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王權的誕生
Author: [日] 林俊雄
Date: 2019-01-29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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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蒙古草原　广阔的蒙古草原上，放牧着骑马游牧民族赖以维生的马匹。

◎什么是骑马游牧民？

“骑马游牧民”这个词汇，可以分解成“骑马＋游牧＋民”来说明。“民”，指的就是人类的集体，至于“骑马”与“游牧”，先在这里简单说明。

“游牧”是畜牧的一种，指的是定期更换牧地的迁移型态。畜牧与农耕并列，都是为了取得粮食和衣料的代表性生产手段。加上“迁移”的要素，带给居住环境和生活型态很大的影响，就连住居（帐篷）的布料来源，也是畜牧生产获得。英语称游牧民为“pastoral nomads”，或称“nomads”，游牧则称为“nomadic pastoralism”或单称“nomadism”。

“骑马”指的是乘坐在马背上，又称骑乘。“骑”字右边的“奇”代表“弯曲成钩形”，也就是双脚弯曲而跨坐的意思。因此，以原本的意思来说，横坐在马上不算骑乘。英语称作“horseback riding”（乘坐在马背上），骑马游牧民则称作“mounted nomad”或“nomadic horsemen”。

如今的骑马游牧民的分布，仅限自蒙古高原至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两山脉周边；但过去他们广布于东西长达八千公里的欧亚干燥地带，东起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流经的匈牙利平原。然而，并非所有游牧民都骑马，像是非洲的游牧民不乘坐马匹，在北极圈附近和部分西伯利亚地区也有用麋鹿取代马的游牧民。

游牧民加上骑马，会发生什么事呢？详情留待第一章说明，但从结果来看，他们经常在欧亚的中央地区创建拥有广大领域的国家，带给邻近的东亚、西亚，甚至欧洲巨大的影响。本书前半便以骑马游牧民与西亚、地中海方面的交流为主题，后半则将焦点放在骑马游牧民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攻防关系。

“兴亡的世界史”系列丛书全二十一卷，第六卷《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第十卷《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再加上本卷，共有三卷的主角是骑马游牧民。在众多世界历史相关书籍当中，很少有像本系列这样如此优待骑马游牧民的。在过往的历史学中，关于骑马游牧民的叙述，尽管强调其重要性，却很少花篇幅进行描写。

我过去曾写过一篇论文，名为〈回鹘的对唐政策〉（ウイグルの対唐政策）。结果收到友人的感想：“至今读的，都是像‘唐的对外政策’这样的论文，但从他国的观点看中华王朝如此狂妄（他没说这么严重）的论文题目，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自己在取论文名的时候并没有如此狂傲，但以学界的常识来看，也许会觉得我的态度太过大胆妄为。

然而近年来，在本系列丛书的杉山正明编辑委员等人积极的执笔活动之下，骑马游牧民族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开始获得各界的重新评价。这样的倾向不仅局限于日本，也慢慢扩展到欧美学界。以游牧国家的王权，或是其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关联为主题的著作和研讨会，也逐渐增加。

◎所谓的“骑马民族”

另外还有一个与骑马游牧民相似的用语，那就是“骑马民族”，在这里也稍加说明。这个名词始自江上波夫在战后不久所提倡的学说，而广为人知。江上波夫将“以骑马游牧民为代表、形成复合国家的群体”称作“骑马民族”，并将世界的主要民族分为骑马民族和非骑马民族，正是因为少数的骑马民族的入侵，才导致定居农耕地带的国家的形成。江上波夫并举出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和政权为例，提出大和政权是东北亚的骑马军团自大陆以征服者的身分渡海所创建。天皇家并非日本土著、而是出身大陆，这种骑马民族说尤其受到一般历史爱好者的广大欢迎，但历史学、考古学的专家皆否定和忽略这样的说法，而考古学家小林行雄和佐原真等人，也陆续提出批判。

此学说对于解除战前那种谈及天皇家便噤口不语的束缚、以及从与大陆交流的观点看待日本古代史等方面，都值得给予很高的评价。另外，尽管我无法判断此学说中关于日本的部分是否适当，然而我可以举出许多在欧亚大陆、相对少数的武装集团入侵其他地区的例子。只是，我并不认同将这些集团统称为“骑马民族”。

“民族”这个用语在历史学上，如果与国家或政治权力结合使用的时候，指的是近代政治独立的国族国家或试图独立的集团。而现代的政治领导人，在将自己的国民讲成是一种宛若自古以来便已持续存在的实体时，也经常使用民族这个词汇。超越时代性的人类学，会用“ethnos”这个中性的词来代替“民族”，但在无法忽视时代性的历史学里，“民族”这个在近代才变得根深蒂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古代或中世纪的国家、尤其是适用于由欧亚草原地带的骑马游牧民所创建的国家？对此，我还是感到犹疑不定。

这个话题虽然稍微艰涩了一些，不过根据上述的理由，本书决定统一使用“骑马游牧民”这个用语。

◎以斯基泰和匈奴为主题的理由

在此，我再针对本书列举的斯基泰和匈奴简单说明一下。斯基泰是所有曾在历史留名的骑马游牧民当中最古老的一支，于西元前八至七世纪就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出现的场所是高加索和黑海北方的草原地带以及西亚；不过，由于分布于中亚北部到蒙古，乃至中国北部的文化也与斯基泰文化极度相似，因此这些发生在亚洲东方的文化也多冠名为“斯基泰系”。简单说，高加索、黑海北方的斯基泰可称为“狭义的斯基泰”，而包含蒙古、中国北部的斯基泰则为“广义的斯基泰”。

说到骑马游牧民，也许一般读者会马上联想到野蛮和破坏的化身，与文明无缘。然而，这不过是留下文字记录的定居农耕社会的单方面看法。实际上，斯基泰系文化所特有、以动物图样为装饰的工艺品备受好评，甚至让俄罗斯的艾米塔吉博物馆另辟特别的展室来陈列。不仅艾米塔吉博物馆，在中央欧亚草原地带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的骑马游牧民相关出土遗物，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时，都获得相当的好评。

斯基泰的美术工艺品除了独有的要素之外，还融合了西亚、希腊、中国等古代先进文明地带的美术样式。他们将取自西方的构想传向东方，或是从东方传播到西方；可以说，他们不仅是创造者，也是传达者——后者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忽视。

历史上明确出现匈奴之名乃是西元前三世纪的事。匈奴对于汉来说，几乎是唯一且最大的“敌国”（《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说法）。“敌国”并非“敌对之国”，而是“匹敌之国”、也就是“对等之国”的意思。匈奴在人口、经济上，照理说应该处于劣势，远远无法与汉相比，为何能让汉承认与之对等呢？

以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汉为代表而互相对立的结构，在西元前三世纪之后，也维持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最后以蒙古帝国压制中国全境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作结。在这一层意义上，匈奴可说是蒙古帝国的原型。探究匈奴强盛的要因，对于理解之后东亚、甚至于广大欧亚大陆的历史，可以说非常重要。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

然而，斯基泰和匈奴没有文字，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骑马游牧民要到西元六世纪之后，才开始用文字叙说自己的故事。幸好，有两位在东西方被称作“历史之父”的当代史家，分别详细写下了斯基泰与匈奴的生活和习俗。这两位分别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

希罗多德的出生地不是希腊本土，而是爱琴海对岸卡里亚一带的哈利卡那索斯（今日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据推测他出生于西元前四八〇年代中期，逝于前四二〇年代中期。在他生活的前五世纪中叶，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已经略走下坡，但在当时的西亚与地中海世界，仍是唯一的压倒四方的超级大国。

为了调查希腊最大敌手波斯帝国的历史，希罗多德前往波斯帝国的领域旅行各地。根据在埃及的所见所闻，他说出了“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句名言。（见《历史》卷二之五。不过有一说主张，此名言其实是早希罗多德两个世代的历史家赫卡塔埃乌斯所说。）希罗多德又调查帝国鼎盛时期登场的大流士一世（西元前五二二～前四八六年在位）的治绩，结果发现有一个连大流士一世都无法征服的部族集团，于是他转向调查这个部族集团——斯基泰。为此，他继续前往斯基泰居住的黑海北岸旅行，在当地蒐集资料，其成果便展现于《历史》一书中。

另一方面，司马迁的生卒年亦不明确。他的出生年，有西元前一四五年或前一三五年之说，卒年也有西元前九三年或前八七年左右之说。司马迁旅行的距离并不输给希罗多德，而关于他旅行的目的也有许多种说法，不过他年轻时的旅行是以蒐集资料和学习礼仪为目的，当官之后则是以使者或随汉武帝出巡的身分旅行。司马迁旅行的目的地大多在汉的南方（今日的四川、云南、湖南）和东方（浙江、山东），北方则去到距离长城很近的地方。尽管从未越过长城进入匈奴领域，但他的身分可以自由使用宫廷内的史料，想必也会从远赴匈奴的使节和张骞这样长期住在匈奴领地的人身上，得到有关匈奴的情报。

匈奴不仅对汉影响深远，也是导致司马迁遭受永久性身体伤痛的主因——因为他为被匈奴俘虏的李陵辩护而惹怒汉武帝，结果被下令处以宫刑，丧失了男性生殖能力（关于李陵，将在第七章详细说明）。

◎“历史之父”眼中的骑马游牧民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共通的特征，就是不受限于自己生活的定居农耕地带的观念，而能理解骑马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适合草原地带的；他们不持有偏见，承认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之存在。为此，希罗多德也不免受到“偏袒蛮族”之类的批评和中伤。然而，这两位史家能以客观的角度看事情、对人类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同时又是少见的叙事大师，可说是具备了身为史家最优秀的资质。正因如此，他们的著作在东西方分别获得史书的最高地位，至今仍被读者传承不倦。

有趣的是，两人笔下的斯基泰和匈奴，他们的风俗习惯有着惊人的相似。以下试着加以比较：

希罗多德《历史》卷四

- 不修筑城市或城廓
- 不留下一人，家宅随人迁移
- 擅长骑马射箭
- 既不播种，也不知耕种
- 生活——仰赖家畜

- 波斯王若进，则边逃边撤退，波斯王若退，则追踪攻击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 毋城郭
- 逐水草迁徙
- 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
- 无耕田之业
- 宽则随畜
-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斯基泰与匈奴的共通点如下：

①是不从事农耕的纯粹游牧民。

②与家畜一起迁徙，没有固定居住的城市或村落。

③尤其擅长弓箭，所有男子皆是骑马战士。

④战术富有机动性，而且很现实：情势不利时，毫不吝惜撤退。

这些共通的特征皆与定居农耕地带的文化、社会和道德基准完全相反。在这当中，没有“城廓”这一点，对于定居社会的居民来说尤其不可置信。说到“城”，日本人会立刻联想到弘前城或姬路城等拥有天守阁[1]的“城堡”，但汉语的“城”原本代表的意思是“城墙”。请大家试着联想万里长城，便是“长的城墙”；另一方面，“廓”指的是用栅或墙围起来的土地。因此，“城廓”指的是城墙围绕起的土地。为何土地要用城墙围绕呢？当然是为了防止城市受到外敌的袭击，毕竟作为财富聚集地的城市，容易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不仅汉语，德语的“burg”、英语的“borough”、法语的“bourg”、斯拉夫诸语的“grad”，代表的皆是城墙围绕的城市。另外，无论是西亚或印度，城市指的都是城墙围绕的场所。关于这一点，只有日本例外。经常有人说平城京和平安京是模仿中国的洛阳和长安建成，但其实并非完全的模仿，因为古代日本的都城，并没有使用厚重的城墙围绕。为何日本的都城没用城墙围起来呢？这个问题就交由日本史的研究学者探讨，不过在欧亚大陆，若有未用城墙围起的城市，那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总而言之，斯基泰和匈奴如此相似，绝非偶然。欧亚草原地带的自然环境适合孕育这些骑马游牧民，而包括邻近地区在内，也逐渐具备了适合让这些骑马游牧民登场、活跃于历史上的条件。接下来在第一章，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逐渐具备这些自然、技术、历史的条件。

1. 天守阁：具有了望、指挥功能的建筑，为日本城池的代表性象征。

第一章骑马游牧民的诞生

东西方历史学之父　由于斯基泰和匈奴没有文字，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两位史家──希罗多德（左）、司马迁（右）—分别详细写下了斯基泰与匈奴的生活和习俗。

在蒙古发掘古坟

◎在蒙古高原的一角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们在蒙古高原埋首于遗迹的发掘调查工作。时而品尝新鲜的羊肉，时而与蒙古的考古学家共饮马奶酒和伏特加；在空气新鲜的环境之下——只是没有风的时候蚊子很恼人——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我们的专案名称是“骑马游牧民社会中权力的诞生”。中央欧亚草原地带的主要居民——骑马游牧民，他们的社会是在何时、何地、如何产生权力？换句话说，统合骑马战士集团这个强大军事力量的领袖、也就是“王”，究竟是于何时、何地诞生的？这个问题是此次调查的最终目标。调查于一九九九年开始着手，经过三年的中断，于二〇〇三年再次展开。

遗迹位于由红色花岗岩构成的小山丘“Ulaan Uushig”（意为“红色的肺脏”，标高一千七百二十八公尺）东南山脚下广阔的草原，由十来座积石冢和鹿石群组成。同样的遗迹群在这座山的周遭共有十处获得确认，分布于标高一千三百一十二至一千三百二十公尺处（但北侧没有）。我们将发掘对象的遗迹群标为“I”，然后顺时针方向依序标记至“X”。

积石冢周围再以石头围绕成圆形或方形，围成圆形的称作“圆形赫列克苏尔”，围成方形的称作“方形赫列克苏尔”。同样的遗迹从蒙古高原北方，一直到更北边的布里亚特、图瓦、阿尔泰，以及西方的天山都有发现。蒙古人一般将这种遗迹称作“希尔吉斯虎鲁”（khirigsuur，音译，吉尔吉斯斯坦人之墓），不过自从十九世纪俄罗斯研究者根据发音写作“赫列克苏尔”（khereksur）以来，考古学上便以“赫列克苏尔”称呼这种古墓。有的大型赫列克苏尔周围的方形石列边长二百公尺、中央的积石冢高达五公尺，也有石列边长或直径十公尺左右的小型赫列克苏尔。石列的外侧尤其以东为中心，从二、三列至十几二十列，另外还有小型的石堆（直径二至五公尺）。

发掘Ulaan Uushig Ⅰ遗迹的情景　小型十二号赫列克苏尔（积石冢）的调查。2005年。作者拍摄。

鹿石指的是几乎整面浅刻上鹿之图案的石柱。其分布地区几乎与赫列克苏尔重叠，也常常伴随着赫列克苏尔出现。在我们选作调查对象的Ulaan Uushig“I”遗迹，大小不同的赫列克苏尔沿着斜面南北排列，而鹿石的位置或与赫列克苏尔并排，或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同样南北排列（东侧的行列有三根，西侧原本有十二根、其中一根的碎片由当地的木伦博物馆保存）。

Ulaan Uushig Ⅰ遗迹四号鹿石的左侧面　鹿的样貌图案化，鼻面细长，鹿角如烟雾缭绕般延伸。下半部还刻有腰带、短剑、小刀等（类型①）。作者拍摄。

赫列克苏尔与鹿石有着怎样的关系？或是没有关系？为了什么而建造？在哪一个年代建造？这些基本的问题其实尚未有明确的解答，因为发掘的案例非常稀少、而且也几乎没有遗物出土，就连赫列克苏尔是否是坟墓（或是祭祀遗迹）都还不能确定。

◎古坟与王权

简单说明我们的最终目标与赫列克苏尔发掘之间的关系。

某个地区首度出现王权的指标，经常是以巨大的建筑物为代表。那是因为巨大的建筑物需要集体劳动力，因此可以假定存在管理这些劳动力的权力。另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纪念碑式建筑物都非常显眼，是让初成立的王权广为人知的有效手段。尤其是与“王”本人直接相关的王墓，在彰显王是否伟大方面，它的巨大程度更具备了重要机能。另外，古坟经常成群出现，当中坟丘、墓室的大小和多样性，以及陪葬品的贫富之差，也在在显示出社会内部的等级或年代的变化，对于研究王以下的阶级和王权持续期间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建造巨大王墓的时代结束，王墓的坟丘开始趋向小型化，或只在地表留下象征性的建筑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变化，是因为王权已经获得普遍认知，不需要再特别花费庞大的劳力和费用来夸示它的存在？或是为防盗掘而不在地表上做标识？又或者是因为接受了新的宗教而有所限制？种种理由不一而足。

中央欧亚遗迹分布图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日本在弥生时代后期出现坟丘墓，进入古坟时代之后一举出现大山古坟（通称“仁德天皇陵”）这般巨大的古坟，但在颁布薄葬令后，规模便急速缩小；这便可视为是在国家形成时期兴建古坟的例子。朝鲜半岛也同样于国家形成逐渐明朗的三国时代和之后的统一新罗时代，建造大型古坟。

埃及的金字塔并非于古代埃及三千年间持续建造。巨大的金字塔集中在古王国初期，之后逐渐缩小，中王国时期便不再建造金字塔。图坦卡门（新王国时代）的墓并非在金字塔之下。由于他的墓建于被称作“帝王谷”的山谷深处，地面上没有任何标识，且建于地下，因此免于受到盗墓者之扰。

当然也有例外。在中国，殷、周时代的王墓并没有坟丘，而是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并于秦始皇陵达到顶峰，而之后的王朝也依旧继续建造巨大的帝陵（但有例外）。

甚至到了现代也有建造巨大坟墓的权力者。在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阿塔图克死后，于首都安卡拉中心的山丘上兴建了祭祀他的巨大灵庙。朝鲜宣称在平壤附近发现了传说中的英雄“檀君”遗骨，因此在发现处兴建起超级大的墓冢。姑且不论现代的例子，在王权诞生之初，这些权力者一般都会建造大型王墓，想必都是为了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

◎赫列克苏尔与鹿石的关系

我们认为赫列克苏尔正是显示草原权力产生的指标，于是开始了发掘调查。然而，发掘大型赫列克苏尔非常不容易——无论是调查时间、工作人数、大型机械、费用都很庞大，于是我们选择了中型的一号赫列克苏尔和小型的十二号赫列克苏尔。第一个年度结束后，发掘工作暂时中断，二〇〇三年起重启调查，至二〇〇五年止，完成共计四次的调查。下面简单总结调查结果。

位于一号赫列克苏尔中心的积石冢直径为十二至十三公尺，高约一点五公尺，周围由边长二十五至三十公尺的方形石围环绕。石堆从积石冢向东方延伸呈现弧形，那里的石围从外观来看，稍微有点遭到破坏。石围的四个角落都有圆形的石堆。另外，在石围东半部的外侧，共有二十一座石堆，其中靠近石围的石堆比外侧的石堆大。（见下图）

Ulaan Uushig Ⅰ遗迹一号赫列克苏尔　方形的边长约25～30公尺，属于中型遗迹。照片是除去积石冢南侧半边石头后的状况。2003年。空拍。调查团拍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一座石堆里皆发现了马的头骨和颈椎。头骨就放在浅挖地面而成的凹槽里，鼻面朝东，从第一和第二颈椎之间切断头和颈部，颈椎则排列在南侧。如果留有马蹄和尾椎，则蹄尖也朝东。石堆全部都集中在东半部，且马的鼻面朝东，想必这是重视东边的表现。根据《史记》的记载，匈奴的单于（王的称号）每天早上都要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膜拜。另外，在突厥的埋葬遗迹中，东侧也立有石人。但由于各个时代都可以看到重视东方的表现，因此无法作为决定时代的参考。

四号鹿石周边石圈的马骨出土状况　颈椎与朝向东的头骨平行放置。作者拍摄。

尽管如此，这个发现仍拥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鹿石的周边也有许多用石头围成的圈，也一定会在地面挖一个凹槽，切断马的头骨和颈椎平行摆放，与蹄一起朝向东边放置。由于与赫列克苏尔几乎一致，代表将马的头骨埋进赫列克苏尔周围石堆的人，与将马的头骨埋进鹿石周遭石圈的人，拥有相同的文化。更进一步来说，建造赫列克苏尔的人和树立鹿石的人属于同一个集团。

只是也有人质疑，赫列克苏尔和周围的石堆是否属于同一个年代？是否有可能是每年建造一座石堆，或是之后才作为崇拜的对象而建造？的确，蒙古人至今依旧会在敖包（蒙古人在山崖或泉边堆积小石头、作为信仰对象的堆石冢。第六章再详细说明）放上马的头盖骨，因此也不能否定它是后世的人用来供奉马的头盖骨的可能。

然而我认为，应该否定此种说法。理由有两个：紧邻一号赫列克苏尔南边的四号方形赫列克苏尔，其周围除了西侧之外，有许多石堆，石堆群当中有三座圆形的小赫列克苏尔插入。这三座赫列克苏尔明显是破坏几个石堆后、利用其石头建造而成。我们对于这些方形和圆形的赫列克苏尔，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判断有多少年代的差距，但圆形小赫列克苏尔的东侧同样有石堆，考虑到这一点，推测两者应属同一文化，很难想像之间有几百年的差距。因此，周围的石堆应该是在赫列克苏尔建造后不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造。这是第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留待“赫列克苏尔是墓吗？”这一小节说明。

◎从鹿石的年代推测赫列克苏尔的年代

如前所述，赫列克苏尔的发掘案例很少。就算发掘的案例少，如果能从当中发现大批重要遗物的话，就还有希望可借此推测年代，但至今尚未出现如此幸运的例子，几乎完全没有发现遗物。为此，推测其时代的手段非常贫乏。然而另一方面，鹿石则有些线索可以推测大致的年代。因此，借由与鹿石的对比，有可能找出赫列克苏尔的年代。下面首先简单说明鹿石。

鹿石一般分为三类：

①细长延伸的鼻面，强调角和颈部的鹿，刻满了整个石面，几乎没有空隙。左右侧面的上部刻有圆圈和首饰，下部刻有腰带、短剑、刀、斧、弓箭等，背面则刻有五角形的盾。正面上部刻有两、三条斜线，偶尔也会刻上人面。从断面看来，几乎都是长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的角柱。高度近四公尺，多数都是大型的石柱。其分布以蒙古中部和西部为中心，扩及北边的布里亚特、图瓦，以及位于西边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附近。

左图：刻有人面的鹿石（类型①）　可以看出侧面上部的圆圈是大的耳环。Ulaan Uushig Ⅰ遗迹十四号。背后的山就是Ulaan Uushig。作者拍摄。
右图：刻有三条斜线的鹿石（类型①）　侧面上部圆圈、首饰的下方刻有鹿，下部则可看到腰带。正面上部的三条斜线推测象征的是脸部。蒙古西北部、雅达津耶夫（音译）。作者拍摄。

②上部刻有二、三条斜线，还会刻上圆圈、首饰，这些与①相同，但鹿、马、猪的样貌更加写实，表现出伸直腿的姿势。这一种类型的鹿石有许多无图案的空白部分。有些也会刻上身体蜷曲的虎或豹等勐兽。多为角柱，但不如①大。伸直脚的写实动物图案是初期斯基泰时代（西元前八至六世纪中叶左右）的特征。分布于蒙古西部、图瓦、俄罗斯及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附近。

没有动物图案的鹿石（类型③）　立于蒙古西部、乌布苏省的圆形赫列克苏尔上。作者拍摄。

③只刻上二、三条斜线和圆圈、首饰、弓箭、腰带等，完全没有动物的图案。东起蒙古至图瓦、阿尔泰，自天山北方起至乌拉尔山、黑海北岸，分布的范围很广。多半是圆柱或圆石状，一般而言较①、②小，但乌拉尔山以西也发现有一些比较大的鹿石。

类型②里，鹿的图案相对较少，③则完全没有鹿，但由于拥有其他包括斜线和圆圈等共通要素，因此也被称作鹿石。从上述的特征可以知道，鹿石要表达的其实是人类，而且是装备武器的战士，但很难判断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若是单独立于墓旁，则可以推测表现的是墓里埋葬的人物。然而，我们无法确定赫列克苏尔是否为墓（之后详述），假设真的是墓，但有时候不只单独一根鹿石，而是复数，甚至十根以上，故很难都视为是墓里埋葬的人物。

那么，究竟鹿石是墓中人物的随从？或是只有一根是墓中人物、其他是随从？或者不是人而是神？至今仍无法判断。

至于鹿石的年代，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

第一种说法：前述的鹿石类型以③最古老，逐渐演变成②、再来是①。

第二种说法：反过来，由①、②、③依序演进。

第三种说法：①、②、③同时期并存。

现在认同第一种说法的人较少，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则呈现抗衡的状况。第二种说法重视在类型①中看到的卡拉苏克式短剑——特征是柄和刃之间有小的镡（剑环），于是推测①属于卡拉苏克文化时期（西元前十三世纪或前十二～前八世纪），②属于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纪中左右，③属于西元前七至六世纪。第三种说法则重视混合①和②要素的鹿石，认为所有鹿石都属于西元前九至前五世纪。

俄罗斯、图瓦、科修佩的鹿石（四面展开图）　混合本文中说明的类型①的特征──鼻面长、肩胛骨隆起的鹿图案，以及类型②的特征──身体蜷曲的动物图案。盾出现在左侧面实属少见。出自：Arkheologicheskie vesti 5, 1998.

整体而言，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最适当，但当中又以①最古老，②和③则较新。如果我的想法正确，与①的鹿石共存的赫列克苏尔属于西元前九至前七世纪，与②和③共存的赫列克苏尔则属于西元前八至五世纪。如此一来，我们所调查的赫列克苏尔，其年代应属西元前九至前七世纪。

◎赫列克苏尔是墓吗？

接下来探讨赫列克苏尔究竟是不是墓。没有动物图案的类型③鹿石立于圆形赫列克苏尔的矮积石冢上，中央的积石冢朝着圆形石围的方向延伸出多条石列。从上空看来，好像是一个以积石冢为车轴、辐条朝着轮缘的方向成放射线状延伸的车轮。

俄罗斯考古学家古拉斯（A. Gulácsi）于俄罗斯领土图瓦发掘了一个车轮形的赫列克苏尔，他认为，由于当中没有出土人骨，因此这个遗迹不是墓，而是崇拜太阳的祭祀场所。古代将太阳的运行（实际上是地球转动）和车轮的转动同等视之，是故车轮经常被认为是太阳的象征。

然而，赫列克苏尔真的不是墓吗？我们调查的一号赫列克苏尔没有辐条，但除此之外的构造皆相同。一九九九年，我们不从积石冢下手，而是以其外侧为中心进行调查。二〇〇三年，去除积石冢南侧半边的石头之后，看到中心部有大石头堆叠时，我们心中充满期待。如果这是石椁（石头堆叠的方形空间），则当中应该躺着遗骸。

二〇〇四年，移开北侧的石头，中央终于出现石椁。地表上四片大块的石板堆叠出长方形的空间。虽然是一百四十一乘以七十二公分的狭小空间，但若是蜷曲双脚，也就是所谓的屈葬，空间也足够容纳一个大人的遗体。我们满怀期待，移开盖石，稍微往下挖掘，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即使如此我们依旧不放弃，移开所有的石头之后，下面便出现柔软的土层；当我们继续往下挖掘，突然出现一个空间，竟然找到了松软的嫩草、鞋带、工作手套——似乎是旱獭等啮齿目小动物的巢穴。

根据共同进行调查的蒙古考古学家额尔顿巴图尔（D. Erdenebaatar）的说法，旱獭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鹫或鹰的攻击，就算是冬天，也会躲在能发挥隔热作用的赫列克苏尔积石之下。另外，由于旱獭会咬人骨，因此也很难在赫列克苏尔之下发现人骨或陪葬品。就算发现类似于埋葬设施的石椁，如果没有找到人骨，就不能说是墓。

二〇〇五年，我们再度挑战，挖掘较小的十二号圆形赫列克苏尔（石围直径约十六公尺）。除去上层的石头之后，在中心部可以看到细长的石头有如花瓣一般，呈现放射状排列。进一步除去周围的石头，中心部出现一个空间，可以看到小小的人骨四散。内部虽然是一百一十乘以六十公分的狭小空间，但如果是孩童的话可以容纳得下。根据蒙古人类学者的鉴定，这些人骨据说是五到六岁孩童的骨头。至此才终于确认赫列克苏尔是埋葬遗迹。

然而，这座十二号赫列克苏尔连一座石堆也没有。之前介绍过石堆有可能是在赫列克苏尔完成后很久才建造，如果后世的人将赫列克苏尔视为崇拜对象而埋葬马的头骨，那么这个赫列克苏尔也应该有石堆才是。既然没有石堆，想必他们知道这个赫列克苏尔里的被埋葬者是孩童，因此参加葬仪的人才没有造石堆。

◎大型赫列克苏尔代表的意义

如前所述，从围绕一号赫列克苏尔的二十一座石堆当中，出土了马的头骨和颈椎，有些还有马蹄和马尾。如果认定赫列克苏尔是埋葬遗迹，那么马骨的意义自然相当清楚，那就是献给埋葬于赫列克苏尔内的人物的牺牲品。

我们试着重现当时的状况。被埋葬者的亲属或是具有从属关系的下属，从附近的Ulaan Uushig山挖凿岩石，并运下山，首先建造石椁、积石冢，以及石围。之后屠宰二十一头马（代表主要与会者为二十一人或是二十一个家族），将马的头、颈、蹄、尾椎骨朝向东边放置，再盖上石头。不仅头，连马蹄和马尾也一起放入，是为了保持首尾完整，代表奉献一整匹马。

马的其他躯体想必是由与会者分食。关于颈部、颈椎排列成一直线，所有的颈椎都与马的下颚骨放在同一水平（土层中的高处）上，考虑到这一点，可以推测是在去除肉的部分之后排列，也就是把肉分食了。从残留下来的牙齿判断，马多半为小马。就算是小马，肉的量也比其他家畜多。若要同时分食二十一匹马，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葬仪呢？想必至少可以充分满足两百至三百人的胃。

数百人列席，也许读者不会觉得是一场大规模的葬仪，但在人口稀薄的草原地带，可是非常可观的人数。顺道一提，蒙古国现在的面积虽然是日本的四倍以上，有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在一九八九年也只有两百零四万人，就算到了二〇一五年，也不过是三百零六万人而已，更不用说将近三千年前的当时了。因此，被埋葬在这座赫列克苏尔中的人物，想必拥有相当程度的权力。

邻近一号赫列克苏尔南边的是四号赫列克苏尔，其石围当中的面积是一号的六倍大。石围外侧的石堆虽因后世遗迹而遭到大幅破坏，但其数量大约有一百座以上，也就是说屠宰了超过一百匹马。不过这还不够惊人，我所知道最大的方形赫列克苏尔，光是石围的边长就超过二百公尺，中心的积石冢高五公尺，石围外侧的石堆有一千七百座以上。

蒙古中西部扎尔嘎朗特的大型赫列克苏尔　中央的积石冢高5公尺。石堆高达1700座，代表至少有相同数目的马匹遭到屠宰。作者拍摄。

这个超级大的方形赫列克苏尔遗迹位于蒙古中西部的扎尔嘎朗特，自二〇〇三年起，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调查团在此进行测量调查。我们调查团的额尔顿巴图尔也参加了匹兹堡大学的调查计划，因此可以从他口中得知该调查的概要。根据他的说法，与我们调查的赫列克苏尔相同，调查团试着发掘数座周围的石堆，都发现了朝向东边的马的头骨和颈椎。可以推测，一千七百座石堆当中，都埋有马的头骨和颈椎。

这个赫列克苏尔，在石堆外面还有好几层石环围绕。如果这下面也埋有马骨，则被屠宰的马匹不下两千匹。如果是在葬仪上吃了这么多匹马，那么列席者必须以万计算。这个数目远远超过死者亲属的范围。

有能力将岩石切成适当的大小并从山里运出，建造大型积石冢的人物、拥有一千至二千匹马，或是能让人准备这么多马的人物，想必拥有相当的权力。这一点也意味着西元前九世纪左右蒙古草原上的骑马游牧民，已经诞生了巨大的权力。

Ulaan Uushig山周围的“I”～“X”遗迹群，从大型（只有一座）至中型、小型，包括各种规模的赫列克苏尔。规模的大小，想必代表了被埋葬者在地位和身分上的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推测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出了阶级，形成能够动员许多人的权力者、在其之下的有力阶层、以及一般民众（游牧民）的组织架构。而支持这种权力的，想必就是骑马军团的军事力量。

动物的家畜化

◎畜牧的起源

由游牧民组成的骑马军团于西元前九世纪成立，这样的看法并非一直都是最有力的学说。更早以前，也曾出现游牧民骑马军团于西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年成立的说法，并得到一定的支持。这样的说法与马家畜化的目的和年代等相关问题，以及印欧语族的起源和扩散等相关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以下试着概观包含马在内的动物家畜化历史，以及当中骑马游牧民所扮演的角色。

人类在开发畜牧这种生产技术之前，取得食物的手段是狩猎和采集。对于畜牧是从狩猎发展而来的推测几乎没有异议，但关于它究竟是如何开始，则有着各式各样的议论。先前今西锦司根据战前在内蒙古的调查经验，所提倡的说法是：追逐移动的绵羊和山羊群的人们，逐渐缩小追逐的距离，增加与动物的亲近，经过这样的过程而将动物群纳入直接的管理之下。这可说是家畜主导、人类追随型的畜牧起源。根据这样的说法，人类为了追逐移动的动物群而辗转迁徙；也就是说，游牧才是畜牧最古老的型态。

西亚的降雨量和肥沃月弯地区　根据藤井纯夫《麦和绵羊的考古学》（2001年）制作。

说到家畜化，总是会有人类主动支配家畜的印象，但上述这种可说是反向思考的论点，也获得了部分文化人类学者和动物学者的热烈支持。然而，根据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渐发达的西亚考古学调查成果显示，最初将动物家畜化的是住在聚落的定居民，而且有可能已经开始栽种小麦。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初的畜牧就不是游牧，而是定居式。

在旧石器时代最终期，即西元前一万二千年左右（这里采用的年代是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所得到的年代，再加上各种条件的补正所推测。经过补正之后的年代大多会更久远），在人称肥沃月弯的地中海附近地区——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出现定居式的聚落，人们采集野生的麦，进行团体围猎。肥沃月弯有野生的麦，也有山羊、绵羊，也是勉强能够仅靠雨水进行所谓“天水农耕”的地带。西元前九千五百年左右，聚落逐渐扩大，开始栽培小麦、大麦。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但尚未出现粗陶。

之后，部分聚落的规模愈来愈大，固定化的倾向更强烈，农耕的比例增加，开始出现人口集中的现象。西元前七千六百年左右，同样在肥沃月弯地区和其周边，开始出现山羊和绵羊的家畜化。人们成群捕获山羊和绵羊，将它们收容在聚落当中的围栏里，不一次全部杀光，保留部分活口。如果在围栏里生产，则它们的下一代已经不是野生，而更接近“家畜”。如果在围栏里出现世代交替，便可视为家畜的彻底诞生。如果进行农耕，收割穗之后留下的茎部也可以成为家畜的饲料。也就是说，大型定居式聚落和农耕的确立，乃是家畜化的前提，这是现在最有力的说法（藤井纯夫，《麦和绵羊的考古学》，同成社，二〇〇一年）。

在稍晚之后的西元前七千年左右，肥沃月弯西北部地区似乎也开始出现牛和猪的家畜化。然而，猪和狗同样具有自己接近人类聚落的特性，因此很有可能在世界各地独立产生家畜化的现象。

◎家畜的角色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家畜化之后的动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前所述，比起其他任何目的，首先是为了确保食用肉的充足而将山羊和绵羊家畜化。羊肉在日本也相当受欢迎，但就算如此，仍不算是一般家庭日常会吃的东西。至于山羊肉，除了冲绳以外，几乎不会出现在餐厅的菜单上。然而，在中国北部、中央欧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羊肉是最普遍的食用肉。

羊肉可以吃两分熟或完全生吃。如果是两分熟的话，当中的维生素不会遭到破坏，非常健康。另外，现宰的羊肉最好吃。在电冰箱尚未普及的时候，我曾去西亚的乡下进行团体旅行，进入街边的食堂之后，被带到后庭。那里有好几头羊，店里的人问我要选哪一头。选好了之后大约一个小时，桌上就会出现水煮的熟羊肉。蒙古最高级的料理是蒸羊或山羊肉。将现宰的肉切成适当的大小，和烧热的石头一起放入大的铝罐（或是刚宰的山羊皮）里。约一个小时后，就可以品尝到味道锁住的蒸肉和浓厚的肉汁。

屠宰家畜之后当然也会得到毛皮。毛皮可以当成御寒衣物，另外，也可以只剃羊毛而不宰杀。羊毛纺成毛线之后可以织成布，或直接加水固定制成毛毡（不织布）。另外，一头羊的乳量虽少，但一次挤数十头，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羊乳，加工后，还可以制成奶酪和奶油等各式各样的乳制品。

只是，这些纯食用之外的家畜利用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一点众说纷纭。有一说是家畜化不久后便开始，但家畜化一到两千年后才开始有其他利用方式的说法似乎比较有力。毛毡具有优秀的防水性和保温性，也适合用来做帐篷。另外，乳制品是可以保存的食物，对于经常需要迁移的人们与游牧民而言非常重要。毛毡的帐篷和乳制品的开发不见得是游牧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应该是促进游牧的要素。

牛也是供给肉和乳的重要来源，皮也可以利用，且牛还拥有力气大的特征，可用来牵犁和牵车（汉字“犁”和“牵”都有“牛”字）。马的肉和乳（做成马奶酒）也都可以利用，但由于对马的特别情感，现代有的社会视吃马肉为禁忌。另外，马乳只有以夏天为中心的几个月可以采取。马尾毛和马鬃可以做成绳子或弦乐器的弓、马皮可以做成大鼓和皮带，但用途也仅此而已，并不是特别重要。另外，马也像牛一样可用于牵引，但其最大的特征还是骑乘。

下面将以上的各种利用方式整理成表格。

绵羊、山羊

毛：〇

皮：〇

肉：〇

乳：〇

牛

皮：△

肉：〇

乳：〇

牵引：〇

马

毛：△

皮：△

肉：〇（△）

乳：〇（△）

牵引：〇

骑乘：〇

家畜的利用方式（△代表重要度较低）

骑乘带来简便且快速的运输和交通手段，不过最能发挥其机动性的，还是在军事和战斗领域上。既可冲向目标，亦可看准时机一口气撤退，换言之，能够进行闪电战。接下来一节将探讨马的家畜化是在何时、何地发生。

◎德雷耶夫卡遗迹带来的冲击

如前所述，关于绵羊、山羊、牛的家畜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明朗，但关于马的家畜化问题，很可惜地，现在依旧处在五里雾中相当模煳。造成如此混沌的重大原因是一个大胆的假说。在一九八〇年代后半至九〇年代，有一种风靡一时的说法，那就是马的家畜化年代比一直以来所认为的更为古老，乃是始自西元前四千年或更早以前，而且不仅是食用肉，也用来骑乘。这种论点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今日乌克兰第聂伯河中下游西岸，有一个名为德雷耶夫卡（Dereivka）的遗迹。当地大部分都是聚落遗址，也有墓地。根据考古学上的时代区分，它属于比青铜器时代更早的铜石器时代，年代属于西元前四千年，或更早数百年。

在这三千平方公尺的遗迹中，已经发掘了两千平方公尺以上，也发现了许多动物的骨头。在聚落遗址的部分发现最多的是马的骨头，占整体的百分之五十二。仅是出土许多马的骨头，无法当作是家畜化的证据，但同时出土的鹿角备受瞩目。到了西元前一千年左右，人类开始用动物角贯穿两到三个孔，用来当作固定马颊两侧的马衔（马嚼子）、同时也是连接缰绳的马镳（日本的马具用语称之为“镜板”）。德雷耶夫卡遗址出土的鹿角与此类似，虽然年代更加久远，但仍被认为应该就是马镳。

另外，聚落东部的非居住区也有值得注意的发现。在被认为是丢垃圾的小洞和焚烧遗址附近，发现了公马的头骨（头盖骨和上下颚骨）以及两只狗的骨头，又发现了数个由石头排成的石列，从小洞穴中出土了猪模型的土制品和类似马镳的角制品。指挥挖掘的乌克兰考古学家特里金（Dmitri Telegin）认为，这些是一系列的祭祀相关物品，其中心正是被埋葬的公马头骨。他又将有孔的角制品视为是马镳，从而得出这是聚落族长骑乘的马的结论，并认为骑乘和马头骨的仪式就是从这里遍布于印欧语族之间。一九七〇年代时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兹米纳（Elena E. Kuzmina）也曾提出几乎相同的假说，但没有具体的证据。

补强这种说法的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安东尼（David W. Anthony）。他调查那块公马头骨的牙齿，发现下面第二前臼齿斜向磨损约四公厘。马的门牙和第二前臼齿（马一般不会长第一前臼齿）之间有很大的空隙，这是因为装着马衔，因此靠前的牙齿，也就是第二前臼齿的前侧因此磨损。安东尼研究了古代和现代各种马齿的资料，确认了如果装上马衔，则平均会磨损三到四公厘。因此虽然没有找到马衔，但他仍然判断此马曾经被装上马衔，当作骑乘之用。

另外一个采用此说法的研究者，是出生于立陶宛、于美国有着活跃表现的女性欧洲史前考古学权威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她很早就主张印欧语族的骑马战士集团乃是从草原以波状式入侵欧洲，而他们的族长们所建筑的，就是遗留在南俄罗斯和东欧的“库尔干”（kurgan，古坟的意思）。一九五〇年代她将入侵的年代定为“西元前二千年纪”（西元前二〇〇〇～前一〇〇一年），一九六〇年代前半改为“西元前二千四百年至前二千二百年”，在获得德雷耶夫卡遗址的报告之后，一下子将时间推前到“西元前四千年或更早”。

◎对德雷耶夫卡的年代和马的家畜化所提出的质疑

当然也有许多反对的论点。首先有人对马衔的使用提出疑问。西元前四千年左右尚未发明青铜器，铜制品也处于刚出现或正要出现的时期。美国的人类学家安东尼认为，有可能使用铜制品或绳子当作马衔，但一开始他判断使用铜制马衔的可能性较高。对此，东欧的史前考古学家们强烈反对，批判不可能有这么古老的铜制马衔。安东尼为了证明装备用绳或皮、骨等有机物质制成的马衔也有可能造成磨耗的痕迹，于是让马着装这样的马衔，实际骑乘实验，结果证明了确实也会产生磨耗痕迹。

另一方面，关于德雷耶夫卡的马是否真的家畜化，这个问题也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从齿冠磨损的程度可以推定马的年龄。李汶（Marsha A. Levine）研究德雷耶夫卡出土的马齿后发现，死于五岁以上、八岁未满的马占百分之五十点一，三岁以下和八岁以上的马很少。另外，公马对母马的比例是九比一，公马占压倒性多数。这代表着什么呢？

如果是为了食用而饲养马，则最适合屠宰的年龄是二至三岁。这个年龄的马，体型已经够大，过了这个年纪则肉质会变硬。另一方面，如果将马当作役畜，也就是用来搬运货物、牵引车、骑乘等，那么不可能在五至八岁的时候宰杀，因为这个时候是马的体力最好的时候。如果是役畜，应该可以使唤到十五至十六岁左右。

李汶于是提出了下面的看法：在野生状态下，普通一头公马会创建所谓的“后宫”，支配数十匹马群。这一头马是强壮有力的五至八岁公马。如果敌人出现，则这个领袖会让其他的马先逃，自己则勇敢地面对敌人。因此，如果猎人瞄准马群，这匹公马的处境最危险，死亡的概率也较高。李汶根据这样的推论，得出德雷耶夫卡的马是野生马的结论。

分析相同遗迹的马的骨头和牙齿，结果却得到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面对这样的情况，到底该如何找到折衷点呢？我在当时（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也感到困惑，只能以“德雷耶夫卡的马大多是野生马，但不排除少数马遭到骑乘的可能性”这般折衷的判断来模煳焦点。

◎争论的走向

多产的人类学家安东尼到处写论文，也关注欧美人喜欢的印欧语族原乡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比日本的邪马台国争论更热络），一下子成为畅销作家。安东尼接下来注意到的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Botai）遗迹。这是铜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自一九七〇年代起至八〇年代止，共进行十五季的调查，出土了多达三十万件（十万吨）的骨头资料，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马的骨头。经过补正的年代推测为西元前三千五百到前三千年。

波泰也和德雷耶夫卡相同，发现了埋葬马头骨的遗迹。在某个住居遗址的地下，放有多达十八匹马的头骨，因此推测这栋住居应该是举行某种祭祀的建筑物。另外，在安东尼能够调查的十九件第二前臼齿中，有五件发现了三至六公厘的磨损痕迹，而波泰也出土了开有一或二个孔的骨头制品，因此发掘者判断这应该是马镳。

另一方面，李汶也注意到波泰遗迹。她根据一九九二年调查的住居遗址和其周边得到的资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她的说法，发现了四万件的骨头和牙齿，以及五千件的人工遗物。同样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马的骨头和牙齿。从住居遗址地板上的各层中，发现了许多集中的骨头。李汶于是解释，这是住居废弃之后才成为丢弃骨头的坑。

她又从五百二十六件的牙齿当中，推测马死亡的年龄和性别，并与德雷耶夫卡比较。她发现德雷耶夫卡如上所述，马的死亡时间集中在五到八岁，平均年龄七点七岁，而波泰的马则多在三岁以下死亡，平均年龄六点五岁较年轻。另外，德雷耶夫卡的公母马的性别比例是九比一，波泰则是一比一。

从这个对比，她所得到的结论如下：德雷耶夫卡是规模较小的聚落，同时存在的不过是数个家庭，狩猎的方式也只有埋伏或追踪，因此猎得的是挺身而出的马群领袖，且出土的骨头当中，马骨最多占百分之五十。相较于德雷耶夫卡，波泰的聚落规模较大，可以借由多人一起驱赶或包围，一次捕获大量猎物。她又根据与黑海北岸其他文化的比较，推测德雷耶夫卡的年代是西元前三七〇〇到前三一五〇年，与波泰的年代几乎重叠。

◎西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年没有骑马

关于德雷耶夫卡聚落遗址的年代，乌克兰考古学家特里金也在一九九五年于哈萨克斯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同意应该推后五百到一千年；然而在这之后，那匹关键的埋葬马所处的年代，却产生了更戏剧性的变化。在重新将马的头骨和牙齿送到基辅和牛津的研究机构，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后，竟然发现头骨的年代是西元前七九〇到前五二〇年、牙齿则是前四一〇到前二〇〇年。安东尼因此也不得不订正说，这些马是后世的斯基泰时代所埋葬。

事实上，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过去认为马在绳文时代就已经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然而，仔细调查后发现，出土的遗迹的确属于绳文时代，但马的骨头不过是后来恰巧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罢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学者相信日本在绳文时代就已经有马。

即便如此，安东尼仍不被逆境打败，他主张乌拉尔山的东西两侧，还有其他可以显示在铜石器时代、马已经被家畜化和骑乘的证据。然而，他以前的主张是乌拉尔山脉的西侧较早开始使用马衔的骑乘；既然德雷耶夫卡遭到否定，那就表示波泰所在的乌拉尔山东侧才是较早开始使用马衔的，所以他也顺势将年代订正为西元前三千五百至前三千年。然而，情势最近似乎对他相当不利。

这是因为，关于被当作马镳的骨角制品，波泰出土的骨制品的开孔过小，无法穿过马绳，而只有一个孔的制品更不可能发挥马镳的功效。

游牧的产生与发达

◎游牧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产生？

西亚最初的畜牧属于定居式，这一点如前所述。那么游牧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由于这个问题的相关资料很少，因此尚未得到充分的解明。以下谨介绍藤井纯夫所提倡的假说：

西元前七千至前六千五百年，在肥沃月弯西侧偏南的内陆草原地带，羊逐渐成为主要的家畜，但这时候还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过是为了补充采集狩猎的不足而饲养家畜罢了。之后，封闭型的围栏逐渐变成开放式的围篱，但这种围篱并非为了防止逃走，而是在冬季和夜间进行保护之用。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已经会离开聚落，进行当日来回的放牧了。

再经过一段时间，出现没有实际居住的“拟聚落”，这被认为是从当日来回的放牧发展成游动式放牧所使用的营地。乳的加工对游牧民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否从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乳制品的加工，学者的意见相当纷歧。再加上自西元前五千五百年气候开始温暖，在这个地区引起了草原干燥化的现象，有人认为因此打开了舍农耕就游牧的道路。

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促进游牧的基础也逐渐巩固。只要完成家畜化，完善控制群体的再生产体制，就没有必要留在聚落——毕竟他们原本就是四处迁移的狩猎采集民。一旦部分聚落发展成城市，则周边栽种麦的规模便会扩大，羊也会被赶到外面。肥沃月弯之外的干燥地带过去是无人的荒野，但随着游牧民族的踏足，链接西亚各地的交易路径也增加了许多选择。然而，这个阶段的游牧民还没有帐篷，只能透过从营地周边找来可用的建筑材料，搭建简单的住居。

◎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化缓慢

草原地带的西部，亦即黑海北岸至里海北岸的地区，据说在西元前六千年纪（西元前六〇〇〇～前五〇〇一年），便已传入农耕畜牧。其中，从巴尔干方面传入的说法最有力，但也有从中亚南部传入的说法。在德雷耶夫卡和波泰所属的西元前四千年纪至三千年纪，人们以定居聚落为中心，从事农耕和畜牧的复合经济，但狩猎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草原地带的游牧化似乎进展非常缓慢，聚落没有发展成城市，羊也没有被赶出聚落，因此没有必要外出游牧。

促进草原地带游牧化的原因是气候的干燥化，以及导入车和骑马。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应该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车（关于车的起源，有包括磙轮说、雪橇说、两者折衷的说法等，众说纷纭）。车轮是厚重的圆盘状，牛可以拉动，但就算假设这时候的马已经家畜化，这种车也不适合由马拉动。在接下来的两百到三百年间，这种车广传于欧洲和草原地带西部。

车的普及使得迁移和搬运变得容易，也是促进游牧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就算是现在，蒙古北部的游牧民还是会在牦牛身体的两侧装上斜放的棒子，上面放货物，让牦牛慢慢搬运。以这种方式搬运物品，就不需要车。

西元前三千年纪中期，气候逐渐干燥化，黑海北岸的阔叶树林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向外扩展的草原，在哈萨克斯坦则形成了半沙漠和草原。结果，草原地带成为比农耕更适合畜牧的风土（但根据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乌克兰的亚姆纳（土坑墓）文化（西元前三〇〇〇～前二二〇〇年）持续农牧复合的经济，出现拥有土垒和壕沟等防御设施的定居聚落。亚姆纳在俄罗斯语代表“洞穴”之意，因为当时的人被埋葬在单纯的四角洞穴中，所以得名。这时候被认为开始为了食用而饲养马匹。

较此稍晚，在乌拉尔山脉东侧，农耕畜牧文化也开始逐渐扩展。此即为知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据说它受到亚姆纳文化的影响。与亚姆纳文化后期相重叠的卡塔昆比纳亚（音译Katakombnaia，地下式横穴墓）文化（西元前二六〇〇～前二〇〇〇／前一九〇〇年），可以看见放入圆盘状车轮的埋葬方法。

在卡纳昆比纳亚文化的影响之下，在刚过西元前二千年不久的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又出现不同的埋葬方式和不同特征的文化。那就是自乌拉尔山起向西方扩展的斯鲁布纳亚文化（Srubnaya，木椁墓文化）。另一方面，非常类似的文化自乌拉尔山向东方的南西伯利亚、中亚扩展，被称为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安德罗诺沃是南西伯利亚的遗迹名称）。这个文化可以看出与初期斯鲁布纳亚文化相关，但详情不明。在这两种文化发展的时代，开始制作比铜还硬的青铜制品。

于此同时，在草原地带东端的中国北部，也出现了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文化，那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取自内蒙古东部的遗迹名称）。虽然普遍都认为它是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而发展，不过也有反对的意见。

金布塔斯认为自亚姆纳文化起，留下斯鲁布纳亚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是游牧民，但根据最近的调查，定居应该才是他们的主流生活方式。然而，狩猎和渔捞在这些文化中，也没有失去其意义。另外，在不适合农耕的草原，应该也有从事带着羊群外出数日放牧的半游牧。之后在草原地带东部，紧接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登场的，是卡拉苏克文化。

◎先有马车还是先会骑马？

究竟是先有马车？还是先会骑马？两者之间，骑马应该比马车先出现。自西元前三千年纪末起至二千年纪初，在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发现了多个以骑马的人为题材的模型和泥板。由于尾巴从根部粗壮下垂，因此明显可以看出是马而不是驴。

骑乘者跨坐在后方，也就是马的臀部上。由于马背上有嵴椎突起，如果直接跨坐在马背上，胯下会很痛。相对于此，由于马臀是平的，因此没有这一层担心。由英国个人收藏家所收藏、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面描绘的马套着宽广的腹带，骑乘者用左手抓着。也许也是因为这样，骑乘者必须坐在后面。另外，这时已经家畜化的驴子，由于背部没有马坚固，因此骑乘的时候只能跨坐在臀部上；一般认为，骑马也是从这种模仿的“驴式骑乘”开始。无论如何，这种骑乘的方式很不稳定，也许他们在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便会立刻从后方跳下来。乘者的左手抓住缰绳，但泥板上描绘的缰绳与马的鼻环相连，可见这个阶段尚未出现让马咬住的马衔，而是与牛一样，同样用鼻环控制。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泥板，上面描绘的骑乘者右手拿着一根棍子。棍子是在指挥牛、驴等搬运货物的驮兽时使用。英国的考古学家德鲁斯（Robert Drews）将这样的骑乘称作是部分爱好冒险的年轻人从事的运动式骑乘，认为并不普及。

掌握骑乘技术非常困难，且骑乘的感觉也称不上舒适，因此在西元前二千年纪初，就好像取代骑马一般，出现了马也可以轻松拉起、车轮带有辐条的两轮车。

辐条于何时、何地发明？这是一个大问题。安东尼等人认为是在乌拉尔至哈萨克斯坦间的草原上，于西元前二千至一千七百年左右发明了带有辐条的车轮，而印欧语族的军团就是乘坐着两轮战车，威胁南方的安宁。另外，也有语言学家主张，由于印欧语里车辆相关的用语当中，只有幅条没有共通的语源，可知印欧语族的祖先是在车辆诞生到幅条发明的这段期间，开始了他们的向外扩张。

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泥板拓印出的画　西元前2000～1750年。出自：Early Riders, R. Drews. Routledge, 2004.

