一位名叫奈芙莎的女子住在伊斯坦堡某市区，拥有一栋住宅，内有两房、储藏室、中庭和厕所，她于伊斯兰历九一四年（一五〇九年）将这栋房子捐赠与宗教。捐献条件如下：“这栋房子以一年五百四十银币的租金出租，所得收入，在本人有生之年期间归本人所用；死后，租金所得归获得自由的奴隶夫妇法提玛与芙儿喜，待他们死后，再由两人儿女继承，且一切修缮自行承担。当前述夫妻直系血亲后继无人时，则在阿里．贝清真寺（Alî Bey Mosque）以一日支付一银币的报偿，于每日早晚礼拜后，请伊玛目诵读三十分之一的古兰经文。租金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财产管理费，且指定穆斯塔法作为财产管理人，穆斯塔法死后，由前述阿里．贝清真寺的伊玛目担当财产管理人，保全财源。”

关于奈芙莎这名女性，只知其父名为哈姆萨，其余个人资料皆不详。她将财产实质上留给自己原本拥有的奴隶，限制其血缘断绝时，在所属市区的清真寺伊玛目管辖之下活用这笔捐献金，并要求诵咏《古兰经》作为回馈，以慰问己身在天之灵的安息。

如同前文所提的塞拉耶佛，在伊斯坦堡这整座城市中，出自男性或女性个人的立场，可以将私有的不动产或财富，透过捐赠的方式成为宗教的不动产，而在这些不动产的持有与捐献的实际情形中，女性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华丽服饰

虽说妇女外出时身着面纱，但这可不表示她们不会妆点自己。在她们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中，衣服不只是追求美感，更具有象征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意涵在。

搭配一件长裤（şalvar）、胸襟大开的长袖罩衫、外面套上长版短袖背心（entari），然后系上腰带，最后顺应四季变化披上中长袍（cübbe），便是帝国女性的基本穿搭。前文的孟塔古夫人在其著作中曾提及，她所接触到的上流社会妇女，服饰多以绫锦订制，佐以真珠钻石衬托装饰。查看沃尓沃女性的财产清单，金银珠宝尤为重要。拥有财产的女性是城市里重要的消费者。

孟塔古夫人取得鄂图曼女性的服饰，并留下一幅肖像画。从她对女性发型的描写，可以一窥帝国女性是如何争奇斗艳：

女子头上，一边多半斜戴着缨帽，金色穗子垂在一旁，帽檐装饰着一圈圈的珠玑璎珞，或是卷绕着华美刺绣的绢帕；另一边则是发丝垂肩，随兴穿戴各式各样的发饰。……当下最流行的，是用珠玉宝石拼缀成看似真花的花形头饰。换言之，她们会戴上真珠花苞、绚丽多姿的红宝石蔷薇、钻石茉莉、黄玉水仙等，个个精雕细琢，并上釉保护，鲜艳夺目，无与伦比。垂落在身后的浓密发丝，则是以真珠或缎带结成多条发辫。

◎象征富裕和权威的毛皮

女性服饰中，最具象征性的是衬着毛皮的长袍。整件内里或衣襟四周铺满雪貂、白鼬、山猫等动物毛皮的长袍尤其昂贵，象征持有者的社经地位。根据十八世纪出生于伊斯坦堡的亚美尼亚人道森（d'Ohsson）记载：“深秋时分穿白鼬皮衣，三周后则是西伯利亚产灰鼠皮的季节，冬天不由分说当然是穿雪貂大衣，到了初春又再次换上灰鼠皮衣。”虽然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人过着如此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毛皮大衣确实是伊斯坦堡的富贵象征。

对帝国男人而言，情况亦然。苏丹任命高官时，赐赠毛皮乃中亚和伊斯兰世界各国的传统，苏丹自己也是身穿价值连城的毛皮，正因为在苏丹宫中身上所穿的衣物代表着位阶高低，所以穿与不穿，官员没有选择的自由。在宫中，夏季毛皮和冬季毛皮的交替时日以及官服更替，同样由苏丹下令决定。

高价毛皮的主要产地为俄罗斯南部、黑海北岸的亚速夫（Azov）地区以及高加索等地区。送达伊斯坦堡的毛皮，一开始先根据宫廷需求鉴定品质，宫中大批采购后，剩余商品才流入市面贩售。根据历史记载，十六世纪鄂图曼帝国曾派遣商人前往莫斯科公国采购貂皮，由此可知帝国中人是多么热衷于购买毛皮这种在形式上象征着地位、不可或缺的奢侈品。

埃及市场　埃及市场是为了重新开发邻近港埠的犹太教徒地区而新建，以香辛料贸易为主。（作者拍摄）

◎苏丹之女与母后

伊斯坦堡上流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女人莫过于王室公主。一般情况下，公主多与上层军人政治家结婚，接着离开宫廷、在市区生活。因各种外在条件而决定的政治婚姻，男女双方不见得年龄相仿，所以也有不少公主与年迈军人政治家结婚后，因与丈夫死别而多次改嫁。借由联姻的手段将生活奢侈、不事生产的公主推给上层军人政治家，成了借机损耗有力军人政治家财富资产的最佳方法。或许，这也算是促使财富流向女性世界的策略之一。

举例来说，在十七世纪中叶，担任大宰相的梅勒克．阿禾梅特．帕夏虽已年过七十，但却被迫迎娶也近六十高龄的阿何密一世之女，这段“佳话”流传甚广。早已有过多次婚姻记录的公主，向梅勒克索取庞大的生活费，梅勒克再怎么不愿意也只能勉强答应。梅勒克的政敌甚至曾经打趣：“请梅勒克帮我养一头大象好了。”虽然这个笑话听来有趣，不过消息来源是出自前文曾引用描写塞拉耶佛景致的爱维亚．瑟勒比，所以可信度虽然不高，仍有可能发生。不论真假如何，这样的八卦想必给伊斯坦堡民众的生活增加不少话题。

然而在鄂图曼帝国中，女子毫无继承权。即使是公主之子，也没有特权，一旦从军，便是“苏丹仆人”。

富裕的后宫女人——尤其是苏丹的母后，曾为兴建公共设施而大笔捐出宗教捐献。以她们的名义捐赠，令其美德为世人所瞻仰，这些宗教捐献当中，以梅赫梅德四世的母后杜沆妃的捐献最为知名。新皇太后清真寺（Yeni Valide Mosque）位在伊斯坦堡市中心，其建设曾中断超过五十年，最后由杜沆妃捐款出资，才得以完工，并在附近兴建今日也十分有名的大型商业设施——埃及市场（香料市场），这项由杜沆妃出资完成的建设，对伊斯坦堡港湾地带的重建有重要影响。

杜沆妃

同时，新皇太后清真寺亦附设大型宗庙，不仅杜沆妃长眠于此，其子梅赫梅德四世、以及其后代四届苏丹和众多后宫女子也都葬于此地。这群来自后宫的女子，比苏丹更能自由支配财产，此时城市的重建与必要建设，可说是借她们的力量所推动的。

另外，在库普鲁律．梅何美特．帕夏解除了被威尼斯封锁的达达尼尔海峡危机的隔年，杜沆妃运用她的资产，在爱琴海直抵伊斯坦堡的要冲达达尼尔海峡之间兴建了军事要塞。库普鲁律家族的大宰相及梅赫梅德四世，经常参访这座堡垒，这项建设虽是财政窘困的政府仰赖杜沆妃的资产才得以完成，但也让杜沆妃从此声名远播，此乃后宫女性行动涉足政界的最佳佐证之一。

诗人

◎鄂图曼诗歌的世界

接着，以下介绍一群同样生活在近世鄂图曼社会中的诗人。诚如前文说明，在鄂图曼帝国的艺术界中，诗人是最亲近百姓的代表，他们同时也是联系统治阶层与被管理阶层的桥梁。本书所谓的鄂图曼诗歌，凡鄂图曼帝国人民所写的诗都包含在内。虽然鄂图曼帝国学识造诣深厚的知识分子也会以波斯语写诗，但土耳其语诗歌还是占最大宗。

不过，上述的土耳其语，意指“奥斯曼语”（Osmanlıca）。奥斯曼语吸收了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单字，像是以波斯语中最具代表性的“状声词 + 鸟（的）”的措辞（语法）来表现奥斯曼语的“鸟的啼声”，类似例子多不胜数，是一种外来成分比例极高的语言。事实上，想要灵活运用奥斯曼语，必须具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知识。鄂图曼帝国的中心成员由使用不同母语的多种人种组成，所有帝国成员——包括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人员在内——都必须习得的语言，就是奥斯曼语。

尽管如此，诗人纳比（Yusuf Nabi）的作品，有大量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词汇的诗歌，也有单纯仅以土耳其语字词为创作中心的作品。可见诗人有时也会顾及听者、读者的不同，来区分诗歌的难易度，这部分也许有些类似江戸时代同时精通中文诗歌（汉诗）与日文俳句的日本知识分子。

◎诗人辈出

在鄂图曼诗歌的创作中，全面采用波斯语诗歌的规定，不仅必须遵守以长短音构成的韵律（波斯语：ARŪŻ），也必须严守韵脚的各种规定。言下之意，鄂图曼诗歌讲究格律，并非人人都能随心所欲出口成章。但在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各式教育的普及，帝国各地开始出现以奥斯曼语创作诗歌的诗人，人人怀抱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聚集伊斯坦堡，盛况空前。第四章引述的海勒提来自马其顿，雅和亚则是阿尔巴尼亚人，都是在新军服役期间学习诗歌写作的人物。第五章提到的阿布都巴基出生于伊斯坦堡，第七章中介绍的纳比来自邻近叙利亚的乌尔法，内丁（Ahmed Nedîm Efendi）则是安那托利亚东部艾朱伦人。地方城镇也是人才辈出，孕育出许多鄂图曼诗歌诗人。

至于诗人云集伊斯坦堡的原因，如前述的阿布都巴基之例可知，主要是因为诗人献给当朝权贵显要的诗歌，是求得一官半职的埝脚石，即使本意不在此，也是能博得众人赞赏的商品。于是，鄂图曼诗歌中，以特定人物为颂扬对象的颂诗（Kaside）比重逐渐加大。颂诗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从十六世纪开始，想要当官，台面下私人交际的非正式社会关系日益重要，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也因此孕育出许多颂诗作品。

颂诗以外还有其他诗歌体裁，像是歌颂爱情、宴饮等人生喜乐的对句诗（Ghazal），以及以宗教诗居多的两行诗（Mesnevi）等等，以波斯语诗为根基发展的传统诗歌，也留下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另外，鄂图曼帝国时代也发展出一种独特诗体，称为“韵歌”（şarkı），据悉应该是附有旋律能够吟唱的韵文。

由阿布都巴基的经验可以看出，“诗人”在这个时代尚未成为职业的一种，但是取有笔名的诗人不在少数。而且，诗作必须以诗人名号发表，不以本名创作。鄂图曼帝国盛行编写诗人列传，其中十六世纪的阿许克．契勒比（Asik Celebi）在其著作中列出四百二十七名诗人，至于十八世纪名留青史的诗人，从多本诗人列传中可寻得一千三百三十二名，而这一千多名中，有一百六十八人达成了编写诗集（divân）的成就。

诗集的规格更加严谨，网罗多种体裁的诗文，且必须以固定格式编排。普遍认为，诗集集结了诗人呕心沥血的毕生创作，因此能够成功编纂诗集，被视为诗人“功成名就”的证据。这样一来我们或可假设，在广义的定义下，一千三百三十二名诗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二左右（一百六十八人）的诗人，以“职业诗人”之姿，专精在诗歌创作上。

◎内菲的颂诗

本段介绍十七世纪颂诗巨擘内菲（Nef'i）的作品。诗人内菲不仅以颂诗赞颂当朝苏丹、大宰相等政要名人，同时也以讽诗（hiciv）名手著称。简言之，诗人十分擅长描写人物，不论内容是褒是贬。以下节录一段内菲为歌颂军人政治家窟尤纠．穆拉德．帕夏所写的颂诗，窟尤纠是第五章介绍讨伐杰拉里叛乱的大功臣，此外他在伊朗战役中亦曾立下战功：

你扫荡了盗匪为安那托利亚带来安宁

你给伊朗国带来战火的喧扰

国主惧怕你的宝剑而窜逃

他们四处乱窜逃往印度

奔向布哈拉边境

去吧，尽管去征服他们吧

即使那里是不毛之地

他们会在那里寻得荒凉贫瘠但足以隐身的地底洞穴

去吧，用大军扬起的尘埃阻挡敌人视线

伊斯法罕的贵人啊

尽管在睡梦中寻找光明吧

虽然，诗中描写窟尤纠大破杰拉里乱贼及伊朗大军（伊斯法罕［Eṣfahān］为伊朗古都）的内容，并且十分肯定窟尤纠会将他们逼进凄沧荒芜的地洞绝境中。但实际上，窟尤纠（意指“挖井人”）在对抗萨法维朝战争中，曾跌落井底，失去意识而遭敌人俘虏，所以普遍认为这首诗在暗指窟尤纠失足的事迹。这简直是硬挖窟尤纠的旧伤，在伤口上洒盐。当窟尤纠本人看到这首颂诗内容时，岂会感到一丝欢喜？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内菲树敌不少，只因他的反讽诗招人怨恨。据传，一六三五年时穆拉德四世突然将内菲交给对他恨之入骨的军官，使他惨遭杀害，葬身大海。不属于“苏丹仆人”的诗人竟因苏丹一声令下而丧命，是当时朝野的一大丑闻。然而，伴君如伴虎，出入宫廷的诗人没有法律根据而惨遭惩处，这样的危险处境完全是可事先预料的。内菲遇害的确切原因不明，不过许多编年史作者都推估，是反讽诗害了他自己。

◎高官宴席与咖啡馆

内菲时常出入苏丹及有力军人政治家府邸举办的宴席，这类的宴会称为私宴（Majlis）。当时名声最响亮的诗人受邀参加宫中私宴，沐浴在修改苏丹等人作品的荣耀之中。有力军人政治家的私宴景致也是大同小异，让资助的御用诗人代笔，以主人名义发表作品也是常有的事。

私宴也是发表诗文、与会者共同赏析批判、甚至是透过诗文创建人际关系的场合。不过，十六世纪后半叶以后，私宴的领域已经扩展到市区，并且带起日后咖啡馆扩大的热潮。对于伊斯坦堡城中引进咖啡这种饮品，从而促成咖啡馆诞生的发展过程，编年史作者佩契维（Ibrahim Petchevi）如此描述：

在伊斯兰历九六二年（一五五四／五五年）以前，帝国首都伊斯坦堡及巴尔干地区尚不见咖啡及咖啡馆的踪迹。那一年，阿勒坡商人哈克姆（Hâkem）及大马士革商人谢姆斯（Şems）双双来到伊斯坦堡，各自在塔赫塔可雷区（Tahtakale）开设豪华店面，贩售咖啡。好奇心旺盛的民众，尤其是骚人墨客开始聚集到咖啡馆来一探究竟。每间咖啡馆经常聚集二、三十人，有人读书赏诗，有人专注在西洋双陆棋或西洋棋对弈，也有人借机大展身手发表诗作。以往，人们不惜挥洒重金，举办家宴，宴请各方好友，但自从咖啡馆兴起，只需支付一、两银币的咖啡费用，便能在咖啡馆享受交友的乐趣。

文中，哈克姆来自土耳其语称为“哈勒坡”（Halep）的阿勒坡，谢姆斯来自沙姆（al-Sham，大马士革的别名），怎么看都觉得是取谐音凑合出来的，不过从其他历史记录也确实可以肯定，咖啡馆大致是从这时期开始扩展。尽管如此，这不代表咖啡馆取代了所有的私宴集会，这段咖啡馆的描述，只是表明在咖啡馆普及的同时，民众发表诗文作品的场合增加，愈来愈多人以享用咖啡、赏诗为乐趣。

咖啡馆　下方是玩游戏的人群，中间有人正在吟诗赏析，右上方则是店员冲泡咖啡的身影。咖啡馆是男性的专属空间。16世纪后半叶作品，都柏林切斯特比替图书馆馆藏。

从颂诗的流行趋势可以发现，鄂图曼诗歌的主题，从十五世纪以前的宗教、苏非主义的主流，转变成描写现世日常的通俗作品居多。在作者为了展现学识修养，书写艰涩难懂诗文的同时——借用诗人纳比的说法“仿佛是阿拉伯语辞典一般”，也流行韵歌这些带有节奏吟唱的诗歌。种种迹象显示，诗歌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福斯的文化消费品。

◎赞颂爱情

以现世日常题材为主流的鄂图曼诗歌中，最普遍通俗的主题，便是“爱情”。鄂图曼诗歌最典型的形式，是在符合诗歌格律的前提下，倾诉着对神、对英雄、以及对恋人的满怀情愫。

爱情的描写也有一定规则。诗中登场的人物形象分两种：“爱人”（lover）与“被爱之人”（beloveds），两者之间存在着上下关系，“被爱之人”占有绝对优势，诗人通常站在“爱人”的角度去揣摩抒写。占优势者，以太阳、月亮、蔷薇、春天等词汇表象，“爱人”动不动坠入情网、为爱痴狂、又不时遭受背叛。诗中从不提被爱之人的心境，永远只有“爱人”的心情抒发。统一这种爱情诗歌世界约定俗成写法的人物，便是前文曾提及的阿布都巴基，而爱情诗歌的传统，则据说是十六世纪前半叶阿布都巴基的恩师——诗人扎堤所开创。以下引述一段扎堤的作品：

遮蔽旭日照映

使月色黯淡无光

揭开面纱的刹那

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

兄弟说约瑟夫独留井底

约瑟夫是憧憬那美丽婵娟

难掩羞涩而藏于地面

九重天上上下下因对他的爱而沸腾

世界沉醉在对他的热恋情怀中而朦胧恍惚

书中歌颂貌美的一字一句

闻者积郁尽散心旷神怡

真主啊

审判之日恳请您引导扎堤与我的他

拯救吾等免受地狱之火

指引我们归真之路

出现在旧约圣书创世记里的约瑟夫（Joseph），按伊斯兰传说，代表绝世美少年，故以“月亮”象征青春少年。在歌咏对恋人的爱意时，恋人几乎清一色是男性这点，也是鄂图曼诗歌的共同特征之一。

现今普遍知晓，当时的伊朗社会并没有否定同性恋情，且伊朗诗歌或画作也经常描述其模样，鄂图曼帝国社会也是相同情况。现代研究土耳其文学的学术界，也终于松绑禁忌，以“对神明倾吐景仰爱意的修辞学”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来解释那些赞颂少年俊美外貌、对他们谈情说爱的诗歌，尽管这套说词已显得思想落伍。当时留下数量庞大的作品，用情感丰富的语调，描述着对男性——尤其是少年——的情感，向后人展现帝国日常生活中存在多样的人际关系。

◎少年爱

至于当时鄂图曼社会的恋爱情况，出生于十六世纪后半叶、身为帝国财务官的文人盖利博鲁鲁．穆斯塔法．阿里（Gelibolulu Mustafa Âlî）有着如下的观察：

在我们的年代，面颊光滑无半点胡髭的少年大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男性以外的生物——就算是魅力无穷、艳冠群芳的大美女，也无法匹敌。为何如此？因为美丽贤淑的未婚女子畏惧世俗的目光谴责，只能避人耳目，低调行事。但是，与少年的交往，仿佛是进入社交圈的许可证，它的入口，不管是秘密抑或公开，大门是没有上锁的。更别提双颊细致滑嫩的少年，对他的主人而言，不论是在战场或家中，既是朋友，亦是同伴。若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是美如月的女子，既不会成为我们的亲友，也不会是同甘共苦的伙伴。

十六世纪《诗人列传》作者阿许克．契勒比即曾坦言，他的笔名“阿许克”（爱人）是源自自己深爱俊美少年的溺爱情感而来。实际上，他的《诗人列传》里记述了许多恋爱故事，当然也包含他个人的经历在内。举例来说，据传阿许克的诗人朋友坎迪（Kandi），曾将阿许克的情人（想当然耳是男性）离他远去的年号，以数字编写入诗，送给阿许克作为纪念。曾几何时（大约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发生转变）开始遭众人忌讳的同性恋情，在那个歌颂同性关系的年代，留下许多鄂图曼风情的浪漫诗歌。

第七章繁华中的不安（一六八〇～一七七〇年）

梅夫拉维教团仪式　各神秘主义教团都有其独具一格的仪式，其中梅夫拉维教团以旋转舞修行著称。17世纪作品，节录自Alt-stanbuler Hof-und Volksleben, 1925。

战争背后的国内动荡

◎二度围攻维也纳

本章将接回第五章的历史脉络。时序来到十七世纪末，一六八三年，在黑海西北岸与波兰、俄罗斯间的战事终于告一段落，大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帕夏（Kara Mustafa Paşa）决定出面迎战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此时，鄂图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面积达到了空前的纪录。卡拉自幼出生并成长于库普鲁律家族，同时也是这个家族的女婿。尽管当时已有不少人意识到帝国军事范围的极限，卡拉可能还是敌不过自己的利禄熏心，伴随苏丹梅赫梅德四世出征维也纳。

此次的维也纳围攻，一开始鄂图曼军队占尽上风，然而在他们眼看就要攻破城墙时，却遭来自波兰的敌方援军从背后袭击。结果情势逆转，卡拉的军队损伤惨重，被迫撤军。这种戏剧性的结局，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学者莫衷一是，但众人皆同意，比起跨越版图边境远征维也纳本身的失败，随后延续不断的长期战役，对鄂图曼帝国的打击更大。尽管维也纳围攻以惨败告终，却是鄂图曼帝国主动挑起的，但此后的战事，鄂图曼帝国多处于被动姿态，而且帝国军事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在这段期间内开始浮现出来。

◎《卡洛维兹条约》

欧洲诸国受维也纳战役胜利的鼓舞，奥地利、波兰、威尼斯三国成立大联盟，同盟军于一六八六年抢夺匈牙利中心城市布达、一六八八年夺得多瑙河要冲贝尔格勒（一六九〇年又被鄂图曼军夺回），另外威尼斯在爱琴海取得伯罗奔尼萨半岛。一六九七年，鄂图曼军在塞尔维亚北部的森塔（Senta）败给萨瓦公尤金（Eugen Franz von Savoyen-Carignan）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因而决意停止已持续十六年的匈牙利争夺战，于一六九九年签下《卡洛维兹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

