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
Author: [日] 杉山正明
Date: 2019-04-16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世界史的誕生並非海洋，而是在「歐亞大陸」！ 跳脫以西方為主體的思想，以「陸地理論」建構世界史。 成吉思汗創始、顛覆常識的史上空前的帝國 ──「大蒙古國」， 真正打破國家、民族、國界限制，後世歐亞大陸上的帝國都繼承了蒙古血脈！ 蒙古帝國統合歐亞大陸才是世界史的真正開端！ 十三、十四世紀，佔有歐亞大陸大部分區域的超廣域世界帝國──「大蒙古國」，無疑在人類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帝國東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那托利亞高原、東地中海沿岸，各個以成吉思汗為始祖的不同帝室和王族，在各地逐漸形成各種形式的政權。雖然存在的時間長短不同，但整體而言，蒙古身為歐亞大陸共同的統治階層，至少君臨了兩個世紀。 蒙古帝國和其時代總括了在此之前的歐亞歷史，以及整個歐亞非大陸上的營生方式。然而，在蒙古帝國逐漸瓦解之後，從這一階段開始的歷史，我們對於所有「蒙古」所累積、創造出的事物，和對之後留下的各種影響和遺緒還不甚了解。以至於要了解現今歐亞大陸的局勢時，還是採用以西歐為中心創造的世界史架構，而忽略了「陸地」串聯起世界的時間實際上早於海洋。 ■直至二十世紀初期，世界各地仍在「蒙古帝國的陰影」壟罩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消失的帝國，都是在蒙古帝國之中所誕生。 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幾乎一起消失的各個帝國，每一個的起源實際上都與蒙古帝國和其時代有著某種關聯。蒙古人在東歐、中亞、印度、中國都留下了「帝國」，這些帝國直
Publisher: 八旗文化

地图

首图

序章历史存在的意义

泰姬玛哈陵　第五代蒙兀儿皇帝沙贾汉于17世纪建造。拥有压倒性的巨大之美。

蒙古之后的漫长身影

◎残影的尽头

一九二〇年的中亚……，蒙古帝国的残影终于消失在地表上。从久远的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创建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算起，这段旅程经过了七百一十四年的岁月。

被消灭的是两个国家。虽然有几种不同的称呼，但其一是布哈拉汗国，或称布哈拉埃米尔国，另一个国家则是希瓦汗国；两者的名称都源自中亚的城市。两国虽然都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但权力的脉络和由来都可以追溯到创造出人类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世界帝国。最终，帝国确实衰弱、走到了穷途末路。纵然如此，蒙古帝国留下的线索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依旧在中央欧亚地带持续了长达二十年。

萎缩的两国气绝之时，距离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革命已经有三年的光阴。亦即，长期占有、统治欧亚大陆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俄罗斯帝国已经消失。带给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致命一击的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然而自十九世纪以来，中亚地区逐渐附属于俄罗斯的强权之下，对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而言，“新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解放”。

取而代之出现的苏维埃国家内战激烈，又有包括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在内的列强干涉与进驻。好不容易挺过这些艰难的局面，随即于一九二二年起，急速走向在列宁和其继承者斯大林的指导之下，名为联邦的“新帝国”之路。中亚原本属于旧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大中小各个地区和人群团体，虽然萌生了些微可称为近代化的幼苗，但却逐渐失去了当初怀抱的希望和意志。乍看之下国家和政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实仍是聚集多种民族的庞杂国家，几乎如实地继承了可谓是内陆巨大殖民地帝国的“北方国家传统”。尤其是相当于“东方属地”的中亚以东之地，受到比俄罗斯沙皇时代更惨烈血腥的“第二次莫斯科权力”的打击，不得已忍受更进一步的从属、歧视、分裂。

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至三〇年代，在苏维埃联邦内的中亚地区，数个无论是历史、语言、人种、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皆没有立国之适当基础的“人造国家”，被御用学者根据蛮横的歪理一一创造出来，开始了由受到莫斯科控制的魁儡政权掌权的“新时代”。之后过了半世纪，一九九一年苏维埃联邦垮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塔吉克等五国，继承并背负包括不自然的国境在内，各种自俄罗斯帝国到苏联这段近现代史所带来的“负面遗产”，不管愿不愿意，只能“独立”。

现在的乌兹别克周边

再看到今日。东边是保有巨大领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是看起来不安且混乱不断加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中东，北边和西边则是依旧拥有广大版图且逐渐重生的俄罗斯联邦。站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环视四周时，会陷入不可思议的思绪当中。这片过去曾是草原和绿洲交织的广大开放地区，在十九世纪转变成以英俄为中心的强权政治世界。这样的形势在二十世纪更加激烈，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益发显著。不仅政治和军事，也包括经济和环境，充满各种流动和不安定的要素。现在这个时代，就好像是不久之前才刚开始。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否能够整理、有时甚至清算人类史的各种进步和结果，找出某种“形式”或“应有的样子”呢？尤其是在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是否能够超越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现代强权政治，创造出稳定且和缓的安定结构呢？

在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人类”这个意识之下生活的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地表上这块面积最大的大陆的未来走向。这里是孕育出多个人类文明的巨大交流空间。如果说有对人们或全人类有益的伟大“智慧”，那么想必是在穿越历史和现在的目光当中，才能寻找到吧。想到这里，便觉得超越八百年的岁月，轻易包容欧亚大陆大半地区，且缓慢串联包含非洲在内的陆地与海洋的蒙古帝国，伴随其时代的记忆，于此刻苏醒。

◎帝国消灭之时

换个角度来看，一九二〇年的不久之前和之后，存在于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帝国陆续消失。这是世界史上少见的帝国消灭时期。

扼要地说，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众所周知，战争本身是属于欧洲的大战，但受到影响的地区范围很广泛。在这层意义之上，的确属于世界大战，且就其结果而言，在世界史上烙印下了超越时代的深刻意义。

首先是前面提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列强之间展开史上首次正面对决的总体战和消耗战，最后几乎耗尽自己国力而崩溃。随着战情加剧，帝国强迫驱使复杂且多样的“帝国臣民”前去战场和工厂，流下了前所未见的大量鲜血。民众和各民族的愤怒和怨恨达到鼎沸，再加上国内原本就不完善的产业生产力负担过重，开战三年便意外地迅速自取灭亡。在欧亚大陆东方装作强大的俄罗斯，与其雄伟的外表相反，实际上包括社会和经济在内，各方面都非常危险与脆弱，是一个“纸老虎”般的旧式帝国。这些弱点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制度也随着王朝、国家、社会一同崩坏。

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站在德国、奥地利这一方的鄂图曼（奥斯曼）帝国也瓦解了。只是名义上帝国的消灭被认为是废止苏丹制度的一九二二年。延续六百年命脉，长寿的鄂图曼帝国是比俄罗斯更古老的大国，自十七世纪以来，经历低迷和领土缩小的漫长衰退史。简言之，鄂图曼帝国从超越地区和人种的安稳帝国，最终变成了现实上软弱无力的“虚像帝国”，甚至是“心之帝国”。

然而，就算陷入任谁都可以看出的衰弱状态，但“达尔阿尔─伊斯兰”（Dar al-Islam，原意是伊斯兰之家），也就是“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失势与消灭所造成的冲击，不免还是带给许多穆斯林巨大的震撼。中东各地的行动一向都非常注意与自己成反比例、稳定向上发展的欧洲基督教世界，但是鄂图曼帝国消失之后该怎么办？穆斯林该何去何从？就此出现了迈向全新构图的摸索。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仍造成中东纷争不断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三份恶名昭彰且相互搭配的文件，那就是《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一九一五～一六年）、《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一九一六年）与《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一九一七年），另外再加上以英法为首、野心勃勃的欧美也动作频频。也就是说，鄂图曼帝国的灭亡是伊斯兰中东地区走向“荆棘之路”的象征，亦可谓是直接延续至今日的现代史起点。

再将视线转到亚洲东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九一一年，即辛亥之年发生了革命，翌年大清帝国崩坏。大清帝国的满语正式名称是“大清固伦”（Daicing gurun），汉字写作“大清国”，清朝是其俗称或通称。这个欧亚型的帝国维持了三百年的扩张与安定，之后走向动摇、衰退的历史。

这个在满洲（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三省）的山野一角，从以女真族为中心的小团体发展而成的国家，逐渐拓展疆土，跨越长城南北，从中期到后期的乾隆帝治世期间，消灭了一百多年来的宿敌准噶尔游牧王国，实现了包括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西藏在内的广大版图。这是一七五五至五八年的事。对于大清国而言，后半的一百五十多年正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巨大国家。

19～20世纪初期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帝国

不过，也出现了把这个巨大空间当作是“中华”固有传统领域和结构的想法，且在清末的动乱时期至民国初期的争议中，这样的想法更加盛行，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最终变成了理所当然。不得不说这是自古以来的“汉土”与大清固伦皇帝个人维持的多元帝国世界之间出现了混淆、错觉以及误解。孙文试图以“中华民族”这个新词来跨越汉族民族主义和巨大版图之间难以填补的鸿沟，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政权之所以用“多元一体”当作标语，想来也是当然之事。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大领域无疑是以乾隆皇帝之后的疆土为基础。革命之后的政权继承了自己否定的帝国架构，这一点类似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关系。帝国的遗绪一直存续至今。大版图换来的代价是多民族统治：在正反两面之中，现在和今后不可忽视的动因将持续存在。

再把焦点拉回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造成两个帝国的灭亡。分别是霍亨索伦家当皇帝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家当皇帝的奥匈帝国。两者皆与神圣罗马帝国有很深的渊源。从此，“帝国”之名正式在欧洲消失。

◎蒙古和之后的众多帝国

宣告世界真正开始世界化的二十世纪，随着旧有各帝国的相继消灭揭开了序幕。自中世纪乃至近世开始一脉相承的漫长历史脉络，在此暂且遭到抹去。一个大时代的划分很明显是从此时开始。

不过，这同时也是新帝国浮上台面，以及更大规模的政治对立与军事竞争的开始。美国这个新兴的帝国就不用说，包括战前的日本、纳粹德国、战前和战后的苏联，甚至也有人将一九九〇年代以后的中国也算在内。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武器的开发和军事扩张，以及在民族国家这个美名之下的强制措施等等，让二十世纪成为了人类史上未曾经历过的战争和杀戮的世纪。然后，到了现在……。除了全球帝国美国之外，还有在普丁手中复苏的新生俄罗斯，以及随着巨大的市场化而看不见去向的中国。究竟二十一世纪能否将“负面的二十世纪”当作是过去可憎的时代？并且朝着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克服各种课题、携手前进？人类真能如此贤明吗？

回顾二十世纪初一起退场的各个帝国，每一个的起源和由来实际上都与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有着某种关联。至今为止，几乎没人认知到这一点，但若照着事实综观世界史，那么这便是不可否认、超越庄严时代的历史现象。

首先是俄罗斯帝国。在欧亚大陆西北一隅，贫瘠大地和森林围绕、名为罗斯（Rus'）的寒冷地带，有着相互孤立的各公国。十三世纪，拔都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来到此地之后，俄罗斯成为组成蒙古世界帝国一部分的术赤兀鲁思（因误解而通称钦察汗国）的属地。后来两方经过漫长的共存时期，最终主从关系逆转。

得以逆转的契机，是源自成为蒙古代理人的莫斯科崛起。莫斯科花了三个世纪的时间整合罗斯各个公国，同时合并了原本属于术赤兀鲁思的主要分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到了十六世纪中，掌握伏尔加格勒河流域的莫斯科公国重新编制游牧民战士，一口气向东进入西伯利亚的内陆世界，转眼便抵达太平洋沿岸。接着慢慢侵略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中亚，又将视线从蒙古高原转向中国和朝鲜方面。在汇聚多种族、多地域、多文化的巨大复合体，以及其帝国运作体系之后，俄罗斯帝国便从蒙古帝国中诞生，以推翻蒙古统治的形式壮大。

另外鄂图曼帝国也与蒙古世界帝国当中，制服伊朗中东地域的旭烈兀兀鲁思（通称伊利汗国）相关。十三世纪末，于旭烈兀兀鲁思势力范围的西北边、安那托利亚一隅萌芽的弱小突厥系集团成为旭烈兀家采地的管理者，并在一三二六年时在布尔萨（Bursa）和其周边创建据点。布尔萨的苏丹被认为是鄂图曼帝国的始祖。

关于鄂图曼王朝的起源虽然有许多不明之处，但很难否认与旭烈兀兀鲁思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后蒙古时代，鄂图曼王朝初期的领导者们与旭烈兀兀鲁思解体后继承其后的速勒都思、札剌亦儿、白羊王朝（Aq Qoyunlu）、黑羊王朝（Kara Koyunlu）等势力相争；虽然因后述的帖木儿而使帝国暂时陷入毁灭状态，但之后又再度兴起。鄂图曼帝国是在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才朝向海上国家发展，具体时间可视为从苏莱曼大帝的时候开始。在此之前的时代，尤其是国家和军事的制度与架构，充满浓厚的蒙古色彩。

再看到东方，大清固伦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中华式的通称为元朝）间隔二百五十年的“后继国家”。从始祖努尔哈齐开始便与蒙古关系密切，尤其第二代的皇太极与蒙古科尔沁结盟，并在一六三六年于沈阳召开忽里勒台（蒙古的国会或是王族会议），受到成吉思汗后裔的内蒙古王公们的拥戴，继承了大元兀鲁思的帝位。这时，想必是效仿“大元．兀鲁思”而以“大清．固伦”为新的国号。包括之后的盛世在内，大清国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满蒙联合政权。

此外，蒙古帝国之中占据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的西半部，诞生了以重整察合台兀鲁思的方式形成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于一五〇〇年失去根据地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创建相当于第二帖木儿王朝的蒙兀儿帝国。蒙兀儿指的就是蒙古。蒙兀儿帝国以北印度为中心的统治，最终随着自己的衰落，遭到从海上而来、以东印度公司为名的大英帝国蚕食，逐渐失去实权。然而，虽然名存实亡，但蒙兀儿帝国一直延续到一八五八年。接着在一八七七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果然，就算在南亚，蒙古帝国的线索也一直持续到近代初期。

除此之外，还有哈布斯堡家和霍亨索伦家。两者皆起源自中世纪以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名下极度松散的“帝国领域”。哈布斯堡家最初是在一二七三年的时候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位，而霍亨索伦家则是在十四世纪打响名号，于一三六三年获得帝国诸侯的身分之后，逐渐壮大。

在蒙古帝国统合大半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十三、十四世纪，同时存在于欧洲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拔都的西征军打倒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匈牙利王国之时，呼吁欧洲团结一致对抗东方蒙古恐怖威胁的人，正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著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分别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独特“凝聚力”的两王家，之后经历漫长的浮沉、转变、竞争，又围绕着“德意志”的发展路线和型态而对立，最后虽然以个别的两个帝国前进，但不到半世纪，两家皆于一九一八年断绝。

◎世界史的构图

从以上叙述可以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实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浓厚影响的各帝国与残影一起消失殆尽的时期。换句话说，蒙古之后的“帝国史”，大部分都在这个时候算了一次总帐。关于这一点根据看法不同，可以视为是宣告极为漫长的“中世纪”的彻底结束，或者比较接近一般常识的看法，可以视为是“近世”的最终结局。

回顾世界史，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总括了在此之前的欧亚历史，以及整个欧亚非大陆上的营生方式。人类从分处于各个地区和文明圈、彼此的关系和联络相对贫乏的状态，大步走向了另一阶段。世界乃至所谓人类的这一整体，以及看向此的目光，透过史上最初的陆、海大范围的交流而得以化为现实。

然而，从此阶段开始的历史，我们对于所有“蒙古”所累积、创造出的事物，和对之后留下的各种影响和遗产还不甚了解。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于至今为止以欧美为中心所描绘的世界史样貌虽然存有大大小小的疑虑，但当中最重要且根本的疑虑在于，好像只有十五世纪末西欧进入海洋之后，世界史才有完整的叙述。在此之前就好像是分断的历史一般，而在此之后反而仅以欧洲为中心描绘。想当然耳，如此的历史叙述倾向以“海洋观点”为主轴。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例如，就算只看前述的蒙古时代和其后的欧亚非大陆上一连串帝国的存在与发展，便会暴露出既存世界史形象无法解释的缺陷。蒙古世界帝国本身于世界史上的意义自然不用说，另外还有俄罗斯帝国、鄂图曼帝国、大清固伦帝国、帖木儿和蒙兀儿帝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帝国皆跨越生态和文化的界线，超越既有国家和社会的范畴。彼此之间不时发生争斗，复杂交错，牵动着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和东非，其影响力有时甚至达到海上。

总之，除了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驱、吸取其成果的荷兰、英国、法国以及美国之外，并存、延续于欧亚非大陆的数个“近世．近代帝国”同样扮演着世界史发展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毕竟，这种状况的最终结局，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最后参战的美国之外，就算是英国和法国等拥有许多海外领土的国家，包含战场在内，还是属于欧亚非大陆之内的帝国间战争吧。

当然，世界史的发展不论海陆。根据时代的演进，重要性逐渐增加的“海洋观点”当然重要，但“陆地理论”也不可少。只是，像是从斯基泰和匈奴以来历史一脉相承的欧亚国家的传统自不用说，就连对蒙古时代和之后欧亚非大陆的通盘掌握，过往以西欧中心主义为主的历史形象，都欠缺应有知识的累积、分析的视角，以及历史整体样貌等等透澈的认识。结果变成，历史的架构只要能够将最终目标落在西欧的扩大和因此带来的“世界统合”就好。

会造成这样是因为，在距今约一百年前的欧洲、尤其是在西欧经过体系化的架构被毫无保留地套用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欧洲最充满自信的十九世纪末的产物。过去包括日本在内，都接受以此为世界的标准。且不仅限于历史学，这时的学问和知识体系成为地基和支柱，撑起了之后的教育与研究。于是这样的观点刻入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成为日本人的常识。也因此我们脑中的“世界史形象”不仅是以欧洲为本位，更是以西欧为本位。

如此下去当然不好。再怎么说这种观点的时代和想法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过去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历史区分为“现代史”，在个别的框架中探讨。关于“现代史”的内容，因各国的利益交错，很难成为世界史；因此，似乎变得愈来愈模煳与狭隘。亦即，历史与现在并没有链接。

可是，“现代史”当然不用说，连“现在史”也位于过去历史的延长线上。不仅如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现在为止的约九十年间，历史的文本脉络鲜明地存在着。例如刚刚提及的“帝国史”之流，至今依旧滔滔不绝地持续着。

也就是说，俄罗斯帝国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鄂图曼帝国变成现在依旧陷入浑沌的中东、大清帝国则经由中华民国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帖木儿到蒙兀儿的连续帝国则成了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诸国等不安定的结构，而“德意志人民的神圣罗马帝国”则成为现在的德国甚至欧盟整体；在各自都落下正反两面厚重阴影的情况下，现在这个时代继续向前推进。保持某种“帝国”的形式，在混乱与迷惑当中暗藏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帝国的记忆”今后也将会是不可忽视的动因。

迈向新的人类史时代

◎划时代的蒙古时代

那么，蒙古帝国和其开创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或许有些许记述已经说过，但下面概述其摘要。

十三世纪初，欧亚大陆吹起了大风暴。这场风暴延续了半世纪，欧亚大陆和非洲终于逐渐从陆上和海上两方面统整起来。世界虽然是以“欧亚非世界”的形式存在，但世界史上首度出现了可以一览无遗的整体形象。世界史在此出现了一大转变。

蒙古身为世界和时代中心的十三、十四世纪，在“蒙古时代”之名下，认为这是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期的思考方式，逐渐在日本国内外扩散。首先提倡这个想法的是已故学者本田实信的著作《蒙古时代史研究》（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一九九一年）。该书在充分意识到西方人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日本所谓的“大航海时代”）的情况下，主张在此之前两个世纪的蒙古时代是人类史上重要的阶段。这是首次由日本提出的世界史概念。

换言之，在以西欧前进海洋为开端，逐渐打开“世界的世界化”大门之前，欧亚、北非以及东非是人类历史的主要舞台，关于这一点没有异议。若将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取名为“欧亚世界史”或“欧亚非世界史”，则蒙古帝国直接或间接地连接起“旧世界”大部分的陆地与海洋，创造出一个体系，这可说是前所未见的事态。

因为蒙古而出现、形成的“新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自十三世纪初始祖成吉思汗起约半世纪，他统合了欧亚大陆许多地方，在当时开创出人类史上拥有最大陆上版图的“大蒙古国”，此阶段即蒙古帝国的出现。接下来，第五代可汗忽必烈之后，相当于宗主国的“大元兀鲁思”（正确来说是“大元大蒙古兀鲁思”〔Dai-ön Yeke Mongγol Ulus〕，即大元大蒙古国）以国家的身分朝海洋发展，掌握印度洋上的交流和贸易，推进陆海连通的系统化。结果，由多个同族兀鲁思构成的蒙古世界联邦为中心，浮现出明确的“欧亚交流圈”或“欧亚非交流圈”。

顺道一提，“兀鲁思”指的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央地带、以游牧民为中心的国家。“兀鲁思”为蒙古语，突厥语则称“伊利”，原本指的是部众、人群、人类集团，也有代表国家的意思，土地和领域的要素薄弱，是强调“人类集体”的概念。这种人类集团之首，突厥语和蒙古语称之为“汗”，而位居这些君长之上，至高无上的领袖则称为可汗或合罕。五世纪的柔然和北魏便确认拥有可汗的称号，之后的突厥、回鹘、契丹也同样使用此称号，直到蒙古。在蒙古帝国，自第二代皇帝窝阔台起开始称可汗，至于构成帝国的其他兀鲁思，其首领仅称“汗”。换言之，蒙古帝国在一个可汗之下有多个汗，属于双重构造的多元复合体。

过去由于有些研究者对于“可汗”（日文写作カアン）和“汗”（日文写作カン）的区别不甚了解，因此有人全部将其写作“汗”（日文写作ハーン）。“カ”（ka）与“ハ”（ha）的区别来自于日文发音标记的极限。原本的发音介于“カ”与“ハ”之间，并根据时代和地区而有所不同，但在蒙古时代，发音更接近“カ”。

至今为止对于蒙古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状态，欧美的历史学家效仿西方人自豪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用语，以“鞑靼治世”（Pax Tatarica）或“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当时不仅亚洲各地，就连欧洲也被纳入蒙古所创造的“新世界”当中，而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一点无可否定。之后也会提到，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以及进入十四世纪后急速蓬勃的地中海贸易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受到了蒙古帝国直接的刺激，若没有这个特别的时代环境和物质、心理两个层面的影响，终究不可能有之后的发展。特别是在航海技术方面，透过亚拉冈联合王国传播至伊比利半岛，最终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锋，西欧也因此具备了前进海洋的条件。

◎后蒙古时代和“近世．近代帝国”

蒙古的大整合为欧亚大陆乃至欧亚非各地带来巨大的变动。在中华地区，出现了一片空前的大疆土，这不是连汉地也无法充分维持的北宋，以及在原本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相当于汉地南半部的江南一带苟延残喘的南宋所能比拟。疆土之大足以摧毁“华夷之别”这个狭隘的表面文饰之词。以宏观视野来看，可谓是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之后虽然范围多少有增减，但经过明代至大清国，再到现代巨大的中国，一切可说是从蒙古开创的时代开始。

另外在中东，蒙古消灭阿拔斯王朝与随之而来的伊斯兰事物的相对化就不用说，包括蒙古旭烈兀兀鲁思统辖的广义伊朗在内，现在的阿塞拜疆、阿富汗、土库曼方面，以及这些地区以东之地，成为以波斯语文化为主体的“东方伊斯兰文化圈”，与蒙古对峙的马木留克王朝统治的埃及以西，则成为以阿拉伯语文化为主体的“西方伊斯兰文化圈”，如此的形势被确定了下来。这些都是与现在直接相关的现象。而且也出现以突厥和蒙古系军事权力为中枢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国家模式也非常稳固。

此外，蒙古以前的时代，在西北欧亚大陆，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广大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权可以稳定整合，但在名为术赤兀鲁思的蒙古权力之下却创建了秩序，纳入蒙古帝国创建的欧亚规模的交通系统和经济流通之中，这与过去像是俄罗斯地区基辅罗斯的贫弱水准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可当作一个“新的集体”的起步。在同一地带，草原上是蒙古而森林中有罗斯诸公国，在这样的构图之下维持了长时间的共存状态。之后莫斯科在与蒙古王权紧密接触的背景中逐渐登场，迈出朝向帝国俄罗斯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蒙古时代，东西方世界属于名副其实的无国界开放空间，陆海交通路线的手段、方便性、安全等，全仰赖官费或公权力的维持和保障，借由蒙古的权力，人和物品以前人未及的规模往来，文化、宗教、思想、知识、信息、学术、科学、技术、艺术等等都有了大幅的发展。在思考人类文化，或作为世界样貌的资本主义的成立时，蒙古世界帝国和其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可说是非常重要。然而，这些大部分都被遗忘在历史黑暗的角落，等待发掘。顺道一提，在蒙古时代来往东西方的旅人，仅是知名人士就已经不胜枚举。一般在谈到世人所谓的丝路时，容易提及的旅人大多数集中在这个时代，想来也是当然之事。

蒙古时代之后的欧亚大陆或是欧亚非，进入了称作“后蒙古时代”的局面。若要概略地描绘政治上的潮流，则东有明和大清两帝国、中央有帖木儿和蒙兀儿两帝国、西南有鄂图曼和萨非两帝国、西北则有俄罗斯帝国，以及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各个大型的“地区帝国”并立，且直接跨越至近代。这些“近世．近代帝国”当中，东西南北四大集团彼此之间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都不可否认地受到蒙古帝国的影响。不得不说在世界史之中，蒙古帝国的开创性和超越时代的意义非常重大和深刻。

◎历史上知识的虚构

蒙古帝国和其时代的研究必须根据东西方多种语言的原典文献，以及各种遗迹和遗物这两种根本的资料，仔细确认每一项事实细节，掌握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域性的事态或事物后，再累积这些成果进行超越地区和文明圈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进而架构整体的形象。如果是文献资料，则是以波斯语和汉语的二大史料范围为中心，加上超过二十多国语言的庞大资料。其特征之一在于大多数资料都是原文书、原碑文、原写本、原刊本等名副其实的“原典”。想要全部阅览和掌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仅是这一点，就与其他历史领域完全不同。至于遗迹和遗物，分布的规模也广及欧亚非，且绝大多数都是未发现、未介绍、未处理的。例如，就算说是“蒙古时代的考古学”，但就事实上来看，听起来都像是一场笑话。蒙古帝国和其时代可说是穷尽人类所有智慧，依旧汲取不完的可敬领域。

就算如此，近年来的研究水准已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重要事实”，许多已经遭到弃置。而提出的“新事实”都可见到大、中、小等不同程度的实证。说得直白一点，领头的正是日本。在与世界史基础相关的领域，日本提出的历史样貌应该是首次成为标准吧。

然而，让这一切变得可能的是近二十年来政治、国境、史料屏障的消失。包括中国的开放政策、苏联的崩坏、以东欧的民主化为首而展开的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相对自由化，以及欧亚非许多国家放宽限制与减少政治、历史禁忌，再加上所谓的无国界化和全球化等正面因素，都有助于调查、研究、阅览、交流。亦即，这是拜世界情势变化所赐。反过来说，这也表示过去以旧苏联圈为首的集团，有多么地厌恶、忌讳、拒绝与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扯上关系。这种态度的底层潜藏着捏造的负面遗产所留下的虚构形象。

关于蒙古帝国，从以前到现在，中华文化人和穆斯林知识分子就没说过好话。这是来自认为自己是“文明”、他人是“野蛮”的既定模式，再加上想要强调自己是蒙古侵略受害者的心情使然。事实上，中华文化在蒙古时代最为蓬勃发展。另外，主张伊斯兰近代的低迷和苦难并非己之过错而是因为受到蒙古破坏的主张，其实也很明显是虚构或是遭到移花接木的结果。根据自尊和轻蔑形成“自我安慰的公式”，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当中很常见，比较不可思议的应该是后世的历史家和思想家竟然将这种传统的说法当真。

蒙古时代中华文化的例子　位于山西省芮城雄伟、华丽的建筑群永乐宫，是全真教的道教教团本山，在蒙古政权的援助之下建造。当中三清殿的壁画可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营造出蒙古的负面形象并加以煽动的是近代欧洲。在十九、二十世纪“普及化”的欧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识体系当中，没有从正面确实地看待蒙古帝国和其时代。不仅如此，十九世纪列强化的欧洲诸国，反而轻视游牧民和亚洲各地区，用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典型观念来俯瞰蒙古帝国。过去让欧洲陷入恐惧的蒙古，作为落后且该被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成为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理想标的。

面恶的蒙古士兵　15世纪的欧洲画像。这是“恐怖蒙古”的典型形象。

这些是近代欧美异常高涨的“文明主义”和自恋，以及因此而生的偏见和傲慢的产物。著名的亚伯拉罕．康斯坦丁．穆拉德热亚．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所著的《蒙古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于一八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广受欧洲的欢迎。然而受欢迎的原因与事实无关，而是因为其刻意贬低蒙古的论调，符合准备正式侵略亚洲的欧洲列强的“时宜”和当时代的氛围与情绪。此外，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多桑痛恨蒙古帝国，因为他认为祖国曾遭蒙古灭亡。然而，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失去故土的亚美尼亚已在面地中海的奇里乞亚（Cilicia）之地重生，并在蒙古统治的宽松架构和庇护之下，渡过了安定的岁月。

以往蒙古帝国首当其冲的历史营造的负面形象，由以欧美价值为前提的历史学者所继承。这不仅限于西方的史学家，就连亚洲的史学家也明显具有这样的倾向，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老实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仍有许多人将近代欧洲为了己利而创作出的虚假形象当作是不可动摇的定论。虚假的形象会引发误解和不信任的连锁反应。以“文明化的使命”来正当化自己，可见欧美的自负和傲慢以及刻意的谎言，例如将亚历山大极度英雄化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思想底层相通的观念就是推崇欧洲，蔑视欧洲以外的亚洲的眼光。

这便是历史上知识的虚构。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如今依旧存在。令人不得不思考历史家和思想家所扮演的角色。近年来，对于蒙古帝国和其时代的评价在世界上急速好转。总有一天，这样的浪潮也会传回日本。

◎迈向知识基础的重建

历史究竟是什么？说起来，究竟为何要研究历史？而被称作历史研究者、历史学家的这些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又想诉说什么？

自古以来不断被反复提起的这些疑问，近年愈来愈具有确切和深刻的色彩。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踏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同层次的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经济、物流、金融、交往、影像、音乐、娱乐、嗜好、时尚、饮食文化等各方面逐渐走向共通化与整体化；与此同时，战争、对立、纷争、恐怖攻击、犯罪、爱滋病、传染病、狂牛症（BSE）问题、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等各种负面的问题也以世界规模展开。以广义环境问题的说法含括多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

过去称作思想家和历史家的这些人脑海里描绘的世界和世界史的样貌，应该从事实的角度加以超越并舍弃吗？或者应该从基础重建才对。至少“重新审视近代”是最低限度该做的事。不，进一步持平而论的话，生活在现在的我们，借由每天发生的事情、报导的事情，以星球规模或地球规模来进行思考是很平常的事。尤有甚者，从当下这个时代往前回溯，以世界的规模思考过去各个时代如何变动，用如此宏观的视野回顾历史，对许多人而言已是当然的趋势。

对于思想家和历史家来说，现在也许是非常辛苦的时代。然而，过去花费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得到的信息和知识，经常能一瞬间就聚集在眼前。所谓的思想家和历史家，已经不见得是以此为职业的人。也就是说，历史成为了向所有人敞开的领域。自近代大学出现在欧洲的十九世纪初以来，眺望过去和现在，思考人间古往今来的行为，经常都交付给特定职业的专家。然而，现在已经慢慢再次回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这反而是更接近原本应有的状态。

回顾过去，关于某个时期、地区、领域，既要成为能以原始史料立论的历史研究者，又要成为能从各种角度勾勒各个时代历史样貌的历史家，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话虽如此，仍旧有许多人明知就里却依然每日在史料的大海里漂泊奋斗。再加上史料的屏障、政治的屏障、国境的屏障几乎都已除去，掌握在地球这个舞台上至今为止的历史道路，也就是以确实的根据和说服力构思人类整体的历史一事，现今刻不容缓。

战争本来追求的是能够超越纷争和对立的思维和想法。然纷争和对立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例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现状，真的可以用像“文明的冲突”这样有如历史之必然般清晰、抽离的观点看待吗？若以事实来说，本来不存在的“文明的冲突”是自私的头脑所创作出来的虚像，而愚蠢的政治不顾后果将虚像实体化呈现出来。伊斯兰原本就不特殊，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先行者中诞生的融合物。另外，无论是逊尼派或什叶派，在教义方面没有决定性的差异。创造对立的是以宗教为名的组织团体。以宗教上的必然性解释组织间的利害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信仰与宗教并不相同。

我们是经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才有今天？由衷希望能够创造人类共有的历史样貌和世界史样貌。也希望能够提供不问过去、现在、未来，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视角。我们人类的“知识”目前面临巨大的变动。有必要从基础重新审视各种“知识”，站在人类的立场加以重建。

我们必须超越个人，超越国境与人种，汇集众人的知识。虽然非常困难，但这是必要且有意义的挑战。我们正活在这样的时代。届时，想必历史将会发挥原本应有的作用。

第一章连绵不绝的欧亚国家传统

巴托尔德（1869～1930）　在中亚史、伊斯兰史等领域，留下巨大的研究成果。

既旧又新的亚洲、欧洲、欧亚大陆

◎拥有多重构造的历史舞台

首先来看历史的舞台。亚洲加上欧洲便是欧亚大陆（Eurasia）。如果再加上非洲，则是欧亚非大陆（Afro-Eurasia）。从太古到现在，人类在这个巨大的陆地上扩散、展开无数的活动。不论是好是坏，这些活动改变了地球，或是广义来说的环境。

其实，凝视历史与思考环境的行为，两者在今天非常接近。都是根据过去种种推测现在，并构想面对未来应有的样子。关于这一点，不仅是世间所说的文科或理科的分野，也不需要其他各种知识藩篱，应该网罗所有智慧和经验，站在人类这一条地平线上思考。

另外，南北美大陆和大洋洲，以及广布太平洋上的大小各个岛屿，近年来再加上南极大陆，都是人类史的舞台。这些地方过往的历程虽然也包含在全球世界史或地球世界史之中，但欧亚大陆或欧亚非大陆及其周边海域和岛屿的积累和发展，无疑型塑了人类社会和文化基底中的绝大部分。所以，在思考世界史全貌的时候，欧亚大陆或欧亚非大陆这个空间，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走过的道路，自然占有很高的比重。

◎亚洲和欧洲

接下来思考构成世界和世界史的几个基础单位。首先必须提及的当然就是亚洲和欧洲。

“亚洲”（Asia）这个词汇起源于古代亚述语“asu”，代表“日出之地”，与亚述语代表“日落之地”的“ereb或irib”意思相对。“asu”一词之后演变成“asia”并传到希腊，被使用在变身为牛的宙斯夺走女神欧罗巴（Europa），并让她骑在牛背上渡海西行的神话故事中。且“ereb”和“europa”的语言构成方式也几乎相通。就这样，希腊语的“asia”和“europa”传往地中海西部，逐渐成为亚洲和欧洲的定称。

为什么“亚洲”的词汇起源会在亚述呢？以现在的国名来说的话，相当于位在伊拉克的亚述，以如今纷争不断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为根据地，自西元前二千年纪起，拥有漫长的前史。到了西元前八世纪中至前七世纪后半，亚述以军事国家之姿逐渐强大，全盛时期几乎征服并统治现在中东的中央区域。亚述经常被称为是人类史上最初的“帝国”。虽然现在很难确实评估其军事体系、多民族统治、官僚机构带给周边各地区及后世的影响，但根据解读出土碑文上的楔形文字所创建的“亚述学”，正逐渐厘清其面貌。尤其在经过取代“亚述帝国”的巴比伦王国和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亚王国的统治后，亚述的许多遗绪都由可说是世界史上真正的大帝国哈卡曼尼斯（Haxāmaniš）帝国（一般依据希腊语而称作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但既然知道确切的原始称呼〔古波斯语〕，使用西洋式的通称或俗称是一件奇怪的事）所继承并发展。

亚述的王侯　亚述具备铁和马的军事力量，被称作“人类最初的帝国”。描绘王族狩猎狮子的浮雕，震撼力十足。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asu”和“ereb”之语才会在亚述的碑文上出现。“日出之地”为东方，“日落之地”为西方，这真是非常单纯的说法。反过来说，也表示亚洲（Asia）和欧洲（Europe）这两个词汇原本仅有这一层意义而已。这个简单无比的说法从希腊语传承至拉丁语后，演变出“oriens”、“orientem”和“occidentem”等词汇，前两个词意即“上升的太阳”，后者则指“下沉的太阳”；所以其实也只是代表“东方”和“西方”罢了。

该说实在是非常直接了当吗？作为语汇的起源，这样非常写实的说法，只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亚洲和欧洲两词属于同组关系。第二，这两个词汇除了“东方与西方”之外，不具有其他任何形象或价值观。第三，由率先统合“古代世界”的亚述开始使用后，逐渐传到周围也许是穷乡僻壤的希腊，并如实使用。甚至在受到希腊深度影响的罗马境内，就算语言本身有变，但内容也只不过是依旧沿袭之前的意义。

然而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当时希腊人普遍认知的“欧洲”是以现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为界，以北的所有土地范围。相反地在南方，向东延伸的是“亚洲”，向西延伸的则是“利比亚”（所谓的非洲）。

亚洲和欧洲除了是代表东方和西方的意义之外，地形上实际与“三大陆”的认知重叠，因此某种层面上也带有南方和北方的色彩。结果，充满南方氛围的亚洲，是一个温暖、暑热，且被认为是丰饶、富足、杂乱的惊奇世界。另一方面，既是西方又属于北方的欧洲则给人寒冷荒凉、质朴粗俗的印象。因此绽放文化之花的是亚洲，而粗野荒芜的则是欧洲。顺道一提，这样的构图直到近代才遭到逆转。

◎以欧洲为本位的看法和日本的误解

所以问题在于“后世”。原本仅代表“西方”的这个词汇，因为有群人将自己总称为“欧洲”，之后便一直沿用。经过中世和近世，“欧洲”几乎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同义词。同时，其独特的地区文明完成了工业化和军事化，在十九世纪中一口气翱翔于世界。结果，“欧洲”一词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形象和价值观，也广布于全世界。或者应该说，作为压倒性的文明，成为了世界的秩序。

于是“亚洲”从单纯的东方，变成了负面形象的集合体。概括成为应该被“欧洲”文明化的落后地区，欧洲侵略亚洲反而成为了“使命”。也就是说，近代之后的“亚洲”不过是以欧洲为本位的第三人称。

进一步来说，“亚洲”一词原本仅有“东方”和“非欧洲”两义。回顾过去，在被认为是“亚洲”的地方，从古至今有许多不同人类和地区的集体，发展出许多独自的文化圈、生活圈、文明圈，可说是百花齐放，无法一言以蔽之。就算知道以“亚洲”之名概括称呼极为困难且自私，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称呼、用法或捷径。换句话说，之所以称“亚洲”为“亚洲”，是因为只有“亚洲”一词。其他解释都是后来因为某种理由、目的、作为、意图而套用。

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对于“亚洲”一词产生反应。无论是脱亚和兴亚的议论，或是之后的泛亚洲主义，甚至是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其根本都存在着相对于“欧洲”的“亚洲”、不同于“欧洲”的“亚洲”等语言的形象或魔力。或者也可说是“亚洲幻想”。对此战后的日本应得到了教训，然而事实上，言词和主张虽有不同，但还是在“亚洲”一词上加诸了喜悦、合作、团结、共存、一体化、共同体等等美丽的词藻，结果策略几乎没有改变。日本这个国家和国民看来非常喜欢“亚洲”一词。

然而，就算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多族的人们，除了在政治和体育等广义的活动之外，几乎不觉得自己属于“亚洲”。尤其如果是拥有中华骄傲的人，更是如此。虽然状况不同，但韩国也不会因为被“亚洲”一词打动，而内心受到感动，当然也不会因此陶醉。更不用说西伯利亚和中亚五国，以及中东各国和各地区的人们，这些人能在彼此间感受到多少“亚洲”呢？说起来，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亚洲人”？

另一方面，“欧洲”范围的事物，以欧盟和共通货币欧元为契机，逐渐走向实体化的道路。不过，仅是“非欧洲”的“亚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制式用语，或是硬被加诸的包袱。这种程度的“亚洲”，基于政治、经济、国际体育等等的方便、考量、面子，或是为了非欧美、反欧美的标语与政治宣传而被巧言的政治家和学者利用，因此会仅止于在理论的对抗轴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亚洲”一词对于有所企图的人而言或许有益，但对于无所图的人而言不过是内容物不明的商标罢了。

◎作为历史框架的亚洲

既然如此，将“亚洲”当作历史发展的框架有多大的效用？关于此问题的答案充满矛盾。

如前所述，“亚洲”实在是充满了多元性，不可能从单线加以掌握或叙述。例如，在充分认识到多元的领域中有几个会彼此重叠之下，可大致列举出像日本史、朝鲜史、中国史、东南亚史、内亚史、中亚史、南亚史、西亚史、伊斯兰史等几条并列的主线。这些几乎都是一大领域，各自拥有独特的脉络，且都是根据各自的情况个别展开研究。名称当中含有“亚洲”的历史，每一个都足以与欧洲史匹敌。中国史不用说，就连日本史和朝鲜史等，想要透过历史观其全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另外，这里刻意没有举出东亚史是因为，东亚这个用语隐藏着危险和疑义，且东亚所含括的范围究竟从哪里到哪里，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几乎乱七八糟。例如，假设综合现在的日本、韩国、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回溯过去，来描绘所谓的“东亚史”，也只不过是为了现在而扭曲事实的行为。

关于上述的各大领域，想必许多亚洲相关的研究者会抗议应该要加以细分，如此研究才有意义。想来必是如此。广义的历史研究，如今即便是针对微观且具包容性的小世界的研究，想法也逐渐超越了国境。希望历史学家须在了解这种趋势的基础上，竭尽所能从过去眺望现在。

另一方面，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多位试图通观“亚洲史”的学者。这里不刻意举出人名，但从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欧洲最充满自信的时代，当时的风气和氛围，让人深刻领悟到时代造人的道理。接着在过了一个时代之后，日本也开创了学术的英雄时代。在多数人脑袋热过头的时候，名为宫崎市定的硕学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提倡“亚洲史”，可谓是创举；至于当中细部的内容当然交由后代学者来补充。不过，经过多次实证和考察的宏观视野，老实说前所未见。他所讲述的历史，许多地方都非常振奋人心。

◎欧亚的发想和其发展足迹

从十九世纪末起，不同于以亚洲和欧洲来理解的思考方式，掀起了以欧亚大陆的发想和框架为研究取径的浪潮。前文已反复提及，当时处于帝国列强、世界分割、权力政治、军事冲突愈演愈烈的时期。

“欧亚”（Eurasia）这个词汇原本是结合欧洲和亚洲的简称。将欧洲放在前面与其说是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表现，其实只是因为以用语来说这样排列更顺畅。无论如何，这是诞生于近代欧洲的用语。尤其是与地理学和地政学相关的人经常使用这一词汇。

作为单纯客观的大陆名称，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称呼和概念本来就很奇怪。欧亚这个用语对地理学者而言原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说法。不过，当中还是有时代的影响因素存在。在带有某种情绪而高昂的时代，人们经常跨越人与人之间的分际，更不用说学者会轻易跨越学者的领域，怀抱对世界和时运的情怀，有人因此描绘出宏大的构想。在此，几乎很自然地出现了与人类和地理环境相关，特别将焦点放在国家、社会、民族，并针对各种政治现象考量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要件，展开最有效战略和外交，以此意义为主旨的地政学。

地政学的形成大致上可区分成两条脉络。一条来自德国，另一条则在俄罗斯。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首次提出政治地理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瑞典的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加以提倡。德语称“Geopolitik”、英语称“Geopolitics”的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列强之间强权政治的动因。

因此想当然耳，当时地政学探讨的空间对象是，以德意志为首的帝国列强用直接与邻接地域面对面的形式，互相角逐的欧洲和亚洲，亦即欧亚大陆。这时，欧亚强权政治和地政学甚至可说是同义词。

德意志帝国占领了大部分的欧洲中央地区，乃至有可能扩展至自古以来就一直关注的东欧和俄罗斯。可以说德意志很有可能如神圣罗马帝国一般，不仅在西欧、而是在欧洲的水平之上，再度成为主角。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对“欧亚”的意识和战略就像是与生俱来一般。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说，“欧亚”的意义则远在此之上，就好像是国家基本的立足点。朝向西方是欧洲，朝向东则是亚洲，以此观点划分“欧亚”的这个来自北方的构想，既是俄罗斯的优势也是宿命。他们站在自己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的情感与立场。这样的感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于俄罗斯人的心底。换言之，他们非常接近“欧亚人”。过去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旧俄罗斯的逃亡者们主张的俄罗斯独特历史发展中的“欧亚”形状，依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延续着。

◎马汉和麦金德的考察

相对于这样的“大陆派”观点，另外还有从海洋来掌握陆地的立场。关于这一点，在此尽量不做太深入的说明。如一般所知，支撑起这个方向的理论基础的人，是美国的海军军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英国地理学及地政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前者主张，在面对以俄罗斯为首的陆权（land power，陆上国家）时，美国、英国、日本等海权（sea power，海洋国家）应团结一致。最终主要的目的还是在预防俄罗斯的扩张。对马汉来说，虽然容易遭致过度重视海军力量的批判，但这样的批判其实反而成为了让他的主张得以在现实中尽快实现的拥护论。

对于“欧亚”有着惊人洞察的人是麦金德。他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一九〇四年一月，发表了超群的意见，即谁能压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心区域），谁就能取得世界霸权。他认为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古帝国是人类史上少见且有效的实例，而缕述了其后的历史。他主张蒙古帝国的遗产多由俄罗斯的北方帝国所继承，且就算发生社会革命，“帝国”的体质也没有改变。相对于海上王者英国，麦金德强调陆上王者俄罗斯带来的威胁，他的论调也由之后冷战时代的围堵政策承袭。

至于地政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既是军人也是学者的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的理论链接上纳粹的扩张主义政策，其影响甚至波及日本。战后，他的理论因为负面形象和美苏冷战的两大对立结构而声势衰退，但却由于苏联解体后国际情势的多极化和流动化而有复苏的迹象。除了上述介绍的这些之外，波兰出生、曾是卡特政权总统顾问的兹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于几年前所提出的“欧亚大陆地政学”的战略，也指引出了今后的一种可能性。