然而，于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的墓当中发现的两轮车，轨距只有一点一到一点三公尺，十分狭窄，最多只能一人乘坐（战车必须是驾车者和战士两人乘坐），因此将之解释成把死者送往来世的车子较合理。对此，德鲁斯不得不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写道：“虽然我们不确定战车是在何处发明的，不过它的扩展相当迅速，在一百五十年之内，便已有众多的语言集团，在横跨数千里的地域中使用它。”

不过，在控制马方面非常重要的马衔与马镳，有可能是在草原地带发明。那是因为相对于西亚的马当初也戴着鼻环，同时间的南亚和中亚已经实际开始应用骨制圆盘型的马镳。同样类型的马镳似乎是自草原传到东欧，再传到迈锡尼文明的希腊。

◎骑马游牧民的正式诞生

虽然发明了马衔，但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之后，草原上便立刻出现了骑乘活动。反倒是西亚和地中海世界，很早就被认定有使用马衔来骑乘。在埃及，第十八王朝末期（前十四世纪后半）的浮雕中，已经有骑乘者手持装在马衔上的缰绳，不过没有马鞍，属于“驴式骑乘”。在爱琴海方面，前十三至十二世纪的三个壶，上面也描绘着骑马的图案。但证据还不够多。进入前十世纪之后，状况明显改变。在西亚和地中海世界，呈现骑马模样的土偶、浮雕画、绘画等资料激增。

草原则在稍晚的前九至八世纪，骑马的相关证据突然增加。这是斯基泰系文化的开始，当中最早的是位于蒙古西北部的图瓦地区。有关这点，我将留待下一章进行更详细的说明，不过关于其起始，有人提出与气候变动相关的假说。在位于图瓦北邻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迹非常稀少；而在图瓦，卡拉苏克文化的遗迹也很少；然而，前九世纪中左右，这里却出现了斯基泰系文化，比草原西部还要来得更早。

西元前九世纪中左右，正值世界性的气候变动时期。以古气候学上的用语来说，相当于从亚北方期（SubBoreal，干燥期）移转至亚大西洋期（Subatlantic，湿润期）的时期。根据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和图瓦的湖所作的凿井调查显示，莎草科和禾本科的植物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增加，原本是半沙漠的地方开始变成草原。或许正因为这样，这片草原才吸引了畜牧民。

当然，不可能仅用气候变动就说明一切。这个时期的西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但铁器尚未普及草原。不过，草原上青铜器的生产高度发达，已经有能力产出优秀的武器和马具，之所以如此，或许是他们开始与西周时代的中国交流之故。由于各种条件重叠，于是遂出现拥有强大军事力的骑马游牧民。

本章一开始介绍的大型赫列克苏尔，也可视为是象征这个时期骑马游牧民兴起的建筑物。

第二章斯基泰的起源

刻在金制马面上的艾姬多娜　下半身有如蛇一般的女神。从黑海北岸、大琴巴卡古坟出土。西元前4世纪。高41.4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希罗多德叙述的起源传说

◎第一种说法

关于斯基泰的起源，有根据文献史料、考古学资料的各种不同说法。首先听听看希罗多德的叙述。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的五到十二节中，介绍了斯基泰起源的三种说法（以下有关《历史》的摘录以松平千秋译的岩波文库版为基础，参考多种英译和俄译版）。

第一种说法是斯基泰人自身的说法。希腊的至尊之神宙斯与注入黑海的包津斯铁涅司河（今日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神的女儿，在无人之地生下了一个名为塔尔吉塔欧司的儿子。塔尔吉塔欧司又依序生下里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科拉克赛司三子（没有提到三子的母亲是谁）。

在三子统治的时代，从天上掉下黄金制成的用具——犁、轭（为了牵引犁或车而套在马或牛颈上的用具）、战斧以及杯。长子和次子想拿起来的时候，黄金用具突然燃烧起来，让他们无法接近，但当幼子一靠近的时候，火就熄灭了。于是幼子将这些黄金用具带回家，而两位哥哥也同意将王权让给最小的弟弟。据说奥卡泰伊族是长子的后裔，卡提亚洛伊族和特拉司披耶司族是次子的后裔，而帕辣拉泰伊族——也就是王族，则是幼子的后裔；但全体民族则根据国王的名字而称为斯科洛托伊人（或许曾有一个名为斯科洛托伊的王），希腊人则称他们为斯基泰人。

这种幼子继位的继承法时而见于欧亚骑马游牧民之间。年代大约往后一千年，兴起于蒙古高原和阿尔泰地区的突厥，据说也是排行第十的幼子展现了优于兄长们的才能而被选为领袖。另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成吉思汗死后的继承权问题，他有四个嫡子，最终由幼子拖雷继承大部分的军队。

出现于上述三子后裔说法当中的奥卡泰伊族、卡提亚洛伊族、特拉司披耶司族、帕辣拉泰伊族等四个氏族名称，有人说它们其实不是氏族，而是更大的部族名称，或是社会阶级的名称等。另外，希罗多德在其他地方将斯基泰分成“农耕斯基泰”、“农民斯基泰”、“游牧斯基泰”和“王族斯基泰”四种，有人认为正好相对于这四个氏族名称。斯基泰人原本是不是游牧民？所谓农耕、农民斯基泰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留待后面详细叙述。

◎第二种说法

另一方面，住在黑海地方的希腊人，则有着稍微不一样的神话传说。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海克力士为了偿还杀害自己孩子的罪孽，必须完成十二种苦行，其中之一是从名为格律翁的三头三身怪物那里，带回它所拥有的大部分牛群。海克力士打倒怪物，在赶牛回来的路上，经过后来成为斯基泰人居住地的无人之地。当时正好是酷寒的冬天，于是他披着狮皮睡着了（他过去曾击败狮子，因此随身携带狮皮）。然而，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从车上解下来、放去吃草的马，却莫名其妙消失得无影无踪。

海克力士醒来之后，四处寻找他的马，最后来到一个名为叙莱亚（包津斯铁涅司河东方宽广的森林地带）的地方。他在一个洞窟中，遇到了半女半蛇的艾姬多娜。蛇女说马在她手上，但若海克力士不与自己交媾，则不把马还给他，于是海克力士只能答应蛇女要求。之后，蛇女为了能与海克力士长相厮守，迟迟不肯归还马匹，但海克力士却只想带着马早点离开。最后，蛇女终于归还马匹，并说：“这些马迷路到这里来，我为你保管了它们，而你也给了我报酬。因为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三个儿子。请你告诉我，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是要他们住在这里吗？反正这个国家也是由我一人统治。还是我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去？”

海克力士回答道：“当这些男孩长大成人的时候，你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就没错。其中不管是谁，如果你发现他拉弯了这张弓（有人解释是把弓拉满的意思），并且像这样把腰带系在自己身上，那就要他居留在这里，凡是做不到我所吩咐的，就把他们从这个地方送出去。”海克力士随身带着两张弓，他拉弯（或拉满）其中一张，又示范了腰带的系法后，便将弓和带扣尖端有一只金盏的腰带留给了蛇女，之后便离开了。

蛇女在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给他们取了名字，长子名为阿伽杜尔索斯、次子名为盖洛诺斯、幼子名为司枯铁斯，并依照海克力士的吩咐要求三个儿子完成任务。结果长子和次子无法完成指定的任务，因而离开国家，只有幼子达成任务，于是留在国内。故斯基泰世世代代的王皆是司枯铁斯的子孙，至今依旧在腰带上带着金盏。

◎明显不自然的第二种说法

神话传说原本就有不自然或超自然的一面，但就算如此，第二种说法还是明显地不够自然。海克力士的形象一般都被描绘成全裸，肩上披着狮皮，或头上披着狮皮。第二种说法确实提到海克力士因为天寒而披着狮皮睡着，但又提到他系着腰带。全裸而系腰带想必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装扮。而若如斯基泰风格穿着裤子，那么把腰带给蛇女之后，裤子应该就会掉下来。此外，第二种说法特别强调有两张弓，给蛇女一张弓没有什么问题，但海克力士的武器一般都是棍棒，弓实属少见。虽然希腊神话当中，当海克力士在出发创建伟业之时，天神赐给了他剑、弓矢、铠、长衣，但将这些带在身上并不是海克力士一般的形象。

另外，拉弓弦（或拉满弓）或许需要某种程度的臂力和技巧（斯基泰的弓不如日本弓大，也没有绷很紧），但为什么系腰带会成为测试的课题呢？如果是穿着和服的女性所绑的日式腰带也就算了，但斯基泰的腰带非常单纯（带有可调整式附针扣环的腰带要再晚一点才出现）。接下来，蛇女怎么知道自己怀了三个儿子，也非常不可思议。姑且不论这点，但三人很明显是同时出生的三胞胎。三胞胎也可以根据出生的顺序区别长子、次子、幼子；然而，神话上的幼子继承是年幼体弱的幼子出乎意料地压过兄长，为的是显示幼子拥有杰出的特殊能力。只不过，如果是三胞胎的话，就会失去这种出乎意料性，甚至让人犹豫是否适用幼子继承的说法。

◎第一和第二种说法的比较

举出再多神话传说的矛盾也不过是缘木求鱼、白费功夫，因此我们试着从神话中找出意义。首先整理出两种说法的系谱。

比较两种说法，就会发现两者的架构非常相似，都是父亲是外来的神、母亲出身当地。另外，在希腊神话当中，海克力士的父亲是宙斯，考虑到这一点，两种说法就更接近了。此外，虽然都生了三个男孩，但长兄和次兄没有通过资格考试，只有幼子合格登上王位。然而，如上所述的第二种说法里的三胞胎，似乎欠缺了幼子继承的气魄。

另外，第一种说法当中，从天降下黄金用具（犁、轭、战斧和杯子），第二种说法则是海克力士赐予了弓、腰带和金杯，并各自成为考验的试题。两者说法当中只有金杯是共通，其他皆不相同。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

希罗多德记述的斯基泰起源

◎根据比较神话学解释第一种神话

许多研究学者注意到这个神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的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日本的吉田敦彦，以及俄罗斯的拉耶夫斯基（Dmitriy Raevskiy）。杜梅齐尔和吉田敦彦将第一种说法中从天落下的用具分类成三种机能，试图阐明其与泛印欧语族的神话、甚至日本神话之间的共通性质。此机能分类整理如表。

顺道一提，杯是举行重要仪式时使用的圣器，象征的是执掌仪式的王，也就是神官；战斧象征的是在王之下负责军事的战士，也就是贵族阶级；犁轭象征的则是一般庶民阶级的农耕民，负责生产粮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将轭当作是用来系牵引战车的战马的工具，因此将之视为是乘坐战车的战士象征，而战斧是骑马战士的象征）。这三种机能就代表印欧语族（斯基泰是伊朗语系，也就是属于印欧语族）的金字塔型社会构造，同时也展现出他们分为天上、地上、地下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然而，我对于将第一种说法视为斯基泰的固有神话，不得不感到有些犹豫。会这么说是因为斯基泰原本是纯粹的游牧民，所有男子皆为骑马战士，当中应该没有农民。然而，希罗多德却将斯基泰从西划分成“农耕斯基泰”、“农民斯基泰”、“游牧斯基泰”、“王族斯基泰”四种。

姑且不论“王族”（帕希里奥斯）和“游牧”（努米迪斯）这两种，“农耕斯基泰”（阿欧特拉斯，音译Aroteres）和“农民斯基泰”（葛欧尔各伊，Geōrgoi）（以上皆根据松平千秋的翻译）这两种类型，真的是斯基泰人吗？

第1机能：
宗教
主权者、神官
杯

第2机能：军事
统治者、战士
战斧

第3机能：生产
庶民、农耕民
犁、轭

出现于第一种神话的器物的机能分类（根据杜梅齐尔的说法）

◎“农耕斯基泰”和“农民斯基泰”

关于“农耕斯基泰”，希罗多德说明如下：“他们栽种谷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食用，而是为了贩卖。”但对于“农民斯基泰”的农业形态，希罗多德却没有任何着墨。两者的居住地被认为主要在第聂伯河中下游西侧，这附近正好发现了许多与斯基泰同时代的农具、碳化谷物、聚落遗址等，可见当时农耕相当盛行。这些很有可能都是“农耕、农民斯基泰”所遗留。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农耕斯基泰”和“农民斯基泰”有什么不同吗？某位研究者指出，栽培谷物但不自己食用的是“农耕斯基泰”，他们是在游牧的空档从事农耕的半农半牧民；而“农民斯基泰”则是完全农耕化的斯基泰人。也有研究者将焦点放在“aroteres”含有牛力牵引耕田的意思上，解释“农耕斯基泰”已经会使用犁，而“农民斯基泰”使用原始的锄。另外也有研究者将两者视为相同。无论如何，这些学说都认为，过去曾是游牧民的斯基泰人逐渐定居农耕化。

相对于以上说法，也有研究学者认为“农耕、农民斯基泰”是受到斯基泰人统治的定居农耕民。在这个前提之下，大部分的研究学者认为“农耕、农民斯基泰”是斯拉夫人的祖先。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色雷斯人（大本营在巴尔干半岛）或辛梅里安人的后裔。

俄罗斯语言学家阿巴耶夫（V. Abaycv）是奥塞梯亚人（被认为是斯基泰人或萨尔马提亚人后裔高加索山中民族），他从中亚的斯基泰裔——塞迦人（Sakā）当中，栽种灵草豪麻（haoma）的部族称作“Haumavargā”类推，解释“葛欧尔各伊”（Geōrgoi）就是“Gav-vargā”，也就是“养Gav（古伊朗语中‘牛’）的人”的讹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葛欧尔各伊就不是农民而是畜牧民。

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欠缺决定性的证据，而且现有的资料过少。《历史》当中，“农耕、农民斯基泰”加起来的出场次数不过五次，而且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详细说明。另一方面，没有“农耕”或“农民”等修饰语的单纯“斯基泰”，在《历史》当中则出现无数次，而这些单纯的斯基泰人正是游牧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是应该将斯基泰人视为是游牧民。黑海北岸在斯基泰人还没有出现的遥远以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起，农耕文化就非常繁荣。因此，“农耕、农民斯基泰”或许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黑海北岸的农耕民，受到新来的斯基泰人所统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一种神话有可能是在斯基泰人占领黑海北岸之后，为了强调其领有的正当性而编造出的神话——父亲是外来的神、而母亲是当地的神，神话内容的编排正支持了这样的看法。

◎第二种神话的解释

第二种神话当中出现的器具（腰带、系在腰带上的金杯还有弓），则不带农耕民的色彩。与不使用腰带的希腊人不同，对于着短上衣裤装，适合骑马的斯基泰人来说，腰带是不可欠缺的服装配件。腰带的扣环也会有各种精巧做工，是他们展现时髦的象征。另外，由于游牧民需要经常迁徙，因此，刀剑、弓矢、砥石、鞭等日常使用的东西都会挂在腰带上。将杯子挂在腰带上，想必也是其中一环。

第一种说法中出现的武器是战斧。战斧的确是斯基泰人的武器之一，但以顺位来说至多排到第三名，第一名当然还是弓矢或剑。如本书“前言”所述，斯基泰人以“擅长骑马射箭”闻名。另外，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基泰人会奉献被视为是神的象征的短剑（《历史》第四卷，六二）。关于这一点，出现弓的第二种说法更符合斯基泰人的风格。

从神话学的角度解释第二种神话的人是俄罗斯考古学家拉耶夫斯基。根据他的说法，从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古坟出土的琥珀金（混入银的金）壶，上面描绘的正是儿子们在挑战海克力士提出的考验。兄弟尝试拉开弓上的弦，一个人的弦弹回打到嘴巴，另一个人打到左脚受伤，只有幼子成功。幼子跪在石头上的父亲面前，被授予王权。然而神话当中，海克力士应该不在儿子们挑战的现场；再者，以年轻人来说，儿子的胡子也未免太长。应该如德国的斯基泰考古学家罗尔（Renate Rolle）的解释，壶上描绘的其实是战斗前后的样貌，这样的说法比较自然。

库尔奥巴古坟出土的琥珀金壶　图右是尝试拉弓弦的男子，图左是跪在海克力士面前接受王权的幼子。西元前4世纪。高13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从南俄罗斯恰斯特耶（Chastye）出土的镀金银壶，上面描绘的图案是留着胡子的男子把弓交给没有胡子的年轻男子。我认为这个壶还比库尔奥巴的壶更贴近神话，但壶上的其他图案又不符合神话（两个长胡子的男子在对话）。然而，希罗多德记述的内容不保证正确，或许实际上正如壶上所描绘的画面也不一定。

简单整理第一和第二两种神话说法。两种说法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民族起源都是男性外来神与女性在地神进行交合，但第二种说法拥有更多符合斯基泰特征的要素，因此想必第二种说法更接近本来的斯基泰神话。或许是斯基泰人在统治黑海北岸的定居农耕民之后，改变了神话内容，变得更强调第一种说法吧！然而，这些都只是臆测，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

更贴近现实的第三种说法

◎希罗多德自己认同的说法

希罗多德还介绍了另一种说法。根据这一种说法，斯基泰人一开始虽然是亚细亚的游牧民，但由于不堪马萨革泰人入侵所扰，因此渡过阿拉克萨斯河，迁移到辛梅里安地方，赶走原本居住在此地的辛梅里安人。这种说法与希腊人和其他非希腊蛮族的说法相同，因此希罗多德自己也认为这种说法最可信。

斯基泰人居住的辛梅里安地方无疑是自高加索北方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然而，他们跨越的阿拉克萨斯河究竟相当于现在的哪一条河，而马萨革泰人原本又居住何处等，这些问题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现在也有一条名为阿拉斯的河川，位于高加索的南部。这条河源自土耳其东北部，流过伊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国境，是这个地方最大的河川。然而，很少人支持阿拉克萨斯河就是这条阿拉斯河的看法。也有人将其视为顿河，但支持的人也很少。

比较有力的说法是把阿拉克萨斯河视为伏尔加格勒河，其次有力的说法则是将其视为中亚大河锡尔河或阿姆河的“乌兹伯伊水道”说。古代阿姆河下游未注入咸海，而是西流注入里海，而乌兹伯伊指的就是当时的水道（然而也有人否定这种说法）。

如果斯基泰人是从东方向北高加索、黑海北岸迁徙，那么认定当时跨越的河川是伏尔加格勒河似乎也无误，然而其他说法会出现中亚河川的名称也有其理由，那是因为认为马萨革泰人的居住地是乌兹伯伊水道或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如果斯基泰人是受到居住在这里的马萨革泰人攻击而迁移，那么他们所跨越的河川就应该是位于中亚的河川。

然而很遗憾地，目前尚未有确定的说法。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说多次出现在《历史》当中的“阿拉克萨斯河”，其实每次指的都是不同的河川。因此我们暂且放下找寻阿拉克萨斯河相当于现在哪一条河的力气，仅看其他要点。如此一来可以整理出第三种说法是，斯基泰人遭到其他骑马游牧民的攻击，从遥远的东方迁移到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草原。

第三种说法不具有第一或第二种说法的神话传说要素，因此似乎可以理解希罗多德为什么觉得这是最可信的说法。实际上，综观后来欧亚草原地带的历史，这种说法最自然，也最能为人所接受。

◎民族迁徙浪潮的方向

当我们试着综观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民族迁徙和入侵的浪潮，可以发现这股浪潮有特殊的方向。以南北向来看，浪潮是从北向南；以东西向来看，浪潮则是从东向西，这两个方向的浪潮占压倒性多数。从北向南的浪潮是由游牧民、狩猎民、半农半牧民，自草原和森林地带入侵拥有城市文明的定居农耕地带所引发。而东西之间的迁徙，则都是由游牧民之间的冲突所引起，主要发生在草原地带。萨尔马提亚人继斯基泰人之后从东方出现，灭了斯基泰人。西元四世纪匈人同样从东方出现，征服了被认为是萨尔马提亚人后裔的阿兰人[1]。接着在六至七世纪，阿瓦尔人[2]从中亚北部西进草原地带，出现在欧洲。

六世纪中兴起于阿尔泰山和蒙古高原的突厥人赶走了阿瓦尔人，一口气将势力扩展到咸海和里海北岸。接下来，保加尔人、可萨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波洛韦茨人（或库曼人、钦察人）等，主要属于突厥系的各族（马扎尔人是乌拉尔系）陆续从东方出现。到了十三世纪，可说是压轴的蒙古人登场，席卷西亚和东欧。之后帖木儿远征西方，塞尔柱和鄂图曼土耳其则将安那托利亚至巴尔干半岛一带全部纳入统治之下。

这股从东向西的浪潮可以分为游牧民集团驱赶其他集团，或吞噬其他集团的两种情况。希罗多德的第三种说法，也就是马萨革泰人赶走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赶走辛梅里安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也可说是一种台球式迁移。

相对于此，匈人的迁移则是陆续并吞途经路线上的诸族（最初是阿兰，接下来是东哥德与部分西哥德），逐渐扩大势力。这种情况与其说是从A地移转到B地，不如说是更多地将主要部队留在A地，再派远征军拓展其统治范围——蒙古帝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况都不是驱赶其他部族而是将之包含入内，我们姑且称之为雪球式扩张。

上述两种民族迁移浪潮的方向，自古以来几乎没有例外，但到了近代开始出现反方向的浪潮。自南开始往北迁移的是中国的汉人，自清朝末期开始大量移民的结果，使得东北地区（旧满洲）几乎完全汉化，内蒙古也是汉人占压倒性多数。另一方面，从西向东扩展的是俄罗斯人，他们自十六世纪末起东进的结果，使得俄罗斯殖民成为西伯利亚的多数派，在中亚北部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就像这样，民族迁移浪潮中唯一且最后的例外波动，决定了现在中央欧亚的状况。

◎土著说和外来说的争辩

比起诸神和怪物登场、荒唐无稽的第一和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就算从之后的历史来看也比较可信，因此这种“外来说”应该是最有力的说法。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却不是如此认为，尤其是在苏联时代，当时最有力的说法反而是“土著说”：亦即自青铜器时代以来就一直住在黑海北岸的人们，随着文化发展而成为斯基泰人。

不仅黑海北岸，包括中亚北部至南西伯利亚在内，都遍布着斯基泰系文化，斯基泰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在苏联境内，也只有苏联的考古学家能够发掘在那里的遗迹，因此他们的发言权当然较大。

而由于当时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哪个地区或社会的历史，他们都是以唯物史观来加以说明。根据唯物史观，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历史都是依照普遍性的法则而发展，且都伴随着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几乎不考虑外部来的影响。根据这样的理论，斯基泰人被认为是在更早之前的青铜器时代的社会中诞生，考古资料也被用来配合这样的说法。

然而就算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也有考古学家认为，仅就社会内部的发展，无法解释斯基泰人的出现，这位考古学家就是乌克兰的泰勒诺斯金（A. I. Terenozhkin）。他于一九六七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斯基泰学会议”上，发表了“斯基泰外来论”。他提出，在黑海北岸，于斯基泰文化和在此之前的文化之间，尤其在武器和马具的领域上存在着很大的断层，因此很难视为斯基泰是自青铜器时代的文化持续发展而成。是故，他认为斯基泰人乃是从东方的内亚北部草原迁徙而来。

这种说法部分与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论”类似。江上波夫认为日本古坟时代的前期和后期之间，尤其在铁制武器和马具的出现这一点上有很大的断层，因此主张日本的文明不是持续性的发展，而是异民族入侵所造成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在日本遭到几乎所有考古学家的否定。泰勒诺斯金的说法，在旧苏联也面临同样的情形。此说最大的弱点是，当有人反问东方的草原上是否有斯基泰人最早时期的遗迹时，他们无法具体回复。

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泰勒诺斯金期待已久的遗迹终于被发现。那就是位于南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的阿尔赞（Arzhan）古坟（一号坟）。由于这个古坟的发现，为原本属于少数派的外来说带来曙光；现在随着苏联解体，即使在俄罗斯，外来说也逐渐成为多数派。二〇〇五年八月在俄罗斯出版的古良耶夫（Valeri I. Guliaev）所著的《斯基泰》（The Scythians: The flowering and collapse of a great empire〔英译书名〕）一书，叙述阿尔赞古坟是斯基泰来源的最好证据，内亚论也因此是最有力的学说。接下来就让我详细介绍这个阿尔赞古坟。

◎“圣泉”古坟

在西伯利亚正中央，有一条笔直的、由南往北流的大河，叫叶尼塞河，其源流地区有一个名为图瓦的国家。图瓦位于离海最远的内陆，首都克孜勒甚至立有“亚洲中心”的碑牌。他们使用的语言虽属于突厥（土耳其）语，但文化上则接近蒙古，宗教是藏传佛教（也就是所谓喇嘛教）。约一百年前为止，他们还隶属于清帝国，但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满清灭亡之后，俄罗斯将手伸进这个地区，在俄罗斯革命之后则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一九二一年，他们在名义上一度暂时独立，但在一九四四年完全遭到苏联合并。在一九九一苏联崩坏之后，它成为构成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共和国。在震动喉咙，同时发出低音和高音的奇妙喉音歌唱法“呼麦”（Khöömii）方面，据说比起蒙古，图瓦才应该是这种歌唱方式的始祖。

从克孜勒往西北约一百公里的草原上，有一个名为阿尔赞的小村落。阿尔赞是蒙古语“阿拉善”的转讹，代表“矿泉”、“灵水”的意思。位于这个聚落郊区有一个积石冢，中央因为盗墓而凹陷了一大块，从中涌出泉水。泉水非常甘甜，被认为具有药效，自古以来就被称作“圣水”。“圣泉”上建有一个帐篷形的小屋，用以保护“圣泉”。喇嘛和萨满会聚集到这附近举行祭典，也会举办蒙古式的“那达慕”（赛马等）活动。

然而到了苏维埃时代，在这里设置了国营农场，由于需要石材兴建道路、住屋和仓库，因此附近积石冢的石头陆续被拿走。甚至还有道路直接贯穿积石冢，正大光明地破坏遗迹。

从各处积石冢的石头下面，落叶松的圆木逐渐探出头来。圆木上除了可以看到最近挖土机所留下的伤痕之外，还有盗墓者使用斧头的痕迹和烧焦的痕迹。因为涌出的泉水浸湿圆木，反而变得不容易腐败，但如果露出在风雨中，或许一下子就会腐朽。这处遗址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才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始发掘调查工作。负责发掘的是俄罗斯的格里亚兹诺夫（M. P. Gryaznov）和图瓦当地的考古学家曼奈奥勒（M. Kh. Manai-ool）。

◎草原的“王墓”

进行调查当时，古坟已经严重崩塌，直径约一百二十公尺，侧面不再高耸；但营造当初，其直径应该是一百一十公尺，侧面是高耸的才对。这座古坟是没有夯土的单纯的积石冢，呈现有如扁平松饼一般的形状。积石下的圆木交叠成井字形，从中心向外呈现放射状。中央有一个大的木椁墓室（外椁，八乘八公尺），当中还有小的木椁（内椁，四乘四公尺），里面有两个木棺。木棺是挖空圆木制成。两个木棺当中的人骨经过鉴定，分别是老年的男性和成年的女性。被认为有可能是“王”和“王妃”。会加上引号是因为若称作王，则必须以王国的存在为前提，但无法判断当时是否存在可以被称作国家的群体。

在内椁和外椁的缝隙间，放有挖空的木棺和更小的木椁，总共发现八具遗骸。另外，在外椁的外侧，分别在距离外椁很近的地方、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距离很远的外围地方也发现三处木棺，确认了七具遗骸。这十五具遗骸除了一具之外皆是老年男性，想必是殉葬者。

要特别注意的是，木棺的位置有外椁里面、距离外椁很近的地方、距离很远的外围地方等不同的差别。有研究者认为这代表了殉死者——事奉“王”的臣子——身分高低的差别。也就是说，外椁当中的殉葬者是地位较高的近臣，地位愈低，则距离中心愈远。

在外椁的东墙附近和外椁外侧的十三处，发现了整批的马的遗骸。阿尔赞古坟平面图上画有马标志的地方，代表发现整批马遗骸的场所，总数多达一百六十匹，全部都配有马衔等马具。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蒙古赫列克苏尔当中，埋葬于周边石堆里的只有马头骨，并没有装备马具，但阿尔赞古坟的马则戴着马衔。

我曾经在中国的天山山中，目睹蒙古游牧民用井字堆叠圆木做成多个隔间，当作冬天营地的家畜小屋。阿尔赞古坟的这些圆木堆叠而成的隔间，或许也是模仿家畜小屋而成。

阿尔赞古坟平面图　积石冢下方有许多由圆木堆叠而成的井字形空间，形成大量墓室。发现整批马骨的地方标有马的标志。出自：Eurasia Antiqua 9, 2003.

距离积石冢东侧十五到三十公尺处，可以看到两、三重的圆形小石堆围绕积石冢（见下图）。然而，西侧没有这样的小石堆。将这部分设定为A发掘区进行调查，发现共有二十一座石堆。其中两座发现绵羊和山羊（肩骨和腿骨）、另外两座发现牛（距骨和肩骨）、剩下十七座则发现数匹马的马骨（只有头骨和脚骨）。

阿尔赞古坟平面图　道路贯穿古坟。积石冢的东侧有两、三圈的圆形小石堆围绕。出自：《古代王权的诞生Ⅲ》，角川书店，2003年。

这些家畜想必是在葬仪的时候被当作奉献的牲口，之后再分给与会者食用。仅A发掘区就出土了数匹马的骨头，从中可以判断，所有石堆加起来约有三百匹马被杀，格里亚兹诺夫等人推测，若要一次消费完如此大量的马肉，那么与会者的人数想必不下一万人。

积石冢的周围除了西侧之外，都有两、三重的小石堆围绕，当中埋葬有马的头和腿骨，这样的状况与蒙古的赫列克苏尔类似（只不过在蒙古发现的不是腿而是蹄）。另外，墓室虽然有石椁和木椁的差别，但都是直接建于地表之上，再在上面覆盖石头，这一点两者相同。然而，蒙古至今尚未在积石下方发现配戴马具的陪葬马，现阶段无法判断这种差异，究竟是源于地域或年代之故。

◎阿尔赞古坟的出土品

阿尔赞古坟很早就惨遭盗掘，因此完全没有发现金银制品，但留有各式各样的青铜制品。在古董成为福斯嗜好的近代之前，盗掘者只锁定贵金属，将其融化之后制成块状贩卖。无论如何，遗留下的青铜制品具有重大的意义。

出土的青铜制品根据用途，可分类为马具、武器、装饰品。马具包括马衔和马镳。马衔的式样都是两节型，中央有一个环连接，两端是椭圆或半圆形的环，有一些还再有一个小环。半圆形的环，形状类似马镫，因此也被称为马镫形（不过这个时代还没有马镫）。另外，中间连接的棒子部分有些可以看到扭转或小的突起列。马镳呈现些微弯曲的棒状，同一个方向开有三个孔。孔的部分较粗，最大的特征是上面的孔，形状类似于圆斗笠。

武器则出土了镞（箭头）、短剑、战斧。镞多是中空的两翼镞，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镞刺进去之后不易拔出，所以带有倒刺。短剑的剑身细，有些剑柄刻有山猪的装饰。

装饰品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身体蜷曲的豹形装饰片。因为是与马一起出土的，格里亚兹诺夫推测这应该是系在马鞅上的装饰。另外还有用途不明的竿头饰，上面的形象是野生山羊。这些装饰品在所谓斯基泰动物图案当中，属于最古老的类型。

问题是这些青铜制品当中多为马具和武器，与斯基泰出现在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前夕的时代（前斯基泰时代）的青铜制品非常类似。下图是从伏尔加格勒河、北高加索、黑海北岸出土的马具和武器当中与阿尔赞古坟类似的出土品，除了战斧之外，皆属于前斯基泰时代。另外，乌克兰国立历史博物馆当中收藏了柄头装饰有山猪图案且带有刀锷（刀格）的短剑。这是偶然发现的遗物，出土情况不明，且西部没有类似的例子，因此我们很难借此来判别阿尔赞古坟的年代。

a～f 阿尔赞古坟出土品　a—马衔；b—马镳；c—战斧；d—镞；e—身体蜷曲的豹形装饰片（25×23公分）；f—剑柄是山猪图案的短剑（长33公分）；g—马衔；h—马镳；i—战斧；j—镞。
a、b、c、d出自：Stepnaya Polosa Aziatskoj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Nauka”: Moskva, 1992; M. P. Grjaznov, Der Grosskurgan von Arzan in Tuva, Sudsibirien. C.H. Beck: Munchen, 1984。
E、f为乌克兰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g～j 伏尔加格勒河、北高加索、黑海北岸出土品。出自：Arkheologiya Ukrainskoj SSR, tom 2. “Naukova Dumka”: Kiev, 1986; Stepnaya Polosa Aziatskoj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阿尔赞古坟的年代

虽然有些啰嗦，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在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出现之前的时代，出土的遗物当中并未出现刻有斯基泰式动物图案的装饰品。然而，这些装饰品在阿尔赞古坟中则是与其他遗物一起出土。那么，阿尔赞古坟的年代到底应该怎样评估才对呢？到底是前斯基泰时代的西元前九至八世纪，还是初期斯基泰时代的西元前七世纪呢？

关键是根据碳十四定年法所推测出的年代。从遗迹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圆木，因此不愁没有测定的资料。首先测定的三项资料得到了惊人的结果。第一项所测出的年代是西元前八〇〇（正负五十年），第二项是西元前八五〇（正负五十年），第三项则是西元前八二〇（正负五十年），也就是说，全部都在西元前九世纪至前八世纪前半的范围内。

碳十四定年法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使用不同的仪器会测出不同的年代，但就算根据二〇〇四年发表的利用最新测定法所做出的分析，阿尔赞古坟的年代还是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四的准确率，是落在西元前八二二至前七九一年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与当初测出来的数值完全一样。因此必须说，虽然马具和武器几乎同时出现在草原地带的东部和西部，但被称为斯基泰的动物图案，则是较早出现在东部。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入侵西亚

◎辛梅里安人的“逃亡”和斯基泰人的“追击”

关于动物图案，第三章会有更详细的探讨，在此之前仅先讨论那些在西部留下马具和武器的人们。这些虽然没有动物图案，但拥有着与东部相同的马具和武器的人们，无疑也是骑马游牧民。他们到底是谁呢？

请读者回想希罗多德的第三种说法。根据他的说法，在斯基泰人出现之前，黑海北岸住着被称为辛梅里安的人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然有人认为留下这些马具和武器的就是辛梅里安人。拥有这种想法的人称斯基泰前夕的时代为“辛梅里安时代”，并认为辛梅里安人才应该是最早在历史上留名的骑马游牧民。辛梅里安人的相关史料远少于斯基泰人，下面试着从仅存的史料探寻他们的足迹。

提供最丰富资料的人还是希罗多德。在斯基泰人逼近的时候，辛梅里安出现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王族，主张彻底抗战；一种是民众，认为应该抛弃国土逃亡。比起逃亡，王族选择死在祖国，于是相互砍杀全员身亡。剩下的民众则在埋葬王族的遗骸之后，沿着海岸逃进亚细亚，抵达城市锡诺佩（现在的锡诺普，位于黑海南岸的土耳其）所在的半岛。

锡诺佩是位于黑海对岸安那托利亚（小亚细亚）北部的港口城市。从黑海北岸逃到这里的路线有两种可能，一是顺时针方向沿黑海东岸的路线，另一种则是逆时针方向沿黑海西岸的路线。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路线都困难重重。往西的路线必须跨越多瑙河口附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往东的路线则首先必须朝着东方前进——应该会遇到从东边进逼而来的斯基泰人——再南下，之后又必须通过高加索山脉直插入黑海的断崖这般凶险之地。于是，有研究者开始思索，他们是不是搭船逃离的呢？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在后面追赶的斯基泰人，在中途便转向东边。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以高加索山为路标，将它放在右手边持续推进，但中途走错路而走进内陆，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入侵了米底亚人之地。将高加索山脉放在右手边，就意味着斯基泰人是沿高加索山脉的东侧行进，也就是沿里海而非黑海南下。

假设辛梅里安人向东前进后南下，那也是沿着黑海，不可能沿着里海。也就是说，斯基泰人一开始就朝着与辛梅里安人逃亡路线不同的方向前进。为了让这种推断更为合理，出生于北高加索北奥塞梯亚共和国的考古学家克鲁普诺夫主张，辛梅里安人是沿着黑海东岸逃亡，而斯基泰人是沿着黑海和里海，翻越高加索山，从多条路线入侵。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入侵西亚的路线　根据克鲁普诺夫的推测。根据R. Rolle.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B.T. Batsford. London, 1980制成。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在西亚登场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出现在西亚的时期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根据斯特拉波等希腊史家的记载，辛梅里安人于西元前六九五年（另一种说法是西元前六七五年）逼使位于安那托利亚中西部的佛里几亚王国国王迈达斯自杀，并于西元前六七〇至前六六〇年代初，一度占领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首都萨第斯。另一方面，斯基泰人开始统治亚细亚的时间，从前的说法是西元前六五二年左右，新说法则是西元前六一二年左右。两者出现在西亚的时间，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

西元前七世纪的西亚，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被称作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帝国的新亚述帝国，从高峰期刹那间跌入灭亡的深渊。东起伊朗高原有米底亚人（伊朗系）和曼奈人（系统不明）有如从北面包围亚述帝国一般，在安那托利亚东部的高原，则有乌拉尔图人（与西元前三千至前二千年纪，以北叙利亚为中心、使用语系不明的Hurrian语的人们同系统）威胁亚述帝国。如前所述，安那托利亚中西部的佛里几亚王国于西元前七世纪初灭亡，但吕底亚王国的势力逐渐抬头。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就是在这样的国际情势之下出现在西亚。

在西元前八世纪末到前七世纪的亚述史料（主要是于新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发现、刻于碑文和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史料）当中，经常出现北方的两个军事集团，其一被称作“Gimirri”，另一个则被称作“Iskuzai”（或“Askuzai”）。由于发音类似，尤其是子音类似，因此前者被认为是辛梅里安人，后者是斯基泰人（亚述人使用的阿卡德语属于闪米语系，但闪米语的语头不会重叠两个子音，因此在这样的外来语头加上元音。有一说原本的名称应该是“Skuzai”，这样的话更接近“斯基泰”）。

“Gimirri”第一次出现是在西元前七一四年左右，他们击败乌拉尔图王国的消息传到亚述，这虽然对于远征乌拉尔图的亚述帝国萨尔贡二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萨尔贡二世据说于西元前七〇五年，也在与Gimirri的战斗中死亡。也许是为了报仇，他的孙子阿萨尔哈东（西元前六八一～前六六九在位）的大军于西元前六七九至前六七六年左右，在奇里乞亚一带（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击败了Gimirri的首长图什帕和他的军队。之后，Gimirri的名字经常以安那托利亚西部吕底亚王国的敌人身分登场。西元前六五〇至前六四五左右，吕底亚的王Gyges遭到Gimirri攻击，向亚述请求援军。然而，Gyges不久后被杀，他的坟墓也遭到掠夺。这个Gyges无疑就是《历史》当中所说的吕底亚王巨吉斯（子音一致）。

根据亚述的史料记载，当时Gimirri的王名叫“Dug-dam-mei”，被认为是斯特拉波撰写的《地理志》（卷一，六一）当中所提到的莱格达米斯。这个Dug-dam-mei之后可能曾与叫做亚述巴尼拔（西元前六六八～前六二七在位）的亚述王结盟，然而西元前六四〇年左右，辛梅里安军被亚述军击败，据说Dug-dam-mei也死在奇里乞亚。之后在西元前七世纪末，辛梅里安军又被吕底亚王阿吕亚泰斯（在位期间为西元前六一〇年至五六〇年左右）击败，之后便几乎消失了踪影。

◎西亚的斯基泰人

亚述史料当中，Iskuzai人（斯基泰人）第一次出现是在记录阿萨尔哈东击败Gimirri首长图什帕的同一个碑文当中，也就是西元前六七九～六七六年左右。根据碑文的记载，阿萨尔哈东在曼奈之地（今伊朗西北）击败了曼奈军以及为了救援曼奈军而来的“Askuzai（斯基泰）王伊斯帕卡（Ishpaka）”率领的军队。之后作为持续抵抗亚述的曼奈和米底亚的同盟军，Gimirri和Iskuzai的名字同时登场。而伊斯帕卡似乎在西元前六七三年左右遭到亚述人杀害。

然而，西元前六七二年左右，阿萨尔哈东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Iskuzai（斯基泰人）的王巴尔塔杜亚（Bartatua），这代表两者缔结同盟关系。这时，斯基泰王国已经出现在高加索南方。那么伊斯帕卡和巴尔塔杜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一说巴尔塔杜亚继承了伊斯帕卡的大业，另有一说认为两人属于不同的集团，还有一说是由于伊斯帕卡战败，因此巴尔塔杜亚又从北方新派遣一支军队救援（巴尔塔杜亚自己留在黑海北岸，只派遣旗下部队），众说纷纭，但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Iskuzai的名字后来虽然不再出现于亚述的史料当中，但之后由希罗多德承接。那是因为上述的巴尔塔杜亚，被认为就是《历史》当中记载的斯基泰王普洛斯杜阿斯（巴尔塔杜亚〔Bartatua〕和普洛斯杜阿斯〔Protothyes〕的子音相通。语头的b和p分别是有声音和无声音，以下的r、t、t也共通）。正确的年代虽然不明（应该是西元七世纪后半），但在米底亚王基亚克萨雷斯（西元前六二五～五八五年在位）包围亚述首都尼尼微时，普洛斯杜阿斯的儿子玛杜阿斯率领的斯基泰大军出现，击败米底亚军（卷一，一〇三）。然而这场胜利最终也徒劳无功，西元前六一二年，尼尼微遭到米底亚和新巴比伦的联军攻陷，亚述帝国灭亡。

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统治亚细亚二十八年，然而未说明是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或是之前。最有力的说法是至基亚克萨雷斯即位的西元前六二五年为止的二十八年，但包括是否真是二十八年在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无法确定。根据《历史》的记载，这段期间斯基泰人在巴勒斯坦掠夺神殿，向各地居民收取人头税（卷一，一〇五～一〇六）。《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三八）当中出现一支从北方袭击以色列的骑马军团，有人说他们就是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

总而言之，根据《历史》的记载，二十八年后，基亚克萨雷斯邀请斯基泰人参加宴会，将他们灌醉后杀了大部分的人，侥幸生存的斯基泰人则回到故国（卷一，一〇六和卷四，一）。所谓的故国无疑就是北高加索或黑海北岸。

◎新斯基泰人的出现

希罗多德还提到其他斯基泰人的动向。在基亚克萨雷斯统治的时候，有一支从米底亚迁徙过来的斯基泰游牧民在本国引起叛乱。如果前述说法——在基亚克萨雷斯即位的时候，用计杀害了许多斯基泰人，生存下来的斯基泰人应该已经回到故国——正确的话，那么这支新出现的斯基泰人，究竟是回到故国之后又再回来，还是没有回到北方，直接从属于米底亚呢？

无论如何，由于他们寻求庇护，于是基亚克萨雷斯起初非常厚待他们。他高度肯定斯基泰人，将孩子们交给斯基泰人，让他们学习斯基泰人的语言和射箭。通常斯基泰人只要外出狩猎，就一定会带回猎物。然而，偶然有一次他们空手而回，性格易怒的基亚克萨雷斯因此对他们表现出粗暴和侮辱的态度。斯基泰人因此感到愤慨，便杀了基亚克萨雷斯交给他们的其中一个孩子，像平常对待野兽一般烹调后献上，然后随即向吕底亚王国的阿吕亚泰斯寻求庇护。

基亚克萨雷斯要求阿吕亚泰斯交出斯基泰人，阿吕亚泰斯却不予理会，米底亚和吕底亚之间于是爆发战争（卷一，七三～七四）。五年后的西元前五八五年，两国缔结和平约定，这时斯基泰人的命运如何呢？很遗憾地，希罗多德并没有记述。

◎“入侵”的理由

不断出现不熟悉的地名和人名，想必会许多读者感到困惑吧！就算是同一号人物，因为亚述史料和希腊史料的称呼略有不同，而且大多是无法确定年代的事件，所以我们更难掌握全貌。然而，这是北方草原的骑马游牧民与南方的定居农耕都市社会在世界史上相遇的最初案例。就算看到之后的历史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案例，因此特加说明。

由于两者实际的形象和活动有许多不明之处，因此在欧洲可以看到许多以“辛梅里安人”或“斯基泰人”为主题的书籍。虽然想要浓缩问题、并立刻找出结论是无理的要求，但我仍然想试着从上述的内容中，看能不能导出某种程度的结论。

就算是亚述史料，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出现在西亚的时期也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而两者在西亚几乎没有交集，因此现在几乎没有研究者相信希罗多德所说，斯基泰人是为了追赶辛梅里安人才出现在西亚的说法。

如果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之间不是逃亡和追赶的关系，便会出现两者是否系出同源的论点。从亚述人或希腊人的角度看来，两者皆是以掠夺和军事优先的“蛮族”集团，因此对于屡屡出现在各处的“Gimirri”，有人便认为乃是“蛮族”的统称代名词。然而，如果考虑到亚述文献记述的两者是在相同时期、不同地方、由名字不同的领袖率领，那么两者应该还是不同的集团。希腊史料记载他们“入侵”的目的是掠夺，但并非如此单纯。Iskuzai（斯基泰）当初是为了援助曼奈才与亚述为敌，但之后与亚述缔结同盟关系。从中可以推测，他们应该是一种根据条件而选择同伙的佣兵集团。如果援助曼奈的斯基泰人和援助亚述的斯基泰人属于不同集团，就更加证明这是佣兵的应对方式。

雇用北方草原地带的骑马游牧民为佣兵，将他们引进南方定居农耕地带的例子其实很多。伽色尼王朝（十～十二世纪）是由过去曾为萨曼王朝效力的土耳其系佣兵部队独立创建的王朝。打倒伽色尼王朝的塞尔柱王朝（十一～十二世纪），他们的首长也是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请求之下进入巴格达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十三～十六世纪）如文字所述，是突厥系或切尔克斯（北高加索）系的马木留克（阿拉伯语代表奴隶军，也就是佣兵的意思），打倒雇主阿尤布王朝所创建的王朝。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中国。

斯基泰人和辛梅里安人最初或许是以掠夺为目的进入西亚，但他们根据当时西亚的国际情势，加入对立国家当中的一方。由此可见，他们曾以佣兵的形式活跃在当地，差别只在他们并没有于西亚树立王朝。

◎考古学上有关骑马游牧民的证据

最后看到另一种说法，那就是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不是“入侵”西亚，而是原本就居住在西亚的骑马军团。尤其是辛梅里安人，他们在黑海北岸的存在感非常薄弱，且在亚述史料当中他们最初出现在高加索南方。因此也有人提倡辛梅里安人的起源不是黑海北岸，而是高加索附近的说法。

考古学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说法的反证。在安那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遗迹中，发现了与出土于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属于前斯基泰时代的武器和马具非常相似的遗物。当中，伊米尔勒遗迹（Imirler）位于传说中辛梅里安人移居的锡诺普南方仅一二十公里的地方。

沿着流淌于锡诺普和伊米尔勒之间的克泽尔河，有一个自一九八五年起，便有日本调查团持续发掘的卡曼卡勒赫于克遗迹。在这里也发现了带有倒刺的中空镞。另外还有圆扁形的纽扣状骨制装饰品，上面刻有喙又大又圆的鸟头，以及将绳子绑在马脚上时会用到、中央凹陷的骨头制品，这些都是在最初期斯基泰文化中可以见到的东西。

再往东，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Norsuntepe和黑海东岸阿布哈兹的克拉布努尔夫瓦遗迹，发现了马镫形的马衔，亚美尼亚境内属于乌拉尔图人遗迹的卡米布鲁尔，出土了初期斯基泰时代的镞和羊头形扣环（马具）。这些前斯基泰时代至初期斯基泰时代的遗物，陆续在安那托利亚和高加索南部被发现。

比较不一样的是石人。斯基泰人会在古坟上竖立以男性战士为模型的石人（详情请见第四章），在佐治亚东部的塞亚尼遗迹发现了与初期斯基泰的石人非常类似的遗物。这个石人高两百二十公分，既不是日常用品，也不是装饰品，也很难想像是为了交易的目的而翻越高加索山脉，特地将这个石人从黑海北岸运过来，只能推测是斯基泰人自己在这里建造了这个石人。

就像这样，从高加索南部至安那托利亚一带，出土了许多北高加索、黑海北岸前斯基泰时代和初期斯基泰时代的遗物，明显可以看出，前斯基泰时代的人们和斯基泰人曾经来过高加索南部和安那托利亚。如果将前斯基泰时代的人们视作是辛梅里安人，那么就表示辛梅里安人也来过这里，但对于这个结论，只能暂且持保留态度。

1. 阿兰：即《太史公书．大宛列传》里的“奄蔡”。

2. 阿瓦尔人：中文典籍中的“柔然人”。

第三章动物纹饰和黄金的美术

希腊化斯基泰美术的杰作　黑海北岸车尔托姆利克古坟出土的银制镀金双耳瓶形状的来通是拥有狮子形注水口的装酒容器，明显受到希腊的影响。上部的图案描绘的是斯基泰人为马戴上马具的情形。高70公分。

初期斯基泰的美术——西部

◎斯基泰的三要素

说到斯基泰文化相通的特征，那就是斯基泰风格的“动物图案”，特别是在马具和武器方面。马具有镫形马衔和三孔、两孔的马镳；武器则包括阿西奈塞斯式短剑和两翼、三翼镞。之前已经介绍过马具，也介绍了部分武器（阿西奈塞斯〔Acinaces〕式短剑，见下图）。马具和武器正是以军事为优先的骑马游牧民独有的特征。关于动物图案这点，也许有人会觉得动物图案的美术装饰品等与他们不大相配。或是认为如果是表现勐兽袭击草食动物的场面，才比较符合他们的风格。然而，这样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初期斯基泰美术当中，而是直到很后期才登场。

此外，初期的斯基泰美术并非模仿他人，而是斯基泰人自己的独创。如第二章〈阿尔赞古坟的出土品〉小节所述，在北高加索、黑海北岸出现斯基泰动物图案之前，南西伯利亚的角落早就出现了初期的动物图案，斯基泰人起源于东方的说法也因此而一口气站上有利的位置。有用的武器和日常用品是必需品，因此这类物品普及和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少限于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定的文化。而没有直接用处的设计或图案，则强烈反映出各文化的个性和喜好。本章便以堪称是斯基泰文化象征的动物图案为中心，阐述斯基泰人的美术。

十九世纪末起至二十世纪初，在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发掘了许多斯基泰的古坟，当中几个古坟发现了奢华的金银制品，斯基泰美术因此不限于学界，同时也受到一般福斯所瞩目。

黑海北岸发掘的大多是中期至后期的斯基泰古坟，如后面所述，出土品强烈受到希腊的影响。而北高加索一带的古坟则大多属于初期斯基泰时代，其出土品比起希腊的影响，反倒与西亚的关系更加密切。

正因如此，斯基泰美术的起源是希腊或西亚的说法，在过去较为有力。尤其是如果采信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基泰人于西元前七世纪后半入侵西亚，统治二十八年，那么这些“蛮族”在这段期间接触到优雅且先进的西亚文明，从而在美术方面觉醒，这种“西亚起源论”就更有力了。然而，如前所述，随着愈来愈了解草原地带东部的情势，“东方起源论”开始占上风。下面便以北高加索古坟的出土品为中心，来看初期斯基泰美术的独创性，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影响。

◎有如寻宝一般的“发掘”

北高加索一带古坟的发掘，乃是始于一段不幸的过程。尽管考古学这门学术自十九世纪末起已经在俄罗斯萌芽，但为政者保护文化财的观念依旧薄弱。一名德裔俄罗斯人矿山技师（说难听一点就是山师[1]、同时也是考古爱好者的舒尔茨（D. G. Shultz），他在一八九七年获得自由发掘南高加索地带的许可证，并在一九〇三年锁定了位于北高加索库班河克莱门兹村（Kelermes）的古坟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听到当地的农民找到黄金制品的传言。

从以前开始就有许多关于舒尔茨的不好传闻，因此管理考古学发掘的皇家考古学委员会，要求舒尔茨必须在考古学家N．维塞洛夫斯基的监督之下进行发掘。然而，舒尔茨在维塞洛夫斯基抵达之前就擅自开始有如寻宝一般的发掘，并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制品。他将这些黄金制品送到艾米塔吉，拜谒皇帝尼古拉二世，举办特别展。皇帝还赐给他镶有红宝石和钻石的戒指。然而，舒尔茨送到艾米塔吉的并非所有的出土品。他不仅转卖部分出土品，更将大多数的黄金制品熔成金块，据说全部高达三公斤之多。他的这种恶行很快就被发现，舒尔茨遭到起诉。维塞洛夫斯基立刻重新展开调查，但为时已晚。他只发现极少量的黄金制品，以及舒尔茨不屑一顾的土器、骨器、青铜器（但也是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被熔化的黄金制品永远消失。不仅如此，什么物品在哪里、以什么样的状态出土这类对于考古学来说最重要的构图，只能靠着舒尔茨的供词努力还原。

就算如此，遗留下来的资料当中，也有包括青铜制品在内共四百件以上，无疑是初期斯基泰美术的一大收藏。下面便让我们来看看几件具代表性的出土品。

◎来自西亚的影响

虽然从斯基泰的古坟出土，但并非所有物品都是斯基泰固有的东西。斯基泰美术既然有西亚起源论和希腊起源论的说法，可见其受到这两处文化的影响之深。

一对黄金制品的两端是狮头，中间又有小的羊头和石榴，这被认为是王座扶手的装饰品。制品中轴有许多细致的刻纹，当中镶入琥珀（现在几乎都已经脱落）。狮子是古代栖息于西亚所有地区的勐兽，自苏美时代起便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这只狮子的眼睛、耳朵、鼻子的形状，以及鼻子下方的皱纹、嘴巴张开的方式（有没有吐舌等），都非常接近西台时代后期和北叙利亚铁器时代第二期（西元前九～八世纪）的狮子像。

