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
Author: [日] 小杉泰
Date: 2019-08-06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為何「伊斯蘭」可以憑著宗教原理開創帝國？ 重新質問今日對伊斯蘭「以武力傳教」的印象。 在文明的空白地帶、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誕生的伊斯蘭， 究竟如何做到融合多民族與異教徒的統治政策？ 因為「九一一事件」而廣為人知的「吉哈德」（Jihad），長期以來一直被中文世界翻譯為「聖戰」，從而把伊斯蘭和恐怖主義密切聯繫在一起。然而隨著近年來台灣相關伊斯蘭書籍的出版，「吉哈德」的意思並不等於中文的「聖戰」一事，已漸漸為人所認知。不過，真正的「吉哈德」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從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經歷了怎樣的演變？穆斯林又會在什麼時候拿起「劍」而戰鬥？而我們心中屬於刻板印象的「聖戰」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大部分讀者並不清楚。 為了解決當代對伊斯蘭的普遍誤解，伊斯蘭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本書作者小山泰教授，從七世紀穆罕默德夜半出逃開始寫起，一直寫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及二十一世紀的「九一一事件」、伊斯蘭國的出現和崩解，大跨距地引領讀者暢遊於伊斯蘭的歷史和思想史。作者認為，只有深入理解伊斯蘭這種新型態帝國在「空白地帶」發生和演變的獨特歷史，才能夠解讀「吉哈德」一詞原初的意義與至今的流變。 ■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新型態帝國！ 伊斯蘭是什麼，何以在「空白地帶」誕生，並對歷史和現在產生巨大影響？ 伊斯蘭在七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在麥加和麥地那確立，他所建構的伊斯蘭共同體擴及整個阿拉伯半島，在承繼其大業的後人發起「穆斯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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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夜半启程

阿拉伯书法书写的穆罕默德之名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改革者。

◎逃离迫害

我想就从某个场景开始谈起。

那一日，穆罕默德趁着夜色昏暗，离开了麦加。虽然很难精确地研判是哪一天，不过可以推估出，大概是西元六二二年的夏末。阿拉伯半岛的夏天是酷暑，所以在这样的季节想出远门通常是在月色照映下。这么说来夜半启程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趁着夜色昏暗启程其实另有理由。那是追兵逼近使然。传说，觉察到危险的穆罕默德，找来了自己一手带大，年龄足以当自己孩子的堂弟阿里。他偷偷指示阿里，躺在自己的床上伪装成像他睡着一样。而跟随穆罕默德出逃的则只有长年的盟友阿布．巴克尔一人。

提起这样的情景，不难想像这恐怕真是一趟叫人胆战心惊的旅程。此刻的伊斯兰，仿佛风中残烛般岌岌可危。

先前将近十三年的宣教，遭到了麦加人顽强的抵抗与强烈的迫害，可说是艰难至极。倡导人类平等的教义，绝非沉溺于富贵权力的麦加领袖们所乐见。他们注重部族的连带关系，相信族谱与血统的价值、崇拜部族的神祇，因此很难接受信奉眼见不着的唯一的神，且又提倡救济弱者的伊斯兰。反倒是穷人或弱者，皈依了以人类价值为诉求的新教。但没能得到部族保护而皈依伊斯兰的人，也有人遭受迫害、命丧黄泉。

认定了真主阿拉而追随穆罕默德者，尽管人数日增，相对于麦加的人口来看却仍属极少数，不过是一万人当中约有两三百人罢了。但他们心中满是坚定的信念，挺过了迫害。麦加的危机感愈形强烈，竭尽各种手段试图压制伊斯兰。从开始宣教后过了十年左右，穆罕默德的日子过得很难熬。从麦加的角度来看，阻止伊斯兰扩张的战斗眼见就快成功。此时，保护穆罕默德的族长身故，新族长表明不再保护穆罕默德。而长年跟随穆罕默德身边支持他的妻子哈蒂嘉也已撒手人寰。穆罕默德势必无法再留在麦加。在此危机之际，穆罕默德决定另觅天地栖身。麦加当局得到穆罕默德即将出逃的消息，为了杀害他而派出了讨伐军。

在这出逃的夜里，要是暗杀得手，伊斯兰也将结束它短暂的历史。但是相对地，从之后的历史看来，尽管这一晚的出逃命悬一线，但也迈出了之后伊斯兰发展的第一步。前方延伸的是一条迈向伊斯兰共同体与国家的道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竟然会有伊斯兰帝国的诞生。

留在麦加的日子里，可说是百般艰辛忍受迫害。然而从这一刻开始，时代的样貌也起了变化。穆罕默德和盟友阿布．巴克尔出逃的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手握剑柄的吉哈德（Jihad）时代。要想成功地建设伊斯兰共同体，实现建国之梦，防卫也就无可回避。

◎新型态的帝国

本书将针对伊斯兰的宗教、社会、国家的教义加以考察。我将从伊斯兰诞生之前的西亚政治情况来谈，一步步解析最初伊斯兰国家的成立及其如何发展成帝国。伊斯兰帝国的成立与发展，从很多层面来说，在人类史上可说是独放异采。位于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所包夹的阿拉伯半岛，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具国家型态的政治空白地带。在这里诞生的崭新伊斯兰教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孕育出空前的世界帝国，光凭这一点就堪称是历史上的大事。而这起历史上的事件之所以令人深感兴趣，乃在于建构帝国的是出自名为伊斯兰的宗教之手。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西元七世纪至十世纪。伊斯兰在七世纪时由始祖穆罕默德在麦加和麦地那确立。他所建构的伊斯兰共同体曾扩及整个阿拉伯半岛，在承继其大业的后人发起“穆斯林的征服”后，更大力地将版图推出了阿拉伯半岛，同时迈向了帝国的时代。在“持剑的吉哈德”下，正统哈里发时期（六三二至六六一年）到伍麦亚王朝时期（六六一至七五〇年）的版图更加扩张，国家的体制也由城邦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后的阿拔斯王朝（七五〇至一二五八年）确立了伊斯兰帝国，特别是到十世纪中叶，堪称为黄金时期。“帝国”不仅指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个帝国，近年来也常用来指现代的超级大国。在本书中，我以继承了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传统的阿拔斯王朝为例，将“帝国”定义为“在伟大的教义统合下所形成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拥有广大版图的国家”。光靠军事力量或权力，就算是再如何专制或镇压，都不足以让帝国维持下去。想要在广大的区域里统治多个种族，必须要有足以包容这些人的教义。

我们看到的伊斯兰帝国有个最大的特征，如同我们所提及的，即由伊斯兰的教义所塑造。历史上不乏与宗教结合而创建的帝国，但仅凭宗教教义就能创建一个帝国却很罕见。伊斯兰很明显地，和一般我们理解的宗教并不一样。其中包含着宗教与政治的统合，即政教合一的问题。它背后的社会观与世界观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而在六三二年始祖穆罕默德死后，仅仅一个世纪左右，伊斯兰所支配的领域快速地向东西扩张，西及欧洲的伊比利半岛，东到中亚细亚。这就是俗称“伊斯兰的征服事业”。军事力支撑下所成就的势力扩张，在欧洲长期被误解为“靠着武力来宣教”。即使到了现代，还是被马克斯．韦伯添上了偏颇的特征，认定为“战士的宗教”。“右手拿剑，左手拿古兰经”这个谬误的印象在欧洲一直到现代都还广为流传，甚至还传到了日本。

换个说法，也许这是源自于对吉哈德的认识使然。吉哈德多被译为圣战，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吉哈德的主要意义原来指的是创建社会正义，属于政治、社会层面的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信徒为此不惜牺牲自我”的宗教上的命题，“吉哈德”这个命题和伊斯兰固有的讲求融合的世界观同时被传递开来，彼此交融，之后的伊斯兰帝国才得以包容由多民族、多人种、多语言、多文化组成的人们，也才足以建构融合多个不同宗教的体系。乍看之下，吉哈德与“融合”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实际上在伊斯兰帝国的基础上彼此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现代对伊斯兰的理解

当我们回顾自己生活的现代，我们会想起发生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那一年，在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这个事件对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与影响。也因为这个事件，社会上开始强烈关心起伊斯兰的吉哈德。甚至还有人很武断地将吉哈德与恐怖攻击连上关系。这种单纯的简化不仅助长了对伊斯兰的误解，也妨碍了对今日国际社会实际现况的理解。如果将吉哈德定调为武力行使，不只是违反历史事实，也会再度造成对现代伊斯兰的错误想像。

伊斯兰是一种结合宗教与国家来考量的观念，在国家的层面上并不否定使用武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肯定军事力的行使。这和其他宗教讲求与政治切割、企求和平不同，也是造成人们对宗教的伊斯兰不易理解的原因。但就另一面来看，伊斯兰讲融合的教义，强调为了融合，军事力量可以被容许。伊斯兰认为，若无法捍卫乡土，维持社会秩序，人们就无法安居乐业。由此可见，在很多方面，伊斯兰的这些做法是务实主义的，“吉哈德”与“融合”这两个教义间的平衡，因此需要得到适切的理解。

事实上，光靠武力不足以创建一个维持数世纪的帝国。而且谈到伊斯兰帝国，往往认为只有伊斯兰单一的色彩，实则不然。历史事实是，在最初的一、二世纪，帝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仍属少数，之后的伊斯兰帝国不断包容了其他的宗教社群。包容的教义是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受到包容的人们出于合理考量，认为自己也有利益，所以才会肯定帝国的存在，并从而参与帝国的构筑，这一体制才得以永续。吉哈德所确保的安全保障，很明确地，是提供帝国正当性的一项要素。

接下来的几章，我希望能针对这种具有两面性的复杂问题，从伊斯兰的成立、到它的发展，找出其中的原貌，同时一一解开答案。而我个人期盼的是，借由从历史中找到真实的面貌，从而在思考现代与未来时得到启示。

第一章帝国的空白地带

阿拉伯半岛的沙漠　骆驼的家畜化让人们生存在干燥地带成为可能。图为阿拉伯半岛中部的达哈拉沙漠骆驼群。

古代帝国之间

◎干燥地带的景象

阿拉伯半岛的气候、风土堪称严酷。即使在多为干燥地带的中东，阿拉伯半岛还广布大片的沙漠，几乎没有河川，生存条件更形艰难。从史前时代起就逐渐沙漠化，除了也门地区得天独厚、能得到雨水浇灌而从事农业的山岳地带，其他的地区多是依靠绿洲才得以生存。所以常有人说，严酷的生活环境与水的重要性酝酿了阿拉伯人保护旅人的习惯，还有协同部族间合作以求安全保障的观念。

干燥气候如今依然严酷。只是二十世纪之后，人类进入了能源革命与大量消费工业产品的时代，拥有能源的资源国也因而成了“产油国”，发达了起来。阿拉伯半岛周边蕴藏着大量的原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产油国，在国际上名声也变得响亮。加上邻接半岛的伊朗、伊拉克在内，已知全球的原油有一半蕴藏在这里。

而今当我们来到阿拉伯半岛时，赫然发现沙漠的另一端出现了现代都市。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德是其中之一，圣城麦加的入口，港湾城市吉达亦然。过去规模尚小的传统城市面貌丕变，支撑着全球经济的石油工业城市纷纷在阿拉伯世界的各地成立。巨大的现代化机场、高楼大厦，植栽夹道的路街或是出产大量小麦的农地等，无一不是用石油带来的财富转换而得的。

但除掉人类能够介入的一部分区域之外，现今依然还有一片苍茫的广大沙漠。由现代城市往外走，眼前将是沙漠的美景。沙漠通常在日语写成“砂漠”，但严格来讲，不管其土质是不是砂砾，都该写成“沙漠”才对。如同字面所写，水分稀少的是“沙”，“日本沙漠学会”用的也是“沙”这个汉字。

即使平日住在冷气吹送的现代建筑中，有时候出门到沙漠也成了半岛居民的休闲活动。在休假日驾驶着荒原路华（Land Rover），载上地毯，一家人驱车前往郊外。远眺着沙漠，享受着天伦之乐。相对于我们一向理所当然以为山河才是美丽的自然，在那里确实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那里到处是山，且山上多布满岩石，几乎草木不生。不过在草木茂盛之处，一枯一荣，生与死的轮回不断重复。但是沙漠和岩山的情景则超越了时空，阿拉伯半岛的这种景观，很容易引导我们进入到伊斯兰诞生之时，甚至是更早的、麦加有了水源，变得适合居住的时代，它周遭环绕沙漠的严苛环境，仍和今日几乎毫无二致。麦加的卡巴圣坛（Kabah）有口井称为“渗渗泉”，自有伊斯兰以来，解了无数居民与朝圣者的渴。也因为有了像渗渗泉这样的水源，麦加才适合人们居住。但水源究竟起自什么时候，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渗渗泉　为朝圣者义务提供泉水，让人感受来自神的祝福。

◎阿拉伯半岛的地理

我们来细看伊斯兰帝国发祥地阿拉伯半岛。

这个半岛在世界上的半岛中，面积之大也算数一数二。阿拉伯人常常简称为“阿拉伯人之岛”、“阿拉伯岛”。半岛东侧为印度洋、阿拉伯海，南北则为红海及波斯湾环绕，其余则和亚洲大陆相连，但却隔着大片的沙漠，不难了解何以会视之为“岛”。越过沙漠往西北前进则可到达地中海。往地中海方向，究竟到哪一带还算是半岛，则有几个看法。有人认为幼发拉底河就是“岛”的北界。

虽不知在古代从何时有“阿拉伯人”，但在伊斯兰成立前后，阿拉伯半岛上就已经住着具有明确的阿拉伯意识的人们。在当时“阿拉伯人之岛”的阿拉伯人，当然和现在的阿拉伯人不同。他们说着阿拉伯语，拥有类似的部族的族谱，称自己为“阿拉伯”。之后的阿拉伯人中，有些人是继承了这些人血统的子孙，但也有很多人则是透过伊斯兰和阿拉伯语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

将半岛中以地理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五区。也门、汉志、帖哈麦（红海沿岸）、内志（Najd，指高原区）、还有被称为“空白的四分之一”的沙漠在内的半岛东部。在本书中，前两个地区特别具有意义。濒临印度洋的东南角是也门，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众多人口。中间是耸立的山岳地带，但这些山岳地区得到雨水浇灌得以农耕，而山脉东侧的低地有干谷，能将雨水聚集。马里卜省古代曾有水库，现今仍留有一部分遗迹，不难想像往日的雄伟。近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支持下，建设了“新马里卜水库”。当我们看到充沛的水量，清湛的水面，不难想到地表下藏着多大股的伏流。

1986年落成的新马里卜水库　水量充沛，湛蓝的蓄水湖。

古代也门利用季风，在印度洋上的交易非常繁盛，从亚洲来的香料等在此上岸，透过商队的贸易运往地中海区域。利用季风一事长期被视为机密，购买香料的欧洲人无从得知这些东西原产地在何处，因此罗马人称也门为“富饶的阿拉伯”（Arabia Felix），大表羡慕。

六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从也门的山岳地带往上向北延伸的红海沿岸地区称为汉志地区。伊斯兰就是在此诞生。举几个重要的城市来说，从南起有塔伊夫、麦加、亚斯里卜（之后的麦地那）等。其中麦加因为有卡巴圣坛，朝圣者众，因此也掌握了商业枢纽。麦加之所以变成商业枢纽，也是因为位处炽热地带，几乎没有可耕之地，若不以商业安身，生活可能无以为继。离麦加南方五十公里处的塔伊夫，气候倒是舒服很多。我们可从今日沙特阿拉伯王国以此为夏都（国王的避暑地）得知。

红海沿岸汉志地区的南边一带叫帖哈麦地区。这里也算在汉志之内，是也门的山岳地带和红海所包夹的低地，从山岳地带陡急而下。夏季时温度湿度皆高，酷热难耐。笔者在盛夏曾到被称作“热到连疟疾都发不起来”的帖哈麦一访，记忆中是闷热得让人无言。帖哈麦地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没缘没由的地方，不过十六世纪时这里有个因出口咖啡豆而繁荣的港口穆哈，也就是摩卡。摩卡这个名词如今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也已经是普通名词了。不过，咖啡被当作饮料，摩卡因而成为繁荣的港口，都是在禁酒的伊斯兰扩张后过了好几世纪之后的事了。

◎无王权也无大城市的半岛

阿拉伯半岛中央的内志高原区，在伊斯兰发展前几乎毫无重要性。即使在伊斯兰时代，也还说不上举足轻重。进入十八世纪，一直到沙乌德（Āl Saʿūd）氏族创建政权前，其政治上的意义不大。就像沙漠中的沙一般，紧握在拳头里还能控制，只要力量稍微松开就只能任它散落的各个游牧部族，一直在这个区域生活。

阿拉伯半岛不知究竟在何时成了这般的干燥地带。据说在西元前两千年中叶，这里气候潮湿，也有很多兴盛的城市。古兰经里也出现了几个已灭绝的阿拉伯人的城市名，近年来曾进行过遗迹挖掘。

总之，在干燥地带上要能移动、生活，游牧技术因此变得重要了起来，特别具有决定性的是驾驭骆驼的技术。中东的骆驼是单峰骆驼，据传最早被人类当家畜豢养始于西元前三千年纪（西元前三千年到前二〇〇一年），也因此沙漠才成为人类可居住的地区。不过由于游牧民族几乎没留下什么文字史料，很难得知他们活动的详细历史。

农业产能低，代表没有办法维持大多数人口的生活。就算在绿洲上创建了城市，也没有一个足以整合这些地方的大国。例外的是也门，在这里有过兴盛的希巴王国与希木亚尔王国。但只要一有灾害，人民就得遭受饥荒，迫使人口大举北迁，这种情况在也门一直上演。阿拉伯半岛整体，人们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拼命地求生存，每遇到危机就往北走，迁移到叙利亚、地中海地区。这样的历史未曾间断过。

因为无法做到人口集中、剩余生产物的累积以及城市建设，国家也成长不起来。阿拉伯半岛，从历史上来看，说它既无王权也无大城市并不为过。少数的例外是具有农业生产力的也门，以及半岛北方外围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这里曾经有过几个小小的王国。例如伊斯兰发展前不久的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叙利亚的嘎珊王国（Ghassān），其实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庸国。就属于阿拉伯人的小王国来说，伊拉克的拉赫姆王朝也算在内，这个王国从三世纪末就存在，在六〇二年被萨珊波斯所灭。此外曾经有个部族联盟创建的金达（Kindah）王国，但疆域未及汉志地区。总之在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上，处于中央地带的汉志地区，无论从文明的角度，或帝国的角度来看，都是空白地带。

上述即我在谈伊斯兰如何发展前，先就阿拉伯半岛的地理所做的说明。不过伊斯兰若没有诞生，这个半岛肯定永远都只是世界的一角，应该也就不用特地就各个地区的特征加以讨论。

◎卡巴圣坛的起源

麦加周边为低矮的岩山所围绕，但算不上防卫要冲。在伊斯兰兴盛之前，就已经有了卡巴圣坛，在阿拉伯半岛上地位举足轻重。当时的多神教崇拜的对象有巨木、奇岩等自然物，还有从北边的希腊及纳巴泰（自叙利亚和阿拉伯的边界、幼发拉底河至红海的绿洲地区统称）所传来的诸神。这些被崇拜的偶像是各个部族的守护神，在神话中有其体系，但尚未出现足以成为信仰中心的神殿或神官组织。不过即使如此，卡巴圣坛仍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到访卡巴圣坛的四个禁月中，部族之间有共同遵循的规矩，禁止发生冲突。

从五世纪左右，随着古莱什族的贸易兴盛，麦加也愈发具有了商业城市的功能。朝圣和市场交易相结合，对麦加来说大为有利。

卡巴圣坛不知究竟由谁在何时建造的，这件事只能从口述传承得知。据传，是亚伯拉罕（阿拉伯语称之为易卜拉欣）来到此地，与儿子伊斯玛仪（圣经翻成“以实玛利”）共同建造。伊斯玛仪和母亲哈嘉儿（夏甲，Hajar）一起定居于此，并和阿拉伯人的部族之女结婚。哈嘉儿原只是奴隶身分，是亚伯拉罕的侧室。哈嘉儿和伊斯玛仪被葬在面对卡巴圣坛西北边的墙下，被称为“希诸尔”（Hijr-Ismail，天）的地方。

根据口述传承，亚伯拉罕将哈嘉儿和幼子丢下，哈嘉儿为了给襁褓中的儿子找水喝，看到海市蜃楼而来回奔走之时，伊斯玛仪的脚边冒出了泉水，也就是渗渗泉。据说，哈嘉儿来回奔走之处是在萨法和玛尔瓦两座略高的岩山之间。依着这一段传说，即使到了今日，朝圣者还会在两山之间来回巡礼。伊斯兰的朝圣礼仪很多是从伊斯兰之前就流传下来，在两山之间来回巡礼，也是从七世纪之前就一直进行的仪式。

后来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启示，和儿子在泉水旁建造了一个石制的立方体，这就是“真主所在处”卡巴圣坛。当然这个传说中他建造的圣坛并没有留下遗址。穆罕默德诞生之前，卡巴圣坛曾几次被洪水冲毁，也屡次修筑（麦加山谷的水源虽少，但会因为短时间的大雨造成洪水）。穆罕默德出生后，大约是西元六〇五年左右，也曾经参与重建卡巴圣坛的工程。以“卡巴”（Kabah）这个名称指的正是立方体来看，圣坛之后就算经过几次重修，基本的造型应该一直被传承下来。

旧约圣经中对伊斯玛仪的子孙成了阿拉伯人一事稍有着墨，但对亚伯拉罕来到阿拉伯半岛一事却只字未提。西方人当中有人以此否定阿拉伯半岛上流传的故事，但就算汉志地区不为圣经纪录者所关心，却没有证据显示这个不受关心的地区什么事都没发生。现实问题是，地中海地方的史料中首次出现麦加（以“麦可拉拔”之名出现）的是二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所以有可能在那之前汉志地区完全没受到任何注意。

穆罕默德重建圣坛　圣坛重建时，穆罕默德将黑石放置在斗篷上。（绘于1315年的图）

卡巴圣坛的想像图　右图为亚伯拉罕所建的圣坛，当时没有屋顶。左图为古莱什族重建时（605年左右）的圣坛。

◎古莱什族定居麦加

古莱什族定居在麦加约是在五世纪中叶左右。日本译文中称“族”，但在原文里通常作“班努”（Banu）。“班努．某某”意指“某某的子孙”。后代子孙一定会以某个出人头地的前辈感到骄傲，但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开始称“班努．某某”（某某族），会因为不同的部族集团而不同。部族历经几代后成长茁壮，自然也会开枝散叶为各个支族，这些支族是有自我认同的小单位，但面对其他集团时，则以整个部族的大单位来宣示自己的存在。

古莱什族的族谱

既称为古莱什族，当然是古莱什的子孙，但这个祖先的本名是非伏尔。不知何以只有古莱什族不被称为“非伏尔的子孙”而以“古莱什”之名传世。非伏尔六代后有个优秀的领导名叫古赛（Qusayy），他把整个古莱什族统合起来，带领他们定居麦加，成为这个地方的主导部族。穆罕默德则是接下来五代后的子孙。

古莱什族来到麦加时，早有其他部族在此定居。古赛从早先定居于此的弗萨尔族手中夺得了卡巴圣坛的管理权。管理权包括打开卡巴圣坛的钥匙（圣坛内部是空的殿堂，外面装有金属的门）、以及为朝圣者供水的权限。古赛把这些权利分配给古莱什族的各个部族（部族内分支的单位），也被各个部族视为荣耀。

人类宗教思想地图

◎人类文明之摇篮

这个古莱什族的子孙当中，出了穆罕默德这号人物，成为伊斯兰的开山祖师。不仅如此，他也在阿拉伯半岛上创建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更在他死后不久成为横贯东西的伊斯兰帝国。

六世纪的西亚、地中海世界　两大帝国与空白的阿拉伯半岛

这件事还有着一个很大的“谜团”。究竟是在何等条件下，让伊斯兰的出现成为可能，又何以在阿拉伯半岛会诞生这个世界级宗教，从这里又如何能创建新兴的世界帝国，在在都是谜。如同我们曾提过的，阿拉伯半岛位于当时文明的边陲地区，会诞生像伊斯兰这样的新文明，即使到了今日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像。

由帝国的观点来看，也是一样不可思议。在今日中东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既是文明的摇篮，从很早期就产生了城邦，也出现过几个堪称为帝国的大型国家。今日所谓“中东”，古代则称为“东方”。东方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无论是王权、城邦、文字等，有很多文明的概念与思想体系都是在古代东方蕴育而生。

最初统一这个地区的应该是亚述帝国。西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帝国位于今日伊朗的西部，统治的领域包括伊拉克到埃及。在那之前，处于新王国时期的古埃及，尽管势力扩及亚洲，但始终未及伊拉克与伊朗。西元前六世纪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发展成疆域扩及中东全域的大帝国，包括巴基斯坦西半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甚至欧洲也有它的势力范围。

几乎将这片疆域继承下来的，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而在地中海地区，包括西地中海在内，出现了我们称之为“帝国”的元祖，罗马帝国。它东西分裂后，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由东地中海扩张到西亚地区，和萨珊波斯互争长短。在伊斯兰出现前的五世纪后半到六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为两大帝国，介于两者间的伊拉克到叙利亚之间成了两大霸权必争之地。

若是在这个地区还有下一个帝国诞生，而且还承继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会从哪里出现呢？关于此问的答案是：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东地中海等地区都有可能。但没人会想到，从来没有国家创建于此、地处遥远边缘地带的汉志地区，竟会诞生新的帝国（而且从国家的诞生到变成帝国，是如此迅速）。

◎基督宗教世界的烦恼

伊斯兰帝国的出现，对欧洲来讲是个棘手的问题。萨珊帝国统治的波斯被穆斯林所终结，西方各国则是直接面对在伊斯兰的压力之下力求生存。拜占庭帝国虽然勉强存活下来，但是领土过半被穆斯林所夺。而其他在地中海北侧得以生存的基督宗教国家，则不得不思考伊斯兰帝国究竟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是在西元开始后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而扩散。它遭到信奉多神教的帝国禁抑，且屡屡加以严苛地镇压，然而三一三年，不敌基督宗教扩展之势的君士坦丁一世发布了宽容基督宗教的法令（米兰敕令），之后的皇帝甚至还在三八〇年，将势力强大的基督宗教订为国教，以利统治帝国。之后虽然曾出现试图藉多神教顽强抵抗的皇帝，如被称为“叛教者”的尤利安（在位期间三六一至三六三年），但皆回天乏力。

因此五至六世纪时，基督宗教终于传到了地中海地区，更试着向东方发展。拜占庭帝国历经了和波斯帝国超过百年的激烈争战，若是拜占庭帝国成了最终的胜利者，基督宗教应该也会扩散到波斯的领土。若说基督宗教的昌盛才足以证明这个宗教的正确性，那么伊斯兰的出现与多处基督宗教领地的丧失，则对欧洲带来了严重的思想危机。

大胆地说，欧洲在八世纪之后的几世纪，一边学习伊斯兰帝国及其文明的同时，也费尽心力思考如何战胜伊斯兰世界。欧洲的界线因为伊斯兰帝国领土的扩展，而被迫退到地中海的北侧，想要打破这个局面，势必得和伊斯兰决出胜负。伊比利半岛上发生的“收复运动”（reconquista）、十字军与大航海，无一不反应着这项动机，具有浓厚的对抗伊斯兰的色彩。

而这也让欧洲始终对伊斯兰世界采取敌对的态度。即使随着时代变迁，在现代西方对伊斯兰的理解、及自身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上依然留有阴影。

◎一神教与多神教

想理解伊斯兰的崛起，必须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在此，我想从宏观的人类史角度来思考。

从西亚到东地中海一带，遍布着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的宗教遗产。很多帝国都因与宗教上的深刻链接而崛起，这些帝国的君王也往往被视为神。从神殿的遗迹来看，最先进入眼帘的是多神教信仰的风华。

闪族的一神教系统

讲到有主神与其他众多诸神的世界，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可能是古代雅典的帕德嫩神庙。从目前残存的卫城丘上的神殿遗迹，依然可以看出它的雄伟。说起雄伟，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境内有座巴勒贝克神殿更胜一筹，它的起源更早，原初主祀的是主丰饶的巴力神。今日依然可看到其遗迹，即朱庇特神殿。日本人较熟悉的应该是古埃及的神殿，特别是位于卢克索的卡纳克神殿，祀奉的是以阿蒙．拉为中心的诸神，在中东也数得上是最壮观的神殿。

但这些多神教如今去向何处？基督宗教的一神信仰切断了诸神的命运，之后的伊斯兰则彻底地终结这一切。古代的东方世界也因此从世上消失。问题是从多神教转变为一神教，应该被视为“进步”与“发展”吗？人类由精灵崇拜这种“原始的”宗教，进展到较高层次的宗教，最后成为一神教，这种发展样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伴随着进步史观而广为流传。即使到了今日，我们依然带着这样的印象。

圣经和古兰经提及的亚伯拉罕（易卜拉欣）迁移

不过，宗教与文化却和工业与经济发展不一样。在世界各地并不存在一个从其固有的信仰模式，像是经济水准也会提升一般，最后都出现了一神教的事实。我们所知道的一神教，是闪族的一神教，属于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一系，都是源自于中东进而扩及其他区域。“闪族”的说法其实得自于诺亚其中一个名叫“闪”（Sem）的孩子。这些一神教的先知，都被视为闪的子孙。更客观地说，“启示”是透过闪族诸语（摩西的希伯来语、耶稣基督的亚兰语、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语）所流传。闪族的一神教特征是，将唯一的神与被创造者加以严格区别，若是绘制人类的宗教思想地图，这样的一神教看似中东固有的宗教。“中东”这个词本身包含的意义甚广。闪族的一神信仰若是由亚伯拉罕开始的话，他出生在今日的伊拉克，否定星辰信仰，又试图宣扬独一神的教义，以致被逐出家乡。又参考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甚至是伊斯兰的传说，他曾在阿拉伯半岛的某一区域流浪，最后在神所授与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结束一生。现今的巴勒斯坦还有据称为他的墓地。哈利勒（Halil）这一个城市的名字，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朋友，取自他为“神之友”之意。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地理上来看都是出自这一个范围内。

◎肥沃月弯的宗教体系

亚伯拉罕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光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所以然。那是因为和一神教有关的记录多以旧约圣经为中心，但旧约圣经毕竟是宗教经书而非史书，想要从中了解也有限。有些研究将圣经与各地出土的考古学资料相比照，提出了各种假说，但我们却无从得知何者是决定性的事实。历史学者也有人提出看法，认为亚伯拉罕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

当然，有些对旧约圣经发展成犹太教脉络的研究做得极为缜密，来考察一神教的成立。但这样的研究虽然把基督宗教纳入考察的对象，但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几乎没被注意到，或是把伊斯兰的出现解释成犹太教与基督宗教传播的结果。从研究伊斯兰的立场看来，这些都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要着眼在有史以来被称为“肥沃月弯”的地区自古就有两个宗教体系，即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竞争。那是因为，在任何地方如果独一神是普遍的概念，那么要问的是，何以独独在肥沃月弯，此一神教会如此强大。基督宗教的世界里，因为确信自己占有优势，一神教终将广为流传，所以不会产生“为什么”的疑问。不过似乎也未曾有人对此怀疑，闪族的一神教在中东固有的文化磁性。

话虽如此，把一神教当作中东的特色其实是谬误的。因为在基督宗教、伊斯兰流传之前，自古以来多神教一直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就算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而言，古代的以色列建国如何重要，但在古代的东方整体来看，以色列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王国。更何况以色列本身就算建国者是信奉一神教，内部还是和多神教有所磨擦，甚至多神教的威势时而更占上风。这件事连站在一神教立场的圣经都明白地记载。

伊斯兰以前阿拉伯半岛上的宗教分布

总的来看，这个地区起码在西元前两千年纪起，就有着多神教与一神教竞争的历史。不过在旧约圣经中，多神教常占上风。但基督宗教出现后约三世纪，在宗教上征服了罗马帝国，确立了一神教的优势。伊斯兰出现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就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帝国。它的版图还凌驾罗马帝国之上。

研究伊斯兰史的大家后藤明以“一神教革命”的概念来称呼。他认为伴随着基督宗教的出现，地中海一带兴起了一神教革命，伊斯兰继承了这一个脉络并且加以发展。以“革命”称之，极具吸引力。革命，意指翻转，也意谓着和过往的切割。也就是说，基督宗教不仅仅是发展自旧约圣经的传统而已，其中还有革命性的转变。因此古代东方的多神教世界也消失了。

我们往往流于强调基督宗教和伊斯兰的不同，殊不知就一神教革命这一点来看，二者有甚多共通之处。不过就革命性来讲，也许伊斯兰更加透彻。但在帝国的结构原则上，两个宗教间有着极大的差异。这将在第三章再谈。

◎伊斯玛仪的传说

我们谈得如此之多，无非是因为伊斯兰的诞生还有太多未解之谜。史实上，穆罕默德生在麦加，宣传伊斯兰教义，并且在麦地那创建了具政权形式的伊斯兰国家，然后离世，这些都无庸置疑。但如此具有规模的大帝国，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创建；这样的宗教教义为何会在这样的边陲地区出现，至今仍不可解。各家所说，都是依结果来加以说明，无法让人有解开谜团的快感。

建设伊斯兰帝国的原动力，无疑地一神教的宗教特性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若要问起这个概念从何而来，欧美的学者总是无法摆脱单纯的传播论，认为穆罕默德是和基督宗教还有犹太教接触而受到影响。此说固然证据薄弱，不足以证明这样的论点属实，而且只透过文化传播，就足够让世界史产生如此巨变，这个前提恐怕也有谬误。况且伊斯兰还创建了帝国，之前的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并没有。就算基督宗教改变了罗马帝国，但基督宗教本身并未成为建构帝国的宗教教义。因此，传播论一说在论证上十分薄弱。

笔者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持续从不同角度来探究穆罕默德、古兰经与伊斯兰的形成。其中较合理地作为结论的，是亚伯拉罕一支来到了汉志地区，而且在承继一神教体系上，又出现了穆罕默德这号人物。进一步地说，只有将“肥沃月弯”也包含汉志一带来看的话，才可能有更完整的说明。

无论是历史资料，还是近年来对阿拉伯半岛所做的考古学调查，如果合并来看，将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地区与汉志和也门地区分开来看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凡是闪语扩及的范围皆该视为“闪族一神教的故地”。这么一来也能充分说明，穆罕默德出生时，阿拉伯各个部族已认知到自己是亚伯拉罕、伊斯玛仪的子孙；他们也认定建设麦加卡巴圣坛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

旧约圣经的记述者只记录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而对以女奴之身被纳为侧室的哈嘉儿及其所生的儿子伊斯玛仪这一支则几乎漠不关心。之后被口述流传的人物是正室莎拉（圣经中翻成“撒拉”）及莎拉所生的儿子伊萨克（Issac，圣经中翻成“以撒”）一支，这种情况及至耶稣基督与新约圣经的时代也没改变。

伊斯玛仪（Ishmael）的这一支，以阿拉伯名为伊斯玛仪勒（Ismail）南下，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之一。不难想像，这个一神教的一支（伊斯兰称之为“纯正的一神教”）在帝国的空白地带上，自由地开拓了自己的领域。“空白地带”也就意谓着少受到制约，可以说因此能自我发现独有的价值体系。

阿拉伯人的族系

◎消失的阿拉伯人、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

古莱什族和穆罕默德本身都有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身上留有亚伯拉罕及伊斯玛仪父子的血液。自称是先知的穆罕默德看重自己的血统乃是出自宗教上的意涵，而古莱什族则是在自我意识里看重血统的高贵。然而伊斯玛仪还有他的父母，本来并不是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无须再次赘述。口述传承中，也明确说出他和阿拉伯部族之女结婚后，才定居到汉志地区。伊斯玛仪母系才是原本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部族的血脉，父系则是外族，所以伊斯玛仪一支被称为“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

而纯粹的阿拉伯人则有两大系统，一是“消失的阿拉伯人”，一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前者如其名，指的是过去往返于阿拉伯半岛上、建设城市，但在历史中消失的诸部族。在古兰经里曾出现“阿德人”、“赛莫德人”等几个族名，实际上是哪里的部族并无法判明，所以才会成了“消失了”的部族。依古兰经所写，曾有先知撒立哈被派来见赛莫德人，但赛莫德人没有听信天命而招致灭亡。“撒立哈的城市”（被冠上撒立哈之城的遗迹）被认为是出自将岩石挖空成住居或墓所的赛莫德人之手。

一般认为“真正的阿拉伯人”，指的是创建也门的希木叶尔王国的阿拉伯人。顺带一提，这些阿拉伯人主要属也门系统，因此也被称为“南方的阿拉伯人”。而像古莱什族等“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则是“北方的阿拉伯人”。阿拉伯的族谱中，南方阿拉伯人是嘎贺坦（Qahtan）的子孙，北方阿拉伯人则是阿德南（Adnan）的子孙。

◎南北阿拉伯之争

除了“消失的阿拉伯人”之外，所有阿拉伯人系统分为南北两系，阿拉伯人族系的研究者把他们各自归为嘎贺坦和阿德南两人的后代。但这不一定要视为史实。是否为阿拉伯人，实际上不是族谱确认是否有血缘关系就完成验证，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南北阿拉伯人也各自和阿拉伯语的两个系统有关。

南北阿拉伯人的对立，曾在伍麦亚王朝时代导致实际的抗争。但约在十二、三世纪之后，阿拉伯人的南北体系不再是对立的主轴。

从二十世纪中叶后，南北对立已然罕见。笔者想起了自己的恩师悠瑟富．伊比戌博士曾经提过的经验谈。那是在波士顿，有一回有两个阿拉伯人吵架闹上法庭，正在哈佛大学念研究所的伊比戌被找到法庭担任法官的顾问。“要让美国法官理解，为何南北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对立，以至于两人在波士顿吵着‘诺亚’这个固有名词在正确的阿拉伯语里怎么样的词尾变化才是对的，还搞到大打出手，实在是一件难事。”这虽只是一次个人的经验，但是这一段小插曲可以看出族谱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具有延续性。

而笔者想说的，并不是族谱意识具有跨越时间限制的永续性，而是认为伍麦亚王朝时的南北阿拉伯人的对立，反映的应该是透过族谱来解释当时政治、社会上的对立。因为“部族的对立”并不是一个能轻易地和社会、经济分割而独立存在的问题。

只是在伊斯兰成立前后的阿拉伯半岛上，人们自我认识的首要基准就是族系与部族意识，那时存在着强烈的部族意识，这一点不容怀疑。而伊斯兰提出新的教义跨越了这个部族的藩篱。也因此，伊斯兰国家成功地将过去的对立由内转向对外。

◎世界史的剧变

这一章我们已经谈到掀起世界史剧变的事件——在七世纪前后的阿拉伯半岛上伊斯兰的出现、伊斯兰国家的创建，以及伊斯兰帝国诞生的背景。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上是一片空白，帝国正是在这片空白上创建。其中之不可思议，值得一再强调。当然，我们也谈论到在这个空白地带，其实已有一神教的传承存在。毕竟若是完全的空白，想来也生不出什么东西来才是。

红海沿岸汉志地区的城市麦加，因常有来自于半岛各地的朝圣者聚集，而成为商业的中心。麦加的卡巴圣坛和以亚伯拉罕为主的一神教传承有很深的关系。麦加不独是由半岛内的商业交易所支持，来往于也门和叙利亚的商旅贸易也支持着这个商业城市的发展。一般定调认为，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经年累月的对抗，让波斯湾的贸易信道退化，麦加所在的红海通路因而变得繁盛。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仔细检视这个堪称世界史转折点的伊斯兰国家如何成立，以及“持剑的吉哈德”如何展开。我们先来看看概略图。在第二章“信徒的共同体”里，我讲述到，伊斯兰如果只是以公正的教义来宣教，从而吸引社会中的弱者，并不足以道尽吉哈德的故事。这个时代丝毫没有人预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军事领袖穆罕默德。

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端详伊斯兰如何开始的那个时代，才会更明了之后的发展。穆罕默德在商人的城市麦加开始倡导新的教义，没能得到自己部族的接纳，屡屡遭受迫害。于是穆罕默德为了寻求转机，迁移到麦加北方的城镇亚斯里卜。

接下来是第三章“吉哈德元年”。在这个后来改称为麦地那的城镇上，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共同体，确立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这也是他在军事上进行战斗的时期。我想特别对三大战役，还有因此确立的“持剑的吉哈德”加以描述，想探究伊斯兰的教义为何，怎么让信徒愿意舍身投入战斗。

接着在第四章“乌玛之为社会秩序”中，我们会看到穆罕默德征服了麦加，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甚至在他死后，后继者还创建了正统哈里发国，开始了“穆斯林的征服”。我们也会看到，在新的共同体（乌玛）中，吉哈德是如何被赋予了社会建设原理的意义。吉哈德原指的是和自己内心之恶交战，还有为创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努力，而非一种战争的逻辑。若真是仅有战争意涵，应该不足以延续如此之久。光靠战争无法创建帝国。伊斯兰帝国的优越处，比起在短期间征服广大版图，更重要的是对其加以统治，创建一个每个人都能在此生活、繁衍、兴旺的帝国。吉哈德究竟如何和建设帝国有关，就是我们论点所在。

从时间的开展来看接下来的三章，谈的是从穆罕默德出生（也就是西元五七〇年起），经过了他自称为先知的六一〇年，随后是六二二年的圣迁，六三〇年征服麦加，六三二年穆罕默德逝世及正统哈里发体制的创建，以及之后长达十二年的二任哈里发治世的终结为止。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依照和平条约实现了耶路撒冷开城，此时麦加、麦地那及耶路撒冷三大圣都尽皆纳入伊斯兰伞下。在这段期间合起来约有七十年左右的期间内，无论是麦加或阿拉伯半岛，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

从穆罕默德自称先知之后计算的话，更不过是短短二十五年间的事。

第二章信徒的共同体

卡巴圣坛　对着亚伯拉罕所建的圣坛，今日穆斯林们依然礼拜如昔。

穆罕默德这个人

◎一个诚实正直的古莱什族青年

穆罕默德出生时（五七〇年左右）的麦加，人口推估约有一万人。这种规模的城市里，谁是谁彼此都认得，更何况居民有很多都是来自同一个族系的部族。统治这个城市的古莱什族，有的支族住在卡巴圣坛所在的麦加溪谷当中，还有的住在近郊。麦加的名声与地位都因卡巴圣坛而盛，所以支族里，前者的地位较高。

穆罕默德时代的麦加　参考Hussain Munis所著《伊斯兰历史地图》制作。

我想在这里对所谓的“部族”加上注解。原因是部族有“未开化”的隐喻，因此最近在日本已经不用了。在过去常用来描述非洲和亚洲的“族”，现在则多以民族集团的概念称为“人”。但，阿拉伯语的“qabīla”（部族）则意义完全不同。从民族这个词汇的定义来看，它们指的是在阿拉伯人这个大范畴当中，共同享有特定系谱的集团。而且规模大小不一，大至以一百万人为单位，小则有数千人或数百人。

“班努．某某”多半指的是“某某的子孙”，看到那个族系的名字时，似乎像是系出同源，具有血缘关系的集团。但是其中也有不具血源关系，时间一久就自然混为一体而仍被视为同族的人，也有十万人为单位的大规模部族仍无法视之为具有直接血缘的集团。其实不只是阿拉伯人才有这种情况，凡有族系意识的，往往是具有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不是只限于实际上的血缘关系。

比照现代，就像大部分埃及人一样，他们或是在宗教上皈依了伊斯兰，或是文化上阿拉伯化，进而成了“阿拉伯人”，但他们既没有部族的族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层。不过阿拉伯半岛以及与之接壤的伊拉克、叙利亚、还有巴勒斯坦，即使到了今日依然保有很强的族系意识，及很深的部族认同。七世纪时，阿拉伯人只以部族为单位来区分。古莱什族是以祖先古莱什（非伏尔）为傲的集团，相对于其他部族非常团结。

当时的部族里有一群人被称为“哈里夫”（ḥalīf，同盟者）。他们接受部族的保护，和部族采取一致的行动。“同盟者”乍听之下会给人平起平坐的印象，其实更接近“附庸”的意思。不过当时的部族成员本质上是平等的，即便是族长也不过被认为是“同位阶中的首领”。这么一来，具有上下关系意涵的“臣服”这个词汇也颇有语病。古莱什族也有臣服于他们的哈里夫，而且为数不少。有一个估算的标准是，在之后的大型战役（巴德尔之战）战死的人数当中，有四成左右是哈里夫。他们和古莱什族一同生活，战争时也生死与共。另外还有人接受“jiwar”（庇护），他们只是受到暂时的保护，不会共赴战场；甚至在当时还有人是奴隶的身分。奴隶的来源颇多，有渡过红海购自非洲，多半是在家提供劳役的奴隶；也有从北方叙利亚带来的多半具有技能的奴隶。奴隶得到解放，但仍依从主家者称“马瓦里”。麦加既是商业城市，也有外国人为了生意在此停留，但也仅限约数百人。

穆罕默德出生在靠近卡巴圣坛的某部族里。那个部族称作哈西姆家。日本伊斯兰史学的惯例会将古莱什族的支族以“家”来称呼，译做哈西姆族也不算错。穆罕默德出生时的哈西姆首领，就是领导麦加对抗从也门来袭的埃塞俄比亚军的阿布杜．穆塔立卜，他也是穆罕默德的祖父。穆罕默德的父亲阿布都拉，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已离世。阿布杜．穆塔立卜接回了儿子的遗腹子穆罕默德，对他疼爱有加。但在穆罕默德六岁时他的母亲阿米娜撒手人寰，八岁时祖父也离开人间。

穆罕默德成了真正的孤儿，由哈西姆家的新当家，伯父阿布．塔里布养育。这种情况在重视血缘的部族制下应该很常见。但由古兰经里的描述来看，不见得有血缘的亲戚一定会善待失去依靠的孤儿。监护人篡夺了孤儿承继的遗产者也大有人在。穆罕默德的伯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不过他带领的哈西姆家已然家道中落，再没有上一代的风光。

总之，穆罕默德虽流着高贵部族的血，却是在势力不大的部族当中成长。不过拥有纯正古莱什族的血统非常重要。要是穆罕默德出身不明，想来宣教时也没有人会听他讲些什么。就连穆罕默德本人，之后开始宣传伊斯兰的教义时也饱受批判：“为什么神会派个人来（不是该派个天使吗）？就算是找了个人来当使者，怎么会找了一个出身于这么一个弱小部族的人（明明我们这一族显赫多了）？”

青少年时的穆罕默德，虽然出身高贵，但处于贫弱的一族之中，与叔父和堂兄弟一起生活。少年时期穆罕默德也曾放牧，而且年纪轻轻就跟着伯父的商队前往叙利亚。人们称他“阿敏”（意即诚实、正直之意），可见他是个诚直的青年。这个时期的穆罕默德并未留下什么杰出的片段，纪录也少，更不用说有留下任何事迹，足以令人预见此人日后会在世界史上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结婚与平稳的生活

穆罕默德二十五岁时，受到女富商哈蒂嘉青睐，与他共结连理。哈蒂嘉此时年已四十，梅开三度。她姿容出色，依旧年轻，是个年纪大他十五岁的“姊妻”。不过这件婚事之所以能成，似乎是哈蒂嘉自己考量的结果。哈蒂嘉的前夫离世之后，她一个人经营着商旅队。当她得知有穆罕默德这个人时，认为他可能就是自己的良配，所以在自己前往叙利亚的商队中特别雇了穆罕默德。她在商队里听闻穆罕默德的行事风格后，心想“真是这个男子”，就决定把自己嫁给他。

婚后的穆罕默德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家庭也很圆满。穆罕默德在哈蒂嘉过世后，也常常提及哈蒂嘉的贤淑与智慧，更屡屡提起“哈蒂嘉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让自己其他的妻子吃醋。也可以说，找一个夫婿，哈蒂嘉是别具慧眼。但她绝没料到自己找来的丈夫会成为先知。

希拉山　现在的光明山，造访穆罕默德初次领受启示的洞窟。

昔日过得相当艰苦的穆罕默德，能够娶到一个才德兼备的女富商，也算是自己的幸运。他从此不用再为生活担心，还过继了伯父其中一个小孩养育成人。这个孩子就是阿里，日后长成一个有勇有谋的青年，穆罕默德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小女儿法蒂玛。穆罕默德也有很多子嗣。男孩子虽然不幸夭折，但四个女儿顺利地长大。当时的麦加很明显地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甚至有生下女儿后活埋的恶习，但这对夫妻并未抱持男女有别的态度。整体来说，四十岁之前的穆罕默德，支持妻子的贸易，也为家庭及自己的部族尽自己的心力，过着平稳的生活。

历史记录上并未留有穆罕默德曾经对麦加的社会加以批判、或对社会现状义愤填膺的蛛丝马迹。就在穆罕默德快四十岁时，在近郊的希拉山（现称光明山）洞窟中头一次领受到启示，从之后宣教的内容推测，他也许只是忧虑人世，但详细情况并不清楚。然而当伊斯兰开始广为宣教后，其内容就引发了社会革命，动摇麦加社会，甚至从根干撼动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部族社会。

穆罕默德的族谱

◎最初的伊斯兰

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窟中冥想时，突然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所冲击。有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命令他“你诵读吧！”穆罕默德既不会写，也不会读，很困惑地回答对方“我不会”，然而对方死命地纠缠着他，无计可施的穆罕默德最后不得不依地照着对方讲的话复诵着——或许这就是对方要他做的，而他复诵的话，正是古兰经最初的章句。

你诵读吧！“奉那创生化育主之名。他自凝血造化了人类。”

你诵读吧！“你的创生化育之主乃是至为高贵，你的主是无所保留，祂以笔教诲，阐释人类不曾理解之事”（血块章．一至五节）

【编注：译者采用马坚译本，局部稍有修订。下同】

穆罕默德慌慌张张地离开洞窟，跑下了山，但在山下却伫立良久，丝毫动弹不得。穆罕默德的妻子担心晚归的丈夫，差人寻找。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的穆罕默德，卷在妻子披在他身上的衣服里抖个不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头绪。

这是六一〇年左右的某一天，穆罕默德已经年届四十，人生自有一番阅历，但对这一种奇特的景象，年纪和阅历却帮不上什么忙。穆罕默德曾经怀疑过自己是被精灵给附了身。阿拉伯语的“发疯”（Majnūn）的意思指的是被“精灵附身”。精灵也解做幽灵，总之是眼睛看不到的生物。当时阿拉伯半岛深信有精灵的存在。精灵和人类一样可以繁衍后代，屡屡给人类带来灾难。若是人被精灵给附身，就不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但后来，穆罕默德有了自己是先知的自觉，知道了这是大天使吉卜利勒首次到来。

让穆罕默德能平息恐惧、不安，全多亏哈蒂嘉。现存的记载中，哈蒂嘉一点都不慌乱。她全心地鼓励着穆罕默德，仔细地听他描述洞窟里发生的事，还谘询了自己的表哥瓦喇卡。瓦喇卡在当时的麦加是少见的基督徒，他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断定在穆罕默德面前显身的毫无疑问就是大天使。

大天使吉卜利勒的来访　14世纪时抄本《穆罕默德的一生》中的插画。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

确知是大天使到来之后，穆罕默德有半年没看到大天使显灵，让他感到不安。但穆罕默德已经自觉到大天使被派到自己眼前，自己受命成为先知，担负起将神的讯息传递到人间的责任。而让他更快接受这项自觉的，是他的妻子哈蒂嘉，她第一个相信穆罕默德为先知而成为首位穆斯林（伊斯兰的信仰者）。

◎神的启示

“独一神阿拉选中了穆罕默德为先知，派遣大天使到来将启示传达给他”，这个现象究竟要如何理解，确实很难。当然，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文字上所写的就是事实（穆斯林就是这么理解的）。不过这是结果论，因为在当时的麦加，即便不久后成为穆斯林的人也都一开始无法立即接受这样的事。宣教也因此迟迟无法推展。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把问题整理成两个要点。其一是，我们是怎么看待独一神和启示。欧洲因为伊斯兰的出现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伊斯兰持否定的看法经历过无数次的议论。近代之前的欧洲因为奠基于基督宗教，在立场上接受了独一神与启示，但不接受伊斯兰存在的事实。但是近代以后，出现了对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宗教持否定态度的无神论者，从而开始倾向思考如何解释这种宗教现象。他们通常会把独一神或启示的实存搁置在一旁，视之为超自然的转换，是平时不会发生的现象。宗教界人士的超自然体验，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产生，它确实存在着。如果不从这一点开始分析，就很难理解宗教现象。

其二是，要如何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体系。伊斯兰的价值体系，对欧美人以及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是他者的文化，也是一种异文化。也就是说，伊斯兰充满了和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概念。如果每一个都要信了才能理解，那就更不可能做到跨文化理解。我们要理解的是，在其他文化中确实会存在那样的价值，会有那样的认知。任何社会都有本身不可言喻的部分，有太多外界看来并不实在、但确实存在的事物。日本社会也有很多外人难以理解的价值与概念。这种跨文化的价值与认知，首先要先接受这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实。至于好或不好，之后再下判断。

独一神、先知、启示与经典等，是闪族一神信仰（Semitic monotheism）的基本概念，这种概念在全世界的扩散，伊斯兰贡献很大（请参考作者另一本作品《穆罕默德——寻访伊斯兰之源》）。对先知或经典，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确实有一个不言可喻的世界，就无法了解穆罕默德或伊斯兰，也只会以为伊斯兰的帝国等于是创建在宗教的虚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确认一点，那就是在闪族人心中堪称王道的一神教概念下，才有伊斯兰这个宗教的发展。

◎作为启示经典的古兰经

穆罕默德非常谨慎地开始他的宣教活动。一开始他是对自己所属的部族还有自己的朋友宣扬教义。这个阶段先是妻子哈蒂嘉入了教，接着就是成人当中与穆罕默德交情深厚的阿布．巴克尔。未成年的则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堂弟阿里，还有由奴隶得到解放的自由民，继而认其为养子的柴德等都改信而皈依了伊斯兰。秘密的宣教期约持续了三年左右（顺道一提，“皈依”一词在阿拉伯文的名词形式就是“伊斯兰”）。

不久，穆罕默德开始全面地对古莱什族宣教。但古莱什族人则对他的举动感到震惊、困惑。还有人厌恶伊斯兰，激烈地否定。想来有下面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理解启示和先知是什么。古莱什族一向以身为亚伯拉罕和伊斯玛仪的子孙为荣，世世代代传述卡巴圣坛是他们所创建。在当时的信仰中，明显可以辨认出一神教的痕迹。所以对穆罕默德所传的教义，古莱什族反驳说“那是古早人的传说”，就是其中一项证明。将偶像合理化为信众与阿拉之间的“中介者”，其实也透露出当时已认定阿拉是不可见的神。就这层意义，如前一章所述，麦加广义上是位在“闪族一神信仰的故地”上。

不过当时在阿拉伯半岛流传的多神教并未有圣典，更不用说有透过启示，由先知传达的“经典”了。因此“由于穆罕默德是先知，所以要接受他所传递的经典”这个观念是前所未闻的。对不容易理解启示的古莱什族，古兰经就是透过语言的力量，让他们了解“神的话语”。

◎发出D音的人

古兰经原是押韵的散文集结而成的。章句的语尾押韵极美，时或庄严，时或轻快，能让听者的脑海里产生鲜明的印象。就这一点，很多欧洲的东方学者也都认同。但若只是因为古兰经押韵，就以为它是诗，那就错了。阿拉伯语的诗有各种格式，但古兰经完全不依这些格式，而以超过诗的格式的力量，向古莱什族挑战。