◎环顾亚洲史和欧亚史全貌的立场

无论是亚洲史或欧亚史，乍看之下虽令人觉得有如古色苍然的框架、立场、内容，但作为掌握历史的概念，事实上却意外的新颖，绝不古老。这样的概念在背负着漫长历史脉络的同时，又扎根在这一百多年来世界史架构的激烈改变之上。

尤其在日本，提倡欧亚或欧亚史的立场原本属于极少数派。作为学术研究，提出此种主张的都是与中亚史、内亚史、考古学相关的人。这些基本上都是与既存国界无关的研究领域，因此在文献、记录、遗迹、遗物等具体史料的层面上，也必须经常从打破欧洲和亚洲的观点思考。换句话说，关于这些领域，若想要如实地一览历史，就必须要以欧亚大陆这个广大的范围来看待。

此外日本史又另当别论，在中国史和西洋史两大老字号的历史领域，除了少数例外，研究者大多根据各自固有的框架和传统，在其中自给自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几乎感受不到需要从欧亚立场或观念思考的必要性。然而，以苏联的崩坏和冷战结束为契机，不管赞同与否，逐渐变得必须具备对欧亚大陆的感知。中国史的研究学者不仅欧美、还前往中亚和内陆地区，甚至是东南亚，而纯西洋史家则频繁远赴像中国等亚洲各地。这可说是近年来的一股弱小潮流，而这应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封闭在固定框架中原本就违反历史研究的宗旨。

对此让人重新感受到的事情是，亚洲史也好、欧亚史也好，总之必须有一个包含一切、环顾总体全貌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蒙古帝国和其时代。当置身于这个立场的时候，所谓中国史、中东史、西洋史的框架和间隔便会消失，种种事情都将以真实的大小呈现在眼前。以“文明”为名的虚构，或是某个领域独有的奇妙价值观和惯例都将会浮现出来。对于蒙古时代史而言，不管是亚洲史还是欧亚史，各种脉络几乎都是其前史，同时也是称为“后蒙古时代”的后史。

近代欧洲以蒙古帝国当作“亚洲”的代名词，姑且不论其丑陋的恶意和自负，作为历史上和空间上的框架，某种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也就是说，“亚洲”或“亚洲史”的最大框架便是蒙古帝国和其时代。与此同时，蒙古世界帝国也涵盖了诸多被认为是“欧洲”的地区。甚至不只欧洲，连北非和东非也间接与之宽松地链接在一起。

因此，无论是亚洲、欧亚、欧亚非三重构造的哪一层，客观的事实是，“世界史”就是从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正式开始。这正是把握世界史的关键。

欧亚世界史内含的动力

◎欧亚大陆的内侧

那么，欧亚大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不管怎么说，每次只要打开地图，就会对欧亚大陆感到莫名的赞叹。

沿岸部分就不用说，内侧广大的世界里有高原、山脉、山地、盆地、平原、沙漠、砾漠、荒芜地、干地、湿原等，每一种地形的规模都名副其实地广大，实在是非常开阔不羁。绝大多数的地形和地域都是许多地形单元的庞大集合体，虽然原本就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华南、东南亚、西欧等被细分的空间完全不同。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除了沿岸和岛屿部分之外，干燥地区在欧亚大陆占压倒性优势。最重要的一点，横跨东西方的干燥空间大致成带状，东从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域开始，西至匈牙利平原，也有人认为至德国和法国为止，当中草原或顺其而走的山野绵延不断。

不用说，这片横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草原带，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的天地。游牧民平日里发挥活跃且广泛的行动力，串联起有时互相孤立的中小型地区、社会、集团，且又根据骑马和弓射的军事力量，组织强大的部族联盟，形成广域的活动圈和势力范围，创建政权和国家。

在回顾欧亚、或是拓展至欧亚非大陆的历史时，虽然有许多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但最单纯的作法是概括成“停留的事物”和“相连的事物”。定居、农耕、聚落等都是象征“停留的事物”的关键字。另一方面，“相连的事物”则以移动、游牧、贸易为主轴。若以象征性的说法来解释这两者，也可说成是“点”和“线”，抑或“点”和“面”。连接“点”与“点”，超越地区、文化、生计，缓慢地串连起人与人，进而创造出更大的“面”，这便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

◎游牧和游牧民

同样是游牧，其形态和方法受到干燥程度和地形上的限制而各有不同。最典型的型态之一是夏天以家族为单位，散布在广阔的平原或山麓、山腹牧养牲畜。相反地，冬天则以数个至数十个家族为单位，有时若处在持续纷争和战斗的状态，则以数百甚至更大的家族规模，一起过冬。冬营地的场所选在溪谷或是山的南侧，以便抵挡寒气和游牧民最害怕的雪害。如果是平原的话则多选在洼地或低地。顺道一提，不知适当与否，但在现代规模缩小的游牧生活中，将冬营地设在山腹中途的例子愈来愈普遍。

关于每年移动的路网，中亚以西的突厥语称夏营地为“yaylak”，冬营地为“kışlak”，两者之间的移动路线几乎固定，认为他们漫无目的四处行走的看法是误解。至于移动距离则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从数十至数百公里不等。如在蒙古高原和天山地区等干燥不太严重、或者甚至绿地浓密的草原地区，经常还会另设春营地和秋营地，且在很小的范围内移动。总而言之，基本上夏季采取分散放牧，冬季则是集体过冬，一年就在重复如此极端的离合集散的季节移动中渡过。

这种日常生活造成的结果，包括中亚在内的各地游牧民，自然具备了骑乘的技术、个别的行动力、集团的组织性和机动性等，农耕民、城市民或固定式畜牧民所没有的特质。家族单位当中，一般是以家长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并透过冬季时的越冬集团，发展出由牧民各自确认归属的“氏族”或“部族”。

虽然氏族或部族是非常模煳的概念，但是这样的集团成为了游牧民在社会、政治、军事上的基础单位。如果多个集团联合，则会一口气出现强大的势力，但一旦解除联合，又会马上回到原本的集团。游牧民的社会和以此为核心创建的军事复合体，在生活和组织等各方面都拥有极高的机动性。所谓的游牧国家，形成容易、崩坏迅速，这可说是他们的宿命。

游牧的生活技术和再生产的体系与经常有人说的“放浪”、“漂泊”、“浮萍”等印象相异，而是具备严格的系统性和能动性。以结果来说，游牧民带来了人类史上非游牧民而不可能拥有的价值观和行动模式，以及人类的类型。格外重要的是，人类借由创造出不同于农耕的游牧生活型态，有效利用过去无法定居于一处的广阔干燥大地，将其当作生活的场所。假设仅有定居和农耕的生活型态，那么人类活动的舞台将会明显受限。若真是如此，将使欧亚大陆各地陷入孤立，也不会出现由于彼此间的联络、交流、刺激而产生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史的样貌也会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大不相同。

尤其是游牧民以军事力量的形式所充分发挥出的能动性。由个人、家族、氏族、部族的四重构造所扩展的组织和集团，借由骑射和高速自在的扩张，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展现出卓越的战斗力，扮演着历史上的关键力量。游牧骑马战士是天生的军人和战斗者，他们团结多个部族，进而创建大型的军事联盟集团，使得定居社会无法与之对抗。还以军事为支柱，掌握政治、统治权、通商、交通，进而创建政权或国家。纯粹由游牧民组成的军事势力和政治权力，究竟是否可能存在？又或者历史上是否曾有过这样的例子？这一点很难断定。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游牧国家大多无一例外地

含有定居和农耕的人群和地区，并且也纳入了聚落和城市。亦即，游牧国家属于包含多民族、多文化、多地区的综合国家。而当中几乎看不到常见于近代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排他性。

长久以来，游牧和游牧民在人类史上扮演的角色都没有受到正确的评价。不仅如此，历史上从“文明社会”和“近代精神”两个层面，单方面地赋予游牧民野蛮、未开化、暴虐、破坏、非文明的负面形象。幸好，借由近年来提出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误解和定论逐渐获得修正。

话虽如此，长期以来灌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仍不容易抹去。其中一个理由是，包括居住在日本列岛的我们，置身于“近代文明”之中的人们都是农耕民或定居式畜牧民的子孙，对于游牧和游牧民近乎一无所知。不过，现今正在发展的全球化的优点之一，便是在于降低国界的屏障；只要有心，哪里都可以去。另外

与过去相比，透过每日的实时新闻和影像，彼此间信息的质量和理解程度也正在出现明显变化。笔者对今后的状况抱持很大期待。

◎从斯基泰和匈奴开始

当我们观看广阔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时，游牧民的存在不仅无法忽视，他们更是纵横驰骋了四方，创建许多政权和国家。最早远从西元前六世纪起，以黑海北侧、现在的俄罗斯大草原为中心，出现了希腊语称之为斯基泰的游牧复合联盟。

于草原上崛起的斯基泰，在某段时期甚至占领了伊朗高原的米底亚王国。之后，统治伊朗全境至埃及、安那托利亚广大区域的哈卡曼尼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大帝（此名源自希腊语“Dareîos”的音译，古波斯语应称为“Dārayavau”），亲率多达七十万的大军，于西元前五一四年或前五一三年，出兵攻打斯基泰。这趟著名的远征记载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结果，大军惨败，大流士失望之余只能撤军。大流士明显是以征服当时全“古代世界”范围的世界为目标。之后哈卡曼尼斯帝国为了达成此目的，企图压制最大的强敌，而将矛头转向了希腊。

从前述的这段过程中可以看出斯基泰的强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哈卡曼尼斯帝国的中央集团也充满浓厚的游牧民色彩；且在此之前的米底亚王国也拥有相同特征。可以说旧米底亚军团融合进哈卡曼尼斯帝国后，构成了准统治阶层。后来在伊朗高原和其附近创建大型政权的帕提亚（中国古称安息）和萨珊两帝国，其中心也同样是游牧民的军事联合体。

中东全境都拥有像这样的游牧民传统，伊斯兰征服波斯地区的主力，即阿拉伯游牧民贝都因人就是最好的代表。事实上，“阿拉伯”（Arab）这个词汇很有可能就是代表游牧民之意。过去，将伊斯兰中东地区也算在内，壮阔地描绘出欧亚西半部历史的俄罗斯史学大家巴托尔德（Vasily Bartold）曾说道，伊朗地区当然不用讲，包括中东全境与中亚、或者说中央欧亚，几乎都拥有相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状况。巴托尔德主张中东与中亚两地区原为一体，且应以此方式掌握历史发展，笔者深表赞同。

回过头来看，现今获得确认的最早的游牧国家斯基泰，其领域或影响范围究竟扩展至何处？此问题困扰着许多历史研究者。至少就间接影响来说，斯基泰风格的文物和遗迹，跨越西伯利亚、中亚、外蒙，覆盖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内蒙、华北、云南等地。斯基泰风潮率先席卷、散布欧亚大陆内侧的世界，这形成了欧亚干燥地区的文化基础。部分研究者认为，起源于斯基泰的制度、文化、观念、价值观一直持续存在着，甚至影响到了蒙古帝国时代。

斯基泰与匈奴　最早的游牧国家斯基泰以及与秦汉帝国并存的匈奴，关于两者的关系至今仍引发热议，但从出土的文物当中可看见受到独特的动物图案和技术造型等强烈影响。上图是描绘斯基泰战士战斗画面的黄金装饰。西元前5～前4世纪。出土自第聂伯河流域的索洛卡遗迹。艾米塔什博物馆藏。下图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青铜饰牌。为战国到汉代的遗物。

在斯基泰之后明显存在的游牧国家是西元前二〇〇年左右，在中华地区所谓秦汉交替时期一口气窜起的匈奴“帝国”。考古出土的文物强烈诉说着匈奴受到了斯基泰的影响。同时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当中，也留下关于匈奴的详细记述。《史记》中隐藏的主题是匈奴游牧帝国，那是由汉武帝率领的汉朝长期以来勉强发动战争的对手。《史记》不仅是逝去岁月不朽的“历史故事”（史记二字本来即是此意），更是司马迁自身也遭受其害的真实现代史。

司马迁对于匈奴的分析与叙述非常精辟。世界史上如此详记游牧国家体系的著作，除了第二章将会介绍、由蒙古帝国编纂的世界综合史——《史集》之外，无人与之并驾齐驱。匈奴国家以名为匈奴的游牧部族联盟为基础，纳入各种游牧体系的集团，除了拥有集结而成的强大军事权力之外，又以此为国家支柱、广纳绿洲民和农耕民，是一个大型的庞杂国家。绝非是一个名为匈奴的民族国家。其领域可能东及韩半岛，西至天山地方。

关于匈奴国家之根基的游牧军事体制，中心是相当于君主的单于，面南分为左翼（东方）和右翼（西方），各领袖的游牧分领井然有序。这种三极的国家体制，以及根据十、百、千、万的十进制法所架构的军事和社会组织，乃是匈奴国家制度的两大特征，并且成为之后欧亚大陆东半部几乎所有游牧系国家共通的标准；甚至欧亚全境的游牧系国家和政权，也广受其影响。确切地说，在斯基泰创建的基础之上，匈奴确立了国家和军事体制，且成为跨越时代的模式。斯基泰和匈奴在欧亚史上扮演开创新历史洪流的角色。

◎遭忘却的欧亚国家演进

之后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游牧国家或游牧系的政权兴亡交替。举出几个主要的例子包括：萨尔马提亚、匈、阿瓦尔、可萨、贵霜、乌孙、乌丸（或乌桓）、鲜卑、铁勒、乌古斯、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突厥、东突厥、西突厥、突骑施、不里阿耳、阿拉伯伊斯兰、回鹘、契丹、喀喇汗、塞尔柱、马扎尔、喀剌契丹（此乃误称。喀剌契丹本来指的就是契丹本身。作为国家和政权名称，正确的称呼是第二次契丹帝国）、花剌子模、古尔、蒙古、马木留克、帖木儿、白羊王朝、黑羊王朝、札剌亦儿、鄂图曼、萨非、昔班、哈萨克斯坦、蒙兀儿、准噶尔、阿富汗杜兰尼等等，仅是浮现在脑海里的国家或政权就有这么多。如果以中小规模的国家、政权，或是混杂有游牧系人群的集团来细数的话，数量想必是这个的二至三倍。

总而言之，欧亚的大地上有着大大小小各种以游牧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势力。陆域的欧亚大陆随着这些浮沉与变迁，渡过了漫长的岁月。实体尚且不明的斯基泰的潜在活动范围暂且不论，如果认为匈奴和匈人（Huns）相关的话，两者也可组成广大的活动圈，另外还有突厥东起中华北域西至拜占庭附近的壮观延伸，更不用说蒙古的巨大整合；这些欧亚规模的大范围活动所带来的内部能量和动力都是无法否认的。放眼宏观其全貌，我们究竟能够如实掌握多少由人类活动的漩涡所交织而成的历史？这让我再度深切感受到现有历史研究的问题所在。

进一步来说，游牧军事力量型的国家和政权，其发展有几个特征和类型。不只有前述的亚述、米底亚、哈卡曼尼斯、帕提亚、萨珊，还有阿拉伯伊斯兰及其后的突厥或蒙古系伊斯兰诸政权，这样的演进系谱佐证了巴托尔德所说的，中东与中央欧亚并无二致的主张。关于这一点，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也位于中央欧亚的延长线上。广义的中东历史就是在如此的脉络当中展开，这样的踪迹至今仍没有改变。中东历史的主流除了伊斯兰的要素之外，游牧型权力的优势更是深深潜伏在其底层之中。

◎“中华王朝”的外衣

游牧型的国家并非如表面上的想法一般，只在游牧世界中生成与延续。一般被认为是典型中华帝国的隋和唐，其出身和由来都深刻继承了鲜卑拓跋部的血脉和体质。自最初的代国起，经过北魏和北周进入隋和唐，这样的政权连接，实为“拓跋国家”的延续。此外，现今的中国史中不太注意到的一点是，仿佛接力赛般接续的拓跋国家，在最初就融入匈奴王权的血脉传承下来，并利用其既存的权威支撑权力和政权。可以说这是装备上匈奴之血的庞杂国家，中华王朝的外衣不过是其另一副面孔。另外虽然是题外话，因为至北周为止一系列政权的领袖们皆维持着固有的军事力量，所以到了隋唐时代后，如果这些军事力量消失了，应该要有相对应的说明。然而，过分强调府兵制等制度，却没有关于这些“私兵”的分析，实属奇怪。

除了中华王朝的习惯和外衣，还必须注意切勿根据字面上的意义，囫囵吞枣这些经过中华风文饰的史书，无论是官撰或私撰。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明显可见于伊斯兰的史书。至于辨识这些问题的方法，首先还是依赖丰富的知识与比较，并拥有超越领域的视野。尽量多涉猎世界史上的实例或类似案例，再根据健全的常识进行综合判断，这即是历史研究的妙处所在。在中华地区，无论是古代的周王朝，还是被认为是第一个完成统一的秦帝国，原本皆出身于游牧民或畜牧民。毕竟，要在属于半干燥地区的华北形成权力基础，整合中央政权的首要条件，便是必须持有游牧民或与其相当的军事力量，才能应付来自草原的攻势。

◎印度的游牧民系政权

接着关注一个乍看之下不像在游牧地区形成的国家（政权），但其实是从中亚跨至中央平原（北印度平原）纵长空间的例子。如果纵观此地区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北边干燥地区往印度次大陆南下的趋势。

最初是雅利安系的人们进入印度的浪潮。之后，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与贝希斯敦铭文（大流士描述自身登基正统性的碑文）中出现的塞迦族（即斯基泰人），往东方来到了印度。这群人即印度当地所称的释迦族、或汉文献中记载的“塞”。至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远征队伍朝印度迈进，这当然是因为看中了印度的富饶，但历史的潮流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贵霜王朝南下统治西北印度的模式，是南北向跨越兴都库什山脉此一高耸屏障后形成国家的开始。以健驮逻国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就是在此脉络之下兴盛并北传。另外，发迹于阿尔泰山方面的嚈哒，自五世纪以后，以兴都库什山脉北侧的阿富汗─突厥斯坦地区为中心展开大范围活动，这也属于同样的历史潮流。就连东西向扩散的突厥也存在类似的动向。而这些各自都是带动后续历史发展的起因。

最重要且影响至今的一股庞大潮流是，以突厥族为主的伊斯兰军事权力对印度的统治。以十世纪的伽色尼王朝和取而代之的古尔王朝为铺埝，一二〇六年之后，连续出现五个以德里为首都的游牧民系政权，这些政权称为德里苏丹国。一二〇六年正好也是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的那一年。

在这些德里王朝历经三百二十年后，被赶出故土的帖木儿帝国最后一任君主巴布尔进入了印度，此为来自北方的最后一波浪潮，且打开了相当于第二帖木儿王朝的蒙兀儿帝国。最终，蒙兀儿的解体和英国统治印度，代表上述长久以来从北方而来的潮流被来自海上的力量取代。这象征着世界史的构造发生了改变，但反过来说，也表示印度次大陆的政治传统是容易受到外来征服型权力的压制。

蒙兀儿帝国皇帝巴布尔　帖木儿王朝最后的皇帝。1597年创作的细密画。新德里美术馆收藏。

◎黑海北岸的游牧民

与中东方面、中华地区、印度次大陆的模式不同，西北欧亚的样貌也值得注意。西元前四世纪左右，萨尔马提亚人兴起，赶走且吞并以黑海北岸绿意盎然的大草原为根据地的斯基泰。他们也是伊朗系的游牧民，同样创建起部族联盟，在渡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于西元前三世纪被东方而来的匈人赶走，转往欧洲。

十九世纪的德国非常喜欢探讨在匈奴国家解体的时期往西迁移的集团是否就是匈人的议题。因为此问题与德国的起源息息相关，也与德国想要往东方扩张的意欲不无关联。如果看当时历史的变革，由匈奴西迁构成的匈人，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包括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日耳曼系诸族迁徙，且目前没有材料能确实否定这种有如“台球”般的现象。

从里海北岸至黑海北岸一带是延续自中央欧亚的“草原带”。在前述的“大迁徙”之后，阿瓦尔、不里阿耳、马扎尔人接踵而至，然后突厥与西突厥的力量伸入此地。到七世纪时，同样属于突厥系的可萨自立，创建以伏尔加格勒河河口城市阿的尔为首都的游牧联合国家，与阿拉伯和拜占庭对抗。可萨以改宗犹太教闻名，受到乌古斯和基辅罗斯的攻击而于十一世纪解体，但其后代扩散至俄罗斯和东欧，被认为是德系犹太人的阿什肯纳兹人的起源。因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而闻名的鹰钩鼻，有人认为不属于原本犹太民的特征，而是可萨的遗绪。

像是接替可萨一般，在现今哈萨克斯坦草原至黑海北岸一带的广大干草原上，史书当中出现了突厥语和波斯语称作钦察（Kipchak）、俄罗斯语称作波洛夫齐（Polovtsy）、欧洲和拜占庭称作库曼（Cuman）或克曼（Qoman）的突厥系集团。俄罗斯史有些过度重视作为俄罗斯原点的九世纪之后的基辅罗斯（罗斯是俄罗斯的古名），而倾向采取批判可萨和钦察诸族频繁袭击和入侵的态度。但老实说，从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到可萨和钦察的一连串游牧民，他们比东斯拉夫诸族更早住在这里，国家的形成也更悠久。将他们视为“野蛮”不仅是“文明”的通病，必须说也强烈反映出了俄罗斯想要批评和否定接下来蒙古世界帝国统治俄罗斯的心态。

十三世纪蒙古整合欧亚大陆之后，蒙古世界帝国综合、整顿的国家体制成为欧亚看不见的共同标准，并直接或间接地由前述的俄罗斯帝国、鄂图曼帝国、萨非帝国、帖木儿帝国、蒙兀儿帝国、明帝国、大清帝国所继承。这些国家无疑都是属于多种族的庞杂国家。想来应是从斯基泰萌芽、再由匈奴创建基本架构的军事联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变化后，最终再由蒙古帝国欧亚化，并传承给这些国家。不得不说在世界史中，存在着连绵不绝的欧亚国家传统。

第二章蒙古如何看待世界和世界史

《史集》中对窝阔台即位第二代大汗的描绘

人类史上最初的世界史——《史集》

◎两阶段的编纂

本章将举出人类史上两个明确展现出蒙古帝国和其时代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其一是跟蒙古帝国编纂的世界史与其内容相关，另一个则是比较、探讨在蒙古时代出现于东西方的两种世界地图。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少见却重要的研究题目。

首先，成为欧亚超大帝国的蒙古政权，位于其核心的人们如何看待当时的世界？又如何思考至当时为止的历史？最能明显看出这些问题的乃是人类史上第一本世界史——《史集》（Jami'al-tawarikh）。关于这部代表“收集诸史”之意的浩瀚史书，摘出其最简要的重点叙述如下。

人类史上最初的“世界史”　这本由创建于今伊朗和中东的旭烈兀兀鲁思以国家之力编纂而成的《史集》，不仅是蒙古的正史，也集合了蒙古时代以前生活在中央欧亚地方的游牧民诸部族的历史，正可谓是最初的“世界史”。除了文字史料之外，画像史料也非常珍贵，上图是坐在宝座上召开忽里勒台的成吉思汗。下图是旭烈兀率领蒙古军进攻巴格达的场面。蒙古军的投石器和画面中央负责传书的飞鸽等等，描绘出城墙内外紧张的局势。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这是由蒙古帝国当中，成立于伊朗和中东的旭烈兀兀鲁思（通称“伊利汗国”）所编纂，既是国家编纂的蒙古帝国“正史”，亦可说是世界史。这不仅是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也是研究蒙古时代之前的世界史时不可或缺的资料，只可惜在这一方面并未获得充分利用。编纂长官是宰相（伊斯兰王朝称为维西尔〔vazīr〕）拉希德丁．哈马丹尼（Rashīd al-Dīn Faḍlullāh Hamadānī）。推动国家改革的第七代旭烈兀兀鲁思君主合赞，于一三〇〇年命令负责庶政的拉希德丁编纂成吉思汗家和蒙古国的历史，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环。利用包括蒙古帝室流传的《金册》（或音译《阿勒坛．迭卜帖儿》）在内，蒙古诸部族保有的传说、古代记载、系谱等等，根据口耳相传的事迹以及文字化的记录所留下的各种资料，召集蒙古治下各文明圈的多人种、多语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编纂。

合赞在一三〇四年死去的时候，《史集》尚未编纂完成，后转呈给其继承者、也就是合赞的弟弟完者都，并被命名为《合赞祝福史》，是一部深刻投影合赞自身见解的蒙古帝国史。与兄长合赞同样起用拉希德丁为宰相的完者都继续下令追加编纂世界各地与蒙古相关的诸种族史，希吉拉历（伊斯兰历）七一〇年（一三一〇年～一三一一年）时总算大致完成。除了蒙古自身的历史之外，还汇集了各种地域文明史，《史集》因此成为这本综合史最终的书名。另外，第一次编纂的时候正值蒙古帝国发生内乱，第二次编纂的时候帝国完成了东西整合，这本史书背后有着如此欧亚情势的变化，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双重构造的世界史

以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记述的《史集》，当然包含大量突厥语和蒙古语等多语言的用语和术语，这一点本身就带有世界性。其内容第一部是蒙古史（即第一次编纂的内容），第二部世世界史（即应完者都追加、第二次编纂的内容），第三部推测为地理志。

第一部的蒙古史分成两大章，第一章是突厥和蒙古诸部族志，第二章是成吉思汗家的历史。其中第二章又分为“成吉思汗的祖先”与“成吉思汗与其子孙”两部分，后者由成吉思汗纪、窝阔台纪、术赤纪、察合台纪、拖雷纪、贵由纪、蒙哥纪、忽必烈纪、铁穆耳纪等历代君主和旭烈兀兀鲁思的旭烈兀纪、阿八哈纪、阿合马纪、阿鲁浑纪、海合都纪、合赞纪等构成。

《史集》中描绘的成吉思汗　《史集》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写本（通称巴黎写本）和托普卡匹皇宫收藏的写本（通称伊斯坦堡写本）等。巴黎写本插入了许多美丽的细密画，非常华丽。图中描绘的是留着白须的成吉思汗将蒙古国托付给儿子拖雷和窝阔台的场面。花海中张开的阳伞和绒毯非常漂亮。

第二部是世界史，推测第一章是当时的君主完者都纪（现已遗失），接下来的第二章首先是人类祖先亚当至希吉拉历七〇四年为止的先知们的历史（细项包括古代伊朗诸王朝、伊斯兰的创始者先知穆罕默德至之后被蒙古击败的第三十七代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绥木为止的历任哈里发、属于“地方政权”的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塞尔古里王朝、伊斯玛仪派等各自的历史），再来是诸种族史（细项包括属于游牧民史的乌古斯史、等于中华史的乞台〔Ḫitāy〕史、叙述犹太历史的以色列史、相当于欧洲史的法兰克史、讲述印度史的印度苏丹史，并附有释迦牟尼传）。

第三部推测是地理志，但没有流传下来。另外，世界各地对于《史集》的研究和译注超过一百七十年，但可说尚未出现校对各种写本所做出的完整定本和定译。

◎被遗忘的〈部族志〉

这本在世界史上拥有突出意义的《史集》，想当然尔累积了从各种角度、论点、领域所进行、再以多种语言形成了可说是“史集学”的蓬勃多元研究范畴。然而，相当于一大综合史的《史集》，当中未受到充分合理评价的部分，是全书开头的长篇〈序〉，以及接下来的〈突厥蒙古诸部族志〉。

从人类史上历史编纂或史学史的观点来看，对于以总序、目录、第一部的序，三层结构的“序”所记述的事情，必须要有更详细的分析和掌握。对于与更早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等“大历史书”相比，《史集》至少在规模上就远超过；但无论是谁都可以看出，甚少提及《史集》这件事代表的是世界历史学的偏颇。

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于〈突厥蒙古诸部族志〉的不重视。至今为止，除了志茂硕敏之外，最多止于被当成蒙古族祖先传说和联合体的蒙古兀鲁思的构造分析，甚至可以说《史集》不过是因为当作《蒙古秘史》的参考史料才受到注意，更不用说把《史集》当成伊斯兰史料看待的人们，不用期待他们会正面探究〈部族志〉所代表的意义。

顺道一提，说到世界著名的《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中仑．纽察．脱察安》，意为“蒙古的秘密书册”，磅礡壮阔地记述至蒙古帝国的创业者成吉思汗为止的祖先历史，以及成吉思汗本身的奋斗和完成霸业的道路。虽然还有记述至第二代窝阔台即位为止，但与其他有血有肉的内容不同，这部分作为单纯的历史记录来看留下许多疑问，具有可说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特质。现存的是明代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以汉字音译表记的版本，称之为《元朝秘史》。此称呼是为了要强调大元兀鲁思已经消灭。事实上，《史集》不仅比现存的《元朝秘史》更早完成，就算只看成吉思汗一代，其史料价值和信赖性都更高。

《史集》所描绘的合赞　描绘出下令拉希德丁编纂《史集》的旭烈兀兀鲁思第七代君主。上图是在岩山狩猎的合赞。下图是与妻子坐在王座上的合赞。周围除了蒙古人之外，还可以看到绑着头巾的穆斯林。

《史集》的〈部族志〉根据大中小的地区势力和部族集团，详细描述从欧亚大陆中央地区开始发展的游牧民的历史和现在（此处指的是“蒙古时代”的“现在”，更准确来说是一三〇五年至一三一一年）。这些集团最终由成吉思汗统合后，于一二〇六年出现的蒙古国家，可区分为两大群体：构成名为“大蒙古国”（蒙古语称作“也克．蒙古．兀鲁思”）的游牧民联合体成员，和之后被纳入急速扩张的蒙古当中的成员。这两类也可说是“蒙古”和“准蒙古”。总之，在编纂《史集》的时候，蒙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已经超过半世纪，且书中整理并列举出了蒙古军事权力体中核心、主力与基盘的成员。

除了《史集》之外，没有另一本完全同时代的记录可以总括记述这些可说是欧亚超广域帝国根基的游牧集团，或是与其相当的人们。若不能掌握这一点，则无法谈论蒙古帝国。另外，这些集团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后来“后蒙古时代”和中央欧亚史的发展之中，这些集团大多成为下一阶段历史的起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的记录也是非常珍贵。不仅如此，针对世界史上居住在欧亚内侧的游牧民或绿洲民，放眼古今东西，都找不到如此详细且有体系的记述。也就是说，《史集》整体自然不在话下，就算仅看到〈部族志〉，也可说是特殊且空前绝后的史料与信息来源。

再次强调，蒙古帝国首先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巨大陆上帝国，并以此为基础前进海上，形成兼纳陆与海的超广域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蒙古帝国实现了二阶段成长。在蒙古自己记述蒙古帝国历史的《史集》本文一开始，首先总述由蒙古统一的内陆世界的过去和现状，这一点值得肯定。〈部族志〉的史料价值之高，使得我们也必须理解当中蕴含的信息。

令人吃惊且不为人知的世界史样貌

◎突厥和蒙古，以及其起源

〈部族志〉从非常不可思议的描述开始，但在此之前有若干的说明——亦即《史集》的编者们将分布于广大欧亚内陆区域的人们统一称作“突厥”。当然，这里所说的突厥不限于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等等，而是广义上总括所有使用突厥系语言的人们。从西边的钦察草原和罗斯在内，往东依序举出作为他们居住地的主要地名，直到相当于乞台（北中国）长城的汪古（表示“城墙”之意）。

这些“突厥”以武力扩散至秦（Chin，南中国）、印度（Hindu）、喀什米尔、伊朗札米（Īrān-zamīn，意即伊朗之地）、鲁姆（Rûm，小亚细亚）、沙姆（Shām，叙利亚）、米斯尔（Miṣr，埃及），几乎征服了所有地表上存在的国家。明白表示以游牧民为主体的蒙古帝国统治了世界。

然后，继续写道被称为“突厥”的人们久而久之分衍出许多支系，像是钦察、合剌赤、康里、哈剌鲁等大集团也是其支系。另外，由于掌握权力而被涵盖在今日“蒙古”名下的集团其实也是其支系。因此，书中先有“突厥”这个大概念存在，而“蒙古”被赋予的定位，只不过是突厥之下，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集团。

这样的认知与蒙古语的使用，就像是一座“岛屿”漂浮在突厥系语言集团这片“大海”上的历史现实，几乎一致。至此为止的记述，是在详述各部族集团之前，先诉说整体情势概况乃至总论的“前言”，问题是“前言”之后的发展。

伊斯坦堡写本《史集》　关于突厥的起源和乌古斯的记述。

◎不可思议的故事

〈部族志〉紧接着是标题为“突厥游牧民族名称一览表”的小节，简单整理了“突厥”的源流如下。此处特别根据当作底本的伊斯坦堡写本直译：[1]

（八页背面，二十七行起）他们皆出自阿不勒札汗之子的卜牙忽的四个儿子。的卜牙忽亦是身为先知挪亚之子的阿不勒札汗的儿子，挪亚曾派遣他和合剌汗、斡儿汗、古儿汗、阔思汗到北方、东北方和西北方。由于合剌汗之子乌古斯皈依了一神教，并且族中一些亲属归附了他，所以（一族）分成了两部分。随后将解释这一切事情，使（所有人）知道。

（九页正面）合剌汗之子乌古斯的分支，已如上述，其中包括归附于他的兄弟与堂兄弟。

至于乌古斯的诸嫡支，这要详细谈谈。乌古斯有六个儿子，他们又各有四个儿子。乌古斯曾授予他们左右两翼的军队，分列如下：

右翼

坤汗：海亦、巴牙惕、阿勒合剌兀里、合剌阿兀里

爱汗：牙剌思、都客儿、都儿都合、巴牙儿里

余勒都思汗：阿兀失儿、乞里黑、必克迭里、合儿勤

左翼

阔阔汗：巴颜都儿、必合、札兀勒都儿、赤普尼

塔黑汗：撒罗儿、亦木儿、阿勒亦温惕里、兀思乞思

鼎吉思汗：阳的儿、不克都儿、宾哇、合尼黑

另外乌古斯的诸兄弟和归附于他的若干堂兄弟为：畏兀儿、康里、钦察、哈剌鲁、合剌赤、阿合赤额里。

（关于继承此脉络、被称作“蒙古”的诸集团，还有分成三系统、五种类展开的重要记述，但由于与本论没有直接关系，因而在此割爱）

由此可见，“突厥游牧民”可以往上追溯到挪亚之子阿不勒札汗，以及其子——的卜牙忽。其实〈部族志〉在这段“一览表”之后，重新详细叙述了开祖传说。对照后会发现，挪亚将大地从南向北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授予其子含，他成为黑人的祖先。第二部分的“中间地带”授予闪，他成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祖先。第三部分授予成为“突厥人”祖先的雅弗，并将他派到东方。突厥人将雅弗称作不勒札汗，他是挪亚之子或其子孙。

阿不勒札汗、或称为不勒札汗在此借用了犹太的雅弗之名。“一览表”所说，的卜牙忽和其四子被派到“北方、东北方、西北方”，若从罗斯和钦察草原也是“突厥人”的住地看来，比上述“东方”的说明更为详细、贴切。

这个始祖故事的主角是乌古斯。前述引文相当于〈乌古斯可汗传说〉开头部分的主旨。而“可汗”就是“合罕”，相当于皇帝。乌古斯有六个儿子，突厥语的名字分别象征“日”（坤）、“月”（爱）、“星”（余勒都思）、“天”（阔阔；原意“蓝”，指的是“苍天”）、“山”（塔黑）、“湖”（鼎吉思）。六人各有儿子四人，他们的名字之后成为部族之名。除了这些乌古斯嫡系子孙之外，“乌古斯联盟”还包括亲属，他们的子孙有畏兀儿、康里、钦察、哈剌鲁等。另一方面，没有与乌古斯相连的三位叔父（斡儿汗、古儿汗、阔思汗）另成一格，各自成为后代各种集团或支派的起源。

◎乌古斯可汗传说是神话吗？

著名的英雄传说诉说着乌古斯可汗的生涯和征服行动，以及其子孙的繁荣，在十三、十四世纪之后的中亚至安那托利亚之间，于突厥系人群中广为流传，使突厥族借以扩张、发展。

实际存在于历史上的乌古斯族，首次出现在史料中，被认为是隶属于汉文文献中铁勒（这也是突厥语的音译）集团的“乌纥”（或译“袁纥”）。之后，乌古斯族据说创建名为脱古思乌古斯（Toquz-Oγuz，九姓铁勒）的部族联合体，本与突厥对立，但到了七、八世纪时迁往西方，八、九世纪之后定居在锡尔河的中下游流域，逐渐与伊斯兰融合。十一世纪，以部分乌古斯族为核心的塞尔柱势力前进西亚，乌古斯族也因此逐渐扩张至伊朗高原、阿塞拜疆、高加索、安那托利亚、巴尔干。蒙古时代之后白羊王朝、黑羊王朝、鄂图曼帝国等国家的形成，可说是立基于乌古斯族向西发展的脉络之上。

描述乌古斯族始祖的〈乌古斯可汗传说〉中，从中亚起源的远古时代传说开始，经过移居西方的过程和定居安那托利亚，以及与伊斯兰的接触与接纳，结果融入了各种要素和故事，同时也可看见不少的润色。尤其是包括上述引文在内，关于最重要的“传说”开始和源头的部分，究竟是何时、又以什么为背景，不确定的未知荒野形成了很大一个缺口。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最古老且确实记载“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文献是《史集》这一点。包括《史集》这项国家编纂事业的核心人物——宰相拉希德丁．哈马丹尼、下令且积极参与编纂方针和内容执笔的旭烈兀兀鲁思君主合赞，以及合赞的继承人、其弟弟完者都等人，都认为这本既是蒙古帝国史、也是人类史上第一部综合史的《史集》，是从“乌古斯可汗传说”开始。这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重要历史线索

在此仿佛可以窥见重要的历史线索。事情的核心在于乌古斯将六子分别安排至左右两翼，其下又分别有他们的四个儿子，因此全部加起来共有二十四个军事集团。若以图示，则如下图。

我脑海里立刻浮现的便是《史记》当中著名的匈奴“二十四长”。身为匈奴帝国之君的单于掌握中央部，面向南方，其右（西）有由右贤王率领的十二长，其左（东）有由左贤王率领的十二长，“二十四长”各是管辖“万骑”的领袖。

这样的形式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朝东西方扩展的匈奴国家的基本构造，同时也是单于宫廷内的秩序和配置。此种左右两翼的体制不仅是匈奴国家贯穿四百年的制度，在匈奴之后形成的檀石槐的鲜卑帝国和青海地方的吐谷浑也采用相同做法。此外，虽然记载不如《史记》详细，但柔然、突厥、吐蕃等一连串的游牧型国家和政权的确也明显沿袭这个制度。

乌古斯可汗的军事集团

另外，第二个联想到的是六世纪时，北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当作根据地、始祖宇文泰所设立的“西魏二十四军”。具体而言，共有六位柱国大将军分别率领四军，称“六柱国大将军”，每一军由当上开府仪同三司的领袖率领。所以“二十四军”是由二十四位拥有开府仪同三司头衔的有权势者组成的联盟。

北魏分裂之后的西魏和继承西魏的北周政权，是以重整“武川镇军阀”而形成、混杂多种族的“关陇集团”为核心。之后开创隋朝的杨氏和开创唐朝的李氏，虽然以汉姓自称，但明显是“非汉族”的有力军阀，也各自拥有二十四军将帅。以鲜卑拓跋部为主轴形成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虽然改用中华式的王朝名称，但本质上是可称为“拓跋国家”的一系列国家和政权，传承自匈奴以来的游牧系武人的传统和特征十分鲜明。就算是被认为属于大中华帝国典范的唐朝，严格来说也应该是“异族所开创的新中华”。可以说，由六位权力领袖分别率领旗下四位将领的模式，让人不禁联想起“乌古斯可汗传说”。

换个角度来看，很难想像匈奴以来的体制和拓跋国家的架构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先不论对错，匈奴和拓跋的时代皆早于“乌古斯可汗传说”，尤其考虑到乌古斯族本身与突厥或后期的拓跋国家是同时期在中亚发展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从中央部到东半部之间施行的国家模式便很有可能影响了“乌古斯可汗传说”，或是成为始祖传说的雏型。

重叠的世界史和世界全貌

◎蒙古帝国的原型

不过，更重要的关键存在于蒙古帝国之中。令人吃惊的是，“乌古斯可汗传说”中的左右两翼制度，即左右各配置三人、共六位掌权的王侯，且旗下又各有四人，恰巧是二十四个军事单位，这与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最初创建的蒙古国家不谋而合。根据我将近三十年前发表的论文，图示其架构如下。

成吉思汗的初期军事集团

右翼（西）由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排成一列，左翼（东）则安排了他的三个弟弟拙赤合撒儿、铁木哥．斡赤斤、合赤温。右翼的三子之下各安置四个千人队，共十二队。至于左翼三弟的千人队，合撒儿之下置有一个、斡赤斤之下八个、合赤温之下三个，虽然数量不平均，但合计就是十二队。事实上一开始很有可能是平均分给三个弟弟各四个千人队，弟弟们拥有的千人队数量不平均是因为，二弟合撒儿在成吉思汗即位前是他最有权势的助手、也曾是他的竞争者，由于某个事件而遭到处罚，因此千人队数量遭到削减。而幼弟斡赤斤的千人队数特别多，是因为他继承了生母诃额仑的份额。诃额仑既是成吉思汗兄弟们的生母，也对霸权的树立有不少功劳。

放眼望去，成吉思汗在被认为地位较高的右翼安置了自己的儿子们，而将左翼的劣位分配给弟弟们，但在“乌古斯可汗传说”当中，安置在右翼的是年长的坤（日）、爱（月）、余勒都思（星），他们比安置在左翼较年轻的阔阔（天）、塔黑（山）、鼎吉思（湖）地位更高，此处有着清楚的区别。地位较高的年长组被称为三把“弓”，而年轻组则是三支“箭”，此种地位差距的区分未来也慢慢固定。这一点与成吉思汗的军事集团也非常类似。

总之虽然有若干细节不同，但传说的乌古斯联合体与初创时的蒙古国几乎可说是双胞胎。而且随着蒙古帝国扩张而形成的术赤兀鲁思、旭烈兀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等，基本上也是沿用左右两翼体制，或是换个说法——左、中、右的三极管制，就算在相当于宗主国的大元兀鲁思，也是如此。成吉思汗统合蒙古高原时创立的体系成为了“原型”，广布欧亚东西。

◎传说和事实的彼方

在历史洪流当中，比较“乌古斯可汗传说”与现实历史时会发现，“乌古斯可汗传说”中开头描述的乌古斯建国和集团编制，亦即有关“原点”的记述，不可否认是自匈奴以来各游牧国家继承的左、中、右三极管制的基础制度的投影。或者应该说，乌古斯的开国神话是畏兀儿、哈剌鲁、康里、钦察等乌古斯的近亲，在历史上各自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包括其他被蒙古纳入的诸势力在内，将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历史记忆”化为传说的结果。在“乌古斯可汗传说”中，乌古斯做好准备之后便出发征服世界。关于这个壮阔“故事”的背景，可能与其直接相关的历史事实是以乌古斯族为核心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离开中亚后，不久便在西亚称霸。《史集》记载的乌古斯族被写作“土库曼”，也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这些个别“传说”与“事实”的重叠之外，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传说的乌古斯”和“实际的成吉思汗”在形象上的连动。《史集》的“历史立场”首先是乌古斯率领的乌古斯族征服世界后创造出“突厥世界”，并在经过漫长时光后，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再度称霸世界，才进入现在的蒙古世界帝国时代。换句话说，《史集》隐含蒙古将游牧民世界的“神话”加诸在“现实”上的强烈讯息。

想必在成吉思汗与蒙古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某种“乌古斯可汗传说”的“祖型”。令人玩味的是，以中央欧亚为中心、在亚细亚史这个广大领域当中累积庞大详细论证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他收集了与“乌古斯可汗传说”相关的回鹘文书，并在当中发现了蒙古时代独特的蒙古语汇，进而考证出此份文书的时代落在一三〇〇年前后。然而，他为何可以推测出一三〇〇年前后如此明确的数字呢？恐怕伯希和原本就知道了《史集》的记载，才借此推测出年分。时间既不在《史集》编纂之后，也不在编纂之前。作为国家编纂的史书，《史集》背负的是不可混淆的“绝对年分”，而伯希和巧妙地将编纂过程中的中间年分当作是他的“推测”年分，可见此人之“巧智”。

简言之，蒙古在叙述自己的“世界和时代”时会采用“乌古斯可汗传说”。此外，蒙古也表明自己是“突厥当中的蒙古”。导致广义下的各种“突厥”，都可在蒙古之下找到各自适切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也可从无论是突厥还是蒙古的“历史记忆”当中，找到并整合自己统治和权力的正当性。况且，乌古斯与伊斯兰的关联，对于蒙古统治来说也十分有利。

将“传说的乌古斯”与“实际的成吉思汗”重叠在一起，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蒙古首先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历史”，这可说是以游牧民为中心的“欧亚内部世界史”。相当于“蒙古正史”编纂而成的第一版《史集》，亦即所谓的《合赞祝福史》，正是这样的历史。

◎意识到全人类的综合史

然而，现实中的蒙古不仅在陆地发展，同时也前进海上，超越直接控制的版图，逐渐创建起连接诸邦、诸地区、诸文明的巨大势力圈和交流圈。下令第二次编纂《史集》的一三〇四年，正值蒙古结束内乱，缓慢恢复统合、形成世界联邦的状态。欧洲和中东、尤其是地中海地区，事实上是从此时开始急速被卷入蓬勃交流和贸易的漩涡。于是，不限于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超广域“世界”就此诞生，完者都下令的第二次编纂自然就是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诸族史”。

希吉拉历七一〇年（一三一〇年～一三一一年）完成的《史集》，除了描绘以“乌古斯可汗传说”为基础的“内部”世界史和世界全貌之外，同时也描绘了十四世纪以蒙古为中心所形成、近乎两倍大的“外向”世界史和世界全貌。等于是双层构造世界史的《史集》，是以“全人类”的认知所编纂的第一部综合史。会在“世界诸族史”的部分另立“乌古斯可汗的故事”，也是因为意识到以往固有的“游牧世界”是与犹太、伊斯兰、乞台（北中国）、法兰克（欧洲）、印度苏丹（印度）不同的集团。

