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
Author: [日] 青柳正規
Date: 2018-06-05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世界史
Description: 何謂文明？它是直線發展的嗎？又為何衰亡？ 挑戰舊文明史觀，第一本考古及人類文明的世界史概觀書！ 古文明並不神秘，沒有優劣，非直線發展，也不是越古越好！ 從「文明不過是一種人類適應環境的技術」出發，檢視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 向古人學習智慧，文明不是「進步的恩賜」！ 反思發展觀，為何「舒暢的停滯」才能使環境與文明永續發展？ 考古學和人類學已經證明，古文明並不神秘，而只是人類適應環境的技術。作為二十萬年前非洲一名女性的後代，人類一直在不斷適應環境、並因為對抗風險而造就「文化」這種生存策略，並像尼安德塔人一樣因文化的早熟而滅絕。 本書是「講談社世界史」21卷第一本，探討人類的出現及古代文明的黎明和黃昏。人類文明的經典模型是兩河流域的「農耕文明」，為何最早出現在西亞？又如何向歐洲全境擴散？為何北歐和東歐一直堅守住自己的漁獵傳統文化，延遲千年不被「農耕」這種所謂的「高科技」染指？這種情況應該被解釋為「落後野蠻」嗎？作者透過考古學和人類學分析，反思了文明的概念，文明如何傳播、演化及衰亡，檢討了我們舊有的文明史觀的侷限！ 作者引領讀者到遍布全球的古文明遺跡現場，一起考察、檢討了不同類型的多元文明之昌盛。並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東亞的初期農耕是獨立發展出來的，還是西亞傳播而來的？美洲安地斯文明，何以未遵循所謂的「農耕-都市-階級」這種主流發展模型？中國人最自豪的「四大文明」說竟然是日本人一九五
Publisher: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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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学习文明史的意义

索姆马．韦苏维亚纳遗址　此为作者于二〇〇二年参与的遗址挖掘工作。

感受“文明”的当下

◎身处遗址时的想法

笔者大约从二十五岁以后开始参与意大利罗马时代的遗址发掘，可说有大半人生都花在发掘遗址上了。

近几年的发掘是在西元二〇〇二年八月，拿波里（Napoli）东南方约二十公里处有个城镇名为索姆马．韦苏维亚纳（Somma Vesuviana），笔者在此跨出发掘当地罗马时代遗址的第一步。在日本常用锄头当发掘工具，不过意大利的土质较硬，若不使用鹤嘴锄则不易开挖。笔者第一次挥落鹤嘴锄时，内心再次触发了以下的感慨——发掘遗址虽然是单纯至极、客观实际、反复操作的工作，然而这样的工作可以追溯过往时光、深入昔日的空间，除了这个工作之外，万难得到如此的经验。

面对眼前的的土块，我们细心发掘清理，终于发现罗马时代的混凝土建成的墙体。那面墙体的混凝土由砂石、天然水泥混合制成，表面涂有熟石膏做装饰，一切的事物，全都融合为一体。发掘这些事物的工作，可说是将笼罩在过去的浓雾一点一点地消除，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思议的感觉不时袭来。

那就像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来自遗址本身的魅力，或是遗址在发掘过程中逐渐明朗而带来的踏实感，种种感受浑然一体，造就这不可思议的感觉。每次参与发掘遗址，总会被这种不可思议的瞬间所震撼。

若是情感或者想像力丰富的人，或许还能想像罗马时代人们的样貌，可惜笔者并无这般经验或能力。但笔者还是依稀可以感受到：正在发掘的曾经是宗教用途的遗址，昔日充满着静谧崇高的气氛，给当时信仰众神的人们带来心灵的安宁，也似乎能感受到当时站在神殿前方的人们之虔敬的心情。

面对古代遗址之际，笔者也能感受到，古代人的感性和常识与我们现代人之间的显著差异。例如对于死亡，他们能正面面对，不带一丝感伤；对于奴隶，也能彻底视之为奴隶。这些从人性所衍生的诸如此类的表现，都与现代人大相径庭，显然与我们的感觉或感情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发掘遗址是极其客观实际、单纯的工作，但或许也因为具备前述魅力与趣味，才能让笔者持续从事三十五年以上。

◎“亲手”理解文明

发掘遗址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魅力。在埋首面对土层，双手反复进行单纯动作的同时，透过“概念操作”[1]却能产生知识的工作，是这项工作的有趣之处。请别误会，这种一味动手的单纯工作并不无聊，反而有其独特的乐趣。这种乐趣就好比喜爱慢跑的人可以从跑步感到愉悦，因此可以持续不断的跑步。反观发掘遗址，无论找不找得到出土品，手中铲子或泥刀总会持续工作，完全停不下来。

这样的单纯工作在持续进行之际，必须想到如何产生知识的“概念操作”。一旦土层里发现某些东西，必须思考为何会出现那种东西；如果什么也没挖到，也必须思考为什么没有东西出土。貌似单纯的工作便是在此刻涉及到知识性的工作。这种进程若进一步发展，以前述索姆马．韦苏维亚纳的遗址为例——在发现有历史意义的遗址时，脑内的概念操作将大幅扩张，进而思考古代人的想法或宗教观、甚至思考该时代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

在此重要的是，之所以有这类创建于脑内的概念操作，前提是先亲自对着土层持续进行单纯的工作，最终才能有具体的想像。换句话说，唯有不断累积客观实际的单纯工作，才能在面对各种古代文明时，透过自己的亲手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体会该文明的面貌。或许可以说，考古学者并非借由头脑理解文明，而是借由双手的接触来理解文明。

◎通盘掌握时代与空间

理解文明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特定的文明为主轴思考其他文明，或者提出一项构成文明的要素，与其他各种文明加以比较。笔者的方法并非出自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而是放大检视各种文明最真实的样貌，试图更加具体的理解各种特质。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笔者对于文明的比较论，诸如谈论文明优劣、探讨何处是农耕最早的起源等议题感到非常抗拒。

通常谈论历史时往往涉及传说故事，但笔者对此亦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我们文明史研究者的观点而言，以往的历史学过度强调了起承转合；在历史中又涵盖太多故事，“叙述”历史成了历史学的重要功能。的确有许多人因此迷上历史，然而说故事般的历史，终究是针对某个时代的极小一部分，随着时间经过而选取题材并组织而成的内容。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的国王及女王因莎士比亚而有名，莎士比亚的贡献——文学故事使人增加对历史的关注，是不容笔者否定的功劳，但仍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

其实历史的大小事物之中有许多遗珠之憾。同样是人，有的是贵族，有的是骑士或仆从，有的是市民或农民，形形色色的人存在于同样时间切割出来的空间之中。但是想在叙述时代变迁的同时顾及这许多身分，可谓难如登天。因此历史的着眼点会是以某段时间变迁为主轴，筛选事物的变化、原因与结果，思考如何叙述之。此谓历时（diachronic）分析法。

但在探讨文明时，与其着眼于故事性，如实描写某个时代空间往往更为重要。以凯撒（Caesar）为例，他曾在度过卢比孔河（Rubicone）前举办宴会，佯装对国家无谋反之心，隔天早晨却带兵出发，留下“骰子已掷下”这段戏剧性十足的故事。不过探讨文明时更注重的，是对历史空间的通盘掌握，连历史故事略过的芝麻小事也包括在内，例如凯撒及部下的衣着有何不同，或者在度过卢比孔河前的宴会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酒等；此谓共时（synchronic）分析法。

对笔者而言，相较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认识充满过往时空中的各式文明的样貌比较有兴趣，而笔者也认为知道这些事情对于探讨现代文明能带来更多的启发。

◎现代文明的不足

笔者在过去数十年钻研古代文明，反观今日我们生活中的现代文明，认为显然有些不足之处。

现代文明欠缺的是人类智慧的共享。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涵盖领域多元广泛，各种层面皆向其擅长的方向进步，却陷入无法妥善控制整体的状况。我们企图进行概观性地整体调和的同时，却没有超越这类系统各部分的智慧（系统只能让现况以更圆滑的方式运作）。或者该说，没有一位智者能够全盘掌握运用智慧。现代文明可说是陷入整合性功能不全的困境。

若将某件事物还原为较小的构成要素，则还原至愈小的状态，愈能发现在整体状态下无法明白的本质。此系由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倡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石。

笛卡儿认为，若将某个整体逐渐分解为其结构的根本要素，并从最小的要素再次建构整体，就能看清其真正的样貌。但他也曾在《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强调，将整体分解为最小要素之后，对于整体又必须随时留心。

如今人们却不甚重视“整体”。尽管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了iPS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核融合、爱滋治疗药物等各种成果，人类的幸福却未随着进步有相当的增长，甚至迷失了指标，不知道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方。人类原本拥有的智慧，可以点出科学技术在进步的同时潜藏的危险或副作用，某些时候更可以将之导向不同的方向。然而个别的科学技术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人类原有的智慧却大幅退步，无法在现代文明之中发挥功效。

即使是现代，在国际化与全球化尚未大幅进展，连美国也主张孤立主义的时代，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思考，都只着眼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并将该范围视为整体。虽是受到局限的整体，仍能够透过掌握整体形势而发挥一定程度的智慧。如今却因为国际化与全球化演进，世界明显扩大，如此扩大的世界，让人们非常难以掌握其整体。又因为看不清自身所属世界的全貌，于是看不清自己的未来，使得现代人内心怀有难以言状的不安。若是开发中国家，尚能以已开发国家为目标获得前进的动力；但在已开发国家，许多年轻人找不到未来的梦想，或者不知道该为什么奉献心力，茫然不知所措。

这或许是还原主义的观念所及不仅科学技术，而且渗透社会整体，导致思想领域也采用还原主义的解释，人们于是无法掌握将来的面貌。[2]照理来说，人类是先有宏大的世界观，才能判断应该如何生存、自己是否幸福，但今天的人们却无法这么行动了。

正因为现况如此，或许可以说，重新审视过往文明，了解古人的思维与行动都是有意义的行为。至少他们是一群在限定范围中掌握整体的人。现代是过去的延伸，以前述方法了解过去或许不失为掌握我们处境的方法之一。

在日本，也曾有少男少女为《原子小金刚》着迷的时代，人们对未来有着光明的想像。《原子小金刚》是科学技术带来彩色未来的象征。然而今日的漫画、动画、电影，再也找不到将未来描写得如此光明的作品。漫画、动画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这些福斯文化总能精准掌握当代的氛围，对于不远的未来之描述往往应验。

如果前述论点属实，则诚如今日的福斯文化所暗示，现在的日本、当今世界的未来，不能说是光明的。即使如此，为了掌握未来的样貌，追溯过往的文明并非徒劳无功之事。就算现在仍找不到适切的方法去洞察未来，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还是值得检视一番。

本书的宗旨，即是为此做一番尝试，探讨的方向将定义为农耕以前的人类足迹，并延续至早期古代文明。

◎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

在实际论述以前，先在此探讨何谓文明。

在探讨文明时，首先应该着眼于多样性的概念。近年来，多样性是解读现代社会的关键词，在探讨文明或文化之际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也不能忘记多样性的概念之所以受到关注、成为关键词，是因为多样性正面临危机。

多样性的重要性有个浅显易懂的教材——生物的世界。所谓生物多样性，系由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构成。生物在自然界的延续、生存受食物链机制影响，这是因为有许多种类的生物同时存在才能发挥作用。生长于热带湿地的红树林，其植株泡在海水，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下，各式各样的植物群生互助，又有许多动物以红树林为栖息地。换言之，每个生物本身虽然柔弱，却因为有多样性，而拥有能够适应自然环境的坚强韧性。

这种自然界的教诲或许也能套用在人类。人类之所以能一直生存至今，是因为人类一直保有多样性，例如各式各样的语言、宗教、五花八门的生活型式。因为维持多样性，人类及其他生物才能怀有笼统的期待，相信未来也能继续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下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还找不到其他事物能比多样性给人更多的期待。

值得怀疑的是，我们在谈论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时，是否能抱持和生物多样性同样的认知。生物多样性有动物图鉴或植物图鉴蒐罗的广大种族，就种类上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客观立论。不过目前已证实的二百多万种物种只是局部，推测实际存在的数量为已知的数倍，因此多样性的实际状况不算是有完整的掌握。相较之下，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大部分只是基于人类的经验或只是感觉得到的东西。近年来透过“世界遗产”制度认定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利于理解文明或文化多样性的范畴正逐渐成形，但能够理解的，也仅止于人类至今建构的各式各样文化中的一小部分。

举例来说，据说目前地球上使用的语言有数千种，其中每年有三十种以上的语言从世上消失。然而这数千种的语言仍未被充分的研究，没人将之全面网罗、整理分类，说明第两千种语言与第两千零一种语言之间有何差异。光是语言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化”是揉合生活型式、气候风土或自然的适应之道等要素的概念，比之语言更为笼统，想将之全面蒐罗、整理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我们在谈论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时，谈论的凭据不过是含有期待、笼统的想像，但这样的想像并非文不对题。

其实早有人针对人类文化多样性提出批判，近年来更不仅限于文化，研究人员之间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倾向愈发增强。以“世界四大文明”为例，这种固有的诠释开始受到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在人类苦心建构的文明之中，实在太狭隘、太浅短。就承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质疑。近年来开始有世界“七大文明”或“九大文明”等说法，甚至有学者汤恩比（Toynbee）将文明区分为二十六种。《文明的冲突》作者杭亭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更曾指出，全球的现代文明包含日本在内共有七大项，这也算是来自文明多样性的观点。

◎文明与文化的差异

同样透过多样性延续及发展，“文明”与“文化”之间又有何差异？关于文明的演变，向来有以下观点：某个聚落逐渐成长，农业生产活动变得兴盛，开始出现过剩的农产品。该聚落成长为大规模聚落，内部开始形成各种阶级或分工，聚落最终发展为一座都市。于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造就加乘效应，逐渐累积能量发展为文明的元素。这些日月累积的能量在某个时间点犹如热水沸腾汽化，以往持续不变的生活行为进入截然不同的局面。此时人类的创造力将在各种领域一举发挥，而且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模式，而是等于三或五，发展为更大的规模。人们向来认为，文明便是基于这种历程的建构。

但，这只是以极其简化的模式描述文明从无到有的历程。虽然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文明等情形某种程度上符合此一模型，但若欲逐一检视世界各地兴起的各种文明，光就此一模型尚不足以说明文明的兴起。

至于文明与文化的分水岭该如何界定，其实难以明确定义。

举例来说，两者的差异好比特别积极的人与不太积极的人，或者有学养的人与不太有学养的人之间的差异。这两者之间无法划清界线，区分什么程度的人算是积极、什么程度的人算是不积极、什么程度的人算是有学养、什么程度的人算是没学养。这种情况以视觉性的比喻而言，无论积极度或学养度，从较高程度的人往较低程度的人来看，其变化都像是浓度逐渐淡化的渐层图，文明与文化亦然，难以区分界线。

然而以下论述或许可行。所谓文化，可以定义为“人类为求适应特定地区及时代的环境，所采取的方法或策略”。因此一旦人类周遭环境遽变，以往确立的文化往往失去意义。换言之，文化基本上对于变化是倾向保守的。

另一方面，保有某种文化的团体，也可能因为内部的世代交替等因素造就文化翻新。在这种情况，该文化拥有成长能力，具备因应变化的潜能。但既然文化是适应特定环境的方法，基于其保守性，通常较少翻新，而是倾向进一步淬炼已臻洗练的性质。这虽然是文化的一大魅力，却也是使得人类停滞于某一状态的主因。

因此人类长久以来透过与异文化的交流，改变或破除容易封闭僵化的独有文化。这点最初可能是在偶然之下进行，团体内部却在后来发现，异文化交流是延续自我文化而不可或缺的因素。

经过前述传承，文化终于在该团体内部广为熟悉、全面渗透，变得如空气般的自然。一旦文化确立扎根，团体成员将几乎不再意识到自我文化的存在。于此阶段，文化对于团体成员而言，即是伦理观、价值观。前面已经说明，文化即是用以适应环境的方法与策略，而从对环境适应的努力中得到解放、团体成员得以共同享受这甜美果实的阶段，或许就可以称之为“文明”。

文明与文化一样，只能存在于特定环境或地区，或者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包括社会建构在内，自身对环境适应的阶段几乎完成，进而迈向具统合性扩张可能性的阶段时，就是文明诞生的时候。

由于文明系文化基于前述进程诞生，一旦文化崩毁，以文化为支柱的文明也会开始动摇。但也因为率先崩毁的总是文化，因此文明与文化在崩毁前会有时间落差。第三章将会细说苏美（Sumer）文明；此文明因灌溉农业而繁荣，但因为其核心地带——底格里斯河（Tigri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两大河流下游地区的耕地盐害蔓延，结果走向衰退。苏美人因此逐渐将核心地带移往大河中游地带，试图延续文明，但最后仍因成效有限而灭亡。

总结以上论述可知，文化与文明的兴亡总有时间落差，仅就此点而言也说明了两者的差异。

现代文明是进步的恩典？

◎对于演化论的误解

在探讨文明及文化时，除了多样性，“进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词汇。

相较于两千年前的古代社会，现在的社会是否比较进步？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回答。学者推估两千年前的世界人口为二、三亿，但今日（二〇〇九年）有六十七亿。人口在两千年内有二十倍以上的增长，虽然有人为饥饿所苦，但毕竟人数增长极多，多数人却也能设法过生活，这样的现况笔者认为并非太差。

既然不确定这种状况是否能称为“进步”，至少能换个观点想想。世界上曾经有人被当作奴隶使唤，如今就笔者所知已经没有奴隶。光就这个部分而言，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进步。

另一方面，日本曾有称为“赤线”的合法卖春地带，如今一般社会与情色行业的界线则是非常模煳。就社会观点而言，这是否能称之为进步？换言之，若将在赤线工作的人认定为社会上的弱势族群，则废除公娼制度就社会制度而言是一种进步，那么这种社会制度理当废除。然而在现代普通公民之中，其从事行为实质上形同前赤线工作者的族群必定不少，这点又该如何看待？

简言之，我们的社会有显著进步的部分，也有些部分不然，因此不得不谨慎斟酌“进步”一词的使用。

然而我们往往认为，社会或文明已经随着时间的经过而不断进步，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一度成为众人吹捧的词汇。这是衍生自达尔文演化论的论述，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分明是曲解了达尔文的学说。达尔文并非主张生物会随时间的经过而由低阶往高阶进化；而是主张生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适应各种环境，经常发生变化。其间并无进步退步之分，只有发展为不同状态的变化而已。

总言之，由于对演化论有误解，人们陷入一种严重的错觉，认为我们的社会与文明都有所进步。然而诚如前述，实际上是既有进步之处，也有并未进步之处。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文明的样貌在今昔之间有着明显的变化。

◎对过往时间认知的缩小

现代文明的特征究竟是什么？

拜通讯网络及交通手段发达之赐，现代人的生活比以往便利许多。只要有电话或电脑，在任何地方都能和任何人通讯；只要搭上飞机，就能立即飞向地球的另一端。通迅及交通的发达对人类的贡献是活动空间的扩大。然而空间的扩大，反而导致我们对时间的认知大幅萎缩。尤其是对于过往时间的认知，现代人相较于以前的人，无疑是大幅的缩小。

何谓时间认知的缩小？从以前到家庭概念健在的昭和三〇年代（一九五五年左右），人们会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供奉在佛坛的曾祖父、曾祖母视为家庭成员。然而核心家庭化的趋势进入高度成长期后，“家”的意识迅速淡薄，一般而言，追溯过去顶多只到父母，除非三代同堂，否则祖父母每年只和孙子女见一两次面，变成了特殊的存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接触二代以前、三代以前的想法或行为，随着追思过去的次数之减少，人们的时间轴因此而缩短了。

现代人自身及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牵绊，因为较重视同时代的牵绊，对于与过往相关的牵绊，关注则较平淡。与其说是关注平淡，说是没有心力面对过去或许较为适当。为了在复杂化了的社会里生存，为了不在信息的洪流中灭顶，人们因水平蔓延的各种牵绊而焦头烂额，论追思过去，一年一度的扫墓已是极限。

这种状况看在以往的人类眼中，多半会认为现代人的生命，仅是一段浅薄时间轴之中极渺小的刹那。事实上，现代人很少在漫长悠远的时间轴中对事物产生共鸣或思考。至于能打动人心的，不外乎煽情的新闻、体育赛事直播、令人情绪起伏的好莱坞电影。仔细想想发现，过去报纸的体育版只有一页，如今四页是常态，有时甚至超过四页。今日体育赛事有全球性的兴盛，主因之一是因为能在短时间内享受起承转合，充分配合人们对时间认知的缩小。想在倏忽即逝的时间轴中寻求刹那的感动，体育活动正是既经济又实惠。

由前述可知，时间认知的缩小是现代文明的特征，这点在日本更是显著的现象。东京这座都市就是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日本首都东京光是近代以后，便曾经历明治维新、关东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大事件，因此少有江户时代的建筑物留存至今。观看明治初期拍摄的东京照片可知，当时放眼望去尽是井然有序的房舍，是一座完美规划的都市。

然而今日，几乎没有任何遗产能让人想起那段骄傲的岁月。尽管京都或奈良有许多历史建筑，日本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首都，却欠缺可资表达今昔连续性的历史遗产。或许是受此影响，人们在某段时间轴内的思考或感受，才会无法产生真切的感受。就这点而言，在历史建筑栉比鳞次的欧洲，因为原本就有石造建筑文化，而且地震少（不像日本），所以整体环境较容易感受漫长的时间轴。

另一方面，日本拥有传承三、四百年的传统工艺，例如陶瓷器、漆器、冶金细工、染织。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茶碗、漆碗、和服及带缔（绑在和服腰带上的绳子），其实蕴藏着百年传承的巧思与超乎想像的漫长岁月。然而人们依然无法意识到时间的经过，因为工艺品蕴含的时间性并不容易观察。反观建筑物，或百年历史、或三百年历史，建筑型式差异显而易见。总而言之，既逝的时间有显而易见者，也有模煳难辨者。

像在日本这样时间性与时间轴短暂的社会，难以对过去有切实的感受与想像，也因此难以对未来有感受切实的构想力。对现代人而言，如何恢复已然缩小的时间轴是个重要课题。

◎喜马拉雅的温室植物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扭曲与扩张是现代文明的另一项特征。起初资本主义类似一种保险制度，先向许多人征收小额资金，然后以这股团结的力量推动大量生产，提供更廉价的商品，并提高利润。所得利润又会分配在新事业或新商品的研发，借此回馈众人。在资本主义一连串的循环中，“提高利润”的环节异常膨胀，可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企业家一味追求利润，又为了进一步扩大利润而投入无关实体经济的金钱游戏。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正是一个例子。美国金融机构等，近几年更因为次级房贷问题重挫全球经济，正是资本主义过度扭曲膨胀的象征。

最近每当笔者看见经济情势或某些经济学者的言行，总会联想到一种生长于喜马拉雅高地的“温室植物”。那是一种高山植物，为了适应气温酷寒、空气稀薄的环境，以宽大的叶片将花朵包覆，自行创造出温室状态，所以有温室植物之称。为了在喜马拉雅高地存活，演化方向着重于充分吸收微薄阳光，如此特殊的植物，大者可达一点五公尺高，但是主体结构却非常脆弱。也是因为专注於单一特性的演化，这种植物在其他方面自然脆弱。

近年来已开发国家的经济有金钱游戏的倾向，这种状况酷似前述奇特的温室植物，而带动金钱游戏的国家——美国，是谈论现代文明时无法忽视的。

◎美式标准的极限

有人说美国很像过去的罗马帝国，两者都在兼容异民族的同时，以多样性为原动力发展。美国的优势在于拥有美式标准，可说美国是因为制订并导入自行规定的基准或规范，因而维持现今的地位及繁荣。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发展，美式标准很可能成为世界各种领域的标准，一旦这点成真，结果又会如何？届时最感困扰的可能会是美国本身。

目前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多或少有因为美式标准而产生的落差，美式标准的创始国也正因如此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进展，一旦美式标准遍布全球各地，美式标准便是名符其实的全球标准，美国则成为其中一员，以往的优势就会消失。

如果按照美国目前的作法持续下去，必定会有达到极限的一天。美式标准与全球化是让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繁荣大国的因素，然而下个阶段却可能将之引上衰退之路。

现代文明是美国繁荣的象征，关于其原点有许多看法，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项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与法国。

概观的看，两国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有工业革命，但为何英国能够以大英帝国之姿主宰世界七大海洋？这是因为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在殖民地之争战胜法国，可以将本国生产的工业产品销售至殖民地。反观法国，逐渐失去可供销售的殖民地，两国因此分出高下。同一时间，英国的成功案例拓展至世界各地，世界各国纷纷走向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至此成为全球潮流之一。

如今弱肉强食改名为全球化，继续在地球上扩张势力，加上人口增加与环境问题，三者便是探讨现代文明的关键词。

为了让今日世界上的六十七亿人（二〇〇九年）生存，人类究竟逼迫地球这个行星承受了多大的负担？真相之恐怖令人不敢揭发。报应肯定会降临。当然人口继续增长、环境继续恶化，地球也不会消灭。就地球本身经历过的天灾地变而言，环境恶化只是极其细微的变化而已，然而对人类而言却是攸关生死。尽管此事对人类如此重要，经济学者及政治家依然各执意见，例如主张经济成长率必须维持在百分之三。日本的百分之三，相当于必须创造出近九千万人口的菲律宾。美国的百分之三，则会给地球新增两个半菲律宾的负担。这些膨胀、扩大、累加的负担，正是透过他们的主张年年对地球索求。无限追求经济成长，将会面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饥荒，但是人们依然需索无度。有学说认为，近年来的异常气象是地球大型气候变迁的一个环节，这点无法完全否定。但根据各种仿真可知，始于一九七〇年代的地球暖化不光是气候变迁就足以解释；这是每年膨胀数个百分点的全球经济与人口增加，以及随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所造成的结果，几乎毋庸置疑。

说穿了，人类若无止尽的追求丰饶，将形同自掘坟墓。对于一味主张经济成长的经济学者，如果选择继续倾听，这座坟墓就相当于已经挖好一半。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冲突之间寻求平衡？面对这个难题，重要的是能否从基础层面改变想法。

◎“植物型文明”与“舒畅的停滞”

李维史陀（Lévi-Strauss）曾将地球上的社会分为“热社会”及“冷社会”两类。热社会有社会阶级落差，由跨越落差的动力引导社会向前迈进，欧美属于此类。另一方面，冷社会是相对安稳的社会，特点是民众积累的社会压力会透过非日常性的庆典排解，日本属于此类。笔者在此将“热社会”及“冷社会”定义为竞争“激烈的社会”及“平稳的社会”。

这两种社会也可如下区分——欧美型激烈的社会是石造建筑所象征的“蓄积型文化”，日本型平稳的社会则是伊势神宫每二十年一次的式年迁宫所象征的“循环型文化”；式年迁宫是迁移神体的仪式。

在这两种分类之中，以往引领世界的是“激烈、蓄积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为了超越落差，每每上演激烈的竞争，形成弱肉强食的世界。故很适合用“肉食性动物型文明”称呼这种现象。这种文明虽然为今日的已开发国家带来繁荣，却也产生前述的负面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提倡“植物型文明”或称“草食性动物文明”，做为今后文明的典范。这种型式的诉求是尽量平稳，减少对地球造成负担。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从动物型转变为植物型？结论是，端看人们能否接受“舒畅的停滞”。

日本于一九九〇年泡沫经济破裂后，包括经济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一致指出“日本进入了停滞期”。的确在进入九〇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成长变得迟缓，但依旧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如此说来，对于不太喜欢变化、希望平稳过日子的人而言，这种状况并不算坏。以“停滞期”形容这种状况，会让人试图努力摆脱现状，因此我觉得用“安定期”称之比较妥当。

然而现代人难以摆脱成长的束缚，尤其在经济挂帅的世界，与去年同等的业绩会被视为停滞，不得坐视不管。而且经济领域的结果或预测容易数据化，因此容易说服众人。一旦以数据显示，人们往往会恍然大悟，但其实这之中潜藏重大陷阱——没有被数据化的部分，隐藏着某些重要的东西。

假设笔者有一笔十万元的金钱可供自由运用，这时可能会考虑和妻子家人一起参加旅行团，也可能自己前往一直想去的历史遗址。虽然花在旅费的金钱同样是十万，得到的满足程度却截然不同。换言之，金钱的价值系根据满足程度决定，但是经济学并没有显示满足程度的指标。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亦然，虽然资料上可知有多少人收看节目，却很难透过资料掌握观众因为电视节目得到多大的满足。即使以前就有人指出，应该以数值衡量满足感，借以取代收视率，但目前仍是收视率横行无阻，结果导致民营电视台充斥劣质节目。同样的，经济领域对于难以数据化的信息也是忽略不谈。殊不知，人们的心情或心理非常善变，也是影响经济的要素，无论消费动向也好，股价变动也是。

心情不只能影响经济，时代与文明其实也大受人的心情之影响。四世纪末的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人曾写下这般感叹：“昔日夏季，太阳耀眼。今日夏季，黯淡无光。”并非这个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遭到异常气象侵犯，而是因为人们阴沉的心情孕育出灰暗的世界观。

进步、成长、扩大、创新是肉食性动物型文明的原理，以往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接受。然而未来我们将面临的可能是毁灭。为了趁现在改变“心情”，或许可以试着转换为平稳的植物型文明。一旦我们可以毫不抗拒地接纳“舒畅的停滞”，应该就能见证新型态的繁荣景象。

若要认定“舒畅的停滞”是正道，就必须重新建构社会机制，使得社会能设法度过经济零成长或负成长。毕竟目前的机制系以特定的扩大增长为前提。重点是，即使经济有减缩的倾向，在质的提升与满足感的增强无法以数值显示时，也要透过语言文字及各种媒体的宣扬，促成大多数人的共识。

另一个值得现代人警惕的，是要避免短视近利。受到二〇〇八年秋季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有人说日本陷入“百年一度的不景气”，但，这是否真的是值得写入历史的世纪大低靡，还有待后世考证。

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曾因“新石器革命”一词而受到注目。虽然柴尔德以“革命”表达人类因为开始农业而促使生产遽增、人口增加的现象，但是革命一词是近现代的概念。新石器革命一词目前仍在使用，但是由狩猎采集转变为农耕，是历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才有的变化，而非急遽的变化，故不适合用“革命”形容。

今日的变化速度确实较快，但是我们应该有所自觉——在变化缓慢迂回的人类史之中，现代人也不过是一个圆点般的存在。以下，在本书追溯人类初期文明之际，特别先针对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特性及文化加以着墨，目的是希望读者能郑重认识人类漫长的足迹。

1. 作者所谓的“概念操作”，在考古学上可以解释为对考古遗址形成过程的思考。

2. 对于世界的认识采取过度拆解与细分化之后，人们着重于只要能够对小区域的认识与解释就足够。但是当必须认识的世界扩大之时，便无能力掌握对全盘的认识。

第一章东南亚史的形成与展开

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洞顶画　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州。一八七九年发现。与法国拉斯科并列为旧石器时代具代表性的遗址。图为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复制品。

直立人Homo erectus

◎二足步行造就“双手的解放”

从生物观点看人的进化，自从达尔文提出演化论以后，人们陆续发现许多惊人的事实。然而至今仍有许多谜题尚未解开，旧有的通论也不时因为全新的发现而颠覆。关于演化的原因众说纷纭，自然淘汰（物竞天择）在过去是有力的论述。但在今天也有人提出中性演化理论（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认为分子层次上的突变对于生物的生存无法说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只不过是这种突变碰巧在团体中扩散扎根所造成的变化。

今日的文明由人建构，在此先不探讨演化论，而是聚焦于人在生物层面的特质，同时追溯其演化变迁。我们是人类，虽然已经演化为特殊的生物、建构出文明，但终究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本章也将在确认这点的同时追溯以往的变迁。

距今大约六百万年前的某个时间点，人告别了大猩猩或黑猩猩的祖先们，开始了演化上的独自开展。在这个时间点，人有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开始能以二足直立步行。

直立二足步行的转化过程伴随着莫大的风险。除了勐禽类，大部分的肉食性动物都是四足步行。四足步行不仅容易猎捕动物，也有利于保护自身不受外敌侵害。转变为直立二足步行等于放弃前述两项优势，成为肉食性动物容易下手的猎物，风险随之提高。事实上，在南非斯瓦特科兰斯（Swartkrans）遗址发现的最早期人类（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的遗骨中，有一部分带有被豹攻击的痕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甘冒风险，转变为二足步行，至今仍无明确的解答。虽然原因仍是个谜，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直立二足步行，人的双手被解放了，不必在支撑体重的同时，负起步行移动的职责。

有学说认为，双手自由后很适合制造或使用工具，此系促进文化发达的原动力。然而黑猩猩也会利用工具采集食物，即使还只是非常初步的运用，却也明显证实工具并非人类的专利。不过人类总是以二足步行，可以使用的工具更复杂，使用时间更长久，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在话下。二百五十万年前，巧人（Homo habilis）型态的人类之所以能创造石器，主要因素即是基于此一差异。此外，二足步行适合用双手及肩膀或背部搬运物体，如此可将捕获的猎物或采集的食物搬运到没有猎食者、相对安全的地方食用，就躲避猎食者的角度而言是个很大的优点。

在几年前，笔者的阿基里斯腱曾经两度断裂，当时有三个月的时间必须依赖拐杖行动。其实拄着拐杖行走并不如旁观者的想像来得不自由。但在拄着拐杖行走的时候双手空不下来，因此无法拿着东西移动。哪怕是一个碗、一个保特瓶，平时虽能轻松带着走，使用拐杖时却是难以实践。虽非心甘情愿，那时笔者却再次体会到，二足步行促进双手自由是多么重大的变化。

人类的进化与时代区分

二足步行使人类得以运用双手自在搬运物体，这项能力使人类得以带着食物达成距离更遥远的移动。很多人都知道，某些草食性动物会因季节变化长途迁徙，驯鹿即有此习性。由于二足步行，人类的移动能力变强，距离不在这类草食性动物之下。不仅如此，倘若期间不长，人更可以借由携带食物前往未知的土地，事先不清楚当地是否有食物也无妨。近年有学者发表一论述，说明二足步行移动远比四足步行有效率，消耗的能量也较少。假使二足步行的效率才是造就长距离移动的因素，可知日后的源出非洲（Out-of-Africa）也是因为人类转为二足步行才得以实现的现象。

◎直立步行与声音语言

直立步行时，体表受阳光照射的面积比四足步行少，地表反射的热也比较不被躯干直接吸收。一说认为此系人类转变为二足步行的原因。对于出生在非洲热带地区的人类，如何躲避艳阳的确是重要课题，但这点仍未成为定论。尽管直立二足步行的转变理由不明，转变后的发展却是显而易见。

人类改为直立步行后，气管与食道变得与地面垂直，相较于水平状态时，提供饮食或空气流动的管道功能产生微妙的变化，得到更圆滑的发挥。构成喉咙的管道垂直化，使得喉头与声带的水平负荷减轻，创造出更良好的条件，让发声功能更加完善。衔住物体、咬住猎物是口腔原有的重要功能，但随着行动方式转化为二足步行，该功能转由双手承担，口腔内部遂变得宽敞，舌头也可自由动作。于是原有的器官除了用于饮食及呼吸，也得到控制声音的功能。以上演变使得人类得以发出多样且微妙的声音，为将来语言的诞生奠定基础（学者仍未查明语言在人类历史的什么时间点发生）。当然类人猿也有喉头，但却不甚发达，无法控制肌肉做细微的动作，进而发出强弱不一的声音。直立步行正是促使这些肌肉得以做到细微动作的主因之一。

成年人类与黑猩猩的喉咙型态比较　参考正高信男《〇岁儿获得语言的时刻》（中公新书，一九九三年）绘制。

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于二十万年前才在地球出现，但其声带位置仍比现代人低，因此呼吸道比现代人长。声音语言由音素组合成词汇，属于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结构，为了发音不仅要能自由调节呼气量，在控制音节长短的同时，还要让呼吸道内的空气震动，使其传向口腔。因此无论呼吸道太长或太短都难以调节声音，学者认为即便是尼安德塔人也只能发出呼喊、呻吟之类的叫声。芬兰专精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 languages）语言的尤哈．杨虎嫩（Juha Janhunen）表示，高加索地区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元音，称为乌德盖语（Udege），直到几年前仍有人使用。在探讨语言的时候，除了发声功能另有一项重要因素——什么概念有必要透过声音传达？

远在尼安德塔人出现以前的阶段，人类的演化还在为将来的声音语言做非常初步的准备。但即使是这个阶段，喉咙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从强韧迈向可控制细微动作的状态，不过这也在人类和外敌战斗之际形成一个极大的弱点。

◎直立人的出现

直立二足步行的人类进一步演化后，新型态的人类在地球诞生，称为直立人（Homo erectus），Homo erectus的字义即是“直立状态的人”。这种类型的人类称为直立人，生存于更新世早期至更新世中期（一百八十万～二十万年前）。相较于以往其他类型的人类，他们拥有更大型的身体与头脑，会制作手斧等打制石器，捕获的动物或将动物腐尸剥去表皮是其食物来源之一。

直立人相较于更早期各类型的人类，体型更为庞大，体格几乎不比现代人逊色。以往人类的体型约在身高一百三十公分，体重三十公斤，此时达到身高一百四十～一百八十公分左右，体重六十公斤左右。由于身体变大，脑部随之变大，收纳脑部的头盖骨也比以往更大。头盖骨在变为化石的过程可能发生扭曲、膨胀、缩小，若将这部分误差也纳入考量，直立人的脑容量平均约一千毫升（分布范围约七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毫升），比起以往的类型（如南方古猿属，平均五百毫升以下）增加五成以上，可说是大幅度的变化。

既然身体变大，脑部当然也会变大。重点是体型变大以后，脑容量与体重的比例有多大的变化，亦即脑容量是否相对增加。在这方面，直立人相较于以往的类型，不仅没有极大的差异，比之现代人的脑部大约只小三成。换言之，直立人的身体几乎与现代人相同，脑部却不如身体来得发达。

然而随着脑部与头盖骨变大，一个现代人也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浮出台面。头盖骨为了收纳大型的脑部而变大，这样的胎儿在生产过程中，对于母体造成的负担之大远非以往可比。而且人类的骨胳在转变为适合二足步行的历程中，骨盆的结构也有变化，女性的产道比以往窄小。由于产道缩小，以及胎儿头盖骨变大，胎儿变得更难安全通过母亲的骨盆。当然女性的骨盆也随着身体整体变大而比以往更大，以便适应胎儿头盖骨的大小，但光只有骨盆变大却不足以因应大型化的头盖骨。

胎儿的出生时期因此改变，在头盖骨尚未充分成长、身体尚未成熟的阶段就诞生。人的胎儿开始提前离开母体（有袋动物也是在未成熟的状态出生，以袋鼠为例，出生后会在育儿袋度过约八个月，然后如其他哺乳类一般的成长），该阶段相较于其他动物可说是早产儿。不在母体内充分成长就出生的幼儿非常脆弱，因此需要长期受到体贴周到的养育。幼儿期的营养来源完全仰赖父母，少了父母的保护便无法生存，这段期间的长期化使得直立人的生活发生变化。

人属的体重与脑容量的关连

成长迟滞系指独立以前所花的时间比其他情形更多。在灵长类同样能找到成长迟滞的倾向。但是人的成长迟滞远比灵长类来得显著。若是草食性动物，出生后数十分钟即可站立行走。反观人类的新生儿，至少要数年才能稳定行走。这是二足步行与身体、脑部大型化造成的结果，对于人的生存是很大的风险。因此人类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应对风险之道，放眼其他各种动物皆无雷同，使得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一道更加明确的界线。

◎对抗风险造就“文化”

为因应成长迟滞而生的新变化中，其中一项是促使人类获得语言的契机。婴幼儿无法自主移动，也无法取得饮食，当他们处于长期依赖父母的状态，必须对父母表达食欲等生理需求，子女与父母的沟通比其他动物更为重要。声音语言及肢体语言因此得到问世的契机，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在适者生存的作用下，使得沟通能力优秀的个体存活下来。毕竟在现代医学发达以前，人类总要面对极高的幼儿死亡率，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推测，沟通能力优秀的个体，其生存率比能力不佳者高。

另一个变化是，为了养育幼儿，双亲其中之一必须将许多时间花在育儿。又或者该说，是因为成长迟滞显著，新生儿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幼儿期，才会连同父母三者形成家庭般的团体。育儿的主轴由双亲的何者担任，也只有在家庭团体形成后才能选择。此一职责当然也可能由兄姐等家庭成员担任，但在刚出生后的哺乳期间只有母亲能供给养分，因此最终必定由母亲负责育儿。

此时家庭所需的粮食几乎必须全由父亲张罗，不仅要采集植物或昆虫，也要将目标转向更有效率的营养来源。以后来的尼安德塔人为例，其中一种对象就是大型动物。然而猎捕大型动物不像采集果实或根菜类容易，必须透过团体内的各种沟通、集体行动实践。假设女性也参加猎捕工作，怀孕生产期间将会对集体行动造成阻碍。可见大型动物的猎捕工作势必会由男性担任主轴。于是男女开始分工合作。

幼儿期的长期化还伴随一个变化——对父母而言，对于幼儿的教育期间变长；从幼儿的立场来看，接受外界影响的时间变长了。换言之，虽然个体学习能力的优劣或环境差异在成长迟滞开始以前无足轻重，此时却因为幼儿独立前的学习期间变长而在成长过程扩大影响，造就各式各样的个体。

成人间的个体差异明显后，人类开始意识到不同个体的存在。尽管意义与现代不同，个体的存在还是开始为他人所意识到。学者推测，这点会在合作进行高难度作业时（例如猎捕大型动物）受到更强烈的注意，使得人类对个体存在的意识更加明确。学习期间长期化使得个体多样化，高难度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凸显个体能力差异，两者相互对比愈发凸显差异，于是人类开始意识到不同个体的存在。

擅长找寻猎物的人、擅长杀伤猎物的人，因此在团体中会受到尊重，也会成为其他人效彷的对象，整个团体的狩猎能力会逐渐提升。人类的智慧不仅限于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累积的经验，也包括透过模仿而形成的、基于团体共享的智慧财产，这些智慧的扩大、传承，以及记忆能力开始在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透过学习获得的各种生存巧思、方法胜过人类原本蕴藏于基因的生存本能机制，结果为每个人带来莫大的价值，帮助他们存活下去。换言之，跨越世代累积的求生记忆开始发挥凝聚效力，形成一种必须被继承的文化。

◎发情期随意化

由于幼儿期的长期化，母亲必须为养育幼儿花费非常多时间与劳力。人类以外的动物顶多几个月，但在人类最少也要几年寒暑。

在如此重要的时期，倘若母亲进入发情期，幼儿将被抛在一旁，动辄因此丧命。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类不再拥有发情期这种特别的时期。其他动物有周期性的发情期，每年一或两次，相较于人类是很大的差异。

性欲有周期性的高涨可促使性交行为旺盛，但就物种保存、人类在物种层面的昌盛而言，发情期的消失可能使这种现象衰退。为避免衰退、并使物种确实延续，女性的身体开始拥有性魅力。这点不仅可弥补发情期消失之不足，甚至大幅扩大可性交的期间。性交期间扩大，等于男女冷静选择性交对象的期间都有所增长。拥有周期性发情期的动物在发情期时，会情不自禁地从有限的性交对象之中选择对象。相较于这些动物，人类已经步入不同层级的境界。

由于男女双方分别根据其性喜好选择性交对象，性交对象间的联系也变得比其他动物长期而紧密，这种紧密的联系形成夫妻关系，也为子女出生、男女分工化的“家庭”诞生奠定基础。

对种的繁盛的意义上，家庭的诞生具有非凡的价值。透过分工使得工作量有效率的增加、对于幼儿或子女的教育、家庭间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基于家庭发展的情爱发展为一股原动力，使人勇于面对、击退可能威胁生存的大小事件或攻击。家庭概念的形成时期至今尚未明确，但可能早在一百五十万年前，亦即直立人开始活跃的时期业已存在。

家庭这样的单位出现后，新的问题随之发生。其中之一是乱伦（Incest）。在双亲与子女亲密生活的家庭中，环境因素使得乱伦非常容易发生。而且人类不受发情期束缚，也因为身处学习经验相似的团体，选择家庭成员做为性交对象的可能性很高。乱伦禁忌（Incest taboo）可能是在见证几世代、几十世代的经验与结果后，才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人类开始意识到为了家庭的稳定延续，与不同的多个家庭结合成团体是一个好策略，是有其价值的。禁止乱伦是人类在原始时期发展的其中一项团体规范，也是社会规范，但尚未证实是否在直立人阶段业已存在。因为和性相关的行为与禁忌等团体共同规范并未留下考古资料，诸般论述也只是推论。

根据以上论述追溯人类的演化，可知家庭或亲子联系之所以诞生，有很大的因素是基于直立二足步行。总而言之，自从头部的支撑方向因为直立二足步行而得以转换为垂直方向以来，头盖骨与脑部就得到大型化的可能。但在这之后，为了保护母体必须提前生产、生出未成熟的婴儿，结果必须度过长时期的幼儿期，育儿行为进而催生家庭或亲子间的联系。追溯这段变迁，可知转变为直立二足步行对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事件。

◎人的繁殖力

地球上的动物为了使自己的物种留存延续下去，运用了繁殖这样的基本方法。演化生物学者认为繁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r策略者（r-strategist）”，另一种是“K策略者（K-strategist）”。两者有相对的特征，人类生态学家大冢柳太郎对于r策略者的特征曾经提出以下几点：

①每次生产（产卵）生下的孩子（卵）数量众多，孩子（卵）在生产时较小（小卵多产策略）。

②孩子（卵）成长快速，成熟得早。

③内在增加率（不受猎食者等外在因素影响时的个体数增加率）高。

④死亡率不受该物种个体数密度（以人类为例即是人口密度）左右，物种本身可能因猎食者等外在因素面临生存危机。

⑤个体数变化大，且远低于该物种于特定环境内可利用之粮食资源能够满足的可生存个体数。

由以上特征可马上联想到，鱼类或昆虫是r策略者的代表范例。K策略者的特征则几乎与其相反，哺乳类是典型的范例。然而这些特征只是相对现象，老鼠虽属哺乳类，却也拥有许多r策略者的特征。

K策略者的典型范例是人类。每次生产出生的孩子通常是最小单位，只有一个，成长缓慢，发育成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一名女性终其一生能生产多少孩子？这个数字称为终身生育率或完全生育率。决定这项数字的因素是女性最初生产的年龄，称为初产年龄；还要考虑可生产的年龄最高到多少，在那之前需间隔多久才可生产。

现代人的生殖能力无法与我们远古的祖先比较，但若以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现代人为比较对象，或许可以得到适于参考的数值。学者曾基于此一观点，针对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的萨恩人（San）进行调查。他们是狩猎采集民族，曾被称为布什曼人（Bushmen）。该调查系针对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共七十五名实施。由于在四十岁以上无人有生产事实，生产上限年龄便是四十。调查结果显示，萨恩人女性最初的生产在十九岁，生产间隔平均约四年，平均生涯生产数为四点四。此数值看似非常之高，毕竟萨恩人女性难以获得近代医疗或营养价值高的粮食。对此，因为在调查时未满四十岁即死亡的女性被排除在外，大冢认为平均生涯生产数可能偏高。而且虽然在这七十五名调查对象中属于少数，但仍有生产子女数达八、九人者。如此高的数值可能是K策略者的人类取得r策略者的特质后，所形成的结果。至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大冢推测如下：“由于粮食改善等因素，生存环境提升，使得人类发生‘自我家畜化’现象。”

大冢认为人类的“自我家畜化”之最大要因在于文化。在粮食取得转为稳定农耕以前，人类早在狩猎采集生活的阶段便发明、改良狩猎用的标枪或弓箭；利用火焰将橡实、七叶树果等等加热去除苦涩；将果实干燥制成存粮。人类也不只会利用岩壁或洞穴躲避寒冷及风雨。之后还会提到，借由建造竖穴式住房（半地穴式家屋），人类获得更能有效适应环境的庇护所。若说居所是不动产式的庇护所，利用毛皮或植物纤维织布制成的衣服便是可动产式的庇护所。又例如狩猎大型动物的工作分担，这类分工或集体行动促进了社会体系的发展。透过这些文化，人将自身家畜化，在增加人口的同时也进一步确保物种稳定延续。人类正是身为K策略者，同时也偏向鱼类之类的r策略者发展，进而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

◎开始用火

许多划时代的事件使得直立人的生活免受自然威胁，更加稳定延续生命，除了身体与脑部大型化、透过集体行动猎捕大型动物、多个家庭群居等转变，也包括火的使用。

关于用火，学者无法明确判定直立人是否能用摩擦热生火。但从北京直立人居住的周口店石灰岩洞穴、南非川斯瓦（Transvaal）发现的痕迹可以确信，直立人会借由火山爆发或天然气的喷发、干燥草木自然起火引发的火源，从事非常初步的用火行为。火的使用促使直立人的生活型态有根本的改变，可食用的植物种类也因此增加。火因此成为直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如何让取自自然界的火持续燃烧，成为直立人攸关生死的大事。

北京直立人头骨复制品　展出于中国古动物馆。

笔者推测，直立人为了经常确保火源，火的管理工作是由经验及知识丰富的年长者承担。老化虽使体能衰退，不适合狩猎或采集食物，却也正好适合待在固定的场所，负责看守火源。透过火这项新的资源，构成团体的各个世代不仅可以垂直分配职责，也根据性别水平分配职责，从而使得团体中发展出结构化的社会。

经由加热或烧烤，某些原本不堪食用的植物成了食物。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众多野生植物之中，有些种类含有毒素，以避免同种被动物轻易食用殆尽。例如含有胰蛋白酶或氰化物的豆科植物、谷物、根菜类等。然而人学会了借由加热破坏这些毒素。虽然陶器在直立人阶段尚未发明，因此无法进行炊煮，但有些植物只需火烤即可食用，可摄取的食物大幅增加。

用火不仅增加食物的种类，有些洞穴虽然适合动物栖息，却不适合人居，但因为用火而一举转变为舒适的居住空间。虽然洞穴原本就具备各种优良条件，是适合遮风蔽雨的庇护所，但因为低温潮湿，虽然适合有毛皮保护自身的动物栖息，对于体毛稀疏的人类而言却非合适的居住空间。但因为开始用火，洞穴的舒适度比起以往的居所有了飞跃性的成长。洞穴也是非常适合躲避猎食者的场所，可在其中安全食用获得的粮食。

◎集体行动与环境适应能力

目前已知直立人曾食用的大型动物包括象、马、鹿、美洲野牛属（Bison）、勐犸象（Mammoth）等。虽然不清楚这些动物是因人类捡十死尸而被食用，又或者是因狩猎而被捕获，但这两种情况都很有可能发生。这表示直立人有足够的人数得以共同狩猎与采集，以便捕获或搬运大型动物，执行集体行动。论狩猎，狮子等肉食勐兽也会以多欺少，合作猎捕草食性动物，然而直立人的体能难望其项背，想要捕获大型动物就必须透过更大规模的组织集体行动，这与狮子的集体行动截然不同。

以日本纳玛象（Palaeoloxodon naumanni）为例，捕获一头约可取得二吨的肉及内脏。今日成年男子每日平均摄取热量约二千大卡。如果全靠摄取肉或内脏供应，且每一百公克可提供一百五十大卡，则需摄取量为一点三公斤。若有二吨的肉及内脏，即可供应一千五百人份的热量。假设参与狩猎者共三十人，其“扶养家族”共六十人，足以供应整整十六日的粮食。

人数愈多，愈能有效率地捕获大型动物，错失猎物的风险也比较少。因此直立人开始群居生活，有多个家庭在特定范围的土地居住，以便让更多人参与集体行动。复数家庭的居住地称为居住营地（home base），获得猎物后最终会搬运至此，直立人可在此安全饮食。学者推测某些地点曾是直立人的居住营地，又根据当地出土的骨胳化石，推断直立人曾经食用过什么动物。

直立人会食用动物的肉，饮食习性转为杂食。从肉类摄取蛋白质可以更有效率地摄取热量。因此直立人不像草食性动物，不仅白天不需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摄取粮食，即使可摄取的植物稀少的状况下，只要所在土地有可捕获的动物栖息，直立人就能生存下去。直立人的居住范围因此大幅扩张，但推测仅有极少部分的直立人只靠肉食生存。目前地球上也只有北极圈的因纽特人（Inuit）等极少部分人，过着仅食肉类的饮食生活，直立人的状况无异于此。学者推测其生活仍以日常性的植物采集为主，偶尔猎捕成功则食用动物的肉。

直立人的文化特征可从如何适应居住环境归纳。因为有此明确的文化策略，即便足迹遍及中国、爪哇、东非、北非、欧洲，各地气候条件各不相同，直立人却也能在各区域生存。支撑直立人的文化策略的，是视男女性别而定的水平分工，加上世代间的垂直分工所结构化的团体，亦即社会的组织优势，是透过对各别个体特征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东西。此外，团体培养的各种经验知识也以共同记忆的形式累积，进而培育出新的环境适应能力。

