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特‧最初的歐洲
Author: [日] 原聖
Date: 2019-06-11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最初的歐洲人」──凱爾特，他們建立了西方文明的基底， 卻被羅馬和基督教文明覆蓋，視之為邊陲的「野蠻」文化。 凱爾特不只專屬於愛爾蘭！而是歐洲世界共通的文化遺產。 找尋最原始純粹的異教文化，從民俗學、語言學、歷史學全面解讀歐洲的起源！ 一九八○年代後半，歐洲掀起了一波重新發現「凱爾特」的風潮。當時蘇聯勢力衰退，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九三年歐盟誕生，在歐洲逐步邁向大團結、重獲新生之時，凱爾特文化被視為是全歐洲共通的遺產，受到各國矚目。 雖然長久以來認為歐洲文明的基礎是羅馬與基督教文明，這點非常具有正統性，但這兩者並非歐洲所獨有。若再往更早之前追溯，在羅馬與基督教出現之前，幾乎遍及整個歐洲，可作為歐洲獨特認同基礎的，正是凱爾特文化。 「最初的歐洲人」凱爾特，在經過漫長時光後，仍在歐洲文化之中深植了某些如今我們依舊熟悉的元素，像是妖精、巫女、小人族、巨石文化、亞瑟王傳說。本書將以布列塔尼、愛爾蘭為中心，掌握其未受時代渲染的真實樣貌，帶領我們踏上尋找歐洲根基的知識之旅。 ■獨一無二、首次出現全面的「凱爾特歷史」！ 凱爾特文化是了解世界史、尤其是西方文明關鍵的最後一塊拼圖。 在凱撒的時代，凱爾特人這個稱呼，是指以高盧地區為中心生活的人群，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只能在主流文明中被書寫。更久遠之前的古代，從不列顛群島、伊比利半島，乃至中、東歐到小亞細亞的一部分，都存在著與高盧人語言相通的集團，這就是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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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话说从头——凯尔特是什么？

“凯尔特大型展”出版书籍的封面　使用的图像是做工细致的“马罗梅吉耶红酒壶”（音译）。

◎最初的欧洲—凯尔特人

一九九一年，意大利威尼斯举办了一场名为“最初的欧洲——凯尔特人”（The Celts——the First Europe）的大型展览会。正如标题所示，这是一项把凯尔特人当成欧洲最早的民族集团，并试图验证其文化的企划。在为期半年的展览期间，进场参观的人数据说超过一百万人。透过视觉的呈现，这场展览向一般福斯展示了古代凯尔特文化的丰富多彩。

根据主办者在展览图鉴的序文中所述：“这场展览会的核心概念，正是‘最初的欧洲’。虽然欧洲的范围究竟到哪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可循，不过追本溯源，它一方面可以回溯到罗马文明与基督教，另一方面则可以回溯到凯尔特人；因此，凯尔特文化是欧洲留下的遗产，这点是任谁都无法否定的事实。这场展览，就是对继承了这项文化、迈向新生的欧洲，所致上的最高赞词。”（费里西安诺．班维奴帝［Feliciano Benvenuti〕，格拉西宫美术馆〔Palazzo Grassi〕馆长）

令人感到相当有意思的是，包含旧东欧地区在内，几乎全欧洲的所有国家（二十四国），都参与了这项企画。一九八九年，象征欧洲东西分裂的柏林墙倒塌；一九九三年，代表欧洲迈入崭新统合阶段的《马斯垂克条约》生效，随着欧盟的诞生，时代明显朝向欧洲的大团结迈进。凯尔特人作为历史上的重要附注，其意义正与这一趋势不谋而合。

班维奴帝馆长指出，欧洲的基础乃是罗马文明与基督教，这确实是至今为止形塑欧洲认同的象征。希腊罗马文明的体现，不只在哲学、科学、戏剧等学术与艺术方面，也呈现在书写文字与语言上。至于基督教的体现，则是如同《约翰福音》第一节中的名句“太初有道”（logos）所形容般，是一种严谨整齐的“道”之文化。以这两者当成西欧的起源，的确有充分的正统性，然而，它也是现今普世文明的整体基础，所以并不能说是欧洲独占的事物。因此，凯尔特文化作为欧洲独有的认同基础，便受到众人所瞩目。

◎用来疗愈的凯尔特

凯尔特所呈现出的另一种“欧洲”，是被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所压抑，视之为野蛮、杂乱无章，甚至连书写和语言都没有的文化。

一九八八年，爱尔兰歌手恩雅（Enya）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水印》（Watermark）；这张CD很快便成为了百万畅销经典。虽然爱尔兰流行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因为玛莉．布莱克（Mary Black）以及克兰纳德合唱团（Clannad）的关系而广受瞩目，但恩雅的音乐之所以大受欢迎，其实是因为它对日益与疲劳、疲惫画上等号的现代文明提出批判，并提供了某种疗愈的功用。这种治愈疲惫、充满幻想氛围的音乐，正是与一丝不苟之“道”的极端对比。它让人深深感受到西欧文明中的异国风情所具有的异质性。同样在九〇年代，凯尔特神话、民间传说以及亚瑟王传奇这些文学作品，也因其所蕴含的神秘及魔法氛围而大受欢迎。英国等地的书店，虽然将这种超自然（occultic）文学归类成“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潮流的一部分，但当中有很多其实都是源于“凯尔特式”的题材。这些文学作为一种手段，也强烈反映出想从喧嚣现代文明中逃脱的涵义。

◎凯尔特别致的文化水脉

一九八六年，BBC制播了一部六集的电视系列节目：《梦幻之民——凯尔特人》。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后半为止，凯尔特人对一般福斯来说，一直都是不甚熟悉的“梦幻之民”。这部影集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道，如同华丽绚烂的《凯尔经》（Book of Kells）所象征的，这个古代曾经繁荣一时的民族，即使在经过历史洪流的摆弄后，仍然坚强地一直存续到现在。虽然正如本书第六章指出的，《凯尔经》是否属于凯尔特文化颇有疑义，不过它确实是展现出中世纪不列颠群岛基督教的独特性与成熟度的重要书籍；对现代爱尔兰而言，它也是足以与隶属日耳曼系统的英国对抗的宝物，更是都柏林最具权威的三一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虽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中世纪初期的泥金装饰手抄本《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以书籍本身的重要性来说并不逊于《凯尔经》，但因为它对英国在文化上的认同只有附加的意义，因此展示的方式也就没有那么慎重。

青网祭（Filets Bleus）　一九〇五年以来，在孔卡尔诺㉙（Konk-Kerne）举办的一项民俗庆典。每年都会选出一位“青网女王”（照片正中央）。一九九七年，笔者摄影。

一九九一年，《凯尔经》以连蛀蚀状态都忠实呈现的方式复制出版。虽然这是和威尼斯的大型凯尔特展几乎同时进行的企划，但并不具有为欧洲整合背书的意义，只是单纯展现凯尔特文化的优美之处。这项再版计划旨在恢复凯尔特过去的荣耀，并以现在的角度进行重新评价，这点与强调凯尔特的文化水脉自古便连绵不断的《梦幻之民》系列节目是共通的；虽然拥有饱受折磨的历史，却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现代迎接重新复苏的时刻到来，光是这样的故事主轴，就足以打动人心了。

◎欧洲的凯尔特旋风

一九七一年，由布列塔尼地区洛里昂市（Lorient）首创的“凯尔特文化交流节”（Interceltic Festival），是凯尔特文化圈各地区音乐家齐聚一堂的庆典。特别是自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更成长为每年有五千名音乐家聚集、观众超过四十万人的盛大活动。一九八九年，在巴黎北部近郊开幕的“阿斯特克游乐园”（Parc Asterix Theme Park），以大陆凯尔特人、同时也被认为是法国人祖先的高卢人为主题，入园人数很快就凌驾了欧洲迪士尼。一九九五年，经过现代编舞的爱尔兰舞蹈《大河之舞》（Riverdance）在都柏林首演；之后，在纽约与伦敦都造成轰动，光是第一年就吸引了一百万以上的观众前来观赏。同样在一九九五年，布列塔尼摇滚歌手，丹．阿尔．布莱斯（Dan Ar Braz）发行的CD《凯尔特的遗产》（Héritage des Celtes），创下了爆炸性的销售纪录。每到爱尔兰的主保圣人“圣派翠克”（Saint Patrick）的纪念日时，世界各地都会举办盛大的游行活动。不过二〇〇二年的圣派翠克日，巴黎的国立足球场则是举办了一场以“凯尔特之夜”（nuit celtique）为名的凯尔特文化圈音乐节；这项活动此后每年定期举行，直到现在。

不只是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法国的布列塔尼也因为是担负起凯尔特文化的地域之一，受到的关注正在增加。

“凯尔特之夜”的DVD　二〇〇四年于巴黎举办的第三届凯尔特之夜（Nuit Celtique），因为人气旺盛，发行了DVD。

◎日本的凯尔特旋风

一九八〇年代后半以降，日本也同样掀起了重新评价凯尔特文化的风潮。最早陈述凯尔特遗绪对欧洲之重要性的，是井上幸治编著的《欧洲文明的原型》（ヨーロッパ文明の原型，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以及桦山纮一《欧洲的出现》（ヨーロッパの出现，讲谈社，一九八五年）。在桦山的著作中，凯尔特文化被称为“欧洲文明的基础”、“眼下所知的创始者”。一九八九年，NHK播映了BBC的《梦幻之民——凯尔特人》节目，配上恩雅的主题音乐，让神秘且华丽的凯尔特文化一时蔚为话题。同年，鹤冈真弓《凯尔特／装饰的思考》（ケルト／装饰的思考，筑摩书房）一书的出版，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一九九一年，马康纳（Proinsias Mac-Cana）的《凯尔特神话》（Celtic Mythology）翻译成日文（ケルト神话，松田幸雄译，青土社），以及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著的《凯尔特：传统与民俗的想像力》（ケルト、伝统と民俗の想像力）出版，使得凯尔特神话及其想像力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一九九三年，Fujita Vente展览馆举办了“凯尔特艺术与今日爱尔兰特展”；接着于一九九八年，在朝日新闻社的赞助下，“凯尔特美术展”于东京都美术馆举行。自此，凯尔特文化作为“另一种古代西洋”（《“凯尔特美术展”图鉴》，柳宗玄），成为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共同认知。在这之后，有关凯尔特的出版品数量也很丰富。（请见本书参考文献）

◎凯尔特是什么？

在此，我想就本书的立场，解释一下本书主角凯尔特人、以及凯尔特文化究竟是什么。首先，基本前提是语言的共通性。正如本书中所见，在凯撒的时代，所谓凯尔特人这个称呼，是以高卢为中心而构成的。在古代，从不列颠群岛、伊比利半岛、乃至中东欧到小亚细亚的一部分，都存在着与高卢人语言相通的集团。不过，这是基于十九世纪以后语言学成果所得出的结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广域共通性的认知。因此，姑且以语言范围定义凯尔特文化圈，并阐述这一文化圈的人们遭遇了何种历史变迁，这样出来的产物便是本书。

凯尔特语文化圈的各个地区

这时候，应该要重视的就是同时代的称呼方式。请注意本书对于专有名词的用法。正如第三章所述，凯尔特人这个称呼，最早是出现在西元前五世纪，并于前一世纪成为该族群的自称。故此，古代凯尔特人确实有可能以此当作“民族性”的称呼。只是，这样的称呼也只用到五世纪为止；七世纪的圣伊西多禄（Saint Isidore of Seville）在阐述过去的历史事实时，还曾提及伊比利半岛的凯尔特人，但在同时代的历史记载中，这个民族的踪影已然消失不见。之后，虽然偶尔还会提及高卢人，但凯尔特这个称呼，在中世纪后期已被遗忘殆尽。

所以在提及五世纪以降，在不列颠群岛说着共同语言的人们时，本书都会特别尽量避免使用“凯尔特人”（Celts）这个说法，而是使用不列塔尼亚（Britannia，不列颠尼亚）或是海柏尼亚（Hibernia，爱尔兰）等当时通用的拉丁语称呼。至于布列塔尼和威尔斯等称呼，相较于这些专有名词尚不存在的史前时代，本书也是在该称呼出现的时代以后，才做限定性的使用。

十六世纪以降，作为自己民族的起源，以及文化认同的展现，凯尔特人再次开始使用“凯尔特”这个称呼。因此从这个时代以后，“凯尔特”一词的使用在本书中也重新复活了。

多样的凯尔特与高卢的概念　在近代概念中，凯尔特人包含了高卢人，不过古代也有观点认为高卢人包含了凯尔特人，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参照The Celts, 2003绘成。

◎凯尔特与高卢

以下试着整理使用类似凯尔特的名词时，在许多情况下，与高卢在概念上的涵涉关系。西元二世纪希腊的地理学者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在引用西元前四至前三世纪的历史学家——卡迪亚的希洛尼摩斯（Hieronymus of Cardia）之论述时，就把凯尔多（Keltoi，凯尔特）和加拉太（Galatía，高卢）当成是同义语。而当西西里岛的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引用西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阿巴马的波希多尼（Posidonius of Apameia）的论述时，则是写道：凯尔泰（Keltai）是欧洲西部（亦即高卢），加拉太则是欧洲东部，但罗马人一律称之为高卢。换言之，他已经有了这两者乃是不同民族的认知。

在凯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凯尔特族是高卢人当中的一支；不过在伊比利半岛的凯尔特人并非高卢人。（参照第三章）虽然凯撒等罗马人将居住在高卢的人们统称为“高卢人”，但这应该和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凯尔塔耶”（Celtae）人有关。

前一世纪至一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他的《地理学》（Geographica）中说道：“过去人们将那旁（Narbōnēnsis）地区（高卢南部）称为‘凯尔泰’，后来以此为基础，遂将整个高卢都称为凯尔多。”

到了十六世纪以降的近代，不只法国将凯尔特与高卢当成同义词来使用，英国也认为凯尔特是高卢人的一支。比方说，十六世纪在英国首先开始进行语系分类的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就在高卢语中分出了比尔及语（大陆北部，即今日的比利时地区）、凯尔特语（西班牙及爱尔兰）、不列颠语（威尔斯）等支系。在十八世纪初期，波伊夫．培松（Paul-Yves Pezron）提出凯尔特语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之后，认定高卢是凯尔特一部分的想法便逐渐普及化，持续至今。

布列塔尼的凯尔特语使用分布及范围变迁

◎与邻近集团的差异化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有关与邻近集团之间差异化的记述。这一点即使在古代，也能追溯出其历史变迁。

前七百年左右的海希奥德（Hesiod），以及前六世纪的埃斯库罗斯（Aischylos），都使用“Hyperboreios”（住在北风那头的人们），来形容对抗地中海人的北方人。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在描述北方人时，出现了西方的凯尔多、以及东方的斯基泰等民族的名称；之后，这些名称也为前四世纪的埃福罗斯（Ephoros）与前二世纪初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所沿用。前一世纪上半叶的保萨尼阿斯，又在其中加上了加拉太。接着同一世纪后半，凯撒、斯特拉波、塔西陀（Tacitus）对各个部族做了详细的分类，于是凯尔塔耶人与阿奎丹尼人（Aquitani）、不列颠人、比尔及人（Belgae）、日耳曼人并列，在历史上出现。

◎专有名词的自称

和名称的时代性一样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怎样称呼自己的语言以及人名。好比说，布列塔尼地方专属的语言“布列斯语”（Breizh），现在是以“布列吞语”（Breton）的称呼为人所知，但这是法语的称呼方式，而“布列斯”才是他们对地区、民族的自称，所以本书中也采用此种称呼。我在一九九〇年代就已提及，上网一搜寻，我们便可以发现比起布列吞语，布列斯语的名称才是主流。虽然该地区整体的名称是使用法语的“布列塔尼”（Bretagne），但维持布列斯语圈的西部地方，仍然称为“布列斯．伊赛尔”（Breizh Izel，现今惯称“下布列塔尼”）；在这个地区的地名，也都是以布列斯语发音为标准。在这里，我也是以主要使用的语言作为大致的基准。因此，直到英语、法语尚未确立的十世纪左右，我也是依据同样的基准，称不列颠岛为不列塔尼亚岛，并且称布列塔尼为阿莫里卡（Armorica）。

关于人名，我也是一样尽力按照当时的时间、地点来进行称呼。所以，我的称呼方式与惯用的称呼多有差异，对此还请参照本书的“主要人物一览”。

◎本书的意图

本书之目的，并非是站在前述的凯尔特热潮延长线上，针对批判西欧文明的凯尔特文化之复兴进行重新评价，并进行概论式的描述。相反地，我想做的是重新回到历史脉络当中，思考凯尔特文化在当时代所象征的意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本书可说是以批判性的态度，重新检讨当作“历史记忆”的“凯尔特热潮”。换句话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解构这个热潮。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九九〇年代后半出现了所谓的“凯尔特怀疑论”，认为就历史时期来说，凯尔特是多余的存在；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声浪更是高涨。本书虽然不走这种取向，不过还是以冷静的目光，将之纳入参考，并结合进书中的论述之中。

接着，谈谈本书的架构。本书首先从布列塔尼地区残存“异教”民俗的现象开始探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督教以前的习俗就等于凯尔特文化，而且表现在现今布列塔尼地区具有的凯尔特性质上。不过，我对这种看法持否定意见。就算基督教以前的风俗确实毫无疑问地存续下来，也不能说就是凯尔特文化的特征，只能说是民间信仰会有的、到处都存在的普遍性而已。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人像这样把异教性质当成凯尔特独特的风格；布列塔尼的民俗学者正是抱持着这样的看法。这一点对于本书第二章处理的巨石文化来说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布列塔尼的习俗都与巨石相关，这也普遍被视为是凯尔特文化的一部分。关于这些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我也将在本书中进行叙述。

迄今为止，关于凯尔特历史与文化的概论书籍，主要都是以爱尔（Éire）为中心。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爱尔兰这个国家，把凯尔特文化当成国家认同。但是正如本书中所见的，当我们对凯尔特人与凯尔特文化进行历史实证性的检验时，爱尔兰的存在感反而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它和古代凯尔特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包含爱尔兰在内的“凯尔特语文化圈”，和经过历史资料确认的古代凯尔特人活动范围，实际上并没有重叠。爱尔兰是因为在近代成为独立国家后，需要面对如何衔接与过去历史断裂的课题，所以才寻求将凯尔特文化作为起源。这不过是二十世纪，乃至于最近的事情罢了。

本书以法国布列塔尼地方为叙述的主轴。布列塔尼在语言文化上，虽然是属于包含不列颠群岛在内的凯尔特语圈，不过也算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在文化上，布列塔尼更是古代凯尔特─高卢、中世纪不列颠群岛文化、近代凯尔特语文化共同的交集之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是以通史方式思考凯尔特之时，最适合不过的区域。

第一章“异教徒之地”的信仰

保罗．赛比略　布列塔尼出身的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口述文学”正是师承自赛比略。

崇尚自然信仰的布列塔尼

◎称为“异教徒之地”的地方

二十世纪前半的布列斯语剧作家堂吉．马尔芒修（Tangi Malmanche），曾经着有一部名为《异教徒们》（Ar Baganiz）（一九三一年）的作品。内容描述的是一群以劫夺遇难船只物资为业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Baganiz”其实就是拉丁语的“paganus”，意指农民、异教徒。从此以后，菲尼斯泰尔省（布列斯语：本．阿尔贝德〔Penn-ar-bed〕；以下按照省编号，简写成㉙）的北部海岸一带，便被称为“Vro Bagan”（le pays Pagan），亦即“异教徒”（pagan）之地。

不过，究竟为何要称呼该地为异教徒之地呢？虽然有很多种说法，但最有力的还是“掠夺遇难船只”——也就是说，因为当地人们违反基督教教义，做出掠夺的行为，所以才被冠上如此称呼。尤其是勒斯讷旺镇（位在布雷斯特市北边）北方的海岸地区，因为搁浅船只特别多的缘故，总被这样指称。

马尔芒修将《异教徒们》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七世纪末的这一地区，而事实上“le pays Pagan”这个地名，大概也是从此时开始出现的。那是天主教为了对抗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推行所谓“反宗教改革”（Contrareformatio）的时代，也是宗教取缔日趋严密的时代。

布列塔尼是法国天主教色彩最浓厚的地方，包含“Vro Bagan”在内的雷翁地方（Leon），更是整个布列塔尼最虔敬、圣职者辈出的地区；尽管如此，当地却还是留下了这样的地名。我在雷恩大学凯尔特学科留学的时候，于布列斯语文学的课堂中读到了这部著作，那时候“异教徒之地”这个地名带给我的惊讶，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或许此地名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对当地民众而言，基督教的意义是什么。更精确地说，当地的信仰虽然具有天主教的特征，但当中包含了相当多异教的成分。中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这块土地；而后从十七世纪开始再次基督教化。然而，就算如此，异教的习惯依然随处可见。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正是布列塔尼“凯尔特风的异教性”，不过大体上来说，还是属于普世性自然信仰的遗存。

关于这点，须提及一位特别关注自然与民间信仰之间有何关系的民俗学者：保罗．赛比略（Paul Sébillot）。赛比略出身自布列塔尼半岛的阿摩尔滨海省（布列斯语：奥阿茹．安．阿瓦尔〔Aodoù an Arvor〕；以下简写成㉒）西北海岸，一个叫做马蒂尼翁（Matignon）的村庄；一直到三十五岁以后，才正式投入民俗调查。在这之后，他的研究范围从自身乡土附近的上布列塔尼（Breizh-Uhel），一路延伸到奥弗涅（Auvergne），最后更扩及到整个法国。柳田国男引进日本的“口述文学”的做法，正是来自赛比略。他的儿子波伊夫．赛比略（Paul-Yves Sébillot）也是民俗学者，且著作和父亲齐名，本书中也相当程度活用了他的研究。

本书举出的核心地区——法国的布列塔尼，现在正是以保留着凯尔特的异教性而闻名。作为观光胜地，它最大的卖点就是风光明媚的自然环境；在宣传海报上，总会将海岸的海水浴场与巨石群一起绘入画面当中。

现代的布列塔尼

其中阿雷山地（Monts d’Arrée），包含一九六九年指定为“阿莫里卡地方自然公园”的区域在内，以壮阔的景观著称。它的最高峰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虽然只有海拔三百八十三公尺，并不算高，不过却是基督教传入以前的灵山和圣域。圣米歇尔（米迦勒）是驱除恶魔的大天使，正因为这样，才将这座山如此命名，以象征驱离异教。说到圣米歇尔山，在布列塔尼与诺曼第交界处，也有一座同样名称、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著名岛屿，那里很有可能以前也是异教的圣域。

◎上天的保佑

赛比略曾经指出，法国民间的传奇故事几乎没有关于“世界起源”的题材。之所以会如此，可以认为是基督教的“创世说”，将之前的传说彻底抹除之故。当然，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留存下来。比方说，蒐集自布列塔尼的民间故事中，就有神与恶魔比赛创造世界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神创造了大地，而恶魔嫌它空无一物，于是生出了水。然而，这明显是模仿基督教的“创世说”而创造出来的轶闻，因此很难想像会有多古老。

这种状况也和确认民间传承的内容之意义，息息相关。民众所保存、留在自己记忆中的传说，多半是贴近于生活的事情，以及立基于其上的思想。即使从外界传入了某种宇宙观或是神明之类的宏观思想，在这样的层次上，还是能够窥见以往留存下来的文化传承。以发掘这样的传承为目标的学科，正是作为贴近生活之学问的民俗学。尤其是赛比略的民俗学，聚焦在残存的自然信仰，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谈到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然信仰的对象时，首先必然会举出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这些正是一般人生活当中，眼睛所能看见、最熟悉的存在，因此也是最容易留下民间信仰的对象。

基督教就是利用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信仰象征，来推动居民改信。四世纪时的米兰主教盎博罗削（Ambrose），就已提出这样的方针；至六世纪，坎特伯里大主教梅里图斯（Mellitus）执行了教皇额我略一世（Gregorius I）的命令：不要破坏异教的寺庙，而是要将之变更为基督教的教堂，并为此破坏偶像、洒上圣水之后，设置祭坛，备妥圣物。

更为人所知的，则是所谓的“圣诞节”。大部分研究者皆同意，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圣诞节原本是冬至的庆典，只是后来被替换了概念。

关于冬至庆典的起源，虽然可能是源自某种质朴的自然信仰，不过主要还是来自于古代印度、伊朗的太阳神密特拉（Mitra）；密特拉信仰传入希腊─罗马后，形成密特拉教，而该教的重要祭典，便是在冬至这天举行。基督教的圣诞节原本并没有固定时日，但到四世纪中叶起，便固定在冬至这天举行，据说这正是为了锁定密特拉教这个重要节日。

另一方面，对月亮的信仰，似乎在十七世纪的布列塔尼依然存在。根据这个时代具代表性的传教士路诺布雷（音译）在传记（一六六一年）中所述，一六二四年的时候，在伊尔德桑岛㉙（Île de Sein）上有三名女巫，还保留着对“多耶．塔德”（父神）的月亮信仰。据说她们会面向新月跪着，然后吟唱主祷文。赛比略引用了这段叙述，来解释基督教以前的风俗被基督教所覆盖的状况。当然，这种信仰的起源究竟该回溯至何时何地，在实证上还是相当困难。

在伊勒─维莱讷省（布列斯语：伊勒．阿克维廉〔Il-ha-Gwilen〕；以下简称㉟）的雷恩（罗阿宋〔Roazhon〕）市附近，年轻的未婚男女会在出现上弦月的星期五晚上向着月亮，各吟唱五次主祷文和圣母经（Ave Maria），然后念道：“幼小的上弦月啊，神圣的语言啊，当我入眠之时，告诉我，我会跟谁在一起吧！”接下来，他们会将视线从月亮移开，把手边有的东西用力掷出，继续吟唱。然后从左脚先上床，再从左边下床，直到睡着为止，都一直吟唱着，为炼狱的灵魂祈祷。这样一来，未来的结婚对象就会在梦中出现。甚至还有附注：如果是少女的话，半夜起来上厕所时，若是面向月亮，会遭致不幸。这种对月之魔力的信仰，当中含有的意义，和基督教的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不过，也无法说基督教当中不会产生出像这样质朴的信仰，因此不能断定它是从基督教以前残存下来的。

另外对星星的信仰也相当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旅行作家杰克．康布雷（Jacques Cambry）的记述中有写道，在普卢加努村㉙（Plouganoù），人们看见夜幕初上时的明亮星辰，便会跪地祈祷。一八八〇年代在莫尔比昂省（Mor-Bihan，简写），还有“九星断食”的习俗——从黎明到傍晚、直到看见九颗星星为止都不吃东西；若是在圣诞节前夜这么做的话，在午夜弥撒之时，过去一年内逝世的人们将清晰呈现在眼前。像信仰月亮一样，这也是相信星星具有的魔力，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普遍的民间信仰。

◎圣约翰之火

太阳是全能之神，而祂在地上的象征便是火。在希腊以炉灶之神身分受人敬拜的赫斯提亚（Hestia），在罗马则称为维斯塔（Vesta）；至于人称“德鲁伊”（druid）的凯尔特祭司，他们举行赞美太阳仪式的时间则是在夏至。这个仪式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从六月二十一日的夏至，转变成在圣约翰日（二十四日）的晚上点燃火焰、举行庆典，并持续在各地流传。虽然有人认为，这比较像是古代日耳曼夏至庆典的变形，而且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夏至的庆典确实会以火祭的方式举行，其中也可看到许多异教神明的踪影，不过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民间太阳神信仰的残留比较好。

圣约翰之火　1893年法国全国性报纸《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插图。图片下的解说是：“在布列斯的十字架底下，举行着昔日异教的仪式。”

尽管圣约翰之火到现在仍在法国各地点燃，但在布列塔尼这里，这个习俗保留得特别完整。十九世纪前半的作家苏维斯特（Emile Souvestre），就曾这样描述他所出身的雷翁地方㉙当时的模样：在圣约翰日的前一天，衣衫褴褛的孩子们会挨家挨户请求施舍，蒐集金雀花的花束。到了傍晚，山丘和广场上会点燃火焰，少女们围绕着火堆翩翩起舞，大人们在十字架前祈祷，孩子们则是配合着音乐，将大锅敲得乒乓作响。据说让家畜跨过神圣的火焰，可以预防生病。

据赛比略说，雷翁地方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少女在午夜前能够绕过九处火堆的话，那么这年之内就会结婚。

火堆燃烧后的残渣和灰烬，在卡尔奈克镇（Karnag）等地，相传具有辟邪的效果；在圭内特市（Gwened）近郊，则会被当作免除家畜疫病之物带回家中。也有一些地方相信它可以避雷，或是会保佑田地丰收。另外，在赛比略出身的马蒂尼翁村㉒，人们相信在圣约翰日的正午时分，面向太阳沐浴在日光中，接下来一年就会身体健康。而且不只是家人，就连家畜也是如此。

这种风俗，和对圣约翰的圣人信仰完全是两回事。对火与太阳的民间信仰、或者该说是对大自然的畏惧，相当普遍。这理所当然，应该是早在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流俗。对于灰烬和火焰魔力的民间信仰，在日本也不陌生，因此确实可以说是普遍的习俗。

健康之泉　圣迪斯．安娜．维内托主教座堂举办祭典时泉水周遭的盛况。作者摄影。

◎水的恩赐

水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将泉水或河川当成信仰对象，是理所当然之事。一直以来都有人极力主张，布列塔尼的泉水信仰源自凯尔特，后来经过基督教熏陶，才变成现在的样子。不过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至少非凯尔特起源的部分，其实占了大多数。根据目前对布列塔尼泉水的详细研究，光是凯尔诺地方㉙（布列斯语：Kernev，法语称康瓦尔〔Cornwall〕）与雷翁地方，就至少有一千五百处泉水。其中百分之八十五被冠上圣人的名字，百分之五为普通名词（如“乳泉”、“夜泉”、“白泉”等），剩下百分之十则以地名称之。

因为基督教本身便有对于水的信仰，比方说洗礼或是奇迹之泉，所以要辨别这种对水的崇敬究竟可以反映古老信仰到什么程度，其实相当困难。特别是泉水，有些泉水可能从远古时代就一直使用到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可能是后来才被冠以圣人的名字，但人们最初在使用泉水时，就进行了祝圣仪式、并安置圣像的例子，应该也不少。现存泉水的创建年代，即便最古老的也只能回溯到十六世纪，再往前就几乎无迹可寻了。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这种信仰，是在此之后才出现；只是对于在此之前的情况，我们实在了解不多。

除了具有健康疗效的泉水之外，还有另一种关于水的风俗，那就是“会带来降雨的泉水”。在雷恩市㉟往西四十公里处，有一处名叫潘蓬（Paimpont）的森林。那里因为正是亚瑟王传说中的布劳赛良德森林（Foret de Brocéliande），在今日也相当有名。在这座森林中，有一处名为“帕兰顿之泉”（la Fontaine de Barenton）的泉水。

帕兰顿之泉　正在接受导游解说的观光客。位在潘蓬森林中，相传会带来降雨的泉水。作者摄影。

在亚瑟王传说中，这处泉水是梅林（Merlin）和湖中仙子薇薇安（Viviane）初次相遇的地点。当时梅林坐过的石头，现在被称为“梅林的石阶”。过去这里曾是德鲁伊的神殿，被认为留有圣界的魔力。传说旅人若在“梅林的石阶”上掬起泉水，便会立刻刮起狂风，并带来洪水。当地教会的神父似乎也曾借重这种力量的恩惠，从十六世纪以来，便有举行祈雨仪式的纪录，最后一次则是在一八三五年。或许这是在“基督教化”以前留下的传统，直接被教会接纳而保留下来，但之后却忘记了原本举行仪式的理由。然而如后所述，梅林和薇薇安的传说，很大一部分是于十九世纪时添补而成，因此这是否算是遗留下来的传统，仍令人存疑。

◎对树木的情感

英国的民俗学者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他一八九〇年出版的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中举出“树木信仰”的例子时，屡屡提到凯尔特的德鲁伊。一世纪时罗马的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就曾这样记述过：树木是重要的崇拜对象，特别是寄生在橡木上的槲寄生，尤其神圣。

然而根据赛比略的研究，树木信仰的风俗，其实很少残存在布列塔尼。如同前述，以泉水为象征的水之信仰之所以能够大量保存，和基督教的助长有很大的关系。后面也会提到，石头信仰和身边随处可见的巨石建筑物，有着相当深刻的关联。既然如此，为什么树木信仰会消逝无踪呢？根据赛比略的说法，树木信仰是在凯尔特之前，处于“未开化状态”人们的共通信仰，在高卢地区，这种未开化人民可以回溯到更早的西元前三世纪，因此现在自然没有残存了。只是这种说法实在不太有说服力。

树木是经常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在这点上，和水与石头并没什么不同。但是，泉水的信仰有基督教支撑。至于巨石建筑，人们则会去思索“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并且主动去寻求解释，换言之，即是会积极地试图与它产生关联；相较于此，缺乏特殊性的树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太阳信仰的情况可能也一样，因为没有附带什么特别的条件，所以在民间信仰中也很难残存下来。

从赛比略记载的少数树木信仰的案例中，也很难判断到底哪些才是自古传承下来的习俗。比方说，以树木作为诉讼的判决者或是证人的习俗。一八三八年的时候，在罗亚尔─大西洋省（布列斯语：里盖尔．亚特兰提尔〔Liger-Atlantel〕，以下简写㊹）的南特市（Nantes）与潘伯夫镇（Paimboeuf）之间，有一棵很大的橡树；诉讼的两方带着证人在树的两侧坐下，看第一片叶子落在哪方，那一方就是胜诉者。在冬天，则是在两侧撒下喂乌鸦的鸟食，看乌鸦先吃哪一方就是胜利者。赛比略也说道，在高卢时代，乌鸦先吃的那一方反而是败诉方。这个风俗理应相当古老，不过和橡树的魔力，倒是没有必然关系。

◎槲寄生的习俗

寄生在橡木上的槲寄生，因为极为罕见，所以被古代凯尔特人视为神圣之物，并运用在德鲁伊的仪式当中。（不过正如本书将验证的，这些德鲁伊在古代高卢，只是次要的存在。）

但是赛比略蒐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习俗，就只有旅店会将槲寄生挂在房间门口，以及年轻人在兵役抽签的时候，会当成祈求中签的护身符而已。尽管两者都和槲寄生的魔力有关，但都是发生在近代的事例。

关于泉水信仰，在整个布列塔尼可确认的就超过一千件；至于巨石信仰，如后所述，光是立石在布列塔尼就超过五千处，单纯和石头有关的习俗也有数百件之多。但是赛比略关于树木习俗的报告，就只有寥寥十来件，而且他说全部的记录就是这么多；不管怎么说未免也太少了。如同此处所引用的例子，这些记录几乎都是后来新产生的事例。

之所以会如此，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古代的习俗，在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可以帮助流传的情况下，就不会残存下来。像水和泉的信仰，因为可以纳入基督教的要素当中，所以得以延续，但是其他的习俗就陆续消失了。因此，要将树木的习俗全都视为是新产生的、而非传承自古代的习俗，感觉也是十分合理。毕竟，树木和石头这些身边存在的事物，因为基督教对世界的解释，未必能包含一切，因此不管哪个时代，都有产生自然信仰的空间，这样一想应该就能理解了。

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也要考虑到早期基督教的诞生地点——圣经形成的舞台——中东当地的自然环境。简言之，基督教是在沙漠、河川与海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森林几乎不曾被提及过。所以我们可以想成，在接受基督教之际，有关森林的习俗，并不像泉水这样可以被纳入、赋予其他意义，因此才会被当成异教的惯习，加以排除殆尽了。

本书正是要试着找寻出，这些存在基督教中的异教成分，是如何展现出之前异教的色彩，其中又有多少是凯尔特文化的余烬？当然，什么是凯尔特文化，什么又是凯尔特，要在历史可验证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异界的居民们

◎妖精与妖怪

“人死后会前往另一个世界”，这样的想法在人类当中非常普遍。至于那究竟是幸福的国度，还是不幸的世界，则随信仰的宗教观而异。

欧洲在基督教传来之前，表现出生死观的神话，主要是借由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以及日耳曼、凯尔特这些异教民族来传播。本书之后会提及，在凯尔特人的世界中，有很多神明都是从希腊罗马世界移入的。对于这种交流应该不需要有合理的思想解释，例如说明佛教与神道两者关系的“本地垂迹说”[1]，因为他们在作为前提的文化上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有可能是源自同为印欧语族，在语言上的类似，也有可能是来自普世的自然信仰。

无论如何，不管就希腊与罗马之间神明的相互对应关系，还是罗马和凯尔特之间神明的相互对应关系来考量，都可以清楚发现，希腊与罗马、日耳曼与凯尔特，其信仰型态与其说各自不同，还不如说相当接近。本书中也会探讨此点，这和凯尔特的祭司——德鲁伊的定位也有关系，并且迫使我们必须修正长久以来的学说。当这样的古代世界被基督教渗入之后，人们的世界观、生死观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如前所述，像是对火与泉水的信仰，便可反映出基督教传入之前的信仰。

保罗．赛比略认为，法国各地、尤其在布列塔尼，流传着一种关于“lutin”（小妖精）的传说，而“lutin”是一种存在于基督教传来之前的人种。他的儿子波伊夫．赛比略更进一步指出，凯尔特民间传说中出现的“妖精”，是古代凯尔特女巫（女德鲁伊）的变形。根据他的说法，在十九世纪法国的中古史家阿弗雷德．莫里（Alfred Maury，着有《中世纪的信仰与传说》〔Histoire des légendes pieuses au Moyen âge〕等书）的著作中已经写道，妖精其实是被基督教打败的德鲁伊神官；这类传说中鲜明地残留着德鲁伊思想，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身影。

至于柳田国男则是认为，妖怪是“前代信仰凋零的末期现象”（《妖怪谈义》，一九三六年）。接着他更进一步说，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我的独创之见”，“但我们也无须盲信外国学者，而是要去检验自己身边的现象、解释自己心中的疑惑；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件事时时惦记在心”。换句话说，虽然这种想法是来自外国学者，但不需要被外国人的论述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从日本的事例当中加以辨明，并且将此道理牢记在心；柳田的基本思想，在这里充分展现出来。只是，他口中的“外国学者”究竟是谁，书里并没有明说。

柳田在很多时候，都会参照一八七八年于英国设立“民俗学协会”的民俗学者，乔治．劳伦斯．戈梅（George Lawrence Gomme）的看法。戈梅也和赛比略一样，主张“妖精是传承昔日小人族（俾格米人〔Pygmy〕、希腊神话中的小人族）而来的形象，这样的理论在民俗学者间受到广泛的支持”（《民俗中的民族学》〔Ethnology in Folklore〕，一八九二年）。亦即，在十九世纪后半的西欧，虽然不知道是由谁率先提倡，不过这种看法已算得上是普遍的定论了。

欧洲的妖精、小妖精、小人族、巨人等等，不只可以和日本的妖怪相互比较，在布列塔尼，更是有许多和妖精接触的故事流传下来。这种记录的内容，是和基督教全不相干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得以一窥基督教传来之前的信仰形态。

水之妖精与岩之妖精　右图为绘于瓷器上的水之妖精（十九世纪），左图为1894年默剧海报上的“岩之妖精”。

◎另一种妖精——“korrigan”

所谓的“异界”，指的是和人类生活的世界相异的“另一个世界”。因此，并非是人死去之后所前往的、基督教所谓的天国或地狱。在异界过活的居民，生活形态与人类极其相似，且经常跨足人世。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在人世出没的地点都是固定的。妖精或小人族等等，便是此等异界的居民。

在古、中期爱尔（爱尔兰）语传说故事系列中登场的“达南神族”（Tuatha Dé Danann），是一个被称为“异界（sidhe）之人／地下妖精”的神话集团。他们栖息在地下、山中，乃至于坟墓之中的异界里，而他们原本的身分，是遭到新来的人类驱赶，不得不躲进地下过日子的众神。这个传说，正好体现了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异教人后来的命运。而“sidhe”，也同样被译为“妖精”。

在法语中，妖精被称为“fée”，这应该是从拉丁语的妖精“fata”演变而来的。至于在布列塔尼的凯尔特语区，对妖精的代表性称呼则是“korrigan”。根据十九世纪布列塔尼的民谣蒐集家拉维尔马克（La Villemarqué）所言，这个名称跟一世纪时的罗马地理学者梅拉（Pomponius Mela）所说的“加里凯纳耶”（Gallicenæ）、古卡姆利（Cymru，即威尔斯）语诗歌中的“克里特更”一样，皆是起源自凯尔特。

布列塔尼地区在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民间传说的蒐集，写下了不少关于妖精的故事，除此之外，在地名和泉水的名称上，也留下了这种古老的痕迹。比方说在朗维兰村（Lanwelan）就有“korrigan之家”，而蓬纳巴特镇㉙（Pont-’n-Abad）近郊也有“korrig之家”的存在。在普莱德朗村㉒（Pledran）及罗亚尔朱伊涅村㊹（Juigné-sur-Loire），则有被称为“妖精洞窟”的场所；所谓的洞窟居民，和“异界之人”的意思是相通的。另外，“妖精之岩”的称呼更加普遍，除了普卢瓦拉村㉒（Plouvara）以外，在布列塔尼还有其他十三处类似称呼的地方。

话虽如此，一提到妖精就先联想到凯尔特世界的居民，这样的想法也绝非正确。据赛比略所言，在诺曼第（Normandie）和贝里（Berry）等布列塔尼以外的地区，也存在着妖精传说。其他像是巴斯克地区（巴斯克语：Euskal Herria）的“拉米纳克”（Lamignak，一种生活在矿泉的精灵）、瑞士侏罗（Jura）地区的“杜斯”（也被称为“艾洛德”）等等，也都是地下世界的居民。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四一三～四二六年）中，也留下了“在高卢，恶魔会被称为‘都斯’”的记录。

这些记载和传说，都为妖精反映出了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神明形象的见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十九世纪前半的布列塔尼作家苏维斯特写道，在苏尔尼阿克村（Sourniac）有个男人，曾经遇见过妖精。根据男人的说法，那些“妖精”是身穿白衣、身材高挑的美女，在月夜下一起翩翩起舞。这也可以当作是妖精“fée”与“korrigan”之间有所区别的证言，因为“fée”是美女，但“korrigan”则是既矮且丑。在这种情况下，“korrigan”似乎可以视为和小人族“南恩”是相同的。除此之外，也有以背上附着贝壳的老女人形象出现的“korrigan”。至于妖精的孩子，一般都是被描写成虚弱且苍白的模样，这或许是在暗指他们是地下与海中世界的居民。

Korrigan的舞蹈　在月夜里围绕着立石翩翩起舞的korrigan。达利安（L. Dalliance）绘于1887年。

对人类来说，妖精绝对不是危险的存在。他们热爱舞蹈，会将路过的人拉进来一起跳舞，但不会危害他们，一到早上就会放这些人回去。他们和基督教之间也称不上是敌对关系，且在夜晚也会祈祷。圣阿尔邦村㉒（Sant-Alvan）的圣杰克．勒马朱尔教堂（Chapel Sant Jakez Le Majeur）的大门，以及吕卡村㉒（Ruskad）的伊雷尔教堂（Chapelle Notre-Dame de Hirel），相传便是由他们所建造的。

在圣雷米迪普兰村㉟（Sant-Revig-ar-Plaen），据说只要在傍晚时分，将烘饼（galette）和面包放在当地的“妖精之岩”，第二天早上起床，就会发现田地已经自动播种完毕了。另外，在蒙孔图尔镇㉒（Monkontour）近郊，为孩子生计所苦的贫穷妇人，会祈求“妖精玛歌”（Margot la fée）的慈悲。

除此之外，也有另一种栖息在岸边洞窟的“波间妖精”。他们虽然都是在夜里行动，不过也会钓鱼或饲养家畜。海底是另外一个世界，和地上同样有着田地、村庄以及城堡，待在那里会让人感觉心情特别舒畅，往往才过了几天，在地上却已过了好几年，说起来就是跟浦岛太郎没什么两样的故事。这里的妖精，和爱尔兰住在地下世界的异界（sidhe）一族乃是同类。

接近赛比略故乡的圣卡斯特村㉒（Sant-Kast）的海岸地带，除了“妖精的道路”、“妖精的修道院”、“妖精的田地”以外，还有“妖精的舞蹈场”；换言之，海岸即是与异界之间的链接点。因为此处是紧邻危险的场所，所以被设定为异界，这点其实也很好理解。

赛比略认为，这里的妖精，跟巴斯克地区的“拉米纳克”十分相似，住处也是山中的洞穴或是地底。因此，把这些例子纳入思考的话，“妖精原本是基督教传来之前的神明”，这样的现象就并非凯尔特文化圈所独有，而至少是包含法国、西班牙在内，西欧全境共通的思维。我们甚至可说，他们是具有自然崇拜的普世性质的神明。

◎世界共通的“小人族”

小妖精、或者“小人族”的存在，正如附表所见，不只限于法国和凯尔特地区，对于欧洲全境、甚至全人类来说，都是相当普遍的形象。这些小人族最大的共通点，就是都在夜间出没。如同柳田国男在《妖怪谈义》中所述，妖怪总是在黄昏时分以降的夜间出没，使人们警戒着夜间的行动，堪称是敲响人类世界的警钟。在布列塔尼，小人族被称为“夜之子”（bugel-noz）；虽然也有只在黄昏和黎明时出现的特殊小妖精——“小天使”（l’ange；按照柳田的狭义解释，也算是妖怪的一种），不过大部分明显都是属于夜晚的存在。

根据波伊夫．赛比略所述，小人族是一种关于古代特异人种的记忆，而且全世界皆可见。总体来说，他们体格矮小，会在夜晚跳舞，喜欢马和牛奶，还很爱恶作剧，不过和人类大致相处良好。这样的身体特征与生态，在全世界的传说中都相当类似。

◎神明凋零的末期现象

相较于对妖精贫乏的想像力——不是白衣美女就是充满皱纹的老太婆，小人族形象的变化，则是令人惊讶的多。是故，我们也可以将“小人族”当成一个大分类，在这个分类之下，布列塔尼的“korrigan”、贝里的“fadet”，也都可以算是小人族的近亲。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妖精的影响力衰退后，被小人族传说吸纳而产生的结果。根据保罗．赛比略的报告，农民们虽然已经不再见到妖精，但还是会看到小人族。结果，令人想到异界、地下世界居民的妖精逐渐遭忘却，只有小人族还是持续活跃着。从这点看来，柳田所谓在“神明凋零的末期现象”中出现的妖怪，完全指的就是小人族吧！

小人族虽然有着人类的形象，身材却很矮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游记作家康布里（音译）写道，“他们的身高连一步尺（pied，约三十二公分）都不到”。尽管身高矮小这点在各地都很一致，但其他的形貌就众说纷纭。肤色有黑色、红色、黄色，头部异常的大、长着羊或山羊的脚以及猫爪，可以变身成人与动物（牛、羊、马、狗等），种种描述不一而足。住处也不限于地下，森林、荒地、田野、以至于坟墓与支石墓（dolmen），都有他们的身影。

鬼火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小人族幻化出来的样貌。它被称为“法尤”、“比艾特”、“艾克雷尔”、“火焰小人”等等，是预示着近亲即将过世的不吉利象征。在阿摩尔滨海省沿岸地区，有会妨碍垂钓的妖精“尼柯尔”的存在。另外也有会幻化成动物、特别是幼马出现的“穆里欧修”。他们身处在人们四周，会化身成猪、羊，有时也被当作是恶魔幻化成的人类。

可是，以上的记述，也不能完全证明说妖怪或妖精，就是前基督教神明凋落的末期现象。像爱尔兰的达南神族那样，在与基督教化同时期的文献中，清楚记载为异教神明的情况，确定程度就很高；但是在布列塔尼，并没有这种同时代的文献，只能从后世传承的记述加以推测。因此，无论妖精是女德鲁伊的变身也好，还是古代人种的残影也好，都有可能只是后世的创作罢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张，传承的内容或许可以回溯到基督教传入之前，这样的可能性相当之高。

异貌的基督教

◎特异的祭典——“德洛梅尼”

所谓的异界，乃是有别于基督教天国与地狱的另一个世界。它只存在于民众的想像力之中，因为与天国地狱不同，所以既没有神学的讨论，也不是可以凭借文献来确定的事物。正因如此，直到现在，对于异界都是基于民俗学的技法加以论证；可是，透过这种方式窥见的，往往只是妖精、妖怪界之类的“过往众神末期现象”的世界，而且这样的论述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很容易陷入完全没有历史论证根据、随便怎么说都好的境地当中。这一点在论证基督教中包含的异教内涵上，也是一样的。

正如后面会提到的，布列塔尼地区的形成，和不列颠岛居民的移居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渡海圣人”，以及与此有关的传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圣人传说并不全是基督教性质，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往日的异教思维，所以在这些传说中，会显露出比妖精的异界更多的非基督教要素；这点就留到后面的章节再陈述。总而言之，在近代以降的布列塔尼的基督教中，确实可以看见很多值得民俗学发掘的异教性质。

在洛克伦村㉙（布列斯语：Lokorn；洛克罗南）一带，有一项被称为“德洛梅尼”（troménie）的特殊祭典。这是为了纪念据说在六世纪时，从海伯尼亚（爱尔兰）渡海来此的圣罗南（Saint Ronan）而举行的“守护圣人”（pardon）祭典。此祭典是在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到第三个星期天之间，进行为期一周的巡礼，现在每六年举行一次。全程十二公里，要绕过大小共计四十四处（主要巡礼点为十二处）的圣人礼拜所。一般认为，所谓的德洛梅尼，意指“tro（巡礼）+menez（山）”，意思就是“山之巡礼日”。

德洛梅尼祭典　六年一次，对四十四处圣人礼拜所的巡礼。一般认为，其起源与古代凯尔特有密切关系。

不过，研究者则是将之解释成“德洛．米尼希”（tro-minihi，圣域）。换言之，这个祭典原本是“圣域巡礼”，其起源可以回溯到基督教传入之前。圣域原本是一片森林，每当像仲夏节等祭典时，就会在这里举行和太阳崇拜有关的仪式。附近有一处称为“尼维特森林”（Névet Woods）的地方，尼维特即是凯尔特语的“尼米顿”（nemeton），是凯尔特的圣域（祭祀场）。古代凯尔特会在五月一日夜幕降临之时举行火祭，祭拜太阳神“贝伦”，是一年中最大的庆典。在洛克伦村，这一晚会竖起榉木，举行五朔节；在夏至之日则会点燃木柱，进行圣约翰火祭（Saint John's Eve），这些据说都是古代遗留的痕迹。

从圣罗南的传说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带作为圣域的地位。罗南在这里传教的时候，遭到地方上的女巫（女德鲁伊，也有人说是魔女）强烈抗拒。女巫将自己的女儿藏在箱子里，坚称女儿被罗南喂给狼吃掉了，要将他赶出这块土地。当地的国王葛拉冬（Gradlon）听说这件事后，便把罗南抓了起来。举行审判的时候，国王放出恶狗，宣称罗南若是有神佑，必定能得到祂的帮助。结果，罗南真有神助，成功说出了失踪的女孩其实是被徒刑在箱子里。当找到女孩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不过罗南成功救活了她，甚至反过来请求国王原谅女巫。

这则轶闻包含了几个值得让人深思的地方：首先是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和他们对立的异教者之间的争执。传教士并非一味地强迫传播基督教，而是和地方旧有宗教处于拉锯战的状态。第二点是传教士对世俗王权的服从。请求世俗权力者原谅罪行，在基督教的权威尚未被视为是绝对的情况下，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这在圣人传记中并不常见。第三点则是传教士对异教徒的宽容；这点在思考之后基督教传入的状况时特别重要。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段故事当成异教事物得以有空间残存、流传下来的最好例证。

话说，罗南的故事其实还有后续。罗南后来被赶出洛克伦，在邻省的圣赫内村㉒（Saint-René）逝世。他的遗骨被运回洛克伦。由两头水牛牵引的灵柩，在路上遇到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女巫，女巫挥舞着洗衣棒，打断了牛的角。结果，大地勐然迸裂开来，从裂缝中喷出火焰，将女巫吸进了地底。于是，这个地方从此以后便被称为“贝斯．盖蓬”（女巫之墓）。另一方面，角断掉的牛，则是在洛克伦的山上嚥下了最后一口气；至今，这个地方仍然被称为“普拉斯．阿尔．霍伦”（角之地）。尽管是相当琐碎的后续故事，但还是在当地留下了地名。当然，这不免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不过圣人遗体将女巫打入地狱，用这样的方式为罗南传说画上句点，其实也意味着基督教最终获得了胜利。

◎名为“迪亚乌尔”的鬼

恶魔在法语中称为“迪亚布尔”（diable），在布列斯语中则称为“迪亚乌尔”（diaoul），两者出自同一语源。作为和神相对的恶魔，理论上体现的是恶与负面的意象，和神相较起来，也应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才对，可是在布列塔尼却未必如此。他们会帮助人类，视情况也会受圣人之召前来相助。他们会为桥、教会、城堡的建设竭尽心力，也会帮忙农耕。在这方面，恶魔的印象也与妖怪或妖精重叠，有时甚至会混为一谈。或许也可以说，他们和日本的“鬼怪”[2]其实颇有相似之处。

曾经有位村长请迪亚乌尔帮忙造一座桥，至于交换条件是，桥落成的那天，从白天弥撒到晚祷之间通过桥的人，都要成为恶魔的伙伴。结果，村长和村里的神父商量好，那天的弥撒一直持续到进行晚祷。于是，尽管迪亚乌尔造好了桥，但他的伙伴却完全没有增加。对鬼使用狡猾的手段，并没有任何违背伦理的问题。不只如此，就像在这个故事里的表现一样，迪亚乌尔的特征似乎就是有点愚钝，而他们的邪恶，也是人类得以抗衡的程度。

布列塔尼的鬼与基督像　普卢高温村㉙的十字架石像。作者摄影。

相较于妖怪乃是异界——也就是与人类不同次元世界的存在，迪亚乌尔则是存在于人界之中，与人们产生关联。不过，在夜晚登场这点，则是两者共通的特征。他们拥有和神互为表里的面向，例如人会和神缔结契约，成为信徒，同样地恶魔也会和人缔结契约，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手下，这就是所谓的“将灵魂卖给恶魔”。

根据民俗学者勒布莱斯（Anatole Le Braz）所言，在以下这些地方，最容易遇到鬼：为了举行葬礼，刚挖好墓穴的墓地、三叉路、三角形的田地（也就是跟平常形状不太一样的田地）、没有圣遗物的祭坛、废弃的教堂等等。十九世纪末的民俗学者索维（L. F. Sauvé）则说道，在满月之夜带着青蛙前往蚁冢，祈求和恶魔见面，然后在午夜时分，前往杳无人烟的五叉路口，向鬼宣誓忠诚；这时候，鬼、黑猫、白色雌鸟、青蛙，以及一群蚂蚁便会各自出现在路口，作为契约的见证者。

在下布列塔尼（布列斯．伊赛尔）的传说中，和鬼订立契约，必须要使用左手小指的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心。在上布列塔尼，则不一定要血誓，只要对十字架吐口水并发下誓言，就可以让契约成立。这种传说不只在布列塔尼，在诺曼第和加斯科涅（Gascogne）也可以见到。另外在克瓦恩㉙（布列斯语：Gwaien；欧迪耶讷）一带的传说中，与鬼订下的契约，会被记载在黑猫的帐本当中。

◎会变身的鬼

鬼和妖怪一样会变身。白马、黑狗、黑羊、山羊、青蛙、蛇等动物，乃至于美男子或苦行僧，都是变身的对象。这点也反映在人们对他们的昵称上。在西布列塔尼，他们被称呼为“阿尔．波伊尔．布劳”（美男子）、“阿尔．马哈托尔．库劳”（卖炭者）、“波伊尔．艾．特雷依德．马尔夫”（马足少年）、“波尔．戈斯”（像圣保罗的老人）等等。

不过，一般对他们的印象，明显相当固定：首先是两根角、再来是弯曲的手臂、有蹄的脚，其他则几乎和人类没什么两样。至于为何鬼的容貌是这样，根据波伊夫．赛比略的说法，那是承继自世俗的神明，也就是希腊罗马神明的形象。角是来自希腊神话的牧神潘恩（Pan），手脚则是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萨提尔（Satyrus），以及具有山羊蹄和角的法翁（Faunus）。夜间聚会的部分，则是承袭了陶醉之神戴奥尼修斯（Dionȳsos，别称巴克斯〔Bakkhos〕）的庆典。基督教意图打破这种世俗传统，所以才会利用敌对势力的代表——希腊罗马神明的形象，来塑造出心目中的鬼。

天使与鬼　图解十九世纪的绘本。右边的鬼所呈现的，是恶魔的样貌。

是故，按照赛比略的主张，当凯尔特神明的代言人——女德鲁伊和女巫堕落成为妖精与妖怪之后，希腊罗马的神明也改头换面，变成了恶魔的形貌。这样的说法确实十分合逻辑，不过对于恶魔和鬼，仍然不能这样一口断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正如第八章将会见到的，基督教对恶魔的强调，其实是宗教改革时期以后的产物；在布列塔尼，这样的情况更是要到十七世纪之后了。

虽然很有可能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习俗，但根据勒布莱斯的记述（《下布列塔尼的死亡传说》〔La Légende de la mort en Basse-Bretagne〕，一八九三年），在特雷格尔（Trégor）地方（今阿摩尔滨海省西半部），有一种很有意思的降伏恶魔仪式，称作“安．奥菲伦．特朗迪尔”（第三十次的弥撒）。为了凭吊死者，神父会在教区教会举行二十九次弥撒，而第三十次弥撒则会选在当地的最高峰——布雷山（Menez Bré）的圣艾尔贝教堂（Chapelle Saint-Hervé）举行。布雷山跟圣米歇尔山一样，在基督教传入前是异教的灵峰，因此选在这里进行礼拜，很有可能是传承驱逐异教的仪式。

神父会在午夜时分，独自赤脚走进教堂。之所以要赤脚的理由是，“圣职者须立足于大地”。祭坛上只点着一支蜡烛，为了这年亡故的人们，神父会反念祈祷文——这样做正是为了呼唤恶魔。当祈祷文反读完毕后，神父便会在教会的门廊一一呼唤恶魔，检查他们的钩爪下，是否带有死者的灵魂。当见到没有与死者为伴的恶魔时，神父便会给予他们一颗亚麻的种子；这是因为，据说恶魔绝不会空手而回。这个仪式很有可能是融入了异教信仰，在基督教与异教折衷的情况下形成的案例。然而，恶魔在这个仪式中完全顺从于神父。只要透过适当的程序，恶魔绝非带来恐怖的存在，这里想表达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

◎女巫（Sorcières）

恶魔是不净之神，女性在基督教中也是不净的（《利未记》）。恶魔是罪恶的泉源，女性则是原罪之本。在布列塔尼的民间传说中，男性是神所创造的，女性和猿猴则是恶魔所创造的。必须明确指出这中间存在着一个要素，那就是相较于男性，女人被当成具有魔性的存在。