根据条约内容，鄂图曼帝国同意放弃匈牙利领土。于是，鄂图曼帝国自十六世纪起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匈牙利统治终告结束。同时，根据该条约，同样被鄂图曼帝国纳为属国、统治一百五十年的外西凡尼亚也被划入奥地利版图，另外将连接匈牙利与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弗尼亚地方（Slavonia，克罗地亚东部）割让给奥地利，达尔马提亚地方（Dalmatia，克罗地亚西边）则割让给威尼斯。于是在巴尔干西部，形成波士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与奥地利交接的局面。半途加入同盟军的俄罗斯，于一六九六年夺下位于黑海北方的亚速夫。

《卡洛维兹条约》的签订，令鄂图曼帝国首次尝到广大领土缩减的经验。但是在十八世纪初，鄂图曼帝国又再次夺回部分失土，因此帝国内部并不认为上次的败北，最终意谓着领土的丧失，而是将问题归咎于大宰相及其他司令官的失败，或是苏丹欠缺领导能力。于是，国内有力军人政治家之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鄂图曼帝国在《卡洛维兹条约》中丧失的领土

这段期间，各家有力军人政治家所率领的鄂图曼军队成员愈来愈多样。十八世纪初，随远征队出征的士兵中，苏丹常备军仅占五分之一，其余全是非正规兵及军人政治家的私有部队。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边境要塞的防备约一成为新军边防军，其余九成则是在地出身、已取得免税特权的非正规兵，其中包含基督教徒在内。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攻势，很难确保基督教徒臣民能对帝国效忠。后面将谈到，新军会率先迎向鄂图曼帝国军事体制重大改革的分歧点。

新军内部不见有才能的领导人物出面推动军事改革。十七世纪后半叶，在位四十年的苏丹梅赫梅德四世，因喜好打猎而得到“猎人”（“avcı”，土耳其语）的绰号，长达四十年的执政期间，他大半在邻近猎场的爱第尼度过。尔后继位的苏丹纷纷仿效梅赫梅德四世，当朝期间多半迁居爱第尼。官僚机构及后宫组织跟随苏丹脚步亦将重心转移至爱第尼，这个改变夺走了伊斯坦堡里，居民提供朝廷内需的买卖机会，导致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然而，苏丹避忌城中新军与市民勾结的压力，或许才是他驻留爱第尼的真正原因。正如苏丹心中所忌惮，一六八七年梅赫梅德四世正是因为新军的暴动而被迫退位。

梅赫梅德四世

◎烟硝之下的赋税财政改革

这场打了十六年的战争，就像一世纪前鄂图曼与哈布斯堡家族间的“长期战”，成为鄂图曼帝国改革课税体制的契机，由书记官主导推动多项重要制度与行政改革。这些政策上的变革，虽因战败而未受到众人瞩目，但与远在多瑙河对岸发生的战火相比，其影响更加深远，并逐步改变了十八世纪的鄂图曼社会。

第一，百年来深入渗透鄂图曼社会的税收承包制，于一六九五年导入终身契约原则。如前述，帝国的税收承包制早已渗透到鄂图曼社会底层，帝国的众多官僚可说是透过税收承包制的实施而联系在一起。

新终身契约制的架构，是承包人在签订契约时缴纳巨额的预付款，其后每年还得支付定额税金。这个方法的导入，使签约者的类型出现剧变，经济实力雄厚的军人政治家及有力宗教学者脱颖而出，竞标夺得大多数的终身契约。同时，纳入竞标的税源种类也急速增长。在该制度下，购得课税权的所有权人能在较长的期限内设法增加税收，因此有望获得兼顾开发与保护农村的成效。

第二，一六九一年苏丹下令变更基督教徒农民征收丁税的方法。换言之，舍弃按惯例以村为团体单位征收总额税金的方式，改以按规定原则，执行个人课税，并于纳税后提供缴纳凭证，竭力预防丁税征收的不法行为。这项政策是为了因应边境地带因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情况而实施，与此同时亦免除酒税等税种。

这些税种与税收方法的变动，据推测是政府当局从巴尔干发生的各项战役中意识到，基督教徒农民对鄂图曼帝国效忠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决定，而这些政策随后也延续下去，成为十八世纪帝国对希腊正教会的特别保护。

不过，根据个人课税原则，以往享有免税待遇的希腊正教神职人员，也必须缴纳税金，这点引发他们强烈的反抗。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神职人员以此举有违伊斯兰法为由，向苏丹提出抗议，这表明他们依然生活在受伊斯兰法统治的世界里。

第三，一六九〇年将新银币库鲁许（kuruş）投入市场。这个重达二十五点六公克、含银量十六公克的大型硬币，取代了市场上流通的各种外国货币，成为帝国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在一七六〇年代中期以前，对稳定货币有着极大贡献。

第四，行政机构日益完善。十七世纪中叶，大宰相的办公地点自苏丹宫廷独立出来，并在十八世纪以前发展成一个庞大组织，执行财务以外的各项行政。于是，大宰相府成为实质的鄂图曼政府。十五世纪以来安置在宫廷内部、负责文书行政的御前会议事务局，也转移至大宰相府之下。贯彻官样文章（red tape）一切繁文缛节的鄂图曼帝国，举凡中央与地方之联系，以及苏丹与大宰相之间的往返磋商，全部必须以既定格式的文书进行。

“大宰相府之门　鄂图曼帝国长期以来，大宰相等官员的官邸也兼做官厅，而官厅所在也会伴随人员的交替而迁移。然而在17世纪中叶开始，大宰相的居所固定在托卡比皇宫附近，从此不再变更。土耳其语的“Bâb-i `Alî”（崇高之门，Sublime Porte）意指这张照片里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鄂图曼政府本身。（作者拍摄）

在这当中，担任御前会议事务局长的书记局长（reis ül-küttab），在十八世纪以后其职务开始转为外交事务。此次业务转换的契机，始于一六九九年书记局长拉米．梅何美特（Rami Mehmed Pasha）负责外交交渉，签订《卡洛维兹条约》，不久后拉米晋升为大宰相。另外，负责财务的财务长官府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重要性迅速攀升。

这些变革与战争同步进行，并持续推进，不因战事而停摆。这次改革的结果，使鄂图曼帝国的财政获得改善，一七二〇年代帝国财政终于消除赤字危机。

◎十八世纪前半叶的战事

身为文官的拉米担任大宰相一事有着以下的意义：十八世纪的鄂图曼帝国中央政府核心发生了文武官员的权力交替，从主战派当道，转由主和派接手。受此影响，自从签订《卡洛维兹条约》以后，直到一七六八年主动对俄罗斯开战以前，鄂图曼帝国在这前后七十年间，极力避免战事发生。毕竟，战争早已不是国家财富来源的依据了。

然而，只要有对手存在，就不可能轻松避开冲突。这段期间里，帝国依旧战果丰硕。例如在一七一一年于黑海北岸普鲁特河（Pruth River）之战大破俄军，夺回一七〇〇年割让出去的亚速夫。此外，一七一九年从威尼斯手中夺回伯罗奔尼萨半岛，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然而，鄂图曼帝国于一七一七年至一八年在奥地利作战中战败，签订《帕萨罗维兹条约》（Treaty of Passarowitz），丧失匈牙利南部及贝尔格勒周边地区。于是，贝尔格勒曾一度受匈牙利统治，成为塞尔维亚的首都。不过，鄂图曼于一七三七年爆发的战争中又再次夺回贝尔格勒，并在一七三九年的《贝尔格勒条约》中，恢复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

同时，鄂图曼帝国与东方伊朗之间也是大小战事不断。十八世纪以后，萨法维朝渐趋式微，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各自伺机入侵伊朗北部及西部。但在出生于阿富汗的伊朗新统治者奈迪尔沙阿（Nader Shah）带兵反击之下，却陷入长期抗战的窘境（一七二四年～四六年）。

若把入侵伊朗视为例外，以上的战争基本上都属于防卫战，战绩有好有坏。鄂图曼政府竭尽全力，才保住得以随时出征的兵力和预算，然而不论是哪场战役，都不获人民支持。

◎新军涣散

帝国上下弥漫着厌战氛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为主要战力部队的常备军新军，都对战争抱持着消极态度。诚如第五章所述，新军在城中从事商业买卖或苦力粗活，早已不见好战性格，逐渐失去身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的素质，因此当收到点召令时，他们无不编尽各种理由极力推辞。至于中央政府，既不针对问题提出改革，也不设法编制新组织作为新军的替代方案；尤其是中央高官，对于战斗本身的消极态度更是可想而知。

而且，政府对新军整体人数的掌控也是含煳不清，新军的名簿上依旧留着已经过世的人或重大伤残者的名字，找无领受对象的“无主”俸给，成了政府高官或新军司令官的囊中之物。一七四〇年政府允许公开买卖新军特权的政策，更加剧了这些陋习的恶化。结果有报告指出，尽管新军实体人数为四万，享有新军特权的人数却高达四十万。新军特权的购买者，主要是城市里的沃尓沃商人和工匠。如此一来，新军与市民进一步发展成难以分割的共同体。

◎鄂图曼帝国的衰退

当时在帝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国家犹如人生”的想法，也就是两者同样都会历经诞生、发育、成熟、然后走向衰老的阶段。这种意识型态的扩散，是人民产生厌战情绪的背景。十七世纪的著名学者卡提．契勒比（Kâtip Çelebi）早在其著作中便提出，人民应该要意识到帝国正处于老年期的看法，而这个观点实际源自十四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其著作《历史诸论》也被翻译成奥斯曼语，并获广大读者支持。这种“国家早已迈入老年期”的自我认知，让帝国人民得以领悟，自十七世纪末以来，国家“战况不佳”的现实，因此这项论点广受人民所接纳。

这样的认知，也体现在诗歌的世界里。诗人纳比在其诗作中如此刻划：

时光庭园里，我们见证了春来秋去

我们见证了喜乐悲欢轮流风起

切勿在命运的酒吧里自得意满

我们不是早已看尽，无数人汲汲营营沽名钓誉

我们见证了多少城墙堡垒高耸在功名之地

却无一能抵抗悲恸的叹息

一声哀鸣，幸福之馆霎时夷为平地

我们见证了多少哀戚百姓泣泪成珠，如洪水溃堤

我们见证了多少兵尽矢穷，只剩声声叹息的沙场战士

我们见证了多少曾经地位崇高之人，跼蹐不安潜伏在贵人府前

贪欲之杯变成乞食托钵

纳比啊，我们不是早在杯盘狼藉的宴会桌上看尽一切了吗

纳比在宫中同样大受欢迎。人生无常的观点，是鄂图曼诗歌共通的主题之一，纳比可说是特别传神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氛。

◎爱第尼事件

厌战的气氛，在城市居民之间酝酿出一种保守主义，发生于一七〇三年的爱第尼事件相当具有代表性。事发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没有支付薪资给部分奉命出征佐治亚的军人，导致他们群起抗议。之后新军、一些军人政治家的家仆、宗教学者、公会领班团队纷纷加入声援，要求不在伊斯坦堡、移居爱第尼的苏丹穆斯塔法二世即刻退位，并惩处当时手握大权的伊斯兰导师菲兹拉（Feyzullah Efendi）。

刚开始，反叛军代表前往爱第尼，控诉菲兹拉的百般恶行，原欲借由和平手段提出异议，结果却发展为新军领导成立的反叛军与驻扎在爱第尼的苏丹军相互对峙的局面，最后苏丹接受反叛军的所有要求后退位。

穆斯塔法二世

而众矢之的的菲兹拉，不久后便惨遭杀害。各家编年史以相同的笔触记录下菲兹拉一族备受重用，以及利用非法手段敛财的罪行。尽管他位居宗教学者最高职位，菲兹拉行事却“违反伊斯兰教义”，民众的谴责之声想必早已传遍城中。尽管反抗的真正目的源于经济和一般俗事，但当“福斯”当面高呼伸张“伊斯兰正义”的口号时，想要解散他们却非易事。这场叛乱，同样是由卡迪札得派底层的基本教义派宗教学者带头起事。

继穆斯塔法二世之后即位的阿何密三世，下令拆除才兴建一半的爱第尼宫殿，搬回伊斯坦堡，并回应反叛团体的诉求。穆斯塔法二世执政期间的最后一任大宰相拉米．梅何美特．帕夏也因此次事件垮台，这整起事件表明，出身书记的官僚想要成为带领国家的总舵手，为时尚早。

阿何密三世

这场一七〇三年的暴动，在“因军人暴动而引发城市工商业者与基层宗教学者群起响应”的部分，有其重要意义。不过，他们的诉求放在更换苏丹与惩处负责人上，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要求。由于各方势力无法持续协作，新苏丹阿何密三世即位后不久，反叛军主导首领的新军司令官及卡迪札得派宗教学者即在苏丹一声令下遭受处决。不过，十八世纪时苏丹和他的政府开始对人民采取怀柔的手段，这样的转变可以理解为经历这次事件后，所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

享受和平

◎伊斯坦堡重振雄风

十八世纪初，伊斯坦堡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苏丹寓所”，推动各种大型建设，上演一场拥戴苏丹的华丽演出，对工商业者而言，这也是场经济发展的开恩大典。连续数年无战事纷扰，城市得以获得开发投资，而且如前文所述，一七二〇年左右时，帝国在财政帐上迎来久违的黑字。尤其是发生于一七一九年的大地震，直接成为城市重建的一大契机，不仅修复城墙、水路，更在城内新建政府军事相关的重要设施，如大炮铸造所（一七一九年）、兵器制造工厂（一七二六年）、造币厂（一七二六年）等。

城市重建计划的推动，由大宰相达玛德．伊柏拉罕．帕夏（Nevşehirli Damat Ibrahim Pasha）统筹进行。伊柏拉罕原为军人政治家，一七一八年时曾参与《帕萨罗维兹条约》的签订，同年就任大宰相。伊柏拉罕虽出身军旅，但曾半途转换跑道，担任地方财务长。在重建财政比对外作战更为当务之急的十八世纪，精通财务对大宰相来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

◎流行享乐

阿何密三世与伊柏拉罕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的建设施政遍及多种面向，但相较于清真寺或伊斯兰经学院等外观端庄肃穆的宗教建筑，他们更着重在世俗色彩浓厚的建筑物上，并偏好轻松休闲又不失雅致的木造设计。举例来说，阿何密三世在托卡比皇宫的郁金香花园内兴建了名为“阳台阁”（Sofa Kiosk）的别院，只有柱梁没有墙壁，或许是为了追求海风吹拂的怡然惬意吧。

在纸屋游玩的女性　阿何密三世除了自己的萨达巴德宫以外，另赠与富裕人士土地，命他们兴建了约200处风雅私宅。1793年作品，伊斯坦堡大学图书馆馆藏。

这种在户外寻找乐趣的流行是当时的一大特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林立着富裕人家精心打造的木造别墅，小船往返穿梭其间。伊斯坦堡近郊的绿地原野更是富人郊游、享乐的绝佳去处，相当热闹。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不仅有潺潺溪流，更零星点缀着巨大古木，供休憩遮阳的旷野绿地最受欢迎。苏丹在多处中意的地点打造离宫作为享乐胜地，以郁金香打造花园，举办盛大宴会。这个时代，原产于西亚的郁金香大举从欧洲逆向进口至鄂图曼帝国，在沃尓沃间引起一股流行风潮。

萨达巴德（Sadabad）离宫是当时最重要的别墅之一，其名取自波斯语，于一七二二年兴建在金角湾上游内陆一处名为纸屋（Kağıthane）的绿地。长久以来，学者一般认为萨达巴德是仿效鄂图曼使节所见法国凡尔赛宫的模样所兴建的。不过，因为当时正值计划征服伊朗萨法维朝的时期，所以萨达巴德实际上是仿真伊朗四十柱宫（Chehel Sotoun）、并企图打造得比它更加宏丽雄伟的说法，也相当具有说服力。萨达巴德的宴席，夏天在郁金香园举办，冬季则在室内，宴请宾客的是以麦粉、砂糖和松仁制作的甜点（halva），仿佛无止尽般举行下去。

不过，这些游乐胜地并非苏丹等人专属，像纸屋等达官贵人御用的场所，除了一周会有数日因宴客“包场”以外，其余时间均开放供城市民众入内使用。至少对中产阶级以上的伊斯坦堡市民来说，前往盖有苏丹别墅的纸屋郊游观光，可说是共同的休闲娱乐。

◎城市街景的水泉之美

苏丹与大宰相进一步在伊斯坦堡邻近欧亚交界处大兴水路工程，同时于城中各处建造新的泉源，扩充给水设施。位在城中广场或街道角落的泉源，不仅提供人民日常用水，更以雕工细致的植物花纹及刻有诗歌铭板的装饰，替城市街景增添神采。另外，清真寺高塔的灯饰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普及。这些投资，是朝廷施予没有能力享乐的一般市民的恩典。

托卡比皇宫门外的阿何密三世喷泉　18世纪的鄂图曼建筑多采用色彩华丽及细致的植物花纹，并运用大量柔和的线条。这座喷泉的侧面亦装饰着诗歌铭板及大理石的浮雕花样。

诗人内丁为此曾创作一首诗歌，赞颂伊斯坦堡的风光：

伊斯坦堡无法归类又无从估量

城中的一颗小碎石即足以和伊朗匹敌

环抱在两大洋的中心，独一无二的真珠

恐怕只有照亮大地的太阳能与之并论

此处是名为幸运的宝石所带来的恩典泉源

天国的花园里，满是荣光与名誉的玫瑰绽放

啊，如此天堂，举世无双

美得令人屏息，水里风中透芬芳

此外，王室也时常在城中举办宴会。阿何密三世至少有三十一名王子，每逢他们的割礼仪式或结婚时必定设宴。一七二〇年，三名王子举行盛大割礼仪式，前后历时十五日，从早到晚，公会游行、街头艺人表演、晚宴、烟火等活动轮番上场，动用了庞大的人力财力，铺张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同时市民获得许可，得以在一旁观赏王室喜庆的仪式庆典，这可以说是苏丹特许民众的“恩典”。然而也有不少人士无法认同如此奢侈浪费的行为；他们的不满，最终在这场割礼仪式结束十年后，以大暴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消费成性的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前半叶的帝国内一片祥和美好，却因一七三〇年爆发的城市暴动而戛然中止。在出发远征伊朗之前，大批军人集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于斯屈达尔，其中一群无赖好事之徒，以原新军帕特罗纳．哈里尔（Patrona Halil）为首，聚众滋事，引发骚动，最后甚至发展成群体暴动。应反叛军要求，大宰相伊柏拉罕惨遭处刑，苏丹阿何密三世亦被迫退位，萨达巴德离宫遭暴徒抢夺肆虐。然而，这起事件就如同三十年前发生的爱第尼事件一样，同样由新上任的苏丹以迅雷不及之势处理完毕，叛军领袖帕特罗纳．哈里尔、指挥策划其他反叛的基层宗教学者们都遭到杀害。

不可否认，这场暴动的背后潜藏着城中工商业者的不满，他们对那些不分昼夜、举行光鲜亮丽的宴会表面底下所隐藏的奢侈浪费与道德败坏心生反感。这次，民众一样是透过不愿参与军事远征的新军进行暴动，取得宣泄怨气的管道。市民的不满，以新军暴动的形式展现出来。另外，伊柏拉罕意图限制新军数量，编制新式军队，同样引起众人的不满和不安。

但是，这场叛乱还是未能遏止帝国在十八世纪消费成性的文化风潮。带动这波消费文化的原动力来自“富裕阶层”的兴起与成长，他们追求积累财富，同时大笔挥霍在别墅、郁金香和宴席上。之后会提到，他们是伊斯坦堡中少数取得终身税收承包权而抬头的富商，他们的财富累积，并没有因这场新军叛变而结束。

从整个十八世纪，富裕阶层始终热衷于兴建海边别墅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据。苏丹持续推动营造活动，一七五五年竣工的奴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Nuruosmaniye Mosque）更加入新的元素，不断创造出新颖造型。帕特罗纳．哈里尔的新军之乱带来的破坏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十八世纪可说是鄂图曼文化开花结果的璀璨时期。

奴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

有人说奴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受到意大利巴洛克艺术的影响，但其实范围仅限于内部装潢等细部。然而，细部上些微的差异所营造出来的不同氛围才是重点所在。在这一点上，充分展现了鄂图曼文化将外来要素吸收、转化至传统文化中的宽大包容与活力。希腊裔建筑师西蒙亦参与了这栋建筑的兴建，他在鄂图曼帝国主导的建筑事业中负责教会建设。帝国建筑事业的全新展开，全靠起用这群来自帝国内部的人才才得以实现。

◎图书馆热潮

十八世纪，民众不仅关注宏伟建物和皇家宴席，对书籍更表现出高度的热情，让当时成为一个愿意投资在书本上的时代。兴建独立图书馆比伊斯兰经学院附属图书馆更为兴盛，是当时的一大特色，这股风潮从伊斯坦堡吹向地方城市。

带动这波潮流的先驱，是苏丹阿何密三世本人，他在托卡比皇宫内加盖一间御用的图书馆。随后，大宰相伊柏拉罕也设立了一间私人图书馆，并聘请前文曾引用诗歌的内丁，作为他的图书管理员。伊柏拉罕会支持在伊斯坦堡设立印刷厂，想必也与社会的需求有关。从这间印刷厂印制的书籍约卖出七成可以推测，有在蒐集图书的民众，不仅会收购手抄本，也会购买印刷本。

此外，伊柏拉罕还设置一间翻译中心，主要将波斯语的历史书籍翻译成土耳其语，并且禁止欧洲人收购流通在市面上的贵重抄本。这项文化政策显示，普遍认为始于鄂图曼开始西欧化的十八世纪前半叶，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表露出帝国对传统文化展现强烈关注的时代。

◎印刷术

在大宰相伊柏拉罕支持下开设的活版印刷厂，由伊柏拉罕．缪特菲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一手经营，缪特菲利卡出生于外西凡尼亚，是一名活跃在鄂图曼帝国政界的军官、翻译和外交官。在鄂图曼帝国，最早由犹太教徒于十五世纪末设立、非穆斯林共同体营运的印刷厂，在取得苏丹许可后开始运作。因此，印刷技术的存在本身已广为人知。然而，当时手抄书的供给便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再加上穆斯林认为宗教文本必须手抄才有意义，使得印刷技术未能引人注目。

