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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畔 : 哈布斯堡的欧洲 / (英)西蒙•温德尔著 ; 于江霞译.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2019.7重印）

书名原文: DANUB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ISBN 978-7-5520-2409-8

Ⅰ. ①多… Ⅱ. ①西… ②于… Ⅲ. ①欧洲－历史－研究 Ⅳ. ①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450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746

DANUB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Copyright: © 2013 by Simon W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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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多瑙河畔 : 哈布斯堡的欧洲

DANUB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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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英] 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

译　　者：于江霞

总 策 划：纸间悦动 刘科

策 划 人：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王勤

特约编辑：程彤 范琳

封面设计：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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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鑫艺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8.25

字　　数：409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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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20-2409-8/K•462

定　　价：10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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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在文明国家，什么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什么是人们“理应获知”的，这是一个谜。

——索尔•贝娄，《耶路撒冷去来》

一名身材臃肿的志愿者翻滚到另一个草甸上继续说道：“毫无疑问，这一切不会永垂不朽，它们终将灰飞烟灭。就算把一头猪捧到天上，它最终也会掉下来摔死。”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

奥地利皇帝

世袭的匈牙利国王

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和伊利里亚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等等

奥地利大公

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

洛林、萨尔茨堡、施蒂里亚、克恩滕、卡尔尼奥拉和布科维纳公爵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

摩拉维亚侯爵

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奥斯威辛、扎托尔、泰申、弗留利、拉古萨和扎拉公爵

哈布斯堡、蒂罗尔、基尔堡、戈里齐亚、格兰迪斯卡伯爵

特伦托和布里克森亲王

上卢萨蒂亚、下卢萨蒂亚和伊斯的利亚侯爵

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松讷贝格伯爵，等等

的里雅斯特、科托尔和温德边界领主，

塞尔维亚总督区大总督……

1867年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拥有了以上头衔，但这只是夸大其词而已，他并非实际拥有上述所有领土。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结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引言

《多瑙河畔》描述了在欧洲打下大片江山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 family）的历史。从中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分崩离析，皇室成员四处流亡。

哈布斯堡家族集狡诈、好运于一身，经历过黑暗混沌，也经历过无上荣耀，其家族史格外悠久。所有王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皆是偶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尤为如此。对战争的狂热以及无数的战事伤亡，促成他们吞并了大量的王国、公国和各种边界郡县领土。从北海（North Sea）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到秘鲁（Peru），都是他们统治的疆域。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众多领地散落各处，但中心地区始终位于贯穿整个奥地利的多瑙河流域一带。主要首都位于维也纳（Vienna），之后移至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就是在这里哈布斯堡家族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而布达佩斯（Budapest）则成了众多大首都之一。

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欧洲历史里，每一个重大转折都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身影。尽管现如今几乎不会有人记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名字，但对于数百万现代欧洲人来说，他们交谈所用的语言、所从事的宗教活动，甚至是城市的面貌和国界，都令人不安地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争论、臆想和反思的影响。他们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守护住了中欧。他们坚决阻挠了新教势力。19世纪欧洲种族民族主义盛行，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违心容忍。对于欧洲那些不属于他们的领土，他们通过联姻或军事往来与之建立联系。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看来，哈布斯堡家族经常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从坚若磐石的盟友到近乎成为反基督者（Antichrist），仿佛可以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情况让他们十分迷惑。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力多样且复杂，贯穿于现有的整个人类行为，几乎很难以道德标准加以评判。

16世纪上半叶，哈布斯堡家族近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在此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疯狂扩张，就连盾徽设计者也跟不上它更新的速度。这仿佛暗示着欧洲大陆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未来，即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结果却是哈布斯堡家族所掠土地上供需矛盾激化，在多重因素的夹击下，查理五世（CharlesⅤ）建立的霸权崩塌了。1555年，查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分割他那庞大的家产。其中的一半以新首都马德里（Madrid）为基础，分给他的儿子腓力（Philip）；另一半以维也纳为基础，留给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在这个节点，我继续跟进斐迪南后代的故事，尽管他们在马德里的亲戚有时会进行干扰，直至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马德里终结。

我在写上一本书《日耳曼尼亚》[1]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些精神恍惚、心神不宁，因为我知道写这本书时我耍了一点儿小心思。我破例任性了一次，将其地缘中心聚焦在当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保持叙事的连贯性来说，这是必要的；但就历史学而言，这无疑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我的要点是：在中小封建国家的混沌笼罩着欧洲大部的时候，“德意志”是唯一一个冲出迷雾的新生儿。但这一写作结构未能如实表达我的观点，让我颇感惭愧。这些成百上千有争议的管辖区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下存在了1000年，他们的丰功伟绩无可否认。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350年里，皇帝几乎总是由哈布斯堡家族中的长者担任。他们之所以能够担任帝国皇帝，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统治着大片领土。而事实上在不同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拥有部分甚至是全部的19个现代欧洲国家[2]。拥有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足以让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成为皇帝的不二人选。但这同样也意味着皇帝会时常心烦意乱：既要管理神圣罗马帝国之内的庞大疆域（如现代的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又要管理那些不相关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和墨西哥。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皇帝的统治难以兼顾，欧洲政治史的发展才获得了关键的推动力。

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统治时间最长、最强大的皇室家族，统治着紧邻现代德国的大片日耳曼尼亚领土。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故事太过复杂，现在只能在年代较早的书籍里找到只言片语。哈布斯堡家族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不仅仅由家族一方主动发起的，皇帝们的软弱无能也是诱因。实际上，有很多皇帝无为而治或是统治方式令人匪夷所思，这一点相当明显。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无数竞争对手都毁于一旦，而哈布斯堡家族却一直在沉重迟缓地前行。他们一路走来，有着横空飞来的好运和短暂爆发的活力，也经历了许多常常难以控制的局面，直到最终被拿破仑打败。之后，他们很快巧妙地更改了年号，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哈布斯堡帝国”，意思是这个国家已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财产，而它本身仍然是仅次于俄国的欧洲第二大国家。之后，他们继续前行，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里，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中作为同盟国成员惨败。战后的影响现如今仍然能够看到。战争的影响我在文中提到了一些，但我的叙述实际上只写到1918年。因为这一年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帝国内部开始各自发展。

这本书可没有《日耳曼尼亚》那么令人轻松愉悦。去莱茵兰（Rhineland）的城市里逛一圈，你会清晰地发现，无论在20世纪经历了怎样的摧残（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它们仍然是历史上最大的日耳曼人聚居的城市。这里的日耳曼人完全承认他们曾参与谋划1933—1945的恐怖暴行，然而同时把自己和过去划清界限。大部分日耳曼人已经走出苏联攻占德国的阴影，这让他们在战后的创伤期大大缩短。对于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联邦德国人来说，他们仍然清晰地记得1914年的那个夏天，荣耀昌盛的德国是多么的坚不可摧。正是这些辉煌的记忆支撑着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对于大部分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居民来说，他们并无一刻轻松喘息。百年以来，在政权建设和重建的道路上，他们时不时被迫忍受着大屠杀、迁徙、侵略、恐怖和“巴比伦之囚”式罪行所带来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这片千疮百孔土地上的幸存者的后代几乎与哈布斯堡帝国没有什么关联了——唯有的一丁点儿联系就是帝国的建筑遗迹仍然遍布他们身边。在2011年差点就通过了一项计划，那就是拆除利沃夫（Lviv）古老的金玫瑰犹太教会堂（Golden Rose Synagogue）的最后一处残迹，然后在此之上新建一个旅馆。这是唯一一个体现人们对过去那段饱经沧桑的帝国历史变得麻木不仁的例子。从捷克共和国西部到喀尔巴阡山脉以外有很多城镇，这里散居的人口实际上都是1945年后的移民。罗马尼亚人到底会不会将那些被遗弃的德国村庄视为他们自己的遗产，或者乌克兰人会将前波兰教堂视若珍宝吗？也许对于游人眼里的如画美景，当地居民只会心生厌恶或是漠然置之（虽然现在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冲突和裂痕不可避免地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影响。

人们对一个历经沧桑的地方会有多喜欢呢？这显然是个问题。经过这4年在古帝国的疆域上四处游历，我时刻感受到我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向读者传达，为何有这么多处于欧洲中心、历经沧桑的城镇，即便冷战早已远去，它们在很多方面仍然不为讲英语的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它们究竟有多么迷人？如果对它们1918年以前的历史有所了解，我们就能明白后来的集权政府究竟想要抹掉什么：这个多元化、多语言和无政府状态的欧洲曾一度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哈布斯堡家族集愚蠢、凶恶和偶尔的善举于一身，统治着整个欧洲。

2008年10月，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 Champions League）举办了一场球赛，切尔西（Chelsea）足球俱乐部对阵克鲁日（Cluj）足球俱乐部。切尔西队的球迷为了观赛，特地飞往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由于他们觉得穿着披风、带着塑料尖牙的吸血鬼形象十分滑稽可笑，所以在如期抵达的时候，他们挥舞着手臂，操着滑稽的口音喊道：“啊，晚上的孩子们——我听见了他们的叫喊！”诸如此类。在第二天英国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一名气愤的克鲁日音乐电台主持人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公平来讲，虽然口音有点滑稽），气愤地说这是国家的耻辱，是对人民的欺侮，他解释说德拉库拉（Dracula）是爱尔兰小说家笔下虚构的吸血鬼，而特兰西瓦尼亚对吸血鬼的迷信并不知情。

上面的故事足够真实，那次的采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我十分焦虑，我自己也是个戴着塑料尖牙的切尔西球迷，而且在下飞机时还摔了一跤。在前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上，主战场是对历史最好的诠释。实际上，对民族、宗教和阶级特权的仇恨与幻想刺激着历史研究中的每一根神经。身处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竞技场，我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蔑视他人的民族主义，而意识不到自身的民族主义。对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印记学、钱币学和地图学等种种帝国遗产的迷恋都是一种剧毒。我在心情沉闷的时候感觉到，这些学科的传播及运用，对中欧来说只不过是一场灾难。那些学者不仅仅是学者，有的（在神父的帮助下）成了大恶人。事实上，与学者相比，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不过是傀儡而已，甚至就连希特勒也不过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恶毒的维也纳民族主义和科学教条的副产品。

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因为每一个语言群体都像着了魔似的挖掘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通过了解有关祖先的过往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也是为了把它作为超越其他群体的关键武器。匈牙利人倾尽全力描绘他们伟大的祖先起源于亚洲西伯利亚大草原以外的一带，并在1896年庆祝他们抵达欧洲大陆1000周年。而罗马尼亚学者们则协力搜寻证据，证明他们自己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他们是罗马军队士兵和移民的后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编造了一个国名）。复古主义推动了恐怖事件的发生，其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大，但实际上有些愚蠢。其中，最无关痛痒的是，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尼亚人在反匈牙利人的集会上叫骂道：“滚回你们亚洲！”当然，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强调那些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没有“归属”。哈布斯堡帝国于1918年解体，分裂成一个个苦苦坚持民族主义的小国，这使那些有着多重身份的人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本书的部分章节里，我着重挑选了这些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真正恐怖的后果呈献给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怀念过去，想要回到那个帝国时代。因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理智地讲，相比幻想着回到那个没有报纸、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很低的贵族世界，承认现代社会有太多的丑恶貌似要好得多。毕竟，太多这样可怕的想法都披着哈布斯堡帝国的外衣，凡是出于这种目的的就都应该受到谴责；同时，这也是那些知识分子所抗争的（从犹太复国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对无意识的理解）。

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戏剧性地表现中欧早期的生活是多么糟糕。更极端的是，野蛮暴力致使人口近乎全部灭绝。20世纪的衰败与这不无关系。这种残暴行为通常不同于西欧人的“内部事务”，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乐于对其他大陆实施类似的暴力。如果把欧洲看作集奴隶制、惩罚行动、强制移居、海盗行径、宗教制裁名义下的公开破坏和处决为一体的舞台，至少这还是十分有趣的。但愿我的这些认识是全面的，并无冒犯之语。同时，我也想让读者明白，命运多舛是欧洲整个故事的核心，而这些命运并非源自某种仅仅是有些怪诞的“东方”野蛮状态。

在1463年的夏天，波斯尼亚（Bosnia）国王斯蒂芬·托马舍维奇（Stephen Tomaševic）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的军队围困于克柳奇（Klju）要塞。最终，国王在签订安全通行权协议后投降。但是，一落入穆罕默德的手里，斯蒂芬和他的随从就被杀了，活下来的波斯尼亚贵族都沦为囚犯。土耳其人的看法是，整个波斯尼亚统治阶级已经力不胜任，应当予以清算——最终，波斯尼亚永久地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小州（省）。国王拿到了安全通行证，但他现在彻底沦为一个臣民，只能听由土耳其人发落。事实上波斯尼亚，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世纪王国，已经失去独立主权五百年有余了。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波兰。18世纪末期，在一系列惊人冷冽的谈判中，哈布斯堡家族、普鲁士和俄国决定瓜分波兰，意图使波兰这个国家的名字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行政划区：“西普鲁士”（West Prussia）、“西俄”（Western Russia）、“加利西亚”（Galicia）和洛多梅里亚（Lodomeria）。对于任何威胁到新秩序的人，波兰的新主人们都进行了杀戮、引渡或监禁。

谈到中欧的历史，断断续续总要提到的主题就是暴力的极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整个精英阶层的消亡，而对于西欧或英语国家来说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法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成功避免了外来入侵，一直以来几乎都由法国人自己统治。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政治决策多是出于安全考虑做出的。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乎在每一个边境上都易受攻击，到处都是可以随意入侵的路线。盟友可能变成敌人，长期宁静的边境可能一夜间就被攻陷。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目标就是军事化：从初建到衰败，他们的帝国好像一台机器，抵抗强邻和控制乱民。就算不打仗，也时刻准备着应战。在1914年之前尤为盛行的一种想法是，哈布斯堡帝国“蛋糕加华尔兹”式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落伍和无益，这类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哈布斯堡王朝在一致对外上表现得狭隘无情。老弗朗茨·约瑟夫看似和善，蓄着胡子，却痴迷于把帝国建成庞大的军事机器：他的一生中围绕的全是不断的游行、战争、颁奖仪式和关于庞大军费的争论。这一切对于200年前甚至400多年前的前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绝对的不安全带来的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哈布斯堡家族时刻监视着邻国的军备情况和情绪变化。很多国家的统治者犯了大错就会被废黜，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1918年前的哈布斯堡家族总能适时地把别国的挫折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领土优势，但在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却因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导致领土丧失和国家分裂。

我们要记住，在大众识字率上升，电报和铁路开始把各地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之前，欧洲的统治是多么的模糊不清。哈布斯堡家族喜欢看地图、家谱和纹章，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表达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很难让人相信这有多少实质意义。除了少数山区和森林地带，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无所不及，但是对维也纳政权的责任感往往是遥远而曲折的，无数地方性特权、贵族和宗教的特权使统一高效的现代梦想成了笑话。许多历史往往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展开叙述。最戏剧性的是“叛乱”一词的表述，这个词预示着失败（按照定义，一旦成功，就会改朝换代）。任何叛乱都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是耗费资源的，是落后的绝望，等等，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但是，这对于身在维也纳的君主来说过于严肃了，我希望能弄清楚有多少合理的论据是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实际上，从某一点上看每个人都有过“不忠”的经历（在匈牙利反复发生过），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线索。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在1788年同土耳其的战争中处境变得十分不利，因为匈牙利贵族不再向他供应物资，因为他们恨他，认为他是一个卑鄙小人。随后约瑟夫的大军桑落瓦解、溃不成军，他非常气恼却无能为力。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我们不可能不为他感到遗憾，但这样桀骜不驯的群体在欧洲比比皆是，他们应该多收获一点儿赞美。

在众多轶事和小说中，总有这么一个人物备受喜爱。他是匈牙利的一个小贵族，他在生活中只知道喝酒和狩猎，拒绝打开接收到的任何函电，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无礼地闯入他的绅士生活。哈布斯堡家族总是在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封建权利的维护者、固执的地方行政区居民、古怪的宗教团体和难以驾驭的行业会员。即使是伟大的贵族也可能会饶有兴致地冒险背叛土耳其人。一代代维也纳官员或许都曾猛烈地把头撞向樱桃木桌面以示愤怒：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听话？也许太多的地图、图表和预算计划是这些问题的诱因。本书的一个新颖之处可能在于它试图避免将维也纳视为所有具正义感的政治、宗教、社会或战略思想的交换所。施蒂里亚（Styria）的农民、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奴或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对维也纳的看法不尽相同，而他们的看法不一定是错误的。

《多瑙河畔》应与《日耳曼尼亚》分开来读。当然它们有重叠的部分，我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实例来处理这些重叠之处，但关于欧洲如何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发挥作用，有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重复提一下的。

我需要说明三点。首先，这不是一部王朝家族史。你不会被迫读无休止的婚约去了解一个大公对另一个大公说了什么，或者某某与他的小姨子或小姑子永远相处不好等乏味的闲话。这本书描写了一些具体的统治者所做的有趣的事情，当然这无疑会涉及婚姻条约（当事人往往叫“玛丽亚”或者“查理”之类的名字），但我会尽量避免那种道听途说和大杂烩，有关皇室的这种街谈巷议有时会损毁我们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印象。我已经丢掉了所有对吻手礼、风景区和激动不安的狂热者等的描述（“天哪，伯爵先生，您太超前了！”），我希望对此读者能够领情。

其次，这也不是试图通过一些想象的特点来定义特定民族群体的书。你不会看到这类妄加断言的句子：“就像他们如此钟爱的热烈而高贵的香料一样，匈牙利人在全世界被称为‘红辣椒’……”某些人的真实面貌不会与他们的国籍联系在一起；没有人天生忧郁；没有人天生拥有音乐才华；没有任何不同的语言群体是死敌同时也是可靠的朋友；绝对没有人让自己陷入自我牺牲的宿命。这类毫无意义的关联方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甚至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国家属性列表以示提醒——这必须停止。如果我们限制一些个人行为而非整个民族的特性，如欢歌笑语、喜怒无常、爱是一切或吹毛求疵等，避免那种可笑的民族暗示，比如说整座城市的人都有音乐天赋或情绪反复无常，欧洲的形象可以很快得到改善和提升。我从开始写《日耳曼尼亚》时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我常听许多美国和英国的朋友说德国人没有幽默感，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那时我刚从另一家德式啤酒店回来，那里大多数的人都在大笑，说他们已变成淡紫色，他们的四肢即将脱落；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所有的德国人都具有幽默感。

最后，这本书并不是详尽的中欧指南。我尽量不限于写一些我个人认为有意思的事情，而是努力做到叙述合理清晰，但也难免有大量内容不会涉及。比如，有相当一部分关于音乐的描述，但内容只是反映了我对海顿（Haydn）和沃尔夫（Wolf）的喜爱，而没有涉及我所崇拜的贝多芬和布鲁克纳（Bruckner），感觉他们很遥远，而且我对他们知之甚少。这想必会惹恼一些读者，对此我很抱歉。但尽力去编造话题来占用有限篇幅，反而会影响对更多更有趣材料的描写，这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有些皇帝的故事比其他皇帝的故事更能引人入胜，我会花时间着重描写而不是一视同仁。

能够创作这本书，我感觉很幸运。成年以来，我一直很痴迷于中欧文化，希望能够从波希米亚（Bohemia）游历到乌克兰，去阅读、思考、谈论和写作，但这一直以来都是天方夜谭。我时常置身于布达佩斯东站豪华的自助餐厅中，咀嚼着麦香鸡腿堡，想着接下来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非常希望能够传达那些感受。

地名

一直以来，城镇的命名都是在该地区建立统治的重要武器。命名一个小镇可能暗示着，这个小镇有一个特定的种族，或是以此传达出一个强有力的或是怀旧的政治观点。我们以特兰西瓦尼亚小镇克鲁日–纳波卡（Cluj-Napoca）为例。克鲁日是罗马尼亚名，纳波卡是一个罗马小镇的名字，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纳波卡小镇被改名为克鲁日–纳波卡；克劳森堡（Klausenburg）是克鲁日的德文名称；克拉济（Klazin）是意第绪语; 克洛斯堡（Kolozsvár）是匈牙利语。它们的词源都是相关的，但具有非常不同的政治砝码。匈牙利人会说，克洛斯堡只不过是用匈牙利语命名而已——但罗马尼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收复领地般的挑衅行为，是对罗马尼亚统治的反抗以及对回到往日辉煌的匈牙利城镇的幻想。罗马尼亚人发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没有必要。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一个名为波若尼（Pozsony）的古镇，这个小镇是匈牙利国王曾经加冕的地方，德语中称为普雷斯堡（Preßburg）。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波若尼后，在1919年将其重新命名为布拉迪斯拉发，抹去了名字中德语或匈牙利语色彩。捷克共和国应该使用这个不令人满意的名字，因为在作为“保护国”时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Moravia）这种明显的替代词，是不可能因纳粹的使用而被玷污的，也许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我们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雷区：现在的利沃夫（Lviv）也叫作伦贝格（Lemberg，Lemberik）、利沃夫（Lwów）或者沃夫（Lvov）[3]；现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可以叫做斯塔尼斯劳（Stanislau）或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isławów；Stanislavov）——这些不同的名字唤起了被排斥的民族各自的伤痛。因此，在文中我将使用现代的官方名称，简单化一，不夹带任何喜爱或厌恶之情。

这本书中还涉及很多非常陌生的历史地理。例如卡尔尼奥拉（Carniola）或上卢萨蒂亚（Upper Lusatia）这样的地名流传了几个世纪，有一种惊人的张力，有自己的传统、盾牌、贵族家族和对统治者的职责。比较有名的如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在波兰人和许多其他人眼里是一个可怕的殖民耻辱，一个完全非法的政权，但却持续了近150年之久——换句话说，其存在时间超过了统一的德国。认识到加利西亚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历经多代的现实是思考欧洲历史的重要前提。

许多旧的政治实体虽然如今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直到19世纪大多数中欧国家是由这样的地方个体构成的。事实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之前，像瑞士这样的地方看起来还是相当广袤的。如果欧洲人在1900年时可以预见到欧洲大陆在2000年时的变化，他们一定会惊讶不已，不仅是因为原先独立过的国家重新崛起，如波兰和爱尔兰（这些国家过去似乎踏踏实实地被超级大国踩在脚底下），还有一些神奇的新生国家如斯洛伐克（Slovakia）和马其顿（Macedonia）。这些新生国家在1900年时简直无足轻重，一个不过是匈牙利北部的高原地带，另一个则隐于奥斯曼帝国的山坳里。但是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中世纪最坚定的支持者如格尔茨县（County of Görz）或泰申公国（Duchy of Teschen）消失后，现在在新的边界下竟无任何立锥之地。这本书很难满足每个人的口味，但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促使读者去思考欧洲这样一个国家多样、国界变化无常、疆土和所有权争夺不休的地方。

哈布斯堡家族

家族谱系往往看起来像由一个孤陋寡闻的疯子绘制出的人体静动脉图，如此直接地呈献给读者，往往会让他们一头雾水，所以我并不打算这么做，我认为研究一个家族最好从家族的首脑人物入手，顺序依次展开。我标明了皇帝即位的年份和他们死亡的年份，看上去非常简单自然，当然列表中无法展现出暗箭伤人、分裂、仇恨、虚情假意和失败，这些内容都放进正文中。

为了不让大家费时费脑，我已经简化了所有的称呼。在这方面有些小题大做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尽量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物都有一个称呼。让你顺势瞥一眼这种乱象吧。如稀松平常的“美男子”腓力，就包括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腓力一世、卢森堡（Luxemburg）的腓力二世、布拉班特（Brabant）的腓力三世、勃艮第（Burgundy）的腓力四世、那慕尔（Namur）的腓力五世，阿图瓦（Artois）的腓力六世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地方的腓力一世们、二世们、三世们，等等。所以，当我仅仅说“美男子”腓力，你应该松了一口气，并稍稍庆幸自己免于迂腐的吹毛求疵。也许最主要的遗漏是那些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称呼中的排序数字，一些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排序数字，所以鲁道夫二世也是匈牙利的鲁道夫一世，查理六世也是查理三世〔或卡罗伊三世（Károly Ⅲ）〕。因此这种称呼的风格往往属于皇帝，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至1806年）还是奥地利皇帝（1804—1918）。

下面的列表表明，对于实际名称不可能有统一的处理方式。将查理五世称作卡尔（Karl）或卡洛斯（Carlos）还是会弄巧成拙，因为他以英文名查理五世而著称。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在英文里常写成Maria Theresa。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在德语中使用-ph而不是-f）当政时一直被英语国家的人以英语化的名字弗兰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所熟知，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敌人，他的名字被德语化成弗朗茨（Franz），只是因为它听起来更难听。这同样适用于他的继任者查理一世，他一直被称为卡尔一世。其称呼的更改不是出于理性，卡尔一世被天主教会宣福于2004年，现在他被称为奥地利神圣卡尔，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位——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成为圣徒的成员。

在1806年之前，“帝国”一般指广阔的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年长者总是被选为皇帝。他名义上个人统治着“哈布斯堡的领土”或“哈布斯堡的财产”，但实际统治权却相当分散。这些土地实际上远没有它们看上去那么统一，其中大部分实际上由各种贵族和宗教集团控制，有时那些令人尴尬的小地方的实际“所有权”归这个家族。“统治”往往意味着在特权、优惠、免税和僵化的封建礼节的旷野中畅行无阻。这些重要的个人领地都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却不包括其他地方（如匈牙利）。因此“皇家军队”（Imperial troops）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与哈布斯堡家族自己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让50岁以下的读者来读这本书，“帝国”和“皇家”会立刻唤起他们对《星球大战》中高度组织化的恶魔的印象。事实上，最近重新燃起对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兴趣，这可能是由于这种潜意识层面的联系。但要记住重要的一点，无论什么时候使用这些术语，在表述效率、动机和罪行时，带有人性色彩的“帝国”一词不及“皇家”一词，尽管在某些恼人的情况下，二者可以互换——当无论使用哪个词，都无法正确表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合统治后，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1452—1493）[4]由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1493—1519）继任。之后他的孙子查理五世（1519—1558）继任。查理五世决定分家：西班牙家族分支的领导者由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接任，而东部地区则由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1558—1564）统治。斐迪南的皇位传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1564—1576），而后则由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继承。政变之后鲁道夫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1612—1619）成了皇帝。无论是鲁道夫还是马蒂亚斯都没有子嗣，所以家族首领变成他们的堂亲斐迪南二世（1619—1637），其皇位则借机交托给他健在的最年长的儿子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Ⅲ，1637—1657）、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1657—1705）和约瑟夫一世（1705—1711）。由于约瑟夫突然早逝，他的弟弟查理六世（1711—1740）继承皇位。查理没有儿子，这意味着面对反叛和血流成河的场面，查理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40—1780年哈布斯堡领地的统治者）将争夺诸多头衔的继承权，而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Franz Ⅰ，1745—1765）虽然在血统上有点尴尬，却当上了皇帝，以此重建该王朝为哈布斯堡–洛林（Habsburg-Lorraine）王朝。他们的儿子以正常的方式继任，史称约瑟夫二世（1765—1790），然后约瑟夫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1790—1792）继任，随后皇位又传给利奥波德的儿子弗朗茨二世（Franz Ⅱ，1792—1806），而弗朗茨二世则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变成奥地利皇帝，因此重新开始称谓排序，开始自称弗朗茨一世（1804—1835）。其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斐迪南一世（1835—1848），1848年发生政变，斐迪南一世被废黜，皇位由斐迪南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48—1916）接任。历经复杂的朝代更迭后，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孙卡尔一世（Karl Ⅰ，1916—1918）继任。尽管匈牙利在1944年前自诩代表哈布斯堡家族的摄政王国，但是公平地说，卡尔在1918年下台后，这个王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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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耳曼尼亚（Germania）是古代欧洲的一处地名，位于莱茵河以东，同时也包括被古马罗控制的莱茵河以西地区。它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英语中“德国、德意志”的称谓即来自日耳曼尼亚。——编者注

[2]按字母顺序：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法国、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乌克兰和整个西班牙海外帝国。在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统治时期，哈布斯堡家族同时拥有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不过统治西班牙帝国的时间更长一些。——原注

[3]利沃夫（乌克兰语：Lviv；德语： Lemberg或Lemberik；俄语： Lwów；波兰语： Lvov）——译者注

[4]提到君主时作者所注明的年代范围均为君主在位时间。——编者注

—Chapter One—

第一章

坟墓、树林和沼泽»

人口迁移»

鹰堡»

“小心你背后！”»

祭祀之地»

被选中的皇帝们

坟墓、树林和沼泽

佩奇（Pécs）位于匈牙利南部，要追溯欧洲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最好从这个地方开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佩奇曾经并不是一个宜人的小镇，而是一个国际性事件多发的不幸之地，但不是一个十分富有开创性的地方。佩奇位于这一地区最南端，再往南去则人迹罕至，贫瘠且阴郁昏暗，虽说这里连卡布奇诺也不易弄到，却颇有些沙漠绿洲或边疆的色彩。宏伟却残破不全的建筑散落在佩奇小镇，几经战争摧残后，这些建筑又得以重新修建。1686年，当时的土耳其统治者投降，留给征服者的是浓烟滚滚的废墟。一座由历经浩劫的清真寺改造而成的教堂矗立在主广场上，为其增添了几分风采。

有一处遗迹独具特色，即佩奇作为葡萄酒集中产地[1]时期留下的墓葬群，那时佩奇还被称作索皮阿尼亚（Sopianae），是罗马行省潘诺尼亚巴莱里亚（Pannonia Valeria）的首府。直到18世纪末期，墓葬群中最著名的陵墓才被发掘，陵墓里饰以《圣经》壁画。壁画展现的色调和感悟仅能达到一个小有才情的9岁孩童的水平，但考虑到年代久远造成的斑驳感，这些壁画看来不至过于肤浅。画上有亚当和夏娃，诺亚及他的方舟，圣彼得（St Peter）和圣保罗（St Paul），所有人都紧抓住方舟。深埋在地下1400年后，这些壁画出土时破碎不堪，四处脱落。

佩奇的墓葬群建于4世纪，当时的佩奇因临近局势动荡的帝国边境，必定是个动乱不安的地方。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里都算不上是战略要塞，但一旦多瑙河有一处要塞沦陷，佩奇方面马上会得知这一消息，会有一个吓破胆的骑兵快马加鞭，赶到令人心惊胆战的大队骑兵之前通风报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接受了拉丁文化，属于信仰基督教的日耳曼帝国的臣民，被日耳曼帝国统治了长达4个世纪。“葡萄酒殖民地”这个名称显然听上去顺耳。这里有浴池、引水渠、长方形基督教堂——都是常见的古罗马设施——或许带有高卢英雄般明快的色彩。

佩奇的墓葬群之所以引人入胜，不在于它展示的绘画或者任何奇特的装饰，而是在于它的缺憾。据可靠推算，一个大约4世纪的陵墓时至今日都没能完成粉刷工程。据推测，这座陵墓最初可能是有人斥巨资为自己富有的亲戚建造的，但是最终却没有完工。更合理的解释是，陵墓停工的那年索皮阿尼亚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负责设计建造这座陵墓的人，要么逃走了，要么被杀害了，要么沦为了奴隶。关于这个小镇的另外一个文献资料出现在大约500年后，小镇没有一砖一瓦可以追溯到4世纪后。历经几个世纪的沧桑，历史的风雨尘烟埋葬了这座墓葬群。

佩奇曾是罗马统治下的欧洲的一部分，它的覆灭成为此后历史的起点。后来佩奇被并入哈布斯堡帝国的南部版图。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没有文字，没有设立城镇，只有残存的小范围短途贸易，那时基督教也没有传进来。一些人还是住在旧城的废墟中，因为至少围墙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然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利系统和市场都荡然无存了。一旦引水渠损坏了，这里没有人会修理，那么终有一天蓄水池将无法蓄水。临时的首领依托残存的宏大建筑物主体作为支撑，建造了一个半完工的宫殿，然而由于无人会处理石材，这座宫殿并没有完全建成。几个世纪以来，仅存的几个市镇都是仅由木栅栏和沟渠拱卫，在这样的条件下，中欧现代国家名义上的祖先们出现了，带有成熟气息的军旅由东方逡巡而入。

罗马人离开欧洲后，从位于萨克森（Saxony）东南部的包岑（Bautzen）发现了一些有关欧洲人命运的线索。这座城镇被阴郁的森林和群山环抱——事实上，小镇如此灰暗，仿佛俯视着它的大峡谷吸走了所有色彩，即使一只羽毛艳丽的松鸦飞到峡谷里也会褪去色彩。峡谷由施普雷河（River Spree）冲刷形成，更远处的柏林则受河流冲刷的影响更甚。从地图上看，包岑就不占有利地势，山口位于其南边，这样外来的军队可以从东面或者西面侵犯这个地区。事实确实如此，由于人口稠密，包岑成了极易因纵火或意外事故引发火灾的地区。

在任何方面，包岑都是个异趣横生的地方。它属于上卢萨蒂亚地区（Upper Lusatia），曾经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现在瞭望塔上还有引人注目的鲁道夫二世的画像作为装饰），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2]期间的1635年这一地区被作为谢礼送给了萨克森的统治者。上卢萨蒂亚位于使用多种语言的中欧地区，这里部分属于日耳曼语言区，部分属于斯拉夫语言区，地处现在的德国境内。正因为如此，在1945年促使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单一语言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净化中，上卢萨蒂亚地区的居民才得以幸免。这也意外地保留了该地区古老的风俗习惯，即城区的居民讲德语，乡下的居民讲斯拉夫语，在上卢萨蒂亚城区居住着少数民族索布人（Sorbs）。因此包岑在索布语中也叫布迪辛（Budyšin），施普雷河也叫施普耶哈（Sprjewja）。

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体现在它的起源，或者说是整个中欧的起源上。起源这个问题异常利害攸关。中欧每一个国家都通过表现自身的独特之处来自我宣扬：通过宣扬自己的军事实力、文化实力或是更为重要的先来后到来主张土地的所有权。客观上说，通过碳定年法判定欧洲语言部落出现的时间，似乎只是少数古物研究者的兴趣所在，然而由于这些迂腐之人的努力运作，起源问题获得了所有人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暴力。

到了19世纪，激进的语言民族主义开始风靡中欧，欧洲人醉心于追根溯源。城镇的广场布满了拥有浓密毛发的先辈英雄塑像，礼堂墙壁上也装饰着壁画。有的包含先辈的形象，在画中，他们皱着眉头、面朝高山，俯视着脚下的乐土；有的表现了在某建城典礼上手挥旗帜或刀剑的英雄们；还有的呈现了屠杀原住民的情景，诸如此类。学校里回荡着孩子们诵读英雄史诗的声音。20世纪是欧洲文化极其繁盛的时期，但与此同时，欧洲人挥舞着现代武器，把中世纪的传奇逐渐演绎成了一场现实的灾难。

包岑地区之所以如此奇特，在于它揭示了在所有民族都达成寻根目标的黑暗时代（Dark Ages）中什么才是成败攸关的。有关卢萨蒂亚的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年，日耳曼部落曾居住在这一地区，和罗马帝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然而自此以后大约6个世纪这里再也无人居住。如果有人居住在这一地区，不会不留下任何痕迹，如坟墓、刀剑、锅碗等器皿、要塞或是其他什么，因为这似乎不合常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几乎没有人定居于此，无人砍伐的森林又覆盖了先前的定居之地，在风景如画、雾气缭绕中除了游荡出没的狼群、野牛和巨型公牛外，再无其他活物。卢萨蒂亚的情况很糟糕，然而广义上来说，欧洲内陆的人口似乎也大范围地消亡过。由于遭遇了野蛮的突袭者、匈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侵入，罗马的城镇如佩奇就是这样覆亡的，当地居民被屠戮或被驱逐到了边境北部的小型聚居地。

在中欧大部分地区，树木不过是人类居住地美丽的陪衬，尽管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分布有大片森林，但除了海拔高的荒凉地区，其他地方的原生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如果人们不及时砍伐，它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一个小的聚居地，歉收或者遭受屠杀会导致居民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就是树木。直到中世纪，开辟土地、清除树木仍是件大事，如果需要清理树根，贵族会把土地以低价租给农民，土地可以耕种后，他们再猛涨租金。一些阴森萧条、人烟稀少的地区也被厚厚的树木覆盖，如匈牙利大平原（Hungarian Great Plain）。

日耳曼部落曾经居住在从北海延伸至巴尔干半岛（Balkans）的宽阔狭长的地带，由于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及5世纪罗马帝国的覆灭带来的后果，加上经济往来受到破坏后直至消失，这一地区被占领，在撤退过程中日耳曼人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有部分迁移到了不列颠地区。6世纪中期瘟疫肆虐则成了部落灭亡的主要原因。有史料显示，这场瘟疫对地中海东部主要城镇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并极有可能沿着商道一路席卷，直至那些并无本族文字来记载自身覆灭之路的地区。北美地区一样不能幸免，即使在很多年之后才与欧洲人有了直接接触，仍有相当多的部落群因欧洲传染病而消亡。我记得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博物馆中看过的一个令人悲伤的展览，展品是很可能已经灭绝的内陆阿撒巴斯卡人（Athabascans）散落在山谷内部地区的软皮平底鞋和珠链，这些物件此前鲜少被人注意到。可以想象得出，欧洲内陆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瘟疫沿着狭窄的商道传播到巴尔干地区，使得定居地遭到破坏，然后它们的生存痕迹被繁衍不息的树木所抹杀。由于人口锐减，这些地区变得空旷荒凉，一些小的种族如斯拉夫人（Slavs）、马扎尔人（Magyars）[3]、弗拉赫人（Vlachs）[4]及其他一些族群便较为容易地移居到了中欧地区。

在匈牙利南部的盖梅森林（Gemenc Forest），仍然可以瞥见原始欧洲的风采。19世纪，大部分的多瑙河河道进行了改造，更易于通航和监测，而受到河水的冲刷作用，盖梅地区则形成了一些牛轭湖，这种地形很难利用，于是这里成了公国狩猎场。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这个地方，这里非常宁静。森林外的木板上有引导图，上面用颜色标记了小径，地图上整洁地画了巨鹿、一些飞扬跋扈的雄鹰，还有一只模样奇怪的野公猪，小腿呈跳跃状，活像一只马戏团的贵宾犬。尽管图示简明合理，却也遭到了威胁，木板的图示字母上爬动着一群躁动的、嗡嗡作响的甲虫，呈现出半蓝半铜的诱人颜色。阳光照射着甲虫，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有点古怪险恶，但是与森林的真实感相比这就算不上什么了。没过多久，地图上整齐标记的小路映入眼帘，令人震撼：人类秩序在这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臭烘烘、肆意疯长的植物；猫头鹰的鸣叫声、吱吱声、哼哼声不绝于耳，弥漫在空中。古树将一切生物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暗影中。没过几分钟，我经过一个无人打理的大池塘，水面上漂满了种子，青蛙悠闲地拨弄着水面上的碎物。再往远处走，一个池塘淹没了小道，没走几百步我只能往回走。这种生长茂盛的落叶林不像是匈牙利的，倒更像是巴西的。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由诸如历经数世纪的排水管线、河坝、挥着锄头的农民、圈养的各类动物以及永无止息且无聊透顶的巡逻等元素构成，与转瞬即逝的政治事件相比，这些显得更为重要。最后我又走了几千米，登上了森林附近的大坝高处（大坝有效防御了牛轭湖定期出现的洪水），映入眼帘的是几只苍鹰、一只个头很大的黄色母鹿、一具狐狸的骸骨、一个带着狗看管牛群的牛仔，但没有看到野猪。尽管没有珍稀的物种，但丝毫不影响盖梅森林自然景观的神奇。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人烟稀少的河谷景象。现在的恒河谷（Ganges valley）是一片焦褐色的平原，但正如它曾经洪水多发、森林密布、猛虎出没、难以通行，欧洲的许多低洼地区也充满危险，不宜居住，且未经开发。绝大多数的欧洲大型动物曾在这些低地繁衍生息，并随着这些栖息地的消失而灭绝。这些未开发的低地土质湿软、树木丛生，直到8世纪，才有一小股勇士带着他们的家人开始在这里定居。

位于比尔森（Plzn）的西波希米亚博物馆中有一条极具狂野艺术风格的雕带，由V.萨夫（V.Saff）在1900年雕刻完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古捷克人来到森林，折磨并屠杀他们的敌人，将他们捆在树上勒死。雕刻家采用原始艺术新风格，并带着对人种的偏见，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年轻裸女像。作品上展现出毫无顾忌的施虐欲，令人匪夷所思，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狂热：号召捷克人摒弃坐着看报纸、喝草本饮料的习惯，转而继承先辈们的彪悍粗犷之风。事实上我们完全不了解古捷克人的长相如何，但是关于他们的残暴行径，V. 萨夫应该不会完全弄错：尽管女人的漂亮乳房上用发髻悬挂着半个人头这样的场景绝非常见。

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巧舌如簧地说服大家相信自己是居住在古达契亚省（Dacia）的罗马人的后代。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也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他们称自己于公元600—900年到达这里，时间相对确切。相当一部分罗马城镇都塑有象征着罗马起源的雕像，即母狼为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5]哺乳的雕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墨索里尼（Mussolini）送出过这个奇怪的礼物，公开表示罗马后代是他新建立的帝国的民族同盟。本书后续章节中类似的物品比比皆是，我希望读者已经明白历史是如何对该地区进行变化多端和异乎寻常的绑架和利用的。

和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似乎也来源于别处，大概来自多瑙河南部信仰天主教的古罗马地区，现属塞尔维亚（Serbia）及克罗地亚（Croatia），这也可以说明，地处偏远的古罗马达契亚省虽然风云变幻，但古罗马风格犹存。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这种结论很不受欢迎，会使他们因可笑的恐惧感而放弃努力，他们将不再坚持以前的种族争论，而是握手言和。如果罗马尼亚在其他国家有秘密腹地，我们还是各回各家吧。

如果对民族起源这个话题兴趣太强，会让人发疯的。因为所有这些部落都迁徙不定，并且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都缺乏相关的文字记载。大概的情形是这样，日耳曼部落向西撤退后，斯拉夫部落迁徙到这里，从现今的波兰东边开始出发，并在途中相继遭到匈人及其后的阿瓦尔人（Avars）和马扎尔人等草原部落的侵袭。另一种说法是，原克罗地亚人（Croats）和塞尔维亚人（Serbs）的精英们说伊朗语（波斯语），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尚存一点儿理智的人都会放弃追根溯源。代表当地人迁徙轨迹的箭头在当时的地图上连成了长长的一串，壶罐残片和建材余料也成了地图的组成部分，上面还有一些轻率和随意的评论，这是几个世纪后乃至更晚时期在那里生活过的修道士们留下的。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这些大规模迁徙导致的结果，捷克人的祖先生活的地区背靠新月形的铁山山脉（Iron Mountains）和波希米亚森林山脉（Bohemian Forest Mountains），这让他们幸免于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Frankish）的侵扰。同为斯拉夫人，生活在他们北方和南方地带的撒克逊人和卡兰塔尼亚人（Carantanians）则遭遇了日耳曼人的进攻，幸存者都被迫改宗为说日耳曼语的基督徒，仅留下了“萨克森”和“克恩滕”两个地名。更远的东部和南部，散居着早期的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Lithu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s）、波兰人、鲁塞尼亚人（Ruthenes）、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他们内部更小的分支已经消亡），这些地区均由阿瓦尔人实行君主统治。

阿瓦尔人是亚洲游牧民族，经常迁移，一直试图定居下来好过安稳生活，这和中欧的其他民族很相似。我们对这个民族几乎一无所知。626年，在围攻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后，他们的统治达到了鼎盛，由于受到拜占庭人的驱逐，他们迁往波希米亚到保加利亚之间开阔的狭长地带。阿瓦尔汗国是黑暗时代的真实写照，从很多方面体现了这个时代令人愤怒的原因。有关阿瓦尔人的历史，可以从编年史中略窥一二，或通过不知从哪个时代的浩劫中保留下来的装饰品得到见证。两个世纪以来，作为主要封建领主，他们掌管着中欧斯拉夫人的定居地。790年，阿瓦尔使臣于坐落在莱茵河畔的王宫内觐见了查理曼（Charlemagne）[6]，他们协商划定了法兰克帝国（Frankish Empire）和阿瓦尔帝国（Avar Empire）领土的分界线，但实际上这只是个休战协定。在一场恶战中，法兰克人击败了阿瓦尔人，后者将很多金银财宝送给查理曼的朋友，一大批金子从东部运往长期贫瘠的西部。阿瓦尔人最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上是822年，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相关记录了。我很希望能够想象出阿瓦尔使臣在和查理曼交谈时的确切神态，尽管并不知道他说何种语言，装束如何。阿瓦尔人像是来自火星，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或者是融入了斯拉夫民族。

直到9世纪，中欧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大摩拉维亚公国曾是斯拉夫盟国，其统治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其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因为无法确切知道它统治何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的领土包括现今的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还有可能包括核心地带以外的弧形区域。关于这个问题，捷克民族主义学家争论不休。大摩拉维亚公国只存在了几十年，却创造了显著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优美且奇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Glagolitic script）[7]例如，SIMON（西蒙）这个词可以书写为：

其中M这个字母由断断续续的笔画连在一起，看起来非常漂亮。因为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德（Methodius）的不懈努力，大摩拉维亚公国也成了最早的斯拉夫字母的诞生地，斯拉夫字母不仅自身开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域，还成为对东正教虔诚信仰的象征。这个时期的传教活动将大批欧洲人吸引到君士坦丁堡，远离了罗马的控制，这种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甚至影响至今。

正是因为这些欧亚部落频繁迁徙，他们每一次试图建立一个可存续的王朝都遇到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遏制。一直以来，这里的欧洲人口数量都不算多（因为距城镇最近的通道上不是驻扎着军营就是围绕堡垒建筑物密布），但是真正定居下来的都是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和甘愿冒险的人。中欧的融合因而受到了来自东部和西部的阻碍。

人口迁移

帕绍（Passau）位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交界地带，风景如画，地理位置如此优越，以至于当看到沿街道两侧仅有经营着廉价饰品和鸟哨的小商店时，我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当地人本应表现得更具英雄气概一些。帕绍因地处多瑙河和因河（Inn）两大河流交汇处而闻名。多瑙河流经施瓦本（Swabia）泥泞的草地，因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Alps）。该地区还流淌着第三条河流——很不起眼的伊尔茨河（Ilz），流向自北而南，因此帕绍也被称作“三河城”。伊尔茨河发源于波希米亚森林山脉的北部边缘，正如因河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多瑙河沿着阿尔卑斯山北侧呈东西走向。这些大河的汇流佐证了山间存有缺口，正因为如此，说日耳曼语的欧洲人才可以向东侵入斯拉夫人的领地。

帕绍地处现在的巴伐利亚州最东边，历史上的巴伐利亚公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邦国，曾经很接近于真正的独立国家，但是总是被合并或者颠覆，几经沉浮。同英格兰和法兰西一样，该地区的边境线也具备令入侵者棘手头疼的某些优势。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海岸和山脉给统治者提供了有利的军事形势，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这两个国家都是易守难攻的。这和中欧的大多数国家不一样，这些国家被迫需要不断地调度军队，就像晕头转向的狗竭力守卫喝水碗一样。巴伐利亚公国曾经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势，这得益于其不可逾越的南部山脉以及相当宽阔的东部山脉。在黑暗时代阿芝诺芬家族（Agilolfing family）统治时期，巴伐利亚公国发展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富庶的日耳曼民族聚居区。8世纪时，巴伐利亚公国开始向帕绍以东的地区扩张，说日耳曼语的殖民者侵入了蒂罗尔（Tirol）和萨尔茨堡（Salzburg）。

由于其财富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巴伐利亚地区历来受到周边国家的觊觎。表面看起来巴伐利亚处在安全范围之内，然而查理曼位于莱茵河下游，是法兰克人的首领，他纯粹通过想象，让自己和早在3个世纪前西半部分就已倾覆的罗马帝国重新联系在一起。他的勃勃野心、他那极度奢华的王宫、他的富有和博学，以及他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都宣告了黑暗时代的结束，并为欧洲开辟了新方向。查理曼建立的新罗马帝国引领了欧洲的复兴，取代了一个由小领主和多疑的亚洲领主无序统治的拼图式国家。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直到785年后，用了让人无比震惊的整整10年时间，查理曼终于完成了对北方撒克逊人的征服，并罢黜了长期统治巴伐利亚的公爵塔希洛（Tassilo），随后，又一举荡平了阿瓦尔汗国。

阿芝诺芬家族灭亡后，整个巴伐利亚地区并入查理曼创立的帝国，从此帝国开始向东扩张。东进过程中伴随着大屠杀、日耳曼化、基督教的传播，法兰克人开始了新的征程，创立了公国并驱逐了斯拉夫人。因此，到了9世纪中期，该地区的语言地图和现代的情况已经基本一致了，这个时期的奥地利大部分由日耳曼人统治，但是在语言地图形成之前，这里遭遇了一次令人震惊的侵略。

在这个拥挤而混乱不堪的居住区，马扎尔人不是最后的新进者，但是他们肯定是最引人注目的。从自己的地盘哈扎尔汗国（Khazar khaganate）被驱逐出来后，马扎尔人一直向西迁移至欧洲，他们掌握着先进的骑术，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途中他们制造了混乱，打败了对抗他们的巴伐利亚和东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兵锋远至法兰西和意大利，直到955年莱希战役（Battle of the Lech）爆发，奥托一世（Emperor Otto Ⅰ）最终打败了马扎尔人，结束了他们的西进步伐。

马扎尔人对最后的劫掠心存几分怀念，就好比年迈的勇士不忍拒绝参与旧部的重新集结。被奥托一世打败后，他们停止入侵西欧，但是并未停止开疆拓土。许多来自中亚的新来者加入了他们，其中甚至包括马扎尔人以前的敌人佩切涅格人（Pechenegs）[8]，这样他们的实力大为增强。

通常情况下，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到来时的真实情况。每个人脑海里可能会不由自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马车鱼贯而入，车上坐着占卜的老人、身着华服的妻子、咿咿呀呀的女儿，还有骑在小马上练习木剑的幼子。这幅景象有悖于马扎尔部落特有的行军氛围，即全部是男性并且氛围如橄榄球比赛一样。是什么维持了被侵入地区原有居民和逃亡人口的平衡，行动迟缓的人是否都惨遭杀害或者充为奴隶了？马扎尔人发现并屠杀了斯拉夫男人和阿瓦尔男人后，是否接管并照顾了他们幸存的家庭成员？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身份发生着急剧转变。19世纪末期，许多日耳曼人、犹太人、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相互融合，变成了匈牙利人，代与代之间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同族群的其他人外迁成了美洲人。很明显，迁徙程度较低且没有书写文字的社会会更容易、更迅速地融入其他的部落（遭受暴力胁迫时尤甚）。那么，在现代人中，没有谁是某具体的中世纪“种族”延续下来的“纯正”人种，这种可能性近乎为零，显然这种分类也毫无意义。

马扎尔人在莱希战役中的惨败对欧洲的版图划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撤退途中的马扎尔部队想要顺路袭击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同样遭遇了失败，被迫撤军至多瑙河沿线。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在维也纳东面给两个原本密不可分的族群划定了分界线，将北斯拉夫（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波兰人）和南斯拉夫（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分隔开来，后来二者分别发展为现在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不久后，马扎尔首领盖佐（Géza）灵光乍现，于972年皈依了基督教。虽然首领的态度纯粹是政治态度，但大多数马扎尔人也渐渐改信了基督教。因此，这使得他们脱离了传统法兰克人清除异教徒运动的泥潭。盖佐决定选择罗马，而不是选择君士坦丁堡，这个看似很小的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匈牙利与欧洲西部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与东南邻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巴伐利亚人在中欧格局的最终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持续不断地穿越帕绍和蒂罗尔向中欧波希米亚地区南部渗透。这一地区的聚居地充满了美洲氛围：边疆版图不断变化，暴力事件频发，只有凶残并且好运的人才能攫取巨额财富。匈牙利人战败后，奥托一世任命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伯爵管理新夺取的领地，并设立了一系列的边境防务长官，以管理和保卫这些领地。两个世纪以来，巴本贝格家族（Babenberg family）[9]和其他巴伐利亚的诸侯们（他们与皇帝仅仅差两个级别）一直担负着守卫任务。直到1156年，巴本贝格家族成员亨利二世才得以受封公爵爵位（地位仅次于皇帝）。

Austria这个词是拉丁文形式，意为“东边的土地”。和往常一样，我们不清楚这个地区为何以巴伐利亚人为主。幸存下来的罗马基督徒生活在萨尔茨堡附近，这让殖民者们吃惊连连，这些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几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洪流似乎已经融入当地人中，在维也纳以东形成一个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混居区，在南面形成一个日耳曼人–斯洛文尼亚人混居区。这个地区是典型的日耳曼政治混合体，多年后，巴本贝格人控制了克恩滕和施蒂里亚〔Styria，“斯泰尔（Steyr）的标志”，意为主要的堡垒〕等原本独立的地区。但是萨尔茨堡和帕绍仍是独立的教会领地，本笃会（the Great Benedictine）[10]在此拥有各式各样的特权，后来沿多瑙河河谷修建了西多会（Cistercian）[11]修道院。

过去中欧大部除了村庄，没有什么大城市，人口也很少，这一事实令人震惊不已。但是，南部日耳曼人的到来为此地带来了新增人口。大批马车径直涌过关口，车上满载着重装的投机客、精神病患者、教士、杂役或农民。大片土地人烟稀少，一望无际的森林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分隔开来，地面乱石遍布、崎岖难行。建造修道院成了改造和利用土地的主要动力，成群的农民历经几代人的艰辛把荒地开垦成农田。真正的城市终于取代了过去仅为设防而存在的聚居区，维也纳即其中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多瑙河畔，东面有阿尔卑斯山为它提供天然屏障。1221年，维也纳成为日耳曼人与匈牙利人之间至关重要的水运贸易城市，变得极为富有。

鹰堡

1246年，随着公爵腓特烈二世（Duke Frederick Ⅱ）[12]在同匈牙利发生的一次边界冲突中阵亡，巴本贝格王朝好运到头，统治出现了危机。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不幸去世，中欧大部分地区从此陷入了极为可怕、世道纷乱的时代。为了保卫奥地利的领土免于分裂，一些贵族推举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Ottakar Ⅱ）来接管德意志帝国。雄心勃勃的南德意志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最终于1273年当选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及德意志诸侯支持选择软弱的皇帝，这已经不是先例，鉴于鲁道夫一世已然年过五旬，没有大的权力背景，似乎没有多少威胁，更适合作为一个傀儡。但是除了鲁道夫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失算了。

鲁道夫一世死于施派尔（Speyer）,并葬于该城的皇家大教堂。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抵达施派尔，并恰巧幸运地在没有关门之前进入施派尔大教堂。这是座阴森恐怖的建筑，是皇权的象征，仅仅是石头的重量就象征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习惯于哥特式风格的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环顾这里巨大的罗马式雕像时，一定难免心生惶恐，特别是面对成团的黑暗和听见拖沓脚步产生的回声时。建筑里有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像是来自灵异世界的声音，结果却是数百只锡箔制成的小烛台倾入垃圾袋时发出的杂音。但不管怎样，鲁道夫一世的陵墓塑像都是最重要的部分，正如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一样，他看起来冷静、威严，长着一副鹰钩鼻，手持象征皇权的宝球和权杖，胸口绣着皇家雄鹰标志，脚边有一个狮子雕像。在某一点上，他是直立在墙下的，而不是平躺着，这样一来他看上去毫不臃肿，并且栩栩如生。

从许多方面来说，鲁道夫一世称得上一位典型的德意志统治者，他扩张或继承了广袤的领土，这些领土遍布阿尔萨斯（Alsace）、施瓦本以及现在瑞士北部的土地〔包括哈比希茨堡（Habichtsburg），意为“鹰堡”，“哈布斯堡”家族的姓氏就演变自此，1415年瑞士人把哈布斯堡家族从这里赶了出去〕。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成功的君王，率领军队侵入奥地利并驱逐了国王奥托卡二世。1278年，在几经曲折之后，鲁道夫一世终于联合匈牙利人共同打败了波希米亚人，并在马希费尔德之战（The Battle on the Marchfeld）中杀死了奥托卡。

鲁道夫在1282年实现了对巴本贝格家族大部分领土的吞并，解决了巴本贝格家族的继承权问题，在王室中建立了权威。在随后的6个世纪中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自此，哈布斯堡家族开始崛起并积累巨额财富，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哈布斯堡家族财富积累的顶点，但是接下来混乱不断，其统治陷入了僵局——暗杀不断、战争伤亡不断、家族分裂不断。哈布斯堡家族很快转移了战略重心，不再看重他们原来的南德意志领土，转而重视新获得的奥地利领地。在1363年占领蒂罗尔，1382年接管的里雅斯特（Trieste）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首次延伸到海岸线。1452年，家族掌握的皇权得到巩固，在此之前，哈布斯堡家族只是无名小卒，毫无例外，其竞争对手卢森堡家族（Luxemburgs）拥有更大面积的领土和更高的声望。来自卢森堡家族的皇帝查理四世同时也是波希米亚国王，正是他把布拉格营建成一个非凡独特的地方，从较长跨度的历史时期来看，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无法与之相媲美。

历史长河中每个帝王的重要性，取决于皇帝本人的个性以及其统治期间涉及重大事件时的幸运程度。作为查理四世仇视的竞争对手，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在外出猎熊时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于是，查理四世无可争议地成了皇帝，这一事件扭转了查理四世的运势。不管在15世纪还是15世纪以前，做皇帝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常常劳而无功。从佛兰德斯（Flanders）到维也纳，欧洲大部都是支离破碎的领地，将它们统一起来是一项重要任务。查理曼原本计划建立一个全新的罗马帝国，但是这些小块领地的存在是对这一计划的讽刺。持续几个世纪的内斗、家族争端，以及自然灾害、贿赂和特权思想，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古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每个地方都有独立而强大的城镇，许多修道院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私人城堡周围占据着大块土地，偶尔也有像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一样连成块的土地，然而领主之间纷争不断，各据一方。皇帝掌控着大局，数百个领主向他汇报情况，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模式。1356年，查理四世在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1355）颁布了《金玺诏书》（Golden Bull），规定了各德意志诸侯国的分立体制。最重要的是规定了继任的皇帝由7个选帝侯选出，并规定选帝侯的领地不能被分割或剥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为7个选帝侯奠定了稳固的权力基础，也可以避免皇位觊觎者或者竞争者破坏选举，查理四世竞选皇位时，就遇到了类似情况。7个选帝侯分别是科隆大主教（Archbishop of Cologne）、美因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inz）、特里尔大主教（Archbishop of Trier）、勃兰登堡侯爵（Margrave of Brandenburg）、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莱茵伯爵（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及波希米亚国王（King of Bohemia）。他们在法兰克福（Frankfurt）选举产生的只是“罗马人民的国王”，因为只有教皇才能加冕皇帝。但是以往只有教皇才能加冕皇帝的观念在哈布斯堡家族变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当权者一旦去世，其继承人既是德意志国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加冕称帝的确很重要，但是要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如同读者熟知的古罗马皇帝那种经典角色却要大费周章。每个皇帝都想拥有查理曼的荣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此而努力，在亚琛（Aachen）戴上查理曼的皇冠（目前仍存世的一个非常普通但是易碎的物品），旌旗招展，号角齐鸣。但是除皇帝之外的大人物在盛大活动中并不会有强烈的低人一等的感觉，也不会因为皇帝的不悦而表现出本该有的战栗。

“小心你背后！”

在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漫长的统治时期，哈布斯堡家族首次以帝国统治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15世纪，偶发因素致使绘画水平得以提高，得益于此，我们可以一睹腓特烈三世的真实相貌。他的前任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即卢森堡家族的最后一位帝国皇帝，有一幅怪异但不失精美的肖像画：头戴特大号的皮毛帽子，脸上一副迷茫僵硬的神情。这副表情就如同突然发迹的暴发户一般，又像某人带着乐队走在路上时的神情。我在此有意提及他的画像，画像上他一脸迷茫，不知画师为何画出这种表情。毛皮帽子、黝黑的皮肤，这让他看起来更像加拿大人。腓特烈的直系继承人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ert Ⅱ）是个短命鬼（在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丧生）。通过一幅肖像画我们才得知有这么一个人，尽管这幅画像上衣服画得漂亮，但是画工拙劣，如同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腓特烈三世通过资助画师使他们集中运用专业技能，从而为自己创作出形象各异的画作。我们可以通过肖像画清楚地看出来他想要传达什么（这也是任何一幅画像的关键所在）：权威、庄严和帝王气质。

在腓特烈三世掌权时期甚至整个15世纪，有两个问题直戳历史学家的研究盲区，一是“《天路历程》效应”（‘Pilgrim’s Progress Effect’），另一个是“圣诞哑剧综合征”。前者认为君主需要耗尽毕生时间去达成所愿，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像19世纪崛起的现代帝国或现代国家一样。因此人们经常通过国家是否统一这个标准判断统治者是否是个明君，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诱导、打断或阻碍，就像班扬（Bunyan）[13]寓言故事里的基督徒一样。比如在英格兰，有人竭尽全力拥立亨利六世（Henry Ⅵ）为法国国王，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一举动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英格兰人的这一行径肯定会失败。当讲到圣女贞德出场时，我们扼腕叹息，当她在浓烟中逝去，我们略微振作起来。我们早就察觉到伦敦的统治者不可能真正统治巴黎，并且会像1429年时一样因胆怯而畏缩，亨利7岁时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我们都清楚他会在毫无意义的血战中耗尽一生，完全丧失英格兰君主的王权和主宰力。

腓特烈统治时期，《天路历程》效应影响深远，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这个王朝的真正建立者，这个王朝统治中欧和其他地区长达4个世纪，然而他本人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并未前往“天国”（意指维也纳），建立一个理性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伟大帝国的核心。腓特烈无助无望地四处闲逛，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所事事，在此期间，他的身边爆发了骚乱。他漫不经心地在这里建一座修道院，在那里修一座城堡，在别的地方对局势进行干预也是敷衍了事，他至少曾一度迷失方向。他性格反复无常，终日无精打采、无所作为，这一切让他的朋友和敌人简直要发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竟然接连27年没有到访过德意志，这实在创下了纪录，同时也是一种无礼。帝国同盟变幻不定，城镇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科技得到创新，城堡数量激增。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影响到腓特烈，因为他要么在策划另一个纪念仪式，要么在听一些音乐作为消遣。

对此，历史学家们和腓特烈三世同时代的人一样感到愤怒，这一点很有趣。你也许会不断发出这样嘶哑的呼喊：你在林茨（Linz）干了些什么？你不知道纽伦堡（Nuremberg）出乱子了吗？你为何不出手帮帮那些人？诸如此类。腓特烈三世无疑是在查理六世（Charles Ⅵ）出现之前最令人愤怒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天路历程》效应应该受到抵制。王朝的目标从未实现，因为每一代人都有非常狭隘的短期目标，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会影响这些目标的实现，如灾难和运气。每年重大事件的结局，无论吉凶，都取决于由上帝掌控的无边且变幻莫测的洪流，因此人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教堂里就不足为奇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大竞争对手卢森堡家族拥有创造辉煌成就的帝国皇帝，事实上查理四世（Charles Ⅳ）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卢森堡家族拥有纵贯中欧、西欧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一个小国所在的地区，几经沉浮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但事实证明，卢森堡家族由于运气不佳后来逐渐销声匿迹了。拉迪斯劳斯（Ladislaus）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到末日。拉迪斯劳斯的父亲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母亲是西吉斯蒙德的独生女，西吉斯蒙德是卢森堡王朝的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拉迪斯劳斯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因此拉迪斯劳斯的中间名为Posthumous（意为“遗腹子”），听起来很怪异。这个少年一头金色的卷发，由他坦率热诚的二表兄，也就是未来的哈布斯堡家族公爵腓特烈三世悉心照顾。拉迪斯劳斯发现，腓特烈对他殷勤备至，实际上却不让他和人交谈，也不让他做任何事，虽然他想方设法逃离了，但也不过是充当不同派系的人质，直到他17岁那年在一场意外中丧生。

另一种陷阱“圣诞哑剧综合征”影响更为直接。众所周知，中欧即将被土耳其人摧毁，这个时期的历史版本被搬上了舞台，（舞台剧演到这个桥段）主人公没有注意到从背后悄然逼近的怪物、妖怪或女巫，每次回头看时这些事物就消失了，台下的观众不禁开始呼喊：“小心你背后！”事实上，有人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提醒过小拉迪斯劳斯，当腓特烈受困于瑞士联邦附近的小规模战斗时，不可能不喊出声来：“解决东部边境防卫问题，成为基督教联合会的首领，万众一心。”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种军事挫败几乎成为中欧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剧情，需要时时小心。对于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图侵占哈布斯堡家族领地，任何现代的历史学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战争过程中出现较长间歇期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转移了战略重心，攻打他们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波斯（Persia）的对手，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他们会卷土重来，对西部造成致命威胁。但是，他们只能依赖少得可怜的才智才能回过头来继续对付哈布斯堡人，或者妄想依靠他们同床异梦的同盟者，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土耳其军队到来之前，消息就已经满天飞了。

哈布斯堡家族适时地成了抵抗奥斯曼人进军欧洲的主力，然而腓特烈三世似乎对1456年贝尔格莱德之围的英勇壮举和对土耳其图谋进攻意大利毫不在意，不管发生什么，总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众所周知，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败给中欧创造了70年的休整时间。这只是海市蜃楼，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一切步步逼近，然而没人知道，也无从知道休整期能持续多久，可能并不是永久性的，也有可能是。

祭仪之地

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是位于维也纳南部的一个毫无生气的工业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摧毁后得以重建，但却永远是一副令人绝望、死气沉沉的样子。其中受到特别重视并得以大力重建的是由玛丽亚·特蕾莎创建的军事学院，建于腓特烈三世的城堡和小礼拜堂附近。腓特烈在机遇和危机之间辗转时，曾几易其都城，维也纳新城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未来的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出生并埋葬在这里，简陋的坟墓位于军事学院中心的圣乔治礼拜堂，礼拜堂被一个巨大且丑陋的遗骨匣所占据，匣子呈长方体状，带着粗短的腿，透过上面的小玻璃窗可以看见后方是圣人的头骨，这效果更像在婆罗洲（Borneo）制造出来的，而不像在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

因为军事学院现在仍然正常运行，到那里参观的过程颇为奇怪。游客们无须经过正式的流程，如购票、经过十字转门、到明信片商店购物、到咖啡厅喝咖啡等，而是必须在南门外摁响门铃。我站在那里等待蜂鸣器传来允许进入的提示，但是等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一阵军靴发出的脚步声，然后一个背着枪的学员打开门将我领了进去。我和他一起走过昏暗的走廊，脑子里充斥的是有关军事世界的种种军纪、实际技能、专业水准、统一制服、技能培训、森严的等级制度等。我们走向一队正在执勤的学员，他们全部大胆冷静、技能高超、身体健壮，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和那些弱不禁风的人相比，好似来自外太空一般。

我们（或只是他自己）潇洒地走进阳光普照的军事学院的中心院落时，映入眼帘的是腓特烈三世巨大的纹章墙，上面满是雕刻。虽然经过多次翻新，但它依然威严如初，昭示着皇帝的超凡出众。墙基边矗立着腓特烈三世的雕像，87个盾徽一直延伸到礼拜堂边缘。有的盾牌代表着地图上的黑点，但是其他的代表着大块的领地。游客丝毫不会置疑腓特烈坐拥一切的崇高地位。但重要的是这里所呈现的肯定是他个人喜欢的氛围。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却很容易想到这样的画面：他坐在院子里，目光在他拥有的一切上流连。

当我的陪同者送我出去时，他随意扔给另一个学员一把巨型的中世纪风格的钥匙，看起来和盔甲一样重。那个学员头都没抬，单手就接了过去。我突然感到一丝惊慌，身边有健壮如斯的人，以至于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散漫随性的平凡世界中。

哈布斯堡家族另一个伟大的早期祭仪地位于维也纳北边的小镇——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新堡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按照惯例，年长的家族成员每年都要去古老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朝圣，这个修道院由巴本贝格侯爵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所建，用于为巴本贝格家族先辈的英灵们祈祷。正是这座城堡赋予了哈布斯堡家族合法的统治地位，授权哈布斯堡家族接管上一个倾覆的王朝，同时带来了骇人的国内战争和皇室对土地的攫取，而这一切都以宗教的名义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十分虔诚的利奥波德的新娘头纱被风吹走了，他发誓如果在哪里找到头纱，就要在那里修建一座修道院。几年后一次外出打猎时，他在一片接骨木丛上面找到了那块头纱，于是着手在那里建造修道院。有无数的雕刻品和小画像以这个故事为主题，但是创作者一直无法让木丛上的一块头纱看起来富有感染力，因此一般都是添加上圣母马利亚和成群的天使盘桓在灌木丛上空。

显然，这座修道院曾经很漂亮，但在今天不过是一片废墟。18世纪时，墙外巴洛克风格的塔建成之前，匠人在内部涂上了粉饰灰泥，绘上了栩栩如生的圣徒像。到19世纪时，建筑师矫正了这种设计上极大的不协调感。他们保留了内部设计，而将外观设计为恰当的中世纪风格，以哥特风格的外塔取而代之，仿佛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4]小说中的建筑那般虚幻。没过多久，19世纪时，早期巴洛克风格崇尚者造成的破坏，即修道院内部出现的裂缝，被填上了壁画。这些壁画展现的是有关耶稣的美好场景，但画得极其丑陋，使得救世主骨瘦如柴，有点像纪·哈·纪伯伦（Khalil Gibran）[15]笔下的形象。这对修道院而言，算得上是一场终极灾难了。