当然也有男性魔法师存在，但事实是大部分的魔法师都是女性。而当她们处在孤立或是边缘的地位，比如说乞丐、十荒者、寡妇、孤岛居民时，特别能发挥魔力。

勒布莱斯写道（《布列塔尼地方的古老故事》〔Vieilles Histoires du Pays Breton〕，一九〇五年），在伊尔德桑岛㉙，当地有很多寡妇都具备和海之精灵沟通的能力，也就是某种魔力。“据传说，（在当地）有九位未婚的女性具有传达神意的能力，高卢人称她们为‘赛娜’（Sena）。她们被深信具备卓越的灵力，能够透过咒术引导海潮和风向。不只如此，她们也能自由变身成动物，治疗不治之症，以及占卜未来。”这里讲的虽然不是寡妇而是未婚女性，不过边缘性质还是很高。赛比略认为这和妖精的情况一样，是传承自女德鲁伊。赛娜是伊尔德桑岛的古名，因此这里正是“女巫之岛”。

在卡布西森村㉙，有着关于“德鲁克．艾乌斯”（凶眼）之人的传说。据说母亲死后诞生的人，或是未受洗礼的弃婴，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体的边缘性带来的灵力。女性从分娩到产后的感恩仪式（通常是产后三周内）之间也具备凶眼。传说一旦和有凶眼的人四目相对，就会遭到不幸。若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从“迪斯康提尔”（逆产之人）手中，接获“路西”（药草）才行。

“路西”有固定的形式，通常是一个装着九片马鞭草叶子与九粒盐的小茶包。“路西”作为药草，不只会被当成饮料来服用，也可缝在衣襟上，当作护身符来使用。渔民在祈求航海安全、满载而归时，都会携带“路西”。法国大革命期间活跃的军人兼凯尔特学者拉托尔．多瓦尼耶（Théophile de la Tour d’Auvergne），就是拜“路西”之赐，才得以从战火之中平安生存下来。在布列塔尼传统的格斗技“库连”（gouren）竞赛中，为了保持公正性，是禁止携带“路西”的。另外，刚受洗的幼儿容易受到凶眼的影响，所以必须把黑麦面包的边缝在袖口上当作护身符。

库连　现在仍然相当盛行的布列塔尼传统格斗技。图片是依据圣佩朗（参见第六章）的画为基础，于十九世纪前半重制的版画。

凶眼以及护身药草的习俗，或许起源自古早的时代。它和基督教明显没有任何关系，而“凯尔特的传承”中，确实也有跟药草相关的知识。只是，后者与这项习俗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仍然难以断定。

◎死神（Ankoù）

在布列塔尼，骸骨是相当普遍的景观——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是如此。基督教原本会在教会用地设置墓园，但因人口日增，墓地数量不足，便在教会之外开辟新墓地，或是将老墓地的遗骨进行捡骨，收入纳骨堂，再于教会用地内重新改建墓地，这样的做法在中世纪时已有之。当连纳骨堂都爆满的时候，就会再将古老的遗骨聚集在一起，埋葬到共同墓地当中。这种所谓“二次埋葬”，在这个地区大概每隔三十年，便会在万圣节（十一月一日）时举行一次。

法国自十七世纪以降，在各地都建起了宏伟的纳骨堂，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却陆陆续续遭到了拆除。主张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教会，禁止会挑起人们对于死亡恐惧的事物，因此企图将让人联想到死亡的骸骨之类的存在一扫而空。但是，在布列塔尼，此事进展的进度却大幅落后。个中原因，应是因为“安寇”（Ankoù）的存在。

安寇是死亡的具现，他会出现在死者的枕边，用马车载走死者的灵魂。十五世纪的布列斯语戏曲《圣女诺娜传》中说，“安寇”最早是神为了惩罚人类的原罪，而创造出来的亚当之子。因为一般都将他理解为死亡的化身，所以在描绘他时，都是以骸骨的样貌出现。“安寇”这个词的语源，应该和用来指称另一个世界的“阿那翁”（布列斯语）、“安温”（卡姆利语）有所关连。虽然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死神的存在，但“安寇”是下布列塔尼独特的角色。

手持镰刀的安寇　普尔米里欧村教会里，接受捐献，受人亲近的安寇。高105cm。

在阿莫荷．莫尔凡村㉙教堂的圣水盘上描绘的安寇，仿佛诉说着“我要杀掉你们所有人”，是令人感到恐惧的威胁者。听到安寇马车的轧轧声，就是死亡的预兆，让人不寒而栗。这种意象，应该是十七世纪以降宗教改革期才出现的。

另一方面，在民间故事中，安寇则是会为孩子命名的长辈，也会参与结婚或礼拜。也可以愚弄他，或着是惹怒他。在普尔米里欧村㉙教会里的安寇，被人亲昵地称作“艾尔瓦尼克”（艾尔文先生），教区的居民也会对其座像进行捐献。所以，安寇其实也有像这样贴近人们的一面。这种信仰的起源恐怕更为古老，或许可说是福斯化的死神形象也说不定。

勒布莱斯认为，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死亡的宗教”，其基础是来自凯尔特的传统。姑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个地方的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像，确实与一般基督教相当不一样。

◎特殊的死后世界

在布列塔尼这里，死后的世界一样有天国、地狱和炼狱。不过炼狱是中世以后才导入的概念，所以民众认同的程度较低，这点和欧洲其他地区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在波伊夫．赛比略所做的民俗描写中，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前往死亡之旅需准备粮食”的记载。在迪南镇㉒（Dinan），女性会把在产后感恩仪式时，在教会前领取的面包放入棺材内。在多勒镇㉟（Dol；布列塔尼多勒），直到一九〇〇左右，还会在棺木里放进点心和装有红酒的小瓶子。另外，他们还会在往生者的手里放入一枚硬币，不过这在法国各地都可见到。赛比略认为，这些都是承继自古代的习俗。当然，把它当成普遍的民间风俗来思考，比较容易理解。

不过，根据勒布莱斯的记述，人死后并非直接前往地狱或天国，而是视情况必须花费数千年、甚至数万年，这种印象和平常基督教的认知可说相差甚远。

通往地狱之道不只宽广，而且让人惬意。在途中有九十九间小旅馆，往生者在每一间都会停留一百年。每当进到旅馆的时候就有好酒可喝，女侍也都是美女。如果能抵抗酒的魅力，直到最后一间旅馆仍保持清醒，就有可能不下地狱，而是回到人间。若不这样做，而是喝下了混有毒蛇与蟾蜍血的恐怖美酒，那么就会直堕地狱。

往天国的行程也有九十九间旅馆，每到一间旅馆，就必须付一点钱。神会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降临到途中的旅馆。没有醉倒的人，就会被他直接带进天国。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观念里特别强调了地狱之行的漫长。基督教不认可轮回之说（他们认为那是异端），一旦坠入地狱，就必须在那个世界永远受苦。正因为“永远受苦的世界”太过难熬，所以才会诞生出炼狱这个新的世界，可是一般民众对炼狱并不熟悉，所以才会诞生出拖延前往永恒苦难的想像。

不论前往天国之道或是地狱之道，酒的魔力都是问题所在。这在布列塔尼也是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中所强调的重点，因此这个故事的形成，应该是在这个时期之后，也就是相对较近的时代。

在菲尼斯泰尔省（简写㉙）的海岸地区，会有“雷斯托尔．安．阿那翁”（幽灵船）在深夜里悄悄徘徊。当听到鬼魂呼唤的声音时，必须马上回答“阿门”，不然就会被它给一起带走。“巴古．诺斯”（夜之船）就跟“安寇的马车”一样，一边发出划槳的嘎吱声，一边载运着灵魂。在克瓦恩镇㉙、伊尔德桑岛、安．诺里昂（布列斯语：An Oriant；洛里昂）市、特雷格尔地区㉒，都留有这样的传说。因此也有人说以船只运送死者的习俗，属于凯尔特的文化，不过要进行历史考证，自然是不可能之事。

◎“夜晚的洗衣女”与转世成为动物

说到“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在布列塔尼和威尔斯都有“请求赦免带罪之身”的归还者，其中以斯柯朗（亚斯柯朗）为代表；关于这点会在第七章加以详述，在此先举出其他代表性的题材。

其中之一是“夜晚的洗衣女”。这不只在布列塔尼流传，在法国中部和中南部，也可以蒐集到类似的传说。关于这个传说有几种说法是，她杀害了儿童所以要请求赎罪；以及她因为在休息日的星期天洗衣服，所以必须请神赦免她的罪。她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虽然听得见洗衣声，却看不见踪影。十九世纪法国代表性的民俗文学家乔治桑（George Sand）在作品中，也曾经引用贝里地方的例子。关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想成是有关“安息日禁止工作”的传闻扩散开来的结果。不守四季斋日（复活节、三位一体主日、圣米迦勒节、圣诞节）的人，回到人世后也会变成这副模样。这大概和“地狱与酒”的故事一样，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时期以后产生的传说吧。

夜晚的洗衣女（Les Lavandières de la nuit）　在晚上发出洗衣的声响，却看不见人影。据说，这是女人想要回归这个世上的声音。1861年，杨．达尔尚（Yan’ Dargent）的画作。

另外有趣的是，以动物之姿回到人世赎罪的例子。根据波伊夫．赛比略所采集的事例，在埃尔杰克．里维列克村㉟（布列斯语：Herzieg-Liverieg；埃尔塞普雷利夫雷），有一位“归还者”指着一对争执不下的公羊和母羊，对阳世的人说：“这是我的父母。他们生前也像这样子争吵不休、互相打架；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也还是这个老样子。”在内陆罗什福尔村（布列斯语：Roc’h-an-Argoed），每到万圣节的晚上，就可以看见许多乌鸦，据说那些都是曾经犯下大罪的罪人。在夏布多里昂地方㉟（Chateaubriand），说话恶毒的老太婆会变成喜鹊或猫头鹰，死去的鳏夫则会变成杜鹃鸟。在西布列塔尼一带，特别是阿摩尔滨海省东部，死后的灵魂会化为蝴蝶赎罪。也有往生者会变成野兔、老鼠、小苍蝇、黑猫或是鹅回来。在菲尼斯泰尔省，则认为蟾蜍是希望获得弥撒而前来的祖先。根据赛比略所言，这种透过转生使得生命不灭的思想，和德鲁伊的观念十分接近，可以回溯到基督教传入以前。另外，虽然很稀少，不过也有变身成榉木或是石头的例子存在。

在基督教世界中，就像《创世记》中所见，世界的创始乃是以人类为中心，因此这种转生思想，可以说极为罕见。

◎阳世人们的对应方式

那么，面对这些“归还者”，阳世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虽然一般人的反应都是尽量敬而远之，不过让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不陷入混乱，还是相当必要的。

首先，对死者的祈祷不可或缺。“归还者”基本上扮演的，就是一种要求信徒负起祈祷义务的角色。

在家里，也不能有会干扰死者归还的事物存在。比方说，点上火的三脚烛台，因为在夜晚会吸引灵魂靠近，所以绝对不能在晚上使用。晚上也不能扫地，因为可能会把灵魂和垃圾一起扫出来。在特雷格尔地区，人们会在家门口摆上一张桌子，然后撒上一把沙，这样做的话，灵魂就会一直数着沙粒的数量，从而放弃进入屋内；据说这招对妖怪也有效。

回到阳世的灵魂　在死者过去曾经坐过的地方摆上餐具，死者就会回归阳世，并在那里停留一晚。1895年《画报》（L’Illustration）附插画的报导。

用来远离死者灵魂的护符，除了念珠和圣水以外，将鼠尾草绑成束也有效果。另外，夜晚走在路上时唱歌，也可以避免被死者的灵魂或是恶灵缠上。

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内容一样，布列塔尼的基督教所呈现出的，是与一般印象截然不同的样貌。基督教并没有将当地原有的信仰一扫而空。之前的信仰，或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或者以变形的方式被纳入基督教当中。正因为是这种形式，我们才可以说，从前的信仰残存下来的可能性很高。虽然对此进行历史学的考据和验证非常困难，不过本书想尝试的，就是这一点。透过这些线索，我希望能探寻出称为“凯尔特”文化的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1. 本地垂迹说：是一种日本用来解释神道与佛教之间关系的论述，亦即“日本众神乃是佛在本地的显现（垂迹）”，从而出现了“南无八幡大菩萨”这种混合式的信仰。

2. 日本的“鬼”指的是身材高大、赤面獠牙长角的怪物，跟中国的鬼（幽灵）是不同的概念。

第二章巨石文化的欧洲

巨石阵　英格兰代表性的巨石遗迹。

最初的人类与印欧语系的起源

◎布列塔尼的旧石器时代

人类在欧洲的足迹，基本上可以回溯到一百五十万年前。即使远至法国南部，也有推测约在九十到九十五万年前左右的遗迹。这些遗迹，都是由称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人类所留下的。在这之后，历经海德堡人、尼安德塔人等人种，最后终于出现了晚期智人／现代人（Homo sapiens）。现代人的登场，大约是距今九万到五万年前左右。

在法国西北部、现在的布列塔尼地区，根据最近的调查，人类遗留的痕迹，大致可以回溯到七十万年前。在圣马洛德菲利村㉟（Sant-Maloù-Fili），发现了采石场的遗迹，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用砂岩或石英岩制成的小斧头（一侧经过加工的石器）。如果从旧石器时代末期，亦即距今三十万年前来看的话，则大约有三十处遗迹，大部分都是位在沿岸或是大河的附近。当时的人类过着渔捞、采集、狩猎的生活，会进行定期的迁徙。在遗迹中有发现握斧，应该是用来伐木或是切割兽肉之用。

在三十万年前到三万五千年前之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布列塔尼地区的遗迹更为增加，超过了七十处，尤其在北部海岸特别多。在遗迹中，也有勐犸象、犀牛、野牛等大型动物，以及熊、豹等肉食动物的遗骸出土。发掘出的工具以砂岩和花岗岩制的握斧为主，不过也有刮削器和刀状石器出现。

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三万五千年至一万一千年前，这段期间正好与最近一次冰河期相重叠。当时，斯堪地那维亚与不列颠岛北部都被冰河所覆盖，海面比起现在下降了一百二十公尺。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链接为一，从前的森林消失了，变成冻原与草原地带。这个时代的人们大概是追逐着驯鹿而展开迁徙，因此在布列塔尼所能确认到的遗迹，只有区区十处而已。

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即西元前九千年左右，气候恢复温暖，森林再次开始增加。此时期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西元前五千年左右。因为无法在草原上进行集团狩猎，所以产生了像弓箭等等在森林中容易狩猎的新工具。

一九二八年到三〇年间，考古学家在奇贝伦（布列斯语：Kiberen；基贝龙）半岛外的特维艾克岛（Téviec），发掘出西元前七千至六千年间的遗迹。这处遗迹和后来发现、位在附近奥埃迪克岛（Hœdic）的遗迹并列，堪称是中石器时代法国最大的遗迹，因此相当著名。

◎农耕文化的起始

西元前六千年左右，人类开始了定居农耕生活，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根据花粉分析判明，人类砍除柏树之类的森林，开辟出牧地或农地，同时也会进行烧耕。因为有石臼出土，所以可以察知他们已经在栽培谷物。他们使用磨制的石头，做成斧头或手斧，当作砍伐森林的新工具使用。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烧制粗陶，纺织也随着农耕一起出现。最初使用的纺织材料是羊毛或亚麻，也出土了骨针和布的碎片。

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墓地。一开始只是个人的墓，但不久后便出现集体埋葬，乃至家族代代使用数百年的大墓。在这些墓中，往往可以看到数百具遗体共同埋葬在一处的现象。

在语言方面，凯尔特语族所属的印欧语系，随着定居农耕生活的扩散，也逐渐传播开来，这种说法现在公认相当有说服力。大约在三十年以前，加泰隆尼亚的人类学者佩德罗．波修琴培拉（Pedro Bosch-Gimpera）主张，在西元前七千年到六千年左右，以安那托利亚（古土耳其）为原乡的农耕文化，慢慢地席卷了整个欧洲，这波浪潮不只淘汰了迄今为止的狩猎、采集文化，同时也将印欧语系传播开来。这种传播究竟是民族的入侵与征服，还是仅止於单纯的文化传播与同化，这点到现在还有争论，不过印欧语系起源于这个时代的说法，已成定论。关于所有印欧语系语言的始祖——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出现在欧洲的时间，过去认为应该是在金属器文化开始传播的西元前三千年左右，但现在认为，它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前四千年的时代。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巨石文化诞生了。

巨石文化的时代

◎欧洲最古老的巨大堆石墓

所谓的巨石文化，是指具有支石墓（dolmen）与立石（menhir）等建筑构造的文化之总称。因为使用超过一公尺长的石板与数公尺高的石柱，基本上不太可能单凭人力来建造，所以关于它的建筑技术，在重新发现凯尔特文化的十六世纪，引起了极大的议论。

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为止，人们都认为希腊罗马时代以前全部属于凯尔特时代，因此巨石文化也被当成是附属于凯尔特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巨石文化与凯尔特已不再被单纯地等同视之；不过西欧的巨石文化仍被当作是欧洲文明的基础，持续获得重要的关注。

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为止，巨石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从马耳他岛（Malte）等地中海东部及东南欧地区发轫，然后才传入西欧。不过依碳十四定年法、热发光剂量计法（TLD）等方式进行测量后，确定了布列塔尼巨石文化的年代，结果发现，以此地区为中心的西欧巨石群，比起东南欧地区的同等遗迹更加古老，而这点也已经成为研究者之间的共同认知。故此，布列塔尼巨石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基础，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巨石建物最初的形式，是堆石墓（cairn）。在普鲁埃佐克村㉙（Plouezoc’h）巴尔聂涅斯（Barnenez）的堆石墓，经各种测定后，确定建造年代是在西元前四千六百年左右。因此，这不只是最古老的巨大堆石墓，也比约西元前两千八百年开始建造的金字塔更古老，堪称西方人类所建造的最古老的大型建筑物。

巴尔聂涅斯的堆石墓　建造时间较金字塔更早，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型建筑物。高8m、拥有5个墓穴，整体结构由玄武岩构成。

巴尔聂涅斯的堆石墓位在一座小山丘上，南侧是山谷，东边与北边滨海，西侧则是河川。长方形的坟墓采左右两半在中央接合的形式，年代较老的右半部东西长三十五公尺、南北二十公尺、高八公尺，是由玄武岩堆积而成，并有五个墓室附有从南往北的墓道。这种附有墓道的堆石墓，通常都是公共墓地。

在布列塔尼的其他地方，还有两处几乎同时期建造、规模略小的同类型坟墓。除了布列塔尼以外，在相邻的诺曼第，甚至法国中部的夏朗德省（Charente），都有发现同种类的堆石墓。

爱尔兰北部的卡罗莫尔（Carrowmore）遗迹中，最古老的坟墓建造于西元前四千七百年左右，但那座坟墓并未使用巨石。当地开始使用巨石，大概是西元前四千年以后的事情。而伊比利半岛的巨石坟墓，建筑年分也是在西元前四千年代的后半期，因此现在看来，布列塔尼的巨石坟墓乃是欧洲最古老的类似建物。

◎卡尔奈克大坟墓群

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布列塔尼等地的堆石墓巨石文化，与位于现在法国中部到东南部的沙塞文化（Chasséen culture）产生了接触。沙塞文化因为发现于法国中部索恩罗亚尔省（Saône-et-Loire）的沙塞（Chassey）遗迹，所以因此得名。这个文化于西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在法国南部沿海地区兴起，属于畜牧农耕文化，有烧制的盘、碗、瓶、锅、匙等各种粗陶器，这些陶器的特征是几何学的装饰（条纹或三角、四角、菱形的连续纹路）。随着两个文化的接触，布列塔尼地区的陶器也产生了变化，种类明显变得较多样，特别是相当具有沙塞文化特征的陶器——附有底座的碗，也在布列塔尼出现。

还有另一处重要的坟墓，那就是位在卡尔奈克镇周边，以规模宏大著称的坟墓群。该镇东北的圣米歇尔墓冢（Saint-Michel tumulus），长一百二十五公尺、宽六十公尺、高十公尺；另外，北边鲁姆斯特瓦尔村的爱尔马涅坟墓、东边洛克马里亚凯尔村（Lokmaria-Kaer）的马涅特坟墓、以及同村南端的马涅爱尔夫洛克坟墓，也有同等的规模。

这些坟墓的形式是堆石墓，以大规模的夯土方式堆成。过去曾经一度认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或者是和巴尔聂涅斯的堆石墓同时期，也就是西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的产物，但是从陪葬品来判断，应该是在沙塞文化影响下，于西元三千五百年左右所建造的。

无论是巴尔聂涅斯堆石墓、卡尔奈克大坟墓群，以至于莫尔比昂湾中加文尼斯岛（Gavrinis）的堆石墓（前四千年左右），据推断要建造起来，至少都需要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劳力，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这些地方已经存在着具有相应权力的社会组织。

◎称为“石桌”的支石墓

大约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被称为“支石墓”（dolmen）的石造坟墓，开始以形形色色的版本出现在欧洲各地。所谓的“dolmen”，在凯尔特语是“石桌”的意思，一般这个词汇用来泛指不属于堆石墓或夯土墓葬、纯石室构造的巨石群。随着时间演变，这种支石墓的数量在这段时期之后也日益增加。

“古代建造物”的支石墓　十九世纪初期，支石墓开始受到瞩目。本图透过插画，描绘对洛克马里亚凯尔村（Locmariaquer）支石墓调查的状况。

到了西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左右，石室墓的种类更加繁多，在法国南部、西南部、北部，甚至是德国、丹麦、荷兰等地，都可以看到通廊型的石室墓；至于在葡萄牙与马耳他岛、克里特岛等南欧地区，则是以地下坟墓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此时巨石文化已经扩展到欧洲全境。

若从巨石文化的分布范围来概观的话，西元前四千年左右的时候，它的存在仅限于布列塔尼、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丹麦等部分北欧的区域，以及葡萄牙的部分地区，但到了约西元前三千年，巨石文化已经扩张到荷兰、法国中南部、西班牙等地，到了前两千年，更普及到西欧全境。在布列塔尼，接下来会提到的环状列石（cromlech）于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出现，立石群则于之后的两三百年开始登场，并在西元前两千年左右迎向全盛期。

◎单一的立石——“menhir”

将石头用来当成纪念碑、墓碑、路标的情况，在全世界都相当普遍，但是像布列塔尼如此频繁使用的地区，则是前所未见。针对巨石文化的探索史，与布列塔尼研究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用来指称巨石的专门用语“menhir”，与“dolmen”一样，都是起源自布列斯语。“Menhir”的语源是“长石”的意思，通常用来指涉单一的立石。到此为止我们介绍的巨石构造全都是墓地，但“menhir”则有许多非墓地的类型。比方说，在贝亚尔村㉒、佩迪尔涅克村㉒，就有三根立石排列在一起的立石群。因为这些立石呈现出围绕着布雷山（海拔三〇二公尺）的型态，因此被认为和这座山在信仰上有所关联，所以自然也不是墓碑。

夏特兰的立石　右下的人可以作为规模对比。高9m，位于多勒镇㉟。

最大的单一立石，是位在普卢阿尔泽村㉙（Plouarzhel）的凯尔罗亚斯这个地方，高九点五公尺。洛克马里亚凯尔村的“曼．艾尔．罗艾克”（Men ar hroëc’h）——意即“妖精之石”，虽然已经倾倒且碎裂成五块，不过加起来的总长达到二十公尺，重量则有三百五十吨。

◎环状列石与太阳信仰

将立石进一步排列在一起、呈现环绕某块土地的形状，这种类型的专业术语称为“cromlech”。在凯尔特语中，“crom”是“弯曲、包围”的意思，“lech”则是指“场所”。以特殊巨石文化闻名的卡尔奈克镇西北部，埃尔德文村（An Ardeven）克雷邱诺（Crucuno）遗迹的环状列石，是位在支石墓东侧三百公尺处。这处环状列石南北长二十五公尺、东西宽三十三公尺，由二十二块石头围成精确的长方形。从长方形的对角线延伸出去的位置，和夏至、冬至时分日出日落的方位一致，因此最有力的解释认为，它与太阳信仰之间有所关联。

在卡尔奈克镇以南，有座隶属于阿尔宗村（Arzhon）的小岛——艾拉尼克岛（Er Lannic），岛上因为有两个半圆的环状列石在岛中央相互衔接而闻名。和不列颠岛不同，布列塔尼很少有圆形的环状列石，甚至可以说只有这里才有。这整座小岛都由环状列石所包围，当中有为数甚多、具备沙塞文化特征的粗陶和装饰品碎片；岛本身就是共同墓地，据推测应该是办葬礼的场所，或是神圣的领域。

◎卡尔奈克列石群

由一列或是数列立石排成直线状的景象，虽然不能说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但在布列塔尼，这种线状立石却是异样的多。从一列到超过十列的列石群（alignement），在布列塔尼地区大约有一百处之多。

说到布列塔尼最有名的列石群，果然还是不可不提卡尔奈克镇。这里的列石群有三处，当中以梅涅克列石群（Ménec alignments）最为精采。这片列石群南北宽一百公尺、东西长一千一百六十五公尺，由一千零九十九块立石排成十一列。在它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排环状列石，形状各呈卵形。在西端的列石尚存七十块，但东端则只剩二十五块。十一列立石以几乎等距的间隔排列着，当中最大的石头高四公尺，但靠近中央的若干石头尺寸则较小，行列的中央部分略微往北弯折。

卡尔奈克列石群　东西长1165m，南北宽100m，一共有1099块立石并列，是布列塔尼最有名的列石群。

在梅涅克列石群的东边有凯尔马里欧列石群（Kermario alignment）。这片列石群有九百八十二块立石，排成十列，宽一百公尺、长一千一百二十公尺；在它的西端应该也有环状列石，不过现在已是一片停车场，完全看不出痕迹。

在东北端则有凯尔列斯坎列石群（Kerlescan alignments）。接着，再往东边延伸五百公尺的安德里滕德．卡尔奈克村，则有另一处称为卢布德梅涅克的立石群。看形状，这里应该是凯尔列斯坎列石群的延伸，过去很有可能是一片巨大的复合式构造的列石群。不过，据说一八二六年至三五年间，当地村民为了在克拉布哈河（rivière de Crac’h）河畔创建灯塔，挪用了一百块以上的立石，是故这边的立石群已经遭到了破坏。在卡尔奈克镇西北的埃尔德文村、东边的安德里滕德．卡尔奈克村等地，复合列石群、环状列石、坟墓群密集，因此我们可以充分认为，这一地区在古代，整体是被当成圣域来看待的。

◎巨石的纹饰

在布列塔尼，大约有六十处巨石遗迹，一百七十块巨石上面刻有图样。其中的三分之一，位在莫尔比昂省的滨海地带。

当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加文尼斯遗迹中石板的图案。在当作墓道和石室使用的二十九块石板中，有二十三片刻上了线条纹路的图案。其中大半都是盾形、半圆形的线条，另外也夹杂着斧形、蛇状曲线、杖、格式化的人脸等图样。在石室的天花板上，绘有巨大的手斧和公牛。据推断这些纹饰是在建筑时就已存在，不过无法判别当时有没有上彩。

另外相当有意思的是，可以将这处遗迹的图样和另一处遗迹相比较，那就是位在爱尔兰都柏林近郊，博因河谷（Brú na Bóinne）的纽格莱奇（Newgrange）遗迹。这座遗迹拥有十九公尺长的墓道和十字形的墓室，是直径约八十公尺的圆形巨大坟墓，建造年代约为西元前三千二百年。虽然比加文尼斯的年代稍微晚一些，不过基本上可以视为同一时代。每年只有冬至这天，会有二十分钟的阳光透入墓室，因此这座坟墓被认为与太阳信仰有所关联。在它的墓道、墓室侧壁上，也都有涡形、波形、U字形的线条图案。因为这些图案与加文尼斯的样式颇为相似，所以也有主张两者之间应该有文化交流的看法。

加文尼斯的石板纹路　在墓室的墓道与石室的巨石上，刻有盾与半圆形的线条纹路。

巨石文化与现代

◎巨石的破坏与保存

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名为“Stone Age”的流行乐团发迹。他们主张，石器时代在时间上超越了凯尔特，乃是西方人更为古老的根源。当然，他们认为凯尔特和布列斯语也存在于这样的起源过程之中，但“巨石”才是我们真正的根。他们的专辑封面，是四个人站在立石列柱前面的景象。

在布列塔尼五省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指出，全部的立石遗迹大约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两百处，但实际的总数，推估应该达到两千至五千之谱。

直到十九世纪前半为止，因为要建造灯塔或道路，必须挪用石头，因此立石便成为破坏的对象。据说卡尔奈克遗迹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甚至连旅行者路过的时候，都不会特别停下脚步看一眼。

当然，学者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这类遗迹了。一七二一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布罗德兰特（Boureau-Deslandes），在自己的著作上记载了“造成（圣经中）大洪水的奇怪的石列”，是关于立石遗迹最早的学术性记录。一七九二年，身为凯尔特狂热者的拉托尔．多瓦尼耶，认为这是与凯尔特／高卢的德鲁伊相关的构造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家康布雷，则在一八〇五年指出卡尔奈克是德鲁伊的圣地，并且暗示它与天体观测之间的关联。

康布雷的巨石调查　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805年时，受政府委托对各地遗迹进行调查。图片是他在测量立石高度的场面。

人们开始认知到保存这些遗迹的重要性，大约是从一八三〇年左右，法国内政部设立“历史纪念物调查委员会”开始。一八二六年，民间研究者组成了名为“莫尔比昂省博识会”的组织；一八二八年，当局为了公共事业，企图拆毁卡尔奈克遗迹，此举引发了强烈议论，最后在博识会的主导下，成功阻止了这项行动。

正如本书之后会见到的，当迈入一八六〇年代后，考古学日益体系化、组织化，对卡尔奈克学术性的实地调查也随之发展起来。尤其是一八七〇年代定居在卡尔奈克进行调查的苏格兰人詹姆斯．米伦（James Miln），以及自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几乎参与了所有实地调查的在地研究者萨克利．勒鲁吉克（Zacharie Le Rousic）两人，居功厥伟。以米伦的发掘物品为基础，一八八三年在当地开设了“卡尔奈克史前时代博物馆”（Musée de Préhistoire de Carnac）。

然而，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末，对巨石的破坏依然在持续进行着。路易．菲尔村㊹的神父杰克．哥特，为了打破信徒的迷信，将教区中的数十处巨石建物，以“流血崇拜的残骸”为理由加以拆除，改换成十字架。当然，这种宗教性的破坏行为反而是少数的特例，大多数的破坏都是为了道路、农地、住宅的开发。根据雷恩市和圣马洛地区㉟（Sant-Maloù）的调查显示，十九世纪调查时尚存的一百三十处立石遗迹，有三十四处在二十世纪遭到破坏。

至二〇〇一年时，在布列塔尼五省中被当成历史纪念物保存的立石，大约有一百八十处。当地所有的历史纪念物，合计共有三千四百八十处，因此巨石大约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五。

◎是天文台？还是神圣的灵场？

堆石墓或支石墓都是墓地，是为了凭吊死者而建，这点非常清楚。可是，没有附带支石墓出现的立石、立石群，甚或是列石群，究竟为何而建？若是作为综合性的墓区或圣地，其占地也未免太过广大，因此引发了相当多的论争。

当然，其中也有几乎已成定论的例子。例如英国的巨石阵，其原始的雏形大约竖立于西元前三千年左右，而现今我们看起来像残骸、由萨森岩（Sarsen）组成的环状石列，则是建于西元前一千八百年，亦即青铜器时代初期。这是整体巨石文化中最晚期的构造物，且几乎可以证实，是用来观测月亮盈亏与日食月食，也就是一座天文台。

关于巨石阵其实是“天文台”的说法，十七世纪英国的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已经指出，这很有可能是用来观测太阳的设施。他自一六六六年开始调查，结果在包围巨石阵的土堤与壕沟内侧，发现了五十六处直径零点八公尺到一点八公尺的洞穴，且正好与月食五十六年的周期完美吻合。更有甚者，巨石阵有一条通廊，朝着夏至太阳升起的方向延伸，入口处的鞋跟石（heel stone）也是朝着同一方向。二十世纪初期的研究者，以及一九六〇年代以后的学者，也都确认了这一点。

在苏格兰西北部刘易斯岛（Lewis）的卡拉尼什遗迹（Callanish Stones），也是和巨石阵几乎同一时代（西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的环状巨石遗迹。据推测，也是用来观测太阳与月亮的设施。

如同先前所述，康布雷等人也主张，卡尔奈克列石群是天体观测所。然而，如果只是要观测天体，实在没有必要兴筑如此大规模的设施；而且列石群和太阳、月亮的运行之间，也很难发现其关联所在。今天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针对梅涅克和凯尔列斯坎都具备的环状列石。亦即，环状列石是神圣的场所，而持续延伸出去的列石群，则是导向圣地的神圣回廊。因此，复合式构造的列石群，就是以墓地为中心的巨大灵场。

巨石与习俗

◎妖精与巨石

在第一章中已介绍道，妖精身为异界的居民，对布列塔尼的人们来说，是相当贴近生活的存在。另一方面，巨石群尽管为数众多，但在每个村庄里还是寥寥可数。巨石群存在的地方和普通的场所截然不同，被当成特别的圣域来看待。因此，会和妖精之间产生链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埃塞村㉟（Essé），有一处被称为“拉罗许．欧菲”（La Roche-aux-Fées）、意即“妖精之岩”的遗迹。这是一座长十九公尺、宽五公尺的巨大支石墓，其壮观程度堪称欧洲第一。它一共使用了四十二块巨石，八块石制天花板，每一块重达四十吨。传说这些都是妖精运来的岩石。

十九世纪初期描绘布列塔尼民俗的作品《布立吞画集》中，便有支石墓和妖精的登场：“农民称这种支石墓为‘迪．阿尔．柯立盖特’（妖精之家）。住在这里的妖精有库立凯特、库立尔、柯尔尼卡涅特等多种称呼，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森林妖精。他们的皮肤满是皱褶，身体长满了毛，脸庞丑陋，手脚细瘦修长，夜晚时分会像蝙蝠一般，挥舞着锯齿状的黑色翅膀来回飞翔。在空中排列出数个圆圈，时而交缠、时而融合，还伴随着尖锐的叫声与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在废墟中不断回荡，直到随着风声消逝为止。”

墓地是神圣的场所，也是与异界链接的地方。这样的想法，导致人们认为异界居民、即妖精的住所，正是支石墓。因为具有神圣性的缘故，所以研究者对支石墓的调查，往往很难得到许可。一八七九年，考古学者杜夏提利耶（Paul du Châtellier）陈述了自己在企图调查杜利亚卡特村㉙路伦一地的坟墓时，所遭遇到的困境：“要得到挖掘这座坟墓的许可，实在是相当困难。村民们都害怕‘科利克’的报复；他们相信科利克是一种巨大的妖精，也是这些巨石结构的建造者，具有未知的力量。”

据保罗．赛比略在《法国的民俗》（Le folklore de France，一九六八年）一书中所述，在布列塔尼以外的法国各地当然也有和妖精相关的民俗故事，甚至也有好几则和支石墓相关，只是绝大多数这样的故事还是存在于布列塔尼。如同之后会看到的，布列塔尼地区在蒐集民间故事等等民俗研究上，之所以居于领先地位，有着相当多的原因。不过从另一面来说，为数众多的巨石遗迹、以及它们与日常景观的结合，这些布列塔尼特别突出的地方，或许正说明了为何此地的民俗研究会如此丰富。根据一八九四年德．莫尔契（de Mortier）的调查，在法国有六千一百九十二座巨石建筑物，其中的三千四百五十座，也就是过半数都集中在布列塔尼、尤其是其中的莫尔比昂省。

◎祈求良缘

除此之外，也有一种石头会让想要在一年内结婚的少女趋之若鹜。在圣乔治德兰唐博村㉟（Saint-Georges-de-Reintembault）梅雷（Mellé）的立石，以及洛克马里亚凯尔村的立石，被称为“滑行石”；据说从顶端滑下来，如果臀部产生擦伤的话，就会在一年内觅得良缘。在卢维涅．杜德塞尔村㉟（Louvigné-du-Désert）蒙多（Monthault）的“滑行石”习俗则是，少女必须要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将布片或是缎带放在石头下，作为曾经滑过的证据。假如对岩石的祈愿不小心被别人知道，那就没办法顺利结婚了。这种从石头上滑下来的风俗，不只有在布列塔尼、在南法的普罗旺斯与阿尔卑斯地区，以及比利时的瓦隆（Wallonie）地区也有类似的描述。

蒙多的“滑行石”　为祈求良缘，从岩石上滑下来的女性。二十世纪初期的明信片。

在普隆内乌尔．朗韦尔讷村㉙（Plonéour-Lanvern），每当举行守护圣人圣艾涅尔祭典的时候，渴望婚姻的少女们，便会围着立石翩翩起舞。只是这块立石并非巨石时代的遗物，而是将近两千年后的高卢时代之物。

祭典上的立石　普隆内乌尔．朗韦尔讷村的圣艾涅尔祭典。盼望结婚的女性们，正围绕着立石起舞。二十世纪初期的明信片。

虽然立石很容易会让人和阳具联想在一起，不过不管是求良缘，或是接下来会提到的求子，在民间习俗上，几乎看不到有如此认知的实例。虽然有导览书认为普隆内乌尔．朗韦尔讷村的立石，是阳具形状的拟现，不过当时塑造这根立石的人，应该没有想到这么多吧！不如说，这种围绕立石起舞的事例，类似围着柱子跳舞的五朔节仪式。这是欧洲各地都存在的习俗，为了能像桦树或杉树般生长茁壮、祈求谷物丰收，会在五月一日竖起柱子，并在柱子周围欢庆地舞蹈。五月在凯尔特历法中，是新的季节“Beltane”（意指璀璨闪耀之火）的开端，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此习俗起源自凯尔特。不过民俗学者范．吉纳普（Arnold van Gennep）则认为，五月柱（Maypole）原本是德语圈的习俗，在苏格兰与爱尔兰等凯尔特语圈则几乎不曾存在。若真是如此，那就很难说这个村落的习俗是凯尔特遗风了。

纵使过去真有阳具状的立石，大部分应该也都由于违反基督教伦理的缘故遭到破坏了。赛比略说，在圣德阳．普雷乌雷村的凯尔特鲁根圣母堂附近，以及里艾克村㉙的圣玛格丽特教堂附近，都有阳具状的立石，但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洛科阿芒东村（Locoal-Mendon）的库尔．普罗斯特隆立石，在罗马时代被当成石碑，基督教时代又被刻上十字架，不过从外表看起来就是阳具的形状。这是在历经基督教化后，还能残存到现在的罕见例子。

这种有关性的想像力，其实很多都是近代以降的见解。立石阳具说广为众人所知是十九世纪后半的事，而将它传播开来的，据说是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鲍华与贝居榭》（Bouvard et Pécuchet）（一八八一，未完成）中，就大剌剌地写着，“立石是男人性器的象征，而坟墓则是女子性器的象征”。话虽如此，只靠福楼拜的说法，来解释这些不一而足的风俗，未免也太过牵强了。

◎求子与求治病

在洛克伦村㉙，有一块被称为“德鲁伊圣石”的石头；据说村子的守护圣人圣罗南，就是坐着这块石头从爱尔兰渡海来到这里的。新婚的女性为了怀孕，会在半夜来到这里，用腹部摩擦石头。若是生不出孩子的女性，只要连续三个夜晚重复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如愿以偿、怀上小孩。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种习俗已经整个废弛了。

在卡尔奈克镇北侧的库尔斯．摩根，有一块称作“暑之石”的立石，在满月之夜，期望得子的女性会卷起裙子，坐在石头上面。在普洛埃尔梅勒村（Ploërmel）桑卡多，女性会为了求子，在立石上摩擦腹部。普兰威尔村的立石也有同样的风俗，但也因为如此，这块立石在一八四五年便被推倒了。在圣迪钦那．安古雷村㉟的“圣犹士坦石”，只要在九月二十日圣人祭典的深夜，用乳房碰触这块石头，就能够成为人母。在圣德邦．迪柯米耶村㉟的罗修马里，据说女性用腹部摩擦那里的立石，就能得到保佑。以上这些都是保罗．赛比略的记载，不过文中所谓的“用腹部摩擦”应该是隐讳的写法，实际上就是用性器摩擦吧！

从求子的生产力再延伸出去，就产生了祈求健康和治病的信仰。摩擦普卢加努村㉙的立石，可以治疗风湿和腰痛。莫兰村㉙圣福禄贝尔教堂的立石可以治疗下痢。贝涅村㊹的立石，可以缓和身体疼痛。卡斯特村㉙的立石，可以治愈内脏疾病。圣马约村㉒的立石，只要摩擦石面就能治风湿。

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借由接触神圣之物来获得好处，以民间信仰来说，是相当容易理解的行为。《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称之为“传染巫术”。当然，这和基督教完全没有关系，可以想成是过往残存下来的风俗。只是，就习俗来说，因为相当普遍，且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会发生，因此很难确定是否真是古代的习俗。但话又说回来，这种习俗在法国其他地方确实不常见；因此，考虑到巨石在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一种文化上的日常景观，虽然无法确定是哪个时代，但它的确很有可能跟这种习俗的诞生有密切关联。

◎巨石的基督教化

一八七八年，在波尔那雷克村㉙，当地的考古学者杜夏提利耶发现了一块高三公尺的立石，上面描绘着罗马时代的众神。从这里可以证明，早在罗马时代，立石这种“异教”的存在，就已开始罗马化。

但是立石在外貌上最大的变化，还是从中世纪以降基督教传入开始。当时他们会把立石当成基督教化的象征，在石头顶端刻上十字架。

加工过后的立石　圣乔塞克的立石。二十世纪初期的明信片。实际上是看不到基督像的。

蓬蒂镇（布列斯语：Pondi；蓬蒂维〔Pontivy〕）西边圣马里亚蒂克教会中的立石，以及普罗康涅克村㉙的立石，顶端都刻有十字架。多勒镇㉟夏特兰（Champ-Dolent）的立石高九公尺，十九世纪末时在上面安装有木制的十字架，但现在已经不见了。普勒默尔博杜村㉒（Pleumeur-Bodou）的圣乔塞克（Saint-Uzec）立石，上面不只刻有十字架，还铭刻了基督受难的场面，相当有名。

卡尔奈克镇的守护圣人圣康涅利（Saint-Cornély），据说曾经将一群异教徒士兵变成列石群。这个传说相当古老，在一八〇五年当地的作家就已经有所记述；一八五八年旅经此地的作家福楼拜，也写下了同样的故事。

不信者变成石头的传说，乃是基督教化的典型故事。凯尔卢昂村㉙（Kerlouan）凯尔洛荷的通廊型石室，据说便是一群不愿领圣体、自顾自跳舞的少女变成的。布拉斯帕尔斯村㉙（Brasparts）的二十块列石群，被称为“举行仪式的石头”；据传这些石头是一群为了做礼拜而行经神父身边时，仍然不停跳舞的人变成的。这种强烈否定跳舞的态度，是十七世纪以降反宗教改革时期才产生的，因此这个传说照理讲，应该不会太古老才对。

◎巨人

在布列塔尼地方存在着，“巨石建筑在建造时有巨人介入”的传说。

拥有强大力量的“兰奴”（Rannou），据说是吉马厄克村㉙（Guimaëc）德雷威（Trélever）家的一名贵族。他因为帮助了人鱼，获对方赠送秘药，从而领悟了魔法的力量。他曾经为了帮助老婆婆而举起巨石，也曾经清除掉城镇广场上的大石头。兰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村庄举行守护圣人祭典的时候，会举着花岗岩的巨大十字架走在队列的最前面。直到如今，“兰奴的十字架”，仍然留在吉马厄克村附近。这大概是膂力惊人的男人传说化之后，变成巨人传说的例子吧。

在布列塔尼最脍炙人口的，便是有关巨人高康大（Gargantua）的故事了。菲艾尔村㉒海岸附近弗拉罗德的立石，相传是高康大头颅的墓碑，也有说法是高康大的小指、手杖等。圣布里厄市㉒（Saint-Brieuc）西南柯尔雷的立石，相传是高康大的坟墓。圣苏里亚克村㉟（Saint-Suliac）夏布雷的立石，有着“高康大之齿”的别称。据说高康大在此地与妖精结合，生下了七个小孩，但是他却陆陆续续将孩子吃掉、变身成动物，最后的第七个孩子变成了石头，当他要咬下去的时候，牙齿便掉落了一颗。这个故事和异界虽有关系，但和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Kronos）、罗马神话中的萨图恩（Saturn）传说相当接近，因此很有可能是从地中海传来的。

巨人高康大因为十六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采集民间故事时，将之塑造成想像中的人物而远近驰名，所以算不上是布列塔尼独有的人物。现在真的留有“高康大创造巨石”之传说的地方，除了布列塔尼以外，还有法国东部的侏罗省（Jura），以及北部的埃纳省（Aisne）。

十九世纪后半的凯尔特学者安利．盖多斯（Henri Gaidoz）主张，高康大是希腊神话英雄海克力士的高卢化版本，但赛比略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像是海克力士击败七头怪兽等等，这些和怪兽战斗的故事，完全没有传入此地。更何况，这里也没有听说过有手持武器的巨人。高康大的传说，应该是和各地的奇岩等名胜之由来有所关联，并且很可能大半都是后世创作的。

从以上种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和巨石之间的关联，布列塔尼地方的文化也保留了一定程度非基督教的习俗，或者是在基督教习俗中，融合了异教的要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实在很难断定，这些习俗全是从基督教传入以前残存下来的。民间信仰自有其普遍性，不论占优势的宗教为何，也不论何时何地，还是将这些视为是一般存在的习俗来思考比较适当。但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些习俗就像妖精信仰一样，分布范围非常广泛，所以也很难说是近代以后才诞生的事物。如果考虑到取名方式有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版本，要说它是从相当古老的时代、乃至基督教传来以前的信仰为基础所产生的传说，倒也不能算是谬误。

然而，如同之后会看见的，将这种异教的习俗冠以凯尔特文化之名，其实都是近代之事，所以像是“德鲁伊之石”、“妖精之岩”这些称呼，照理说都不会太过古老。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巨石打从罗马时代起，就被使用在某种仪式上，但将凯尔特与巨石文化相结合，则是近代重新发现凯尔特文化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结果。尽管民众最近终于对这样的看法有所认识，但还是必须在此提醒，这些习俗其实并不能回溯到古代。

第三章古代凯尔特人

巴特西之盾　出土于伦敦泰晤士河。西元前1世纪～后1世纪。长77.7cm。大英博物馆藏。

坟墓的时代

◎金属器的到来

希腊最古老的长篇史诗、西元前七百年左右由荷马所著的《伊利亚德》（Iliad），其中描述道的特洛伊战争，经过十九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小亚细亚的发掘后，一般都公认其记述乃是历史事实。在这部长达二十四卷的叙事诗中，描绘了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的统帅阿加曼侬（Agamemnon）、战士阿基里斯（Achilleus）、奥德修斯（Odysseus）、赫克托（Hector）等几位传说中的英雄活跃的时代。由于《伊利亚德》是由口述文学汇整而成，因此连荷马是否为真实存在的人物，都颇成疑问，不过施里曼以及其他将特洛伊战争当成历史看待的论者，大多将这本书的时间设定在西元前十三世纪。

像《伊利亚德》这样有片断史料加以记述的金属器时代，在法国和意大利称之为“原史时代”（protohistory）。透过希腊罗马作家们的证言，我们多少能从一些专有名词或事件，来谈论这个时代的“历史”。

随着十九世纪后半以降对克里特岛的发掘，我们得以发现一系列所谓的“克里特文字”。这些文字都存在于西元前两千年左右，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象形文字、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一九五二年，这三者当中年代最晚的线形文字B被解读出来，并被判明是希腊语的古老形式。它出现在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正好是特洛伊战争推定的时代。换句话说，阿加曼侬和阿基里斯等希腊神话的英雄，这时候已经开始说希腊语了。

之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线形文字B使用于西元前十六至十二世纪间；这个时代不只希腊语已经成形，包括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原住民——于西元前一千两百年左右入侵希腊的伊利里亚人（Illyrians），以及接下来会谈到的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也都是在此时形成，这样的说法相当具说服力。因为这些语言全都是属于印欧语系，所以过去认为是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发端的印欧语系的历史，有必要更往前回溯才是。是故，原始印欧语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刚开始的西元前七千年到六千年左右，便已出现了。

西元前八千年纪结束时，人类在中东发现了金属。巴尔干半岛在西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已经在使用铜制的器物。希腊约在西元前四千五百到四千年之间，开始制造铜制品与金属饰品。西欧则是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到三千年之间，于科西嘉岛及阿尔卑斯地方有铜器出现。阿尔卑斯山以北开始使用金属器，要到西元前三千年之后，而地中海与阿尔卑斯山以北，两地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地中海地区开始青铜器时代，是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并在前一千三百年，也就是特洛伊战争开始前不久迈入铁器时代。有一种说法是，西元前两千年左右繁华一时、位在小亚细亚的西台王国于前十二世纪灭亡后，他们独占的制铁技术随之流出，从而打开了铁器时代。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青铜器以前乃是铜器时代，大约是从西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之间开始。青铜器时代则是在西元前两千三百年到一千八百年左右展开，并自前一千年至前八百年左右，开始转变为铁器时代。虽然铁器时代几乎与凯尔特文化存在的时间完全重叠，不过正如之后会讨论到的，确实能称之为“凯尔特”的文化，必须要等到铁器时代大为发展的西元前六世纪了。

◎钟状壶的文化

今日考古学家公认，布列塔尼的铜器时代起源自西元前两千年左右。这个时代的布列塔尼，以及邻接的旺代地方（Vendée）、塞纳河口等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器物上的共通特征是所谓的“平斧”。这种斧头相当形似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磨制斧，即使到了青铜器时代初期，仍然持续被制造出来。在布列塔尼，以东部地方为中心，共有超过两百把以上的平斧出土。

断定出土物年代的关键，要靠与之一起发掘出来的各种物品。和箭头、燧石、磷铝石的玉石等一同出土的钟状壶（钟状杯），其年代正与铜器时代相符。

这种钟状壶虽然遍及于布列塔尼全境，不过它其实是一种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延伸到地中海海域、不列颠群岛，乃至东欧波希米亚（Bohemia）地方，横跨全欧洲的文化。它和之前使用的壶相比，不论在土质或烧制技术上都截然不同，暗示着一种新文化的登场。不过在布列塔尼，最后一批使用巨石坟墓的人们也知道这种器具；从这点来看，他们可说是走在衔接新石器与金属器时代桥梁上的一群人。

钟状壶　在布列塔尼海岸地区，有为数众多的此类陶器出土。上面涂着的红色色彩，象征着铜器时代的到来。

当这种钟状壶开始扩散时，在欧洲中北部，绳纹陶壶的使用相当普及。同时，因为这种扩散也与战斧的分布相重叠，故此有人主张，这会不会是新民族向外扩张的证据。若根据这种说法，该民族是以多瑙河中游为原乡，自西元前两千五百年起，开始扩展新文化，而这正好也与印欧语系民族相称。但是，西元前两千五百到前两千年左右的欧洲，是一个相当平稳的时代，认为其他地区不可能有显著变动的见解，在今天基本上仍是主流。

法国研究凯尔特学的权威库鲁塔（Venceslas Kruta）认为，在这个时代存在着第二个变化期。简言之，印欧语虽是在西元前七千年至前六千年便已开始传入，不过到了前三千年纪左右，这种发展更加快速。透过钟状壶与绳纹陶壶的分布作为佐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文化上的差异化。第二个变化期大概是从西元前四千年开始的，不过在考古学的资料上，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是一口气全面性的覆盖；相反地，将它想像成是缓慢且渐进的侵入、征服后所造成的结果，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想法比起物的流动，更重视文化自身的改变。进一步来说，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钟状壶文化，其实暗示着进入西元前两千多年时，凯尔特语文化的雏形已然形成；至于绳纹陶器，则被推测可能与波罗的语（Baltic languages）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

◎阿莫里卡文化

西欧全境在西元前两千年左右，已经开始流通铜制品与金制的装饰品。接着下去展开的，是铜锡合金的青铜器时代。这种合金制造起来比较容易，金属强度也较高。于是在蕴藏铜锡矿脉的地方，开始形成青铜器文化的据点。隔着英伦海峡的不列颠岛南部与布列塔尼，都出现了这样的据点。在不列颠岛，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威塞克斯文化”（Wessex culture），至于布列塔尼，则是从西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开始制造青铜器。布列塔尼的青铜器文化，依循后来罗马时代的地名，有时也被称为“阿莫里卡文化”（Armorica culture）。

这个时代也出现了新的墓葬仪式，从巨石文化时代的集体埋葬，转变为将遗体放入木棺中的个人埋葬。此时期的人们，经常会筑起大规模的夯土坟墓，这些坟墓到现在还有很多保存下来。在布尔布里亚克村㉒（Bourbriac）的唐维德（Tanouédou），以及该村东边的圣弗艾格村㉒（Saint-Fiacre）等地的坟墓，直径可达四十公尺，高则有五到六公尺。

被推定为青铜器时代的坟墓，大多位在布列塔尼的西北部。光是菲尼斯泰尔省就有三百处；阿摩尔滨海省有将近四十处，不过以初期的坟墓居多。伊勒─维莱讷省和罗亚尔─大西洋省，则几乎没有看到类似的坟墓。铜器文化的遗迹，特别是钟状壶的出土则是以东南部为中心，两者之间呈现互补的关系，并没有铜器文化遭覆盖的痕迹。

这些坟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初期的坟墓在陪葬品中，包含了形状特殊的箭头。可推断应该是军人的坟墓，大约有四十处坟墓带有这类的陪葬品。除此之外的坟墓，陪葬品则多是陶器。

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有丹麦和波罗的海地区，与布列塔尼、伊比利半岛、爱尔兰岛等大西洋沿岸地区进行贸易的证据。琥珀便是从波罗的海海域带到大西洋地区；另外，有关金属的知识也是这条路线上相当重要的信息。三角形的短刀与有纹样的斧头，是现在捷克一带的“额内替斯文化”（Unetice culture，西元前两千三百年～前一千六百年）于西元前两千年左右发明的。因此据推测，这两种物品应该是经由德国北部，被带到不列颠岛和布列塔尼的。

由此也可以假定，青铜器时代的第一种坟墓，乃是像这样来自北方的征服者或殖民者所创建的。他们就相当于是“青铜器时代的维京人”。

话虽如此，和阿莫里卡文化最为类似的，是不列颠岛上的威塞克斯文化。这些被现代考古学者称为“贝尔人”（制作杯子的人，Beaker folk）的居民们，特别是在制作有着宽扁形剑锋的短剑时，会用金制的细小铆钉来装饰的这一点上，和阿莫里卡文化几乎一模一样。钟状壶的形状也很相近，不过种类远比布列塔尼来得更多，可见其发展程度之高。巨石阵附近的灌木坟丘（Bush Barrow），被认为是将巨石阵当成“太阳神殿”来使用的最后一代人的坟墓；在那里除了有青铜短剑和仪式用的小斧头之外，还有金制装饰品与象征权力、镶嵌着象牙与黄金的王杖出土，令人想到这是相当有权势的国王之墓。在布列塔尼的圣布里厄市㉒，当地的坟墓出现了银制的杯子与贵金属制品，据推断是国王的坟墓。隔着英伦海峡的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能累积如此财富，想来应该是拜铜和锡的生产所赐。

◎金制饰品

青铜器时代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不只会作为墓中的陪葬品，也会被当成献给神的祭品，埋入地底或投入河中；除此之外，在铸造厂或仓库之类的地方，有时也能发现这些物品。在布列塔尼，光是这类和青铜器时代有关的场所，数量就高达五百多处。这时候应该已经有类似商人或是仲介业者之类的人物，活跃于地方上，之所以能如此推断，是因为发现了大量附有握把的小斧头。在布列塔尼的七十个遗迹中，发掘出了超过两千把的小斧头。其中在卡洛尔冈村㉒（Calorguen）的一间仓库里，就发现了三百六十把。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前一千三百年间的中期青铜器时代，特雷布里村㉙（Trébry）因从事这方面的铸造而盛极一时，其产量足以满足布列塔尼全境的需求。

初期青铜器时代最优美的饰品，莫过于金制的新月形平板颈环“卢纽拉”（Gold lunula）了。虽然不知是仪式用还是实际戴在身上的物品，不过在爱尔兰等欧洲各地，都有这种饰品出土。在布列塔尼的卢纽拉中，以一九三三年在布尔布里亚克村发现者为最大，直径达二十三点三公分，重两百一十七克。

卢纽拉（平板颈环）　布尔布里亚克村出土，青铜器时代初期金制的杰作。

中期青铜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饰品，则是金制的图尔克（torc，颈环）。据推断，布列塔尼的这些颈环，是在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制造并流入的。在这当中，以瑟松塞维涅村㉟（Cesson-Sévigné）出土的遗物最为有名，直径达一百四十八公分，重四百五十六克。

图尔克与手环　普鲁夫．基廷村㉒与坎佩尔市㉙（Quimper）出土的图尔克及手环。青铜器时代初期的作品。

卢纽拉和图尔克，常常被视为是凯尔特文化初期的代表性装饰品；但如后面会看见的，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前半，不列颠群岛与大陆各地透过交易，形成了所谓的大西洋文化圈，而这与凯尔特文化，并不能等同而论。

◎骨灰瓮文化

西元前一千年左右，靠近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地方，开始进入晚期青铜器时代。当欧洲北部地区迈入铁器时代的时候，地中海地区已经在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开始使用铁器了。

此时，墓葬形式再次产生了重大变化，可称之为“骨灰瓮文化”（Urnfield culture）。迄今为止的坟墓，摇身一变成为火葬后埋葬骨灰瓮的墓地。在这个时期里，大约西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前四百年左右，繁荣的迈锡尼文明灭亡，欧洲地区开始动荡不安。同时，在东欧靠近今天德国与波兰边境的地区，“骨灰瓮”的风气也开始渐渐往西欧扩散。布列塔尼、不列颠岛与海峡群岛的骨灰瓮皆属同一样式，法国中北部到比利时、荷兰一带，也有类似样式的物品出土。

长久以来，骨灰瓮文化的扩张一直被认为是民族征服的结果，但是现在主流的说法则认为并非征服、而是文化扩散所致。因为这个时期出土的遗物，饰品和镰刀之类的农具，远多于武器。马的家畜化在欧洲普及，也可推定也是在这个时期。

或许是因为宗教上的理由，青铜器时代几乎看不到对人物、动物的描写；不过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前两千六百～前一千四百年），以及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前一千五百～前一千一百年），以及瑞典等北方地区则属例外。爱琴海上克诺索斯（Knossos）的女神像、有名的阿加曼侬金面具（Mask of Agamemnon）、以及瑞典南部布胡斯（Bohuslän）的壁画上，都有着对人物与动物的丰富描写，然而在布列塔尼与不列颠岛等大西洋地区，不管是日用品或饰品，都只有V字形、三角、四角形等几何学模样的纹饰。就这方面来说，不列颠群岛到布列塔尼、法国中西部大西洋沿岸乃至葡萄牙的地区，其实是自成一个文化圈。动物描写一直要等到青铜器时代最晚期，才出现在这一带，且与火葬、骨灰瓮葬等新文化的到来时期相重叠。因此，正如前述，它们来自北方的可能性很高。