不过，十八世纪书本需求快速增长，缪特菲利卡在不与上述宗教情绪抵触的实用书领域嗅出商机，于是向政府申请许可开设印刷厂。与此同时，也得到伊斯兰导师的背书，强调印刷厂之合法性，为印刷厂的开设做好万全准备。在此背景下起步的印刷厂，于一七二九年至四二年间，印制出十七个主题、一万一千本左右的图书，出版内容含括辞典、地理、历史书籍、缪特菲利卡的个人专论，以及用法文编写、专门提供欧洲人士使用的奥斯曼语文法书等。在一七四七年缪特菲利卡离世前，共卖出七成左右的书籍。因此，以商业角度来看，印刷品的推动算是成功。

但是，在书本的整体领域中，实用书仅占极少部分，因此缪特菲利卡死后，印刷事业无法传承下去，直到十九世纪实用书需求大量增长，印刷术才在鄂图曼帝国扎下根基。之后，印刷术透过行政公文的大量印刷及官报刊行等政府需求而扩大利用，同时人民对宗教书籍必须手抄所抱持的心理执着也逐渐薄弱，于是在一八七〇年代，国内出现了第一本印刷的《古兰经》。

就这样，印刷技术在鄂图曼帝国顺着社会和文化整体转变的潮流而逐渐普及。若只是从接受或抗拒欧洲文化的单一观点，是无法做通盘理解的。虽然，鄂图曼帝国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十九世纪——很明确地将国家的目标锁定在吸收欧洲各国技术及其世俗文化的内涵上。但至少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鄂图曼风格的传统文化依旧吸引众人的关注，并持续发展，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恰当的。

◎咖啡馆与宗教修道场

虽然十八世纪时，鄂图曼帝国富裕高官等管理阶层的奢侈消费文化让人目不暇给，但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帝国社会还产生了下列二个现象。其一、传统具有免税特权的中下阶级管理层和工商业者等，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界线愈来愈模煳不清，二者逐渐共享同一个文化圈。其二、当时的消费文化也确实影响到他们的文化层面。

具体来说，中下阶级管理层指的是新军和各种常备军等军职、任职政府或权贵府中的军人和书记、以及在清真寺或伊斯兰经学院工作的宗教学者等人。包含城中新军在内，这群人住在城中街区，与城市工商业者享有共同的生活文化。在十八世纪的城市里，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早已密不可分。

城市民众共享的具体空间为咖啡馆，而穆斯林还另有苏非主义教团修道场的选项。如前所述，咖啡馆于十六世纪兴起，尽管政府数次发布禁令，但咖啡馆早已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空间。这道禁令虽然是政府针对咖啡馆成为各阶层不特定多数群众聚集的场所、因此心生警戒而发布的，但咖啡馆的这个特色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此外，十八世纪更衍生出新军咖啡馆这个崭新的类型。

新军咖啡馆是按城中新军各兵团组织所设立的，多分布在邻近港区的城镇要冲。据说其入口处插着象征兵团的旗帜，内部以奢华的装潢闻名，在视野良好的二楼客座中央通常会设有喷泉。与新军关系密切的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 Order）巴巴（Baba，指导人）常驻店内，不时举行仪式，据推测，新军咖啡馆应该具备作为拜克塔什教团分支的作用。

新军咖啡馆的顾客不限新军，但相较于街巷的咖啡馆，门槛较高不易亲近，因此推测常客多为城中权贵。在那里，客人时而喝着咖啡，时而吞云吐雾，时而吟诗或评论政治，这样的景象与一般咖啡馆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此处的政治讨论有时可能会发展成暴动或示威行为的“特色”，则是属于新军咖啡馆独有。因此在十九世纪新军遭到解散后，这类的咖啡馆也随之消失。

◎苏非教团的活动

神秘主义教团组织的修道场，是人们在职业及街区组织圈外，另外创建社群网络的场所。教团长老及其众多弟子住在修道场，其他成员则各自操持本业，但经常到此集会，举行仪式或祈祷。对商人和工匠等平民百姓而言，这里算是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尽管教团组织的阶级森严，本身具有本业的成员很难升等上位，但其中还是不乏精通音乐和书法等才能出众的知名人士。

这个时期，诸如科尼亚的梅夫拉维教团（Mevlevilik）及邻近开瑟里的拜克塔什教团等，多以安那托利亚为本部据点，他们位在伊斯坦堡的“分部”，实际上已独立在外，发展成一种城市组织。各教团在服装、仪式、音乐等各方面，对形成精致的都市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苏丹、公主或高层宗教学者之中也有这些教团的成员，他们同时也身兼教团的保护者。

十八世纪，咖啡馆和修道场是众人集会场所，这些场所的内部装潢皆经过精心设计，采用了雅致的木造设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富裕人士用在滨海别墅的建筑样式影响之深远。伊斯坦堡等主要城市的商工业，以坚毅稳定的步调成长发展，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另外，苏丹及部分富有人士花钱如流水的消费力道，也促使金钱在城中循环流动，想必这也滋润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终身税收承包制和地方望族兴起

◎终身税收承包制

上一节介绍了身为城市消费文化主角的高官管理阶层的日常活动。那么，这些富贵阶级是如何造就而来的呢？十七世纪以来，他们多半与军人政治家或与之联手的有力宗教学者关系密切，不过，一六九五年税收承包制中导入终身契约的政策带来了新的转变。

终身契约获得公认后，当时最有权势的，当属一七〇三年在爱第尼事件中被杀害的伊斯兰导师菲兹拉。这一切或许并非偶然，菲兹拉极为贪婪，想必十分清楚长期购买课税权能够得到的好处。实际上，税收承包终身契约也确实给购入者带来莫大利益，经试算，盈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

如前所述，在中央——也就是伊斯坦堡——财力雄厚的军人政治人物及宗教学者高层纷纷加入这场投资比赛中。根据萨兹曼（Ariel Salzmann）的研究，伊斯坦堡中投资终身税收承包的人数，若包含共有者在内，十八世纪末约有一千人；然而，在终身契约整体中，前述中央官员们的投资额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七。同时，终身契约有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的趋势。以契约总数来看，一千名签约人中的百分之二掌握了百分之二十四的契约，占总课税额百分之三十。萨兹曼由此推演得到一个结论：十八世纪以后，鄂图曼帝国开始出现少数真正的大沃尓沃。

同时，契约标的的课税权通常是分割共有，所以有时也会出现兄弟或亲子共有契约的情况。于是，税收承包彻底成为富裕阶层的投资对象。

不过，原以为随着终身契约的普及，政府会陷入税源从手中流失的窘境，但事实却是相反。这要归功于政府（财务长官府）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每一个村落承包权的分割共有情况，以及世袭所有人的转换；又或者应该说，他们将登记在政府帐册上的白底黑字，视为“事实”较为妥当。承包权的所有人必须联络中央政府注册，否则无法让现实成为“事实”。基于这项规定，终身契约对于税收承包制的渗透，并非是权势者蚕食既有秩序，而是他们替中央政府分担管理课税的进程，这种解释方为恰当。以现金直接进入国库的税金虽少，但财务官僚确实具备监控帝国整体课税实况的能力。

然而，直接纳入国库的税金总额却有减少。终身契约实际上是政府分售国有地（或其他税源），再将每年从中所得税金纳入国库的制度。每年入帐的税收通常是直接送达事先决定的执行单位，指定用在州军政官俸禄、城寨维护经费、或分配给特定受益人。

举例来说，迪雅巴克课税官长的俸禄是从迪雅巴克关税收入发放，因此，持有迪雅巴克关税终身税收承包权的所有人每年缴纳的税金，未经国库直接转为同地课税官长的官俸所用。至于伊斯坦堡的咖啡关税，则是分派作为宗教学者的年金，十八世纪中叶，共有二千四百五十名宗教学者由此支领年金。这种“特定财源”的详细分派，是在广大帝国中有效执行支配管理的方法。只是，由于中央国库可以裁度的金额减少，所以一旦爆发战争等有临时巨额支出的需求时，政府一下子就会陷入财政困境。

◎金融业者抬头

在这个年代，富裕的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及犹太教徒等金融业者，与鄂图曼帝国官员一样，同样是透过税收承包制，而被统合在鄂图曼体制之下。十七世纪税收承包制刚普及之初，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曾一度被排除在外，不久他们开始从事保证人的相关工作，或进入金融部门负责预付款借贷业务。十八世纪，终身承包签约人的背后，一定有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等金融业者的参与，各司其事。

对于任期大致只有一年、或是经常面临待业期的鄂图曼官员来说，金融业者的实时救援不可或缺。另外，任职时给长官送“谢礼”的习俗，也是加深鄂图曼官员依赖金融业者的缘由之一。借款以就职后的收入归还，利息标准为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穆斯林的宗教捐献财中所含的庞大“现金”，也会流入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等金融业者操作的金融市场，这些现金成为非穆斯林金融业者的投资资本，在市场上流动。伊斯兰法虽然禁止利息，但在鄂图曼帝国实际上已解除禁令。因此经手宗教捐献的经营团体，估计可从捐献现金的运用取得百分之六至十五左右的利润。

◎地方望族的成长

中央推动课税制度改革，后来也波及到整个实际执行课税制度的地方社会。地方人士参与课税新制的途径有二。

其一是中央以终身契约购得税收承包权的所有人，为了能以稳定形式确保收入，将承包所有权转包出售，地方权贵再向其购买课税权利，此为大致的流程。或者，部分终身签约人会聘雇熟悉当地的人士作为代理人执行权利。如前所述，十八世纪末伊斯坦堡约有一千名签约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七政府卖出的税收承包权，他们必须与以地方为据点的在地有力人士携手合作，才能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课税事业。

第二条途径，则是在地有力人士自行向政府收购税收承包权的终身契约。若从上述数据反推回去，终身契约中有百分之十三的承包权，是买方不在中央购得的，这说明了这些终身契约是在地方售出，由地方人士得标。

再加上，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也染指政府的地方要职。如前文提到，这个年代当官备妥“谢礼”不可或缺，这对财力雄厚的地方人士来说，争取任官的机会自然轻而易举。于是，代理地方官（mütesellim）或职称为督军（voivode）的税务官成为他们的头衔。而职权的取得，让这些地方权贵更容易向中央购得课税权，一手把揽地方课税转包权也就更加轻而易举。

取得实质课税权和政府官衔的地方显要，家世背景形形色色。在安那托利亚和巴尔干，他们多半是从农民阶层白手起家，虽然有人日后展示家谱，主张是游牧民族长或宗教名门之后，但其真伪难辨自不待言。在阿拉伯地区，主要是已融入地方的鄂图曼军官、或早在鄂图曼以前便在当地落根的在地名门、甚至是原埃及马木路克人士等人的兴起。经由整个十八世纪的淘汰过程，到了十八世纪末，在地势力已经浮现台面，任何人到了当地都能一眼看出“本地的有力人士为〇〇家”，日后这群人被称为地方望族（âyân）。

地方望族不仅参与税收承包，也会在课税过程中融资给农民，没钱还债的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佃农。佃农帮他们开垦新的农地，进行各种开发，实现了土地的扩张。地方望族的崛起过程各有不同，以下简短介绍两大地方望族的兴起概况。

◎两大地方望族

．卡罗斯玛诺洛家（Karaosmanoğlu）

根据永田雄三氏的研究，卡罗斯玛诺洛家兴起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的安那托利亚西部，邻接伊兹密尔的萨鲁汉县（Saruhan，今土耳其马尼萨省）。卡罗斯玛诺洛家的当家取得该县代理地方官的官职，并以每年更新的一年合约方式，承包所有拥有该县课税权的终身承包契约所有人的转包权。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起政府注意而遭严加防范，结果一七五五年政府借故处决卡罗斯玛诺洛当家。之后，卡罗斯玛诺洛家于十八世纪后半叶恢复势力（换言之，在地的威势依然健在），十九世纪左右，萨鲁汉的地方官职与转包权再度落入卡罗斯玛诺洛家手中。

卡罗斯玛诺洛家的资产不限于税收承包的相关产业，他们在多数城市持有不动产，拥有许多金融资产及家畜，并经营农场（Çiftlik）。当时农场的生产模式可分成两种，一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亦即佃户农民利用传统手法生产小麦；其二则是以集约耕作方式生产经济作物。十九世纪初，卡罗斯玛诺洛家在伊兹密尔近郊种植棉花，主要输出欧洲市场，棉花的栽种替卡罗斯玛诺洛家带来莫大经济效益。像这样，地方望族进行多角化经营，并拥有足以支撑其经营的资金及组织架构。

．塞札特家（Şehzade）

以下根据萨兹曼的研究，介绍迪雅巴克地方望族的情况。十八世纪的迪雅巴克州，因受到传染病和伊朗战争的影响，农村凋零人口锐减，情况十分惨重，所以中央很少有人投资迪雅巴克的终身承包权。于是，该地的终身承包权主要由当地以宗教学者为中心组成的上流人士购得。也因此，终身承包权的集中程度相对分散，一七八〇年代，该地一百二十九座村庄的税收承包权由二百六十八人瓜分持有，最后由州课税官（voivode）出面汇整统合，州课税官的俸给则包含迪雅巴克关税及主要手工业的课税权在内。

迪雅巴克位在往来巴格达的贸易路线上，当地纺织品产业盛行，所以城市税收极为可观。在这些优势条件下，十八世纪中叶取得州课税官职位的塞札特家强势崛起，成为迪雅巴克最有实力的地方望族。不过，有别于卡罗斯玛诺洛家，塞札特家四周对手众多，未能达成集中性的支配。

在培养私人部队方面，卡罗斯玛诺洛家自不待言，塞札特家也不落人后。受政府请托，卡罗斯玛诺洛家派兵投入爆发于一七八七年的第二次俄土战争（俄罗斯—鄂图曼），塞札特家的军队则是对抗进攻埃及的拿破仑军。

◎税收承包制度底下的帝国样貌

十八世纪，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以及阿拉伯等地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各地有力的地方望族兴起。十八世纪后半叶，中央（伊斯坦堡）出现少数手中掌控着国家税收承包权终身契约的巨头，而崛起于各地的地方望族，则手握当地的主要产业。不论是中央权贵还是地方望族，他们都拥有一批私人军队，这个时期的鄂图曼帝国，已彻底开始走向分裂。

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或说从政府角度——来看以上的变化，这些人依旧不出税收承包制所布下的天罗地网。虽然他们从上缴政府税金与实际征收税额的差额大饱私囊，但每个个体都不过是国家机器的齿轮之一。因此，他们不可能否定成就自己财富与权力来源的税收承包制，更不可能成为推翻创建该制度的鄂图曼帝国。政府掌握了各方有力人士拥有的财富及人材，派遣他们担任名实相称的政治或军事职位，并要求他们率领名下的私人部队出征为国打仗，直接了当。若是拒绝出兵，政府便将出兵的任务指派给他人。如此，税收承包制在将帝国导向分化的同时，也发挥了维系整体的作用。

然而，十八世纪的鄂图曼帝国内部若是继续各行其事，遍布帝国全体的课税系统网络一旦露出破绽，后果应该不难想像。而就在即将迎来十九世纪的前夕，这个系统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使得帝国上下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帝国经济与欧洲商人

先前介绍的两个例子，也就是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卡罗斯玛诺洛家与迪雅巴克的塞札特家，比较这两者可以发现，两家的经济基础有着极大的差异。

卡罗斯玛诺洛家经营农场，主要种植棉花，输出欧洲。农场的劳动力实际上是十八世纪初从希腊本土移民过来的希腊裔农民。相对之下，塞札特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往来传统商旅路线的关税，及城中手工业者缴纳的税金。前者可以理解为鄂图曼经济体打入欧洲商品市场的发展，后者则是传统产业及贸易维持着稳定发展的样貌。这两者所代表的，便是十八世纪后半叶鄂图曼帝国的经济型态。

同一时期，欧洲诸国经济发展成熟，渴望扩大与鄂图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于是纷纷在首都或其他港埠设置领事。欧洲与鄂图曼的贸易，以十六世纪的威尼斯、十七世纪的英国最为热络，但他们始终维持在奢侈品交易，并未如前述般对帝国经济结构带来巨大冲击。

十八世纪，英国退场，欧洲与帝国的贸易转由法国接手。这时，情势开始慢慢产生了变化。其一，法国手工业发达，需要大量进口棉花等原物料农产品；其二，法国开始将本国产品及其殖民地所制造的日用品输入鄂图曼帝国。另外，法国为了调配农作物，不仅在港埠设置领事，亦深入安那托利亚及巴尔干内地着手布局。此时与法国交涉，扩大棉花栽种而从中获取莫大利益的，据推测应该就是卡罗斯玛诺洛家。因为整个十八世纪，向法国输出棉花的总量增加了二十倍，其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卡罗斯玛诺洛家管辖的伊兹密尔。

法国与鄂图曼间的贸易额推算　自各基点年起算每4年之总计。仅*年是以该整年合算。根据E. Eldem, “Capitulation and Western Trade”, in Faroghi ed. [2006]作成。

然而，法国虽然从鄂图曼帝国大量进口棉花，他们对帝国的出口贸易，除了南美产的砂糖与咖啡之外，其余商品的成果似乎不尽理想，像纺织产品等，鄂图曼国内生产的商品销售较佳，法国商人很难挤进镇上公会或在地商人之间，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因此受限。不过，法国出口的廉价咖啡，与以往也门产咖啡在市场上产生竞争，第一次在帝国引发所谓的“贸易摩擦”。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动用政治力干预，要求重新评估十六世纪所立下的特惠条约，并于一七四〇年成功取得特惠新约。这条新约的签定，对法国而言是一场空前的外交胜利，对鄂图曼帝国来说，则是难以挽回的错误。

特惠条约是十六世纪以来历代苏丹“恩赐”给欧洲诸国的特权。据此条约，威尼斯、英国、法国等商人得以在帝国国内活动，也因此替鄂图曼政府带来关税收入。

新版的特惠条约虽然在内容上延续了以往“恩赐特权”的概念，但实际上以下四项的修改，却大幅扭转了日后发展：①法国与鄂图曼帝国是以对等地位结盟、②未设定有效期限（以往是以当朝苏丹的在位期间为限）、③鄂图曼帝国有履行规定之义务、以及④承认法国“保护民”亦为特权对象。

换言之，鄂图曼商人与法国商人在生意上发生纠纷时，鄂图曼政府基于外交义务，必须站在支持法国商人的立场，这对鄂图曼商人而言相当不利。因此，在鄂图曼商人中占多数的希腊正教徒及亚美尼亚教徒商人，纷纷选择能让交易顺利进行的管道，利用第④项成为法国的“保护民”。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意外惊喜。成为法国的“保护民”意味着不再是鄂图曼帝国子民。“保护民”化也扩及到阿勒坡等叙利亚阿拉伯裔基督教徒之间，这可说是天主教自十七世纪以来布教活动的成果，也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对阿拉伯裔基督教徒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原因。

至此，过去以身为鄂图曼商人的身分与穆斯林商人站在利害得失立场一致的基督教徒商人，开始脱离鄂图曼体制。十八世纪，鄂图曼帝国在经济通商方面，受法国等欧洲诸国影响的范围还相当有限，故得以维持前述的经济体系，然而此时，一场风云变色的变化也正在悄悄酝酿。

第八章鄂图曼体制的结束（一七七〇～一八三〇年）

伊斯兰导师的工作　住宅兼办公室的模样，寻求司法判例的人们列队等候，台阶上的伊斯兰导师（右上）逐一书写司法判例的答复文。17世纪初的作品，托卡比皇宫博物馆馆藏。

步向“末路”的年代

◎鄂图曼体制的结束

鄂图曼帝国作为一个管理系统，也就是鄂图曼体制，在十八世纪末走到了终点。过去将鄂图曼帝国打造成宏伟帝国政权的告终，掀起了足以称为“帝国之死”的巨大变化。

然而，在种种因缘巧合下，鄂图曼的王室却存续下来。王室得以存续的理由，举例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没有别的领袖得以出面担当一切、国际局势支持鄂图曼帝国存续存在、这个时期的君主具备领导能力等。历史最忌讳“如果”二字，但如果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of Egypt）、或是巴尔干有力地方望族中，有任何组织将目标锁定在拿下伊斯坦堡，那么鄂图曼帝国的命数或许会更早走到尽头。然而实际上，当时也确实有人采取行动，危机四伏。

只是，奥斯曼家的苏丹再次于混乱中出面平定大局，历经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全面性改革后，让这个国家蜕变成一个西欧化的近代国家。以下，本书将后者称作“近代鄂图曼帝国”。想当然耳，近代鄂图曼帝国自前近代鄂图曼帝国继承了许多东西。原本，根据这些传承而创建起来的社会是连续不断的，然而，国家的各项制度——再次重申本章前头的说词——也就是帝国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却已从根本上脱胎换骨了。

当然，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可几，而是前后经历了大约五十年（一七八九～一八三九年）的时间循序渐进，然后在一八三九年透过《居尔哈尼文告》（Edict of Gülhane），以仿真两可的形式公诸于世，这样的理解方为适宜。那时，新体制已有明确的意向及权力依据。

◎三大极限

本章将针对逐步倾颓的鄂图曼体制进行考究，毕竟，旧制结束的原因，也是新体制必须面对的课题。前近代鄂图曼体制的结束，因俄土战争（俄罗斯—鄂图曼）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及后果而变得鲜明。然而，尽管在国际关系间的实力本身便足以左右政治，但在十八世纪这个时间点，近代鄂图曼帝国尚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终结前近代鄂图曼帝国体制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究其主因林林总总，若大致掌握，或许可解释为“因为将鄂图曼帝国造就成那个伟大鄂图曼帝国的下列三大原则，都已不再充分发挥作用”之故。

第一大原则是，帝国惯以属国及边境各州包围直辖地区，透过战争阻挡来自外部——也就是外国——的干预，以维持内部和平。基本上，这项原则长久以来是帝国透过孤立主义，远离欧洲政治及外交中心而获得实践。第二项原则是，根据伊斯兰及其律法，主张统治的正当性。不仅穆斯林，就连非穆斯林都遵守伊斯兰法的架构，乃确保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双方效忠帝国的基础。第三项原则是，根据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制度，有效管理帝国上下。