（左图）推测为扶手装饰的黄金狮子头　西北高加索克莱门兹，舒尔茨的三号坟出土。西元前7世纪。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右图）守护神殿的狮子像　叙利亚西北部、艾因达拉（Ain Dara）遗迹。西元前9～8世纪。作者拍摄。

石榴的果实里有许多籽，因此在西亚自古以来就与椰枣并列，被当作物产丰饶的象征，尤其是亚述美术当中有许多类似的呈现。因此可以判断，这类型的装饰品完全是西亚的美术品。虽然不知道是掠夺而来、还是赠与或是购入，但无疑是来自西亚。

从舒尔茨的一号坟当中，出土了在希腊被称作阿西奈塞斯式的短剑和剑鞘。剑锷部分的形状有如展翅的蝴蝶，这是阿西奈塞斯式短剑的特征。这种类型的短剑不仅在斯基泰时代急速遍布所有草原地带，更传到邻近的中国北部和伊朗等地。关于这种短剑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无疑是出自草原地带的某个地方。

剑柄和剑鞘上刻有各种动物的图案。剑鞘的中心部分呈现的，是八只带有鱼形翅膀的幻想动物正在列队行进的场面。这种幻想动物被认为是乌拉尔图美术当中所特有。剑锷和同形状剑鞘的上端，中央配置的是颗象征性的树木，两侧则是带翼神，推测想要表现的是带翼神在中央的椰枣树授粉的场景。这样的图案经常可以在亚述美术当中看到，然而，亚述的带翼神穿的是到脚踝的长衫，而这里的带翼神穿的则是只到膝盖下方、较短的服装。这样的装扮接近西台后期的带翼神。就像这样，剑鞘本身的图案可说是混杂亚述、乌拉尔图、西台后期的美术样式。

覆盖有黄金装饰的阿西奈塞斯剑和木制剑鞘　舒尔茨的一号坟出土。西元前7世纪。剑柄长14.2公分，剑鞘长46.7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剑鞘上方的扩大图　上面有可以挂在腰带上的附属品。

◎剑和鞘的制作者是谁？

相对于此，剑鞘上方耳垂形突出部分的图案则是典型斯基泰美术风格。首先，边缘排列多个大嘴弯成钩形的鸟头，这是初期斯基泰美术的特征之一。虽然很小且不容易发现，但在让皮绳可以挂在腰带的圆形装饰上，有四个小圆圈，呈现的形状是身体蜷曲成圆形的勐兽。虽然大小不同，但与阿尔赞古坟出土的青铜制饰片相同，这是初期斯基泰动物图案中用来表现勐兽的特征之一。

耳垂形的中央，呈现的是鹿角坚挺的鹿。鹿角分别向前方和后方延伸，头微微昂起，嘴巴闭着。前脚和后脚分别弯曲收起。在克莱门兹东南方刚进入高加索山中的阔斯托罗姆斯卡（Kostromskaya）村的古坟，也出土了与此完全相同的鹿形装饰品。这是由前述的考古学家维塞洛夫斯基于一八九七年所发掘，由于是在推测曾作为圆形盾牌装甲的铁板上发现，因此被认为原本应该是盾牌上的装饰品。

在鹿的呈现方式当中，鹿脚独特的弯折方式尤其是初期斯基泰美术当中，对于草食性动物的特有表现。因此一般认为，克莱门兹剑鞘上面的鹿也是属于斯基泰美术。然而，两者的细部呈现有如挑错游戏一般的细微不同，不知道读者是否已经发现。

两者的不同在于眼睛。剑鞘上的鹿，眼睛上方有一个圆弧状突起的部分，且眼头和眼尾也微微突出。这种眼睛的呈现方式是新亚述美术中草食性动物的特征，也常见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相对于此，纯粹的斯基泰美术无论是草食性动物或肉食性的勐兽，眼睛都只是单纯的小圆。因此，克莱门兹剑鞘上的鹿有许多地方符合斯基泰美术的风格，但眼睛的部分其实属于西亚风格。事实上，剑鞘边缘上的鸟的眼睛，也是同样的表现方式。

（左图）剑鞘上方耳垂形突起部分中央所刻画的鹿　眼睛上方有一个圆弧状突起的部分。
（右图）新亚述、尼姆鲁德出土，手持山羊和麦穗的带翼神（部分）　从山羊的眼睛可以看到新亚述美术在表现草食性动物时的特征。西元前875～860年。大英博物馆收藏。

总结以上特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剑的形状属于斯基泰的阿西奈塞斯式短剑。剑鞘的中心部分是乌拉尔图美术，上端蝶形当中的图案是西台后期风格的亚述图案。耳垂形当中的图案，边缘的鸟头装饰和中间的鹿都是斯基泰风格，唯有鹿的眼睛属于西亚风格。

那么到底是谁制作了这把短剑和剑鞘呢？剑鞘本身和耳垂形突出的部分一体成形，应该不是分别制作之后再结合。我们推测，想必下令制作的人是斯基泰的王侯，命了解亚述和西台后期美术的乌拉尔图师傅制作剑鞘上的装饰，耳垂形突起的部分则让他参考如从阔斯托罗姆斯卡出土一般的鹿形装饰品，制作符合斯基泰人喜好的图案。师傅虽然模仿范本制作，只是一时大意，眼睛的部分还是依照自己的习惯，做成了西亚风格。

如果这样的推测正确，那么斯基泰人在接触西亚美术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自我风格的美术样式，从而可说斯基泰美术的西亚起源论并不成立。

◎受到希腊的影响

从舒尔茨三号坟出土的王冠（头带型冠），上面除了格里芬头之外，还有许多花朵的图案和水滴形垂珠装饰，以及吊有羊头的两把锁。刻有花朵图案的王冠常见于亚述美术当中，水滴形（或是底部尖起壶形）的垂珠装饰则常见于希腊的贵金属工艺当中。

舒尔茨三号坟出土的金制王冠（部分）　装饰有格里芬的头和花朵图案。西元前7世纪。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格里芬是结合鹫和狮子的幻想野兽，自西元前三千年前起就广为西亚人所知，之后在各地区和各时代，都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出现。这顶王冠上的格里芬张开尖锐的喙，可以看到里面的舌头，头上长有马一般的耳朵和圆形突起物，耳朵下方隆起有如鬃毛，脖子上垂有两条卷毛。这是典型希腊古风时期（西元前七～前五世纪初）初期的格里芬。

从舒尔茨四号坟出土的镜子，则包含多种复杂的要素。全部可以划分为八个区域，自右上顺时针方向看起。狮子袭击公牛的场面自古以来就常见于西亚的圆形印章上，这面镜子上的狮子，其鬃毛的表现方式接近亚述浮雕的狮子像。身旁站立的一对人面狮身像属于希腊风格，脚边有如豹一般的野兽则接近斯基泰的表现方式。

舒尔茨4号坟出土、镀上琥珀金的银镜　西元前7世纪。直径17公分。边缘高0.6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接下来的豹和后方的树（也许是橄榄树）或许可说属于西亚风格，但下面的羊，根据脚弯折的方式看来，属于斯基泰风格。接下来是人类与格里芬搏斗的场面，无疑是在表现希腊神话当中著名的阿里玛斯波伊与格里芬之战（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一一六的记载，独眼巨人阿里玛斯波伊曾试图抢夺格里芬看守的黄金。希腊的壶绘经常以这段大战为题材）。旁边的熊、鹫和狐的归属不明，但熊在希腊神话中与阿耳忒弥斯神有着特别的关系。接下来是人面狮身和格里芬，明显属于希腊风格。

两头狮子站立的图案多出现在亚述的印章上，不过通常还有王或神站立在狮子之间。最后一区的图案是带翼的女神双手捧着豹。说到驯服野兽的女神，就会想到希腊的阿耳忒弥斯神或安那托利亚的希柏利神。中央的花朵是西亚风格。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镜子的形状。当时希腊的镜子是带柄镜，但这面镜子没有柄，中央有钮（把手）的根部。另外，这面镜子的边缘高高隆起。这样有钮和高缘的镜子，常见于初期斯基泰时代的东部草原地带。

整理上述特征，镜子的图样混杂西亚（亚述）、希腊、斯基泰三大样式，形状则则属于中亚以东方面。这面镜子究竟是谁制作的呢？如果硬要解释，可以推测应该是在中亚地带制作的银镜被带到高加索，拥有这面银镜的斯基泰王侯命拥有亚述美术知识的希腊裔师傅，用琥珀金（混入银的金）在上面进行图样装饰而成。

◎其他地区母题的斯基泰化

舒尔茨一号坟出土的豹形装饰片，被认为与阔斯托罗姆斯卡出土的鹿形装饰片相同，都是盾牌的装饰，两者相似的程度甚至让人怀疑是出自同一师傅之手。两者的背面都有两个方便安装的把手。圆眼、脖子、脚跟的呈现方式都相同。这种豹型的特色是，脚尖和尾巴链接，身体蜷曲，经常并排出现，属于边缘装饰的一种。

舒尔茨一号坟出土的黄金制豹形装饰片　西元前7世纪。长32.6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然而，克莱门兹的豹有些地方不属于斯基泰风格，其中一点是有四条腿。很少看到四条腿的呈现方式，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另一点则是耳朵装饰性的呈现方式。耳朵的边缘分成多个三角形的区块，里面镶有烧熔的玻璃。这种镶嵌方式，看起来就像是在模仿前面的金制扶手装饰，但从不自然的四条腿看来，应该不是西亚或希腊的师傅制作，而是原本就在斯基泰的师傅所制。

英语称作“pole top”，日语翻作“竿头饰”的青铜制品，普及于斯基泰时代的草原地带。这种竿子顶端的装饰品，一定是以某种动物为型。在草原地带的西部，动物图案的下面大多会加铃铛或铎，可以发出声响，但东部则很少看到这样的类型。关于用途，有人说是葬礼的时候领马用的竿子，但没有确定的结论。

（左图）青铜制格里芬竿头饰　下端是铃铛。西元前8世纪末～7世纪初。北高加索、诺沃萨威强诺村出土。高26.0～26.5公分。斯塔夫罗波尔博物馆收藏。
（右图）青铜制竿头饰　带有铎，中央扭曲的山羊肩膀上有一个小的鸟头。西元前6世纪。西北高加索、乌尔斯基奥尔二号坟出土。高26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在北高加索的一座初期斯基泰古坟中，除了两件格里芬竿头饰外，也另外出土了两件鹿的竿头饰。这只鹿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头上有突起物，这与前面介绍的王冠所呈现的古风时期格里芬相同，只不过耳朵和耳朵下方的隆起处合为一体，没有区别，想必这是稍微模仿隆起的结果。这也是其他地区主题被斯基泰融合接纳的好例子。

初期斯基泰的美术——东部

◎盗墓的历史

在欣赏草原地带东部出土的初期斯基泰美术品之前，得先介绍这些美术品问世的原委。上一节提到有如寻宝一般的粗糙发掘，本节也要从盗墓开始说起。如同〈阿尔赞古坟的出土品〉小节所述，盗墓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然而，这是趁夜里秘密进行的地下行动，尤其在草原，盗墓绝非能够明目张胆、任意妄为之事。游牧民大多厌恶挖掘地面耕种之事，这是因为他们不想伤害草原，同时也轻视受土地束缚的农耕民。此外，姑且不论是否拥有被埋葬在墓里的人乃是自己直接祖先的意识，总之游牧民相当憎恨破坏墓地的行为，而且他们的视力非常好；因此，在游牧民支配草原期间，古坟几乎没有遭到盗掘。

等到对古坟没有任何情感的俄罗斯人来到西伯利亚后，盗墓才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展开。十六世纪末，哥萨克队长叶尔马克越过了乌拉尔山脉，一六〇四年，他在相当于西伯利亚进入阿尔泰入口处的托木斯克兴建堡垒。当初俄罗斯的势力仅限北方的森林地带，不过自十七世纪后半起至十八世纪初，他们便开始踏足南方的草原地带，而那里有着具备丰富陪葬品的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时代的古坟。

俄罗斯人最初的盗墓纪录是在一六六九年，这时他们主要在西伯利亚西部活动，但随着“资源”枯竭而逐渐向东移。一七一九到二二年以俄罗斯遣清国使节团的医师身分，旅行西伯利亚的苏格兰人贝尔（John Bell）记录了盗墓的实际情形。根据他的记录，每到夏天就有许多人从托木斯克等地外出九到十天，破坏墓地，挖掘金、银、青铜、宝石等。

同一时期，根据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在位）派遣到西伯利亚的德国人梅塞施密特（D. G. Messerschmidt）的纪录，盗墓者到了春天就会集结两百到三百名党徒前往草原，找到值钱的地方之后就会分成小队，互通消息盗掘。那是因为如果单独行动，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卡尔梅克人（蒙古系）或哈萨克斯坦人（突厥系）袭击杀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据说可以得到约五至七磅（约二到三公斤）的金银。当时的盗墓者和古代一样，只取出金银将其熔化。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所制作的黄金制品，据说就是用这些熔金制成。

◎最初的黄金制品收藏家

最先从发掘的遗物当中看出文化价值的人是荷兰学者威特森（Nicolaes Witsen）——威特森家族自古以来就与莫斯科公国维持贸易关系。当威特森大学毕业之后，便成为荷兰派驻莫斯科公使的随员，于一六六四年前往莫斯科，停留一年。期间，他蒐集了俄罗斯地理、民族、语言的相关资料。之后他虽然没有再访问俄罗斯，但派人常驻莫斯科，继续蒐集资料，并于一六九二年出版大作《东北鞑靼利亚》（这时欧洲称西伯利亚、中亚草原地带为鞑靼利亚〔Tartarie〕）。

根据威特森留下的书信，他用船将一七〇四年于西伯利亚墓地发掘的黄金制品运到荷兰，但途中遭到海盗袭击，全部被夺走。之后一七一三到一六年，好不容易才终于将黄金制品得到手，这些黄金制品的图鉴收录于一七八五年版的《东北鞑靼利亚》。

一七一七年年威特森死后，彼得一世试图从他的未亡人手中买走这些黄金制品未果，一七二八年这些制品遭到拍卖，四散各地。现在除了两件之外，其他的东西都不知去向。

彼得大帝之所以对西伯利亚出土的金银感到兴趣，是因为一七一五年，乌拉尔的矿主戴米多夫（Nikita Demidov）为庆祝王子诞生，向皇室呈献了黄金制品。深具西欧文化教养的彼得大帝认知到它在美术方面的价值，于是立刻下令西伯利亚总督贾加林（Matthew Gagarin）收集相同的黄金制品。贾加林收集了一百零二件大的黄金制品和其他小的黄金制品一箱，送给彼得大帝。

一七一七年俄罗斯颁布法律，禁止个人买卖贵金属的出土品，由国家买回。继贾加林后接任的彻卡斯基（Alexey Cherkassky），也在一七二〇年收购了一批饰品上呈。彼得大帝死后的一七二六年，这些东西经过整理后送到艺术间（Kunstkamera）[2]，共两百五十件，黄金总重达七十四磅（三十点三公斤）。

淘金热突然终止。一七三三到四三年间受到俄罗斯科学院委托、到处发掘西伯利亚古坟的德国人穆勒（Gerhard F. Müller）也不再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只能在阿尔泰买到少数的黄金制品。这时，足迹所能至的古坟都已经全数被挖尽。

如此收集而来的黄金制品，现在被称作西伯利亚藏品（或彼得大帝藏品）。一般认为，这些收藏品都是来自额尔齐斯河左岸的托博尔河和伊希姆河流域，以及沿额尔齐斯河往上的东哈萨克斯坦至阿尔泰一带。

这些收藏品现在展示于艾米塔吉博物馆中最珍贵的“黄金室”当中。一般人若想参观，必须获得特别许可，分成人数少的小队，在监视人员的带领之下边走边参观，不可停下脚步。

◎初期的东部母题

西伯利亚藏品包含了初期斯基泰时代（西元前八～前六世纪）至纪元前后萨尔马提亚时代的制品。当中身体蜷曲的豹形装饰片属于初期斯基泰时代，豹子的嘴巴微微张开，圆圆的眼睛和鼻孔，蹄尖和尾巴尖端绕成一圈，题材与阿尔赞古坟出土的装饰片完全相同。克莱门兹的豹形装饰片，虽然身体没有整个蜷曲，不过从脚尖、尾巴与身体绕成一圈这点上，也可以将这只豹视为出于同样的主题。哈萨克斯坦西部锡尔河口附近的Uigaralk墓地，也同样出土了身体蜷曲的豹形制品。该墓地也出土了鹿用蹄尖站立图案的马具装饰，呈现的方式与第一章介绍的鹿石类型②相同。

哈萨克斯坦东部也有初期斯基泰时代的重要遗迹，那就是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距离与中国国境处仅二十公里的齐列克塔古坟群，于一九五〇年代后半展开调查。当然，这些古坟全部都曾遭到盗墓，因此只有一座坟冢发现了少量的黄金制品，那是在盗墓者错过的皮制箭筒上，缝有小的黄金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几乎都是动物图案，包括双腿弯曲的鹿、蹄尖站立的野猪、鳃大的鱼、鹫的头、身体蜷曲的豹等，都是初期斯基泰时代典型的题材。因此，这座古坟（被命名为“黄金古坟”）的年代推测为西元前七至前六世纪。

从齐列克塔一地渡过额尔齐斯河，再东进便可抵达阿尔泰。阿尔泰有许多属于后期斯基泰时代的重要出土品，很少有初期的东西。当中，出土状况不明，但据说是在额尔齐斯河的支流布赫塔尔马河上游发现的镜子，上面铸有值得玩味的图案，那就是属于典型初期斯基泰时代、伸直腿用蹄尖站立的五只鹿和一只山羊。另外，镜子的中央留有钮的根部，边缘高高隆起。这个形状与克莱门兹的镜子相同。顺便介绍另一面镜子，它具有相当中国风味的钮，上面的图案却是斯基泰式的身体蜷曲的虎。然而由于出土地是中国北方，因此很可惜地没有准确的信息。

（左图）虎形图案的铜镜　大老虎里面有身体蜷曲的小老虎。西元前8～7世纪于北中国出土，直径9.9公分。柏林东亚美术馆收藏。
（右图）浮雕有蹄尖站立的鹿和山羊的铜镜　外缘隆起，钮只剩下根部。阿尔泰出土，直径13.5公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阿尔赞二号古坟的冲击

如前所述，一九七一至七四年间，研究者在阿尔泰东边的图瓦，针对当地的阿尔赞古坟展开调查，结果带给学界很大的冲击。三十年后，阿尔赞再度受到世界的瞩目。因为，由艾米塔吉博物馆和德国考古学研究所共同进行调查的阿尔赞二号古坟，发现了幸免于盗墓劫难的黄金制品五千七百件（总重量达二十公斤）。

阿尔赞二号古坟位于一九七〇年代调查的阿尔赞一号古坟东北方约七公里的位置，是以阿尔赞村为中心东西延伸的古坟群当中最东边的一个古坟。古坟的构造留待第四章介绍，这里首先来看看动物图案的出土品。

蹄尖站立的鹿和弯折腿的山羊是初期斯基泰时代的题材。阿西奈塞斯式短剑的柄头和剑锷部分呈现的，是身体蜷曲有如虎一般的勐兽与山羊一般的动物对峙的场面。由于不是勐兽直接吞噬草食动物的画面，因此称不上是动物搏斗的图案，但已经可以看出后期斯基泰美术中动物搏斗图案的端倪。铁镞上贴有金箔，表现的图案是如鹫一般的勐兽和山羊头部，同样称不上是动物搏斗的场面，但已经非常接近。小型衣服饰品上呈现的是头大、蹄爪尖锐的动物图案，远在西方锡尔河口附近的南塔吉斯肯（Tagisken），也有发现同样的装饰品。

阿尔赞2号古坟的出土品
左：山羊形帽子饰品，宽4.5公分。
右：黄金制鹿形帽子饰品，高6.8公分。

阿尔赞2号古坟的出土品　西元前7世纪末。
左：铁制金箔阿西奈塞斯式短剑，长38.2公分。
右上：铁制金银箔镞，长3.1～4.2公分。
右下：黄金制勐兽形衣服装饰，长各约2公分。
出自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uva. Ermitazh: Sankt-Peterburg, 2004年.

综观所有出土品，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完全没有被认为是西亚或希腊式题材的制品（二〇〇六年德国出版的出土品目录，将勐禽头部形状的黄金制品说明成“格里芬”的头部，但由于没有耳朵，因此不是格里芬而是一般的勐禽）。问题是二号古坟的年代，根据出土的动物图案表现和马具等推测，其年代虽然比阿尔赞一号古坟晚，但仍属于初期斯基泰时代。这个推测经过物理学的年代测定法获得证实。二〇〇六年，德国考古学研究所发表了墓室使用的落叶松的分析结果。根据这项结果显示，松木的年代落在西元前六一九至前六〇八年的范围内，也就是西元前七世纪末，比阿尔赞一号坟冢约晚两百年。

这个分析结果具有两项重大的意义。一个是，堪称动物搏斗图案雏形的图案，已于西元前七世纪末出现在南西伯利亚的一角；另外一个则是铁制品的登场。后者的意义尤其重大。过去最普遍的看法是：铁制品自西元七世纪后半于草原地带的西部开始登场，而草原东部则较晚，要到西元前五世纪以后才出现，这也是斯基泰东方起源论唯一的弱点。然而，二号古坟的发现让东部铁器的出现一下子提前到了西元前七世纪，与西部几乎没有差别。另外，从西元前七世纪末的阶段，草原地带东部尚未受到西亚和希腊的影响看来，斯基泰美术的东方起源论愈来愈有力。

◎初期斯基泰美术的汇整

汇整上述初期斯基泰美术特征的细部，表现如下：

①勐兽的身体蜷曲。

②勐兽的蹄尖呈现圆弧形。

③鹿、马、山羊等草食性动物的腿前后弯折。

④鹿和野猪的腿伸直，以蹄尖站立。

⑤草食性动物的头向后回首。

⑥排列多个鸟头作为边缘的装饰。

⑦动物的肩膀上会有鸟头。

⑧一头动物的身体当中会有多头小的动物。

这些特征几乎不会在斯基泰以外的美术看到（⑤除外）。

更进一步综观以上特征，可以得出下列几点结论：

①草原地带的西部和东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年代是东部略为久远。

②草原西部可以看到希腊和西亚的影响，东部则没有。

③大多单独描绘动物。

④虽然没有勐兽袭击草食性动物的动物搏斗图案，但东部可以看到其雏形。

⑤动物的种类以鹿、豹、虎为最多，其次是野猪、山羊、马、鸟头。西部还会出现格里芬。

后期斯基泰的美术

◎希腊化斯基泰美术

草原西部的初期斯基泰美术经过中期（西元前五～前四世纪前半）进入后期（西元前四世纪后半～前三世纪初），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虽然也受到兴起于西亚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的影响，但希腊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样的美术称作“希腊化斯基泰（Graeco-Scythian style）美术”，顾名思义，就是希腊风格的斯基泰美术。

在希腊化斯基泰美术中，可以看见许多显著的倾向：包括开始使用棕叶饰（棕叶开展的图案）和唐草纹这类的植物图案，动物的表现更加写实，同时也出现了人类和神的图案。这个部分已经在斯基泰起源传说的小节中介绍过。

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住在黑海北岸希腊人殖民城市的希腊工匠，在斯基泰王侯的要求之下制作的。也许很多人会以为，那不就和一般的希腊美术没有任何区别吗？然而，还是可以从中一窥有关斯基泰的发型、服装、日常生活、信仰观念等很难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判断的线索。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一九七一年于黑海北岸发掘的托罗斯塔（Tolstaya Mogila）古坟，高八点六公尺（推测建造当时高十三点五公尺，直径五十二公尺），它虽然不是现存斯基泰古坟当中最大的坟冢，但由于两个墓室当中有一个完全没有遭到破坏，因此备受瞩目。从坟丘的正中央往下，挖掘了一个类似井的竖坑，在竖坑底部又挖出横穴，通往中央墓室。中央墓室（埋葬有男性和他的随从三人）当然遭到了盗掘，但盗墓者并没有察觉到旁边的女性墓室。斯基泰文化当中，属于主角的男性通常会与妻子埋在同一个墓室，或是埋葬在复数墓室当中相连的两个墓室。不过不知是否因为男女感情不睦，托罗斯塔墓冢里的这两个墓室并不相连。结果相当幸运的是，远离中心位置的女性墓室（中间是一名女性和幼儿，两侧有男女各一人）幸免于盗掘。女性被发现的时候，全身戴满黄金饰品。头上有冠、胸前有首饰、双腕上有手镯。衣服虽然腐烂不见，但发现了许多缝在衣服上的黄金小饰片。

女性遗骸的出土状况　1971年发掘的托罗斯塔坟冢。西元前4世纪中左右。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75.

另外，链接竖坑和中央墓室的横穴通路，因为天花板土石崩落之故，也得以免于盗掘之害。在这里发现了剑柄和剑鞘上贴有金箔的铁剑，以及华丽的项圈胸饰。胸饰的图案分成三层。俄罗斯考古学家拉耶夫斯基解释，图案分成三层，代表印欧语族一般将社会分成上层（神官）、中层（贵族战士）、下层（庶民）的观念。然而，这个胸饰项圈各层的内容并不符合社会阶层。

托罗斯塔坟冢出土的项圈　戴在女性遗骸身上。直径31公分。基辅，乌克兰历史宝物博物馆收藏。

让我们试着看看各层图案的内容。最外层表现的是动物搏斗图案。中间是两只鹫形格里芬正在袭击马，两旁是狮子和豹袭击野猪和鹿，另外还有狗追兔，前面还有蚱蜢。鹫形格里芬是西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古典时期最典型的表现。项圈第二层的图案是花、蔓草，以及鸟。

最内层的图案描绘的是斯基泰人的日常生活。中央有两个拉开羊毛进行缝补的半裸男子，其次是母马母牛及其幼子、女性和孩童挤乳的场面、山羊和鸟。现在的中央欧亚游牧民，挤乳依旧是女性和孩童的工作。另外，挤牛马乳的时候，首先会让小牛和小马含住母亲的乳头，等到乳开始流出的时候拉开小牛小马，由人类继续挤乳，至今如此。左右两侧描绘的是拿着壶的女性，想必是在等待小牛开始饮乳的时候能够立刻替换挤乳。从这些希腊化斯基泰美术当中，可以得到有关斯基泰文化的各种信息。

◎塞迦和斯基泰

如第二章所述，亚述被米底亚和新巴比伦的联军所灭后，新巴比伦一时之间成为西亚一大势力，但西元前六世纪后半于伊朗高原兴起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创建了超越亚述的大帝国。虽然众所皆知，阿契美尼德王朝曾往西推进，与希腊各城市发生冲突，不过他们也远征东方，在中亚草原接触到总称为塞迦人的骑马游牧民。

根据伊朗西北部贝希斯敦铭文上的记载，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塞迦人分成以下三种：戴尖帽子的塞迦人、饮豪麻的塞迦人、海对面的塞迦人。豪麻被认为是用灵草、药草制作的酒，但详情不明。一般认为，戴尖帽子的塞迦人住在中亚略靠西边，饮豪麻的塞迦人住在略靠东边，但这样的推测没有任何根据。另一方面，关于海对面的塞迦人，如果这个“海”是里海或黑海，那么应该就是住在北高加索至黑海北岸的骑马游牧民，也就是出现在希腊文献当中的斯基泰人。

希罗多德将塞迦人写作撒卡依人，在叙述西元前四八〇年薛西斯一世（在位期间西元前四八六～前四六五年）远征希腊的时候，曾提及“戴尖帽子的撒卡依人”也是参加远征的其中一个部队。

属于斯奇提亚人（斯基泰人）的撒卡依人（塞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历史》卷七，六四）[3]

虽然不知道“阿米尔吉欧伊”指的是何处，但希罗多德将希腊人所称的斯基泰人和波斯人所称的撒卡依人视作同一种人的见解，想必是正确的。应该是住在南方定居地带的人们，将住在北方草原地带、拥有相同文化的骑马民族总称为斯基泰人（斯奇提亚人）或塞迦人（撒卡依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无关是否说着相同语言、是否属于相同人种，西起黑海北岸，东至中亚，甚至跨越阿尔泰山脉、图瓦乃至蒙古高原为止，将这些文化接近的骑马游牧民统称为斯基泰人也没有错。这就是本书将出土于图瓦和阿尔泰山脉一带、属于西元前八至前四世纪的遗物称作斯基泰文化的文献根据。

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体称作塞迦文化似乎也没有问题，但由于欧美学界一般都是根据希腊语文献进行研究，因此大多使用“斯基泰”，仅将中亚的骑马游牧民族称作“塞迦”。前言稍微长了一点，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中亚的塞迦美术。

◎戴尖帽子的塞迦人

上一节也曾提及塞迦初期的美术。另外，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藏品，其大部分都属于塞迦美术。后期塞迦美术当中，当属伊塞克墓地的出土品之由来最为清楚。在尚属苏联时代的一九六九年，哈萨克斯坦的大城市阿拉木图往东约五十公里的伊塞克（现在哈萨克斯坦语写作Esik）市北部，在兴建卡车工厂的时候，发现了这处古坟。据说当考古学家赶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坟丘，因此报告书中没有坟丘的断面图和平面图。据说原本的坟丘直径六十公尺，高六公尺。然而，这项调查却挖出了豪华的出土品。中央的墓坑虽然遭到盗掘一空，但在往南距此十五公尺的另一个墓坑，则几乎完全没有遭到破坏。

当中发现的遗骸全身都包裹着金。尖帽子、短上衣、腰带、长靴、剑和鞘等，都装饰有各种动物图案和几何图案的黄金制品，另外遗骸还戴着用黄金管子绕三圈半所制成的图尔克（项圈）和戒指。由于从头到脚都覆盖着黄金，因此这个被埋葬的遗骸又被称作“黄金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尖帽子”。帽子本身（皮革制？）已经腐朽，但根据装饰品的出土状况，还能够复原帽子的尖帽子形状，让人想起希罗多德所说的“戴尖帽子的塞迦人”。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家于是推定，戴尖帽子的塞迦人的根据地就在此遗迹所在的哈萨克斯坦南部。然而，远从西方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古坟出土的壶，上面也绘有尖帽子，可见它不限于哈萨克斯坦南部。想必尖帽子在斯基泰时代是一种普遍的装束。

伊塞克墓地出土的“黄金人”　此为复制品，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比起尖帽子，我更注意的是动物图案的特征。装饰在腰带上的鹿，鹿腿弯折的方式与初期斯基泰时代相同。每一支鹿角下都是鸟或勐兽头的样子。如果是鸟头，那么可以视作是初期斯基泰美术特征——排列鸟头当作边缘装饰的变形，另外，鹿的肩膀上有鸟头，也是初期斯基泰美术的特征。然而，伊塞克出土的鸟头有耳朵，因此不是一般的鸟，而是鸟格里芬或鹫格里芬。

◎身体蜷曲的动物表现

接下来要指出的是初期斯基泰美术所没有的特征。尖帽子的装饰品当中，有一只身体扭转一百八十度、呈现出非现实体态的豹。此外，剑鞘上的装饰也有身体扭转一百八十度的马和鹿。这是仅出现在斯基泰美术当中的独特表现，它究竟从何而来？想必与草原地带东部自后期起导入的动物搏斗图案有关。如西伯利亚藏品的腰带扣，在动物搏斗的图案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身体扭转一百八十度的动物。因此，伊塞克的豹和马就代表袭击的勐兽和被袭击的草食性动物。

塞迦的动物搏斗图案之起源，以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美术的说法最有力。然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美术当中，虽然可以看到被袭击的草食性动物头往后看，但身体却没有扭转一百八十度。还有一说认为，这是表现出被袭击的草食性动物忍耐身体上的极端疼痛，但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为何袭击的勐兽之身体也是扭转的。虽然扭转的理由不明，但这样的表现方式，无疑盛行于草原东部的后期斯基泰美术。

关于伊塞克墓地的年代，根据三圈半的项圈等物品，包含斯基泰之后萨尔马提亚时代的流行元素，因此认为，墓地属于从斯基泰时代移转到萨尔马提亚时代的西元前三世纪。

以下整理进入后期斯基泰美术之后出现的特征：

①出现勐兽袭击草食性动物的动物搏斗图案。

②出现身体扭转一百八十度的独特表现题材（只限东部）。

◎阿尔泰的奇迹

越过流淌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大河——额尔齐斯河后，土地便骤然隆起，一路延伸至阿尔泰山脉。如前所述，阿尔泰山脉一带有许多与后期斯基泰或塞迦相关的遗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冻土墓闻名的巴泽雷克墓地。

“阿尔泰”与代表“黄金”的突厥语“altun”和蒙古语“altan”相关，在中国唐代初期编纂的《周书》当中，也以“金山”之名登场。直到现在，阿尔泰山中依然在进行黄金的采掘。因此可以想像，斯基泰时代于阿尔泰山一带建造的大型古坟，原本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制品陪葬，但目前尚未在阿尔泰找到未遭到盗掘的豪华古坟。不过在这当中，仍然发现了许多考古学上不输给黄金的遗物。

（左图）伊塞克墓地出土的鹿形腰带装饰片　鹿角前端装饰鸟或兽的头。长8.6公分。哈萨克斯坦考古学研究所收藏。
（右图）伊塞克墓地出土的豹形帽子装饰片　豹的身体180度扭转。长5.5×3.7公分。哈萨克斯坦考古学研究所收藏。

一九二九年，调查团进入位于阿尔泰北部巴泽雷克地区的古坟群。这里虽然没有发现规模特别大的古坟，但调查团从相对较大的五座古坟当中，开始发掘一号古坟。当然古坟已经遭到盗掘，但似乎是在古坟建造后不久就遭到盗掘。盗墓者从古坟的正上方挖洞入侵地下墓室，仅挑选带走金银制品。推测古坟是在气候良好的夏天建造的，阿尔泰的夏天经常出现强烈的午后雷阵雨。雨水从盗墓者挖的洞灌入，墓室的底部因此浸水。

木头、皮革、纤维制品等有机质的遗物，良好保存的条件之一就是浸水，也就是说最好不要直接接触空气。阿尔泰的冬天又长又冷。八月底就已经开始下雪，冬天最冷的时候会降到零下四十度，墓室里的水当然会结冰。然而，到了隔年的夏天，冰也没有融化。阿尔泰的夏天很短，地底五到六公尺的洞穴底部还来不及融化。土石也从盗掘坑灌入，使得盗掘坑不知在何时被填满。但就算如此，夏天时地表的雨水依旧会渗入，这些水不仅没有帮助冰融化，反而在地下墓室的周围形成巨大的冰镜，而遗物也因此得以在比浸水更佳的冷冻状态下获得保存。

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陆续发掘巴泽雷克其他的大型古坟（二到五号古坟），全部都处于冰冻的状态。当中发现了木制的马车、皮制的马鞍、色彩鲜艳的马具装饰、波斯风格的绒毯、巨大的毛毡壁挂、马的遗体、留有刺青的人类皮肤等，出土了许多一般无法奢望的贵重遗物。

之后，有好多年没有听到关于冻土墓的发现。到了苏联改革开放时代的末期，终于允许西方的外国人探访国境附近的遗迹。于是在一九九一年夏天，包括日本和欧美的考古学家、NHK采访团在内的多国籍调查团，于阿尔泰山乌科克高原上，挑战重新调查冻土墓。然而，发掘的古坟虽然过去曾经结冻，但在调查的时候几乎完全融化，遗骸也已经腐朽。

看来，地球暖化的影响也波及阿尔泰山的高地。然而在开始有人质疑冻土墓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九九三到九四年，调查团竟然于阿克阿拉哈三号墓地发现了埋葬女性的冻土墓，又在上卡尔金二号墓地发现了埋葬男性的冻土墓。两者虽然都不及巴泽雷克豪华，但出土了有刺青的木乃伊化遗体和毛毡。木乃伊目前由位于西伯利亚中心城市新西伯利亚近郊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保管。然而，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联邦底下共和国一员而得到自治权的阿尔泰共和国（没有外交权），发生要求将木乃伊归还当地的运动。受到这件事的牵连，再加上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在阿尔泰地区发掘冻土墓的计划实质上遭到冻结。

二〇〇六年，蒙古、德国、俄罗斯的共同调查团跨越国境于蒙古领地进行调查，发现了略为融化的冻土墓。根据报告，被埋葬的是年约三十到四十岁世代的男性，金发。那里虽然是标高二千六百公尺的高地，但冰已经略为融化，可见地球暖化的惊人影响。

巴泽雷克五号坟冢的断面图　地下墓室的周围形成巨大的冰面。根据S.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J.M. Dent & Sons: London, 1970制成。

◎巴泽雷克文化的特征

关于阿尔泰的斯基泰时代后期文化，我们取自古坟群的名称，称作巴泽雷克文化。巴泽雷克文化的美术特征是什么呢？综观整体，它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的影响，但也有强烈土著要素的色彩。

从巴泽雷克五号古坟出土的绒毯（一百八十九乘以二百公分）是十平方公分织有三千六百针的高品质织品。从外侧数来第二道带状图样，描绘的是戴着帽子的骑士下马用缰绳牵着，走在马左侧的样子。这与波斯波利斯浮雕的构图完全相同。为此，这条绒毯被认为产自波斯，是现存最古老的波斯绒毯，其复制品展示于德黑兰的绒毯博物馆。

然而，这条绒毯除了下马的骑士外，还描绘了骑乘的骑士，而波斯波利斯的浮雕由于是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没有出现骑乘的马。另外，绒毯内侧的鹿形图案，从鹿角的形状看来，明显是驼鹿。驼鹿主要栖息于北欧和西伯利亚亚寒带的森林地带，波斯没有驼鹿。因此，这条绒毯是否真的产自波斯值得怀疑，反而是产自阿尔泰的可能性更高。然而，从鹿的肩膀和臀部图形，可以看出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影响。

覆盖在马鞍（当时尚未出现木制结构的硬式马鞍，而是像座埝一般的软式马鞍）上的毛毡装饰，呈现的是格里芬袭击山羊的动物搏斗图案。山羊的身体一百八十度扭转。如前所述，被袭击的草食性动物身体一百八十度扭转，这样的题材是后期斯基泰美术的特征。

阿尔泰的奇迹──巴泽雷克冻土墓　在南西伯利亚山岳地带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坟，从盗掘坑流入的雨水冻结，受到冷冻保存的墓室当中出土的木、皮革、毛毡制品几乎都维持原本的样貌。
（左图）绒毯（部分）　10公分×四方3600针，品质极高，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绒毯。上面的图案是马和骑士、驼鹿、格里芬。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右图）盖在马鞍上的毛毡　描绘的是格里芬攻击山羊的动物搏斗图案。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格里芬的传播

关于这块覆盖在马鞍上的毛毡装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准备攻击的格里芬。格里芬是由古代希腊世界命名，乃是一种狮子和鹫合体的幻想动物。然而，远在古希腊时代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埃及、爱琴海等地，这种动物就已经为人所知。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称呼，不过现在统一称为格里芬。在此我们就来谈谈其起源、传播，以及系谱。

一般而言，鹫头的是鹫格里芬，狮头的是狮子格里芬。爱琴海、希腊方面的美术，看到的都是鹫格里芬，之前已经看到北高加索的初期斯基泰美术融入希腊古风时期风格的例子。进入古典时期，从后脑杓起至背上长满背鳍的鹫格里芬是最典型的特征。

同时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则同时有鹫格里芬和狮子格里芬，但两者头上大多长有山羊角，耳朵长，脖子上有一列短鬃毛，羽翼卷折，腹部有微微上翘的腹毛，臀部上可以看到弓形图案，前腿是狮子，后腿是鹫。腹毛通常会出现在普通狮子的表现上，臀部上的图案则几乎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所有的动物表现上，因此不是格里芬独有的特征。

出土地点不明，但推测出土于中亚南部阿姆河（古代称作Oxos）中游的手镯，上面描绘的是典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鹫格里芬。表现的方式与苏萨的狮子格里芬几乎相同，但臀部除了弓形图案之外，还加了小圆。这样的表现方式更符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动物图案。无论怎么看都具备典型阿契美尼德王朝美术的要素，因此一般认为这个手镯是由阿契美尼德王朝宫廷制作。

之前介绍属于塞迦美术的西伯利亚藏品，当中的腰带扣上也有袭击马的狮子格里芬。这只格里芬的角、耳朵、鬃毛、羽翼皆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风格，但臀部的图案稍有不同。两个小圆中间有两个变形的三角形。另外，尾部尖端呈现叶子状，这一点也不相同。看样子，这应该是因应萨迦人的喜好而做的改变。

另外有一个出土地点明确的例子，那就是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山中的伊犁河上游的出土品。在这里发现塞迦人爱用、推测是仪式用的鼎（学术用语称为鍑），其边缘的装饰如同上述阿姆河出土的手镯，上面有两头狮子格里芬对望。耳朵、角、鬃毛、羽翼都显示是模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狮子格里芬。

（左图）鹫格里芬装饰的黄金手镯　西元前5世纪。阿姆河中游出土。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收藏。
（右图）狮子格里芬装饰的青铜鍑边缘装饰（复原）　新疆新源县出土。直径42.5公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文物保管所收藏。

◎最早打开的丝绸之路——草原路线

再次看下先前介绍的覆盖在马鞍上的毛毡。其格里芬臀部的图案是弓形加圆形和变形的三角形，可以看出是经历塞迦式变化的阿契美尼德风格。羽翼下面延伸的图案也许代表的是腹毛。另一方面，脖子上突起的背鳍很明显是古典时期希腊的格里芬特征。羽翼没有卷折这一点也是希腊风格。换言之，这只鹫格里芬同时包含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和古典时期希腊两方的要素。

波斯的影响，其路线很明显，就是从中亚南部通过天山抵达阿尔泰地带，那么希腊的影响又是经过哪一条路线传入的呢？若是在西元前三三〇年亚历山大大帝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那么也许是经由波斯传入。然而，希腊文化——用一般通俗的说法，则是希腊化时代——美术，在此之后将近一世纪的西元前三世纪中叶才扎根中亚。如果考虑到巴泽雷克美术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强烈影响，那么巴泽雷克的时代就应该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重叠，也就是说希腊的要素不可能是经由波斯传入。

如此一来能够推测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希腊殖民城市所在的黑海北岸往东前往草原，最终抵达阿尔泰地区的路线。希罗多德也有记载这一条路线，考虑到斯基泰时代，草原地带的东部和西部盛行同样的文化，彼此之间有所交流，这一条路线的可能性很高（关于透过格里芬图案的传播探讨东西文化交流，请参考拙作《格里芬的飞翔》，雄山阁，二〇〇六年）。

然而，在巴泽雷克三号坟和五号坟中，也出土了中国的绢织品。另外在附近不属于大型古坟的六号坟中，则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前四～前三世纪）的镜子。换言之，在这个中国还不知道西亚与希腊、西方也不知道东亚存在的时候，阿尔泰地区的人已经开始和波斯、希腊，还有中国进行交流了。

丝绸之路一般会认为是链接欧亚大陆东西的交流通路。那么链接罗马和北京（战国～汉代为燕国）最近的路线经过哪些地方呢？如果读者手上有地球仪，请试着用绳子连接这两个点。这条路线的行程几乎都是通过草原地带，途中则以阿尔泰为中继点。在这当中没有难以越过的大山脉或沙漠，如果统治相对大范围地区的游牧政权以收取通行税交换确保通行的安全和治安，那么这的确是东西间移动最确实且简单的路线。

说到丝绸之路，大多数人会立刻联想到绿洲丝绸之路。介绍的影片一定会穿插的桥段是骆驼带领的商队穿越沙漠之后，就可以看到远方的绿洲。但远在据说是张骞打开的绿洲丝绸之路前二百到三百年，以阿尔泰地区为枢纽，通往草原地带的交流之道，也就是所谓丝绸之路的草原路线就已经开通。

1. 山师：“山师”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山间找寻矿脉的人，另一个则是投机客、诈欺师，这里有点一语双关的味道。

2. 艺术间（Kunstkamera）：创立于一七一四年，是俄罗斯第一座博物馆。

3. 此段译文以王以铸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为准。

第四章草原的古坟时代

古坟素描　亚力山德罗波尔古坟是在聂伯河流域被发现的斯基泰古坟中，规模最大的古坟，高20公尺。图为在西元1851到1855年间被开挖前的样貌。

初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坟冢

◎与斯基泰同期绽放的各种文化

自斯基泰文化绽放的西元前八、前七世纪起，至西元前四世纪的时期，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各地，都诞生了拥有独特金属工艺美术的文化。首先是以中欧为中心的后期哈尔施塔特文化，这被认为是凯尔特人留下的文化。其次是意大利半岛中北部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留下这种文化的伊特鲁里亚人是语系不明、充满各种谜团的人种。此外，巴尔干半岛上有以华丽金银制品闻名的色雷斯文化和达契亚文化蓬勃发展。海峡对岸的安那托利亚则有建造巨大圆形坟墓的吕底亚王国和佛里几亚王国。在安那托利亚东部，有在受到亚述文化影响、同时发展出独特图案的乌拉尔图王国。另外在高加索北方的草原地带，则是属于斯基泰文化的范围。

在几乎处于这些文化中心位置的巴尔干半岛，早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起便开始制作黄金的神像和饰品。另外，这个地区也很早就开始生产铜制品。在这样的传统之上诞生的这些文化各自拥有强烈的独特性，美术作品风格明显，一看就知道属于哪一个文化，但同时也可看到相互影响的痕迹。当然，这些文化也同时受到先进文明地带的地中海世界和西亚之影响。

西元前8～4世纪欧亚大陆西部　各地诞生独特的文化。

另外，除了美术样式之外，这些文化在建造大型圆形坟墓这一点上也相同，但墓室的构造根据时期而有所差异。相对时代较近的伊特鲁里亚（圆形坟墓的规模较小）、色雷斯、吕底亚，以及末期斯基泰的墓室是石造，推测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相对于此，时代较久远的哈尔施塔特和初期斯基泰、佛里几亚的坟墓，其共同的特征在于墓室是建造于原本地面上的木椁，且部分有马的陪葬。不只如此，哈尔施塔特和斯基泰圆坟的周遭围有石堆，有些时候还会在坟顶立石人。

为此，有一说认为这些坟墓的起源彼此相关，尤其是哈尔施塔特和佛里几亚受到斯基泰坟墓的影响。的确，后期哈尔施塔特的坟墓与斯基泰颇为相似，但由于美术样式完全不同，因此要说影响，也只是非常表面的影响。另外，佛里几亚坟墓的年代在西元前八世纪末至前七世纪初，与斯基泰人出现在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的时期几乎相同，甚至更早，因此很难认定彼此间的关联。

比起谈论这些文化相互的关系，它们属于同一时代这一点或许更具意义。从青铜器时代进入初期铁器时代，生产力得以提高，在此背景下累积财富的掌权者，其地位和权势也愈来愈强。另外，随着与地中海世界和西亚先进文明的交流，有机会接触高度技术的工艺品，其独特的美感因此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其次，国王出现，开始建造象征王权的巨大坟墓，陪葬豪华的金属工艺品，借此夸示权力。在这些地区，可说是时代的潮流促使他们开始建造巨型坟墓。

然而斯基泰文化有一点与其他文化大不相同，那就是斯基泰文化的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且东部较西部略为古老。在东部，斯基泰文化之前有卡拉苏克文化，该文化留下的美术工艺品都是青铜制品，目前尚未发现贵金属工艺品，但卡拉苏克文化无疑是斯基泰文化的起源之一。若进一步探讨卡拉苏克文化的起源，各家说法不一，但最近卡拉苏克文化与中国北方的关系受到注目。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和与其相关各文化的青铜制品，高滨秀〈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九九七年）有更详细的探讨，因此本书将焦点放在斯基泰时代初期至后期大型古坟的变迁，并探讨从大型古坟的规模和构造，判断王权是否成立等问题。

中央欧亚草原的编年表

◎阿尔赞一号古坟和二号古坟

如第二章所述，位于斯基泰世界东部的图瓦，有一个年代最久远（西元前九世纪末～前八世纪初）的阿尔赞一号古坟。再次整理其构造特征如下：

①坟丘是积石冢，直径长但不高。

②在原有地表上，井字体堆叠圆木，建造中央的墓室，周围也设有多个木椁。

③除了推测是“王”和“王妃”的二人之外，还确认了男性十五人、马一百六十匹。

④坟丘的外围除了西侧之外，围绕有两、三重的小石堆。

⑤小石堆当中发现了多数推测是葬仪时食用的家畜骨头。

目前尚未发现其他与此相似，且同属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坟墓。另外，也没有发现如此久远的斯基泰系坟墓。

然而，在阿尔赞古坟群当中，有一个外型与一号古坟相似，规模较小的古坟，那就是阿尔赞二号古坟。第三章已经介绍过当中的出土品，下面看到的是古坟的构造。

阿尔赞二号古坟的平面图　坟丘下方发现多个墓坑。根据Eurasia Antiqua 9, 2003制成。

坟丘是积石冢，直径八十公尺，高两公尺，周围共有二百座以上的石环，三、四重围绕坟冢。大的石环直径八到十公尺，小的也有两公尺。坟丘的南和东南边没有石环，研究者推测有可能是在建设道路的时候遭到破坏。石环当中还发现了烧焦的薄层和石灰化的兽骨，这个状况与一号古坟周围的小石堆相同。

包含坟丘周围的石围，在坟丘下各处发现墓坑（当中也有后世再利用的墓）。靠近中心的十号墓坑和邻近的九号墓坑，留有盗墓者从上面入侵时挖掘的盆形洞。墓坑当中虽然已经空无一物，但研究者指出这不是因为盗掘，而是原本就没有放任何东西。推测这是为了迷惑盗墓者而挖的空坑。

也许是因为这个方法起了作用，真正的墓坑没有遭到破坏，在几乎完整的状态下被发现。遗骸可说是这个坟墓主人的男女，位于靠近西北边的五号古坟。在距离原本地表三公尺深的地方，发现了木椁的天花板，墓坑的大小是五乘四点五公尺，当中有双重木椁，内侧的椁室大小是二点六乘以二点四公尺。

在墓坑外侧和木椁之间，发现了两件鍑。鍑几乎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很少是在学术发掘的过程当中发现。就这层意义上，这个发现可说是非常重要。

阿尔赞二号古坟的鍑出土状况　于五号墓的墓坑和木椁之间发现。出自：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uva.

◎“王”与“王妃”、殉葬者、马的埋葬

男女的遗骸被放在削整的底板上，以考古学用语称作左横卧屈肢，也就是左腋向下，双脚弯曲的状态被发现。下图的右侧是男性，左侧是女性，也就是女性安置在男性的背后。织品和皮革几乎没有残留，但地板上留有推测曾铺有毛毡绒毯的痕迹。

五号墓“王墓”的出土状况　左横卧屈肢的状态下被发现的男女遗骸。没有遭到破坏，几乎完整保存。出自：Eurasia Antiqua 9, 2003.

衣服没有残留，不过从覆盖在上面多数小金制品的排列位置可以推测其服饰。男性的帽子上有鹿形装饰，脖子上有重达一点五公斤的纯金项圈，肩膀上披有短披肩，穿着长裤和及膝的长靴。披风上有二千五百件小的豹形金饰品，以正中央为界，分别向左和向右缝上。女性梳着高高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黄金簪，脖子上挂有胸饰，同样披着披肩，穿着及膝的裙子和长靴。男女的右腰皆配戴短剑（男性短剑见下图），脸的前面放有青铜镜。墙壁上固定有一根细长的棒子，上面挂着如帘子一般的毛毡壁饰。在之后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坟群当中，也可以看到女性的发饰和在墓室里挂毛毡壁饰的特征。

推测“王”和“王妃”服饰的复原图　出自：Eurasia Antiqua 9, 2003.