由于本地区多为酸性土壤，并没有残留多少人骨，所以很难确认，不过人类的骨胳在这时期，应该与新石器时代无甚差异。就颅相来看，布列塔尼地方总体来说是属于地中海类型的中等大小、长头型，不过多少也可以发现外来要素、亦即大型特长头型的北方系人类骨胳。这点也可以作为动物描写和骨灰瓮葬等新文化传入的补充证据。简言之，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布列塔尼地方的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且与不列颠群岛、法国中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相通。但进入青铜器时代后，则多少有伴随着北方殖民流入的文化掺杂其中。

◎不列颠岛的影响

概观青铜器时代布列塔尼地方的文化趋势可以发现，公认为新石器时代支石墓建造者直系后代的初期青铜器人民，同样也在为他们的首领建造大型坟墓，因此当时的社会阶层已经相当分明。到了中期青铜器时代，则随着金属器的制造，出现了专业的工匠。

晚期青铜器时代，从外地传入了骨灰瓮葬法。但是这种葬法并未全面普及到法国东部和中部；相反地，就骨灰瓮的形式而言，受到不列颠岛的影响很大。另外从颅相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没有随着骨灰瓮的传入，导致骨胳产生重大变化的痕迹。因此就这方面来看，与其说是征服导致文化的变化，不如说是接纳了外来文化，这样的论点比较有说服力。

此时的海上交通也相当重要。自从初期青铜器时代不列颠岛发展出威塞克斯文化以来，欧洲大陆这边和不列颠岛便频繁往来。我们称为“大西洋文化圈”的这个区域，自青铜器时代便已成形，且此后也不曾中断连系，尽管有频率强弱之别，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情况一直到罗马时代，乃至于中世纪，还以各种形式继承下来。不只如此，本文化圈对于今日荷兰、丹麦、瑞典等地区的海上贸易，早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透过武器、装饰品、葬礼等等，都可以清楚明白这一点。然而，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内陆交通反而变成了重心，因此布列塔尼和不列颠群岛开始远离文化中心，面临遭到边缘化的危机。

据研究布列塔尼青铜器时代的专家吉欧（Pierre-Roland Giot）推断，这个时代布列塔尼的人口大约有十万到二十万人，也就是平均每平方公里三到四人。这个数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不过到了晚期青铜器时代，则有慢慢增加的趋势。

凯尔特人的出现

◎哈尔施塔特文化

一八四三至一八六三年间，奥地利的考古学者拉姆绍尔（Johann G. Ramsauer），在邻近萨尔斯堡（Salzburg）的岩盐矿区哈尔施塔特，进行了大规模的墓地发掘。在将近一千处的墓地中，出土了超过两万件的武器、饰品、壶等等遗物。这处被命名为“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的遗址，据推定和前五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凯尔多”（之后变成凯尔塔），亦即凯尔特人的文化是相同的。

地中海地区在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也就是《伊利亚德》描绘的特洛伊战争时期，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至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则要晚上数百年，一直到前一千年至前八百年左右，才开始迈入这个时期。

铁器时代是地中海地区与阿尔卑斯以北关系逐渐紧密化的时代。前九世纪以降的希腊、前七世纪达到极盛的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乃至于前八世纪以降的罗马，都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蛮族”那里输入矿物、盐、琥珀甚至奴隶，并以金属或陶制的壶、武器、宝石、饰品、红酒等文明产物来交换。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屡屡出土的地中海文明的产品，正是这种交易有力的佐证。

古代凯尔特的贸易路径　除了金属类之外，奴隶也是大宗的交易品。

传说在西元前九世纪末，位于北非的迦太基已经建城；到了前八世纪中叶（前七五三年），罗马城也创建了。哈尔施塔特文化的开展，正是在同一时代，亦即前八百年到前七百五十年左右。十九世纪末以来，欧洲的考古学者普遍将哈尔施塔特文化与第一期铁器时代视为同样的文化，但是现今的看法则较倾向哈尔施塔特文化直接影响的区域，仅限于欧洲中部地区而已。

◎阿莫里卡文化的持续发展

包含布列塔尼在内的法国、不列颠岛一带，大约在西元前七百年左右迈入第一期铁器时代。然而，布列塔尼直到该时代开始的一百年后，还没有发现铁器出土。晚期青铜器时代、也就是西元前八百年左右开始大量生产的圆柱形小斧，一直到前六百年左右还在持续制作。因此，若单就布列塔尼而论，一直到前六百年左右，都还处于青铜器时代，并在之后才进入了铁器时代。

这个时期布列塔尼的墓地大致可分为两个种类：一种是没什么陪葬品的小规模坟墓，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一个墓地集结了好几十个坟墓。在菲尼斯泰尔省北部和莫尔比昂省中部，大约发现了二十处类似的墓地。另一种则是直径十公尺到二十公尺的坟丘。就像在法国东部的勃艮第、法兰琪─康堤、亚尔萨斯等地经常可以见到的一样，这些乃是哈尔施塔特文化期国王的坟墓。这类坟丘是透过军事征服等手段累积财富，同时导致社会阶级逐渐发展、统治者权力日益强大的结果。它在前八世纪末出现在意大利中部，并在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广泛分布于欧洲中西部。这个发现也间接告诉我们，前六世纪的布列塔尼（阿莫里卡）地区，正处于相当动乱的时代。

但是在此同时，在阿莫里卡文化分布的地区，也可以发现跨越时代，使用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墓地。在特雷伯尔登村㉒（Trébeurden）、普卢加努村㉙、格雷南群岛㉙（Glénan）等地，都有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青铜器时代，一直使用到铁器时代的墓地。当中也有同一座石棺被反复使用的痕迹。前五世纪时，这里的火葬和土葬状况各半，有时候甚至在同一处墓地里比邻相伴。

这项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假使这种情况是征服、或是其他民族取而代之所造成，很难想像他们会继续使用以前民族的墓地或是石棺。换言之，这是同一民族持续定居在同一地区，至少有一部分人如此才会产生的结果。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器、铁器的千百年间，这个地方大概一直持续着比较平稳的状况，并在这当中，逐渐产生了文化的改变。

在关于住居方面的事物，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虽然因为和墓地相比，出土事例较少、难以获致通论，不过在特雷马尔加村㉒（Trémargat），还是有新石器时代到第一期铁器时代的粗陶破片出土。在巴登村（Baden）、普罗乌尔村㉙等地，也有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第一期铁器时代持续居住的证据。

凯尔特相关古代史年表　从中可以看出，布列塔尼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

凯尔特学者库鲁塔针对哈尔施塔特文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看法：他说，早在前八、前七世纪，哈尔施塔特文化圈当中，便已经产生了欧洲东部和中西部的文化差异。在东部地区，可以看见对人物和动物的描写，或者可说是一种偶像崇拜。包括和太阳信仰有关的男神像、和迁徙相关的水鸟或马，另外，几乎被说成是凯尔特象征图案的“卍字纹”（钩十字）、“三叉纹”（triskele）等几何学图案也同时出现。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则几乎都是某种抽象、几何的图案，青铜器时代的大西洋文化圈正是以这种型态为主。虽然这个文化圈未必和哈尔施塔特文化圈有深刻的交集，不过从图样的层面来说，还是可以推测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也成为了凯尔特文化的代表——“拉坦诺文化”（La Tène culture）的地区特征之一。

◎拉坦诺文化与凯尔特语

第二期铁器时代，大约是从西元前四百五十年左右开始。一八五八年，考古学家开始在瑞士纳沙泰尔（Neuchâtel）湖畔的拉坦诺遗迹进行发掘；一八七二年，瑞典考古学者希尔德布兰（Hans Hildebrand）依发现处的地名，将此文化命名为“拉坦诺文化”。如后面会提及的，关于拉坦诺文化，作为旁证的文献史料相当丰富，库鲁塔称之为“历史的凯尔特”。

青铜制酒壶　拥有优美外型，并用幻想的动物进行装饰，是典型的拉坦诺美术。奥地利杜伦堡（Dürrnberg）出土，西元前4世纪。

不过，虽然法国东部地区在这时期已经纳入了欧洲中部南侧的文化圈，所以也可以算是拉坦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之外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倒也不必勉强使用这个称呼。至少一直到前五世纪，法国西部还没有拉坦诺文化流传的证据。而凯尔特语的使用，也是要在这之后才能确认。

在布列塔尼最早使用凯尔特语的证据，出现在由罗马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传述、皮西亚斯（Pytheas）所著的《航海记》（Periplus）中。在这部约成书于西元前三百二十年至前三百年左右的著作里，出现了“韦克西萨梅”（Ouexisame，凯尔特语“岛上最高的地方”之意，指今日的韦桑岛〔Ouessant〕）、“卡巴伊翁岬”（Kabaion，来自高卢语对马的称呼“卡巴罗斯”，在布列斯语中意指“马头”）等等可以用凯尔特语解释的地名。换句话说，在西元前四世纪，现在的布列塔尼地方已经开始使用凯尔特语了。

第二期铁器时代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在这个时期，仍然看不到民族征服所带来的文化变动。虽然我们可以把拉坦诺文化的传入，想成是一个崭新民族到来的证明，但是从居住地和墓地的状况来看，延续前一个时代的情况还是很多。包括库鲁塔等现今的凯尔特学者，大多抱持这样的见解。

◎第一次出现“凯尔特”的史料

和地中海地区的接触，带来了文字。文献上首次出现“凯尔特”这个专有名词，是在希腊的历史兼地理学者——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的作品当中。在他所著的《族谱》（Genealogies）的残篇中，有一节记述道：“利古里亚的城镇马萨利亚，和凯尔特相当接近；在那一带有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以及凯尔特人的城镇努拉克斯。”马萨利亚（现在的马赛）是西元前五百四十年左右，由爱奥尼亚人（Ionians）所创建的殖民地；而《族谱》的执笔，则大约是在西元前五世纪左右。

只是，这部书本身是在将近一千年后，由活跃于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前半的学者——拜占庭的史蒂芬（Stephanus of Byzantium）所抄写，再经过同时代的赫摩劳斯（Hermolaus）整理而成，因此很难确定它就是指出凯尔特存在的原着。不过如后文所述，希腊与高卢的接触，对于德鲁伊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前面曾提到，凯尔特人在文献中可确定的初次登场，是前五世纪中叶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述的“凯尔多”。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他们是从大西洋岸的伊比利地方，一直延伸到中东欧附近多瑙河的一个大民族。

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不过在前六世纪末，还有另一项佐证。那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的卡艾雷（Caere，现在罗马近郊的切尔韦泰里）出土的一个布凯罗式陶杯（bucchero，伊特鲁里亚特有的黑色素烧壶）。此杯上写有“凯尔德”（Celte）、在希腊语中是“凯尔多斯”（Celtos，意指“凯尔特人的”）的这样一句伊特鲁里亚语的献辞。由此可以得知，当时凯尔特与伊特鲁里亚的关系已经颇为密切。

前四世纪中叶的希腊史家、地理学者埃福罗斯说，在世界的四周居住着四大民族：西边是凯尔特人、北方是斯基泰人、东方是印度人，南方则是埃塞俄比亚人。

前三世纪起，小亚细亚出现了加拉太─凯尔特人，关于这点我们后面会详述。西元前二世纪中期的罗马史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将加拉太与凯尔特混在一起使用。西元二世纪亚历山卓的天文、地理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Klaudios Ptolemaios），将现在的法国称为“凯尔特．加拉太”、称伊比利半岛的凯尔特文化圈为“凯尔狄卡”（Celtice），并且称呼小亚细亚为“加拉太”。

◎凯尔特人的自我认知

至于这群人对自己是“凯尔特人”的认知，则始于西元前一世纪的记载。凯撒的《高卢战记》第一卷开头就说：“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作凯尔塔耶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凯尔特（凯尔塔耶）人已经以高卢人的部族身分存在了。

同时代的史学家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是出身自南高卢的瓦康狄族（Vocontii），他在和近邻的其他族沟通时，都是使用“凯尔特人”的名号。五世纪的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曾说，自己说话带有凯尔特的腔调。这些都是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的记述。

不过现在对凯尔特一词的用法，和古代有点不太一样。西元前四世纪之前，“凯尔特人”是对靠近法国、意大利的高卢以外居民的总称；前四世纪之后，对高卢地区居民都是以“高卢人”来称呼。至于加拉太人这个称呼，则是来自前二七八年以后，在小亚细亚形成的“寇伊农．加拉顿”（Koinon Galaton），亦即加拉太人的共同体。

不论上述何者，在前四世纪的文献中都有相当丰富的记载，专有名词的使用也开始增加，换言之就是能够留下具历史性的记述。凯尔特作为历史上的民族名称或是文化名称来使用，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故此，凯尔特这个专有名词在历史上确实地被使用，要到前五世纪以降，也就是第二期铁器时代／拉坦诺文化出现以后之事。

◎凯尔特语的文字使用状况

经常有人提起，凯尔特人和希腊罗马人不同，似乎不太使用文字。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见解普遍认为，他们并非文化程度太低，以至于无法用书写表意，而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导致了这样的状况产生。法国的古代凯尔特语学者兰伯特（Pierre-Yves Lambert），就对凯尔特人忌讳使用文字的解释感到怀疑。若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讨厌文字的凯尔特圣职者——德鲁伊的看法，就有必要重新改观了。

在罗马人兴起之前，以现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尼（Tuscany）地方为中心的伊特鲁里亚人，于前七世纪达到了文化的鼎盛期，他们接受了腓尼基系统的文字，并留下一万多块墓志铭等碑文。然而，伊特鲁里亚文至今仍未被解读成功。虽然可以确定它不是印欧语系，但除了专有名词之外，几乎都不能判读。

凯尔特语最早的记录，正是和伊特鲁里亚语有所关联。位在意大利北部、靠近现在皮耶蒙特（Piemonte）与伦巴底（Lombardia）一带的戈拉塞卡（Golasecca）地区，有一座名为卡斯提雷托．迪奇诺（Castelletto sopra Ticino）的村庄，在那附近出土的墓志铭上，用伊特鲁里亚文字写着“科西欧伊欧”，这是凯尔特语人名“科西欧斯”的属格，据推断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前五百七十五年到前五百五十年之间。成为此地原始凯尔特人的人们，在前七世纪末已经定居在这里，因此可以推定，他们采用了当地的语言，也就是伊特鲁里亚语的文字。从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间，使用这种文字撰写的凯尔特语碑文，现在还留有数十块。

在戈拉塞卡地区的科莫（Como），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长三点八公尺的横板（称为“马格沙”，推断应该是挂在门上的横板），上面刻着一串长一点九公尺、看起来不祥的文字，关于这句文字的解读，直到现在仍有争议。这块制作于前六世纪末（或前五世纪初）、被称为“科姆．布列斯提诺献词板”（Inscription de Prestino〔Côme〕）的板子，是现存有关凯尔特语的史料当中，最古老的文字。

科姆．布列斯提诺献词板　在科莫发现，现存最古老的凯尔特语文句。（部分）

在凯尔特学中，将这块献词板上记载的语言，依居住在此地的民族名称，命名为“雷蓬特语”（Lepontic，又称山南高卢语）。不过库鲁塔认为，这种说法会让人容易误解，以为这就是雷蓬迪族（Lepontii）专属的语言，所以应该避免这样称呼才是（虽然他们是凯尔特系的一支，不过可以推定不只这个民族在使用这种语言）。相反地，应该用这个地区的地名，称之为戈拉塞卡文化（Golasecca culture）、或者戈拉塞卡语才比较合适。这种伊特鲁里亚文字书写的凯尔特语，一直到伊特鲁里亚人被罗马人完全征服的前一世纪上半叶为止，都在波河流域被持续使用着。

◎伊比利文字与希腊文字

伊比利半岛在西元前七世纪时，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传入了以音节表示的文字。虽然几乎已经确定当时凯尔特人居住在该半岛上，但从现存的碑文中，却完全找不出凯尔特语的要素。经过数世纪后，在地中海沿岸有一支系统不明、据说和今日巴斯克（Esukal Herria）人相近的伊比利人，采用了这种文字，而内陆的凯尔特人也学到了同样的文字。这种语言是伊比利文字的凯尔特语，称为凯尔特伊比利亚语（Celtiberian），在现存的碑文中，主要是出现在西元前两世纪到前一世纪之间。大部分的内容都只是单词的罗列，很少发现类似文章的东西；不过在一九七〇年，在西班牙沙拉哥萨（Zaragoza）附近的城镇博托里达（Botorrita）的孔特雷比亚．贝拉斯卡（Contrebia Belaiska）遗迹中，发现了一块双面书写的青铜板，上面是一篇由两百个单字所组成的文章。之后在一九九二年，又发现一块比之前长两倍的青铜板，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该语言最长的文献。

现在的法国南部地区，自从爱奥尼亚人（希腊人）于前六世纪，在马萨利亚（马赛）殖民以来，便开始使用希腊文字，但是一直到前三世纪，才开始用希腊文记录凯尔特语。凯撒的《高卢战记》在针对西元前五十八年的记述中，曾经提到在厄尔维几人（Helvetii，亦译赫尔维蒂人）的营地中发现了希腊文写成的木简，透过这些木简，得以了解厄尔维几人等部族的人口。（第一卷第二十九节）厄尔维几人所写的，应该就是希腊文的凯尔特语。现存记载着这种希腊文凯尔特语的遗物，包括了刻有献词、墓志铭等等的石碑七十块、记载着所有者姓名的陶板两百块，以及刻在金、银、铅、铁、骨等材质上头的十馀件文物。

凯尔特伊比利亚语的石板　凯尔特人从伊比利人那里学来文字，并在石板上铭刻碑文。伊维萨岛（Ibiza）出土。

由此看来，在罗马征服以前，不管是近意大利或是近法国的高卢，还是伊比利半岛，凯尔特语都已经有部分被文字化了。这些地区也符合使用货币的区域，因此在凯尔特文化圈中，是属于吸收了地中海文化，较为先进的地区。既然如此，说他们是因为宗教观而忌讳进行文字书写，这样的论调显然就没有根据了。到了西元前一世纪后半，也出现了以拉丁文表述凯尔特语的形式，这点将在下一章加以说明。

凯尔特人的大远征

◎侵略意大利的凯尔特人

在西元前四世纪初期，凯尔特人进入了历史时代。此时爆发了高卢凯尔特人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关于此事有相当多的文献加以记述，尽管细节有所差异，但从许多同时代的证言皆不约而同指出此事来看，应可认定这是历史事实。包括前四世纪的哲学家——本都的赫拉克雷迪斯、希腊的作家普鲁塔克（《卡米路斯传》）、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罗马的史家李维（《罗马史》）等，都留有相关的记载。（关于这些作家可参考本书的“主要人物一览”）

根据史料进行重建后，此次事件的经过大略如下：森农内斯人（Senones，又译塞农人）等高卢部族翻越阿尔卑斯山，渡过波河，包围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镇库希乌姆（Clusium，今日的丘西〔Chiusi〕），要求割让土地。罗马站在伊特鲁里亚一方，结果谈判破裂，高卢军直扑罗马而来。高卢军会合了新召集的士兵，总数达到七万人；相此之下，罗马只有紧急扩编、且毫无经验的四万名士兵。西元前三八七年（一说为三九〇年）七月某日，两军在罗马以北数十公里的地点展开会战，结果罗马军败北，罗马的城镇也几乎都被高卢给占领，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后来高卢军收取了相当数量的赎金之后，才班师北返。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罗马军展开反击，所以他们并未得到赎金就撤军了。

三十年后，再度爆发了第二起入侵事件，接着再过十二年，高卢人又第三次入侵。在这次入侵中，罗马军首次成功地彻底击退高卢人。这起事件经过考古学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因此或许可以说，当凯尔特人在前四世纪迈入历史时代之际，也同时打开了战争的时代。当然，在一百年间不过发生了几次冲突，以现代人的感觉来说，实在难以称得上是多激烈的战争时代。

正如前面反复提及的，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乃至第一期铁器时代，我们完全看不见经由征服导致文化全面翻新的事实，基本上一直持续着和平状态。若要说有什么样的大变化，那就是在新石器时代初始之际，推测是现今印欧语族的人们展开的入侵罢了。当然，还是有确认到武器的存在，特别是第一期铁器时代的战斧，可以证明的确有战斗的事实发生。

只是透过考古学的证据，我们实在看不出有具体展开战争的迹象；相反地，透过日常用品传达出的平稳生活，反而更加显眼。另一方面，由于文字史料多半着眼于非日常的事件，因此历史时代的记述，一般都是由这种大事件所编缀而成。

顺道一提，在印欧语言学中，作为印欧语系的子分类，其中有一支称为凯尔特．意大利语支，或者称义大罗．凯尔特语支（Italo-Celtic）。一般认为凯尔特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深，不过意大利北部的“戈拉塞卡语”（雷蓬特语），以及前四世纪以降高卢人入侵所造成的语言文化接触，都对这个语支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入侵希腊

如此，拉坦诺文化随着前四世纪以降高卢人对意大利的入侵，被带进了意大利，同时也在文化上受到意大利方面的影响。关于这点，在接下来讨论美术相关的领域时会加以验证。前三世纪时，拉坦诺文化也经由多瑙河上、中游流域往北发展，更在其周边区域不断扩大影响力。对于这种因为拉坦诺文化的传布，造成文化上一定程度的一元化现象，库鲁塔称之为形成了文化上的“koine”（希腊文中“共通语”的意思）。虽然我们一直在描述凯尔特─拉坦诺文化的扩张，不过还是希望平行来看两者在地区上共有的独特性。无论如何，这段自前四世纪展开的文化扩张期，确实可以视为凯尔特人的全盛时代。

这当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前三世纪上半叶凯尔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入侵希腊一事。后世称这次入侵为“凯尔特人的大远征”（Great expedition of 279 BC）。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将领、于大帝过世后统治小亚细亚的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死后，马其顿的势力便一时衰弱下去。到了前二八〇年，三队凯尔特人的部队入侵至南巴尔干半岛。一队攻进色雷斯（Trakiya）东部，另一队攻击波耶尼（Bojnice）和达达尼亚（Dardania，今科索沃），第三队则侵入了马其顿。他们俘获了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托勒密．克劳诺斯（Ptolemy Keraunos），并斩下他的首级。然而凯尔特军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就此撤军。其中一部分六万五千人的军队，在这年穿过更南方的温泉关（Thermopylae），抵达古希腊的圣地——阿波罗神殿的所在地德尔菲（Delphi）。但是他们并没有攻入圣殿，希腊人认为这全是拜阿波罗的庇护所赐。在这之后，凯尔特人便在巴尔干半岛落地生根，逐渐踏足多瑙河中游的平原地带。

凯尔特人的迁徙与移居地　根据John Collis, The Celts, 2003制成。

关于凯尔特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也有许多文献上的佐证。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就写道：“过去曾有一段时期，高卢人的英勇超过了日耳曼人，所以当时是由高卢人的一方带来战争。而且因为高卢人人口多、土地少，所以派人移殖到莱茵河对岸去。于是，靠近日耳曼地区中最肥沃的厄尔辛尼亚（Hercyniae）森林的土地附近，就被伏尔卡族（Volcae）的戴克多萨其斯人（Tectosages）所占领，并在那边定居下来。”（第六卷第二十四节）伏尔卡族，据说是德语中“volk”——意即民族、民众——的语源，但他们其实是与日耳曼人相异的凯尔特民族；说不定他们的入侵，正是日耳曼人产生民族自觉的原因吧！

另外西元一世纪的罗马史家特洛古斯则说道，朝德尔菲前进的军队总数达到三十万人之多。虽然乍听之下似乎太过夸张，不过库鲁塔则认为未必不是事实：毕竟，若是军队有四万到五万人，那么加上家族和奴隶的人数，是可以形成十万人规模的集体迁移。

只是，在阿尔卑斯山东侧，至少到前五世纪末为止，基本的生活方式都是以部族聚落为单位，要召集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就体制上来说不太可能。这和前四世纪初攻入罗马、来自阿尔卑斯地区西北部的高卢人明显不同。一直到前三世纪初，阿尔卑斯东部才能形成这样的体系；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从这时代起，正式与阿尔卑斯西北部有了共通的文化基础。这就是库鲁塔所说的“拉坦诺的koine”。从前四世纪后半到前三世纪，以所谓历史上可证实的凯尔特为中心，从不列颠岛到外西凡尼亚（Transylvania，罗马尼亚西北部）这片广大区域上，散布着出现在剑鞘上的特殊纹路“雌雄双龙”，以及动物形的竖琴；这些物品，正象征着“koine”广及欧洲全境。当然，这种扩张与其说是新住民的移居所致，不如把它想成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吸收和接纳，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装饰美术

前面已约略提及，在阿莫里卡文化等大西洋沿岸地区，从青铜器晚期到第一期铁器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形象描写，主要都是以几何学图案为主题，在家具、日用品、饰品上进行彩绘。

在第一期铁器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非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莫属了。受到地中海东部与小亚细亚的影响，伊特鲁里亚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包括了掌状叶、莲花、描绘有鸟和怪兽的生命树、格里芬（狮鹫）、斯芬克斯（人面兽）、奇美拉（身体是山羊、尾巴是蛇）等内容。不只是北意大利，它们在拉坦诺文化初期的前五世纪下半叶，也对阿尔卑斯北部、法国东部等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莱茵河、摩塞尔河（Moselle）流域，在此时期的丰富创作显得相当突出。在莱茵河流域施瓦岑巴赫古墓中出土的一个前五世纪上半叶的木碗，上面有着用黄金精雕细琢的图样，相当美丽。那些图案是以希腊─拉丁的棕榈，以及莲花的花苞为主题所雕琢而成。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前四世纪高卢人入侵意大利半岛后，与意大利文化产生实质接触，并加以吸收后所产生的成果。虽说是意大利文化、但其实主要还是伊特鲁里亚，以及影响伊特鲁里亚的希腊文化在起作用。包括唐草纹与掌状纹等植物纹路，都是以这种方式对拉坦诺文化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被称为“海克力士之结”的图案（航海用语称之为“平结”），从前四世纪到前三世纪初期，不只限于拉坦诺文化圈，更往东扩及多瑙河中游的喀尔巴阡盆地（今匈牙利一带），西则及于大西洋海岸地区，爱尔兰的图尔克（颈环）也受到它的影响。特别是现在的香槟地区（Champagne），因为作为链接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陆桥，而盛极一时。故此，前四世纪的拉坦诺文化乃是以意大利北部为中心的论点，变得愈来愈重要。

海克力士之结　这种几何学图样在拉坦诺期被广泛使用，明显受到希腊等地的影响。

前四世纪上半叶时，莱茵河东部的各部族，特别偏好从意大利传入的植物纹路。在波希米亚，大概是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图样主要以掌状叶和“槲寄生的复叶”等植物图案为大宗。据英国的考古学者赛门．詹姆斯（Simon James）所言，此地前四世纪后半的植物纹和拉坦诺文化尚有共通之处，但到了前三世纪时便已衍生出独特的地区样式。不列颠群岛在这时期，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植物纹路装饰艺术。出土于泰晤士河，时代稍晚的“巴特西之盾”（Battersea Shield），就是最为有名的例子。至前三世纪中叶，喀尔巴阡盆地的植物纹也出现相当独特且优美之处。这种可称作特殊形式的“反圣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对具体形象的否定，同时也是凯尔特美术的特色；然而，此现象其实应该被看成是拉坦诺初期略为具象的描写，简洁精炼之后的结果。

和“巴特西之盾”几乎同时期的“库涅斯托普的大釜”（Gundestrup cauldron，出土于丹麦库涅斯托普），正是以凯尔特神话为题材雕刻，也是对“反圣像主义”最有力的反证。

诚如以上所述，一般用来当作历史分期的铁器时代与古代凯尔特人，在十九世纪时往往被等同视之，但现今则发现，其实两者之间有所区别。就连凯尔特人文化的时代区分——哈尔施塔特期与拉坦诺期，也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凯尔特人本身，而是必须在限定时代与场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简言之，哈尔施塔特与拉坦诺，在地区上只限于中欧，而哈尔施塔特后期（前八世纪～前五世纪），凯尔特人才出现。前六世纪，在语言证据上出现了“凯尔特人”这个专有名词；到了前五世纪，则迈入“历史上的凯尔特”，开始有史实流传下来。因此有确切证据、足以称之为凯尔特文化者，要到前五世纪以降才形成。而碑文等发掘到的史料也都是在这时候出现，因此要说凯尔特人不会书写，实在不合情理。前四世纪以降，随着希腊罗马作家的丰富记述，对凯尔特人的历史记载成为可能，从此时开始的一百年，是凯尔特人的全盛期。

第四章罗马对高卢的征服

凯尔特人的头像　出土于高卢南部，前二世纪的作品。可以感觉得出受到希腊的影响。

全盛期的凯尔特人

◎佣兵的时代

凯尔特人在前四世纪入侵意大利，一百年后又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远征。对此罗马史家留下的文献，将这种历史上凯尔特／拉坦诺文化的扩张过程，以事件的形式加以叙述。同时，他们也透过这种方式，解说凯尔特人持续移居欧洲各地的行动。不管是在何种文献史料中，在“凯尔特人”这个名称登场后不久——也就是西元前四到前三世纪左右，所呈现出的就是这个民族的全盛样貌。

有一种解释认为，凯尔特世界的扩张，与他们担任佣兵、跨足外界的行为有着密切关联。早在西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受希腊雇佣的凯尔特士兵，就已经在伊比利与锡拉库萨（Siracusa，西西里岛一座古城，今称叙拉古）的军队中，担负起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前三世纪初，在亚历山大大帝过世之后的混乱时代中，高卢／凯尔特佣兵更是活跃。根据记载，前二七七到前二七六年，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因为担心手下活跃的四千名高卢佣兵掀起叛乱，于是在尼罗河的小岛上将他们全部屠杀殆尽。

佣兵是由两千到四千名士兵构成的军队，通常也会携家带眷；因此，其总数大约为五千至一万人。库鲁塔认为，从具有高卢特征的剑鞘广泛散播到了整个欧洲这点来看，可以证明这些佣兵确实相当活跃。

现今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交界处的潘诺尼亚地方（Pannonia，靠近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在前五世纪时是凯尔特人定居的区域。在那里虽然有火葬（甚至火葬与土葬并存）的习俗，不过到了前四世纪初期之后，就只举行土葬。到这个时期，神殿也被放弃，不再描绘女神与怪兽等具体的图像，仅有植物纹路的装饰。而这大概是因为，受到前三世纪上半叶进军巴尔干半岛的部族，定居在这一带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前三世纪末以迦太基的佣兵身分和罗马人交战的波伊人（Boii）败北后，也有很多人不得已移居到这里。据说“波希米亚”这个地名，正是因为波伊人的移居而得名。

◎加拉太─凯尔特人的形成

经由佣兵远征而形成殖民地的典型例子，就是小亚细亚的加拉太。

西元前二七八年底，在亚历山大大帝过世、继业者们争斗不休的混乱中，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美德一世（Nicomedes I of Bithynia）招募的一万名佣兵连同他们的家眷，总计两万人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这些佣兵当中，很多都是出身自欧洲中南部，曾经参与前二八〇年左右对巴尔干半岛大远征的人们。当他们应尼科美德王的邀请，击破了国王的弟弟芝普特斯（Zipoetes）之后，依然继续滞留不去。接着他们袭击了安纳托利亚西部包括名城特洛伊等地，并于西元前二七四年，投入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 of Pontus）的阵营，击败了托勒密二世的军队。但是在西元前二七三到前二七二年间，他们却在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的战象面前吃了败仗，而叙利亚王也因此得到了“救主”（Soter）的称号。

尽管如此，这些败退的高卢人仍然没有返乡，而是在现今的安卡拉周围定居下来。到了前三世纪中叶，这里便形成了前一章提及的、人称“加拉太定居地”（寇伊农．加拉顿）的地区。加拉太曾经要求塞琉古王朝叙利亚，以及从该王朝独立出来的帕加马王国（Pergamon）纳贡，结果遭到帕加马第二任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拒绝。阿塔罗斯在前二三〇年左右击破加拉太军，确立了在小亚细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被帕加马纳入旗下的加拉太此后仍然保持独立地位，但在前一五四年，在事实上被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到了前一三三年，就连帕加马王国也变成了罗马的行省。迈入前一世纪后，加拉太最后的英雄狄奥塔罗斯（Deiotarus）挺身而出，试图反击，然而在西元前二十五年，此地最后的领主阿明塔斯（Amyntas，加拉太王）死去后，加拉太遂彻底变成了罗马的行省。

就这样，加拉太和下文会提及的高卢，几乎同时被罗马完全征服。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现欧洲中部拉坦诺文化的“菲比尔”（fibulae，衣服的金属胸针）等遗物，因此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凯尔特人的移居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凯尔特人渡海前往不列颠岛也是在同一时期。移居似乎是凯尔特人共有的特性，当他们从阿尔卑斯山麓迁往欧洲各地时，其中一支便来到了不列颠岛上。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讨论。

◎与罗马交战的高卢人

如果把移居当成是凯尔特人的特征来看待，那么第三章所提及、有关他们入侵罗马的历史，也是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从阿尔卑斯地区西北部攻入罗马的主要势力森农内斯人，之后并没有返乡，而是定居在意大利中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之间的地区。

西元前二九六年，森农内斯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为了对抗罗马，在意大利北部组成联军，但却吃了大败仗。十几年后，森农内斯人卷土重来，和波河河口附近的伊特鲁里亚人联合，在阿雷提乌姆（Arretium，今阿雷佐）击败了罗马军。然而到了前二六八年，最终该族立足的土地几乎全被罗马军给占领，不得不面临成为奴隶或遭流放的艰难选择。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便定居在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高卢靠意大利地区）的波伊人，于前二八四年到前二八三年间和伊特鲁里亚人联手，为阻止罗马进军而起兵，但在瓦迪蒙湖（据推断为现今的巴沙诺湖）附近吃了败仗。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这场战役后，罗马人与高卢人维持了四十五年的和平。至前二三八年时，波伊人内乱，于是战火再起。

前二三三到前二三二年，波伊人和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高卢靠法兰西地区）人联手，并从住在阿尔卑斯与隆河间的因苏布雷人（Insubres）等部族之中，招募了盖萨塔依（Gaesatae，原意为“枪兵”）佣兵助战。前二二五年，佣兵和山南高卢的军队在波河会师，拥有步兵五万人、骑兵和战车队两万人的部队开始南进。前来迎战的罗马军队，据波利比乌斯说，则有骑兵七万、步兵七十万。经过一连串奇袭与追击后，高卢军最终在乌塞利纳（Uccellina）山地南端的德拉蒙（Telamon）惨遭大败，四万人战死，一万人被俘。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经伊比利半岛翻越冬天的阿尔卑斯山，将战争带入罗马，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前二一八年，在因苏布雷人的领头下，波伊人加入了汉尼拔的军队。不过在此同时，凯诺马尼人（Cenomani）、阿纳雷斯人（Anares）等高卢部族则是选择加入罗马军一方，因此高卢人并非团结一致。

前二一六年，汉尼拔的四万五千人军队在坎尼（Cannae，位于今日南义普利亚地区〔Puglia〕）包围、歼灭了五万四千人的罗马军。在这场战役中，高卢人也在最前线奋战。在这之后，波伊人也在波河平原的利坦纳森林（今日地点不明）的战役中取得胜利。这场“森林之战”后来形成了凯尔特式战法的神话，就连莎士比亚的《马克白》（Macbeth）也曾经参考这场战役的内容。据说他们使用的战法是，将森林中道路两侧的树木砍到摇摇欲坠之后，埋伏起来，等敌军通过时便将树木弄倒，一举击溃敌人。

汉尼拔军在前二〇七年的梅陶罗河（Metauro）战役中失败，接着又在前二〇二年的札马会战（Battle of Zama）中大败，这使得波伊人等高卢部族失去了立足之地，若不想沦为奴隶，就只能逃往阿尔卑斯山以北。随着他们的“移居”，波伊人的土地——波希米亚，于焉诞生。就这样，到了西元前一九〇年左右，山内高卢已经被罗马征服；而自前一二五年起，对山外高卢南部、征服后称为“普罗文几亚”（Provincia；此一词汇也有罗马的“行省”之意）地区的作战也展开了。

◎高卢的凯尔特人

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凯尔特人是以佣兵的身分踏足当地，并且随之定居下来。那么，除此之外的地区——比方说高卢，情况又是如何呢？在相当于今日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区的法国中南部，自古以来便有伏尔卡人定居。他们也参与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大远征”，其中一部分人更渡海至小亚细亚。其他有文献根据的部族，则有阿罗布洛及斯人（Allobroges，凯尔特语“异乡人”之意），以及阿维尔尼人（Arverni，奥弗涅〔Auvergne〕地方的语源）。阿罗布洛及斯人在西元前二三二年，曾经应山南高卢的波伊人之邀，以盖萨塔依佣兵的身分参与作战。至于阿维尔尼人，前二世纪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Athens）曾经描述他们是“凯尔特的高卢人当中最好战的”（他的文章由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大量引用）。

高卢北部、现在的香槟地区，在前三世纪中叶，是比尔及人的居住地。凯撒的记载说道，这个部族原本是日耳曼人，后来渡过莱茵河移居到此地；库鲁塔则进一步背书说，凯撒的说法在考古学上，是有足够证据的。在西元前二七五到前二五〇年间，这个地区士兵的土葬情况大幅增加，这或许就足以证明当地曾经发生过新一波的入侵。特别是从高卢东北部出土的武器（例如剑鞘），和拜恩（Bayern，今巴伐利亚）等中欧地区的形式一致这点来看，当时似乎的确有军队的移动。

至于阿莫里卡地方，在前五世纪到前一世纪的这段期间，仍然可以看见持续的居住痕迹——说得更精确一点，这样的痕迹反倒比流动的迹象更多。换言之，士兵的土葬虽然增加，但他们很有可能并未在此地定居下来。

◎未伴随迁徙的文化融合

根据库鲁塔的说法，高卢中南部的伏尔卡人、阿罗布洛及斯人、阿维尔尼人的存在，堪比在西元前三世纪时，以拉坦诺文化为核心、诞生在小亚细亚与欧洲东南部的“koine”，这是高卢内部文化逐渐相通的结果。只是，这种交流并非随着民族迁徙而形成，而是一种不伴随人员移动，便已充分达成的文化融合。库鲁塔虽然认为，这时期不列颠群岛与大陆地区有共通的文化，可能是因为迁徙所致，但他也说道，在这之前，不列颠就存在着类似凯尔特原型的居民了。

另外，像吉欧等布列塔尼的考古学者，对于迁徙、移居也是抱持着否定的态度。根据对下诺曼第（Basse-Normandie）地区的体质人类学调查显示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高卢的历史时代，此地区的骨胳形式一直没有变异，都是属于脆弱的地中海型骨胳。前面也提到，在布列塔尼虽然可见到若干北方系的超长头型骨胳，但基本上还是以地中海系的长头型为主流。到了第二期铁器时代后，虽然骨胳形式略微改变，但基本上还是在与生活条件变化相呼应的范围内。不过在最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属于所谓阿尔卑斯系的短头型；这是在该省东部的莫尔比昂等地区，不曾确认到的特征。

就算从骨胳类型来看，可以发现多少有点混种，但还不到完全更替的程度。换言之，文化的共通性与其说来自迁徙，不如说是单纯的文化鼎革现象。无论如何，凯尔特的文化整体性，都和体质人类学的特征完全无关，而是语言文化上的特征。这点在后面会更进一步说明。

至于在伊比利半岛的状况，也是否定迁徙说的见解占多数。主流观点一致认为，在加泰隆尼亚地方，从青铜器时代的骨灰瓮文化形成，一直到铁器时代末期，虽然有文化上的变动，但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类迁徙的痕迹。

从历史上看，凯尔特伊比利亚语，推测是于前七世纪，在伊比利半岛内部形成。在这个时代中，和语言系统不明的巴斯克语有关的伊比利语，在加泰隆尼亚到瓦伦西亚一带的地区中普及开来。虽然仅有五件碑文可供确认，不过这时期在葡萄牙南部，已经有被推断属于印欧语系的鲁西达尼亚语（Lusitanian）。又，希罗多德说在安达鲁西亚（Andalucía）附近，还有一个叫做塔尔提索斯（Tartessos）的国家、说着塔尔提索斯语，不过在考古学上，至今尚无法确认其存在。

伊比利人和高卢的凯尔特人一样，曾经提供佣兵给迦太基、罗马和山南高卢人。前二世纪时，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和鲁西达尼亚人曾经试图抵抗罗马，但到了前一世纪，也和小亚细亚、高卢一样，服从于罗马的征服，最终在西元前二六至前二五年的战争后，成为罗马的行省。

罗马的征服

◎阿莫里卡地区与拉坦诺文化

关于居住在阿莫里卡地方的部族，根据斯特拉波引用前二世纪波利比乌斯的记录，可以得知在罗亚尔河口附近，有一个名为科尔比罗（Corbilo，科尔比隆）的部族。另外在前一世纪凯撒进行征服时的记录中，则有古里阿沙立太人（Coriosolites）、雷东内斯人（Riedones）、南姆内德斯人（Namnetes）、以及文内几人（Veneti）等登场。在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也有同样叫作“文内几”的部族存在，而这正是现今“威尼斯”这个地名的由来。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两个“文内几”是否为同一部族。铁器时代末期，整个阿莫里卡的人口规模，推估约为现在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程度，亦即十五万到三十万人左右。顺道一提，当时高卢的全体人口约为六百到八百万人，不列颠岛则是两百到三百万人左右（赛门．詹姆斯等人的推定）。

阿莫里卡地区从前四世纪起便开始受拉坦诺文化的影响，在出土遗物中，能够确认到应该是北意大利制的头盔、剑、鞘等物品。至于阿莫里卡的特征之一——青铜器时代出土的图尔克（颈环），在铁器时代则已消逝无踪。在陶器方面，也可以看出拉坦诺晚期受到北意大利地区的影响。当时的装饰多半是以涡卷形、波浪形，以及压制的重复图案为主；至于半圆形彼此相连的锁链式图样，则是从东方凯尔特文化圈的巴伐利亚、波希米亚附近地区传入的。在贸易方面，在拉坦诺末期，阿莫里卡似乎已经开始与高卢南部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虽然在不列颠岛上有发现从大陆这边带过去的钱币，但却没有发现从不列颠岛带过来的类似事物。这和下一章会见到的、从不列颠岛移居阿莫里卡地区的情况大相迳庭；或许这可以证明，在铁器时代，阿莫里卡和高卢地区的贸易反而更为盛行。

◎高卢人和罗马的同化

关于同化最具象征的代表之一，就是货币的流通。高卢最早开始刻制货币，是在西元前二世纪初，由属于比尔及人一支、居住在高卢北部索姆（Somme）地区的安比亚尼人（Ambiani）率先开始，并于前二世纪中叶，传播到高卢中部的阿维尔尼人。前一二一年，阿维尔尼人屈服于罗马的军势之下，不过在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在文化上产生同化了。

在前二世纪末的阿莫里卡，西部的奥西丝米人（Osismii）、南部的文内几人、东部的雷东内斯人、南姆内德斯人，全都已经开始进行货币的铸造、刻制。文内几人与古里阿沙立太人，从前一世纪初开始就不只打造金币，也打造银币。在英伦海峡的泽西岛上（Jersey），曾经出土过古里阿沙立太人的货币一万五千枚。奥西丝米人与南姆内德斯人，一直到被罗马征服的西元前五六年，都还在铸造金币，不过金的含量已经减低到十分之一的程度。

前一世纪初，和罗马属于同盟势力的爱杜依人（Aedui）、赛广尼人（Sequani）、林恭内斯人（Lingones）等，使用的都是罗马的第纳尔（货币；法语称为杜尼耶〔denier〕）。不过在阿莫里卡地区，则只使用自己铸造、刻制的货币。这种自有货币的流通，证明了阿莫里卡地区在和罗马文化进行同化之余，在政治经济上仍保有独立自主性。

前二世纪末开始，高卢人也形成了所谓的要塞城市（oppidum）。要塞城市是被城墙所环绕的居住空间，和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的堡垒不同，它的规模可以广达一百公顷以上。位在中欧巴伐利亚地区凯尔海姆（Kelheim）的要塞城市，面积广达六百五十公顷；同样靠近多瑙河的明辛格（Münsing），则有三百八十公顷，而围绕着城市的城墙，全长达到七公里。城市当中具有街道，木造住屋整齐地栉比鳞次。要塞城市，可说是中东欧到高卢东部成为整体文化圈的象征，同时也与拉坦诺文化圈彼此重叠。只是，这并不能说是凯尔特独有的文化，而是和罗马同化的文化象征。

说起高卢有名的要塞城市，就会想到爱杜依人的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这座要塞城市，被高五公尺、全长五公里的壁垒所环绕，其中有着圣域、市场、贵族居住区、工匠区等等。一座要塞城市，平均大约包含三十个村落，规模相当于今日的一个郡／区（比省低一阶的行政区）。

◎凯尔特的祭司——德鲁伊与毕达哥拉斯学派

一般我们对德鲁伊（druid）的印象，都是在森林里活动、视槲寄生为神圣之物，或是在支石墓上举行人祭；但是这样的印象随着考古学家尚路易．布鲁诺（Jean-Louis Brunaux）的研究（《德鲁伊》〔Les Druides〕，二〇〇六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根据阿巴马的波希多尼（Posidonius of Apameia）所述，西元前八世纪末，居住在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西进，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赶往中欧。到了当地的辛梅里安人被称为基姆利斯人，和原本的居民卡尔人有所区别，这就是高卢人的起源。于是，凯尔特人便可分类为基姆利斯人与卡尔人两派。

十九世纪前半的高卢史家阿美德．蒂埃里（Amédée Thierry）认为，基姆利斯人在凯尔特人当中属于祭祀阶层，为他们带来了德鲁伊及其宗教观。近年的发掘证据则显示，大约在前七世纪左右，也就是哈尔施塔特后期，后来演变成凯尔特人的族群，其阶层已经开始产生分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分化出战士阶层和政治阶层等机能的过程中，德鲁伊（祭祀）阶层也随之诞生了。

只是，德鲁伊的诞生事实上也有受到外部的影响，其中最重要者即是希腊哲学，尤其是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生活于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现代是以数学家的身分广为人知，不过其实他传授的学问包括了哲学、自然科学、音乐等各种学科，而且严格禁止对外泄漏；因此，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学派，倒不如说在性质上更接近于教团。他们首次出现在文献上，是在西元前三世纪末的《贤者》（Magikos）（相传此书为亚里斯多德所著，但现在对此则抱持怀疑态度）一书当中。书中他们被当成希腊哲学的源流之一，和东方迦尔底亚（Chaldean）的占卜师、印度的苦行主义者（gymnosophist）并列。

根据三世纪时希腊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在《哲人言行录》（Vitae Philosophorum）中所述，毕达哥拉斯旅居埃及等地的时候，曾经就教于色雷斯的查摩西斯（Zalmoxes，色雷斯人信奉的灵魂不灭之神）、亚述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罗马哲学家普遍认为，琐罗亚斯德身为祆教的始祖，乃是实际存在于西元前七世纪的人物）、以及印度的婆罗门等等。换言之，他的思想正是世界各地哲学的累积。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指出凯尔特人曾经与毕达哥拉斯本人有所接触，但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接触，应该是相当有可能的。因为凯尔特人在前四世纪进军巴尔干半岛后，于前三世纪侵入了希腊。早在前六世纪，他们也已经与高卢南部的马萨利亚（马赛）殖民地之间产生了相当密切的往来，因此希腊与凯尔特人在前四世纪时，很可能有密切的交流。

德鲁伊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类似之处，包括：据传受色雷斯的查摩西斯所影响的灵魂不灭观、广泛运用以数学知识为基础的几何学图样、活人和动物献祭、天文学知识、学问的体系化、有组织的教团教育、以口述进行的长时间教育（《高卢战记》记载需要二十年之久）、身着白衣、同时扮演政治家和司法家的角色等等；简单说，他们具有精神（宗教）、知识（学问）、技术（行政、司法）的三重强大权威，其地位恐怕只有古代米底王国（西元前八～前六世纪）的“Magu”（贤者，希腊语称为magoi）足以相比。“Magu”是英语中魔术、咒术（magic）的语源。然而，这种将博学与魔术相结合的情况，大多是伪装成德鲁伊的咒术师所为，如此思考比较合理。

虽然很难说毕达哥拉斯在前六世纪时就把学问传进了高卢，不过到了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世代，也就是前五世纪时，他的学问已经被带进高卢，并形成了德鲁伊集团。在前四世纪，特别是高卢北部（罗马征服后的比尔及）以及中西部（凯尔迪卡〔Celtica〕），这种教育逐渐体系化，并形成了具有稳定高阶贵族身分的德鲁伊阶层。与之相反地，从前一世纪开始与罗马文化同化的高卢南部、普罗文几亚等地，德鲁伊的势力则从一开始就很微弱。由于除了高卢以外并没有关于德鲁伊的记述，所以德鲁伊算是高卢凯尔特人社会特有的集团。

◎德鲁伊集团的衰退

根据阿巴马的波希多尼所述，同时代的西塞罗（Cicero），曾经于西元前七七年左右，与高卢的贤者——爱杜伊人狄维契阿古斯（Divitiacus）在罗得岛（Rhodes）会面。凯撒在提及高卢的合作者时，也曾不只一次提到狄维契阿古斯之名。像他这样名留青史的德鲁伊可说独一无二，不过和西塞罗不同，凯撒并没有明言他是否为德鲁伊。在这时候、亦即前一世纪中叶，德鲁伊的权威已经日益低落，逐渐变成一个退出政治台面的集团。在罗马逐渐征服后，特别是在高卢南部，随着文化上同化的趋势，养成德鲁伊的学校也跟着瓦解了。像狄维契阿古斯这样协助罗马征服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便是文化同化的先驱，因此西元前一世纪中叶，高卢的罗马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人祭与女德鲁伊

罗马作家如塔西陀（《编年史》）、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在提到德鲁伊时，经常会描述他们所举行的人祭仪式，并将其当成是异质、野蛮的象征。凯撒也说道：“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有关国家的公务，也用同一方法献祭。另有一些人制成硕大无朋的人像，四肢用柳条编就，其中装进一些活人，放到火中去，让那些人被火焰包身，活活烧死。他们认为如能够用在偷窃、抢劫、或犯别的罪行时被捉住的人作为牺牲贡献，格外能讨好不朽之神。”（《高卢战记》第六卷第十六节）换言之，他们把对罪人和敌人的处刑，和人祭合而为一了。

可是就考古学来说，在德鲁伊的圣域中很少发现处刑后残留的人骨，最近二、三十年的发掘调查也显示，前二世纪以降的圣域遗迹，并没有出土人骨的例子，甚或也没有以动物献祭的情况。故此，凯撒等人的描写，恐怕是把对罪人或敌人的处刑，和宗教上的人祭混为一谈了。事实上前一世纪的高卢，并没有真正举行过这样的牺牲献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女德鲁伊，也就是女巫的出现。当斯特拉波记述西元前一百年左右的状况、以及前一世纪中叶地理学者梅拉的记载中，都指出阿莫里卡有女巫的存在。我们应该把她们想成是和毕达哥拉斯派学者截然不同的祭祀者或祈祷师。像这种具有萨满色彩的占卜师，在基督教化以前的各个社会中都存在，不过因为她们扮演的是祭祀者的角色，所以确实也可称为女德鲁伊。

◎德鲁伊和伪德鲁伊的混淆

在第六章会详述，在八世纪以降的文献记述中，当五世纪基督教在海伯尼亚（爱尔兰）传教时，经常会出现与基督教教士对决、“身为智者、长于魔术的德鲁伊”。同样是八世纪之后的文献，在有关五世纪瓦利亚（Gwalia，威尔斯古名）的英雄史诗中，也有名为“第鲁伊斯”的“德鲁伊”登场。另外，第七章会提及、有关亚瑟王传说最古老的文献——内尼厄斯（Nennius）的《不列颠人史》（Historia Brittonum，西元八百年左右）中，曾经写道五世纪布立吞人（Britons，居住在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的首领佛提冈，向“magos”（魔法师）寻求建言的故事。然而，这些地方提到的德鲁伊，不论何者都是和古代高卢的德鲁伊在内涵上相差甚远的萨满信仰。

从这点来考虑的话，凯撒以下所写的这段文章，其实描述的也是萨满类的德鲁伊，并且和高卢的德鲁伊完全混淆在一起了：“据传他们这套制度（德鲁伊），原来起源于不列颠，以后才从那边传到高卢来的，直到今天，那些希望更进一步通晓它的人，还常常赶到那边去学习。”（《高卢战记》第六卷第十三节）

关于这种解释，也有人提出异议。赛门．詹姆斯就认为，根据这项记述，以及在意大利、西班牙、多瑙河流域、加拉太等地都不存在德鲁伊来看，德鲁伊的起源就是在不列颠岛，并于前四世纪左右散布到高卢地方。布列塔尼的研究者也认为，从布列塔尼与高卢、不列颠自古以来相互交流的证据来思考，可以发现德鲁伊的独特性，以及和罗马文化的异质性。至少在前三世纪，隔着英伦海峡两边的地区便已经有着频繁的往来，这点透过高卢语和布立吞语之间的相似性，也可证明。

如前所述，高卢的德鲁伊是一种哲学家，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古典文化的系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凯尔特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曾指出，德鲁伊和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Magos”、罗马的祭司（flamen），都是起源于印欧、彼此相当的制度；他的主张，就是本于这种认知吧！相较于此，阿莫里卡、不列颠尼亚，以及五百年后活跃于海伯尼亚的德鲁伊，则是性质截然不同，属于异教的咒术师和占卜师。关于这两者的区别，在我们思考凯尔特文化的断绝与传承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伪德鲁伊的衰退

由贤者所构成的德鲁伊集团，在凯撒进行高卢战争之前，也就是前一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瓦解；而以萨满为中心的伪德鲁伊，则是在西元一世纪遭到官方禁止，不得不陷入衰退的境地。这表示此时凯尔特在精神层面上，已和罗马同化。

西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曾写道：“就我有记忆以来，高卢一直是以咒术为主流。直到提比略（Tiberius，西元一四年～三七年在位）皇帝时，元老院颁布公告废止德鲁伊，此后他们便跟‘vates’、医生列为同流人物了。”这里的‘vates’，指的是药师。

二世纪的罗马文人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也说，“在奥古斯都的时代里，德鲁伊宗教只在罗马市民之中遭到禁止，但到了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时候，就连在高卢人之间也完全遭到废止。”这里禁止的对象全都是伪德鲁伊集团。西元五九年尼禄（Nero）统治的时候，还对萨满德鲁伊的圣域莫娜岛（Mona，今威尔斯安格尔西岛〔Anglesey〕）实施了一次袭击与破坏。

在继尼禄之后即位的维斯帕先（Vespasian）皇帝以后，史家便几乎不再提起德鲁伊了。与其说德鲁伊已经完全遭到驱除，不如说他们已经从罗马帝国的主要区域消失，因此罗马的史家便不再记录他们了。

◎维钦及托列克斯战争

前一世纪罗马之所以积极镇压高卢各部族，其实与日耳曼人的威胁有密切关联。西元前一一三年，日耳曼一支名为辛布里人（Cimbri）的部族，袭击了阿尔卑斯东部的诺里库姆，接着更击破为守护当地凯尔特居民而派遣过去的罗马军。前一〇九年，辛布里人侵入高卢南部；前一〇一年，他们在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Piedmont）近郊的韦切利耶（Vercellae），遭到罗马将军马略（Gaius Marius）的阻止，但日耳曼人的入侵，仍然使罗马深感威胁。前七〇年左右，高卢的两个有力部族——爱杜依人和赛广尼人发生了争端，背后有日耳曼人介入的影子，而罗马也参与其间。另一方面，以瑞士阿尔卑斯地区为根据地的厄尔维几人，也为了寻求新天地而下山进入高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元前五八年，凯撒开始了他的“高卢战争”。这年春天，他在接受罗马庇护的爱杜依人协助下，首先阻止了厄尔维几人的迁徙。接着在同年秋天，他在高卢东部的维松提欧（Vesontio，今贝桑松）击败了日耳曼人。前五七年，他平定了高卢北部的比尔及各部族。于是，高卢便被分割成南部的普罗文几亚、西南部的阿奎坦尼亚（Aquitannia）、中西部的凯尔迪卡、塞纳河以北的比利时高卢等，纳入罗马统治。

前五七年夏末，凯撒为了征服阿莫里卡，派遣了手下克拉布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的军团前去当地。阿莫里卡的文内几人自前五七年至前五六年冬天，发起了大规模的叛乱，却遭到了凯撒镇压。于是到了前五六年，阿莫里卡也完全被置于罗马的支配之下。

罗马对高卢的征服　高卢的主要部族与要塞城市（oppidum）。

前五五年到五四年，凯撒的兵锋更及于不列颠尼亚（今不列颠岛）和日耳曼尼亚（Germania，欧洲中北部）。不过高卢的抵抗仍然未完全平息；前五四年底到五三年，高卢北部爆发叛乱，凯撒不得不亲自带兵进行镇压。

阿维尔尼人的最高权力者维钦及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在高卢中西部全境召集士兵，抵抗罗马军；就连和罗马有同盟关系的爱杜依人，也站到叛乱军这一边。对此，罗马军则以相当残酷的方式加以反击。在初期的战场之一——高卢中部的阿凡历古姆，四万居民全遭罗马军屠杀，侥幸活下来的，据说只有八百人而已。

前五二年，维钦及托列克斯在高卢中部的要塞城市阿莱西亚（Alesia）集结援军，迎击罗马军，这就是所谓的“阿莱西亚之战”。罗马军构筑起双重的包围网，对维钦及托列克斯展开攻击。从外部赶来救援的高卢军总数达到二十五万，这当中也包括了阿莫里卡的两万军队。罗马军为了迎击援军，在外侧设下了全长二十二公里的包围堡垒；援军三度试图展开接近战都宣告失败，最后维钦及托列克斯只能束手就擒。就这样，高卢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行省，阿莫里卡也在西元前四三年以后，成为以卢格杜努姆（Lugdunum）为省会的卢格敦高卢（Gallia Lugdunensis）省下辖的一个地区。据说凯撒在高卢战争中，掳获了一百万名奴隶。这些高卢奴隶变得更容易吸收罗马文化，也因此加速了高卢人的拉丁语化。

◎拉丁文字的凯尔特语

在罗马征服前不久，亦即前一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由拉丁文字写成的凯尔特语史料。其主要出现的区域之一，是东欧多瑙河左岸潘诺尼亚的波伊人聚居地；在那里发现了十五件货币，上面刻有凯尔特语源的专有名词。

另一个出现类似文字的区域，是在高卢中、东地区。如前述，这个地区在前一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铸造货币。在这些货币当中，也有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名字出现。这个时代的高卢，刻有凯尔特语的货币出土超过了三百件，刻有献词、墓志铭的石碑也有十馀件，大部分都是出自那旁高卢（Gallia Narbonensis，罗马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获得的第一个行省，属于山外高卢）西北部爱杜依族的领域。

一八九七年，在法国东北部安省（Ain）的科里尼村（Coligny）发现了一块制作于西元二世纪末的青铜板，上面记载着高卢的历法。这块大板子长九十公分、宽一百五十公分，上面呈现的是五年周期，共六十二个月的月历一览；使用的是一种阴阳混合历，和当时罗马通用的儒略历是完全不同。