鄂图曼帝国的各项制度一直是根据这些原则发展扩建而成的。若于这三大原则上贴个标签，或许可以写作：①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②主张统治正当性、③实用的中央集权制度。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这三项基本原则的实践，都发展成无法预料的局面，结果大幅撼动了鄂图曼帝国的威信。以下，分别就这三点分别讲述到底衍伸出了哪些问题。

困境一：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的极限

◎帝国边境地带的动荡

鄂图曼帝国虽然不断对外交战，但其内部和平却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帝国中心的直辖地区——即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叙利亚及北伊拉克等地——四周环绕着独立管理的州或属国，借此保卫直辖地区的安危。但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后，内部和平开始出现明显动摇。

位于核心地区外部的各州及属国，出现了相当不稳定的局势。在地势力崛起的现象遍及帝国全境，边境地带尤为显著。鄂图曼帝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逐渐名存实亡。

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地区与伊斯坦堡的关系疏远，并刻意加深与帝国以外世界的联系，因而提高了自立的程度，开始摆脱其身为保护帝国直辖地区的外围功能。再加上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外在势力积极出手接近这些地区，于是鄂图曼帝国身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欧洲诸国之间所面临到的帝国体制的动荡，终究也波及到直辖地区。

以下将统整概述帝国支配的弱化，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在边境外围各地的概况。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以属国的身分附庸于鄂图曼帝国超过三百年。能够长期维持这样的关系，除了鄂图曼帝国的强大军力成为一道铜墙铁壁遏制属国叛离以外，同时在地势力也是各自心怀鬼胎，利用鄂图曼帝国作为本国的后盾。不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边境外围的各个地区，大致都可发现类似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是从当地的世袭贵族（boyar）中选出统治者，然后再取得鄂图曼政府批准同意。鄂图曼帝国的介入，正好有利于两国排除波兰及奥地利等国干预，同时让贵族得以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十八世纪以后，俄罗斯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破坏了原有秩序，使反叛动向浮现台面。为了与之抗衡，鄂图曼政府采取加强直接管制的策略，从伊斯坦堡派遣力量足以左右希腊正教会的希腊裔大商人（法纳尔人［Phanariot］，容于后述）的世家子弟，出任两公国的统治者。

这项举措引起当地贵族对鄂图曼帝国的强烈反弹，从而助长了两公国对俄罗斯到来的期待。于是，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国内情势的转变，造成争夺两国的鄂图曼帝国与俄罗斯关系更为紧张，一触即发。于是之后便有了于一七六八年爆发的第一次俄土战争。这场战争，让摩尔多瓦、瓦拉几亚曾短暂被俄罗斯占领，鄂图曼帝国战败后，于一七七四年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影响力扩大。后来，受一八二八至二九年第四次俄土战争结果的影响，两公国取得自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被俄罗斯所统治。由此亦可知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间的战争结果。

◎克里米亚汗国

克里米亚汗国也是受俄罗斯施压，而脱离鄂图曼帝国统治的属国之一。克里米亚汗国自十五世纪末遭并吞以来，其君主在鄂图曼帝国的外交顺位一直名列前茅，享有特殊地位，此乃源自鄂图曼王室尊重成吉思汗血统之故。十七世纪，奥斯曼家陷入攸关生死存活的危机时，甚至谣传用来取代奥斯曼家族的傀儡苏丹将被取名为克里米亚汗。

而且，克里米亚汗国以提供骑兵团作为贡金的交换，在十六、十七世纪鄂图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战役中，负责鄂图曼帝国军队重要的翼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开始向南扩展势力的俄罗斯，矛头首先对准黑海，克里米亚汗国首当其冲，备受胁迫。尽管十八世纪前半叶，克里米亚汗国克服了俄罗斯的挑衅，却依旧难逃一七七一年被俄罗斯侵占的命运，后来在《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中更规定其脱离鄂图曼帝国属国的身分。局势如此演变，让克里米亚汗国陷入内乱状态，接着于一八八三年遭俄罗斯吞并，鄂图曼随后于一八八四年公开承认此事。身为穆斯林之国的克里米亚汗国被让与俄罗斯的事实，使鄂图曼国内受到极大的冲击，政府因此饱受舆论抨击，不得不在一七八七年出兵讨伐俄罗斯以夺回克里米亚汗国（第二次俄土战争）。然而战败的结果，反而更加确立了克里米亚归属于俄罗斯的事实。

◎埃及

十七与十八世纪，开罗政坛的主角为在地军官，其构成十分多样，诸如新买入的奴隶（马木路克）、马木路克的子孙、从伊斯坦堡派来之后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军及常备军骑兵、取得军中官阶的埃及在地商工业者等。埃及军队在鄂图曼帝国的庇护下，几乎有长达三百年的时间皆无对外战争，于是这些军队势力便在内部争斗中度日。十七世纪，身为“马木路克”的法卡里亚派（Faḳāriyya，音译）与“非马木路克”的喀西米亚派（Ḳāsimiyya，音译）两大军人派系展开势力争夺。十八世纪，新军及其他步兵军人也纷纷加入本地的党派斗争。军人借由购入税收承包权维持势力，尤其在十七世纪末，利用伊斯坦堡决定的终身契约政策进一步渗透在地社会。

一七三〇年代开始，一支卡兹达格里耶（Ḳāzdug̲h̲liyya，亦称卡兹达鲁［Ḳāzdug̲h̲lī］）派系从新军势力中崛起，他们独霸了主要的税收承包权与官职，驱逐其他势力。卡兹达格里耶原本是安那托利亚出身的一介军人，后来在开罗升任新军队长，形成党派，代代传承权势。属于卡兹达格里耶的马木路克军人，多是以奴隶身分从高加索地方卖入埃及，埃及的实权后来便掌控在这群强势兴起的实力派军人手中；至于从伊斯坦堡派来的州军政官及财务长在进入埃及后，便几乎不曾再踏出开罗城外半步。

十八世纪的埃及，尽管会在周五礼拜高喊赞颂伊斯坦堡苏丹之名，但政治的实体发展可说是与伊斯坦堡毫无关系。卡兹达格里耶的领袖阿里．贝伊（Ali Bey al-Kabir）在俄土战争期间与俄罗斯私下订约，一七七一年时，其领导的马木路克军曾一度占领大马士革。无须等到十八世纪末拿破仑前来攻占，埃及已开始独自站上国际舞台。

埃及之所以会维持被伊斯坦堡统治的状态，无非只是那些左右党派政治的军官，想利用鄂图曼帝国的制度及权威而已。而且他们的军事力量，也不过是是为了彼此制衡而设置的罢了。所以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有明确的目标，意图带领埃及摆脱鄂图曼帝国。然而这样的情况，只有在鄂图曼帝国有足够的实力保障本国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有效维持平衡。一七九八年拿破仑率军攻进当地，以独裁暴政统治埃及整整三年之后，当地人民开始渴求能有一股势力出现，负起责任对外保卫埃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尽管穆罕默德．阿里是一名来自巴尔干的外地军官，却已适度地融入埃及社会，他的崛起（一八〇五年）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似乎也就合情合理了。

◎南伊拉克

位于伊拉克南方的巴格达州及巴斯拉（Basra）州（十八世纪二州合并）和埃及的情况相似，在地势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帝国统治的情况长期处于州军政官间接治理的程度，二州也在十八世纪发生从外地买来的奴隶马木路克兴起的异常现象。

事情的原委发生在十八世纪初，政府派遣哈山．帕夏（Hasan Pasha）以巴格达州军政官身分前往，他效法萨法维朝古拉姆（ghulām）的奴隶军团，大量收购佐治亚裔的马木路克并加以训练。于是，哈山．帕夏训练出来的马木路克不久后继承他的位置，且在一八三一年以前实质上掌控了巴格达。鄂图曼帝国也曾尝试从中央派遣州军政官却屡屡失败，最后只得任命这些继承哈山．帕夏之位的马木路克担任州军政官。这里和埃及一样，政权统治者的地位不是由血缘关系的亲子继承，而是由主人交棒给奴隶（马木路克）来传承下去。

事实上，有时也会以哈山帕夏朝之名，来称呼实现自立自主的哈桑．帕夏与继承其位的马木路克。从鄂图曼的角度来看，帝国或许是借由将他们视为受命于鄂图曼帝国的州军政官，才勉强让这个地区维持在鄂图曼统治底下。不过，对哈桑．帕夏的继承人来说，在对抗邻邦伊朗方面，鄂图曼帝国这个靠山是不可或缺的。十八世纪后半叶，就是这种相依生存的关系，支撑着鄂图曼帝国对其边境国家的统治模式。

◎北非

这种关系疏远的相依生存方式，在从十六世纪以来便只受帝国间接统治的北非更加显著。追根究柢，鄂图曼帝国侵占北非地区的最大目的，不在争夺领土或从本地征收税金。帝国的目标是为了取得军事要冲，以牵制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和与其敌对的海盗行动，在帝国最初的规划中并不包含统治当地。

尽管如此，北非沿岸地区长期处于鄂图曼帝国支配却也是事实。这项事实之所以成立，无非是在各地已融入当地社会的鄂图曼军人，需仰赖鄂图曼帝国权威才能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至于苏丹，也是透过任命地方统治者的行政程序，来维持帝国对该地名义上的统治。除了突尼斯的胡赛因朝（Husaynid Dynasty），北非各地每年也都必须对帝国缴纳贡金。

各地方势力的样态各异。在许多城市中，从伊斯坦堡派来的新军融入当地团体，逐渐成为当地的名门世家。在这里创建“家园”的军人，利用私人军队及奴隶储备实力。在他们的部属中，有从安那托利亚及巴尔干渡海过来的冒险军人，也有被海盗俘虏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后加入的例子。虽然这些新军融入在地社会的程度各有差异，但突尼斯的胡赛因．阿里奥卢（Hüseyin Alioğlu）创建的突尼斯胡赛因朝、的黎波里的艾哈迈德．贝伊．卡拉曼里（Ahmed Bey Karamanli）创立的利比亚卡拉曼里王朝（Karamanli dynasty）等，都是相当有权势的地方政权。至于距离伊斯坦堡最为遥远的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州），则是被自称戴伊（Dey）头衔的突厥裔军人割据。

胡赛因朝自十七世纪以来，便无视鄂图曼帝国的禁令，私自将谷物输出法国或意大利，并独自与这些国家缔结协约，实际上已脱离了鄂图曼帝国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也极少服从苏丹的命令，举例来说，根据一七一八年《帕萨罗维兹条约》中规定，鄂图曼帝国必须停止一切在地中海的海盗行为，但是要阿尔及尔海盗遵守条约约定却非常困难。尽管帝国采取强硬手段，禁止阿尔及利亚人前往麦加朝圣或经手朝圣贸易，并严禁安那托利亚方面的志愿军出航过去，还是未能完全达成目的。

以上所述，鄂图曼帝国对这些国家所行的支配，最终仅止于名目上的主从关系，性质完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殖民地统治。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当法国入侵抢夺殖民地的威胁成真后，胡赛因朝回过头强调鄂图曼帝国宗主权的做法，也证实帝国之名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在这之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分别于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八一年开始受法国统治。

◎阿拉伯半岛

另一方面，属于什叶派系的宰迪派势力，自十六世纪以来便渗透阿拉伯半岛南端，至于鄂图曼帝国自一六三六年从也门高地撤退后，便仅控制摩卡及查比德（Zabid）两个港口。

鄂图曼帝国支配阿拉伯半岛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遏止葡萄牙等国入侵，以保护东西贸易利益及重要宗教据点。所以，尽管鄂图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经营长年呈现赤字，但效果显著，麦加及麦地那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局势。鄂图曼帝国不仅保护治理该地的哈希姆家族（Hashemites）谢里夫（Sharif，意指贵族、高尚之人）政权，更统筹前往朝圣途中及圣地当地的粮食供给，确保了其身为“伊斯兰保护者”的名誉。

然而，在鄂图曼帝国管辖以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自十八世纪中叶起，瓦哈比派（Wahhabism）打着净化伊斯兰主张的旗帜，开始一系列的宗教运动，支持该运动的阿拉伯名门沙乌地家族趁势创建地方政权（第一沙乌地王国）。沙乌地王国统一周边部族后，于十九世纪初开始侵略鄂图曼领域，一八〇二年大肆破坏什叶派位于南伊拉克南部的圣地，更于一八〇三年成功攻下麦加。

这项瓦哈比宗教运动对于后世伊斯兰思想的影响之大难以估计，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最多只能算是一起部落团体出于宗教动机的军事行动。面对沙乌地王国的挑衅，鄂图曼帝国无力独自箝制。一八一八年，出面压制沙乌地王国势力的，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军队。

◎国土的丧失与保全之间

正如以上所述，在帝国的边界地带，鄂图曼帝国在各地的统治力量开始松动。以往未充分执行实质支配的地区逐渐独立，例如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及北非的例子显示出，透过任命首长进行间接统治的手法，已很难再使各地服从鄂图曼帝国的命令。

此外，北方俄罗斯的成长，成为帝国在巴尔干、黑海沿岸领土的直接威胁。就如鄂图曼与俄罗斯两国的战争，决定了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克里米亚汗国等地何去何从一样；鄂图曼帝国国土的保全，也迎来了交由与欧洲诸国对战、甚至是靠外交或谈判来定生死的时代。如前文提及，对鄂图曼帝国而言，其所拥有的众多附属国纷纷陷入动荡不稳的局势，帝国不仅需要具备足以取得胜利的强悍军力，外交力量同样不可或缺。然而，在十八世纪末的时间点，担任外交实务的官僚阶层势单力薄，在官职的任用始终掌握在权贵显要之间的伊斯坦堡政权中，他们的发言权极为有限。

困境二：统治正当性的动摇

◎鄂图曼统治的正当性

鄂图曼帝国当前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让人民认同其统治的理由——也就是“统治的正当性”——发生了动摇。在这之前，鄂图曼帝国始终自我定位为“伊斯兰统治的实践者”，这表示帝国以伊斯兰法体制为治国基础，特别是遵照伊斯兰律法的原则，统治非穆斯林。

一直以来，穆斯林借此原则认定鄂图曼帝国苏丹为其统治者，非穆斯林也同样受伊斯兰法保护而得以生存。鄂图曼帝国中的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在面对纷争时寻求苏丹执行正当统治，正是基于主张个人受法律——也就是伊斯兰法——保护的权利。身为鄂图曼帝国的臣民，代表着个人接受这种组织架构的机制。这项机制会获得人民认可，除了在现实层面实际上“安全受保障”以外，还有一项关键，那就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没有明显的经济落差。富裕人士之中，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贫困百姓的情况也一样。在居民混住的城市中，他们事实上共享着鄂图曼文化，宗教的差异并未带来社会性的差别待遇。

然而，十八世纪，情况产生了巨大变化。其一，借由扩大欧洲贸易，促使希腊裔正教徒为主的非穆斯林商人，迅速提升经济实力。诚如前述，他们之中甚至有部分团体成为欧洲诸国的保护民，摆脱了鄂图曼帝国臣民的身分。原本实力在伯仲之间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开始产生差距；经济实力的差异，最终演变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团体的对立。另外，只有穆斯林的农民被受雇为非正规兵前进战场的事实，也加深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分化。

在十八世纪，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变得比以往更加鲜明。原本仅止于形式上的区别，逐渐产生了实质的意涵。这样的转变，最终导向非穆斯林对鄂图曼帝国的归属感产生动摇。俄罗斯及法国对正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影响，更让情况加剧。另外，后文中会解释，部分希腊裔希腊正教徒的崛起，使得希腊正教徒之间也出现差异。不久后，这样的差异，让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识高涨起来，从宗教之别进展到民族之别的区分，并在十九世纪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浮现，以塞尔维亚运动为开端，撼动帝国的根基。

◎教会组织重整

这里让我们从基督教徒的立场来具体探究上述情况的发展。前文曾经提及，鄂图曼帝国的非穆斯林长期以来是在伊斯兰法的规范下，守护着各自的信仰及教会，遵守各教的教义律法。这样的架构，对教会组织大有助益。鄂图曼帝国的各地教会，长年以获得苏丹公认为凭据，统辖着管区内的众多信徒。

到了十八世纪，教会统一的程度愈来愈明显，尤其是希腊正教会的组织系统发展更为显著。希腊正教会采取行动，是出自对罗马天主教自十七世纪以来致力传教活动的危机意识。十七世纪法国开始推行一连串的传教活动，造成基督教徒中认同罗马权威的复合派（Uniate Church）人数增多，其势力尤其广布在安那托利亚及叙利亚地方。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尽管不合法，但麦勒卡派（Melkite）教会（原安提欧洽［Antiochia］管区内的希腊正教会）、卡尔迪亚派（Chaldean）教会（原聂斯托留派［Nestorius］）、亚美尼亚天主教教会（原亚美尼亚教会）等教会，还是从旧有的基督教各宗派独立出来，自立门户。鄂图曼政府虽然公然支持传统的希腊正教会及亚美尼亚教会，禁止各派分离，但依旧难以限制受法国领事等庇护的传教士个人的活动。

在巴尔干各地区，除了波士尼亚受奥地利影响较大以外，天主教推展未果。但是，伊斯坦堡的希腊正教会总主教依旧对天主教的扩大深感威胁，因而派遣神职人员前往巴尔干全区及叙利亚各地，以希腊文举行仪式，进行统合。这时，伊斯坦堡总主教对鄂图曼帝国整体具有管辖权力的依据，是沿用自十五世纪以来获得鄂图曼帝国许可的说法，其根据是梅赫梅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后，委托吉纳迪乌斯（Gennadius）大主教管理正教会而来。

于是，鄂图曼帝国根据所述说词，于十八世纪中叶成立社群制度（millet），该制度的内容为帝国许可每一个宗派各自成立社群，并由政府指派社群首长。于是，首都伊斯坦堡中长久以来分散在多个教会组织底下的希腊正教徒依法被重新统合。同一时期，亚美尼亚教会也效法希腊正教会总主教，创建组织系统。

◎反法纳尔人

希腊正教会总主教的集权，可视为正教的希腊化。教会希腊化，结果招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等地正教徒的反抗，希腊正教徒之间出现裂痕。同时，这也成为民族意识形态形成的导火线，促使以塞尔维亚语或保加利亚语为母语的希腊正教徒，明确意识到自己身为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的身分，这样的反希腊运动，在十八世纪后半叶迅速扩展开来。

反动的矛头也同样指向希腊商人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希腊正教会为了集权中央，需要庞大资金，其中大多由捐款支付，而这些捐款主要来自总主教驻守的伊斯坦堡中居住在帕纳尔（Phanar）区的富裕希腊裔大商人（法纳尔人）。因此可以说，教会和富裕的希腊裔大商人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希腊裔大商人自十七世纪末起便与鄂图曼宫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过从事宫中口译或黑海方面的毛皮进口而取得巨额财富；并在同一时期，经手将欧洲产品销售巴尔干及俄罗斯，成果卓越，主宰巴尔干的贸易路线。诚如前文，这群希腊裔大商人透过这层关系，加深了他们与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之间的联系，并且自一七一一年开始，借由缴纳政治献金，换取两公国“公爵”的地位。反希腊裔大商人的声浪，也同样扩散到巴尔干各地。

鄂图曼帝国之所以会优待、保护伊斯坦堡的希腊正教会总主教和亚美尼亚教会总主教，事实上是想借此取得希腊正教徒人民、亚美尼亚教徒人民对帝国的支持，在这当中对“希腊人”的特别关照以结果来看，可说是动摇属于其他“民族”的希腊正教徒对帝国效忠的最大主因。

在鄂图曼帝国，因课税所需，个人的宗教身分十分重要，但民族差异并不构成问题，顶多会隐约意识到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然而，这个时期，以非穆斯林为主，各团体一一公开宣示他们的民族名称。对亚美尼亚教徒及犹太教徒而言，不论母语为何，都能与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作链接；希腊正教徒则是以地区及语言为基准，分成数个团体。但是，在细分成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等的希腊正教徒当中，安那托利亚中说着土耳其语的希腊正教徒无法成为“土耳其人”——因为居住在安那托利亚、并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穆斯林“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因此，他们撷取安那托利亚中部卡拉曼地方之名，自称卡拉曼人，但最终，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却不得不以希腊“人”的身分移居希腊。

◎某保加利亚人主教的告白

本节将介绍一名生活在动荡乱世的保加利亚人主教索弗罗尼（Sofroniy Vrachanski）的自传。作者为希腊正教的神职人员，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夫拉察（Vratsa）。从索弗罗尼于一八〇六年出版的自传中（第一本以保加利亚文编写的出版品），我们得以一窥鄂图曼帝国面临钜变当下的保加利亚社会。

索弗罗尼肖像　后世将索弗罗尼视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之一，尊为圣人。图片撷取自Sofronij Vračanski, Katčiziceski, omiletični i nravoučitelni pisanija, 1989。

根据自传内容，主角索弗罗尼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接受希腊文学校的教育。其父职业不明，但叔父们经营畜产经销，据此推测其父应该也从事相同工作。在其父及叔父们相继过世后，索弗罗尼家族为了回收遗产，奔走于伊斯坦堡及安那托利亚各地，由此可以推知，他们做的是从保加利亚运输羊只进入伊斯坦堡的大型买卖，日后索弗罗尼的儿子同样也经营畜产经销。保加利亚是供应首都伊斯坦堡畜产的主要产地，而且当地最富裕的阶层多为畜产经销商，由此亦能充分理解索弗罗尼得以接受良好教育训练的理由。

一七六二年时索弗罗尼二十三岁，他向主教支付一百银币取得村中司祭职位后，开始教导村中的孩童读书写字。同时受主教之命担任地区审判长，但这似乎也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因此索弗罗尼将日后所遇到的种种灾难，全部归咎为是神对他自己所做职务的惩罚而感到后悔不已。

一七六八年俄土战争爆发后，索弗罗尼的管区成为鄂图曼军队往来的必经之地，据传当时“部队行军犹如大江川流不息，眼神黯淡无光的穆斯林对基督教徒恣意妄为”。

索弗罗尼人生的灾难中，除了患疾，就属羊只交易事件最为惨烈。原应供应鄂图曼军队的羊只遭人倒卖，索弗罗尼涉身其中险遭处决。之后经由村中妇女们的恳求，鄂图曼军政官的母亲介入调解，才勉强保住性命。书中生动地描绘出驻扎地方的鄂图曼帝国军官及其家族，与基督教徒村人之间的交流情况。