除此之外也发现了殉葬者的墓。七、十二、十三（三人）、二十二、二十三号墓是女性的墓，年龄从十六岁至五十岁不等。相对于此，男性的墓是八、十四（二人）、二十（二人）、二十四到二十六号墓，年龄二十岁至五十岁。女性的殉葬者除了“王妃”之外共有六人，男性有八人。女性的墓集中在西边，男性的墓主要靠东边。

十六号墓共埋葬有十四匹马。全部都是公马，戴着马具。这个数字虽然与男女殉葬者的数字相符，但这样的话就没有“王”和“王妃”骑乘的马。二号墓发现了为二人准备的“马”，但没有马本身，只有马具的装饰。木椁当中发现了贴在皮革制马鞍（调查报告写作“皮革制或木制”，但我认为这个时代尚未有木制的马鞍）上的金箔，以及贴在马鞍或马面上的三件鱼形黄金制品。东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黄金坟冢”当中也出土了相似的鱼形黄金制品，巴泽雷克古坟也有找到毛毡制的鱼形装饰。这些马具装饰或许是用来代替马。

试将以上的状况与阿尔赞一号古坟相比。坟丘虽然较小，但周围石环的数量比一号坟的石堆多（虽然无法正确数出一号坟冢周围石堆的数量，但大约一百五十座）。 虽然殉葬者包含女性在内这点不同，不过人数几乎相同。马的数量则少很多。黄金制品无法比较，但二号墓黄金制品之豪华，让人瞠目结舌。总体说，二号古坟也充分具有“王墓”的资格。

◎哈萨克斯坦的“黄金古坟”

哈萨克斯坦发现最古老的坟冢是西元前七世纪的坟冢。第三章介绍了东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五号古坟，通称“黄金古坟”的出土品，下面来看看其构造。齐列克塔古坟群共有五十一座坟冢，其中十三座是高八到十公尺、直径一百公尺的大型古坟，其余是高二到五公尺、直径二十到六十公尺的中小型古坟。

齐列克塔五号坟冢的复原模型　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一九六〇年发掘的五号古坟高六公尺，直径六十六公尺，这是大幅变形后的结果，推测建造当时应该是高十公尺，直径四十五公尺。这个古坟的建造方式如下：首先在地表挖一个几近方形的浅穴（七点一乘八点三公尺，深约一公尺），东侧建有宽两公尺的羡道（通往墓室的路）。在羡道和洞穴的底部铺满圆木，上面放置男女二具遗骸。没有发现木棺的痕迹。

有如覆盖遗骸一般，上面井字形堆叠圆木，建造四点八乘以四点六公尺，高一点二公尺，带有天花板的木椁墓室（没有入口的开口）。之后点火，将圆木的表面稍微烧焦。接下来在墓室的周围覆盖石板（厚一至一点二公尺），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坚固的土层，最后再在坟丘的表面覆盖上圆形的石头（日本考古学用语称作“葺石”）。

这个五号古坟的墓室，就圆木堆叠成井字形这一点来看与阿尔赞相似。然而，木椁墓室位于洞穴中央这一点相异，且洞穴浅，不如墓坑那么深。坟丘除了石头之外还覆盖泥土，可以看出想要堆高坟丘的意图。除了男女两具遗骸之外没有发现其他殉葬者。因此，虽然发现黄金制品，但规模并非古坟之最，甚至不确定能否称得上是王墓。

◎欧亚草原东部最大的古坟

一座拥有可与阿尔赞一号古坟相提并论的直径、高度也相当的古坟，位在从齐列克塔往西南六百公里的伊犁河北岸，这就是别斯沙特尔（Besshatyr）大型古坟。它直径一百零四公尺，高十七公尺的雄姿，可与后述黑海北岸后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古坟匹敌。坟顶遭到盗墓者挖掘而严重凹陷，推测原本的高度应该达到二十公尺。

别斯沙特尔大古坟　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前面立着的是石环。作者拍摄。

距离坟丘底部五到七公尺处，围绕着宽两公尺、高五十至六十公分的石墙。更外围还有用或立或躺的大石所建成的石环共九十四座，成漩涡状。值得注意的是，东南部的漩涡绕成两圈。石环当中规模较大且保存较完整的十四座经过发掘后，除了两座之外皆检测出灰和煤。此外，还从当中两座发现焚烧过后石灰化的动物骨头、粗陶碎片、珠子等。调查报告指出，这可能与火的祭拜仪式有关。

虽然尚未发掘规模大的古坟，不过规模较小的几座已经进行了发掘。古坟的构造皆相同。首先，表面经过削整加工的木材直接在地面堆砌成墓室，东侧设置信道和入口。上面首先覆盖石头，接下来覆盖混了石头的泥土来加大坟丘，最后再在表面复上葺石。规模大的坟冢（直径七十五公尺、高十一点五公尺），其坟丘是由石头层和土层交叠建成。

（左图）别斯沙特尔古坟群当中第四大的一号坟冢的断面图　用木头架构的墓室覆盖有石头和混石头的泥土。
（右图）别斯沙特尔大古坟的平面图　坟丘周围有石环围绕。出自：K.A. Akishev, G.A. Kushaev. Drevnyaya kul’tura sakov i usunej doliny reki Ili. AN Kazakhskoj SSR: Alma-Ata, 1963.

在六号古坟的墓室入口处发现了橇。但这不是为了在雪上使用，而是为了能够在土上直接牵引的搬运工具，推测是用来搬运木头。这样的搬运工具在日本被称作“修罗”，古坟时代以后便开始使用。别斯沙特尔的墓室使用的全是天山冷杉，但这附近不只现在没有冷杉生长，塞迦时代应该也没有冷杉生长。推测伐木地是距离此地二百到二百五十公里的萨利斯基．阿拉套（Zailiyski Alatau，音译）山。修建者首先将木材搬运到河边，再利用筏顺流而下，从右岸上岸之后，再用“修罗”搬运到墓地现场。

很可惜，所有的墓室都已经遭到破坏，只剩下埋葬者的骨头、羊和马的骨头、粗陶碎片散落，没有出土考古学上可以用来判断年代的遗物。另外，进行发掘的一九六〇年前后是旧苏联时代，尚未出现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技术，木材似乎遭到废弃，因此之后也没有办法再利用木材测定年代。

然而，并非完全没有推定年代的证据。那就是原本的地表上建有木椁墓室、坟丘高高隆起的特征。阿尔赞一号古坟（西元前九世纪末～前八世纪初）是在原本地表上建造木椁墓室。阿尔赞二号古坟（西元前七世纪末～前六世纪初）的木椁是建在地底下，而东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的古坟群（西元前七世纪），木椁墓室则是建在稍微往下挖就可以看到的地方。另外，于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初期斯基泰时代的木椁墓室也大多建在原本的地表上。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推测别斯沙特尔古坟群的年代应该在西元前七～前六世纪的范围。

◎北高加索的王墓

让我们再往西进。如第三章所述，哈萨克斯坦西部也有重要的初期斯基泰时代遗迹（乌加里克〔Uigarak〕、南塔吉斯肯〔Tagisken〕），但没有大型的积石冢。继续往西前进的话，在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有相当大的初期斯基泰时代的古坟。靠近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克拉布斯诺伊兹纳姆亚（Krasnoe Znamya）一号古坟，推测建造当时高十四到十五公尺，直径七十公尺。坟顶据说立有石人（关于石人，后面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位于原本地表上的墓室，虽然不是全部，但中心部分为木造，周围堆叠石头，接下来再高高覆盖泥土，最后表面堆上葺石，这样的建筑方式基本上与阿尔赞一号古坟、齐列克塔古坟、别斯沙特尔古坟相同。至于燃烧木头的仪式，也和别斯沙特尔三号古坟相同。

第三章介绍过出土许多黄金制品的西北高加索克莱门兹古坟群，埋葬的位置是距离地表很近的浅墓坑。虽然有底部铺木板的例子，但没有如木椁一般的木造建筑物。另外，坟丘的规模也不大（最大的高四至七公尺、直径七十公尺），虽然有马陪葬，但没有找到殉葬的人。

北高加索最大的古坟是克莱门兹略北的乌尔斯基一号古坟。一八九八年进行调查的时候高十五公尺，但在此之前俄罗斯军曾在古坟上建造炮台，坟冢因此变形，直径不明。

关于乌尔斯基一号古坟的葬仪是：首先会在地上搭建一座四根柱子的小屋当作墓室，小屋东西侧各放置两头牛和多匹马的遗体。在小屋和牛马上厚厚覆盖薹草或芦苇。立于小屋南北的柱子和木栅周围各放置十八匹马。其上建筑高五公尺的坟丘，在坟丘顶上举办追悼大会。发现了推测是在当时供奉的五十匹以上的马、两头牛、羊骨、希腊陶器，以及粗糙的粗陶碎片。之后坟丘再被堆高至十五公尺。从出土的希腊陶器推测，这个古坟的年代是西元前六世纪中叶。

根据推测，这座古坟最后总共祭献了四百一十匹以上的马。除了第一章介绍的蒙古大型赫列克苏尔推估的两千匹以上之外，这个纪录可与阿尔赞一号古坟匹敌。由于遭到盗掘而没有出土贵金属制品，但考虑到古坟的规模和成为祭品的牲畜数量之多，这个古坟可称得上是王墓。

北高加索西北的乌克兰中部、第聂伯河中游的草原地带，也有许多初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古坟，这些坟冢的墓室也是木椁，设置于原本的地表上，或是浅墓穴当中。就像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初期斯基泰时代的草原地带从东到西，都流行将木椁墓室设置在地上或浅墓穴当中的王墓。

后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古坟

◎希罗多德记述的“王者葬仪”

黑海北方的斯基泰文化，根据受到波斯和希腊文化影响程度的大小，一般将西元前五世纪区分为中期，西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初则是后期。然而，黑海北方以外的地区则未必适用这样的区分方式。本书以整个草原地带为探讨对象，因此将这两个时代统称为后期。

关于这个时期的斯基泰王墓，希罗多德再度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下面条列出有关王的葬礼仪式（《历史》卷四，七一～七五）：

①挖一个方形的大穴。

②尸体外面涂蜜蜡。

③切开腹部洗净，捣碎香气浓郁的草和种子，填入腹部后缝合。

④将处理过的尸体放在车上，载运巡游斯基泰统治下的部族。

⑤王族斯基泰或其他部族接受尸体之后，他们会割掉自己耳朵的一部分，将头发剃成圆形（或是剃短），双臂切一些伤痕，切伤额头和鼻子，并用箭刺穿左手。

⑥巡游一圈之后，将尸体放置在洞穴底部铺设的草席上，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覆盖芦苇（或柳枝）编成的席子。

⑦他们会将一个嫔妃绞死，殉葬在墓中的剩余空间里，他们同时还埋葬王的一个行觞官、厨师、厩夫、侍臣、传信官；此外还有马匹、国王所持有的最好物品和黄金盏。

⑧尽量把坟丘修造得又大又高。

⑨一年后，选出国王身旁残存的侍官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五十人和最好的马五十匹加以绞死，再将他们的内脏掏出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将切成一半的车轮前后两个，共五十组，以轮缘向下的方式用木桩固定，前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肩部，后面的车轮支撑马的后腿，马都配有缰绳和马辔。再用木棍沿着五十人遗体的背骨穿到颈部，插到横贯马体的另一根木棍的孔上。

⑩埋葬之后，斯基泰人便用下列的办法来弄干净自己的身体。他们把头洗干净再涂上香油。再把三根棒子对立在一起，周围盖上毛线（毛毡？）。下面中央的地方放一个金属制的容器，并把几块烧得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上面撒上大麻的种子。种子冒出烟来，释放出大量的蒸气。斯基泰人享受这种“蒸气浴”，高兴地叫出声来。

②和③代表的是一种木乃伊化的流程。⑤是借由伤害自己的身体表现分享死者痛苦的哀悼之意，文化人类学者大林太良称之为哀悼伤身仪式。⑦和⑨代表殉死的习俗。⑩看起来很像现代的毒趴，但想必是吸食大麻达到精神亢奋的状态，借此达到净化的目的。

考古学上几乎不可能确认以上步骤，但希罗多德记述的可靠性究竟如何，下面试着从实际的遗迹构造来观之。

◎乔尔托姆利克——黑海北岸最大的古坟

在黑海北岸，至今已经发掘了六座高超过十四公尺的最大型古坟。然而，这六座古坟的年代皆被推测为西元前四世纪，尚未发现属于希罗多德记述的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大型古坟。接下来我们看推测为西元前四世纪后半建造的乔尔托姆利克（Chertomlyk）古坟的构造。

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的高度为二十一公尺，直径一百公尺，规模属于黑海北岸之最。一八六二年起至翌年进行发掘，因发现了部分免于盗掘之灾的金银制品而闻名。当时的调查非常不完整，一百年后，在一九八〇年代重新调查后，我们才得以了解坟丘的建造方式。

调查报告指出，首先取十五乘二十五平方公尺大的草皮，堆叠（报告中称作“草土砖”）制成坟丘。一立方公尺的土丘当中，共堆叠了约二百七十个“草土砖”。因此，为了堆叠一立方公尺的土丘，需要约十平方公尺的草皮（零点一五乘以零点二五再乘以二百七十，等于十点一三）。

乔尔托姆利克的坟丘计算约七万五千（或八万四千）立方公尺，为此需要的草皮约七十五（或八十四）公顷，等于零点七五（或零点八四）平方公里，简单来说就是一千乘以七百五十（或八百四十）公尺。草对于游牧民而言是最重要的资源。能够如此浪费重要的资源，想必是相当有权力的人。

乔尔托姆利克的基础建构方式是，首先用“草土砖”筑成高约三公尺的环状土垒，外侧下缘堆积湿的泥土。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工序，最外面使用大的石板（有些长达二点五公尺）或石块，建造高约二点五公尺、宽约七公尺的石墙。石头的总重量达八千吨。坟丘的表面覆盖有碎石。若重现建筑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像是在巨大的石头平台上堆砌出石造的坟丘。

在坟丘内的不同高度和地点，分别发现了推测是葬仪时用来祭献的器物和动物骨。尤其是石墙下面发现大量的双耳瓶（瓶口两边有把手，底部形状圆尖的长形红酒瓶）碎片和动物骨，也发现了戴有马具的马骨和人骨。最初的调查者扎博林（I. E. Zabelin）总共发现了二百五十件铁制马衔。推测这些就是希罗多德所说葬仪记述⑨当中殉死的人和马。

◎盗掘坑里发现的人骨

接下来看看墓室的状况。首先挖了一个深约十一公尺、类似井的竖穴，接着从底部再往下一点，在约十二公尺深的地方向四面挖掘横穴，形成墓室。这是现在发现的斯基泰墓室当中深度最深的墓室。

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的断面图和平面图　出自：A. Yu. Alekseev t al. Chertomlyk.

东南的一号墓室出土了青铜制的鍑和五件双耳瓶、五把铁制刀子、多件青铜镞、女性用的黄金制头饰和胸饰、毛织品等，同时还有推测是狗的动物骨。东北的二号墓室出土了六件双耳瓶、女性用的黄金头饰、铁柄铜镜、多件黄金制衣服装饰、青铜镞等，还有人类的遗骸。萨别林认为遗骸是男性，但从出土品来看，这样的看法颇成疑问。

从西南的三号墓室当中，出土了戴着黄金项链和手镯、佩有铁剑和剑筒、胫甲等武装的男性遗骸两具。另外又发现铁制的枪尖和石突[1]各五件。从枪尖与石突的距离判断，枪的长度是两百一十公分和两百五十公分。西北的四号墓室发现了放置在彩色木棺当中的女性遗骸。女性佩戴黄金头饰、项链、耳饰、手镯、戒指，右手拿着铜镜。另外在十三件双耳瓶之间也发现了遗骸。双耳瓶行列的一端，放置有著名的银制镀金双耳瓶形来通（rhyton）。“来通”在希腊语里代表的是底端带有动物形开口的酒杯或容器。酒（葡萄酒）从上端的开口倒入，从底端的开口流出，再用另一个平的杯子接酒，用这个平的杯子饮用。也就是说，“来通”仅是单纯让酒通过的酒杯。想必是认为酒通过动物形状的开口，就可以吸取动物的精气，成为灵酒。由于“来通”的形状经常是角形，因此经常有人翻译为角杯，但那是错误的。即使形状是双耳瓶，但只要底端有动物形状的开口就是“来通”。角杯的底端没有开口，而是直接从上面的开口饮用。

四号墓室的深处，连接着最大的五号墓室。这里散落着推测属于被埋葬者的部分骨头（头盖骨、手脚的骨头、肋骨），显见这个房间已经遭到盗墓者所破坏。人骨主要在西侧墙壁的角落被发现，检测出附近有原本应该是放置遗体的板子。虽然遭到盗掘，但依旧留有许多黄金制品。发现了许多金柄铁剑、黄金制成的矢箙（Gorytos，用来放箭的袋子），以及其他黄金制品。北侧墙壁发现两件青铜鍑。鍑上面是盗掘坑的出口。

盗掘坑从坟丘的北端底部开始延伸。萨别林提到，盗掘坑的下方发现了不完整的人骨。他认为这是盗墓者的骨头。也许是在运出这些物品的时候发生崩塌意外，盗墓者不幸丧生。墓室遭到盗掘，却留下许多黄金制品，的确可以用盗掘因为意外而中断来解释。

然而，最近重启的调查发现，盗掘坑各处都有人骨。因此新的报告推测，这不是一次意外而丧生的盗墓者，而是盗墓者拖着身上戴有许多黄金制品的被埋葬者遗骸，已经白骨化的遗骸在中途陆续脱落所致。至于没有拿走所有黄金制品的理由，则可解释成墓室的天花板部分坍塌而隐藏了陪葬品，盗墓者因此没有发现。然而，虽然只有一部分，但既然墓室当中发现了应该是被埋葬者的人骨，因此对于新的调查报告还是有许多疑问。无论如何，由于距离最初的调查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无法对照人骨，想要厘清这一个问题非常困难。

中心靠西边的原本地表位置，有三座很浅的方形墓坑，当中共埋葬十一匹马，旁边还有两具遗骸。

◎希罗多德的记述正确吗？

接下来试着比较下希罗多德的记述和实际发掘的结果，加以探讨。

①想必是相当于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的竖穴。然而，希罗多德并没有提到：乔尔托姆利克古坟是从竖穴的底部延伸出横式的洞穴。②至⑤很难从考古学的角度确认。然而，如后所述，③于阿尔泰获得确认。至于在属于初期北高加索的乌尔斯基古坟，则确认了类似⑥的例子。

⑦可说大致在乔尔托姆利克古坟中获得确认。虽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判断四号墓室的女性是否为“侧室”，但考虑到她身戴豪华的头饰和饰品，而隔壁是被认为此坟冢主人的男性墓室，可以推测这名女性是坟冢主人身边的高贵人物。另外，双耳瓶旁边发现的人物被认为是行觞官，而马旁边的是厩夫。

第⑧项当然正确。⑨关于车轮的记述虽不明，但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的石墙下面发现了许多人和马，因此希罗多德的记述应该正确。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等黑海北岸的古坟虽然无法确认第⑩项，但在阿尔泰出土了完全符合记述的遗物。

整体而言，考古学进行的大型古坟调查中所确认的许多特征，可说是证明了希罗多德的记述几乎都正确。

然而，根据希腊系遗物的研究结果，推测乔尔托姆利克古坟的年代是在西元前四世纪后半，正好是斯基泰著名国王阿提亚斯（有的文献写作Ateas，但这是在进入罗马时代之后的发音表记，本来在货币上写的是Ataias）在位的时期。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述，阿提亚斯于西元前三三九年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交战，最后以九十岁以上的高龄战死。

阿提亚斯从黑海西岸的希腊殖民城市发行刻有自己名字的货币。货币正面是位披着长发、半裸身体、骑马射箭的年长男性，上面还写着念作“ATAIAS”的希腊铭文。背面则是披着狮子皮的海克力士的头部。如第二章所述，斯基泰人拥有将海克力士当作祖先的神话，因此非常适合作为斯基泰王货币上的图案。

斯基泰王阿提亚斯发行的货币图案　一面可以看到“ATAIAS”的希腊文字。出自：D. Raevskiy. Scythian Mythology. Secor Publishers: Sofia, 1993.

目前仅发现五件阿提亚斯的货币，但发行货币属于统治者的权限，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阿提亚斯是名符其实的王。而许多研究者认为，乔尔托姆利克古坟正是阿提亚斯的王墓。

◎阿尔泰山中的斯基泰王墓

希罗多德的记述中无法在黑海北岸确认的部分，于远在三千五百公里外的阿尔泰山获得了确认。如第三章所述，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坟群由于地下墓室冻结，因此留下了许多有机质遗物，也因此找到了足以佐证希罗多德记述的证据。

巴泽雷克最大的五号古坟，现址高三点七五公尺，直径四十二公尺，规模逊于其他大型古坟，但墓坑很深（距离地表四公尺深），而且很大（六点六五乘以八点二五公尺）。墓坑里有双重的木椁，地上放有长五公尺的挖空木棺。木棺里的男女两具遗体在木乃伊化的状态下被发现。

男女的后脑、背部、肩部、腹部、手腕、脚的皮肤均被切开，里面的脑髓、内脏、肌肉遭到移除。头盖骨塞有土和松叶、松果，腹部也塞有某种植物的茎部或切碎的根部。切开的地方用马毛捻成的线缝合。这正是符合希罗多德有关葬仪记述当中的第③项，将遗体木乃伊化的程序。

二号古坟发现了值得注意的遗物。木椁墓室的西南角落立有六根棒子（长一百二十二点五公分），下面放了一个带有四脚的青铜制容器，里面装有石头和少量的大麻种子。同一墓室的西北还发现了另一件鍑形的青铜制容器。这里也有六根棒子，但被盗墓者折断。容器当中同样发现了石头和大麻的种子。这个容器的把手缠有白桦的树皮，想必是容器加热时的防热措施。从这两件容器可以明显看出，阿尔泰地区过去曾进行希罗多德所记述的斯基泰净化仪式（第⑩项步骤）。

（左图）巴泽雷克二号古坟出土的六根棒子和鍑形青铜制容器　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右图）巴泽雷克五号古坟出土的男女遗体　安置在挖空木棺里的男性（上）和经过木乃伊处理的女性后脑和背部（下）。出自：S.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1970.

另外，五号古坟的坟丘规模虽小，但找到了证明这是王墓的遗物，那就是长四点五公尺、宽六点五公尺的巨大毛毡壁挂（或是用来覆盖帐篷）。推测是挂在墓坑的墙上，用横杆和直杆连接。横杆上面停有多只毛毡制成的天鹅。

壁挂的上缘、下缘和中央分别有一条花朵图案的长带，将壁挂区隔成两个段落，两个段落里反复缝上描绘坐在椅子上的人物和骑在马上的人物面对面的场景。人物的大小几乎与真人相同。坐在椅子上的人物，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洋装，没有胡子，明显看出是一名女性。她头戴皇冠般的装饰，坐在装饰得有如宝座一般的椅子上。手上拿的树枝装饰有许多花、果，以及叶子。在西亚的美术当中，这样的树枝被视为是世界之树、宇宙之树，或是生命之树，手持生命之树坐在宝座上的女性因此被认为是女神。

骑在马上的人物，头发是自然卷，高挺的鼻子下留着英俊的翘胡子。穿着合身的军装上衣，裤子也偏窄。腰带上挂有装着弓和箭的矢箙。脖子上围着的围巾上有大圆点图案，整体的感觉非常时尚且现代。西亚美术当中，站在女神面前的男性代表地上的王。以画面整个氛围来说，呈现的应该是女神授予王权力，也就是所谓王权神授的场景。能够制作描绘王权神授场景的巨大壁饰，这个人想必是王。以骑乘的姿态来呈现王的风采，这一点也非常符合骑马游牧民的作风。

毛毡的壁挂上缝制的女神（左）和王（右）　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

◎王者死后的旅程

巴泽雷克古坟还出土了其他可以佐证希罗多德记述的证据。在五号古坟的木坑和木椁之间，发现了每个零件都被分解的白桦材质的四轮马车。复原后发现，车轮的直径约一百六十公分，车轴三百一十公分长，人乘坐的车体大小是一百二十八乘以二百三十八公分，车辕约三百二十公分长，车轭一百六十四公分长，是一台由四匹马拉、真实比例的马车。五号坟内共埋葬了九匹马。

巴泽雷克五号坟出土的四轮马车复原图　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车体装饰有把手和屋顶，是一台非常适合用来乘载王遗骸的豪华马车。然而仔细看，会发现车轮的边缘非常细。这样细的车轮如果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驰骋，让人担心可能一下子就解体了。

另一方面，四轮马车本身也非常少见。在西亚，四轮车都是由牛牵引的货车。无论在地中海地区、西亚，或是草原地带，马车一般都是两轮车。马车的关键是速度。为了提高速度和敏捷度，以当时的技术来说，就只能使用两轮车。结果，只有两轮车传到了古代的中国。

那么这辆四轮马车并非以快速奔跑为目的，反而是以缓速前进为前提制造，想必是王的葬仪上只使用一次的灵柩车吧！

被埋葬的马，身上也有豪华的装饰。请大家看看根据一号坟出土的马所推测的复原图（见下图）。它的马鞍和其他马具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这里请大家注意马的头饰——这匹马戴着有如鹿角一般的装饰。马为什么要戴鹿角呢？当然是为了让马看起来像鹿。

巴泽雷克一号坟出土的马装饰推测复原图　戴着鹿角般的头饰并覆盖毛毡制的马鞍。出自R. Rolle. Die Welt der Skythen. C.J. Bucher: Luzern & Frankfurt/ M, 1980.

我认为“马鹿”[2]的语源就是从这里而来。斯基泰美术当中，鹿原本就是频繁出现的动物主题。说到鹿的特征，首先就是大的鹿角，而且鹿会换角，也就是代表重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由鹿引领死者前往死后世界的旅程。然而，鹿无法装上马具，因此只好让马扮成鹿。

就像这样，黑海北岸和阿尔泰的出土品，明白显示斯基泰时代存在着王。然而很遗憾地，关于王统治之下的行政机构、对于一般民众和其他部族的统治体制等王权的下层结构，完全不明朗。如果无法掌握这些结构，或许会被人批评说，这根本不够资格称为王权或是王国。不得不说这是探究没有文字、无法传承自己历史的古代游牧民族时的极限。第五章以后探讨的匈奴，虽然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多亏了司马迁的记载，其王权的结构较斯基泰人明朗很多。关于对斯基泰王权情况之不明朗的批判和不满，希望在匈奴的章节能够多少获得缓解。

从东向西移动的浪潮

◎鹿石的去向

下面我想提一下作为王权的象征而得到斯基泰考古学注意的另一项遗物，那就是石人，它伴随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的斯基泰古坟一起被发现。但在探讨斯基泰的石人之前，我请读者回想一下第一章详细解说的鹿石。

阿尔泰地区向西约二千五百公里，从南乌拉尔、奥伦堡州的库玛洛沃（音译，Gumarovo）古坟，发现了断裂成几段的石柱。接起来后发现，石柱最上面有着如头巾一般的刻线，下面有两条斜线和圆圈，还刻有颈饰、腰带及其上还挂有弓箭套。虽然没有鹿的图案，但这种表现方式与第一章里提及的第三类鹿石相似。因此，这样的石柱虽然数量不多（目前发现十数件），但被称作“西方的鹿石”。

（左图）“西方的鹿石”实测图　西北高加索、兹波罗夫斯基出土。高226公分。出自：Monumental’naya skul’ptura.
（右图）“西方的鹿石”实测图　南乌拉尔、库玛洛沃（Gumarovo）出土。高260公分。出自：Monumental’naya skul’ptura.

然而，石柱下面没有任何刻线的部分非常长，这一点让人介意，但也许和从西北高加索兹波罗夫斯基出土的“鹿石”相同，原本预计要刻其他的图案，但最后没刻。这块“鹿石”，在长石柱的两端刻有同样的图案，分不出来哪一端是上，哪一端是下。事实上，西方的鹿石当中，有不少拥有相同的特征。有人臆测也许是每年将石柱的上下端颠倒重立，又或者是水平放置在古坟的坟顶，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猜测，但详情不明。

再往西进，保加利亚东北部贝洛格拉迪兹市附近的古坟也出土了“鹿石”。虽然缺少了上端，但可以稍微看到颈饰，同时也刻有相同特征的腰带、剑、弓箭套、以及腰带上吊挂的砥石。腰带下面还刻有如雷纹一般不可思议的几何学图案，不确定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鹿石”的年代被认为是西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前半，与考古学史上的前斯基泰时代（或是辛梅里安时代）几乎重叠，因此也有研究者称之为“辛梅里安石柱”。无论如何，多数研究者都认同，这些“鹿石”是从草原地带东部传播而来。

◎斯基泰的石人

到了斯基泰时代，鹿石突然消失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刻有明显人脸图案的石人。至今为止已经确认了约一百八十座石人，多数都是在斯基泰古坟的坟丘当中或是坟丘周围被发现。初期的石人多位于北高加索，后期的石人则出现在黑海北岸，尤其以克里米亚半岛为多。初期多为角柱或圆柱，形状本身仿真男性生殖器。头部刻有眼睛、鼻子、胡子，但也有些石人没有眼和鼻，好像脸上没有五官的日本妖怪野箆坊一般。石人一定带有粗大的项圈。两手合放在腹部，腰带上吊挂有剑、弓箭套、斧、鞭。有的在腰带下面还刻有男性生殖器。

（左图）初期斯基泰石人的描绘图　出土地不明。乌克兰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出自：Monumental’naya skul’ptura.
（右图）佐治亚东部塞亚尼出土石人的描绘图　出自：Istoriko-arkheologicheskij al’manakh, 1995.

到了后期，出现右手持角杯的石人，武器和衣服的细部呈现也更写实。手臂与身体分离，双脚也分开呈现。这样的变化被认为是受到希腊雕刻的影响。

模仿男性战士的石人　被认为立在古坟顶端的石人想必代表古坟的主人。乌克兰诺沃瓦希利耶夫卡（音译）出土，乌克兰民族建筑博物馆收藏。

关于斯基泰石人的起源，现在最有力的说法是源自“西方的鹿石”。两者年代相近，项圈、腰带、剑、斧、弓箭套等持有的东西也相同。另外，原本应该是立在古坟顶上这一点也相同。然而，鹿石没有脸，而斯基泰的石人则没有鹿石的两条斜线和圆圈。如果要将鹿石视为是斯基泰石人最直接的起源，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立石人的目的为何呢？立在坟丘之上有如男性生殖器官一般的石柱，有人认为是代表世界树、生命树、宇宙中心之柱。另一个比较有力的说法是，由于初期的石人多仿真男性生殖器，因此可以想成是代表埋葬于古坟当中的族长，作为男性的权力象征。而后期的石人趋向写实，因此一般认为是用来具体表现特定的族长或王。如果这样的说法正确，那么石人也是证明斯基泰社会存在王权的证据之一。

◎从古坟所见的斯基泰时代

以上透过斯基泰美术和鹿石，可以看出斯基泰文化的各种特征全都是出自草原地带的东方，再慢慢传播到西方。从古坟的构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接下来谨根据年代和地区，概观斯基泰时代大型古坟的特征。

最古老的阿尔赞一号古坟（西元前九世纪末～前八世纪初）是在原本的地表上建造木椁墓室，再在上面覆盖积石。直径虽大，但由于坟丘只有积石，因此并不算高。西元前七世纪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古坟则是在浅洞穴里设置木椁墓室，用土加高坟丘，表面再覆盖上葺石，想必是为了保留原本积石冢的特征。在原本地表上建造木椁墓室的别斯沙特尔古坟，推测年代也是在西元前七世纪。北高加索和黑海北方的初期斯基泰古坟几乎都拥有相同的特征。

然而，在东方的图瓦，西元前七世纪末至前六世纪初，出现了深挖地底建造木椁墓室的阿尔赞二号古坟。墓坑很深，位置偏离中央，想必是为了防止盗掘。西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坟，放置木椁的墓坑也很深。另外，本书虽未提及，但被认为年代较巴泽雷克古坟略为久远、同样位于阿尔泰的图雅赫塔（Tuekta）古坟群也拥有相同的特征。

黑海北岸同样可见深挖墓坑的倾向，但已经不使用木椁，而是以横式洞穴为墓室。另外，有些古坟设置希腊式、使用削整石头建造的横式洞穴墓室（本书未提及）。就像这样，黑海北岸的古坟出现了与东方不同的特征，但坟丘的表面还是覆盖有葺石，坟丘本身也有石墙围绕。从坟丘的规模、墓室的深度、大型古坟数量众多来看，在西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的黑海北岸，斯基泰人迎来了鼎盛期。

整理以上的变化可以发现，有些是整个斯基泰时代不变的特征，但新的倾向皆从东方开始，不过进入后期之后，西部独特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从整体而言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斯基泰时代正可说是草原的古坟时代。

◎萨乌洛马泰和亚马逊传说

为黑海北岸鼎盛期的斯基泰人画下休止符的，也是从东方开始的新胎动。西元前四世纪初，一支从哈萨克斯坦向西移动、以乌拉尔山脉南部为大本营的部族集团逐渐强大，开始压迫斯基泰人。这支部族的名字之前被称作萨乌洛马泰人（Sauromatae）。但从东方移动而来的一个部族集团与萨乌洛马泰汇合之后，整体就被称作萨尔马提亚人（Sarmatae）。两者名字类似，非常容易搞混。也就是说，在西元前五世纪或前四世纪中之前，南乌拉尔的游牧民集团被称作萨乌洛马泰，西元前四世纪之后被称作萨尔马提亚。

关于萨乌洛马泰人的起源，希罗多德记述了有趣的传说：以纯女性战士集团闻名的亚马逊人，她们的居住地位于今日的土耳其北部面向黑海的地方。希腊人与亚马逊人交战获胜，准备将俘虏装上船带回希腊。然而，亚马逊人在船上发动叛乱，杀光了所有希腊人。亚马逊人擅长骑马却不知如何驾驶船只，船因此漂流到了黑海北岸的亚速海。由于这里是斯基泰人的地盘，亚马逊人因此与斯基泰人开战。

斯基泰人不知道这些新来的人是何方神圣，不过当他们知道对方都是女性的时候便停战，并挑选了与亚马逊人相同人数的年轻人送到她们附近。这群年轻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表示自己没有敌意，再逐渐接近亚马逊人。有一天，当一个亚马逊人正在方便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斯基泰人慢慢靠近，亚马逊人没有抵抗，任由斯基泰人为所欲为。双方虽然语言不通，但靠着比手画脚，约定隔天带着同伴前来。亚马逊人和斯基泰人因此逐渐亲近，最终一起生活。

亚马逊人开始懂得斯基泰人的语言，也能够交谈。由于亚马逊人曾与斯基泰人交战，因此拒绝加入斯基泰人，而是希望与这群年轻的斯基泰人一起逃往东方。年轻的斯基泰人同意，于是渡过顿河，移居东方。萨乌洛马泰人据说就是这些亚马逊人和年轻斯基泰人的子孙。继承祖先的传统，萨乌洛马泰的女性和男性穿着同样的服装骑马、狩猎、打仗。另外，女儿在没有杀死敌人的一个男子之前不许结婚（《历史》卷四，一一〇～一一七）。西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的其他史料则记载，没有杀死三个敌人之前不能结婚。

一般而言，骑马游牧民社会的女性地位较农耕民社会高。阿尔赞二号古坟埋葬的女性也配戴有短剑；在被认为是萨乌洛马泰人留下、位于南乌拉尔的遗迹中，也从女性的坟墓里出土了不少青铜或铁制的镞。另一方面，从男性的墓里则出土了剑或枪尖，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女性以弓箭为武器，而男性则以剑或长枪为武器。

就算是现代，游牧民女性的英姿也不输给男性。哈萨克斯坦人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但女性不遮掩面容，骑马賓士。年轻人盛行的娱乐是男女各乘一匹马互相追逐。男子疾行之后女子持鞭追赶，如果对方是意中人，则仅挥鞭发出声响；若不是，则毫不留情地鞭打，还会取走对方的帽子。现在已经成为幽默的表演，用来显示女性的强大。

想必是住在黑海北岸的希腊人知道骑马游牧民，尤其是萨乌洛马泰女性的强大，因此才会结合亚马逊传说，并透过希罗多德等人留下相关的记述。

◎萨尔马提亚人的王墓

虽然尚未发现萨乌洛马泰阶段（西元前七～前五世纪）的大型古坟，但到了萨尔马提亚初期，出现了被称作王墓也不足为奇的大型古坟。它们与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盛行兴建王墓的时期相同，皆是出现在西元前四世纪。地点是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市西南约八十公里处，乌拉尔河中游的菲力波夫卡村附近。

共二十五座古坟呈东西方向排列，中央位置是最大的一号古坟。外观因为遭到盗墓而扭曲，但形状接近圆形，直径一百零三至一百二十公尺，高约七公尺。接下来的三、四号古坟高六公尺。一九八六至九〇年间，共发掘了十七座古坟。

一号古坟的墓室是圆形的墓坑（深一点八公尺，直径十七至十八公尺），上面有帐篷形的圆木屋顶。南侧建有羡道，墓坑西侧则设有藏宝物的秘密洞穴。墓坑本身遭到三次盗掘，但从秘密洞穴和羡道发现了木芯贴金的鹿形雕像、镶金的铁剑，以及木碗边缘的装饰等多样黄金制品，以及青铜制的大型鍑。

木芯贴金的鹿雕像　底部是银制，高约50公分。西元前4世纪。乌法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鹿形雕像本身是木制，上面贴上金和银的薄板，最后再用青铜钉固定。巨大的鹿角特别醒目，仔细看到每一根圆滑的鹿角枝，会发现一个个有眼、耳、喙的格里芬头部。排列格里芬或鸟的头部当作边缘装饰，这种手法从初期斯基泰时代就可以看见，但用来装饰鹿角则是后期斯基泰美术的特征。

这样的鹿形雕像大大小小总共出土了二十六件（小的也有四十公分）。遭到盗掘却依旧出土了如此多的鹿形雕像，很难想像原本的数量有多少。如前所述，拥有大鹿角的鹿有祈求重生的意思。

这个墓地另外还出土了明显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制作的金壶和银来通，可见墓主与波斯有所来往。想必萨尔马提亚人就是在被埋葬在这种墓地当中的领袖带领下，威胁斯基泰人。

萨尔马提亚人后来分成几个部族集团，直到西元后四世纪下半叶匈人来袭为止，一直统治着里海北方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

1. 石突：指在枪柄最后的位置所安装的铁器，作用是保护枪柄，纵使将枪柄击在地上也不受伤害。

2. “马鹿”：日文代表笨蛋的意思。

第五章蒙古高原的新势力

匈奴的金冠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杭锦旗战国时代匈奴古墓出土的金冠。本体上刻有老虎、山羊、马等动物踞坐的姿态，金冠顶端有一只老鹰。高7.1公分、重1.2公斤。

匈奴的先驱者

◎匈奴的祖先是中国人吗？

《史记》〈匈奴列传〉一开始就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后氏是半传说的夏王朝王室。根据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代的《史记》注释记载，夏王朝在被殷王朝灭亡之后，部分夏后氏逃往北方平原游牧，成为匈奴（本书之后引用《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时，不再另行标明出处）。匈奴使用的究竟是突厥（土耳其）语或是蒙古语，虽然学者的意见分歧，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汉语。因此就语言的观点来说，中国人和匈奴没有关系。然而，部分中国人因为某种理由移居北方，与当地突厥系或蒙古系的人们同化，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匈奴时代以后，这样的例子经常出现在中国各王朝末期）。

姑且不论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考虑到殷王朝于西元前十七世纪初成立，如果上述夏后氏移居北方的事情属实，那么就是发生在西元前十七世纪。然而，如第一章最后所述，西元前十七世纪当时，欧亚大草原尚未出现纯粹的游牧，更没有骑马游牧民。因此，就算夏后氏移居北方，属于骑马游牧民的匈奴也不是在这个阶段立刻诞生。

司马迁之后穿插本书〈前言〉所介绍的匈奴风俗习惯等记述，举出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为止，位于中国北方或西方的各个蛮族（总称戎狄），但当中并没有出现匈奴的名字。不过，其中提到的荤粥，古代发音“xunjiuk”，前半的音与匈奴的古音“hiungno”类似，因此有人解释两者发音相同，只是用了不同的汉字表示。这种主张又继续延伸到与后世入侵欧洲的“匈”人的关系。然而，由于荤粥的真实情况不明，很难支持仅因为名字相似就认为荤粥是匈奴的说法。《史记》列举出的诸族多位于秦、赵、燕附近。这里既有与中国人混居的地区，也有如后述定居化的戎狄，人与人的交流非常频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会产生“匈奴的祖先是中国人”的看法。

战国时代的中国北方　居住着各式各样的戎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频繁。

◎定居的戎狄

位于秦国北边的义渠戎筑城固守，但逐渐遭到秦国蚕食，秦惠（文）王（西元前三三八～前三一一年在位）时，终于夺取义渠的二十五城。然而，这时候的义渠尚未完全归顺。由于秦昭（襄）王（西元前三〇七～前二五一年）年纪轻轻（十八岁）便即位，因此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故惠王的后妃之一）以摄政之姿掌管朝政。宣太后竟与义渠王私通，生下两个孩子。生下两子代表两人私通的期间很长，且感情良好。但最终宣太后引诱义渠王至甘泉，并且暗杀了他。如字面上的意义，甘泉自古以来就是以涌出甘甜泉水闻名的温泉休养之地，之后的秦始皇和汉武帝皆在这里兴建避暑用的离宫。甘泉位于秦都咸阳的北边，刚好在秦与义渠的中间；想必两人就是在这里幽会，义渠王被宣太后引诱，欢欢喜喜前去却被杀，秦军趁机一举歼灭义渠。

《史记》将杀义渠王的主谋写作是宣太后，但真的是这样吗？如若宣太后是为了消灭义渠才接近义渠王，那么可说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计策。相较之下，昭王长大后发现母亲与义渠王私通，对于同母兄弟，也就是对手的出现备感威胁，于是以母亲的名义诱杀义渠王，这样的看法或许更自然。无论如何，秦国诱杀义渠王后，便轻松占领了失去君主的义渠领土。

义渠王和宣太后用什么语言交谈呢？究竟是义渠王理解中国语，又或是宣太后会说义渠语呢？又或是义渠的语言也是中国语呢？由于义渠筑城，因此被认为不是游牧民，而是定居该地。统治赵国北方中山国的王族是白狄的一支，也曾兴建都城。

可见这些被称作戎狄的族群，原本因为拥有与中国不同的风俗习惯，但由于无法成为单纯的游牧民而逐渐定居，而就像这样混居在秦、赵、燕附近。对此，秦在征服义渠之后，立刻设郡加以中国化，又筑长城，明显划出防止更外侧戎狄入侵的界线。

◎戎狄与战国七雄的角力关系

赵国和燕国同样追讨北方的戎狄，扩展领土，并兴建长城。燕国有一位名叫秦开的优秀将军，曾是东胡的人质，但也许是因为他的态度与人品，东胡非常信任他。然而，秦开在结束人质身分刚回到燕国后便立刻袭击东胡，将东胡赶到千余里（四百公里左右）的北方。然后燕国也兴建长城，防御得到的土地。这一连串事件被认为发生在西元前三世纪初。

东胡接受燕国送来的人质，代表什么意思呢？战国时代，各国之间以相互对等关系为前提而进行频繁的交换人质。也就是说，东胡被认为与燕之间具有对等的关系。然而，秦开虽然是人质，却取得东胡的信任，也因此得以蒐集东胡境内的地势和战力等信息。与秦国相同，燕国也欺骗了老实的戎狄，掠夺了他们的领土。相较之下，赵国则是用正当的方式扩大领土。赵武灵王（在位时间西元前三二二～前二九九年，西元前二九五年殁）改变既有的习俗，让麾下的士兵穿胡服（胡也是对于北方骑马游牧民的总称），学骑射，也就是练习骑在马上射箭。他靠着这支骑马军团，成功击败北方的林胡和楼烦，兴建长城。

关于赵武灵王改变习俗，司马迁详细说明了其背景。在此之前的中国军队由步兵和战车兵构成，相较戎狄的骑马军团处于劣势。武灵王于是希望将骑马队导入赵军，好与之对抗。为此，首先必须将长摆的服装改成方便骑乘的胡服，也就是改成裤装和短版上衣。然而，穿着蛮族的服装，模仿蛮族的兵法，这样的作法遭到赵国宫廷的强烈反对。武灵王压下反抗势力，断然实施兵制改革；结果不仅击破北方诸族，也成功合并了中山国。然而守旧派顽强抵抗，武灵王最终还是遭到他们杀害。

导入胡服骑射使得赵国一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之后依旧持续受到北方势力不时入侵所扰。镇守北方的将军李牧（西元前三世纪前半或中期的人）刻意不抵抗匈奴入侵，而是闭城固守。这样的作法被评为上策，可见北方诸族的势力有多么地强大，不过李牧在忍耐的数年间不忘训练士兵和储备军需，终于击败匈奴大军（《史记》卷八一，李牧列传）。秦、燕、赵是战国七雄当中的三大强国，就算如此，为了战胜戎狄，除了欺骗和模仿之外别无他法。

◎匈奴的登场

刚才在介绍李牧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了匈奴的名字，这是匈奴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其中一例。严格来说，《史记》〈秦本纪〉和《说苑》（西汉末年编纂）当中，记载了西元前四世纪末，匈奴接近秦或燕的事件。然而，究竟是否真的是匈奴？还是匈奴之名仅是作为北方骑马游牧民的代名词而使用？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在李牧的时候，也许已经可以承认匈奴的存在。

匈奴的明确登场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统一天下六年后的西元前二一五年，有人向秦始皇提出“亡秦者，胡也”的预言。为了斩草除根，秦始皇于是派将军蒙恬领军十万（〈秦本纪〉写作三十万人）进攻胡；这个阶段的胡明显就是匈奴。秦军占领黄河以南的所有地方，从黄河北岸的九原起，至首都咸阳附近为止，开通了被称作“直道”的军用道路。匈奴因此被赶到了黄河的北方。

根据东汉的注释者解释，预言中所说的“胡”不是匈奴，而是后来导致秦灭亡的二世皇帝“胡亥”。若真是如此，那么对匈奴而言，可真是遭到了一场无妄之灾。不过正如鹤间和幸所说，这样的解释，想必是知道后来历史发展的人所做出的曲解（《中国的历史》03，讲谈社，二〇〇四年）。秦始皇又于翌年派遣大军进攻南方的百越。天下统一之后经过一段安定期，此后秦又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远征。

秦南北两面的作战都获得成功，南北皆扩大了领土。然而，秦始皇的生命垂危。西元前二一〇年始皇死后，名将蒙恬被奸臣逼迫自杀，内乱爆发，负责防卫边境的防人皆被调到内地。结果，匈奴再度往南渡过黄河，在原本的边境与中国对峙，真可说是打回原形。

◎匈奴兴起前夕的草原文化

由于中国近年来蓬勃的发掘调查，西元前四至前三世纪，位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骑马游牧民文化得以逐渐明朗。高滨秀指出，在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可分为以下三个地区，之间虽然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非常类似（《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篇1》小学馆，二〇〇〇年）。

三个地区分别是①北京、河北省地区；②内蒙古中南部；③宁夏、甘肃省地区。地区间的细微差异就留给高滨秀的研究探讨，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它们与欧亚草原全区共通的特征。

在陕西省北端神木县的纳林高兔，发现了拥有鹿角的合成兽三維雕像。底座的四叶形部分开有小孔，可见是放在帽子上的装饰。阿尔赞二号古坟也出土了动物形状的帽子装饰，不过图案是写实的鹿。然而，纳林高兔出土的动物，头上的每一根角的分枝都由格里芬的头构成，这是后期斯基泰美术的特征之一。

拥有鹿角的合成兽　属于帽子上的装饰；在合成兽的头部和尾部、枝角，都有格里芬的头部图案。高11.5公分。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陕公历史博物馆收藏。

不只如此，这只动物本身的头部也是格里芬，尾部尖端也是格里芬的头部。与此接近的合成兽图样，可以在巴泽雷克二号古坟出土的男性右臂刺青上见到。不同之处仅在于雕像不仅角的分枝，就连鬃毛也由格里芬的头部构成，而刺青只在颈部和前脚有漩涡图案，其他则完全一样。

阿尔泰、巴泽雷克二号古坟出土的男性右腕刺青　面向右的合成兽抬起后腿。西元前5～4世纪。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从纳林高兔稍往西北，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的阿鲁柴登，发现了合成兽的腰带装饰片，同样拥有由格里芬头部组成的长角分枝和尾部。然而，包含腿部，动物整体看起来不像鹿，而是勐兽。彼得大帝藏品当中也有结合勐兽的身体和格里芬角的合成兽。

合成兽腰带装饰片　拥有勐兽的身体和格里芬的头部枝角和尾部的合成兽，身体上镶嵌着红色和绿色的宝石。横5公分。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阿鲁柴登的装饰片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动物身体上镶有绿色和红色的宝石。像这样镶有红绿宝石的多彩镶嵌装饰，流行于萨尔马提亚时代的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这个装饰片可视为是最早的例子之一。

就像这样，就算单从以上二例也可以确认，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中部和西部关系密切。

三大势力的角逐——东胡、匈奴、月氏

◎冒顿的掌权

关于秦将蒙恬将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时的北方情势，司马迁如此记述：“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听起来像是比起威胁秦的匈奴，东胡和月氏更强盛。

中国的史料将匈奴的首长称号写作“单于”。当时的单于是头曼（在此之前的单于名字不明）。有一种说法，头曼是将突厥语代表“万”的“tumen”用汉字写成，意思是指率领一万名部队的领袖。然而，古突厥语“tumen”的用例，要到西元后八世纪的突厥碑文才获得确认。在此之前，西元后六世纪中叶，突厥第一代可汗“土门”的名字有很能来自“tumen”，但无法确定能否追溯到西元前三世纪。

头曼单于有一个名为冒顿的太子（继承人）。然而，冒顿的生母早死，单于也娶了新的妻子（关於单于妻子的称号，中国史料写作“阏氏”）。这个新阏氏生下一子，对于头曼来说，新阏氏生下的孩子更可爱，便想立他为太子，或许也是出自新阏氏的请求。

然而，头曼不可能贸然废除没有任何错处的冒顿。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冒顿送去月氏当人质，他计划只要自己进攻月氏，月氏一怒之下就会杀了冒顿，如此一来不用脏了自己的手，就可以除去冒顿。头曼于是实行他的策略，而月氏也果真试图杀了冒顿。但冒顿似乎识破了父亲的诡计，他盗取了月氏的一匹好马，乘着它逃回国内。他不但脱险，还立下夺取敌人好马的功劳，因此头曼不得不表扬他，于是立他为率领一万骑兵的统领。

冒顿造呜镝，训练部下骑射。明令“若有人不射向自己呜镝所射之处，立斩”。当他出外行猎鸟兽，有人不射向呜镝所射之处，立斩。冒顿接下来将呜镝射向自己骑乘的好马（或许是从月氏盗取的马），部下有人犹豫不敢射向冒顿的马，也遭到斩杀。

不久之后，冒顿又将呜镝射向自己的爱妻，部下惊恐不敢射，也被斩杀。又过了一阵子，冒顿外出狩猎时将呜镝射向父亲单于拥有的好马，部下所有人立刻射向好马。至此，冒顿确定部下必定会执行自己的命令。

于是，冒顿在与父亲外出狩猎的时候，将呜镝射向父亲。部下所有人立刻朝着呜镝飞去的方向射箭，头曼单于于是遭到射杀。之后冒顿又杀了后母和弟弟，以及所有不顺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单于。这是发生在西元前二〇九年，也就是秦始皇逝世、二世皇帝即位后翌年。

以上是《史记》记述有关冒顿掌权的始末。虽然觉得事情发展的有些太顺利，但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认。只能说冒顿使用残忍的手段，慎重且大胆地推进计划。

◎冒顿的征服行动

冒顿发动政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听闻此事，东胡王开口想要头曼的千里马（一日可跑千里，约四百公里的马）。东胡王想必是认为，匈奴内部权力基础未稳，无法拒绝外部的要求，也或许有动摇刚即位新单于的意图。

对此要求，冒顿询问臣下的意见。所有人都回答：“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然而，冒顿却说：“邻国人说想要，为何要吝惜于一匹马！”于是将千里马给了东胡。

由于冒顿轻易答应了要求，东胡王于是以为冒顿怕了自己。接着又要求迎娶冒顿的其中一位阏氏。这次东胡要的不是马而是人，而且还是单于的妻子。冒顿又问臣下，所有人都怒道：“东胡无道，竟然要求单于的阏氏。请下令攻击。”然而冒顿却说：“邻国人说想要，为何要吝惜于一名女子！”于是将爱妻送给东胡。冒顿已经杀了一位妻子，这是第二位妻子，想必他拥有多位妻子。

对于第二次的要求冒顿也轻易答应，东胡王于是愈来愈骄傲，准备入侵西方。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块没有人居住的弃地，两国分别在两侧设置监视所。东胡又要求想要占有这块土地，冒顿问臣下，当中有人回答：“反正是弃土，给或不给都无所谓。”冒顿听完后大怒，说道：“土地乃国之根本，如何能给！”下令斩首所有认为可以给的人。然后，冒顿上马下令率兵袭击东胡，“延迟者斩！”

由于东胡看轻冒顿，因此没有准备，结果冒顿大军一下子就歼灭东胡王，将东胡的人民和家畜收为己有，想必也收回了之前送给东胡王的千里马和阏氏。冒顿紧接着一个回马枪向西进军，击败月氏，南方又合并了楼烦等所在的黄河以南土地。如此一来，他便成功收复过去被蒙恬夺走的土地。至此，据说冒顿已经拥军三十万余。

冒顿在征伐上，也发挥了不输给权力斗争戏码时展现的冷酷无情。但征服东胡的过程也从牺牲马开始，接着是爱妻，最后打倒东胡王，与前述夺权的过程如出一辙。雷同的程度之高，让人不禁觉得是编出来的故事，但也无从确认。

然而，《史记》又说明，冒顿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势力，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因为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而疲敝所致。虽然是借口，但尚属合理。匈奴合并黄河以南，的确可以视作是趁中国混乱才得以完成，但击败东胡和月氏，就算中国没有陷入混乱状态，想必也能成功。

◎月氏的实际情况

如前所述，在冒顿当上单于之前，东胡和月氏的威势胜过匈奴。关于东胡，冒顿用计使他们松懈，一举加以合并，但月氏可就没有这么简单。

冒顿即位后发动的攻击，并没有对月氏造成太大的打击。之后经过约三十年的西元前一七六（或前一七四）年，在冒顿送给汉的书简当中提到，他的儿子右贤王率远征军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以及附近二十六国。

乌孙和呼揭被认为是位于天山北方至阿尔泰山脉一带的游牧民。关于二十六国，楼兰是所谓西域（主要指的是塔里木盆地周围，不过在张骞归国之后才出现“西域”的称谓）当中最大的国家，考虑到其位置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应该是相当于后来的西域三十六国。

灭月氏，平定楼兰等诸国，代表楼兰等国过去归属于月氏。这个地区相当于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几乎全境和哈萨克斯坦南部，范围广大。然而，《史记》〈大宛列传〉当中记载，张骞曾说月氏本来的居住地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相当于今日的甘肃省西部。如果是这样的话位置偏南，而且范围狭小。这个矛盾不知该如何解决。

虽然尚未成为定论，但有一个好方法可以解释：那就是将月氏的领土范围扩大解释为蒙古高原西部至新疆，如此一来就包含了南部甘肃省附近。和田清早在二战前就提出这样的说法，之后榎一雄加以补充，又获得护雅夫等人的支持。

的确，月氏是凌驾匈奴之上的强国，因此，若其领土范围仅限于甘肃省西部的狭小回廊地带（一般称作河西走廊），未免太不自然。另外，实际上月氏并没有因为右贤王的攻击而“完全灭亡”。为此，冒顿之后即位的老上单于（西元前一七四～一六〇年在位）继续攻击月氏，杀了月氏王，并用他的头盖骨当酒杯。

虽然有人质疑匈奴是否真的发动了第三次攻击，但无论如何，月氏的势力依旧不容小觑。最好的证据就是，之后在西元前一三〇年代，月氏的主力向西方移动，以巴克特里亚（今日的乌兹别克、塔吉克南部，以及阿富汗北部）为中心，成为中亚南部的强国。