科里尼历　刻有高卢历法，为现存篇幅最长的高卢语文件。青铜制，照片中为其部分。

这块青铜板上的字共分成十六列，总行数达到两千零二十一行，是现存用高卢语写成篇幅最长的文件。每列写下四个平常月，第一和第九列则是例外，写的是一个闰月与两个平常月。这份文件虽然有破损缺漏之处，不过现在已经整个复原，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高卢历的全貌。这种天文学知识，也是证明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系出同源的德鲁伊阶层之存在相当有力的佐证。只是到了西元二世纪，因为德鲁伊阶层应该已经不在了，所以这可说是使用高卢语的末期世代所留下的记录。

科里尼历（Coligny calendar）虽说是最大件的高卢语文书，却不是一般的文章。现存以拉丁文字高卢语写成的篇幅最长的文章，在一九八三年、于阿韦龙省（Aveyron）拉尔扎克村（Larzac）出土；上面共有一百六十句话，对于它的解读众说纷纭，不过应该是与咒语或解咒相关的文章。一九七一年于多姆山省（Puy-de-Dôme）沙马里埃村（Chamalières）发现的六十句文献，内容也几乎如出一辙。这些文件大概是作者手抄下来后，当成誓约作为给某种献物，埋藏起来的吧。使用咒语的做法，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变。这些文件则是萨满形式的德鲁伊、也就是盗用了德鲁伊名号的巫师存在的证据。萨满并不是凯尔特独有，希腊早在前四世纪时，就已有显示其存在的证据了。是故，虽然尚路易．布鲁诺认为萨满是从希腊传进罗马、高卢，但我想还是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来思考较为妥当。

刻有拉丁字草书体的屋檐瓦片　二到三世纪时，用拉丁字草书体刻成的高卢语结婚证书。一九九七年，于巴黎东部的夏特普罗村（Châteaubleau）发现。

◎凯尔特语族的分类

在世界的语言当中，印欧语系乃是可以用单一历史系统加以详细说明的语系；而在其之中，所谓的凯尔特语族，正是十九世纪后半确立的凯尔特学的存在基础，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会详述。现代残存的各种凯尔特语言，彼此有着相近的特点，同时也与邻近的日耳曼语及罗曼斯语族（Romance languages，拉丁语演化成的各种语言）之间多有关联，这是一般公认的看法。但是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研究的进展，这个系统分类也产生了若干修正。

关于凯尔特语的分类，过去一直以来的见解是将它们初步区分为高卢语等“大陆凯尔特语支”（Continental Celtic），以及不列颠尼亚群岛的“海岛凯尔特语支”（Insular Celtic）两大类。而海岛凯尔特语，依据音韵特征，又可以进一步分类成不列颠尼亚岛的布立吞语（Brittonic；又称“P凯尔特语支”），以及海伯尼亚（爱尔兰）的盖尔语（Gaelic，戈伊德尔语〔Goidelic〕；又称“Q凯尔特语支”）。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布立吞语的“pen（头）”在盖尔语发音为“ken”，两者的P音与Q（K）音是互为替代的。P凯尔特语包含了威尔斯语、康瓦尔语、布列斯语；Q凯尔特语则包含了爱尔兰语、曼岛语（Manx）、阿尔巴语（Alba；即苏格兰盖尔语〔Scottish Gaelic〕，“Alba”是苏格兰盖尔语对苏格兰的称呼）等。有关这方面的区别，是由后面会提到的艾德华．卢伊德（Edward Lluyd）于十八世纪首先提出，而现今研究高卢语的权威兰伯特，又对此做了若干修正，并将之分类如后述。

凯尔特语的变迁与现代欧洲的主要语言（印欧语系）

首先为了操作方便，我们先假定有一种所谓的“原始凯尔特语”，但不缺省使用地区和年代。在原始凯尔特语底下有四个大分类，其中一支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大约是从前三百年到前一百年间，存在于伊比利半岛中部；另一支雷蓬特语（用库鲁塔的称呼则是戈拉塞卡语），则是在前七百年到前四百年间，使用于意大利北部。关于这两个语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提及。

接下来又分成两个语支，即高卢─布立吞语支与戈伊德尔语支。高卢─布立吞语支（Gallo-Brittonic），是凯尔特学者弗罗利欧（Léon Fleuriot）等人所提倡的观念，其中包含了高卢语，以及据推断为其分支的布立吞诸语。高卢语又可分为意大利高卢语（波河流域高卢语）以及法兰西高卢语（包含比利时和瑞士），大约存在于西元前三百年至西元两百年左右（关于这点尚有异议）。

◎布立吞语和戈伊德尔语

关于高卢语究竟存续到何时为止，目前尚未有定论。在罗马征服之后，它仍然被使用了好一段时间，但至西元一到二世纪，便几乎与罗马同化了。不过，根据三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所述，遗嘱除了拉丁语、希腊语外，用高卢语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二世纪末的科里尼历是高卢语最晚期的使用案例，但是这种语言很可能直到三世纪，仍然有在持续使用。

少数凯尔特学者主张，高卢语在这之后仍然存活着，且直到四世纪以降布立吞人从不列颠尼亚岛移居至欧洲大陆为止，一直残存于阿莫里卡地区。如果真是如此，因为布立吞语是和高卢语类似的语言，所以两者有可能产生了接触，并且相互融合。因为阿莫里卡是边陲地区，在罗马时代并没有遭到急遽的同化，且到了三世纪之后，罗马的政治支配也开始动摇，因此在这种状况下，高卢语确实有可能残留下来。

布立吞诸语之中，存在着所谓的“古布立吞语时期”（Common Brittonic），这点由英国南部巴斯（Bath）出土、年代约为西元一百年左右的诅咒牌（Bath curse tablets）可以证明。接下来还有两个分岐：一支是威尔斯语（卡姆利语），从西元八百年到现在，其历史已经过文献确认；另一支则是布列斯语和康瓦尔语。康瓦尔语从八百年左右一直存续到十八世纪末，布列斯语则从八百年左右，一直留存到现在。

戈伊德尔语（盖尔语）作为凯尔特语的四大分支之一，从其中又分成爱尔兰语和其他语言。爱尔兰语早在三五〇年左右，就已经存在用欧甘文字（ogham）写成的石碑，但一直到八世纪中叶以后，才有文献上可资确认的书写内容。至于曼岛语和阿尔巴（苏格兰）语的这条分支，两者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有书写内容，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有关高卢─布立吞语支和戈伊德尔语支的大分类，其历史演进和本书对青铜器时代以来的叙述也是一致的。综观历史，比起海伯尼亚岛与不列颠尼亚岛之间的往来，不列颠尼亚岛与大陆（高卢）之间的接触、交流，远远来得密切许多。

语言的形成不只需要数十年，往往更要数百年之久。由此思之，西元前两千年以后凯尔特语族的主要发展趋势，大致上形成两支：戈伊德尔诸语，以及高卢─布立吞诸语。

不列颠尼亚群岛与阿莫里卡

◎不列颠尼亚群岛与凯尔特人

西元前一世纪的学者、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曾写道，在前六世纪下半叶，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曾经记下，在凯尔特人国度的对岸，有座和西西里岛同等大小的岛屿——这是关于不列颠尼亚岛最初的记录。西元前五百年左右，迦太基的航海家希米尔科（Himilco）曾经写过一本旅行记，这本旅行记之后被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所引用，其中写道“伊艾尔聂”（Iouerníā）和“阿尔比翁”（Albion）两座岛屿。伊艾尔聂是海伯尼亚的凯尔特语念法“艾利乌”（*Īweriū，即爱尔〔Éire〕）的音转，换言之即是海伯尼亚岛，而阿尔比翁则是凯尔特语中的“阿尔巴”（Alba），指的是现在的苏格兰，也就是不列颠尼亚岛。这证明了早在前六世纪，不列颠尼亚群岛已经具有凯尔特语的地名，同时也已经开始使用凯尔特语了。

不列颠尼亚这个地名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写成“不列塔尼凯”（Prettanike）。最早写下这个名字的是马萨利亚（马赛）出身的希腊人皮西亚斯，只是这个词的语源究竟来自何处，我们不得而知。

传统的凯尔特学依据希米尔科的凯尔特地名，认为凯尔特人是在西元前六世纪（或者更早之前），从大陆移居到不列颠尼亚群岛的。不过现在对这样的见解做出了修正：不列颠尼亚群岛的凯尔特化并非一蹴可及，而是自西元前两千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在持续进行，而且主要是未曾伴随人员迁徙的单纯文化交流所导致的结果。在这样的过程中，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以及前一世纪，是交流最紧密的时代。

◎不列颠尼亚与高卢的文化交流

关于前一世纪海峡两地的交流，从前面凯撒的叙述已得以窥之；除此之外，因为不列颠尼亚和高卢双方居住的部族都知道彼此的存在，所以至少在前一世纪，两地的交流便已相当热络了。库鲁塔认为，原本居住在高卢北部比尔及地区的阿德雷巴特人（Atrebates），有一部分于前二世纪移居到不列颠尼亚岛南部的海岸地带，这些人在前五七年凯撒远征不列颠时，曾经提供协助。巴里西人（Parisii）——也就是今日法国巴黎命名由来的部族，他们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于前三世纪移居到不列颠尼亚东南部的东约克郡地区。从使用交通工具陪葬的埋葬形式，以及方形的墓冢来看，高卢东部与东约克郡是彼此相通的。

凯撒远征后，不列颠与高卢的交易关系明显增温。要塞城市的建设，以及货币的普及，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同时，在文化上也逐渐罗马化。罗马对不列颠尼亚岛展开正式侵略，是自西元四三年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时代开始。之后成为罗马皇帝的维斯帕先，在四三年到四七年间指挥位在不列颠尼亚的第二军团，对杜罗特里吉人（Durotriges）在山丘上的城堡展开攻击。这座城堡于一九三〇年代被发掘出土，即是有名的梅登城堡（Maiden Castle）。在堡垒中出土了有刀伤的头盖骨，证明了这里曾经是战场。

到西元五〇年为止，罗马已经镇压了不列颠中南部的各个部族。五九年，他们破坏了威尔斯北端莫娜岛（今安格尔西岛）德鲁伊的圣域。六一年，英格兰东南部爱西尼人（Iceni）的女王布狄卡（Buduica）率领布立吞人起兵反抗，遭到罗马军镇压。七八年成为不列颠尼亚总督的阿古利可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率军北进，将除了苏格兰北部以外的地方，全都纳入罗马的统治下。西元一二〇年代，哈德良（Hadrian）皇帝为了对抗苏格兰地区皮克特人（Picts）的威胁，筑起了哈德良长城。不过当时建造的只是土垒，长城要变成石壁，得等到试图征服不列塔尼亚全岛的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皇帝时代，亦即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左右。经过这样的历程，罗马确立了自己在不列颠尼亚的支配权。

在海伯尼亚，能确认到属于拉坦诺文化最古老的出土品，是出土于科诺克（Knock）遗迹、前三世纪上半叶的金制图尔克，因为在上面有平结装饰，明显是大陆的制品。由此可知，至少在这个时代，该岛已经与欧洲大陆之间有所交流。

海伯尼亚因为避开了罗马的征服，所以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述，因此在基督教化以前，岛上的历史完全是一片混沌。相对地，在这之后的时代——也就是中世纪初期，则以神话故事为中心，产生了大量的文书记录。这些神话故事，主要是以铁器时代晚期的社会为背景，而且因为免于罗马征服，所以也被认为继承了纯粹的“凯尔特传统”。在现代的爱尔兰，这种凯尔特特质，也被利用在创建民族认同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古代史家和考古学者，会对爱尔兰流派的凯尔特抱持反感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加以检讨。

◎对抗拉丁文化的欧甘文字

海岛凯尔特语最初的文字史料，是前一世纪后半用拉丁文字铭刻在货币上的文字。内容主要刻的是人名，当中也包括了阿德雷巴特人康缪斯（Commius，出身凯尔特系阿德雷巴特部族的国王，为凯撒少数的友人之一）及其儿子等等，可用拉丁语文献验证的人物。

至于具有海岛凯尔特语特征的文字，则是所谓的“欧甘文字”。这种文字最初是由海伯尼亚岛的戈伊德尔语族所使用，三世纪末盖尔（戈伊德尔）人入侵不列颠尼亚岛之后，阿尔巴（苏格兰）、瓦利亚（威尔斯）、凯尔诺（康瓦尔）、曼岛等地，也都将它印在石柱上，用来书写墓志铭。至于文字的书写方式则是以一行到五行的直线并列，其形态和拉丁文字母等其他文字相距甚远，因此有人认为它是独自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字，但这种说法现在已经遭到了否定。

欧甘文字　右图为欧甘文字（左上方）与拉丁语合璧的双语墓碑（瓦利亚）。左图为四世纪立于海伯尼亚的欧甘文字墓碑。

在爱尔兰语的文献中，“德鲁伊”会拿着神圣的橡树树枝进行占卜，并且写下欧甘文字，因此这种文字本身被认为具有魔力。又，在标记数字的时候，因为会使用拉丁文字转写古爱尔兰语的一到五的头一个字母当作简写，所以可确认能够转写成拉丁字母。实际上使用来表述爱尔兰语的欧甘文字，大约是二十个字母（虽然有五个附加双重元音的字母）。一般来说，它都是从棱柱的转角开始，由下往上书写，如果写不下的话，就从隔壁的转角由上往下继续书写。

欧甘文字是抵抗拉丁文字文化侵入的象征，也是一种用来编制秘密暗号的方法。这里所谓的拉丁文字文化，指的当然是基督教文化。欧甘文字的使用时间是三世纪末到八世纪之间，使用范围几乎都只限于墓志铭；正是就这点来说，我们可将之理解成是对基督教文化传入的反弹。

欧甘文字的石碑现存大约有四百多件，其中三百五十件是位在爱尔兰，特别是西南部的凯瑞郡（Kerry）；由此观之，这里应该是当时海伯尼亚文化的中心地。虽然也有同时写有拉丁语的双语石碑出现，不过几乎都是位在不列颠尼亚岛上。

◎罗马支配下的阿莫里卡

罗马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将行省分成元首和元老院管辖两类。凯撒征服的高卢，亦即所谓的“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属于元首直辖地区；西元前二七年左右，它被分割为三个行省：阿奎坦尼亚、凯尔迪卡，以及比利时高卢。阿莫里卡虽然隶属于凯尔迪卡之下，但与省会卢格杜努姆（今里昂）之间相隔甚远，因此在罗马化方面，几乎没什么进展。

就这样，阿莫里卡在罗马的行省中完全被边缘化，在罗马正史中也几乎不曾登场。历经五个世纪后，虽然当地留有罗马军的野营遗迹，但和高卢南部的那旁高卢、中部的卢格敦高卢、乃至于莱茵河周边的各个城市不同，几乎看不到罗马移民形成的殖民地。

阿莫里卡一直到西元二世纪，才开始有行政机构的雏型。西元一三五年，雷东内斯族的首都——现在的雷恩市㉟，设立了城市参事会。虽然详情并不清楚，不过该会大概是由一百人所组成，每年召开大会，选出城镇的政务官。他们也会派遣曾任政务官的人士为代表，参加每年八月在卢格杜努姆召开的高卢省议会。据斯特拉波所说，在奥古斯都的时代，约有六十个部族会参加议会。（不过这个时代，阿莫里卡应该还没有加入其中）

三世纪后半、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帝国危机时代以降，阿莫里卡的城市（villa），或者因为灾害、或者因为烧杀劫掠，有四分之三遭到破坏或放弃。从四世纪后半到五世纪前半，现今诺曼第和英伦海峡附近的墓地，出土了许多菲比尔（衣服的金属胸针）、手环、玉石等装饰品，但在阿莫里卡，几乎看不到这种财富的象征。由此可见，它甚至连在文化方面，也已经趋向边陲化。就在这种状况下，不列颠尼亚岛的居民开始移居到阿莫里卡。换言之，这种移居之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真空之故。

◎阿莫里卡的信仰生活

据凯撒所述，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所信奉的神明，在很多属性上都跟罗马众神相似，所以就借用罗马的神名来称呼祂们。（《高卢战记》第六卷第十七节）比方说图塔蒂斯（Teutates）和麦丘利（Mercurius）神一样，是艺术、交通、财富之神，因此受到特殊崇拜。这位神本来是“部族之神”，与其说是特定的神明，还不如说是许多神明综合起来的总称。佩勒努斯（Belenus）是阿波罗（消灾解厄）、爱苏斯（Esus）是马尔斯（丰收、战争）、塔拉尼斯（Taranis）是朱庇特（天之统治者）。简言之，这种折衷的宗教观，在获得罗马的权威支撑之后，更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民间信仰的地位。顺道一提，凯尔特各部族并没有共通的神灵；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它在历史变迁上的多元性，以及政治上未曾统一的佐证。

塔拉尼斯．朱庇特神　原本是凯尔特的神明，罗马人将之和朱庇特等同视之。出土于法国库尔松村（Gourzon）。

在雷东内斯族的根据地雷恩，当地居民对自族的守护神穆罗，以及流过城镇中心的维莱讷河（Vilaine）之神维希努斯（维莱讷河命名的由来），信仰得相当虔诚。同时，祂们也与职司丰穰的罗马神祇马尔斯被一起崇敬着。在西元一三五年雷恩的碑文中写道，雷东内斯族的元老院在马尔斯．穆罗神庙里，安置了城镇名人的雕像。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马的马尔斯神和雷东内斯的穆罗神，已经被视为同一神明。除了这块碑文外，关于“马尔斯．穆罗神”，还有其他几起事例。

十九世纪时，雷恩进行维莱讷河的运河建设工程，结果在工地当中，发掘出超过一万枚货币。这些货币主要都是四世纪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时期的产物，应该是为了祈求平安通过维莱讷河而奉献的钱币。在雷恩也有献给“马尔斯．维希努斯神”的石板出土，由此可知这位地方上的河神，也被视为和罗马的马尔斯神是同一神明了。这和日本所谓的“本地垂迹说”颇为类似，可以当成是民间信仰对应外来神明的一种思考模式。

在埋葬形式方面，罗马时代的高卢是以火葬为主流。文内几人使用石制的骨灰瓮“奥萨利亚”，这和高卢中部以及中西部是共通的。这种骨灰瓮是最高可达一点三公尺、直径零点五公尺的圆筒形，会重复回收利用。不过西元二世纪以后，土葬的情况开始增加，大概是基督教驱逐火葬之故。之后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布列塔尼地区一直维持着土葬的习俗。

◎罗马帝国的危机

二六〇年秋，当时的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兵败被俘，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的总督波斯图穆斯（Postumus）闻讯，遂自称皇帝。他的势力席卷了罗马西部的所有行省，形成了所谓的“高卢帝国”（Gallic Empire）。高卢帝国的范围最初只有日耳曼尼亚的两省和高卢的三省，不过到了第二年（二六一年），不列颠尼亚和西班牙（Hispania）各省也都加入旗下。之后的十五年间，高卢帝国一直作为分离国家而存续着，这是罗马帝国最初的危机。

西元二八七年，法兰德斯（Flanders）地方出身的军人卡劳修斯（Carausius）背叛了帝国，在不列颠尼亚岛宣布自任“Imperator”（统帅）。当他占领了高卢的一部分后，统治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an）于二八九年派兵讨伐，卡劳修斯则仰赖自己出身地附近的弗里西人（Frisians）以及巴达维人（Batavi）与之对抗。到了二九三年，卡劳修斯被自己的部下所杀，其中一名背叛者阿列克托斯（Allectus）也自称统帅。同年，马克西米安的副帝（职位名即凯撒）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 Chlorus）奉令平定高卢，二九六年又乘胜往北方攻入不列颠岛。他在伦蒂尼姆（Londinium，今伦敦）击破了阿列克托斯，同年底凯旋回归高卢。

君士坦提乌斯重建了罗马对不列颠尼亚岛的统治，同时该岛与大陆之间也重新开始交流。专门研究罗马统治下阿莫里卡的学者帕普（Louis Pape）指出，大约正是在二九六到二九七年左右，罗马化的布立吞人开始移居到阿莫里卡。如上所述，自帝国遭逢危机以来，阿莫里卡不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陷于荒废，从而为接受不列颠尼亚岛的移民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第五章不列颠尼亚岛与阿莫里卡半岛

葛拉冬王的奔逃　圣克温诺雷呼喊着，要国王放弃公主的场面。一八八四年，鲁米内（É. V. Luminais）画。

民族大迁徙的时代

◎民族的实际形貌

法语中的“nation”（民族），其原意本来是“诞生”、“出身”的意思，也就是源自所谓的血缘与亲族集团。但是在大革命以后的现代法国，加入集团与否乃是个人意志的问题；换言之，它现在是被当成一种和血缘无关的契约共同体来使用。另一方面，德语的“volk”，据说最早是出自日耳曼系的伏尔卡人，不过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这个用语则被普遍使用来与血缘无关的“武装集团”或“军队”；但到了现在，这个名词反而被用来解释未被国家统合的血缘民族集团。在法德两方，原本的意思和现在的使用法正好颠倒过来，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变化。不管怎么说，这两种定义在思考民族的生成上，都是很重要的。民族有自血缘集团发展起来的一面，但也有和血缘无关、由政治共同体所建构而成的一面。

塔西佗（Tacitus）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第七章中说：“他们（日耳曼人）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武为标准。”国王既是按照“出身”推举，换言之，其家世相当重要；至于将领则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藉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见同章）。在这当中，已经包含了民族作为政治集团的双重生成过程，也就是上述“血缘与武装集团”的两面性。

民族大迁徙时代，也是崭新民族持续生成的时代。这些民族名称的起源，从他们出身的氏族、或是军队首领的名称，两者皆可作为推测的根据。

◎民族大迁徙的开始

虽然据罗马方面的报告，法兰克人在三世纪中叶时已经出现在莱茵河左岸，不过汪达尔人（Vandals）、阿兰人（Alan）、勃艮第人等日耳曼部族渡过莱茵河，开始侵入罗马帝国的领域，则是五世纪初期的事。根据专门研究日耳曼大迁徙时期的专家沃夫朗（Herwig Wolfram）所述，这个时期正是许多民族形成的起源。他们失去了过去的居住地和民族名，只能从罗马帝国时代的片断记忆中，论起自己民族的历史。

一般认为于西元四八一年（或四八二年）随克洛维一世（Clovis I）即位成立的法兰克王国，乃是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但是它的核心民族法兰克人，其起源在罗马帝政时期以前，几乎无迹可寻。克洛维的家系，只能回溯到他的祖父墨洛温（Merovech）——亦即墨洛温王朝的命名由来——而已。根据有关他们最初的传记——七世纪的弗雷迪卡留斯（Fredegarius）所编纂的《法兰克年代纪》（Frankish chronicle）所述，墨洛温的祖父是沙利族（法兰克部族之一）的克罗迪奥（Chlodio），而克罗迪奥则是类似米诺托（Minotaur，牛头人身怪物）所诞下的孩子。换言之，墨洛温家族在祖父辈以上，就全是神话人物。

像这样的情况，正可说是新出身、新民族诞生的有力证据。不过另一方面，哥德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等在罗马帝政时期以前就有史料记载的民族，在大迁徙后，各自占领了旧罗马帝国一部分领土定居下来，但他们并没有忘记以前日耳曼出身的记忆。

正如后述，这段迁徙的历史往往能够清晰地被陈述出来。虽然也有远达伊比利半岛（西哥德人）或北非（汪达尔人）的民族，不过渡海来到不列颠尼亚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和哥德人一样，在迁徙后仍未忘记自己的日耳曼出身。这种记忆乃是一种家系的继承，透过王族的家系来将王国的权威传承下去，因此视情况，也会有捏造的情形产生。

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凯尔特人当中，像是文内几人、钦诺孟尼人、森农内斯人、波伊人等等，在阿尔卑斯以北的高卢（山外高卢／法兰西）和以南的高卢（山内高卢／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具有相同人名的部族；不过与其说他们是民族，倒不如说他们是基于同一家系（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意识），也就是对于“出身”的重视，如此方能解说他们的散布。当然，王室的历史中，也包含了史实无法验证的迁徙历史。中世纪以降，西欧各地王族主张的特洛伊起源，以及亚瑟王传承，正是这种历史的表现；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将原本应该相当短促的民族系谱加以扩展开来。

◎列岛在凯尔特语圈的名称

在此统整一下不列颠群岛在凯尔特语圈当中的专有称呼。

如同前面所见，在前四世纪，伊艾尔聂（爱尔兰）、阿尔比翁（阿尔巴／苏格兰）、不列颠尼亚这些称呼就已被使用；到了凯撒的时代，不列颠岛被称呼为不列颠尼亚，爱尔兰则被称呼为海伯尼亚（与伊艾尔聂属同一语源）。用来指称布列塔尼半岛的阿莫里卡一词，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持续使用，不过它原本是凯尔特语中“沿岸地区”的意思。威尔斯的称呼则是拉丁语的瓦利亚（Wallia，瓦利斯）、瓦尔，在法语中则称为“佩．德．卡尔”（pays de Galles，卡尔之国）。虽然有人认为这里的“卡尔”与“高卢”是同一语源，不过最有力的说法还是认为，威尔斯的称呼和德语的“Walhaz”，亦即“异邦人”是同一语源。这并非它的自称，而是外部赋予的称呼。也有人主张，用来称呼爱尔兰的戈伊德尔、卡耶尔、盖尔等名词，原本也都是从“卡尔”和“高卢”变化而来，所以这也是外来的名称。

时序迈入三世纪之后，斯科特人（Scots，爱尔兰人）、皮克特人陆续登场。斯科特人在三世纪以降，征服了皮克特人的土地，之后该地遂以“苏格兰”（斯科特人的土地）称之。

威尔斯还有另一个称呼——卡姆利（Cymru）或奇姆利斯，这个自称是“同胞”的意思。

顺道一提，自五世纪的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起，开始出现用阿莫里卡（布列塔尼）指称不列颠尼亚的情况。这时期的阿莫里卡另外还有两个名称——多姆诺尼亚（Dumnonia）和康诺威伊（Cornovii）；如后面会见到的，这两者在布列塔尼与康瓦尔都有对应的地名，多姆诺尼亚即今日的德文郡（Devon），康诺威伊在不列颠尼亚岛上指的是凯尔诺（Kernow，康瓦尔），在大陆则是指凯尔聂（Kernev，寇努艾尔〔Cornouaille〕，中文亦可译成康瓦尔）。

关于专有名词就如以上所述，应以西元前四世纪和后三世纪作为两个分段点。前四世纪是希腊罗马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时期，三世纪则是波斯图穆斯成立“高卢帝国”、卡劳修斯在不列颠尼亚岛掀起叛旗，罗马帝国危机表面化的时代，也是民族大迁徙开始的时期。这时候，匈人从黑海北岸发动侵略，使得日耳曼人开始大迁徙；当中的西哥德人于三七五年越过多瑙河，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从此开始了崭新的时代。

◎布立吞语和高卢语

如前所述，大陆的高卢语和不列颠尼亚岛的布立吞语，不只属于同一语派，在性质上也十分类似。虽然这是语言学家的客观分析，不过从文化交流关系上，也有足以证明的证据。西元前一千年以来，两地便断断续续地彼此交流，特别是在前一世纪更是紧密；既然如此，这样的关系有一直持续下去吗？

如前章最后所述，二九六年，马克西米安皇帝的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服了罗马帝国的危机，重新打开了不列颠尼亚岛与大陆间的交通。有人认为，布立吞人移居阿莫里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个时代的阿莫里卡地区相当荒废，正处于容易接受移民的状态。

另一方面，阿莫里卡也是少数到这个时代为止，还在持续使用高卢语的地区。在普卢威尔卡特村出土的拉丁文字高卢语石碑，据推断是三到四世纪的产物。从这点来看，说着同系统话语人们的存在，对于布立吞人的流入也有更加推进的效果。

布列塔尼的方言学者弗兰索瓦．法尔汉主张，布列斯语圈东南部的圭内特（Gwened，瓦讷〔Vannes〕）方言，之所以和其他方言大相迳庭，并非因为不列颠尼亚岛移居集团内部的分歧，而是和以前残存下来、说大陆高卢语的集团相混合的结果。

历史语言学家雷翁．弗罗利欧则和法尔汉抱持不同看法，认为高卢语是残存在罗马影响力稀薄、且城市文化未曾流入的阿莫里卡西北部。

◎是民族迁徙？还是文化传播、吸收？

根据体质人类学者非常长期的研究调查，阿莫里卡地区在这一万年间，在人种上几乎没有产生更替。距今一万到八千年间，正是中石器时代转移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期；这时候人类开始了定居农耕生活，也开始传入印欧语，因此有新集团的迁徙，也是不足为奇之事；不过在这里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布列塔尼地区的调查证实了这点：因为食物改善，所以成年男子的体格从一百五十九公分大幅增进到一百六十五公分，只是基本的骨胳特征并没有改变。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器时代前中期，可以看见人种之间有些相互重叠。比方说虽然从以前开始，长头系就一直居于主流，但在巴黎地区，短头系的存在则相当明显。在布列塔尼半岛，短头系、中头系从铁器时代开始有增加的趋势。不过这种人种的重叠，与其当成是新人种的移入，不如把它想成是在原住民集团当中加入了新的要素，还比较妥当一些。总而言之，在阿莫里卡地方，人种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最初定居以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在这之后该地社会产生的若干变化，与其说是因为大集团的移居，不如说是来自小集团人群的移入。

最新的基因分析也确认了这点。不论是确认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的相关调查，或是确认母系遗传的粒线体DNA调查，两者都显示在印欧语系中，传承古凯尔特语言的爱尔兰语圈人民、以及据说自新石器时代以前就已经成为当地语言的巴斯克语圈人民，在遗传因子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简单说，至少发生在西欧的文化变迁，基本上不是透过民族的集体迁徙，而是经由文化传播、吸收所致。即使有少数菁英集团从外部流入，但从最后一次冰河期生存下来、大约一万年前的人们，与现在西、北欧全境的人群还是可以联系起来。虽然前七千到前六千年左右有印欧语系的进入，不过大体上还是文化传播导致的吸收、同化，更甚于集体迁徙的影响。

◎民族迁徙与语言

不过，虽然人们在这一万年间基本上处于定居状态，但地区内的小规模迁徙还是相当频繁。虽然这或许只是少数臣民随着首领进行迁徙，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认知这种迁徙的意义所在。纵使是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移动的也不过是相当于罗马人百分之三的人口，但是这种移动却造成了重大的结果。正如前面所言，民族的名称很多都是来自“出身高贵者”或是军队将领。

我们往往会把语言和民族同等看待；语言会伴随着民族移动，被征服的民族，其语言也会跟着消灭，这是迄今为止普遍认知的常识。虽然从长期的眼光来看，语言和民族并不一致，不过在短期状况下，语言和民族的移动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可以视为是相同的。高卢人被罗马人征服后，便使用拉丁语作为日常生活语言。只是话虽如此，不列颠尼亚岛的凯尔特语并没有随着罗马的征服而消失，高卢的拉丁语也没有随着法兰克人的支配而消灭。

从移居者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存续或消灭，重要的关键其实是在于这种移居究竟是携家带眷，还是单身前来？若是携家带眷的话，移居者的语言就会以家庭语言的形式存续下去；若是移居者以共同体的规模，进行集体移居生活的话，那共同体的语言就会被继承下来。如果数量胜过原住民的话，那就可以透过同化方式加以覆盖。即使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甚至处于极少数，也可以透过抬高移居者语言权威的方式，慢慢取而代之——拉丁语在高卢，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就算移居者属于极少数，只要能够在文化进展上给人一种集团的感觉，那这种文化就能够展开同化。当然也会有引发反弹的情形产生，不过语言文化还是会持续被吸收。

至于不列颠尼亚岛的拉丁语、以及高卢的法兰克语，就没办法达到这种程度了。罗马对不列颠尼亚的征服，以及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入侵，都只是透过一小撮军队，确立起军事的支配体制，而没有形成共同体等级、携家带眷的移居者集团，更不用说法兰克文化根本不存在罗马这般的权威了。即使以数量上来看，法兰克人的军队总共不过三万人左右，就算把奴隶和家族都算进去，推估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故此，在罗马帝国瓦解期的高卢北部，高卢人也没有完全法兰克语化，而不列颠尼亚的拉丁语也是一样的情况。

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五世纪中叶开始，对不列颠尼亚岛正式展开侵略，但如果要说这造成了民族的更替，也未免太过轻率了。至今的主流看法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使得布立吞人遭到向西驱赶的命运；不过和高卢的情况一样，据推断应该也有相当数量的布立吞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文化上同化为一体才对。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前往伊比利半岛的西哥德人，因为在路上已经遭到罗曼斯语同化，所以原本的日耳曼语几乎消失殆尽。也因此，在伊比利半岛要发现日耳曼语的痕迹，可说相当困难。

诚如上述，在移动距离短的地方，进行密度较高的移居，就会产生共同体等级的语言替代，反之若距离甚远，则不会产生类似现象。现在的法兰西地区正好处于中间地带，而法兰克人居住的北法地区，就没有产生这种替代现象。

◎凯尔特人真的有移居到不列颠尼亚岛吗？

对古代的研究，往往会反映出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凯尔特学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进入一九六〇年代时，凯尔特研究的议题，主要都放在外来侵略、入侵是否有带来新的文化这一点上。这样的讨论，正反映出了当时有关殖民地主义的争议。当时铁器时代与凯尔特时代几乎是被等同看待的，不过进入一九七〇年代后，这点也被视为颇有疑问，也因此将凯尔特文化与哈尔施塔特文化、拉坦诺文化之间，从紧密关系加以脱钩的见解，逐渐广为流传。

在这以后的新考古学（New Archeology），认为文化的扩张、转移，并非单单只用人的流动便能加以解释，而是要考虑到诸如贸易或战利品，以及首领、工匠、俘虏、奴隶等极少数人的流动之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就在这种论述当中，西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凯尔特人是否有移居到不列颠尼亚岛，也成了怀疑的焦点。

一九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乃是东西冷战结构瓦解、民族问题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时代。在这种状况下，凯尔特人的精神性、民族性，都遭到了毫不掩饰的质疑。这样的质疑不只针对民族性本身，甚至还扩大到历史概念上的凯尔特人，以及凯尔特文化。于是产生了一种主张，认为古典时代的“凯尔特人”，不过是外部给予的称呼，本身并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整体性存在，因此把凯尔特人的概念用在历史上，其实是不适当的。这种论调对于“凯尔特”在历史脉络上的运用做出了全盘否定，而抱持这种想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虽说如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是，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尼亚岛，并不能和凯尔特文化等同看待，这也是逐渐成为主流的论述。

◎民族起源的传说

当某个民族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开始产生机能后，便会为了编织历史性的权威，而开始编纂氏族的历史或是家系图。西欧从中世高峰期（High Middle Ages）的十二世纪左右，开始出现这样的编纂作业，其中为之锦上添花的，便是亚瑟王的登场；这点将会留待第七章再详述，在此仅先概述西欧全体共通的民族起源传说的形式。

首先是圣经的《创世记》。因为基督教教义本身不容质疑、对其记述也不容有疑问，因此直到十八世纪的西欧，套用《创世记》仍是老生常谈的手段。不过，这些编织皇室或民族权威的历史记述，倒不常摆出从天地初创开始的夸张架子；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从“挪亚的大洪水”开始讲起。当然这样的脉络，和次章会提到的基督教普及与权威高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特洛伊起源说”。从特洛伊战争中逃离的伊尼亚斯（Aeneas）成为了罗马的祖先，这是有意识地运用传说，来支撑罗马的权威。“七世纪以降，法兰西的史家固不用说，就连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波兰、斯堪地那维亚的史家，也都令人惊讶地有志一同，不厌其烦地叙述着（特洛伊起源说）。”（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法兰克人与高卢人〉，收录于诺哈〔Pierre Nora〕《记忆所系之处》〔Les Lieux de Mémoire〕）法兰克人源自特洛伊之说，首先出自七世纪的《法兰克年代纪》；之后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这种传承史仍不断被提起。

至于布立吞人的传说则是，伊尼亚斯的曾孙布鲁图斯（Brutus）移居到不列颠尼亚岛，因此这座岛便以他为名。接着我们还会看见，在布列塔尼也有布立吞人从岛上迁往阿莫里卡半岛的传说；这种起源神话一直到十九世纪，都还连绵不绝地流传着。

◎布立吞人移居阿莫里卡的起源传说

如前章所述，四世纪的阿莫里卡，和不列颠尼亚岛或者纽斯特利亚（Neustria，诺曼第）等邻接区域相比起来，不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边陲，就连文化也是荒凉一片。以这种状况为背景，这个时代遂为移居传说提供了绝佳的存在空间。关于这方面最早的记述，是西元八百年左右由内尼厄斯写成的《不列颠人史》。有关内尼厄斯的生平一切不详，只有在这本书的序文中有略微提到，他是北威尔斯班戈（Bangor）地方的神父，是圣艾尔波托克斯（Elvodugus）的弟子，因此应该是位瓦利亚（威尔斯）的圣职者。在这本《不列颠人史》中，对于布立吞人的移居做了以下的记述：

不列颠尼亚的第七代国王是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他率领布立吞人的全体士兵离开不列颠岛，杀害了罗马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us），掌握欧洲全境的主权。（中略）位在大海对岸阿莫里卡的布立吞人，都是跟随首领马克西米努斯作战的将士；他们因为不愿再回到岛上，于是彻底破坏了高卢的西部地区，即使催促这些男人返乡，也完全没有效果。

马克西米努斯（马克西穆斯）率领布立吞人渡海进军高卢，并在巴黎附近击败了西方的皇帝格拉提安，自己即位为帝，这是经过确认的史实。只是，关于这个时期的移居，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太多证据可寻。

凯尔特文化圈的大迁徙　始于四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

十世纪以后，布立吞人在阿莫里卡最初的统治者，被设定为“柯南”（Conan）这号人物。虽然本书现已不存，不过柯南是在推测于十世纪后半写成的《亚瑟事迹之书》中首次登场；十五世纪的宫廷史家皮耶尔．路波（Pierre Le Baud，《布立吞人史年代纪》，一四八〇年），曾经做了以下的抄录：

马克西穆斯．梅拉渴望成为高卢的支配者，于是邀约他的友人兼族人——柯那努斯（Conanus，柯南）一同率领布立吞人大军进行远征。（中略）又被称为雷欧尼达斯的马克西穆斯征服了阿莫里卡，并任命柯那努斯为统治者。

马克西穆斯．梅拉，应该就是内尼厄斯所讲的马克西米努斯，也就是真实存在的罗马皇帝，但柯南则非实在人物。

十世纪瓦利亚的书籍《不列颠预言》（九三〇年左右）当中，就有英雄柯南（卡南）的登场。由于布列塔尼公爵柯南一世（Conan I）在位期间正好是十世纪后半，因此两者之间或许有所关连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到了十二世纪，柯南传说被编入“亚瑟王传说”当中，逐渐地体系化。关于这点，我们后面会再谈到。

◎真正开始移居阿莫里卡

在四世纪马克西米努斯与柯南的移居传说中，几乎没有任何可说是史实的内容；因此，真正的移居应该要到五世纪才展开。据六世纪拜占庭的史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os）所述，布立吞人移居大陆的导火线，乃是四四〇年左右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侵略不列颠尼亚岛。八世纪的圣贝德（Saint Bede）说，撒克逊人开始来到岛上，是在四五〇年左右，应布立吞人国王的邀请，以讨伐皮克特人的佣兵身分前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将在次章详述。

至于七世纪的史家弗雷迪卡留斯认为，允许不列颠人移居的，是克洛维一世及其子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 I），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接着在法兰克王达格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时，他和布立吞的多姆诺内（Domnonée）王朱迪卡（Judicael）签订协约，让这样的移居持续进行。于是，六世纪到七世纪初遂成为移居的鼎盛期，这便是移居的第二个时期。

有关移居证据的史料，事实上就只有这些，其他的几乎无迹可寻。不过，从不列颠尼亚的凯尔特语、特别是和西南端康诺威伊（今康瓦尔）地方语言极其相似的布列斯语，之后在阿莫里卡半岛西部落地生根，以及地名上的证据，再加上后面会提及的大量圣人传来思考，我们不能不认定，在六世纪到七世纪间，确实曾有大规模的移居产生。

◎地名的共有

有关地名的证据，可以从拉尼利（Lannilis）、朗代韦内克（Landévennec）等地的字首“Lan”、特雷格尔（Trégor／Treger）、特雷布尔登（Trébeurden）的字首“Tre”，以及洛克伦（Locronan）、洛克蒂迪（Loctudy）的字首“Loc”察知。这些字首不管在布立吞语支下的哪种语言——包括威尔斯（卡姆利）语、康瓦尔（凯尔诺）语，以及布列斯语——都是共通的。“Lan”在布立吞语中指的是“圣地”、“修道所”，“Tre”指的是“居住地”，“Loc”指的是“场所”；无论哪一个，都是和移居圣人有关系的地名，由此也暗示了它和基督教的传入彼此重合。这些地名大多分布在阿莫里卡西北部的雷翁地方㉙、特雷格尔地方㉒，以及西南部的凯尔聂（寇努艾尔）地方㉙，由此可知，这些地方过去曾经是移居的据点。

凯尔聂这个地名乃是源自不列颠尼亚岛的康诺威伊人，这也是移居的证据。康诺威伊人原本居住在瓦利亚（威尔斯），之后南下移居到多姆诺尼亚（德文郡），并成为当地地名的由来。这个地名出现在阿莫里卡，据推定是五世纪末克洛维一世的时代，所以移居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才对。雷翁地方的普卢盖尔内（Plougerne），一三三〇年代的原始地名其实是普罗耶．凯尔聂乌（Ploe Kerneu vers）；九世纪在维莱讷河左岸的普雷布斯．寇尔诺，原本应该也与康诺威伊人有关。

当时阿莫里卡的凯尔聂地方，据推定其范围应该是广及半岛的南半部，北半部则称为多姆诺内，而此地也与不列颠尼亚的多姆诺尼亚彼此相通。由此可知，这时期的康瓦尔半岛与布列塔尼半岛，隔着英伦海峡，在广域地名上出现了重叠的状况。

更进一步说，布列塔尼与不列颠岛也是如此。这两者都是源自“不列颠尼亚”，共享同样的语源。小至村落单位、大至区域乃至整体地名，全都是两地共有。这正是此一时代，两地彼此关系密切的实证。

◎移居的理由

从不列颠尼亚岛来看，移居者主要是来自现在仍保有凯尔特系语言的威尔斯，以及包含康瓦尔在内的德文地区。一般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是移居的原因，六世纪瓦利亚的布立吞人修道士基尔达斯（Gildas），在《不列颠尼亚的破坏与征服》（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五六〇年左右）中，就有这样的描写：“野蛮人将我们向大海驱赶，大海却将我们赶回野蛮人这边。我们只能在两种死亡之间做出选择：不是被砍死，就是溺死。”（第二十节）照这样说来，首先遭到侵略的不列颠尼亚东南区域，应该也会有前往大陆的移民潮才对，可是却没有类似的记录。要说当地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赶到岛的西边，再被逼得移居大陆，这样的说法也不甚有说服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列颠尼亚岛自三世纪后半起，除了遭到来自大陆的撒克逊人、弗里西人等日耳曼民族袭击以外，海伯尼亚（爱尔兰）岛的斯科特人，岛屿北部的皮克特人也不断展开攻击。斯科特人在四到五世纪，形成了所谓的“达尔里阿达王国”（Dál Riata），六世纪末，该国占领了海伯尼亚北部和阿尔巴（苏格兰）西部，形成一大势力。四一〇年和四二五年时，他们攻进了瓦利亚北部格温内斯地方，四三七年左右又攻陷了南部的德韦达地方（Dyfed，德韦达王国）。然而纵使如此，还是没看到瓦利亚的布立吞人被逼着往东边移动的迹象。若是遇到侵略，大多数的情况应该会为了避难而逃离；不过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反过来选择屈从于侵略者的支配，这样的状况应该也相当多才对。

若是如此，那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布立吞人移居大陆的最大原因为何。既然现存的证据都与基督教有关，那么首先就该从移居与基督教的关系开始仔细思量才对。如同接下来会看见的，因为移居和圣人的传教彼此相关，所以把它想成是一种追随圣人形成的共同体，其实是很合理的。在布列塔尼东侧与诺曼第，还残留有许多高卢人的共同体，但在布列塔尼西部，自三世纪以来便日益荒废，因此提供了移居者相当充裕的进入空间；从这样的角度思考，便很容易理解。

从圣人渡海传说看“移居”

◎多神教与一神教

一般来说，民间信仰主要都是多神教，而多神教的态度也较为宽容。如同第一章所述，在前一世纪的罗马，从东方传播而来的太阳神密特拉广受信仰，三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的时候，更一度将它列为国教加以信奉。君士坦丁大帝在改宗基督教前，据说也是密特拉神的信徒。

凯撒时代的高卢，当地民间信仰的神包括了财富与技术之神图塔蒂斯、消灾解厄之神佩勒努斯、丰收与战争之神艾苏斯、统治上天之神塔拉尼斯等；不过这些神因为与罗马的众神——如麦丘利、阿波罗、马尔斯、朱庇特等神性质相近，所以常常被当作同样的神来加以信奉。阿莫里卡的雷东内斯人，也把守护神穆罗、河川之神维希努斯，和罗马的军神马尔斯混在一起崇拜，变成马尔斯．穆罗神，或是马尔斯．维希努斯神。这和日本神道教与佛教发生融合的“神佛习合”宗教观颇为相似。由此可知，民间信仰总是包容而非排他，多神教也是如此。

相对之下，一神教则是非宽容的，甚至往往会演变成狂信的状态。因为狂热的缘故，他们不只不反对殉教，甚至还将之视为英雄行为。耶稣本身也是以殉教结束一生，所以基督教也可以称得上是“殉教教”。在初期的圣人传记中，也屡屡提到殉教之事。

◎基督教化的开始

西元二九六年，当罗马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尼亚岛击破自称统帅的叛将阿列克托斯时，据说岛上已经分成四个教区，开始有组织的进行传教。罗马帝国于君士坦丁大帝执政的三一三年时，正式公认基督教为帝国的国教。第二年在南法亚尔列（Arles）召开的公会议中，不列颠尼亚岛据记载，也有三名主教作为代表出席。

高卢在西元三二五年，一共设有二十四个教区。就王国层级来说，被视为当今法国直属起源的法兰克王国，其创始者克洛维一世于四九六（亦有四九五、四九八年之说）年的圣诞夜，在兰斯（Reims）接受主教圣雷米（St. Remi）的亲手洗礼，从此基督教便在法兰西地区受到官方的认可。

至于基督教究竟是何时来到阿莫里卡地方，这点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阿莫里卡最初的殉教圣人传说，是戴克里先皇帝在位的三〇四年时，南特㊹地方的两兄弟——圣多那托斯（多那西安）和圣洛卡提斯（洛卡西安）。据圣人传所述，当时有位名叫西米利欧的神父在南特地方传教，而首先成为信徒的，便是领主的儿子多那托斯。后来多那托斯的哥哥洛卡提斯在弟弟的劝告下，也成为了信徒；只是两人在受洗之前，便遭到当局逮捕，并且在洗礼地点遭到处死。

因为殉教圣人被回溯到古老时代的情况很多，所以关于四世纪初的阿莫里卡是否真的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这点还是颇有疑问。研究布列塔尼中世史的学者瑟德维尔（André Chédeville）指出，五世纪后半，在高卢西部曾经召开四次宗教会议：四五三年在昂热（Angers）、四五三年和四六一年在都尔（Tours）、四六三年在圭内特（瓦讷）。南特主教自四五三年以降、雷恩主教自四六一年以降、圭内特主教大概也是同一时期，开始参与宗教会议；这些都是出席者当中，可以确认来自阿莫里卡的人员。大约在四六一到四九一年间，圭内特举行了当地第一位主教——帕迪努斯（Paternus）的祝圣仪式，同时也召开了教区会议。

从这些史事来考量，基督教流入阿莫里卡，应该是五世纪后半左右的事。早在五世纪初，罗马对高卢国境地带的统治力量便已瓦解；匈人的国王阿提拉在潘诺尼亚设置大本营，创建起从莱茵河到里海的大帝国，不过他却于四五一年六月，在高卢的沙隆（Châlons，巴黎东北），遭到西罗马帝国将军艾提亚斯（Aetius）指挥的西罗马、西哥德联军击败。这时候日耳曼人——主要是法兰克人——的侵略业已展开；同时，布立吞人也开始正式移居阿莫里卡。简言之，这正是民族大迁徙宣告开始的时代。

◎揭露移居事实的圣人传说

基督教官方公认的第一位圣人，是九九三年由梵蒂冈认证的奥格斯堡的圣乌尔里希（Saint Ulrich of Augsburg）。一一七〇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将列圣（认证圣人）的权利限定为梵蒂冈独掌，一二三四年英诺森三世宣告梵蒂冈拥有制作圣人名簿的独占权。之后在一六三四年，乌尔班八世又将列福（认证真福者）与列圣的手续加以明确化。不过在这之前，“圣人”这个名词，则是普遍使用在尊称进行重要活动的圣职者上。在布列塔尼，从八世纪到九世纪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圣人传记；据推断起源自这个时代的圣人传记，现存的还有六十篇以上。

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布列塔尼在行政基本单位上主要是画分为九个教区，其雏形初备大概是在西元一千年左右。在这当中，雷恩和南特两个地区主要是从高卢内部开始基督教化，除此之外都是不列颠尼亚岛渡海而来的圣人在产生影响力。在布列塔尼，这些渡海并且创立各自教区的圣人，被称为“创始七圣人”（Seven founder saints）。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渡海而来”这件事，对阿莫里卡地区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布列塔尼的天主教教区及主教所在地（19世纪前）

在研究这些圣人的生涯时，也可以考察出相关的蛛丝马迹。布列塔尼在地名上，以字首“plou”、“tre”、“lan”、“loc”等接续圣人名字的情况相当多，这是其他地方所无、相当特殊的例子。由此可见，圣人对地区的形成，毫无疑问堤供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和撒克逊人或维京人的入侵不同，在此地也几乎不曾听闻和地方民众产生冲突的报告；从这点来思考，这应该也是圣人在移居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证据。

◎圣桑松传

据称撰写于七世纪初（一说为八世纪末），在阿莫里卡渡海圣人传记中最古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圣桑松传》（Vita Sancti Samsonis）。圣桑松（Saint Samson of Dol）是布列塔尼东北部多勒教区的首任主教，五五七年曾经出席法兰克王查理贝尔特一世在巴黎召开的第三次宗教会议，这是可资确认的史实。他不只是明确存在的真实人物，也是创始七圣人当中，生涯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人。

圣桑松像　朗杜恩威斯村㉙圣桑松礼拜堂藏。

桑松出身自瓦利亚（威尔斯）西南地区的高贵家系，双亲皆是基督教徒。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寄养在圣依尔契特（Saint Illtud）修道院。从他的经历可以发现，布立吞人的上流阶层，在五世纪末已经有部分基督教化了。

成为修道士的桑松，在五一〇年左右曾经一度隐居到瓦利亚南部的卡尔迪岛（Caldey）进行苦修，之后进入海伯尼亚（爱尔兰）的修道院，学习圣派翠克的传教方式。接着他又前往多姆诺尼亚（康瓦尔）的洞窟中，再次进行避世苦修，最后于五四八年，来到阿莫里卡东北部的城镇多勒。在这里，他展现奇迹，治愈了当地领主妻子和女儿的疾病，领主遂将一间修道院封赐予他。圣桑松因为这段轶闻，被当成治愈疾病——特别是风湿和眼疾（还有发疯）——的圣人，而广受尊崇。

从桑松的生涯来看，他除了在以海伯尼亚为根据地的基督教进行学习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布立吞语圈的多姆诺尼亚与阿莫里卡活动。阿莫里卡对基督教的接纳，对于在海伯尼亚培植基督教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事。布立吞语圈的文化一体性，从桑松的活动范围可以得到证实。

◎创始七圣人传

阿莫里卡半岛西北端的卡斯提尔．波尔（Kastell-Paol，圣波勒德莱恩〔Saint-Pol-de-Léon〕）教区首任主教帕里努斯（Paulinus，波尔．奥雷利安〔Paul Aurelian〕）的传记，可以确定是在西元八八四年，由朗代韦内克的修道士撰写而成。它是创始七圣人传记中，仅次于圣桑松最详尽的传记。只是关于他的生涯，有不少是模仿《圣桑松传》写成，因此类似的地方很多。

帕里努斯原本是瓦利亚南部军事贵族的儿子，却不想成为军人，于是在说服了双亲之下，进入卡尔迪岛的圣伊尔契特修道院修行。十六岁时得到隐居苦修的许可，在故乡创建修道院，并在六年后成为神父。他向当时的多姆诺尼亚王马克（King Mark；在亚瑟王传说中，此人是崔斯坦〔Tristan〕的叔叔）请求领地，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便渡海来到阿莫里卡。他抵达的地点，是位于半岛西北部海上的乌萨（韦桑）岛。接着他来到半岛，在当地设立隐居所，并在附近建设起修道院。之后，在法兰克王希尔德贝尔特的许可下，五三〇年，他以巴茨岛（Île de Batz）为根据地，成为卡斯提尔．波尔教区的首任主教。

圣帕里努斯像　库里米欧村㉙的石像。制于十六世纪末。

阿莫里卡西南部凯尔聂（寇努艾尔）教区的创始圣人科伦坦（St. Corentin），其传记着于十二世纪，但是关于他的存在，其实有相当多的疑点。据说他活跃于五世纪后半至六世纪前半，渡海而来的是他的父亲，他本人则是出生在阿莫里卡。

特雷吉耶（Tréguier）教区的创设者杜迪阿尔（Tudwal），其最古老的传记是九世纪后半，在兰德雷盖尔（Landreger，特雷吉耶）当地编纂而成的。杜迪阿尔出生于不列颠尼亚岛西南部的德文地区，母亲庞培亚（Pompea，一称库帕亚）是阿莫里卡传说中的国王奥尔一世（Hoel I Mawr）的王妃。庞培亚于五〇九年，因为躲避法兰克人及与之同盟的弗里西人侵略，而渡海前往不列颠尼亚岛。之后在五一五年左右，杜迪阿尔带领庞培亚等七十二人，再次渡海回到半岛。

他因为施展奇迹，治愈病人的脚，于是获得当地领主给予修道领地；接着他又在凯尔聂教区，创建起洛克伦（洛克马里亚）修道院。据说当他在盖修道院时，请求他治病的病人总是大排长龙。

圣布里厄（圣布列克〔Sant-Brieg〕）教区的创始者圣布里耶克（St. Brioc），他的传记是十一世纪左右在昂热（法兰西中西部），为了彰显发现的圣人遗物而编纂的。圣布里耶克出身于瓦利亚西南部的阿贝尔迪威，父亲是异教徒，但母亲却颇能理解基督教。之后，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因为卷入“伯拉纠异端”[1]论争而来到不列颠尼亚岛时，看中了布里耶克，于是便将他带回巴黎教育。布里耶克受到天使的启示，带着一百六十八名弟子前往阿莫里卡。他最初在半岛西北端的阿贝尔．布拉哈传教，接着在圣布列克附近的奎特河（Gouët）口创建起修道院，这就是圣布列克教区的起源。

圣马洛教区的创始者圣马洛（St. Malo）的传记，是于九世纪后半至十世纪编纂完成。他出身瓦利亚南部的库拉摩根地区，这点和桑松以及帕里努斯相通，不过时代则比他们晚了一个世纪。当他渡海来到阿莫里卡的时候，一开始是在阿雷特（Aleto）河河口处的亚隆岛落脚，并在当地修道士的建议下，开始对阿雷特的居民传教。不过后来他卷进了地方领主的争执当中，无法顺利展开传教，于是被迫将据点转移到半岛南邻的圣东日，继续传教工作。这段期间，阿雷特地区疫病蔓延，于是热心治疗病人的马洛，又被请回了当地。马洛就因为救助地方居民的功业，而被当成创始圣人广受尊崇。

被视为圭内特（瓦讷）教区创始圣人的圣帕坦恩，虽然一般都认为他是出身阿莫里卡本地，不过也有人把他和六世纪瓦利亚的圣人帕达恩（St. Padarn）（德韦达地区兰帕达恩．法尔镇〔Llanbadarn Fawr〕的创始圣人）视为同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圣职者，曾经远渡海伯尼亚修习，并在不列颠尼亚岛创建修道院；据说圣桑松也是这间修道院的弟子之一。

以上所述的创始七圣人，包括是否真实存在颇成疑问的科伦坦、布列克、帕坦恩在内，几乎都是六世纪前后渡海来到阿莫里卡，或者是有这方面的背景。当然，圣人渡海的年代多半是传说，不能完全当成史实看待，但重点是九到十世纪左右的阿莫里卡知识分子，对于六世纪这个移居最为活跃的时代，有着相当清楚的认知。这可以说是他们对自己祖先的一种认知意识吧！

圣人传记的执笔年代，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七世纪，不过大半都是九世纪末到十一世纪的产物。那时正是北方维京人入侵，基督教面临瓦解危机的时代。据记述，布列塔尼九个教区的整体架构初现，大约是在西元一千年左右；换言之，创始七圣人传的编纂，是在基督教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作为传教机构整饬的一环来加以推行的。

◎布列塔尼的守护圣人

所谓守护圣人，原本是指为了守护个别信徒，而赋予他们洗礼名的圣人，不过后来也扩张到家族、职业团体、村庄乃至国家的范围。在俄罗斯之外的东正教会，以及新教各派中，对守护圣人的崇拜并不普及；不过在天主教中，它则是以网罗各个集团的形式，变成一种体系。虽然他们和教宗认证之前的圣人一样，并没有透过文件得到正式认可，不过在福斯支持下，这样的信仰还是逐渐实体化。在这层意义上，它可说是在基督教中掺入了民间信仰的要素；换言之，也就是异教或前基督教的内容，透过这种方式，轻易渗透到了基督教当中。

圣艾尔旺的守护圣人祭　于阿尔维尼希村㉒。出自 Histoire littéraire et culturelle de la Bretagne。

一般认为，布列塔尼的守护圣人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种信仰是起自何处，不过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十字军从东方带回来的圣安娜信仰。因为是中世纪极盛期以降的信仰形式，所以这种信仰并不算太古老。如同我们之后会见到的，对圣安娜的信仰在十六世纪时，与布列塔尼最后一位女公爵安娜（安妮）的名声结合，因此日益流传广泛；到了十七世纪，在祭祀圣安娜的圣迪斯．安那．维内托村（Santez-Anna-Wened），传出了圣安娜显灵的事件，自此遂成为涵盖布列塔尼全境的圣人信仰。十九世纪后半，祭祀圣安娜的几个教会广获福斯支持，举行祭典的规模也十分盛大。

不过，布列塔尼其实还有另一位守护圣人，那就是圣艾尔旺（Erwan／Ivo〔布立吞语〕，伊华〔Ivo〕）。艾尔旺是十三世纪实际存在的人物，有许多传记描写他的生平。他特别热心于救济穷苦，因此被称为“佩雷克．桑德尔（神圣的牧者）”。另一方面，因为他学习法律，为贫困者辩护，所以也被视为律师的守护圣人。