据说当时的阿拉伯半岛正是“诗人的时代”。构思出美丽诗篇的诗人在社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部族之间出现抗争时，以歌颂自己部族的勇勐、高洁的诗来对抗，甚于战场上决出胜负。在战场上，诗也是鼓舞战士的重要因素。套用现在的说法可说是宣传战，所以部族里若没有优秀的诗人，既会影响到战局，也会影响到战后的胜负。诗人受到人们的尊敬，优美的诗作经过口口相传散布到整个半岛，让作者的名声更响亮。

伯明罕古兰经手稿　世上其中一份最古老的古兰经手稿。

游牧民族的财产不是透过产品的累积或是建筑，而是家畜、帐篷或穿戴在身上的饰品，这些能移动的才是主要的财产。而符合那样的生活而创作出来的优美的诗或语言，也成为能随人移动的贵重财产。

到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来称呼阿拉伯人，那就是“能发D之音的人”。“ﺽ”这个音，用罗马拼音来说就是D这个很响的音，在阿拉伯语中是个特有的子音。七世纪时，能把“D”发得好的也就是阿拉伯人。“发D音的人”这一句话里充满了荣耀与自信。对“发得出D之音究竟有多了不起”有疑问的人来说，无法理解这里面的深深寓意。

古兰经里还出现了一个词“Ajam”。在当时阿拉伯人的认知里，人类分为阿拉伯人和Ajam。Ajam是什么意思？主要指的是波斯人，原意是不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实际上在推展伊斯兰时，有很多波斯语汇被吸纳入阿拉伯语文中，像斋戒月“Ramaḍan”在波斯语发音为“Ramazan”。阿拉伯语就变成了D音（/dˁ/）。

也就是说，能把D发得好听，说得一口流畅的阿拉伯语，就表示是一个高贵的人。如果摸不透“对自己说的话引以为傲”这一层心理，就无法理解当时的情况。穆罕默德将古兰经的章句一一吟诵出来，是为了表示这是独一神阿拉的启示。而面对穆罕默德的宣教，古莱什族也认同这些章句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但他们不愿承认这是神的语言，认为穆罕默德有可能是“魔术师”、“巫师”、“诗人”，甚至有“精灵附身”之嫌。

关于社会变革的教义

◎来自旧体制的抵抗

这些人究竟为何不愿意接受神的谕言？他们否定穆罕默德的第二个理由是，接受教义，就得否定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多神信仰。在当时部族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常称为“部族主义”的概念里，除了重视血统，也重视同血统集团里的传统。无论多神教就宗教层面而言是否正确，正因为它是缘自祖先传承而来的传统，就有恪守的价值。对此穆罕默德称：“我们视父祖为一个共同体，跟随着他们的脚步”（金饰章．第二十二节）。而古兰经里最初的父祖是亚伯拉罕及伊斯玛仪勒，所以主张应该回归那个一神教，但对此古莱什族反驳说：“那不过就是古早人的传说罢了”。

古莱什族拒绝穆罕默德的第三个理由更为关键，因为穆罕默德所传的教义，具有颠覆商业城市麦加之社会体制的革命意涵。部族主义乃是以血统和身分差异为前提，但伊斯兰主张人皆平等。而且商业的成功带来了富者支配的权力与骄矜，对弱者和贫者造成压迫，伊斯兰却针对这个现实提出了公正与济贫的主张。

麦加商业的成功，支持了享乐主义的世界观，这也和当时的多神教有很深的关连。麦加的多神教不仅没有圣典，也欠缺有体系的思想，卡巴圣坛里也混杂供奉着各种偶像——基督宗教的圣画像也在其中，这是因为北方叙利亚的贸易对象信基督宗教的关系。只要有具体的利益，无论什么教的什么神都可以进入卡巴圣坛，麦加的宗教信仰，说好听是现实主义，说难听是利益优先，欠缺宗教上的精神层面。

第四个理由则是古莱什族内部的领导权之争。认同了伊斯兰，就意谓着尊崇穆罕默德为新的首领，而抬高了他的地位。对已握有实权的长老们，还有等着接棒的年轻的首领候选人，都非其所乐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布．拉哈布，他总是脸色赤红，被取了个外号就“火焰之父”，虽身为哈西姆家的一员，但对穆罕默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后来保护穆罕默德的族长过世后，阿布．拉哈布成了当家，取消了部族对穆罕默德的保护。穆罕默德因此身陷极大的危机。

第五个理由则在于伊斯兰是“命令的体系”。最初启示的话就是上述的“你诵读吧！”从这里开始，古兰经的基本命题就是对人类的命令“你们当崇拜创造你们的主”（黄牛章．二十一节）、“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妇女章．五十九节）。伊斯兰就是“皈依”的意思，服从经典里的命令则是皈依的根干。

相对于此，伊斯兰出现之前的麦加是一座非常自由的城市。专门研究初期伊斯兰的学者后藤明先生将它命名为“自由都市”。确实麦加在很多层面上都是自由的城市，这里受到卡巴圣坛的光芒所照射，是朝圣的中心，得到半岛上各部族的尊敬，所以不会成为攻击的对象，相对安全。此外统治这个城市的不是国家、也不是王权，而是取决于长老们宽松的合议。既不必被征税也不用赋役，充分享受自由。

◎得到弱者的共鸣

的确，麦加是自由的。但换个角度看，这种自由蕴含着很大的缺陷。自由只对有钱有势的人才是自由，性欲的放纵、杀害女孩的恶行也都被视为自由，而对弱者而言，自由就是来自于强者的压迫与不公正的同义词。

穆罕默德开始公开宣教时，他的主张很快地得到弱者的共鸣，想来也是理所当然。例如初期的篇章中说道“你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他就是那个呵斥孤儿且不勉励人赈济贫民的人”（什物章．一至三节）。从这里可以推测出当时对待孤儿与穷人是如何令人不忍。将伊斯兰的教义视为劝荐慈善济弱扶贫的人，就是看出信仰独一神的真义。

而且被伊斯兰吸引的很多都是年轻人。最初入教的阿布．巴克尔是个殷实的商人，和穆罕默德只差两岁，所以算是例外。加入伊斯兰的，不是在现有体制下的非既得权力者，就是对社会现况不满足的青年。

此外也有女性加入。穆罕默德的父亲虽然有兄弟姊妹，但其中姊妹（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姑姑们）几乎从很早期就信奉了伊斯兰。当时麦加是个对女性歧视很严重的社会。虽然有些女性像哈蒂嘉，财富充裕，也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但是整体来说，像杀害女孩背后的男尊女卑，对女性极为不利的婚姻制度，处处充斥着对女性的不合理现象。提到伊斯兰，往往大家讨论的是“一夫多妻”，但实际上伊斯兰在过去严格限制这种放荡行为，甚至在法律下寻求严密的管理。

在伊斯兰出现之前，和婚姻有关的恶习之一就是“吉哈尔”（离婚）。只要丈夫对妻子说，“你的背影就像是我妈妈的背影”，就是实际上离婚的状态，妻子的权利也就被取消，但却没有离开夫家的自由，这对女性而言是可怕的制度。古兰经主张“妻室不是他们的母亲”（辩诉者章．第二节），而废止了这项制度。

古兰经——辩诉者章的首页　埃及国立图书馆藏。

但当时这种以公正及保护弱者为诉求的伊斯兰教义，并未能真的落实。那是因为否定伊斯兰的古莱什族，采取对弱者彻底迫害的方针。古莱什族中以玛夫兹姆家族特别敌视伊斯兰，曾经发生过以哈里夫（同盟者）身分接受该家族庇护者信仰了伊斯兰，结果遭到该家族予以拷问，强迫他们脱离伊斯兰的事情。穆罕默德曾经亲身经过现场，但碍于部族的制约而无法介入。他能做的仅仅是出声鼓励当事人。

◎遭受迫害与忍耐的麦加时期

改信伊斯兰的人之所以能承受迫害，和伊斯兰持来生之说有关。古莱什族的多神信仰是讲求现世的宗教，对审判或来世的观念并不强。所以对提出末日审判警告的穆罕默德，古莱什族人反问他：“埋葬之后成了尸骨，什么时候能重生？”

我们看麦加时期的章句，不难看出关于末日将近，神将使人重生并加以审判的强烈语气。而遭受迫害将失去生命的人，也只能忍受坚信的日子，凭借着由殉教得以来世获偿。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麦加时期的吉哈德完全没有战斗的意味，反而与殉教常常被连在一起。殉教是在麦加的迫害时期就产生的现象，比吉哈德还早。这个时期所谓为伊斯兰而战的想法根本尚未存在。信奉伊斯兰的人面对迫害，也从未想过要用武力加以对抗。

麦加时期的篇章里说，“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唯信道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时光章．一至四节）。其中只“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正是麦加时期的伊斯兰。

但是忍耐的路终有尽头，那是因为再没人保护穆罕默德了。

伊斯兰虽主张要废绝部族主义，但是在麦加生活的穆罕默德，反而受到部族的原理所保护。哈西姆家的族长阿布．塔里布自己虽然不信伊斯兰，但他一直保护着部族里的侄儿穆罕默德。之后从亚斯里卜（麦地那）有想皈依的人来拜访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一直跟在身边保护他。当时的阿拔斯和伊斯兰还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以哈西姆家的人这个身分来保护穆罕默德。

从宣教开始后过了约十年（六一九年左右），族长阿布．塔里布过世。同年穆罕默德长年陪伴身旁的妻子哈蒂嘉也离世。穆罕默德失去了两个最支持他的人，应该是感到日暮途穷。提到哈蒂嘉，从穆罕默德成为先知到她过世为止，伊斯兰就是穆罕默德和哈蒂嘉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伊斯兰的教义强调身为先知的穆罕默德的主要角色，并未特别提及哈蒂嘉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她功不可没。失去了爱妻与部族的保护者，这一年对穆罕默德而言可谓是“哀伤的一年”。

麦加时期总计约莫十三年，最初的三年秘密宣教期间约有三十人入教，之后则有二百人左右信了伊斯兰。如此长年的辛劳，这样的人数似乎少得可怜。其间也有人受到迫害失去了生命。还有人为了避免迫害，渡过红海来到埃塞俄比亚（国名为阿克苏姆）避难。当时的埃塞俄比亚是基督宗教国家，当逃亡而来的人被国王问及“你们是什么教？”只要朗诵了有关圣母玛利亚的优美章句，国王因此龙心大悦。顺带一提，古莱什族与埃塞俄比亚素来有良好的贸易往来，曾要求遣返逃亡来的穆斯林，不过埃塞俄比亚国王并未因为贸易往来就答应他们的要求。

伊斯兰的传播虽然和缓，但内含对社会的批判却很深入。就算不是信徒，应该也听得进去伊斯兰对各种社会恶习的指责。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危及麦加的统治体制，于是古莱什族的首领们酝酿要暗杀穆罕默德。哈西姆家的族长既已取消保护，也就不用担心杀害穆罕默德会遭到部族的报复。于是就有了在序章所提到的夜半启程。

◎“吉哈德时代”之前的社会构想

穆罕默德离开了麦加，圣迁到北方的城市麦地那，进入了吉哈德的时代。但在我们看到吉哈德时代之前，先一探在麦加宣教时的教义里究竟对社会有什么样的构想。

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窟中接受成为先知的召命时，他也只是很单纯地接受天命，并未为自己求些什么。反倒是开始宣教后遭受古莱什族的非议与嘲讽，使他心生不平。年轻时被人唤为“老实人”，却因受召唤而传达天命，反被扣上他从未自称过的“萨满”（巫师）、“魔术师”；明明没写过诗，但被嘲讽为“诗人”，想来会让穆罕默德的心里受伤。对此，古兰经的章句里屡屡提到，历代的先知皆遭到否定、批评，也承受着苦难。

穆罕默德对自己未来的宣教，究竟有多乐观呢？就算没考虑到批评当下的社会，必定很难立即为人所能接纳，难道他不曾希望麦加的住民能接受伊斯兰，好让新社会建设起来吗？若真是如此，会不会连剑都不用拿就可能把伊斯兰社会建设起来呢？要是麦加整个地区都加入了伊斯兰，散播伊斯兰的麦加会不会打开与其他部族间的战端呢？

这些至今都是无从检证的疑问。只是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在持剑的吉哈德时期来临前，伊斯兰的社会构想是什么。这要从“女性的誓言”来寻找。这是迁到麦地那之前，在阿卡巴（麦加的郊外）和来自麦地那的信士互相交换的第一个信誓。之所以称为“女性的誓言”，是因为尚未带有战斗义务的意涵。内容则被收录在古兰经当中。

先知啊！如果信女们到你面前来与你誓约：她们不以任何物配真主，不偷盗，不通奸，不杀自己的儿女，不以别人的儿子冒充丈夫的儿子，不违背你的合理的命令，那末，你当与她们誓约，你当为她们向真主告饶。（受考验的妇人章．第十二节，下同）

伊本．希夏姆（八三三年殁）所写的《先知传》里，也写到与阿卡巴当地男性的誓约里，内容和这个完全一致。“不杀自己的儿女”是因为当时有杀害女儿的习惯，这也可以概化为禁止不当的杀人。在这里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特有的说法，但若用现代说法来表达其中的伦理意涵，那应该就是（一）以伊斯兰为基础的独一神的信仰；（二）经典及先知之指示的权威；（三）保全财产、禁止侵害（窃盗）、（四）对以婚姻为基础的家族这个社会基本单位的保护、禁止违反（通奸）的行为；（五）尊重生命、禁止杀人；（六）确立公正，并禁止不公、伪证。

这是麦加时期最后的时日，不过可以看出，之后在伊斯兰社会里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中都包含在此。我们也可以说伊斯兰社会的构想在这个时期早就已经完成了。

◎麦加时期的吉哈德

现在我们来看看麦加时期的章句里所提到的“吉哈德”。麦加时期，穆斯林还只是遭受迫害的少数派，所以既没有放手一搏，面对迫害也未曾刀剑相向。但其中提到了“吉哈德”的思想，例如“为信仰而奋斗努力的人，就是为己身努力的人”（蜘蛛章．第六节），翻译成“奋斗努力”的原文写的虽是“吉哈德”，但毫无战斗的意义。这里指的是和自己心里的恶战斗，或是在社会上行善。

“吉哈德”本没有战斗的意义，可以从叙述皈依伊斯兰的孩子受到父母的压迫时如何尽孝道求两全的章节里看出。“我（真主）曾命人孝敬父母；如果他俩勒令你用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偶像）配我，那末，你不要服从他俩”（蜘蛛章．第八节）。译成“勒令”的部分，原文说的是“父母以吉哈德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说服或命令孩子要遵信多神教。由此清楚可见吉哈德的意思是“奋斗努力”。

吉哈德的区分

将吉哈德区分的话有三层意义：与内心的恶交战的“内在的吉哈德”，致力于在社会上行善，并维持公正的“社会上的吉哈德”，还有“持剑的吉哈德”。我们听到了吉哈德，往往会想到的是最后的“持剑的吉哈德”，但是麦加时期开始一直持续的其实是内心与社会上的奋战，并不是拿着剑的战斗。

◎与伊斯兰对立的“蒙昧时期”

上面提过，誓言里以“不杀害自己的孩子”来表达“尊重生命、禁止杀人”的意思，反映着当时的麦加和阿拉伯半岛社会的情况。古兰经以现代语言翻译的话，往往会变成一种普遍性的原则，不过它其实是依循成书当时的现实状况，呈现出相当具体的表现。

不只是在文字的表现上具有时代意义。伊斯兰严正地批判了当时麦加的恶习，称那一段时期为“蒙昧时期”。“蒙昧”指的是无知，日语中借用了佛教里的用词译做“无明时代”，意指不知道真神、不知道正确的信仰的时代。至死之前未皈依伊斯兰被称作“无知地死去”。这段时期虽然指的是伊斯兰出现之前的时代，但并非所有远久的过往都包含在内。从时代来划分的话，五世纪后半到七世纪初期相当于“蒙昧时期”，这正是古莱什族支配麦加的时代。

若将伊斯兰视同社会革命，那么目的就是扫除“蒙昧时期的恶习”。我曾多次提及，蒙昧时期以当时的世界情势来看，正好处于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之间的空白地带。之后随着伊斯兰的世界化，作为映衬的“蒙昧时期”这个说法也变得重要了起来，但说到底，它原本不过是个地方性质的文化罢了。

同样的在伊斯兰的世界里，之后提到多神教或偶像崇拜时，蒙昧时期正是代表，虽然在古代东方，还有更多重要的多神教。如本章所述，古莱什族的多神教在宗教上并没有那么深的意涵。可是提到亚伯拉罕时期之后多神教与一神教对立的主题时，谈的也正是多神教与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对立。蒙昧时期和伊斯兰的对照，在看待草创时期的伊斯兰时是极为关键的要素。

不过我们要留意，并非蒙昧时期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也不是要全面予以否定。穆罕默德曾说“蒙昧时期的好人，在（改信）伊斯兰也还是好人”。这其实是他趁着征服麦加时，为求与大举成为穆斯林的人们融合时所说的话，很明显地承认蒙昧时期既存的美德。

第三章吉哈德元年

指挥伊斯兰军与麦加军作战的穆罕默德　14世纪时抄本《穆罕默德的一生》中的插画。切斯特．比替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藏。

前往新天地

◎来自麦地那的邀请

麦加时期的最后，穆罕默德决定移居。失去挚爱的妻子，部族里保护者也已离世，穆罕默德已退无可退。因此他忖度着是不是能在其他城市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他迳向麦加附近的塔伊夫镇出发，但遭到当地的居民萨基夫族人丢掷石头拒绝。

他进一步寻找其他地方的可行性，此时朝圣帮了他大忙。麦加是朝圣和贸易的中心，从过去就有的朝圣和定期的市集成了他重要的宣教机会。

于是，从北方的城市传来了好消息，那就是亚斯里卜的居民信了伊斯兰，而且他们还准备迎接穆罕默德来当自己的领袖。本书里所惯称的麦地那，其实是穆罕默德移居此地后的名称，原来称为亚斯里卜。这个地方住着两个大的部族集团哈兹拉吉（Khazraj）及奥斯（Aus），此外还有犹太教徒的部族。哈兹拉吉和奥斯两个部族间长年抗争，到了布亚斯之战战局陷入胶着，双方难分高下，于是面临了社会崩坏的危机。

当时的部族社会保障安全的原则并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各个部族只要有自己的成员被攻击，就会倾全力反击。自己的人若是受到伤害而不复仇，整个部族就会名誉扫地，内部成员也很难忠心信服。但要是复仇之战启了开端，没有居中调停的势力介入，战事将一发不可收十。在麦加，古莱什一族握有支配的权力，因此彼此间能够抑止武力冲突。阿布．塔里布当家时，哈西姆家不放弃保护穆罕默德，因而惹恼其他部族，想要对哈西姆一家发动攻击，但采取的手段是禁止贸易、共食与通婚，也就是经济、社会的制裁，并非诉诸武力。

亚斯里卜当地的两大部族集团，哈兹拉吉与奥斯二者之间并未有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势力，以致彼此的抗争迟迟无法终止。也许就是面临这个严峻的危机，他们决定舍弃祖先信奉的多神教，接受了废除部族主义的伊斯兰教义。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则和犹太教徒有关。亚斯里卜也有犹太教徒的部族住在这里，其中三个主要部族分别是凯努加、纳帝尔及科来萨。但不知道他们是由北方迁移过来的以色列人的后代，抑或是改信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事实上当地两大部族彼此的抗争陷于胶着而露出疲态，相对地犹太各部族显得强势了起来。他们威胁哈兹拉吉与奥斯，告诉他们将有新的先知出现，歼灭阿拉伯各部族。

哈兹拉吉与奥斯的族人听闻穆罕默德的事迹时，一定有人认为“这就是预告中的先知”，而穆罕默德正是阿拉伯人。理所当然地，他们都想要笼络穆罕默德。

◎圣迁

对住在麦加的信士而言，迁移到亚斯里卜是无法可想之举，算不上是让人高兴或符合期待的事。麦加的古莱什族多以自己的家乡自豪，我们在第一、二章谈了很多。穆罕默德本身也将“阿拉的宅邸”卡巴圣坛交还给原来的主人为使命。可是要让伊斯兰立足于麦加的目标，却太过脆弱以至于开始幻灭。

我们知道之后的历史发展——移居八年后，麦加无血开城；我们也知道移居是伊斯兰发展的转机。但这终究是从结果来看，当时迁移的人是带着悲壮的决心，甚至是遵循启示所给的命令，艰难地舍弃了故乡。穆罕默德一行的迁徙，史上称为圣迁。

穆罕默德本人应该也有预感今后与麦加难免一战。当人还在麦加时，这些争斗都尚未诉诸武力。但是当穆罕默德被其他部族接纳，即将迁移到其他地方，而古莱什族决心排除穆罕默德，甚至想到暗杀之时，就不难想像将会出现巨大的对立。

迫害愈形激烈，致使穆罕默德将有生命危险的人依序送出麦加。最后穆罕默德就像〈序章〉所写的夜半启程一样，只在盟友阿布．巴克尔的陪伴下，潜身出逃。两人从躲开追兵，展开了到亚斯里卜的不安的旅程。古兰经里是这么描述的：

如果你们不相助他（穆罕默德），那末，真主确已相助他了。不信道的人们把他驱逐出境，只有一个人（阿布．巴克尔）与他同行，当时，他俩想起在山洞里的情景。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忧愁，真主确是和我们在一起的。”真主就把宁静降给他，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军队扶助他，并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词变成最卑贱的；而真主的言词确是最高尚的。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忏悔章．第四十节）

圣迁路线与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　参考Hussain Munis《伊斯兰历史地图》制作。

阿布．巴克尔，据说是最早归依伊斯兰的成年人，他深得穆罕默德的信赖，成为他逃离危险时唯一的同行者。古兰经里并没有写出阿布．巴克尔的名字，事实上古兰经中本来就极少提及专有名词，弟子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再没其他人的名字被记录在内。但大家都知道那“一个人”就是阿布．巴克尔，而且还出现在古兰经当中，可谓是非常荣誉的事。他在穆罕默德死后，成为首位正统哈里发，统率伊斯兰共同体。

在麦地那等着他们的人，因为无法确保旅途中的安全而焦急万分，所以两人平安到达时，万分欣喜地一起出来迎接他们。当时创作的庆祝他们平安到达的诗“满月升上来”，迄今依然被传诵。

古代鄂图曼帝国的穆罕穆德画像

◎修建清真寺

随着穆罕默德的到来，过去称作亚斯里卜的地方，后来被称为“先知之城”或“真主使徒的城市”，简称为“麦地那”。“麦地那”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所以其他城市也会用。在今日为了区隔，往往会加上形容词“光辉的”，称为“光辉的城市”。加了这个形容词，指的就是伊斯兰第二个圣都。

来到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清真寺。他将最初落脚的库巴（Quba）定为礼拜所，之后就创建了广为人知的“先知清真寺”，即中央清真寺。不过最初的样子，也只是四周围绕着墙，以椰枣树为柱，椰枣的叶编织成屋顶的简朴建筑物。

先知清真寺　清真寺的英语mosque的阿拉伯语发音为masjid，原意为叩首跪拜。

麦加虽有卡巴圣坛，但周围并没有形成清真寺。“清真寺”这种宗教建筑开始于麦地那，而先知清真寺日后更是成为清真寺建筑的原型。清真寺（mosque）是阿拉伯语的发音masjid，以罗马拼音呈现。masjid指的是跪拜的场所。礼拜间有平伏礼，信徒将额头碰到地面赞美真主，这就是sajadah（叩头）。“masjid”一词意谓，皈依独一神者最谦虚的姿势，同时也是最虔诚礼拜的动作。

原本在穆罕默德时代的清真寺并不仅是宗教建筑。在这里是他和弟子们合议，或讨论治理麦地那的政务，在吉哈德时代也论及军事。

到了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成了麦加移居到此的信士，和在当地接纳他们的哈兹拉吉与奥斯两部族信士的首领。前者被称为“迁士”（muhājirūn，移居者），后者被称为“辅士”（Ansar，援助者）。尽管并非两族的所有族人都皈依了伊斯兰，但占了绝大多数。穆罕默德在这块新天地，成为新的共同体的领袖，甚至更进一步走上主政者的道路。

◎“允许战斗的章节”

移居之后没过多久，古兰经里被称作“获得战斗的许可”就应验在穆罕默德身边。

被进攻者，已获得战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到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他们被逐出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朝觐章．第三十九至四十节）

“获得战斗的许可”并非要穆罕默德选择战或不战。很明显地，这里意谓的是既然不得不战，那么就允许战斗。而且是对那些只因信仰伊斯兰就受到迫害流放的人，告诉他们可以起身一战。总之这里强烈意谓着“别再无谓地回避战斗了”或该说“必要时，要战”。

麦加时期所得到的命令——“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辩论”（蜜蜂章．第一百二十五节），与之后所持的面对迫害应忍耐的方针，在此有了很大的转换，变成以实力防卫自己。

要注意这里用的是“战斗”（qital），而非“奋斗”（jihād）。先前提过吉哈德是指普遍的奋斗努力，仅仅是这个词并不意谓着战争。要具体提及拿剑战争，就要用qital这个词汇。但是确实是在获得允许战斗后，吉哈德才又有了“持剑的吉哈德”之意。接下来的章句里提到“吉哈德”也包含了持剑的吉哈德。

从“他们是受到压迫的”这个理由来看，很清楚地看到强烈的战斗防卫的意义。以往未曾反击的，如今转变成要反击回去。

同时，战斗的许可也宣告了与古莱什族漫长的战争于焉开始。可以预期的是，面对不择手段的古莱什族，以实力反击，意谓着今后的战斗如果没有争出高下就不会结束。

新共同体的原则

◎麦地那宪章

在展开新的共同体之际，穆罕默德写下了关于共同体的内容。这段文字的原文写作“页”或“书”（kitāb），现在则惯称为“麦地那宪章”。就其明示在麦地那成立的这个共同体的理念和制约来看，称为“宪章”确实最合适不过。

古典时期的文书的通例，原文不会标上条文的编号。但是为了方便研究，现代多将条文编号以便讨论。虽然条文要如何断句，牵涉到编号的计算和汇总，而有不同的解释空间，但至少四十七条，至多五十二条，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笔者参照欧美和日本的研究成果，以五十二条为准加以翻译。以下引用的编号也是以此为依据）。

宪章的开头就明订“（一）此系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为古莱什族与亚斯里卜城之众信士、穆斯林及其随从者、共同奋斗者订立之约书”，“（二）彼等对外皆属统一之整体”。这个“统一之整体”就是乌玛（ummah），可见是为了新共同体之成立而做出的宣言。

“乌玛”意即共同体，对伊斯兰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性的概念。本书只要是谈及这个概念，就会附加说明。要知道既是“一个共同体”，就不能再强调其中有部族或人种的差异。

在这个条文之后，有十条都在规定“奥夫族亦应按其既有惯例，承担杀人罚金；其每一集团均应恪守信士之间慈善公正之原则赎回战俘”，并在后面将其他部族的名称一一列出（“扎伊尔代、哈里斯、朱舍姆、纳加尔、阿慕尔、奈比特和奥斯等众家族亦然”）。这表示，为了停止在麦地那所发生的部族之间的抗争而邀来的穆罕默德，在创建了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必须对过去之间的战争纠纷加以清算。

对新的共同体而言，内部的秩序当然重要——“（十三）诚笃信士对其同人中的横行无忌者、侵犯他人者、伤风败俗者，应群起反对之，即使该徒为某信士之爱子。”

宪章也载明了在防卫与和平上，共同体应该采取一体的行动——“（十七）众信士应同安共乐，在为真主而征战时，不得瞒着同人私自与他人媾和，除非该项媾和于信士公平有利。”

◎犹太教徒的同意

犹太教的部族虽未邀请穆罕默德前来，但是既然是同一个城市的居民，也接受在防卫上有共通的利害之处，因而也同意创建新共同体。有关这一点可见于下列规定：“（二十五）与奥夫家族结盟之犹太人，与众信士同属一个整体。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可保持其自身之宗教信仰，穆斯林亦有其自身之宗教信仰。其中（各）有庇护者与自身，然有不正，犯罪者不在其中。暴虐及犯罪者，惟害其自身及其家属”。

犹太教各个部族同意共同防卫，可从下面的规定看出：“（三十七）犹太人应承担由其支付之费用，穆斯林亦然。缔约者应同心协力抗击与之交战者，彼此应互进忠言。”不过，犹太教的部族并没有义务要参加伊斯兰所从事的战役。因此在战费的负担上，附上条件“（三十八）犹太人作为战士，应与众信士共同担负战争费用”。

◎乌玛提供的安全保障

麦地那宪章宣称，此地对所有成员都是安全的所在——“（三十九）亚斯里卜者，禁城也，其腹地属缔约者所共有。邻居有如自身，既不能受到伤害，亦不能犯罪于人。”此外，“（十五）真主之庇佑，于众信士一律平等，于其中地位低下者甚之。对他人而言，众信士彼此互为亲朋盟友。”

这和由部族来保护成员的时代，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改变。过去弱小部族的成员，或是没有得到部族保护的成员，他们的生命与安全都充满不确定。就算有部族的保护，也不过是对可能遭到的报复加以防止罢了。但是宪章明示，超乎部族的乌玛是一个统一的单位，确立了约束所有成员，并保障安全的原则；不只如此，当成员对他人实施庇护时，其效力同样及于乌玛全体。麦地那对成员来讲不仅只是安全不可侵犯，“（四十）在其保护下的异教徒，只要不作恶不犯罪，和给予保护的人得到同样的待遇”。

就像我们现在所见，麦地那宪章对订立新的共同体原则举足轻重，不过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制定穆罕默德的领导权及裁定权的条文。宪章有言——“（四十二）缔约者之间发生任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之分歧与争吵，均须服从尊严的真主及其使者穆罕默德判断裁决。神基于此宪章严惩（违约者），并将执行之责赐予最诚实之人”。“（四十七）凡离开或留居此城者，均可获安全，惟暴虐或犯罪者除外。真主确系廉洁、敬畏者之近邻，穆罕默德确系真主之使者。”

战争的开始

◎巴德尔的三叉路

考验新诞生的共同体之决心的一场战争终于到来，史称“巴德尔之战”。我们都知道，在那之前，这个新共同体得到了终将难逃和古莱什族一战的“战斗的许可”，而在麦地那也发生了袭击麦加商队的事件。移居到麦地那的人们因为无法经商维持生计，于是在商队经过的道路袭击，这是当时部族常采取的手段。这件事情当然有受生活所迫的一面，但是在麦地那，对抗麦加也具有战略上的意涵。对商业城市麦加而言，商队必经之道的安全关乎存亡。即便袭击本身只是小小的比试，也成了终将对决的前哨战。

巴达尔之战

就在这个情况下，圣迁后的两年，穆罕默德获报麦加的大型商队将从叙利亚返回，因此策划了袭击。据称这是一支有一千头骆驼的庞大商队，率领的人是古莱什族的首领之一阿布．苏富扬。袭击这支商旅，意谓着对麦加的商业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阿布．苏富扬早有警戒，因此谨慎行事。从叙利亚返回麦加的商队必经之路是在麦地那的西侧、靠近红海的路径。当穆罕默德获报商队日渐接近，集结了死士出兵赴战。可以想像的是，如果这支商队遇袭，麦加势必会派兵报复。

从麦地那出兵的军力约有三百余名（据伊本．希沙姆《先知传》所记载，迁士中有八十三名，辅士〔援助者〕当中奥斯族人有六十一名，哈兹拉吉族人有一百七十名，共计有三百一十四名）。他们装备欠缺，骆驼只有七十头，每三、四个人才配到一头。穆罕默德本人和堂弟阿里还有一名叫马尔萨德的信士共骑一头。马尔萨德原本是古莱什族的哈里夫（同盟者）出身，本没有什么地位，在麦加时期皈依伊斯兰时也隐而未宣。但他似乎胆识过人，之后也屡次越过麦加城墙、潜入城中救出从麦地那被抓的俘虏。

穆罕默德一行人唯恐自己错过南进商队，故在巴德尔附近——距离麦地那南边一百二十公里处——静候，巴德尔位在从麦地那的路、从叙利亚来的路、及再南前往麦加的路之三叉路口一带。这里有水源，商队可以驻足休息。

穆罕默德派遣的侦查兵前往巴德尔，从当地的女子口中获知商队大概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到达，然后回到营队里。不久之后，阿布．苏富扬也亲自来到穆罕默德的营地侦查。他从巴德尔的居民口中得知有两名侦查兵，从侦查兵所到之处将遗留下的骆驼粪便敲碎，发现其中有椰枣核，从而知道这是来自“麦地那的那票人”。因此，他让商队不要停留，而是直接往前赶路。这堪称是指挥官特有的优秀资质。

另外，麦加也据报获知了穆罕默德正计划攻击商队的讯息。因为很多商人挹注资金在这个大型商队上，故这个消息让人不寒而栗。首领阿布．加赫勒（Abu Jahl）所领导的古莱什族为了救援商队、迅速动员一千名士兵——在当时是很庞大的军力。他们快马加鞭赶来援助，迎击穆罕默德。

由麦加派出的军力，选择有别于南下的商队的路径，挥军北上，企图趁此机会一举歼灭穆罕默德一干人等。此时商队的通路已暴露在极度危险当中。麦加的想法是：就算救援商队，让它平安脱离，若就这样放过麦地那的伊斯兰共同体，必定为将来埋下祸根。

◎究竟往前，还是撤兵？

穆罕默德获知麦加的军队挥军北上，找来麾下的信士们协商下一步。这些人的出兵，原本是为了袭击大商队而获得战利品，但眼下看来，可能得和麦加的大军一战。究竟该前行赴战，还是退兵？

跟随穆罕默德的士兵约三百人，其中迁士（移居者）中能赴战的人全部加入。例外的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伍斯曼（'Uthman，之后的第三代哈里发），因为妻子露盖亚（Ruqayyah）重病而留在麦地那，还有去探查商队的两人。合计有七十四名。顺带一提，当中还包括尚是少年的乌麦尔。当时他年仅十五岁，被穆罕默德要求留守，但他哭泣以求让自己同往。获准随军后，由他的兄长萨俄德．伊本．阿比．瓦卡斯（Saʿd ibn Abī Waqqās）为他穿上了战甲。萨俄德后来成了击溃萨珊帝国军队的司令官。

代表迁士的长老阿布．巴克尔及欧玛尔，对与麦加军队的作战态度积极。其他迁士长年追随穆罕默德，度过许多艰辛的岁月，也不畏一死。自有“战斗的许可”之后，伊斯兰军即使是首次应战，但这些人早有持剑奋战的准备。

问题在于辅士。确实在第二次阿卡巴誓约中，麦地那的新信士们以剑起誓，要保护穆罕默德——但这是在麦地那。他们在麦地那等着穆罕默德一行人迁移到来，旅程中的保护不在他们的义务范围内。而麦地那宪章虽然确立了共同防卫的义务，但也是为了保卫麦地那，像这样在麦地那之外和麦加军队对战，不在誓约的规定范围内。

穆罕默德向他们寻求意见。与穆罕默德时代有关的重要史料，伊本．希沙姆的《先知传》提到，代表辅士的萨俄德．伊本．穆阿兹（Sa'd ibn Mu‘adh）站起身来说道：

我们信您，信您所言，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真实作证，并对您给予我们的承诺，誓言效忠。真主的使徒呀，依着您的想望前进。让我们一起同行。我们向遣您与真理前来的真主立誓，就算为越过（红）海要您舍身跳入，我们也将和您一起。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迟疑。明日将与敌人交锋也没有人会不耐。我们能挺得住战斗，在与敌人对峙之时，一切有我。相信，真主您的眼里的爱会由我们为您展现。因此，带着真主的祝福，和我们一起向前挺进。

辅士的决心无疑鼓舞了穆罕默德。要知道沙漠的人民既不亲海，也不擅长和海打交道。光是从要跳海这些话，就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决心。伊本．希沙姆也写道：“真主的使徒（穆罕默德）听闻萨俄德所言大感欣喜，心里更笃定地说：‘前进吧！汝当感到欣喜。真主给了两个（意指商队或麦加大军）之中其中一个承诺。我似乎看到它们注定败北。’。”

另一方面，率领商队的阿布．苏富扬，知道自己和出兵前来的麦加军队错身而过，差人传话说商队一切安好，请麦加军队返回。但是麦加军队已经决心一战。脱离军队回到麦加的人，为数甚少。

◎对决时刻

当穆罕默德一行进入了巴德尔打算宿营时，来自麦地那的辅士建议说要先占领一大片饮水区。这个缺省的战场，之后看来也是极为正确的选择。麦地那军创建了一个蓄水池，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用水。反之，麦加军为了要确保水源，行动反被牵制。

一般来说，沙漠里的行旅总在夜里。在灼热的白天，人们待在营帐中防止耗损体力，等到太阳下山才开始前行。巴德尔战役究竟进行了几天众说纷纭，但想必是在斋戒月中期。太阴月的中期正好是满月前后，便于夜里出行。麦加军队接近巴德尔的时间是在早晨，此时穆罕默德一行早已补足了睡眠，并在太阳升起时背对着太阳布好阵势。有关巴德尔战役，熟悉战史的伊斯兰史学者清水和裕评价很高，认为麦地那军采取的是极佳的战略。

巴德尔之战的模式图

巴德尔位于亚尔雅尔溪谷，当麦加军队抵达南侧的山丘上时，太阳已经升上来了。他们发现，位于下方的麦地那军队为数极少，兵力不及麦加军队的三分之一，而且装备简陋。

这一场战役在世界史也深具意义。事实上，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麦地那新生共同体的命运，也让伊斯兰从此在世界史上扮演了角色。若是麦地那军败北，伊斯兰共同体就会因此销声匿迹，这场在阿拉伯半岛帝国的空白地带上所发生的战争，就会为人所遗忘。

依当时的惯例，战争先采取一对一对决的方式。严格地说是从三对三的个人战开始。双方各自派出的战士全都是来自麦加，也就是古莱什族的同族人为了伊斯兰而决斗。这场单挑是麦地那获胜，之后便正式打开了战端。麦地那军队虽然人数甚寡，但奋战不懈。穆罕默德采步兵、弓箭手横列并排的队形，在阿拉伯战史上也是首次。麦加军队虽奋力一搏，终究不敌而败走。

麦地那军据传有十四名战死，其中包括少年乌麦尔。麦加阵营至少有五十名战死，又约有五十名（一说有七十名）士兵成了俘虏。领军的阿布．加赫勒也在战争中丧生。

古兰经文对这次战争和胜利描述如下。

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你们：“我要陆续降下一千天使去援助你们。”真主只以这个答复向你们报喜，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胜利的到来只因为真主的应允。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战利品章．第九至十节）

在当时，古兰经的章句，是根据穆罕默德所接受的指示而与时俱进、不断增加的。每当有事发生时，真主就会透过穆罕默德显示事情发生的意义、还有行动的方向。章句透过穆罕默德而显现，就如同信士们也是透过穆罕默德和真主对话。和人数多达自己三倍的敌军对抗，而且获得超乎想像的胜利，不难想像这些人深刻的实际感受，在被告知这是获得神助时，他们确信真是如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兰经，是七世纪中期完成的，而在穆罕默德时期还是现在进行式。不仅如此，很多人为了得到确实的答案，要从“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口中亲自得到。像是开战前中了敌人的箭而战死的青年哈利撒，他的母亲来到穆罕默德跟前——那时他已经回到麦地那——问儿子算不算殉教：“请告诉我，我的儿子现在如何。如果他已经到了乐园，就让我挺着接受失去他的事实；如果他不在乐园里，就让我们一掬悲叹之泪。”穆罕默德告诉这位母亲，青年哈利撒已经到了天堂（Jannat al-Firdaws）。

面临试炼

◎麦加军队的报复

凯旋回到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声势更是高涨。尽管麦地那当初没人反对穆罕默德的到来，但还是有人对基础尚未稳固的共同体采观望的态度；也有人不希望对古莱什族持过于强硬的态度。不过，如今情势一转。

相信穆罕默德的人因为战胜而产生信心，也因为战利品和俘虏的赎金大大解决了迁士的穷困。而俘虏的赎金，有钱人家是四千银币，最少也有一千银币；付不起钱的则豁免，这是伊斯兰很典型的宽宥政策。麦地那的人们因此对穆罕默德更加支持，和周边部族的同盟关系也更加巩固。

穆罕默德的发言权变得愈强，古莱什族的自尊和名声就越受到更大的伤害。自己的同族人信仰了新兴的宗教，从故乡“出逃”，还结合了他们的同盟者，让明明拥兵三倍的自己吃了大败仗，这，不管对于麦加的威信，还是商队行经路径的安全，都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此外，有亲人在巴德尔战死者的内心里也燃起了复仇之火。复仇，对部族主义来讲是不可欠缺的价值观。古莱什族对穆罕默德敌视的态度，更甚以往。

古莱什族挑起的报复战就是次年发生的武侯德战役。巴德尔之战失败后，古莱什族决定将阿布．苏富扬商队平安从叙利亚回来所赚的钱，全都花在报复战上。他们也派遣族人深入到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各部族，力邀他们参战，决意要切断麦地那生息的根基。

武侯德战役因为是发生在武侯德山麓（Jabal Uḥud，又译乌乎德山），因而得名。穆罕默德对这座山十分锺爱，因为阿拉的另外名字叫做“阿哈德”（唯一之意），和这座名为“武侯德”的山在阿拉伯文的子音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在这个山麓的战役却让穆斯林名誉上蒙尘。

武侯德战役

这次战役大概是巴德尔战役发生后一年（也有其他的说法）。从麦加有三千兵力杀到武侯德山麓，其中有七百人穿着铠甲，有多达二百人的骑兵，战斗用的骆驼数量几乎和士兵的人数一样。总司令就是阿布．苏富扬，他因为阿布．加赫勒在前一年战死而成为古莱什族的大首领。这一回战役比较特别的是女性也加入其中，阿布．苏富扬的妻子欣德也从了军。她在巴德尔战役中失去了父亲乌吐巴、叔父夏巴还有自己的兄弟瓦利德，因此决意复仇。

◎武侯德战役

麦加军队在武侯德山麓宿营。他们极尽挑衅之能事，放开骆驼和马，把从麦地那一路绵延至此的麦田吃得一片狼藉。麦地那以农为主，此举无疑给了这个新共同体很大的打击。穆罕默德等人严阵以待，商讨究竟在城内坚守，或是该出城迎战。麦地那出身的长老认为麦地那堡垒坚固不易攻下，以守城不出为上策。但是年轻的一辈则认为，如此会受到非议以为自己懦弱。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年迈者提出了殉教的期望。也有人认定，无论“战胜或殉教，二者皆是善果”。大敌当前，吉哈德精神成了主要议题。推测看来，穆罕默德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决心出兵迎击。

流传到今日的穆罕默德所用的弓　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

这一回穆罕默德领兵千人，但出兵后立即有三百人随伊本．乌拜伊（Ibn Ubayy）临阵脱逃——这件事情之后在麦地那内部产生摩擦，产生了对信仰不真诚的“伪善者”的问题。剩下七百人的麦地那军，既有迁士，也有辅士中的哈兹拉吉族、奥斯族等，后者都有自己的大将。他们在穆罕默德的指挥下，趁着夜色攀上武侯德山，从而取得地利之便，弥补了自己人数上的劣势。穆罕默德更派出五十人的弓箭队爬往山的更高处，要他们确保麦地那军拥有地利，他指示他们说：“就算我们开始抢夺战利品，你们切不可前来；就算我们身陷危险中，你们也绝不可前来救助。”——但由于弓箭队未遵从指示，后来陷全军于危险之中。

太阳升起时，麦加军队也已经完成布局。右翼的指挥官是在巴德尔战死的首领阿布．加赫勒的儿子伊克利马，左翼的指挥官是在巴德尔战死的将领瓦利德的儿子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大军总司令则是阿布．苏富扬。女人则是击鼓和摇铃鼓来鼓舞男人。

战斗开始了，得地利之便的麦地那军占了上风。除了穆罕默德的叔父哈姆札（Hamza ibn ‘Abd al-Muttalib）战死之外，麦地那军一路挺进，麦加军的战线一路溃败，被迫退到山麓。但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麦地那的弓箭队眼睁睁地看着战利品，按捺不住，为了分一杯羹而冲下山来到山麓。指挥官死命地制止，但是留下来的弓箭手只剩下十个人左右。

◎哈立德的反击

眼见这个反攻的大好良机，趁势把握住的是左翼指挥官哈立德——后来他改信伊斯兰，立下击溃拜占庭军队等显赫武功，是个被称为“真主之剑”的武将。哈立德展现他所擅长的骑马战术，在一瞬之间翻转了战势，他麾下的骑兵队偷袭了麦地那弓箭队驻守的地方，将留在原地的十几个弓箭手驱逐殆尽。麦地那军失去了弓箭的护援，加上反击的麦加大军之压制，故从山麓节节败退，最后反被自己四倍人数的敌军所包围。士气如虹的麦加军队，口中大喊着他们信仰的神的名字“乌萨呀！呼巴尔呀！”最后终于攻进了穆罕默德的本营。

穆罕默德拼命激励他的信士们，但麦加军队有一个人刺穿了他穿着铠甲的肩膀，穆罕默德负伤倒下，对手误以为他已经阵亡。“穆罕默德死了”，麦加军队四处散布这个消息，让麦地那军斗志尽失。看到自己最大的目的已经达到，麦加军几乎都把剑入鞘，准备结束战争。

这一天的对战，麦地那军约有七十五人战死，麦加军只牺牲了二十名，相较下来麦地那军是吃了大败战。穆罕默德好容易从这一个打击恢复过来，身边的高徒也总算脱离危险。

阿布．苏富扬的妻子欣德，为报父兄的深仇加入了麦加军队，她看到哈姆札的遗体时，切开了他的胸膛，吃掉了他的肝脏，实现了她前一年为复仇而立的誓言。她还劝其他女子从敌军遗体割下耳朵当作首饰，行径蛮横到古莱什族的族人都皱起了眉头。

阿布．苏富扬爬上了武侯德山，对着躲在山上的麦地那军队呼喊。当欧玛尔依照穆罕默德的指示回应了他之后，他才得知穆罕默德已死的讯息是误传。这一次战役已经终结，但双方争战的岁月却还没结束。

◎重建共同体

武侯德战役所显示的，是这个新共同体还不够牢固的事实。伊本．乌拜伊之众原本该是忠诚的信士，也没能遵照穆罕默德的命令，在开战之前临阵脱逃。

第二天，穆罕默德只带着前一天参战的兵士——他们其中很多还在负伤中——展开追击战，以防麦加军随时有可能袭击麦地那。穆罕默德让武侯德战役出战的士兵去追击，意谓着就算伤兵再多，他要的就是可以信赖之人。他在巴德尔战役中得到的权威，在这一场战役受到动摇。

此刻，如果麦加军继续进击的话，有可能会把麦地那这个国家给推翻。不过古莱什族想的倒没有那么长远，他们在武侯德战役中一雪前耻，也对穆罕默德报复成功，以复仇为目的来讲，可说是遂了心愿。相较于怀抱创造新社会愿景的伊斯兰，这点倒是大相迳庭。

穆罕默德费尽心力重新建构共同体，也从吉哈德的观念中找到了重要的教训。古兰经有很多章句是出自武侯德战役之后。比如在描写武侯德山麓之战的同时，古兰经讲到：“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叛道吗？”。如果穆斯林相信了全能的真主，对真主所直接下达的斥责的词句，不知该有多么惶恐。想必这样的章句应该会让信士铭记教训在心，绝对不会再违反军纪。

透过上述这些话，穆罕默德借以强化了共同体内部的链接，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安定团结。

麦地那的防卫

◎部族联盟的来袭

在武侯德战役后，除了一些小型的冲突，最重要的是两年后麦地那的“堑壕之战”，史上也称之为“部族联盟的来袭”。阿布．苏富扬率领古莱什族，倾其所有的财富与力量，并全力动员、联合阿拉伯半岛内的同盟，意图彻底破坏伊斯兰国家。他们在武侯德一战时，差一步就击毙穆罕默德，结果却功亏一篑。穆罕默德之后成功地重建了共同体，巩固麦地那的内部，对周边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这次的部族联盟派出为数约一万名的兵力，骑兵也有六百骑。相较于武侯德战役时的三千名兵力，声势更是浩大。

不过此次麦地那也有了周延的迎击之策。麦地那是个三方为山所环绕的险要之地，开口在北方。穆罕默德听取波斯人萨尔曼的献策，在北方设筑堑壕。萨尔曼是波斯出身的信士，从遥远的地方来到穆罕默德身边，也因此得到重用。穆罕默德的直传弟子中，萨尔曼和埃塞俄比亚出身的比拉勒都是非阿拉伯出身的门徒，常被拿来当作伊斯兰超越民族的象征。

波斯人的献策具有非常意义。阿拉伯战史上使用堑壕即源起于此。这一次战役前，麦地那还将作物提早收成，不再像前次一样任由麦加军队的骆驼蹂躏。

战役僵持了约莫两周。因为堑壕，封锁住了麦加军队擅长的骑马战术，而步兵战上，麦地那士气高昂的将士们居于优势。此外，部族联盟本就是被现实的利害关系所诱，因应一下古莱什族的情事，在得不到战利品的持久战下，部族联盟自然瓦解，最后麦加军队在没有战果的情况下撤了兵。借用伊斯兰史家清水和裕的话，堑壕之战不过是“穆罕默德大军擅长设定战场的这个特质一次正常地发挥而已”。

回溯这一段历史，这一次部族联盟已经是古莱什族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的顶点。有这么大的势力却无法攻下麦地那这个城邦，意谓着麦加为主的社会秩序（伊斯兰称之为“蒙昧时期”），其命运近乎寿终正寝。源自部族主义的血统之价值、部族结合的多神偶像崇拜、以及商业财富代表的现世利益，以上述支撑的既无理想又欠缺体系的部族社会，如今已然无法遏制以信奉独一神的宇宙的教义，以人类平等为诉求的伊斯兰的勃兴。

◎堑壕之战

堑壕之战发生在西元六二七年四月。和武侯德战役相较，这次的战役上，穆斯林思虑缜密，也严遵穆罕默德的指令，挺过了敌军庞大阵营的包围。古兰经中也记载了从这次战役得到的许多教训。在以“同盟军”为题的古兰经的篇章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战况。故事性不强的古兰经里有这种内容，算是非常难得。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敌军来攻你们，我就对他们派遣暴风和你们所未见的天兵。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当时，他们从你们的上面扣你们的下面来攻你们；当时，你们眼花心跳，并对真主作种种猜测。在那时，信士们曾受到考验，并受剧烈的震动。（同盟军章．第九至十一节）

超过万名的敌兵，可想而知是多么令人惧怕的对手。实际上在固守城池的时候，麦地那军相当艰辛，此时居民间也心生动摇。不过因为核心集团遵循穆罕默德的指示，麦地那军执行了之前的准备和守城的忍耐，最终为自己赢得胜利。就这个层面来看，可以说完全吸取了武侯德战役的教训。

经过了三次重要的战役，麦地那共同体可说是克服了困难的草创期，突破了军事上的危机。

◎与犹太部族的摩擦

回过头来，我想附带讲一下麦地那的犹太教徒。之前提过，在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时，犹太教徒也接受了“麦地那宪章”。虽然一开始是犹太人告诉古莱什族与奥斯族人“不久后将有先知出现”，不过当穆罕默德真的出现后，犹太教徒中接受伊斯兰的人却为数极少。他们反而以自己的宗教知识批判、指责穆罕默德。可能也有另一面的原因，即哈兹拉吉族和奥斯族愈加凝聚、力量愈来愈大时，也损及到他们的利害关系。

穆罕默德期待得到犹太教所接受，这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实际上犹太教徒对穆罕默德采取的敌对态度，造成主要的三个犹太部族在与麦加军队作战时产生摩擦，最后被逐出麦地那。凯努加族原是以加工金制品为业，巴德尔战役时违反麦地那宪章，从头到尾旁观，因此遭到放逐。纳帝尔族则是在武侯德战役之后，与穆罕默德对立而遭到放逐。科来萨族则在堑壕之战中秘密地与古莱什族为首的同盟军结盟，并在战后藏身于自己的要塞中，和穆斯林军彻底对抗，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命运。

不过伊斯兰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并没到普遍恶化的地步。由麦地那宪章所确立的原则依然得以维持，犹太教徒以其“经典之民”的身分，和基督宗教都享有宗教上的自治。这也是之后伊斯兰帝国容许宗教共存的“帝国的原理”之一。有关于此，容后再叙。

吉哈德的理念

◎人为何舍身奋战？

我们这样一路看过来至今，再回头看则很清楚地知道，穆斯林信了穆罕默德，却并非在一开始就选择了持剑的吉哈德。曾经有将近十三年的麦加期间，他们一直从事着和平的宣教活动。

可是当迫害加剧，一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以至于最终，穆罕默德也从暗杀中逃过一劫，不得不离开了故乡寻求新天地，搬迁到麦地那。这时，他再也回避不了和麦加的古莱什族之间的武力对决，为了让新生的宗教得以延续，守住在麦地那的新共同体，就不得不拿起剑来战斗。就这样，进入了“战斗的许可”的时代。也可以称作“持剑的吉哈德”的时代。

以上的说明，从外部来看，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就穆斯林内心的一面来看，又是如何呢？从这一层意义上，要想理解穆斯林何以走上赌命奋战这个问题，就得问吉哈德是从何而来。

这也和下面的这个问题有关——伊斯兰之前，阿拉伯的诸多部族也曾经打过仗，即便赌上性命也要维护自己的名誉。但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么做可以在来世得到报偿。我们知道，阿拉伯的部族社会并不相信有死后的生命，他们的偶像崇拜，也窥看得到有其现实的考量。所以他们从原先的人生观，转而进入伊斯兰的世界观、人生观，更进一步到了无畏舍身的阶段，可说是巨大的跃进。

反过来说也可以。例如在巴德尔战役后，古莱什族为了报仇而挑起了武侯德之战，这体现了为自己的骨肉至亲、还有整个部族而复仇，是部族社会中的重要价值。亚斯里卜的哈兹拉吉族和奥斯族也是浴血奋战到筋疲力竭。为了复仇而战，极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所以也就意谓着赌上性命是值得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如果是改信了伊斯兰的人们为了替伊斯兰报仇，也是可以牺牲生命的。复仇的价值依然是复仇的价值，只不过是换个对象而已。

当然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单纯。新的教义将“为了部族”、“为了我族的名誉”这个想法视为“蒙昧时期”的恶习。伊斯兰的主张是，为了阿拉鞠躬尽瘁，就是为了纯粹的真理鞠躬尽瘁，这和为了部族或个人的虚伪名誉而战是不同的价值。竭心尽力的方式也许是“忍耐”，也许是“战斗”，伊斯兰要求穆斯林依着新的价值而生存：舍弃了部族的复仇的价值，即使为阿拉（真理）涉险、牺牲生命也要努力。这真的是大大跃近的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自我牺牲

再换一个说法——如果吉哈德被定义成“为了真主，舍弃所有，竭尽所能”的话，它是如何让每个个体都做如是想呢？无论是在忍受迫害甚或殉教的麦加时期，还是在持剑的吉哈德之麦地那时期。实际上，“舍弃所有”远较生命来得伟大。