◎复活节岛的“恶性循环”

团体拥有的环境适应能力，只要其环境持续不变就保有其效力。但若短期间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往累积的适应能力反而可能成为弱点。在此将时间快转至西元九百年左右，此时复活节岛的某一事件即是典型的例子。

诚如贾德．戴蒙（Jared Mason Diamond）论述，位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东端的复活节岛相较于斐济、汤加、萨摩亚等西波利尼西亚诸岛降水量较少，又因为周围海水温度较低，不仅鱼类种类少，渔获量也很有限。波利尼西亚的族群在环境条件各异的岛屿间移居，对这些岛民而言，适应这些环境是很困难的事情，要将原乡的文化转变为适合复活节岛的文化必须历经漫长时光。特定文化的行为若在不适当的环境进行，将对环境造成破坏。透过柱状的沉积物采样分析证实，这座岛在岛民移居之初有高近二十公尺，直径一公尺的椰子树生长；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岛屿也有高度超过十公尺的树木，可用以制造独木舟。总而言之，当地曾是再生能力脆弱的亚热带雨林岛屿。

戴蒙也曾介绍复活节岛在西元九〇〇年时岛上的动物。据其论述显示，今日岛上虽无原生种的陆鸟，过去却曾有六种陆鸟栖息，在该岛筑巢的海鸟则高达二十五种。至于嵴椎动物，则曾在贝冢中发现许多鼠海豚（Phocoena phocoena）的骨骸。要猎捕鼠海豚必须先有能力在外海自由航海，需要运用大型独木舟，而制作大型独木舟的树木正好曾存在于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的摩艾像　波利尼西亚裔居民移居后，生活的痕迹遗留至今。

据信当时的食用动物有鼠海豚、鱼类、甲壳类、陆鸟、海鸟、老鼠、海龟等。多元的种仿真之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毫不逊色。然而这些动物几乎都从这座岛屿绝迹，灭绝的原因正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原乡文化影响，移居者皆为有能力操控独木舟的人，向来能自由操控独木舟以取得生活粮食。他们遵循移居前的文化，砍倒大树制造独木舟或建筑房舍，后来为满足生活必须，连尚未成长健全的树木也被接连砍伐。

树木数量因为砍伐行为而有绝对性的不足，用作燃料的柴薪也开始匮乏，需要大量燃料的火葬便转为制作木乃伊。由于粮食遽减，不仅人口减少，甚至出现食人的行为。这些人骨不仅出现在正式埋葬地，遭击碎人骨取出骨髓的碎骨也多见于垃圾场。各部族曾在岛上建造巨大石像，亦即摩艾像。为了炫耀部族的力量，摩艾像愈造愈大，后来却因为部族间无可挽救的武力冲突长久不歇，人们开始推倒其他部族的摩艾像。基于前述因果，复活节岛成为波利尼西亚中最贫瘠的岛屿。

此类恶性循环的例子在其他地区或时代也曾出现，但有些在最终发展为适应新环境的文化，正面循环的例子在地球上更是压倒性地居多，人类也因此繁荣。有鉴于此，将文化的变迁视为人类设法适应环境的过程，可说是适切的研究方法，至少在史前时代（复活节岛在欧洲人于十八世纪造访以前都属于史前时代）都说得通。

灭绝的人类——尼安德塔人

◎遗体的埋葬

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古代人种[1]继直立人之后出现在世上。古代人种生存于非洲、欧洲、亚洲，使用的石器远比直立人进步，并建构出更加进步的文化。其中又以尼安德塔人最广为人知，研究最为深入。

二十万年前出现于欧洲的尼安德塔人化石人骨的发现，比西元一八五九年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更早了三年。由于是在基督信仰的社会被发现，当时人们依然相信神造天地，因此神秘的化石人骨被认为是在“诺亚洪水”罹难的人骨，又或者是头部有障碍的现代人骨。这般解释在当时理所当然，仅少数意见认为是已绝种人类的一种，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开始有人认同这种看法。[2]

自最初的发现至今，尼安德塔人的人骨已发现三百具以上。当然其中大多数只是缺断的残片，但相较于直立人等年代更久远的化石人骨，其数量仍属大量。有一说认为此系尼安德塔人的人口增加所致。人口增加确实可能有此影响，但直接的因素是尼安德塔人会埋葬同类的遗体。埋葬是一种保存手段，又因为尼安德塔人往往将遗体埋葬在居住的洞穴内，遗体才能免于其他动物咬食，得以保存至今。

埋葬行为代表的意义不仅止于将尼安德塔人的人骨保存至现代，也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首度依循特定概念做出的行动提出佐证，意义非凡。他们的埋葬法尚有不明之处，但根据埋葬状况推定，应是将遗体置于地面低陷处，再以土石掩埋。他们通常会将遗体的膝盖弯折至胸部，此即所谓的屈肢葬。

尼安德塔人的头骨　为法国拉沙佩勒奥圣（La Chapelle-aux-Saints）洞穴出土。

此埋葬法虽然简朴，相较于对遗体置之不理却有天壤之别。以日本猕猴（Macaca fuscata）为例，其幼猴近百分之二十会在成长为成猴以前死亡。一旦幼猴死亡，母亲无法辨认其死，会维持生前的模式继续拥抱着幼猴。幼猴的尸体当然会不断腐坏，一直到最后的样貌和生前的幼猴迥异之时，母猴才会抛弃幼猴的遗体。呼吸中断、心脏不跳、眼皮紧闭不动、体温异常低落等要素显示活体与死者的差异，然而猕猴似乎无法判断这些要素与生死的关连。

尼安德塔人之前的人类，是否也能辨认活人与死人的差异？想在严酷的自然中求生存，就必须经常辨认生死的界线。但在个体呼吸停止、生命活动停止后，光就其遗体是否遭弃置或埋葬而言，尚不足以认定人类是否能区别生死。

个体的生命活动结束即成为遗体，遗体即是物体，无论遭弃置或埋葬，其本质并不相违。然而利用地面低陷处，或者在地面创造低陷处以放置遗体，再以土石掩埋，却足以显示人类对于形同物体的遗体，有着不单纯视之为物体的认知。也许是为了避免遗体遭弃置后腐败或被动物咬食毁损，才会将遗体掩埋。又或许是将刚死的状态认定为永不清醒的睡眠，为了维持状态不变而采取埋葬策略。无论原因如何，都不是将遗体认定为单纯的物体，而是认为遗体是保有其生前部分属性的个体。换言之，尼安德塔人对于曾经共同生活的人的遗体怀有其生前的回忆，因此便将遗体视为特别的物体，而给予特别的对待并埋葬之。

学者曾发现一种状况，足以进一步证明前述论点。以撒马尔罕（Samarkand）近郊为例，葬在土里的儿童遗体，周围还环绕着动物的角。虽不确定这是用以驱魔或是代表一种图腾，至少可说是一种有概念的行为。

◎抽象思考的能力

学者也在伊拉克的山尼达洞穴（Shanidar Cave）发现，当地遗体可能曾与花草一同埋葬，因为遗体的周遭曾检测出蓍属、问荆、蓟属、鬼灯檠、葡萄风信子属、蜀葵的花粉。今日地方上的居民仍会将这些植物视为药草。有鉴于此，可推论该名被埋葬的男子可能具有萨满（巫师）之类的特殊能力，因此享有郑重的待遇，得与花一同埋葬。不过也有研究人员认为，花粉是栖息于洞穴的老鼠带来。此言若属实，同一洞穴内其他遗体周遭应该也能检测出花粉，但目前仍未检出花粉，因此推论死者系与花共同埋葬较为适切。

尼安德塔人的埋葬状态，让学者发现一件比检测出花粉更耐人寻味的事情。那是山尼达洞穴出土的一具三十岁以上的男性骨骸。就尼安德塔人而言，三十岁是非常高的年龄，学者更从其骨头状态发现，他不仅手脚不自由，甚至丧失左眼。身体残障的高龄尼安德塔人若无同类帮助理应无法生存。但是尼安德塔人并未与弱者切割，而是将之认定为团体成员；可以推知他们已经具有社会认知及同伴意识，是由各种不同的个体所构成的团体，也能将自身以外的个体视为团体成员。

透过埋葬可以略窥尼安德塔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显示其相较于更早期的各种人类，存在着高出数个层次的抽象思考。接着要试着探讨的是，思考能力如此的尼安德塔人究竟算是什么类型的人类？

◎源出非洲（Out of Afirca）

由于出土骨骸达三百具以上，学者对尼安德塔人的实际样貌，相较于更早期的各种人类有更详细的了解。虽然身高体重、脑容量比起现代人没有太大改变，体格方面却是骨胳粗壮、躯体相对较长。这可能是为了因应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而形成的结果。比之现代人，头部较为平坦、前后细长，后脑杓有发髻般的凸起。颜面以鼻子为中心，中央部分向前方突出，双眼眼窝上方有圆弧状隆起。

具有这类身体特征的尼安德塔人，居住范围以欧洲为中心，不超过中近东至中亚，人口最多约五十万。此区域今日人口粗估约有七亿，当时是今日的千分之一以下。占欧亚大陆四分之一的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其中个体数为五十万，在物种延续观点而言说不上是充足。事实上，在四万或三万年前，尼安德塔人已从地球上绝迹。尼安德塔人的绝种且待后述，在此先着眼于他们的源流。

人类起源的两种学说　目前“非洲单一起源说”较为可信。

要追溯尼安德塔人的起源，就必须思考人类的起源。“源出非洲”是考查重点。直到近几年为止，人类起源的学说仍是“多地区进化说”及“非洲单一起源说”并立。

“多地区演化说”主张直立人（直立人）在非洲出现，于一百万年以前离开非洲迁入欧亚大陆各个土地定居，并在各定居的地区继续演化。因此智人（Homo sapiens〔智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分散至各地定居的直立人。亚洲曾发现爪哇直立人及北京直立人，他们进化为亚洲的古代人种、智人，之后衍生出现代亚洲人——蒙古人种，日本人即是其中一员。

至于“非洲起源说”则主张直立人于一百万年以前离开非洲，在欧亚大陆各地定居。这些直立人又进化为旧类型的智人，亦即以尼安德塔人为代表性的古代人种。到目前为止的论述都和“多地区进化说”相同。然而散居各地的古代人种最后都在新的土地死绝。现代人的祖先并非散居各地的直立人或之后的古代人种，而是在非洲新出现的智人向外移居，成为各地的智人。

换言之，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主张人类是在非洲出现，在直立人的阶段一度离开非洲，在智人的阶段又再次离开非洲；此系基因研究而得出的主张。此学说之核心思想主张，透过现代人的粒线体DNA之研究，得知现代数十亿人在太古有个共同的母亲，亦即二十万年前在非洲的一名女性。“非洲起源说”日后在研究人员克服困难作业，成功从尼安德塔人的人骨抽出DNA后，论述更加稳固，直至今日。换言之，由于尼安德塔人抽出的DNA与现代人相异，学者认为尼安德塔人并非现代人的祖先。

根据科学分析，“非洲起源说”在现阶段被视为更有力的学说，下图系以此说为根据，标示直立人与智人的“源出非洲”及其后的扩散路径。图中虚线表示直立人扩散至各地的路径，他们在当地由直立人进化为古代人种，但在末端的×记号处灭绝。当然他们也可能在抵达记号处的途中业已死绝。

直立人与智人的主要扩散路径　参考赤泽威《尼安德塔人的真面目》（朝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绘制。

问题是，直立人既然能进化为古代人种，古代人种却为何会灭绝？在此借由尼安德塔人的案例思考这个问题。

◎尼安德塔人的灭绝

尼安德塔人在距今四万或三万年前绝迹，其灭绝因素或之后的变迁，可从各种要因思考。人类学家片山一道曾举出下列几种可能。

最自然的变迁是尼安德塔人经过进化，成为智人克罗马侬（Cro-Magnon），约于三万三千年前在欧洲出现。但诚如前述，从DNA分析得知两者间无关连，可能性小。第二个可能——尼安德塔人在人口高峰期间，估计从欧洲到西亚也仅止于五十万左右；由于人口分布稀薄，若发生气候变迁或流行病，将使人口大减，进而使其绝种。克罗马侬人的人口数量大，有能力承担影响，但对于人口较少的尼安德塔人而言，该因素可能是决定性的要因。尽管此论述可能性极高，却没有资料能断定此说。

除了以上两种学说，还有一个极具魅力的学说——由于智人的人口增加，尼安德塔人逐渐被排挤至边缘地带，或成为西伯利亚雪人“阿玛”（Alma），或成为喜马拉雅雪人“耶提”（Yeti），至今仍有极少数的个体生存。这是极为写实的论述，但毕竟无人确认事实，终究属于传说。但近年在印尼弗洛勒斯岛（Flores）曾发现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化石，推测是身长约一公尺的矮小古代人种。尽管脑部大小几乎和猴子相同，脑部三维影像分析却显示其脑部整体形状最接近直立人。由于此类型的人直到一万三千年前都在弗洛勒斯岛生存，足见雪人并不单纯是幻想中的话题，不容轻忽；而且爱奴（Ainu）传说中意指“蜂斗菜下的居民”的矮人原住民“克鲁波克鲁”（Korpokkur）也可能是和佛罗勒斯人同样的古代人种。

除了上述可能，也有学说认为，尼安德塔人是被数量占优势的克罗马侬人征服消灭；也有学说认为，是屡经混血以后被克罗马侬人彻底吸收。

以上五种学说都有可能，又以人口过少说、被凶猛果敢的克罗马侬人根绝说、被混血吸收说这三种学说最有可能。其中第二项“刽子手”克罗马侬人灭绝说在以往的研究甚为有力，但毕竟欧亚大陆近四分之一的大范围内只有五十万人生存，如此稀少的人口也是值得思考的要因。

尼安德塔人的人口本就过少，再加上某些原因使得人口有减少倾向，又随着克罗马侬人的生活圈扩大，而被排挤至生活条件严峻的地区，他们的临终期或许惨然黯淡。诚如前述复活节岛的例子，尼安德塔人也可能发生粮食不足、同种相食。透过石器或埋葬等考证可知，尼安德塔人曾在适应环境的过程建构出文化这种独特的生存策略，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使他们无法迅速而适切的因应气候变迁等生活环境变化。

◎给现代人类的警告

从直立人到智人，人类的进化与变貌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人类培养了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也扩大了生存的潜力及条件。用火与杂食促使粮食范围及种类扩大即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种环境适应策略途中，尼安德塔人拥有以往的人类不曾拥有的抽象思考，并开始进行一些基于抽象思考的行动。但可能是在善用这项新要素充分适应环境以前，就遭遇气候变迁或流行病，又或者因为邻居克罗马侬人的势力扩大等影响，结果在适应变化以前的阶段先行灭亡。

对我们现存人类而言，尼安德塔人的灭亡并不只是过去曾在旁支发生过的一件小事。应该清楚体认到，即使拥有环境适应策略，人类依然可能灭亡。这也提醒了我们，倘若堪称早熟的抽象思考或由此衍生的行动是导致灭绝的远因，新思考及新行动和环境间的充分配合将比任何事情来得重要。就此观点而言，尼安德塔人的灭亡原因非常值得人类进一步探究。这也是为了给现存人类一个警示，毕竟我们还在为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和环境讨价还价，真是多么傲慢、太过乐观。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美术”

◎奥杜威文化

截至目前为止，主要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探究人类变迁，接着则要从考古学的观点思考人类活动的变迁。

若以使用的工具区分人类的历史，可分为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使用金属器的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有些区分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还包括金石并用时代或铜器时代。若以此时代区分法看现代，当然属于铁器时代，但就实际感受而言，自从使用煤炭的内燃机开始普及后，石化燃料时代一词或许更能显示时代的特征。

史上最初的工具是石器，约从二百五十万年前开始使用，直到约一万年前的期间称为旧石器时代。此系人类史上最古老、最漫长的时代，通常区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共三个期间。二百五十万年前至二十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史上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奥杜威文化（Olduvai culture），亦即人类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属于这段漫长的时代，其名称源自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奥杜威峡谷。这个文化的石器仅以石槌直接敲打河边石块制成，结构单纯，可用于敲破动物骨头取出骨髓，或将肌肉由骨头剥离。敲打砾石制成的石器以石核器为主，制作过程从砾石剥离的部分称为石片，石片刃部的附着物经成分分析证实，石片曾被当作采集植物切割茎部等的工具。

奥杜威文化从二百五十万年前延续至一百二十万年前，约一百三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却也凸显其进步及变化甚少。一百五十万年前曾发生细小的变化——将制作石器的石核进行二次加工，造出带有刃部的石器加以利用。虽然只是极小的变化，但能在延续一百万年的石器加工法中附加另一阶段的加工，可谓划时代的变化。因为过去一百万年来使用的石器在人类眼中已是完成品，此时多了更加锐利的刃部，不仅提升了工具的功能，与未经二次加工的石器也有不同用途的可能。总而言之，工具的功能提升与功能分化已在此进入最原初的阶段。

◎阿舍利文化

学者认为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奥杜威文化由巧人发展，对刃部二次加工的石器则由直立人创造。换言之，石器的变化与新类型人类的登场时期一致。事实上，奥杜威峡谷最古老的奥杜威文化地层之上，曾发现奥杜威文化石器与前述新型石器，拥有此类新型石器的文化被命名为阿舍利文化（Acheulean），发现者玛丽．李奇（Mary Leakey）认为此文化由直立人发展。

阿舍利文化最初于法国北部索姆河（Somme）河阶地上的圣阿舍尔（Saint-Acheul）发现，因而得名，也反映出直立人源出非洲成功的结果。此文化所使用的典型石器包括石刀、手斧（握斧、coup de poing〔法文〕）。手斧是普及于非洲、欧洲、西亚的石器，但不知为何在东亚并未普及。[3]

手斧　圣阿舍尔遗址出土。

手斧是一种石核石器，系经由木头或兽骨等相对较软的工具以圆头打法（钝击）打击加工，因此可实现细致的剥离加工，外形有西洋梨形、卵形、三角形等。手斧用途多元，被当作万能的工具，在阿舍利文化晚期不仅工具性能提升，也出现功能分化的倾向。大约在此时期欧洲、西亚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欧洲、西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起自二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几乎和尼安德塔人的活动时期并行。石器功能分化比早期更明确，是划分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早期的重大要素，其特征常见于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的尖状器与刮削器。尖状器是前端尖锐，或者略呈圆弧的工具，类型五花八门，主要功能是戳刺物体，其进阶型石器——石镞也可视为同类型的石器。刮削器则是将刃部置于侧边的石器，可用于分解猎物、刮除兽皮的血肉及油脂、采集植物、木工等。此外，还曾发现一种圆形石灰岩，令人联想到南美洲牛仔高乔人如今仍会使用的流星锤（bolas，或称boleadoras。一种狩猎工具，细长绳索前端绑上圆形石头，功能包括束缚动物的脚等）。以穿刺为主的尖状器、如刀片般可切割物体的刮削器、投掷用的流星锤——功能明显不同的各类石器之确立，使得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狩猎采集生活进入更讲究功能的阶段。

石器在人类的活用下可有效率地获得自然界的粮食，进而发展为更具功能性、效果更佳的工具。随着石器发达，制作过程也更加效率化。根据石器的统计学研究指出，直立人欲在五百公克的燧石原石打造五公分的刃部，需打击二十五次。但在下个阶段，阿舍利文化的石器若使用同样重量的燧石，制造刃宽二十公分的手斧需打击六十次，亦即制造五公分的刃部需打击十五次。这种倾向在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石器更加显著。同样分量的燧石可制造出多个石器，其刃部合计为一百公分，制作过程施加一百一十次打击，因此每五公分只要打击五点五次即可。无需赘言，制作单位石器所花的精力愈发节约，人类生活水准愈发提升。

◎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始于四万年前，其特征包括大量生产石刀、制作骨角器。此外，此时尼安德塔人已经灭绝，新型态的智人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类，不仅在非洲及欧亚大陆出现，也于同一时期在澳洲、美洲出现。由于此时正值冰河时期，许多沿海地区冻结，大陆与大陆，或者岛屿之间彼此连通，人类可能因此得以扩展足迹。

人类扩散至美洲大陆的时期尚未明确，可能的移动途径是——西伯利亚到白令陆桥（Beringia）间的白令海峡冻结形成陆桥，于是人类度过陆桥抵达阿拉斯加，然后沿着海岸线在内陆地区分为两条路径南下。由南美大陆发现的史料推知，智人抵达时间约为一万年前。

另一方面，往澳洲大陆的扩散推估约为五万年前。当时此地区气候同样寒冷，海面较低，东南亚岛屿地区曾形成巽他古陆（Sundaland）。新几内亚岛与澳洲大陆也曾形成大陆——莎湖陆棚（Sahul Shelf）。因此可以想见人类系沿着大陆移居。学者已确定三万年前的澳洲大陆有两种智人栖息，可能是有不同的移居潮，也可能是来到澳洲才分化，但事实仍是个谜。

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后，人类的进化就生物意义而言或文化推手的意义而言，都是可延续至现代的谱系。在此意义上，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间的重大差异甚至可用断层来比喻。

新型态的智人就生物角度而言，并不存在着明显异于尼安德塔人的要素。但在进入这个时代以后，人类开始在各种文化领域展开远非昔日可比、丰富而划时代的活动，创造性的能量大举喷发。因此有人类文化的“大爆炸”来形容旧石器时代晚期，借以比对在文化层面几乎没有变化的早中期。所谓美术，包括维纳斯像那般象征丰饶的造型创作；或者如洞穴壁画或崖壁浮雕，必须经过有概念的操作才得以表现，可说是在这个时代突然问世。而且这些造型创作不仅仅是呈现丰饶多产，从创作内容可推知，某些作品也可能直接表现了人类的愿望，例如想在狩猎中获得猎物；或表现出与精神世界相关，例如向咒术或宗教立誓。这种文化的丰富程度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在这个时代又以欧洲为特别显著的地区，在此便以该地区为中心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大文化特征之一，被认为是地方各自文化的显著化。旧石器时代中期欧洲的文化几乎一致，但到了晚期则分别在西欧、南欧、中欧、东欧形成各不相同的石器群，如实道出显著的地方性，及其随着时代演进的发展。在相关研究最为进步的法国，已区分出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格拉维特文化（Gravettian）、索吕垂安文化（Solutrean）、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不过这些文化是否系依时序变化而出现，或者出现时间虽有先后却也有重复的时间，目前尚无一致看法。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精神世界与美术

法国史前学者安德鲁．拉洛伊葛汉（André Leroi-Gourhan）曾将宗教精神最原始的型态假设为“关心超越物质秩序的表现”。石头比木头坚硬、石头比水沉重系从过往经验认定物质秩序。但若说树木具备的生命力比石头强大，或者认为奔流之水能冲碎石头，因此水比石头坚硬，就恰好符合“超越物质秩序”的观念。由此假设演绎，则可认定正是原始的宗教创建了超乎常规认知的信念。它促使人们“对超脱自然界的时空秩序感兴趣”、“对视觉或触觉影响感性的现象感兴趣”。这种关注焦点造就了与实用性无关的活动，以现代眼光来看，就是可归类于美术的活动。在此分别介绍石器之类的可移动遗物，以及洞穴绘画之类的无法移动的遗物。

手斧类的石器都有经过整体打击，最初是在阿舍利文化出现，此文化之出现已经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发展特别先进的阶段。此类石器的重要性在于，做为原料的石块与成品石器的外形找不出任何关连。这表示在石器制作过程至少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的概念操作。第一阶段是要从周遭所有石块中选出可能加工为石器的石块，在此阶段必须对欲制作的石器尺寸及形状有约略的想像。这就好比米开朗基罗会在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采石场徘徊，同时在脑海里建构雕像的外观。

第二阶段是打击挑选过的石块，使其接近脑海里建构的完工型态。此时必须根据石块大小或薄片的剥离状况，将脑海里建构的造型配合加工状况扩大或缩小，也许要容许不规则的形状继续加工，也许要选择将未完成的石器舍弃。可以想见如果完工状态的造型明确且没有弹性，在加工途中遭舍弃的未完成石器可能很多；如果目标明确但造型有弹性，则完工的概率较高。有造型概念的石器因为被认定为一种类型（typus），所以有特定的容错范围，在加工过程产生了融通性，同时也使成品石器分别具有类似的外形。

以上类型的石器制作过程中，石块属于秩序绝对不可动摇的自然界，轮廓固定不变，而加工者试图从此一空间抽出特定类型的石器，因此可将之认定为“透过塑形表达内心对超脱自然界空间秩序的兴趣”。而从石块阶段开始，加工者就对未来将完成的石器之外形有所预测，因此可说是“透过塑形表达内心对超脱自然界时间秩序的兴趣”。

欧洲旧石器文化变迁

大多数的手斧底边呈弯曲状，左右对称如等腰三角形。或许这是实际使用时的功能而衍生出的外形，但光是如此不足以解释为何有这种型态。石器是工具，也是身体向外延伸的部分，加工者赋予适合其功能的型态，这种左右对称源自人体典型的左右对称，给使用者带来安定感。或许它的对称性正是受到最切身相关的形体——人体的左右对称性之影响。无论如何，都可将此视为“透过塑形，表达内心对视觉影响感性的兴趣”。

在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曾经发现一个手斧，其约略中央位置有一枚小双壳贝化石，并未在制作过程被去除，可见制作者对左右对称的造型有特别的偏好。贝壳化石与石器的功能毫无关连，却能给一个石器赋予特别的属性，强调了手斧的左右对称性。

◎布拉桑普伊的维纳斯

除了石器之外，学者发现的其他遗物，也可显示石器时代人类内心对于超脱自然界时空秩序的兴趣。例如马格德林文化遗物之中，有长约十公分的骨头，上面规律的刻着几十条长约五公厘的线条。经显微镜观察该刻线，发现每一条线都是由不同的工具刻制。这表示这几十条刻线很可能不是在一次加工内完成，而是经过一些时间逐步刻制。其中有十二、三条刻线由数条弧线编在一起，因此有研究人员认为此系记录月亮圆缺的月历。但究竟是单纯记录月亮圆缺，或是以记录为根据预测下次满月做为月历，两者意义迥异。

由于目前类似的遗物尚少，还不能下定论，但若真是一种月历，则可视为人类掌握及适应自然界时间秩序的尝试，也是人类试图超脱时间秩序的初始阶段。纵使事实不然，以不同的工具刻出外形及间隔几乎相等的线条，终究是反复加工创造的结果。这些间隔固定的数条刻线并列的情况，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形成，故这些刻线表达的正是时间的流逝。

马格德林文化以前已有奥瑞纳文化，其中有一遗物享誉盛名、大放异彩，是勐犸象象牙制的女性头部雕像，称为“布拉桑普伊（Brassempouy）的维纳斯”。这个维纳斯头像有明确的颜面塑形，以及埃及雕刻般的头发造型，意义非凡。虽然无其他类似案例，因此难以断定年代，但奥瑞纳文化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早期的文化，石像出现在这个时代实在令人惊讶。

一般维纳斯像共通的特定雕塑法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性人像称为维纳斯像，这个小雕像之所以意义非凡，关键在于其他维纳斯像几乎都没有塑造脸部，但它却有凹陷的眼眶与明显的鼻梁等。这证明早在这个时代，人类已经开始模仿自然界存在的型态，而这正是美术最根本的行为。

另一方面，一般维纳斯像没有脸部造型，乳房、生殖器、臀部则有明显的强调，因此有“丰乳肥臀（steatopygia）维纳斯”之称。二〇〇九年春，德国出土这种类型中最古老的维纳斯，可追溯至四万年前。如上图所示，这些女性雕像都由特定的塑形法制成。上半身及下半身轮廓由上下两个等腰锐角三角形构成，以女性雕像腰部两侧最向外突出的部分链接成直线作为底边，再以底边为直径虚画一圆，乳房及生殖器沿着圆弧配置。仔细观察这些直线及圆弧，可以发现两个等腰三角形之一及其外侧的半圆形勾勒的轮廓，和手斧的轮廓几乎一致。从侧面观看维纳斯像也是同样的结构。

世界最古老的维纳斯像　二〇〇九年三月于德国西南部赫勒菲尔（Hohle Fels）洞穴遗址出土。

手斧为人类带来食物，也可说是求生时唯一首选的重要工具。究竟是雕像结构受到手斧形状影响，又或者是人类将手斧的功能寄托在维纳斯像？虽然学者无从得知事实，但显然手斧的造型对维纳斯像代表的人体表现有其影响。总而言之，维纳斯像与“布拉桑普伊的维纳斯”并不相同，表达的貌似人体在自然界的型态，但其实是丰饶多产概念的象征，所以才会大受手斧影响，因为这种工具的型态主宰着生活。

除了将外形以概念的形式表达，此时的人类也会以写实手法表现自然界的形体。驯鹿骨头上有以线刻、浮雕、圆雕呈现的野牛、马、驯鹿、熊、犀牛等动物，而且各种动物的特征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正确得令人惊艳。这种塑形表现系以自然界映入眼帘的型态为模仿对象，亦即写实表现。这些创作表达的不是丰饶多产之类的概念，也许正因为这些动物都是猎物，是粮食，因此透过具体、写实的表现，希望能更加确实的获得猎物。

型态表现分为概念及写实两极，各式各样的表达化为形体诞生于这两极之间，人工物便渐渐插入原本只有自然物的空间。原本空间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都是自然物，此时人类亲手创造的东西开始成为显示人类存在的指标，散布于各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自然环境逐渐成为人类得以掌握的环境。

集中分布于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的洞穴遗址

◎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法国西南部到西班牙北部的法兰科．坎塔布里亚（Franco‐Cantabrian）地区已发现多达三百五十件洞穴壁画。

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穴（Cueva de Altamira）系于一八七九年，由当地曾经自学研究地理学及考古学的律师，马塞利诺．桑斯．德．桑图奥拉（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及其女儿玛丽亚偶然发现。该洞穴于一八六八年由猎人莫德斯特．裴雷司发现，桑图奥拉于一八七五年开始调查，主要目的是对史前地理学有兴趣。因为他发现鹿、马、美洲野牛属等动物遗骨，遂于一八七九年夏天再度调查。这次玛丽亚偶然发现洞穴顶部有图画，其中有一头蹲在地上的野牛，正是今日著名的动物群像。该地日后被冠上“洞穴壁画的西斯廷礼拜堂”之称。

桑图奥拉主张此系旧石器时代的绘画，然而史前学等专家轻视这位业余学者的意见，对他抱持高度怀疑。一八八〇年的国际人类学史前学会议中，学界代表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等专家依然否定桑图奥拉，并称其为骗徒。这些专家否定的理由是该绘画的美术价值太高，但就今日观点而言，其想法才是外行。

桑图奥拉在失望之余于一八八八年逝世，但在一八九五年，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地区发现拉穆泰洞穴（La Mouthe），这时人们才承认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然而后来仍有人争论其真伪及年代，例如一九四〇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Grotte de Lascaux）绘画也曾经历好几年的争论。自拉斯科以后，研究人员几乎不再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但在一九九一年，一座入口位于地中海海中的科斯奎洞穴（Cosquer Cave）发现洞穴绘画，一九九四年也在瓦隆蓬达尔克（Vallon-Pont-d’Arc）的肖维洞穴（Grotte Chauvet）发现同样的壁画。

在近年的考古学发现之中，科斯奎洞穴尤其备受瞩目。一九八五年，职业潜水员亨利．科斯奎在地中海海面下三十七公尺深处发现洞穴入口。为了调查入口内部，科斯奎于一九九一年及隔年展开调查，从入口往洞穴内前进约一百五十公尺后，抵达几乎与海面等高的位置，发现一处厅堂般的空间，面积约七十×五十平方公尺。墙面及顶部画着企鹅、鹿、野牛、马等动物，经碳十四定年法检测，发现洞穴壁画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一类属于距今约二万七千年前的奥瑞纳文化，另一类距今约一万八千五百年前。一般认为，对靠近海洋的地方做碳十四定年法，其检测结果是相对较早的年代，因此今日提出的年代是否适切有待日后研究检验。

有许多方法可以检测洞穴壁画的年代。以拉穆泰洞穴为例，由于堵塞洞穴入口的堆积层在上层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下层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因此认定洞穴内的壁画及雕刻为旧石器时代。洞穴内石笋的状态或石灰层堆积等也是推断年代的重要因素，但近几年广为应用的分析方法为碳十四定年法，例如科斯奎洞穴的研究即是以绘画的颜料做检测。由此可知洞穴壁画大多为西元前一万五千年前后马格德林时期的产物，相较之下显示，科斯奎洞穴壁画的推定年代属于特别早期的年代。

◎手印与动物创作

人类在洞穴壁画的行为始于西元前三万年左右开始的奥瑞纳时期。最古老的其中一例，是将手掌展开按在洞穴墙面，再将颜料泼洒于其上画出手印。这并非绘画，而是泼洒颜料，属于极单纯的创作表现，但既然可以将手掌轮廓依照构思正确重现，表示奥瑞纳时期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创作能力，已经充分掌握创作前的构想、创作行为及结果间的关系。

这点不仅限于手印这般单纯的题材，在动物创作亦同。奥瑞纳时期绘画的动物，从头部到臀部的身体曲线大多是一笔完成的流利线条，其中也有只画出这条曲线的例子。旧石器时代人狩猎时必须藏身于灌木或岩石之后，他们可能光看动物背部的曲线就知道那是什么动物，更能判断该动物的性别、年龄、健康状态。这种线条将欲描绘的对象最具特征、最本质的部分抽出加以表现，就这种意义而言，正是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所谓的抽象表现。

派许摩尔洞穴壁画的马匹与手印　以黑色均匀画出马颈鬃毛，躯体有斑点，背上等处有手印。

从法兰科．坎塔布里亚美术最古老的阶段开始，已经有以上叙述的高度概念操作及抽象化创作行为，因此尽管洞穴壁画尚未发达，却不能将之与“幼稚的儿童绘画”混为一谈，必须划清界线。

◎线画、彩色画的表现力

从奥瑞纳文化到格拉维特文化的初期洞穴壁画，几乎都是以轮廓为主体的线画，索吕垂安文化到马格德林文化的洞穴壁画则是包括红色、褐色、黄色、黑色的彩色画与线画并存。以拉斯科洞穴主洞左壁为例，有线画描绘的巨大牛头，尺寸较小的马匹彩色画则重叠于其上。而且这些马的背嵴局部或后腿局部都有轮廓线。这类轮廓线与彩色两者并存的情况，其创作年代有些并不相同（如同科斯奎洞穴），但也有两者在同一时期创作的情况，其发展并非单纯划一，不见得一定是由线画发展至彩色画。

运用多种颜色着色的动物像，之所以从颈部到躯干，或者到臀部以图块添加色彩是为了强调力道，或者重量感（mass）。另外也有利用左右的兽角表现头部重量感的创作。这点表示创作者在创作前，已能根据欲描绘的部位从色彩或轮廓线之中选出效果较佳的方法，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已经充分理解彩色与轮廓线能造就同等的创作价值。另有一些创作描绘大群动物，细节部分省略不画，并将色彩用于投影般的表现。

轮廓与色彩是绘画的两项基础表现手法，由前述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人能针对这两项手法选择适切的运用。不仅如此，他们对于自身周遭环境也有很具体的、正确的认知。正因为如此，才能选择最有效的表现手法创作欲表现的对象。

这点可在动物创作的细节确认。例如奥瑞纳时期或马格德林时期的动物创作中，有些作品系从侧面描绘躯体，或从正面描绘兽角或兽蹄的细节。换言之，即是以躯体为中心，只将兽角或兽蹄扭转九十度描绘，这种绘图法通常称为“歪曲透视法（perspective tordue）”。

歪曲透视法的使用有几种解释，可能是动物的细节在最具特征且有意义的状态下被记在脑海里的结果，也可能是创作者能掌握猎物最精华的特征而造成的结果。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对于躯体的辨识以及对于兽角、兽蹄的辨识在时间层面有前后关系，观察位置也不尽相同，可能是从侧面，也可能是从正面；表示这种创作是组合两段时间或两个空间的概念操作。然而歪曲透视法的动物绘画在马格德林后期以后绝迹，躯体的侧面视角在细节也变得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空间中的生物有更精确的掌握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从此时开始，动物的四肢或兽角在空间中有了远近感，在绘画中呈现的是四肢稳稳站在大地的状态。

◎运用岩石凹凸创作

洞穴内的岩壁或石灰沉积物的自然凹凸往往被利用到洞穴壁画的动物表现上，巧妙的运用使得动物的肉块看似更有分量。利用洞穴外岩壁创作的雕刻或塑像也同样会善用自然的凹凸。但如欲强调动物肉块的凹凸，就必须先明确标示轮廓，因此从自然的凹凸联想到特定动物或女性的身形，然后以刻线表示其轮廓，再将轮廓周围凿刻，使其成为凹凸有致的创作。

以塑像为例，在自然的凹凸上面涂上黏土可以强调凹凸，同时也要透过刻线等手法强调轮廓。换言之，塑形行为使得创作对象的型态逐渐转化为明确的实体形象，结果呈现出特征显著的动物或女性身形。这类显著的特征能触发各种联想，若是动物像即联想到猎物的属性，若是女性像则联想到丰饶多产。换言之，这是创作者意识到透过塑形作业的视觉效果可以对感性发生某种作用，才会做出这种创作行为。

由以上论述探讨旧石器时代的创作表现，可说其中具有“透过创作表现内心对于超脱自然界时空秩序的兴趣”、“透过创作表达内心对于视觉影响感性的兴趣”。光就这点无法立刻断定，旧石器时代曾经存在着一个等同于该历史时代美术的文化领域。但即使历史时代的美术看似具有明确的文化领域，我们依然难以对其下定义，毕竟随着目标时代不同，或者时间的区分方法不同，结果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人类的连续性历史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现代人只能在我们所能认知的时空范围内努力，唯有能够把握这样的极大时空的人，才能了解旧石器时代的美术创作。

◎洞穴壁画的消灭与冰河时期

洞穴壁画几乎都集中在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这些画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又为何只存在于当地？保有洞穴壁画的石灰岩洞穴都是回廊般的结构，绵延数十公尺以上。马格德林文化最佳杰作野牛塑像的发现地点是勒．蒂克．多杜贝尔洞穴，此地与其他洞穴相连，总长度将近一公里。漫长的洞穴之中有宽数公尺以上的厅堂般的空间，学者或称之为“圣堂”、“神殿”、“礼拜堂”等。从空间与壁画的关系可以确信那是与众不同的场所。

以擅长狩猎的克罗马侬人为例，一说认为他们会仔细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猎物，然后将记忆描绘在与外界隔绝的洞穴内；那不只是体验仿真狩猎的地点，同时也是下咒术的地点。也有研究人员认为，或许这些绘画是巫师在洞穴结束出神状态后立即画上的东西，是他们举行仪式的地点。众说纷纭，难以认定何者最为洞中肯綮。

可以确定的是，动物有时也会狂怒反扑，而克罗马侬人身为猎人兼画家，在绘制动物时曾经将之视为生命、投入感情。动物威武的情感与心灵就画在岩壁上，心中有信仰而看了这些图像的人，便从图像获得精神层面的力量，获得再度外出狩猎的希望与勇气。

洞穴壁画所描绘的冰河时期，从现代观点来看，那是最后的冰河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许多洞穴及岩壁被克罗马侬人当作生活起居地，在此过着狩猎周遭各类大小动物的生活。其中更有大群驯鹿会在春季由南往北迁移，秋季则由北往南迁移，人们可以猎捕脱队落后的驯鹿，从中取得所需。也许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就像个天然的回廊，是草食性大型动物随季节迁移时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此居住的克罗马侬人便仰赖大型动物维生，所以对于大型动物的关注特别强烈。也可能是因此，才会衍生出在洞穴绘制大型动物的行为。

洞穴壁画的大型动物起初以勐犸象及驯鹿为主。洞穴壁画的起步时代是三万年前至一万八千年前。然而自一万八千年前以后，以多尔多涅洞穴内的生活痕迹而言，驯鹿的数量有所减少，麋鹿、原牛（Bos primigenius，牛的原生种）、美洲野牛属、岩羚羊等动物反而较多。

冰河时期进入最后阶段，终于在一万五千年前结束，勐犸象、美洲野牛属、北极狐、驯鹿等冰河时期繁殖的动物随着冻原退却而北移，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也因为暖化而长出茂盛的落叶树，如桦木属。洞穴壁画在最终阶段也几乎都以麋鹿为绘画主角，随着冰河时期结束，人们不再绘制壁画。

若将这些变迁纳入考量，足见洞穴壁画与冰河时期的动物生态有密切关连，丰富的猎物可说是洞穴壁画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发生原因之一。因此随着冰河时期结束而地球暖化，特殊文化现象也面临终结。

在洞穴绘画探讨结束之际，笔者想提出一个课题。研究尼安德塔人的著名学者赤泽威曾经指出这个问题——洞穴壁画中有动物，却为何没有画到植物？也许是因为只要捕获一头大型动物，就能让旧石器人在觅食工作受惠良多，因此将这份感动转为动物创作。大型动物是草食性动物，当时的人自然多半熟知动物摄食草、苔藓、树果的状况。相较于偶然因素重大的狩猎，植物的采集对于旧石器人而言则是稳健而不可或缺的觅食活动。植物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却不曾和动物一起被画在洞穴绘画中，是因为植物可以确实采集入手，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粮食，而猎捕动物则包含偶然因素，需要受命运眷顾。也许受命运眷顾时的高昂情绪，正是在洞穴描绘动物的重大动机。笔者知道以上论述尚缺乏充分考察，因此仍只能视为一个问题。

◎环境的变化

我们探讨的时代距离历史时代终于更接近一步，以下开始以西元前几千年的形式表示年代。

对现代而言最后的冰河时期结束时，地球的环境发生急遽的变化。冻原地带、干草原地带、低草及灌木遍布的大地随着暖化北上，之后各地区植被转变，桦木属、榆属、松科、日本桤木、榛、日本七叶树等植物茂密的绿色大地诞生。若光就欧洲考虑这种状况，西元前一万三千年起的几千年间，可说是植物、动物生态皆不稳定的时代。这种不稳定的状况结束，转为稳定的时间是西元前一万年左右。冰河时期克罗马侬人所狩猎的大型动物多半因北上而绝迹，或者绝种。具代表性的动物是勐犸象，它们追逐干草原、冻原地带北上，栖息地逐渐接近北极，最后栖息地仅局限于北极圈的孤岛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一直生存至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代。试想它们原有栖息地遍及欧亚大陆各地，可见当时的环境变化何等巨大。

在这个时期，有些地方夏季最高温度会比现代高。世界各地冰河高高堆积的冰床因而融化流入海洋，海平面每年上升数公分。以日本列岛为例说明其影响，就好比东京湾的海岸线向内退至埼玉县，也因此现代距离海岸线甚远的内陆地区才能发现贝冢。绳纹时代的海进就是这种状况的有名案例。

环境变化对生存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给予极大的考验。欧洲克罗马侬人已经无法猎捕冰河时期的大型动物。可能有部分克罗马侬人追赶往北移动的大型动物，其生活圈随之北移。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改变生活圈，持续住在习惯已久的地区；这些人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以便适应遽变的环境。

所幸克罗马侬人拥有足够的能力适应他们从未经验过的环境遽变。曾经大举迁徙，数以千计的大队驯鹿不再，尽情取用、轻松狩猎的时代已是遥远的过去。想要猎杀野鹿、野猪、野兔、野鸟需要极大的耐力与经验、灵敏的判断力、精巧的狩猎工具，否则无法擒获猎物。长枪的枪尖变得更精巧，也有人发明投枪器，能使长枪投掷距离更远，甚至发明弓箭。当然人类还必须将石制箭镞做得更精巧，才能准确命中目标。若能使用作工良好的箭镞，就能获得不少猎物。

尽管狩猎工具与技术因生活需要而发达，人们终究无法获得相当于驯鹿的猎物。不过落叶林带随着暖化增加，这种植物性食物正好弥补了狩猎的不足。落叶林带从春季到秋季都能供应各式各样的食物。春季可以采集嫩叶或木芽，蕨菜的根茎也是营养丰富的食物。秋季可以采集各种果实或菇类、坚果。核桃、锥栗、松子更是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例如分布于欧洲西南部的意大利石松（Pinus pinea），其松子蛋白质尤其丰富，干燥后即是储备粮食。

植物性食物另有一项优点——采集工作不比狩猎困难。毕竟狩猎必须根据猎物种类研发有效的工具，需要的猎捕经验也不尽相同。采集野草、果实、坚果、菇类、根茎或块茎只要有木棒或篮子等工具即可，不必发明弓箭等先进工具。因此从冰河时期结束起，主要食物逐渐转为植物，生活也因此逐渐稳定。生活稳定进一步促使人类适应环境，未来将踏上农耕与畜养动物的道路。存活于旧石器时代最终时期的人们仿佛对此有所预料，开始逐渐增加人口，累积各种经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终结

冰河时期于西元前一万年左右结束，当时的地球地形几乎和现代相同，之后虽然曾因火山爆发等因素改变，但未曾发生全球规模的地形变化。地形对人类而言是重大环境条件之一，这项条件确定后，开始将人类引领至新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除去地球五大陆块中的南极大陆，其他四座大陆都有人类定居。欧亚大陆西半部分有高加索人种，东半部分有蒙古人种定居，美洲大陆、澳洲大陆也有蒙古人种移居。唯独非洲大陆是非洲人种，既不属于高加索人种也不属于蒙古人种。上述人种分布在哥伦布等欧洲人航向外海以前没有太大变化。就人类的漫长历史而言，直到前不久才开始有大量高加索人种在美洲大陆或澳洲大陆居住，并且占据主要地理位置。十六世纪以前的人种分布，可说是人类在各大陆或地区适应土地固有环境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是非常稳定的分布状态。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人口分散于四大陆块，推算其人口是困难的工程，但大致上应是一千万至二千万以内。相较于今日（二〇〇九年）六十七亿的人口仅占百分之一以下，因此人类以外的动物反而较多，可说是稀疏的人类混杂于动物之间。想在人口稀薄的状态下努力适应环境，形成并拓展文化，对旧石器人而言必须付出十足的努力，这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缓慢的重大原因。

西元前一万年以后，不同地区的人类开始各自确立不同的生活形态，借以适应如大陆及岛屿、内陆地区及海岸地区、干燥地带及潮湿地带等自然环境。特别是地中海到西南亚、非洲、中国、东南亚、中部美洲、南美洲，属于植物种类丰富的地区，有许多食用植物自然生长。人类开始将容易稳定取得食物的地方当作定居地，并形成聚落。

学者曾在法国发现这个时期近四百人组成的聚落，但那应是常规外的大型聚落，推测主要仍是十个家庭左右的规模。人类定居化是日后开始农耕的一大原动力，在农耕展开的同时，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进入人类下一个文化阶段——新石器时代。

1. 现代人在生物学分类上为人科人属智人种。旧人所指的是现代人的前身如克罗马侬人与尼安德塔人等，或有学者统称为古代人种。其中，尼安德塔人是否为独立的一种（人科／人属／尼安德塔种）？或是人种的亚种（人科／人属／智人种／尼安德塔亚种）？目前仍有争论。也因此，有学者认为尼安德塔人事实上并未灭绝。

2. 尼安德塔人是否灭绝？近年来的考古学与生物遗传学研究都有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考古学者认为尼人与现代人的工艺技术与物质文化互有学习与模仿，而生物遗传学者也指出现代人的基因组中混有尼人的基因，因此尼人的绝种说在近年受到挑战。

3. 亚洲出土同类型手斧的遗址确实很少，但是仍可见于韩国与中国的少数旧石器时代遗址上，但手斧在遗址内也都不是大量出土的典型石器，也有可能是在形制上偶然发生的相似性。

第二章农耕革命

三内丸山遗址　位于日本青森市。图为修复后的大型掘立柱与大型竖穴居。

新石器时代与农耕开始

◎何谓新石器时代？

石器表面经过打磨处理即是磨制石器，此系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最大要素。旧石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前身，其石器都是打制石器，并未施加打磨。因此就严格的定义而言，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概念，系以石器工具为基准，属于技术史划分的一个时代。然而日本列岛发现的石斧之中，某些虽然属于旧石器时代，却也施加了局部的打磨，可见十九世纪定义的新石器时代概念，虽然在西亚、欧洲成立，在其他地区却非绝对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常常聚焦于开始制作陶器、农耕与畜牧，或者纺织技术的发明，因此新石器时代常给人一种在文化史或一般历史当中，扮演起某种时代区分的印象，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只是新石器时代诸多属性或特征中的一部分，并非新石器时代的必要条件。

有别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地区间的生活落差或其他差异有所扩大。以欧亚大陆为例，部分地区开始农耕或畜牧，“生产经济”成为谋生基础，但在日本列岛等地，人类仍以狩猎采集的“获取经济”为主。随着时代进展，各地区开始发展独自的文化，多样性的文化逐渐并存。本书宗旨为追溯人类文化与文明之变迁，非以技术史为主轴，因此将以农耕等生产经济较早开始的地区之新石器时代为探讨中心，最后再审视日本列岛的状况，探讨这个即使时光流转却仍然停留于狩猎采集的地区。

◎农耕畜牧的曙光与气候变迁

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后，农耕畜牧的曙光开始洒落地球各地区。虽然各地区的萌芽时期各不相同，植物学家中尾佐助认为，最古老的案例很可能是西元前一万三千年左右，始于东南亚热带雨林的芋头或番薯的根茎作物栽培农业。且不管东南亚是否为最早开始的地区，在非洲等热带地区，根茎类栽培很有可能比谷物栽培更早开始。不过本章将以农业的开端与其后的发展为探讨核心，故在此先探讨谷物栽培及饲养家畜皆在早期开始的西亚。

西亚农耕地带“肥沃月弯”（Fertile Crescent）系由美国埃及学学者亨利．布雷斯特德（Henry Breasted）命名，于二十世纪初期发行的《埃及古代记录》中首度使用此词汇。其所指范围涵盖西亚内陆的叙利亚沙漠（Syrian Desert）北缘，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至伊朗高原及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东南部、黎凡特地区（东地中海沿岸地带）、尼罗河三角洲。周遭虽是干燥的草原地带及沙漠，但该地的气候却相对湿润，因此植物容易生长，种类也很多。

冰河时期结束与气候暖化，是肥沃月弯形成的重要条件。冰河时期的存在，系于十九世纪中期为人所知。当时发现北半球在欧洲及北美的广大范围有段时代曾被冰河覆盖，之后的研究发现，在漫长的冰河时期之中，有特别寒冷、冰河覆盖的时代（冰期），以及冰河因为暖化而溶解的时代（间冰期），两者以特定周期循环。另外，在这样的循环之中，未被冰河覆盖的地区会发生一种气候变动——多雨期，今日为干燥地带的北非或中亚，也曾经形成广大的湖泊或森林。

西亚的“肥沃月弯”

二十世纪上半叶证实，冰河时期之所以发生，包括三个要素——地球公转轨道离心率之变化、自转轴斜度之周期性变化、自转轴之岁差运动。天文学家米兰科维奇（Milankovitch）则证实，冰河时期的周期有二万年、四万年、十万年之变动。一九七〇年以后的海洋或湖泊之调查结果，与这项变动理论一致，得知冰河时期的组合变化有以下两类——大型气候变动，几乎十万年为周期的冰期与间冰期；四万年为周期及二万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动（亚冰期与亚间冰期）。

近几年还有新的发现——冰河曾因气候暖化发生大崩解，结果冰山流入海洋，散布范围甚广，对大气及海洋循环造成影响，因而产生急遽的寒冷期；至今为止至少发生过六次，周期大约八千年至一万年。另外，学者也证实四万年前到二万年前之间曾出现十次的气候变动期，地理学家鹿岛熏更指出，这些气候变动期的气温增减可达七度以上，是非常剧烈的变动。

最后一次冰期的高峰约在二万年前来临，之后朝暖化发展，但在一万八千年前（太古仙女木期）、一万五千年前（古仙女木期）、一万二千年前（新仙女木期）也曾有急遽的寒冷期降临。这段全球最后的寒冷期，是个乍暖还寒的时期，温暖稳定的气候自从其结束后一直持续至现代，是人类开始农耕的重大要件。然而气候暖化并非平缓稳健的进程，在八千五百～八千二百年前、六千五百年前、四千五百年前、二千二百年前、一千～九百年前也曾有变动期。

学者推定，自从新仙女木期，西亚的人类开始摸索如何将农耕做为获得粮食的手段。旧说认为农耕聚落系于八千至七千年前出现，急遽的普及而有农耕革命之称。但现在更有力的学说认为，农耕聚落之出现可追溯至一万年前，在此之前经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才实现了农耕畜牧的生活。换言之，所谓农耕革命，其实经过了非常悠久的时间，农耕聚落的出现是细微的变化日积月累的结果。