实际上，在索弗罗尼的生涯里，鄂图曼帝国并非“万恶”的根源。索弗罗尼所接触到的高官，虽然蛮横但绝非不守法之人。索弗罗尼下狱，看来也非莫须有的罪名。在索弗罗尼的记述中，让民众灾祸连连痛苦不堪的，是当地的士兵，以及崛起的地方望族，这些人野蛮粗暴不受控制，让索弗罗尼管区的人民疲敝难忍。

索弗罗尼晋升夫拉察主教时，恰逢地方望族帕兹万特奥卢（Pazvantoğlu）一家带头做乱。索弗罗尼避开乱事，好不容易抵达任职地点后，便致力从管区内的乡镇村庄征集税金，以缴纳给教会。然而，地方中小规模势力的地方望族间的纷争，加上一七九六年起帕兹万特奥卢家族不时与政府军交战，使得索弗罗尼很难顺利在管区征收税金，从而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索弗罗尼身为主教，虽然为了躲避战事四处奔逃，却依旧十分尽责地巡视自己的管区，原因是他必须向伊斯坦堡总主教缴纳税金。索弗罗尼在逃亡时，经常借助土耳其人之力四处躲藏。之后几经周折，他开始在帕兹万特奥卢家族底下做事，在职期间达三年之久。之后，索弗罗尼逃往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并辞去夫拉察主教一职。索弗罗尼在书中结语如此写道：

终于，我远离了日复一日的恐惧与苦恼，获得了救赎。然而，我的内心并不舒坦，内心依旧畏惧着吾主的惩罚。尽管我肩负管区众人的死活，却不顾一切逃了出来，心中深怕吾主因此降罪于我。但是，慈悲为怀之主，我想说的并不是个人的恐惧。我会舍弃夫拉察主教一职，全是因为这世界因巨大的灾难而衰颓，维丁四周变成入侵者的巢穴，他们（总主教）却执意要我缴纳庞大的税金。

所以，今日我如此努力，日以继夜以保加利亚文写书。我如此罪孽深重，无法以这罪人之口，向众人传授有益的教诲，所以还望人们能读读拙作。

最后，索弗罗尼将这场造成鄂图曼帝国秩序崩坏的混乱，视为等同黑死病的大灾难，而自己所受的苦难祸根，全是希腊正教会总主教一手主导。单从自传内容来看，索弗罗尼依旧生活在鄂图曼帝国之中。

然而在另一方面，索弗罗尼相当坚持以保加利亚文教导孩子读书写字，以及以保加利亚文对信众说教。这样的行为，终将朝向民族自觉发展下去，超过对鄂图曼帝国效忠的意念，培育出对保加利亚正教会、乃至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忠诚之心。

困境三：中央集权体制松动

◎鄂图曼中央集权体制的极限

十八世纪后半叶逐渐浮现台面的第三大问题，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与军事制度在各方面开始变质，产生了官职权益化和地方势力抬头的结果。

诚如前文，鄂图曼帝国以伊斯坦堡为中心整顿各界官职人员体制，借以实践更有效率的管制。派遣至全国各地的高层军人政治家、地方法官、财务官总是在观望伊斯坦堡的动静下工作，是协助中央集权帝国运转的齿轮之一。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这样的组织架构却创造出一群名存实亡的庞大官僚，或许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后果。取得官职任官之人，将待办工作交给代理人处理的情况愈来愈普遍，部分官职遭人出售，从政府取得作为俸给替代方案的税收承包权，被贩卖给第三人的转包商。这种趋势出现在十七世纪，到了十八世纪末则已演变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地方的行政官职中，县军政官的职位连同其随附的课税权成为高位州军政官的部分俸给，而失去其实质意义，实际的县政行政与课税由代理地方官（mütesellim）担任。有些地方，还会另外设置督军（voivode）或地方税务官（muhassil）担任课税官员，分散权限。代理官员负责征收缴纳国库的税金，并将部分税金支付给名目上的县军政官，同时确保自己的收入来源。这些职位后来都成为各地地方望族的囊中物。

同样的情况，在宗教学者的世界影响更加深远。这个时期，地方法官的业务多半由名为“奈夫”（nā'ib，音译）的代理官员执行。高阶宗教学者之下设有多个地方法官的职缺，他们将这些职位转包出售，借以取得额外收入。伊斯兰经学院的教授职位也在贩售或出租之列。代理官位之人虽然发挥了实质上的功能，但名列政府官员名册的官员未能坚守本位，绝非好现象。这种官职的权益化，使那些少数富裕门第透过税收承包的终身契约敛财，这是独占官职及作为俸给随附的课税权所产生的恶果。

与此同时，掌管中央政府行政及权贵家政的书记官持续成长茁壮。书记官的养成承袭了传统的学徒制度，广大帝国内部所有通讯、决策、复杂的俸给流程以及地方的税收承包制度的推展状况等，长久以来都是透过他们庞大的事务作业而取得细致的掌控。一七八五年时更在大宰相府内创建石造文库，保管相关的各类文件。

从这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诸多资料显示，在财务长官府及伊斯兰导师公馆等最大规模的政府机关当中，已发展出一套支持执行业务的官僚系统。一七九〇年左右，估计支领俸给的书记官总计有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其中包含六百五十名财务官。

这些熟知实际业务人员的成长，或许可说是鄂图曼帝国的最后一道壁垒。这些书记官想必已意识到官职实体化的必要性。但是，从幕后支持身分成长茁壮的书记官，要等到十九世纪新时代的到来后，才得以付诸行动。

◎地方望族

腐败的官员集体掠夺政府税收、减弱中央政府机能的局面，或许可说是鄂图曼帝国的前近代官僚制度所迎向的终点。政府已经无法掌握实际参与劳动的人员名单。在这样的现实下，地方社会中“实际参与劳动”的人们，透过名目上的税收额度与实质征收额度的差额积累财富，并将榨取到的资金投资在地方经济活动上，从而兴起并不断茁壮。这种地方望族的崛起，是十八世纪后半叶鄂图曼帝国社会的一大特征。除了前文中所提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卡罗斯玛诺洛家、迪雅巴克的塞札特家以外，以下将概观鄂图曼境内，看看究竟兴起了哪些强力的地方望族。

安那托利亚西部、叙利亚沿岸及巴尔干地区，因与欧洲通商贸易而取得飞跃发展的机会，于是这些地区纷纷兴起了向西方发展的地方望族。在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出生于富裕农家的柴达尼家札希尔．阿尔乌玛（Ẓāhir al-ʻUmar al-Zaydānī，音译），以棉花输出法国而发迹。虽然柴达尼家导入棉花专卖制度等先进的“近代”政策，但其势力成长引起鄂图曼政府戒备而遭到攻击，最终导致柴达尼一族的当家于一七七五年战死沙场。

在那之后，军人杰扎尔．阿禾梅特．帕夏（Cezzar Ahmet Paşa）被任命为西顿（Sidon）州军政官，取得权势。杰扎尔．阿禾梅特．帕夏为波士尼亚人，曾在埃及卡兹达格里耶领袖阿里．贝伊的部队底下受训。杰扎尔军队成功击退拿破仑对叙利亚的攻势，在军力方面，杰扎尔对该地已是不可缺少的一号人物。

相对地，在内陆方面则以传统名门为发展核心。摩苏尔作为伊拉克北方联系阿勒坡的经济重镇，是商人名门贾立力家族（al-Jalili family）的根据地，而且当地的历任州军政官多为贾立力家族成员。贾立力家透过经商之便，搜刮了许多税收承包权，进而取得政治权力。

十八世纪中叶，阿兹姆家族（al-Azm family）以大马士革为据点，扩展势力。阿兹姆家族的来历不明，但与伊斯坦堡高层关系深厚，十八世纪独占叙利亚地方大马士革州军政官及管理麦加朝圣事宜的巡礼长等政府要职，大马士革周边各州的军政官亦由阿兹姆家占据。同时，阿兹姆家分别与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军（本地新军［yerliyya］）或中央另行派来的鄂图曼军（奴隶新军［kapi kullali］）联手，扩大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力，此外捐赠大笔宗教捐款，保护朝圣巡礼的安危，取得民众支持。然而，阿兹姆家的下场同样凄惨，其当家在家族威势最盛的时候遭政府处决。地方望族依赖官职的同时，他们的命运也掌控在政府手中。

十八世纪的巴尔干各地，基督教徒商人透过和欧洲商人进行贸易而累积雄厚的财富。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处处可见大公（knez）、在地首长（kocabaşı）、地方骑兵军领队（çorbacı）等地方社会的基督教徒领袖以地方望族之姿兴起的例子。然而，随着地方望族间势力斗争愈演愈烈，并因弱肉强食而出现淘汰时，那些具有税收承包权或政府官职的穆斯林地方望族世家势力便有愈发成长的趋势。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助长了他们的声势。十九世纪初以主角之姿跃上政治历史舞台的爱奥尼亚地方（希腊）的特佩德兰利．阿里．帕夏（Tepedelenli Ali Paşa）、维丁帕兹万特奥卢家族、或是以保加利亚鲁赛（Ruse）为据点的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Alemdar Mustafa Paşa）等人，便是在这种局势下登场的。

◎控制地方望族

关于地方望族的兴起，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其实相当复杂。利用身为臣子的军人是早在十七世纪初自非正规兵以来的传统。但正如“劝戒书”等多本书中所说，一般文人认为这是一种违反国家秩序的作法。然而，在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政府只能赋予得势的地方望族官职并加以掌控，借用他们的力量。帝国利用地方望族，早在十七世纪末起便已开始，此现象到了十八世纪更为显著。

但是自一七六〇年代开始，政府明显表现出积极控管地方望族的态势。设立名为“地方望族”职位的新公职，交由大宰相任命，就任的地方望族行为一旦不符合政府规定，便会接受处罚并没收财产。政府还会使计让地方望族之间相互较劲，命令某地方望族率军征伐其他望族等，使望族彼此产生对立。然而此举也创造出少数强大到足以幸存的地方望族势力。

只不过鄂图曼帝国若没有地方望族军队的协助，却也无法对外征战，所以政府也不能完全削灭他们的势力。尤其是一七八七年爆发的第二次俄土战争，鄂图曼帝国几乎是在安那托利亚三大名门的带领之下，借由地方望族私人军队的协助才得以进行战争。安那托利亚三大名门分别是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卡罗斯玛诺洛家、中部的乔邦奥卢家（Çapanoğlu）、及东北部的加尼克里家（Canıklızâde）。

如同地方望族对鄂图曼政府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般，对当地社会来说，地方望族凭借实力掌控地方实权，同样也是恩威并行。地方望族之间的斗争，使地方社会倾颓，造成不少农民和城市居民因向他们借贷而欠下大笔债务。但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望族也会在当地兴建清真寺及学校，捐款资助市场或驿站等，将他们的财富回馈给地方社会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们的动机不纯，所行义举是为了避免财产遭政府没收，但就结果而论，他们对当地社会有所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央官僚眼里，地方望族或许是一群无知又粗暴的乡巴佬，但事实上，地方望族的所作所为经常是在洞悉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后所做出的最佳反应。历经淘汰后，几乎与地方政权实力相当的地方望族，掌控着各方面的信息网络，凭借从中所获得的丰富知识而崛起，并和政府唱反调。地方势力的得势绝非仅靠蛮力，还得在社会上累积足以凌驾中央政府的实力，才能挤身统治阶层。

第一次俄土战争的冲击

◎仰赖非正规兵的鄂图曼军队

自从鄂图曼帝国于一七三九年夺回贝尔格勒以后，便远离欧洲诸势力的是非圈。然而在这之后维持的三十年和平，反而导致新军散漫，延迟了帝国弥补新军缺口，投资在军事上的机会。反观同时代的欧洲（法国或俄罗斯等国），尽管战争负担沉重，依旧努力提升国家的军力，两者形成强烈对比。或许，以“和平的代价”来形容这种情况不甚恰当，但无论如何，当鄂图曼帝国因情势所逼、被迫面对久违的战争时，帝国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全部一口气浮现在台面上，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七六八年，当帝国再也无法回避与俄罗斯的战争时，各地望族遵照政府命令组织私人部队整顿军备。同时，政府亦召集新军，向各地募集非正规兵（levend）。在和平的三十年间，新军未受充分训练，甚至有人说他们已变得与非正规兵相差无几。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终将让许多人意识到，鄂图曼体制以军队为核心发展的极限。

非正规兵的招募委派各地法官与县代理地方官于每县招募五百至一千人入伍，雇用期间通常为八个月。期间除了可支领月薪，还有奖金及伙食费。虽然依规定武器必须自备，但估计政府也配给了许多武器给他们。

从安那托利亚与巴尔干各地招募的非正规兵总数，据说高达二、三十万之众，为数相当庞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想在军队糊口的贫困百姓，看似无止境地聚集起来的模样。由于穆斯林的身分是必要条件，所以非正规兵实际上多由土耳其人及阿尔巴尼亚人所构成。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原本只准备了一万人份的伙食，结果现场却来了六十万人。虽然这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但这场战役指明了帝国当时并未适当调整士兵的人数与配置。

此外，军纪也是个大问题。非正规兵的指挥官多由地方望族担任，对于仓促成立的军队，难以期待他们能严守纪律。如同前文索弗罗尼主教自传中所言，非正规兵在前往战场途中，只要经过村庄与城镇，时常会进行掠夺，此举在巴尔干人民心中埋下了反鄂图曼的情绪。虽然在俄罗斯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鄂图曼非正规兵在战场上英勇奋战的证据，但与训练有素的俄罗斯农民兵之间的差异却是昭然若揭。

非正规兵在俄土战争中的表现，凸显出他们必须接受训练，才能锻鍊成一批正规的军队，这便是一七九三年谢利姆三世设立新部队（新秩序军［Nizam-ı Cedid］）的主要方针。

◎战争始末

一七六八年爆发的第一次俄土战争，其开端源自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Yekaterina Alekseyevna）介入波兰的政局，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她的前任贵族情人以波兰王身分进入波兰。并在同一时间，俄罗斯派出军队从黑海西岸前进至多瑙河，然而此举惹恼了鄂图曼帝国。以前曾负责整顿地方望族私人军队的大宰相穆辛札德．梅何美特．帕夏（Muhsinzade Mehmed Pasha）察觉到帝国准备不足因此反对开战，然而却遭革职，结果在一七六八年十月，鄂图曼帝国正式对俄国宣战。于是帝国开始招募前文提及的非正规兵，编制出一批临时拼凑的大军。

然而在多瑙河沿线的要塞防卫线未能发挥作用下，导致一七七〇年主要战场转移至卡尔塔尔（Kartal），鄂图曼军在这场战役中元气大伤，彻底溃败。此次战役中，俄军以四万兵力对抗鄂图曼十至十五万的大军，尽管兵力悬殊，鄂图曼军依旧全军覆没，据说光是在横渡多瑙河途中，帝国大军便因恐慌而丧失二至四万兵力。结果，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两地均遭俄军攻陷。俄军亦同时占据克里米亚半岛。

此外，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获得英国海军支持，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直抵地中海，将停靠在爱琴海切希美（Çeşme）海港的鄂图曼军舰焚烧殆尽。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要征服伊斯坦堡的说词，不再是痴人说梦。

战争期间，鄂图曼军就连以往擅长的军饷补给及军火供应也因延迟，造成伤害加剧。对于人数众多的前线补给，也因物资补给要塞落入俄军手中，让局势变得极度困难。

据悉，当时帝国整年度的一般预算平均为一千四百万银币，但在这场战争中，四年之间单只现金部分，帝国就支出了三千二百万银币，其中多半是用来支付非正规兵及新军的费用。帝国在那段三十年和平期间累积下来的财富因而迅速见底，这让帝国的财政瞬间陷入濒临破产的边缘。

切希美海战　鄂图曼海军于1770年吃下败仗。海军博物馆（伊斯坦堡）馆藏。

◎《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

自一七七二年起，俄土两国便持续进行和谈交涉，最后以一七七四年鄂图曼军在保加利亚舒门（Şumnu）战败作为结尾，双方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罗斯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农民暴动，此时也不愿战争持续下去。根据《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罗斯答应从鄂图曼的领土内撤军，但鄂图曼帝国除了需要支付庞大的赔款，还得同意俄罗斯商船享有在黑海往来的权利，并承认俄罗斯对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等地正教徒的保护权。此外，克里米亚汗国摆脱鄂图曼帝国属国的身分，从此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俄罗斯以此条约为由，于一七八三年并吞了克里米亚汗国。之后，俄罗斯扩大解释第十四条条文：“容许俄罗斯帝国在（伊斯坦堡）加拉达地区的贝约鲁（Beyoğlu）区，沿国道路线兴建教会。该教会依俄罗斯采行希腊仪式宗旨，对一般信众开放，受俄罗斯帝国大使永久保护，且外界一律不得干涉与妨碍”的内容，主张俄罗斯对鄂图曼帝国全体正教徒具有保护权。这项条文日后成为俄罗斯在巴尔干扩大势力的证据。

◎俄土战争的启示

鄂图曼帝国在俄土战争中的失败，无预期地曝露出帝国内部潜藏的结构性问题。当时的伊斯坦堡正迎来自阿何密三世时代后久违的文化盛世，然而俄土战争的败北，仿佛一桶冷水当头淋下。帝国从那时候才开始着手准备实质性的改革。参与实际政务的官员所准备的方案终于得以在一七八九年即位的谢利姆三世至马木德二世统治的五十年间逐步实现。

以下，将结合前述三大“极限”，来讨论俄土战争的结果。

一、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的极限：

俄土战争凸显出鄂图曼帝国对克里米亚汗国、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等三属国的操控，在沿用旧制维持疆域的手法已达极限。鄂图曼帝国想要维持其对属国或远方领土的统治，光靠指派可汗或公爵已显不足，必需执行更直接了当的统治手段。

此外，战争已发展成国际性规模，俄罗斯与英国联袂将舰队送入爱琴海，埃及和黎巴嫩的地方望族势力也与俄罗斯合作进军叙利亚，并一路占领了大马士革。战后俄罗斯扩大解释《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条文的外交手腕，也是鄂图曼帝国远逊于俄国的地方。

二、统治正当性的动摇：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的人民对于接受与鄂图曼帝国关系密切的希腊裔大商人（法纳尔人）的支配相当反感，因此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十分欢迎俄罗斯势力的到来，而俄罗斯也就这么顺水推舟了。不久，期盼俄罗斯援助的动向还扩散至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为了与之抗衡，鄂图曼帝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确保属国全力效忠苏丹的全新架构。

三、中央集权体制松动：

军事战力的颓靡为鄂图曼在俄土战争中败北的直接原因，这点自不待言。比起鲁缅柴夫（Rumyantsev）将军麾下那群受过严格训练的俄罗斯精锐部队，鄂图曼军队实在是相形见绌。面对这种情况，加强非正规兵的训练与创建新式常备军的必要性无庸置疑。有鉴于此，军事改革便成了改革计划的起点。于是，鄂图曼及早在这场战役期间着手整顿军队问题，重建指挥系统，而且一反常态地即使在冬季，司令部依旧坚守战场。

另外在这场战争中，政府自始至终都过分仰赖安那托利亚、巴尔干等地的地方望族。因此政府究竟该将他们吸收到中央内部，还是消灭他们，实属最紧要的问题。在这之后，尽管有地方望族出任大宰相，最后却演变成政府军忙于四处消灭势力庞大的地方望族的局面。不过这同时也是政府夺回地方望族手中握有的权力、重建中央集权体制必须历经的过程。

蜕变为近代国家的五十年

◎建构新统治体制的课题

面对俄土战争的失败，官僚政治家纷纷提出改革方案，开始在鄂图曼帝国中央推动大型改革。此次改革的主导人分别是谢利姆三世与马木德二世两名苏丹。他们提出的方针着重在找回对中央的向心力，树立全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因为要排除外国干预、维持帝国架构并确保全体国民对国家效忠，首先必须克服的障碍，无疑是前文中所列举的第三大极限——也就是传统集权体制的问题所在，因此他们要重建国家的统治体系。

苏丹与其亲信亟欲重建振兴统治体制，然而横亘在眼前的阻碍，有在首都伊斯坦堡中拥有雄厚势力的新军，以及割据地方不受政府管辖的望族。然而政府对两者的批判，恐怕是日后中央政府军取得胜利后针对他们发出的偏见。诚如前文所述，首都的新军和地方望族二大势力在被统治的百姓社会中巩固基础，不断成长壮大，他们的存在俨然已是国家及统治层无法完全吸收之在地财富和权益的守护者。这段中央政府四处扫荡新军与地方望族的五十年间，同时也是鄂图曼帝国在被统治者巨大的牺牲下，自行推翻旧鄂图曼体制，逐步改头换面、成为近代鄂图曼帝国的五十年。

这两大势力当中，新军不仅在伊斯坦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更在各地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武装团体，同时他们也是和城市工商业者关系密不可分的地痞。他们的反抗，不仅是出自维护身为军人既有权益的动机，也有来自城市居民的切身要求，替市井小民反对增税、外国商品流入、新奇时尚或针对风纪败坏的道德抵制。新军遭到废除后，欧洲商品就开始流入鄂图曼境内的现象，也可从这层关系中得到解释。

如前文所述，对在地人来说，地方望族的存在价值也同样具有双层意义。而且每个地方望族都以维持自己的势力为第一顺位来采取行动，所以地方望族群体的行为，以整体来看缺乏一致的协调性。他们不仅相互斗争，更顺应时势改变面对政府的态度。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都对各地经济利害关系敏锐无比，就算发生军事冲突也要守住利益，是一群极具决策能力的“地方统治者”。

在这段体制转换的五十年间，新军及地方望族是当地人民身家财产和安全的实质保护者，鄂图曼帝国在着手筹备清剿他们的同时，却仍处在一个构筑更稳固的新中央集权体制的路上，因此社会上呈现出相当不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段无力对抗外国势力的时期。帝国政府便是在这种内乱纷争不断，与国外政权干预交错的情况下，宛如和所剩不多的时间赛跑一样，马不停蹄地推动中央集权改革。

◎“西欧化”的作法

在前近代鄂图曼帝国当中，同样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并非只有中央政府。在地方势力中，有部分团体与中央政府行动一致，同样利用对伊斯坦堡向心力的低落推动现代化革新，并借此机会脱离鄂图曼帝国体制。这些势力有的是取得足以对抗鄂图曼统治、追求实质的自治；他们之中有些更进一步编制现代化武装部队，战胜帝国军队，有些取得国外政权的支持，两者最终都完成自治的目的。