“使者和他的信士们，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Jihad，吉哈德）”（忏悔章．第八十八节），此章句里的“生命”，原文是“nafs”，也包含生命的意思在内，直译的话就是“一己之身”。“nafs”也可以译为“自身”，指的是一己之身的内在本体。当说到“一己之身”时，也就包含身体和生命在内。因此，译作“献上财产与一己之身”较贴近原义。这么一来，就等同于“舍弃一己之身”，也就是“自我牺牲”。不过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半岛上并没有自我牺牲的想法。为了无形的名誉而战，其实还是为了自己。那么究竟“自我牺牲”这种思维从何而来？

当时，或许还有个解释。也就是说，如果给现世里的阿拉伯人看到来世就像是现世一般地具象，为了求得来世的回报，他们也就不惜牺牲现世的自我。实际上古兰经里对乐园的描述栩栩如生，似乎有股力量，好像会刺激朗诵者所有的感官。听着古兰经的阿拉伯人诉以听觉的想像，而唤起影像，一切仿佛就在眼前。附带一提，对此，基督宗教从禁欲的观点屡屡在欧洲对伊斯兰加以批评，特别对称为“Khuri”（美人）的在天国乐园里之处女的这种印象，更是大加挞伐。伊斯兰的教义中对性欲、物欲并不否定，如果用戴着禁欲的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便会招致类似的误解。

确实，当时的信士们，仿佛是透过穆罕默德和真主对话似地，接受了古兰经里的章句，因此很合理，他们对章句中描绘的内容产生有如真实的感受。这么一来，如果真的有来世，它或许和现世里的实际利害也就没什么差别了。

但是，从蒙昧时期到伊斯兰时代，这样的世界观或人生观的巨大变化，不禁令人会想：这些人真是同样的一批人吗？光用连续性就可以解释得清楚吗？古兰经里的印象，如现实一般的真，看来不足以解释上面所说的这么大的跃进。

◎灵魂的炼金术

要解开这道谜题，我想提一个“灵魂的炼金术”的概念。穆罕默德对同时代的人宣扬伊斯兰，讲述古兰经时，仿佛像炼金术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一般，也把人心从部族主义转换成伊斯兰。他确实把蒙昧时期为了复仇即便凌弱也不以为耻的铁石心肠，转换为具有平等主义的新灵魂。

“灵魂的炼金术”只是一种比喻。“炼金术”虽然出现的时期较晚，但应该也是产生于伊斯兰世界，故我们论及初期的伊斯兰时使用这个比喻，多少还是可以被接受。就请读者配合笔者的论调继续看下去。

炼金术在英文是Alchemy，这个词出自于阿拉伯语。而去掉了定冠词之后，也就成了英文的chemistry（化学）。这两个词汇在阿拉伯语里是同一个词根。炼金术就是初期的化学，原点都是伊斯兰帝国的实验化学。

现今我们认为金由铁而生，是不符合科学的迷信观点。在炼金术的各种尝试下，有许多化学上的发现，但即使有如此卓越的副产品，炼金术一开始的想法还是被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伊斯兰建筑专家提图斯（Titus Burckhardt）在保存摩洛哥的伊斯兰城市费兹上有所贡献，他本身也写了有关炼金术的著作。他在书上指出，炼金术并非不科学，视之为迷信的看法，起因于人们对炼金术的想像造成的误解。

他说，所谓的炼金术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把物质的铁转换成物质的金。为此他举了一个体现了炼金术哲学的例子，那就是现存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时代的宏伟建筑——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红宫）——里面有名的“狮子中庭”。环绕着中庭的廊柱砌着精致的装饰，再用纸灰粉刷，让人看到物质转换成美。特别是邻接的“姊妹厅”的天花板尤其华丽，光线从上照入室内，更见金碧辉煌。它的美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布哈特说，这里原来的素材只是单纯的石头，却转换成了黄金。从装饰中闪耀的光，确实呈现给我们的是美丽的黄金。布哈特的观点是，这才是炼金术原来想达到的境地，把石头变成黄金绝非空谈。

姊妹厅

狮子中庭

或许在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人，真的是注重现世的、刹那的享乐。他们遵循着部族主义，信奉蒐集来的偶像，容易激动，昧于自己的财富与能力而偶然轻贱弱者。他们也或许纵欲，十分地男尊女卑。但是相对的是，他们具有勇气，慷慨待客，深知扶弱的美德，厌恶不义。我们也可以认为，穆罕默德让这样的人锻鍊心智，以新的理念为他们指引方向，让他们打开双眼，看到人生的意义还有真谛，将他们的心性转换成伊斯兰——这种空前未有的人类精神。

相信这并不容易。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灵魂都能转换成黄金，本书之后会谈到，在穆罕默德死后，旧有的价值还一度复辟。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是用同样的素材，从头练起，变换成新的形态，就像炼金术一样，人也有可能脱胎换骨。如果不做如是想，可能无法说明何以伊斯兰的出现会在阿拉伯半岛上衍生出改变世界史的事态。

◎人生的意义

古兰经里所宣扬的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真主奉献一切。下列的章句据说是在巴德尔战役后才有的。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佑助。真主确是与坚忍者同在的。为主道而被戕害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但你们不知觉。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他们遭难（或亲近的人死去）的时候，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皈依他。”这等人，是蒙真主的祜佑和慈恩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黄牛章．第一百五十三至一百五十七节）

这里，将人生中充满的恐惧、饥饿和损失的不合理，在伊斯兰教义的框架里加以说明，并不只单是称颂殉教者会到乐园里，所以才要为吉哈德奋战。还要注意的是，亲人的死亡被视为“灾难”。在此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亲人的死令人伤心，这正是宗教的原点。

古莱什族的生死观里，认为人只要死了，不过就化成骸骨而已。伊斯兰则以较宽广的宇宙论来谈论生死，或许更可视为包容了人生的悲苦。当外在环境不允许有其他选择的话，“持剑的吉哈德”不可避免地将造成人的死亡。如果没有一个人生观能包容，想来共同体里的成员也经不起牺牲。

因为有如此完整地包容的架构，才让吉哈德或殉教思想有了意义。下一章，我们会看活着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如何在奋战之外还有补全的作法。

第四章乌玛之为社会秩序

叫拜塔（Minaret）　是清真寺常有的建筑，用以召唤信众礼拜。图片右方为禁寺叫拜塔。

伊斯兰生活的规范

◎麦地那的新社会

伊斯兰的首要目标在于创建模范社会。之后虽然出现了伊斯兰国家的要素，究其本质依然是奠基于宗教理念的社会建设。

在麦地那新成立的共同体，正是上一章所提到的“乌玛”。乌玛将穆罕默德奉为最高领导人，同时所有的成员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属于穆斯林之间互助合作的社群。

古兰经的内容以圣迁为分界线，可分为“麦加启示”和“麦地那启示”两个类别。初期的麦加启示宣扬的是独一神的实存还有末日将近，劝人悔改。而圣迁后的麦地那启示则多为与具体社会生活有关的章句。因此我们可以说，麦加启示以“末世论”以及“企望来世”的思想为中心，而麦地那启示则是“以现世为主”，是“务实主义”的教导。

但如果就此以为信士们在被迫害的麦加时期只能一味地追求来世，而在麦地那创建了共同体和政权后，就只把眼光对准现世，这样的观点未免是太早就妄下断语。在这之后，属于伊斯兰帝国强盛的时代，其时伊斯兰信仰的两大主轴、“末日观”与“来世观”确实已经变得不明显，发展出来的是一套追求享乐与关注现世的生活型态。在这样的时代里，自然也出现了批判享乐主义的生命观，主张笃信伊斯兰教义的运动，还有要求正视纯粹伊斯兰精神的人们。

但是麦地那时代尚未发展到这个阶段。当时各种现实问题已开始显露，必须借由改造社会、重整政治的途径来处理，但这同时并没有伴随着追求享乐的倾向。倒不如说，将脚踏实地的社会生活奠基在伊斯兰的教义，将理念加以实践的意味来得更为强烈。不同的是，麦加时代的信士们仅属于极少数人，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社会，于是也有了具体的需求，因此各种制度应运而生。

我们来看看麦地那究竟被塑造成怎么样的社会。

第一，伊斯兰社会的生活有其独特的时令，作息的规律也得以确立。伊斯兰的信士每天做五次礼拜。每天礼拜五次这个数目，是麦加时代的后期定下来的，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礼拜所。最早的礼拜所是在麦地那郊外的库巴，这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走后，到达麦地那郊外的此处时首先进行礼拜的处所。接着信士们决定了以麦地那为居住地，于是就在当地建设了有一定规模的清真寺。

库巴清真寺　据传是最初礼拜的场所。

先知清真寺　623年与628年的比较。礼拜的方位改变，规模也随之扩大。

这座清真寺，以“先知清真寺”之名而闻名，直到今天仍然是圣城麦地那的宗教中心。先知清真寺的修建，包括迁士（Muhājirūn，意为“移居者”，指跟随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居麦地那的信士）和辅士（Ansār，意为“援助者”，指当时原居于麦地那的信士）在内的每个人都亲自参与。清真寺的墙壁是用土砖砌成，人们砍伐椰枣树用做柱梁，屋顶则是以椰枣叶铺盖。先知清真寺在起初修建的时候，长度为三十五公尺，宽度为三十公尺，面积约有一千平方公尺。墙壁的高度则是二公尺左右。

由于阿拉伯半岛的降雨量较少，当时的清真寺大多没有以砖石砌成的圆形穹顶。用椰枣叶铺砌而成的屋顶足够遮荫之用，而它的下面就是穆罕默德作为伊玛目（Imām，领导者）所站立讲道的处所。而这里也是平时人们聚会交谈的场地。

后面则是供穷人居住的空间，有屋顶的部分称为“回廊”。在这里聚集而居的是最贫困的信士们，这些人既无地可耕，也没有本钱可以经营买卖。但他们总是在清真寺里，既常常参加礼拜，也聆听穆罕默德的讲道，身体力行感受伊斯兰的精神。因此，也有一部分人在之后得以成为宗教长老，不过这只是意外的插曲。就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个“回廊”也让清真寺兼任了福利设施的角色。

◎礼拜规范的确立

一天五回的礼拜分别是日出前的“晨礼”、在正午之后开始的“晌礼”、在下午后半时段的“晡礼”、日落之后的“昏礼”与入夜以后的“宵礼”。虽然“晌礼”和“昏礼”的名称听起来和日出日落的时刻密切相关，其实在正午、日落还有日出的当下是不能行礼拜的。这是为了和之前拥有广泛影响的太阳神信仰作出彻底的切割。

五回礼拜究竟是从具体什么时候逐一开始，在没有时钟的年代，其实很难交由人们自行判断。例如在“晌礼”的时间结束后，过不多久就又接上“晡礼”。这两节礼拜的分界一般是以“太阳落在地面的影子长度和本体的长度一致时”，不过大概没有人能够杵一根棒子在地面就准确测定出日影的长度，所以还是必须由清真寺来通知礼拜的时刻。

伊斯兰的礼拜　每日时间轴。

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向人们告知礼拜的时刻，麦地那的信士们对此也加以讨论。先前创立的其他一神教犹太教、基督宗教分别使用吹角笛和敲木梆的方式，因此也有人提议沿袭类似的做法，但问题在于这无法显示出伊斯兰的独特性。最后的商议结果是用人的呼喊声作为礼拜的信号，这称作“宣礼”。宣礼词先由“真主至大”开始，然后是“来礼拜吧”、“来行善吧”，最后则以“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作结。

第一位被任命为宣礼员的人是名叫比拉勒（Bilal ibn Rabah）的解放奴隶。他出身于哈巴夏（阿克苏姆王国，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曾经隶属于麦加的玛夫兹姆家。他是初期改信伊斯兰的其中一人，并为此受到主人家的拷问与毒打，后被阿布．巴克尔所买，得以摆脱奴隶身分。比拉勒的声音优美且嘹亮，因此获选为宣礼员。

宣礼员在阿拉伯文被称为“穆亚金”（Mu’azzin），而比拉勒就以“先知的穆亚金”的称号而闻名。话说起来，之后在穆罕默德前往麦加作小朝圣时，比拉勒也在卡巴圣坛的顶部宣礼，预告着伊斯兰时代的到临。比拉勒相当长寿，后来还加入了叙利亚远征军，并在攻陷大马士革时成为第一位在当地作宣礼的人。

而在清真寺盖好后，除了每天的日常礼拜之外，周五的礼拜（主麻）也成了信士们的功课。正午的礼拜也唯独在星期五这一天举行，信士要聚集在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

一般认为，历史上的首次主麻是在穆罕穆德抵达麦地那郊外、并创建起库巴清真寺之后，于向着北面的麦地那市中央行进时举行的。礼拜地点距离库巴不到一公里，而之后在此位置修建的清真寺也命名为“主麻清真寺”。

关于主麻的意义，古兰经的记载如下。

“信道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聚礼章．第九节）

“放下买卖”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它隐含的前提是人们在星期五的早上召开集市，并努力地做生意。基督宗教把星期天定为安息日，但是伊斯兰教义并未对主麻日赋予同样的定位。这一天既是聚礼的日子，也是做生意的日子。实际上，在麦地那以及之后建设的伊斯兰城市里，也通常会围绕着中央清真寺的周边形成市集。因为人人都会来参加主麻日的礼拜，而在聚礼完毕后，人们也顺便会在清真寺附近逛逛，这正是做买卖的好时点。章句上也说道“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聚礼章．第十节）。所谓寻求真主的恩惠，就是指做买卖、工作营生的意思。

◎礼拜方向的变化

在清真寺的内部，一定会标有礼拜的朝向位置。根据伊斯兰教义对于无形的独一神的信奉，必须有一个朝向能够指示出神的所在，而这个朝向就称为“基卜拉”（Qibla）。最早期在麦地那建造的清真寺，它们的礼拜方向是北边的耶路撒冷。穆罕默德在麦加逐─订立关于礼拜的规范，而在麦加时代的末期——做法是在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礼拜的同时，也要对着卡巴圣坛。耶路撒冷位于麦加的北边，要同时对到这两个方向，就只能在麦加市内或麦加以南的地点做礼拜，否则没办法做到。

圣龛（Mihrāb）　标示着麦加方位的凹槽。图为先知清真寺的圣龛一景。

迁到北方的麦地那后，穆斯林约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仍然继续向着耶路撒冷做礼拜。但这样一来，礼拜时就成了背对麦加。某日，人们接到改变基卜拉的命令。新的礼拜方向是对着麦加的卡巴圣坛。古兰经记载道，“我确已见你反复地仰视天空，故我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朝向。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禁寺。你们无论在那里，都应当把你们的脸转向禁寺”（黄牛章．第一百四十四节）。“禁寺”指的就是卡巴圣坛。

这个布告也被传达到麦地那各地，有的清真寺是在正在举行礼拜的中途才收到通知。由麦地那的市中心向北约五公里处，有一座由哈兹拉吉族的支派所创建的清真寺。人们正在举行礼拜的时候，穆罕默德的传令忽然来到，被告知要改变礼拜方向。他们原先是朝着北边的耶路撒冷礼拜，根据命令，他们再改为朝着南方的麦加继续礼拜。一次的礼拜分别向两个方向朝拜的情况非常罕见，故这座清真寺后来就以“双向清真寺”而广为人知。

双向清真寺内部圣龛一景　位于麦地那市内。

◎天课与断食

在社会制度这一层面，与宗教礼拜有着同样意义的是天课（Zakat）。古兰经里有许多章句要求“确立礼拜，捐献天课”，而穆罕默德本人也从麦加时期就明示要救助穷人与孤儿，但天课真正被制度化则是在麦地那时代，据说是圣迁后的第二年。

根据各人所拥有的财富类别，交付天课的份量也有所不同。虽然不清楚天课制度当初在麦地那确立时的规定是什么，但按照之后的规定，农产品的话是收获量的百分之十，如果是拥有金银和货物的商人，份额则是四十分之一（百分之二点五）。财产是家畜的话，情况会稍为复杂些，这是因为种类和畜养的方式不同，各种家畜的价值并不相等。如果是羊，则每拥有四十头交付一头，牛则是每拥有三十头，交付一只一岁的牛。

同时也在这一年，订立了斋戒月断食的规定。古兰经记载道：“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黄牛章．第一百八十三节）。断食在其他很多宗教当中也都存在，并不是源于伊斯兰。对于这一点，经文也说“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犹太教和基督宗教都有为修行以及信仰而断食的行为，而其他的宗教例如佛教，也存在断食现象。但是伊斯兰的断食，则另有其独特做法与意义。

每当进入斋戒月，穆斯林在为期一个月（二十九天或者三十天）的时间里，从每天日出前的清晨，经历一整个白天直到太阳下山为止，都停止进食。在这期间，连一颗椰枣、甚至一滴水都不得入口。由于伊斯兰所使用的阴历一年的总天数比太阳历少十一天，因此斋戒月并不都在同样的季节，但如果碰上夏天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制定斋戒月是在伊斯兰历的第二年，这一年始于西元六二三年的七月，而斋戒月则是阴历的第九个月，也就是西元翌年的三月。若是三月，气候还算温暖。汉志地方的夏天酷热，白昼时间很长（以现在的气候来看，五月至九月的白天最高气温，平均约在摄氏四十度）。之后的纪录中，记载著作为长老的阿布．巴克尔为了耐得住盛夏断食的严酷，曾经在斋戒月的某一天用浸湿的衣服包裹自己的身子。

伊斯兰历的十二个月　伊斯兰历即回历，始于西元622年（圣迁之年），为纯粹的太阴历。＊粗体字为穆罕默德时代确立的节日与祭礼

断食固然是为了敬神，停止进食以祈求神的赦免，但同时也是为了贫穷且三餐不继的弟兄，能让自己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当时的麦地那并不是富裕的社会，有不少信士仍陷于穷困，因此断食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到了斋戒月的结尾，穆斯林有个义务，这就是为了穷人而“在开斋时天课”（Zakat al-Fitr）。相对于根据各人所拥有的财产而要求的天课，也即按照一定的比例捐赠财产，开斋节的天课则是一家之主将家中拥有的小麦、米还有椰枣等物资，按照家庭成员的人数乘以定额而捐出，并马上分配给穷人。分配的具体数量是以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撒午”（Sāʿ）计算，每一撒午大约相当于现代的二点一七公斤。这个重量的小麦、米、椰枣等，全多以实物捐献为原则。接受到天课的人，如果是小麦或椰枣，马上全家有好一顿温饱。

共同体的各种制度

◎禁止饮酒

麦地那时代的初期，订立了两个节日。第一个是接续在斋戒月之后的开斋节，而第二个则是处在朝圣月的宰牲节。当这两个节日来临，共同体的成员会打扮一番参加礼拜，接下来也会有三天或四天的假期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般认为伊斯兰对于音乐并不推崇，但在这些假日里，乐舞是被允许的，于是人人都唱歌跳舞欢庆着节日。

与此同时，伊斯兰也顾及到平日未能受到眷顾的人。开斋节时会分配“开斋时的天课”，而宰牲节则会分配肉类。这期间人们会屠宰牛羊之类的家畜，而宰杀得来的肉不仅是给自己还有亲人食用，也有三分之一是向贫穷的弟兄捐赠。平日尝不到肉味的人，在这一天可以大快朵颐。

就这样，形成了同甘共苦的乌玛共同体架构。此外，也制定了伦理规范。像是孝顺父母的义务还有禁止杀人等等，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早在麦加时代时就针对这些根本的伦理议题而订下了守则。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义也禁止赌博（伊斯兰历三年，即西元六二四／六二五年），以及饮酒（伊斯兰历六年，即西元六二七／六二八年）。

关于饮酒，是经过三个阶段才做到全面禁止。一开始的情况是，“他们问你饮酒和赌博（的律例），你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但对于世人多少都有利益，而其罪过比利益还大。’”（黄牛章．第二百一十九节），也就是说，对于饮酒和赌博的行为并未全面否定。接着是禁止在醉酒时礼拜——“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酒醉的时候不要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妇女章．第四十三节）。而最后则以“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筵席章．第九十节）的说法全面禁止。

将饮酒、赌博、偶像崇拜与占卜四件事相提并论，从这一点可以得知禁酒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与食物有关的规定。我们常听到“穆斯林不吃猪肉，不饮酒”这两点被同时提及，因此会以为禁止饮酒是和饮食相关的戒律，但实际上是基于对神的信仰以及人生态度的立场，而对酩酊昏沌的状态加以否定。

此外，伊斯兰教义对于人们互访时的礼仪也有所规范。对此古兰经记载道：“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光明章．第二十七节）。想来，过去的风俗习惯是只要属于自己认识的人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请自进。若是偏远地方的小村庄，这样做也许不致被人批评。也由于如此钜细靡遗的规定，确立了符合麦地那情况的都会式礼仪。

◎婚姻制度的确定

对于穆斯林之间的婚姻，伊斯兰教义也明确地加以制度化。早在麦加时期信士们就对放纵性欲的行为提出强烈批判，但是明确地订立起伊斯兰的婚姻制度则是在麦地那时期。

简单来说，这也就是著名的“一夫四妻”制度。古兰经对婚姻制度有下列的记载：

“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的善良的奴婢，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如果他们是贫穷的，那末，真主要以他的恩惠，使他们富足。”（光明章．第三十二节）

“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妇女章．第三节）

这个制度的背景是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问题是，该以何种教义对新共同体的基础单位——家庭加以建构。以伊斯兰教义为主轴而成立的乌玛共同体，形成超越部族主义的链接，但是乌玛本身并非由个人与其他个人构成的共同体。它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过去的社会一直是以部族为基础、以父系传承为主而形成各种婚姻型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卖春制度，婚外情也属寻常，此外还有不受血统限制的养子制度。整体而言，以上这一切能够成立，是因为由男性主导着社会关系的关系。

于是，伊斯兰教想改变这样的情况，试图创建以男女双方合意为基础的牢固婚姻制度。依照伊斯兰法的规定，婚姻是借由男女当事人彼此同意而订立的民事契约，而双方成婚也是以女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所有的契约都是一样，契约要产生效力就一定要有全部当事人的同意。即使丈夫有多位妻室，婚姻制度的基础仍然是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的契约，同时由于这种契约是以复数缔结而成为“多妻制”。

第二个问题则是由于战争频繁，有很多人因此牺牲，而战死军人的遗族不是寡妇就是孤儿。阿拉伯语当中的词汇（Yatim，孤儿），指的就是丧失父母亲的孩子。无论孩子是失去双亲的其中哪一方，甚至是双亲皆亡，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Yatim。在认可信士娶两个甚至三个、四个妻子的章句里，记载着“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明显可看出多妻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孤儿得以受到照顾。

失去了丈夫的女子，以及失去父亲的孩子该如何维持生存，对于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一夫多妻制。在尚不存在公共社会福利制度的时代里，这可说是合理的解决之道。伊斯兰教义偏好平等主义，古兰经也记载着“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

话说，穆罕默德本人为了平等对待自己的妻子们，每天轮流在其中一位妻子处生活。穆罕默德的家就盖在清真寺旁，而他各个妻子们的屋舍也与它并排着。

麦地那时期，在发起（持剑）吉哈德的同时，也将这样的社会保障措施加以制度化。吉哈德并非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置生死于度外，而是要求他们为了防卫共同体而尽忠，若是有人因此而战死，要支持战死者所遗留的家人，就要依靠社会发挥重要的功能了。

政治的春秋

◎作为政治家的穆罕默德

伊斯兰法整体上看来似乎属于“命令的体系”，信士们该做的事全是得自于神的教诲。但穆罕默德并未强迫人们接受这些教义。在自己遭受严苛迫害的麦加时期，穆罕默德鼓励着弟子们，同时自己也挺了过来，而到了麦地那之后，他也是一个坚毅的领导者，为了共同体的建构而尽心尽力。而穆罕默德的能力不仅表现为忍耐力，而且他还发挥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逃离麦加　穆罕默德与阿布．巴克尔

圣迁之后仅仅八年，穆罕默德就率领三万大军让麦加无血开城。而这八年期间，他完全掌握着麦地那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全权掌握，多半源于穆罕默德能够迅速地判断状况，施以合适的手段，充分发挥了政治家的作用。

穆罕默德到达麦地那之后，明里暗里与他对抗的，是哈兹拉吉族的首领伊本．乌拜伊，在武侯德战役的前夕，他率领麦地那三分之一的兵力脱离战线，因此种下了日后纷争的种子。尽管他改信了伊斯兰，但却放不下之前作为部族首领的立场。

想想人性的复杂，也就不讶异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了。当上首领之后，任何人都会想保持权力或地位，从而也就对潜在的竞争对手产生妒忌心理。或者应该说，除了追随伊本．乌拜伊的一部分人之外，哈兹拉吉部的民众居然大都乐于在穆罕默德麾下效力，这确实令他想不通。总之，伊本．乌拜伊一定对“失去的威势”心有不甘才是。或许，他也忌妒着穆罕默德的声望。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伊本．乌拜伊无法充分理解乌玛这个新共同体的教义，他的行事方式还是沿续着部族政治的逻辑。

对于伊本．乌拜伊的反抗与敌对态度，穆罕默德始终采取温和处理的立场。既然伊本．乌拜伊已经接受了伊斯兰信仰，如果和他产生冲突，那么就是共同体的内哄、属于违反伊斯兰教义的行为。在某次规模不大的远征途中，局势差一点因为伊本．乌拜伊而一触即发，而当时穆罕默德则下令在正午行军。在干燥的地带，一般是不会选择在艳阳高照的时段里行军的，但穆罕默德却下达了出人意料的行进命令，让每个人肉体疲乏。而穆罕默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众人没有体力和气力来引起争斗。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穆罕默德的谋略水平和细心程度。

穆罕默德长于政治谋略，也反映在他和穆斯他力（mustaliq）族族长的女儿结婚这件事上。穆斯他力族与麦地那政权敌对，而且打了败仗，许多成员包括族长的女儿乔瓦里亚都成了麦地那的俘虏。乔瓦里亚为了免除高额赎金，请求穆罕默德介入此事，而穆罕默德则对这项请托回以诚意。因为女儿得以获释，族长对这件事的处理深表感激，因此前往麦地那并改信伊斯兰。其后穆罕默德对乔瓦里亚求婚，而该族的俘虏也全数无条件释放。于是这个部族就处于穆罕默德的保护下，同时他们誓言对穆罕默德忠诚。麦地那政权瞬间得到了强而有力的盟友。

一个男人能娶到四个妻子，这是对一般信士的规定。而穆罕默德本人，则是伊斯兰历史上的例外，他的婚配没有人数限制。穆罕默德在逝世前举行的朝圣，所有的妻子都随侍在侧，为数有八人之多。而穆罕默德的婚姻当中，有几段很明显属于政治联姻。

像是穆罕默德与乔瓦里亚的婚姻，这是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而缔结，而另外一些则是为巩固共同体的内部，例如之后继位的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他女儿哈芙莎与穆罕默德的婚姻，就属于这类情况。哈芙莎年纪轻轻地就成为寡妇，身为长老的欧玛尔就对同为长老的伍斯曼提出亲事，但被伍斯曼拒绝。穆罕默德则对心感不满的欧玛尔毛遂自荐：“我可以为她找一个更好的丈夫”，让欧玛尔大感欢喜。

但是穆罕默德展现谋略家的力量，最明显的反映还是在堑壕之战后第二年所谋划的小朝圣这件事上面。

◎胡代比亚和约

朝圣一般是在朝圣月（阴历的十二月）举行，而小朝圣则是可以在为期四个月的圣月期间随时实行（后来伊斯兰教义又规定，小朝圣在一年当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可以实行）。某一天，穆罕默德告诉信士们将实行小朝圣，要他们速速准备前往麦加。有人预期会和古莱什族兵戎相见，主张全副武装地出发，穆罕默德回答道：“此行的目标只是要去卡巴圣坛朝圣”，于是只牵著作供奉之备的家畜，轻装出门。

当然，这一时期麦地那与麦加还是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麦加方面绝对料不到穆罕默德一行人等竟然毫无武装地前往麦加举行小朝圣。麦加此刻是进退两难。如果以武力阻挠穆罕默德的队伍，不仅破坏神圣月的规定，也会让负责守护圣地的古莱什族名声扫地。不过就这么任由穆罕默德等人举行小朝圣，恐怕也会被众人以为古莱什族向麦地那屈服。特别是前一年堑壕之战的败北，这让古莱什族在阿拉伯半岛上可谓颜面全失。

穆罕默德一行人到达圣地麦加附近的胡代比亚（Hudaybiyyah），并就地扎营。古莱什族决意不再让他们往圣地方向再跨近一步。双方之后谈判了好一阵子。

此时穆罕默德在洋槐树下，接受信士们以臣下之礼向他起誓，史称“里德万之誓”（Pledge of Ridwan）。

双方你来我往地提出谈判条件，最后按照穆罕默德的提议下达成共识。这项和约根据双方会面的地名，称为胡代比亚和约（Truce of Hudaybiyyah）。于是，穆罕默德与麦加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双边和平协议。

◎精准的谋略

关于胡代比亚和约的签订，从事后的角度看，显示出了穆罕默德精准的谋略。不过当时跟随着穆罕默德的信士们，却认为这是一份屈辱的和约。原因是古莱什族不愿意在条文中承认穆罕默德为“真主的使者”——而只接受他以“阿布都拉之子穆罕默德”的名义签署和约——而且无论是接纳从各地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或者是送返俘虏的条件上，条文规定对麦地那都是不平等的。更何况，原本这次出行是为了到麦加举行小朝圣，但是并未达到此一目的就原路返回，有很多人对这点也颇为不解。

这些人都有决心为伊斯兰舍一己之命。要是为了朝圣，要他们拿剑开路，相信他们也乐于突击挺进。但是乐于接受看似屈辱的和约，几乎没有人有此见识。连欧玛尔也甚表不满。

古兰经记载道，回程时，这场和议被形容为“明显的胜利”：

“我确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以便真主赦宥你已往的和将来的过失，并完成他对你的恩典，且昭示你一条正路。真主将给你一种有力的援助。”（胜利章．第一至三节）

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很多人仍然没办法理解其中的奥妙。明明是屈辱的和约，哪里算得上是“明显的胜利”？真主给的“有力的援助”又是什么？不难想像，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都有着类似的疑问。

和约的达成，其后马上转化为麦地那的军事优势。因为和麦加签订了和平条约，麦地那对北边的威胁得以有余力防备。不过在穆罕默德一行人返回麦地那的途中，这件事并不明显。

◎小朝圣的成功

胡代比亚和议的翌年，穆罕默德带着三千人前往麦加举行小朝圣。根据和约条款的规定，古莱什族必须连续三天从麦加城内撤出，到阿布．克巴斯山宿营，使得穆罕默德一行能够在麦加自由朝拜。卡巴圣坛为三百六十尊偶像所环绕，“先知的宣礼员”比拉勒则站在卡巴圣坛上方，召唤大家前来参加伊斯兰的聚礼，而信士们对着真主的所在礼拜，不受拘束地围着圣殿绕行七圈，是为“绕行之礼”（Tawaf）。

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才领悟到胡代比亚和约的意义。穆罕默德既不需要耗费一兵一卒，甚至不需要展示己方拥有优势武力，就让信士们得以自由前往麦加，进行小朝圣。想来，伊斯兰势力的壮大之前从没有这样明白地昭示过。

从客观效果来看，胡代比亚和约就是后来麦加无血开城的先声。穆罕默德利用和古莱什族修好而带来的战略良机，远征海拔尔以消弭来自北方的威胁，既强化了伊斯兰共同体的安全，也提升了己方相对于麦加的军事优势。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投奔麦地那，并改信伊斯兰。哈立德是优秀的武将，武侯德战役时他是麦加军队的左翼指挥官，造成麦地那军的重大伤亡。而加入伊斯兰阵营之后，他也在远征叙利亚时立下战功。

胡代比亚和约成立两年后，发生了一件麦加单方面毁约的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只是一场小型武装冲突，不过政治层面的意涵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古莱什族的首领阿布．苏富扬意识到和约濒临破裂，而这会对麦加造成政治危机。率领商队从叙利亚返回后不久，他随即前往麦地那，寻求双方缔结新和约的可能。但苏富扬的努力却没能获得太大进展，这是因为穆罕默德深知，麦加单方面地违反协定，这正是发动战争的好机会。穆罕默德的妻子之一乌姆．哈比巴虽是阿布．苏富扬的女儿，但她并未协助父亲居中调停。最后阿布．苏富扬只得无奈地回到麦加。

对穆罕默德而言，这是决定阿拉伯半岛之主的关键时刻。他率领一万名士兵，从汉志地区南下。但是军队的前进目的地起初并没有公布。究竟是剑指麦加，还是向当时造成冲突的部族所在地进攻，抑或是要攻占塔伊夫？其后穆罕默德一行人接近麦加，他下令全军都举起火把。远处的一万只火炬，从麦加方面看来是何其庞大的阵势。

◎征服麦加

于是阿布．苏富扬再次拜访穆罕默德。这时候他得知，阿拉伯半岛有许多部族都加入了穆罕默德的军队。古莱什族一直无法有效施加影响力的远方部族，以及之前和穆罕默德持续对战的部族，这些人如今都加入了穆罕默德一方。甚至，古莱什族的勇将哈立德也是如此。阿布．苏富扬应该理解到双方胜负已分。麦加人的抵抗除了造成无谓的伤亡，再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若真是如此，提早投降反而有利于战后对麦加的处理。因此苏富扬表明：“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乃真主的使徒”。

擅于政治怀柔的穆罕默德，给予阿布．苏富扬“古莱什族之长”的荣誉。这意谓着当麦地那军队进入麦加时，凡是到苏富扬家中避难的人们，其安全都可以得到保障。另外，留在自己家中以及到卡巴圣坛避难的人们，他们的安全也获得保障。

穆罕默德的军队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向麦加推进。伊斯兰军几乎没遭遇到任何抵抗，就控制了麦加全城。穆罕默德到达卡巴圣殿，他唱诵着“真理已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虚妄确是易灭的。”（夜行章．第八十一节），同时持杖将三百六十尊偶像逐一推倒。其中体积最大的偶像是呼巴尔，属于古莱什族的守护神。穆罕默德一声令下，神像跌得粉碎，而其他的偶像也被焚毁。

愿意改信伊斯兰的人，逐一为了皈依而告白。阿布．苏富扬的妻子欣德，在武侯德战役时为了复仇而吃下哈姆札（穆罕默德的叔父）的肝脏，甚至向其他人宣扬“从穆斯林的遗体割下耳朵当作首饰”的做法，如此行径蛮横的女子也誓言恭顺。她一开始害怕遭到信士们的报复，掩着脸表明皈依，后来才表明自己的身分。当时虽然不是所有的麦加市民都成为穆斯林，但未改信伊斯兰的人，其安全依然得到保障。

伊斯兰的实现

◎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及穆罕默德归真

征服麦加之后，麦地那政府的管辖范围变得更大了。伊斯兰历九年（六三〇年／六三一年）被称作“遣使之年”，这是因为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族都向麦地那派遣使节团，而他们也改信了伊斯兰。此时阿拉伯的部族都接受了穆罕默德作为最高领导者，于是成就了阿拉伯半岛史上的首次统一。

而伊斯兰历十年（六三一／六三二年）则被称为“别离之年”。穆罕默德在这一年举行朝圣，后世称之为“辞朝”。朝圣时，信士们并不知道穆罕默德将不久于人世。这一次朝圣据说有十万名信士参加。借由这个机会，穆罕默德再次确认朝圣礼仪的渊源，重新将之定义为“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的仪式”，同时清除了多神教的影响。此时制定的朝圣仪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之后穆罕默德在位于阿拉法特原野上的“慈悲”（Rahman）山顶，进行了有名的布道。这一次布道就是史上著名的“辞朝演说”，穆罕默德向众人问道：“我的责任应该已了”。前往闻道的人们，则回答“我们能证明这是确实的”。

穆罕默德的最后话语，在古兰经中记载为“今日我（真主）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筵席章．第三节）。穆罕默德所宣扬的教义，其名称终于被确定为“伊斯兰”。穆罕默德的使命于是也告一段落。

若是将麦加时期的穆罕默德为“忍耐的先知”，麦地那时期的穆罕默德就是“战斗的先知”，而且是胸怀着统合社会梦想的政治家。他可以在有必要时显示出宽容与仁慈，而“手中持剑”也成为他的日常状态。

穆罕默德逝世时，他并没有把伊斯兰之剑就此收入剑鞘的打算。为了一雪之前败于拜占庭军的耻辱，穆罕默德试图再次组织叙利亚远征军。但是在完成确立伊斯兰共同体与伊斯兰国家的使命之后，扩张领土再不是真主交付予他的责任了。西元六三二年六月八日，在邻接着麦地那清真寺的自宅（准确来说，是在他妻子的屋子里），穆罕默德归真。

◎共同体的三个危机

如果对照麦地那政权在穆罕默德离世时的版图（见页一六四至一六五地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穆罕默德确实是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者。对于这样的人物，通常的称呼应该是“阿拉伯之王”。但穆罕默德并不是一般的所谓“王者”。他所行使的不是国王式的权力，而麦地那共同体也不是王国。

准确地说，穆罕默德是新社会的创建者。“社会”的意涵比起“国家”要来得大。而政治，则是社会所具备的众多功能之一。就这层意义来看，穆罕默德确实尽力建设伊斯兰社会，而内政、外交乃至于军事，都只是这场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既然穆罕默德被称作“独一神的使者”，不难想像伊斯兰信仰的版图自然是要超出阿拉伯半岛，到达更广阔的天地。而要将麦地那共同体孕育成世界帝国的人，则是穆罕默德的后继者。

由于我们得以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后续发展，所以很容易谈论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之下所诞生的这个新共同体的意义。但是对于当时的民众，以及下一个世代的人们来说，这些意义还不能全面地加以把握。如果想准确地评价伊斯兰社会，起码要同时了解西元七世纪与八世纪这两百年间的历史。

穆罕默德辞世后，伊斯兰共同体并未立即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相反，新生的麦地那共同体处于危机之中。而危机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面向：首先，麦地那国家本身濒临解体的边缘；其次，阿拉伯半岛诸部族也在此时发起叛乱；另外，拜占庭帝国以及萨珊波斯帝国也对北部边境造成威胁。

应对这三个危机的领导人是阿布．巴克尔。巴克尔出身于古莱什族的泰姆家，是最早追随穆罕默德的信士之一。巴克尔也与穆罕默德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都是使古莱什族得以定居麦加的古莱什族首领古赛（Qusayy）的后代。巴克尔是个富裕的商人，不惜耗尽家产为穆罕默德效力，同时他也深得穆罕默德的信赖。

穆罕默德死后，巴克尔必须让陷入惊慌的信士们恢复镇定，但他首先要做的是阻止伊斯兰共同体的分裂，这是因为辅士们开始产生自行拥立领导人的想法。麦地那政权的基础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从麦加迁居麦地那的迁士，其二则是原本就住在麦地那的辅士。圣迁以后，穆罕默德一直努力维持着两者之间的融洽关系。但随着麦加的降服以及当地人改信伊斯兰，出身于古莱什族的迁士与麦地那的辅士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正统哈里发体制的成立

迁士和辅士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时代，但穆罕默德在世时，双方的嫌隙并没有达到浮上台面的程度。可是随着古莱什族人大举改信伊斯兰，改变了信士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也就成为辅士必须考虑的现实威胁。从之后的政治发展来看，辅士们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三十年后成立的伍麦亚王朝，其主导者就是这一时期改信伊斯兰的伍麦亚家族。

穆罕默德逝世后，辅士们聚集在一起打算自行选出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得知此事后急忙赶到集会地点，努力说服他们放弃想法。辅士们认为应该分别在他们和迁士之中各选出一名指挥官。阿布．巴克尔反对这个提案，坚持在穆罕默德之后应该只选出一人担任全体信士的领导人，同时仅从迁士当中寻找人选也是较为合适的做法。

辅士们之所以接受这个说法，无非是因为阿布．巴克尔本人就是迁士们的长老。巴克尔是最早跟随穆罕默德的人之一，深明伊斯兰的教义；无论迁士还是辅士，都相信巴克尔能理解自己一方的处境；而新近改信伊斯兰、拥有庞大势力的古莱什族人也对巴克尔相当信赖；另外，巴克尔也熟知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的情况。

于是，阻止了信士分裂的阿布．巴克尔接受麦地那信士的“臣从之誓”（效忠），以“先知的哈里发”（Khalīfat Rasūl Allah，哈里发意为后继者、代理人）之身分成为最高领导人。哈里发是“Khalifah”在拉丁语言中的对音，如果按照日语对音的话则是“卡里夫”。也因此，从阿布．巴克尔开始、前后共有四位领袖的“正统哈里发制”宣告成立。

◎阿布．巴克尔的困境

在麦地那成立的新体制，被后人称呼为正统哈里发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阿布．巴克尔掌握着伊斯兰共同体的全权，不过它与穆罕默德时代有了一样决定性的差异：这就是不再有新的“先知”，因此也再没有神所下的启示了。

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在自己不久于人世时说道“今日我（真主）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筵席章．第三节），宣告他本人的使命已然完成。既然穆罕默德以“真主的使徒”作此发言，这也意谓着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在他之后再也没有神的启示。

阿布．巴克尔早在穆罕默德生前就已担任伊斯兰共同体的长老，而穆罕默德本人也经常谘询他的意见。但是阿布．巴克尔总是采取“最终决定权在穆罕默德手里，穆罕默德本人难以作出判断时则等待真主赐予启示”的立场。对阿布．巴克尔来说，他的职责就是服从指令。

但是担任哈里发之后，作为共同体首长的阿布．巴克尔再也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可服从了。与此同时，由于失去了穆罕默德这位名符其实的超凡领袖，伊斯兰共同体在宗教、政治两个层面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第一个危机，也就是伊斯兰共同体的分裂，由于阿布．巴克尔的领导力得以化解。一开始策划着要与迁士分庭抗礼的辅士们，满足于拥立这位风格平稳的第一代哈里发。但巴克尔还面临着第二个危机，这就是阿拉伯半岛诸部族的叛乱。与麦地那内部的不稳态势相比，它的严重性在于有可能使得这个以麦地那为首都的新兴国家就此倾覆。

◎叛教战争

对于这些曾在穆罕默德晚年宣示忠诚的阿拉伯诸部族，以“叛乱”的说法描述他们的行动也许并不恰当。阿拉伯半岛除了一部分地区之外，缺乏强势国家组织的存在，而汉志地方和位于半岛中央的内志地方也只出现过相当松散的部族联盟。部族间的联合通常只是族长们彼此合作的延伸，双方领袖发生世代交替之后就不具有持续的约束力。穆罕默德这位统率能力出众的“族长”离世后，之前和他缔结的盟约也随之而作废，对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合理。

而这些部族也特别抗拒“天课”制度的推行。穆罕默德离世后，他们拒绝对巴克尔支付天课。阿布．巴克尔和麦地那其他长老将定义为“叛教”。也就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背叛了麦地那共同体，同时也是对神的背叛。

阿布．巴克尔向着因为穆罕默德之死而心志动摇的信士们坚定地说道：“尔等一直追随穆罕默德，而他不幸离世。但我们信奉的乃是真主，真主决不会死亡”。对于拒绝交税的部族，巴克尔展示出“你们和穆罕默德缔结的盟约就是向神立誓，因此决不容许任意背弃”的立场。

阿拉伯各部族原本认为自己服膺的是穆罕默德这一位实力强大且气势如虹的族长，对伴随着伊斯兰诞生而出现的麦地那新共同体（“乌玛”）的构成原理，并未能充分理解。与此同时，在反叛的部族中也出现了与伊斯兰教义作对抗的势力。有人向着跟随他的诸部族，宣称自己是与穆罕默德地位相同的“先知”。伊斯兰教将这些人统称为“伪先知”。

准确而言，这些“企图反叛”的阿拉伯诸部族，出发点各不相同。有部分人是因为原来就有的部族间对抗，例如自己所属的部族和某个归属于伊斯兰国家的部族敌对，于是趁着穆罕默德逝世这个机会，举兵攻打敌人。而像是哈尼发族这样的部族，他们虽说是处于麦地那政权的支配之下，但并未改信伊斯兰。但以上几种情况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拒绝服从伊斯兰国家的命令。如果任由这些部族自行其是，新生国家的基础将会瓦解。于是阿布．巴克尔马上组织军队攻打他们。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战争则被称作“叛教战争”。

这场战争的最大意义，是使散居于阿拉伯半岛各地的游牧民受到国家组织的统制。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各部族，不愿受到定居社会的支配，加上各部族间各持己见、冲突日渐激烈，若不加以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安定也无从谈起。游牧文化对于伊斯兰信仰有着各方面的影响力，就这一点来说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大异其趣，但游牧民族的我行我素终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

勇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被派遣到内志地区，更在亚玛玛地区（Yamama）击溃“伪先知穆赛里玛”（Musaylima），同时巴克尔也派出部队前往也门、安曼、巴林（Al-Bahrain，指阿拉伯半岛东部沿岸地区，而不限于今天的巴林岛）各地，并相继取得胜利。

当初穆罕默德在和各部族谈判时，除了宣示教义，还使用联姻和馈赠礼物的方法，而阿布．巴克尔也使用同样的策略。反叛的部族中，对于仍然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派，或是重新表示归顺的部族，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

◎共同体的再度统合

叛教战争的结果是，麦地那政府对阿拉伯半岛的掌握程度，与穆罕默德晚年时相比有所提升。被派遣到各个战场、与叛教势力对抗的司令官及其部下，一看就知道是麦地那共同体的统治阶层。大致而言，他们主要来自汉志地区的麦加、麦地那以及塔伊夫。塔伊夫位于麦加以东约六十五公里，是和麦加并称的大都市。在这个城市定居的萨基夫族，曾在圣迁前驱逐过穆罕默德，而在麦加开城后也继续与伊斯兰国家对抗，但是他们在穆罕默德晚年时改信伊斯兰，此后随着伊斯兰国家的逐渐扩张，萨基夫族也更为接近伊斯兰共同体的权力核心。

像麦加这些城市，乃是因为汉志地方的贸易而兴盛，因此本地居民当中也有很多商人。为了经营大规模商队贸易，麦加的商人们不仅需要庞大的资本，而且也要有能力管理大量人员与物资。而他们的才能和经验，对于新生伊斯兰国家的运作也是十分有用。

伊斯兰征服的开始

◎来自北方的威胁

随着叛教战争的结束，阿拉伯半岛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不过，阿布．巴克尔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第三个危机，这就是两大帝国对北方边境的威胁。阿拉伯半岛北面邻接伊拉克、叙利亚地区，其时伊拉克由萨珊波斯帝国所辖，而叙利亚则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尽管这两个帝国持续互相对抗，但它们对于南方的新兴伊斯兰国家也未曾掉以轻心。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国际情势。第一章提到，罗马与波斯是西亚到地中海之间的两大文明圈，而阿拉伯半岛并不属于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共同统治着这一带，两国之间的战争以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为舞台长期持续上演。

穆罕默德以先知身分而活跃时，正是波斯拥有战略优势之际。萨珊帝国在六一一年时攻入叙利亚北部，六一七年挥兵进逼埃及。拜占庭皇帝赫拉克流士好不容易夺回叙利亚，已经是六二九年的事情。换言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伊斯兰共同体、在阿拉伯半岛上扩张势力时，叙利亚处在波斯帝国的占领下。萨珊帝国对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占领并统治的欲望，所以这个情势对穆罕默德来讲相当有利。

征服麦加后，阿拉伯半岛由伊斯兰国家所统一，因此也就和北方的拜占庭帝国势必一战。

和叙利亚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的晚年。作为神的使者，穆罕默德也向拜占庭皇帝派遣宣教使者，但在拜占庭境内却看不到受到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的痕迹。说起来，穆罕默德既然是承继着自亚伯拉罕以来所有先知的谱系，或许他也期待伊斯兰信仰能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所接受，但除了零星的个人改信伊斯兰之外，手握权力的君主并没有这么简单地就此服膺于穆罕默德。唯一的例外应该是哈巴夏（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虽然哈巴夏是以基督宗教为国教，但由麦加前往当地避难的穆斯林受到保护，而国王本人对于穆罕默德也颇为赞赏。

胡代比亚和约签订后，穆罕默德征服了位于麦地那以北的海巴尔。接着他派遣宣教使者前往叙利亚，但这些人却在当地遭到杀害。穆罕默德无法坐视不管，于是命令他视如己出的养子柴德（顺带一提，后来伊斯兰教废除了养子制度）为指挥官，领军三千人进攻叙利亚。这支部队到达死海附近的穆俄塔（Mu’ta）时，遭遇强大的拜占庭军队并被击溃。这是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的初次交锋。

担负着征服使命的伊斯兰骑士们　13世纪抄本《玛嘎麻特》（Maqamat）的插画。法国国家图书馆藏。Maqamat是一种阿拉伯语的男性文学体裁。

而在第二年，压制了麦加势力的穆罕默德得知拜占庭帝国将出兵攻击，因此率领四万士兵抢先一步，往叙利亚方向进攻。但之后证实这个情报有误，于是麦地那军队仅征服了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北端的塔布克城，之后原路返回。另外，穆罕默德和邻近红海的阿卡巴湾（现为约旦领土）的基督教徒签署协定，以保证其安全为条件，使当地居民每年向自己纳贡。

这次虽然未与拜占庭军正面对阵，但也应对了他们的威胁，算是有备无患。之后，穆罕默德再次组织叙利亚远征军。这支新远征军的司令官，就是在穆俄塔战死的柴德之子乌萨玛。被拔擢的乌萨玛相当年轻，这引起了麦地那长老们的戒惧。不过就在新远征军出发前，穆罕默德已经一病不起了。

◎苦恼的决断

以上是阿布．巴克尔担任哈里发时的情况。长老们再次主张他们对乌萨玛的年纪太小感到不安，要求另派司令官。阿布．巴克尔回以“你们难道想推翻先知本人的决定吗”，继续任用乌萨玛。确实，乌萨玛后来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武将。

其时的叙利亚，曾经连续五世纪受到罗马帝国还有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这里是战略要地，甚至还有过出身于当地的罗马皇帝。但是，萨珊波斯在七世纪初占领叙利亚并统治约二十年，因此对当地民众而言，拜占庭的统治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另外，萨珊波斯对嘎珊王国的打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能不能把叙利亚一带的部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不论是对拜占庭帝国或是对伊斯兰国家来说，都是关乎自身安全的重要议题。

另外，位于叙利亚东边的伊拉克地区，是萨珊波斯帝国的核心领土。当时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位置在现在的巴格达附近，伊斯兰国家一旦挥军北上，萨珊帝国缺乏足够的防守纵深。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距离叙利亚地区相当遥远，但伊斯兰国家不同，如果萨珊军在前线守不住的话，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很快就会暴露在危险中。因此在双方交界地带，如果伊斯兰方的部族稍有龃龉，很快地就会引起严重的冲突。

深知这一层道理的麦地那政府领导人们，当他们想到自己要和版图巨大的波斯帝国交战，应该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眼见伊斯兰军队就要和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展开大战，同时还要防备另一个超级大国萨珊波斯，如果说己方胜券在握未免也过于自信。要是在其中一条战线败下阵来，恐怕伊斯兰共同体也要彻底瓦解了。

但是事到如今，除了对战事全力以赴之外别无他法。得以从叛教战争抽身的阿布．巴克尔，将大军遣往北方边境。

◎伊斯兰征服的开端

由此，打开了“伊斯兰征服”的时代。这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伊斯兰大军会漫出阿拉伯半岛征服横跨东西的广大区域？简单的解释是，伊斯兰军队对己方的新信仰充满热诚，想要宣扬自己的宗教，所以开始征服事业。这个看法的背后其实是欧洲自古以来的偏见，认为“伊斯兰是靠着利剑而扩张”，也就是所谓“左手持剑，右手拿着古兰经”的模式。

但这个说法其实是倒因为果。确实这是一群信仰非常虔诚，为了“持剑的吉哈德”而赌上身家性命，怀有满腔抱负的优秀战士。无庸置疑，这也是他们得以致胜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伊斯兰征服的成功”，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要发起伊斯兰征服”。如果只是因为信仰虔诚而来的一腔热血，是不足以发动军队攻打外国。

因此，我们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国际情势。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大多是难以统治的游牧部落。麦地那共同体从六二二年起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才成功地控制了半岛的一半范围。如果这件事没能成功，这个共同体一定会被以麦加为中心的反伊斯兰势力破坏，结果就是二选一。

阿布．巴克尔时代，麦地那共同体对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的整合进入最终阶段。巴克尔面对的议题是，统合邻接北方边境的各个叙利亚部族。如果不能够统整这些部族，以汉志地区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就不可能长久地统治阿拉伯半岛。而且，有意从萨珊波斯手中夺回叙利亚的拜占庭帝国，也想将这些部族再次整合为己方所用。

此前叙利亚曾经有个由阿拉伯系部族统治的嘎珊王国，它臣属于拜占庭帝国。如果没有萨珊波斯的军事打击，立足于汉志地区的伊斯兰国家首先对战的应该就是嘎珊王国，而它将会获得拜占庭帝国的全面支持，因此这一战恐怕也是胜负难料。居中缓冲的嘎珊王国如今已然消亡，叙利亚地区的各部族也无所归属，这就迫使麦地那的统治阶层必须要将他们收编在自己旗下。

再者，因为阿拉伯半岛是干燥地带，仅凭这一带的版图不足以创建国家。由于农业产能太低，国家也就无法长期自立。换句话说，伊斯兰若只满足于在半岛内创建一个“小王国”的话，根本无法应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新兴的伊斯兰国家想要延续自己生命，它就必须控制住北方边境的各部族，因此和拜占庭帝国的一战也就势在必行。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带并不存在足以维持地区和平的势力均衡。

◎和叙利亚的链接

前提既是双方冲突已不可避免，想来战胜所得到的报酬也必然很大。叙利亚是块物产丰饶的土地，长期以来也和麦加商人有着频繁的生意往来。过去麦加商人们从将叙利亚的黄金及工艺品运往南方，从而获得了大笔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叙利亚的土地属于湿润的绿地。从古到今，大马士革附近一直都是适宜人类聚居的地方，就这层意义来说它可被称为“最古老的都城”，这一带也是阿拉伯半岛北边最大的绿洲。再则，圣都耶路撒冷也位于这一带。人们只要阅读古兰经就可以了解到，对穆斯林而言叙利亚是他们的“祖宗之地”。而在整个叙利亚地区当中，耶路撒冷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征服叙利亚，对位于汉志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征服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则是应对来自萨珊波斯帝国的威胁，因此势必也要一战。相对地，向西跨越非洲大陆，以埃及为起点征服北非倒没有必然性。

伊斯兰军一开始和拜占庭军在叙利亚交战时，吃了一个大败仗，甚至指挥官也战死了。但是到六三四年，勐将哈立德在巴勒斯坦南部的阿吉纳迭因（Ajnadayn）大破拜占庭军队，结果扭转了情势。翌年他包围了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守城方在半年后向哈立德俯首称臣。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伊斯兰军队并不擅长攻城战，多半是做好万全的准备诱敌会战，然后从正面击破敌军。

因应叙利亚的危机，拜占庭帝国在皇帝的指挥下集结了十二万人以上的大军。与之对峙的伊斯兰军则以四万人的阵仗迎战，六三六年八月，两军在雅尔木克发生激战。伊斯兰军队虽然人数不及对方，不过因为他们组织有序，指挥明确，结果获得了胜利。他们藉地形之便实施奇袭战术，一举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于是叙利亚的归属就在这一战被决定了。

◎耶路撒冷和约

翌年，爆发了耶路撒冷围城战，经历漫长的战火，最后双方达成圣都开城的和议。拜占庭的军队也全部撤离这个地区。希腊正教会为了护持教义的尊严，应该希望死守耶路撒冷，但帝国的军势力犹未逮。最后耶路撒冷城归降伊斯兰国家，于六三四年即位为第二代哈里发的欧玛尔要求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并在这一前提之下远赴巴勒斯坦。