但在修道院附近未完工的宫殿小博物馆里，有一个作品简直不可思议，足以扫除一切粗劣作品的影响。1485年，教士们托人画了一幅巨大的画板，在帝国建造者利奥波德三世的圣化仪式上使用，画板上面布满了灿烂的圆形图案，每个图案分别对应巴本贝格家族的一位统治者，组成了这个家族的家谱。腓特烈三世对家谱和统治的正统性抱有强烈的兴趣。他对利奥波德非常着迷，在自己统治期间创立了利奥波德新的圣人形象标准——浓密的大胡子、巨大的王冠很容易分散观者的注意力，影响神圣感。这幅巨大的画直接彰显了利奥波德的形象，像圣诞老人的原型。利奥波德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画在旁边的一个画板上，看起来既虔诚又妩媚动人，这幅画像解决了如何处理皇后形象这一普遍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了皇后形象的典范，同时代葡萄牙的埃莉诺（Eleanor of Portugal）的墓葬装饰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典范。埃莉诺是腓特烈三世的妻子，她的墓就隐藏在维也纳新城主祭坛后边，最显眼的就是她的雕塑，与周围事物相比显得卓著尔不群，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形象。

巴本贝格家族原本是四处劫掠的日耳曼战士，作为一股基督徒力量效力于巴伐利亚公爵，向东披荆斩棘，将匈牙利人打得节节败退。有关他们的记载不过是寥寥几句的基本介绍，除此以外都是经过基督徒渲染的中世纪传奇故事。这也正是教士们的绘画上所展现的：在画中设定的战役中，他们正在祈祷，拦截在十字军面前，遭遇背叛而伤痕累累。绘画描绘了历经几个世纪的王朝大事，过去历史的重要性通过绘画巧妙地展现传达出来。在其中一个场景中，巴本贝格家族的伯爵所辖的边疆地区转变成“天佑者”亨利二世（Henry ⅡJasomirgott）[16]的公国，都城定在维也纳。另外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场景，有一名巴本贝格家族成员死于意大利，他的尸体被烹煮后，骨头被放到篮子里运回了奥地利。还有一名被称作“善良的利奥波德”（Leopold the Virtuous）的公爵——尽管这种善良令人生疑，由于他曾经绑架过“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所以成了仅有的一位在英格兰赫赫有名的巴本贝格家族成员。在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受到“狮心王”理查的轻视，心生怨恨，于是绑架了他。理查的行动出人意料，他伪装成十字军战士想从陆路返回英格兰，却在穿越奥地利领地时被利奥波德俘获，利奥波德坚持索要巨额赎金（至少20吨的白银）。奥地利的古城墙几乎都是由这笔钱所建。利奥波德继承了施蒂里亚（比现在的施蒂里亚州大，包括斯洛文尼亚大部），他一直宣称这块土地归自己所有。他设计巴本贝格家族旗帜的过程堪称传奇，十字军的白色长衣浸染鲜血，形成了漂亮的条形图案，相传他受此启发才设计了这面旗帜。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这个旗帜很少使用（哈布斯堡家族的旗帜颜色为黑色和黄色），然而1918年，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旗帜得以重见天日，成为奥地利国旗，这种深厚的历史传承性，让这面简单的旗帜显得十分奇妙。

任何王朝历经几代都会面临灾难。历经许多传奇后，“爱争吵的腓特烈”于1246年在抗击匈牙利人的战争中阵亡，且没有留下继承人。这表示巴本贝格家族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而哈布斯堡家族开始逐步走向辉煌。

不难理解为何哈布斯堡家族如此沉迷于克洛斯特新堡，他们宣称自己是巴本贝格家族的正统继承人，因为这与其合法的地位紧密相关。假如有人胆敢认为他们是来自施瓦本的外来政客，繁复的典礼仪式也会让他们局促不安。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绝不会忘记他们的伟大植根于奥地利的中心，因此他们必须对克洛斯特新堡宣示主权。教士们有关巴本贝格家族的绘画作品被精心保存了几个世纪，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巨型画册，但是它的核心是腓特烈三世及其继承人偏执的世界观。它也让人有压迫感：腓特烈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都迷恋中世纪骑士精神，绘画中的传奇故事能让他们产生共鸣，描述了一个以夏日风景作为背景的神奇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神圣壮举和骑士勇气的世界，远离了累累债务、令人沮丧的新型枪支以及政治动荡等苦涩现实。

被选中的皇帝们

为了使本书更通俗易懂，首先交代一下神圣罗马帝国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我略表歉意，不过确实不能绕过这一话题，更何况这的确也是一项有益的研究。思索有关帝国的事情花费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如果读者朋友和很多人一样对此感到无聊乏味，那么略过这一节好了，无论你是否还有兴趣读其他的章节。

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疆域覆盖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的兴衰推动了欧洲大陆历史的发展。对于在英国、法国或美国政治构架中长大的人来说，帝国历史简直是骇人听闻——一片荒芜可笑的小邦国、由修道士掌管的不足称道的山谷，以及老套的愚民政策，而这一切居然造就了19世纪的德国作家们，他们充当了重塑历史的主力，实在令他人羞耻。当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大军推翻之时，对帝国罪责的声讨的确是不绝于耳，但是人们完全不知道，后来的继承国是多么不稳定、多么专制。人们曾长期对神圣罗马帝国存在偏见，现在看来，这种偏见似乎有些奇怪。作为使欧洲文化、政治持续发展的飞轮，帝国的历史从查理曼时代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时代，无论功过几何，即便已渐渐尘封风化，也不能仅做后人笑谈。

前已论及，神圣罗马帝国遥远的起源植根于查理曼极为成功的统治，一个野心勃勃的法兰克武士开创了自己纵贯欧洲的前程伟业，并宣称他建立的帝国是早已覆灭的西罗马帝国的再生。通常，像这样的人物发迹时，会有一批满面笑容的智者灵光乍现，以布道词和编年史来佐证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如今的我们只能想象这样的场景：查理曼和他蓬头垢面的亲信们骑马前行，马蹄下只是规模很小的定居点，但这些土地却是已被摧毁的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散落的碎片，他们在君士坦丁大帝的西罗马故都特里尔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的时间旅行家穿越到公元800世纪，在广袤到不可思议的未来人类废墟之上跋涉时受到的感官刺激，在古罗马宫殿、教堂或城堡中同样也能感受到。

尽管基督教世界保留了和罗马帝国相关的司法、文化和文字，但是查理曼和他的继任者征服的土地很多都处在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外，因此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旧帝国不过是体现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复兴。名义上的罗马渊源是这个新生帝国能够存在一千余年的一个关键因素。基于这所谓的渊源，帝国皇帝和教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换来了教皇看似正直实则厚颜无耻的声言：新帝国与罗马帝国存在古老的渊源，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因此，历代皇帝都与意大利形成了某种神秘的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之所以是必要的，部分是因为新生“罗马”帝国大部位于多雾的北部地区，而不是古罗马帝国所在的区域，这实在让人有些尴尬，如果是位于古罗马地区，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古罗马。意大利人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新帝国与古罗马帝国有联系的说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帝国的皇帝仅仅是来自北方的贪婪又怪异的访客，不过是存在于古罗马帝国边缘的几个主要的活跃势力之一。

查理曼死后，像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帝国面临着持续存在的蠢蠢欲动的分裂势力的威胁。在写作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对类似情形极难做处理，因为这种状况模糊了他们对这些政治事件本质的基本看法：难道每个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的势力都可以简单地用“好”与“坏”来界定吗？举个例子来说，英国人有关法国历史的传统观点就认为，路易十四（Louis ⅩⅣ）高度集权的统治充满了令人厌恶的、空洞的非道德主义，然而在记录英国人自己的类似情况时，残酷的军事集权主义却被粉饰成英勇正派的美丽传说。

关于帝国的首要认知就是，帝国实在太大且太分散，很难被单一的统治者直接统治。查理曼及其继任者从西部领地一直向正东、东北、东南三个方向扩张，这定下了帝国统治的基调。它囊括了欧洲大部分日耳曼语地区和低地国家（今日法国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卢萨蒂亚，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大片地区。皇帝将土地分封给他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代表皇帝，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保卫并巩固这些领地。越是封地多的贵族，越是不听号令，他们会在皇权之外寻求更多的自由，但是从未要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事实确实如此，不管这些诸侯国变得多强大，像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它们的领主仍强烈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和安全与整个帝国息息相关。到哈布斯堡家族稳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时候，皇帝拥有了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无与伦比的声望，这种声望由一系列的大型活动、宗教仪式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来支撑：在法兰克福进行的选举，以及在伟大先驱创造光辉历史的地方，如亚琛、沃尔姆斯（Worms）、纽伦堡和奥格斯堡（Augsburg）举行的帝国聚会。

历经动乱、挫折和内讧，帝国到15世纪才形成了稳定局面，到1806年解体前这种局面一直得以维持。它往四面八方开疆拓土，许多历史大事在这里爆发，即使在1806年后，这里也纷扰不断、战事频仍。皇帝的宏大计划如果遭遇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阻挠，他应该屈从顺应地方，许多历史学家不大赞成这样的观点。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无可救药的地方主义给欧洲的文化和语言做出了贡献。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帝国的西部格局混乱，只能抵御法国的进攻，根本没有力量组织任何进攻，这让人震惊。普吕姆（Prum）是位于西部的领地之一，其防御力仅限于耶稣留下的那只草鞋所赋予的精神力量。而另外一个地区埃森（Essen，后来克虏伯家族[17]的所在地）由出身贵族的修女管理了几个世纪，她们的脾气出名地坏，自身却毫无防卫能力。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看起来有点像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拼图。当然也有面积相对较大的领土，比如符腾堡（Württemberg），虽然很引人注目，实际上却充斥着错综复杂的当地特别法律和特权，致使该地公爵们变得贫穷苦楚、备受奚落。帝国也有大块连在一起的土地，以萨克森为例，如同受了诅咒一般，不同继承人之间相互夺权，导致萨克森不断分裂，有一半领地分成了面积小但形状规整的区块。东北部是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的领地，和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波兰保持着私人联系，后并入普鲁士公国，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些面积较大的领地颇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拥有真正的未来，但帝国也有一些奇特之处，如普法尔茨（Palatinate），沿着德国中部低地地区零星分布着一大片富庶的领地，该地区的领主在帝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把海德堡（Heidelberg）建成了众多继承古罗马文艺复兴风格的领地之一，但是现在几乎想象不到普法尔茨曾经是一个活跃而强大的政治中心。海德堡风景如画，也许恰恰是因为它的主城堡已成为废墟。帝国领地的分布情况令人费解，普法尔茨州恰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大，通过继承、购买、敲诈的方式获得的土地必然是分散各处的。

皇帝土地上的宗教财产本也应属于皇帝，但出于一些特殊目的而被赐予教会，这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土地类型。迷人的小国奎德林堡（Quedlinburg）由出身高贵的修女统治管理，受捐拥有足够维持教堂日常运转的土地，可以养活每日为“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18]祈祷的人。10世纪早期，亨利曾大量杀戮撒克逊异教徒或强迫其改宗，后来他葬在奎德林堡。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邦尽管面积小但非常重要，领地通常集中在一个拥有特权的商业城镇，由寡头商人们而非由领主统治。其中的一些城市一直都很重要，也临近帝国的核心地带，如法兰克福或纽伦堡，有的则相当闭塞。其他的城市更远离帝国中心，但是和外部有着紧密联系，比如位于北部的汉萨同盟城市（Hanseatic cities），其中最著名的是汉堡（Hamburg）和吕贝克（Lübeck）。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业化分工，比如吕贝克的盐矿、哈尔（Hall）的铸币厂。一直以来，小块的领地绝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由帝国骑士控制的数百块领地，许多都位于施瓦本。有的领地往往只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城堡、少量的葡萄园，或许有的好点儿的地方还能通往某条河流，骑士们可以向不幸恰好经过这里的船只索要少到可怜的过路费。

这么多的政治实体（15世纪末达到几百个）都由皇权控制。可以想象，非常小的诸侯国的人们对帝国是极度忠诚的，因为他们需要帝国提供的保护。他们用精致的盾牌装饰城墙，一方面可以表示他们的忠诚，同时也可以警示那些不时出现的掠夺者。他们为帝国提供小部分的军队，也常常穿着华服充当皇帝的随从，另外他们在教堂里也承担多项工作。但即便是较大领地的领主也依赖皇帝，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他们之间一样会产生大量的法律纠纷，涉及如遗产继承、权利或财政、军事贡献等方面，皇帝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这些纠纷。无休无止且乏味的一轮轮听审会与出巡，带来的结果是不计其数的失败者或是羞愤难当，或是避而远之。但这是帝国统治的首要事务，公平处理这些纠纷的能力与战争的胜负一样重要，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皇帝的声誉。腓特烈三世对帝国事务毫无兴趣，这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在其长期统治期间混乱不堪，15世纪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非常成功，得益于连续数代人都一样出奇地勤于政务（鲁道夫二世是个极特别的反例，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未拆封的信件）。皇帝们要应对络绎不绝的拿着伪造的所谓古老文件的贵族，他们脾气古怪、好战尚武、没有教养——这些文件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文件相似；他们还坚持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权利。本书中我不会再提及类似的话题，但是要记住这一直都是重要的时代背景——一个并不够完善但是足够权威的帝国官僚体系，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涉及土地和继承权的纠纷。在由莱奥什·雅纳切克（Leoš Janácek）[19]谱曲、由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20]导演的歌剧《马克罗普洛斯事件》（The Makropoulos Case）中有大量展现枯燥的文书工作的场景，是对帝国官僚体系的终极呈现。这部歌剧在1926年首演，雅纳切克用优美、重复的主旋律来喻指神圣罗马帝国那永无休止的法律程序。

因此帝国皇帝需要在广阔的帝国土地上游弋，以此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每个城镇都对皇帝负有大量义务，一个表现就是前帝国领土内仍保留的十分精致的“帝王厅”。每个帝王厅都有一个豪华的会议室（刻有风格谄媚但明快的献媚壁画，歌颂皇帝的伟大以及皇帝与这些领主祖先的密切关系），侧面全是卧室——有时长达一个世纪才使用一次。

每位皇帝都有一个权力基地，尽管皇帝经常不在那里，但是这对他很重要。查理四世赋予布拉格大量独特的外观，它既是皇城（他也是波希米亚的国王）又是帝都。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在欧洲不断改变权力中心，在他统治的很长时间内，帝国四分五裂。如果说他有权力基地，那应该是布达（Buda）和维舍格勒（Visegrád），但是这只是个人选择，无关乎帝国组织结构的需要。由于早期的哈布斯堡家族经常心血来潮，动辄改变心意变换品位或是入不敷出，帝国的东南部到处都是没有完成的工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空冢位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他的尸身葬在维也纳新城，他的内脏则存放在维也纳的一个铜罐中，这样就解决了权力基地在何处问题。只要皇帝在位，他们会制定法律、稳定军事、保障住房和财政权利，就像潮湿的混凝土需要搅拌机不停搅拌一样。一时疏忽会让混凝土凝固，搅拌机本身也会毁坏，这个比喻也便失效了。

帝国皇帝由选举产生，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这个机制是整个帝国得以正常运行的核心。《金玺诏书》规定，如果现任皇帝死了，7个选帝侯需要齐聚法兰克福（不论是亲自前来还是派代理人前来），他们坐在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omew）皇家教堂一个特殊的分礼堂里面选举新的罗马皇帝。选举完成之后，在位于法兰克福中部的罗马贝格广场（Römerberg）会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篝火熊熊燃起，常常还有整只整只烤熟的动物。选帝侯的选择会非常明智，只有合适的人选才有可能被选中。即使一个家族投机取巧，贿赂两到三个选帝侯，这些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人价值观也未必能调和。选举期间政治交易和贿赂事件多得惊人（尽管大部分没有历史记录），但是选帝侯会考虑不同候选人的先辈在帝国征服过程中所占的分量，而且因为他们在富有且能干的成年候选人中自由选择时选择余地很大，他们的最终决定具有高度的合法性。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纯粹遵循世袭制度带来的噩梦，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偶尔会出现由小孩或者白痴统治的情况。

以前的皇帝候选人认为，能提高自己的地位是幸运的，但事实上选举算不上是好的机遇。选举条件极其苛刻，导致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少之又少。一部分原因在于，中世纪中期的皇帝拥有大片领土，管理这些土地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但到15世纪时这些土地几乎都被赠出去了。因此皇帝为了保持威严，需要凭自己的本事获取巨额财富，招募军队自然也不在话下。实际情况是，只有两个或三个家族可以在选举中获胜。在14世纪和15世纪时，卢森堡家族的皇位候选人最具优势，因为他们同时也是波希米亚国王，拥有可观的收入，而西吉斯蒙德此外还是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国王。西吉斯蒙德继承了其父查理四世的皇位，这让卢森堡家族似乎有可能让皇位在家族内部世袭下去。然而西吉斯蒙德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卢森堡家族血脉中断，皇位继承人只能从其他家族中寻找。另外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内奥地利（Inner Austria）[21]的腓特烈大公。在克服种种地区性难题后，腓特烈于1440年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于1452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1440年的七大选帝侯不想让一个家族长期独占皇位，然而一切却出乎意料。除了一次短暂的中断，此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帝国长达366年。———————————————

[1]作者在此用了Wire colony这个词，直译的话就是“葡萄酒殖民地”。——编者注

[2]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皇室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译者注

[3]指居住于匈牙利的民族。波斯一位无名地理学家和葛尔迪齐提出有两个马扎尔部落，一个是仍停留在乌拉尔山的窝古尔人，另一个就是离开乌拉尔山前往南俄的马扎尔人。——译者注

[4]曾经生活在中欧、东欧、东南欧的一个民族，也称弗拉希人或瓦拉几亚人。他们是现在罗马尼亚人和阿罗蒙人等民族的祖先。弗拉赫人这一名称是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呼，弗拉赫人曾自称为罗马人。——译者注

[5]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是罗马城的建造者。在罗马传说与神话中他们是一对双生子。——译者注

[6]又称卡尔大帝（德语名称）。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后人称其查理曼。——译者注

[7]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西里尔字母表。它由圣西里尔于862年至863年间发明，目的是把《圣经》翻译成古斯拉夫文。格拉哥里字母有两款字体：圆体和方体。圆体的字形主要由圆圈和平滑曲线组成；而方体则由大量方角或梯形组成。——译者注

[8]中亚大草原上说突厥语族佩切涅格语的半游牧民族。9世纪起开始占据黑海以北草原（至12世纪），10世纪时控制了顿河与多瑙河下游之间的土地，从而对拜占庭构成严重的威胁。——译者注

[9]公元976至1246年统治奥地利的皇族。——译者注

[10]天主教隐修会，遵循由努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时所制定的规章。——译者注

[11]天主教隐修会。1098年由法国人罗贝尔始建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因会服为白色，西多会成员又称白衣修士。该会主张严守本笃会规则，推行静默、祈祷、垦荒等隐修制度。1883年传入中国。——译者注

[12]属于巴本贝格家族，利奥波德六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继承了公爵爵位，他的外号是“爱争吵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Quarrelsome）。——译者注

[13]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狱中写就《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讲述基督徒及其妻子先后寻找天国的经历，语言简洁平易，被誉为“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译者注

[14]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和诗人，英语历史文学的一代鼻祖。——译者注

[15]美籍黎巴嫩阿拉伯作家，被称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骄子”，是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其主要作品有《泪与笑》《先知》《沙与沫》等。——译者注

[16]Jasomirgott意义不祥。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阿拉伯词语，与亨利二世于1147年参加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有某种关联。而据一种流行的词源学说法，该词来自于中古高地德语，相当于一句誓词：joch sam mir got helfe（英译为“Yes, so help me God.”）。——编者注

[17]德国军火大王。——译者注

[18]东法兰克国王（919—936年在位），萨克森王朝的创立者。亨利一世原为萨克森公爵（912年起），传其得知自己当选公爵时正在捕鸟，故得外号“捕鸟者”。——译者注

[19]捷克作曲家。——译者注

[20]捷克著名的剧作家、科幻文学家、童话寓言家。——译者注

[21]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位于塞默灵山口（The Semmering Pass）以南。——译者注

—Chapter Two—

第二章

赫克托耳继承人»

伟大的奇才»

马背上的侏儒»

胡安娜的孩子们»

来自富格尔家族的帮助»

灭顶之灾

赫克托耳继承人

15世纪末，欧洲掀起了一股改革的热潮——经济蓬勃发展，人口数量激增，技术更新，新的艺术和精神生活形式兴起。早期那些对我们而言模糊且不相干的事件，那时一定变得生动而新奇了；而如今，一切都有证可查，不会引起争议，主要源于一项简单而重要的发明，那就是活字印刷。历代君主，如英格兰的亨利六世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Louis Ⅺ）等都离我们十分遥远，并且无论我们如何尝试，都无法查证当时的生活，因为他们留下的信息太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呆板的画像、一些信件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史书。我们愿意更加积极地研究他们的统治时期，这显然是件十分诱人的事，但缺少翔实的史料又使我们无能为力。

1493年登基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见证了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他的父亲腓特烈三世是一位令人困惑不解的人物：我们知道他的长相，这算是一项进步，但历史学家们依然不得不依靠一些不可靠的故事进行研究，这些故事太具有倾向性，以至于最后人们只能大概地猜测他或是无能，或是太过狡猾。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却为世人所熟知，他鼻子像鸟嘴般高挺，穿着毛皮斗篷，戴着金羊毛勋章项饰，留着齐肩长发（这是当时一种常见的男性装扮，在当时死寂的社会氛围中往往被人忽略）。他的头像出现在硬币、雕像、绘画甚至木版画上——木雕是一项较为古老的技术，如今已经变得十分精湛，并以惊人的作品数量风靡整个欧洲。马克西米利安痴迷于新技术，无论是否能将之应用到他的带有槽沟的盔甲（“马克西米利安”式盔甲）、大炮（在因斯布鲁克仍能看到他的军械）或者——最重要的——凸版印刷术之中。被德国人称为“德式尖角字”的著名字体——“哥特式”字体便是专为他设计的。这种字体创造了一种独树一帜的，让人有距离感的（对非德意志人来说是这样的）书籍呈现形式，一直沿用到1941年，当时希特勒突然迸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觉得哥特式字体不便于阅读，不利于他的新帝国内部进行有效交流，于是禁止其使用。

马克西米利安用这种新媒介铺天盖地进行宣传，宣传他自己及他的家族的事迹。与他过去的做事方式一样，他时而停而复始，时而改变主意，时而失去兴趣，因此他去世之时留下了无数未完成的项目——但他安排和口述的材料涉及几乎所有领域，从魔法到骑士精神，从宗谱再到政治。他曾经深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憎恨，因为他没能统一德意志，并且踌躇地走上了一条阻断国家持续向前发展的道路——但这些重大过失如今却成为他的迷人之处。我们不再需要因为他没能创造一个强大独立的德意志或者粉碎法兰西而失望。

作为兼具执行力和才智的统治者，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他深深地意识到，当他接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权杖时，他需要树立一个先例——怎样才能将这一权杖永久地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手中呢？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印刷术，以及在所有信息传播领域与众多的伟大艺术家合作，为自己打造一个永久流传的形象来实现的。哈布斯堡家族曾在所有德意志统治者中拥有最广袤的领土，但有许多其他统治者声称，自己的血统更高贵或者在这个帝国中更根深蒂固。一直以来人们对哈布斯堡家族抱怨不断（一直持续到他们最终下台），理由也是正当的，那就是他们的利益总是纠缠在帝国的边缘——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和帝国东部地区，此外，他们还为了狭隘的家族目的滥用帝国资金，仅仅是假装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半边缘化及巨大的财富，使其他德意志诸侯都十分放心——哈布斯堡家族十分富有，不用担心他们给其他领地增添负担，但他们因疲于与土耳其人交战，无暇涉足更多德意志自身事务。

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宫廷之中，有许多工作都很吸引我。我足以胜任国王的雇佣步兵，尽管他们的双手巨剑、飘逸的胡子和蓬松的丝绸开衩袖确实难以超越。事实上，这是纯粹的力量在打斗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一个时期，而这正是我想要回避的。成为国王身边的人文学家、音乐家或艺术家也不错，但这个想法或许显得有点谄媚。还有一个职务需要由皇帝信任的人担任，而且名额有限，那就是监督国王排便的人。跟宫廷谱系学者这份真正令人讨厌的工作比起来，“厕所男仆”简直是让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了。如果说有一个角色需要虚假的学识和慵懒的理智，那就非谱系学者莫属了。最初，谱系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证明马克西米利安是从诺亚家族继承了血统，这需要一些能自圆其说的论据作为支撑。家谱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家族可以享有源于深厚历史背景的权利和特殊待遇。与此同时，家谱也是不堪一击的——在其他宫廷的传阅或流通中会引发为其他家族效力的谱系学者的取笑，如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1]也指出他们家族曾有人当过皇帝。对家谱的看重也产生了副作用，一般来说，家谱发行者会受到潜在对手的审视，因此家谱本身需要看似有理有据。

查理四世提出为自己编写宗谱的时候，曾暗示他的家族不仅仅源于诺亚家族，同时也是农业之神的后裔，但这种可笑而愚蠢的想法在15世纪晚期更加严谨的氛围中再无立足之地。如今，在仔细考证了自己的家系之后，马克西米利安认定事实上其家族不是起源于诺亚家族，而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大概宫廷中那些人文学家非但没有翻白眼或鼓起腮帮发出嘘声以表不屑，反而对国王的洞察力报以微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回到图书馆从头开始搜集“证据”了。他们作为宫廷中的重要人物，以创建家谱时的严苛而闻名，但考虑到他们捏造事实的本质，这种严苛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是令人钦佩了。因为他的子孙们那一系列完全不可信的（编造的）故事，赫克托耳变得十分重要。根据从《埃涅阿斯纪》（Aeneid）中捕捉到的信息，这些故事讲述了特洛伊战争英雄埃涅阿斯（Aeneas）建立罗马时，一位名叫法兰西奥（Francio）的勇士兴奋地向北方冲去，和他的孩子定居在美因河（River Main）边，建立了法兰克人的城市——法兰克福。这份材料弥足珍贵，它试图赋予德意志与意大利同等的声望，使法兰克福拥有与罗马相匹敌的神圣价值。此后家谱延续到深受爱戴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之后又转向克洛维的幼子（可以避免人们错误地把哈布斯堡家族当作法兰西国王的后裔——这在其他地方有可能是公认的事实），然后相对保险地延续到马克西米利安真正直系的施瓦本祖先。大概是感觉此事实在有损名声，人文学家便在特洛伊与因斯布鲁克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

大费周折描述如此似是而非的事情似乎有些古怪，但谱系的确是皇权的核心。它对另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伪文献至关重要——14世纪出现的被称为《大特权》（Privilegium Maius）的文献集，其中一些文献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签署的，尼禄（Nero）签署的也不少，它们赋予了奥地利土地神圣性，并且为哈布斯堡统治者创造了“大公”这个头衔，等同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当时，人们嘲笑它们明显是伪造的，查理四世对此置若罔闻，但腓特烈三世成为皇帝之后，出于自身利益，努力证实《大特权》的有效性，利用它维系父系土地的完整性，并依其戴上特别制作的大公头冠。因而，从这以后，君主必是哈布斯堡家族之人，使得这一富有喜剧意味的文献得到巩固，所有质疑其真实性的讨论都被视为叛国行为。就这样，承袭了赫克托耳和克洛维的血脉，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登场了。

伟大的奇才

许多哈布斯堡统治者都因为他们对艺术充满近乎挑衅的敌意，拒绝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做出非凡的事情而遭到批评——弗朗茨·约瑟夫就因为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而声名狼藉，但也有许多例外：查理五世和提香（Titian）[2]，鲁道夫二世和一众江湖骗子与怪胎，斐迪南三世和鲁本斯（Rubens）[3]。但没有人可以真正与马克西米利安相媲美，他支持丢勒、布克迈尔（Burgkmair）、阿尔特多弗尔（Altdorfer）以及其他一大群小人物进行创作，还支持艾萨克（Isaac）和森夫尔（Senfl） 创作出卓越的音乐作品，成了最伟大的赞助者之一。他似乎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亲身投入其中，尽管他善变且不可信赖，这一点导致他的政治道路一路坎坷。许多杰出的艺术家花费大量时间为马克西米利安设计完善其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书籍、雕像和画像等。多亏了他的孙子斐迪南在所有相关人员都去世之后全心投入多年，这些作品最终得以问世并流传下去。马克西米利安几乎做所有的事情都半途而废，一是因为他自己心神不定，二是因为他频繁遭遇资金短缺的窘境。

要想理解马克西米利安一生中关键的政治事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他对政治的艺术视角。这在许多地方都有所体现——阿尔特多弗尔为《腓特烈与马克西米利安的历史》一书画的那些古怪却美妙的画，讲述了新生婴儿马克西米利安在初次受洗时就笔直地站立起来这样震惊宫廷的故事——不过最生动的要数丢勒和他的画室创作的体积巨大（高3.66米、宽3米）的木版画《荣耀之门》（又称《凯旋门》）。它传达了一个近乎固执的想法：一组存在内在关联的纸页，放在一起时就像是墙壁上的巨幅拼图；它也是滚烫的一则寓言、一枚勋章和一段历史。由于宫廷经常搬迁，它便于携带的特性十分吸引马克西米利安，不过怎样对待如此奇怪的物体将永远是个谜——放在室内太大，细节图案又太小。事实上，整个“荣耀之门”就像是君主为了反映木版画技术的发展而凭空提出的想法，然后转包给纽伦堡的丢勒团队，没人敢指出这一想法近乎愚蠢。任何项目都需要投入巨大的工作量，马克西米利安一生之中组织的项目小组数不胜数。它们的存在直接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统治是哈布斯堡家族一笔重要的财富，同时也为许多乏味的展览平添了几分生趣。

《荣耀之门》中的第一组图像描绘了马克西米利安及其父为家族保卫勃艮第而发动的伟大政变。15世纪末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显示瑞士曾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的时间点。瑞士各州的繁荣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它们在帝国内开拓出日益独立的地位。它们逐渐扩张的领土有一部分就来自于哈布斯堡家族，以前的皇帝们习惯用来镇压哈布斯堡家族的方法之一就是对瑞士人的行为视而不见。但哈布斯堡成员成为皇帝后决定复仇，这对瑞士人来说是一大不幸。与此同时，瑞士人在1477年的南锡之战（Battle of Nancy）中改变了欧洲历史的面貌，当时他们成功地击溃了“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查理是最后一位（最后证实了）十分成功的勃艮第瓦卢瓦王朝（Valois）公爵，统治着从瑞士边境到尼德兰的大片领土。勃艮第人建立的国家如果得以稳固，便成为横亘在法国和德意志之间的永久屏障。这是一个生活富裕、人们勤劳、社会和谐且商业发达、军事强大、艺术繁荣的国家。

“大胆的”查理去世前犹如一头暴怒的野兽，梦想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洛林王国（Kingdom of Lothatingia），残暴而无休止地与他不屑一顾的邻国联盟战斗，这些邻国反对分裂，因为这需要以它们的领土作为代价。查理的离世正如人愿，但也造成了一种罕见的危机与机会并存的情况：他留下了一大片令人垂涎的领土，却没有男性继承人。尽管结过三次婚，查理却只留下一个孩子，即勃艮第的玛丽，或者大家现在熟知的“富有的”玛丽（Mary the Rich），这是一种烦人的勃艮第命名传统〔“美好的”（the Good）、“无畏的”（the Fearless）、“大胆的”（the Bold）〕，幸好很快这种命名法就消失了。年仅19岁的玛丽突然变成极其重要的人物。路易十一极其恐慌，他一反常态，没有让自己的儿子迎娶这位女继承人，而是入侵了她的领土。这种冒失的错误把玛丽推向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怀抱，当时他只是腓特烈三世年幼的儿子。

这桩婚姻重塑了欧洲。它使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以今天的视角看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北海，使其几乎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除了奥斯曼帝国皇帝，或许在某种情况下还有法国国王。它也显示了王朝历史恼人的本质——勃艮第本身是一个似乎合理存在的政治实体，但现在成了一片更加广阔、四处蔓延的领土的一部分，这片土地还可能会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婚后不满5年，玛丽坠马而亡，但她和儿子“美男子”腓力（最后一个有附加词的名字）做出的决定将会无法想象地壮大哈布斯堡家族。

玛丽的过早离世，使马克西米利安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首先是一幅描绘他和玛丽订婚时情景的画作，画上的两人看上去都神采奕奕。这奠定了其财富的基础，因为他继承了勃艮第公爵们的遗产和奥秘，特别是金羊毛勋章以及音乐和艺术的品质，改变了之前较为落后的奥地利宫廷。“美男子”腓力和腓力的儿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后来的查理五世）都将在低地地区长大，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哈布斯堡的风格——事实上对于很多德意志人来说，他们的“德意志特质”从这一刻起受到了彻底的质疑，哈布斯堡家族的这种跨国特征将成为其富有感染力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对德意志人而言并非如此。

16幅画中有许多都描绘了马克西米利安婚姻中不完美的一面——从1477年开始连年征战，到1489年又开始稳固刚到手的遗产，击退对手，制伏野蛮的镇民。每一个场景都展示着他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在乌得勒支（Utrecht）、格德司（Guelders）、布鲁日（Bruges）和列日（Liège）作战时的样子，以及辛辛苦苦才记录下的马克西米利安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在一起的场景，他们在马刺战役（Battle of the Spurs）后曾将信将疑、断断续续地组成联盟。后面的画展现了以下场景：他在亚琛加冕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正式继承其父成为皇帝（那是一幅丢勒画室出品的惟妙惟肖的木版画，画面中一群愉悦的选帝侯环绕着一位穿着华丽的年轻国王），随后行军回到奥地利，重新夺回最重要的领土。但令人尴尬的是，当他被低地国家的公务缠身时，匈牙利人趁机夺走了这片领土。还有一幅画记录了他最耻辱的一件事——1499年的瑞士战争全面展现了瑞士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固有的敌意，最终瑞士获得了独立（这在欧洲是一个新概念，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让人难以理解，所以直到1648年其独立地位才得到认可）。还有的画描绘了他在特伦托（Trento）（而不是罗马，因为令人尴尬的是当时威尼斯人不同意他进城）接受教皇加冕，然后代表神圣罗马帝国为保卫巴伐利亚而战（这是他真正作为皇帝而不是作为一个宗族首领履行自己的职责，实属罕见），以及在意大利与法国作战的情景。

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两幅画是关于两次婚礼的，都由丢勒亲自绘制，勾勒了一定程度的细节和纹章，显得与众不同。第一幅画中，马克西米利安戴着沉甸甸的皇冠和金羊毛勋章项饰，身穿华贵的长袍，脸上露出理所当然的愉悦笑容，因为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迎娶了胡安娜（Juana），即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Aragon）的斐迪南之女。第二幅画的是15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举行的两对新人的婚礼，他们分别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斐迪南和孙女玛丽，以及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斯（Vladislaus）的两个孩子。经历了一系列不可预见的灾难和机遇后，这两桩婚姻对欧洲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西米利安一直打算找人创作一幅光彩照人的肖像，这一想法在丢勒杰出的绘画和木版画作品中很好地实现了。这一作品以马克西米利安主持奥格斯堡会议（Diet of Augsburg）时的草图为基础，在皇帝突然离世之后才得以问世。作品把马克西米利安刻画成了一个富有领袖魅力的奇才。拥有丢勒这样的杰出画家为他作画，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让马克西米利安的后代自愧不如，竞相效仿，也纷纷找来娴熟的画匠为自己创作肖像。马克西米利安满脑子都想着死亡，无论去哪儿都带着自己的棺材，甚至在弥留之际仍然在改良他那令人惊叹的墓碑，他设计这座墓碑也花费了许多时间。设计墓碑从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似乎是最快乐的事——他的父亲在维也纳大教堂那口巨大的橘色大理石棺材仅仅在马克西米利安自己去世前不久才完成。

马克西米利安浑身所散发的这种固有的阴郁感，诚然也是他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他的一些宫廷音乐有一种经过打磨的圣乐的特质，让人感觉后来的音乐抑或太尖锐抑或太华而不实。他命令乐师演奏这样的音乐，自己则慵懒地徜徉在丢勒为自己创作的画作之中，端着钻石镶嵌的高脚杯，品着杯中极致奢华的美酒，这真是一件令人梦寐以求的事。虽然不一定吸引每一个人，但无疑让我在伦敦西南部找到了一个精神和情感的家园。

马背上的侏儒

从阿尔卑斯山的博尔扎诺市（Bolzano）逶迤伸展出的一条路上，有一个悬崖，悬崖顶上有一座完美的小城堡。在1918年之前博尔扎诺都是蒂罗尔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讲德语。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一员，意大利接管蒂罗尔南部作为其战利品的一部分，全然不顾奥地利无休止的申诉及当地居民间歇性开展的恐怖活动。仅仅在过去的大约10年之中，这里还是德意志人遭受恐吓和歧视的少数欧洲地区之一，意大利一直对此地采取非强制性政策和双语制。这种新的双语制给城堡带来了奇妙的影响。意大利语称之为Castel Roncolo，意指一个青草茂盛的庭院，里面住着身穿薄纱的女子，打着手鼓弹着特鲁琴，瘦弱的青年们穿着五彩缤纷的服饰在旁观看。德语称之为Schloß Runkelstein，意指一个饮用过量白兰地导致精神失常的贵族老兵，脸色发紫，戴着脚镣在一个黑暗潮湿的走廊东倒西歪地晃荡，用他的拐杖把一个仆人往死里打。这两个随处可见的名称着实让人不解，就像有一只眼睛永远都是模糊的，看不清晰。

这座城堡之所以著名，一是因为它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起源地，弗朗茨·约瑟夫——一个该城堡狂热的迷恋者，在一次令人尴尬的意外事件后重建了这座城堡，当时阿尔卑斯山的路被拓宽，导致城堡的一堵墙坠落悬崖；二是因为15世纪时，它在当地贵族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座城堡拥有浪漫爱情元素，既因为它具有如此典型的风格，又因为它保存了15世纪早期的壁画。原本拥有该城堡的两兄弟吝于出资维护，这些壁画不知怎样挨过了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无人问津的困境，最终在后沃尔特·司各特新中世纪时期得以平安地保留下来。

如你所料，马克西米利安十分欣赏这些壁画，于是派遣一位艺术家去城堡修缮这些壁画。他的一些盾徵（象征勃艮第、奥地利及蒂罗尔的统治权）仍然刻在一个壁炉上。可以肯定地说，马克西米利安喜欢壁画是因为它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中世纪的欧洲，看来似乎远离他所在的唯利是图、充满火药味的世界。这些迷人的画作也有不足之处，暂时还不能称之为高雅艺术。它们的主题都与俗世有关，包括格斗、狩猎、星空和太阳、游行，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事件顺序出奇的混乱，从《特里斯坦》（Tristan）中的主人公杀死莫拉尔德（Morald）和恶龙以及康沃尔（Cornwall，或称为康诺维吉利亚）之行等故事开始。壁画也讲述了勇敢的骑士加勒尔（Garel）的故事，记录其冒险经历的壁画中间戛然而止，因为大多数都画在那面因路面拓宽而被推倒的墙上，于是画和墙一起滑落悬崖了。所有壁画中最怪诞的是城堡庭院里排序极其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三人组”——三大古代英雄（赫克托耳、亚历山大和恺撒）、三大《旧约》英雄（约书亚、大卫、犹大·马加比）和三大中世纪英雄〔亚瑟、查理曼、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de Bouillon）[4]〕。“三人组”中还有亚瑟王的英雄们、伟大的恋人们和《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5]里的英雄们，最后以滑稽的组合结尾：马背上的三大男巨人、三大女巨人和三名侏儒，这些形象的喻义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些壁画绘画技术有限，很多都已褪色，但幸存下来的部分让我们沉浸在古老而独特的审美艺术中，这是一种以令人着迷的排列顺序、特性、美德和品行为基础的艺术。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把自己视为上述人物（英雄而非侏儒）的直接继承人。如前文谈到的，马克西米利安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统，可谓是全身心地付出。这座城堡体现了祖先的宗教信仰、谦恭有礼的行为方式、骑士般的英勇，这些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一直困扰着哈布斯堡皇廷，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一直以此为志向或鞭策。尽管日常现实中难以摆脱令人厌恶、节节失利的意大利战争的困扰，但总有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施展身手和表现贵族的优雅。

从某种程度上讲，难以想象每位哈布斯堡统治者会如何看待自己与前任和继任者的关系。前任或许已经离世，但他们会对他有所评价，而且自己死后也会与之在另一个世界相遇。详细的宗谱、耶西（Jesse）[6]的家谱及盾徽的次序创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每一个成功的皇帝都要经过游行、盛宴、比武以及最重要的一连串的教堂礼拜仪式的洗礼。在哈布斯堡领土上，重要的先贤都有精心设计的圣祠，如马克西米利安的祖父“铁人”埃内斯特（Ernest）的坟墓，它坐落于施蒂里亚的西多会修道院内，院内的修道士受雇永远为统治者的灵魂祈祷。同样声名远扬的也有非哈布斯堡君主的坟墓，如位于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奥托一世之墓。这种“永恒”我们难以获取，但这些星罗棋布的小教堂承担这份职责的时间确实非同寻常地悠久——奎德林堡内为亨利一世祈祷的修女在被告知打包走人之前，已经在那祈祷了将近900年。过去的这些英雄就像是一个储存着巨大声望的蓄电池，让现任统治者能从中汲取能量。先辈持续存在的灵魂渗入不计其数的雕像、绘画、诗歌和戏剧里，同时，对他们墓地的维护是家族关注的大事。有人认为——除了那些确实无能的统治者——皇帝仅仅是一条伟大的洪流在当下的化身，这条河流可以追溯到《旧约》、《埃涅阿斯纪》、查理曼、奥托王朝、撒利族人（Salians），以及巴本贝格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在一些特定的大城市（亚琛、法兰克福、纽伦堡、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等）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都会纪念这种延续性，选帝侯们往往都会出席，届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与皇帝交谈。他们的家眷如母亲、妻子、士兵或者教士都享有特殊的声望，尽管现在已被忘却，但在当时非常强大显赫。

马克西米利安把最大的墓地安置在因斯布鲁克的宫廷教堂（Court Church）。由于建造者总在消磨时间，再加上资金不足，他的墓碑并非其应有的样子。尽管被精心打造为哈布斯堡皇权最高荣誉的象征，他的坟墓实际上却是空的，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当时溘然离世，随后葬在位于奥地利另一端的维也纳新城内。多年来，他的雕像孤苦伶仃地站在一旁，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孙子斐迪南一世将注意力转向完成陵墓的修建，为其建造了一座合适的墓。结果十分令人奇怪，因为坟墓及其外观明显都吸取了北方文艺复兴中更加阴郁的元素，但教堂却是意大利式的和反宗教改革的风格。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白厅宴会厅播放的一段视频，视频讲述了1649年查理一世在那座建筑外面被处决的故事，背景音乐是普赛尔（Purcell）1694年为查理的孙女玛丽二世的葬礼创作的音乐。这种情感上的跳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以《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为背景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位于因斯布鲁克的坟墓与整个周边环境是不相称的——但这并无大碍，因为坟墓本身已经足够令人惊叹。马克西米利安无休止地修改设计，这无疑是其作为一名君主最有趣的部分，并且许多巨大的先贤青铜雕塑都是他终其一生制造的，多数仍在计划阶段的至少也有设计草图。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勃艮第人的审美。马克西米利安时期的创作在雕塑史上预示着一个奇怪的终结，他的继任者们没有继续完成这些设计，因为他们对这些设计没有兴趣。但也许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做这件事只需要一次就够了。作为第二位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想要就他的谱系做点儿文章，毕竟谱系将会历经数百年流传到未来，可以为他的继任者们正名，他试图确保所有的继任者们都将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先贤的雕塑立在空坟墓的周围，就像是一个个体形巨大、令人发怵、失去活力的机器人——特别是勃艮第时期的最后一位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一世那惊人的雕像，因为生前没有画像，所以他的雕塑不得不穿着一身巨型盔甲，拉低帽舌，每一寸表面都覆盖着奇妙的青铜装饰。

这些雕塑是一个大杂烩。有些相当普通，有些也许是德国雕塑中最杰出的作品，包括极具魅力的亚瑟王、阿尔布雷希特公爵（Duke Albrecht），以及丢勒设计的狄奥多里克国王（King Theoderic）的雕像。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位皇帝鲁道夫一世是13世纪的人物，他的雕像裆部突出的褶皱遭遇了奇耻大辱，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游客都极容易摸到，使其盔甲上发黑的青铜与他裆部鲜艳的橙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很多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如“铁人”埃内斯特的妻子雅盖洛王朝（Jagiellonian）公主赞布吉斯（Zymburgis）的雕像，她的力量十分强大，可以从墙壁上拔出钉子，把马蹄铁敲直；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美男子”腓力，他的雕像草图在其早逝之前就已经画好了；根据推测设计的克洛维、阿拉贡的斐迪南和“疯女”胡安娜的雕像，都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普遍论主张提供了支持，这些主张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继任者、他的孙子查理五世的努力下得以完全实现，查理能够从所有这些人物身上汲取养分。

有些雕塑设计成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手举蜡烛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很理想的，尽管马克西米利安自己是由衣冠冢顶上一座超大的跪着的雕像来代表，他的身体却在其他地方，意味着这些青铜祖先（也在一群罗马皇帝的小半身像的注视之下，对马克西米利安的谱系呈现方式点头表示赞许）坐观天下事，而不只是关注家族的一个后代。我注视他们越久，越觉得震撼，这些守望者（除了鲁道夫一世）历经5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喧嚣，却几乎完好无损，最终在王朝终结之时得到了保护。

胡安娜的孩子们

对于在1490年便产生警惕感，到1530年仍然在世的一代人来说，在空前而反常的变化中剧烈动荡的世界将给他们带来冲击。这一时期的君主似乎经常因他们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而无所作为，大胆的倡议总是成为泡影，惰性越发增强，这两者不安地混杂在一起。这并不是指之前的欧洲一直风平浪静，实际上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最明显的是百年战争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当又一群穿着金属盔甲的士兵迅速掠过视野，溅起泥土时，阿基坦（Aquitaine）、诺曼底和皮卡第（Picardy）的居民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抬头看上一眼。尽管几度中断，但十分顽固的英格兰人还是试图接管法国，给其指定一个世代统治的固定角色。

历经喜忧参半的艰辛之路后，哈布斯堡家族最终成了这一过程的受益者。查理五世认为自己长期的统治很失败，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退位隐居到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n）的一家修道院进行祷告。其实在他欣赏着风景，若有所思地旋转地球仪的时候，他的家族正统治着一个在欧洲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帝国。

至于这个家族的机遇是如何出现的，最好从马克西米利安垂涎西班牙的局势开始讲起。1493年，在巴塞罗那，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联姻使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的王权结合在一起，两国联军在一年前摧毁了西班牙境内的最后一个穆斯林聚集地。他们站在那里站在至今仍然存在的宫殿台阶上（或许这是世界上让站在上面的人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困惑的地方之一），接见并恭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后者向他们展示了精选的加勒比异域奇珍和不幸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的“印第安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将受到大批奴隶、蔗糖、金银、种族灭绝、丛林、海盗船、吼猴、巴西坚果和巨嘴鸟的撞击，从前英格兰和法兰西骑士在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为了一些细雨洗涤过的小村庄而大打出手的旧欧洲突然显得有些过时了。欧洲天时有定、万物零和的环境几近终结，特别是在16世纪20年代阿兹特克（Aztec）不计其数的金银开始运达欧洲之后。

为了封锁法国，马克西米利安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让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迎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这绝不是一着坏棋——腓力成了勃艮第公爵，并在适当的时候取代了马克西米利安，获得哈布斯堡现有的领土，加之运气和手腕，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1497—1500年间，一连串的死亡彻底改变了腓力的命运。当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依然是独立的王国，伊莎贝拉在分娩时去世，不久她产下的男婴也夭折了，胡安娜自然成了继承人（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法律不同，卡斯蒂利亚王国法律并不禁止女性继承王位）。斐迪南惴惴不安地看着自己的王国阿拉贡，意识到按照这样冷酷的继承顺序，如今不仅卡斯蒂利亚将归于哈布斯堡家族，如果他自己依旧没有儿子的话，阿拉贡也将落入他人之手。斐迪南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是十分凄惨的。出于这个考虑，他迎娶了十几岁芳龄的杰曼·德·富瓦（Germaine de Foix）。这位新娘被催促着匆匆来到巴塞罗那，在未来的十年间将与苟延残喘、年老的国王生活在一起，只为了给他生个儿子，好将哈布斯堡家族赶出阿拉贡。1509年5月，要是一个名叫胡安的男婴能够活下来，整个历史也许都将改变。他可能会把西班牙永远分割成两部分，即以巴塞罗那为基础的东部地中海王国和以托莱多（Toledo）和格拉纳达（Granada）为基础的西部大西洋王国。但这个婴儿还是夭折了。1516年，绝望的斐迪南也离开了人世。

也许斐迪南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美男子”腓力在他离世后不久也去世了，显然是因为风寒，尽管一直有谣言说是斐迪南下毒害死了他。作为勃艮第骑士精神的典范，腓力一直深受爱戴，但据我们所知，作为个人或一个政治角色来说，他的离去并不算多大的损失。胡安娜似乎曾遭受过某种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抑郁间歇发作这种特质也随机遗传给了她的后代子孙。由于腓力、斐迪南以及后来她自己的孩子都想逼她退位，纠缠于此的她实在无法统治国家。胡安娜被称为“疯女”，她在16世纪的上半叶四处游荡，拒绝与丈夫的棺材分开，着魔似的一直祷告，最终被软禁在一个女修道院里数十年。胡安娜既是欧洲最重要的王朝人物，又是一个悲惨的小人物。

腓力和胡安娜生了6个孩子。4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葡萄牙和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以及后来的葡萄牙国王。其中名叫玛丽的女儿度过了极其丰富和令人惊叹的一生，早年间在匈牙利经历过奇遇，后来成了伟大的艺术赞助人及尼德兰摄政王。胡安娜的两个儿子查理和斐迪南则分别成了欧洲最具权势的君主。

在特伦托有一座饱经风霜、混乱老旧的埃舍尔风格的采邑主教宫，名叫布翁孔西格利奥城堡（Buonconsiglio Castle），城堡里有许多奇观，其中有一个房间的天花板壁画是多索·多西（Dosso Dossi）[7]绘制的。查理五世的官方画作总是表现出近乎死板的富丽感，我向来对此提不起兴趣，最典型的便是提香的作品，它们能展示出高超的技艺，但似乎也使查理落入了俗套。但完全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受采邑主教贝尔纳多三世·克莱西奥（Bernardo Ⅲ Clesio）之托，这里既绘有贝尔纳多自己的画像〔怎么看都像枢机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式的钻营者，他在满满的日程表上只能给祷告者们留出很短的时间〕，又有年轻的查理和斐迪南的画像。这两位年轻人穿着漂亮的盔甲，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被画得不拘礼节，摘下了头盔，坐在长椅上，查理的话正说到一半。就人像画而言，他们在画中看起来十分生动——查理的下巴因受伤而肿胀着，他的注意力不太集中，过于急切地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斐迪南则照例是那样的强壮结实、骁勇好战，就像橄榄球运动员或者喜欢咆哮的军队长官。他们被分开抚养，查理生活在勃艮第，而斐迪南生活在西班牙，但他们有时会紧密合作，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历史，并且——无论是不是一件好事——20岁出头的两人同时出现在壁画中着实感人，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被各自无法承担的重任压到身心俱疲。

胡安娜的精神状态让她的父亲斐迪南在腓力去世和他自己离世之间的这段时期，作为摄政王总表现得满心怨恨。斐迪南下葬后，胡安娜成为唯一的君主，然而在一系列波及甚广的违宪政变后，她的儿子查理从勃艮第的领地赶来，不仅成了摄政王，最后还成了国王，在饱受当地居民质疑和愤恨的情况下决定性地统一了西班牙。这意味着他对阿拉贡领土的所有权扩张到整个西地中海和意大利地区，当然，还有美洲海岸线上一片片连在一起的土地，这些地方在船只每次返回的时候总会扩大一些。奇怪的是，在他的个人自传中（大部分是和他的随从慵懒地在5天之内口述的，那是1550年6月他们划船从科隆前去美因茨的途中），查理甚至都没有提到过美洲，但当时欧洲的经济已经被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重塑了——也许他觉得谈论经济问题是一件俗气的事。

在统治了西班牙及其帝国（当然要加上他继承的法国东部边境的勃艮第地区和整个尼德兰）三年半之后，年仅19岁的查理接下来不得不承受其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的死亡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首先这意味着他要继承所有传统的奥地利境内外的哈布斯堡领土。然后，他花了流水般的钱进行贿赂，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连串变化无常的事件将空前巨大的权力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思想而又勤奋的男人。相关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局面——从很多方面来讲，一位谦逊得多的继承人更有继任的可能性。比查理稍微年长一点的新任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只能目瞪口呆、怒火中烧。而同样年轻的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几乎成为不相干的事物（尽管亨利的吹嘘基本上一直符合事实）。确实很意外，几乎整个欧洲现在都掌握在这些衣着讲究、喜爱炫耀的年轻人手中，他们前任留下的最后一丝哥特气息也瞬间消逝了。但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查理的弟弟斐迪南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奖励。

来自富格尔家族的帮助

也许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地中海地区，也很少去那里。对我来说，它似乎总是过于外露和奔放。仅仅是想想那些灼人的阳光、在小船上航海需要掌握的技能，我就会本能地往回退缩。我最近勉强答应与家人去那里度假，然后立刻陷入了一种小说情节：一个年轻的助理牧师独自一人坐在宾馆房间里，迅速翻阅着手中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8]的精装本作品，而他美丽的妻子则与码头边的“兽人们”四处闲逛，感受着他们的三角肌。小说结尾处，所有人都在饮酒狂欢，没有一个人能听到助理牧师尖厉的求救声——他试图向妻子展现自己超凡的游泳技术，但却无人理睬——因为他被一阵急流卷入了大海。据小说家暗示，一位古代的神专门用急流来驱逐领地中双腿细长的弱者。我得赶紧补充一下，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基于英国地中海小说的不良影响，并非是因为妻子与码头工人有什么难以处理的麻烦事。

我真的不是说自己怀着傲慢或挑衅的心思对南方充满敌意，只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一点不足。通常，特别是在意大利，每逢我感到心烦意乱、无归属感之时，无论涉及艺术的哪一个分支，我都感觉更加北方化的风格会让我愉快得多。这并不意味着我愚蠢地排斥文艺复兴风格，只是当我在一片更加阴沉的天空之下时才会更喜欢它。这种反冲甚至影响到了我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9]难以抑制的崇拜。要是他没有把女主角送到意大利而是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该多好啊。阳光也许没有那么明媚灿烂，但她们一定会欣喜地惊讶于这些城市的魅力，也许就不会生病了。

哈布斯堡家族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比我对意大利的了解要深入且长久得多——一直被视为让人尴尬的事情。直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他们已经占有位于的里雅斯特的小型亚得里亚海港口长达一个多世纪，但它仍然被完全控制在威尼斯的领土之内，西起特拉福玛（Terrafirma），东至伊斯的利亚（Istria）和达尔马提亚地区。有亚得里亚海作为屏障的威尼斯让哈布斯堡家族无计可施，而受到威尼斯在18世纪衰退的负面影响，的里雅斯特才刚开始具有了实际价值。的里雅斯特北面有一小块戈里齐亚（Gorizia）领土，其统治者们起初把一小部分领土出让给哈布斯堡王室，使蒂罗尔和施蒂里亚得以连接起来。该地最后一位伯爵拥有一半马扎尔人的血统，因为他身后无子嗣，便在遗嘱中将自己管辖的土地留给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迅速前来占领，使得威尼斯人大为恼怒。这一整块地区至今仍然颇具争议，尤其是你一旦涉足卡尔尼奥拉东部地区〔今斯洛文尼亚核心地区，也包括温迪克马奇（Windic March），一个过时的政治术语，听起来十分可爱，它的消失几乎与曾经的巴尔干胡姆公国的不复存在一样让人叹息〕，便会深刻感受到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弗留利人（Friulian）、拉定人（Ladin）和克罗地亚人总是纠纷不断，相互抵制，但是在大部分哈布斯堡历史中，在威尼斯的势力意味着这块领土为帝国锦上添花，可以提供劳动力，带来财政收入，而且还有一些美丽的小镇。

威尼斯人依靠阿尔卑斯山脉，封锁住了意大利的东端，除了勃艮第伯国不堪一击，法国人基本上堵住了意大利的西口，意大利其余大部分地区则被疯狂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桀骜不驯、自给自足的瑞士人占领。1499年，瑞士人曾打败过马克西米利安，之后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周围的国家都无视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能够进入意大利，唯一的原因就是其成员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他们取道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向南穿过皇家领土布里克森（Brixen）和特伦托，前者主要是德语区，后者为意大利语区。然后他们还需要取道威尼斯人的一小块领土，但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帝国需要与威尼斯交战，它也会不顾后果地践踏这片土地。

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攫取利益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君主与教皇之间有着强大的关系纽带，虽然其渊源只是名义上的，再者复兴的罗马帝国若不包括意大利在内，感觉会有点儿奇怪。事实上，腓特烈三世是最后一位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的皇帝，后来马克西米利安与教皇达成共识，他应该被尊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不需要举办什么仪式；查理五世则是在博洛尼亚（Bologna）加冕，他的军队不久前才洗劫过罗马，所以如在罗马加冕气氛略显讽刺。从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不再有人尝试将帝国的神圣元素与特殊的恩典联系起来。

通常来说，意大利战争标志着文艺复兴的终结，给意大利数代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是哈布斯堡皇室利益混乱的典型例证。马克西米利安与米兰的私人关系（他娶了米兰公爵的女儿）让他成了哈布斯堡皇室的首领，但他一直怀揣着摧毁威尼斯的愿望（在未来的3个世纪中都没有实现）。

1489年，令人生厌的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怂恿年轻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占领那不勒斯（Naples），并声称查理在意大利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从此，意大利陷入了极为动荡的时期，随之发生了一连串毁灭性的事件，它们也许摧毁了欧洲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但除开启了长达数世纪的喧嚣和无结果的外交干预之外，没有起到任何重要的作用。数代教皇对强权政治表现出的迟钝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是在1527年“罗马之劫”（Sack of Rome）[10]之前，梵蒂冈（Vatican）的局势已然失控，重建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资金短缺[11]，而且人们越发认识到普世教会的领袖已经沦为古怪而失败的权力贩子。

庞大的法国军队携重炮进入意大利半岛，就像是受到生物地理庇护的岛屿上来了一个新的捕食者——岛上的居民创建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美丽、好战的城邦，但武力统治他们的法规和价值观都无法与这群“捕食者”相抗衡。历史事件往往看起来毫无意义，而在这一时期，没有什么比意大利战争更能说明这一点了。根据一条极其模糊的战略，法国人大肆劫掠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邦，然后驻留在半岛的最南端，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现在身陷一片图谋报复的领土之中，这些领土刚刚被他们夷为平地。

意大利许多城邦结成和重组为一系列极不稳定的联盟。“威尼斯同盟”（League of Venice，或称“神圣同盟”）就是教皇为了驱逐法国人及包括马克西米利安在内的敌人而创建的——这是欧洲众多联盟中的第一个，旨在联合一些国家共同打击欧洲内部的敌人或共同抵御奥斯曼帝国。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战败的查理八世撤回法国，后来他在打网球时因头部不小心受到撞击而死，但法国的影响力已经在意大利得以确立，而意大利人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敌意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慢慢开始消解。令人沮丧的战争仍在继续，战争中伴随着成功的干预手段，使得新的联盟自发形成并逐渐成为新的胜者。马克西米利安在这一切之中表现得并不抢眼，其中占领威尼斯城市帕多瓦（Padua）未果（在他与法国建立短期联盟期间）使他跌入谷底。他的军队从特伦托出发，拖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前行，由于缺少军饷，许多部队都被解散了，一支刚从前一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临时拼凑的威尼斯部队最终打败了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撤退时很狼狈，但这只是毫无意义的大混战的冰山一角，这场混战让历史学家们在不得不详述这些凶残却又荒谬的事件时苦不堪言，甚至崩溃到想要撕扯自己的头发。军队解散了，瑞士雇佣军来了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就又离开了，君主们把自己的整个声誉都赌在了情绪激昂、充满骑士风范的兄弟结盟仪式上，然后一旦声誉受损又开始徘徊不定。

1521年，新一代的故事主角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再一次给意大利带来灾难。可以说弗朗索瓦是憎恨查理的，尽管他为了成为马克西米利安的继任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查理得到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的资助，通过一系列可耻的贿赂登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我们永远无从得知选帝侯之间私下的争执——马克西米利安或许是一位迷人的人物，也是一位伟大的、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资助者，但他的统治对这个帝国来说算不上成功，即便许多问题是其父统治时期遗留下的。可以明确的是，哈布斯堡皇室曾付出了努力，但最终失败了。不过，要让一个总体上说德语的帝国忍受一个说法语的统治者，仅这一点就不太合乎情理，查理的确还年轻、未经世事，但弗朗索瓦同样如此。也许那金额巨大的贿赂本就不是必需的，尽管像科隆采邑大主教这样的人一定会笑纳——但实际上这是18世纪中叶以前，其他家族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夺走皇权的最后一次真正机会，因为之前普遍存在的混乱而做的特殊安排，如今都被查理五世的长期计划所取代了。

在意大利，最为壮观的一场法国与哈布斯堡的对抗，在1525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帕维亚战役（Battle of Pavia）中得以了结。自此以后，查理不仅奠定了其作为西班牙和哈布斯堡领土继承人的非凡地位，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齐聚了双方庞大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全副武装，所穿的制服和配备的武器不尽相同——相应地，承担的义务也有所区别。他们一路高歌猛进，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最终彻底打败了弗朗索瓦的军队。弗兰索瓦被擒，遭遇了奇耻大辱，这在历代君王中实属罕见。

这是查理早期生涯的巅峰。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被永恒地记录在挂毯或油画等并非转瞬即逝的媒介里。消息火速——或大张旗鼓地——传遍整个欧洲。它影响深远而又悄无声息，尽管这让教皇颇感焦虑，因为他养大的巨兽已然不受他的掌控。因此，教皇提出组建一个新的反查理联盟——科涅克联盟（League of Cognac），看起来就像是纸上谈兵，法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其他地区都愤愤不平，联合了起来，其规模足以让最顽强的雇佣军都感到惭愧——但迅速就瓦解了，结果是查理的正规军队像杀人狂一样冲进罗马，杀掉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教皇与帝国的关系跌入了谷底，罗马的文艺复兴就此终结。

意大利被大面积摧毁，财富也渐渐枯竭。根据各种衡量标准，直到20世纪，意大利才真正恢复过来，并且那不勒斯以外和西北部地区俨然成了落后和失败的代名词，并被不断变化的分裂势力割据。这一灾难从许多方面看来只不过是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连带损失。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试图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就像在后来与之极其相似的“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遭受耻辱和失败后北欧的民族主义者所做的一样，二者都以失败告终。但现在意大利成了一个行事低调、低风险的地区。查理五世此前常常把精力用错地方。真正重要的对手只有两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灭顶之灾

在这一时期，因为总有一方害怕失败，所以很少发生激烈的战争。除了伏击战，几乎很少发生战斗，除非双方指挥官都充满自信。但是某一方发现自己谋划有误的速度快得惊人。数年间，人们比武竞技、集结部队、借款购买武器、代代传授战术，晚饭时讨论队伍编制、指挥官及重型火炮的价值为何胜过轻型火炮，突然之间，最后因为一次富有感召力的激情演讲，所有的一切都将付诸实战。一次大型战役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在历史期待的重压之下，统治者们都感到近乎崩溃，所有人都一方面感觉自己处于危急之中，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做出英勇壮举的天赐良机。

匈牙利南部莫哈奇（Mohács）以南的沼泽平原完美地诠释了参观战场只是浪费时间。你没法从20世纪坐落于此的纪念碑上知道点儿什么，但是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会在这里，或者确切地说，在任何一个战场上发现什么。只有独特的大脑才能准确地想象出1526年8月29日的下午，2.5万人的匈牙利军队在穿越丛林时与5.5万人的土耳其军队展开毁灭性战斗时的场景，尤其在除了其灾难性的结果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场战役的确切信息的情况下。许多匈牙利贵族都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幸存下来的那些大多也被俘虏和处决了。国王拉约什二世（Lajos Ⅱ）从战场上逃走，但后来也难逃一劫，被杀害或者溺水身亡了。后来大量的匈牙利画作通常将他刻画为一个无用到令人心酸的形象，作品中他身着光彩夺目的盔甲，装饰着鸵鸟羽毛，正从水流之中被拖拽上来。在莫哈奇旁边的一个静寂的小镇，有一座出众的现代雕塑，主人公就是这位不幸的君主。拉约什一脸痛苦的神情，身上只有装饰精美的铠甲——而唯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头发斑白。这绝非真实的他，真实的他是一个有点儿神经质、犹豫不决、20岁的无用之人。土耳其如此频繁地打击先前的敌人、赢得战争，目的并非商讨缔约或获取赎金，而是为了摧毁现有的统治秩序，并建立新的政权。

这次灾难终结了古老的匈牙利王国，人们说起这场战争时感到既愤怒又痛苦，因为他们感觉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认为这场战争对基督教世界来说绝对是一次惨败，因为这使得巴尔干的领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置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然而对当时的人来说，似乎事情并非如此。事实上，在莫哈奇战役的酝酿阶段，各个宫廷之间争执不休，这充分说明了“欧洲”这一集合名词是多么的无用。对抗土耳其的唯一希望便是各国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到最后也没出现。在这段漫长的非常时期，战争时有间断，但这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发生了叛乱。随着土耳其苏丹的军队前往埃及或波斯，欧洲的每个人似乎都松了口气，在他们的楼厅里拍手示意宫廷乐师们再次奏响音乐，接着再闲坐欣赏皇室肖像（但拉约什的每一幅肖像看起来都像傻瓜）。至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都很清楚土耳其人一直在行动中，从未停歇。主要的东部盟国摩尔达维亚的斯捷潘（Ştepan of Moldavia）以漂亮的牵制行动争取了时间，但斯捷潘发现威胁不仅来自土耳其人，还来自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最终断定，他能给后代的最好建议就是与更为可靠的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协议最终于1512年达成。因此，摩尔达维亚变成土耳其的一个附庸国，西方的基督徒因其十足的愚蠢告别了昔日友好的庇护者。这些年来，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版图的蚕食之声不绝于耳。威尼斯被逐出爱琴海（Aegean）岛屿，黑山（Montenegro）于1499年投降，罗得岛（Rhodes）在1522年一次史诗般的围攻之后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但欧洲人的反应只是困惑和无助，而且由于发生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事件似乎更加扣人心弦，这一切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王室与贵族、贵族与农民之间仇恨的撼动下，匈牙利帝国崩塌了，举世震惊。种种衰败的迹象令人沮丧、难以尽数，但像往常一样，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期，各方敌对势力纷纷提出民族复兴的想法，但他们彼此的想法并不一致。其中之一带来了《三一法典》（Tripartitum）的创建，这是一个将匈牙利民族与匈牙利贵族阶级简单地画等号的灾难性文件，是君主与贵族之间不满情绪的副产品，主张匈牙利人的绝对权威，反对公认的来历不明的外国君主。但从长远来看这一法典导致了大量不那么富裕的匈牙利人被疏远，当然，被疏远的还有非匈牙利民族的农民，这种行为却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们深知匈牙利注定要走向灭亡，在精神创伤中挣扎求生的贵族家庭盲目追随这一法典，使其成为寻求“真正道路”的有害颂歌，扭曲了统治阶级的思想，直到他们在20世纪走向灭亡。恐惧和不信任的感觉逐步削弱了匈牙利的力量，最恐怖的是，这时正值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大主教看似理智地计划于1514年建立一支十字军抗击土耳其人。局面很快完全失控，四万多农民和小贵族开始结盟，并在具有号召力的塞凯伊（Szekely）士兵捷尔吉·多饶（György Dózsa）的领导下拿起了武器。越来越多的贵族选择不加入十字军，这惹怒了士兵们，他们因此摧毁了乡村，大肆屠杀任何一个挡住他们去路的真正的或假想的敌对者，直至最后被匈牙利东部的一支正规军队歼灭。结果让人十分难以置信，多饶被俘获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全身赤裸的被摁在一个炽热的“宝座”上，被嘲弄般的戴上烧得发红的王冠。多饶的主要心腹们在被处决之前被迫吞下他被烤熟的肉。这是一个正逐步自我毁灭的社会，根本用不着土耳其人助其一臂之力。

1521年贝尔格莱德的衰落对于年轻的拉约什的君主政权而言是一大嘲讽。上一代人曾誓死捍卫的大本营——部分因为指挥官的争吵与变节——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主要堡垒近300年，全部的基督徒都被海运到伊斯坦布尔（Istanbul）做了奴隶。多饶战事的蹂躏、对王室的恐惧和憎恶，以及资源的匮乏，都使匈牙利不可能自我保全。王室一点点错失任何可能的帮助，轻蔑地拒绝土耳其提出的休战协定，拒绝同波兰和威尼斯结成联盟。此外，王室指控富格尔家族挪用其所负责的矿地的资金，这样一来王室就同欧洲最具实力的家族疏远了，也就与和富格尔家族关系密切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属地关系疏远了。

拉约什昂首阔步地穿梭在这些事件的中心，但是由于他太不谙世故、太过平庸，所以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忠诚。他不仅是匈牙利的国王，还是克罗地亚和波希米亚领地的国王，包括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的国王。长期的争斗和混乱意味着他虽然名义上是欧洲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但实际上无非是其两大邻居苏莱曼大帝和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大公短命的马前卒。此二人的长期统治将决定中欧的未来，开辟了长治久安的政体结构。斐迪南作为他兄长查理在东部的代理人，掌管着相对紧凑的奥地利和蒂罗尔地区，自己须独当一面，应付一场又一场威胁欧洲的大灾难，而查理则忙于应对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战争。查理和苏莱曼的统治都彪炳史册、流光溢彩，掌控的领土扩展绵延，但最终确立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是斐迪南，而且这一政体一直延续至1918年。最终，继兄长之后，斐迪南也加冕为皇帝。