这支主力被称作大月氏，留在甘肃方面的则称作小月氏。小月氏不久之后就消失在历史上，但大月氏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罗马的史料也记录了这件推测是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亚的事情，世界史上西方和东方首度记载同一件事，可见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亚这件事有多重要。

另外，支撑大月氏的五名总督，分别属于五个大部族；其中一个部族贵霜在西元后一世纪前半左右取代大月氏，创建帝国统治中亚南部。在其统治之下，佛教和佛教美术兴盛，带给后来中亚和东亚极大的影响。究竟贵霜原本是构成大月氏的其中一个部族，或是巴克特里亚当地的一个部族，学者们意见纷歧。我本身觉得前者的说法较有魅力，但也欠缺决定性的证据。

◎月氏留下的痕迹？

关于月氏移动前的领土范围问题，如果文献史料有其极限，那么便试着将焦点转向考古学。关于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坟群，榎一雄于一九五九年发表了“留下这个遗迹的也许就是月氏”的学说。想必不知道这项发表，考古学家鲁坚科（Sergei Rudenko）于翌年也发表了相同的学说。

巴泽雷克的出土品在以草原游牧民的塞迦、斯基泰系美术为基调的同时，也发现了波斯和希腊的元素，甚至还有中国制品。这可视为月氏的领域从蒙古高原西部起，直到阿尔泰、天山南北，包含丝路的主要部分。然而，仅凭这种间接的证据，还是无法提升其确定性。

若巴泽雷克真的是月氏的遗迹，那么与巴泽雷克属于同系统的文化应该广布于月氏的领域。如第三章所述，二〇〇六年七月于蒙古领地的阿尔泰首度发现的冻土墓，代表巴泽雷克文化跨越国境，进入现在的蒙古领地。然而，这里依然是阿尔泰山脉的延续，距离也不远。

相对于此，天山山脉南侧，位于吐鲁番东侧火焰山山麓的苏巴什遗迹，虽然在巴泽雷克南边相距约九百公里，但却与巴泽雷克文化拥有共通性，这一点让人颇感兴趣。巴泽雷克由于墓室结冻使得遗体和有机物质保存良好，而吐鲁番这个地区因为极度干燥，所以遗物也能保存下来。

从苏巴什一号墓地的第十一号墓当中发现的马鞍，状态几近完好。这个马鞍是缝合两个放有填充物、有如枕头一般的皮革制品而成。由于使用的是如坐埝或靠埝一般柔软的材质制成，因此可以称做软式鞍。

鞍具的前方（见下图）至中央靠后部分较宽，愈往后愈窄。可以看到三、四排的皮缝线，如此想必是为防止中间的填充物歪斜。这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所见的马鞍作法相同。马鞅的皮绳从马鞍前部断面穿出这一点也相同。

苏巴什一号墓地出土的马具　软式鞍和马鞅、辔、马靽、腹带、马鞭。西元前4～3世纪。出自：王炳华，《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社。

巴泽雷克发现了被认为是这种马鞍原型的鞍。它同样是缝合两个有如枕头一般的埝子而成，前方至中央靠后部分较宽，同样下功夫防止中央的填充物歪斜。但巴泽雷克发现的马鞅不是从马鞍前端穿出，而是从腹带上方穿出。如此一来，马鞅的位置过低容易滑落，因此有一条穿过马鞅中段至马首后端的皮绳向上拉。彼得大帝藏品的黄金制腰带装饰片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皮绳的描绘。

这种软式鞍的马鞅有容易滑落的缺点，经过改良后出现的就是苏巴什出土的软式鞍。赵武灵王采用的大概就是这种软式鞍，而后又进一步传到秦始皇的时代。接下来看到的不是实用品，而是相当独特的装饰手法。

苏巴什三号墓地的第六号墓发现了男女的遗体，女性戴着一顶相当高的帽子，而巴泽雷克五号古坟的女性也戴着同样的帽子。这是在木头的底座上插上长长的金属线，毛发再缠绕在这上面。上述的黄金制腰带装饰片上也有出现戴着这种帽子的女性。再往前追溯，阿尔赞二号古坟的女性也戴着高高的帽子装饰。

戴着高帽子的女性遗骸　苏巴什三号墓地出土。西元前4～3世纪。新疆吐鲁番东方。出自：王炳华，《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社。

这种装饰被认为常见于斯基泰时代图瓦、阿尔泰至天山一带的女性帽子。另外，苏巴什还出土了装弓箭的矢箙。由此可见，斯基泰系巴泽雷克文化确实传到了天山南侧吐鲁番附近。这个文化的年代是西元前五至前三世纪，如果范围遍及图瓦、阿尔泰至天山以南，那么这个文化的主人推测很有可能就是月氏。

匈奴游牧帝国的出现

◎冒顿和刘邦——双雄的正面对决

看到这个标题，也许有读者会想起项羽和刘邦这个脍炙人口的组合。然而，项羽和刘邦的战争，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国内的内战。下面叙述的冒顿和刘邦之战，则是在欧亚大陆东部，新兴游牧国家与新生统一中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西元前二〇一年，刘邦（高祖）打倒项羽统一天下后翌年——相当于冒顿单于即位第九年——的秋天九月，匈奴大军包围了驻扎北方防卫要冲马邑（今山西省北部朔县）的韩王信。

韩王信出身战国时代韩国王家，身高八尺五寸（约一百九十公分），是一名勇勐的将军，与刘邦旗下将军、以忍胯下之辱闻名的韩信是不同人。他在刘邦麾下建功，被封为韩王，但由于势力强大而让刘邦产生戒心，于是把他调任为位于韩地北方的太原之地，并赋予防御匈奴入侵的任务。

韩王信将根据地从首都晋阳（太原）迁往北方的马邑，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匈奴包围。韩王信不时遣使匈奴，寻求和解之道。然而，这样的行为反而让刘邦生疑，以为韩王信勾结匈奴。刘邦于是遣使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害怕被杀，带着整个马邑投降匈奴，反过来攻击太原。

次月，也就是高祖七年（西元前二〇〇年）冬天十月（秦汉初期以十月为一年之初，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年］才改正月为一年之始），刘邦为了讨伐韩王信，亲自带兵出征。在晋阳南方一百二十五公里处的铜鞮攻击韩王信的军队，韩王信逃往匈奴，怂恿赵国王族子孙赵利，加入和匈奴一起攻击汉。赵利也许是想借着与汉对抗重振赵国，好让岁月重回战国时代。

刘邦对于韩王信的背叛感到愤怒，在晋阳不时遣使匈奴。匈奴藏起了精锐部队和健壮的牛马，只让使者看到高龄软弱的士兵和骨瘦如柴的家畜。看到这个景象的十名使者，每一个人都进言刘邦说“匈奴可击。”然而，最后一名使者刘敬却说：“两国相击，应向对手显示自己的强大，但却只见瘦小的家畜和老弱，必定是隐藏了奇兵，不可击。”

然而此时，二十万以上的汉军已经越过晋阳北方一百公里的句注山。因胜而骄的刘邦听不进这种不主张进攻的言论，不断追赶假装战败的匈奴军，亲率多达三十二万的大军，抵达句注山北边一百二十公里的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

皇帝亲自率领大军远征称作“亲征”。对于匈奴这种游牧国家而言，亲征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中国除了王朝的创设时期之外，非常少有亲征。皇帝亲征虽然可以提高士气，但万一战败被俘或战死，就会威胁到王朝的存亡。这时的刘邦刚完成国内统一，想必是充满自信。总而言之，统合游牧民族的草原霸主与中国统一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在此展开了正面对决。

◎草草结束

汉军多为步兵。虽然不知道刘邦是骑马还是乘车（大概是乘车），但无论如何速度都比步兵快。为此，刘邦抵达平城的时候，步兵尚未全数到达。再加上从晋阳到平城的路上遇到大寒流，还下了雪，两三成的士兵因为手指冻伤而无法拉弓射箭。决战开始前，汉军就已经遭到相当的打击。

就好像是看准了时机一般，冒顿动员精锐四十万骑，将刘邦包围在平城郊外的白登山。匈奴的骑马军团四方包围，西方是白马、东方是白面黑马、北方是黑马、南方是赤黄马。虽然匈奴如何隐藏起这四十万骑马军团实在令人存疑，但也只能相信司马迁所言。

迟来的部队抵达包围网的外侧，但无法送粮食或援军给被包围的刘邦。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七日。《汉书》〈匈奴传〉中记录了当时街头巷尾流行的歌：“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进退不得的刘邦，只好采用谋士陈平的“秘计”，遣使者带着许多礼物去见阏氏（冒顿单于带着阏氏一起远征）。

阏氏劝冒顿撤军，说道：“两国君主何苦相互为难。就算现在得到汉的土地，单于也不可能一直住在那里。且汉君主可能得神助，还请单于明察。”

冒顿方其实也有隐忧。冒顿与韩王信旗下的赵利等人约定会合，但赵利的部队过了约定的日期却未抵达。单于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又背叛，改投向汉。再加上阏氏的建言，于是他解开了包围的一角。刚好浓雾不散，匈奴没有发现使者来往包围网内外。陈平命全部士兵带着一把弓两支箭，从包围网解开的一角全力冲出，终于成功地与外围的大军会合。如此一来匈奴无计可施，只能撤军。就这样，原本应该是南北两大势力对决的大战，在没有一场像样的战斗，且匈奴军占上风的情况下，两军皆引兵而去。这时有可能缔结了第一次的和亲条约，但详细内容不明。

然而，陈平的“秘计”不仅是送礼物给阏氏这么简单。早在西汉末期就有人提出真相。根据这样的说法，陈平命画工画美女图献给阏氏，并告知汉有这样的美女，皇帝现在有难，愿意将美女献给单于。阏氏担心汉的美女将会夺走属于自己的宠爱，于是才向单于提出上述建言，结果冒顿撤军。由于这个计策卑鄙、不能公诸于世，所以才会称作是“秘计”。

究竟当时军队里是否真有画工？或者画中这般的美女是否随军出征？虽然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另外，冒顿曾经轻易地杀了自己的妻子，又为了松懈敌人的警戒心而将自己的妻子送人，为什么突然间会对阏氏言听计从呢？这一点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或者这个阏氏正是冒顿曾经送给东胡王的妻子，因此对她有愧，才不得不顺她的意？无论如何，对於单于拥有如此发言权的阏氏，看来和刘邦的妻子吕后（吕后与武则天并列，是中国史上最强势的皇后。《史记》将〈吕后本纪〉放在〈高祖本纪〉之后，将吕后与皇帝同等对待）是同类型的人。

相较于义渠戎和东胡都被中国的计谋所骗，匈奴反为汉军设下陷阱，只是在最后阶段，还是被中国摆了一道。

◎和亲条约的内容

冒顿本身虽然撤退，但旗下的部分军队依旧滞留在附近，并在十二月攻击了平城东方约一百一十公里的代。刘邦的兄长刘仲在这里担任代王，但刘仲因为过于害怕而舍弃此地，逃到了洛阳。韩王信等人翌年也持续入侵汉地。

为此所苦的刘邦找来曾识破冒顿伏兵之计的刘敬，向他问策。刘敬提出了用政治婚姻和礼物怀柔匈奴的计策。如果将刘邦与吕后生下的独生女——长公主嫁给冒顿，那么冒顿就是刘邦的女婿；若二人生下的儿子成了新的单于，那么新单于就是刘邦的孙子。他认为如此一来，新单于也就不可能威胁母亲和祖母的娘家。

刘邦立刻答应，但吕后日夜哭泣道：“为何要将女儿嫁给匈奴？”吕后这一哭，令刘邦心软，不得已只好从宗室中选一名女子，以长公主之名嫁给冒顿单于当阏氏，并遣刘敬为使，双方缔结和亲之约（西元前一九八年或翌年）。

条约内容反映出敌我军事实力，对于汉而言是非常苛刻的约定。汉每年必须向匈奴献上一定数量的真绵[1]、丝绸、酒、米、食物，并结成兄弟。合约没有记载具体的数量，但从约一百年后的西元前八九年，匈奴单于送来的书简中可以得到线索。

书简中写道：“岁给遗我糵酒（用麴制造的甜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丝绸）万匹。”一万石是十万斗，汉代的一斗相当于现代日本的一升再多一点，因此酒一万石相当于一升的酒约十万多瓶，如果是一斗樽的话，相当于一万樽。假设一人一年喝一百瓶，那么相当于一千人分，如果一人一年喝五十瓶，则相当于两千人分。这样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看法因人而异，但想要搬运一万樽的酒，是一件大工程（顺道一提，当时的中国应该尚未有木樽，不过在南西伯利亚图瓦一个推测年代为西元前后的墓中，有发现过一个小木樽。只是，这个木樽推测是用来装乳制品的容器）。丝绸一匹长四十尺，约相当于九公尺（宽约五十公分）。

总而言之，缔结这项条约的结果，冒顿入侵的情况“少止”，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中止，只是较收敛而已。既然已经签订条约，匈奴为何还要继续入侵呢？而匈奴入侵的目的，以及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留待第八章详细论述。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也经常采取这种和亲或怀柔政策。就汉而言，直到汉武帝转换方针的西元前一三〇年为止，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政策，送了多位公主给匈奴。匈奴虽然没有停止入侵，但汉也没有派遣大规模的远征军，只将重点放在防御。

这样的和亲政策对于汉而言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点学者们的意见分歧。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物品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以及匈奴入侵造成北方边境地带人员和经济上的损失，确实相当庞大。另外，向戎狄低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然而，就算进行大规模远征也不见得一定会获胜；即使侥幸获胜，持续对外征战也需要相当大的花费，因此究竟该和或战，必须谨慎评估利害得失。汉武帝的朝廷也针对这个问题议论不休，汉武帝原本就对现状不满，因而改变政策，不过在论述这种改变带来的结果之前，先让我们看看刘邦死后至武帝即位为止，匈奴与汉的关系。

◎冒顿性骚扰吕太后

白登山之围五年后，西元前一九五年，刘邦因前年镇压叛乱时中流箭所受的伤再度病发，最终身亡，谥号为高祖。太子立刻即位，是为汉惠帝，但实际上政权由母亲吕太后把持（皇帝死后太子即位，其母亲被称作太后）。

西元前一九二年，冒顿送书简给吕太后。然而，书信的内容极为失礼，吕太后大怒，准备攻击匈奴，但大多数的将军皆“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的说法加以安抚。吕太后终于冷静下来，重新确认和亲之约。

《史记》虽然没有记载这封无礼书简的内容，但所幸《汉书》有所记录。根据《汉书》的记载，书简写道：“孤偾之君（冒顿）……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吕太后）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种超危险的内容如果在现代，也许会被控告性骚扰，也难怪吕太后会大发雷霆了。

在将军们的安抚之下隐忍自重的吕太后，回信冒顿如下：“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对以强势出名的吕太后来说，这样的答复内容可说非常谦卑，这也显示出匈奴的军事实力远高于汉。然而，冒顿收到回信之后，竟然坦率致歉，说道：“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并献上马匹。于是双方重新缔结和亲之约，又将刘氏一族的女子立为公主，嫁给单于。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代替吕太后。

冒顿在书简中自称“孤偾之君”，意思是没有老婆的君王，这点实在让人颇难相信。难道在平城包围战中，与他同行的阏氏已经过世了吗？就算那位阏氏真的过世了，应该也有从汉送过去当阏氏的冒牌“长公主”才对啊！难道那位“长公主”也过世了吗？若真是如此，那冒顿的妻子也未免都太薄命了。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书简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汉朝送去的书简当然是用中国话写成，可是匈奴送来的书简，用的是什么语言呢？照推想，它应该也是用中国话写成，形式上和中国方面的书简相同才对。也就是说，当时在匈奴当中，应该已经有不少能够撰写书简的汉人才对。关于这些汉人在匈奴领地扮演的角色，我将在第八章进行详述。

◎从冒顿单于到老上、军臣单于

吕太后逝世、汉文帝即位后（西元前一八〇年）依旧持续和亲政策，但西元前一七七年，匈奴右贤王入侵黄河以南，杀了驻守长城的蛮夷，掠夺一空后离去。这里的“蛮夷”指的是战国时代的林胡或义渠等非汉人，这个时期归属于汉。

冒顿向汉送来书简，为这次的入侵辩解如下：“虽然缔结和亲之约，然而汉边境官吏侮辱右贤王，右贤王未请示就与汉吏相争。然打破约定是事实，故罚右贤王远征月氏。”前一节所述右贤王远征月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

这时冒顿同时献上骆驼一头、骑马二匹、驾车的马八匹。相对于此，文帝作为回应，送上了皇帝穿着的豪华衣裳一套、黄金的腰带装饰和扣环（犀毗），以及各式丝绸一百六十匹。游牧国家送马，中国送丝绸，这成为了后来两方经济交流的普遍模式。

冒顿不久后过世，老上单于继任（西元前一七四年）。文帝又再度立刘氏一族的女子为公主，送给新单于当阏氏。这时，中行说（姓中行，名说）作为公主的随从，一同前往匈奴。第八章将详述这个中行说在匈奴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老上单于之下，匈奴依旧继续入侵。

老上单于死后（西元前一六一年），军臣单于继任，情况依旧没有改变。不断反复和亲之约、公主降嫁、毁约入侵。另外在军臣单于的时候，还曾企图与中国国内的反叛势力联手。这样的举动逼得汉帝必须重新思考和亲政策。汉武帝的出现，让匈奴与汉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在讲述这一点之前，下一章让我们先看看匈奴的风俗习惯、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

1. 真绵：一种用次级蚕茧煮成的绵，具有相当好的保暖力度。

第六章司马迁所描绘的匈奴形象

张骞出使西域图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唐代初期（西元618年到714年）绘制。

匈奴的社会

◎单于与其下的统治阶层

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也有部分学说主张匈奴拥有自己的文字（尤其是蒙古和土耳其等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研究者），但完全没有证据。与汉的外交交涉使用的是汉文，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记述自己历史的史料，只剩下中国方面史料的引用中，还保留些许线索。因此，若想得知匈奴内部的情况，只能根据中国史料，同时再参考若干考古学资料。

《汉书》〈匈奴传〉将单于的姓写作“挛鞮氏”，但《后汉书》〈南匈奴传〉则将单于的姓写作“虚连题”（关于匈奴的南北分裂将于第七章详述）。除去“虚”字，则两者发音相近，因此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汉字来表示相同的匈奴语。另外，《汉书》将单于的正式名称写作“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称天为“撑犁”，子为“孤涂”，单于则代表“广大”之意。

撑犁就是将古突厥语和蒙古语用来代表“天”之意的“騰格里”以汉字写成的结果。西元前一七四年，冒顿单于送给汉的书简，开头便写道：“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文章说到单于为什么是单于，那是因为得到上天的承认。这样的想法也见于西元六到八世纪统治蒙古高原的突厥。另一方面，关于孤涂和单于的原语，至今尚未有定论。

除了挛鞮氏之外，根据《史记》的记载，最初是“呼衍氏”、“兰氏”，之后再加上“须卜氏”，这三个姓氏被认为是高贵的氏族。《后汉书》进一步加入“丘林氏”，这四个姓氏经常与单于缔结婚姻关系。换句话说，这些是单于的姻戚氏族。然而如第五章所述，从汉嫁过来的公主也会成为阏氏。

关於单于之下的统治结构，《史记》、《汉书》，以及之后的《后汉书》等的记述略有不同，下面原则上以记载匈奴自冒顿时代起一百年之间情况的《史记》为基础进行说明。

紧接单于之后拥有强大势力的是左屠耆王和右屠耆王，左谷蠡王和右谷蠡王。屠耆在匈奴语中代表“贤明”的意思，因此中国史料一般称之为“左贤王、右贤王”。这种称呼较容易理解，因此第五章采用的也是这种称呼。

“贤明”对于游牧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质。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组织，最好都有贤明的领袖，但对于官僚机关没有那么复杂、领袖的判断将左右其命运的游牧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在突厥之后的突厥系游牧国家，可汗长长的正式名称当中，经常包含“毗伽”（贤明）这个词汇。很可惜地，“谷蠡”的意思不明。

由于左贤王经常由太子，也就是单于的继承人担任，因此左贤王可说是第二把交椅。《后汉书》将之后的顺位依序写作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但不知道冒顿当时是否也如此。

◎根据十进法创建的军事组织

四王之下设有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便开始使用大将一词，都尉则是汉景帝（西元前一五七～前一四一年在位）时的武官名称。想必是将匈奴语用相对应的中国语替换而成。

另一方面，当户和骨都侯是中国没有的官名，应该是匈奴语发音的别字。中国文献关于前三者没有说明，但记录骨都侯是“辅政”，想必应该是直接辅佐单于、有如宰相一般的职位。《后汉书》将骨都侯写作“异姓大臣”，也就是出身挛鞮氏以外的氏族。的确如同加藤谦一的调查，在研究《后汉书》当中知道名字的骨都侯时发现，他们都是上述的姻戚氏族。护雅夫推测，单于的正式名称所包含的“孤涂”和这里的“骨都”，都是古代突厥语代表“天之恩惠、幸运”之意的“qut”用汉字表示的结果，但由于与《史记》所说的“子”的意思不同，因此稍嫌欠缺说服力。

从左右贤王到左右大当户为止（也就是说不包含最后的骨都侯），共有二十四名首长。当中势力最大者拥有万骑，较小者也拥有数千骑，但都称为“万骑”。如此一来，匈奴的骑兵总计二十万骑。然而根据记载，出战白登山的匈奴兵共四十万骑。那么，这四十万难道是夸大其辞吗？但也不能这样轻易断定，因为说不定被匈奴征服的东胡和楼烦的骑兵，也一同参战了。

另一个数字不相符的地方是“二十四长”。从左右贤王到左右大当户为止，怎么算都只有十人。山田信夫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骨都侯视为最顶端的王将阶级，认为六人之下各有大将、大都尉、大当户，如此一来六乘四便等于二十四。然而，如果单纯解读《史记》的记述，则左右骨都侯没有包含在内，因此这种说法不得不说有些牵强。

另有学说认为四王各一人，但左右大将以下则有数人（例如四到五人），合计约二十四人。然而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这样的说法。因此，目前尚未找出符合二十四这个数字的绝佳解答。

总而言之，这“二十四长”之下各有“千长、百长、什长”。也就是说，率领“万骑”的二十四长各有数名至十人为止的“千长”，一名“千长”底下共有十名“百长”，一名“百长”之下共有十名“什长”。如此一来，千长大约二百人左右，百长则是十倍的约二千人，什长约二万人。

在蒙古帝国也可以看到这种十进法的军制。顺道一提，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军制也纳入了这三种阶级。现代土耳其语当中代表千长的“binbasi”相当于少校，“yuzbasi”（百长）是上尉，“onbasi”（什长）是伍长。

◎左为东，右为西

二十四长之下还有裨小王、相、封（或是将）、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这些不属于十进法的军制，很有可能部分是文官。

王将的名称都有左右，各代表东西方向的意思。也就是说，左王将在东方，右王将在西方。至於单于，则位于中间。如前所述，骨都侯辅佐单于的政治，因此可能位于中央。

为何左为东，右为西呢？那是因为匈奴的目光一直都放在南方的中国。从北往南看，左手是东方，右手是西方。现代的蒙古语代表“左”的“zuun”同时也有东方的意思，代表“右”的“baruun”则也有西方的意思。

二十四长各自拥有“分地”，在自己的分地内迁移、寻求水和草。“分地”想必就是领地的意思。应该需要获得单于的承认。

二十四长之下的军事组织是否等同社会组织，也就是支配整合一般游牧民的组织，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如果站在匈奴社会乃是统合复数氏族的松散部族社会观点来看，那么军事组织便是只有战时才存在的编制，并不存在统合平时社会的整体统治机构。

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军事组织直接视为是统合社会的组织，那么匈奴社会便已经达到拥有如金字塔般统治机构的“国家”阶段。

我个人认为，匈奴能与汉缔结对等的外交关系、可以假设它存在着流入匈奴的汉人官僚阶层、也存在着租税征收制度、及简朴的法律和审判制度。此外，在经济和防卫政策上可以看出国家的意志，匈汉之间都有意识到彼此的国界线，汉承认北侧的人民属于匈奴的支配，以上这些都说明匈奴已经达到可被称作是“国家”的水准。关于这一点之后会随时补充说明。

◎祭祀——神圣的集会和俗世的集会

《史记》接下来又记载了匈奴宫廷的祭祀、刑法、单于的葬仪等。每年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进行祭祀。既然是“小（集）会”，那么应该没有聚集太多人，想必大约是二十四长加上千长等级的规模。“庭”指的是“朝廷、宫廷”，但因为匈奴是游牧民，因此没有特定的建筑物，指的应该是单于帐篷的所在地。有人认为，于正月进行祭祀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到了五月，“大会茏城（《汉书》写作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时，“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关于龙城和蹛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包括两者皆是特定地名、龙城是祭祀龙神的祠堂、蹛林是绕着林木转的仪式等许多不同的学说。蹛林是类似于被认为是东胡后裔的鲜卑人的祭祀，可以用来补强内容。根据此种说法，鲜卑的秋祭是立起林木或柳枝，众人骑马绕三圈的仪式（根据唐初严师古为《汉书》〈匈奴传〉所做的注释）。

江上波夫也注意到了鲜卑的秋祭。蒙古人至今依旧会在泉水、山峰、山顶等有明显特征的地方堆积石头，再立起粗大的树枝，称之为敖包。有时大树本身就被当作敖包。蒙古人在迁移时如果经过敖包，必定会顺时针方向绕敖包三圈，以表敬意，当地的人也会每年一次敬献供品祭祀。江上波夫将龙城视为是有如敖包一般的祭祀设施，而蹛林指的是绕龙城转的仪礼。

蒙古西北部山道上的敖包　石堆上放有树干，绑上祈愿的绢布，祠内供奉酒瓶和纸币等。作者拍摄。

的确，类似的仪礼常见于西伯利亚和中亚狩猎游牧民。因此蹛林的解释可以成立，但若将龙城视为是进行这种仪礼的场所，证据仍略嫌薄弱，因此还不能说已经找到最终的解答。

祭祀的对象当中，“先（祖）”指的想必是被认定为匈奴始祖的神话人物。相对于此，“鬼神”在中文代表“死者灵魂”之意，想必指的是单于的父亲和祖父等。“天地”指的当然就是“天神”和“地神”。

相较于龙城是神圣、精神色彩较浓的祭祀集会，蹛林则是带有世俗、现实特质的大集会。“课校”代表“调查”的意思，至于为何要调查人和家畜的数量，想必是为了课征劳役和租税。匈奴似乎存在每几个男子就要有一人当兵（根据西汉文帝的文官贾谊的著作《新书》〈匈奴篇〉所写，匈奴每五人就有一人要穿甲冑当兵）、每几头家畜就要上缴一头的制度。

就算为了劳役和课税召集，人们也很难聚集。因此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匈奴会在每年三次的祭祀活动上商议国事，从事赛马或骆驼的娱乐。这让人联想到蒙古每年召开一次的那达慕。那达慕上会举办赛马、相扑、弓箭竞赛等活动，吸引很多人参加。

◎刑法、风俗习惯

匈奴的刑法，最大的特征就是简单明了且严格。只要拔刃一尺（二十二到二十三公分）就是死罪。也许有人认为太过严格，但泽田勋解释，刀剑对于匈奴而言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因此严禁平时轻易拔刀。

犯下窃盗罪的人没收其家产。罪小者处以轧刑（辗压脚踝的刑罚），罪大者处以死刑。由于刑罚简单明了且严格，因此就算留置在狱中也不超过十日，国内的囚犯不过数人。

关于匈奴的人口，《史记》和其他西汉书籍记载“不及汉之一大县”或“不能当汉之一郡（或巨郡）”、“户口三十万”等。汉大县的人口约三十万，大郡则是五十到六十万。如果根据这些记述，则匈奴的人口最多三十万到四十万人。然而，这几乎相当于士兵的数量。如此一来，这里说的人口或许仅指成年男子。那么，总人口数会是这个数字的数倍，约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左右。当中应该没有包含从属匈奴的诸部族。顺道一提，一九八九年社会主义时代末期的蒙古国，其人口约两百零四万人（然而还有许多蒙古人住在中国或俄罗斯境内）。

单于每早出营，朝拜日，夕拜月。姑且不论日出，月亮不见得每到傍晚就会出现，没有月亮的时候要怎么膜拜呢？关于这一点仍有疑问。

坐时尊左而面北。现在的蒙古会在蒙古包的南侧设置入口，进入后左侧是男性的区块，右侧则是女性的区块。虽然没有记载匈奴将入口设在哪一个方位，但后世的突厥将入口设在东侧。如果匈奴也将入口设在东侧，那么进入后坐在左侧，则会面向北方。

看重戊日和己日。戊和己分别排在十干的第五和第六，也就是视第五和六日为吉日。根据《汉书》的记载，中国的正朔（历制）并没有传到匈奴，因此匈奴也许有自己的历制，但没有材料可以佐证。顺道一提，突厥以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约三十日计算，以十二支（不使用十干）称呼年。

在做出重大决定时，经常遵循月亮的圆缺。月盛则攻击，月亏则退兵。士兵如果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的首级或俘虏敌人，则赐酒一杯。这个风俗与斯基泰相同。斯基泰人只有杀敌者可以饮酒，斩杀大量敌人者可以喝两杯酒（《历史》卷四，六六）。

战利品赐给夺取之人，如果抓到的是人，则可以做为自己的奴婢。为此，战场上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奔走。经常使用诱敌包围的计策。因此，如果看到有利可图则聚集，若陷入苦战则作鸟兽散。战友战死的时候，若带着战友的尸体回来，则可以得到死者所有的家产。最后这个习惯与下一节所述对待战死者寡妇的方式有关。

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

◎叛变投靠匈奴的宦官中行说

西元前一七四年冬天，冒顿逝世。冒顿在位三十六年，享年不明，但大约是六十多岁左右。其子稽粥继位，自称老上单于。

汉文帝又立刘氏一族的女子为公主，准备送给新单于当阏氏。这时，出身燕地的宦官中行说随公主同行。中行说不愿前往，但汉强迫他前去；他于是留下“必我行也，为汉患者”这个有如预言一般的恐吓，便随同公主前往匈奴。当他抵达匈奴后，便发誓效忠单于，单于也将他留在身边加以重用。

中行说为单于提出各种建言。当他看到匈奴喜爱汉的丝绸和食物，便说出了他的意见：

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十分之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多见于草原的硬叶）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乳饮和乳制品）之便美也。

除此之外，中行说在行政和外交领域上也有很大的贡献。首先他为了调查人和家畜的数量，教导单于身边的人疏记（分条记载）。再者，汉送给匈奴的书简木札长一尺一寸，中行说则教匈奴送给汉的木札为一尺二寸较长，印鉴也较大。相较于汉在开头写道：“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匈奴则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在大单于之前的修饰语更尊贵。

就像这样，完全投靠匈奴的中行说，在面对汉来使者谴责匈奴“野蛮”，想在言语上贬低匈奴时，中行说都一一反驳，正当化匈奴价值观的不同。

例如，对于匈奴轻视老人的指责，中行说反驳军事是匈奴的重要活动，因此厚待壮健者，战士发挥作用，老人的生活才有保障。

另外，面对父子住在同一个毡帐，父或兄弟死后，则其子或其弟娶后母或兄弟的妻子，衣冠束带的装饰没有明确身分的差异，宫廷之中没有礼仪等批判，中行说的反驳如下：娶后母或兄弟的妻子是怕绝后，由于法制简单、容易执行、且君臣之间随意，因此国家的政治也有如活动肢体一般自在，没必要像中国一样，受到无意义的表面礼仪之束缚。反而是中国常见亲族彼此残杀，或是杀了主人取代主家的事；他用这样的话语，反过头来批判中国。

看到还想进一步辩论的汉使，中行说已经不想多言。他威胁若汉每年送来的丝绸和米的质量充足则无事，若不足，则会在秋天收获期时入侵蹂躏，以此结束与汉使的辩论。在这场辩论当中，可以看到中行说话锋尖锐，批判汉的现状；甚至会让人觉得，司马迁是借中行说之口，吐露自己的想法。

◎从中行说的发言中所看到的事情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检讨中行说所讲的每个项目。中行说担心汉的产物渗透匈奴社会，匈奴会因此汉化。他以中国的服饰不适合草原地带为理由，劝说停止使用丝绸，但另一方面却又叮嘱汉使每年送来的丝绸必须要有充分的质量。要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也许获得的丝绸不是用在国内消费，而是要转卖给西方。在当时的西亚和罗马尚不知道丝绸的制作方法，故丝绸可说是与黄金匹敌的贵重物品。

不仅衣食，对于一般游牧国家而言，该如何接受或排除中国文化，这在之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北族系王朝和突厥、回鹘、契丹（辽）等来说，都是一大问题。中行说可谓是最早考虑此问题的人。

教匈奴分条记载的记录方式代表什么意义呢？如之前提及，《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写道：“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因此一般认为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

由于之后的突厥，“征发兵马，科税杂畜，刻木为数”（《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因此匈奴在课税的时候很有可能采用同样的计数方式。事实上，斯基泰时代图瓦的阿尔赞二号古坟和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坟群中堆叠而成的木椁，每一根圆木从下往上，依序便会增加一个刻印。

然而，从之前引用部分匈奴送给汉宫廷的书简可以看出，与汉外交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汉字。另外，许多汉人（包含王侯、将军阶层）住在匈奴，考虑到他们各自担任不同的职务，不可否定部分匈奴（尤其是上层阶级）使用汉字的可能性。

如上一节所述，蹛林大会上会调查人和家畜的数量，以方便课劳役和租税。这时，如果认识简单的汉字和数字，就可以记在木简（当时还没有纸）上留下记录。中行说教给他们的，就是制作统治和管理基础资料的技术。

从书简的开头，可以感受到匈奴企图夸示自己是与汉对等，甚至是在汉之上的强国。同时希望大家注意到字句表现本身。如前所述，说到单于为什么成为单于？单于的权威的正当性又来自于何处？那无疑是单于乃是天（神）和地（神）所生，并由日（神）和月（神）将其置於单于之位。相同的想法也见于之后的突厥和回鹘。

印鉴比汉大，也是与汉对抗的意识之展现。汉规定官印的大小为一寸（约二点三公分）四方。然而，西汉前期在南方处于独立状态的南越国文帝，他所使用的印鉴边长三点一公分，且印纽的形状也是原本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龙形，推测是南越自己制作而成。匈奴的印鉴应该也有这么大。

◎“收继婚”和实力主义

厚待壮健者、迎娶成为寡妇的后母或兄弟之妻的风俗，在以军事体制为优先的骑马游牧民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合理性。匈奴平常在畜牧的同时也勤于狩猎，这也发挥了军事训练的角色。〈匈奴列传〉开头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也就是说，匈奴实施的是自幼便累积训练的全民皆兵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人口虽不及汉的一郡，军事上依旧能与之抗衡。

迎娶成为寡妇的兄弟之妻，这样的习俗在文化人类学上称做收继婚。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但迎娶后母则非常少见。在匈奴这种经常战斗的社会，当然经常出现寡妇。在伊斯兰兴起时期每日忙于战斗的穆罕默德接纳战死战友的寡妇，结果晚年共有八位妻子，因此这个习俗可说是解决寡妇问题的对策。

最后，关于没有衣冠束带的制度和宫廷礼仪这一点，可以视为是匈奴的国家管理体制贫乏且不成熟，但同时也可说是依据身分和出身的制约薄弱，表现出的是社会不受习惯束缚的自由，以及能力和实力主义。

匈奴也强力游说有潜力的汉人投靠。这点在第七章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李陵最终屈服成为匈奴的“右校王”，苏武则拒绝长达十九年的劝说，最后回到中国。就连对于匈奴而言身负危险任务的张骞，匈奴的单于也送妻子给他，耐心地（十年左右）等待他改变心意。

苏武和张骞的意志坚定，显示对中国王朝的忠心，但这只是站在中国立场的看法，如果站在相反的立场，也可以看作是游牧国家的宽容，以及只要能力出众，就算是汉人也愿意委以高位的灵活性。

◎匈奴侵寇背后所见之事

中行说日夜教导单于侦查入侵中国时有利和不利的地点，其工作的成果于西元前一六六年展现。当时，匈奴“谋”入边为寇（〈文帝本纪〉），单于亲率十四万骑大军越过长城，深入汉的腹地（〈匈奴列传〉）。冒顿在位时匈奴也不时入侵，在老上单于即位后的西元前一六九年，又入侵狄道（今日的甘肃省中心部，兰州略靠南）。然而，前一六六年这次的入侵，却直接威胁到首都长安。

这是发生在冬天的事。入侵的地点是位于长安西北直线距离约二百七十公里、位于朝那（今宁夏固原市附近）的萧关。萧关是镇守帝国的心脏——关中的四关之一。匈奴在攻破萧关后，又杀了北地郡的都尉（郡的将军），掳获许多人和家畜，之后抵达彭阳。

匈奴又派遣奇袭部队放火烧了位于回中道的宫殿，斥候的骑兵甚至到达甘泉宫。从甘泉宫到长安的直线距离仅约八十公里，可以远眺长安（游牧民的视力直到现在都很好，视力五点零的人也不在少数）。汉文帝召集一千辆战车和十万骑兵，布阵于长安对岸渭水的北侧，准备对抗匈奴入侵，可说是真正的背水一战。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发号施令，进入备战状态，甚至还准备亲自上阵，身旁大臣皆谏阻，但文帝不为所动。最后他在母亲皇太后的强力阻止之下终于作罢。

据〈文帝本纪〉记载，在这场攻击下，“匈奴遁走”，但〈匈奴列传〉当中则有不同的记述。单于在长城内滞留一个多月后离去。汉军追赶在后，出了长城，但不久后就返回，无法杀敌。也就是说，如果相信〈匈奴列传〉的记载，那么单于滞留长安将近一个月，而汉军只能巩固守备、无法进攻，在单于离开之后才总算展现追击的姿态，但依旧空手而回。

结果，匈奴的十四万骑与汉的一千辆战车和十万骑兵没有起正面冲突。那么这场侵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这一个问题，从本节一开始引用的“谋”字可以获得线索。这个“谋”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代表与中国国内叛乱分子“共谋”的意思。

如上一章所述，回到这次侵寇前十年，在相当于冒顿单于晚年的西元前一七七年五月夏天，右贤王率大军入侵北地上郡，杀略（杀或掠夺）驻守要塞的蛮夷。对此，文帝派遣八万五千骑兵迎击，匈奴离去。从汉军的规模可以推测，匈奴来袭的也是相当数目的大军。文帝试图追击，但由于高祖的孙子济北王刘兴居于东方发动叛乱，文帝以镇压叛乱为优先，因此退兵。这场右贤王的入侵和济北王的叛乱，也许两者之间有着秘密的联系。

西元前2世纪前半的匈奴与汉　海岸线和黄河河道是当时的情况。

另外，在老上单于之后的军臣单于继位第八年，相当于汉景帝三年的西元前一五四年，发生了西汉时代最大的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反叛的燕王、赵王与“胡王”，也就是匈奴的单于交换密约，约定吴和楚发动叛乱，燕平定代和云中，匈奴则从萧关直捣长安。然而，叛乱中途遭到镇压，没有匈奴出场的余地。

中国的叛乱分子寻求北方游牧国家的援助，这在汉代之后也经常出现。考虑到以上的情况，西元前一六六这场半途而废的大举入侵，也许是代表匈奴与中国内部反叛分子的联络和交涉不顺利。

◎和亲与侵寇的反复

自西元前一六六年侵寇之后，匈奴每年入侵边境地带，杀掠人民和家畜。云中郡和辽东郡受害最深，各有一万多人受害。不堪其扰的汉送书简给匈奴，单于回信希望恢复和亲，于是在西元前一六二年，再度缔结和亲之约。

文帝送到匈奴的书简写道：“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

从这项记载当中可以看出，汉承认以长城为国境，北侧属于匈奴的势力范围，且视匈奴为对等之国。不将每年赠物的理由写作是交换匈奴不入侵的代价，而是借口对匈奴气候风土严峻的同情，可以感受到汉想保留最后的尊严。

西元前一六一年老上单于死后，如前所述，其子军臣成为单于。中行说也继续事奉这个新单于。文帝再度确认与新单于和亲，但西元前一五八年，匈奴再度断绝和亲，各派三万骑分别入侵上郡和云中，杀掠许多人之后离去。

之前已经介绍过吴楚七国之乱的经过，景帝之后又与匈奴和亲。且通“关市”，每年赠物给匈奴并送公主，这些都如以往之约。

这里第一次出现“关市”的用语，意思是在国境的关口开设民间交易的市场。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一切都以自给自足为前提，因此历代王朝的立场都是原则上不需要与外国贸易。唯一的例外是朝贡，由于是诸国仰慕中国之德而带着贡品前来，因此没有理由拒绝。相反地，为了展现中国的度量，就算没有带来珍贵的贡品，由于远道而来请安，因此中国会赐给他们远超过贡品价值的东西。

然而，由于认为不需要民间贸易，因此中国并没有积极在国境开设市场。不过，如果各国除了朝贡之外还恳求进行贸易的话，那么中国会视平日的行为考虑允许。这时也是因为匈奴答应不跨越长城，所以才开放关市。

关市都在进行哪些交易呢？最常见的是丝绸和马。中国商人带来丝绸，匈奴则带来马。中国虽然也有马，但由于战乱和对外征战不断所以马匹不足，价格也相当高昂。

总而言之，和亲之约发挥一定功效，景帝在位期间（西元前一五七～前一四一年），虽然仍有小规模的入侵，但没有发生匈奴大规模侵寇。武帝即位（西元前一四一年）后再度和亲，开关市，赠送给匈奴的物品也非常充足，因此单于之下所有人皆与汉亲近，往来于长城附近。原以为会一直和平下去，然而之后情势突变，汉突然转为采取攻势。

匈奴与汉，迈向全面战争

◎武帝的策略之一——同盟作战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皇帝死后，取适合该皇帝的称号，称作谥号。不采武断政治、推行文治的皇帝被取名“文帝”，活在王朝末期、几乎没有任何权限、年轻早死的皇帝被取名“哀帝”等。被冠以“武”字的皇帝，可见其在军事方面必定有着活跃的表现，如东汉光武帝和南朝宋武帝。武帝多是王朝草创时期的皇帝，在这一层意义之下，西汉武帝可说是特例。武帝在位期间，北亚和中亚的情势有了巨大的转变。

武帝即位（当时十六岁）不久，所有投降的匈奴人都告诉他：“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

武帝虽想攻击匈奴，但仅靠一己之力没有胜算，于是有如发现一道曙光般，遂想与月氏结盟，共同夹击匈奴。武帝立刻招募愿意出使月氏的人。然而，想去月氏，中途必须经过匈奴的领土，结果一直找不到人。最后终于有一个自告奋勇愿意前去的人，那就是张骞。

西元前一三九年或前一三八年，张骞与匈奴人甘父，带着百余名随从，从汉领西端的陇西出发。在进入匈奴境内之后，推测是在祁连山脉附近遭到匈奴俘虏，被送到了单于面前。

也许是随从漏了口风，单于很快就知道了一行人的目的。单于说道：“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他利用巧妙的比喻，让张骞哑口无言。

“越”是上一节提到的南越国，占据今日的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几乎处于独立于汉的状态。说不定匈奴真的打算与南越结盟。匈奴与位于今日青海省附近的羌直接领土相连，也互相往来。若从羌地绕过当时汉境的外围而南下，就可以抵达南越，比起汉前往月氏要容易许多。

然而，对於单于说“月氏在吾北”这一点，稍微有点让人不解。这个时期的月氏已经两度遭到匈奴击败而西逃，照理说应该住在匈奴的西方才对。因此，单于究竟是为了与南越对比才称“北”，或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天山北方、和月氏接壤，又或是单纯的口误？

无论如何，也许是欣赏张骞的胆识，单于虽然拘留了他，但也送给他一名妻子。经过十年的岁月，甚至生下了孩子。而在此期间，对于张骞的监视也慢慢松懈。张骞于是看准时机，与部下一同逃往月氏。他们想必是盗马逃走，因为步行的话很快就会被捕。他们向西走了数十日，终于抵达大宛。

◎张骞带回的成果

大宛是中亚费尔干纳地区的一个繁荣王国。这个国家从以前就听说汉是一个拥有丰富财物的国家，因此想与汉通好，但苦无机会。这时张骞正好到来，于是受到厚待。

张骞趁机游说：“若国王派向导将我送往月氏，我将以汉的众多财物相报。”他取得大宛王的欢心，两者的利害一致，大宛王于是派遣通译，先将张骞一行人送到康居。康居位于费尔干纳沿锡尔河往下一带，是一个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国家。康居又将他们送往大月氏。

大月氏这时以中亚南部、今日乌兹别克南部和塔吉克附近为根据地，南方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今日塔吉克南部、阿富汗北部）也在其支配之下。巴克特里亚本来有一个以西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希腊人为中心所创建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个王国于西元前二世纪中，遭到从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征服，这一点如第五章关于月氏的小节所述。

大月氏在国王遭到匈奴杀害之后，太子成为新的王。另有别的版本说是他的夫人成为新王。第二章介绍的中亚游牧民马萨革泰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也有一个名为托米丽司的女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样属于中亚游牧国家的大月氏，就算有“女王”也不足为奇。

张骞向这个王或女王提议结盟，却没有得到他期待的回应。现在的大月氏获得新的肥沃土地，几乎没有入侵的敌人，生活安乐，再加上与汉的距离遥远，已经失去了报复匈奴之志。

停留一年之后，张骞空手踏上归途。回程为了避免被匈奴抓捕，于是他选择更南方经过羌族领地的路线，但依旧被捕。想必是羌与匈奴保持密切的联络之故。不过遭到拘留后一年多，军臣单于逝世（西元前一二六年），匈奴发生了继位之争，国内一片混乱。张骞趁乱带着匈奴妻子和忠实的部下甘父，终于逃回汉。前后总共历经十三年，成功回到汉的只有张骞和甘父。

西元前1世纪的欧亚大陆

张骞虽然没有完成原本的使命，但带给了汉其他许多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至今为止汉完全一无所知的中亚至西亚一带的情势、兵力、产物、地理相关情报。如前所述，大夏归属大月氏也是其中一个情报。大宛有流血汗的良马（汗血马），这个情报更让武帝想要得到军马，以能够战胜匈奴。故武帝决定远征大宛。另外，张骞也提议与乌孙结盟对抗匈奴，并自愿以使者身分前往。

另外，张骞在大夏的时候，曾看到蜀地的布和邛（皆位于现在的四川省）的竹杖。寻问从何而来，发现是从东南的身毒国（印度）而来，于是推测应该有一条从蜀经由身毒国抵达大夏的路；为此武帝也曾派遣使节前往了解，但无功而返。

◎张骞与玄奘

古代从中国旅行中亚的名人，非张骞和玄奘莫属。一般人似乎都认为，唐代的玄奘乃是怀抱对宗教的热情，只身一人悄悄越过国境，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天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玄奘于西元六二七年（也有六二九年的说法，但我不采用）八月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向西前进，抵达凉州（今日甘肃武威）。他在凉州停留一个多月，期间受当地人们所邀，讲述佛典。凉州是许多中亚出身的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而设置的根据地，与这些商人的故乡中亚联络甚密。

听玄奘弘扬佛典的听众当中，就有这些中亚出身的商人。他们进行布施，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就向他们的地方首长赞美玄奘，并报告玄奘为了寻求佛法而准备前往印度之事，因此中亚各城市的人都满心期待玄奘的到来。我们虽然不知道玄奘是否真的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期待，而在当地讲述佛典，但以结果来说，他的活动非常成功，在他抵达之前就已经有人帮他宣传。

离开凉州之后，他经瓜州（敦煌）出玉门关。玄奘之前约一百年的僧人法显，也是从这里开始向西行，从喀什南下越过帕米尔高原，出犍陀罗。这是前往印度最短的路径。然而，玄奘反而北上，抵达伊吾（现在的哈密）。

玄奘从伊吾向西北前进越过天山，经过天山北路，准备会见西突厥的可汗，但高昌王听闻玄奘的大名，命从属的伊吾王让玄奘绕道高昌。玄奘不得已访问高昌，这是发生在六二八年正月的事。高昌王仰慕玄奘，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留下来，玄奘答应从印度返回的时候一定会再来高昌，才好不容易脱身。在这里玄奘收下了高昌王的礼物，那就是写给西突厥可汗的介绍信。信中希望可汗向西方诸国，也就是中亚西部的绿洲国下令，让玄奘可以越过国境。实际上，高昌王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可汗的长子，这个长子驻扎在吐火罗的活国（现在阿富汗的东北部），玄奘于是在此与他会面。

玄奘从高昌来到龟兹，在这里停留二个多月等待雪融，之后越过天山北边，终于见到西突厥的可汗。可汗为玄奘找来了会说汉语和中亚诸国语言的通译，并写信给玄奘会经过的诸国，将他送到迦毕试国（现在的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玄奘因此一路平安抵达印度。就像这样，可以看出玄奘靠着讲述佛典赚取路费，靠着对当时国际情势的理解选择路径，并善用位于这条路径上的政治权力。

相较于此，张骞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投身敌营。他滞留匈奴十年，还娶了匈奴人的妻子，想必也可以理解匈奴的语言。然而，再往西的西域诸国和大宛、大月氏，张骞是如何与他们沟通？想必西域诸国应该有了解匈奴语的通译才对（详见第七章）。根据《史记》的记载，张骞意志坚定、忍耐力强，以宽容的心相信别人，因此受到蛮夷的爱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平安归来。总而言之，张骞的出使远比玄奘危险，且充满未知数。

◎武帝的策略之二——诱敌之策

张骞出发后杳无音信，武帝于是采取了另一项计策，那就是引诱单于出兵。

西元前一三五年，匈奴派遣使者前来要求和亲。武帝与群臣商议是否该答应，意见分成对立二种。出身燕地、经常担任边境官员且熟知匈奴的王恢主张：“汉与匈奴和亲，匈奴不过数年便背约，不可原谅，应兴兵击之。”

另一方面，身为最高级官员（御史大夫）的韩安国则以“匈奴四处迁移，不易抓捕，汉行军千里而战，兵士疲惫则战力减”等理由反驳。由于大多数人与韩安国同调，武帝只好答应和亲。这时的武帝二十一、二岁，尚无法独排众议，支持主战论。

然而翌年，传来了令武帝心动的情报。一名住在马邑、名叫聂壹的豪族老翁，他透过王恢进言曰：“匈奴初和亲，信任边境的情势，只要用计利诱，再埋下伏兵，必可将其击败。”这是自战国时代以来中国经常使用的“诱敌”之策。想出这个计策的人想必不是聂壹老翁，而是王恢。大概输掉论战的王恢靠着过去的人脉，找上了聂壹。

得到这个情报的武帝再度召集群臣，问道：“朕欲举兵进攻，如何？”韩安国当然持反对的意见，但王恢夸下海口：“不需深入匈奴领地，而是引诱单于的计策，必能俘虏单于。”武帝于是采纳王恢的意见。

汉立刻开始执行作战计划。聂壹故意逃亡匈奴，对单于说道：“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由於单于敬重且信任这个老翁，因此信以为真，便准许了聂壹的计策。老翁回去之后斩杀死囚，将首级挂在城墙上，展示给单于的使者看，当作证据。单于于是越过长城，率十万骑，进入武州塞（雁门东方，马邑之北）。

这时，汉的战车兵和骑兵等约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大批的车马和三十万人能否藏于山谷之中这点令人怀疑，但没有办法确认。单于一路上掳掠，来到马邑前一百里（约四十公里）处。然而他看到家畜遍野，却没有牧人的踪影而起疑。于是进攻附近的一个小寨，俘虏尉史，加以威胁，尉史于是招认了汉的计划。

单于看看左右说道：“几为汉所卖。”于是引兵折返。出了长城之后曰：“吾得尉史，乃天也。”于是称尉史为“天王”。这可说是单于身为游牧民的直觉救了他自己。另一方面，王恢因此被究责，遭到诛杀（也有一说是自杀）。

◎武帝的策略之三——正面交锋

马邑之谋后，匈奴断绝和亲，不时入侵，但在此同时，双方关口互市的交易也愈来愈蓬勃。

武帝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正面交锋。这时是汉自文帝、景帝以来国内政治最平稳的时期，同时也储备了一定的财力，强化了军事能力。

西元前一二九年春，匈奴入侵上谷（北京西边），杀掠官员和民众。对此，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武帝交给四位将军各一万骑兵，从不同地方攻击匈奴。从上谷出阵的车骑将军卫青直捣龙城，拿下匈奴的首级并俘虏了七百人，可说是小有成绩。然而，从云中出阵的轻车将军公孙贺没有得到任何战果，无功而返。从代出阵的骑将军公孙敖被匈奴击败，失去了士兵七千人。而从雁门出阵的骁骑将军李广（李陵的祖父）则遭到俘虏。

李广是自文帝时代起的勇将，名声响彻匈奴。单于好不容易生擒李广，想延揽他为匈奴的将军。为此，匈奴兵将受伤的李广抬上架在两匹马之间有如担架一般的东西上，准备将他带回匈奴。李广装死，在他睁开眼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名匈奴的孩童骑着骏马。李广立刻起身跃上孩童的骏马，夺走孩童手里的弓箭，把孩童推下马，鞭打马匹向南逃走。他用孩童的箭射杀追赶的匈奴兵，好不容易回到汉（《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这对勇将而言，可说是非常耻辱且狼狈的脱逃剧。总而言之，汉与匈奴的第一场正面交锋，以一胜两败一平局收场。

匈奴也立刻还击，同年秋天，数千匈奴人入侵渔阳。西元前一二八秋，两万骑入侵，杀了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另外也入侵雁门，杀掠了一千人。对此，汉则派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取匈奴首级和俘虏数千。

西元前一二七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抵达陇西，击败黄河南边的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取匈奴首级和俘虏数千，牛羊一百万头。最终他取得了黄河南侧所有地区，修复过去秦将蒙恬所筑的长城。另一方面，汉则放弃了上谷北边突出的造阳，给了匈奴。这可说是战果显赫。