伊斯兰的征服事业　穆罕默德归真后，统治领域往东西向发展。

相信耶路撒冷值得欧玛尔这么做。麦地那共同体刚创建的时候，穆斯林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礼拜的基卜拉（方位）。而在圣迁之前，穆罕默德曾在某个夜晚到访耶路撒冷，并在耶路撒冷产生神秘体验：他见到了已先行升天的先知们，自己也到达神的跟前。借由这一事件，伊斯兰承继了闪族一神教的脉络，而耶路撒冷也成为伊斯兰的圣地之一。对欧玛尔来说，耶路撒冷具有特别的意义。

六三八年，欧玛尔会晤了降服的希腊正教会大主教，承诺将耶路撒冷城内的基督教徒，按照“庇护民”的名义加以保护。而对于之前被禁止入城的犹太教徒，欧玛尔也同样给予他们庇护民的地位。这件事常用于说明，各个宗教在伊斯兰国家统治下得以共存的事例。实际上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犹太教这三个闪族一神教在耶路撒冷并存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欧玛尔在古代神殿的遗迹看到一块巨岩，并认定它就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起点。这一带在之前的基督宗教时代被人遗弃，因为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而再度成为圣地。巨岩所在地被称为“欧玛尔的清真寺”，后来在伍麦亚王朝时，在原址重盖有着黄金圆顶的清真寺。时至今日，这座巨岩的圆顶清真寺看来依然灿烂，顶部闪闪发光。

◎萨珊波斯的终结

伊斯兰国家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对战，导火索是某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部族侵入了伊拉克地区，而双方之间的第一场大会战被称为“河桥战役”。于六三四年发生的这场战役，伊斯兰军出现了明显的战术疏失。两军隔着幼发拉底河对峙，而伊斯兰军队选择渡桥进击彼岸的波斯军队，这是战术上的错误。一旦开始落败，背水摆开的阵势就成了撤退时的致命弱点。结果伊斯兰军吃了一场大败仗，甚至司令官也当场战死。

不过，伊斯兰军接着扳回一城，得以消除对波斯帝国军队的畏惧心理，此后一路势如破竹。在与拜占庭军队对战（雅尔木克Yarmuk之役）并获得大胜之后，翌年伊斯兰军在卡迪希亚击溃了由司令官鲁斯坦所率领的萨珊军队，更乘胜追击攻陷首都泰西封。这支伊斯兰军队的司令官是萨俄德．伊本．阿比．瓦卡斯。他们从波斯帝国处得到的战利品，是任何一个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一辈子都没看过的大量财宝。

失去伊拉克地区的萨珊君主伊嗣俟三世逃亡到东方，重新招兵买马并试图反击。但是在六四二年的尼哈万德（位于伊朗西部）一战中，伊嗣俟三世再次败给伊斯兰大军，而波斯帝国也就此灭亡。之后他辗转在各地逃亡，六五一年在梅尔夫（Merv，木鹿城）遭杀害，萨珊帝国的君统也宣告断绝。

当初恐怕没有人想像得到，如此巨大的波斯帝国会败在伊斯兰军队的手上。关于这件事还有个传说，伊斯兰国家的使节觐见萨珊君主时，被笑说“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竟敢侈言世界宗教的教义”，萨珊君主还下令“用土块打发他走”，让这位使节担着沙袋离开。从波斯回到自己阵营的伊斯兰使节却解释说，这是“波斯的土地将会属于我们”的祥瑞之兆。后来的发展，果然正如这个机敏的见解一样。偌大的波斯帝国，之后一直被纳入伊斯兰帝国的版图当中。

第五章迈向帝都大马士革

伊玛目阿里圣祠（Imam Ali Ibn Abi Talib Shrine）　位于纳杰夫市的什叶派圣地，有许多参拜者来访。

由城邦转型为帝国

◎欧玛尔的继承者

在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长达十年的统治之下，伊斯兰国家的基础得以创建。欧玛尔继续推动着伊斯兰征服事业，从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着手，消弭国际危机，并首创行政机关（Diwan／Dewan）制度，健全了国家组织。

第一代哈里发，阿布．巴克尔指名欧玛尔为继任者，这得到了信士们的赞同，但与之相比较，欧玛尔遇刺身亡后，他的继任者却迟迟未能决定。谋划暗杀欧玛尔并给他造成致命伤的，是隶属于某个萨珊帝国遗臣的波斯奴隶，这样做只是出于个人报仇，和政治因素无关。濒临死亡的欧玛尔意识到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政治决断了，因此指名了麦地那六名长老，留下遗言，让他们商议决定继任者。

六名长老当中有四人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哈里发，因此只剩下伍斯曼和阿里两个人。伍斯曼是很早就追随穆罕默德的信士，而且他先后和穆罕默德的两个女儿成亲，被人们称为“双光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罕默德的二女儿露盖亚（Ruqayyah），两人在受迫害的麦加时期一同到埃塞俄比亚避难。但露盖亚在巴德尔战役时病死，伍斯曼在为亡妻哀伤之际，感叹说自己再也不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了。于是穆罕默德又将三女儿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许配给他。据传穆罕默德还说，万一这个女儿也死了，只要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可嫁，就还会再许配给伍斯曼。

由穆罕默德亲自作主的婚嫁，包括他本人的婚姻在内，往往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伍斯曼得以迎娶穆罕默德的两个女儿，可见他对共同体而言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伍斯曼也是个家境殷实的商人，在为伊斯兰军队购买装备时，出手阔绰。据说穆罕默德远征叙利亚的塔布克时，他单独认购的装备，就足够一万个士兵使用。

另一位候选人阿里，也是个重要人物。阿里是在麦加时期一直保护着穆罕默德的伯父阿布．塔里布之子，也就是说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深获穆罕默德的信赖，穆罕默德晚年曾对他说：“汝之于我，犹如亚伦之于摩西。”辅佐摩西的亚伦是其兄长，而穆罕默德和阿里两人的岁数相差三十岁左右，他们的关系更像父子。穆罕默德在为自己的么女法蒂玛选婿时，相中了阿里。

同时阿里也是有名的战士，他常常担任伊斯兰军的先锋，因此也有很坚定的追随者。根据麦加古莱什族的家世，伍斯曼出自伍麦亚家（Banu Umayya），而阿里则出自哈西姆家。阿里的追随者当中也有人认为他是继承穆罕默德的合适人选，但在穆罕默德归真时，阿里只有三十来岁，而在欧玛尔过世时，阿里也不是辈分最长的长老。

因此六名长老的协调结果，是伍斯曼被选为第三代哈里发。

◎圣典．古兰经的编纂

伍斯曼的治世，从政治层面来看是相当的混乱。因此不仅在同时代人那里能听得到诸多不满声音，后世对他的执政评价也不高。但是当我们考量到伊斯兰的整体历史时，伍斯曼却是贡献最大的，因为是他让古兰经得以确立正典的地位。

伊斯兰教的圣典，正如名字“古兰”（Al-qurʾān，意为诵读）所指称，一开始是以朗诵和背记作为传承的基础。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懂得阅读与书写文字。他从大天使吉卜利勒那里接收到启示之后，就立刻记在脑子里。新的古兰章句，先由穆罕默德朗诵出来，然后弟子们马上加以背记。如此类推，由记得内容的人朗诵给其他人听，然后听到的人再把章句记住，神的话就这样流传开来。

说句题外话，同属闪族一神教系统的这三个姊妹宗教，共享着“从独一神获取启示”的概念，但他们的圣典内容却各不相同，这个现象确实耐人寻味。基督宗教的圣经，称为“Bible”（书），这是因为其时已发明出书册的时代背景。将文书做成小册子并裁切为四边形，并装订其中的一边，这可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等发明。如果没有蒙受到这一个恩惠，现代文明恐怕也无从发展。甚至连最近流行的电子媒介，在阅读文字时依然仰赖“页”的概念，可见“Bible”的影响十分深远。总之，圣经就是书册的型态。

而犹太教的圣典，则是在小册子型态的书写物发明之前，以卷轴的型态而呈现。“新约”、“旧约”是按照基督宗教的教义而产生的区分概念，犹太教只承认“旧约”部分，这才是他们的“圣经”。严格来说，“圣经”也并不是正确的说法。它其实不是一本“Bible”（书册），而是由“律法书卷”（即摩西五经，希伯来文：תורה，英文拼写：Torah）、“先知书卷”（希伯来文：נביאים，英文拼写：Navim）以及“文集”（希伯来文：כתובים；英文拼写：Kh'tuvim）所组成的“塔纳赫”（希伯来文：תנ״ך；英文拼写：Tanakh，取以上三个词汇的字头而成），型态上是几个“卷轴”的集合。

古典且庄严的古兰经　古兰经光明章的首页。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

而伊斯兰教的圣典，则是回归到更原初的型态。经过背记、背诵，然后朗诵让内容广为流传，让人理解。因为不依赖文字纪录，可以说它是最原始也是最原初的。在论及伊斯兰教时，“原始”这个词汇并不带有任何否定的意涵。伊斯兰教时或强调亚当是人类的祖先，时或主张要重振亚伯拉罕的教义，他们喜欢自己以原初、原始的说法被人形容。

穆罕默德有一个书记官专门负责记录他的对内指示和对外文书，这一点在古兰经当中也有所记载。当时得以被写下来的素材既稀少又贵重。穆罕默德的言行，究竟被纪录部分的比例有多少，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而现代的研究也没有定论。人们只能确知在伍斯曼时代，所有的纪录被集结起来，并整理成书册。

伍斯曼之所以下令将古兰经编纂为书册，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在之前的征战当中，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的人大多战死沙场；第二个原因是各地开始流传着不同版本的圣典内容。这就意谓着，随着穆斯林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得以广为传播，而古兰经的背诵者相对于全体民众的人口密度也在降低，光靠朗诵已无从确认圣典是否仍然准确无误。

于是伍斯曼让熟悉圣典的信士们编定古兰经，而且他更大胆决定按照编定内容制作了五本书册（准确的数量说法不一），并将它们寄发麦加、巴斯拉、库法（Kūfa）、大马士革等地，其他的记载版本则予以销毁。如果按照传说，这时候一共制作了七本古兰经，这就意谓着它们也送到了也门和密失儿（Misr，现今的埃及）。对其他版本销毁之彻底，从当时曾被确认存在的其他抄本，内容全部失传这个事实可见一斑。按照伍斯曼的命令编纂而成的伊斯兰教圣典，被称为“伍斯曼版本”，现今流传的古兰经都以这个版本为依据。

在统合伊斯兰共同体这一点上，编纂古兰经在宗教、法律以及政治层面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其后接续的伍麦亚王朝时代、阿拔斯王朝时代，创建起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帝国的法律体系因而得以成功架构。但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基本的古兰经文本在正统哈里发时代就已经整理完成。基于同样的内容，为求灵活的解释而使得各种教法学派开始发达，从而也就有办法因应许多现实中的问题。

◎伊斯兰社会的深刻变化

伊斯兰教若是以“统合信仰与社会”为目标的话，古兰经内容的统一就是对于促成这件事的最大贡献。只不过，社会中如果还包含政治或统治、行政功能的话，究竟发挥到哪种程度较为符合伊斯兰的教义，其中还有很多难以言明的部分。特别是欧玛尔时代的伊斯兰征服，使得麦地那政权逐渐由城邦体制转换成帝国体制。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变化正一步步发生，并逐渐演变成无法应对的政治危机。

伍斯曼担任哈里发时，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岁，可谓垂垂老矣。要求他意识到新的国家体制已然产生，并能够机敏对应问题，实在是强人所难。理解伍斯曼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就得先看看欧玛尔时代所产生的变化。

欧玛尔时代的麦地那国家，由于得以从征服地获取战利品以及征得税收，因而岁入丰沛。如果将国家定义为“通过税收将财富聚积，再对其重新分配”的政治结构，那么在伊斯兰时代以前的汉志地区未曾有过。麦地那政府的领导层对于伊斯兰国家成为吸金机器这一点，恐怕也难掩惊讶之情。

第一代哈里发，阿布．巴克尔治世时将全部政府收入用于重新统一阿拉伯半岛，但从他的统治末期直到欧玛尔时代，这笔收入产生了庞大的盈余，因此欧玛尔必须制订出财富的分配规则。欧玛尔采用的方式是，对长年以来为伊斯兰教作出贡献的人分别予以评价，称为“撒比卡”（Sabiqa，意思是“资深”），指的是比别人更早、更深入地将自己奉献给伊斯兰信仰。另外，和穆罕默德本人有着亲近关系的人也得以被优先考虑。于是就形成了从穆罕默德的妻子以及直传弟子为首、逐级支领不同数额金钱的阶级制度。而普通战士在之前只在分配战利品时得到收入，这时候也获发固定的薪俸，称为阿塔（`Aṭā’）。欧玛尔创建了完整的名册来记录支领薪俸者的名单，同时也把薪资的发放情况加以记录。这就是行政官员制度（Diwan／Dewan）的开始，其后继位的伍斯曼也延续了这项制度。

体制转换期的混乱

◎财富分配问题

这种对于政府财富的分配，必然会衍生出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对伊斯兰信仰的奉献直接与现世的利害相挂钩。过去信士们承受古莱什族的迫害、移居到麦地那、先后参与巴德尔战役和武侯德战役，这些事情全被视为是为了真主还有伊斯兰信仰所做的自我牺牲。无论是“内在的吉哈德”还是“持剑的吉哈德”，本质上都是为了追随神的道路而努力奋斗，目的只是希望真主能因此满足欣悦，在自己死后得以进入来世的乐园。从客观效果来说，如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以金银财宝的形式而给予的报酬。熬过了麦加时代的迫害，参与了巴德尔战役，这些贡献现在都按照“撒比卡”，也就是金钱来换算。

欧玛尔所实行的分配原则如下：给予穆罕默德的妻子们每人六千迪拉姆（Dirham，银币名称）；巴德尔战役及武侯德战役的参战者每人五千迪拉姆；在征服麦加之前移居麦地那的迁士每人三千迪拉姆。最低的薪俸金额，据说也有三百迪拉姆。由此，伊斯兰共同体的意涵开始产生质变。

另一个问题则是，财富分配的结果，使得国家组织开始膨胀。在伊斯兰征服之前，国家财富主要是信士们为了真主与共同体而自愿捐献。但是当国家机构掌握巨额收入，并将其分配给共同体里的各成员时，有权决定分配规则的人，也就是统治者，就有了很大的权力。

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对于这两个问题采取了三项对策。第一是本人过着简朴甚至清贫的生活，而自己的家人也不能享受这些财富。第二是实行公正而严峻的统治。第三是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限，不容许手下的武将或总督犯有丝毫的过错，而且将各地的总督频繁调动或者免职，避免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在他们手上。欧尔玛的严明统治，从征服叙利亚、外号为“真主之剑”的哈立德．伊本．瓦利德最后被罢免，而且晚景凄凉，就可清楚看出。

欧玛尔的治世获得后世史家们的正面评价，即使到了今天，在提及伊斯兰国家时，往往将这一时期的情况视为模范样本而作参考。欧玛尔不仅在行政、司法上的执行严峻无庸置疑，而且对于行政制度的创设也有完备的规划，对于伊斯兰国家体制的建设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样的公正，或许只是凭借着欧玛尔个人的强力信念而得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撒比卡”这个分配结构是立足在宗教教义之上的论功行赏，因此就无法在财富分配方面真正做到人人平等。

当然，新加入的信士未必会要求与之前的有功者享有同等待遇。只要财富总额一直在扩大，酬劳的分配应该也会到达每个角落。如此一来，就算是位居下阶的战士们也能满足。欧玛尔时期，因为伊斯兰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张，并没有在分配问题上产生太大的矛盾。

◎征服事业的停止

但是到了第三代哈里发伍斯曼在位时，征服事业稍稍停了下来。如此财富总额的分配就有了极限，于是巨大的不满情绪也开始酝酿。同时必须指出，当初在叛教战争中一度与麦地那对抗、之后归顺的阿拉伯各部族，也被欧玛尔动员到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方面的战事上。第一代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并不相信这些部族，因此没将他们编入伊斯兰军队的战列，但是欧玛尔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也因此，他在针对拜占庭帝国以及萨珊波斯帝国的战役上拥有了大量兵源，让伊斯兰国家克服了同时受到两大帝国威胁的危机。

但是这些新加入的阿拉伯部族，与其说是为了伊斯兰信仰而战，不如说是为了战利品或者薪俸而战。或者说，“持剑的吉哈德”不仅让他们积极展现自己的虔诚，同时也带来世俗层面的功名利禄，因此他们纷纷踊跃参战。若真是这样，很快就有人因为领土停止扩张一事而心生不满，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对于跟随穆罕默德的信士们而言，“内在的吉哈德”优先于“持剑的吉哈德”。但是对新改信的这些穆斯林而言，次序却是相反。就这一点来说，伍斯曼所继承的国家体制也到了命运艰困的时期。

一方面伊斯兰信仰主张人在神之前一律平等，因此在权利义务上也应该一视同仁。但另一方面，在立足于教义之上的“伊斯兰社会”当中，更受注重的是秩序与法律。为了抑制由城邦体制转变为帝国体制所伴随的政治混乱，伍斯曼采行了倾向后者的统治方式。但性情稳重同时也已年迈的伍斯曼，无法像刚勇的前任欧玛尔那样继续施行严峻的政治，而且统治效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因而他重用自己部族也就是伍麦亚家的族人。

因此，在对伍斯曼的统治产生极大不满的批判者当中，也出现了麦地那显贵们的身影。阿布．巴克尔的女儿阿伊夏是穆罕默德晚年最宠爱的妻子，她曾经向人展示穆罕默德遗留下来的衣衫，并说道：“这一件衣衫还没变形，伍斯曼大人倒是早早就把伊斯兰信仰扭曲成别的样子”。

◎伍斯曼之死

当时麦地那的上层人物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还有一个理由是，当初参与创建乌玛共同体的核心信士们，特别是长年追随穆罕默德左右的直传弟子们，很多都以军官或者行政官的身分被派到麦地那之外。即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在欧玛尔时期也大多成为派驻外地的官僚。想要达成共识，就得有相当数量的、拥有共同认知的人参与其中，但在伍斯曼时期这个基础已经消失。

与之相对，麦地那城内对于既有体制都是抱持不满情绪的人，后来也就出现了企图暗杀伍斯曼的谋反者。伍斯曼统治末期，交杂了批判、不满的声音与谋反的想法，从库法、巴斯拉、密失儿（埃及）来的不满分子陆续涌入麦地那，最后他们包围了哈里发的宅邸，并杀害伍斯曼本人。

当时伊斯兰国家逐渐形成了帝国的模样，但是首都麦地那虽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所在地与行政中心，却不是防卫牢固的帝国之都，而首长伍斯曼也不是住在守卫森严的宫殿里。伍斯曼只住在寻常的宅邸，周围也没有常驻的警卫，因此从事后看来，或许他确实太疏于防备了。总之，暴徒们闯入了哈里发的宅邸中。在被杀害之前，伍斯曼将由于自己命令而得以编纂的古兰经放在眼前，并朗诵其中的章句。据说他的血当场溅在了古兰经上。

伍斯曼死后，继任哈里发的合适人选只剩下阿里一人。麦地那的信士向他宣誓效忠，阿里就此成为第四代正统哈里发。但是此前被伍斯曼任命为叙利亚总督的穆阿维亚（Muawiyah bin Abi-Sufyan）对阿里的继位心存不满。这时穆阿维亚正是伍麦亚家的首领，他要求找出杀害伍斯曼的凶手并加以处罚。

◎浑沌的阿里时代

阿里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混乱的状况。他本人一直反对伍斯曼的统治方式，特别是重用伍麦亚家族，它等于回归到血统主义、部族主义的旧有做法。在这一点上他和阿伊夏还有其他的麦地那显贵看法相同，不过阿伊夏也不尽然支持阿里。另一方面，伍斯曼的遇害使得人人都感到惊愕与不快，因此阿里、阿伊夏还有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都一致认为要找出杀害伍斯曼的凶手并加以惩处。

阿里的议题是要再度确立正统哈里发体制，同时对杀害伍斯曼的凶手加以惩治，并对叛乱者予以镇压。而其他人则以“将杀害伍斯曼的凶手绳之以法”作为最优先事项，并以此为理由，对阿里的哈里发地位和领导权提出挑战。

阿里是穆罕默德身边的人，而且是被选为第四代哈里发的领导人，他很清楚如果不遵循伊斯兰教义，伊斯兰共同体也就没有未来。伊斯兰信仰严禁具有部族主义色彩的“血债血还”，将实施刑罚视为国家、统治者专属的事项。这一点也被视为维护社会安宁所不可欠缺的理念，但是其他人极力要求惩处杀害伍斯曼的凶手，似乎他们要的只是部族间的血债血还。

阿里身为正统哈里发，不能放纵凶手和叛乱者逍遥法外，然而麦地那共同体的长老却无意在此事上协助他。再加上伊斯兰国家招致这个事态的原因，也就是使得伍斯曼本人遇害的危机，完全未能得到解除。

众所周知，阿里在未成年时就成为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他是和阿布．巴克尔一样的早期信士，与穆罕默德的关系也是相当亲近。阿里既是穆罕默德的堂弟，由穆罕默德和他的妻子哈蒂嘉视同亲生儿子而抚养长大，而且还娶了他俩的小女儿为妻。阿里是个勇敢的骑士也是广为人知，而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伊斯兰信仰的平等主义理想。但也有人认为阿里过于理想主义，不适合从事现实的政治。

确实，阿里在他一上任时就想把各地的总督都撤换掉，这让人觉得他缺乏政治现实感。当时有人说服阿里，暂时让各地总督留任，先将中央体制重新确立再说。想来，难免还是会有人对他的“虎头蛇尾”轻率地加以批评。阿里一心想恢复伊斯兰共同体的既有状态，但却没有统御帝国政治的能力。只不过阿里确实忠于伊斯兰教义的理想，因此后世将他的治世美化，并树立为典范，从这一点来说阿里时代或许还是称得上具有某些正面意义。

在阿里短短五年的统治期间，内政混乱、纷争不断，局面一片浑沌，正统哈里发体制已然开始崩坏。阿里本人也经历一番苦难折磨，最终命丧于暗杀者之手。但从“汉志地区的伊斯兰国家”迈向“世界的伊斯兰帝国”，这条路充满着太多的险阻，“浑沌时期”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第一次内乱

对于后来逊尼派所抱持的正统政治论而言，很难对阿里时期作出明确的评价。

首先为反抗阿里而发起武装革命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夏、长老脱勒哈（Talha ibn Ubayd-Allah）与祖拜尔（Zubayr ibn al-Awwam）。这些人都是追随穆罕默德左右的直传弟子，要是问什么是伊斯兰教，那就该先听听这些人的讲道。而阿里也是这样的地位。他们都是伊斯兰信士们应当信服的典范人物，何以彼此间会演变成剑拔弩张的关系？

脱勒哈、祖拜尔和阿伊夏等人，以伊拉克地区的巴斯拉市为据点，与阿里分庭抗礼。就农业生产力而言，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在当时伊斯兰国家所支配的各区域当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叙利亚为穆阿维亚所统治，而埃及则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能支配伊拉克就显得至为关键。阿里的势力也以伊拉克的库法为据点。

第一次内乱时的行军路径与战役

两边阵营的对峙，在“骆驼之战”中达到白热化，“骆驼”指的是载运阿伊夏轿子的骆驼。由于大部分的战斗都发生在它的周围，因而得名。

双方牺牲者众，脱勒哈当场战死，祖拜尔也从战场逃亡，并在前往麦加途中命丧黄泉。阿伊夏遭生擒，并被阿里客气地送返麦地那。

据传阿伊夏与阿里和解，自行承认犯下错误。她在麦地那成为宣教师，向人讲授穆罕默德及他的教诲长达二十多年，直到离开人世。她所传授的伊斯兰教义，成为伊斯兰主流派即逊尼派的核心教义以及法学理论的根干，对后世影响深远。

麦地那的长老们为何刀剑相向，此后一直是伊斯兰史学家们苦思不已的问题。这场共同体的内乱被称为“菲特纳”（Fitna），也就是伊斯兰国家的第一次内战，在伊斯兰史上也被称为“大内讧”。而它的本质原因，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意见正确的一方。伊斯兰教是强调真理和正义的宗教，很明显双方也都自认为“我是遵从古兰经的教诲，错不在我”。

各人都自认是为了正义而战，因而导致共同体的内讧，那么要如何回避这种危险，就成了第一次内乱后的重要议题。也因此，在伊斯兰法从伍麦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的体系化过程中，抑制穆斯林彼此发生冲突的理念一直受到重视。

◎锡芬之战

成功压制以巴斯拉为据点的反对派后，阿里的矛头转向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阿里要求后者承认自己是哈里发，但是穆阿维亚完全不予理会，最后阿里只能诉诸军事手段。

阿里的大军从伊拉克前往叙利亚，在锡芬与穆阿维亚的势力对峙。若是观察阿里军队里的成员，就可发现大多是很早就加入伊斯兰教的信士，也就是以辅士和迁士为主。而穆阿维亚这一方包括他本人在内，则多半是其后皈依的新晋穆斯林。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较长或者较短。在之前已形成的麦地那政权结构当中，最早皈依伊斯兰的信士们受到较多尊重，而他们得到的俸禄也较为丰厚。所以就这一层意义而言，这一战是“企图维持既有利益结构的人”与“希望改变这个结构的人”之间的对立。

在这一战中，曾在征服埃及时立下军功的大将阿姆尔（'Amr ibn al-'As），选择和穆阿维亚站在同一阵线。阿姆尔建议在枪尖绑上写有古兰经章句的条幅再上战场。当阿里大军的兵士们看到悬挂在对方枪尖上的古兰经章句，由于信仰坚笃反而失去战意，因此战局陷于胶着，之后双方着手进行和平谈判。

这一场谈判对阿里造成政治上的致命伤。阿里的阵营当然是凭借他作为正统哈里发而师出有名，但是其中有人对谈判展开批判，甚至脱离了战线。他们对于阿里选择和“叛乱者”穆阿维亚平起平坐地谈判，感到非常愤慨。这些批判者之后成为“分离者”，在历史上被称为“出走派”（al-Khawārij，也称作哈瓦利吉派）。这是伊斯兰史上最初的派系分裂。

“出走派”因为他们的偏激立场而广为人知。他们的立场偏激，其中一点反映在政治思想上。这一派系对于在锡芬举行的谈判相当不满，坚持非现实的理想主义原则，主张只要是立场正确的穆斯林，无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哈里发。而且他们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得以贯彻，不惜大动干戈，其中也包括暗杀。

为了夺取阿里、穆阿维亚、阿姆尔的性命，“出走派”陆续派出刺客。结果他们虽未能杀害穆阿维亚或阿姆尔，但却成功使阿里死于利刃之下。

正统哈里发时代于焉终结，穆阿维亚继任为哈里发。长期被卷入内战的人们也承认了他的地位。正如我们后来所知，穆阿维亚就任哈里发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掌握最高权力，同时他也开创了伍麦亚王朝。

“白衣”帝国伍麦亚王朝

◎伊斯兰征服的重启

随着内战的终结，伊斯兰征服得以再次发起。伍麦亚王朝的对外征服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王朝创始（六六一年）的二十年间（至六八三年止），期间征服了波斯帝国的东半部故土呼罗珊（Khorasan）。之后伊本．祖拜尔（Abd Allah ibn az-Zubair）成为反对者并自行拥立哈里发而引起第二次内战，此后进入了第二期（六九二年至七一八年），伊斯兰国家取得了北非的西半部、伊比利半岛、伊朗高原以东的河中地区（Tranxoniana）、信德（Sindh，现今巴基斯坦一带）。第三期为王朝晚期的七二〇年至七四〇年，这期间征服事业遭逢困难，于是伊斯兰版图的扩大遂由接续掌权的阿拔斯王朝继续推进。

总的来看，伊斯兰国家在伍麦亚王朝时代成为支配广阔疆域的巨大帝国。而伊斯兰世界的中央地带，也是在这个时期纳入版图。

伍麦亚王朝的代表色是“白色”。所谓白色，准确来说是穆斯林男性在头上卷着的头巾伊麻玛（Imāma，也叫turban）的颜色。伊麻玛其实是伍麦亚王朝时，用于缠绕殉教者遗体的布巾。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战士们就是随时穿着丧服而打仗的。

伊斯兰埋葬遗体的办法是土葬。人过世后，会先将他的遗体全身清洁干净，裹上两、三条白布。墓穴则是往地底挖掘和该人身高程度相当的竖穴，并从底部再挖掘小小的横穴。埋葬遗体时先将脸朝向麦加斜放后横摆，再以土将竖穴填埋。横穴的设计则是不想让土直接盖在遗体上。

这一套丧葬模式是在穆罕默德时期就定立的规矩，伍麦亚王朝时代依然沿用。古兰经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埋葬方式。因此穆斯林至今依然不喜火葬，这倒不是因为古兰经明确记载说“禁止火葬”或“信士有土葬的义务”之类。土葬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就已经行之有年，到了伊斯兰时代也继续被视之为当然。穆罕默德对于丧葬的细节曾经有所指示，最后就被当作传统（Sunnah）而维持下来。

◎殉教者的名誉

殉教者在埋葬时与一般的埋葬有不同的做法，那就是他们的遗体不需经过清洁。虽然在遗体上全身泼水如同沐浴一般来净化，对死者是一种敬意的表示，但对于殉教者，不这么做反而是最大的敬意。对殉教者的埋葬在伍麦亚王朝也是很重要的仪式。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流传着一段“殉教者受天使洗净”的传说，那是在伊斯兰历三年（西元六二五年）武侯德之战时候的事。正如之前在第三章所提到的，这是在麦地那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同体与麦加方面的第二次会战，而麦地那军队也有许多战士牺牲。汉札拉（Hanzala Ibn Abi Amir）也是这其中的一人。据说当时穆罕默德眼前浮现出“殉教的汉札拉在升天的途中，有天使出现为他洗净身体”的情景。如果从不对殉教者行沐浴之礼，这个景象确实不寻常。

回到麦地那之后，大家终于弄清楚怎么回事。原来汉札拉在他牺牲的前一天，按照原订计划举行了婚礼。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要按照预定时间随军出发，但穆罕默德指示汉札拉“圆房后再赶来会合”，所以他和自己的妻子共度一夜良宵。两个人一旦共结连理，依照伊斯兰的规定要在发生性行为后沐浴全身。但是新婚的妻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即将出征的丈夫就此离开，于是两个人又再度欢好。之后急于出征的汉札拉不想延迟，因此当时没有沐浴就戎装出发，后来成为敌人的刀下亡魂。也就是说，这一场沐浴并非是“接受天使的洗净”，而是补上原该有的沐浴而已。

我们回到正题，由于被视为殉教者的人“其实是活的”（黄牛章．第一百五十四节），所以未加净身也不行葬礼，才是对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伍麦亚王朝也积极动员穆罕默德的直传弟子担任武将或是兵士，过去和穆罕默德一起为“持剑的吉哈德”而战的人，继续作为战士的典范，支持各地的战事。

时至今日，随着伊斯兰征服，这些人的墓地也散置在各地，并成为信士们表达敬意的场所，它们在伍麦亚王朝的版图内随处可见。例如被建设为军营城市、位于北非突尼斯地区的盖拉万（Kayrawan），城外就有一个信士的坟墓，据说他的脚下埋入了穆罕默德的头发。另外在今天的伊斯坦堡，有位为土耳其人所熟知、追随穆罕默德的信士阿布．艾优卜（Abu Ayyub al-Ansari）之墓。艾优卜直到伊斯兰军队攻打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时仍然从军，最后也战死于此。

◎征服北非

在伍麦亚王朝的征服事业中，最令人为之瞩目的应该是占据从北非到欧洲的安达鲁西亚的广大区域。伊比利半岛之所以会被称为安达鲁西亚，源自于伊斯兰时代的人认为那里是“汪达尔人的土地”。

被称为“北非征服者”的乌葛巴．伊布．那菲（Uqba ibn Nafi）据说曾经参与征服埃及的战役，之后他率领军队被派往西方，逐一征服了北非各地。现今的突尼斯属于古代迦太基的国土，迦太基因为曾和罗马对抗而声名大噪。非洲得名“阿非利加”（Afrika）也是因为对这一带的称呼，而阿非利加的阿拉伯语对音是“伊福利基亚”（Ifrīqīyah）。乌葛巴征服后，在当地建设军营城市盖拉万。他所建设的清真寺，至今依然以乌葛巴清真寺的名字而著称。

乌葛巴清真寺（Mosque of Uqba）　位于伍麦亚王朝的北非据点，突尼斯军营城市盖拉万城内的中央清真寺。

乌葛巴所率领的大军在现今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与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以及当地居民柏柏人（the Berbers）持续对战，并以迅雷般的速度到达大西洋沿岸。据传乌葛巴曾经把自己的身体浸入大西洋，以表示对真主的感谢。从这里折返的乌葛巴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由于改信伊斯兰的柏柏人部族发起反叛而遇害（六八三年）。他在当地的墓地，迄今依然是人们前往参拜的地方。

◎横渡直布罗陀海峡

慕萨．伊本．努赛尔（Musa ibn Nusayr）则属于主持伊斯兰征服的下一个世代。他出身于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之间的拉赫姆族（Lakhm），诞生时正是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的治世。因为骁勇善战，慕萨为伍麦亚王朝所提拔，成为盖拉万的总督。他为了再次制服西方，将过去乌葛巴所征服的土地重新攻占，并对乌葛巴的儿子们表示自己已经为他们的父亲报了仇。

北非的西部一带又被称为马格里布（Maghreb，阿拉伯语的“日落之处”），现代摩洛哥的国名代称也源自这个说法。大致说来，“伊福利基亚”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利比亚、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而它的西侧就是马格里布。除了休达（Ceuta）之外，慕萨在其余各地都已经称霸。

慕萨的旗下有一个名叫塔里克（Ṭāriq ibn Ziyād）的柏柏人跨过海峡，从今天叫做“直布罗陀”的地方登陆欧洲。这个地方叫“加巴尔．塔里克”（Jabal Tariq，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塔里克的山峰”），其后辗音写为直布罗陀（Gibraltar）。西哥德王国的国王罗德利哥（Rodrigo）在对阵塔里克时战败身亡，这也成为之后穆斯林军队征服整个伊比利半岛的关键事件。

穆斯林在欧洲的进击一直持续到普瓦捷战役（法语：Bataille de Poitier）为止。攻入法国西南部的穆斯林大军在普瓦捷遭遇法兰克王国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并大败，此后伊斯兰军不再往北北进。

普瓦捷战役

从欧洲的角度看，查理．马特的这场胜仗在历史上极为重要。一般的看法认为这一战若是查理．马特输了，恐怕整个西欧都会伊斯兰化。只不过，伊斯兰军队当初是不是有征服西欧的意图，还有待查证。英国研究伊斯兰的泰斗瓦特（Watt）分析说，当时伊斯兰军队的补给线已经延伸到尽头，此外，欧洲也没有足够丰厚的战利品作为征服的诱因。

伍麦亚王朝将安达鲁西亚取为囊中物时，并未意识到对后来的意义。到了八世纪中叶，伍麦亚王朝被东方发起的革命所推翻，几乎全部家族成员遭到杀害，唯一的生还者逃往遥远的西方，并在安达鲁西亚重建王朝。这个王朝称作后伍麦亚王朝，建都在哥多华（Cordova），创造了将近三世纪的繁荣局面。九至十世纪时巴格达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哥多华则和远在东方的唐长安城相媲美，是夜里灯火仍然辉煌的世界第三大城。

迈向帝国统治之路

◎世袭制度的开始

伍麦亚王朝正是伊斯兰帝国的形成期，接续了正统哈里发时代打开的伊斯兰征服事业，同时创建起各项国家制度。而伊斯兰帝国的特征，究竟都有些什么？

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者们多以批判的角度看待伍麦亚王朝，认为它结束了由“正统哈里发”所支配的伊斯兰国家体制，将之转化为“世袭的王权”。伍麦亚王朝的世代交替不尽然是父终子及（十四代领袖中只有四代人是按照这一原则继位），但伍麦亚家族确实独占了哈里发的位置。之后由逊尼派所发展出的政治理论认为，正统哈里发是经由伊斯兰共同体所“选举”并借由“委任统治之誓”而获得正当性（Legitimacy），从这个理想来说，伍麦亚王朝确是脱离了正确的轨道。

不过伍麦亚王朝并未推翻正统哈里发体制。如我们所见，正统哈里发时代的后半期，随着版图的扩大以及在社会、政治层面陆续出现、无法在既有框架内解决的新状况，使得伊斯兰国家陷入危机。若是从宗教意义出发，将正统哈里发视为穆罕默德最优秀的直传弟子才可担任的职务，那么当时的政治局势就是连这样的人选也难以对伊斯兰世界实行有效统治。

无疑地，伍麦亚王朝收十了这些混乱，也创造出安定的局面。在当时，已无法根据麦地那政权的共识基础推行统治，而伍麦亚王朝有办法因应新的时代。当伊斯兰国家统治的领土横跨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地区，面对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民众，情况已经不是单凭汉志地区的政治共识就能够掌握得住。结论是当城邦体制转变为帝国体制时，伍麦亚王朝正是在全国范围实行有效统治的人。

伍麦亚王朝的统治具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实现了各宗教的共存、阿拉伯人优先的政治、伊斯兰征服得以继续，以及国家机制的创建。这四点彼此环环相扣。我们将由伊斯兰帝国统治的观点，依序对这四个特点加以说明。

◎各宗教的共存

先讲各宗教的共存。首先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一点，伍麦亚王朝虽说是“伊斯兰政权”，但其治下的多数人民几乎都不是穆斯林。尽管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几乎都已改信伊斯兰，但新近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仍是基督宗教的地盘，而伊拉克到伊朗之间则是萨珊帝国的故土，信奉的是祆教。

美国学者巴雷特（K. Barrett）以人名辞典作为研究史料，并根据统计结果研究“各地改信伊斯兰的情况”。他发现无论是埃及还是伊朗，要达到半数居民改信伊斯兰的程度，就要花费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此得到的结论是，全部帝国居民要皈依伊斯兰教，必须要经历三个世纪。我们相信治世为时仅约一个世纪的伍麦亚王朝，治下居民有过半数人都不是穆斯林。

因此伍麦亚王朝若想达成政治安定，就要有对其他宗教加以融合的统治架构才行。对于这个架构我们尝试着整理出一套模式，这就是在征服领土时请当地居民从“皈依、缴税，还是拿起剑”三样之中选一样，然后依对方的选择来因应。当然，有其他信仰的人，首先的选择应该不是改信伊斯兰，而伍麦亚王朝也偏好向他们征收税金，因此“缴税”往往较易达成和平协议。而无法同意降服、坚持拿起剑抵抗的人，伍麦亚王朝也会亮出“真主之剑”，也就是用武力彻底征服对方，不过当地居民和伊斯兰军的关系究竟是和平结盟，抑或是被后者以武力征服，两种待遇之间的差距极为巨大。若是和平解决，当地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符合和平协约的条款——都会获得保护；但在战争中被伊斯兰军队征服的人，不仅名下土地会遭到没收，而本人若没有战死也会成为俘虏。也就是说，被征服的一方在面对伊斯兰大军时，签定和平条约同意降服并缴税，是将己方牺牲减到最低程度的合理选择。

而加速这个状况的，则是拜占庭帝国当时推行的宗教政策。拜占庭帝国在境内，对于不服从公定教义的异端基督教徒实行强力镇压。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第四至第五世纪，关于基督宗教的教义曾经发生激烈论争。在三二五年召开的尼西亚（Nicaea）公会议中，由于三位一体说成为公定教义，似乎让这个论争平息下来，但后来又针对“耶稣基督是神还是人”，“究竟是属神的性质强还是属人的性质强”，有了下一回合的教义争论。因此在四五一年迦克墩（Chalcedon）公会议再确立“单一位格，神人二性”的公定教义，但没有获得广泛支持，在叙利亚和埃及盛行的是“单一位论”，叙利亚地区的雅各教会与埃及的科普特（Coptic）教会都属于这个阵营。

伍麦亚王朝的系谱

尽管同为基督教徒，这些教派却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强烈镇压，所以当伊斯兰大军出现时，他们就权衡自己是继续接受拜占庭的支配，还是归属伊斯兰国家的统治。遭到拜占庭帝国压制的基督宗教居民，有的主动协助伊斯兰大军，还有人继续保持中立，而这些对于伊斯兰军的推进都有所帮助。再则，在拜占庭一度重新支配叙利亚地区时，犹太教徒由于“协助萨珊帝国”的罪名遭到迫害，于是他们也愿意协助伊斯兰军队。

再看祆教，祆教原本是萨珊帝国的国教，但随着帝国的灭亡，他们也接受了伊斯兰军所提供的庇护民制度。

于是伍麦亚王朝就这样统治了为数甚多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祆教徒。基于庇护民制度，这些人接纳了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并纳税，而获得的回报是保证个人的信仰自由以及宗教共同体继续享有自治。这在融合各宗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伍麦亚王朝是以少数人支配广大领土的体制，因此由阿拉伯各部族组成的伊斯兰军队单独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军营城市里，实行与当地居民分居的政策。

◎阿拉伯人的支配与征服事业的持续

所谓“阿拉伯人优先的政治”，也就是说采用由阿拉伯人穆斯林担任地方统治者的政治架构。对于分散各地的阿拉伯统治者而言，保持彼此联络的畅通是让帝国安定的关键。这一点正是伍麦亚王朝统治的第二项成功因素。伍麦亚王朝对于新征服地的非阿拉伯居民，即使他们改信伊斯兰，也不愿意给予他们和阿拉伯人穆斯林同等的权利，所以当地居民并没有发生大批改信的现象。

说到阿拉伯的要素，只要观察伍麦亚王朝诸王子的宫殿，就可以看到阿拉伯建筑的主要特色。此外，他们也偏好以阿拉伯文写成的诗篇。

如此以阿拉伯人优先，并以此为前提而创建的统治体制，使得伊斯兰史的权威学者魏豪森（Julius Wellhausen）将伍麦亚王朝称为“阿拉伯帝国”。日本研究伊斯兰史的先驱嶋田襄平先生也抱持这个看法，他甚至认为接续的阿拔斯王朝，相比之下更堪称为“伊斯兰帝国”。对应两个王朝的相异之处，这种说法可谓既深刻又易懂。伍麦亚王朝虽说是伊斯兰政权，但一切政策都以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优先，具有“阿拉伯系王朝”的特性。但人口占少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之所以能够有效实行支配，可说是基于各宗教共存的架构下，逐渐创建起以伊斯兰教义为原则的统治制度，因此起码可被视为伊斯兰帝国的形成期。

从许多角度来看，从阿拉伯半岛涌出，移居到征服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大部分都是职业军人，因此以之为基础形成了伍麦亚王朝的支配阶层。他们对首都大马士革的忠诚，就经济和社会层面来看，也由于征服事业的继续推行而得到了保证。第三代正统哈里发伍斯曼在位的时代，战士们之所以对微薄的薪给感到不满，原因是征服事业一度中止，因此不再有战利品可获取。但在伍麦亚王朝时，征服的土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税收，让国库和战士们都得到了滋养。

库塞尔．阿姆拉（Quṣair 'Amra）　“沙漠行宫”内部还留有伍麦亚王朝时的美丽壁画。

倘若我们把征服事业的推进视为伍麦亚王朝的第三个成功因素、也是其国家特征的话，那么最后一项便是国家体制的创建。要是不能对国家行政、税收等事务加以严密管理，缜密且公平地对待战士们的话，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长治久安。

伍麦亚王朝的开创者穆阿维亚接受各个地区某程度的自治，并未深化中央集权，对于货币及税制也大多沿用被征服者的原有制度。此前属于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叙利亚地区依然使用金币迪那（Dinar）；而过去由萨珊统治的波斯故地则沿用银币迪拉姆。

行政机关的创设者虽是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但让行政制度更加健全的则是伍麦亚王朝。这一时期的重要行政机构，有负责租税征收的税务厅、向战士支付薪饷的军务厅、管理中央政府文书的文书厅，以及掌管哈里发印玺的印玺厅等。此外为了掌握来自广大领土的各项情报，并及时传达命令而创建驿递制度（barīd），负责管理的则是驿递厅。

如果我们将实际存在过的各个伊斯兰国家加以概括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虽然时代不同，但都遵循着伊斯兰的理念。不过若从历史的发展次序来看，伍麦亚王朝可以说是打开了伊斯兰帝国的统治模式、并明确了行政制度的时代。

◎以国家为优先

若要把伍麦亚王朝和之前的伊斯兰共同体相相较，国家的优越地位或者可说是更为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当同时考量宗教、社会、政治三个领域时，重心放在了政治上面。

正如我们之前所谈到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伊斯兰共同体，旨在对宗教与社会加以整合。伊斯兰教义的追求，是建设一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新社会。伊斯兰教义不仅是精神上的准则，而且在具体事务上也附有许多规范，并为此设出一个有能力强制执行规范的麦地那政权。虽然基于当时阿拉伯半岛的局势，出现“增强共同体的军事实力”这一防卫政策，并以“持剑的吉哈德”定调，但整体来看，政治只是新社会所具有的功能之一，并不处于优先地位。

穆罕默德时代，宗教、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各项功能，都是透过穆罕默德这个人的品德而实现整合。他所扮演各种角色，包括先知、宗教领袖、立法官、司法官、政治家、军事司令官等，但政治家这个角色并未较其他角色来得明显。

正统哈里发时代也维持着这个特征。哈里发的选任基准，也是优先考虑其宗教、伦理上的资质与社会对他的信赖度，而非政治能力。不过很明显地，这反而对正在发展成帝国体制的伊斯兰国家造成了统治上的困境。而在军事上，这个时代的军人除了强调战略才干，也同样重视对伊斯兰的奉献、及勇勐与果断等资质。

穆阿维亚虽是开创伍麦亚王朝的人物，却算不上是宗教或军事上的优秀分子。他是个拥有政治才能的人。从正面加以解释的话，穆阿维亚具备担任族长的资质，也就是阿拉伯语所说的“希鲁姆”（Hilm）：机敏、敦厚且自制力强，同时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位于大马士革的穆阿维亚之墓

为何国家会变得优于一切，大致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在正统哈里发体制崩坏的过程中，必须置统治权优于一切，以防止再次爆发内部冲突。麦地那的显贵们对于穆阿维亚就任哈里发，以及创设伍麦亚王朝一事之所以能够大致接受，是基于安定的考虑。伊斯兰社会的成长，有必要维持军事与政治上的安定局面。

另一个理由则是，伍麦亚王朝统治的疆域，并非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地区，而是受庇护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祆教徒等多数异教徒的地区。王朝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拓展，确保了伊斯兰社会的成长空间。但伊斯兰社会的扩展，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要将宗教上的教义转换成社会现实，远比帝国出现还要花上更长的时间与戮力。

第六章伊斯兰帝国的创建

巴格达近郊的公共图书馆　13世纪抄本《玛嘎麻特》（Maqamat）的插画。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伍麦亚王朝的极限

◎卡尔巴拉的悲剧与什叶派的诞生

伍麦亚王朝虽在穆阿维亚优秀的政治手腕下得以成立，但这并不足以将以麦地那为首都的汉志国家转换成帝国。穆阿维亚虽然让自己的儿子雅季德（Yazīd）继任第二代哈里发，但此举招致诸多挞伐。而这个批判声浪形成明确的行动，则是在第四代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次子胡笙（Ḥusayn ibn ‘Alī ibn Abī Ṭālib）起兵之时。

胡笙在六八〇年时仅带着少数人从麦地那出发，前往库法，结果遭到伍麦亚王朝的军队在卡尔巴拉（Karbalā）迎击，胡笙一行全遭歼灭。这是一项赤裸裸的野蛮行为；任谁都难以想像，竟有穆斯林会无情地将先知穆罕默德所疼爱的孙子杀害。“卡尔巴拉的悲剧”是之后什叶派（Shia）成立的主要关键。在库法的胡笙支持者当中，有人眼睁睁看着胡笙遇害却未能驰援，悔恨不已，于是自称“悔悟者”，这就是什叶派的原型。

一般的解释中，往往认为什叶派之所以诞生，乃是因为穆罕默德辞世时引发的继承者问题所致，同时也将他们笼统归类为“一群主张应由阿里继位的人”；然而，这并不是直接的原因。以当时伊斯兰共同体的政治情势来说，他们选出的继任者就是阿布．巴克尔。确实也有人支持且信奉既是穆罕默德堂弟、同时也是他女婿的阿里，但他们的愿望，早在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之后也有人推举阿里的长子哈珊为继承者，但哈珊本人却把大位让给了穆阿维亚。因为这正是让疲于内战的伊斯兰共同体再度整合的有效政策，所以广受好评。但，问题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

尽管有人为了政治的安定支持穆阿维亚，但却多不喜其子雅季德继任，形成世袭。再加上起兵的胡笙遭到杀害，从此什叶派的潮流便明确成形。伍麦亚王朝应该也想将这支有力的反体制派以及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斩草除根，但卡尔巴拉的悲剧却留下了更大的祸患。

卡尔巴拉的悲剧发生后，这次换成伊本．祖拜尔不承认雅季德的地位；他在麦加自称哈里发，起兵反对伍麦亚王朝，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内乱。这场内乱持续很久，几乎半个伍麦亚王朝的领土都被纳入伊本．祖拜尔的麾下。最后成功压制这场叛乱、使局面转危为安的，是成为伍麦亚王朝第五代哈里发的阿卜杜勒─马立克（Abd al-Malik ibn Marwan，在位六八五至七〇五年）。他的总督哈加吉（al-Ḥajjāj ibn Yūsuf）袭击了麦加，造成伊本．祖拜尔败亡，也结束了这一场起义。哈加吉是阿卜杜勒─马立克的股肱之臣，在从伊拉克到伊朗的统治上都展现了优秀的能力，让伍麦亚王朝的统治得以安定，但因为他曾在卡巴圣坛上纵火，所以在伊斯兰史中饱受恶评。

阿卜杜勒─马立克的统治，正是中央集权的开始。他开始统一铸造刻上阿拉伯文字的金银货币，使用的公文也从希腊文、波斯文改为阿拉伯文。这时才是名符其实地转换为伊斯兰帝国的开始，而伊拉克也失去了迄今为止始终保持的独立地位。过去谈到伊拉克，主要城市就是库法和巴斯拉，不过这时候，新的城市瓦西特（Wasit）则成了大马士革直辖统治的据点。

第纳尔金币（dinar）　首次刻有阿拉伯文。

圆顶清真寺

这个时代开始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态，也为之后的阿拔斯王朝所继承。对于治理广土众民的帝国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作为阿卜杜勒─马立克统治的遗产、一直流传到今日的，就是黄金圆顶的“岩石清真寺”（Qubbat As-Sakhrah，通称圆顶清真寺）了。他之所以建造这座清真寺，是为了在伊斯兰的理论脉络当中，提高圣地耶路撒冷的地位（见页一六四该小节），而其背景乃是伊本．祖拜尔在麦加自称哈里发，持续与之对抗时，从叙利亚无法像平常一样去朝圣所致。为了部分满足想到圣地一访的信徒的愿望，于是伍麦亚王朝便将耶路撒冷建设为美丽的圣地。

◎伍麦亚王朝的落幕

伍麦亚王朝维持不到一个世纪就垮台了；自六六一年穆阿维亚设大马士革为首都起，一直到七五〇年被阿拔斯王朝推翻为止，在这九十年间，有十四代哈里发在此即位。

以世界史的标准来说，九十年绝对称不上长。之后的阿拔斯王朝就算最后沦为仅限于伊拉克一隅的地方政权，但在名目上仍然保有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主权，且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命脉。而以苏丹制政权称霸东西的鄂图曼帝国，自十三世纪末创建以后，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命脉长达六世纪。相较之下，尽管顶着“第一个伊斯兰王朝”的荣耀，伍麦亚王朝主要留给人的印象，却是它的短暂生涯。

从以汉志地区城邦之姿兴起的伊斯兰，到成为世界帝国，若我们仔细思考个中的转变过程，或许会将伍麦亚王朝定义为过渡期的政权。这个王朝以宛若丧服的“白”来作为自己的象征，是个实现了无比宏大征服事业的王朝。透过伍麦亚王朝的努力，伊斯兰世界方得以确保自我独立的地理空间，在统治制度上，也奠定了帝国的基础。

但是，伍麦亚王朝的统治，也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产生了根本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当中，有两点特别严重：一是环绕着伊斯兰本身产生了派系。这并不是神学论争所招致的结果，而是政治争端下的产物；特别是从正统哈里发的结束到伍麦亚王朝诞生为止的这段过程，更是派系诞生的渊薮。如我们在前章提及，阿里与穆阿维亚两造爆发锡芬之战，结果产生了“出走派”，而阿里的儿子胡笙遭到伍麦亚王朝的毒手，则造就了什叶派的茁壮。

另一项则是阿拉伯人优先政策所导致的宗教矛盾。伊斯兰乃是立基于“乌玛只有一个”的教义上，因此要将乌玛／伊斯兰共同体区分为阿拉伯与非阿拉伯人，这样的政策与伊斯兰有着根本上的矛盾。

不论是派系的发展或是阿拉伯人优先的政策，这些矛盾都和伍麦亚王朝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强调伍麦亚王朝不具正当性的派系思想，以及对不平等政策所抱持的不满，助长了革命运动，伍麦亚王朝的命运也因此突然告终。历史上常见的是，因为社会矛盾和不安的层层累积，统治结构逐步解体，使得政权逐渐走向终点。但对伍麦亚而言，则是革命一口气就断送了王朝的命。

◎来自东方的叛军

这场革命运动乃是源自东方。对于这场后来造就了阿拔斯王朝的运动，我们或许可以姑且称之为“阿拔斯家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秘密发展了将近二十年，最后才获致成功。

现在我们虽用“阿拔斯家”的名号来统称之，不过这场经过巧妙组织的革命运动，实际上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固有的名词来称呼。当初的宣传也是“我们呼吁从穆罕默德家族中，（选出）能令（所有）人满意的（领袖）”（也有一读为“令真主满意的人”）。

这里所讲的“穆罕默德家族”，指的是哈西姆家。伍麦亚家是古莱什族的支系，虽然和穆罕默德在系谱上有关，但与哈西姆家有别（若将系谱扩大解释，古莱什族全部都与穆罕默德同族）。但是，当时若提起哈西姆家，谁都不会想到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那一支。一般人提到哈西姆家时，指的就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与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所生的子孙，也就是以穆罕默德孙子所传的那一支为主。

之所以会尊崇这一支，是因为穆罕默德本人甚为疼爱自已的孩子与孙子，故此对信徒而言，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什叶派为人所熟知的特色便是，他们不仅尊崇穆罕默德的子孙，更主张应该从中选出乌玛的领袖。话虽如此，革命运动兴起时，什叶派还在形成期，因此对于该由哈西姆家的什么人来担任领袖，也就没有共识可言。事实上，伍麦亚时代中六八五年发生在库法的反乱，拥戴的就是阿里和另一个妻子郝拉（Hawla）所生的儿子。

“令所有人满意的领袖”这个口号，让听到的人都能对领袖产生自己的想像，不仅十分吸引人，同时也暧昧得恰到好处。阿里和法蒂玛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哈珊，一个是胡笙，认为应该尊奉两人子孙的声浪也一直都很大。阿拔斯王朝成立后，掌权者在他们编纂的官方历史中，塑造出“令人满意的人”指的就是阿拔斯家的形象，但这是后来才添补上去的内容。实际上，正是因为没能决定谁来当哈里发，所以革命才会成功。