并且，不得不说之后的“乌古斯可汗传说”是将某种原型（prototype）重叠上蒙古时代的现实历史和世界全貌之后所“重新编制”而成，这样的架构想必不会瓦解。重叠的也不只有乌古思与成吉思汗、突厥与蒙古。蒙古以后的“乌古斯可汗传说”本身可说是反映了对过去想法的叠影，且很可能是把蒙古世界帝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所做出的叙述、创作以及新的衍伸。

地图传达的新时代大门

◎两张世界地图

下面以出现在蒙古时代东西方的两张世界地图为中心，进行解读和比较研究。即东方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西方的《加泰隆尼亚地图》（原名Mappa mundi，英文通称Catalan Atlas）。接着举出其要点，来谈谈时代史的大转变。

关于东方的《混一图》，我根据四种写本，解读可担负其世界性的中亚以西的地名（共二百二十多个）。结果发现，地图描绘的中亚、印度、西亚、非洲、地中海地区、欧洲等与旭烈兀兀鲁思相关的地区记载详细，且也有许多与亚拉冈联合王国相关的信息，同时从伊朗和印度的几个关键地名可以看出从一三一三年、最迟不超过一三一八年之后的蒙古时代的状况。由于可以推测出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于地中海地区扩展势力的亚拉冈联合王国的样貌，因此几乎确定的是，这份地图的资料最早不会早于一二九〇年。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混一图》有多个写本，这是长崎县岛原市本光寺的写本。下面标有数字的是部分扩大图。

左：③代表蒙古时代的地名　阿塞拜疆地方有旭烈兀兀鲁思的主要城市麻那哈（马拉盖）、撒瓦剌溪（大不里士）等。因错字而有必要换读法。
右：①《混一图》的欧洲　可以看到阿鲁尼阿（德国）、法里昔（巴黎）的地名。

左：④详细的西方信息　可以看到马喝（麦加）和东非的麻哈答采（摩加迪休）等地名。
右：②巴格达　被写作“八合打”。

关于西方的《加泰隆尼亚地图》，则针对过去在欧洲的研究当中没有受到认真处理的东半部，也就是针对西亚东方至中国为止的部分进行分析。可确认几点结果，概述如下：与旭烈兀兀鲁思相关的信息醒目；确实掌握了构成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以及旭烈兀兀鲁思、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等；从主要地名可以推测该地图以一三一三年至一三一四年左右的信息为主；包含制作该地图的亚拉冈联合王国在内，真切地描绘出进入十四世纪后急速活化的地中海海域和欧亚大陆东半部陆上、海上贸易的模样。

《加泰隆尼亚地图》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从两张地图看见的东西方

两张各自描绘东西方历史的地图都是蒙古时代的资料，这是无庸置疑的；更惊人的发现是，两张地图几乎以同时期的信息为主体绘成。如探讨《史集》时所言，自一三〇四年蒙古帝国东西整合开始，蒙古时代的欧亚非大陆掀起空前的交流和贸易浪潮。

过去欧美史家根据不经意、轻率类推而称之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或“鞑靼和平”（Pax Tatarica）的东西方一体化的现象，其实与两地图所显示的时期和状况相符。例如，过去常认为地中海海域自十一世纪以后，因为十字军持续袭击中东而导致交通与各种交流变得活跃，然而这几乎是出自纯洁心态的误解和主观认定。事实上，地中海到了十三世纪都还是近乎封闭的海域，很难从事有组织性的航海。

地理知识和航海技术于十三世纪末急速提升，到了十四世纪后状况完全改变。出现所谓的波特兰型海图（Portolan chart），现实的知识和技术受到重视，逐渐在此合理的心态下认识世界。《加泰隆尼亚地图》正是欧洲世界转变的象征，东方世界的样貌也在图中以不同于过去的水准现身。另一方面，东方的《混一图》说到底不过是流传于民间、以中华为本位的地图，虽然与当时为政者蒙古所持的地图（应也存有世界地图）完全不同等级，但作为流传至今的地图，仍拥有突出的内容。像是描绘大海围绕的非洲等等，《混一图》轻易地颠覆了既有以欧洲为中心的史观。东西方两地图描绘出的新地平线，便是蒙古时代后半世界的样貌。

◎失落的下一个时代

人类史在蒙古时代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在此首次出现了登上世界史的阶梯，这原本应是提早宣告了下一个时代的来临——例如从一三七一年至一三七五年制作的《加泰隆尼亚地图》中可明显看出，位在非洲西北方海上的加那利群岛已经在亚拉冈海上势力的手中。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所开创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其实已经近在眼前。

《加泰隆尼亚地图》的部分放大　靠近里海的地方可以看到马拉盖（Marga）、大不里士（Tauriz）的地名。

波斯湾周边　海上船只高挂的是旭烈兀兀鲁思的旗帜，同样的旗帜也挂在湾岸的城市。从描绘的巨大船只可以看出，船只航行在印度洋连接起了东西方。

然而，该地图出现之后的欧洲反而倒退、沉沦。如《加泰隆尼亚地图》之后的世界地图所示，至哥伦布为止的一百二十年间，欧洲发展陷入停滞，有如冬眠一般。同样地，东方也自《混一图》之后，大致丧失了放眼西方的雄心。近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为中心，对郑和下西洋赋予异常高度的评价以及荒唐的想像。但郑和下西洋本身不过是蒙古时代的承袭和遗产，反而是自此之后，中华和亚洲东方急速失去有组织性的海上发展，这一点更为重要。

关于十四世纪末之后“东西衰退”的历史背景，因为蒙古解体而导致“欧亚非”交流圈的倒退应是第一要因。例如横跨欧亚大陆东西方的陆上交通随着蒙古的解体而逐渐消失，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实际上直到苏联解体后的最近才逐渐恢复。另外，印度洋航线的东西海上交通，也是到了十六世纪葡萄牙前进东方的时候，才逐渐恢复至蒙古时代后半的水准。

◎对“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质疑

尽管日本的西洋史家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发展称为“大航海时代”的说法，本身就含有重大的疑义。但姑且不论这一点，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发展，真的只能以欧洲世界才有可能办到为前提来探讨吗？至少自古以来阿拉伯和伊朗的船只往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印度洋上的航线，已在蒙古时代由国家介入，逐渐将航海组织化和体系化，只是蒙古之后的亚洲东方自己将此放弃了。在经过将近百年的“空白”时期之后，小小的葡萄牙才出现在东方。他们依靠的是阿拉伯、伊朗的船只和航海技术，这一点众所周知。顺道一提，西班牙之所以能统治南北美洲大陆，也因为是这一块土地是美洲，才有可能办到。过分高谈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发展，让人感到质疑。

作为本章的总结，我想要阐述以下二点。西方人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打开。在此前夕，卡斯提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 de Castilla）完成政治联盟的结果，将阿拉伯人、犹太人、非洲人赶出了伊比利半岛这个长久以来由多人种混居所形成的多文化和多元社会，进行所谓的“民族净化”。伊比利亚人在幸运获得的新大陆上，有如“神”一般地降临。人类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种族歧视的例子，但从未如“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欧美人的种族歧视这般激烈不堪且罪孽深重。当时的影子仍残留至今。

另一点是虽然改称“大航海时代”尚可接受，但不可否认当中有许多无法忽视的陷阱。除了上述的问题点之外，像是被认为是新时代推手的航海家恩里克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他的真面目几乎不为人所知，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形象几乎都是十九世纪刻意吹捧的结果，且英国甚至比葡萄牙更积极。当中是否包含英法吸取葡萄牙和西班牙“果实”所做的“历史创作”成分？

另外，大英帝国论者喜欢的“大航海时代之后，因‘海进’而推进全球化”的理论，当中大幅缺少了陆上的观点和知识。举例来说，十六世纪中期莫斯科帝国出现，并接着形成俄罗斯帝国、之后直至二十世纪末，这一段漫长的“陆进”可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现象。仅以“海洋理论”论述世界史，不仅麦金德质疑，原本就是很奇怪的论点。

如前所述，目前尚未创造出人类共通的世界史。也因此，创造人类共通世界史的志向，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是所有历史学家应完成的工作。

1. 本书中文版此处引文的翻译是根据：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125-126，并参考作者日文翻译略作调整。

第三章大蒙古和打开世界之人

《史集》描绘的追赶敌军的蒙古骑兵样貌

成吉思汗的历史故事

◎跨越八百年的纪念活动

一二〇六年春，在源自肯特山的鄂嫩河畔、现今被称作蒙古高原的中央地区，一波接着一波的人马涌现于广大土地的新绿当中，巨大的宫帐群最后也出现了。这代表着在历史上记下深刻一笔的“忽里勒台”集会，即将召开。

回顾遥远的过去，九世纪中回鹘游牧国家因异常的自然环境灾害，被黠戛斯（吉尔吉斯斯坦）逮到可乘之机而遭到瓦解，此后超过约三个半世纪，高原上群雄割据。十世纪初，以高原东南边一角为根据地的契丹族崛起，形成农牧复合型的“帝国”，与继承华北突厥系沙陀政权的北宋、南宋并存。这个帝国被中华地区和当时的日本国写作“契丹”，有时也会根据情形、以中华王朝式的称呼写作“大辽”。契丹帝国也曾出兵北边的蒙古之地，但仅止于间接统治。

进入十二世纪，同时打倒契丹和北宋的女真大金国十分警戒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战士，为了操控掌握势力的部族集团，时常上演对立、反目、冲突的戏码，若有必要甚至大举北伐。此外，大金国还建造了被称作界壕的壕沟、土垒，并在交通要冲集中设置城塞和堡垒，建构了一条很长的防卫线。若将这条防卫线与“长城”比拟，则算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北边的防线，部分甚至深入蒙古高原内部。

如此在蒙古出现之前，过程中多少还是有出现意图整合高原游牧世界的动向。然而，每次这样的新芽刚冒出来就被摘除。不甘心的执念在游牧民的心中传颂着，不断传承到下一代。

到了十二世纪末，铁木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蒙古高原好比日本的战国乱世，要是发生“下克上”也不稀奇。铁木真称霸之路的最主要对手是突厥克烈部族长王汗，击败王汗之后，成吉思汗统一高原东部；接着他又打倒握有高原西部、阿尔泰山霸权的乃蛮联盟首长太阳汗，几乎尽将高原纳入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克烈或乃蛮，都是拥有多个领袖的联合王国。在世界综合史《史集》中的〈成吉思汗纪〉，竟然将克烈王王汗和乃蛮王太阳汗以“Pādshāh”的称号称之。“Pādshāh”也可译作“帝王”，像是蒙古世界帝国的西方旭烈兀兀鲁思第七代中兴之主合赞，便是称自己为“Pādshāh-i Islām”，也就是伊斯兰帝王之意。

蒙古帝国的皇帝称作“可汗”，各兀鲁思的君主不过是“汗”。然而，改宗伊斯兰的合赞使用拥有特别意义的“Pādshāh”一词，而合赞又是下令编纂成为《史集》基础的《合赞祝福史》的人，近似于实际上的作者，不仅熟知蒙古创业英主成吉思汗称霸的故事，更有可能亲自口述。那么，为何他会认可克烈王王汗和乃蛮王太阳汗使用与自己相同的“Pādshāh”称号呢？

此用语不仅是蒙古时代，甚至也贯穿之后的后蒙古时代，藏着重大的历史关键。关于这一点，第七章将有更详细的说明。简言之，掌控蒙古高原中央部的克烈联盟和掌握高原西部阿尔泰方面、甚至到所谓准噶尔盆地间广大区域的乃蛮联盟，这两个联盟想必在合赞眼中是远超过一般王国的强大政权。正因为《史集》以欧亚大陆为范畴，因此才能看到《蒙古秘史》所看不到的样貌，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再来看到鄂嫩河。经过长期分裂，终于在政治上统合绝大部分高原的铁木真，持九游的大旗——也就是九支以牦牛尾为装饰的大旗（汉字写作“纛”），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同时，聚集在他旗帜之下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联盟，取自己出身部族的名称，称作“也克．蒙古．兀鲁思”，亦即“大蒙古国”，这是这个国家的正式起点。拥有各种起源和来历的众多游牧民从此时开始，认知到自己是“大蒙古”中“兀鲁思”的一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说是蒙古游牧民最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一切都从此时开始。

时间来到二〇〇六年，自从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国之后已经过了八百年，世界各地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例如德国在此两年前起，便在政府特别经费的资助之下，举办名为“成吉思汗及其遗产”的盛大展览会和国际论坛，聚集了与蒙古帝国相关的众多遗物、文献、文书、美术品，当中也包括收藏于日本东大寺、载录蒙古入侵日本时所送的著名国书的原本。德国一直以来无论是国家、政权或是国民都对东方拥有特别的关心和抱负，现在也负责发掘和调查蒙古帝国故都哈剌和林的遗迹。除了德国，日本也有许多相关的出版品、活动、影片等。

哈剌和林的发掘　以德国研究学者为主，在过去帝国的首都进行发掘调查。成吉思汗展图录。出自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 2005。

位于欧亚内侧，北有俄罗斯联邦，东、南、西三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势力完全包围的蒙古国也举国欢腾，大肆庆祝“大蒙古建国八百周年纪念”。除了建造高三十公尺的巨大成吉思汗铜像，纸币也印上成吉思汗肖像，国际机场也改名为成吉思汗，到处都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身影。大多数人平日里打从心底就敬爱成吉思汗，尊崇他为圣人。但我也听闻有些人因如此喧闹、大张旗鼓的状况，而感到遗憾或难受。

另一方面，在戈壁以南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也举行了庆祝活动。虽然与历史上的蒙古相关的人们广布于新疆、东北三省、甘肃、河北、四川、云南等地，然而，由于现状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之下，因此无法摘下成吉思汗已是“中华民族”英雄的立场。另外，在俄罗斯联邦之内，包括布里亚特、图瓦、哈卡斯、阿尔泰、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卡尔梅克等等，各共和国皆直接或间接与蒙古相关。甚至，独立的旧苏联中亚五国，以及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的身分认同也与蒙古帝国重叠。这些地方对待蒙古帝国，尤其是对待成吉思汗的态度和做法，成为了反映该国或地区的一面镜子。

苏联尚未解体时，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想要为“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年纪念”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然而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政治家和相关人士受到打压，处境艰难。将成吉思汗视为残暴的侵略者，是自俄罗斯帝国以来的一贯态度，这是以沙皇为神圣的救世主、进而正当化自己统治权的手段，但这不过是俄罗斯帝国和其后继者苏联等愚者所上演的愚蠢戏码。这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事。

之后的一段时间，蒙古国的人们只能将对成吉思汗的敬念藏在心底。二〇〇六年“大蒙古建国八百周年”的盛大庆祝表示不仅是蒙古国，也代表着俄罗斯联邦和欧亚大陆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测量时代和政治情势的风向仪，成吉思汗超越历史，至今依旧鲜明地活在我们眼前。

◎谜样的成吉思汗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是何等人物？首先，他的五官、神情、轮廓如何呢？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藏有原属于大清帝国内务府、名为《中国历代帝后像》的画像图册，当中也包括成吉思汗的肖像。事实上，成吉思汗的肖像可说只有这一幅，非常有名且经常被使用。蒙古国建国八百年纪念所立的铜像和纸币，基本上都是根据这幅画像制成，电影和电视剧也大多是依照这个形象描绘。然而，这幅画像本身的可信度高吗？

实际上不太值得信任。《中国历代帝后像》收录的皇帝和皇后像都有一定程度的根据，或者就是原图像，总之并非全是天马行空。然而成吉思汗像就算有参考的原图像，想必也是在忽必烈成立大元兀鲁思（一二六〇年）之后绘制而成——也就是说，终究还是属于想像的画像。除此之外，画像的风格属于中华式画风，在这一层意义上，笔触很明显经过“圣化”。

值得注意的是，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肖像相比，两人面貌虽然完全不同，但轮廓其实相同。忽必烈圆润的脸颊和样貌，包括著名的刘贯道所绘的画像在内，所有画像都一样，想必这便是他真实的样貌。有一段著名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看到刚出生的孙子忽必烈时说道：“长得好像汉人。”换句话说，包括成吉思汗在内，其他人的样貌与“长得像汉人”的忽必烈相当不同。

如此说来，画像中的成吉思汗会和忽必烈的轮廓相同，应是参考了忽必烈的肖像画，并以此为基础描绘所致。在大元兀鲁思治下，创造帝国大业的成吉思汗与中兴的忽必烈是并列的两位“大帝”，正因如此，才会将无法确定的成吉思汗样貌，叠上了忽必烈的影子。顺道一提，《史集》巴黎写本当中的几幅成吉思汗细密画插画，绘画本身虽然精美，但成吉思汗所占画面不大，故称不上是肖像画。

非常相似的两幅画像　上图是成吉思汗，下图是忽必烈。由于成吉思汗真实的面貌不明，因此推测是后来根据“大帝”忽必烈的容貌绘制而成。皆出自《中国历代帝后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不知为何，关于成吉思汗英姿的记录非常少，东西方仅两则记录引人注目。其一是南宋的赵珙于一二二一年出使蒙古治下中都（现北京市街西南地区附近）时所写的见闻录《蒙鞑备录》，是关于成吉思汗远征中亚的传闻记录。当中写道：“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说他身材魁武，额头宽广而留有长须，人物勇壮，与众不同。另一则记录则是过去曾事奉古尔王朝的朮兹札尼（Minhāj al-Dīn Jūzjanī）以波斯语写下，记录了曾经在成吉思汗远征中亚时看见过他样貌的人的说法，据说成吉思汗六十五岁，身高异于常人，身体健壮，有一双猫眼，头上灰发极少。两则记录都受到前述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的关注。

当时蒙古游牧民的身材似乎都比较娇小，因此身高异于常人是一大重点。包括在草原和战场上的指挥在内，身材高大可说是领袖的第一要件。另外，“猫眼”指的也许是他的眼珠与一般人乌黑的眼珠不同。简言之，成吉思汗看起来就不是普通人。另一方面，《中国历代帝后像》中的成吉思汗画像，似乎欠缺了一点魁武、异于常人、健壮的样貌，真正的成吉思汗应该更有草原游牧王者的风范。东西方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主要文献完全没有提及他的长相，明明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命人编纂，却没有相关记载，不得不让人怀疑，关于他的外表描绘，说不定是某种“禁忌”。

◎仅为传说的前半生

无法确切掌握的不只是成吉思汗的样貌。他的人生和事迹当中——特别是他的前半生、或者说在他打倒克烈部王汗之前，好像蒙上一层薄纱，看不清实际的面貌。在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之前的奋斗时代，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正是蒙汉合璧的《蒙古秘史》所记述的主题。然而，当中记述的是游牧民心中的形象，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就不得而知。关于这一点，学界已经有许多讨论，不在此详细论述；但在蒙古这个国家和其巨大领土变得理所当然的时期，壮阔诉说的“历史故事”想必与真正的历史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过去有着以《蒙古秘史》为主轴、结合汉文的《元史．太祖本纪》和《圣武亲征录》等，当成一个故事来理解的做法，尽管内容精妙且合理，但愈是如此，愈让人觉得是编造出来的。此外还有一点，至今在理解成吉思汗的时候，没有确实使用包括《史集》在内的波斯语史料，因此特别须要从《史集》写本开始，仔细掌握其内容。

苍狼和阿兰豁阿传说　寡妇阿兰豁阿据说是在感受到一阵光之后受孕并生下了成吉思汗祖先。图中以圆脸代表光。出自帖木儿时代的《拜宋豁儿画册》。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收藏。

世界各国以成吉思汗为主题的叙述和著作为数众多，尤其最近正值大蒙古建国八百周年纪念（本书初版于二〇〇八年），国内外有相当多的书籍出版。然而，这些出版品依旧局限于某种模式当中。在彻底比较东西方文献的基础之上，更有必要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铁木真的奋斗时代和成吉思汗的君主时代，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排除“神圣化”和“传说化”的要素。而这正是因为名为史料的文献本身在成吉思汗踏上不应碰触的“神化”之路后，将身为“人”的成吉思汗视为“博格德．额真”、也就是“圣主”的缘故。

成吉思汗以前的欧亚大陆（12世纪）

◎年老的苍狼

可以这样说，成吉思汗是在一二〇六年的大集会上称为“成吉思汗”之后，才开始捕捉到接近其真实面貌的姿态。由游牧民联盟组成的大蒙古，带给周边诸国和诸势力非比寻常的威胁，其出现堪称一大事件，周遭都在注视着这个新兴国家。因为他们知道当游牧民的战士以十万为单位组织化的时候，究竟拥有多强大的威力。

位于南中国的南宋曾于一二〇六年突如其来地出兵，攻打大蒙古兀鲁思南侧的大金国。当时，大金国被认为是亚洲东方最大且最强的国家，但因为连续的天灾而衰弱，再加上北方的高原终于遭到成吉思汗统合，大金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南宋非常清楚这样的情势，单方面背弃与金唇齿相依的关系，跨越淮水北伐。此态度的突然转变虽与宋学强调阶级秩序的名分论背道而驰，但由此可见游牧民世界的统合和新势力出现的消息确实传到了南中国。大金国虽说衰弱，但在全力反击之下，仍旧击退了各地的南宋北伐军。南宋只能交出政府高官的脑袋，好不容易才得与大金国讲和。

蒙古兀鲁思成立时的欧亚大陆东方

大蒙古出现的消息让拥有现在宁夏、甘肃一带的西夏国紧张万分。在对抗蒙古最前线的亦集乃地区[1]，即便是沙漠当中的绿洲区，但包括黑水城在内的防卫要塞皆进入了最高度的警戒状态。

另外，西夏以西包括天山回鹘王国、天山葛逻禄王国，以及他们隶属的第二次契丹帝国，都视高原的新势力为一大威胁。（与北宋一起遭到大金国灭亡的第一次契丹帝国，在王室一族耶律大石的带领之下以横跨中亚东西方的形式重建。将这个国家称作喀剌契丹或中华世界所称的西辽，其实都不恰当。契丹国家总计存在了三百年，国祚几乎与名为北宋、南宋的第一次、第二次宋朝相同，且转移领域和重心之后重建的这一点也非常相似。若以这样的观点重新审视契丹国家和宋朝，便能够进一步理解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欧亚东方的构图。）再往西方，于西土耳其斯坦逐渐形成的花剌子模王国，也预测到了蒙古国家的形成终将为自己带来灾难。

简言之，大蒙古兀鲁思从一开始建国就备受瞩目，其国家和其领袖成吉思汗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注意，并留下记录。正因如此，关于大蒙古的记录和历史也变得较为客观，从仅凭游牧民口耳相传等内部记忆的世界，转变为兼具外在多元视角和述作的世界。

成吉思汗自此不断地东西征战，直到一二二七年进攻西夏的时候，在西夏国都兴庆开城前三日死去。不过关于成吉思汗去世的日期，东西方文献的记载不同，这一点颇令人介意。针对此细节，除了质疑作为历史记录的准确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也关系到欧亚大陆东西方通用的历年、历月、历日该如何确定。

自从蒙古时代以后，人们才能够从客观的时间轴当中，同时看待欧亚大陆东西方。在此之前，东是东，西是西，不仅月、日，就算年分有些许的误差，其实也不太在意。那是因为过去放眼东西方，所有事情几乎都不是“实时”发展。在研究蒙古史的时候，这反而成了一大问题。蒙古帝国在不得不这么做的状态下，创造了东西共通的统一历。历、历学、天文学、数学的东西方统合是蒙古时代的革新之一。虽然稍微偏离主题，但我想在此明确指出，世界史是在跨越时间和历法障碍的蒙古时代之后才成立的。

总而言之，自一二〇六年起至一二二七年止的二十一年间，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的准确性之下了解成吉思汗。这段期间是他作为君主和王者的岁月，对于成吉思汗自己而言，也是他逐渐迈向老年的岁月。

众所周知，关于成吉思汗出生的年分，共有一一五五年、一一六二年、一一六七年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依据的东西方史料不同。关于这一点不在此详细探讨，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一二〇六年人生巅峰的时候，成吉思汗至少已经四十岁。游牧民的老化速度很快，世代的交替也很早。成吉思汗虽然依旧是一匹威风凛凛的狼，但已经不是壮年的狼。

成吉思汗在此之后的二十一年，几乎都过着军旅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接连的征战和移动，成吉思汗之下所谓“蒙古”的团结性和整体性已经无法撼动，蒙古可说是与成吉思汗共存。在他逝世之后，大蒙古这个国家覆盖了欧亚大陆中央的大部分地区，急速打开望向“世界”的视野。

年老的苍狼——成吉思汗……。这是探讨成吉思汗时的一大重点。

成为史上最大帝国的原因

◎蒙古强大吗？

说起成吉思汗和蒙古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非常“强大”的印象。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说到底，蒙古骑马军团终究只是普通人，他们虽然很有耐力，但骑的是跑不快的小马，在马上使用的是还算飞得远的短弓和短箭。当然，他们也使用长弓和各式大小的弩，也有在马上操枪的部队，但简单说，不过就是使用马和弓箭的军团，破坏力其实有限，甚至也没有机关枪和手枪。因此，将蒙古说成是前所未有的强大暴力集团，这是错误的。

在东西方的记录当中有相同的叙述，那就是蒙古游牧民非常纯朴、勇敢，而且遵守命令和规律。就算是极端蔑视游牧民的汉文史料，也口径一致地说他们淳良、忠厚。

蒙古骑兵的战斗　出自伊斯坦堡写本《史集》。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收藏。

然而当时无论在大金国或是南宋、西夏，将帅、士兵的内哄成为常态，战场上临阵脱逃、观望、背叛也屡见不鲜。根据伊斯兰史书的记载，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中亚伊斯兰地区。后面会提到的名为罗斯的俄罗斯，就算身处欧洲，情况也差不多。部将间的不和、嫉妒、扯后腿是家常便饭，就算好不容易得到胜利，也常因战利品的分配和报酬的金额而发生争执。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反而因此衰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此种情形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华地区不仅对士兵充满轻蔑、歧视、不信任，更有许多将兵被大金国雇为“佣兵”。尤其是在中亚和中东，经常可以看到雇用多个出身、来历、种族皆不同的佣兵部队，这些佣兵部队扮演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角色。真可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在背叛已成常态的当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南宋也雇用了回鹘的佣兵。另外，没有加入成吉思汗的高原整合，或是以结果论而言遭到排除在外的人们，遂在欧亚各地成为重要的佣兵战斗力，经常与蒙古军交战。

部队内耗过凶成了欧亚地区的常态，相比之下，成吉思汗与其一族所统领的蒙古军可说是非常有纪律和组织。如后所述，一二〇六年之后一段时间，成吉思汗推动国家体制和军事组织的重整，成为国家基础。历史上找不到另一个如此严格且贯彻的金字塔式结构。

这些全部都是由成吉思汗和他的近亲，以及由他亲自选拔、编制的多人种、多语言、多文化的领导阶层所建构完成。“蒙古”的成员们以与成吉思汗一族“共享富贵”为口号，听从领袖们的指令。出征时使用的马、武器、武具、装备、粮食等，基本上都是自备。这已经可以说是“蒙古共同体”——蒙古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组织力和团结力。

◎“不作战军队”的强大

此外，作战计划的缜密周到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外征之前，成吉思汗和其周边亲信会先对自家军队进行彻底的准备和意志统一，对敌军则会进行彻底的调查和谋略工作，两者皆会花费二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用计让敌军在交战前瓦解或归顺。在前置工作大致完成之后，远征军只需前进即可。实际上，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而若是针对敌方的准备工作或当地事前的疏通不周全，一旦在此时遭遇敌军，就容易败阵。

蒙古军的能力和机动性皆高，是不怕苦战苦斗的杰出战斗集团，但基本上与欧亚其他游牧民军团的特征和战法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敌人的骑马部队团结起来发动攻势，胜负将难定论。

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的这个特征，尤其展现于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五年，所谓“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西征前半段是针对花剌子模王国核心地区的攻略战，蒙古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成果——仿佛熟知所有国境线上的要塞城市一般，蒙古军确实地一一攻陷，河中地区（Mā-warāʼ an-Nahr，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二大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开城投降，接着，花剌子模王国内部自行崩坏，开战后仅一年半，这个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最强的大国在实质上消灭。这就是蒙古军事前极为周到的调查、准备、疏通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越过阿姆河，踏入今日阿富汗的领土时，进展却完全不顺利。伊朗东部的呼罗珊是自帕提亚、萨珊王朝以来的文化中心地，像是巴尔赫、木鹿、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城市，自古以来便非常繁荣。蒙古军以追赶花剌子模军的形式进入呼罗珊，却遭遇各城市的抵抗，战果不如已意，反复展开的无意义战斗使得蒙古军损失惨重。为了报复，蒙古军因此杀害了部分民众。后世将此举扩大解释，将其冠上“破坏者蒙古”的形象。过去经常有人提及呼罗珊的衰弱是拜成吉思汗所赐，但之后无论是在蒙古时代或帖木儿帝国统治之下，原呼罗珊各城市依旧健在；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些城市因此逐渐衰退，这才是真相。

花剌子模王国作战关系图

花剌子模王国竟然轻易被瓦解，应该出乎蒙古军的意料；阿姆河以南的战事惨烈，事实上就是没有做好充分事前调查和准备的结果。然而，长者成吉思汗所下的判断，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他在一二二二年为阿富汗作战画上句点，下令全军返回。而且是花费长时间、慎重撤退。确保不会失去任何一个新得到的人、城市或领土。

花剌子模国王之死　《史集》巴黎写本中描绘摩诃末苏丹死亡时的悲伤情景。

成吉思汗有着放弃的果决和就算跌倒也不为所动的冷静，他不是像亚历山大大帝一般盲目前进的战场勇者，他是沉着、冷静的组织者，也是战略眼光精准的老练指导者。质朴、顺从，且善于骑射的机动军团由运用自如的成吉思汗领导，便是蒙古的强大之处。

再补充说明，蒙古从成吉思汗统一高原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不怎么打仗的军队。只因率军对阵就认为发生战争，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早。领袖间的论战与讲和，乃至有人从中调停，又或是一方一口气投靠另一方等，都是游牧民的常态。相反地，也因此避免了许多人命的牺牲。《蒙古秘史》中歌颂的勇勐牧民战争，有人认为是血肉模煳的流血场面，但其实是属于口耳相传的英雄叙事诗的世界。心中的想像可以无限翱翔，但如果每当发生纷争、对立、对阵，就把敌人的势力全部杀光，高原的游牧民早就消失了。

应该说，整合高原时的经验和方针也可以用在外征之时。那便是——重视情报战和组织战，尽量避免实战。世间对于大屠杀和恐怖的无敌军团的印象，其实是蒙古本身故意演出、并加以煽动的战略。成吉思汗一贯采取的这种做法也由后来的蒙古继承，成为传统。

◎敞开的帝国

蒙古扩展的关键还有一点：同时代详细记述蒙古帝国情势的波斯语史书，在描述蒙古吸收或接纳敌方的人民、集团、部族、城市、国家的时候，会写作“成为‘伊利’（il／el）”。“伊利”原本是突厥语，蒙古语也使用相同的词汇，原意是“人类集团”，后来又从“同集团、同族、同类”之义衍伸出代表“伙伴”的意思。

因此，“成为伊利”也就是“成为伙伴”。过去这个词汇经常被译作“征服”或“使其投降”、“使其臣属”等，这样的翻译方式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伊利”的意思，而是擅自加入自己的想像，根据“近代观念”翻译的创作。原本突厥语的“伊利”与蒙古语的“兀鲁思”完全同义：人类群体或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国”。无论是谁，只要成为自己的“伙伴”，便不存在敌友关系，而是同一个“伊利”或“兀鲁思”，亦即属于同一个群体，同一个国家。这可真是灵活的国家观念，或者该说是豁达至极的集团观念，非常符合游牧民的思考方式，这正是蒙古能够以惊人速度扩张的关键。

此处最该注意的是，蒙古非常重视蒙古人的性命这一点。与近代和现代不断出现大量战死伤者的“野蛮时代”不同，令人吃惊的是，在重视每个人生死的中世纪和近世，蒙古军将人命视为国家的支柱，贯彻了尽量避免自军出现战死者的态度。蒙古人深刻知道，若看轻“蒙古人”的性命，则组织将会瓦解。因此，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出现了甚少执行死刑的现象。

另一方面，蒙古和其国家也孕育出对伙伴异常友好的传统。无论如何，蒙古帝国几乎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能力、实力、力量、智慧、技术、见识、人脉、文才等等，只要有过人之处就会受到重用。单就这层意义来看，蒙古时期也可说是畅通无阻的时代，蒙古是各种人群共生的“敞开的帝国”。

◎“蒙古”是人种、民族还是政治集团？

在研究蒙古的时候还有一项重点，那就是以何为基准，判定“蒙古”一词究竟是什么的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蒙古人”或“蒙古族”等用语会让人以为存在一个明确的人种或民族。另外，现在实际上在戈壁北侧、所谓的外蒙地区有一个蒙古国，南侧的内蒙地区则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架构之下的内蒙古自治区。如前所述，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域在内，欧亚大陆各地也都有蒙古及其后裔。或许“以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名为蒙古的人种或民族”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不得不说，这是错觉，或者说是误解。这一点，可以从过去和现在来说明。

现在被称作“蒙古”的人，毋庸置疑就是过去世界帝国时代的“蒙古”人，或至少是其部分后代。不过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在蒙古帝国时代，所谓“蒙古”指的究竟是哪些人？

再次强调在成吉思汗统整游牧民之前，高原上有许多大小集团割据。当中除了前述的克烈、乃蛮之外，鞑靼、蔑儿乞、弘吉剌、汪古等都是实力坚强的集团。当时，名为蒙古的集团称不上特别强大，且当中还有许多分支。尽管蒙古这个名称最早便出现在唐代的汉文文献当中，但长久以来少有显眼之处；蒙古部至多是从十二世纪才开始浮上台面，从原本只是一个群体的蒙古，成为了新兴势力。

在成吉思汗统整高原之后，蒙古成为整体游牧民的名称，可以说这时候的“蒙古”指的是集结在成吉思汗之下的政治组织体。也就是蒙古此时已作为国家的名称，而不是人种或民族。就算被囊括在“蒙古”这个名称之内，每一个人的长相、语言、习惯都各不相同。

其中一个指标事件是，忽必烈创建的大元兀鲁思失去中华本土，构成大元兀鲁思政权核心的各种身分的人们，许多都将根据地移往北边的高原，这才使“蒙古”踏上近代用语所说的“民族”之路。当中，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在大元兀鲁思的宫廷内当差；另外也有原本来自罗斯或钦察草原的人，或是以高加索山脉北麓为故乡的阿速族军人。各式各样的成员面貌恰恰符合蒙古这个世界帝国的称号。

这些新加入的人和从以前就被安置在高原与其周边的人们成为蒙古主体，打开了新的时代。若借用中国史的区别方式，即所谓的明代蒙古。明帝国害怕来自北方的“蒙古”侵略，在大地上刻画下现在所见的“万里长城”。这道坚固的人工国境线将高原和中华划分为“不同的世界”，清楚做出区别，成为蒙古走向“民族”之路的明确台阶。

至此之后，欧亚世界草原中，广布范围最大且最优良的这个高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蒙古高原，在此生活的人逐渐转变成被称作蒙古人或蒙古民族也无碍的实体。然而，之后的蒙古在大清国时代与满洲有着密切且多样的关联，依旧过着极为松散的生活，并在大清帝国消灭后，被卷入近代化的浪潮和欧亚强权政治的风暴当中。也就是说，蒙古现在的样貌是二十世纪这个惊滔骇浪时代下的产物。

◎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

在成吉思汗命名大蒙古之后，随着国土的扩张，“蒙古”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最终欧亚各地出现各种自称为“蒙古”的人们。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呢？根据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蒙古”集结了各式各样的人类群体，其整体形成巨大同心圆状的漩涡。

首先，第一种群体是以成吉思汗王室为中心、原本就属于蒙古部的人们——可说是蒙古中的蒙古，只是其中也有在铁木真崭露头角之初，与他争夺内部权力的人。有别于旧有的部族和亲族关系，铁木真将个人的主从关系当作是迈向权力的踏板，除了少数成吉思汗亲近的王族之外，即便是蒙古部的人，也不见得就会受到特别优待。第二种群体是一二〇六年国家草创时期被认为属于“蒙古兀鲁思”的大量牧民。像是札剌亦儿、弘吉剌、巴阿邻、阿儿剌、巴鲁剌思等等，各自拥有固有的部族名称，但另一方面又属于“蒙古”，有着双重的归属意识。

第一和第二种群体加起来的总数，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共有九十五个千人队。千人队是自匈奴国家以来，突厥系、蒙古系、西藏系等一连串内陆国家采用的体制。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万人队，像这样计算的十进制法体系的军事、行政、社会组织，是平日发挥机能的最大单位；也可想成是数百至一千人的骑马战士和其家族的集合体。

一般而言，谈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蒙古人”、“蒙古军”都是以这两类的人类集团为前提；然而，还有一群适用此“蒙古”的人群，那就是游牧契丹族。过去是契丹帝国核心的契丹族，分为归属于东边大金国治下，以及归属西边第二次契丹帝国治下的二派。第一次契丹帝国经历二百年的岁月，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城市贵族化，但也有许多人依旧保留浓厚的游牧武人色彩。对于新兴的蒙古国家而言，契丹族出身于游牧民，且过去曾创建多种族混合的大型国家，现在依旧在中亚保持个别的权力政体，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先驱。而且，他们的长相、语言、风俗、习惯等，都与第一、第二群的“蒙古”非常相似。

在大金国的统治之下负责守卫北方国境地带的内蒙古草原和首都中都的游牧契丹军团，在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进攻金国的时候，一举倒向蒙古，为作战的成功和合并内蒙古与中都地区立下功劳。蒙古因此首度真正完成横跨戈壁南北的高原统整。顺道一提，至一二一五年为止的对金国之战，蒙古军踏遍了华北之地，且包围成为孤城的中都，在自军几乎无损的情况下获得丰硕的战果，将亚洲东方最强的大金国赶到黄河之南，得手内蒙、满洲、华北北半边等农牧复合地带。一举打开了新兴大蒙古国充满前途的未来。

接下来，在进攻花剌子模王国之前，成吉思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收了遭到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夺的中亚第二次契丹帝国。虽然无法判定契丹军的规模，但也同时吸收了其统治之下的诸族军队。也就是说，一二一一年起至一二一八年之间，东西方的契丹军团原封不动地加入蒙古国家，受到“大蒙古”成员的待遇。这便是第三群的蒙古。

◎结合的重点是“成为伊利”

根据《史集》记载，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时，全蒙古的“哈扎拉”——即千人队，共有一百二十九个，比起《蒙古秘史》所记载的九十五个还多，推测新增加的千人队当中，包含相当多新近加入的契丹族。纳入了游牧契丹族等各种人群、且领域东起满洲、华北直到中亚，膨胀了约两倍的“蒙古兀鲁思”便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史集》所说的一百二十九个千人队正是“蒙古的基干部队”，各个集团被认为是承袭始祖成吉思汗的名门，作为世界帝国蒙古核心之中的核心，之后也备受尊崇。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已经是拥有多重构造的复合体，但随着蒙古的扩大，其多重性和复合性更为提升。欧亚各地突厥系的人们，一一被纳入蒙古体系之中。另外，无论是东方的女真族、唐兀族（党项）、汉族等，还是西方穆斯林的在地势力和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基督教势力，身为王侯、君长、军阀、土豪、宗教领袖等有力人士，只要归属蒙古、被承认是其中一员，就会受到“蒙古”的待遇。例如相当于华北在地军阀代表的史天泽和张柔，在蒙古大汗的敕命之下获得“巴图鲁”，即代表勇者的称号，便被正式承认是“蒙古”的一员。接收南宋之后，旧南宋人之中其实也有被认定为是“蒙古”一员的人。

蒙古明显的特征是甚少以人种、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的差异来区别人们，几乎没有根据特定文明观、价值观所形成的偏见。总之，只要有用或有益即可。在这一层意义上，可说是政治性特别突出的国家。

“成为伊利”或“当作伊利”——这是蒙古在吸收其他人、团体、地区、国家时一定会说的话。这正是蒙古得以超越“文明圈”的框架，创建巨大人类集体的重要关键。

◎“打开世界之人”的系谱

如第二章所述，成吉思汗在一二〇六年发表“大蒙古宣言”后不久，趁者千人队的重新改编，将所有蒙古军团分为左翼和右翼，中央则有直属的牧民、畜群所组成的宫帐群——也就是所谓的“斡鲁朵”，并分置于四处。蒙古高原东有大兴安岭，西有阿尔泰山，拥有巨大的天然屏障；若站在高原中央面向南边，则左为东，右为西。成吉思汗根据这样的地形建构国家，若以图示则如右图。

成吉思汗初期蒙古国家的左右两翼构造

最外侧东部有三个弟弟的兀鲁思，西部则有三个儿子的兀鲁思，中央兀鲁思则是统辖左右两翼军队，并随着成吉思汗移动的宫廷和政府。这成了之后蒙古世界帝国一贯承袭的所有原型，尤其是左、中、右的三大分割体制不仅应用于军团编制和对外远征，从实际的战斗队形到帐幕的设置、宫廷内的仪式等，都是依照这样的形式。因成吉思汗的“分封”而出现的成吉思汗一族的兀鲁思，随着帝国的扩大而成长，开始与直属蒙古大汗的中央兀鲁思有所不同，拥有各自的独特性。

简言之，名为“蒙古”的集体不仅拥有多重构造，体制上也是由大汗的中央兀鲁思和其他一族的兀鲁思所组成的多元复合体。此外，其他一族的兀鲁思又各自拥有仿佛复制帝国一般的构造。蒙古整体在多元多重的结构之下所扩张的结果，便形成了“蒙古”这个世界帝国。

一切的原点和原貌几乎都在成吉思汗这一代就已经定下。也使得大蒙古和成吉思汗成为超越时代、难以否定的巨大存在，留下的各种传说至今仍深植人心。

成吉思汗留下的巨大遗产由他的子子孙孙所继承，并随着时间发展逐渐世界化。一二五二年时，伊朗的文人行政官阿塔．蔑力克．志费尼（Ala-al-Dīn'Ata-Malik Juwai-nī）前往高原的帝都哈剌和林，谒见在此之前即位第四代蒙古大汗的新皇帝蒙哥。当时已经统治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蒙古帝国，在英气焕发的蒙哥汗带领之下重整体制，准备远征剩下的南中国和中东以西之地，明显地放眼全世界。

二十七岁的志费尼停留在哈剌和林的期间，下定决心撰写这个改变人类史的帝国历史，并以波斯语写成《Tārīkh-i Jahāngushāy》。“Tārīkh-i”是历史之意，“Jahān”是世界，“gushāy”则是打开。《打开世界之人的历史》是第一本关于蒙古帝国的历史书，属于完全同时代的著作。

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国

志费尼的重点放在最接近世界帝王的现任皇帝蒙哥，然而，标题“打开世界之人”指的除了蒙哥，也兼指他的祖父——即开创大蒙古、打开迈向世界大门的成吉思汗。因此，志费尼所著的蒙古史是从成吉思汗开始至蒙哥为止的历史。另外，旭烈兀治下由国家编纂而成的《史集》，是在很久之后才完成。而成为《蒙古秘史》草稿的口传历史故事，也是在这之后才踏上文字化的道路。

志费尼书写的时间点，正是大蒙古出现四十六年、成吉思汗逝去二十五年之时，他以身在同一时代的证言，将始自成吉思汗的惊人历史传诸后世。其中的关键字正是“Jahāngushāy”——打开世界，所有一切都在这个字当中。志费尼认识到自己所生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因此写下这本史书。

成吉思汗本身以及之后延续的系谱的确都是“打开世界之人”。过去英语将“Jahāngushāy”翻译作“World Conqueror”，此历史书的标题也被译作《世界征服者的历史》，但不得不说这是似是而非的翻译，直译写作“打开世界之人”才更能传达波斯语原本的意义。

1. 亦集乃：西夏党项语意为“黑水”。原为西夏黑水城，为西夏西北部军事重镇，辖境约当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第四章蒙古与俄罗斯

莱格尼察战役　15世纪欧洲描绘的图画。该战役的史实令人质疑。

西北欧亚大陆的大进攻

◎放眼世界的明确意识

一二三五年，蒙古在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带领之下，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在此之前的一二二九年，继承成吉思汗的窝阔台在二哥察合台的强力支持之下，于翌年向保有黄河南侧的大金国出兵，从东、北、西方加以包围。一二三二年的阴历正月，在敌人的首都、开封西南近郊钧州的三峰山，趁寒流来袭时展开决战，击溃金军主力。这一战决定了大金国的命运，金的末代皇帝辗转逃亡，最后于一二三四年，残余金军在靠近南宋国境的蔡州被蒙古和南宋的联军消灭。自第一代完颜阿骨打于满洲之地崛起以来，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在此落幕。

窝阔台政权的起步非常成功，他向国内外展示了大蒙古这个上升的太阳就算没有成吉思汗也依旧耀眼。此外，三峰山的英雄、也就是窝阔台的么弟拖雷，虽然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中央兀鲁思，但他将蒙古国家继承人的宝座让给了三哥窝阔台。然而决战胜利之后，拖雷却在与兄长窝阔台的主力部队北返的路上离奇死亡，种下了之后动摇蒙古帝国纷争的种子。

无论如何，除去大金国和蒙古实力最坚强的拖雷，没了内外两大障碍的窝阔台不仅称“汗”，更成为唯一至上权力的拥有者，而称“可汗”。窝阔台以叔父斡赤斤为东方（左翼）代表，兄长察合台为西方（右翼）代表，创建三头马车的统治体制。充满自信的他之后又开始构想新的战略：首先是一二三五年，于蒙古高原的中央部兴建哈剌和林都城。创建意味着“黑色砂砾”的草原之都，是延续过去回鹘游牧帝国兴建游牧城市“窝鲁朵八里”（宫殿之城）的传统，且窝鲁朵八里的遗迹就在当时哈剌和林新城附近。

窝阔台　成吉思的第3子，第2代皇帝。出自《中国历代帝后像》。

在哈剌和林中央政府之下，蒙古开始进行从旧金国领地华北至中亚、伊朗方面的军事、征税、行政等组织化的工作。同时，将大可汗的命令和指令以蒙古语和当地语言的双语文书化的传递系统也准备就绪。对于窝阔台而言，察合台既是后盾也是盟友，借由设置连接察合台的根据地天山和伊犁溪谷之间的“ĵam／djam”（突厥语称yam，即驿站），进一步创建起从草原大城市到领内各地的联络和交通网——名实相符的“帝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此外，蒙古本身并未使用相当于“帝国”的用语，自始至终都是“大蒙古兀鲁思”。如同其他许多近代以前的国家，“帝国”二字是后世的我们为了方便而擅自使用的称呼。

在开始兴建新都哈剌和林的一二三五年，蒙古帝室和诸将在广布郊外的野营地上，召开了多次忽里勒台集会。议题之一就是大金国消灭之后对华北的战后处理，另一个议题则是向东西方的大远征。