西元前一二六年军臣单于死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击败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自立为单于。匈奴发生内斗，败阵的於单逃亡，向汉投降。从这个时候开始，形势逐渐转向对汉有利。

◎匈奴明显处于劣势

西元前一二五年匈奴发动攻击，各三万骑分别入侵代、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另外，右贤王不时入侵过去曾是自己领地的黄河之南，杀掠许多官员和民众。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出现有实力的匈奴人投靠汉。

西元前一二四年春，汉发动大规模攻势。卫青成为大将军，率领六将军和十万兵马，从朔方和高阙等地出击。匈奴的右贤王在距离长城六百到七百里（二百四十～二百八十公里）处扎营，他判断汉军到不了这么远而掉以轻心。某一天晚上，右贤王喝醉了酒，汉军趁夜偷袭，加以包围。右贤王急忙带着一名爱妾和精锐数百骑落荒而逃；汉军抓捕了右贤王旗下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同时又得到家畜数十万至百万头。匈奴到了秋天又入侵代，抓走了千余人。

西元前一二三年，卫青再度率领六将军和十万骑兵从定襄出击，杀敌和俘虏约一万九千人，但汉也折损了两个将军和三千骑。前将军赵信看到战况不利，投降匈奴。赵信原本就是匈奴的小王，投降于汉，成为前将军，但又重新投靠匈奴。单于重用赵信，赋予他自次王的称号，又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为妻。在赵信的建言下，单于将根据地往北移，采取让汉军抵达前就疲惫不堪的战略。

西元前一二二年春，匈奴一万骑入侵上谷，杀了数百人。西元前一二一年春，二十岁弱冠之龄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骑出陇西，经焉支山进入匈奴境内，杀敌并俘虏约一万八千人。另外又得到休屠王祭天时使用的“金人”。所谓“金人”，据推测应是金属或黄金制造的人形神像，但很可惜地，目前尚未出土类似的神像。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度出击，经居延攻祁连山，杀敌并俘虏三万、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在失去祁连山和焉支山时，匈奴流传这样的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山是水草资源丰富的良好牧地，而焉支山则可以取得涂在脸上的红色颜料。匈奴也反击，但左贤王的军队和李广的军队皆折损数千人，同受损失。

“马踏匈奴”的石像　立于陕西省兴平市茂陵的霍去病墓前。留着胡须的匈奴仰躺，被马踩在脚下。

同年秋天，位于匈奴西方、在浑邪王和休屠王指挥之下的数万军队也遭到汉军杀害，单于大怒，召回两王，欲处以极刑。两王害怕，于是率领四万人投汉（中途浑邪王杀了休屠王）。西部的背离对匈奴造成极大的打击。

就算如此，西元前一二〇年，匈奴还是各率数万骑入侵右北平和定襄，杀掠千余人。

西元前一一九年春，汉军发动总攻击。由於单于的大本营退到北方，因此汉军准备了长途远征的充足粮食和搬运粮草用的马匹。汉军逼近单于的大本营，单于带着仅数百骑逃往西北方。由於单于一时生死不明，右谷蠡王于是自立为单于，在真正的单于出现之后右谷蠡王又归还单于位，可说是一片混乱。

匈奴在这场战争中折损八万到九万人，但汉也失去了数万人和十万匹马，总算暂时收兵。然而，汉的领土在此战之后确实扩张到黄河以北，并在那里展开大规模殖民。

第七章匈奴的衰退和分裂

霍去病　西汉汉武帝时代对抗匈奴的名将。位在中国酒泉市的霍去病雕像。

河西和西域的攻防

◎汉与乌孙同盟

西元前一一九年的大混战之后，双方都暂时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尤其是汉，也许是连年征战的疲惫，西元前一一七年，霍去病年仅二十四岁便死去，令武帝深受打击。

接连的对外征战，使得汉的国家财政濒临破产。为了增加岁收，西元前一一九年，武帝下令实施盐和铁的专卖制。盐和铁由国家独占贩卖，收益归入国家财政。西元前一一五年实施均输法，前一一〇年实施平准法，武帝政权压抑大商人的利润，将其纳入国家财政，除此之外当然也进行增税。这些政策使得人民的生活变得困苦，但也让汉军有能力再度出击。

之后汉朝进攻的方向不向北，反而改往西。比起直接攻打匈奴，汉的目标是让羌和过去从属匈奴的西域和乌孙等脱离匈奴。另外，汉又在前往西域的祁连山脉沿路绿洲地带，也就是所谓的河西走廊（今日的甘肃省）进行大规模殖民。除了增加国家税收，也期待能够解决西方远征军和当地驻扎军粮食供给的问题。

建言进攻西方的人是张骞。西元前一二二年，由于张骞在与李广的共同作战中延迟抵达，遭到问罪论斩，之后付钱免罪，被贬为庶民。想尽办法希望恢复侯位的张骞于西元前一一五年，向武帝提案与乌孙结盟。只要拉拢乌孙，让他们搬到投降的浑邪王的旧地，就能“断匈奴右臂，且以西诸国皆可招来而为外臣”，这样的说法打动了武帝。

武帝于是立刻任命张骞为中郎将，命他带着三百士兵前往乌孙。一名士兵分到两匹马，还有作为路上粮食的牛羊数万头。为了拉拢乌孙王，张骞还带了巨万的黄金和丝绸，同时也为了向其他国家遣使，而带了大批的副使随行。

在乌孙，王号称作昆莫或昆弥。张骞不仅赠礼，还提议送汉的公主当昆莫的夫人。然而，这时的昆莫年老，国内为了继位者的问题分成三派，再加上长期从属匈奴，十分畏惧匈奴，无法仅凭昆莫一人的判断，就轻易地决定与汉结盟。

结果，和张骞之前出使大月氏一样，这次也无法得到好的回应，他只好带着乌孙的使者数十人和马数十匹踏上归途。回到汉之后一年，张骞便过世了，然而他的努力在不久后开花结果。张骞为了展现汉的富裕而带回来的乌孙使者，他们在回国之后都报告汉的领土广大，人口众多，非常富裕。乌孙因此逐渐认识到汉的强大，终于在西元前一〇五年娶了汉的公主，称作右夫人——不过同时也从匈奴娶妻称作左夫人，保持平衡。然而，汉送来的公主细君无法适应乌孙的生活，因怀念汉而咏叹的诗，一直流传至今。

另外，张骞从乌孙派往西方诸国的副使们，陆续带着各国的答礼使节回汉。于是不仅乌孙，中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与汉创建国交。正如张骞所言，断了匈奴的右臂。

◎派往西域的使节团

当初，汉的领域西端原本只到渡过黄河不远处的令居，不过武帝首先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随着人口增加，又分设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关于设置这些郡的年代，《汉书》本纪和地理志的记载不一，但大约是在西元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初。这些郡所连起来的细长地带位于黄河以西，因此被称作河西走廊。汉在河西走廊的北侧构筑烽燧台和城塞，防止匈奴入侵。结果，匈奴不仅被夺走了良好的牧地，与羌的直接联络也变得非常困难。

汉确保了前往西域的通路后，听闻西域盛产良马和珍奇之物，武帝于是派遣使节团前往西域。一次的使节团大则数百人，小也有一百多人，一年多则十次，少也有五到六次。前往较远的地方往返需要八到九年，近的地方也要花费数年。根据记载，这些使节都带着与张骞同样的东西，因此想必是带了黄金和丝绸。有这么多的使节团出使，西域于是到处都是汉的物品，已经逐渐不被视为是贵重之物。

另一个问题是使节团成员的素质；在他们当中，许多都是想要一攫千金的骗子、无赖之徒、出身贫困之人，团长也都是些大言不惭之辈。还有人在中途侵吞送往西域的货物，或是廉价转卖。因为使节的素质参差不一，每个使节说出的话也不同，使得西域诸国感到非常困惑，最终不再供给使节食物，导致使节之间彼此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当中位置最靠东、汉前往西域时必会经过的楼兰和姑师（自西汉后半起写作车师。车的古代发音与姑的古代发音相近），攻击了汉的使节。想必是与其呼应，匈奴的奇袭部队也不时发动攻击，妨碍汉使节的往来。到了西元前一〇八年，汉派遣将军赵破奴攻击姑师和楼兰，俘虏了楼兰王。

就算如此，西域诸国依旧惧怕匈奴而轻视汉的使节。另外，大宛以西，也就是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西方诸国由于距离汉非常遥远，因此一直不如汉意。尤其是大宛拥有许多好马，却藏于贰师城，不愿给汉的使者。无论如何都想得到好马的武帝，于是在西元前一〇四年，派遣远征军前往大宛。为了得到贰师城的马而被委以重任的，是当时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

李广利率领“属国的骑兵（想必是臣服汉的北方诸族骑兵）和郡国品行恶劣的少年（国内各地年轻的无赖）”，兴高彩烈地出发，但中途得不到西域诸国的帮助，在没抵达目的地前就不得不折返。武帝大怒，命李广利留在敦煌，再度派遣六万大军（也多是囚犯或年轻的无赖），又送了充足的武器和粮食，命他再次出征。康居虽然答应援救大宛，但这次李广利好不容易取得胜利，得好马数十匹、中马（中等的马）以下三千匹。前后四年的远征，终于让西域诸国开始重视与汉的交流。

西元前1世纪前半的匈奴与汉

◎西域与匈奴的关系

如第五章所述，西元前一七六年至前一七四年，匈奴第二次攻击月氏，将西域诸国归入其统治之下。关于其统治体制，《史记》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只能从片段拼凑当时的情况：

关于李广利远征大宛之前的情况，根据〈大宛列传〉的记载，比起汉使节，匈奴的使节在西域受到更大的礼遇。匈奴的使节只要持单于的“一信”，诸国就会“传送”给食。“一信”指的是单于所发的证明文件，想必是相当于后世蒙古时代的牌子。“传送”明显指的是驿传，也就是在投宿的驿站换马继续旅程的制度。这原本是在统一国家当中才有可能实施的制度。目前没有证据判断，究竟是在匈奴统治这个地方之后才创设驿传制度，或是从以前月氏统治时代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制度，又或是与这些统治者无关，西域诸国原本就有这种横向的链接。总而言之，匈奴的使节得以充分利用这个制度。相较之下，汉的使节不卖丝绸则没有食物吃，不买家畜则无法换马。

另外，楼兰于西元前一〇八年投降汉之后，匈奴派兵前往楼兰。楼兰不得已将其中一位王子送给匈奴，另一位王子送给汉当人质。匈奴独大的时候，想必他们只须送人质到匈奴。由此可见西域的小国夹在两大国之间，不得不展开兼顾双方的艰困外交。之后，就算汉逐渐巩固对西域的统治，楼兰和车师依旧受到匈奴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许与距离匈奴的根据地较近有关。

◎匈奴的日逐王和僮仆都尉统治西域

关于匈奴统治西域的架构，《汉书》当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由于军臣单于之后的单于都较早死亡，无法立长子为单于，因此有时会由单于的弟弟即位，继承关系逐渐混乱。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元前九六年，狐鹿姑单于即位前，差一点由弟弟左大将继位单于。虽然在兄长左贤王出现后，弟弟立刻让出了单于之位成为左贤王，但条件是在自己死后要由其子先贤掸继承左贤王之位。数年后，左贤王病死，原本应由其子先贤掸继任左贤王，但狐鹿姑单于让自己的儿子当左贤王，而让先贤掸担任“日逐王”。就这样，《史记》本文没有出现日逐王的封号（后世的注释当中有出现）在此第一次登场。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日逐王的地位低于左贤王。左贤王是仅次於单于的第二把交椅，日逐王的地位当然比较低。《汉书》特地说明是因为至今为止没有关于日逐王的记述，为了表示上下关系，因此才会刻意记载，想必是为了强调“日逐王的地位虽高，但低于左贤王”。

另外，〈西域传〉当中，记载日逐王的活动如下：“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焉耆、危须、尉黎位于车师的西南边，皆是博斯腾湖（巴喀剌赤海）北岸的绿洲城市。从车师和楼兰前来的道路在此交会，同时也是往西的据点，属于当时西域的交通要冲。之后统治西域的汉，也在此西边的乌垒设置西域都护府。有人认为，日逐王和僮仆都尉对西域的统治在匈奴自全盛时期起就发挥功效（加藤谦一，《匈奴“帝国”》，第一书房，一九九八年）。然而，日逐王和僮仆都尉没有出现在《史记》当中，再加上《汉书》的记载方式看起来好像是“日逐王”是为了先贤掸所新设，因此应该是在这时首度设置的统治机构（护雅夫，〈“匈奴”的国家〉，《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Ⅲ》，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在此之前，西域应该也存在其他的统治机构，但在汉踏足西域的这个时期，为了重建架构并强化统治体制而设置新的机构，这样的看法也属自然。

《汉书》没有记载匈奴从西域得到了什么。不过从匈奴每年从汉手里获得的东西推测，想必包含了谷物和酒（酒是葡萄酿造。又，中亚当时尚未生产丝绸）。另外，僮仆都尉这个名称也值得注目；顾名思义，有可能是召集僮仆，也就是奴隶在匈奴境内劳动。关于这个问题，留待下一章详述。

◎楼兰和车师的烦恼

如前所述，楼兰向匈奴和汉双方遣送人质。西元前九二年，楼兰王死后，楼兰国人希望召回在汉当人质的王子继承王位。然而，王子因为某个违法行为受到连坐惩罚，被处以宫刑（去势之刑）。汉当然不可能送回遭到去势的王子，于是找了含煳其辞的借口：“侍子，天子（武帝）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

楼兰立了新王之后，又将王的长子（名安归）遣送匈奴，次子（名尉屠耆）遣送汉当人质。这个王不久之后也死了，得到消息的匈奴很快送回人质安归，继位而成为新的楼兰王。汉也承认新王，命他入朝，准备厚加赏赐。然而，新王的后妻（婚姻习俗与匈奴相同，因此原本是新王的后母）说道：“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反对新王入朝。王也认为有理，于是以“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为由，拒绝入朝。

由于楼兰在西域当中位置最靠东，距离汉较近，因此负责担任汉使的通译与向导角色，又因处干燥地带，供给水和粮食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大负担，再加上汉的官员和士兵经常暴力相向，惹得楼兰相当不满。于是他们再度投靠匈奴，经常刺杀汉使。对此，西元七七年，汉便派遣刺客混在使节团中。使节团长将黄金和丝绸品放在楼兰王面前，并将他灌醉，假借欲与王密谈接近，一举刺杀了楼兰王。然后，汉送回楼兰王在汉的弟弟尉屠耆，欲立为新王。但尉屠耆在楼兰的根基不稳而无法入王城，于是与汉的部队在其他的小城屯田积谷。从这一连串的经过可见汉以大国之姿蛮横不讲理，随意操弄小国的命运。为了压制匈奴，比楼兰更重要的是车师。车师与匈奴长期保有同盟关系，又横跨天山南北，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西元前九九年，汉以匈奴投降的介和王（职务不明）为首，派遣楼兰的兵攻击车师，但由于匈奴的右贤王赶来增援，汉军只好退兵。

西元前八九年，汉又命介和王率领西域六国的兵马进攻车师，这次成功降伏车师。然而昭帝（西元前八七～前七四年在位）时，匈奴命四千骑在车师屯田，车师又投靠匈奴。宣帝（西元前七四～前四九年）即位，派兵驱逐屯田车师的匈奴兵，车师又回到汉这一边。然而，在乌贵即位车师王之后，与匈奴结亲，并告诉匈奴汉使通行乌孙的路径。

西元前六八（或前六七）年，汉派遣被免除刑罚的罪人作为屯田兵前往渠犁（尉黎的西邻），秋收后，率西域诸国的兵力一万余人和屯田兵一千五百人进攻车师，攻陷车师前国的首都交河城。汉在此终于成功掌控车师，但匈奴的骑兵之后也经常出没车师附近。根据匈奴的投降者所说，匈奴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支配车师，乃是因为单于和大臣都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换句话说，对匈奴而言，车臣是供给谷物生产的重要地方。

内部斗争、投降、饥荒、叛乱

◎暂时休兵和重启战争

西元前一一九年汉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后，两军暂时停止干戈。伊稚斜单于派使者前往汉，欲再度和亲，但汉逼迫匈奴、要其称臣，于是单于一怒之下中止交涉。西元前一一四年单于死后，新的乌维单于继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仅西元前一一二年匈奴入侵五原、杀死太守而在史料中留下记录。由于汉这时将精力放在远征南越，因此没有余力对匈奴派兵。之后彼此间虽然也有使者来往，但汉不改要求匈奴遣送人质的高压态度，而匈奴也执着于过去的贡纳条件，因此交涉始终无法顺利进行。

西元前一〇五年乌维单于死去，子乌师庐（或写作詹师庐）继位，由于年纪尚轻，因此被称作儿单于。从这个时候开始，匈奴将根据地迁往西北方。为此，左方的军队移至云中的北方，而右方的军队则位于酒泉、敦煌的北方。在汉的攻击下，匈奴的左方损害尤其大；之所以如此，一般认为是汉有意让过去曾在匈奴统治下、如今受自己指使的乌桓（与鲜卑同样被认为是东胡的后裔）踏足这块空白土地的缘故。

儿单于继位后，汉于西元前一〇四年派遣两名使者来到匈奴。一人吊问单于，另一人吊问右贤王，意图离间两人。然而，由于两人都被带到单于面前，于是计划败露，单于一气之下拘留了汉使。在之前不欢而散的交涉中，单于也曾因为汉的高压态度而发怒拘留汉使，使节团前后总计被拘留了将近十次。对此，汉也不甘示弱，拘留了匈奴来的使节。高层顽固，遭殃的是没有获得全权委任的使节。

这一年初的冬天，风雪降临匈奴，许多家畜饥寒而亡。蒙古将冬季的天候灾害称作“dzud”。这样的灾害又可分为白灾和黑灾。白灾是降雪大到家畜无法用腿拨开雪吃下面的草，最终饥饿而死的灾害。相反地，黑灾指的是完全不降雪，寒气使得草完全枯死发黑，无法食用所引发的灾害。这个冬天袭击匈奴的是白灾。

不仅天灾，匈奴的人民也为人祸所苦。儿单于的性格喜好杀人，国内因此人心惶惶。体恤民心的左大都尉秘密通汉，说：“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汉为了接收投降者，于是在长城北侧兴建名为受降城的城塞。但这里距离匈奴还是很远，赵破奴于是率二万骑北上，准备迎接投降者。

然而事迹败露，单于杀了左大都尉，派八万骑包围北上的汉军。赵破奴奋战却依旧无力回天，全军投降匈奴。单于又进一步进攻受降城，但没有得手。从这起事件开始，两军又回到战斗状态。

◎多灾多难的使节团

儿单于在位仅三年就病死。由于子嗣尚年幼，于是由叔父右贤王呴梨湖担任单于。西元前一〇二年，匈奴入侵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掠数千人。单于又命右贤王入侵酒泉、张掖，掳走数千人，但又被汉军夺回。翌年，呴梨湖单于计划拦截远征大宛凯旋而归的李广利，但没有成功。

同年冬天，呴梨湖单于即位仅一年便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成为单于。司马迁关于匈奴的记述大约在这时便结束，之后的发展只能仰赖班固的《汉书》。有人批评司马迁“偏袒蛮夷”，可见他是在对匈奴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述，但班固也许是因为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因此对待匈奴的态度略有不同。

且鞮侯单于即位后，立刻将至今为止拘留的汉使当中没有投降匈奴的人全部送回汉（可见也有人投降匈奴），并以谦卑的态度说道：“汉天子，我丈人行也。”这样说是因为且鞮侯的伯父军臣单于从汉景帝那里迎娶了公主（名义上是景帝的女儿），而武帝是景帝的儿子，因此军臣单于和武帝名义上是姻亲兄弟，而且鞮侯单于则是武帝的姻亲外甥（见“匈奴单于的系图”）。

匈奴单于的系图　根据泽田勋《匈奴》东方书店，1996年制成。

汉于是也送回拘留的匈奴使节，并派苏武为使节团长，带着许多礼物一起前往匈奴。然而，收到礼物之后，单于的态度便转为骄傲自大，完全不如汉的期盼。这时，不幸的事情降临在苏武身上。一个企图反叛单于的团体与使节团的副使互通有无，结果事情败露。苏武完全不知情，但使节团的所有人都被强迫投降匈奴。然而，苏武以不能背叛汉为由，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在匈奴的努力照看之下，苏武捡回一条命。听闻此事的单于认为匈奴需要如此有骨气的人，更进一步游说苏武投降。

此时负责游说苏武的人是卫律。卫律的父亲是匈奴人，投降汉后生下卫律。卫律在友人李延年（李广利的兄长）的推荐之下成为汉的使者前往匈奴，但回国之后，李延年和弟弟李季因扰乱宫廷风纪而被处死（不过，这时李广利不知为何没有受罚。李广利的地位是在之后才遭到动摇）。唯恐受到波及的卫律立刻亡命匈奴。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样的手段，卫律受到单于的宠信，参与国政，又得到丁零王的称号。史书没有记载卫律亡命匈奴的年分，但想必是在上述送还汉使之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卫律游说苏武，是在他亡命匈奴不久之后。又或者，在之前汉使被拘留的期间中，卫律就已经与且鞮侯有来往。结果卫律的游说失败。苏武之后也受到各种威胁、利诱、刁难，但他不屈服，十九年后终于回国。

◎李陵和李广利投降匈奴

且鞮侯单于和武帝互不相让，再加上汉使的弄巧成拙，使得交涉陷入死胡同，于是汉在这时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西元前九九年夏天五月，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从酒泉出发，在天山（应该是东端）攻击右贤王。取得首级和俘虏一万余，但在回程的时候遭到匈奴大军包围，由于粮食不足，死伤人数增加。李广利不好容易冲出重围，但汉军的死者高达六到七成。

同一时间，名将李广（和李广利毫无关系）的孙子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从居延的北方出发，遇上了单于本部的八万骑大军。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李陵军奋力抵抗，逐渐撤退到汉的防御线附近，但最终寡不敌众，李陵遭到俘虏。据说他假装投降，准备刺杀单于。

看到李陵奋勇杀敌的样子，单于于是想要延揽他成为自己的将军。李陵原本并无此意，但在阴错阳差之下，留在都城的李陵一族全部遭到武帝处死。事既如此，李陵也不可能再回到汉。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并给予右校王的称号。右校王的具体职务不明，但相对于卫律随时在单于身边担任顾问，李陵则是有大事的时候才参与议论。

关于李陵在这段时间心中的纠葛、归顺匈奴后与苏武的交流、与卫律之间的你来我往等，不仅是历史家笔下的内容，也是激发作家创作欲的题材，因此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文学作品。围绕李陵的人际关系，就留给这些作品（中岛敦、佐川美代太郎、护雅夫、富谷至）讲述，本书继续往下看后来的发展。

西元前九八年秋天，匈奴入寇雁门。太守（郡的长官）由于胆小畏敌而遭到公开处刑，可见匈奴占了压倒性优势。

也许是为了报复这次的匈奴入寇，翌年春天，李广利率领骑兵六万、步兵七万从朔方出击，其他三位将军共率骑兵一万、步兵七万，从朔方、雁门、五原出发。面对汉军大举来袭，匈奴将家族和财产移到余吾水（今日的土拉河）北边，单于则带着十万兵马在河的南边等待李广利大军到来。两军激战十多日，依旧无法分出胜负。与左贤王对战的将军陷入劣势而退兵。

且鞮侯单于于西元前九七年病死，之后由狐鹿姑单于即位。接下来两军有好一阵子没有动静，但在西元前九一年九月，匈奴入寇上谷、五原，杀掠官员和人民。西元前九〇年正月春天，匈奴又入寇五原和酒泉，杀了两郡的都尉（军司令官）。作为回应，三月时，李广利率七万大军从五原出发，其他两位将军分别率领二万人和四万骑从西河和酒泉出发，直捣匈奴。

收到消息之后，匈奴再度将家族和财产移到余吾水之北和郅居水（可能是现在的色楞格河）以北的赵信城，巩固迎战的态势。这场大战当中，李陵也和匈奴的大将率领三万骑参战，于浚稽山与同样三万的汉军交手，但根据《汉书》的记载，李陵没有获得太大的战果就往北撤退。

李广利的本队躲过卫律的伏击北上。这时，李广利的妻子因为卷入武帝继承之争的咒杀事件（巫蛊之祸）而遭到连坐下狱，听到消息的李广利为了免罪而急于立功，一路进军到郅居水之北，但士兵长途征战，疲劳已经到达极限。最后汉军在退回燕然山的时候遭到匈奴军击溃，李广利也不得不投降。单于原本就知道李广利既是汉的大将军也是重臣，因此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地位高于卫律。

◎领导阶层的内部分裂和人心背离

西元前八九年，单于派遣使者前往汉，表示希望如过去一样缔结协议，匈奴迎娶公主、汉提供酒、米、丝绸等，双方停止在边境偷盗。带来回复的汉使抵达匈奴后，单于向左右说道：“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以此批评汉。汉使承认，但又再说道：“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大怒，谈判因此决裂，汉使也被拘留在匈奴三年。

武帝死后的西元前八七年冬天，匈奴入侵朔方，杀掠官员和人民。然而，匈奴因为长年战乱而疲敝，陷入人与家畜难以顺利生产的困境。因此，单于之下所有人都想要和亲，但单于于西元前八五年病死。

单于有一个担任左大都尉的异母弟。由于这个弟弟贤能，在国内的声望很高。阏氏怀疑单于不立自己的儿子，而要立弟弟为继承人，于是秘密派刺客杀了左大都尉。左大都尉的同母兄长记恨，之后不再出席每年於单于本营召开的集会。

单于临终前对床前的贵人们说：“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之后死去。然而，卫律与颛渠阏氏（单于的第一夫人，被称作大阏氏的阏氏可能是第二夫人）共谋，隐瞒单于的死，窜改单于的命令，并与单于临终前在场的贵人们饮酒结盟，立阏氏的儿子左谷蠡王，是为壶衍鞮单于。

左贤王和右谷蠡王因为没能当上单于而记恨，想要率领旗下部众归顺汉，但又没信心事情是否能如自己所想。他们于是威胁卢屠王（职务不明）一起西进，准备在降伏乌孙之后进攻匈奴。这是藉乌孙之力打倒单于的计划。然而，由于卢屠王将计划告诉单于，单于于是派人问罪。右谷蠡王反将所有罪都推到卢屠王头上，但人人都知道这是冤罪。自此之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分别留在自己的领地，不再出席龙城的大会。

之后，单于年少也就罢了，但由于掌握实权的母亲行为不正（史书没有具体记述是什么行为），导致人心背离，陷入一旦遭到汉的攻击就会分崩离析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提议和亲，也只会被汉看破手脚，但入侵边境又没有把握获胜。为此，匈奴几乎很少入寇。

◎与乌桓、乌孙、丁零的抗争

西元前七八年，匈奴三千骑入寇五原，杀掠数千人。更有数万骑在长城附近狩猎，伺机进攻长城外的小城塞，俘虏官员和人民。然而，因为汉的烽火台发挥功能，匈奴就算入寇，得到的东西也很少，入寇的情况更加减少。

这时，汉从匈奴投降者的口中听说：“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两万骑击乌桓。”汉准备趁着匈奴攻击乌桓的时候攻击匈奴，于是派遣两万骑出阵。然而，匈奴在进攻乌桓之后，得知汉军即将到来，于是立刻退兵。汉军无法空手而回，于是进攻遭到匈奴袭击而衰弱的乌桓，斩首六千人，抓了三个王。乌桓可说是遭到无妄之灾。

另一方面，匈奴将矛头转向西方，攻击乌孙，取车延和恶师之地，带走了当地的人民。尽管内田吟风认为车延和恶师相当于今日的库车和阿克苏，但这两地并不是天山南麓的绿洲城市，而是乌孙境内的某处才对。此外，匈奴又要求乌孙交出汉嫁到乌孙的公主。乌孙王昆弥和公主于是在西元前七二年，写信给继昭帝之后即位的宣帝，请求派遣援军。

汉回应他们的请求，于西元前七一年正月，派遣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出击，乌孙也派出五万骑，共二十万骑对匈奴发动总攻击。听到这个消息的匈奴，让老弱者和家畜逃到遥远的北方。正因如此，才会有将军“仅斩首、俘虏敌人十九人、捕获牛、马、羊一百头便满足战果”这类寒酸的说法。然而，以整体来看，匈奴的折损包括居高位者在内的四万人，被夺走的家畜全部高达七十万头。据说家畜全部被乌孙所夺，这对匈奴而言是极大的打击。

这一年冬天，单于率领数万骑准备向乌孙复仇。他们在俘虏乌孙的老弱者后准备返回，中途遭遇大雪，人和家畜都冻死，平安归来的人不到十分之一。北方丁零、东方乌桓、西方乌孙的进攻，使得匈奴的困境雪上加霜。三国合计杀了数万匈奴人，匈奴的家畜也承受了极大的损失。屋漏偏逢连夜雨，匈奴又发生了饥荒，人死了三成，家畜死了五成。汉又派出三千骑，俘虏匈奴数千人后返回。至此，匈奴再也没有反击的余力。

西元前六八年壶衍鞮单于死去，弟左贤王即位，是为虚闾权渠单于。政权内部比起和亲派，强硬派的势力更大，随时伺机入侵，但终究没有成功。再加上饥荒和丁零的入侵不断，匈奴不见东山再起的迹象。

如前所述，西元前六八（或是前六七）年，西域诸国和汉共同攻击追随匈奴直到最后的车师，车师投降。西元前六〇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由于后继人选的纷争，匈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领数万骑在西域投降汉。汉就是在这时候于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作为匈奴最后一线希望的西域也断了线。

该成为汉的属国还是……

◎兄弟单于的对立

新立的握衍胊鞮单于欲与汉恢复和亲，但由于性格残暴，内部陆续出现反叛者。西元前五八年，首先在匈奴的左地，也就是东部，前任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狦被推举成为呼韩邪单于。呼韩邪率左地之兵四至五万人西进，为了攻击握衍胊鞮单于而推进到姑且水之北。还没有交战，握衍胊鞮单于就败走。他求助于弟弟右贤王，但弟弟说：“汝不爱人，杀兄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抛弃了他。再也无计可施的握衍胊鞮单于如右贤王所言，自杀身亡。呼韩邪单于找来身在“民间”的兄长呼屠吾斯，任他为左谷蠡王。呼屠吾斯不知为何身在“民间”，也许是因为犯了某种罪而被剥夺了身分。之后，呼韩邪和这位兄长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斗。

内乱完全没有平息的迹象。握衍胊鞮单于的堂兄弟们和投降汉的日逐王之兄，以及呼屠吾斯纷纷自立为单于。期间反复发生内战，有的单于被杀或投降，也有些单于归顺于汉。最终只剩呼韩邪单于和其兄长郅支单于（呼屠吾斯）。

西元前五四年，两者决战，最终由郅支单于获胜，在单于原本应在的地方设立本营。战败的呼韩邪在重臣的建言之下决定成为汉的臣下，仰仗汉的援助。当然，旗下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但呼韩邪贯彻了投汉的方针，南下接近长城。西元前五三年，呼韩邪之子右贤王进入汉的朝廷奉侍。另一方面，郅支单于也将其子右大将送入汉的朝廷。

◎单于称“藩臣”

西元前五二年，呼韩邪单于走进汉五原城塞的城门，表达了希望翌年正月入朝的愿望。到了正月，汉于五原至长安的沿路各郡安排骑兵二千出迎。汉宣帝此时依每年正月的惯例，行幸甘泉宫。过去老上单于曾入寇至这附近，斥侯骑兵也曾侵扰甘泉宫，而呼韩邪单于是为了拜谒宣帝而来到甘泉宫。

为了迎接单于，朝廷上下议论该如何应对。关于这场议论，《汉书》当中的记载略有矛盾，而对於单于究竟是否真的成为汉的臣下，日本学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堀敏一，《东亚世界的形成》，汲谷书院，二〇〇六年）。斟酌朝廷采纳的萧望之的意见，下列的解释应属适切：由于匈奴是不使用汉历的敌国（匹敌之国），因此不以臣下之礼，而以客礼对待。单于就算称藩臣，汉也应展现谦让的态度，不视其为臣下，而以高于诸侯王的地位，给予特殊的待遇。

也许有人会认为不使用汉历又有什么问题，但使用中国的历制，就代表承认中国的权威。在实际拜谒的场面上，呼韩邪单于虽称“藩臣”，但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字。想必是在事前的排练当中，确实以汉语记住了“藩臣”两字。

关于呼韩邪单于带来的礼品，仅写作“珍宝”而没有具体的记述，但赐给单于的物品则有详细的清单。根据记载，汉赐给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金印）、盭緺绶（草绿色的绶带）、柄与锷镶有玉的宝剑和腰间配刀、弓一把、箭四发（一发十二支）、带有绢饰的戟十只、安车（有座位的车）一辆、鞍和辔一副、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一斤＝二百五十七公克）、铜钱二十万、衣服七十七套、各种丝绸品八千匹（一匹＝四十尺＝九公尺）、絮八千斤。单于在长安的宅邸滞留一个多月后返回，临走前在边境又获赠米粮合计三万四千石。

同一年，郅支单于也遣使献上贡品，汉也回赠厚礼。两单于翌年也再遣使进贡，但这时汉赐给呼韩邪一方较多的物品。呼韩邪单于又于翌年亲自入朝。这时汉也以第一次相同的仪礼对待，赐给的物品也相同，同时又追加了衣服一百一十套、锦缎九千匹、絮八千斤。元帝即位后的西元前四八年，呼韩邪向他诉苦民众的穷困，于是汉又供给了云中和五原的谷物两万石。

◎郅支单于的西走

郅支单于认为南下降汉的呼韩邪没有这么快回来，于是将势力集中在西方和北方。他首先与乌孙联手，试图借乌孙之力。然而比起郅支单于，乌孙更顾虑汉的意向，因此反而派兵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迎击打败乌孙，又兼并了乌揭（与阿尔泰山一侧的呼揭相同）、坚昆（叶尼塞河上游）、丁零（贝加尔湖西南）等北方三国，将大本营设在坚昆之地。就像这样，由于郅支单于将大本营迁到遥远的西方，因此在他范围下的匈奴被称作西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范围下的匈奴则被称作东匈奴。然而，西匈奴的命运很快走到尽头。

汉独厚呼韩邪单于，再加上郅支单于的大本营远离了汉，因此郅支单于要求归还入汉做人质的儿子。汉廷对于是否应该归还人质而有不同的意见，但为了展示汉天子的恩情，于是派遣使者谷吉同行，归还人质（西元前四四年）。然而没想到，郅支单于竟然杀了远道而来的谷吉等人。此举使郅支单于和汉的关系决裂。

就在郅支单于担心呼韩邪单于和汉联手进击时，康居突然提出了结盟的提议。为乌孙入侵而苦的康居，希望与乌孙旧主的匈奴单于联手对抗乌孙，于是差遣使者来到身在坚昆之地的郅支单于面前。郅支大喜，立刻往西出发，但途中遇到寒流而冻死了许多人，仅三千人平安到达康居（西元前四四～前四三年）。无论如何，郅支单于与康居联手，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单于为妻，郅支单于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

康居借郅支单于之名向诸国示威，而郅支单于则是借康居之兵攻击乌孙。郅支单于的军队入侵至乌孙王所在的赤谷城，杀掠人民，抢夺家畜。赤谷城推测位于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南方的纳伦河流域，该河流源出天山西部。郅支单于因胜而骄，认为康居王对自己不敬，一气之下杀了康居王的女儿和贵人，以及数百名民众，并将尸体肢解投入都赖水中。都赖水指的是塔拉斯河。顺道一提，约八百年后，唐在这里与阿拔斯王朝交战。

郅支单于征召人民在塔拉斯河畔筑城。据说每日差使五百人，费时二年。又遣使要求西方的大宛和阖苏等进贡，诸国不得已只能进贡。如前所述，大宛是位于今日费尔干纳盆地的国家，而阖苏有人认为就是奄蔡，但详情不明。如果是奄蔡的话，那么有可能与里海和黑海北方的阿兰人相同。关于阿兰人，留待第九章详述。

◎郅支单于的下场

郅支单于势力的扩大让汉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备感威胁，于是说服都护甘延寿，在没有得到汉廷的许可下，擅自召集四万兵马（主要是出身西域的兵），逼近郅支单于所在之城（西元前三六年）。当他们进攻到城下三里（一公里多）时，看到城上挂着五彩缤纷的旗帜，数百名身穿铠甲的士兵，以及骑兵、步兵各一百多人。

城上的人对着汉军吆喝“尽管放马过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语言。汉军首先派出百余骑賓士，匈奴阵营则人人拉满弓，战情一触即发，骑兵队于是暂时撤退。接下来汉又派了许吐司兵，射杀位于城门的骑兵和步兵，郅支军只好退入城内。

甘延寿和陈汤下令：“闻鼓音皆薄（进逼）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卬（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的人因此下楼逃走。土城外有双重的木城（或许是木栅），从木城向外射杀了许多汉兵。外面的汉兵于是将点火的木柴射向木城，进而烧了木城。到了晚上，数百骑欲逃出城，但皆被射杀而亡。

单于听闻汉军来袭曾想要撤退，但他怀疑康居已经成了汉的内应，又听闻乌孙和其他诸国皆发兵，觉悟自己无处可去，于是决定坚守。单于自己穿上铠甲上城楼，阏氏和夫人数十人皆持弓射向城外之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射中了单于的鼻子，夫人们也有多人身亡。

单于走下城楼，乘马转战于大内（单于的居所）。午夜时分，由于木城被开了洞，木城中的人于是退到土城当中，登上了城楼。这时，康居的一万余骑兵围住土城，与汉军呼应。深夜，不时有人欲从阵营中逃出，单于知道形势不利，立刻后退。天快亮时，四面火起，汉兵欢声雷动，击打钲鼓。康居军退兵，汉兵从四面推卤楯攻入土城，单于底下的男女一百多人逃入大内。汉兵放火，抢着进入，单于最后重伤而死。汉军除了单于之外，还斩获阏氏和太子等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的首级，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投降者高达一千多人（《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西匈奴就这样结束了短暂的生涯。

◎匈奴归顺

另一方面，呼韩邪单于这一边的人口增加，逐渐隆盛。西元前四三年，韩昌和张勐奉命送还呼韩邪在汉当人质的儿子，他们忧虑实力逐渐累积的单于将回到北方，很难再用和亲加以约束，于是两人用匈奴的方式与单于交换盟约。两人与单于和大臣们登诺水（推测在云中的北方）的东山，以白马为祭，单于以宝刀歃血、以金勺搅拌，再以老上单于攻破月氏时取下的月氏王头骨做为饮器，饮血为盟。

如第一章所述，以马为牺牲献祭的仪式自古以来便存在于草原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仪式的顺序。径路刀推测与斯基泰的阿西奈塞斯式短剑属于同一类型。括号内是作者的补充，没有出现在《汉书》原文当中。为《汉书》作注的是东汉末的应劭，他将这个部分解释为“契金着酒中，搅扰饮之”。这让人联想到加了金箔的日本酒。然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基泰人在与人交换誓约的时候，当事人会用锥子或小刀划伤身体，将血滴进倒满酒的容器内搅拌后互饮（《历史》卷四，七〇）。因为有这样的仪式，“血盟”的意思更明确。

然而，汉的期待落空，呼韩邪单于还是回到北方，人民也逐渐回归，国内安定。呼韩邪单于在听闻郅支单于被杀后大喜，再度请求入朝。当他在西元前三三年入朝时，汉赐下的衣服和丝绸是第一次的两倍。单于又为了与汉亲近而提出希望成为汉朝帝室女婿的请求。这时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就是知名的王昭君。

娶到王昭君的呼韩邪单于大喜，提出愿意负责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长城守卫。面对这样的提议汉朝廷议论纷纷，但最终决定拒绝呼韩邪单于的请求。拒绝的理由将在下一章提及。

王昭君得到宁胡阏氏的称号，生下一个儿子。西元前三一年呼韩邪单于死去，他与第二夫人大阏氏之间所生的长子成为复株絫若鞮单于。若鞮在匈奴语代表“孝”的意思，汉皇帝的正式称号之前也都有“孝”字（武帝的正式称号是孝武帝），因此是仿效汉制。王昭君依照匈奴的制度成为新单于的阏氏，二人之间生下了女儿。

之后继任的单于也大致遵守过去的约定，两国的关系稳定。西元前五年，乌孙王的庶子率手下入侵匈奴西部，盗取牛和家畜，杀了许多民众。这时的乌珠留若鞮单于听闻后派遣五千骑攻击乌孙，杀了数百人，带走了一千多人和牛等家畜。乌孙王的庶子畏惧，将儿子送到匈奴当人质。单于将这件事报告汉，汉谴责单于，命他归还人质。

西汉皇帝系

◎王莽的歧视蛮族政策和匈奴的复兴

两国的关系，在王莽掌握实权后开始蒙上阴影。西元后二年，西域的车师后国和婼羌国（楼兰的南方）两地的国王，因为记恨汉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监督车师的长官），于是率妻子和人民亡命匈奴。单于接受了他们，但汉告诉单于说：“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虽然以“此外国也，得受之”加以反驳，但汉使一句“你难道忘了中国大恩”，单于也只能谢罪，将这些人送还。单于遣使送他们到与西域的境界，请求汉赦免两王，但王莽不予理会，杀了两人，以儆效尤。另外又逼迫匈奴答应不得接受中国人、乌孙人、乌桓人，以及西域诸国接受中国印绶者的投降。

另外王莽又奏令中国人将两个字的名字改为单名，将此令传达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于是将自己的名字从“囊知牙斯”改为“知”。王莽又告诉乌桓今后不需再向匈奴缴纳每年作为税的皮和布。匈奴因此大怒，与乌桓发生争执。

西元后九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与此同时，授予单于新印，与之前的印鉴交换。原本的印鉴刻有“匈奴单于玺”，但王莽的新印刻的是“新匈奴单于章”。以前的印鉴为了尊重匈奴的自主性而没有刻上“汉”字，但为了代表单于臣属“新”国，于是刻意加上“新”字，且将“玺”降为“章”。带着新印的使者担心对方拒收，交换了之后立刻粉碎了旧印。而事后才发现真相的单于要求与过去旧印相同的印鉴，但没能如愿。

对王莽一连串的政策感到不满的单于，于西元后一〇年起，开始接受从西域来的投降者或逃亡者。对此，王莽为了分裂匈奴，于是企图任命十五位单于。事情到了这一个地步，两者终于决裂。之后，匈奴不时入侵边境，杀掠人民和家畜。由于王莽那种歧视“蛮族”的政策也波及西域，因此西域诸国也与中国断绝关系，选择从属匈奴（然而匈奴的课税重，因此之后有些试图自立，或希望内属于重振的东汉）。

一八年即位的呼都而尸若鞮单于（一八～四六年在位）期间，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二三年），而东汉政权尚未安定，匈奴于是逐渐强盛。呼都而尸单于据说自比冒顿单于，他的统治可说是“匈奴最后的黄金时代”（泽田勋，《匈奴》，东方书店，一九九六年）。

单于也积极介入中国的政治。面对杀了王莽重建汉的更始帝，他主张匈奴对于王莽政权的垮台有所贡献，试图抬升匈奴的地位。单于又拥护割据各地群雄当中的卢芳，与刘秀（东汉光武帝）对抗，还与卢芳一起屡屡入侵。虽然西汉时期很少见到，不过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便不时出现北方的游牧集团支持中国国内的部分势力，而游牧集团本身也逐渐移入中国的现象。

◎匈奴的南北分裂

然而，“最后的黄金时代”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呼都而尸有一个王昭君所生的异母弟。原本这个弟弟应该要成为左贤王，但单于想要让自己的儿子继位，于是杀了这个弟弟。单于于四六年死后，长子即位，但不久后就死了，次子蒲奴成为单于。然而，之前乌珠留若鞮单于之子比，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单于。

这时的匈奴连年受到旱魃和蝗虫所苦，草木干枯，大地赤裸，许多人和家畜都饿死。为此，单于担心汉趁虚而入，于是请求与汉和亲。另一方面，比秘密派遣使者前往汉，奉上匈奴的“地图”当作是归顺的证明。真想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地图”，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单于察觉比的计谋，派军讨伐，但看到比的军势占优势，于是折返。大势逐渐转向比这一边。四八年冬天，在诸部族长和汉的推波助澜之下，比自称呼韩邪单于，期望像祖父呼韩邪一样。之后，由呼韩邪单于率领的势力被称作南匈奴，蒲奴一方则被称作北匈奴。

四九年，呼韩邪生擒蒲奴的弟弟，又进攻蒲奴，夺下一万多人、马七千匹、牛和羊各一万头。北单于（蒲奴）不得不撤退一千多里。另一方面，南单于（呼韩邪）于五〇年向汉行臣礼，之后每年固定入朝。到了五九～六〇年，北匈奴前进西域，统治包括龟兹（今日的库车）在内的西域北部。然而在东方，陆续有人从北匈奴向南投降，再加上天候恶劣等因素，使得北匈奴逐渐衰弱。八九年，汉军八千骑和南匈奴军三万击败北匈奴，翌年又斩首八千骑，俘虏数千人，大获全胜。九一年北匈奴包括阏氏在内诸王被斩，仅单于和数骑一起逃走，情况凄惨。就算如此，单于的弟弟自立为新单于，旗下尚有八部族、两万多人。

一二三年，敦煌太守向朝廷上表攻击北匈奴的策略。根据奏表，“北虏”呼衍王经常来往“蒲类”和“秦海”之间，压制西域，（尤其是和车师）一起入寇河西（今日的甘肃省）。“北虏”指的是北匈奴，“蒲类”无疑是今日的巴里昆湖，但关于“秦海”则众说纷纭。内田吟风认为“秦”是“大秦”，也就是代表罗马的意思，因此主张“秦海”是黑海。然而再怎么说黑海都太远。就算为了压制西域（在这里是塔里木盆地），也没有必要来往黑海。想必应该是离西域较近的某个湖。无论如何，北匈奴的中心无疑迁移到了西域北方。

关于之后南匈奴的动静，与之后鲜卑各部族勃兴、中国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相关，由于偏离本书的主题，因此在此省略。然而，关于之后的北匈奴，将于第九章提及。

第八章从考古学看匈奴时代

昭君与单于　接受了汉帝国的帮助，重新回到漠北的呼韩邪单于，在西元前33年重新入朝。王昭君被送往匈奴和亲，她在草原生活、生下子嗣，在匈奴的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匈奴的王墓

◎史书记载的单于墓

关于斯基泰王的埋葬仪式，希罗多德留下了相当详细的记述。相对于此，司马迁关于匈奴王侯埋葬仪式的记述则相当简单。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其送死，有棺椁（棺外侧的箱子）金银衣裘（皮草），而无封树（堆土为坟，植树为饰）丧服。”因为放入“金银”，因此想必不是一般游牧民，而是王侯贵族等级的送葬仪式。后面又继续写道：“近幸臣妾（第二夫人以下）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不管怎么说，“数千”的殉死者有些太多，因此被认为是后世的抄写者将“数十”错写成了数千。

没有堆土（封），代表没有古坟。斯基泰时代竞相建造大的坟丘，而匈奴的王侯真的没有建坟丘吗？然而如前章所述，《汉书》〈匈奴传〉记载了乌桓发（挖掘）匈奴单于墓的事件，可见外部的人都知道单于的墓在哪里。

《汉书》没有记载乌桓为何要挖掘匈奴单于的墓。有可能是记恨匈奴残酷统治（征收皮布税等）的报复行为，但也有可能是以盗取陪葬品的金银为目的。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证明是某个特定单于的墓，但近年陆续在蒙古高原北部发现推测是匈奴时代王侯贵族的大规模墓地。接下来我将介绍几个二十世纪前半至最近所发掘的墓。

◎诺彦乌拉古坟群的调查和日本的贡献

活跃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Pyotr Kozlov）在考古领域中，因发现西夏的首都黑水城遗址而闻名；不过他另一项不可忘记的功绩，则是有关诺彦乌拉遗迹的调查。蒙古语的诺彦代表“领主”，乌拉代表“山”的意思。这个遗迹符合其名，有着丰富的陪葬品，位置是在乌兰巴托北边直线距离八十公里的山林中。

这个遗迹由大小多个墓葬构成，根据科兹洛夫团队的调查共二百一十二座，全部都在很久以前就遭到盗掘，中央因此凹陷。一九一二年夏天，探采金矿的矿工试着挖掘这样的盗掘坑，但发现的不是金，而是琥珀的装饰珠和铜制品。以此为开端，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科兹洛夫率领的调查团发掘了几个大的古坟。

出土的资料被集中到艾米塔吉，开始进行研究分析。由于资料当中出现许多中国制的物品，因此苏联一方希望精通中国考古学的专家能够参与研究。刚好这个时候，京都大学的年轻考古学家梅原末治在欧洲留学。于是接受苏联科学院的邀请，经由北欧进入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于一九二七～二八和一九三〇年，实际观察遗物，准备与苏联的研究者一起发表共同研究报告书。

然而之后，许多研究者因为苏联斯大林的肃清而牺牲，冷战铁幕也断绝了苏联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整理遗迹发掘报告书是发掘当事人的责任，只有当事人有资格发表，因此，没有参加发掘的梅原末治并没有资格擅自公布资料。然而时间不断地流逝，梅原比谁都知道这个遗迹的重要性，在无法与苏联研究者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于是在一九四二年准备自行刊行报告书。然而，由于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报告书还没有印制完成的时候就遭遇东京大轰炸，只留下草稿，其他都烧成了灰烬。战后，梅原以草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于一九六〇年刊行《蒙古诺彦乌拉发现的遗物》（东洋文库）。这本书由遗迹的章节和遗物的章节构成，遗物更根据用途详细说明，内容接近单纯的研究报告。

两年后，苏联刊行了与梅原末治完全无关的著作《匈奴的文化与诺彦乌拉古坟群》（德文版于一九六九年刊行）。作者是曾调查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地的鲁坚科。相对于梅原末治的著作，这本著作同时使用从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境内布里亚特出土的资料，描绘匈奴时代的文化整体，但作为诺彦乌拉遗迹报告书的色彩较淡。匈奴和匈人文化的研究者海尔芬（O J.Maenchen-Helfen）综合两书指出，这两部作品其实有着互补的关系。

然而，想要知道诺彦乌拉墓地的全貌，仅凭这两本书仍不够。会这么说是因为一九五〇年代，蒙古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坟，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仁（Ts. Dorjsüren）于一九六一年刊行了包含这些发掘资料的《北匈奴》，时间正好介于上述两书之间。这本书虽然很重要，但由于以蒙古文书写，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不过一九八〇年代末，志贺和子参考之后中国等发表的报告书，以日文详细为《北匈奴》作了译注。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站在最接近诺彦乌拉墓地资料的立场来描述遗址。

◎突出延伸的方坟

诺彦乌拉古坟几乎都是方坟，南侧有细长的突出延伸部分。多数古坟的表面都覆盖着不太大的石头。公布的只有二十四号坟的断面图，平面图是梅原末治根据调查团的报告所绘成的推测图（梅原末治误写成十二号坟）。在这个推测的平面图上，突出延伸部位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宽度，但考虑到其他发掘的案例，从底端到尖端可能逐渐变窄。两书皆刊登有二十四号坟的断面图，但鲁坚科书中的坟丘表面凹凸较大。因此，这些图与其说是正确的实测图，不如说更类似于素描图。

诺彦乌拉二十四号坟的平面图和断面图　南侧细长突出延伸。出自：梅原末治，《蒙古诺彦乌拉发现的遗物》，东洋文库，1960年。

虽然是方坟，但上面平坦，从旁边看，呈现低的锥台形（考古学称作平截头体）。测量锥台形的底座是十五点七乘十四公尺。至于高度，地盘低的南侧约一点五公尺，地盘高的北侧则不过六十公分。向南侧突出延伸的部分宽四点八公尺，长十二公尺。突出延伸处的下面有通往底下墓坑的倾斜路。这个古坟是相对较小的方形，最大的巴洛德古坟（以最初挖掘的矿工名字为名），方形的边长三十五公尺，高三点二到三点五公尺，南侧突出延伸处底端宽是十点八公尺，向前延伸八公尺处的宽是九点三五公尺（无法确认最前端的宽度）。也就是说，这个突出延伸处的宽度逐渐变窄。

二十四号坟的墓坑大约十二乘十三公尺，深九公尺。双层木椁，内椁的底部铺有毛毡，上面放了两个四角形的枕木，木棺放在枕木上。木棺长二点一六公尺，宽零点七七公尺，高零点八五公尺，侧板用细长的木片固定，没有使用钉子。棺盖遭到盗墓者破坏，陪葬品所剩不多。

二十四号坟墓坑的发掘状况　出自：S.I. Rudenko. Die Kultur der Hsiung-nu und die Hügelgräber von Noin Ula. Rudolf Habelt: Bonn, 1969.