革命运动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省（Khorasan）开始，不过究竟谁是主要推手，是移居到此的阿拉伯人，抑或是当地皈依于伊斯兰的波斯人，迄今史学家们依然争议不断。革命运动虽以“唤醒古兰经与圣训精神”为口号，但是如果按照“波斯人主导说”，这是对民族歧视待遇的反弹，也就意谓着对伍麦亚王朝阿拉伯人优先政策的反动。

一般认为革命运动是由库法的什叶派所挑起；什叶派虽想尊奉哈西姆家的领袖为乌玛之长，但他们的起义屡战屡败，所以究竟该推举谁为领袖，看法持续分裂下去。不过也正因此，才会想到革命成功之后再来选出领袖的方式。不管是谁想出来，能创出“令所有人满意的领袖”这个路线，堪称是天才的策略。

将这场革命运动在呼罗珊组织起来的核心领导是阿布．穆斯林（Muslim Abd al-Rahman ibn Muslim al-Khurasani）。他将对社会不满分子中有共鸣的人集结起来，同时在非穆斯林群众里宣教，敦促人们参与他的运动。于是，对民族歧视深觉反感的波斯籍穆斯林，或是赞成什叶派的阿拉伯人，纷纷投入这场反伍麦亚王朝的运动。

阿布．穆斯林在七四七年于梅尔夫附近起兵，迅速掌握了呼罗珊省全境，接着率革命军攻入伊拉克，更歼灭了伍麦亚王朝的军队。阿布．穆斯林在库法拥立阿拔斯家的阿布．阿拔斯（Abū al-ʻAbbās／Abul-Abbas），对之宣誓忠诚，阿拔斯王朝于是成立。翌年他们进攻大马士革，伍麦亚王朝的成员几乎被斩尽杀绝。之后，极少数逃过一劫者千里迢迢流亡西方，从北非渡海到欧洲，在安达鲁西亚重建政权，但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央地带，伍麦亚王朝的帝国已然彻底土崩瓦解。

阿布杜拉赫曼一世　伍麦亚王朝幸存成员，逃至北非躲避阿拔斯王朝的追杀。

“令所有人满意的领袖”并不是具有阿里和法蒂玛血脉的子孙，也非阿里和其他妻子所出，而是虽出于哈西姆家、却是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子孙，当得知这件事时，肯定有很多人感到惊愕，也有人会认为遭到背叛吧！阿布．穆斯林是阿拔斯能够掌权最大的功臣，因此被任命为呼罗珊省总督，但他依然难逃一般功臣常会面临的命运，在七七五年被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下令暗杀。

第一代哈里发被称为“萨法赫”（al-Saffāḥ，意为嗜血者），不过也有人将它解释为执行正义的“流血者”。事实上在追杀伍麦亚家残党时，确实流了很多人的血。而“萨法赫”又有注入水或液体之意，因此也有“降下”恩宠者之解。从阿布．阿拔斯开始，一幅新的统治者系谱就此展开。

◎马瓦里问题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谈谈革命的导火线——马瓦里（Mawālī，附庸者。马瓦里包含的范围很广，主要是指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人）问题。如果我们把“马瓦里”的不满视为阿拔斯王朝革命运动的原动力，那么它所创建的体制，便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终的解决之道，也让伊斯兰帝国巩固下来。

马瓦里问题简单说，就是对新的皈依者未能平等对待。这个词其实早在伊斯兰之前就已经出现，当时的意思是指“受保护者”。在麦加社会里将被解放的奴隶称之为马瓦里，虽不再归主家所有，但仍受其保护。同样地，按照这个制度，他们也不再与奴隶身分有关，而是受到契约的保护与保证。当伊斯兰进行征服事业后，各地开始陆续出现新皈依的信徒，于是阿拉伯人就利用这项保护制度，将新皈依的穆斯林认定为原本旧有穆斯林的马瓦里。这是伍麦亚王朝为了政治稳定，利用阿拉伯传统纽带所营造出的表里一体政策。

但不管是多么现实的制度，它仍旧违反了伊斯兰的教义。如同我们探讨过的，伍麦亚王朝给了非伊斯兰的各宗教庇护，并创建了将它们包含在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制度。伊斯兰虽在基本上将人视为一律平等，但仍会依所选择的宗教而有所区分。也就是说，人是共同体里的成员，但社会上的定位则依归属的宗教共同体而有所差异。依此教义，对人进行区分的最优先指标就是宗教，归属同一宗教者就有同等的待遇。

然而，伊斯兰既要和其他宗教共存，却又对自己教内那些新皈依的信徒，采取和先前穆斯林不平等的待遇，这无疑更加抵触了基本教义。伍麦亚王朝给予改信伊斯兰的人们马瓦里的地位，就会造成“次等穆斯林”，如此一来便不再只是认同问题而已。

马瓦里在税法上的待遇也很不利。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共存制，会从非伊斯兰教徒征收人头税，或是地租（kharāj）。相较于此，穆斯林虽要负担兵役，但在税金方面，则只有支付“天课”的义务而已。但是马瓦里无法得到穆斯林的待遇，还得被征收地租，也就是在信仰上虽属伊斯兰，但是税法上受到的是少数宗教的待遇。故此，革命运动会兴起实属当然。

阿拔斯王朝时代，只有信仰是法律上的分类指标，伊斯兰共同体中一体适用的是伊斯兰法。穆斯林不论是新加入者或旧有成员、无论是阿拉伯民族或非阿拉伯民族，都将得到同等的待遇。伊斯兰法律也是在这个前提下，逐渐创建起其体系。

阿拔斯王朝的繁荣

◎建设巴格达

初代哈里发的统治为时不长，七五四年时其兄曼苏尔（Abū Jaʻfar ʻAbd Allāh ibn Muḥammad al- Manṣūr）即位。在曼苏尔（原意为“被援助者、被赋予胜利者”）将近二十年的统治期间中，创建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体系。他排除了革命中立功的叔父与阿布．穆斯林，压制了革命的根基——什叶派势力，巩固了新体制。

在他所有的功绩中，最大的应该就属建设帝都巴格达了。很快地，这座新的都城将伊斯兰的贸易网络向四方伸展，带来了世界各地的交易品，以及东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也成为了新的伊斯兰文明中心。

曼苏尔在七六二年时下令建设新的都城；到了七六六年，这座圆形都城便以极其壮丽之姿，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阿拔斯王朝的版图

这座取代大马士革的新都城之所以建造在底格里斯河畔，是因为帝国的重心向东移的关系。从伍麦亚王朝末期到阿拔斯王朝初期，伊斯兰仍然持续着他们的征服事业。但西进的征服在伍麦亚王朝进入伊比利半岛、控制了安达鲁西亚之后，大致已到了极限。在普瓦捷战役被法兰克王国击败后，伊斯兰世界的西境就此底定，但是东进仍依然持续着。

在初代哈里发萨法赫短暂的统治期间，伊斯兰军曾经在中亚的塔拉斯河畔，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展开会战。他们在这战中获得胜利，而被俘虏的唐人士兵中有人懂得造纸，于是造纸术遂传入了伊斯兰世界。透过造纸技术的发展，伊斯兰世界编纂了大量的手抄本，从而产生出近代以前最蓬勃的书籍文化。

除了新征服的部分中亚与南亚土地之外，由于革命运动原本就是以呼罗珊为基础，因此呼罗珊军也成了阿拔斯军队的骨干。虽然以今日的地理来看，伊拉克属于阿拉伯一方，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的阿拉伯三角州（Shatt al-Arab）为界，其东便属于伊朗，不过当时的伊拉克仍然属于萨珊波斯的领域。波斯的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阿拉伯语称为Madain）大概就位于此处。这里是东西交通的要冲，巴格达会建筑在其西北方并非偶然。

曼苏尔下令建造的都城，正确位置到近年仍未能确知。巴格达在建城五世纪后，也就是十三世纪中叶蒙古来袭时，被彻底烧成灰烬。今日的巴格达是日后重建，但之后又遭受帖木儿王朝（Tīmūriyān‎）的破坏，于是第三度重建，早已没有阿拔斯王朝时巴格达的样貌。

因此历史研究上，对圆形都城的正确位置曾有几种说法。过去被认为是定论的位置，后来知道有些微的错位。最近伊斯兰建筑史研究者深见奈绪子，利用卫星照相GIS（地理信息系统），找出了正确的位置。

根据这项研究得知，这座名为Madīna al-Salām，意即“平安之都”的圆形新都城，大致位于今日巴格达西半部。

◎巨大的圆形都城

这座都城为直径长达二点三五公里的圆形，有三层城墙防护，由上往下俯瞰，会呈现三道同心圆的形状。这里除了政府机构外，还设有哈里发家族、官僚以及高阶军官的宅邸。最里面的一圈是直径长达一点八公里的圆形广场，其中心是哈里发的宫殿，因为它拥有黄金制的大门，所以又被称为“金宫”。金宫紧邻着中央清真寺而建，宫殿的绿色圆顶，象征着哈里发的声威笼罩四方。圆顶高达三十七公尺，正下方即为宝座。

清真寺与共同体首长的住所并立，承继着穆罕默德时期流传下来伊斯兰共同体的特质，但与质朴的麦地那时代对照，如今壮丽的建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内圆广场里，还有亲卫队的驻屯所。将君主坐镇的都城建成圆形，据说是源自于伊朗的传统。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也是呈有些倾斜的椭圆状。

谈到伊斯兰城市，就会联想起中央清真寺和附近的市场（sūq）。但是这个新都城虽然一开始内侧也有市场，不过之后就基于治安的理由被外移了。包含人们的住居在内，圆的外侧也逐渐城市化，享受成为东西贸易要冲而带来的繁荣。

圆形都城巴格达　被河流和水路所环绕的平安之都。依《岩波伊斯兰辞典》制成。

由巴格达出了东边的呼罗珊门，朝东走就是呼罗珊；沿着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往南下则是巴斯拉，北上则可到摩苏尔（Mosūl）、拉嘎（Ar-Raqqah）等主要城市，特别是北方还有丰饶的谷仓（al-Jazira）地区。位于这样的交通要冲，粮食安定供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毕竟巴格达很快就发展成巨大的都市，光由近郊提供粮食已然不足。

曼苏尔的统治是透过由都城往四方延伸的街道、以及称为驿递制的情报蒐集系统，将各地的动静置于眼皮底下。不只是总督或法官等的动静，就连各地基本物资的物价也会直接上报给哈里发。当然，有意图谋反的人，其一举一动也会被蒐集起来。因为在掌握王权前饱尝种种艰辛，所以曼苏尔据说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国家财政安定，也是他很大的政绩。

◎巴尔马克家的繁盛

尽管阿拔斯王朝初期并未确立父子相传的规定，但从结果来说，曼苏尔还是很顺利地将权力移转给儿子马赫迪（al-Mahdī）。“马赫迪”意即受引导者，这个称号很有什叶派的精神，但也有对阿里一族怀柔的意涵。事实上，和父亲曼苏尔不同，马赫迪很顾及什叶派的想法，也曾厚赠阿里的后代，并招待他们到宫里。

在巴格达的宫殿里，名为“书记”的官僚和哈里发的随从组织愈来愈庞大，他们的权限和影响力也随之伸张。侍卫长称为哈吉布（ḥājib），统率以解放奴隶为主的侍从。侍卫长能面见哈里发，可见权力之大。

在官僚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尔马克家（Barmakīyān）。巴尔马克家是出自呼罗珊地区的波斯后裔，后来随着阿拔斯革命运动而西迁；他们在阿拔斯王朝中，堪称为股肱之臣。巴尔马克家的祖先原是在佛教城市瑙巴赫尔（Nawbahār；位于现今的阿富汗）担任总管（阿拉伯语为Barmak，巴尔马克），故因而得名。

巴尔马克家的叶海亚（Yaḥyā）因为得到哈里发的信任，在宫廷中获得重用。马赫迪有两个儿子，分别名叫穆萨（Abu Abdullah Musa ibn Mahdi al-Hadi）与哈伦（Hārūn al-Rashīd），巴尔马克家的叶海亚担任哈伦的教养导师。理所当然地，宫廷中君主和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像一般家庭里父子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此对哈伦来说，叶海亚的角色犹如自己的父亲一般。

马赫迪后来在一次狩猎中丧生，儿子穆萨即位后，称号为“哈迪”（al-Hādī，意为引导者）。哈迪和军人关系很亲近。尽管官僚和侍从在巴格达宫廷内的势力日增，但是帝国的基本还是在军事力量。军人们在需要大军驻屯的地方，特别是呼罗珊和亚美尼亚等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和首都的官僚群对抗。这些握有军权者自视为帝国的守护者，不过因为军饷还是由中央的政府机构来发放，所以两者之间自然会关系紧张。

以军人为基础的哈迪，不只对环绕在父亲身边的官僚与侍从们进行压制，还下令逮捕巴尔马克家的叶海亚。而且，他还放弃了厚遇阿里子孙的政策。此举招致阿里一族的反弹，导致在麦地那出现了小型叛乱。尽管这场乱事很快被镇压，不过逃离的阿里族人伊德里斯（Idris）来到遥远西端的马格里布（现今的摩洛哥），创建了伊德里斯王朝。

不过，巴尔马克家与叶海亚身陷的这种困局，随着哈迪仅仅在位一年一个月就离世，一下子便烟消云散。叶海亚养育的哈伦即位成为哈里发，官僚们的权力也旋即复苏。

哈迪为何会突然死亡，详情并不清楚；极有可能是因为王朝权力斗争，在就寝时遭到杀害。如果说哈迪是军人派，那接着继位的哈伦可称为文人派。哈迪上位后军人派得势，为了巩固权力的基础，所以对王朝公认的继承者、也就是文人派的哈伦多所排斥；如果哈迪活得够久，那可能就没有哈伦主政的机会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哈迪是因为和自己的母亲关系交恶，所以才丢了性命。他的母亲当然也就是前哈里发的妻子，而且深受宠爱；这位叫做海兹兰（Khayzuran）的女子在丈夫还在世时，就已经在宫廷内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这和个人的特质也有关，不过从穆罕默德时代起，女性具有影响力的实例便不胜枚举，所以这倒也不令人讶异。但是哈迪即位后，就将自己的母亲排除在政治核心外。这也因此惹怒了海兹兰，导致自己性命不保。不论手段为何，从种种情境证据来看，海兹兰很难撇清嫌疑。

哈迪一死，巴尔马克家的叶海亚就获得释放，同时哈伦也立刻即位为新任哈里发。军方势力对这一迅速的动作来不及因应，而军方原本想拥立的哈迪之子也遭到逮捕。海兹兰则一直到三年后过世为止，在政治上都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巴尔马克家因为拥立新哈里发登基有功，所以独占了哈伦统治期间的权力，叶海亚、弟弟穆罕默德，还有叶海亚的两个儿子，都长期享受荣华富贵。文人势力的胜利，意谓着官僚在中央政府的统治当中居于上风；阿拔斯王朝虽然从一开始就很中央集权，但此时集权程度则是更上一层。

◎突如其来的厄运

不过，巴尔马克家仍然逃不掉悲剧的下场。哈伦在七八六年即位，并在七九四年将国政全部委任给巴尔马克家，然而到了八〇三年，他却突然整肃起巴尔马克家，不只将形同亲生父亲的叶海亚，还有他的儿子法德勒（al-Fadl）关入牢中，还处决了自己的盟友、也是叶海亚的另一个儿子贾法尔（Ja’far）。一度位极人臣的巴尔马克家，瞬间失去了一切。

离这个时代稍晚出生的塔巴里（al-Ṭabarī；八三九至九二三年），是伊斯兰世界里第一位以编年史方式撰写历史的史家，留下了一部大部头的史书《历代先知与君王史》（History of the Prophets and Kings）；凡谈及伊斯兰史时最先会被举出的史料，就是这一本史书。书中提到了贾法尔的临终——当时，哈伦命令一名叫做曼苏尔的宦官去拘提贾法尔。曼苏尔来到贾法尔宅邸时，正巧有位盲人歌手阿布．札卡吟唱了一段这样的歌词：“劝君莫远行，死之将至，有勇年少亦然。到来之时或为夜，或为晨。”曼苏尔对贾法说道：“为求汝（死），故我前来。真主在上，此事将于今夜降临。请往信士的指挥官（哈里发）处。”贾法尔瞬时慌了手脚。不久，拘提了贾法尔的曼苏尔回到哈伦处，到他寝室报告。哈伦说：“取他颈上人头来。”贾法尔的哀求终究落空，遭到斩首。翌日他的头、手、足被曝置在三座桥上。

一代宠臣的下场如此，当真是令人惊恐。当时的阿拔斯王朝是巨大的伊斯兰帝国，而哈里发的亲信巴尔马克家，也是帝国的实际掌权者；但，他们却在一夕之间突然失势。究竟哈里发和这家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虽然当时的人们和后世的研究者都非常关心，但始终没找到真相。有一说是哈伦因为贾法尔常和自己的妹妹阿拔萨朝夕相处，所以准备以让两人成婚，以便可以长相厮守；不料当他正要这样做的时候，两人却已私下结为夫妇，还珠胎暗结，令哈里发勃然大怒。这种说法并无证据，当作故事来看很有意思。

阿拔斯王朝的系谱

不过为了这种小事就自毁权力基础，要说哈里发会如此昏愚，实在不太合理。反而是弱冠（生年虽众说纷纭，但大约二十岁）即位的哈里发渐渐对统治娴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所以将可能成为阻碍的家臣加以排除，这样的看法还比较有理。巴尔马克家的弄权虽然也曾引起各种叛乱，但这一家族因为是文官，无军事力量支持资源，所以未能充分对应，这也是被指出的事实之一。故此，为了酬庸镇压叛乱的功绩，军方的势力又再度复活。哈伦倚赖的不只有官僚，他选择了平衡官僚、侍从、军人三种力量，来掌控自己的权力。

也有看法认为，对先知的子孙阿里一族，主张厚待的巴尔马克家与反对的哈伦形成对立。还有人认为哈伦是在关于下任哈里发的继任问题上，与巴尔马克家意见相左。有关继承问题，不论是哪个王朝、哪个帝国，都会引起严重对立。哈伦想把帝国一分为二给两个儿子，实际执政的巴尔马克家想当然耳，会持反对的意见。

说到底，当时在继承上也没有一定的法规。从正统哈里发时代到伍麦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帝国，一直是古莱什族出身者握有统治权；但古莱什族在伊斯兰登场前从未握有王权，也未有传位长子的规定。毕竟部族的首领必须要有能力，单单只是以血统来决定领导权传承，并不符合集团全体的利益。

实际上正统哈里发也非一脉传承，伍麦亚王朝十四代中父传子位也只有四次；阿拔斯王朝到十世纪结束前有二十五代哈里发，但子继父位的也不过五次。其他还有兄弟、叔侄的传位，甚至还有侄传位给叔。继承制度不能确立，也就代表会因此产生权力斗争。

且不管原因为何，哈里发哈伦终究是排除了跋扈的近臣，将实权握在自己手里。

◎哈伦．拉希德

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统治时期，大致可说是一段平稳安和的时代；若从巨大帝国享受着繁荣这点来看，它则堪称是最好的黄金时代。哈伦是《一千零一夜》里为人所熟知的主要人物。他被视为英明的君主，在伊斯兰世界里，是位长期得到庶民爱戴的哈里发。

《一千零一夜》有很多哈伦出场的故事片段，例如在第二八五夜里，哈伦微服来到市井：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某个夜里失眠得厉害，于是找来了巴尔马克家的宰相贾法尔，对他说：“我胸闷得厉害，今晚想到巴格达的街上遛遛，探查探查民情；就让咱们顺便乔装成商人的样子，以免市民里有谁识破我们的身分。”宰相回道：“遵命。”于是这几位高贵的大人，便脱掉了身上穿的锦衣华服，打扮成商人。这几位高贵的大人，包括了哈里发、贾法尔，还有斩首官玛斯尔。他们四处闲晃，不断变换路径，最后来到了底格里斯河畔。就在这时，他们忽然见到一个老人，蹲在小舟里面……（前嶋信次译，东洋文库）

《一千零一夜》不是书写的文学作品，而是说书人以讲古方式传述的口传作品。我们不难想像，传述了几个世纪后，听得津津乐道的后世人们，对哈伦会有多么亲近的感觉。随哈伦微服出巡的贾法尔，或是斩首官，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听了信以为真，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贾法尔被斩首，还在桥上曝尸示众，也都出现在故事中）。

以名君著称的哈伦，其形象是不是真正吻合历史上的面貌，这点还有待商榷。不过哈伦身为统治者，其行动确实是想要塑造哈里发的良好形象，而毋庸置疑地，他也成功达到了目的。例如在史书中写到，他每隔一年就会出兵征讨拜占庭帝国，或是率众朝圣，被视为是个尽责的“信士们的指挥官”。

“拉希德”这个称号意指“被正确引导者”，从他对宿敌拜占庭彻底实行“持剑的吉哈德”这点来看，他确实不枉自己所获得的这个称号。但是哈伦对征讨拜占庭帝国这项具有宗教、历史意义的使命，究竟有多少出自真心则仍值得怀疑。当时还没有职业军人，大多数士兵奔赴沙场，乃是基于信士的义务。故此，领导十万大军与拜占庭对阵，并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借机宣传哈里发的正当性，这样的效果还来得大些。当然从统治者的行为来看，不管目的是什么，这种政策都称得上是高招。

此外，哈伦对诗人、文人与艺术家，是非常宽大且慷慨的赞助者。这些人当然也会在作品中对他大大地赞扬，而受到他重用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会对他怀抱好感。

话说回来，君主保护艺术家，就繁荣文化这一点来说确实很有意义。当然，若我们想到这些在优雅文采下孕育而生的华丽作品，扣除了外表的修饰之后，其实就只是一些对君主的阿谀与拍马屁，那么恐怕也会有点兴致索然吧！只是，美丽的诗文不久后就会成为文化上的公共财。文艺作品会成为不论是贵族抑或是庶民都能享受的文化，而君主们一掷千金盖出来的清真寺，也是人人都能使用的公共财，更一路传承到现代，成为所谓的“世界遗产”。就这层意义来看，保护艺术或建筑，都是堪称美善之事，而君主因此名声远播，也绝非坏事。

◎给哈里发的建言

整体来说，哈伦统治的时代，足以被称誉为古典伊斯兰帝国最辉煌璀璨的时期。到哈伦为止历任三朝的大法官阿布．尤苏福（Abū Yūsuf，七三一至七八九年），曾经撰文写下什么是理想的哈里发。

这是应哈伦的要求呈上的《税书》的序文。这本书是伊斯兰法中有关税制的法学著作，在建构税制的法学理论上具有极重要的分量，而这篇序文也可以说，是第一篇对伊斯兰政治思想史进行完整归纳的文章。

其中阿布．尤苏福说：

信士的指挥官呀（对哈伦的呼吁），真主——让我们赞颂祂——交付你伟大的任务。（正确执法之际）报酬会是更伟大的报酬；（但倘若迁延过时）责罚会是更严厉的责罚。换言之，整个乌玛（伊斯兰共同体）的前途，都托付在你的手上。因此无论是睡是醒，你都要为了广大的众人而致力建设。真主将他们视为你的责任，将他们交付给你，透过他们来对你进行试炼，并把和他们有关的各种事项，也委任给你。建筑若是造在虔信以外的基础上，那就无法持久，真主必会从基础拉倒建筑，让它坍坏在建造的人身上。所以，你不可失去真主交付给你的乌玛还有臣民的大小事。在真主应许之下，力量存于实践之中。今天的事切不可延宕到明日……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里明确地点出了乌玛的最高领导人为哈里发。我在本书中提过，穆罕默德为了整合宗教、社会还有政治，于是订下了“乌玛”应有的形式，但却没有任何根据显示，他曾经想过要把乌玛当成一种帝国的教义，让它顺理成章地一路传承下去。事实上，在伊斯兰已然成长为巨大帝国的这个时刻，确认乌玛应有的样貌，乃是意义重大之事。

内战与帝国的蜕变

◎兄弟阋墙

前面提过，哈伦曾有过将帝国平均分给两个儿子的构想，想来是要回避自己身后可能会发生的政争；但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们立刻产生严重的对立。

首先是兄长以“阿敏”（Amīn，意即诚实、正直之人）的称号即位；穆罕默德在获得先知之名以前，也曾被人冠以同样的称呼。“Amīn”意指“可信赖者”，源自于动词“得到安全”。诚实的人因为诚意让人有安全感，所以称之为“Amīn”。继位的哈里发是他的弟弟，称号为“马蒙”（Ma’mūn），是来自“得到安全”的被动形态，意为“获得安全的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离“安全”却差得非常之远，帝国一下子就陷入内战当中。

阿敏在八〇九年继位，命自己的弟弟为呼罗珊的总督。但两人在呼罗珊租税的处理问题上起了争执，于是弟弟便在在八一一年自称为马蒙，宣告即位为哈里发。两个哈里发并列，让人们想起过去曾发生的第一次内乱，感到惴惴不安。马蒙派遣的军队对巴格达进行围攻，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巴格达的庶民们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

阿敏在八一三年巴格达被攻陷时，遭到逮捕并被处以极刑。这对帝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从此哈里发的地位便开始一路下滑。更愚蠢的是，推翻了兄长，成了名符其实的哈里发之后，马蒙居然想从位于东方边境的呼罗珊来统治整个帝国。这个决定完全违反了地缘政治的原理，因此阿拔斯家的其他人与都城的人们都反对；但是当时呼罗珊出身的马蒙心腹们握有权力，他们才是实质决定这项政策的人。马蒙在取得胜利后，理当迅速回到巴格达；当他最后因为国内纷争难以收十，终于决定返回都城时，已经是八一九年的事，但其间造成的损害已经难以估计。

不过在内战结束后，帝国又重归繁华。虽然长期来看，这场内战可说是帝国迈向解体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不过帝国依然处于黄金时代。之后，马蒙还导入了希腊文化，尝试确立“国教”，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之事，我们将留待下一章再探讨。

◎奴隶军人的起用

另一个兄弟在马蒙死后继任了哈里发，但他在纷争期间也创建了自己的军队，那是以所谓“奴隶军人”为主体的军队。他引进非穆斯林外族青少年，以奴隶军的名义加以训练，组织为优秀的近卫军队。马蒙时代的末期，据说他已拥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的兵力。这些人的出身通常被称作“突厥裔”，但其实并不只是突厥奴隶，当中也有自由民。总之重要的是，这是一支直属于统治者，而非一般社会福斯的军队。八三三年他即位为哈里发，称号为穆阿台绥姆（al-Mu'tasim，意为“执着于真主旨意者”）。

英国研究者修．肯尼迪（Hugh Kennedy）对穆阿台绥姆的功绩，评价为堪与阿拔斯王朝革命匹敌。不过，相较于阿拔斯革命为了推翻旧体制而开创新王朝，穆阿台绥姆革命的目的，则是在于延续阿拔斯王朝的命脉。他不仅利用奴隶军人创设了新的军队，还对在军务厅登记有名的阿拉伯兵士薪俸制度（Ata’）磨刀霍霍。这原是第二代正统哈里发欧玛尔所创，并一路延续至此，结果遭到了废除。原本所有成年男性信士只要接获命令，都必须成为战士，结果这一原则，在此刻变成以职业军人为主，确实是极大的改变。

不过这样的变化，是否真是复兴阿拔斯王朝的革命？引进“奴隶军人”的作法，之后在伊斯兰的各个王朝广为盛行，最后在埃及，甚至创建起由这些奴隶军人掌握王权的马木路克王朝（Dawla al-Mamālīk，一二五〇年至一五一七年）。阿拔斯王朝的时代，主要是集结可以立刻派上火线的军人，但到了马木路克王朝，则是采取买下青少年奴隶、实施优质的教育，并在解放其地位之后，因应其才能，各自安排他们出任军人或官僚的制度。这个做法相较于仰赖血统或谱系，采行的是一种彻底的能力主义，也确实具有合理性。特别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与蒙古西征上，王朝因此提供了足以与之对抗的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优先培养男子军事能力的统治方式，也造就了与原本伊斯兰不同的男性为尊的社会。

如本书中所呈现的，在初期伊斯兰社会里，女性相当活跃。此外伊斯兰社会大半都是农村，在男女都下田的地区，看不到之后在城市里产生的男女区别，而女性的生活也远远自由许多。军事主义优先强化了男性为尊的局面，或许该说是功过相半吧！

◎迁都萨迈拉

穆阿台绥姆的时代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由于新的军队与巴格达市民间产生对立，因此为了回避冲突，他在萨迈拉（Sāmarrāʾ）创建了新的都城。

新都的名字叫作“苏拉．曼．拉”（见者欢喜之意），显然是取自原地名“萨迈拉”的谐音。从城市的结构来看，虽然它没有巴格达的圆形都城那样崭新，不过这座方形的城市里，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清真寺，还有一座螺旋状的叫拜塔，究其风格，其实非常的美索不达米亚。

伊本．图伦清真寺　独特造型的叫拜塔，在开罗旧市区更加显眼。

螺旋型的尖塔，模仿的是古代巴比伦所设置的“金字体神塔”；若说这座神塔的外型像是圣经里提到的巴别塔，应该就想像得出它的样子。这个造型的叫拜塔除了萨迈拉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类似的案例。真要说的话，就只有在开罗勉强有另一座类似的叫拜塔；那是由实质掌握埃及的君主伊本．图伦（ibn Tulun）在中央大清真寺旁边建造的附属建筑。

萨迈拉在八三六年到八九二年间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图伦王朝（al-Tūlūnīyūn）在那个时代虽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宗主权，不过同时也维持着独立地位。开罗旧市区中的伊本．图伦清真寺现在被当成遗迹，几乎无人在此礼拜。那里是笔者喜欢的伊斯兰建筑之一，年轻时常常造访，在广阔的中庭里漫步沉思。每当看到螺旋型的尖塔，我就不禁有种感觉，仿佛自己不只隔着时空和古都萨迈拉彼此相连，还更进一步上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令人感慨万千。

萨迈拉时期在穆阿台绥姆之后，一直到两代后的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 ʻAlā Allāh Jaʻfar ibn al-Muʻtasim；在位期间八四七至八六一年）为止，算是比较平稳的时代。但之后都城便陷入纷乱，军人甚至能够任意操控哈里发。

在日本研究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人清水和裕先生，认为以穆阿台绥姆的军事改革为分水岭，之后的阿拔斯王朝便迈入解体期；针对此后的伊拉克社会发展，他也写了一本相当优秀的研究著作。根据他的说法，直属哈里发个人的常备军之所以出现，是和土地及租税有关的国家制度的变化并行发展起来的。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伊斯兰式的土地所有理论被建构起来。在麦地那国家随着征服事业，开始帝国化的初期阶段，土地制度与租税渐渐形成某种原则，之后历经一段时间，又混杂了征服地区原有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制度，逐渐被实践并加以体系化。等进入阿拔斯王朝后，原则上作为战利品所获得的土地皆归乌玛，确立了国家支配土地、征收地租的制度。要充实国库，地租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哈伦时代，包括巴格达在内的沙瓦得地区（al-Sawād，意思是黑色土地，位于伊拉克中西部）的总收入当中，曾经有过地租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五的纪录。

但是穆阿台绥姆之后的时代，土地逐渐变成私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军事分封开垦制度”（iqtā`）；依据这种制度，不只是哈里发有权针对军人和官僚的土地进行征税，军人也得到了可以在自己支配的地区当中，对别人的私有地征税的权利，伊斯兰帝国也因此加速瓦解。

不过帝国权力的式微，并不意谓着伊斯兰社会的衰退。若将国家和社会分开来看的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到第十代穆塔瓦基勒的这个时期，反而可以说是伊斯兰社会抵抗王朝权力、加以反击的时代。

第七章吉哈德与融合的帝国

圣纪节　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图为马来西亚逊尼派穆斯林的2013年圣纪节游行。

国家与社会的龃龉

◎吉哈德的三个面向

在“持剑的吉哈德”所创造出的帝国及其版图的笼罩下，伊斯兰社会逐渐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社会究竟该由谁来代表？或者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本章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穆罕默德以整合宗教和社会为目标；或者可以说，是要创建一个在各种层面上，都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但在此同时，为了让穆罕默德的领导能够普及社会各个领域，结果伊斯兰在“宗教”的内在本质上，和其他许多地区所谓的“宗教”，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好比说，伊斯兰鼓励从事商业，拥护获取正当的利益。利益被认为是真主的恩泽而获得认可，人们好好赚钱、好好花钱，更被视为是种值得鼓励的行为。

古兰经在一开头就大大赞扬笃信的信士，说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之后又说“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黄牛章．第三节）。散财和信仰、礼拜并列，被认为是值得奖励的事情，这点堪称是非常伊斯兰的特征。

这种背景不用说，自然也与麦加的商业社会有关，不过也正因有这样的过程，让伊斯兰的教义中包含了很多世俗的事项。是故，所谓宗教与社会的统合，其实也就是透过具有俗世色彩的伊斯兰教义，来建构一个受其统御的社会。

社会机能中也包含了政治与军事。在穆罕默德时代，尽管政治与军事颇受重视，但对政治的考量与军事的必要性，却从未胜于对宗教与社会的重视。但是到了伊斯兰共同体创建、麦地那政府统一阿拉伯半岛后，这时就又多了一个考量面向，那就是拥有领域的国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与拜占庭帝国以及萨珊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

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叛乱中，后继者阿布．巴克尔亲自指挥叛教战争，而后又一头栽进与两大帝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大战当中。新生的伊斯兰社会，为了生存与自我的确立，于是迈入了政治军事优先的时代。军事上的成功产生了伊斯兰征服事业，而伊斯兰世界也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存在。

吉哈德有几个面向；本书中以“内在的吉哈德”、“社会的吉哈德”及“持剑的吉哈德”来说明。伊斯兰军队在赴战时，将士为信仰舍身，那就是基于“内在的吉哈德”而打开“持剑的吉哈德”。但是对统御军事的统治者而言，“持剑的吉哈德”指的是对外战争、也就是征服事业，而这样的事业有时候可以基于政治或是经济目的而为之；换言之，就是在俗世中进行伊斯兰的战斗。

反之，将士若是以战利品为主要目的参与战争，那么结果也算是世俗之事。对此，统治者若以伊斯兰的目的动员将士，而以战利品当成动员用的“糖”（糖与鞭子的糖），那对他们来说，仍是基于宗教意义发动的吉哈德。

如果信仰求的是正义，却脱离与社会秩序的平衡，那将会是件危险的事。在第三、第四代正统哈里发时，严重的内乱就足以证明。为此，支持伍麦亚王朝的人才会赞成让军事附属在政治之下。持剑的吉哈德成为统治者与国家的专属事项，再不是信士可以随意发动。信士们能自由地启动的，就是“内在的吉哈德”与“社会的吉哈德”。

◎伊斯兰社会的中坚

笔者认为，针对第一次内乱的反省，还有内乱造成的负面遗产——也就是派系问题，在伊斯兰世界里产生了以国家为优先的趋向，而“宗教与社会的统合”这项伊斯兰的根本原则，也稍微向政治优先的天平倾斜。刚成立的帝国，必须要健全行政制度，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由权力者来支配乌玛，也因此对伍麦亚王朝，会抱持着容忍的态度。

不过也有和政治较无关联，只是继承穆罕默德所传“立足于伊斯兰的社会”这一原则的弟子们。像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夏，虽然有一段时间也参与政治，但得到的结论是建构伊斯兰社会，靠的不是政治。尽管在“骆驼之战”中，阿伊夏也投身战事，但之后她便成了“麦地那的宣教士”，专心致力于推广穆罕默德的言行。

吉哈德在内心与社会的实践层次上，是一种构筑社会的方法；而持剑的吉哈德也与许多社会制度相关联，被整合在伊斯兰社会的教义当中。这样的社会要如何来运作呢？对继承穆罕默德的领导者而言，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当中，最优先的就是古兰经及其解释，其次就是从古兰经或穆罕默德的语录中引出的“法律知识”。

伊斯兰是“命令的体系”，所以若是把体系当成一种律法向信士昭告，那么就算没有国家或权力的介入，他们也会自动遵循。乌玛是依法而自律地运作，这就是原则。当然违法的人不管在什么社会里都存在，这时就有必要透过军队或警察（shurṭa）维持治安，并确立裁罚的制度，而这也是为什么要有国家和统治者的理由。但是还要有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除了尽到对外防御、对内维持治安的责任外，还要能够遵循伊斯兰法，让乌玛能自律地生存。

A“平衡杆上的乌里玛”、B“作为中介斡旋者的乌里玛”　乌里玛处于统治者与一般信士之间。

穆罕默德的直传弟子还有再传弟子都有一项认识，那就是自己正是乌玛的领导者。随着伍麦亚王朝的创建，以及接下来阿拔斯王朝的创建，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应运而生；然而，纵使他们在统治权上代表了乌玛，但在法律知识上却并不代表乌玛——继承法律知识者是这样理解的。在宫殿里偷偷摸摸喝着酒的，绝对成不了体现伊斯兰教义的人。

不久，这群智识的领导者以法学者为中心，形成一个名为“乌里玛”（ulamā，宗教学者）的社会集团；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乃是和王朝权力绝缘、站在非公家立场上的“私人”。他们或者经商、或者靠工匠技能谋生。哈纳菲法学派（Ḥanafī）的开山祖师阿布．哈尼法（Abū Ḥanīfa、六九九至七六七年）就是个丝绸商人。

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对讨好当权者或是受其驾驭感到厌恶。据说阿布．哈尼法就是因为拒绝阿拔斯王朝要他担任法官（qāḍī）的要求而死于狱中。他的弟子阿布．尤苏福拗不过第三代哈里发马赫迪之请，担任了大法官。我在前一章当中，也引用过他在献给第五代哈里发哈伦的《税书》当中所写的序文。这一次任命，可以说是当权者与法学者彼此和解的开始。

由法学者的角度来看，统治者也是乌玛的一部分，因此学者若担负着乌玛智识的领导权，那么像对待一般信士一样，他们对统治者也该提出建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担任官职才对。但是在这个时代，国家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依然持续，因此学者若是社会上乌玛的代表，那么掌权者就是将王朝存亡看得比乌玛更优先、屡屡按照己意行事的一群人。

◎马蒙的统治与高压式神学

当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打开“异端审问”（miḥna）时，这种掌权者与学者之间的对立遂来到了关键时刻。伊斯兰的历史即使在制度上，也几乎看不到在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异端审问。之所以如此，最大的理由在于，伊斯兰社会没有如圣职者、教会或大公会议等独占宗教的权威。要审查正统或异端，必须要有审查权威才行。就这层意义来看，异端审问是极为例外的事态。

将马蒙所启用的“miḥna”称为异端审问，其实多少有点犹豫。确实就功能来看，它和基督宗教的异端审问类似。但是，马蒙的这一套审问方式本身就是异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伊斯兰当中，不只没有用制度来断定是正统或是异端的习惯或方法，而马蒙欲以正统来强制学者或全体社会接受的教义，也受到社会上的抗拒，甚至被排斥。

马蒙想强加在伊斯兰世界头上的宗教思想，深受希腊哲学所影响。首先我们必须理解，马蒙是有组织地在引进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的文化。这种古典希腊文化，乃是哲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等诸多科学与思想汇流而成。另一方面，虽然称之为希腊文化，但其源头并不只单纯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受拜占庭帝国所禁压的希腊系文化，在波斯仍得以留存，也有些被带进了伊斯兰帝国。

马蒙集结了优秀的学者，奖励他们从希腊文和叙利亚文进行翻译；以现代的方式来解释，就像是实施尖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在透过翻译传播文化这点上，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是人类史上两大翻译运动之一，其规模与品质丝毫不逊于佛典的汉译。这项翻译运动对后来伊斯兰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伊斯兰世界也广受赞扬与好评。这应该算得上是马蒙的“功绩”。

天文学家　为了知道麦加的方位，因此天文学特别发达。16世纪抄本的插画。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

然而，问题在于神学。伊斯兰的整体架构是透过“朗诵的古兰经”，以听觉所鼓动的想像，来让信仰变得更加虔敬。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透过一套合乎逻辑的论述，来探索神和宇宙。然而，当引进希腊哲学与逻辑学之后，自然会引发某些人用理性去思考教义。这种具备高度体系化的最早神学，被称为穆尔太齐赖学派（al-Muʿtazilah）。

这个名称原来的意义是“从中间撤出者”。有人说这个词源是学派最初期的领袖从自己无法赞成的论争中退出，但只从名称应该想像不到思想内容为何。这个学派试图站在合理的思考方式上，来解释伊斯兰的教义。

马蒙对这个学派颇有共鸣，于是便将他们立为阿拔斯王朝的官定学派；对于反抗的人，则以哈里发的权威与权力迫使他们依从。然而问题在于，有几个关于教义的说法颇具争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古兰经受造论”。

概略来说，穆尔太齐赖派主要的看法就是，古兰经虽起之于神，但非亘古永久的神谕。一般的穆斯林因为被教导说“古兰经就是神说的话”，所以对个中内容总是照单全收，但穆尔太齐赖学派却是以希腊的逻辑来探讨神以及神所说的话。如此一来，创造世界的真主固然永垂不朽，但是“真主永恒的神谕”居然在真主以外也是亘古永存，那么就有两个永恒的存在，这很明显就是违反一神教的教义。而且，古兰经乃为人所传诵、书写在纸上、或阅读或聆听的事物，因此很难让人认为会是永恒之物。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古兰经是在这个人世中所创造出来的。穆尔太齐赖学派以为这么一来就不会产生矛盾，而哈里发马蒙也接受了这项说法。

◎学者的抗拒

之后主流的伊斯兰神学都否定穆尔太齐赖学派，他们的想法是：神和关于“幽玄”的一切事物，说到底都不是能够议论或合理化的对象。因为古兰经是圣典与先知的教谕，所以若说它是永恒不变的神谕，那它就是永恒无误；这就是占大多数主流派的立场。只是主流派也认为，古兰经即使是神谕，但书写下来的纸和文字，以及朗诵的声音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恒久的神谕随着日常，在世间漂来漂去。

无论是哪一方，细看之下都包含了相当复杂的论点，但若真要从哪一方比较合理易懂来判断的话，那就是穆尔太齐赖学派。可是宗教毕竟不是道理。古兰经主张的是，神的语言被传达到人间，乃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只有明了古兰经超凡言语的人才能理解，而能够领受奇迹的，就只有穆斯林而已。故此，就一般的信士、或是从庶民感觉来说的话，援引希腊哲学来挑起对这件事的议论，反而才是搞不清楚状况。

马蒙命令展开异端审问的时候，已经是在他晚年时，但这项命令一直延续到后面两代的哈里发都还在执行。异端审问对不同意古兰经创造说的学者们施以严酷镇压，不同意的话就会被剥夺法官的资格，连审判时都不能够担任证人，甚至还施以鞭刑。受到镇压的代表人物，就是汉巴利法学派（Ḥanbalīyah）的祖师伊本．汉巴利（Ibn Ḥanbal；七八〇至八五五年）。汉巴利执拗主张应当依循的不是来自异国的道理，而是古兰经和先知的话。他不仅让自成一派的法学兴盛，同时也是圣训（Ḥadīth，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的编纂者之一。因为依循的不是道理，而是记录先知言行的圣训，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圣训之民”。

尽管受到严酷的镇压，伊本．汉巴利等人依然不屈不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乃是在持续传述伊斯兰的正信，并抵抗王朝的不当行为；故此他们的行为，也堪称是一种“言论上的吉哈德”才对。

因为穆尔太齐赖学派的看法广义来说也是古兰经的一种解释，所以其见解照理说，并不是全然没有转圜余地。但是，他们明确将逻辑与理性的思考方式放在比古兰经更高的地位上，这在他们所持的正义论当中也屡见不鲜。由于真主的名讳之一为“正义者”，穆尔太齐赖学派因此主张，这个世上的不义理应不是真主所创造，而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按照这种说法，人们应当要先自我判断正义为何物，再来解释古兰经的章句。

在一般信士的感觉中，古兰经既是“真主对正义与行善的敕命”，那么神就是正义者。而同样地，古兰经既是“依循真主的大愿所创造之物”，那么世间的所有一切就都是神的行迹所致。看到什么以为不义，那是人的感觉，不该为此拿一堆长篇大论来纠缠不休。正因一般信士感觉如此，所以在他们看来，重点并不在于对古兰经章节的解释有何差异，而是在于古兰经与道理哪个更该优先。伊本．汉巴利的主张之所以有力，也正是因为得到怀抱质朴信仰的一般信士支持所致。

异端审问大约持续了十六年，到了穆塔瓦基勒时期才被废止。穆塔瓦基勒会断然废止审问，应该是他觉得这在政策上毫无意义的缘故；况且再这样继续下去，破坏政权的正当性也不是良策。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的拉锯间，社会获得了最后胜利。在这种状况下，乌里玛可说确立了其身为伊斯兰护法者的地位，而从此也再没有施行过异端审问了。

穆尔太齐赖学派不仅失去了官定学派的宝座，以神学学派来说也已无法独立存续。取而代之的主流派是艾什尔里（Ash‘arī）学派。这个学派的祖师艾什尔里（八七三年至九三五年）原本属于穆尔太齐赖学派，不过在某天思考的时候却产生了转变；他选择了整合的方式，以希腊哲学与逻辑的思考法来拥护古兰经的教义。这个学派所以能占优势，正是因其将两种思维合一的立场所致。

优秀的科学和知识的汇流，乃是无法抗拒的时代趋势，而这也是想吸收、融合先前诸文明，并创造崭新文明的伊斯兰所无法回避的一条路。但在此同时，如果伊斯兰社会抛弃了自己立足的信条，那社会与文明也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艾什尔里选择将两者整合的中庸之道，也算是搭上了时代潮流之所趋。

严格来说，伊本．汉巴利之类重视传承的学派，和艾什尔里之类主张统合传承与理性的学派，两者之间的想法是有很大隔阂的；但这两者秉持着拥护古兰经的大原则，携手而形成了主流派。

另一方面，穆尔太齐赖学派虽然失去作为独立学派的影响力，但其思想继续在什叶派当中获得发展。他们所强调的“神的正义”，化为派遣伊玛目为人类领导者的“神的正义”，支持着什叶派的思想。这一点和企盼有伊玛目的什叶派一般信士的心情吻合，让他们合理的思考找到了延续的道路。就这层意义来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庸之道。

国际网络的创建

◎发达的海上贸易

从八世纪中叶起的将近两个世纪，是阿拔斯王朝的繁荣期，也是新的国际贸易网络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势下，东起中国、西至地中海的广大范围，都在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网络下紧密串连起来。不只如此，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日益扩张，从北非经撒哈拉沙漠南下的贸易网络也得以发展，几乎整片“旧大陆”，都在这样的网络当中彼此相连成形。

国际交易的网络　摘自家岛彦一《从海域看历史——链接印度洋与地中海的交流史》。

虽然有点语带夸张，不过若说“世界”乃是因地球上各个区域产生国际性串连而成形，那么它最初的雏型，就是得自于阿拔斯王朝时期成形的世界贸易网络。在下一个阶段中，“世界”则因为蒙古对欧亚大陆近乎全面性的统合而得以发展，最后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称霸，遂形成包含新大陆在内、我们今天所见的“世界”样貌。故此，促成这种“世界”大幅发展的最早推手，正是伊斯兰帝国。

家岛彦一先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成立与国际商业——以国际商业网络的变动为中心论之》（岩波书店，一九九一年）这部作品中，对八至十世纪间，伊斯兰帝国在国际网络发展上的贡献做出了实证性的论述。其中的内容从学术上来看，远较欧美的研究领先许多。当时的日本，选择了从非欧洲中心的角度来建构世界史，而这个重要的选择也提升了对海域世界在知识层面上的关心；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家岛先生的论述也贡献良多。阿拔斯王朝将原本属于萨珊波斯交易圈的印度洋海域，与属于拜占庭帝国交易圈的地中海海域加以整合，从而创建起连贯东西的广大海域世界与交易网络。想要大量且有效率地把物产运输到远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船只航行的海上通路，又因为有正确的季风知识与航海术，新的交易网络才能够繁荣。

阿拉伯帆船　装有三角帆的木造帆船。顺着季风，活跃于古今东西贸易场上。

之后，家岛先生在他堪称毕生之集大成的《从海域看历史——链接印度洋与地中海的交流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六年）当中，又透过细密的史料研究与广泛的实地调查，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实证性论述。在一般的理解中，西亚是三个大陆（亚洲、非洲与欧洲）的链接点，因此自古以来便发展其城市文明与流通经济，但是家岛先生说，这种理解方式，其实欠缺了来自海域的视野。简单说，所谓三大陆接点这种看法，其实是源自“陆域”的视野，但西亚在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洋与地中海这两个相异海域的交会点。

如第一章所详述，麦加的古莱什族之所以能以经商起家，是因为透过商队贸易将叙利亚与也门链接起来，另一方面，他们的商业也透过印度洋交易和地中海串连起来。确实，当我们从“文明的十字路口”这个角度来看西亚时，参照陆海双方的视野，便是极为必要之事。

将这两片海域串连起来的关键，乃是以波斯湾、还有红海为两大轴心形成的交易网络；在伍麦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前期，以这两大轴心将这两片海域整合起来，进而发展成大型的国际贸易网络。

◎交易中心巴格达

在前面的篇章中，我已经描述过阿拔斯王朝所创建的“平安之都”巴格达，在第五代哈里发哈伦与第七代哈里发马蒙的时代，极尽繁荣的景象，而巴格达繁荣的基础，就在于它身为国际交易网络中心的地位。这个网络就算在相隔遥远的地区，乃是处于实质独立的割据王朝控制下，但其机能依然不会改变。例如哈伦的时代，在突尼斯便有阿格拉布王朝（Aghlabid dynasty）割据自立；但这些王朝即便在政治还有缴税权上独立，都还是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权，也依然持续着经济的交流。

伊斯兰城市里定有市场（suq）　也门首都沙那的旧市街。作者摄影。

常有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城市性质的文明”。过去，欧洲曾经误以为伊斯兰就是“沙漠的宗教”，但近年来，他们也已经不再抱持着因为干燥绿洲地区的背景，所以就把伊斯兰当成“游牧民族的宗教”这种肤浅的看法了。事实上，伊斯兰乃是在麦加、麦地那等城市里诞生、茁壮，而其教义也相当适合城市地区的脉络。即便是帝国形成后，伊斯兰国家仍在各地继续发展城市，于是伊斯兰的城市特质，也因此变得愈发洗练。若说伍麦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城市，乃是在巨大交易圈创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特别是在帝都巴格达，其发展更是巨大且显著。巴格达的市场一开始原本是设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圆形都城内，但后来因为治安考量的缘故，被搬移到位在都城南侧郊外的卡尔赫（Karkh）地区。这里聚集着经营远距贸易的大商人，还有中小型商店经营者、仓储业者、货币汇兑业者、市场搬运工、工匠等，此外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与掮客，让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伊斯兰城市的市场里，贩卖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变的特色。

不只卡尔赫区，在巴格达境内还散布着林林总总的大小市场。贵金属、装饰品、谷物水果等食品、香料和药物、衣料和布、书籍与文具等，都在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着进行贩卖；来自各地的人们熙来攘往，不知有多么生气蓬勃。除了这些以外，这当中也存在着贩卖奴隶的市场。这里不只是人来人往，也有家畜的交易市场，背上驮满商品的骆驼和驴子，更是司空见惯的景象。

细密画作中的浴场　15世纪的抄本长篇叙事诗《哈木撒》的插画。伊斯兰大力推广清洁与社交。大英图书馆藏。

之后，首都有一段时间迁到萨迈拉，然后再迁回巴格达；在这时期，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地区开始发展成市区。底格里斯河、运河还有向四方延展的街道，都为这个地区成为交易网络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阿拔斯王朝和处处以阿拉伯人为优先的伍麦亚王朝不同，因为各个民族的皈依者都在伊斯兰教义下获得了统合，因此建构了一个不论出身，只要是有优秀才能与技艺的人都能共同参与的社会，这也对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至于信奉伊斯兰以外宗教的人们，像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教徒等，这些人们都在对非主流宗教兼容并蓄的大框架中，找到自己一展长才之处；特别是商业领域，更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场所。除此之外，以医师或官僚身分侍奉君王的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为数也甚多。更进一步说，像是什叶派等各派系的人员，也都利用自己宗派的网络，来让自己的经商事业更加繁盛。相较于对其他宗教宽容的态度，伊斯兰对自己内部的派系其实相当严厉，不过经济活动方面倒不在此限。

在建设巴格达的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的时代，巴格达据说有三万座清真寺，还有一万间浴场。关于伊斯兰城市的规模，常常会用“清真寺和浴场”来衡量。伊斯兰律法重视清洁，因此处处都得设有可供沐浴的公共浴场。清真寺则是每逢周五就要举行聚众礼拜，礼拜前的沐浴被尊为是“先知的习惯”。据说在巴格达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第五代哈里发哈伦到第七代哈里发马蒙的时代（七八六至八三三年）中，整座城市有多达三十万座清真寺，还有六万间浴场。

假设每间浴场的工作人员（烧热水、提水、收垃圾、监视等）需要五个人的话，光这样也有三十万人从事这一行。巴格达最鼎盛的时期，人口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左右。这个人口数较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还有唐朝的长安都来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农业与科学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使得人口往城市集中，也就产生对粮食的需求。因为从邻近地区运送来仍供不应求，所以必须从远地输入粮食，结果使得交易更加发达。巴格达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握有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谷仓地带、中部的黑土地区（沙瓦得）等物产丰饶农业地区的缘故。

巴格达的人口到达一百五十万时，伊拉克其他城市，如征服事业初期所建设的巴斯拉、库法，或是伍麦亚王朝所建设的瓦西特等，应该也都拥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从伊拉克到波斯湾附近的城市人口约四、五百万人，如果将农村地带的人口算在内，估计应该超过一千万人。

能够供给这么多人口粮食，尽管也有从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输入小麦的交易网络之功，不过基本上还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业产能，因为技术创新而提高之故。这些创新既有灌溉技术方面的改良，也有新品种农作物的引进；迄今为止原本有些时期，土地必须休耕，不过伊斯兰引进了在这些时期可以栽培的作物，并加以改良品种后更进一步推广。

伊斯兰也从印度等地广泛引进热带、亚热带的食用植物；这些植物之后陆续扩散到北非，不久更到达欧洲。因此，很多来自伊斯兰地区的植物还有它的阿拉伯文名称也随之进入欧洲，之后再传到日本。很多我们原以为是“舶来”的植物，实际上是伊斯兰帝国广为传播到世界上的植物，举例来说，像是柑橘类的柠檬、橘子，或是香蕉、番红花等不胜枚举。现在以新潮水果之姿，在日本各大店面中独领风骚的芒果，其实也是从印度透过当时的伊斯兰帝国东传的。又，我们对西餐里的米饭称之为“rice”，词源也是来自于阿拉伯语（ruzz）。热带产的稻作及其名称，都是经由伊斯兰世界传到欧洲。鼎盛期的巴格达吃的不是小麦，而是高粱和稻米做成的“面包”。

＊表：起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

不只农业技术领域，伊斯兰帝国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也都成为新文明培养皿，让科学得以发扬光大。第七代哈里发马蒙，大量将科学与哲学的文献翻译成阿拉伯文；伊斯兰由此吸收了各家的科学，进而发展出独有的伊斯兰科学。国际交易网络促进了文化交流，知识与科学得以流通，巴格达和其他城市遂成为科学的中心。