圣艾尔旺像　左右分别为贫者与富者。十六世纪的木像。朗德雷瓦赛克村㉙礼拜堂藏。

艾尔旺死后不久，弟子便展开推动列圣手续；一三四七年，罗马教皇克雷门六世认证他为圣人。一九二四年，在布列塔尼主教们的请求下，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他为布列塔尼的守护圣人。故此，从梵蒂冈的角度来看，圣艾尔旺才是布列塔尼的正式守护圣人。圣艾尔旺在福斯之间也很受爱戴，在他逝世的五月十九日，不只保存圣遗物的兰德雷盖尔（特雷吉耶）大教堂，在布列塔尼全境都会举行圣艾尔旺祭。在特雷格尔地方，他的知名度和人气远比教区圣人圣杜迪阿尔要来得高出许多。

◎拥有三个乳房的圣女

八七〇年左右，朗代韦内克修道院除了撰写圣帕里努斯的传记以外，也编纂了该修道院的创始圣人——圣克温诺雷（Gwenole）的传记。圣克温诺雷和圣科伦坦的时代差不多，双亲也都是瓦利亚的移民。

他的父亲圣布拉坎名声并不显著，不过母亲圣关恩则因身为“拥有三个乳房的圣女”，而相当有名。克温诺雷另外还有两位兄姊，关恩为了替三个孩子哺乳，因此拥有三个乳房；这座特异的圣女像，在圣布列克以及布列塔尼的好几个地方都能看到。

事实上，在瓦利亚的传说中，也有一位几乎如出一辙、“拥有三个乳房的圣女”。虽然丈夫的名字不太一样（叫做阿涅斯），不过母亲同样叫做圣关恩。她的孩子叫做圣嘉德旺，是从阿莫里卡渡海来到不列颠尼亚的圣人；看样子，应该是同一个传说分岐的结果。

克温诺雷在阿莫里卡北岸的拉乌雷修道院中，跟随海伯尼亚系统的传教士圣维多克修行。就在他修行的过程中，某一天，爱尔兰的守护圣人圣派翠克忽然出现在梦中，劝他创建一间新的修道院。于是，他就在凯尔聂地方的海岸边，建起了朗代韦内克修道院。当时是西元四八五年，正好和因沉没海中的伊苏传说而闻名的葛拉冬王（Gradlon）同时代；据说葛拉冬在罪孽深重的女儿与城镇一起沉入水中后，便在这间修道院里迎接生命的终点到来。有关克温诺雷治愈疾病的传说也相当之多，包括用祈祷治愈父亲的脚，把被雁啄走的女孩眼睛成功要回来，让修道士的母亲死而复生，逐走危害村庄的蛇等等。据说，他在治疗眼疾、腹痛等方面十分灵验。

◎被水淹没的城市——伊苏的传说

根据古希腊的皮西亚斯以及罗马的斯特拉波等人所述，在布列塔尼地区，有不少被水淹没的城镇传说，如科尔比奥（位在圣纳泽尔㊹近郊），以及盖朗德㊹沼地上的克利斯镇等，但是当中最有名的，还是非伊苏（Ys）莫属了。在伊苏传说中，主要登场的人物包括了凯尔聂之王葛拉冬、他的女儿妲尤（Dahut），以及圣克温诺雷。

葛拉冬王在九世纪中叶的《圣朱利欧传》中，被记载为“布立吞人的王子”，在《圣克温诺雷传》（八八〇年左右）则以“凯尔聂王”的身分登场。

葛拉冬王指挥着大船队，在海上接连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在寒冷海上作战的士兵或者战死，或者因为疲惫不堪，而掉头回到家人等待的布列塔尼，最后只剩悲叹不已的葛拉冬王一个人，独自漂流在海上。这时，就在明月高悬天空之际，出现了一位留着红色长发的美女；她是统治北国的王妃玛尔蔻文。在王妃的引诱下，葛拉冬杀害了年老的北国国王，夺走财宝踏上归途。这时候，他驾驭的是一匹称为“莫尔瓦鲁夫（海之马）”，能够在海上疾驰的漆黑骏马。马儿虽然追上了归还途中的船队，不过却因为遭遇暴风，不得不在海上多停留一年；这段期间诞生的女儿就是妲尤。王妃在生下妲尤之后不久便过世了，于是葛拉冬便带着女儿一起返国。

妲尤非常喜欢大海，当她长大以后，便向父亲提议，要在大海的入口处建造一座城镇。葛拉冬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便动用上千名人力，将城镇建造起来。为了从巨浪和暴风中守护这座城镇，他筑起了高大的墙壁，出入口只有一处，而钥匙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这座城镇的名字，就叫做伊苏。在伊苏，每晚都会召集船员举行宴会，被公主妲尤选中成为伴侣的男性会戴上黑色面具，但是到了早晨宴会结束后，面具便会绞紧男人的脖子，然后将他的遗体献给大海。

某个春天的日子，有位穿着一身火红的骑士来到伊苏城。他的手脚相当细长，还留着尖锐的指甲。这天晚上，他被选为公主的伴侣；这时狂风巨浪大作，眼见城镇似乎就要沉没，但是逃出城镇的唯一一把钥匙，却掌握在国王手中。于是，骑士便劝公主说：“国王已经睡着了，将那把钥匙拿出来，不会有问题的。”听了这话，妲尤便进入国王的寝室；当她从国王颈子上将钥匙拿下来的瞬间，像山一样高的大浪勐然涌起，而葛拉冬也醒了过来。妲尤劝国王说：“快骑上莫尔瓦鲁夫逃走吧！”于是两人便骑上漆黑的骏马，但这时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葛拉冬，放弃公主吧！”原来是圣克诺温雷。克诺温雷对妲尤大声说：“是你夺走了伊苏的钥匙，造成了这场灾难！”葛拉冬于是放开了妲尤的手；就这样，妲尤公主和城镇的人们，一起消失在海中了。葛拉冬越过原野、翻过山岭，最后来到七座山丘与两条河川的汇流点，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就是现在的坎佩尔（肯佩尔）镇㉙。

后来，妲尤变成了海中的人鱼。每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可以听到妲尤的歌声。在杜阿尔内斯（杜阿尔讷内）东方，有一处名叫“普卢达维特”的场所，这里在布列斯语中称为“妲尤的洞穴”，也就是相传妲尤被波浪吞没的地方。

对于伊苏的故事，我们可以将之当成是对海洋怠忽警戒的一种警世故事来看待。不过它又牵扯到渡海圣人的事迹，因此也暗示着基督教与之前文化的关系。换句话说，消逝在海中、化为人鱼的妲尤，其实就跟爱尔兰神话里那些“异界的人们（地下的妖精）”一样，是柳田国男所谓“前代神明凋零姿态”的体现，也是随着基督教到来灭亡的异教徒文化象征。不只如此，这个故事撰写的时代——九世纪，也是北方维京人袭来的最高峰。葛拉冬被北国的王妃所引诱这个设定，也因此带有浓厚的警世色彩。

今天，人们对伊苏传说中的妲尤并不见得完全抱持着负面观感，而是多少带着对前代文化的怜悯或怀古之情，来看待这样一段故事。在瓦利亚的《圣桑．宾恩》（音译）（十二世纪）中，也有片断的同类故事，由此可见，它应该是属于整个布立吞的共通传说。

◎布立吞人和法兰克人的关联

如上所见，当四世纪布立吞人从不列颠尼亚到来的时候，他们和高卢人以及罗马，算得上是比较友好的关系，与法兰克人则处于敌对；但到了五世纪，情况为之一变，他们和罗马之间保持着距离，反而对法兰克人抱持友好态度。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进入五世纪后，罗马人在高卢的权力极度弱化之故，也就是和当地的支配关系有关。

法兰克王克洛维一世于五一一年十一月逝世；在他过世之前的七月，在奥尔良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五世纪后半成立教区的雷恩、南特、圭内特等地的主教都有与会，但除此之外的阿莫里卡教区则都没有参加；这和创始七圣人传教的记述也是一致的。

在六世纪西法兰克（法兰西）都尔地方的史家额我略撰写的《法兰克人史》（六世纪末）当中，不列颠尼亚这个地名曾经十一度登场，但指涉的都是阿莫里卡半岛。换句话说，随着布立吞人的移居，在高卢／法兰克人眼中，“不列颠尼亚”已经不是指不列颠岛，而是布立吞人居住的阿莫里卡半岛，至少在高卢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就是说，到了六世纪末，阿莫里卡已经变成了布立吞人的土地——不列颠尼亚。

在圣人传中不只一次登场的多姆诺尼亚王国，虽然从名称来看会让人想起罗马时代居住在阿莫里卡的高卢部族——多姆诺尼族，但从以上的状况来思考，也可以明了它在五世纪到六世纪间，乃是横跨阿莫里卡半岛与不列颠尼亚岛、属于布立吞人的共有王国。虽然未必具有王国该具备的一致性，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当时交流的关系之紧密。前述额我略的《法兰克人史》中，也有多姆诺尼亚王国的国王克诺莫尔斯登场，这也可以作为该王国确切存在的前提。

顺道一提，多姆诺尼亚的国王马克，在后面会看到的亚瑟王传说中也会登场。在布立吞语中的“马”念作“马尔夫”，所以是马变成了王。在海伯尼亚遭入侵的传说中，也有共通的事例存在。所谓的马王，其实是异教神明改头换面之后的模样；在这当中，也可以看见基督教传入前的记忆，依然残存的影子。

1. 伯拉纠（Pelagius）主义，是一种强调人类自由意志、主张因信称义的神学，被基督教视为异端。

第六章海伯尼亚与北方之民

《凯尔经》　八百年左右代表性的装饰手抄本。33 x 25cm。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藏。

海伯尼亚与基督教

◎关于海伯尼亚文化圈

虽然并非直接证据，不过前章的创始七圣人渡海传说，相当生动地描绘出从“阿莫里卡”到“布列塔尼”，作为转变重要契机的移居实况。同时，它也显现了这个时代中，不列颠尼亚岛与阿莫里卡半岛，还有海伯尼亚（爱尔兰）岛在人文上的交流关系。透过这些圣人的事迹，我们得以谈论这个地区的文化一体性。若从语言的类似性质来考虑，或许我们可以称为“凯尔特语圈”或“凯尔特文化圈”，不过为了尊重当时的说法，我称之为“海伯尼亚文化圈”。接下来，我想再举两个布列塔尼与此文化圈关系密切的圣人为例。

在布列塔尼，人气仅次于圣艾尔旺的圣人是圣茂迪斯（圣芒代〔Saint-Mandé〕），他是六世纪从海伯尼亚渡海而来的圣人。茂迪斯是当地领主的儿子，从小就进入瓦利亚（威尔斯）的修道院修习。当他踏上传教之道后，一开始先是来到康诺威伊（康瓦尔），接着又转往阿莫里卡，最后于五二八年，沿东北部海岸抵达了多勒。作为治愈伤病的圣人，他相当受到民间崇敬，举凡蛔虫、小孩发高烧、眼疾、皮肤病、脚病、被蛇咬等，都可以向他祈祷。祀奉圣茂迪斯的礼拜所，在布列塔尼就有六十处之多。

威尔斯的守护圣人圣迪威（英语称大卫〔Saint David〕、布列斯语称迭威），是北威尔斯特别爱戴的圣人。虽然他不曾渡海来到阿莫里卡，但布列塔尼地区也信仰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迪威的母亲圣诺娜（侬恩〔Saint Non〕）和阿莫里卡有关系之故。诺娜是海伯尼亚贵族出身，在瓦利亚南部受教育；因为她长得很美貌，所以受到地方上一位名叫桑特（库桑托斯）的领主诱惑，结果生下了迪威。之后，诺娜渡海前往阿莫里卡继续传教，在圣努卡村㉙创建修道院；在康诺威伊，也有她传教的足迹。《圣女诺娜传》是现存用布列斯语写成最古老的圣人传剧本，现在还留有十五世纪的抄本。不只是圣人戏剧，在布列塔尼也有很多教会祀奉诺娜；她在治愈疾病、保佑安产与治疗小儿下痢等方面相当有名。

就像这样，圣人不只会从不列颠尼亚岛渡海而来，也会从海伯尼亚前来，海岛凯尔特语圈交流之显著，由此可见一斑。重点是，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看见从其他地区——比方说北欧、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前来，而且留下名声的圣人。作为在基督教化以前就有相似语言文化的地理圈，不列颠尼亚群岛在这个基督教化的时代中，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对文化圈外传教

当时在不列颠尼亚岛的瓦利亚、康诺威伊，以及大陆的阿莫里卡，因为都属于现今所谓的布立吞语圈，所以在语言沟通上，照理说都能相互理解；也因为这样，它们之间会产生紧密交流，也是可以想见的事。特别是像圣伊尔契特修道院这样，以瓦利亚为据点培育修道士的例子，更是值得注目。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这些布立吞人传教士，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前往不列颠尼亚岛撒克逊人地区传教的记录。为何如此？

正如下面会看到的，海伯尼亚圣职者有前往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地区传道的事迹，但瓦利亚的布立吞圣职者却没有。只是，对大陆日耳曼人的传教，也都是由七王国的撒克逊圣职者来担任；因此，若从语言文化类似的同系统境内，流通乃是普遍现象这点来看，或许就能清楚说明这样的状况。就像民间信仰一样，地方宗教也必须依附于当地才有意义，因此本来就不会有想往外地传播的念头。罗马的地方信仰之所以会传到高卢，是因为那里被罗马所支配，而不是积极传教的结果。抱持使命感投身异国之地，需要相当大的觉悟。

要让这种情况变成可能，需要对自身文化充分的自负心、还有以文化权威为背景的“文明开化”思想才行；而这与基督教原本就抱持的普世性（catholicity）思想之间，也有密切关联。在罗马与海伯尼亚的基督教中，都存在着这种特质。但是瓦利亚的基督教，或许并不具备产生这种觉悟的文化背景。故此，他们并没有投身异文化之地，而是停留在文化圈相同、语言也类似的阿莫里卡进行传教。

这是一种解释，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传教并非第一目标，移民才是。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前往持续作战的撒克逊人地区，而是要往人烟稀少、尚未开发的地区前进。从这层意义上来看，阿莫里卡对不列颠尼亚岛居民来说，正是绝佳的场所。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也有少数布立吞人移居诺曼第半岛与塞纳河口地区，并留下形迹；另外还有一些人移居到阿莫里卡更南方的伊比利半岛北岸，也就是现在的加利西亚到阿斯图里亚斯（Asturies）地区。

◎加利西亚的布立吞人

加利西亚这个地名，是源自于罗马时代伊比利半岛的加利基人（Gallaeci），据说他们也是凯尔特民族的一支。五六九年，在加利西亚中北部卢戈召开的宗教会议中，有关于“布立吞人教区”的记录。五七二年在布拉加（Braga）召开的宗教会议中，有一位名为马洛克的人，署名“布立吞人教会的主教”。由这些记述可以想见，移居的布立吞人应该是成集团居住，并且有自己的教会与修道院。布立吞人主教的名号，一直到六三三年的托雷多宗教会议与六七五年的布拉加第三次宗教会议都还能见到。虽然之后就消失无踪了，不过布立吞语一直被使用到下个世纪，直到九世纪诺曼人侵袭才彻底瓦解，这是研究者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列塔尼中南部的安．诺里昂（洛里昂）市举办的“Interceltic Festival”（凯尔特文化交流祭），除了传统的凯尔特文化圈六大地区（布列塔尼、康瓦尔、威尔斯、苏格兰、曼岛、爱尔兰）以外，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也会参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来龙去脉。只是，现在的加利西亚语属于正统的罗曼斯语，几乎完全看不到凯尔特的痕迹了。

◎海伯尼亚的史前时代

虽然同属海岛凯尔特文化圈，不过因为布立吞诸语之间仍有差异，所以光从语言的亲近性来说明阿莫里卡与海伯尼亚间的交流，其实是不够周密的。毕竟至少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两地的语言就已经产生分歧，到了中世初期，几乎已经不太可能相互理解。因此，从阿莫里卡渡海往海伯尼亚修行的圣职者，就必须要懂得爱尔兰语；而他们前往海伯尼亚的理由无他，正因为当地乃是基督教文化的中心地区。

既然同属凯尔特语圈，本书就在这里统整性地介绍一下迄今为止没什么谈到的海伯尼亚岛吧！

不列颠尼亚岛大约从西元前七千年左右开始和大陆分离，但海伯尼亚岛则是早在前八千年左右，就已经和大陆隔离了。在新石器时代，它产生了纽格莱奇等在巨石文化中也相当著名的遗迹，到了青铜器、铁器时代，它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形成了海岛凯尔特语中的戈伊德尔语派。又，从前三世纪到前二世纪，在当地也有和大陆拉坦诺期文化共通的遗物出土，由此可知它与大陆之间，自古便有断续的往来。尽管迄今为止一直有人认为，这些出土品正是凯尔特人从大陆移居该岛的最好证明，但现今的主流看法，对于前一千年左右是否有大规模移居，多半抱持着否定的态度。

由十二世纪圣职者所写成的《侵略之书》（Lebor Gabula Erenn），记载了渡海来到这座岛的众神来历。根据这本书，岛上最初的居民是大洪水时代，挪亚的孙女西赛尔（Cessair）和她的追随者。接着到来的是“海巨人”佛摩雷斯（Fomorians）；之后数千年间，这座岛一共迎来了五波征服者：第一是帕尔特隆（Partholón）、第二是尼美特（Nemed）、第三是菲尔．沃尔格（Fir Bolg）、第四是达南神族，最后则是人类集团，来自伊比利半岛的“米列的子嗣们”（米列族〔Milesians〕）。他们就是“盖尔人”，也就是爱尔兰现存所有人们的祖先。

这段五次征服的传说当然不能当成史实来看待，不过从中可以读取出中世纪时海伯尼亚的历史意识，在推测基督教化以前的众神与圣性上，也是相当好的题材。

比方说尼美特的意思是“神圣的事物”，这和古代凯尔特的圣域尼美顿之间，就有可想见的关联，也就是包含了异教众神的意思在其中。至于第四波征服者，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乃是以女神达奴为中心的一群神明（达南神族），但是他们被米列的子嗣们所逼，只能成为“异界的人们”，或者“前代神明凋零的姿态”。

◎罗马文明的外缘

关于海伯尼亚（爱尔兰）最古老的记述，是前六世纪马萨利亚（马赛）一位航海者提及的“伊艾尔聂”；不过因为它免于罗马的征服，所以和不列颠尼亚比起来，在文化上受罗马影响的成分远远稀薄许多。至于罗马作家方面，西元八〇年代的塔西佗对该岛曾有若干记述，不过并没有像高卢和不列颠尼亚那样，对于究竟有什么民族住在岛上，有着详细的了解。

但它在历史上登场，还是与罗马帝国脱不了关系；因为它是三世纪末，袭击罗马治下不列颠尼亚的斯科特人的根据地。就这样，海伯尼亚并没有进入罗马领地内，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对当地人而言，跟他们合拍的所谓“罗马文化”，就只是罗马化的基督教而已。

在社会的独特性方面，他们并没有像高卢那样打造大型的要塞城市，而是以亲族集团组成的“clan”（氏族）为社会机制中心，持续进行运作。爱尔兰语称之为“托瓦夫”（托瓦斯〔túath〕），意指家族、乡里的意思。从这个词汇里，明示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状态；一般来说，他们是由“ri”（国王）所支配的部族联合体，约三千人形成一个集团。在基督教化前的时代，在海伯尼亚岛上，大约有一百五十个“托瓦夫”存在。

据传五世纪左右，在托瓦夫当中出现了五个有力的家族，这个体制被称为“cóiced”，其意为五分之一、五等分的意思，也就是五个势力强大的地区，当中之一则以“ard-ri”（上王）的身分君临全境。上王的名号取自古老的圣丘，所以又称为“塔拉之王”；其中以相传为三世纪传说中上王科马克的子孙威．纳尔（伊．尼尔、欧尼尔〔Ó Néill〕）家最为有力。后面会提到的圣寇姆奇尔（Saint Columkill，高隆），也是出身这个家族。

在关于“cóiced”的传承当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居住在今日厄斯特（北爱尔兰）地方的乌拉德（乌拉）人。根据这段传承，科纳雷．莫尔（Conaire Cóem）在一七七到二一二年间担任上王，他的儿子之一卡尔布雷．里阿达（Cairpre Riata）在三世纪中叶，创建起跨越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达尔里阿达王国（Dál Riata）。这项传承和罗马人记载斯科特人入侵不列颠尼亚的记录是一致的。苏格兰与爱尔兰在语言文化上的交流一直坚持到十七世纪，不过它的起源从这时代就已经展开了。

海伯尼亚这种以托瓦夫为社会基础的机制，到了基督教化之后，其基本单位并非转变为以教会为中心的城镇，而是被修道院等圣职者的自治组织所取代。

◎基督教的到来

在三一四年的亚尔列公会议上有约克等地的主教出席，由此可知四世纪初期，基督教已经在不列颠尼亚落地生根。第一位出身不列颠尼亚群岛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伯拉纠（Pelagius），一般公认他是于西元三五〇年左右，出生于曼岛。伯拉纠主张人是神所创造的善良之物，并不存在原罪；因此只要凭借人的自由意志累积功德，就有获得拯救的可能性。他因为这样的主张，和同时代罗马的奥古斯丁与杰罗姆产生了论争，结果在四一六年被判为异端遭到排斥。在二〇〇四年上映的电影《亚瑟王》中，亚瑟被描写成一位伯拉纠派信徒。

接下来出现的是圣尼尼安（Saint Ninian）。他是不列颠尼亚岛北部一位首领的儿子，自父亲的时代便已改宗基督教。他在罗马钻研基督教义长达十五年，与在高卢传教的圣马丁结为好友，同时也以将基督教引进不列颠尼亚北部阿尔巴（今苏格兰）地区而闻名。只是在他过世之后，阿尔巴地区一直到圣寇姆奇尔开始传教（五六三年）为止，整整有一百三十年的空白。

再接下来登场的是圣派翠克（Saint Patrick）。他的传记是于七世纪后半到九世纪末间编纂而成，同时也形成了所谓的派翠克传说。派翠克的出身或说是阿尔巴、或说是瓦利亚，不过出自不列颠尼亚岛乃是毫无疑问。他的母亲是法兰克人；当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不列颠尼亚的贼人当成奴隶掳到海伯尼亚岛，在那里度过六年的时光。后来，他听从神的指引逃离当地，回到不列颠尼亚。他在那里成为圣凯尔玛努斯的弟子，并在都尔的圣凯尔玛努斯（Saint Germanus）修道院修业；到了六十岁时，因为受到天使的启示，于是前往海伯尼亚传教。

他在异教的圣地塔拉，与前述威．纳尔家的李尔王，以及“身为智者、长于魔术的德鲁伊”展开对决。结果派翠克击败了德鲁伊，宣告基督教对异教取得胜利。就这样，李尔王认可了圣派翠克的传教。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派翠克一直致力于传教工作；他创建了七百座教堂和修道院，培养了五千名神父，一直到一百二十岁才寿终正寝（因为有点超乎现实，所以现在认为应该有两个派翠克才对）。

◎与伪德鲁伊的对决

就像描述与德鲁伊斗法的圣派翠克传记中所显示的，在五世纪时传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而且至少在三、四百年后，众人仍然意识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这和在阿莫里卡的情况，可说大相迳庭。在阿莫里卡，德鲁伊的权威早已随着罗马的支配而消灭，因此基督教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被当地居民所接纳。但是海伯尼亚并没有受罗马支配的经验，因此德鲁伊的萨满权威仍然持续不辍，而基督教也不得不被迫与之进行严酷的对峙。

尽管说是“德鲁伊”，不过这里的德鲁伊如前所述，和大陆高卢的正统德鲁伊迥然不同。在海伯尼亚，他们不过是施行咒术的祭祀者，也就是属于基督教传教以前，民间信仰的普遍形式。因为在文献上并没有八世纪以前的抄本留传下来，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德鲁伊”，当成“magos”——也就是魔法师——的同义词来加以表达。“Magos”是东方波斯对贤人的比喻；故此，以德鲁伊来称呼古代高卢的占卜者系统，或是在语汇上借用来表现，也是很合理的。

无论如何，在高卢的德鲁伊和海伯尼亚的德鲁伊之间，存在着五百年以上的空白期。如第四章所见，大陆凯尔特的正统德鲁伊，乃是具备希腊有体系知识的贤人集团，并且自前一世纪起，就已经失去了集团运作的机能。到了西元前后的阶段，这个系统遂被截然不同、包含女巫在内的萨满集团所取代，这个新集团也被称为德鲁伊。

或许有人会因为海伯尼亚的祭祀者也被称为“德鲁伊”，所以就认为大陆的传统仍在这座岛上残存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只是因为其异教性质，所以被当作同样的东西来称呼罢了，因此在谈及海伯尼亚时，或许避免使用德鲁伊的名称会比较好。事实上，和高卢的情况不同，在文献上，我们并无法确认这些萨满曾经自称过“德鲁伊”。

◎三大守护圣人

说到派翠克的后继者，就是圣布里吉德（Brigid，布里德）了。布里吉德是伦斯特地区（海伯尼亚岛东南部）异教斯科特王的女儿，母亲则是皮克特人奴隶。当她长大成人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国王的底下工作，但不久就跟着圣派翠克的弟子们学习作为圣职者的种种，并设立了女子修道院。因为她是女性圣职者的先驱，所以成为乳幼儿、女仆、修女、乃至于船员、旅行者、家畜等的守护圣人。和派翠克相比，她明明没有那么显眼的功业，人气却相当的高；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和异教女神布里德混为一谈的缘故吧！布里德是侵略传说第四波的达南神族首领——达格达（Dagda）的女儿，擅长诗歌、医术、工艺，因此成为这方面的守护神。

和这两人并列为爱尔兰三大守护圣人的，则是圣寇姆奇尔（高隆）。与上面两人相异，寇姆奇尔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他出身自岛西北多尼戈尔地方的王族——威．纳尔家族，在岛内修行钻研后，于二十五岁开始传教。尽管他创建了二十七所修道院与四十间以上的教会，但因为卷入王族内外的权力斗争不得不逃离，于是在四十二岁那年，带着十二名弟子渡海来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爱奥纳岛，在那里创立了修道院。之后他便以此为据点，对不列颠尼亚岛北部进行传教。他的弟子们遍及英格兰北部与西欧各地，将海伯尼亚系修道院往外扩散开来。为此，寇姆奇尔也被视为海伯尼亚系修道院之父。他的弟子之一就是圣高隆邦（St.  Columban）。

◎巅峰期的海伯尼亚系教会

在六世纪后半到七世纪，亦即寇姆奇尔到高隆邦的时代，是以海伯尼亚培育出的修道院为中心的基督教——或称海伯尼亚系教会——的极盛期，而作为其象征的，就是高隆邦的传教活动。高隆邦在海伯尼亚修业后，带着十二位弟子前往阿尔巴（苏格兰），接着又来到英格兰。这种远离乡里的传教，被称为“exile（赎罪巡礼）”。“exile”现在通常被当作流浪或放逐的意思来使用，不过它原本在基督教当中指的是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的那段放逐时间，以及根基于此而进行的赎罪巡礼。

高隆邦在西元五八五年越过大海前往法兰克王国，向法兰克人宣扬基督教。接着他又在六一二年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最后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比奥迎接人生的终点。在他的传记中写道，他在这二十年间的“exile”，正是一场体现赎罪的严峻旅程。

巅峰期海伯尼亚系教会的另一个象征，是在美术领域上的呈现，其代表则是附有装饰的手抄本。由圣寇姆奇尔所创建的杜若修道院，完成了作品《杜若之书》（Book of Durrow，六八〇年左右）。在寇姆奇尔的弟子——圣艾丹（Aidan，六五一年逝世）创建的林迪斯斯法恩修道院中，一位名叫埃德弗斯（Eadfrith，七二一年逝世）的修道士，制作了一本《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六八九年左右）。另外还有原本在寇姆奇尔的据点——爱奥纳修道院进行制作，但因为受到北方之民袭击，只好转移到海伯尼亚的凯尔斯（都柏林近郊）完成的《凯尔经》（八百年左右）。这三本书被后世合称为“三大装饰手抄本”。

《杜若之书》　七世纪后半装饰手抄本的代表作。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藏。

在一八五〇年发现的“塔拉胸针”（七百年左右）等工艺品上，可以发现漩涡、绳结、动物之类共通的装饰图案；十九世纪后半，奥古斯塔．法兰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将之命名为“晚期凯尔特美术”。到了二十世纪，它被定位为“晚期岛屿拉坦诺文化”，也就是将可爱优美的凯尔特全盛时期文化，当作拉坦诺的延长来加以考量。当然，它虽然有着拉坦诺的曲线模样，但两者之间相距有一千年之久，能否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实在颇成问题；因此，现在普遍倾向将两者视为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也倾向不使用这样的名称。

进入八世纪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书籍上，也可以看到同类的装饰。比方说八世纪末的《贝尔贝里尼福音书》（Barberini Gospels，制作于麦西亚或约克），九世纪前半贝德所撰的《教会史》、《农娜敏斯特之书》（制作于麦西亚）等作品。最值得注目的，是位在德本河口的萨顿胡（Sutton Hoo）遗迹。此遗迹被推定为七世纪后半，东盎格里亚王雷德沃尔德（Rædwald）的墓地，而在这里出土的金制皮带扣环，其上的绳结和动物图案设计，都与《杜若之书》明显有着类似之处。在这处遗迹中也出土了与斯堪地那维亚共通的头盔和纽扣等，从中可以看出两地的交易之紧密。综合以上种种状况，将七到九世纪的岛屿基督教文化，称为包含政治上的敌对关系、“由海伯尼亚与日耳曼共有的基督教文化”，或许最恰当不过了。

金制扣环　英格兰东南部萨顿胡出土，长13.2公分。大英博物馆藏。

方言书写文化的诞生

◎凯尔特诸语文学的兴起

关于凯尔特语圈，还有一项同样从修道院文化中产生，且丝毫不逊于美术面的重要事物，那就是方言（vernucular）文学的诞生。

法语最初的文学作品是十一世纪末赞颂骑士功勋的诗歌《罗兰之歌》（一〇九八年左右），德语的《尼伯龙根之歌》则要到十三世纪。英语的方言文学起步略早，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英雄传说《贝奥武夫》在八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

至于在海伯尼亚的爱尔兰语（盖尔语）方面，现存最古老的典籍《纳．努德雷（东根）之书》（一一〇六年左右）、《拉格涅佩（伦斯特）之书》（一一六〇年左右）都是十二世纪的产物，但其起源则可一直回溯到六世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六世纪时由达朗．福尔基尔所撰的《寇姆奇尔（圣高隆）颂歌》。在瓦利亚的卡姆利语（威尔斯语）方面，现存的典籍都是十三世纪以降的产物，不过研究者之间一致的见解都认定，《阿内林之书》（Book of Aneirin）、《塔利埃辛之书》（The Book of Taliesin）等卡姆利语诗歌创作的年代，从历史状况来看，应该可以回溯到六世纪左右。

既然西欧主要语言开始出现文学都是在十一到十二世纪以降，即使最早的英语也要到八世纪左右，那为什么像盖尔语或卡姆利语这些不管怎样偏袒，都不能称得上“主流”的语言，会在六世纪这么早的阶段，就开始进行文学书写呢？

这个答案，恐怕要从其文化边陲性来看了。法国社会语言学家帕西欧尼（Daniel Baggioni）主张，在罗马帝国的边陲（līmes）及其邻接地带，比方说不列颠尼亚群岛、德意志东北部、斯堪地那维亚、波希米亚等地，拉丁语即使对有教养的人士来说，仍然是一种外国语，使用方式也都保持着古风。因为是权威性的语言，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自由使用，所以他们便会想要以当地的方言来加以代用；于是，与拉丁语类似、用方言写成的书面语，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就这样，使用日常方言书写而成的文体，在罗马帝国的边陲地带内外诞生，而这种方言与现代的国语、民族语的形成，又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不列颠尼亚群岛的语言来看，明显处于罗马帝国外部的海伯尼亚，在六世纪不只出现了诗歌，就连编年史与法律文件，也都有用盖尔语书写的作品。卡姆利语的法律文件出现在十世纪，将圣人传从拉丁语翻译成方言，则要等到十一世纪末，和盖尔语相比，使用频率较低；之所以如此，大概和瓦利亚有一部分属于罗马帝国领地有关吧。

◎文化的边陲性与独立文字的出现

在斯堪地那维亚，早在罗马帝国仍保有活力的二世纪，就已经诞生了卢恩文字；在北德地区，四世纪也有僧侣乌尔菲拉（Ulfilas）带头，试图用哥德文字来翻译哥德语新约圣经。在文学诞生以前，独立的书写文化就已经随着文字被创造出来，而这也正是罗马帝国的边陲地区，企图创造出语言权威的一种尝试。从这点来看，凯尔特语的欧甘字母也属于这类尝试之一，不过它从三世纪末到八世纪，都只被运用在墓志铭等碑文上面，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相较于此，在拉丁语普遍被当成有教养人士语言的地中海区域，因为拉丁语始终未曾失去在书面语上的权威地位，结果使得方言文字的使用大幅拖迟。另一方面，在法兰西，历经罗马帝国时期的通俗拉丁语后，古典拉丁语的权威于九世纪正式确立，一直持续到近代初期的十六世纪；之后，他们一直试图让法语承继这种超越国家的权威。他们这种对于法语应该及于欧洲全境的主张，正是从拉丁语的普遍性改头换面而来。

至于阿莫里卡的情况，因为它曾经是高卢这个受罗马文化强烈影响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拉丁语的权威比起其他凯尔特语地区更加深刻地残存着。这个时代之所以没有用布列斯语书写的文学作品，和此其实脱不了关系。

◎书写字体的共有

在采用拉丁文字的情况下，诞生出独特的书写字体，并透过这种方式，对地区文化的独特性产生自我认知；这种发展形式，同样是值得我们注目的焦点。伴随基督教一起传入不列颠尼亚的拉丁文字，至少在六世纪末坎特伯里的圣奥斯定（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时代，就已经以“安色尔体”（uncial）的书写方式广为人所知。（代表作为八世纪前半的《维斯帕先诗篇》）至于古代罗马的正统书写字体，则是所谓的“方体大写”，但这种字体并没有传进海伯尼亚。

在海伯尼亚，人们使用的是“岛屿半安色尔体”。海伯尼亚现存最古老的手抄本，《维赛利亚努斯抄本》（Codex Usserianus Primus，西元六百年左右，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藏），使用的是意大利的半安色尔体与岛屿字体中间的过渡型字体，因此可以推定海伯尼亚在文字使用方面，并非经由不列颠尼亚，而是从意大利直接传入。《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也是使用这种字体，从这方面也足以证实，当时不列颠尼亚北部的修道院文化并非从罗马经高卢传入岛上，而是属于海伯尼亚系统。

字体范例　上为不列颠尼亚的拉丁．安色尔体，出自八世纪前半的《维斯帕先诗篇》。下为海伯尼亚的岛屿半安色尔体，出自七世纪初圣高隆邦的《卡塔克（战士）》。

在稍后一点的时代里，布列塔尼现存最古老的文件——书写于九世纪，大约有四十件左右——也多半都是用岛屿半安色尔体写成。这和同时期卡姆利语的文献以及书写字体相当类似。另一方面，当时在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使用的主流字体是加洛林小写体，不列颠尼亚岛通行的，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的岛屿小写体（八世纪后半以降），两者都与前者属于明显不同的集团。故此，从七世纪到九世纪间，就算光从书写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所谓的“海伯尼亚文化圈”已经自成一体。

现代的爱尔兰共和国，试图以举国之力，推动这种岛屿半安色尔体的使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继承了六世纪以来，未受盎格鲁撒克逊污染之前的太古传统，也是一种民族自负的象征。

北方之民的侵入

◎罗马对不列颠支配的终结

阿尔巴，也就是现在的苏格兰，自古以来便是梦幻之民皮克特人的居所。皮克特人在拉丁语中，指的是“彩色人、刺青之民”。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罗马人冠给他们的称呼。他们的起源不详，不过语言上一般则认为应该接近凯尔特人。另一方面，在哈德良长城的北侧，亦即现今苏格兰南部边界地区（The Border，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处），则有部分的布立吞人居住。二世纪托勒密在《地理学》中曾经提到的沃塔迪尼人，在布立吞语中称为寇图汀人；他们在五世纪时形成了“高多汀王国”（Gododdin），因此为人所知。卡姆利语最初期的英雄史诗——前述的《阿内林之书》，正是以这个王国为舞台。

皮克特的石碑　位于苏格兰南部的唐法兰迪（Dunfallandy），年代约为八到九世纪。虽然上面的记号状图画至今仍未能解读，不过从中央的十字架来看，应该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主题。

如前章所述，自三世纪后半起，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人等日耳曼民族，已经开始侵袭不列颠尼亚岛。而同一时期，海伯尼亚的斯科特人也开始进军不列颠尼亚；据传说，他们在三世纪中叶左右，创建了横跨海伯尼亚北部到阿尔巴的达尔里阿达王国。根据罗马史家的记述，在四世纪中叶，斯科特人与皮克特人，曾经屡次对作为罗马帝国北疆的哈德良长城发动袭击。

为了对抗这些蛮族的入侵，皇帝瓦伦提尼安派遣西班牙行省出身的将军狄奥多西前往不列颠尼亚，以求挽救眼前的危机。这时在狄奥多西底下，有一位名叫马克努斯．马克西穆斯的武将；他在三八三年，渡海入侵高卢成为西方皇帝。而在马克西穆斯手下，又有一位据说是同族的柯南．梅里亚狄克（Conan Meriadoc）；如前章所述，这位柯南就是阿莫里卡／布列塔尼传说中的建国始祖。

因为马克西穆斯尽率军中精锐渡海前往高卢，所以不列颠尼亚的防备极度空虚，结果哈德良长城被皮克特人所夺取，瓦利亚各地的堡垒也不得不放弃。到了五世纪，日耳曼人在欧陆开始对高卢攻城掠地，在不列颠尼亚岛，则有一个布立吞底层民众出身的士兵自称“君士坦丁三世”掌握军权，并于四〇七年，为了称霸帝国而渡海前往大陆。罗马的高官显要大多随着君士坦丁渡海，当地的统治组织也陷于解体。就这样到了四一〇年，西罗马皇帝霍诺留向岛上各城市发布命令，要他们“自己保护自身的安全”，至此罗马对不列颠尼亚的支配遂告一段落。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入

就在罗马军撤退、统治机构瓦解的过程中，布立吞人在不列颠尼亚岛中南部地区，出现了堪称“复兴”的局势。迄今为止一直作为罗马盟友、受其保卫的各部族，此时完全独立自主，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王国。在与阿尔巴的交界地带，东部出现了沃塔迪尼王国，西部诞生了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Strathclyde），南方则有雷盖特（里吉特）王国登场。

在瓦利亚地区，大约西元四百年左右，从西北部沃塔迪尼移居而来的战士团领袖基内沙（Cunedda ap Edern）创立了格温内斯（Gwynedd），接着中部的波伊斯、南部的昆特、莫尔加努格等小王国也纷纷兴起；在康诺威伊，则出现了多姆诺尼亚王国。

据八世纪修道士圣贝德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所言，“撒克逊人入侵”的时间，大约是在坎特伯里的圣奥斯定渡海来英（西元五九七年）的一百五十年前左右，也就是西元四百五十年前后。当时布立吞人的首领佛提根（Vortigern）为了压制皮克特人的势力，于是招揽了佣兵——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朱特人——首领汉格斯（汉吉斯，Hengist），及其弟霍尔沙（Horsa）前来助阵。

佛提根招揽撒克逊人佣兵的事迹，在六世纪基尔达斯的《不列颠尼亚的破坏与征服》中也有登场。虽然基尔达斯并没有明确写出国王与首领的名讳，不过在不列颠尼亚知识分子心中，很早便已意识到布立吞人招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他们遭到征服之间，乃是密不可分的事实。

以往人们一直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是在相对短暂的期间中，展开大规模的组织性移居，但现实并非如此，反倒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由自主性小型战士集团主导的寇掠，才是这种入侵的真面目。根据对五至六世纪坟墓与葬制的考古学调查所示，这些小战士团主要是沿着罗马街道，在战略要地以点状散布的方式形成定居地，然后再沿着河川往内陆扩大。在地名学的研究成果上，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状况：比方说“黑斯廷坎斯（今黑斯廷斯）”，并非像过往想的一样，意指“黑斯特一族及其子孙”，而是指“跟随黑斯特的人们”；“雷阿丁坎斯（今雷丁）”，指的则是“跟随雷阿达的人们”。换句话说，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初期聚落特征的“坎斯”语尾地名，其实并不是来自大的部族集团，而是源出各个小战士团。

虽然在这里也有移居和传播的历史基本问题在，不过和罗马相比，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权威绝对不会比较高。故此，若从权威上相抗衡的观点来看，撒克逊人的文化——也就是后来的英语——能够成为不列颠岛支配性的语言，政治军事上的支配关系，实为关键重点。换言之，撒克逊人掌握了政军支配权，也就获得了文化上的霸权。这点在之后的历史史料和故事中，也都能得到确认。

◎亚瑟王的原型

西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终于瓦解；四八一年（一说四八二年），法兰克王国在高卢成立。撒克逊人踏足大陆愈发困难，于是开始积极将目标转向不列颠岛。据贝德所言，当汉格斯压制皮克特人之后，便从日耳曼召唤更多同胞前来，对佛提根掀起叛旗；他占据了不列颠岛东南的肯特地区，自任领主，一步步巩固地盘。在古英语叙事诗《贝尔武夫》中，汉格斯也以丹麦武士的身分登场。

在后面会提到、由蒙茅斯的杰弗里于十二世纪写成的《不列颠诸王史》中说，佛提根谋杀了敌对国王康斯坦丁的长子，剩下的两个儿子——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和乌瑟（Uther），为了逃避权势高涨的佛提根而逃难到布列塔尼。后来，这两个儿子回到岛上，为遭杀害的长兄报了仇，并得到预言者梅林（马里努斯）的信任。之后，安布罗西乌斯成为不列颠尼亚的大王，率领包括佛提根之子在内的布立吞人，向以汉格斯为首的撒克逊人发动战争。西元四九〇年到五〇〇年左右，他们在巴多尼克斯山（巴当山，Badon Hill）展开包围战；在这场战役中，在安布罗西乌斯的指示下，指挥军队击破撒克逊人的，正是亚瑟（阿尔托斯）。（也有一说认为，安布罗西乌斯本人就是亚瑟）

基尔达斯在四十年后，记下了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不过他将胜利归于安布罗西乌斯，至于亚瑟的名字则只字未提。首次提及这场战役的胜利者乃是“亚瑟”的作品，是内尼厄斯的《不列颠人史》。到了十二世纪的《不列颠诸王史》，这个故事才正式完成，并且像我们在后面会看见的一样，以此为基础，在欧洲各地普遍流传起亚瑟王传说。

◎七王国的形成

如上所述，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世纪后半，首先在不列颠尼亚岛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步，然后慢慢攻入内陆地区。到了六世纪末，以现在伦敦周边区域为首，英格兰东南部与中部，都已经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配所取代。在七世纪时，这一带有约二十个小王国相互竞争，到了八至九世纪，已经收敛为所谓的“heptarchy”，也就是七个主要王国。

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也是政军支配上的取代，而不是民族的替代。这点从英格兰中部仍有艾尔梅特王国（Elmet）等布立吞人王国，以及沃尔顿（肯特、艾赛克斯等地）、沃尔考特（兰开郡、北安普顿郡）等地名（“沃尔”是瓦利亚人居住的意思），或许也可以加以类推得知。

自五世纪前半圣凯尔玛努斯来访起，便一直持续发展的罗马教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到了七世纪初一时之间陷入停滞。据贝德所言，当成功引导七王国之一——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改宗基督教的本笃派修道士奥斯定于七世纪初去世之后，包含伦敦在内的岛屿东南部便又回归异教的怀抱。受到埃塞尔伯特劝告而改宗基督教的东盎格利亚王雷德沃尔德，则是让基督教教会与异教神殿并存。前面所见、一般被认为是雷德沃尔德陵墓的萨顿胡遗迹，也是两种宗教混在一起，彼此共存的感觉。

盎格鲁撒克逊人秉持日耳曼传统，信奉自然崇拜的多神教，除了主神沃顿（军神、商业神）之外，还有苏诺尔（雷神）、提夫（军神）、弗立克（家庭神）等众神；他们将这些神或是神格化的自然物做成偶像，建起木造的神庙加以祀奉。这种信仰方式与凯尔特人基本上无甚差异，也就是保持着多神教的普遍性。这种不完全的基督教化状态，在这之后也一直持续下去，这点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及。

顺道一提，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对异教习俗与崇拜产生了警戒心。五六七年在法兰西的都尔教会会议上通过了教会法第二十三条，明文规定“一月一日的祝祭乃是异教仪式，应该加以禁止；对木、泉、湖、石的崇拜，也应予以戒除”。教会发表这种禁令，正足以证明这种行为存在于现实之中；而这样的惯习，有一部分依然延续到现在。不过也如第一章所述，并不是每个领域的习俗都一概延续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所致。

◎海伯尼亚系基督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

布立吞人在不列颠尼亚岛上的支配领域，到了六世纪末时继续产生分裂；多姆诺尼亚（康瓦尔）从瓦利亚（威尔斯）分离出去，进入七世纪后，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北部靠阿尔巴的边界地区，也逐渐占了上风。在这当中，由埃德温树立的诺森布里亚王国，统治疆域自英格兰中部一路延伸到瓦利亚北部，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前半达到极盛。埃德温与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女儿结婚，从而使得王国一度纳入基督教的影响下，但之后他便被麦西亚王所击败，因此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过到了六二三年，奥斯瓦尔德（Oswald）继承了埃德温的遗志，再次统一了诺森布里亚。当他在北方流亡的时候，曾经请求爱奥纳岛修道院派遣传教士前来；六三五年，应他的要求，修道士艾丹一行仿效爱奥纳的先例，在诺森伯里亚东北岸的小岛林迪斯法恩创建修道院。于是，诺森布里亚便纳入了海伯尼亚系基督教的麾下，并完成了《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时序进入七世纪，在艾丹弟子们的积极传教下，海伯尼亚系基督教已经渗入“七王国”当中的麦西亚、艾塞克斯、威塞克斯等地；他们不只在海伯尼亚、阿尔巴、瓦利亚等地，就连在英格兰也日居上风。只是基督教并没有获得绝对权威，就算在首领阶层中，仍可看见异教残存的踪影。之所以如此，多少也有受到七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引入文字的影响所致。

同一时期，在欧陆各自独立建国的日耳曼各民族也产生了成文法，不过使用的都是拉丁语。和他们不同，七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法律上，使用的是古英语。他们口传的习惯法，全部都是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这些习惯法的成文化，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拉丁语在当地已经无法保持绝对的权威，这点比起欧陆来得更加清晰。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方言书写这种崭新的形式，在边陲文化地区诞生的过程。

◎罗马教会的征服

七世纪后半，海伯尼亚的基督教会以诺森布里亚为据点，持续向不列颠尼亚岛南部展开传教。相对于此，罗马教会则从坎特伯里北上，也持续扩大势力。虽然同样是对异民族传教，不过或许是出于文化上的自负吧，双方在剃发的样式、复活节的计算方法、修道生活的规律等各方面，都有很多相异之处。特别是罗马教会，其组织的中心乃是由主教管辖的教区，这点和海伯尼亚教会以院长管理的修道院为核心，可谓截然不同。在海伯尼亚教会这里，没有按地理分割的教区，虽然有主教，但所有的修道士都必须服从于大修道院长。

世俗的国王并不怎么喜欢这样的对立，因此六六四年，诺森布里亚王奥斯威（Oswiu）在英格兰中东部沿岸的威特比（Whitby）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会议中最直接的争议点就是复活节的计算方法，最后在主持人奥斯威的意向下，通过采用罗马方式；从此以后，不列颠岛的教会便决定性地服从于罗马的权威之下。不过这样的扩张并非一蹴可及，爱奥纳修道院于七一六年才纳入罗马管辖、瓦利亚则要到七六八年；至于阿莫里卡，朗代韦内克修道院到八一八年、雷东修道院到八五一年，都还保持着海伯尼亚的形式。换句话说，罗马教会直到完全胜利为止，花了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

英格兰地区在六七三年于哈特福召开了宗教会议，进行教区的整饬与主教的任命。此后，政治面上处于小国分立状态的英格兰，在信仰面上遂被纳入了统一的组织之下。八世纪的英格兰，王室贵族阶层大力支持教会，不只积极捐赠土地财产，修道院的设立也与日俱增；除此之外，贵族出身的修道士也日益增加，从而迈入了修道院的初期黄金时代。虽然坎特伯里早在七世纪就已经设立了学校，不过这时候以修道院为学术中心，学者更是辈出。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圣贝内迪克特．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及其弟子贝德。贝德是最早采用基督教编年历——也就是公历——进行历史记述的人物，因此他所撰写的《英吉利人教会史》，在史书中也是一部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品。另一方面，这本书将渡海前来不列颠尼亚岛的日耳曼系各部族统括为“英吉利人”，并描绘了英格兰教会的统整发展，因此在民族史上，也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

在七世纪到八世纪间，积极对欧陆日耳曼人、特别是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人宣扬基督教的，也是诺森布里亚修道院出身的传道士。就跟布立吞人的情况一样，英吉利人对欧陆日耳曼人的传教，也是以语言文化的同族性为背景，出于同胞之间的联系意识而产生的。

◎丹麦人来袭

八世纪末，尽管不列颠尼亚群岛仍存在着异教民间信仰，不过在海伯尼亚教会屈从于罗马后，大体上基督教是以比较均质的方式，持续地传播开来。然而，这时候异教的浪潮再次汹涌而至；带来这波大浪的，乃是来自北方的丹麦人——又称“维京人”。

根据九世纪末威塞克斯王国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所编纂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所言，丹麦人最初来袭，是在西元七八九年（一说为七八七年），当时他们派了三艘船，在英国南部的波特兰岛登陆。七九三年，他们袭击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八〇二年，海伯尼亚教会的据点爱奥纳岛遭到烧毁；八〇六年，该岛有六十八名修道士遭到杀害。面对这种局势，修道院不得不被迫转移；《凯尔经》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于海伯尼亚中部的凯尔斯地方制作完成的。

在喀里多尼亚（今苏格兰）西北部的赫布里底群岛等地，早自九世纪前半开始，就已经有斯堪地那维亚人前来殖民，并与当地的盖尔人产生混血。他们对当地的支配，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中叶为止；至于同时诞生的“卡尔．盖耶尔（异邦人的盖尔语／异邦的盖尔人）”这种称呼法，则一直残存到十七世纪。毕竟圣职者可以迁徙逃离，但一般民众阶层就只能接受征服了。和罗马入侵高卢的情况不同，因为斯堪地那维亚的文化权威并不高，所以反过来和地方民众产生了同化，这就是所谓“异邦人的盖尔语”。即使在这里，语言的同化也一样是令人相当感兴趣的事例。

顺道一提，这些“异邦的盖尔人”和斯科特人一样，对于殖民冰岛相当积极。十世纪末时，冰岛原是以信奉基督教的民众为主，但不久之后便被诺尔斯人（挪威人）、以及丹麦人所同化。

◎曼岛与海伯尼亚

在这里，我想大略说明一下曼岛的状况。曼岛从西元前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起，便已存在人类居住的证据。到了罗马时代，造访不列颠尼亚的凯撒曾经记载过一座叫做“莫娜”的岛屿；有人说这座莫娜岛就是曼岛，但也有人认为他指的是威尔斯北方的蒙恩岛（英语称为安格尔西岛）。

不论如何，我们并不清楚“曼”这个词的语源究竟出自何处；据推断，这个称呼可以回溯到凯尔特语以前，有人认为这个词在该语言中，本身指的就是“岛”的意思。在海伯尼亚传说中登场的海神玛纳南．麦克李尔（Manannán mac Lir），乃是海洋彼端的异界支配者，不过这个名字据推断，很有可能也是来自“曼岛的支配者”。从这点可以察知，曼岛和海伯尼亚自古就有相当密接的关系；在岛上同样可以看见欧甘文字的使用，这也显示出该岛确实受到海伯尼亚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曼岛现存的五件欧甘文字石碑，其中一件是以拉丁语双语并行的方式写成，由此也暗示了它与不列颠尼亚岛之间的交流。

从这些语言证据，以及其他考古学出土品进行推断，我们大概可以认定，曼岛原本是布立吞人的居住地，后来被海伯尼亚所征服。在威尔斯和康瓦尔，最后是原住当地的布立吞人被同化，但在曼岛，却是前来征服的海伯尼亚人遭到吸收。在语言文化上也是这样，直到现在，曼岛仍然是属于盖尔语（Q凯尔特语）文化圈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原因大概是该岛曾经被北方之民支配过的缘故。

◎曼岛与北方之民

早从圣派翠克的时代——也就是五世纪左右，曼岛便已经开始基督教化了。在岛上有好几个源自派翠克的地名与教会名，也有祭拜同时期的布里吉德的教会存在。传说中，曼岛最初的国王是卡斯瓦隆的儿子麦格温。六世纪以降，它和蒙恩（安格尔西）岛等地，一起受到瓦利亚北部领主的支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世纪初。

西元七九五年，当阿尔巴的斯开岛与北海伯尼亚的拉斯林岛遭到袭击之际，曼岛也遭到北方之民的入侵。不同于不列颠尼亚岛东部的入侵者以丹麦人为主流，这里的侵袭者几乎都是诺尔斯（挪威）人。他们从九世纪后半开始进行有组织的侵略，特别是在斯开岛、刘易斯岛，乃至于都柏林等海伯尼亚东部地区，诺尔斯人国王的支配一直维持到十世纪。

第一位统治曼岛的诺尔斯王，据说是九三八年抵达岛上的奥力王（Orry，戈力、戈弗雷）。奥力王同时也将阿尔巴西南部的伊斯雷群岛、琴泰岬半岛、阿伦岛等地纳入掌中，形成所谓的“曼岛暨各岛王国”（Kingdom of Mann and the Isles）。他更召集各地区的自由民代表，组成“Tinvaal”（曼岛语的“议会”之意）；这就是持续至今的曼岛议会的起源。然而，奥力王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史实所能确认的第一位国王，是十一世纪的戈德雷．克洛温（Godred Crovan）。不过从戈德雷在盖尔语中也可以读成“戈弗雷”，又能简写为戈力、奥力这点来看，也有人主张这位国王就是传说中的奥力王。总之，诺尔斯人创建的“曼岛暨各岛王国”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中叶的玛克努斯王（Magnus）时期，此后控制权便落入英王爱德华一世的手中。

◎正式展开袭击

八四一年以降，诺尔斯人对海伯尼亚的入侵开始常规化，不过他们和稍晚前来的丹麦人之间相处得并不是很好，所以没能像在曼岛一样达成整体统一的支配；诺尔斯人、海伯尼亚代表性的王族威．纳尔家，以及丹麦人三者间的权力斗争，一直持续到十一世纪初期。

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位传说中的国王——布里昂．波尔马．马可．凯涅迪克（英语写作布莱恩．博鲁〔Brian Boru〕），留下了诸多英雄事迹。根据编纂于十二世纪、由奥布里昂家代代相传的《科嘉特．盖耶尔．雷．卡拉伊夫（盖尔人防卫记）》（Cogad Gáedel re Gallaib）所述，布里昂在西元一〇〇二年登上海伯尼亚的王座，并于一〇一一年统一全岛，不过在一〇一四年的克隆塔夫战役中便遭到击败，因此他的光辉只持续了极短的一段时间；但在后世，他仍被当成击破入侵者、统一国家的英雄来加以崇敬，这个形象直到二十世纪，依旧没有改变。

在这里，也有一个和迁徙、传播相关，令人深感兴趣的事例。和曼岛的情况一样，因为北方之民的文化权威并不甚高，所以这些入侵者反过来，遭到了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相较于不列颠岛，北方之民对海伯尼亚岛的文化影响，远远要小上许多；至少在这里，基督教文化完全不曾中断过。

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北方之民对不列颠尼亚岛正式展开殖民，是西元八六五年的事。当时丹麦人率领了大船团，在东盎格利亚登陆；他们表示希望能在当地殖民，但遭到国王反对，于是以提供军马作为交换条件，换得他们将兵锋北指。八六七年，他们趁着诺森布里亚王国内乱之际，创建起第一个丹麦人国家——约克王国。接着他们陆续征服了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在不列颠尼亚岛东部一带，创建起由丹麦人支配的领地，也就是所谓的“丹麦区”（danelaw）。

在这段期间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王国出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他一面改革军制，一面编纂法典和编年史。有鉴于丹麦人的侵略导致修道院破坏殆尽，忧心知识文化衰退的大帝，于是仿效欧陆的查理大帝，设立宫廷学校与修道院学校。不只如此，据说他还自己翻译贝德的《教会史》等拉丁语古典作品。透过这种方式，他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优越性，并成功促使东盎格利亚的丹麦王古斯鲁姆（Guthrum，艾塞斯坦〔Æthelstan〕）改宗基督教。古斯鲁姆是第一位受洗的丹麦人领袖，之后基督教便在丹麦人之间渐渐普及开来。

大帝的孙子艾塞斯坦于西元九二七年击破约克的丹麦人，和斯科特人、布立吞人缔结和平，成为第一位统一英格兰的国王。但是当他逝世后，约克又再度落入丹麦人的掌握当中。英格兰的统一最终要等到十世纪后半，和平者埃德加的时期方能达成。埃德加和当时的斯科特王基纳艾德（Cináed，凯尼斯〔Kenneth〕）二世缔结协定，相约以特威德河（River Tweed）为英格兰和阿尔巴的边界。

◎阿尔巴王国的诞生

横跨海伯尼亚到阿尔巴地区的斯科特人王国——达尔里阿达王国，和以海伯尼亚岛东部沿岸为据点的诺尔斯人——或称异邦的盖尔人（被盖尔文化同化的诺尔斯人）——之间，保持着颇为友好的关系；双方一直携手合作，来对抗皮克特人以及布立吞人。但到了九世纪后，海伯尼亚岛上的北方之民与斯科特人（盖尔人）的关系日趋恶化；在阿尔巴地区，斯科特人则有与皮克特人联手的倾向。

根据十一世纪的拉丁语史料《阿尔巴王年代纪》所述，阿尔巴（阿尔比翁、苏格兰）王国的首任国王，是九世纪时的基纳艾德（凯尼斯）．马克阿尔宾（Cináed mac Ailpín）。基纳艾德虽是出身达尔里阿达王室血统，但他的母亲是皮克特人，因此他虽是征服者，在继承皮克特王国上倒也顺理成章。但是基纳艾德征服皮克特人的说法，是到了十三世纪才出现，在这之前的说法，都只说他是皮克特人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国王。

不管怎么说，在北方之民殖民的影响下，九世纪的阿尔巴切断了与海伯尼亚岛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呈现当今苏格兰的统一雏形。在这段期间中，皮克特人或斯科特人之类的民族出身，在意义上渐趋稀薄，反倒是南北对立的意味日趋浓烈；这也就是今日高地（北部）和低地（南部）苏格兰关系的基础。