◎气候暖化与定居生活

一万五千年前的古仙女木期是段寒冷期，期间结束后，开始发生全球规模的暖化现象。该气候变动对地球上的生物影响重大，有些动物栖息地扩大，有些大型动物为寻求寒冷地带而迁移，为人类带来求之不得的影响。因为人类在地球各地因暖化而开始定居生活，生存条件也变得更加踏实。在西亚的黎凡特地区可找到这种典型案例。

由于暖化影响，当地的开心果等坚果及野生小麦、大麦增加，人类不仅可采集之，亦可捕捉乌龟或淡水鱼。环境暖化也对当地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民族纳图芬人（Natufian）造成影响。他们开始在大型洞穴之中建造竖穴居，时间大约是一万三千年前。竖穴面积约四×二点五公尺，发掘深度约为地面以下七十公分。墙壁以石灰岩堆叠而成，有木材搭建的屋顶。考古学家西秋良宏指出，由地面散落的鹿或原牛等动物骨头、开心果或杏仁等坚果、小麦等谷物可知，人类曾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

然而农耕聚落之形成并非源自洞穴内的竖穴居生活形态。因为在纳图芬人的定居生活型式确立普及前，寒冷期新仙女木期便再度侵袭地球。更有研究人员指出，寒冷化的气候变迁，可能迫使打开定居生活的纳图芬人退回居无定所的生活，以便狩猎采集。后来地球又开始暖化，定居生活于一万一千五百年前左右出现。居所由洞穴内部改为建于地上，晋升为更正式的建筑物，麦类栽培也于此时展开。

那么当时的人类是如何开始农耕？农耕又是基于什么契机而开始？以下试探讨之。

◎开始农耕的契机

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必须从存在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或盐等矿物进行拣选，并确保粮食。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将尽，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初，狩猎采集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有别于以往漫长却无显著变化的岁月。尽管狩猎采集依然是谋生基础，偶然成分却比以前大幅减少，此时人类熟知栖息地周遭自然环境变迁，以及动植物间的关系，懂得进行巧妙而有效率的狩猎采集活动。他们不仅熟知动植物间的关系，也熟知自身在狩猎采集的投入程度所造成的影响。换言之，人类知道该在什么程度停止狩猎采集，才会对隔年或未来有帮助。

但就算能运用这种经验知识，在自然资源匮乏之处，过了一定期间后，仍会面临被迫迁移居住地的状况。即便是简朴的住处，重新建设毕竟需要相当的劳力，而且也必须学习理解新栖地的自然条件。尚在学习阶段的移居者，与其说是社会上的弱者，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弱者。这就好比在衣衫单薄的状态下，长时间在寒风中行走。他们也知道不能让整个团体陷入危机，在研判必须迁移居住地的时候，应该也曾以移居为前提探讨如何回避风险。例如就储备粮食而言，适合储备的，有坚果或野生种的谷物等采集类粮食，也有肉干或毛皮等狩猎类的粮食。推测他们在迁往新居住地时，会随身携带这些储备粮食或石器等工具。

这种移居是迫于自然环境所为，属于消极型的移居；日本的绳纹社会则有积极型的移居，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粮食而在同一环境中移居，前后两者的移居动机及后续变迁有极大差异。两者相较之下，迫于大型环境变化而为之的消极型移居，比较可能促成农耕等新型生产方法诞生。

在消极型移居的情况下，人类会针对移居地做各种情报蒐集。移居者会尽量尝试在简短的期间内适应新环境，思考的是如何让自己“脱胎换骨”。这是一种带有风险的战略性行动，目的是将移居地变化为自己已熟知的栖息地。在这段危险期中，移居者将透过各种尝试学习，反复在错误中寻求改进。

人类在原本定居化的居住地能融入自然循环之中，但在移居地，移居者却是扰乱自然环境的要因。从弱者变身为强者，在狩猎采集时代意味着必须设法融入自然。由于人类此时是扰乱自然的要因，因此需要一些新策略帮助自身融入移居地的自然，成为其中一部分，“脱胎换骨”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这点不仅限于身为移居者的人类。在他们带来的谷物之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落入地面，这些谷粒就形同播入新天地的种子，将发挥其天生的功能。理论上也会有PH值或土壤养分结构的差异。化为种子的谷物在因应这些新条件的过程中，可能得到一些以往不曾拥有的属性——亦即基因突变。相较于自然条件已经因应完毕的旧生长地，在顺应新土地的过程受到的刺激远高出许多。也许会在萌芽阶段受挫，但也因此很有可能发生突变。

或许正是植物周遭的环境变化引发基因突变，其中适合栽培的突变又逐渐受到筛选，成为栽培品种的起源，最后成为开始农耕的契机。

◎面对环境的技术者

农耕之开始，当然不只是因为受栽培饲育的物种发生变化。正因为人类有需求，需要动植物及可供栽培、饲育的品种，农耕活动才会开始。其需求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是因为人口增加的压力，使得农耕开始。以前许多研究人员都是这般思考。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研究发现人口增加是在粮食问题改善后才有的现象。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即使人类处于狩猎采集阶段，依然会设法确保粮食之取得，于是在狩猎方面，人类开始将狗养成家畜，做为猎犬；在采集方面，人类栽培根茎类等。这些改善策略皆使得粮食取得更加稳定。换言之，研究人员认为粮食取得稳定化才是家畜及栽培品种的起源，累积扩大后孕育出农耕。

笔者认为事实未必是两者之一，也许两者都是促进人类开始农耕的原因。可能是从狩猎采集高度发达的阶段开始，获得粮食的手段变得更多样化，其中一类便是将动物变成家畜，将植物变成可栽培品种。或许是因为粮食稳定化使得人口增加，加上家畜及栽培品种日益增加改良，诸般要件反复进行后，人类才开始从事农耕这一复合性的生产活动。在这期间，必定要经过数千年的光阴。

一旦人类不仅种植多种栽培品种，同时也开始饲养多种家畜，农耕聚落便宣告形成。进入这个阶段后，农耕就不单是生产活动，而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与聚落共同体（社会）的文化。农耕是人类最适应自然环境的技术，也正因为这是一项技术，所以会对自然造成负担。人类在意识到这点的同时，为了维持共同体而继续改善农耕技术，成为共同体成员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使这个文化得以成熟。

就这个道理而言，农耕既是人类发明的众多技术之中最重要的一项，同时也是最优秀的文化，如何让人类持续认知到这点，是人类最大的课题；而我们也不能忘了这项优秀的技术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负担，这点对我们的未来而言也是重要的课题。

农耕系以技术为核心，这种生产活动必须在分辨自然环境优缺点的同时，在适应环境的状态下进行。就这个道理而言，从事农耕活动的人可说是环境技术人员，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总是要维持人与环境的交集。虽然现代有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例如汽车技术人员、电脑技术人员、基因重组技术人员等等，但早在一万年前的过去，与环境共处的技术人员早已存在。

◎麦类的栽培

在新仙女木期降雨量可能较多的时代，各式各样的植物开始茁壮，人类也开始熟知众多植物的各种特性，例如，何者适于食用？盛产时期是何时？可保存的期限到何时？其中又以稻、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之相关知识，在早期即有相当细致的累积——毕竟谷物的价值贵重。谷物之所以贵重，最重要的理由是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经过干燥可以长久保存，也容易储藏。橡实、锥栗、七叶树果等等同样容易保存，但相较于谷物营养成分较不均衡，而且有些需要长时间煮沸才能去除苦涩。

肥沃月弯开始农耕以前，人类便曾在此采集野生禾本科植物——麦类。进入狩猎采集最终阶段的人类，曾经利用燧石（一种打火石）制刀型石器切断麦的穗轴，亦即麦穗与麦茎相连之处，或者捡十散落地面的麦穗。即便是在狩猎采集时代，捡十散落地面的麦穗毕竟是效率极差之事，反观切断穗轴采集，纵使是野生种也能有效率的采集。举例说明，实验考古学已证实，若以切割穗轴法采集土耳其东部野生的一粒小麦（Einkorn wheat），五人家庭全员出动采集三周，即可确保该家庭一年份的食用量。采集麦时是否切割穗轴或麦茎，对于采集量（收获量）就是有如此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野生麦穗成熟后，内含种子的小穗通常会从麦穗脱落散入地面。尽可能广范围的散布种子，是保存物种的重要行为，此谓小穗的脱落性。另一方面，栽培品种即使麦穗成熟，小穗也不会脱落散布，必须经人工将小穗自麦穗分离播种，才能留下新的世代。这种栽培品种的起源，可追溯至因为基因的突变而从有脱落性基因转变为非脱落性基因的野生种。

小麦的野生种与栽培种　一粒小麦的野生种（A）。麦穗以小穗为单位分解，散布种子（B）。野生种的小穗有平顺的离层（C）。栽培品种的麦穗成熟后不会分离（D），脱谷后小穗留有人为伤痕（E）。（©Tanno and Willcox）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西亚探索，希望找出一粒小麦、二粒小麦（Emmer wheat）、大麦等谷物最初发生突变的个体之诞生位置。有人认为一粒小麦或二粒小麦之类的小麦诞生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恰达山脉，或者该地西方约一百公里处的卡尔达尔山地，但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只知道很有可能位于肥沃月弯接近北端的地区。另一方面，大麦不像小麦容易锁定栽培起源地，推测可能是在黎凡特地区全境至札格罗斯山脉，范围极广。在该范围内，可能曾有数处在相近的时期成功栽培，但目前也只能继续关注调查研究的动向。

栽培品种是否适于农耕，还需要满足一项条件——种子是否具有同时发芽的性质。之所以讲究这点，是因为野生种子之中，有些隔年发芽，也有经过二、三年休眠后才发芽者。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抵抗力较弱，若遭遇不利的自然条件，可能因而枯萎；反观休眠中的种子，即使条件恶劣也拥有抵抗力。有鉴于此，野生种的安全策略是将发芽时期错开，以免种子全数灭亡。至于栽培品种系经过改良，其播种、发芽、生长、收获皆在同一时期，较符合人类期望。另外，采集野生禾本科植物的人类在经验上明白，质量密度愈高的种子，在隔年产出的种子之质量密度亦高，因此透过人为的反复筛选，逐渐培育出品质优良的栽培品种。

值得注意的是，因基因突变而诞生的栽培品种一旦位居优势，麦类就会失去多样性，疾病的损失将会扩大。在欠缺农药等手段的时代，人类只能借由多样性分散风险。所谓多样性，若是栽培品种的小麦，则混合野生种加以种植，在种植小麦之余也同时栽培豆类。实验考古学利用电脑分析，说明即使在效率不佳的农耕作业下，也只要约二百年左右的期间，即可由野生种转变为栽培品种。不过农业学者丹野研一曾经写到，从西亚农耕开始时期，以及其前后之遗址出土的植物遗体实际取样研究发现，小麦的栽培品种是经过三千年以上的时间才取代野生种。

一粒小麦成为栽培品种后，人类又接连培育二粒小麦、大麦、小扁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各式各样的栽培品种。幸好肥沃月弯的野生植物多样，容易从中找出适合栽培的物种，当地自然条件与相较以往更为稠密的人口，打开了人类开始农耕的道路。

◎动物的家畜化

人类不仅将野生植物转变为栽培植物，野生动物的家畜化也几乎在同一时期进行。有些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甚至比耕作栽培品种早。如同培育栽培品种，在家畜化历程中，狩猎采集时代累积的经验知识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功效。狩猎采集民族不会不分雌雄老幼，见了猎物便抓。他们不捕捉年幼的动物或怀孕中的雌性动物，主要猎捕目标仅限雄性成兽。这是因为他们熟知，漤捕会导致动物群体灭绝。人类会管理天然资源，同时增加动物群的个体数，借以获得更多的猎物，如此高超的战术系于狩猎采集时代习得，这种战术累积的经验知识，正是帮助人类成功培育栽培品种、豢养家畜的因素。

植物，野生植物与同种的栽培品种之间，可透过基因座之差异分辨，但若是动物，就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目前已知，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就曾饲育家畜化的猎犬，但为了食用或取得毛或皮革而豢养的动物，最早要到西元前八〇〇〇年左右才有确定案例；该案例如下述。

研究人员分析伊朗高原聚落遗址旁出土的大量山羊骨头，发现大部分为雄性成兽之骨头，雌性的骨头则大多为老年状态。由此推知，公山羊在接近成兽或成为成兽后，多余的个体将被宰杀食用，而母山羊则用作繁殖，会持续饲养至无法产子为止。这表示当时在同一时期饲养的山羊众多，足以明确区分雌雄功能。

基于这类分析，目前西亚正在逐步分析动物家畜化的详细过程。举例而言，绵羊、山羊、牛、猪等有蹄类之家畜化，比起猫狗等肉食性动物之家畜化更晚开始。和粮食生产相关的家畜是属于群体行动的草食性动物，山羊及绵羊是典型范例。因为可以养在栅栏内，饲料容易取得，繁殖力强，不仅可供应食用肉品及乳品，毛皮也能利用，充分符合各种条件。不过人类最早期豢养的山羊及绵羊，主要用途似乎是取得羊乳及乳制品，而非食用肉品。另外，研究人员推定家畜化和农耕相同，都是在各种条件不同的土地自然开始，较早开始家畜化的北非具有独自的起源，有别于西亚。

相较于植物栽培品种之开发，家畜化最初的实验较晚开始，最初是在西元前九〇〇〇年代中期，约五百年后，安那托利亚南部成功将山羊与绵羊收为家畜。到了西元前八〇〇〇年代，家畜化的山羊与绵羊足迹遍布从未栖息的土地——黎凡特地区南方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革命”是同步进行的？

由于开始农耕与畜牧，人类从“获得经济”转为“生产经济”，得以亲手生产粮食，生存稳定度有飞跃性的增长。当然栽培的植物或豢养的动物并非全部用以确保粮食。种麻是为了取得纤维，也有做为药草而栽培的植物。同样的，驴或骡是为了搬运而豢养。虽然有这类例外，但大多数确实是用于确保粮食。

农耕促进粮食生产，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大跃进，媲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因此有研究人员以“新石器革命”称之。然而农耕状况在各地差异极大，况且开始农耕以前经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准备期间，因此并不适合以“革命”称之。必须注意的是，“革命”一词是近现代人基于近现代体验过的剧烈变化，因而创造之近现代的概念。而且当时并非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光是食物之取得或生产，在地区之间就有重大差异，可视之为文化多样性的漤觞。这同时也说明，从技术史观点划分此一时代不如划分旧石器时代有效。

前面提到，地球上最初开始农耕及畜牧的地区为“肥沃月弯”。然则后来在地球各地开花的农耕，是否皆由肥沃月弯向外传播？直到数年前为止，相对有力的看法认为肥沃月弯是唯一中心地带，农耕系由此向外拓展。但在近几年，学者开始认为农耕开始时期虽然参差不齐，但在其他区域开始之农耕，多半为各地独立展开。例如泰国北部，一种类似豌豆的植物或菱角于西元前九〇〇〇年左右开始栽培，中美洲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开始栽种南瓜或丝瓜。换言之，农耕或畜牧系于世界各地独立开始，由于适合当地的动植物被选为栽培品种或家畜，作物或动物的种类也随地区而不同。

曾经栽培的作物也可能失去栽培品种的地位，已有案例得以证实。家畜亦同，在史前时代成为家畜的动物，有些在现代已经不再做为家畜饲养。例如南美洲在非常早期栽培的小米，目前在当地已不种植。另外，在北欧圈曾是家畜的驼鹿，以及中东的瞪羚目前也不做为家畜饲养（俄罗斯目前正尝试将驼鹿养成家畜）。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对于农耕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知识，贡献良多。物理学式的思考方法探究独一无二的原理原则，生物学式的思考方法则在不排除笼统部分的状态下试图解开新的谜题，却和生命研究一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点和生物分子学的研究并非无关。文明文化的研究也会受到每个时代的思潮影响，正因为是在其影响之下探究，有别于以往的事实才会浮上台面。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今后一元论及多元论可能此消彼长，时代的思想将会自主反映。以下将谨记此一重点，针对基本或重要遗址及资料进行追踪。

遗址为初期农耕社会代言

◎农耕暨畜牧的聚落——耶律哥

在肥沃月弯刚开始农耕的时代，一般聚落掌控的土地顶多几公顷左右。然而学者证实，约旦河（Jordan River）流域的耶律哥（Jericho）所掌控的土地之广，令其他地区望尘莫及。之所以能实现此一差距，是因为该聚落位于一口终年不干涸的泉水之畔。此地区为干燥地区，却唯独耶律哥周边受惠泉水而形成湿地，拥有栽培谷物的绝佳条件，耕作地与粗放牧草地在半径十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呈带状延伸。当地因此由小规模聚落成长为大规模聚落，于西元前四〇〇〇年迈向最终的都市化。在此以前，当地一直是人类的定居地，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实属非常罕见的遗址。

经碳十四定年法确定，当地之小规模聚落于西元前九〇〇〇年左右业已形成，当时耕作地或放牧地尚未出现前。大约于聚落诞生一千年时，当地人曾消耗大量的瞪羚肉，故推定当时瞪羚已成为家畜，或者正在家畜化的途中。但在一千年后，豢养的动物已转为山羊及绵羊。聚落居民也增长至二千至三千人，聚落化的定居地正日益发展。究其原因，系因山羊及绵羊对于食物不若瞪羚挑剔，在特定范围的土地内可饲养数量比瞪羚多，羊乳也可有效利用，显示其可能透过家畜化发展为大量饲养。此外，猪系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在南安那托利亚家畜化，牛系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在北非及爱琴海家畜化。

想当然耳，丰饶的农耕聚落，将是周遭尚属狩猎采集阶段聚落的攻击对象。因此在耶律哥周遭有高三公尺的石造围墙，总长五百公尺以上，墙体甚至包含高九公尺的了望塔。围墙外侧又设有宽三公尺、深三公尺之壕沟，借以加强防御。欲建设这种防御设施，不仅需要聚落集体行动，农作物之生产也必须长期稳定维持盈余。实现这项成就的，是此地区独特的湿润自然条件、栽培品种的小麦及大麦之耕作、以及畜牧。

小麦是种子大而有分量，穗轴强韧的栽培品种，耶律哥曾发现特别古老的栽种案例（西元前八〇〇〇年左右），耐人寻味。为了稳定麦田栽培，这里很有可能设有初阶的灌溉设施。拜长期稳定的农产盈余之赐，人们得以建设防御设施，也说明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处于特别成熟的阶段（一说认为当时因砍伐森林导致土壤崩坏及洪水，人们为防范之而建设围墙及壕沟）。

耶律哥周边

农耕聚落的人们有能力长期稳定确保农产盈余，自然会对自己居住的土地心怀感激；他们感谢祖先创建人与土地的联系，内心祈求丰穰，因而产生信仰。对于祖先与丰穰的感谢之意使他们对土地有感情，使他们对居所有所坚持，于是开始在自己住家地下埋葬死者；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在地下埋葬的遗体之中，也有头部与身体分离单独存在的例子，其头骨涂抹熟石膏整形，或上色，或在眼眶嵌入贝壳。这种头骨创作可能与祖先崇拜的仪式相关。

在耶律哥这类打开农耕及畜牧的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时代笼统的传承与生产经济阶段的丰饶融为一体，将祖先视为土地守护神（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信仰扩展，精神世界的领域也迈向成熟阶段。虽然不确定这个阶段是否已有执掌精神世界的圣职者，但如长老这类年长者，很有可能因为距离祖先更近，因而获得团体的尊敬。

◎其他聚落的袭击

随着生产经济发展，除了以农业为专业的大多数居民，也开始有专精于制造业的工人，开始以珍奇的贝壳或稀少的宝石、黑曜石等制作饰品。交易活动因此活络，丰饶的农耕聚落随着交易扩展，成为掠夺对象者不在少数。人们因此建设围墙、壕沟做为防御设施。

这些防御设施不仅拥有其原本的功能，也象征性的诉说着初期农耕文化的几个特征。实现农耕这一生产活动后，聚落耶律哥成为丰饶的共同体，和周边居民或聚落的差异日渐扩大。防御设施是维持这种差异的策略，试图消除差异的策略则是针对耶律哥发起的攻击。

大多数的攻击皆以失败告终。以耶律哥西北方约一百五十公里的瓦第法拉（Wadi Fallah）为例，由于缺乏适于耕作的土地，不得不维持狩猎采集生活，聚落也停留在竖穴居集合体的阶段。正是这类聚落对耶律哥之类的农耕聚落发起攻击。然而攻击行动比起狩猎采集风险更大，不可能总是成功。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瓦第法拉的聚落已经消灭，可能是因为居民自行放弃贫瘠的土地。想必耶律哥的居民与瓦第法拉的居民都能切实体会彼此聚落的差异，对于农耕的功能也有充分的理解。这点成为农耕普及的原动力。

耶律哥与瓦第法拉这两种属性相异的聚落位于同一区域，对于探讨农耕诞生过程而言是贵重的资料。前面已经说明如何培育可栽种植物，而源自此行为的农耕何以在肥沃月弯开始，又可透过这两个集合体的存在说明。因为农耕条件丰富的土地与不然的土地相距甚近，人们得以随着时间流逝从经验法则得到同样的答案，借由比较两块土地厘清什么条件有利于农耕。

辨识何种条件有利于农耕，何种条件不利于农耕，正是打开农耕的先决条件。当然有许多条件系从农耕开始后，在尝试与失败的过程中日渐明朗，但真正重要的是，有些基本条件必须在打开农耕之际事先厘清。在西亚，干燥地带与湿润地带、山岳地带与平原、荒地与冲积地等性质不同的土壤相邻，而当时的人类能清楚辨识其差异，这些自然条件成为人类在西亚开始农耕的重大要因。

概括以上论述，可列出以下四点，说明肥沃月弯开始农耕的要因。一是新仙女木期结束暖化环境来临，二是当地本就存在适于栽培、饲育的野生动植物。三是此地区的狩猎采集民族拥有强烈的定居倾向，同时具备第四点——精神世界明显充实，因而形成共同体的传统，亦即共同体的经验知识之传承。这些要因发挥各种作用，彼此复杂交错，促使农耕开始。

◎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聚落——加泰土丘

西元前八五〇〇年左右，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亚高原出现许多农耕聚落。流经科尼亚（Konya）平原的恰尔尚巴（Çarşamba）．恰伊（Chai）河之旧河床，其两侧有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当地光是居住区域便多达十三公顷，在当时西亚聚落之中，是规模极致庞大的农耕聚落。

科尼亚湖于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结束后日益缩小，昔日湖床与冲积地即是加泰土丘所在的冲积扇，肥沃的土壤具备优渥的耕作条件。在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后，人们为了肥沃的土地而在此定居。聚落因农业及附近可采掘的黑曜石之交易迎来繁荣期，规模迅速扩大。

加泰土丘东方约一百三十公里处有一座哈三火山（Hasan Dağı〔Dağı：山〕），当地采掘的黑曜石具有锐利的边缘，因此被当作刀具，运送至东地中海沿岸或波斯湾沿岸。由于黑曜石因产地不同而含有各种不同的微量元素，只要运用光谱仪即可轻易辨识产地。

耕地栽培的作物以小麦、大麦、豌豆为主，这点则可分析植物碳化后的遗存来辨识。另有种植小扁豆、蚕豆，当地野生的苹果、开心果、杏仁、橡实等等也是采集的对象，可弥补主要粮食之不足。另一方面，肉类食物则有牛、绵羊、山羊，但公牛在精神世界拥有特殊的地位。聚落周遭出没的欧洲马鹿、野猪、亚洲野驴（介于驴与马之间的野生种）、兔、野鸟也是食物来源，但根据出土兽骨可推定，当时消费肉量仍以取自家畜者居多。

加泰土丘周边地图

随着农业发达，交易行为也变得热络。特别是在哈三山采掘的黑曜石，因需求量大而以加泰土丘为中继站，向西亚各地出口，该交易因此逐渐带动其他各式各样物资之交易，使加泰土丘发展为交易中心。交易品有木材、燧石、贝壳，宝螺科等珍贵的贝壳甚至从红海运往此处，经由加泰土丘送往东地中海。

物资开始聚集后，人们不单纯从事仲介行为，还会给予某些附加价值，设法赚取更高的利润。以黑曜石或燧石为例，可以加工制成箭镞、枪尖、长剑短剑、农耕用刀具等，研磨制成的小石像、棍棒前端的杖头石也是加工交易品。除此之外，西元前六五〇〇年左右，人们开始制作陶器，产品种类便多了黏土制小塑像及各种容器。

西亚的陶器制作始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加泰土丘虽非先驱，却能将制作陶器累积的燃烧技术应用于冶金，制作铜珠或铅项链等装饰品。加泰土丘生产的金属饰品在西亚或在全世界而言，都是最早期的例子之一。

◎加泰土丘的精神世界

随着农业、交易、制造行为兴盛，加泰土丘进入繁荣时期，居民的居所也日益整顿。一九六一年最先发掘出土的，是一座集合住宅般的巨大建筑，共有一百三十九间房，各个居所间没有信道，而是以共享的墙壁区隔。因此居民进屋前必须在墙壁架设梯子，爬上平坦的屋顶后，再进入各自居室。居室皆为长五公尺、宽四公尺左右，设有黏土制的火炉及长凳。居所核心位置的居室周围有几个小房间，具备粮食储藏库与仓库之功能。这些房间的顶部架有坚韧的青刚栎木梁，其上又铺设细横木与芦苇，以黏土加以巩固。正是这种结构形成居所顶部平坦的屋顶。

加泰土丘遗址　第一次发掘时的加泰土丘遗址。

在这一百三十九间出土居室中，有四十间墙面画着熟石膏的画作，包括几何图形、植物、女神、牛、豹、鹿、秃鹫等动物。这四十间房间的大小与结构比之其他居室虽无差异，却具有特殊装饰，推测可能是宗教设施，具有神殿般的功能。因为画中女神大多是怀孕或生产的姿态，也有正在生产牛羊的场面；豹等动物则是随侍在旁的圣兽。这些都是丰饶多产的象征，切实表达加泰土丘农耕居民的愿望。男神大多以公牛诠释，它们不仅是为人类奉献劳力的重要动物，也象征着人类男性及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

加泰土丘遗址的出土小塑像　一尊黏土制的丰饶女神坐在宝座之上。

在某间被学者推测为神殿的房中，画着秃鹫攻击无头人类的躯体，显示当时的人有类似鸟葬的习俗。神殿墙面还有一处女性乳房般的三维结构，其中埋着狐狸、鼬鼠、秃鹰的骨头，推测此处曾经举行风葬。由这些创作行为可以确定当时一连串的丧葬行为。首先，在距离聚落有一段距离的遗体放置场举行鸟葬或风葬，将尸体置于此处使其化为白骨，此为一次葬。之后白骨的家属会以布块或兽皮包裹白骨，带回死者自宅或神殿，埋葬在板凳状卧床下。

由于卧床下曾出土数副白骨，因此可以确定是追葬形式的二次葬，亦即将亲族们相继葬在同一地点的形式。陪葬品虽然较贫瘠，但在神殿般的房间，遗体的陪葬品却包括黑曜石镜、仪式用短剑、金属制串珠等高价品，很有可能是聚落首长的坟墓。倘若以上推测属实，加泰土丘可说是已相当成熟的社群，成员间在居所规模虽无差异，却也曾发展出首长阶级的社会地位，可见其社会结构有垂直性的发展。

在这个时代要发展出如此高等的聚落社会，需要满足的条件可能包括掌握肥沃耕地；邻近贵重物资（如黑曜石）产地，交易热络；各种物资之交易使人们有机会接触来自各地的人物。为了有利于进行交易，造就了得以将初级产品加工，创造附加价值的工人集团诞生，。聚落社会确立了农业以外的职业，促使社会迈向更具功能性的结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点。

如以上所述，加泰土丘在初期农耕社会的经济、技术、宗教方面为我们留下许多信息。特别是出土数量甚多的“神殿”，其壁画等创作行为，在在诉说着当时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然而后世虽能明确解读生死共存、祈求丰饶多产的思维，对其崇拜仪式及死后的世界观却仍有诸多不明之处。而且虽能推定有首长般的人物，却不明白其社会的垂直结构发展程度如何。虽然遗址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各种生活样貌，却也留下程度相当的谜团等待我们解决。

◎气候变迁与“诺亚洪水”

在此想稍微偏离正题，谈谈近年来对于气候变迁与初期农耕的争论。

一九九六年，海洋学者里昂（William B.F. Ryan）、彼特曼（Walter C. Pitman）等人组成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发表一项学说，认为大约在西元前五六〇〇年，黑海可能曾经发生人类前所未见的天灾地变。该研究团队由深海岩心的分析与水中音波探测的结果得知，在天灾地变发生前，黑海水位比地中海水位低一百五十公尺，并从当时的海潮线标高验证其推测。借由加速器质谱法（AMS）做碳十四定年法，量测深海岩心内的贝壳显示，其年代约为西元前五六〇〇年。该贝壳原属栖息于地中海的软件动物，却在这个年代突然出现在黑海。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研究团对做出以下推论。

在黑海成为巨大的内海以前，当地原是一座淡水湖，名为艾瑟诺斯湖（因为希腊人称黑海为“好客之海（Pontos Euxeinos）”），系因淡水流入冰河斧凿之地而成形。艾瑟诺斯湖汇聚的淡水会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入地中海，每当干季来临，湖水水位会下降，与地中海之差距达一百五十公尺。当时地中海水位比现在低约十五公尺。约在西元前五六〇〇年，曾经发生全球规模的冰河溶解现象，地中海的水位因此开始上升。海水于是经由马摩拉海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入艾瑟诺斯湖。海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水势超过时速九十公里，因此甚至能冲蚀海底岩盘。淡水湖的水位一天便上升十五公分，大约短短两年的时间，湖泊就被海水填满，形成今日的黑海。前述软件动物与其贝壳，正是在地中海海水流入湖泊之际挟带而至。艾瑟诺斯湖水位较低，周边耕作维生的人因为大洪水从地中海涌入，不得不放弃一切。研究团队推测，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洪水正是旧约圣经所载“诺亚洪水”。

另一方面，二〇〇二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主张，世上并无迹象显示西元前五六〇〇年左右曾发生类似“诺亚洪水”的灾害。发表者为纽芬兰纪念大学阿克斯（Ali Aksu）等人的研究团队。他们对马摩拉海海底进行钻探采集岩心，针对采得试料进行定年分析等研究，结果发现马摩拉海的海底岩盘不像里昂等人主张，并不存在西元前五六〇〇年所留下的冲蚀痕迹，分析结果也显示当时不断有海水从黑海流入地中海。而里昂等人的核心主张——软件动物，则是因为黑海盐分浓度改变而出现，并非发生大洪水所致。

两个团队至今仍在争论，但毕竟黑海的浅海海底至今尚未发现农耕聚落，因此或许是阿克斯等人的见解比较洞中肯綮。

◎欧洲的初期农耕文化

农耕开始时期，在西亚约是一万一千年前，在中国约是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在中美约是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以后。光看开始时期，似乎农耕是从西亚肥沃月弯向其他地区传播，但实则不然。因为各个地区分别有其固有的栽培植物。

以西亚到地中海一带为例，源自当地的栽培植物有小麦、大麦、豌豆、蚕豆、橄榄、葡萄、红萝卜、芜菁、莴苣等。在东南亚到中国一带则有稻米、小米、芋头、大豆、红豆、姜等。源自中美的则有玉米、地瓜、番茄、南瓜等。换言之，将野生品种培育为栽培品种，进而打开农耕，是在地球各地分头进行的历程。

当然也有某些地区停留在极其原始阶段的农耕，或者为此心满意足。例如澳洲大陆，当地人类会将山药挖出后切下局部埋入土中，等待其再次成长。这个地区之所以未打开一般性农耕，可能是因为其年降水量为全球不稳定之最。基于此一特殊条件，人类与其农耕，更稳健的作法是融入自然环境，凭借敏锐的感官与自然共生，享受大自然丰饶的物产。我们必须清楚体认，若将农耕视为适应自然环境的技术，则前述澳洲人类的行为也是一种农耕，因此也是一种文化。

至于欧洲的农耕，其漤觞可能是西元前约六五〇〇年，农耕文化由安那托利亚流传至巴尔干半岛（Balkans）。由于安那托利亚的农耕文化向外流传时已臻发达，巴尔干半岛的农耕在开始之初亦属成熟阶段，在早期即有农牧混合的现象，除了小麦、大麦，亦栽培小扁豆、豌豆等豆类作物，也畜养山羊、绵羊、猪、牛等。农牧混合始于肥沃月弯，这并非单纯并行农耕与畜牧，也会将家畜排泄物及豆科牧草用以增强地力，达到农耕与畜牧产生加乘效应的境界。

巴尔干半岛的农耕扎根后，沿着多瑙河流域流传至匈牙利平原北部，进而拓展至今日的德国、波兰。由于气候暖化，此地区森林遍布，为人类供应优质木材。因此尽管处于初期农耕文化，人类却能建造坚固的木造居所。肥沃的土地遍布河川沿岸，名为长屋（longhouse）的居所座落其上。这种建筑大量使用周边森林砍伐的木材，其中更有纵深超过四十公尺的长屋。屋顶铺设茅草，墙壁由细树枝组成，其上填满泥巴，借以阻隔冬季寒气。内部分为三个区块，中央为起居空间，向北延伸为容纳家畜的区块，南侧则是粮食储藏区。长屋以五十至一百公尺的间隔散布于河边，居民以家庭或大家庭为单位，因此不像西亚，几乎不曾形成数十家庭齐聚的聚落。

长屋形成的聚落，分布范围为今日多瑙河流域至匈牙利、德国、波兰。因为条纹陶器之分布与该地区几乎一致，因此当地又称为LBK文化圈（Linearbandkeramik）。LBK文化初期的定居地几乎都是河川沿岸的黄土地带，而且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此处为河川流经之地，因此土壤经常保有相当的湿度，简易的农具也能轻易耕作。由于土地肥沃，人类得以在同一区域反复耕作，但土地终究有贫瘠的一天，人们于是寻找新的土地，沿着河边移居。正是在这种定居与移居的循环之间，农耕文化日益普及。

长期的寒冬是此地区必然面对的课题，但也是适合狩猎的季节。白雪茫茫的森林适合猎捕野牛、野鹿、驼鹿、狐狸、野兔等，即便没有农作物也能确保粮食充足。

◎农耕传向南欧

南欧是巴尔干半岛农耕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径。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末期，农耕文化由巴尔干半岛横渡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流传至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岛（Sicilia）。当地人类原以洞穴或岩荫为居，人们以狩猎、采集、渔捞维生。随着农耕文化传入，人们逐渐开始耕耘土地，但因为天然资源丰富，不仅栽培小麦及大麦，饲养山羊与绵羊，同时也进行狩猎、采集、渔捞。

随着农耕文化普及，人类开始制作陶器。人类利用鸟蛤（Cardiidae）边缘压印，在陶器上添增装饰，如此制作的陶器便称为鸟蛤纹陶器。这种装饰法极似绳纹陶器的贝壳沉线纹。不过鸟蛤纹陶器的装饰还包括眼睛般的图案，可能具有驱魔的含意，贝壳沉线纹陶器则不具这种象征性的母题。鸟蛤纹陶器文化当时已是农耕文化阶段，而早期绳纹文化则尚属狩猎采集阶段，陶器纹饰的差异或许由此而生。

农耕文化在意大利半岛普及后，又流传至南法、伊比利半岛（Iberian Peninsula），最终拓展至西迎大西洋的罗亚尔河（Loire）流域，以及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鸟蛤纹陶器文化也有同样的足迹。另一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大西洋更偏北的沿岸地区、东欧河川沿岸天然资源丰富，即使农耕文化在欧洲遍地开花，当地人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因为自然条件优渥，所以不必依赖农耕。于是自然条件特别适合狩猎采集的地方人口逐渐集中，形成规模大于农耕聚落的聚落，甚至发展为恒常性的大规模聚落。

这种聚落的形成基础是狩猎采集经济，但也有效彷邻近农耕聚落制作陶器的例子。换言之，这种狩猎采集社会懂得制作陶器，其文化型态类似日本的绳纹社会。这种社会也有接纳农耕的时候，以丹麦为例，其冬春之际的主要粮食为牡蛎，一旦环境变化使得牡蛎绝迹，就是人们开始农耕的契机。

北欧沿岸地区与东欧河川地区的狩猎采集文化，在未发展农耕的状态下形成大规模聚落。笔者认为在探讨人类文明史时，这些文化与日本绳纹文化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耕在初期阶段是一种先进技术，是人类的技术革新。以往的文明史倾向于探讨人类如何促进农耕发达，如何因农耕的恩惠而实现社会发展，评断标准与价值观较单一。偏颇的文明史观因此主导近现代社会，仿佛变化、发展、发达、改革才是人类的进步。人们可能一直受到全球规模的错觉或偏见禁锢，仿佛狩猎采集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先进工业社会等类型与公式化的直线演变才是人类唯一的选项。就这点而言，能否在人类文明史中，为欧洲东北部的狩猎采集文化、日本绳纹文化、北美因纽特文化、澳洲原住民文化赋予新定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要课题。

截至西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为止，除了前述欧洲北部地区，欧洲的农耕文化大致在欧洲全境扎根。由于农耕这项共同经济体系拓展，各个聚落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加深彼此的关连，进一步增加聚落数量、扩大规模。这点不仅促使交易网络扩张，也有助于聚落的工艺技术提升。为了将附加价值高的加工品转做交易用途，人们会将海菊蛤（Spondylus）由爱琴海或亚得里亚海运往各地，采掘地有限的石材（例如优质的石灰岩）也成为交易商品，各种材料经过加工又是新的交易物。

诚如前述，欧洲初期农耕社会逐渐演变为技术新颖的社会，却未能如同人类的初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达。初期文明之诞生必须集中、整合各种要因，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当时欧洲有优渥的自然环境、文化状况纵观地区整体而言相对均质、也能接纳当时来自西亚的先进文化（农耕），却未能发展出文明，原因虽然难以证实，但可能就是缺乏一股关键的能量，无法将情势加温至文明诞生的沸点所致。直到大约四千年后，由于罗马帝国出现，此地区才迎来整体的文明化。

◎农耕的普及与共同体的坟墓

农耕耗费数千年岁月才几乎遍及欧洲全境，普及速度委实缓慢。为何如此旷日费时？虽然无法证实其明确的原因是什么，但至少可从以下两个原因探讨。

其中一个原因是，农耕是在西亚诞生发展的技术文化，而欧洲的气候等自然条件与西亚大不相同，欲使农耕适应欧洲就必须耗费漫长岁月。诚如前述，农耕是适应环境的技术，因此直到农耕扎根以前，必须适应自然时间循环中的季节变化，也必须使技术渗透至文化层面。

第二个原因是，在适合狩猎采集的地方光靠获得经济便足以维生，人口分布也因为狩猎采集而疏落。欲转型为农耕社会，必须将疏落的人口分布重新建构，化为适合劳力密集生产的社会。然而此地有别于西亚，自然条件造就优渥的获得经济，经济型态欲在短期间内转型为生产经济，尚须更多诱因。况且转型为农耕社会必须经过社会变革般的改造，才会有旷日费时的现象。

尽管普及费时不赀，一旦农耕逐渐扎根，人口亦随之增加，社会型态再也无法回到获得经济的时代。农耕文化直到工业生产出现为止，都是不可逆的生产文化。随着人口增加，又为了维持增加后的人口，西欧肥沃低地的居民逐渐采纳农耕，慢慢形成适合农耕生产的社会。

约从西元前三五〇〇年起，农耕几乎在欧洲全境普及，生活形式有所改变，环境景观也不同于以往。人们大量运用森林里的木材建筑长屋，大大小小的长屋聚落数量远多于以往。西欧气候温暖降水量丰富，农作物生产力提升，一般聚落、聚落形成的社会愈发高度发展，坟地逐渐成为象征共同体的设施。这些坟墓由土石堆起，大致为圆形或长方形，称为坟丘墓，通常会接连埋葬几十具遗体，因此较不可能是特定人士或家庭间的坟墓，很有可能是共同体的坟墓。如此说来，坟墓应该是集合共同体之力而建。毕竟大型坟墓建设不易，其中也有耗费人力达一万人次以上的例子。

◎大不列颠岛的坟丘墓

英格兰（England）西南部埃夫伯里（Avebury）平缓的斜坡上散落着坟丘墓，那是西元前三四〇〇年所建设，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正在日益茁壮。这些坟丘墓之材料及形式各不相同，有些内部是石造墓室，有些是木造墓室。不过随着时间演进，坟丘墓的规模逐渐扩大，表现出当时人类的野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南部威尔特郡（Wiltshire），威斯特．凯涅特．朗．巴洛的长方形坟丘墓，东西长约一百公尺，南北宽约十六公尺以上，坟丘高约二公尺。此坟墓已知至少埋有四十六具人骨。在这些个体中，有些关节分离，数片头盖骨位于其他位置。目前仍不明白为何会采取这种埋葬方式。

此坟墓之建造必须动员百人，耗时一百五十小时以上。使用期间长达五百年以上，却仅仅埋葬四十六具遗体，因此有研究人员推定，此系专供共同体中具代表性之家族使用。该家族正是共同体属性的象征，因此得以在五百年以上的时光持续在同一坟墓使用同一埋葬法，使文化发展出强固而连续的一面。

由这种稀有文化的连续性可以肯定，坟丘墓是共同体的象征，这种建筑是共同体的中心，普及范围几乎涵盖大不列颠岛南部全境，也包括爱尔兰（Ireland）东岸。到此阶段，人类不仅利用巨石装饰坟丘墓，也利用同样的石材建造新的设施，其功能在宗教礼仪的层面大于葬仪，在地区上具有集会场所的用途。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埃夫伯里最初问世的巨大石阵即是祭祀用的摆设，明确的诉说着其性质。

◎巨石文化的时代

巨石阵有圆环状排列者，也有直线状排列者，其出现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或法国西北部的时期，大约是西元前三二〇〇年，一直建造至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光是大不列颠岛上，兴建的圆环石阵就超过一千座以上。但其中仅约八十座是在圆环状土沟及土垒间将巨石以环状竖立。众多石阵中，斯通亨治石阵（Stonehenge）比埃夫伯里石阵略晚兴建，却是巨石文化的代表性遗址。

英格兰．埃夫伯里的坟丘墓　其石阵直径约350公尺，是世界最大规模。

埃夫伯里石阵及斯通亨治石阵位于威塞克斯（Wessex），当地曾是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宗教中心地带，学者认为当初是埃夫伯里石阵率先成为当地宗教礼仪中心，之后则转为斯通亨治石阵。法国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威尔斯（Wales）地区、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爱尔兰海（Irish Sea）沿岸、苏格兰（Scotland）的岛屿是由海路串联的巨石文化圈，类似的巨石遗址散见于各地，因此可能有共同而普及的宗教礼仪。在这些遗址之中，保存状态最佳，规模最大的便是斯通亨治石阵。

在新石器时代建筑物之中，斯通亨治石阵的规模之大超乎寻常，其建造历经三段时期，约从西元前三〇〇年起持续一千五百年。第一期先以直径一百一十公尺的土沟及土垒画出外围，人们沿着土垒内侧依固定间隔建筑竖穴，埋葬火葬后的遗骨。这些竖穴是西元前约二三〇〇年发掘的坟墓，也可能是用以埋葬人祭仪式中的牺牲者。第二期的立石已经失落，仅知土沟、土垒、竖穴、立石呈多重圆环状分布，东北方位有一处开口，一条通往东北方雅芳河（River Avon）的直线道路也是此时期兴建。第三期建于石阵核心部位。三石塔（trilithon）由三块巨石组成，其中两块仿佛两根支柱，另一块犹如一条横梁，这种三石塔结构延展为一个直径约三十五公尺的圆环。

每个巨石重量皆超过二十公吨，甚至可达五十公吨。这些巨石称为撒森石（sarsen stone），学者推测系来自北方三十公里的马尔堡唐斯（Marlborough Downs），透过木橇（相当于日本的修罗木橇）般的方法，动员上千人力搬运。在圆环分布的巨石之中另有蓝石分布，系由威尔斯地区西端普勒赛利山地搬运而至。当地相距斯通亨治石阵远超过二百公里，但大部分的搬运路径皆为海路，或者沿着雅芳河移动，因此耗费劳力不若撒森石多。学者推定光是第三期的建造，耗费劳力便达二百万小时，而这也说明了斯通亨治石阵对当地而言是何等重要的宗教建设。但学者几乎无法厘清这种建设究竟源自何种宗教信仰。若将斯通亨治石阵的中心轴延伸，结果将和夏至日出位置一致，但即使学者明白这点，却无法进一步理解其信仰内容。

环状石阵与直线石阵是巨石遗址的两大代表，大约在西元前一五〇〇年时，大不列颠岛及布列塔尼地区已经不再建造。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塞纳河（Seine）流域及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流域为中心的肥沃地带，开始拓展更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与青铜器文化。

◎印度次大陆的初期农耕文化

在此将焦点转移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东方的印度次大陆（Indian subcontinent）。

近几年的调查得知，巴基斯坦西部的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丘陵地区与印度河（Indus River）流域间的刻赤（Kutch）平原，在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之初是初期农耕文化的兴盛期。以往学者推测，这个结果是受到伊朗高原（此地与肥沃月弯相邻）的农耕文化影响，因此认为印度次大陆的农耕文化比西亚晚。然而事实不然，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法国团队在刻赤平原的梅赫尔格尔（Mehrgarh）遗址展开十一年的调查，证明当地是独自打开农耕畜牧，并且有缓慢而自主的发展。

今日巴基斯坦与印度国境大部分为干燥地带，当时刻赤平原的流水却是终年不绝，又因为地势较高，夏季也很适合放牧。而且此地和西亚一样，有野生小麦、大麦，也有野生的牛、绵羊、山羊栖息。透过动植物遗体之分析，证实这些野生动植物是在缓慢渐进的过程中转化为家畜及栽培植物。这是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的历史。这个时代还是先陶器新石器文化阶段，人们尚未制造陶器。当地波伦河雕琢出河阶地形，梅赫尔格尔位于此地，在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时面积已有数十公顷，就初期农耕聚落而言，其规模相较于西亚毫不逊色。

聚落居所由日晒砖堆叠的墙壁结构组成，以圆木为横梁，其上布置小树枝，然后铺上芦苇建成茅草屋顶。二至四房的居所沿着狭窄的街道排列，到了西元前六〇〇〇年，粮食储藏室及工具存放间也并立其间。谷物储藏行为成为常规后，聚落内自然发生贫富差距，社会朝垂直化演变。六棱大麦在谷物之中生产力尤高，人们开始种植后，人口也随之激增。

聚落里不仅有农民，也有工人登场，开始出现水平分工的情形。他们不仅使用新石器时代聚落共同的工具，如石刀、细石器、磨制石斧、石臼、骨角器等，也会利用远自波斯等地运来的青金岩或绿松石、冻石制作装饰品。其生产之专业化，甚至会建设专门储存贵重材料的场所，以待进一步雕琢。燧石是当地的交易资源，可以换取这类高价的交易品。燧石石块由波伦河自上游挟带而来，在当时的社会是贵重的资源，因此被当作交易品送往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乃至中亚，是梅赫尔格尔繁荣的原因之一。

居民的坟墓散见于聚落内的空地。在地面挖洞形成土坑墓，遗体以屈葬形式安置其中，其中有各式各样陪葬品出土，包括骨角器、海生贝类制成的装饰品等。有趣的是，有时即使死者是小孩，墓里仍有豪华的陪葬品。那可能是聚落中权势者的孩子，或许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地位在聚落内已经开始世袭化。

梅赫尔格尔的初期农耕聚落到了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以后，开始制作陶器，最终发展为地区上陶器生产的核心。聚落也随着发展扩大，全盛期面积达二百公顷。此阶段的发展已属高度社会性的共同体，不再只是初期农耕聚落，也为日后印度河流域文明之问世奠下基础。

梅赫尔格尔大约延续至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印度次大陆介于西亚与东亚之中间地带，若欲探讨此地初期农耕文化，或者探讨农耕畜牧于地球上之出现，梅赫尔格尔之变迁都是重要案例。毕竟当地的自然环境酷似耶律哥等西亚聚落。尽管聚落所在地区是干燥不毛之地，聚落所在及其周边却有波伦河丰沛的流水，是能够善用于灌溉的地点。而且当地也有适于农耕畜牧的野生种动植物。

如此丰厚的环境与其周围荒地对比之下，更能具体掌握其资源，对资源详细的掌握则是打开农耕畜牧的原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认定局部良好的条件及对等的恶劣条件在梅赫尔格尔之并存，正是孕育初期农耕文化的原动力之一。

东亚的初期农耕文化

◎需要为发明之母

寒冷期约在西元前一万年结束，遍布东亚大地的树木转型为落叶宽叶树与常绿宽叶树为主，勐犸象、日本纳玛象、大角鹿等大型动物或灭绝，或北上而从东亚消失。野猪、狗、鹿、兔、狸猫、狐狸、貂等小型动物反而在此繁殖。人类原本追捕大型动物维生，过着在广大范围内移居的生活，但因为狩猎对象转变为小型动物，需要的技术是设陷阱、追踪兽径，需要动脑斗智，生活圈也大幅缩小。相较于大型动物，小型动物之狩猎效率较差，人类必须确保狩猎以外的粮食，不得不摄取来自根茎类、果实类、橡实或栗子等坚果类之养分。

绳纹文化是日本列岛的新石器文化，生活圈之缩小使得该文化发生一种极端现象——在农耕开始以前，定居生活业已扎根。此外，陶器虽然容易破损，不适合频繁或长期移动，但毕竟可用以去除坚果或根茎类的苦涩，也可用以煮沸、料理鱼贝类，其问世时间在东亚相较于西亚早。西亚大约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开始制造陶器，但东亚的起始时间甚至可以往西元前一万年之前追溯。以往学者认为绳纹陶器问世为全球鼻祖，但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认为，由滨海边疆州到华北、华中、华南一带即使比不上绳纹陶器早，却也显然比西亚更早使用陶器；甚至有报告指出其使用年代更早于绳纹陶器。

东亚的陶器制作在全球间特别早，可能是因为当地对坚果、根茎类、鱼类食物资源的依赖度高，因此需要有陶器做为煮沸工具。这似乎证明“需要为发明之母”就文明层面而论也是言之有理。另一方面，小麦、大麦的农耕文化在西亚早已展开。要食用麦类，必须将之脱谷、磨粉、揉捏面团、成形、烘烤，制成烤饼般的面包；今日西亚仍会制作烤饼。尽管麦类也能如燕麦片般熬粥，但麦类的调理方法毕竟是烘烤为主煮沸为次，可能是因为调理法的差异使得陶器出现时期有异。

中国大陆的初期农耕在华北与华南有极大差异。华北的初期农耕作物为小米与黄米，华南则是稻米。然而研究人员无法如研究西亚麦类似的，连续不断的追溯华北系于何时开始将小米及黄米当作栽培种耕作。小米的野生种可能是狗尾草（Setaria viridis），但转变为栽培种的时期尚未明确，至于黄米甚至连其野生种都难以判定。已经确定的是，其栽培时期大约始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之所以落在这个年代，是因为目前的考古学研究尚未充分调查更早期的遗址，将来若是发掘调查有进展，得以发现更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年代非常有可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稻米的栽培

关于稻米野生种自然生长之地区，亦即稻米的起源地，长久以来学者认为云南至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是有力之说。但随着中国考古学调查演进，稻米的碳化物及颖壳的压痕却在长江中游至下游的早期遗址出土。将之分别以碳十四定年法检测，确定年代可追溯至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

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显示，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陶器内的稻米碳化物，经过年代测定确定，栽培种的稻米至少在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以前业已存在。学者推定人们在此阶段会食用野生稻米与栽培稻米两者，又根据植结石（phytolith）分析、辨识野生种与栽培种，再由人骨同位素分析证实，到了西元前五〇〇〇年左右，长江中游及下游已经出现以栽培稻米为轴心的初期农耕文化。

野猪家畜化，亦即猪只饲养也几乎和稻米耕作在同一时代开始。母猪每年生产两次，每次大约生产十只小猪，在食用层面极具效率，猪只家畜化对粮食确保贡献极大。然而稻米及猪只无法足够供应所有粮食需求，狩猎采集、渔捞依然并立不废。

研究人员发现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初期起，长江下游开始出现连续性的浅洼，可供蓄水。其面积约二至五平方公尺，是小规模的水田。欲维持水田，聚落共同体的存在不可或缺，聚落与水田密切的交互关系使两者的规模日益扩大。这种扩大现象使得长江中游在短期间内，就出现特大规模的聚落，其壕沟与土垒直径达三百公尺。

发展至这种大规模聚落，人口便远远超过五百人，光靠以年功高下为基础的亲族关系难以经营聚落。在宗教层面能力优秀的人物，或者在战场上有杰出功绩的人物将站上首长地位，得以指挥聚落全体，左右聚落的命运。首长若统治得宜，其领导能力将逐渐强化，渐渐转化为权力。一旦首长的权力确立，整体聚落接着该面临的课题，便是这股权力如何传承。