数学也在巴格达发展起来。流传至今最久远的代数学书籍，是八〇三年由花拉子米（al-Khwārizmī）所写成，其中记载了二次方程序的解法。他活着的时间，大约是阿拔斯王朝第十代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在位时。顺道一提，花拉子米的名字，后来以演算法（algorithm）这个词汇，一直流传到现代。尽管伊斯兰科学对数学的贡献出乎意料地不为人所知，但光从计算时用的数字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便可清楚窥知其影响。

哲学与各项科学的阿拉伯语化，是将原本已经被视为“古兰经的语言”、占据特别地位的阿拉伯语，加以千锤百炼，成为一种文明媒介的历程。阿拉伯语不只是宗教、法律、行政上的共通语，更成为科学上的共通语，这对国际网络而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即便在帝国衰退后，阿拉伯语的地位依然巩固。

伊斯兰世界的形成

◎融合的帝国

八世纪中叶开始的两个世纪，是阿拔斯王朝最为繁荣的时期；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如此荣景，不只要归功于国际商业网络，或立足于斯的大海域世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正是在这个时代确切成形。

我们在第六章提过，从伍麦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的更迭，意谓着阿拉伯人统治的伊斯兰政权，转换为更加普世性的伊斯兰帝国。伍麦亚王朝将征服土地上皈依伊斯兰的其他民族称为“马瓦里”，让他们在类似受阿拉伯穆斯林庇护的情况下加入乌玛；如此一来，这些人就变成了“次级穆斯林”，而对此产生的不满，也就变成了推翻伍麦亚王朝的能量之一。

相对于此，阿拔斯王朝则贯彻对所有穆斯林，都平等视之为乌玛成员的原则。当然，这种教义的基础早在麦地那时期，也就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到正统哈里发时代就已经加以奠立；但是在帝国成立的过程中，阿拉伯血缘被视为优先，从而让这种教义受到动摇。另一方面，在伍麦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前期，针对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奠立下来的伊斯兰究竟为何，也产生了论战；这些论战的内容，到了这个时期也都逐渐地有体系起来。就这一层意义来看，穆斯林皆地位平等，乌玛成为超越民族、人种、语言的共同体，将这样的概念应用在整个社会、并将之广泛传播开来的，正是阿拔斯王朝。

我们也可以从人口当中宗教所占比例的结构来观察这点。伍麦亚王朝时的人民几乎都不是穆斯林，特别是在初期，穆斯林指的就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他们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菁英。尽管在制度上，“少数宗教放弃主权并纳税，换取伊斯兰国家保证其信仰自由与自治权”这样的体系已经奠定下来，但只要政治上的“少数”仍旧占人口大多数，那帝国就得不到安定，且须时时准备因应来自被统治阶级的叛乱。

正因如此，伍麦亚王朝不断要求自己的属民皈依伊斯兰，但这些人依旧对“次级穆斯林”的待遇有所不满。这种情况到了阿拔斯王朝时代得到化解，居民的伊斯兰化进展更快；到了十世纪左右，大部分的民众都成了穆斯林。透过将皈依的人们视为“同胞”加以整合，帝国的统治得以安定下来。另一方面，维持自治的少数宗教在人口上既已不构成威胁，那么便可以将他们视为“受庇护的人民”，纳入整体的安全保障架构当中，从而形成共荣共存的状态。

正如前面所看见的一样，繁荣的经济让商机与能力主义得以发展，各种出身的人们也都参与其中；甚至在帝国的官僚机构当中，也都贯彻了这样的机能。是故，所谓伊斯兰世界，其实可以定义为“运用伊斯兰体系的所有地方”。为了让伊斯兰体系能够发挥功用，就得先有肩负起主体架构的穆斯林才行。他们在形成多数派的同时，为了实践宗教共存的体系，也会包容吸纳少数宗教的人员；而这个体系的象征，正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大多数地方王朝在阿拔斯王朝衰弱后，仍然承认哈里发的宗主权；对此，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些人对哈里发所象征的伊斯兰体系有所依存。这个体系不仅提供了律法和负责司法的法学者，同时也提供了人们应当依循法律的教义，从而赋予统治者一种正当性。因此尽管丧失实权，阿拔斯王朝仍旧一直维系自己的命脉，直到十三世纪被蒙古所灭。透过这样的过程，乌玛的意识深入到各地，创建了伊斯兰世界往东西发展的基础。这个教义即使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依旧作为伊斯兰的价值观，在很多地区持续绵延下去。

换句话说，阿拔斯王朝成功地将伊斯兰融合的教义，创建为世界帝国的实践性教义；而这项实践性的教义，就是创建起社会、政治空间，也就是帝国版图的“持剑的吉哈德”。但总体来看，持剑的吉哈德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建设将宗教、社会整合的乌玛所采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在之后伊斯兰化的东非与东南亚，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它在这些地方并没有透过事军事上的征服，而是借着商业网络来逐渐渗透深化。这也表示，一旦伊斯兰体系创建后，用来推广这个体系的帝国，就不见得那么必要了。

◎皈依与伊斯兰化的进展

过去关于伊斯兰历史有种普遍的看法，那就是随着伊斯兰的征服事业，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风行草偃，随之而大举皈依；简单来说，就是在伍麦亚王朝时，各地民众的伊斯兰化已经有显著的进展。这种看法，和自古以来欧洲抱持的“伊斯兰是靠着剑来流传”这种普遍观点，有其相似的一面。根据这种说法，各地居民大量皈依的理由，其实是为了逃避人头税（jizyah）所致。

但，随着之后研究的进展，我们发现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快速且大量的皈依情况发生。以伊朗来说，当地居民有一半以上皈依伊斯兰，就花了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皈依的速度依地区而有差异，并非全然一致。

叙利亚等地因为在伊斯兰之前就有阿拉伯人居住，所以接受的速度应该比其他地方来得快。但另一方面，伊斯兰虽然是借由阿拉伯籍的穆斯林所传播，但是他们一开始是和当地居民分开居住的。之所以如此，虽然有军事上的理由，不过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从阿拉伯半岛移居的人们，想尽可能居住在地理条件接近故乡的环境中之故。他们之所以在征服事业初期，在伊拉克建设了库法和巴斯拉这样的城镇，就是因为进驻北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水土不服、身体疲惫，所以有必要为他们建造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们看到伊斯兰军击溃萨珊波斯，还将拜占庭帝国的势力由叙利亚、埃及及北非驱逐出去，想必会直觉认定他们是勇勐果敢的战士。但他们一样也是父母生养的凡人，对气候、风土、还有食物的变化适应不来。好比说“耐热”，干燥地带的热和闷热完全不同。阿拉伯半岛虽然热，但干燥，而伊拉克和波斯湾沿岸却不然，那里湿气高，完全是另外一种酷热。

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出生在巴格达，很多人都认为他与巴格达的繁荣密不可分，但是他本人似乎不是很喜欢当地的气候，或许也正因这个理由，称巴格达为蒸汽浴。所以哈伦常常出征拜占庭的领土或是朝圣，总是转徙于帝国各地。

言归正传，皈依在征服事业之后，推进的速度便趋缓。假使为了逃税而产生大量皈依者是错误的说法，那么皈依速度放缓的理由何在？就算速度趋缓，皈依的大势依然不可逆转。一旦居民被伊斯兰化，这些地方就不会再有改信其他宗教的可能。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统治与基督宗教开始布教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仍然几乎不受影响，就可知道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推动皈依的要因并非只有一个，毫无疑问也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理由。加入统治者的宗教，就能成为多数派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皈依成为穆斯林的人们能获得平等对待，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皈依能够在税制上获得不同的待遇，也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伊斯兰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觑。新的文明因为伊斯兰帝国而得以创建。从西亚到地中海海域，伊斯兰文明成为最先进的文明，受到吸引的大有人在。

不只是伊斯兰帝国的核心地区，在安达鲁西亚（伊斯兰统治下的伊比利半岛），即使是在没有皈依的基督教徒当中，也出现了与伊斯兰文化同化、称为“莫札拉布”（Mozarab，指阿拉伯化的人）的人群。九世纪的某位神父，就对年轻人热中学习阿拉伯语诗句、却对拉丁语不屑一顾的状况，留下了感叹的记录。

至于宗教上的理由，更是理所当然。移居各地的穆斯林，以及皈依的穆斯林本身，都把伊斯兰的宣教（da'wah，原意为“呼唤”）当成是自己的重责大任，以各种方式进行布教。

在这点上，“出走派”以及什叶派等各派系也都相当热心。在阿拔斯王朝革命之际，革命运动不只针对呼罗珊地方既有的穆斯林，也相当努力争取新皈依的人民；不过在此同时，各派系为了伸张势力，也都相当热中于在远离中央权力的土地上，开拓新的信士族群，而新皈依的人们，也往往会受到这些派系所深深吸引。所以伊斯兰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见得只是随着正统教义而传播开来的。

伊斯兰化的进展（以伊朗为例）　根据里察．巴雷特（Richard Barrett）所著《中世期改宗伊斯兰——计量历史研究》（1979年）制作。

◎乌里玛的兴起

正如本章开端所述，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为了强行推广自己支持的教义，设置了异端审问；这样的制度一共持续了三代，但在乌里玛的强烈抵抗下，最后哈里发遭到了败北。而在这个过程中，乌里玛也以新兴社群之姿崛起。他们的繁盛，与皈依者的日益扩张也有密切关联。

为了继承穆罕默德的教诲，拥有宗教和法学知识的人们相互交流，于是便形成了乌里玛社群。而对乌里玛的需求之所以大幅增加，究其原因之一，便是皈依穆斯林的数量彻底增长之故。简单说，在新皈依的信士当中，有很多人为了学习这个新加入的宗教而热中于找寻教师，因此乌里玛不只需求增长，其社会地位也日益强化。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部分解释伊斯兰知识的体系化。比方说，伊拉克过去曾是萨珊波斯的根据地，所以在这里有很多波斯裔的皈依者；这些学养很高的波斯裔皈依者，凡事都要问“此事的原因为何”，因此当地发展出来的法学派，相当偏重于演绎式的议论。这和麦地那发展出来的法学派，一味偏重于继承穆罕默德时代惯例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对比。

皈依者及其子弟相当热中于新宗教，因此在乌里玛社群中，他们明显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其中最能呈现这点的就是圣训学。在圣训学者当中，包含了许多新皈依信士的子孙。

记载先知言行的圣训，是对穆罕默德的行为、发言，以及他对弟子们的许诺所做的记录；就伊斯兰典范而言，它仅次于古兰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自伍麦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初期，有很多伪造的圣训流传于世。之所以如此，种种理由不一而足：比方说伍麦亚王朝因为遭到种种批判，所以为了正当化自身地位，就伪造出种种先知称赞伍麦亚家的圣训；相对地，什叶派则是广为传播先知称赞阿里家的圣训。不只如此，还有些说书人为了赚钱，也会自己编造圣训。乌里玛为了辨识真伪，于是积极发展圣训学。

他们将如何判断圣训可信与否的学问加以体系化，针对圣训的传述者、内容，以及传承的来龙去脉，进行仔细的衡量与辨别。巴格达是这门学问的中心。今天为多数派所认可的六本主要圣训集，都是在九世纪后半到十世纪初期完成。在这当中，权威最高的，莫过于《布哈里圣训》了。布哈里（al-Bukhari，八七〇年逝世）蒐集了一百万条圣训，从中辨别出七千多条真正的先知圣训。从他的名字可以判断出，他是“出身布哈拉的人”，所以是一位中亚出身的波斯裔学者。

《布哈里圣训》　这一版（2000年）记载着由布哈里到现代，共十九代子弟相传。

布哈里的祖先在中亚遭伊斯兰军征服的时候成为俘虏，到了儿子一代皈依伊斯兰，成为总督朱费（al Juʿfī）底下的毛拉（Mawlā，受庇护者，“马瓦里”的单数形式），再到了曾孙这代，便成为著名的圣训学者。尽管在这三代之间，他们家族已经相当地阿拉伯化，但一名波斯裔人士，竟能成为仅次于古兰经的阿拉伯语典范（圣训）权威，而且还是整个伊斯兰史公认圣训学的顶峰，这点实在令人惊异。

这点在清楚展现了伊斯兰社会的整合能力之余，也呈现了乌里玛这个社会阶层，单以知识能力为基准、征募优秀成员的能力。乌里玛在漫长的历史中，集合了许多农村或城市底层的“神童”，并为他们提供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管道。

第八章帝国的终结与伊斯兰的和平

蒙古军攻陷巴格达　14世纪抄本《史集》的插画。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庞大帝国的分解

◎法蒂玛王朝的挑战

统治广大的版图、实质创建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王朝，到了十世纪中叶以后，也陆续从内部开始瓦解。不只如此，在它的外部也是危机丛生；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法蒂玛王朝的挑战。法蒂玛王朝在九六九年征服埃及之后，便开始对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巴格达虎视眈眈。

“法蒂玛”无需赘述，正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么女，嫁给了穆罕默德的堂弟、也是第四代哈里发阿里，因此穆罕默德的子孙就是这两个人的血脉。法蒂玛王朝从名字显示，他们正是属于法蒂玛与阿里的这一支（不过，他们当时曾自称是“阿里王朝”）。

简单说，他们是属于什叶派，而且还是其中堪称激进的伊斯玛仪里派（Ismā`īlīyah）。在提及阿拔斯革命的时候，我们曾经约略地介绍过什叶派；什叶派原本是一群对阿里本人和他的家族抱持共鸣的人们，后来随着各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屡屡遭到背叛，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与历史观。

一开始，阿里的支持者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相信阿里才是最适当的后继者。但很可惜，伊斯兰却选出阿布．巴克尔担任第一代哈里发。毕竟阿里当时忙于穆罕默德的丧礼，无暇参与继任者角逐，且在诸位长老中还算是年轻一辈，所以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不满也并未浮出水面；而当阿里终于成为第四代哈里发时，想来支持者也都会感到满足才对。

但是阿里的统治却是战乱不断，最后连他自己也死于另一个派系——“出走派”的刀下。阿里的儿子哈珊为了避免纷争，容许穆阿维亚创建伍麦亚王朝。历史上论及哈里发时，曾提及哈珊有半年担任第五代哈里发（之后让位给穆阿维亚），但并未有实际的统治权。哈珊的弟弟胡笙得到不满伍麦亚的群众所拥戴，曾试图起兵推翻伍麦亚，但最后在卡尔巴拉被伍麦亚王朝的军队所歼灭。这就是六八〇年“卡尔巴拉的悲剧”，巨大的冲击也催生了什叶派。

虽说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哈珊、胡笙继阿里之后开创了“阿里王朝”，那或许就不会有什叶派诞生了。什叶派之所以集结，不只是因为奉阿里家族为领导者，他们在现实上屡屡遭到背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卡尔巴拉事件之后，什叶派对该奉谁为伊玛目意见分歧。而想出方法解决分歧、促使革命成功的，则是阿拔斯革命的领袖。他们打着“令所有人满意的领袖”为口号，统整了反叛军，最后推翻了伍麦亚王朝。但当革命成功、结果揭晓之后，哈里发竟不是由阿里家的人上位，而是阿拔斯家族的子孙；什叶派再度被政治的现实所背叛。

之后让什叶派运动走向成功的，是拥戴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后裔的人们，这就是创建了法蒂玛王朝的伊斯玛仪里派。原本的教义中指出，伊斯玛仪（或者他的子嗣）是救世主马赫迪，到最后审判日之前都不会现身，但是自称是伊斯玛仪子嗣的人们，还是主张伊玛目的位子应该在这家族当中，代代相传下去。

他们的领袖成为法蒂玛王朝第一代哈里发，自己冠上了马赫迪（受引导者）的称号；而其传教士一开始则是在距离帝国核心巴格达很远的地区集结支持者，并进一步扩大组织。他们的传教在今天的突尼斯尤其成功。在这里有征服北非的乌葛巴所建设的城市盖拉万；而在距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海岸地带，他们又建设了一座名叫马赫迪耶（al-Mahdiya）的要塞城市。

马赫迪耶城门

这个名字意为“马赫迪的城镇”，笔者造访此地时，对它善用地形与要塞形成险要的做法大感佩服。伸展到海上的小半岛入口以牢固的城墙防堵，只有内侧开关的城门可以容许进出；但整体而言规模很小，当被帝国的大军从海路包围时也无法支撑太久。因此，这座要塞城市毋宁说是一个出击据点还比较恰当。法蒂玛王朝从这里起兵，推翻了阿格拉布王朝，征服了突尼斯，接着更挥军东进，进一步征服了埃及。

◎建设新都开罗

指挥征服军的是一位名叫贾乌哈尔（Jawhar）、出身奴隶的军人。征服埃及后，法蒂玛王朝第四代哈里发立刻东迁，此时开罗也被建设为新都。自从被伊斯兰征服以来，埃及的首都一直都在今日的开罗一带，但在迄今为止的都城北方建设起名为“开罗”的新都，则是法蒂玛王朝的功绩。开罗原意为“胜利者”（al-Qāhira）的谐音，命名为“胜利之都”，充分显示出法蒂玛王朝剑指伊斯兰帝国中央的霸气。

城墙依然留存的开罗旧市街　祖威拉门（Bab al-Zuwela）与清真寺的叫拜塔。

这座开罗城建造不久后，就与位在南边、过去曾为首都的福斯塔特（al-Fusṭāṭ）及嘎塔伊（al-Qaṭā’i‘）合并，被众人称为“伊斯兰的开罗”（Madinat al-Qahirah，即今开罗的旧市街）；不过当年环绕开罗的方形城墙，其部分至今仍然残存，因此很清楚知道当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法蒂玛王朝所建的开罗有贯穿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大道，离交叉点不远处有大清真寺与宫殿。由于两座宫殿乃是挟着大道而建，因此大道也被称为“两宫殿之间”（baina Qasrain）。北侧的那瑟尔门（Bab al-Nasr，胜利门）和南侧的祖威拉门（Bab al-Zuwela）至今依然矗立。笔者曾在离祖威拉门徒步五分钟的地方生活两年，总会忆起当时通过这道门，漫步在如今已成为市场的大道上的种种景象。

大清真寺被命名为“艾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 Mosque），现在依然伫立在十世纪时创建的原地。在法蒂玛王朝时，它是重要的学术机构，之后也作为伊斯兰学术的核心地点之一，持续发展下去。“艾资哈尔”意为百花缭乱的最高级形容词，不过法蒂玛王朝在这里使用的是阴性名词（Zahrā）；这也充分展现出法蒂玛王朝的特色。

艾资哈尔清真寺　新都开罗里盖有新的中央清真寺。

法蒂玛王朝的威势很快就扩展开来，占有了伊斯兰帝国将近一半的版图。他们最盛期的版图以埃及为中心，西到今日的阿尔及利亚、南至北苏丹、东至叙利亚、汉志地区。不只是两座圣城，连红海的贸易网络都在法蒂玛王朝的支配之下。

◎哈里发的鼎立

从法蒂玛王朝自称“哈里发”这点，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阿拔斯王朝权威的挑战。

其他各个王朝即使实质上独立于阿拔斯王朝，仍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宗主权，并甘居于哈里发权威下的地方统治者身分；但法蒂玛王朝却自诩为统率乌玛的哈里发，欲取阿拔斯王朝而代之。

令阿拔斯王朝感到头痛的是，受到这项举动的诱发，连远在安达鲁西亚的后伍麦亚王朝也称自己是“哈里发”。后伍麦亚王朝是被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伍麦亚家残党千里迢迢逃往西方，最后在七五六年于伊比利半岛振兴起的王朝。因为同属逊尼派，所以他们坚守先知的继承者（哈里发）只能有一位的原则，一直使用“埃米尔”（Amīr）的称号。

哈里发制的鼎立

埃米尔意为“指挥官”，有时是用来指称哈里发直接任命的指挥官，不过有时也会用来当作地方王朝君主的称号。但是到了九一〇年法蒂玛王朝自称哈里发之后，后伍麦亚王朝便觉得，埃米尔的位阶实在是太低了；毕竟他们本就是伍麦亚王朝哈里发的后代，自称哈里发也并无不妥。于是到了九二九年，后伍麦亚王朝也自命为哈里发。自此约有一个世纪，形成三位哈里发鼎立之局面，而当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建都于开罗之后，这样的鼎立状态终于压迫到阿拔斯王朝。

巴格达、开罗、哥多华都有哈里发的大位，此一事态既是前所未闻，也令多数的穆斯林不知所从；就连法学家和神学家在谈论政治理论时，也同样感到相当困惑。

十一世纪非常活跃的神学家阿部都—噶西尔．巴格达迪（Abd al-Qāhir al-Baghdādī，一〇三八年逝世），在他所著的《教派之书》（Kitāb al-farq bayn al-firaq）一书中，曾经论及乌玛的元首人数问题；他主张“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元首”，但也留有余地——“当两国间隔着海（距离太远），彼此无法派遣援军的情况下，则允许各立元首”。这段论述是为了让后伍麦亚王朝哈里发的地位合理化。这里的“海”指的当然是地中海。加上巴格达迪是逊尼派的学者，更不可能承认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他认为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是僭称。

◎什叶派王朝的终结

到了一〇三一年时，阿拔斯王朝终于获得了一个或许可称得上是喘息的契机。在安达鲁西亚，自八世纪中叶一直绵延不绝的后伍麦亚王朝灭亡，于是遂进入了小国林立的乱世。尽管远在西方的后伍麦亚王朝在军事上不足以对巴格达造成威胁，但在正当性这点上，因为同为逊尼派，所以还是会造成挑战；故此，他们的灭亡对阿拔斯王朝来说，堪称是一件幸事。

至于法蒂玛王朝的威胁，则在接下来的好一段岁月中仍然持续不辍。法蒂玛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富饶的埃及为据点，具有强大的威势，再加上红海两端链接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在贸易上也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但在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失去了巴勒斯坦，到了十二世纪以后，更随着宫廷内争与军阀争斗，而进一步地衰弱下去。

法蒂玛王朝最后被来自叙利亚的“维齐尔”（宰相）萨拉丁（Ṣalāḥ ad-Dīn Yūsuf ibn Ayyūb）掌握实权；一一七一年末代哈里发逝世后，王朝遂画上休止符。萨拉丁后来开创了自己的王朝——埃宥比王朝（Ayyubid dynasty）。

萨拉丁属于逊尼派，故这个改变意谓着什叶派最强的王朝已然殒落，同时也意谓着什叶派伊斯玛仪里派的最盛期已经结束。之后伊斯玛仪里派一直到今日，都没能再重返主流派之列。

我们回顾历史，从九〇九年到一一七七年的法蒂玛王朝，特别是在它的最盛期——也就是十世纪后半到十一世纪，伊斯玛仪里派的霸权堪称无远弗届。包含其他分支在内，什叶派的影响力能扩展到这么广大的时代，也是绝无仅有。

法蒂玛王朝的优势，在于他们的领袖为阿里与法蒂玛的后代。什叶派既然主张这两人的血脉才最适合当领袖，同时他们也一直对在政治现实上受人背叛感到耿耿于怀，那么领袖若能在现实上握有权力，对什叶派应是最理想的状态才对。然而，当伊玛目的统治只沦为单纯的强权支配时，优势就成了弱点。法蒂玛王朝的末期正是如此。而伊斯玛仪里派之所以衰退，这也是原因之一。

什叶派伊玛目的系谱

取而代之成为什叶派主流的，是被称作十二伊玛目的派系。如其名所示，他们所承认的伊玛目共有十二位。伊斯玛仪里派尊奉虽然被指名为第七代伊玛目、但不幸早逝的伊斯玛仪和他的子孙，但十二伊玛目派则是在伊斯玛仪死后，尊其弟穆萨（al-Imām Mūsá al-Kāẓim ibn Ja`far al-Ṣādiq）为实质的第七代伊玛目。之后又经过了五代的传承，到第十二代伊玛目时进入隐遁（ghayba）的状态，亦即虽然在世，可是却不见其踪。十二伊玛目派的信条认为，最后的伊玛目终将在末日前再度现身。

领导者的轮替在十二人之后宣告终结，这种理论，虽有伊玛目悬缺的弱点，但因为实际上没有伊玛目，却具有作为理想形象的伊玛目，得以和现实权力的堕落切割的优点。这和伊斯玛仪里派的长处和弱点刚好相反。

十二伊玛目派在什叶派中逐渐茁壮，十六世纪初创建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s），在伊朗将这个派系认定为官方学派，此后它便在中东的一隅深深扎下根来。除了在伊朗、阿塞拜疆等地成为多数派以外，即便是在伊拉克（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后），它也已经占了过半的人口，一直持续至今。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后世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放回法蒂玛王朝灭亡的十二世纪。

◎蒙古西征

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对阿拔斯王朝来讲确实是个佳音，但虽说威胁已除，已然势弱的阿拔斯王朝并未因此重振。不过从十世纪以降，阿拔斯王朝因为拥有象征乌玛宗主权的哈里发地位，有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承认其宗主权的各王朝陆续登场的情况下，仍然得以保住其命脉。

这个结构开始于九四六年，布维西王朝（al-Buwayhi）的君主进入巴格达城时，被授予“大埃米尔”（Amīr al-Umarā）的称号；一〇三八年创建的塞尔柱王朝（Seljuq dynasty）也在一〇五五年进入了巴格达，并得到“苏丹”（Sultan）的称号。苏丹意为“实权者”、“掌权者”，也就是霸者的称号，自此之后，以统治正当性为主轴的“哈里发制”，遂转变为以统治实效性为主轴的“苏丹制”。

塞尔柱王朝时，“维齐尔”（宰相）尼札姆—穆勒克（Nizam al-Mulk，意为“王权的秩序”）在巴格达以他的名字设立了学院。从这时候起，伊斯兰的学院制度得以奠立，教育体制也开始充实起来。乌里玛除了在社会上扮演教育者的重要角色，同时也获得了让乌里玛集团能够不断自我繁衍下去的制度，从而演变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

在塞尔柱王朝的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名义上虽然是乌玛的代表，但实际上不过是赋予塞尔柱君主正当性的高贵存在罢了。第三十四代哈里发纳西尔（al-Nāṣir li-Dīn Allāh Abū al-‘Abbās Aḥmad b. al-Mustaḍī，在位期间一一八〇至一二二五年），曾经试图逆转这种长期的凋零与不振；他试着拿回政治上的实权，于是挑动花剌子模灭了塞尔柱王朝，但这并没能让他拿回真正的实权。

不久，从东边扬起了蒙古军西征的磙磙烟尘。

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帝国，创造了欧亚大陆史上最广范围的地区整合，这是无庸置疑的事。伊斯兰帝国借由大规模东西贸易网络所建构的世界，因为蒙古的西征而由点、线形成“面”。然而，蒙古的侵略对伊斯兰帝国而言，也是最惨痛的一击。

巴格达沦陷

一二五八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Hülegü）率领蒙古大军攻击伊拉克。第三十七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al-Musta‘ṣim bi-Allāh Abū Aḥmad ‚Abd Allāh）投降，但未获赦免而遭到处决。当时也有众多的都城居民遭到虐杀，但人数实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据估计约有十万人到一百万人，总之为数颇众。宫殿以及大清真寺等主要建筑物也多被破坏。

此时大图书馆、还有许多公共图书馆被烧毁，贵重的史料也不复留存。丢弃到底格里斯河里的文件上的墨水，将河水染成一片黑。以笔者之类的伊斯兰研究者来看，巴格达的众多文献遭到浩劫，实在是巨大的损失。在伊斯兰历史和思想史中，有不少争议是因为史料不足而难以解决；我们不难想像，在巴格达烧毁的史料当中，应该会有不少可供解答的内容吧！

一度曾是世界最大都市的巴格达，在蒙古军的破坏之后，再也不复过去的荣景。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产值低落，巴格达沦为区区的地方城市。事实上巴格达再次成为一国之都，要等到二十世纪伊拉克王国建国，而发展成大都市，也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因为石油致富之后的事了。

◎哈里发的后代

巴格达的沦陷，也代表伊斯兰帝国一个时代的结束。话虽如此，但政治上已经几乎完全失去实质意义的阿拔斯王朝，居然能借着哈里发宝座的力量，一路苟延残喘到十三世纪中叶，这或许只能说令人惊讶万分。由阿布．巴克尔开始的哈里发制，历经伍麦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持续长达六世纪以上。

接下来，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哈里发宝座在这之后的演变情况。在巴格达沦陷时，最后的哈里发惨遭杀害，不过族里有一人逃过一劫，前往开罗。尽管当时已经是新兴的朝代——马木路克王朝，不过他们也是逊尼派，因此对阿拔斯家的后代颇为礼遇。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都得到马木路克王朝的庇护，过着贵族般的待遇。对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来说，能够透过身为乌玛代表的哈里发，来确保自己身为君主的正当性，也是件相当便利的事。

哈里发制虽在古典伊斯兰政治理论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不过集其大成者，则为嘎勒嘎山迪（al-Qalqashandī，一三五五至一四一八年）；他是马木路克王朝的官员，也是一位文人。他在论述理念上的哈里发的同时，对同时代开罗的哈里发也怀有深深的敬意。

这种宛若流亡贵族般的哈里发传承，在鄂图曼帝国的塞利姆一世（Selim bin Bayezid）于一五一七年征服埃及、灭了马木路克王朝的同时，也宣告命脉终结。当时的鄂图曼帝国威势鼎盛，想来哈里发这个位子对他们完全不具任何吸引力。伊斯兰的政治理论对徒具形骸的哈里发不再有所希冀，只对实际的权力者实施伊斯兰律法这件事赋予正当性。塞利姆一世对哈里发的称号，就算当作宝座上的装饰，也未曾放在眼里。

鄂图曼帝国是最大的伊斯兰帝国，也是两座圣都的守护者；他们以伊斯兰世界的代表王朝之尊，长时间君临天下。但到了十九世纪，他们明显不敌西方的势力，迫切需要伊斯兰世界广泛的支持，因此便提出“鄂图曼帝国的苏丹同时也是哈里发”的主张。他们声称在征服埃及时，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曾经将自己的地位让予塞利姆一世。

十九世纪末，鄂图曼帝国的君主“既是苏丹也是哈里发”的认知，广为伊斯兰世界所接受。一九二二年鄂图曼帝国灭亡时，首先失去了苏丹的地位。哈里发的称号虽然在名目上留了下来，但到了一九二四年时，也在前一年成立的土耳其政府决策下，遭到了废止。

哈里发的称号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还能撑到二十世纪，约达八世纪之久，可谓一奇。哈里发这个概念果真如此重要？从结论来看，倒不尽然。哈里发象征的是乌玛（伊斯兰共同体）的一体性，重要的是“乌玛的一体性”这则信条，而哈里发的功能只是附属。

对乌玛的意识，在阿拔斯王朝时更见坚定。

哈里发是握有执行权的统治者，也是具有一体性的乌玛之象征。但是迈入十世纪后，统治权徒具形骸，因此它渐渐变成了乌玛统一性与执行权的正当性之象征。不过，在乌里玛集团兴起、以及苏丹制与实权制在政治上逐渐深入伊斯兰的过程中，乌玛的实际存在，已然受到伊斯兰律法的一体性与时效性所彻底保障。故此，在这时就算没有哈里发，乌玛的一体性这项信条，或是依循这项信条，让其存在、并得以延续的条件，都已经相当齐备。

十三世纪阿拔斯王朝灭亡后，哈里发的地位在开罗的马木路克王朝下庇荫下，依然得以维持；这并非乌玛的实体因哈里发而得到保障，反而是乌玛的一体性信条，在结构上赋予了作为其象征的哈里发权威。

多元化的时代

◎各个伊斯兰政权的繁荣

巴格达沦陷后，阿拔斯王朝随之灭亡。尽管这意谓着一个重要帝国的殒落，然而，要说伊斯兰社会也就此告终，那完全是大谬不然。蒙古军力固然强大，但在蒙古征服下的伊斯兰地区，伊斯兰仍旧存活了下来。之后在西亚地区，蒙古裔的伊斯兰政权便开始陆续繁盛起来。

攻下巴格达的旭烈兀，创建了伊儿汗国（一二五六年至一三三六年左右）。这个汗国最初两代的君主为佛教徒，采取的是亲基督宗教的外交路线，但到了第三代时，为了调和当地人民，于是皈依了伊斯兰。不只如此，以成吉思汗家族女婿血统为标榜的帖木儿王朝（一二七〇年至一五〇七年），以及帖木儿的子孙在印度开创的蒙兀儿帝国（Mughal Empire，为蒙古的误称，一五二六年至一八五八年），也都兴盛一时。

这种伊斯兰政权在各地林立的现象，也可以称为是“伊斯兰帝国的多元化”。在伊斯兰帝国的后继者当中，有些创建了堪称帝国等级的政权，但也有些只是地方性质的政权。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政权都是以伊斯兰社会为前提，并行使伊斯兰所赋予其的正当化权力，因此都可称得上是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

伊斯兰的多元化，早在阿拔斯王朝的中期就开始了。各地方名义上遵奉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宗主权，实质上却逐渐趋向独立。例如第五代哈里发哈伦的突尼斯总督，在以每年纳贡为交换条件，创建了阿格拉布王朝（八〇〇年至九〇九年），并获得哈里发的认可。总督自立的，在埃及有图伦王朝（八六八年至九〇五年），还有伊赫昔迪王朝（al-Ikhshīdīyūn，九三五年至九六九年）。

主要伊斯兰王朝的兴亡

就连首都巴格达本身也被布维西王朝与塞尔柱王朝所支配，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靠着给予他们称号，得以苟延残喘。但相对的，阿拔斯王朝以伊斯兰帝国之姿所创建的伊斯兰律法支配架构，在各个地区依旧持续不辍。

正因如此，虽然有相异的政权存在，但要在各政权之间画上难以跨越的国界，那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在前近代时，这样的国界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王朝权力多元化，在阿拔斯王朝支配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地区，仍可大致视之为伊斯兰社会。

这样的社会超越了政权的兴亡与更迭，一直持续着。

◎非吉哈德的伊斯兰扩张

按照确立的惯例与理论，“持剑的吉哈德”从伍麦亚王朝创建之后，就成了哈里发的专权事项。换言之，“持剑的吉哈德”成了拥有王权者所管理的“战争与防卫”事项。由于第一、第二次内乱造成伊斯兰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自伍麦亚王朝以降，便将行使吉哈德的权限集中在哈里发身上；重要的是，一般的信士不能再无端地以信仰为由，随意展开义战。

接下来，阿拔斯王朝成立了职业军队，因此原本是信士全体义务的“持剑的吉哈德”就变成了仅仅是在理论上具备保家卫国之意义的架构。就像在征服南亚时期所明显看到的那样，王朝征服事业的结果就是伊斯兰的扩张，这种现象在之后依然存在。但是究其实质，大多数都是王朝的领土扩张运动。

相对地，更具宗教、社会意涵的“内在的吉哈德”与“社会的吉哈德”，则被理解为伊斯兰社会里个人和社群的自我实践。特别是“内在的吉哈德”，更受到修行者的推崇与理论化。

一般认为，这种对笃信、禁欲、朗诵古兰经、以及对真主吟咏赞颂的推广奖励，原本是始于个人行为，后来以苏非教团（Ṣūfī，神秘主义教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到了十二世纪后，便随着教团的扩张而广为世间理解。

苏非，一般人以为指的是以粗糙的羊毛裹身，但也有一说认为，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回廊提供穷人排座的位置（ṣuffa）才是词源。也就是从“坐在前排听先知讲道者”转而成为“苏非”。

如同我们在第四章里提到的，穆罕默德时代的回廊里，住着无以维生的穷人弟子；他们总在清真寺里观察穆罕默德的一言一行，聆听穆罕默德讲道过生活。其中有位名叫阿布．胡雷拉（Abu Hurairah）的弟子曾说过：“我自先知处学会两件事；其一正在教给你们，其二则是，如果我真的传授给你们，你们一定会划破我的喉咙。”关于这种他无法公然说出口的知识究竟为何，一般有两种看法：一为不久后将会到来的内乱，另一则是神秘主义的知识。想当然耳，后者是苏非教团自己的解释，不过若真是如此，那回廊是苏非的语源倒也说得过去。

总之，苏非教团不仅在伊斯兰社会中将笃信的教义加以推广，也对伊斯兰以外的世界宣教。初期虽只是个别笃信、隐遁、修行的人们，但到了十二世纪教团成形之后，便不断向伊斯兰世界各地进行扩展，也开始以主要教团的系谱而为人所知。他们称“内在的吉哈德”为“大吉哈德”、称“持剑的吉哈德”为“小吉哈德”，将之确立为教义并广为宣扬。

比起外在，更重要的事情是和内心之恶奋战的吉哈德，那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吉哈德”（大吉哈德）。苏非教团沿着伊斯兰交易的网络向四方推展，而重视“内在的吉哈德”的思想，也随着他们的宣教活动扩展出去。

◎“伊斯兰和平”的广布

一般提到“伊斯兰的和平”（Pax Islamica），通常直觉会认为指的是在伊斯兰帝国下，确保和平的时代。若真是如此，那么阿拔斯王朝的最盛期，也就是八世纪至十世纪初左右，或许是最适合这个词汇的时代。

但是这里想讲的，是阿拔斯王朝衰退的时代，甚至是蒙古西征带来毁灭之后的状况。这个时代，各地都有伊斯兰政权割据，伊斯兰世界呈现多元化，首都也不只一个。整体来看，开罗是实质上的核心，但从版图的范围来看，完全不是一个王朝能单独体现伊斯兰的时代。

尽管如此，这些王朝的版图还是缓缓地以“伊斯兰世界”之姿，相互串连起来。在这些地方，不管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能自由地、而且相当程度地安全往来。就算政权不同，伊斯兰律法却始终一贯，阿拉伯语也成了乌里玛的共通语。特别是伊斯兰律法在其体系中将国际秩序纳入视野，因此也就有了整合地区或不同王权领域的功能。

阿拔斯王朝时代所奠立的国际贸易网络，虽然有所变化，但依然维持着；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以麦加为目的地，每年都会展开旅程。乌里玛为了求知，辗转于各个知识中心之间，致力追求学问。保障旅行方便与安全的，是作为各个陆域、海域网络节点的城镇或港口，以及串接其中的路径与设置在其间的商旅客栈等公共设施。各个王朝都极力整饬这些设施并加以维持，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致。

对于在这种状态下，以伊斯兰为主轴产生的和平，我认为可称之为“伊斯兰的和平”。将这种状态彻底体现在旅行生涯当中的，是十四世纪的伊本．巴杜达（Ibn Battuta），他也被称为“伊斯兰的马可波罗”。

◎大旅行家伊本．巴杜达

伊本．巴杜达能名留青史，当然和他行走于广大的地区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他那超人的记忆力，以及在晚年口述自己人生的事迹。

大旅行家伊本．巴杜达

他并未写下旅行日志（备忘、笔记之类的记述，在途中遇到灾难时悉数遗失），直到所有旅程结束后，他才对抄写者口述，请他记录。这些纪实由文学家伊本．朱宰（Ibn Juzayy）编纂，成了今日所看到的阿拉伯文作品《伊本．巴杜达游记》。这八卷的日文版由之前提过的家岛先生翻译，实为一大贡献。

附带一提，从战后阿拉伯文的史料翻译角度来看，《伊本．巴杜达游记》大概可以和由前嶋信次先生开始译起，后由池田修先生所完成的《一千零一夜》全译本，并列为了不起的功业。在让日本人了解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上，原典的翻译居功甚伟。

伊本．巴杜达的旅行　依家岛彦一《伊本．巴杜达游记》制作。

为了不透过欧美来获得信息，原典的解读比什么都重要；对一般读者来说，那就是由原典直接译为日文。但是在研究者的世界里，翻译往往较学术论文得到的评价来得低。确实，翻译乍看之下似乎是缺乏创意，但是想将原典一字不漏地译出，还加上缜密的注解，其难度远远比半瓶水的学术论文还要高上许多。因此，如果就对日本社会的贡献来看，翻译应该要获得更高的评价才是。

言归正传，家岛先生认为，这个时代的伊斯兰世界交易网络，与十三至十四世纪为中心成形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相结合，让传统的亚洲交易网络得以更进一步开展。关于蒙古和平就割爱给别卷，在此为了对“伊斯兰和平”的延续找出佐证，让我们来看看《伊本．巴杜达游记》。透过书页，伊本．巴杜达遍游三个大陆伊斯兰世界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这位绝代的旅行家，是在一三〇四年生于地中海西端、摩洛哥的港口城市丹吉尔（Tanger）。他并非出自阿拉伯家庭，而是柏柏人。他在二十一岁时出发到麦加朝圣，第二年完成这趟旅程；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他的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西亚、东非、中亚、南亚（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东南亚、中国、伊比利半岛及西非。

他的旅程以现代国家来看，遍及了五十馀国。家岛先生曾经亲自按着他的路线走过一次，途中遇到的困难，反倒显得伊本．巴杜达很轻易地就跨越了国境。十四世纪前半的伊斯兰世界，正是多元化的时代。从西边开始有马林王朝（Marīn，摩洛哥，一二六九年至一四六五年）、哈夫斯王朝（al-Hafsīyūn，突尼斯，一二二八年至一五七四年）、马木路克王朝（埃及，一二五〇年至一五一七年）、伊儿汗国（伊朗、伊拉克，一二五六至一三三六左右）、拉苏里王朝（Rasūl，也门，一二二九年至一四五四年）、卡尔吉王朝（Khalji dynasty）、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 dynasty，印度，德里苏丹王朝的一部分，一二九〇年至一三二〇年；一二〇三年至一四一三年）等。但尽管多元化，对他的旅途并未形成任何阻挠。

◎异国法官

我们在这里无暇去追寻他这趟令人深感兴趣的伟大旅程，但值得一书的是，他在旅途中还担任过法官的事迹。他在印度图格鲁克王朝的首都德里，曾经担任过八年的法官。另外，他还在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待了将近一年，在这里担任法官。他系出摩洛哥显学玛利基法学派，是故相当擅长以此为基础进行审判。伊本．巴杜达曾说：

我和她一成了亲，很快地宰相就（强）要我任法官职。（我接受任命的）理由是因为我对（前任）法官持有异议。（家岛彦一译）

宰相（“维齐尔”）对伊本．巴杜达较前任法官更丰富的法学知识青睐有加，因此把司法的重任托付给他。伊本．巴杜达又说：

我一就任（新）法官，很快地便尽力地让伊斯兰律法的各项规定得到遵守。因为我国（马格里布，Maghreb）所有的诉讼制度，在彼方未曾有过。

他更进一步提到自己如何让岛上的人民贯彻伊斯兰律法。但是他也坦白说，“我努力想让女性身着衣裳，却未能如愿”，这也是他让人觉得可爱可敬之处吧！毕竟热带岛屿上的女性，想来从没改变缠腰的时尚。

总而言之，即使马尔代夫算得上是伊斯兰化的前线，但从西方大地尽头前来的柏柏人旅行者，能在印度或马尔代夫担任法官，这件事如实地反映出“伊斯兰世界”已然延伸到此处，这是伊斯兰帝国最重要的遗产。

第九章失去帝国后的吉哈德

杂志《灯塔》的封面　在伊斯兰世界里广为流传。

走向无帝国时代

◎鄂图曼帝国最后的吉哈德

接下来，我们从十四世纪一口气跨越时代，来到二十世纪；本章和下一章，要谈的是“失去帝国后的吉哈德”。

当然跨越的几个世纪并非空白，这段期间仍然有个伊斯兰帝国，也就是鄂图曼帝国。鄂图曼帝国在一二九九年创建时还是个小国，但之后在一四五三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改名伊斯坦堡），承继了拜占庭帝国，并在半世纪之后，将叙利亚、埃及、还有两大圣城所在的汉志地方纳入版图，成了名符其实的伊斯兰盟主。

关于鄂图曼帝国的兴亡，可参考同为本系列，由林佳世子女士所著的《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这里我们聚焦在这个帝国的最后时期。握有伊斯兰帝国“持剑的吉哈德”宣言权的鄂图曼帝国，最后一次发出吉哈德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尔后随着战争败北，鄂图曼帝国也走向瓦解。原本属于帝国底下的阿拉伯各省被英、法控制，连中央地带也遭受协约国与希腊军队的侵袭，陷入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为了反击而组织起来的土耳其大国民会议，舍弃了帝都伊斯坦堡，以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安卡拉为据点，发动“祖国解放战争”。

鄂图曼帝国的版图变化

这里所讲的“祖国”，既不是伊斯兰的乌玛（共同体），也不是最后的伊斯兰帝国鄂图曼帝国，而是土耳其人的国家。以解放为目的的战争，凭借的是爱国的民族主义。祖国解放战争守住的版图，虽小于过去的鄂图曼帝国，但仍让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幸免于外敌之手。

但在这个伊斯兰帝国被消灭、创建起土耳其人国家的过程中，不独是从外部受到蚕食，内部也将重组，从而导致伊斯兰帝国灭亡。事实上在安卡拉政府的主导下，一九二二年，鄂图曼帝国的苏丹遭到了罢黜。

鄂图曼帝国的君主在十九世纪后半兼有两个称号——苏丹与哈里发——而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广大的支持。例如在英属印度，就兴起了反英的“基拉法特（意指哈里发制）运动”（Khilafat Movement）。如运动之名，他们支持鄂图曼帝国的哈里发，以抵抗英国的统治。这些人奉鄂图曼帝国哈里发为伊斯兰世界的共主，并誓言效忠。

正因哈里发的地位具有如此光环，所以安卡拉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将苏丹与哈里发分离，仅留下哈里发为伊斯兰精神上的代表。但在第二年，安卡拉政府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于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哈里发制也在次年遭到废止。就这样，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间，最后的伊斯兰帝国完全瓦解，伊斯兰世界遂进入“无帝国时代”。

失去帝国之后的吉哈德，其去向究竟如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鄂图曼帝国发表的“吉哈德宣言”与国家正式的宣战布告是结为一体的。对外，他们依循二十世纪初期的战时国际法宣告战争；而吉哈德宣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伊斯兰世界内部主张正当性的宣言。在此，吉哈德完全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掌控战争与防卫的一环。

鄂图曼帝国解体后，“持剑的吉哈德”的管理权究竟何去何从？这是现代吉哈德论中最大的问题点。

◎防御的吉哈德

帝国稳固的时代，不管是伍麦亚王朝或阿拔斯王朝，抑或是鄂图曼帝国，“持剑的吉哈德”都是由国家掌控的国防、军事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得任意地执行吉哈德。任意执行吉哈德，会造成无谓的纷争，反而危害国防，威胁领土安全。要不要作战，该由乌玛交付统治权的人来判断。

但是国家的统治也有鞭长莫及之处。即便鄂图曼帝国仍然健在，但从十七世纪开始也已经逐渐失去领土，因此出现了伊斯兰国家统治权所不能及的地方。

例如十八世纪末，率领法军的波拿巴（即后来的拿破仑）进攻埃及。他击溃了当地的伊斯兰军队、占领埃及长达三年多。但是握有宗主权的鄂图曼帝国无法派遣援军，因此出现了在乌里玛（宗教学者）的督战下，民众发动抵抗占领军的“吉哈德”。顺道一提，当法军被英军打败后，埃及便开始迈向独立于鄂图曼帝国之路。

另外，阿尔及尔在一八三〇年为法军所占，宗主国鄂图曼帝国也无完全无力介入，因此在当地由苏非教团发动抵抗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此外，位于阿尔及利亚东方的利比亚，在二十世纪初期遭到意大利侵略。鄂图曼帝国终究欲振乏力，无法保卫去非洲的领土，此次又是苏非教团组织成吉哈德抵抗。这一次的战役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苏非教团自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间，在伊斯兰世界的各地扩展，成为伊斯兰社会重要的要素。他们不只透过笃信与修行，强化人们的宗教生活，也常常携手各行业的公会（基尔特）以及居民组织，推广伊斯兰式的生活。在王朝权力所不及、也没有乌里玛的乡下地方，通常靠教团的指导者担任社群领导，兼扮演乌里玛的角色。因此像鄂图曼帝国鞭长莫及的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这种边陲地区，以苏非教团为主来执行抵抗的吉哈德，实属当然。

不过这些教团与抵抗战的领导们，并未否定鄂图曼帝国哈里发的权威。他们只是因为没有国家的防卫军，所以自发性地尽穆斯林的基本义务，保乡卫土而已。

◎诉求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

当没有国家军队时，由民众自行保卫乡土，其实自古已有。在伊斯兰世界的边陲，既然有统治者力有未逮、没有军队防卫的地方，那就有必要实行自发性防卫的吉哈德。而在城市地区，当没有军队可以保卫时，也常见到居民展开自发性的防卫行动。

我在第六章里曾经提过，当阿拔斯王朝发生内战时，哈里发阿敏坐镇的巴格达，遭到对抗的哈里发马蒙的军队之围攻，这时巴格达民众自己抓起了武器。这成了日后被唤为“艾亚尔”（'ayyārūn，无赖之徒）之辈的先驱；他们即使平日游手好闲，一旦乡里有了危机，便自发性地组成防卫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但是这种散兵游勇，确实难以对抗强大的敌军。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拥有伊斯兰政权未曾遭遇过的强大军队。在列强有组织地将伊斯兰世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伊斯兰世界实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十九世纪对这一趋势深有觉悟的人物，正是贾玛汀．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一八三七／八年至一八九七年）。

阿富汗尼　伊斯兰改革的先驱者。

阿富汗尼的意思是“系出阿富汗”，尽管他如此自称，不过真正的出身到现在还众说纷纭。如果是阿富汗出身，那他就是普什图人（Pashtūns），说的母语普什图语和波斯语系出同门（即所谓伊朗语系），所谓的阿富汗人指的就是他们，阿富汗的历代王朝也是由他们纠合周边的少数游牧族群而创建。现今的阿富汗国境，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才确定下来，即使到了现在，普什图人依然还是多数派（顺带一提，下一章提到和宾拉登相关的塔利班政权，也是由普什图人所主导）。

阿富汗尼出生的地方在现今伊朗的东部，所以也有人主张阿富汗尼是波斯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卡尔巴拉悲剧中被杀害的胡笙的后代，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子孙。他的祖先里，还有一位是逊尼派最重视的六大圣训之一的编纂者——提尔密济（al-Tirmidhī）。阿富汗尼的影响力，展现在他的思想的冲击性，但对不谙其思想的人来说，他无疑也是位值得尊敬的人士。

他年轻时曾造访印度，对英国统治下的现实进行过详尽的观察，深刻意识到伊斯兰世界正受到列强的威胁。之后他走遍伊斯兰世界各地，结交政治家与有识之士，力陈伊斯兰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列强。不只如此，他也在欧洲各地结交领袖人物，时或打开激烈的辩论。倡议伊斯兰世界团结与同盟的“泛伊斯兰主义”，正是由阿富汗尼开始推广。

但是他并不仅仅主张团结，也批判鄂图曼帝国与伊朗的卡札尔王朝（Qajar dynasty）的专制。他认为无法正视现实、有效领导抵抗的政权，既无法尽到保卫伊斯兰世界的责任，也欠缺那样的能力。因此，他不只主张团结，也疾呼改革。

十九世纪末的鄂图曼帝国，为克服国家面临的危机，采取的路线是称扬哈里发，以求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广泛支持。这是官方版本的泛伊斯兰主义。因此鄂图曼帝国邀请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阿富汗尼到伊斯坦堡。但或许是他那种激进的改革主张被看成极度危险，因此他始终得不到发挥的舞台。一八九七年他客死异乡，另有一说是遭到毒杀。

◎阿富汗尼的双重对抗

阿富汗尼在解释吉哈德时，采用的是广义的角度。伊斯兰各政权互相联合、保卫乡土是吉哈德；在没有国家军队保护的情况下、由民众自发组织的防卫也是吉哈德。毕竟吉哈德原本的意思，就是为了创建公正的伊斯兰社会，而从各个层面不断奋斗努力。

一般以为阿富汗尼疾呼的是和西方列强进行军事对抗的必要性，但对他而言，其实还有比军事更重要的，那就是知识与思想的对抗。由此可见他是个先觉，很早就看透西方的挑战，其实是“双重攻势”。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在世界上的称霸、以及对伊斯兰世界的制压，已经不只是军事的侵略与殖民地化而已。在军事上让伊斯兰世界见识到近代军队狂暴的同时，列强也在思想、科学与知识等各个层面，透过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压迫伊斯兰世界。在这种架构下，他们描绘出来的意象是：“进步的西方，落后的伊斯兰世界”、“和平与爱的基督宗教，野蛮好战的伊斯兰”。

面对列强的侵略，伊斯兰组织起军事上的抵抗，结果反被西方从进步思想的角度，强烈批判为“落后而好战”（用现代的说法，说西方是“双重标准”或许更好理解）。

但在伊斯兰阵营内部，也有思想家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双重攻势”。他们从军事和思维两方面，坦率地理解到欧洲的优势，认为伊斯兰国家必须吸收先进文明与进步思想，并发展军事。既然如此，或许还是将伊斯兰视为落后的宗教加以遗忘，或是搁置不提较好。

阿富汗尼不做如是想。他认为伊斯兰与乌玛，正是应当守护的根本事物，因此军事的攻势要用军事的抵抗来应对，思想上的攻势就必须用思想来反驳。

问题是，单凭老态龙锺的旧有伊斯兰思想，是无法对抗欧洲近代思想的。就像鄂图曼帝国的军队，也不得不从欧洲引进军事技术制度、加以现代化一样，保守的伊斯兰思想不足以应付这个新时代。

为了扫除停滞的伊斯兰社会中的恶习，并让穆斯林改头换面、跟上新时代的脚步，伊斯兰必须回归原初。故此阿富汗尼主张，回到本来纯粹的伊斯兰才是解决之道。而他所说的“纯粹的伊斯兰”，指的是因应时代需求的伊斯兰。

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伊斯兰身上沾满了许多不必要的解释与立场。阿富汗尼断然表示，这种墨守成规的传统派，正是让伊斯兰世界停滞不前的元凶。事实上当他本人到各地倡议自己的看法时，也曾遭到顽固保守的乌里玛的抵抗。相对地，具有敏锐而丰沛的领悟力的年轻世代，更能接受他这种时代先驱的思想。

在各地辗转奔波的阿富汗尼，待得较久的是埃及。他在埃及长达八年多的岁月中栽培了许多弟子。到现在阿富汗尼的思想还能存续之处，也只有埃及。

在埃及人当中，堪称其大弟子的是穆罕默德．阿布都（Muḥammad ‚Abduh，一八四九年至一九〇五年）。他原是埃及乌里玛出身，却受到阿富汗尼的熏陶，于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时参加了乌拉比运动。这项起义是由军官乌拉比（Aḥmad ‘Urābī）所领导，目的是让埃及人挣脱英国经济的宰制，但最后却反而让埃及遭到英国的军事占领，而阿布都自己也被流放到国外。他到了巴黎，和老师阿富汗尼一起，在一八八四年以阿拉伯文创办了杂志《坚定团结》（阿拉伯文：al-Urwah al-Wuthqa，英文：The Firmest Bound）。虽然为期不到一年，但崭新的思想与强烈的主张，在伊斯兰世界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布都　倡议宗教与科学的融合。

伊斯兰世界的瓦解

◎伊斯兰旗帜的坠落

有个叙利亚的年轻人透过接触《坚定团结》，成为阿富汗尼与阿布都的私淑弟子，他的名字叫做拉希德．里达（Rashīd Riḍā，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三五年）。这三人也有人将之合称为“伊斯兰改革三人组”，在探讨现代伊斯兰时是重要的人物。