支配高地的是斯科特人文化，低地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优势。在这里，决定优劣的并非民族人数，而是语言文化的威望高低。于是，苏格兰和海伯尼亚及英格兰不同，并未达成语言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树立起各自独立的地区性认同。这和我们后面会见到的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在语言文化上的状况极为类似。

基纳艾德将爱奥纳岛的一部分圣遗物，转移到阿尔巴中东部的邓凯尔德（Dunkeld）。爱奥纳岛在受到北方之民袭击后，便成为异邦盖尔人的圣地，不过这些人到了十世纪末，也接受了基督教。就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在阿尔巴，有很多地方的基督教曾经一时断绝，重新正式接受基督教，大概都要等到十世纪末以后了。

“苏格兰”这个地名的成立，据推断也是在十世纪左右。在文献中，它最初是以盖尔人的土地“斯科细亚”（Scotia）为名，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九世纪末）当中。按照通说，最后一位讲盖尔语的斯科特国王，乃是十一世纪的马克白塔德（又称马克白，也就是莎士比亚《马克白》主角的原型）；报父仇后即位的马尔科姆三世，年少时乃是在英格兰王忏悔者爱德华的宫廷中度过，因此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熏陶。一〇七二年，他对英王行臣服礼，正式从属于英国王室。之后，他更与北方之民出身的英格博格结婚，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际，让自己的领地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避难所。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苏格兰宫廷在十一世纪时，在文化上其实已经盎格鲁撒克逊化了。

◎卡姆利的建国

九世纪后半，随着北方之民正式进军不列颠尼亚岛，岛屿中东部遂落入了以丹麦人为中心的北方之民支配当中。在它的北边，有斯科特人与诺尔斯人（进入十一世纪后，变成斯科特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南边有威塞克斯，中部有麦西亚，这两个王国仍属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至于西部，则有瓦利亚（威尔斯）和康诺威伊（康瓦尔）两个布立吞人居住地分布着。

布立吞人居住的瓦利亚，在六世纪末到七世纪间，随着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语言文化的独立性日趋坚强。到了八世纪后半，他们与英格兰麦西亚王国的奥法王之间，按照防线画分了一条国界。然而，这只是所谓“在外部压力强加下产生的地区限定化”，至于内部的政治统一则仍然不存在。

这个地区首次实现政治统合，要到九世纪的国王——罗德利．茂尔（Rhodri Mawr，罗德利大帝）时代。罗德利原本是出身自瓦利亚北部格温内斯王国血脉的国王，当他在八五六年击败丹麦人后，遂掌握了瓦利亚全境的支配大权。但当他过世后，王国又陷入分裂，特别是北部瓦利亚，更落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大帝阿尔弗雷德所率领的威塞克斯王国庇护下。

十世纪，卡姆利终于再次出现统一的景象，这次的主导者是罗德利的孙子——南部德赫巴思王国（Deheubarth）的国王豪威尔．沙（Hywel Dda，善良的豪威尔）。他在成为德赫巴思王之后，便于九二八年前往罗马巡礼，透过基督教权威强化本身的支配权力。值得注目的是，豪威尔也编纂了以卡姆利语写成的法律集。虽然现在仅存十二世纪的抄本，不过这仍然是份保留了相当多有关当时统治机构与民众生活信息的史料。

在豪威尔王之后，因为德赫巴思和格温内斯的龃龉，卡姆利再次陷入分裂状态。格温内斯王——格里菲斯．埃普．利威林（Gruffydd ap Llywelyn）曾经一度达成统一，但这样的功业也只限于一代便告终；而后，卡姆利第三次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保护下。尽管如此，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这三次国家统一的经历，仍然为卡姆利（威尔斯）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整体，铺下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基础。

◎凯尔诺的历史整体性

凯尔诺是原本居住在瓦利亚的康诺威伊族，于五世纪斯科特人袭击后南下所出现的地名。它在布列斯语中的念法是“凯尔聂瓦尔”，意即“大凯尔聂”，和布列塔尼地方菲尼斯泰尔省南部的凯尔聂（寇努艾尔）是同一个语源。九世纪到十一世纪间，不列颠岛和布列塔尼同样都被称为“不列颠尼亚”，因此若要特别区分时，就会称之为“大不列颠尼亚”和“小不列颠尼亚”；这种称呼方式与上面的“大凯尔聂”，有异曲同工之妙。

凯尔诺的圣人传记也和海伯尼亚与阿莫里卡一样，呈现出凯尔特文化圈的紧密交流。相传为四世纪圣人的圣梅利阿塞克（Meriasek，布列斯语称为梅里亚迪克〔Meriadeg〕），他的传记《梅利阿塞克传》，是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凯尔诺语传记。此人出身自阿莫里卡传说的建国之王——布立吞人柯南．梅里亚迪克的家族，在阿莫里卡诞生。柯南原本要为他安排一场政治婚姻，但遭到他所拒绝；之后，梅利阿塞克便以圣职者的身分渡过海峡，在凯尔诺的坎伯恩创建礼拜堂，最后并成为了当地的守护圣人。据说梅利阿塞克礼拜堂里的泉水，拥有治愈疯狂的力量。

当然，因为阿莫里卡的布立吞人居住区一直到五世纪后半才有教区设立，所以这完全是捏造的圣人传说；但在这个故事中，也清楚呈现了凯尔诺与阿莫里卡的一体性。

同时代还有另一位有名的圣人——圣乌苏拉（Ursula）。德国科隆的圣乌苏拉教会、一五三五年设立的女子修道会“乌苏拉会”、汉斯．梅姆林的画作《圣女乌苏拉的圣遗物箱》、英属维京群岛的徽章等，都是以她为主题，是位著名的传说人物。

关于乌苏拉的传说有两种，其中一种说，她是四世纪凯尔诺王迪奥诺多斯（Dionotus，唐纳德）的女儿。当柯南．梅里亚迪克征服阿莫里卡后，他便对迪奥诺多斯提出要求，希望对方能够提供足以匹配自己的王妃人选，同时也为战士们提供伴侣。国王答应了柯南的请求，于是决定将乌苏拉下嫁给柯南，同时更送来一万一千名处女与六万名平民女性。虽然船只只花了一天时间便抵达阿莫里卡，但乌苏拉请求将婚期暂缓三年，好让她进行大陆巡礼。不幸的是，当她来到科隆时，在那里遇到了匈人，结果包括乌苏拉在内，一万一千名少女全部惨遭杀害。

柯南在历史记述中登场是在西元十世纪；十二世纪的《诸王史》中说，柯南从不列颠尼亚岛带往大陆的人数，一共是平民十万人与士兵三万人。当他平定阿莫里卡后，为了避免与高卢人混血，因此从不列颠尼亚岛召唤女性前来；一万一千名处女与六万名平民女性云云，就算不是事实，也是相当合情合理的记述。在这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出凯尔诺与阿莫里卡之间的同族意识。

◎海岛凯尔特文化圈中的凯尔诺

虽然五世纪后的圣人多少可能具备一点史实性质，不过他们的传记也都是编纂于九世纪之后；在这些传记中，同样强调着海伯尼亚文化圈的一体性。

圣佩朗（Peran，皮朗、拜朗），既是锡矿工的守护圣人，也是凯尔诺的守护圣人。黑底白色的“圣佩朗十字架”，至今仍是凯尔诺的民族旗，因此他可说是凯尔诺最具代表性的圣人。佩朗除了是海伯尼亚有名的修道院——克朗麦克诺伊斯（Clonmacnoise）修道院的创始人外，也是锡矿的发现者。

在海伯尼亚另外还有一位圣奇耶朗（奇兰、盖兰），他是爱尔兰十二使徒之一，也以克朗麦克诺伊斯的创设圣人而著称；因为盖尔语（Q凯尔特语）的“盖”与布立吞语（P凯尔特语）的“佩”音相当，所以佩朗与奇耶朗纵使有时代异同，应该还是同一个人。虽然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应该就已经知道如何精炼锡矿，不过这种技术中间曾经一度失传，直到圣佩朗抵达凯尔诺传教，这种技法才被再度发掘出来。

七世纪后半的多姆诺尼亚王盖伦（Geraint，盖朗德、盖隆迪乌斯〔Gerontius〕），实际存在的史实性就更高了。威塞克斯王国马姆斯伯里的主教圣亚浩曾经写信给他，这封信至今尚存。信件写成的年代是在西元七〇〇年左右，内容是就复活节的计算方式与剃发样式，请求他改变原有的海伯尼亚教会形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多姆诺尼亚在时间上，较早就已经站在罗马教会一方。如前所述，爱奥纳要十几年后、瓦利亚要五十年后、阿莫里卡更要一世纪后，才改变他们的海伯尼亚方式。

盖伦王在七一〇年被威塞克斯的伊涅王（Ine）所杀，是多姆诺尼亚最后的国王。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时代（九世纪后半），凯尔诺被纳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配之下。诺曼征服后，布立吞人系统的领主被逐走，此地也变成了康瓦尔伯爵领地。

一三三七年，爱德华三世的长男黑太子爱德华成为康瓦尔公爵，从此这个称号遂代代为英国皇太子所继承拥有。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凯尔诺持续保持着领土上的一体性，所以凯尔诺语（康瓦尔语）也可能持续存活下去；但也有一种见解认为，因为这个时期英语取代法语流入，所以凯尔诺语早就已经衰退了。

顺道一提，英国王位第一继承者获得“威尔斯亲王”称号的情况，是自西元一三〇一年，日后的爱德华二世（当时的皇太子）开始的。和“康瓦尔公爵”一样，这也是英国王室为求安定，用来怀柔近邻地区的政治手段之一。康瓦尔和威尔斯，这两个属于凯尔特语文化圈的区域，对英格兰来说是最重要的地区；因此进入十四世纪之后，它们便被加以整顿，并纳入和王国继承权相关的机制当中。

说到康瓦尔公爵，这里还有另一个轶闻可以提提。在十二世纪的《诸王史》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康瓦尔公爵克洛伊斯（Gorlois）对国王乌瑟．潘德拉冈掀起叛旗，结果遭到乌瑟的军队杀害。胜利的乌瑟看上了克洛伊斯的妻子伊格蕾妮，于是借助魔法师梅林的力量，让自己幻化成克洛伊斯的模样，和伊格蕾妮共度春宵，两人这样生下的孩子就是亚瑟。从这个故事中也可看出，亚瑟王传说虽是以五世纪的不列颠尼亚岛为舞台，但在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十世纪以后的社会背景。

第七章诺曼王朝与亚瑟王传说

亚瑟王的圆桌　高悬于南英格兰的温彻斯特城（Winchester Castle）。12世纪的作品。

加洛林王朝与阿莫里卡

◎查理大帝的加冕

不列颠尼亚岛的布立吞人，在五世纪后半到六世纪末，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伸张，失去了今日诺森布里亚、兰开郡等地区的主导权，只剩在瓦利亚——即今威尔斯，还能保持多数派的地位。

往阿莫里卡的第二波移民潮，就是在这种岛内民族主导权变迁的情况下，于六世纪后半一直持续到七世纪前半。当然，这样的迁徙或许也称不上大规模；一般都认为，它应该是一种以战士和圣职者为中心、小规模集团性的持续迁徙。

七五一年，矮子丕平（丕平三世）登上法兰克王国的王位，打开了加洛林王朝。他的儿子查理大帝（查理曼）在西元八百年的圣诞节，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从而登上罗马帝国（西罗马）的帝位。在这时候，阿莫里卡完全处于法兰克王国的势力笼罩之下。

加洛林王朝世系图

正如前章所述，瓦利亚的政治统一，最早是在九世纪中叶，由罗德利．茂尔王开头，之后断断续续，由十世纪前半的豪威尔．沙、十一世纪后半的格里菲斯．埃普．利威林所继承。阿莫里卡的情势，和瓦利亚也十分类似。

◎阿莫里卡独立国的布立吞人

在阿莫里卡，第一位真实存在、且在政治上远近驰名的国王，名叫诺米诺耶（Nominoe，努梅诺欧、内维诺耶）。根据本笃会大修道院长——布鲁姆的雷吉诺（Regino von Prüm）编纂的《编年史》（十世纪前半）所述，诺米诺耶于八三七年，被查理大帝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路易）一世（虔诚者路易），任命为布立吞人的“多卡托斯”（Duke，公爵）。不过，依据最近研究者的看法，诺米诺耶的权力仅限于圭内特周围，实际上只是皇帝的“missi（委任统治者）”罢了。

八四〇年虔诚者路易过世后，他的孩子们便展开了继承者之争。为了对抗支配北意大利的长子洛塔尔的攻势，路易的三男——东法兰克（德意志）的首任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日耳曼人路易），与父亲再婚的儿子——西法兰克（法兰西）首任国王秃头查理之间缔结约定，发誓相互合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斯特拉斯堡誓言”（八四二年）。这份至今抄本尚存的文件，并非用拉丁语，而是以罗曼斯语及日耳曼语写成，被认为是法语诞生的划时代作品；而在这份宣誓中，诺米诺耶也以西法兰克王底下的忠臣身分参与了见证。

诺米诺耶在不久之后，便对主君掀起了叛旗。八四五年，他在“巴隆之战”（Battle of Ballon）中，击败了秃头查理。虽然这只是一时的胜利，不过十九世纪布列塔尼的浪漫民族主义者，则将它当成是对法王的初次胜利而大加彰显。八五一年，诺米诺耶的儿子兼继承人、自称“布立吞人之王”的艾利斯波耶（Erispoe），又在“詹古朗德之战”（Battle of Jengland）中击败查理。然而，他的光辉也没有维持多久。

艾利斯波耶后来遭到堂兄弟所罗门暗杀；所罗门将阿莫里卡的王权掌握到手之后，于八六三年并吞了西安茹，八六七年又将今日诺曼第全境纳入领地。阿莫里卡的布立吞人国王将法兰西西部地方置于支配之下，这样的荣耀在十四世纪布列塔尼独立王国的国史中，仍然记忆犹新。以记载亚瑟王传说而闻名的十二世纪《不列颠诸王史》中，不见诺米诺耶或是艾利斯波耶的名讳，但所罗门王却曾经好几度登场；由此可以证明，他在时人眼中是多么重要。

所罗门王　掌握阿莫里卡王权的布立吞人之王。朗维兰村教会所藏，十七世纪后半的木像。

就像这样，自九世纪中叶以来，对阿莫里卡的布立吞人来说，与法兰克王国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的中心。同时在文化上，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影响也扩散到了阿莫里卡；这点从“magister（教师）”、“grammaticus（文法学家）”在布列塔尼的增加，就可以清楚窥知。这些知识分子在宫廷或贵族宅邸内担任教师、顾问，有时也兼任圣职者。在阿莫里卡，知识分子的增加与第五章所见、朗代韦内克修道院等地开始量产拉丁语圣人传记的时间是一致的；而第六章所述，剃发样式等海伯尼亚文化圈基督教的色彩渐渐褪去，罗马教会的影响力取而代之、日益扩大，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换句话说，虽然这时的阿莫里卡人大量编纂渡海圣人传记，对自身的岛屿起源在记忆上有所自觉，但他们的文化已经开始拉丁化，和凯尔特诸语的文化圈也渐行渐远。这种知识分子阶层，在接下来所要讲的维京人时代后——也就是十一世纪，为数愈发增长。

◎诺曼第的形成

诺曼第半岛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是高卢部族文内里人的居住地（这也是古地名瑙斯托利亚的语源）；到了三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则称之为“君士坦丁的土地”，诺曼第半岛的别名“柯腾丁半岛”（Cotentin Peninsula），便是来源于此。至于诺曼第的语源，指的当然是“诺曼人的土地”，也就是“北方之民”（Norman）入侵以后的新地名。

五世纪末时，法兰克人与撒克逊人入侵此地、竞逐霸权，最后是由法兰克人赢得胜利，成为当地的支配者。但是就跟高卢／法兰西的其他地区一样，现在当地已经找不到法兰克语的残留痕迹；这些征服者，都跟拉丁语化的高卢人同化了。

英法主要王朝的兴亡

在阿莫里卡，八四三年在南特首次有维京人出现的记录，诺米诺耶王的时代也已经有北方之民袭击的经历，不过在所罗门的统治时期，这样的侵袭似乎收敛了不少。但在九世纪末的布立吞人统治者——大阿朗的时代，诺曼人又再次地活跃起来。

九〇七年，诺曼人破坏了朗代韦内克修道院；九一一年，他们在罗洛（Rollo，又称弗洛夫、罗隆）的率领下，包围了沙特尔。西法兰克王查理三世（单纯者）和他们签订和约，将柯腾丁半岛赐予罗洛，并封他为公爵；“诺曼人的土地”诺曼第，于焉诞生。

罗洛改了一个法语风的名字“洛贝尔”，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不过在十世纪初期这个阶段，要跻身社会顶端阶层，并不一定要成为基督教徒。另一方面，诺曼人对基督教的接纳，和他们对西法兰克文化、也就是尚处摇篮期的法语文化的接纳，其实是相互重叠的。五世纪入侵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和高卢的拉丁语（拉丁俗语）文化产生了同化；十世纪的诺曼人则在这条延长线上，和法语文化成为一体。同样是处于这条文化延长线上，诺曼人对基督教也毫无抵抗地加以接受。就这样，在罗洛定居不到一世纪后，诺曼人的语汇和口音便和当地混合，形成了诺曼法语（Norman French）。

雷东修道院所藏的《编年史》，在九二〇年有这一条记载：“诺曼人破坏了小不列颠尼亚（布列塔尼）全境，布立吞人或者遭到杀害、或者被逐出当地，圣遗物也四散遗落。”不只是在所罗门王时代曾纳入旗下的诺曼第，就连雷恩和南特也落入诺曼人之手。九三三年，罗洛的儿子长剑威廉（威廉一世，九四二年逝世）自称“布立吞人的公爵”。诺曼人一时之间，完全压制了法国西部一带。

在这种情势下，诺曼第主教区在八六〇年陷于瘫痪，不过到了九一一年又再次复兴。九四二年，卢昂修道院获得重建。到了十世纪末，圣米歇尔山等地的修道院活动也重新展开，诺曼第开始在基督教传教任务中，担负起核心的角色。

◎布列塔尼的两大特征

九三六年，布立吞人国王大阿朗的孙子、在不列颠尼亚岛避难的阿朗．巴尔布托特（Alan Varvek，阿朗二世、“卷胡子的阿朗”、布列塔尼公爵）击破诺曼人，凯旋返回大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取回布列塔尼全境的支配权，只是勉勉强强以南特伯爵的身分，获得了布列塔尼东南部的控制权。

自十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初，作为支配基础的伯爵领地，其疆域也开始明确化。阿朗二世的南特伯爵领似乎是第一个这样的区域，而雷恩伯爵领也在几乎同一时期成立。虽然八世纪后半以来，这两个伯爵领在加洛林王朝的支配下已经存在，不过实质支配者的明确化，则是要等到这个时期。我们现在所知的“布列塔尼地区”，其领域也是在这个时期画定。至于布列塔尼公爵这一称号，则是要到十世纪后半，南特伯爵领与西部地区的凯尔聂（寇努艾尔）伯爵领合并、势力覆盖整个地区后才出现。

这样出现在历史上的布列塔尼，其主要特征有二：第一是前面已经提过的，它和岛屿文化圈的关系。从九世纪后半以来，布列塔尼知识分子大量编纂渡海圣人传这点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对于祖先自不列颠尼亚渡海的经历、以及和海伯尼亚文化圈的关联有所意识，另一方面又以罗马基督教及拉丁语文化圈的一员自居。

在十世纪前半诺曼人入侵的混乱时代，布列塔尼公爵阿朗二世曾经一度逃到不列颠尼亚岛避难，但当时他是托身于英王爱德华（长者爱德华），而非布立吞人之下。九三六年当他凯旋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也是爱德华的儿子埃塞尔斯坦。换言之，他是接受了历史上的世仇——盎格鲁撒克逊王的庇护。布立吞人从不列颠尼亚岛上展开的移民大约在西元七世纪前半左右告一段落，在那之后经过三百年，岛屿和半岛布立吞人之间的羁绊也相对衰弱，这件事正是相当明显的象征。

另一个特征是，当布列塔尼确立其历史一体性之际，其内部的语言文化也一分为二。这点和苏格兰相当类似；在苏格兰，文化语系分为高地（北部）的凯尔特─盖尔语系，以及低地（南部）的苏格兰英语系，在布列塔尼，则分为西部的凯尔特─布立吞语系，以及东部的拉丁─法语系。苏格兰在九世纪时，和海伯尼亚的关系日趋淡薄，这与它内部的独特性逐渐形成有密切关联。即使从时期来看，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况也十分神似。

◎语言文化的盛衰

说到宫廷的语言文化，苏格兰在十一世纪前半的马尔柯伦（马尔科姆）三世（Máel Coluim／Malcolm）时代，产生了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化，至于布列塔尼宫廷则是在十世纪末，几乎完全法语化。换句话说，南特、雷恩两个伯爵领的贵族，在十世纪时都已经加洛林化。所谓“加洛林化”，并不是同化于日耳曼系的法兰克语，而是以九世纪诞生的法语为基础，所产生的法兰西化。

在雷恩伯爵领的领主当中，文献所能确认最古老的公爵是柯南一世，据说他是出自法兰克人贵族家系；故此，我们可以认定布列塔尼的主要宫廷，在十世纪末已经法语化。当然，中小贵族与农民则又另当别论，至少当地的民众阶层一直到十九世纪，仍然在使用布列斯语。

十世纪时，随着高阶贵族的法语化，“不列颠尼亚”的法语念法——“布列塔尼”，这个地名称呼遂也逐渐普及开来。既非阿莫里卡也非不列颠尼亚，而是布列塔尼，在十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地名。顺道一提，不再使用“西法兰克”，而是采用“法兰西”这个称呼，也是始于十世纪。

若从凯撒征服、罗马帝国统治高卢的时代算起，在法国西北部地区，一千年间历经了好几次的语言文化兴衰。首先是凯尔特系的高卢语遭到凯撒率领的罗马军摧毁，民间拉丁语取得支配权。接着在四世纪，法兰克人从东北侵入，柯腾丁半岛一带变成法兰克语化。五到七世纪间，自不列颠尼亚岛到来的布立吞人，将阿莫里卡半岛西北部变成布立吞语地区。在八世纪兴起的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王国底下逐渐成形的法语，急速地扩展到柯腾丁半岛与阿莫里卡半岛的统治阶层当中。九世纪袭来的诺曼人，虽然在文化上法兰西化、基督教化，不过在语言上，则留下了独特的诺曼法语。换言之，这段期间中，至少有凯尔特系的高卢语和布立吞语、拉丁系的民间拉丁语和法语、日耳曼系的法兰克语和诺曼语，一共六种语言在竞逐霸权。

这些语言盛衰，往往伴随着民族的迁徙而产生。不过就像前面一直强调的，这样的迁徙规模不见得很大，多半只是小规模的战斗集团、圣职者集团的定居罢了。即使是罗马人对高卢的移居，也称不上是大规模；尽管如此，因为他们的文化权威较高，还是引起了语言的同化。

诺曼征服与布列塔尼

◎丹麦人的“北海帝国”

如前章所见，十世纪时，不列颠岛的主要地区如阿尔巴（苏格兰）、英格兰、瓦利亚、凯尔诺等，都已经画定了现今的界线；而在这过程中，七到八世纪成形的海伯尼亚基督教会岛屿文化圈，其影响力也日益减退。到十世纪时，我们甚至可以说，“海伯尼亚文化圈”已经完全丧失了机能。尽管大陆与不列颠岛在十一世纪构成了新的文化圈，但很讽刺的是，在这个语言有亲近性、文化交流关系却相当淡薄的阶段中，堪称“另一个岛屿文化”的亚瑟王传说，却出现了全新的发展；这点我们在后面会详述。

另一方面，罗马基督教仍持续在普及，到了十世纪，至少已经将王族层级的北方之民都纳入掌中，涵盖范围也已经扩展到欧洲全境。岛屿文化圈这时候热中编纂圣人传，也是因为塑造文化权威乃是重要之事。当然，基督教化的主要课题还是在于民众层级，而这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让我们再将目光放回十世纪的英格兰。九世纪末，在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领导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确立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优势，基督教也在领导阶层之间日益普及。西元九二七年，大帝的孙子埃塞尔斯坦成为首位统一英格兰的支配者；到十世纪后半的和平者埃德加时，终于达成了英格兰的统一。

但是九七五年埃德加逝世后，国内便再度陷入混乱。自九八〇年到九八八年间，以丹麦为据点的维京人、丹麦人对不列颠频频发动侵袭；这时候，丹麦人会利用诺曼第半岛，来进行战利品买卖和粮食调度。时任诺曼第公爵的理查一世（无敌理查），因为祖父罗洛是挪威出身，所以和丹麦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不过到了九九一年，在梵蒂冈的主导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第人缔结了友好协定；又过了十一年，英王埃塞尔雷德二世（决策无方者）和诺曼第公爵理查二世的妹妹艾玛结婚，两方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就这样，现在已经在地化、成为异乡支配者的两股“北方之民”——英格兰与诺曼第，面对仍然持续袭击的乱源——同属北方之民的维京人，开始同盟起来进行抵抗。但就算如此，丹麦人仍然持续侵略不列颠岛；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支付称为“danegeld（丹麦金）”的岁币，以买得丹麦人撤退。九九一年时首先支付一万英镑，到一〇四〇年为止，总数已经达到二十五万镑。

一〇一三年，丹麦王斯韦恩（斯温）．哈拉尔德森（Sweyn Forkbeard）企图征服英格兰，于是带着王子克努特（Canute，库努斯、卡努特）一同展开侵略。斯韦恩虽然在第二年逝世，不过克努特在一〇一六年时，终以二十三岁之龄登上英格兰王位，并和三十岁的前王妃艾玛结婚。至此，克努特遂创建起一个环绕北海，包括英格兰、丹麦，以及含现今瑞典在内的挪威等地的大帝国；但这个帝国的权力全系于他个人一身，因此当他在一〇三五年逝世后，这个帝国也立刻土崩瓦解。

就在持续的混乱当中，一〇四二年，爱德华三世（忏悔者爱德华）自诺曼第归国，即位为英王。他是盎格鲁撒克逊英王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儿子，母亲艾玛则是诺曼第公爵的女儿，因此自小便在诺曼第长大；而紧接在后登场的，便是诺曼第公爵吉约姆（Guillaume），也就是威廉一世（征服者威廉）。

◎诺曼王朝的创建

由于威塞克斯王室出身的爱德华三世并没有儿子，因此他在一〇六六年一月，指定外甥哈罗德二世为英王，之后便过世了。哈罗德的兄长托斯底格觊觎英王的地位，于是在丹麦王支持下，向哈罗德发起战端，却在九月的斯坦福桥（约克东方）战役中兵败战死。之后，哈罗德与征服者威廉（吉约姆）之间，便发生了有名的黑斯廷斯之战。

一般通称的威廉是英语读法，不过他本人常用的语言是诺曼法语，在征服后的宫廷中也持续使用这种语言，所以用法语的“吉约姆”来称呼他，反倒较为适合。吉约姆继承父亲洛贝尔一世成为诺曼第公爵之后，于一〇五〇年，娶了有威塞克斯阿尔弗雷德大帝血统的法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五世之女玛蒂尔达，因此也成了英格兰王室的姻亲。当爱德华去世后，吉约姆也被列名在王位继承者的清单当中。

吉约姆在一〇六六年十月，于黑斯廷斯击破了哈罗德军，并在十二月于西敏寺加冕为英王，至此英格兰的诺曼王朝遂正式成立。自诺曼王朝以降，英格兰直到现今从未遭受外国征服，其王室也全都继承了吉约姆的系谱。自凯撒率罗马军侵略以来的一千年间，英格兰遭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斯科特人、丹麦人、诺曼人一波又一波的侵入，唯一向外移动的就只有布立吞人；但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间却反过来，涉足外国变成一种潮流，最后终于形成涵盖全世界的大帝国——大英帝国。

至于不列颠岛和阿莫里卡半岛之间同属布立吞人的羁绊，正如在九世纪以降的圣人传记中可窥见的那般，其实是有意识地延续着；但在领主层级上，却因为政治谋略之故，使得两地陷入敌对状态。在吉约姆公爵的黑斯廷斯战役中，有很多和雷恩伯爵敌对的东北部领主参战，事后作为褒赏，他们也在英格兰各地获得了领地。即使到了诺曼征服后的一百年，在英格兰王国全部约五千处骑士领地中，有百分之五（两百五十处）还是归布列塔尼出身的骑士所有。顺道一提，吉约姆家族占有不列颠岛一半的领地，其他诺曼出身的贵族取得四分之一，至于原本的支配者撒克逊人，所保留的领地则仅仅只有百分之五而已。

这样的背景，对于岛屿系的亚瑟王传说流传到法国以及欧陆其他地区，可说相当重要。

继不敌诺曼第公爵吉约姆、败走的雷恩伯爵柯南二世后担任布列塔尼公爵的，是凯尔聂（寇努艾尔）伯爵阿朗四世。他虽然是布列斯语地区的伯爵，但因为法语宫廷文化的渗透速度实在太快，所以一般都认为他是最后一位说布列斯语的领主。阿朗和征服者吉约姆的女儿结婚，企图和王室更加亲近，结果却反而强化了从属的立场。到了他的孙子柯南四世的时代，政治上的紧张形势愈发深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横跨英法两国的“安茹帝国”成形之故。安茹帝国在亚瑟王传说的形成与流传上，可说是重要的根据地，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个帝国成立的来龙去脉。

◎横跨英法的安茹帝国

征服者吉约姆的儿子——英格兰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嫁给了安茹伯爵乔布洛瓦（杰弗里）四世（Geoffrey）；他们的儿子亨利二世，在一一五四年创立了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从父方继承了安茹伯爵领地、从母方继承了英格兰与诺曼第公爵领地、接着又在一一五二年与阿奎丹公国的女继承人艾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结婚，将法兰西西南部的阿奎丹公爵领地也纳入手中。

占有现今英法两国相当程度土地、疆土广大的安茹帝国遂就此诞生。当然，对这个帝国，是不能期待它在支配上有多少实效的。国王为了解决有力诸侯的争端，不断奔走于大陆领土之间，停留在法兰西的时间甚多，因此实际上的首都，其实是诺曼第的卢昂。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诺曼王朝历代英王共通的状况；正因如此，他们大多不会说英语，日常沟通都是用诺曼法语。

亨利二世在一一六五年，也恢复了对瓦利亚（威尔斯）的支配，一一七一年更挥军攻向海伯尼亚（爱尔兰）。布列塔尼也不例外；一一六六年，他逼使柯南四世让出公位，一一六九年，又迫使法王路易七世认可他对布列塔尼的统治权。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一世，于一一八九年到一一九二年间参与了第三次十字军，生涯大半都在戎马中渡过。理查因其勇勐而被称作“狮心王”，同时也因具体展现了中世纪骑士精神，而广受后人盛赞。他从年幼时起便在法兰西西南部的阿奎丹地区长大，在担任国王的英格兰地区停留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六个月，所以当然也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

金雀花王朝对布列塔尼的支配权，一直持续到亨利二世的孙子亚瑟一世时代。亚瑟原本是英王理查一世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但他的地位却被亨利二世的么子约翰（失地王）所夺，更在年仅十六岁的时候，便遭到约翰的支持者暗杀。这位短命的布列塔尼公爵亚瑟，就是最明显的时代象征之一；他因为受到仿佛中世纪骑士精神化身的叔叔理查一世殷切期盼，所以才取名叫亚瑟，而这时也正是亚瑟王传说流传全欧的时代。

海峡国家—安茹帝国　1190年左右。

诗歌、口传与书写

◎岛屿文化圈的吟游诗人

在我们探讨亚瑟王传说的传播之前，我想先提提传说是如何进行流传的。

口传诗歌乃是不曾文字化的社会下共通的产物，因此并非凯尔特文化独享的特权。像是斯堪地那维亚的斯卡特（skald）、盎格鲁撒克逊的斯科普（scop）、南法的特鲁巴托尔（troubadour）等，在欧洲各地，吟咏传承诗歌的咏唱者相当地多。在凯尔特文化圈中，这些以吟唱诗歌为页的集团则被称为“巴尔德”（bard）；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与德鲁伊有所关联。

据十二世纪瓦利亚的学者——威尔斯的杰拉德（Giraldus Cambrensis）所言：“康布里亚（卡姆利、威尔斯）的巴尔德、歌唱者、吟唱者们，会将国王的家系用康布里亚语写下来，当成神圣的古老文件加以珍藏，并且不断进行默背。”（《康布里亚素描》，一一八八年）

海伯尼亚的吟游诗人“菲里”（贤者、预言者之意）也是属于这个系统。当基督教流入，咒术师被基督教圣职者取而代之后，这项技巧便作为世俗技艺被传承下去。后面会提到的阿内林、塔利埃辛等布立吞宫廷诗人，应该也可以看做是同一系统。卡姆利语一般将这些人称为“卡瓦路西阿德（专家、故事传承者）”，不过有时也会称为“凯尔索兰（小诗人、艺人）”。在古布列斯语中，他们则被称为“乌尔维鲁特”（透视者、预言者，《雷东文件集》）、“瓦蕾塔”（女巫，在十九世纪布列塔尼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登场），和海伯尼亚的“菲里”应该是出自同一语源。在不列颠与海伯尼亚岛，这些诗人一直到十一、十二世纪，仍然可见其踪影。

在布列塔尼于十一至十二世纪间汇总的《卡秋雷尔（文件集）》（Cartulaire）中，可以看见职业为“吉他里斯塔（吉他演奏者）”、“康多尔（歌手）”的人物登场。除此之外，也有“巴尔德的儿子”（一一三〇年代，《坎佩尔雷文件集》）这样的称呼方式出现，由此可知吟游诗人乃是以职业的形式，持续传承下去。

◎安茹帝国的吟游诗人

在完成于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前半、作者不详的法语寓言集《狐狸的故事》（Le Roman de Renart）中，有一个桥段是主角狐狸化身成善说多种语言的吟游艺人。（这本书现在仍然保有十四世纪初期的抄本）

狐狸一开始操着不甚流利的法语，于是对方问他说：“你是从哪国来的呀？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法国土生土长的呢！”狐狸答道：“我是从布列塔尼来的唷（中略），我也希望能把法语说得更流利一点呢！”“那么，你擅长的技艺是什么呢？”“这个嘛，我很擅长表演喔！（中略）不管是梅林的故事、老鹰的故事、亚瑟王的故事、崔斯坦的故事、圣华伦坦的故事、忍冬树的故事，还是布列塔尼的轻松小诗，不管什么都可以让您听得心满意足喔！”“那，伊苏的小诗你懂吗？”“当然，当然！”（铃木觉等译，部分为作者改译）在这段对话中，也可以一窥将布列斯语故事改译为法语，四处巡回卖艺的艺人身姿。

在古法语中，有一个叫做“拉迪尼耶”的词。这个词原本指的是“说拉丁语的人”，不过根据佛提艾尔（Antoine Furetière）的《大辞典》所说，它在上布列塔尼的方言中，指的是“通译”的意思。换句话说，它指的是和说拉丁语的人之间，透过通译彼此沟通。但根据凯尔特学者弗罗利欧的考证，所谓“拉迪尼耶”，其实是用来指称通晓英语、卡姆利语、布列斯语，以及诺曼语四种语言的人物，而在他们身上，也确切反映出了安茹帝国的语言状况。

顺道一提，因为卡姆利语和布列斯语的分歧，在语言史上大约是设定在西元一千两百年左右，所以上面的记述大概是在这个时间点左右、或是在它之后的事。在后面会见到的《布立吞人颂诗（布鲁特传奇）》（Roman de Brut，一一五五年）当中，就有一位口才无碍、能跟撒依森（萨克逊）人交谈的“拉迪米耶”（同拉迪尼耶）凯雷迪克，这是关于此类人物的最初记载。卡姆利语称通译为“拉多梅尔”，明显也与拉迪米耶有所关联。从这里我们不难想像，这些“通译”活跃于安茹帝国宫廷，翻译讲述布立吞故事的景象。

十二世纪后半，拜安茹帝国之赐，南法的特鲁巴托尔也会造访不列颠岛与布列塔尼，并展现出受其影响的痕迹。他们在那里，主要是学习布立吞人的吟咏风格，以及乐器的使用方法。因此，相较于北法的吟游诗人特鲁贝尔（trouvère），南法的特鲁巴托尔提及“布列塔尼风物”的频率，远远来得更加频繁；从这当中，正可见到安茹帝国宫廷的影响力。

◎书写和口传

从前面杰拉德对吟游诗人介绍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纵使诗人多采默背形式，也还是保有写下来的文本。这显现了西欧的口述文学，从很早开始就有书面语的写作作为辅助支持。根据研究口传与文本关系的克兰奇（Michael T. Clanchy）等学者所述，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一直到十二世纪为止，就算是携带有文件的场合，也依然相当重视口语的传达。

举例说，当英格兰要召集州法庭时，即使已经发出文字命令，也还是要特地进行口头通知。十二世纪后半，亨利二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腓特烈皇帝（巴巴罗沙），在上头特别注明，“个中要事须由使者自己口头陈述”，由此可见发声的重要性。这种口传与文本的密切关系，对于确定文本落成年代也有很大的影响。

和亚瑟王有关的卡姆利文献，包括了《卡艾尔威尔金（卡马森黑书）》（Llyfr Du Caerfyrddin，十三世纪中叶）、《塔利埃辛之书》（十四世纪初）等作品，不论哪一本的记述内容，都可以回溯到六至七世纪。重点在于，它们基本上是十二世纪以后，将从前的文本重新建构而成的作品；换言之，这些文本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将自古以来的口传以书写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卡姆利语仍持续为贵族阶层所使用，所以为了建构语言权威，就有必要发掘出相关的历史。

但是在布列塔尼，自十世纪以来，贵族阶层便已出现法语化的征兆，十一世纪更是全面性地法语化。因此自十二世纪以后，上流阶层就没有必要为了巩固权威，而进行史料的整理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布列斯语中，找不到十三世纪以前的文献，甚至连推定存在的文献都没有的理由。

在海伯尼亚，另外有一种称为“伊姆拉（伊姆拉玛）”的航海故事（游记）书写传统。据传撰写于八世纪的《马艾尔．多恩》（Immram Curaig Maíle Dúin），一般咸认是有名的《圣普林尼（布伦丹）游记》（Navigatio Sancti Brendani Abbatis，九世纪）的原型，前面提及的布列塔尼《圣马洛传》，也曾经从中采撷内容；到了十二世纪之后，这部作品又被翻译成英法等多种语言。就像亚瑟王传说一样，它也被传播到欧洲全境，而在这样的翻译过程中，书写的媒介乃是不可或缺的。

◎韵文诗的传统

虽然韵文明显是属于口传的传统，不过也有人认为，凯尔特语的“内部韵”这一巧妙技艺，因为必须借助有系统的学习才能理解，所以学习机构的存在与书写的媒介，都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刚刚讲到布列斯语并不存在十三世纪以前的文献，不过在拉丁语史料中，还留有能用八到九世纪拉丁语加以对照的注释语汇以及专有名词，因此仍然可以类推出古代的语型。最早被书写下来的布列斯语诗歌，推估约在一三三〇年左右，由伊凡内特．欧姆尼斯这位抄写员所书写的“Lai”（八音缀短诗）。这首诗被写在某拉丁语抄本的空白处，为古诗的一部分，其语型似乎可以回溯到十一世纪左右；诗中出现了内部韵。关于其事例，请看以下的内容：[1]

你纯净无瑕的微笑掳获了我（An wen hewen an rowenas）

蔚蓝的眼睛充满笑意（An hegarat an ragat guras）

你愿意接受我的爱情吗？（Mar ham guorant va harantis）

晚上请与我共枕吧（Da vid in nos oho e hostis）

虽然内容近似于后面会提到的宫廷风恋爱作品，不过在各行末尾的韵（第一第二行的as，第三第四行的tis）之前的音节中，第一行出现了三次“wen”，第二行出现了两次“at”（rat、gat），第三行出现了两次“rant”（guorant、harantis），第四行的“os”（nos、hos），都是押内部韵。这样的结构是将卡姆利语中的三种内部韵，加以更仔细的定格化而产生的结果。虽然这是爱尔兰与和凯尔特语古诗歌的特征，不过晚期拉丁语也有用这种格式撰写诗歌的情况，所以并不能说是凯尔特语圈独有的文化。但不管如何，写作这样的诗歌需要相当的学识，也需要书面语的辅助，这样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亚瑟王传说的传播

◎传说诞生的背景

亚瑟王传说，是西欧全境耳熟能详的故事。它家喻户晓的程度，大概就跟《三国志》（三国演义）在东亚的情况差不多。当这个故事在十二世纪前半建构起来之后不久，便立刻被翻译成法语及德语、在欧陆宫廷间一举传播开来，并以理想的骑士团队之姿，为人朗朗上口。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描述国王个人的英雄故事，国王的家臣们——也就是所谓的“圆桌武士”，也各自形成了生动鲜明的传说；这些传说加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亚瑟王故事群”，不断被传承下去。

被湖中仙女养育长大、与王妃坠入情网，最后成为圆桌武士瓦解主因的“湖上骑士兰斯洛”，康诺威伊的骑士崔斯坦与海伯尼亚公主伊索德之间的悲恋故事，还有代父追求圣杯的帕西法尔与兰斯洛之子加拉哈德探索圣杯的故事等，圆桌武士本身的故事也不断向外扩张。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瓦格纳将这样的骑士世界，当成道德高尚的理想社会大加歌颂；即使到了现代，从迪士尼动画《石中剑》（一九六三）到最近的《亚瑟王》（二〇〇四），电影对亚瑟王传说的描写也是络绎不绝。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英国《卫报》头版的大标题写着：“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确定亚瑟王传说乃是事实吗？”报导中指出，在康瓦尔的廷塔哲城堡（Tintagel Castle）发现了一块石板，上面刻着“阿尔托格诺（阿尔托斯、亚瑟）”的名字，而这座城池长久以来便相传是亚瑟王的城堡。还不只如此，不论从石板的字体和附属品的样式，都可以将时代锁定在六世纪；换言之，这正是亚瑟实际存在的证据。

正如前章所述，亚瑟王的原型乃是一位五世纪末的武将，但是并没有史实可以确定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至少肯定没有打败罗马军、支配全欧洲的国王就是了。但是就像这次发掘所显现的，在五世纪末的不列颠岛南部，有一位名叫阿尔托斯的武将，而他正是亚瑟王的原型，这种见解基本上已经是历史学的主流。

珍藏在威尔斯南部卡尔迪斯（卡地夫）中央图书馆的《阿内林之书》，虽然是十三世纪末用古卡姆利语写成的作品，不过它的成书年代可以回溯到六世纪。作者是位叫做阿内林的诗人，他和前面提到的塔利埃辛一样，都是在六世纪初期，于布立吞“高多汀王国”底下的领国——雷盖特王国（Rheged），侍奉传说中国王尤里安（Urien）的颂歌诗人。虽然仅有一句话，不过在这篇颂歌中，确实提及了“阿尔契尔（亚瑟）”这个专有名词——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后人插入的结果就是了。

亚瑟在文本中首次被提及，是在圣职者内尼厄斯执笔的《不列颠人史》（八百年左右）当中。这本书到现在共有四十部中世手抄本流传下来，而且每一部的内容都有不小的差异；现存最古老的抄本是在阿莫里卡写成，成书时间约在九世纪后半。不论如何，重点是亚瑟王传说在九世纪便已确立，而且我们也不难想像，它在这个时期，已经扩散到整个相关地区——也就是阿莫里卡、康诺威伊、瓦利亚等地。

发现亚瑟王真实存在的证据　以头版大标报导的《卫报》，1998年8月7日。

在第五章的结尾已经约略提及过，在五世纪到六世纪间，有一个横跨阿莫里卡与康诺威伊的“多姆诺尼亚王国”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王国，就当成是亚瑟王传说的舞台中心来看待。

据推定形成于一千一百年前的卡姆利语故事《安温的战利品》（Preiddeu Annwfn）、《基尔夫与奥尔温》（Culhwch and Olwen）、《马比诺吉昂的四个分支》（Four Branches of the Mabinogi）中，都有与亚瑟王相关的故事情节，而且和内尼厄斯的《不列颠人史》之间，也以许多共通点存在。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这三本书就是直接照抄内尼厄斯的作品，但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而这也证明了《不列颠人史》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乃是经过多次加工，以集团、口传的内容为基础写成的作品。

◎对于“亚瑟王归来”的信仰

十二世纪初期，在阿莫里卡、康诺威伊、瓦利亚的布立吞民众间，绘声绘影地流传着“亚瑟王将要归来”的传说。这个时候，亚瑟王传说已经在凯尔特布立吞语文化圈中广为流传；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民众热切渴望英雄的心情。

在威尔斯的民间信仰中，相传为亚瑟王与骑士在时刻到来之前，暂陷长眠的洞穴有好几处。即使在英格兰，于曼彻斯特附近以及索美塞特郡，也都有类似的说法。至少在十二世纪后半，已经有亚瑟在地下长眠的信仰被列入报告当中（艾提恩．德．卢昂，《德拉哥．诺玛尼克斯》，一一六九年左右）。这让人不禁想起海伯尼亚传说中，王被新的入侵者逼迫，不得不潜入地下的故事。这同时也可以作为佐证，证明亚瑟乃是基督教到来以前的神明变形，并深植于一般民众的意识当中；关于这点，后面会再详述。

一一九〇年（或翌年），在不列颠岛西南部克莱斯顿贝里修道院墓地的一角，发掘出亚瑟王与王妃桂妮薇的遗骨（不过当然是捏造的）。这正是亚瑟王传说开始席卷全欧洲的时代。对信奉归还传说的布立吞人来说，“亚瑟是真实存在”的安心感，与“亚瑟已经不会回来”的气馁心情，两种矛盾的情感，在心中想必是纠葛万千吧！尽管如此，在威尔斯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仍然持续信仰着“亚瑟的归还”。

◎《不列颠诸王史》

为亚瑟王传说在宫廷普及奠下基础的，是公认成书于一一三八年左右的《不列颠诸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虽然研究者的意见仍有分歧，不过本书的作者——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大概是西元一一〇〇年左右生于瓦利亚南部的蒙茅斯，他的家系是诺曼征服后，从阿莫里卡移居过来的移民。杰弗里本人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牛津度过。

在此谨大略介绍一下《诸王史》中有关亚瑟王的生平故事。

康诺威伊公爵克洛伊斯在廷塔哲城堡中，跟美貌的妻子茵盖尔伦过着快乐的日子。不过不列颠岛的国王乌瑟．潘德拉冈觊觎茵盖尔伦的美貌，于是借由魔法师梅林的药，变身成不在城内的公爵，和不知情的茵盖尔伦共度春宵，这样生下的孩子就是亚瑟。不久克洛伊斯战死，乌瑟遂娶茵盖尔伦为妻，亚瑟的诞生也因此合理化。但是，乌瑟后来又遭人毒死，于是亚瑟便以十五岁之龄即位。亚瑟陆续征服了海伯尼亚各地，在大陆也协助阿莫里卡的国王奥尔作战；然后，他娶了人称不列颠岛最美丽的女子、出身罗马贵族家系的关芙玛拉（桂妮薇）为妻。不久之后，亚瑟前往大陆和罗马人作战，将国内的统治权托付给外甥莫德雷德；但就在他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得知了莫德雷德背叛的消息，于是他将战场的指挥权交给奥尔，自己回到岛上。在康诺威伊的卡姆兰，亚瑟与莫德雷德展开最后决战，结果莫德雷德败死，但亚瑟也受了濒死的重伤，于是踏上前往阿瓦隆岛的旅途。

亚瑟王　描绘臣服于国王的三十个王国名（底下的王冠），与想像中的国王形象。十四世纪的手抄本，大英图书馆藏。

整体看来，这本书的意图乃是期盼不列颠岛的布立吞人，以及瓦利亚的复兴。十三世纪时，它被翻译成卡姆利语（有两种译本），十四世纪又多出两种译本；一直到十八世纪为止，包含从前版本的重编本在内，通行的版本总共达到六十种之多。虽然我们不知道布列斯语版的风行状况如何，不过从它所引起的惊异回响看来，它在布立吞文化圈的风行程度，恐怕丝毫不逊于在欧陆地区的传播。

◎体现骑士精神的圆桌武士

一一四〇年左右，一位名叫杰弗里．盖马尔（Geffrei Gaimar）的人士，用诺曼法语撰写了一本《英吉利人史》，这是第一本用方言写成、有关亚瑟王传说的文献。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杰弗里的生平，不过他应该是在不列颠岛完成这本书的。

一一五五年，《布立吞人颂诗（布鲁特传奇）》编纂成书。它也是用诺曼法语写成，作者是出生在英伦海峡泽西岛的洛贝尔．魏斯（Robert Wace）。这本书献给了当时安茹帝国亨利二世的王妃艾莉诺，并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圆桌”至今仍存在于阿瓦隆岛，并且终将随着布立吞人的期望而归还，这样的说法也是在本书中首次出现。这本书已经不再那么强调布立吞人的复兴，而是改以骑士精神为基调，堪称是亚瑟王传说的转捩点。顺道一提，首先记载布劳赛良德森林的帕兰顿之泉具有奇迹（参见第一章）的，也是魏斯。据说魏斯为了确定这点，还曾经亲身涉足过布劳赛良德森林。

接下来，大约在一一五五到一一六〇年间，有一位名为托马（Thoma）的人士，在亨利二世的宫廷中，用诺曼法语撰写了《崔斯坦的故事》。尽管本书的原本已经佚失，不过德意志人奥贝鲁格的阿尔哈特（Eilhart von Oberg）在一一七〇年左右，曾经用法语手抄了一份内容，同时在十二世纪末，诺曼诗人贝洛尔（Béroul）也撰写了悲恋故事《崔斯坦》，这部作品的大半内容现在仍存于世。接下来十三世纪德意志的戈弗雷，以及同时代的挪威译本，据说也都是根基于托马的创作。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诺曼法语乃是宫廷通行的语言，同时也是最具权威的方言。

接下来登场的，是十二世纪末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an de Troyes）所创作的一连串散文作品。这些有关亚瑟与圆桌武士的故事，包括《艾利克与爱妮德》（Erec and Enide）、《狮子骑士伊凡》（一一七四年左右）、《囚车骑士兰斯洛》、《帕西法尔与圣杯》（一一九一年以前）等，都广为人知。《兰斯洛》是献给路易七世与艾莉诺的女儿（也就是她和亨利二世结婚前生下的小孩）香槟的玛莉之作品，也就是为了安茹帝国宫廷而写的一篇故事；在这层意义上，克雷蒂安可以说是亚瑟王传说在欧洲大陆扩散最重要的推手。据克雷蒂安本人所言，《艾利克》的起源是来自口传故事，《帕西法尔》则是根据法兰德斯伯爵提供的书籍为基础写成。换句话说，他本人也有自觉，认知到这些故事乃是诞生自口传与书籍的夹缝之间。

这类用法语写成、和亚瑟王有关的故事，在法语中被总称为“阿契尔．德．布列塔尼（来自布列塔尼的故事）”。

据推断完成于一一六〇年至一一八九年间，由法兰西的玛莉（Marie de France）所写的十二篇“lai”（八音缀短诗），在日本被译为《十二个恋爱故事》，是法国最早由女性写成的方言叙事诗。虽然和亚瑟王的关联比起克雷蒂安的书要来得淡薄些，不过她也是活跃于安茹帝国宫廷的诗人。

◎圣杯传说扩及全欧

时序进入十四世纪后，欧洲对圣杯传说的关注骤然高涨起来。引发这股热潮的起源，是一二〇〇年左右，由洛贝尔．德．波隆（Robert de Boron）执笔写成的《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d'Arimathe）一书；在本书中，描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如何将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圣血注入圣杯中，并运到不列颠岛的经过。波隆也写了《梅林》和《帕西法尔》，于是基督、圣杯、约瑟、梅林、亚瑟、圆桌、帕西法尔、加拉哈德……这些本来属于异教的故事，遂在基督教的统合下一体成形。在一二三〇年左右，分为五部、堪称传说之集大成的《圣杯的兰斯洛》宣告完成。

遇见天使的帕西法尔与骑士波尔斯　出自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的“圣杯传说”系列作（Holy Grail tapestries）。19世纪。伯明罕博物馆藏。

在英语系世界，以一三〇〇年左右的《崔斯坦》，以及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礼的《亚瑟之死》（一四七〇年执笔、一四八五年出版）最为有名。

在德意志，一一九〇年代，沙兹克宏的乌尔里西（Ulrich von Zatzikhoven），用德语写成了《兰兹雷特（兰斯洛）》。因为这本书和克雷蒂安的兰斯洛特内容并不相同，所以应该是翻译自更早之前（已经佚失）的书籍。接着在一二〇五年左右，艾森巴赫的沃弗兰（Wolfram von Eschenbach）也写了《佩兹法尔（帕西法尔）》。大约同一时间，亚维的哈特曼（Hartmann von Aue）则是完成了德语版的《艾利克》与《伊凡》。

至于崔斯坦的故事，如前所述，是由十二世纪末的奥贝鲁格的阿尔哈特（法语），以及十三世纪的史特拉斯堡的戈弗雷（Gottfried von Straßburg）所传播开来。据奥贝鲁格记载，崔斯坦故事一共有布列斯语、卡姆利语、拉丁语、法语等四种讲述方式。就像《狐狸的故事》里讲到的一样，宫廷的说书人灵活运用多种语言，并透过这种方式蒐集情报、活跃其间；透过崔斯坦故事的传播，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景象。

在北意大利，十二世纪初也已经有亚瑟王传说散布的证据。在一一一〇年代到二〇年代间，在帕多瓦、摩德纳等波河流域地区，已经有贵族将名字取为阿尔托西乌斯（亚瑟）、瓦尔瓦努斯（高文）等名讳；考量到这是在《不列颠诸王史》成书之前的事，所以应该是口传的可能性为大。至于决定性的证据则是一〇九九年至一一二〇年间制作、位于摩德纳大教堂北侧拱门上的浮雕；在那上面标示着温若凯（桂妮薇）、阿尔托斯（亚瑟）、凯伊等名讳，明显是根据传说而来。一〇九六到九七年的冬季，第一次十字军曾经驻扎在巴里（意大利东南部的一座城镇）；因此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布列塔尼公爵（当时是凯尔聂伯爵阿朗四世）和他的随从们谈起亚瑟王故事，并在当地流传开来的吧！

◎亚瑟王传说中的异教世界

凯尔特学者弗罗利欧指出，保留最多古风的短诗（lai）《妖精之诗》等作品，反映的乃是基督教以前的民间信仰世界；其范围不只是阿莫里卡，也包括了海伯尼亚以及瓦利亚等岛屿地区。虽然诗中的登场人物，大部分都是凯尔聂（寇努艾尔）、雷翁、圭内特（瓦讷）等地日常可见的领主及其家族，但据推定，原本他们应该都是所谓“异教的神”。就这点来看，亚瑟王传说应该也是一样的。往返于异界的妖精原本也是神明，这正是“前代神明凋零的姿态”。

作者不详的短诗《金卡莫尔》（Guingamor）中，有狩猎白猪的场面；在“来自布列塔尼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到狩猎白色母鹿的情节（如克雷蒂安的《艾利克与爱妮德》）。白色在凯尔特语中，意味着神圣。

顺道一提，《艾利克与爱妮德》的前半段故事，和海伯尼亚神话非常类似。以追踪带有魔力的动物（克雷蒂安使用的是白色母鹿）开始，到和女主角接吻作结。海伯尼亚神话中，神变身成优美的女性；克雷蒂安的爱妮德则是换下褴褛的衣裳，披上一件豪华的斗篷，摇身一变成为桂妮薇。透过接吻与性交获得圣性（魔力），从而得以变身，这是神话的基本形式；但在亚瑟故事群当中，这种圣性遭到剥夺，变成单纯的人类变身故事，这应该是受到一神教——也就是基督教——流入的影响所致吧！

另外还有一篇作者不详的短诗，名叫《吉尔．奥尔菲欧（奥尔菲欧王）》。虽然题材明显是取自希腊神话的奥菲斯，不过从中也可以窥见基督教到来以前异教的心理世界，因此在这里大略介绍其概要。

在不列颠岛，有一位名为奥尔菲欧的国王。他总是演奏着竖琴，和王妃爱路迪斯（希腊神话中是欧律迪刻）过着相依偎的日子。然而，在五月的某一天，散步中的王妃得到了天启；一群纯白的骑士降临在她面前，提出警告，要她和他们一起踏上异界的旅程。王妃在第二天，便在魔力的引导下前往了异界；悲叹不已的国王，于是带着唯一的慰藉——竖琴，也踏上了旅程。有一天，他在河岸边遇到了一群女孩子，在她们的引导下踏进了一座城里。奥尔菲欧演奏的音乐掳获了所有人的心，于是作为代价，他要求城堡主人将妻子赐给他，而那位妻子正是爱路迪斯。得到允许后，他便带着爱路迪斯返回国内；然而，他的样子已经变得太多，因此人们都认不出他了。最后，人们总算凭着优美的演奏认出国王，而国家也回复到幸福的治世。

纯白的骑士团预告了异界，河边的女孩子则暗示了妖精。城堡是异界，回到世间的国王，就像浦岛太郎一样，忘却了时间的流逝；然而，和浦岛传说不同，等待着他的是幸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前面介绍的岛屿文化圈世界，就算迈入中世纪盛期、形式上已经被纳入基督教世界，也还是保持着民间信仰的内涵。

在瓦利亚与布列塔尼的《伊诺克与爱莉》中，故事的结局则是和浦岛一样，以主角自己变成老人作结。作者不详的《金卡莫尔》中，也有待在女儿身边三百年，沧海桑田、人世流转的内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认定，浦岛故事乃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基本形式，具有其普世性存在。

◎森林之神米尔汀（梅林）

在亚瑟王传说中登场的魔法师梅林，在岛屿布立吞语派文化圈中，乃是有别于亚瑟王、拥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卡姆利语中称他为米尔汀；卡艾尔威尔金（卡马森）在语源上，就是“米尔汀的城市”。关于这座城市的轶闻，接下来引用的是杰弗里在《诸王史》中的记载。

在亚瑟王登场之前，曾有一位名叫佛提根的布立吞王登场。当他遭到撒克逊人追击、逃亡到瓦利亚北部时，曾在史诺多尼亚建起一座高塔；但是，每当工人建好基础时，第二天就会往下沉没。占卜师说，只要将父亲不详的孩子的鲜血洒在石上，基础就能稳固；佛提根于是到处寻找，最后找到的是迪梅迪亚（德韦达）王的公主之子，据说那是个被梦魔侵犯所生下的孩子。这个孩子叫做梅里努斯（梅林），从此以后这个城镇便被命名为“米尔汀之城”。

梅里努斯在佛提根的宫廷中解释城下沉的原因，乃是地下的池子里有两头龙在相斗。此后他又作了好几次预言，这些故事从《诸王史》中被切离出来，以《梅里努斯的预言》（Prophetiæ Merlini；蒙茅斯的杰弗里，《梅里努斯传》，一一五〇年左右）形式独立展开。关于梅林，杰弗里似乎参考了许多卡姆利语的文献（或是口传资料）。