一号坟的木棺涂有漆，又绘有彩画。发现了绘有鸟的碎片。另外，二十三号坟木棺的周围所发现的金箔，被认为是木棺上的装饰。

◎诺彦乌拉墓地的出土品

接下来看出土品。六号坟的木棺下所铺的毛毡，保存状态较好，图案清楚可见。最外侧边缘用的是中国制的丝织物，内侧的图案则继承后期斯基泰动物图案的传统。所有的图案都是先用捻线描出轮廓，内部再用有颜色的线以刺绣的方式填满。

动物图案有两种，一是有耳的怪鸟袭击驼鹿的画面，另一个则是如狼的怪兽袭击如牦牛的动物的画面。如狼的怪兽长有枝角，角的尖端和尾部的尖端是格里芬的头部图案。这与第五章所见怪兽表现方式相同。两个场面之间都有象征性的树木。

诺彦乌拉墓地最受瞩目的出土品是有纪年铭的两件漆耳杯，分别从五号坟和六号坟出土，铭文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在靠近底部的侧面都写上“建平五年……”，代表这是出自汉帝室的东西。建平是西汉末年哀帝的年号，建平五年相当于西元前二年，在这一年哀帝改年号为元寿。这个时期，东匈奴隶属于汉，每年入朝接受许多赏赐，因此帝室御用的东西进入匈奴的统治阶层，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同时也出土了许多丝绢，当中有些还绣有文字。一号坟出土的锦缎，上面可以看到“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汉字。如何解释这些文字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将开头的“新”解释为王莽创建的“新朝”是最有力的说法。因此，诺彦乌拉墓地被认为很有可能是西元后一世纪前半匈奴王侯的墓地。

此外令人感兴趣的出土品，还包括绢制的上衣和下衣、长靴等衣物、毛皮的帽子、敲出牦牛和鹿图案的银制装饰片、汉镜的碎片、铜制车马具配件、木制驮鞍配件、大型的瓮（和汉代中国的灰陶非常相似），以及铜鍑的碎片。关于铜鍑，将于第九章详细探讨。

◎陆续发现大型古坟

诺彦乌拉之后，在蒙古高原北部发现了包含同样属于匈奴时代的大型古坟在内的古坟群。首先是诺彦乌拉向北约二百公里国境北侧，位于俄罗斯领布里亚特的伊里莫瓦（Ilimovaya padi）遗迹。最大的古坟高一点五公尺，方形的边长二十五公尺，延伸处长十七公尺，虽然比诺彦乌拉最大的古坟小一圈，但墓坑的深度达二十公尺。地上的坟丘用大的石头构成轮廓，内部再用小石列分出区间，非常独特。与南向延伸处相反的北侧，也有一块小的延伸处，这也是其他没有的特征。木棺同样安置在双重的木椁之中。

布里亚特的伊里莫瓦遗迹五十四号坟，地上的石头分布结构　根据以下资料制作：Stepnaya polosa Aziatskoj chasti SSSR v skifo-sar matskoe vremya. Moskva: Nauka, 1992.

伊里莫瓦向西约五十公里的查拉姆（Tsaram）遗迹，当中最大的古坟坟丘边长达三十二公尺。公布平面图的七号坟，方形部分是二十九乘二十八公尺，坟丘高一点五公尺，延伸处长二十公尺。地上部分与伊里莫瓦坟丘相同，划分成几个小区块，划分的材料是圆木。当中墓坑的发掘尚未结束，详情不明，但据说深度已达十一公尺。

查拉姆值得注意的是隔着七号墓，东西各有五座墓并列。这些墓里面都有男子的木棺入葬，年龄包括三十五到四十岁的壮年，及四到五岁的幼儿。发掘的S．米尼亚耶夫等人认为，这些是“王”的葬仪上殉死的随从。虽然用幼儿殉死有些不可解，但从这些墓排列的位置来看，的确让人联想到殉葬。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检测这些被认为是殉葬的五座墓当中的木棺，发现年代落在西元前一世纪至后一世纪的范围内。

蒙古国内最近也陆续发现大型古坟。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往西直线距离约三百七十公里的高勒毛都（Gol mod，意为“河流的树木”），很早以前就知道存在一个拥有延伸处、以石头堆积而成的大型方坟。一九五六年到五七年，蒙古的调查团试图发掘，但无法到达墓坑的底部，只能放弃。之后从二〇〇〇年起，以法国吉美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调查团使用大型挖土机，挖掘这座古坟。这座古坟延伸处长七十公尺，坟丘的高度西侧不过一点四公尺。

墓坑非常深。双重的木椁从地表深十七公尺处探出头来，墓坑的底深及二十公尺。就算这么深，还是逃不过盗墓者的破坏，但依旧遗留少许黄金制品和银壶的碎片、青铜制车马具的配件、汉镜的碎片等。黄金制品与从诺彦乌拉出土的黄金制品相同，是装饰在木棺上的金箔。

从这个遗迹再往西约五十公里，同样位于高勒毛都，也发现了类似的大型方形坟冢。为了作区别，将前述在高勒毛都发现的古坟称作“高勒毛都Ⅰ”，这一个则称作“高勒毛都Ⅱ”。自二〇〇三年起，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中心的调查团，开始调查“高勒毛都Ⅱ”，但尚未发表报告书。

◎留下的谜题

以上介绍的大型方形坟冢，可以断定是匈奴单于的墓吗？与《史记》的记述比较后发现，“棺椁、金银、衣裘”可说是与实际的出土品吻合。

那么关于“无封”的记述又如何呢？坟丘虽低，但还是有。然而，我希望大家留意墓地周围的环境。如第一到四章所见，斯基泰时代以前的古坟皆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然而，匈奴时代的大型古坟皆建在森林之中。如此一来，一至两公尺高的坟丘完全不显眼。相对于以前的古坟刻意建得“显眼”，匈奴时代的古坟反而好像是希望“不显眼”。说到蒙古，人们脑中的强烈印象多半是“沙漠和草原之国”，但在蒙古北部，以山脉的北坡为中心，其实有着大片森林。北坡由于日照少，雨和雪不容易蒸发，地面的湿气不散，因此能够孕育树木。

匈奴时代的古坟还有一点与以前不同，那就是方形坟冢。过去在欧亚草原地带，古坟皆是圆形坟冢。就算周遭的石围是方形，坟丘也都是圆形（例外是南西伯利亚的哈卡斯，在西元前四世纪左右建造大型方形坟冢）。也正因为如此，方形坟冢起源何处便是一个疑问。当然可以推测的可能性之一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开始建造大型坟墓，其坟形从秦始皇陵便可看出是方形。之后，方形坟冢就是中国的主流。坟顶平坦这一点与诺彦乌拉的古坟相同，但中国坟冢的这个平坦部分很小，只是从顶上削去一小部分而已。相对于此，诺彦乌拉古坟与其说是方形“坟冢”，更应该说是有如矮桌一般的锥台形。因此，古坟的平面形状虽然同样是方形，但从侧面看起来的形状大不相同。

一条又深又长的斜坡通向墓室，这个特征也与中国的古坟相同，但这条斜坡也略为隆起，且突起延伸处也是中国没有的特色。将木棺安置在双重木椁当中这一点与中国相同，但这种木椁和木棺的构造常见于世界各地，因此很难断定仅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西亚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可以看到使用长条状木片固定棺木的技法。

整理以上各点，关于古坟和其构造，没有能够断言是受到中国影响的确切证据[1]。那么，匈奴时代的大型古坟为什么要建成矮桌形的方坟呢？想必这与在不显眼的地方深挖墓坑有关。

在草原地带最初出现王权的时候，为了让所有人知道，于是愈是强大的王，愈是努力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建造又大又高的坟冢，作为王权的象征。然而，等到王权某种程度已经广为人知后，特意花费偌大劳力兴建巨大坟冢的必要性减弱；不只如此，盗掘也是件令人担心的事情。此外，木椁和墓坑都是四角形；如果要深掘四角形的墓坑，则必须要在地表挖一个四角形的洞口。如果只是单纯埋入的话，覆盖洞口的坟丘当然也是四角形。另外，通往墓坑的斜坡，前端较浅的地方较窄，愈深靠近墓坑则愈宽。因此才会出现带有前端细长延伸处的矮桌形方坟。然而，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史记》当中关于“无树”的记述。

蒙古高原北部大型古坟和聚落遗址分布图

关于坟形的特征，就算大家认同我的说明，但还是留有疑问，那就是至今为止发现的“王墓”、大型古坟皆是西元前一世纪至后一世纪所留下，没有发现任何西元前二世纪匈奴鼎盛时期的“王墓”。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的墓究竟在哪里？坟冢又是什么形状？还有许多谜题未解。

游牧国家中的定居聚落

◎匈奴有农耕和定居聚落吗？

游牧的生产型态比起拥有定居式的牧场，畜牧生产性低，且容易受到天候条件的左右，经济不稳定，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因此，游牧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从事游牧以外的生产活动。松田寿男将其以“游牧＋X”的方式表示，并解释“X”代表的是农耕和交易。若要大规模进行农耕则需要聚落，若想要永续经营远距离中转交易，则需要商品的集散地，而且还需要能够聚集交易商人的城市。然而，司马迁断言这些都不存在于匈奴。匈奴真的不存在这些东西吗？

关于交易，如第六章所述，司马迁也曾提及。至于农耕和定居者所在的根据地，司马迁也留下暗示其存在的记述。第六章叙述西元前一一九年汉发动总攻击的时候，骠骑将军霍去病追击单于而深入匈奴境内，“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泛指所有谷物）食军（给汉军吃）。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赵信原本是匈奴人，投降汉之后以将军身分为汉军效力，西元前一二三年再度投降匈奴，之后一直是单于的心腹，并极度受到信赖。赵信建议为了预防汉军进攻，应将粮食和装备移往北方，单于照办；赵信城推测就是在这个时候建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赵信城仅是单纯的物资集散地，很难想像会有定居民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农耕。且聚集在此地的谷物有可能是从汉取得，无法证明匈奴境内也曾进行农耕。

相对于此，《汉书》当中则有明确显示农耕存在的记述。西元前九〇年投降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娶了单于的女儿，比卫律更受到尊敬。因此记恨的卫律等待机会想要陷害李广利。一年多后，单于的母亲阏氏生病——我猜测单于的母亲和卫律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无论如何，卫律善用了这次机会。他找来巫师，召唤死去单于的灵魂，假借灵魂之口说道：“胡攻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牺牲祭祀），今何故不用？”单于于是抓住李广利，李广利愤怒地说：“我死必灭匈奴。”然而他还是被杀，当成祭祀的牲品。之后不可思议的是，降雪数月不停，家畜死亡，人民感染疫病，“谷稼”不熟。害怕天谴的单于于是兴建祭祀贰师的祠堂。

这里出现的“谷稼”指的是谷物，谷物不熟反而证明了匈奴曾经从事农耕。以前的注释者也发现了这一件事，唐代初期的颜师古特别注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

◎从事农耕的是谁？

如果匈奴境内有农耕，那么是谁在从事农耕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汉书》〈匈奴传〉中找到线索。如第七章所述，在王莽的新朝时代，由于极端的国粹政策，至今为止归属汉的西域诸国陆续背叛；而与之呼应，匈奴开始摆出重返西域的姿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元后一〇年，在军事上支持汉统治西域的戊己校尉，其部分下属背弃王莽的新朝，杀害戊己校尉、引匈奴军入内，威胁戊己校尉手下男女二千余人一起进入匈奴之地。部分首谋者前往单于的大本营，但其他人被留在零吾水边“田居”。很可惜地，零吾水的位置不明，但田居代表的是居住该地从事农耕的意思，可见这些人被强制迁移到匈奴领地靠近西域的地方从事农耕。这些人当中想必不仅有汉人，也包括西域人。

如第七章所述，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向西域诸国收税。从“僮仆”这个名称判断，想必也同时征收奴隶（松田寿男，《匈奴的僮仆都尉与西域三十六国》）。在思考这些奴隶于匈奴境内进行什么样的劳动时，《汉书》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这些原本是出身西域绿洲农耕地带的定居农耕民，在匈奴领地也同样从事农耕。

这些住在匈奴领地、出身于定居农耕地带的人，不仅是西域人，大多数应该都是汉人。如之前反复所述，汉有许多人投降或被俘虏至匈奴。当中不仅是韩王信、中行说、李陵等著名人物，也包括了大量无名的一般庶民和士兵。

请大家回想匈奴都掠夺了些什么东西？无论是《史记》或《汉书》，都没有记载匈奴掠夺金银财宝、丝绸品或谷物。史料当中，匈奴掠夺的都只是人和家畜。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掠夺谷物太过理所当然而没有特别记载。然而，若如实依照史料，则匈奴掠夺的只有人和家畜，而且是数以万计的人。也许是带走了整个村子里的人。如果仅是供王侯贵族个人仆役使用，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虑到这些人主要的生计是农耕，那么推测他们在匈奴境内同样从事农耕也很自然。

◎自发性的逃亡者

数以万计的人们真的全部都是被强制带走的吗？未必如此。会这么说，是因为按照自己意志、逃亡到匈奴的人其实也很多。举例来说，汉高祖树立政权之后，铲除刘氏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功臣们都人心惶惶。被封为燕王的卢绾因为拥有强大的军力而被盯上，再三被要求入宫晋见，但他担心被杀，终于在西元前一九五年，率领同党亡命匈奴。

除了这样的大人物之外，一般庶民当中也有人逃亡匈奴。如上一章所述，西汉末的西元前三三年，入朝晋见的呼韩邪单于向汉提出将长城的防卫交给自己的请求。针对是否废止汉军的防卫，朝廷议论纷纷。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表示同意，唯有郎中侯应，举出十项理由反对（《汉书》〈匈奴传〉）。

根据他所举出的第六项理由，过往有许多从军者滞留在匈奴境内不归，其子孙贫困者便会想逃离汉境，依赖在匈奴的亲戚。第七项理由则说边境之人和奴婢悲苦，许多人想逃亡，他们“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长城的防守森严。这里说的防守不是预防北方的入侵，而是预防汉人向北逃亡）。就算如此，还是有许多人突破长城的防线逃亡。第八项理由则是盗贼集团有可能逃亡国外。

侯应根据各种理由，主张不应该将长城的防御工作交给匈奴。由于侯应“熟知边境之事”，因此汉元帝最后听从侯应的建言。在匈奴的生活是否真的比较安乐，这点实在无法判断；或许是匈奴刻意流传自己这边比较安乐的谣言，以招揽贫民前来。

◎定居民在城塞聚落遗址留下的痕迹

考古学的发掘调查确认了匈奴时代确实曾在北方从事农耕。至今为止共发现约二十处被认为属于匈奴时代的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几乎都集中在蒙古高原北部，当中调查最详细的是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伊沃尔加遗迹。旧苏联、俄罗斯的考古学家们于一九二〇年代开始进行调查，一九五〇年代起，由女性考古学家达维多娃（A.V. Davydova）指挥发掘。

遗迹位于色楞格河氾漤平原的左岸，北、西、南三方各有四重土垒围绕。东方想必也曾有土垒，但因河川侵蚀而被削掉。推测当初营建，是先挖壕沟，再用挖出来的泥土堆叠建成土垒。现在，从沟底至土垒顶端为止的高度，最高只有一点三公尺，但根据发掘者的说明，建造当初的高度，内侧应有二点五公尺，外侧有两公尺。土垒之上推测有栅栏。这样的沟和土垒共有四重，如果上面又有栅栏，那么想必可以大致防止骑马队的入侵。

围绕伊沃尔加遗迹的四重土垒　发掘时可以看到清晰的断面。作者拍摄。

在聚落遗址的南半部发现了五十四户住居遗址。几乎都是在地面挖掘零点五五至一点一公尺的坑所建成，属于地下式或半地下式住居（日本称作竖穴式住居）。住居的东北角落有灶，从灶沿着北和西的墙壁上，有暖气用的烟道，西南角落则设有排烟的烟囱。

聚落遗址当中半地下式住居的推测复原图　出自：A.V. Davydova. The Ivolga Fortress. St-Petersburg 1995.

在聚落遗址的大约中央位置，有一个方形的基坛，在那里发现了非半地下式，而是直接建在基坛上面的土造住居遗址。这个住居的墙壁上也有暖气设备。由于规模大，因此推测应该是聚落首长的住居。附近也发现了炼铁炉的遗迹。

出土品各式各样，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粗陶都与汉代中国的灰陶非常相似，且粗陶上有窑印（这两点和诺彦乌拉的粗陶一样），锄头和镰刀等铁制农具也与中国类似，同时还发现了刻有稚拙汉字的磨刀石。另外还出土了骨制的铦、石制的耳杯和璧、战国时代常见的连弧纹镜和禽兽纹镜的碎片。达维多娃认为，从出土战国时代的镜子来看，聚落开始的时代应该提前到匈奴时代的最初期，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纪末。

出土的动物骨几乎都是家畜的骨头，依序是犬（百分之二十七）、羊（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牛（百分之十七点五）、猪（百分之十四点八）、马（百分之十三点五）。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高原少见的猪在这处遗址中占比例甚多。

以上举出的都是中国风与定居民色彩浓厚的特征；不过出土品当中也有匈奴、游牧民色彩的东西，虽然为数不多。包括镞（大多是骨制，也有少许铁制和青铜制）、小型的铁片（铠甲的配件）、鍑的碎片、青铜制腰带装饰片等。

◎中苏对立的阴影

以整体来看聚落遗址，不可否认中国定居民的色彩压倒性地浓厚。也因为如此，不禁让人想说这个聚落遗址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们在此从事农耕、畜牧、手工业（粗陶生产和制铁）。但在旧苏联的考古学界，最有力的说法是认为这里的居民是定居化的匈奴人。只有达维多娃在当初一九五六年的报告书当中指出，这里的居民都是中国人。

对此，荣获斯大林奖的西伯利亚考古学大老吉谢列夫（Sergei V. Kiselev）加以批判，认为在远离汉领域的匈奴境内，中国人怎么可能自立经营备有防御设施的聚落（一九五七年）。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个批判，达维多娃在一九六八年的报告当中改变立场，指出这里的居民是由“定居化的匈奴人、被匈奴征服的原住民（丁零等）、（来自中国的）俘虏和逃亡而来的外来工匠阶层”三个不同的集团构成。并说明定居匈奴人的出现与氏族制的崩坏有关，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当中失去畜群、败落的部分游牧民逐渐定居化。关于中国人，则只承认从事手工业工匠的存在。

达维多娃为何在一九六八年的报告当中完全没有引用一九五六年的报告，也没有说明改变见解的理由？游牧民的定居化是从凋零贫困的阶层开始，这是旧苏联学界的通说，达维多娃不过是套用这个通说罢了。

可以猜想改变见解的另一个背景理由，是因为进入六〇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包括领土问题）。从吉谢列夫的批判当中也可以看出，就算是古代的事情，也绝不可能认同苏联领地存在具备防御设施的中国人聚落。我曾于一九九七年造访布里亚特，直接问布里亚特的考古学家，从而确认了我的推理是正确的。另外，我在二〇〇三年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所召开的“中亚的城市化和游牧社会”国际会议上提及了我的这项推理，过去曾是苏联的研究者、一九八五年移居西欧的哈萨诺夫（A. Khazanov，以古代至现代的游牧民研究闻名）偷偷地在我耳边说了“You are right”。

于苏联解体后的一九九五年所出版的报告书当中，达维多娃重视中国人在匈奴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农耕，但依旧没有放弃主张伊沃尔加城塞聚落的居民是由败落贫困而定居化的匈奴人、原住民、逃亡中国人构成的想法。

邻近墓地的调查也值得注意。根据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墓地报告书，与之前介绍的诺彦乌拉墓地这种拥有方形坟丘的墓地不同，这里的墓地都是地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单纯土坑墓，仅有放入木椁或木棺（有二例是同时拥有木椁和木棺）的差别，且陪葬品的质量略有不同，推测这是社会地位差异的表现。出土品基本上多与伊沃尔加聚落遗址的出土品相同，但陶器多为粗制品，推测这是为了放入墓中所制作。除此之外还出土了骨制的弓箭配件、青铜制腰带装饰片、铜鍑、子安贝、五铢钱等。

弓箭、腰带装饰片、鍑是与匈奴相通的要素。达维多娃因此认为埋葬在这个墓地里的人是邻近聚落的居民，并作出结论：从出土品当中可以看出非匈奴系的居民急速与匈奴同化。她无论如何都不说“中国人”，而是以“非匈奴系”这个模煳的字眼含混带过。

关于被葬者头部的朝向，朝北的有一百五十二例，朝东的有四十七例。关于这个朝向的不同，达维多娃以“民族”的差异作结。如果她的说法正确，那么生产人口（汉人）与士兵（匈奴人）的比例也许是三比一。

◎伊沃尔加城塞聚落的机能

整理以上资料会发现，伊沃尔加城塞聚落扮演了各式各样的角色。汉人在北方之地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匈奴人士兵负责汉人的护卫和监视，同时牵制丁零。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而是单于政权在明确的意图下建造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聚落之长应该是由单于任命。在伊沃尔加南方同属匈奴时代的都列努伊（音译）聚落遗址，发现了方形（二乘一点九公分）的青铜制印章。形状虽然是中国风，但刻印的不是汉字，而是头部扭转向后、有如山羊一般的动物。这也许是单于授予聚落首长的印章。

都列努伊聚落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印章和印痕（右）　刻有山羊般的动物。出自：Arkheologic heskaya otkrytiya 1979 goda. Nauka: Moskva 1980.

这样的聚落都集中在北方，推测有几个原因，包括防止汉人逃往南方，或是蒙古高原北部的降雨量多，比南部更适合农耕等。另外，这样的聚落想必也同时扮演牵制北方丁零的军事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数百年后的六世纪初，根据地位于蒙古高原的柔然击败北方的丁零、收复领土后，曾在此地筑城。

话说回来，在压制敌对势力的据点派士兵驻守同时进行农耕，这与中国的屯田非常相似。说到屯田，大家会以为士兵一人同时兼具农民和守卫兵的角色，但中国初期的屯田并非如此。自西汉武帝、昭帝时期开始的中国屯田，有两种担任不同角色的兵卒，分别是“镇守烽火台的戍卒”和“进行屯田的田卒”（尾形勇，〈考察汉代屯田制〉，《史学杂志》，七二：四，一九六三）。这与伊沃尔加的匈奴人士兵与汉人农民的构图完全相同。

事实上，史料也有记载西元前七〇至六〇年代，匈奴曾在车师“屯田”（《汉书》〈匈奴传〉、〈西域传〉）。虽然不确定汉与匈奴的屯田制有没有关系，但匈奴从冒顿单于的时候开始掳掠汉人，如果是强制他们从事农耕，那么“屯田”在匈奴的历史更久远。强制迁移整个定居民集团在中国被称作“徙民”。这种做法在之后的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国家和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北族系王朝，以及北魏、辽等游牧民出身的王朝中，经常可以看到。匈奴的例子可说是这些王朝的先驱。

中国文化和匈奴文化的广布

◎南西伯利亚的中国风房舍遗址

一九四〇年夏天，南西伯利亚的阿巴坎市郊外正在进行道路建设。工人为了挖通一个小山丘而将铁锹铲入地面，结果哐的一声碰到了某样东西。这样东西虽硬但易碎。工人将其丢弃在一旁，但现场工头捡了起来，结果发现那是一片圆形的灰色瓦片。工头于是打电话给州立博物馆，告诉他们发现了奇妙的瓦片，如果有兴趣的话来看一看。研究者赶往后发现，那是浮雕有汉字的瓦当（屋檐最前面的圆形瓦）；这代表山丘的下面藏有大型建筑物的废墟。

调查从翌年展开，但由于爆发德苏战争而不得不中断，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正式开始进行发掘调查。建筑遗址因为道路建设而有四分之一遭到破坏，但其他的保存状态还算完好。残留下来的墙壁，最高处有一点八公尺。建筑物是长方形（四十五乘以三十五公尺），中央有一个面积一百三十二平方公尺的大厅，周围有二十间小房间。地板下发现供暖气设备使用的沟。但与伊沃尔加不同，沟不是沿着墙壁，而是在地板下纵横分布。

瓦有平瓦和圆瓦，装饰屋檐的瓦当浮雕有水平镜射的汉字。上面的字是“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也就是“天子千年万年（长生不老），永远快乐无比”的意思，是祈愿皇帝长寿不老的吉祥话。从瓦片出土的状况来看，推测这个建筑物四面拥有斜向的双层屋顶。虽然木门没有遗留下来，但发现了挂在门上的铺首（门上的环形装饰）。

瓦当　浮雕有水平镜射的汉字。南西伯利亚阿巴坎市出土。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收藏。

◎屋舍的主人是李陵吗？

这栋明显属于中国风的屋舍，在发掘后不久也广为中国和日本所知，并针对这个屋舍的主人究竟是谁，掀起了大论战。旧苏联最早提倡的是“李陵的宫殿”说。在苏联虽然也有人提出反驳，认为这是十二至十三世纪遗留下来的遗迹，但立刻又遭到否定。针对“李陵的宫殿”说，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学说较有力，但日本则逐渐倾向肯定的看法。

屋舍推测复原模型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苏联之所以提出“李陵的宫殿”说，有其理由。《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关于黠戛斯的记述当中，提到在古坚昆国，李陵曾被任命为王。十九世纪前半，将《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翻译成俄罗斯文的俄罗斯史学家，特意在李陵出场的地方，根据《新唐书》的记述作注。俄罗斯考古学家于是认为，《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便是如此。然而，李陵在坚昆国当王的事情，是唐代八世纪初创作的传说（护雅夫，《李陵》，中央公论社，一九七四年）。

否定“李陵的宫殿”说的关键证据是发掘出来的瓦片。瓦片上面的铭文与汉代典型的文字瓦当有一字之差。汉代一般不写作“常乐”而是“长乐”。这个一字之差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王莽夺取政权之后，大肆更改官员的称号和地名。其中，他将长乐宫改为常乐室，首都长安改为常安（《汉书》〈王莽传〉）。然而，汉复兴之后，又全改了回来。因此，使用“常乐”二字，仅可能是新朝存在的西元九年至二三年间。李陵于西元前七四年死去，因此李陵不可能住过这个建筑物。

◎那么是王昭君的女儿吗？

还有其他可能性更高的人物吗？另一组候选人是王昭君的女儿云和女婿须卜当夫妇。如上章所述，王昭君第一任丈夫呼韩邪单于死后，依照匈奴的惯例，她与呼韩邪的儿子复株絫若鞮单于再婚，并生下两个女儿。云是长女，结婚之后随夫姓，又称须卜居次（匈奴语代表单于之女的意思）。

当时两国的关系因为王莽的新政策而开始变质，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云一直希望匈奴与中国和亲。她的夫婿须卜当身居右骨都侯的要职，执掌匈奴的政治。云和须卜当劝新立的乌累若鞮单于（一三～一八年在位）和亲，努力与王莽展开外交交涉。王莽方负责交涉的王歙由于是王昭君兄长的儿子，等于是云的表哥。然而，王莽仅赠与单于一些贵重金饰，对于交涉展现不诚实的态度，反而惹恼了单于。

西元十八年即位的呼都而尸若鞮单于派遣云的儿子和云妹妹的儿子，带着贡品前往长安。结果王莽送两人至国境，在云和须卜当与他们见面之后，以武力将他们掳走至长安。只有云妹妹的儿子好不容易逃回匈奴，报告事情的经过，结果匈奴对于中国的不信任到达顶点。王莽掳走须卜当，计划立他为“单于”，进而诱发匈奴的内斗，但王莽已经没有时间这么做了。须卜当病死，云和她的儿子也和王莽一起遭到希望复兴汉室的军队杀害。

那么，阿巴坎市郊外的中国风建筑，真的是云和须卜当夫妇的宅邸吗？年代的确吻合，而两人或许也都对王莽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敬意。旧苏联的研究者魏因施泰因（Sev’yan I. Vainshtein）和库里欧可夫（Mikhail Kryukov）将焦点放在须卜当曾是右骨都侯上。“右”在匈奴代表西方的意思，因此就算他的领地在匈奴的西北边境也不足为奇（魏因施泰因、库里欧可夫，〈李陵的宫殿〉，《欧亚大陆》新二号，一九八五年）。然而，如第六章所述，骨都侯负责辅佐单于的政治，因此人在单于所在的中央，才是更自然的推测。

结果，还是无法确定这栋房舍的主人究竟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化已经深入遥远的南西伯利亚一角，且这里曾住着制作瓦片的工匠。大量的瓦片沉重，且搬运的时候容易损坏，因此进行大规模建筑的时候，在当地生产瓦片乃是常识。

◎广布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

在过去斯基泰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和镜子也曾传到阿尔泰地区，但没有再向前推进。到了匈奴时代，不仅南西伯利亚，中国文化也深入到中央欧亚各地。之所以如此，任谁都会想到的理由就是张骞开通了丝路交易[2]；然而除此之外，也不可忘记匈奴等骑马游牧民所扮演的角色。下面介绍几个例子。

过去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为止，西方考古调查团队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发掘，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不过随着苏联瓦解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这样的行动也变得可行。我参与的蒙古调查，也是在这样的潮流当中进行发掘，另外在中国，也有许多日本考古学家与当地的研究者共同展开调查。

早稻田大学早从一九九一年起就开始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九六年，他们在吐鲁番郊外隔着交河故城和山谷西侧的沟西墓地，发现了伴随少量黄金制品的墓。墓是单纯的土坑墓，地表没有坟丘。墓的构造简单，但从多个墓当中出土了黄金制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黄金制品与蒙古高原北部匈奴时代的遗迹，以及遥远西方北高加索、黑海北岸萨尔马提亚时代前中期（西元前三～后一世纪）的遗迹当中的出土品有共通之处。

（左图）吐鲁番郊外沟西墓地出土的黄金项圈　发现当时被称作“金冠”公布。直径14公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右图）西北高加索，克拉布斯诺达尔伊利特诺村古坟出土的黄金项圈　西元前3～1世纪。直径14公分。克拉布斯诺达尔博物馆收藏。

发布当时被称作“金冠”的黄金制品，其绕成三圈的管子上下有着老虎咬住山羊下半身的细长图案。的确，这看起来像是女王戴在头上的王冠，但事实上这个黄金制品并不完整，缺少了后侧部分。作为比较，可以看西北高加索的出土品。后者是：绕成五圈的管子上下有细长动物的头部，拔下后面单边的针就可以打开。这很明显是项圈（当然是装饰用品）。这样的项圈在萨尔马提亚时代，广布于哈萨克斯坦至黑海北岸一带。第三章介绍的“黄金人”，脖子上戴着两端刻有狮子头部的三重项圈，可能就是王侯贵族作为权威的象征戴在身上。顺道一提，这个西北高加索的墓，也同时出土了西汉的星云纹镜。

在别的墓当中，也发现了图案是双头格里芬的脖子互相交缠的黄金制品。由于是从被埋葬者的脚踝附近出土，因此被认为是长靴扣子上的装饰。而模仿公牛头部制成的黄金制品从被埋葬者的腹部出土，因此被认为是贴在腰带上的装饰。这个墓当中还出土了推测是西汉时代的五铢钱。与此非常相似的青铜制品也从布里亚特匈奴时代的遗迹中出土。

从沟西墓地的这两座墓中，出土了推测是西汉时代的星云纹镜碎片和五铢钱。也就是说，吐鲁番近郊这些墓的出土品与中国（汉）和布里亚特（匈奴），以及西北高加索（萨尔马提亚）这几种文化相关联。

◎北阿富汗的黄金遗宝

一九七八年，着手发掘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黄金之丘）遗迹的旧苏联考古学家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发现了与他原本计划完全不同的建筑遗构。推测这个墓的年代是远远晚于青铜器时代的西元前后，陆续发现了六座。每一座都没有遭到盗掘，故发现了惊人数量的闪亮黄金制品。这里的墓也是单纯的土坑墓，地表上没有任何标志，也许是因此才逃过盗墓者的眼睛。被埋葬者是男性一人，其他的皆是女性，推测是王和他的后妃们。事实上他还发现了另一座墓，但由于调查的时间大幅超过预期，打算翌年再继续进行发掘，因此将墓埋了回去。然而，因为阿富汗爆发内战，之后甚至无法靠近遗迹附近而无法挖掘。

这个遗迹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另外写一本书探讨，但在这里仅就其“国际性”简单说明。首先是与中国的关系，在墓中出土了推测是西汉时代的连弧纹铭带镜三面。同时也发现刻有印度风人物的象牙梳子。另外还有许多已土著化中亚风格的希腊罗马诸神图案。此外，大量使用红色玛瑙和绿松石（也称突厥玉）等红色和绿色宝石进行细部镶嵌的装饰手法，则属于典型的萨尔马提亚美术。

这种镶有绿松石、两侧各有两个半圆突起、形状特殊的剑鞘装饰（四个半圆的内侧开孔，绳子穿过开孔，穿上裤子后直接绑在大腿上），源起于斯基泰时代的阿尔泰，流传于属于萨尔马提亚领域的黑海北岸和安息时代的西亚。这个剑鞘的中央连续刻有各种动物，位于中间位置的动物，明显是中国风的龙。可见，传到了中亚的不是丝绸或镜子等物品，而是龙这个母题。

此外，龙也传到了萨尔马提亚。从黑海北岸出土的珊瑚、石榴石、玻璃镶嵌的腰带装饰片上，其复杂的图案和镶嵌技法上属于萨尔马提亚，但交相缠绕的动物图案，其中一只是连鳞片都细致呈现的龙。另外在北高加索与黑海北岸，也发现了数面西汉末期至后汉时代的镜子。可见中国文化经由游牧民之手，传到了西方。

1. 编注：作者后记中补充：该墓地有受到西汉的影响。

2. 编注：本套世界史之第六卷《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一书，作者森安孝夫指出，丝路贸易在张骞之前即存在，故不是张骞开通丝路贸易，而是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本就是游牧民的贸易往来路线。

第九章匈人是匈奴的后裔吗？

匈奴的模样　匈奴在血统上属于哪一个支系众说纷纭，虽然大部分学者推测他们为蒙古人种，但也有部分人根据史书记载的红胡子、蓝眼睛匈奴人来反驳这个推论；而语言上的主张也有蒙古语系、突厥语系或其他完全不同语系等种种推论。

民族大迁徙和骑马游牧民

◎有关匈奴与匈人同族说的论战

历史上有时会发生大事件而结束一个时代、并打开新时代。在欧洲的历史上，引发民族大迁徙、导致古罗马帝国的终结，从而打开中世纪序幕的匈人入侵，正是这样的划时代的大事件。那么，匈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起自何时、从何处而来？这些问题当然会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关心。早在十八世纪中，法国的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将匈人视为匈奴、发表所谓“匈奴与匈人同族说”以来，便引发了正反两面不同意见的论战。

这种论战也波及日本的东洋史学界。白鸟库吉针对德国东洋史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的同族说（一九〇〇年发表），提出了批判（一九二四年）。对此，内田吟风则是全面拥护夏德的同族说（一九三六年），而江上波夫则是使用考古学资料补强同族说（一九四八年）。另一方面，榎一雄则是批判，认为仅凭提出的考古学资料，无法充分论证同族说（一九五五年）。

整理以上各种说法的护雅夫，在一九七〇年时说道：“今日，同族说好像是定论一般，但若想要确定匈人与匈奴同族，还需要更积极的证据。”他对榎一雄的主张表示共鸣，并总结道：“现状尚未获得完全的解答。”护雅夫也推测，由于匈奴（如第五章一开始所提，匈奴的古代发音“Hiungno”与匈人的发音“Huns”接近）作为征服者的名号响彻中央欧亚各地，因此有可能是某民族借强者之名，自称匈奴（匈），或是遭到入侵这一方，凭着过去的记忆用这个名字称呼入侵者（护雅夫，《东西文明的交流1汉与罗马》，平凡社，一九七〇年）。

的确，唐代称突厥为“匈奴”，另外也有将入侵中世纪欧洲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称作匈人的例子。拿破仑以“斯基泰人”称呼放火烧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人，邱吉尔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也将德国人称作“匈人”。

从之后的欧美学界来看，在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同族说是最有力的说法，但在其他国家则有许多研究者抱持怀疑的态度，或是像护雅夫一般，认为判断的材料不足。

究竟之后是否有出现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呢？在本书的最终章，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从文献史料确认北匈奴之后的动向，和出现在欧洲的匈人初期的历史，接下来再从考古资料探究匈人的分布和迁徙。

◎北匈奴的去向

第七章最后介绍《后汉书》记载西元后一二三年，北匈奴呼衍王将根据地设在西域的北方，也就是天山山脉北侧的草原地带，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至哈萨克斯坦的地区。之后，北匈奴和东汉之间，在车师和其周边地区展开拉锯式的攻防战。一五一年，呼衍王进攻伊吾（现在的哈密），东汉派军，呼衍王离去。在这一段记述之后，北匈奴就消失在东汉的记录当中。

究竟是北匈奴作为一个集团已经消灭，还是迁徙到了讯息不容易传入中国的西方？在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西域传〉（因为原书已经散佚，所以是从七世纪中完成的《北史》〈西域传〉中重新收录）悦般国这一小节中，写到九一年左右，北匈奴的单于在遭到西汉和南匈奴联军击败后，逃往康居。有人将这段记事的时间延后到西元一五〇年代，认为这与北匈奴从东汉的记录当中消失有关。

补强这种说法的是西元一五〇到一六〇年代，一股新势力在蒙古高原明显兴起。被认为是东胡后裔的鲜卑，他们的年轻领袖檀石槐在一五〇年代于蒙古高原东部确立势力，并在一六〇年代将统治的范围扩大到乌孙。或许是受到鲜卑西进的压迫，北匈奴才不得不往西迁徙。由于康居的领域推测是在锡尔河流域至咸海附近，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北匈奴便迁到了非常遥远的西方。

◎使论战更混乱的记述

《北史》〈西域传〉当中还有一处关于匈奴的记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大湖），在康居西北，去代（北魏的首都）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河西地方）贩货……”

引用稍长，但如何解释这段记述，可方便理解同族说论者的正反意见。最大的问题在于粟特和奄蔡同时出现。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奄蔡在康居西北两千里处，位于宽阔的北海边，与康居拥有相同的风俗。因为咸海西北方的大海就是里海，因此推测奄蔡是位于里海北岸的游牧国家。

之后，《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所收录的《魏略》〈西戎传〉当中，则指出奄蔡又称阿兰，而《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了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聊（柳）国原本是邻近奄蔡的国家，也许是奄蔡将其合并。另一方面，根据西方希腊罗马史料的记载，直到一世纪末为止，萨尔马提亚领域的东部，是由名为“阿兰”（Alans，又称Alauni、Alani）的游牧部族集团掌握霸权。这个阿兰是萨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又或是从东方来的新加入者？关于这一点议论分歧，但它们的语言似乎同属伊朗系。无论如何，《后汉书》关于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的记述，正与阿兰掌握霸权的西方史料吻合。如果匈奴征服了里海北岸的王国，那么刚好证明匈奴迁徙到了西方。

然而，粟特指的是位于中亚南部绿洲农耕地带的“sogd”；粟特人以透过丝路来到中国，发挥商业才华而闻名（参照本系列丛书第六卷《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里海北岸的游牧民不可能与中亚南部的定居农耕民是同一个集团。夏德和内田吟风于是设想粟特其实指的是位于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Sughdak人，这一如此牵强的借口，遭到白鸟库吉和榎一雄彻底的批判。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江上波夫解释，奄蔡的记述是不小心混入记载粟特国的小节当中。也就是说，“古之奄蔡……已三世矣”是关于奄蔡的记述，在这一段之前和之后则是关于粟特的记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与sogd就没有关系，匈奴征服奄蔡也就变得合理。另一方面，榎一雄在探讨《魏书》〈西域传〉的撰写过程，主张将粟特与奄蔡链接不过是北魏派遣至西域的使节错误的推测，统治粟特的“匈奴”与蒙古高原的匈奴没有关系，而是与萨珊王朝波斯交战而闻名的“Huns”族。

各学者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本书暂且介绍到这里。详情请参考护雅夫整理的比较介绍。总而言之，北匈奴在二世纪中叶居于天山北方，之后有可能迁徙到西方的康居之地，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比较确切。

◎匈人出现

在北匈奴消失动静两百多年后的西元三七六年，罗马帝国收到了一个消息。过去位于黑海西北岸的西哥德人被从东方出现的强大骑马军团击败，逃到罗马帝国国境的多瑙河北岸。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罗马的瓦伦斯（Valens）皇帝（三六四～三七八在位）允许哥德人渡河进入帝国境内。后来事件的详情也逐渐明朗：在西哥德人遭到攻击之前，东哥德人已经遭到攻击，且在此之前，更东边的阿兰也被迫臣服。这个可畏的敌手名叫“匈”（Hun）。

虽然再往前追溯的年代仅能凭借想像，但西元三五〇年起至三六〇年左右，匈人似乎越过伏尔加格勒河袭击阿兰。关于匈人，留下最详细记述的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活跃于四世纪后半），根据他的记载，匈人是“顿河之人”，他们杀掠阿兰人，与剩余的阿兰人结盟。加入阿兰人的强大集团以匈人为盟主，继续向西前进。

当时，从黑海北岸至西岸，语言属于日耳曼系的东哥德人和西哥德人各自形成王国。匈军（有史料将其领袖写作巴兰比尔，但不确定）于三七五年或更早，入侵厄尔曼纳里克王（Ermanaric）统治之下的东哥德王国。《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E.Gibbon）根据哥德史家约达尼斯（Jordanes）所著的《哥德史》（五五一年左右完成），认为厄尔曼纳里克王至今为止，一直征战东欧各地，将领土从波罗的海扩展到了黑海。然而，这似乎是自家人的夸大其辞。如同海尔芬强烈否定，虽然黑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方面曾有琥珀交易的路线，但并不存在东哥德的“帝国”，东歌德的领域范围不过限于第聂伯河下游。

◎匈人属于突厥系？

东哥德的厄尔曼纳里克王抵抗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而自杀，由维提米利斯（Vithimir）继位。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维提米利斯雇用“其他的匈人”为佣兵。“其他的匈人”究竟是何人？海尔芬从约达尼斯的记述（然而，其出处要追溯到五世纪的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当中找到解答。作为被匈人清除的部族集团之一，普利斯库斯写作AMIΛZOYPOI，而约达尼斯写作Alpidzuri。海尔芬复原原本的称呼为Alpildzuros，并用突厥语解释成Alp-il-čur。

“alp”代表“英雄”或“勇勐”的意思，“il”代表“国”或“民”的意思，“čur”是常见于人名或称号后面的固有名词的一部分。“Alpilčur”以人名来说的确常见，但作为部族的名称又如何呢？无论如何，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么就代表他们过去是以突厥语交谈。也就是说，匈人在来到此地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突厥人，“其他的匈人”指的就是他们。这是海尔芬的看法。

他对于匈奴与匈人同族说反而采取怀疑的立场，因为匈人的名字明显是突厥语的情况很少，但他保证这个族名是明显属于突厥语的少数例子之一。我对于这样的解释感到怀疑（关于将人名或称号后面的čur放在部族名之后这一点），但暂且保留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此外，更令人玩味的是几个匈人的名字。例如四一二年的匈王哈拉顿（Charaton，音译）、阿提拉的儿子邓吉兹克（Denghizic，音译），这些名字听起来像突厥语或蒙古语。

◎阿德里亚堡之役

维提米利斯王虽然雇佣“其他的匈人”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推测约在三七六年阵亡。击败东哥德的匈人将他们收归旗下，剩下的东哥德人则越过聂斯特河往南前进。接下来与匈人对峙的是西哥德。由阿塔纳里克率领的部分西哥德人逃往潘诺尼亚（现在的匈牙利），但大多数人在菲列德根的指挥下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得到罗马帝国的许可而渡河，寻求罗马帝国的庇护。

然而，当地色雷斯行省的将军盗领了原本应该要给哥德人的粮食，胡作非为，西哥德人难忍饥饿，终于在西元三七七年叛乱。再加上东哥德、匈人和阿兰，三七八年中，巴尔干半岛到处发生掠夺和战争。

当时罗马帝国由东西两位皇帝共同治理，而巴尔干方面属于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来不及等西部的皇帝、同时也是自己侄子的格拉提安（Gratianus）救援，便亲自率军来到巴尔干。时值三七八年八月九日，在巴尔干半岛南部色雷斯的阿德里亚堡（现在土耳其的爱第尼）郊外，哥德军和罗马军展开了大决战。这场战役以哥德军压倒性的胜利告终，罗马军损失三分之二，皇帝也阵亡。

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阿兰这时也加入哥德军，但没有看到匈人的名字。然而在之后的记述当中又出现“加入哥德的匈人和阿兰”这样的字句，因此匈人或许是在大战开始不久后加入，或是从一开始就参战，但阿米阿努斯漏记。

大战持续二年，期间匈人和哥德人、阿兰人一起摧残色雷斯各地，但三八〇年后，匈人和阿兰人的名字暂时消失在巴尔干。想必他们再度越过多瑙河回到北方的草原地带。三八四年春天，出现匈人的骑马军团经由诺里库姆和拉埃提亚（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往高卢方向前进的消息，推测匈人早在这时已经占据潘诺尼亚（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今匈牙利西部一带）。

◎匈人远征西亚

西元三九五年夏天，匈人的大军在顿河流入黑海的河口附近渡河，往东南前进，越过高加索山脉，侵入亚美尼亚和罗马的行省，以及波斯。部分军队摧残安那托利亚（土耳其）东南部，但在渡幼发拉底河的时候遭到罗马军讨伐。另一支部队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往下，逼近萨珊王朝波斯的首都之一泰西封（今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底格里斯河河畔），但遭到波斯大军击败，便往现在的阿塞拜疆方向逃走，越过里海之门（高加索山脉在里海形成断崖的地方），回到北方的草原。根据基督教会流传下来的多少有些夸张的编年史，这时的匈人放弃了包括一万八千人俘虏在内的战利品。其他的军队则在安那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大肆掠夺。

三九七年，匈人的小部队又入侵亚美尼亚。不久之后的四一五至四二〇年，匈人绕过里海东侧（也有绕过里海西侧、越过高加索山脉的说法），入侵波斯。这些对西亚的远征，代表匈人的大本营不仅在多瑙河一带，北高加索一带也有他们的根据地。

一般认为三九五年远征的原因是匈人的根据地发生饥荒。海尔芬举出匈人带走大批家畜作为证据，也就是掠夺家畜当作粮食。同时，海尔芬还注意到匈人带走了大批俘虏，故将这场入侵视为大规模的奴隶狩猎。然而，在饥荒的时候带走大量的奴隶是想做什么呢？如果让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农耕，也解不了燃眉之急。

说到骑马游牧民入侵定居农耕地带，带走大批人和家畜，这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模式，与是否发生饥荒无关，想必匈人也是想在北方善用定居民的劳动力。另外，在此两百到三百年后，突厥系的可萨人（Khazars）同样从北方越过高加索山，不时入侵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此时他们掠夺的对象也是人和家畜。

匈人入侵西亚，据推测还有另一个理由。试回想在此一千年前发生的斯基泰人远征西亚。斯基泰人越过高加索山入侵西亚，不仅大肆掠夺，更以佣兵的身分穿梭于对立的诸势力之间。说不定匈人也介入了对立的罗马和波斯以及立场微妙的亚美尼亚等诸国，从中谋取利益。

关于五世纪以后的匈人历史，我将在介绍完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之后继续探讨。

匈人的习俗与文化

◎亚洲系骑马游牧民族

关于匈人的容貌、外表和生活方式，阿米阿努斯的记载如下。然而，阿米阿努斯本身并没有见过匈人，而是从哥德人的口人得知。

孩子出生后便划破他们的面颊，为的是让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好像宦官一般不美。他们矮小，身体壮硕，有着粗壮的手脚，脖子很粗。有如怪物一般丑陋畸形，还以为是两只脚的野兽……他们没有任何栖身的建筑物，好像墓一般回避这样的建筑物。他们连茅草屋顶的小屋也没有。他们自由放浪于山林之中，从小便习惯了寒冷、饥饿、干渴。他们穿着麻制或缝合野鼠皮制成的衣服（现在的蒙古人还是会穿着用有如豚鼠一般的土拨鼠等小动物的毛皮缝制而成的毛皮衣）……头上戴着圆形的帽子，用山羊皮保护他们多毛的腿。因为他们不用木型制作鞋子，认为妨碍了他们自由行走，因此不适合徒步作战（很难理解鞋子和步行的关系，推测应该是材质柔软的鞋子。另外也有人解释是因为经常骑马而是极端的O型腿，因此不利于行走）。然而一骑上马，他们就像黏在上面一样。他们的马强壮但丑陋。他们有时会像妇女一般侧坐在马上，做一些日常的工作。他们日夜都在马上进行买卖、饮食，靠在马脖子上睡觉。……他们为了能够迅速地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因此行囊简便。他们会突然散开，四处突袭，进行可怕的杀戮。……他们自古以来就用尖锐的骨镞代替普通（金属）的镞，巧妙地装上箭柄，他们用弓箭作战，再骑马拉近与敌人的距离，接近之后用刀作战。……他们的国里没有耕田之人，甚至是拿锄之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炉灶、法律、定居的生活样式，有如难民一般四处流浪。他们在迁移的车里生活。他们的妻子在车里缝制丑陋的衣服，在车里与丈夫同住，生子养育（Res Gestae, XXXI., 2, 1-1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斯基泰人追悼死者时，也可以看到划伤脸颊的风俗，突厥也有这样的风俗。提供消息的人也许误解脸上有伤和不长胡子的关联。不长胡子、矮小壮硕的体格等特征，也许暗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然而遗憾的是，在推测是他们根据地的匈牙利，并没有发现可以锁定人种形质的匈人埋葬遗迹。也许是因为他们采取火葬，或是原本人口就少，又或是他们的根据地其实在更东边。有各种推测，但都没有定论。

从他们的作战方式和生活样式来看，他们擅长骑马射箭、没有定居地和固定住屋、不进行农耕，这些特征与斯基泰和匈奴相通。整体而言，可以得知他们是亚洲系的骑马游牧民，但没有证据足以断定匈人就是匈奴。

◎“前突厥时代”的美术

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领域，一般区分西元前八／前七世纪至前四世纪为斯基泰时代，前三至后三世纪为萨尔马提亚时代（或是包括东边的匈奴，称作匈奴─萨尔马提亚时代）。隔一段时间，六世纪后半以降则多被称做突厥时代。那么，之间的时代该如何称呼呢？

有人称之为“匈人时代”。然而，匈人的活动期间仅是四世纪末起约一世纪，且几乎没有找到可以断定是他们留下来的遗迹或遗物。因此也有人不特指“匈人”，而是称作“民族大迁徙时代”。这个用语起自德语圈，俄罗斯语圈也广为使用，但这是在考虑到“日耳曼”系诸族迁徙所创的称呼，因此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印象薄弱。

我认为，匈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因此将之称作“匈人时代”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要求正确性的话，我认为“前突厥时代”的说法更妥当。

姑且不论名称，这个时代草原地带西部具有特征的遗物包括①贵金属工艺品、②马鞍装饰、③鍑。①的特征是在金或银的材料上镶嵌略大的红色宝石（红色玛瑙和石榴石、红玉髓等），中间再埋入用金粒加工而成的三角形。镶嵌也是萨尔马提亚时代基本的装饰手法，但每一个形状小，颜色以绿色为多，混一点红色，这被称作“多色装饰样式”。两者相比，可说有了很大的变化。

镶有石榴石的黄金王冠　克里米亚半岛，克赤，米特里达梯山出土。直径约19公分。4世纪末～5世纪前半。罗马、日耳曼美术馆收藏。

使用这种装饰法制成的工艺品包括剑鞘装饰、马具、扣环、耳饰、王冠（头带型）、颞颥装饰（从王冠左右两侧垂到鬓角附近）等。这些物品集中在匈牙利平原至多瑙河下游、黑海北岸，不过也流传到东方乌拉尔地方至哈萨克斯坦、天山西部、阿尔泰北麓。

近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河上游，也发现整批使用相同装饰技法的黄金制品。这批制品曾于二〇〇二年在日本举办的“丝路、丝绸和黄金之路”展览中展出，读者之中也许有人欣赏过。除了红色宝石镶嵌的剑鞘装饰之外，还发现了黄金制的男用面罩、虎形把手和植物图案的壶、戒指（亦使用同样的技法装饰）等。

镶嵌红宝石的剑鞘装饰　前突厥时期（民族大迁徙）的典型工艺。长21.7公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地区波马出土。伊犁州博物馆收藏。

在出土当时，中国发表这批遗物应属于六至七世纪的西突厥王族。然而，做出这一推测的理由，单纯是因为伊犁地区曾是西突厥的中心地，这样的装饰技法反而应该属于西突厥之前的前突厥时代。

另外，这个时代也出现用细的金线区划镶嵌部分，再埋入切成薄片的红色宝石或玻璃的装饰技法。类似七宝烧的这种薄片镶嵌技法，在哈萨克斯坦和东亚（从三国时代新罗的古坟出土）也广为人知，但在西方特别流行，不时从五至六世纪日耳曼王侯的墓中出土。

◎硬式鞍和镫出现的时期

那么为何可以断定红色镶嵌和金粒做工的装饰技法属于前突厥时代呢？事实上，也有学说将这些贵金属工艺品的年代延后到西元六至七世纪。然而，我确信这个技法的出现不可能延迟到突厥时代。下面将说明我的理由，但在此之前必须先简单看马鞍和马镫的历史。

如第三章所述，斯基泰时代的马鞍是有如坐埝一般的软式鞍。在采用马鞍的中国，也正如从秦始皇的兵马俑所见，属于软式鞍。然而中国于三世纪左右，想出了拥有木制骨架的硬式鞍。硬式鞍是由两片当作基底的鞍板，和为了固定鞍板的前鞍桥和后鞍桥构成。初期最大的特征是硬式鞍的前鞍桥和后鞍桥垂直立起，作用在于前后包夹住不习惯骑马的人的身体，使其更安定。

然而，立有垂直的板子不方便上下马。于是在四世纪，发明出了在基底的鞍板上穿孔，穿过绳子悬吊马镫的方法。由于是为了方便上马使用的脚踏，因此当初只有左侧有马镫，但马上就发现其方便性，于是悬吊在两侧，骑乘时脚也可以放入马镫。从日本的埴轮马（一种用陶器做成的马）可以看出，日本古坟时代流传下来的鞍和镫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

黑海北岸梅利托波尔出土的硬式鞍的推测复原图　5世纪。根据I. Bóna. Das Hunnenreich. Corvina: Budapest,1991制成。

就算如此，有了后鞍桥还是不方便上马，因此五世纪开始将后鞍桥做成向后倾斜的样式。自从改成这种类型之后，硬式鞍才首度在草原地带流传。骑马游牧民会将各种用具和战利品挂在马鞍上，因此比起软式鞍，硬式鞍更坚固。然而，就算引进了硬式鞍，还是没有使用马镫。也许是因为草原的马体型较小，且游牧民从小就习惯跳上马，因此一开始没有感受到马镫的必要性。然而，他们逐渐发现马镫除了是上马时的脚踏之外，在骑乘时也可以放脚有助于施力。脚放入马镫施力起身，更有助于射箭时的准头。除此之外，在马上使用刀枪也非常方便。于是在六世纪或其后半，马镫便从草原地带流传到了欧洲。

将马镫带入欧洲的，一般认为是六世纪后半从东方而来，语言上属于突厥系的骑马游牧民阿瓦尔人。由于与阿瓦尔人作战，法兰克人也开始使用马镫。关于硬式鞍和马镫的发明与普及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上述的见解是现在最值得信赖的学说。

不等边三角形或弓形的金银制薄片，也经常与分布于哈萨克斯坦至东欧的红色镶嵌、金粒做工的贵金属工艺品一起出土。这种薄片上面一定会有鱼鳞般的图案，这种图案常见于前突厥时代的整个草原地带。这种薄片从马墓出土的状况来看，可以知道是贴在鞍板前侧上的装饰片。木头的部分已经腐蚀不见，仅留下金属的装饰片。

青铜镀金皮带装饰和鞍板装饰　斯洛伐克，莱维采出土。鞍板装饰长13.5公分。5世纪后半。匈牙利国立博物馆收藏。

然而，从出土这种鞍板装饰片的墓当中并没有发现马镫。因此，这些鞍板装饰片的年代应该是在六世纪前半之前，且与鞍板装饰片一起出土的红色镶嵌、金粒做工的贵金属工艺品也是六世纪前半之前的东西，也就是说属于前突厥时代。认为年代应该更晚的俄罗斯考古学家A．安布罗斯说明，七世纪的游牧民将马鞍放入墓中，但没有把马镫一起放入。然而，这种解释听起来非常牵强。虽然已有硬式鞍，但尚未开始使用马镫，这样的说明比较合理。

◎“匈型”鍑的特征

最后，让我们看看前突厥时代另一样象征性的遗物——鍑（游牧民族仪式时使用的釜），并探讨其起源和分布。斯基泰时代和萨尔马提亚时代的鍑，大多鍑身鼓起，但被称为“匈型”的鍑，其腹部多为直筒形，这是最大的特征。另外，“匈型”鍑共通的特征是四角形把手，鍑身整体被隆起的直线划分为四个区块。另外在装饰方面，把手上有三或四个、把手两侧各有一个蘑菇形的突起，从鍑身上部的水平隆起线至前侧，并排着有如圆形“珠帘”一般的图案。蘑菇形的突起大而显眼，带给人强烈的印象，因此带有这种装饰的鍑被认为是匈人象征性的器物，经常出现在匈人相关的书籍当中。

由于匈人王族戴在头上的王冠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蘑菇形的突起装饰，因此有学说认为这是王权的象征。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带有蘑菇形突起的鍑是王族的所有物，没有这个突起的鍑则是王族以下阶级的人所使用的东西。

匈牙利特尔泰尔出土的铜鍑　“匈型”鍑的代表例。高89公分。5世纪。匈牙利国立博物馆收藏。出自：I. Bóna. Das Hunnenreich.