马克西米利安于1515年明智地设计了家族盟约，这就意味着如果拉约什没有继承人，他的王国将归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布达王宫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因为拉约什的妻子玛丽是斐迪南的妹妹，而斐迪南的妻子安娜是拉约什的姐姐。事实上，匈牙利贵族之间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自恃反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在1485年国王马蒂亚斯·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进军维也纳时，这一态度愈演愈烈，上升到了残酷的程度。而这次事件也是腓特烈三世一生中不太光彩的一笔。

在匈牙利国难当头之时，斐迪南一边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一边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莫哈奇事件过后，事态发展迅速，这次重大违约事件发展成了土耳其人在西部和西北部发起的似乎无法阻止的战事。1527年，苏莱曼的军队围攻维也纳，退兵后于1529年卷土重来，试图实现攻陷维也纳的夙愿。正是这场战争才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毁灭式的牺牲，在面临克塞格（Köszeg）之围这场灾难时，匈牙利人别无选择。

哈比顿地区（Hobbitons）位于奥地利布尔根兰（Burgenland）和西边遥远的匈牙利之间崎岖的边境上。开车经过时，你很难想象这个与世隔绝的闭塞之地竟然会被选作1529年的进攻目标。这里是冷战时期的主要边境，密布的丛林使得该地变得更加闭塞，树木就像《睡美人》里的魔法一样切断了该地区通往外界的路。但这里也是语言的边境，因为它早在20世纪初就是争夺的焦点。由此看来，克塞格之围发生在此地区并非偶然。无论如何，庞大的土耳其军队都会在这里稍做休整，在前往维也纳之前清除掉这里的小型要塞。这座要塞有大概700名匈牙利–克罗地亚士兵驻守，在没有配备火炮的条件下抵挡住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土耳其军队一直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进攻期都很短，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从伊斯坦布尔到克塞格地区的途中，剩余的时间则用来赶在天气变得恶劣之前返回原地，而事实证明在克塞格地区的耽搁对于他们来说是致命的。这次围攻的具体细节一直是个谜团。现在看来，在那个几乎还没有重建的城堡周围盘桓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这个城堡的确是坚不可摧。土耳其将领感到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因此他们夸大了对方驻守部队的规模，声称这个堡垒建立在一座陡峭的山上，而不是一片平地上，因此很难攻下。许多驻兵拼死抵抗，激起了更为猛烈的围攻战，尤以1552年埃格河（Eger）之战和1566年锡盖特堡（Szigetvár）之战的死亡场面最为惨烈。锡盖特堡之战中的守军豪情激昂、视死如归、坚持不懈，以至于苏莱曼大帝最终突发疾病而亡，据推测是匈牙利方拒绝和解，将战事拖入了新的阶段，苏莱曼过于愤怒所致。匈牙利方不仅没有投降，还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指挥官兹林尼（Zrínyi）的指挥下誓死驻守，拼尽全力杀掉土耳其士兵。这次战争最终成为诗歌、小说和历史著作中不朽的篇章，并永恒地记录在匈牙利国家美术馆的伟大作品里最壮观的一幅——约翰·彼得·克拉夫特（Johann Peter Krafft）的《兹林尼的最后一搏》（Zrínyi’s Last Charge）中，这幅画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一场残酷灾难，野兽般的土耳其人变得畏缩不前、神情呆滞，连滚带爬地在兹林尼橘红色的华服下等待死亡的来临。

在土耳其军队占领匈牙利并将之摧毁的过程中，每一次英勇的抵抗都会带来灾难，虽然很多灾难现在都已经被遗忘了。然而土耳其人在新的广阔领土上被团团困住，西南方是亚得里亚海，周围哈布斯堡严防密守的堡垒保卫着布达（1541年被土耳其攻下）的大后方，稳固着边境。在重重灾难之中，或许斐迪南是唯一的受益者，因为他承接了拉约什的地位，一夜之间从巴伐利亚公爵一脉中的一位主要诸侯变成毋庸置疑的中欧最伟大的统治者。他那时统治的王国全部都是选侯国，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劝说那些惊慌失措、苟且生存的选帝侯并不是难事。

经历多次失败、背叛和阴谋以后，1547年《埃迪尔内和平协议》（Peace of Edirne）正式将匈牙利分成3个部分。最大的一部分包含大平原、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和克罗地亚，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版图。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一个附庸国，很像摩尔达维亚或者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达尔马提亚货物集散地，这里成了处于从属地位但充满活力、井然有序的匈牙利地区的中心。对于很多匈牙利贵族来说，特兰西瓦尼亚作为拉约什王国幸存的部分，体现了明显的延续性，而其余部分都归于哈布斯堡异族的统治之下。存留下来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匈牙利国王加冕地波若尼（后来的布拉迪斯拉发，基本上就是现今匈牙利西边的斯洛伐克疆域），当时成了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新元素，即王室匈牙利（Royal Hungary）。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片残存土地上的人来说，那种感觉就像一个英格兰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限制，只能待在肯特（Kent）和苏塞克斯（Sussex），且被法国人统治一样。通常来说，这种类比并不适用，就像比喻也是有时贴切，有时不够贴切，但是这片残存土地在多个统治期之后将成为匈牙利再次被征服的核心之地。为了控制这片土地，斐迪南（初期是代表查理）答应每年向土耳其支付3万弗罗林的贡金。这是值得的。因为斐迪南不可能打败土耳其人，但可以给他们钱，同时可以建造防御设施，这样就可以画出新的极其脆弱而不完整的匈牙利边界，继续对中欧人的生活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时，或许此之后仍在延续。

斐迪南被公认为哈布斯堡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创造者。查理也正是因为斐迪南频频展现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让他担任自己在传统的哈布斯堡东部领土的代理人。起初这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那时斐迪南需要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来保证他有足够的地位，这样才能与匈牙利/波希米亚王室家族联姻，这是马克西米利安在斐迪南和安娜小时候就做出的安排。斐迪南的领土大片地增加，他对防御土耳其人的事务也理得一清二楚。他还跟安娜生了许多孩子，这些孩子让他的血脉遍布整个欧洲，为王朝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查理五世担任哈布斯堡家族至高领导者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斐迪南的资历、攻击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查理不得不把他的帝国一分为二——他唯一的儿子掌管西班牙和勃艮第地区，而传统世袭的领土和两个新王国则归斐迪南所有。但此事——和当时哈布斯堡历史中的很多事情一样——需要依靠大量运气和许多其他不确定因素，其他结果也有可能出现，但绝不能是东部领土彻底瓦解，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查理最终做出让步，容许斐迪南不仅继承了东部领土，还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方面是因为斐迪南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一个合理逻辑，那就是这个主要语言为日耳曼语的帝国与维也纳的联系明显比与西班牙的关系更为紧密。斐迪南开展的有趣又繁杂的活动之一就是展示那些“不可转让的传家珍宝”。这些宝物现安放在维也纳的帝国国库之中，妥帖地放在斐迪南建造的霍夫堡宫（Hofburg）内，而宫殿宏伟的大门仍然清楚地宣示着他的名号和头衔。这两件不可转让的传家宝是硕大的独角鲸长牙和一个精致的玛瑙碗。斐迪南之所以担心它们被“转让”，是因为谈及典当物品时，家族内许多成员都有不良记录。于是，他赋予这些物品特殊的地位——整个家族将永久共同拥有它们，任何特定成员不得独自享有。长牙是巫术中用到的一个小物件，对于因纽特人来说，它只是寻常之物，并不重要。由于它来自遥远之地，在帝国内部很少见，现在的拥有者把它当成了独角兽的角，认为它有着巨大的力量和价值。玛瑙碗的故事就更加有趣了——它被当作圣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某种光线照耀下（并且似乎只有某些人能看见），半透明的碗壁会微微发光，呈现出XRISTO的字样。事实上，它制作于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统治时期，而且极有可能是因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一些不光彩的事件流转到欧洲。长牙和玛瑙碗都展示了哈布斯堡帝国政权那不可思议的神圣、怪异的本质，就像斐迪南现在成了祖父马克西米利安杰出的继承人一样。

宝库中藏满了这样用来敬拜的物品。如今人们只要购票就能透过玻璃观看到，当然，它们的光环已经褪去。有些只在一些重要场合，对特殊的人物展示。在附加条件下才能展出的物品包括一个十分俗气的绿色火焰杯，它由一块巨大的南美洲翡翠雕刻而成。拥有这些物品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权力，就相当于君主与上帝的关系比其他人都要直接，他几乎是超人类的存在。哈布斯堡家族比任何人都擅长使用这种手段，因为从斐迪南开始，他们都成功地把自己作为各领土的君主和公爵的重要身份与帝国皇权赋予的独立宗教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延续时期，皇权徽章都保存在卢森堡，但帝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濒临解体时，哈布斯堡皇室偷偷取走了徽章，如今它也被保存在维也纳国库之中。这些宝物由于不常示于世人而平添了更多神圣的力量，占据着哈布斯堡传奇的核心地位，因此即使是放置在冰冷素净的现代博物馆中，仍然令人生畏。例如11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为亨利四世的加冕礼打造的金色剑鞘，上面刻着自查理曼以来所有前任君主的肖像。又如1220年为腓特烈二世设计的那副红色的镶满珠宝的锦绣手套，以及我的最爱——美到难以置信的皇帝斗篷，上面的装饰有风格化的金骆驼、棕榈树[12]和阿拉伯手写文字，是12世纪30年代西西里岛（Sicily）上的伊斯兰艺术家为罗杰二世（Roger Ⅱ）[13]打造的。如今，作为中世纪西西里岛多元文化争奇斗艳的时代最杰出的典范，这件奇珍享有盛名〔席曼诺夫斯基（Szymanowski）1926年创作的精彩歌剧《罗杰王》使西西里文化名垂千古〕。但是，就像圣杯和“独角兽之角”这样的历史学和动物学谜团一样，当时，这件斗篷被当作查理曼在打败摩尔人之后获得的战利品。因此，在丢勒创作的经典肖像画中，查理曼就披着这件斗篷。事实上，将他与腓特烈皇帝加冕礼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腓特烈二世的母亲就是罗杰二世的女儿。关于某些时刻的如此基本的信息都被遗忘了，这体现了这些名义上古老的顶级仪式不可靠且混乱的本质。

我想我没有必要特意再次提及哈布斯堡皇室的仪式和宗教事务。对我们来说，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们——其中一些十分普通或者仅仅算得上恪尽职守——看起来和树袋熊一样被特殊化了，显得十分无助。这些人声称自己伟大并达到了欧洲权力之巅，但明显是一种欺骗。尽管他们一直被憎恨、被算计，但从未失去过强大的力场。一旦他们成功地在查理五世和斐迪南一世之下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就算得上杰出了。这往往需要采取一些实际的手段（贿赂、威胁、武力、礼物和联姻等）才能实现，但也离不开一个强大而神奇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君主都通过操纵一些特别的物件、事件和典礼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天才懂得把伟大的家族象征〔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新城的盾墙、各种各样的陵墓、克罗斯特新堡的巴本贝格王朝族谱以及“不可转让的传家珍宝”等〕与帝国象征结合起来。斐迪南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他兄长的阴影之下，实际上只当了8年皇帝。但一直到20世纪，哈布斯堡核心领土的传承都十分稳定，正是斐迪南有效地确保了这出奇异的、不断演变的戏剧走出维也纳，在别处上演，而维也纳正是抵抗土耳其人的中心位置。他也许误解了围绕着自己的这些象征物的起源或作用，赋予那看起来十分古怪的海洋哺乳动物的牙齿过多的含义，但他的力量的确十分强大，足以抵挡住21世纪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嘲笑。———————————————

[1]德国古老的王公世家，巴伐利亚王室，曾经在德意志境内的几个公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建立过几个王朝，对巴伐利亚进行了长达700多年的统治。——译者注

[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译者注

[3]17世纪佛兰德斯学派的中流砥柱，也是世界绘画史上重要的画家之一。鲁本斯是欧洲第一个巴洛克式的画家。——译者注

[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领袖，生前是英雄，死后被神化为骑士。 ——译者注

[5]著名的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讲述的是古代勃艮第国王的故事，大约创作于公元791—792年，作者不详。全诗共9516行，分为上下两部，第一部为《齐格弗里德之死》，第二部为《克林希德的复仇》。——译者注

[6]《圣经·旧约》中国王大卫之父，耶稣基督家谱上最早的一代祖先。——译者注

[7]意大利画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魔女琦尔切》和《阿波罗与达佛涅》。这些作品使他放荡不羁的艺术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译者注

[8]与丁尼生齐名，是维多利亚时代两大诗人之一。他对英美20世纪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9]美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和散文家，被一致认为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小说的意识流写作技巧的先驱。——译者注

[10]“罗马之劫”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属下的军队哗变后，在罗马进行的军事行动，当时罗马是教皇国的一部分。该事件是查理五世在1526—1529年与科涅克同盟的冲突中取得的重要胜利。——译者注

[11]又称圣伯多禄大教堂（St.Peter's Basilica），是位于梵蒂冈的一座天主教宗座圣殿，建于1506—1626年，是最杰出的文艺复兴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译者注

[12]棕榈叶象征胜利。——译者注

[13]西西里伯爵（1105—1130）和西西里国王（1130—1154）。——译者注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千般悔恨»

“发生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英雄的盔甲»

欧洲之困»

海盗巢穴»

一条真正的熊河

千般悔恨

查理五世到底有多享受自己在位的那几十年，很遗憾我们不得而知。他似乎一贯表现得威严凝重，这种高冷的公众形象已然成了家族后代效仿的典范。查理的宫廷地点不断变换，虽然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y）[1]长大，而且身边的士卒、谋士和乐师大多来自佛兰德斯，查理却最终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西班牙人，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的宫廷风格令他陶醉其中。后来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将马德里作为大一统后国家的首都，这种风格也渐渐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重要特征。谈到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历史上能和查理相提并论的只有拿破仑和希特勒，但他似乎并没有沉醉于自己所处的高位，因为他的地位不是靠征战得来的，而是归功于祖父的巧妙谋划。也正因为如此，捍卫这些领土对他而言并不是出于狂热，反倒更像是履行一种令人无奈的义务。马克西米利安有过种种构想，甚至曾经一度尝试成为教皇，但最终实现的也只有通过与多国联姻结成联盟的想法，其他的似乎都不尽如人意。查理从祖父那里继承了空前辽阔的领土，却并没有真正努力实现统一。他不得不四处辗转，不停地更换帽子、皇冠、项链和特制的斗篷来体现不同的身份。他一直在研读宪法和箴言，以便游刃有余地处理欧洲各地皇权贵族的关系，能够从容不迫地处置许多棘手的贵族和城市寡头统治者犯下的过失。他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造反的民众，对抗土耳其海盗，对付恼人的新教徒，还要应付口是心非的德意志诸侯们和麻烦不断的家族成员。

查理经常生病，也无法在公共场合进食（因为他有个巨大的下颚），他非常喜欢暗黑风格的音乐并且对此知之甚多，所有这一切表明他非常渴望能够独处。也许他希望能在退位后去某个清雅幽闭的修道院任院长。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千般悔恨》（Mille Regretz），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帝王之歌”（“我的哀伤和苦痛如此绵长/我的时代就快终结”），大致概括了他的一生。查理一直生活在母亲精神疾病的阴影之下，但只要稍微看一下他办公用的收件匣，就足以找到查理失误、寡言和犹豫不决的依据。他喜欢的另一首歌曲是《愿生活美丽》（Belle qui tiens ma vie），这首乐曲尽管依然旋律伤感，但却要欢快得多。这首歌一定算是欧洲最早的旋律之一，现在依旧广为人知（学识渊博的懂行读者有可能并不认同）。

查理执政生涯中出现过多次严重危机，其中一次在1521年。当时，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Diet of Worms）上与马丁·路德当面对峙，他想得更多的究竟是异端邪说的危害，还是为他从墨西哥运抵布鲁塞尔（Brussel）的多得难以想象的一船船财宝，已经无从得知了。他需要每时每刻都坚决果断，年复一年（沃尔姆斯会议时他才21岁），他塑造了一副伟岸又棱角分明的形象，一个后代仿效的王权形象，无论这是查理学识渊博的写照，还是徒有其表。凭借从印加帝国（ Great Inca）强取豪夺来的数吨黄金，查理于1535年入侵突尼斯（Tunis），从此他的领地疯狂地向各个可能的方向扩张。他大幅扩展了整个欧洲的版图，并给欧洲发展带来了生机。在扩张过程中，饱受压迫的无辜卡斯蒂利亚农民和佛兰德斯官僚们被送往新大陆，推动形成新的行为和饮食习惯，为他们打开新的视界。而这一切在从前都是闻所未闻的。查理设置的新西班牙总督和秘鲁总督辖区（其旗帜是勃艮第十字旗）将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的殖民地限制在中美洲的一小片区域，使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笑话。弗朗索瓦一世因与土耳其结盟这一背叛基督教的行为一直备受谴责，但是面对如此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强大家族，他真的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事情甚至比当时人们了解到的更糟。查理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参加帝国会议期间，和当地平民的女儿发生了关系，有个私生子，也就是后来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在查理去世多年后，唐约翰率领的舰队在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中击溃了土耳其海军。如此看来查理即使死后也依然塑造着世界历史。

然而查理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泛欧洲热潮并不会持续太久,不管他如何努力都不能完成欧洲的统一。像其他情况下一样，欧洲政治体系中潜在的秘密机制催生了试图分裂大一统君主政权的敌人，他们像抗体一般不断滋长。历史遗留的新教问题根本不可能仅凭查理自己的权力和本领就得以解决。但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与路德对峙时，依旧发表了卓越的演讲：“真正让我们感到羞愧和耻辱的是，区区一个修道士忤逆神明，反对所有基督徒一千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信仰，并妄想用他错误的观念来扭曲我们的思想。” 在这里，查理表现得既像一位教会的忠实信徒，又仿佛是在威逼恫吓，随时准备清除异己。

还有比接受新教更好的反抗这样一个人的方式吗？查理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做出的抵制路德的决定不仅仅拯救当时的教皇于水火，更表明了反对当时的基督教条，就等同于反对哈布斯堡皇室的统治。因为需要分心处理诸多繁杂的事务，25年后他才在短暂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Schmalkaldic War）采取明确的军事行动来对抗新教威胁。然而为时已晚，虽然查理取得了胜利，但是反天主教的浪潮却已席卷了整个欧洲。查理委派提香为自己作画来纪念这次胜利，画中的查理头戴羽毛装饰，身披盔甲，驾驭着一匹最难以驯服的战马，即使是这幅在西方艺术史上饱受赞誉的画作，也没能给他的形象加分。画中的查理胡子灰白，脑袋小小的，看起来很不可信，仿佛海边画板上的画作一样。他让这幅画问世，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画成了天主教的捍卫者还是穿着连体红条浴袍的滑稽小丑。更凄惨的是，他那时其实早就病得跨不上马了，打仗时他都是坐在担架上的。所以提香的这幅画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发生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发展极其迅速，引起的恐慌感一如从前。1517年，无籍籍名的马丁·路德将他的论纲[2]贴在萨克森的大学城中，到16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一大群追随者，甚至延伸到南方的斯洛文尼亚，到了30年代，一位颇具魅力的博学家约翰内斯·洪泰鲁什（Johannes Honterus）将这些新教思想传播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东南部地区，至此路德的思想已经“渗透”到距发源地大概1200千米的地方。权威的崩塌导致了这场宗教剧变。在接下来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总是围绕着新教所应该涵盖的具体内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中欧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革就像是1918年“一战”结束或者1989年冷战结束那样，人们仿佛顷刻间就达成了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现状令人绝望。对于抱有各种动机的人们而言，罗马教皇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臃肿阴险的畜生，那个反复出现在版画中的衣着华丽、穿戴精美的形象很快被摧毁了。

随着教会权威的崩塌，受罗马保护的无数财产宝藏变得唾手可得，有些统治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好运。整个欧洲，特别是英格兰，掌权者们各取所需。这些并不是因为信仰危机本身，欧洲早在维滕贝格事件之前就已经大举对教堂进行重建和装潢（毕竟，这场危机一部分源于教皇希望筹集资金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前完成的数百幅精妙绝伦的圣坛装饰画，现在都保存在中欧艺术画廊之中。但是宗教信仰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更多宗教阵营卷入激烈的争论，其中还包括重获知性且积极进取的天主教派。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宗教改革。执政者与罗马教皇关系甚密，这决定了查理五世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对于很多有权势的贵族而言就得另当别论了。贪欲总会动摇个人信仰，使他们难以抵制新生事物的诱惑。就像1917—1919年间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好像未来就在眼前上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宣称自己掌握着普世真理。新教徒的胜利让天主教徒倍感失望，士气受挫，而让新教徒感到不解的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方，全新的普世真理竟然被无视，在英格兰也只是被一部分人接受，最终甚至被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统治者们傲慢地否决。由于“新耶路撒冷”一直没有出现，新教教义在智识和精神方面都产生了自我矛盾，天主教会趁机召开特伦托改革会议（Reforming Council of Trento），成功地予以反击。

查理和斐迪南在欧洲激起了众多恐惧和焦虑。联合统治一直都很普遍，但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联姻政策为哈布斯堡家族创造出一个极其强大的家族网络，还有其他一些机缘巧合是他始料不及的。皇室家族经常在欧洲大陆上四处联合，产生了各种奇异的联盟、宣言和可能性。例如，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的父母就分别来自波兰和法国，查理五世自己在欧洲各地也促成了很多联姻。但是随着其他君主国的臣服（如曾经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或完全被吞并，哈布斯堡家族似乎就此渐渐成了罗马帝国正统的继承者。

查理继承的伟大政治遗产和他个人痛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大的下颚似乎是遗传他的曾祖母，来自马佐夫舍（Masovia）皮亚斯特王朝（Piast）的公主西姆伯吉斯（Cymburgis），这个特征不仅影响了查理本人，也遗传给了查理的许多后代子孙。男子们还能利用茂密的胡子进行遮掩，而从家族女性们的肖像上看去，她们的面庞下部如同挂了一只吓人的粉色鞋一般。同时查理也深受母亲和外祖父家族抑郁症的困扰，这种病症同样困扰着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侄孙（也是外孙！）鲁道夫二世。

欧洲现在已经受到新教的大范围影响，基督教世界的这种分裂与人们对哈布斯堡霸权的态度密切相关。但这不仅仅是面对两种宗教的立场问题。1555年，查理击垮路德宗的诸侯后，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最终准许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而这种选择往往取决于该国统治者信仰何种宗教。不过不足之处在于，两派都有意忽视了加尔文教派（Calvinism）的存在。加尔文教派倡导苦行修道，发展迅速，其影响很快远及苏格兰和特兰西瓦尼亚，因此对该教派的忽视实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奥格斯堡和约》还回避了存在天主教地区这一问题。在1525年骇人听闻的政变中，条顿骑士统领、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与路德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以寻找自己真正的信仰，最终领悟到上帝的指引而成了路德宗信徒，并将其受命管辖的波罗的海地区（Baltic）的修道院纳入私人世袭财产之中。这种轻而易举用天主教会产业中饱私囊的行为让人们义愤填膺，却也让欧洲其他统治者们眼前一亮。例如，亨利八世意识到如果自己能像阿尔布雷希特那样另辟蹊径，那么他不仅可以休掉现任妻子，另娶一位娇妻，还能将全国的修道院财产据为己有。这样一来，与教皇决裂与否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因此，《奥格斯堡和约》旨在确保当时的每位统治者受益；但是新教徒真实的辱骂或冷嘲热讽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会招致天主教徒的暴力回应？查理和斐迪南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鲁道夫二世——当时对待宗教问题本着和平共存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和约的签订取得了成功。但是宗教、传承和个人性格总是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查理看来，和约是失败的。在遏制新教的发展上他似乎无计可施，直到1555年，一切已经无法改变。对手们只看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而没有人注意到查理个人的痛苦、疲惫和早衰。甚至名义上的天主教同盟德意志诸侯也与他翻脸。最后一桩继承事件稀奇古怪，开局就出了差错。更为离奇的是，15岁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突然死亡，他的姐姐、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一世（MaryⅠ）成了女王。查理安排儿子腓力与她成婚。在英格兰，腓力本是个被小心提防的人，然而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他的身份基本上被忘记了，他被称为英格兰国王，他的形象和玛丽一样被印在硬币上。一切还未尘埃落定，查理就已经开始思考，如果腓力和玛丽生下儿子，那么这个孩子将继承英格兰和勃艮第的领土，创造出一个庞大而统一的新国家，同时英格兰也将永远臣服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这个令人惊心的计划最终落空，因为玛丽已经超过了生育年龄，而且似乎出现了精神性假妊娠。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将会产生令人惊骇的后果。玛丽只在位5年便离世了，并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英格兰的可能性一并带进了坟墓。

继和约签订之后，查理满眼看到的都是灾难。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他宣布退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退位的皇帝。教皇将此称为“他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皇位继承模式的核心是统治者衰老或死亡，新的统治者继位，将皇位让给别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查理给人的印象是，在布鲁塞尔，他就站在那里，身边围满了哽咽的贵族，将他退位的决定衬托得更加高贵而感人。仔细想想他之前和之后的皇帝们，查理好像仅仅把自己当成了伟大的哈布斯堡家族链条上的一环，这也可能显示了他以家族为傲的情结。与其将来躺在宫廷里奄奄一息，还要听着那些伪善的言辞和不耐烦的小声抱怨，还不如现在将皇位拱手让人。整个过程历时11个月，包括一系列隆重的声明，1555年10月，他把勃艮第分给了腓力，次年1月和4月又分别将西班牙（当然还包括美洲属地）、弗朗什–孔泰大区（Franche-Comté，令人困惑的独立的勃艮第伯国，以区别于勃艮第公国）分给了腓力。1556年9月，查理又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授予斐迪南（此时斐迪南已坐拥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同时担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

虽然哈布斯堡家族分支众多，但总有一天家族中的这两大分支会有机会联合。不过人们分不清楚这两个分支哪个更加庞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妇孺皆知，但是人们也无法忽视西班牙的存在——整个西班牙已经统一，建立了稳固的君主制度，并且在1581年兼并了葡萄牙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两大分支的表现不相上下，这也是两者一直没有统一的关键因素之一。马德里的腓力二世无疑是欧洲最富有、最具权势的人，而西班牙文化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其沉闷灰暗而又富丽堂皇的宫廷风格对维也纳影响深远，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反之维也纳对马德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成为皇帝之前在西班牙宫廷生活了数年，他的儿子即他的继承者鲁道夫二世同样在那里长大。奥地利让人感觉似乎是一潭死水，同伟大的西班牙帝国相比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斐迪南即位不久便去世了。查理的意愿是斐迪南死后由腓力承袭皇位，但斐迪南则坚持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很难想象选帝侯们会选举一个西班牙人为皇帝，特别是一个极具权势的天主教徒。因此最终斐迪南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进一步巩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但是这也疏远了家族之间的关系，不过并没有妨碍他们族内通婚的奇怪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家族的人才是最优秀和尊贵的。于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娶了腓力二世的妹妹玛丽亚（他们是堂亲关系），之后腓力二世娶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安娜（腓力的侄女）。谢天谢地后来有一些君主或单身而终或来自旁系，不过直到17世纪30年代这两个分支进行的近亲联姻还是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遗传问题、生育问题，以及随处可见的巨大下颚。

带着强烈的内疚感，介绍完以银矿、巧克力和电鳗为特色的熏香弥漫、富丽堂皇的西班牙宫廷，下面我将以另一个故事脉络介绍那片风雪交加，筑有防御工事的内陆领土，这是斐迪南的后代一直统治到20世纪的地方。

英雄们的盔甲

1665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一艘去往维也纳的轮船在多瑙河受损沉没了，随船沉没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皇室在因斯布鲁克宫廷的全部乐谱。这数千部绝版手抄乐谱葬身水底，也淹没了蒂罗尔哈布斯堡家族分支的最后一点痕迹。没有人清楚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但因斯布鲁克一直以来作为像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那样重要的音乐中心，吸引了一代代卓越的意大利演奏家和作曲家。乔瓦尼·潘多尔菲（Giovanni Pandolfi）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他出版的两套小提琴奏鸣曲对后世的作曲家如普赛尔（Purcell）和巴赫（Bach）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普赛尔有一首极其优美的曲子便是借自潘多尔菲）。至于1660年在因斯布鲁克出版的奏鸣曲，人们也只知道它是献给当时的大公和大公夫人的。潘多尔菲很有可能是众多作曲家中最年长也是最多产的一位，为很多主要乐器创作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作品。仅凭一人之力，他把17世纪的歌剧变得意趣盎然。又或许，他是个性情无常、暴力可怕的音乐神童，在监护人将他卖给别人做水手之前就写出了大量奏鸣曲。我们无从知道其中的真相，一切都跟着那艘船沉入了河底。

这些奏鸣曲描绘了另一个奇妙美丽的世界，专门供著名的意大利宫廷乐师演奏，包括小提琴家、歌唱家及伟大的安东尼奥·切斯蒂（Antonio Cesti），其作品在后来的10年间一直深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喜爱。但他们的演奏难以完全涵盖这些音乐作品。我们几乎对作曲家本人一无所知，不了解他创作这些奏鸣曲的真正意图，也不了解他与宫廷乐师之间的关系。

潘多尔菲的赞助人斐迪南·卡尔大公（Archduke Ferdinand Karl）肯定是一个彻头彻尾讨人厌的专制主义者，这从弗兰斯·卢伊兹（Frans Luycz）为他画的肖像中就能看出：卡尔大公身披一件深红色的华服，锦缎花纹令人眼花缭乱，脚穿一双可能是欧洲历史上设计得最漂亮的靴子，嘲讽地看着自己的后世子孙。斐迪南·卡尔突然英年早逝，3年后他弟弟也离世了，这使王朝走向了终结。后者即西吉斯蒙德·弗朗茨（Sigismund Franz），曾是特伦托主教，兄长去世后，他马上放弃了自己的神职，来到因斯布鲁克，在这里成家求子，希望能够传承家业。可是未曾料想，他在婚礼后的12天就死了。之后因斯布鲁克成了维也纳地区的一个边陲村落，因此哈布斯堡家族不得已做出决定，打算将这里的音乐档案重新安置。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宏伟的墓葬雕像群到斐迪南·卡尔时期的作曲家，曾经灿烂光辉的文化黄金时代现在不过是死水微澜了。

因斯布鲁克宫廷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巴伐利亚以南阿尔卑斯山区领土的中心，统治着蒂罗尔和前奥地利（Further Austria）[3]的部分区域。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看起来非常一致（形成各个王国，直辖公爵领相互连接），不同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领土。与那些花大量时间研究绍姆堡–利佩（Schaumburg-Lippe）和霍恩洛厄–魏克尔斯海姆（Hohenlohe-Weikersheim）这些政治怪异现象的人相比，我惊喜地发现了前奥地利的奇特之处。在地图上蒂罗尔看起来非常紧凑，其政治分布貌似合理，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阿尔卑斯山谷的季节性变化将彼此自然分割，各地自给自足，对外来者各有独特的看法。可追溯至青铜时代的著名的奥茨冰人（Ötzi）干瘪的尸体就是从蒂罗尔的冰层之下被挖掘出来的，因为奥茨，蒂罗尔也被赋予了个性，一是因为他那自以为是、桀骜不驯的气质（他穿着毛皮衣，带着包自救用的草药），二是因为他背部插着一支箭。

如果我们按照可用之地给蒂罗尔地图涂上颜色，它绝不会是完整的一块，而是被许多高山峻岭阻隔的零星小块儿，多亏了19世纪末期的铁路修建者冒着风险斥巨资修建铁路，这个地方才相互连通成为一体。前奥地利的其他地区、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之间的狭小区域，以及多瑙河和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又称“博登湖”）沿岸间断的区域都呈现出这种支离破碎的布局，没有任何规律可循。1268年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dynasty）覆灭以后，原德意志南部的大型暴乱导致施瓦本分崩离析，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祖先占据了这里。密密麻麻的“丛林城镇”、堡垒、宗教基地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组成了整个前奥地利，即使最详尽的历史地图也无法标识出它们的分布情况。该地区人口稀少，因此它在各个层面上都显得微不足道。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虽然有一部分领地隶属于瑞士），尽管地位尴尬，这里的防守仍不容忽视。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能成为西欧强权，正是因为领土随机而不连贯地分布，像颂格（Sundgau，阿尔萨斯地区一个古老家族掌控的领地）就因其富有争议性的地理位置，致使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结下宿怨。但本书的重点就是要让读者避免陷入“论颂格的战略价值”等话题，虽然这些话题确实很有吸引力。

为了永久保有前奥地利，也为保全维也纳领地不被觊觎，许多土地作为贿赂被送给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西班牙人与低地国家的沟通交流也得到了允许。结果颂格在三十年战争时几乎被帝国军队以及瑞典和法国的军队毁坏殆尽，而这片无人居住的废墟在1648年被出售给法国，收入所得都花在斐迪南·卡尔大公所喜爱的意大利音乐上。颂格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其他零星地区后来被拿破仑移交给巴登公爵（Duke of Baden）和符腾堡公国国王（King of Württemberg），而奥地利人在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为了博得这些统治者的好感，决定不再索回前奥地利地区。但康斯坦茨湖尽头的一小片区域是个例外——福拉尔贝格州（Vorarlberg）及其主要城镇布雷根茨（Bregenz）仍是蒂罗尔的西部领土。从此该区域对世界历史不再有更多贡献，除了“一战”快结束时那次令人不快的竞标事件。自此这里便脱离奥地利成了瑞士的一部分。以后我再也不会谈到前奥地利偏远地区的问题了。

尽管这些领土多有奇异之处，也很让统治者头疼，但因斯布鲁克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斯布鲁克不仅坐拥天险，还是巴伐利亚到意大利这条重要贸易线路的要塞。事实上，这个城市是通往勃伦纳山口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因其极其优雅且富于表现力的文化成了欧洲文化的枢纽之一。讲日耳曼语的斐迪南·卡尔同父亲一样迎娶了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的一位成员，于是在因斯布鲁克形成了德意文化融合的局面。这也是我在那儿旅行几天体验到的：每天享受着戈里齐亚和特伦蒂诺（Trentino）的阳光，吃着意大利调味饭和美味的番茄沙拉。为了向这个文化的分水岭致敬，我特地点了一份“蒂罗尔农民煎蛋卷”，后来发现那巨大的分量和厚厚的脂肪实在是让人难以下咽，怎么会有农夫傻到将它作为午餐呢？

有关蒂罗尔哈布斯堡家族，我需要拿单独一部分来讨论。其实因斯布鲁克真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是伟大的蒂罗尔大公斐迪南二世执政时期，也就是1564—1595年。蒂罗尔这独立的一脉在某些时候来去自由，但最终还是要归入维也纳的直接控制之下。实际上斐迪南本人曾娶了一位漂亮的平民女子，可是他们的儿子没有资格继位。斐迪南的第二次婚姻只给他带来了女儿，因此他去世就意味着蒂罗尔也失去了独立地位。斐迪南凭借着年轻时曾与土耳其人英勇战斗以及辅佐父亲皇帝斐迪南一世而确立了执政地位（叫斐迪南的人太多了）。皇帝死前任命斐迪南为蒂罗尔和前奥地利的统治者，而他的兄长维也纳的马克西米利安则成了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斐迪南曾立志在因斯布鲁克做出一番业绩，可惜的是如今这座城市远离文明中心，只是个滑雪胜地，而斐迪南的住所——令人叹为观止的阿姆布拉斯宫（Schloss Ambras），则成了文艺复兴人士心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圣地之一。

因为斐迪南没有继承人，他的藏品四处流散。其侄子鲁道夫二世将其中一些上等的铠甲和珍玩收为藏品送往布拉格，后来流转到维也纳由鲁道夫的继位者掌管（一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瑞典军队洗劫并送往斯德哥尔摩）。余下的部分中，一些遭遇了水灾、火灾和虫灾，另一些随着那艘载满乐谱的船沉入了河底。但是阿姆布拉斯宫仍然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人们在庭院和走廊里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斐迪南式的风格。

藏品中包括最早的德拉库拉（Dracula）[4]画像，以及一系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画像——从中可以看出巨大的下颚乃代代遗传。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大量特殊藏品近乎还原了斐迪南的藏品室，其中包括两件完美的纪念品，一件是斐迪南的高曾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命汉斯·莱茵贝格尔（Hans Leinberger）用梨木雕刻而成的弓箭手骨架，另外一件是雕刻在镜框内的骨架。只有当你凑近看才会发现，他手托下巴做出哲思的姿势，这时你会在他背后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我一直喜欢有哥特金属制品味道的东西，直到我上次去阿姆布拉斯，才发现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对这些玩意儿不再有耐性和新鲜感。就像婚礼照片或毕业照片，它们只是年复一年静静地待在那儿，等待实现自身的价值。

有一段重要的家族历史是通过小斐迪南稚嫩的叙述性涂鸦表现出来的，当时他被父亲送到布鲁塞尔劝阻伯父查理五世退位。当然，劝说最终失败了，不过这幅画却非常有价值，画中有一间小小的房子，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当时身体欠佳的查理和长途跋涉而来的小斐迪南。整幅画似乎就差大家用大写字母加个标题了。此外，我也不得不提一下佩特鲁斯·冈萨雷斯（Petrus Gonzalez）和他家人与众不同的肖像画。作为土生土长的特内里费岛（Tenerife）人，他头发浓密，先后在巴黎、布鲁塞尔以及帕尔马（Parma）的各个宫廷供职，大部分时间都和斐迪南的姑妈玛格丽特（Margaret）待在一起。他们的遗传缺陷（现在叫“先天性多毛症”）在这些画中显露无遗，整个家族看起来异常尊贵，但那优雅的华服背后又有一丝神秘。

斐迪南的藏品以英雄故事为核心，展现的是英雄们的英勇善战、谦恭有礼和慷慨大度。收集这些藏品花了他不少血本，有的是网罗欧洲各地所得，有的是通过继承获得，另一些则是其他统治者投其所好的馈赠。现在存世的藏品只是沧海一粟，但是依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包括一系列当时的英雄穿过的精致盔甲，有曼图亚侯爵（Marquess of Mantua）的黑色火焰盔甲，曼图亚侯爵曾身着这副盔甲在福尔诺沃战役（Battle of Fornovo）中将查理八世（Charles Ⅷ）赶出意大利；有莱茵普法尔茨伯爵（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的盔甲，这位伯爵曾是1529年解困维也纳之围（Siege of Vienna）时的德意志骑兵指挥官；有1556年土耳其战役中斐迪南重要副官的盔甲；还有马蒂亚斯大公（Archduke Matthias）的盔甲，大公年轻时极具魅力，几十年后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却已是一个年迈的暴君。如果灯光再暗一点效果会更好，当然最理想的是拿着火把参观，这些精致漂亮的盔甲如历史的骨骼脉络一般交相辉映。对于斐迪南而言这些盔甲象征着一段黄金时代，每副盔甲背后都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有很多骑士比武装备、土耳其武器、骑兵格斗时所用的“土耳其”面罩，以及巴特尔梅·博恩（Bartlmä Bon）的巨型盔甲。巨人巴特尔梅·博恩曾陪同斐迪南参与了1560年的维也纳比武大赛（引起了很大反响）。斐迪南似乎对战争、伟大事迹和友谊有一种病态的向往，就像中年橄榄球运动员才有的那种惆怅。

这种风格无处不在。比如有一幅巨型的油画，画的是1571年勒班陀战役中的海军将领。这是斐迪南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场战役中神圣同盟（Holy League）摧毁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结束了土耳其人的威胁。沉没燃烧的土耳其舰队作为背景，凸显的是基督教欧洲的英雄们，包括斐迪南的叔叔唐约翰、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和塞巴斯蒂亚诺·韦涅罗（Sebastiano Veniero），他们全都表现得意气风发。跟那些盔甲一样，如今还可以想象得到斐迪南不止一次领着受邀参观的人驻足观看，介绍着当时的详情。

斐迪南也可能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但是每当来到阿姆布拉斯宫，我都会清楚地感觉到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一样是令哈布斯堡家族感到骄傲的一个人，绝不仅仅是给家族开枝散叶的普通人。他为了跟一个平民女子结婚甘愿放弃后代继位的可能，这件事让他显得个性十足，因此他死后葬身于宫廷教堂楼上的礼拜堂内也让人觉得很合适。这个教堂是他父亲斐迪南一世为存放马克西米利安纪念碑而建造的。纪念碑两侧是以战争和婚姻为主题的浮雕（早年由丢勒设计），由佛兰德斯雕刻家亚历山大·科利（Alexander Colyn）雕刻，同时还安放着蒂罗尔的斐迪南的第一任妻子及斐迪南大公本人的墓碑。最后一件奇特而有意思的事情是礼拜堂墙外不远处摆放着斐迪南本人的盔甲，朝着祭坛中圣母马利亚的雕像跪着。这种仿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礼节显得十分怪异，仿佛因斯布鲁克仍然完好地向我们诉说着过去的一些奇思妙想。

欧洲之困

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从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末战乱频仍，不得安宁。这条支离破碎的边境线始于亚得里亚海至喀尔巴阡山脉，在土耳其的攻击下动荡不安，无数想生存下来的家族不得不时常处于战备状态。由于皇帝更关注低地国家、突尼斯或者德意志，设立在格拉茨（Graz）的常设战争委员会试图管理这个庞大的区域，却屡屡失败。莫哈奇灾难之后，土耳其人经常破坏所谓的军事边境，虽然有所收获，但是边界没有太大变化。

格拉茨大教堂外，一幅著名的壁画描绘了边境的悲惨生活。1480年，时局更为严酷，幸存者为纪念自己对上帝眷顾的感恩之情，特请来画家菲拉赫的托马斯（Thomas of Villach）作画（尽管在瘟疫纪念碑前，人们的情感里难免也夹杂着对上帝的质疑和责备）。瘟疫、土耳其入侵和农作物歉收导致了大部分人口的死亡，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人们依旧可以感受到灾难的乌云笼罩在格拉茨上空。饥荒主要是由蝗灾导致的，壁画中的蝗虫如乌鸦般大小，十分骇人（这是画家必要的夸张手法，因为如果画成真实大小很可能看不清楚）。画面中受害者都躺进了棺材里。148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年，每一次灾难都会在短短几周内带走城镇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这种自然灾害对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导致1480年格拉茨噩梦的第三个因素是土耳其的一次袭击，这次灾难没有造就英雄人物。成千上万的人命运都一样，不管是日耳曼人、克罗地亚人还是匈牙利人，都被当作奴隶成群结队地押往土耳其领地。中欧地区战败的代价异常高昂，比如在意大利战争中，战败方为战胜方的军队服役；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战败方的公民要么不被牵扯进来，要么须交付高额的强制性税费。而在边境地区，战败就意味着被奴役。格拉茨的大部分防御工事都被摧毁，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又不断兴建更加牢固的城墙、高塔、水上障碍和炮台。军队、补给、资金和命令都是从这一中心地区发出，送往呈“之”字形分布、一直延伸到东部和南部的小堡垒中。因此如果想要保证哈布斯堡家族南部地区的稳定，中心地区的防御至关重要。虽然很多军事装备已经不在，但这里依然令人震撼，在中心地区的巨大石块上甚至还能清晰地分辨出当时堡垒的位置。

生活于此的人们在家中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搬去哪里更好。格拉茨当局出于战争考虑，需要保证该地区有充足的人口。为了扩充军事力量，当政者给予移民可观的特权，包括土地、金钱和声望。很多难民从土耳其控制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迁移到哈布斯堡领地，有时候成群结队而来。这些地区如斯拉沃尼亚（Slavonia）从根源上来说都形成了移民交融的多元文化，因此在1992年推行民族单一化显得很残酷。守卫整个边境地区的有侦察兵、哨兵、间谍、通讯员和瞭望塔，但是一支庞大的土耳其突击队，其行进速度就能赶上他们传播消息的速度，几个小时内便能洗劫整个社区。在这里能做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依靠坚固厚实的城墙、充分的补给和人员配备，坚持等待援军的到来。其间整个地区时刻保持着警惕，几十年来静静等待着最猛烈的进攻的到来（实际上时间过长会让防御渐渐松弛），如同经历噩梦一般，这种倍感煎熬的心态让谨慎的土耳其人有机可乘。

格拉茨的军械库竟奇迹般地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些令人不安的房间里摆放着成千上万的武器，挂成一排又一排。大多数武器都没有任何装饰，跟那些保存在博物馆里的贵族武器完全不是一类。一支镀银镂刻手枪适合观赏，而这里的武器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杀人。散发着不祥气息但威力惊人的长矛数不胜数；一种尖锐得令人不适的框架被称作“西班牙骑手”，主要用来攻击马匹；还有一副副形同机器人的护胸甲，以及数不清的步枪。这些古老而又简单的装备，即使过了四五个世纪还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当年的锋利和尖锐，更显得凶险万分。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如此生动地让人感受到那段日夜交战的历史，感受到那种随时都会被这些武器杀害的恐惧。

与指挥官及其随从用的那些精致的武器盔甲不同，这些质量上乘的基本装备是给士兵们用的。他们都是些当地人或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冒险者，有些是为了荣誉而来，有些是履行十字军东征的誓言。雇佣兵基本上都在这里参加过战争，罗马帝国的政策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在维也纳盔甲和武器博物馆（Vienna Armour and Weapons Museum）里有一幅关于老年雇佣步兵康拉德·冯·博恩堡（Konrad von Boyneburg）的颇具气势的肖像画，创作于16世纪60年代。画中的博恩堡身着装饰精美的盔甲，雄姿英发，博物馆将这副盔甲陈列在肖像画的旁边。康拉德四处游历，几乎一直在为查理五世效力。他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他脚边散落的指挥棒表明了他在历次战役中的英勇。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包括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罗马。在1527年洗劫罗马的行动中，他是一个主要人物，这是一件并不光彩的事，但他好像对此颇为得意。让康拉德同样引以为傲的是发生在北部边境的匈牙利战役。那场战役中有很多行动迅速、装备精良的劫掠者和无赖，他就是其中之一，在突袭和反突袭交替发生的基督教世界的第一道防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海盗巢穴

偏远的边境地区与康拉德这样残忍而又有魅力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幽暗的达尔马提亚岛屿和要塞构成的防御网南部有一些很有名的占领者，他们有着拜戈（Bag）、克利斯（Klis）或克尔克（Krk）之类的名字。他们是一支基督教非正规军，常被称作塞尼的乌斯科克（Uskoks of Senj）。格拉茨当局很少能真正控制塞尼地区，那些运气不好的哈布斯堡使臣们有时会被派到这里，结局往往不是被漠视就是被谋杀。乌斯科克经常利用迷宫般的水渠和海湾袭击土耳其船只，偶尔甚至袭入内陆地区。这里为天主教卷入恶名昭彰的海盗行为提供了奇特的温床。教皇代表需要在这里处理棘手的问题，例如判定将战斧带入教堂是否合理，教士是否应该为乌斯科克的船只和武器祈祷，甚至教士是否适合直接参与到袭击当中等问题。还有一些微妙的问题，例如当地经常用“偷来的”商品向教会交税，这些商品都是从就地处决的不幸船员手中拿走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乌斯科克的黑暗传统：习惯用受害人的血抹面包吃。

乌斯科克作为罗马教会最偏宠的群体，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号，自然被归为“最危险”的一类。很多送往罗马的信件证明在整个16世纪，他们经常袭击来往官员。我们意外获得了一份关于军事边境一片封闭地区的报告。报告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其他种族的顺从，意大利人和波斯尼亚人一旦进入塞尼社会，便立刻改名换姓，改说克罗地亚语。这从微观层面表明，在一个连文字都没有的社会出现的标记物，后来被民族主义者奉为神圣，是多么的荒诞。你所说的语言、你的名字称呼以及你所去的教堂都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并非由遗传基因决定。几个世纪以来，达尔马提亚一直以其人口的流动性而闻名，但是到了20世纪，这一点对于5股民族主义力量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手段极端残忍，与大木偶剧场（Grand Guignol）舞台上演的那些恐怖故事类似。1532年，乌斯科克从塞尼送了一麻袋土耳其人的鼻子给查理五世。可能送礼物的人要比收礼物的人觉得有趣得多，但是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在证明乌斯科克的能力。在格拉茨当局看来，乌斯科克之辈只是野蛮的乌合之众，因此起初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格拉茨资金和供给短缺，于是更加放纵乌斯科克的行为，这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格拉茨当局已经失去了对塞尼的控制。不幸的是，乌斯科克扬言要以耶稣之名摧毁穆斯林商业，让威尼斯共和国（Venetian Republic）空欢喜了一场。乌斯科克像一个正在戒酒的酒鬼一样，看着一排排美酒垂涎三尺，他们不可能单单放过威尼斯基督徒的船只。如果哈布斯堡家族和威尼斯正处于敌对状态，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因此格拉茨当局只好找个蹩脚的理由，说自己对乌斯科克失去了控制，不过这也是实情。因为塞尼只是个海盗巢穴，这便导致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哈布斯堡港口，如里耶卡（Rijeka）[5]，大多在亚得里亚海的深处。它们通过倒卖乌斯科克来源各异的商品获得了巨额利润。例如，一整船运往亚得里亚海的鸵鸟毛在到达前被洗劫，而塞尼当地用不着鸵鸟毛，于是乌斯科克将其运往伊斯的利亚半岛，在那里哈布斯堡商人将它们卖给专业处理鸵鸟毛的威尼斯人。这些威尼斯人很可能就是那艘船员惨遭乌斯科克杀戮的货船的主人，正是他们订购了这批鸵鸟毛。你应该很容易想象这种情形：衣着华丽的威尼斯贵族盛怒之下一拳砸向镶嵌珍珠的桌子。乌斯科克肆意妄为，罄竹难书，最终在1618年被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皇室联合歼灭。懒洋洋的时代、小丑般的角色、教堂中的战斧和味道奇怪的面包都不复存在。剩余的军事边境被重新安排了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塞尼的乌斯科克渐渐成为传说。

军事边境上的长期暴力冲突令人惊骇。乌斯科克控制着最南部的据点，但是现在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西部的一些地区并不能靠武力控制。这些地区一直不适宜居住，但在莫哈奇灾难之前，这里却有肥沃的农田、常见的小城堡、磨坊和修道院。当地居民一直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底忠于谁的统治。匈牙利势力惧怕穆斯林的统治，但又对“正统的”哈布斯堡皇室心存疑虑——鲁道夫二世因其无能而经常遭到质疑。无法获得安定生活而产生的无望感让居民痛苦不堪，难怪即便16世纪70年代时在“德布勒森黑人”（Black Man of Debrecen） 的恐怖统治下，穷凶极恶的武装组织将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变成废墟，这里最基本的文明都已崩溃，人们仍未丧失根深蒂固的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向往。哈布斯堡家族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输送了大量的德意志雇佣兵，这些人曾经是塞尼的保卫者，渐渐地将该地区收复。在所谓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中，也有鞑靼人（Tatar）武装突击，劫走当地人作为奴隶，只不过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正规军挑起的战争，相较之下，鞑靼人的行径尚可忍受。鲁道夫二世和他的同盟在1593年发起了后世所知的“长期战争”（Long War），这场战争让人心力交瘁，深陷其中的人们感到愤怒和失望。战争使整个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伤痕累累，人口几乎所剩无几。新一轮的恐怖事件是由匈牙利贵族掀起的一场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叛乱。哈布斯堡家族对王室匈牙利实施再天主教化政策，这一不够英明的政策让匈牙利贵族极为愤慨；此外，王室匈牙利一直不认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窃取了匈牙利的王位，因此，这两个因素引发了新一轮的疯狂暴力事件。其中最著名的角色是被称为哈伊杜克（Hajduks）的匈牙利非正规军。签订和平条约以后，哈伊杜克受到了控制，并成为哈布斯堡家族军队在军事边境及其周边的重要武装力量，也渐渐成了像乌斯科克那样傲慢且半独立的非正规军。

可以说，在17世纪后期土耳其人被最终击退以前，边境地区似乎从来没有安稳过。格拉茨主要依靠（越来越无用的）民兵组织、贵族追随者、雇佣军、临时决定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欧洲冒险者、一些想要示好的小邦国统治者，或者一些好战之徒，还有因为军事原因从不同地方移民而来的人。双方正式的长期和平协议依旧不能阻止大规模的袭击，克恩滕州和斯洛文尼亚地区修道院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土耳其人入侵后照顾大量受伤的难民。而土耳其人在萨拉热窝（Sarajevo）、贝尔格莱德及布达的主要基地在17世纪后期之前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哈布斯堡家族的威胁，他们把无数的战俘送往奴隶市场。对我们来说更熟悉的是西印度群岛奴隶被拍卖的情形，塞尔维亚人或者是日耳曼人会被脱光，受着鞭笞走过贝尔格莱德的主广场，展示给有潜力的买主们。

关于哈布斯堡家族对土耳其的侵袭我们知之甚少，因为这些在文学作品中没有激起同样令人义愤填膺的情感，但是双方的行为如出一辙。更不用说残暴的乌斯科克和哈伊杜克在塞尔维亚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土耳其占领区实施的暴行。现在看起来一望无际的谷物和向日葵田地在当时还是脏污的小村落，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口。直到18世纪末，这个地区还因为瘴气泥沼、丛林茂密和狼群出没，成了欧洲军队行军的噩梦，很多士兵在这里生病、挨饿或失踪，士气荡然无存。

军事边境出现的最后一批英雄人物可能是潘杜尔（Pandurs），这支武装力量由弗朗茨·冯·德尔·特伦克男爵（Baron Franz von der Trenck）指挥，他虽然有些精神问题，但非常有魅力。特伦克在18世纪30年代组织了一批武装力量，其成员大部分是克罗地亚人。该武装力量旨在打击任何对哈布斯堡政权稍有不满的人，不论对方是土耳其人还是普鲁士人。人们对潘杜尔了解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生动艳丽的制服，而不是他们的丰功伟绩。凭借着人们对乌斯科克和哈伊杜克的怀旧之情，他们成了这个受到严格管制的平淡世界里最后的非正规军。直到今天，在古哈布斯堡领地内许多地方性的博物馆和一些肮脏的旅馆墙上，还装饰着大量描绘潘杜尔手持烟斗或者歪戴帽子的壁画。

特伦克在布尔诺（Brno）的斯皮尔博城堡（Špilberk fortress）结束了他短暂、暴力而又漂泊的一生，俨然一副受到贬谪的形象。但作为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特殊展品，他在恐怖的地下室里却享受了相当长时间特殊的死后生活。修道士们的干尸存放在这个像极了医院停尸房的奇特地方，一排挨着一排，头放在砖块上，穿着他们日常穿的衣服，手里握着十字架。但游客在看到这些修道士之前，会看到一尊非常华丽的棺材，顶部被打开，特伦克就在里面。特伦克生前声名狼藉，他的尸体被用来证明坏人死后会变成黑色的干尸再合适不过了。他躺在“床”上，全身赤裸，唯独腰间缠着一块粗布，身下是一块可能比尸体还要肮脏的褶皱床单。剩下的都是一些经过挑选的干尸，包括法官、建筑师和将军，其中就有菲利贝蒂男爵（Baron Filiberti），他穿着骑兵靴，看起来依旧气宇轩昂。特伦克的尸体是一个只能贴近观看的展品，因为1872年他的尸体被运进来之前，这个地下室就已经不再向外人开放了。一张珍贵的“一战”前拍摄的照片显示，修道士们将特伦克的棺材玻璃罩打开，以供一些特殊的游客近距离观看，幸亏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

特伦克的遗骸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到军事边境当时的情况，曾经在3个世纪中，这是一个崇尚暴力、运气和冲动的地方，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历史。而对于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特别是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一切将在适当的时候变成他们民族主义的原型，尽管这需要有选择性地阅读史料方能实现，还得有意忽略日耳曼人或匈牙利人等因素。该地崇尚一种漫不经心、大胡子及大衬衫的浪漫主义风尚，甚至后来这片军事边境变成农田后还保留着这种奇特风趣的风格，流传着有关抗击土耳其的乌斯科克英雄伊沃·森贾尼（Ivo Senjanin）和哈伊杜克·米亚特·托米奇（Hajduk Mijat Tomić）的歌谣。这些人物形象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中欧地区十分鲜活，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大众文化中，这些图腾式的战士都备受推崇，被刻成金属雕像，散落在城镇中的公园和广场各处，一切曾经发生过基督徒和穆斯林之战的地方。事实上，布尔诺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地下室里总是挤满了前来参观可怕藏品的重金属爱好者，在我看来这是以一种引人入胜又近乎狂热的方式记录着文化历史前进的轨迹。2010年夏天，我在克鲁日愉快地度过了几天，刚好错过了英国乐队铁娘子（Iron Maiden）令人头脑爆裂的环球演唱会“最后的边界”（Final Frontier）。我有个想法，可能草率的怀疑论者会强烈反对：“铁娘子”这种落伍乐队只不过是披着现代外衣，其实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中欧地区的人却对其充满狂热，最好的解释大概就是哈伊杜克的精神遗产已经扎根于这个地区。

一条真正的熊河

虽然乘坐火车旅行会遇到很多粗俗的行为，闻到各种各样的怪味道，而且百无聊赖，但这种方式也会带来很多收获，让你忘掉这些不愉快。比如有一次我乘坐一趟从捷克布杰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开往南方的单轨火车，途经了无生气的乡村，整个轨道几乎全部淹没在树丛里。其中一个站台周围看起来荒无人烟，仿佛火车故意放慢脚步，仅仅是为了纪念这里早期的村落。在这个风云几经变幻的波希米亚地区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火车最终抵达了一个很小的木质车站，我下了车，拖着一个笨重的旅行箱走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上。箱包里不仅仅是牙刷衣服这些日用品，还有一本非常厚重的关于斯柯达（Škoda）的插画历史书，这是我不久前买的，当时只是觉得很棒（而且内容精确），但完全没有考虑到重量因素。沉重的箱子对于接下来的漫长旅途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无论如何，我一路上气喘吁吁，越发对捷克的工业化感到无奈，但最终还是来到一个小公园，来到中欧地区最棒的景点之一：一个巨大的裂缝里排满了红色屋顶，这就是捷克克鲁姆洛夫（Český Krumlov）小镇，背后是蜿蜒曲折、黝黑似漆的伏尔塔瓦河（Vltava River），还有那幽森的悬崖，上面伫立着一座巧夺天工的城堡。

总体而言，城堡对人们想象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不管是卡夫卡作品里的城堡、童话故事《睡美人》里的城堡，还是歌门鬼城（Gormenghast），都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文学中对城堡的描写大多添油加醋，跟真实的建筑物没有太大关联，真正的城堡围墙从来不那么险峻，停车场的位置也总是很显眼。捷克克鲁姆洛夫城堡是个例外，一旦你走进小镇就会觉得高墙笼罩着你，好像跟河边高耸的悬崖融为一体，凸显了它绝对不可蔑视的权威。城堡上面有很多庞大但非常漂亮的瞭望塔，装饰着廊柱、粉色的绘画及金色的绒球，比原本就很高的墙垛高出更多。

事实上，这里还有一条熊河（bear-moat）。我非常激动地发信息告诉家人这件事情，他们紧接着便询问：这条护城河里面有熊还是这条护城河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熊的入侵？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疑惑，尽管只要稍加思索便会明白防御熊只需要一扇带插销的门即可，毕竟它们还没有那么聪明，但事实上这条熊河的作用也确实需要经过思考才能明白。以前吊桥在晚上是被升起来的，这样护城河里的熊就成了第一道防线：尽管这道防线有一定漏洞，毕竟熊可能会因一份有毒的蜂蜜三明治而失去攻击力。不幸的是，现在的熊都被圈养在标准的动物园中，周围都是干净的石头、树干，以及一个供它们散步的小池子，而过去熊河里的熊生活在巴洛克式环境之中。有一幅关于17世纪萨克森选帝侯的熊河的油画，画中熊通过高台和一个漂亮的喷泉爬到树上。估计实际操作过程并不好把握，一方面熊是一个装饰性的因素，不可舍弃，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最后画出来的效果，还需要时常清理熊的粪便、疥癣以及吃剩的食物。

现在熊河已经很少了，毕竟它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弗朗茨·斐迪南在科诺皮什切猎宫（Konopiště）老城堡重建了一条，但是里面只有一头熊，而且经常躲在护城河的角落里，完全起不到威慑作用。即使是著名的伯尔尼熊苑（Bear Pits of Bern），在2009年最后一头老熊被杀后也变得空空如也。捷克克鲁姆洛夫的熊比较特殊，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的罗森贝克家族（Rožmberk family）和富有又贪婪的奥尔西尼家族（Orsini family）谈成交易，罗森贝克家族只要出点儿钱，就可以假装成为奥尔西尼家族的亲戚。因为orso在意大利语中意指熊，罗森贝克家族为了纪念这桩荒诞的交易，把熊放进城堡的护城河里。大概罗森贝克家族成员会慵懒地站在城墙上，等待客人询问“你们为什么把熊放到护城河里”，然后再借此告诉客人这种寓意以及他们家族的渊源。这些熊懒懒散散地在那里生活了差不多5个世纪，比整个罗森贝克家族的历史还要长。该家族400年前就灭亡了，而他们为自己打造的品牌效应却异常持久。

罗森贝克家族是波希米亚显赫的贵族之一，实际上他们根本无须花钱假借奥尔西尼家族的名声。最后一位领主，罗森贝克家族的威廉（Vilém of Rožmberk），曾经作为外交官和谋士为斐迪南一世、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鲁道夫二世效力，是波希米亚资历最老的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博学家、收藏家和痴迷的炼金术士，在特热邦（Třeboň）的城堡中建造了一个顶尖的实验室。他还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鲤鱼池，现在仍然点缀在波希米亚南部。每年排水时都会有大量的鱼出现，这大概就是捷克人在圣诞节时吃鱼而不吃火鸡的原因吧。

威廉虽然结过四次婚，膝下却无一儿半女，他的房间各处装饰华丽，配有《旧约》中的插画。这些插画美不胜收，但又表现了威廉对于没有子子嗣的绝望，或对生儿育女的渴望之情。他的弟弟彼得·沃克（Petr Vok）浪荡一生，接管家族时已经年迈。彼得·沃克最后不得已将城堡卖给了鲁道夫二世，在1611年去世前他为宫廷所做的最后的牺牲，就是花尽自己所有的财产雇了一支雇佣军入侵布拉格（这也是鲁道夫和他的兄弟们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之一）。

我本来很讨厌给捷克旅游局做宣传，但是捷克克鲁姆洛夫给我带来的快乐实在是难以言表。虽然自1989年以来参观这里变得非常方便，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整个波希米亚南部地区人口稀疏，大部分人都说德语。埃贡·席勒（Egon Schiele）[6]的母亲便来自这里。席勒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一些最漂亮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跟其他很多波希米亚城堡一样，捷克克鲁姆洛夫也曾被纳粹征用，之后便一直荒废。1945年德军被驱逐出境，这里也变得破败不堪，逐渐从地图上消失了。冷战期间，该城镇成为前线，南部与奥地利之间的地带仍是一片荒芜。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愿意住在这里，尽管这里让人觉得怪异且混乱不堪，但相比于前面的20多个哈布斯堡城镇，我更喜欢这里。———————————————

[1]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译者注

[2]指《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Wittenberg）教堂大门上的辩论提纲，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始。——译者注

[3]前奥地利（德语：Vorderösterreich），也称“远奥地利”，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自施瓦本公国获得的领土，在蒂罗尔和巴伐利亚以西。这片土地在13—19世纪归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现在由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法国阿尔萨斯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分管。——译者注

[4]即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三世，他的父亲弗拉德二世被称为dracul（这个词在罗马尼亚语中是“龙”的意思），他因此得名Dracula，意为“龙之子”。 他是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编者注

[5]阜姆港的旧称。——编者注

[6]奥地利绘画巨子，是20世纪初期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译者注

—Chapter Four—

第四章

另一个欧洲»

牛黄与夜店女招待»

用猎豹狩猎»

七大堡垒

另一个欧洲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一直统治着欧洲中部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对此，哈布斯堡家族一直视为心头大患，而且广义上从整个欧洲史来看，这也一直是个棘手和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如果说16和17世纪见证了欧洲成功地扩张领土，以及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区成为基督教区，那么，为何欧洲人居然在自家门口遭遇了类似经历？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在墨西哥和秘鲁实施的诸如掠夺人口充为奴隶、在边境发动战争以及恐怖统治等行为，同样也被施加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奋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敌军，深陷战争泥潭达4个世纪之久。直至17世纪末，土耳其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终被驱逐出欧洲。

匈牙利覆灭以及波斯尼亚完成最后一轮肃清运动之后，大批土耳其人涌入新领地进行重建、定居。萨拉热窝始建于15世纪中叶，贝尔格莱德（西班牙语称Dar al-Harb，意为“战争之地”）于1522年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被夺回并进行了大力重建，此前全城人口都被运往伊斯坦布尔做了奴隶。军事边境将欧洲分成彼此隔绝的两部分，并且双方都实施了严苛的贸易禁运措施，但是令人惊诧的是，唯独小小的拉古萨共和国（Ragusan Republic，又称杜布罗夫尼克）是个例外，如同中国允许香港拥有贸易特权一样，奥斯曼帝国也对其采取类似的治理策略，使其成为易于管理的西方窗口。

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这个封闭的体系，试图揭开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原住民的命运。直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耸人听闻的波斯尼亚战争爆发后，有人指责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投靠土耳其的内奸，算不上真正的欧洲人。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抛出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很冒险的。哈布斯堡军队逐渐解放了这些地区（常与帝国盟军和波兰盟军联合），那些被束缚压迫的人民得以解脱，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然而实际上，这些人民不但和他们之前征服地区的祖先截然不同，也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他们的主观臆想大有出入。

最初的征服之战异常惨烈，马扎尔游击队做了最后的英勇抵抗，这是一场生死大决战，马扎尔人全军覆没。1526年，大量贵族死于莫哈奇战役，以至于虽然土地未受大肆蹂躏和掠夺，但政府几近瘫痪，城镇近乎毁灭殆尽，粮食供应中断。由于连年征战与军事侵袭，当地人口四散奔逃，精密的灌溉系统也毁于一旦，整个平原半荒漠化。从此以后，匈牙利大平原从未真正恢复生机。平原的平坦地势乃天然形成，但是16世纪的这场灾难却是人为造成的。土耳其人开疆拓土，往这里迁居人口，但是这里常年征战不休，安全没有保障，黑死病频发，令人望而却步。这并不是说该地区曾经是个伊甸园，只是在这一时期，极度的贫瘠与荒凉已然成为常态。

对信仰基督教的臣民，土耳其人并无异议，只是偶尔试图劝说这些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17世纪后期，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哈布斯堡家族遭遇战争失利后，大约有20万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向北迁徙至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移民占据了他们留下的大片土地，这为日后的科索沃问题埋下了历史隐患，该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后冷战时期的欧洲。众多迁徙之谜中，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迁徙只是其中之二。此外，罗马尼亚人向北迁至特兰西瓦尼亚，向西北迁至巴纳特（Banat）；阿尔巴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分别向西和向东迁徙；犹太人、弗拉赫人及吉卜赛人在迁徙过程中分散并改变了身份，但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记载。对这些族群理出头绪或事后由民族主义者梳理脉络，这些做法首先会造成历史的编纂有失公允，而且在历史学家看来，也会导致令人咂舌和无益的罪恶屠杀和肆意驱逐。最能体现这种棘手和混沌状态的非布达莫属了。布达远非匈牙利王国永不沉没的堡垒，它曾是一个讲塞尔维亚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小镇，直到17世纪，一些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商人给它带来了生机。除了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改宗者，还有真正的伊斯兰教信徒定居在此，他们有的从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远道而来，构成了该地的精英阶层。把真正的穆斯林与改宗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们并非永久定居，在匈牙利农村长大的野心勃勃的穆斯林有可能迁至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区，如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及布尔萨（Bursa）。服兵役也会改变民族部落分布情况，例如，1723年，大约5000名波斯尼亚人行军与波斯人交战，其中仅有500人幸存归来。大概他们大多战死沙场，但我们也可推测其他人或许定居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辖区。

南斯拉夫面临解体之时，突然流传着一种令人反感的言论，声称巴尔干半岛是因为 “世代宿仇”而分裂的，暗指巴尔干地区战乱不休有其先天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从而得出结论：和失去理性的强盗进行接触毫无意义。当然，奥斯曼帝国统治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呈现出类似的局面，因为其统治之下的民族实质上都是弱小且备受歧视的民族，穆斯林看似待每个民族不偏不倚，实则对他们心存蔑视。其政权的核心就像朝向西方的道路系统，连接了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普罗夫迪夫（Plovdiv）、索非亚（Sofia）、尼什（Niš）、贝尔格莱德，直到布达。基督徒获得了一些特权，虽然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获得更大的特权，但作为回报，他们需要对这条道路及其重要支线进行维护。他们的主要任务无关贸易，主要是保证军队能够迅速转移，信使能够尽快传递信息。奥斯曼帝国授予特定的基督徒世代传承的职业，从某方面来说，这让这个帝国像乐高公园一样令人神往：多安哲斯（Dogancis）负责饲养猎鹰，保加利亚人瓦努克斯（Voynuks）负责为王宫饲养马匹，德本西斯（Derbencis）负责把守山口和桥梁，以方便行军和通信往来。[1]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不享有法律行为能力，这和欧洲海外殖民地居民的遭遇颇为类似。他们不能状告穆斯林，也不能出庭作证，甚至不能骑马、捕鱼、狩猎或赛马，必须穿着特制的衣服生活在城镇的特定区域，要对穆斯林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这种典型的殖民制度的根基则是精心落实的着装要求和税收优惠政策。在西欧人眼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马尔托罗家族（Martolos）[2]，他们掌管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的边境地区只是为了换取劫掠物，其组织内部实施拜占庭赎金制度，如果交换协议没有达成，人质会被卖给居于哈布斯堡边境的家族或者被当作奴隶售卖。