学者推测，初期农耕社会之权力传承，很有可能是由少数几名有权势的长老互相推荐，也可能由首长的子孙世袭。有权势者或首长若能在特定期间内维持权力，聚落集团内部的贫富差距就会扩大，有权势者将尝试独占权益。陪葬品忠实诉说了这点，无论质地或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

聚落内产生的贫富差距，具体而言是有权势者会储存备用粮食，并拥有许多贵重的交易品等物资。当自然条件或位置条件优异的聚落成长为大规模聚落，周遭聚落便会与其发生利害关系，人们为了打破利害关系，可能发展出战争关系。长枪、弓箭等杀人武器之出现，证实了这种社会状况曾经存在。

以往的长枪或弓箭系用于狩猎，因此杀伤力在长久以来没有重大变化。但大约在西元前三〇〇〇年，箭镞开始变大，新问世的武器贯穿力大于往昔。这种箭镞可能是为了杀伤敌对的人类而制造。事实上，从这个时期开始，出土人骨上面或带有箭镞，或者明显带有武器留下的伤痕。环绕聚落的壕沟也变得更深，土垒变得更高。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聚落，因此变化为具备防御设施的城郭聚落。

◎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陶器

相较于中国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初期农耕文化要在特别后代方始扎根。相较于中国大陆，由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海产丰富，可轻易透过狩猎采集与渔捞确保粮食，而这也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两个地区与中国在陶器制作方面有着共通的文化要素。

以往的研究认为，朝鲜半岛约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开始出现陶器。在这个时代，狩猎采集仍是基本维生手段。最初期的陶器因为在口缘部分有手指揉捏的装饰，因此有隆起陶器之称。大约到了西元前四〇〇〇年，陶器型态转为梳纹陶器，在朝鲜半岛广为普及。当时西伯利亚的梳齿状装饰工具（施纹具）在东北亚广为流传，被用来为这种陶器添增图样。朝鲜半岛的初期农耕文化比这些陶器的出现迟了许多，其正确年代并非十分明了。学者推定杂粮类的栽培可能直到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才开始，稻米也是在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由中国引进。

日本列岛最古老的陶器为绳纹陶器，根据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年代可追溯至一万二千年前左右。此年代相较于西亚或中国是出奇的早，相较于朝鲜半岛也早了数千年。尽管有人认为，碳十四定年法在四面环海的地区可测得的年代，远较内陆地区久远，但现阶段也只能以此为前提探讨。此外，自从最早期的绳纹陶器在草创期问世以来，日本列岛的陶器有充实多变的发展，这点算是为这段特别早期而漫长的时代更添特殊意义。

日本列岛的陶器比朝鲜半岛早数千年出现，这段年代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在此必须证明日本列岛的绳纹陶器并不属于朝鲜半岛的谱系。关于这点，在绳纹时代开始以前，一种称为细石刃的锐利石器已经从西伯利亚东部经堪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千岛、库页岛普及至日本列岛。一说认为细石刃应该归类于中石器时代的群组，年代比新石器时代更早。根据这项说法，绳纹陶器的发展，是拥有细石刃的人们在日本列岛扎根的结果。倘若属实，则朝鲜半岛的陶器与绳纹陶器属于不同体系，也就无法否定日本列岛的陶器可能比朝鲜半岛更早诞生。绳纹陶器最初的年代、与朝鲜半岛陶器的关系，或许还会因为今后的研究而发现新的成果。

◎世界各地开始制作陶器

狭义言之，人类开创的技术以石器制造最为古老，紧接着是陶器制造，此技术大幅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农耕属于综合技术，或者环境技术，应该视为不同分类的技术。如同农耕之起源，陶器制造也是在世界各地打开独自的发展，因此开始时期并不固定。

诚如前述，世界最古老的陶器是日本制造的绳纹陶器，距今一万二千年前已经开始制造。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则较晚开始，长江下游一带又次之，东南亚又更次之。至于其他地区，印度始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代，西亚始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北非始于西元前八五〇〇年左右，欧洲始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之后。相较于旧大陆，新大陆的陶器更晚出现，直到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以后才开始。诚如先前多次强调，陶器在各地区出现的年代，应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文化环境定位，除了两地有传播关系以外，出现年代早晚并不具有多大意义。

诚如前述，需要陶器的直接理由，是为了烹煮食物，尤其是坚果或根茎类等需要去除苦涩的食材。若是用于烹煮谷物，则是因为饮食型态中不将谷物磨成粉状食用，而是以完整谷粒为主。另外，朴素的烧制技术制成的陶器容易损坏，因此对于经常迁徙、以猎捕动物维生的狩猎民族，陶器并不适合其生活形态，当特定程度的定居生活普及，才算具备制造陶器的条件。因为陶器制造需要这些条件，这项技术才会和定居聚落、植物栽培、畜养家畜等并列为新石器文化特征的主要判断标准。

◎陶器的工法

最初期的陶器制造方法可能是卷制法。这种工法是将湿润的黏土块或带状黏土以徒手捏制成形。当然用作胚土的黏土必须具有适当的黏度，才能在成形后维持型状不变。找到这样的黏土，或者将泥土与黏土适度混合，是在成形前的重要准备。制作时先做出土壶等容器的形状，然后塑造表面光滑度，添增凹线或色彩等装饰。适度干燥的陶器用火烧制后可达稳定状态。上述单纯的技术不需要专业知识或特别的工具，因此聚落中多数成员都可能参与陶器制作，但若是绳纹陶器般的精致陶器，其水准堪称工艺品，负责制作的可能是部落中熟习制作陶器的女性。

陶器制造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划时代技术，但是无法精确找出其发明地点。陶器在早期阶段的出现位置包括日本列岛、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但这些地区之间没有显著的传播关系。陶器之出现是一项文化要素，与粮食及烹饪方法密切相关，其相关研究比起找出陶器的源头更加重要。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造曾使用转轴与转盘，但不曾使用陶轮善用离心力。另一方面，新大陆在前哥伦布时期也不曾使用陶轮。直到欧洲引进车轮以前，当地不曾使用车轮，这或许也与不曾使用陶轮的事实相关。

除了无陶器文化，举凡拥有陶器的文化，陶器对考古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之一。据说这种材质非常稳定，即使遭受核弹辐射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不会受腐蚀等变化影响，是一种可靠而宝贵的资料。地层学以地层的上下关系为基础，陶器学（史前陶瓷学）则研究陶器，两者的组合是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之基础，也是其研究根干。正因为有学者建构地层学与陶器学的研究基础，认知考古学等解释学才得以成立。接着将以此为前提，探讨世界所有新石器文化之中对陶器制作特别讲究的绳纹人文化，并以陶器为探讨主轴。

◎日本列岛的新石器时代

日本列岛何时开始有人类？以往认为日本列岛也有旧石器时代早期或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但根据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五日的每日时报独家报导“旧石器时代遗址捏造事件”，多数遗址受到质疑，研究人员不得不“重新检视”。后来的研究认为，目前“日本国内最古”遗址是岩手县金取遗址，时代大约是八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中期（二〇〇九年九月的报导表示，岛根县砂原遗址在约十二万年前的地层发现石器，后续调查结果值得期待）。

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包括群马县岩宿遗址在内，许多遗址已是众所皆知，可以确定智人阶段的人类在距今约四万至三万年前，确实曾在日本列岛生活。

当时地球的气候非常寒冷，海平面反复下降或上升，海平面下降时，今日印尼附近的岛屿曾经彼此相连形成巽他古大陆，日本列岛同样也与大陆相连，或者两者间的海峡曾经非常狭窄。正是在此时此刻，发自非洲的一部分智人（Homo sapiens）来到日本列岛。这种迁徙就好比智人前往阿拉斯加，由于亚洲大陆东北部西伯利亚至白令海峡冻结形成白令陆桥，因此得以渡海。不过日本列岛有许多火山灰，酸性土壤较多，很少有人骨变成化石，目前最古老的人骨化石为冲绳石灰岩采掘场发现的港川人骨，推定约为一万八千至一万六千年前。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于四万至三万年前来到日本，其迁徙目的为猎捕日本纳玛象、大角鹿、棕熊等大型动物。长野县野尻湖曾发现许多日本纳玛象与大角鹿的化石，附近也曾出土木制长枪，刀状或用于剥皮的石器及骨器，说明这是重要的粮食。但从一万七千年前左右，日本纳玛象或大角鹿减少，梅花鹿、野猪、兔、鼠、山鸟、大雁等动物转为狩猎主要收获。

大型动物减少是因为地球暖化，随着暖化进展，原本几乎遍布日本列岛的针叶树逐渐减少，橡树、栗树、榉树等落叶树渐增。随着落叶树增加，照叶树（常绿阔叶树）也逐渐在日本列岛南部增加，后来日本列岛北部低地及海岸也遍布照叶树林，绳纹文化的自然环境日益成形。拥有陶器的绳纹文化时代、日本列岛的新石器时代从此时开始。

日本列岛的大型动物大幅减少，或者绝种，小型动物反而增加，但狩猎所能确保的粮食有其极限。因此坚果等植物与水产类成为主要粮食。粮食变化是绳纹人生活的决定性要素，为了储存或烹煮采集到的食物，人们开始制作陶器。换言之，欲了解绳纹人的生活与文化，绳纹时代的陶器举足轻重，因此接下来将借由探讨绳纹陶器，探讨该时代的文化。

◎绳纹陶器的器形变化

绳纹时代通常可区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共六期。世界上多数考古学会将一个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这种三阶段的编年法是通例。笔者并不非常赞同过度细分，但绳纹时代的区分法早已定型，在此选择顺应惯例。不过还是期待专攻日本考古学的研究人员，将来能努力将六期的区分浓缩为三期。

绳纹时代最古老的、草创期的陶器，器形通常是四个圆角的方形断面，适合烹煮食物的圆底深钵。四个角之所以不是锐角，而是带有圆弧，可能是受到陶器问世以前所使用的容器——“篮子”之外形影响。这点也可以从陶器的装饰清楚的理解，此时的装饰比后来的陶器少了许多，却都集中在陶器的口缘部。“篮子”在口缘部有许多装饰，用以增加强度及安全性，可能正是这种现象反应在陶器口缘的装饰。这就好比汽车在初期的型态，也是承袭马车的外形。

最初期的陶器是圆底，放在柴火上也很稳定，但在下个阶段，亦即早期的器形却是尖底陶器较多。由圆底转变为尖底的原因不明。古代地中海地区曾使用一种大型容器，称为双耳瓶（Amphora），此容器用以运送或储存小麦、葡萄酒、橄榄油等物，为避免底部因内容物沉重而塌陷，因此有尖底造型，但绳纹陶器容纳之液体并不如双耳瓶大量。但这种形状的底部，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普遍器形。锅形或浅钵形煮沸用陶器在农耕社会才是普遍的器形，例如安那托利亚就曾经出土外形如同锅子的陶器。反观初期绳纹陶器，不但由圆底转为尖底，更在早期的尾声出现平底陶器。

虽然底部有许多变化，陶器的基本型态仍是深钵，这项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期。当然从早期开始也有深钵以外的器形出现，中期更有壶、钵、奇形陶器等各种形状。然而数千年的草创期到晚期的陶器皆以深钵为主流，放眼全球实属罕例，绳纹陶器强韧的一贯性可见一斑。这种一贯性或许与日本列岛，特别是本州到九州地区的自然环境之一贯性相关。

绳纹陶器器形另有一项特征——口缘的起伏。这点从早期的陶器即可发现。这种起伏由山形突起形成，多个突起相连时，各突起之间仿佛吊桥般的凹弧，因此有波状口缘之称。有些口缘具有固定间隔，起伏平缓；中期的胜坂式陶器或火焰陶器则是雕塑般的口缘，具有浑厚的设计感。这类山形突起一直延续至晚期，除了绳纹陶器以外，就世界各地的史前陶器而言皆属非常罕见的要素，就煮沸用陶器而言更是罕见，许多考古学者也对此持一致看法。

◎多样的图样装饰

陶器的图样装饰也有几项特征。其中一项是绳纹装饰，系将纤维揉成绳索充当施纹具，将之按在陶器表面，或者连续施加固定力道旋转，借此在陶器表面形成绳索绞合部的纹路。旋转绳索施加纹路的作法，至今仍存在非洲部分地区，中国、欧洲、美洲的史前时代也曾在板子或棒子上面缠绕绳索，用以添加绳纹。但或许能说，只有绳纹陶器曾在漫长岁月持续使用绳索添增装饰，彻底探究绳纹的潜能，将之发扬光大。

第二项特征是装饰法（考古学称之为施纹法）的多样性，在概观绳纹陶器整体装饰时可发现这点。光就绳纹而言，添加装饰的工具不仅限于丝线，也包括丝线绞合而成的细绳、丝线缠绕的细棍棒、绳索等。至于搭配这些道具应用的施纹法，则包括单纯以工具按压、按压后旋转半圈再按压（半置半转），或者平均施力旋转。其他作法则如黏贴黏土制的绳索或颗粒、以指甲或铲刀在表面施加刻痕、以刻有线条的木棍旋转，几乎所有可能用于装饰陶器的工具及方法，都曾用于绳纹陶器。

充分掌握各种用以添加装饰的工具以及其利用方法，彻底探究各工具的特性与造型潜能，这就是绳纹陶器的特征。绘画或雕刻的价值在于创造新的构图，或者创造强而有力的人物形象，工艺美术的价值则在于高超技巧本身，绳纹陶器的特征则具有联系前后两者的要素。因此虽然绳纹陶器经常被形容为雄厚豪华，却也拥有精致洗练的要素，但倘若只将“绳纹式的”及“弥生式的”视为对立的创作概念，所掌握到的其实只是绳纹陶器局部的层面。

◎绳纹文化的塑形特征

绳纹陶器其中一项特别突出的特征是强韧的传承性。深钵是陶器的基本器形，从草创期延续至晚期，揉合丝线创造绳索纹路也长久使用的手法。绳纹时代这种强韧的传统性，可能与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当然研究也已确定，当时曾经经由南北两方的岛屿，或者朝鲜半岛与外界文化交流，但是日本列岛培养的传统仍比这些交流带来的特异要素更为强势。

这种文化传统的呈现，在特定规模以上的岛屿可说是普遍现象。西西里岛或大不列颠岛亦然。这是岛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拥有强烈的传统，二方面对于外来的重大影响会有敏感的反应，最终使外来文化与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谐并存。绳纹文化拥有岛国的条件，而且可以解释为尚未受到强力外来文化影响的阶段。在这个特殊条件下，将传统以传统的形式承继而持续成长。在绳纹文化中，构成塑形的众多基本要素（如施纹法、花纹样式、陶器外形、创作人格等）很少成为比较、对照、选择、取舍的对象，不曾收到外来文化影响，也完全不曾引进本质截然不同的塑形要素。

绳纹人的四季生活　本图表将绳纹人日常作业内容及各季节狩猎、采集之物汇整为一年份的月历。括号内为推定。仙台湾里滨贝冢西畑地点。参考冈村道雄《日本的历史01．绳纹的生活志》（讲谈社学术文库，2008年）绘制。

因此绳纹时代的塑形文化在各种施纹法、花样形式、创作人格不曾有本质性的变化，这些因素皆发展至终极阶段，达到洗练的境界。就新石器时代的塑形文化而言，其他地区再也找不到如此完善的塑形文化。换言之，孕育出绳纹文化的框架不曾有重大变化，同时也点出在文化整体中各方面要素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西亚、地中海地区等转型为青铜器时代时，绳纹时代依然存续。考虑到这点，或许可说其完善度是基于落后性或封闭性所致。这说法也许在十年前真的能如此断定。然而今日人们对于环境方面的关怀及文化多样性更加重视，如此单纯的评断是否正确，或许现在正是省思的时刻。

◎循环型生活

在日本考古学界，小林达雄等人曾以生态学手法整理绳纹人一年的生活，并绘制图说“绳纹月历”。冈村道雄曾深刻分析宫城县里滨贝冢残留的垃圾，并以上图般的图说表示绳纹人会在何时取得何种粮食。根据其图说，三月底至四月初为春季来临的时期，绳纹人会在山林采收芹菜、蜂斗菜、薤白等山菜，在海岸则采集珠螺、蛤蜊、大泷六线鱼，在海上则海钓花鲈，不仅捕捉野鸟，也猎捕鹿与野猪。再过一段时间，大批的沙丁鱼会来到近海，此时就如今日，也可捕捉糯鳗。夏季可取得的粮食相对较少，因此可能食用储备粮食。大约撑过这两个月，就能迎接丰收之秋。秋季不仅有七叶树果、栗子、榛果、鬼胡桃等坚果，也是各式各样蕈类盛产的时节。另外，山百合的球根、山药等根茎类也可采收。在这些食物之中，坚果类将储藏于仓库般的洞穴，在隔年早春以前都是粮食来源。野猪肉或鹿肉则可加工为肉干，海岸采集的牡蛎或文蛤也可加工为干货，当作储备粮食。

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粮食条件，前提是进入绳纹时代后的地球暖化。但也必须有优良的技术与巧思，才能有效率的取得地球暖化后丰富的自然食材，并将之加工储藏。绳纹人在发展狩猎采集生活的同时，很快便迈入定居生活，后来更是出现环状聚落，共计约二至三百个竖穴居林立。青森市三内丸山遗址甚至曾发现长三十二公尺的巨大竖穴式建筑。这种建筑让人联想到欧洲初期农耕聚落的长屋，显示狩猎采集社会在物质文化之充实度并不逊于农耕社会。

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能存在着如此大规模的聚落，前提是拥有优渥的自然环境，即使不转型为农耕阶段，也能确保生活无虞。这是一种追求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活形态，若将绳纹文化单纯视为农耕社会出现的前一个阶段，未免流于公式化文明论之窠臼。

第三章文明的诞生

乌尔的金字形神塔　以日晒砖堆砌而成的古代宗教建筑。

再次厘清何谓“文明”

◎回归出发点——再看“文明的定义”

距今约一万年前，最古老的农耕聚落在西亚诞生。农耕聚落之后在地球各地区诞生，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的聚落。其中也有超过一千人的大规模聚落，有些聚落会在周遭竖立坚固的防御城墙。如果不同聚落并立于同一狭隘范围内，其中一方是农耕聚落，农产品有剩余，而另一方不然，就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农产品的剩余是令人鬼迷心窍般的财富，也是在聚落内形成富人与穷人的重大因素。然而这点是否为日后文明诞生的直接动力？其实文明之诞生并非如此单纯。

截至目前为止，学者已经针对“何谓文明”、“文明与文化有何不同”进行各种探讨。或认为文明等同于社会；或认为相较于无秩序状态的社会状况，亦即所谓野蛮社会相较于有秩序的社会，后者属于文明；或认为都市之诞生即为文明之诞生；各种想法皆不乏讨论。学者追溯人类过去在地球上的行为，现在已有广泛且详细的解答，对于正在厘清及尚未厘清的事情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也渐渐证实旧有的定义或解释都是局限于部分文明的论述。也因此，“何谓文明”、“文明与文化有何不同”这两个问题可谓再度回到了出发点。该探讨的对象之空间与时间大幅扩大深化，各个空间与时间的深度也增加了，因此前提相较于以往有重大的改变。

有鉴于此，若要回顾人类古代文明变迁，虽然必须重新审视何谓文明，但笔者的能力远不足以正面谈论这个问题，现阶段也没有广为接受的学说能超越以往的定义或解释。因此笔者决定举出几个文明并回顾其变迁，以此为现行假说探讨人类初期的古代文明，并以归纳式的方法思考“何谓文明”、“文明与文化有何不同”。

◎以往对“文明”的解释

以往学者认为，人类初期的古代文明系基于下述历程成立。首先，人口因为农耕发展而增加，后来农产品有剩余，聚落规模扩大，大型化的聚落内逐渐出现财富分布不均的现象。由于财富分布不均，社会阶层化及职业分化加深，性质有别于大规模聚落的群居型态——都市应运而生。随着都市形成，社会垂直化愈发显著，社会阶级诞生，职业专门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及加乘效应愈发深刻。几乎可以断言，旧有学说皆认为文明在此阶段几乎已经形成。

在某一文明之普及范围内，亦即一个文明圈内，其加乘效应促使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各种生产技术亦随之发展。例如灌溉等各种水资源及水力得以活用并有办法加以控制。与此现象并行的，是文明圈与其周边交易之广泛展开，距离遥远的异文明互相刺激，更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

以上是过去旧有的定义与解释，笔者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制式化的内容，只将焦点放在西亚文明。这种思考出自人类极古老的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诞生与发展，因此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倘若只谈论欧亚大陆，则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然而，这个定义难以适用法老时代的埃及，更遑论尼罗河流域以外的非洲大陆，以及前哥伦布时期的南北美洲大陆。但这并不表示这两座大陆并不存在初期古代文明。因此，或许可将非洲或美洲诞生之古代文明当作对象，暂且将“何谓文明”定义为现行假说，接着叙述各种文明，进而抽取文明的本质。但必须在此强调的是，现阶段仍无法这般进行。

谈论何谓文明时，或许只要厘清文明与文化的差异，文明的轮廓自然会浮上台面。然而两者并不见得分别具有明确的轮廓，也不见得能做出不同的定义。两者间的关系，就好比由黑转白的渐层，是连续性的变化。这种连续性的关系，使人无法区分哪个阶段以前是文化，哪个阶段开始是文明。基于这般观点，与其郑重定义文明与文化，深刻追溯几个古代文明的兴亡，或许才是厘清文明与文化时，相对实际的方法。

有鉴于此，笔者想先以号称世界最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主题，谈论其孕育背景，以及此文明的特色与概略。之后再分别谈论被归类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个时代。

◎古美索不达米亚

所谓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系指今巴格达以北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巴格达以南的区域则称为巴比伦。但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概念探讨美索不达米亚时，必须将其东方的札格罗斯山脉、南方的波斯湾、西南方的阿拉伯台地、北方的前托鲁斯山脉环绕的所有平地视为对象，此时也包含不属于狭义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范围如此广大，于探讨之际应该先关注的，是此地区的气候。南美索不达米亚几乎相当于今南伊拉克，其气候在古代及现代皆无太大的差异，算是典型的夏季干燥型沙漠气候。如图所示，巴格达的七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三十四度，降水量为零。即使是年度降水量，也不过一百五十毫米左右。相较于年降水量约一千五百毫米的东京，可知其气候是何等干燥。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年度等降水量线　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年度降水量超过250公厘，形成肥沃月弯。

现代东京与巴格达的平均气温及降水量　南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古代与现代并无太大差异，属于典型的夏季干燥型沙漠气候。

巴格达以北，相当于今北伊拉克及北叙利亚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相较于气候严苛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其气候条件和缓几分，年降水量超过二百五十毫米。正是这样的降水量，以及高原、山麓地形，使得北美索不达米亚形成“肥沃月弯”地区。相对的，南美索不达米亚若欲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之下农耕，则一整年将近八个月无法仰赖雨水，只能依靠人工灌溉。因此，虽然周边丘陵地带或降水量较多的前托鲁斯山脉南侧斜坡自西元前一万年前左右便开始农耕，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地带的农耕却是在灌溉设施于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代整建后才开始。

灌溉设施之整建不仅可因应无法农耕的八个月，也能因应不规律的雨季，全年可发挥功效。因此农业产量胜过需要仰赖雨水的耕作地区。此系美索不达米亚农产品有盈余的原因。农耕是当时最大规模、最新颖的生产活动，正因为当地是自然条件不合格的地区，使得当地有机会发挥巧思克服困难条件，让生产性超越条件合格的地区。就这点而言，当地的先进可说是源自一时的落后。

然而灌溉工程极其困难，又需要长期计划，是什么原因使得南美索不达米亚不得不设法让农业普及？

可能是因为，生活于世界最古老的农耕文化发源地——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丘陵地带的人们，由于初期阶段的农耕而人口渐增，在旧有的居住圈内逐渐难以维持生活。想必他们一旦遭遇天候不顺，就会陷入粮食危机，饱受饥饿所苦。可以推论，是在此背景之下，为了寻求更广大的耕地而前往南美索不达米亚。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是从已能适应环境的小规模农业出发，选择了能够扶养一定规模人口的大规模农业型产业。

南美索不达米亚是多沼泽的低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又经常氾漤，原本不堪做为农耕用地。然而此地富含农耕不可或缺之水资源，若能在沼泽地开挖排水用的运河，整顿灌溉设施利用这些水资源，还是有可能发展为丰饶的耕地。于是注意到这项潜力的人们从北部丘陵地带前来，开始建造运河，整顿灌溉设施。

不必多说也知道，如此大规模的工作并非个人之力可为，还必须凝聚组织的力量。因此学者推定，在这个地区，自从人们移居之初就不可缺乏指挥团体的人物，这种领导人物与服从于斯的团体之间有上下关系，促使当地在早期形成组织化社会的原型。

◎收成物的集中与分配

其实距今约五十年前，日本的政府机构与企业，为了协助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灌溉设施近代化，曾经计划前往此地区。当时令日本土木技术人员惊讶的是，当地可追溯至古代的灌溉设施，其建设委实精致。当地曾经巧妙运用极其平缓的斜坡地形建设水路，水路痕迹广泛遍布各地，即使运用现代土木技术，想建设明显比之优秀的设施也绝非易事。

古代灌溉设施的水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但换个角度思考，也可知道当地维持农耕不易，必须经常确保这种高超而精致的灌溉设施周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南美索不达米亚亦然，为了实现农耕，必须维持灌溉设施，组织化的团体必须随时发挥作用。这种因素不仅使得此地区较早孕育出纵向社会结构的共同体，也是促使其持续发展的要因。

站在共同体顶点的人物，不仅是建设管理灌溉设施的指挥者。除了指挥这类公共事业，也很有可能具备宗教性的群众魅力。在共同体的成员眼中，他仿佛神的代言人，是比众人更接近神的存在，具备指挥群众的特殊能力。这是有根据的推测。埃里都（Eridu）、乌鲁克（Uruk）、乌尔（Ur）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初期，从这类都市国家之成立过程可知，最初建造的是祭祀神祇的神殿，因此可以推定领导者系以神为媒介发挥主导权。

后来神殿周遭形成民众的居住区，规模日益扩大，发展为都市。位居都市最高地位的，是宗教性群众魅力足以使众人服从的人物，同时在世俗角度而言，其强大的权力足以称之为王。南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设施使不毛的低洼湿地变化为丰饶耕地，由于灌溉农耕与神祇密切相关，在此收成的农产品，特别是易于保存的谷物会先集中至神殿，然后才分配给人们。农产品在集中至神殿以前纯粹是收成品，一旦进入神殿随即依用途被赋予分配用、储备用、奉献用、播种用等属性，不仅受到总量管制，也受到用途管制。就这点而言，农产品在运送至神殿前后的属性差异委实巨大。农产品有了新的属性，亦即被赋予了附加价值，首度拥有超越粮食的价值。

这种粮食集中分配体制之所以能在早期确立，是因为耕地在初期为共同体，是以人工手法创造出来的共有地，既然是共同体所有成员开创的耕地，其收成自然也会被视为所有成员的所有物。若是后述的埃及，由于尼罗河流域本就具备丰饶土地，将之开垦为可农耕土地的过程，便不若美索不达米亚需要花心思、付出辛劳。在这种适于耕作的地区，在上位者则可能从各人的收成征收一部分作为赋税。反观共同体的耕地是人们一起挥汗耕耘，征收赋税较难被人们接受。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自然而然形成收成物集中分配体制，在集中与分配的过程中，共同体的长者得以适度从中榨取利益。透过这般积蓄，共同体的长者终将取得国王般的强大权力。

如此形成的古代都市究竟是什么样的都市？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其垂直性的社会结构。最顶端有统治者阶层，接着是神职阶层，公职阶层，然后是占大多数的一般阶层，由商人与农民组成。在这些阶层之中，公职阶层以上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当时的共同体已然成长茁壮，众多生产者有能力供养这些非生产者。阶级与职责进一步分化，更为共同体带来加乘效应，为整个社会带来丰沛能量。构成这种社会的要素是多样性，为共同体创造活力，都市与一般大规模聚落间的差异则因这股活力产生。因为这种活力，不仅创造出新的生产活动，在文化领域也创造出新的活动，美索不达米亚型的都市正是这种空间。

美索不达米亚于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末期开始零星出现这种都市，创造出这种古代都市的，正是初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文明。

最古老的都市文明——苏美

◎都市形成与旧约圣经

人类创造的最古老都市文明是苏美文明的基础。此系人类从未经验的文明类型，倘若有人经历过这种文明前后的变化，想必会感受到一股遽变，仿佛从朦胧梦境当中彻底苏醒。该文化初期的代表性都市为埃里都、乌鲁克、乌尔。

其中埃里都位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国家群之南端，根据苏美王表（Sumerian King List）所述，是人类最初的王权诞生之都市。其起源可追溯至西元前五〇〇〇年左右；诚如前述，人们先是兴建神殿，周遭的人们为了祈祷而聚集，在神殿前形成市集般的空间。这种空间逐渐扩大为居住区域，慢慢形成都市。

乌鲁克、乌尔两座都市也是以这种模式形成，研究更证实乌尔曾经因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大型集团移居而扩大。这种例子并非乌尔的专利。换言之，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发展，不仅止于起初在当地定居的团体之自我繁衍，也会在途中接纳其他团体的移居，进而扩大。

乌尔至今仍保有古代宗教建筑物，名为金字形神塔（ziggurat）。金字形神塔由日晒砖堆砌而成，其规模广大，底部为六十×四十五公尺的平面，上层虽已非原形，但推测昔日高度约有三十公尺。

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个都市都曾建造金字形神塔，有趣的是，乌尔的金字形神塔可能是日后旧约圣经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原型。事实上，旧约圣经登场的亚伯拉罕（Abraham）就是在乌尔出生，为了追求信仰而启程前往迦南（Canaan〔几乎相当于今以色列〕），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名称或地名在旧约圣经上也有记载。十九世纪欧洲盛行圣经考古学，其研究领域不仅以色列，也遍及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一切都是为了验证旧约圣经提到的各个土地与事件。

美索不达米亚之所以受到近代欧洲人的关注，是因为与旧约圣经与其相关性，此地区古代文明的面貌便透过圣经考古学逐渐明朗。古代文明的发现、解析、研究定位，或多或少都与反映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

◎楔形文字登场

苏美文明从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延续至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楔形文字之发明或许是对后世留下的最大贡献。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发明当中，楔形文字是仅次于农业的大发明。

农耕发展使得农产品必须接受管理，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发明则与此密切关连。当时农产品被集中至都市中心地带的神殿。此时必须记录谁带了多少农产品来到神殿，因此有人发明文字。不过起初并非楔形文字，而是在黏土板上记录图像文字，或者以刻有图像文字的圆筒印章做记录。这种图像文字慢慢简化、规则化，到了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楔形文字问世，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奠定文字的地位。

当时纸张尚未发明，苏美人便利用芦苇茎将楔形文字刻在黏土板上。至于类似纸张的莎草纸（Papyrus），是在埃及文明时代才问世。黏土板干燥后会变硬，文字会保留下来，但若文字记录有长期保存之需要，就会将之烘烤成坚硬的黏土板加以保存。

芦苇尖笔与黏土并用的记录方法，为后世留下许多信息。以莎草纸、羊皮纸、纸张记录的历史资料，常会因为战争或火灾而烧毁，但刻在黏土板的楔形文字在遭逢战争或火灾时，反而会被烧得坚固扎实，最后为后世发现。留存至今日的楔形文字资料种类多样、数量庞大，有法律相关文书，有商业交易相关文书，还有诗词等文学作品。像苏美这般早期兴起的古代文明，学者之所以能有钜细靡遗的理解，都要归功于黏土板这种特殊的记录媒介。

例如当时的人如何祭祀众神、如何举行仪式、灌溉工程是在哪些地区按什么步骤进行、或者每年的收获量如何，结果神殿的收藏状况如何……这些记录当然不是为了后世而书写。当时的苏美人会参考过去的记录，借以厘清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或者比较某年与隔年，构思下一道策略。换言之，透过记录文字，他们得以掌握过去到现在的变化或变迁，得以具体进行归纳性的思考或演绎性的思考。自从人类开始使用文字，其社会便会展开明确的发展，促进文明的发展。

◎楔形文字留下的史料

现代社会在各种地方、各种局面都会根据过去的事实或经验，每日进行创新或改善，若欲追溯此一行为的源头，最终将找到刻在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就这点而言，苏美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在人类文明之发展造就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点有古代语言为证，阿卡德语及西台语便采用楔形文字；日后字母系统之源流——乌加里特字母也是受楔形文字刺激而诞生。另外，古美索不达米亚之所以有《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是楔形文字的功劳。

据说吉尔伽美什是西元前二六〇〇年左右实际存在于乌鲁克的国王，有“乌鲁克城墙之建筑者”的称号。这位国王的故事记载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由于该作是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后确立的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主角可能存在的时代，可说是非常久远的后代。

《吉尔伽美什史诗》且待之后详述，有趣的是，其中有如下叙述——某日，人们因大洪水发生而丧命，却只有某个家庭得以乘船幸存。这令人联想到旧约圣经的“诺亚方舟”。学者推测，这部史诗某些部分被融入旧约圣经，可见苏美文明的古代思想曾影响犹太教或基督教。

这部史诗有一段有名的内容，感叹吉尔伽美什之死：“正如月缺之际，夜空漆黑，你不在了，世间陷入黑暗”。另外也有描述地狱的内容，通篇维持悲观已极的宿命论。或许是这种难以转圜的悲观主义，为日后在罗马帝政时代普及的密特拉教（Mithraism）或基督教创建了基础，使其复活思想受到关注。

《吉尔伽美什史诗》首度将人们心中隐约存在的悲观思想具体表述，十九世纪于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的遗址被发现。之后随着其内容逐步解读得知，记载于其中的片段事件或思想，对世界各地的宗教或来世观有不少影响。因此这部史诗既是宝贵的古代文学作品，同时也化为各种宗教的血肉，融入其中。就这点而言，可说是用以理解人类精神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若说《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记录人类精神世界的太古记录，那么借由楔形文字记录的《汉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则是太古的社会制度。此法典编纂于巴比伦王国的时代，其宗旨是恪守苏美文明孕育的各种习惯或规则，同时也要顺应新时代的诉求。在汉摩拉比法典完成以前，苏美文明时期已经创造数部法典，包括世界最古老的《乌尔纳姆法典》（Code of Ur-Nammu），汉摩拉比法典则是将这些既有的法典整理、重新编纂的法典。

汉摩拉比法典碑　上层为浮雕，右侧为太阳神沙玛（Shamash）端坐貌，左侧为汉摩拉比王的站姿。下层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条文。罗浮宫美术馆馆藏。

《汉摩拉比法典》于一九〇一年在伊朗的古代遗址苏萨（Susa）发现，系将楔形文字刻在一片高二点二五公尺，宽六十五公分的大型玄武岩上。发现之初，其钜细靡遗的内容令全世界震惊。今日《汉摩拉比法典》之所以闻名全球，有大半因素是基于发现之初的惊讶，不过真正重要的，是因为有巴比伦王国时代，楔形文字或《汉摩拉比法典》等苏美文明之遗产才得以流传至今。《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完整的故事，以容易阅读的楔形文字重新编纂。倘若巴比伦王国时代不曾存在，苏美文明之功绩能否正确流传至后世恐怕是个未知数。

在巴比伦王国确立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曾经历什么变迁？从初期的欧贝德时期（Ubaid period）开始，历经乌鲁克时期、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时期，发展至巴比伦王国，前后历时约四千年，以下将郑重回顾这段历程。

◎欧贝德时期

大约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代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组织性的农耕，这段期间称为欧贝德时期（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代中期～前四〇〇〇年左右）。欧贝德时期的年代比苏美人更早，可说是苏美文明的前史阶段，学者推定人工灌溉在当时开始，因此为了控制团体，行政组织般的架构逐渐形成。这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称为世界最古农业文明的原由。

诚如前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低洼湿地若无建设人工灌溉设施便无法农耕。欲在特定范围内建设人工灌溉，光靠个人随意作业有其极限，以组织进行的团体作业是先决条件。就这点而言，这个区域之所以能实现社会性的发展，由团体发展为聚落，再发展为都市，某种层面而言早成定局。

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文明

欧贝德时期栽培的农作物为大麦、小麦、二粒小麦、小米、芝麻、椰枣等，大麦栽培尤其兴盛。栽培这些作物时，尚未使用铁制农具。当时在农具以外的用途已知使用青铜器，但还不是正式使用金属器的阶段。

虽然尚未开发优秀农具，农耕却很兴旺，这是因为人工灌溉技术优秀，并且参与其建设、修补、运用、活用的管理组织也很优秀。组织化的团体活动实现有效率的农业，农产品有盈余，成为日后都市发展的原动力。换言之，若无灌溉设施则无法农耕虽是不利条件，结果却发展为对灌溉设施的组织性管理营运，这项软件条件造就丰饶的农业，创出农产品盈余。优异之处并非生产层面的硬件条件，而是软件条件，就这点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可说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明。换言之，文明属性的特殊性，是通盘探讨人类古代文明时必须思考的层面，想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视为古代文明的通则，仍必须格外慎重其事。

欧贝德时期进入末期才开始出现大规模聚落，此时人们也会建造大规模的神殿。神殿的基坛渐渐高层化，最终发展为乌尔的金字形神塔般的大规模建筑物。也就是说，欧贝德时期将尽之际的建筑型态，就是发展为金字形神塔的幼苗。

工具方面，锄、帆、制造陶器所使用的转盘等，在此时期已经问世。转盘几经发展，于日后促成陶轮或车轮之研发。以上是诞生于欧贝德时期的智慧及文化，这些将在乌鲁克时期大放异彩。

◎乌鲁克时期

苏美人在乌鲁克时期（西元前四〇〇〇～前三一〇〇年左右）发展文化的期间大约持续千年，到了这个时代，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都市达到十个以上。其中发展特别迅速的，是在埃里都之后实现都市化的乌鲁克。

乌鲁克周边建有城墙，总长达十五公里。美索不达米亚初期的都市人口约二千～八千人，学者则推定乌鲁克于全盛时期曾超过一万人。但上万的人口之中，也包含奴隶在内，而奴隶占总人口比例是未知数。举古罗马时代的地方都市庞贝（Pompeii）为参考范例，当时奴隶人数约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知乌鲁克人口一万人之中，可能有二千～三千人是奴隶。况且在这个时代，都市专注于与其周边民族之斗争，战败方因此成为奴隶，所以乌鲁克的奴隶比例可能比前述推估更高。

无论比例如何，既然有多达一万的人口在有限的都市空间生活，可以推知当时曾经因应稠密化的社会，整顿合适的制度及风俗。其中一项就是职业分化，或者职业专业化。令人关注的是，乌鲁克出土的陶器个个相似，足以做为此推论的根据。换言之，从此一迹象可以窥知，由于前述转盘发展为辘轳，陶器成为一种工业产品，开始被大量生产。不过陶器品质比先前的时代低劣，这点可以视为大量生产的后果。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曾有专业团体能于短期间内大量制作陶器，也曾有需要大量陶器的消费者团体。从手推车的制造、建筑物的建造推测，可能也曾经有这样的专业团体，特定的职业分化曾在乌鲁克的社会日益演进。

乌鲁克的另一项特征，是拥有许多来自北部地区的移民，这座都市因此有更大规模的发展。然而移民增加的意义，并不仅止于都市的扩大。既然习惯与文化相异的人群在特定的空间群聚形成都市，就必须制订规则用以经营社会生活，以防止摩擦或对立。这正是世界最初的法律日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祥的背景。

如今有人指出，维持文化多样性是保障人类未来的重要因素。但直到二十世纪末，文化多样性几乎不曾受到重视。这样的变化，可能起于世界全面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进展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影响，危及多样性之维持。多样性对人类存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代早已被人们注意，是社会上共有的认知。拥有多样文化的多个民族聚集于古代都市，都市内则制订了共通的规范，说明了当时的人对多样化的意识。

关于当时的多民族性，以往曾有研究员主张苏美人印度起源说，也有从语言学的立场主张苏美人来自伊朗高原。另有学说主张他们来自高加索山脉，或者源自地中海克里特岛（Crete）。直到今日，苏美人的起源仍然尚未明确，但既然有诸般起源论说，也就证明苏美人融合了各种民族，拥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及习俗。

乌鲁克这般面貌与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有雷同之处。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是信奉各种宗教及文化的人组成的集合体，因此美国社会系源自国民共有的两项重大价值观（标准）而成立。其一是他们共享的梦想——美国梦；再者是平等至上的精神。

这两项价值观仿佛隐形的基础建设，可说是维持、发展多民族社会的基础。这种多民族社会的基础建设，早已存在于古代苏美文明之中。

◎早王朝时期

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诞生的都市，终究确立了都市国家的体制，北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地区也终于形成都市。尼普尔（Nippur）位于今北伊拉克，其北有一都市国家基什（Kish），以强大军事力量为背景迅速崛起，这个时代称为早王朝时期（西元前二九〇〇～前二三五〇年左右）。

以往各都市各自保持独立，彼此明确划分领域，每当周遭都市进犯，就会引发许多抗争。人们在都市周围建设城墙，一旦战争爆发，便以四轮战车装载弓箭等兵器，驱策马匹拉车作战。四轮战车适于平地交战，若在起伏不定的丘陵地带开战，则改用机动力较高的二轮车，如果是在更加崎岖的山区，就会转为骑马作战。人们既然使用四轮战车，表示在平地间的战斗格外激烈。但在基什崛起后，周边都市却不愿与之抗争，而是选择缔结同盟，创建主从关系。于是基什以同盟关系为轴心，逐步扩大都市国家的势力，军事能力则是促使此事实现的条件。

随着这种情势变化，位居都市国家之首的国王也日益转换形象。以往国王身兼神官，是同时具备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人物，但到了早王朝时期，军事色彩浓厚的国王突然上台。截至乌鲁克时期为止，权力者仅在都市间发生抗争时指挥军队，此时的作风则说明了即使处于非战时期，权力者也必须经常领导军队。这也显示了都市国家间高涨的紧张关系。

后来都市间的抗争愈发激烈，在战争体制更加严谨的时候，早王朝时期也已经接近末日，苏美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从苏美北方都市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Sargon）上台以后开始。萨尔贡约在西元前二四〇〇年以后，开始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接连攻陷苏美各都市，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几乎都在其统治下，统一王国于是兴起。

阿卡德王国更乘势发兵远征埃及与埃塞俄比亚（Ethiopia），这种霸权主义的政治对美术也造成不少影响。当时的浮雕等美术品，以军事行动或凯旋而归为主题的产物增加。正因为以往的苏美文化鲜少这类元素，后人才得以从美术作品见证时代的变革。

◎阿卡德王国时期

虽然阿卡德王国全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苏美文明却未因此消灭。苏美文明之后仍受到继承，过去以都市国家为中心孕育的文明至此进入下一阶段。

不过统治者——国王的形象仍有明显的改变。由于阿卡德王国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诞生，不同于以往的都市国家，其统治领域更加广泛。国家诞生的背景，是宗教权力的神官与世俗权力的国王分离。有一现象可为权力分离提出佐证。以往在都市国家中，神殿即是国王居住的王宫，但到了阿卡德王国的时代（西元前二三五〇～前二一七〇年左右），人们开始在神殿旁建造王宫，而且王宫的规模日益扩大。

然而国王拥有的并不仅止于世俗权力。国王是特别的人物，身为世俗的主宰者，又能得到众神的支持，因此拥有强烈的群众魅力。因此即使神官与国王分离，国王仍拥有众神的权威，世俗的权力有神祇做担保。

国王又拥有军事统帅权，这点也是受神祇担保的大权，因此国王的权力愈发强大。阿卡德的萨尔贡便是驱使其强大的权力，创建统一王国。

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

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在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奖励农业生产、统一度量衡、建构横跨美索不达米亚至地中海东岸的通商圈……，这些都是阿卡德王国繁荣的基础。然而好景不常，阿卡德王国不到二百年便灭亡，在古代而言属于相对短命的王国。毕竟原先是以武力压抑各都市，在萨尔贡死亡后控制力道衰弱，拥有经济能力的都市也于此时崛起，于是各都市再也不受控制。结果美索不达米亚再度回到都市国家群雄割据的状态，抗争愈演愈烈，终于进入下一个时代。

虽然阿卡德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创建一段强盛时代，但在四千年以上的岁月过后，王国首都阿卡德的遗址至今仍未寻获。

◎新苏美时代

阿卡德王国灭亡后，曾经与埃里都、乌鲁克在苏美共创繁荣的都市国家乌尔趁势拓展势力。第三王朝取代阿卡德树立统一国家，但因为迎向复兴的是苏美的都市国家，因此这个时代有“新苏美”（西元前二一一〇～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之称，或称“苏美复兴”。

乌尔纳姆（Ur-Nammu）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始祖，自称“苏美暨阿卡德之王”，并着手编纂法典。这便是今日公认世界最古老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这部法典与前述《汉摩拉比法典》相同，都是蒐集既有法律加以整理的产物，而非经由学者或神官等知识分子制订的新法律。尽管如此，编纂法典仍属划时代的作为，在各种文化与习俗的人群居住的地区整顿法律，是追求社会统一性之际，有效且必要的手段。

国王乌尔纳姆又命令测量纵贯南美索不达米亚与北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的所有领土，并划分行省为行政单位，各行省派遣官僚，创建中央集权国家。又指派王族担任地方总督，确实掌控地方统治。也将各地区凌乱的度量衡统一，各种措施皆以国家一体化与行政效率化为目标。

如此一统的乌尔王国，曾有兴起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埃兰（Elam）王国从首都苏萨送出贡品与远自地中海沿岸的贡品也曾献至乌尔的荣华光景。但是新苏美时代同样短命，不到百年寒暑便走向灭亡。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乌尔灭亡后，西亚一带陷入混乱期，此时崛起的是亚摩利人（Amorite）的一个部族。后来他们创建古巴比伦王国（或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六代国王为汉摩拉比。他是非常杰出的国王，曾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实施治水、整顿灌溉，促使农业生产安定。另一方面，也将势力扩张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埃什南纳（Eshnunna）、埃兰、拉尔萨（Larsa）、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尼尼微（Nineveh）、尼姆鲁德（Nimrud）、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里、叙利亚的阿勒坡（Aleppo）附近。

于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大河的沿岸出现长约一千一百公里，宽约一百六十公里的长型大王国。其领土比以往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诞生的任一王国都更加广大，但在汉摩拉比死亡后，其国力迅速衰退。

古巴比伦曾出土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板，而流传至今的《汉摩拉比法典》更是极其贵重的文字资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汉摩拉比法典》非常著名的叙述，圣经之中也有记载。这部法典刻在石板上，并设置于神殿中庭，在福斯眼前公开。由于古代几乎所有法律都是部分特权人士私有之物，因此这点特别值得一提。这样的法典在人类初期的文明之中诞生，具有非凡意义。因此笔者要郑重聚焦于汉摩拉比法典，谈论其概要与意义。

◎《汉摩拉比法典》

诚如前述，人类最古老的法典为新苏美时代的《乌尔纳姆法典》，之后又有人制订《里皮特．伊什塔法典》（Code of Lipit Ishtar）、《埃什南纳法典》（Code of Eshnunna）等，《汉摩拉比法典》的诞生可谓一脉相承。换言之，其编纂是为了保护以往苏美文明孕育的各种风俗，同时要因应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这个新时代。

但虽然名为法典，记载于其上的却非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而是参考过往各种判决而写成的模范判例。也因此，若是一般判例，通常可见到具体的专有名词，但《汉摩拉比法典》中没有专有名词，而是一般化、理念化的判决，相较于今日的法律，道德规范的色彩非常浓厚。

尽管如此，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就能将这种模范判例公诸于世，确实是值得关注的行为。组织化行政自苏美都市文明初期开始孕育，到了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终于达到高度发展，而这也是《汉摩拉比法典》的诞生背景之一。在巴比伦王国施行的是高水准且组织化的行政，为了维持社会与居民生活，整顿适当的法律是不可或缺之举。况且此法典为公诸于民的成文法，因此值得在文明史中特别记载。

若将当时一般民众的识字率纳入考量，想必仅有部分民众能理解《汉摩拉比法典》的内容。但相较于埃及难解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学习则容易许多。因此当时的识字率相较于日后的埃及时代应该较高，可见能读懂《汉摩拉比法典》的一般人数量颇多。毕竟《汉摩拉比法典》的复制黏土板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出土，不仅可窥知此法典的权威，也可推定其内容广为一般民众熟悉。

法典在古代对民众的公开是很先进的作为，参考日后古罗马的基本法典《十二铜表法》（Duodecim tabulae）更能明确感受其先进。《十二铜表法》也是刻在青铜板上公诸于世，但其年代为西元前四五〇年左右。《汉摩拉比法典》的编纂为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相较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足足早了一千数百年。在这个时代竟然已经有法律以公诸于民为前提制订，如此令人惊讶的先进性，无论反复强调几次都不为过。

在古罗马以公开为前提制订法律以前，平民百姓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罗马于西元前六世纪末由王政转为共和政治，当时曾面临各种困难，经济活动也停滞不前。毕竟在这之前，罗马仍在台伯河（Tiberis）北方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1]统治下，此时总算要踏上独立之路。因此曾经承受旧统治势力伊特鲁里亚施加的各种压力，国政困难。

借款问题特别令罗马平民困扰。他们需负担兵役，但当时武器筹措由士兵自行负担，因此为借款所苦者屡见不鲜。甚至有人因为无力偿还借款，因而沦为奴隶。同样是为国家打仗，却有人因为兵役而沦为奴隶，于是平民日渐不满。这股不满最后促使民众隐居罗马郊外山林，拒绝为国家尽义务。

这种激进手段令罗马为政者头痛。当时罗马早因异族入侵而苦恼，设法让平民回归兵役才是优先要务。于是为政者承诺，将恢复因借款而沦为奴隶者的身分，并新设一高官，名为护民官（Tribunus plebis），负责保护公民。此时平民更发起公民运动，提出另一项要求——以社会规范保障公民权力，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开社会规范。

在此之前，罗马也有法律及审判，但其内容并不对公民公开，而是由贵族独占。因此判断标准不透明，公民往往遭受不利的判决。为了纠正这种社会不公，平民再度积极抗争，为政者因此不得不让步，终于汇整出以希腊法为参考的成文法。于是《十二铜表法》被刻上十二块青铜板，并公布于公民的生活中心——罗马广场。

其内容包括诉讼的进行方法、借贷关系的约定、家长对家庭的绝对权限、物资与继承的规定、纠纷处理的方法等。又如同多数古代法律，其制订宗旨较偏向针对既有习惯法的验证。因此该法无法积极保障平民的权力，但对于平民而言仍是一大跃进。实际上，罗马公民此后便透过各种运动，逐渐获得新的权利。

就这点而言，《十二铜表法》之制订与公开，可说是古代实现公民权的纪念碑。而这份丰功伟业，其实早在《十二铜表法》诞生的一千数百年前，便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实践。

◎判例大全《汉摩拉比法典》

《汉摩拉比法典》由前言、正文、后记三部分构成，正文为成文法化的习惯法，共二百八十二条（缺十三条及六十六～九十九条），内容繁多。

前言表示：“铲除为非行恶者，不使强者欺凌弱者，为国彰显正义，以增民福祉为旨，受众神嘱托，主宰国家。”正文则以此基本理念及目的为宗旨，论及各式主题，如审判、窃贼、奴隶、强闯民宅、强盗、从军、耕作、租屋、商人、酒、运输、债权、人质、谷仓、寄托、虚伪、贞操、婚姻、继承等。后记则表示，若有于诉讼遭欺压者，应将之引至正义之王的肖像前，使其阅读、理解石碑上所刻言语。

值得注目的是，诚如前言所述，该法对弱者确实有所顾虑，不使其受到不利之待遇。此时仍是人类初期文明，却已有正义及福祉的概念，更是令人惊讶。至于女性权力，《汉摩拉比法典》比起日后的古希腊有更多的认同。女性权利的认同似乎是苏美社会特有的现象，由此可知这点在巴比伦王国依然存续。另一方面，正如知名的叙述“以眼还眼”所言，《汉摩拉比法典》主张严刑峻法，学者认为罪犯者实际的科刑，量刑之重更在苏美时代之上。

如前述，《汉摩拉比法典》是一种观念化的规范，不具有约束力，但不具约束力也正是这部法典的特色。若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必定需要解释其法律，也无法避免解释法律而引起争论。就这点而言，若是模范判例大全，则新解释比较没有介入的余地。虽然没有专有名词，欠缺具体性，但依然可针对各种问题或纷争做有效的规范，相较于日后在旧约圣经中登场的立法，其内容完全不显逊色。