对于梅林，研究者之间的看法各异；有人认为他是住在森林里的野人，也有人认为他是预言者、通晓动植物的贤者，或是森林之神。或许也可以说，他就是基督教传入以前，民间信仰的神明。西元九三〇年左右，用卡姆利语写成的《阿尔梅斯．布利坦（不列颠预言）》中，梅林被描绘成统御所有预言者（第尔斯／德鲁伊）的领袖。

除此之外，梅林还有被下毒变成狂人、和瓦利亚预言者塔利埃辛相会、在森林中渡过余生的轶闻。狂人与森林的组合，其实也暗示着梅林原本的性格，就是野人或森林之神。

近代对德鲁伊的印象，大多是来自于这样的梅林，不过这和古代凯尔特人的正统德鲁伊，完全是两回事。接下来会看见的近代德鲁伊，也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凯尔特文化，不过那就是把古今完全成对比的凯尔特，当成同样的东西一概而论了。

在《卡艾尔威尔金黑书》中，有一篇用卡姆利语写成的〈米尔汀与塔利埃辛对话〉，这应该是将之前的口传收录下来的产物。在布列斯语中也有提到“梅尔汀”，他的名字在九世纪的文献（比方说《雷东文件集》）中可以确认。虽然没有其他汇整相关故事的古书可供佐证，不过一四八八年法语版的《布列塔尼（不列颠）预言》也出版了。

十九世纪布列塔尼的拉维尔马克，在他采集的歌集《巴尔萨斯．布列斯（布列塔尼诗歌集）》（Barzaz Breiz，一八三九年）中，曾经出现“吟游诗人梅尔汀”的名字。据他的解说，梅尔汀是“六世纪初实际存在，与布列塔尼王同时代的诗人”。

只是，要说这首诗歌是从九世纪开始便透过口传不断流传下来，并且在一千年后被书写成文字，怎么想都不太可能。故此，把它想成是受到梅尔汀曾经登场、于十五世纪末出版的《不列颠预言》，或是据推断同样于十五世纪写成的《圣女诺娜传》之类作品影响而成为诗歌，并被拉维尔马克采集下来，这样或许比较合理。

◎预言者斯科朗（阿斯科朗）

在布列斯语中，也有一部推断成书于一四五〇年左右的《布列斯人之王阿尔苏尔（亚瑟）与昆格拉夫的对话》。这本书预言世界末日之前，亚瑟王将再次回归。书中的昆格拉夫（库温布兰）被记载为一位“森林中的野人预言者”，因此他很有可能是梅林的变形、或者是别名。

昆格拉夫之后也在布列塔尼的传说中登场，但作为预言者，更有名的则是斯科朗。《斯科朗之歌》是十九世纪以降布列塔尼民俗学者很喜欢采集的叙事诗歌，到现在共有二十种左右不同的版本被发掘出来。事实上这首歌在前述的卡姆利语古文献《卡艾尔威尔金黑书》中，也以“阿斯科朗”的名号被记载下来，所以它的起源据推定，至少可以回溯到十世纪左右。

这个故事的起头，是从一个杀害侄子、理应前往阴间的男人从阴间回来，向母亲请求宽赦自己罪行开始。在卡姆利语的诗歌里，男人说：“我在教会放火、夺取修道院的母牛、还将神圣的书籍丢入河里；我非作出重大的赎罪不可。”在斯科朗的故事里，也有同样的描述。另一方面，阿斯科朗被描写成“骑着黑色的马、披着黑色的斗篷、不只头是黑的、全身也是一片漆黑”，而斯科朗也被吟咏成“骑着黑马，全身都是黑色”。

这个儿子被母亲宽赦后，为了接受惩罚，在冰冻的异界不断忏悔；当他被上天赦免后，便乘着白马，全身雪白地离开了异界。在斯科朗故事里，则是天国的道路为他敞开。虽然是基督教式的忏悔故事，不过所谓冰冻异界，基本上是以从前的异教世界为背景而写成。除此之外，前面已经提过白色代表圣性，作为对比，黑色则是恶的表征。

在《斯科朗之歌》中，将斯科朗的名字分解成“艾斯．科伦．韦恩”，其意为“白鸽”；而在传说中，梅林的三位告解神父之一，正是有着“白鸽”异名的海伯尼亚圣人——圣高隆邦。

无论如何，这首威尔斯与布列塔尼共有的诗歌，在相隔七百年以上的岁月后，被写成文字流传下来。对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这是十二世纪威尔斯的文献，在之后的某个时代被带到布列塔尼，然后以此为基础，变成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

以共同的传承为背景，将这个“从阴间归还”的故事，当成是这些故事群之一来看待；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理解《斯科朗之歌》，为什么会在布列斯．伊赛尔（布列塔尼半岛的西半部）广为流传了——毕竟，从非基督教的信仰被边陲地区继承来思考的话，民间故事正可说是最适合这种传承的场所了。

1. 因为原书直接采用日文假名音译，并未附上该诗作的布列斯语原文，故此处用罗马拼音转写原书中的日文音译。

第八章潜入地下的凯尔特文化水脉

被称为“最后一位女巫”的女性　住在内陆罗什福尔村的女性─娜亚（Naïa la sorcière），在二十世纪初成为明信片与新闻报导的话题。引自Croyances er superstitions en Bretagne。

法兰西化的布列塔尼

◎安茹帝国的瓦解

一二〇三年，随着未成年的亚瑟（阿尔蒂尔）一世之死，金雀花王朝对布列塔尼的支配遂告一段落。法国卡佩王朝的腓力．奥古斯都亲自出马，将布列塔尼纳入掌中；一二〇六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冠上布列塔尼公爵头衔的法王。一二一三年，他将布列塔尼交给亲近卡佩家的图阿尔家（Thouars）当家莫克雷尔（Mauclerc）统治。之后一直到十六世纪的女公爵安妮为止，公爵之位一直是由图阿尔（莫克雷尔）家所继承。

随着安茹帝国这个庞大王国的瓦解，英法两王国遂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而海岛凯尔特语不列颠岛系的文化，也丧失了其一体性。横跨不列颠岛与大陆、讲述着以亚瑟王传说为首的卡姆利、布列斯语故事的宫廷，已经不复存在。布列塔尼与不列颠岛在政治上的关系完全被切断，转而与法国王室关系趋于密切；而知识分子之间，对于不列颠尼亚的一体性、以及身为布立吞人的意识，也急速地减退。

但另一方面，亚瑟王传说却透过法语普及到西欧全境，并且成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英王爱德华一世与三世活用圆桌传说一样，国王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对亚瑟王大加利用。布立吞语文化仍然如同地下水脉般暗自流动，偶尔在台面上惊鸿一现。

◎书写文化的确立

这个时代，西欧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式开始成形，布列塔尼也不例外。法语文化在十一世纪已经渗入当地贵族阶层，并在政治开始统合的十三世纪，扩散到知识分子当中。

法语的权威以横扫之势席卷了西欧贵族阶层，到了十三世纪时，不只是英格兰，日耳曼和法兰德斯的宫廷也都说起了法语。十二世纪末，德意志人阿尔哈特将托马的崔斯坦故事翻成法语时，毫无任何问题可言。

巴黎在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学校，布列塔尼出身的神学家阿贝拉托斯（Abaelardus，阿伯拉〔Abelard〕）也在巴黎讲课。到了十三世纪中叶，大学的体制也完善了；十四世纪初时，巴黎为布列塔尼出身的知识分子设立了四间寄宿舍（collège），每年约有六十名左右的学生前往巴黎钻研学问。

在大学体制完善的同时，官僚机构与公文的架构也确立了。宫廷自十三世纪初起，开始创建制度，有系统地保存国王命令等文件。在布列塔尼，公文从一二一三年以后舍弃拉丁语，改用法语书写；十三世纪末时，宫廷所使用的语言就只剩下法语而已。

从国王的识字能力来看，英法的国王到十一世纪为止，几乎是不读书的；十二到十三世纪只能阅读，到了十四至十五世纪，才终于具备书写能力。布列塔尼公爵也是一样，确认有阅读能力的，要到十四世纪的布卢瓦伯爵夏尔（查理）。在公文上署名的第一位公爵，则是继他之后的约翰四世。

◎百年战争期间的布列塔尼

一三四一年，图阿尔家直系的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过世，没有留下子嗣，英法两国王室为此掀起了布列塔尼公爵继承战争。当时正值百年战争（一三三七～一四五三年），两国之间的龃龉因为此事愈形恶化。

这场战争最后在形式上以法国王室胜利作收。亲英格兰、出身图阿尔家旁系蒙福尔家的约翰向法王宣誓忠诚，并由他的儿子出任布列塔尼公爵，是为约翰四世。

约翰四世之后在一三七二年反叛法王查理五世，投靠英王爱德华三世阵营；不过他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败北，一时被迫流亡到英国。但当查理五世逝世后，约翰也得到赦免，并于一三八一年与新任法王查理六世缔结和约。

下一任公爵约翰五世或许是看穿了法国的国力低落，当一四二二年查理七世即位的时候，他不采取跪坐、脱剑的服从姿势，仅是直立、佩刀与国王握手，阐述一番从属的话语而已。相较于法国国土的彻底荒废凋零，布列塔尼的经济已经回复，在政治上也更有影响力。

这种直立、佩刀宣誓从属的姿态，一直承继到十五世纪后半的弗兰索瓦二世。布列塔尼后代的史家因此指出，在公爵领内，公爵就等同于国王。在这个时代，布列塔尼甚至可称为完全独立的王国。在它的港口内，有许多外国人频繁出入；在因百年战争而陷入持续混乱的西欧中，它作为贸易要冲，繁荣一时。

◎和法国合并

但是在弗兰索瓦二世的时代，这种繁荣已经开始蒙上了阴影。当时，法王路易十一世构筑了一个强权的支配体制；他将勃艮第、安茹、普罗旺斯等大诸侯领加以合并，稳固了大王国的基础。

路易的儿子查理八世于一四八八年，在圣奥班迪科尔米耶㉟（Saint-Aubin-du-Cormier）战役中，击败了弗兰索瓦二世，并缔结条约，占领了一部分的布列塔尼公爵领。

接下来登场的女公爵——布列塔尼的安妮，对法国摆出抵抗的姿态，于是战斗在一四八九年再次展开；布列塔尼从英格兰、日耳曼、西班牙等地招揽佣兵，顽强抗战到底。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也向安妮求婚，希望能够两面夹击法王。一四九〇年十二月，安妮向哈布斯堡的代理人递交了结婚誓约书，但是战局渐趋不利；这时法王也向安妮提出求婚，安妮迫不得已，只好接受。一四九一年十二月，安妮和查理八世举行婚礼，布列塔尼公爵领开始纳入法兰西王国。不过，这时候双方都还保持着对公爵领的继承权利。

布列塔尼的安妮　2002年，南特市布列塔尼公爵城堡改建时树立的铜像。

接下来，等待着安妮的是更严酷的试炼。一四九八年查理八世逝世，第二年，安妮与次任法王路易十二世再婚。此时的布列塔尼公爵领并未交给法国王室的长男，而是由次男继承；之所以将国王和公爵分开，正是因为担心领地被编入法国之故。安妮在两度婚姻中共生下了八名子女，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和路易十二世所生的两个女儿而已。

安妮于一五一四年一月去世，长女克洛德则在同年五月，与下任国王——昂古莱姆伯爵弗兰索瓦结婚。路易十二世在次年一月去世，弗兰索瓦遂即位为法王弗兰索瓦一世，而公爵领也由克洛德以赠与的形式交给了他。一五二四年克洛德过世后，由王子弗兰索瓦三世继承公爵领，公位也变得有名无实。一五三二年，布列塔尼三级议会承认与法兰西王国的联合，至此布列塔尼遂在形式上完全纳入法国。之后虽然公位在名义上还保持着，不过到了一五四七年，布列塔尼公爵亨利二世即位为法王，于是公位也随之取消了。

◎布列塔尼的黄金时代

尽管布列塔尼随着十六世纪前半和法国的合并，丧失了政治的独立性，但经济和文化依然持续繁荣——说得更精确一点，从丧失独立的十六世纪后半到十七世纪，反而是布列塔尼的黄金时代。十六世纪的法国一片欣欣向荣，但到了世纪末，因为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的爆发又陷于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然而，布列塔尼几乎不曾受到宗教战争的影响，一直到一六六〇年代为止，发展都十分顺遂；特别是在贸易上，透过将帆布、小麦、盐等物资出口到英国、荷兰、伊比利半岛等地，经常保持获利状态。

在人口方面，布列塔尼的人口在十五世纪末大约是一百四十万人，但到了十七世纪末已经增长到两百万人，两个世纪间足足增加了五成。之后的两世纪间，这个数字又再增加了五成，到了十九世纪末，人口已经超过了三百万人。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样的人口增加是相当值得注目的。在这当中累积的财富，多半被用在教会建筑之上；今天我们在布列塔尼各地所见到的传统教会，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代兴建起来的。

不过，迈入一六六〇年代之后，布列塔尼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了衰退期。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路易十四的即位，另一个则是一六七五年，人称“印纸税之乱”（Revolt of the papier timbré，又称红帽党之乱）的农民叛乱。当时国王为了榨取战费，发布命令要征收新税——印纸税，结果以下布列塔尼的内陆地区为中心，掀起了叛乱的风暴。

起义的农民集团颁布了称为“农民纲领”的民主共同体规约，情势仿佛一世纪后法国大革命的预演；但是在国王军直接出动下，这场乱事仅仅半年就被镇压下去。在事件发端之际，国王派遣了由王直接任命、具有警察权的地方长官（intendant）前去，自此中央对布列塔尼的支配遂愈发强化。

一七二〇年，以布列塔尼的贵族阶层为中心，策划了一场颠覆王政的阴谋，但在实行前便被发觉，首谋者也遭到逮捕处死。这场留名历史的阴谋，依其核心人物命名，被称为“蓬卡雷克男爵阴谋”（Pontcallec conspiracy）；之后，它被编成歌谣反复传唱下去，并以民族抵抗的前史形式，烙印在当地民众的记忆当中。

英国与岛屿文化圈

◎英国支配下的爱尔兰

在爱尔兰，五世纪时所创建的五大家族支配（cóiced）、从中选出上王（ard-ri）的制度，并没有随着北方之民的袭击瓦解，而是一直持续到十一世纪。爱尔兰语的书写也同样维持下去，并在十一到十二世纪，迈入文学、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到了十二世纪，随着罗马教会——特别是熙笃会（Cistercians）——规律的引进，海伯尼亚独有的教会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时代在政治上，也是变化的时代。一一七一年，英王亨利二世攻打海伯尼亚，征服了岛屿东部和南部。一一七五年，公认最后的上王卢阿斯里．欧康哈尔（Ruaidhrí Ó Conchobhair，罗瑞．欧康纳〔Rory O'Connor〕）向英王亨利二世行臣服礼，在名义上纳入英国的支配之下。这是英国对这座岛屿征服的开始。

尽管如此，在文化层面上，十三世纪以降，操爱尔兰语的诗歌吟唱者、演奏家、手抄本制作者、圣职者的地位还是很高，而当地的语言文化也一直维持下去。因此，前来征服的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反而有很多被同化；他们不只在语言文化上，就连姓名也都爱尔兰化了。就跟攻进高卢的法兰克人一样，他们也被威望较高的地方文化给同化了。

十四世纪，爱尔兰岛和大陆一样处于荒凉疲惫的状态。一三四八年黑死病的流行，让整座岛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王室的权力也随之衰弱，其控制力仅于都柏林周边、称为“The Pale”的区域而已。

一五〇九年，英王亨利八世成为爱尔兰（海伯尼亚）领主，一五四一年并自封为爱尔兰王，不过这种权力要落实下去，还需要半世纪的时间。一五五六年，不列颠岛开始进行移民，并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正式化。一六一三年，爱尔兰北部的德里（Derry）被让渡给伦敦的公司，自此伦敦德里（Londonderry）地区遂成为英格兰移民移居的中心。移居者多半是英国国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而这也成了现代北爱尔兰问题的原点。一七〇三年时，尽管爱尔兰原有的天主教徒占了当地人口九成，但他们所保有的土地，却只有全岛的七分之一。虽然在岛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新教殖民者当中，也有人希望追求自治，但在一八〇〇年，随着《联合法》的成立，爱尔兰还是被并入了英国王室的领土当中。

◎威尔斯的英国化与“创氏改名”

在威尔斯，由于各地领主的互相抗衡，因此经常处于小国分立的状态。不过在一二五八年，卢埃林．格温内斯．埃普．格里弗斯成功称霸威尔斯，并且自封为威尔斯（瓦利亚）大公（Prince of Wales）；一二六七年，他获得国王亨利三世的认可，成为威尔斯人的宗主。

但是在次任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下的一二八四年，威尔斯便被纳入英国王室领地，从此为自立的历史划下句点。一三〇一年，爱德华一世赋予长男威尔斯大公（亲王）的头衔，从此“Prince of Wales”便成为英国王室继承人的称号。

一四〇〇年，欧文．埃普．格里弗斯（欧文．格林杜尔〔Owen Glendower〕）统合了威尔斯的领主，宣布就任威尔斯大公。一四一五年，这场叛乱终究被镇压下去，但是格林杜尔以保护巴尔德（吟游诗人）等传统文化而著称，对于卡姆利语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

蔷薇战争结束的一四八五年，出身威尔斯家系的亨利七世成为英王，打开了都铎王朝。他的次子也是继承者亨利八世，则以完成威尔斯合并而留名历史。一五三六到四一年间，包括将英格兰法律适用于威尔斯在内，英国通过了一连串的联合法；同时，当地人的卡姆利语姓名也被改为英语。王室的这项政策有教会作为后盾，直到现今，威尔斯人的正式姓名，仍然需要登录在教会的户籍簿上。

虽然是件容易被遗漏的历史事实，不过日本曾在朝鲜尝试实施的“创氏改名”，在威尔斯早于迈入近代之初就已完成。威尔斯人的姓名直到今天，都还是彻彻底底的英语化，这是在布列塔尼和爱尔兰所不曾达到的程度，即使十九世纪后半民族主义开始兴盛，也没人提起名字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因为这种组织性改名实施太早的缘故吧。

由于英国国教会（圣公会）的成立与威尔斯合并在时间上相互重叠，因此英国法律和英国国教会，乃是同时流入威尔斯。尽管如此，一五八八年时，教会为了尽早将教旨传播出去，于是把圣经翻译成卡姆利语，这件事在之后的卡姆利语复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时序迈入十八世纪后，在威尔斯兴起了人称“循理派大复兴”（methodist revival）的教育改革运动；以锺斯（Griffith Jones）为中心，主日学校开始在各地诞生。在这些学校当中，使用的都是卡姆利语，于是遂成为语言文化保存的核心，被人深刻记忆下来。

◎抵抗英国王室的苏格兰

如前所述，苏格兰自十一世纪后半的马尔科姆三世时代起，便显著地盎格鲁撒克逊化；不过当一一五三年大卫．马克麦尔（Dauíd mac Maíl Choluim，大卫一世）去世后，王室的组织型态便以诺曼王朝为范本进行了重编；教会方面，海伯尼亚教会的影响也几乎消失无踪，整个趋向于罗马化。只是阿尔巴传统的氏族制度“clan”依然维持着，透过巴尔德继承下来的传承歌谣与乐器（竖琴与风笛），也在氏族当中获得了保留。

一二九六年，英王爱德华一世趁着苏格兰的王位之争，将苏格兰并入领土。不过，威廉．华勒斯旋即率兵起而反抗。一三〇六年，罗伯．布鲁斯（罗伯一世）宣布就任苏格兰王；在他死后，斯图亚特家继承了他的地位，和英国王室继续展开反复的敌对与联合。

一五六〇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喀尔文的弟子约翰．诺克斯起草的《苏格兰宗教法》，从此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遂成为支配苏格兰的宗派。光荣革命后的一六九〇年，苏格兰长老教会且成为了当地的国教。

一六〇三年，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逝世；因为伊莉莎白并无子嗣，所以便由有血缘关系的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即位为英王詹姆士一世。詹姆士的次子查理一世，因为在苏格兰强制推行英国国教而遭致反弹，于是在一六四〇年召开议会，结果反而导致了清教徒革命。

查理一世深获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支持，当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于一六八八年，因光荣革命流亡法国后，当地的支持者（因詹姆士的拉丁语名jacob，而被称为“詹姆士党人”〔Jacobites〕）在路易十四的援助下企图东山再起，却惨遭败北。一七〇七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联合王国。结果，苏格兰在法律与教会制度上都维持了独立性，也没有遭到同化，但在语言文化上，到十七世纪时，盖尔（阿尔巴）语的使用，就仅限于高地地区以及赫布里底群岛的民众阶层了。

◎曼岛与康瓦尔

在曼岛，诺尔斯人的“曼岛暨各岛王国”于十三世纪中叶瓦解，被纳入英国王室的支配下，不过持续且长期的支配，则要等到一三四六年以后。一四〇五年，英王亨利四世将曼岛的支配权委让给约翰．斯坦利；他的子孙被封为德比伯爵，此后德比家支配当地，持续达三百年之久。曼岛的旗帜“曼之脚”（三曲腿图）原本是古代（大概是用来表现太阳运行）的象征，此时也被德比家采用为家徽。

“曼岛之脚”的旗帜　曼岛政府发行的邮票上，绘有这种设计的旗帜。

一四二二年，自十世纪延续下来的自治议会（Tinvaal），发表了《曼岛宪法》，宣示议会的权利与义务。

到十六世纪为止，曼岛的宗教文件一直是采用拉丁语，不过圣职者都是用曼语讲道。一六〇四年，从威尔斯前往当地传教的国教会派主教约翰．菲利普斯将英语的祈祷书翻译成曼语。一六九九年，这本祈祷书正式出版。

一七三六年，德比伯爵对曼岛的支配告一段落，一七六五年曼岛被英国王室买下，开始了直接统治。虽然英语的文化压力甚强，不过一七五五年曼语的全本圣经还是出版了；此后两世纪间，他们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活力。

康诺威伊在一三三六年成为英国王室领地，语言文化也开始英语化。和其他凯尔特语有着显著差异的是，一五三三年英国国教会成立，一五四七年国王下令教会必须使用英语，凯尔诺语在宗教上的使用地位遭到剥夺，于是遂走向衰退之道。一七七七年，最后一位说凯尔诺语的人过世，从此它便成为海岛凯尔特语中唯一死亡的语言。

最后一位说凯尔诺语者的纪念碑　位于康瓦尔的彭赞斯（Penzance）近郊，十九世纪中叶创建。

异教性的残存与基督教

◎堂区的确立

尽管布列塔尼的九个教区在西元一千年左右便已确立，不过民众一般会前往的教会、也就是堂区（parish）的确立，据推断则是要到十三世纪前后。关于这点，最明显的证据便是“Tro Breizh（布列斯巡礼）”，也就是阿莫里卡创始七圣人巡礼的开始。这种巡礼自十四世纪起大为普及，到了十五世纪，沿线道路也都进行了修整。由此可见以圣人信仰为中心的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

虽然法兰西王国开始整理蒐集文件是在十三世纪，但布列塔尼的教会开始从事类似工作，最早也要等到十五世纪。在南特，自一四〇六年开始对洗礼记录进行文件保管。到了一五三九年，有名的《维莱科特雷法令》首次规定洗礼记录的保管必须以法语为之，不过上布列塔尼的五个教区，在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法语。至于下布列塔尼，则是到十六世纪才有记录，使用法语更是要等到十七世纪以后了。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居民不太使用法语，用拉丁语反而较无障碍的缘故。

十六世纪特别是下半叶，法国天主教会因为经历和胡格诺派（新教徒）的抗争——也就是所谓胡格诺战争，而处于相当困难的时局；但在布列塔尼，几乎没有受到这种抗争的影响，教会也依旧持续繁荣。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从一五七〇到九〇年代，由民众捐献的钟楼相当之多。十七世纪初期，雷翁地方的堂区，平均约有十到二十人的圣职者，是法国其他地方的两倍左右。圣职者与居民在精神的距离上，也相当地贴近。

◎圣人与奇迹治愈

尽管海伯尼亚的三大守护圣人——圣派翠克、圣布里吉德、圣寇姆奇尔——的传记早在七世纪便已编成，不过直到十二世纪编纂的圣人传记，为数还有一百篇之多。在这些圣人传记里，必定会有关于奇迹的描述；没有奇迹，就不能称得上是圣人传记。现代的研究者将这些圣人称为“神圣的魔法师”，并和之后女巫等的“黑魔术”相对，称之为“白魔术”。当然，这并不是海伯尼亚圣人所独有的特征；打从圣经的《创世记》开始，实行奇迹在基督教中，便是证明圣性不可或缺的要素，特别是对传教初期的圣人来说更是重要。

根据海伯尼亚研究者指出，初期圣人所展现的奇迹，主要以自然界的奇迹（降雨、平息风暴）、民俗方面的奇迹（能与动物对话等）、天界的奇迹（与天使沟通、天启等）之类为多，治病或是驱魔之类与人类或善恶有关的轶闻，反而出乎意料的少。从这里可以得出推论，传进海伯尼亚的基督教，或许并不太强调恶魔的存在。

就阿莫里卡的渡海圣人来看，确实与恶魔有关的圣人传相当之少，就这个层面来说，或许和海伯尼亚是类似的。但是就如第一章所见，在布列塔尼，恶魔和妖精是贴近人们的存在，视情况也会变成容易亲近的角色。

而治疗疾病对布列塔尼的初期圣人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也是和爱尔兰不太相同之处。有可能是因为中世纪以降，疾病问题变得很重要，所以后来写成的圣人传都会强调这方面。不管怎么说，治愈疾病对于所有宗教的扩张，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遍超自然要素。

在布列塔尼，除了像圣安娜或圣母玛利亚之类，不管什么疾病都有办法应对的一般医疗圣人以外，还有非常多专治某种疾病、而且限定某个地区的专门医疗圣人。这些专门医疗圣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值得信赖，比方说圣路邦专治风湿、圣马梅尔治腹痛、圣里维坦治头痛、圣尤贝尔治狗咬、圣曼恩治疯狂、圣瓦尔尼欧在恐惧的时候特别灵验等等，但这些全都是限定在蒙孔图尔镇㉒一带而已。

治疗疾病的圣人　蒙孔图尔镇㉒一带的圣人们。右起为瓦尔尼欧、里维坦、尤贝尔、曼恩、马梅尔、路邦。因为遭遇盗窃，所以雕像现已不存。引自Une Bretagne si étrange。

圣科涅利治家畜疾病、圣马丘朗治疯狂，就算是头痛之类关于头的问题，也有圣梅里亚迪克负责，同时他也是治听力障碍的专家。这种专门医疗的性质在圣人传记中，变成了许多轶闻的源头。

奇迹治愈也会在圣母玛利亚显圣地等特殊场所，发挥出限定的力量。在这方面的代表是南法的卢尔德，不过在布列塔尼，也有一六二五年以圣安娜显圣而闻名的圣迪斯．安那．维内托村。至于泉水的奇迹治愈，正如第一章所见，很有可能是基督教流入以前的圣域崇拜流传下来的结果。

◎圣遗物崇拜

中世纪的基督教，最后演变成所谓的圣遗物崇拜；对神与圣人、以及具有神圣力量事物的崇拜，成为了普遍的信条。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媒介，能够将灵力移转到自己身上。

中世纪相当重视圣遗物的来历，因此那些曾经遭到异教徒袭击、窃盗事件、或是从东方历经漫长旅途到来的圣遗物特别尊贵。在十字军——特别是十三世纪初的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包含旧约圣经诸圣人在内、出自东方的无数圣遗物，便以氾漤的规模流入西欧。不只圣遗物商人在地下十分活跃，在圣遗物争夺战中，捏造或改变来历，也是家常便饭之事。以保存的圣遗物数量、以及圣人数目为傲的教会和修道院也出现了，而这也和教会权威的上升息息相关。

地方各教会的情况也差不多，十七世纪初，克温贡镇㉒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收藏有圣弗兰索瓦（弗朗西斯）的部分衣带、圣克雷亚的部分衣物、圣撒加利的手臂、圣凡桑的牙齿等等。在圣朱尔比斯．拉弗雷村㉟的修道院，则以收藏五十六位圣人的圣遗物而自豪。

这些圣遗物在治愈疾病功效方面的纪录也相当重要，弗朗科艾德村㉒的圣母教会，就保持有一百件奇迹治愈的纪录，而圣迪斯．安那．维内托教会，则在半世纪间产生了超过一千件奇迹。

◎与死亡相伴

在医疗体制不发达的前近代社会中，“死”是无时无刻贴近身边的存在。故此，人们有必要明白身边的何种特征象征着死亡，于是正如第一章所述，象征死亡体现的“安寇”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不过以骸骨之姿手持大镰，这种死神的印象乃是老生常谈，因此未必就能回溯到基督教以前的时代。

在基督教中，死者要在教会周围的墓地进行土葬乃是基本。在下布列塔尼地区，所有的信徒毫无例外皆是土葬。因为墓地很快就会爆满，所以需要定期移葬，也就是蒐集遗骨、将之转往集合墓。这时候，只有头盖骨会另外收纳到纳骨堂中。虽然这样的习俗在别的地方也可以见到，不过下布列塔尼的特征是，如果是特殊知名之士的话，会将他们的头骨收入刻有姓名的头盖骨箱中。

村中的纳骨堂　头盖骨并排林立的诺亚尔．蓬迪村景象。现已不存。引自Une Bretagne si étrange。

在下布列塔尼的各个地方，每当十一月一日到二日的夜晚，人们便会聚集在教会，围着火堆跳舞直到天明。一日是万圣节、二日则是死者之日（万灵节）。死者之日是教会仿照万圣节创造出来的节日，而万圣节本身，一般则认为是基督教以前的死者祭典基督教化之后的产物。

日本也有死于非命的人会回到阳间，成为危害现世人们怨灵的概念，这和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是类似的。在基督教中，也存在着被视为异端的轮回思想，同时也有死者的魂灵苏醒、变成吸血鬼（vampire）的事例产生。死者会因为某种缘故回到阳世，这样的想法是人类素朴情感的体现，也可说是普世的民间信仰。

在下布列塔尼民间故事中登场的亡灵，多半是尚未尽到伦理义务便已亡故，回来请求赦免的人们，前面介绍的《斯科朗之歌》可为代表。

也有回到这个世界的亡灵，对人间展开恶作剧的故事。根据十七世纪初的传教士威尔朱斯的报告，曾有祖父或者是近亲的灵魂袭击家畜，导致家畜生病。村里的神父为了驱离这种恶灵，必须进行九次弥撒，而村民们为了确实把恶灵请走，也必须付出比平常更多的供品。

◎魔法师与女巫

十六世纪中叶以降到一六四〇年代，西欧开始展开大规模猎巫行动；不过在布列塔尼，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只限于圣职者等从书籍得到知识的文化人而已。至于一般民众的情况，因为他们多半是在无知、愚直下，做出犯罪或脱轨的行为，所以总是能免除火刑。

在洛林、巴斯克、法兰琪─康堤等地区，一般民众只要做出些许脱轨行为，就难逃火刑伺候，但在布列塔尼却没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不过布列塔尼近代史研究者亚兰．克洛瓦（Alain Croix），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个理论。

第一是，进行猎巫的人士，因为和其他地方相比，和地方文化的亲近程度较高，所以对于民众的轻信抱持着同情的态度。接下来会看到的传教士代表莫诺瓦尔，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另一项则是，打从一开始，在布列塔尼告发女巫的数量就少之又少。女巫审判大半都是从告发开始，可是在这里并不多。之所以如此，据分析，应该是有很多想告发的人，本身也曾经不只一次崇信过这类民间信仰，所以到最后即使想告发也没办法，就只能这样放过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在当地人心中有多根深蒂固。更进一步说，因为他们深信不疑，所以迷信才能长存，而正统的基督教也无法将根扎进这么深的地方。

妖术（sorcellerie）是十七世纪开始使用的用语，泛指一般的迷信；这是为了一扫迷信的天主教会，刻意创造出来的词汇。一六一八年圭内特（瓦讷）教区的神父指导手册中，就针对“魔法师和占卜师……使用异端和魔法书籍、结绳等魔法，或是咒语来治病”大加抨击。

同一时刻出版、用布列斯语写成的《基督信徒的教义》中则说，“崇拜鬼（恶魔）等怪物、占卜未来、为了得到金银而雇用恶魔者、尝试学习魔法者及获得此类书籍者、以不正当方式累积财富者、为了窃盗而拜托占卜师者、用牌、骰子、筛子、钥匙等进行占卜，以找出窃盗犯人者、为了治疗自己或是家畜疾病，而去拜托魔法师、妖术师、咒术师之类人物者”，都该加以定罪。

在教会当中对鬼和恶魔的描写特多，也是布列塔尼的特征；这点在接下来会看到的警世图中，也可以明确得知。

◎布列塔尼的反宗教改革

为了对抗新教的攻势，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在特伦托召开了宗教会议，结果催生了天主教的改革，亦即所谓“反宗教改革”。不过在法国因为胡格诺战争的影响，实际着手进行改革要等到十七世纪。

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以所有人为对象，从零开始重新出发。为了发扬基督教真正的信仰——天主教的教义，必须要把异教、迷信，以及最恶质的异端——新教（胡格诺派）一扫而空。尽管如此，胡格诺派在布列塔尼的势力并不大，所以传教士也并没有把一扫异端宗派当成是首要目标；他们最大的目标还是如前所述，是和迷信进行战斗。换句话说，他们到了这个时代，终于开始以所有人为目标，进行基督教的传播与教化。

改革的第一步，是从重整圣职者本身开始。首先是修道会的组织化；十六世纪末到一六七五年间，布列塔尼共建设了一百二十三间修道院。男子修道院以方济嘉布遣会（Ordo Fratrum Minorum Capuccinorum）为主流，其他包括耶稣会、托钵修道会等共四十七所，女子修道会则以乌苏拉会最多、占了半数，其他则有加尔默罗会、本笃会等，共七十六所。

一六六〇年代，天主教也开始在神学院中培育圣职者。一六七〇年开设的雷恩神学院，每年会进行两次三个月的研修。一六八一年开设的兰德雷盖尔神学院，研修期间则是一年。为一般信徒设立的合宿研修会，也从这时候开始起步。一六六一年，在后面会提到的范桑．尤比指导下设立的圭内特研修所，由四名耶稣会士进行指导，为期八天，每次有三百人进行研修。一六七五年，在圭内特也开设了女性专用的研修所。

◎传教与传教士

在耶稣会士莫诺瓦尔等人的领导下，天主教的传教（mission）工作，以下布列塔尼地区为中心展开。传教通常会持续一个月，在这段期间中，他们会停留在某个村庄，进行弥撒、祈祷和讲道，同时透过教义问答（catechism）进行教育。若是跟随这个月的传教，就可以得到教皇颁布的赎罪券（特伦托宗教会议中规定赎罪券不得以金钱买卖，但是并未禁止赎罪券的发行）。虽然赎罪券从新教诞生之际就是攻击的标靶，但对于信徒还是相当有吸引力。传教的最后，会以信徒游行（procession）作为收尾；附近村落的信徒，在这时也会一同来共襄盛举。一六七五年遣使会在普卢孔瓦斯村㉒举办的游行，就有一万两千人参加。一六六八年莫诺瓦尔在朗代韦吉欧村㉙的传教，为了领圣体仪式需要，足足准备了三万个圣体（hostia，象征基督身体的无发酵饼）。

根据亚兰．克洛瓦对莫诺瓦尔以及遣使会的调查，到一六八三年莫诺瓦尔过世为止，四十年间共进行了五百四十七回传教，累计有十万人参加。至于传教最后的大游行，因为会有附近的村落一起参与，所以参加的人数是平常的四到五倍，总计约达四十至五十万人。

◎与迷信战斗

星期五不能剪指甲；在田里摆张三脚椅子，狼就不会来袭击家畜；稍微改变一下咏唱圣经〈诗篇〉的方式，就可以找到遗失物；向冠上神名的钉子求助，就可以治疗牙痛；将清洗过的小麦种子压在手脚疼痛的地方，就可以治愈痛楚。

以上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民间迷信，但是十七世纪初的天主教会，对这种民间迷信的态度却是一律禁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圣的事物或圣经的语言，是绝不可随意对待的。以上述的例子来说，星期五是基督处刑的日子，三脚则和三位一体共通；换言之，这些民间迷信都是对神圣事物的乱用，非得戒慎不可，而且它们都可说是基督教流入以后，人云亦云下产生的迷信。只是，最后一项“清洗过的小麦种子”也被列入禁令当中，这个标准就有点微妙了。

于反宗教改革初期的一六〇八年进入布列塔尼传教，堪称先驱者的米歇尔．路诺布雷（Michel Le Nobletz），他的传记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无知蒙昧支配一切。人们虽然向上主祈祷，但是对于祈祷和信仰多少有一点理解的人，却找不到几个……在下布列塔尼的很多地方，比起教导基督教教义，让基督教先落地生根还比较重要些。”

路诺布雷从自己出身的雷翁地方开始，特别是以岛屿地区和港口为中心展开传教。伊尔德桑岛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神父。一六四〇年，在乌萨岛㉙问岛民“神有几个”，岛民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一六四六年在米尔村㉒（Mûr），当地甚至连有名望的人都不理解三位一体，还说“我们也不知道三个神叫什么名字”。

告解神父的解说手册与教区规章开始针对迷信进行解说，是在一六一〇到二〇年代。同样在一六二〇年代，问答形式的教义解说书《教义问答》（Catechism）在布列塔尼全境获得使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主教直到这时候，才终于开始和迷信对抗，也才真正开始传教。

路诺布雷经常用来驱魔的，是经过圣别式加持的念珠。念珠能够“把邪恶之物从有德的身体里赶出去，让鬼坦白忏悔，具有相当强力的德行。”不只如此，它在面对“火、热、黑死病、海上的狂风暴雨、身体与心灵的疾病时，都能发挥效力”。作为手段而借重特定事物，这点比较容易理解，但算不算正统基督教，这就难说了。

至于莫诺瓦尔，他则是不重视有形之物，而是以行为为重。好比说谈到驱魔，他在编辑的《教义问答》里有着以下的说明：鬼通常有着人类的模样，但是在说话方式上有所不同，脚也是动物的脚。要驱逐这种鬼，“必须要使用三种武器：第一是用真诚的信仰画十字，第二是吟咏耶稣、玛莉亚、约瑟、圣卡林登（科伦坦）的名字，期望他们闻声拯救，第三则是吟咏对主的祈祷。”

对积极提倡教义问答教育的莫诺瓦尔来说，基本的祈祷、戒律、在七大圣礼[1]中大声吟唱等，都是教育的开端。但是这些行为要学习还是有困难，因此莫诺瓦尔直到晚年的一六五九年，还在反复强调“画十字”教育的重要性。

阐述行为的重要性，也是伦理教育的一环。举例来说，他会要求信徒不可用手触碰圣遗物、严守节日、禁止在星期天跳舞、以及在晚上聚会。

◎传教的手段

莫诺瓦尔对于教诲方式的改善相当热心，除了编纂《教义问答》以外，也将歌曲和戏剧导入其中。“颂歌”原本是新教开始传唱的歌曲，但莫诺瓦尔却把这种形式也带进了教义问答教育中。布列斯语版的《颂歌集》在一六四二年出版后，三十年间再版了十来次，这在当时可说是非比寻常的版数。

圣史剧现存最早的剧本在十五世纪便已完成，因此毫无疑问是反宗教改革期之前的传统，而莫诺瓦尔也将它纳入了教育当中。这种戏剧据说会在传教的最后一周——也就是第四周，在信徒面前上演。

传教的另一种新方式是警世图。虽然佛教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这种方式，但在基督教传教中有组织的使用，则是前所未见之事。首先开始系统性使用警世图的是路诺布雷，他用布列斯语，称之为“唐雷诺（图画）”。图画的内容包括连接天国与地狱之道、向主祈祷的意义、以及有关信徒道德及诱惑的解说。他所使用的羊皮纸图画据说有数十幅之多，其中的十二幅，现在还保存在肯佩尔（坎佩尔）的教区档案馆中。

这种图画的使用，后来被一六七〇年代圭内特教区的耶稣会传教士所继承。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尤比，他曾经为了说明大罪，设计了十二张的连续图案。这十二张图当中，有八张被称为“心型图”，象征意味很浓厚，在布列塔尼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半都还在使用。

莫诺瓦尔使用警世图传教　使用心型图传教的景象。米尔村教会的彩绘玻璃。

现在的资料证明，这种警世图在远渡海外的传教士间也在使用。路诺布雷的图画被应用到加拿大，尤比连续图的一部分，则远传到马达加斯加和上海，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长崎市外海）。

从这点来看，以莫诺瓦尔为首的当时传教士，似乎是理性主义近代教育的先驱，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传记作家笔下，莫诺瓦尔曾经好几次行使降雨或天晴的奇迹，而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描写道和恶魔作战的艰难，这点是特别不能忽视的。

高卢与凯尔特的发现

◎《高卢战记》的翻译

若是扣除查理大帝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之类先驱者的功业不提，在西欧大体来说，主要是在十二世纪随着大学的诞生，开始形成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文件的蒐集整理，并在十三世纪普遍化，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过。在宫廷中传述的娱乐故事，演变成类似亚瑟王传说群的书写文学，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事。不过要说有关古代的知识也在这个时代形成，比方说中世纪的人们是否知道凯撒的《高卢战记》，答案则是否定的。这本书最早翻译成法语（节译）是在十三世纪初，不过主要部分的翻译，则要等到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末，它才以《高卢战记》的名称，正式翻译出版。

活祭图　描绘凯撒所写的德鲁伊仪式。1676年《画说古代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Antiqua Illustrata）的插画。

十五世纪整体来说，是对古典与古代重新发现的时代；随着当时风行的人文主义（humanism）思潮，历史的概念为之一新，原本对圣经中大洪水以及特洛伊起源一面倒的史观，也开始重新获得思考。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在德意志的修道院仓库中被“发现”，是一四五五年的事。德意志从十六世纪初起，舍弃了法兰克族的特洛伊起源说，转而强调日耳曼本身的独特性。

在法国，自十六世纪以降，随着维特伯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o）的《古代史》（一四九八年），以及卢梅尔．德．贝尔吉（Lemaire de Belges）的《对高卢的显扬与特洛伊的英杰》（一五一一至一二年）等作品问世，高卢人乃是来自特洛伊、换言之是比希腊罗马更早的存在，同时也是法兰西的起源，这样的思想遂被建构起来。

十六世纪是专制国家基础稳固的时代，对于民族的独特性也相当重视。作为国家认同的象征，他们开始主张国语和自身的历史。一五三九年的《维莱科特雷法令》，规定法语乃是王国文件唯一独占的语言，这无疑也宣示了法国作为国家的自主性，以及民族的一体性。

活字印刷的发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文主义、古代史、国语，以及后面会提到的宗教书籍，拜此之赐得以急速扩展开来。

十六世纪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天主教丧失了欧洲规模的普遍性；这点在前面已经提及，此处就不多提了。

◎被视为法兰西起源的凯尔特

十六世纪后半，作为民族起源论争的一环，有关语言起源的论战开始兴起。在这当中，古代使用的“凯尔特”这一概念再次复活。第一本以凯尔特为标题的重要书籍，是皮卡尔．德．托托利（Jean Picard de Toutry）的《关于古代凯尔特学》（De prisca Celtopaedia : libri quinque，一五五六年）；这是一本论述“高卢语乃是希腊语根源”的作品，也就是说，它已经将高卢的别名称为“凯尔特”。法兰西对于高卢抱持着重要的关心，而凯尔特在这里也作为同义语登场。

关于高卢人的论述，在十六世纪中叶吉约姆．波斯提尔（Guillaume Postel）的论述中被推到极限；他认为，高卢人乃是世界最初的民族，因此法兰西与人类的起源可说息息相关。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荷兰和德意志也同样有人主张，自己的语言乃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因此接下去会看到的凯尔特迷们，认为自己的凯尔特语和人类起源息息相关，其实不过是照搬前人的论述罢了。

在讨论古代凯尔特真实面貌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也会谈到德鲁伊。在国王顾问官克洛德．德．赛西尔的《法兰西的王国》（一五一九年）中，就明言德鲁伊乃是基督教传来之前的圣职者。这些议论的着力点在于高卢文化凌驾希腊的优越性，以及被基督教所承继的宗教延续性。让．勒菲弗尔的《高卢之花与古代——名为德鲁伊的古代高卢哲学者考》（一五三二年），是近代第一本正式探讨德鲁伊的论着。

诺耶尔．达尤皮耶（Noël Taillepied）认为，从高卢到法兰克，其间的政治传统并没有断绝，而是被继承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主张德鲁伊的活祭思想，绝非违反基督教的概念。“以人为牺牲献祭的思考方式，乃是承继犹太人与先知的思想而来……就像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死与受难，将身体献给天父一样。”（《国家史与德鲁伊的共和国》，一五八五年）在这里，德鲁伊被衔接上基督教的轨迹。他甚至说：“沙特尔主教座堂，也是德鲁伊为了崇敬圣母玛利亚而建造的。”在这种观点下，德鲁伊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是异教野蛮的习俗。

◎布列塔尼的历史意识

作者不详，于一四〇〇年左右成书，献给布列塔尼公爵的《圣布里奥克年代纪》，是第一本赞颂布列塔尼过往光荣的书籍。十五世纪的皮耶尔．路波，十六世纪的阿朗．布什夏尔（Alain Bouchart）、贝特朗．达尔尚特（Bertrand d’Argentré）等人，都是附属于宫廷的重要历史家。

这些初期的宫廷史家，相当重视全欧洲的起源乃是特洛伊、以及不列颠岛的起源乃是布鲁图斯等传说，同时也对作为不列颠岛移居起源的柯南传说大书特书。不过达尔尚特则是独树一帜，接受了法兰西当地流传的高卢优越论，主张布列塔尼的起源并非来自不列颠岛居民移居，而是高卢的布立吞人。他认为，不列颠岛的凯尔特系语言原本是来自高卢语，而布列斯语是这种语言的直系，因此不列颠岛不过是高卢人的殖民地罢了。

高卢容或确实是法兰西的起源，但在语言上则是由布列塔尼继承。这种高卢语＝原始语＝凯尔特语＝布列斯语的观念，直接联系到后来凯尔特迷的思想。

十七至十八世纪布列塔尼代表性的史家，分别是本笃会士罗比诺（Dom Guy Alexis Lobineau），以及莫里斯。罗比诺和达尔尚特一样，从高卢／凯尔特是布列塔尼的起源来发展论述，不过他更重视时代往后的建国者，也就是九世纪的诺米诺耶的事迹；他的论点，后来成为了十九世纪以降布列塔尼民族主义热中谈论的英雄传说出发点。另一方面，莫里斯则无视达尔尚特与罗比诺，再次十起柯南传说，重视布立吞人的移居在布列塔尼起源上的意义；他的想法也有部分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凯尔特迷

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民族起源论中，获得热烈讨论的是斯基泰人起源论。虽然凯尔特与斯基泰的重叠，早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与古罗马的斯特拉波就已经讨论过，不过这时候则是有种倾向，要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当成同一民族看待。这派的主要提倡者是荷兰人波克斯霍尔尼乌斯，以及以数学家闻名的莱布尼兹；特别是在日耳曼语圈中，支持这种说法的知识分子相当多。

在十八世纪的布列塔尼，主张凯尔特语乃是人类原始的语言，而它的直系继承者正是布列斯语，这样的人也陆陆续续出现。因为这种想法实在有点偏执，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人们便用有点轻蔑的语气，称呼这些人为“凯尔特迷”（Celt-mania）。

最早被认定为“凯尔特迷”的，是一位叫做保罗．培松（Paul Perzon）的教士。他的论述出发点，是立基于当时流行的斯基泰起源论，但是他把斯基泰人和凯尔特人的关系加以逆转，认为凯尔特语是先行的语言。他的新主张还有，高卢的直系继承者并非法兰西王国，而是布列塔尼语威尔斯。在圣经中“大洪水”（创世记）后登场的雅弗之子歌篾，他所使用的语言正是直接继承希伯来语的凯尔特语；此后随着这个民族的留存，它的纯粹子孙遂演化成布列斯语和卡姆利语。因此，布立吞人正是欧洲人的起源，而且如同圣经所说的一样，是人类全体的起源。因为他这样牵强附会的解释，所以才被揶揄为“凯尔特迷”。不只如此，他还把亚瑟王传说的光荣历史，也全都归给了布立吞人。

另一位西蒙．贝尔迪耶（Simon Pelloutier），则认为爱尔兰人也是源自布立吞人，也是把凯尔特人、高卢人这个所谓的“原生民族”，范围扩大到凯尔特语圈的全境。布列塔尼出身的杰克．卢布利刚（Jacques Le Brigant），则是将这种推论发展到极限，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使用的语言，已经是布列斯语。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比较语言学、考古学在学术上的独立，这种论点顿时失去公信力，从台面上消失；留下的只剩两个词汇，那就是“立石”和“支石墓”。这是一位凯尔特迷——出身布列塔尼的拉托尔．多瓦尼耶所提倡，并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史家路克朗．托吉所采用，从此成为正式的考古学用语。

尽管布立吞人的这种新荣耀只持续了一个世纪不到，但在学术上，凯尔特语学却在德意志人祖斯（Johann Kaspar Zeuss）的引领下，于十九世纪后半起逐渐扎下了根基。

◎新德鲁伊信仰

在英国，十六世纪中叶时，约翰．贝尔率先引进安尼乌斯等人的欧陆思想，也就是雅弗之子萨摩提斯乃是凯尔特人、布立吞人之祖这种说法；接着在他之后，一五六八年，剑桥大学的约翰．盖乌斯也明确指出，不列颠岛的原住民就是凯尔特人。苏格兰的乔治．布坎南乃是语言分类论的先驱，他在一五八二年出版的《斯科细亚事物史》（斯科细亚为苏格兰古称）中，将欧洲的语言分类为拉丁语、日耳曼语、高卢语，然后高卢语下又细分为比尔及语、不列颠语、凯尔特语。

到了十七世纪，莱布尼兹的凯尔特／斯基泰起源论也输入英国，然后在十八世纪初，培松的论点——凯尔特语乃是卡姆利语和布列斯语的起源，也是“大洪水”时代的“祖语”——也被介绍进来了。威尔斯出身的牛津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爱德华．路伊德（Edward Lhuyd），是第一位将海岛凯尔特语分为戈伊德尔语和布立吞语的人，被视为凯尔特语言学之祖，这点在第九章会再详述。于是，在这种凯尔特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开始出现了复兴古代德鲁伊精神的运动。现代研究者称这样的运动为“新德鲁伊信仰”（Neo-druidism）；一直到现在，它仍然作为一个流派持续存在着。

在十六世纪对凯尔特／高卢的发现当中，有一派认为古代凯尔特的德鲁伊是基督教的预演，也是圣职者的原型。但是新德鲁伊运动却完全相反，它以和基督教的对抗精神为本，属于和共济会平行展开的神秘主义运动之流；至于其内涵，则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以及启蒙思想的反弹。共济会（Freemasonry），是一群绅士参考了石匠（mason）工会为团结成员而创造的入会仪式后，设立而成的交友团体。之后，他们在西欧知识分子之间，隐然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而该会的草创期，则与新德鲁伊运动完全重叠。

共济会与新德鲁伊运动两方的生身之父，都是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托兰德是出身北爱尔兰的知识分子，当他在牛津时，遇见了德鲁伊研究者约翰．奥布里，从此便对古代凯尔特醉心不已。他虽然在宗教上属于天主教，但对新教自由主义派、英国国教会派，乃至于种种基督教内部的对立感到厌恶，于是历经泛神论、自然宗教的转变，最后皈依于共济会和德鲁伊等事物，也就是某种神秘主义之中。共济会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教养阶层来说，具有超越宗教喧嚣、结合人群、提供知性交流的团体机能在。亨利．罗伦兹将德鲁伊的活祭，以及他们的宝座和巨石文化的诞生相结合，从而成为新德鲁伊运动的理论支柱。

一七一七年六月，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共济会英格兰分部，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这是现今作为国际秘密结社的共济会，值得纪念的头号大事。同年九月，就在这间酒吧不远处的另一间酒吧里，“古代德鲁伊团”也以托兰德为中心组成了，新德鲁伊运动遂由此展开。参加这个团体的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布列塔尼的代表，交流范围涵盖不列颠与凯尔特语文化圈。

重新复兴的德鲁伊团，属于一种资产阶级的绅士社交俱乐部，和古代的德鲁伊当然完全是两回事。一七八一年成立的“德鲁伊古代团”，说起来算是一种互助会、或者说是现代保险机构性质的团体。一七九二年，威尔斯的莫尔加努格（爱德华．威廉斯）设立了“不列颠岛巴尔德．寇尔赛斯”这个文哲团体；它可说是十九世纪陆续诞生的各种学术团体的先驱。

寇尔赛斯是卡姆利语“王座”的意思，从而被用来指称德鲁伊的仪式，之后更进一步，成为上述团体的别名。在威尔斯，巴尔德（吟游诗人）的祭典被称为“爱斯提斯沃特”（eisteddfod）；这种祭典在中世末期的一四五〇年左右曾一度复活，之后在一七八九年又重新兴起。在十九世纪间，它成长为吟诗、歌谣的国际性庆典；在这当中，寇尔赛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八一九以后，这个团体会对诗歌的优胜者进行类似圣别式的仪式，从而确立了他们在祭典方面的权威。寇尔赛斯的位阶，以“德鲁伊”（贤者、白衣）为顶点，以下则是“巴尔德”（擅长诗歌者、蓝衣）、“欧瓦特”（智者、擅长药草等知识者、绿衣），宗教色彩较为淡薄。

一八六一年，在威尔斯首次举办了集结全境代表的竞技会“全卡姆利爱斯提沃斯特”（Eisteddfod Genedlaethol Cymru）。即使在现代，它仍然是威尔斯最具文化活力也最盛大的庆典；这个庆典从头到尾都以卡姆利语执行，所以也是语言文化的集大成。

在布列塔尼，一九〇〇年以威尔斯分部的形式，成立了“布列塔尼．巴尔德团寇尔赛斯”。和威尔斯不同，它和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联合”关系密切，因此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与布列塔尼自治运动的人士，很多都是这个德鲁伊团体的成员。他们的仪式较倾向基督教以前的异教性，充满异国情趣，而他们所参与的地区主义联合大会，在外观上也呈现出一派民俗祭典的气象。但是，天主教会对他们这种异教性格并不宽容，因此最后他们并没有像威尔斯这样，赢得很高的人气。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标榜德鲁伊的神秘主义结社，但是他们的范围，大多不出业余同好会的领域。

布列塔尼的新德鲁伊信仰　1906年地区主义联合大会上的德鲁伊仪式。摘自《小报》（Le Petit Journal）。

1. 指基督教的七件重要圣事：洗礼、坚信礼、圣餐、神职受任礼、忏悔礼、病者涂油、婚礼。

第九章凯尔特的再生

高卢人雕像　头戴高卢头盔，典型的高卢人形象。一八八五年左右由拉波特（Émile Laporte）所作。克勒蒙费朗美术馆藏。

民俗学与凯尔特学的诞生

◎凯尔特学会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布列塔尼的地区特权也遭到彻底剥夺。全区被分成五个省，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地区的整体性。自此布列塔尼的独特性，只能透过语言文化背景以及过去的记忆，在知识分子之间借由学术文化活动来加以主张，并在十九世纪后半起，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相互结合。

十九世纪初期，随着拿破仑帝国设立凯尔特学会，凯尔特遂再次受到瞩目。这个学会于一八〇五年三月在巴黎成立，基本上是革命派文化财调查保存运动的延伸。一八〇七年，他们发行了凯尔特年报第一卷，当中共发表了关于习俗、习惯、迷信、仪式、传统行事等五十一项民俗学的调查表；简单说，他们的研究即是以民俗学为中心。

布列塔尼出身的人员，在学会中也大为活跃。据说地方会员的三分之一是布列塔尼人，其中画家佩朗（Olivier Perrin）的《阿莫里卡布立吞人的习俗、惯习：衣装描写集》（Galerie des mœurs, usages et costumes des Bretons de l'Armorique，一八〇八年），被二十世纪法国代表性的民俗学者范．吉纳普盛赞为民俗学上“最优秀的描写”。然而，这个学会也和拿破仑兴衰与共，一八一四年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活动了。

◎民谣采集与浪漫主义

欧洲的民俗学，是从民众歌谣的采集开始的。在这当中，凯尔特语圈的采集家尤其扮演了模范的角色，而其先锋则是苏格兰的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他在一七六〇年出版了《古诗断章：蒐集自苏格兰高地，由卡立克（盖尔）亦即爱尔赛语翻译而成》，内容是三世纪苏格兰的芬加尔王，及其子莪相的英雄诗篇。在序文中，他不只主张“这是古苏格兰诗歌的纯粹残存物”，还说“在这当中完全没有提及基督教或其信仰”，也就是强调它的传承古老、足以回溯到当地接受基督教以前。这正可说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泉源——浪漫主义思想，对民俗学提出的一种学术邀请。

几乎在同一时期，北欧和德意志也都兴起了发掘基督教之前诗歌的运动，也就是说，这种对独特性的追求，乃是以全欧洲的规模在展开。比方说，一七五六年的《凯尔特人、特别是昔日斯堪地那维亚人的神话与诗歌纪念碑》（波尔安利．马雷〔Paul Henri Mallet〕）就是代表之一。马雷站在前面介绍过的立场，认为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是同一民族，而斯堪地那维亚人也是凯尔特人的末裔。

这当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杜尔哥和迪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着手将《古诗断章》译为法语一事。这也就是说，在十八世纪末，作为实学之集大成、同时也是启蒙象征的百科全书，和在基督教以前的异教性质中探索人类本质的民俗学，已经产生了结合。民俗学乃是探究庶民的实学，并从中发掘出民族的本质，这种取向也是在诞生的时候，就已蕴含其中了。

麦克弗森在这之后继续投注心力进行调查，一七七三年出版了集大成的《莪相作品集》。这部作品不只翻译成法语、更陆续被翻译成义语和德语，歌德和拿破仑也是这些诗歌的崇拜者。在这当中，日耳曼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尤其重要。一七六四年，赫德以二十岁的弱冠之龄，便开始翻译《古诗断章》。一七七七年，他说：“所有不曾文明化的民族，都会唱歌跳舞……他们的歌，正是民族的记录库，也是学问、信仰、神统记、始源论的宝库。”（《论中世纪英语和德语诗歌之类似性》）一七七八至七九年，他率先集结各民族的诗歌，出版了《民谣集》（Folk Songs）。在浪漫主义和民俗学的融合上，赫德可说是相当纯熟的一人。

◎历史教育与对古代的印象

尽管法国自从大革命以来，便已经展开普通教育，但实际的学制改革，则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共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一八三〇年代，在地方村镇开始广设小学。第二期是第二帝国时期的一八五〇年代，天主教的活动大幅缓和；透过他们之手，中小学校得以普及到全国。这个时代也是工业革命发展的时代，随着铁路网铺设到全国，巴黎和地方的距离一口气缩短许多。第三期则是第三共和时期的一八八〇年代，由茹费理所推行的著名教育改革，从此开始了国民义务教育。