塞尔维亚及希腊紧接在前文提及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之后，受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及国外政权的援助，二国也同样都在早期阶段便成功脱离鄂图曼帝国，完成自治。至于在过去凝聚力就相当明确的埃及，也取得了实质上的自治。伊斯坦堡中央政府在对抗这些要求自治的运动时，也致力于推展军事及统治制度的现代化与集权化。

这里来谈一下“西欧化”这件事。鄂图曼帝国自建国以来便积极吸取欧洲技术，尤其是十八世纪与欧洲接触机会大幅增加，而在败给了引进西欧制度的俄罗斯后，促使鄂图曼兴起了改革的动机。如此看来“西欧后”对鄂图曼帝国来说可谓是别无选择。不论是帝国中枢，或地方的自治势力，在“改革方法等于西欧化，又等于现代化”这点上彼此看法一致。

当西欧化的改革手段以实际方式呈现出来时，在被夺走既得权益的人群之中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反动，他们以改革是“反伊斯兰”的口号，表现出心中的不满，并引发多起暴力事件。然而“反伊斯兰”的言论并不是将矛头指向改革手法源起于欧洲，而是指责改革的结果所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合法的情况。光看这些言论，很容易以为反抗势力旨在要求恢复或重建伊斯兰秩序，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军事制度改革

谢利姆三世于一七八九年即位，时值第二次俄土战争期间。战败后，谢利姆三世即刻设立一支新军队，加强训练，同时推动大炮等军事技术的现代化革新。编制出一批足以抗衡俄军等现代化军队的战力，这是当时攸关国家存亡的关键。

谢利姆三世接连实施数项军事改革措施，诸如聘请法国军事顾问团队、设立海军与陆军技术学院、翻译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书籍、兴建军火工厂等，改革重点着重在强化炮兵队以及创立一支新歩兵部队，谢利姆三世称其为“新秩序军”（一七九三年）。大炮制造的改良以及炮兵队的重新编制进展顺利，在军事层面支撑起鄂图曼日后改革的发展。

谢利姆三世

安那托利亚的地方望族协助政府编制新秩序军的歩兵部队，并配合政府要求，提供穆斯林农民加入新秩序军，在伊斯坦堡郊外的非正规兵练兵场等地加强培训。然而，扩大新秩序军的进展缓慢。一八〇六年帝国驻屯在伊斯坦堡和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军力虽达二万人以上，但光是保加利亚的有力地方望族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便独力训练出三万名精锐部队，如此来看，帝国的军力依旧称不上完备。

谢利姆三世会在新秩序军扩充一事上谨慎行事，是为了顾及来自同为歩兵的新军反抗。然而政府对新军所采取的怀柔策略终告失败，一八〇七年新军带头发动军人叛变，谢利姆三世被迫逊位，新秩序军强遭解散。

尽管如此，举国皆知歩兵部队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即使谢利姆三世遭遇废黜，政府依旧尝试重整新秩序军，这次则由前文曾提及任职大宰相一职的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一手主导。阿朗达尔率领大军前进首都伊斯坦堡，策划推举谢利姆三世复位。虽然当阿朗达尔抵达伊斯坦堡时，幽禁中的谢利姆三世早已遇害，但他依旧汇整地方望族势力的要求，于一八〇八年十月与他所拥戴的新苏丹马木德二世签署《同盟誓约》，要求马木德二世同意以地方望族保存势力为前提推动革新。然而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依旧于日后再度在新军的叛变中惨遭杀害。

这起事件明白指出，包含各地的地方望族在内，一致认同现代化与西欧化是必要的改革方针。然而，究竟是在苏丹专制的指挥下推动改革，还是将权限移交地方望族等地方势力办理，则是意见分歧。与此同时，新军反对两者意见，执意维持其身为亲兵原有的既得权益。

继位的马木德二世也同样尝试编制新部队，同时政府以与其他债权交换的方式回收前述已不具实质意义的新军股分。借由这些做法，废除新军的政治目标终于缓慢地获得具体实践。根据马木德二世慎重准备的计划推展，一八二六年按西欧体系编制而成的炮兵队剿灭了首都的新军，据说当时有约六千名新军遇害。其后新军体制撤废，曾为新军精神支柱的拜克塔什教团也因此遭到遣散关闭。

马木德二世

新军改革原为帝国推动改革的首要课题，最终却以废除一途收场，若从新秩序军创设以来细数，前后共历时三十三年。因为维新的推迟，使鄂图曼当局穷于应付后述帝国各地的独立运动，只能草率应对。但如果换个观点来看，可以知道新军深耕社会，两者关系之深厚可见一斑。这也彰显出新军对抗高层统治者由上往下推进革新的力量有多么顽强不屈。鄂图曼帝国再次将权力收回中央的行动，是一场与时间的抗战，唯在这场战役中，帝国并没有获得完全胜利。

新军废除后，马木德二世另行编制一批新歩兵军队，取名为穆罕默德常胜军，在伊斯坦堡就编列驻扎达一万二千名，并在首都与其他地方同步招募士兵，扩建军队。于是，鄂图曼帝国中央的常备军从此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在人数及武器数量上足以与欧洲标准军备并驾齐驱的队伍，奠定鄂图曼军力的现代化基础。

◎讨伐地方望族势力

帝国下一个目标便是扫荡各地的地方望族。其中，扫除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地方望族势力，于一八一〇年代后逐渐出现成效。前述的《同盟誓约》是地方望族势力攀升至巅峰的象征，但此次同盟最后因新军叛变而破灭，跃居地方望族势力领导人的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遇害后，苏丹逐一扫除其余地方望族之路就此展开。

马木德二世所采取的手段，其一是针对配合政府方针的有力地方望族子弟，赋予他们政府要职，将他们吸收至政府内部。此举虽然让不少地方望族以名门之姿存活下去，但已逐渐失去其地方上的根基。另一方面，对于违背政府做法的地方望族，则采取强硬手段，提出几乎等同无理的要求，加重他们的负担，凡忤逆者即视为叛贼，处以极刑。于是在一八二〇年代以前，安那托利亚及巴尔干东南部的地方望族势力已大半得到控制，剩下的仅是中小规模，不具对抗政府力量的在地势力。随之而来的，即是中央政府恢复对地方的统驭力。

至于势力几乎等同独立国家的地方望族，为什么会在短期间内被政府吸收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单一的家族单位很难自凭武力对抗政府；其次是他们的势力基础来自税收承包及政府官职，所以追根究柢，他们始终是鄂图曼统治体制内的一分子，若要说他们是各地“民众”的代表，却又过度依赖政府。政府以“司马昭之心”之姿来整顿地方望族，并在整理过去盘根错节的税收承包制时，动摇了地方望族的势力基础。

鄂图曼政府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废除税收承包制。过去在立约人死后，政府会将合约暂时中断的税收承包再次列入承包契约竞标行列，但此作法在谢利姆三世执政的一七九三年时便告中止，以求让税源所得回流国库。一八一三年，只有地方行政官可以取得承包契约权。这项制度的变动，乍看下有利于位居地方行政官职的地方望族，但实际上却发挥了让地方望族成为真正中央政府官员的功效。一八三八年全面停止以税收承包权充当官员俸给的惯例，于是税收承包制在一八三九年《居尔哈尼文告》中，原则上正式废除。

鄂图曼政府推动制度改革的同时，更以武力讨伐巴尔干的有力地方望族。然而，这段过程却使巴尔干部分当地社会陷入极端不稳定的状态，从而招致农民及城市居民蜂起反抗。塞尔维亚及希腊的独立运动便是在这样的动乱中产生。

◎塞尔维亚迈向自治公国

根据鄂图曼帝国以往的思考逻辑，基督教徒人民因遵守鄂图曼帝国正统伊斯兰法统治而享有应有的保护。然而，十八世纪后半叶，基督教徒众多的巴尔干情势变得极端动荡，严重动摇了帝国的统治。鄂图曼政府认为，这样的事态是源自各地兴起的地方望族以及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军对民众行使过度严苛的管理，使人民受难，从而引起群众反抗及暴动所致。因此当局应采取之手段，便是歼灭“不法的”地方望族及新军，设法恢复正统伊斯兰法的统治。

实际上，鄂图曼帝国就是从上述角度来解读十九世纪初接连在塞尔维亚与希腊两地发生的农民暴动。一八二二年，经过长期讨伐，爱奥尼亚地方的地方望族特佩德兰利．阿里．帕夏最后遭帝国杀害，他的首级被悬挂在托卡比皇宫入口处，一旁揭示着告示，论其罪状：“这名叛教徒，对摩里亚（Morea，伯罗奔尼萨半岛的旧名）的异教徒（基督教徒）胡作非为，致使他们对穆斯林发动叛变，罪大恶极。”十六世纪末担忧鄂图曼统治陷入混乱的财务官萨洛尼基便曾经指控，一旦不法统治持续蔓延，基督教徒居民理当会转向周边基督教国家寻求协助，所以政府必须执行正规统治。这样的统治观念，依旧深植人心，未曾改变。

一八〇四年，塞尔维亚发生叛变（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贝尔格勒地方在整个十八世纪持续呈现一个政治与社会失序的状态。十八世纪前半叶，塞尔维亚北部曾一度被奥地利统治二十年，之后才重回鄂图曼帝国的怀抱。回归后，大批新军进驻贝尔格勒州，但他们不服从中央命令，许多新军成为农村地主，欺压基督教徒农民。一七九二年，政府为了挽回原有秩序，肃清贝尔格勒州所有的新军，恢复直接统治，并支持塞尔维亚以传统在地有力人士“大公”为首，组成居民组织。

遭到驱逐的新军向保加利亚维丁（Vidin）的地方望族帕兹万特奥卢家请求协助，于是政府趁此机会，决定讨伐帕兹万特奥卢家族，并于一七九八年派出八万政府军包围维丁。然而，帕兹万特奥卢家却挺过了这次危机，后来恰巧发生法军侵占埃及的事件，于是帕兹万特奥卢当家获政府赦免，鄂图曼军撤出维丁地方。

一八〇一年新军重返贝尔格勒，与帕兹万特奥卢家军队联手于一八〇四年杀害贝尔格勒的大公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向谢利姆三世举旗造反。此举引发农民反抗，在贝尔格勒四周起义，并和波士尼亚派来的鄂图曼军联合击溃新军势力。

塞尔维亚起义前后持续十年。然而，随着农民在该运动中取得胜利，这群塞尔维亚势力转而向鄂图曼政府提出要求。政府虽然让步，同意塞尔维亚成为帝国属国之一，但塞尔维亚却不予回应，并观望着一八〇六年所爆发的俄土战争的进展。结果，农民起义持续到一八一三年，暂时遭到政府镇压。一八一五年发生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在历经过这些动乱后，塞尔维亚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一八二九年在俄土战争结果所签订的《爱第尼条约》中，加入了塞尔维亚成立自治公国的文字。

◎希腊独立

相较于十九世纪初爆发的塞尔维亚运动，希腊运动比其晚二十年发生，所处时空背景亦有极大的不同。希腊问题最终取决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间的利害关系。而在这二十年间，欧洲列强干预希腊的方式愈来愈明目张胆。

政府出兵讨伐特佩德兰利．阿里．帕夏这名当时实力最强，且曾经实际管制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地方望族。就在双方在希腊北部展开对决的时刻，伯罗奔尼萨半岛顺势爆发叛乱。

一八二二年，特佩德兰利．阿里．帕夏遭政府杀害，地方望族的征伐终于告一段落，但希腊的叛乱却没有停止。当时正逢废除新军期间，中央政府无暇拨出兵力压制叛乱，便采用传统手法，利用其他地方望族的军力，委派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代帝国平定希腊叛乱。一八二五年，穆罕默德．阿里派遣其子亚伯拉罕（Ibrahim）出征希腊，凭借亚伯拉罕的手腕逆转战局，情势渐渐变得有利于鄂图曼。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俄罗斯出手援助希腊独立，英国与法国因畏惧俄罗斯势力扩展而介入。于是，一八二七年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当事者”希腊缺席的情况下，于伦敦“决定”了希腊的自治。欧洲舆论向来对欧洲文明摇篮的希腊怀抱着独特的情感，他们对于希腊自治的支持也确实产生影响。鄂图曼帝国虽然否决了列强的要求，却在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落败，再加上一八二八年俄军攻进爱第尼，迫使鄂图曼签订《爱第尼条约》，承认希腊为一个自治国（一八二九年）。然而英国却声明，希腊是受三国保护的独立王国，并要求鄂图曼同意（一八三〇年）。一八三二年根据该声明，希腊迎来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国王，成立希腊王国。就这样希腊凭借欧洲列强的力量，照着他们的意愿实现了独立。希腊独立后，该国政治在整个十九世纪全然受欧洲列强所支配。

诚如以上，在鄂图曼帝国各地发生的种种事件所引发的叛乱中，“只有”巴尔干基督教徒所推动的运动被欧洲列强视为亟欲摆脱鄂图曼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打开该地接受援助的时代。列强利用“民族”作为焦点议题还有另一个目的，那便是阻止俄罗斯以保护正教徒为由而取得庞大权利。列强的干预，透过这些手法，一次又一次地左右着巴尔干的动静。

然而，希腊人并非仅居住在“希腊王国”这个当时已独立的希腊人的国家之中。更正确地来说，希腊王国的希腊人仅占希腊母语人口中一小部分。塞尔维亚也面临相同的境况。当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具有国界的国家结合时，不论哪里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在鄂图曼帝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长久以来巴尔干从未将国家界线视为争论焦点。在这里，民族主义是极为危险的手段。透过欧洲列强的支持，巴尔干各民族纷纷以“民族国家”之姿，走向自治或独立的道路，并在那之后背负着前述的矛盾直至今日。

◎埃及自治

相较于上述巴尔干的动向，在埃及凭实力取得实质独立的穆罕默德．阿里具有更为强大的在地基础，这是因为埃及原本就是一个政经统一的地区。穆罕默德．阿里原本是鄂图曼军人，隶属于从鄂图曼帝国派来的阿尔巴尼亚人非正规兵部队。他不仅整治了拿破仑占领埃及（一七九八～一八〇一年）后的种种乱局，并于一八〇五年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握有实权，而且比中央政府更早推行各种现代化与西欧化政策，巩固“近代国家埃及”的根基。

埃及可说是中央政府的参考典范，诸如一八一一年歼灭与伊斯坦堡新军同样握有非法权力的马木路克军，仿效西欧制度编制军队。借由废除税收承包制，导入专卖制度等策略，整顿财政基础。并设立一般初等及中等教育制度等。诚如后述，优先推动现代化与西欧化改革的埃及军队与鄂图曼政府军交战时连战连胜，证实其所采取的手法正确无误。此外，穆罕默德．阿里于一八二二至二三年实施征兵，征召穆斯林与哥普特基督教（Coptic Christianity）教徒入伍，创造出超越宗教界线的政府军。在这点上，尽管近代鄂图曼帝国提出“平等统一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远景，并致力朝向该理论推进改革，但至始至终都未能完全落实。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不断提振国力，并于一九二〇年进攻苏丹国，将其据为埃及所有（一八二二年）。在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其身为鄂图曼帝国成员之便，依照帝国指示将其势力扩展至埃及以外的地区，诸如一八一八年镇压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叛乱，以及出兵压制前述的希腊叛乱等等。

穆罕默德．阿里向帝国提出叙利亚的拥有权作为出兵征讨的报偿，但遭马木德二世驳回，于是他于一八三一年派遣亚伯拉罕部队征服叙利亚地方后，更在安那托利亚科尼亚大破帝国政府军，一路进军直抵安那托利亚西北部的库塔雅（Kütahya）。马木德二世意识到此役恐怕攸关帝国存亡，在危急下向欧洲诸国请求援助。此时俄罗斯做出实际回应，派兵支持。为表谢意，鄂图曼帝国同意给予做为宿敌的俄罗斯拥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间的通航优先权。

亚伯拉罕军队为了避免与俄罗斯对立，暂时撤兵后退至叙利亚，接着于一八三九年再次发兵前进安那托利亚。然而，这次英国为了牵制俄罗斯，从旁介入。结果，一八四〇年四国签订《伦敦条约》，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占领叙利亚等地，而且只有埃及被限制在鄂图曼帝国宗主权之下，成为世袭统治之区。

诚如前述，埃及比鄂图曼帝国中央政府早一步采取行动，推动现代化与西欧化且成果显著。然而，对外发展却受制于欧洲列强间的利害关系，被迫屈服在鄂图曼帝国的宗主权之下。之后，埃及顺势利用鄂图曼帝国可能因欧洲列强而遭到瓦解的危机将计就计，反而成为鄂图曼帝国外交谈判的武器。至于埃及与其宗主国鄂图曼帝国，从此在各个方面成为命运共同体。例如二者对欧洲诸国来说都具有高度的经济利用价值，因此日后均成为英国经济统治的地区之一。

◎欧洲经济扩张

一八三八年鄂图曼帝国与英国签订的《巴塔里曼条约》（Treaty of Balta Liman）通商条约，是英国经济扩张的重大转捩点。鄂图曼帝国在陷入埃及军进攻安那托利亚的紧急情况下，以经济特权为交换条件，乞求英国伸手支持。

《巴塔里曼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内容同意英国产品仅需缴纳百分之三的关税即可流通鄂图曼市面，此后英国的工业产品便大举流入帝国境内。从那之后，鄂图曼帝国亦与欧洲各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这些条约同样适用于鄂图曼宗主权之下的埃及，这对埃及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原本，鄂图曼帝国会在这个时期与英国签订通商条约，是希望在鄂埃交战中能给埃及一棍。但在过程中，鄂图曼帝国仿效欧洲诸国，学会了如何运用外交与经济策略结合的技巧。

◎国内各项改革

一八二〇年代以后，从谢利姆三世开始朝现代化与西欧化实施的行政机构改革，因排除了地方望族与新军等反抗中央政府的势力，促使中央推行政策的自由度大幅增加，推进了改革的进展。同时，消灭反抗势力也是改革动向带有由“上”——有时是官僚主导、有时是苏丹专制决定——而下推动特性的缘故。

首先在一八二九年时，除了宗教学者以外，官僚服饰全面改为西装，废除头巾并采用源自北非传入的毯帽（fez，土耳其帽）。鄂图曼借由这种外显的形式，正式挥别过往的传统。

一八三一年，鄂图曼帝国在直辖地区实施人口调查。借此政府取得以往在地权贵掌握的非官方资料，也就是有关征税及征兵的基本资料。透过这些调查结果，于城市街区或各个农村选派正副区长或村长（mukhtar），使得鄂图曼社会也开始产生变化。这些干部与街区清真寺的伊玛目一同作业，登记户口、发放通行证并负责税收分配，担任政府与市民之间联系的窗口。过去新军及地方望族在城乡农村所发挥的非官方功能，已由政府公务人员取代。地方行政组织的重组与征讨地方望族并列为十九世纪前半叶进展最为显著的成果。

一八三四年，鄂图曼政府以前述地方行政组织为基础，于部分地区展开试验性的资产与收入的相关调查，并于一八四五年在大部分直辖地再次实施相同调查，这次则是按收入限定调查对象。虽然，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根据资产及收入来公正执行个人课税，但因资料收集不完整，未能按目标导入现代化的课税系统。

此外，政府于一八三一年开始出版官报并大量印刷发行，在一八三四年完善邮务制等。多方证据显示，鄂图曼帝国开始稳定地实践近代国家必备的各项要件。

为了培育全新型态的专家及官僚，政府也新设或重建帝国医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工程学校等教育单位。并于一八二七年，在官僚教育方面更导入留学制度。

中央政府架构主要仿效法国，整体改成现代化的样貌。在一八三六至三八年，重组旧有组织，设立外务省、财务省、内务省等单位。针对宗教学者设置长老府，以伊斯兰导师为首长，推动掌控司法的地方法官制度，建构宗教学者的近代官僚体系。所有的职务类别，明定全新的官员职位及职掌内容，并保证所有人能以薪俸——而非收贿或佣金——确保收入。

和其他欧洲诸国同样地，鄂图曼帝国政府经由一连贯的改革，尽管国内仍有诸多问题，却开始展现出现代化的样貌。

◎近代起跑线

诚如上述，在谢利姆三世、马木德二世维新的五十年间，鄂图曼帝国从一个“外交上被欧洲诸国孤立，由那些从中央政府取得各种权益的官员，根据伊斯兰法与苏丹法执行管理”的中央集权体制国家，蜕化成一个“以与欧洲对等的身分参与外交及战争，在依法规定之专制君主政体之下，创造本国‘国民’”的现代化官僚国家。这种维新的理念，后来由改革派官僚外交官穆斯塔法．列西德．帕夏（Mustafa Reşid Paşa）起草，以《居尔哈尼文告》之名，在一八三九年继马木德二世之后即位的阿布杜勒麦吉德一世执政时公诸于世。

尽管有完成度及君主性格不同的差别，从鄂图曼帝国脱离的埃及、希腊及塞尔维亚大致上也都曾拥有相同的理念。换言之，前近代鄂图曼帝国之后诞生的诸国都是在面临相同课题的情况下，站上了近代的起跑线。而且，其他亚洲诸国，诸如比这些国家晚五十年推行现代化改革的日本，也曾历经相同的过程。比西欧诸国晚站在近代起跑线上的各国，都是背负着几乎相似的课题，在十九世纪的怒涛之中乘风破浪。经过五十年的变革，鄂图曼帝国终于成为一个“普通”的近代国家。

然而，在这五十年间，鄂图曼帝国虽然在第三道课题“中央集权化”方面有明显进展，但第一道课题之“面对国外政权的对应”上，却因面临对外压力的大增而变得愈发困难。一八三〇年，面对法国踏出殖民统治的第一步，以武力侵占阿尔及利亚时，鄂图曼帝国仅能提出书面抗议。而且，这些来自国外的影响波及帝国国内的诸“民族”，加速了鄂图曼帝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解体。面对眼前的困境，鄂图曼帝国以《居尔哈尼文告》昭告天下，所有的民族、宗教都受到法律公正的保护，致力维持一个国家的整体，此乃对第二道课题“确保统治的正当性”的政治回应。

唯众所皆知，这样的努力最终未能取得成效。但是，这并不是前近代鄂图曼帝国命中注定的结局。前近代鄂图曼帝国在一九二二年亡国以前，一直是顺应着当下时代潮流的方向，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一路努力过来的。那段期间大约是八十年，恰巧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的时间雷同。