再次探讨如此优秀的法典为何能在苏美文明诞生，主要原因毕竟与苏美的多民族社会脱不了关系。正因为是多民族形成的多价值观社会，欲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整顿普遍性的规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汉摩拉比法典》是有别于宗教规范的独立法典。苏美初期的都市国家，正如乌尔或乌鲁克，系以神殿为中心形成都市，神官与权力者几乎一致，属于神权政治社会。但随着时代演进，神官与权力者逐渐分离，就这点而言神权政治国家的色彩逐渐淡薄，而《汉摩拉比法典》是在神官与权力者完全分离的阶段制订。换言之，本法典的之编纂，完全是以规范社会为宗旨。

◎《吉尔伽美什史诗》

楔形文字诞生于苏美，《吉尔伽美什史诗》则是苏美的另一项遗产。它并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探究苏美人宗教观及思想等精神活动时，极为贵重的资料。

苏美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众神为了使其奉献自己，而用黏土创造的生物。一旦人类违背众神的旨意，众神就会以地震或洪水表示其愤怒。因此正如以往许多研究人员所言，众神在苏美是自然界的现象或事物拟人化的存在，众神与人类的关系，可说是将严峻的自然与人类间的关系概念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苏美的自然环境之严峻，使得人类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强烈的意识到自然。

在柔和的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会太强烈的意识到自然。日本所谓的花鸟风月即是个好例子。自古以来，日本人只是平心静气地看着柔和的自然交织出来的四季变迁。但在苏美，残酷的自然现象毫不留情的危及人们的生命，自然不会是受人赞叹的对象，人们必须思考为何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自然，秉着本质性的质疑与自然正面对峙。可能是这样的因素，使得这个地区最终形成理性主义的思想。

基于这样的背景观察苏美人的宗教，可举出此地区宗教信仰的的一项特征——一切始于乌尔或乌鲁克等各个都市所孕育的信仰。后来都市间开始斗争，都市间形成高下位阶，众神也以此为根据逐渐分化高下。于是在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苏美的主要众神几乎全面登场。

位居众神之颠的有三——众神之父，天空之神安努（Anu）；大地与空气之神恩利尔（Enlil），执掌苏美人无不恐惧的洪水；甘泉之神恩基（Enki），执掌智慧。不过这三个神的权责并非壁垒分明，也有重复之处。这三个神以往分别是各个都市的主神，权责重复可能是基于此因素。另外，天空之神并无特别显著的神话，在众神的仪式中也不曾有重大职责。比起天空之神安努，大地与空气之神恩利尔可说是更为杰出的主神。恩利尔创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守护这个秩序则是恩基的职责。然而到了古巴比伦王国时代，地位最高的神却被巴比伦之神马尔杜克（Marduk）取代。

另有许多神祇，具代表性的女神为安努之女，金星女神伊南娜（Inanna〔日后的伊丝塔；Ishtar〕）。这名女神执掌爱与丰饶，日后的希腊及罗马也有同样职责的女神——阿芙萝黛蒂（Aphrodite）、维纳斯（Venus）。不过伊南娜在地母神的性质比较强烈，三者之间仍有差异。

苏美的宗教对日后各文明形成的宗教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影响，对于现代人信仰的宗教亦同。以“地狱”为例，一般人的想像是黑暗可怕、永无救赎的悲惨景象，如果追溯这种地狱形象的源头，最终将看见因苏美人信仰而产生的冥界景象。远古时代的苏美古代宗教，至今仍活在人们的信仰之中，只是现代人并未察觉。

就这点而言，苏美宗教的内容对现代人而言同样非常重要，而苏美人的信仰则可透过传承至今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理解。以下将检视这部叙事诗的概要，探讨苏美人的宗教观与思想（以下叙述参考月本昭男译，岩波书店，一九九六年刊载的内容）。

◎苏美人的思考程序

前面已经提到，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实际存在的国王，但根据苏美王表记载，其生存期间长达数千年，精确的在位期间并不明白。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记载故事之初，乌鲁克人为了制裁暴君吉尔伽美什，因而向天空之神安努请愿，安努遂命令女神阿鲁鲁（Aruru）创造野人恩奇杜（Enkidu）。恩奇杜身形犹如勐兽，但因吉尔伽美什用计使其拥抱圣妓项哈（Shamhat），结果化为人身，打开人类般的生命。虽然恩奇杜向吉尔伽美什发起挑战，两人却未分出胜负，感叹彼此强悍的两人英雄惜英雄，结为挚友。

后来两人成功击退看守“雪松之林”的怪物胡姆巴巴（Humbaba）。吉尔伽美什因此掌握这片树林，女神伊丝塔则对吉尔伽美什产生好感，吉尔伽美什却拒绝了性嗜男色的伊丝塔。女神一怒之下派出天之牡牛古伽兰那（Gugalanna）报复，结果仍被吉尔伽美什与恩奇杜击退。然而，恩奇杜之后做了不吉祥的梦，梦见自己死亡。

恩奇杜得知，因为自己杀害胡姆巴巴与古伽兰那，自己命中注定要被众神夺走性命。他恨自己拥有人类的生命，同时日渐衰弱，最后死亡（但本桥段已佚失）。吉尔伽美什遭逢挚友之死，死亡的恐惧挥之不去，于是踏上寻人之旅，寻找得到永恒生命的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历经千辛万苦后，吉尔伽美什终于找到乌特纳比西丁，并听他叙述自己是如何身为人类却能列众神之位，获得永恒的生命。

简言之，众神曾经为了消灭人类而引发洪水，当时乌特纳比西丁受智慧之神指示建造方舟，并成功帮助物种延续。然而执掌洪水之神恩利尔对此震怒，幸得智慧之神劝说，乌特纳比西丁终于获得永恒的生命。

乌特纳比西丁述说经历后，给了吉尔伽美什一项考验，要他整整七日不得入睡，结果吉尔伽美什并未通过考验。乌特纳比西丁决定请吉尔伽美什离开，但经其妻建议后，仍告诉吉尔伽美什“回复青春之草”的所在。吉尔伽美什喜出望外，带了回春之草走上归途，途中却在沐浴泉水时，被蛇偷走回春之草。因为回春之草的功效，蛇得以反复脱皮，永保青春，吉尔伽美什则失魂落魄的回到乌鲁克。

以上是《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概要，吉尔伽美什在故事中是超越人类的英雄。然而失去挚友恩奇杜后的悲痛，以及死亡的恐惧对他影响至深，史诗对于其心情有如下描述：

吾亦难免死亡

悲戚寂寥心伤

为死震颤惊惶

茫茫荒野彷徨

由此可知，吉尔伽美什并非超人，而是有血有肉的弱者。在这部分的故事，我们现代人可以从古代人身上感受到清新感与亲近感。

吉尔伽美什抓着小狮子　对于邪恶采取攻击性的架势。罗浮宫美术馆馆藏。

在旅行途中，吉尔伽美什曾听陪酒女如此说：“众神造人，使其终需一死。我等生命，尽在众神掌握，何不食所欲食，多行飨宴，尽情歌舞？”

这段叙述主张享受现世，说明命运无法规避，所以人只要尽情享乐。其实这个桥段有个有趣的事实。《吉尔伽美什史诗》今日有多种版本，其中只有“古巴比伦版”记载这个桥段。在此版本之后编纂的“标准版”，系以标准巴比伦语撰写，普及程度更高，这段描述享受现世的桥段却遭到删除。标准版的更动不仅止于删除，而是将此桥段改写为强调死亡的恐怖，以残暴的想像描述死亡的恐怖，表示人类会因为死亡的愤怒而粉身碎骨，在在强调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能为力。

为何古巴比伦版有享受现世的描述，标准版却没有，理由不详。然而享受现世的描述也好，正视死亡的恐怖之描述也好，皆是以死亡的绝对性为前提，可说是一体两面的现象。换言之，如果以绝对的死为前提，其中一方认为既然无法避免一死，索性欢度人生；另一方则是正面直视死亡的恐怖。虽然态度不同，两者却都不否定死的绝对性。

吉尔伽美什曾在冥界遇见恩奇杜的亡灵，并询问他冥界是什么样的地方。恩奇杜的回答，是这部史诗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内容——那是个黑暗的地方，你的身体会像一件旧衣服，被蛀虫蚕食；你的嘴里则是满满的尘土。在此将死后的世界描述为惨绝人寰、永无救赎的地方，不过并未言及“地狱”一词。后世对地狱的印象，可能源自此处对死后的想像，这对基督教等宗教都有影响。

苏美人生活在严峻的自然，随时必须面对死亡，史诗中对“地狱”的想像，想必是他们不断探究死后世界所体悟的概念。这种彻底探究死后世界形象的思考方式，对后人的思考有不少影响，尤其是对欧洲人。

对于近代欧洲而言，苏美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因为苏美文明非常适合为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模型立论。苏美有繁荣的都市文明，天文学及六十进制法等科学知识发达，其文明样貌与欧洲的普遍主义有一致之处，因此苏美文明不断受到欧洲人强调。圣经考古学对欧洲人而言意义非凡，也进一步强调苏美文明的存在。毕竟若是以圣经考古学追溯基督教的起源，无论如何总会抵达苏美文明。幸好，在那里有他们的立论根据——都市文明之模型。他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特别重视苏美。

简言之，近代欧洲人可说是从苏美文明发现人类发展的典型模型。事实上，苏美人的思考模式习惯彻底探究事物，极端的说可以算是要素还原主义的原型，一说认为这与发展、扩张、成长、开发等历程相同，是将人类培育为最强生物的要素之一。

◎灌溉引发盐害

苏美文明终究于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凋零，之后日渐衰退。有人认为，这个古代文明灭亡的主因，是因为盐害导致农业生产力低落。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夏季气温超过四十度并非罕事，因此地表温度之高，可能令人难以赤脚行走。当地昼夜温差也很大。因此白天地表水分急速蒸发，留在土壤的水分盐类浓度会上升。一旦土壤盐类浓度上升，植物根部的水分吸收会低落，作物将无法成长。

不仅如此，苏美地区的灌溉设施对于盐类浓度上升如同火上加油。克莱夫．鹏亭（Clive Ponting）着《绿色世界史》（朝日选书，一九九四年）表示，由于蓄水及灌溉，土壤水份增加，地下水上升使得地表泡水，是为饱和（aquifer）现象；此现象将更多盐类带至地表，加上剧烈的水分蒸发，甚至会使地表出现厚实的盐层。新苏美时代末期，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的黏土板上有记载显示“大地白化”，仿佛在为前述事实提供佐证。

大地白化的结果使得不耐盐分的小麦收获量减少，后来大麦也受到影响，最后可收成作物只剩下耐盐分强的椰枣。周遭森林的砍伐又使得土砂流入河川的比例增加，土砂日渐于渠道底部沉淀，又因为其中含有盐分，盐害愈发快速。因为这些问题，苏美的农业收获量于西元前二四〇〇年左右至前二一〇〇年间降低百分之四十二，到了前一七〇〇年甚至大减百分至六十五（《绿色世界史》）。

农业生产不振导致国力低落，可能是遭受周遭各国攻打这个主因。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繁荣的苏美文明之中心地带衰退，政治经济中心于是转移至盐害影响不到的北部巴比伦。

然而，一味将苏美文明灭亡的主因归咎于盐害导致农业不振，或许有些鲁莽。既然美索不达米亚原先是因为来自高原地带的人们建设灌溉设施而打开农耕，那么当这片开垦地农耕不再兴盛，按理可以寻求新的土地。由此可知，苏美人的衰退不单纯是因为盐害导致耕地贫瘠。苏美人与周边民族征战不断，损伤日积月累，加之都市国家的社会制度逐渐无法顺应时代进展，或许也是衰败的重要因素。

再重新审视苏美文明，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世界最古老文明，是因为在软件面与硬件面皆有创意巧思，能将原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化为农地。这点在都市建设及军队指挥皆有效发挥作用，为苏美进一步的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他们擅长的创意巧思，同时也会酝酿负面因子。由于农耕以灌溉设施为前提，各都市的领域被运河及水道等水路体系区分，得以在固定范围内获取农产品盈余。也因此，没有必要发展为更大规模的领域国家。换言之，苏美人的都市国家，凡事以其个体为中心解决，画地自限。因此尽管阿卡德一度树立统一王国，一旦该王国灭亡，各地又回归以往以都市国家为中心的苏美社会。或许正因为人们无法戒除都市国家画地自限的舒适感，于是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成为导致苏美衰退的原因。

总而言之，这里想要厘清的是──苏美文明衰退的原因是农业不振，是都市国家的画地自限；昔日使文明昌隆的主因到头来却是衰退与招致灭亡的主因；历史证明，文明这样的人类活动，大多也都是因为使其昌隆的因素而衰退。

◎苏美文明的灭亡

再次强调，苏美文明繁荣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原本并非适于农耕的地区。但在苏美人治水灌溉并行之下，当地转变为耕地。然而人工灌溉设施同时兼具负面因素，土壤将因此累积盐类。每当人类干涉自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正面因素及负面因素，好比一把双面刃。

倘若土壤长年累积盐类，即使以现代科学也难以控制盐类浓度。唯一的方法是停止耕作，让土地休养几年。虽然是非常单纯的方法，但当时的苏美人无从理解歉收的原因，加之勉强耕作不休，终于对土地造成致命性的伤害。一般而言，农业系于特定土地栽培特定作物，这对土地而言绝非好事。特别是过度生产或过度连作，都会使土壤贫瘠。然而农业的意义，是要有效率的生产农作物，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意识到，农业是一种人为事业，其本身也会对环境造成负荷。

若以现代观点描述，苏美文明正是因为农业造成环境破坏而灭亡。想到这点，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农业对人类而言，其理想型态到底是什么呢？固然农业是生产粮食的有效手段，但我们也必须确实体认到，农业也有负面影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

倘若改采更宽松的农业生产，则生产效率会下降；此举无法因应现代的状况，毕竟学者已经点出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人们因此期待农业更集约化，但若欲呼应这份期待，则会对环境造成负担，最终导致土地无法农耕。现代人正是陷入这种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窘境。

苏美因为大量农业生产而开创文明，也为人类带来莫大贡献。正因为苏美曾有都市文明兴起，才有日后的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以后西欧都市文明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文明大幅跃进。然而诚如前述，苏美文明先是因为农业使古代文明开花结果，后来也因为农业而招致衰退。人类文明总是蕴含这般正反两面的特质，如今地球环境恶化，甚至危及人类存亡，在学习苏美文明光明面的同时，也应该将阴暗面引以为鉴；这样的作法岂非别具意义？

大河孕育的永续性——埃及文明

◎尼罗河的恩典

在众多古代文明之中，埃及文明究竟该如何定位？这是个很难解的问题。要将之与其他文明相提并论，或者从中演绎探究古代文明奥秘，都不容易。原因是埃及文明格外具有特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留下一段对于埃及的叙述：“所谓埃及，系指尼罗河河水滋润之每一寸土地，埃及人则是所有饮用尼罗河河水的人。”倘若忽略尼罗河，就无法探讨埃及文明。

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古埃及系沿其流域形成的细长型王国，南北长约八百公里，但除河口以外，其流域幅度不过数公里。河川两岸有绿洲地带，只消稍微远离绿洲，就会进入广阔的沙漠，因此形成这般奇特的地形。仿佛长廊般的细长地区，于西元前三二〇〇年左右创建王朝，之后有数个时代划分，延续将近三千年。

埃及文明最大的特色，是期间漫长而稳定的岁月，人们的生活及社会样貌也几乎没有变化。即使放眼全球，也没有其他文明能在近三千年间几乎维持不变。

为何文明可以如此安定维持原貌？这无疑是尼罗河的功劳。对于埃及而言，尼罗河是一条有规律、一板一眼的河川，仿佛一部机关。尼罗河河水每年会在特定时期高涨，引起和缓的氾漤，从上游带来肥沃的土壤，对于作物生长而言是很理想的养分。这种肥沃的土壤称为尼罗河沃土，只消播种于其间必定丰收，每年必然不负众望。埃及文明在全球仅见的安定繁荣，都是源自尼罗河的恩典。

另一方面，今日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是非洲极贫困国家之一。这些贫困地区产生的肥沃表土被尼罗河冲走，并未给本国留下恩典。富饶的泉源一股脑儿往下游堆积，使得埃及愈发富饶。富饶有去无回的现象非人类之力可以改变，只能说地形与自然条件的作为令人不胜唏嘘。

古埃及于尼罗河沿岸的繁荣地区

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因为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恩典而繁荣，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大河性质两相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每逢洪水耕地会遭受毁灭性的损害，一旦洪水退去，需将土地重新整治为耕地，付出大量劳力。相对的，埃及的尼罗河虽然也会每年氾漤，但相较于美索不达米亚，与其说是氾漤，更像是河水高涨，上游将尼罗河沃土搬运至此，水位便缓缓下降。正是这两条大河相对的性质，决定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间的文化差异。

苏美人创建都市后，奉都市的主宰者为国王，国王的定位是神之属臣；神主宰大自然的怒火。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类面对自然的怒火是无能为力的，宗教体系则基于这种观念形成。另一方面，因为埃及受惠于温厚的大河，国王的定位便是管理尼罗河水位的人物。亦即国王也能控制自然，因此埃及的国王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并非位在神之脚下。因此埃及的国王既是人类，也是神祇。事实上，人们认为埃及国王“法老”是神祇荷鲁斯（Horus）的化身，而荷鲁斯是埃及神话的神祇欧西里斯（Osiris）之子。

在古埃及的浮雕或绘画等，有时可见法老所占版面比欧西里斯神广大，由此可知，在埃及法老就是神，而且被认定为最高位阶的神。然而纵观全球文明，国王即是神祇是非常罕见的案例。在新大陆中美或南美，可以找到一些案例显示国王是近似于神的存在。但人民在长达三千年的期间持续视国王为神祇，却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案例。

之所以出现如此特殊的国王，是因为有尼罗河这条特殊的河川。尼罗河带来丰富的恩典，而非带给人们痛苦。正因为这份信赖不曾落空，人们才会视其管理者国王为绝对。

金字塔正象征着尼罗河的恩典所孕育的农产品盈余。正因为农产品盈余充足，才能在农闲期令许多人参与建设事业，在农忙期也能指派人员专任建筑事业，并且供应其生活所需。换个观点来看，虽然埃及富裕之甚足以挥金霍玉的建设金字塔，却没有来自外界的刺激使其将财富用于更有意义之举。

◎神政国家的官僚组织

在埃及，国王法老即是神祇，三千年来一贯维持神政国家。因此法老所居宫殿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信仰中心。

既然如此，若以宫殿为中心形成大都市似乎不错，但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法老所在并未发展为大都市。虽然在托勒密王朝（Ptolemaeus）也曾出现亚历山大（Alexandria）般的大都市，但毕竟是希腊人将希腊文明套用于埃及土地后的结果。在此以前的埃及，先是在尼罗河沿岸有零星市场，市场周边再形成城镇，数个城镇再集结为州规模的统治区域。诚如前述，埃及国土沿尼罗河流域呈长条分布，可能是因此而形成分散型的行政划分，法老旗下的官僚组织则可有效统治这片广大的流域。官僚组织的核心是书记。考古人员曾发现当年有关书记守则的叙述，内容说道：“应勤学自制，冷静沉着，正确理解统计与法律”。这段叙述简直与今日官僚的典范相通。

阿蒙霍特普四世（阿肯那顿）

古埃及的统治阶层除了官僚另有神官群。毕竟是神政国家，神官群也拥有强大的权势，在西元前十四世纪，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Amenhotep）四世（阿肯那顿；Akhenaten）时，甚至因为与阿蒙神官团对立而迁都至阿玛纳（Amarna）。然而实际上在法老之下推动国家的是官僚，象征古埃及的金字塔，可说也是因为有官僚组织才能建造的建筑。要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必须规划建材调度与搬运工程，前提是事前必须透过精密计算厘清所需时间与劳力。若无知识经验促使整体有组织性的行动，使各作业有效率而无浪费的进行，就不可能建造金字塔，而这样的工作正是官僚所擅长。就这点而言，金字塔可说是精细的组织能力所造就的产物。

“古埃及王朝与主要君王　古埃及史的编年在研究人员间众说纷纭。本表系根据《世界美术大全集．第二卷》（小学馆，1994年）制成。

温和的尼罗河带给古埃及稳定性，人们又创造呼应其稳定性的官僚组织，并透过官僚使得国家经营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埃及在军事层面有弱点。古埃及延续近三千年，其历史虽然也有一段时期是埃及军队的强盛期，但相较于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其军队之虚弱简直不堪称为军队。虽然统帅能力优秀，足以组织性的运用军队，但却不够勇勐，实战中难以临机应变采取行动，或者见机冲杀敌阵。正因为是稳定的官僚国家，所以社会基础欠缺促使军队骁勇善战的要素。

毕竟埃及有尼罗河丰富的恩典，不需主动出入其他国家，反倒是其丰饶容易成为其他国家侵略的标靶。因此埃及军队的行动以防御为基础，即使派军前往外国，也几乎都是为了早一步打压外敌，以防止其入侵。这只是防卫性的军事行动，一切只为防止自身财富被抢夺。

相对的，周边各国总是伺机攻打埃及，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更是其主要侵略对象。埃及的丰饶就是如此具有魅力而成为侵略的标的。到了西元前三一年的罗马时代，奥古斯都（Augustus）击败安东尼（Antonius）与克丽欧佩特拉（Cleopatra）的联军成为地中海霸主，才亲眼见证埃及的丰饶。后来他认为自己的政敌若控制埃及将使自己陷入困境，遂禁止元老院议员入境埃及。埃及正是如此丰饶的国度，足以使罗马帝国首任皇帝严加警戒。

◎论金字塔的价值

丰饶无法保证文明高度发展。反倒是稳定的丰饶有阻挠变革与进步的倾向。因为只要丰饶富足，就不需自行创造新事物，或者发起改革。

通常社会或文明会因为变化而产生能量，并且迈向新的局面。但在埃及一直不曾发生改变，相同的事物在三千年间不断重演。这是因为他们不需改变也能确保生命延续，就这点而言，古埃及的历史可说是一种思考持续停顿三千年的历史。若以这种观点看埃及文明，对于金字塔的看法自然也会改变。

金字塔系于古埃及第三王朝，亦即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代中期开始建造，今日特别有名的，是邻近孟菲斯（Memphis）的萨卡拉（Saqqara）金字塔群。大规模的阶梯状金字塔耸立于此，起初由大臣印何阗（Imhotep）设计。他多才多艺，既是国王的秘书，也是建筑师、天文学家，更身兼神官。除了国王，他是日后唯一被神格化的人物，建筑家的身分竟是如此受推崇。

由印何阗开先例的大规模金字塔就是法老的坟墓，这点几乎已成定论。金字塔的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吉萨（Giza）著名的大金字塔（胡夫〔Khufu〕法老的金字塔）底边约二百三十公尺，高约一百四十六公尺，堆叠其间的石头平均二点五吨，最大者达十五吨。这些石头不仅巨大，而且堆叠成非常精准的四角锥，各底边的误差仅二十公分，而且四个边分别正确指向东西南北四方。

此建筑物高一百四十六公尺，直到十四世纪英国林肯座堂（Lincoln Cathedral）完工前，无出其右者。人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实，将大幅影响人们对金字塔的评语。如果金字塔的高度在十九世纪才被超越，我们可以称赞金字塔是伟大无比的建筑。之所以避免对金字塔给予过度赞赏，是因为英国在十四世纪超越它的时候，只是位于欧洲的一个“乡村国家”，当时建筑技术甚至比古代低落，大英帝国也尚未诞生。英国历史学家对以上见解有以下描述：“金字塔的建造技术，就好比1＋1＝2，2＋2＝4，是非常单纯的累积。换言之，我们必须明白，其实金字塔只是以其庞大体积令见者感叹。”

除了金字塔，埃及仍有其他巨大建筑物，例如发掘岩山建成的阿布辛贝神殿（Abu Simbel temples），其规模与庄严度同样令人感动，但建筑物本身并不讲究复杂的结构计算。古罗马万神庙（Pantheon）内部设计如直径四十二点八公尺的球体空间，圆顶上层采用较轻的建材，下层采用较重的建材，是基于高超的结构计算与强度计算而建成的建筑。

埃及建筑物以金字塔最具代表性，却和前述高超的建筑技术无缘。金字塔系将单纯的结构以一股傻劲扩大，可说是源自庞大人力的产物。因此应该关注的，是创造这股人力的两大要素——源自尼罗河恩典的农产品盈余，以及将人力组织化的官僚制度。

由金字塔的建造技术可知，古埃及拥有的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对于后代人类并未留下太大的贡献，但仍有一件例外——阳历之发明。在阳历方面，埃及的成就比苏美文明的阴历优异。

不过此地之所以能开创阳历，同样是尼罗河的恩典。因为每当尼罗河水位在埃及增高时，黎明时分的东方必然能见到明亮闪耀的天狼星。也因此，从当天到下次水位高涨，天狼星因而闪亮为止，经正确计算为三百六十五日。然而这点若重复四次，会发生一日偏离，因此决定在各年份增加四分之一日，将三百六十五日加四分之一日定为一年。又将三十日定为一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共三百六十日。然而这样将不足五日，所以在最后一个月增加五日，变为三十五日。于是埃及人创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阳历。尼罗河水位高涨的时期几乎不曾错乱，再加上有阳历辅助，埃及人就能事前精准预知尼罗河水位高涨的时期。

◎古埃及的生死观

探讨古埃及人的宗教观或生死观时，尼罗河同样不容忽视。尼罗河规律的循环确保农作物丰收，对于埃及人而言，唯一破坏稳定自然循环的，是人类的死亡。因此埃及宗教最大的课题是死亡——为何人会死亡？死后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又会如何？死后的世界又是如何？埃及宗教的特征，就是动用一切睿智面对这些疑问。他们正视人类无法避免的死亡，试图彻底探究死亡，这点与苏美相同。然而埃及人探究后，创建的想法与苏美人大相径庭。他们认为人类系由肉体与灵魂（Ba）与圣灵（Ka）三者构成，人死后灵魂会离开肉体前往冥界，自由自在的存在于冥界。圣灵则是灵魂与肉体间的仲介人，埃及人相信，因为有圣灵，只要肉体保持良好，一度前往冥界的灵魂就能回到现世。也是因此，才会制作木乃伊保存肉体。

不过埃及人认为，并非所有人死后都是这般境遇，唯有最高阶神祇欧西里斯认可者，才能在冥界得到永恒的生命。死后仍能延续生命者，虽然只限于一小部分的人，但这种乐观信仰比起苏美对死后世界的凄惨描述，以及悲观的宿命论，终究形成强烈的对比。

然而这种乐观的埃及宗教思想，在埃及以外的地区完全不曾流传。严格来说，埃及的欧西里斯或伊西斯（Isis）等神祇极具魅力，因此影响范围曾至希腊及罗马，颇受众人信仰。伊西斯在罗马时代被视为航海女神，或是商人的守护神，信仰范围甚广。虽然各个神祇曾在其他地区普及，埃及宗教本质上的乐观宿命论或复活思想，却并未传播至罗马。

这点在在显示埃及宗教的乐观性非常独特，因此在其他地区完全不被接纳。另一方面，悲观至极的苏美宗教则能深入其他宗教，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洪水与方舟的故事便在旧约圣经登场。而且旧约圣经出现的各个地名也有和苏美地区一致者，这也是埃及宗教没有的现象。

这点也是因为埃及文明系立足于尼罗河的特殊自然条件，其宗教也是受其自然孕育，因此对其他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也特别微小。

◎莎草纸与美术工艺

尽管宗教或思想特殊，构成埃及文明之各种要素却并未遭其他地区全盘否定。在源自埃及的发明之中，莎草纸值得一提。

莎草纸由植物表皮制成，直到日后中国发明的纸张流传至欧亚大陆为止，一直是很受重用的笔记媒介。除了莎草纸，人们也使用羊皮制成的羊皮纸，但因为羊皮纸怕湿气，不仅使用不便，而且价格昂贵，相较下仍以莎草纸优秀许多。莎草纸是容易保存的记录媒介，在中东等干燥地区，至今仍能发现大量以莎草纸记录的古代文书。

埃及又因为制造许多木乃伊，医术在早期便很发达。学者已经证实，在西元前三千年代的埃及古王朝时代，人类便曾进行手术移除头脑内的肿瘤。

对现代人而言，埃及多采多姿的美术工艺品更具魅力。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图坦卡门（Tutankhamun）的坟墓被发掘后，接二连三的发现令人见证埃及美术的瑰丽，全球为此赞叹，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相较于其他文明发现的美术工艺品，埃及的玻璃工艺、金属加工或者被称为Faience类似七宝烧的彩瓷等等，其完成度都非常高。

神殿墙面等处的高浮雕或一体雕刻，是埃及美术另一项值得一提的特色。特别是一体雕刻的法老像，大约七点五头身的比例与人体相符，也因此独具安定感而栩栩如生。

埃及雕刻在希腊雕刻的历史之中，对于初期的大型人体青年雕像影响深远。但若仔细观察埃及法老像的细节可以发现，若将头部与支撑体重的脚连成一线，可得一几乎垂直的线。也因此，向前跨出的脚不由得让人感觉到不稳定。相较于此，由于希腊雕刻的体重均衡分散于双脚，其站姿更显得自然。换言之，虽然希腊是受埃及的法老像影响而开始雕刻，但埃及雕像不自然之处从一开始即有改善。

在此可以发现，希腊的自然主义有别于埃及的形式主义，亦即埃及从来不曾改变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其他如希腊等地区，只要流于俗套就会促使产生各种变化，而埃及的雕刻形式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一成不变的现象长达三千年，在世界美术史上可说是显著的特征。

为何埃及的雕刻不曾改变？这是因为没有必要改变，而这种永续不变的性质同样源自尼罗河，因为这条河每年必定河水暴涨，并使埃及丰饶多产。

1. 指称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区的人或文明时，或译成：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伊特拉斯坎文明（Etruscan civilization）。

第四章多样文明的昌隆

河姆渡遗址　第一次正式发掘区域，干栏式住宅遗址。图为遗址还原区。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跨埃兰文明

◎充满谜团的印度河流域文明

印度河流域于一九二〇年代发现古代都市遗址，于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为人所知。此发现在全球引起重大回响，不过印度河流域文明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处。无论是文明何以在当地繁荣，何以走向灭亡，都盖着一层面纱。相较于苏美文明或埃及文明，可说是充满谜团。探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际，必须先对此有所认知。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Harappa）、摩亨卓─达罗（Mohenjo-daro）两处遗址令世人知道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印度河东方另有克格尔—哈卡拉河（Ghaggar-Hakra River；今为干涸河床）与之并行，后来该流域也发现遗址。目前已知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圈范围非常广大，除了前述两个流域，位于其西南部、今巴基斯坦西方的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邻接阿拉伯海的莫克兰（Makran）地区、卡提阿瓦半岛（Kathiawar Peninsula）及今孟买周边皆属之。也因此有研究人员称之为“大印度河流域文明”。

根据近年的碳十四定年法判定，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繁荣期约为西元前二六〇〇年至前一八〇〇年左右。

学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碑文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若干关连，其上标注交易对象中，有一地名为“美路哈”，曾经出口黑檀、芦苇、山羊、孔雀、红玉髓、金、铜、象牙等。由这些产物判断，“美路哈”应该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圈。“美路哈”于西元前约二三五〇年首度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最后出现于前一八〇〇年左右，因此由文字资料可推测此期间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续期间，这点也与碳十四定年法检测结果几乎一致。

诚如前述，今日已证实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圈非常广大，因此其气候风土也丰富多样，不过整体上可说是半干燥地带。当地农业以栽培小麦、大麦等谷物为核心，也饲养山羊、绵羊、牛等家畜，比之西亚并无太大差异。这种农耕与家畜饲养约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开始，约于前三〇〇〇年发展出规模甚大的聚落。

印度河流域文明即是于此间诞生，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有学说认为史前时代末期的聚落群与文明摇篮期的聚落群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是各自独立发展。有学者提出一些理由为此立论，例如聚落会因为交易路线变更此消彼长，但现阶段纯属推论。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主要都市遗址

目前已发现的主要都市遗址有信德（Sindh）地区的摩亨卓─达罗、旁遮普（Punjab）地区的哈拉帕、拉贾斯坦（Rajasthan）地区的卡里邦甘（Kalibangan）、喀奇（Kutch）地区的多拉维腊（Dholavira）、卡提阿瓦半岛根部的洛塔（Lothal）等。以下将透过其中最大规模的摩亨卓─达罗遗址探讨这个古代文明。

◎摩亨卓─达罗——无窗无门的街道

摩亨卓─达罗位于今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右岸。其都市约于西元前二六〇〇年诞生，之后约存续八百年，亦即从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初到终结皆持续存在。该都市于丘陵台地间形成，范围约二百五十公顷。以古代都市而言，规模甚大。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为五十四公顷，大约是其五分之一。推测当地于全盛时期约有四万人生活，都市内分为神官等统治阶层居住的城塞地区，以及其他居民居住的城镇地区。

走进城镇地区，会发现一件奇妙的现象。城镇主要街道沿途有方形房舍林立，但各户开口位置并非面对街道，而是面向主要街道分出来的细小巷弄。换言之，其建筑结构使得当时的人无法经由大路出入家门，而是必须专程绕进巷弄。因此若是站在当地街道上，会发现两旁住宅墙面都没有门窗，景象可说是单调得令人不舒服。

学者尚未充分厘清当时的人为何建造这样的结构，只知道古代民房的开口位置通常较小。在北美原住民的村庄，有些民族甚至使用挂梯出入，进入家门后便将挂梯撤除。若说此举是为了防止外敌由开口位置侵入，或许可说摩亨卓─达罗民房奇特的出入位置也是为了防卫而设。

摩亨卓—达罗遗址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城市。

但若秉持这种想法，对于这座古代都市的看法也会改变。大多数的都市会加强其周围的防卫能力，内部则不设防卫设施，以便提高居住空间的便利性。反观这座古代都市，则仿佛是要居民牺牲其便利性，要求家家户户用心防卫。此外，都市是共同生活的空间，应该具备自由度与开放感，但这座都市的民房墙壁仿佛没有窗户的城墙，如此奇特的景象感觉不到开放感。至少就这点而言，摩亨卓─达罗或许还称不上是先进的古代都市。

从这座都市遗构的壮大监牢来看，以往研究人员认为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也有相当的水准。好比苏美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可提供佐证，研究人员过去认为当地只是尚未发现相关资料，但这样的想法如今开始站不住脚。若要在都市发展史中为摩亨卓─达罗找一个定位，或许必须将之视为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都市。

再次审视古代都市摩亨卓─达罗，从墙壁厚度可以推知，各房舍为二至三楼的建筑。各房舍墙壁厚度不同，起居空间也有大有小，可以推知当时已经有社会阶级般的现象。事实上，这里除了参与祭祀的神官、行政书记等统治阶层，还包括各种职业的居民，例如陶器、砖块、金属器、印章（印度河流域文明独特的立方体印章）等手工业者、石匠、木工、商人。此外，房舍中央设有中庭，具有采光作用；这种型态也存在于古希腊或罗马、西班牙的都市，乃至中世纪的住宅。

◎锻烧砖建筑群

除了以上特征，这座遗址更值得注目的，是大多数建筑皆以锻烧砖建成。纵观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如此众多的建筑使用锻烧砖建造，实属特例中的特例。即便在美索不达米亚，锻烧砖也仅用于宗教设施等少数建筑。锻烧砖是耐久度高的优良建材，缺点是制作程序与成本远较日晒砖繁杂昂贵。摩亨卓─达罗的人们为何如此大量使用锻烧砖，理由不明。若是多雨地区，避免使用日晒砖则合情合理，但诚如前述，印度河流域属于半干燥地区，比之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太大差异。

毕竟时代久远，难以厘清当时锻烧砖的耐久度是否值得耗费功夫及成本制作。且先不管有无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因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推手认为都市建设耗费的庞大成本可以透过都市活动充分回收，所以才推动都市建设，也同样是因为能看清锻烧砖的价值，因此不惜成本持续制造锻烧砖。换言之，正因为当时的人能看清建设都市及锻烧砖建筑的前景，摩亨卓─达罗这座古代都市才会出现，才能具备大规模而井然有序的房舍群。但仔细观察其内部可知，都市应有的开放性与便利性未受重视；就这点而言，这座都市可说是兼具先进性与落伍性、身兼矛盾要素的都市。

这座古代都市的街道有类似排水沟的痕迹，这点同样是由锻烧砖之使用而衍生的特色，同时也是个谜团。排水沟系从各户往主要道路延伸，部分学者由其结构推论，当时各户排出的排泄物会先流入污水池，接着只有向上分离的液体会流入设在主要街道的排水沟。但若真是这样的污水设施，则需要大量的水冲刷排泄物，如何确保水源则是另一个疑问。另有一说认为此系处理雨水的排水沟，但若这般思考，则排水沟又太过狭小。截至目前为止，这种貌似排水设施的建设仍未得到充分的解释。

之所以不将前人认定为排水沟的遗构断言为排水设施，是因为这种说法可能是始于过去的研究人员在思虑不周之下的联想。摩亨卓─达罗于发现之初直到今日，其发掘并未接受充分的科学调查，如今仍有待研究人员基于科学调查的角度重新探讨。

◎印度河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仲介人

诚如前述，印度河流域文明至今仍有许多不明之处。近年来，对于此文明与其周边区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关连性，有人提出值得玩味的议题。

为何此地会有文明诞生？促使文明诞生的机制可能与苏美相同。亦即山间地区兴起的农耕文化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压力促使人们将河川下游转变为耕地，最后因为许多人迁移至此，终于形成都市。

然而印度河流域文明与苏美有一大差异——其文明之兴起大约晚了一千年。因此可以合理的认为，较早兴起的苏美文明曾对印度河流域文明造成影响。以往的定论认为，这两个文明在早期便有交流。

然而现在这项“定论”遭到质疑。毕竟在印度河流域，至今一直不曾发现来自苏美的考古资料，也没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该文明曾受苏美影响。但若说印度河流域与苏美仿佛存在地球两端，彼此完全没有交集，却又不尽正确。因为后藤健已经提出可信度极高的说法，解释这两个文明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却曾透过其他文明交流——为印度河流域与苏美担任仲介身分的，是位于苏美正东方，今伊朗高原西南部札格罗斯山脉沿线的埃兰王国。此地区农业并不兴盛，但天然资源丰富，生产石材、木材、宝石、贵金属等。另一方面，苏美虽然农业兴盛，却几乎没有天然资源。换言之，埃兰与苏美正好是互补关系，因此这两个地区很快便创建起交易关系。对埃兰而言，幸好当地与苏美之间有沙漠及湿地阻隔，因此免受苏美侵略。亦即多亏有天然屏障保护，埃兰免受邻接的强国并吞，得以长年保持独立与繁荣。

但在西元前二六〇〇年左右，埃兰遭到苏美都市基什攻击，首都苏萨沦陷。这显然是觊觎埃兰的天然资源而发动的侵略。因此埃兰人离开这片土地，并在伊朗东南部，相当于今克尔曼（Kerman）州的位置创建新王国，随后以首都阿拉达为中心，继续与苏美交易。于是埃兰与苏美的交易中心地比以往更靠近印度河流域。埃兰从此经由阿拉达出口周边开采的石材、木材，例如绿泥石加工品，也出口今阿富汗生产的青金岩等宝石，经由陆路或海路运往美索不达米亚。

近年来学界将以阿拉达为中心的地区文明称为“跨埃兰文明”[1]。最近的研究正在逐步证实，该文明即是促成印度河流域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交流的重要角色。跨埃兰文明的发现，对于古代文明的探讨点出一项重要的启发。以往提到古代文明，指称对象不外乎是在大河流域的文明，例如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大河或印度河等，当地文明即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昌隆。但随着跨埃兰文明的发现，学界渐渐证实，有些以交易为中心的非农耕文明确实存在，文明不见得只局限于农耕或都市等关键词。随着研究演进也逐渐可知，原本看似以大河为中心各自兴起的古代文明，可能曾透过交易关系形成跨区域网络。

中国多样的古代文明

◎“四大文明”的认知

中国浙江省长江流域于一九七〇年代发现河姆渡遗址。学界因此明白，中国于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已有稻作文化，以往的常识也同时被颠覆，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不再是“黄河文明”。然而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影响所及不仅止于中国国内。因为研究证实，除了世人向来熟悉的“四大文明”的黄河文明，中国尚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在讲述中国古代文明前，要先回顾历史，思考“四大文明”的概念为何诞生并成为定论。

其实“四大文明”一词并非全球通用，而是日本特有的用词。根据金泽大学村井淳志表示，“四大文明”一词系由江上波夫（以“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等闻名的学者）提出，首见于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发行的教科书《再订世界史》（山川出版社）。推测该书意图系强调昔日亚洲有高度文明，借以鼓舞因战败而一蹶不振的日本人。

然而，将古代的亚洲区分为四个文明地区并非日本独特的构思，反倒是在欧洲形成的想法。

希腊时代，希罗多德于其著作《历史》将世界区分为欧洲、北非、亚洲三个区域。希腊人将自身认知的世界称为“人烟所及之地”其他未知的世界都不在谈论范围内。顺带一提，对希腊人而言，“亚洲”系指今中东、近东至印度，印度以东的中国或东南亚不在人烟所及之地所指称之内。

在旧约圣经中，“世界”的范围也特别有限。“创世记”记载，太阳升起的东方有乐园名为伊甸园，人类系由上帝在此创造。这座乐园有河川，其支流为比逊 （Pison）、基训（Gihon）、希底结（Hiaddekel）、伯拉（Phrat），其中希底结若是底格里斯河，则伯拉为幼发拉底河。总之都属于今日西亚一带，旧约圣经中的“世界”所指地区仅限于中东、近东。

再看看之后的罗马时代，罗马人与希腊人相同，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区分为“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不过罗马人对于包含于“未知”的中国已掌握某种程度的信息，西元二世纪托勒密王朝时的地图已经画出中国。但当时的人似乎不认为这些未知世界会对已知世界造成重要影响。

西元一世纪时，住在埃及的希腊人曾撰写《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此书内容为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的航海指南与海上贸易，其中也曾提及中国：“有座内陆大都名为Thinai，Seres的羊毛、丝、纺织物由此经陆路从巴库图拉（Bactra）运往婆楼割车（Barygaza），也经由恒河运往利迈里”（村川坚太郎译注，中公文库），Thinai与Seres所指即是中国，但在本书不过是丝与羊毛的产地。

由以上叙述可知古代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对印度以东有多少程度的认知。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古代的认知经过日后的大航海时代，直到十九世纪，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仍具有影响。例如黑格尔（Hegel）在《历史哲学讲稿》便将亚洲区分为以下四个区域——①黄河、长江流域与中亚高地／②恒河、印度河峡谷／③阿姆河（Amudaryo）、锡尔河（Syr Darya）流域平原与波斯高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间平地／④尼罗河流域平原。

如此区分四个地区的构想，可以看出日后四大文明概念的影子，但为何欧洲知识分子会认定亚洲主要的历史与文化皆位于大河流域？理由是为了强调欧洲已经在大航海时代出入世界七大海域，而封闭停滞的亚洲则尚未出海。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一八五三年写给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书信有下列描述，仿佛为前述内容提供了佐证——若将撒哈拉沙漠（Sahara）至阿拉伯、波斯、印度、鞑靼之干燥地带视为一体，则欲在此干燥地带农耕，必须仰赖远超越个人的力量，由王者推动人工灌溉，专制君主制因此产生，进而造就四个大河文明。恩格斯将亚洲概括而论，使其成为与欧洲对峙的对象，不得不说其思考背景存在着欧洲的优越性、欧洲中心主义。

换言之，“亚洲四大地区”并非针对各个古代文明审慎进行发掘调查后而得到的概念，而是基于欧洲人传统的亚洲观而形成的概念。这种亚洲观的基础便是创建于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之架构。这种亚洲观、历史观强调的是欧洲自身的优越性，主张虽然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诞生于亚洲，但亚洲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落后地区，欧洲反而更优异先进。战后的日本，便是反过来利用欧洲人的亚洲观，利用“四大文明”这个充满魅力的词语对抗“欧洲中心史观”。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在前述背景下，为何黄河文明会特别受重视？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的发现与此关系甚大。他曾调查中国，并于一八七七年将中国到中亚的路径命名为今日知名的“丝绸之路”。他也发现中国系由秦岭山脉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并关注秦岭北侧黄河流域丰盛的小麦栽培，表示此处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中国主要古代遗址

这项见解直到二十世纪依然有效，美国农业经济学者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大地》作者赛珍珠的前夫）曾于一九二九年以后调查中国农业，找出稻作最北的界线。此地带年降水量八百毫米，年均温十五度，以北则定义为小麦地带，降水量更少、气温更低。这条稻作北界与今日中国的农业现况几乎一致。不过今日年降水量一千毫米等量线与秦岭山脉淮河的连线重叠，因此区分南北农业分布的界线称为“秦岭淮河线”。若说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于界北的小麦地带，这条北界则可有效巩固这项文明史观。换言之，若欲主张黄河文明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农业北界的存在是最便利的说词。

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颠覆了这项中国古代文明的定论。这座遗址位于低湿地带浙江省余姚市，当时大量发现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的碳化稻米，经分析确定，其中包含野生种与栽培种。另外出土许多炊事用的陶器，也知道当时的人会饲养猪只当家畜，同时也进行狩猎渔捞。尽管狩猎采集并行，研究人员仍证实河姆渡遗址于西元前六〇〇〇至五〇〇〇年左右已经从事稻作，干栏式住宅的发现则为此提供佐证。

由以上论述可知，北方的黄河文明与南方以稻作为中心的长江文明几乎出现于同一时期，又由于和姆渡遗址的发现，学界证实中国北方的麦作文化与南方的稻作文化在非常早期业已并存。

◎中国北部的橡树林文化

确认前述来龙去脉后，在此再次探讨古代中国文明，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明的多样性。这点不只是因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并存。学界已知，与此两者几乎同一时期，内蒙古东部至辽宁西部的辽河流域，也曾形成有别于黄河及长江的文化圈。

当地植被与东日本的橡树林带几乎相同，温带落叶阔叶树林广泛分布，有橡树、榉树、栗树、枫树、华东椴等。这种植被分布自中国东北部遍及朝鲜半岛、东日本，这些区域共通的文化以“橡树林文化”闻名，此系中尾佐助命名。

橡树林的一大特征是，其自然粮食生产力较南日本的照叶树林带强盛。橡树林生产的坚果类经过击碎烹煮即是营养价值高的粮食，干燥后也可作为储备食品。而且橡树林的树木不若照叶树林密生，阳光可照耀地面温暖草木，进而孕育以草木为食的鹿、兔等动物。除了这些山珍，如果还能捕获鲑鱼、鳟鱼、嘉鱼等，就能确保粮食丰沛无缺。东日本这种狩猎采集文化足以养育一定人口（由聚落数量及规模推测，以绳纹中期人口最多，约三十万人）。

东日本的绳纹文化也可称之为橡树林文化，至于属于农耕文化的弥生文化，之所以以九州北部为起点由照叶树林带开始发展，可能是因为粮食资源不如橡树林带丰富。相对的，因为东日本在自然界的粮食比西日本丰富，所以可以认定其无必要转型至稻作。另一方面，也基于其气候较西日本寒冷而认定当地无法从事稻作。可能是基于这两个原因，稻作文化才无法于短期间内北上。

如此审视可知，以农业开始时期的早晚衡量文化发展的程度，实在是过份单纯的文明史观。确保粮食的方法是农耕或狩猎采集渔捞并非重点，重要的是从人类生活的充实度评估粮食是否能保证有稳定长期的供应。

话题回归中国，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是辽河文明的指标性遗址，该文明属于橡树林文化，与东日本相似，于西元前六二〇〇至前五〇〇〇年兴盛。当地比日本略微寒冷，是落叶阔叶树与针叶树交杂的地带，但当时可能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当地生活形态为狩猎采集，但也已开始饲养猪只。聚落规模约二万平方公尺，约为东京巨蛋的一半，周围挖有壕沟，其环壕聚落内约有七十户竖穴居。此文化圈亦出土中国最古老的玉器楔形耳饰及手捏陶器，可见其狩猎采集渔捞文化充实度之高。

辽河文明显示中国古代文明多样性之一环，以下将以此为前提讨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

◎黄河文明

黄河文明为一文化总称，指称黄河中游流域昌隆数千年的几个文化。黄河文明前半段的代表文化为仰韶文化（西元前五〇〇〇～前三〇〇〇年左右），系由瑞典研究人员于一九二一年在河南省仰韶村发现彩色陶器而证实。

知名的陕西省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皆属于仰韶文化。各聚落散布于这些遗址，其中也有二百人规模的聚落，周围筑有壕沟，壕沟内有中央广场，竖穴居便环绕广场而建。此处耕作以小米为主，但也种植小麦与稻米，并饲养猪、牛、绵羊等，也有人指出可能曾经养蚕。此外，狩猎采集也与上述农耕行为并行。

仰韶文化因彩纹陶器而闻名，这些陶器为白、黑、红等色调，画有动物、人脸、几何图样，学者认为并非用于炊事，可能是用于埋葬幼儿的陶器制棺材。

这些彩色陶器的制作过程虽然未使用陶轮，但到了黄河文明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西元前三〇〇〇～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出现使用陶轮制作的精致陶器。该陶器为高温烧制的灰陶或黑陶，上面有细微的装饰。由于使用陶轮，人们开始大量生产，器形也开始多采多姿。除了陶器，也曾发现石刀等石器及骨角器、翡翠，晚期更曾出现青铜器。

到了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近似于都市的大规模聚落。虽然房舍依然以竖穴居为主流，但平均每户空间变大，其中更有形式相同、排列整齐、周围基地充足的聚落。农业比之仰韶文化时代也有更高阶层的发展，除了开始栽培稻米，也从事畜牧、养蚕、染织。当时的人也会利用动物肩胛骨做占卜，原始宗教可能已经开始萌芽。

◎长江文明

另一方面，以稻作为主的长江文明也曾发现许多遗址，其中以长江中游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西元前三〇〇〇～前二五〇〇年左右）、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前三三〇〇～前二二〇〇年左右）时代为全盛期。

前面已经提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栽培种稻米让世人知道长江流域的存在，而水田则是在西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于长江流域出现。以往的稻作只是在沼泽地种植稻米，但到了这个时期，人们开始筑田埂蓄水，并设置取水及排水用的水口。当时每块水田面积仅约一张榻榻米大，栽培效率并不高，但相较于旧有的自然栽培，收获量仍有大幅增长。

拥有这种水田的聚落规模逐渐扩大，长江流域后来开始出现直径三百公尺以上的聚落，其周围设有壕沟与土垒。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更出现超过五百人的大聚落。到了这个阶段，聚落开始转型，由以长老为尊的、血缘性联系的团体，转变为政治性、宗教性联系的团体，开始由首长级的人物统领众人。

此阶段另一项特征，是以往的狩猎工具有大幅改良。除了箭镞变大等变化，也曾出土带有伤痕的人骨，表示杀伤人类的武器已经问世。这点明显道出，聚落间的纷争曾演变为战斗，而当时聚落的环壕也变得更深，土垒变得更高。后来更出现巨大城郭聚落，周围设有高六至八公尺的城墙，有些例子的居民达数千人。

这种巨大聚落周边特定距离内有中小型卫星聚落，巨大聚落位居统帅地位，中小聚落周边则有不具防御设施的小团体，约由五至十个家族构成。以上团体很可能在当时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稻作与玉器的良渚文化

促使前述聚落规模扩大的动力，自然是稻作发展。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晚期，良渚文化因为密集农业使聚落规模发展至近似于都市。

良渚文化是长江文明的代表例，其遗址系于一九三〇年代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外发现，其亮眼的稻作发展令人注目——当地发现的稻颖尺寸相当于今日的栽培种。农耕器具方面，收割稻米用的石镰刀已经普及，也曾使用一种特殊道具，可将水田的泥土翻搅揉合。此地原本经常食用野鹿等野生动物，但到了这个文化期，食用动物以猪只占压倒性之多。猪只每年生产两次，因此容易增加数量，适于稳定确保动物性蛋白质。这种豢养猪只的密集农业在当时有很显著的发展。

再将焦点转移至遗址群，最受注目的是莫角山遗址，建设于多达三十公顷的巨大基座。当地很有可能曾经宫殿林立，为了大兴土木而动用众多农民。这点也道出，当时已经确立相当程度的社会身分阶层。

祭坛或坟墓曾出土象征权威或富贵的大型玉器饰品、祭祀用具、仪式用武器等，其中祭祀用具玉琮为高五十公分以下的角柱体。其内部为垂直圆筒状掏空结构，圆形象征天空，人们相信天地之神存在其间。环绕天空的四角形代表大地，象征人间。由此可知，玉琮是天地合一的象征。持有玉琮者主宰地上，也是能与天神沟通的人，是巫师般的存在，金字塔型社会多半于此时成形，巫师位居祭政合一之颠。至于坟墓出土的圆盘形玉璧则象征万贯财富，或者象征日月，推定是能彰显社会阶级的产物。