另外一个捍卫边境的民族是莫拉赫人（Morlachs），民族主义者对这个群体颇有争议，又称他们为弗拉赫人。弗拉赫人似乎最早以游牧为生，在斯拉夫人入侵的黑暗时代，他们因在高山上放牧才得以幸存。其语言深受拉丁语的影响，这很容易把弗拉赫人和远在东方的罗马尼亚人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解释相当简单明了，但关于弗拉赫人种族的起源还是争论不断，依照罗马尼亚的一个观点，其黑色皮肤证明他们是来自摩洛哥的罗马军团的后代，祖先早先定居在伊利里亚（Illyria）。由于弗拉赫人从未用文字记录下他们定居城镇的主流族群——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塞尔维亚人——这一事实清晰地表明，宗教与语言并不能作为界定远古民族身份的标识。

某些在特定领地或特定商品交换领域拥有特权的特定群体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统辖区的长途贸易：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拉古萨人充当中间商。犹太人很喜欢和土耳其人做生意，不为别的，只因土耳其人没有其他外部赞助，面对犹太人提出的种种条件无议价能力，只能任其宰割。东正教基督徒被允许做礼拜，不过相比清真寺，他们的教堂要建得低一些、小一些，教堂内也不允许建塔。大多数东正教领袖受伊斯坦布尔大牧首的管理，不可能有翻身独立的机会。然而在1691年，塞尔维亚人成功说服利奥波德一世，准许他们把教堂中心迁至斯拉沃尼亚〔位于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Sremski Karlovci）的一个迷人小镇〕，经过诸多波折和转折性事件，当他们后来牵扯进一些事件时，该地成了他们的中心据点。据推断，在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时，大约有20万基督徒的孩子被迫离开父母，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按照穆斯林的方式教养，在那里的行政机构工作或是从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享有相当多的特权，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说，他们的前途并不光明。

位于军事边境以内的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下半叶变成一个管理有序的文明之邦。不计其数的小城镇周围遍布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客栈、咖啡屋、公共浴池、医院、喷泉和集市，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多数情况下由瓦基夫（vakifs）管理，这是由身份重要的市民经营的伊斯兰慈善机构。还有一些零散的小方面可以从破败不堪、布满灰尘的建筑物或改造成教堂的清真寺里一窥究竟。锡盖特堡（Szigetvár）地处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在这里偶尔还能看到穆斯林建筑物的残垣：一间过去曾是客栈的房子；一座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堂，很难看出它曾经是清真寺；还有一个教堂，里面的洗礼盆过去曾是土耳其人的盥洗盆。

世界兴衰无常，奥斯曼帝国于17世纪达到辉煌的顶峰，随即逐渐衰落，许多城镇如贝尔格莱德与斯科普里（Skopje），由于战事频繁、黑死病暴发，穆斯林人口大幅减少，人口得不到补充。波斯复兴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主要的传统东部定居地，不管怎样，还有更多比巴尔干北部更具吸引力的定居地可以选择。这也清晰地表明哈布斯堡家族已经融入那时两部分对峙的欧洲，自由贸易已经在西方盛行，土耳其人却一时很难适应。他们那些装束，如黄色束腰外衣搭配红色帽子，已经过时，职业和宗教也不再适于用作城区居住地划分的依据。17世纪末期，帝国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奥斯曼军队溃不成军，他们曾经捍卫的领土沦落为沙漠和瘴气泥沼。各地穆斯林人口逐渐减少，至1800年左右大量基督徒遍及曾经的穆斯林城镇，如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

帝国的印记随处可见。城镇里雕像比比皆是、令人神往，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和贝赤（Pećs）城里随处可见到尖塔、裹着头巾的官员和骆驼。直到现在，贝赤到处都是无花果树——曾经土耳其人种植的果树。有些变化也是近来才发生的。经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两次巨变，布达佩斯才不再受土耳其旧时风格的影响，首先牛肉（来自大型新品种匈牙利牛）代替羊肉成为主要肉食。其次，蒸馏咖啡机的普及促进了土耳其特色咖啡的产生。也许只有奥斯曼遗留下的公共浴池延续了旧时风格，没有丝毫变化。

奥斯曼传统分崩离析是波斯尼亚战争造成的恶果之一，或是由于战争中的蓄意破坏，或是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受故作神秘、存有私心的历史学家驱使，人们开始猜测，在莫斯塔尔（Mostar）是不是有一座桥被炸毁，萨拉热窝东方学院（Orient Institute in Sarajevo）是不是攻击的目标？他们试图从根本上否认穆斯林作为欧洲居民的合法性。当然，作为古老的欧洲居民，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对东南欧影响深远，比任何其他后来民族带来的影响都要深远。

牛黄与夜店女招待

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角，摆放着一个小玻璃罐子，里面装着用酒精保存的毒蜥[3]。当然并不是真的毒蜥，而是由某个专家从远处海港的渔夫那里买来鳐拼造出来的，通过切分、折叠，缝合出毒蜥的腿、翅膀及犄角。它似像非像的地方就在于那饱受虐待的身体下面有两个洞，看起来像一对眼睛，眼睛底下的嘴巴现出诡异的微笑。在离海百里之遥的内陆，透过模糊的玻璃，它只是看起来有点儿绝望、有点儿奇怪。经营毒蜥的商人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群体，他们人数不多，甚至都不会聚到一起享用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只是互通有无告知同行哪些易上当受骗的顾客需要毒蜥，或是哪些见习炼丹术士需要在实验室里用到毒蜥。

维也纳和布拉格地处欧洲腹地，先后成为鲁道夫二世宫廷所在地。因此在16世纪后半叶该宫廷成为奇门异术聚集的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站在19世纪工艺品的角度回看这座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其实当时的盛名有些名不副实。经典展品之一，如拉比·勒夫（Rabbi Loew）创作的泥塑怪物[4]魔像，似乎到19世纪40年代才完成。令人沮丧的是，拉比·勒夫漫长灿烂的一生中大多时光都不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人们对许多欧洲王廷都有类似的想象，但不知何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提到当时的人对巫术与炼金术的痴迷，都联想到鲁道夫皇宫的所在地布拉格。

罐中毒蜥的展示有模有样，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理解那个时代并非易事。任何试图解释宫廷对科学和魔法青睐的尝试，皆因没有足够的资料而以失败告终。鉴于最简单的炼金术问题我们都搞不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阅读传统书籍去理解它。读这些传统书籍会让人们相信宝石粉是正当的药材。但是一旦开始进一步阅读，就会发现书中的智慧思想本身就丰富多样，并且互相矛盾，它们根本不能帮助你理解，你只会在更加糟糕的无稽之谈中越陷越深。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书，如特里特米乌斯 （Trithemius）的《隐写术》（Steganographica）、菲奇诺（Ficino）翻译的《赫尔墨斯文集》（Hermetica）、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5]的《翠玉录》（Emerald Tablet）、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阿奇多恰》（Archidoxa），或是令人心生恐惧的《天体魔法书》（Picatrix）。《天体魔法书》是一部关于波斯和阿拉伯符咒的概要，多年以来由于被视为危险品，其手稿未能印刷成书。我们对于谁读了这些书或是它们的流传程度知之甚少，反而要在其他著作中寻找对这些书的具体认识或评价。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主要的讨论都是口口相传。在17世纪更合理的现代科学开始萌芽之前，想要提出一个新奇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是没有智能设备来确定当代人何时开始嘲笑巴里努斯（Balinus）的伪学《造物之谜》（Secret of Creation）。大概过去总有人认为毒蜥是荒唐之说，也总有人深信独角兽的角来自独角鲸这一传言。1521年，丢勒曾经画过一头由荷兰渔民带来的海象。北极捕鱼现在已很普遍，因此关于独角兽的市井传言与之前的看法背道而驰。角制品和修补过的鱼至少还是坚硬的物体，但是我们不能描述出这些神秘学说的兴衰过程，这让我们感到绝望。我们现在有能力在布拉格创建一个合理模式，犹如站在高处俯瞰一样，将炼金术的发展尽收眼底。与此同时，在犹太城镇、耶稣会瞭望台或城堡之内，各种猜测独立上演，完全无视彼此，这最终带来一场灾难。即使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恶意中伤、哗众取宠和精神分裂的人也比比皆是，甚至像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这样的名流，彼此间也是斗得你死我活。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时期布拉格的混乱状态，当时街上到处都是江湖骗子、跳梁小丑、土耳其战争中的雇佣兵、各类宗教狂热分子、动物园管理员、身着奇装异服的使臣，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严谨的科学家。

古怪的皇帝就处于城市的核心统治地位。鲁道夫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一名温和的新教徒，但未公开自己的信仰，死后被葬在布拉格。而鲁道夫也在执政之初就决定移居布拉格，他搬迁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面对土耳其的攻击，布拉格比维也纳更安全；二是因为波希米亚贵族提议他这么做；三是因为在布拉格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以何种标准判断，鲁道夫都不讨人喜欢——他神秘莫测，变化无常，时而激进，时而安于现状。他和同时代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一样，都没有明确的继承人。他终身未婚，有几个私生子，有望将来延续哈布斯堡家族血脉，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他有5个兄弟，膝下皆无一儿半女，身陷家族无后的不利境地。他的兄弟姐妹生性暴躁，终会相继死去，也许其中一两个有望继承皇位。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鲁道夫，大约在1600年以后，他不再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等待哈布斯堡家族的命运别无其他，他们的统治开始瓦解。但是这一切会发生，全都是因为鲁道夫这个无能的君主，他经常消失数月，甚至连最基本的政务都不处理。相比他的后继者中残忍的天主教激进派，鲁道夫还算是和蔼可亲的。然而在这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分立、天主教与新教敌对的时代，鲁道夫的通情达理与忍让退步不但没有带来宽容，反倒给以后的罪恶埋下了祸根。

由于鲁道夫自己没留下任何记录，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描写也少得可怜，我们只能基于鲁道夫个人的精神世界去表达我们的喜恶。从很多方面看他都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好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探索发现层出不穷，令人振奋，到16世纪后半叶达到辉煌巅峰。他比伊丽莎白一世更富有、更专注，不像腓力二世那么无趣、那么虔诚，而与同时代心浮性乱的法国国王们相比，他活得更久、更惬意。时代氛围赋予了他收藏的灵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有幸在位于马德里的腓力王宫长大，王宫中收藏着诸多稀世珍宝，他可以随时醉心其中，可以观赏到腓力引以为豪的收藏品——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作品《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6]，鲁道夫以后收藏的兴趣即源于此。从马德里去往布拉格的途中，鲁道夫在因斯布鲁克逗留了一阵，与叔父蒂罗尔的斐迪南共处了一段时间，因此在叔父向导的带领下，他在那里尽情享受了一次绝妙旅行。鲁道夫在布拉格王宫一安顿下来，他对一切稀奇古怪之物皆感兴趣的传言就不胫而走，为了投其所好，能提供奇珍异品的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鲁道夫在位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小至显微镜所能观察到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大至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庞然大物。新知识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认知领域，使人们对世界上大多数生物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番茄、马铃薯、向日葵以及玉米穗首次被引进欧洲。在这个时代，人们都乐于猜测超新星和明火的本质（“超新星”一词起源于第谷·布拉赫的著作，即1604年他在布拉格观察到的一颗特别的、引发人们热议的新星）。

鲁道夫的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有时这种极端的好奇会演变成一种狂热，导致一个个房间都堆满了各种物件。然而直到他统治的最后10年，能有机会向他献宝的人还是兴奋不已。银行世家富格尔家族在安特卫普（Antwerp）有间货仓，里面堆满了装有异域动物的笼子，用来暂存富有冒险精神的荷兰商队从外国带回来的奇珍异兽。很快布拉格宫殿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动物，如金刚鹦鹉、吸蜜小鹦鹉、相思鸟及葵花凤头鹦鹉。在它们寒冷的新家，这些鸟冻得瑟瑟发抖。鲁道夫有一只渡渡鸟、一只天堂鸟和一只食火鸡。这只食火鸡最初是作为远东的某位国王或贵族的外交礼物送给爪哇国国王的，之后又被转送给荷兰的一位船长，几经辗转，最终到了鲁道夫手里。这只体形硕大、野性难驯、外观奇特的鸟一上岸就引起了巨大轰动。鲁道夫甚至为了自己的安全，特意把它安置在经过特别装饰的房子里。有两只鸵鸟也是历尽颠簸，辗转多地，先是从非洲运往威尼斯，然后经过勃伦纳山口辗转至因斯布鲁克，最终到达布拉格。所有这些生物，不出所料，很快就都死了。

鲁道夫与腓力二世之间曾发生过一场不光彩而又徒劳的争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这场争吵起因于腓力二世抓了一头运送到里斯本（Lisbon）的印度犀牛。腓力将这头犀牛和一头大象送往卡斯蒂利亚并开始了漫长的巡演之行，旨在向他的子民展示西班牙支系哈布斯堡王族的权势与威严（一个被保留下来的相当罕见的线索：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各种游行、展览及特殊事件，一定是彰显皇家威严的日常事务的一部分）。最终犀牛死去，由此促成了一桩交易，即让鲁道夫得到犀牛皮，然而没有人知道如何保存犀牛皮，不出所料，死去的犀牛在运回途中腐烂得面目全非，到达布拉格时，仅剩下犀牛角及几块残骨供鲁道夫收藏。

评价鲁道夫统治时期的种种问题时，我们乐于想象出这样一个形象：他身穿襞襟黑衣，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把玩着一块牛黄（用作解毒剂的动物胆结石）。想象不出他是一个酷爱收藏的收藏家，喜欢挑剔且难以取悦，不断地发号施令，提出各种要求。一个如此内敛阴郁之人，如何组织调动起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什么驱动着他？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深藏的幽默感，无限古怪隐秘的需求得到满足让他扬扬得意、沉醉其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鲁道夫会养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而且让它们肆意在布拉格宫殿周围闲逛。多年以来，这些恐吓既能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可以解释无数仆人、酿酒师、负责点灯的杂役为何心惊胆战。经过幽暗的走廊时，尽管他们力图端稳手中的托盘，双腿却因恐惧而战栗不止。确实，在留存下来的账簿上列着各项赔偿条目，其中有的是赔偿给丧生者家属，有的是赔偿给逃离虎口却身受重伤的仆人。

鲁道夫对奇珍异兽很是痴迷，也一样热衷于制作标本。活物死后立即晾干制作成标本陈列在展览室里，表现了他对装饰品和奇特东西囊括无遗的收集欲望。鲁道夫在位期间，阿尔钦博托（Arcimboldo）创作了许多风格诡异的肖像画，在鲁道夫的肖像画中，他别出心裁地将人物的头部用蔬菜与水果等堆砌而成（梨代表鼻子，两个西葫芦和一颗大头菜组成了咽喉）。但这个古怪的米兰画家事实上曾是鲁道夫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御用画师，他为马克西米利安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而到了鲁道夫统治时期，阿尔钦博托的作品只是刻板的重复，没有新意。真正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无法复原出阿尔钦博托作为一个装饰家对聚会和宴会做出的杰出贡献——马克西米利安沉醉于他精心设计的经典主题娱乐活动。也许这些转瞬即逝的物品恰好是他创作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呢！鲁道夫死后，一代代劫掠者毁坏了他的收藏，遗憾的是我们只继承了一些具体的实物，例如一幅容易从画布上卷起的油画，这些东西在当时可以很轻易地被抢劫者掠走。然而我们无法传承那个时代原本超凡脱俗的万千气象，比如有耀眼彩绘装饰的房间，来往穿梭、着装统一的仆人们，或者可能是老虎曾经走过的走廊。

除了阿尔钦博托以外，还有很多能人巧匠来满足鲁道夫的需求，如书法家、 蚀刻师、服装设计师、动物园管理员、金匠及印刷匠。他让巴托罗美奥·斯普朗格（Bartholomeus Spranger，来自安特卫普，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另一位御用宫廷画师）为他画过情色画，这些画作堪称16世纪晚期最大胆前卫的创意。这些作品如今挂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后廊。它们都以经典神话为主题，其中包括斯普朗格最负盛名的作品《密涅瓦》（Minerva），画中的密涅瓦身着钢皮外衣，搔首弄姿，即使放在现代大有市场的成人俱乐部也会备受争议。斯普朗格存于布拉格王宫的另一幅作品中，耶稣仅披着薄如蝉翼的斗篷，摆出一副如密涅瓦一样的夜店女郎姿态，耶稣的脚踩着装有人头骨的玻璃球，一个满脸羞红的天使欣喜地用手抓着耶稣裸露的臀部。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不断上演着。

鲁道夫似乎曾经痴迷于宝石雕刻术，即一种在宝石上进行雕刻的艺术。这很有可能属于典型的私人艺术嗜好，无缘于现在博物馆的展览。这些艺术精品体积小，只能在人手中把玩或是借着光来欣赏。为了收集珠宝，鲁道夫投入了大量金钱，他的代理商遍及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地方，使钻石、珍珠和蓝宝石源源不断地流入布拉格。蓝宝石的产地远至克什米尔（Kashmir）。鲁道夫精美绝伦的皇冠似乎不是设计成戴在头上的，而是可拿在手中把玩。这顶皇冠由扬·韦尔梅因（Jan Vermeyen，也来自安特卫普）设计。设计师被请到布拉格，制造出这顶无比精致美丽的镶金皇冠。鲁道夫在庆祝重大皇室事件时会佩戴它，如在雷根斯堡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时，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分别以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身份游行时，最后一次是在庆祝征战土耳其胜利之时。事实上那次征战并没有获胜，反而是致使鲁道夫的统治出现危难的真正原因。

他有很多伟大的先辈，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他们集文韬武略与艺术修养于一身，而鲁道夫只会欣赏艺术。他有时间和约翰·迪（John Dee）闲聊，谈论用阿兹特克黑曜石制作的魔镜，不如干点儿其他有用的事情。不久，他便几乎彻底失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对宗教问题的宽容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宗教问题的冷漠态度，导致在他统治期间天主教在波希米亚丧失了正统地位。到17世纪，10个宗教信徒中就有9个信仰新教。姑且抛开他个人的无所作为，鲁道夫终身未婚也为他后期统治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那么，关乎哈布斯堡领土上未来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也就落在他继任者的肩上，这也意味着宗教在布拉格得到了繁盛发展。这种宽容也让布拉格成为某类巫师躲藏的庇护之地，他们鲁莽进入其他任何邻国都会引来杀身之祸——1591年，外来骗子马尔科·布拉加迪诺（Marko Bragadino）的好运到头了，他在慕尼黑被枭首，死时穿的外套上点缀着金子，那些金子都是从被骗者手里得来的。

鲁道夫的一个重大的外交举措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591年，随着匈牙利两大要塞——地处多瑙河流域的科马罗姆（Komárom）和距维也纳120千米的杰尔 （Gyor）——的衰落，奥斯曼边境再次变得异常骚动。1593年，克罗地亚主力军队袭击锡萨克（Sisak）时大败奥斯曼大军，第一次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可以战胜的。为了一雪前耻，穆拉德三世（Murad Ⅲ）向鲁道夫挑起了战争，这场可怕的拉锯战持续了13年之久。最初的军事同盟阵容强大（响应教皇的号召），汇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同盟军队，连东部的公国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也加入其中，转而向曾经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开战。关于这场战争文字记载很少，但它有可能是中欧最重要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可谓之后三十年战争的一次预演，也是导致该地区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和双方实施的暴行使得各个城市及临近乡村人烟灭绝，人口彻底衰减，民族版图得以重新调整。原住民灭绝后留下了空旷的城池，说其他语言的新种族迁居至此。

骇人听闻的长期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1596年的迈泽凯赖斯泰什（Mezokeresztes）之战是发生在莫哈奇战役之后的最大战役。基督军浴血奋战，几近获胜之时，军队却变得纪律涣散，烧杀抢掠，最终被打得落花流水。大约有15万人参战，最终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可以确认的是，奥斯曼军队人数更多。互相屠杀、围攻和疾病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但这场战争仍在持续。鲁道夫只是名义上的指挥，他从未到过前线，担此重任的是他的家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家族或基督徒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灾难性的，发动这场战争是可耻的。但是另一个故事版本表现了奥斯曼帝国的绝望，尽管当时这种绝望并不清晰。这场战争耗尽了奥斯曼军队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近乎狂热地庆祝在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中的险胜，表明这个帝国不再是苏莱曼统治时的世界强国了。从伊斯坦布尔长途跋涉至匈牙利边境的军队，花费巨大却没有获得什么好处。1606年穆拉德的继任者艾哈迈德（Ahmed）和鲁道夫的弟弟马蒂亚斯大公（Archduke Matthias）签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约》（Peace of Zsitvatorok），结束了这场恶战。按和约规定，领土边境并未变化多少，不过土耳其人占据绝对优势。愤愤不平的哈布斯堡签署人并没有意识到来自奥斯曼的威胁（不包括77年后围攻维也纳的疯狂举动）已经达到了顶峰。

用猎豹狩猎

星形狩猎度假屋（The Star Hunting Lodge）位于布拉格如今的郊区，由鲁道夫二世的叔父蒂罗尔的斐迪南大公修建，斐迪南后来成为阿姆布拉斯城堡的大收藏家。少年时，父亲斐迪南一世任命他为波希米亚总督，那时他想要一所乡村别墅。他亲自画了草图，想把它设计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六角星形状可能是源于他在罗马看到的某个建筑。度假屋历经5个世纪的严酷洗礼，附近的一个公园驻扎过各个时代的侵略者——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国人、德国人及苏联人。作为一个理想的驻扎之地，许多侵略军都想扎营至此。然而奇怪的是，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每个侵略者最终都离开了。纳粹国防军曾在公园里维修过车辆，苏联军队曾用公园的牛群充饥。这个度假屋如同一本战争杂志，见证了侵略史。三十年战争期间雇佣兵剥去了屋顶的铜，改为巴洛克式圆顶（现已移除），后来屋子欠修荒废。16世纪后半叶，斐迪南和他的兄长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及后来的鲁道夫二世在这里狩猎消遣，那一时期的度假行宫最为热闹。鲁道夫曾用猎豹捕鹿，这样的场面真是前所未见，孩子气而奇异——在鲁道夫和他的随从精心安排的闹剧里，被吓坏的波希米亚有蹄动物（鹿）总会迷迷糊糊地撞上成群可怕的非洲猎豹，那场景令人胆寒。

这个星形建筑的六角构造看起来既神秘又奇特。虽历经了几百年的沧桑变化，但时至今日，它的设计在谷歌地球上看起来仍是合理的。最初它附近种满蔬菜的公园也设计成六角形状，让这个建筑看起来就像经过常规装饰，没什么特别。而现在它孤零零地位于小巷的一头，好似来自另一星球的文明。它似乎不属于任何建筑时代，看起来也不像正常的建筑物。它几乎不吸收光线也不反射光线，星形建筑光影反射模式不同于人体通常体验的光影反射。这个16世纪的完美建筑，比那些收藏在橱窗里的奇珍异宝更加怪诞新奇，是对数学（在建筑学上）运用的历史性传承。

因为我读过有关猎豹狩猎的故事，所以想一览星形狩猎屋。这种狩猎是典型的鲁道夫式自负的体现，是关于鲁道夫的最难解之谜。他经常用猎豹狩猎吗？还是仅仅狩猎一次就兴趣全无，然后决定专注阅读有关波希米亚森林的略述，而把那些不幸的猎豹指挥员和难以驾驭的饥饿猎豹抛之脑后？如此内向的鲁道夫怎么可能喜欢狩猎这种激烈的运动？显然，在他的统治后期，鲁道夫不再喜欢猎豹，而是更喜欢宝石和小幅精美绘画。未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帝国政局动荡不安，与土耳其的战争年复一年，如科幻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种难挨的煎熬，这一切使发生在星形狩猎屋的事情变成了遥远的回忆。鲁道夫可能接连几周不见人影，帝国统治摇摇欲坠，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也开始沦陷。

哈布斯堡家族令人惊叹的长盛不衰，首先源于家族成年男性繁衍子嗣的能力及保持清醒头脑的能力。基于世袭传承制及森严的等级制度，有继承人和合理的官僚行政体系，再加上君主的治理能力，意味着尽管会有一些大的政治动荡，他们也能世代传承，不像英国或者西班牙，家族主干几近干枯。尽管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憎恨或者厌倦这个家族，但它不会给敌人留下颠覆整个王朝的机会，通过繁衍子嗣，整个王朝得以缓缓延续。此外，年长的哈布斯堡成员也能够团结一致。每个统治者背后都有一群亲戚，如君主遗孀和兄弟姐妹。他们的地位孰轻孰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靠猜测。但无论彼此有什么私人恩怨，他们都能默守表面的家族团结。

鲁道夫统治的崩溃带来了巨大危机，整个家族不再团结一致，背后暗流涌动。由于没有合法继承人，鲁道夫陷入了恐惧和抑郁中。炼金术士整日无事可做，也离开了皇宫。至此中欧陷入了危险境地。到该世纪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来自西班牙的玛丽亚引以为傲的9个儿女情况大不如前。玛丽亚回到西班牙（她很高兴生活在没有异教徒的地方），其中两个孩子也随她回到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一个任尼德兰总督，一个做了修女）。剩下的7个孩子中有4个离世，只剩下鲁道夫、马蒂亚斯、马克西米利安。马蒂亚斯和马克西米利安戎马一生，前者在长期战争中抗击土耳其人，后者试图在波兰称王，但没有成功，后来做了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首领。形势非常危急，因为鲁道夫不喜欢他健在的兄弟，而且他们年龄相仿又都没有子嗣。那就意味着，即便年事已高的马蒂亚斯做了继承人，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临时替补，不值得鲁道夫耗费精力挨个贿赂选帝侯，向他们赠送华服和珠宝，请他们在他死后根据马蒂亚斯的功绩选举他成为皇帝。除直系继承人之外，旁系亲属中也有很多虎视眈眈者，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两位，一位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他有正当理由继位，因为他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外孙；另外一位是格拉茨的执政者斐迪南，他的父亲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后代。

政局不稳交织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纷争。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同他来自每个王国的朝臣一样，开始对新教产生了共鸣。父亲的短暂统治后，鲁道夫发现自己统治的土地内有很多波希米亚、奥地利及匈牙利的显赫家族都开始信仰新教，而他更倾向于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个事实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许多地区，非天主教徒占了绝大多数，无论是古老的圣杯派、路德宗，抑或是加尔文教派。鲁道夫和马蒂亚斯都明白这和《奥格斯堡和约》有关，新教教义令人厌恶，也更为危险。16世纪后半叶，宗教形势变得紧张，但是鲁道夫对待新教还是相对宽容的。鲁道夫的下一代不再对新教纵容姑息，腓力三世和斐迪南都认为新教徒受了魔鬼的蛊惑。两个最有希望的继承人终日忙于驱逐、杀害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继承权，这让许多哈布斯堡领地内的居民为未来的君主继承一事忧心忡忡、担惊受怕。

每逢有任何重大活动发生，我们就寄希望于巴托罗美奥·斯普朗格能创作出奇特的作品，他果然不负众望。1606年《吉托瓦托洛克和约》签订后，长期战争结束。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匈牙利在土耳其人的挑唆和支持下掀起了叛乱，和哈布斯堡主力军作战，整个冲突演变成以救世主自居的新教力量和狂热的天主教力量之间的较量。马蒂亚斯签署和约后篡夺了鲁道夫的权力。鲁道夫郁郁寡欢，他委托斯普朗格以绘画的形式讽喻现实。在一幅巨大的画布上，斯普朗格创作出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胜利女神形象。画中女子把一个土耳其人踩在脚下，那人不知是死了还是晕了，他呆头呆脑地凝视着她，看到的是胜利的支离破碎。但不幸的是，胜利女神柔软的双脚踩在几块不稳的石块上很难保持平衡，帝国之鹰衔着权杖和圆球垂头丧气地卧在那个土耳其人身旁而没有飞向高空，这似乎更贴近传统。如此直白的个人绘画竟然得以保存，这无疑是因为斯普朗格听从了鲁道夫的确切指示。一改往日那种空洞的奉承君主的寓意画，这幅画明确了这样一个主题：鲁道夫统治下的中欧在屠杀、妥协和失败中终结，他的权威受到了忽视。

在鲁道夫余下的统治期，王权被逐渐削弱，马蒂亚斯的犬儒主义使他和新教徒的交往方式和鲁道夫大不相同。他承认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匈牙利余下地区的宗教自由，在鲁道夫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死于1612），将其排挤出权力中心，鲁道夫的所有头衔都成了摆设。马蒂亚斯用哈布斯堡的祖传财产做交易换来了新教徒的支持，并获得了统治实权。我们理应看到这件事积极的一面，但事实上随之而来的狂热是极度危险的，导致社会混乱动荡。1611年，王国陷入最困难的时期。极度好战的利奥波德大公、帕绍主教（格拉茨大公斐迪南的弟弟）都来支援鲁道夫。布拉格博物馆上的雕刻表明信仰天主教的帕绍雇佣兵在布拉格小城区杀气腾腾，只见房屋遭到炮击，冒出滚滚浓烟，尸横遍野。位于东部尽头的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作为重要军事堡垒有效阻挡了帕绍人进入旧城区，最终帕绍人在接受马蒂亚斯的贿赂后才撤兵。与此同时新教徒突袭旧城区，圣母大教堂（Our Lady of the Snow）里的方济各会修士或是被碎尸万段，或是中枪从房顶上摔下来。他们还攻击犹太城镇。虽说7年后三十年战争才爆发，但是所有战争因素已经酝酿好了。1611年年末，年届55岁的马蒂亚斯急于生下继承人，就和自己孀居的堂妹成了婚。马蒂亚斯婚后几日，鲁道夫去世了，后被葬在圣维特大教堂（St Vitus’s Cathedral）的哈布斯堡皇族陵墓，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葬在一起。事实证明，鲁道夫是最后一个被葬于布拉格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也是最后一个把布拉格定为首都的人。

鲁道夫这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实在让人惋惜。在关于鲁道夫二世的诸多富有想象力的沉思录中，卡雷尔·恰佩克于1922年编写的戏剧《马克罗普洛斯事件》很快被雅纳切克以荒诞的手法改编为一部精彩的歌剧。这部歌剧围绕着马克罗普洛斯医生展开：他是鲁道夫皇宫里的江湖术士，也是一位奇人异士。马克罗普洛斯医生发明了一种药水，传说喝了它可以获得永生。他将药水献给鲁道夫，但鲁道夫怕药水有毒，于是命令马克罗普洛斯医生先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试验。恰佩克这一经典转折桥段构思巧妙，然而并未帮到鲁道夫。这药水可能不是毒药，但是要验证药效，只有等到鲁道夫自然病死后才能见分晓。似乎是命中注定，他不可能知道药水是真的，抑或是炼金术士又一次失败的招摇撞骗。这部剧以恰佩克生活的现代城市捷克斯洛伐克为背景，剧中一个漂亮的女人来到布拉格，她对这座城市几个世纪的历史似乎知晓甚多……

七大堡垒

作为世界上最封闭的景观之一，特兰西瓦尼亚被重重包围。这种地形简直是对精神崩溃的形象化表达，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周围到处是堡垒、城墙及瞭望塔，还有破败的通道，但这仅仅是残存的部分遗迹，总让人回想起那令人窒息的军事化年代和匪夷所思的过去，美丽而又充满忧伤。

无论你住在帝国的哪个地方，地区总是用语言和宗教来加以划分。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布拉索夫的旧称）是古老的德意志商业城市，夹在两山之间，阴森昏暗，北部边境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军事设施，将罗马尼亚人抵挡在城墙外。这里的日常工作就是看守关卡或者给那些享有特权的车队放行，全副武装的运货车队将货物（包括布匹、武器和粮食）从一个要塞运往另一个要塞。布拉索夫（Brasov）是紧接喀尔巴阡山脉的最后一座堡垒，与奥斯曼帝国辖地毗邻。在极度危急的时刻或是战争间歇，谁若从这里将北部的异域货物运往伊斯坦布尔，总能大捞一笔。

特兰西瓦尼亚被匈牙利统治了几个世纪之久，有几次差点儿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最终被划入维也纳或是伊斯坦布尔的势力范围，因而充满了愤恨。从中世纪到18世纪末，这里利用南面和东面的天然山地堡垒以及山脉汇合处的布拉索夫打起了防御战。特兰西瓦尼亚人受困于雉堞堑壕等防御措施，从未攻克这个难题。为抵抗不时发生的攻击，让部队待命于几百千米之外，这可不是什么经济划算之举。偷袭者总是占尽先机，能够利用天时地利，将防御方困于无助之地。而鞑靼人更是该地区最大的噩梦，他们或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或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直接联盟而战，后来受命于克里米亚可汗。他们人数众多，轻装上阵，喜欢抢掠人口或财物，却又不是为抢占领土而来，而且他们随时可以集结。即使特兰西瓦尼亚和东部邻国名义上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些掠夺者也不以为意。

大部分边境地区不时发生人口被彻底摧毁的惨剧。鞑靼人在其每一次成功的突袭中都会杀光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到了18世纪末，如果军队时运不济，有些地区的人将遭遇灭顶之灾，比如德意志农民迁往现如今的罗马尼亚东南部（巴纳特）后不久，该地就被洗劫一空，这样一来哈布斯堡家族的殖民计划就彻底失败了。自12世纪以来，重新开始殖民开拓的唯一途径就是赋予有希望延续的新族群以极大的特权，但是由于距离殖民地区很远，哈布斯堡家族并不确切了解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些特权。撒克逊人（Saxons）中只有一部分来自萨克森，大多从佛兰德斯远道而来，在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他们在被赏赐的土地上建设了自己的城镇。“七大堡垒”就起源于此。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德语名称，Transylvania是马扎尔语埃尔德利（Erdély）的拉丁化表达，意为“森林之外”。七大城镇中有一些得到了繁荣发展，其他的却没有发展起来，其中包括德意志的两大重要城市沙斯堡（Schässburg）和赫曼施塔特〔 Hermannstadt，锡吉什瓦拉（Sighisoara）和锡比乌的旧称〕，以及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混居的城镇科洛斯堡或称克劳森堡 （现称克鲁日–纳波卡）。沙斯堡的拉丁名体现了它的军事起源，意为“古罗马第六军营”（Castrum Sex）。定居者带来了德意志城镇的法律法规——沙斯堡和克劳森堡使用的“南德意志法”以及赫曼施塔特实施的波希米亚伊格劳（Iglau）〔伊赫拉瓦（Jihlava）〕法律，这些实施起来大致相同的法律制度，规定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与19世纪美国西部建起新城镇的形式十分类似，但是七大城镇的情况没有那么开放、乐观和令人振奋。

新定居者数量增加并不局限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人口不断减少，中世纪时期的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国王以及他们的哈布斯堡后裔不得不授予定居者特权，他们放权让居民自行管理城镇，要求他们履行具体的城镇防卫义务，每年上缴一定的赋税。这样，沿着波罗的海、波兰及哈布斯堡领地形成了大片德意志人城镇，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有些是专门的采矿城镇，如波希米亚的库滕贝格（Kuttenberg）或称为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以及现属于斯洛伐克的斯皮什（Zips/Spiš）城镇。这种德意志风格甚至蔓延至如克拉科夫这样的地方，着实令人惊叹。该地依据《马格德堡法》（Magdeburg Law）[7]于1257年建成，直到中世纪末才褪去德意志色彩。

当然，提起德国，大家难免会想到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发起的暴行，当时克拉科夫是纳粹政府的首府。所有有关中欧的话题中，恐怕这个话题最难以让人理性思考。但我们要尽力摒弃偏见，要知道这里的德意志人碰巧仅是说德语的那些人，和后来那场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无关。他们可能来自神圣罗马帝国从伊普尔（Ypres）到斯泰尔的任何地方，带来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思想和语言。只有在新的城镇里他们才成了“撒克逊人”，随后意识到自己是德意志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人、汉堡人或荷尔斯泰因人。直到19世纪中叶，撒克逊人才在特兰西瓦尼亚失去了最后的特权，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参与了排外的党派寡头政治，如今这仍令我们大惑不解和感到陌生。

这种奇特的撒克逊文化在他们防守森严的村庄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大的地方固然非凡，但毫无疑问，对于锡比乌（Sibiu）和布拉索夫这两个如今归属罗马尼亚的城镇，国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来促进其繁荣发展，提升其现代化程度。然而撒克逊人的旧风俗习惯也沿袭了下来。撒克逊人村庄的极端因循守旧在1650年左右被打破。许多防御设施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之久，经过技术改造后几乎失效，甚至不能对付最小的洗劫团伙。之后又过了3个世纪，实际上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村庄的氛围令人压抑，在此生活了近7个世纪的撒克逊人难以承受罗马尼亚人多年的集权统治和歧视政策，从1990年起，大多数幸存者迁往德国。如今许多村庄到处都是空房，来去匆匆的吉卜赛人，除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整修工作，这里没有一点希望与生机。但是它们是美丽而又奇特的。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坐落于锡吉什瓦拉附近的德意志韦伯基希（Deutschweißkirch ）或称威斯克里（Viscri）。顺便提一下，这个地区很难命名，威斯克里是准确无误的当代罗马尼亚名字，但是它过去的撒克逊名字德意志韦伯基希也没错，它还有一个匈牙利语名字索斯什吉哈佐（Szászfehéregyháza）。这里展示了中欧大部分地区令人称奇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少数几条修缮完好的道路也与之相距甚远。即使是今天，也只有一条漫长的泥路通往此地。一条狭长的路穿过村庄，路两侧各有一排低矮的房子，相对而立。从19世纪末期拍摄的哈布斯堡村庄的照片中仍能看到这里的风貌：公共领域熙熙攘攘，有鸡、鸭、鹅，还种有果树，很适合骑马通行。每座房子都是个迷你工厂，生产衣服、铺盖和食物：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日复一日，单调乏味。有时候甚至会有十分明确的指派命令，要求某某何时何地做什么，对于村庄防卫和村民生存来说，任何一种工作都必不可少。于是村庄在每年冬天的几个月中完全与世隔绝。在威斯克里闲逛，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直接接触到了原有的人类行为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直到不久前还影响和塑造着历史：村民坚决服从命令，宗教处于权威地位，读写认字是一种特殊的技能，村里只有少数人需要这种技能，其余村民认为学了也没什么用处。一般说来，整个村庄的任务会分配到具体的家庭，每个家庭的任务都不可或缺。此外，出乎意料的是，妇女的地位举足轻重。劳动分工如腌制咸菜和收割庄稼，缝制衣物和布置陷阱同样重要。每一天，每个人都做着自己被分派的事情：饲养动物，修补衣物，保存浆果，看守干草，这就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某些工作不那么繁忙的特定时间，他们才有时间相互走动。然而他们的人际交往面很窄，仅仅局限于参加某些重大宗教活动或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时，这些按期举行的活动要求全体村民参加。每个人都为村庄的生存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而且少有差池。这种生活模式简直匪夷所思，到了20世纪，这种闭塞的生活甚至与欧洲其余地方严重脱节。因此，这些撒克逊人都迁往斯图加特（Stuttgart）寻求更好的生活，这并不奇怪。

我在威斯克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它的趣事：村民对陌生人普遍心存顾忌；时不时造访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经典民间传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意义非凡。走街串巷的修补匠在车上装着五颜六色的制成品，这让村里的年轻男女对泥泞街道外的生活产生了遐想。这些外来者带来了剪刀、染料及食盐，但是他们也会带来瘟疫。如果有染病者路过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村民可能会几近全部死亡。最可怕的是，这些村庄缺少安全保障，这比瘟疫更骇人。在令人倦怠的漫长寒冬，村民们除了忙于腌制泡菜、杀鸡宰鹅等各种手头活计，满脑子还要时刻提防着各种不法之徒来捣乱，无论是马扎尔叛军还是不守法纪的皇家军队，其中最让他们害怕的是鞑靼人的突袭。

人所共知，教堂防守森严，这也充分体现了村民内心的不安全感。愉快地在这里待上几周，从一个村庄逛到另一个村庄去看看各个瞭望塔、吊门和断崖，比较其不同之处，一定令人沉迷其中。这些教堂既简朴又实用，好似一件件奇特的艺术品。尽管坐落于别尔坦（Biertan/Birthälm）的大教堂有些浮夸，不像当地的风格，但大多数教堂，如位于威斯克里和普雷日梅尔（Prejmer/Tartlau）的教堂都装潢简朴，颇具吸引力。撒克逊人很重视座次安排，普雷日梅尔很好地保留了这个传统。每周日全村村民做礼拜，身着精致裙子的女士们坐在中间无靠背的长椅上，男人们坐在教堂中殿边上，这样便于警报响起后，他们能更快地拿起武器赶到战斗位置上。

我爬上了威斯克里教堂的塔顶（这是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领略不到的独特景象，为何如此呢？因为塔顶危险至极），在这个荒芜之地，有歪歪斜斜的木板、细长的梯子、残缺不全但看似重要的基础设施。站在这个地方，想象电报发明之前的时代由高度和距离主宰的战争，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教堂的瞭望塔一直起着重要的防御作用，但是威斯克里镇的塔看起来小巧而又无足轻重，倒平添了几分个性，也易于让人想象到过去的场景。若要鸟瞰临近乡村的一举一动，精确估算至关重要：如何将塔高增加的每一英尺换算成距村庄125英尺的距离，以便让哨兵警觉，估算出一队骑兵的行军速度，从而及时通知村民抓紧时间撤退到防备森严的教堂安全区域。像布拉索夫这样大一点儿的城镇，即便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对任何逼近城下的骑兵队伍都可将其当场击毙。但这是设备完善、拥有卫戍部队的大城市独享的奢侈，资源匮乏的乡村地区就没有这种优待，站在城墙上轮流放哨的只是一些农民。他们从没打算打败突袭者，只是想尽可能久地拖住他们，让突袭者觉得没必要再耗下去。掠奴袭击者对威斯克里本身并不感兴趣，如果受到阻碍，他们会转而袭击防御薄弱的地区。正规军队即便有时间调集火炮，也不会为了围攻这样易守难攻的小村庄而受到牵制。所以说这些防御仅仅是虚张声势，尽管称之为虚张声势，但是为了守护村庄，村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因为他们认为风险总是最大的。直到18世纪9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与奥斯曼帝国之战的后期，人们才明白，战败的后果就意味着伤员会被杀掉，剩余的人会被奴役，这和西欧的战争准则大不相同。

除了那些遗留下来的令人生畏的防御外壳，大多数的防御工事都被拆除了：极端保守的村民至少让了步，勉强允许把那些护城河、成排的拦马桩及外防御墙拆除。普雷日梅尔引人遐想的教堂得以成功复原，但进入教堂仍需穿过30米长、安装了吊门的走廊，然后进入到主要防护区域，外面围着厚厚的城墙及瞭望塔。城墙上布满可容弩弓穿过的狭缝，周围修建了许多作战平台。普雷日梅尔真正令人称奇的地方是防御墙内的区域，如今仍有分配给每一户的应急避难住所沿长廊排列——每个狭小的房间都标有号码，与村里房子后面的号码一致。其他房间堆满了日用物资，从火腿到驽弓不等，以便在敌人围攻时应急。堡垒中心是异常美丽简朴的教堂，格局是四臂长度相等的十字形，配有实用的高塔。

村庄里弥漫的那种沉重的悲恸感让人无处可逃：确切地说，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事物。但是当孩子置身于和实物大小一致（或缩小版）的玩具城堡中，克莱申克（Cincsor/ Kleinschenk）或霍莫罗德（Homorod/Hammeroden）质朴的城墙和塔楼可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想象。———————————————

[1]多安哲斯、瓦努克斯和德本西斯不是人名，分别是某一类士兵的统称。——编者注

[2]“马尔托罗家族”这个词最早用来称呼希腊的基督教徒士兵。起初，他们多是呼啸山林的强盗，后来土耳其人用一纸令状将他们招入麾下。——译者注

[3]毒蜥，又称鸡蛇，同龙、独角兽或巨人一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怪物，曾经出现在大量史料之中。——译者注

[4]希伯来传说中用黏土、石头或青铜制成的无生命的巨人，注入魔力后可行动，但无思考能力。——译者注

[5]埃及法老赫尔墨斯和他传说中的父亲透特神（Toth）以及赫尔墨斯的大儿子大祭司塔特（Tat）三人合为一体，成为人们传说中的“赫尔墨斯神”。这三位一体的神将炼金术的知识浓缩为13句话，雕刻在一块祖母绿宝石板上，流传于世。人们称这段文字为“翠玉录”。——译者注

[6]希罗尼穆斯·博斯是一名荷兰画家，他富有想象力的画作充满了荒唐的形式和怪异的象征主义，被誉为“现代绘画的始祖”。《人间乐园》这幅画完成于他艺术最成熟的时期。画家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天堂、夏娃的创造及最初的诱惑三个画面。——译者注

[7]《马格德堡法》是一套规定城市、乡村各级权利的德意志城镇法律，在中世纪为中欧及东欧许多君主采用，是中欧和东欧地区城市化的里程碑和乡村发展的标志。——译者注

—Chapter Five—

第五章

空中小屋的一次惊喜拜访»

“芳名永驻”»

死于埃格尔»

丧葬习俗和棒打狐狸»

殉道雕像娃娃»

如何构建巴别塔

空中小屋的一次惊喜拜访

年迈的马蒂亚斯终于在1612年以一种骇人的方式当上了皇帝。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他比兄长鲁道夫活得要久，并从他手中夺取了渴望已久的皇位，他现在要面对的是自己曾经吹嘘宣扬的野心已然成为笑柄。与鲁道夫统治的最后几年相比，皇室的氛围变得更为糟糕。马蒂亚斯日渐衰老，没有子嗣，而那个比他更年迈的顾问，枢机主教克莱索（Cardinal Klesl），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聊天、祈祷及筹谋事情，时不时看一眼马蒂亚斯是否还活着。马蒂亚斯疯狂地想要留下后代，于是娶了比他年轻很多的蒂罗尔哈布斯堡家族的安娜（Anna）为妻，但不幸的是她先于丈夫去世，没有留下孩子，这使得马蒂亚斯在位的最后几周可能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低谷时期。统治施蒂里亚的斐迪南的宫廷，年轻而富有朝气，是代际变化的一个明显例证。从马克西米利安、鲁道夫到马蒂亚斯统治时期，融愤世嫉俗、顺从、热情、试验精神和神秘主义为一体的思想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主流思想，到斐迪南时期却遭到摒弃。如今，正如斐迪南所鄙夷的，正是哈布斯堡家族故态复萌的软弱和混乱把整个欧洲拖入了异教的泥沼。

作为南奥地利的统治者，斐迪南实施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措，他将一部分满是新教徒的区域划分出来。他的部下在这里焚毁教堂，焚烧书籍，把新教徒的尸体从墓地里挖出，抛到道路边，挂在栅栏上。在他的大本营格拉茨，斐迪南强行推进残酷的正统天主教思想，这可以从一幅极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像中反映出来。这幅画像挂在艾格贝格宫（Schloss Eggenberg）斐迪南最阴冷可怕的副手家里。这位目光暗淡、性格冷漠的年轻统治者以手握长剑和十字架的样子示人，将异教踩在脚下碾碎，被智慧女神密涅瓦和时光老人（Father Time）的拥护者簇拥着（而非按通常的做法，围绕着某种基督教意象），沐浴在荣光下。由此可见，斐迪南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表明自己将会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并且可能会成为皇帝。他目前统治的相对较小的奥地利领土——施蒂里亚、卡尔尼奥拉和克恩滕——已经被有效地“净化”。 对于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很多地区占绝大多数的新教徒来说，斐迪南，这个受过耶稣会教育、热情不屈的天主教徒，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要合理解释斐迪南匪夷所思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他去往洛雷托（Loreto）教堂的朝圣之行。该神殿修建于此，是为了纪念圣母马利亚休憩的小屋曾在这里停留过。小屋旋转至空中，几经弹跃之后在意大利着陆，使这里在穆斯林入侵圣地时成功地逃离了被摧毁的命运。按照经验法则来看，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有关神圣房屋的故事完全是荒谬的，那么你可能无法通过一些基本的天主教或非天主教的测试。斐迪南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他和他那些极其虔诚的同伴们——他存活下来的兄弟姐妹和同样乏味的巴伐利亚亲戚们似乎互相怂恿，都喜欢过度张扬个人的灵性。

在很多方面，即使在战争爆发前，欧洲似乎已经处于一个艰难悲惨的时期。那亦是一个理智和文化激奋燃烧殆尽的时代，上个世纪曾散发出耀眼光芒的新教思想已经僵化成腐朽的“正统”观念。新教教义将会成为未来思潮的猜想已被证实是错误的，欧洲的大部分人还是信奉天主教。新教徒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天主教会自身的混乱。新教徒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横扫一切障碍不言而喻的真理，认为天主教已然是可以被一脚踢开的木乃伊外壳。鉴于双方在解读救赎的本质、人对上帝的义务、权威和服从等方面都很极端，这种冒险的代价是很大的。而事实上，到17世纪早期，新教徒已经孤注一掷，当时很多位高权重、英明果断的统治者只因没有信服新教徒的主张就遭到鄙视，他们因此倍感气愤。

在这个百废待兴的世界，斐迪南作为新生代，充满活力、超级自信。在首先确保了波希米亚的王位后，他和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分支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他们将推举斐迪南在马蒂亚斯死后继承皇位，以换取法德边界上几片重要的哈布斯堡家族西部领土。这将促成“西班牙之路”的复兴，将来数不尽的西班牙军队可以借助这条路线安全地从西班牙统领的意大利北部直达尼德兰的反叛省。斐迪南的所有安排都有着宗教和政治目的。秘密协议确保了斐迪南的皇位——他从前在反新教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还任由西班牙军队以类似的方法处置内部的异教叛乱。只有将新教这个“毒瘤”拔除后，欧洲的各要道才能再次自由流通。因此新政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马蒂亚斯死去。

在鲁道夫的统治下，新教徒已经忍受了多年，所以他们有理由开始警觉——整个大陆上形成联盟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有一定威胁的。对于波希米亚的新教徒来说，在目睹了斐迪南对南奥地利的毁坏之后，在他们身上将要发生什么已经显而易见了。斐迪南一当上波希米亚国王，就强调了一些特别的天主教权利，新教徒不敢想象他一旦当上皇帝，会不会全力摧毁新教信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618年的夏天发生了那场“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The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斐迪南派出的天主教议员被狂怒的新教贵族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口扔了出去。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坠落时承蒙天使伸出援手（至少天主教徒们是这样描述的），或是因为他们正巧落在粪堆上（新教徒们比较倾向于这一解释）。在荷兰人的怂恿下，波希米亚人随后废黜斐迪南并拥立普法尔茨选帝侯——年轻的腓特烈为新的统治者。波希米亚宣布独立，不再受哈布斯堡家族掌控。

令人沮丧的是，这次反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鲁道夫和马蒂亚斯的统治日益衰败，因此波希米亚人感到他们的处境比之前要好得多，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非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圣杯派信仰几乎等同于国教，该教派早于新教路德宗出现，以捷克语为服事语言。尽管大多数波希米亚人都不信奉天主教，但他们还是以各种原因四分五裂了。新教群体之间很少互相帮助，而作为加尔文教徒的新国王也对他们百般厌恶，疏远了曾一度坚定拥护他的支持者。尤其当国王的扈从们开始毁坏一些敬神雕像和神祠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更是被激怒了。对于波希米亚人来说，显然，要想摆脱（统治一个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家族和（已经被他们完全扰乱的）帝制，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何况在争取足够的盟友支持上，他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斐迪南和耶稣会朋友私下会晤后，又听取了更广泛的民众意见，然后不出所料地选择了战争。1619年3月，马蒂亚斯去世。斐迪南于9月在法兰克福加冕为帝，而他的对手腓特烈于11月在布拉格篡位成为波希米亚国王。

波希米亚的叛乱分子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即使是像萨克森这样主要信奉新教的邦国都对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转而支持皇帝。当代有一部十分伤感的动画，描述了一头纹章上的波希米亚双尾狮子被困在荆棘丛中的情景。新任国王腓特烈走了过来，衣着华丽，头戴时髦的帽子，他将狮子救了出来，拔掉了它身上的刺，并照顾它直到恢复健康。该动画颇为讽刺地道出了新教徒们满怀希望的幻想是不现实的。比起普法尔茨的纨绔子弟提供的保护，这头波希米亚狮需要的更多。即使是腓特烈的岳父——古怪的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即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也对他一时冲动跑到布拉格的行为感到惴惴不安，并不赞成。荷兰受与西班牙休战协定的限制，不能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第二年，在那场痛苦且战力悬殊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波希米亚军队被摧毁，与斐迪南之前以残酷手段统治的施蒂里亚如出一辙，波希米亚消失了。

大多数上层社会说捷克语的人要么被迫改变信仰，要么被驱逐流放。最骇人的场景是布拉格老城区广场成了叛乱头领的处决场，死亡训词或是反抗的叫声都被集结的鼓手们震耳欲聋的击鼓声淹没了。斐迪南许多讲德语的朋友都获封大量财产，捷克语很快变成了在乡村才讲的语言，成了被剥削者的语言。整个王国趋于统一——一个成功将意识形态差异抹去的梦想得以实现，这一事实让后来的统治者都非常震惊。讲德语的天主教外来政客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所有的城堡，虽然不能完全消灭捷克人，但他们差一点儿就做到了。当然，有很多更古老的日耳曼社群分散在波希米亚，但是在白山战役之后，德语才变成官方语言，似乎同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一样晚。一个伟大的中世纪王国消失了，最终仅仅沦为一个省——虽然有自己的军队和税收，但与布拉格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地区。鲁道夫二世在那里用猎豹狩猎并同巫师们交谈，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天主教元素铺天盖地地涌入，尤其是在洛雷托的神圣小屋（在布尔诺也有一个），直到今天仍不可思议地统领着城堡贵族们居住的区域。

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内的一些陈设足以唤起人们对这一时代的回忆。尽管这里遭受过围攻、入侵和狂热的新捷克浪潮的洗礼，仍然可以看到两块巨大的木质嵌板立在神坛两侧，记载着新政权对腓特烈短暂统治期的看法。其中一块很有趣但有些老套，展现了在腓特烈统治下加尔文教徒对教堂内圣像的毁坏。但是，这与同一位雕刻家创作的惊人的布拉格全景图相比就不算什么了：许多教堂塔楼不屑地怒视着下方查理大桥上小到几乎看不见的人和马车：腓特烈和他的下属们带着华美的服饰和战利品逃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布拉格变成一个更加纯洁、健康的城市，再也没有像跳蚤一样搞破坏的人想要挑战宗教权威。这样带来的影响是可怕的——一段20世纪才会有的高高在上的、压抑的独裁统治时期开始了。这是胜利者的艺术。

从三十年战争的起源可以看出为什么战争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一旦波希米亚人被处置，从西班牙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大群欧洲统治者便会鱼贯而入，怀揣各种动机，总能找个理由来打仗。如果有虚无缥缈的“天赐良机”和值得维护的政治原则就更不必说了。这些所谓的神圣动机，要么是狡猾的，要么是愚蠢的。在野心和恐惧的洪流中，斐迪南二世是否是一个希特勒那样的人，这一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在一些后来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斐迪南只是勇敢地尝试将德意志领土合并——即使被俾格米人（Pygmies）[1]打倒，遭法国背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他制止了腐败，重塑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将其变成纯洁之城——即使被打倒……如此等等。但对于新教徒来说他是危险恶毒的狂热信徒，心胸狭隘，毫无理性。现代欧洲无论是在德意志的军事统治下，还是在统一的天主教势力的掌控下，都表现得缺乏激情，使得当代人更趋向于赞同新教徒的观点。

斐迪南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为人知，他不得不向一群对手挑战。有时候他处置这些对手就如同一个狙击手射击游乐场的塑料鸭子一样容易。舍弃了阿尔萨斯（给了西班牙）和两块卢萨蒂亚地区（作为答谢赏给萨克森，因其共同参与了入侵波希米亚）后，斐迪南保证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剩余地域的统治权。并且自查理五世统治以来，斐迪南史无前例地重振了皇威。在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除了组织军队参加土耳其战争，国家几乎完全陷入混乱状态。但是斐迪南的目标更宏大，他放眼欧洲，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资源，消灭任何想要反抗其专制统治和天主教政策的人。他最初的敌人全都被击败了：一个丹麦新教徒试图阻止他，最终落得悲惨下场。皇家主要的军事领袖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元帅（Generalissimo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组建了一支自罗马帝国以来史无前例的规模庞大的军队。在耶稣会朋友们的疾呼呐喊下，建筑师和装饰者们开始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对天主教建筑的修筑和重建中。斐迪南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他过于野心勃勃，这一点是致命的。1629年，他草率地颁布《归还教产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要求新教徒将手中大量的财产和领土转交给天主教徒。1555年开始确立的宗教所有制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几乎将所有人都疏远了，只取悦了那些狂热之徒或最懒散的人。自1555年以来，许多新教统治者从天主教徒手中夺取了领土，不来梅（Bremen）和马格德堡等主要城市危在旦夕。斐迪南的盟友和中立派都对他的狂妄自大感到胆寒——而且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斐迪南计划的一部分而已：他坚定的信仰意味着1555年只是一个基点，斐迪南迟早要收回整个帝国的所有领土。为了回应急需帮助的新教徒，就在第二年，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率领他的瑞典军队来到德意志北部，从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芳名永驻”

三十年战争造就了一批传奇的英雄和恶人，虽然关于他们的传闻转瞬即逝，但那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人，总是能通过振奋人心的报纸消息和布道的方式向人们传递时代之音。加布里埃尔·百瑟伦（Bethlen Gábor）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一个加尔文教派信徒。可能加布里埃尔·百瑟伦也是唯一一位用正确的匈牙利名字顺序（姓氏在前，教名在后）在不列颠历史学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但这只是出于无知，而非真的对他的名字感兴趣。特兰西瓦尼亚唯一一次引起不列颠的注意是在战争开始阶段，一位英勇的王子试图摧毁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这件事被清教徒们加以利用，以抵制詹姆士一世无为苟安的政策。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公国是古匈牙利王国现存的两大遗迹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入侵迫使它与王国分离开来。双方就像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样，都认为对方的存在是非法的、离经叛道的。王室匈牙利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而特兰西瓦尼亚是个半自治的奥斯曼附属国。匈牙利剩余的领土被并入奥斯曼帝国，仅成为无足轻重的一部分。鉴于王室匈牙利仅仅是脆弱地依附于哈布斯堡家族自命不凡的统治之下，加布里埃尔·百瑟伦与其领导下的匈牙利人视自己为匈牙利王国尚未消亡的最后堡垒。虽然一些匈牙利贵族站在特兰西瓦尼亚一边，但是另外相当一大部分贵族却安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保护，认为特兰西瓦尼亚正在铤而走险，遁入半东方化、离经叛道的宗教泥潭。不同的政权使许多匈牙利人免遭哈布斯堡家族的天主教同化。17世纪末，特兰西瓦尼亚最终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后，也因此无法摆脱进而被捷克人瓜分的下场。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他的前辈们从土耳其那里割离出一块土地自立为王，建立了半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越界太远，可能最终会被伊斯坦布尔方面消灭。

特兰西瓦尼亚人非常宽容。其君主是加尔文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对德布勒森这一加尔文教派的重要阵地予以支持，还为学习宗教的学生支付去其他欧洲友好国家交流的学费。特兰西瓦尼亚语言和宗教结构复杂，如果没有宽容极易爆发内战。但特兰西瓦尼亚对信仰东正教的罗马尼亚人就没有这么宽容了，因为他们大多是农奴。即便如此，宽容已经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标志性元素，与斐迪南二世残忍的同质化政策形成了对比。

通常情况下，宗教和政治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确定一人的明确动机简直枉然。宗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自我救赎的代价非常高，单单愤世嫉俗地宣示自己的信仰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是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所信奉的加尔文主义，也许无意间成了匈牙利抵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正是土耳其人当时向匈牙利的加尔文主义提供庇护才使匈牙利得以幸存，免于同恭顺的奥地利天主教农民一样，向电影《天外魔花》（Invasion of Body-Snatcher）[2]式的命运屈服。只要哈布斯堡家族还坚持以信奉天主教来界定自己（除了少量特殊情况，他们一贯如此），那么相反，特兰西瓦尼亚的多元性则是匈牙利人自身信念的核心。这一状态到后来17世纪独立公国解体时也没有改变。在弗兰西斯·拉科齐二世（Francis Ⅱ Rákóczi）时代之后，为了捍卫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的独立，反抗者伊姆雷·特克伊（Imre Thököly）欣然与土耳其军队一同作战，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弗兰西斯·拉科齐二世来自另一个自大的家族，一向对哈布斯堡家族深恶痛绝。他联合奥斯曼帝国和法国一同对付哈布斯堡家族。这两人最终都在流放土耳其时过世，但他们的事迹对后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深远。

几个世纪绵延不断的战火和烧杀劫掠碾平了这片土地，加布里埃尔·百瑟伦的过往徒留残砖碎瓦，但有一个例外令人称奇。特兰西瓦尼亚被群山环绕，但在西部和西北部方向有一片地区，在特兰西瓦尼亚历代大公统治时称作帕蒂厄姆（Partium），这片地区起于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Ruthenia，在今乌克兰境内），横跨德布勒森、阿拉德（Arad）等城市，止于罗马尼亚西南部的细碎尘埃之中。奥拉迪亚（Oradea）是加布里埃尔·百瑟伦的一个要塞城市。和很多其他主要城镇一样，它是一座堡垒——一面怪异的围成五角星状的墙占据着南半部分。夏日骄阳似火，令堡垒萦绕在一派迷人的印度风情当中。破碎的城墙暗示着人类浮华已经退去，事实上它就像杜格拉卡巴德（Tughlaqabad）古城的城墙一样，只是没有眼镜蛇。很多时候，乌鸦（这里指寒鸦）在废墟之上孤寂而铿锵的叫声，让这片废墟的景象更觉萧索。哈布斯堡家族与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们最初曾在此地就分割匈牙利签订协议。几轮土耳其人和叛军围攻后重修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在一块残存的石板上面这样写道：

潘诺尼亚（Pannonia）的加布里埃尔，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3]的后裔，为了国家，用血肉建造了这里的城墙。他力大无穷，甚至可以以一己之力使神话中重要事件的结果发生翻转，诸如特洛伊战争、塔尔珀伊亚岩石（Tarpeian Rock）处决以及巴比伦之囚。天堂也传颂着他的功绩，他的圣名将流芳百世。

当然了，人们也经常把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看作奥西曼达斯（Ozymandias）[4]式的傲慢与愚蠢。但是与其沉醉于这些文字本身所描述的恢宏之中，不如想想它为何能从17世纪20年代起保留至今。

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差点儿就击败了哈布斯堡家族，他的军队三次闯进哈布斯堡领地并一度抵达维也纳城门。特兰西瓦尼亚人亲自向世人证明了三十年战争是多么骇人听闻，多么具有破坏性，多么不可阻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或多或少也是两大对立的武装联盟的争斗。皇帝最初面对混乱的局势，似乎给敌人一种他们大有可能获胜的感觉。他们（包括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像扬扬得意的捕食者一样，一次次突袭，却又相继败下阵来。但是此时的皇帝无力反击并剿灭他们。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得以肆意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果哈布斯堡家族对特兰西瓦尼亚发起直接进攻，很可能导致奥斯曼帝国加入，而这将不利于斐迪南的全盘计划。事实上，三十年战争的古怪之处在于当时土耳其军纪涣散，错失了有效攻打和驱逐哈布斯堡家族的最佳时机。[5]

在战争的进程中，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以为自己可以从战争中获益，纷纷参与其中，但事实上他们先后以失败或陷入僵局而告终。最后，在经历了无数屈辱、占领和挫败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军队组成了反抗斐迪南的武装力量，斐迪南二世全面征服欧洲的计划落空。短短几个月里，瑞典人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帝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在1632年战役中，即使古斯塔夫本人牺牲了，瑞典军队依旧保持了战争势头。虽然斐迪南与西班牙结盟，但法国的迅速参战使事态远远超出斐迪南的掌控范围。哈布斯堡家族依旧家底雄厚，即便斐迪南在战争中受到重挫，整个家族也不会完全被打垮。战争的复杂性不断加剧，国与国之间不断达成一轮轮和平协议。半独立的雇佣军劫掠了农村地区，而瑞典人也逐渐从新教英雄演变成暴力强取的动乱分子。

死于埃格尔

如果说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是新教英雄的两大典范，那大恶棍（除了“被耶稣会蛊惑的”斐迪南本人）就非大将军瓦伦斯坦莫属了。他是一个波希米亚小贵族，倒向了斐迪南，并从斐迪南没收的叛军领土中分得一杯羹。斐迪南把大块的土地分给瓦伦斯坦，一方面以示酬谢，一方面也有附加协议，即授权瓦伦斯坦大举扩张军队，规模甚至可以超过维也纳军队。有了“捐助”（或者说是村庄为免于破坏威胁而上交的保护费），这些军队游走于中欧各地。他们实力强大，足以阻止反哈布斯堡的武装力量，但是即便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强大到一举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去往奥拉迪亚西部的漫漫长路上，有一座捷克城市海布（Cheb），以前叫埃格尔。如果抛开20世纪前半叶在前线发生的诸多令人扫兴的事件，这里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多年以来，埃格尔都以一件记录在博物馆里的重要事件而闻名。我无法控制此时激动的心情，努力集中注意力按照正确的参观顺序参观博物馆。从一号厅开始，这里展示了大量奥博特里特（Obotrite）古老的贮存容器、手镯和其他展品。但是看到一张显示一些人正在挖掘瓦罐的黑白照片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两步并作一步地跑上楼，来到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地方：瓦伦斯坦被暗杀的寝室！自然，这间寝室已经被改造过了，如今它有了华丽的装潢：木质护墙板，一张大床，还有一柄戟（或许是其中某个刺客使用的那种武器）悬挂在屋子的正中间，指向一件悬挂着的睡衣（代表瓦伦斯坦）。

如果瓦伦斯坦对于斐迪南来说至关重要，那么他与国王的关系似乎太过疏远，一点儿也不亲近。1633年，人们越来越担心，拥有雄厚资产、财力和强大军队的瓦伦斯坦会摆脱维也纳的控制，然后自己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他的动机仍然不为人知，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人，很遗憾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或许只是一个有些无趣但很有钱的军人。在席勒从1799年开始创作的三部曲中，瓦伦斯坦完全改变了形象，被刻画成一个心思复杂、尚有缺点、沉迷于占星术的人物，一个被庸才背叛的人。无论如何，在那个整体氛围阴郁偏执的时代，斐迪南和他的顾问们在长达15年的战争之后，开始相信或许瓦伦斯坦真的是在计划背叛他的领主们。阴谋逼近，一群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海布屠杀了瓦伦斯坦和他的追随者，这惊世骇俗的一幕以戏剧化的表现方式被刻在千张廉价的木版画上。

虽然刺杀房间不是本来的样子，但是前来参观的人依旧络绎不绝，而且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座博物馆里竟有瓦伦斯坦的战马标本。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我就被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马标本深深吸引（他未能守护城镇最终战败后，信奉天主教的居民把它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我本以为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标本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瓦伦斯坦的战马更胜一筹。不过这具标本修复得太过完美，有点儿失真，未免让人觉得遗憾，而古斯塔夫的战马身上有很多斑点，想必是以前被当作重要装饰品放在宴席上时沾染了红酒渍。当我仔细观察瓦伦斯坦的战马时，我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真实感：那时我在旧市政厅参观布尔诺的鳄鱼，它是土耳其赠予马蒂亚斯皇帝的礼物，却明显是采用维多利亚时代细致的标本剥制术制作的。类似奇怪的违和感在英戈尔施塔特的战马上显得没那么让人不舒服。虽然瓦伦斯坦的战马身上所有的组成元素都是假的（其实马蒂亚斯的鳄鱼也是假的），但它背后的动机并不那么容易看穿。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他的儿子斐迪南三世领导了之后长达11年的战争。无政府状态下的军队大肆劫掠未被完全摧毁的城镇和乡村，留下满目疮痍。欧洲战场接下来的战争进程格外令人难以捉摸，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和马扎然（Mazarin）掌权时期再度变得强大，之前法国的军队战斗力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争本是为了阻止势不可当的哈布斯堡天主教徒的复仇行动，但从欧洲传统观点来看，战争只是又推动了一个令人棘手的事态的发展而已。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签订时，几乎所有发起这场战争的领袖都死了，除了可怕的狂热天主教徒巴伐利亚老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他继续郁郁寡欢地祷告了3年。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场战争，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数字是800万，这几乎与20世纪战争的死亡人数一样骇人。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一直到200年之后开始的工业化时期才逐渐恢复。战争因宗教冲动肇始，而结束时人们已经没有当时的热情。斐迪南二世与他的新教对手们似乎都真的相信这场战争关乎整个世界的终结，相信人们的宗教救赎正处在危急关头。但其他一些因素几乎瞬间动摇了这一观点，无论是个人忠诚（新教徒无疑支持皇帝）还是现实政治（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支持新教徒）。到战争结束时，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成功肃清了其直接管辖的大部分领土——曾经大体上由新教徒占据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从现在起已再无一个新教徒。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更广袤的地区，肃清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尽管财殚力痡，欧洲各国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依旧是对立的。