结语在“民族时代”的洪流里

托卡比皇宫的外国使节

◎近二百年来的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和中东

前近代鄂图曼帝国以独特的架构组成统一，在其亡国后，随之诞生了近代鄂图曼帝国、巴尔干诸国及埃及，这便是十九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中东的概况。当时，希腊、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等地已经根据“民族”理念，达成自治或独立，埃及则是朝向以埃及人为国民的民族国家迈进。

“民族时代”紧跟在鄂图曼帝国这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国家”之后到来。从此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中东在追求政治、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基于以宗教和语言为指标的“民族”原则下，努力完成建国的课题。

此外在“基于民族原则追求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牺牲社会、经济的秩序及发展，甚至赔上人民的性命。结果，自巴尔干民族运动发轫至今的二百年间，这片土地已经流淌过无数的鲜血，然而直到今天仍不见止血的迹象。在这二百年的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洪流中，一九二二年近代鄂图曼帝国的灭亡，不过是中场休息。若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十八世纪末传统鄂图曼秩序的告终可谓正是揭开这场“进步”和“流血”新时代的序幕。

◎近代鄂图曼帝国的沿革

十九世纪前半叶，对于在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中东拥有广大领土的近代鄂图曼帝国而言，如何定义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国民”，以及如何确保“国民”效忠国家，是最艰难的问题。近代鄂图曼帝国虽然克服了军事及统治体制的种种课题，恢复国内秩序，但依旧是一个由不问民族的穆斯林菁英统治层管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等被统治者的国家，这和以民族为基调由同质的国民所构成的“国民族国家”刚好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上。

在面对创造“国民”的议题时，近代鄂图曼帝国曾有两种发展的可能。其一是囊括所有生活在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巴尔干诸民族、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多种宗教（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人民，全部统一视为国民。因为构成成员早已当了数百年的鄂图曼人民，让他们换个身分，当鄂图曼国民也不无可能。

近代鄂图曼帝国再三申明一八三九年的《居尔哈尼文告》及一八五六年的《改革文告》（Imperial Reform Edict），据以创设各教派的社群宪法（Millet Constitution）以充实地方行政组织的用意，旨在践履这项含括非穆斯林在内的“国民形成”的方法。这种统一多种族国民的方法，是以欧洲诸王室为模型，依法制定的专制君主政体，实质上是由位在君主之下、兼具功能性与亲民性的官僚机构负责管理实际业务。但这些改革的推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和理想中的现实相差甚远，再加上眼前巴尔干人民为追求民族主义胜利而提出种种要求，以及在其背后支持的俄罗斯的武力威胁，这些改革终如黄粱一梦。

第二种方法，是重新理解国土的意义，将国土区分成形同殖民地的属国与保护区以及宗主国的本土两者，将后者的人民视为本国“国民”。欧洲列强通常是以这种构图理解近代鄂图曼帝国，认为近代鄂图曼帝国是由“土耳其人”统治不同民族。不消说，这是欧洲列强擅自将自己规划的蓝图套用在鄂图曼帝国的一种看法。

那时，近代鄂图曼帝国本身为了更有效率地掌控至今未能履行直接统治的地方，而开始采用殖民主义的统治手段。结果，近代鄂图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将自我定位在宗主国官僚，藐视那些被统治民族的情形也随之浮现。

然而，近代鄂图曼帝国中位居统治阶层的鄂图曼官僚虽以突厥人为主，却也包含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等，尽管全为穆斯林，却不限于突厥人。军队的情况雷同，成员同样全数是包含各民族的穆斯林。所以，在鄂图曼帝国统治层的自我意识下，无法将统治层局限在突厥人。于是长久以来，鄂图曼统治层被定义在一个包含阿拉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伊斯兰系诸民族的模煳范围内。尽管土耳其色彩逐渐增强，但是要完全将统治阶层与突厥／土耳其人画上等号十分困难，因为近代鄂图曼帝国统治阶层要抛弃的传统实在是太多了。

但实际上近代鄂图曼帝国执行殖民主义统治的对象主要是在阿拉伯地区。所以，十九世纪后半叶，阿拉伯知识分子中逐渐开始有人认为自己所处立场实为一种从属关系。与之响应，近代鄂图曼帝国统治层在“突厥人”当中追寻他们的民族根基的阶段到来，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于是，当长久以来构成鄂图曼帝国的诸民族——包含土耳其人在内——开始追求自己的“国家”，而不再需要一个帝国作为通用平台时，近代鄂图曼帝国迎来了灭亡。

◎巴尔干诸国的动向

接着，我们来看巴尔干的发展过程。十九世纪的巴尔干，在近代鄂图曼帝国以及从中独立出来的诸国推动下，发展了现代化革命。

这段期间，巴尔干因被鄂图曼统治，各地不仅在维新时期（Tanzimat）受帝国所推行的各项政策波及，同时更应欧洲列强的强烈要求而实施革新，开放非穆斯林参与政治。于是，当地有力的基督教徒及圣职人员开始进入地方行政机构，更在一八七一年实施地方行政法，以选举方式选出非穆斯林为代表，这些全都是制度改革的表现。

但是，基督教徒农民借由改革取得发言权后，立刻将不满指向地方上具有经济优势的穆斯林地主，这些控诉随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Herzegovina）等地，发展成反鄂图曼帝国的农民暴动。

《柏林条约》（1878年）以后的巴尔干

于是，鄂图曼帝国境内不仅有农民暴动，同时还受那些既已达成自立的团体要求完全独立等运动所胁迫，更必须面对列强介入，企图将该地的重组导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而实际上，问题的最后决定关键，是一八七七、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俄罗斯—鄂图曼）。战后，鄂图曼承认蒙特内哥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等国独立，并同意保加利亚成立自治国（《圣斯特法诺条约》）。但是，这项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之间缔结的条款，日后遭欧洲列强依利害关系加以修改。原本列在保加利亚范围内的马其顿地方，恢复成鄂图曼帝国直辖地的身分，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则被奥地利所占据（《柏林条约》）。

接着在一九一二年爆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鄂图曼帝国管辖中剩余的巴尔干领土遭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瓜分。于是，鄂图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仅剩色雷斯地区。紧接着，保加利亚与希腊、塞尔维亚联军开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场战役不久后成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至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在鄂图曼帝国境内展开一连追求自治的运动后，于巴尔干战争期间伺机宣布独立（一九一二年）。

不论是独立或自治，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形形色色。在这之中，领导人才的不济，是所有国家的共通问题。有人认为，鄂图曼帝国的症结点，是将基督教徒排除在领导阶层以外。人材的培养与经验累积都需要时间，这方面的缺乏，亦是巴尔干日后政治不稳定的主因。

从“鄂图曼帝国之中独立”这项成就，对各国的多数民族而言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胜利。然而，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构成都极为庞杂，也因而衍生出了一连串相关的问题。各国意图透过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来巩固民族主义的论点，同时也助长了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排他主义倾向。但实际上，各国的民族及宗教分布相当复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自一九二九年起改为南斯拉夫）国内，三大民族以外的人口占百分之十五。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占了百分之八十七。但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仅占百分之六十三。阿尔巴尼亚人口由百分之六十九的穆斯林及百分之三十一的基督教徒组成，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人口比例，则是正教徒占百分之四十三，穆斯林占百分之三十九，天主教徒占百分之十八。

另外，巴尔干不稳定的政治与战争，引起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尤其，自从鄂图曼帝国势力从巴尔干退出以后，光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期间，便有一百万穆斯林移民至安那托利亚，其中以突厥人居多。因为随着鄂图曼帝国撤出，被视为帝国一分子的穆斯林居民在巴尔干的生活权利备受威胁。

◎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土耳其共和国

鄂图曼帝国开始具体出现攸关日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土耳其人的国家”形象，是在“统一进步委员会”成立的十九世纪末，该委员会于一九〇八年成功掀起“突厥青年”革命。如前述，十九世纪中叶，巴尔干基督教徒获得民族认同后加速反抗运动，近代鄂图曼帝国则借由提倡民族平等，致力拉拢巴尔干基督教徒。然而，这些政策未能奏效，于是当巴尔干基督教徒脱离帝国掌控的情势逐渐明朗时，鄂图曼帝国统治阶层开始尽全力抓紧手中剩余的安那托利亚及阿拉伯地区——也就是穆斯林的居住地区，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当时，鄂图曼帝国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自称穆斯林的共同体领袖——哈里发，此乃鄂图曼向伊斯兰世界全体主张权威的宣言。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自从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因蒙古入侵而惨遭杀害以来（一二五八年），原本已销声匿迹。但后来马木路克王朝拥戴一名自称阿拔斯家族哈里发后裔的人物。保护其安全之后，哈里发一脉得以相承，直到马木路克王朝灭亡。一五一七年谢利姆一世征服开罗后，曾一度将该名哈里发带回伊斯坦堡（随后又将他送回开罗）。这段轶事在十九世纪被改写成哈里发之位已由鄂图曼王室传承下来、并成为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推行伊斯兰主义政策的依据。

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

这样的伊斯兰主张，往往被视为既复古又不符时代潮流，但实际上，这可说是欧洲诸王室乃至日本天皇宗室等，近代各家王权惯用的宗教“脚本”的鄂图曼版。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同时在其他方面推行现代化与西欧化的政策，因为苏丹─哈里发的论点并不与这些政策相抵触。

伊斯兰世界各地遭欧洲诸国勐烈攻势，并不是没有民情冀望鄂图曼帝国出来领导他们。但苏丹─哈里发的论点，原本是为了延长帝国寿命所提出，不具有实际的效用。这项为了取得阿拉伯地区人民效忠而祭出的政策，也随着后述第二项方法的实施而逐渐丧失光环。

鄂图曼帝国为了维持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所采取的第二项方法，是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这样的作法引起阿拉伯人民的反弹，反而促使阿拉伯人民族主义的生成。

阿拉伯民族主义萌芽的同时，鄂图曼帝国也开始出现土耳其民族主义。正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是一种将土耳其人以外的穆斯林排除在近代鄂图曼帝国统治阶层之外的主张，所以不到最后关头，很难浮出台面。然而，受到来自俄罗斯统治的中亚及高加索等地移民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熏陶，以及帝国诸民族的民族主义启蒙，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主张变得越来越强烈。

正因为这种“土耳其人”的主张是出自鄂图曼帝国高层核心，因此以土耳其民族主义重写鄂图曼帝国的本质也变得不无可能，而这个可能性在一九〇八年的“突厥青年”革命中获得实践。于是，二十世纪的近代鄂图曼帝国形象开始与“突厥人的国家”重叠。

然而，二十世纪的鄂图曼帝国是在做出了庞大的牺牲后，才完全转变为“突厥人的国家”。就算以简单一句宣称“安那托利亚是属于土耳其人的”，那里还住着许多亚美尼亚人或库德人等非土耳其人的居民。换言之，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主张愈是明确，与现实情况的冲突就愈鲜明。

使鄂图曼帝国彻底从历史舞台退场，并另外揭开土耳其共和国序幕的导火线，是鄂图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德国阵营的决定。鄂图曼帝国因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而加入同盟国，在安那托利亚东部及阿拉伯地区败给协约国军队，至此，鄂图曼帝国的气数已尽。根据一九二〇年的《塞弗勒条约》（Treaty of Sèvres），安那托利亚大半范围遭欧洲列强瓜分，在地图上决议将安那托利亚西部割让给希腊，亚美尼亚建国，并在安那托利亚东南地区形成库德人自治区。伊斯坦堡被英国等协约国军队占领，陷入“突厥人的国家”将被限缩在安那托利亚中部的困境。

面对眼前局势，义勇军在安那托利亚集结，高举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旗帜，大破亚美尼亚军及希腊军队，阻止安那托利亚在地图上任人宰割的事实。结果，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根据《洛桑条约》（一九二三年）保有了安那托利亚全境以及直抵爱第尼的巴尔干地区的所有权。这一系列的战争有别于以往的地方纷争规模，土耳其付出了牺牲二百五十万人的惨痛代价，让原本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亚美尼亚人锐减至不到十分之一，据说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在战场上。土耳其国创建后，在国民交换政策上，要求五十万名穆斯林从希腊搬回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则有一百二十万名基督教徒迫迁希腊。不过，上述各项人数至今仍有争议。

该运动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一边利用近代鄂图曼帝国所培育出来的人力资源，一边推动抹煞鄂图曼帝国存在的政策。土耳其共和国最具代表性的施政方针，便是借由否定伊斯兰的象征及其政治功能来摒弃伊斯兰。

穆斯塔法．凯末尔　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摄于1936年）。

“能说自己是土耳其人的人民最有福气”的标语，正是一九三三年凯末尔强打的口号。虽然这句话是对土耳其人发出的宣言，但对于生活在土耳其共和国国境地带的非土耳其人而言，想必也能理解成敦促同化的口号。从鄂图曼帝国诞生的各个继承国，以一种极为严苛的手段，驱使着国家创造鄂图曼帝国所无法实践的同质“国民”。

◎阿拉伯地区的发展

在近代鄂图曼帝国灭亡以前，阿拉伯地区除了埃及和北非以外，大半受鄂图曼统治。但理所当然的，阿拉伯并非团结统一的地区。如前所述，叙利亚与北伊拉克为鄂图曼帝国的直辖地，至于这两地以外的地区，在过去就与伊斯坦堡维持着若有似无的关系。

十九世纪近代鄂图曼帝国开始对阿拉伯地区加强治理。面对巴尔干与埃及等地的叛变，鄂图曼帝国亟欲落实对剩余疆土的支配权。于是，政府在以往仅进行间接管理的地区重新设置行政区，并从中央派遣行政官。一八三一年驱逐巴格达领导人达乌特．帕夏（Daut Pasha），中断哈桑帕夏王朝的统治。一八三五年利比亚的卡拉曼里王朝发生动乱，帝国乘机夺取该地，实施直接治理等。这些都是鄂图曼帝国实际作为的表现。接着在一八四三年将黎巴嫩山岳地带纳入直接管辖，尝试对马龙派（Maronites）基督教徒及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德鲁兹派（Druze）教徒进行实质统治。另外还与英国争夺阿拉伯半岛，并于一八七二年再次统治也门。

这样的直接统治及强化管制，在十九世纪末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时代更为显著。从鄂图曼政府在这段期间的施政当中，可以看出一套殖民主义的惯用公式，将这些地区视为伊斯坦堡文明鞭长莫及的蛮荒之地，帝国再以一副救世主之姿现身，援助该地开化文明。十九世纪的鄂图曼帝国常被误以为是受欧洲列强欺压的软弱病夫，但对于受其统治的阿拉伯地区而言，鄂图曼帝国同时也是一个执行帝国主义统治的主体政权。

鄂图曼帝国灭亡后的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地区

鄂图曼帝国这些举动，当然引起了在地有力人士及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反抗。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鄂图曼帝国的统治愈来愈倾向“土耳其化”，于是在阿拉伯地区开始出现从鄂图曼帝国独立的具体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的。英国为了牵制在阿拉伯半岛处于敌对立场的鄂图曼帝国，利用阿拉伯人的独立运动，承诺战后阿拉伯得以独立（《胡赛因─麦克马洪协定》［Ḥ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来唆使阿拉伯对鄂图曼帝国群起叛变（一九一六年）。但在鄂图曼帝国崩溃后，英国一笔勾销前述协定，与法国一同执行委任统治，实质瓜分了阿拉伯地区。当时根据英法两国国力及情势所需而人为画出的国界，规定了今日所见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的“阿拉伯诸国体制”[1]。

于是，近代鄂图曼帝国生疏不擅长的殖民地统治，由道地的殖民统治专家——欧洲列强——接手过去，这段期间在阿拉伯各地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则遭列强以武力镇压。

另一方面，自一八八〇年左右起，犹太人便陆续从俄罗斯等欧洲诸国移民至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据说已有六万名的犹太移民迁居该地。英国以一种与《胡赛因─麦克马洪协定》相互矛盾的形式给予犹太人兴建国家的承诺（《巴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更成为犹太人进一步大举移民的诱因（一九一七年）。英国无视于移民现况与当地社会所做出来的承诺，成为巴勒斯坦今日悬而未决的问题起点。

◎鄂图曼帝国的记忆

一九二二年，凯末尔所领导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将苏丹制与哈里发制一分为二，苏丹政权就此崩溃，鄂图曼帝国灭亡，哈里发之位也在一九二四年废除。鄂图曼王室成员遭土耳其共和国政权驱逐海外，分散在欧洲诸国及印度等地；一九七四年以前，土耳其政府甚至不准王室男子入境。一名传闻是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之孙、继承奥斯曼当家之位的人物，后来在巴黎的墓园里工作，而他于一九九四年逝于尼斯的消息，也曾在土耳其报章引来不少讨论。但这些消息的热议，多半不过是现代土耳其人对那些生活在海外的鄂图曼王室末裔心生好奇所产生的现象。如今鄂图曼王室只是一个充满怀旧的话题而已，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国家的土耳其人来说，他们的存在显得突兀又奇特。

鄂图曼帝国的过往早已遥不可及，但在政治的各种场面上利用鄂图曼帝国的历史背景来借题发挥的行为却从未停歇。例如，当初土耳其共和国加入欧盟时，在政治家进行评论或发表赞成与否的宣传活动上，将土耳其与曾为欧洲一大威胁的鄂图曼帝国画上等号早已成为惯用手法。同时，不只是土耳其，凡是从鄂图曼帝国诞生的各个国家，现在也仍然活在“民族时代”之下。而且正因为“民族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使得鄂图曼帝国至今依旧被迫扮演着始作俑者的角色。

至于以前属于鄂图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在今天民族纷争依旧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就不用再多做说明了。诸如巴尔干地区旧南斯拉夫各地的纷争（尤其是波士尼亚或科索沃等地的纷争）、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德人”问题、黎巴嫩的教派对立等等，都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如前所述，看不见解决出口的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始于鄂图曼帝国时期。想要在不可能以单一教派或民族构成国家的旧鄂图曼帝国范围内打造一个本质均等的民族国家幻想，时至今日依旧不断散播着不幸的种子。

将现在的问题根源，往前追溯到始于十四世纪、终于十八世纪末的鄂图曼帝国的传统体制，然后做出通盘彻底的理解，无疑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作。毕竟，在人口构成、社会结构、统治传统及文化交流等各面向，过去的种种理当会影响现在的发展。但是，绝不能将之用来当作强化近代各民族立场的道具，因为前近代鄂图曼帝国，是一个与民族概念扯不上关系的国家。正因为鄂图曼帝国的历史长久以来一直被后继诸国的民族国家利用来发展本国的民族主义，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如何使鄂图曼帝国不受近代民族主义所束缚，以其本身的价值寻求历史定位，依然是一项艰钜的任务。

与此同时，活在“民族时代”之中的现代巴尔干、安那托利亚和中东一带的人民是鄂图曼帝国后代子孙，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假设过去的记忆真的具有创造“未来”的力量，那么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中东地区的人们以往所共同拥有的鄂图曼帝国的记忆，绝非毫无意义。他们共享的时间横跨了五百年。笔者衷心期盼，未来的某一日，这个事实能够成为巴尔干、安那托利亚、中东民众引以为傲的共同记忆传承下去。

1. “阿拉伯诸国体制”，是出自日本伊斯兰研究学者板垣雄三的用语，指称一战至二战期间，列强以帝国主义支配的架构，替中东各国画分国界的一套系统，亦称“中东诸国体制”。

学术文库本后记

本书为二〇〇八年发行之《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的文库本。文库本的内容虽有部分细节加以更动，但基本上与二〇〇八年的精装版本相同。这段时间内，各界已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笔者无法即刻反映在本书中，还望日后能有其他机会再向读者报告。此外，卷尾的参考文献仅列出二〇〇八年后以日文出版的该领域专业书籍。

本书于二〇〇八年出版后，笔者收到来自各界的感想及问题。“五百年指的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便是其中一个问题。本书原本是以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这五百年为主轴执笔写作，文中提到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国家”鄂图曼帝国，在十九世纪初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十九世纪，是属于民族主义时代的近代鄂图曼帝国，可视作另一个体制，以另一种“国家”来看待它的历史轨迹，此乃笔者的个人见解。

近代鄂图曼帝国是国祚持续了五百年的鄂图曼帝国亡国后的众多继承国家之一。当然，在思考今日悬而未决的巴尔干、中东地区问题时，作为探讨的出发点，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鄂图曼帝国与近代鄂图曼帝国。但从鄂图曼帝国的角度切入当下这些区域的国家时，做为最基本的原则，必须有意识地清楚界定，我们究竟是在讲述哪一个时代的鄂图曼帝国。

本书中定义的五百年以十六世纪末发生的变化为界，区分成前后两大时期。一般而言，前半段历史较为福斯耳熟能详，亦时常出现在高中历史课本中，不过本书将重点放在后半段，此一较不为人所知的时代。B. Tezcan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研究书籍《第二鄂图曼帝国》（The Second Ottomon Empire）一书中，也曾主张我们在理解鄂图曼帝国时，应该强调后半段时期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但若想要清楚扼要地说明后半段的历史，仍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支撑起帝国后半时期的税收承包制及录用制度，依旧有着诸多不明之处。分析鄂图曼官僚机构分工明细背后的庞大系统，以及了解生活在其中人们所共有的文化，仍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顺带一提，笔者在文库本预计出版前，曾重读了一遍精装本的内容。当时笔者在卷尾写下的小小愿望，今天别说是实现，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让笔者深感遗憾。二〇〇八年距今不过短短八年，中东地区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实在太过惨烈。二〇一〇年发生在中东各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失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动乱、打着“新鄂图曼主义”土耳其外交的触礁、IS（所谓的“伊斯兰国”）的出现以及库德族问题等，无不是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现在，叙利亚难民四处颠沛流离，逃向邻近富饶的欧洲，他们的背后紧跟着死神的阴影。同时，欧洲各地的穆斯林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生存。这段期间所牺牲的生命和被破坏的历史遗迹不计其数。

这样的混乱，当然与遥远的鄂图曼帝国毫无关联，而是长久累积下来的社会矛盾，以及日本也参与其中的现代国际关系角力相争所带来的后果。虽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能向从前鄂图曼帝国的共荣体制直接学习的东西并不多，但正是在这样严峻的状态下，才能看出其珍贵性。我们正处在巨变的洪流中，笔者衷心期盼和平及新秩序诞生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
林佳世子