这些玉器大量出土的坟丘墓是聚落统治者的坟墓，与陪葬品较寒酸的一般坟墓形成对比。良渚遗址这般大聚落制作的玉器，在其他小规模遗址也曾出土，显示大聚落的统治者曾授与小聚落统治者玉器，聚落间拥有主从关系。

玉琮　是良渚居民用以祭祀神祇祖先的重要礼器。高15.7公分，上宽7公分，下宽6.6公分。

良渚于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开始衰退，以往认为主因是洪水。然而衰退的主因不仅如此。虽然密集农业带来荣景，人口随之增加却也对环境增加负担，加上统治者予取予求、战争不休也可能是原因，诸多因素恰逢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动，结果导致衰退。

进入衰退期后，以往良渚大量豢养的猪只极端减少，狩猎或渔捞所得的粮食消费量增加。换言之，当地超标的农耕导致土地过度负荷，因此被迫减产，由农耕回归狩猎采集社会。之后又耗费千年以上岁月才再度走向繁荣。

经过这番兴衰，夏、商终于崛起，中国遂进入王朝时代。

美洲大陆的文明

◎安地斯文明

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从西班牙帕洛斯（Palos）港出航。他坚信只要横越大西洋必定能够抵达印度，不断向西航海，出航两个月以后的某日终于抵达某座岛屿。这座岛是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隶属于西印度群岛。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移居南美大陆，并在当地见到完全异于欧洲的文化——印加帝国。他们也在此时邂逅中美的马雅文明及阿兹特克王国（Aztec），但最感震撼的是印加帝国。

印加帝国前身是库斯科（Cuzco）王国，这个帝国极其短命，存续其间为十五世纪中期至一五三三年，大约短短一百年以内，就被西班牙的征服者消灭。然而印加帝国领地之广是全球屈指可数，这个大帝国的统治领域北至今日厄瓜多尔尔（Ecuador），南至玻利维亚（Bolivia）、智利、阿根廷的局部。

南美大陆的古代文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可以孕育出印加帝国这般不可思议的帝国？精致的石砌建筑、南北五千公里以上的道路网、治国体制能有效率的统治广大领土，种种成就令欧洲人惊叹不已。该文明的样貌比之欧洲，乃至欧亚大陆截然不同，它是如何诞生，如何发展？为了找寻线索解答这一切，在此且将重点转移，将时光从印加帝国往前倒转一千年以上，探讨古代安地斯文明。

欲探讨安地斯文明，必须先理解安地斯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因此先根据秘鲁地理学者哈维尔．浦尔加．维达尔（Javier Pulgar Vidal）进行的考察及分类，以中央安地斯地带（今秘鲁共和国与玻利维亚共和国北部）为中心，概观其自然环境。“环境决定说”认为，文明文化系由环境条件决定其类型。但在此必须先声明，笔者无意根据此观点进行考察。之所以提及自然环境，是认为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在世界上具有特异之处，这点对于安地斯文明的发展、拓展有很深的关连。

安地斯山脉位于南美大陆西侧，亦即太平洋侧，由标高六千公尺等级的高山形成，南北距离极其遥远，约绵延七千五百公里。此地区名为中央安地斯山脉，可分为三个区域——安地斯海岸地带，属于干燥的沙漠地带；另有山峦绵延的安地斯山岳地带，以及山岳地带东侧相当于亚马逊源流地区的安地斯热带雨林地带。

中央安地斯的主要古代遗址

在这三个区域中，属于干燥沙漠地带的安地斯海岸地带可说是地球上特别罕见的环境。若要特别举一类似例子，则以北非撒哈拉沙漠较为相似，但安地斯海岸地带之所以是干燥地带，原因是流经近海的秘鲁凉流影响。秘鲁凉流全年低温，因此水分蒸发少，结果使海岸区域干燥。这种现象与日本列岛日本海侧完全相反。在日本海，由于黑潮分出温暖的对马海流进入日本海，新潟或富山等日本海侧降水量多，例如富山县年降水量便超过二千毫米。另一方面，秘鲁首都利马（Lima）面对海岸，年降水量却仅十毫米多。

秘鲁近海水产资源丰富，其东南太平洋渔场，与日本周边的西北太平洋渔场、挪威近海的东北大西洋等，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渔场。就今日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的数据而言，秘鲁渔获量一千零七十万吨，仅次于世界第一的中国（一千七百万吨）。

大渔场的存在与文明发展有密切关连。以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时为例，距今约五百年前，当时维京人（Vikings）已经抵达加拿大。这件事实显示维京人曾为寻求丰富的水产资源而前进加拿大近海的渔场，不过古代文明与渔场的关系尚有许多不解之处。但可推测，秘鲁近海丰饶的渔场使得人们得以在安地斯海岸地带定居，而在安地斯海岸地带捕获的鱼也曾被稍微偏内陆的丘陵地带的人们食用。

圣婴现象是本地区另一个不容忽略的自然环境因素。秘鲁近海位于赤道正下方，一旦海流北上的力道减弱，赤道逆流南下力道会比平常更强劲。同时水温较高的赤道逆流会散发大量水蒸气形成积云，对干燥沙漠地带造成强烈豪雨。这点有时会造成洪水导致生态系统改变，营养丰富的土壤被冲刷，农业生产力也因此下降。这种现象亦从史前时代持续至今，是本地区特殊的自然现象之一。

◎安地斯文明的特异性

由海岸区域进入内陆地区即是安地斯山岳地带，当地可分为安地斯山脉东山系、西山系、中央山系局部，共三块区域。

安地斯山岳地带的气候风土随着标高不同有显著差异。邻近沿岸地带有标高五百公尺的山谷。此山谷两侧为陡坡干燥地带，但谷底可耕作，除种植帕凯果（Linga feuellei）芭乐、秘鲁释迦、酪梨等果树，也栽培地瓜、树薯、辣椒，甚至古柯树等经济作物。

由此地往上爬，达到标高二千三百公尺以上，年降水量则增为二百五十～五百毫米，平均气温则较低，约十一至十五度。此区称为克丘亚（Quechua）地带，今日秘鲁等国的大都市散见于此。安地斯最重要的农作物玉米及豆类在此广为栽培。继续往上爬，到达标高三千五百至四千公尺的寒冷地带，年降水量为八百毫米，平均气温一至七度。但当地仍栽培高地性根茎类、俗称“ulluco”的落葵科植物、俗称“oca”的酢浆草科植物等。

秘鲁中部至南部，标高四千至四千八百公尺地带有平缓的高原。达到这般高度后，农作物仅耐寒性根茎类可发育，人们也饲养骆驼科的大羊驼或羊驼，可运用其兽力或供应食用。标高再往上攀升则达到积雪地带，人类无法在此定居。标高经过这般阶段性变化，越过安地斯山岳地带以后，便抵达山峰对面的东部斜坡。从斜坡下山可抵达亚马逊河源流地区——安地斯热带雨林地带。

安地斯的环境区分　根据关雄二《世界的考古学①：安地斯的考古学》（同成社，1997年）绘制。

中央安地斯地带有上述自然环境，自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正式开始农业与畜牧，此时期以后可说是安地斯文明的成形期。

以往认为安地斯文明始于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因为旧有观点认为文明成形期需符合①源自农耕的定居、②祭祀建筑物出现、③陶器出现，共三项要素；安地斯则约于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前兼具此三项。然而学者逐渐证实，约在陶器出现时期之前七百年，亦即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已经打开农耕定居，祭祀用建筑物也已经出现。有鉴于此，持续调查研究安地斯文明半世纪以上的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将成形期的开始定为前二五〇〇年左右，本书亦将以此为前提延续探讨。

安地斯文明值得注目的不仅是成形期的开始年代，农耕定居与祭祀建筑物几乎同时出现，更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这点显然有别于欧亚大陆的文明形成模式。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先有农耕定居，农产品随着农耕发产而产生盈余，然后祭祀建筑物等宗教设施问世。然而安地斯文明在农耕定居刚开始的阶段、人们不见得能勉强煳口的阶段，就已经出现宗教设施。这点正是安地斯文明最大的特征。以下将以具备这种特征的古代安地斯遗址为例，继续深入探讨。

◎近年受关注的卡拉尔遗址

卡拉尔（Caral）遗址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遗址，这座巨大遗址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北方约二百公里处，当地是秘鲁中央海岸一座谷地，名为苏佩（Supe）。最初发现于一九四八年，但之后未经历详细学术调查，直到最近才再次打开科学性的发掘调查。今日经由碳十四定年法等量测得知，此遗址年代约为西元前二六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

西元前二六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在安地斯文明的时代区分属于“成形期”。安地斯史前学过去曾由美国研究人员主导时代区分，提议借由陶器特征创建陶器编年。但后来的批判认为，陶器变迁与社会发展或文明拓展不见得一致，新的想法认为应该根据各个时代做综合性的考量。基于此一观点，今日秘鲁普遍使用的时代区分为石期、古期、成形期、地方发展期、瓦里（Huari）期、地方王国期、印加期。

另一方面，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则提出另一种观点，将安地斯文明中，意义重大的神殿改建时代（此谓“神殿更新”；后述）定义为“成形期”，并努力建构此时代的概念。根据此观点，成形期长达西元前二五〇〇至前五〇年左右，可分类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末期。

根据该调查团的时代区分，卡拉尔遗址属于成形期早期至前期的遗址。在此曾发现许多祭祀用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集中于约六十公顷宽的区域。此规模几乎媲美拿波里近郊的古代都市庞贝城墙内围面积；当时的庞贝约有一万五千人口。

众多建筑物中，通称“大金字塔”的建筑物规模特别庞大。此系圆形神殿与阶梯金字塔组成之建筑物，面积约二点五平方公尺，高度近三十公尺。除此还发现八座金字塔，以及当地通称“圆形竞技场”的圆形神殿与祭坛组成的复合式祭祀用建筑及房舍遗址。这些大规模建筑物属于成形期前期，很难想像石器时代刚结束不久后，就能达到这般规模。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关雄二长年参与当地调查，并指出若无成形期中期的社会成熟度，恐怕无法达到这般规模。

卡拉尔遗址未发现陶器。学界认为安地斯的陶器系于西元前一八〇〇年以后开始制作，这点使此遗址的推定年代更添一分可信度。另外，出土遗物中，在陶器于西元前一八〇〇年问世前，完全没有类似武器的器具，这点也是值得关注的特征。

这点显示该时代不曾发生战争或武力斗争，也或许是因为没有战争，当时的人才能将一切精力与生产倾注于自己的生活及祭祀设施。巨大宗教设施可能也是基于这种背景才有机会问世，不过目前仍有许多不明之处，一切有待今后调查结果解释。

◎农业由高地转向海岸

诚如前述，安地斯文明兴起地区并非特别利于农业生产之地，甚至该说是农业条件非常严苛的地区。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依然不乏安地斯原产的蔬果，自古即栽培玉米、土豆、地瓜、四季豆、辣椒、花生等。

这些作物的特征是，大多由湿润的高地开始栽培，之后才扩及干燥的海岸地带。关雄二曾比较古代安地斯栽培植物于高地及海岸地带出现的时期。根据其比较，玉米于西元前五六〇〇年以后在高地出现，而海岸地带则为前一八〇〇年，两者差距极大。至于四季豆，高地为前八六〇〇至前八〇〇〇年，海岸地带则约为前二五〇〇至前一八〇〇年。其他如皇帝豆、南瓜、辣椒等等，尽管出现时期各不相同，但都是高地较早栽培，海岸地带较晚。

基于前述因素可知，安地斯文明的孕育之地并非海岸地带，而是内陆的山岳地带。关雄二对于植物栽培的拓展曾提到一项有趣的理论。在介绍该理论前，且先简单认识以往对于农业起源的观点。

约在半世纪以前，人们大致认为农业系基于下述历程开始。

首先最重要的，是必须对种子生长发育的过程有认知，也要明白其发育后的东西可以当作粮食。接着必须明白，植物之所以发育是因为先有种子，并透过反复播种选择对人类而言发育最优良的种子，将野生种改良为栽培种，加以耕作。学界以往认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便在短期间内达成以上历程。

肯定这项历程的考古学者提出“环境决定论”，例如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便主张“绿洲理论”——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般人类、植物、动物群聚的场所比喻为绿洲，认为人类在这种地方对动植物的观察愈发深刻，因此得以耕种谷物，家畜的饲养也顺势开始。

另一方面，人类在冰河时期以大型哺乳类动物为主要粮食，后来则逐渐“狩猎采集”小型动物与植物。换言之，由于“狩猎采集”使得取得粮食的范畴扩大，因此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主张“广谱理论”（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theory）。这种扩大倾向至今仍受肯定，但在以色列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西南湖岸发现欧哈罗二号址（Ohalo II）后，种种发掘逐渐证实，扩大光谱理论所指并非冰河时期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亦即并非指一万二千年前至八千年前，而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业已缓缓开始。

柴尔德以后的研究逐渐证实，当时不仅是植物由野生种转变为栽培种，人类的生活形式也转变为顺应栽培植物的型态。该变化即是起于“绿洲理论”的定居现象，但今日并非站在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思考，而是认为人类是为了栽培植物而适切转变生活形式。

栽培植物的出现时期　秘鲁海岸地带与山岳地带之比较。

至于关雄二曾经提到理论如下。

该理论为肯特．弗兰纳里对于美索不达米亚栽培植物的主张，说明不同环境孕育的栽培植物会因为人类团体间的交换而移动。这种结果使得植物的存在位置可能有别于旧有环境，可能因此更加茂盛。换言之，植物可能因为环境遽变而遇见更适合生长的场所。这无非是幸运的产物，栽培植物就是在这种偶然之下增加产量，为人类带来益处。弗兰纳里的学说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曾经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

◎种子移动带来的发现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林区（Thomas Lynch）基于此学说认为，安地斯并非经历作物交换，而是因为人类及动物移动使得植物种子偶然被带到其他地区，结果引出该植物成为栽培作物的潜力。安地斯的高低落差剧烈，各地区环境差异甚大。也因此，学者推定植物有许多机会变貌，转化为栽培作物，而人们也可能在高低有差、环境有别的空间移动维生。可能是在这种生活中，他们察觉植物的变化，开始栽培植物。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家畜动物可能也对植物栽培的实现有所贡献。安地斯的高地自古饲养骆驼科动物，这种家畜动物的粪便使得饲育区域的土地肥沃，植物的生长环境也可能因此变化，促进植物栽培化。举例而言，当地原有的野生种土豆，有可能因为家畜动物的粪便而突然茂盛，成为栽培作物。换言之，人类的行为可能扰乱自然生态系统，使得某种植物的生长环境改变，让该植物成为栽培种。

另一方面，安地斯南部无人饲养骆驼科动物，中央安地斯的高地却能饲养。有研究人员指出，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因为人类在饲养动物之际，适应寒冷地区的植物也在同一时期转为栽培植物。亦即家畜动物的粪便促进植物栽培，收成效率变好的作物又推动家畜动物的饲育，两者形成加乘效应。

不过当地毕竟是高地，虽然可栽培作物，收获量毕竟有极限，相较于平地的农地，可能在少许产量便达饱和状态。但或许也因此，人类与栽培植物、家畜动物稳定协调的状态得以长久持续。相较于推动人工灌溉的美索不达米亚，虽然其农业密集度低，却能持续稳定经营，人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有机会建造大规模神殿。

◎科托什遗址的“神殿更新”

科托什（Kotosh）遗址位于中央安地斯北部，山脉东斜面海拔一千九百五十公尺处，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曾自一九六〇年代起调查此遗址。在此，根据该调查团的发掘成果讲述此遗址的特色。

科托什遗址首先令人注目的，是九公尺见方，几乎呈正四边形的公共建筑物。其墙面为叠石敷泥墙，表面涂有质地良好的泥土。墙壁内侧有大大小小的壁龛，地面中央部位较低陷，其中央设有火炉。附设壁龛的墙面曾发现两具双手交错的浮雕。由这些发现可知，该建筑物并非一般住宅，而是祭祀用的建筑。

在“双手交错的神殿”所在地层完全无陶器出土。神殿往往受到用心清扫，因此不乏无陶器出土的情形。而在这一带有未见陶器的地层，可见此建筑系于陶器时代以前建造，年代约为西元前二五〇〇年。

更引人玩味的是，在该遗址发现的建筑遗址中，有数个遗址看似为相同的神殿。亦即当时的人曾将一座建筑物完全或部分摧毁，在其内部填入大量土石将之掩埋后，再于其上新建几乎相同结构的建筑物。这表示当时的人曾经每隔一段时间重建建筑，此现象称为“神殿更新”。

“双手交错的神殿”之发现，系于一九六〇年代前半段在美利坚合众国发表，以往学界认为查文文化（Chavín culture）是安地斯最古老的文化，但在该神殿公开后，陶器时代之前的文化随之浮上台面。其他几处遗址也陆续发现同时代的祭祀用建筑物，安地斯先陶文化的存在因此毋庸置疑。

科托什遗址的“双手交错的神殿”　图为神殿墙面的浮雕，看似一双交错的手。

先陶时代，亦即成形期早期的祭祀用建筑物的发现，是颠覆旧有文明史观的重要发现。因为这与欧亚大陆文明变迁的模式不同，诚如前述，欧亚大陆是先有农耕定居，然后制作陶器，后来农产品有盈余，宗教设施随之出现。这种变迁对于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而言，实在是简单易懂的模型。但在安地斯，宗教设施诞生的时代，不曾发现明显用于储备农产品盈余的设施，甚至连陶器也还没出现。这种文明发展，可说是正面向旧有的唯物论式演化概念提出挑战。

有道是“衣食足而知礼节”，但在安地斯却与旧有的文明史观相反，简直可用“礼节足而知衣食”比喻。然而会有这样的感受，也证明了我们向来习惯接受制式化文明史观的说法。

◎窟图尔．瓦席遗址的千年祭祀

窟图尔．瓦席（Kuntur Wasi）遗址位于秘鲁北部安地斯山脉西斜面，标高二千三百公尺的山中。从远处望去像是自然丘陵的地方，其实是人造台地，四方为加工后的巨石堆叠而成的围墙。台地顶端平坦，约为宽一百公尺，长一百四十公尺的基座，从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开始曾数度建设石造神殿，祭祀活动持续约一千年。

这段大约千年的时间，可以根据神殿变化等因素分为四期。首先是神殿最初建设的期间，可追溯至成形期中期，人们整顿山地，将泥土打得紧实，于其上涂抹白土，最后再施加一层较薄的涂层。由于此时代的神殿已因后代建筑而被破坏、掩埋，无法详细探究其全貌。但至少已知，神殿地面及墙壁曾有重建，神殿更新在此阶段已经开始。

第二期为成形期中期后半，亦即西元前八〇〇年左右，先前的神殿已经被掩埋殆尽，四方以巨石堆起三层石墙，高约十二公尺，东北面建有宽十一公尺的阶梯。平缓的台地顶部设有基座、方形及圆形两种半地下式广场，其地下设有石造排水沟。中央广场的阶梯设置美洲豹头部浮雕，各处也设有大小不一的雕刻。

这座中央神殿地下埋葬数人，也曾发现金制品等豪华陪葬品，可能是在神殿建设期间，地位崇高的人物被当作祭品献出。

第三期是成形期后期，西元前五〇〇～前二五〇年左右，第二期的神殿于此时期传承，并设置新的神殿、广场、石阶。第四期是成形期末期，西元前二五〇～前五〇年左右。在这个时期，神殿不再受大规模破坏或更新，一部分更被用于居住。但神殿最后被弃置不顾，神殿与基座所在的人工土丘最后因风化成为自然土丘般的地貌。

第四期被破坏的神殿属于第三期建造的神殿，其下同样有第三期的神殿，而且至少经历两次大规模改建。改建方法基本上系将旧有神殿埋入地下，再于其上建筑新的神殿，可见是名符其实的神殿更新。

窟图尔．瓦席遗址　中央广场阶梯雕刻的美洲豹头。

一九八九年，中央基座下方发现成形期后期后半的坟墓，有黄金制冠冕、鼻饰、耳饰等装饰品出土。这些装饰品皆大而华美，已证实是西元前七〇〇年左右制造，是秘鲁最古老的黄金工艺品。其他坟墓也发现许多黄金装饰品，有美洲豹头部造型的精巧首饰，尺寸不到两公分、宽筒状首饰、耳饰、拔毛夹等共一百八十二件出土。

由以上发掘成果可知，窟图尔．瓦席遗址约于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至前二五〇年曾进行神殿更新。虽然一切仍有不明朗之处，但可以发现，神殿更新进入第三期便不若第二期活络，豪华的装饰品却于此时登场。换言之，神殿更新曾于成形期中期与后期发生变化，到了末期更是停止神殿更新，可见以往延续至此的成形期文化日渐衰退。

◎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

至此已经根据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的资料进行一番探讨。该调查团开始至今仅五十年，之所以以其成果为根据，有消极的理由与积极的理由。

先说明消极的理由。就美洲而言，南北美洲与中部美洲全境可发现许多古代文明的足迹，但相较于欧亚大陆调查研究的累积，不同遗址间调查的累积尚有落差，不得不承认，要以同样精准度掌握各遗址确实困难。以中部美洲的马雅文明为例，该文明具备一般古代文明的要素，如石造建筑、都市、文字、历法。因此光就中部美洲而言，可概观性的了解石造建筑于何时出现、都市于何时诞生、文字于何时普及等。

相对的，安地斯文明如前所述，从海岸地区到海拔较高的山岳地带之间，地区间的气候风土差异及文化差异非常大。因此该地区不若马雅文明，很难写出概括地区整体的通史。尽管至今已发现各式各样的遗址与考古遗物，现阶段仍无法导出纵贯安地斯文明整体的历史层序。

再看积极的理由，是因为安地斯文明的调查资料庞大，精准度落差甚大，因此必须仰赖精准度具一定水准以上的调查资料。就这点而言，东京大学调查团的资料具有充分的可信度。

该调查团由我国在战后重新出发的人文学者成立，其诞生幕后有个远大的构想，在昭和三〇年代（一九五五～一九六四年）初期便试图从全球观点展开调查研究。其核心主题为探究“新旧大陆农耕文化之始”，核心成员有东洋史的江上波夫、文化人类学的石田英一郎、泉靖一等人。就今日观点而言，“新旧大陆”是个略显粗鲁的造词，海外并不存在这样的词语。但就造词层面而言，这是个优异的词汇，一般福斯也很容易理解其研究对象，成功博取社会福斯的关注。组织性的调查研究在日本难以持续，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却能在五十年来持续调查研究，与前述背景关系很深。

安地斯文明的各种调查研究至今仍无法超越片段性的成果，或许会有读者对此感到不满。但您可曾想过，为何人类可以远在印加帝国出现以前，在国家成立以前的阶段，就建构出那样的文明，而且还是在非常严苛的自然环境之中？若将焦点放在这里，东京大学调查团以往验证的资料将显得非常贵重。今后更有可能从以往累积的局部地区资料进行演绎，促使安地斯文明的其他真相浮出台面。

基于前述背景，笔者在此略陈对安地斯文明的见解。为何安地斯在尚未取得农产品盈余的早期阶段，就能建设大规模神殿？又为何要反复进行“神殿更新”？

可能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其生产活动与精神支柱的有形化（建设神殿）是一致的行为。换言之，也许在他们的生活中，农耕与创建神殿总是拥有紧密的关连，两者都是不可或缺、一体化的行为。

安地斯是自然环境非常严峻的地区，人口本就难以稠密化，农业收获量也有极限，可能是因为这项主因，使当地文明的拓展有别于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值得关注的是，安地斯文明出现的神殿，无论规模或豪华程度，或者陪葬品的丰富，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完全不显逊色。

换言之，具纪念意义的宗教建筑，其豪华程度与经济丰饶度不一定成正比，世人也不该只关注神殿。论及安地斯文明，其生产活动与神殿建设是一体两面，同样应该有概括性的认识。若从这种观点出发，无论欧亚大陆的苏美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的史前文明等等，其人类生产活动与精神支柱的有形化，或许都有必要再次通盘检讨。

◎文化人类学的贡献

以往我们依循一条单纯的脉络考察文明，如今已能对此反省。在安地斯文明等美洲大陆的文明研究中，文化人类学功不可没，少了这门新学问的贡献，就无法谈论其研究史。文化人类学在对无文字文明的解析上能发挥其有效性，对这门学问而言，美洲的古代文明是绝佳的研究领域。

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田野科学，其研究方法包括李维史陀曾进行的生态观察，属于社会学的方法，也包括考古学式的发掘调查。另有一种方法称为“同行评审（ Peer review，由同行专家进行验证、评估）”，亦即以前述两种方法之一为主轴，透过另一种方法检验另一方法的成果；这种方法可将内在的翻新化为研究的原动力。正因为文化人类学诞生至今未满一世纪，是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才能拥有这种验证体系，得与既有的人文科学学术画出一线之隔。

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仍蕴含着几股新的潜力，其中之一是文化人类学基于达尔文演化论而发展的演化主义。这也称为古典演化主义或古典演化论，是一种收集调查资料的方法，方法背后的主张认为地球上各种社会现象或文明变迁具有共通的发展过程。这点之所以得到稳固的支持，可能是因为现代人的知识受到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于是在探讨文明之际，也容易对演化论式的说明有好感。

然而演化论虽能从统合主义或全体主义整体掌握文明或文化，却欠缺要素还原主义或个别主义般的敏锐分析。也因此，新的方法论浮上台面，试着维持演化主义的优点，同时弥补其缺陷。有的方法论利用动物生态学的方法关注自然环境与技术的差异，试图厘清文明或文化多样的变迁，有的方法论则从人类行动的最小要素——能量消费量着手，试图厘清技术的进化过程，了解人类如何以更少的消费量取得更多成果。这些方法论称为“新演化主义”，但想厘清宗教等精神活动却有其极限，不足以探究这些在文明拓展历程的重要要素。

总而言之，文化人类学用以解析美洲大陆文明的研究方法，以及考古学家用以解析欧亚大陆文明的固有研究方法虽然都是方法论，但对于方法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很有可能为安地斯文明及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之解析结果带来很大的差异。

换言之，应用于安地斯文明研究的方法论，虽然在该领域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若应用于欧亚大陆古代文明，则以往累积的丰富资料会阻碍该方法论之应用。各个文明累积的资料多寡，或许都会反映在文明形象成形之际的差异上。

今后，我们必须重新将世界各国的古代文明放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较检讨。然后将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文明。笔者也希望能投入这项工作，非常期待结果究竟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文明形象。对于古代文明的探索，这种尝试应该是很重要的，或许能够促使新的真相浮出台面。

安地斯文明为我们带来这种新认知，就这点而言，可说是给现代人带来重要的转机。

1. 关于“トランス．エラム文明”（Trans-Elam）一词是一九八六年由学者P. Amiet 所创的伊朗考古学专有名词。

第五章古代地中海文明

帕德嫩神庙神殿　现存至今最重要的古典希腊时代建筑物，公认是多立克柱式发展的顶端；雕像装饰更是古希腊艺术的顶点，此外也被尊为古希腊与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

爱琴海的都市文明

◎流向现代文明的伏流

希腊罗马文明有古代地中海文明之称，相较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文明或埃及文明是较晚进的古代文明。学界推定，希腊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主要为西亚、特别是黎凡特地区的移居者带来的文化，尔后的文明之形成或拓展，也可明显看出曾受安那托利亚、埃及、腓尼基（Phoenicia）影响。但自从西元前七世纪左右，希腊文明便开始展现独有的特征，后来确立古代世界极其罕见的民主主义，同时也确立古典美术的样式，至今仍是美术的标准规范。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不仅限于地中海世界，影响力也曾触及印度。

伊特鲁里亚文明有希腊文明最优秀弟子之称，系于西元前七世纪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绽放。罗马受其影响，并建构出独有的国家体制；它将希腊文明当成是繁荣与奢华的表征加以吸纳，并孕育出遍及地中海世界的标准文明。此文明长久主宰地中海世界，直到基督教文明昌隆为止。虽然基督教文明不若希腊文明富有创造力，它的简单易懂及普遍性却使得人人得以参与。不过罗马文明并非单纯被基督教文明取代，而是渗透其中，变化了外貌存活下去，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代犹如一股伏流喷出地面，并在这次露面后一路传承至现代。

在各种古代文明之中，古代地中海文明最近似于现代文明。以下将追溯此文明，借以思考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特质。

◎初期农耕文化

所谓古代希腊世界，系指巴尔干半岛最南端，以及由此继续往南延伸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s），还有大约囊括三千座岛屿的爱琴海。至于为今日希腊共和国一部分的马其顿地区（有别于一九九一年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在不同的时代下，有时属于希腊的一部分，有时则被排除在外。

此地的新石器时代于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开始，二粒小麦或大麦的栽培、山羊或绵羊的饲育几乎同时出现。关于希腊初期农耕的起步，有传播说及接纳说两种说法，前者主张农耕文化系由黎凡特地区的移居者传入，后者则认为系居住于希腊的原住民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而接纳农耕文化。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戈利斯地区的法兰克堤遗址中，研究显示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麦、大麦，以及饲养绵羊与山羊这一农耕组合在当地的出现是毫无前兆的。这种组合是在黎凡特，历经数千年时间的长期试误后形成的结果，可说是加强了传播说的论点。人工栽培作物的耕作与家畜饲养的组合不仅出现于阿尔戈利斯地区，也几乎在同一时代出现于色萨利（Thessaly）地区及马其顿地区。

色萨利地区曾发现四百处以上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在在说明了初期农耕文化于希腊之普及是多么的早。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位于迪米尼（Dimini）与塞斯克洛（Sesklo），当地隶属于佛洛斯（Volos）的近郊，佛洛斯则紧邻帕加赛提克湾（Pagasetic Gulf）。

迪米尼位于佛洛斯西方约七公里处，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代上半叶的聚落遗址。此遗址已可见到以丘陵为中心而建设的聚落，这种聚落在日后的希腊文明益发显著。五重同心圆状的墙壁以丘陵为中心环绕其周围。此为防御用的墙壁，但厚度仅六十至一百四十公分，系以当地采集的土石堆砌而成，构造简朴，至于其防御功能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这些同心圆墙壁，墙与墙之间仅五公尺间隔，居所就建设于墙与墙之间的狭小空间内。好比日后的希腊文明会在山丘建设卫城（Acropolis）及神殿，此时山丘之颠则建有平面长方形的建筑——左右墙壁向内突出，其间有两根柱子，向内则衔接两间矩形房间。这种建筑可能是迈锡尼（Mycenaean）时代的宫殿式建筑迈加隆（Megaron）最早期的建筑范例。

色萨利地区有皮尼奥斯河、艾尼普司河等河川，又如希罗多德所述，曾有肥沃平原，湖沼四散分布，环境条件适于农耕文化普及。来自黎凡特的移居者，或许也是相中这片适于农耕的土地，因而在此扎根吧！色萨利地区出土的土偶及彩陶与安那托利亚的产物非常类似。这点也可巩固移居者扎根说，亦即农耕文化传播说的理论。

◎青铜器时代与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

基克拉布布泽斯（Cycladic）群岛分布于爱琴海南部中央地带，其周围有希腊本土的阿提卡（Attica）地区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罗得岛（Rhodes），以及今土耳其西海岸地带的小亚细亚。提洛岛（Delos）对于爱奥尼亚（Ionia）人而言是阿波罗（Apollo）崇拜的圣地，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约有三十座岛屿，因分布于提洛岛周围（希腊语：kyklos），于是得名。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为奈克索斯岛（Naxos），但面积不过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其他岛屿也都是小岛。但因为每座岛屿各出产不同天然资源，所以需要互相交流，也因此得以发挥更高的潜力。

帕罗斯岛（Paros）与奈克索斯岛出产的大理石适合雕刻等美术品使用。奈克索斯岛还可开采研磨大理石所不可或缺的金刚砂。锡夫诺斯岛（Sifnos）可开采银或铅，奇司诺斯岛可开采铜。黑曜石为米洛斯岛（Milos）的特产，在这个时代所制作的刀具，功用胜过青铜器，早期便被出口至希腊本土。

希腊、爱琴海相关地图

在爱琴海各个岛屿拓展的文化，统称为爱琴海文明，根据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发掘调查及研究，已有精细的时代区分及编年。特别是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代初期开始，可与埃及的早王朝时期比较并确定其年代，约从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开始可完成更详细的编年。因此将爱琴海整体纳入考量，同时考察日后出现的希腊文明，是比较科学的作法，但本篇论述的主要目的为追溯希腊文明这项都市文明如何出现、如何拓展，因此爱琴海域的典型文化或文明仅做选择性的叙述。首先要谈的是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接着依序为迈诺安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迈锡尼文明，分别思考希腊文明与其有何关系。

◎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

在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当地人于坡地或石灰岩荒地栽培橄榄及葡萄，并在狭隘的土地种植谷物，海上交易是其唯一发展出路。其交易品为大理石、金银铜等矿物资源，交易对象为安那托利亚（小亚细亚）或希腊本土。值得一提的是安那托利亚，该地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在肥沃的土地农耕畜牧，由金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初期，金属器制造行为之盛非常惊人。另一方面，西边的希腊本土，于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独自的文化。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为安那托利亚与希腊两文化圈的桥梁，终究也孕育了本地独自的文化。

进入青铜器时代，受惠于矿物资源需求遽增，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打开活络的海上交易。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在初期阶段，比之特洛伊（Troy）文化，亦即爱琴海北部列斯伏斯岛（Lesbos）、利姆诺斯岛（Lemnos）、希俄斯岛（Chios）等岛屿文化并无太大差异。

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初期始于西元前三二〇〇年左右，结束于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大致上可区分为三期。第一期（西元前三二〇〇～前二七〇〇年左右）曾于奈克索斯岛的拉库杰斯、米洛斯岛的裴洛斯、帕罗斯岛的普拉席拉斯等坟场发现独具特征的遗物，因此有裴洛斯／拉库杰斯文化之称。当时的人于此时代曾在面临海岸的要冲之地设置简朴的小屋、形成聚落，尚无城墙等防御设施。因此可以认为，此时属于相对安稳的时代，没有来自海洋的入侵。第二期（西元前二七〇〇～前二三〇〇年左右）也称为克罗斯／锡罗斯文化，其聚落位于山丘顶部，城墙环绕于密集的房舍外围，其社会状况比第一期更需要防御设施。第三期（西元前二三〇〇～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也称为费拉科庇第一市（Phylakopi I culture）文化，聚落位于相对平坦的海岸附近，并未设置城墙。

以上为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初期的时代区分，帕罗斯岛及奈克索斯岛出土的大理石制石偶是其最显著的特征。石偶以质地优良的大理石细心磨制，洗练的型态即使以今日的眼光鉴赏，也是值得一看的美术品。大理石制石偶就史前美术而言具有卓越的完成度，可说是解析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的重要关键，但至今仍有许多谜团。

基克拉布布泽斯石偶之所以受到关注，起因是英国人席奥多．本特（Theodore Bent）于一八八四年在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之一安提帕罗斯岛（Antiparos）的发掘行动。当时约发掘出四十座坟墓，出土许多大理石制陪葬品，其中便包含石偶。本特的研究，系受德国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迈锡尼发掘所影响。他坚信迈锡尼文明既然为青铜器时代晚期，在此之前必定有青铜器文化早期，于是调查爱琴海域。相较于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克里特岛探索的迈诺安文化，本特的发现早了许多，但之后的研究进度并不顺遂。其中一因是，大理石石偶线条洗练、造型优美，因此在美术市场大受欢迎，结果盗墓猖獗。幸好在最近五十年来，已有相当的部分得到解明。

大理石制石偶　此类雕像具备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的特征，高度有10公分左右者，也可达1公尺以内。图中石偶高25.2公分，收藏于雅典基克拉布布迪艺术博物馆。

大理石制石偶可分为若干类型。新石器时代到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第一期，有许多小提琴型石偶遗留至今。其造型单纯，仅将大理石薄石板裁切制成，但细部诠释五花八门，或表面平滑毫无细部加工，或以浮雕呈现乳房。然而这些石偶基本上与安那托利亚出土的小提琴型塑像无太大差异，因此可推定系源自安那托利亚。

另一方面，普拉斯提拉斯型石偶属于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第一期，人体的细节有丰富的表现，展现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独自的造型特征。石偶双手置于胸下，每一根手指皆完整展现，也看得出乳头的突起、肚脐与性器的凹陷。石偶颈部甚长，头上有眼睛、鼻子、嘴巴，有些还有突起的耳朵。这些细节表现与几何学的人体比例，是基克拉布布泽斯石偶固有的要素。

奏乐者型石偶于初期基克拉布布泽斯文化第一期至第二期制作，表现出奏乐者坐在椅子上弹奏竖琴般的乐器。在此以前的石偶以正面观看为前提，属于平面性的构造，而奏乐者型的石偶是非常三维的构造。纵观基克拉布布泽斯石偶，奏乐者型属于突出的特例，出土例子也很有限，其问世原由仍有重大谜团。奏乐者型石偶以几何学式的架构呈现人体、乐器、椅子的组合，别具设计感，仿佛预见了二千年后兴盛的希腊美术。

基克拉布布泽斯石偶拥有优秀的外形，之后也孕育出各种型态，并于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代末期终结。目前学界尚未充分厘清其终结何以来得仓促，推测主因可能与迈诺安文明有关。此文明以克里特岛为中心，曾对基克拉布布泽斯造成影响。

◎克里特岛的迈诺安文明

克里特岛犹如爱琴海南端的一面闸门，东西长约二百五十公里，是爱琴海最大的岛。海拔两千四百五十六公尺的伊达山（Mount Ida）等山脉东西横贯，肥沃的盆地散见于山多平地少的内陆地区，沿岸地区也有相对宽广的平原，就爱琴海的岛屿而言，适于农耕的土地面积甚广。克里特岛自青铜器时代初期即拓展出独自的文化，其一系列文化称为克里特文明或迈诺安文明，在此以相对传统的迈诺安文明称之。

克里特岛于青铜器时代初期已拓展独有文化，人们会制造附有大型鸟喙状出水口的陶器（瓦西利基风格的“茶壶”）。西元前二三〇〇年后曾出现文化断绝的现象，希腊本土原有的聚落消灭，基克拉布布泽斯群岛不再出现埋藏大理石偶的坟墓，但克里特岛却没有这种衰退，以往的文化积累形成基石，岛上各地反而出现大规模的宫殿般建筑，迎向繁荣的时代。

有鉴于此，笔者谈论爱琴海文化时，整体上采用早期、中期、晚期三区分法，但关于迈诺安文明仍采用传统时代划分法，可分为前宫殿时代（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下半叶～前一九〇〇年左右）、古宫殿时代（西元前一九〇〇年左右～前一七〇〇年左右）、新宫殿时代（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前一四二五年左右）、最终宫殿时代（西元前一四二五年左右～前一一七〇年左右，或称迈锡尼时代）。

虽有前述的时代区分，但迈诺安文明的繁荣期间为西元前二七〇〇年左右至西元前一四五〇年左右，约一千三百年，之后逐渐被希腊本土诞生的迈锡尼文明吸收。迈诺安文明之所以能长期繁荣，是因为克里特岛适合小麦及果树栽培，也位于海上贸易的有利位置。早在前宫殿时代，岛屿东方便出现数座港都，与赛普勒斯（Cyprus）、埃及、叙利亚、安那托利亚等地往来交易，克里特岛制造的陶器及工艺品曾在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西方的伊比利半岛出土。前宫殿时代将尽时，岛屿被分割为数个区域，推定各地区在政治上分别独立，人们在其政治主宰的核心之地建设宫殿。主宰岛屿北部者为克诺索斯，南部为法斯托斯（Phaistos），东端为扎克罗斯（Zakros）。虽不清楚有多少政治上的区域统合体，但从更小规模的宫殿也有出土这点来看，可能为数甚多。

克诺索斯宫殿遗址　图为宫殿北侧入口。

在众多宫殿之中，克诺索斯、法斯托斯、马里亚（Malia）等更是发展为大型宫殿。利用盆地与平原发展的农业生产逐渐步入正轨，同时林业与木材出口也兴盛发展，逐渐确立繁荣基础。另外，此地与先进地区西亚或埃及的交易也愈发活络，具代表性的宫殿约自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后，开始有更加正式的整建。经济活动活络使得核心地位的宫殿开始出现豪华装饰，这点说明了原本分割的、规模较小的地区正逐渐被统一为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正当克里特岛盛极一时之际，大灾难却降临于此。学者推测该自然灾害或许为大规模地震，大宫殿因此遭受重大损伤。

◎克里特岛的统治者

宫殿因自然灾害崩毁后，被重建为更加豪华的建筑物。新宫殿得到重建的时代称为新宫殿时代。克里特岛的迈诺安文明与其势力于此时代达到颠峰。前述三座宫殿依然是克里特岛最具代表意义者，但学者推定，克诺索斯宫殿的地位更远在另两座之上，岛屿绝大部分地区可能都在它的主宰之下。那么宫殿的主宰者，以及克里特岛的主宰者拥有的权力是什么呢？

宫殿主宰者所在的“王座之厅”位于中央中庭西侧，王座则倚靠北侧墙壁。随从的长凳以王座为基准环绕摆设，背后及左右墙壁画有狮鹫（一种怪兽，有鹫头及鹫翼，躯干为狮身）。由于这种怪兽多听命女性神祇行事，因此端坐于此厅堂的主宰者可能是女性权力者或女性神官。事实上，迈诺安文明宗教的主神基本上是女性的植物神，男性众神位居从属地位，因此最高阶的神官很有可能是女性。

宫殿在宗教层面是极为神圣的场所，也兼具集会所的功能，自新宫殿时代开始有壁画装饰。这不仅限于主要房间，走廊或玄关部分也有壁画装饰。这种装饰手法来自埃及，但其技巧与诠释则有迈诺安文明独到的特征。主题不仅限于祭祀、游行等宫殿内的情景；也有生意盎然的情景，百合、玫瑰、银莲花、西红花等争艳绽放，小鸟等小动物穿插其间；有些壁画则以鱼类等海洋生物为主，展现四面环海的岛屿本色。作画题材不限人类，对动植物的描绘也栩栩如生，灿烂的色彩诠释出轻快的节奏感。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源自自然崇拜的自然主义主宰了所有画面。

◎都市区域的发展

迈诺安文明于古宫殿时代曾使用图形文字，新宫殿时代则开始使用线形文字A（Linear A），之后的最终宫殿时代则使用线形文字B（Linear B）。这些文字系用于行政记录，似乎只有书记官等专职人士使用，因此一旦宫殿遭破坏，书记自然无用武之地，文字日渐失传。

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

都市文明可说是迈诺安文明的最大特征。都市区域的拓展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宫殿为中心向周围拓展，一是拓展地点与宫殿毫无关系。以宫殿为中心的都市有马里亚及扎克罗斯等。马里亚的宫殿部分已经发掘完毕，都市区域则仍在调查中。相对的，扎克罗斯位于岛屿东海岸，统治港口的宫殿与都市地区已经厘清，而且从其相异的两条轴线来看，可知当时是港都功能的都市区域率先发展，之后才建造宫殿。由此可知，当地城镇可能是以港湾为中心自然扩大，当发展到都市规模后，因为商业面的重要性受重视，人们才建设作为行政中枢的宫殿。以上现象若观察不具备宫殿的第二型都市，将有更显著的理解。

帕列卡思绰位于岛屿东部，是座繁荣的港都，其街道通向东西南北四方，将城市区分为数个街区，各街区内房舍密集，房舍内有数个房间，每街区约十至二十户，形成都市型态的空间。虽然对该都市的饮用水及下水设施等社会基础仍有若干不明之处，但毕竟人口的稠密度如此之高，可推测它们已建构出某种程度的社会基础。

这种情况可说是都市文明的初期阶段，究竟是什么条件或原因使然，才能在迈诺安文明的古宫殿时代这般早期的时代就看见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居住空间密集的优点，固然包括居民可共享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便利性或规模效益、都市内居民互助、互补、有效防卫外敌、夸示其繁荣等。然而如果要实现密集居住，则必须先兼顾软硬件两方面。前者是需制订都市内的生活规则，后者则是必须针对社会基础的整顿进行早期投资。即使有这些阻碍，都市依然诞生了。这可能是受自然条件影响，因为当地属地中海型气候，又有面向海岸的平缓斜坡。倘若夏季气候潮湿，则通风好坏将是重要条件，但地中海夏季干燥，阻挡强烈日晒的阴影比通风条件更为重要。换言之，密集式住宅的生活确实可行。

然而，如果只具备以上特征，究竟可否称为都市？大规模聚落或村庄与都市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既然要探讨都市文明，这方面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厘清。

人类在特定场所群居，其规模要从聚落晋升为都市，就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面积。不过这里所谓面积，并非指具体面积，例如二十公顷以上或三十公顷以上。它所指的是相对面积，需将周边拓展的耕地等面积纳入考量。另外，足以称为都市的地方，亦即都市区域必须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建筑物林立的闹区，都市区域内的耕地比例，比起哄区也应该要微不足道才对。不过也有部分地方的情况是，人们因为看好某都市将来的发展而建设城墙，虽然都市区域也颇具面积，但在建设之初耕地较闹区广大；这些例子散见于日后的希腊罗马时代。

聚落则在都市周边的耕地扩展，分布于耕地的分结点。这些聚落进行农耕畜牧，是生产活动的核心，同时也是依赖都市的经济单位。通常农民很少在都市内居住，但并非完全没有农民在都市定居。

闹区的建筑多为房舍，但也有明显非供居住的建筑，如居民共享的谷仓或武器库、神殿等宗教建筑或行政用建筑等，这点也是都市的特征之一。此外，地中海区域的都市在特别早期就开始设置广场，日后的“Agora／城市的市集”或“Forum／论坛场所”即是范例。广场扮演都市网络的功能，街道以此为核心向四方延伸，串联起各个街区。

随着都市空间愈发充实，克里特岛的田园间则开始出现独栋房舍（villa），若以前述论述定义都市，这种现象正好能加强都市曾经存在的说法。此时的独栋房舍是民房兼农务站，建设目的为橄榄、葡萄、小麦等作物的栽培与农产品加工。别墅文化于罗马时代在地中海全境普及，克里特岛上都市与田园的对比可说是其先驱，随着对比日益明确，迈诺安文明的文化也愈发充实。

但迈诺安文明在新宫殿时代末期（西元前一四八〇～前一四二五年左右）逐渐崩毁。原因可能是因为迈锡尼人从希腊本土向外进军，占领了克里特岛。除了克诺索斯宫殿，其他宫殿都遭到彻底破坏，迈锡尼人开始在爱琴海推动希腊化。以往有学者指出，迈诺安文明崩毁的原因是圣托里尼岛（Santorini）的火山爆发。圣托里尼岛曾因火山爆发而淘空为马蹄形岛屿，观其现状，确实可以想见灾害规模之大。然而该次火山爆发起于西元前一六〇〇～前一四八〇年，比文明开始崩毁的新宫殿时代末期更早，因此现在已经证实，迈诺安文明的崩坏与它并无直接关连。

希腊本土的古典文明

◎施里曼与迈锡尼文明

迈诺安文明在克里特岛繁荣时，有别于迈诺安的文明——迈锡尼文明正在希腊本土逐渐兴起。该文明的名称源自阿尔戈利斯地区发现的迈锡尼遗址，此地区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一八七三年在特洛伊发现“普里阿摩斯的财宝”，又于一八七四年在迈锡尼的卫城试探性的发掘，并于一八七六年开始正式发掘。卫城是城墙环绕的堡垒，进入其入口“狮子门”后，正右侧有一圆形坟场A，这里即是当年的发掘地点，五座竖穴墓之中发现黄金面具等大量黄金制品，以及青铜制武器等陪葬品（一说认为“阿伽门农面具”为赝品。但迈锡尼确实有在死者脸上配戴黄金面具的习俗）。隔年，希腊籍考古学家史塔马塔祺司在同一坟场发掘另一座竖穴墓，总计发现坟墓为六座，证实了荷马“黄金丰沛的迈锡尼”的歌颂之词并非虚构。

迈锡尼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之所以能正式受到肯定，这要归功于针对其王宫或卫城底下四散的坟墓进行科学化发掘的考古学家，亦即《迈锡尼与迈锡尼文明》的发行者，希腊籍考古学家桑塔斯（Tsountas）。然而从圆形坟墓A发掘许多陪葬品的人乃是施里曼，他表现活跃，虽然其看法有许多疑点，但他即刻公开陪葬品的作为吸引全世界的关注，让众人知道迈锡尼文明的存在，功不可没。在施里曼以前，迈锡尼只是个拥有都城的地名，但因为他的发掘，迈锡尼文明的存在才为世人知晓。

◎谁是迈锡尼文明的推手？

西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希腊本土开始受迈诺安文明影响，构成要素与其相异的文明也开始崭露头角。学界向来认为，该文明的推手为印欧语系民族，系于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移居至希腊本土。事实上，一种名为明洋陶器（Minyan ware）的灰色陶器，已在西元前约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希腊本土青铜器文化中期的地层发现，这一地层的上一层位，即是迈锡尼文明，因此学界向来认为拥有明洋陶器的“希腊人”才是建构迈锡尼文明基础的人们。然而明洋陶器的前身，原明洋陶器也曾在希腊本土及爱琴海的岛屿发现，也有考古学资料显示，事情不若印欧语系民族从东方移居这般单纯的传播论可以解释，所以希腊人源流问题现阶段仍未解决。也因此，若问“来自外地的希腊人”是否是迈锡尼文明的推手，目前仍无法给予充分的解答。

一种名为吐姆禄司墓的圆坟是迈锡尼文明的特征之一。最近的调查研究证实，迈锡尼知名的圆形坟场A与B起初的建设目标皆为大规模吐姆禄司墓，直到迈锡尼时代晚期才变为今日所见之圆形坟场。这座圆形坟场仍是吐姆禄司墓时，建设者曾发掘深井般的竖穴，其截面为四角形。竖穴底部安置墓主与陪葬品，其上水平铺设粗木材做为墓室的屋顶，再以泥土填满竖穴剩余部分，其上设立浮雕墓碑或石碑。这种竖穴坟在圆形坟场共有六座，圆形坟场B则有二十六座竖穴坟。

值得关注的是，在吐姆禄司墓当中，竖穴坟之建设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初期阶段，其陪葬品却是极尽豪华之能事。光就施里曼发现的黄金制品而言，比希腊本土以往发现的陪葬品或出土品，无论数量、豪华程度皆是压倒性的胜利。除了黄金制品，还出土许多其他陪葬品，如各种工艺品或装饰品、来自非洲的鸵鸟蛋加工品、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等，说明了其交易圈的广泛。就希腊本土青铜器时代初期以来的变迁而言，如此富饶实为突出特例。

如此富饶的原因是什么？各有不同的主张。一说认为，迈锡尼曾攻陷克里特岛上繁荣的迈诺安文明中心地带，因此取得其长久累积的财宝。一说认为，埃及法老为击退势力在埃及日益扩张的亚洲裔西克索人（Hyksos），曾请求迈锡尼派出佣兵，后来迈锡尼佣兵得以从埃及带回财宝。迈诺安文明兴盛的克里特岛确实可能有财宝被掠夺流出，但毕竟在吐姆禄司墓建造前的阶段，亦即明洋陶器所在地层中，就能看见迈锡尼文明逐渐富饶的痕迹，故迈锡尼文明的富饶成就，终究是其文明充实所带来的结果。

在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中期，有不少案例显示，当文明圈内部有充实的生产活动，人们也出入周边地区，并扩大交易圈与交易活动时，在种种充实元素的汇聚下，往往能在短期内累积出惊人的财富。

从迈锡尼人，亦即希腊人的活动范围思考这点，财富的累积可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例如埃及历代法老，就曾和希腊交易。此外，西台人曾于今日土耳其所在地创建强大帝国，其文书也有些叙述提及“希腊人的国家”，表示双方是对等的交易对象。这些人可称为迈锡尼人、希腊人，又或者可称为亚该亚人（Achaeans），他们进军海外之初先是从希腊本土周边的爱琴海开始，最初的对象就是迈诺安文明。迈锡尼人于西元前十五世纪征服克里特岛，势力因此扩大，更将侵略目标扩及爱琴海以东的小亚细亚。他们征服米利都（Miletus）及科洛奉（colophon），并在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海岸地带建设定居地。

如同日后的腓尼基人，迈锡尼人的进军范围不仅止于东地中海，也进军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也曾在萨丁尼亚岛（Sardinia）及位于意大利半岛足弓位置的塔兰托（Taranto）湾岸建设交易据点。青铜器的原料为铜与锡，由于希腊本土及爱琴海不出产锡，迈锡尼人便曾远赴大不列颠岛取得锡。该岛南部的康瓦尔（Cornwall）地区当时未被冰河覆盖，地表或地底浅层即可开采锡矿。

大不列颠岛开采的矿石被制成铸块运往欧洲大陆，于陆路跨越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往意大利半岛南下，经过数个中继站运往亚得里亚海。在意大利半岛南下的路径，似乎会通过今佛罗伦斯、拿波里，最后被带到西西里岛北方埃奥利群岛（Aeolian Islands）的利帕里岛（Lipari）。毕竟佛罗伦斯、利帕里岛、西西里岛等地出土许多迈锡尼时代由希腊制造的陶器，利帕里岛更是设有迈锡尼人的活动据点。