往东方的远征是帝国东部各势力都参加的南宋远征。总司令官是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他以汉语所称的“皇太子”、波斯语所称的“Walī al-Ahd”（或Ahd Walī），即“统治者代理人”的身分出征。然而，开战不久后，阔出便离奇身亡，大军因此分崩离析而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西征的主将是术赤家的次子拔都。自古以来，这场世界史上数一数二、著名的陆上长距离入侵战争，被认为是使俄罗斯乃至欧洲陷入恐怖深渊的“蛮族入侵”；尤其在俄罗斯，伴随着普丁政权试图“恢复国家威望”，与“何谓俄罗斯”的问题一起成为近年来受到热议的主题。总而言之，一二三五年当时，窝阔台和蒙古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世界”之意，并在此意识之下展开东西两方的作战，可谓在现实上也准备“打开世界”，成为“Jahāngushāy”（打开世界之人）。

窝阔台时代的蒙古帝国

◎远征俄罗斯和东欧的称呼

拔都的西征一般被称作“远征俄罗斯和东欧”。然而，这样的称呼是否适当？我对此稍感疑问。对于蒙古而言，西征的首要目标是压制当时被国际语言波斯语称作“Dasht-I Qipchaq”的广大钦察草原：包括里海、高加索、黑海北侧，西至多瑙河口一带，这里也就是自过去的斯基泰国家起，各种游牧势力的根据地。此处是欧亚大地上的“另一片大草原”，与蒙古高原和其周边并列。蒙古虽然已经有了绿洲地带和农牧地带，但既然以游牧民联合体为立国之根本，那么掌握钦察草原便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反过来看，拔都西征究竟有多大的成分将俄罗斯（当时称为罗斯）当作“目的地”？这一点实在有再探讨的必要。后面也会提及，罗斯并非是非常重要的地区。以现在的想法来看过去，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包括现在谈的这一点也是，更不用说东欧和其西方，当初是否在远征的计划之内，都值得商榷。

俄罗斯拥有强烈的被害人意识，认为自己在历史上曾深受蒙古荼毒，并借由此事将自己正当化，进而提振国家和国民主题意识。因此，会特别强调“俄罗斯和东欧”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然而不只有“俄罗斯和东欧”，说得好像欧洲整体都陷入危机一般，这是欧美学者最擅长的事，又或者可说是一种习惯。说起来，这终究是一直以来以西洋史的观念和想法去创作世界史所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蒙古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在确实掌握邻近伏尔加格勒河中、下游之后，得手钦察大草原。同时，再加上贯穿欧亚大陆东西部的“草原带”西半部，将所有的游牧民当作“蒙古”的一员，有效地组织化，并入蒙古国家——也就是说，蒙古的目的是创建跨越东西方的游牧民大联盟。如此一来，离他们所构想的“世界”也就不远了。

成吉思家的系谱

由于首要目标是将位于欧亚西部的牧民和其军事力量收入掌中，一旦成功，其他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或是由于事情发展过于顺利，顺势而为的结果。有些说法认为蒙古一开始就以俄罗斯、东欧、欧洲全境为目标，其实更接近“文明”的历史创作。因为十三世纪的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是强烈地以自我为中心，遇到一点事情就会小题大作、造成恐慌，这样的情况非常频繁。而蒙古无论是对大金国或是花剌子模王国，一切的行事都非常谨慎，他们不愿损耗自军，尽量避免无谓的强攻而采取必胜战略。

如后所述，蒙古军至多进攻到匈牙利。因拔都已无余力，客观情势也不允许。蒙古语称拔都为“赛因汗”，也就是杰出君王之意，受到国内外的尊崇。他十分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在其一生中展现出杰出的处事手腕。将他在西征时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视为是当时的现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迈向钦察草原之路——术赤北行之谜

在亚伊克河（现乌拉尔河）和阿的尔河（现伏尔加格勒河）川流不息的远方，包括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在内，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一直连接到钦察草原，这片区域在成吉思汗的构想之中，计划全部交给长子术赤打理。过去在创设东西六个成吉思汗一族兀鲁思的时候，便在蒙古高原西方的阿尔泰山一带设置了作为诸子兀鲁思的右翼三王家，从北开始依序是：术赤、窝阔台、察合台。这个配置决定了之后术赤兀鲁思、窝阔台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往西的扩张和发展。

三王家之中，从术赤的游牧领地被分配到西北额尔齐斯河上游开始，就已经注定他将前进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以西的命运。关于这点，还有另一条有力的线索：在始于一二一九年的进攻花剌子模王国的计划当中，由察合台和窝阔台二人指挥的第一军，着手进攻国境的要冲讹答剌。另一方面，术赤率领的第二军沿着北侧的锡尔河，前进下游地带。这很明显是根据三人封地位置所规画的军团编制和负责地区。

术赤从锡尔河口一带开始，首先南下协助扫荡和平定花剌子模大本营，之后便一口气转向咸海北方，那里是突厥系游牧民康里族的根据地。分成多个群体和支族的康里族实际上是花剌子模王国军事力量的主体，这是必须留意的一大重点。

被成吉思汗打倒的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二世，其母亲图儿干合敦出身康里族的名门，花剌子模的势力之所以能在他的时代急速崛起，也是仰仗他母亲和康里军团的关系。然而，康里军是一把两刃剑，他们仗着武力和功绩，每个集团都在花剌子模国内横行，所到之处皆引起纷争。不仅如此，集团之间彼此不和，难以约束。这导致了摩诃末二世的兵力无法有效回击蒙古的攻势，只能个别散开、专心防卫。为何摩诃末二世的兵力无法有效回击？这是因为若将到处生事的康里兵集中，恐将引发政变，陷入另一种危机。花剌子模之所以兵败如山倒，此背景因素也造成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康里部队有许多人早已暗通蒙古，或是轻易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术赤军转向北方，一方面是为了压制花剌子模王国，另一方面是为了掌控康里族的根据地。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作为康里军的友军，西方钦察族的一部分也是花剌子模的佣兵。可以说要确实掌握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必得压制康里和钦察联军，无论是对蒙古整体或是术赤一门而言，都是不可欠缺的一环。

至于术赤在咸海北方草原的军事活动如何进行，对此几乎没有留下资料可供判断。他与父亲成吉思汗之下的蒙古主力军分头行动，也没有一起返回蒙古本土，对于比成吉思汗更早死去的术赤，他的过去只能任凭想像。北行之谜、与父亲成吉思汗不和、死亡的悲剧等，的确是充满引人遐想的小说和故事题材。

然而，我认为绝非如此。理由有二：其一，关于术赤的封地，他的长子斡儿答确实守护了“遗领”，完全看不出有因为与成吉思汗不和、对立、反抗，而有所动摇或变动。其二，一二三六年起以术赤次子拔都为主将的西征当中，完全看不出他在压制咸海北域和今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时候有遭遇困难。

这时距离一二二七年术赤死去已经过了九年，斡儿答和拔都这些下一代的努力想必有了成果。话虽如此，拔都的西征是在完成术赤以来的“西方拓疆”后才开始计划，这样的看法基本无误。关于术赤英年早逝的原因，与康里之战的辛劳、负伤、病殁、战死都有可能。仅凭为数不多的术赤军，与人数想必是自己数倍的敌人作战，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哲别和速不台的连续攻击

关于拔都的西征之路，还有一点必须阐明。那就是成吉思汗在对花剌子模作战的时候，为了迅速追击逃亡的摩诃末二世，派出哲别和速不台二将，从伊朗本土到阿塞拜疆，又跨越高加索抵达黑海北岸，与罗斯诸侯和钦察族的联军交战，且逐一击破。比起不明之处甚多的术赤军北转，这里进攻之快速可说是痛快，连战连胜，自古以来便是相当有名的战事。

一二二〇年三月，率领蒙古军主力的成吉思汗与么子拖雷，得知摩诃末二世从布哈拉至撒马尔罕的遁逃路线，于是下令信任且办事得力的二名骁将彻底追击。蒙古语称为“掇里班．那孩”——也就是名列为“成吉思汗四犬”的两位将军，确实是身经百战的勇将。如前所述，哲别追击逃向第二次契丹帝国的乃蛮王子屈出律，不仅成功讨灭，更打开了之后进攻花剌子模的道路。另外，速不台在窝阔台时代包围大金国的首都开封，且在拔都西征时担任副将、参谋，以丰富老道的经验协助年轻的蒙古王子们。两人的命运可说是一直站在最前线，作为成吉思汗家最忠实的犬而奋斗着。

二将率领两个“土曼”（也就是两个万户），自呼罗珊出发，进入里海南岸的马赞德兰。几乎孤身一人的摩诃末二世逃往里海的额别思宽岛，一二二〇年十二月死在岛上。然而，哲别和速不台不知此事，继续向伊朗西北的阿塞拜疆前进，制伏了控制该地、出身钦察族的乌兹别克。接着在一二二一年进军格鲁吉亚，一度折返掠夺大不里士、马拉盖、哈马丹、阿尔达比勒等城市，北上经过希尔凡地方的谢马哈，攻击里海西岸控制南北往来的要冲杰尔宾特后，继续前进抵达高加索北麓。当地的游牧民阿速族和切尔克斯族（circassians）与他们应战，但蒙古军收买与其合作的钦察兵，加以击破。

一二二二年，钦察诸族大举向西或西北方紧急避难。当中，进入罗斯故乡基辅的钦察分族之王阔天汗（Köten Khan），说服妻子的父亲加利奇王公，组织钦察罗斯联军，渡过聂伯河向东，在亚速海北岸的迦勒迦河畔与蒙古军交战。此时是一二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联军在蒙古军灵活的用兵和计谋下大败，罗斯王侯中有三人投降。

如果认为罗斯属于欧洲，那么这场战争便是蒙古与欧洲最初的冲突。只是，这里所说的欧洲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如前所述，传统上欧洲的东边被认为是漫长的塔奈斯河、也就是顿河。如果依照这种说法，则位于当时罗斯中心位置的伏拉迪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其周边东北方的罗斯属于亚洲，而过去的首都基辅和其西南边的罗斯则属于欧洲。说穿了，这不过是无意义的区别。不管如何，历史都是发生在欧亚大陆这个现实的舞台上。

哲别和速不台的军队实际不过一万二千或一万三千人，且经历长途跋涉，每到一处便有不少的损耗。就算如此，他们还是展开令人震惊的连续攻击。若说这是经过组织化的游牧骑马军团本来就有的破坏力的话，确实是如此；姑且不论罗斯军，钦察兵团也同样是游牧战士，却未能得到相同战果。

简言之除了蒙古军之外，其他个别的军团都很松散，几乎可说是没有组织，背叛、逃离战线、内哄、扯后腿等事情层出不穷。老实说，与其说蒙古强大，不如说其他的军团过于松散。我们在观察过去的历史时，必须好好地认清当时的现实。

迦勒迦河畔之战后，哲别和速不台的蒙古军追赶逃亡的敌军而稍微往西推进，从罗斯的南部进入克里米亚，掠夺自斯基泰、希腊以来就是国际贸易港的苏达克。然后又转向东，抵达伏尔加格勒河畔的不里阿耳，但当地的反抗力量强大，于是选择向东绕道，在额尔齐斯河与踏上归途的成吉思汗大军会合。然而，如风一般吹来、又如风一般离去的恐怖军团的传言和记忆就此越过罗斯，传到西方，套上了“塔塔儿”（Tartar）之名——亦即认为他们是来自塔耳塔洛斯（相当于希腊语的“地狱”）之民。在蒙古出现之前，被称作“鞑靼”（Tatar）的强势集团，其称呼也被认为源自于此。事实上，基督教会和宗教人士完全不在蒙古打开的世界里，煽动恐怖形象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借口，也能带来现实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操控掌权者和民众，又或者说，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掌权者。至于蒙古军团下次再度大举出现在罗斯，则是在十四年之后。

◎伏尔加格勒河的彼方

一二三五年忽里勒台集会上决定的西征军，除了拔都率领的术赤家王子们，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诸王家也各派出长子或与其相当的王族参加。之后成为蒙古皇帝的窝阔台家庶长子贵由，以及拖雷家的长子蒙哥也加入其中。在这当中，拥有帝国最多牧民的蒙哥是最重要的人物。若没有拖雷家的协助，政权的运转将会非常困难，于是窝阔台大可汗即位后便立刻表明给予蒙哥相当于自己儿子的特别待遇，蒙哥于是率大军参战。

拖雷的9个儿子　推测上排中央是蒙哥，上排右是忽必烈，左是旭烈兀。出自巴黎写本《史集》。

对于主将拔都而言，蒙哥像是他的盟友。不仅蒙哥对这个被排除在窝阔台和察合台主掌的政权中枢之外的术赤家领袖表示敬意，拔都对实质上被束之高阁的拖雷家总帅蒙哥也有心意相通之处；再加上二人的母亲皆是克烈王家的王女，属于姊妹关系。也就是说，拔都和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兄弟不仅在父方属于堂兄弟，在母方也属于表兄弟。在重视生母血统的蒙古，拔都和蒙哥在成吉思汗的孙辈当中出类拔萃。

进一步来说，二人在能力、见识、器量方面也很杰出。二人皆精通多种语言，具备大将之风，也非常有人望。且蒙哥在四年前，曾追随亡父拖雷亲身经历三峰山的苦战，这样的经验也与术赤死去后受尽艰辛的拔都相通。说到底，士兵的归趋仅有毫厘之差。当时深受皇帝窝阔台期待的次子阔端、三子阔出负责的是东方的南宋远征，而全西征军中就属拔都和蒙哥最为突出。

拔都西征

事实上，二人可说都是主将。贵由虽然是窝阔台的长子，但庶出的身分便低拔都、蒙哥一等。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不但影响了西征军，也让之后蒙古帝国的发展蒙上复杂的阴影。至于察合台家，自中亚远征以来接连遭遇不幸，缺乏堪当大任的下一代人才，只能派出察合台么子贝达儿和孙子不里参战。

一二三六年，拔都旗下的蒙古西征军终于启程，兵分二路朝着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前进。拔都亲自率领的本军前往伏尔加格勒河畔的不里阿耳和巴什基尔，他认为过去让哲别和速不台陷入苦战的不里阿耳族是一大关键，因此首要目标就是压制他们。伏尔加格勒河从上游至下游，流域非常宽广，不里阿耳族控制的居住地位在中游，是现今鞑靼斯坦共和国一带；东边是突厥系游牧民巴什基尔族的领域，相当于现在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这层意义上，从十三世纪当时到现在，此方面的配置和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就这样经过了八百年的岁月。

另一方面，以蒙哥为主将的另一支军队则为了压制马里和摩尔多瓦之民，以及部分钦察族和阿速族而略微往西与南前进，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马里埃尔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以及钦察草原北边之地。顺道一提，在距离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的权力中心莫斯科不远的东侧一带，包括上述的马里埃尔与楚瓦什两个共和国在内，还与多个共和国的“异族之地”相连。尤其是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直以来“自立”的色彩非常浓厚。如果他们各走各路，俄罗斯联邦将很难维持。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才能思考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

不管怎样，蒙古两军的作战行动皆在一二三七年告一个段落。

伏尔加格勒河中游一带顺利落入蒙古手中，也压制了这一带的游牧民。尤其是打败了众多分族的钦察中最有实力的首长八赤蛮，对蒙古来说特别重要。原本就没有整合的钦察各族之后更缺乏凝聚力，各走各路。

掌握罗斯东侧一带广大地区的蒙古两军再度会合。一般认为，有一定数量的钦察、不里阿耳、巴什基尔、阿速等游牧民在此时被编入蒙古之中，造成蒙古军的士兵人数因而增加。于是，这时出现在蒙古眼前的，便是分成数个中小型诸侯国的罗斯。

术赤兀鲁思与罗斯的爱恨情仇

◎入侵罗斯是认真还是顺便？

蒙古军入侵罗斯是从伏尔加格勒河上游、所谓的东北罗斯地区开始，这是西征的第二阶段。蒙古军首先进入东北罗斯南部的梁赞，在掠夺普龙斯克（Pronsk）等聚落之后，于一二三七年十二月进攻梁赞；接着前往科洛姆纳，击败由伏拉迪米尔大公的长子所率领的军队。一二三八年一月二十日，莫斯科投降。这时的莫斯科不过是座小小的木寨边堡，究竟有多少人住在这里？又或者是几乎没有人？然而，因为此次进攻，蒙古经常被说在此大肆破坏和屠杀。不仅如此，许多俄罗斯的史学家从古至今都非常热衷于以这种论调叙述这段故事，让我很难不去想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

一二三九年二月，在严冬中进军的蒙古军来到了罗斯首都伏拉迪米尔。可说是罗斯最大城市的伏拉迪米尔，恐怕让蒙古军的将兵大失所望。四周仅围绕土垒，只在上面建有粗糙的木栅栏，外围的壕沟大致算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要说大金国的首都中都，甚至是末期的首都开封，也绝不可能是这等模样。伏拉迪米尔据说周长七公里，与华北的城廓都市相比，规模至多是个州城——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在中华地区多不胜数，且城墙一般都用砖头覆盖表面，再筑上墙垛，险要之处立有高楼，设有马面的城门也是高耸的楼阁，威风凛凛，壕沟也十分壮观。无论是防御能力、坚固程度、壮观程度，完全都不是罗斯可以比拟。更别说花剌子模王国和其周边的中亚诸城市，包括以巨大城墙、墙垛、高塔防守的亚尔克（arq）或卡勒亚（qal’a，相当于卫城的要塞）在内，许多围绕街区的外城都比中华的外城更雄伟。这样的城廓都市不是只有布哈拉、撒马尔罕等自古以来著名的大都城，而是到处可见。如前所述，蒙古军全力攻击的呼罗珊诸城也非常坚固，没有那么容易攻下。

相较之下，罗斯诸城市无论是土垒、木栅、壕沟等，都显得非常粗劣。以欧亚大陆的范围来看，蒙古入侵时期的罗斯想来非常朴素，至少物质文化方面十分缺乏。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罗斯属于欧洲的刻板印象，又被灌输了罗斯是“文明地区”，而草原是“未开化社会”的观念。这与贬低东方、推崇西方的“思考模式”想必都是十九世纪所留下的负面遗产。在此想要提议的做法是，比较并探讨贯穿东西方的客观资料，如此一来，对每个地区的都市和城廓的综合掌握，就可以成为简单明了的基准和参考。活动范围横跨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蒙古究竟在哪里、遭遇多大程度的苦战？这才是比较“文明”时应有的观点。

◎西征的真正目的

蒙古军在抵达伏拉迪米尔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地只花五日就击破罗斯最强的大城市。这就是现实。之后，蒙古军分为多个部队散开，每个小队快速攻陷各城市，犹如暴风一般席卷罗斯。舍弃伏拉迪米尔逃走的尤里大公于一二三八年三月，在西蒂河遭到蒙古的其中一支部队俘虏，总数一万人的大公军队瞬间瓦解。若单看事实，不得不说罗斯军脆弱不堪。

然而，俄罗斯的史家们却毫无根据地说蒙古军陷入了苦战，且认为既有所谓的“席卷”，便表示军队有一定程度的消耗、损失、战力下降；另外还有人说，拔都大军入侵当时共有七万人，在这个时候损失了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这些数字都不过是单纯的推测，只是，包括“席卷”的意思在内，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身为大公、又是罗斯全体代表和关键人物的尤里战死之后，拔都旗下的蒙古军从东北罗斯大举转往南边，进入钦察大草原。直到一二四〇年秋天为止的二年半之间，几乎没有再入侵罗斯。俄罗斯的史学家提出这是蒙古军企图从损耗和战伤中恢复，并着眼在蒙古军是趁这段时间休养生息的看法。但无论是哪一种意见，都是以罗斯为中心的思考，属于定居民的观点。然而事实却完全不同。

蒙古军不但没有休养生息，反而在高加索方面至克里米亚一带的广大平原，对游牧民的各势力展开大规模军事活动。属于大族的钦察系各集团就不用说，蒙古军也依序制伏靠近黑海的切尔克斯族和克里木族；之后又继续前往高加索山脉北麓进攻阿速族的大本营，攻陷其据点蔑怯思城，掌握属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杰尔宾特一带，简直是一刻都不得闲。经过这一连串的攻击，钦察草原几乎完全落入蒙古之手。这才是蒙古西征真正的目的。

换个角度来看，关于东北罗斯，蒙古在从最初攻下的不里阿耳方面开始展开攻势时，为了让接下来的钦察草原作战计划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才会摆出威吓的态度快速通过。也就是说，“席卷”原本就是计划中的行动。而“入侵”东北罗斯，则是顺势而为。此外，蒙古军明显早已知晓罗斯诸城市没有做好真正攻城战的准备，轻易就可以攻下。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罗斯诸城市非常强大，那么蒙古必会带上各种攻城的工具和负责攻城的工兵队。

蒙古军对华北方面，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展开大规模攻击，由此知道攻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中亚作战时便活用当时的经验，善用攻城部队。此外，在进攻西夏和窝阔台时代打倒大金国的作战当中，反而应用了在中亚和伊朗地区学到的各种兵器、攻城工具以及攻城战术。西征的时候，蒙古军已经大致学会东西双方的军事技术。再加上前面提及的，蒙古在远征之前都会对敌方展开周全的调查、策反、侦查。因此针对罗斯，蒙古有十足的时间和国力可以做好万全准备。

总之蒙古判断对付罗斯，不需要使用特殊的攻城用具或攻城部队。实际上，仅靠骑兵部队就能轻易攻下罗斯诸城市。几乎都是土垒或木寨建成的简陋建筑，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烧得精光。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罗斯对于蒙古而言魅力不大，它的土壤贫瘠、人口稀少，财富和经济能力也不及华北、唐兀地方、畏吾儿斯坦、河中地区、呼罗珊、伊朗本土等地。蒙古对于罗斯，一直满足于非常宽松的间接统治。因为罗斯的重要性仅止如此，所以这样的治理方式就已经绰绰有余。

◎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创作

俄罗斯史学家们的爱国主义非常激进。主要都只关注俄罗斯，不考虑其他要素、状况、资料。老实说，稍嫌缺乏历史意识。因此，他们的主张很多都不适当且欠缺说服力。

其根本问题在于囫囵吞枣似地尽信后世的俄罗斯编年史，且以此为史料根据所造成的结果。最近，栗生泽勐夫满腹诚意的著作从正面分析了这个问题。如同他的分析所示，关于十三世纪当时的罗斯编年史只留下极少数的记载，且几乎没有提及蒙古的破坏和屠杀。然而，随着时代演进，罗斯的受害程度却变得愈来愈“严重”，蒙古也大幅变身成天神派遣的恶魔。这样的作法有其意义，因为俄罗斯一方要这么做才高兴。

这些都是以希腊正教和俄罗斯沙皇主义之名而有的创作，把这些有问题的东西当成基础史料，叙说罗斯的不幸和蒙古的恶逆已逐渐成为常态。蒙古被认为是导致俄罗斯“落后”的罪魁祸首，将俄罗斯从灾难之中拯救出来的是沙皇之后的掌权者和宗教者，他们则是神圣的存在。对于俄罗斯民众而言，蒙古自始至终都是恶魔，成为了掌权者正当化自己权力的毒品。

这与客观的历史样貌相距甚远。知识的虚构既是历史的虚构，也是展现政治权力的大戏。自俄罗斯帝国以来，历经苏联，直到现在为止，蒙古是俄罗斯点燃爱国之心最方便的手段之一。

◎莱格尼察战役的真相为何？

总而言之，蒙古与俄罗斯两方的观点和感受完全不同。允许我再度重复，对于蒙古军而言，比起罗斯，游牧民集团还比较可怕，且更有吸引力。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关于罗斯的攻击。蒙古西征军最头痛的是钦察诸族，他们与罗斯诸侯自古以来可说是共生关系，促使蒙古军极力想要切断这层关系。长久以来四分五裂的各个罗斯诸侯国单独拥有的军事力量薄弱，一有什么事情，只能依赖住在草原的游牧民，相互保障彼此的安全，因此产生了佣兵与雇主的模式——这与花剌子模王国和康里钦察人的关系类似——前述一二二三年的迦勒迦河之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时主导钦察与罗斯联军的阔天汗，十六年后又以关键人的身分登场。在多数钦察族都被编入蒙古军时，只有阔天汗顽强抵抗，率领四万帐的庞大集团前往西方的匈牙利。为了追赶阔天汗，蒙古军于是朝向西南罗斯前进，这便是“俄罗斯．东欧远征”的由来。

其实稍早之前，在同一年的一二三九年，蒙古军营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察合台家的不里，与主将拔都不和，消息传回哈剌和林后，窝阔台大可汗震怒，下令召回二人，同时要求拖雷家的蒙哥护送二人返回。在最初占有钦察草原的目的几乎达成的这个时候，蒙古西征军被迫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

结果，可说是第二主将的蒙哥随着拖雷家的大部队东返，导致除了察合台家的贝达儿、窝阔台家的合丹等庶子之外，拔都麾下只剩术赤家的人。“纯蒙古”的将兵在此数量减半。继续留在钦察草原的拔都，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稳固西征的成果，另一条则是西进追击阔天汗。

因此，一二四〇年发起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是以术赤家为主体，经过重新编制、由多种族混成的“新蒙古”骑马军团。从罗斯的故乡基辅开始，席卷西南罗斯的拔都军，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向匈牙利前进。一二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在绍约河畔击败由贝拉四世所率领、当时欧洲一流强国匈牙利的大军。拔都大军直接驻扎在匈牙利潘诺尼亚平原，一方面派遣一支小队往日耳曼和亚得里亚海方面前进，一方面也静观情势变化。一二四二年三月，拔都得到皇帝窝阔台驾崩的消息和西征军返还的命令，于是慢慢折返。无所得也无所失，拔都在没有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完美退兵。

拔都最后并没有返回蒙古本土，他将帐幕的大本营设在伏尔加格勒河下游靠近里海一带，与术赤家瓜分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多瑙河口的广大领域。术赤兀鲁思一直都是以草原为根据地的牧民复合体，包括锡尔河下游的占的与养吉干在内，花剌子模地方、杰尔宾特、克里米亚，以及东北和西南罗斯地方，都不过是在间接统治之下的属地，总之并没有特别重视罗斯。

回顾其过程，蒙古军在攻打西南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之后，拔都主力军分出一小队前进波兰。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被认为在莱格尼察（Legnicą）平原击败由西利西亚公爵亨利二世所率领的波兰和条顿骑士团联军。包括主将亨利二世在内，有人说联军共有数千至数万人战死，而蒙古军也损失惨重。另外，德语将这场战役称作“死尸城之战”（Schlacht bei Wahlstatt），会这样称呼是因为这里之后建造的城镇（statt）中发现了许多尸体（wahl）。总而言之，西洋史学家夸大说这是留名世界史的大事件已成了惯例。

然而，这场战役有许多地方令人存疑。首先，原本找不到同时代记录此役的像样文献，到了十五世纪却突然受到大肆宣扬，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不自然。再加上当时的波兰没有统一，亨利二世的力量也很薄弱，虽说是与条顿骑士团联军，但条顿骑士团至多也就动员了一百人左右。幸好目前已经大致可以判断出骑士团的具体成员，只是在这场战役前后，成员并没有特别的变化。

不过还有一点，作为罗马教皇依诺增爵四世（Innocentius IV）的使节造访蒙古本土的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在往返的时候经过东欧和罗斯，留下了著名的记录《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然而，原本应该是记录一二四五到四六年间见闻的报告书，当中却有许多的谎言、造假、夸大，有时甚至若无其事地记录怪物的真实存在等等，实在很难令人信服，且关于莱格尼察战役的记录也是如此。

◎德国创造的“历史幻影”

另一方面，从蒙古的角度来看又是如何的呢？在波兰的记录中，将蒙古部队的主将写作是名为“Péta”的王，被认为指的是察合台家的贝达儿；同记录中也记载到，这支军队的数量远超过波德联军。然而，就算贝达儿的确有留在拔都麾下，但贝达儿只是察合台的庶子，直属于他的蒙古兵至多最多一个千人队，就算重新编制的钦察族也由他统帅，究竟能有多大规模呢？

根据俄罗斯的记录，拔都西征军的整体规模约四十万或五十万，学者的意见则是三万至十五万不等。然而同时期，贵由正在与南宋作战，皇帝窝阔台的宫廷、政府、中央军队都还留在蒙古本土；东方三王家的中心斡赤斤和镇守天山方面的察合台之下，也有相当多的军队；伊朗方面，最少也派遣了二万的部队驻守。

回头看《史集》当中记述，在成吉思汗死去的时候，蒙古军共有一百二十九个千人队。虽然不可能计算出正确的数字，但想必拔都开始西征的时候，能领兵三万就已经算多了。因此一二四〇年以后概算大约是开始时的一半，但还加了新编入的“新蒙古军”，推测这些新蒙古军大多数归属在前进匈牙利的拔都本队。由或许是贝达儿的其他将领所率的军队，最多就是一支游击部队。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真的曾经发生过莱格尼察战役，也只是一场很小的战争。

然而，这样的议论也是枉然。因为也有记录记述到亨利二世带着家族和亲信二十人在前往避难的途中，遭到数名蒙古军袭击，因此丧命。也就是说，莱格尼察战役本身有如五里雾一般让人摸不清。问题因此出在后世。

在所谓的近世、现代，亨利二世成为无论是对波兰或德国而言都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波罗的海的条顿骑士团领地开始，经过普鲁士前身布兰登堡的形成和发展等，波兰和德国有着复杂的利害交葛。据说曾指挥波兰和日耳曼联军的亨利二世，既是波兰统合的象征，也可以是德国并吞波兰的象征。从德国将可说是一切源头的莱格尼察战役改称为“死尸城之战”开始，就可以察觉其荒谬性。不得不说，对此荒谬而无所闻问的历史家们究竟在想什么？

日后，吞并波兰的希特勒将没有头颅的亨利二世遗骸运到柏林。最终希特勒在柏林迎来末日之时，也与亨利二世的遗骸一起在世界上消失。此二人可谓是命途多舛。世界史上大书特书的“死尸城之战”，是德国扩张主义所创造出的历史幻影。

从真正客观的事实来看，拔都与贝拉四世激战的绍约河之役才有意义。贝拉四世在拔都撤退之后，仿效蒙古，巩固国家体制。然而，他纳入的钦察游牧民成了四处作乱的流亡集团，宛如巨大的负面遗产。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鞑靼枷锁

说到俄罗斯史上的英雄，根据时间顺序，首先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接下来是伊凡四世（雷帝），然后是彼得大帝。对于罗斯或俄罗斯而言，他们扭转时代和局势，并开创了新时代。若谈到与蒙古的关联，前二人分别代表的是“起始”与“逆转”，意义重大。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被认为不仅保护罗斯免于受到德国、瑞典、立陶宛等西方的威胁，在遭遇蒙古到来和统治的苦难之时，以伏拉迪米尔大公爵（一二五二年～一二六三年）的身分统整罗斯诸侯，透过巧妙的交涉和手段，与拔都之下的术赤兀鲁思维持稳定的关系，因此没有发生毁灭性的事态。包括他死后不久编纂完成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在内，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被当成神圣的英雄而受人景仰。然而，他实际的样子却充满矛盾。在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相互发生关系的“起始”，不仅拔都和蒙古，罗斯诸侯也大多受到后世谩骂和责难，只有他备受赞美，这一点可说是非常奇妙。

不仅在俄罗斯，关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著作和论述非常多，在此只是最低限度的介绍。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二四〇年担任大诺夫哥罗德公爵时，于涅瓦河击败瑞典军而来。代表“涅瓦的”（形容词）之意的“涅夫斯基”成为了他的武勋和荣光。但是必须一起考虑的是，当时拔都军正在席卷西南罗斯。

接下来在一二四二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冻结的楚德湖上击退条顿骑士团。这两场战役让他成为罗斯的救国英雄，受人歌颂。之后，他在伊凡四世的时候列圣；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由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曾击败德国，因此导演将他与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并制作相关电影。人们对他的一般印象是：神圣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意识到来自东方的蒙古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难以对抗，为了俄罗斯伟大的将来，于是牺牲自己、投降蒙古，避免无意义的流血和荒废。当然，这更接近于美丽的传说。

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自拔都到来以后，罗斯不仅受到巨大破坏和流血的风暴袭击，之后也一直被野蛮的蒙古榨干血液，彻底干涸。罗斯被套上“枷锁”，受到控制，而有如寄生虫一般的蒙古自以为是主人。这样的关系和形象非常容易理解，亦即所谓的“鞑靼枷锁”。

这是在俄罗斯帝国时代所创作出来的故事，为的是正当化自己的政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话和“鞑靼枷锁”怎么看都相互矛盾，理所当然似地强调这两种主张当然是一件奇怪的事，但若将其视为童话或传说，那也就不须计较。想要认真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想必非常困难。

事实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首先，让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创建名声的两场战役实际上都是若有似无的小冲突。此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其实是借蒙古之力驱逐叔父和弟弟，才得到大公爵位。借用英国的俄罗斯史学家约翰．芬内尔的话，“所谓的‘鞑靼枷锁’并非始于拔都入侵俄罗斯，反而是从亚历山大背叛自己的兄弟（一二五二年）开始”。笔者也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

其实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在任何时代、地区都经常可以见到的野心家，属于会因应现实发展的类型，因此可说是身段柔软的政治家。对手是拔都这件事对他来说想必也是幸运的，因为拔都不仅实力在全蒙古帝国数一数二，且具备决断能力，很容易把事情谈妥。

◎黄金斡鲁朵和莫斯科的抬头

在术赤兀鲁思这个巨大的复合体之中，直接与罗斯地方相关的是继承拔都血脉的“拔都兀鲁思”。以蒙古的结构来说，术赤一门属于“右翼”。随季节在伏尔加格勒河南北移动的拔都家宫帐群，以黄金刺绣装饰的大宫帐为中心，被强迫随侍在侧的罗斯诸侯们称作“Zolotaya Orda”，也就是俄罗斯语“黄金斡鲁朵”的意思。英语的“Golden Horde”与日语的“金帐汗国”——也就是拔都兀鲁思之意——都是源自于此。

拔都西征之后，四散在罗斯各地拥有中小规模实力的人们，不得不视在里海至黑海北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拔都兀鲁思为主人。北罗斯位于雨水多但土壤贫瘠的森林地带，而蒙古则占据了雨水少但覆盖肥沃黑土的南方草原地带。欠缺整合、链接，充其量不过是几个弱小势力结合的罗斯，只能臣属于一旦有事、富有机动性的游牧战士立刻就能够以万为单位集结和动员的拔都兀鲁思。然而，也因为术赤兀鲁思的关系，罗斯不再受到来自西方的攻击。另外，罗斯也充分受惠于蒙古帝国创建的巨大东西南北交通和通商网络，甚至罗斯境内的“内战”基本上也不复见。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罗斯诸侯被赋予从各自的领地纳贡的义务，反过来说，借由纳贡，蒙古确保他们各自的统治权。一方用东西交换稳固的地位，另一方几乎没有行使权力仅接受纳贡，形成了如此相互扶持的稳定结构。

罗斯各地驻有突厥语称作“basqāq”的长官或是监视员，被认为经常做一些违法行为，因此责难和怨恨的矛头全都指向basqāq。然而，蒙古语称作“达鲁花赤”、波斯语称作“shahna”的官职，常设于蒙古统治下的定居地区。虽然一开始也有些冲突，但很快就稳定下来。当时罗斯虽被课予所得十分之一的税，但其他地区也有相同的制度，却不如罗斯这般大声抗议。

蒙古的统治无论在哪个地区，基本上都很宽松，税率也比其他时代低。人们拥有信教的自由，又或者说蒙古最大的特征正是“约束少”。即使是蒙古治下的罗斯，宗教也完全自由，但是俄罗斯的史学家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关于罗斯的记录几乎都是后世写下的，因此倾向夸张，且多以受害者的口吻记述。

其中一个重点是汇集罗斯诸侯的征税和纳贡，并送交给蒙古的人物。从一开始，担任这个角色的人便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成为罗斯诸侯的代表，巧妙地与蒙古周旋，控制罗斯地区。他是一个拥有两副面孔的人。之后继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操作模式的正是莫斯科。

原本不过是东北罗斯一个不起眼地方的莫斯科，因为接下了负责帮蒙古征税、纳贡的工作才逐渐抬头。也就是说，莫斯科一直以来自愿成为蒙古的代理人，其兴起可说是拜蒙古所赐。但就算如此，莫斯科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慢慢兴起。虽然计算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总而言之，蒙古与罗斯大约共存了两百数十年，蒙古的统治已经转化成为了一种系统架构。

构成蒙古世界帝国的四个兀鲁思当中，术赤兀鲁思最长命，虽逐渐松弛而慢慢解体，但依旧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继承人，成为蒙古伙伴的莫斯科，是在十六世纪中伊凡雷帝在位时才反击蒙古，正式迈向新的阶段。至于欧亚国家的崛起和关系的逆转，还要很久之后才会发生。

第五章蒙古与中东

蒙古军进攻巴格达　伊朗的细密画。

未完的中东作战

◎西征的目的何在

一二四一年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死去后，蒙古的帝位竟然由贵由继承——在钦察草原，他因与拔都不合而被召回蒙古本土，反而是一种幸运。事实上，关于窝阔台的骤逝和察合台的病死，皆很有可能是遭到毒杀，下手的人也许是在窝阔台身边却怀才不遇的耶律楚材。只是，在背后唆使的人则很有可能是帝国东方的掌权者斡赤斤或贵由的母后脱列哥那。

无论如何，在窝阔台死去之后，不过是第六可敦（皇后）的脱列哥那掌握了游牧宫廷大斡鲁朵的实权。从记录当中我们无从得知大可敦孛剌合真之下其他后妃的动静——这很明显是有人刻意为之。脱列哥那花了很长的时间运作，才好不容易获得多数派支持。然而窝阔台的第二子阔端反对贵由即位，他是在贵由的弟弟阔出死后接受“东宫皇太子之宝”的旧唐兀（西夏）领的主人，不过因为他疾病缠身，无法阻止贵由即位。于是，在窝阔台驾崩后四年八个月的一二四六年八月，贵由即位成为第三代大汗。

然而，贵由的政权非常短命。贵由敌视拔都，二人原本就不合，拔都又因为西征成功而成为全蒙古帝国屈指可数的掌权者，被贵由视为大汗权力的阻碍。贵由在对外表明将远征中东后，于隔年八月派遣老将燕只吉台前往伊朗地区，同时，又宣称翌年春天要回到自己在西方的旧领地，即叶密立和霍博之地。相对于此，拔都也从伏尔加格勒河畔的大本营出发，率大军向东前进。将蒙古帝国一分为二的东西决战迫在眉睫。不过，事情却突然间有了转机。一二四八年四月，贵由在中亚的横相乙儿之地猝死，被认为是遭到拔都派出的刺客所杀。

局面急速转变。结果，一二五一年，在拔都强力的后援之下，拖雷家的总帅蒙哥即位成为第四代大汗。新皇帝蒙哥一方面镇压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派遣小七岁的二弟忽必烈前往南宋等所在的东方，又派遣小九岁的三弟旭烈兀西征伊朗，更命令么弟阿里不哥统领广大的拖雷家领地。做好所有配置后，自己则在此之上俯瞰整个帝国和世界。蒙哥兄弟的政权因为与拔都率领的术赤兀鲁思有密切的信赖关系，以强大的配置派出远征军队，可谓正是志费尼所说的“Pādshāh Jahān”，也就是世界的帝王。

旭烈兀　伊朗的细密画。手握弓和鞭饮酒的名将风采。大英博物馆藏。

这是蒙古第二次展开东西两面作战。第一次在窝阔台的时候首度有了“世界”的意识，而这次的作战明显是企图征服世界。负责东征的忽必烈借镜贵由的失败，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方针。他在帝国左翼的东方三王家和五投下的协助之下，不直接攻击南宋，而是先进攻云南和大理，做好长期战的准备。然而此举引起意气风发的兄长蒙哥的不信任。两人在经过对立之后，换成皇帝蒙哥亲征，但最终蒙哥却意外身亡。忽必烈反而在帝国纷乱之中浮上台面。

另一方面，以旭烈兀为主将的西征则有帝国右翼势力的协助。只是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呢？过去的拔都西征被称作“俄罗斯．东欧远征”，此称呼乃是包含误解在内的结果论，而旭烈兀的西征则有人说是为了压制伊朗，或是为了消灭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甚至是掌控至埃及为止的中东。这些也都是结果论。至少自窝阔台时代起便已派遣绰儿马罕到伊朗和安那托利亚一带，之后又派遣拜住率领被称作探马军（或称探马赤军）的驻屯军，威摄伊朗、乃至全中东。更不用说旭烈兀兀鲁思这个“新国家”树立的原因，也不过是将偶然产生的情势如实维持住的结果。

蒙哥确实将眼光放诸中东以西的地区，旭烈兀西征军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埃及以西之地，换句话说就是要压制欧洲。蒙哥的构想是借由东边的忽必烈和西边的旭烈兀，达到名副其实的征服世界。这时，拔都的术赤兀鲁思军队原本应该要根据情况发展，呼应旭烈兀的西进，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虽然以结果来说，并没有出现征服世界的局面。然而考虑到当时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情势，以及蒙哥政权设想周到的安排，不得不做如此推测。如果当初的构想得以实现，不知道之后的世界会变得如何？

◎伊斯玛仪教团的消灭

一二五三年，旭烈兀率领着从蒙古各部族的军队当中选出的新军团，从蒙古高原出发，这个新军团可说是蒙古联盟的缩小版。

旭烈兀进军的速度异常之慢，大军应该是先通过窝阔台诸系的领地，接着又过境天山、伊犁溪谷的察合台家根据地阿力麻里，接收他们提供的士兵。此外，术赤家的援军也前来会合，阵容逐渐变大，军备、军粮等逐渐准备妥当。在一二五五年十一月，远征军于河中地区的竭石受到伊朗总督阿鲁浑的迎接。旭烈兀进军缓慢的原因大约有二，一则是需要在路上确认刚遭到蒙哥打压的窝阔台家和察合台家的动向和忠诚，另外也是以巩固中亚地区的安定为首要目的。这件事想必是与兄长蒙哥商议的结果。

旭烈兀西征

在渡过阿姆河之前，旭烈兀向即将进军的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安那托利亚等地的掌权者大声呼吁，要求他们表态，是要当蒙古的“亚基”（yaghi，即敌人），或是“伊利”（il，即伙伴）。如果是后者，则对蒙古提供协助、兵力和补给。结果，除了伊斯玛仪教团王国之外，其他几乎所有势力都归顺蒙古，各地的首长陆续来到旭烈兀的阵营。就这样，自远征之初，旭烈兀充分发挥了自始祖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擅长的事前调查和疏通，以厉害的手腕和沉着冷静的态度，站稳脚跟，做好必胜的万全准备。

眼前的敌人只剩下伊斯玛仪教团。伊斯玛仪教团原本是伊斯兰什叶派的分支，十世纪于北非创建法提玛王朝。当中尼札尔派的领袖哈桑．沙巴，以十一世纪末于伊朗北部创建的阿拉穆特城堡为根据地，将教派的势力扩展至东起阿富汗、西至叙利亚一带。这个教派被认为是擅长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敌，连“十字军”也闻风丧胆。据说他们使用“ḥašīš”（大麻）进行暗杀，因此这个字成为“assassin”（暗杀者）的语源。虽然这种暗杀方式给人手段阴险的印象，但随着教团在各地建筑山城，广受伊朗民众的支持，形成了实质上的宗教王国。

一二五六年一月一日，选择这个象征性的吉日，旭烈兀西征军渡过阿姆河进入伊朗。自古代波斯以来的观念，以阿姆河为界，北边和东边属于异族“图兰”的势力范围，南边和西边，至埃及为止，则属于文明之地“伊朗札米”（Īrān-zamīn）。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完美的准备和安排、让对手焦躁不安的进军方式带来有形和无形的压力，竟然引发意想不到的反应：一二五五年十二月，敌人伊斯玛仪教团发生政变，第七代教主穆罕默德三世遭到亲信杀害。政变发生在旭烈兀为了消灭伊斯玛仪教团而准备发动总攻击之际，故被认为是穆罕默德之子鲁克丁．胡尔夏为选择与蒙古和平共处、以求生存而暗杀父亲。

在胡尔夏带领之下，伊斯玛仪教团反蒙古的态度变得软化。胡尔夏经由交涉一点一点地提出条件，借此回避蒙古锐利的攻势。而旭烈兀虽然表面交涉，实则步步进逼，缩小包围网。无论是谁都知道，伊斯玛仪教团坚固的山城以锁链状的形式散开分布，想要一个一个地攻下非常困难。

最终，伊斯玛仪教团的大本营阿拉穆特遭到完全封锁，原本固守各个山城不出的教团，其凝聚力逐渐瓦解。胡尔夏等待的雪没有降下，一二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居住的城堡麦孟地兹打开城门。在胡尔夏的呼吁之下，诸城陆续开城，遭到破坏。这个以伊朗为中心、一百六十六年来令中东和“十字军”闻风丧胆的最强势力不到一年就被消灭，而蒙古军几乎无损。此后，蒙古军的名声伴随着人们的恐惧一同传开。

胡尔夏故事的尾声是：他千里迢迢前往蒙古哈剌和林的宫廷，请求晋见，但蒙哥因恼怒于教团过去曾威胁自己的性命而拒见；胡尔夏在归途中遭到杀害。顺道一提，在印度次大陆等地现在依旧有许多伊斯玛仪派的信徒。尤其是阿迦汗四世（Aga Khan IV），他既是精神上的领袖，同时又展开各种国际活动，据说是被蒙古消灭的教主的后裔。

◎巴格达开城

旭烈兀在处理完战后事宜和军队休整结束后，再度重整阵势向西前进，从哈马丹的市镇一口气进攻至巴格达，并于一二五八年配置队形，从北方包围巴格达。蒙古的调查和事前运作做得非常彻底，没有人可以救援遭到包围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就算如此，旭烈兀仍非常谨慎，他以交涉和计谋，进一步对哈里发阵营进行策反和分化工作，尽量避免让自家军队流血。

旭烈兀反间计的成果，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三十七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的政权内部发生了分裂。宰相是什叶派的人物，知道不可能以武力抗战，但想要说服自认为是所有“信徒之首”而异常自信的哈里发投降，也相当困难，他于是反过来减少守卫兵。因此巴格达开城后，这名宰相再度被任命就职。