在布拉格郁郁葱葱的群山中仍保留着一些19世纪末传统节日陈列品的遗迹。我最喜欢的是镜厅（Hall of Mirrors）。厅中的镜子被完整地保存在精美的木盒子里，一眼就能看出是上流社会的玩物，这种保存完好的后哈布斯堡时代气息对于小说和电影的取材取景而言弥足珍贵。穿过镜厅，我不由觉得必须得穿上燕尾礼服，戴上单片眼镜，才能与那里的气氛相得益彰。在镜厅中央随意陈列着当时人们喜爱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展现1648年保卫查理大桥的巨型画作，它戏剧性地展示了学生与耶稣会联合反击凶恶的瑞典雇佣军的场面。这幅画几乎是沉闷的，无聊得可笑，很难想象它曾经震撼了每一位观众，他们的标准要求可能远远低于如今我们对3D版《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要求。画的透视效果通过画前一台可怜的小加农炮和零星散落的盔甲来体现。这幅画所纪念的那场战斗是整场战争的收尾之役。当时瑞典人洗劫了城堡（带着从鲁道夫时代掠夺的许多战利品回到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鲁道夫最为珍贵的阿尔钦博托的画作），并试图攻入老城区。坚固的防御证明布拉格在战争期间改变了许多。以其根深蒂固的胡斯信仰为基础，布拉格从抵抗新教的核心城市发展为一个温和的天主教城市。到处都是修道院和重建的教堂，无数讲德语的人移居到这里。如果说1619年布拉格人们曾对瑞典人的到来感激涕零，那么如今瑞典人已经被完全拒之门外。两个世纪之后，捷克民族主义者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古老而颇具争议的历史，在这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欧国家都已经成功地完成宗教净化，哈布斯堡家族也即将重整旗鼓。

丧葬习俗和棒打狐狸

三十年战争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在维也纳安顿下来。战争休止看似遥遥无期，王朝几近崩溃，维也纳宫廷不断传来噩耗，身心俱疲的斐迪南三世坐在装潢简朴的维也纳宫殿里，竟不知为何沦落到安身于此的地步。在很多方面，布拉格都比维也纳更恢宏壮观，许多办公官邸密布在城堡山（Castle Hill）附近，到后来却变得衰颓，带着统治者鲁道夫[6]古怪的气质，并且这里还是异教徒的聚集地。但是皇室似乎从未考虑过要去一个更具帝国色彩而少些哈布斯堡气息的地方，如雷根斯堡、纽伦堡或法兰克福这样典型的德意志城市。从布拉格迁往东南方向约320千米以外的维也纳，意味着大公家族的领地对哈布斯堡家族尤为重要，同时也使哈布斯堡家族的重心果断转移到东部。法国是哈布斯堡家族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最大敌人，因此迁都到维也纳可以打造一个巨大的防御性缓冲地带，在后来对法国的战争中这一机制屡次发挥作用。但这也使家族过于临近奥斯曼帝国边界。早期的皇室时常四处迁移，腓特烈三世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会带着随行人马突然驾临，随行的队伍中都是些饥肠辘辘的鼓手和弓骑兵护卫。他们如蝗虫一般席卷而来，指望得到当地某个贵族的热情款待，这令贵族们不胜其烦。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维也纳只是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紧急情况下用作临时据点的城镇，现在却成了皇室的永久定所。

迁都维也纳的影响也反映在宗教的各个方面。事实上，马蒂亚斯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迎娶了蒂罗尔的安娜——她的父亲蒂罗尔的斐迪南也颇具魅力。安娜笃信宗教，年纪比马蒂亚斯小很多。她芳年早逝，立下遗嘱要资助嘉布遣会（Capuchins）的一所教堂。嘉布遣会是著名的苦行僧修会，于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传入帝国，领袖是布林迪西的劳伦斯（Lawrence of Brindisi）。他在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期间担任皇宫附属教堂的神父，死后被追封为圣徒。这所嘉布遣会教堂建在新集市广场（New Market Square），教堂里的修士将负责照料安娜及其丈夫的陵墓。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教堂直到1632年才建成。但斐迪南却不领这份情，选择安葬在自己钟爱的城市格拉茨。不过，为了进一步证明维也纳作为正式都城的地位正日益稳固，斐迪南三世及其几乎所有的后继者死后均埋葬在嘉布遣会的地下墓穴。

他们的遗体埋在嘉布遣会墓穴里，心脏葬在毗邻霍夫堡宫的奥古斯丁教堂（Augustinian Church），肠子则浸泡在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 ）的铜罐里（罐子上贴有小标签：利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等——人们会忍不住想把罐子拿起来摇一摇，听听里面会发出什么动静）。这些举动表明，哈布斯堡家族最终确定维也纳为王朝所在地。事实上，维也纳城中心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哈布斯堡家族举行一系列宗教仪式的场所：斯蒂芬广场、格拉本大街（Graben ）、安霍夫教堂（Am Hof）、霍夫堡皇宫的庭院，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所有这些构成了几百年来如钟表般精密复杂的宫廷仪式的一部分。

自17世纪以来，哈布斯堡法定节日变得越来越热闹，天蓬、熏香和唱诗班也旋即流行起来。在一年一度的各种游行活动中，人们分别庆祝与土耳其交战胜利、与法国交战胜利，庆祝利奥波德一世大难不死躲过雷击。每年10月还会在格拉本大街的圣三一柱（Holy Trinity Pillar）旁举行纪念1679年扫除瘟疫的大游行。18世纪后期，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相继取消了许多这类仪式，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荒谬的黄道十二宫图时间表仍旧存在，弗朗茨·约瑟夫据此推测何时应该履行他的宗教义务。

人们大都觉得哈布斯堡宫廷非常无趣。更难堪的是，其国库资金要比当时17世纪的法国劲敌少太多。那时的法国宫殿建造艺术精湛，廷臣周身芳香，戴着手套，群聚一处，共赏绚丽的喷泉，共品特制的美酒，漫步于孔雀遍布的花园，徜徉在装饰着奢华镜子的大厅。哈布斯堡王朝则一直重视宗教祈祷，也算可以弥补他们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了。当然，这也成就了不同的审美观，使霍夫堡时至今日整体上仍带着一种沉闷的实用主义色彩。更令人惊讶的是，与法国王室相比，哈布斯堡皇室中很少有人豢养情妇——哈布斯堡皇室中严苛的道德观常常是名副其实的，也很少出现法国凡尔赛宫中出了名的流言蜚语和派系纷争。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十分喜爱宫廷侏儒，这种喜好虽没什么不好，但其中缘由令人费解。宫廷侏儒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也是从西班牙引进的新鲜玩意。这些侏儒——常取“克莱因男爵”（Baron Klein）之类的名字——是值得托付的亲信，是小丑弄臣，是打杂的差役。他们矮小的个头明显表示他们不属于王公贵族所在的现实世界。实际上，上述侏儒就是朝堂之上能够如鱼得水的那一小部分人，而宫廷中其余的大多数人都只能像研磨机上的零件一样，不光要按照高低贵贱脱帽致意、鞠躬作揖、屈膝行礼，还要参与盲目从马德里学来的机械的繁文缛节。

皇帝有可能面临受困于这种组织形式的危险。一个记性好的内侍说，宫廷生活就像镶着锦缎的太阳系仪一般不停运转：每年一系列宗教节日有规律地交替推进，其间穿插着每日饮食、祷告、觐见和议会会议等日常活动。如果皇帝只是像圣诞老人那样坐在那里，这种有序运转就进行不下去了。皇帝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突然要听音乐，心血来潮做出慷慨之举，决定去普拉特公园骑马），对于让人们保持理智和表明皇帝不羁的天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约瑟夫一世花掉霍夫堡宫一整年的粮食和宴会的预算费用，只为购买一颗他喜爱的钻石时，大臣们或许会精神崩溃，但这是皇帝们的一贯做法。他们用行动表明，自己对中产阶级的埋头苦干漠不关心。这种轻率的挥霍也体现在同样喜欢讲排场、论派头的贵族阶层身上。

宫廷里的人们通常用大把的时间来玩纸牌或者掷骰子游戏，而利用其他空闲时间做些其他事情（比如听听歌剧），这个时候皇帝无须与任何人交谈，人人都为此感到开心。皇帝身边终日围绕着一群怪模怪样的使臣、专业溜须谄媚之人和醉醺醺的昔日战时英雄。有求于皇帝的人络绎不绝，皇帝经常需要找理由不理会他们或不对他们做出任何承诺。有时可能仅仅因为想要打破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皇帝突然决定发动战争——事实上要使宫廷不像钟表发条那样单调运转，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让宫中人士隔一段时间出动参与一些重大战役和紧急事件，这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考验民族凝聚力、同胞友情和信任的好机会。

不玩纸牌也不打仗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就去狩猎。哈布斯堡家族热衷于一些古怪的狩猎方式，最古怪的或许要数每年在拉克森堡（Schloss Laxenburg）使用猎鹰捕杀苍鹭。苍鹭在翱翔时总是羽毛紧裹，形成轻盈的纺锤形身形，用猎鹰这种凶猛、小巧而又攻击性强的鸟类来捕杀苍鹭，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同样，让驱赶猎物的人把几十只鹿追到深水潭里然后用弩弓射杀它们，或是把狐狸裹到毯子里扔来扔去再乱棍打死（利奥波德一世过去尤以此为乐，由侏儒们陪他玩乐，给他帮忙），这些做法让人很难看出乐趣何在。大概这种捕猎方式是为了彰显贵族对庞大生灵的主宰力，又能避免皇帝出丑。苍鹭是体形最大的鸟类，但是如果按寻常的方式用枪射杀它，它就会像爆炸的长椅一般碎片乱飞，那么皇帝的狩猎水平就会显得拙劣平庸，而非精湛高超；传统不受控制的猎鹿活动太过危险，无法观赏，因此要把鹿赶到皇帝面前，方便皇帝猎杀；狐狸太过敏捷，难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杀死，因此得先打昏，然后用毯子卷起来。所以无论做任何事情，皇帝的举动都必须展现出他的掌控力，虽然实际上他并不是主宰。但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掌控了：例如，谁敢在朝堂之上表示利奥波德把狐狸裹在毯子里乱扔是很荒谬的？大概没人敢。我们对过往了解得越多，便越发觉得它古怪。

殉道雕像娃娃

蒂罗尔南部一些分散的地区是古罗马帝国主教辖区，主要分布在布里克森镇周围。布里克森现名布雷萨诺内（Bressanone），隶属意大利，以德语为主要语言。布里克森与其南部毗邻的特伦托形成天然屏障，为帝国守卫着勃伦纳山口。对于那些喜欢宗教作品的人来说，布里克森主教辖区的博物馆绝对是个经典，博物馆里塞满了破旧不堪、蛀孔累累的木版画，展现的都是《圣经》里受苦受难的场景，是该地区的雕刻家和画家数百年来创作的作品。这家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和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大量精心制作的圣诞马槽系列作品，这些小幅全景画上画满了小人，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艺术家受大主教之托所作。“马槽”一般暗指圣婴耶稣，有关圣婴耶稣已有很多描绘，但木刻家和蜡雕家很快厌倦了这类简单的表现手法，转而采取更为大胆的刻画。在一尊精妙绝伦的希律王（Herod）组合雕塑中，希律王有着镀金的猴脸，坐在战车上癫狂地笑着，在恶魔的护送下（恶魔的长矛上扎着婴儿）驶向地狱之门。还有一个是耶稣在天使的协助下帮父亲伐木的场景。这个场景很奇怪，我不记得《圣经》中有这一幕。此外，还有一部作品《逃往埃及》（Flight into Egypt）更是天马行空，按常理“逃往埃及”的故事要体现出一家人在快车道上驾车做长途旅行时那种惬意和欣喜，但是这里却刻画成另一番栩栩如生的场景：耶稣一家骑着毛驴走在颤巍巍的桥上，穿过猛兽谷。桥下有几十头小型狮子、老虎和豪猪（为什么画豪猪让人感到奇怪），正等着他们掉下来好饱餐一顿。天使们挥舞着火焰利剑护送他们——这是另一个我确实不记得出自《圣经》的场景。

当我暗自嘲笑大众化的天主教教义越发被肆意杜撰，然后走进一间满是圣徒和殉道者雕像的房间后，我顿时心情大变。我发现自己目之所及极为恐怖：那是一件1495年前后创作的雕像，雕刻的是孩童殉道者——特伦托的西蒙。长期以来，这些可怕的雕像娃娃大多数都被扔掉或者装箱封存了，梵蒂冈最终也在20世纪60年代宣布与之脱离关系，但是这里却有一件雕像，出色地刻画了这个曾经无所不在的形象。早在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特伦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人们在一个犹太人家的酒窖里发现了一具失踪的两岁男孩的尸体。传闻说犹太人杀了小男孩，并把他的血液加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薄饼里了。这尊小塑像刻画的孩子浑身都是刀痕，伤口滴着鲜血，孩子手里举着一个标志牌，上面画着犹太人使用的钳子和钻刀等凶器。孩子的尸体被发现后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8个犹太人被处决，还有一个在狱中自杀（雕塑还把3个杀害西蒙者的微缩形象刻在西蒙的脚下）。随后整个犹太族群被抓捕，还有15个犹太人被施以火刑。

很快全国掀起了一股对特伦托的西蒙虔诚的宗教狂热，各地都以他为名安设了祭坛、教堂和圣祠。法兰克福臭名昭著的老城桥塔（Old Bridge Tower）在19世纪被装饰上可怕的“犹太猪”像，还有西蒙的遗体和导致他死亡的凶器。这股狂热持续了很久，其间有很多关于西蒙代祷的奇迹发生，这使得反犹思想大行其道，似乎时不时地在这个帝国里出现一阵。

虽然1495年发生在特伦托的这次血淋淋的诽谤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却揭示了主流天主教教义和反犹太主义之间不稳定的危险关系，使哈布斯堡王朝历史更加纷乱（而且自然会涉及新教徒）。本书没有其他地方适合探讨帝国中犹太人的问题，但是此处谈这个问题刚刚好。到了17世纪，特伦托事件似乎已经过去许久，却在一个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时期的图像中被永久记录下来，在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营造了某种对立，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掩盖不了这段古怪而稳定的关系中长期持久的本质。

在20世纪40年代让人无法容忍的阴影笼罩下，重新构想一个时而充满暴力但又不存在种族灭绝式压迫的世界是极其困难的，却是十分必要的。就连斐迪南二世在帝国境内明令禁止天主教之外的所有宗教时，也对犹太教网开一面。犹太族群历史悠久，比中欧任何一个在此定居的部落都要古老。由于在基督教故事里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处境尴尬。即便犹太人同样信奉耶稣基督，并形成某些作奸犯科的独立分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异教徒。但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因为犹太人生性固执，而且从事的生意，如借贷等，在天主教徒看来是该明令禁止的。因此他们的作为时不时会让人难以接受，他们随时会面临被屠杀或者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在犹太人看来，自从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拆毁了寺庙，他们的族人便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流离失所，因而“固执”正是他们身份的本质体现。这种离散让他们对于自身权利有了另一种表述，能让他们在各种敌对的、冷漠的、严峻的环境中世世代代不断改变行为方式来维护自我。对于基督徒来说，《旧约全书》大部分内容能生成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戏剧，适合装饰墙壁和雕刻在版画上。据了解，《旧约》中有大量的线索，虽经大量学术研究，依然无法解释，因此便成了《新约》中的预言。对于犹太人来说，《旧约》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可以让他们安心地完成一个个挑战，也时常提醒他们经常性的流亡和如今沿用的法律使他们的祖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认为，相同的材料竟可笑地被基督徒滥用和误解了。无论双方怎么相互争辩、相互否定，他们共有的遗产无疑是欧洲历史中最清晰、最有力，也最具创造力的线索之一。但是除了几段很短的时期（最明显的就是在鲁道夫二世统治下的布拉格，由于一些琐碎奇怪的原因，他们在许多方面有过交流），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犹太人可以从《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中引出一大串恶名远扬和为人残暴的刻板形象，预示威胁或援助过他们的那些衣着华丽、骑着骏马的欧洲君主。理论上，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其他版本也可以从犹太人眼中构建，除了一些犹太人认为无关紧要却被我们看作“历史事件”的基本问题——“对国土的憎恶”，犹太人认为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欧洲暴行的背景，只有反对这种暴行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特伦托的西蒙的故事尽管很令人厌恶，但仅仅是个例。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们一直就如何对待犹太教争论不休。哈布斯堡王朝设有专门法庭来处理财政和行政事务，包括煤矿、葡萄园、林业、河流和军队等，还包括犹太人问题。所以说，就像匈牙利北部德意志矿工殖民地一样，犹太人有什么问题都要直接汇报给皇帝。这种保护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偶尔的公民暴动之外，犹太人很少会真的遭到暴力迫害。不过这也远不是对犹太人心慈手软，犹太人时常被征收重税，因而变得更加贫困。犹太人受到的严苛限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我们看起来的那么极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生活在高压环境里，要履行的义务不少，享有的权利却少得可怜。但是随着这些封建枷锁脱落，基督徒、地主和行会大势已去，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越发显得严苛。18、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在面对如何合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一直莫衷一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关乎犹太人权利的争论中从未有人征求过犹太人的意见。皇帝和他的谋士——多数为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他们制定政策是出于宗教虔诚和效率，而从来不会出于自己的好奇心。犹太人的需求和他们的决策没有关系。有一派学者视犹太人为活化石。他们不仅仅把犹太人看作品质恶劣的《旧约》传统继承者，还把他们看作通晓卡巴拉神秘哲学（Kabbala）、掌握古埃及魔法的中间人。更有甚者，还莫名其妙地把他们视作能够接触未解象形文字之谜的叙利亚[7]后代。关于神秘学说的不同解读方式并未让很多人感到困扰，但这反映出人们强烈的学术好奇心得到了天主教学界的尊重，也再次表明犹太教有别于其他教派。基督教另一派观点认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彻底消除帝国境内的反常现象，比如通过某个具有吸引力的法案让犹太人最终改宗。在宗教狂热和光怪离奇的斐迪南二世时代，斐迪南曾试图强迫犹太人听布道，当然也做了些大手笔的事情，比如出资在维也纳多瑙河畔对岸建立新的犹太人聚居区。

每一项举措都令犹太人极度恐惧，也相应地引发了众多论战。争论就以下问题展开：根据摩西五经（Torah）[8]，允许与犹太人展开多大层面的合作？犹太人有多大余地和退路能跳出统治阶级的陷阱以免被去犹太化呢？这些焦虑有无数种表现形式。比如，哈布斯堡王朝规定犹太人要用德文写账单，不能用意第绪文（Yiddish），这种举动本是出于真诚的、负责任的态度，但他们强迫犹太人学德语这一点实际上很容易被视为危害极大、极为可耻的同化行径。每逢法律约束有所缓解，犹太族群中都会发生一轮富有建议性但毫无效果的争论，争论他们向基督教权威做出妥协的方式是否恰当。每次哈布斯堡家族慷慨大方的特赦都被双方视为奸诈的行为。或许这种行为最终是为了说服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有些赦免是为了王朝高效运作的需要，但绝不是出于对犹太群体实际利益的主动关心。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9]后，哈布斯堡王朝内人口已是犹太人口的3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不管这个时代是多么理性甚至世俗，都不代表着从此以后令人厌恶的特伦托的西蒙的影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何构建巴别塔

三十年战争末期，教皇的权威毁灭殆尽。人们不去理会教皇攻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关于宗教宽容条款的诏书，只是把他视作落后的意大利国土上无能的统治者。但反常的是，国家还是会选举教皇，并且当选者多为年长者。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在17世纪,教皇职位就像是为那些行将就木的人准备的中转站一样，这一时期的5个皇帝需要与12个在任教皇分庭抗礼。这些人尽量避免上演前辈们善用的贪污、行刺及投毒等低俗的戏码，很多时候他们才智过人、心思缜密，但是很少大权在握，也无法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步伐。

我们并不否认，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个半世纪中，天主教会在教皇的默许下发展得一派盎然、野心勃勃，但教皇并没有直接领导。最重要的是，这是耶稣会的鼎盛时期。这个不寻常的组织，其影响遍及整个哈布斯堡王朝，耶稣会风格独特的教堂和庞大的学院随处可见。坐落在波希米亚中心的库特纳霍拉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三十年战争的严重摧残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后作为天主教的重要据点得以重建，并在镇中心建有一排阴森森的耶稣会建筑，饰有不可缺少的殉道圣贤雕像。一个耶稣会士这样描述说，“每个学院都如同装满来自天堂的战士的特洛伊木马”。这些耶稣会士受过良好的教育，信心十足，足智多谋，他们主导着整个天主教欧洲的教育，并且在各个城镇广场壮观的场面中高扬自己的旗帜。他们不断前行，不断自我审视，筛选服从命令的顺民。

受到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冲击，耶稣会士分散到世界各地开始传教，劝人皈依，教人学习，以确保天主教徒多于新教徒。对于这一全球使命，耶稣会士有着难以承受之重，尽管他们尽心竭力来分析和阐释这个世界，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有关基督教排外主张的棘手问题仍然层出不穷。随着耶稣会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人数也在大大减少，这也导致了18世纪后期西方宗教中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成为耶稣会士主宰的地方。

耶稣会士的行事方式今日看来很难获得同情。我们会感到困惑，觉得如果把这些聪明之徒聚到桌旁听他们讲话，那他们说的每件事几乎都是胡说八道——我不是在嘲讽哪个宗教，而是他们对于社会、科学和教育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或是奇怪的。他们没有盖世太保功能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实际上他们一直和那个奇怪的组织保持着距离，耶稣会也在早些时候经历了内部盘查。但是耶稣会对基督教的其他分支无比鄙视，更别提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了。耶稣会还无情地追求任何形式的文化倒退——大多是通过教学和规劝而非折磨用刑。教堂常常被誉为巴洛克风格的极佳典范，或许在我们看来全是镶金的画作和小天使像有些令人头晕目眩，但是耶稣会士最大的情感寄托几乎都放在传教中，需要其他一些模范人物的生活事迹来装点教堂的天花板和侧堂。最重要的是，耶稣会尊崇圣母马利亚，这个人物有着超凡的力量。新教徒对此没有加以抵制，在这一点上新教徒看起来有些男子气概和木讷。

耶稣会到底有多古怪，与我们距离有多大，可以从伟大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0]的事迹中总结一二。他死于1680年，终身为耶稣会教士，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罗马，有教皇为他提供庇护，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曾赞助他出书。一辈子钻研基歇尔的作品会让你收获良多。他是个学识渊博、多产的作家，还拥有罗马的一家博物馆。基歇尔致力于修正他所关注的每一个学科中现代科学术语的错误。从他委托别人给他作品搭配的很多版画中可以看出，他想象的世界是个貌似合理却又奇特的世界，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对耶稣会士的世界观略窥一二。作为基歇尔开创性地用47种语言写了一系列诗作和赞美诗来歌颂斐迪南三世，包括一种据推测是古埃及文的象形文字〔斐迪南是“奥地利的地狱判官……奥地利的蒙伏塔 （Momphta）”，等等〕，非常漂亮地刻在方尖石塔上，但上面的象形文字全是错的。他痴迷于迷宫、镜子、火山〔他是第一批进入维苏威（Vesuvius）火山口的人之一〕、磁铁〔他题为《磁铁》（Magnets）的书卷首插图就描绘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武器，但是金属皇冠和权杖从双头鹰的爪子处就吸在一起了〕、音乐扩声器，以及自然界奇异的景观。他在耶稣会的国际事务中展示过埃及、墨西哥庙宇和中国奇观等图景。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一睹科学方法运用的精彩瞬间，基歇尔用他了不起的好奇心打败了一切嘲笑。他同时还是想象古代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描绘出罗得岛巨像（Colossus of Rhodes）、巴比伦空中花园[11]等。但他研究的核心是《圣经》的原义——他对此有着近乎疯狂的热情。在其中一幅最伟大却又最没有意义的图画中，他展现了挪亚方舟的内部如何细分到为所有的生命提供空间。有一些动物在洪水后可以通过杂交创造出来，那么排除这类动物能让状况好得多。比如，长颈鹿可以由黑豹和骆驼杂交得到，穿山甲可以通过乌龟和刺猬杂交产生，等等。《挪亚方舟》这幅画里还有无数小动物和看起来很合理的一些坛子，以及一桶桶的食粮，绝对是精美绝伦，成为17世纪的一大亮点。但他在《巴别塔》这个作品中样样都看得很重，我们只能思考什么是恶作剧，什么只是徒劳无功的努力了。基歇尔委托他人制作了一幅迷人的巴别塔插图，《圣经》中偶有提及巴别塔，但他后来却沉浸在自己关于巴别塔实际意义的荒诞可笑的想法里。他毫无根据地认为巴别塔是尼姆罗德（Nimrod）[12]修建的，觉得这塔高耸入天的“天”指的是“月亮”。他接着就做了一些计算来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地球上没有那么多砖头原料可供修建这个建筑。即使技术上满足修塔条件，基歇尔谨慎地得出结论：那也得需要374,731,250,000,000块砖。更令人头疼的是，即使无数匹马以飞奔的速度把这些砖运上去，也得需要800年。

在被如此宏大的材料弄昏前，我们得继续向前看了。随着18世纪的发展，耶稣会越来越四面受敌。受笛卡尔和帕斯卡等人的影响，耶稣会的思想体系变得支离破碎，许多世俗统治者不能接受教皇与之为敌，所以耶稣会的跨国本质让它看起来更为异常。在一个毁灭性的灾难期，耶稣会先在1759年被葡萄牙赶出教廷，接着于1773年被赶出欧洲大部分地区。一个庞大的、求知欲旺盛而又出色的组织就此毁灭。1814年那次悄然重建只是使它成为欧洲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一小部分。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耶稣会扮演着宗教突击队和智囊团的角色，其地位十分重要。在中欧也是如此，我们今日面对的景致遗失了关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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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洲中部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他们身材矮小，被称为非洲的“袖珍民族”。——译者注

[2]经典科幻电影，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编者注

[3]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又名海格力斯，在罗马神话中名为赫丘利（Hercules）。主神宙斯（Zeus）与阿尔克墨涅（Alcmene）之子，因其出身而受到宙斯的妻子赫拉的憎恶。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后来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译者注

[4]埃及十九王朝的法老，是一名自命不凡的君王。英国诗人雪莱曾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傲慢与灭亡的诗来暗喻警示当时当权者。——译者注

[5]奇怪的是，威尼斯共和国也畏缩不前，可谓是“狗不夜吠，总督夜寐”。——原注

[6]此处指1576—1612年在位的鲁道夫二世。——译者注

[7]此处原文为the Land of Cham，叙利亚人民很自豪地这样称呼其国家，即叙利亚。——译者注

[8]《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它是犹太教（Judaism）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是犹太国国家的法律规范。——译者注

[9]第一次瓜分波兰始于1772年（共三次），179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解体。那时俄国力量强大，波兰无力捍卫自身领土，再加上外国军力早已入侵并驻扎在波兰国内，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策划这次瓜分，避免了奥地利走向战争。原联邦的土地被分配给更加强大的邻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译者注

[10]17世纪德意志耶稣会成员和通才，涉猎埃及学、地质学、医学、数学和音乐理论等领域。——译者注

[11]罗得岛巨像和巴比伦空中花园均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译者注

[12]据《创世记》与《历代志》记载，尼姆罗德是希纳尔的国王。圣经中提到他是“上帝面前最有力量的猎人并且逐渐成为整个地球上最有力量的人”。其他的《圣经》故事通常把他和巴别塔联系在一起，使他有“敢于反叛上帝的国王”的名声。——译者注

—Chapter Six—

第六章

遗传恐惧»

欧洲称霸之役»

新边境»

宗教仪典»

鸡头蛇怪的厄运»

个人乐趣

遗传恐惧

1666年12月，维也纳霍夫堡宫的主院内，入目所见尽是一片巧夺天工的景象，处处透着雄伟、庄严及奢华。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年轻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与西班牙公主玛格丽塔·特蕾莎（Margarita Teresa）大婚。我们留有记录当时盛况的图片资料，一些音乐也被记录留存下来。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施梅尔策（Schmelzer）的小号演奏曲——《骑兵芭蕾》（Cavalry Ballet），如雷鸣般大放异彩。伴随着音乐，数百名车夫拉着马车缓缓而出，车上载有满面愁容的寓言人物的巨型雕像，一辆彩车装饰成战舰模型，还有无数身着华服的骑手。礼花绽放，炮火齐鸣，定音鼓声激昂——乐曲终章响起时，年轻的皇帝飞身骑上马背，在百名乐师喧天的伴奏声中，去迎接他那来自西班牙的新娘。

几个世纪以后的我们，仅靠阅读这些材料完全无法体会那天宫墙内人们深藏的恐惧和忧虑。毕竟我们都知道，大量历史、政治、个人及地理事件，将在两人的此次会面之后陆续上演。但是那天在人喧马嘶的霍夫堡宫中，无论是那些贵族和乐师，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像和装饰亮丽的骏马，都还对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一无所知。

1634年，王朝在讷德林根（Nördlingen）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胜利前夕，鲁本斯受人之托，将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的会面记录在画卷中。这幅画正是了解这次盛会的起点。画作中的近景和天空随着画中人物定格，斐迪南二世之子和腓力三世之子热切地握着手，他们将联合击溃敌方新教徒的军队。同年，委拉斯贵兹（Velásquez）创作了更为宏伟的作品《布雷达的投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为的是庆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与尼德兰交战中诸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这两幅画都隐约透着一种虚空派（vanitas）画风，画面的定格似乎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好运已经到头了。当斐迪南二世构建普世天主教帝国的梦想破灭，当布雷达被尼德兰纳入版图，所有的辉煌都化为尘埃。但是，撇开这些失败不谈，鲁本斯的画作绘制出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的完美蓝图：成为欧洲的主宰，信心十足，魅力四射。然而30年后，这两大分支都遭受了继承问题的困扰，面临着灭族的危险。1666年在霍夫堡宫内上演的一幕正是这个灾难式近亲通婚的不幸家族最后的希望。

利奥波德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基因大灭绝中最后的幸存者。他的父亲斐迪南三世结了三次婚。前两任妻子都死于难产，3个儿子和3个女儿也都在婴儿时期夭折。其后家族厄运连连，但到1654年，家族中仍有7名男嗣存活，而且有几位身体状况似乎还不错。然而利奥波德（此前在教堂里接受过磨炼）却目睹了他的兄长斐迪南（皇位继承人）、父亲斐迪南三世（皇帝）、叔父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helm，军队司令官，对艺术也有很大贡献，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创办人）和年幼的弟弟卡尔·约瑟夫（Karl Joseph，年仅14岁）的突然离世。之后斐迪南·卡尔和西吉斯蒙德·弗朗茨这对兄弟，也如之前所说，在30多岁时就去世了。两人都没有子嗣，就这样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罗尔分支以惊人的速度灭亡了。从长远来看，蒂罗尔一支的断绝使得利奥波德接管了他们全部的领土，并且直到1918年这些领土都还完整地处在维也纳的统治之下；但就短期来讲，它断绝了其他家族分支中的唯一的男嗣来源。

利奥波德的西班牙新娘玛格丽塔·特蕾莎也来自一个深陷基因灾难的家族。她的父亲腓力四世与第一任妻子生有6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只有一个女儿从襁褓期活了下来。儿子则在十多岁时死于天花。他的第二任妻子（事情从这里开始变得离奇）是他的外甥女——斐迪南三世之女玛丽安娜（Mariana）。当然，结局是现代生物学家们所预料的，他们的5个孩子仅有两个存活：玛格丽塔·特蕾莎本人和她那明显有生理缺陷的幼弟卡洛斯 。

所以在霍夫堡，欧洲正在见证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次机会。虽然玛格丽塔公主（和她母亲的经历一样）是利奥波德的外甥女，但这场婚礼是这个家族仅存的最健全的两位血脉传承者的结合。利奥波德其貌不扬，玛格丽塔也没好到哪儿去。两人都遗传了哈布斯堡家族不甚好看的外貌——瘦小的利奥波德下巴异常突出，给人感觉一到下雨天他的嘴里总会盛满雨水。如果他们生个儿子（假设病弱的小卡洛斯死了），这个孩子将继承维也纳和马德里的领土，有望重现查理五世在位时的“日不落帝国”；但若是没能生个儿子，整个哈布斯堡家族就会绝迹。那么这本书也会更简短利落，再有寥寥几页便可完结。又如果利奥波德在婚庆盛典上策马横冲直撞，不幸坠马而亡，那么整个欧洲的历史也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但是利奥波德活了下来，展现他那奇怪长相的肖像被印在无数硬币上达半个世纪之久。尽管在位期间，他总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有失体面，但仍被公认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最成功的统治者，而且他的确有子嗣，不过并不是和玛格丽塔·特蕾莎所生。玛格丽塔闻名遐迩，甚至比她的丈夫还有名。她年仅5岁时便成为委拉斯贵兹画作《宫娥》（Las Meninas）的主人公。当时只有能出入马德里王宫某个特定房间的人才知道这幅画。但让我们公平地讲，这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作之一——这幅秘不示人的油画，不经意间成为描绘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作品。

作为利奥波德的妻子（尽管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她一直以“舅舅”称呼丈夫，这种称呼没错，只是显得格外奇怪），玛格丽塔·特蕾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同她的亲戚一样近亲结婚所导致的厄运。在她的家族史上，每当有人分娩，大家都是恐惧大于希望。玛格丽塔·特蕾莎曾遭遇多次流产，生过两个儿子，一个刚出生就夭折，另一个出生不久后也死去了；她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孩子最终活了下来。玛格丽塔·特蕾莎在21岁生育另一个女儿时难产而死，而这个剖宫产诞下的孩子很快也不幸离世。那位幸存的公主，玛丽亚·安东尼娅（Maria Antonia），寿命稍长一些，她长大后嫁给巴伐利亚选帝侯，先后生了3个儿子，前两个在出生时就夭折了；而她自己在生了约瑟夫·斐迪南不久后也离世了，年仅23岁。这个男孩作为腓力四世唯一的曾外孙，本该成为西班牙国王，却在6岁时死去了，原本的王位继承计划就此落空。

这一连串可怕的事件都是真实的，但史料中却轻描淡写，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官方用来自我满足的光鲜肖像——画中人物多是头戴假发，身披盔甲，手执宝剑跨于马上的光辉形象，在那段墨守成规的欧洲历史中，这类画像随处可见。在这层虚伪的表皮之下，是一段充斥着人类阴暗和死亡、痛苦与屈辱的黑暗历史。记述哈布斯堡王朝的故事，可以从这些角度入手：惨遭漠视的皇太后、恐慌万状的皇后、沦落为跨国联姻工具的公主，还有那些被送去修道院或被关入无人问津的皇宫侧殿，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的先皇遗孀和皇女。她们分娩的痛苦无人同情，在场的人一看诞下的是女孩便一哄而散。只因生了女儿她们不断受气和招致嫌恶。而且孩子也是接二连三地早夭，令人震惊。尽管在那个时代婴儿死亡率很高，但哈布斯堡家族特殊的近亲通婚习俗无疑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最能体现这一糟糕透顶状况的是皇家墓穴的儿童骨灰安置所。20世纪60年代，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的11个夭折的儿女一起被整齐地安置在冰冷的墓穴中。

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幅玛格丽塔·特蕾莎婚后不久的绝妙肖像画，该画由画家扬·托马斯·范·耶普林（Jan Thomas van Ieperin）所作。画中的玛格丽塔·特蕾莎在乡野中身着华丽的长裙，戴着一顶巨大的橘白羽毛装饰的皇冠，绰有余妍，扭曲的脸庞露出微笑。她同舅舅也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样，热爱音乐和假面舞会。在短暂的婚姻中，他们似乎是一对快活的夫妻，但是玛格丽塔·特蕾莎所承受的来自家庭、性别和遗传的压力，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

欧洲称霸之役

一列火车缓缓地穿过匈牙利南部与塞尔维亚北部〔以前是匈牙利的巴克斯–博德罗格县（Bács-Bodrog）〕。平缓的地势、荒凉的景色使乘客昏昏欲睡。几个小时过去了，映入眼帘的只有房子和树丛之类的景象。偶尔会看到一些很小的镇子，或是鹳鸟和秃鹰——这算是额外的惊喜，会叫人精神一振。通常，胆小鬼们会选择在夏季进行这样的旅行，至少这里的夏天还算亲切，不会一到冬天，就如内布拉斯加州那样的地方一样，只有从小生活于此的人才能适应当地气候。广袤的田野和宽广低沉的天空让这里看上去酷似旧时的帝国，让人不禁要用 “遥远”来形容——但是人们听到这个词通常都会问“相对于哪里是遥远呢”？17世纪末，这里曾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偶尔也会因着装奇特的士兵们的到来变得热闹一些。士兵们千百次艰难地穿越沼泽，往往食不果腹，他们走后总会留下一小片破败不堪的驻扎地。这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1687年豪尔沙尼（Harsány）战役、1691年斯兰卡曼（Slankamen）战役、1697年森塔（Zenta）之战及1716年彼得罗瓦拉丁（Petrovaradin）之战〕的共同特点是：联军人数远超维也纳的人口总数。战役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军队的勇猛作战，敌方疾病肆虐和乙方供应链有保障也功不可没。对这一代人来说，这里一度是欧洲最令人振奋、最恐怖和最神奇的地区。数十万士兵在这里阵亡，之后整片地区回归到穷乡僻壤的蛮荒状态。

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所谓的“相对和平”，指的是大规模的军事突袭确有发生（暴力程度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只不过按当时的标准看来还不算严重罢了。从鲁道夫和马蒂亚斯在位期间的长期战争结束到17世纪80年代维也纳之战爆发，其间大小战事不断，人们焦头烂额（如三十年战争），但这些都不涉及纯粹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1664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短暂战争（目的只为了稳固该地摇摇欲坠的半附庸地位）。这场战争并未取得什么实际结果，战斗双方都肩负其他要务，所以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从哈布斯堡方来看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格拉茨东部的圣哥达（St Gotthard），他们成功击退了入侵的土耳其部队，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抗土耳其的首次胜利，标志着土耳其的战斗力最终可能会消耗殆尽。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建立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联盟体系，集结了整个欧洲的军队（包括法国），切实树立了共同抵抗土耳其的观念。这场战役最终以惨败收场，令世人汗颜。利奥波德需要向土耳其交纳贡金，并承认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先例。

无论是当下还是即将爆发的大规模土耳其战争，哈布斯堡家族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因地制宜处理比其世袭的奥地利大4倍的人口稀少的地区。一旦那些令人瞩目的事情得以解决（如攻占贝尔格莱德或布达这样的要塞），还需要多少场战争才能确保土耳其不再威胁欧洲。目前真正攻占伊斯坦布尔还只是个妄想，至少还需要两个世纪。哈布斯堡军队及随后的“神圣同盟”军队在战斗中最大的优势是供应链较短，但随着军队行进，供应链被拉长，而土耳其战队却离自己的前线根据地越来越近。这样一来军队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新的安全问题，对战士们来说又要面对一道新的敌方防线。可以说哈布斯堡家族在应对伊斯坦布尔方面从未做出重大决策，而土耳其在对战维也纳方面时却制订了大量周密的计划。

波兰猛烈的战火打破了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在圣哥达战争后将近20年的平静。在英勇无畏的司令官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的指挥下，波兰成功防住了土耳其人的袭击。索别斯基当选为波兰国王时已然成为欧洲英雄，他似乎带领波兰走出阴霾，结束了这一战火纷飞的时代。在面对两难抉择时——是制订周密计划把特兰西瓦尼亚纳入波兰版图，还是联合土耳其共同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索别斯基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做基督徒的救世主，真是皆大欢喜。

1682年夏天，据索别斯基的间谍传信，大规模土耳其入侵部队正集结在伊斯坦布尔外面，可能再次向波兰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局势似乎异常紧张，土耳其指挥官大多隐藏在幕后，伺机待发。索别斯基和利奥波德达成协议：双方根据部队行踪随时派遣军队相互支援。土耳其人对哈布斯堡与特兰西瓦尼亚两军间的激烈冲突非常关注：如果他们不能保护好附属国，奥斯曼帝国的声望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开赴贝尔格莱德之后，全然不顾当地设置的重重堡垒，径直挺进奥地利。鞑靼军造成了下奥地利州的混乱，烧杀面积之大、威力之猛，使该地区在战后几乎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目前并没有明确伤亡人数，但是据粗略猜测至少有10万人被杀害或沦为奴隶。悲惨的是，报警系统如信号枪、烽火台等年久失修，所以当地没有接到任何警报。你怎么能抱有侥幸心理，指望这样一个监察系统去看管整个民族呢？在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帝国指挥官洛林的查理正带领部队驻扎在布拉迪斯拉发西部，只见眼前尘土滚滚、遍地狼烟。这就意味着有一支大约15万人的奥斯曼部队正在逼近。查理转身就可以看见，在他与维也纳之间，无数被鞑靼人摧毁的小镇上硝烟四起。

利奥波德逃往帕绍的行为令人耻笑，但是他真正的本领就是对音乐拥有独到鉴赏力，喜欢付钱听百姓们歌唱。利奥波德在修道院长大，身材瘦小，对于枪支一无所知。他只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诞生于第三次婚姻），没有健在的兄弟或叔父。所以如果维也纳被攻陷，利奥波德就会像波斯尼亚国王一样被土耳其人处死，或者像匈牙利国王那样战死沙场，王国也将随之覆亡。他和妻子在帕绍的山峰上搭建了一座圣母马利亚的小礼拜堂，以表感恩庇佑之情。现在小教堂还在那里，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种谦恭的姿态。

防守维也纳的是一支卫戍部队，一来最近加固了防守城墙，部队防守优势明显；二来如果土耳其突围，士兵定能英勇作战。因此对于查理，关键在于按兵不动，以备参与大规模突围战役的不时之需。在经历了3个月的煎熬等待后，查理的计划终于实现了。在城北卡伦山（Kahlenberg）峰顶，几个关键皇室人物昂扬阔步聚在一起把酒言欢，这是整个欧洲史上罕见的和平共处。一座纪念碑在这次伟大会面两百周年之际竖立起来，记录了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三世、洛林公爵查理五世、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ann Georg Ⅲ）、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瓦尔代克君主乔治·腓特烈 （George Frederick）、巴登侯爵路易斯·威廉（Louis William）及利奥波德一世的部队联盟。哈布斯堡家族成功的外交政策以及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机智利用，造就了这支非同寻常的多国部队。在这场特殊的集结之后，这支几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涌入卡伦山，坚决果断地摧毁了土耳其军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洛林公爵查理的军队中，有一个难缠的年轻军官，他便是来自萨伏依（Savoy）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他不仅是摧毁帝国其他敌人的利器，在迅速晋升的同时，他还给土耳其军队造成了无尽损伤。尽管土耳其原有的攻城军队被摧毁，但令人吃惊的是，土耳其总能迅速集结大量后备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欧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军事化时期。在连续不断的围攻和暴力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接连被摧毁，中欧地区被哈布斯堡家族所掌控。区域种族平衡完全被打破。在那里繁衍生息数代的穆斯林同他们的残余军队一起落荒而逃；大屠杀摧毁了整片城镇，大量清真寺毁于一旦。在一系列罕见的恐怖战争中，布达城，一座原本穆斯林和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变成基督徒聚居地。因为匈牙利的衰落，贵族们一时兴起（他们后来很后悔），投票支持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匈牙利王位，来结束（理论上）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欧根战绩中有一战，即1697年的森塔战役，造成3万多土耳其士兵战死或淹死。自此欧根就能好好放松一下，比如回到维也纳去建造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

在风光旖旎的塞尔维亚小镇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卡尔洛维茨）的南郊外，有一座奇特的小教堂，是为纪念1699年《卡尔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签订而建的。神圣同盟与奥斯曼帝国当时（在英国和荷兰的调解下）在一个土耳其军帐中谈判。为了模仿当时的土耳其军帐，铅皮篷顶似乎被有趣地弄出很多褶皱。为了与原军帐相配，这座建筑共有4扇门。此设计旨在保证4路并行，不给任何一方优先权。谈判首次使用圆桌，避免谈判方因座位前后之分而在心态上有优劣之分，这是外交谈判上的一次不寻常的突破。土耳其在此次谈判中做出了惊人的让步，一改过去将敌人看作无助俘虏的做派，但从欧洲角度来看，此次谈判也意味着各国承认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合法地位。该条约改变了各国的版图——不仅仅是哈布斯堡家族得到了匈牙利和斯拉沃尼亚，威尼斯人也获得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和达尔马提亚，波兰收复了波多利亚（Podolia）——此前在索别斯基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此地丢失。此项条约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个灾难，他们唯一能保留的一点尊严就是坚持条约签署的日期，即按照皇家占星师的指导确定的1699年1月26日11点45分。由于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城市逐渐向四周发展，原先的小教堂现如今被新建筑所包围，看起来十分古怪，在这座教堂进行日常宗教活动，使其显得更加滑稽。在城市北部更远的多瑙河拐角处，矗立着一座更为壮丽的纪念碑。

从18世纪早期的地图来看，该流域极为糟糕。河北面有一大片平缓的沼泽地，这里缺乏遮蔽物，无处防守，被困的军队无须敌军出动迟早会饿死或死于疟疾。现在从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的巴士上还能看见多瑙河流域这块荒无人烟、无人治理，与周围景致格格不入的沼泽地。这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无法通行的混乱水域，上面覆有污泥和厚厚的芦苇层。在19世纪排水系统和运河网开发之前，这里是一小片蛮荒之地。地图显示北岸有一小片高地被命名为“塞尔维亚人城镇”，在南岸分别有“克罗地亚人村庄”和“施瓦本人村庄”，但是人们不难看出这些村子只有区区几百人。该地区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彼得罗瓦拉丁，这是一块在去往贝尔格莱德途中可见的露出多瑙河水面的巨大岩层。它过去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腹地，如今却成了前线。在接下来的8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逐渐将这块岩层打造成规模巨大、构造复杂的堡垒。

从诺维萨德（Novi Sad，比老塞尔维亚人城镇更具魅力、面积更大）出发途经一座桥时，我有些莫名感伤，我发现从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起，我等这一刻已有数年。这座堡垒宏伟壮丽，是人类伟大建筑的完美诠释。同许多城镇景观和画作一样，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它的魅力，容不得半点刻意造作。据悉，最初人们对于彼得罗瓦拉丁这座堡垒颇感失望，觉得砖块堆砌的堡垒像极了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风格的蛋糕。但你会注意到堡垒顶部有条彩色细线，事实上那是看向下方进行检视的人。阳光照射下微小的移动色块则是岩基处的战车。这样看来，这座堡垒的设计的确令人困扰（当然也令人感到兴奋），并且其规模超乎想象。

若要进入堡垒，需要先穿过一个积满灰尘、无人问津的小镇，然后进入教堂，上楼梯，再穿过一条贯穿岩石的长长的、陡峭的隧道。令人苦恼的是旅程中有一群孩子与我为伍，随着孩子们的尖叫声越来越多，整条隧道显得拥挤不堪、令人窒息。想不到塞尔维亚的孩子们竟会对哈布斯堡的防御工事感兴趣。唉，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实是错误的。很偶然地，我的旅行正好赶上了异常疯狂的儿童外出节（Baby Exit Festival）[2]。每年夏天，大人们都要在此堡垒为孩子们举办摇滚音乐节（几年前苏格兰组合弗朗茨·斐迪南乐队曾在这里表演过）。儿童外出节着实蔚为壮观，塞尔维亚北部所有的孩子几乎都来了。孩子们高声尖叫，玩呼啦圈，周围满是赞助商赞助的大型塑料充气奶酪模型。孩子们蜂拥冲向堡垒，面部彩绘颜料、卡祖笛、贴纸、铅笔和滑稽帽子被一抢而空。一车又一车的水果盒子、爆米花和香肠，经由狭窄的通道运到堡垒上面，卸掉货物后车子又返回去运更多的货物。拉货的驴子受惊过度，被赶得几乎累个半死。一场竞争激烈的民族舞比赛正在举行，站在一旁的是表情木然、呐喊较劲的父母,他们挺像我所居住的伦敦西南角的那些父母，虽然伦敦的父母更多是为了孩子们的足球赛，而不是这样的波尔卡舞比赛争个高下。憔悴的手风琴演奏家轻拭额头，等待着所有戴礼帽、穿束腰正装的种子选手卖力地发表完最后的拉票演讲。整个节日都是令人愉悦的，在多年后，彼得罗瓦拉丁终于为举办这场盛会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事实证明，这座堡垒在整个18世纪一直用来抵御土耳其的进攻。欧根亲王的一大战绩就是彻底挫败一支士兵多达15万的土耳其军队——该部队因无法攻破堡垒而被重重包围。这场胜利奏响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巴纳特的序曲。彼得罗瓦拉丁似乎成了一代又一代军事工程师的兴趣所在。这里有绵延数千米的隧道，街区和交错的过道把隧道分成好几段。正是堡垒的绝密设计，让任何军事指挥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即使他们被捉住刑讯逼供，也无法告知土耳其士兵该如何打入堡垒内部。这样的高明设计也没成气候：幻想着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军队仿佛海绵吸进的水一样被死死困在此地，幻想着所有部队困在堡垒里如羔羊般被屠杀后销声匿迹，结果种种幻想最终皆为一场空，因为前线越移越远。匈牙利军队在1848—1849年独立战争期间占领了这座堡垒。哈布斯堡家族多次尝试把匈牙利军队一网打尽，却没有得逞。匈牙利军队尽管安于享乐，却进行了坚决抵抗。他们用重型火炮逐渐摧毁河对岸的诺维萨德大部分地区，这让一向斥巨资加固堡垒的维也纳军事当局反遭讥讽。这座堡垒也曾是一座监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年轻的铁托（Tito）即后来的布罗兹元帅曾在此地被短期扣押。

铁托被释放后再一次加入了哈布斯堡军队，对抗东面的俄国入侵者。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哈布斯堡家族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回首欧根亲王时代的辉煌岁月。欧根率军直冲巴尔干半岛自然带来这样的问题：哈布斯堡家族到底希望把土耳其兵力削弱到什么地步呢？当中欧大片土地被整合成新领地时，当维也纳方面统治特兰西瓦尼亚时，当成千上万的殖民者从欧洲各处跑到受战争影响而人烟稀少的地区时，俄国人终于坐不住了。作为同样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俄国人能承担起保护本民族不受到天主教德匈群体威胁的特殊使命吗？在索别斯基之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国力逐渐衰弱，哈布斯堡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之间的合理界限又在哪里呢？通常，军事战略问题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解决土耳其问题刚大功告成，就又会有新的敌人出现在你面前。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以俄国消灭奥匈帝国宣告结束），这将是哈布斯堡家族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儿童节日里，这个问题显得并不那么严重。

新边境

有那么一瞬间，我因自己的孩子气而感到羞愧。在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布达佩斯的城堡山上。在城堡山两侧近乎等距地分布着两所著名的机构：匈牙利国家美术馆（Hungarian National Gallery）和军事历史博物馆。虽然各自的展示形式不同，但都令人激动，任何其他事物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此时的我如同寓言中那头站在两堆同样美味的干草之间的饿驴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无法抉择去哪一边。军事历史博物馆新近正举办一场以土耳其–匈牙利军事关系为主题的临时展览，那里一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国家美术馆对我更具吸引力，我迫不及待地想再去看一次19世纪末轰动一时的最令人心潮澎湃的画作——久洛·本丘尔（Gyula Benczúr）的《收复布达城堡》（The Recapture of Buda Castle）。

这幅油画展示的是在一番毁灭性的残酷围攻后，由洛林公爵查理率领的神圣同盟指挥官们站在布达城堡断壁残垣之上的场景。而那位尊贵的土耳其指挥官阿卜杜勒·帕夏（Abdul Pasha）的尸体则静静地平躺在地上，他那雪白的胡须与身下死去的非洲弓箭手黝黑的皮肤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画中传令官吹响了喇叭，一位修道士凝视着十字架，士兵们欢呼着把俘虏们囚禁起来。时隔143年，布达佩斯再次归属匈牙利，被土耳其统治的那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

土耳其在中欧统治的结束引发了诸多难题，比如，这些新征服的领地是否属于收复的失地，应重新整合到原本的西欧领土，还是保留其东欧化特色？原哈布斯堡核心领土西起康斯坦茨湖，东至军事边界，横跨480千米。新增的原奥斯曼土耳其领土使哈布斯堡版图扩大了两倍多，使其领土距黑海只有约240千米。这个过去彰显阿尔卑斯、德意志以及意大利风格的君主国现如今已截然不同。最东欧化的一点是，新领地内随处可见信仰路德宗的撒克逊人、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信仰加尔文宗的匈牙利人、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宗教多元化与自由化已蔚然成风。倘若大批的穆斯林没有去波斯尼亚和色雷斯（Thrace）寻求庇护，而是选择投靠神圣同盟，那么这里情况会更加复杂。

因此,西欧的这场胜利在这些宗教混杂的领地内顺势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排外浪潮。这场重燃的宗教排外活动其实早在维也纳之围以前就已开始，在王室匈牙利境内人们对新教徒的歧视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一场触目惊心、残忍疯狂的行动：上百名新教牧师被卖到那不勒斯做苦力。或许短时间内有关这一不同寻常的职能转变，地中海上会回荡着悦耳虔诚的赞歌，但这却是一场公关灾难。有的意见还很不受欢迎，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无权管辖新领地，因为清除土耳其人应归功于欧洲联盟，而非仅哈布斯堡家族一方。接下来的一系列暴乱让人们对上述说法产生怀疑——三波库鲁克（Kuruc）叛乱（1672—1711）摧毁了一个本就日渐破败的地区，尤其给上匈牙利（斯洛伐克）原本完好的地区带来了毁灭性冲击。这些叛乱影响重大且目标明确。诸多外部势力，包括波兰、法国以及土耳其均对其表示支持并参与其中，他们希望利用库鲁克人来推翻利奥波德一世的统治。外部力量的干涉壮大了库鲁克叛军的势力，但也导致他们最终难以取得成功。哈布斯堡家族绝不会把新领地的管辖权拱手让人。库鲁克人可能会使哈布斯堡军队局部受挫，但若想取得最终胜利，却只能指望法国或土耳其在某次战役中彻底击溃哈布斯堡军队，从而在随后的和平协议中确立独立的匈牙利缓冲国。然而对匈牙利而言，情况总是这样，外部势力最终根本不会特别关心这种问题，库鲁克人从未看见过胜利的曙光。

因不满哈布斯堡家族对其公民和宗教活动的镇压，新教徒们发起了第一场叛乱，结果以失败告终。我们中有些人为了解可耻的帕里斯·冯·斯潘考将军（General Paris von Spankau），会收集这个名字滑稽的哈布斯堡军事将领的资料，故此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随后伊姆雷·特克伊以土耳其为后盾领导了第二次叛乱，其伤亡人数在土耳其维也纳之围的惨败中简直不足挂齿。由拉科齐二世领导的第三次叛乱几近成功，他们占领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并且几近赢得国际认同。但作为匈牙利问题的典型个案，他们之所以能占领这些领土，只因大部分哈布斯堡军队没有参战。势如破竹的盎格鲁–哈布斯堡联军（Anglo-Habsburg）在布伦海姆战役（Battle of Blenheim）中大胜法军，这场胜利不仅切断了拉科齐的主要资助来源，还使哈布斯堡军队能够迅速东归并且在特伦钦之战（Battle of Trencsén）以绝对优势彻底击败拉科齐。正如匈牙利叛军首领常有的下场那样，拉科齐在国外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后来他在土耳其的庇护下，成为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泰基尔达（Tekirdağ）一处匈牙利流亡地的领袖。

匈牙利贵族极度的消极冷漠是导致每场叛乱均以失败告终的决定性因素。无论事态有多么严重，举国上下总不配合，也从不奋起反抗。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愚昧与落后，一种安于现状的状态。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恐惧社会大范围叛乱的一种表现。通常在许多地方都有讲匈牙利语的土地主，他们雇用了许多本质上并不忠诚的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或者鲁塞尼亚农民，这些农民很可能指望哈布斯堡家族把他们从压迫中解救出来。此外也存在一种宗教分歧——库鲁克人是真的支持宗教自由，还是实际上反对天主教？哪种情况下匈牙利的天主教徒应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呢？

正是这些叛乱确保哈布斯堡家族把匈牙利当作独立国对待，除此之外整个就是一场灾难：无数的房屋、城堡和城镇被烧毁，造成大面积土地荒废，许多家庭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受破坏程度不亚于那些与土耳其人交战的地区。这些叛乱也第一次导致解放后的民族关系变得紧张，因为许多塞尔维亚人选择与哈布斯堡家族结盟而放弃加入叛军，表明外来统治者可以通过奖惩方式拉拢塞尔维亚人来对抗叛军，使原本可以成功的叛乱以失败告终。这种做法成为此后两个世纪里诸多摄政者和统治者惯用的手段。许多匈牙利贵族在战后清除运动与宗教歧视运动中躲过一劫，他们对民族独立的想法摇摆不定：随着土耳其军队的撤离，外族人占据了匈牙利人口的大多数，匈牙利贵族在未来掌控匈牙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进一步加深了这一不确定性，并彻底改变了社会形势。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曾经从维也纳东南部出发到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驻地看望她的丈夫，在途中她写了许多信件，详细描述了18世纪早期新领地状况是多么糟糕。她在信中这样写道：“利奥波德皇帝对新教徒的无情迫害引发了越发残酷的内战，加之土耳其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导致这片土地严重受损，如今大部分地区一片萧索荒凉。”她所经过的城镇已是一片废墟，土地荒芜贫瘠，森林狼群遍布。20年前的主战场上依旧布满了人类、马匹及骆驼的尸骸。

欧洲的这场运动不亚于同时期的北美殖民地运动，这片不祥的土地现如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匈牙利人迁徙到东南部，并在许多属于现如今匈牙利的地方重新定居，与此同时，许多斯洛伐克人迁至布达的北部和东部。罗马尼亚人则向西迁至帕蒂厄姆和巴纳特地区，为“一战”后将此地大面积领土划归罗马尼亚打下了初步基础。为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塞尔维亚人大规模向北迁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最终定居在匈牙利南部，该地区现如今叫作伏伊伏丁那（Voivodina），是彼得罗瓦拉丁城堡的所在地。

每场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叛乱都在匈牙利民族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内随处可见特克伊和拉科齐的雕像，还有以他们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和画作。但大多数叛乱都不是发生在现匈牙利境内——那些围攻战几乎都发生在如今的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等地，并且当时的政治格局十分混乱。随着土耳其统治时代的结束，匈牙利贵族渴望夺回故国，但在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Ⅱ）丧命于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后，皇帝斐迪南一世签订的协议依然出人意料地发挥着作用，就连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特兰西瓦尼亚（据考证拉科齐是最后一个君主）也突然成了土耳其的附属国。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划分出的新边界似乎保障匈牙利人得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土，但事实证明，前提是这片领土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而与布达方面几乎毫无关系。匈牙利人民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掌控这片广袤的新领地，然而这一幻想却在1918年最后一任哈布斯堡皇帝退位后被无情地扑灭了。

宗教仪典

在许多方面，利奥波德一世漫长的统治时期都可谓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巅峰——这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地缘政治变动巨大，同时也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面世。利奥波德也是家族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把“阴阳哲学”运用到权力行使当中的成员之一——他始终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哈布斯堡领土统治者这两个角色之间找到平衡。当时人们总是忘记这两个词Reich（德意志帝国）和Österreich（奥地利的德语名称）的区别，尤其是皇帝们自己。利奥波德的前任斐迪南二世和斐迪南三世都曾竭力利用帝国的武装力量——召集帝国境内全部军队来实现狭义的天主教目标，最终导致帝国境内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斐迪南二世只想将对手收入麾下，表明他的权力十分有限。斐迪南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新教，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这些名义上的子民臣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查理五世甚至不得已炸掉低地国家的多座城市来迫使它们服从命令。由于境内许多小国不服从管理，法律诉讼没完没了，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欺骗手段和愚民政策来维持内部秩序（防止小国被周围的大国吞并），皇帝仅在必要时出面。虽然我们感觉这些措施作用并不明显，但在当时它们的确发挥了显著作用。

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倘若帝国实行了某种创新或某种改革，那么其金融结构将会更加合理，但是当时有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所有的统治者都渴望得到更多的钱，但他们的金钱观却似乎异常混乱，有时他们会一时兴起决定建一座规模巨大的巴洛克式教堂，又或者突然决定赐予某位大臣一处房产。因为与无聊的账簿相比，房产更能体现君主的治国之道。

利奥波德一世的双重身份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有时他会低调地参加宗教历法里所记录的一些盛大无趣的宗教仪式。贵族、使臣、来访的士兵、神父以及皇室小成员身边都有很多侍从。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或跪着，没有人会感到被轻视。每年都要举办大约60场盛大的宗教仪式和一些重大庆典，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Pentecost）[3]以及一年一度皇帝要当众用餐的金羊毛骑士团盛宴（Feast of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皇帝必须出席这些活动，必须与前来攀谈的贵族闲聊几句（倘若皇帝怠慢了谁，会立即招来闲言碎语），也必须与前来的请愿者交谈。这种生活一定很奇怪，也许皇帝外出狩猎甚至宣布发动战争，都仅仅是为了摆脱这种担任一国君主且每天不得不与他人闲谈的无聊生活。玛格丽塔·特蕾莎指出打牌、听音乐会和歌剧等活动是避免与他人闲谈的绝妙方式，她曾用这些方式消磨了很多时间。

无数次的点头哈腰、仪式性的吻手礼等繁文缛节，以及在宫廷中必须穿特制的礼服，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些漂亮的恭维话，这一切所带来的无聊感事实上一直都存在，然而利奥波德一世正是在每天面对这些无聊事务和无数国民的背景下做出了许多决策。他经常要会见议会成员、主要军事将领、告解神父（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如今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和家族成员，但一直以来所有重大问题的最终决策都是他一个人做出的。位居高度复杂却又不稳定的权力中心，大片欧洲领土等着他去征服，换作是我，我会任性地选择不作为，我会花大量的空闲时间来听音乐、陪情妇、购买昂贵的珠宝，或是坐在私人图书馆内一张舒适的椅子上看书，找来许多天赋异禀的画家，商讨如何用肖像画法得意扬扬地在穹顶上创作几幅以我为主角的画作。有些计划值得一做，利奥波德想必也会感兴趣，但迫于东西部两大敌对邻国（土耳其和法国）所带来的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

在双重威胁的夹击下，利奥波德充分利用帝国资源来与路易十四和土耳其军事力量进行对抗。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利奥波德与英格兰、西班牙和尼德兰组成了强大的军事联盟，在九年战争期间共同对抗路易十四。利奥波德利用这一亲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维也纳战役及后续战争中成功地战胜了土耳其军队，并挥师西进挫败了路易十四的大军，然后迅速东归，进一步重创了奥斯曼帝国。事实上，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我发现作为更大军事同盟的一员，这是神圣罗马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为数不多的联盟中最为融洽的一次。利奥波德有效地利用帝国皇帝的身份做了一场精明的交易，并做出了两个对欧洲未来至关重要的决定：一是让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Ⅰ）当选国王，以回报他在抗击路易十四时助自己一臂之力。这是一个惊人的改变——过去在帝国内能称得上国王的人均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其中有两个还属于皇帝：波希米亚国王和德意志国王；还有一个属于皇帝的继承人：“罗马人民的国王”），而其他人则只是拥有诸侯、骑士或贵族一类的头衔。腓特烈·威廉过去可能被奇怪地称作“身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在他掌控了波兰普鲁士的全部领土之后，这一称号变成了“普鲁士国王”（King of Prussia），但这仍然带给家族一种殊荣，虽然日后这一家族将会成为哈布斯堡的敌人。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利奥波德让曾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的西北德意志的统治者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成为选帝侯。帝国其他统治者对这一重大改变极为愤恨，他们在奥古斯特死后才肯承认他的这一身份。奥古斯特的儿子兼继任者，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的格奥尔格一世·路德维希（Georg Ⅰ Ludwig）于1714年加冕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乔治一世，这一惊人的转变扩大了大不列颠在帝国内的话语权，尽管帝国正迅速趋于解体。同时，这一转变也进一步巩固了伦敦与维也纳之间那种略微畸形却十分重要的关系，稍后我会再次谈到它。

鸡头蛇怪[4]的厄运

小天使（Putti）拥有奇怪而混乱的家系。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开始复原古典原作以来，他们的身影就随处可见。人们经常把小天使与掌管爱情、决定命运的丘比特相混淆，实际上却很少把他们同这些长有翅膀、步履不稳的小调皮扯上关系。在一些宗教画作中小天使看起来有些严肃，而在成百上千幅突出统治者和古代神祇的穹顶壁画中，却又表现出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或是抛撒花朵，或是在云层里翻跟头，抑或是承担其他轻松的工作。有时候他们忧郁的神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德累斯顿的拉斐尔创作的《西斯廷圣母》）。但通常而言，他们仅仅是给略微单调乏味的画作增添了一些轻松愉快的元素，使之更加迷人和多样。但在拿破仑时期小天使几乎了无踪迹，这或许是拿破仑该被问责的地方。

维也纳安霍夫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庄严的马利亚纪念柱（Marian column），柱上的小天使形象十分怪异，现在想起它时我依然会感到有些不安。马利亚纪念柱最初是由斐迪南三世建造的，以感激圣母马利亚予以庇护，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成功阻止瑞典军队入侵维也纳。这是一座十分特殊的纪念碑，至今仍是朝圣和特殊弥撒仪式的中心。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ⅩⅤ）在马利亚纪念柱旁致祈祷词纪念其建成360周年，并大声地向群众宣告：“多少年来，很多人都曾站在马利亚纪念柱前，抬头注视着圣母马利亚虔诚地祈祷！”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想法，由此很容易让人想到在这里发生的与国家和个人有关的许多重要事件。马利亚纪念柱历经风雨，却平安地度过了最为惊险的政治动荡。不像另一座矗立在布拉格的马利亚纪念柱，1919年捷克斯洛伐克刚一独立，大批欣喜若狂的民众就摧毁了它。

布拉格人民想要摧毁马利亚纪念柱有许多动机，其中最强烈的动机源自马利亚纪念柱带给人们的那种不愉快的联想。在维也纳马利亚纪念柱上，高高在上的圣母马利亚看起来似乎人畜无害，但她一脚踩在一条因疼痛而剧烈扭动的龙身上（龙口中喷出一团漂亮的金色火焰），仿佛那是个巨大而嘎吱作响的玩具。小天使们围绕在雕像底部周围，某些地方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似乎来自某个实验农场，完全不像迎接一位圣人升入天堂或是四处抛撒花环的样子。这些小天使虽然还保留着圆圆的小脸蛋和嫩嫩的胳膊，但都穿着沉重的角斗士盔甲，手持利刃，以此来处置各种恶心扭曲的生物，如鸡头蛇怪。很明显，当教皇声称斐迪南三世建造这座马利亚纪念柱，是为了表达对大危机时期维也纳获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他所指的敌人不只是瑞典人，还有随之而来的“病毒”——新教主义。

每一个拥有特殊能力的小天使都和马利亚本人一样，用他那短小的利剑处决异类。圣母马利亚一反常态，主动采取措施压制这条被视为“异端”的龙。许多明显带有反新教主义倾向的材料都被销毁或悄然处理掉，因此当人们看到此地的马利亚纪念柱时颇感奇怪。还有另一座马利亚纪念柱也幸存下来，其状况与慕尼黑的那座一样糟糕。这种把新教视为马利亚纪念柱上那只长着鸡头和两条鳞腿的怪物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同时，想拉拢小天使去干卑鄙勾当的观念也是错误的。有人妄想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小天使的利刃能够变成现实，那么在雕像完工之后，新教带来的威胁将会立刻消失。然而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花费了数百年时间试图消灭异教徒，最终依然没能成功。布拉格的马利亚纪念柱矗立在宏伟的扬·胡斯（Jan Hus）纪念碑旁。这座纪念碑落成于1915年，是捷克曾遭斐迪南二世扼杀的一大标志。人群推倒马利亚纪念柱不仅是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反抗，还是因不满于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而做出的徒劳之举。

在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人们似乎非常热衷于那些造型浮夸却十分抽象的公共纪念碑。帝国境内仍然散落着许多黑死病纪念柱，其中一座矗立在格拉茨的纪念柱雕工略显粗糙却极具吸引力，而另一座矗立在奥洛莫乌茨（Olomouc）的巴洛克风格纪念柱则雕工精美、浑然天成，整体造型宛如一枚直插云霄的导弹。漫步于两地之间，看看纪念柱是否还矗立在原地也算是一种小小的乐趣。这些纪念柱的地位总是有些模糊不清。修建它们是为了感谢圣三位一体[5]结束了某场瘟疫。1679年利奥波德一世为躲避黑死病可耻地逃离维也纳，他许诺日后要修建一座纪念柱。现如今，这一令人惊叹的纪念柱位居格拉本的中心，上面雕刻了大片的云团和圣人像，但街上大量的哑剧表演和遍布周围的人像雕塑多少有点儿抢了它的风头。然而，考虑到瘟疫终会结束，仅因为瘟疫结束时造成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就修建一座如此精致的纪念柱，似乎有些讽刺。或许因为城镇奇迹般逃过一劫而建造纪念柱会更有意义——虽然在周围城镇瘟疫肆虐时，它也在劫难逃。无论如何这些纪念柱都是极其特殊的存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因所在位置和自身异常坚固得以幸存下来。它们的原始功能当然早已消失。在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围攻了奥洛莫乌茨，几颗炮弹击中了黑死病纪念柱。惊慌的奥洛莫乌茨人民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请求普鲁士军队不要将火力瞄准纪念柱。普鲁士军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这却有可能导致一些无辜百姓不幸丧命，许多房屋和商店毁于战火。而此前，受损害的只是那些外形扭曲而夸张的圣人雕塑以及造型奇特的小天使雕像。

个人乐趣

每一位涉入哈布斯堡家族事务的人一定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如何享乐。如果你腰缠万贯，却不知道该用钱做些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我们通常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皇帝如何完美驾驭自己的公共角色和个人角色，简直超乎世人的想象。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履行着象征性的世俗义务和宗教义务，并且身边始终围绕着许多侍从，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确保皇帝穿戴着得体的皇冠、挂件或装饰性的斗篷。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公共场合与某人的简短交谈可能会成为改变这个人命运的一种殊荣。当然皇帝知道，最终只有死亡才能让自己摆脱这种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无聊至极的生活。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次，而皇帝的死却必须具有好的象征意义（临终前他要在家人的围绕下，手持十字架进行忏悔）。皇帝临终前的气氛一向十分肃穆。尤其当一群悲痛欲绝的亲属慢慢走到病床旁，或是根据古老的哈布斯堡传统，皇帝时不时要听一听匆忙赶来的信使传达的十分糟糕的军情时，气氛会尤为凝重。