鄂图曼帝国用语集

地方望族

（âyân）

在城市及农村具有影响力的在地有权人士。特别指18世纪，因税收承包制普及而随之取得政府官职授予，更透过集结土地而兴起的地方名士阶层。

轻骑兵

（akıncı）

参加掠夺战的军人，主要活跃在鄂图曼帝国初期，以战利品收入维生。

管理阶层

（askeri）

鄂图曼帝国的统治阶层，由军人、宗教学者官僚、书记官僚这三大职业组成。因服侍苏丹而取得免税特权，与被管理阶层（reaya）为相反的概念。

新军

（Janissaries）

诞生于14世纪后半叶的常备步兵。15、16世纪，备有火器的武装设备，构成少数的精锐近卫部队，巩固苏丹周围。17、18世纪开始驻扎地方城市，且其身分开始出现世袭、在地化的趋势。结果，慢慢融入城市里的被统治阶层，成为为民喉舌的代表。1826年废除。

省长

（Wāli）

见“州军政官”。

宗教学者

（ulamā）

伊斯兰知识分子。在鄂图曼帝国受制定的伊斯兰经学堂教育，任职官僚的宗教学者官僚活耀在司法或教育界。

先生

（Efendi）

对鄂图曼帝国宗教学者及书记官僚等人的尊称。

战士

（gâzî）

圣战骑兵。原本意指推广伊斯兰教的圣战

（ġazwah）战士，不过鄂图曼帝国初期亦用为指称掠夺战参与人的美称。

行政法典

（qānūn-nāmeh）

见“法令集”。

通商特权

（capitulation）

16世纪以来，鄂图曼政府施予欧洲诸国通商上的特权。18世纪以后遭扩大解释，成为欧洲列强经济入侵的依据。

苏丹仆人

（kapıkulu）

专指“苏丹的仆人”，透过少年充军及其他方法征收，然后被分配为苏丹所用的军人。

宦官

在苏丹宫廷及其他富裕层府邸服侍之已去势的男性。在鄂图曼宫廷，有负责教育管理内侍的白人宦官及打理后宫女性起居的黑人宦官，尤其是黑人宦官长，身为苏丹个人的亲信，握有极大权限。

骑士

见“西帕希骑兵”。

诛杀兄弟

为了防范继位争夺于未然，新即位的苏丹有诛杀剩余兄弟的惯例。1603年阿何密一世即位时未予以执行，自此以后此习惯就此消失。

红帽军

（Qizilbash）

伊朗萨法维王朝的游牧民兵，以及与其产生共鸣的安那托利亚游牧民，因其头饰，而被世人称作红头（红帽）。

军事法官

Kazasker。宗教学者就职之法官职位中的最高位阶，亦能出席御前会议。

县军政官

县令（Sancakbeyi）。在州军政官之下，掌管县（sancak）的军事、行政业务的军官。16世纪末以前，苏丹的众多王子也会任此职位，累积治理经验。

公国

Beylik。突厥裔游牧民势力移居安那托利亚后诞生的小国家。

内侍

宫中童仆（iç oğlan）。苏丹仆人中，在苏丹宫廷接受教育的菁英候补。负责打理苏丹个人的大小事宜，有时甚至与诸位王子一起受训。内侍的最高位阶，有持刀护卫（silahdâr）或私室长（hâs-odabaşı）。成长成青年后，便会出宫，被指派担任军人各项职位。

御前会议
divan-ı hümayun。相当于鄂图曼帝国内阁会议，由大宰相主导。17世纪以前，惯例在托卡比皇宫外廷一隅开会。

西帕希骑兵

Sipahi。在提马尔制度之下，以授予提马尔换取报酬而任职军务的骑兵。自行备马及武器等前往战场，受县军政官及州军政官等人指挥，组成西帕希骑兵军队。平时担任村长，向农民征收税金。

县令

见“县军政官”。

伊斯兰导师

（Şeyḫülislām）

直译为“伊斯兰长老”。原指鄂图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堡中的穆夫提（mufti），自16世纪中叶以后，职等超过军事法官，成为宗教学者的最高职位。伊斯兰导师定出的法源判断经常为政治目的所利用。

杰拉里

（Celali）

在安那托利亚引起叛乱的军人、游牧民、农民等诸势力的总称。

人丁税

（cizye）

见“丁税”。

州军政官

称贝勒贝伊（beylerbey）或省长（wāli）。负责鄂图曼帝国直辖区各州的军事与行政业务。17世纪以后，其行政职责变得尤为重要。

终身税收承包制

见“税收承包制”。

丁税

根据伊斯兰法，规定非穆斯林缴纳的税金。17世纪以前是以团体为单位征收，并委托各宗教团体进行分配。

苏非主义教团
tarikat。本团体主要信奉圣者及其血统，且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多半以特克（tekke，音译）、扎维亚（zāwiya，音译）等修道场为集会地点，拥有丰富的宗教捐献财产。

齐米

（Dhimmī）

见“非穆斯林”。

苏丹

（Sultan）

鄂图曼帝国君主的头衔。自鄂图曼帝国开始成为一般通称君主的普通名词，本书中亦仅限该定义使用。不过，苏丹一词以前也会用来尊称君主以外包含军官及女性等在内的王公贵族。举例而言，苏里曼一世之妻许蕾姆妃的原文为“Hürrem Sultan”，其母后为“Valide Sultan”。

苏丹哈里发

此为鄂图曼帝国苏丹同时身兼哈里发身分的论点。16世纪，成为伊斯兰世界霸主的鄂图曼帝国，虽然有潜力也有实力做此声明，但具体提出哈里发称号的，据说是始于18世纪末阿布杜勒哈密德一世。19世纪末，在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时期，用于宣传泛伊斯兰主义。

属国

拥有世袭首长，必须对鄂图曼帝国缴纳贡金，属于接受间接支配的国家。

大宰相

Sadr-ı Azam。位居众宰相之首，苏丹的全权代理人。就任时，受赐刻有苏丹花押（tuğra）之符玺，以苏丹代理身分主导御前会议。15世纪后半以后，多指派军官担任。

税收帐本

（tahrir defterleri）

见“课税调查”。

地方法官

宗教学者任职的司法职位。主导地方法庭，以郡（ḳażā）之行政单位首长，负责司法、行政等事宜。

地方名士

见“地方望族”。

税收承包制

将课税所得税收的作业委托特定个人，并命其预先缴纳部分税收的制度。在鄂图曼帝国，初期是用于征收矿山及关税的税金，到了16世纪末，其范围扩大至一般农村整体。17世末，税收承包的终身契约获政府许可，成为首都与地方两地产生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

课税调查

税收帐本（tahrir defterleri）。15、16世纪针对实施提马尔制地区进行的纳税户口调查。课税调查帐本主要调查村中户数、农产作物、纳税惯例等，并根据帐本资料，将提马尔授予西帕希骑兵，乃了解当时鄂图曼帝国社会的珍贵历史资料。

分封制

（timar）

将征收农村税金的课税权分给西帕希骑兵作为交换，要求他们履行服役的制度。

部门

（divan）

一，会议，尤指御前会议。二，诗集。

童子充军

（devşirme）

主要在巴尔干农村不定期举办的常备军士兵的强制征收。

帕夏

（Paşa）

鄂图曼帝国用于军人的尊称。

后宫

（harem）

由妻子等组成家族成员的名称，同时在住宅方面，指后宫成员平日生活起居的空间。在鄂图曼王室，后宫位在宫殿一隅，宫中住有苏丹的母后（Valide Sultan）、替苏丹诞下王子的女性（哈瑟奇［Haseki］）、其他女性、王子、黑人宦官等人。自15世纪以后，奥斯曼家族的苏丹不再与邻近诸国缔结政治婚姻，于是，奥斯曼家族后宫变成主要由来自巴尔干或高加索地方等地具奴隶身分的女性所组成。苏丹交替时，惯例上，旧苏丹的后宫成员必须迁居他处，搬至旧宫殿（Eski Saray）居住。

非穆斯林

齐米（Dhimmī）。伊斯兰法中，与穆斯林做区别之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负有缴纳丁税的义务。

诸侯

（Beylik）

见“公国”。

贝勒贝伊

（beylerbey）

见“州军政官”。

法令集

为了方便执行苏丹所制定之法律而适当汇整的书册。苏丹法与伊斯兰法并存，一般称作世俗法、制定法。16世纪有各方面集成，诸如以县为单位根据课税调查制作的地方法令集、涉及国家治理的统治法令集等等。唯，整体来看，不具备一完整体系。

伊斯兰经学院

（madrasa）

高等学校，主要推行法学教育。

社群制度

（millet）

鄂图曼帝国依希腊正教会及亚美尼亚教会等宗教派系单位，掌握非穆斯林情况的制度。18世纪中叶随着希腊正教会推行中央集权体制而成立。

大法官

（mufti）

宗教学者担任之职位，针对生活及宗教上的各种疑问，依照伊斯兰法做出司法判例（fatwā）。

被管理阶层

（reaya）

指农民、游牧民、工匠、商人等负有纳税义务的鄂图曼人民，与管理阶层（askeri）为相反概念。

宗教基金

（vakıf）

伊斯兰的宗教捐献制度，同时亦指信徒捐献的财产。

参考文献

仅列出近年以日文或英文发行的主要书籍。

◎掌握鄂图曼帝国通史及全貌

．永田雄二编‘西アジア史II イラン．トルコ’（新版世界各国史9）山川出版社 2002

．永田雄三．羽田正‘成熟のイスラーム社会’（世界の历史15）中公文库 2008

．铃木董‘オスマン帝国─イスラム世界の“柔らかい専制”’讲谈社现代新书 1992

．新井政美‘オスマンvs.ヨーロッパ─〈トルコの胁威〉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讲谈社选书メチエ237 2002

．林佳世子‘オスマン帝国の时代’（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9）山川出版社 1997

◎涉及鄂图曼帝国的特色及文化各个面向、特定时代

．アンドレ．クロー‘スレイマン大帝とその时代’滨田正美译 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2

．铃木董‘図说　イスタンブル历史散歩’河出书房新社 1993

．铃木董编‘オスマン帝国史の诸相’山川出版社 2012

．永田雄三．江川ひかり‘世纪末イスタンブルの演剧空间─都市社会史の视点から’白帝社 2015

．野中恵子‘世界遗产 イスタンブール历史の旅’小学馆 2002

．テレーズ．ビタール‘オスマン帝国の栄光”（“知の再発见”双书51）铃木董监制、富樫樱子译 创元社 1995

◎关于鄂图曼帝国以前的安那托利亚及巴尔干

．根津由喜夫‘ビザンツ─幻影の世界帝国’讲谈社选书メチエ154 1999

．ジョナサン．ハリス‘ビザンツ帝国の最期’井上浩一译 白水社 2013

．S. Vryonis, Jr.,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M. 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 300 - 1450,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2nd ed.).

◎关于鄂图曼帝国的巴尔干地区

．柴宜弘编‘バルカン史’（新版世界各国史18）山川出版社 1998

．井上浩一．栗生沢勐夫‘ビザンツとスラヴ’（世界の历史11）中央公论社 1998

．河野淳‘ハプスブルクとオスマン帝国─历史を変えた〈政治〉の発明’讲谈社选书メチエ471 2010

．佐原彻哉‘近代バルカン都市社会史─多元主义空间における宗教とエスニシティ’刀水书房 2003

．B. McGowan, Economic Life in Ottoman Europ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F. Adanir & S. Faroqhi eds., 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 A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Brill, 2002.

．A. Minkov, 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Balkans: Kisve Bahası Petitions and Ottoman Social Life, 1670-1730, Brill, 2004.

◎关于鄂图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

．佐藤次高编‘西アジア史I アラブ’（新版世界各国史8）山川出版社 2002

．M. W. Daly ed.,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J. Hathaway, 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s in Ottoman Egypt: The Rise of the Qazdağlı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J. Hathaway, The Arab Lands under Ottoman Rule, 1516-1800, Pearson Longman, 2008.

．D. R. Khoury,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4,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鄂图曼帝国史的研究入门书籍及通史专业书籍

．C.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J. Murray, 2005.

．C.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Ş. Pamuk,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0.

．S. Faroqhi, Approaching Ottoma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9.

．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2.

．B. Tezcan, The Second Ottoman Empir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0.

◎关于鄂图曼国家早期历史

．小笠原弘幸‘イスラーム世界における王朝起源论の生成と変容─古典期オスマン帝国の系谱伝承をめぐって’刀水书房 2014

．C.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481, Isis, 1990.

．C.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H.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2003.

．R. P. Lindner, Explorations in Ottoman Prehistory, Univ. of Michigan Press, 2007.

．E. A. Zachariadou ed., The Via Egnatia under Ottoman Rule (1380-1699), Crete Univ. Press, 1996.

◎关于15、16世纪前期鄂图曼帝国整体面向

．H. Inalcı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H. Inalcık & D. Quataert ed.,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Vol. 1: 1300-1600,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H. Inalcık & C. Kafadar eds.,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is, 1993.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0.

．G. Necipoğlu, Architecture, Ceremonial and Power: The Topkapi Palace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 (New York), 1991.

◎关于17、18世纪后期鄂图曼帝国整体面向

．铃木董‘オスマン帝国の権力とエリート’东京大学出版社 1993

．S. Faroqhi ed., 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6.

．H. Inalcık & D. Quataert ed.,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Vol. 2: 1600-1914.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V. H. Aksan & D. Goffman eds.,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7.

．B. Tezcan & K. K. Barbir eds., Ident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Ottoman World, The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7.

．D. Sajdi ed., Ottoman Tulips, Ottoman Coffee: Leisure and Lifesty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 B. Tauris, 2007.

◎涉及后期鄂图曼帝国统治阶层之研究

．永田雄三‘前近代トルコの地方名士─カラオスマンオウル家の研究’刀水书房 2009

．C.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Mustafa Ali (1541-1600),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6.

．I. M. Kunt, 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Rifa'at Abou El-Haj,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Ottoman Empir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1.

．G. Piterberg, An Ottoman Tragedy :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t Pla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M. C. Zilfi, The Politics of Piety: The Ottoman Ulema in the Postclassical Age (1600-1800), Bibliotheca Islamica, Minneapolis, 1988.

．C. Findley, Bureaucratic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ublime Porte, 1789-1922,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0.

◎关于税制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变迁

．L. T. Darling, Revenue-Raising and Legitimacy, Tax Collection and Finance Administr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1560-1660, Brill, 1996

．A. Salzmann, Tocqueville in the Ottoman Empire: Rival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Brill, 2003.

◎关于军事体制

．R. Murphy, Ottoman Warfare, 1500-1700, Rutgers Univ. Press, 1999.

．V.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Pearson Longman, 2007.

．G. Ágoston, Guns for the Sult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Weapons Indust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5.

．M. L. Stein, Guarding the Frontier: Ottoman Border Forts and Garrisons in Europe, I. B. Tauris, 2007

◎关于文化及社会结构

．坂本勉‘イスタンブル交易圈とイラン─世界経済における近代中东の交易ネットワーク’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15

．泽井一彰“オスマン朝の食粮危机と谷物供给─16世纪后半の东地中海世界”山川出版社 2015

．W. G. Andrews and M. Kalpakli, The Age of Beloveds, Love and the Beloved in Early-Modern Ottoman and European Culture and Society, Duke Univ. Press, 2005.

．W. G. Andrews, N. Black & M. Kalpaklı ed. and tr., Ottoman Lyric Poetry: An Anthology, Univ. of Texas Press, 1997.

．S.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 B. Tauris, 2004.

．S. Faroghi, Subjects of the Sultan: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 I. B. Tauris, 2000.

．R. Dankoff, An Ottoman Mentality: The World of Evliya Çelebi, Brill, 2004.

．E. Yi, Guild Dynamics in Seventeenth-Century Istanbul: Fluidity and Leverage, Brill, 2004.

．Y. Nagata, Tarihte Ayânlar: Karaosmanoğulları üzerinde bir Inceleme, Türk Tarih Kurumu, 1997.

◎关于女性

．P. Lesli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 Press, 1993.

．L. Thys-Şenocak, Ottoman Women Builders: The Architectural Patronage of Hadice Turhan Sultan, Ashgate Pub. Co., 2006.

．M. C. Zilfi ed., Women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Brill, 1997.

．C. K. Neumann & S. Faroqhi eds., Ottoman Costumes: From Textile to Identity, Eren, 2004.

◎关于近代鄂图曼帝国及其遗产

．秋叶淳．桥本伸也编‘近代．イスラームの教育社会史─オスマン帝国からの展望’（丛书．比较教育社会史）昭和堂 2014

．新井政美‘トルコ近现代史’みすず书房 2001

．新井政美‘オスマン帝国はなぜ崩壊したのか’青土社 2009

．佐々木绅‘オスマン宪政への道’东京大学出版会 2014

．藤波伸嘉‘オスマン帝国と立宪政─青年トルコ革命における政治、宗教、共同体’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1

．R. Kasaba ed., 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4),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8.

．M. Ş.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8.

．S. J. Shaw, Between Old and New: The Ottoman Empire under Sultan Selim III, 1789-1807, Harvard Univ. Press, 1971.

．D. Quataert, Ottoman Manufacturing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L. C. Brown ed., Imperial Legacy: 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 Press, 1996.

※以下为本文中引文之主要资料※

◎第1章

．イブン．バットゥータ‘大旅行记3’家岛彦一译注 平凡社东洋文库 1998

．Aşık Paşazâde, Omanoğulari ‘nin Tarihi, K.Yavuz & M.A.Y. Saraç haz., Istanbul, 2003.

◎第2章

．H. Înalcik haz., Hicrî 835 Tarihli Sûret-i Defter-i Sancak-i Arvanid, Türk Tarih Kurumu, 1954.

◎第4章

．O. G. de Busbecq,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E. S. Forster tr.,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2005 (reprint).

．Hayretî, Dîvan, M. Çavuşoğlu & M. A. Tanyeri haz., İstanbul Üniv. Edebiyat Fakültesi Yayınları, 1981.

．M. Çavuşoğlu, “16. Yüzyılda Yaşamış Bir Kadın Şair, Nisâyî,” Tarih Enstitüsü Dergisi No. 9, 1978.

．A. A. Şentürk, Osmanlı Şiiri Antolojisi, Yapı Kredi Yayınları, 1999.

．Ş. Turan, “Şehzade Bayezid’in, Babası Kanuni Sultan Süleyman’a Gönderdiği Mektuplar,” Tarih Vesikaları, No. 1, 1955.

◎第5章

．Y. Yücel, Osmanlı Devlet Teşkilâtına dair Kaynaklar, Türk Tarih Kurumu, 1988.

．Tarih-i Selânikî. M. İpşirli (haz.), Türk Tarih Kurumu, 1989.

．Şentürk, ibid.

．清水保尚“16世纪待つオスマン朝におけるムカーターの监理．运営に关する一考察”‘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58号、1999

◎第6章

．Evliyâ Çelebi Seyahatnâmesi: V. Kitap, Y. Dağlı, S. A. Kahraman ve İ. Sezgin (haz.), Yapı Kredi Yayınları, 2001.

．Başbakanlık Osmanlı Arşivi, Tapu Tahrir Defterleri no. 1040.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The Turkish Embassy Letters, Virago, 1994 (reprint).

．Ö. L. Barkan & E. H. Ayverdi (haz.), İstanbul Vakıfları Tahrîr Defteri : 953 (1546) Târîhli, İstanbul Fetih Cemiyeti, 1970.

．Abdülkadir Karahan (haz.), Nef’î Divanı, Ankara, 1986 (reprint).

．Şentürk, ibid.

．Peçevi İbrahim Efendi, Tarîh-i Peçevî, Enderun Kitabevi, 1980.

．M.Şeker, Gelibolulu Mustafa ‘Alî ve Mevâʻidü’n-nefáis Fî-kavâʻidi’l-Mecâlis. Türk Tarih Kurumu, 1997.

◎第7章

．A. F. Bilkan, Nābi Divanı II. Milli Eğitim Bakanlığı, 1997.

．Abdülbâki Gölpınarlı (haz), Nedim Divanı İnkılâp Kitabevi, 2004.

◎第8章

．Vraça’lı Sofroni, Osmanlı’da Bir Papaz: Günahkâr Sofroni’nin Çileli Hayat Hikâyesi 1739-1813, Kitap Yayınevi, 2003.

年表

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11
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跳脱土耳其视角的非伊斯兰帝国オスマン帝国500年の平和

作者：林佳世子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林姿呈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洪源鸿

特约编辑：林巍翰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6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六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10

OSUMAN TEIKOKU 500 NEN NO HEIWA》

©Kayoko Hayashi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安那托利亚（一〇五〇～一三五〇年）

1. 前史：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安那托利亚

2. 奥斯曼登场

第二章：巴尔干（一三五〇～一四五〇年）

1. 扩展至巴尔干
2. 统合巴尔干的方法——奥斯曼化
3. “苏丹仆人”的养成

第三章：苏丹的军旗下（一四五〇～一五二〇年）

1. 夺得君士坦丁堡与梅赫梅德二世的征服
2. 巴耶济德二世时期
3. 谢利姆一世的大征服

第四章：苏雷曼一世时期（一五二〇～一五六〇年）

1. “苏雷曼大帝”盛世的开始
2. 与欧洲诸国的海陆争霸战
3. 对抗萨法维朝的战事
4. 法律与统治
5. 伊斯坦堡与舆论

第五章：鄂图曼官僚时期（一五六〇～一六八〇年）

1. 官僚统治阶层得势（十六世纪后半叶）
2. 内政混乱与重建（十七世纪前半叶）
3. 鄂图曼的官场竞争
4. 重建财政与军人转型

第六章：近世鄂图曼社会的生活

1. 生产者的世界
2. 宗教共同体的世界
3. 帝国妇女
4. 诗人

第七章：繁华中的不安（一六八〇～一七七〇年）

1. 战争背后的国内动荡
2. 享受和平
3. 终身税收承包制和地方望族兴起

第八章：鄂图曼体制的结束（一七七〇～一八三〇年）

1. 步向“末路”的年代
2. 困境一：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的极限
3. 困境二：统治正当性的动摇
4. 困境三：中央集权体制松动
5. 第一次俄土战争的冲击
6. 蜕变为近代国家的五十年

结语：在“民族时代”的洪流里
学术文库本后记
鄂图曼帝国用语集
参考文献
年表
版权页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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