哈里发仰赖的是聚集在中东各地的地痞流氓，这些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恶棍”（lūṭī）或“无赖”（'ayyār），波斯语称作“年轻男子”（javân mard，因意指年轻男性、有男子气概的人，称为任侠），虽然很有威吓的架式，但没有作战的实力。无法发动攻击、单方面受到蒙古压迫却又无计可施的哈里发于一二五八年二月无血开城。投降之后，有人说他与财宝一起被幽禁在高塔内活活饿死，也有人说他遭到蒙古处刑贵族时采用的方法，亦即包在绒毯当中被马踩踏而亡。

历经三十七代、总计五百年的阿拔斯王朝在此落幕。哈里发一族逃往埃及，不久后，苏丹拜巴尔（Baibars）被马木留克王朝拥立为正统哈里发。然而，这位哈里发虽然有助于合理化马木留克王朝的正当性，但除了德里苏丹国等少部分政权之外，都不承认。并非所有人都因阿拔斯王朝的消灭而感到悲伤。因此而高兴的不仅是什叶派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逊尼派社会也接受“没有哈里发”的状态。

巴格达开城之后，据说蒙古进行了掠夺和屠杀。根据某个伊朗的历史记录者所言，死者高达八十万人。然而，就算是阿拔斯王朝的全盛期，巴格达的人口至多也只有五十万左右。另外，经常被引用的是旭烈兀自己于一二六二年写给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书简，当中记述二十万人遭到杀害。只是很难想像当时会有这么多的人口，这反而很有可能是蒙古惯用的散布恐慌的伎俩。

实际情况应该与十八年后的一二七六年，南宋首都杭州无血开城时相同，蒙古军基本上没有进入城内。旭烈兀将巴格达市街和城堡交给基督教徒管理，所谓的掠夺和屠杀，几乎都是上述的“恶棍”们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所为——巴格达事实上也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大牧首）的法座所在。

◎仔细调查的蒙古与不调查的美国

在旭烈兀进攻巴格达后约七百五十年，发生了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在美军控制了巴格达之后，城内的掠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正可说是“恶棍”们的行径。说实话，某些状况与蒙古时代没有太大的不同。

美国用尽全力想要控制巴格达和伊拉克，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伊拉克地区既拥有如巴格达这般近代化的都市社会，但另一方面，自“中世纪”起以部族为单位的生活结构也依旧强大。对在巴格达等地的现代都市居民而言，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在地方社会，则需要熟知部族运作的原理。

在中东许多地区，最大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伊斯兰本身是在犹太教、基督教的脉络之下诞生的社群综合体，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更接近生活体系。也就是说，伊斯兰其实相当平凡，不会因为教义的不同而产生对立，因组织或团体的利害、利权而产生的对立与矛盾，才是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美国人应该再深入调查与了解伊斯兰、伊拉克与中东地区的传统和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东区域核心的巴格达，既是波斯语所说的“神”（bagh）所“授予”（dād）之地，也是阿拉伯语所说的“平安之都”（Madīna al-Salām），美国若能确实巩固这个地方，使其成为当地居民尝到现代生活优点的范例，那么状况将会彻底改变吧。然而，美国为自己创造了“工作”，却没有为伊拉克人创造工作。另外在当地，尊重部族社会的传统，进行间接统治，才是现实中最适当的、不具强迫性的方式。

换个角度来看，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导致巴格达没落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之后旭烈兀兀鲁思成立的时候，巴格达一直都是其境内税收最丰沛的重要城市。蒙古对巴格达和伊拉克的统治，基本上也都是贯彻间接统治。仔细调查的蒙古与不调查的美国，两者的差别让人不由得想到历史带给我们的智慧。

从旭烈兀西征时的伊斯玛仪教团作战和巴格达包围战可以看出，蒙古军本身的损伤很小，就连伊朗和伊拉克地区也极少发生流血冲突。简言之，蒙古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但另一方面，美国拥有人类史上突出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充满自信。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大致可概括成交战的美国与不交战的蒙古。

◎大可汗蒙哥的猝逝

旭烈兀麾下的蒙古军暂时北上西北伊朗的阿塞拜疆高原，让将兵休息，牧养军马。阿塞拜疆的干燥高原上，拥有大小湖泊和清冽的河川，覆盖着与蒙古高原和天山一带相似的绿草，是一片绝好的休养之地，也是掌控欧亚大陆四方的要冲之地。当年抵抗成吉思汗西征的花剌子模王国的继承人札兰丁，就以此为根据地，梦想重建国家，旭烈兀的行动也可明显看出这个企图，构想着借由掌握此地来经营中东。

在经过休整之后，几乎没有损耗的蒙古西征军以全新的阵容再次南下，旭烈兀大举进入了伊朗札米地区，其军团在中东已被视为所向无敌。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军团、中东各地的穆斯林势力等等，不论人种、信仰、出身，都加入旭烈兀的旗下，构成“多种族部队”。此刻，旭烈兀指挥的大军正向现在的叙利亚、即当时的沙姆前进。在他的眼中，已经可以看到远大的将来。

然而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现实中总是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此时旭烈兀出乎意料地听到大可汗蒙哥猝逝的消息。

时间是西元一二六〇年，这是世界史转变的一年。面对压倒性优势的旭烈兀大军，留在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的库尔德人政权，近乎无力抵抗。大马士革（阿拉伯语称为Dimashq）的君主安．纳昔尔．优素福（An-Nasir Yusuf）勉强出击，但一出战就遭到俘虏。以铁壁般的城墙闻名的阿勒坡（Ḥalab）、以及位于叙利亚中心的大马士革，相继在二月与四月沦陷。

看见这样的情势，位在安提阿和的黎波里（Ṭarābulus）微弱的“十字军”势力急忙加入蒙古军。他们被逐出了教会，但此刻已经没有余力顾及和蒙古军的宗教差异。相反地，蒙古不执着于宗教，只要出兵表示忠诚便已足够。

关于旭烈兀率蒙古军和同盟军进入大马士革城的著名场面，欧美具代表性的蒙古帝国史研究学者大卫．摩根（Morgan David）特别注意到有三位基督教徒担任前导。三人分别是安提阿的博希蒙德、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的海屯，以及信仰聂思脱里派的旭烈兀的先锋部队长、出身乃蛮族的怯的不花（阿拉伯语称为Kitbuqa）。这个画面，看起来仿佛是在基督教的诞生之地，迎来了基督教的新时代。在“十字军”阵营以及欧洲方面，无论是当时或后世，都有一种对蒙古抱持期待的论点、或者是与蒙古同盟论，认为这是收复圣地和消灭伊斯兰的天赐良机。

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自十一世纪以来，名为“十字军”的法兰克族不断入侵。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欠缺最后的临门一脚，东地中海沿岸一带陷入奇妙的共存状态。此时，出现了并吞、推倒一切的巨大力量，不仅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能力，还有不执着于宗教的政治权力，这些都是前所未见，似乎一下子就要进入新的时代。然而，在旭烈兀大军的惊天骇浪，准备进攻刚从旧主阿尤布王朝夺权的马木留克军团所在的埃及时，大可汗蒙哥猝逝的消息传入阿勒坡的旭烈兀大营。此时为一二六〇年四月。

皇帝蒙哥不满二弟忽必烈太过于面面俱到的慎重态度，于是进入四川，亲征南宋，他因酷暑而稍作停留后，在一二五九年八月，围攻现在重庆市北方的钓鱼山时突然去世。死因在《史集》中写作“瓦巴”（waba），这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代表传染病的意思，而汉文记录则是被敌人箭伤所致。无论如何，这位可说是世界帝王的人物死在了南中国的最前线。

这个结果，让准备南下前往鄂州（今武汉）的忽必烈和留守蒙古高原的阿里不哥之间，展开了帝位继承的争夺战。四年后以忽必烈的全面胜利作结，确定成为第五代皇帝。之后，蒙古帝国巨大的版图，就以忽必烈和其血脉担任大汗的宗主国大元蒙古国、简称大元兀鲁思为中心，与其他三个值得被称作“帝国”的兀鲁思，慢慢转变为多元复合的世界联邦状态。蒙古帝国和欧亚世界打开了通往另一个阶段的大门。

◎旭烈兀的回师和帝国动乱

但话说回来，从蒙哥死后至消息传到人在叙利亚的旭烈兀耳中，中间最少有七至八个月的时间。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真的可以说这样消息延迟的情况是“客观的”吗？蒙古帝国的东方和西方相隔甚远，有如亲眼所见一般以“实时”的时间尺度叙述历史，本身就令人微微发寒。在历史研究者之名下，像事后诸葛般洋洋得意地叙述“什么看起来最像样”的做法，如今更让我深切地认识到有多么地空洞，甚至感觉到人类的肤浅。

首先，阿勒坡与当时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的直线距离约一万公里以上。虽然如此，七、八个月的时间也稍嫌过久。至少留守蒙古高原、掌握首都哈剌和林情报的阿里不哥，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旭烈兀。

众所周知，蒙古设置并维护连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驿站网络。这个突厥语称作“牙木”（yam）、蒙古语称作“札木”（ǰam）的交通运输体系，包括了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一般路线，以及仅限特定人士使用的多种交通方式、路线、设备等。尤其是蒙古语称作“Narin ǰam”、汉语文献音译为“纳怜站”的加急快递，可说是支撑蒙古帝国广域统治的关键。

换句话说，意指“秘密驿站”的这个系统是穿过沙漠和荒野，笔直延伸的快速道路，大可汗和中央政府需要保密的重大指令和紧急的军事、政治情报等等，就是由被称作“伊儿赤”（波斯语īlčī、蒙语elči）的使者，带着二、三十骑的护卫部队，路上不断地更换马匹，快速地传递出去。目的地也延伸到远征队伍的最前线。所以只要有心，蒙哥逝去的消息最多不超过二个月，就应该可以传到旭烈兀的手中。

皇帝蒙哥的死讯原本就被密不发丧。对于其他想要拥立阿里不哥为下一任大可汗的旧蒙古政府的要人们而言，人在中华地区的忽必烈就不用说，虽身在远方但仍是有力人选的旭烈兀，也是需要特别警戒的人物。问题关键在一二六〇年四月，于蒙古帝国东方，忽必烈一派在他们的根据地开平府（之后的上都）召开了忽里勒台。与此相呼应，翌月，阿里不哥阵营也在哈剌和林西郊的按坦河畔召开忽里勒台，此处也有许多帝国的掌权者们参加或间接表态支持。事态急速发展成两派的武力对决。

如此，蒙哥死后掌权的阿里不哥临时政府，在忽必烈派的动向逐渐明朗的同年一月或二月，不得不、或是说终于派遣了使者将蒙哥的死讯传给旭烈兀。不过话虽如此，但实际上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将消息传了出去。至少中亚方面的窝阔台诸派和察合台一门想必不会将消息传给旭烈兀。另外可以确定的是，留在蒙古高原西部、家族游牧领地的旭烈兀次子出木哈儿和其母忽推可敦，以及长子阿八哈的母亲亦孙真可敦等人，也无法立刻派人前往中东的旭烈兀处报告消息。他们受到阿里不哥阵营的监视而无法轻举妄动。

得到消息的旭烈兀不得不做出决断。蒙哥之死和帝位继承造成的动乱，用不了多久在中东就会广为所知，如此旭烈兀大军的绝对优势可说已经瓦解。于是他决定班师回朝。

为了控制叙利亚，旭烈兀留下了怯的不花率领的先锋部队，并要求其他“多种族部队”协助后，他自己则朝着阿塞拜疆前进。他首先要确保阿塞拜疆，在此观察帝国动乱的变化。根据情势发展，也可以从这里前往蒙古高原。为此，旭烈兀必须继续紧握住麾下的西征军和伊朗地区，这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但不管如何，西征在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候，突然画上了休止符。

旭烈兀兀鲁思是伊斯兰王朝吗？

◎事实上的政权——旭烈兀兀鲁思

名为旭烈兀的权力体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而成的，作为既定的结果或是事实，而形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政权，也就是所谓的事实上（de facto）的政权。

然而，若说旭烈兀兀鲁思是从何时开始存在，则没有清楚的时间界限。有人认为是从一二五八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消灭阿拔斯王朝的时候开始。只是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就算到了隔年的一二五九年或六〇年，都还算是蒙古西征军而已。

另外，夸大阿拔斯王朝的存在，认为取而代之就象征着新政权的诞生，这种看法非常接近中华式的王朝交替史观。虽然阿拔斯王朝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名正言顺，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现实权力的角度来看，伊斯玛仪教团王国拥有更实际的权力和统治力量。或许是因为重视这一点，也有人认为旭烈兀的西征军横渡阿姆河进入“伊朗札米”的一二五六年，是旭烈兀兀鲁思成立之时。虽然可以理解提出此种看法的人的心情，但必须说还是过于极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今东西外来者所创建的权力或政权，都会是从“入侵”的时候就成立。以上两种说法都不甚妥当。

以常识来看，应该要从旭烈兀于一二六〇年四月军队掉头、正式在阿塞拜疆高原扎根开始计算。之后历代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都以此高原为国家的中心地，也就是蒙古式左、中、右三极构造当中的“中央兀鲁思”（γool-un ulus）。旭烈兀兀鲁思的左翼是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右翼则是北部的阿兰和杰尔宾特一带。

亦即，自旭烈兀在一二六〇年进入阿塞拜疆起，就已经确定了旭烈兀兀鲁思的基本构造。如果换个说法，便是短时间内很难返回帝国中央的西征军，不得已只好仰仗主将旭烈兀为主人，将中东的东半部当成属于自己的天地。

正因为旭烈兀兀鲁思是顺应情势变化而出现的政权，故这个政权的形成对于叙利亚以西的中东、或者对欧洲而言，其实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姑且不论以前因为窝阔台之死而使拔都撤军，是否导致西欧因此得救，这次蒙哥的猝死，突然终止横扫千军的旭烈兀大军继续进击，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进攻埃及的失败

被交付镇守叙利亚大任的怯的不花，派遣使节团前往埃及，劝马木留克政权投降。然而，使节团被处死，马木留克军展现出北上的态势，而怯的不花也立刻准备南下。怯的不花率领的蒙古骑兵共计一万二千。他的军队最早从一二五二年开始便会担任旭烈兀本队的先锋，之后在对伊斯玛仪教团作战或进攻巴格达、叙利亚时，也都是打头阵。

因此，比起几乎没有参加实战的旭烈兀本队，怯的不花的先锋军在西征过程中折损严重，伤势和疲劳都非同小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怯的不花为何还要孤军南下呢？他其实没有必要强出头，统整周边“多种族部队”的同时，确保叙利亚才是更贤明的作法。只是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怯的不花单独进攻埃及的理由。

另一方面，由苏丹忽都思（Qutuz）率领的马木留克军团也进攻了埃及。首都“al-Qāhira”、也就是开罗，因难民涌入而陷入一片混乱。一二六〇年九月三日，两军于巴勒斯坦相遇，双方对决的战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阿音札鲁特”（Ayn Jālūt），意指“歌利亚之泉”。地名的由来是《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和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少年大卫王甩石击败了敌方勇勐的巨人歌利亚而获得胜利的故事。“巴勒斯坦”（阿拉伯语Filasṭīn）一词即代表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

根据马木留克史书的记载，蒙古军人数有十万、马木留克军十二万。当时，军队人数灌水十倍是司空见惯之事。现实当中，军队人数大约是十分之一左右，马木留克军略多。战争结果以马木留克军压倒性的胜利作结。可以想见，怯的不花军因为一直以来累积的疲劳，再加上勉强南下踏入敌方的势力范围，而且又是正面交战，会输给为了防卫国土而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没有累积疲劳的马木留克军，也不令人意外。

大多数的马木留克战士都是从钦察草原或其附近被卖到此处的人们，他们是天生的游牧武人，马木留克军和蒙古军其实非常相似。游牧骑马军团交战，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数多寡和疲劳程度，再来就是天命。如果双方都是游牧民出身，战法不会有太大差异。有人说主将怯的不花战死，也有人说他被俘之后遭到处刑。就这样，蒙古位于东地中海沿岸的根据地逐一被夺，最终被赶出叙利亚。被认为是无敌的蒙古军，瞬间威信扫地。

相反地，不像是可以长久维持的马木留克政权反而成为长期政权，在埃及和叙利亚创建稳固的基础。忽都思在击败蒙古之后，也仅有一瞬间喜悦，不久后就遭到将士们暗杀，阿音札鲁特的英雄拜巴尔成为苏丹。出身库曼族、也就是钦察族的拜巴尔，成为实际奠定马木留克政权基础的人。中东于是出现了阿拉伯语称作“al-Dawla al-Turkiyya”的政权，即阿拉伯人对“突厥人王朝”的称呼。这个“异族创建的军事权力”，与蒙古人的政权可说是别无二致。

如此，蒙古的西进在此终止。中东地区自旭烈兀大军渡阿姆河起仅五年的时间，就分为东边的蒙古和西边的马木留克，由二大外来政权掌握。至于在蒙古帝国，同样耗费五年的帝位继承之争，也逐渐衍生出东边的忽必烈中央政权和西边的旭烈兀兀鲁思这两个大小不同的核心政权。世界以及蒙古帝国在十三世纪中的十年之间，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时代也走向了新的方向。

◎与术赤兀鲁思对抗

旭烈兀到阿塞拜疆之后，根据季节往来夏营地和冬营地，同时又以马拉盖和大不里士为首邑，迅速创建起国家架构。对旭烈兀来说，随着东方帝位的尘埃落定，与北方术赤兀鲁思的关系也逐渐浮上台面。术赤家从以前开始就想要得到高加索以南的绿野，尤其是阿塞拜疆的草原。正因为如此，他们协助旭烈兀的西征军，也承认旭烈兀接收在术赤家影响之下的伊朗总督府，甚至提供了多达一万人的大军支持。

然而没想到，旭烈兀却以此地为根据地，创建了新的权力体。一二五五年，拔都殁后，其子和孙也在相继短暂继位后死去，原本负责辅佐兄长的庶出别儿哥成为了家族之首。别儿哥在看到旭烈兀有占据伊朗的倾向后，在一二六一年至隔年，派军南下，越过杰尔宾特进行攻击。旭烈兀军反击，双方不分胜负。

术赤兀鲁思和旭烈兀兀鲁思之间隔着杰尔宾特和高加索山脉的对抗关系，成为了两者的枷锁。旭烈兀若想介入东方情势，来自北方的压力非常碍事；反之对于别儿哥而言也一样。虽然两者的根据地阿塞拜疆和伏尔加格勒河下游之间约距离一千一百公里，但对于拥有广大领域的两兀鲁思而言，这样的距离并不算远。从远古时代的斯基泰和哈卡曼尼斯帝国，到近现代的俄罗斯和伊朗等，欧亚大陆西半部明显南北对立的构图，正是适合从地政学探讨的主题，也是某种历史般的宿命，现在或今后都不得不加以承受。

这样的情势对于埃及的拜巴尔来说是大好的机会。别儿哥是当时蒙古人中少见的穆斯林。另一方面，钦察草原也是马木留克政权的物资供应地之一。透过水路和海路，两者可以结盟对抗共通的敌人旭烈兀。

这时，先前退至尼西亚（Nicaea）的拜占庭帝国于一二六一年夺回君士坦丁堡后，逐渐失去了在西亚的领土，结果打开了北边术赤兀鲁思与南边马木留克王朝创建“伏尔加格勒─尼罗河同盟”的道路。对双方来说，这是具有实质效应的结盟。相反地，旭烈兀兀鲁思则以对抗这个结盟的形式，自己摸索与欧洲联手的可能性。直至今日，从欧洲各地留下的、来自旭烈兀兀鲁思的国书和文件当中，还可以看见这个终究没有实现的“东西方结盟”梦想。

◎旭烈兀英年早逝

旭烈兀军队掉头之后，没多久就创建起某种程度完善的统治体制，这一点可说非常惊人。本来，在以呼罗珊的伊朗总督府等城市为中心，绰儿马罕和拜住的探马军等体系，已经累积了近三十年有关军政、统治、财务的经验。当中值得注意的角色，既有在第二次契丹帝国统治之下名为真帖木儿（Chin Temür）的契丹人和名为阔儿吉斯的回鹘人，以及花剌子模系统的行政财务官僚们，也有财务部门启用的像是志费尼家族的伊朗人。由多人种组成的实务机关，不仅支撑了旭烈兀西进——当出现像消灭伊斯玛仪教团、或是攻下巴格达的局面时，征税和财务机构无疑马上跟进扩展，在定居伊朗、形成兀鲁思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旭烈兀的大本营很有可能存在着当初从蒙古高原一同出发的智库、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学者等群体。也就是说，持续西征的旭烈兀大本营，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知识集团”。只要远征还在进行，那么跨越文明和文化的“知识整合”就会持续展开。

关于此点，另一个了解的线索是知名的纳西尔丁．图西（Nasir al-Din Tusi）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图西原本在伊斯玛仪教团底下，一般认为是著名的天文学者；但他其实也是包括财政和外交在内，具有知识统整能力的巨人。皇帝蒙哥曾下令旭烈兀，在西征消灭伊斯玛仪教团后，要将图西带回自己的身边。蒙哥此举是为了建造天文台——在思考如何统治世界的时候，确实需要统一东西方的“时间”，但仅是为了如此吗？

无论是大可汗蒙哥、或是旗下的忽必烈和旭烈兀等人，“知识整合”对于他们而言是共通的课题。从结果来看，无论是蒙哥死后成为大可汗的忽必烈，在他的新帝国首都（大都）和中华中央地区的洛阳南方，还是旭烈兀在他暂时的首邑马拉盖，两人各自皆建设了天文台和汇集东西方知识和人才的图书馆。

旭烈兀在进攻巴格达的时候，也带着图西同行。图西消除了因哈里发宣称攻击他将遭受天谴的预言，而害怕不安的逊尼派的情绪，并且在旭烈兀与哈里发的折冲问答当中成为他的后盾，获得极大的信任。在旭烈兀建于马拉盖的天文台里，聚集了许多著名的穆斯林天文学家，也蒐罗了各种观测仪器和来自巴格达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旭烈兀还从中华地区带来学者和天文学家，特别是类似道士的著名历学和天文学家，与图西进行东西学术交流。当时，华中和华南尚属于南宋的领土，因此这些道士和学者应该是华北出身。以历学和数学为首，自一二二〇年代起已出现西学东渐的现象，华北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派，例如协助蒙古统治华北的全真教，以及数个由多人种组成的学问团体。

总之，旭烈兀西征时，应该有从华北带着各种人才同行才对。若是这样的话，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则是太行山东侧的拖雷家华北分领，或者当中属于旭烈兀个人领地的彰德（在今天中国河南省和河北省交界一带，一二五七年旭烈兀西征途中，彰德被正式分封给他）。

另外说到行政人员，在第一次、第二次契丹帝国、大金国，以及蒙古帝国共有三百五十多年丰富行政经验传承的契丹系人才，与精通多种语言、熟悉不同地区文化的回鹘系人才，在旭烈兀经营伊朗地方时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等地，契丹将军耶律阿海的子孙以“塔兀沙．八思哈”（“八思哈”为达鲁花赤的突厥语。“塔兀沙”则为“太师”的波斯语音译）之名持续镇守；还有在伊朗西南的克尔曼，也存在着关键性的契丹人地方政权。结合这些人才、及旧花剌子模系和当地的伊朗人，旭烈兀才能一边持续西征，一边组织权力机构；也因此在紧急回师之后，能够迅速地创建起属于自己的兀鲁思。

军事、政治、行政手腕卓越的旭烈兀如果活得再久一点，旭烈兀兀鲁思也或许会与蒙古帝国走上不同的道路。控制帝国东半部的忽必烈呼吁旭烈兀和别儿哥召开统一的忽里勒台，结果在两人同意不久之后的一二六五年二月八日，旭烈兀突然在冬营地的察合秃河畔死去，享年四十八岁。四个多月之后，旭烈兀的正室脱古思可敦也逝去。

《史集》没有记载二人的死因。雅各派的主教把．赫卜烈思认为，二人皆是遭到负责财务的沙姆斯哀丁．穆罕默德．志费尼毒杀。而另一位负责财务的人正是其同名兄长志费尼，也就是描述成吉思汗至蒙哥为止的蒙古史《打开世界之人的历史》的作者。把．赫卜烈思如此结论，大概是身为基督信仰的拥护者，将旭烈兀和脱古思可敦视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憎恨穆斯林官僚之故。然而事实的真相未知。

另一方面，听到旭烈兀死讯而准备趁乱南下的别儿哥，也在翌年突然病死于阵中。此外，在帝国动乱之中，掌控中亚的察合台家的阿鲁忽也在不久后去世。就这样，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三大巨头相继突兀地死去。

仅忽必烈一人存活，享受了之后三十年的人生，创建以大元兀鲁思为中心的蒙古世界联邦。期间，旭烈兀兀鲁思共有五位当家之主死去，传位到第七代的合赞。忽必烈和旭烈兀兄弟年纪仅差二岁，但二人之间的际遇却差异非常大。旭烈兀的早死使得旭烈兀兀鲁思不够成熟与完善，旭烈兀心中如有伟大的计划，想必也与西征同样，尚未完成就已经结束。

◎可汗的达鲁花赤和不断发生的政变

旭烈兀兀鲁思是一个混合的集体，整合这些不同群体的人正是旭烈兀。在他死去的现在，旭烈兀兀鲁思很有可能一下子就会瓦解。因此，必须尽快拥立取代旭烈兀的盟主。

旭烈兀的正室脱古思可敦出身克烈王族，为人贤明，但一直没有子嗣。第三可敦忽推出身于有名的“后族”弘吉剌族，她除了生下旭烈兀的次子出木哈儿之外，还有帖赫申和贴古迭儿，共三子。然而，除了置身于蒙古本土旭烈兀帐幕的出木哈儿，其他二子都是在二年后才前往伊朗。跟随旭烈兀西征的是长子阿八哈和第三子玉疏木忒，二人是出身速勒都思族的第五可敦亦孙真所生。旭烈兀生前将阿八哈安排在左翼东伊朗的呼罗珊和马赞德兰，玉疏木忒则被安排在右翼的杰尔宾特。

阿八哈非嫡出，而是相当于庶长子，对于视生母血缘非常严格的蒙古王族而言，很难说他是纯正的贵族。然而，已经没有时间犹豫。所有人一致决定，该由阿八哈继承旭烈兀的遗志。当时的阿八哈年三十一岁，负责安排他继位的，是掌握旭烈兀移动宫廷和政府的亦鲁该和硕笃儿父子，他们出身札剌亦儿族，以及与阿八哈的母后同样出身于速勒都思族的速温扎克。札剌亦儿族和速勒都思族是旭烈兀兀鲁思的两大支柱。阿八哈继续将玉疏木忒安排在右翼，东方的左翼则由另一个弟弟秃布申负责。

旭烈兀关联系谱

翌年（一二六六年），术赤兀鲁思军越过杰尔宾特南下。面对这个兀鲁思成立后最大的危机，负责右翼的玉疏木忒奋战，阿八哈也出击，隔库拉河与别儿哥的大军对峙。经过两周的时间，别儿哥突然去世，危机因此解除，阿八哈的权威获得确立。阿八哈在库拉河的北岸地区建构名为“速别”、由护城河构成的长城线，这既是一种国界线，也可以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之后，旭烈兀兀鲁思每当发生君主交替的时候，术赤兀鲁思军就企图南下，且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但北方和南方两个蒙古兀鲁思的实力关系，一直都是北方占优势。

四年后，来自东方的危机威胁旭烈兀兀鲁思。从阿鲁忽的遗孤手里夺走察合台家权力的八剌，受到窝阔台家掌权者海都的唆使，召集中亚游牧民诸势力，渡过阿姆河往西前进。旭烈兀兀鲁思受到北方术赤兀鲁思和西方马木留克政权这个“钦察与伊斯兰同盟”的夹击，同时又有游牧民大军从东方来袭，面对这样的事态，国家陷入一片悲怆的氛围。无论是蒙古军人或是伊朗当地的势力，只要肯投降八剌，都会受到欢迎。

然而，阿八哈坚决迎击。在呼罗珊的要冲赫拉特近郊的只涅（黑水）平原，两军展开了蒙古人之间少见的正面交战。人数众寡悬殊的阿八哈拼死一搏，击败了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八剌军，后者被打回原形，溃败逃走。旭烈兀兀鲁思因此愈来愈稳固，反而是察合台兀鲁思没落，遭到窝阔台家的海都篡夺。

术赤兀鲁思和旭烈兀兀鲁思的对立

在旭烈兀兀鲁思中，第一代的旭烈兀和第二代的阿八哈地位特殊。历代的君主都以“可汗的达鲁花赤”（掌印者）自居，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大可汗的代理人，在使用皇帝蒙哥授予的印玺的同时，又接受忽必烈的册封，根据其权威举行即位仪式，并用此玉玺盖在国书或公文书上。然而因为血统纯正和年长的关系而即位的第三任君主贴古迭儿，则以阿合马之名（改信伊斯兰教后的名字）进行统治。此后的旭烈兀兀鲁思，不断地出现争夺君主之位的政变。

只要君主之位的权威没有确立，每当遇到权位交替的时候，就会上演野心勃勃的年长者与前君主的嫡子争夺王位的戏码，而部众都拥有很大的发言权。选择经验丰富的年长者贴古迭儿为领袖，乍看之下突兀，实际上是非常合理地回归到蒙古原本的传统方式；正因为政权已经形成，旭烈兀兀鲁思的架构本身没有动摇。但之后，历代政权明争暗斗、背叛不断，每当发生赶走前任而拥立新君即位的时候，就会浪费庞大的金钱。财务机构的金钱储备问题，再加上政变不断动摇政府结构，成为了旭烈兀兀鲁思的弱点。

第一代旭烈兀英年早逝，继任的掌权者阿八哈也与父亲同样，于四十八岁时死去，结果使得旭烈兀兀鲁思的权力基础不够稳固。另外，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各派不断动摇政权和影响民众，这一点也不可忽略。蒙古大多以朴实的騰格里（上天）信仰为基础，虽然也受到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但政治上承认各种信教的自由。人口占多数的伊斯兰没了过去的特权，非穆斯林也不再需要支付吉兹亚（人头税），这些情况都对政权和民众产生影响。

就这样，旭烈兀兀鲁思——包括维持原样的各中小型势力在内——这个斑驳的集体，被各种不安要素所形成的乌云包围，陷入逐渐走向自我毁灭的状况。这正是合赞即位之前的状态。

◎合赞改宗伊斯兰教

在旭烈兀兀鲁思正处于危机的混乱情势中，合赞于一二九五年十一月三日即位，成为第七代君主。过去经常有人以为合赞时代是旭烈兀兀鲁思的全盛期或安定期，但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合赞在其统治时期编纂了《史集》前身的《合赞祝福史》，当中，针对之前的各代君主进行不实的批评和攻击，借此合理化合赞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旭烈兀兀鲁思之前的混乱和危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合赞的改革也要到他的弟弟，也就是下一任君主完者都的时代，以及其子第九代君主不赛因的时候才看到成果。

合赞必须拼尽全力改革，他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集结因为不断上演政变和内斗而失去统整的蒙古将兵，并重整国家，也因此才编纂了蒙古史。日本具代表性的旭烈兀兀鲁思研究学者志茂硕敏认为，合赞将自己的改革决心与历经苦难创业的英主成吉思汗，加以重叠并投射出来。这样的看法非常正确。唯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这部蒙古史的史料价值，因为当中包含许多合赞本人的口述内容，是合赞自我合理化的、极度重要的证词。

合赞即位之前，在他的父亲、第四代君主阿鲁浑的时代，是镇守东方的兀鲁思左翼的呼罗珊太守。被看好是现任君主“皇太子”的人都会镇守呼罗珊，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规。旭烈兀时代的阿八哈、阿八哈时代的阿鲁浑也都担任呼罗珊太守。然而，无论是合赞或阿鲁浑，也因此远离了中央兀鲁思的大本营阿塞拜疆，在他们父亲死去的紧要关头处于下风。结果是，他们遭到贴古迭儿，以及海合都的压制，后者透过算计和谈判等方式成为多数派、有技巧地掌握了中央政局。

尤其是第五代君主海合都，为了赢得人心而送出异常多的赏赐，使国库完全破产。海合都急速失势，旁系的拜都趁乱掌握君主之位。合赞在军事上也占了下风。这时，曾执掌呼罗珊伊朗总督府的阿儿浑阿加之子捏兀鲁思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向合赞进言改宗伊斯兰教。当时的蒙古已经有愈来愈多人成为穆斯林，再加上此举有机会赢得伊朗在地势力的支持，因此合赞接受了进言。这个赌注得到回报，他一口气逆转了形势。

旭烈兀本身是佛教徒，自幼起就跟随突厥语、蒙古语称作“巴克什”的僧侣教师或顾问学习回鹘文字和学问。他之后成为精通多语言和诸学问的人，甚至在呼罗珊兴建佛寺，信奉的是与大可汗忽必烈同系统的藏传佛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合赞的改宗虽说是取得权力的手段，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

之后的旭烈兀兀鲁思至少表面上采取尊重伊斯兰教的姿态和政策。而合赞铺设的路线，由可说是“皇太子”的完者都和其子不赛因所继承。旭烈兀兀鲁思的历史发展，因此可以分成自旭烈兀起波涛汹涌的三十五年，以及合赞之后披上伊斯兰政权外衣的时代。

◎完者都与蒙古的东西融合

完者都，乳名称作完者不花，波斯语称作“Kharbanda”，代表拉驴的意思。另外，相当于是同一词汇的波斯语“Khodabandeh”，也有“神的仆人”之意。由于父亲阿鲁浑的亲欧、亲基督教方针，他因此也拥有与教皇尼可拉斯四世相同的洗礼名。完者都在蒙古语中代表“有幸之人”，正如其名，比起奋斗十年却英年早逝的兄长合赞，他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此时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力恢复，且蒙古帝国完成睽违已久的东西整合，欧亚大陆整体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

完者都写给腓力四世的书简　1305年，写给法兰西国王的书简。上下36cm，左右117cm。法国国家公文书馆藏。

东西向延伸的蒙古帝国中，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是被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搅乱的中亚地区。窝阔台系分成东西两大领地，作为盟主的海都统整西边的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以及东边的唐兀（今甘肃宁夏一带）之地。察合台系则是多个核心并存，内部彼此独立又联合，以天山北麓的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和赛里木湖之间为根据地。海都选择察合台系的笃哇作为统整伙伴。直到一二八〇年末期，终于以察合台各系顺从海都的形式，创建起一个非常宽松的“集团”。波斯语史书将这个集团写作“Mamlakat-i Qaydui”，也就是海都之国的意思。但实际上称不上是国家，而是非常松散的游牧民联盟。

过去经常有夸大评价海都的倾向，实际上，海都从来没有直接反抗大可汗忽必烈。然而一二九四年，八十岁高龄的皇帝忽必烈逝世，其孙铁穆耳成为第六代大可汗之后，海都开始动作频频。翌年，合赞即位旭烈兀兀鲁思君主。与伊朗地区的安定化同步，海都和笃哇开始朝大元兀鲁思的西界进军。一二九七年，一直以来倒向海都的阿里不哥遗孤，东归回到铁穆耳处，此时元成宗铁穆尔继位已经三年。年事已高的海都害怕自己对于中亚的统治崩盘，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于蒙古本土一决胜负。一三〇〇年起至翌年，蒙古同胞在阿尔泰山一带交战，海都军一败涂地，海都本身也于一三〇一年因伤去世。

海都去世后，情势一口气转变。一直以来受到海都牵制的笃哇，除了控制住中亚之外，并率同地区的王族诸将，发誓效忠大可汗铁穆耳。蒙古完成东西融合，一三〇四年，宣告全蒙古和平的大可汗使节团依序来到各个兀鲁思。在今日收藏于巴黎国立公文书馆、旭烈兀兀鲁思君主完者都向当时的法兰西王腓力四世，送交以回鹘文字写成的蒙古语国书中，也可看见强调蒙古再度恢复协调和融合的字句。

完者都刚继承早逝的兄长合赞的君主之位，蒙古就完成东西融合。威胁旭烈兀兀鲁思的北方势力消失，与马木留克政权的争端也减少。不同于过去内斗时期，贯穿蒙古帝国的陆路交通不但保持完整，且成为比过去更加发达的交流和贸易之路。此外，从海上与宗主国大元兀鲁思连接的印度洋海路也愈来愈蓬勃。尤其第四代君主阿鲁浑之后，与欧洲的关系逐渐密切的旭烈兀兀鲁思，此后更以决堤之势，加深陆路与海路的链接。

欧亚非各地都进入前所未见的和平状态，世界可说迈向了新的水平。幸运的完者都承袭兄长合赞的《合赞祝福史》，以国家之力编纂了可说是世界综合史的《史集》，赞颂这个与蒙古帝国之下各个兀鲁思的整体性名实相符的世界。

◎蒙古带给中东的事物

旭烈兀兀鲁思至今为止被称作伊利汗国，或是伊斯兰王朝式的伊利汗朝。然而，包括《史集》在内，旭烈兀兀鲁思本身和周遭所编纂的历史书和文字记录都以波斯语写作“Ulūs-i Hūlākū”，也就是“旭烈兀的兀鲁思”之意，是直接翻译蒙古原文而成。也许有人倾向认为名称不重要，但事实上过去的称呼当中有可能隐藏了误解。

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伊利汗”代表“部众的君长”之意。“伊利汗”的称号不仅限于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术赤兀鲁思也会使用。另外，“兀鲁思．伊金”即“兀鲁思之主”，与伊利汗几乎同义。以“伊利汗”作为旭烈兀兀鲁思的通称或俗称，是源自一八二四年时，法国著名的东方学者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研究一二八九年第四代旭烈兀兀鲁思君主阿鲁浑以回鹘文字写给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蒙古语国书后，发现当中使用“伊利汗”当作阿鲁浑的别称。其内容叙述旭烈兀兀鲁思与法兰西共同出兵埃及和叙利亚，且将耶路撒冷让给了法兰西。正因为这部分是与欧洲直接相关的内容，因此带给后人的印象也特别强烈。

伊朗的塔克苏里曼遗迹　这里是旭烈兀兀鲁思的重要驻营地，也是罗马帝国、萨珊王朝的重要遗构。出自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 2005。

顺道一提，说到一八二〇年代，正是多桑出版《蒙古人的历史》广受好评的时期，也正值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列强准备正式向东方展开进一步的扩张、侵略、殖民之时。这时欧洲的学者各个气宇不凡，例如德国的历史学家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于一八三六年提出“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的用语和概念，根据哲学家内山胜利的说法，这一词汇原本仅代表正统的希腊语或尊重正统希腊语的意思，但却发展成为远超过于此的历史概念。这是根据特殊案例的“误用”。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一旦某种想法或用语普及、固定下来，便会超越对错，创造出以此为前提的说法或印象，而且经常会加以夸大。面对这样的情况，尤其像是伊利汗王朝的说法，很容易形成迷思，以为这是属于伊斯兰王朝史脉络中的一个朝代。然而，旭烈兀兀鲁思是伊斯兰的王朝吗？

如前所述，在旭烈兀兀鲁思的统治之下，也存在大批聂思脱里派和雅各派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当时的伊朗地区以及中东，完全不是一面倒的单纯伊斯兰世界。将中东和伊斯兰直接重叠可说是近代主义的观点，近年也有人对此提出否定的看法。更不用说包括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在内，这个权力体的核心和主要角色，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穆斯林呢？

当完者都的宫廷内发生逊尼派伊斯兰的争论时，蒙古军的主帅忽都鲁沙呼吁阿拉伯人与其相信古老的宗教，更应该回归成吉思汗的札撒（军律）和约孙（道理、法则）。更重要的是，完者都原本是佛教徒，后来也成为基督教徒，之后更在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摇摆。也就是说，大元兀鲁思以下的蒙古兀鲁思都是以朴实的騰格里（上天）信仰为本质的“多神教徒”，不过是将宗教看成政治和统治的手段。

合赞改宗伊斯兰教虽然是为了防止政变，但还是营造出伊斯兰国家的外表和样式，这从经营国家和政权的角度来看，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发展脉络当中可以充分理解合赞为何以波斯语自称“Pādshāh-i Islām”，也就是“伊斯兰的帝王”。“世界的帝王”无疑是蒙古的大可汗，而作为其代理人的合赞借由自称“伊斯兰的帝王”，代表自己是伊斯兰的拥护者，以身为伊朗和中东方面的“帝王”为傲。

变成废墟的帝都——苏丹尼耶　出自17世纪法国人夏丹（Jean Chardin）的游记。

话说回来，身为蒙古兀鲁思之一的旭烈兀兀鲁思带给了中东什么呢？若以一句话总结，那就是突厥蒙古式的军事权力和其体系。也可说将“国家”带进了中东。

在蒙古之前，例如塞尔柱等多个著名的外来群体都没有完善的组织或权力，也无法统整、创建出确切的国家和社会体系。然而，蒙古一开始就拥有五十多年作为一个国家或帝国的历史和经验，且带着他们的体制来到中东。权力的中枢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军事集中体制，并以左、中、右的三翼编制为基础，创建以蒙古语称作“ǰarliγ”、突厥语和波斯语称作“yarliq”的敕令为至高命令的文书系统。原本札撒指的是大可汗的命令，但在旭烈兀兀鲁思等地，与蒙古帝国整体相关的命令以代表“诸王话语”的“Üge”称之，直接与自己境内相关的命令则以“ǰarliγ”自尊。如此的区分除了代表双层体制的权力之外，也代表对内和对外的分别。

完者都庙　旭烈兀兀鲁思第8代君主完者都将搁置的新帝都苏丹尼耶经营成多条美丽河川流淌的丰裕草原。有记录指出他是受到大元兀鲁思皇帝海山新建的中都影响。各式建筑物当中，完者都庙的清真寺墙上覆盖的是以蓝色为基调的砖块，巍然耸立的壮丽建筑，带给人莫大的冲击，大幅改变了伊斯兰建筑。之后，取自这里的各种色砖被当作珍贵的美术品，收藏于世界各地。

简言之，自合赞之后，无条件以在蒙古帝国几乎已经达到完善境界的军事机构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加上由包括犹太人、伊朗人在内的多人种负责财务、行政的官僚体系，另外还有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伊斯兰为主体的各宗教和其圣职人员——以上三者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支柱。这不仅是在同时期的马木留克王朝，之后中亚、印度以西的国家也继承了这种方式。就算单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时代也确实发生了改变。

旭烈兀兀鲁思在完者都的时候新建造了名为苏丹尼耶的帝都。其壮丽程度，使它的名声不仅传遍中东，也传遍了全世界。这里原本是“黄忽儿玉良”，亦即代表黄金色草原之意的驻营地之一，位于阿塞拜疆的东南侧，是掌握伊朗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此帝都的构想于阿鲁浑时代确立，但最早应始于旭烈兀时代。只是当时没有余力建造，只能任由时间不断地流逝。蒙古大可汗的帝都包括哈剌和林、大都、上都、中都（海山之时）、术赤兀鲁思的两个萨莱、旭烈兀兀鲁思的苏丹尼耶，都是象征新权力必要的政治装备。相比较之下，不仅塞尔柱和鄂图曼没有这样的帝都，就连自蒙古以来拥有爱好建筑传统的帖木儿和蒙兀儿，也完全没有从零开始新建帝都。

第六章地中海、欧洲，与链接起来的东西方

站立者为旭烈兀兀鲁思第四代君主阿鲁浑　骑马者为阿八哈，阿鲁浑手中抱的小孩则是合赞。出自《史集》。

圣路易的梦想

◎试图收复圣地的强大舰队

在旭烈兀开始西征前五年的一二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欧洲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从新建造的港口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乘船，并于三日后启航。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地中海东边的埃及，计划从杜姆亚特（Dumyāṭ）上岸。之所以会去埃及，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想要收复圣地，镇压埃及至关重要。这次行动就是所谓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路易九世带着全家大小同行。从法国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著的《圣路易》（Jean de Joinville）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路易九世麾下的将兵包括超过二千五百名的骑士、同样数量的持盾士兵、约一万名的步兵，以及五千名弓箭手，总计将近二万五千名人员和马约八千匹。装载这些将兵和粮食的船只约有三十八艘大型船和数百艘小型船。顺道一提，大多数的大型船只都是借自活跃于当时地中海、爱琴海、黑海的两个意大利商业城市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商船和军船之间没有区别。总之，路易九世率领的可说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阵容最让人吃惊的大舰队。

时间回到一二二六年，父亲路易八世（狮子王）去世，年仅十二岁的路易九世继承王位，从此之后到舰队出发时他已经统治了法兰西二十二年，时为三十四岁。然后，又过了二十二年后的一二七〇年，路易九世发动了自己的第二次、总计第八次的十字军东征，而这次的目的地竟然是突尼斯。他拟定的计划相当迂回，认为若要收复圣地耶路撒冷，有必要先压制埃及，而为了压制埃及，则有必要先攻下相当于埃及腹地的突尼斯。有人认为路易九世和其身边的人根本不了解非洲地理，某种程度上的确让人有同感。

路易九世的简略系谱

路易九世第二次发起的十字军也不顺利。不仅如此，抵达目的地七天后的八月二十五日，他在弟弟查理．安茹（Charles d'Anjou）到达的同时去世。这也代表十字军运动的结束。路易九世两次的出征恰好都经过二十二年的统治，而且第一次出发与最终结束的日期都是八月二十五日，不禁令人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路易九世在位的四十四年，被认为是法兰西王国昌盛的时期之一。路易九世虔敬地为基督教信仰奉献，一生都将热情投注于收复圣地，死后列圣成为“圣路易”，以具有理想的君主形象而受人推崇。他的人生正好与蒙古席卷全世界的前半期重叠，而蒙古一直以来也都视法兰西王为欧洲最强大的王。蒙古所称的“莱达．法兰西”指的便是法兰西王（Roi de France）。圣路易就是生在这个惊滔骇浪的时代。

说起地中海，也许一般人会联想到风平浪静的航海。然而，地中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海域，这一点无庸置疑。不但海水深达四千公尺，且位于地中海中央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高三千三百二十三公尺，高低差可达七千公尺。例如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面积不大不小，却拥有独特的风情，巍峨壮丽的群山和陡峻的溪谷让人屏息。若从历史上模拟，有人提出地中海与濑户内海相似的论调，但实际上两者完全不同。濑户内海深度鲜少超过二百公尺、又平又浅；地中海则经常出现惊天的大浪和突如其来的暴风，行驶在地中海上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艾格莫尔特的城墙　面地中海的港城。出自勒高夫《圣路易》（新评论，2001）。