也许一些哈布斯堡家族物品受到人们青睐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东西都具有审美价值。伟大的收藏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惊人的遗产。毫无疑问，这给现在的我们带来了许多享受和乐趣。而收藏的发起人也一定或多或少乐在其中。一些精致小物件如硬币、珠宝、凹雕和印章等属于专业收藏领域，它们可以拿到手上进行鉴赏。我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研究哈布斯堡家族的硬币和奖章，却一无所获（结果证明，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可谈的），而小型木质托盘、迷你手写标签和特制的白色超薄手套却非常有趣。当然，这种乐趣一部分是出于炫耀和自娱。拿着这些东西，调整角度使之对着光，缓慢旋转和上移，然后独自陷入沉思，这部分才更美妙。有一种金质的小型圆盘重量十分奇怪（特别是对那些只习惯于把玩巧克力金币的人来说），似乎某种重力原理在它身上失灵了。当时的硬币也同样令人惊叹，因为从15世纪晚期起，国家发行的硬币必须真实展现统治者的相貌。硬币是具有流通性的：它是宣扬君主权威和合法性的象征。因此，在维也纳宫廷，在皇帝面前弯腰行礼的臣子都十分熟悉皇帝的长相，而皇帝的相貌甚至通过硬币传至蒂罗尔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地区。帝国还发行兼具艺术性的金币和奖章，通常作为赏赐或纪念皇位交替、战争胜利和结婚庆典等事件。这些艺术品上的图案能让特定家族和上层人士了解这些重大事件，他们转而将这些金币和奖章展示给来家拜访的贵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从正确的角度（戴着特制手套！）来观察这些圆盘，你会惊奇地发现，数百年已过，然而诸如头发、珠宝和襞襟这类微小细节在16世纪晚期发行的精美硬币上依然清晰可见。这种硬币是为阿尔布雷希特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子）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公主（Infanta Isabella，腓力二世之女）二人而制，当时他们统治西属尼德兰。时至今日，他们的宫殿、音乐、价值观念和政治力量都已不复存在，但他们高贵的魅力却通过硬币得以留存于世。相反，从冶金学角度上讲，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逝世500年后，一枚刻有其头像的破旧廉价硬币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皇帝独特的头发和鼻子。由于硬币一定要反映人物的真实面容，因此你最有可能在硬币上看到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丑陋相貌。罗马硬币的传统是刻上展示头部和肩膀的侧面像，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这一传统，却不幸地凸显了家族惊人的宽大下巴。然而在我们所熟悉的画作中，这一面部缺陷往往通过变化角度、调整光线或增添胡须得到修正。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很长，在位期间他取得了众多军事胜利，这使无数恺撒式人物的面容刻在了各种各样的硬币、奖章和装饰图案上，但他那郁郁寡欢的侧颜却让他的威严大大降低。

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十分热衷于收集这些硬币，想必是从中获得了与祖先交谈的亲近感。收集硬币已成为他们愉快的消遣方式。花一个悠闲的上午把玩一下小抽屉内前辈们托人制作并传给你的奖章，这不仅是一种特别的私人鉴赏形式，还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从这堂课中你能够反思自己统治的好坏。对每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而言，即便面对最糟糕的时刻，看着刻有居高临下的鲁道夫二世和马蒂亚斯头像的硬币也可以获得慰藉，因为总有这些先例，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更糟糕。

博物馆必须改变性质，抑制人们随意创造一种物品的冲动。排成几排的硬币看起来就像帕尼尼风格足球贴纸一样，只是比贴纸沉一些。但作为一个手把物件，它们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从夸张的金质大块头变为粗糙而叮当作响的普通金属小方块，后者在维也纳围攻战中曾被征作紧急货币。

显然，硬币是著名的皇家私人藏品，但皇帝身边还有大量的奇珍异宝、版画、微型画和餐具等，所有这些物品既要是全欧洲最好的，也要是最新潮的，要体现出当时的最新风格。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很高的领域。我们无法掌握新闻中狂热的时尚风向，比如，某宫廷正在炫耀刚从佛罗伦萨新引进的精美的宴会中心装饰品，颜色呈银色与珊瑚色；又比如坊间传言有位新来的肖像画师能让你的肖像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有些皇帝明确把收集这些时髦物品的任务委派给那些深谙时尚的朝臣和亲属，而自己却只顾着祷告、狩猎和生儿育女，但公共展示和私人品位之间的交集一直令人好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鲁道夫二世都是利用公共身份来满足个人享乐的一个极端例子。饲养渡渡鸟既是他的爱好，也是彰显帝国伟大形象的一种手段：他有能力确保鸟从印度洋安全地运到他的寒冷宫殿〔现如今渡渡鸟的残骸保存在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Strahov Monastery）〕。鲁道夫二世对物品的收藏几近贪婪和疯狂。成百上千件物品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房间，这种收藏癖或许到某一点便会失控，预示着鲁道夫二世的大脑终将失控。但在大脑失控之前，甚至到人之将死之前，这些藏品一定会让他浸淫其中。因此一只食火鸡或是一块腐烂的木头既是皇帝的把玩之物，又是权力的公开象征（即使仅仅听到从鸡舍传来的哀鸣声）。

鲁道夫涉猎广泛的收藏癖让他更像真正的欧洲人。南到意大利的宝石匠，北至荷兰的画家，他都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大脑简直是第一个欧洲大陆博物馆。他痴迷丢勒，虽然这种喜好有点儿过时。通过多次谈判他高价买下了杰作《玫瑰圣母的盛宴》（Feast of the Rosary），这幅画是丢勒受人之托为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教堂中的圣坛而创作的。鲁道夫下令，要求四位身强体壮的男子把这幅丢勒的画作从威尼斯经过勃伦纳山口运送到布拉格，要一直竖直拿着这幅画，不能放在雪地上稍做停歇。要是我们能知道他们在这趟奇怪的旅程中谈论了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妙啊！

鲁道夫一定从这幅画中获得了极大的个人享受。能有机会数日坐在画前欣赏，大概是他在位期间最美好的时光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幅梦幻般的画作见证了王朝的兴衰，并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现如今该画被妥善地保存在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内。鲁道夫二世在这幅画上投入了很多时间，画中仍然可以看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跪在圣母马利亚面前，圣母将一顶缀满了玫瑰的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周围围满了一群如今身份已无从考证的德意志大公和士兵，而丢勒站在远处的背景中〔他照旧看起来像里克·维克曼（Rick Wakeman）——在数百年后前卫摇滚乐流行之前，人们如何能理解丢勒那一头怪发和胡须呢？〕。

正如鲁道夫自身一样，如果不花大量篇幅来描述他感兴趣的事物，就很难将他的收藏癖好写清楚。因此我甚至不打算详细描述《米拉善本》（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6]。它出自斐迪南一世的秘书之手，是一本非凡的书法合集。鲁道夫曾委托约里斯·赫夫纳格尔（Joris Hoefnagel）用许多画有小型生物、水果和花朵的画来装饰这一合集。画上的每一样东西，如黑莓、蛞蝓、桃子或是一朵花，都是如此生动美丽，其他事物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但只有拥有那本小合集的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才能欣赏到这些，这完全是一种绝对私密而又无与伦比的个人消遣。或许互联网最让人感到惊奇的一点就是，人们第一次能够重新体验欣赏各类藏品带来的这种快乐，而在此之前，只有住在布拉格城堡中的那位长有黑眼袋的隐居者才能有此享受。

恐怕另一种神秘的个人艺术享受方式非音乐莫属。许多公共音乐，如号角曲、进行曲和弥撒曲，都与帝国和大公活动有关。而且这些音乐会定期更新，这样一来早期的音乐就会无人问津。20世纪70年代以来，音乐学者们发掘出许多残存的音乐素材，我们才得以再次欣赏到这些作品。令人羞愧的是，人们把伟大的音乐与使徒传承无情地建立起一种联系，许多音乐杰作仅因为不符合社会需求和时尚潮流而被人们遗弃。哈布斯堡家族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6世纪90年代，年轻的未来皇帝斐迪南二世在格拉茨的宫殿中召集意大利乐师和歌手（许多是威尼斯人），要求他们用音乐来支持反宗教改革，正如之前他要求建筑师用白泥和金色漆为反宗教改革出力一样。1619年，斐迪南二世继位后把这些乐师和歌手一并带到维也纳。斐迪南的残暴统治与他对音乐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毫无关联的，通常而言二者并不矛盾。

在斐迪南三世、利奥波德一世和约瑟夫一世统治期间，这种传统得到了延续。乔瓦尼·弗留利（Giovanni Friuli）、安东尼奥·贝尔塔利（Antonio Bertali）和马西米利亚诺·内里（Massimiliano Neri，斐迪南三世的最爱，曾被授予爵位），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性格迥异、杰出有为、富有感染力，完全有能力应付加冕庆典带来的棘手挑战。我之所以在此提到他们，是因为除了完成公务，他们偶尔也会为皇帝的直系亲属进行各种各样的小型音乐表演。皇帝们似乎都很有音乐天赋。对于鲁道夫二世的继任者而言，个人音乐创作带给他们的听觉享受同买一只食火鸡带给鲁道夫的享受没什么区别。

皇帝们音乐热情很高（令许多英国王室成员大惑不解），皇帝本人就是作曲家，音乐带来的那种内心愉悦不亚于把玩奖章或浏览书法合集所带来的快感。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很难再次聆听他们的音乐并给出客观的评价，但他们创作的大部分曲子都非常好。斐迪南三世创作的圣歌《上帝，人类的救赎者》宛如一位翩跹起舞的优雅美人 [7]，而约瑟夫一世的《天庭之母》能够在任何一场虔诚的圣母马利亚康塔塔歌唱比赛中胜出，虽然他没有在这部作品上署名。我们不知道这些优秀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人的奉承之举，譬如贝尔塔利帮助皇帝解决了实际的音符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17世纪的大多数音乐作品都依据紧凑的数独式作曲规则创作而成，这样一来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作曲，效果都会不错。即便如此，那些皇帝本可以只把空闲时间花在吃喝玩乐、猎杀苍鹭上，却竟然徜徉在乐器和乐谱注解的广阔世界中流连忘返。

利奥波德一世无疑是最痴迷于音乐且最具天分的音乐家，在评价他统治期间的功过时，他为管弦乐器创作的宗教音乐和《皮埃纳奏鸣曲》（Sonata Piena）可能多少能弥补他在维也纳之围中逃跑的过失。此外，在第一任妻子玛格丽塔·特蕾莎过早离世后，利奥波德写了一曲挽歌来纪念妻子，她在短暂的人生里曾启发他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这或许也是利奥波德的特别之处。

因此我们不仅了解了帝国皇帝的公共生活，还了解了皇帝的私人生活，至少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个人空间的生活，它被历史有效地记录了下来。我们本应关注乏味的长期战争的进展，却对鲁道夫二世狂热的收藏癖更感兴趣，而这一癖好本应是他在生活中完成主要工作后的消遣。我们或许对利奥波德一世与法国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没有信心，但不妨珍视他在丰富的维也纳音乐生活中做出的贡献，他即便在死后也依然影响深远。———————————————

[1]瑞典公共艺术大师，曾发表无数雕塑、素描、绘画及行为艺术等作品。其作品总以打破人们期望的形式出现。——编者注

[2]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不吉利的名字源于英语，并不是个没头没脑的翻译。——原注

[3]也称五旬节，是基督教节日，为纪念耶稣复活后差遣圣灵降临而举行的庆祝节日。——译者注

[4]古希腊罗马传说中的蛇尾怪在基督教欧洲完全改变风貌，只保留局部特征创造出来的怪物。——译者注

[5]基督教神学术语，指圣父、圣子和圣灵。——译者注

[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的皇家秘书乔治依照他收藏的当代及古代的众多字帖，临写了《米拉善本》，以此证明自己在所有书法家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译者注

[7]对于音乐界而言，就连斐迪南的死亡都是一个好消息。他的离世激发施梅尔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斐迪南三世逝世的挽歌》（Lament on Death of Ferdinand Ⅲ），这首曲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处在一间可怕而空旷的舞厅中。——原注

—Chapter Seven—

第七章

耶稣和海神»

第一个愿望»

宗教内饰»

第二个愿望»

齐普斯地区和皮亚斯特王朝

耶稣和海神

利奥波德最痴迷的可能是托斯卡纳教士安东尼奥·切斯蒂（Antonio Cesti）的音乐了。在短暂又漂泊的一生中，切斯蒂作为杰出的歌唱家、乐器演奏家和作曲家，在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两方面都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因斯布鲁克时，他曾在斐迪南·卡尔的手下工作过。后来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斐迪南·卡尔死了，却没人为他惋惜和悼念。切斯蒂搬到维也纳，并在17世纪60年代为年轻的利奥波德创作了一系列伟大的歌剧。最著名的是为玛格丽塔·特蕾莎17岁生日而创作的《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一份来自“舅舅”的特殊礼物），利奥波德十分用心地为这部歌剧谱写了几段美丽的咏叹调。这部歌剧很值得一看，舞台布景华丽而复杂，用了两天时间才完成布置。演出场面恢宏，掌声雷动，可以欣赏到焰火飞舞、霸龙腾飞及残舟遇险这些壮观的场面，可惜这样的规模我们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切斯蒂是方济各会修道士，善于写一些关于古代众神的歌剧，他的特殊地位对15世纪直至19世纪的欧洲宫廷生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有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如何让宏伟的、庄重的圣三位一体处于挤满朱庇特这类神明的宫殿而不失和谐呢？女高音歌唱家用柔和的颤音为切斯蒂冗长的歌剧《爱的耻辱》（The Disgraces of Love）拉开了序幕，她对众神共存造成的困惑了然于胸，澄清道，宗教信仰已经把古老的异教邪神踩在脚下。然后她静静地展现丘比特、维纳斯、伏尔甘（Vulcan）[1]及他们的友人之间的对话。最初的听众想必会默默祈祷，祈祷这个夜晚土耳其人不会来突袭。

在哈布斯堡的每一寸土地上，都会看到古典众神及其助手的存在，他们与现代名义上的一神论代表——上帝共同存在。他们要么在喷泉里翻腾，要么在门口处守护，要么装饰在天花板上。我是听着简单而又令人兴奋的希腊罗马神话英雄故事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在一座又一座的城镇，从特伦蒂诺到特兰西瓦尼亚，看看那些地方别具一格的古典装饰成了我的一大乐趣。那些城镇中通常会有一个中心集市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小小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脸色苍白、神情痛苦地注视着一个巨大的喷泉池，这个喷泉池是用进口的白色石头建成的，里面有一个海神，他神情慵懒，毛发旺盛，腰身笨重，正和一群被挑选出来的水仙女嬉戏（显然哈布斯堡的河流都与大海相连）。

对两大教派能够共存的一个解释是，古典众神的存在仅仅是个装饰——是为了提供《新约》中缺失的性别或者皇室的全景。查理曼从罗马获得启发，他坚称自己是欧洲真正的开创者，古典众神实际上在宗教上保持中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真的：根本没人真的崇拜朱庇特和他的朋友。即使这些世俗统治者或宗教领袖都深深沉浸在古典世界中，广泛诵读拉丁文，认为众神和英雄与芸芸众生一样鲜活，对教会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我一直对于把画家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放入这本书中感到绝望，他是17世纪最伟大的英雄。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创作出无可匹敌的风景画，画中包含众多古典人物（偶尔有基督教人物），却没有涉及哈布斯堡家族人物。但令我开心的是，他创作了一系列画作来庆祝罗马的盛大节日。其中有一幅记录了1636年年底斐迪南三世加冕为“罗马人民的国王”时奢华的场面，所以我才把他放进来。斐迪南加冕的时候很仓促，因为他的父亲斐迪南二世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轻易地当上了皇帝。与此同时，西班牙大使决定在罗马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庆祝仪式，当时克劳德就住在罗马（他重要的古典画赞助人在教廷官僚机构任职）。此时正值奥地利和西班牙交情笃厚的巅峰时刻，年轻的斐迪南和他的西班牙堂亲斐迪南[2]在讷德林根摧毁了新教徒的军队（这个场景被鲁本斯永久地记录下来），人们曾一度荒唐地认为三十年战争要结束了。因为战争是以捍卫天主教信仰的名义发动的，所以斐迪南将在罗马加冕，而西班牙大使是这个庆典的负责人。他安排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展览（观看切斯蒂歌剧那帮观众的下一代对这种展览一定很熟悉），并且委任克劳德创作同样精湛的画作来称颂皇帝的聪明才智。人们聚集在罗马的主广场上，他们对古典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再清楚不过了。在如今的西班牙阶梯广场上，有一个人工湖，里面全是人造的假鱼，湖里漂浮着一座12米高的海神雕像，还有一些海怪和一只哈布斯堡鹰。在它的附近，有一座相对较小但略显笨重的方形城堡，城堡顶上立着一只哈布斯堡鹰，边角处有喻指四大洲的图案。这一定是非常荒唐有趣的场景：当天色暗下来，这里就开始点燃大量烟花。烟花首先在方形塔楼上绽放，照亮它下面那个小一些的圆形塔楼，接着在圆形塔楼上绽放，照亮斐迪南骑在马背上的雕像，然后在广场上一处接一处绽放。遗憾的是，由于“保密机”不精准，最后烟花竟窜入西班牙大使的宫殿。这最后一幕一定能让人愉快地想起不朽的电影《恐怖酒店》（Horror Hotel）中魔鬼列车在布赖顿码头（Brighton Pier）上行驶的场景。

克劳德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录在他那奇迹般的画作上，包括爆炸、坍塌的台阶、壮观的场面和荒诞的愚蠢行为。每个欧洲王朝都对古典意象感兴趣，只是兴趣点不同罢了。这种联系在罗马庆祝仪式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尽管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住了很多年，哈布斯堡家族仍然相信查理曼当初无伤大雅的谎言，即他们从古罗马时期就合法统治了整个帝国，成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尽管没有直接统治罗马让他们有点儿难为情。所以，一旦所有真实的宗教价值被小心排除，古典意象就再合适不过了。

显然，色情作品中也会呈现古典主题，这些作品中有鲁道夫二世收藏的许多“朱庇特之爱”（The Loves of Jupiter）系列图画，收藏这些图画很明显是为了私用。但是，曾为许多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所用的反宗教改革杰出画家鲁本斯，似乎能很容易地转换绘画手法，把痛苦的圣徒们被圣父召唤至天堂转变为假装美惠三女神（Three Graces）[3]的体态肥胖、赤裸的荷兰女子，这绝对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但是，他以大胆夸张的画风，掩盖了整个斐迪南二世和斐迪南三世统治时期的残忍冷酷。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鲁本斯的画仿佛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冲击圈，让挂在周围的画都看起来索然无味、黯然失色。

皇帝们都喜欢把自己看作朱庇特。他们的双头鹰标志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随处可见，出现在无数的旗帜上、寓言故事里和墙壁上。这种鹰标被看成罗马鹰（据说与类似的俄罗斯鹰有相同的血统）和化身为鹰的朱庇特。哈布斯堡家族原本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个标志，但是在拿破仑（另一头鹰）战胜神圣罗马帝国后，他们厚颜无耻地偷走了这个鹰标，并设法在维也纳开店，把它作为私人标志公开使用。从记录哈布斯堡战争胜利的画作到罗马的烟火表演，这头鹰无处不在。它是家族正统性一种无形但有力的象征，一旦王朝破灭，这种正统性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很难再恢复——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力紧密交织在一起。查理五世曾在热那亚（Genoa）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的安德烈亚多里亚王宫（Palazzo Andrea Doria）处理公务，宫殿的天花板上有一幅佩里诺·德尔·瓦加（Perino del Vaga）刚刚完成的（令人震惊的）湿壁画。壁画描绘了朱庇特轻松击败叛党泰坦巨神（Titans）的场景。这些泰坦巨神浑身赤裸，畏畏缩缩地分散在画的底部，高傲自大的众神在一旁观望。查理五世摆出潇洒的姿态，他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有力的视角来诠释自己的形象，也没有哪个笨蛋敢同他较量了。

虽然朱庇特还是偶尔被提起，但令人吃惊的是，皇帝们更愿意把自己看作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我本应该在括号里提一下，我一直很喜欢赫拉克勒斯，从小时候起他的英雄事迹就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对忒修斯 （Theseus）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忒修斯一本正经地清理了希腊一些有趣的人和动物。这些英雄可能保护了希腊文明，但是他们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付出了代价：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4]和他的床至少还有些幽默感，杀死克罗米翁牝猪（Giant Crommyonian Sow）完全是一大损失。我出身于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儿时我有一本厚厚的希腊神话故事书，我沉迷于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英雄伟绩。对我来说，这有点儿像耶稣受难像那一系列经久流传的精彩故事。甚至在后来的日子里，每逢看到哈布斯堡王宫的天花板上画有巨幅的十二项英雄伟绩，我都非常激动；要是看到不规范的有关十二项英雄伟绩的画，我都会心生怒火。直到我在为这本书做最后一轮调研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有好几个版本。事后看来，原因显而易见：天花板下常常会举办舞会、宴会和布满鲜花的订婚礼，没有哪个画家会为赞助人在这些巨大的天花板上画出赫拉克勒斯清扫奥吉亚斯国王（King Augeas）牛圈里上百吨牛粪的场面。这么做完全不可能：只是一小堆牛粪不足以称之为英雄事迹——这样，赫拉克勒斯只会被看成处理堆肥的农场主；引河水清理堆积如山的冒着热气的棕色牛粪，这样一幅画占据大半个天花板会带给人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视觉体验。

维也纳郊区的列支敦士登花园宫殿拥有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最好的穹顶壁画，这幅画由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于1707年创作完成。这幅奢华的画作将十二项英雄伟绩画在一个角落里，在他笔下像九头蛇海德拉（Lernean Hydra）和尼米亚猛狮（Nemian Lion）这么威猛的动物都被缩小，看起来像搞笑的毛绒玩具。这种突出赫拉克勒斯的表现有些奇特：和朱庇特的情况不一样，至少人们会争论说，赫拉克勒斯的超能力让他完成任务易如反掌，甚至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赫拉克勒斯有点儿愚笨。他的敌人完全没有胜算。赫拉克勒斯似乎也只是忙于一些日常的简单事务，比如在村子里游荡，把狮子的头扯下来，或把凶残无道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s）喂给会吃人的牝马。如果说有什么比较显眼的工作，那就是警察工作似乎比较崇高。

但是以我对十二项英雄伟绩的热忱，我没有关注到赫拉克勒斯作为朱庇特的儿子、立法者、英雄及奥林匹斯山的捍卫者等身份。所有这些身份，都比惩治恶兽的角色更符合哈布斯堡家族的世界观。阿德里安·德·弗里斯（Adriaen de Vries）雕刻了鲁道夫二世怒目而视的半身青铜雕像，鲁道夫披着赫拉克勒斯的狮皮，作为基督教的守护者来反抗土耳其人的（残暴、不文明）。鲁道夫的样子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平日里都是悠闲地收集着贝壳或是与江湖郎中闲聊。这个背景下的十二项英雄伟绩成了哈布斯堡领地上一种形象而简洁的表现方式，展现了这些伟大统治者的惩罚方式和远见。这显然是蒂罗尔的斐迪南二世位于因斯布鲁克的西班牙厅所传达的寓意。在那里，哈布斯堡家族的古代成员画像、现在的家族成员画像与展现赫拉克勒斯战斗的画作相互交错。为避免出现赫拉克勒斯清理粪堆的画面，王宫用赫拉克勒斯杀死大力士安泰俄斯（Antaeus）的画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些绘画作品有效地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们敢反抗我们，我们将打垮你们，砍下你们的头颅，把你们从地狱里挖出来，或者把你们喂马。

哈布斯堡家族对赫拉克勒斯颇感兴趣，其中最感兴趣的是他神秘远征的故事，这一故事常常被人遗忘。赫拉克勒斯穿过利比亚（Libya）到达遥远的地中海西岸，在那里打败了多头怪兽吉里昂（Geryon）和他丑陋的朋友（一条狗和一个相貌奇怪的牧人），然后围捕了吉里昂的牛群并将其带回文明世界。这是赫拉克勒斯英雄事迹发生的最远的地方，人们总是把这个故事与赫拉克勒斯柱（Pillars of Hercules）的故事混为一谈。有些传统说法认为，赫拉克勒斯是在这里推开了地中海的两岸，形成了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而其他的传统说法则认为，赫拉克勒斯实际上建造了两根巨大的柱子来标记地中海的尽头。这反过来又使赫拉克勒斯被编入腓尼基人（Phoenicians）建立加的斯（Cadiz）的故事中，这种奇怪的错位意味着查理五世把赫拉克勒斯当作他的私人徽章，这体现在两根柱子的设计上。海峡中的柱子上刻着Non plus ultra（“无可超越”）。所以查理把Plus ultra（意为“走得更远”）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炫耀他的属下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新世界。换句话说，他已经超越了赫拉克勒斯，宣称自己不仅仅是欧洲的立法者，还可能是整个世界的立法者。这些成了他纹章的一部分，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也给哈布斯堡家族平添了无限的荣威。

周围环境早变了，或许也该做些调整，但奇怪的是Plus ultra仍然是西班牙的国家座右铭，刻在王室盾徽上。最令人伤心的是，在维也纳郊外查理六世建成的部分宫殿的巨大遗址上，克洛斯特新堡天花板上的这些标记在1740年查理死后就被清除了。少年时的查理就曾想成为西班牙国王，他也的确继承了早期同名者的帝国，所以他重新起用了赫拉克勒斯柱作为自己的私人徽章。但在克洛斯特新堡修建期间，他的这个梦想却被席卷而来的军事浪潮和外交耻辱击碎了，柱子似乎也成了一种讽刺，令人难以忍受。其实，如果查理决定在天花板上画一幅巨大的赫拉克勒斯湿壁画，恐怕棕色的颜料会无法控制地堆满整个穹顶。

第一个愿望

我最近在尝试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思维实验，就是想象查理六世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知不觉出现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儿疯狂，但是这确实值得思考。世袭统治者都会面临同样的棘手问题：每天时时刻刻不可避免要面对两种角色的转换，即重要的政治角色和一系列关乎私人生活、宗教庆典和王朝仪式的象征性角色。正因为这些，政治角色才变得有效。只有在统治者去世时，在他无法再欣赏成千上万的人们聚在一起进行一系列仪式，如悲伤地唱歌时，或是把他的身体、心脏和内脏埋葬在维也纳三个不同的地方时，这个一成不变的太阳系仪才会停止运转。在所有的君主中，查理六世一定遭受了在半醒时分不寒而栗突然惊醒的痛苦——他在意识边缘踉跄，昨天的一团糟还挥之不去，明天又要面对必然的残酷。睡眠可以提供真正的喘息吗？君主的梦和我们的不同吗？假设在查理六世无意识的梦境里有另一个宫廷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受人爱戴，他是有无数子嗣的成功统帅，是财库充裕的智者。但是现在，仆人和侍臣再一次来到巨大的带有天蓬的床前，梦结束了，一天开始了。

可能在传记作家眼中，查理一直是一个脖子上戴着金羊毛勋章的巨大的柏油娃娃：传记作家们都纷纷跑去研究那些相对不太令人沮丧的君主，研究他们的统治也没有那么复杂和折磨人。因此我们对查理知之甚少，和他的父亲利奥波德或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相比，他很少出现在公众的想象中。然而，只要忽略那些令人麻木的细节，他那几乎充满惨败的一生就会是非凡的一生。

查理的一生都困在那两个未了的心愿上，每一个心愿都对整个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在两份文件上表现出的无能注定了他的失败。第一个心愿由西班牙哈布斯堡分支的最后一位国王卡洛斯二世（Carlos Ⅱ）颁布。这个既可怕又可怜的人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代人近亲结婚“基因试验”的最后幸存者，所以我想卡洛斯二世的母亲也是他的表亲，或者从他母亲一脉来看，他的父亲也是他的舅外祖父。西班牙王室逐渐显露的基因灾难被委拉斯贵兹用一系列精美的简笔肖像画记录下来，展现了曾经风度翩翩、盛气凌人的腓力四世日渐衰老，形容枯槁。腓力不得不面对两次婚姻中9个孩子的离世，只剩下两个女儿和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婴儿卡洛斯。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一世。前者即玛丽亚·特蕾莎，有过两个孩子，但都在孩童时期夭折了，但最关键的是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名叫路易。后者是玛格丽塔·特蕾莎，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嫁给了他的舅父利奥波德。可见基因灾难正源于此，玛格丽塔·特蕾莎在21岁时去世，当时她的4个孩子中有3个（包括两个儿子）已经离世了。利奥波德和一个关系更远的亲戚有过短暂的第二次婚姻，结果第二段婚姻中的两个孩子也都死了，他们的母亲22岁时就去世了。这些悲剧最终使哈布斯堡家族相信，以后要与“外族人”结婚。利奥波德娶了一位虔诚的公主，她来自遥远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一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家庭。她活了很久，成功地为这个王朝增添了子嗣。

但是利奥波德的王朝重获活力对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分支来说已经太迟了。卡洛斯二世标志着基因试验的终结，他几乎不会说话，不能吃固体食物，行动总是需要人照顾，也无法与两个不幸的配偶生育子女。他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就了。所以可以想象，他从1665年开始的统治就是一个简短而悲伤的插曲，这是一段令人厌烦的长达35年的统治期，笼罩在阴郁、歇斯底里、衰落，以及为了治愈国王而掀起的疯狂驱邪的乌烟瘴气里。卡洛斯唯一实质性的行为是宣布了一个不合常规的新愿望。幸灾乐祸的王室旁支们并不在意这些文件，因为他们知道一大片土地已经唾手可得。密谋者和特使——戴着当时流行的巨大假发和腰束搭扣，在欧洲大陆上潜行，伪造出各种计划。这些计划很复杂，但是值得尝试，因为任何一个计划都和最终结果一样，可能带给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早在1668年，年轻的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就已经意识到，如果达不成一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会爆发。这两位君主娶卡洛斯二世幸存的两位姐姐就是为了插手西班牙国事，他们秘密达成协议：卡洛斯离世后，利奥波德将得到西班牙、美洲和意大利北部，而路易将分到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泰大区、纳瓦拉（Navarre）、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在北非的领地。从这个计划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当时有趣的评价标准——美洲相对无足轻重，也可以看出这是对未来的一个疯狂设想，尽管最终没有实现。在这个设想中，未来的巴黎和维也纳会更加强大，即使两国安全部署出现疏忽和失败，英国也无望走向繁荣昌盛。更糟糕的是，1670年，利奥波德仍然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路易又与巴伐利亚选帝侯达成了另一项秘密协议，这位选帝侯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斐迪南·玛里亚（Ferdinand Maria，在天主教国家中，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男孩名）。路易意识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分支都面临灭绝，而这项协议能确保路易掌管整个西班牙帝国，交换条件是帮助斐迪南·玛里亚在利奥波德死后继承哈布斯堡领土，并且掌管巴伐利亚——这个想法与哈布斯堡家族希望把巴伐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意愿恰恰相反。但这个阴谋最终破灭了，因为利奥波德终于在1678年有了一个儿子，即他的继承人约瑟夫。

路易和利奥波德日渐衰老，但仍一天天盼望着卡洛斯离世。到17世纪90年代，他们等来的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西班牙王位经由利奥波德的女儿明智地传给腓力四世的孙子约瑟夫·斐迪南。不过我们没必要把复杂的族谱拿出来一探究竟——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因为这无关紧要：很不幸，约瑟夫·斐迪南在1699年突然离世，先于卡洛斯二世两年——对此时已经年迈体弱、筋疲力尽的路易和利奥波德来说，这个空当正是发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的好时机，这场战争是继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经历的最残酷、波及面最广的战争。利奥波德的军队濒临失败之际，盎格鲁–哈布斯堡联军于1704年在布伦海姆战役中告捷，摧毁了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哈布斯堡家族才幸免于难。

与巴伐利亚事件一样，战争的最初目的在西班牙逐渐显现出来。利奥波德一世年轻的儿子查理是争夺西班牙王位的哈布斯堡家族候选人，与他较量的是路易的新继承人——他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Philippe of Anjou）。路易当时已经神情憔悴，于是做出了鲁莽的决定，宣布菲利普将在适当时机继承所有的一切，所以菲利普有望成为世界上新法西超级大国的统治者。利奥波德则很慎重地宣布他只希望查理能守住西班牙现存的领土（这样，他就能在军事上得到担惊受怕的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的支持）——尽管这是一个谎言，而且又一个秘密计划正在酝酿中。这意味着如果查理或他的长兄约瑟夫死后都没有儿子，另一方有望得到全部的领土，创造一个奥西超级大国，相当于一个查理五世昔日帝国的加强版。

1705年，18岁的查理，现在还有一个名号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率领英奥葡联军抵达里斯本。成为腓力五世（Felipe Ⅴ）的安茹公爵菲利普，以法国为后盾与查理正面交锋。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双方都拉拢当地忠贞之士发动了一场内战和地区战争，这场战争导致西班牙这一强国轰然倒塌——随着战争的继续，损失越来越惨重。英国趁机把直布罗陀海峡收入囊中。西班牙的这场战争让法国和帝国投入巨大，查理的长兄约瑟夫一世在1705年利奥波德死后继承了皇位并煽动帝国加入这场混战。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西班牙境内聚集了15000多支帝国军队。这场以不同形式、各种借口发动的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查理在巴塞罗那娶了强硬的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Elisabeth Christine of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她原本是新教徒，后来改信天主教。她的祖父是实力强大的安东·乌尔里希公爵（Duke Anton Ulrich）。读过《日耳曼尼亚》的读者应该记得他，他对离奇死于性高潮的裸女的画像有极大的热情。这场联姻使查理实力大增。

由于战事时好时坏，查理两次耀武扬威地进军马德里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一次在1706年，另一次在1710年）， 第二次可能还能听到人群中发出带有讽刺意味的刺耳欢呼声。后来又逢波折，完全出人意料。皇帝约瑟夫一世在继位6年后突然死于天花——约瑟夫膝下无子，于是查理急忙坐船回去接过长兄的皇位。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留在巴塞罗那掌管查理即将不保的祖产，因为目前只有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和一群鱼龙混杂的忠实反法者仍对查理保有信心，其余的西班牙人都倒戈向菲利普一方。1714年，协议[5]最终达成，并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了合理分割。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超级大国，菲利普放弃了法国王位继承权，查理获得了西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小部分意大利领土。

但是作为皇帝，查理六世非常固执，他不愿放弃卡洛斯三世这个称号。维也纳挤满了西班牙难民，查理身着黑红相间的暗色服饰，每天按西班牙的风俗礼仪装腔作势地祈祷。他所做的唯一的好事就是在维也纳的一幢新楼里重建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Spanish Riding School）。但是虚伪烦冗的宗教仪式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法国大使愤怒地提出，在圣枝主日（Palm Sunday）到复活节后的星期一（Easter Monday）这8天中，他应该和这位皇帝在教堂祷告100多个小时。或许查理只有通过祷告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祈祷能让庞大的唱诗班和急剧膨胀的宫廷都来赞颂他的伟大，并请求上帝保护他。在查理灾难性的统治开始之际，他一定希望能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参加弥撒或睡觉上。

宗教内饰

几年前，我曾在芝加哥听过一场合唱音乐会，其中有一个歌手是我的朋友。表演的场地为音乐增色不少：那是一座新哥特式天主教堂，室内十分简陋昏暗——只有白墙、椅子、一个小洗礼盆和一个简单的祭祀台。说实话，后来比起音乐，我对这座美丽的建筑更感兴趣。而且我得知这个教堂刚刚翻修不久，变化之大连教区居民都完全认不出了。众所周知，多年来教堂内最显眼的装饰，就是两幅镶着流苏花边的巨型布面墙幔。那两幅墙幔还是20世纪70年代初挂上去的，高悬在中殿的左右两侧，上面描画着得人渔夫（Fishers of Men）[6]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这唤起了我儿时糟糕的记忆，当时我在一所天主教小学上学，常年去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教堂参加弥撒，那座教堂极爱以流苏花边做装饰。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做过“得人渔夫”主题的纸质拼贴画，那时我天真地认为内容次于形式，就选了这个主题，因为用鱼形和渔网的图案很容易达到不错的效果。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主题隐约有种贴合时代的嬉皮士风格。

不管怎样，这些巨幅芝加哥墙幔很快就出了毛病，都因为受潮而膨胀下垂。即使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耶稣和他门徒们的模样也不是很清晰，但是墙幔材料严重变形使整幅画面中可辨认的只剩下铲形的胡须、赐福之手和一团杂乱的渔民风格的服饰元素，当然还有很容易辨认出的鱼钩和渔网。每次的礼拜仪式都像是一场噩梦，因为墙幔散发出越发奇怪难闻的气味，并且开始裂口变形。天气炎热的时候，一大群蜈蚣、蠹虫和其他害虫在那陈旧难闻的表面下爬来爬去。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可能有点儿夸大其词，但他提到的有趣的一点是会众、神父和流苏花边艺术家花重金维护这些墙幔，并且多年来，这两幅墙幔虽然已经很残破，到最后甚至很危险恐怖，但仍然保留了下来。最终，他们还是请休班的消防员来，穿好防护装备，用钩杆和工业剪刀把墙幔剪成块拖到院子里烧掉了。每个看见那场面的人都记忆深刻，这一大堆斑驳的墙幔烧着后冒出一层难闻的、飘得很低的黏性烟雾，逼得每个人都往后退。突然之间，火堆中传出令人几乎难以忍受的刺耳声响，像油库爆炸一样，深红褐色的火焰直冲天空。

我之所以扯远了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总是勾起我脑中对于宗教场景布局改变的有趣想法——教堂建筑的权威性和现实需要之间存在一种冲突，一方面教堂的神圣权威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人们需要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下对教堂建筑进行彻底革新和翻修。这个问题在天主教中尤为突出，天主教徒在教堂外观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而另一方的新教徒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在新教徒看来，教堂只是一个能在屋顶下祷告的地方而已。对后者来说，16世纪一波又一波最野蛮的捣毁圣像运动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场运动在苏格兰和瑞士等国家几乎导致所有的艺术品被砸碎或烧毁。这一轮清洗运动之后，教堂内饰的设计问题当然也就搁置了。但是对天主教徒来说，教堂装潢的本质在于礼拜之心，何时改变和运用装潢也在于此，在奥地利，这个问题更是无法摆脱。

如果说有些事例耸人听闻的话，多瑙河畔克雷姆斯（Krems）镇上的皮亚里斯特教堂（Piarist church）就是一个。皮亚里斯特教堂（全称是公教学校司铎修会教堂）是最伟大的天主教修道院之一，是反宗教改革的核心和复兴的重要阵地，它在新教国家未引起太多共鸣，但在很多其他欧洲国家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克雷姆斯的教堂里摆满了教具。教堂外部饰有古老朴实的雕刻，取材自耶稣一生中的关键事件，还有一些雕像和彩色背景墙（包括一幅别具魅力的耶路撒冷城市景观幻想画），让所有路过教堂的人都会不自觉地了解到那些重大事件。但是真正令人惊诧的是教堂的内饰。教堂里所有建筑体的表面，无论是墙面、壁架、教堂尖顶还是窗户上，都描绘着大量具有教育意义的《圣经》或殉道者轶事。在这里布道一定是一种享受，可以激动地手指着这些精美绝伦的画面，使会众仿佛身临其境，体会故事里所呈现的极端道德抉择、英雄主义、顺从和勇气。

我的孩子上的是一所氛围友爱的圣公会主日学校，在那里他们学得最多的就是“分享”，或者通过“音乐抢椅子”游戏来思考《圣经》故事“迦拿的婚礼”（Marriage at Cana）的意义（因为在婚礼上会有派对，而抢椅子游戏是在派对上玩的）。不过这诚然是一个很离谱的例子。他们与17世纪时克雷姆斯镇上慈善基金会中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同啊！那是一个专注思考基督受难时钉于其左右的善盗与恶盗[7]命运的时代，人们渴望通过冥想习得殉道者们那种虽深受折磨却始终坚定不移的品性。这里有圣罗什（St Roch），他的腿长满脓疱，身边有一条奇怪的狗；有异常漫不经心的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有圣多纳图斯（St Donatus），他手里紧握着一颗可怕逼真的人体心脏（也可能是一串葡萄——有点儿暗，看不清楚）；有图林根的圣伊丽莎白（St Elizabeth of Thuringia），一位一生致力于帮助病患和穷人的公主。这里还有反宗教改革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了上帝，也改变了天主教的命运：如洛约拉的圣伊格内修斯（St Ignatius of Loyola）、圣阿洛伊修斯·贡萨加（St Aloysius Gonzaga）和耶稣会的圣弗朗西斯·哈维尔（St Francis Xavier），他们饱受折磨的一生经历堪称典范，被一代代在皮亚里斯特教堂受教的孩子们所熟知。教堂里还有一幅油画，画中的女孩胸前插着一把剑，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幅画，但也许在天主教一些令人费解的评判标准里，小女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教堂一侧的圣坛上有一幅皮亚里斯特会（Piarists）创始人——圣约瑟夫·卡拉桑斯（St Joseph Calasanz）本人的画像，画像上圣母马利亚低头向他微笑，一群心存感激的孩子围绕在他的身边。像莫扎特、戈雅（Goya）、舒伯特、海顿、雨果和孟德尔等人，孩童时期都在皮亚里斯特会接受过教育，虽然很难重现这种教学方法，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欧洲文化的精髓所在。克雷姆斯教堂最让我吃惊的是，许多雕塑和绘画都是主流艺术作品（其中掺杂着一些糟糕的低劣品）。但天主教会通常不鼓励人们从审美角度来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因为在这里，它们只是人们冥思或用来教学的工具，精心创作这些作品只是为了保证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待在克雷姆斯时，我经常前往这个教堂。它似乎明显展现了韦伯式新教历史[8]软弱偏袒的本质，实在令我感到困惑。这里完全是一个集教学、祈祷和不凡思想体系于一体的世界，而我却不能理解这个思想框架，也无法产生这种形式的信仰。

欧洲很多宗教建筑都体现出宗教信心和宗教变迁的浪潮，而皮亚里斯特教堂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只有一系列特殊历史事件才能使这样一座中世纪建筑做出如此大的修整：教堂后添加了侧面小教堂和雕塑，教堂东端饰有精美的窄窗，挂满了18世纪风格的巨幅圣坛装饰品——天使、王冠和圣徒都饰以粉色、猩红色或金色等华丽的色彩，就像卸去车轮的贾格纳特战车（Car of Jaggernath）。但有趣的是，动乱造成了这些变化后，除了电气布线以外，教堂内再也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在反宗教改革期间究竟摧毁了什么。大概有一些配件作为其他教堂或其他地方的宗教内饰得以保留，还有一些则像芝加哥流苏花边装饰一样化为青烟，如今真正留存下来的是教堂坚定不屈的态度，那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涨的宗教自信。

变革问题对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河谷产生了长期影响。那里形成了一个非人为规划的宗教景观。宏伟壮观的大修道院星罗棋布，后来在约瑟夫一世和查理六世统治下的建筑热潮中最终成型。当时这个地区一定充斥着锤击声和马蹄声，马匹拉着一车又一车金箔小天使雕像和大理石柱，还有一队队优秀湿壁画师从四面八方马不停蹄地赶来。一如既往，建筑工程牵扯到资金、历史、信仰和美学的复杂联系，并且每处都涉及诽谤中伤、政治因素与真正灵感的纠葛。此次重建是在1683年土耳其人突袭后进行的。由于战争损坏〔如被鞑靼人损坏的梅尔克修道院（Abbey of Melk）〕，教堂亟待重修，人们希望通过重修教堂来感谢上帝的解救，同时哈布斯堡家族也表达了不惜代价斥巨资维护政权荣耀的意愿。然而一些修复项目却惨遭失败。查理六世对克洛斯特新堡的艰巨修复计划因他的去世而终止，致使这个一直待修的残垣断壁保留至今。其他的建筑，如格特维克（Göttweig）修道院，在修建初期就把经费用光了，开始时完美地修建了一个恢宏气派的帝国阶梯（拿破仑曾经气宇轩昂地骑马经过这里），但后来资金不足，只能在两侧建一些像商务会议中心那样非常普通的房间。但是圣弗洛里安（St Florian）、克雷姆斯明斯特（Kremsmünster）、阿尔滕堡（Altenburg）和梅尔克地区那些令人惊艳的建筑将那个时代独特的美学以及极度浮华奢侈的修道院生活做了定格。就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修道士需要如此富丽的环境，并且进一步开始质疑修道士存在的必要性。

查理六世可能是个阴郁而令人不快的人，但是他却在审美上远胜过哈布斯堡家族其他成员。作为主要建筑的重要出资人，他倡导一种“表现主义”风格，但这种形式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后期建造的图书馆、教堂或宫殿等更偏重实用性，但比起18世纪初期哈布斯堡地区建筑物的风格，它们在美学方面似乎有所不足。如果你想表现学富五车、拥书百城，那么维也纳的宫廷图书馆或者梅尔克的修道院图书馆则是世界上两大最佳去处。如果你想表现驭马有术、技高一筹，那么维也纳的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定是最佳去处。如果你想表现精通宗教、一秉虔诚，那么查理六世统治下建造的修道院、修道院帝国大厅、帝国阶梯以及在维也纳建造的无与伦比的圣卡尔教堂（Karlskirche）都是绝佳的去处。建筑师、雕塑家、泥瓦匠、油漆匠和画家们付出极大心血，共同创造了这些独具匠心、耗资巨大、空前绝后的艺术作品。这些建筑热情洋溢的，如童话剧般几近完美的特质却与随后的哈布斯堡宫廷格格不入（后来的哈布斯堡宫廷往往十分简朴甚至近乎平庸）。后世的统治者和建造者也许对梅尔克修道院里那些几近疯狂的金箔装饰喜恶参半，却从未将其当成一种美学真正融入实际的教堂祷告或是图书馆知识学习中。

几乎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查理六世穷尽毕生心力完成的，如17世纪80年代在建的圣弗洛里安教堂和克雷姆斯明斯特教堂，以及在18世纪30年代停工的格特维克修道院。就像所有重大改革运动一样，这些建筑从荣耀巅峰走向衰败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在18世纪前十年，人们处理大量的天使像、阳台和精致的器官时驾轻就熟，能用透视缩短法来描绘圣徒的生活，但这种创造力很快便消失殆尽了。圣弗洛里安教堂可能是这些建筑中最神奇的一个——它既充满虔诚的氛围又体现着皇家的韵味，既宁静简朴又不失高贵。教堂内的巨大石柱和样子怪异的情欲天使展现了圣弗洛里安殉难时的情景：他因拒绝向异教徒的神祇祷告而被扔进因河（River Inn），脖子上缠绕着罗马权标、士兵的刀剑和磨坊的水车。（顺便提一下，帝国上下所有教堂都将圣弗洛里安奉为灭火之神。只见他一手拿着剑或长矛——这里是雕刻家最津津乐道的部分，另一只手拎着一小桶水，正倒向烧着的建筑。）圣弗洛里安教堂理应得到最高的推崇，其宗旨便是让游客在艺术和宗教方面都受到极大的震撼——你或许会像索尔（Saul）[9]一样感到震惊，但效果会并不会太持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你气喘吁吁地爬过森林小径到达格特维克修道院的时候，一派萧索景象呈现在眼前。修道院教堂（Abbey Church）并不比圣弗洛里安教堂逊色，同样引人入胜，但人们看到这些愚蠢的画作还是无法接受：一幅描绘巴别塔的画作看起来就像一个高端假日野营地，另一幅《最后的晚餐》就像朋友间的庆祝晚宴。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幅源自《圣经》福音书中的感人场景——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惊慌之时以为自己在耶稣基督空墓旁看到的人是一位园丁，后来她才意识到那就是复活的基督。这边是马利亚，那边是耶稣，但是耶稣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拿着一把铁锹，而这些特征在《圣经》里却没有出现过。他实际上乔装打扮成一个园丁，与众不同和略显怪异的行为或许体现了他复活时精神上的惶惑。诚然其他画家也以这鲜少使用的情景创作出类似的愚蠢画作，但这正是我要说的关键，我已经在这些东西上浪费了一周的时间，是时候结束这场幻梦了。格特维克修道院里的画作只是有些荒唐好笑（当然也很有趣），而且这些传统在查理六世去世前不久就开始瓦解了。大胆追求精雕细琢、华彩装饰和象征性蒙昧主义的狂热或许自此慢慢冷却下来，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提埃坡罗[10]（Tiepolo，并非哈布斯堡风格）遗风撇在了一边。

庄严宏大的梅尔克修道院，名义上是民众祷告和独身者接受教育的场所，但它的主要目的却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实际上它用来庆祝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以及奥地利打败新教和伊斯兰教军队的胜利。穿越老奥地利中心地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重建的有着洋葱形圆顶的教区教堂，四周点缀着大量拆修的修道院建筑。因为这片多瑙河流域仍然是闭塞的农村地区，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杏子利口酒生产，至今仍未有什么改变。那里几乎没有后期的大型建筑可供参观，可以这样说，随着这一轮疯狂的重建浪潮结束，因为在18世纪遭受新一轮的围攻，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会昔日的雄心和信心都随之下降。

第二个愿望

波兰小镇切申（Cieszyn）风景宜人，但在历史上却是一个不幸之地。切申曾是西里西亚的一块公爵领——由分属不同的皮亚斯特（Piast）家族成员名下的几块小公爵领组成，范围延至波希米亚北部。许多公爵自波希米亚国王统治时代起就坐拥这些土地，所以1526年莫哈奇战役大败后他们投奔效忠哈布斯堡家族。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公爵们相继死去，他们的领地逐渐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直接统治。也有些领地的归属发生了变化——克罗森（Crossen）归属勃兰登堡（后为普鲁士），扎托尔（Zator）和奥斯威辛（Auschwitz）则成为波兰王国的领地。历史上的切申曾是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必争之地，而它在20世纪更是命运多舛。

切申（德语称为泰申）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发生地，1919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展开了一场短暂却十分残酷的战争，双方以河为分水岭盘踞两岸。那一时期发生了数千次非正义的战争，这是其中尤为残酷的一次。跨河桥上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恰巧住在河两岸的人们与对岸的亲人被阻隔了近30年，他们甚至不能书信来往。现如今镇中心的一家商店里还陈列着一幅精美的1910年奥匈帝国地图，地图显示了城镇的全貌。城中心两岸由复杂的八字形有轨电车轨道相联结。城镇的分裂对该地居民来说是犹如中风一样的沉痛一击。《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中很少提及的一点是，波兰吞并了整个切申地区，这几乎是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的全部领土了。而波兰管辖切申还不到一年便遭受侵袭，切申又被德国收入囊中。1945年，边界被重新划定。如今行走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中间的那条河流边界时，人们总会有一种异样感。那里曾经带来了多少仇恨与痛苦，现今却完全不会引起不快了。种族清洗运动让该地区变成一个无公害地区，现在的切申和捷克捷欣城（Ceský Tešín Czech）一样，是一个完全说波兰语的城镇。

关于切申我有很多要说，但此刻我必须要提起那个著名的博物馆，现名切申西里西亚博物馆（The Museum of Cieszyn Silesia），它坐落于市中心一栋18世纪晚期的公馆中。主要藏品是当地的一个耶稣会士在1802年确立的，该建筑是中欧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之一。整栋建筑非常令人神往。有些房间保留了之前作为贵族房间时的装饰。这里有古怪稚拙的湿壁画，宽泛地表达了“古代世界”的主题：包括一间稀奇古怪的埃及房间，饰有狮身人面像和粗糙的象形文字。而最能让人们永久铭记过去悲惨历史的建筑罗马主题舞场遭受严重毁坏，大片装饰不知所终——这是因为在1942年希特勒青年党（Hitler Youth Party）一把火烧掉了这里。这并不是馆内唯一令人震惊的地方。大量的原始藏品都保存在一系列装饰漂亮的壁橱里，比之前哈布斯堡领地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栩栩如生，展示了非科学时代最后的收藏珍品，预示了鲁道夫收藏传统的终结，如今的收藏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理性化。所以这里的展品琳琅满目，有鲸鱼的阴茎（十分令人震惊的东西）、小猛犸象的下颌骨、菊石[11]、一种试图将独角鲸的角安在马头上来创造一只独角兽的无效尝试，以及一双艺妓的鞋子，等等。所有这些展品都非常有趣，但其中一个盒子里装着看似非常奇怪的物品：一张黄褐色的长方形纸片。我努力辨识上面的波兰文，写的是“一块土耳其人皮”。

奥斯曼帝国从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威胁到最后奇怪地消失（或者小件珍品的消失），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在那场彻底铲除匈牙利的战争之后，在外界看来土耳其人在走下坡路，但他们仍旧继续统治着欧洲大片领土长达两百多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再也构不成威胁，但土耳其人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当然他们本身都是欧洲人。捍卫东方专制主义的军队中大都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种族相同但都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人们。无论是由头戴巨大假发的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将军下令，还是由戴着头巾的土耳其总督指示，战争性质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土耳其人可能会穿过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与对岸的天主教徒交锋。纷争不断的地区如波斯尼亚，跟特兰西瓦尼亚一样是一个富庶又体现欧洲文化多元性的地方。这对整个哈布斯堡规划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土耳其人让人感觉遥远而陌生（你永远不会在博物馆中看到“一块奥地利人皮”）。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盟表现得漫不经心，就好像这些名义上的“古代巴尔干仇恨”发生在遥远的火星上似的，激烈的战争冲突就像自意大利出发的一次短暂航行，或是在风和日丽的早晨从奥地利驾车旅行那样平常。认为土耳其人遥远而陌生在中欧表现得最为强烈，不过维也纳战役之后，人们认为可恶的土耳其人最终是可以战胜的。在瓦维尔大教堂扬三世· 索别斯基华丽的墓碑上，一堆堆枪支和一面面战旗铭记了他生前的荣耀。下面是戴着镣铐的土耳其人，他们蜷作一团，满脸恐惧。他们形状古怪的髭须耷拉着，牙齿被打掉了，就像扬三世的确战胜了他们一般。

与之类似的同时期画风也体现在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的穹顶画上。画上皇帝查理六世满身荣光，土耳其人同样戴着镣铐、满脸恐惧地蜷缩在他的脚下。查理六世一生中无比渴望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因此所有关于他的画像或是将他塑造成新恺撒大帝的模样，或是塑造成骑着战马的英俊潇洒的王子，最后这一切反倒成了自取其辱，如梦魇一般，让你总能听见梦中传来的不明缘由的冷嘲热讽。

尽管查理六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被逐出西班牙，但他回到维也纳后似乎也前途无量，渐渐适应了意想不到得来的皇帝角色。战争结束的最后清算从表面上看引人注目。查理六世扩大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新增领土从旧西属尼德兰到米兰、那不勒斯，还有意大利零星的小部分领地。另一场战争的胜利，即在圣弗洛里安被纪念的那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又为帝国扩充了更多的领土，其中包括极具价值的贝尔格莱德，并将版图一直延伸到现今的罗马尼亚西南部（有“小瓦拉几亚”之称）。这一地区的归属至今仍然模糊不清，但是如果当初归哈布斯堡家族统辖，它可能会对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被严重削弱，哈布斯堡十字军东征让我们可以预料到他们未来的辉煌：一个潜在的急速扩张着的帝国，有望将版图延伸至黑海和爱琴海，甚至到达伊斯坦布尔。那些擅长雕刻戴着锁链、绑着头巾的俘虏的雕刻家们，正时刻磨砺他们的凿子，打算大干一场。

可悲的是，查理六世这些表面上的成功在多重耻辱之下逐渐消失了。新的奥属尼德兰似乎异常多灾多难，在地理位置上与列日的独立领土总是纠缠不清，强大的邻国还对它虎视眈眈。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分支曾对此地头痛不已，甚至崩溃，皇室因此近乎破产，而现在这个受诅咒的遗产落到奥地利家族分支手里了。更令查理六世难堪的是，他清楚英国人认为他软弱可欺才支持他——这是英国自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以来唯一关心的事情。最为荒唐的是，查理六世试图保卫可能会落入比利时之手的这一地区时，只有与英荷或法国结盟才有可能成功，也就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随时准备用它来交换其他地方（一般指巴伐利亚）。这种态度非常不利于培养当地人民的民族自尊以及亲哈布斯堡的情感。这些新领土拥有不错的海岸，也就意味着查理六世不得不参与海事问题——对于之前只掌管附近内陆地区政权的查理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海上事务，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适应。总部设在奥斯坦德（Ostend）的帝国皇家印度公司（The Imperial and Royal Company of the Indies），是奥属尼德兰经济收益的重要来源。这家公司起初运转良好，一开始就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并在孟加拉湾拥有两个小基地。公司甚至打算接管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这意味着在一个奇怪的平行宇宙中，孟加拉湾将成为天然的、巧取豪夺的哈布斯堡殖民国家，维也纳四处充斥着印度的地方长官和咖喱。但事实并没有变成这样，因为英国执意要结束这一切，佛兰芒语再也没出现在亚洲热带地区。

查理六世对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管辖也同样非常糟糕。在后来一场交易中，查理六世用撒丁岛（Sardinia），一个仅生产一种鱼酱且人口稀少的岛屿，来交换看上去更有价值的西西里岛（Sicily）。整个意大利南部的扩张本来可以带来更大的实惠，但事与愿违，那不勒斯现在成了哈布斯堡领土上最大的城市。意大利南部对中欧文化生活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论是在音乐艺术上还是视觉艺术上，但管辖该地却如同一场噩梦。这里挑衅不断，且很难保卫；大多数财政收入都用作驻军费用，让一切变得枉然。查理六世所蒙受的众多耻辱之一，就是他只有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下才能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他组建了一支小型的哈布斯堡海军，但不幸的是这支小型海军总是被更大的海军击沉；他们从未真正派上用场，直到最后溃败散落。正因为这样，查理六世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被迫交出意大利南部，换来的是一个更小的内陆国帕尔马公国，获得些许慰藉。这场战争对查理六世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他四面楚歌，而他的盟友英国和荷兰却保持中立。为了重获信任并体现哈布斯堡“团结旧友”的精神，查理六世又向奥斯曼帝国发起了一场战争。考虑到土耳其正同俄国交战，因此查理六世很轻易地做出了开战决定。但巴尼亚卢卡战役乃至格罗茨卡战役（Battle of Grocka）对哈布斯堡军队造成重创，帝国上下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所幸至少欧根亲王早在这场惨败的一年前去世，他有幸逃过了被人愚弄的命运。贝尔格莱德、小瓦拉几亚还有其他哈布斯家族老一辈人历经艰辛获得的战利品都不得不归还给土耳其。与此同时，塞尔维亚难民和充满怨恨的德意志殖民农民家庭纷纷北上，为匈牙利南部注入了新的人口。

查理六世的宫廷在那段时间频频传来噩耗。坏事总是如幽灵般笼罩一切，挥之不去：查理六世的长兄、短命的皇帝约瑟夫一世在当政期间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他酗酒成性、鲁莽轻率、尚武好战、私生活混乱：很难想象没有哈布斯堡特质的哈布斯堡成员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甚至没有哈布斯堡家族特有的巨大下巴。在他不耐烦地等着父亲利奥波德一世下台之时，约瑟夫已然形成清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把自己的角色视如皇帝一样重要。继位之后，一旦得不到中意的贵族女子或武器，他便会舍弃旧时宫廷阴郁的迷信说法，打破僵化和令人厌倦的宗教历法。约瑟夫曾把一个举足轻重的职务交给新教徒担任，这令一位耶稣会士大为震惊，于是他装神弄鬼，摇摇晃晃地进入皇帝寝宫，敦促他将异教徒打发掉。而约瑟夫只是叫来仆人将这位耶稣会士扔出窗外。这个奇特的故事正是当时宫廷新氛围的写照，也反映了耶稣会信徒的惨状。那个曾经一统天下的精神力量已经沦落到披着被单、抹着油彩来哗众取宠的地步了。

约瑟夫一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上台，也在战争没结束之前就去世了。但是他短暂的统治却是充满朝气而独具风格的成功统治，因为他任命的总指挥官欧根亲王不仅平定了匈牙利叛乱，还获得了接连不断的绝对胜利。相比之下查理六世则一败涂地，最终沉重地回到了维也纳，而且在他长兄约瑟夫一世改革的6年里一直都不在宫中。这个让他错愕又迷惑的宫廷以他沉重的脚步为新的开端，而且查理六世从未尝试过另外的统治方式，因此统治风格一直未改变过。这真让人为他感到悲哀。他最主要持久的痛苦来源于他周围众多不满的或是私下嘲笑他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子、两位皇太后（利奥波德一世的两任妻子，也就是查理六世的母亲和约瑟夫一世的母亲）、几个妹妹和两位侄女。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长期待在宫中。但整个宫内的氛围是女性随处可见，而只有查理六世这唯一一个讨人嫌的男性。这本来并不是个问题，但是由于哈布斯堡皇位只能由男性继承，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皇帝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也不是问题——但是选帝侯不会选择一位没有地产的女性。而这一点则是哈布斯堡家族备受谴责的地方：尤利乌斯·恺撒于14世纪签署的荒唐伪造文书中附带提及了皇位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的规定。儿子不多让利奥波德一世忧心忡忡，所以他首先安排如果约瑟夫一世和查理六世去世，皇位则由约瑟夫一世的大女儿继承。但是否每个人都会赞同这一政策不得而知。

在查理六世29年疲惫不堪的统治期，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目标就是说服欧洲统治者在允许女性成为继承人的文件上签字。虽然作为《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 ，但它可能是空想出来的最无用的文件。查理六世派代表倾巢出动去所有他能想得到的王廷，用贿赂、威胁、妥协或恳求等各种方式来换取他们的签名。但是签署文件的这些人一脸如蜥蜴般茫然和空洞的表情。每个人都知道，只有查理六世活着时这个诏书才是有效的。只要他一死，所有人都会摩拳擦掌，时刻准备好从他的残羹冷炙中捞到好处。这期间有两大振奋人心的时刻，那就是查理六世和他的妻子接连生下两个孩子，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以他一贯的愚蠢，查理修改了《国事诏书》：继承人不再是约瑟夫的大女儿，而是换成了他自己的大女儿。可以想象，现在这个皇室家族成员中的关系和氛围已经紧张到什么程度。而且显然，无论什么时候有请愿者向查理六世提出要求，他都只会用简短且缺乏逻辑的喃喃低语来回应，原因不言自明。更有甚者，完全让人费解的败笔是，女儿玛丽亚·特蕾莎长大后，查理压根没有教导她应该如何承担未来的职责——他几乎都不和玛丽亚说话，也没有针对宫中任何职责对她进行培养，使玛丽亚·特蕾莎对继承皇位毫无准备。查理对《国事诏书》的偏执成了他的说辞，要不然就又成了糟糕的经历。但是以他对玛丽亚·特蕾莎的态度来看，他也从来不曾认为玛丽亚可以继承皇位。

所有这些笨拙的行为让查理六世的统治成为整个哈布斯堡统治史上最不成功的一例。与前任皇帝形成的惊人反差是，查理甚至对国家大事置身事外，他唯一关注的是哈布斯堡的家族问题。所以，约瑟夫一世的统治时期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正常运转的最后时期，在18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到最终衰败之前，哈布斯堡帝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的活力、文化上的辉煌和绝妙都与最后的皇帝们毫无关系。如果约瑟夫一世没有得天花去世的话，欧洲的版图一定会有所不同，尽管未必一定好到哪儿去。但实际上，欧洲大片领土在最后一位男性哈布斯堡成员的统治之下艰难生存，而最后的皇帝则以狼吞虎咽吃着油腻蘑菇的形象死去，无人为之惋惜。

通常情况下，政治王朝的基调与艺术基调没有什么关联。这是一个伟大建筑师层出不穷的时代——雅各布·普兰陶尔（Prandtauer）、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费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父子；还有伟大的画家——罗特迈尔（Rottmayr）、格兰（Gran）和特罗格尔（Troger），他们把奥地利的穹顶壁画绘制成仙境一般；还有伟大的雕刻家，包括马蒂利（Matielli）和巴尔塔扎·莫尔（Balthasar Moll）。巴尔塔扎·莫尔原来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公共娱乐设施的制作者，制作漂筏和滑稽的雪橇等。后来他运用自己迪士尼式的奇思妙想，在查理六世和妻子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安葬的时候，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皇家墓穴，让查理和妻子死后风光无限。死后出名并不完美，但原本统治中的阴郁和失败都被这两副装饰精美的青铜棺材一扫而空。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的铜棺饰以哀悼着的女人头像，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在青铜材质的映衬下，显示出一种暴力和情欲的结合，而来参观墓穴的人们并非都能看到这一点。然而这些伟大的作品也比不过查理六世的雕像：青铜头骨上戴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或许正是把金银珠宝、骨骼、头发、锦缎和皮肤以这种与众不同与含蓄晦暗的青铜质感雕刻出来，才让它们如此出彩。这些作品似乎集中体现并宣示了完整的晚期巴洛克风格的到来。

在格特维克修道院壮丽的帝国阶梯之上，特罗格尔在查理六世统治结束之际绘制了最后一幅巨大的壁画。画面上上帝、小天使和艺术女神在明亮天空的云朵上闲庭信步，错误之神照旧被追赶着。查理六世被描绘为阿波罗，他坐在一辆巨大的金色战车上从空中呼啸而过，驾车的白马像用棉花糖雕刻出来似的，查理头部后方闪耀着太阳的光芒。这幅画既是一幅旷世巨作，也令人感到遗憾。圣弗洛里安穹顶壁画上郁郁寡欢的土耳其俘虏在这幅画里被巧妙地移走了。查理六世本人出现在一道荒唐可笑的光芒之下——他半裸着，穿着一件宽松的外袍，戴着一顶假发，紫褐色的脸庞憔悴枯槁。他看上去像生活在收费高昂却运营不佳的养老院中。或许我们就应当把他留在这样的地方。

齐普斯地区和皮亚斯特王朝

哈布斯堡北缘的领土有许多政治地缘上的奇特之处，若一一列举简直能写满整本书，所以我应该有一定的自控力适度地做些梳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相比，君主国所拥有的领地往往由合理紧凑的单元组成，完全没法跟较小的韦廷家族（Wettin）在图林根的罗伊斯河（Reuss）流域领地相媲美，每一个河谷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统治者。唯一最相似的地方是它们都地处高地边缘地区。最不可思议的是齐普斯〔塞派什（Szepes）〕地区（如今是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在匈牙利统治下几个世纪以来成为德意志大多数矿业的聚集地。我一直计划去参观那里，但因种种琐事没能成行。后来我想，去城中游览或许是很无聊平淡的。和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如快乐的铁匠、鸟儿在森林歌唱，以及童话故事《白雪公主》般的氛围相比，城市游览只会让人失望。西吉斯蒙德皇帝在短暂的执政期内，滥用自己作为匈牙利国王的权力，曾在1412年以7吨白银的回报把齐普斯地区抵押给波兰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波兰后来拥有那么多可用资源），以便有经费参与对抗威尼斯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但这笔钱早已花光，还清这么一大笔钱根本毫无希望。因此不经意间，齐普斯地区大约被波兰人统治了360年之久，整个地区的人民如同当铺老板高架上的那座老钟一样，难以被赎回。最终，玛丽亚·特蕾莎进驻了此地，并没有考虑任何关于还清赎金的事情。3年后她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齐普斯地区又一次成为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接下来一系列的变化中，当地人一直死气沉沉、表现怪异。直到1945年，齐普斯人被视为“喀尔巴阡山上的德国人”，他们才得以逃走或是被流放。

同样奇特的还有齐普斯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即西里西亚古老的混居地。我颇感得意的是，我对这些政治碎片史实有着无限的热情，即便这样我对皮亚斯特公爵们和他们领地的来龙去脉也望而却步。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Casimir the Great）为阻止波希米亚国王“盲眼”约翰（John the Blind）篡位，明智地把这片土地作为贿赂送给了约翰。所以依照1335年《特伦钦条约》（Treaty of Trentschin），这些零散的土地全都归属波希米亚，只有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统治者小博尔克二世（Bolko the Small）一人坚持抵抗，直到他于1368年去世（你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够陷入怎样的困境）。对于卡齐米日大帝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决定（波兰地域辽阔可任由他摆布，而且的确他的继承者可以收回齐普斯地区），但正是这个小决定使得波兰的这片土地阔别祖国近6个世纪，直到1945年才重回祖国的怀抱。对于“盲眼”约翰来说，和他手中拥有的小块土地相比，这片土地相当可观——面积几乎和波希米亚一样大，人民生活富裕。约翰尽管看不到东西，但是出于侠义去了法国宫廷参战，最终在英军大胜的克勒西（Crécy）战役中牺牲。他的个人座右铭（“我服务”）[12]自那以后被威尔士亲王沿用至今。

无论如何，就像波希米亚其他王室领地一样，西里西亚的领土在拉约什二世死后由哈布斯堡家族收复，并在此后200年中成为这个君主国有用而多产的土地。哈布斯堡家族依法而治，同时觊觎西里西亚的其他统治者自身不够强大，也从另一方面巩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其他统治者的软弱是哈布斯堡家族实力强大的一大主因，而这种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远比哈布斯堡本身能够想象的要大得多。波兰国王们一心一意应付奥斯曼帝国和来自俄国的渐增的威胁，无暇顾及西里西亚；而北部勃兰登堡的统治者则是一群典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绣花枕头：很容易陷入经济衰落以及各地选帝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危机之中。17世纪后期勃兰登堡的状况开始急转直下。那里的选帝侯行事古怪，但是他们不断（通过诡计、运气和联姻）扩张领土，这奇妙地与哈布斯堡家族多年前积累财富的方式不谋而合。他们从老利奥波德一世手中获得“普鲁士国王”头衔，另外，因查理六世力争欧洲统治者支持他女儿继位，为皇室效命的智囊团在一个传统话题的讨论中颜面大失，于是他们找出古老奇特的普鲁士文件，证明哈布斯堡对西里西亚的统治是非法的。年轻的新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听闻查理的死讯，就意识到这是攫取大片土地的良机。这个决定影响了一个时代。