拉希德．里达　创了杂志《灯塔》，以复兴伊斯兰为诉求。

里达在一八九七年接获阿富汗尼的死讯时，认为自己不能只在心里私淑，于是搬到埃及。此时阿布都已经解除流放处分获释回国，并当上了最高宗教法官（mufti，穆夫提），因此里达终于有机会亲炙阿布都。同时，他还创办了杂志《灯塔》（al-Manār），延续了短命的《坚定团结》的命脉。

里达这个人有趣的是，他既是乌里玛，也是新闻工作者。一直到他离世的一九三五年为止，这本杂志既刊登古兰经的解释与法学见解，同时也持续报导各地的新闻与政治分析。而且他还将自己的老师阿富汗尼及阿布都的思想与主张，透过杂志向伊斯兰世界播种。今天，阿富汗尼与阿布都在近代伊斯兰世界里被认为是思想巨擘，但如果没有里达的宣扬，他们的思想能否如此广泛传播，还是一个问号。

虽然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进步，才会出现这样优秀的弟子；但反过来说，能有这么活力充沛的弟子出现，或许也是一种幸运的偶然吧。当然在称颂老师的同时，里达本身的地位也随之提升。里达写了阿布都的传记，被视为阿布都的头号弟子，但这也引起其他弟子不快。顺道一提，当阿布都本人得到阿富汗尼的青睐时，同样的也曾引来其他弟子的不悦。

从这些事看起来，里达似乎是个相当幸福的人，但实际上他的人生过得很悲惨。就在里达透过《灯塔》倡议复兴伊斯兰的期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伊斯兰世界正一路走向瓦解与衰退。他的故乡叙利亚在一九二〇年时落入法国的掌控。同年在大马士革创建的阿拉伯王国，尽管有里达等人极力支持，仍然被法军所攻陷。巴勒斯坦也被英国所掌控。不只如此，一九二二年鄂图曼帝国灭亡，精神领袖哈里发也在一九二四年被废除；新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发展成西方国家为目标，在政策上采取强力的去伊斯兰手段。长期抗争的利比亚则向意大利投降。杂志的经营也非常艰难，里达最后是在欠下大笔债务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

里达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即使在这么悲惨的时代，依然坚信着复兴伊斯兰，并把他的信念持续向世界各地传扬。他将这份坚持的种子遍洒各地，结果明显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但在同时代人眼中看来，恐怕他的“灯塔”只是在绝望的暴风雨中，泄着微弱的光芒罢了。

诞生于七世纪，经伍麦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奠立基础，并在之后一直长保其命脉的伊斯兰世界，在里达仍在世期间便已丧失了气息。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可以视为是“伊斯兰各王朝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在一次大战后几乎彻底灭亡，其领域也大多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不仅如此，即使脱离了殖民而独立，这些国家也不再称自己为伊斯兰。列强的殖民地主义和与之对抗的民族主义，消灭了伊斯兰世界。

◎不灭的乌玛

在这里我想探讨一下，所谓灭亡的“伊斯兰世界”究竟是什么？毕竟说到底，这个词只是我们观看世界史时的一种用法，伊斯兰信士本身不会用这种词汇。虽然现在穆斯林当中，也有人会用“伊斯兰世界”、“非伊斯兰世界”这样的用语，但是在前近代是不会这么说的。

诚如本书所再三提及，伊斯兰世界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乌玛”。在穆罕默德时代，为了克服部族主义、并产生新的同胞的联系感，于是将基于这种概念下产生的共同体，称为“乌玛”。乌玛最初只存在于麦地那这个小城市里，但是在伊斯兰帝国创建的过程中，乌玛逐渐成了多民族、多语言、多人种的伊斯兰共同体，扩及的范围也幅员广大。实现了这点的是阿拔斯王朝。

乌玛在古兰经也出现了数次：“这确是你们的乌玛，统一的乌玛。”（信士章．第五十二节），“每个乌玛都有一位使者”（优努斯章．第四十七节）。使者如果是摩西，这就是犹太教的乌玛；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基督宗教的乌玛。至于伊斯兰，则是“穆罕默德的乌玛”；事实上在伊斯兰初期，这样的称呼相当普遍。现代虽多说成“伊斯兰的乌玛”，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所意识到、属于乌玛的象征性代表，还是穆罕默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乌玛的最终意象就是，“当进入来生的乐园时，每个乌玛将会由各自的使者（先知）所引领。”

就这层意义来看，即使时间已到了现代，即使伊斯兰政权已经灭亡，乌玛都不会消失。就算伊斯兰衰亡了，全世界只有三个信士，这三个人也能组成乌玛。而过去活在人世的穆斯林，都被认为在来世会聚在穆罕默德身边；是故，乌玛乃是既成事实，绝对不会消失。

总之只要有穆斯林在，就算为数不多，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归属于乌玛的话，乌玛就会是信仰的共同体、以某种实体存在着。因此伴随鄂图曼帝国灭亡一起消灭的，是乌玛的统治机构，并不是乌玛本身。

◎伊斯兰之家的灭亡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在古兰经未出现的另一个用词，那就是“伊斯兰之家”（dār al-Islām）。“dār”是“房子”或“家”的意思；这里的“房子”、“家”是比喻的用法，以现代来说，就是像“欧洲的共同之家”这样的讲法。换言之，就是超越小的国家，着眼于整个大伊斯兰的领域。伍麦亚王朝的版图就是伊斯兰之家；阿拔斯王朝的版图也曾是伊斯兰之家。之后阿拔斯王朝的版图分裂为许多国家，甚至在版图之外也创建了伊斯兰政权。

但是就如伊本．巴杜达的行脚所证明的，即使在多元化的时代里，“伊斯兰之家”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抱持着共通性。也就是王朝尽管很多，只要伊斯兰的教义、伊斯兰律法这些共通的要素广为流传，那伊斯兰之家就实质存在。举例来说，过去在偌大的帐棚里组成一个家时，内部就只有一个；不过盖了石砌的家时，内部就会有很多房间（王朝）。虽然每一个房间各有各的主人，但建筑物整体在开门入内时，就受到伊斯兰律法这个共通的规范所制约。

故此，就像在第八章里提过的，出生在马林王朝统治下摩洛哥的伊本．巴杜达，也能到印度的图格拉克王朝里当起法官。伊斯兰律法支配的前提，乃是必须以穆斯林为统治者，至于居民是否大多为穆斯林，则非必要条件。实际上伍麦亚王朝的时候，大多数居民就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教徒或是祆教徒）。

“伊斯兰之家”之所以会以伊斯兰统治和伊斯兰律法的支配为基本要素，与这一用词和概念乃是由法学家所创很有关系。这个词并未出现在古兰经之中，而是伊斯兰法学在体系化过程中所创造的词汇。

“伊斯兰之家”也称为“和平之家”，不属于此的地区则称为“战争之家”（Dar al-Harb）。将非伊斯兰世界以“战争”称之，在现代眼光看来未免太过狭隘，因此不为人所喜。但是在古代的伊斯兰法学者眼中，伊斯兰之家以外的世界既没有普遍的法律，随各个君王爱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自由为之、毫无章法。就算是在伊斯兰之家内，不同政权之间也有纷争，但按照伊斯兰律法，那些都是不合法的私斗。只要是在伊斯兰之家里，穆斯林彼此不得相争的理念，起码在思想上是广被接受的。

依照古典法学的分类，人类社会被分为“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如果我们无视“战争”这种中世的语法，那么这个世界也可以说是被二分为“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法学用语中的“伊斯兰之家”就相当于“伊斯兰世界”。

当我们说到“二十世纪伊斯兰世界灭亡”时，灭亡的乃是伊斯兰之家。其领域几乎大部分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既没有穆斯林的统治者，也不受伊斯兰的律法所约束。不只如此，就算是脱离列强的殖民而独立，也不再受伊斯兰律法所支配。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被二分的情况当中，有文明国家与落后国家、已开发国家与开发中国家、东西两阵营（自由主义圈与社会主义圈）、富足的“北边”与贫穷的“南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还有欧美与亚非（以及拉丁美洲），这些分割法占了主流；属于伊斯兰圈的各国，也被卷入这样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区分之中。

◎民族国家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非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场被宗主国所动员，参与和自己毫无直接关系的欧洲战事，毫无道理可言的战争。过去曾是伊斯兰世界的各国，也被迫得到别人的战场上，打伊斯兰所无法解释清楚的仗。

战争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沙特阿拉伯等当时保住独立的伊斯兰圈的国家也以原始加盟国之姿，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如同“United Nations”的称呼，联合国是“nation”的集合体。虽然nation既可以译为“民族”也可以译为“国民”，但其思维的根本核心，乃是“由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各个国家，共同组成国际社会”。

当时很多国家还在被殖民统治，不过之后他们透过不同的形式要求独立，最后也都达成目标。一九六〇年时，非洲有很多国家独立成功，所以被称为“非洲独立年”。阿拉伯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则与联合国一样，在一九四五年时由七个国家组成，一九七〇年时加盟国增加到二十国。

伊斯兰各国的独立　OIC加盟国及独立年代

Nation（民族、国民）以国家的型态加入联合国，形成“国际社会”；这种现在所见的国际社会架构，是在何时成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非两洲大半都是殖民地。很多人以联合国组成的一九四五年为起点，但在当时，世界各国拿到主权的还不到一半，因此还不能算是现今的国际社会。二〇一一年时，联合国加盟国有一九三个，达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是在一九七〇年时，因此我们应该可以以此为分界点，而伊斯兰圈内诸国也在大致都是在此际独立成功。

我们以伊斯兰的观点来看，过去伊斯兰世界的组成地区脱离了殖民支配，某方面来说算是得偿所愿，但从另一面来看，却是独立国家都不再升起伊斯兰的旗帜。例如一九五五年在印尼万隆（Bandung）举行的亚非会议，逐一独立的各国宣告他们迎来了新时代。在这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有埃及总统纳瑟尔（Gamal Abdel Nasser），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南斯拉夫总统狄托（Sr-Josip Broz Tito），都受到国际瞩目。

在埃及，推动着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以伊斯兰为号召的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了镇压。印尼也一样，在推动民族主义的风潮下，以伊斯兰国家为诉求的马斯友美党（Masyumi）受到压抑。南斯拉夫为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等地的穆斯林被贴上一个民族标签，称为“穆斯林人”。

在当时还是有少数例外，那就是沙特阿拉伯与摩洛哥等伊斯兰王国，但在主流中未能形成什么气候。毋宁说，在民族主义的进展过程下，这些保守王国都陷于守势之中。

一言以蔽之，贯彻伊斯兰吉哈德的主体已不复见。即使藉民族之名进行解放斗争，吉哈德的精神却逐渐消失。

◎失去统驭的吉哈德

当传统的伊斯兰世界消灭后，在二十世纪中叶，伊斯兰国家也几乎灭亡。伊斯兰思想衰微，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近代思想，已经深入传统伊斯兰领域内的各个地区。

但是，伊斯兰是不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呢？不尽然。尽管在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层次上，伊斯兰呈现一面倒的颓势，但是在草根基层上，却意外让人看到强韧的一面。一般预测伊斯兰会随着近代化的进展而衰退，但在更加重视传统的农村地区，这样的预测却完全不适用。人们依然持续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信的伊斯兰统合了社会与宗教，牢牢地扎根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土耳其，凯末尔总统（Mustafa Kemal Atatürk，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在职）极力建设近代化土耳其；在他任职期间，大力推广去伊斯兰化、废止伊斯兰律法，以创建西方型社会为目标，但是这个影响力并不能深入地方的农村当中。当凯末尔以降的一党独裁时代结束后，一九五〇年代的土耳其施行民主化与导入多党制，于是有不少政党为了获得地方的选票，而打出复兴伊斯兰的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末尔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为止，大部分的预测都认为，伊斯兰应该会像基督宗教曾经历过的一般，从宗教对政治、社会有强大影响力，转变为单纯就宗教和内在层面上，对个人进行救赎的宗教，但是之后的伊斯兰复兴，却让人彻底跌破眼镜。换言之，即使伊斯兰国家灭亡、已然无法实践“持剑的吉哈德”，但内在的吉哈德与社会的吉哈德也不会马上消失。每个信士，或一部分的社会持续努力的，依然是和自己内心的恶交战，想要匡正社会的不公不义。从这些情况来看，只要象征奋斗努力的“吉哈德”仍是众人的大前提，那么作为持剑吉哈德精神基础的“内在与社会的吉哈德”，就会一直保留下来。

但是伊斯兰国家一旦灭亡之后，驾驭、管辖持剑的吉哈德的主体就不复存在。失去帝国之后的吉哈德，变成了失去公认驾驭者的吉哈德。故此，假使有人想让持剑的吉哈德复活时，该由谁来担负这个驾驭整体的中坚责任，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即使时代已迈入现代，也没有外国军队的侵略和占领，但只要穆斯林保乡卫土的责任仍未消逝，那么持剑吉哈德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巴勒斯坦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一个格外严重的问题；相较于过去曾经是殖民地的地区几乎都已成功独立，这个地方的纷争却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托管的名目为英国所统治。此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开垦，并在不久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建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只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还大规模地变成难民。过去伊斯兰地区变成殖民地时，只要恢复独立，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独立国家，问题姑且都能平息下来。但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创建了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却未获得保证，因此纷争不断。

巴勒斯坦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伊斯兰地区”，有四点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对伊斯兰的关键重要性。第一，这块土地是祖先亚伯拉罕生长的地方，既然是子孙，当然会认定自己有继承权；第二，七世纪时这里是伊斯兰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以外最初获得的土地；第三，从那时起，这块土地深度伊斯兰化，穆斯林百姓一直在这里生活着；第四，位于中心位置的圣城耶路撒冷对伊斯兰而言是第三圣地，一直受到历代伊斯兰政权的护持，维持安定。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斯兰政权护持圣地，尽到了让各个宗教在这里平安度日的责任，这才是最正统且合理的状态。

但是在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从十九世纪末便开始推行要在此地创建民族国家的移民运动，于是纷争便由此展开。这个主张要“回归锡安”（即耶路撒冷）的运动，称为“锡安主义”（Zionism），但一开始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对住在欧洲已经好几世纪的犹太人而言，圣经里的应许之地，尽管是在宗教上令人崇爱的土地，但实际上就是异国。有人说待在欧洲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到圣地去，但这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让人赞成的。很多人倒是觉得当英国人、法国人生活下去才说得过去，也更有利。

尽管巴勒斯坦在鄂图曼帝国瓦解后为英国所统治，犹太人要移民比以前来得容易，但移民的尽是些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下级阶层。然而，当纳粹德国出现后，局势大变。纳粹有组织且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造成连富裕阶级的犹太人也非迁徙不可。

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伊斯兰、基督宗教、犹太教的信徒们，在伊斯兰帝国统治下历经数世纪共存。但随着鄂图曼帝国的崩解，伊斯兰宗教共存的架构也瓦解了。

巴勒斯坦问题　跨越世纪的难解之题。

实际上，欧洲来的移民带来的不只是人口上的变化，民族主义也愈来愈强。锡安主义就是要创建“犹太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但是阿拉伯语里的Yahūd就只有“犹太教徒”的意思。如今穆斯林当中，仍有许多人对“犹太人”这个概念无法理解；他们只知道从宗教来区分的“犹太”。

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各地扎下了根。前近代的“犹太教徒”转变成了“犹太人”，也和民族主义的进展汇流为一。在中东，土耳其民族主义在鄂图曼帝国的危机下，率先发展起来；接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也被触发，并在迈入二十世纪之后开始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而言慢了一步。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算看到民族主义高涨。

造成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最大的契机，就是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宣布建国，成立了“犹太民族的国家”。这也造成非犹太人的阿拉伯人（宗教上或为穆斯林或为基督教徒）失去了祖国，大多还成了难民。

此时伊斯兰欲振乏力，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因此开始产生自觉，认为该纠合整个民族，来面对新的危机。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因此高涨，那么犹太移民带来的犹太民族主义，就更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加速，故此我们可以说，原先以宗教优先的地区，已经转向为民族主义。

第十章伊斯兰的现代复兴

阿札姆著书阐述“吉哈德的美德”

伊斯兰复兴的起始

◎转捩点：一九六七年

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在伊斯兰世界瓦解的潮流中，堪称是最严重、也是为它画下句点的一击。一九四八年，因为以色列建国成功，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席卷了阿拉伯世界，而伊斯兰的影子也愈来愈淡。当我们观察这个时代之际，不禁会产生一种强烈印象：过去曾是伊斯兰世界核心、也是众多伊斯兰政权曾繁荣兴盛的中东地区，如今进入了“宗教时代终结、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

但或许是历史的讽刺吧，不久之后，为伊斯兰的复兴带来契机的，也正是巴勒斯坦问题。这样的契机源自于一九六七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当时，以色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行动击破了阿拉伯的空军，取得了制空权，从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因为夸示自己在短短数日内便取得胜利，于是将这场战争命名为“六日战争”。至于阿拉伯阵营，则因为这场大败仗，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急速地走向衰退之路。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时，约有八成的土地在以色列的控制下；剩下的两成为约旦所合并的约旦河西岸，及曾经托管给埃及的加萨走廊。一九六七年时，就连这两成的土地也被占领。还不止如此，东耶路撒冷也被以色列占领。

东耶路撒冷就是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它的旧市区里涵盖了三个宗教的圣地。伊斯兰视为圣域的地区内，有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及圆顶清真寺，而圣域西侧外墙，则是犹太教的圣地。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地区内则有圣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re），盖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各各他山（Golgotha Hill）上。其他还有很多与三大宗教有渊源的神圣场所。至于新市区所在的西耶路撒冷，乃是在托管时期发展起来，但丝毫不具宗教的意义。因此国际上提到的“耶路撒冷问题”，指的都是东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　紧邻著名的圆顶清真寺，相传为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处。

这里在一九四八年时由约旦所统治，与西岸地区都属于约旦的领地。但因为一九六七年战争的关系，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都被以色列军队所占领。这为伊斯兰世界带来强大的震撼，其冲击程度之大，以至于唤起了伊斯兰复兴。

三种宗教的共同圣地　现今的耶路撒冷旧市区。

在这当中最具戏剧性的，是被以色列狠狠地打败的埃及。埃及全国弥漫着“悔悟”的氛围，总统纳瑟尔自己也说“这是真主所给予的试炼”，并且表明辞意。因为轻忽了伊斯兰，以致让自己败得如此屈辱，大多数的国民都充满了这样的忧惧情绪。

实际上，埃及在民族主义精神受挫的当下，很难和拥有“不败神话”的以色列分庭抗礼。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提振国民的精神与军队重建，埃及的领导阶层采取了回归伊斯兰的策略，即复兴“持剑的吉哈德”。

◎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石油危机

埃及政府从乌里玛领受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是正当的吉哈德”的宣告，重整军队。由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所以苏伊士运河成了两军对峙的前线；一旦运河遭到封锁，将对埃及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故此，夺回运河被视为优先议题。为了这个目标，埃及还开发出能迅速展开的折叠式桥梁，作为让战车队渡过运河的新武器。为防御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战车队也配备了地对空的飞弹，准备周延。不只如此，被征召的兵士在一九六七年之后，没有任何人退役，从而准备了一支大军。

六年后，第四次中东战争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爆发。这次埃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采突袭的战略，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展开总攻击。当时士兵们喊着“阿拉至大”赶往前线的图像，在战后仍然广为流传。

这场战争就结果而言，是阿拉伯这一方获得整体上的胜利。在战场方面，前半段的战局中，埃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后半时以色列死命地反击，因此就军事角度来说，可谓是胜负各半。但是阿拉伯产油国采取了激烈的石油禁运策略。他们倡言，“不提供石油给不能理解阿拉伯大义的非友好国家”。因此全球经济遭受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亲阿拉伯的政策。这可说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因此就算是战场上的胜负，也绝不能称得上是“平分秋色”。而“以色列不败的神话”，也就此被打破。

日本也在石油危机中遭受冲击，被视为“亚洲奇迹”的高度经济成长因而停滞。经历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一九七〇年大坂万国博览会，达成令人刮目相看经济发展的日本，对自己被阿拉伯诸国断定为“非友好国家”，既觉得意外也感到震惊。

日本和阿拉伯诸国在良好经济关系的支持下，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往来；但，其实只有日本自己做如是想，阿拉伯方面则认定，日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冷淡。“阿拉伯的大义”唯一的主张，就是要理解祖国遭夺走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日本后来以此为基准改善了对阿拉伯的策略，之后重新创建起友好关系的基础。

◎伊斯兰首脑会议

在谈到一九六七年战争后的发展时，有一件事绝不可忘记，那就是一九六九年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的举行。六七年战争后，东耶路撒冷被占领，给全球的穆斯林带来了冲击。再加上六九年阿克萨清真寺遭人纵火，也震撼了穆斯林。因此，沙特阿拉伯与摩洛哥两个伊斯兰色彩浓厚的王国，便号召举行伊斯兰首脑会议。

如果在六七年以前的话，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国家对这种号召大概不会多所回应，甚至还会解读成“这是反动派披着伊斯兰外衣策动的行为”。但是此时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走稳健路线，因此在摩洛哥拉巴特（Rabat）举行首脑会议，并且通过设立伊斯兰合作组织（OIC）。

若我们认为鄂图曼帝国灭亡的同时，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也随之瓦解的话，那么这场首脑会议，就象征着新而现代伊斯兰世界的重生。此时阿拉伯的领袖们，不再打着“泛阿拉伯主义”、“亚非团结”的口号，而是以伊斯兰为彼此的牵系共聚一堂。今天，当我们问到“伊斯兰国家”是什么的时候，最浅显的定义就是“OIC的加盟国”。透过这种方式，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二十六个国家与地区的领袖们，向国际社会明示了有“伊斯兰各国”的存在，也因此让“伊斯兰世界”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分水岭：一九七九年

在一九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之间，各种促使伊斯兰复兴的要素，陆续在各地萌生出来。被近代化所遗弃的人们，寄望从伊斯兰的福利制度得到救助，而因为近代化成功出现的新菁英阶层，则为了寻求自我认同，而将目光投向伊斯兰。

此外，伊斯兰银行也成立了。这反映着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攀升、产油国的崛起与石油所带来巨大的财富等现象。以一九七五年杜拜伊斯兰银行的设立为开端，伊斯兰各国陆续设立了所谓的伊斯兰金融机构，这是在经济层面追求的伊斯兰复兴。

不过尽管伊斯兰复兴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略见雏形，但大部分都还是伏流。另一方面，正如日本将一九七三年战争误解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展现”，欧美看待伊斯兰也一样有误差。对于中东发生的战事，其分析多半以近代化论或民族主义论为主流，但不管是哪一种论点，对伊斯兰不是轻视，就是忽视。

然而，这些观点在一九七九年产生了很大的转折。这一年的重要性，就算一再强调也不为过。首先是二月时，从去年展开的反君主制运动革命成功，在伊朗创建起伊斯兰政权。之前伊朗在巴勒维王朝坚若磐石的体制下，强化了军事力，被视为波斯湾最强的君主制国度，因此这场革命震惊了全球。而且这场革命发生在产油国伊朗，因此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打击了全球经济。

但更令世界惊愕的是，这场革命是在乌里玛的领导下，以“伊斯兰革命”之姿崛起。何梅尼这位年近八十的年迈法学家，身穿乌里玛特有的装束，绑着黑色头巾（turban）身着长衫，以革命领导人的角色登上全球新闻头版。不管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国民革命（民族革命），或是俄国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世俗主义为前提；有谁料得到，当二十世纪将近尾声时，居然还会有革命是因宗教而起呢！这场革命以“吉哈德”和“殉教”为主调，欧美媒体也有人称之为“神的革命”。

何梅尼　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伊朗不久后举行公投，决定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接着在十一月，何梅尼的支持者占领了位于首都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采取和美国对决的强硬姿态。此外，他们通过的宪法中还明载国家应受伊斯兰律法支配，伊斯兰政治因而在现代重生。

但这一年的事还没完。十一月时，在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爆发了武装反体制派的起义。他们主张推翻君主制，占领了麦加禁寺（the Grand Mosque of Makkah），呼吁信士们要立誓效忠“马赫迪”。这也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在一九三二年宣布建国之后，所面临最大的国内危机。

这次起义占领了卡巴圣坛，也令人为之震惊；而且是在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发生激烈的反体制运动，这更造成很大的震撼。但是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一向被视为伊斯兰国度的沙特阿拉伯境内，居然也发生了伊斯兰色彩的叛乱。时序迈入二十世纪后，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瓦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殖民地，就算独立后也倾向采行非伊斯兰的体制；在这潮流终能保持独立、还能以伊斯兰为国家纲领的，正是沙特阿拉伯。然而，这个伊斯兰王国却是伊斯兰派的反体制运动所要推翻的目标——这在某个层面上，比伊朗革命还更具冲击性。

一九七九年底最后的大事件，就是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在一九七三年发生共和革命，一九七八年被共产势力夺权，但伊斯兰复兴也同时不断地发展中。邻国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造成了地区权力失衡。于是苏联为拥护共产政权，派了大军进驻当地。

此举引发了反苏联斗争，抵抗运动横亘了整个一九八〇年代。尽管有各种流派的团体和运动参与其中，不过这些战士一律被称作“圣战士”（mujāhidīn），也就是“吉哈德的战士”。这里讲的吉哈德是持剑的吉哈德，也是进行抵抗的吉哈德。

阿富汗是少数免于被殖民地化的伊斯兰国家之一，而它的社会极为传统，仍保有极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同时，由改革派所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十分活跃。这样的国家遭到苏联军队入侵，也为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带来了震撼。伊斯兰色彩强烈的国家，遭到共产主义这个泾渭分明的强敌赤裸裸地以军事手段进行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持剑的吉哈德就更具备了正义的名分。

不久，不只阿富汗人展开了反苏联的游击斗争，更有阿拉伯诸国的义勇兵纷纷加入。

◎来自阿富汗的斗争

和伊朗的状况不同，对于发生在阿富汗的斗争，美国与西欧各国视之为“反苏斗争”并予以支持。在当地除了阿富汗人以外，还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约数千人规模的义勇军参战。他们认为共产军队的侵略是乌玛的危机，因此他们非常明确地，具有保乡卫土的义务。

在这当中，有一位巴勒斯坦领袖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叫作阿布都拉．阿札姆（Abdullah Yusuf Azzam）。阿札姆组织了阿拉伯义勇军，鼓吹持剑的吉哈德。他以小册子的形式写了很多著作，可以视之为与现代吉哈德有关的重要思想家。在他麾下负责招募义勇兵的，就是奥萨玛．宾．拉登（Osama bin Laden）。宾．拉登出身沙特阿拉伯的财阀，因为二〇〇一年九月在美国发动九一一恐攻，一跃成为世界名人。但除了是组织的领袖外，若作为思想家来说，阿札姆的贡献远远要比他大得多。

阿札姆在以《保卫穆斯林的土地是最重要的个人义务》为题的小书中提到，“被人们忽视、遗忘的最重要义务，就是吉哈德的义务，但是却不见于穆斯林的现实当中”。他所说的“穆斯林的现实”，正如前章所提及，乃是出于没有一个领导持剑的吉哈德的伊斯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讨论的，就是个人该如何保乡卫土的问题。

阿札姆主张，当外国军队入侵时，当地的人民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卫乡土；如果兵力不足时，邻近地区也要就近驰援。他更疾呼几个在遭受侵略的地区中，巴勒斯坦和阿富汗最为重要。他认为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将会失去更多土地。他还提到，“身为阿拉伯人、而且能在巴勒斯坦投身战场的人，就应该从那里开始。如果做不到，就该前往阿富汗。至于其他（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我个人以为应当在阿富汗从戎”。

但这个理由并不是阿富汗比较重要。他认为“巴勒斯坦才是伊斯兰最优先要解决的议题，这里才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但在阿富汗的斗争，乃是清楚扬起伊斯兰的旗帜，目的也是为了创建伊斯兰国家，因此在这里扬旗更为简单。在他创作这本书的一九八四年时，巴勒斯坦的斗争是由目标创建世俗国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所领导。

阿札姆还说，“当敌军进攻缓冲区（thughūr）时，防卫就是个人的义务”，这句话引人深思。“thughūr”指的是和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是源自阿拔斯王朝时，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边境地区而有的说法。当第五代哈里发哈伦和拜占庭帝国作战时，缓冲区位于现今叙利亚北侧附近。伊斯兰律法规定，当志愿从军参与吉哈德时，必须要得到双亲或妻子的应允。也就是说，当自己的乡土还未面对直接的危险之际，孝敬父母扶养家人是优先的义务。然而阿札姆却主张，敌人一旦越过缓冲区进犯时，就不需要得到这样的许可。

他还鼓励“以钱财来实践吉哈德”，也就是对吉哈德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他的呼吁打动不少年轻人的心，也带来集资的效果。八〇年代时，从阿富汗有全球为数最多的难民出逃，生活在巴基斯坦及伊朗的难民营，因此伊斯兰诸国也对他们慷慨解囊，以为“对穷困者的天课”。

激进派登上舞台

◎盖达组织的出现

阿札姆据传于一九八九年，在白沙瓦（Peshawar，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为阿富汗难民居住的主要地区）死于意外。之后崭露头角的是奥萨玛．宾．拉登。

阿富汗之后的情势稍为复杂，需要进一步说明。苏联的军队经不起圣战士顽强的抵抗，在一九八九年退兵。苏联之后也面临瓦解，不仅在战事上不敌西方阵营，在与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也败下阵来。但在反抗苏联时阵线一致的圣战士组织，在一九九二年伊斯兰政权创建后，彼此之间却展开了内战，让阿富汗的人民与来自阿拉伯的义勇兵都大失所望。因此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塔利班崛起，在一九九六年时已经实质控制了国土的大半。至于圣战士组织则困守东北部，成为大家熟知的北方联盟。

塔利班意为“伊斯兰神学院学生”，原是由伊斯兰学院的寄宿生所组织而得名。他们的思想承袭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改革主义，但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显得陈腐落伍。他们禁止女性就业，并强制女性披戴头巾。美国一开始认为塔利班政权能带来安定而表示欢迎，但美国国内批判他们“压抑女性”的声浪高涨，于是选择保持距离。

当圣战士们彼此内斗时，宾．拉登与许多的义勇兵离开了阿富汗。有的人在波士尼亚内战时加入穆斯林阵营，也有人回到祖国从事地下工作。在阿尔及利亚，因为军政府扼杀伊斯兰复兴，所以自九〇年代起也陷于内战，据传有许多从阿富汗回归的士兵，都加入了伊斯兰武装组织。

宾．拉登和他的同盟者则在塔利班政权维持一定的安定时，为寻求保护而回到了阿富汗。此时他们的组织被略称为“盖达”（al-qaeda，意为“基地”，指吉哈德的基地）。一般认为他正是从阿富汗的根据地，指挥发动二〇〇一年九月的九一一恐攻。

塔利班游击队　塔利班分子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在阿富汗，以坎达哈为据点，与新政府及多国部队对抗。

老实说，对于宾．拉登和盖达组织的“事实”，我们很难说已经获得了充分理解。美国虽然发表了有关九一一事件的详细报告，但这也是和宾．拉登对抗的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断不能照单全收。另外，宾．拉登率领的是地下组织，因此也没办法清楚掌握其实态。

一九九六年设立的半岛电视台是位于卡塔尔、专门以阿拉伯语播放新闻的卫星电视台；他们积极地针对宾．拉登等人进行报导取材，也因此成功开拓了新市场。亚洲和非洲的传媒能与欧美媒体对抗、并在商业上获致成功实属困难，因此半岛电视台可说是罕见的成功案例。最起码，半岛电视台的报导改善了信息一面倒来自欧美的情况。但是宾．拉登阵营原就是有目的地与媒体接触，所以信息再多仍然真假难辨。

宾．拉登　成为愤怒的年轻人的象征。

◎反美路线的开始

不过，也有些地方是可以清楚说明的。第一就是过去从事反苏斗争的宾．拉登等人，在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时转而反美。其中一个理由是，苏联败战后从阿富汗撤军，反苏斗争也因此结束。其二是一九九〇年爆发了波湾危机。这项危机起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并并吞邻国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组织的多国联军，在第二年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波斯湾战争。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用意，是要透过这一次战争，整顿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

波斯湾战争　美F-15E参加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

对宾．拉登而言过不去的那道槛，就是美军进驻祖国沙特阿拉伯。沙乌地国王一向自诩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特别是一九七九年麦加事件后，更在一九八六年称自己为“两大圣城的守护者”，沿用鄂图曼帝国的苏丹使用过的称号，强化了伊斯兰路线。宾．拉登想必也以此为傲，因为宾．拉登财阀原本就是因为参与两大圣城的建设而发迹。即使到现在这情况依然没变，奥萨玛只是家族众多兄弟当中的一人，但就因为他，“宾．拉登”这个名号在全球媒体中声名大噪；对此，其他家族成员应该感到不胜困扰吧！

在波斯湾战争中，沙特阿拉伯举国上下，都对伊斯兰国家接受非伊斯兰国家（美国）的军事援助是否合宜议论纷纷。这不仅关乎伊斯兰国家的独立原则，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大疑问，也是严厉的批判：为何石油大国年年挹注钜额的军事预算，却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故此，宾．拉登对国王提议，让国民自己的义勇军来保卫祖国。

但国王却认为他们违反体制，加以严格取缔。后来宾．拉登认为，这是美国占领了沙特阿拉伯，还操控了沙乌地政府之故。在他的世界观中，美国占领拥有两座圣城的阿拉伯半岛，就和以色列军队占领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都是整个乌玛的敌人。

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以及二〇〇〇年在也门的美国驱逐舰攻击事件，矛头纷纷指向盖达组织。大使馆爆炸事件后，当时正被性丑闻缠身的克林顿，为了在外交上扳回一城，下令报复阿富汗和苏丹。美军以人在阿富汗的宾．拉登为目标，发射巡弋飞弹，这也是史上第一次个人成为巡弋飞弹的目标。

宾．拉登的反击，就是发生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九一一事件。

◎急进派与中庸派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宾．拉登与他所率领的盖达组织在全球声名大噪。而又因为小布什宣示“反恐”，恐怖活动与反恐活动遂成了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轴。全球在冷战终结、苏联瓦解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可说是进入了“恐怖活动与反恐活动”的时代。

故此，“伊斯兰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吉哈德是不是偏狭的圣战”这些未经深思的疑问甚嚣尘上。无须赘述，如果将部分武装抗争与恐怖活动全都归咎伊斯兰，那就无法解释伊斯兰世界的大半人们，都过着和平生活的事实。如果认为吉哈德思想一定会导致恐怖活动，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应该都充斥着恐怖攻击。

再说，恐怖活动并不仅和伊斯兰世界有关。我们看到其他宗教与恐怖活动的瓜葛，就会发现自爆攻击并不是伊斯兰首创。历史上第一桩自爆攻击发生在斯里兰卡，而和斯里兰卡密切相关的是佛教与印度教，因此在这里发生的攻击真能用宗教来解释吗？此外，包括一九九五年发生在俄克拉布何马州的联邦大厦爆炸案在内，由基督教徒主导的恐怖攻击也不在少数。既然如此，是不是也要问“基督宗教和恐怖活动有没有关系”呢？

关于恐怖活动的种种肤浅议论，其实大多是谬误，在很多书上都有所论述。本书谈的是伊斯兰的吉哈德，因此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而是想提出更确切的问题，那就是“激进派如何将吉哈德的理念用来将恐怖攻击合理化”、“在伊斯兰的逻辑下，哪一种吉哈德可以被容许，哪一种吉哈德又被视为是脱了缰的过激派”。

吉哈德思想源自于人与内心之恶的战斗，并形成了防御外敌的“持剑的吉哈德”这一面。但是保乡卫土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思想，并非吉哈德独有。那么，要怎样分辨何谓正当的保卫乡土，何者又是偏激的武装斗争呢？

为了厘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思考现在伊斯兰世界里大半人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是什么样子，而健全且稳健的伊斯兰思想又是什么。我把这些人称之为“中庸派”（Wasatiyyah），占大多数的也是这些中庸派。相较于这些人，则是为数不多的急进派与激进派。

这两者的差异是什么，不能单依肯定武力与否来界定。中庸派与急进、激进派的分水岭，在于他们怎么看待现代伊斯兰社会；更具体地说，二者在“伊斯兰究竟是怎样的教诲”上有着理解差异，而且在伊斯兰复兴的蓝图上也南辕北辙。

◎来自草根的伊斯兰复兴

和现在有关的伊斯兰复兴，起源于一九六〇年代后半。尽管过去曾有伊斯兰复兴的浪潮，但或是被自由主义者所压制，或是被民族主义者所吸收，又或是受到社会主义所压迫。而之所以再次复兴，是因为其他思潮未能成功奏效，加上和世界性的宗教复兴共振使然。

这种复兴现象，如果到当地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几乎都和草根基层所力行的宗教觉醒与生活改善有关。例如励行礼拜、建设清真寺、背诵古兰经、鼓励断食、强化伦理教育等宗教复兴，或是为了穷人天课（募款与分配）、为低收入户看诊，对成员只有母子的家庭施予支持，还有对地震天灾的受灾者进行救援等社会福利活动。至于富裕阶层设立的伊斯兰银行，也是伊斯兰复兴的一个面向。

伊斯兰社会如果有范本，其基础就在于伊斯兰信仰。而以伊斯兰信仰为根本的伊斯兰律法，则会确立信仰行为、建设清真寺、建构家庭与社群、形成公共财、维持社会秩序，还会订立国家与行政，最后也会界定伊斯兰的国际关系。内在的吉哈德或社会的吉哈德，会反映在个人的信仰与公共空间的伦理上；持剑的吉哈德，则属于国家管理的军事与对外事务。这种基于律法、显露在外成为典范的世界观，大约形成于阿拔斯王朝的中期。对社群应有形态与公共财的看法，或许会因为时代与地区而有所不同，但是乌玛为包容所有领域的共同体，依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进入二十世纪后，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瓦解。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该典范的最上层（国际关系、国家、政治）崩坏的过程。已经殖民地化的各国，除了被迫接受列强所支配的世界秩序，主权也受到限制，还导入了非伊斯兰的西方法律，连经济体系也深受资本主义渗透。故此一般预期是，这个伊斯兰典范会随着近代化而彻底消灭，从而形成一个基于迥然相异的理念建设起来的近代社会；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为止，这样的想法被证明是大错特错。

在这种状况下，现代中东的实情，变成了既非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也不能说是完全西化、近代化或世俗化的社会。伊斯兰的价值观能够持续抗拒西方化的原因之一，在家族法的领域。

在伊斯兰律法中，家族法掌管了结婚、离婚、养育、遗产继承等家族关系。更进一步说，在伊斯兰世界里，“受到保护的少数宗教”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家族法。一言以蔽之，透过宗教来界定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的，就是家族法。即使在现代化后，这样的法律依然能够留存，是因为家族观念与婚姻制度乃是源自于各自的文化，不会被政治、经济的“发展”所渗透。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外，大部分的国民在有关结婚与家族的看法上，并没有意愿模仿西方。

任何一个宗教的家族法，都鼓励同宗教内的婚姻，所以通常穆斯林就是和穆斯林、基督教徒也是和基督教徒互相成立家庭、传宗接代。上一代为孩子命名，大多也有宗教上的意涵。从阿拉伯语来看，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欧玛尔是逊尼派，阿卜杜勒萨达姆（Abdulhussain）是什叶派，布图鲁斯（Buṭrus）是基督教徒，几乎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族法上，名字对形塑每个人的认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来自草根的伊斯兰复兴，企图从信仰行为与家族法层面，重新构筑伊斯兰社会，也就是把上面已经崩坏的建筑，由基础向上重建。但相对于此，也有人认为伊斯兰的破坏，最主要乃是来自于国家和政治层面；故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从这些地方修复起才对。而且，因为国家、国际关系又和军事领域有关，所以要重整就必须采取军事上的行动。是故，这些主张由上而下进行伊斯兰复兴的人，就把“持剑的吉哈德”当成最优先事项——他们就是急进派。

◎激进派时代的来临？

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激进派”的产生。这里所讲的“激进”指的是不依循共同体的共识，也可以说是欠缺共识。

在本书我们也曾仔细地探讨过，初期伊斯兰曾有内乱与派系等问题，针对伊斯兰的意义，一个纯正的信士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也有过纷乱的意见。乌里玛在对这些纷乱的意见提出解答的同时，也凭借“解答”的力量，奠立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中宗教领袖的地位。像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设立了异端审问的机构，企图控制乌玛的思想，但因为乌里玛的抵抗而功亏一篑。

乌里玛的处方笺里有四个主要关键。其一是重视乌玛的一体性，不对他人的内在加以质问与争论。其二是社会上的伊斯兰属性，必须受到伊斯兰律法的保障。其三是伊斯兰律法的解释权在乌里玛，一般信士（包括统治者在内）应遵从乌里玛的领导。其四是统治与军事（即持剑的吉哈德）必须托付给统治者，不得私自行动。

虽然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多少在认知上有所差异，但两者大致上都是以此为主流。在以急进什叶派（伊斯玛仪里派）为主的法蒂玛王朝结束的十二世纪左右，这样的看法也已被广为接受。

和这样的共识形成明显对立的是“出走派”（哈瓦利吉派）。这个分派一如其名“出走者、分离者”，他们执着于自己的看法，脱离了第四代哈里发（也是什叶派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阵营。他们为了打倒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采取暗杀战术，实际上阿里也是死于他们的利刃之下。

逃过暗杀一劫的穆阿维亚后来开创了伍麦亚王朝，这一段已在第五章叙述。“出走派”之后也抱持着“只要是笃信的信士，任何人皆可能为领袖”的政治观，对于不同意这点的穆斯林，不惜以武力加以打倒；在这种伊斯兰观念下，他们持续以反体制派自居。但也因此，为了清除他们的势力与思想，反而让重视共识的伊斯兰世界得以维系。

一九七〇年代以后，在伊斯兰的世界里可以听到一种声音：“现代的激进派，不就和‘出走派’一样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一年暗杀沙达特总统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认为沙达特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就再也不是穆斯林，而是吉哈德的对象，因此采用了暗杀战术。在这起事件中，对吉哈德的理解不是倡议打倒外敌，而是推翻穆斯林的统治者，因此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对持中庸派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甚至产生出疑问：这不就和哈瓦利吉派类似吗？对沙达特的内心有所质疑，认为他背离伊斯兰，而把他当作“持剑的吉哈德”的对象，不就和“出走派”暗杀第四代正统哈里发阿里如出一辙吗？

这种疑虑，反映着某种深刻的不安：随着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世纪的瓦解，伊斯兰会不会再次演变成过去派系林立的状况？激进派会不会再度降临？一九七九年的麦加事件，也是打着“马赫迪”的主张。以此为鉴，当然会令人产生疑虑，联想起初期的激进什叶派。

◎野战司令官宾．拉登

将其他信士扣上“非穆斯林”的罪名，这种作法称之为“Takfir”（宣称对方为伪信者）。“出走派”擅长的就是这一项。相对地在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派中，所持的教义是绝不可对他人扣上“不虔信”的帽子，这样的看法持续了数世纪。很多人认为，如果讲到伊斯兰的优点，那就是现实主义，不会对他人的内心予以置喙。但是这种优点到了现代却开始崩解。这也让中庸派的人产生了危机感。

要说这就是激进派，那么宾．拉登其实并不算激进派。他虽是急进的武装斗争派，但和暗杀沙达特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不同，他并没有推翻沙特阿拉伯国王的意图。就算他对国王有所批判，也只是间接地表示国家“遭到美国占领与操控”。

他被判罪驱逐，不是违反了上面提过的四个原则的第一条“重视乌玛的一体性，不对他人的内心加以质问并争论”。相对于此，宾．拉登的问题则是抵触了第四条原则——“统治与军事（即持剑的吉哈德）必须托付给统治者，不得私自行动”，不只如此，他还把无罪的平民，当成是持剑的吉哈德的目标。

但站在宾．拉登的角度来看，这会存在着一个大问题。能够托付统治和军事权限的统治者究竟是谁？沙乌地国王请入美军，证明了这位穆斯林统治者无法掌握军事权。但如同阿札姆所探讨的，即使统治者无能，保卫乡土仍是所有信士的义务。所以宾．拉登大概会说：“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为了乌玛奋起一搏。”

宾．拉登其实并未接受宗教教育，自己也不是乌里玛。他虽针对吉哈德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立场倒像是野战司令官。因为没有乌玛的正统军队，所以他自己组织了游击队、成了野战司令官，依照自己的判断展开行动。

这种情况在二〇〇三年之后也发生在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一环，美英派兵进攻了伊拉克。表面上的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有藏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嫌，实际上是小布什承继了老布什政权中，想和伊拉克一决胜负的念头。最后的结果是，萨达姆政权在这一场战争被击垮，伊拉克没有了合法的政府，而由外国占领军驻留。

这导致了武装集团以保乡卫土为理由，对外国军队发动吉哈德；就算在二〇〇四年，联军在形式上将主权委让给临时政府之后，仍有武装集团认为，这是背后受美国操控的“傀儡”政府而持续发动攻击。甚至还有集团断言“埃及是不信伊斯兰的政府”，故绑架了驻伊拉克的埃及外交官。

如果有被认可的正当哈里发所统率的伊斯兰政权，也许就能对自命为野战司令官之辈下达命令，要他们“审慎自律，不可随意发动军事行动”。但是实际的问题是，即便是OIC的加盟国，也几乎没有哪国规定自己的体制是伊斯兰国家、或认定自己的军队是伊斯兰军队。再说，OIC即使有加盟国彼此间的外交、经济、文化合作，在安全保障与军事面却没有同盟关系。于是目前仍然没有能统筹吉哈德的人物，而自认为是司令官的人，也仍然持续采取激进的行动。

有关吉哈德的论战

◎历史上的吉哈德

关于吉哈德，从古到今有过形形色色的议论。到了现代，吉哈德再次被热烈讨论，其背景在于急进派或激进派主张采取吉哈德，将自己的武装斗争及恐怖行动加以合理化的现况。此外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针对战争的议论开始热络起来，也对此造成了影响。

我在这里想针对与吉哈德有关的看法进行汇整。

首先我们概括历史来看。在先知的时代中，麦加时期的吉哈德纯粹指的是在宗教上的奋斗努力，丝毫没有战斗的概念在其中。“战斗”（qital）是圣迁后，依照古兰经里“对战斗许可的章节”而被正当化。因为在麦地那成立的最初的伊斯兰共同体，暴露在军事危机当中，是故从防卫的必要来看，“持剑的吉哈德”便获得了正当性。和“持剑的吉哈德”有关的章句也出现在古兰经里，在执行吉哈德的同时，自我牺牲的“殉教”被认定为宗教上的美德。话虽如此，就整体来看，建构立足于伊斯兰的社会才是其首要之义，战斗则只被看成是一种手段。

伊斯兰征服麦加时，收复了卡巴圣坛，成就了阿拉伯半岛史上首次统一。在半岛上无需再有吉哈德，协商与诉求成了推展伊斯兰的方法。但这个新兴国家的崛起，让邻近的两大帝国感到威胁，因此对（无意臣服）又高傲的伊斯兰国家而言，除了和帝国一决雌雄之外别无选择。穆罕默德是在刚着手远征叙利亚之际，就离开了人世。

接下来的后继者——正统哈里发，将半岛内的叛乱藉“叛教战争”之名予以压制，这场战争的余威一直延烧到与萨珊波斯及拜占庭帝国的对决，这就是伊斯兰征服事业的起始。为了因应征服事业的扩张及行政机构设置的必要性，故设立了军务厅等官方单位，招募阿拉伯诸部族参与征服，后者有的是因为对信仰的虔诚，有的则是为了得到军饷、战利品等实际利益动机，所以乐于参与军务。

征服事业一直到伍麦亚王朝时期依然持续着，并在西起伊比利半岛，东至中亚的空间内画下了庞大版图。阿拔斯王朝大致上继承着这块版图，并在印度与中亚持续扩大版图。征服事业至此，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得以确保，而伊斯兰也得以创建自我。

另一方面，从内乱的痛苦经验中，伊斯兰愈来愈倾向将掌控“持剑的吉哈德”视为统治者的专权事务。从重视阿拉伯血脉的伍麦亚王朝，到创建起多民族伊斯兰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初期，这一伊斯兰的原则逐渐明确化。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台绥姆统治期间，创建了职业军队，“信士皆兵”的时代于焉结束，信士们当兵得到薪俸的制度也告终。持剑的吉哈德，自此被视为统治者在军事与防卫上的事项。

◎防卫的吉哈德论

由国家所统驭的吉哈德，一直持续到鄂图曼帝国解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鄂图曼帝国君主最后一次，由乌里玛处获得了发布吉哈德宣言的许可。另一方面，西方除了展开军事的攻势，同时也在思想上批判“伊斯兰好战”。为了回应，思想家于是发展出吉哈德原属“防卫性质”的理论来加以反击。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间，防卫性的吉哈德虽是思想的主流，但现实中在列强侵略下，发动防卫性吉哈德的机会还是少之又少。随着鄂图曼帝国的崩解，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也不复见，也没有吉哈德的主宰者。

至于衍生出伊斯兰征服事业的吉哈德，通常也有人将之解释为是“防卫”。因为伊斯兰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必得和萨珊波斯及拜占庭帝国一决胜负，所以也可以视之为“防卫”。就算不是“防卫”，在伊斯兰世界必须确立自我的这个阶段，“战斗实属正当，而征服事业被认为是神给伊斯兰的恩赐”，这种看法也根深蒂固。

所以就算乍看之下像是侵略攻击的行为，也可以用“这是为了确保传教的自由”来加以解释。征服本身并非目的，至于“以力量迫人皈依”，那就更不是目的了。现在的西方似乎也已经普遍理解到，将伊斯兰的扩张解读成“靠军事力来强迫皈依”，乃是一种谬误。

不过，无论是否拿出“为了伊斯兰”这个借口，王朝为了确保版图与贸易路线进行征服，之后也屡见不鲜。

就从防卫的策略来进行征服这点，最近有人提出了疑问：伍麦亚王朝时的征服，是否真有必要远征到伊比利半岛？更进一步说，他们的真正动机是不是在获取战利品上？然而，从结果论来看，如果没有伊比利半岛，伍麦亚王朝早在七五〇年时就气数已尽了，更不会有延续到一〇三一年的后伍麦亚王朝的荣景。

初期伊斯兰的征服事业，应该是相当质朴的——因为不得不战，然后取得胜利。穆斯林们也直率地感到欣喜。胜仗打多了，结果成就了大帝国。

之后的时代将吉哈德区分为“攻击性的”、“防卫性的”，给人的印象像是在辩护。应该说，为了突破眼前面临的危机而持续战斗，不知不觉中就将广大的土地纳入自己旗下，这还更贴近实情。

二十世纪时伊斯兰国家锐减，原先作为国防战略的吉哈德也随之势微。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当伊斯兰复兴的同时，吉哈德的精神再次受到鼓舞。

伊朗革命几乎是由非武装民众的示威造就，在革命过程中，反王权斗争被看成是以自我牺牲换取的吉哈德，在镇压下失去生命则被当作是殉教。此外，弱者将争取正义的斗争称为吉哈德，还引发弱者将“自杀攻击”当作武器的伊斯兰运动。新时代的特征就是，将现代的斗争以伊斯兰的概念或思想加以正当化。

◎中庸派的乌里玛联盟

当驾驭吉哈德的伊斯兰统治者消逝后，就进入和外国军队、占领军对战的反抗组织、或者是游击队集团，各自统率起兵的野战司令官，全都高唱吉哈德的时代。这件事特别是在逊尼派各国当中，形成很大的问题。

什叶派则从十九世纪以降，为了与世俗化对抗而推动乌里玛的阶层化、秩序化，在不存在圣职者的伊斯兰当中，成功地创建了如同教会般的宗教领导阶级。乌里玛的称号也明确有了位阶：“伊斯兰的信任”、“真主的象征”、“真主最伟大的象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级，是因为什叶派原本就认为世俗权力是不得已的次要选择，故应该和权力者间保持距离的缘故。

强力的乌里玛阶层在什叶派中成长，结果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还有革命后的体制，都和乌里玛阶层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甚至连衍生出“自杀攻击”的黎巴嫩真主党（hizbu'llah），也遵从乌里玛的领导。真主党在历经十五年馀的内战、终结了暴力时代时，依然维持着反抗组织的形式，同时也参加国会选举，拥有自己的议员席次，进行草根基层的福利活动，还参与电视、广播与出版社经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社会运动，在黎巴嫩深深扎根。

相较于此，在伊斯兰世界占了九成的逊尼派，并未将乌里玛阶级化，而且原本乌里玛和统治者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由于逊尼派诸国统治者的世俗化、西方化，以致乌里玛失去了同盟者，于是便出现伊斯兰反体制派，以伊斯兰之名对世俗统治者任意扣上罪名的状况。在沙特阿拉伯发生的麦加事件，以及暗杀埃及总统沙达特，都是其中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中庸派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二〇〇一年在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更加深了中庸派的忧惧。布什政权宣示“反恐战争”，把和伊斯兰急进派对决的态势推上台面，中庸派的影响力愈趋低微。中庸派是相信乌玛共识的一群人，他们以协议与说服为主旨，所以不主张从军事上加以对决的路线。当全世界对待野战司令官宾．拉登宛若伊斯兰世界的代表时，中庸派也就被冷落在一旁了。

受到这种危机感所激发，二〇〇四年七月成立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lim Scholars，IAMS），是将立足于“中庸派”的乌里玛组织起来，创建一个平台，以形成伊斯兰世界的公论，逊尼派与什叶派也都派人参加了联盟组成大会。大会选出的议长卡拉达威（Yousef Al-Qaradawi）在定调演讲中，陈述下面的主旨：

（一）全球的穆斯林必须要统一团结。（二）若想将伊斯兰整体统一，首先须将乌里玛统一。（三）伊斯兰统一的象征在过去有哈里发体制，但今日这个角色得由乌里玛来担任。（四）因此当我们呼吁结成乌里玛协会，也获得了多数的赞同。（五）这个协会是为所有的穆斯林而存在。（六）有知识的女性也是其中的成员，女性的参与相当重要。（七）协会采开放的立场，推动与西方基督宗教等的对话。（八）伊斯兰教义强调神的怜悯，否定暴力。（九）伊斯兰的教义是中庸的，协会的立足点在于推行伊斯兰世界的革新与复兴，并保持中庸派的立场。

中庸派的结集　国际穆斯林学者协会设立总会（2004年）。作者摄影。

其中断言“伊斯兰统一的象征在过去有哈里发体制，但今日这个角色得由乌里玛来担任”，特别值得注目。一九二四年哈里发体制被废除时，让许多穆斯林认为“乌玛的象征已然消灭”，大受冲击且流泪不已。这种冲击的余波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没有人敢说“再也不需要哈里发”。卡拉达威的一席话，明确地说出如今已然不是哈里发的时代；这一路走到这里，结结实实花了八十年的岁月。

过去，持剑的吉哈德的宣告权在哈里发，那是因为统治者有责任考量乌玛的公益与判断内外的情势。如果哈里发制的角色能由中庸派的乌里玛来扮演，那就是隐隐宣誓要从急进派、激进派及野战司令官手里取回“吉哈德”。

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恐怖主义”与“反恐”的相克

在“恐怖主义与反恐”的时代，人们并不会幸福。只要恐怖活动是藉吉哈德之名来进行，就有必要让它消失。但若是在“反恐”的名目下进行暴力战争，那和恐怖活动也没什么不同，带来的也只是一连串的暴力。

就像本书中所述，吉哈德原本指的是为建设公正的社会而奋斗努力。在这样的社会下有了自己的国家，在产生秩序与国土防卫的议题时，“持剑的吉哈德”的必要性就应运而生。伊斯兰的教义，意图将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予以统合，所以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就不会是舍弃政治的宗教，也不会是和军事绝缘的宗教。只要吉哈德依然在古兰经中有所明示，吉哈德就不会从教义中消失。