路易九世的船舰当然也知道这样的风险。在大多依靠风力的帆船时代，要求精准的舰队行动简直是如纸上谈兵般不切实际。在地中海，自古以来就以同时使用帆和桨的贾列船（Galley，桨帆船）为主，到了中世纪后又导入三角帆，因为具有易于操控的细长船身而受人喜爱。然而，十三世纪时的路易舰队还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是航海图，船只与大型贾列船登场的十四世纪也完全不同，差距甚大。船桨虽然在出入港、以及完全没有浪的时候有所助益，但在情况多变的地中海上的航行，很少能够按照计划进行。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知道，在十九世纪中出现能够自动航行的动力船之前和之后有如“两个世界”。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新理解一八五三年培里舰队的四艘船只当中包括两艘能够动力航行的蒸汽船所代表的意义。这个在日本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在世界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捩点。

◎地中海舰队的现实

路易九世朝向东方出发，踏入多数人畏惧的海洋，这件事本身就属壮举。然而，所有一切都不如他意。路易的舰队首先驶向赛普勒斯岛。当时，赛普勒斯自一一九一年理查一世（狮心王）占领以来就由吕西尼昂家（Lusignan）的拉丁王朝继承，此地对于地中海东岸的拉丁系各国来说是关键要地。路易一行人于九月十七日登陆赛普勒斯岛后，一直滞留到隔年五月底才离开。

在路易九世的十字军远征队伍当中，有一位名为庄卫勒（Jean de Joinville）的年轻武将也率领了香槟伯爵（comtes de Champagne）的士兵加入。他在路易死后三十多年，口述路易九世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实际样貌，因内容充满临场感而闻名。根据他的描述，路易本人在赛普勒斯时曾想要立刻出发前往埃及，但随军的诸侯们向他进言，请他等待尚未抵达的船舰和兵团。

第七、八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这显示出，路易的舰队并没有集体行动，而是三三两两地抵达。这一点与元寇逼近九州时，尤其是第二次入侵时的江南军（由旧南宋军队组成）非常类似。仔细想想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早在两年前开始，路易九世就将赛普勒斯岛当作十字军的作战基地，在岛上囤积葡萄酒、小麦、大麦等大量的物资。即便如此，如今仍需要再次准备增援物资与建造船舰等等事前作业，且军团的食宿经费也逐日增加。为此，除了以前在法兰西国内强制向圣职人员征收、又因利息而闹得满城风雨，好不容易才筹得的军资金外，路易只能向意大利的银行业者借钱。

在赛普勒斯岛上，当地的王、诸侯、居民表示愿意参加，而居留在东地中海方面的骑士团和拉丁系的各势力也加入了远征。路易底下的主要干部都希望尽量组成庞大的兵团，且以做好完全准备的姿态出击，然而又发生了法兰西人和热那亚人之间的冲突和其他的麻烦事，再加上蒙古派使节来访，更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发展。后面将会提到，蒙古使节的来访带给路易莫大的期待。

同时，冬天航海过于危险，必须尽量避免。因此路易反常地在岛上逗留了八个多月。总之大军在渡过了秋、冬、春天之后，好不容易才启航前往埃及。

◎幸运的登陆作战

然而，大军出航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根据庄卫勒的记载，一二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位于赛普勒斯南岸的首邑利马索尔附近海上，集结了包括路易搭乘的船舰在内、大小一千八百艘船只，场面非常壮观。隔天二十三日，在利马索尔岬的前端，所有舰船暂时停止，除了路易以外的人都下舰举行弥撒。不久后，突然从埃及方向吹来一阵狂风，海上刹那间刮起大浪。

路易麾下的骑士二千八百骑当中，仅留下了七百骑，其他全被吹到地中海东岸各地，久久无法归队。相当于战力核心的骑士一下子只剩下了四分之一。虽然不知其他兵种减少的比例，但总而言之损失惨重。从此处也可看出地中海海域的可怕和帆船时代的现实。

路易不得已率领剩下的兵团，于翌日风停之后起帆，南下前往埃及。途中遇到了由纪尧姆五世大公爵（Guillaume V）和勃艮第公爵拥有的兵船，他们来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创建的恶名昭彰的“拉丁帝国”统治下的莫雷阿（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地方）。舰船继续随风前进，六月四日到达尼罗河口的交通和贸易要冲杜姆亚特附近。在阿尤布王朝苏丹权力统治下的埃及也预料到了路易将从杜姆亚特入侵，于是将大军在海岸一字排开，等待路易的到来。

翌日（五日），路易军果断地在艰难的情况下从敌人面前登陆。从大船换乘登陆用的桨帆船或小船，也放下了马匹，好不容易才上陆——对于全副武装的骑士而言，如果掉入海里就等于溺死。双方当然展开了激战，法军折损大量将兵。

杜姆亚特登陆　路易9世军轻易占领了埃及军撤退后的杜姆亚特城。

然而，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以飞鸽传递战况消息的埃及军，因得不到苏丹萨利赫（As-Salih Ayyub）的回信指令而陷入恐慌，误以为生重病的苏丹已经死去。苏丹的去世不仅会让政权结构发生变化，还有可能发生政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阿尤布政权的不稳定。因为是攸关埃及军将帅们命运的大事，必须立刻赶回，以骑马为主的埃及军，突然从杜姆亚特的战场上撤退。

结果，不再受到埃及军攻击的路易军成功挺过了危险的登陆作战。不仅如此，杜姆亚特城墙坚固，原本应该需要花费许多精力才有可能攻下，但拜埃及军所赐，六月六日时便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之下顺利占领。

法军进入杜姆亚特城，以此地为大本营。想当然尔，路易军的将兵开始分配战利品，大肆庆祝。对登陆作战的恐惧化为多余的担忧，轻易地攻下了杜姆亚特城，反而让他们看轻了埃及的实力。

到此时为止，虽然几经波折，但路易军基本上是幸运的。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拜埃及军失策所赐，但他们却没有认清这一点，忘了自己有几两重，明显骄傲上了天。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

◎野心、灾难与悲惨的毁灭

正如庄卫勒所说，之所以能够掌握杜姆亚特，完全是靠神的恩宠。得到掐住埃及咽喉的战略根据地，仅这一点就已经是硕大的战果。更可以杜姆亚特作为交换条件，交涉巴勒斯坦的割让和安全。

欧洲一方认为，不需要直接进攻被称作巴比伦的敌人首都“al-Qāhira”（今开罗）与中途的要冲曼苏拉，因为逐渐衰弱的埃及王权本身很有可能会先屈服。欧洲充分具备用来“谈判”的各种条件。只是，即便幸运意想不到地降临，但能够善加利用，也是一种能力。因为幸运有时候也会带来反效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看清敌我的样貌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对于路易而言，他能够选择的路只有两条：一气呵成的短期决战；或是固守杜姆亚特，尽量避免实战，同时施加压力。埃及军错失敌军登陆时加以痛击的良机，白白将杜姆亚特拱手让人，已经暴露出政权上的弱点；再加上伊斯兰一方当时欠缺海军实力，相比较之下，基督教一方在舰船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路易只要动员其他欧洲势力的船舶从海上封锁埃及，在重装严守杜姆亚特的同时，持续接受来自海上的补给，那么埃及军必然也就束手无策。不过，这样的分析也许只是事后诸葛。

在占领杜姆亚特后的数月之间，路易军没有任何动静，每日忙于在各处建构阵地、分派军队，等待作战的时机。此举引来许多从军将士的不满。但对于路易而言，他采取的是持久战的方针，他应当是预想阿尤布政权将会动摇与崩坏，而最终也的确如此。

然而，在十月底的讨论中，虽然多数人主张以海军为出兵前提包围亚历山卓，亦即采取从海上封锁的策略，但路易却采用弟弟阿图瓦伯爵罗贝尔的建议，决定进攻开罗，从正面武力对决。有一说认为，路易之所以会舍弃被认为是贤明的持久战，大幅改变方针，采取以骑兵为主力、敌人占优势的危险的平原战，背后原因是为了拥立罗贝尔成为埃及王。开罗一方则视这样的动向为试图占领全埃及的行动，不得不严阵以待。路易舍弃安全、确定的成功，将赌注下在把埃及归入法兰西王国的野心。这是他的第一颗绊脚石。

另一颗绊脚石是灾难袭击了路易军，大军遭遇坏血病和赤痢。南进的路易军在抵达曼苏拉之前就历经恶战苦斗，动弹不得；不仅如此，将兵们一一染上传染病，军队从内部开始崩坏。此时，路易军与杜姆亚特的联系遭到断绝，无法得到充分的补给，只能悲惨地撤退。这种内外同时遭遇如此毁灭的情况可说是非常少见，法兰西大军急速变得残破不堪。

埃及军的主力是从遥远的钦察草原和东方而来。他们是之后马木留克军团的原型。游牧民独特的机动性和扩展能力让法军完全招架不住，战局转变成任由拜巴尔率领的埃及军摆布。

欧洲的骑士们过于倚靠体力，他们擅长的肉搏战完全跟不上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术。也就是说，他们跟不上时代。事实上，他们输得并不冤枉。从庄卫勒所道出的这场悲剧中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骑士当道的世界是一幅过度自我膨胀、偏离现实的讽刺画。

◎被俘虏的王，回不去的路易

进退两难的路易大军投降埃及，成为俘虏，人数多达一万二千人，可说生存下来的将兵几乎全数受俘。这是发生在一二五〇年四月十日，或是其前后的事。关于这部分的记录，庄卫勒写得很模煳，恐怕是刻意装傻。顺道一提，他自己也成为了俘虏。

路易九世和旗下将兵过了一个月的俘虏生活，在交还杜姆亚特并支付二十万里弗尔（livre）的钜额赎款后获得释放。同时被迫约定在撤退至阿克里（Acre，或称阿卡〔Akka〕）的时候，要再支付二十万里弗尔。路易和他的将兵在被俘期间，亲眼目睹了阿尤布政权的翻覆。

在杜姆亚特登陆作战时身体恶化的苏丹萨利赫，最终在一二四九年十一月死于曼苏拉城。萨利赫其中一子突兰沙（Turanshah）从王朝在美索不达米亚方面的飞地，贾兹拉地区的希弗斯卡伊法城（Hisn Kayfa，今称哈桑凯伊夫〔Hasankeyf〕），被秘密找回继承苏丹之位。阿尤布王朝的阿拉伯语称作“Dawlat al-Kkurdiyya”，也就是库德人的王朝，从突兰沙继位的过程便可充分看出此名称的由来。想当然，新苏丹从库德地区启用自己的人马，排挤过去留驻埃及、支撑政权的马木留克将领。

马木留克的拜巴尔等人因此感到愤慨，企图暗杀苏丹。暗杀事情发生在一二五〇年五月二日，属于外来者的马木留克军借此掌握了埃及。路易等人身为明日不知将会如何的阶下囚，目睹了政变的部分经过。不知道此时，他心中是何种滋味。如果杜姆亚特的持久战能够再坚持一阵子，对于埃及发生的政变坐壁上观，或许一切都将变得不同。与其说是路易不走运，更应该说他明显不是将略之才。

发生政变之后，交涉释放俘虏的对象变成了艾伯克（Aybak）、忽都思，以及拜巴尔等人。路易九世一行人和马木留克政权在此直接照面。根据庄卫勒的说法，路易身为王者的风范和不怕死的凛然态度打动了马木留克将官的心，对他的尊崇之情油然而生。这一点非常可以理解。路易的魅力在于身为王者的气节和对于信仰的忠诚。就这样在偶然的情况下，路易向马木留克王朝的人们展现了王者应有的姿态。

五月八日，路易九世等人离开埃及，走海路进入靠近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势力根据地阿克里的港口。之后将近四年，他都没有离开圣地和其周遭。代为掌管法兰西本国的路易母亲，当然要求他尽速回国。与有勇无谋、突然出击战死的阿图瓦伯爵不同，安茹伯爵查理和普瓦捷伯爵阿尔冯斯等路易九世的其他弟弟，虽然从战事中生还，但一直坚持到见证路易被捕及获得释放。他们此举被认为是为了保全路易的面子，以及展现在耶稣的圣地如耶稣一般牺牲的决心。

路易九世现在成为了最熟知埃及和中东情势的人。在历经赛普勒斯、埃及、巴勒斯坦总计六年与十字军战士们拼尽全力的团体生活，路易以其超越身分、立场的整体感提升了自己的评价。他利用以大马士革为中心、位在叙利亚地方的阿尤布政权与埃及马木留克政权的对立与牵制，试图创建起新的战略立足点。为了与路易联手，埃及将“以色列王国”的西部让予他。另外，路易又于一二五四年二月与叙利亚的阿尤布政权签订休战协定，保障了地中海东边十字军国家的安全。此外，路易军团重建巴勒斯坦一带基督教的堡垒，也在主要城市设置增援部队。

曼苏拉之战　1250年，路易大军遭到埃及大军击败，路易和其将兵成为俘虏。

他虽然无法成为欧洲势力在中东的救世主，但也留下了一些成果。一二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路易离开了巴勒斯坦。时光飞逝，从路易九世来到杜姆亚特起经过五百五十年后，拿破仑登陆埃及。而迎击拿破仑大军的竟是马木留克军团——这个军团虽然遭到鄂图曼帝国并吞，但依旧在埃及生存着。

然而，面对拿破仑大军的枪炮，马木留克的骑兵完全无用武之地。“近代”所带来的“什么”让欧洲和中东出现了显著的差距。路易九世和拿破仑，两人同样的梦想都是称霸地中海。二者间的漫长岁月，象征的正是中世纪至近代世界史发生的巨大转换。

◎蒙古是敌是友？

将目光回溯到路易九世还停留于赛普勒斯的时候，曾有自称是蒙古使节的人来访。一二四八年十二月，当时路易的大本营从海岸移往内陆的尼克西亚，据说是蒙古大将燕只吉台派遣的两位突厥系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到访此地。如前所述，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进攻中东的作战，但燕只吉台因为被第三代蒙古皇帝贵由任命为先锋大将，而驻留在东部伊朗的巴德吉斯。

两名使节口头报告了皇帝贵由和燕只吉台改宗了基督教，以及阐述蒙古与路易的友好关系，并递交了燕只吉台以波斯语写成的书简。路易将书简交由隶属于道明会的修士、隆瑞莫的安德鲁（Andrew of Lonjumel）翻译成拉丁语，信中内容满满都是对基督教的好意。另外也写道，蒙古是从埃及苏丹泄漏的情报当中得知路易的远征。

关于两名使节和他们所说的话、带来的书简，过去有不同的解读意见。有人认为，这是蒙古为了自己之后的计划而想要利用路易的十字军，才刻意做出的诱导行为。另外也有一种见解是，蒙古原本就想称霸全欧洲，因此希望路易将来可以协助蒙古。的确，这些看法都有可能。然而另一方面，蒙古虽是所谓的“多神教徒”，但包括贵由在内，许多蒙古人对聂思脱里派信仰都存有善意，这也是事实。再加上贵由在此时是否有认真考虑要称霸中东，也令人存疑。

贵由首先必须打倒拔都。另外，贵由早在使节二人拜访路易前八个月就已经死去，且很难想像燕只吉台的书简是在贵由死后所写。这是因为如果贵由不在，那么燕只吉台的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现实上也的确如此。两名使者嘴上所言的确夸大，但若视为这是在贵由健在的前提下燕只吉台所佈下的局，那么也很自然。总而言之，时间的前后关系非常微妙。关键还是在于情报的隐瞒和传达的速度。

蒙古写给欧洲的“国书”　1246年贵由写给依诺增爵四世的书简。内容是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波斯语。

可以确定的是，此举打动了路易的心。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尼克西亚，路易借由赛普勒斯王，透过当时归属于蒙古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取得了关于蒙古的详细情报。认为路易九世随便答应蒙古草率的邀请而做着春秋大梦的看法，未免过于臆测。反过来说，一二四五年，路易回应教皇依诺增爵四世的号召而进攻地中海的消息，除了巴基斯坦和埃及之外，也传到了东方的伊朗方面，这样的看法也很合理。当时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就是如此连动。然而，最关键的贵由在位仅三年就去世，路易也因此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知道后世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站在过度全知的立场来评论历史。当时路易对于蒙古的态度非常积极。根据庄卫勒的说法，路易九世非常礼遇使节，并指定曾与蒙古接触过的安德鲁为回礼的使节，还准备了庆祝蒙古皇帝改宗的礼物。其中有一件礼物是极尽奢华的天幕帐礼拜堂，上面绣有描绘圣母领报和基督生涯的图案，价值不斐。

◎路易与蒙古擦身而过

然而，情势急速改变。一二四九年安德鲁等人抵达燕只吉台位于巴德吉斯的军营时，蒙古帝国内风云变色，陷入不知道由谁继任下一任大汗的混乱之中。路易的使节只能跟随原本属于贵由的人马行动。现在看来，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不走运。燕只吉台别无选择，只能将安德鲁送到故主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处。代为掌管帝国的斡兀立．海迷失不在帝都哈剌和林，而是在贵由的个人领地叶密立，路易的使节不得不踏上情非得已的旅程。

斡兀立．海迷失最初在历史舞台上登场，就是从负面的脉络中出现。她并不理解路易使节在政治上的意义。又或许说她的立场让她没有精力顾及，只能在不可言喻的不安当中，看待自己和周遭的未来，因此斡兀立．海迷失对于安德鲁等人采取高压的态度也是无可厚非。从她的角度来说，这些人不过是来请求臣属，只需要像平时一样让他们带着口谕回去即可。

这可谓是不幸的擦身而过。一二五二年，斡兀立．海迷失遭到新皇帝蒙哥下令处刑，当时，路易自己也才刚从阶下囚获释不久。同年安德鲁等人回国，告知情形后，路易九世深深后悔派遣使者前往蒙古。这就是事情的经过，看在我们后人的眼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就算如此，路易九世对于蒙古想必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冀望。一二五三年，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以非正式使节的形式前往蒙古。他是继一二四五年教皇依诺增爵四世派遣的若望．柏朗嘉宾之后访问哈剌和林之人。柏朗嘉宾的记录充满了宣传自己的野心，过于夸张的文章和文理接近虚构和创作，很难让人相信。相对于此，鲁不鲁乞在这方面非常严谨，作为记录的可信度也不是柏朗嘉宾可以比拟。整体而言，根据柏朗嘉宾的记录提出议论是一件较危险的事。相反地，应该更善用鲁不鲁乞的记述。

鲁不鲁乞以一介修道士的身分从巴勒斯坦出发，经过拉丁帝国统治之下的君士坦丁堡，航行黑海、从克里米亚的苏达克上岸，拔都建议他前往皇帝蒙哥处。他们不像柏朗嘉宾一行人受到特别的待遇，经过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于一二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严寒之中抵达哈剌和林南郊的蒙哥营区。之后七个月，他一边打探蒙哥和首都一带的情势，一边也见识到当地超越宗教框架的辩论。隔年七月，他带着蒙哥写给路易九世的回信，在皇帝的庇护下，利用蒙古的驿站抵达拔都的宫廷后，经由高加索和小亚细亚，于一二五五年八月十五日抵达的黎波里。然而，路易这时已经离开了巴勒斯坦。因此鲁不鲁乞在阿克里书写报告，向路易复命，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旅行记》（Itinerarium）。

蒙哥在信中否定斡兀立．海迷失，并明确认知路易是“法兰克”的王。同时，蒙哥在信中充满身为Pādshāh Jahān——也就是世界帝王的自信。如果路易继续留在中东，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一二五四年从巴勒斯坦回国的路易是否知道前年出发的旭烈兀西征？离去的人与前来的人在一二五四年至五六年间擦身而过，终究没有能够见面。回到法兰西的路易，因为在中东看到伊斯玛仪教团的坚固山城，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于是他大幅改建卡卡颂城，西欧于是出现了真正的城廓都市。

卡卡颂城　南法的城市。路易9世看到中东伊斯玛仪教团的坚固山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后进行大幅改建。至此之前西欧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城廓都市。

扫马使节团的欧洲外交

◎拉班．扫马的西方旅行

接下来是在蒙古时代从东至西旅行欧亚大陆之人的故事。旅行者东起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当时是蒙古的世界帝都（大都）。帝王忽必烈耗费二十五年的岁月，将完全的“空地”打造成世界的中心——西则经过罗马、巴黎，至欧亚大陆西边的波尔多。此人的名字就是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他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士，以罕见的人生和旅行轨迹而闻名。

聂思脱里派是自五世纪基督教发生宗教争议后就往东方扩展的基督教会，虽然在萨珊帝国的统治下遭受迫害，但依旧蓬勃发展，扩大至中亚、印度，甚至中华地区，被称作景教。尤其广为突厥．蒙古系游牧民的统治阶级接受，在克烈、乃蛮、汪古等的王族和贵族中都有许多信徒。至于教派的传播路线尚未完全厘清，也有推测认为，许多聂思脱里的教堂后来被改为藏传佛教或伊斯兰的设施。

另一方面，著名的马可波罗所记述的并非是个人的旅行轨迹，而是综合多个异邦人的体验和见闻而成。同样地，游览欧亚非的伊本巴图塔，他所著的游记也被认为有许多合成的部分。（可参考本书的“重要项目解说”）相较于两本极为著名的游记都含有“可疑”的成分，拉班．扫马的游记则确实是他个人的所见所闻。

从结果来看，他成为了非常具有政治性的人物。他的形象、履历、活动、见闻等都拥有鲜明的轮廓。他用他的人生描写的大元兀鲁思、旭烈兀兀鲁思，以及欧洲的光和影，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记述。

拉班．扫马的传记收录在以叙利亚语写成的《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传》当中，最初的原文被认为是波斯语。雅巴拉哈三世（Yahballaha III）原本是拉班．扫马的弟子马克（Markos），后来成为聂思脱里派的卡托利科斯（大牧首）。传记中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记述了马克至一三一七年为止担任大牧首的事迹，因此可以判断这本传记至少是在一三一七年之后写成。

不过，这本书为世人所知的时间没有很久，直到一八八七年三月，才在中东库德地区被发现。之后经过多人努力校订、翻译、注释，一九二八年由英国的白琪（E. A. Wallis Budge）翻译成英文，成为标准版（书名：The Monks of Kublai Khan，现有中文翻译版《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一九三二年时也出版了日文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开头出现了含有蒙古命令文当中特有语句在内的请愿文或祈祷文，显示出其撰写的时代。

◎汪古部的二人

在壮观的帝都大都出现之前，大金国的首都中都（现在北京市区西南部的前门一带）于一二一五年向成吉思汗开城，成为蒙古经营华北的据点。城里有一位名为昔班的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昔班虽然出身于蒙古国的重要集团汪古部的富裕名门，却一直没有子嗣。他不断地向神求子，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男儿。双亲将这个男儿取名“扫马”，代表“斋戒、断食”之意，应是为了纪念这是斋戒祈求才得来的孩子。再加上敬称后，这个男儿因此称为把．扫马。

扫马很早就开始学习聂思脱里派的教义，之后决定将一生奉献给信仰，在二十岁的时候不顾周遭人的反对，在独居约七年之后，隐居在距离中都徒步一日距离的山中。顺道一提，现在北京西南方靠近山林地带的房山，以中华历代的石经而闻名，当地的三盆山上有一个十字寺的遗址，留有两个十字架；以研究马可波罗而出名的慕阿德（A. C. Moule）将此事发表在一九二八年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中。慕阿德认为这个十字寺是把．扫马曾经修行的聂思脱里僧院。总之，扫马的名声逐渐远播，一个从汪古王国之地、名为马克的青年慕名来到此地，成为扫马的弟子。马克生于一二四五年，是汪古贵族拜尼涅尔之子。拜尼涅尔也是当地聂思脱里派副主教。

汪古部在蒙古兴起之前，是以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信仰而闻名的突厥系部族。在成吉思汗称霸的最后阶段与其结盟，属于成吉思汗家的“古列干”，也就是蒙古语的“驸马”之意。经过蒙古时代之后，当时以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和其周边一带、阴山南北至黄河一带为根据地，维持由四支个别的王统组成的联合军事力量，形成接近独立的政治、社会、文化单位。他们掌握穿越欧亚内陆的东西交通路线，这一点也不容忽视。也就是说，马克是在广大的蒙古领土当中，无论是文化的传统或深度都高人一等的“汪古联合王国”的宗教领袖。

两人最终决定前往遥远的西方圣地耶路撒冷朝圣。其历史背景乃是以蒙古帝国逐渐扩展至中东为前提。然而，传记和事实在此出现些许的出入。传记记载两人前往汪古的根据地，拜见可说是联合王国代表的国王君不花（太阳的公牛之意）和爱不花（月亮的公牛之意）兄弟。两位王热烈欢迎二人，盛情邀请他们留在此地教化人们。但是扫马和马克朝圣的心意不变，两王只好为他们饯别，并赠予骑乘的马二匹、黄金、白银、衣服等物品，隆重送走二人。

这个过程想必是事实。然而，既是此稀有传记的英译者，同时也是优秀考证学家的白琪，在此展现出极为冷静的判断。他判断虽然传记里没有明确记载，但大可汗忽必烈不可能与此事无关。具体而言，白琪认为两人旅行西方，必有皇帝忽必烈给的诏书（ǰarliγ）和牌子，保障他们这趟特殊旅行的通行安全。可证明此事的是同时代的把．赫卜烈思的证言。

牌子　既是帝国内交通的通行证，也是身分证明文件。分别有金、银、铜制，上图是银制的牌子。长29.5cm，宽8.8cm。

身为雅各派的圣职者，在旭烈兀兀鲁思与扫马和马克近距离接触过的把．赫卜烈思，叙述二人是奉大可汗忽必烈的敕命前往东方的耶路撒冷。把．赫卜烈思当时居住在马拉盖，熟悉旭烈兀兀鲁思的动向，也深知聂思脱里教会的内情，当然知道若帝王忽必烈没有给予二人保障各种特权的牌子，他们根本不可能抵达马拉盖。

赫卜烈思将牌子以叙利亚语称作“卜达拿”（Pukdane），并说这是蒙古语“ǰarliγ”的叙利亚语翻译。无论如何，指的就是诏书。也就是说，根据他的理解，文书化的诏书和附随的牌子是一组的，这可说是熟知蒙古制度的证言。白琪根据赫卜烈思的证言所做出的判断非常具有说服力，笔者也十分赞同。

◎忽必烈时代的欧亚大陆

扫马和马克是在一二七六年或翌年出发。当时忽必烈已经担任第五代蒙古大可汗数十年，逐步推进新帝国的建设，最大的障碍南宋国也在几乎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刚接收、或处于接收前夕。向东方扩张领土的行动，因此跨越了一个明显的山头。忽必烈继续扩展海上的世界，已经可以透过印度洋上的路线联络旭烈兀兀鲁思。

忽必烈时代的蒙古帝国

最大的问题反而是陆地上中亚方面的不安定。忽必烈的侄子阿八哈自任为“大可汗的达鲁花赤”，与阿八哈在陆路上的合作，可说是忽必烈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忽必烈采取与亡兄蒙哥不同的形态，逐渐展开了更明确而且恒久的世界构想。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传》中没有明确写到忽必烈。撰写此书的是在旭烈兀兀鲁思统治之下的聂思脱里教徒，且若撰写的时间是在一三一七年以后，则第八代君主完者都已死，由其子不赛因统治——忽必烈的意志早已是遥远的记忆。或者应该说，每当旭烈兀兀鲁思发生动乱或政变时，雅巴拉哈三世就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尝尽激烈的斗争和转折。也因此在记述他的生涯时，自然会只从美好的宗教层面来撰写。

如果出身汪古望族的扫马和马克没有来到中东，无论是旭烈兀兀鲁思的宗教政策，或是其统治之下的聂思脱里信徒的样貌，想必都将大不相同。要判断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可谓是历史的困难之处。

◎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的命运

根据记载，扫马和马克二人计划从唐兀地区（大致相当于今甘肃宁夏一带）前往和田，但蒙古王“奥科”（Oko）与忽必烈的政府军交战，率领残兵到处破坏，因此行程被耽误了六个多月。“奥科”指的应是已故贵由的三子禾忽。二人继续经由准噶尔前往当时将帐幕设在塔拉斯河的中亚掌权者海都之处，获得保障路上平安的符信。海都在忽必烈的敕命之下，保护并送出前往西方的二人。姑且不论海都与忽必烈在表面上的政治对立，蒙古的驿站制度依旧发挥功效。二人经过属于旭烈兀兀鲁思领地的呼罗珊抵达阿塞拜疆，又为了拜见聂思脱里派大牧首马．登哈（Mar Denha I）而计划前往巴格达。

然而，登哈刚好来到首都马拉盖，二人于是在马拉盖拜见他，并禀告自己来自大可汗忽必烈的首都，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接着二人前往从巴格达回来的旭烈兀兀鲁思君主阿八哈的帐幕，带着阿八哈授予的诏书朝耶路撒冷前进。他们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采取海路，计划经由黑海和地中海前往耶路撒冷，然而，由于格鲁吉亚方面情势非常危险而不得不放弃这条路径；另外从叙利亚出发的路径则被马木留克政权掌握，也不可行。大牧首登哈在任命返回马拉盖的马克为大都的总主教、扫马为巡察总监后，准备返回东方。然而，在途经艾比尔（Arbīl）附近的圣米迦勒修道院时，大牧首马．登哈去世，时为一二八一年。人刚好在巴格达附近的马克赶往参加葬礼，因此遭遇了后继者的问题。

结论令人吃惊，当地的相关人士竟然一致推举马克为新任大牧首。他们的理由非常有政治性。出身汪古贵族、精通蒙古语的马克，可理解蒙古为政者的方针，且又通晓蒙古的风俗习惯。虽然原本考虑到旭烈兀兀鲁思掌权者的意志，但也许马克是由大可汗忽必烈派遣而来的这一点也被列入考量。巴格达的大牧首不仅站在受旭烈兀兀鲁思庇护下的教会组织的顶点，更是自古以来就广布亚洲东方的聂思脱里信徒们的首长。这样来看的话，很难否定旭烈兀兀鲁思与蒙古帝国间相互警戒的关系。

马克认为自己的教养和神学上的知识皆不足，又欠缺辩论之才，且不会说担任大牧首不可缺少的叙利亚语，以自己不适任为由而固辞不受。然而众望所归，马克已无法推辞，只能被掌权者说服。扫马回到圣米迦勒修道院后，认为这是神意不可免，让马克立刻前往晋见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听从他的判断，如果阿八哈欣然接受，则可宣告万事顺利。这一连串的发展显示出聂思脱里派教会有多么地重视与旭烈兀兀鲁思宫廷的亲近关系，又如何仰赖其庇护，因而直率地认为，只要获得旭烈兀兀鲁思君主的支持就可排除万难。

抵达阿八哈位于阿塞拜疆的帐幕后，阿八哈牵起马克的手，说道：“充满气概、英勇的统治吧，上帝将与你同在并支持你。这也是我所祈愿。”阿八哈不仅赐给他自己肩上的斗篷与自己的宝座，并授予蒙古语称作“苏科尔”、只有王和王族才能使用的穹庐。同时又授予新任大牧首马克金腰牌和相当于任命状的诏书，以及前任大牧首登哈的印玺。这三件物品的授予是蒙古帝国统治之下全区共通的形式，无论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所有的组织和团体都被蒙古视为是政治势力，授予其首长任命权，加以管理。这也证明了旭烈兀兀鲁思也在蒙古的体制之下。

“元世祖出猎图轴”　刘贯道所绘的著名作品，描绘了60几岁后半的帝王忽必烈和其亲信狩猎的样子。圆润的忽必烈看起来与其他图像一致。折叠携带穹庐毡帐的白须老人正是速古儿赤。除了鹰匠之外，画面前方的人物看起来像是乘坐豹一般的野兽，也或许是犬。另外也有两人明显是黑人。忽必烈身边各自担任不同角色的近侍由不同人种组成，而他们身上的衣服是用金线缝制的五色服。忽必烈乘坐的马是挺拔的黑马。画中含有丰富的情报。至元17年（1280），绢本上色182.9×104.1c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阿八哈如此的礼遇不仅可看出自旭烈兀以来亲聂思脱里派的作风，身为蒙古统治阶级之一的马克成为大牧首也富含着政治上的意义。这正是聂思脱里派掌权者们的目的，也与扫马的见解相同。想必此举也蕴含着对大可汗忽必烈的顾虑和暗示。就这样，马克在三十七岁时成为第五十八代大牧首，时为一二八一年十一月。

拉班．扫马和马克的旅程

然而，成为雅巴拉哈三世的马克，之后的道路可说是披荆斩棘。同年冬天，阿八哈的宫廷以巴格达为冬营地。作为教会的经费，阿八哈赋予聂思脱里派每年征收三万第纳尔（Dinar）的权限。以聂思脱里派为首，基督教看似在蒙古之下绽放。但事情却急转直下。结束冬营的阿八哈于一二八二年三月一日抵达哈马丹，因为饮酒过度而精神错乱，于四月一日去世。二十五天后，阿八哈的弟弟，同时也是政权支柱的蒙哥帖木儿也在摩苏尔死去。两人皆有可能是遭到毒杀。

如前所述，阿八哈的皇太子阿鲁浑按例驻守呼罗珊，结果阿八哈的弟弟贴古迭儿即位，改称阿赫默德，采取亲伊斯兰的姿态。旭烈兀兀鲁思亲基督教的政策受到压抑，雅巴拉哈的聂思脱里教会遭到迫害，大牧首自己也遭到诽谤。二年后，阿鲁浑以实力打倒阿赫默德，于一二八四年八月十一日即位为旭烈兀兀鲁思第四代君主，政策走向又立刻转回亲基督教，雅巴拉哈三世也重新掌权。扫马也在阿鲁浑政权之下获得重用。

然而，之后每当旭烈兀兀鲁思政权向伊斯兰靠拢，雅巴拉哈三世就会尝到苦难和危险。雅巴拉哈于一三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在他三十六年间的大牧首生涯当中，历经了从阿八哈至不赛因八代的君主交替。他尝尽转变和浮沉的七十三年的一生，在世界史上也很罕见。

登哈的印玺　阿拉伯文字重叠皇帝蒙哥授予聂思脱里大牧首的金印。此印玺之后传给了雅巴拉哈。

◎扫马的欧洲见闻录

稍微往回看一点，当上旭烈兀兀鲁思君主的阿鲁浑，积极发展内政和外交。在财政改革方面，他起用撒都倒剌后，经济状况总算能喘一口气。撒都倒剌是犹太人，原本是阿鲁浑的御医，后来受到提拔。这些改革都是合赞和完者都时代的拉希德丁的先驱。阿鲁浑本身信奉藏传佛教、控制伊斯兰教，又如前所述极为优待基督教徒。在以上的背景之下，为了压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驱逐马木留克政权，于是积极寻求与基督教诸国的合作与军事同盟。

一二八七年，阿鲁浑向雅巴拉哈三世谘询该派谁担此大任。雅巴拉哈从语言能力和人品方面考量，推荐自己的老师拉班．扫马。除了写给希腊王和罗马王，也就是拜占庭皇帝和罗马教皇的国书和诏书（蒙古语称作ǰarliγ，突厥、波斯语称作yarlïq）之外，阿鲁浑还准备了赠予欧洲各国君王的礼物，再交给扫马二千米塞夸（Mathakale）的黄金（约八点六公斤）和三十匹马，以及金腰牌。除了扫马之外，还挑选了萨巴丁．阿尔克温（阿尔克温〔arkigun〕是指聂思脱里僧侣，经蒙古语转译为也里可温）、阿芳斯的托马斯（Thomas of Anfossi），以及名为乌凯托（Ughetto）的通译等直属大牧首的优秀人才同行。

扫马等人从陆路出发，于黑海南岸乘船，数日后于君士坦丁堡上岸。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盛大欢迎一行人，带领他们参观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内的各种设施和圣墓等。一行人接下来乘船向西，朝着拿坡里前进。途中，海上的一座大火山爆发，他们看见了白天吐黑烟、夜晚放光芒的景象，并听闻由于火山熔岩，使得任何人无法靠近。传记当中记载，这个海被称作意大利海，是一片令人敬畏的海域，至今为止有几千人于此航海而丧命。

此座火山是于一二八七年六月十八日在西西里岛、或是第勒尼安海上爆发的斯特龙伯利火山。这段内容显示出扫马等人的西行和相关记述相当正确且值得信赖，且自古以来就为众人所知。扫马等人接下来成为了难得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遭遇了史上著名、称为“西西里晚祷”（Vespri siciliani）的一连串政治变动，且目睹了战事最终决胜的场面。

◎“西西里晚祷”的胜负

一行人乘坐的船在差不多目睹火山爆发的时间前后经过墨西拿海峡，从拿坡里的港口上岸。传记将以此地为首府的国王写作“伊利德．萨尔达罗”，即圣王路易的弟弟查理．安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后，教皇与统治西西里王国的腓特烈二世之子曼弗雷迪（Manfredi）对立。在教皇的要求之下，回到法兰西的查理南下意大利，打倒

曼弗雷迪，于一二六六年成为西西里王。以拿坡里为中心的南意大利和以巴勒摩为中心的西西里，查理计划以此二处为根据地掌握地中海中央地区，进而将视线瞄准君士坦丁堡，完成创建地中海帝国的美梦。因此，他进一步压制这些地区，反而招致了西西里的叛乱，当时正值苦战之中。

对于前往拿坡里王宫晋见的扫马一行人，查理热情款待。然而，根据传记的记述，查理后来与“伊利德．阿尔贡”，也就是站在西西里这一边的亚拉冈联合王国展开海战。查理的军队乘坐多艘战舰出击，但遭到亚拉冈大军击败，查理和其士兵一万二千人遭到歼灭，舰船也葬送海底。

这一段的记述也极为坦率。名将劳里亚的罗杰（Roger of Lauria）将战术运用自如，从以前就让查理吃尽苦头，他于六月二十三日秘密进入敌军大本营的拿坡里湾，引诱查理的次子法兰德斯伯爵罗伯特所指挥的舰船出兵，进行海战。罗杰充分发挥惊人的将才，他俘虏了乘坐约五千人的桨帆船四十八艘，其中包括主将法兰德斯伯爵罗伯特、总司令官尚．德．蒙福尔、儒安维尔伯爵，以及普罗旺斯和法兰西的许多贵族。查理的野心在此完全遭到击溃。这是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事。这段故事及其与西洋史相关的发展，历史学家史蒂芬．伦西曼（Steven Runciman）的名著《西西里晚祷》（The Sicilian Vespers）有详细记载。

亚拉冈联合王国和西西里的晚祷事件

根据扫马的记述，这一连串的发展震惊了扫马一行人，他们爬上宿舍的屋顶观看海战。他们感叹“法兰克人”战斗的英姿，尤其是不攻击士兵以外的人这一点，更是让他们打从心里感到吃惊。散布在西西里的拿坡里王国一方的派遣军在得知溃败的消息后，立刻停止战斗投降。结果，一二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西西里巴勒摩的晚祷钟声为暗号的反叛，击败了以罗马梵蒂冈为后盾统治地中海的查理和法兰西人。趁势取得西西里王位的亚拉冈联合王国一下子崛起。扫马等人正巧目击了欧洲和地中海的变化。

◎在罗马和热那亚受到欢迎

扫马一行人在偶然目睹查理戏剧性的退场之后，骑马从陆路前往罗马，在路上听到教皇何诺四世去世的消息。这位作风强硬的教皇不知道拿坡里海战和罗马梵蒂冈溃败的消息，已在四月三日于罗马死去。扫马等人抵达罗马之后，造访了圣伯多禄大殿和梵蒂冈。在教皇逝去后，由十二名枢机主教（Cardinal）执掌事务。在这些枢机主教正在讨论下一任教皇的人选时，扫马出现并向他们说道：“阿鲁浑王和东方聂思脱里大牧首之特使到。”

之后，扫马和枢机主教们之间展开各种问答，内容包括宗教教义上的争论。扫马和枢机主教们想必实际上真的展开相当激烈的讨论，且对于传记的作者而言，罗马梵蒂冈与自己所属的东方聂思脱里教会进行直接讨论，绝对值得记录下来，故在《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传》当中以慷慨激昂的笔触撰写。然而，罗马梵蒂冈对于阿鲁浑提出的军事同盟并没有做出回答。扫马等人每日造访罗马市内外的教堂和修道院，听到梵蒂冈回复在没有选出新教皇之前无法回答之后，离开了罗马。

一行人向北行，经过托斯卡尼、佛罗伦斯、比萨等地，最终抵达热那亚。扫马一行人造访热那亚并非偶然，而是为了双方今后的布局而来表示敬意，因此受到欢迎。扫马等人对于热那亚没有国王、而是选出伟人担任领袖的制度感到惊讶，对于选举制度也充满兴趣。

当时热那亚和旭烈兀兀鲁思已经有某种程度的链接。尤其又以名为布斯卡雷洛（Buscarello de Ghizolfi）的人最为出名。他原本是热那亚的大商人出身，后来成为阿鲁浑身边的外交和通商顾问，且拥有担任蒙古传统怯薛，亦即日夜保卫君主的亲卫队豁儿赤（箭筒士）的资格。简言之，他身处阿鲁浑政权的中枢。

因此，热那亚的人们热烈欢迎扫马一行人。对于想要进一步开展东方贸易的热那亚而言，控制中东东半部且对基督教态度友善的旭烈兀兀鲁思，比他们从前在黑海方面就有接触的北方术赤兀鲁思更有魅力。

扫马等人从热那亚北上，访问翁巴（伦巴底）之后，朝向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巴黎前进。传记中没有特别记录途中停留的地点和路线。顺道一提，拉班．扫马的传记并没有使用以波斯语写成的“原文”，且叙利亚语版的传记当中，包括重要内容在内，多处根据需要加以省略或简述。因此，我们在看到现在的版本时，必须注意，应在此前提下阅读。

◎从巴黎再到波尔多

传记中明言法兰西王国是领土广大的国家。国王腓力四世是圣王路易的孙子，对旭烈兀兀鲁思而言是值得乐见往来的对象。法兰西王也派遣仪仗队展现威仪，盛大欢迎扫马使节团来到巴黎。他们在旅舍休息三天之后，腓力四世邀请一行人入宫，款待他们并询问来意。

扫马说道：“阿鲁浑王和东方聂思脱里大牧首为耶路撒冷之事派我前来。”并禀告与此相关的一切事情。同时又献上千里迢迢带来的国书和礼物。对此，腓力四世回答道：“虽然蒙古人并非都是基督徒，却说为了夺回耶路撒冷不惜与阿拉伯人开战。为此我们身为基督徒当然更应全力以赴。”作为基本的方针，腓力四世并未否定与蒙古的合作与联合。

之后，他们被允许参观教堂和神圣的遗物，包括扫马希望一见的珍贵宝物，同时也游览了巴黎市内。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停留中，特别记载了当时的巴黎光是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就高达三万人以上。他们除了研究圣经和古典之外，还有哲学、辩论、医术，甚至攻读几何学、代数、算术、天文学等等。而且，所有学费都由国王提供。此类的记述仅在巴黎出现，可见扫马有多么地惊讶，而特地将之记录下来。

终于到了一行人必须离开巴黎的时候。腓力四世说道：“我会派一位贴身大艾米尔（大官）与你们同行，给阿鲁浑王一个答复。”过了二年，根据前述布斯卡雷洛来到法兰西、向腓力四世呈上蒙古命令文格式的书简记载，事实上在离别的时候，法兰西王已向包括“玛．巴．扫马”在内的使节们约定共同出兵埃及和叙利亚。这份书简正是雷暮沙研究的著名书简。反过来说，这个贵重的阿鲁浑书简佐证了扫马等人的旅行和使命。如此，腓力四世除了赠送扫马礼物之外，还赐给了他们高价的衣物。

阿鲁浑写给腓力四世的书简　旭烈兀兀鲁思君主提议与法兰西王一起进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内容是以回鹘式蒙古文字写成的蒙古语。法国国家古文书馆藏。

扫马一行人从巴黎向法兰西的西南领地前进，为了晋见驻营于卡索尼亚（Gasconha）、也就是加斯科涅（Gascogne）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在经过二十天的旅程后，抵达波尔多市。当时英格兰王在法兰西国内保有广大的领土。波尔多的人们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扫马等人回答：“我们从东方遥远的国家越过山、川、海、荒野、沙漠而来，是受蒙古君主的派遣。”听到回答的人禀告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悦，召见扫马一行人。

扫马依惯例献上阿鲁浑的国书和礼物，再呈上大牧首的书信，并提出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看法。爱德华一世说道：“阿鲁浑王想我所想，让我心更加坚定。”于是请扫马举行圣餐礼的大典，国王和其下众人皆遵循仪式伫立，接着又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扫马等人在参观完教堂等地之后，爱德华一世赐下礼物和许多旅费，一行人又回到了遥远的热那亚市。必须说没有记述返回的旅程有些不自然。热那亚对于扫马一行人而言想必是非常自在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渡过了一二八七年的冬天。

◎旅途的终章，逐渐链接的东西方

在冬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位重要的大学者偶然从阿勒曼尼亚 国（Almanya，即土耳其语的Germany）来到热那亚。这个人物在罗马梵蒂冈担任要职，正准备返回罗马。关于这位大学者的身分，目前被当作是耶路撒冷的约翰（John of Jerusalem）。当时，哈布斯堡家第一代的日耳曼王鲁道夫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为了准备加冕仪式，而于一二八六年前往日耳曼地区。谈到神圣罗马帝国和蒙古，像是拔都西征时具有欧洲代表的身分而不得不应付的腓特烈二世，以及为之后“大空位时代”（Interregnum）画上休止符的鲁道夫一世等，彼此间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哈布斯堡家的历史当中，创建起家族领地的鲁道夫更是特别重要。

这位主教听闻扫马等人停留在热那亚而特地来访，并说道：“我之所以前来是因为听闻你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且你打算去罗马。”扫马表示谢意并告知自己的使命，回答道：“经过一年的时间，至今尚未选出教皇，回去后不知该如何禀报蒙古的王和人民。基督徒们看起来应该已放弃夺回耶路撒冷，对我置之不理，该如何是好。”主教于是和他约定，自己会尽量努力向罗马梵蒂冈的枢机主教们转达扫马的意见。不过当主教抵达罗马的时候，已经在一二八八年二月二十日选出了新教皇尼古拉四世，于是便随即邀请扫马前来。

一行人经过十五天的旅程抵达罗马梵蒂冈，而新教皇就是扫马当初前来时第一位与他交谈的枢机主教。之后事情非常顺利地发展，在献上国书和礼物之后，罗马梵蒂冈盛大款待，并给予特殊待遇，进行了东西两教会的交流，且举办各种仪式等等，这些过程在传记当中都有钜细靡遗的记载。最终当扫马提出回国请求的时候，尼古拉四世希望他们继续留在罗马，但他们表明自己有责任将这次的见闻禀告蒙古的王和人民而推辞，于是尼古拉四世赐下部分圣物，分别交付写给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和扫马的教皇诏书，此外也准备了献给阿鲁浑的礼物，还给了扫马一千五百密斯卡尔（mithqal）的黄金当作旅费。