只要好好利用，西里西亚价值连城——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讲，它可以对勃兰登堡构成威胁；对勃兰登堡来说，它可以使哈布斯堡土地不堪一击；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它都将萨克森从波兰剥离出来，并且严重削弱了两国关系。毫无疑问，西里西亚拥有庞大富庶的人口，但为了得到它，成千上万人在抗争中牺牲了生命，战争不断蔓延，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其中。从这一点看，西里西亚变得更像是一个抽象概念。19世纪，西里西亚是重要的工业地区，但很快鲁尔（Ruhr）便取代了它的地位。最终西里西亚历经波折于1945年重回波兰，却再也没有受到国际关注。仅仅从一张西里西亚地图上看，很难得知它的统治权到底归属何方；这是一个中间地带，也因此饱受摧残。但在1740年，它的确是欧洲真正的中心，年轻的腓特烈二世和更为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莎都甘愿为它死战到底。———————————————

[1]罗马神话中的火与工匠之神，罗马十二主神之一。——编者注

[2]幸运的是，关于斐迪南的困惑很快就能解开。——原注

[3]希腊神话中分别代表着妩媚、优雅和美丽这三种品质的美丽女神。——译者注

[4]普罗克汝斯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开设黑店，拦截过路行人。他特意设置了两张铁床，一长一短，强迫旅客躺在铁床上，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躯体使与床齐；身高者睡短床，他用利斧把旅客伸出来的腿脚截短。由于这种特殊的残暴方式，人们称之为“铁床匪”。后来，忒修斯在前往雅典寻父途中遇上了“铁床匪”，击败了这个拦路大盗。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强令身体魁梧的普罗克汝斯忒斯躺在短床上，一刀砍掉了“铁床匪”伸出床外的下肢。——译者注

[5]指的是《乌得勒支条约》。——译者注

[6]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作得人的渔夫。” 这是耶稣呼召门徒彼得和安得烈时对他们说的比喻，当时他们正在撒网捕鱼。——译者注

[7]《马可福音》第15章27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译者注

[8]指马克斯·韦伯在其作品《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传递的宗教观。——编者注

[9]《希伯来圣经》中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国王。——编者注

[10]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来自威尼斯共和国的意大利画家和版画家。英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利维称其为“18世纪最伟大的装饰画家和最有才华的匠人”。——编者注

[11]软体动物门头足纲的一个亚纲。菊石不是现生动物，而是已绝灭的海生无脊椎动物，生存于中奥陶世至晚白垩世。——译者注

[12]即Ich dien。传说在克勒西战役以后，“黑太子”走到不顾自己双目失明而坚持上阵抗击英军，最终阵亡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的尸体前，赞扬了约翰的勇敢以后，取下国王头盔上的三根鸵鸟毛。后来加上波希米亚国王纹章上的铭文Ich dien，“黑太子”做成了自己的另一面纹章。这面和平的纹章“黑太子”自己倒不太使用，但以后的所有威尔士亲王全都在纹章上使用这个鸵鸟标记。——译者注

—Chapter Eight—

第八章

惊天危机»

一代霸主奥地利»

凯旋门»

因圣诞秣槽爆发的战争»

辉煌的遗体»

瓜分世界

惊天危机

我曾读过一篇海洋科学家写的报告，描述了一群30头左右的虎鲸袭击蓝鲸的场面，真可谓触目惊心。这群虎鲸不断撞击蓝鲸的一侧，扭掉大块大块的鲸脂，以便能够直捣蓝鲸的内脏。蓝鲸坚韧地向前游着，身体渐渐像廉价的家庭组装沙发床一样散了架，身后四处漂落着残片，任由棱角各异的肋骨碎块暴露在外。读到这儿我真切地感受到，继放弃捕鲸业后人类应该从现在开始进行积极干预，让海洋变得不那么可怕——或许可以扔一些大块可漂浮的营养豆腐作为替代食物供虎鲸享用。噢不，你会想，他正在写一些关于豆腐的废话来搪塞我们以避开可怕的真相：他是要把胆战心惊的哈布斯堡王朝比作海洋哺乳动物，并把这样的类比强加给我们。玛丽亚·特蕾莎的领土是那头喜爱小鱼小虾但却逐渐支离破碎的蓝鲸，而腓特烈大帝和选帝侯查理·阿尔贝特（Charles Albert）这类人则像是牙齿尖利的虎鲸。这种假设显得有失公允，不过我想到了另一个更加贴合地缘政治的类比，这个类比相对而言更加缜密。在我眼里，那头蓝鲸无处可逃的困境就像是一场噩梦：它和攻击者处于同一个生存环境中。一旦受伤，它无处可潜、无处可藏，只能破浪前进，寄希望于它的攻击者吃饱喝足，放它一马。将哈布斯堡王朝类比成海洋哺乳动物似乎有些价值，这解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为何与其他很多国家必定截然不同。英美两国的整个历史都基于它们有能力自由选择参战或退战——得益于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它们近乎无懈可击。法国和西班牙同样是海岸与山脉混杂，令外界极难攻克：从中世纪早期到拿破仑帝国终结，从来没人成功入侵过法国。然而哈布斯堡领土就像蓝鲸（我暂且用这个比喻）一样，对其而言，只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要素：土地。作为一个偶然拼凑而成的家族遗产聚集地，它横贯欧洲，领土面积广大、邻国众多，这潜藏着无数致命的弱点，使它极易受到他国攻击。一直以来，英国只关注两件事，一是保证与肯特和埃塞克斯（Essex）隔海相望的欧洲海岸能为它所控，二是不让任何人入侵爱尔兰——做好这两点，英国就能随心所欲地干涉欧洲大陆的事务。然而，哈布斯堡王朝从没有过这么大的选择余地。

对于哈布斯堡家族而言，1740年是充满巨大挑战的一年，不过对这样的挑战他们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我们看来，被为数众多且不断更迭的国王和公爵团团围住就像是梦魇一般让人头疼欲裂，毫无招架之力，但在他们看来这却不足为奇。我尽量不在书中描述太多的战争，读者们大概都不知道我为此过滤掉了多少内容。但无论怎样，18世纪的战争总是单调乏味，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其中有一段关于英国的故事还算有趣，英国历经挫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欧洲大陆无法借鉴其取胜之道，因为它的两个同盟国——普鲁士和俄国最终伸出援手助其一臂之力。普鲁士和俄国都对谁统治孟加拉或某些加勒比海岛不感兴趣。迫于压力，连法国和荷兰都无暇插手他国事务，而是先保证自己国界的安全。只有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一样，热衷于殖民问题——但他们重视殖民问题是因为殖民扩张为他们提供了不少财政收入，足以确保他们在欧洲范围之内执行毁灭性政策。但在18世纪末，正是这些政策使西班牙衰弱到只剩下空虚的外壳。

单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要弄清楚欧洲各国的关注点有多大的差异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哈布斯堡王朝几乎抵御不了来自任何方向的侵袭，而且对它而言，摧毁了一个敌人就会发现另一个敌人黄雀在后：谁都知道，他们越是削弱波兰和土耳其，就会越快与俄国交手。

英国通常是哈布斯堡王朝重要的盟友兼资金来源，但英国也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局外人。英国一向奉行“均势”政策。英国只会结交短期盟友来让欧洲大陆各国势力互相制约，这样它便能不受任何潜在的欧洲大陆霸主的影响，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帝国事务。因此，18世纪令人振奋的英国历史往往与十足单调乏味且胜负不分的欧洲斗争形成对比——英国是很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心知肚明，同时也为自身对英国的依赖感到愤恨。他们知道英国最多只是在利用他们——一旦玛丽亚·特蕾莎落败，英国便会愉快地再换个盟友来帮它继续制约法国。实际上，在长达8年暗无天日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之后，英国甚至没有特意告知玛丽亚·特蕾莎它和普鲁士达成协议的事[1]。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他们那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下，面对着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敌人、盟友、威胁与机遇，还有那些不曾改变的事物，比如崎岖的山路、堡垒要塞、冬夏交替、粮财供给，乃至每日行军路程。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军事纷争出了名地让人感到无趣。飞快瞥一眼18世纪时那些令人青睐的纪念碑和被大隐于市、淡泊名利的人物所鄙视的成堆战利品，那感觉无异于埋头读了几百页的书，书中全是类似一群人戴着假发攻城[2]的场面，令人昏昏欲睡。当然，只是写下这些就让我感觉很羞愧，因为正相反，我非常痴迷于读这样的书，而且产生了一种阴暗心理，那就是读到任何关于贝亨奥普佐姆围攻战（Siege of Bergen-op-Zoom）的详尽描述都能让我欣喜若狂。欧洲城市仍密布着大量防御工事，防御墙内满是人们工作和购物的场所，而塔楼虽然一直作为斥巨资修复和改造的重点，但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何况法国还有一位天才指挥官萨克森伯爵莫里斯〔Maurice de Saxe，他的名字显示出他实际上是个撒克逊人，是“强人”奥古斯特（Augustus the Strong）的私生子〕，在他的指挥下，一座又一座城池里原本复杂的防御体系都被大炮和战壕摧毁。正是这种在战争中产生的直接明了的恐惧感才令战争扣人心弦。再比如说，布拉格这个拥有如此多伟大建筑的城市，被遗弃并逐渐沦落为一个边缘城市后，又先后被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和普鲁士人占领。对布拉格的百姓而言，恐惧开始了——他们不仅畏惧入侵者的奸淫掳掠，还有一个暗藏更大危机的问题，那就是是否要与侵略者合作。巴伐利亚的统治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自立为波希米亚国王，因此他的军队进驻了布拉格。那么布拉格的居民是应该忠心于维也纳还是慕尼黑呢？清除所有的入侵者后，玛丽亚·特蕾莎的反应极端又残暴，她驱逐了整个古老的犹太人社区，没收他们的财产，羞辱和毁灭任何她觉得略显不忠的人。战争带来的悲痛和动乱是可怕的，正是这样惨烈直观的战后百态让人不得不冷静下来，理性地思考这些18世纪战争的意义。但当我们放眼全局，仅仅考虑那时欧洲大环境下的战略复杂性，我们便会发现这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欧洲每个国家都在入侵与被入侵、兼并与被兼并中挣扎沉浮。

1740年，欧洲风云突变，查理六世为签署《国事诏书》所做的不懈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开始忙着讨论如何剥夺玛丽亚·特蕾莎的继承权。这一年，欧洲的权力阵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和沙俄安娜女皇相继逝世。与此同时，法国好像暂时处于无心争霸的时期，这让欧洲政权更替令人捉摸不透，情况更加微妙。

玛丽亚·特蕾莎几乎四面楚歌，唯一能称得上好消息的是至少土耳其人还没有什么举动。在意大利，她要面对诡计多端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这位极为固执、愚钝不堪的西班牙王后一心要为两个儿子谋得意大利的财产。她已经成功将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纳入长子名下（这是用帕尔马跟查理六世换来的），现在又想把帕尔马重新夺回来送给她的次子。一场扑朔迷离的激战就此打响，一想到有机会将玛丽亚·特蕾莎驱逐出其意大利北部领土，她就隐隐地感到激动。玛丽亚· 特蕾莎得到萨伏依公国的支持，虽然这个公国如今已难得看见，但在当年是很难对付的。萨伏依的支持对于玛丽亚· 特蕾莎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虽然她被迫将帕尔马划给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腓力，但她最终成功保住了萨伏依和威尼斯之间的部分意大利领土。腓力过去常被卷入各种矛盾中，不光彩地被押送至各地，直到最后才获得了这一点小小的奖赏。

玛丽亚·特蕾莎对她自己最初的处境了解得少之又少，又被她周围的弱者和骗子背叛了太多次。但即使这样，她在当上统治者后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并成长着，从1740年那个优柔寡断的小人物迅速成长得令人敬畏。在她后来的人生中，画中的特蕾莎也许表面看起来嚣张傲慢，但这十分具有误导性。在她周围总有一些无赖惯用伪造的法律宣言理直气壮地抢夺她的土地，尽管她在保卫家族领地的战斗中一次次陷入绝望，但她似乎有一种超凡的能力，总是能将自己对那些人的满腔愤怒化为动力。新继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从不庸人自扰，虽然他的律师提出他对西里西亚有一些“古老的权利”，但他从来不把这些废话当回事。在一次闪电战中，他夺取了几乎整个西里西亚省，之后与特蕾莎交战三次，一直坚守城池。只在战争间歇，特蕾莎才有机会去攻击其他敌人。腓特烈二世令奥地利军队无地自容的本事迅速成了传奇，而他勇于冒险又无所畏惧的做事风格让他在维也纳树立了一个近乎恶魔般的形象。所有为收复西里西亚所做出的努力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包括1756—1763年间发生的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这场战争是波及面更广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3]的一部分〕，最终，玛丽亚·特蕾莎不得不签署条约，承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拥有主权。只剩下南部称为奥属西里西亚（Austrian Silesia）的零星地域仍归她管辖。1772年，玛丽亚·特蕾莎从波兰王国那里夺来了奥斯威辛公国以及泰申以北的地区。我们很难说清楚失去西里西亚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来一个奇怪的反事实推理，想想如果这场战争最终的获胜者是玛丽亚·特蕾莎（其实也只有腓特烈大帝卓越的军事天赋才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也许如果一颗子弹射中他，或是他坠下马背，一切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一战”的结局都会为之改变。“一战”后，哈布斯堡帝国土崩瓦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语国家本可以从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地区（摩拉维亚的主要城镇布尔诺和奥洛莫乌茨本质上都是说德语的）分离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或许一切后续的人类历史都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如此一来，又有太多的事情将发生改变，也许这样猜下去就会没完没了了。

失去西里西亚和意大利的一小部分领土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事实上失去部分意大利领土对他们来说就像每年过圣诞节一样寻常），哈布斯堡家族真正致命的威胁来自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贝特。身为一名女子，玛丽亚·特蕾莎无法合法地继承父亲的皇位。她承认这一点，并一心致力于让她的丈夫弗朗茨来继承。可惜的是，弗朗茨只是凭借婚姻关系才成为哈布斯堡皇室成员，他自身并没有这个资格。他只能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诸侯漫游于欧洲，并试着掌管一些小面积的领土。让人失望的是皇位之争只是庸人之流的游戏。查理·阿尔贝特似乎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而弗朗茨，虽然的确有些魅力（肖像画中的他显得木讷而悲悯），但他的魅力充其量体现在收集矿石和新奇玩意儿上，以及作为特蕾莎众多孩子的父亲上，但他并不能扮演好自己的政治角色。

查理·阿尔贝特是古老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4]的一员，他视哈布斯堡家族为发迹于中世纪晚期的一群投机者。在别有居心的法国的帮助下，查理·阿尔贝特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号称查理七世。查理七世的继位打破了自腓特烈三世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神话。更可怕的是，他还入侵玛丽亚·特蕾莎的领地，宣称那里为他所有。这个恶果是查理六世亲手种下的，他在制定《国事诏书》时无视哥哥约瑟夫一世的女儿们,意欲直接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而查理七世作为约瑟夫一世的一位女婿，完全有正当理由宣称自己的妻子玛丽亚·阿马利娅（Maria Amalia）拥有皇位优先继承权。查理六世朝堂之上为继承一事做的明争暗斗到了玛丽亚·阿马利娅这里有了结果（如果“暗斗”也能有结果的话），她开始为自己姐妹们的利益而报仇。

有了法军做坚强后盾，阿尔贝特率军东征，似将书写全新的欧洲历史。如果他能成功，慕尼黑、布拉格、维也纳和布达这些首府都将失去其政治意义，他与法国的联盟将变得更紧密；他的成功也足以改变后来所有的战争和文化运动等。阿尔贝特的军队穿过上奥地利地区，占领了林茨，并向圣珀尔滕（St Pölten）进军，圣珀尔滕时至今日仍是中欧不起眼的小城镇。但阿尔贝特却在此时停止行军，自乱了阵脚。在当时，许多原本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的诸侯转而支持哈布斯堡家族中的阿马利娅，如果他长驱直入进入维也纳，玛丽亚·特蕾莎的政权大概将不复存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阿尔贝特一方面担心维也纳的防御太难攻破，另一方面又担心错过选期，再加上他离自己的根据地十分遥远，所以他转向波希米亚方向攻去，占领了布拉格，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之后，原本就是巴伐利亚选帝侯的他便能够在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多投一票，但这还不足以确保他将中欧并入巴伐利亚的版图。从那时起，阿尔贝特的好运到头了——玛丽亚·特蕾莎开始了反击，将他逐出了布拉格，接着便挥师进攻巴伐利亚，占领了慕尼黑。查理·阿尔贝特噩梦般的余生开始了，他缩在法兰克福备受羞辱，只守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帝名号苟活。哈布斯堡家族有自己的军队和资金，这为他们把控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提供了保障，而这些年，选帝侯们已是强弩之末，有时候不得已勉强承认这一事实。利奥波德一世和约瑟夫一世的统治可谓是哈布斯堡家族最后的荣耀时刻，帝国皇帝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兼任，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源于各位选帝侯对君主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不一定持久。查理·阿尔贝特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一个皇帝该有的声望，他这个皇帝当得糟糕透顶（尤其对他自己而言），而且毫无意义。最终他选择回到慕尼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剩下的选帝侯们这回学乖了，他们推选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为新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号称弗朗茨一世。弗朗茨很高兴自己得到了皇帝的尊位，他坐在美泉宫（Schönbrunn）[5]的凉亭里，喝着热巧克力，欣赏着他的长颈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全欧洲最高贵的头衔，已失去了它原本的辉煌。

欧洲西北部，最后的战争由英国揭开了序幕。数个承认《国事诏书》的国家组成了一支“国事遗诏军”（Pragmatic Army），这支军队被派去保护汉诺威以及奥属尼德兰，他们与法军发生摩擦，爆发了代廷根战役（Battle of Dettingen）。英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御驾亲征，虽然乔治二世当时是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出现在战场，但无论如何，这场战役是最后一次由英王亲自率军战斗的战役。在这场战争中，法军统帅萨克森伯爵莫里斯大放异彩，但最终于事无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重回上世纪的巅峰，在军事和文化上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对于奥属尼德兰的居民们来说，这也是一段屈辱历程的开始。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女王（以及之后女王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眼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随时都会被当作交换的筹码。生活在布鲁塞尔或是根特并不是一件让人舒心的事，因为统治者随时会牺牲他们来换取利益。最终爆发了比利时革命（Belgian Revolution），在此之前几代人备受屈辱。奥地利统治者在尼德兰施行苛政，只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尼德兰的天然资源。不过奥地利的确成为当时真正的泛欧洲强国，也因此与英国达成伙伴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稳定。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有很多变数。但尽管起步艰辛，玛丽亚·特蕾莎不惧外界巨大威胁，最终成功守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大部分领土，成为一代显赫的君主。就算是在1914年前哈布斯堡王朝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成功保卫了帝国领土的完整。但还有一个假设：如果1744年她与胖得像杏仁糖一样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签订协议——萨克森人确保特蕾莎对奥地利王位的继承权，作为回报，特蕾莎同意如果她没有继任者，就将王位传给玛丽亚·约瑟法 （Maria Josepha）——她是约瑟夫一世的女儿，在嫁给奥古斯特三世后饱受病痛折磨。如果他们真的签署了这样一份协议，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呢？因为奥古斯特三世同时也是波兰国王，这份协议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可以永久统领当时广袤的波兰以及萨克森土地。这样一来，整个欧洲历史又将被改写。但这毕竟是假设，事实上，玛丽亚·特蕾莎在她当权的40年里政绩卓著，并与丈夫生育了16个孩子。

一代霸主奥地利

多年前，走在匈牙利小镇塞克萨德（Szekszárd）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中，坐坐旋转木马，吃吃心形镶边小零食，你一定会注意到街边的民间工艺货摊格外显眼，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色轮廓像——像一滴墨，或是精心切下来的一块肉。这种形状常出现在袋子上、汽车保险杠贴纸上、牛仔裤补丁上和饮料杯托上——事实上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有（我甚至在一顶拉斯塔羊毛帽上见过），后来我发现这种形状到处都有。时至今日（2013年），它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它是“圣斯蒂芬王冠领”（Crown Lands of St Stephen）地图的形状，是匈牙利民族对于“一战”后自己国家边境遭受猛烈战火侵扰的无力泣诉。布达佩斯统辖的大片领土在战火下千疮百孔，原本比亚利桑那州还要大许多的面积变得跟南卡罗来纳州一样小。匈牙利人民因家园被侵略愤恨不已，这种情绪在匈牙利共产党的刻意阻拦下逐渐变弱，但它永远都不会熄灭。不幸落入对方边界的很多匈牙利人受尽新统治者的歧视、暴力和侮辱，即使你不是狂热的右翼人士，也能感觉到此时进行小规模的领土调整是一个明智之举。在德布勒森的北郊，匈牙利人民用一个令人生厌的雕塑来表达那种背叛感，雕塑建于20世纪30年代：一位美丽的匈牙利女子浑身赤裸，本应健全的四肢只剩下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鲜血淋漓。

我们大概只能从一个牛仔裤补丁中了解这么多了，无论它放在哪里，这个形状都象征着匈牙利人民想拥有一个界定清晰的完整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圣斯蒂芬王冠领”只是一个美好幻想，布达佩斯政权实际上只存在于1867—1918年间，犹如一种古老的宿命，匈牙利黯然退出了政权竞技舞台，不再拥有更多的神赋予的合法性。这是一段奇怪的历史教训，人们可以用剪刀剪出许多不同形状的牛仔裤补丁，其实每一块补丁的形状都能来表示那时匈牙利的真正国界，这种领土的不确定性无疑是悲剧性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匈牙利民族日后的命运。

玛丽亚·特蕾莎在1740年开始执政，这给了匈牙利人民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但也开启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高压统治。在哈布斯堡家族眼里，匈牙利民族是一个充斥着背叛、虚伪、宗教分裂主义的且不懂感恩的民族。当神圣同盟军队一举打败土耳其军队，终结土耳其对匈牙利大部分领土的长期统治时，匈牙利人民被迫重新成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开始统治匈牙利。只有极少数匈牙利人觉得这种改变是件好事。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时时闪过争取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念头，这种民族认同是与信奉新教紧密相连的。当哈布斯堡军队进攻到锡比乌，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在锡比乌大广场上建造千篇一律美丽的天主教堂，公国的新教信仰受到了严峻威胁。因为在以前，奥地利军队同样也在王室匈牙利这片西部土地〔主要是现在的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外多瑙地区（Transdanubia）〕上建了一座天主教堂，而王室匈牙利原本一直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17世纪2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曾在波希米亚残忍地复兴天主教，到了17世纪70年代，王室匈牙利的遭遇同50年前的波希米亚一样，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在这里雷厉风行地推行天主教，这种宗教信仰间的矛盾有时会演变成种族战争，世代奥地利士兵和耶稣会士最终击败了王室匈牙利。这一胜利造就了一个忠诚的、亲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匈牙利人皈依了天主教。即使如此，哈布斯堡王室喜闻乐见的局面背后仍存在隐患，因为匈牙利人说捷克语，语言的不同永远都会阻挠两个民族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如果说匈牙利人民只有成为德意志人才能表明自己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心，那么他们很难做到忠诚。

直到17世纪9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一直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曾经辉煌一时的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公国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回忆：在被神圣同盟攻占之前，公国统治者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公国遭到土耳其人的践踏（土耳其人早就对诸侯的狂妄失去了耐心）。特兰西瓦尼亚和奥斯曼联军包围了维也纳，这让利奥波德一世决心不再心慈手软。新任统治者将总部设在锡比乌，曾经辉煌的旧都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

匈牙利第三块也即最后一块领地，也就是当今匈牙利的大部分国土，事实上在击退盘踞在此的土耳其军队后，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在他们眼里，这块地方无外乎是块殖民地，而不是值得骄傲的匈牙利遗产。战争对匈牙利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一些类似埃斯泰尔戈姆和布达的地方在战火下变得面目全非，不得不进行战后重建。来自奥地利和土耳其双方的非正规军在行军途中毁灭了一切人类存在的痕迹，许多古老的村庄都毁于一旦。因为匈牙利许多地方都毁于战火，所以后来那些匈牙利的新居民来自何处着实令人费解。

17世纪，匈牙利人民发起了种种起义和密谋来挑战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然而直到“一战”结束，匈牙利的这些问题仍未能解决。即使对于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小。哈布斯堡家族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以德语为绝对主导语言的帝国政权。在成功解除了1683年发生的“维也纳之围”危机后，利奥波德一世重建了维也纳，那时的许多贵族宫殿也都保留至今——维也纳第一次成为一个宏伟的帝国首都。来自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6]，连同意大利工匠、军事顾问及雇佣兵一道蜂拥而至。这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所需要的，德意志贵族们担任了几乎所有的军队和政府公职，他们接连不断地制定制度，发布公告，颁布指令，主宰了人们的科学和宗教思想领域。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匈牙利语，大部分仍是德语。为了弄明白哈布斯堡领地发生了什么，匈牙利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学习德语。由此匈牙利人不禁沉思，是否完全“德化”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莫哈奇战役的失利给匈牙利带来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匈牙利的土地沦为战场，匈牙利的居民们成为战争牺牲品。现在，在接二连三的军事大捷后，哈布斯堡王朝第一次彻底统治了匈牙利。在利奥波德的眼中，战败的匈牙利理应臣服于他的统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1703—1711年间，拉科齐二世带领匈牙利人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这场起义给匈牙利造成的破坏程度令人震惊，大约8.5万名库鲁克人死于战场，40多万匈牙利百姓死于瘟疫和饥荒。很难想象当时西欧国家正进行形式化的战争时，匈牙利竟然发生着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哈布斯堡军队与此脱不了干系）。拉科齐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计划失败的原因不言自明：其他国家（俄国、法国、波兰和瑞典等）利用匈牙利人的反奥情绪来给维也纳方面制造麻烦。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谁都没兴趣去在意匈牙利人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因人口稀少、地处偏远，难以博得广泛同情，匈牙利人一直摆脱不掉这种悲惨的命运。此外，圣斯蒂芬王冠领里的其他民族也不愿给予他们支持。目睹了土耳其人的黯然离去，匈牙利人不会觉得新一任匈牙利统治者上位后能好到哪儿去。拉科齐发现自己孤立无援——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对此事满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匈牙利人充满敌意，甚至连匈牙利人自身内部都难以凝聚在一起，同仇敌忾。一旦约瑟夫一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领地抽出兵力集中对抗拉科齐，就能将他打败。但拉科齐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如果匈牙利的权贵们能以身作则，不要像毫无政治立场的乡巴佬一样，穿着奇装异服臣服在哈布斯堡统治者面前，也许匈牙利人民就会更加坚定地反抗哈布斯堡的霸权统治。匈牙利人民面临着非常危险的政权危机——先不论他们遭受的歧视、宗教束缚和语言障碍——他们正处于民族灭亡的边缘，犹如被镇压的罗马尼亚人一样命运多舛。在这种民族危机下，匈牙利人民极度珍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民族服饰，反开化论在匈牙利盛行起来。事实上，到19世纪后半叶，每一个匈牙利的“反叛”领袖要么被流放，要么战死或被处决。拉科齐在马尔马拉海边的一个小镇度过了余生。尽管民族起义连连失败，但意味着匈牙利人民永远都不会像捷克人那样轻易被打倒。拉科齐俨然成为匈牙利的一个传奇，他像宗教领袖一般对匈牙利后来的民族主义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匈牙利人民起义失败后，无数殖民者涌入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那些还未开发过的土地上安营扎寨。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却如史诗一般壮丽，震撼人心。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连哥萨克人（Cossack）[7]都涌入新领地，一代又一代殖民者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开荒辟地，筑堤建坝，建起座座城镇。很多塞尔维亚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奥斯曼领地，来到布达北部的圣安德烈（Szentendre）定居，哈布斯堡王朝许给他们在那里自治的特权。20世纪塞尔维亚人南迁，但圣安德烈在他们的建设下已成为一个美不胜收、充满圣像的城镇。大多数商人都是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这是一段匈牙利人想要忽略的历史。从那时起，无关农业的商业活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查理六世之死为匈牙利提供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好时机，此时的玛丽亚·特蕾莎忙得无暇顾及这里，她的继承权并不被所有人认可。然而就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下，玛丽亚·特蕾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一个柔弱可怜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匈牙利，以便赢得匈牙利议会的同情。1741年，在两次访问布拉迪斯拉发之后，玛丽亚·特蕾莎成功化解了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多年来的宿怨。她身着丧服，手捧着曾让斐迪南二世备感安慰的十字架，寸步不让地为自己争取权益进行谈判。最终，匈牙利人同意提供资金、人员和物资补给，尽管周围形势仍对她不利，但至少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内，匈牙利人民宣布效忠于她。和她相比，斐迪南二世，这位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各国讨伐的国王则太过狼狈。玛丽亚·特蕾莎华丽登场。在去加冕礼的路上，她乘坐匈牙利风格色彩装饰的驳船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她策马疾驰（这是匈牙利君王加冕礼的要求），气喘吁吁地卖力表现以收买人心。后来有一次她甚至歇斯底里地亮出撒手锏，抱着幼子约瑟夫站在议会前，向匈牙利人民宣示哈布斯堡家族并非后继无人（尽管约瑟夫不是哈布斯堡皇室男性成员的后代，他在哈布斯堡家族中的地位颇受争议）。正如效忠奥地利的口号所说，“敌人们再无机会，因为奥地利已登上巅峰”，至少，奥地利已经站在权力的小山丘上，不再任人宰割。对于玛丽亚·特蕾莎而言，形势已经一片大好，她此时完全可以背信弃义，收回成命。但是让人们大为惊讶的是，她不同于她那位暴饮暴食的父亲，她或多或少还是讲诚信的，也正因此她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尽管匈牙利人总是食言，很少践行自己的承诺，但他们也效忠于她，一种新型的亲哈布斯堡忠诚关系骤然形成。而且特蕾莎第一次派匈牙利军队去了西欧，匈牙利军队在战争中有时很有杀伤力。

如果仅仅基于牛仔裤补丁的形状来讨论历史的话，结果总是个悲剧，但这种想法并非一无是处。18世纪匈牙利版图本可以非常不同——如果特兰西瓦尼亚效忠于哈布斯堡王室，那么匈牙利南部将有一大片区域形成抵抗土耳其威胁的新军事边境，匈牙利也有望控制这一大片区域。波兰控制下的齐普斯城镇分布在匈牙利北部，但奇怪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也就是如今克罗地亚地区，留有匈牙利管辖的痕迹。为表诚意，玛丽亚·特蕾莎将港口城市里耶卡〔又名阜姆（Fiume）〕划给匈牙利管辖，这使匈牙利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拥有了港口城市，也确保玛丽亚·特蕾莎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圣斯蒂芬王冠领。

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勒出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近代雏形（哈布斯堡统治者通过法律弱化、宗教隔离和愚民政策，将其他少数民族渐渐同化，尽管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从多方面来看，直到19世纪，匈牙利地区才算再次完全稳定下来，这种庞大复杂、日积月累的变化每天都在历史中上演。渐渐地，一个曾在两个多世纪里被视为欧洲最不宜居的地方，在匈牙利人的建设下变成了如今风景秀美宜人的地方。匈牙利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存活下来，但是否要将此归功于哈布斯堡家族，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哈布斯堡家族，至今仍无定论。

凯旋门

一趟前往维也纳美泉宫的经历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令人失望和困惑的。这里位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心脏地带，是一座奢华的消暑行宫，兼具庄严壮丽之势与安然享乐之逸。置身其中，就算是像我这样的完美主义者，都对这里的建筑激动不起来。弗朗茨·约瑟夫长期居住于此，行宫的大部分装饰都浸染了他那乏味庸俗的审美品位。玛丽亚·特蕾莎添上许多艳丽显眼的装饰后，行宫更显冰冷无味。要说引人注目的可能是那时髦的浴室。浴室在“一战”接近尾声期间供济塔皇后（Empress Zita）使用。这也充分体现了皇后和她丈夫在短暂执政生涯中吹毛求疵的特质。行宫管理人员似乎意识到了浴室的俗套，试图用马车等富有古典气息的东西来提升行宫的格调。其中最怪异的展品要数伊丽莎白皇后拥有的手工制作的马鞍。看着这幅马鞍，就如同能直接感知末代皇后驰骋沙场的情形，人们无不对她充满崇拜，心情难以言表。

闲走在玛丽亚·特蕾莎房间，人们难免会吹毛求疵，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是否耳聋眼瞎才会委托这等级别的艺术家与装潢师参与设计，实际上只要再多给些佣金并且提升自身品位，一切就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一旦出殿，行宫的壮美映入眼帘，庭院园林美不胜收，观之于此，之前的压抑失落荡然无存。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书里已详尽描绘过那令人惊叹的动物园。它的早餐室及随处可见的亭台楼阁极具洛可可式异域风情。行宫内最绝妙的莫过于凯旋门了。凯旋门高居陡坡，俯瞰行宫，是一座令人神往且视野极佳的建筑。凯旋门兼具多重功能，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数吨石雕工艺表达哈布斯堡王朝未毁于普鲁士人之手的慰藉。1757年,腓特烈大帝于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在科林战役（Battle of Kolín）中遭遇惨败，被迫终止入侵波希米亚的计划。凯旋门所纪念的科林战役真的是一场奥地利罕见的胜利，腓特烈本可以在返回柏林后在凯旋门外建造一座齐全的购物中心，如果他真的这样畅想过的话。除了一次在短暂入侵中围困奥洛莫乌茨（该地至今还能看到战痕累累的崖壁防御工事，皇帝在黑死病纪念柱下中枪），普鲁士对哈布斯堡领土的威胁已经消失了。尽管普鲁士带给维也纳的许多耻辱尚未来临，但大部分都发生在西里西亚或是萨克森地区。

凯旋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擅长东拼西凑的哈布斯堡家族吝啬一面的完美诠释，许多建筑细节包括令人赞叹的公牛颅骨雕刻品来自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坐落于锡默灵（Simmering）郊区的新格鲍德宫（Neugebäude Palace）。然而作为玛丽亚女皇执政期间的丰碑式建筑，其外表穷奢极欲实则毫无意义，如同她在动物园设立的早餐室一样，并且这与它老式陈腐的内在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场盟军对维也纳的炸弹袭击使凯旋门严重损毁，动物园里的珍稀犀牛也难逃灭顶之灾。在一张令人伤感的照片中，犀牛看护人正摆弄着身披铠甲的犀牛尸体；而在另一幅较为令人愉悦的照片中，一支苏联红军待在长颈鹿的围场中——估计是没有人提醒他们逗留在围栏内是不被允许的。战后凯旋门得以重建，用的是掠夺而来的战利品，包括古罗马战斗装备和鹰状的雕刻品，但从现代角度来看，它更像一个怪异的咖啡馆。伫立于此，凯旋门完整而永恒地诠释了面对灾难和失败时奥地利对自己终将胜利深信不疑且信心满满。折腾完长颈鹿后，苏联军队一定得意于凯旋门的断壁残垣。西里西亚再也没能收回，但是特蕾莎女皇留下的遗产尽管遭受联军的重重攻击，却幸存了下来。

因圣诞秣槽爆发的战争

隐匿于浮夸迷幻的梅尔克修道院内的是早期的拜访者：克莱门特（Clement）和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两位莫窟圣徒。1578年，天主教徒在一次反攻的绝佳机遇中，在罗马发现了一系列地下隧道，隧道里堆满了早期基督徒的尸体。据推测信徒们因宗教迫害而埋葬至此，耶稣会将这些“莫窟圣徒”运往天主教世界，以此作为早期基督教会历尽磨难的最好证明。实际上这些骷髅只是一些虔诚的古罗马普通民众留下的。遗体在黑暗中静静地度过了千年，现今被随意赋予基督徒的名义予以追认，被封为圣徒并放在四轮骡车上运走。克莱门特的遗体是在梅尔克修道院翻新时运抵这里的，而弗雷德里克则是在1762年由特蕾莎女皇捐赠的，晚一些才运到。鉴于地下墓穴里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圣徒遗体，这些圣徒遗体可能会像派发饼干一样被赠出去，如今也是如此。耶稣会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他们还安置了殉道者圣乌尔苏拉（St Ursula）和1.1万名遭屠杀的处女〔科隆挖出的一个冒牌骸骨坑，对于天主教会而言，其庞大规模堪比得克萨斯石油业开采的纺锤顶（Spindletop）[8]〕。不管怎样，梅尔克大厅内的这两具莫窟圣徒骸骨置于玻璃棺椁中，被套上了特制的紧身连体衣裤和珠宝。头骨倚靠在艳俗的枕头上，看上去颇为别扭，如同电影《恶人牧场》（Rancho Notorious）中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扮相。

18世纪60年代，随着天主教充满智慧和情感的文化与时俱进，特蕾莎女皇捐赠弗雷德里克骸骨无疑是一次漂亮的复古行为。耶稣会在接下来的10年里在整个欧洲深受教皇的压制，除了在（情况反常的）普鲁士和俄国。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或许曾反对天主教，但一旦身在意大利的某人指手画脚，她便会遭到谴责。当时,新的朴素之风盛行，虔诚的个人信仰不受世俗干扰受到推崇。奇怪的是，这种转变和大众音乐剧院的发展步调一致，仿佛现如今那些无所事事的制作人在天主教信仰中找到了创作戏剧和宗教剧的新鲜元素。像莫扎特的《唐璜》或者海顿的《创世记》中歇斯底里的情感所营造的极致氛围，早在几十年前便已在梅尔克这样的地方存在了，只不过现在以新的形式呈现罢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真正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但新的表现形式看似仅仅是失控的热情换了个落脚点而已。

约瑟夫二世引导教会朝着更理智的方向发展。他经常被误认为是反天主教的，其实他只是想扫除肮脏混乱的封建迷信，扒下自1780年特蕾莎去世后使得梅尔克一类多年落入俗套的地方看似炫目的皮囊。特蕾莎本人也曾质疑过这些积淀下来的传统思想，但约瑟夫的做法却异乎寻常。按照有些说法，作为最具天赋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约瑟夫二世在做任何事情时似乎都是磕磕绊绊或是过犹不及。他执政的情形十分异乎寻常。自1765年弗朗茨一世逝世后，他便继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看似平稳地重建了哈布斯堡皇权。在位期间，约瑟夫二世有15年的时间是在他那熟稔政务而又运筹帷幄的母亲指导下操持政务。更糟糕的是，他还得面对与母亲同一代的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如同那些骇人的幽灵一般游荡在他的生活中，尽管腓特烈使哈布斯堡家族蒙羞，但同时也为年轻古怪的约瑟夫树立了一个理性至上和勤俭朴素的好榜样。倘若约瑟夫只是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生活吊儿郎当，吃着甜点，拿着放大镜玩赏珠宝荟萃成的丛丛花束，一切又会大不相同。相反，约瑟夫因一时头脑发热推行土地现代化和大量翻修土地的政策，这令他备受折磨，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举措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天主教会从各方面看都是君主制的意识形态合作组织，却被约瑟夫成堆的布告和法令置于混乱之境。约瑟夫对一切事物都有看法，从禁止在蒂罗尔制造圣诞秣槽到迫使神父们穿上厚重的皮革法衣（梅尔克修道院就是一个滑稽的例子），还要求关闭所有非直接服务于社区的修道院，几乎消灭了起源于基督教的所有纯粹的个人冥思传统。耶稣会也受到了压制，大量的耶稣会建筑物被用作学校、军营或办公室，开创了一个文书漫天、人才驱动的现代国家的新纪元。这种影响遍及整个中欧，一些宗教风格的建筑却发挥着奇怪的非宗教用途。在奥洛莫乌茨，仍有一座石雕伫立在现今的地方博物馆一侧，标记了约瑟夫二世当年如何关闭克莱尔贫妇修女院 （Convent of the Poor Clares），并把它改建成学校。耶稣会教堂被重新分配，因此多年来服务于腓特烈三世林茨中心政权的教堂如今成了该城市的大教堂。天主教会地域广袤，拥有卡尔尼奥拉一半和摩拉维亚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极大地激怒了约瑟夫，他认为这些教会领地闲置未加以利用，于是竭尽所能夺取这些土地。这一举动颇具革命性，也随即给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区带来意想不到的和毁灭性的影响。

同样糟糕的是，约瑟夫本可以带动人民发展经济，却把大把时间耗费在毫无意义地镇压游行和朝圣上。绝大多数哈布斯堡王朝错综复杂的宗教历法被废止，游行和朝圣遭禁或者被严格控制。许多天主教徒对他的很多做法表示认可。无神论者的数量少之又少，而约瑟夫正在实施的复兴却是备受尊崇的天主教传统的延续。形同这样的做法在玛丽亚·特蕾莎时期就有了。在特蕾莎统治奥属尼德兰时期，发源此地的复兴天主教的詹森主义（Jansenism）运动[9]迅速传播到了维也纳，给她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詹森主义倡导的的严苛苦行和对教区神父的狂热崇拜，很难被当时执迷于金法衣和飞婴的狂热者所理解，并且引起了众多质疑。老笑话说，“詹森主义就像多瑙河流经路线一样，起源于天主教地区，后经过新教地区，终结于无神论地区”，但玛丽亚·特蕾莎坚信：这是对詹森主义合法性的一大考验。尽管天主教不断变革，但共济会（Freemasonry）的崛起一直被视为天主教的一大挑战。莫扎特到底创作出多少天主教音乐，或者梅尔克修道院那两位修道院院长下葬时棺椁中是否放有共济会长衣，我们是难以确定的。正是由于约瑟夫的残酷无情，毫无耐心，分不清轻重缓急，大多数曾经的追随者离他而去。废除长期侵吞资源的教会领地应该算是他的一大政绩，但他却愚蠢地迁怒于圣诞秣槽，并强迫神父换上皮革法衣。这些愚蠢的做法最终导致王朝没有等来光明的改革，而是陷入了徒劳无益、悲惨沮丧的混乱状态。

除了教会，约瑟夫还废除了所有特权和僵化的传统，似乎仅凭纯粹的个人意志力他就能将统治的疆域从党派林立、多民族并存的状态转化成统一的单一实体，成为像英国或法国那样便于统治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荒唐的目标：哈布斯堡疆域能由哈布斯堡家族掌控，就算是最统一的情况了。约瑟夫特立独行，他从未考虑他所坚持的理性实践是否是哈布斯堡王权最糟糕的梦魇。若不是一心支持约瑟夫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素有教养、有抱负而又不信怪力乱神的民族也许会在其他方面发展得很好。最终其统辖的疆域一片混乱，约瑟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有意思的是，他是除了弗朗茨·斐迪南以外最后一个力争上游却吞下失败苦果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他象征性地拒绝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把各国王冠送到维也纳，坚称现在的君主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德语将成为官方语言，匈牙利人被要求在所有正式事务中必须使用德语。农奴制即将被废除，神职人员也要纳税，贵族们将失去特权，紧身胸衣因其阻碍妊娠也被禁用，非天主教徒可以修建教堂，朝堂之上点头哈腰的顽固“西班牙习俗”荡然无存。

这些变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约瑟夫过早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法令被推翻的大背景下显得无足轻重，但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却是惊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匈牙利贵族，拥有众多农奴，并喜欢紧身衣或蒂罗尔制造的圣诞秣槽，你一定吓得永远不敢出声。似乎约瑟夫仅凭一己之力就准备同疆域内各个阶层较量。1790年，约瑟夫终因过度劳累、打击不断和身患结核病而死，许多面露悲伤的人暗地里肯定会来杯酒水以表庆幸的。

约瑟夫大范围废除对犹太人诸多限制的做法深得民心，加利西亚犹太人世世代代将他视作犹太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世纪中期，就连布拉格犹太人聚居地都更名为“约瑟夫城”以纪念他。有些限制过于严苛残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今犹太人可以随意取下衣前的黄色星星，可以在王国内自由穿梭，可以创办自己的工厂，雇用信仰基督教的用人，接受大学教育，出入各色剧院。他们还能够在周日和基督教节日外出。在此之前，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理由是犹太人被视为伤害基督的罪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是对基督徒的大不敬。这些改变开启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犹太民族之间亲密关系的新篇章，推动了19世纪末期中欧文化的极大繁荣。然而，约瑟夫的出发点自然是期望效益最大化——他希望犹太人成为具有实效的生产力并服务于他的军队。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一如既往地厌恶和排斥犹太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约瑟夫坚信犹太人因法律权利被剥夺才对自己的信仰如此坚定。一旦他们融入主流，取德语的名字，在学校学习德语，那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了。匈牙利对其辖区内的犹太人也抱有同样观点—— 认为充分给予公民权利将换来他们彻底的皈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事情确实按照这个愿望发展，就像那么多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最后都将自己德意志化或者是匈牙利化了。这场改革的险恶用意最终造就了一段漫长又极其可怕的历史——犹太人看似被主流接纳，但这只是一种幻想，终有一日他们的信仰将不复存在。犹太人当然知道照此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这场改革引发的争端正在上演。约瑟夫究竟得做出多大的让步才能慢慢破坏犹太人坚守的信条。德意志化其实也极具毁灭性，其本质想法是要降服或灭绝其他民族的语言。然而，在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改革的混乱进程中，这些还只是以小股势力的形式存在，当时政令以惊人的速度从霍夫堡发出——美泉宫因其效率低下和陈旧过时已被搁置弃用。

约瑟夫的逝世或许是一件幸事，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他的变革已然一发不可收拾。当大街上触目皆是无处落脚的修女、圣诞秣槽走私犯和满怀愤恨的贵族时，是否是约瑟夫一手促成这场革命，还很难说。例如废除农奴制就会让语言沟通问题凸显出来。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每天都得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这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奴隶都是罗马尼亚人（或者他们当时称之为瓦拉几亚人）。实际上，在动荡的种族混居地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是最大群体。如同大多数种族混杂的社会构成一样，匈牙利人自身也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割成各个强大的部分，包括拥有土地的贵族、通常来说不那么富有的绅士阶层，以及许多小农户。同时，境内还有数量庞大、相对独立的塞凯伊人一直守卫着东部边境。他们虽然讲匈牙利语，却与克鲁日的贵族相距甚远。再者，在意识深处，匈牙利人假装罗马尼亚人从未存在过，特兰西瓦尼亚是完完全全属于匈牙利人的领地。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或者匈牙利人的幻想）一直延续到1918年的大变革，同20世纪发生在南非的变革有些许相似之处。1784年，由霍雷亚（Horea）、克洛什克（Cloşca）和克里桑（Crişan）领导的可怕起义爆发了。他们率领着大约3.6万名瓦拉几亚追随者。起义军对匈牙利人的暴力统治满腔怒火，又因约瑟夫改革带来的新面貌而英勇无比，横扫特兰西瓦尼亚西部。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被杀害，派出的匈牙利军队遭到屠杀。霍雷亚和克洛什克二人最终被战车上的斧头砍死，尸身被大卸四块，接着又被分割成更小块挂在长杆上游街示众。克里桑则在狱中自杀，从而避免了相同的命运。这些事件表明，约瑟夫可能正把哈布斯堡王朝领向全面混乱，这当然是他的继任者们对他的评价。约瑟夫的继任者们放弃了政治上的激进立场，并以法国大革命为借口取缔了进一步的改革。而霍雷亚、克洛什克和克里桑领导的起义，其余波还将存在很久。

辉煌的遗体

约瑟夫的改革既有意义又怪诞离奇。布尔诺幽森的皮拉内西式（Piranesi）[10]斯皮尔博城堡（Špilberk）中就有这么个例子（如果非要说是糟糕的例子的话）。该城堡历来臭名昭著，即使被当地改造成家庭一日游去处，依旧难以掩盖它曾经是人间炼狱的事实：曾做过哈布斯堡王朝和纳粹的兵营和监狱。其中最恐怖的一间屋子见证了约瑟夫在最辉煌时刻实施的一项不可思议的举措—— 废除死刑。

在某种程度上，死刑存在是由于当权者不愿意为设置长期监禁投入资金。大部分罪犯都被判缴纳罚金、财产没收充公、驱逐出城或驱逐出境。他们还可能受到各种残忍的迫害，或是被关进牲畜圈里，或被迫戴上怪异的金属面具被当众羞辱。就拿萨尔茨堡一些幸存者惊悚的经历来说，他们被迫游街一周，当众受辱并且差点被闷死。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铁皮人（Tin Man）失踪已久的，刚刚经历了可怕磨难的亲戚。一些宗教犯可能被活活烧死。叛国者将被送到船上当奴隶，或被施以一种可怕的类似罗马尼亚叛军遭受的酷刑。因此王朝内有多种形式的惩罚，但不包括长期监禁。在监狱服刑的除了债务人，可能还有颇具利用价值的政治犯或有过失的贵族。用公款来看守这些犯人数十年，这种长期监禁的想法不会纳入惩罚之列。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死刑有辱人格，是愚昧无知的体现。在一些廉价印刷品、书籍和布道中体现的有关责任、遵从和戒骄戒躁内容的道德故事，将这些坊间的看法以声势浩大的真人舞台展演呈现出来，但是经常失控。人们在观看克洛什克和霍雷亚饱受酷刑折磨时感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考虑到他们后来被奉为罗马尼亚民族英雄，那么他们承受肌肤之痛也属情理之中。如果没有这些骇人的宗教节日，那么会有什么取代它们呢？约瑟夫废除了死刑，那么此后如何处置犯人便成了难题，这意味着必须找到另一种体罚方式，很可能是长期监禁。

1858年，斯皮尔博城堡中部分区域被废弃，城堡的军方管理者将城堡打造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吩咐铁匠们打造刑具仿品，编些索然无味的关于不忠的妻子们被监禁在某间屋子的故事，再增添一些符合故事情节的模具，如可以在商店中买到的施以绞刑的人物模具。重建中最为重要的要数约瑟夫二世为那些被处以终身监禁的罪犯而设的“黑暗监狱”。这项开明的政令意味着囚犯将在余生戴上木制镣铐，身处黑暗死寂之中（除了能听见远处教堂的钟声之外），沉默的狱卒通过狭缝递进面包和水。只消几周，囚犯们便可能被彻底逼疯或一心求死。

或者，约瑟夫让上千名囚犯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让他们到多瑙河去拉船。这比待在“黑暗监狱”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有时要在齐胸的水里牵拉驳船的绳索和铁链，三分之二的囚犯死于疟疾、营养不良和过劳猝死。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行动不过是代表了极其怪异的改良主义罢了。但这也初步勾勒出了各种骇人听闻、极其荒谬的狂热表现，这种狂热从即刻起将时不时震撼欧洲。

最能充分体现18世纪理性变化的恐怕要数克莱门特和弗雷德里克这两位莫窟圣徒的遗体了，它们依旧在罗马北部多瑙河峡谷中瑟瑟发抖，这里与它们在罗马温暖的安乐窝相距甚远。当时距约瑟夫的母亲将弗雷德里克圣徒遗体捐赠给梅尔克修道院只过了16年，约瑟夫和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正待在佛罗伦萨。在那儿他目睹了一些特别的蜡质解剖模型，于是委托模型的创作者—— 保罗·马斯卡尼（Paolo Mascagni）和费利切·丰塔纳（Felice Fontana）为维也纳新成立的军事医药大学制作一组更庞大复杂且更精细的蜡质解剖模型。18世纪80年代，不止1000个蜡质模型被搬越勃伦纳山口，所沿路线同当初搬运弗雷德里克圣徒遗体的路线一样。这些令人震惊的物品现在约瑟夫学院（Josephinum）著名的医学博物馆内进行展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堪称18世纪晚期最杰出的艺术品，既重塑了意大利宗教雕塑，又表现了对人体颇具革命性的新态度。

当然，作为展馆的一部分，它们才得以完美呈现出来。我不确定这种气味出现在医学院是否合理，或是不是馆长有意为之，但是房间内弥漫的轻微的乙醚味让人大大感知到像弗兰肯斯坦[11]所痴迷的附于科学之上的艺术。无论是英戈尔施塔特医学博物馆还是伦敦的亨特博物馆（Hunterian），二者展示的神经系统或动脉都更加简单粗暴，让人备感惊悚，但约瑟夫学院展示的又是各色数不胜数的死亡符号。这些人体模型侧躺一旁，姿势同莫窟圣徒遗体的姿势如出一辙。它们被开膛剖腹，覆上了蜡，色彩鲜艳如初，形象栩栩如生。有间屋子展示着男性身体模型，它们站立着，大面积皮肤被移除，体内器官暴露在外，双目却盯着参观者。他们大大的眼睛镶嵌在没有皮肤的脸上，看起来挑衅意味十足，但也不同寻常地尊贵。与之相较，同一时代那些最杰出的常规雕像看起来了无生气和呆板。约瑟夫学院还有一堆散乱、恐怖的人体躯干蜡像，军校实习外科医生用它们辨别不同伤口的切入点。这些模型把人体当作运作的（或失灵的）机器而已，不是井然有序的放置物品的容器。当你赞叹雕刻者到底是如何在没有大腿表皮的情况下准确雕刻出肌肉拉伸，或是直面那很大的蜡质前列腺时，要做到冷静自持是不太可能的。对参观者来说，它们具有宗教性和科学性的双重含义：很快这些残缺但壮观流动的人体艺术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它们的世界，让你沉浸其中。当你返回维也纳冰冷的大街，看到身着粗呢外套雀跃的学生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时，又感觉自己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抛弃了。

瓜分世界

按常理说，当个君主并不总是有趣的。但如果非要准确指出统治生涯中令人兴奋的巅峰时刻，那无疑和蜿蜒的第聂伯河 （Dniepr）有关。1787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上甲板，开始了她壮丽辉煌的南方之旅，她迫不及待要去巡视刚夺取的克里米亚的疆土。

在少数杰出统治者中，叶卡捷琳娜是一个真心享受君主之尊的人。作为一名来自德意志小邦国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Anhalt-Zerbst）的女子，她来到俄国嫁给了皇位继承人彼得。彼得也是一个德意志人，虽然来自小城镇荷尔斯泰因–戈托普 （Holstein-Gottorp），但他却是彼得大帝的外孙。很可能正是因为自己的外族身份，叶卡捷琳娜迫切想要成为俄国人。她沉醉于俄国陌生但壮丽辉煌的一切，于是改信东正教，把名字从“索菲娅”（Sophie）改成“叶卡捷琳娜”，并且谋害了丈夫。叶卡捷琳娜似乎总是站在巨大的金质车上，由不同族裔的国民代表左拥右簇，女孩们向人群抛撒着花瓣，受过特训的鸽子成群结队、整齐划一地飞过天空，衔着丝质锦旗，锦旗上用拉丁文写着对叶卡捷琳娜的赞词。1787年正是她梦幻般美好生活的极致时刻。她身着皮草和珠宝，巡视着河流两岸欢呼的人群。盛大的焰火表演结束后，成千上万名哥萨克人在叶卡捷琳娜曾经的情人波特金公爵（Prince Potemkin）的指挥下进行了模拟战。现在一提到第聂伯河，人们会更多地联想到日益老化，但曾经这里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的水电厂。正当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客人们沉浸在对修建凯旋门的构想中时，欣赏着波特金的“亚马孙族”[12]女子轻骑兵团，热议着附近下一个要攻击的对象时，一个阴郁的哈布斯堡不速之客的到来算是唯一美中不足之处了。

约瑟夫二世乔装打扮微服出访，因为无聊透顶，引起船上一伙人咯咯偷笑。他自命不凡地抱怨“这个来自采尔布斯特的假叶卡捷琳娜”来竭尽所能地调节船上的气氛。即使有约瑟夫在船上审视一切，不停地询问统计问题，试图找出错漏之处，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最棒的外出旅行。伪造的“波特金村”人尽皆知，自从被用来蒙骗沙俄女皇，它实际上已成为可耻欺骗的代名词。波特金修建了真正的宫殿、农场和城市，尽管有时只是初具雏形。抵达克里米亚半岛后，令约瑟夫震惊的是眼前这片刚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的新领地竟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是哈布斯堡王朝力所不及的。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刚建起4年，竟然就拥有了防御工事和一艘战舰。约瑟夫一行无心品尝新式的可口饮料或是像小丑一样出入前克里米亚可汗的宫殿，事实上他们有很多正事要商讨。但在此地约瑟夫似乎为自己买下了一个切尔卡西亚女奴，罕有地表现出道貌岸然的一面。

自1765年约瑟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起，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维也纳东部：几百年来欧洲历史中的两大政体——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突然岌岌可危。首先分裂的是波兰。18世纪的欧洲邦国林立，瓜分欧洲国家的企图此起彼伏。叶卡捷琳娜的前任伊丽莎白女皇就试图消灭普鲁士，与其邻国一道将其瓜分：腓特烈大帝因伊丽莎白的逝世侥幸躲过这场浩劫，并且恰好躲过了拿破仑的侵占——只差几步之遥而已。意大利领土总被分割或拿去做交换，瑞典王国在世纪初已被清算变卖。波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庞大古老的邦国，统治者曾挥师东进抵抗鞑靼人的多次侵犯，拯救哈布斯堡王朝于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中。自此巅峰以后波兰便逐渐衰落，尤其在那些自命不凡但又相当无能的萨克森选帝侯长达70年的灾难性统治下，更是变得破败不堪。

俄国只是把波兰的撒克逊国王们当作傀儡。波兰人极力想要摆脱这种逆境，但西北方的普鲁士人和东方的俄国人都不愿伸出援手。当波兰人尝试设立一个海关关卡，腓特烈大帝便在维斯瓦河（Vistula）上建了一座炮台炸毁了它。同样，他还利用科技霸权制造出劣质的假币以自娱，使波兰的经济遭受重创。而在18世纪中期的战争中，俄军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挺进波兰境内，完全不顾波兰的领土主权，对波兰国王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征用和掠夺波兰境内的财富。

1773年，波兰的内乱、苦难和信仰缺失达到危急关头。四周都是强国，国内经济瘫痪，城镇数量短时间内锐减。反观欧洲其他国家却越来越繁荣。波兰最后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瓜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款听起来貌似合理具体，但实际是用暴力压制波兰人民的顽强抵抗才达成的。腓特烈大帝是主要操纵者，普鲁士拿去了西北部的土地，俄国则分走了东部更大的一块，这里相对人烟稀少。玛丽亚·特蕾莎起初认为瓜分波兰并不合适（毋庸置疑，这是道德沦丧的行为），但最终，她、约瑟夫，尤其是她的主要顾问考尼茨 （Kaunitz）抵挡不住这次大发横财的诱惑，拿走了东南部喀尔巴阡山脉沿线的广袤土地。这次瓜分割去了波兰境内三分之一的土地，剩下的领土也难以为继，出于现实需要波兰如今已然成为俄国的受保护国。

约瑟夫和叶卡捷琳娜漫步于克里米亚时的谈话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一旦第一次瓜分波兰毫无悬念地实施（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站出来反对），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掠夺剩下的领土。叶卡捷琳娜和约瑟夫二人都看到了长远的利益。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成功合作，或是否会反目成仇。从中短期来看，双方一致认为这块蛋糕足够大，人人有份。实际上，整个欧洲笼罩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余震中，波兰剩余的领土几乎还未被外界广泛关注就已所剩无几，悄无声息地遭到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第二次瓜分波兰没有哈布斯堡家族什么事，但第三次瓜分波兰却给了哈布斯堡家族差不多直达华沙（Warsaw）的广袤新疆域。

叶卡捷琳娜对奥斯曼帝国很感兴趣，于是她开始思忖制订庞大的计划。1774年《小卡伊纳尔贾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满足了叶卡捷琳娜的野心，也为她进一步侵吞克里米亚做好了铺垫。于是她现在这样向约瑟夫解释她的新计划：将巴尔干东部地区建立一个达契亚王国，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拜占庭王国，由她的孙子统治，这个孩子将取名为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叶卡捷琳娜和波特金早就开始赞颂这些希腊遗产了，通过将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重新命名为塔夫利达省 （Taurida Governate），重建城市并用希腊名字予以重新命名，如塞巴斯托波尔（Sebastopol，古老的城市）、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有价值的城市）、叶夫帕托里亚〔Yevpatori，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adates Ⅵ）的名号〕等，俄国宣称对希腊遗产拥有主权。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但似乎无人能挡，而且俄国每夺得一片新领土都为下一步侵吞打好了基础。面对此种情况，约瑟夫忧心忡忡地返回维也纳。他所担忧的情况成为哈布斯堡家族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领土也被瓜分。约瑟夫当然意识到普鲁士几十年来早已脱离了掌控，因此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腓特烈大帝在瓜分波兰进行扩张时受挫。但他真正的恐惧在于：一个独立的波兰，无论怎样容易让步，都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而让俄国向西无限扩张才是严重的错误。一旦达契亚王国控制了多瑙河河口，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多瑙河一旦摆脱当前百无一用的土耳其统治者，就有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一条关键的贸易路线。哈布斯堡王朝岂非处于长久被巨兽摁于爪下的危险之中？

和俄国达成联盟后，约瑟夫立即赶回维也纳，他和土耳其的一战在所难免。伊斯坦布尔方面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以防再被俄国侵吞。约瑟夫一马当先，率领25万大军挥师巴尔干半岛，做着打败叶卡捷琳娜后将千年无忧的美梦。不幸的是，军队很快染上疾病，而且食不果腹——仅第一年就至少有3万人死于疾病。约瑟夫毫无收获，又身患疾病，不得不返回维也纳，于1790年逝世。在足够长的有生之年，他获悉了俄国取得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胜利，也听闻了哈布斯堡家族成功掀起的贝尔格莱德风暴。这些历史事件记录在莫扎特至少五篇庆祝性的曲目里，以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感恩赞美诗》里。健康状况堪忧、心灰意冷的约瑟夫穷尽一生领导他伟大的王朝军队走向辉煌，不想最后却在维也纳染病身亡。

作为奥地利的严重威胁、帝国在欧洲战争中的最大敌手，奥斯曼帝国存在了300年后终于走到尽头。然而，一如既往，当一个人得到渴望的东西，他反而必须警惕，哈布斯堡家族现在新拥有的巴尔干不过是一块一穷二白而又难以守卫的土地。这样一来，哈布斯堡家族又不得不和俄国人结盟，就像先前瓜分波兰时与之结盟一样。这当然满足了俄国的期望，而对奥地利人来说，他们却对把俄国逐出多瑙河感到无望。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似乎也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奇怪的暗示。哈布斯堡家族渴求的德意志领土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前线，无数德意志人在东部边境战斗。多方原因造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在失去古老的边境前线后十年内轰然倒塌，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之快。同样的事件在1914年上演，最后一支土耳其军队撤离巴尔干南部大部分地区一年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斯坦布尔帝国的倒塌仿佛开启了中欧陷入长期混乱的魔咒，而不是带来和平的福音。

约瑟夫在临终前听闻妹妹玛丽亚·安东尼娅〔Maria Antonia，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巴黎遭到软禁，深感惊惧，但他已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个麻烦，只能靠他的继承人了。———————————————

[1]此处是指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英国与普鲁士成为盟友，而普鲁士正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死敌。——译者注

[2]戴假发攻城是当时欧洲士兵的传统。——译者注

[3]七年战争发生在1754—1763年，而主要冲突则集中于1756—1763年。当时欧洲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其影响覆盖了欧洲、北美洲、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和菲律宾。——译者注

[4]德国古老的王公世家，巴伐利亚王室，曾经在德意志境内的几个公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建立过几个王朝，对巴伐利亚进行了长达700多年的统治。——译者注

[5]美泉宫（Schönbrunn，也有音译为申布伦宫）是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式艺术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宫。——译者注

[6]需要明确一点的是，我提到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指的都是“说德语的人”和“说匈牙利语的人”，这种省略是为了避免叙述太过冗长。这里的“德意志”和“匈牙利”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两个国家。需要读者铭记在心。克恩滕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也都很忠于自己的民族，但后来的数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此鲜少提及。——原注

[7]哥萨克人以英勇善战著称。在东欧的历史上，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是独立的武装力量，并不单独服从于任何政权。——译者注

[8]世界上第一口日产万吨的特高产油井，1901年1月10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濒临墨西哥湾的博蒙特以南约6.4千米处被发现。——译者注

[9]17世纪的罗马天主教运动，由康内留斯·奥图·杨森（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发起，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译者注

[10]皮拉内西是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编者注

[11]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他是一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编者注

[12]亚马孙是南美洲圭亚那附近一个落后的母系氏族，她们定期地与邻族聚会，在聚会期交配，生下孩子后留下女孩，将男孩送回邻族。她们只囚禁俘虏，做传宗接代之用，但最后俘虏难逃一死。她们嗜血如命，好勇斗狠，且最痛恨外族的入侵。——译者注

—Chapter Nine—

第九章

“日出”»

历史插曲——理性思考的时代»

被拿破仑打败 （一）»

被拿破仑打败 （二）»

事情莫名其妙变得更糟»

一场亲密的家庭婚礼»

回归自然

“日出”

约瑟夫二世在其执政期间表面光鲜，实则把自己弄得像台辛苦劳作的机器，仿佛他得抓住所有的杠杆和曲柄的每一端。这一切好像是他在为前辈赎罪，因为前辈们过去对行政改革漠不关心。对此艰苦的付出让约瑟夫痛不欲生，在执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总有些地方让他疯狂和沮丧。约瑟夫把自己视为“第一平民”，尽管这意味着他必须无条件遵从一切，受尽各种耻辱。最有趣的莫过于他坚持身穿简单的军服，有一次他正走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外，结果一位神父悄悄走上去向他卖色情画报——这让如何整治这类神父成为约瑟夫面对的所有难题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抛开所有虚张声势和奇怪的境遇，这些不顺心的事也有好的一面。约瑟夫满腔热情发展德意志新歌剧，成就了莫扎特的《后宫诱逃》（The Escape from the Seraglio），歌剧带着滑稽的土耳其风格，暗示土耳其的威胁日益降低。此外，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带来更传统的意大利风格的回归，歌剧《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得到约瑟夫的个人支持。该故事的颠覆性作用现已不见，但在当时对贵族却是沉痛一击，因此与约瑟夫本人对贵族的激烈对抗不谋而合。按照惯例，歌剧一般都由哈布斯堡家族委托制作——他们是一些聪明的圈外人，很熟悉鲁道夫二世、威尼斯的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 da Ponte）[1]和萨尔茨堡的莫扎特。这部伟大的歌剧是约瑟夫留给世人的礼物，由一部背景设置在西班牙（而不是法国）的法国剧改编而来——改编为一部意大利剧，虽然背景还设置在西班牙（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演出所展现的明显是维也纳的氛围。约瑟夫时下的短假发和带扣的鞋子等一切革命前的浮华假象，意外地以一连串最悦耳、多元、令人心碎的音乐和歌曲形式被永久保存下来。

维也纳的出众之处在于它吸引了大量伟大的作曲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就有10位伟大的作曲家涌现。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提供了培育作曲家的沃土——鉴赏力，产生了一系列演员、歌手、抄写员、表演场地、乐器制造商，当然还有观众。很多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现在接触这些音乐的途径比当时多得多，因此我们会忽视当初这些音乐产生时的背景与现在是多么的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当时的音乐只为贵族听众所独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听众，一个弦乐四重奏通常只为满足某位赞助商的个人需求而演奏，或是为特定演奏者设计的某个作品仅向某个小群体公演。

这一切在约瑟夫·海顿的职业生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艾什泰哈齐家族（Esterházy family）在当时十分有势力，在维也纳东南部有一处豪宅，海顿在受雇佣的大部分时间里隐居于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在这里海顿艰苦创作出数量惊人的音乐作品留待后人整理。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套盒装海顿交响曲，光是这些就让人难以操控——这就像一场噩梦，好像你要往嘴里塞下一个桌子那么大的三明治。我已花了多年时间想要领会这些曲子，大概有400乐章，却无法完成。人们努力想要帮我，给这些曲子编号、排序、取有趣的绰号（“钟”“母鸡”“角号”“狩猎” ），但是这些好心的努力在如此大规模的乐章面前也无济于事。有些交响曲非常无聊，曲调毫无情感，过去常常用作贵族社交聚会的背景音乐。那些贵族穿着锦衣华服，互吻手背行礼，手摇扇子，总以挖苦的眼神打量他人，生活一派虚荣奢靡。就像你走到一块非常贫瘠的土地，突然感觉被薰衣草味的蜜饯所包围。但是这些乐章还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因为你总会有新的收获，像一首无意中听到的悲伤的《田间三重奏》（第67乐章），像恰到好处如火焰般迸发的气势恢宏的音乐（第75乐章），像一段奇怪的西贝柳斯（Sibelius）风格的嗡鸣（第88乐章）。音乐一直播放，有一段听上去像《女武神》（The Valkyries）的开场，还有一段听着像19世纪法国沙龙音乐。音乐形式各式各样，但大多数还是海顿的风格。

这些浩如烟海的作品包含各种演奏形式：壮丽的钢琴三重奏、一系列弦乐四重奏、175部低音提琴（一种非现存的古提琴，曾经深受艾什泰哈齐家族喜爱）作品、歌剧、弥散曲、协奏曲、钢琴奏鸣曲及牵线木偶剧的配乐。要想创作出像这样包含一切演奏形式的音乐几乎会把人逼疯。我热爱海顿的音乐，但当你发现直到老死也只能做到对他的低音三重奏一知半解，未免有些沮丧不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顿的毕生之作被公认为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入思考，这甚至超越了他对天主教的贡献。

海顿活了很大岁数，经历了拿破仑时代，这个时代与他扎根的传统奥地利相差甚远。海顿在奥地利闻名遐迩、富甲一方，这是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活了这么长时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巨作《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遗言》（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 on the Cross）虽然是为管弦乐器写的，但是还有四重奏、清唱剧和纯钢琴版本。受加的斯大教堂（Cadíz Cathedral）的委托为教堂创作庄严的耶稣受难日仪式曲目时，海顿努力用这首曲子戏剧化地呈现耶稣最后的感叹（“主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等），传统虔诚的约瑟夫二世大概会对此感到愤怒。这首曲子相比喜剧而言有些严肃，大概与比贝尔的《玫瑰经奏鸣曲》（Rosary Sonatas）等个人创作的宗教作品有最后一点相通之处。《玫瑰经奏鸣曲》在100年前一直是萨尔茨堡主教冥想时用到的音乐。贝多芬的一位老师曾大胆质疑，认为在海顿的作品中“我渴了”这句话在演奏中并没有表达出耶稣对水的渴望。但是在当时，似乎总有一种论调，认为传统的哈布斯堡家族对天主教的虔诚已然终结，像布鲁克纳、韦伯恩（Webern）一类开创独特风格的音乐家相继出现。