一八三〇年代为了因应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一般民众取向的法国史也开始问世了。代表性的作品为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第一卷发行于一八三三年），从此“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种表现手法遂普及开来。在身为“法国人”的意识上，贵族阶层乃是出自法兰克人、民众则是出自高卢人系统，这样的意识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十八世纪前半布兰维利耶伯爵所提出的看法。故此，米什莱所说的“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其实就意味着民众的法国，才是真正的法国。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前半，布列塔尼出身的最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则在《殉教者》（Les Martyrs，一八〇九年）中，描绘了一位古代的高卢女德鲁伊“瓦蕾塔”。她是拒绝和理性的法兰西同化、神秘野性智慧的象征，同时也是布列塔尼反法民族主义的原点。史家阿美德．蒂埃里（Amédée Simon Dominique Thierry）的《高卢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Gaulois，一八二八年）、亨利．马丹（Henri Martin）的《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第一卷发行于一八三三年），都将“德鲁伊在支石墓上进行活人献祭”的形象，广泛传播到民众心中。

女德鲁伊　向高卢民众陈诉的瓦蕾塔。《殉教者》（1851年版）的插图。

同一时间，地方上的民间学术团体也陆续设立。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对地方独立认同的形成颇有助益的学术蔚为主流，在布列塔尼，对卡尔奈克列石群的学术调查，也是从这时候正式展开的。

◎布列塔尼的民谣采集

在布列塔尼，对民谣的采集也相当盛行；当时在蒐集民谣的过程中，已经采用了民俗学的手法。一八二三年报告的《凯尔拉斯的女继承人》这首歌，经证实就是在歌咏一场一五七五年左右实际发生的结婚悲剧。（布卢瓦着《十六世纪布列塔尼的罗曼史——凯尔拉斯的女继承人》）这种将专有名词放入歌中的叙事歌，在布列斯语里称作“格威尔斯”。就这样，叙事歌被认为是可以和历史文件相匹敌、值得蒐集的歌谣，而被大家争相探寻。比方说在一八三七年发表的歌曲《克温贡包围战》（弗利曼威尔作），据推定便是以一四八九年女公爵安娜和法国的战争、或是一五九一年宗教战争之际，克温贡城㉒ 包围战为题材而写成。

一八三九年，布列塔尼民谣蒐集的决定版《巴尔萨斯．布列斯（布列塔尼诗歌集）》由拉维尔马克正式刊行。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盛赞此作乃是“凌驾荷马伊利亚德之上的作品”。随后它也出版了德语、英语版本，在欧洲各地广受好评。它的英文译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英国的）坎布里亚、德文、康瓦尔，随着和近邻民族的融合，除了地名和极少数的普通名词以外，凯尔特的民族特征已几近消失殆尽。在威尔斯，也是从好几世纪以前便开始同化，但在布列塔尼，则一直要到法国大革命才开始……威尔斯的循道宗教会、爱尔兰的宗教民族战争，都妨碍了凯尔特诗歌的开花结果，但在布列塔尼，它则是得到了自由的解放，并化为诗歌绽放而出。十世纪、十二世纪、十四世纪被吟咏的叙事歌与颂歌，透过口传，在农民、乞丐、乃至于代替昔日巴尔德的街头艺人当中，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地传颂下来。

虽然这段话对凯尔特的民族意识形容的有点夸张，不过确实也展现了“在其他凯尔特语圈理应消灭的传承，只有在布列塔尼仍然残存”这样的看法。而从十九世纪下布列塔尼农村的状况来看，这种想法或许并没有错。

拉维尔马克的见解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德鲁伊信仰等凯尔特文化，并没有随着基督教化遭到破坏，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虽然就像前面所建，这种思想在十六世纪便已存在，不过把“具有凯尔特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当成自己的认同看待，则是布列塔尼的民族派基督教徒不可或缺的论述依据。

拉维尔马克在《巴尔萨斯．布列斯》的解说部分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就这样，（德鲁伊的）仪式，与守护圣人的祭礼融合，结果以圣人信仰的形式残存下来。比方说圣罗南隐居修行的场所，乃是位在半山腰的内维特森林里；在这里每六年就会举行一次游行，然而它其实是德鲁伊的遗迹。”这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的“洛克伦的德洛梅尼祭礼”，也就是原本为异教、民间信仰的活动，经基督教化后变形而成的产物。简言之，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人们对于布列塔尼的基督教，乃是融合异教的特殊产物一事，已有了充分的认知。

◎圆桌武士传说的起源论争

在法兰西，亚瑟王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便几乎从一般民众的话题中消失了。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民众读物《蓝本丛书》（La Bibliothèque bleue）中，亚瑟王传说几乎完全不曾被提及。直到十九世纪，它才在各个层面上重新登场。

一八二七年，圆桌武士故事的经典——魏斯的《卢之传奇》（Roman de Rou）（一一六〇年左右）获得校订出版。随着这种骑士故事的重新包装上市，以观光为目的的“遗迹”确认行动也跟着展开了。比方说，像魔法师梅林最后被封印的“梅林的墓石”、以及梅林与妖精薇薇安初次会面的“帕兰顿之泉”等，在一八三〇年代，其所在地都获得了确认。据传是女巫摩根勒菲幽禁恋人的“不归谷”，在一八三〇年代曾经一度决定地点，不过后来又加以变更。其他像是“布劳赛良德森林”，在十九世纪后半也以观光胜地之姿被确定下来。一八六七年的观光指南《乔安娜指南》中，就将雷恩近郊的潘蓬森林介绍成布劳赛良德森林，同时也提到了梅林。

梅林之墓　位于潘蓬森林。有解说板和停车场，不过没有商店。作者摄影。

受到已经蔚为话题的高卢─凯尔特关系影响，十九世纪的法国，不断就“骑士文学究竟是起源于不列颠岛还是欧陆”这个问题产生争论。拉维马尔克就主张，杰弗里在《诸王史》中记载的“不列颠尼亚语”指的是布列斯语，因此骑士故事应该是始于布列塔尼、也就是欧陆这边。

一八五二年，法国大学中最具权威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设了中古法语文学讲座。负责这门课程的教授波朗．帕里斯（Paulin Paris），在一八六三年的讲义里，认可了拉维尔马克的主张，也就是阿莫里卡民间传承的重要性；但在第二年的讲义当中，他则是主张亚瑟王传说乃是起源自不列颠岛。研究中世纪英雄史诗的专家哥提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也是站在不列颠岛起源派一边（《法兰西的英雄史诗》，一八六五年）。结果，最后的结论并没有哪方胜利，而是将它认定为汇总了两方要素、从布立吞文化圈传承中诞生的产物。

◎人类学与凯尔特人

在十九世纪中叶确立学术地位的人类学中，凯尔特人也引起形形色色的话题。一八三九年在巴黎设立第一个民族学会的爱德华兹（William Frédéric Edwards），就是凯尔特语的专家。虽然他的学会最后并没有持续太久，但对凯尔特的分析，仍然在十九世纪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将凯尔特人分成大陆出身的卡尔人、与不列颠岛的基姆利斯人两种（《凯尔特诸语研究》，一八三二年发表，一八四四年出版）。卡尔即是高卢，是法兰西人的起源。基姆利斯则是卡姆利，亦即布立吞人，同时也是移居布列塔尼西部的布立吞人起源。

一八五九年设立巴黎人类学会的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既是“布罗卡区”（Broca’s area，运动性语言中枢）的命名由来，也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名的人类学者，而他同时也是一位凯尔特人专家。和爱德华兹一样，他也认为法兰西人的起源是高卢人，不过他认为高卢人乃是凯撒时代自不列颠岛渡海而来的基姆利斯（比尔及）人，和原本的卡尔（凯尔特）人混合的人种。阿莫里卡人或许在语言上仍留有基姆利斯（卡姆利）语的影子，但在民族上则和其他法兰西人一样，是凯尔特人的一部分。

一八六七年，在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昂莱，开设了古代史博物馆；这是拿破仑三世为了彰显高卢时代而指示建设的博物馆。他不只执笔撰写凯撒传记，还在高卢武将维钦及托列克斯与凯撒战斗的“阿莱西亚之战”故地，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的发掘调查。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绘有维钦及托列克斯肖像的钱币陆续被发现，而他也被当成“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代表性的象征，为了彰显他的伟业，在各地建起了铜像等纪念物。包括一八六七年由米勒制作的巨大塑像在内，到了十九世纪末，头戴左右饰有“胜利之翼”的“高卢式头盔”雕像，遂成为民众心目中“高卢人”的固定形象。

一八六五年，在瑞士的纽沙特，举行了“第一届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国际大会”。瑞士是拉坦诺遗迹的所在地，它的发掘是始自一八五八年。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发掘则是始于一八四六年，于是有关古代凯尔特遗迹意义的检讨，遂成为大会的中心话题。

但是在一八六七年于巴黎举办的第二次大会上，凯尔特便已经丧失了话题的中心性。据主流派的见解，巨石群之类的事物，并非属于德鲁伊祭坛之类的凯尔特遗迹，而是石器时代的产物。首先提倡将史前时代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并排除凯尔特这种分类的，是十九世纪初期丹麦的魏德尔．西蒙森；而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分期即使在法国学者之间，也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方法。

◎凯尔特学的确立

至于语言学方面，在祖斯极具先驱性的文法研究（第一卷发行于一八五一年）影响下，德意志遂成为凯尔特研究的中心。一八七一年莱比锡大学的温迪施（Ernst Windisch），与一八七八年柏林大学的祖玛，都开设了凯尔特诸语的课程。柏林于一八九七年创办《凯尔特语言研究志》，自此成为凯尔特语言学研究的中心。

在英国，一八七五年于威尔斯的亚伯立斯威大学，首先开设了凯尔特学讲座。一八七四年在牛津大学，约翰．利斯（John Rhys）也开设了凯尔特语文学讲座。

至于法国，法兰西公学院于一八八二年开设了凯尔特语文学讲座，由文学研究者朱邦维尔（Henri D’Arbois de Jubainville）担任教授。一八八三年，约瑟夫．洛特（Joseph Loth）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大学，开始教授凯尔特语。一八八五年，《凯尔特杂志》在巴黎创刊；此后一直到现在，它都是法国最具权威的凯尔特研究刊物。

就这样，自一八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在英德法各国，以语言学和文学为中心的凯尔特学开始起步，并且一路发展至今。

近代的凯尔特语文化圈

◎文化的维持与衰退

威尔斯的人口在一八〇一年只有六十万人，但到了一九一一年已经超过两百四十万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部煤矿地区的钢铁业发达，使得大量劳动者从英格兰、爱尔兰涌入当地谋求生计之故，社会阶层的对立，也与宗教及语言文化的关系彼此重合；威尔斯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已经与英国国教会派的英格兰文化同化，但民众阶层则仍保持着以非国教徒为主流的卡姆利语文化。

一八六〇年，前述的全区域统合祭典“爱斯提斯沃特”开始举行，也维持了卡姆利语文化的活力。一九一一年，在威尔斯约有将近一百万人说卡姆利语，占全体的百分之四十四。一八八六年，在威尔斯出现了称为“Cymru Fydd”（未来威尔斯）的青年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并没有像爱尔兰一样发展成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这大概是因为当地政治自十六世纪起已经统合，同化进展较早的缘故。

在苏格兰，保持凯尔特语的高地地区，经济则是急遽衰退；为此，他们在语言文化上的衰退幅度也很大。在政治上，一八八八年苏格兰工党成立，并且打出了苏格兰自治的纲领。然而到了一八九二年，他们改组为“独立工党”、成为英国全国性政党，从而丧失了地区主义的取向。另一方面，因为以低地为主的地区经济持续繁荣，所以当地也没有演变成像爱尔兰这样的激进独立运动。

爱尔兰随着一八〇一年实施的《联合法》，地区特权被剥夺殆尽，彻底化为英国殖民地。一八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大饥荒，让岛上原本九百万的人口，到了五一年剧减到六百五十万人；共有一百五十万人饿死，另外一百万人则是移民到美国。说爱尔兰语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有两百万人，但到二十世纪初只剩六十万人。

一八九三年，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团体“盖尔同盟”诞生，并于一九〇五年组成独立派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为“我们”之意）。它与一九一六年，人称“复活节起义”的独立战争有着密切关系。

康瓦尔在一八〇一年大约有二十万人口，到一八六一年达到三十七万人的顶点，其后在一九一四年又衰退到三十二万人。当地著名的锡矿虽然一直持续生产，但并没有其他值得注目的产业，因此人口也随之停滞。

凯尔诺语随着一七七七年最后一位使用者的过世，从此便成了死亡的语言。一世纪以后的一九〇一年，成立了所谓的“凯尔特─凯尔诺协会”。但是和布列塔尼以及威尔斯不同，因为它在行政上属于英格兰，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自治运动产生。

曼岛在一七二一年有一万四千人，一八〇〇年则增加到四万人；不过，自从一九〇一年达到五万五千人后，当地的人口便陷入停滞。和康瓦尔一样，当地只有农渔业和若干矿产，十九世纪后半以来，在经济动向上也是乏善可陈。

因为有圣经（全译本于一七七五年出版）等曼语宗教书籍的出版，当地语言文化的状况比起凯尔诺语要好一些，但在十九世纪，说曼语的人数还是急遽减退。十八世纪还有九成以上的居民说曼语，但到了一九〇一年，说曼语的人已经降到四千六百五十七人，一九一一年更降低到二千三百八十二人。不过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当地也兴起了复兴运动，一八九九年并设立了“曼岛盖尔语协会”。

◎爱尔兰的独立

二十世纪凯尔特语文化圈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爱尔兰独立了。“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好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九一六年四月、复活节假期将近尾声的星期一，民族主义者袭击了都柏林的中央邮局，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虽然这场起义仅仅一周就遭到镇压，不过战争之后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独立派在大选中获胜；他们拒绝加入英国议会，并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革命议会，发表共和国成立宣言、并集结义勇军（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军展开巷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南部二十六州与北部六州分离，签订协定并获得自治。

不承认这种妥协的独立派，与英军及妥协派持续进行内战将近一年，不过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只有二十六州的“爱尔兰自由国”决定独立，并在第二年正式建国。一九三七年，他们公布新宪法，将自由国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国”。在这当中，问题仍有待解决的北爱尔兰地区，人口比约占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直到现在仍然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

作为凯尔特语文化圈唯一的独立国，爱尔兰为了拥护自己的认同，屡屡打出凯尔特这张牌；毕竟要鲜明展现出自己在语言文化上和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不同，这是最直截了当的手段。一九三七年宪法规定爱尔兰语为国语兼第一公用语，英语则被降为第二公用语。可是就算这样做，爱尔兰语也没那么简单复兴；说得更精确一点，独立之后，状况反而更恶化了。能做到的，只有保护爱尔兰语使用地区（Ghaeltacht），在初等教育中将爱尔兰语列为必修科目等事项罢了。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成为独立国之后，反而无法在文化领域上开销太大的缘故吧！

不过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状况有了重大的转变。爱尔兰近年的经济发展突飞勐进，被誉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随着这样的发展，他们也开始重视文化上的投资。二〇〇四年，他们制定了英爱两语平等使用的新语言法，二〇〇七年一月，更成功让爱尔兰语跻身欧盟通用语之林。爱尔兰语文化的振兴，于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强力发展。

◎语言复兴的凯尔特语圈

那么，其他的凯尔特语地区，在二十世纪又是怎样的呢？威尔斯在战间期，因为煤矿业的不振而陷入经济危机，这种不景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过卡姆利语人口并没有剧减太多。在一九一一年，它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但到了一九五一年，还占有百分之二十八。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因为尽管它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但在宗教层面还能有效维持之故。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以来，威尔斯并没有经历到像爱尔兰这样的经济危机，因此过激的民族主义也无法渗透底层。尽管一九二五年民族政党“威尔斯党”（Plaid Cymru）已经成立，但到一九六〇为止，它也不过就是个泡沫政党罢了。自治主义反而被包含在工党的主张当中；经过一九九九年的公民投票，威尔斯自治议会于焉诞生。

自治的获得对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助益。卡姆利语在一九六七年，已经获得语言法承认，能够和英语享有同等的使用权；在一九八八年施行的教育法、一九九三年施行的新语言法中，又规定它在公共团体中，有义务和英语同等使用。

就这样，卡姆利语在各方面逐渐恢复了权力。在一九九一年的人口普查中，卡姆利语的减少已经获得遏止，二〇〇一年更是不减反增。从各个指标来看，这种倾向毫无疑问都在持续发展；在凯尔特语圈中，威尔斯已经居于语言复兴的主导地位。

苏格兰在经济上，与威尔斯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从语言文化来看，使用阿尔巴语（苏格兰盖尔语）的人口，一九〇一年约为百分之六点八、二十三万人；但到了一九五一年则剧减到百分之一点八、人数也只剩下九万人。在政治上，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没有比威尔斯高。一九二七年，当地诞生了最初的民族苏格兰党，并在一九三四年，出现了延续至今的苏格兰民族党，但民族党的首位国会议员，一直要等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诞生。

二战后，英国的地方分权运动，呈现出被苏格兰牵着鼻子走的状态。特别是在一九九七年的公民投票中，当地居民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赞成设立自治议会，并于九九年起展开议会活动。新的苏格兰议会相当重视语言文化的复兴，二〇〇五年制定了新的语言法。他们在语言危机的状况上和爱尔兰差不多，再活性化的时期也大致相同。

在康瓦尔，一九二八年仿效布列塔尼的新德鲁伊团体，成立了“寇尔赛斯”。虽然布列塔尼的德鲁伊团体很快泡沫化，但康瓦尔却因此成为语言复兴的中心。一九三四年，只有“寇尔赛斯”的八位成员会讲凯尔诺语，但二战后运动逐渐广泛，到了二〇〇〇年，会说凯尔诺语的大约有三千人，当中能流利对话沟通的，估计约有三百人。虽然英国政府到现在还没正式承认凯尔诺语，有关语言人口也没有一个官方数值，不过二〇〇二年，当英国政府批准《欧洲地区少数语言宪章》的时候，凯尔诺语也被列入对象之一，这是它首度被官方所认可。

曼语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减少的趋势也没有停止，一九二一年，全人口仅有百分之一，也就是九百人在说曼语。一九七四年，最后一位以曼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士过世后，语言学者遂断定曼语为死亡语言；但是岛上的语言复兴运动自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到了二〇〇一年的人口普查中，还有一千六百八十九人被认为具有读写这种语言的能力。

◎二十世纪的凯尔特学

自十九世纪前半的蒂埃里、马丹起，便与法兰西民族主义结合的高卢论，即使在二十世纪也依然活跃；其中贡献最大者，则非《高卢史》（Histoire de la Gaule，全八卷，一九〇七至二六年）的作者卡缪．朱里安（Camille Julien）莫属。这套书乃是至当时为止研究的集大成，包括高卢与希腊的关系等内容在内，其中有许多信息，到今天依然相当有用。

在语言学方面，则是以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的功绩为大。他作为比较语言学的泰斗，在文化论述层面上留下了相当重要的足迹。他指出在印欧语当中，一方是印度与伊朗、另一方则是意大利与高卢，两方在祭祀阶层（或者人脉）上所产生的共通性。重要的是，他将古代凯尔特与中世以降的海岛凯尔特，在比较上加以系统化。这点虽然和凯尔特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化密切相关，但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或许是功过各半吧。

比较语言学者虽然设定了“原始语（祖语）”这种单一起源，但并没有将它和文化或人种的起源相结合。然而，有一部分的凯尔特学者却跨过了这条界线，转而抱持起种族主义的倾向。德意志的凯尔特学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在柏林等五所大学拥有凯尔特学讲座、居于研究的领先地位，但柏林大学的凯尔特学讲座教授穆尔豪森却采取了种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样，都是“真正的亚利安人”。不只如此，他还加入了纳粹党卫队主办的研究教育振兴会“祖先的遗产”（Ahnenerbe），成为其中的一员。就这样，纳粹意识形态与凯尔特学相结合，从而导致一八九七年创刊的权威刊物——柏林大学的《凯尔特语言研究志》，在二次大战后不得不休刊十年。

二十世纪前半法国最优秀的凯尔特学者是亨利．休伯特（Henri Hubert）。他身为宗教社会学者，是社会学、人类学者马瑟．牟斯（Marcel Maus）最亲密的伙伴。休伯特从印欧语比较研究推进到凯尔特人全体，对铁器时代到中世爱尔兰的社会、宗教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主张有所谓的“凯尔特性”或者“泛凯尔特性”，亦即凯尔特社会共有的文化存在。他的证据就是德鲁伊，他认为德鲁伊正是所谓的“泛凯尔特祭祀团”。不过他那两本堪称纪念碑等级的作品《凯尔特人与拉坦诺期为止凯尔特文化的扩大》（Les Celtes et l'expansion celtique jusqu'à l'époque de La Tène）、《拉坦诺期以后的凯尔特人与凯尔特文明》（Les Celtes depuis l'époque de la Tène et la civilisation celtique）（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要获到好评，得等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后了。

除此之外特别有贡献的，则是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的比较神话学。杜梅齐尔在解说所谓“三机能假说”，也就是印欧语族社会共有的社会及神话构造（祭司、战士、生产者三种结构）时，特别举了高卢做例子。也就是说，高卢可以分成作为战士集团的“艾克提斯”、作为生产者的平民，以及展现咒术与法律权威的德鲁伊。

但是在高卢，并没有像在罗马或印度那样，发现足以代表三种机能的神明记述；因此，杜梅齐尔便引用了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爱尔兰及威尔斯神话来配合。他认为，既然海岛凯尔特语圈在语言上和高卢是共通的，那么在文化上也应该彼此相通才对。从他以后，包括波尔马里．杜瓦尔，让．多布里斯等现代具代表性的凯尔特宗教学、神话学者，对于将爱尔兰、威尔斯传说的神明与古代高卢结合论述，都毫无任何疑问。

尽管如此，将相隔一千年以上时空的文化等同看待，至少在史学上是说不过去的。以这样的疑问为基础，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展开了对凯尔特文化的解构以及重新质问。大英博物馆研究员赛门．詹姆斯（Simon James）、以及意大利考古学者约翰．柯里斯，便在英国考古学杂志《古代》（Antiquity）上力陈，“凯尔特这个概念对于古代不列颠岛，乃是根本不必要的东西”。

进入二〇〇〇年代后，法国考古学者尚路易．布鲁诺（Jean-Louis Brunaux）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他的《高卢人》（Les Gaulois，二〇〇五年）、《德鲁伊》（Les Druides，二〇〇六年）不只汇整了最近的考古学成果，同时也透过对古代文献的重新解读，试图解答这些疑问。本书关于德鲁伊的记述，有很多都是拜他的见解所赐。

尾声结果，凯尔特到底是什么？

十九世纪德鲁伊的形象　在支石墓圣域，进行活人献祭仪式的德鲁伊。《法兰西民众史》（1870年）的插图。

◎“凯尔特”的三个区分

关于凯尔特人，以及凯尔特文化究竟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做个汇整。首先，凯尔特人从时代上来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阶段。

首先是古代凯尔特。对于这个时代的描写始自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叙述，接着直到西元一至二世纪的塔西佗，乃至于当成过往记忆描述的七世纪学者——塞维尔的（圣）依西多禄，都有相关的记录。关于他们的起源，在近代研究者的研究下产生了大幅的扩张，从包含哈尔施塔特前期在内的整个铁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甚至还有人主张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凯尔特人萌芽的痕迹。可是，这种主张乃是为了赋予“凯尔特文化很伟大”的印象而做的概念扩张，并不能称得上是学术。

古代凯尔特文化已经消灭了，但并不是遭到罗马人所抹杀，也不是遭到驱逐。它是和罗马文化同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简言之，就是遭到权威更高的文化所吸收。

话虽如此，在四世纪的阿莫里卡，就像他们同时祭祀罗马的神与当地的神一样，虽然有同化，却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认同。他们在被纳入罗马文化框架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方意识。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文化落差并没有那么的大。从德鲁伊的例子也可以理解，凯尔特文化其实有受到希腊等地中海文化影响，因此它本身的独特性，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抢眼。

尽管如此，在罗马支配所不及的不列颠尼亚岛北部与西部，乃至于罗马完全不曾踏足的海伯尼亚岛，仍有让罗马征服前的文化残存下来的余地。这些地区的人们说着类似于古代凯尔特的语言，迄今为止，这些人以及文化，一直都被认为是未被古代罗马文化同化、残存下来的凯尔特文化遗留。

但是，他们真的能被称为“凯尔特”吗？关于这点，到现在仍有争论。经过文献学的详细检讨，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足以证明凯尔特人曾经居住在不列颠群岛。斯特拉波将凯尔特人与布立吞人作出区别，凯撒也说内陆不列颠尼亚居住的是当地原住民，只有海岸地区有大陆移居过来的比尔及人。故此，对他来说，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不过是边陲的存在罢了。若是如此，那他们在历史学上，就只能称为“古代布立吞人”和“古代海伯尼亚人”了。

第二是免于受古代罗马同化，将传统古代凯尔特文化继承下来的中世纪凯尔特。只是本书在谈论这个时代时，几乎不使用“凯尔特”这个称呼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了近年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之后一直到十六世纪，我顶多就是在谈及不列颠岛居民的祖先时，说他们是凯尔特人罢了。

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以过去民间的信仰文化，如何在基督教流入之下产生改变为叙述中心。比方说第一章所述的种种异教事物，迄今为止一直被当成是布列塔尼“凯尔特独特性”的象征来大书特书，但本书却反其道而行，将它看作是民间信仰、以及人类文化当中普遍的现象来看待，从而并不强调它的凯尔特性质。讨论这些文化事项在基督教当中的逸脱，与指出它们的凯尔特性质并无绝对关联，而是站在人类普遍可见的文化立场去看待它们。

第三便是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盛，被广为谈论的凯尔特。自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发现高卢”开始，到十八世纪的凯尔特迷、十九世纪后半凯尔特学的诞生，不论何者都主张古代凯尔特乃是自己文化的起源，并透过这种对凯尔特的探究，来主张自己的认同。

随着凯尔特学研究的进展，对古代凯尔特的印象也陆陆续续更新，变得更加鲜明且具体；可是我们有必要清楚认知，以此为背景的现代凯尔特文化，和过去的凯尔特完全是两回事。当然对当事人来说，有很多时候确实能感受到自古代绵延下来的文化连续性，而要从外部否定这种直觉感受，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自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末，这个称呼的使用足足相隔了一千年以上的空白时间，因此要将其内容视为同一事物，明显是很没道理的。

即使是古希腊和现代希腊、古罗马和现代意大利，这种地点一致、语言系统也公认有连续性的情况，两者之间的文化还是有很大的隔阂；更何况凯尔特，就连地点的连续性也没有呢！古代凯尔特以欧陆为主，现代凯尔特却以不列颠群岛为中心。故此，本书只能在这种时间空间距离的认知上，尽量进行统合性的叙述而已。

◎关于德鲁伊

关于德鲁伊也是一样，其内含意义随着时代而有变迁。这种变迁和凯尔特概念的改变差不多能相互对应，但仍有微妙的差异。

第一种德鲁伊是，作为古代凯尔特人知识阶层集团的德鲁伊。他们是在受到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下，于前五世纪在高卢中北部形成的团体。这是一个需要体系性学问培养的集团，社会地位也很高。虽然属于政治领导阶层，但并没有扩散到高卢以外的形迹。在前一世纪初期，高卢社会上层被罗马文化吸收的过程中，这个集团开始瓦解；到了前一世纪中叶，也就是凯撒发动高卢战争之际，这个集团已经濒临消灭了。

第二则是凯撒时代开始描写的萨满式德鲁伊。《高卢战记》中并没有将它和第一种德鲁伊加以区别，但是两者的形象明显有异。首先是女巫、也就是女性德鲁伊的首次登场。再来是他们偏向咒术师、预言家、祭祀者，看不见那种有体系知识集团的痕迹。就像内尼厄斯的《不列颠人史》一样，有时候他们也不被称为德鲁伊，而被称为“Magos”（魔法师、占卜师）；从这里看来，他们应该是和大规模国家成立以前，广布世界各地的萨满属于同一类型。

在中世纪前期海伯尼亚（爱尔兰）和瓦利亚（威尔斯）的记述中，对这些基督教流入以前的萨满，再次用“德鲁伊”来加以称呼。现代凯尔特学研究甚至一直到最近为止，都还是把这种海伯尼亚和瓦利亚对德鲁伊的描写，大剌剌地当成和古代德鲁伊同样的东西来看待。对这种论点正式提出纠正，不过是二〇〇〇年代以来的事而已。

第三是十八世纪以降“新德鲁伊信仰”底下的德鲁伊。虽然它的目标是要复兴一种包含了第一、第二类德鲁伊的形象，但在这当中特别强调的是非基督教性质，以及找回基督教成立以前的精神性，换言之即是一种神秘主义。他们重视冥想，疗愈成为重要的关键字。共济会式的密教性与秘密结社的封闭性，更助长了这种神秘主义。但是他们完全不曾主张古代德鲁伊那种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体系性学术、或是社会阶层优越性，以及政治领导力等。因此，这当然不是古代凯尔特德鲁伊的复活，但是他们试图唤醒人们内心、找寻近代欧洲在理性与体系生产性下所丧失精神的贡献，仍是不容抹灭的。

◎“复兴”的凯尔特文化

二十世纪初，随着泛凯尔特大会的组织，凯尔特认同的复活也成为议论焦点。一八九八年，当威尔斯举行民族文化祭“爱斯提斯沃特”的时候，凯尔特语圈的民族主义党派代表也共同会商，决定召开泛凯尔特大会。正如爱斯提斯沃特是汲取了十八世纪以来新德鲁伊运动思维的产物，泛凯尔特主义（Pan-Celticism）也是出自于对古代凯尔特憧憬的神秘联系感。十九世纪以降，以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根基于语言同族性的团结运动，因此泛凯尔特运动，是个可以和泛日耳曼、泛斯拉夫主义相比较，令人感兴趣的运动。

泛凯尔特大会　1902年，于威尔斯邦戈召开的“全卡姆利爱斯提沃斯特”参加者。

一九〇〇年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以“协助凯尔特研究、促进整体凯尔特人在语言和民族特征等各方面相互友好”为宗旨的杂志《凯尔迪亚》创刊了；第二年（一九〇一年），同样在都柏林，第一届泛凯尔特大会也召开了。但是大会在第三届（一九〇七年，爱丁堡）后就休止，杂志也在第二年（一九〇八年）休刊。

在爱尔兰，以凯尔特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但另一方面，在威尔斯和布列塔尼，却看不见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增长。这种隔阂也遏制了团结运动的发展。在战间期，布列塔尼和威尔斯虽然展开了以凯尔特团结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布列塔尼，受到德意志流凯尔特学的影响，产生了人种上的选民思想，但作为政治运动，它们仍旧是以泡沫化作结。

取而代之活跃的是，伴随民俗印象而来的凯尔特文化运动。

一九七一年开始的“凯尔特文化交流祭”（布列塔尼，安．诺里昂（洛里昂）市），是结合了凯尔特文化圈各地区——苏格兰、威尔斯、曼岛、康瓦尔、爱尔兰、乃至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与阿斯图里亚斯——共襄盛举，堪称现代凯尔特团结象征的祭典。它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举行，一周间有五千名音乐家参加，观众也达到四十万人，是个相当巨大的音乐盛会。象征苏格兰民族衣装的格子裙、风笛演奏的民族音乐、爱尔兰舞蹈、布列塔尼的比尼乌（biniou，一种当地的风笛）与蓬巴尔德（bombarde，一种凯尔特音乐专有的喇叭）……这些衣装和音乐，正是现代典型的凯尔特印象。

在布列塔尼，这种民俗层面的凯尔特印象，乃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当中最具象征的，是一八九五年于巴黎出道的歌手波特雷尔（Théodore Boetrl）。他穿着出身地蓬纳巴特㉙的民族衣装，演唱以布列塔尼为题材的歌曲，风靡一时。

波特雷尔歌集的唱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行。

观光取向、民俗色彩浓厚的祭典也在各地诞生。“金荆豆祭”（阿旺桥㉙，一九〇五年开始）、“青网祭”（孔凯尔内㉙，一九〇五年）、“寇奴艾尤女王祭”（肯佩尔㉙，一九二三年）等持续至今的祭典，都是在二十世纪前半诞生的。

在这些祭典上表演民族舞蹈，对于创造地方认同深具贡献者，乃是民族舞蹈保存会“Celtic circle”。他们最初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下的巴黎组成，不过后来不只都市，在农村地带也广布其组织网；今天，他们在布列塔尼各地共有两百多个团体，以及一万名会员。靠着这个团体的后援，布列塔尼以观光客集中的夏季为中心，在“凯尔特文化交流祭”等四十个地方，都有民俗祭典的组织。

一九七〇年代以后，以阿兰．斯蒂夫（Alan Stivell）为代表，结合传统音乐与现代风编曲的“民族”音乐，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斯蒂夫也被评为现代布列塔尼凯尔特音乐的旗手。

爱尔兰与苏格兰的情况也几乎一样，都是以民族音乐为基础，在文化上呈现出凯尔特。

◎布列塔尼的基督教是什么？

正如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的，正统基督教在布列塔尼，一直没有落地生根。序章与第一章中展示的凯尔特印象，多半是具有凯尔特色彩的基督教，可是它们却以民俗的面貌，在现代凯尔特语圈中，与凯尔特的印象直接相连。

故此，这种“凯尔特”的意味，从新凯尔特运动唤起的古代凯尔特一面来看，包括妖精与魔法师的强烈印象、中世纪亚瑟王传说的要素、乃至于安寇和守护圣人等，表面上是附随着基督教，实际上却夹杂了很多基督教之前的异教感，以及民间信仰意象。本书试着用整合的方式，来描绘出这些庞杂的印象。

基督教在不列颠岛圣人的移居（及其神话），中世教区的诞生（冠以圣人名讳的教会设立）这个形式上，乃是布列塔尼不动的存在。但是要彻底渗透到民众的心性中，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一直到十七世纪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他们才终于确立了意识层面上的支配权。二十世纪后半，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代以降，随着世界趋势的脱宗教化，当地也开始逐渐远离教会；因此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天主教的全盛期不过是两百到三百年而已。

如果从民俗学层面来思量，这些异教、或者被认为是基督教以前的民俗信仰还能残存到现在，就代表纯粹且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或许直到最后都没有在当地生根。只是话又说回来，真的存在所谓“纯正的基督教”吗？不管在何地，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留存下来，因此纯正的基督教，或许并不存在吧！

这些或多或少存在的当地风俗，其实是人类文化中普遍且共通的事物，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唯有当地独特的风俗，与普遍事物的交织，才能形成一个文化。

学术文库版后记

凯尔特十字（Celtic cross）

本书采取的书写方法，与一般的历史书略为相异。正如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看见的，本书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民俗学的手法，来展开对古代痕迹的探索。二〇〇七年刊行的本书原本，虽然得到好几位研究者撰写书评加以评论，不过或许因为论者都是历史学界出身的缘故，对于这点评价并不高，这让笔者不禁感到有点遗憾。毕竟若以今日的思潮来看，我所采取的正可说是文化史的方法论。

值此文库版出版之际，我将书评会还有各方指出的谬误，以及不正确之处加以订正。由于本书的内容横跨史前时代到现代，范围相当广泛，因此需要订正的地方也相当繁杂。在此虽然无法一一举出各位的姓名，不过还是对提出指教的诸位，致上最由衷的谢意。

自本书出版以来，我所获得与本书相关的书籍当中，有三本书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且都没有日译）；这三本书都是有关史前时代的作品，其中两册是有关印欧诸语的生成时期。

我在本书中提到，一直以来的看法都认为，印欧语系的生成是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然而随着考古学的进展，以及遗传学研究的急速发展，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据推断可以达到西元前七千到前六千年间，换言之可以再往前回溯四千年左右。

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所著《英国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二〇〇六年），正是一部遗传研究专家以不列颠岛为中心汇整资料，并在英国掀起话题的作品。这本书透过遗传学的调查指出，现今八成不列颠人的基因库是由中石器时代（大约一万年前后）的住民一脉相传而来，同时在语言方面，也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就书中的观点来看，人的迁徙或许大幅带动语言的流动，但即使没有迁徙，语言也会流动（亦即透过文化融合，被占有优势的语言所同化）；而就算有物质文化的流动，也未必会伴随着语言的流动（换言之，即使遗迹的出土物有同样的倾向，也未必就会展现在语言的同化上）。

奥本海默在印欧语系的起源上，采取了将遗传学者的最新说法与传统说法两者并陈的方式，也就是同时介绍前七千年至前六千年、以及前四千年到前三千年这两种观点。接着，他又介绍了德国比较语言学者费纳曼的论点，以阐明自己的中间立场。据这种说法，印欧语是在前五千五百年入侵东欧，并在前四千年进入中欧及斯堪地那维亚。另一方面，非印欧语的“大西洋”语，则是在前四千年，从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抵达不列颠岛与斯堪地那维亚。从巨石文化的关系，以及不列颠岛北部皮克特语中残留的非印欧语痕迹，或许都能明显看出这点。

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所著的《马．车轮．语言》（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二〇〇七年），则是从考古人类学者的角度出发，对遗传学研究提出反驳，也是一本在比较语言学会中引起广泛议论的书籍。虽然奥本海默等遗传专家也有指出，不过遗传研究所能判明的范围顶多是以千年为单位的移动，对于数百年单位的移动则力有未逮，因此有可能产生一、两千年的误差。是故，关于前四千年左右的状况，必须要对照考古学资料加以分析才行。安东尼在这里着眼的是，有关车轮的考古学证据，和印欧诸语中关于“车轮”语汇的关系，并由此推断原始印欧语形成的年代。根据他的看法，原始印欧语最初的分歧（西台语的生成）大约是西元前四千五百到三千五百年间，这和传统对原始印欧语的认定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本书也援用他的看法，毕竟往前回溯两千年的新说，并没有足以证实这两千年间（前六千年～前四千年）相关推移的考古学佐证可言。

贝瑞．康利夫（Barry Cunliffe）、约翰．科霍编著的《来自西方的凯尔特语》（Celtic from the West，二〇一〇年），是由凯尔特考古学界的重要权威康利夫，与引领最新研究的亚伯立斯威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教授科霍为中心，统合遗传研究等最近成果而成的作品，本书也多有采取这本文集撰稿者的见解。只是，关于以下两点，本书中并未提及，故在此加以介绍。

第一是，凯尔特语的基础形成与巨石文化是否有关系？正如本书所述，尽管巨石阵曾有被凯尔特人利用来祭祀的形迹，但迄今为止普遍认为，巨石文化本身与凯尔特人并无关系。但是，科霍、康利夫依据奥本海默等人的见解，认为从有关印欧诸语起源的线状纹粗陶文化（西元前五千五百～前四千五百年，从匈牙利附近扩及法兰西、波兰），到公认由其发展出来的漏斗状烧杯文化（前四千三百年～前两千八百年）、以及在大西洋沿岸形成地区性文化的海洋钟状烧杯文化（前两千八百年～前两千四百年），或是堆石—墓道古坟文化（前五千五百年～前三千八百年间），其所使用的交易语言，很有可能是凯尔特语。考虑到这些都是大西洋沿岸巨石文化的主要核心，那么它很有可能是伊比利半岛流入不列颠群岛的文化。

另一点是本书中曾经提到，在伊比利半岛上有一种被认为是传说中语言的塔尔提索斯语。虽然从以前就有蒐集到用腓尼基文字写成的碑文，而碑文上的地名也几乎都可以认定为凯尔特语，不过科霍经过分析之后，认为这种语言确实就是凯尔特语。于是一般承认的最古老凯尔特语，就是这种可以回溯到西元前七世纪的塔尔提索斯语，而伊比利半岛西部也是凯尔特文化的起点；这就是这本书的主旨，《来自西方的凯尔特语》。不只如此，虽然本书没有提及，不过他们也认为，海伯尼亚的起源传说——《侵略之书》，正是起自伊比利半岛，而这也与传承彼此吻合。尽管关于这两点见解，专家多抱持着否定的态度，但作为让人相当感兴趣的非主流说法，笔者还是在这里加以提及。

另一方面，关于原本的凯尔特文化，在与柯立斯等学者的“凯尔特怀疑派”论述并行的情况下，自一九九〇年代末起，将凯尔特学体系化的尝试开始有所进展。由前述科霍教授所主导的计划“关于凯尔特诸语及文化认同的学界总合研究”，已经陆续出版了《凯尔特文化历史事典》（全五卷，二〇〇六年）、《凯尔特学历史地图》（二〇〇七年）等成果。这正证明了凯尔特学研究已经迈向学术体系化的时代，而本书在个别研究的阶段，也对其中的成果多所撷取。顺道一提，《凯尔特文化历史事典》，已经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了简略版（虽然还是两卷的大部头著作）。

二〇一六年十月　原圣

参考文献

以下谨列出笔者执笔之际的参考文献中，重要性较高、时间较新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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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一览

以下谨以与“凯尔特文化”及布列塔尼历史有关，进行记录、研究的主要人物及著作为中心，按照在本书中的登场顺序一一介绍。

第一、二章

保罗．赛比略

（Paul Sébillot，1843～1918）

民俗学者，设立了“民间传承学会”(1885年)。着有《上布列塔尼地区的口承文艺》(1881年）、《上布列塔尼地区的传统与迷信》(1882年)等作品。柳田国男从他这里，引进了“口承文艺”的概念。特别重视海与动植物等自然事物与习俗之间的关联。

波伊夫．赛比略

（Paul-Yves Sébillot，1885～1971）

民俗学者，保罗．赛比略之子。着有《布列塔尼民俗》(1950年）等书。

杰克．康布雷

（Jacques Cambry，1749～1807）

法国大革命期间布列塔尼的知识分子，在民俗学上以《菲尼斯泰尔游记》而著名。

弗雷泽

（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

英国民族学者。日译作品有《金枝》（全五卷，永桥卓介译，岩波文库），《初版金枝》（上、下，筑摩书房）等。

普林尼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左右～79）

罗马的博物学家。日译有《博物志》（中野定雄等译，雄山阁初版）等作品。

乔治．劳伦斯．戈梅

（George Lawrence Gomme，1853～1916）

1878年于英国设立“民俗学协会”；对柳田国男产生影响的民俗学者之一。

拉维尔马克

（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1815～1895）

十九世纪布列塔尼代表性的民谣采集者，以《巴尔萨斯．布列斯》（布列塔尼诗歌集，1839年）著称。

勒布莱斯

（Anatole Le Braz，1859～1926）

民俗学者。着有《下布列塔尼的死亡传说》（La Légende de la mort en Basse-Bretagne，1893年）、《地方上的守护圣人祭》（Au Pays des Pardons，1894年）等作品，为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运动的先驱。

拉托尔．多瓦尼耶

（Théophile de la Tour d’Auvergne，1743～1800）

布列塔尼的军人，兼热心的凯尔特迷。认为布列斯语乃是最原始的语言。

乔治桑

（George Sand，1804～1876）

十九世纪法国代表性的民俗文学家。着有《爱的妖精》（岩波文库）、《法兰西田园传说集》（岩波文库）等作品。

詹姆斯．米伦

（James Miln，1819～1881）

1870年代定居于布列塔尼的卡尔奈克，进行调查的苏格兰人。

萨克利．勒鲁吉克

（Zacharie Le Rousic，1864～1939）

十九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对于卡尔奈克的考古调查几乎无役不与的地方研究者。

约翰．奥布里

（John Aubrey，1626～1697）

首位在英格兰埃夫伯里的巨石阵进行研究的学者，指出此巨石阵为观测太阳的设施。着有《不列颠尼亚的遗迹》（Monumenta Britannia，遗稿）。

第三、四章

拉姆绍尔

（Johann Georg Ramsauer，1795～1874）

奥地利考古学家，发现了哈尔施塔特遗迹。

斯特拉波

（Strabõn，约前64～后21）

希腊地理学家，着有《希腊罗马世界地理志》（饭尾都人译，龙溪书舍）。

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

（Hekataios，约前550／548～前475）

希腊历史、地理学家。在CD《世界史地图．图解集》（世界史地图．图解软件开发研究会编）中，有收录“赫卡塔埃乌斯的世界地图”。

埃福罗斯

（Ephoros，约前405～前330）

希腊历史、地理学家。

波利比乌斯

（Polybios，约前201～前120）

罗马史家。着有《世界史》（竹岛俊之译，龙溪书舍）、《历史》（城江良和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等作品。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Klaudios Ptolemaios，86～165）

亚历山卓的天文、地理学者。着有《地理学》。

凯撒

（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

罗马的军人、政治家，留有关于高卢人的详细记述。着有《高卢战记》（近山金次译，岩波文库）（国原吉之助译，讲谈社学术文库）。

（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

（Sidonius Apollinaris，430左右～479）

高卢的诗人。着有〈歌章第十八〉（收录于《对物的追求》，涩泽龙彦编，河出书房新社）。

本都的赫拉克雷迪斯（Herakleides Pontikos，约前390～前310）

哲学家。奥利金曾着有《赫拉克雷迪斯对话录》（小高毅译，创文社）。

普鲁塔克

（Plutarchos，约46／48～120）

希腊作家。着有《卡米路斯传》（Life of Camillus）、《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等书。

狄奥多罗斯

（Diodoros，前60左右～后30）

生于西西里岛的古希腊史家。着有《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神代地志》（收入《历史丛书》前六卷；饭尾都人译，龙溪书舍）等书。

李维

（Titus Livius，前59～后17）

罗马史家。着有《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铃木一舟译，岩波文库）。

阿巴马的波希多尼

（Poseidonios，前135左右～前51）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史家。虽然被称为与亚里斯多德并列的作家，但至今只剩断简残篇留存。

阿美德．蒂埃里

（Amédée Thierry，1797～1873）

高卢史家。在著作《高卢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Gaulois）中，强调高卢人乃是法兰西人的祖先。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约前570～496）

以毕氏定理闻名的古希腊哲学家，组织了一个类似教团的学派。参见钱特罗尼（Bruno Centrone）《毕达哥拉斯派—生命与哲学》（斋藤宪译，岩波书店）。

房德里耶斯

（Joseph Vendryes，1875～1960）

凯尔特语言学者，也撰有《凯尔特人的宗教》（1948年）等文化论着。着有《语言学概论　语言研究与历史》（藤冈胜二译，刀江书院），以一般语言学理论家的身分广受好评。

苏托埃尼乌斯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70～125／140）

罗马文人，着有《罗马皇帝传》（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

维钦及托列克斯

（Vercingetorix，前72～前46）

阿维尔尼人的最高权力者，在“阿莱西亚之战”（前52年）中败给凯撒。十九世纪随着法兰西民族主义高涨，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艾德华．卢伊德

（Edward Lluyd，1660～1709）

语言学者。在《不列颠尼亚考古学》(1707年)中，对所有海岛凯尔特语进行了考察，被视为凯尔特语言学之祖；同时也是位有名的植物学家。

乌尔比安

（Domitius Ulpianus，170左右～228）

罗马法学家。日译有《罗马法范暨罗马法总评、十二表法全文、新敕法两篇》（末松谦澄译，帝国学士院）。

第五至七章

克洛维一世

（Clovis，465／466左右～511）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初代国王，也是一位受基督教洗礼的国王。

弗雷迪卡留斯

（Fredegarius，584～642）

《法兰克年代纪》（七世纪）的作者。

弗罗利欧

（Léon Fleuriot，1923～1987）

历史语言学家。着有《布列塔尼的起源》（1980年）等书。主张在布列斯语的西北部方言中，可以发现高卢语的残留。

皮耶尔．路波

（Pierre Le Baud，1450左右～1505）

布列塔尼的宫廷史家。着有《布立吞人史年代纪》（La Compillation des cronicques et ystoires des Bretons，1480年）。

普罗科匹厄斯

（Procopios，500左右～560）

六世纪的拜占庭史家，着有《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全八卷。

基尔达斯

（Gildas，504左右～570）

瓦利亚的布立吞修道士，着有《不列颠尼亚的破坏与征服》（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560年左右）。留有关于亚瑟王原型的武将记述。

额我略

（Gregorius Turonensis，约538～594）

西法兰克（法兰西）都尔的史家。着有《法兰克人史》、《历史十卷（法兰克史）》（兼岩正夫、台幸夫译注，东海大学出版会）。

伯拉纠

（Pelagius，约350／354～418／425）

不列颠尼亚群岛出身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在《奥古斯丁著作集》（教文馆）第十卷中，有〈驳伯拉纠派论集〉。

威尔斯的杰拉德

（Giraldus Kambrensis，1146左右～1223）

瓦利亚的圣职者，着有《坎布里亚素描》（1188年）。日译有《爱尔兰地志》（有光秀行译，青土社）。

杰弗里．盖马尔

（Geffrei Gaimar，生卒年不详）

盎格鲁撒克逊知识分子，其著作《英吉利人史》，是第一部拉丁语以外（诺曼法语）有关亚瑟王传说记述的作品。

洛贝尔．魏斯

（Robert Wace，约1100～1174）

《布立吞人颂诗》（布鲁特传奇，1155年）的作者。首次出现布立吞人渴望亚瑟王归还的内容。

特鲁瓦的克雷蒂安

（Chrétian de Troyes，约1135～1185）

法兰西作家。在《法兰西中世文学集2》（新仓俊一等译，白水社）中，收录有他所写成、和亚瑟王有关的〈囚车骑士兰斯洛〉、〈帕西法尔与圣杯〉等作品。

托马斯．马洛礼

（Thomas Malory，1405左右～1471）

以《亚瑟之死》闻名（一四六九年执笔，一四八四年出版），日译本由筑摩文库出版（厨川文夫等译）。

艾森巴赫的沃弗兰

（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68／80～1217／20）

将《帕西法尔》等亚瑟王系统的故事，引进德语世界的推手之一。

亚维的哈特曼

（Hartmann von Aue，1160／65左右～1205／10）

在《哈特曼作品集》（平尾浩三等译，郁文堂）中，收录有他翻译的《艾利克》和《伊凡》等作品。

史特拉斯堡的戈弗雷

（Gorrfried von Strasburg，约1165～1210／15）

其作品《崔斯坦与伊索德》，后来成为瓦格纳歌剧的原本。

第八、九章

安尼乌斯

（Annio da Viterbo / Annius，1432～1502）

在《古代史》（拉丁语，1498年）中自称发现了古代罗马的史书（后来证明是伪书）。种村季弘《伪书作家列传》（学研M文库）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安尼乌斯。

卢梅尔．德．贝尔吉

（Lemaire de Belges，1473～1525左右）

《对高卢的显扬与特洛伊的英杰》（1511/12年）作者。法兰西起源自高卢论的始祖。

皮卡尔．德．托托利

（Jean Picard de Toutry，生卒年不详）

其著作《关于古代凯尔特学》（De prisca Celtopaedia : libri quinque，1556年），是近代法兰西第一步以“凯尔特”为题的著作。

吉约姆．（德．）波斯提尔

（Guillaume de Postel，1510～1566）

十六世纪法国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着有《值得记忆的历史：大洪水以降，高卢人—亦即法兰西人，从法兰西到亚细亚进行的探险》（1552年）等许多著作。渡边一夫在《法兰西文艺复兴的人们》（岩波文库）中，曾经介绍身为东洋学者的波斯提尔。

诺耶尔．达尤皮耶

（Noël Taillepied，1540～1589）

着有《国家史与德鲁伊的共和国》（1585年），是促使法兰西重新对德鲁伊评价的功臣。

阿朗．布什夏尔

（Alain Bouchart，～1531左右）

侍奉布列塔尼公爵的史家。着有《布列塔尼大年代纪》（1514年）等作品。

贝特朗．达尔尚特

（Bertrand d’Argentré，1519～1590）

着有《布列塔尼史》（1588年）等作品。

罗比诺

（Dom Guy Alexis Lobineau，1666～1727）

布列塔尼代表性的史家，着有《布列塔尼史》（1707年）。

波克斯霍尔尼乌斯

（Marcus Zuerius Boxhorn／Boxhornius，1602～1653）

荷兰语言学家。着有《有关高卢人之起源》（1654年，死后出版）。

保罗．培松

（Paul〔-Yves〕Perzon，1639／40～1706）

着有《凯尔特人、又名高卢人的民族与语言所处之古代》（Antiquité de la nation et de la langue des Celtes, autrement appellez Gaulois，1703年），被认为是凯尔特爱好者的始祖。主张凯尔特语是欧洲最早的语言。

西蒙．贝尔迪耶

（Simon Pelloutier，1694～1757）

着有《凯尔特人的历史》（1740～50年，两卷）。

杰克．卢布利刚

（Jacques Le Brigant，1720～1804）

着有《凯尔特．戈梅尔人亦即布立吞人的语言之基础》（1779年），在书中主张布列斯语乃是人类的起源语。

祖斯

（Johann Kaspar Zeuss，1806～1856）

着有《凯尔特语文法》（1851～1853年），是开创凯尔特语言学的德意志人。

乔治．布坎南

（George Buchanan，1506～1582）

苏格兰知识分子，语言分类论的先驱者，着有《斯科细亚事物史》（1582年）。

约翰．托兰德

（John Toland，1670～1722）

北爱尔兰出身的知识分子，“古代德鲁伊团”首任会长。

亨利．罗伦兹

（Henry Rowlands，1655～1723）

着有《关于古代莫娜岛复兴、英国德鲁伊古代王座、安格尔西岛昔日自然与历史的考古学论》（1723年），为新德鲁伊信仰的理论支柱。

佩朗

（Olivier Perrin，1761～1832）

布列塔尼画家，也是法国第一位以民俗学为主题的画家。着有《阿莫里卡布立吞人的习俗、惯习：衣装描写集》（1808年）。

麦克弗森

（James Macpherson，1736～1796）

着有《古诗断章：蒐集自苏格兰高地，由卡立克（盖尔）亦即爱尔赛语翻译而成》。之后发表了《莪相作品集》，在欧洲全境风靡一时。虽然是民俗学诗歌采集的先驱，但仍然摆脱不了伪作的嫌疑。代表作即为《莪相作品集》（冢田孝雄编，龙溪书舍）。

米什莱

（Jules Michelet，1798～1874）

十九世纪法国代表性的史家。在《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第一卷，一八三三年）中，提出“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概念，并普及于一般福斯之间。在《世界史入门—从维柯到年鉴学派》（大野一道译，藤原书店）等著作中，多有翻译其作品。

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

布列塔尼出身的浪漫主义作家。着有《阿达拉．勒内》（Atala / René，畠中敏郎译，岩波书店）。

亨利．马丹

（Henri Martin，1810～1883）

着有《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第一卷，1833年）、《法兰西民众史》（Histoire de France populaire，全七卷，1867～1875年）等作品。强调法兰西的起源乃是高卢人。

波朗．帕里斯

（Alexis Paulin Paris，1800～1881）

法兰西公学院的中世法语文学讲座负责教授（1852年以降）。其子加斯顿．帕里斯（Bruno Paulin Gaston Paris，1839～1903）也以中世文学研究者著称，并继承了父亲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

爱德华兹

（William F. Edwards，1777～1842）

牙买加出身，在比利时完成学业。在巴黎设立了第一个民族学会（1839年）。将凯尔特人分为卡尔人（欧陆）与基姆利斯人（不列颠岛）。

布罗卡

（Paul Broca，1824～1880）

在巴黎设立了人类学会（1859年），为十九世纪法国人类学的首席权威。

魏德尔．西蒙森

（Lauritz Schebye Vedel Simonsen，1780～1858）

丹麦考古学者。舍弃凯尔特的时代概念，将史前时代划分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时期。着有《最古的民族史》等作品。

温迪施

（Ernst Windisch，1844～1918）

以莱比锡大学为据点，首先在德意志开设凯尔特诸语课程（1871年），同时也是一位东洋语言学家。

约翰．利斯

（John Rhys，1840～1915）

威尔斯出身的凯尔特研究者。在牛津大学担任凯尔特语文学讲座教授（1877年以降）。

朱邦维尔

（Marie Henri D’Arbois de Jubainville，1827～1910）

法兰西公学院的凯尔特语文学负责教授（1882年以降）

约瑟夫．洛特

（Joseph Loth，1847～1934）

布列塔尼雷恩大学的凯尔特语教授（1883年以降）

卡缪．朱里安

（Camille Jullian，1859～1933）

着有《高卢史》（Histoire de la Gaule，全八卷，1907～1926年）、《近世法兰西史学概观》（赞井铁男译，白水社）等作品。

穆尔豪森

（Ludwig Mühlhausen，1888～1956）

柏林大学凯尔特学讲座教授，纳粹种族主义研究的协助者，为战后德国的凯尔特学研究留下祸根。

亨利．休伯特

（Henri Hubert，1872～1927）

身为宗教社会学者，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前半法国最具权威的凯尔特学者。著作《凯尔特人》（两卷，1932年），于1970年代以后广受好评。其他著作有《供牺》（与牟斯合着，小关藤一郎译，法政大学出版局）等。

杜梅齐尔

（Georges Dumézil，1898～1986）

比较神话学者，将印欧语社会共有的“三机能假说”应用到古代高卢人社会。《众神的构造—印欧语族三分法的意识形态》（松村一男译，国文社）等书，多有翻译其著作内容。

波尔马里．杜瓦尔

（Paul-Marie Duval，1912～1997）

战后法国代表性的古代凯尔特研究者。将古代高卢与不列颠岛传说中的众神，不加区别地加以论述。着有《高卢的神明》（1976年）等书。

年表

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08
凯尔特．最初的欧洲被罗马与基督教覆盖的文化水脉ケルトの水脉

作者：原圣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郑天恩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洪源鸿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6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六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07

CELT NO SUIMYAKU》

©Kiyoshi Hara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序言：话说从头——凯尔特是什么？

第一章：“异教徒之地”的信仰

1. 崇尚自然信仰的布列塔尼
2. 异界的居民们
3. 异貌的基督教

第二章：巨石文化的欧洲

1. 最初的人类与印欧语系的起源
2. 巨石文化的时代
3. 巨石文化与现代
4. 巨石与习俗

第三章：古代凯尔特人

1. 坟墓的时代
2. 凯尔特人的出现
3. 凯尔特人的大远征

第四章：罗马对高卢的征服

1. 全盛期的凯尔特人
2. 罗马的征服
3. 不列颠尼亚群岛与阿莫里卡

第五章：不列颠尼亚岛与阿莫里卡半岛

1. 民族大迁徙的时代

2. 从圣人渡海传说看“移居”

第六章：海伯尼亚与北方之民

1. 海伯尼亚与基督教
2. 方言书写文化的诞生
3. 北方之民的侵入

第七章：诺曼王朝与亚瑟王传说

1. 加洛林王朝与阿莫里卡
2. 诺曼征服与布列塔尼
3. 诗歌、口传与书写
4. 亚瑟王传说的传播

第八章：潜入地下的凯尔特文化水脉

1. 法兰西化的布列塔尼
2. 英国与岛屿文化圈
3. 异教性的残存与基督教
4. 高卢与凯尔特的发现

第九章：凯尔特的再生

1. 民俗学与凯尔特学的诞生

2. 近代的凯尔特语文化圈

尾声：结果，凯尔特到底是什么？
学术文库版后记
参考文献
主要人物一览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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