反向走上来时的路，回到旭烈兀兀鲁思的扫马等人献上教皇和各国君主所写的国书、文件，以及礼物，并详细报告所见所闻。阿鲁浑大悦，慰劳一行人的辛苦，并将扫马留在身边。扫马请来雅巴拉哈三世，说到若要受领罗马教皇的礼物，那么大牧首也要在宫廷的入口兴建教堂。可以说不仅在宗教方面，阿鲁浑也将扫马当作政治和外交的智囊，而扫马也想要明确展现出，雅巴拉哈三世率领的聂思脱里教团与阿鲁浑政权拥有特别的连带关系。

旅途的最终大致如此。笔者不禁想，现在看到的“叙利亚语版”不过是摘要版，基本上都没有记述危险和细微的事情，明确回避掉了旭烈兀兀鲁思和欧洲外交上的若干“真实之处”。若以波斯语写成的扫马传“原文”有遗留下来，不知会是怎样。

也就是说，无论场面如何，都绝不明确记录交涉的结果。关于国家的决定，就算是众所周知之事也不记载，这就是聂思脱里教会的立场。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保护教会的“巧智”。总而言之，名为扫马传的叙利亚语版的描述，实际上背负了一三一七年之后，即第九代君主不赛因的时代和其之后的“时间性”。

扫马的旅行记与《史集》第二部世界史当中的〈法兰克史〉同样记录下东方所见的欧洲，此种视角在世界史中实属少见。两者皆从蒙古的观点描绘，与伊斯兰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差距。〈法兰克史〉是以十三世纪名为多罗波的马丁或马丁内斯．波罗纳斯的道明会修道士的年代为蓝图，收集了许多情报和见闻。如前所述，很难说《史集》是由穆斯林史家一手完成，主要编纂的核心人物还是合赞或完者都，这一点无庸置疑。亦即严格来说，〈法兰克史〉是根据欧洲和伊斯兰双方的资料，以蒙古的观点经过重新整理而成的合成物。相对于此，扫马的游记乃是纯粹从东方、亚洲、蒙古的角度所见的欧洲。

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交托给扫马的多封书简，是与扫马使节团相关的佐证。除了作为交涉对象的旭烈兀兀鲁思君主阿鲁浑之外，教皇还有写给塔塔儿的王女秃带、即已故阿八哈的正后秃乞台，以及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的信。这些信的日期都是一二八八年四月。

自扫马使节团之后，阿鲁浑又持续派遣使节前往欧洲。相反地，欧洲也派遣宣教团来到东方，结果阿鲁浑的国书和尼古拉四世写给大可汗忽必烈的书简相互来往。其中，前述的布斯卡雷洛于一二八九年访问罗马教皇、法兰西王、英格兰王，翌年一月五日抵达伦敦。双方流传至今的国书和文件等，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帝国史研究受欢迎的主题。

这种超越国家层级、持续的东西交涉和应对关系，可说是世界史上首见，而打开这扇大门的是扫马使节团，其代表的意义与过去的柏朗嘉宾、燕只吉台的使者，以及鲁不鲁乞等明显不同。蒙古帝国与欧洲之后也持续加深相互理解，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拉班．扫马没能看到合赞即位后旭烈兀兀鲁思的变化，于一二九四年逝去，结束了堪称纵横欧亚的一生。然而，雅巴拉哈三世仍为合赞向伊斯兰靠拢所苦，之后持续奋斗了二十三年。

◎地图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如第二章所述，十三世纪末起，地中海和欧洲的局势急速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包括查理政权的衰亡、亚拉冈联合王国的兴起、旭烈兀兀鲁思和欧洲的合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交通的蓬勃发展。地中海不再仅是让人摸不清的危险海域，而逐渐开始出现以地图表示各种现实上的见闻和知识的需求，以便让人知道哪里有些什么、可以如何达到目的地。

描绘港口位置的波特兰型海图（Portolan chart），便出现于一三〇〇年前后这个象征性的年分。展现神学世界观的“TO地图”逐渐消失，更合理的地图从北意大利开始流传。这代表世界观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一三〇四年蒙古帝国的东西融合，以及之后人、物、信息的东西交流形成的欧亚非一体化，给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带来显著的经济、文化繁荣和自由的精神，进而酝酿出“文艺复兴”。后者又一口气促进了地图的“进化”。

“TO地图”的例子　标示出欧洲、利比亚（非洲）。11世纪。

谁都可以看出，地图表现方式的明显改变，反映出时代和现实社会的变化。也因此，绘制于一三七一至七五年的《加泰隆尼亚地图》，才会划时代地出现在逐渐创建起地中海帝国的亚拉冈联合王国统治之下的马约卡。如前所述，相较于西方的《加泰隆尼亚地图》是欧洲的杰作，东方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则是朝鲜王朝根据自己的需求，接合二种完全不同性质、且接近“民间”程度的草图所制作而成。说得更直白一点，现在流传的一系列《混一图》，与其说是可以确实掌握蒙古帝国的“世界地图”，不如说是帝国最残破的身影。

然而即便如此，当中还是隐藏了一些惊人的线索。在《混一图》中，与亚拉冈联合王国直接相关的伊比利半岛（Iberia）有详细的标示，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标示较少的意大利和法兰西地区，列出了巴勒摩、拿坡里、塔兰托、罗马、亚维侬、巴黎等地名，不禁让人联想到扫马一行人走过的路线；甚至也出现可以读作“Almanya”的地名，以及亚奎丹的不完整标示。“Almanya”和相当于加斯科涅的亚奎丹透露出浓厚的扫马使节团色彩。

不过这些都只是臆测。在观看标示地名极少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时，不知为何笔者总会不自觉地与扫马传的记述重叠。这样的疑问感也许今后将会持续存在。

第七章“驸马爷”们的欧亚大陆

帖木儿的胸像　旧苏联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根据在陵墓发现的帖木儿头盖骨复原而成。

成吉思汗家超越时空的神圣血统和其记忆

◎为权力、权威、统治正当性背书的帝王形象

如前所述，在十三、十四世纪领有大半欧亚大陆的超广域蒙古世界帝国，无疑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那托利亚高原、东地中海沿岸，以成吉思汗为始祖的血脉和王统以不同的帝室和王族身分，在各地逐渐形成各种形式和程度不同的权力、政权、分领，虽然统治不同地区的时间有长短之别，但整体而言，蒙古以欧亚共通的统治阶层之姿，至少君临了两个世纪。

蒙古这个空前绝后的广域统治，创建了东西方共通的统治制度和蒙古语总称“Altan urag”（黄金家族）的帝王、君主或王侯们的权力，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对成吉思汗血脉超越时空的尊崇之念。

在蒙古统治的岁月里，除了可见的统治制度和国权，以及共通化的文明和文化等清楚明确的历史遗产，强烈的帝王形象和记忆，也深深烙印在欧亚各地。除了亚洲东方各地，伊朗、中东方面，以及厌恶蒙古的俄罗斯方面，也都一脉相承。这件事本身就可说是穿越时代、世界史规模的历史现象。

当中，在广义的内亚或中央欧亚各地，蒙古时代以后的帝王或王者，都从蒙古帝国和其创始者成吉思汗身上寻求自己权力、权威、统治的正当性和根源。这可说是所谓“后蒙古时代”显著的动向和潮流。

为何会出现如此动向和潮流，背后是因为“若不这么做，则无法支撑自己的王位和权力”的政治传统及社会架构，或者可以说，这种下意识的观念贯穿各个地区社会，逐渐广布中央欧亚地区。这是当时无庸置疑的现实，这样的时代的确存在于蒙古时代的延长线上，在成为“蒙古遗产”的同时，也开创出新的发展。

◎不称汗的帝国

蒙古帝国之中诞生了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例如十四世纪后半以河中地区为根据地兴起的帖木儿政权和其后继者，都足以被称为“帝国”。帖木儿帝国在后蒙古时代初期尤其兴盛，之后由于无法维持西方和北方的领土而逐渐缩小，也有愈来愈多地方欠缺统合。

回顾整个蒙古世界帝国，中亚最晚创建的察合台兀鲁思，其中央机构最不健全。原本应是建基者的笃哇和他为数众多的儿子们相继继承王位，但又都相继去世，因此国家逐渐失去了向心力。

在如此分立之下，秃忽鲁帖木儿首先从察合台兀鲁思东半部七河地区（Zhetysu）和天山、塔里木盆地一带的蒙兀儿斯坦（意为蒙古之地）崛起，继承了察合台家的血脉，一时之间展现了重新整合察合台兀鲁思这个“集团”之姿。然而不久之后，秃忽鲁帖木儿死去，他的霸权也随之急速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帖木儿从察合台西半部兴起。帖木儿（Tīmūr）这个通称来自于阿拉伯文字的标记，原本的发音应是铁木儿（Temür）。

帖木儿帝国的版图

帖木儿曾经追随成吉思汗的后裔秃忽鲁帖木儿，协助他称霸，这个过程有助于他日后的掘起。除了极早期之外，帖木儿基本上没有踏入锡尔河以东，具体而言就是讹答剌以东之地，而是以锡尔河以南的地方为自己主要的活动范围。在蒙古的旗帜之下，他凭借实力，征服了陷入混乱的河中地区至呼罗珊一带，又在旭烈兀兀鲁思解体之后，从伊朗中央部进入阿塞拜疆，更进一步远征小亚细亚和叙利亚。

另一方面，帖木儿也帮助斡儿答兀鲁思的首长脱脱迷失，重整逐渐失去整体性的术赤兀鲁思。脱脱迷失是成吉思汗后裔，也是术赤兀鲁思左翼部分（突厥语称阿黑．斡鲁朵，被翻译为白帐汗国）的主人。之后，帖木儿与脱脱迷失相争，将军队推进到北方的钦察草原。此外，帖木儿又继承自察合台兀鲁思时代起的南进印度政策，将手伸进了德里苏丹政权统治之下的印度平原。一四〇二年，他又在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安卡拉近郊击败逐渐兴起的鄂图曼势力，俘虏君主巴耶塞特，将他们逼近灭亡的深渊。就如前述，以亚洲西半部为舞台展开大范围活动的帖木儿，可说是欧亚大陆孕育出的最后“霸王”。

与脱脱迷失交战　帖木儿与试图重新整合术赤兀鲁思的脱脱迷失交战（右）。亲信撑着天盖。

然而，他一生当中不仅从未称“可汗”，甚至连“汗”的称号也没有。在蒙古时代，正式来说仅有势力覆盖全蒙古的帝王才可以称“可汗”（自忽必烈之后，仅限大元兀鲁思的皇帝），而“汗”这个称号，只有西北欧亚的术赤兀鲁思、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伊朗中东方面的旭烈兀兀鲁思，这三大兀鲁思的历代君主可以使用。或许可以说帖木儿不称汗是因为遵循这个传统、观念或框架，但现实当中的帖木儿其实是不得不遵循。

◎“驸马爷”帖木儿

一三三六年出生于竭石（今沙赫里萨布兹）郊外的帖木儿，虽然语言、生活等等已经突厥化，但出身却是属于蒙古统治阶层的部族巴鲁剌思。在蒙古族祖先传说当中，巴鲁剌思家与成吉思汗家在五代前拥有共同的祖先，就是名为敦必乃、充满假想色彩的人物。另外可以确认的是，成吉思汗在完成霸业的时候有一个名为哈剌察儿的人物，是支撑蒙古新国家的重要支柱之一，此人也是出身巴鲁剌思家族。

除此之外，巴鲁剌思家在成吉思汗分封兀鲁思的时候，被指定成为其次子察合台之下四个千人队（波斯语称哈扎拉，蒙古语称敏罕）之首。此后经过发展、分裂、再整合的复杂过程，巴鲁剌思家一直都位居察合台兀鲁思之首，站在门阀贵族的顶点。也就是说，在十四世纪初属于半独立状态的察合台兀鲁思，除了继承成吉思汗血脉的王族之外，巴鲁剌思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名门。

由此可见，帖木儿显然是蒙古贵族的子孙，虽然没落，但血统并非一般凡人。在媲美时代风云人物的活跃表现背后，他拥有的是重视血统、出身、家门的蒙古价值观，这一点不容忽视。帖木儿也尊重并沿袭蒙古的制度，例如他奉行成吉思汗订定的札撒（军律），重大国事要召开忽里勒台商议后才决定。不仅如此，帖木儿在各方面都遵循蒙古过去的传统。帖木儿帝国这个政权，在其组织、营运、执行等方面可说是存在于蒙古帝国这个大的架构之下。

但他并不称“汗”，他的后继者也贯彻这个方针，那是因为帖木儿并没有继承成吉思汗家的血脉。相反地，帖木儿之后的历代继承者如果称“汗”，那么这个政权想必会出现动摇，甚至崩塌——至少这样的担忧和害怕非常强烈——可见成吉思汗家的血脉具有如何重大的意义。这种观念强烈影响了中亚的人们，以至于帖木儿的后继者对此必须非常敏感、戒慎恐惧。

那么，帖木儿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拥立成吉思汗末流的蒙古王子昔兀儿海迷失为名义上的汗。同时自己又从成吉思汗王族当中直接继承其血脉的察合台家，迎娶王女萨拉伊．穆尔克．汗尼姆为妻，帖木儿因此成为成吉思汗家的“kuregen”（为突厥语，蒙古语称作古列干〔guregen〕），也就是“驸马” 的意思。他因此被称作“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干”（Amir Timur Gorgan）。

“埃米尔”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里指的是“首长”，在这个时代实际上代表“武将”、“司令官”等相当于军事领袖的“将帅”之意，广义上也相当于“殿下”这个敬称。换言之，帖木儿被称作“驸马将帅帖木儿”或“驸马帖木儿”。

◎双重王权的新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帖木儿政权自己编纂的波斯语系谱集《显贵世系》（Ansáb al-Ashráf）。《显贵世系》有多个抄写本，其中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古文书版本，几乎可说是在帖木儿的孙子沙哈鲁统治之下编纂而成的“原稿”。接着将论述这么说的依据。

在这个“巴黎抄写本”当中，编纂者自豪地图示成吉思汗家与帖木儿家的关系。根据图示，昔兀儿海迷失“汗”继承的虽然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也是第二代大可汗窝阔台的血统，但说穿了不过是旁系的旁系。但即便如此，他的父亲答失蛮察在帖木儿之前，就已经被西土耳其斯坦的掌权者埃米尔加兹罕拱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也就是说，他是非常适合当作魁儡的人选。跨越两代、且出身非察合台兀鲁思“正统”的窝阔台系，正是成为魁儡的最佳条件。

《显贵世系》中昔兀儿海迷失的系谱　帖木儿政权编纂的系谱集中的一支系谱。上半部放大显示的是昔兀儿海迷失。左边的注解说明昔兀儿海迷失是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干，也就是“驸马帖木儿”的魁儡。

这个方式并非帖木儿独创，帖木儿其实是学合赞的作法。说实话，很难想像如帖木儿这般的英雄是如此取巧或狡猾之人，反而应该是强硬刚正、武断耿直，甚至因此而招致自己的亲族背叛才对。但这些也都只不过印象而已。

回头来看，政治上，帖木儿家在魁儡“汗”之下，仅站在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与此同时又迎娶成吉思汗家的女性而成为“驸马”，以这样的形式连接成吉思汗一族的神圣血统。现实上，他则是掌权者，以表面上扮演辅佐成吉思汗家的角色，而获得实际利益。

若对比日本史，不禁让人联想到天皇与将军、或是镰仓幕府的将军与执权（官职名，地位仅次于将军），甚至大致同时代的足利将军（称号为公方）和掌权者管领之间的关系。其实日本史上“管领”这个用语和概念本身，就是直接从蒙古时代的大陆传入。顺道一提，包括镰仓和室町等时代的划分在内，日本史和东洋史的分类有时会武断地制造出莫须有的幻影，因此而产生的主观印象会成为理解历史的障碍，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有害无益的事了。

其实这时蒙古帝国整体上已经进入解体期，过去压倒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急速下降。然而有趣的是，某种观念一旦形成便会根深蒂固。史后之人看来也许会怀疑为何如此，但生在当时的人们却觉得意义重大。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实中的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家的权威，就这样在不同地方继续发展。在当时，“王”必须是继承成吉思汗家“血脉”的人。

这种作法当然也有许多实际上的益处。只要推举成吉思汗家的人，在其权威和神圣的形象之下，无论是原本地位远高于帖木儿的各王侯，或是与帖木儿平起平坐的部族首长和地方有实力者，都必须受他指挥。只要采取这样的“手续”，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更容易统整，在进攻周边地区的时候，也可以打出重振成吉思汗家的名号。结果是，自蒙古帝国以来散居中央欧亚各地的贵胄或武人们，以及许多游牧民集团，都追随帖木儿的旗帜，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

◎继承两个血统的王权

帖木儿王朝的历代君主，也都继承了第一代帖木儿所采取的这种方式。魁儡汗昔兀儿海迷失死后，由其子麻哈没的算端继承。帖木儿的后继者们一直拥立具有成吉思汗血统的汗，同时又从母方继承成吉思汗家的“血脉”（除了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之外，也有术赤系）。根据中华式的说法，也就是维系“驸马爷”（皇帝的女婿）的名分。

《显贵世系》中昔兀儿海迷失夫人的系谱　圆形是察合台王家的合赞算端，左下的四方形是他的女儿萨拉伊．穆尔克．汗尼姆，并有注解说明她是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干的夫人。

这样的形式不禁让人联想到在蒙古帝国时代拥有领地、领民、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且与蒙古帝室完全一体化，共享富贵繁荣的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瓦剌等“驸马王家”或“驸马王国”。这些家系大多在旭烈兀兀鲁思、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以及大元兀鲁思统治之下形成分族和分领。顺道一提，忽必烈之后出现的高丽国及其王室，也可说与此类似。

这样独特的地位，即依附在各兀鲁思政权之下的大小封王们，皆以蒙古语被称作“古列干”。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干的称呼及其内涵并非独特，不过是蒙古时代普遍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帖木儿是自蒙古时代以来广布各地的众多“驸马”之一，或者说是新面孔。

为帖木儿的“王权”背书的是成吉思汗和其血脉，而他们将自己的“王权”与蒙古“王权”视为两个王权，前述的《显贵世系》可作为佐证。《显贵世系》采取前半是成吉思汗家、后半是帖木儿家的两段式结构编纂而成，十分简单易懂。帖木儿王朝的“王权”，不仅在现实的国家体制上，在“王”的权威和神圣性方面，以及作为支配、统治正当性的根据方面，几乎都是与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家并列的“双重政权”。

从帖木儿至巴布尔的系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系谱集，除了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抄写本之外，还有在蒙兀儿帝国统治之下于印度抄写的三种版本。如一般所知，由帖木儿帝国最后一任君主巴布尔所创建的蒙兀儿帝国，可说是第二帖木儿帝国。在其统治之下，也曾多次抄写该系谱集，加以维护，这是不争的事实。且在进入蒙兀儿帝国时代之后，《显贵世系》的印度版本出现多处反映印度方面的政治要素和势力关系而作出的追加、改订、删除。

换句话说，在蒙兀儿帝国统治之下，依旧尊重、顾虑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血统。由此可见，它所代表的重大意义实在是不容忽视。王者、君主、统治者必须拥有尊贵的血脉，即便是扩展的系谱也要与之相连，保证其血统的高贵。

也就是说，帖木儿帝国的君主和王族们同时继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两位“英雄”的血液，而蒙兀儿帝国的君主和王族依旧如此。第一和第二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和蒙兀儿的王统）皆是继承两种血脉的王权。

◎蒙古和罗斯的三百年

也许有人会感到意外，但接下来要论述的与此相当类似的例子，是蒙古和俄罗斯“王权”的连动。

术赤兀鲁思对罗斯、也就是包含俄罗斯在内的西北欧亚的统治非常宽松，持续了约一世纪半。一三八〇年，莫斯科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onskoy）所率领的俄罗斯联军，在顿河附近击败了术赤兀鲁思当中实力坚强的马麦所率领的蒙古军。这场战役就是库里科沃之战（Battle of Kulikovo），其胜利颠覆了蒙古不败的无敌神话。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意指顿河的德米特里）因此受到歌颂，成为俄罗斯的整合与对抗蒙古的中心。

二年后，斡儿答兀鲁思的脱脱迷失击败马麦，大举西进，席卷罗斯，莫斯科不幸被火烧毁，术赤兀鲁思的间接统治在转眼之间复活。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俄罗斯史上过度强调库里科沃之战的心情，尽管与事实略有不符。只是，虽然莫斯科大公必须得到蒙古承认的方式不变，但罗斯对蒙古的态度自此战之后逐渐改变。

反而是蒙古内部出现了动摇。上述的脱脱迷失在帖木儿的援助之下重新整合术赤兀鲁思，但一三八九年左右起，两者之间的对立加深。一三九五年，脱脱迷失在捷列克河惨败给帖木儿，逃往当时强盛的立陶宛，而帖木儿则破坏了可说是术赤兀鲁思中心地区的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和首都萨莱市。这件事情成为一大分水岭。

之后，术赤一门的向心力减弱，在术赤兀鲁思“右翼”、过去曾是政治核心的拔都兀鲁思之地，除了以正统王家任命的大斡鲁朵之外，出现了纷纷脱离而独立的现象：一四三〇年是克里米亚、一四四五年是喀山、一四六四年是阿斯特拉罕。此外，乌拉尔山南部的诺盖斡鲁朵、东边拔都的弟弟昔班统领的Gök Orda（蓝帐汗国）、再加上失比尔（也称西伯利亚汗国），这些所谓的“汗国”也注定分立，构成术赤兀鲁思的大联合体已经失去了一个国家的型态。以结果而论，广义上属于“蒙古”的帖木儿，反而为罗斯带来了幸运。

顺道一提，昔班兀鲁思的人们被称作乌兹别克，自阿布海儿起至其孙穆罕默德．昔班尼，于十六世纪初打倒帖木儿帝国，在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创建了名为夏依班的政权（夏依班〔Shaybani〕是将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昔班，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发音的结果）。本书开头所述，于一九二〇年消灭的两个位于中亚的蒙古帝国残影，即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都属于乌兹别克系国家。布哈拉汗国名义上承袭自后面提到的、由阿斯特拉罕逃亡至乌兹别克的最后一任君主。

另一方面，与蒙古的变动相反，罗斯诸公国当中，莫斯科大公国逐渐确立霸权。根据过去俄罗斯一方的记述，到了伊凡三世的时候，俄罗斯从蒙古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

的确，一四六二年，成为莫斯科大公的伊凡三世合并大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梁赞、罗斯托夫、普斯科夫等公国和城市。一四七二年，伊凡三世与二十年前遭到鄂图曼帝国灭亡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女索菲娅（佐伊．帕莱奥洛吉娜）再婚，以拜占庭帝国（也就是罗马帝国）后继者和希腊正教拥护者的姿态自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然而，他依旧必须承认蒙古的“宗主权”。至今为止，我们容易将俄罗斯与蒙古看作是对立关系，但现实的状况是蒙古和罗斯在各自分立、彼此均衡当中，在一个宽松的体制之下慢慢演变。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事实上也是非常缓慢的变化的结果。

蒙古方名义上相当于“宗主”的大斡鲁朵，在艾哈迈德的时代暂时达到鼎盛。然而一四八〇年，蒙古于乌格拉河与莫斯科大军长期对峙，在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撤退。有人认为这是所谓“鞑靼枷锁”的结束。不过，大斡鲁朵仍一直延续到一五〇二年，首都萨莱遭到克里米亚攻陷为止。另外，已经彻底衰弱的术赤兀鲁思势力，依旧在一五二一年击败莫斯科大军，再度让莫斯科臣服——虽然这是最后的光芒。总而言之，蒙古分裂和衰弱的色彩逐渐浓厚，到十六世纪中已经无力回天。

◎蒙古与俄罗斯重叠的“王权”

一举打破这种僵局、奠定后来俄罗斯帝国基础的人，就是著名的雷帝伊凡四世。一五三三年，他的父亲伊凡三世死去，年仅三岁的伊凡四世成为莫斯科大公。经过母亲叶连娜摄政五年和之后贵族统治所引起的混乱时期，在一五四七年，他十六岁时举行了史上首度出现“沙皇”（Tsar）称呼的加冕仪式，开始亲政。五年后的一五五二年，他亲率大军进攻喀山市，杀了所有男丁，俘虏了所有妇女。

接下来一五五六年，害怕成为喀山第二的阿斯特拉罕放弃抵抗而投降。合并实力强盛的两汗国后，控制了伏尔加格勒河地带，伊凡四世为俄罗斯打开了东进的道路。不久后他又合并失比尔汗国，一口气前进西伯利亚大地，如入无人之境。俄罗斯的欧亚化和迈向巨大帝国的道路就此展开。

大幅改变俄罗斯史的伊凡四世，其实与蒙古渊源深厚。他的母亲是术赤兀鲁思掌权者马麦的直系血亲。他在加冕仪式后不久迎娶的安娜斯塔西娅于一五六〇年去世，之后迎娶的第二位妻子玛丽亚．捷姆鲁戈夫娜也拥有术赤家王族的血统。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出身于蒙古名门，伊凡四世本身也有一半的蒙古血统。

左：喀山的要塞　1845年杜兰德（Durand）绘。出自植田树《哥萨克的俄罗斯》（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
右：伊凡四世　又称伊凡雷帝。奠定俄罗斯帝国的基础。

站在蒙古的角度来看，包括伊凡四世和他的父亲在内，都是蒙古“驸马”。这里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蒙古与俄罗斯王室之间，连接着令人想起帖木儿帝国的“血脉”。此外，下面这个著名的事件也值得关注。

一五七五年，伊凡四世突如其来地退位，让位给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具体而言，他以西美昂为“全罗斯大公”，自己则仅居莫斯科大公。虽然隔年立即复位，但对伊凡四世这个不可思议的奇妙举动，至今为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是喀山的皇子，也就是术赤家的正宗后裔，原名萨因．布拉特。萨因．布拉特可说是西北欧亚地位最高的王子，他于一五七三年改宗基督教（俄罗斯正教），并改名西美昂。顺道一提，“贝克布拉托维奇”是他的本名“布拉特”加上代表殿下的敬称、再以俄罗斯语发音而成的结果。可见当时的俄罗斯依然尊崇成吉思汗家的权威和其“血脉”。

莫斯科的圣瓦西里主教座堂　伊凡雷帝为纪念征服喀山所建的大教堂。

伊凡四世以蒙古嫡系的西美昂为名义上的君主，在其神圣威望之下以实际掌权者的身分，发挥强悍的手腕。这正是帖木儿和其一门娴熟的做法。西美昂在翌年被迫退位之后，依旧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

一五八四年，伊凡四世在治理五十余年后死去，害怕西美昂复位的人竟然强行逼迫他退隐，甚至这样还不满足，最终还害得他瞎了眼。这凸显出蒙古汗血统的权威所代表的现实意义和对这种威望的警戒。

伊凡四世时代的俄罗斯

成吉思汗家的权威之后持续在俄罗斯地区发挥影响力。相当多效力莫斯科的大贵族，其实都以某种形式继承蒙古王家的“血脉”。其身影又长又广，从俄罗斯帝国时代起，甚至到了苏联统治时期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人认为，尤其是在艺术和文化相关的特定领域，这种蒙古王家“血脉”出身的人更多——然而无法确定这种说法的真伪。

另一方面，以政治史来说，在蒙古诸汗国当中，以克里米亚为根据地的克里木汗国，长久维持与俄罗斯帝国对抗的力量。俄罗斯要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七八三年，女帝凯萨琳（叶卡捷琳娜）二世兼并克里米亚，才终于滨临黑海。

十六、十七世纪在世界史上所代表的意义

◎大元兀鲁思、达延可汗和驸马爷们

关于相当于蒙古世界帝国宗主国的大元兀鲁思，由于之前已累积一定的论述，因此本书并没有正面加以探讨。在此简单介绍，对于以陆地连接的蒙古领域和欧亚非而言，大元兀鲁思既是支柱，也是基干。

举例而言，“ǰam”（汉语一般总称为“站赤”）的陆上交通、运输、传达系统，若没有大元兀鲁思则无法发挥机能。另外，印度次大陆这个巨大的“中继站”，自古以来就借由印度洋的路线连接东亚、西亚、非洲，直到欧洲，这样的海上链接到了蒙古时代更加蓬勃。原因一方面是大元兀鲁思把航海加以组织化，一方面是在当时，旧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拥有高水准的产业力、经济力和文化力。结果，整个世界以银为共通的价值基准，人类史上首次出现没有屏障的经济型态。在这种意义上，蒙古时代可说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起点。

若以“中华”这个架构来看大元兀鲁思，则大元兀鲁思让小中华转变成为大中华。对于大元兀鲁思而言，“中华”地区不到其管辖领域的三分之一，但人口数则相反。若以中国史的方式来看，这是自名为唐的庞杂国家消失后三百七十年、或唐实质失去统一政权后（指安史之乱）五百年，“中华”地区终于再度统合，而且变得非常巨大，也一下子陷入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混淆状态。包括定都大都（现在的北京）在内，不可否认的是，迈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路，首先是由大元兀鲁思所打开。

一三六八～八八年的欧亚大陆东方

众所周知，大元兀鲁思于一三六八年失去中华本土，与明朝对峙二十年后，在一三八八年忽必烈家帝系的脱古思．帖木儿死后，暂时告一个段落。虽然之后的继位者依旧称可汗，但以大局来看，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起满洲西至哈萨克斯坦草原内陆世界的东半部，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势力处于离合聚散的状态。就算大中小势力相互分立对抗，但整体而言，自己还是“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的这种意识，在极为宽松的定义之下依旧存在。而且透过这些势力可以看出，继承成吉思汗家血统的人才能成为“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势力，依旧认为自己是“大元兀鲁思”，称其盟主为“达延可汗”，也就是大元的可汗。例如十五世纪中，率领西蒙古瓦剌部的也先兴起，一四四九年于土木堡之变中击败明军，俘虏明英宗。也先在一四五三年杀了继承成吉思汗家正宗血统的鞑靼部首长脱脱不花，树立了虽然为期极短、但统括内亚世界的广域政权。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他这时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正是“大元可汗”，亦即“达延可汗”。

但也先不久后就遭到部下杀害，权力遭瓦解。这代表了“王”必须是继承成吉思汗家“血脉”之人的观念依旧强烈。回顾一下，称作“槐因亦儿坚”，意指森林之民的瓦剌部，早在蒙古帝国时代就是拥有数一数二强大势力的复合集团，但几个部族首长都与蒙古帝室通婚，采取“驸马家”的形式存在。然而到了也先，“驸马”的身分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要颠覆覆盖欧亚大陆的共识和架构，成为新时代的领袖。

然而，就算是也先这般掌握实权的人，依旧无法取代成吉思汗家的“王权”。

◎后蒙古时代的内陆世界

也先政权与帖木儿帝国的后半几乎同时期，两者也有相通之处。至于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很可惜，东方蒙古语、汉语世界和西方波斯语、突厥语世界的史料都没有提及，详情不明。然而，想必现实中两者的关系并不远。

也先应该看到了先前帖木儿和其继承者所采取的作法吧，然而，他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招致覆灭。相反地，发生在蒙古本土的这一连串事件，帖木儿政权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也无法知道。当初与帖木儿同样引进成吉思汗家“血脉”的也先，之后却选择舍弃，成为导致他败亡的重要原因，而“瓦剌帝国”的美梦也随之破碎。这一连串过程，或许再度证明了帖木儿采取的方式实属贤明。

另一方面，保持帖木儿帝国一定程度统合的第三代君主沙哈鲁，在经过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之后，于一四四七年死去。至一四五一年他的侄子卜撒因即位为止的四年之间，帖木儿帝国共有三位君主消失，情势极为混乱。此时，明朝的皇帝也成为俘虏，与帖木儿帝国都陷入类似的混乱之中。这似乎是也先得以往东西南北扩展的好时机，然最终功与名都随之倾覆。

与这一连串情势相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蒙古本土和帖木儿政权之间的蒙兀儿斯坦王国（非之后的蒙兀儿帝国）。这个王国由察合台家的成吉思汗后裔继承，地位原本在帖木儿家之上，也与帖木儿历代政权都关系匪浅。它以天山山腹至北麓为止的广阔草原为根据地，而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则由埃米尔的杜格拉特家掌握实权。应该说蒙兀儿斯坦王国受到杜格拉特一族的支配。杜格拉特家统治具有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兀儿斯坦王国的方式，与帖木儿政权的状况如出一辙，可谓是权力的双重结构。

1600年左右的欧亚大陆　后蒙古时代的各个大帝国并列。

由于史料状况，不仅也先，关于蒙古高原方面的势力、天山方面的蒙兀儿斯坦政权、河中地区的帖木儿政权等，除了某些事实片段之外，我们很难描绘出相关整体的样貌。所以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后裔、天山方面和西土耳其斯坦等成吉思汗家“血脉”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上下关系和意识、或是完全没有，我们都无法确实得知。此外，关于哈萨克斯坦草原以西术赤兀鲁思的成吉思汗后裔，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目前也无法确切知道彼此之间的定位与关系。然而，能称作“可汗”的仅限掌管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后裔。

综观以上状况，在蒙古时代过去之后，从十五世纪起至十七世纪初为止，在东起满洲、西至俄罗斯的广大范围，成吉思汗家的权威几乎是持续存在——无论是被利用来正当化自己的权力，或是当作魁儡使用。另一方面，在蒙古高原和其周边，也先没落后，出现了所谓“中兴之主”的达延可汗，成吉思汗家的“王权”因此复苏，作为内外蒙古多数游牧集团的“王统”，分别走向实体化的道路。

◎作为大元兀鲁思继承人的大清固伦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十六世纪末起至十七世纪前半，又出现了更大的变化。满洲地方兴起了以努尔哈齐为盟主的女真族联合体。到了第二代皇太极，则抓住机会，与以大兴安岭一带为根据地、自蒙古帝国以来的旧势力科尔沁部政治结盟，从女真族政权一跃成为满蒙联合政权。

科尔沁部以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儿为祖先，是帮助忽必烈创建政权的东方三王家（东道诸王）的后裔。明帝国将三王家以“卫”称之，实力最坚强的斡赤斤王家（王号为辽王）是泰宁卫，合赤温王家（吴王）是朵颜卫，合撒儿王家（齐王）是福馀卫。从某个时候开始，明史料取合赤温王家所属的千人队乌梁海部之名，总称乌梁海三卫。最初作为东方三王家核心的斡赤斤家，蒙古语称作“翁牛特”（本来是Ongniγud，代表与王相关之人的意思），在蒙古的夺权争斗中逐渐衰微，由称作“Öǰiyed”的合撒儿系站上了领袖的地位，其综合的名称是科尔沁（所谓豁儿赤，也就是箭筒士）。

自东方三王家以来，满洲就在其支配或是影响范围之内。据推测，远在努尔哈齐之前，女真族就在蒙古左翼王家宽松的统治之下生活，并逐渐一体化。总而言之，对于努尔哈齐和皇太极而言，是希望能与科尔沁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作伙伴。而与科尔沁联手后的皇太极，则急速吸收内蒙古的蒙古诸势力。

这时，自达延可汗以来正统王家察哈尔部著名的林丹可汗之子额尔孔果洛（额哲），向皇太极交出大元兀鲁思传承的“传国之玺”——根据大篇幅记载此事的清代记录，玉玺上面刻有“制诰之宝”——作为臣服的象征。这起史上著名的事件发生在一六三六年，被认为可以据此解释为：大元帝国将过去身为内亚和中华全境统治者的名分，交由新兴的满洲固伦继承。

传国玺　现代中国的雕工根据《南村辍耕录》所制之复原品。左图是其印迹。边长12cm。

如果仔细研究史料会发现，蒙古时代大元兀鲁思保有的传国玉玺，上面应该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关于这一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传国玺〉当中有详细的记述。根据记载，忽必烈在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长逝，这是个尚未决定继承人的敏感时期，有如为了让他的孙子成宗铁穆耳继位而上演的大戏一般，地下挖出了自秦以来用籀文写成的传国玺，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被呈给了铁穆耳。

大元兀鲁思皇帝使用的众多玉玺之中，有一枚玉玺与献给皇太极的“制诰之宝”相符。而且盖上此印的书画，经过大清固伦王室珍藏，流传至今。若说这是伪造的玉玺，那么本应该可以造出更像样的玉玺才对。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不是传国玺本身的真伪。传国玺不过是演出成吉思汗嫡系臣属这个政治上一大事件的道具，这是自古以来经常出现的手段。至少当时人们的认知是，大元兀鲁思的“王权”和政治传统让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因此大悦，在他的根据地沈阳召开王侯会议，也就是忽里勒台。会上，皇太极被奉上蒙古语称作“博格多．薛禅．可汗”（神圣贤明的可汗。汉译神武英明皇帝）的尊号，亲自将新帝国命名为“大清固伦”，也就是“大清国”。换句话说，皇太极在此宣告，名为大清固伦的帝国是大元帝国的“继承者”。

◎现在的中国与蒙古

之后，大清固伦被卷入明朝近乎自灭的灭亡事件，入关后，结果不得不背负中华本土统治者的命运。另一方面，作为大清政权不可欠缺的根干，满洲人结盟内蒙古和外蒙古的王侯，透过他们保持相当于内陆世界可汗的立场。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因至今为止的一百年间一直处于并吞或被并吞宿命的蒙古系准噶尔王国间的内乱，大清趁机打败他们，并吞其土地，创建起包含西藏在内的巨大版图。

与准噶尔之战　以弓箭为主力武器的大清固伦军（左）击败准噶尔的火枪队，创建乾隆皇帝的巨大版图。在前近代的肉搏战中，火枪并不如现代人想像地具有压倒性优势。出自《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东洋文库藏。

一七五八年之后，成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的巨大版图得以创建，满洲君主拥有既是中华皇帝，同时也是内陆世界可汗的两面性。其政权本身，可说是与自科尔沁部起逐一合并的蒙古诸王侯一起创建的联合政权。

也就是说，从乾隆皇帝开始至现在“大中华”的架构，与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整个清代与大清固伦王室和政权并存的蒙古王侯，大多拥有成吉思汗家的血统。大清固伦的王室和贵族，与蒙古的王侯和贵族通婚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皇太极本身于一六二五年迎娶政治同盟科尔沁部的女性为后妃。这位女性就是顺治皇帝的母亲，也是在顺治至康熙前期拥有强大权力的孝庄文太皇太后。亦即，皇太极也是成吉思汗家的“驸马”。如前所述，自被认为是成吉思汗正统的察哈尔没落以来，科尔沁王家成为实质上的蒙古代表，因此皇太极是名副其实的“驸马”。这也成为大清固伦之后的惯例。

由此看来，名为大清固伦的政权，在某些地方与帖木儿帝国和俄罗斯相似，都依附成吉思汗家“血脉”的“王权”。走上神圣化道路的成吉思汗，其权威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大，到了这个时代简直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

◎“海进”与“陆进”的时代

一四九二年的哥伦布航海，并非如一般人所言的以“Zipangu”（日本）为目的地，而是航向马可波罗或是其他许多人所描绘的“大汗之国”，即忽必烈的巨大帝国，这一点清楚记录于《航海志》开头。他只要一直往地球的西边前进，就可以抵达蒙古帝国的宗主国。

事实上，一四九二年距离忽必烈帝国消失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在十三世纪后半至十四世纪有那么多的人、物、情报借由陆海在欧亚非大陆的东西方流动，但到了十五世纪，相互的交流和理解却急速下降，很明显，这是因为失去了蒙古之名的大整合。

中华地区在明朝皇帝朱元璋（洪武帝）治下，展开了人类史上数一数二专制独裁、打压文化的恐怖政治。以政府官僚为中心的五次大屠杀，情况之惨烈，几乎将文人和知识分子全部一扫而空。朱氏皇权将自己视为绝对的存在，将其他人视作是唯唯诺诺的绵羊，采取让人联想到原始共产制的国家和社会政策，这种异样的基本教义不仅改变了蒙古统治之下自由奔放的社会和经济，中华文明的精华也多在这个时候消失。结果，明代前半期可说是学术、文化、出版的黑暗时代。

另外，有人认为永乐帝朱棣时的郑和航海属于夸大其辞，但他其实是沿袭了自蒙古时代以来印度洋上的往来路线，反而应该说，郑和航海是亚洲海域舞台上最后的华丽现身，之后亚洲逐渐失去了海上发展——这样的意义更为重要。顺道一提，有人煞有其事地叙述郑和的宝船有八千吨，但木造的帆船如此重根本就不会动，在印度洋的大浪之下，一下子就会变成碎片。

以结果来看，亚洲将海洋时代让给了欧洲。十五世纪的欧洲其实非常低迷。最明显的例子是，相较于一三七一年至七五年的《加泰隆尼亚地图》，同样是加泰隆尼亚于十五世纪绘制的世界地图当中，不但程度退回到过去的TO地图，令人惊讶的是连内容也明显倒退。哥伦布航海打开的南北美洲大陆之发现和统治，对于低迷的欧洲而言是一种幸运。与明朝后来否定郑和的航海、毁去其记录相反，根据一四九三年的教皇子午线和隔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定的界线，势力弱小的葡萄牙控制了亚洲的海洋。

15世纪的TO型世界地图　在加泰隆尼亚绘制而成。对比14世纪的《加泰隆尼亚地图》，当中的情报量和完成度严重倒退。

西方人所说的“大航海时代”大约就是在此情势之下得以发展。如果亚洲没有自我封闭，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葡萄牙的“海上王国”。然而，十六世纪世界史的主题不是只有欧洲的“海进”而已。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在欧亚大陆上，“帝国”的构图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如本书开头所述，十九世纪后半起至二十世纪初还尚存的五个帝国，也就是东边的大清固伦、北边的俄罗斯、南边的蒙兀儿、中东的鄂图曼，以及西边的哈布斯堡，这五个帝国都在十六世纪出现了“陆权”上的变化。

俄罗斯于十六世纪后半一举前进西伯利亚，不久之后便抵达太平洋沿岸。这时出现于满洲一角的女真政权，则在十七世纪后迈向帝国之路，经过康熙和雍正的扩展，到了乾隆帝的时代更是变得巨大，一口气推进到中亚的讹答剌附近。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和其继承人，正是自近世起直到现在为止的“陆权”代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陆进”。

另一方面，十六世纪前半鄂图曼帝国的强大和与之对抗的哈布斯堡，此种二者的对立关系成为之后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哈布斯堡最终放手西班牙，也等于放弃身兼陆海的帝国。于是，“陆权”和“海权”的色彩发展地愈来愈分明。被归类为“海权”的系统历经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荷兰、法国、英国，最后衔接的是美国。

此外，对于之后形成的海上帝国英国而言，十六世纪前半蒙兀儿暂时控制的印度次大陆北半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连接印度洋东西海域的三角形地带，它不仅拥有独特的立身之道与多元文化，本身也拥有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和财富。正如近代历史家所言，它并非是在进入近世和近代之后才兴起，而是一直以来就影响着欧亚史或欧亚非史，是世界史之所以是世界史的重要因素。

◎日本与欧洲的重大变化

十五、十六世纪，日本尝尽了小民蜂起、社会变动的战国争乱。经过一百年动乱的日本，自十六世纪后半起，迎接了文明史上的重大变化。以“铁炮”传来为象征，日本与欧洲、也就是与“海权”开始了接触和交流。

在此种情况之下的日本，除了接受蒙古时代以来的汉文化之外，也与一个超越日、中、韩的“世界”相遇，打开了属于近世的王权。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政权，创建起古今东西少见的安稳社会，形成了扎根于日本的所谓“江户体制”。在日本型近世国家当中，掌权者一直都是世俗之人。换句话说，织田信长之后，统治者都没有成为宗教“法体”，基本上属于政教分离的体制。

在欧洲，十六世纪发生了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各种动乱，十七世纪又经历三十年战争等国际纷争，随着一六四八年签订所谓的《西发里亚和约》，逐渐迈向广义的政教分离，近代意义的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一种体制逐渐形成。简言之，十七世纪的日本与欧洲意外站在同样的立场。急速朝着产业化和军事化发展的统一日本逐渐兴起，不仅在亚洲东方引起关注，以客观角度来说，也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必须警戒的“强国”。

然而，日本自己放弃了海运和制造海船的传统、经验、技术等长久以来累积的海权，志筑忠雄于一八〇一年将这种情况命名为所谓的“锁国”。“锁国”在世界史上所代表的意义不容忽视。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能够自力航行的动力船很幸运地在幕末时期出现于日本，才结束锁国；或是幕府因此而进入末期，才会有明治维新。虽然根据论述人的立场之不同，想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日本都是属于海权国家。

虽然后蒙古时代时西方出现“大航海时代”，但事实上是“海进”和“陆进”几乎同时进行。大航海时代，在陆地上也是将欧亚分成几个“区块”的新型地域帝国的时代。在此，陆权和海权明显分流，经过彼此的多次竞争，逐渐象征和体现了“文明”的不同样貌和不同价值。

终章来自阿富汗的眺望

巴米扬遗迹　3～7世纪的佛教遗迹。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表最后出现的游牧帝国

◎超越时空的视角

二〇〇一年十月，在阿富汗……。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军针对这个由塔利班掌握的国家展开了军事作战——具体而言，则是在八日凌晨起开始彻夜空袭。而这件事情的开端是一个月前，也就是九月十一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针对美国的“同时多发恐怖攻击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展开的作战可说是反应迅速。

这场报复和反击战，同时也是打倒、压制包括九一一事件首谋宾拉登在内，包庇盖达组织的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表示赞成，并热烈支持。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众多国家，虽然不如美国人炽热，但大多数人也都肯定这场战争。在战争发生后六年的现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觉得还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所蕴含的人世和人心的变迁。

值得思考的是，这是美国终于首度踏入中央欧亚地区，在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展开了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力战。而令人担忧的是，拥有全球权力的美国正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紧接着二年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及陷入战争的泥沼，反而对美国造成动摇。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变化所造成的局面，想必今后也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美国攻击阿富汗　上图是2001年11月受到美军空袭的拉赫希多村。下图是塔利班的士兵们。

然而，在此提及阿富汗并非只是为了探讨现在，而是想指出，阿富汗这个国家为探讨欧亚大陆内侧的广大空间及其历史带来一个独特的视角。如之后所述，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或是英国、苏联，又或是美国，都在阿富汗遭遇苦难、陷入进退失据，甚至失败。借由对阿富汗和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的凝视，想必可以看到有某种超越时空的“东西”存在。

◎既旧又新的国家阿富汗

最近再度受到世界前所未有关注的阿富汗，位于欧亚大陆几乎正中央偏西南，是一个内陆国家。波斯语中，阿富汗斯坦代表的意思是“阿富汗之地”，而狭义的“阿富汗”指的是普什图族。现在的阿富汗由各种民族集团组成，普什图族依旧是占大多数的主要民族。