“匈型”鍑的出土数量不多。接近完整状态的出土品约十多件，其他包括仅存碎片在内的鍑也只有二十多件。现在，确认属于斯基泰时代至前突厥时代为止，整个草原地带的鍑共有四百五十多件，“匈型”鍑占的比例非常少。

数量虽少，但有些地区出土的鍑，分布相对集中。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包含碎片在内共出土了五件。其中，从佩斯省特尔泰尔（匈牙利语：Törtel）出土的鍑最大，由四个不同的块范铸造而成（一般是二个）。而且只有这个鍑的把手中央有支撑。

沿多瑙河往下，在河的北岸罗马尼亚境内发现了九件。在克拉布约瓦地区的帝沙村附近，发现了没有损坏的鍑。据说是渔夫从水里捞起来，但发现过程的详情不明。发现地点的对岸——多瑙河的南岸，曾经是罗马帝国的要冲拉夏里亚，这个城市在四四二年左右遭到阿提拉消灭，因此有学说主张这是阿提拉在发动攻击前，于北岸举行祈胜仪式时使用的鍑。

在黑海的东部，只零星发现分布四处的鍑。其中之一，据说是在伏尔加格勒河中游索查河岸边沙中发现，这只鍑虽然没有蘑菇型的突起，但鍑身上部珠帘状的装饰与多瑙河特尔泰尔出土的鍑相同。把手下方的鍑身，上面有朝向下箭头般的图案，后述的乌鲁木齐南山鍑也有相同的图案。锡尔河下游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哲塔萨尔（Dzhetasar，音译）也出土了同样带有方形把手的土制鍑。由于鍑身鼓起，因此可能是比较古老的类型。

◎“匈型”鍑的起源

过去大家以为不会在伏尔加格勒河东方发现带有蘑菇形突起的鍑，然而近两年的发现打破了这个过去的常识。其中一件鍑是出土于南乌拉尔的克兹尔阿德。这个鍑的特征是磨菇的蕈伞小，把手两侧的蘑菇没有完全与把手分离，且鍑身不是直筒形，而是带有圆弧形。这些特征都代表这个鍑属于较古老的类型。

更惊人的发现是在遥远东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方的南山地区。这个鍑的把手上有三个突起，两侧各有一个分离的突起，但蘑菇的蕈伞比多瑙河出土的鍑小。鍑身与伏尔加格勒河索查出土的鍑同样都有朝下箭头的图案。鍑身的形状与其说是直筒形，更接近鍑身逐渐变窄的克兹尔阿德鍑。另外，上面没有珠帘般的装饰。关于这个鍑，有人认为是从欧洲回流的游牧民集团带到这里。然而，形状偏旧型，与伏尔加格勒的鍑有共通点，因此无法轻易断定产自多瑙河。所以，先有这个鍑才诞生伏尔加格勒和多瑙河的鍑，这样的看法较自然。

（左图）新疆乌鲁木齐南山地区出土的铜鍑　属于匈型鍑。4～5世纪。高59公分（除了经过复原的底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右图）伏尔加格勒河中游出土的铜鍑　把手下的鍑身有朝向下箭头般的图案。5世纪。高53.2公分。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从乌鲁木齐往东北的阿尔泰一带出土了更古老类型的鍑。其中车尔纳亚塔里亚（音译）出土的鍑，把手上虽然有三个突起，但蘑菇的蕈伞相当小，两侧仅是单纯突起，并没有呈现蘑菇状。而比什克（音译）出土的鍑，把手上的三个突起没有呈现蘑菇状。阿尔泰东邻图瓦的克盖利（音译）墓地出土的土鍑，把手上的三个突起和把手两侧没有分离的突起都没有呈现蘑菇状，鍑身的形状相当圆，给人更古老的印象。

接下来请大家看诺彦乌拉墓地出土的鍑的碎片。四角形的把手上，两端和中间略为尖起，两侧仅有有很小的突起。鍑身可以看到曲线图案。想必这是鍑的原型，把手上的三个突起和两侧的突起逐渐发达，终于成长成大的蘑菇蕈伞形。另外，鍑身的圆弧曲线想必也是逐渐变化成直角折曲的线条，将鍑身划分成四块。

（左图）诺彦乌拉六号坟出土的铜鍑碎片　前1～后1世纪。把手部分。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右图）南西伯利亚阿尔泰比什克（音译）出土的铜鍑　1～3世纪。高27cm。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就像这样，看到鍑的发展过程，仿佛可以看见从蒙古高原往阿尔泰、天山、乌拉尔、伏尔加格勒、北高加索，从黑海北岸往多瑙方面延伸的路径。然而，诺彦乌拉墓地的鍑和天山以西的鍑有着相当大的年代差距。另外，目前蒙古高原尚未发现红色镶嵌贵金属工艺品和鞍板装饰片。整理以上讯息可以推测，将根据地设在天山、哈萨克斯坦一带的游牧民集团，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里海前进到黑海北岸，但在此之前是否与蒙古高原相关，则不得不说证据尚且不充分。

匈型鍑的出土地分布图

匈人“帝国”的最后

◎五世纪初的匈人

在之前提及的巴兰比尔之后，就没有其他匈人首长的名字流传下来。到了西元四〇〇年左右，终于知道有一个名为乌尔丁的首长。乌尔丁于四〇五年左右入侵色雷斯，但似乎没有占据该地的意图。四〇六年匈人支持西罗马，留下在翡冷翠附近击败哥德军的记录，但这些匈人是否是乌尔丁旗下士兵则不得而知。四〇八年，乌尔丁再度进攻色雷斯，但没有成功。之后与阿提拉同时期成为西罗马最高指挥官的埃提乌斯，在四〇五年至四〇八年曾是匈的人质。

四一二年至翌年，东罗马派了一位名叫奥林匹奥德鲁斯的人出使匈。他写下了他的经历，但很可惜地现在只留下片段。在这份好不容易留下的片段当中，出现了一位疑似是匈王的人物，名叫多纳托斯。然而，出生于匈牙利的内亚史家D．西诺尔（Sinor，音译）推测，这个人是被基督教视为异端的多纳图斯派僧侣，逃亡至匈，而非匈王。同样出现在残留片段当中的哈拉顿（音译）则被认可确实是匈王。

四二二年，有一个名为卢加或卢阿的匈王入侵色雷斯，甚至威胁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的宫廷于是以每年向匈支付三百五十磅的黄金为条件，与匈缔结和约。有学说认为卢加的势力范围是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北方，从这里往西至匈牙利的范围则由卢加的弟弟奥克塔尔掌控。奥克塔尔于四三〇年，在与勃艮第人的战争中死亡，卢加则是在四三四年死去。

继承卢加之后的是他的两个侄子，分别是布列达（兄）和阿提拉（弟）。布列达统治东部，阿提拉则继承了奥克塔尔留下的西部。四三五年东罗马的宫廷向两人遣使。两人在多瑙河南岸的马各斯（音译，Margus，今日塞尔维亚的波扎雷瓦茨〔Požarevac〕）附近会见使节团，但据说会面期间两人都没有下马。交涉的结果，每年的岁币提高到两倍的七百磅。

◎阿提拉的统治与其结束

然而，两人的共同统治似乎进展的并不顺利。西元四四四年或四四五年，阿提拉杀了兄长布列达，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之后阿提拉也继续威胁东罗马，大约在四四七年，他成功缔结条约，将岁币一口气提高到两千一百磅。

四五〇年以后，阿提拉的关心转向西方。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奥诺莉亚向阿提拉求援。奥诺莉亚因为记恨皇帝处死自己的爱人，于是偷偷地将自己的戒指送给阿提拉，暗示要与阿提拉结婚。有说法认为阿提拉企图借由与奥诺莉亚结婚得到一半的西罗马领地，但无论如何，阿提拉朝向属于西罗马势力范围的高卢进军。至于他为何不直接朝着意大利进军，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高卢有狄奥多里克率领的西哥德军。西哥德与西罗马的关系非常不稳定，但两者面对阿提拉来势汹汹，决定联手。四五一年六月，两军据说在卡塔隆平原展开激烈的战争。然而，这场战争正确的位置尚不清楚。

这场战争似乎是场血流漂杵的激战。阿提拉自己也陷入危机，与其被敌人斩首不如自己投身火窟，于是将马鞍堆成山，随时做好点火的准备。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代表匈军使用的是木制的硬式鞍。如果是汗水容易渗透的皮制软式鞍，就算点火想必也只会冒烟而已。关于这场大战由谁获胜至今仍有争议，详情也不明。西哥德的狄奥多里克战死，但匈军据说也受到极大的损失。

阿提拉暂时回到根据地（现在的匈牙利），翌年春天至初夏再度进军。这次的目的地是意大利。大军首先在面临亚得里亚海的阿奎莱亚苦战，阿拉提好不容易攻下，之后前进到了波河平原，但不知为何没有指向西罗马皇帝所在的拉温纳。之后也没有朝向罗马城，而是回到了匈牙利的根据地。有人说阿提拉是害怕重蹈四一〇年进攻蹂躏罗马后不久便死去的西哥德王亚拉里克的覆辙，但实际的情形不明。

四五三年初，不知道是阿提拉的第几任妻子，但他娶了一位绝世美女。然而到了早上却不见阿提拉起身。觉得可疑的随从进门一看，发现阿提拉躺在血泊中气绝身亡，新娘在旁边不停哭泣。究竟阿提拉是自然死亡，又或是被新娘杀害，关于他的死有各种臆测，后世的英雄叙事诗和文学当中也有不同的润色。

阿提拉死后，匈人的统治急速衰败。由于阿提拉的行军意图不明，近乎临时起意，因此很难想像他拥有领土方面的野心，企图创建一个大帝国。另外，关于在他支配的领域当中，是否存在可被称作是“国家”的组织这一点，仅凭现存的史料也无法判断。然而，如本章开头所述，以匈人的入侵为导火线，哥德人等大量涌入罗马帝国内部，导致西罗马帝国衰败，打开新的时代，唯有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结语

汉朝廷赐给匈奴首领的印玺　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九个字，上面是骆驼的雕像，是东汉的铜印。1979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高2.9公分、每边长2.3公分。

◎考古学的运用说明

本书根据考古资料的记述几乎占整体的一半。尤其是前半探讨斯基泰的章节，考古资料更是高达八成。关于斯基泰的文献史料几乎都是由希罗多德提供，但此外的文献史料今后也无望增加。相对于此，考古学资料每年都有新的发现，不断进行发掘，持续累积。由于本书希望介绍最新信息，因此考古学相关记述才会占了这么多的篇幅。如果执笔时期提早一年，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资料；反过来说，如果执笔时期延后一年，则或许又有新的资料。考古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

以匈奴为对象的后半，由于文献史料丰富，因此考古学的占比没那么高；就算如此，第八章还是留给了考古学，当中也反映了近年的调查结果。另外我也指出，从外部看起来属于客观的考古学资料，如何解释资料也受到现代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考古学也是一门这样的学问。

本书针对的是一般读者，但文中不时出现专门研究者的名字，也介绍了彼此对立的学说，有时还会加以批判。在资料和史料较少的研究领域，不足的部分很多时候只能靠推测补充，也因此一定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解释。另外，由于新遗迹的发现、遗物的出土，至今为止大家认为的定说有可能一夜之间遭到颠覆，考古学也是一门如此严苛的学问。

◎王权的诞生和王墓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阐明骑马游牧民何时诞生，何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登场不如过去想像中的古老，大约是在西元前九世纪左右。西元前九世纪，被认为是最初“世界帝国”的亚述帝国于西亚登场，东亚则有西周不断地扩大领土。东西扩张主义国家的登场，与游牧民是否有关，目前尚不得而知。

骑马游牧民之间，似乎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先开始出现拥有强大权力的“王”。“王”建造巨大的“王墓”（最大的高二十公尺，直径一百公尺以上），借此夸示雄厚权力。初期是在地上建墓室，再在上面覆盖坟丘，之后则改为在地下建墓室。

他们创造出以独特动物图案、马具、武器为代表的文化。这些文化很快地就广布于西方。拥有这种文化的游牧民集团斯基泰于西元前七世纪前半，开始与亚述接触（很可惜地，直到现在日本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依旧将斯基泰的出现写作西元前六世纪）。

西元前八／前七世纪起至前四世纪为止的斯基泰时代，可说是草原的古坟时代。古坟的大小表现出的想必是社会地位的差距。在即使现今依旧人口稀薄的草原地带，想要建造需要庞大劳动力的大型坟冢，需要控制相当广大的地区，同时也需要将许多一般游牧民归入统治之下。此外，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草原首度出现王权，于是建造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清楚看见的大型坟冢，以作为王权的象征。然而，我们仍然不知其具体的统治结构和国家组织。

西元前三世纪末出现的匈奴，由于司马迁的记述，我们得以对其有比较详细的认知。他们的社会拥有以十进法构成的金字塔型统治架构，同时兼具军事组织的功能，也已经确立了征收劳役、租税的方法。

然而，匈奴的王侯已经不再建造醒目的古坟。他们选择墓地的位置不是平原而是森林，地上的部分虽然不大，但地下的墓室最深达到二十公尺。这个巨大转变的原因推测是因为害怕遭到盗掘，且王权已经众所皆知，没有必要再以大型坟冢的形式让大家知道。

◎游牧国家的多样性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阐明游牧国家拥有多样性和国际性。虽说是游牧国家，但居住其间的不仅是游牧民，同时也有农民、工匠、商人。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定居农耕地带根据自己的意思，或是被强制带到草原地带。如同谚语“隔行如隔山”，游牧民也许是认为游牧以外的领域，最好还是交给其他专家才对。

时代虽然往后推移许多，但下面介绍两个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故事。

西元七到十世纪，里海的西北岸有一个名为可萨、语言上属于突厥系的游牧国家。他们除了游牧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产业，仰赖交易支撑财政基础。这个不会出现在世界史教科书中的国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与当时的大国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并驾齐驱，备受瞩目。统治阶层中途改宗犹太教，理由推测是为了与两大国保持均等的距离。到了这个时代，游牧国家更进一步认识到交易的重要性，也开始推动城市的建造。然而，统治者只有冬天会留在首都，其他的季节都在附近的草原过着游牧生活。在城市里的主要是从他国来的商人。首都里有七位法官，其结构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法官各两人，其他异教（或许也就是游牧民固有的萨满教）的法官一人。

这个事实让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家大感吃惊。一直处于对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对待。原本骨子里都属于一神教的宗教也就算了，就连可疑的邪教都有一个法官（想必城市里的游牧民很少）。同时期，欧洲完全是基督教的天下，其他的宗教只能忍受迫害。与此相比，也许会认为他们是何等认同信仰自由的国家。然而，这样的做法并非出自类似近代宗教自由的观念。作为依赖交易过活的游牧国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欢迎任何一种宗教的商人，只要确实缴付关税，就保障他们的安全。

他们是如何沟通的呢？自匈奴之后的许多游牧国家，使用突厥语的可能性高。突厥语是相对容易学习的语言。现在东起西伯利亚的雅库特（萨哈），西至土耳其共和国为止，都广泛使用突厥语。这是因为语言方面发生了突厥化的现象。突厥语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变化较少的语言。现存最古老的突厥语资料是出自八世纪初，但只要了解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语文法，很容易就可以读懂。

另外，突厥语也是地区差异最少的语言。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能够理解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语超过一半以上。一九九一年我拜访靠近哈萨克斯坦国境的中国塔尔巴赫台市（蒙古语代表“有草原旱獭”的意思，汉语写作“塔城”）时，受到一个大家族的邀请。当家的是乌兹别克系的老人，家中同时有突厥系的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塔塔尔人，还有通古斯系的锡伯人。我问他们在家里究竟用什么语言沟通时，他们回答“Ortag”。Ortag代表“（在）正中央”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使用各自语言交叠中央的单字，就可以沟通（但锡伯人使用的似乎是哈萨克斯坦语）。这在日本可行不通。奈良时代的日语若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则不可能理解。另外，江户时代的津轻人和萨摩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对话的呢？

◎骑马游牧民对世界史的影响

下面说到骑马游牧民对世界史的影响和冲击。大家都知道匈人的入侵是导致欧洲产生重大变革的起因，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样的事情在欧洲稍早之前，也曾发生在东亚。四世纪初，西晋王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内部纷争，这时曾是晋朝将军的刘渊（南匈奴单于的直系子孙）自立成为大单于。以此为契机，除了匈奴之外，鲜卑和羌等诸族也纷纷自立，在华北树立政权。这些政权大多短命，不过其中鲜卑系的北魏势力崛起，最终衔接上之后的隋唐（参照本系列第六卷《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

在欧洲，匈人只是开了头，但本身并没有残留下来。之后东方又有阿瓦尔人、保加尔人（有学说认为创建保加利亚的保加尔人是匈人的后裔）、马扎尔人入侵欧洲，但都没有深入中心部。在这一层意义之上，可说东亚受到骑马游牧民的影响更大。

骑马游牧民带来的影响也冲击文化方面。他们发明的软式鞍传到了中国。发明硬式鞍和马镫的虽是中国，但将其传播到西方（欧洲）的是骑马游牧民。另外，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东西方美术样式和图案，再传到东西方的也是骑马游牧民。他们居住的中央欧亚草原地带也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所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他们不仅弘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担任将东方文化带往西方，西方文化带往东方的角色。

◎游牧国家有文明吗？

根据至今为止叙述的骑马游牧民、游牧国家的特征，能说中央欧亚的草原游牧社会存在文明吗？虽然何谓文明的定义非常困难，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古代文明的共通要素，一般而言包括城市的产生、王权的诞生、作为其象征的巨大建物的建设、作为统治手段的官僚制度的创设、审判制度的确立、文字的发明等。从文明是英语“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的翻译名词可以看出，文明原本是在城市型定居社会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用语。因此，对于没有“城市”的游牧社会而言，原本就与“文明”无缘，反而是站在与文明相反的位置，被认为是“野蛮”之地也无可奈何。

虽然用以城市型定居社会为前提的各种条件来验证游牧国家是否存在文明，本身就是件很不合理的事，但在此认知之下，我还是试着探讨斯基泰和匈奴是否符合“文明”的各种条件。

的确，斯基泰和匈奴没有居住的“城市”。然而，匈奴存有让出身定居地带的人居住、并让他们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的“聚落”。另外，他们也间接将西域绿洲城市国家纳入统治之下，得到这些地方的财富。本书虽然没有介绍，但斯基泰的领域当中也存在由定居农耕民经营的聚落（其住民与斯基泰的统治关系不明）。另外，斯基泰似乎与黑海北岸的希腊人殖民城市也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自己不定居，但这些游牧民都享受了聚落和城市的果实。到了八世纪后半，回鹘人在蒙古草原上建设城市，西方的可萨人和保加尔人也开始建设城市。然而就算到了这个时代，城市依旧是外来定居地带出身者居住的地方，游牧民只有王族在冬天会住在城市，一般游牧民则依旧居无定所。

关于王权的诞生和巨大构造的建筑物，本书已有详细介绍。至于官僚制度和审判制度，已经确认匈奴拥有简朴的体系。然而要注意的是，特别在官僚制度的运作上，定居地带出身的人士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匈奴虽然使用部分汉字，但没有自己的文字。然而进入数世纪后的突厥时代，游牧民便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西部草原地带虽然较不明确，但也出现类似的动静。

如此看来，斯基泰和匈奴时代的“文明”要素虽然不多，但八世纪之后，可说具备了文明的各个条件。此外如同回鹘人有摩尼教、可萨人有犹太教、保加尔人有伊斯兰和基督教一般，他们也开始接受拥有体系化经典的宗教。除了这些发展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统治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山田信夫在学说中，便主张“草原游牧城市文明”的开花，是在八至九世纪的回鹘时代（山田信夫，《北亚游牧民族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就算是根据过去关于城市型文明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游牧国家逐渐爬上文明的阶梯，不过我认为还有其他只有游牧国家才可能达成的“文明”要素，那就是本书再三强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伴随而来的国际性。想必这些都是来自于游牧民特有的自由和高度流动性。然而这些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当对政权的向心力不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分裂、崩坏。虽然有缺点，但游牧国家根据自己的特长，对东西“文明”的交流作出极大的贡献。

◎游牧民的将来

直到不久之前为止，很多人都断言游牧民将会完全消失。为了享受城市型近代文明的恩惠，只能定居。不只如此，社会主义政权也因为各种理由而推动定居化。然而近年，又开始重新审视游牧。游牧民不会喂食家畜配方饲料，只让家畜吃自然生长的草，因此肉和乳制品也是纯粹的自然食品。另外，由于家畜的粪便只有草的纤维，因此只要晒干就可以当作燃料使用（尤其是牛的粪便大又好用）。由于不会长时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因此不会吃尽该地的草。另外，也没有必要施予化学肥料。在他们离开之后，最多只会留下帐篷的圆形痕迹，或是炉灶位置的土有点烧焦而已。因此，游牧可说是对环境最友善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游牧民还是会想看电视，使用网络。这个时候还有太阳发电和风力发电的选项。不需要特别大的装置，就可以满足游牧民一家的用电需求。只要有风向标和简单的螺旋桨以及一块榻榻米大小的太阳电池面板就足够。装上碟型天线就有看不完的卫星电视。用移动电话打听喀什米尔羊毛的市价，有好的价格便可立刻卖出。过着这种生活的游牧民愈来愈多。

在中央欧亚的草原和高原，想必游牧民今后也将会坚韧地生存下去。

学术文库版后记

本书原本是二〇〇七年六月（日文精装版）出版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第三册。在这次文库版中，尽管当初执笔时的见解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而本文的订正，只停留在明显误记或误植的最低限度，但就像“结语”提到的，考古学常常在事后才相继出现重要的发现与认知。故在此谨介绍本书初次出版之后的研究动向，以作为“后记”。

首先是第一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团队的挖掘。我们在一九九九年将赫列克苏尔与鹿石周边出土的马头骨，各带两块回日本进行年代测定。虽然我们立刻委托了某间大学分析，但过了好一阵子之后，对方却告诉我们无法分析。后来重新委托了东京大学总合研究博物馆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室，终于在二〇〇九年有了结果。

因为在鹿石上，可以看到呈现出卡拉苏克时代（前十三／十二～前八世纪）的短剑，以及初期斯基泰时代（前八～前六世纪中左右）的动物图案，存在两种要素的混合，所以我将竖立起上面有短剑的鹿石的赫列克苏尔的时间，从卡拉苏克时代的后期延伸至接续的“前九～前七世纪左右”的时代，并认为骑马游牧民社会中权力者的出现是在“前九世纪左右”。对于这一点，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的年代测定，虽然四块马骨的数值稍微有点分散，但整体来说，可判断是落在前十三世纪到前九世纪，这个年分正相当于卡拉苏克时代。另外，美国团队调查的大型赫列克苏尔的马骨，年代测定为前十到八世纪。这个年代跟我的推定几乎一致。（林俊雄，〈中亚的王墓〉，亚洲考古学四学会编，《亚洲的王墓》，高志书院，二〇一四）

关于家畜化的年代也是一样，根据新的年代测定，显现的年代比以往更古老。羊跟山羊约在前八千六百年至前八千年左右，跟牛与猪的家畜化几乎是同时进行。（鞍田崇编，《欧亚农耕史3　沙漠、牧场的农耕与风土》，临川书店，二〇〇九）关于马的家畜化，我先前写下了“情势最近似乎对安东尼不利”，但安东尼之后仍持续努力，在新加入的欧森（Sandra Olsen）支持下，努力让自己的说法成为定论。但是我现在仍认为李汶的说法比较正确。

关于车的起源，欧洲中部与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同时在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出现的说法仍然比较有力。车的原型是形状呈A字形的橇，像是日本的“修罗”那样的工具。没有车轮，由牛牵引。亦即，两个地区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至于草原地带与“西周时代的中国交流”，在伏尔加格勒河中游的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青铜器文化（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中，青铜制的矛的特征是枪头的根部附有尖刺，而在中国（青海、河南）前两千年至一千五百年间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武器，受到中国学会的瞩目。（松本圭太，〈北方欧亚（俄罗斯东部、蒙古）〉，《季刊考古学》一三五号，雄山阁，二〇一六）。

第三章中提到归还阿尔泰出土木乃伊的要求，在二〇一二年九月，木乃伊终于还给了俄罗斯联邦下的阿尔泰共和国。不过归还最大的瓶颈在于，首都戈尔诺─阿尔泰斯克的国立博物馆的设备很简陋；为此，该博物馆进行了大改装，增设了包含全面温湿度管理的展示设施。帮助出资金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这间公司是半国营企业，以世界最大规模的天然气供应量为傲。向他们购买天然气的最大客户是中国。可是，西伯利亚西部产出的天然气要如何运到中国呢？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跟中国有很长的国境相接，但是从西伯利亚西部绕到远东地区距离太远。于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便注意到了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和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境相接（西边是哈萨克斯坦，东边是蒙古），仅有五十公里的短距离。而到新疆为止，都可以使用既有的管线。事实上，木乃伊出土的地点非常靠近中国的国境，若是这里发生反对管线铺设的运动，那事情可就不妙了，因此资金援助可以说是防患于未然的对策。后来博物馆大幅改装完成，而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总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的董事长，在普丁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与会见证下，签署了天然气供给协议（The New Research of Tuva, 10 January 2012. Gazprom news, 9 November 2014）。

第四章中别斯沙特尔古坟群的木材年代测定结果已出炉。三号坟的木材属于前八世纪。比我猜测的还略古老一点，但还在合理范围内。章末提及的菲力波夫卡古坟群的调查继续进展，发现了镶嵌有黄金战士图像的铁剑与金柄铜镜、许多黄金制品、青铜制的鍑等等。

关于第五章开头稍微谈到的匈奴语言，武阿勒（Alexander Vovin）的假说受到瞩目。他认为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羯（匈奴的一支）的语言不是突厥语，而是属于现在几乎灭绝的叶尼塞语系。

中国向中亚方面的发展不能只从经济面来看。二〇一四年，他们和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一起，打算把从长安经天山走廊一直到中亚的丝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登录为世界遗产，这点应该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时，中国西安的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的考古学研究所缔结协定，着手调查天山西部的古代游牧文化，在苏尔汉河畔发现了前一世纪大月氏的古城遗址。

第八章中布里亚特的伊里莫瓦坟丘内有用石头排列区分成几个小空间。尽管当时我说这是“独特”的呈现，但之后发掘出的匈奴的大型坟墓，全部都是同样的构造。因此这其实是很普遍的形式。

当时挖掘到一半的查拉姆七号坟，目前已挖掘完毕，发现了有两根车辕的两轮马车、四只利用约二到四岁的幼儿头骨制作的人偶（编起来的一撮撮头发像是用胶黏上去的）、一些使用白桦树皮制的化妆颜料、银制动物造型的装饰板、汉代铜镜、玉制品、镶嵌绿松石的黄金制品等等。从涂漆的木制容器上所刻的制作工坊名称等线索推断，这个容器不是在王莽的新朝，而是在其之前的西元前八年到后四年间做出来的。另外，对坟墓的主体部分出土的物品进行放射性碳定年法年代测定，结果发现它比陪葬墓的年代略新，最有可能落到的年代是西元三〇年到一二〇年。将两者一起考虑的话，把这座坟墓定位在西元一世纪前半应是妥当的。（Minyaev, S. S. et al. The Silk Roads 4(1), 5(1), 2006-07. 可网络阅览）。

在高勒毛都II墓地，挖掘了最大的一号坟是匈奴的坟墓。方形的露台单边是四十六公尺、高三公尺，尖端缩减的突出部分长度是三十七公尺。东侧紧邻稍微大一点的陪葬墓，其外侧有二十七座陪葬墓成弧状排列，然后北侧有一座马的坟墓，西侧也有一座小型的陪葬墓。陪葬墓中的埋葬者大多是成年男子，不过也有三名七岁以下的幼儿。从幼儿的墓里发现两百六十七个羊的距骨（脚踝的骨头），当中有三十六个刻下了各种印记（可能是表示氏族的印记）。这种物品至今日还是草原地带的游玩器具。

关于匈奴古坟的构造，我写下了“没有能够断言是受到中国影响的确切证据”，但看了之后的发掘报告后，可以说西汉的影响确实存在。

匈奴时代的聚落遗址发掘也变得更加盛行了。结果，在蒙古国内也发现和伊沃尔加遗迹同样的聚落遗址。虽然进行这些遗址发掘的主要是欧美的调查团，但如果特别去看美国调查团的报告书，当中主张的说法是这些遗址的住民都是半农半牧的匈奴人；我想，这应该是受到了极力排除住民迁徙或是文化传播可能的新考古学派（New Archeology）的影响。（林俊雄，〈游牧国家中的聚落与都市——从匈奴到柔然〉，佐川英治编，《大青山一带北魏城址的研究》，二〇一三）

关于吐鲁番郊外出土的项链跟相关的出土文物，我发表了比较式的考察研究。（林俊雄，〈雅尔湖〔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现的匈奴、萨尔马提亚式装饰品〉，高滨秀先生退职记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欧亚考古学》，六一书房，二〇一四）

包含蒂拉丘地遗迹出土文物的大规模展览“黄金的阿富汗”，二〇一六年在福冈与东京举办，出版了豪华的目录。

匈牙利出土了几乎形状完整的新“匈型”鍑。包含这些在内，我也有参加的研究会出版了从斯基泰至匈人时代的鍑的图鉴。（草原考古研究会编，《鍑的研究——欧亚草原的祭器与日用器具》，雄山阁，二〇一一）本书出版后，在克里米亚半岛又发现了鍑的把手碎片。

本文中写道，作为前突厥时期特征的红色镶嵌贵金属工艺品，曾在哈萨克斯坦和新罗发现，不过二〇〇九年我参予作业的阿尔泰共和国东部边缘的遗迹中，出土了镶嵌着大颗红色玛瑙的金制品。这个遗迹距离与蒙古的国境只有三十公里，稍微缩减了哈萨克斯坦与东方孤立的新罗之间的距离。（Hayashi, 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eppe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Altai. The Eastern Silk Roads Story: 2015 Conference Proceedings. UNESCO: Paris & Bangkok, 2016. 可网络阅览）

以上只列举出主要的调查研究进展。未来也会像这样持续增加应该更正的地方吧。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林 俊雄

参考文献

◎史料

．ヘロドトス／松平千秋訳‘历史’上．中．下 岩波文库 1971～1972

◆另有青木巖的译本（新潮社 1960），但就译注和索引的充实程度而言，松平千秋的译本胜出。

．司马迁／小竹文夫．小竹武夫訳‘史记’ 1～8 ちくま学芸文库 1995年

◆野口定男（平凡社 1972年）的译本也很重要。另外还有数种列传等的抄译。

．班固／小竹武夫訳《汉书》 1～8 ちくま学芸文库 1997～1998年

．内田吟风他訳注‘骑马民族史1 正史北狄伝’ 平凡社 东洋文库197 1971年

◆针对《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等在正史当中与北狄传相关部分的译注。由于是北亚史的研究学者翻译，因此注释的专门性高。

．J. C. Rolfe. ed.,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与本书整体相关的参考资料

．石黑宽编訳‘もう一つのシルクロード’ 东海大学出版会 1981年

◆针对一般读者叙述欧亚草原地带从马的家畜化至中世为止的各种问题。

．‘季刊文化遗产’12号 2001年

◆特辑“骑马游牧民の黄金文化”。斯基泰、塞迦、萨尔马提亚、匈、突厥。

．藤川繁彦编‘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学’ 同成社 1999年

◆从马的家畜化开始至蒙古帝国时代为止，整理了欧亚草原地带考古学专业知识的概说书。

．护雅夫编‘东西文明の交流1 汉とローマ’ 平凡社 1970年

◆包含增田精一有关青铜器时代文化交流和斯基泰、萨尔马提亚的2～4章和护雅夫有关巴泽雷克、诺彦乌拉、匈人的5、7章。关于斯基泰和马镫的起源，增田精一的学说和我的学说相异。护雅夫在第5章中，详细介绍了榎一雄有关月氏领域范围的学说。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游牧和骑乘的起源

．今西锦司‘游牧论そのほか’ 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　1995年

◆谷泰在卷末以批判的口吻解说今西关于畜牧起源的学说。

．川又正智‘ウマ駆ける古代アジア’ 讲谈社选书メチエ 1994年

◆探讨马的家畜化、车的起源等相关学说。

．川又正智‘汉代以前のシルクロード’ 雄山阁 2006年

◆整理并探讨上一本著作之后的新发现和新学说。

．J．クラットン＝ブロック／清水雄次郎訳‘図说马と人の文化史’ 东洋书林 1997年

◆作者是动物学家。问题在于承认革制镫的存在。

．末崎真澄编‘马と人间の历史’ 马事文化财団 1996年

◆包含D. Anthony的“马の家畜化と乘马の起源”（本乡一美译）。

．小长谷有纪编‘北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と动物のあいだ’ 东方书店 2002年

◆林俊雄提及蒙古的遗迹调查和马的家畜化论战的发展。

．藤井纯夫‘ムギとヒツジの考古学’同成社 2001年

◆西亚有关农耕和畜牧、游牧起源，较偏向专门的概说书。

．R. Drews. Early Rider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5.

．M. Levine et al., ed.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University of Cambeidge, 2003.

．D. Telegin. Dereivka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87). Oxford, B. A. R., 1980.

◎前斯基泰时代、斯基泰时代

．‘アルタイの至宝展’　西日本新闻社　2005年

◆包括1993年于阿尔泰发掘的冻土墓出土品在内的展览会目录。

．五木寛之编　‘ＮＨＫエルミタージュ美术馆4’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89年

◆介绍艾米塔吉博物馆收藏的斯基泰黄金制品和巴泽雷克出土品。

．加藤九祚“スキト．シベリア文化の原郷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　考古．美术篇’　山川出版社　1976年

◆介绍阿尔赞1号古坟的发掘报告。

．香山阳坪‘沈黙の世界史6　骑马民族の遗产’　新潮社　1970年

◆介绍斯基泰和塞迦的遗迹发掘。

．香山阳坪“イッシク．クルガン”‘足利惇氏博士喜寿记念オリエント学インド学论集’国书刊行会　1978年

◆介绍出土“黄金人”的伊塞克墓地。

．‘古代王権の诞生Ⅲ　中央ユーラシア．西アジア．北アフリカ编’　角川书店　2003年

◆包括高滨秀“ユーラシア草原地帯东部における王権の成立”、雪嶋宏一“骑马民族スキタイの王権の成立と発展”、林俊雄“中央ユーラシア游牧民の古坟からみた王権の成立と発展”。

．‘シルクロードの遗宝’　日本経済新闻　1985年

◆包括西伯利亚藏品和伊塞克墓地黄金人在内的展览会目录。

．‘大草原の骑马民族’　东京国立博物馆　1997年

◆从世界各地收集欧亚草原地带东部的青铜器所举办的展览会目录。高滨秀的编年非常重要。

．高滨秀．冈村秀典编‘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1　先史．殷．周’　小学馆　2000年

◆高滨秀概说从草原地带东部的斯基泰时代起至匈奴时代为止的美术史。

．田辺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15　中央アジア’　小学馆　1999年

◆林俊雄概说从草原地带中部和西部的斯基泰时代起至匈时代为止的美术史。

．‘ナショナル　ジオグラフィック’（日本版）2003年6月号　日経ナショナル　ジオグラフィック社

◆包含阿尔赞2号古坟发掘特辑的文章。

．畠山祯“北アジアの鹿石”‘古文化谈丛’27:207-225 1992年

◆日本最初以鹿石为主题的专论。

．林俊雄‘ユーラシアの石人’　雄山阁 2005年

◆提及鹿石和斯基泰的石人。

．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飞翔’　雄山阁 2006年

◆描述西亚诞生格里芬的图案，传播至欧亚各地的样貌。

．Ｂ．ピオトロフスキーほか／加藤九祚訳‘スキタイ黄金美术’　讲谈社　1981年

◆斯基泰黄金制品的高级豪华照片集。

．Ｉ．Ｂ．ブラシンスキー／穴沢和光訳‘スキタイ王の黄金遗宝’　六兴出版 1982年

◆黑海北岸、北高加索斯基泰王墓的发掘故事。

．山本忠尚“スキタイの兴亡”‘古代文明の谜と発见9’　毎日新闻社　1978年

◆于草原地带西部寻求斯基泰的起源，之后往东扩展的旧有学说。

．雪嶋宏一“キンメリオイおよびスキタイの西アジア侵攻”‘西アジア考古学’4号 2003年

◆从亚述史料和考古资料探讨辛梅里安和斯基泰入侵西亚。

．Ｓ．Ｉ．ルデンコ／江上波夫．加藤九祚訳‘スキタイの芸术’　新时代社　1971年

◆研究巴泽雷克的出土品，并与波斯文化比较。

．J.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K.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London, Methuen, 1967.

．R. Rolle. The World of Scythians. London, B. T. Batsford, 1989.

．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M.Dent & Sons, 1970.

．B. B. Piotrovskii. Scythian Art.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6.

◎斯基泰神话

．Ｇ．デュメジル／松村一男訳‘神々の构造’　国文社　1987年

◆包含斯基泰在内，将印欧语族的宇宙观分成三种机能进行解释。

．吉田敦彦‘アマテラスの原像’　青土社　1980年

◆比较斯基泰神话和日本神话。

．D. Raevskiy. Scythian Mythology. Sofia, Secor Publishers, 1993.

◎匈奴时代、萨尔马提亚时代

．Ｓ．Ｉ．ヴァインシュテイン、Ｍ．Ｖ．クリュコフ／林俊雄訳“‘李陵の宫殿’、あるいは一つの伝说の终り”‘ユーラシア’新2号　1985年

◆论证阿巴坎市近郊的中国式宅邸是李陵之后100年的建筑物。

．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　同朋舍 1975年

◆包括《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译注、匈奴和匈同族论等在内的论文集。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発见の遗物’　东洋文库　1960年

◆诺彦乌拉墓地出土品的报告书。照片图版鲜明。

．‘江上波夫文化史论集3　匈奴の社会と文化’　山川出版社　1999年

◆包含匈奴的祭祀、匈奴和匈同族论等在内的专业论文集。

．江上波夫．加藤九祚监修‘南ロシア骑马民族の遗宝展’　朝日新闻社　1991年

◆统整萨尔马提亚时代出土品的展览会目录。

．小谷仲男‘大月氏’　东方书店　1999年

◆认为月氏和贵霜皆是以阿姆河流域为根据地的同一游牧民族集团。

．加藤谦一‘匈奴“帝国”’　第一书房　1998年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释匈奴史这一点非常新颖。

．‘季刊文化遗产’4号　1997年

◆特辑“トルファン”。包含早稻田队发掘的黄金制品的记述。

．Ｖ．Ｉ．サリアニディ／加藤九祚訳‘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遗宝’　岩波书店　1988年

◆北阿富汗蒂拉丘地发掘记。或许是大月氏的王墓？

．沢田勋‘匈奴’ 东方书店 1996年

◆容易理解的匈奴史概说书。关于匈奴掠夺的原因提出独自的见解。

．冨谷至‘ゴビに生きた男たち　李陵と苏武’　白帝社 1994年

◆中国史研究家的文学作品。

．Ts. ドルジスレン／志贺和子訳“北匈奴1～5”‘古代学研究’117～121　1988～1990年

◆包含蒙古考古学家写的诺彦乌拉墓地发掘报告。

．堀敏一‘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汲古书院　2006年

◆包含〈匈奴と前汉との国家关系に关する考察〉一文在内，略为艰深的专业论文集。

．‘松田寿男著作集2　游牧民の历史’　六兴出版 1986年

◆包含探讨绢马互市和匈奴和西域的关系、匈奴农耕的论文。

．籾山明‘汉帝国と辺境社会’　中公新书1473　1999年

◆解读烽火台出土的木简，了解与匈奴对峙前线的样貌。

．护雅夫‘李陵’ 中公文库 1992

◆考究如李陵这般住在游牧国家中的汉人所扮演的角色。

．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II’　山川出版社　1997年

◆包含匈奴的掠夺原因和匈奴的统治机构相关论文等。

．山田信夫‘北アジア游牧民族史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年

◆研究匈奴统治体系，主张匈奴的国家组织尚未成熟，接近酋长国。

．A. Davydova. The Ivolg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Part 1 & 2. St. Peterburg, Centre for Oriental Studies, 1995-96.

．N.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匈时代、前突厥时代

．Ｌ．アンビス／安斋和雄訳‘アッチラとフン族’　文库クセジュ　白水社 1973年

◆提倡将匈人的起源与荤粥（译文仅以英文字母表示）链接的学说。

．‘榎一雄著作集3　中央アジア史III’　汲古书院 1993年

◆包含匈奴与匈同族问题的论考。

．东京国立博物馆／ＮＨＫ／ＮＨＫプロモーション编‘シルクロード　绢と黄金の道’ＮＨＫ．ＮＨＫプロモーション　2002年

◆包含前突厥时代新疆的波马遗迹出土品在内的展览会目录。

．Ｅ．Ａ．トンプソン／木村伸义訳‘フン族’　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9年

◆从文献史料考察匈人的历史。没有特别深入探讨与匈奴的关系。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主要人物略传

希罗多德

（Hēródotos，西元前485左右～前424左右）

古代希腊的历史家。通称“历史之父”。出生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哈利卡那索斯（现土耳其南部博德鲁姆）的上流家庭，有一个叙事诗人的叔叔。他被卷入出生地的政争而不得不逃亡，之后游历各地。以当时的超级大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和希腊人为何而战为主题，他进行了自己的“调查研究”（Historiae），所完成的著作就是《历史》（Historiae）。这个名词后来被当作“历史”的意思使用。他为了调查而走访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斯基泰所在的黑海沿岸，但不知道费用从何而来。西元前四四五年左右，据说他在雅典讲读著作，获取高额的讲师费用。他的叙述风格并非是标准的编年史风格，而是随着关心所至之处不断地往下叙述，有时也会回过头叙述之前发生的事，整体的印象并非条理分明。然而，他对于非希腊人不带有偏见，对于特定的事件也提供复数的说法，保持客观的态度。四散书中各处的许多故事和习俗有些明显过于稀奇或“过于完善”，因此被批评是“吹牛”，但如斯基泰王埋葬仪式的相关记述等，在考古学方面都获得证实。就像这样，希罗多德同时也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资料。

托米丽司女王

（Tomyris，西元前6世纪）

中亚骑马游牧民马萨革泰的女王。在夫君死后成为女王。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的居鲁士大帝（西元前五五九～前五三〇在位）在消灭吕底亚和新巴比伦之后，又企图统治中亚的马萨革泰。他首先派遣使者提出想要迎娶托米丽司为妻的请求，但托米丽司看穿他的计谋而拒绝。居鲁士于是率领大军入寇，用酒食引诱托米丽司的儿子并加以俘虏。托米丽司的儿子羞愧自杀，托米丽司知道后，率领全军与波斯军作战，激战中杀了居鲁士。据说托米丽司砍下居鲁士的头，丢入装满人血的皮袋里。（关于居鲁士之死，说法不一）马萨革泰人的服装和生活样式与斯基泰人非常相似，都崇拜太阳，以马为牺牲祭祀。

阿提亚斯

（Ataias，西元前429左右～前339）

后期斯基泰时代全盛时期的王。也写作Ateas。西元前三六四年起，共发行了两次刻有自己肖像和名字（希腊文字）的货币。西元前三五〇年左右进军多瑙河口附近，为了占领希腊人的殖民都市伊斯特里亚而与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结盟。然而，在伊斯特里亚王死后，不再需要援军，阿提亚斯立刻赶走了马其顿军。且在腓力二世包围拜占庭市（后来的君士坦丁堡）时，阿提亚斯拒绝了腓力二世希望派遣援军的要求。在这些龃龉累积之下，两军终于在西元前三三九年于多瑙河口的南方发生冲突。阿提亚斯战死，斯基泰军毁灭，但腓力二世也身负重伤，可见战况之激烈。黑海北岸有几个古坟被认为有可能是阿提亚斯的坟墓，但从规模大小来看，位于乔尔托姆利克的古坟的可能性最大。

冒顿

（西元前209～前174在位）

匈奴的单于，仅一代就创建起欧亚草原东部最初的强大游牧国家。善用看似冷酷无情的策略和迅速的战法，这一点与织田信长相通。即位后立刻击败在此之前比匈奴更强盛的东方东胡和西方月氏，势力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塔里木盆地。这个时期中国正值刘邦与项羽展开生死之斗，好不容易完成统一、开创汉朝。很巧合地，中国和其北方同时诞生了两个强大的统一王权。冒顿于西元前二〇一年入侵中国北部，与反抗刘邦的势力结合，从建国之初便对汉造成危胁。面对这样的动作，刘邦也亲率大军，双雄正面对决。匈奴军包围刘邦的本队，占据上风，但最终以缔结对匈奴有利的和亲条约收场。很难判断冒顿是否企图征服中国，但在刘邦死后的西元前一九二年，冒顿向掌政的吕太后提出结婚的请求，西元前一七七年又趁着汉济北王的叛乱，派遣儿子右贤王大军入侵（虽然冒顿辩解入侵并非出自本意），从这些动作来看，匈奴从未改变入寇的姿态。然而，右贤王入侵后，冒顿赠文帝十匹马，而文帝回赠豪华的衣装一套，丝绸一百六十匹。以结果来说也就是用马交换丝绸，这可说是之后所谓绢马互市的原型。入侵、俘虏中国北部和西域的人民、绢马互市、与公主结婚等，开创了许多之后游牧国家也采用的政策。

司马迁

（西元前145／135～前93／87）

侍奉西汉武帝（西元前一四一～前八七在位）的史官。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志业完成《史记》，被称为中国的“历史之父”。虽然不及希罗多德，但司马迁走访的范围也非常广。然而，他走访的范围以南方和东方为主，从未直接踏入西域或匈奴的土地。《史记》的结构秩序条理分明，包括以编年史风格记述从传说中的五帝至汉武帝之重要事件的〈本纪〉，以及记述人物传记和异国情势的〈列传〉等。司马迁不趋附权威，保持客观的角度，同时巧妙地描绘人情的细微之处，因此《史记》作为文学作品也得到很高的评价。西元前九九年，对于善战但不幸遭到匈奴俘虏的李陵，朝廷内指责的声浪不断，唯有司马迁一人为李陵辩护。但他也因此触怒武帝，遭到宫刑（切除生殖器官的刑罚）处分。

中行说

（西元前2世纪前半）

被汉派遣到匈奴，之后留在匈奴侍奉单于的宦官。西元前一七四年冒顿死去，老上单于即位之后，文帝将刘氏一族的女性立为公主，送给新单于当阏氏。此时随着公主前往的就是中行说。他抵达匈奴之后便发誓效忠单于，单于也非常重用他。他在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上提出让匈奴作为一个游牧国家得以安定发展的建言，并加以实行。从他的种种建言可以发现，中行说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制度。这也许与他出身于邻接匈奴的燕地（现在的北京附近）有关。他同时也是辩论的高手。他一一驳倒汉使者提出的各种论调。司马迁记载了让汉使者哑口无言的辩论过程，可说痛快淋漓；这或许代表了司马迁自己也认同匈奴的价值观。

卫律

（西元前2世纪后半～前1世纪前半）

单于的亲信。父亲原本是匈奴人，但投降于汉，在长安附近担任汉的军务。卫律就是在这时出生。他在汉人之间长大，与受到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同时也是李广利的兄长）交好。在李延年的推荐之下，卫律以使者的身分前往匈奴。踏上归途后，听到李延年因为某事件而遭到处刑的消息，因为害怕遭到牵累而立刻掉头，逃亡匈奴。推测这是发生在西元前一〇〇年稍早的事。由于卫律熟知汉军和朝廷的内情，且原本是匈奴人，因此在单于的身边担任顾问，成为丁零王。丁零是位于蒙古高原北方的骑马游牧民族，归属于匈奴，但由于卫律是单于的亲信，一直都随单于留在中央地带，因此应该没有常驻丁零。也许是每年接受丁零的朝贡，或是单纯名目上的称号。《汉书》记述卫律进谗言陷害李广利，又为了让苏武投降而加以恐吓，描绘得有如恶人一般，但推测是为了美化苏武而刻意做出夸张的记述。

呼韩邪单于

（西元前58～前31年在位）

东西分裂后东匈奴最初的单于。西元前六〇年代，汉连年的攻势加上乌桓、丁零、乌孙的叛离、从西域撤退，同时又发生饥荒，匈奴内部于是分裂成为和亲派和强硬派。西元前五七到前五六年，甚至出现五人自称“单于”并立的事态。当中打倒政敌、留到最后的是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两兄弟。这场兄弟对决于西元前五四年，以兄长郅支单于的胜利告终，弟弟呼韩邪单于南下，选择臣属汉的道路。西元前五一年正月，呼韩邪拜谒巡行甘泉宫的汉宣帝，表明臣属的意思。结果每年得到汉赐与的许多贵重金银和粮食，呼韩邪的东匈奴才得以喘一口气。在郅支单于被灭的西元前三三年，呼韩邪单于提出希望成为汉帝室女婿的请求，得到元帝所赐的王昭君。之后西元四八年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决定臣属东汉的南匈奴单于（呼韩邪的孙子），使用的称号也是呼韩邪。

郅支单于

（西元前56～前36年在位）

分裂后迁往西方的匈奴单于。在呼韩邪成为单于的时候，为了用亲人巩固身边势力，于是找到身在民间的兄长立为左谷蠡王。然而，呼韩邪单于最后的敌人正是他的兄长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攻破弟弟的军队，在单于原本应该身处的根据地设置大本营。郅支判断南下的呼韩邪没有那么快回来，于是将精力放在西方和北方。他击败丁零、坚昆、乌孙，将大本营移到坚昆之地。然而，呼韩邪恢复势力，且有可能与汉进行共同作战，于是郅支单于接受康居的提议往西方迁移，但中途遭遇大寒流，势力严重受损。与康居的结盟也不如预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最终在中亚塔拉斯河边的城中奋勇抗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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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03
草原王权的诞生斯基泰与匈奴，早期游牧国家的文明スキタイと匈奴 游牧の文明

作者：林俊雄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陈心慧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洪源鸿

特约编辑：郑天恩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话：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二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02

SKYTHAI TO KYOUDO YUUBOKU NO BUNMEI》

©Toshio Hayashi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1. 封面

2. 前言

3. 第一章：骑马游牧民的诞生

1. 在蒙古发掘古坟
2. 动物的家畜化
3. 游牧的产生与发达

4. 第二章：斯基泰的起源

1. 希罗多德叙述的起源传说
2. 更贴近现实的第三种说法
3.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入侵西亚

5. 第三章：动物纹饰和黄金的美术

1. 初期斯基泰的美术——西部
2. 初期斯基泰的美术——东部
3. 后期斯基泰的美术

6. 第四章：草原的古坟时代

1. 初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坟冢
2. 后期斯基泰时代的大型古坟
3. 从东向西移动的浪潮

7. 第五章：蒙古高原的新势力

1. 匈奴的先驱者
2. 三大势力的角逐——东胡、匈奴、月氏
3. 匈奴游牧帝国的出现

8. 第六章：司马迁所描绘的匈奴形象

1. 匈奴的社会
2. 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
3. 匈奴与汉，迈向全面战争

9. 第七章：匈奴的衰退和分裂

1. 河西和西域的攻防
2. 内部斗争、投降、饥荒、叛乱
3. 该成为汉的属国还是……

10. 第八章：从考古学看匈奴时代

1. 匈奴的王墓
2. 游牧国家中的定居聚落
3. 中国文化和匈奴文化的广布

11. 第九章：匈人是匈奴的后裔吗？

1. 民族大迁徙和骑马游牧民
2. 匈人的习俗与文化
3. 匈人“帝国”的最后

12. 结语
13. 学术文库版后记
14. 参考文献
15. 主要人物略传
16. 年表
17. 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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