迈锡尼人的交易活动，继承了迈诺安文明的人们以克里特岛为中心开拓的东地中海网络，同时也逐步将交易范围扩张至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北非。他们也曾与黑海南岸及西岸往来，从这些地区出土的迈锡尼陶器及装饰品可提供佐证。

◎迈锡尼陶器

追溯迈锡尼人的活动或迈锡尼文明时，迈锡尼陶器可发挥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根据陶器上的装饰图样或器形，可以非常详细地确定其制作年代。距今约七十年前，根据迈锡尼陶器形式创建的编年研究已经确立，之后仍有许多考古学家努力参与，可利用的编年变得更加详细。此编年属于希腊青铜器时代，称为赫拉斯文化编年。赫拉斯文化依三分法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晚期赫拉斯I期（西元前一五五〇～一五〇〇年左右）的迈锡尼陶器，深受克里特岛晚期之初的陶器影响。晚期赫拉斯II A期（西元前一五〇〇～一四五〇年左右）的迈锡尼陶器也与克里特岛有密切关系，此时期的迈诺安陶器有迈诺安文明全盛期豪华绚烂的装饰，器形如金属器般鲜明，在迈锡尼陶器里可窥见其影响。

接着是晚期赫拉斯II B期（西元前一四五〇～前一四〇〇年左右），克里特岛的新宫殿于此时期崩毁，迈锡尼陶器也随着迈诺安陶器的衰退而失去以往的活力，装饰变得欠缺变化。以上变化说明迈锡尼陶器如何受到迈诺安陶器影响，也证明迈诺安文明与埃及文明一样，在各种领域都曾对迈锡尼文明产生影响。

克里特岛新宫殿的崩毁，有助于迈锡尼陶器确立独自形式。事实上，在后续的晚期赫拉斯III A1期（西元前一四〇〇～前一三五〇年左右）开始有迈锡尼陶器独特的器型问世。例如水瓶，出水口与瓶颈相接处略呈倾斜，相反侧则附带把手；基里克斯杯也是一例，有高脚杯般的杯脚设计。这一时期的坟墓，陪葬品选用青铜制甲冑及武器的情形变多，显示东地中海世界逐渐走向竞争严酷的时代。

到了晚期赫拉斯III A2期（西元前一三五〇～前一三〇〇年左右）文化在希腊本土到爱琴海全境已经均质普及，迈锡尼文明来到最充实的时期。前所未有的器型登场，图样则有标准化及朴素化的倾向。晚期赫拉斯III期的迈锡尼陶器系从埃及第十八王朝阿玛纳（Amarna）出土。III A1期的陶器于阿蒙霍特普（Amenhotep）三世在位期间（西元前一三八六～前一三四九年，或西元前一三八八～前一三五一年）的地层出土，III A2期于其子阿肯那顿（Akhenaten）在位期间（西元前一三五三年左右～前一三三六年左右）的地层出土。诸如此类，埃及法老的在位期间已经借由年代学中的“绝对年代”所通盘掌握，因此可针对赫拉斯文化的编年加入绝对年代，从而可以和迈锡尼陶器创建关连。这点也与西元前一五〇〇年至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这段时间的国际关系有关，因为当时的国际网络使东地中海、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彼此联系，形成紧密关连。

然而到了III A2期，迈锡尼社会屡屡发生战争及侵略，许多宫殿围起更加坚固的城墙。迈锡尼、阿尔戈斯（Argos）平原的梯林斯（Tiryns）或阿尔戈斯、佛基斯（Phocis）地区的克莱沙（Chrysa）、雅典的卫城、维奥蒂亚（Boeotia）地区的古拉等地，皆以巨石堆起城墙。以古拉为例，城墙总长甚至可达三公里。而且学者推测，古拉与迈锡尼或梯林斯不同，并非王国的宫殿，而是守护交易港口的要塞，可以想见当时的攻守交战是何等激烈。

此时期，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Pylos）等城墙环绕的宫殿因此不再发挥功能，之后，可能是到了晚期赫拉斯III C期（西元前一一九〇～前一〇六〇年），主要宫殿因大火而陷入毁灭状态，今日可透过碳化层确认。此时期相当于埃及第十九王朝最后的女王泰沃斯瑞特（Tewosret）在位时期（西元前一一八八～前一一八六年），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埃及在内，都陷入大乱。大火灾的碳化层中曾出土许多文书，包括刻有线形文字B的黏土板等贵重记录。其记录多与物资相关，但也有精神世界方面的记录，例如众神的名字等。

◎线形文字B说明迈锡尼社会

欲理解迈锡尼社会的结构层面，记载于黏土板的线形文字B几乎是唯一的线索。其记录几乎都是户口调查、财产目录、商品或物资帐册等。因此不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般，足以窥见迈锡尼社会的精神世界。但经过收集并加以分析，某种程度上可掌握当时的社会结构。线形文字B解读前后，人们对迈锡尼社会的相关知识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以麦西尼亚（Messenian）地区的皮洛斯发现的“皮洛斯文书”为例，其内容与统治体制有关。位居王国顶点的统治者称为“瓦那克斯”，相当于国王。瓦那克斯并非源自希腊语，因此不属于印欧语系。国王瓦那克斯既是专制君主，也是神，并且统筹经济活动，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瓦那克斯的辅佐官称为“拉瓦格达斯”（民众的指导者），身兼大臣与总司令之职。另有侍从称为“贺逵塔斯”，推定其职责犹如官僚。此外，皮洛斯王国领地分为十六区，各区首长称为“科雷提尔”。

皮洛斯出土的黏土板也记载着夸希琉斯一词，此词日后的型态为巴希琉斯（Basileus；宗教执政官），有国王之意。若从后代的意思推测，夸希琉斯可能是首长般的人物，负责协调农作物等的重新分配，在古代社会是重要职责。此推测若属实，则其职责与瓦那克斯有重复之处。因此也可以推测，原先的社会系由夸希琉斯统治的首长型社会，后来则演变为由专制统治者瓦那克斯统治的社会。

线形文字B也在黏土板上留下农地分配方面的信息。国王或拉瓦格达斯拥有自己的农地（Temenos），部分农地会当作圣域举行仪式，另有部分农地用以供养祭司。当时虽然也有大地主（称为“特列斯塔斯”），但大部分土地仍为公有地，由公职人员对民众分配农地，并根据分配额征税。

对这种统治体系而言，文字是不可或缺的记录，也是有力的武器。因此书记官的职责在迈锡尼社会举足轻重。但在此要提醒一点，这些黏土板记载的信息，都是迈锡尼社会陷入混乱、宫殿失火时期的内容，记录着时代即将终结的岁月。

迈锡尼等地的宫殿城墙环绕，影响力遍及东地中海广大范围，以及西地中海部分地区，象征其强大的势力。他们更继承迈诺安文明洗练的美术等文化，使得原本在文化上较落后的希腊本土在短期间内，将文化水准提升至东地中海地区的标准。

坚固的防御城墙及宫殿建设、陪葬品中多见的武器及战车，在在显示出迈锡尼文明的军事主义倾向。但他们也建构了广大的交易圈，与周边国家友好，进行交易活动，这证明他们重视以海洋为舞台而活跃于经济活动，更在军国主义倾向之上。然而西元前一二〇〇年以后，宫殿突然走向崩毁。迈锡尼文明帮助希腊本土参与辉煌的爱琴海文明，上承“克里特岛的迈诺安文明”下接“城邦式的希腊文明”，并在成就丰功伟业后，退出东地中海世界。

◎文明崩毁与黑暗时代

迈锡尼文明自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崩毁以后，直到雅典及斯巴达等城邦崭露头角前历时约四世纪，此时称为“黑暗时代”。世上几乎没有文字史料可以了解这段期间的社会。

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究竟发生了什么震荡，使得希腊本土小王国分立的社会与迈锡尼文明走向崩毁，西台帝国及埃及新王国毁灭？这场震荡最显著的状况是迈锡尼社会的宫殿被烧毁及城塞崩毁，因此震荡的原因应该从迈锡尼社会探讨。

周藤芳幸曾举梯林斯遗址的发掘调查结果为解说案例。根据德国团队一九七〇年代后半段的发掘，梯林斯的宫殿系于晚期赫拉斯III B2期崩毁。旧有观点认为，随着此次崩毁，居民纷纷流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或爱琴海岛屿等地。然而城墙外的聚落于晚期赫拉斯III C期的面积不减反增。根据此调查结果，德国团队的奇力安假设宫殿崩毁系起于大规模的地震。当然地震并非使迈锡尼文明彻底瓦解的因素，而是以地震为转捩点，使得文明步入消灭。

是什么样的状况使得地震成为转捩点？学者推测，当时的人曾于梯林斯东北方河谷建设“梯林斯水坝”，周藤芳幸则认为秘密隐藏于此。此设施的建设用意是防止迈锡尼时代晚期频发的洪水，推定当时曾发生剧烈的气候变迁，使得人们必须耗费庞大劳力建设大规模设施。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的确很有可能发生过气候变迁，但就迈锡尼文明的组织能力与统治体制而言，某种程度上应该有办法应付。然而文明依旧崩毁，尽管聚落面积增加，社会却日渐低迷，这种情况除了受地震及气候变迁影响，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就笔者所知，史上没有任何案例显示文明曾因剧烈地震而毁灭。周藤也非常明白这点，并明确表示地震顶多是迈向更重大的因素前所面临的转折点。至于气候变迁，无论是人为导致或自然发展，都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

但诚如第二章所述，全球规模的寒冷化或温暖化并非缓慢的演进，而是急遽的变动频频降临，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的气候变迁却不是这种大型变动。水坝是为防止洪水而存在，但真正重要的，并非水坝在防止洪水方面发挥多少功能，降水量增加引发洪水才是问题。基于这般思考，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导致迈锡尼文明灭亡的震荡，有必要从地震及气候变迁以外探讨主因。

关于这点，周藤驳斥古典学说对多利安人（Dorians）入侵的说法，主张迈锡尼文明崩毁后有两种文化系统。一是迈锡尼文明的系统，一是希腊北方或位于北部的赫拉斯系谱。但这并非特别新颖的论点，当古典学说一枝独秀时，也曾有人指出迈锡尼文明的要素曾在雅典等地留存。另一方面，赫拉斯的要素有待今后详细的调查研究解释，但这确实是重要的要素。

如此观察得知，虽然现阶段黑暗时代的资料有所增加，震荡的原因却依然缺乏充分的解释，笔者认为古典学说对多利安人的民族迁徙的解释不算被全面否定。因为多利安人在小亚细亚、爱琴海、希腊本土这般广大的区域内迁徙的痕迹已经得到证实，迈锡尼的文化传统在雅典所属的阿提卡地区也有所传承。

◎多利安人迁徙的古典学说

古典学说对多利安人的民族迁徙之论述，在考古资料及语言学研究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性，为迈锡尼文明崩毁的原因提出一种解释。虽然现在不若昔日大受支持，在此仍简单着墨几笔。

希腊人原为印欧语系的一员，迈锡尼人也不例外，其祖籍地在中亚至南欧一带。当印欧语系人开始大举向西迁徙时，其中一脉在巴尔干半岛南下，自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开始在希腊本土定居。这次民族迁徙是希腊人的第一次民族迁徙，在希腊本土定居者称为亚该亚人，可说是最初在希腊本土定居的希腊人。亚该亚人后来因方言差异而区分为爱奥尼亚人（Ionians）及伊奥利亚人（Aeolians）。

迈诺安文明于西元前十五世纪在克里特岛兴盛，侵入克里特岛并毁灭迈诺安文明的迈锡尼人，就属于亚该亚人。迈锡尼人受迈诺安文明影响而确立迈锡尼文明。但在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第二次民族迁徙开始。多利安人由希腊本土南下，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地区、拉科尼亚（Laconia）地区、麦西尼亚地区、克里特岛、罗得岛、小亚细亚部分定区扎根。多利安人南下之际，将亚洲米坦尼（Mitanni）人及西台人使用的铁器带至迁徙地，随着他们的落地生根，希腊也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多利安人南下时，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并无多利安人定居，以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续。

◎阿提卡的几何图案时代

在希腊本土，阿提卡地区是希腊日后的核心地区，在迈锡尼文明崩毁后展现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变迁。在此区域进入晚期赫拉斯III C期的晚期，大约于西元前一一〇〇年至前一〇五〇年期间，人们制作一种称为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正确而言是土器，但在此依循美术史的惯例）。这种风格的陶器承袭迈锡尼时代的器形，但图样更具规则，器形的颈部、肩部、腹部等部位的架构与装饰分别受到重视，迈锡尼时代徒手创作的曲线逐渐减少。到了亚迈锡尼风格的最终时期，双耳瓶（左右附带把手的瓶子）类陶器最外凸的腹部开始出现透过圆规或尺规设计的几何图样，这种风格称为原几何图案。

原几何图案的壶具常带有手工绘制的马匹。马对战士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动物，这种画有马匹的壶具，是用以存放战士遗骨的骨灰坛。从骨灰坛的使用可知，此时的埋葬习惯已由土葬转为火葬。以雅典为例，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是共同坟地，火葬坟墓集中于此。此处从亚迈锡尼风格时代至西元前六世纪皆是坟地，可详细追溯陶器风格有何变化，故此可以清楚解析亚迈锡尼风格或原几何图案的变迁。

此时当作骨灰坛使用的双耳瓶已经有男性用与女性用之区别。男性用的双耳瓶，瓶颈有垂直方向的把手（竖把）；女性用的双耳瓶，两腰有水平方向的把手（横把）。这种区别之所以有办法辨识，是因为伴随双耳瓶出土的陪葬品中，男性为剑或剃刀，女性则为纺线工具等。双耳瓶的类型之所以男女有别，是因为男性用的类型平日用途为葡萄酒容器，女性用的类型则是水瓶。男女之间使用的双耳瓶类型不同，显示阿提卡的社会结构已经融入性别差异。这也同时显示，当时的社会成员对于整体社会架构有明确的认知，其认知程度足以在社会内部融入性别差异。

原几何图案陶器的特色有：运用直尺圆规添增装饰、因应器形凹凸特征添增结构性的装饰。这种特色于西元前九二五年左右开始变得更加严密工整，从此称为几何图案时代，直到西元前七二五年左右，因东方化图案时代开始而结束。

几何图案陶器以西元前八世纪上半叶的迪皮隆（Dipylon）陶器最具代表性。迪皮隆是雅典某座城门，出城门后随即来到一座坟场，陶器因出土于此而得名。其特征绘制多层希腊回纹（Meander）、波折纹、锯齿纹、菱形纹等水平线段，并以人体或动物为装饰主题，在陶器最醒目的腰身处绘制连环图样。当时只有这个部分将自然界的型态简化为装饰主题。另一方面，希腊回纹可说是此时代最典型的装饰主题，系以双重线条表现回纹，双重线条内还画着斜线。因此若隔着一段距离观看陶器，希腊回纹的部分会形成错觉，仿佛该部分正在摇晃。几何图案为主的装饰虽然井然有序、略感死板，结果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力，最大关键就在希腊回纹。

◎安定与混乱的对比孕育之产物

在世界各地，史前古代美术的某个阶段，都能发现运用几何型态添增装饰的现象，日本弥生时代的美术也不例外。这可说是人类进一步迈入理性化阶段时所出现的现象，人类不再只是单纯模仿自然界的型态，也不再局限于使用与咒术相关的象征性图样。然而希腊的几何图案与这些手法又有明确的区隔。不仅是人体主题或动物主题，都拥有几何学的概念，不仅止于此，其配置与结构也重视均一齐整，展现出结构性的几何学构思。例如马匹、人类、半人马的陶瓦或小型青铜雕刻，创作者都会将头部、上半身、下半身等部位转换为几何学型态，然后重新组合，建构整体。透过各部分的均衡与调和而建构整体，是希腊美术创作的固有理念论，在这个时代已经能窥见这种本质。

从原几何图案时代到几何图案时代，陶器上的装饰主题经过图解化与抽象化，演变为几何学装饰主题，而种种装饰又加以架构性的组合，这种创作表现，之所以出现迈锡尼陶器不曾有的变化，是因为社会内部的结构有所变化的缘故。

迈锡尼文明灭亡后，黑暗时代开始，希腊本土人口大幅减少，原有的宫殿成为废墟，小型共同体在此诞生，但这只是封闭而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在迈锡尼时代进行的交易等对外活动、跨海军事行动不复存在。这种共同体的领导者称为“巴希琉斯（王）”，但不若迈锡尼时代的国王，巴希琉斯不具有专制性、军事领导性的权力，比较适合以酋长或长老等头衔称之。这种共同体于西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九世纪在希腊本土林立，形成名符其实的混乱时期。

然而阿提卡地区不在多利安人的迁徙路境内，迈锡尼时代的国王及其家族在进入黑暗时代后，短期间内仍得以维持命脉，此现象尤以雅典显著。正因为有这种社会延续性，后世才能从陶器装饰与器形中，见证由亚迈锡尼风格到原几何图案，再见证由原几何图案到几何图案的发展，此历程可说是非常符合逻辑。

将阿提卡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状况与周边地区的混乱状态相比，使得阿提卡地区居民强烈的意识到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创作表现可以有如此逻辑性的发展，或许正是基于此一背景。文化的发展、充实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架构存在，当时正是安定与混乱的对比，使得人们对这样的架构有所认知、有所定义。

城邦的时代

◎新秩序与城邦的诞生

在黑暗时代这段混乱时期，新秩序逐渐诞生。有别于迈锡尼时代小王国林立的状况，新的社会秩序可说是为将来的希腊文明奠定地基，助其开花绽放。雅典免受新势力入侵，王国被消灭的人们则成为难民涌入。据说其中也包括皮洛斯王族率领的人群，后来这个王族的一员登上雅典王位。至于在王族间的权力斗争落败者，相传是随着原本住在雅典的部分人群前往爱奥尼亚地区。

该传说可能与殖民行为有关，是为了缓和雅典人口因难民流入而激增的现象。直到西元前九世纪末期以前，爱奥尼亚人在爱奥尼亚地区及其对岸群岛创建了希腊都市的基础，遍及米利都、普里埃内（Priene）、爱菲索斯（Ephesus）、福西亚（Phocaea）、希俄斯岛、萨摩斯岛（Samos）等地，促成爱奥尼亚地区日后的繁荣。此外，原本定居希腊本土色萨利地区的部分伊奥利亚人，以及居住地位于维奥蒂亚地区、西北方邻接阿提卡地区的部分伊奥利亚人，曾在列斯伏斯岛及其对岸殖民，因此这一带有伊奥利亚地区之称。另一方面，多利安人则在多利斯地区落地生根，范围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克里特岛、罗得岛、小亚细亚西南端。

到了西元前八世纪，新秩序总算开始变得稳定下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许多共同体皆由多名有力者共同统治，亦即贵族统治变得普遍，部分共同体更因为塞诺西辛（聚居）而成为更大的共同体，亦即发展为城邦。经过这种历程而成为城邦者，这其中，便以雅典为典型范例。

迁徙自皮洛斯的一名王族成员登上雅典王位，名为科德鲁斯王（Codrus）。他防止多利安人入侵，成功保卫雅典，传说其子墨冬（Medon）、阿卡思图斯（Akastos）继承其王位，而且王权当时已经被一分为三。军事权由军事执政官（Polemarch）执掌，政治实权由执政官（Archon）执掌，祭祀方面则由原本的国王掌握。这三大职权起初当然由王族全面掌握，任期也是终身制。然而巴希琉斯逐渐在阿提卡地区能指挥多个共同体，又引领部属移居雅典，开始掌握力量，王族墨冬家的权力便相对缩小。到了西元前八世纪中期，执政官等前述三大职权的任期变为十年（一说认为这只是传说）。雅典的王族统治于此阶段结束，从此转变为贵族集团领导体制，掌权者犹如昔日的巴希琉斯。以上是塞诺西辛现象在雅典成立城邦的经过。

◎斯巴达成立

西元前十一世纪末，多利安人移居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科尼亚地区。当时该地区已有希腊原住民定居，而且原住民占压倒性的多数，因此多利安人创建数个聚落，在原住民聚落附近定居，后来逐渐将原住民纳入其管辖范围。经过这般历程，西元前八世纪中叶斯巴达大致上确立城邦。不过斯巴达的城邦有个特征，比之雅典等地的城邦大不相同——斯巴达城邦内有劣等公民。

斯巴达人将自身以外的多利安人与原住民视为珀里俄基人（Perioeci；周边之民），其人口约两万人，在军事上需比照斯巴达人尽同等义务，却不得参与国政。另外，斯巴达中央地带有优罗塔斯河（Eurotas），其流域内约五万人的原住民称为黑劳士（Helots），属于奴隶阶级，必须从事农耕。换言之，斯巴达的组成结构为——斯巴达人，正式公民兼战士，约五千人；劣等公民珀里俄基人；奴隶黑劳士。

斯巴达将拉科尼亚地区全面纳入统治，却无法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因此约从西元前七三五年开始，为了攻占西方邻接的麦西尼亚地区，而展开约二十年的战争。斯巴达最后达成目的，麦西尼亚地区的原住民被纳入黑劳士，农地不足的问题也稍获舒缓，但是斯巴达人对结果并非十分满意。之所以如此评论，是因为斯巴达人曾于西元前七〇六年移居海外，在南意大利创建殖民都市塔兰司（今塔兰托）。

斯巴达集结全力奋战到底，虽然在麦西尼亚战争获胜，战后土地分配却令斯巴达一般公民感到不公平。正当不满情绪高涨时，麦西尼亚地区的黑劳士也发起大规模叛乱，试图击退斯巴达暴政，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遂于西元前七世纪末爆发。这次斯巴达同样倾全力作战近二十年，农奴体制愈发巩固。一般公民也如名门贵族得到农地分配，开始有荷莫欧伊（homoioi；平等者）的称呼。斯巴达比之其他城邦，名门贵族与一般公民的差距本来就小，而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开始后，战场上开始以重装步兵密集布阵，一般公民在战争的重要性大举提升，公民权益也因此提升。

权益提升的结果，使得斯巴达于西元前六世纪上半叶确立城邦民主政治，经济、政治平等得到保障。斯巴达虽是尚武好斗的社会，却不若东方各地走向专制君主政治社会，而是建构出民主政治社会，即使以全球观点评断，也是非常特殊的体制。想做到农地重新分配以确保平等性，或者领先其他城邦成就民主政治并维持其早熟性，斯巴达社会内部就必须有特别的顾虑，这点称为斯巴达式生活形态。

国家优先，个人及家庭其次，所有心力集中于国家——这种生活形态统治了整个斯巴达社会。国家会检查公民的新生儿，成长前景堪忧的孩子将被遗弃至险峻的塔伊耶托斯山（Taygetus）。检查合格的男孩七岁必须离家，在十八岁以前融入团体接受战士培训。十八岁后进入军队，经过两年见习，从二十岁开始在军队中度过十年。三十岁后虽然可离开兵营，但兵役义务却必须持续至六十岁。

斯巴达的经济活动曾因高额货币而活络，人们开始交易不动产，对荷莫欧伊的状态产生影响，因此转而推行铁币，亦即规定只能使用小额货币，变成一种类似锁国主义的作法，限制了人与物的流入。结果斯巴达在文化层面自然发生停滞，但另一方面也成功声张其存在感，让世人知道他们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

◎雅典的民主政治

希腊全盛期最具代表性的城邦要属斯巴达与雅典，但这两者的对比实在不可思议。诚如前述，斯巴达有类似锁国主义的作风，文化因此停滞。反观雅典，不仅与周边城邦往来，也与爱琴海、小亚细亚、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积极交流，在哲学、戏剧、美术等各种领域的充实令人刮目相看。这两个城邦都是希腊世界具代表性的军事大国，但斯巴达在陆上军事具有压倒性的实力，而雅典的军事能力则以海洋为主力。至于统治体制又有什么差异呢？

雅典原为王政体制，自从西元前六八三年，任期一年的执政官掌握实权以后，政治体制大幅转变。此时掌权者有头号执政官一名（当时以就任此职者的姓名表示该年年号，因此称为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宗教执政官（Archon Basileus）一名，负责戴奥尼索斯（Dionysus）之祭祀；军事执政官（Archon Polemarch）一名，负责军事统率及管理外国人。到了西元前六二四年左右，由于新设六名负责司法的执政官（称为泰斯莫提太），总计共有九名执政官。公职人员头号执政官取代过去的国王，任期仅短短一年，在同僚制度下，执政官的权能又受其他八人制约，国政中心遂逐渐转向亚略巴古（Areopagus）议事会。

亚略巴古议事会因会议召开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西北方两低地之间的阿瑞斯（Ares）之丘而得名。亚略巴古议事会是担任过各种执政官的贵族之堡垒，他们身为“法律的拥护者”，负责指导各方面国政，例如执政官的选任、国政监督、行使裁判员员权等。然而贵族与平民之对立日益尖锐，就在这种状况下，西元前五九四年梭伦（Solon）获选担任执政官。

梭伦备受贵族与平民双边期待，其改革措施如下。当时农民阶级“赫特摩洛伊”（编注：Hektemoroi；阿提卡农地上的租户，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五缴租，只有六分之一是自己的，称为六一农。）增加，他们隶属于贵族等富裕公民，而阿提卡的土地则被少数富裕者占有。而且赫特摩洛伊若无法按规定支付其收成物六分之五的地租，就会全家堕入奴隶阶级。梭伦决定解放赫特摩洛伊，改革措施为免除借款。梭伦也发现，自由的公民因为贫困而成为赫特摩洛伊，进而沦为奴隶，是因为社会上有以身体为抵押借贷的风俗，于是禁止这种风俗。这项措施防止公民沦为奴隶，并在公民与奴隶之间明显画出一道界线。种种措施使得雅典确立公民共同体的城邦体制。这点实质上是对贵族政治表示否定，因此就制度层面而言，直到西元前四六二年艾菲亚提斯（Ephialtēs）推动改革，剥夺亚略巴古议事会的权限，并将权限交付雅典集会（ecclesia）、五百人议事会（Boule）、民众法廷（hēliaia）才算落实。

◎东方化风格时代

让我们试着从美术的面向，看希腊迈向城邦时代的变化。

几何图案中期到晚期，亦即西元前七五〇年左右，充作墓碑使用的夸特尔瓮（Krater）或双耳瓶开始出现遗体安置或出殡的场景，构图中也开始出现狩猎、战斗、海滩等场面。以往的人体皆以严格的变动视点描法绘制，上半身由正面捕捉，头部与下半身则由侧面捕捉。但到了这个时代，变动视点描法的严谨度逐渐宽松，绘画表现趋近于人体或动物原有的样貌。而且陶器装饰开始以人类或动物的群体创作，在创作者的构思下，形成狩猎场面或战斗场面等情境。

关于战斗场面，西元前八世纪左右的图画可以见到战士手中盾牌左右两侧有半圆形的凿痕，此系迈锡尼时代的形式。此绘画的动机，可能是想回顾迈锡尼时代的史诗，因此画出英勇的战况，这显示当时的人所向往的，是荷马在《伊利亚德》（Iliad）及《奥德赛》（Odyssey）中歌颂的时代。基于希腊语人士的一体感，荷马的史诗在希腊全境都曾为诗人歌手传颂。

奥林匹亚竞技象征希腊民族的一体感，相传第一次举办时间为西元前七七六年。这个时代无论在美术或文学，对于往昔迈锡尼时代的憧憬都唤醒了希腊人的特质。奥林匹亚竞技每四年于盛夏举行，大会期间禁止任何战争行为，场场竞赛都是为宙斯（Zeus）奉献的祭典。

在这个时代，希腊人的海外殖民活动变得活络。南意大利拿波里湾出口处有伊斯基亚岛（Ischia），希腊人在此建设之定居地称为皮特库赛。当地有交易所，建设目的是为了取得意大利中部伊特鲁里亚（几乎相当于今托斯卡尼〔Tuscany〕地区）出产的矿物资源。在叙利亚、埃及、北非、西西里岛等地也曾建设殖民都市，希腊人的世界一举扩大。西元前七五〇年左右，陶器绘画开始出现海难场景，或许是当时的人遨游海外时的插曲。

◎由牧场迈向城邦

西元前八世纪，天才诗人荷马编纂《伊利亚德》及《奥德赛》两部希腊国民史诗。荷马在此也曾使用城邦一词。但其表示意义为城墙环绕的“城塞”，而非日后的都市概念。其脑海里描绘的城邦，显然是迈锡尼时代的社会。另一方面，主张黑暗时代为转型期的现代研究者则认为，西元前一二〇〇年至西元前八〇〇年“由牧场迈向城邦”的变化，才是这个时代最具特征的现象。

农耕的前提是定居，其普及使得希腊各地出现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其中几个因塞诺西辛（Synoecism）而扩大规模，稠密度提升后成长为城邦，或者因征服周边土地而使城邦壮大。到此阶段，适合其规模的政治、社会、宗教等各种制度开始整顿。斯巴达型城邦或雅典型城邦的出现都是这一历程的环节。

除了克里特岛及阿尔戈利斯地区，希腊本土与爱琴海群岛以贫瘠土地居多，光凭城邦统治下的农地难以自给自足。因此自西元前八世纪至西元前六世纪，希腊人不断向海外推动殖民活动。但海外殖民都市的母市若陷入战争状态，殖民都市间也可能进入战争状态。正因为希腊本土城邦间的战争本质上属于粮食资源争夺战，殖民都市的建设看似可以消弭问题成因，但粮食丰富的殖民都市也有可能代替母市进入战争状态。

城邦型都市的成立背景蕴含着希腊人根据经验而形成的卓越智慧，他们试图以聚居社会及适合聚居的社会制度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结果却使得林立的都市国家经常保持战争状态，奥林匹亚竞技期间的休战之所以制度化，可说也与希腊世界这般情势有关。

◎都市文明型态的希腊文明

就古代文明而言，希腊文明建设的城邦属于非常特殊的都市，而民主主义的实现，更是希腊文化为人类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留下的宝贵遗产。但因为都市国家规模的城市林立，使其无法在日益国际化的地中海世界集结势力，发展为更强大的国家。都市国家城邦、雅典型与斯巴达型民主主义难免面临发展极限，而非发挥潜力。因此虽然西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有意基于霸权主义实现大雅典海洋帝国，结果却无法打破城邦的极限。反倒是在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塞琉古王朝（Seleucid Empire）或托勒密王朝透过希腊人曾经否定的专制君主政治克服了都市国家的瓶颈，真令人觉得历史是很讽刺的。

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

希腊文明透过散布于希腊本土、爱琴海、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大希腊（Magna Graecia）、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地的殖民都市或商业活动据点建构希腊世界，对于其他文明的影响深远难测。哲学、文学、戏剧、美术、数学等都有高度发展，在后世也通用无碍，正如文艺复兴以后崛起的欧洲，希腊文明被近代欧洲社会吸收，近代欧洲文明的母体——希腊文明的意象逐渐成形。希腊世界中的普遍性超越城邦间的差异，对于放眼全球的近代欧洲社会而言，这种普遍性正好符合其战略性的普遍主义。

由伊特鲁里亚迈向罗马

◎“研究罗马会变成迷路的孩子”

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旅行，除了摩洛哥等部分国家，到处都能见到罗马时代的遗址。遗址残存的建筑物多为石造建筑，或者表面由砖块砌成的水泥建筑，因此遗构自然容易残存，如此繁多的数量令见者仿佛置身幻境。希腊罗马研究者们曾说“研究希腊令人精神变调”，也曾经以“研究罗马会变成迷路的孩子”调侃自己。借由碑文、文件、文献、建筑物、考古资料、美术品等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美术史时，因为希腊相关的资料有限，所以必须烦恼如何运用已知资料提出有别于前人的解释，因此有“令人精神变调”之说。

至于罗马，光就碑文而言就有庞大的数量，至今每年仍会发现许多碑文。不仅如此，在罗马人曾经留下足迹的欧洲、西亚、北非，有许多遗址留存至今，光是游览古人这许多堂堂皇皇的足迹，至少就得耗费数年寒暑。正因为文字资料与物件资料繁多，才会有“走进资料森林会变成迷路的孩子”之说法，这令人不由得感到赞同。因此要论述罗马文明之全貌，就必须着墨许多内容，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及罗马帝国史的详情，请读者阅读本丛书第四卷《通商国家迦太基》（中文版暂名）及第五卷《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帝国》，在此仅以笔者近四十年的现场调查及发掘调查为主轴，带领各位走入蓊郁的森林。

对笔者而言，地中海地区最初的现场调查始于一九六九年冬季，地点是西西里岛。当时有罗马大学考古学系的学生陪同开车走访各个遗址，为期约两个月。其中一名学生对碑文学有兴趣，另一名对罗马时代的陶器有兴趣，而笔者则对雕刻绘画有兴趣，因此我们在各遗址分别展露自己擅长的内容，得以交换不同的意见，日后的跨领域研究可说是受此影响而开始。第二次的现场调查，笔者参加熊本大学环地中海建筑遗址调查团，遍查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希腊的建筑遗址。当时为一九七一年秋季至冬季，我们以大型摄影机彻头彻尾的拍摄腓尼基、希腊、罗马、拜占庭（Byzantine）的遗址，完成这趟调查旅行。除了笔者以外，当时成员都是建筑史或建筑学的专家，因此对于不谙建筑史的笔者而言，那是一段无可取代的宝贵时光。

伊特鲁里亚文明发祥地　粗体字为笔者参与发掘的遗址。

留学结束后，笔者成为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助手，持续四年投入庞贝遗址的“优洛帕船屋”（House of the Ship Europa）的发掘调查。下一个调查对象是西西里岛南海岸位于阿格里真托（Agrigento）郊外里雅蒙提（Realmonte）的罗马时代海滨别墅。自一九八〇年开始的七年，夏季前后约三个半月每年都在西西里岛度过。

西西里岛之后着手调查的仍是海滨别墅，这次是位于塔尔奎尼亚（Tarquinia）附近的卡萨涅洛（Cazzanello）。当地约在罗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邻接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是总面积五千平方公尺的大规模遗构。该遗址可追溯西元前一世纪下半叶至西元六世纪之别墅变迁，为此地区罗马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供解谜的资料。二〇〇二年起，笔者开始在拿波里东方约二十公里处的索姆马．韦苏维亚纳发掘遗址，该遗址通称“奥古斯都别墅”。

接着将以前述现场调查或发掘调查证实的事情或所见所闻为轴心，探讨罗马文明。

◎伊特鲁里亚人之谜

塔尔奎尼亚位于罗马西北方约八十公里处，于伊特鲁里亚时代，亦即西元前七世纪末至西元前五世纪是座繁荣的都市，由今日发现的近二百座壁画装饰墓可以想像昔日荣景。这一带有南伊特鲁里亚之称，曾发现许多属于伊特鲁里亚时代的遗构、遗物，可说是古代伊特鲁里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核心地区。

但由于伊特鲁里亚研究兴盛，即便伊特鲁里亚文明于西元前三世纪衰退，之后位于本地区的罗马研究却有不受重视的倾向。以东京大学文学院的文化交流研究设施（当时）为中心的调查研究团队，为了进一步厘清此地区在罗马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自一九九二年起对塔尔奎尼亚附近的卡萨涅洛海滨别墅展开发掘调查，并在二〇〇五年暂时告一段落。因此在描述该次发掘调查证实的事实以前，要先针对罗马文明诞生前的古代文明，亦即以本地区为中心兴盛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做一番概要性的说明，揭晓发掘调查的历史脉络。

西元前九世纪至西元前二世纪，伊特鲁里亚人以意大利半岛中部为中心活跃，人们经常以“充满谜团的伊特鲁里亚人”介绍其故事。但随着最近五十年的研究逐渐厘清许多“谜团”，人们才明白那些“谜团”系起于人们对伊特鲁里亚人及其文明之误解或偏见。

以往认为最重大的“谜团”是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自古代以来即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伊特鲁里亚人系来自吕底亚（Lydia，安那托利亚西部），此系希罗多德的传说；另一说认为其起源为荷马《伊利亚德》中特洛伊的盟友佩拉司吉人（Pelasgoi）；直到希腊化时代仍有许多说法。

另一方面，一派说法认为其为意大利半岛的原住民，将其与利底亚人或佩拉司吉人之间明确做出区隔，主要是基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之思维发展的学说。伊特鲁里亚人活跃时期的几乎同一时代，两派相反的说法便已存在，这点正是人们视伊特鲁里亚人为神秘民族的最大原因。古代对伊特鲁里亚人的看法对于近代及现代研究者也造成影响，东方起源说、北方起源说、原住民说等主张众说纷纭。

另一方面，建构现代伊特鲁里亚学的马席末．帕洛提诺（Massimo Pallottino）认为，探究单一起源的作法，在立论阶段已然不妥。他在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学说指出，正如同今日的法兰西民族（French people）系由先后前往法兰西的高卢人（Gauls）、罗马人、日耳曼人（Germanic peoples）融合而成，伊特鲁里亚人也不该由单一起源的观点追溯，伊特鲁里亚文明系由土著因素、外来因素等各种条件混合下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今日许多研究人员都以此说法为根据。

◎外界所见的伊特鲁里亚人

古代希腊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早有记录，他们视伊特鲁里亚人为重要交易对象，但在无法缔结圆融交易关系时，则谴责伊特鲁里亚人从事暴虐的海盗行为，大肆宣扬其民族的残虐性与凶暴性。但在国际关系尚未十分成熟的时代，交易行为本就属于近似沉默交易（silent trade）的阶段，当友好交易不了了之时，双方发起海盗行为并非罕事。倘若此事仅由希腊人单方面留下记录，后世得知的便仅止于伊特鲁里亚人的残暴性。

当然伊特鲁里亚人也曾记录自己的历史，这点已透过瓦罗（Varro）的引文等证实，其中揭晓的伊特鲁里亚人形象，可能与希腊人的说法完全不同。但因为罗马人刻意抹杀伊特鲁里亚文明，所以伊特鲁里亚人亲自描述的历史完全失传。西元前五世纪，罗马人崛起前，叙拉古（Siracusa）已经投入第勒尼安海制海权的争夺，他们基于霸权主义而彻底否定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的快乐主义和软弱性质更是其强调的议题。

当然也有罗马人试图凭借隐约的记忆留下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例如韦琉思．福拉克斯（Verrius Flaccus）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或者第四代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楚雷尼卡》等，但这些都已经失传。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托斯卡尼公国就曾重新建构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及文化。当然那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子孙为了对抗教皇之都罗马，试图证明伊特鲁里亚文明比罗马文明更早在意大利繁荣，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也因此，曾有人伪造伊特鲁里亚风格的碑文等事物，其真伪研究甚至直至今日仍在进行。这些初期研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采用科学方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前述马席末．帕洛提诺等许多意大利籍考古学者之活跃，造就亮眼的进展。

◎伊特鲁里亚的矿物资源与希腊文明

伊特鲁里亚人系自西元前九世纪左右开始为其他民族关注。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他们居住的土地，亦即今托斯卡尼州及其周边可开采各种矿物资源，如铁、铅、铜、银、锡等。对希腊人而言，铁与锡是尤其贵重的金属。但在希腊本土及爱琴海并不出产锡，因此在迈锡尼时代使用的似乎是来自大西洋的大不列颠岛。到了西元前九世纪，希腊人得知伊特鲁里亚可开采锡矿，于是争相取得。

另一方面，伊特鲁里亚最大的铁矿产地为厄尔巴岛（Elba）。这座岛因拿破仑（Napoleon）曾被幽禁于此而闻名，其丰富的铁矿石矿脉在古代人眼中有“取之不尽”的评语。然而欲从铁矿石之中萃取铁，必须使用大量木炭，厄尔巴岛却没有森林可供制造木炭。当时铁矿石系于粗矿状态下运至对岸波普洛尼亚，并在当地以单纯的高炉萃取生铁。此过程产生的大量矿渣一直堆积至近代，可见当时铁的生产是何等兴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面临严重的铁资源不足，曾经将这些矿渣回收利用。当时曾于矿渣堆积层底下发现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纪的首长坟墓。

西元前七〇八年左右，希腊人为了更稳定取得伊特鲁里亚开采的贵重金属，遂于拿波里湾外的伊斯基亚岛建设定居地。他们以定居地皮特库赛为基地，做为本国与伊特鲁里亚的交易中继站。伊特鲁里亚人出口铸块般的条状金属，借以换取希腊优秀的陶器、贵金属制品、象牙雕工等工艺品。当时尤以几何学图样的陶器为交易轴心，到了西元前六世纪则转为黑像式的阿提卡陶器为轴心。希腊本土制造的陶器类几乎都可在伊特鲁里亚发现，原因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交易活动。

一旦双方交易活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自然也会兴盛，希腊先进的技术及思想因此传入当地。例如西元前九世纪传入陶轮，西元前八世纪上半叶传入葡萄栽培法，同世纪下半叶传入橄榄栽培法，转瞬之间便在伊特鲁里亚全境普及。

伊特鲁里亚人不具备某些发达的技术，无法将谷物以外的农产品制成储备粮食。对他们而言，将葡萄酿成葡萄酒、从橄榄果肉有效率的榨油等作法，都代表着能够确保新的储备粮食。这些由希腊传入的加工技术及其他农耕技术，不仅使伊特鲁里亚的农业大幅发展，自西元前七世纪下半叶叶起，更可以往萨丁尼亚岛、科西嘉岛（Corsica）、南法出口盈余农产品，对伊特鲁里亚的经济基础的扩大与充实贡献良多。

◎伊特鲁里亚的都市文明

受惠于丰富的矿物资源与农业的发达，伊特鲁里亚于西元前七世纪下半叶叶开始迎向繁荣时代。这是因为效仿于希腊的都市型社会及文化成形，人们得以有效率的营运经济；真正的伊特鲁里亚文明从这个时代才开始。一般福斯与贵族阶级之区别形成，社会发展不若以往只有单纯的贫富差距，兼有财富与权力的人分别主宰其都市。贵族努力保持其权威，一般民众则服从其权威。此时曾出现实际战斗场面不堪使用的兵器，例如带有巨大顶饰的头盔，目的是打造权威的象征，夸示其威势。

这种兵器出土的坟墓不时可发现战车。意大利半岛以丘陵或山地居多，双马驱动或四马驱动的战车不适合在此地战争，而是用于凯旋典礼等仪式。以现代概念比喻，就好比不注重乘坐舒适度的跑车。

出土头盔或战车的贵族坟墓，也出土豪华的金制装饰品。伊特鲁里亚虽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却无黄金可开采。因此，这些金饰品可能是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或埃及进口原料，并在伊特鲁里亚制造。一种金饰系将罂粟籽般大小的金粒接合至金薄板上，做出动物等东方起源的装饰图样。接合用的金薄板为二十K金，金粒则为十八K金，借由纯度的变化，使得熔解温度产生差距，好让金粒一一焊接，实乃劳心费神之工艺。黄金工艺的技术源自希腊与埃及，但在伊特鲁里亚的贵族社会有进一步发展，当时甚至达到地中海地区最高水准。

伊特鲁里亚人在这个时代开始喜爱宴会。在贵族的葡萄酒宴会中，不仅男子与会，其夫人也一并入席。这点似乎让希腊人特别震惊，毕竟希腊人的宴会严格禁止一般女性参加，只允许从事表演工作的女性（Hetairai）参加酒宴。伊特鲁里亚人的夫妻联袂出席宴会的场面，在西元前六世纪下半叶以后，经常以壁画的形式表现，或者画在棺盖之上。

西元前七世纪下半叶的伊特鲁里亚美术大受希腊美术影响。传说记载科林斯的政治家德马拉托斯（Demaratos）曾随着画家及雕刻家逃亡至伊特鲁里亚，仿佛为两地美术关系给了象征性的解释。这可能也反映出，当时的伊特鲁里亚拥有丰饶经济基础、才华洋溢的赞助者，许多希腊美术家或工匠为此前来。

当时希腊最繁荣之地并非雅典，而是科林斯。科林斯风格的陶器接纳叙利亚、安那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传入的装饰图样，被出口至地中海各地区，也有许多科林斯制的陶器被运往伊特鲁里亚。棕榈叶、玫瑰、莲花等植物图样，狮鹫、斯芬克斯（Sphinx）等想像动物图样，狮、豹、鹿、兔、狗等真实动物填满陶器表面，诠释出乐园般的心旷神怡世界。

伊特鲁里亚人不仅在制作陶器时模仿这些图样，地下墓室的墙面也绘有这些动物。这些壁画是伊特鲁里亚最古老的壁画，属于东方化风格时代。这些古老壁画究竟是伊特鲁里亚人绘制，又或者是来自希腊的移民所绘制？这点向来众说纷纭，但近几年以后者说法较为有力。

◎壁画装饰的坟墓

由壁画装饰的坟墓，自西元前七世纪末起，开始在南伊特鲁里亚邻近海岸的都市建设，例如塔尔奎尼亚等地。初期的壁画装饰坟墓犹如将陶器的装饰图案直接转移至墙面，尺寸小、内容单纯。西元前六世纪中期以后则发展为大型壁画，墓室墙面绘有满满的人物。

此时代至西元前四八〇年左右，壁画的风格非常类似爱奥尼亚地区的壁画，当地相当于今土耳其西海岸。这可能是因为当地绘画工匠因亚述或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侵略，为逃难而移居至伊特鲁里亚所造成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伊特鲁里亚工匠向他们学习壁画技术后所绘制。由这些移民现象可知，显然地中海世界在文化层面正逐渐发展为雄厚充实的空间。正因如此，一旦政治性、军事性的影响由地中海世界外部触及地中海世界周边，就会犹如涟漪在水面扩散似的，对整个地中海世界造成某些影响。

伊特鲁里亚人吸收了希腊文化，但其壁画鲜少描绘希腊神话，最普遍的主题为宴会场面，这可能是丧礼举行时的丧宴。这反映出伊特鲁里亚人的来世观，他们不若希腊人将现世与死后世界分得一清二楚，而是认为死后也能如活着的时候享受生活。宴会系为欢送故人举行，与会者也开朗亲密的享受，他们的身影正是基于这种来世观念而呈现。

罗马遗址透露的讯息

◎伊特鲁里亚人对罗马的统治

西元前六世纪为伊特鲁里亚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罗马由伊特鲁里亚人的国王统治。伊特鲁里亚地区之南界原为台伯河，罗马则位于台伯河左岸。伊特鲁里亚与罗马自古即有密切关连。台伯河是水量丰富的河川，其水源地位于佛罗伦斯东方连绵的山岳地带，自然的渡河地点少，在邻近第勒尼安海、隶属罗马的渡河点，可说是唯一渡河点。对伊特鲁里亚人而言，欲与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都市交易，或者前往地力丰富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罗马的渡河点都是战略意义重要的地点。

伊特鲁里亚人的国王自西元前七世纪末开始统治罗马，此时当地仍为大规模聚落，尚未进入都市文明阶段。但自从伊特鲁里亚人开始统治，都市整顿随之推动，人口也愈发增加。经过伊特鲁里亚国王约一世纪的统治时代，罗马达到伊特鲁里亚都市般的文化水准。结果罗马人驱逐伊特鲁里亚出身的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Tarquinius Superbus），树立罗马人自建的国家。此即西元前五〇九年罗马共和政治的成立。

◎伊特鲁里亚的衰退

自从罗马转为共和政治，伊特鲁里亚籍国王被驱逐后，罗马便取得独自发展的基础，但对于伊特鲁里亚而言，则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与南意大利的联系断绝。事实上，自西元前五世纪起，伊特鲁里亚逐渐显示衰退倾向。陆上交易路径因罗马独立而断绝；与叙拉古的海战败北后，海上交易也变得困难。

当然伊特鲁里亚并未失去所有交易路径。伊特鲁里亚人当时仍主宰北意大利的波河（Po）流域。当地广大的农地适合栽培小麦，雅典人经常到此采买粮食。建设于波河河口的城镇斯碧纳，因此成为特别繁荣的粮食出口港。但不可否认的是，交易圈确实比以往缩小。更严重的是，到了西元前五世纪末，伊特鲁里亚失去这座重要粮仓。这是因为凯尔特人（Celt）越过阿尔卑斯山（Alps）往意大利南下，占领了此地区并就地定居。

罗马攻陷维爱（Veii）后，伊特鲁里亚的衰退倾向无力回天。此战役经过十年岁月，西元前三九六年以罗马胜利而结束，伊特鲁里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此逆转。之后仍有许多战争，但罗马人依旧能进军伊特鲁里亚，大势已定。到了西元前三世纪，伊特鲁里亚全境屈服于罗马统治下，后来他们使用的伊特鲁里亚语也被拉丁语取代。但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仪式及政治制度被罗马人延续，成为罗马文明重要基础之一。

例如罗马共和政治时代的政务官所持有的“命令权的标志”，或者他们的绯红色罗马长袍、军队最高指挥官缠在铠甲上的红布等，都是沿用自伊特鲁里亚文明。还有像是政务官出巡或前往执行政务时，带头的警官（lictor）会在肩上扛着束棒，这也是来自伊特鲁里亚的习惯。

意大利中部原本伊特鲁里亚文明兴盛，被罗马征服后成为其部分领土，当地居民的生活形式也逐渐罗马化，使用语言也于西元前二世纪几乎转为拉丁语。然而罗马化愈深刻，此地的衰退情况就愈严重。这种衰退状况正是令格拉古兄弟（Gracchus brothers）发起改革的原因。

这对兄弟的兄长为提比略（Tiberius），当他从军远征西班牙时，曾亲身感受到罗马军的资质明显低落，并看出原因在于伊特鲁里亚荒废的农地。想恢复昔日丰收的耕地，不能仰赖奴隶，而是要让拥有土地且充满活力的自由农民直接耕作。但在地中海各地战争频传之际，上场作战的士兵却是拥有小规模土地的自耕农。他们不仅要自行筹措武器打仗，出兵期间也不得不停止耕耘土地。

更严重的是，不远千里征战的情况变多，例如希腊、小亚细亚、北非等地，出兵期间随之拉长。版图扩大象征罗马的繁荣，却对一般士兵造成更多负担。结果他们将拥有的土地让给富裕的地主，沦为无产阶级。罗马军为民兵团体，其核心成员为自耕农，但因为大多沦为无产公民，于是财产额度有资格参与军队勤务者少，兵员难以确保，罗马军急遽衰弱。

格拉古兄弟从本质层面理解到，军队衰弱的成因在于罗马整体社会结构，并提倡从根本改革社会。兄长提比略于西元前一三三年担任护民官，以强硬手段推动农地改革。然而其改革太过强硬急躁，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

◎罗马时代的卡萨涅洛别墅

为了找回伊特鲁里亚地区的昔日荣景，罗马曾经用尽千方百计，其中一项是整顿道路网及港湾设施。笔者曾在卡萨涅洛从事发掘调查，距离当地最近的港都名为古拉威斯卡耶，当地即是在建设计划下整顿的殖民都市。

此地区以古拉威斯卡耶为中心，到了西元前一世纪，农业生产活动才开始活络。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大土地所有制的转型至此告一段落，人们开始有机会稳定从事生产活动。但在西元一世纪以后，属州农业产量增加，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相对下进入停滞。由于南伊特鲁里亚是大土地所有制，属州崛起的影响很大，自西元二世纪下半叶叶至三世纪步入衰退期，四〇八年古拉威斯卡耶受到哥德人（Goths）侵略。至于当时停滞及衰退的程度，或者哥德人侵略对于本区域整体造成的混乱程度是什么，目前仍无充分的解释。

自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五年，笔者曾在具备以上历史背景的地区针对卡萨涅洛别墅进行发掘调查。发掘范围约五千平方公尺，但未将别墅全面发掘。

该别墅遗址发现的最古老出土品为西元前七世纪的爱奥尼亚式陶器断片。此陶器断片可能来自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交易。当地当时只是平凡耕地，今日却能出土希腊陶器，说明了伊特鲁里亚时代的交易盛况。另一方面，推定年代最晚的出土品为中世纪初期的窑址。不过最古老的遗构为西元前一世纪共和政治末期制造的彩石镶嵌马赛克墙体，因此可知别墅使用期间系自西元前一世纪至六世纪，约七世纪的时间。

在这段漫长时光中，特别有趣的是西元二世纪下半叶至四世纪的时期。建筑物曾有大规模改建，此时代建设的是格外气派的浴场设施。由于该建设使用的砖块印有卡拉卡拉（Caracalla）时代的印记，可知浴场设施系于西元三世纪上半叶建造。又因为马赛克等装饰富丽堂皇，可以想见别墅所有者若非帝王家族，便是元老院阶级。

于是笔者检视以塔尔奎尼亚为中心的本地区出土的碑文，寻找其中记载的元老院阶级的人物，得知活跃于三世纪的元老院议员有发比阿弩．威提留斯．鲁其里阿弩斯，以及佩多纽斯．每力欧。前者为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时期的预定执政官，后者则于三世纪上半叶就任替补执政官。此时代每年近十人得就任执政官，虽然重要度不如往昔，但依然是足以代表元老院议员的显贵。关于这两名人物，有碑文明确显示佩多纽斯．每力欧与塔尔奎尼亚之间的关系。