从历史文献来看，“阿富汗”一词曾出现在印度的记录当中，大致从十世纪开始，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以后的波斯语记录当中，该词出现的更频繁。由此可见，伊斯兰中东地区和其周边以蒙古时代为界，文献的质与量明显不同。阿富汗人（普什图人）原本居住在横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境的山岳地区。盖达组织逃往的“部落地区”（Tribal Areas），其实是阿富汗人的祖籍地。

在阿富汗国境中央，从东北往西南延伸着六千公尺长的兴都库什山脉，这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国土往其北侧和南侧展开。这种地理结构对一个国家而言可说是非常特殊。兴都库什山脉的波斯语代表着“印度人杀手”的意思，得名的原因是：从酷热的印度北上的人们无法跨越这座巨大的雪岭。阿富汗国境的四面，东、南与巴基斯坦大面积相接，与中国则仅以瓦罕溪谷相接；北侧与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三国相接；西侧与伊朗相接。

因此，至少有南亚、西亚、中亚三个要素在阿富汗交会。对这个国家而言，从过去到现在，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都是一以贯之、理所当然之事。自然环境除了高耸绵延的山脉和贯穿其中的溪谷之外，几乎都是干燥之地。靠近河川附近的少数绿野，及分散于沙漠、半沙漠、干燥地区之中、由水与绿草凝集的绿洲，仅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城市和村落，其场所和样貌从古至今几乎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环境，从过去到现在，为阿富汗这块土地和国家蒙上阴影，也带来独特的命运。

阿富汗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有各式人等往来和居住，东西南北各种势力进进出出。很久以前，最初雅利安人来到，再由此南下印度。之后阿富汗成为哈卡曼尼斯世界帝国的东境。接着来到这里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而兴都库什山脉让亚历山大和马其顿东征军吃尽苦头，是一段充满艰辛和杀戮的旅程。南部的坎达哈是阿富汗王国和塔利班的发祥地，也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城之一。

经过一段时间，贵霜王朝崛起后，这里成为自北印度、也就是自健驮逻为起点的“佛之道”，在贵霜王朝夏季首都的贝格拉姆城留下众多遗迹，以巴米扬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和佛教文化蓬勃发展。七世纪，包括玄奘在巴米扬所看到的“金色晃曜”的东西方两座大佛及石窟空间，想必就是兴都库什山中假想的净土世界。另外，嚈哒、突厥等来自北方的主要以游牧民为中心的势力依序出现，而且随着伊斯兰东进，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等穆斯林军事力量也以阿富汗为根据地，作为南进印度的基盘。

巴米扬的西大佛　位于喀布尔西北约240km处。2001年遭到塔里班破坏。

下一个到来的是蒙古。如前所述，在打倒花剌子模王国之后，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也在此地吃尽苦头，前进至印度河后北返。之后，作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以旭烈兀兀鲁思掌控的呼罗珊地区，和以昆都士为中心的察哈尔兀鲁思南境，都涵盖了今天的阿富汗。此外，察合台军也不断地朝着德里和印度平原发动波状式的攻击。

之后，帖木儿帝国经过一百三十余年的统治，最后一任君主巴布尔暂时在现在的首都喀布尔创建一个小王国，之后又转进印度，这可视为是一个归因，导致蒙兀儿帝国的形成。也就是说，阿富汗作为“前进印度之道”是超越时代、贯穿历史的大趋势。

如上述，被形容为“文明十字路口”的阿富汗具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仅是其迈向名为阿富汗的国家之序章。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成立其实并不久远。不仅如此，过新反而造成了现在这个命运的根源。

现在的阿富汗周边

简言之，阿富汗是一个既旧又新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留下多彩多样的族群、社会、语言、文化、遗迹，但另一方面，却缺乏整合为一个国家、累积社会资本的传统，以及超越部族和民族集团而互助的持久性和向心力。老实说，包括普什图族在内，许多人直到今日依旧以部族主义和个人的利益优先。而在地政学上原本就处于关键位置的阿富汗，无论是近代或现代，都容易被卷入大国的政治角力和战略之中。

◎杜兰尼王朝

名为阿富汗的国家首度出现于一七四七年。以日本来说，正值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成为大御所（让出将军之位，退居幕后操持国政）的时候。

一七四七年，杜兰尼系普什图游牧民的艾哈迈德沙在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位于阿富汗南部的坎达哈，统整普什图诸部族而登上王位。杜兰尼王朝的核心是充满尚武风气的普什图游牧民和其部族联合体。说到游牧民国家，世人经常以为遭到大清固伦灭亡的准噶尔（蒙古语代表“左手”，也就是左翼的意思。这是站在瓦剌联合体的立场来看）是最后的游牧政权，然而名为杜兰尼王朝的阿富汗国家其实才是最后的游牧政权。

实际上，名为杜兰尼王朝的阿富汗国家拥有可说是“帝国”的广大领土。进入十八世纪后半之后，它东向印度，西往伊朗，频繁展开扩张领土的战争，依旧是一个强大且有组织的游牧民国家。

阿富汗骑马游牧军首先进攻兴都库什山脉北侧的乌兹别克势力，将呼罗珊纳入手里，将“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全部纳入版图。接着又进军伊朗，得到东部要冲马什哈德。之后转向北印度，压制当地欠缺统合的各阵营。此外，现在的巴基斯坦全境也在其掌控之中。顺道一提，这个时候的版图雏形，正是二十世纪在欧亚政治角力的游戏结束后，将南北跨越兴都库什山脉这个特殊领域划做“阿富汗王国”的重要历史根据。

总而言之，十八世纪中起至后半，统领大部分印度次大陆的蒙兀儿帝国已经看不到往日的影子。在经过侵略、叛乱、分裂、没落之后，成为了仅保有首都德里附近的小王国。这种弱小化的现象不仅限于印度，伊朗也一样。消灭萨非帝国创建阿夫沙尔王朝的纳迪尔沙于一七四七年遭到暗杀，艾哈迈德沙的势力因此兴起。伊朗于是被纳入杜兰尼政权的伞下，陷入政治虚化。

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一口气变得犹如帝国，睥睨中东至印度，其强大的程度，说它是继鄂图曼帝国之后的“伊斯兰帝国”也不为过。阿富汗拥有了新国家特有的可能性，站在了可说是时代风云的顶端。然而它最大的问题是逐渐蚕食印度次大陆的英国。

其实从杜兰尼王朝的样貌，可以大致看出欧亚内陆的现实。就算进入十八世纪，这里和以前的时代相比根本没有太大变化。由此可知，过于强调海洋观点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单线叙述历史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想要将“海洋”图示化、进而用来说明“世界”时，首先好好看一看“陆地”的世界吧。陆上的现实依旧与过去紧紧相连，同时也背负着过去。阿富汗正是如此。

◎权力政治与国际纷争的舞台

一七七五年，杜兰尼帝国在成立二十八年后迁都喀布尔。从现在阿富汗的领土来看，喀布尔位置相当靠东，距离与巴基斯坦著名的国界开伯尔山口不远。然而，若以当时的广域版图来看，反而是迁都到了中央位置。仅从这一点来说，阿富汗还在实现其梦想的路上。另外，也有人刻意做出区别，将一八二六年起称作巴拉克宰王朝。

然而说到底，取代蒙兀儿王朝成为印度次大陆权力中心的英国的出现，对于阿富汗这个游牧国家而言可说是相当不幸。进入十九世纪，英国已经掌握印度次大陆，并以此作为经营亚洲的根据地。对大英帝国来说，印度在亚洲的陆地与海洋上所具备的战略意义，和它拥有的财富，正是其最大的立足根基。

顺着阿富汗北边的阿姆河往下游而去，过去有布哈拉、希瓦、浩罕等伊斯兰诸王国。然而十八世纪之后，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渐渐地将手伸向了中亚。到了十九世纪后半，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等各共和国的领域的中央欧亚地区，逐渐落入俄罗斯手中。

阿富汗王国夹在南边的英国和北边的俄罗斯等超大国之间，陷入了所谓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之中，进入充满苦难的时代。想要守住印度次大陆这个“金矿”的海权英国，为了防范企图南下的陆权俄罗斯，而干涉阿富汗政治，发起了总计三次的英阿战争。

一八三八年起至四二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当中，阿富汗游牧军让超过一万的英国侵略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在几乎同时期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轻易地让大清固伦屈服。虽说一边是险阻的山岳战，另一边是战力悬殊的海上战，但依旧可见阿富汗军的威力。就算到了十九世纪，富有展开能力和攻击能力的游牧骑兵军团仍可充分与近代武装步兵对抗。

在一八七八年至八〇年的第二次战争当中，英国依旧损失惨重。然而，战争的结果让阿富汗逐渐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于是，阿富汗作为英俄南北两大势力的缓冲国，确定了现在的疆域，而且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弱的时候，阿富汗军反而入侵印度，在第三次英阿战争中恢复独立。

然而，上述不过是历史的前半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富汗陷入了冷战的漩涡当中。帮助阿富汗的苏联对上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国，使得阿富汗的政治在这个基本公式当中动荡不安，在一九七三年的政变当中，国王查希尔逃亡意大利，王政遭到废止。之后，在苏联强烈的影响下，阿富汗政权不断地发生变动，国内情势逐渐加深不安，结果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喀布尔遭到苏联武力占领。主要原因是同年二月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波及同属伊朗文化圈的邻国阿富汗，而且可能继续波及阿姆河以北苏联境内的伊斯兰地区。如果放任不管，则恐怕会出现骨牌效应，动摇整个苏联。因此虽然阿富汗是亲苏政权，但苏联依旧武力进驻。

苏联侵略下的阿富汗士兵　1982年拍摄。出自W. Vogelsang, the Afghans, 2002。

经过十年的苦战，苏联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完全撤退，之后经过九一年苏联崩溃，九六年起塔利班兴起，于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发生恐怖攻击，而美国在翌月开始发动阿富汗战争。历史就在上述一连串的脉络中持续发展，阿富汗现在依旧陷入混乱之中。自苏联入侵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为悲惨的地雷区；加上美军的误爆和地面行动的误杀等，更令悲剧不断地上演。此外，随着塔利班逐渐重振，不仅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政情也变得错综复杂。

综观历史，阿富汗被当作北边俄罗斯和苏联与南边英国和美国等国际政治角力的舞台，形成了阿富汗宿命般的近现代历史构图。这样的构图，直到现在，其本质都没有改变。可以确定的是，阿富汗终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普什图族连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构成现在阿富汗一半人口的普什图族，他们的居住地集中于疆域的南半部，即兴都库什山脉南侧。兴都库什山脉北侧的另一半领土，则多是居住着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和可说是蒙古帝国派遣军后代的哈扎拉族等。阿富汗此外还有努里斯坦族、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可谓是多民族国家。

仅就普什图族来说，巴基斯坦境内也居住着几乎同规模的同族人。这是因为英国拆走杜兰尼帝国时代的“东方领土”后，这片土地在一九四七年从英属印度分离出来，获得独立，成为巴基斯坦，于是现在普什图族分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如前所述，两国国境的山岳地带是普什图族原本的居住地，而这里现在成为令人头疼的“部落地区”，可谓是非常讽刺。也就是说，站在普什图族的立场，现在的国境线并不合理。

普什图族　19世纪后半各部的族长。

然而若换个角度来想——不知是好是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是因为英国这个外来政权统治印度次大陆，虽导致现在分成两国，但彼此之间却有许多密不可分、爱恨交错的要素，既是对手也是兄弟国。例如苏联军队撤退后，为了在对印度的战略上占优势，巴基斯坦于是强力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甚至被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保护国”。不仅如此，两国之间还拥有许多“隐藏脉络”，而无法从近年的国际政治角度加以解释。所以，现正处于动荡状态的巴基斯坦，不可否认这与阿富汗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牵绊”有关。

这仅是我的突发奇想，若阿富汗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等国同样出产石油，不知会如何呢？想必十九世纪中之后阿富汗充满苦涩的历史将会大不相同。说不定阿富汗不仅不会是在“欧亚角力政治”当中受到大国左右的贫弱小国，更有可能因为位于欧亚的中央，而能够自由操控国际政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阿富汗就不会陷入现在的不幸与悲惨之中了。虽然如此，但割据阿富汗国内各处的军阀，或是各种武装势力，对于国家统合而言可说是一大毒瘤——至少以近代国家的感受来说的确如此。回顾历史，眺望现在，会发现阿富汗这种情况其实与日本过去的“大名”非常类似，大小军事势力分立于各地，集合起来的整体就是阿富汗。这也是阿富汗这个国家最原始的样貌，类似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自十八世纪王国诞生以来，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单方面将各地的武装势力视作是“邪恶的一方”，或许本身就是短见。

的确，阿富汗有必要确立真正的中央政权，虽然距离军阀非武装化的目标还很遥远，需要其他柔和方策，而这并不简单。复兴阿富汗可说是欧亚迈向安定化的一大关键。无论对于推进政治角力游戏的多个大国，还是我们，无疑都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世界课题。

从历史到现在

◎游牧民国家延续至今的面貌

现在依旧可以在普什图族身上看到贯穿欧亚国家脉络的面向和要素。当中，深刻留下游牧民特有组织传统和名称的是“支尔格”。这是基于强烈部族团结性的传统，而以部族为单位统整社会的长老会议，用合议制讨论并决定部族的相关事宜。“支尔格”是以圆座的方式进行的，采用圆座的理由是为了不让与会者有地位高低之别，人人平等。

“支尔格”是普什图语，无庸置疑来自蒙古语的“ǰerge”。之后借由波斯语（阿富汗称作达利语）传入阿富汗。蒙古语“ǰerge”可以追溯到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除了圆座的意思之外，也指圆阵、布阵，或是围猎时士兵们的排列方式等，总而言之是指圆形或接近圆形的列阵，无关规模大小。因此，围成一圈举行的会议被称作“支尔格”。另外，若加入酒食则也有宴会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蒙古时代的“忽里勒台”代表的是蒙古帝国的国会、大会议、帝室会议。自从蒙古成为世界帝国之后，“忽里勒台”也代表欧亚各地王族和贵族参加的国际会议。“忽里勒台”一定附带宴会，称作“托仪”（toi）。顺道一提，蒙古皇帝会赐给出席宴会的人们一组五色礼服，根据时日穿着指定颜色的衣服赴宴。这个宴会蒙古语称作“只孙”（ǰisün），也就是“色”之宴。忽里勒台和托仪成为一组的用语，之后也广为欧亚各地所使用。不过，“支尔格”指的并不是忽里勒台这种部族或牧民的大型集会。

以不分高低顺序的方式进行合议的这种“支尔格”，其实也是日本中世纪的武士经常采取的方式。也就是说，以武装战士为基础单位的部族，进而结成联合体，形成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这样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存在长久而且广域分布。只是日本不是骑马游牧民，若是游牧民族，则武装骑马战士富机动性和集团性的军事力量是他们的“醍醐味”（精髓）之所在。

在起源于普图什游牧民部族联合体的阿富汗国家，支尔格是一切的枢纽。在现在的阿富汗，将统整一切的国民大会议称作“大支尔格”（loya jirga）。“loya”是普图什语的“大”。第一次的“大支尔格”是在一七四七年于坎达哈召开，会上艾哈迈德沙被选为新国家的王。也就是说，“大支尔格”相当于蒙古帝国和其后继国家的“忽里勒台”。阿富汗依旧延续了作为游牧民联合体或欧亚国家的面貌。

◎蒙古留下的遗产

事实上不仅阿富汗，全欧亚都可以看到游牧民国家渊源的传承。例如过去在伊朗高原上自由来往的卡什凯族，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定居政策”而急速消失，但根据三十多年前的调查，他们依旧口耳相传自成吉思汗以来的系谱。据说接受访问的人非常自豪地说道，自己的家系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

不仅如此，在“近代化政策”之名下所进行的游牧民定居政策，或是其他压抑游牧民的政策，在欧亚非各地都造成了各种对立、反抗、以及悲剧。这些政策不仅是出自无条件地以定居和农耕为上的观念，也是因为，游牧民的存在和他们拥有的机动性、组织力、行动力，变成反权力、反社会、反国家、反文明的象征，被认为具有威胁性。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对待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作法，几乎可说是将妄想的憎恨全都倾泄在游牧民的身上。这也许是近代以后的掌权者想要听话的臣民所导致的习惯。

另一方面，我们谈一下对“蒙古遗产”的看法。如前所述，蒙古留下最大的遗产是欧亚非世界的出现、以及东西方在几乎全开放的空间进行大交流，结果打开了超越文明架构的共通之路，以及世界和人类的另一扇窗。

此外，蒙古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大小痕迹，过去也经常有人提及。在中华地区，最明显的改变是中华的巨大化、多民族的发展、权力中心的北移，以及大都、也就是北京的兴起。近年来的研究也逐渐发现，中华地区在文化、学术、思想、宗教、科学和技术上的多样化和革新，也与至今为止的印象相反，在蒙古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准发展。

中东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统治伊斯兰世界东半部的旭烈兀兀鲁思、与西半部的马木留克，两者是相似的外来者，而使中东地区突然出现新的国家和权力体制，反而将伊斯兰相对化。这个结果又与鄂图曼帝国的形成和扩大相连，鄂图曼帝国吞并马木留克王朝后，属于亚洲的事物因而朝着欧洲再度西传。

另一方面，伊斯兰沿着陆地和海洋分别往北方和东方扩展，除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亚洲大陆之外，它在东南亚的群岛海域、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钦察大草原等西北欧亚的扩张，带来了伊斯兰的世界化。就像相当于世界史的《史集》所传达出的，蒙古和伊斯兰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Pādshāh”的称号

关于蒙古与伊斯兰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Pādshāh”这个称号。如前所述，这个代表“帝王”之意的波斯语“Pādshāh”，在旭烈兀兀鲁思君主合赞的时代，出现了“Pādshāh-i Islām”的新称号。这个新称号，相对于世界帝王的蒙古大汗，代表着中东地区王者的“伊斯兰帝王”之意。此外，相当于“驸马”的帖木儿帝国君主们，从某个阶段起，开始使用“Pādshāh”的称号——亦或是从察合台兀鲁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原因可能是为了与合赞的称号分庭抗礼。

总而言之，帖木儿王朝的君主表面上采用突厥语和蒙古语相当于“驸马”的称号，另一方面又以波斯语称自己是“Pādshāh”（帝王），可说是明确地区分出名义和现实。一直到了蒙兀儿王朝的时候，“Pādshāh”才变成是真正的君主称号。而鄂图曼帝国的君主在称苏丹的同时，也称自己是“Pādshāh”。也就是说，从十四世纪的某个阶段起，伊朗以西和之后印度以西，“Pādshāh”成为了帝国君主的称号。同时，这个称号也被当作尊称或敬称使用。另外，一八七七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时，翻译使用的也是“Pādshāh”这个字。

另一方面，以欧美为中心，认为俄罗斯是蒙古遗产继承人的想法很早就已经形成而且根深蒂固。包括莫斯科的克里姆林一词来自蒙古语的“Khüree”（相当于乌兰巴托市的旧称库伦）在内，其遗产不仅是俄罗斯帝国，也影响了苏维埃体制。另外，大清固伦也明确地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名称。然而，因此成为满蒙联合帝国一分子的蒙古族在获得优待的同时，失去了蒙古的独特性和整体性，戈壁北侧的外蒙古和南侧的内蒙古也因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然，在失去作为国家的整体性和作为民族的团结性方面，女真族、或者说是“满族”失去的比蒙古族更多，这是历史的悲剧。创建大清固伦这个巨大帝国的结果是，满洲人在集团和地域双方面的向心力都减弱，在欧美式的国家观念席卷全球的近代世界当中变得不合时宜。最终，它从“肃慎”开始的脉络逐渐消失，仅留下“帝国”的外表。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都与“帝国”式广大领土这个巨大的遗产共生。若以长期的脉络来看，也许都属于蒙古的遗产。

◎日本的蒙古时代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而言，与蒙古帝国的关联可说是二律背反的逻辑。对于蒙古二度来袭和之后持续保持的警戒，使得“对抗外来巨大压力的小岛日本”这般的公式超越时代，烙印在许多人的心里。世界与日本、或是美国与日本，这种对峙的二元论对于住在列岛上的人们而言，可说是一种思考习惯，甚至是思考的铸型。

侵略日本的蒙古军　攻打博多的军船上也可以看到黑人的身影，可见蒙古军是多元的混合部队。出自《蒙古袭来绘词》。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来袭的蒙古军究竟是何方神圣，实力如何，加以迎击的日本又如何等等，这些几乎都没有经过确实的分析和议论，但却依旧基本上异常过度评价蒙古，而强调日本的善战。这样的作法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舰队行动和登陆战的困难。单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就算没有暴风和台风，远征军也会失败。神国日本和神风等想法可说是不幸的反应。

“日元贸易”的窗口　说到日中间的交流，多半会想到遣唐使、日宋贸易、日明贸易等，但明治以前日中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其实是蒙古时代的后半期，当时带给日本的东西相当多。从14世纪沉没于韩国新安沿岸的船上发现为数众多的陶瓷器和铜钱，以及写有“东福寺”的木札（右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应是有势力的寺庙派遣商船进行交易。左图是现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东福寺开山堂。

与此相反，蒙古帝国和其统治为日本在心灵与物质层面上带来许多馈赠。尤其是蒙古时代的后半期，大陆与日本列岛，借由息息相关的韩半岛展开了人和物，以及心灵上的大交流，打开了文化、学术、思想、宗教、艺术、生活样式的新局面。茶道、能剧、书院建筑、兼具儒佛道三教的知识体系、日本消化汉文典籍和模仿汉文典籍而刊刻的五山版“抄物”等，这些日本文化的基础，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导入并发展。此外，超越东亚（日中韩范畴）的欧亚交流也波及日本，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然而重要的是，例如茶道或能剧，它们与大陆原本的样貌大不相同，已经是属于“日本化”的文化。换句话说，虽然起源、原型是从外而来，但在日本的风土、传统、价值观之下出现巨大的改变，升华成几乎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些创造出了现在被称作是日本文化的“形式”或“心灵”，在南北朝至室町时代，以京都为中心进行接受、变化、提升，经过安土、桃山，到了江户和元禄时期完全定型。

◎我们的“这个时代”

仔细想想，日本与阿富汗之间的距离或许比实际的空间间隔更遥远。而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则在各方面都很接近。以客观的距离来看，从日本列岛至美国本土西岸的距离约是至阿富汗的一点五倍，若比较至喀布尔与华盛顿的距离，则有两倍之差。就算如此，我们在心理上还是觉得阿富汗更遥远，这是为什么呢？

若是对于美国和阿富汗的国民而言，距离又有多遥远呢？如前所述，阿富汗住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但美国也是超越人种、拥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国家。想必阿富汗没有人不知道美国，但美国究竟有多少人了解阿富汗，这一点令人存疑。不知是好是坏，美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日本、阿富汗、美国，各自的历史完全不同。然而若排除其他条件，美国于一七七六年独立，阿富汗于一七四七年创建王国，作为国家，二者出发的时间相近。之后经过二百数十年，之间的差异则非同小可。

再回到日本与美国。在一八六一年起为期四年的美国内战、也就是所谓的南北战争中，死亡数六十三万，而在一八六八年名为戊辰战争的日本内战当中，出现了一万多的战死者。对于两国而言，一八六〇年代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关键期。两国过去都拥有不到三千万人的人口，一方是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陆兼海洋国家，逐渐兴起成为世界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大国，另一方则急速军国主义化，想变成列强的倾向愈来愈烈，带着全体国民，盲目地朝向欧洲式的工业化和军事化发展。

至于在欧亚大陆，俄罗斯逐渐南下中亚，威胁阿富汗，也在远东地区展开南进政策，对于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东部构成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发动两次英阿战争，将阿富汗收为保护国，同时在黑海方面于一八五〇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援助鄂图曼帝国，阻止俄罗斯南进；此外在远东，英国支持日本对抗俄罗斯。陆权的俄罗斯与海权的英国对比鲜明。

之后，美国与英国交换主、配角而成为霸权国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至冷战期间，美国拥有压倒性海军实力又成为空中帝国。但除了西欧和亚洲的岛屿部分，美国在欧亚大陆几乎没有立足之处，这也是它作为全球帝国的一大特征。

最终，美国踏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并总算在旧苏联的中亚诸国保有地上基地，虽然仅有少数，但籍此展现军事力量。然而，在阿富汗战场、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陆地陷入的苦战，可说是与近现代象征的海、空军事力量属于完全不同的次元，向世界证明了这片土地仅适用于可说是接近“中世纪”型的战斗模式。美国的绊脚石就在它脚下的中央欧亚陆地。

回顾过去，以一九七六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为直接契机，备感威胁的苏联占据喀布尔，从那时候起至现在还不到三十年。令人吃惊的是，一九七九年起的“负面连锁反应”现在变本加厉。总而言之，从阿富汗可以清楚看到世界史的过去和现在，也许还包括未来。

从过去的欧亚帝国蒙古，到现在的全球帝国美国——之间虽然有数百年“时间”差距，但人类的智慧是否也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值此放眼历史和现在之际，也不禁思考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只美国，之前英法的帝国发展和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也绝非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且不仅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而是依旧作为“负面遗产”留给现在。旧殖民地会以各种形式要求英法偿还过去作为帝国时所欠下的债，也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十九世纪后半起发生的事情，在中东、非洲、南亚、中亚，现在甚至还未抵达“折返点”。

历史叙述的不是已死的过去。人类一路走来的漫长道路，一直连贯至我们所生活的“现在”。为了认识并理解“现在”，我们必须综合性地确实掌握历史。也就是说，为了拥有更好的“现在”，历史不可或缺。

现在的欧亚大陆，也依旧明显存在着“帝国”，而政治角力游戏不曾停歇。然而，现存的“帝国”若出现动摇或是瓦解，其反作用力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帝国”足以用自己的崩坏所带来的恐怖威胁世界。

我们的“这个时代”也不过是一个中间点。要说世界的架构已经定型，那么未免也太心急——尤其是广大的亚洲尚未确定，更遑论非洲。这个悲惨的现状，欧洲需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正活在“时间”的尖端，必须在确实理解世界史的基础之上，放眼现在和未来。

对学术文库版的寄语

时间真可说是转眼飞逝，本书过去曾是讲谈社系列书籍当中的一本，出版至今转眼已过了八年岁月。现在重新回顾本书，当中还是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诚挚地向各位致上歉意。作为执笔者本人，真的是想找个洞钻进去。

以初版为基础，对于这次学术文库版的发行我深表感谢。如果现在能够进行最低限度的补充说明，那么必然是这个世界更进一步的“世界化”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时代和世界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我总觉得习近平率领的中国实际上岌岌可危。话虽如此，能够创造出更美好世界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另外，所谓“IS”（伊斯兰国）的危险集团尚未解体，世界依旧充满不安定要素，这个问题也很大。此外，俄罗斯普丁和土耳其艾尔多安的对立，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事态；再加上可说是中东石油源头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彼此间的争执也值得关注。不久之前，不知是好是坏，美国的欧巴马和伊朗的罗哈尼进行了“平稳”的商议，中东方面可望走向安定。但不可否认中东的将来依旧不稳定。

我过去和妻子待在美国的时候，恰巧参加了克林顿夫妇的演讲，比起克林顿，老实说我对希拉蕊更感兴趣，期望出现由她领军的“女性政权”。总而言之，在美国实现前所未有的政权时，世界将如何因之而变化？是否会出现别的世界？又或者不会？对于笔者而言，希望借由以女性阁员为中心的希拉蕊政权，不仅在中东，全世界也能走向安定。

二〇一六年一月廿二日　杉山正明

参考文献

若要举出与本书相关的文献，则要涵盖世界史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因此，下面列举几本以日文可简单阅读的参考书籍。关于外国文献，除了具有特别意义的图录等特殊情况外，加以省略。

与全书相关的文献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1年

．榎一雄‘东西文明の交流’（図说中国の历史11）讲谈社 1977年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东西文明の交流4）平凡社 1970年

．C. ドーソン、佐口透訳‘モンゴル帝国史’1-6 平凡社．东洋文库 1968-79年

．D. モーガン、杉山正明．大岛淳子訳‘モンゴル帝国の历史’ 角川书店 1993年

．小松久男编‘中央ユーラシア史’（新版世界各国史4） 山川出版社 2000年

．小松久男他编‘中央ユーラシアを知る事典’ 平凡社 2005年

．杉山正明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新版）11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统合’ 岩波书店 1997年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陆と海の巨大帝国’ 角川书店 1992年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兴亡’上．下 讲谈社现代新书 1996年

．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 日本経済新闻社 1997年（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库 2003年）

．杉山正明．北川诚一‘大モンゴルの时代’（世界の历史9） 中央公论社 1997年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4年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 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库 2006年

序章

．金子民雄‘中央アジアに入った日本人’ 新人物往来社 1973年

．小松久男‘革命の中央アジア——あるジャディードの肖像’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6年

．山内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梦——イスラム世界とロシア革命’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6年

．山内昌之‘イスラムとロシア——その后のスルタンガリエフ’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5年

．细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 岩波现代文库 2005年

．西山克典‘ロシア革命と东方辺境地域——“帝国”秩序からの自立を求めて’ 北海道大学図书刊行会 2002年

．J. フォーシス、森本和男訳‘シベリア先住民の历史——ロシアの北方アジア植民地1581-1990’ 彩流社 1998年

．横手慎二编‘东アジアのロシア’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4年

．岩下明裕‘国境．谁がこの线を引いたのか——日本とユーラシア’ 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2006年

．O. ロワ、斎藤かぐみ訳‘现代中央アジア——イスラム、ナショナリズム、石油资源’ 白水社文库クセジュ 2007年

．D. フロムキン、平野勇夫他訳‘平和を破灭させた和平——中东问题の始まり［1914-1922］’上．下 纪伊国屋书店 2004年

．G. シュタットミュラー、丹后杏一訳‘ハプスブルク帝国史——中世から1918年まで’ 刀水书房 1989年

．坂奈玲‘知の虚构’ 三一书房　1997年

第1章

．布野修司编‘アジア都市建筑史’ 昭和堂 2003年

．Z. ブレジンスキー、山冈洋一訳‘ブレジンスキーの世界はこう动く——21世纪の地政戦略ゲーム’ 日本経済新闻社 1998年（‘地政学で世界を読む’に改题、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库 2003年）

．曾村保信‘地政学入门’ 中公新书 1984年

．伊藤宪一‘国家と戦略’ 中央公论社 1985年

．ヘロドトス、松平千秋訳‘历史’上．中．下 岩波文库 1971-72年

．‘松田寿男著作集’全6巻 六兴出版 1986-87年

．‘榎一雄著作集’全12巻 汲古书院 1992-94年

．林俊雄‘スキタイと匈奴 游牧の文明’（兴亡の世界史02） 讲谈社 2007年

．R. グルセ、后藤十三雄訳‘アジア游牧民族史’ 山一书房 1944年（原书房．ユーラシア丛书 1979年）

．山田信夫‘草原とオアシス’（ビジュアル版世界の历史10） 讲谈社 1985年

．间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历史’ 讲谈社现代新书 1977年

．间野英二．堀川彻编‘中央アジアの历史．社会．文化’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 2004年

．护雅夫．神田信夫编‘北アジア史’（新版世界各国史12） 山川出版社 1981年

．护雅夫．冈田英弘编‘中央ユーラシアの世界’（民族の世界史4） 山川出版社 1990年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兴亡の世界史05） 讲谈社 2007年

．森安达也‘ビザンツとロシア．东欧’（ビジュアル版世界の历史9） 讲谈社 1985年

．森安达也编‘スラヴ民族と东欧ロシア’（民族の世界史10） 山川出版社 1986年

．梅田良忠‘ヴォルガ．ブルガール史の研究’ 弘文堂 1959年

．清水睦夫‘スラヴ民族史の研究’ 山川出版社 1983年

．R. ブラウニング、金原保夫訳‘ビザンツ帝国とブルガリア’ 东海大学出版会 1995年

．国本哲男他訳‘ロシア原初年代记’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87年

第2、3章

．本田实信‘イスラム世界の発展’（ビジュアル版世界の历史6） 讲谈社 1985年

．志茂硕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序说——イル汗国お中核部族’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5年

．胜藤勐‘モンゴルの西征——ペルシア知识人の悲剧’ 创元社 1970年

．胜藤勐‘成吉思汗——草原の世界帝国’清水书院 1972年

．杉山正明‘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时代史のデッサン’ 角川书店 2000年

．杉山正明‘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中国の历史08） 讲谈社 2005年

．纪平英作编‘グローバル化时代の人文学——対话と寛容の知を求めて’上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7年

．藤井譲治他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7年

．応地利明‘“世界地図”の诞生’ 日本経済新闻出版社 2007年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 日本経済新闻出版社 2007年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北京出版社 2004年

．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 Das Weltreich der Mongolen, Hirmer Verlag, 2005.

第4章

．田中阳儿他编‘世界历史大系　ロシア史’全3巻 山川出版社 1994-97年

．川端香男里他编‘ロシア．ソ连を知る事典’ 平凡社 1989年

．栗生沢勐夫‘ボリス．ゴドノフと伪のドミトリー’ 山川出版社 1997年

．栗生沢勐夫‘タタールのくびき——ロシア史におけるモンゴル支配の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7年

．中村仁志‘プガチョフの反乱——良きツァーリはよみがえる’ 平凡社 1987年

．市原宏一‘中世前期北西スラヴ人の定住と社会’ 九州大学出版会 2005年

．松木栄三‘ロシア中世都市の政治世界——都市国家ノヴゴロドの群像’ 彩流社 2002年

．G. ヴェルナツキー、松木栄三訳‘东西ロシアの黎明——モスクワ公国とリトアニア公国’ 风行社 1999年

．伊东孝之他编‘ポーランド．ウクライナ．バルト史’（新版世界各国史20） 山川出版社 1998年

．S. ミコワイチク、広瀬佳一．渡辺克义訳‘夺われた祖国ポーランド——ミコワイチク回顾录’ 中央公论新社 2001年

．J. Fennell, The Crisis of Medieval Russia, 1200-1304, Longman, 1983.

．R. Crummey, The Formation of Muscovy, 1304-1613, Longman, 1987.

第5、6章

．A. ラムトン、冈崎正孝訳‘ペルシアの地主と农民——土地保有と地税行政の研究’ 岩波书店 1976年（※推荐本书作为严重误解并丑化蒙古统治的例子）

．B. ルイス、加藤和秀訳‘暗杀教団——イスラームの过激派’ 新泉社 1973年

．岩村忍‘暗杀者教国——イスラム异端派の历史’ リブロポート 1981年

．菊池达也‘イスマーイール派の神话と哲学——イスラーム少数派の思想史的研究’ 岩波书店 2005年

．イブン．バットゥータ、イブン．ジュザイイ编、家岛彦一訳注‘大旅行记’全8巻 平凡社．东洋文库 1996-2002年

．后藤明‘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历史’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 1993年

．佐藤次高‘マムルーク——异教の世界からきたイスラムの支配者たち’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1年

．佐藤次高‘イスラーム国家と王権’ 岩波书店 2004年

．J. ル．ゴフ、冈崎敦．森本英夫．堀田郷弘訳‘圣王ルイ’ 新评论 2001年

．A. サン=ドニ、福本直之訳‘圣王ルイの世纪’ 白水社文库クセジュ 2004年

．ジャン．ド．ジョワンヴィル、伊藤敏树訳‘圣王ルイ——西欧十字军とモンゴル帝国’ ちくま学芸文库 2006年

．S. ランシマン、榊原胜．藤泽房俊訳‘シチリアの晩祷——十三世纪后半の地中海世界の历史’ 太阳出版 2002年

．E. A. W. バッヂ、佐伯好郎訳补‘元主忽必烈が欧洲に派遣した景教僧の旅行志’ 春秋社松柏馆 1943年

．M. V. Landingham. Transforming the State: King, Cour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alms of Aragon (1213-1387), Brill, 2002.

第7章、终章

．グラヴィホ、山田信夫訳‘チムール帝国纪行’ 桃源社 1967年

．间野英二‘バーブル．ナーマの研究Ⅲ訳注’ 松香堂 1998年

．间野英二‘バーブル．ナーマの研究Ⅳバーブルとその时代’ 松香堂 2001年

．间野英二．堀川彻编著‘中央アジアの历史．社会．文化’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 2004年

．A. クロー、岩永博监訳／杉村裕史訳‘ムガル帝国の兴亡’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1年

．イブン．ハリドゥーン、森本公诚訳‘历史序说’全4册 岩波文库 2001年

．岩松寛编‘北アジア史’（アジアの历史と文化7） 同朋舎 1999年

．森川哲雄‘モンゴル年代记’ 白帝社 2007年

．平野聡‘大清帝国と中华の混迷’（兴亡の世界史17） 讲谈社 2007年

．R. G. スクルィンニコフ、栗生沢勐夫訳‘イヴァン雷帝’ 成文社 1994年

．H. トロワイヤ、工藤庸子訳‘イヴァン雷帝’ 中央文库 1987年

．土肥恒之‘ピョートル大帝とその时代’ 中公新书 1992年

．桑山正进‘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0年

．李雄贤‘ソ连のアフガン戦争——出兵の政策决定过程’ 信山社 2002年

．B. ルイス、白须英子訳‘イスラーム世界の二千年——文明の十字路中东全史’ 草想社 2001年

．中村哲‘ほんとうのアフガニスタン’ 光文社 2002年

．前田耕作．山根聡‘アフガニスタン史’ 河出书房新社 2002年

．木村汎．石井明编‘中央アジアの行方——米ロ中の纲引き’ 勉诚出版 2003年

．内藤正典‘イスラーム戦争の时代——暴力の连锁をどう解くか’ NHKブックス 2006年

．小杉泰‘イスラーム帝国のジハード’（兴亡の世界史06） 讲谈社 2006年

重要项目解说跨越东西方的旅人和远征

所谓的历史家和历史研究者，必须从各方面思考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现象、事情、人物，而自己也要成为超越时空的旅人。下面叙述若干超越东西方的人物和事情，并做出简短评论。

马可波罗

（Marco Polo，推测1254～1324）

意大利威尼斯人，是在当时覆盖欧亚超广域之蒙古帝国内旅行的人物。他的名声超越时代、地区，他的游记集合起来超过一百四十种写本，但他实际的形象却非常模煳。威尼斯的确有一个于一三二四年死去的同名人物，但却无法确定他曾经透过陆与海往来欧亚，也无法断定他是由众多写本描绘的游记当中的人物。

在蒙古时代以多语言写成的原典史料中，马可波罗的身影总是非常模煳，很难对他做出确切的判断。但就算如此，根据最近以波斯语和汉语史料对照的结果，从游记当中的经历，还是可以辨认出某些人物和事迹。也就是说，个别的记述当中都含有一些必须说是事实的“片段”。然而，这必须翻阅超过二十多国语言的原典史料，才有可能看出。这也是研究马可波罗的“乐趣”和“痛苦”之处。对于结合数人的见闻和情报、创作出一个名为“马可波罗”的人物形象这一点，在长期研究马可波罗的欧美，老实说，我认为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分析和追究。世人皆知的马可波罗和其身影，依旧是接下来的课题。根据数种版本，从根本上重新探讨马可波罗游记是基本的要求。这也是考验研究者是否具有横跨欧亚东西的文献能力的领域。

伊本巴图塔

（Ibn Baṭṭūṭa，1304～1368／69）

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阿拉伯旅行家。当时以蒙古世界帝国为中心，欧亚非世界大幅交流，以此时代状况为背景，他因留下超越马可波罗的足迹而闻名。具体而言，他从一三二五年麦加巡礼开始，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至蒙古统治之下的中国，利用陆路和海路走访欧亚和非洲各地。其记录作为传达蒙古时代各地样貌的史料来说，拥有极高的价值。然而，对于可否将此游记视为是他一人的所见所闻，这一点让人存疑。分析个别的事迹和记述会发现有许多矛盾之处和不自然的文脉，尤其是与蒙古帝国本身或与中国相关的部分，都有许多奇怪之处。如同马可波罗的游记其实是集合多人的经验和见闻而成的看法，伊本巴图塔口述的游记或许其实也是集合多人的情报而成。无论是马可波罗或伊本巴图塔，将他们的游记当作确切根据使用时需要特别慎重。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闻名历史的众多远征当中，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被当作是希腊文明扩张、西方世界征服东方世界，也就是欧洲征服亚洲最早的事例，欧美本位的人经常大声强调此点。然而实际上，亚历山大是在憧憬哈卡曼尼斯王朝之下富庶且富有文明的东方，而踏上他的东方之旅。另外，他的足迹大致沿着哈卡曼尼斯帝国的领域，因此必须说，所谓亚历山大开拓未知世界的说法，其实是欧洲眼中的“罗曼故事”。实际上，亚历山大眼中只有战争和征服。将“野蛮”置换成“圣性”，不过是事后诸葛。例如在亚历山大死后，广大的领土瞬间分裂成数个，伊朗以东是否真的有留下希腊化的残渣？一八三〇年代，朵伊森梦想的“希腊化”其实不在东方，反而在西方，也就是罗马的兴起。亚历山大的东征和其生涯，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受到明显美化，当中投影出的是当时的时代状况。此时，该正视这个反映欧洲帝国主义所创作出的传说，或说是“文明化使命”之名下的历史述作了，如此才能探讨其真实面貌。

郑和的远征

郑和是明代初期获得永乐帝启用、略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以前后七次的“南海远征”（下西洋）闻名。他出身云南，家系据说可以追溯到蒙古时代著名的穆斯林武将和行政官赛典赤．赡思丁（伟大的圣裔之意）。郑和一般被认为是“宦官”，那是因为他曾担任“太监”一职，但另一方面，郑和之所以会受到印度洋伊斯兰地区的欢迎，那是因为他是继承“赛典赤”，即穆罕默德血统的人；所以“宦官”身分的说法需要进一步探讨。关于被称作“西洋取宝船”的数十艘舰队，近年尤其在中国和台湾受到过度的评价，包括最大的船是超过八千吨的巨舰、美洲大陆也发现了郑和的舰队等等，这些是带给人夸大印象的不实说法。木造帆船最大不超过四百吨，而且这么巨大的帆船舰队真的会动吗？木造的大船真的禁得起印度洋的大浪吗？几乎都让人难以置信。另外，所谓美洲的“发现”也是子虚乌有。会出现这样的说法，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的大国崛起及其经济发展、外交和海洋战略意图。为了国家和政权的政治目的而描绘出伟大的历史形象来鼓舞国民，这是常见的手段，但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却跟着随风起舞，实属遗憾。另外，关于郑和航海的文献和资料之后几乎全部遭到明政权毁灭，故我们很难看出原始的真实面貌。

欧洲的远征

人类史上有许多被归类为“远征”的活动和现象。其内容和样貌根据时代和地域而大不相同，下面以欧洲远征这个大的框架简述其特征。

虽然欧洲的成立是在所谓中世纪之后，但作为“远征”的代表事例，许多人会想起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这是将希腊当作是欧洲的起源，以为亚历山大的东方远征是欧洲征服亚洲的最初事件的观点。所谓“希腊化”的现象，也多出现在此等文脉之中。然而这都是超越历史事实，经过十九至二十世纪帝国主义过度美化欧洲所造成的印象，也是时代虚构历史的典型范例之一。

可称为欧洲这个“集团”的远征事例，最引人注意的是超过两个世纪的“十字军”。总共八次的一连串东征活动首先从陆上入侵中东，之后逐渐改成经由地中海入侵。然而在中东人的眼里，这一切不过是“野蛮人的侵袭”。话虽如此，结果仍推进了地中海航行的“现实化”，孕育出真正与航海相关的技术、知识、精神，成为十五世纪末之后前进海洋的雏型。

值得被称作欧洲远征的是西方人所谓“地理大发现”（日本称作大航海时代）的各种海上远征。以规模来说，葡萄牙前进印度洋的远征微不足道，但作为欧洲来到亚洲东方的先驱，且对于日本而言，都有重大的意义。另外，西班牙前往南北美洲大陆的远征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各种冒险的军事征服受到上天眷顾，也带来了欧洲势力的扩展和“新世界”的出现。之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派遣各种远征队前往海上想要分一杯羹，打开了全球时代的大门。然而，在与欧洲本国隔绝的海外领地，西方人表现得有如神一般，创造出非同小可的人种差别待遇，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南洋远征的时候，如何克服坏血病也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障碍。在库克船长之前，坏血病一直是欧洲最大的恐惧。然而亚洲的船上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坏血病。以留下许多史料的蒙古时代来说，大元兀鲁思在泉州和广州设置了种植柠檬的官营农场，做成柠檬饮品供船员饮用，以防止坏血病。由此可见，囫囵吞枣所谓西洋优越思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欧洲的优势是在十九世纪后半之后才急速扩展至全世界。完成工业化和军事化的欧洲，以动力船和火炮的威力征服世界其他地区，也包括过去无法入侵的东亚。另外，沿着“丝路”而展开的各种亚洲内陆探险部队，也可说是一种远征。

年表

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10
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后蒙古时代与世界史的重新构图モンゴル帝国と长いその后

作者：杉山正明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陈心慧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张乃文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09

MONGORU TEIKOKU TO NAGAI SONOGO》

©Masaaki Sugiyama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1. 序章：历史存在的意义

1. 蒙古之后的漫长身影

2. 迈向新的人类史时代

2. 第一章：连绵不绝的欧亚国家传统

1. 既旧又新的亚洲、欧洲、欧亚大陆

2. 欧亚世界史内含的动力

3. 第二章：蒙古如何看待世界和世界史

1. 人类史上最初的世界史——《史集》
2. 令人吃惊且不为人知的世界史样貌
3. 重叠的世界史和世界全貌
4. 地图传达的新时代大门

4. 第三章：大蒙古和打开世界之人

1. 成吉思汗的历史故事

2. 成为史上最大帝国的原因

5. 第四章：蒙古与俄罗斯

1. 西北欧亚大陆的大进攻

2. 术赤兀鲁思与罗斯的爱恨情仇

6. 第五章：蒙古与中东

1. 未完的中东作战

2. 旭烈兀兀鲁思是伊斯兰王朝吗？

7. 第六章：地中海、欧洲，与链接起来的东西方

1. 圣路易的梦想

2. 扫马使节团的欧洲外交

8. 第七章：“驸马爷”们的欧亚大陆

1. 成吉思汗家超越时空的神圣血统和其记忆

2. 十六、十七世纪在世界史上所代表的意义

9. 终章：来自阿富汗的眺望

1. 地表最后出现的游牧帝国

2. 从历史到现在

10. 对学术文库版的寄语
11. 参考文献
12. 重要项目解说：跨越东西方的旅人和远征
13. 年表
14. 版权页

Landmarks

1. 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