但是，吉哈德在宗教上具有重大意义绝非坏事。站在与内心之恶对抗的伦理立场上，只要宗教劝导要与我执、恶的诱惑对抗，就具有积极的意义。或许也有些宗教主张，舍己并非一种战斗，只是舍弃我执，但是伊斯兰则偏好将舍弃恶，看作是一种和自己的战斗。伊斯兰不会像佛教，也不会像基督宗教。宗教各有各的形式，只是追求方向不同罢了。

伊斯兰的创始者穆罕默德，自己也拿起了剑参与战斗。当他从战场上回来时，对信士们说“小吉哈德已然结束，今后是大吉哈德”，敦促人们要从事内心的修行。既是创始者、又是最伟大领袖的穆罕默德，带着这样的意念来劝导，无异也决定了伊斯兰的基本性质。

在吉哈德为基础下，孕育出了伊斯兰帝国与其华丽文明。现代以复兴伊斯兰为志向的人们，在对黄金时代怀有乡愁般情感的同时，也将黄金时代描绘成“宗教与科学结合的时代”。伊斯兰复兴志在实现伊斯兰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倘若真是如此，为何急进派、激进派，却又能随自己的喜好，任意运用吉哈德的概念呢？

其中一个答案，不是向伊斯兰寻求，而是从伊斯兰所缺的地方寻求。也就是当现代乌玛下层仍残存着伊斯兰的同时，上层却朝向“去伊斯兰化”演进。草根的伊斯兰复兴，构想的是由下而上慢慢地推动伊斯兰复兴，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地区社群，然后是社会整体，再来才是国家与政治。急进派则没有耐性慢慢来，认为国家才是解决的关键，想急速求成。

我们也可以说，高举伊斯兰的急进派，想向国家与政治中伊斯兰较薄弱的部分寻求解方。换句话说，中庸派色彩较浓厚的地方是急进派所无法影响的。中庸派所阐述的路线力有未逮之处，正是急进派主张具有说服力的地方。

◎以公正的国际社会为目标

急进派能得到活动的空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世上存在着不公不义。

严重的贫困、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平、以及无视伊斯兰公正的统治，让弱者、穷困者，还有受压抑的人们陷于悲惨命运。这和侵略或占领所造成的悲惨并无二致。和伊斯兰无关，现在的世界本就充斥着巨大的不公平、不平等，这点毋庸赘述。主张斗争的急进派或激进派，正是从这当中找到支持。

在本章中我所谈到的地方，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当急进的民族主义衰微后，继之而起的是伊斯兰的急进派；当以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立足的反抗组织败北后，应运而生的是伊斯兰的反抗组织与抵抗运动。换言之，即使有不同的原因或社会状况，反抗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只是到了复兴伊斯兰的时代，这些反抗组织才打着吉哈德的名号。在半世纪前的中东，以“人民解放斗争”为口号的人们，如今主张的应该就是“为吉哈德挺身”吧！

中庸派正试图重新取回定义伊斯兰的权力，但问题却不单只是定义吉哈德而已，因为必须先消弭造成斗争的政治与社会上的矛盾才行。因此连中庸派也认为，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只要外国军队仍然占领的一天，就是行使“正当的吉哈德”之日。甚至对自杀攻击，他们也辩称“那些人要是手里有战车和机关枪，应该就会以此来保乡卫土。因为没有武器，才会诉诸非常的手段”。巴勒斯坦问题一天没能得到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永远无法化解。

就这层意义来说，要让伊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解决问题，就得先理解吉哈德原本的意义，然后安排好为此进行对话的议题与议程才行。此时想当然耳，“伊斯兰世界”应由中庸派来代表。要是急进派、激进派造成了世界的动荡不安，那么解决问题的长期良策，就应该在于建构一个更公正的国际社会。

如果能学习伊斯兰帝国的历史，理解吉哈德原本是社会建设的一环，而现今的中庸派也正按照这个原则，努力重建吉哈德，那么就有可能由理解导向对话的开端，从而开辟出一条突破之道。我在心底由衷期待如此，以此作为本书搁笔之辞。

后记

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半岛这一个“空白地带”突如其来地出现，创造了灿烂的世界文明，不久将机会给了后面的继承者。如果想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应该说是帝国与荣光褪尽光华，独独只剩下伊斯兰。

当我答应执笔写下《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当作“兴亡的世界史”里的一卷，我踌躇了，思忖自己是否真的适任。确实我写下了《穆罕默德——寻访伊斯兰的源流》（山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更早前我还就麦地那宪章进行过实证的研究。但那是从思想史的立场来看，而我本人并不是伊斯兰史的专家。身为一个研究者，我研究的的主轴一是七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思想史，还有另一主轴为现代伊斯兰世界与中东地区。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在背后推我一把的是编辑委员杉山正明先生。杉山先生强力地说服我，认为现在世界历史必须从“人类知”的角度重新建构，因此有必要进行历史的解释，好能理解现代社会，还想将此提示给“低头钻过二十一世纪的大门的日本人”。他还力陈，不只是日本，而是全人类都必须要有这样知性的运作。我感受到他的热忱，也和他的想法起了共鸣，这才是真的促成我写下这本书的缘由。

今日伊斯兰人口约占全球四分之一，尽管一步步渐渐理解中，依然感到距离遥远，并非没有误解发生。例如将吉哈德译为“圣战”，随意地将它视为十字军的伊斯兰版，这应该也是一种误解。我完全赞同必须有个更接近伊斯兰世界实体的理解方向。

另一个让我决心挑战执笔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我个人的理由，那是我和故人悠瑟富．伊比戌博士（Dr. Yusuf Ibish）的缘分。请容许我花些时间对此做些说明。我和伊比戌先生会熟识，是在我一九九〇年前往剑桥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时，当时他也是客座研究员。我从过去就一直受到他的学说影响，和他似乎早就如同百年知交。

伊比戌先生一生传奇，该称他为“见证二十世纪伊斯兰世界动荡的人物”。他是库德族阿拉伯人（应该说是阿拉伯化的库德族），生在大马士革的大地主之家，就在哈佛大学伊斯兰研究的硕学吉布教授（Hamilton A.R. Gibb）门下留学时，遭到革命政府抄家，他一边当长途货车司机，一边完成博士学位。说他系出名门，可从他与十九世纪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英雄，之后在叙利亚过世的神秘主义者阿卜杜．卡迪尔（al-Amīr 'Abd al-Qādir al-Jazā'irī，一八〇七至一八八三）的孙女结褵得知（阿卜杜．卡迪尔是穆罕默德的子孙，被尊为高贵的血统）。伊比戌先生不仅对阿拉伯语经典有深厚的造诣，同时他在黎巴嫩与美国受教育的背景，让他也通晓西方。他是现代中东政治研究的翘楚，过去在贝鲁特时还在咖啡馆里举办沙龙，聚集了想听他讲述政治、文化的智识人士与学生。他研究关心的，不只是和历史与现代有关的专门的政治史，还广及科学与文化，刊行了许多精彩的著作，诚可谓领略东西方的智者。

有件无关轻重的往事，我在剑桥认识他前，曾经错身而过。在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战争时，我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摄影家，人正在被以色列大军包围的西贝鲁特。当时他还住在西贝鲁特，因为遭到两发流弹波及，经过紧急治疗后等病房时，一直在树荫下过了两天。还有件事是，他所编辑的《拉希德．里达》全六卷草稿在这一场战争中散佚。里达在一八九八到一九三五发行杂志《灯塔》，是伊斯兰复兴的领袖，他从这一份杂志里花了很大的心力摘出里达的政治观点。草稿及长期努力的成果尽失，可以想像他失望的程度。不过，之后有清洁公司来了电话，说草稿从回收的垃圾当中失而复得，让他感慨“这真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剑桥见到伊比戌先生时，他适逢六十大寿，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及美国几所大学任教后，已有退休的打算。但或许是遇到专长相近的我，有了共振效应，他竭尽心力提案几项研究计划，之后到二〇〇三他过世前，我们一直携手研究。他常常说道：“研究这种工作，就像是火把的传递”，而我决心将他的火把继续传递下去。

我有许多和伊比戌先生共同研究的成果，和本书有关的是《伊斯兰政治思想的遗产》及《伊斯兰制度论》。前者是将从八世纪阿布．尤苏福（请参考第六章）到二十世纪后半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阿拉伯文原典，严选之后编纂而成。其中收录约六十位知名作家的作品，二〇〇五年时，我们发行了大开本、二栏、接近一千页的书。我的作法一向是将思想和社会的动链接，同时加以解析，但我和他约定，以这本原典资料集为主，来撰写《伊斯兰政治——历史的流脉与思想的系谱》。

另一本《伊斯兰制度论》曾经暂题为《伊斯兰社会——各制度的生成与历史展开》，从穆罕默德时期一直到十三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以伊斯兰各个制度生成的角度重新建构。整个九〇年代，以美国东岸好多家专门的图书馆（有大量阿拉伯文撰写的藏书）为主，他和我两个人为了寻找这项计划的史料，蒐集了约两万页。之后我们预定进行具体的解析并动笔，以英文、阿拉伯文及日文分别著述、刊行。但由于我转职到京都大学，他担任了伦敦的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al-Furqan Islamic Heritage Foundation；以推动维护手抄本研究的文化基金会）的所长，我们各忙各的，日子就这么被追着过。他的讣闻传来，这项共同计划也就未能完成。

相信各位已经理解，本书就是为准备《伊斯兰政治——历史的流脉与思想的系谱》及《伊斯兰制度论》的基础。我想我和他之间未完成的约定，或许可以从执笔写这本书中多少能够实践，我自己则大胆尝试着将伊斯兰政治史与思想史加以结合。我期待各位读者对本书的看法。

有关伊斯兰历史，不管是欧美或日本都累积了相当质量的研究。在阿拉伯各国，也有许多研究。从比较严格的历史研究来看，日本也有好几位优秀的研究者，着眼于本书所专注的时代，特别是最近有非常杰出的年轻学者。我当然是参考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而撰写本书，也想对参考著作的学者致上我的敬意与谢意。但是对有争议的部分所做的判断，责任最终由笔者自负。我还请到好友，研究阿拔斯王朝的先进清水和裕先生百忙当中，为我审读草稿，还给了我意见。我要致上深深的谢忱。

我能得到机会，参与创作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同时重新建构这一钜大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丛书，对笔者而言相当宝贵。我也要对所有关照我的诸位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将这一本书献给已故的悠瑟富．伊比戌先生。

学术文库版后记
——之后的吉哈德

本书的原本出版后十年中，国际新闻愈来愈多的因为伊斯兰激进派而炒热，我们也更常听到“吉哈德”这个词汇。现今媒体也已经用一个惯常的说法“及哈第”来称呼吉哈德主义者。此外，二〇一四年六月，盖达组织的分支之一占领了部分伊拉克、叙利亚作为领土，自称“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甚至公开表明自己是“哈里发”。

最初的伊斯兰国家如何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成立，而继承他的大业的“哈里发”又是什么，这一类主题，在以七至十世纪为主的本书中，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探讨。十九世纪后，陷于危机的鄂图曼帝国的苏丹，为了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再次地请出了“哈里发”的称号，我们也在第九章提及。

但是这样的历史和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经过激进派组织之手，再度真实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应该令人大感惊讶。鄂图曼帝国的哈里发的位置在一九二四年消失后，依然有人谈论着哈里发复活的论调，也确实到了今天，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一九四九年成立）等仍然持续主张创建哈里发制，而其势力延伸到东南亚与中亚。尽管如此，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共识是“伊斯兰国家”的正统性由施行伊斯兰律法予以确保，并非由国家元首的称号而得，这个共识在二十世纪后半得到了更多的赞同。

不过，激进派的“伊斯兰国”有了具体的国土，登上世界舞台，所秉持的极度激进的言论，得到了全球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的共鸣，几千人的义勇兵迅速地投入“伊斯兰国”的麾下。甚至在二〇一五年分别在法国及比利时发生了被指为受“伊斯兰国”指示的恐怖攻击。二〇一五年在叙利亚，有两名日本人遭到“伊斯兰国”杀害。激进派这一股潮流，看来不会那么容易消失。我们从中得知的，是“吉哈德”、“哈里发”这些用语，或这一类的用语里所释放出来的宗教、政治的氛围，决不是只出现在过去而已。

即使如此，二〇一四年宣布自立为哈里发的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来历不清，一派浮夸。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当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要显示他做为宗教、政治的领袖的形象。“阿布．巴克尔”是哈里发制的创始者，是穆罕默德归真后确立了伊斯兰的人物，相信本书读者非常了解。“巴格达迪”指的是“巴格达出身”或“与巴格达有渊源的人”，巴格达正是代表伊斯兰黄金时期的都城，也意谓着载有五世纪荣光、但遭到蒙古大军破坏的“痛恨”象征。而在二〇〇三年美国率同联军进攻了伊拉克，还打下了巴格达。之后伊拉克、叙利亚的激进派所伸张的，导火线就是现代的巴格达被攻陷，带有报复战的意涵。

“之后的吉哈德”说的时点，指的是本书第十章所论及的九一一事件、盖达的勃兴，与盖达领袖宾．拉登的“国际上的名声”之后。美国对九一一事件的应对，就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所发动的“反恐战争”。这导致了二〇〇一年的阿富汗战争、二〇〇三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民在历经之后长年的两国争战疲蔽之下，出现了欧巴马政权。欧巴马总统持续以地面战以外的方式（空袭、利用无人机暗杀、派遣军事顾问）反恐，也派遣特种部队到巴基斯坦境内成功暗杀宾．拉登。欧巴马总统在宾．拉登遭到杀害时宣称“世界变得更安全”，但不久后就知道这是个错误（请参考拙着《九一一以后的伊斯兰政治》，岩波书局出版）。

盖达组织的势力确实在二〇一〇年为止大幅衰退，但最大的理由在于阿拉伯各国的年轻人发起了革命或改革，也就是“阿拉伯之春”。二〇一〇年底在突尼斯发动的民众运动，在约莫一个月的时间内推翻了独裁者班阿里，接着是二〇一一年二月埃及独裁总统穆巴拉特下台，十月则是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四十年的独裁画下了句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日益高涨。

对九一一事件或其他盖达组织的活动，伊斯兰世界里会产生共鸣，是因为长久处在封闭状态的年轻人，一时将自己的心愿托付在激进派的行动上。政治上持续独裁，经济上贫富悬殊，国际社会上则是大国说了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绝望中，对只要有人愿意，无论是谁都会成为英雄，是故对宾．拉登这一种人物产生了期待。

“阿拉伯之春”民主化运动开始时，各地的青年雀跃万分，以为“命运重回自己的掌握之中”。而对盖达的支持也急速地下降。但是问题就在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之后大多以失败告终。在埃及，二〇一二年诞生了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总统的政权，但仅仅为期一年就被政变推翻。革命派的青年反对兄弟会的政策，再度接受了军人掌权，也说明民主化程度之浅，之后又分裂成独裁的阿卜杜勒─法塔赫．赛西政权。被镇压的兄弟会与限于闭塞状况下的民主革命派，依旧持续着不安定的时代。

最悲惨的应该是叙利亚。二〇一一年开始了要求民主化的示威，阿塞德总统将之定位为“恐怖分子”予以镇压，不久后反对派开始诉求武力，因此内战开始。一开始只是政府当局和叙利亚解放军等反体制各派之间的战争，后来演变成伊斯兰激进派成长为第三大势力，其中最为激烈的“伊斯兰国”也浮出水面。欧美原来反对阿塞德的强权，支持民主化，但是在“伊斯兰国”日趋勐烈之势，则以“反恐战争”优先，采取的政策与战术反而让激进派更加高涨。

内战开始后五年当中，有多达二十万人牺牲，叙利亚国民有近四分之一成了难民，还有多于这个数字的人在国内避难。二〇一五年，九死一生下逃离战火的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对欧盟造成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势下，主张排斥移民的右派政党势力扩大，以维护人权的思想明显地转为守势。经济上推行全球化，政治上却以“本国优先”，成了全球的共通模式，看起来颇为讽刺。

了解上述背景后，我们对将现代的武装斗争称为“吉哈德”的吉哈德主义，何以会声势高涨，可以找到几项论点。

第一，冷战结束后进入全球化时代，结果造成世界上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成了激进派成长的土壤。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这一类“对抗的思想”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或许就是现代伊斯兰。而且，激进派的意识形态对心有不满的年轻人具有很强的诉求力。尽管伊斯兰中庸派主张要以“天课”、“相互扶持”的理念来填补差距，但穆斯林各国的政府与经济界纷纷搭上了新自由主义，没有余力因应中庸派的主张。

第二，民主化的失败与停滞，让想透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的穆斯林各国，有大半无法获致成功。既然民主的期望已然全无，那么激进派的主张反而听起来更接近现实。激进派的人气一度在“阿拉伯之春”衰退，但在“阿拉伯之春”失败的同时又还魂，正足以说明这一切。

第三，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因应不妥。特别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恐怖主义的问题定义为军事上优先考量的对策，让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在美国人的厌战气氛下，近几年出现了空袭或无人机的攻击——攻击的一方能确保安全，但却无辜卷入了被攻击一方地面上的普通百姓——这种攻击愈来愈多，也让一般百姓心生报复，反而对激进派更加支持。

第四，激进派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宠儿。尽管温和的中庸派也努力想迈向数码化，但一开始在网络时代就是生对了时辰的激进派仍然占了上风。思想透过网络扩散的结果，住在法国等国家未能得到机会的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就被激进派所吸收，于是有愈来愈多“本国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的事件发生。

第五，相对于盖达组织抱持的激进的伊斯兰式逻辑，“伊斯兰国”事实上已经由伊斯兰走上岔路。这个分派对其他宗教的攻击，以及伊斯兰内部的宗教纷争，手段愈形激烈。他们胡乱使用“吉哈德”与“哈里发”这一类词汇，造成误解，其实他们倒像是和原本的伊斯兰毫无关系的激进分子，剽窃了伊斯兰的名号。

第六，在欧美与国际社会上产生了理念的问题。近几年启蒙主义逐渐式微，治安的问题或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被优先考虑。于是人们忘了长期融合的思想与人权考量才是杜绝恐怖主义的根本，反而强调治安对策。每一个社会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办法根治社会的病。

实际上，“之后的吉哈德”以及最近的政治变动，基本上就是第十章叙述的内容的延长线。即使在今日，最基本的问题是，像吉哈德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理念，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实践，究竟是中庸派得到优势，还是激进派走向鼎盛。

从最近的国际情势看来，“伊斯兰国”的成立、还有在欧美国家发生激进派所主导的恐怖攻击，在媒体掀起话题，给了人们激进派愈形强盛的印象。但是仔细观察，其实中庸派草根基层的伊斯兰正在逐渐复兴扩展。例如依循古兰经的教义发展伊斯兰的金融，在日本还有随着观光客人数的急速成长，盛行提供伊斯兰认证的“清真食品”（Halal Food）给穆斯林。努力在日常中摄取合法且健康的食品，也是“内在的吉哈德”的律己展现；而确保这样的食品来源的架构，正是“社会改革的吉哈德”的延伸。

要强调以武装斗争为特征的“持剑的吉哈德”，抑或是致力于“整体的吉哈德的实践”来建构社会——这个在选择上的斗争，想来在今后的伊斯兰世界中，将会愈形炽热。对日本而言，听到吉哈德马上联想成恐怖活动，或是能够理解原本的吉哈德并非如此，为了不被急进派（还有更激进的支派）独占吉哈德，这将会是重要的选择。

我们从历史中学习，深度思考现代，我深切地期待我们会走向实现融合的更美好的未来，故将这本书献给读者诸贤。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理解，在此谨列出较易入手、有日文版本的单行本加以介绍。

◎伊斯兰（概说．整体）

．小杉泰‘イスラームとは何か——その宗教．社会．文化’讲谈社现代新书，1994年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解说关于伊斯兰的基本知识。是这个领域的长期畅销书，已超过三十五刷。

．井筒俊彦‘イスラーム文化——その根柢にあるもの’岩波书店，1981年（岩波文库，1991年）

▸作者以日本伊斯兰学者的身分享誉国际。他以从现象学、语意学方式来研究古兰经而著名，晚年更致力于开创新的东方哲学。在伊斯兰领域方面，则从蒙昧时期起思想上的转换如何发生，提出了极具说服力且独特的分析，因此受到注目。和本书一起，还有一本针对伊斯兰成立进行解释的《伊斯兰的诞生》值得一读。

．中村广治郎‘イスラム——思想と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从批判的角度吸收欧美的研究成果，一口气提升日本伊斯兰研究层次的著作。他是第一位适时地提醒与其说“伊斯兰教”，应该拿掉“教”更合适的人。

．大冢和夫等编‘岩波イスラーム辞典’岩波书店，2002年

▸网罗了历史、思想与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基本专门辞典。收录词条、分量都是目前最多的，在学习伊斯兰知识上不可或缺。

．嶋田襄平、板垣雄三、佐藤次高编／日本イスラム协会监修‘新イスラム事典’平凡社，2002年

▸一九八二年初版，历久不衰的伊斯兰事典新版。有关历史的记载十分充实。

．小杉泰、江川ひかり编‘ワードマップ：イスラーム——社会生活．思想．历史’新曜社，2006年

▸载有研究伊斯兰世界诸多最新成果的一册。执笔者半数以上为女性，如实地呈现出日本在研究上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堀内胜‘砂漠の文化——アラブ游牧民の世界’教育社，1979年

▸想理解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就必须理解游牧的历史与文化。本书与同作者的下一本书，皆是从阿拉伯语汇及认知的形貌着手，将阿拉伯文化重要的一面予以解析。

．堀内胜‘ラクダの文化志——アラブ家畜文化考’リプロポート，1986年

．小杉泰、林佳世子、东长靖编‘イスラーム世界研究マニュアル’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

▸将历史与现代、伊斯兰各地区以及与伊斯兰有关的各种主题分类，加以编排成易懂的手册。附录也很充实。

◎伊斯兰史（通史、世界史中的伊斯兰史）

．佐藤次高编‘世界各国史8：西アジア史Ⅰ：アラブ’山川出版社，2002年

．永田雄三编‘世界各国史9：西アジア史Ⅱ：イラン．トルコ’山川出版社，2002年

▸上述两本作品，依各个地区、民族，从伊斯兰之前、伊斯兰时代到现代，由专家分别撰写。学术水准高，值得信赖。

．佐藤次高‘世界の历史8：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兴隆’中央公论社，1997年

▸中公版的新《世界的历史》系列之一。内容以初期伊斯兰为主，但和接下来的两册合看，则足以网罗全伊斯兰时代。此系列都由单一作者或两人合着，见解一贯，容易阅读。

．永田雄三、羽田正‘世界の历史15：成熟のイスラーム社会’中央公论社，1998年

．山内昌之‘世界の历史20：近代イスラームの挑戦’中央公论社，1996年

．后藤明‘ビジュアル版：イスラーム历史物语’讲谈社，2001年

▸以图说为主，文字内容浅显易读。作者专门研究初期伊斯兰，在日本是难得的能概观伊斯兰全史的学者。

．ジョン．L．エスポジト编／小田切胜子訳／坂井定雄监修‘“オックスフォード”イスラームの历史’（全3巻）共同通信社，2005年

▸第1卷“新文明的渊源”，第2卷“扩张的帝国”，第3卷“改革与再生的时代”。由欧美视为权威的几位执笔者分别负责不同的领域。除了狭义的历史，同时还囊括文化、美术及建筑。

．佐藤次高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0：イスラーム世界の発展’岩波书店，1999年

▸针对七至十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由十一位执笔者从多角度加以论述。

◎初期伊斯兰（蒙昧时代至阿拔斯王朝）

．堀内胜“亡びたアラブ．アード族伝承（1～3）”‘国际关系学部纪要’（中部大学国际关系学部）30、32、34号，2003～2005年

▸极少有针对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先知的研究，这一本是极为例外且重要的著作。

．井筒俊彦‘イスラーム生诞’人文书院，1979年（中公文库，1990年、2003年改版）

▸从蒙昧时期阿拉伯半岛文化、思想的环境中诞生了伊斯兰，以独特的韵律文体来描述转换期当时的样貌。吸引了很多读者成为井筒粉。

．后藤晃‘ムハンマドとアラブ’东京新闻出版局，1980年

▸以初期伊斯兰研究为主的作者（后藤晃＝后藤明），将当时阿拉伯社会的实况还有伊斯兰的初始详细地描述。明确指出部族社会和个人的确立并不矛盾，是很重要的论点。

．小杉泰‘ムハンマド——イスラームの源流をたずねて’山川出版社，2002年

▸生动地描写伊斯兰始祖的生涯，同时又从人类史的角度，对伊斯兰的诞生这一“重大的思想现象”进行意义上的探讨。

．モンゴメリ．ワット着／牧野信也、久保仪明訳‘ムハンマド——预言者と政治家’（新装版）みすず书房，2002年

▸重新出版1970年曾有的日文译本。瓦特是英国具代表性研究伊斯兰的重镇，本书依据1960年代的研究，将社会学方法论应用在穆罕默德时代当中。

．嶋田襄平‘イスラムの国家と社会’岩波书店，1977年

▸研究初期伊斯兰的历史，和下一本书可并称为经典的基本文献。

．嶋田襄平‘初期イスラーム国家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1996年

．佐藤次高‘イスラームの国家と王権’岩波书店，2004年

▸以长年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重新探讨伊斯兰国家论，并得以推陈出新的好作品。

．清水和裕‘军事奴隶．官僚．民众——アッパース朝解体期のイラク社会’山川出版社，2005年

▸仔细推敲史料来分析后期阿拔斯王朝。可因此掌握阿拔斯王朝的全貌。

．家岛彦一‘イスラム世界の成立と国际商业——国际商业ネットワークの変动を中心に’岩波书店，1991年

▸实证性地探讨阿拔斯王朝所树立的国际商业网络，明确指出这个时代东西世界已串联为一，是划时代的力作。

．井筒俊彦‘イスラーム思想史——神学．神秘主义．哲学’岩波书店，1975年（中公文库，1991年、2005年改版）

▸从伊斯兰的成立到思辨神学的发展，从苏非神秘主义的确立到经院哲学的发展等，将7至13世纪的伊斯兰思想明晰地描述。

．ディミトリ．グタス着／山本启二訳‘ギリシア思想とアラビア文化——初期アッパース朝の翻訳运动’劲草书房，2002年

▸研究阿拔斯王朝时发生的科学、哲学文献的翻译运动。

．アーイシャ．アブドッラハマーン着／徳増辉子訳‘预言者の妻たち’日本サウディアラビア协会，1977年（日本ムスリム协会より2001年再版）

．アーイシャ．アブドッラハマーン着／徳増辉子訳‘预言者の娘たち’日本サウディアラビア协会，1988年

▸虽不是学术性书籍，但以阿拉伯文古典史料为基础写成的读物，可说就是这两册及接下来的两册。虽是非卖品，但容易取得。

．森伸生、柏原良英‘正统四カリフ伝（上．下）’日本サウディアラビア协会，1994、1996年（上巻“アプーバクルとウマル”编，日本ムスリム协会より2001年再版）

◎历史之中的伊斯兰（个别主题）

．阵内秀信、新井勇治编‘イスラーム世界の都市空间’法政大学出版局，2002年

▸将长年研究伊斯兰建筑的成果，配合大量的照片及图片一起介绍。

．ペシーム．S．ハキーム着／佐藤次高监訳‘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ラブのまちづくりの原理’第三书馆，1990年

▸针对独特的阿拉伯伊斯兰都市，如何依伊斯兰律法的规定产生，以实证且据说服力的方式加以论证。图说很多，容易阅读。

．汤川武编‘イスラーム国家の理念と现実’（讲座イスラーム世界5）栄光教育文化研究所，1995年

▸由国家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的思想与历史。同时也针对吉哈德进行讨论，收录了中田考的论文。和下一本书一起，共有5卷，其他卷内容也极为有趣。收录在另外一卷中、由三浦彻、东长靖、黑木英充编纂的《伊斯兰研究手册》，对有志研究伊斯兰的学生来说，是相当方便的书籍。

．堀川彻编‘世界に広がるイスラーム’（讲座イスラーム世界3）栄光教育文化研究所，1995年

▸可以清楚地了解伊斯兰世界以多样化的方式广布的情形。

．家岛彦一‘海域から见た历史——インド洋と地中海を结ぶ交流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是前面提及的‘イスラム世界の成立と国际商业——国际商业ネットワークの変动を中心に’的续篇力作，对阿拔斯王朝时代树立的“海域世界”的实况，有详细且实证的探讨。

．ジャネット．L．アプー=ルゴド着／佐藤次高、斯波义信、高山博、三浦彻訳‘ョーロッパ霸権以前——もうひとつの世界システム’（上．下）岩波书店，2001年

▸本书论及在西方的国际体系创建前，由伊斯兰所创建的国际体系。时代约在13至14世纪，相当于本书所提之多元化时代。

．佐藤次高‘イスラームの“英雄”サラディン——十字军と戦った男’讲谈社选书メチェ，1996年

▸在阿拔斯王朝末期，将埃及、叙利亚重新纳入哈里发宗主权下的英雄萨拉丁的评价传记。

．加藤博‘文明としてのイスラム——多元的社会叙述の试み’（中东イスラム世界6）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由经济、社会概观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其中诸如货币等研究，相当刺激也很充实。

．堀井聡江‘イスラーム法通史’山川出版社，2004年

▸在探讨伊斯兰律法的历史上，可说是唯一以日语撰写的通史。

．柳桥博之‘イスラーム财产法の成立と変容’创文社，1998年

▸由财产法来看伊斯兰法的发展，是高水准的学术书。

．ワーイル．ハッラーク着／奥田敦编訳‘イジュテイハードの门は闭じたのか——イスラーム法の历史と理论’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3年

▸作者对伊斯兰法历史的意见，在欧美学界引发论争；他打破了既有成见，树立新的立场。将现在已成定论的各篇论文加以编纂的日文版。

．ジョナサン．プルーム、シーラ．プレア着／桝屋友子訳‘イスラーム美术’岩波书店，2001年

▸有关建筑、彩色抄本、陶瓷、织品、金属制品等伊斯兰美术工艺的概观与通史。有大量的图说。

．深见奈绪子‘イスラーム建筑の见かた——圣なる意匠の历史’东京堂出版，2003年

▸内容包含日本对伊斯兰建筑研究的最新成果。下一册是同一作者所写的一般书籍。

．深见奈绪子‘世界のイスラーム建筑’讲谈社现代新书，2005年

．NHK“文明の道”プロジェクト．清水和裕ほか‘NHKスペシャル文明の道（4）イスラムと十字军’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

▸依照深见奈绪子等专家的研究，在NHK节目中数码呈现巴格达。在了解过去的圆形都城方面是最合适的书。

．林佳世子、桝屋友子编‘记录と表象——史料が语るイスラーム世界’（イスラーム地域研究丛书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书中就如何从文物等史料解读，汇整了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及先知传记的成立，以及阿拔斯王朝前期的阿拉伯史学的形成。

．W．モンゴメリ．ワット着／三木亘訳‘地中海世界のイスラム——ヨーロッパとの出会い’筑摩书房，1984年

▸这是论及如何将文明与文化传递至欧洲的经典。卷末收录以阿拉伯语为语源的西欧词汇一览表。

．ハワード．R．ターナー着／久保仪明訳‘図说：科学で読むイスラム文化’青土社，2001年

▸伊斯兰科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近代科学的基础，很多都得自于伊斯兰时代的科学。

．アフマド．Y．アルハサン、ドナルド．R．ヒル着／多田博ー、原隆、斎藤美津子訳‘イスラム技术の历史’平凡社，1999年

▸就有关工程、建筑、化学、农学、军事等技术进行详细探讨的书。入门书则以下一册较易阅读。

．佐藤次高‘イスラームの生活と技术’（世界史リプレット17）山川出版社，1999年

．菊地达也‘イスマーイール派の神话と哲学——イスラーム少数派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2005年

▸从正统性与权力两面威胁阿拔斯王朝的法蒂玛王朝，乃是立足于即便在什叶派分派之中，也是极为强调意识形态的伊斯玛仪派之上。本书针对迄今为止尚未十分明晰的该派思想内容加以说明。

◎经典的翻译

．アル=マーワルディー着／汤川武訳‘统治の诸规则’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马瓦尔迪是活跃于11世纪前半的法学者，在渐趋没落的阿拔斯王朝，将具规范的伊斯兰国家论与伊斯兰律法（沙里亚）加以组合。本书是可以用日语来阅读的伊斯兰国家论当中最好的经典。

．ヒラール．サービー着／谷口淳一、清水和裕监訳‘カリフ宫廷のしきたり’松香堂，2003年

▸生活于10世纪后半到11世纪中期的布维西王朝的书记、历史家的著作，是本生动描述阿拔斯王朝宫廷生活的贵重史料。因为是共同作业，所以翻译、译注也十分详细。

．ガザーリー着／中村广治郎訳注‘误りから救うもの——中世イスラム知识人の自伝’ちくま学芸文库，2003年

▸活跃于11世纪后半到12世纪初期的学者，拉丁名为安萨里（Algazel），对西欧也带来重大影响。此书为其博引各家思想的创作。安萨里在法学、神学与哲学上表现卓越，在巴格达学界相当出色，但他放弃一切而转为冥修，不久便达到内外合一的境界。神秘主义之所以能与正统教义结合，他可说居功厥伟。译文浅显易懂。

．イプン．バットゥータ着／イプン．ジュザイイ编／家岛彦一訳注‘大旅行记’（全8巻）平凡社东洋文库，1996～2002年

▸伊斯兰帝国多元化时代中的“伊斯兰马可波罗”长程旅行的全纪录。附有详细的译注、索引。又译者所介绍的《イプン．バットウータの世界大旅行》（平凡社新书，2003年）也容易阅读。

．前嶋信次、池田修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全18巻）平凡社东洋文库，1966～1992年

▸《一千零一夜》最早是明治时期之后，由西欧重新译过再介绍到日本，但在此终于初次完成将阿拉伯原文译为日文的任务。是曾经得过日本翻译出版文化赏的著名译作。这是伊斯兰的奇幻小说，主要舞台是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有关一千零一夜的文化背景，可参考前嶋信次‘アラビアン．ナイトの世界’（平凡社，1995年）、西尾哲夫‘図说アラビアンナイト’（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

．イプン．タイミーヤ着／汤川武、中田考訳‘シャリーアによる统治——イスラーム政治论’日本サウディアラビア协会，1991年

▸在阿拔斯王朝崩坏后的伊斯兰世界中，重新建构国家、政治理论的法学者著作。影响巨大及至现代。

◎伊斯兰与现代

谈及现代伊斯兰的书籍为数极多，这里列出本书提及的伊斯兰与西方、伊斯兰与现代关系为主的几本书。细节请参考‘现代イスラーム世界论’、‘9．11以后のイスラーム政治’（后面列出）及各书后面所列的参考文献。

．内藤正典‘アッラーのヨーロッパ——移民とイスラム复兴’（中东イスラム世界8）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关于伊斯兰何以在欧洲复兴，本书详细调查其情况，并对其中的价值对立加以剖析，是本划时代的研究著作。接下来的两册，更针对2001年后在国际上形成的对立，探讨其问题的根本。

．内藤正典‘ヨーロッパとイスラーム——共生は可能か’岩波新书，2004年

．内藤正典‘イスラーム戦争の时代——暴力の连锁をどう解く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6年

．大冢和夫‘近代．イスラームの人类学’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从人类学的立场，长年对伊斯兰进行研究的权威所提出的论述。不只针对伊斯兰世界与近代交会之后的变化，也针对“近代”的意义进行重新探讨。同一位作者接下来的两本书，也很合适一般人阅读。

．大冢和夫‘イスラーム的’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0年（讲谈社学术文库から2015年再刊）

．大冢和夫‘イスラーム主义とは何か’岩波新书，2004年

．バーナード．ルイス着／今松泰、福田义昭訳／臼杵阳监訳‘イスラム世界はなぜ没落したか？——西洋近代と中东’日本评论社，2003年

▸爱德华．扎伊尔德的《东方主义》中，对西方看待中东的偏见与支配加以批判。其中还包括研究东方的学者刘易斯（Bernard Lewis）。刘易斯可说是典型地站在西方阵营，与伊斯兰世界对立的学者，先不论好坏，他在本书中如实呈现了西方的看法。日译版很多，刘易斯多被视为历史学者，但除了极早期的作品外，实证性薄弱。

．ジル．ケベル着／丸冈高弘訳‘ジハード——イスラム主义の発展と衰退’产业図书，2006年

▸作者是法国研究伊斯兰的第一人。过去在分析沙达特遇刺时名声大噪，现在依然持续致力于写作，在日本也常有人介绍。因为是由法国保守派的立场进行分析，所以他提出的解决方策仍不脱启蒙主义，也许应该说很难有所突破。

．小杉泰‘现代イスラーム世界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将19世纪后半期伊斯兰复兴的思想、状况、社会变革及草根运动，与历史深层结合加以讨论。又将视为规范的初期伊斯兰，以及从中可见的“原型”特质加以探讨，在思考现代伊斯兰世界遭遇的基本问题有极为广泛的观察。卷末的参考文献一览表也相当充实。就急进派、激进派与中庸派的现况，还有中东战争与纷争的结构加以详细论述。

．小杉泰‘9．11以后のイスラーム政治’岩波书店，2014年

▸对作为现代宗教的伊斯兰，与如果不提及伊斯兰则无法讨论的世界政治，提出长久的观察与洞见。对现代的吉哈德论也有详实的讨论。

主要人物略传

哈蒂嘉

Khasija bint Khuwaylid（555年左右～619年左右）

出身于古莱什族的阿萨德家族，是穆罕默德第一任的妻子。她历经两次丧夫之痛，梅开三度时比穆罕默德还年长了十五岁。她不仅是位殷实的富商，据说也长得非常美丽。之后穆罕默德能以先知身分活跃，子嗣众多，可以说都是拜哈蒂嘉之赐。是伊斯兰草创时期最大的贡献者。她和穆罕默德生下的男孩虽然早夭，但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

萨乌黛

Sawda bint Zamʿa（？～674年左右）

穆罕默德在痛失长年相伴的发妻哈蒂嘉后，最初娶的妻子。萨乌黛（另译为邵妲）原是个中年的寡妇，但据传是位个性宽容且开朗的女性。穆罕默德的女儿中有两个当时年纪尚轻还未出嫁，都是交由萨乌黛养育。在圣迁时也随同移居到麦地那。当麦地那修建先知清真寺时，她的住处就在旁边。之后穆罕默德娶进多位女子，都是沿着清真寺的外墙增建住屋（见页一二二下图）。萨乌黛到伍麦亚王朝初期仍然在世，穆阿维亚为了扩建清真寺，以十八万迪拉姆买下了她的住处。

阿伊夏

Ᾱ‘ishah bint Abi Bakr（614年左右～678年）

之后的初代正统哈里发阿布．巴克尔的女儿。在萨乌黛之后和穆罕默德成婚，与萨乌黛相处极为融洽。穆罕默德后来再结婚多是为政治、社会上的理由，对象也多为未亡人或离婚者，只有阿伊夏是初婚女性。阿伊夏与穆罕默德结婚时约莫十岁。虽说当时普遍早婚，但阿伊夏似乎太过年轻。穆罕默德喜爱她的美貌与伶俐，晚年最宠爱她。穆罕默德的妻子们全被称为“信士们的母亲”，在穆罕默德归真后都不再婚。阿伊夏在穆罕默德归真时才十八岁，之后四十五年间持续传述先知的言行。在逊尼派的言行录中，收录了很多她所传述的内容。但由于六五六年阿里就任第四代哈里发时，两人在政治上形成对立，因而不为什叶派所信任，也未被记载于什叶派的言行录中。就这层意义来看，阿伊夏可以说是逊尼派具代表性的女性。她辩才无碍，谙于诗歌。

哈福萨

Hafsa bint 'Umar（605年左右～665年）

欧玛尔（后来的第二代哈里发）之女。第一任丈夫在巴德尔之役中战死，欧玛尔为她再找夫家。但接连被两位长老拒绝后，欧玛尔对穆罕默德宣泄不满，最后让穆罕默德毛遂自荐求婚。穆罕默德已经娶了阿布．巴克尔的女儿（阿伊夏）为妻，若将这桩婚事视为政治联姻，可明白看出欧玛尔地位之重要。哈福萨据说能读能写，穆罕默德逝世后，写着古兰经章句的鹿皮纸及兽骨，由欧玛尔托付给哈福萨。在第三代哈里发命令要制作古兰经时，也参考了这些古兰经的章句。

撒拉玛

Umm Salama（？～680年左右）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的妻子之一。从孩子得名为“撒拉玛的母亲”。本名欣德（Hind bint Abi Umayya）。她和原来的丈夫在最初期就皈依，但因为家族受到严酷的迫害，于是暂避埃塞俄比亚。后来移居到麦地那，丈夫又在武侯德之役受伤后死亡。穆罕默德看她一人带着孩子们生活困顿，决意娶她为妻。武侯德一役造成许多女性成了寡妇，很多人效法穆罕默德娶这些女子为妻。撒拉玛比穆罕默德其他妻子都来得长寿，在伍麦亚王朝时过世，死时已过八十岁。她的葬仪是由阿布．胡雷拉负责操办。她对伊斯兰的法规与规制熟稔，传述许多先知的言行。

伊本．乌拜伊

Ibn Ubayy（？～631年左右）

麦地那的哈兹拉吉族的领袖之一，在穆罕默德移居到麦地那之前，是该族最长的长老。但因为麦地那的居民几乎都为新的领袖穆罕默德之命是从，因此政治上陷于艰困。武侯德战役中他主张固守城池，但因为穆罕默德采纳出兵迎击之议，乌拜伊临阵脱逃，为此他被批评为懦弱，地位明显降低。他虽然加入伊斯兰，但实际上却背信，不过穆罕默德贯彻怀柔政策，在他病死后仍为他举行丧礼。总而言之，他可说是未能顺应新时代的潮流，属旧世代的代表。伊斯兰在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甚至周边地区）带来了激烈的变化，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适应新的状况。

阿布．胡雷拉

Abū Hurayra（？～678/679年）

因为喜爱猫，被称呼为阿布．胡雷拉，意即“照顾小猫者”。生于也门，稍晚于六二八年才移居麦地那，成为穆罕默德的直传弟子。因为贫困而住在清真寺的回廊，有四年的时间亲炙穆罕默德的言行，之后也广为传述。穆罕默德殁后，和阿伊夏一起在麦地那讲述伊斯兰教义为生。

萨俄德．伊本．阿比．瓦卡斯

Saʿd ibn Abī Waqqās（600～670／678年）

征服伊拉克的伊斯兰军司令官。是穆罕默德母亲那一方的亲戚，在很早期就皈依了伊斯兰，因此更具分量。穆罕默德率领的所有战役他都身在其中，军功厥伟。在与萨珊波斯大军的对战中，伊斯兰在“河桥战役”遭到严重挫败，因此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任命萨俄德担任新的司令官。在卡迪希亚战役中，他击溃了强大的萨珊波斯军，更乘胜攻占了泰西封。为了统治伊拉克还建设了军营城市库法，由萨俄德担任第一代总督。欧玛尔过世时任命了六名互选的后继者，萨俄德也在其中。他完全没有选择担任哈里发，在第一次内乱中也保持中立。

阿姆尔．本．阿绥

'Amr ibn al-'As（？～663年）

征服埃及的司令官。麦加时期反伊斯兰，但是在堑壕之战后加入了伊斯兰，屡屡立下武功，在伊斯兰征服行动中十分活跃。六三九年后以四年的时间完成征服埃及，担任总督。曾经一度遭到罢免，但是在第一次内乱时加入穆阿维亚的阵营，重新担任埃及总督。盖在开罗的阿姆尔清真寺是埃及最早的清真寺，屹立至今。

乌葛巴．伊布．那菲

Uqba ibn Nafi（？～683年）

征服北非的武将。在屡经征战的穆罕默德时期，于麦地那度过幼少岁月，之后长年投身征服。建设了突尼斯的军营城市盖拉万。最后远征北非时意识到自己将一去不返，交代了遗言给自己的儿子，为后世所传述。他交代的美德为：遵从古兰经，并学会尊贵的阿拉伯语，对有知识的人不耻下问，“可以卖了自己的衣服，切不可向人借贷。欠人金钱在白日是屈辱，在夜间是烦恼，将会夺取你们的精力和名誉”。

阿里

Alī ibn Abī Ṭālib（600年左右～661年）

穆罕默德的堂弟，最早皈依的其中一人。被穆罕默德如同亲生儿子般一手带大，并把么女法蒂玛嫁给他。穆罕默德死后，他成为麦地那政权的领袖之一，当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死时，被指名为“哈里发互选委员会”其中一员，六五六年担任第四代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支持者之后集结成什叶派，将前三代的哈里发定调为篡夺。他的统治期间正处第一次内乱，他为了平定内乱而四处奔走，最后被暗杀身亡。后来由伍麦亚王朝掌握支配的实权，但是阿里直到最后一直致力弘扬伊斯兰的理念，对后世伊斯兰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什叶派尊他为第一代伊玛目，逊尼派的神秘主义教团也几乎都尊阿里为最高的始祖。

法蒂玛

Fātimah bint Muhammad（605年左右～633年）

穆罕默德的么女。四个女儿当中，只有她活到为父亲送终。由她所出的子孙，被奉为“先知一族”，在伊斯兰世界深受敬爱，如今繁衍达数百万人。例如约旦王室、摩洛哥王室，伊朗最高领袖何梅尼等皆是（顺道一提，伊斯兰虽说是父系社会，但所有穆罕默德的子孙都是透过女儿传下来的）。什叶派将她和伊玛目共同尊奉，视之为特别的人物。在十四个世纪当中，有许多关于她的记述；在这些宛若圣人传记的记述中，法蒂玛被视为楷模与象征，远较历史上实际的形象更胜。无论是逊尼派、什叶派，都喜将女儿的名字命名为“法蒂玛”。

穆阿维亚

Mu’āwiya ibn Abī Sufyān（600年左右～680年）

麦加被征服时（六三〇年）古莱什族首领阿布．苏富扬的儿子，随父亲改信伊斯兰。父亲苏富扬仅是名目上的穆斯林，但穆阿维亚则任职为穆罕默德的书记，成为其中一位教友（当时古莱什族能写能读的不满二十人）。初期加入叙利亚远征军，受第二代哈里发欧玛尔所托管理大马士革。第三代哈里发伍斯曼任命他为全叙利亚总督。第一次内乱时，穆阿维亚治下的的叙利亚最为安定，是故以此为基础，与第四代哈里发阿里对抗，宣布自己为阿里发。六六一年阿里死后，活下来的穆阿维亚创立了伍麦亚王朝。在他的统治期间，持续对拜占庭帝国发动攻势。刚成立的海军攻下了赛普勒斯岛、罗得岛，更在六五五年“帆柱之战”中大胜拜占庭海军，掌握了东地中海的霸权。另一方面也拿下了北非的大半。穆阿维亚统治下，任命族人为总督实行分权。在他在世时成功地指定儿子雅季德为继承者，但实际上雅季德一上位时，就发生了第二次内乱。

雅季德

Yazīd ibn Mu’āwiya（642年左右～683年）

为伍麦亚王朝第二代哈里发（在位期间为六八〇年至六八三年）。从父亲穆阿维亚继承了哈里发之位，使伍麦亚王朝成为世袭王朝。统治期极短，又因为全心专注在镇压反对自己即位的人，因此历史上落得骂名。特别是为防穆罕默德之孙胡笙谋反，趁他前往库法途中，在卡尔巴拉迎击，胡笙一行全遭歼灭，这也成了雅季德最大的污名。及至今日，依然多为人批评为邪恶化身。继任其位的儿子仅仅一到两个月就过世，伍麦亚王朝的统治权落入了同族内的分支马尔万家族之手（穆阿维亚、雅季德的家族为苏富扬家族）。

胡笙

Ḥusayn ibn 'Alī ibn Abī Ṭālib（626年～680年）

穆罕默德的么女法蒂玛和穆罕默德堂弟阿里所生之次子，什叶派称他为第三代伊玛目。与兄长哈珊并称为“先知的两个孙子”，据说颇受穆罕默德疼爱。祖父穆罕默德在行礼拜时，两人常爬到穆罕默德的背上玩耍。长成之后，在父亲阿里还在世时，随侍左右，几乎未有特别记载的事迹。阿里的统治在困难中结束，兄长哈珊将大权让给穆阿维亚，胡笙虽感不满但仍然承受逆境。但是他不能接受穆阿维亚将哈里发之位指名传给儿子雅季德，也不承认雅季德即位。当他因应支持者的要求发起革命、前往库法时，于途中和全族人尽数战死。这一场卡尔巴拉的悲剧，让胡笙自伊斯兰史上名垂青史。特别是什叶派到了今日，仍然传述着胡笙的殉教，感叹他的不幸，并为此批评伍麦亚王朝。

曼苏尔

Al- Manṣūr（713年左右～775年）

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在位期间七五四年至七七五年）。是王朝实质的建设者。他和成为初代哈里发的同父异母弟弟深知苦难的滋味，即位为哈里发仍不喜奢华，在近二十年的统治中，不分昼夜躬行勤政。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为了治理广大的帝国，在东西要冲之地建设新都巴格达，他还健全了中央的官僚体制与地方的行政机构以及财政，为之后的伊斯兰帝国打下稳固的基础。此外，他所创建的驿递制，成为从帝国的各角落蒐集情报的系统。他在军队的整饬上也有重要功绩。虽然他本人并非武将，却有识人之能，以他的起家之地呼罗珊出身的人为核心，将军事组织化。他奉行伊斯兰，不喜饮酒、音乐。伍麦亚王朝的王子当中，不乏有在酒池中游泳，痛饮至水位下降之人，但他完全是作风迥异的统治者。

马蒙

Al-Mā'mūn bi-Allāh（786年～833年）

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在位期间八一三年至八三三年）。统治初期仍有和前代哈里发之间的内乱，为安定国内而辛苦奔走，但之后依自己独特的政策，创建了新时代。他不依赖一直以来为阿拔斯王朝核心的军队，以突厥裔的奴隶创建了新的军队，着手改革军事制度，还推广由希腊文、叙利亚文大量翻译科学、哲学文献为阿拉伯文的翻译事业，在文化面上有卓著的贡献。当我们看到伊斯兰世界科学的发展时，马蒙功不可没。此外他也是位颇有智识、具备启蒙性质的君主。他介入伊斯兰理念的体系化，以理性主义的神学加以推广（虽然之后的两代哈里发继承了他的做法，但作为国家政策则最后以失败告终）。此外，马蒙不单是有智识的君主，他也忠实地遵循由哈里发亲自率兵的传统，远征拜占庭帝国。

塔巴里

Abū Ja'far Muḥammad b. Jarīr al-Ṭabarī（838年～923年）

阿拔斯王朝时期最伟大的史学家，在伊斯兰的历史与思想史上留下重要史料。大部头的史书《历代先知与君王史》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历史，也收录了大量关于伊斯兰史的信息。当口述传承互有矛盾时，也尽可能地悉数并记，因此当后世的历史学者与研究者要论证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时，本书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外，他在古兰经的诠释学上也留下了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满载从穆罕默德时代到二世纪时的诠释史信息，在充分认识初期古兰经诠释上是不可缺的著作。塔巴里本人是塔巴里学派（或迦力耳学派）的开山祖师，不过败在与汉巴利学派的竞争中，成了“消失的法学派”。

艾什尔里

Abū al-Ḥasan ‘Alī Ash‘arī（873年～935年）

艾什尔里学派的创始者，活跃于巴格达。伊斯兰世界一般都遵循闪族一神教的传统，相信神的启示，但是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希腊哲学与逻辑学大量流入伊斯兰世界，因此如何吸收这个传入的深度思考、使之与伊斯兰宗教理念符合，就成了知识分子与思想家的大问题。艾什尔里最初也执着于希腊的理性主义，但之后脱离这个流派，转为重视古兰经的立场。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选择了灵活使用逻辑论证，并用之拥护古兰经。因为他的活跃，让古兰经为“主”，逻辑为“从”，确立了伊斯兰神学特有的知识架构。伊斯兰世界在他之后，依然不断吸收新奇的外来思想，同时尝试和伊斯兰的根源性价值并立，这种想法在各个时代，都属于主流的倾向。

马赫迪

Al-Mahdī（874年～934年）

法蒂玛王朝的创立者。马赫迪意为“受引导者”，也是世界末日时将登场的最后一位伊玛目的称号。本名为阿布都拉，但常被唤为乌拜都拉（小阿布都拉），而法蒂玛王朝也被政敌称为“乌拜都王朝”。他本人自称为最后的马赫迪，在九九〇年于今日的突尼斯创建了新国家。这个王朝挑战阿拔斯王朝的权威，统治半个伊斯兰世界长达两个半世纪以上。当法蒂玛王朝灭亡后，他们所奉行的伊斯玛仪里派分裂，现在有两个系统的子孙再传承伊玛目的位子。

萨拉丁

Ṣalāḥ ad-Dīn Yūsuf ibn Ayyūb（1138年～1193年）

埃宥比王朝的开创者。他终结了属于激进什叶派分支伊斯玛仪里派的法蒂玛王朝，让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宗主权在埃及重建，并击败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因此到今日依然很受景仰。阿拔斯王朝末期的威势，因埃宥比王朝的出现而得以复苏。萨拉丁是世界史上最著名的库德人，在和十字军对战时，因为和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以骑士精神对峙，所以在欧洲也成为伊斯兰骑士精神的代表（“Saladin”是英语的称呼法）。他极具耐性，在政治和军事上持续努力，将分裂成各个小国的中东再次统一，功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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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07
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一部奋斗、正义与融合的伊斯兰发展史イスラーム帝国のジハード

作者：小杉泰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薛芸如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

特约编辑：郑天恩、纽承豪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8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八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06

ISLAM TEIKOKU NO JIHAD》

©Yasushi Kosugi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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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章：夜半启程

第一章：帝国的空白地带

1. 古代帝国之间
2. 人类宗教思想地图
3. 阿拉伯人的族系

第二章：信徒的共同体

1. 穆罕默德这个人

2. 关于社会变革的教义

第三章：吉哈德元年

1. 前往新天地
2. 新共同体的原则
3. 战争的开始
4. 面临试炼
5. 麦地那的防卫
6. 吉哈德的理念

第四章：乌玛之为社会秩序

1. 伊斯兰生活的规范
2. 共同体的各种制度
3. 政治的春秋
4. 伊斯兰的实现
5. 伊斯兰征服的开始

第五章：迈向帝都大马士革

1. 由城邦转型为帝国
2. 体制转换期的混乱
3. “白衣”帝国伍麦亚王朝
4. 迈向帝国统治之路

第六章：伊斯兰帝国的创建

1. 伍麦亚王朝的极限
2. 阿拔斯王朝的繁荣
3. 内战与帝国的蜕变

第七章：吉哈德与融合的帝国

1. 国家与社会的龃龉
2. 国际网络的创建
3. 伊斯兰世界的形成

第八章：帝国的终结与伊斯兰的和平

1. 庞大帝国的分解

2. 多元化的时代

第九章：失去帝国后的吉哈德

1. 走向无帝国时代

2. 伊斯兰世界的瓦解

第十章：伊斯兰的现代复兴

1. 伊斯兰复兴的起始
2. 激进派登上舞台
3. 有关吉哈德的论战
4. 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后记
学术文库版后记—之后的吉哈德
参考文献
主要人物略传
年表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