该碑文对于佩多纽斯．每力欧前往南伊特鲁里亚担任地方长官前的经历也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考量到其担任帝国各地要职的经历，可以推定他必须领导南伊特鲁里亚复兴，身负重大使命。其目标可能是在首都罗马附近提升农作物生产量。如此与政治及经济相关的专有名词，在考古学调查中能得到验证实属罕例，这可说是笔者发掘调查十四年间的一项重大成果。

◎索姆马．韦苏维亚纳的“奥古斯都别墅”

二〇〇〇年，塔尔奎尼亚调查持续进行中，此时笔者接获消息表示，相关单位同意我们前往拿波里东方约二十公里处的索姆马．韦苏维亚纳市，对当地通称“奥古斯都别墅”的遗址进行发掘调查。时任拿波里卡塞塔（Caserta）地区考古监督局的总监，乃是笔者学生时代以来的研究伙伴——史提法诺．迪．卡罗博士，笔者数年前便曾表示，最后一次发掘事业有意发掘维苏威火山（Vesuvio）周边的别墅遗址，例如“奥古斯都别墅”。二〇〇一年夏天进行凿井调查，对遗构范围有大致掌握后，正当笔者在拿波里的考古监督局总监室谈论手续申请事宜时，一则新闻表示美国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对笔者而言，在总监室听闻九一一事件最初的新闻，是笔者今生难忘的记忆。

隔年二〇〇二年开始正式发掘调查，在此先简单介绍索姆马．韦苏维亚纳的遗址在当地为何会被称为“奥古斯都别墅”。

根据西元一〇〇年左右一名杰出的罗马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描述，奥古斯都系于诺拉（Nola）病倒，于西元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午后三点，在当年父亲过世的房间内长眠，享寿七十五岁。历史家塔西陀（Tacitus）也表示，奥古斯都死于“诺拉附近”。两人所述诺拉约在拿波里东方二十五公里处，今日为人口近十万的繁荣都市。

由苏埃托尼乌斯的描述可知，奥古斯都家族在此地区似乎拥有许多土地。索姆马．韦苏维亚纳为此地区其中一个市镇（comune），距离市区略远处一座果园于一九三二年欲兴建务农用小屋，遂发掘地基，结果挖出罗马时代建筑物混凝土架构的一部分。当事人立即通报拿波里的考古监督局，监督局的知名考古学者马提欧．德拉．科提遂着手试挖。试挖现场挖出一个水井般的四角形大坑洞，结果出土连续拱形构造的门，结构威风凛凛。由于其结构优秀，连庞贝遗址也无此等佳作，因此德拉．科提认定此门必定是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长眠建筑的一部分，并命名为“奥古斯都别墅”。在墨索里尼（Mussolini）时代，人人希望和罗马帝国的荣耀沾上边，而此一发现更在全意大利喧腾一时，许多考古学者及历史学者亲自造访发掘现场。德拉．科提的命名清楚透露其政治目的，是希望借由奥古斯都的名字取得中央政府的发掘预算。

虽然试挖范围仅七十平方公尺，但从遗构的宏伟程度与创建地点判断，足以认定此处为首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诺拉附近”度过人生最后几天的府邸，然而之后发掘范围并未扩大，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一直无人理会。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结果一度见光的遗构又被埋没。

二〇〇一年冬季，意大利文化资产环境部正式批准发掘执照。当时资金来源尚未确定，但可以预见将有许多积极进取的研究人员，为了透过此次发掘发展跨领域研究，因而奋勇参加。于是笔者决定，以东京大学及东京工业大学的火山学、地理学、植物学、环境学、地球化学、信息学、考古学、历史学、表象论等研究者为轴心组成研究团队，以“火山爆发受灾地之文化、自然环境复原”为主题展开跨领域研究，并将“奥古斯都别墅”的发掘调查列入其中。

起初目标仅止于厘清一九三〇年代的试挖范围，结果却得到出乎意料的调查结果。这点由东大地震研究团队证实——原来这座遗址之所以被掩埋，并非因为西元七九年导致庞贝掩埋的火山爆发，而是在那之后四世纪左右的时代，一次火山爆发引起的土石流导致。若是在西元七九年的火山爆发被掩埋，应该会犹如庞贝，当时居住于此的居民的生活样貌会在一瞬间被封存，遗址应该会出土许多足以证实此现象的遗物。但火山爆发若是发生在四世纪后期，由于当时已是社会混乱的时代，此遗址也可能已成废墟，出土遗物可能也很有限。当初听地震研究的藤井敏嗣教授说，火山爆发的时期可能是五世纪下半叶，发掘前的构想瞬间瓦解。但这种事在发掘调查屡见不鲜，笔者并未受此影响太久。

第二年的发掘是个划时代的一季，证明了这座遗址是何等重要。因为此时出土一尊身穿希腊式服装佩普罗斯（peplos）的女性雕像。虽然尺寸小，高度仅为一百零八公分，但从衣服皱褶之美等处可知，此为西元二世纪古典风格流行时期的典型特征。此外，当年与发掘第三年的两年间，出土酒神戴奥尼索斯的大理石像，不仅以青年裸体呈现年轻细致的肌肉，搂在左臂的豹犹如备受疼惜的爱犬，衬托出慈爱温柔的一面，清冽的印象犹如希腊雕刻。这两尊雕刻曾于二〇〇九年秋季的“古代罗马帝国遗产展”在国立西洋美术馆展出。我国曾派遣海外发掘调查队至世界各国，但发掘出土的美术品不见得是堪登大雅之堂的珍品，东京大学索姆马．韦苏维亚纳发掘调查团或许算是首次达成此成就的团队。

如今第八年的调查已经结束，发掘范围已扩展为约二千平方公尺，出土遗构值得玩味。特别是维苏威火山侧的墙体，有一个三角屋檐装饰结构，系以熟石膏塑造神殿正面的意象，与戴奥尼索斯相关的礼器及乐器则透过彩色图画呈现。此外，东北角则出土平面半圆形建筑，上有海上宁芙（Nymph）的壁画装饰。由这些装饰可知，显然出土遗构极具宗教色彩，几乎不可能是“奥古斯都别墅”，戴奥尼索斯神庙的可能性则是渐渐提高。

◎地中海世界中的罗马文明

以地中海世界为舞台的文明中，以罗马文明最晚登场。迈诺安文明、迈锡尼文明、腓尼基文明、希腊文明、伊特鲁里亚文明等开花绽放后，罗马文明才在意大利半岛登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希腊文明或伊特鲁里亚文明，双方也有直接接触，但直到文明结果以前，仍需经过漫长时光。罗马文明成形前，自西元前七世纪起便与伊特鲁里亚文明接触，王政时代曾被伊特鲁里亚籍国王统治，却未曾被伊特鲁里亚文明吸收。反倒是在攻陷维爱以后，在政治上得以压迫伊特鲁里亚，罗马文明从此时期开始撷取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某些要素而成形。

罗马文明成形前，于第一次、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战胜腓尼基人的国家迦太基，并将西西里岛及南意大利合并时，开始正式面对当地繁荣的希腊文明，罗马社会整体的希腊化就此开始。若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开始算起，希腊化文明已经度过一世纪以上时光，曾在中东、近东、埃及、希腊等地接触各种文明、相互融合，属于国际化的文明。与其说这是希腊单一民族的文明，不如说这是能够接纳希腊以外民族的文明。罗马原为文化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参与地中海世界的国际社会，最大原因在于军事力与政治力，但真正能克服文化落伍的却是希腊化文明。

诚如罗马人所述，“虽然罗马征服希腊，希腊却以文化征服罗马”，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以往希腊文明拥有的民族性在希腊化时代（Hellenism）变得较为稀薄。也就是说，他们能在维持罗马要素的同时，也对希腊化文明做出取舍。

西元前二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与希腊化文明累积了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原本迟疑不前，未能加入这个精彩世界的罗马，后来因为马其顿战争等因素逐渐提升参与度，最后在政治层面主宰东地中海地区。

◎由发掘看古代文明

遗址或遗物是古代文明最能言善道的证人。当然也有一些资料以更繁复的方法叙述各种文明，例如旧约圣经或《吉尔伽美什史诗》，但文献资料的内容仍必须经过考古学的验证。毕竟这些内容往往是在对作者有利的情况下撰写。

在过去约四十年来，笔者造访过欧亚大陆许多遗址，但也有完全不曾涉足之处，例如中国或前苏联境内中亚地区等。但身为人文学者，笔者亲眼所见的遗址或遗物仍属极多。相较于这种经验，实际投入发掘作业调查遗址截然不同。发掘作业首重土壤堆叠层位的分辨，某个层位含有的陶器等迹象可以分辨该层位的年代。若确定某层位为西元前一世纪下半叶，则其上层位较该年代新，其下层位较该年代旧。若欲持续进行这种基础作业，光是发掘一百年间的几个层位，就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光。换言之，在发掘作业中体验的时间，其流逝速度实在缓慢。反观搭飞机抵达突尼斯（Tunis）机场，乘计程车造访迦太基的遗址，在两三小时内参观西元二世纪的罗马浴场及第三次布匿战争时的火灾造成的焦土层，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发掘作业期间时间缓慢流逝，在此情境思考遗址原有的时代，或许对该时代可以有更贴近、更具体的理解。因此尽管无法敏锐道破古代文明的变迁，无法明快的点出其本质，某种程度上却能够追溯推动文明的各种主因或人们的心理。

从萌芽到形成专有特质，进而开拓独特发展，最后走向衰退，古代文明不乏这类变迁。透过发掘笔者理解到，这类变迁是非常缓慢的历程。想来身处这些变迁之中的人们，当下无法掌握变迁的方向或特征，只能隐约察觉到，一切正在缓缓改变。

然而一旦全盛期逝去，进入衰退期后的某个时间点，人们注意到此事后，可能会对变化之大、衰退之快感到顿悟，自行坠入过度的混乱——即使实际衰退步调之缓，比之进步时的速度并无不同，亦然。

即使是同样的景色，乘着上升气流往下俯瞰，相对于注意到衰退而往下眺望，两者观感截然不同。生存在现代的我们，也有必要充分体认这点。

诚如前述，古代末期罗马时代将尽时，人们曾感叹为何昔日闪耀的太阳不再照耀大地。并不是当时曾发生大规模气候变迁，而是在日渐衰退的时代中，人们的情绪变得灰暗悲观，因此感慨万千。

尽管有奥古斯都建设罗马帝国，图拉真（Trajan）将帝国版图拓展至最大，异民族纷纷敬畏这个史上最强的国家，却没人预料到，这个帝国也会有衰退的一天。以现代观点比喻，罗马帝国如高速公路般气派的道路总建设长度达八万公里，地中海有数千艘船只搬运物资，首都罗马与亚历山大城也有半个月内即可联络讯息的通讯网。但也因为这些网络将帝国内各地区、都市与村里之间紧密链接，一旦其中一部分被阻断，精巧的网络便会陷入恐慌。诚如前述，在探究数个文明的兴亡后可知，使文明繁荣的原因或要素，也能使得同一文明衰退。罗马文明同样是因为使其繁荣的因素而走向衰退。

从人类出现到古代的旅程即将结束，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漫长的过往时代，比之我们生存的现代，最大的差异是，以往的每个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是第一次的经验，也因此他们会烦恼、迷惘、恐惧、踌躇，并且发挥智慧、提起勇气应对这些事件。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瞬间，民族全体、社会全体、团体全体，或者每个人类的在各方面都在面对新的时代或事物。曾几何时，我们是否忘了这种全新的感觉呢？

后记文明灭亡时刻

◎衰亡的机制

我们已经在正文概观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您应该注意到了，地球上诞生的种种文明如今已经全面消失。想当然耳，文明必然会灭亡。永续发展的文明根本不存在。

“中国四千年”之说象征中国文明的漫长，然而中国文明并不存在着连绵不绝的性质，其文明延续只不过是许多文明以交替的形式支撑着各个时代。

文明的兴亡过程包括兴起、繁荣、日渐消逝，仿佛生物的一生，也好似人类的生涯。先有出生，然后成长，在某个时期达到个体的颠峰，最后衰老，结束一生。文明的兴亡也如同这条缓和的曲线时时变迁。其中也有些戏剧性发展的例子，在盛极一时之后迅速走向衰亡，例如苏美文明。但这必须视为一种特殊变迁，是因为强行透过灌溉农业从事生产的结果。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到底还是犹如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会经过缓慢的时间，温和渐进的衰退，几乎没有例外。

然则，文明衰亡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

开门见山的说，几乎所有情况下，都能在促进繁荣的主因当中找到文明衰亡的主因。当然也有文明因为敌国攻击而灭亡，或者因政治势力地图改变而灭亡，但就所谓的大文明而言，大多数的模式仍是促使文明繁荣的主因导致衰退。换言之，大多数的大文明都曾走上自取灭亡之路。

试以罗马帝国为例说明。促使罗马繁荣的第一主因，是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拥有富足的环境，足以养育五千万人口。但尽管地中海世界丰饶，农产品有盈余的地区也仅限于尼罗河三角洲及今日的克里特岛、突尼斯（Tunisia）、西西里岛等地。因此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争夺盈余农产品的战争在地中海世界不曾止息。

凯撒试图平定战乱不休的地中海世界。他认为，若能适当将盈余农产品自充足的地区重新分配至不足的地区，五千万人即可和平生活。为此他尝试将地中海世界化为一个领域国家，试图将各自为政的地区政治体系变更为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体制。但凯撒在实现理想前就被暗杀，继位者奥古斯都则创建罗马帝国的基础，之后地中海世界延续了三百年的繁荣。

然而罗马帝国繁荣后，尤其是在意大利半岛的人们变得富裕后，人们开始排斥兵役，后来国境警戒任务都交由边境地区的异族负责。奥古斯都死前曾叮嘱不得同时与两方战争，可是一旦国家规模庞大，难免会在多个地区酿成纷争。结果，军事力量因此分散，罗马帝国陷入苦战，此时异族士兵的弱点表露无遗。他们在战况均势时虽能发挥功效，但只要稍微陷入劣势就会轻易倒戈。原本罗马帝国的士兵，是军队战力无与伦比的士兵，而非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士兵。

于是军队从内部崩溃，罗马逐渐衰退。然而罗马帝国原是因为巧妙的异族政策而扩大、繁荣的国家。为了唤醒异族士兵的斗志，罗马提出奖励政策，承诺只要服二十五至三十年兵役即可取得完整的公民权。结果住在边境外的异族移居至地中海世界，国家因此扩大，异族最后却也成了罗马衰退的主因。

繁荣达到临界点时，就会转为衰退。以罗马帝国为例，其分歧点为西元二世纪初的图拉真皇帝（西元九八～一一七年在位）及哈德良皇帝（Hadrian；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的时代。

图拉真就任皇帝时，罗马帝国已有十足的扩张，但依然企图扩张，进而占领今罗马尼亚、甚至是伊拉克一带。哈德良继承其扩张的版图，却因广大的领土疲于奔命。他担任皇帝期间，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视察领土。世界上的有权人士若非因为战争，没人如哈德良这般四处奔走。结果哈德良的施政方针由扩张转为重视内政，逐渐无法控制异族。后来远征美索不达米亚的士兵将瘟疫带回罗马，导致瘟疫大流行，据说罗马帝国的人口因此由五千万人减少至三千万人。

◎均质社会的优势与弱点

号称史上最强的罗马帝国于西元二世纪初达到扩张的颠峰，当时日本为弥生时代。时代若再往前倒退，来到西元前六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当年繁荣的亚述帝国在此时灭亡，日本则还处于绳文时代，属于狩猎采集社会。

这或许可以说是远东岛国的落伍，但也是因为日本列岛有丰富的植物与小动物，适于狩猎采集，当地农耕才会比西亚或地中海世界晚开始。因为自然资源丰富，不必透过农耕生产也能生存。倘若日本的自然环境更加严苛，我们的祖先应该也会各种巧思，从更早期的阶段开始农耕。不仅如此，社会或文化的样貌也很有可能有所改变。

农耕在早期普及的地区，例如美索不达米亚也好，欧洲也好，适合农耕的土地都不太宽广，因此必须努力透过灌溉或开垦增加农地。无论灌溉或开垦，光凭人的力量想要提升效率总会面临极限。于是人类开始利用牛马，而当人类利用牛马农耕成为常态后，人类发现有一种劳力比动物更听话，学习速度更快——那就是人类，于是人类开始使用奴隶。

另一方面，日本有优良的土壤与气候，只要稍微费点功夫，相对上较容易农耕，不若美索不达米亚或地中海世界需要使唤牲畜。只要利用两三町步[1]的土地种稻、栽培各季节的蔬菜、饲养鸡猪，便足以供应一家所需。在欧洲贫瘠的土地，或者寒冷的气候，想要栽培作物就必须借助牛马之力，后来衍生出以奴隶为劳动力的作法。奴隶在日本之所以不普及，可能是因为环境优良，不需借助牛马之力即可农耕。

世人认为日本人是全球罕见的均质民族，而日本人这种特质，可能也是优良的自然环境与稳定的小规模农耕造就的结果。没有特别突出的富人，也很少有特别贫困的人。福斯的生活都还过得去，社会上没有极端的贫富落差。

这种均质性在明治以后成为稳定的劳动力，对日本的近代化发展有莫大贡献。明治维新时，日本人口约三千五百万人，如今约一亿二千万人，增长了三倍以上。个人所得在明治时代相较于全球主要国家为最低水准，但也曾一度上看全球十大，国内生产毛额（GDP）如今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日本在明治以后的发展可说是“世界奇迹”，实现奇迹的一项重大主因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均质性。

然而均质性起正面作用的期间仅至一九八〇年代，如今均质性反而有负面倾向。或者该说，日本社会正逐渐丧失圆融性，无法发挥均质性的正面作用。“日本神话”因此正在崩解。

举例而言，以往日本警察的破案率之高号称世界第一，近年来却急速下滑。有人认为，其中一项原因是犯罪变得多样化，特别是外国人在日本的犯罪急速增加。外国人的思考与行动模式都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之所以无法应对其犯罪，是因为以往面对的都是日本人均质性的犯罪模式。在社会整体均质的日本，因为周遭同质性高，任何不同质的事物都会显得很醒目。所以并非警察优秀，所以破案率高，因此容易抓到犯人，而是均质化的社会使犯人无所遁形。然而社会若变得不均质、多样化，不同质的事物就不再醒目。正因为原本不同质的事物不再特出，日本的破案率才会低落。根据警视厅“刑法犯认知件数．破案件数．破案率变迁”（昭和二十一年～平成十六年〔一九四六～二〇〇四年〕）所示，以往破案率大致为百分之六十，但自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开始急遽下滑。

均质的劳动力有助于以低成本大量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但不太可能造就突出而有创造力的事业。今日的产业界追求的是后者，不在话下。如此回顾可知，若将明治维新至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发展奇迹视为“日本文明”，然则实现这般发展的均质性，同时也是今日低迷的因素——或许在日本也能见证文明衰亡的法则。

◎日本文明的弱点

在均质社会，经常有一股力量在运作，不同质的事物因此被排除。这好比人体的机制，会将异物排出体外。然而这只是在否定多样性，其中有一项重大课题是日本社会与日本人必须面对的。

诚如前述，多样性可确保“强悍”与“坚韧”，人类既是生物，也适用这点。在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之中，或许要属人类繁殖状况最佳，但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体内，真是拥有最繁杂最肮脏的事物。现在新型流感备受关注，但对其他生物而言，人类恐怕是地球上最厉害的“病毒”，而且毒性与日俱增。

意大利帕多瓦（Padova）的斯克罗威尼礼拜堂（Scrovegni Chapel）以乔托（Giotto）的壁画闻名，但这些壁画近年来日渐劣化，令相关人员头痛。研究人员起初认为原因可能出自废气排放，这与周遭交通量增加有关。然而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导致壁画表面劣化的，并非汽车排放的废气，而是参访旅客的呼吸。也就是说，研究人员证实，人体借由呼吸而排出体外的细菌或霉菌，会对壁画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人类体内就是如此富含脏污，因此在地球上得以维持超群的生命力。

但在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中，有人正在削弱这种生物原有的强悍，那就是日本人。一九九五年二月，近三百名自峇里岛（Bali）回国的日本人感染霍乱细菌。但在同一时期，峇里岛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或当地居民并未被感染。当时无法厘清为何只有日本人发病，事情不了了之。不过一般认为，对传染病最虚弱的，就是生活在最清洁的国家的日本人。清洁行为矫枉过正的现象近年来更有扩张趋势，甚至有父母不让孩子到公园的沙坑玩耍。

这无非是过度保护，实在是愚蠢的行为。毕竟对幼童而言，在沙坑玩耍是打造健康身体所必须的经过。刚出生的婴儿最初获得的免疫力来自母乳，欲使免疫力更上一层楼，就必须玩沙。倘若以“肮脏”为由而排斥玩沙，就等于是拒绝让身体强健发育。

不过近年来变得脆弱的，不仅是日本人的身体，文化亦同。例如日本各地都保留着宝贵的技术，这些传统工艺可谓我国制造业的起点。这些工艺品的制造过程，通常仰赖许多工匠的分工合作。假设要制作神轿，则需要装饰工匠、木材工匠、木漆工匠、木匠，必须让许多专业工匠发挥技术，最后才能组合出一座神轿。光就木漆而言，就需要莳绘师、彩色师、金箔师等工匠合作。也因此，哪怕只缺少一位专家，传统神轿便无法完成。

日本各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具备地区间的联系，例如岩手的南部铁壶与秋田铁壶，便是在彼此影响之下愈发成熟。也因此，一旦某项工艺品灭绝，与其相关的其他联系也会断绝，不仅制造会陷入停滞，也会失去改良的机会与发展性。一项工艺品之灭绝，损失的比表面上看见的更多，对于其他工艺品也会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欲维持、发展优秀工艺技术，不仅需要各种材料或技术，创意的累积与爱好者的存在也是必备的前提，就这点而言，多样性有其重要性。倘若无法维持多样性，日本的工艺品肯定会走向衰退。

今日传统工艺各界都缺少继承人，国宝级的作家大半数也是身兼创作与大学教师两职。光凭工艺无法维生，继承人也因此减少。若不尽早提出对策，将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常听人提到“濒危语言”或“濒危世界遗产”，日本传统工艺品也是一项“濒危文化”。

◎要素还原主义的“遗产”

由前述可知，多样性为确保文化或文明能量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人类拥有的智慧也是维持文明时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智慧的力量不足以强化文明，却有可能使文明平缓上升或延长寿命，亦即可能使文明衰退的曲线更趋平缓。

有鉴于此，试在此探讨我们今后所需要的智慧。

再次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建构了现代文明，此系笛卡儿提倡的要素还原主义所带来的结果。与要素还原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全貌观（Holism），亦即全体论或统合主义。比较要素还原主义与全貌观，可知以往为全貌观占上风，但随着时代演进局势逆转，如今要素还原主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科学技术显著的发展是要素还原主义的成果，照理来说全貌观也应该发挥其功能，将科学发展的成果整合，进而掌握其整体，如今却无法对此抱持期待。因为人们太过期待科学技术的进展所带来的成果，却不检视个别成果对整体社会或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只是一味摘取果实。

要素还原主义确实对人类贡献极大。人类曾经因此得到蒸汽机这一全新动力，并孕育出兼具美感与结构强度的建筑——艾菲尔铁塔。十九世纪中期到后半叶，要素还原主义孕育出机械论（Mechanism）式的世界形象，并如神话般的普及，人们认为只要推动机械化，人类的未来便是光明美好。尽管机械论式的世界形象创建于这段神话之上，却也引起负面影响，人们以“公害”称之，伦敦的雾霾即是典型的环境损害。继机械论式的世界形象，要素还原主义又因为X光与镭的发现而建构原子论（Atomism）式的世界形象，结果酝酿出核武，对人类而言是一项无可挽回的负面遗产。

负面遗产的扩张不仅止于此。科学进步的矛头后来指向显微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发现DNA的双股螺旋结构，此时开始有人提出基因论式的世界形象。在自然科学领域，生物学以往较重视全貌观，但在基因论式的世界形象出现后，却也开始吸收背道而驰的要素还原主义。

基因论式的世界形象问世至今时日尚浅，但未来发展将面临的，恐怕是基因转殖问题。近年来研究人员会利用植物基因配种，而且是不同种间的配种，甚至会以植物与动物的基因交互配种。这种行为也许已经斩断自然界精密秩序的某个环节，究竟会对地球上的生物带来什么影响，目前仍是一无所知。这真教人认为，我们正在对将来埋下非常深刻的危险因子。

◎我们能力可及之事

在前述背景下，环境问题渐渐发展为今日地球上最重要的课题。环境问题最难解之处在于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者。换言之，问题在于原因与结果无法从单一脉络上找到解释。加害者同时也可能是被害者，而被害者也或许是加害者；根本原因究竟导致什么结果，复杂的结构难以掌握全貌，这点才是问题所在。

有人认为环境问题也能以要素还原主义解决，但这就好比打地鼠，倘若每次只是针对表面现象对症下药，却不明白问题背后的因果，就称不上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今日的环境问题可说是一项警讯，提醒我们反思是否太过偏重要素还原主义。这个棘手的问题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全貌观能否重新受到重视——全貌观能从总体层面掌握环境问题。接下来的考验，端看人类的智慧能否根据全貌观掌握问题，并且找出应该前进的方向。当然如果全貌观如果太过强势，人类又将面临神秘主义的阻挠。对人类而言，经常意识到全貌观以往为何衰退，并且重新建构更加科学性的全貌观，是少数能确保希望的方法。

要素还原主义对以往的文明史观一直有影响。举例而言，十九世纪普及的机械万能主义衍生出机械论式的世界形象（此系最初期的要素还原主义之成果），人们相信只要不断将各个环节组合，必定可迈向进步，社会整体将更加丰饶；以往日本的学校教育偏重“四大文明”，这种文明史观便是在前述背景之下产生的认知。

但诚如前述，要素还原主义导致公害问题、促使核武问世，甚至引发环境损坏，事态发展为全球性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整全观的复苏受到期待，而我们身为研究人员，也应该尽量理解各种古代文明，而非只去理解“四大文明”之类——这一类的人类足迹系经过筛选。例如古代安地斯文明，或者本丛书其他卷提及之各种非农耕民族的历史，亦即亚洲内陆半干燥地带的游牧骑马民族，或者以海维生因交易而繁荣的民族等，各种文化、文明的多样性都必须加以关注。否则恐怕无法真正厘清或认知人类的历程。

现代人正面临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尽量多理解各个文明的兴亡，并且全面性的掌握这些知识，持续考察其全貌。从这种观点可知，无论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或是人类最初的都市文明，或者最大的古代都市等等，这些“最古”、“最初”、“最大”等成就，在文明史之中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的义务，是更加多方面的观察，将更有价值的事物整合，同时持续认识文明。或许唯有做到这点，古代文明之考察才能在揭发人类昔日种种作为的同时，给予现代人深刻的启发。

我们的目标是超脱怀古主义，将过去的人类在古代遗址不断上演的作为与现代人直接衔接起来。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似乎还需要花点时间。

1. 町步：也称町，面积单位，但为了跟长度单位的町区别，因此称町步。指单边长1町的正方形面积（1町＝60步），约等于9917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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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遗址解说

◎周口店

更新世中期以后的石灰岩洞穴遗址群，散见于中国北京市房山区龙骨山周口店，曾出土北京猿人（直立人）（学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也曾称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九二三年瑞典籍地质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发现牙齿，一九二七年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将这些牙齿的主人命名为北京猿人。一九二九年中国籍考古学者裴文中发现头盖骨。但头盖骨于一九四一年美日开战之际遗失。遗失前，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曾逃亡至美国）曾留下详细记录，成为日后的研究资料。现代人的起源分布于多个地区，过去曾有学说主张北京猿人为今日亚洲人的祖先，但现在已被否定。人类有意图的用火行为，例如以火炉烤肉等，最初的主张系基于此遗址而提出。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不同说法，认为灰烬的堆积系来自自然引火，从洞穴环境与骨头检验状况可推定北京猿人并不栖息于洞穴内，遗体为肉食动物带进洞穴食用所留下的残骸。由于当地为石灰产地，在毛泽东时代工业兴盛，遗址日渐受破坏，但在一九八六年以后推动保护工作，并登记为世界遗产。今日仍在持续发掘，遗物则在北京猿人展览馆公开展示。

◎沙尼达洞穴（Shanidar Cave）

伊拉克北部札格罗斯山脉中的复合式洞穴遗址，曾发现尼安德塔人的遗体。一九五三～五七年，美国籍考古学者拉尔夫．索列基（Ralph Solecki）着手发掘。上层为即将迈入农耕的原新石器文化层与中石器文化层，接着是旧石器晚期文化层，最下层为旧石器中期文化层，曾找到九具人骨。一号男性特别值得关注，其头部有重伤，缺少右臂，左眼失明，年约四十，可说是特别长寿的老人。当时的维生手段是狩猎采集，但一号男性不可能参与，对团体而言应是负担，能够如此长寿，可能是因为有整个团体给他扶持。四号男性遗体的土壤中则是发现大量花粉粒，足以证明当时的人可能对死者献花并埋葬之。不过这种解释在近年来也遭到其他论述反驳。

◎奥杜威峡谷

坦桑尼亚西北部、维多利亚湖与吉力马札罗山火山之间有一大地沟带，本峡谷位于其中，为全长约四十公里的峡谷，曾出土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化石人骨。二百五十万年前堆积于湖泊滨线的遗物与湖成沉积物及周期性的降灰一起堆积，湖泊干涸，河川遭侵蚀，堆积层于是暴露。此地为鲍氏南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与巧人两种初期人类最初的化石发现地。一九一三年，德国翰斯．列克（音译）发现化石人骨，今日称之为奥杜威人。英国人类学者刘易斯．李奇（Louis Leakey）、玛丽．李奇夫妻于一九五九年自最深层发掘一百八十万年前的南猿化石头盖骨，此系鲍氏南猿（发现之初称为Zinjanthropus boisei），为南方古猿的一种。一九六四年又发现巧人化石，此系人属（Homo）的一种，同一层也曾找到粗制砾石器。另外也发现许多石器、兽骨、人属的化石。

◎阿尔塔米拉洞穴

位于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Cantabria）、桑蒂利亚纳戴尔马尔（Santillana del Mar）近郊的洞穴。保有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壁画，年代约一万八千五百年前至一万四千年前，相当于索吕垂安期末期至马格德林期早期。之后此洞穴无人涉足，仅有野熊在此冬眠。一八七九年，当地律师马塞利诺．桑斯．德．桑图奥拉偶然发现之，虽主张其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并未获得学界接纳。后来有人提出其他案例，终于在一九〇二年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绘画。此壁画有上百的野牛、马、野猪、鹿、野生山羊、勐犸象（西班牙唯一案例）及符号等，由多种色彩构成，并善用壁面自然凹凸诠释。极具创造性的才华，展现出强烈的咒术色彩与宗教精神。自从此洞穴的重要性确立以来，先后经历研究、保存措施、公开，一九二四年获选为国家纪念物，一九五五年每年有五万人进入洞穴，保存状态逐渐恶化。当地也是石灰岩质地的喀斯特地形，自然侵蚀日渐显著，有崩坏之虞。目前此洞穴因实施研究保存处置，不对外公开，但在当地与马德里的博物馆有复制品。和其他时代的洞穴壁画一样，这项位于西班牙北部的旧石器洞穴美术，也已登记为世界遗产。

◎拉斯科洞穴

本洞穴位于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蒙提尼亚（Montignac）近郊韦泽尔溪谷（Vezere Valley）。保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终末期的马格德林文化阶段（碳十四定年法估算为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七±九百年前）之洞穴壁画。此为村庄中的孩子于一九四〇年偶然发现。其图案有野牛、马、野生山羊、鹿、披毛犀、人类、几何图样，以及喷洒颜料而留下的手印。与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一样，属于法兰科．坎塔布里亚地区的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美术。由于参观者的呼吸导致壁画劣化，故自一九六三年起不对外公开。韦泽尔溪谷装饰洞穴群于一九七九年登记为世界遗产。

◎耶律哥

位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自治区、死海西北、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聚落遗址，横跨中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相当于西元前九〇〇〇年至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根据《旧约圣经》所述，西元前十四世纪曾遭约书亚率领的以色列人攻击、占领。一八六八年进行调查，之后有德国、英国等考古学者间断性进行发掘调查。当地邻近约旦河，属于战略要地，又有天然泉水，因此自古即有人居住，已发现纳图芬文化以后的遗构。约四公顷的聚落周围设有壕沟，内侧石造城墙达五百公尺，也有高约九公尺的防御监视塔。房舍地下埋有头盖骨，其上附有黏土，也有在眼眶镶嵌贝壳者。当地也曾发现死海周边的盐、硫磺、天然沥青、西奈半岛的绿松石、红海的宝螺、安那托利亚高原的黑曜石、绿石等，可见当时已有交通网络，可使当地与遥远地区交易。

◎加泰土丘

新石器时代（西元前七〇〇〇～前五五〇〇年左右）的大规模聚落遗址，位于土耳其、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科尼亚平原（Konya Plain）。初期农耕村落文化高度发展，面积约达十三公顷。拥有肥沃的耕地，也因为附近出产黑曜石，所以此地有贸易中继站的功能，因交易而繁荣。日晒砖与木材建造的房舍由厚重的墙壁相连，形成没有走廊或信道的密集房舍群，其间没有道路，人们由屋顶出入口攀爬楼梯进出。宗教用途的建筑物在墙面涂有白色熟石膏，其上有女性像、绵羊或山羊；另有牛头，其上镶嵌真实牛角。此地出土许多女性土偶，其外形多为肉体丰满，是多产丰饶的女神像。

◎梅赫尔格尔

从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斯坦北部的奎达市往东南方，再从俾路支斯坦丘陵地区开始沿着波伦河出发，来到通往印度河的刻赤平原，途中下山的山口，就是这座初期农耕聚落遗址的所在位置。一九七四～八五年，法国团队对此进行发掘调查。此系南亚最古老的先陶器新石器文化，可追溯至西元前七〇〇〇年代。当地曾出土石制镰刀，此系当地最初期农耕的物证，也证明此地的麦作农耕曾独立于伊朗高原发展。以此为轴心，也证实当时的人曾饲养绵羊、山羊、牛，形成初期农耕暨放牧社会。此地位于平原地区与丘陵地带之间，前者粮食生产力因农耕而强盛，后者则有木材及石材等天然资源，又因为水资源丰富，之后一直有人定居。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文化发展过程，可就此一遗址完整追溯。此地发现的遗构、遗物之中，有些可显示权力的存在与专业职人的出现，显示初期农耕生活逐渐发展后，曾自西元前六〇〇〇年以后达到社会垂直化与水平分业。当时的人也懂得制作陶器，当地逐渐发展为陶器制作中心，影响遍及周边各地区。西元前四五〇〇～前四〇〇〇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至金石（石器与铜器）并用时代之过渡期，曾出土许多别具特征的彩色陶器及女性土偶，显示农耕社会的成熟。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开始出现印章，由于此系交易用物品，兼之造型受伊朗高原影响，可知当时社会已被纳入更广范围的交易圈内，正逐渐迈向高度发展。西元前三〇〇〇～前二七〇〇年左右发展愈发快速，当地与印度大陆西北部紧密的地区交流，以及与伊朗高原的广范围交易进步，因此为西元前二六〇〇年左右开始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奠下基础，所以此时代称为初期哈拉帕文化，或称初期哈拉帕期。后来当地一度被弃置，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后，成为居民的坟场。

◎埃里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都市，苏美文明中极其重要的都市国家。古代时邻近幼发拉底河河口附近的波斯湾，但现在已经远离。苏美强势都市的年代记整理于“苏美王表——掌握霸权之都市与统治者之年代记”，埃里都记载于其开头，写道：“王权从天而降之时”，因此有人认为地上最初的王朝系由埃里都创建。一八八五年以来，此地主要由英国团队间断性的发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由伊拉克古代遗产总局调查。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代最初的村落于此形成。之后于西元前二九〇〇年以前形成都市，但庞大势力并未千载扬名，都市约于西元前二〇五〇年以前日益衰退。乌尔第三王朝时代（西元前二十二世纪末～前二十一世纪）建设金字形神塔。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上半叶欧贝德时期的地层曾发现神殿遗址，考古学已证实，此神殿遗址有千年以上的连续发展，祭祀神祇为埃里都的历史时代的守护神——水神、文化神、大地之神恩基（阿卡德神话的Ea）。以往认为欧贝德时期与乌鲁克时期的连续性曾经断绝，但此神殿遗址却可为其连续性提供佐证。

◎乌鲁克

此遗址位于伊拉克南部萨玛沃（Samawah），现代名称为瓦尔卡（Warka）。曾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在苏美文明之中为格外重要的都市国家。《旧约圣经》中的以力（Erech）与现代名称系流传自其古名。发现时代为十九世纪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战前，德国东方世界学会团队开始发掘，自一九二八年起持续实施发掘调查。自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代开始有人居住，并于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上半叶欧贝德时期形成都市，之后至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历经乌鲁克第一王朝至第六王朝，皆为繁荣的重要都市。本都市的信仰中心为大女神伊南娜（闪米语名伊丝塔），其石灰石神殿壮阔宏伟。日后神殿建筑的基础已于此时显现。此地层发掘一城墙，据传为日后在《吉尔伽美什史诗》被描述为英雄的吉尔伽美什修筑。城墙为长轴三公里，短轴二点一公里的椭圆形，长九点五公里，高六公尺，厚五公尺，曾设置八百至九百五十座塔。从其砖块特征可确定其年代为早王朝时期乌鲁克第一王朝（西元前二六〇〇年左右）。推测可能是因为苏美都市间的斗争加剧而建造。西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因联系印度与巴比伦，而以地方中心都市之姿复兴，即使被纳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王朝（Seleucid Empire）、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帕提亚帝国（Parthian）统治之下，依然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重要都市，繁荣如旧。在东方世界领域也是希腊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此都市不仅曾发现楔形文字最古老的图形文字体态，也曾发现自最初期至希腊化时代末期的许多楔形文字黏土板文书。

◎乌尔

伊拉克南部纳希利亚（Nasiriyah）近郊的亚勒慕该亚（Tell el-Mukayyar）遗址，苏美文明的都市国家。《旧约圣经》称之为“迦勒底的吾珥”据说是亚伯拉罕的故乡。西元前五〇〇〇年代中期开始有人居住，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代上半叶欧贝德时期正式形成都市，却遭大洪水破坏。吾珥南模开创乌尔第三王朝，并制订吾珥南模法典，其建设的吾珥金字形神塔为现存遗址中规模之最。总层数三层（现存二层，高二十一公尺），内部采用日晒砖，外部采用锻烧砖，顶端有都市之神月神南纳（Nanna；闪米语名为欣〔Sin〕）的神殿。本都市拥有港口，连通幼发拉底河，于西元前二〇〇四年因埃兰军沦陷，第三王朝灭亡，但在新巴比伦时代因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实现复兴而繁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以地方都市的定位延续，但在西元前四世纪成为废墟。

◎摩亨卓─达罗

印度河流域文明具代表性的都市遗址，位于巴基斯坦（Pakistan），信德省拉尔卡纳（Larkana）南方、印度河右岸。保有雅利安人（Aryan）入侵前的文化。一九一一年发现后，时任印度总督府考古局长，英国籍印度考古学者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等人进行发掘调查，但自一九六〇年代以后再无新的发掘。创建期间约为西元前二六〇〇年。规模超过一百公顷，包含具备政治、宗教功能的城塞，以及一般民房构成的城镇，其都市规划为格子状街区型态。城塞内有大型沐浴场，可能是权力人士用以举行仪式的场所。此处大量使用锻烧砖，房舍出入口面对小巷弄，道路设有排水沟。出土物有贵金属、印章、彩色陶器、青铜器等。

◎河姆渡遗址

中国浙江省余姚市杭州湾南岸余姚江有一山口凸出，其前端低湿地带有河姆渡村，即是本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址之所在。其文化层分为四期，约为西元前六〇〇〇年至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一九七三年发现，并发掘至一九七八年。曾出土干栏式建筑（干草与高架结构之房舍），也曾发现一含有大量稻谷之沉积层，连带出土遗物有炊事用具、农耕用具、木工用具、纺织用具、狩猎用具、漆器等。此遗址的发现，证实在黄河流域进行农田耕作的同一时期，长江流域下游也已有稻作栽培文化。根据DNA鉴定，确定稻作文明的起源并非云南、阿萨姆地区，而是长江流域。

◎良渚遗址群

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西元前三三〇〇年左右～前二二〇〇年左右）的指标性遗址群。一九三六年开始发掘调查，当时以拥有巨大祭坛遗构的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在反山遗址、瑶山遗址等地也从许多聚落遗址或坟丘墓出土大量的精巧玉器。二〇〇七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调查下，确认一座大型古城遗址。古城结构为东西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公尺，南北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公尺的矩形，总面积约二百九十公顷。城墙采夯土工法，于地基上铺设石头，再以黄土巩固之，宽约四十至六十公尺。该古城规模为同类之最，出土玉器品质亦高，显示良渚文化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重要性。

◎卡拉尔

位于秘鲁利马北方约二百公里、秘鲁中央海岸苏佩谷的巨大遗址，于一九四八年发现。二〇〇一年起，秘鲁与美国的联合调查团开始发掘调查。碳十四定年法鉴定结果为西元前二六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左右的“都市遗址”。其年代为安地斯文明成形期之早期至前期，与埃及吉萨金字塔群几乎为同一时代。此处有石头建造的“大金字塔”及其他八座金字塔、圆形神殿等，许多祭祀用建筑与房舍遗址集中于约六十公顷的区域。当地也曾出土布、土制偶像、人骨等，但未发现战争痕迹与兵器，也无使用陶器的证据，周边也无大河，这对文明与技术进步之关连性提出了重大的质疑。

◎科托什

此系直径约一百公尺的土丘遗址，位于中央安地斯北部、秘鲁中央高地山脉之东斜面瓦那科市西方五公里、瓦亚加河（Huallaga River）上游依格拉斯河右岸之河阶，标高二千公尺。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自一九六〇年代开始发掘。以往学界认为安地斯文明的起源为查文文化，本遗址的发掘则证实在此以前尚有更古老的文明。当地最古老的无陶器层为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的米特时期之层位，此层位曾出土中央安地斯极古老神殿之一“双手交错的神殿”（九公尺的正方形，高二公尺）、“小壁龛神殿”“白色神殿”。神殿完成后曾于某时期被掩埋，之后于其上建设新的神殿，如此反复进行（神殿更新）。神殿屡次更新的现象在密集农耕确立前发生，亦即农产品有盈余前，甚至是陶器都还没问世的时代业已开始。研究人员认为，之所以能有此发展，是因为以祭祀设施为中心的恒常性共同体之间，已产生有体系的宗教，因为有宗教的统合力，使得共同体超越封闭性的农民共同体，实现广泛而大规模的社会合作与统合体制。这不仅改写了古代安地斯文明起源的相关定论，也有助于人们广泛思考文明的进步，成果卓越。顺带说明，米特时期之上还有外拉希卡时期、科托什时期、查文时期期、萨哈拉巴塔时期、依格拉斯时期，但在西元后文化陷入停滞。

◎窟图尔．瓦席

安地斯文明神殿遗址，位于秘鲁北部海岸特鲁希略（Trujillo）东北约一百一十公里处，标高二千三百公尺的山中，墙壁由巨石堆成，支撑着其顶端约一公顷的人工台地之四面。一九四六年起，户利欧．泰尤等人开始发掘。一九八八年起，东京大学古代安地斯文明调查团开始发掘调查，证实自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以后，同一地点在一千年间曾数度建设石造神殿，祭祀活动曾持续至西元后。其文化层可分为四期，最初期为伊多罗时期（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八〇〇年），当时已曾进行神殿更新。接着是窟图尔．瓦席期（西元前八〇〇～前五〇〇年），人们建设大规模神殿，埋葬品则有豪华金冠等。这些是秘鲁最古老的金制品，也是学术发掘所取得的贵重史料。在科帕时期（西元前五〇〇年～前二五〇年），神殿分离成为两个区域。最后的时期为索提拉时期（西元前二五〇年～西元元年左右），此时为衰退期。一九九四年，当地贫村建设博物馆，借以展示出土遗物。由于这座现代“神殿”的统合力，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村民起身保护历史文化与遗址，进而确立认同感。

◎克诺索斯

迈诺安文明宫殿遗构，位于希腊克里特岛中央北部伊拉克利翁（Heraklion）郊外。据说为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Minos）的居城。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建造，于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因地震崩毁，但获得重建。现存遗构大部分为此次重建后所遗留，属于新宫殿时代，与岛内斐斯托斯、马里亚、扎克罗斯并称四大宫殿。整体面积约一五〇×一〇〇公尺，中央有约五〇×二八公尺的庭院，西方为王座厅及其他与祭祀、政治相关的公务空间，东方则设有国王或贵族的起居空间。宫殿不仅为政治、宗教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农产品的收集、重分配在此进行。此宫殿由二楼至四楼之各个建筑组合而成，其建筑高度不同，宫殿格局亦非左右对称，这与日后狭义的希腊文明中，逻辑性的、构筑性的建筑理念不同。此宫殿无象征权威主义的城门或城墙等防御设施。当时祭祀中心位于宫殿，迈诺安文明不曾另行建设神殿建筑。西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当地开始被希腊内地的迈锡尼文明统治，走向衰退。一九〇〇年起，英国考古学者阿瑟．埃文斯在此地发掘，并修复遗址。

◎迈锡尼

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戈利斯平原西北端的遗址。大致位置为雅典西南方一百三十五公里处，阿尔戈利斯平原尽收眼底，又占据南北信道，标高二百八十公尺的地势极具战略意义。青铜器时代晚期，西元前十七世纪末达到全盛期，因为是晚期赫拉斯时代具代表性的遗址，故此时代又有迈锡尼时代之称。此遗址为城塞都市，周围有城墙，有权威主义的狮子门，有出土“阿伽门农面具”等遗物的圆形坟场、有房舍及宫殿、有迈加隆（日后希腊神殿之原型）等建筑。虽于几何图案时代时代衰退，之后仍一度复兴，于西元前七世纪末在迈锡尼时代的王宫遗址创建雅典神殿。西元前四八〇年后，虽被阿尔戈斯破坏，但直到西元三世纪为止都有少数人居住。海因里希．施里曼自一八七六年开始发掘。此遗址与同为施里曼发掘的梯林斯同样已登记为世界遗产。

◎罗马（都市）

台伯河附近数个山丘之上曾于青铜器时代末期、西元前十五世纪左右形成聚落，直到铁器时代初期、西元前九世纪为止，此状况几乎没有变化。但自西元前八世纪第二季开始，因农业技术改良与塞诺西辛（聚居）现象使得人口增加。台伯河为意大利中部最大河川，自铁器时代初期即被用于运输木材或农产品，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河口往上游约二十公里处有一渡河点，其左岸出现一座大型聚落，位居交通十字路口的战略要地，东西交通有台伯河，南北交通则以渡河点与文明先进的伊特鲁里亚地区及南意大利希腊殖民都市相连。但根据传说，都市化系于西元前七五三年，由罗慕路斯（Romulus）开始，但考古学认为系始于西元前六〇〇年左右。王政时期因伊特鲁里亚化而迈向都市化，但在西元前五〇九年共和政治创建，罗马脱离伊特鲁里亚的政治与经济统治。之后罗马在帝政时期繁荣，总人口超越百万人，成为权力与荣耀的中心。中世纪虽然人口一度衰退至二万人，但并未荒废，东山再起后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中心、巴洛克艺术之都；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为中心都市，一八七一年成为意大利王国首都，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不设防城市宣言而免受战火，如今仍是代表西洋文明的历史都市。

◎庞贝

古代罗马都市遗址，位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拿波里、维苏威火山南方。西元前七世纪因奥斯人（Osci）而形成聚落，前五二六年纳入伊特鲁里亚统治，前四七四年因库迈（Cumae）海战而脱离统治，却于前四二四年被萨莫奈（Samnium）征服，之后繁荣发展。坎帕尼亚各都市与罗马间爆发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时，庞贝呼应反罗马阵营，但于前八九年纳入罗马统治，之后成为罗马位于拿波里湾南部的主要繁荣商业都市，推测人口将近二万人。但在西元七九年，庞贝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完全掩埋，在中世纪被遗忘，于十八世纪中期重见天日。之后发掘调查持续不断，当时的世界几乎完全为后世所知。广场、巴西利卡、神殿、剧场、浴场、竞技场等设施齐全，典型的罗马地方都市完整保留。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有许多壁画、马赛克妆点的房舍，其中也有残留涂鸦或面包者，可见历史空间已得到完整的复原，连当时的日常生活也不例外。

◎卡萨涅洛

罗马时代的海滨别墅遗址，位于拉吉欧大区（Lazio）维泰博（Viterbo）省塔尔奎尼亚西方海边。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五年，由东京大学文学院文化交流研究设施（当时）为中心组成日本团队进行发掘。别墅自西元前一世纪至西元六世纪间连绵发展，格局有许多变化。此遗址出土许多马赛克装饰的房间，例如西元七五至一五〇年的黑白马赛克，系以康塔罗斯双柄酒杯为构图，生命树自酒杯向外生长；西元四至五世纪的彩色马赛克则以狩猎图、渔捞图为主题。另外也出土周柱廊、浴场、厕所等建筑结构。荒廢后，其墙体曾于中世纪初期被当作坟墓再度利用，幼儿装入锅具或双耳瓶后被掩埋于此。对于罗马时代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特别是对于拉吉欧地区北部而言，此遗址对其历史解读有重大贡献。特别受关注的是，此地的发掘非常讲究层位学，采用手法为“层位学式的发掘单位”。

◎索姆马．韦苏维亚纳

罗马时代宏伟雄壮的遗构，位于意大利拿波里东方约二十公里处、维苏威火山北方索姆马．韦苏维亚纳市，通称“奥古斯都别墅”。于一九三二年偶然发现，当时为墨索里尼时代，参考其试挖成果及古代文献史料推测，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于西元一四年逝世时，所在位置可能是这座别墅。二〇〇二年起，以东京大学及东京工业大学为中心的团队开始发掘，截至二〇〇九年仍在持续进行。此别墅被掩埋于八公尺的堆积物下，可能是西元五世纪后半叶的火山爆发引起土石流所致，但别墅保存状态良好。此遗构的特色如下：雄壮的连环拱形结构、极具纪念性的墙体，有神殿正面的三角博风板做装饰、大理石圆柱、科林斯式柱头、马赛克地板等。遗构之中曾出土奥古斯都时代（西元前二七～西元一四年）一流希腊雕刻家的作品——搂着豹子的酒神戴欧尼修斯像。也曾出土身穿西元二世纪的佩普罗斯的女性像，以及其他珍贵艺术品。为了将当地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恢复至遭受火山爆发前的样貌，世界各国各种领域的研究人员对此地发起大规模且多元性、先进性的文理融合研究，这也是该遗址的特征。

执笔：芳贺满（东北大学教授）

年表

版权页

兴亡的世界史　01
人类文明的黎明与黄昏何谓文明？又何以灭亡？
人类文明の黎明と暮れ方

作者：青柳正规

日文版编辑委员：青柳正规、阵内秀信、杉山正明、福井宪彦

译者：张家玮

总编辑：富察

责任编辑：穆通安、张乃文、郑天恩

编辑协力：洪源鸿

企划：蔡慧华

封面设计：庄谨铭

彩页地图绘制：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EPUB制作：播莳数码出版有限公司

EPUB制作日期：2019年5月

社长：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曾大福

出版发行：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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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法律顾问：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hat is Human History ? 00

JINRUI BUNMEI NO REIMEI TO KUREKATA》

© Masanori Aoyag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八旗出版发行繁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日本讲谈社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1. 封面

2. 序章：学习文明史的意义

1. 感受“文明”的当下

2. 现代文明是进步的恩典？

3. 第一章：东南亚史的形成与展开

1. 直立人Homo erectus
2. 灭绝的人类——尼安德塔人
3.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美术”

4. 第二章：农耕革命

1. 新石器时代与农耕开始
2. 遗址为初期农耕社会代言
3. 东亚的初期农耕文化

5. 第三章：文明的诞生

1. 再次厘清何谓“文明”
2. 最古老的都市文明——苏美
3. 大河孕育的永续性——埃及文明

6. 第四章：多样文明的昌隆

1.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跨埃兰文明
2. 中国多样的古代文明
3. 美洲大陆的文明

7. 第五章：古代地中海文明

1. 爱琴海的都市文明
2. 希腊本土的古典文明
3. 城邦的时代
4. 由伊特鲁里亚迈向罗马
5. 罗马遗址透露的讯息

8. 后记：文明灭亡时刻
9. 参考文献
10. 主要遗址解说
11. 年表
12. 版权页

Landmarks

1. 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