毫无疑问某些东西在海顿的时代消失了，包括他那些与时代相对隔阂的巴洛克艺术形式，这些早被约瑟夫二世抹杀了。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最能体现这一点，海顿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这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小镇，是一块古老的沼泽地，现在已经干涸了，位于冲突不断的德意志和匈牙利“意外交汇”（后来的弗朗茨·李斯特对此地的这一形容堪称完美）处的新锡德尔湖（Neusiedler Lake）。这是世界上一个极具争议的地方，可以想象，一切都在逐渐消退——变成森林，变成肮脏的湖泊，变成荒凉的小村庄。受冷战的影响，原先的反法西斯保卫战线使这里的情况更加恶化。这里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重建正常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永远就这样死气沉沉下去。

“山中教堂”位于艾森施塔特，海顿最终就埋葬在这里。耶稣会讲学时常会讲到这个教堂，这里独有一个“神圣阶梯”，信徒攀爬上来的时候需要经过许多凝灰岩堆，然后再经过雕像群，雕像群里刻画着《耶稣受难记》中的主要事件。这些雕像群最初在1701年被组合在一起，经过不断修补和重刷，历经岁月后变得非常不入流，最后被勒令重新改建。这些画面和现实中做礼拜的形式相差甚远，但是在宗教上它们显然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遗言》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我来说最大的亮点是耶稣的衣服被战士撕破的画面，士兵手指尖上的蜘蛛网把这个场景展现得活灵活现。

因为这个教堂为艾什泰哈齐家族所有，似乎把海顿葬于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海顿的遗骨受尽屈辱才到达这里。在海顿死后，很多狂想家为了证明一些颅相学理论[2]盗取了海顿的头颅，为了保留海顿的尊严，他们找了一个替代品和海顿的遗体一起下葬。最终他本人的头颅重新出现，于1895年被捐赠给维也纳金色大厅。20世纪30年代，保罗·艾什泰哈齐王子设法找到了一个雕塑家（奥斯卡·蒂德），他对复古热情很高，曾为海顿建造一个逼真的19世纪早期风格的坟墓。1932年，海顿被重新安葬，但是和他埋葬在一起的仍然不是他自己的头颅。战后艾什泰哈齐王子在布达佩斯遭受了噩梦般的审讯，然后被关押入狱，直到匈牙利革命爆发他才得以逃到国外。1954年，海顿的头颅最终在严密的守护下开棺放入墓穴，海顿死后第一次尸首合一。经历一系列波折之后，最初的头颅也被保留，毕竟它是在第一次葬礼时下葬的，具有特殊的神圣含义，不能被取代。现在海顿安详地躺在艾森施塔特，城镇的政治架构遍布海顿周围，但又相距甚远。而熟悉的神圣阶梯仍然盘旋在他的额头之上。谈论作曲家的遗体是一种可耻的消遣方式，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出”四重奏》的序章，或是名为“G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64号之四” 的动人乐章，尽情去享受音乐之美吧。

历史插曲——理性思考的时代

约瑟夫死后，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短暂执政了一段时期，这段时期与以前大不一样。他在位两年，能力强，处事灵活理智，这在哈布斯堡家族中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利奥波德二世是哈布斯堡家族自250年前斐迪南一世以来第一个真正精明、足智多谋（但并没有引起不安）的统治者。可是他莫名的死亡（他身边医生将他带向了死神，他们的治疗方式不卫生，引起感染，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最终把事情搞砸了）也标志着他是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个真正精明、足智多谋的统治者。后来他的继承者中有三个是笨蛋，其中两个还心胸狭隘；第四个则没能掌握实权。这四人接连统治到1918年。幸运的是故事的兴趣点并没有落在这四个人物上，否则这本书剩余部分完全是在浪费笔墨。

18世纪90年代的混乱往往被归结于法国和法国大革命，但有一种振振有词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全线崩溃引发了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法国曾助美国实现了独立，然而很快便昔日辉煌不再，强国形象土崩瓦解。此时的法国士气低落、受尽屈辱、经济衰败，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带来可乘之机，这两个国家到处胡作非为而不用担心法国报复。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是新的国耻，而非仅仅是王朝之耻：大国边界遭到那些曾向它毕恭毕敬的国家的挑衅。最令人震惊的是，普鲁士在1787年入侵了荷兰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于1790年粉碎了奥属尼德兰的革命。

约瑟夫二世无休止的计划——利用小块领土作为交换，或通常把神圣罗马帝国作为赠品礼包——已然破坏了莱茵河沿岸的政治体系，向东也让法国蒙受耻辱，陷入混乱。约瑟夫同时也在计划打破“魔法圈”，当时大体保护着脆弱的宗教信仰坚定的邦国及其弱小的盟国。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要废除东边的封建特权和取缔陈腐的教士寄生状态，那么法国大革命在西边只会变本加厉。位于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的那些无依无靠的小邦国或许随时会交易给任何一方。这些小国以前受到保护，是因为统治者要么拥有圣人遗骨并将其展示得很好，要么在传统加冕礼上举起引以为傲的古老旗帜，这些突然看起来有点儿俗套了。

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参与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纷争，这对法国也是一次打击，法国未参与瓜分难免让路易十四的鬼魂心生妒忌、不得安宁。路易十四浴血奋战才夺得加来的零星土地，而维也纳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与葡萄牙国土同等大小的领土。所有这些变化（大多来源于维也纳）表明，待大革命中的法国准备大显身手时，大规模领土纷争早已如火如荼。从英方来看，在接踵而至的混战中，那些与法国结成同盟的国家都是贪婪腐败的叛徒。但是，土地争夺混战最终导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这种说法有其历史渊源。

约瑟夫死后，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的统治深受哥哥先前举措的连累。无论是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从1790年2月开始）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1790年9月开始），利奥波德都不受欢迎，而且他的权威还面临各方的严重威胁，因此，他必须重新巩固自己的政权。法国大革命最初受到了许多欧洲君主的欢迎，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为了推翻王权，而是昔日霸权国的内战。当形势越来越清晰，这只不过是个不幸的错觉，利奥波德开始担忧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安危，但并没有意欲推翻这场革命。事实上，对抗法国的各同盟国直到最后都不清楚自己想要得到怎样的结果。没有谁乐于进行战争，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如他们记忆中的法国那样的超级强国。如果只是略做调整而不对巴黎实行直接控制，那么消除不一致和威胁是绝对不可能的。最终的反法盟直到1814年才达成。最终拿破仑平息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混乱，从而结束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无政府状态，但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想法并不一样。

利奥波德在去世前曾对维也纳重新做了军事部署。他收买了很多敌人，为战争做了准备，但错过了随后令人尴尬的事态发展。大概他主要的作为是在1791年签订《锡斯托沃条约》（Treaty of Sistovo），从而结束了与土耳其的战争。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条约标志着自斐迪南一世疯狂部署军事边境以来，这场战争成了整个王朝全部历程的最后一战。真正奇怪的是，这最后一位才华横溢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在锡斯托沃，即现在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小镇斯维什托夫（Svishtov），利奥波德决定把贝尔格莱德归还给土耳其人。这一慷慨之举是为了确保对方停战，部队能前往法国，但结果出人意料，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当时贝尔格莱德归属新哈布斯堡帝国，就像后来10年中的情况一样，那么不仅维也纳会控制巴尔干北部唯一的主要枢纽，塞尔维亚也会变得像捷克一样在帝国内举足轻重，而非仅充当匈牙利的一小部分。19世纪的历史随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把土耳其人赶出了贝尔格莱德，这为塞尔维亚的独立埋下了伏笔。要是当时塞尔维亚还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那么是不可能有机会独立的。这也表明，历史虽然会出现违背现存事实的情况，但结局有其定数：1791年利奥波德决定把一个千疮百孔的堡垒归还给土耳其人，这个颇具争议但并不惊天动地的决定把塞尔维亚推到了历史浪潮中，以1914年弗朗茨· 斐迪南遇刺和4个帝国被摧毁而告终。经过1915—1918年艰苦残忍的战争，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今后何去何从还很模糊，不得而知，这太过复杂，很难让人产生兴趣。

利奥波德死后，他平庸无能的儿子继位，成为弗朗茨二世。虽然把后来王朝的挫败都归咎于弗朗茨二世未免草率，对他也不公平，但他肯定没发挥什么作用。利奥波德聪明能干、灵活机智，曾妥善化解了普鲁士的敌意，这是弗朗茨二世望尘莫及的。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位高权重，但弗朗茨二世的平庸无能毫无疑问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单方面失败。这成为之后一系列法国战争油画的素材。我的书桌上就有一副色彩丰富、生动的油画《拿破仑战争西部地图集》（The West Point Atlas of the Wars of Napoleon）。

被拿破仑打败 （一）

如果要全程跟进后来爆发的联盟战争，恐怕这本书不可能办到。的确，你若快速翻阅一下1911年版的《贝德克尔的奥匈帝国旅游指南》（Baedeker's Austria-Hungary，可能还会有副标题——“绝版！”），难免摇头叹气，的确，我不相信能把这么多内容压缩写到一本书里。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胡布里斯（Hubris）[3]冰冷的手指触摸着我，似乎有所指示。但是，我勇敢地笑了笑，并没有理会这些幻觉，我需要继续写下去。

同盟军多年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只是因为法国太强大，且如前所述，他们未能提出一个新的足以让自己相信有机会打败法国的政治观点。这就是为什么1805年拿破仑可以悠闲地骑马登上哈布斯堡格特维克修道院的帝国阶梯，最终攻占维也纳，而不像弗朗茨在罗浮宫做类似的事时一脸的阴郁和不自在。英国大胆地把精力放在发展海军和殖民地上，消除了对法国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从而避免了这个政治问题。而此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其他不幸的同盟国都在战争中日渐衰败，没能像英国那样躲过一劫。几百年来，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入侵过法国。1792年9月20日，法国在瓦尔密战役（Battle of Valmy）中击退了普鲁士和帝国的军队，给那个惊人的记录再续辉煌。这场战役本身就是一场荒唐的混战，不管学习战略的学生觉得它多么可悲，瓦尔密战役注定以失败和撤退收场。这是反法同盟推翻法国大革命的唯一一次尝试，但它们的胆小怯懦随后拉开了长达22年战争的序幕。联军从瓦尔密到巴黎这数百千米的进军路程中，将会有成百上千人牺牲，欧洲的基本格局也会被重新定格。

瓦尔密战役之后，法军几乎可随意出入神圣罗马帝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一定会让思虑周全的哈布斯堡历史学家和军事领袖们义愤填膺。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以后发生了一些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奠定了西欧的基本格局，但这与法军势如破竹一路穿过低地国家直达莱茵河的一系列事件相比似乎不足一提。欧根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现在又在何处呢? 英国企图攻下敦刻尔克（Dunkirk），不过罕见的英奥联合行动在1793年秋被法军击败。英国想要攻克敦刻尔克从政治上来说动机是可笑的，而且对打败法国毫无作用。敌军包围了法国，虽然没有得逞，却进一步激化了巴黎的局势，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敦刻尔克战役后不久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年夏天，在弗勒吕斯战役（Battle of Fleurus）中，同盟军被赶出奥属尼德兰（这个名称现在来说是不准确的），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和英国军队的7万士兵被法军摧毁，同盟军惊恐地经由滑铁卢撤退。法国现在占领了荷兰共和国，在1795年4月的《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中，法国还得到了莱茵河西岸，再一次成就了波旁王朝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必波旁王朝的幸存者一定会多少对此欣喜雀跃。

在法国节节胜利之时，反法同盟内部却表现得踌躇不定、军心涣散和无能为力。法国收买了普鲁士，允许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建立一个中立的受保护国，此外普鲁士还侵占了波兰的另一块领地。对此，弗朗茨只能惊恐地观望。得益于法国大革命，普鲁士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巴塞尔和约》才签订几个月，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就一起瓜分了波兰的最后一块地盘。即使先把道德问题搁置一旁，波兰深受俄国的影响，它到底是被三个国家瓜分还是被俄国一国霸占，也难免带来诸多争议。这意味着尽管法国采取了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动，它毕竟处于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里。可悲的是，弗勒吕斯战役是帝国军队最后一次对外征战了，虽然帝国名义上存在的时间还要久一些，但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处于将被各国瓜分的状态，帝国皇帝的身份也岌岌可危。

弗朗茨继续战斗，于1795年5月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将大量资金引入奥地利。但是现在大胆进取、年轻有为的拿破仑节节胜利，让维也纳百姓觉得每天早上醒来读报纸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尔卑斯山脉一直是奥地利人的心病——军队要从山脉北面途经德意志南部，从山脉南面途经意大利，才能从两面夹击法国，以避免通往维也纳的路线无人把守。但是这也意味着军队必须分散开，不能相互增援。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对法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棘手，他们也从两路包抄，最终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在1797—1798年的整个混战中，新建立的共和政权被赶出意大利，罗马教皇被关进法国监狱，威尼斯也被摧毁。

依照《坎波福尔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奥地利被逐出西欧，但也被劝诱跟法国结盟。拿破仑消灭了威尼斯共和国，并改变了哈布斯堡历史上持续不变的状态：这个曾经庞大的多国集团不仅使维也纳免受亚得里亚海的影响，还有效地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海洋之间置入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带。随着尼德兰南部及哈布斯堡家族在黑森林地区剩下的祖产永远消失，它们有可能会被与法国利益毫不相干的新领土所取代：这些新领土来自伊斯的利亚半岛、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本身。从文化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很明智的：威尼斯一直以来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理念、艺术、资金和贸易的关键来源，其沿海位置让先前无足轻重的的里雅斯特港口变得重要，而且它还和斯拉沃尼亚民族和军事边境的其他民族保持着关联。哈布斯堡家族现在与法国和平共处，依然统治着欧洲广袤的领土，但他们的统治已变得屈辱和被动。

被拿破仑打败 （二）

在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4]，那些能给你带来无穷乐趣的展品里绝对包括反映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素材。巨大的石膏像、战旗和描绘战争的油画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墙上挂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栩栩如生的雕版印画，画里人们为弗朗茨皇帝欢呼，他即使是在这最需要假装热情的宣传画作中都摆着一副臭脸，看起来依然很冷漠。其中一件震惊世人的幸存下来的物品是1799年年底拉施塔特国会（Congress of Rastatt）倒台后的一张法国海报，宣告了奥地利政府对法国代表博尼耶（Bonnier）、罗贝若（Roberjot）和德布里（Debry）发起暗杀的经典革命话语：“他们的血液散发着臭气……他们需要……也将遭到……报应！”看起来那些旧时美好岁月中响当当的客套已经远去了。代表们的死从未得到过合理的解释，因为随着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奥地利和俄国试图摧毁法国，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件事了。在拉施塔特开始的历时几年的争论让格局更加明朗：神圣罗马帝国将要灭亡，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正在瓦解。德意志统治者（包括哈布斯堡家族）并没有建立统一战线对抗法国，而是像扔糖果一样丢弃了他们古老的领地，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统治者更是像参加甜点野餐的孩子一样，表现得异乎疯狂。没有哪个政治边界能提供任何保障，或许只有在进攻中施以阴谋诡计才是避免完全灭亡的生存之道。欧洲统治者们要么把珠宝藏到奇怪的地方，把家人乔装打扮成仆人（虽然双手细腻得令人难以置信），要么就是根据最新局势，设计出全新的宫殿和加冕礼长袍。

法国人有数不清的地盘可选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拿破仑将从摆弄地图或制定宪章上获得极大快乐，像变戏法般把这些土地变成帕特诺特共和国（Parthenopean Republic），然后随意将之抛弃。法国人就像《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里面的胖男孩一样，总是小心翼翼地将一些食物含在嘴里，以便他们一醒来就可以立刻开始咀嚼。1798年，法国轻松攻下瑞士，这让弗朗茨二世感到十分惊恐。这个曾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备受羞辱的国家，在法国软硬兼施（军队进攻和巧妙贿赂）下最终纳入巴黎的势力范围。更糟糕的是，法国加强了对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的控制，因为作为之前的尼德兰，它曾经是哈布斯堡西班牙分支的宿敌，也是多代冲突的聚焦点。多代冲突耗尽了美洲的财富，但现在尼德兰却落入法国手中，连一声反抗都没有。

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来说，1799年的夏天着实令人兴奋，它们摧毁了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而且似乎给法国造成了严重威胁。这时旋即兴起对弗朗茨的弟弟卡尔大公的个人崇拜。卡尔大公是一个指挥官。在维也纳具有象征意义的古老残缺的英雄广场上，卡尔大公的巨大雕像就屹立在欧根亲王雕像的旁边，这是英雄广场上仅有的两座雕像。卡尔大公的雕像有上千座，他在帝国中广受赞誉，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才智过人，而是因为其他人比他更差。和他的一些对手，如在乌尔姆（Ulm）遭到拿破仑的羞辱的愚蠢至极的马克将军（General Mack）相比，卡尔大公有些亚历山大大帝的风范，但是和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马塞纳（Masséna）、惠灵顿（Wellington）等人物以及远胜于他的拿破仑相比，他仅仅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成就仅仅是偶尔赢得一场战争，但事实证明，胜利只是另一场战败的序幕。他那巨大的雕像摆在英雄广场，仿佛为了引发人们关于人类极限的深思，又像是提醒他的继承者谨记哈布斯堡家族自身的弱点，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做到。

尽管在1799年夏天取得了暂时性胜利，但是令维也纳及其联盟国家头疼的问题迫在眉睫。如果要介绍欧洲独特的地缘条件，以及这些天然屏障如何牵制并化解将欧洲大陆变成类似中国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企图，可能得写整整一本书。但若在这一问题上稍加控制，毫无疑问这些分布在欧洲的屏障，无论是山川还是海洋，对于欧洲大陆历史的影响远大于对宗教、意识形态和特殊国家美德等方面的影响。到1800年，入侵法国依然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难题。法国的大部分边境不仅受到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要塞很好的保护，而且在海洋或山川的庇护下与外界自然隔绝，在抵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入侵时，法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任何奥地利或俄国入侵者要是不经过这些屏障，都没有机会跟号称全民动员的40多万斗志昂扬、训练有素的法国士兵交手。

同样，法国的两大敌人英国和俄国也是很难进攻的对象。英国地理条件优越，资金充足，得以不断大力发展海军；而俄国幅员辽阔，这让侵略者根本找不着方向。法国想要试探这两大国家的防御系统究竟有多坚固，结果都没占到便宜。相反，哈布斯堡领土，就像它暂时的同盟国普鲁士一样，在任何方面都不堪一击。多年来，法国把进军奥地利然后展开肆意侵略作为自己霸业的一部分。因此，每一场联合战争似乎总是遵循一种模式：要么是英国，要么是俄国，或者是英俄一起怂恿奥地利采取军事进攻，而英俄自己不承担任何风险。战争持续之久，以及战争中逐渐浓厚的摩尼教氛围，让奥地利觉得与英俄结盟很令人烦恼。英国和俄国似乎总是坐享其成，而陷奥地利于水深火热之中。英国一直拒绝用自己的军队攻打拿破仑，总是东拼西凑一些资源，做一些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占领好望角，或与美国交战一类的事情；而俄国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向高加索地区或波斯进行扩张。

奥地利还要深思熟虑处理长远问题，那就是想办法对付来自盟国俄国的威胁。如果俄国参与到西欧事务中，会威胁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现在俄国已进军像瑞士这样的非俄属欧洲领土，这算是好事吗？从英方来看，英国一直以来的主要关注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削弱法国，而这些战争有效地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世界争端，对英国非常有利。如果获得俄国支持的代价是让俄国统治中欧，英国对此（对1944—1945年神奇的预见）是可以接受的。倘若如此，维也纳必然受到牵连，还要隐忍不发，这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因此，生死联盟的各个成员国都有各自的理由畏缩不前或者勇往直前。

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不久后被扼死）是个奇怪的人，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法国怎样处置马耳他（Malta）这个小岛国的问题上。拿破仑驱逐圣约翰骑士团 （Knights of St John）激怒了保罗，他于是自己当上了骑士团团长。有一次，英国反过来驱逐法国人并且拒绝把马耳他岛移交给骑士团，保罗便解除了与英国本就紧张的联盟关系。这样愚蠢而孩子气的做法惹恼了维也纳。但是看着俄国假借联盟的名义快要触及奥地利的根本利益时，维也纳方面也感到十分恐惧。俄国接管了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这将会给叶卡捷琳娜大帝一个大大的惊喜）和科托尔〔Kotor，旧称卡塔罗（Cattaro）〕，这让奥地利夺取并接管威尼斯及其领土所带来的快感荡然无存。俄国未来有望完全控制亚得里亚海，这会对奥地利造成威胁。究竟该如何对付俄国成了维也纳的棘手之事，在维也纳对法国的未来失去兴趣多年后，对付俄国事实上也成了帝国最后100年存续的原动力。

一年之久，天下大乱。第二次苏黎世战役（The Second Battle of Zurich）处置了瑞士的俄国人；英俄联合袭击荷兰遭遇失败；法国雾月政变（Brumaire coup）使拿破仑和执政府掌权；马伦戈战役（Battle of Marengo）和霍恩林登战役（Battle of Hohenlinden）分别摧毁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的统治。统一着装的法国骑兵兵临维也纳城外约64千米处，第二次反法同盟也以投降收场。后来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至少确保维也纳完全控制蒂罗尔南部领地布里克森和特伦托，哈布斯堡王朝如鬼火般在19世纪的意大利悲壮落幕。但是这些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小事件并不能掩盖大灾难，那就是法国吞并了整个莱茵河西岸，签订条约也就意味着法国的霸主地位得到普遍认可。从现在起，怎样管理欧洲要由拿破仑说了算，没人会记得弗朗茨二世这个老牌统治者了。

弗朗茨二世无疑是个软弱之人，换作他最强悍的前辈是否能英明地处理好这场大混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1804年5月，拿破仑决定自己加冕为法兰西皇帝，这对弗朗茨来说是奇耻大辱，也让哈布斯堡皇室恐慌不已。虽然无法得知弗朗茨当时准确的想法，但可以说拿破仑这样抬高自我确实威胁到弗朗茨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混乱打破了其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溃散瓦解，天主教会选帝侯有的被取消（科隆和特里尔），有的去了别处（美因茨选帝侯退出了美因茨城，帝国新创设了萨尔茨堡、符腾堡、黑森–卡塞尔和巴登四个选帝侯）。传统的天主教会结构已然坍塌，当然哈布斯堡家族从中受益颇丰。他们不仅将势力延伸到萨尔茨堡——当前现代奥地利国家的一块中心地带，还非法夺取了这片土地，像曾经对付波兰的做法一样。萨尔茨堡是古老的信仰基督教的邦国，现在吞并萨尔茨堡代价不小，会使维也纳之后为保护神圣罗马帝国剩余领土做出的所有努力令人嗤之以鼻（正合法国心意）。弗朗茨很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在条约中设立一个秘密条款吞并萨尔茨堡。但这真是个笑话，他怎么可能瞒得过其他天主教盟友或是之前的盟友呢？

萨尔茨堡事件及诸多其他事件清楚地表明，家族利益和帝国利益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如果帝王的使命是要保护成百上千从属城市和骑士的话，那么弗朗茨就太不称职了，因为拿破仑新的德意志盟友在数周内就肆意掠夺了这些城市。现在有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弗朗茨死后帝国的选举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由于选帝侯中只有少数是天主教徒，而且拿破仑本人也史无前例地在此问题上施压，很难想象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能否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弗朗茨想出了一个妙招：在拿破仑称帝的那个夏天过后不久，弗朗茨便任命自己为奥地利皇帝，这完全是不合法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接下来动荡的两年里，弗朗茨同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过这个头衔已名存实亡。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和沉寂，欧洲其他统治者相继承认了弗朗茨这个新帝王头衔。德意志境内，成百上千的老哈布斯堡佃户的土地被变卖或掠夺，市政厅和城墙上原来的帝国标志也被拆除了。弗朗茨现在因为他的新头衔，既是弗朗茨一世又是弗朗茨二世，这独一无二的称号着实令人困惑。弗朗茨借守护古老帝国之名，变卖了祖产，现在大批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向东撤退已成定局。弗朗茨不再只是自己领土上软弱的大公，还是拥有实权的帝王，而且是世袭的，再也不用考虑选帝侯们的异议了。这个政治主张使哈布斯堡家族又当权了114年。

事情莫名其妙变得更糟

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对一切事物产生兴趣，又相对乖巧易带的时候，我们去巴黎旅行了几次。原本希望这几次巴黎之行能让他们喜欢上法国，将来能轻松愉快地熟悉这里的城市和语言，事实却证明，这并没起多大作用。我们的二儿子一路上非常恼火，埋怨巴黎人不会说英语，还“阴沉沉”的——这两点说得一点儿也没错。走在路上，我总是提议走一些看起来可以抄近道的小路，而实际情况总是会让他们失望，真是白白浪费了我的好意。这些小路通常又脏又臭，都是些毫无特点的小巷子。偶尔会有个喝得满脸通红的醉汉像玩偶一样突然从门里冲出来，倒是能给巷子增添一点生气。直到孩子们终于看见一家英国连锁比萨店时，大家都欢呼雀跃起来。当晚，我们便在这里就餐，终于不用再吃豆焖肉了。孩子们活像一个荒诞派小不点儿英国佬合唱团，用英式的眼光谈论着一路走来遇到的所有事情，从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到毕加索，还对后者的一幅作品报以不屑，认为他是“侥幸成功”。我和妻子原本类似于贝尔蒙多和茜宝[5]这一对，在一个满是酒精和危险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地游走，而这一切完全击溃了我和妻子共同的想象——无论这想象原本有多虚幻。

在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会轻松地提起一些人文景点，如罗浮宫和巴黎历史博物馆，孩子们会竖起耳朵听，就像受到惊吓的小猫，一边紧握着手里的羊角面包，一边警惕着可能到来的危险。我们要对很多事情进行妥协，比如一日三餐要吃什么，可以买什么纪念品，还要保证上午晚些时候才能离开旅店。虽然大部分是按照原计划实行，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父母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能有更高的权威——就像联合国那样，可以让孩子们更加顺从我们。

我们旅行的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巴黎荣军院，两个儿子一听到博物馆里都是枪炮，马上就安静了；女儿太小尚未知事，所以也没有吵闹。这些之所以跟哈布斯堡家族有关，是因为巴黎荣军院是他们的宿敌拿破仑的归塚。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国王在1840年大胆签署了《遗骸运回协议》（ le retour des cendres），决定将拿破仑的遗骸从原葬地圣赫勒拿岛（Island of St Helena）迁回。当时法国民族主义浪潮空前狂热，大部分巴黎人欢呼着迎接为拿破仑精心筹备的葬礼队伍。我从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看待拿破仑的，但当我领着两个儿子来到拿破仑巨大的石英岩墓室时，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够重视这一庄严时刻。我至少应该为孩子们准备好专门的小斗篷和靴子，或者带他们参观大理石上的展翼鹰。而我则像大统领一样庄重地说“噢，主啊！我为您带来了新的一代”这类的话。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博物馆，因为我的女儿恰好转到一个巨大的金花瓶前，触动了警报，这个花瓶是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展示给盟友们的。守卫训斥了我们，我的女儿吓得直哭，但她可能是真想推翻花瓶。这种“所有独裁者都去死”的态度很令人意外，也许这种态度会改变她以后的人生。然而此时此刻，赶快离开博物馆才是最明智的。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取消其他所有的计划，我们就看不成点燃火把、鼓乐齐鸣的热闹场面了。那天下午直到最后我们还在礼品店吵了一架，十分不愉快。我们争论着一把做成古代匕首形状的裁纸刀到底算不算合法的纪念品，毕竟从各个角度上看，它就是一把匕首。

路易–菲利普国王将拿破仑遗骸迎回国的举动实则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这更加凸显了拿破仑当年的辉煌与他当下统治的低迷——这也恰恰为10年后拿破仑的侄子夺权铺平了道路。这位继任者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的破坏不亚于他的伯父拿破仑。

从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的生涯永远都是个十分乏味的不解之谜。对于同时代人来说，拿破仑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其超凡的、即兴爆发出的巨大能量。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他的一生注定是这样的：过于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最终变成徒劳无功，昔日的成就就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这也同时成就了胜利者的历史——哈布斯堡家族和英国因决然对抗拿破仑，变得顽强英勇，而不再仅仅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甘愿看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白白牺牲性命。

英国的立场从各方面界定都存在一些问题。英国领导人所寻求的“均势”其实就是“有利于英国的均势”，就像“自由贸易”其实倾向于“对英国商船有利的自由贸易”一样。尽管最终英奥联盟并没有解散，但是在遭受拿破仑的破坏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两国关系明显渐渐疏远。从威廉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执政时期，英奥联盟就一直推动着伦敦 –维也纳轴线在欧洲的发展，然而如今这一推动力已不复存在。除了与俄国有关事宜外，英奥两国似乎已不存在其他共同利益。此后，两国之间一直存在冲突，直到“一战”爆发，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有一年夏天，我无意中多次经过拿破仑取得最大胜利的战场旧址。我在奥洛莫乌茨待了几天，却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布尔诺。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乘公交车游览当地，公交路线经过的刚巧是1805年12月奥俄军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Battle of Austerlitz）[6]中被拿破仑歼灭前的行进路线——这纯属好运。当然，就像所有战场一样，这里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迹。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上在那几周前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决战[7]，但事实上无论是战地上还是海上都没有留下当时战争的痕迹。奥斯特里茨让人不可思议，于是我放弃了开车去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布伦海姆和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等地的计划，因为我突然发现，翻山越岭去弄清楚哪个倒霉的新兵团曾经驻扎在什么地方实在是太荒谬了。现代捷克共和国市场自由，至少这对广告商们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可以利用战场做成广告。某种矿泉水品牌把拿破仑风格的鹰的形象作为自己的商标，它们的广告牌让本来相对较小的纪念碑看起来更加矮小了。更妙的是，广告商们将一个电池广告设计成一个由巨大的模型电池组成的大炮。这些广告确实给战场增添了一些生气，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依靠这些只会恶作剧的广告商还原当时的战争场景，那么继续去参观其他的战场遗迹似乎并不是个好主意。

奥斯特里茨战役是场可耻的灾难，它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哈布斯堡家族也失去了还击之力。弗朗茨把奥地利西部的一大块疆土割让给他所憎恨的巴伐利亚人，也把他轻松夺取的意大利东北部和亚得里亚海岸领土拱手让给法国。最关键的是，随后签署的《普雷斯堡条约》（Treaty of Pressburg）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已是穷途末路。弗朗茨同意放弃对德意志其他地区的统治。实际上，这不过是个正式承认，因为早在1803年一次名为“帝国休会”（Imperial Recess）的茶会上，弗朗茨就已受尽耻辱。在此次会议上，大约112个独立小邦国、66块教会领地及41座自由城市就已被划出统治区域，并入邻近任何一个支持拿破仑的大邦国。1806年8月6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退位，这将说德语的人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哈布斯堡皇室在很多方面滥用权力，并不称职。当然，自约瑟夫二世统治以来，帝国变得分崩离析、十分混乱。但尽管从维也纳摄政转变为巴黎摄政，仍难以改变德意志衰败这一根本问题。哈布斯堡皇室历代保护着德意志子民，西防法国，东御土耳其。但这种保护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使得欧洲很多战争都在德意志城镇开战，而这些城镇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土地被割让后，生活在埃森（Essen）和班贝格（Bamberg）的人们依旧有深深的无助感，他们中许多年轻人都在入侵俄国时做了法国人的替死鬼，而非因对战法军而死。直到1870年，很多欧洲人都还在讨论这些人该有怎样的命运，实际上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1945年。但是，此时的奥地利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且并不长久。

随后在激烈的抢夺和杀戮中，数百个古老邦国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许多主教、骑士、公爵、女修道院院长及小寡头政治执政者变得一无所有，而其他人则巧妙地适应了现状。有一张有趣的画像，描绘的是年轻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四世·约瑟夫戴着假发和珠宝，将洛可可式的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他另一张成为新任（自1806年）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的画像截然不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张画像里，由于拿破仑的原因，他剪得极短的头发被着重展现，他穿着深蓝色且毫无装饰的制服，装出普通士兵一般严厉的神情。这种粗俗的打扮在当时十分流行。

弗朗茨呆坐在维也纳茫然无措。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现在可被称作“哈布斯堡帝国”（或另一种可接受的简称“奥地利”），虽然依旧是个大国，却任由拿破仑支配。自1806年10月普鲁士在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Battle of Jena-Auerstädt）中彻底瓦解后，普鲁士就沦为一个破落弱小的法国殖民地。普鲁士的厄运证明了拿破仑的手段有多厉害——就像猎场看守人把乌鸦的尸体钉在栅栏上，把其他乌鸦吓得不敢靠近。当然，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恼人的。普鲁士从1740年开始就在逃避奥地利的支配，然而法国在几周之内就彻底歼灭了它。而弗朗茨的懦弱谨慎使霸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维也纳试图与巴黎平起平坐，但都被无视或断然拒绝；其原因很简单，拿破仑根本不认为两国是平等的。这个新帝国每年都遭受威胁，到最后尊严尽失。因此，人们需要做出最后一搏。1809年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持续了数月，奥地利与英国联盟，共同对抗统治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在国家陷入黑暗而几近瘫痪，国力逐渐衰落的背景下，维也纳试图与拿破仑抗衡，先在阿斯佩恩–艾斯林（Aspern-Essling）战役中暂时阻止了拿破仑，但随后在瓦格拉姆（Wagram）战役中遭遇惨败——击败他们的不仅仅是法军，还有许多法国的新盟友，如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这些战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预示着奥地利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不同于拿破仑早年打的那些漂亮的胜仗，在瓦格拉姆战役和以后的战斗中，军队迅猛扩张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大批训练不足的士兵造成了大量严重的意外伤亡，场面难以控制。瓦格拉姆战役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战场成了悲惨的屠宰场，使得19世纪的战争（直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人创造了新的风尚）变得如此压抑而不值得纪念。

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是卡尔大公一次伟大的个人胜利。回想起来，这场战役的胜利满足了他对奥地利军队的所有希冀，也支撑着帝国度过未来的灰暗时期。这里要补充一下：人们一定很羡慕那些士兵能在奥地利军队里有所成就——抵挡拿破仑部分军队横渡多瑙河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个过程十分有趣，需要把很多大型物件扔进河流上游，这样顺着水流它们就可以一路撞击法军的浮桥。看着驳船燃烧着，一桶桶炸药和粗糙尖锐的手工废料等纷纷掉进水里，这样的情景，拿破仑的技师们定然不喜欢，但对于奥地利人来说，这却是近乎让人歇斯底里的欢腾景象。奥地利军队取得的主要胜利便是使那些多瑙河上的巨大法国船只都燃烧起来，并且零部件纷纷解体。如今在宏伟的阿斯特拉传统民间文明博物馆（ASTRA Museum of Traditional Folk Civilization）中，还保留着几个这样“神奇”的物件，该馆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敦布拉瓦森林（Dumbrava Forest）。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拿破仑的军队因为没有办法到达上游，只好边与河两岸众多孤立的村落进行交易，边慢慢向东面行进。无论如何，1809年5月22日早上，一艘巨大的船只终于光荣地结束了它的使命。一场大火咆哮而来，毫不停歇地迎上法国在浮桥码头发起的新一轮攻击。这场大火把船烧掉了一大块，水流卷着残骸和一位法国将领及几位架桥兵向下游漂浮了好几千米。

一场亲密的家庭婚礼

尽管奥地利人点燃了法国的船只，但这场战役最终还是以灾难性结局收场，而后签署了惩罚性条约《申布伦条约》（Treaty of Schonbrunn）。申布伦宫（前文提到的美泉宫）是为玛丽亚·特蕾莎的继承人专门选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大约五分之一的面积被割让，加利西亚被分给一个新的波兰附属国，萨尔茨堡给了越发自大的巴伐利亚，古老的南奥地利、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领土也都并入拿破仑的新伊利里亚省。帝国投降后，弗朗茨的谋臣们认为此时除了听任拿破仑摆布，已别无选择，只希望不会重蹈普鲁士的覆辙。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哈布斯堡帝国此时强盛实力不再，只要能使哈布斯堡家族存活下去，他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而现在——或许正是这个屈辱时代里最屈辱的一刻——整个家族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弗朗茨的女儿，美丽的少女玛丽亚·卢多维卡（Maria Ludovica）公主身上。

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充分体现了天主教等级阶层的紧张关系，纯粹的美学价值备受质疑。该教堂十分古老，破旧不堪，散发着劳作者身上的阵阵异味。这是修道士和宗教团体同他们的造物主保持联络的地方，因此教堂整体朴素庄严，还有几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在吟诵祷文和处理重大事件时，教堂里充斥着类似卫理公会教派的氛围。因哈布斯堡家族历代皇帝的心脏都被埋葬于此（仔细想想，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卫理公会教派的风格），奥古斯丁教堂成了哈布斯堡家族主要的祭拜教堂之一。自2004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宣福礼之后，该教堂成为祭拜卡尔一世皇帝最重要的场所。但在1810年3月11日这天，这里却是弗朗茨一世皇帝最钟爱的女儿玛丽亚·卢多维卡公主与拿破仑皇帝大婚的场地。令人吃惊的是，弗朗茨的弟弟卡尔大公刚刚在阿斯佩恩–艾斯林一战中重挫法军，却在婚礼仪式上代表拿破仑出席。这场看上去隆重的婚礼，实则是个污秽不堪的勾当，其影响超出了本书所能叙述的范围。法国大革命使卡尔大公的姑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首级被穿在棍子上任欢呼的人群取乐，而拿破仑自然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第一位送去巴黎与法国联姻的女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耻辱，这也成了哈布斯堡王朝18世纪早期亲法外交史上被长期遗忘的一段历史。现在，玛丽亚·卢多维卡正要步其后尘。几乎同样糟糕的是，卡诺瓦（Canova）[8]新近完成的纪念碑使圣奥古斯丁教堂出了名，这座纪念碑是为卡尔的另一位姑姑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Maria Christina）公主而立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公主的纪念碑或许是维也纳最伟大的新古典主义杰作，它呈金字塔状，上面雕刻着悲痛欲绝的哀悼者和一头忧郁的狮子。卡尔大公是由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公主（膝下无子）和她的丈夫抚养长大的，后者是萨克森的阿尔贝特（Albert of Saxony），他后来建立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 art museum）。

此时卡尔大公不得不代表拿破仑同他的侄女一起庄严肃穆地站在圣坛前，站在这个多少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曾举办婚礼的地方。而拿破仑正是诸恶之首：这个谋杀了他姑姑的人，这个在意大利废黜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人，这个在10年之间杀害了成千上万名奥地利士兵并羞辱整个帝国的人，这个最近掠夺了卡尔家族所属400多年的几大块领土的人。而这场婚礼，就在卡尔养母的纪念堂里举行。此时，无论奥地利历代君主的心脏是否都已变质或干裂，它们都将在棺材中微微战栗。

事实上，玛丽亚·卢多维卡公主不必遭受姑祖母那样被斩首示众的厄运，她穿戴着成套的法国皇室礼服、斗篷和皇冠，看起来美丽动人。拿破仑之所以同她结婚（与约瑟芬离婚），一是倾慕于她美丽的容颜，二是因为他渴望子嗣。后来她就成了拿破仑的皇后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与拿破仑育有一子。遵循可笑的古制（按照哈布斯堡标准），这个孩子被封为罗马国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有益的。弗朗茨一世是个令人厌烦的人物，他认为最近才为人所知的奇特的科西嘉人自封为王，将改变整个哈布斯堡家族一脉相承的继承权。再有想象力的人也会被这种想法逼疯。玛丽·路易丝有着不平凡的一生，一半是风光无限地安于享乐，一半是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棋子。她在拿破仑之后有过两任丈夫（包括一名侍从，听起来可能有点可笑），还统治着帕尔马公国。夹在两大家族之间不是件易事，每走一步都可能会叛离其中一方。而她心爱的儿子（简称为拿破仑二世）简直是皇族历史上一个悲哀的注脚——他既是尴尬的来源，也是哈布斯堡家族潜在的危险，直至他因肺结核死去，终年21岁。他那摆放在哈布斯堡国库里精致非凡的金床，好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示着人们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再不会出现像拿破仑这样一统欧洲、创立超级大国的人了。法国在“二战”中被打败后，在清理那些特殊的历史碎片时，希特勒将拿破仑二世的遗体从维也纳转移到荣军院，安葬在他父亲的身边。没有人试图得到拿破仑二世的心脏，他的心脏仍然安放在奥古斯丁教堂内，对其他亡灵来说永远是一个公然的侮辱。

玛丽亚·卢多维卡在政治利益祭坛上的牺牲，起因于弗朗茨和他的谋臣们近乎病态的焦虑。在签订《申布伦条约》之后，他们急于拯救帝国以防其彻底分崩离析。他们忍受着如此巨大的耻辱并压抑着对拿破仑的所有仇恨，这是非常有效的。英国似乎毫无办法来威胁拿破仑的统治，所以对未来渺茫而又十分警惕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把拿破仑帝国想象成一个“日不落帝国”着实令人沉迷，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违反常理的。无论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有多少真正的盟友，拿破仑战斗模式中所存在的缺陷都会使整个帝国架构陷入极不稳定的状态。1812年，拿破仑决定入侵俄国，这个招致毁灭的决定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他没能与英国达成协议。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几乎都带着一种类似蒙古民族的优越感，且各自的优越感互不相容。20世纪40年代之前，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事件都起源于此（再算上不久后柏林的加入）。它们个个都想雄霸一方，彼此嘲讽，又暗自相互较量。

种种迹象表明，跟俄国这一仗拿破仑将以胜利再次证明自己的威武，这一仗也很可能是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战争的终结。这样待俄国战败后，法国就有机会从容地击溃英属印度以迫使英国求和。哈布斯堡家族有意控制参战人数，仅派出3万人加入大军，在南面制衡俄国。然而悲剧的是，入侵完全偏离了正轨，奥地利小心翼翼地同普鲁士与俄国合作，以图建立新的同盟。这一命运大反转使奥地利自然而然地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的首领。由于普鲁士虽重要但国土面积相对较小，俄国与大本营又相隔甚远，再加上英国总是与同盟国议程不同——弗朗茨和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没有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已经掌握了未来欧洲的话语权。在之后数年的和平时期，奥地利逐渐建立了一支50多万人的大军，尽管不算精良，但胜在数量庞大，这当然也是同盟国内最大的一支分遣队。这支军队随后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法国——无论拿破仑如何精于排兵布阵，他也无法解决双方兵力悬殊这一问题。1813年10月的莱比锡战役（Battle of Leipzig）见证了60万军队互相厮杀，这是1914年之前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战。在随后几个月的惨烈厮杀中，双方损失惨重，但法国已无力回天了。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Elba，一个小岛，曾经是托斯卡纳哈布斯堡家族遗产的一部分），之后拿破仑为重振法国展开了疯狂的“百日复兴”运动，但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宣告了一切的终结。即使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他也得面对永无休止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军队继续向西进发，那么他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最后一搏也就毫无意义了。

书中描写了这么多战争和外交事件，我感到十分抱歉，让我们暂告一段落。自此之后，哈布斯堡帝国与从前大不相同，面积更大但很紧凑，拥有强大的同盟国，他们共商保守性议程，并怀着共同的愿望去忘记最近发生的糟糕的一切。由于大部分战争的结果都令帝国颜面扫地，因此当权者不愿再提起与拿破仑之间的那些战争。虽然有一些纪念战争核心人物的大型纪念碑零散分布各处，但对于弗朗茨一世来说，目前的要事就是继续他的统治，假装什么都有没发生过。一座长久矗立的丰碑上刻着海顿的《皇帝颂》（Emperor’s Hymn），它创作于1797年，并在乱世之秋被采用。这是首非常优美且令人振奋的希望之歌：

主啊保佑吾皇弗朗茨，我们的好皇帝弗朗茨！

让吾皇弗朗茨在最灿烂辉煌的祝福中永生！

愿月桂花为他绽放，似荣耀之冠，如影随形。

主啊保佑吾皇弗朗茨，我们的好皇帝弗朗茨！

没有人能比阴沉的弗朗茨更适合这首颂词了，但这曲调（海顿在《皇帝四重奏》中再次使用）仿佛表现了它自己的生命力，后来又成就了一首伟大的英语颂歌《美哉锡安》（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人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一些精神崩溃的情景，之后还被成功地逐字翻译成哈布斯堡帝国内使用的所有语言。最终被定为德意志国歌后，它的开头最先被改写得像严肃的宣言：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高于世间万物

世界大战之后又修改了一次，这回看起来好一些：

统一、正义与自由，

为了德意志祖国！

回归自然

1801年5月24日，哈布斯堡家族终于从拿破仑的阴霾中解脱出来，在维也纳的施瓦岑贝格宫（Schwarzenberg Palace）欣赏了海顿的清唱剧《四季》（The Seasons）的首演，这是新世纪以来最盛大的一场文化活动。皇后亲自担当女高音一角，虽表现不佳，但谁也不敢建议换别人来演。《四季》清唱剧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轰动，无数的演出在各地纷纷呈现，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19世纪初的宽屏电影或者3D电影：人们丝毫不得要领地进行着歌唱部分或音乐部分的双重唱甚至三重唱，几近狂喜地歌颂着上帝的恩赐——这大概是战场之外人类所能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了。

该作品的续篇随后又掀起了人们歇斯底里般的热情。由于海顿的《创世记》收获了巨大成功，维也纳的一群空想家也试图借此试图复兴公众对巴赫，尤其是亨德尔（Händel）这类“古典音乐家”作品的喜爱。这些清唱剧作品以及海顿晚期的交响乐作品，让海顿先于贝多芬闻名遐迩，他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局限在艾什泰哈齐家族的私密空间里进行创作。对《创世记》的成功做出主要贡献的是天才戈特弗里德·范·斯威滕（Gottfried van Swieten），他多才多艺，曾做过公务员、作曲家及图书馆管理员。斯威滕还致力于推动发展各种公众文化生活，但为人非常低调。

范·斯威滕和他那些有钱的伙伴们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让海顿创作出一部能超越《创世记》的作品，鉴于要遵循各种各样的标准，这是很困难的。他们最终选中了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泛神论长诗《四季》，范·斯威滕将诗文分节，适当排列诗文中一系列事件以便海顿谱曲。《四季》那两小时奇异优美的旋律是海顿最后一部耗费心力的作品，作品完成时，他已然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经过一段漫长灿烂的职业生涯，这位当之无愧能赢得任何哈布斯堡主题竞赛的音乐巨人最终倒下了。

《创世记》和《四季》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人们的宗教体验（正如亨德尔的清唱剧在英国所起的作用），成为日常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和主要宗教节日一样重要。《四季》像所有的续作一样，较最初的作品逊色许多。海顿自己抱怨说这部作品的某些部分就是“法式垃圾”，他尤其厌恶那段被迫去模仿池塘里蛙叫的旋律（当然，这旋律是美妙的）。乐谱中有许多惊艳之处，如一场暴风雨、一场欢腾的狩猎会，虽然无可厚非《四季》是所有乐章中最为严谨的，但它可能太过严谨而缺少能让乐曲真正不断向前的东西（已经是秋天了吗）。

可能后面还有些例子，但《四季》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世纪以来对自然崇拜的一种怀旧性总结。说得残酷点儿，它的关注点有些过时和保守，小心谨慎地展现着农村地区的人们歌唱自己的家乡和生活的图景——播种收割，采摘水果，纺织亚麻。就像中世纪缩影中的那些场景一样，乡下人遵循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去秋来，在永恒的季节轮换中辛勤劳作。事实上，《四季》的一大不足在于，表演一旦开始，它就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即在两小时内无间断地从春天演至下一个春天（看，严酷的冬季已逝去）。这基调从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9]有关四季的画作〔最有名的当数《雪中狩猎者》（Hunters in the Snow）〕开始就几乎从未变过。这些画后来被鲁道夫二世的弟弟恩斯特于16世纪90年代收藏，当时他是西属尼德兰的统治者。就凭这些画，维也纳也值得去游览。正如大家所料，在出自萨弗里（Savery）、萨德勒（Sadeler）、布里尔（Bril）及出色的彼得·史蒂文斯（Pieter Stevens）等大师之手的与四季相关的素描、油画及雕刻作品中，鲁道夫都打扮得十分华美。如果天空中已出现天蝎座，猪开始在树林中拱土，你就能知道10月到了。作为最早的非宗教和非宫廷艺术形式，这些画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仿佛有一种魔力，即使是几棵树和一条溪流等这些最简单的元素，也能让观赏者如入画中。

把四季的描绘看成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未免有些简单——让人宽慰的是，和古代神灵一样，这些画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有趣的挑战——这些四季画作可以用来装饰任何东西，从成套餐具到避暑别墅，它们以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方式遍布整个哈布斯堡领土及世界各地。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它们：一年四季人们为了基本的生计辛勤地劳作，在任一季节一旦稍有疏忽或该做的事未完成，都会立即招致一场灾难。当一帮士兵出现，一场瘟疫或洪水来临，或是本该3月的天气出现在6月时，整个正常的自然规律便会打乱，这时《四季》中的选段会从面容憔悴的幸存者口中唱出，颇具讽刺意味。因此，对于城市受众来说，即使是在辞藻华丽的清唱剧中依然会有对乡村生活的描述，尤其当时绝大多数哈布斯堡领土总是危机四伏。当然，很多维也纳观众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庄园度过，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此，因此《四季》本就直指他们的心底。

在清唱剧《寒冬》（Winter）中，剧情有点儿摇摆不定，因为冬天除了纺纱、阻挡贵族到来和抱怨天气寒冷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做的，但这为最终的赞美诗（“愿汝之手，主啊，指引我们！赐予我们力量和勇气；那么我们将歌唱，我们将会进入汝之王国的荣耀”）腾出了空间，人人都觉得温暖。尽管《四季》中的泛神论元素使其在18世纪末才为人所感，但《四季》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天主教体验——那些勤劳、传统又虔诚的乡村男女怀着对同一个教会的忠诚聚集在一起。初次公演中有一位皇室成员参演并不足为奇，吟唱的曲目和每一个细节都要遵循弗朗茨一世的要求，每个演员都必须听从吩咐演出。

写这本书时我做了些研究，其中一大乐趣是我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体验了《四季》。我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去乡下闲逛，赶上与英格兰东南部迥然不同的天气时总能让我狂喜。每个国家都有歌颂其乡村生活的音乐作品、文学作品及绘画作品，而这其中当数中欧尤为出色。当我沿着某条清澈溪流散步时，我常常不经意间哼着舒伯特的作品《美丽的磨坊姑娘》（The Beautiful Mill-Girl）[10]中的选段。而要是见着高山，我又带着点不畏艰难的劲头，就会断断续续地哼起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另外德沃夏克（Dvořák）的作品仿佛让毫无特点的波希米亚山谷变得高贵起来；利盖蒂（Ligeti）仿佛让荒凉的特兰西瓦尼亚变得别具韵味。

哈布斯堡帝国《四季》的泛神论中最伟大的大师是奥地利作家阿德尔伯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他的声誉于19世纪40年代达到巅峰。施蒂弗特的系列故事与小说作品既活泼明快，又美妙动人，其中的人物皆沉醉于他们经过的乡村世界（高山、牧场及森林）。要读施蒂弗特的作品，你一定得精挑细选——他晚期的作品《晚来的夏日》（Indian Summer）[11]是本绝对沉闷的书，记述的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叙述者再三拜访一座同上帝和自然有完美关联的房屋，人人搭棚架晒干果，这样的情节简直无聊到让人尖叫。一位现当代德国评论家说，要是有人能把这本书读完，他就为那人献上波兰桂冠，这话鼓励了我继续读下去。他的书一点儿也不像珀雷克（Perec）的《生活使用手册》（ Life: A User’s Manual），整本书充分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自控能力，全书结构布局都在为最后一页做铺垫——那一页充斥着荒诞不经又如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将前五百多页的无趣一扫而空。但是，唉，尽管我两次尝试坚持读到了300页，我还是没能继续读下去，没法追求那个遥遥无期的好结果了。

但是撇开《晚来的夏日》不谈，施蒂弗特是一个值得反复研读的作家，这并非因为他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很有趣）本身，而是因为他看任何事物都是通过这类奇异的视角：“水晶” “石灰岩”“布丽吉塔”（Brigitta，一次耸人听闻的狼攻击！）“俄巴底亚”（Abdias）“林中小径”。施蒂弗特不仅是位卓越的作家，还是位杰出的山水画画家，他对事物的把控非常精准，比如在他的小说里有对山中湖泊里石坡倒影的描写，（奇怪的是）他在小说中寥寥数语的描写比他的画还要生动形象。他最棒的作品要数短篇小说《单身汉》（The Bachelors）了，故事讲述了一个充满活力、前程似锦的年轻人，满心欢喜地翻山越岭去寻找他神秘的叔叔。他的叔叔放下了俗世种种，住在湖中一所废弃的修道院里。如果你还在苦苦坚持读《晚来的夏日》这类书，那么你读到本书这里时，我奉劝你扔掉那本书去读《单身汉》。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当年轻人维克托（Victor）正划船过湖去往修道院所在的小岛（湖面周围矗立着山峰，那场景呈现出照片般的幻觉），教堂钟声响起，他停止划船，在那一刻祈祷。可能施蒂弗特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就在于他特别追求上帝、人与自然三者完美合一的交融，但这景象太过追求完美而难以实现（我们太懒、太贪、太易分心），它总会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怀着一颗半朝圣的心，我去了波希米亚遥远南部的偏远小镇上普拉纳（Horní Planá），那里是施蒂弗特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在那儿眺望着几近空旷的山脉和丘陵将这片土地与奥地利分隔开来。这里有一座小型的施蒂弗特博物馆，让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真实感。而即使在这儿，也留下了20世纪的痕迹：这里有“一战”纪念碑的残垣，德国人全部被驱逐后新一代说捷克语的人们安居于此。因此，施蒂弗特最初所幻想的人类社会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但跳脱于其艺术光辉之外，上帝–人–自然三点合一的想法却一直偏执得令人烦恼。这个想法忽略了很多中欧地区的人们，而且使乡村生活成了一股道德力量（我从《晚来的夏日》中能体会到这一点，尽管我每吃力地读完一页都越发为我的心理健康感到担忧）。这种景象如同《四季》一样，却比《四季》更狂热，表现的是德意志天主教信仰下的生活百态，且带有等级意味，早在施蒂弗特写作时就面临着严峻的威胁。虽然施蒂弗特崇尚自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城市中度过，尤其是在林茨，这里有他的一尊绝佳雕像。《单身汉》的结尾描写了在上帝审视下几代人的乡村生活。但事实上，没准在作者于19世纪60年代逝世时，快乐的维克托正想着偷偷溜走，去更令人向往的欲望浮沉的都市生活。而实际上，所有参演《四季》的演员可能正在去维也纳的第一班火车上，高谈阔论着工厂的趣闻、巨大的啤酒窖、各种消费品，绝口不提有关四季的任何事。

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一直都是七拼八凑起来的：一片不毛之地（群山和沼泽），生气勃勃的乡村点缀其间。在乡下，这里有为高贵主人辛勤劳作的人们—— 就像《四季》中吟唱的那样，还有充当货品交易场所及防御工事的小型城镇（按西欧的标准来说），这里的人们都说德语。19世纪的伟大篇章就是关于这些城镇的转型，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偏远的乡村地区迅速蜂拥而来。———————————————

[1]意大利裔美籍诗人和教育家，为莫扎特的三部作品 《费加罗的婚礼》 （1786）、《唐璜》（1787）和 《女人就是这样》（1790）撰写过歌词。——译者注

[2]确实，在他的头骨中，负责控制音乐的区域有显著的突起，这些突起表明他在音乐方面天资卓越。对于那些我们如今已经不用特别思考便能明白的事，愚蠢之极的颅相学肯定会搞得我们既害怕又焦虑。——原注

[3]hubris是古希腊悲剧用词，意为“蔑视神明（或傲睨），狂妄野心（最终导致自身毁灭）”。——编者注

[4]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构，从现在开始总是不定期开放，人们更多叫它的德语名字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这名字让人毛骨悚然，心生不快。——原注

[5]电影《筋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1960）中的男女主角扮演者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珍·茜宝（Jean Seberg）。——译者注

[6]奥斯特里茨战役因参战方为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所以又称“三皇之战”，是世界战争中的一场著名战役。——译者注

[7]特拉法尔加海战是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最大胜利，英法此战中的指挥者正是一对历史上最著名的对手——富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和法国海军少将维尔纳夫。——译者注

[8]意大利雕塑家，新古典主义雕刻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9]布拉班特公国画家，善于描写乡民生活，相较于当时风行的意大利画派，他以简明的手法创作，跳脱过去艺术沦为宗教寓言故事背景的窠臼。——译者注

[10]《美丽的磨坊姑娘》（又译为《美丽的磨坊少女》）写于1823年，是舒伯特根据奥地利诗人威廉·缪勒的同名组诗谱写而成的。——译者注

[11]《晚来的夏日》继承德国“教育小说”的传统，以自述方式写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译者注

—Chapter Ten—

第十章

正统主义者的警钟»

忠诚子民们的问题»

失控的局面»

山区人民

正统主义者的警钟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年假期都会玩一套法国“快乐家族”的纸牌游戏，每张牌上都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其他的孩子们也在玩同样的游戏，聪明地扮演着那些原来特别受欢迎的屠夫之妻博恩斯太太（Mrs. Bones）和扫地工苏特先生（Mr. Soot），我们热衷于交换那些画有历史人物的卡片。因此我们会用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s）[1]来交换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guesclin）[2]——在扑克牌中他难逃被画成猪脸的命运，或者用衣冠楚楚的亨利三世（Henri Ⅲ）来交换克列孟梭（Clemenceau）。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游戏上一定花费了大量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是我们从不知道这些人物是谁（除了不切实际地充满男孩气且样貌不错的圣女贞德），而且我们也固执地不想以任何形式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们从来没有从交换这些卡片中学到一点儿历史知识，不管是手持权杖的克洛维国王（King Clovis），还是长相滑稽的奈伊元帅（Marshal Ney），也不知道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或许也是面包师的儿子小圆面包大师（Master Bun）。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多亏了这个游戏，才能让我在成年后读到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历史时，发现自己对查理十世莫名地感兴趣。他可能是法国统治者中最固执最愚蠢的一个，但是他在“快乐家族”的纸牌中却身着华丽的蓝色骑兵制服，看起来器宇轩昂、聪明机警，这和现实中的他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家庭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快乐。我有些迷恋这个人物，发现他的时代比我想象中有趣多了。

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查理十世的幽灵就像梦魇一般阴魂不散。在动乱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后，也就是1815年后，世界新秩序建立的基础是回归正统主义，即以君权神授理念和世袭制来确立统治权。查理十世是法国真正的国王——他是路易十六（Louis ⅩⅥ）和路易十八（Louis ⅩⅧ）的弟弟，死去的孩子路易十七（Louis ⅩⅦ）的叔叔。路易十八去世后，他毫无争议地即位。然而在仅有的6年统治期内，查理十世几乎疏远了所有人，表现得像法国大革命从未发生过一样。他坚持身着齐膝短裤在兰斯大教堂（Rheims Cathedral）举行熏香缭绕的加冕礼，还通过了一项疯狂的未经社会检验的法律：判偷圣餐杯和圣饼的人死罪（执行死罪之前要先将罪犯罪恶的右手砍掉）。这事实上不是德拉克洛瓦（Delacroix）[3]和巴尔扎克时期的巴黎应有的基调，1789年，在一场本无恶意但精心的策划下，查理十世被迫流亡。

查理十世有很多事情要对付，战后百废待兴，泛欧洲保守主义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统治，他把一切搞得一团糟，也让其他王朝噤若寒蝉。弗朗茨一世给查理提供了避难所，他最终在格尔茨安顿下来。格尔茨位于威尼斯东北部，是一座静谧秀美的哈布斯堡小镇，在那里，查理十世最终死于霍乱。他的家人在他去世后继续留在格尔茨，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贫困的谄媚者和家道中落的势利小人。家眷们一直等待着被宫廷召唤回去，甚至恼羞成怒，近乎疯狂。然而法国王廷的生活与他们再无联系。

在戈里齐亚待了几天〔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意大利戈里齐亚的老城镇，另一部分是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Nova Gorica）〕，我喜出望外地发现我的那些“快乐家族”的朋友们被埋葬在附近的科斯塔涅维察（Kostanjeviča）方济各会修道院，位于斯洛文尼亚的边境。我气喘吁吁地如苦修一般翻过一座山后来到修道院，那天大雨倾盆，我差点摔倒在地，然后我小心翼翼地走入寒冷的墓穴。在令人压抑窒息的气氛中，突然跃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墓碑，记载着王朝的败落：那是查理十世和他的儿子“路易十九”与孙子“亨利五世”所在的疯狂的平行时空。比起亨利五世，他的祖父看起来更漫不经心些。在普法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突发了意想不到的内战，推动了君主政体的复辟。亨利五世拒绝以血浸染的三色旗为法国国旗，坚持要求换成查理十世统治时的纯白旗，所以谈判因其稀奇古怪的想法最终失败了。这样荒谬的想法使他们在戈里齐亚苦苦等待了40余年的重掌权柄的机会就这样默默断送了。亨利五世最终和其他家族成员一样埋葬在科斯塔涅维察阴冷的墓穴里，而不是以君主的身份安葬在圣丹尼（St Denis）古老的皇家修道院内。

这些无助的墓碑散发着浓浓的悲伤气息，上面刻着教义主张（Roi de France et Navarre, par la grâce de Dieu[4]），放着永不腐烂的正统主义者的花圈。那个我年轻时仰慕的身着蓝色骑兵服在马上向人们致敬的人哪儿去了？这个家族后来也是命运多舛。修道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卡尔一世那日渐衰败的哈布斯堡政权连同他们的骄傲终结在维也纳。直到修道院重建好之后，他们的棺材才于1932年被带回科斯塔涅维察 （当时此地正值意大利短暂统治时期），并被重新安葬。从照片来看，当时阵仗还挺盛大。“二战”之后，他们的棺材“流亡”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是最终还是靠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保护保存下来。波旁家族的代表一直想说服斯洛文尼亚政府和方济各会，让它们把这些不幸的墓碑再次挪走，这次是挪到巴黎，但是他们这奇怪的请求被明智地拒绝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研究那些王室继承人的墓地，有一次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入迷地沉浸在奥尔良家族（Orléans family）位于德勒（Dreux）的奢侈陵墓里，墓室铺着白色大理石，充斥着史无前例的神圣宗教气息和受挫的骄傲感。唉，但是我甚至不能假装那和本书有一点点关系。无论如何，查理十世和这本书有关系。他的命运也摧残着其他的正统王位继承人。弗朗茨一世和梅特涅也因此忧心忡忡、病卧床榻。数十年的斗争并没有把民粹主义革命派打倒。正统主义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它的高效性——这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沮丧：如果子民们时刻被看守严密监视，那么他们自然会顺从臣服。正是在这个时期，奥地利臭名昭著的审查制度兴盛起来，这种制度实际上一无是处，简直令人窒息。查理十世觉得这还不够，他整天和那些激进派朋友待在一起，假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拿破仑从来没有出现过。戈里齐亚见证了那些失败者。

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君主一起，弗朗茨和梅特涅搜寻一切与革命有关的迹象，在中欧召开代表会议，以确保统一战线可以防止任何地方突现支持革命的复仇苗头。他们于1820年在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当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的中心广场会晤，那个宏大的广场虽然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今日依旧可见。这些人物会面的场景一定是一派欢腾喧闹：身着华服的骑兵列队行进，华袍加身的统治者们僵硬地相互拥抱对方。勋章和马刺叮当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绅士们昂贵的香水味。弗朗茨也许冷酷无知，但他是个高效的君主，坚信他的君权得于神授，并充分利用这一权力来统治国家。如果保守的监视制度可以一直保持——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可以团结一心，那么上帝会授意他击败任何威胁。唉，弗朗茨的灾难来源于他自己，来自那非常纯正的家族基因。在生来愚蠢的哈布斯堡家族最后的繁荣时期，弗朗茨娶了他的双重表妹——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一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她曾出演歌剧《四季》），斐迪南一世自己也是个令人惊骇的正统主义者。完全可以预料，他们的大儿子斐迪南有着多处身体缺陷，而且体质极差，也不能生育。但是正统主义并没有因此破例。查理十世或许愚蠢无能且报复心强，但他是法国名正言顺的国王。而对于弗朗茨一世来说，放弃他儿子，找一个更合适的皇位继承人的做法就像共和主义做派一样危险。因此，固执虔诚的弗朗茨坚持要把继承权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统治好国家的人。

事后看来，1815—1848年这段时期的历史格外重要，因为当时的社会气氛十分平静压抑。后世的民族主义者曾嘲讽这个时代，声称那是一个人人都上钢琴课和不停收藏茶具的时代。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如今的钢琴家才有幸弹奏舒伯特和舒曼的钢琴曲，收藏茶具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在战事和变革不断的乱世之秋，时局太过复杂，我们根本没有信心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改变它。随着廉价大宗产品和非贵族职业越来越多，泛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必然会兴起吗？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反拿破仑力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整个欧洲男人仍不戴假发，穿着样式简单的深色衣服，女人们都穿着后帝国时代风格的裙装。这也许就是维也纳最领先于其他城市的时期（那时的巴黎暂时默默无闻），表现在方方面面：这里的消费、饮食娱乐、礼仪、音乐会等公众文化，以及刚刚流行的普拉特游乐场（Prater，这是约瑟夫二世给子民们的礼物）。

“毕德麦雅”时期（‘Biedermeier’ period）[5]在整个帝国留下了各种蛛丝马迹，但是这个时期本身的影响才是最惊人的。无论如何，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威胁到贵族阶级。但贵族们无论享有多大特权，即使他们依旧被上百名家仆簇拥着，流连周旋于各个家族之间，他们发现至少画像中的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正式拘谨了。对孩子、儿童玩具和家庭生活的向往在贵族中间蔓延开来——舒曼《童年情景》[6]中的《梦幻曲》《木马游戏》和《捉迷藏》，以及舒伯特亲切的《军队进行曲》，被认为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一首我百听不厌的钢琴曲便是舒伯特的《匈牙利旋律》，这首曲子创作于1824年，是对欢快的民族主义曲风的一次尝试。舒伯特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摩拉维亚人，母亲是西里西亚人。他深受波希米亚作曲家瓦茨拉夫·托马谢克（Václav Tomášek）音乐的影响，构思出4分钟时长的动人悠扬的匈牙利音乐，从此在整个帝国内声名大振。

弗朗茨一世和梅特涅所寻找的正是性格内向又缺乏野心的人——一个顺从的、虔诚的、安静的消费至上的中产阶级，上有贵族的明智领导，下有一群乡巴佬唯命是从。令人惊讶的是，弗朗茨一世和梅特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程度上把诚惶诚恐、精疲力竭的战后一代玩于股掌之间。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成功又是那么短暂。史无前例地，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革并未停止，版图内不断有新工厂林立，新建的铁路线四通八达。这一切使毕德麦雅哈布斯堡时期看起来越来越过时了。

忠诚子民们的问题

像父亲一般对待子民向来是哈布斯堡皇帝统治国家的关键。能深入普通子民的生活之中，子民们遇到或大或小的问题时能想到寻求统治者的帮助，这是治国理念的一部分，这同头戴华冠、身着华袍貂裘的皇帝身边簇拥着欢呼的贵族一样重要。毕竟专制主义思想不仅驯化了子民，也让他们成了皇帝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约瑟夫二世在推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时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是那些权贵们扰乱了国家秩序，只有废除行会、废除农奴制并扫清其他地方障碍，方可解决子民的问题。弗朗茨一世在公众层面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有家庭观念的男人，没有什么比在家里和妻儿在一起或和更广义的家庭成员（他的子民）在一起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它的继任者斐迪南一世，当然也尽其所能地获得子民的喜爱。这位弗朗茨·约瑟夫的崇拜者最终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皇帝，他就像一位狩猎者，子民们再小的苦难他都会关注到。家家都挂着这位“好皇帝”的画像，就如同家家都挂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一样。

这是统治一个帝国强有力的武器，它的作用在游行、雕像、忠诚的誓言、宗教祷告及服兵役等方面都得以充分体现。它最显著的成就是平息了一股本应最难对付的贵族势力。皇帝可能依靠当地贵族来代办一切事务，但他和普通子民也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不这样的话，子民们很有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皇帝也许会展现一副好父亲的姿态，他会赞美子民的善行，并适度地管教肆意妄为的乱民。但实际上，子民们无法无天的行径通常会激起皇帝的暴怒，这时，皇帝就像一个精神病发作的坏父亲。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784年霍雷亚、克洛什克和克里桑的起义，这些在第八章曾提到。表面上听起来这就像个经典的混乱场面：庄园被人纵火，人们出于本能的放纵，拿着镰刀作恶。但霍雷亚在维也纳见到了约瑟夫二世。整个起义过程中，在阿普塞尼山脉（Apuseni Mountains）屠杀匈牙利地主的罗马尼亚农民想以此促使约瑟夫醒悟。约瑟夫先前在去特兰西瓦尼亚的途中就清楚认识到，必须废除农奴制这一落后低效的制度。这时约瑟夫又被罗马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团团围住，他们呈给皇帝反抗残酷命运的请愿书（额外提一句，约有1.4万份请愿书）。人们回顾历史就能发现，就在这时（可能更早）匈牙利人对东部地区的统治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随着约瑟夫废除诸如农民必须亲吻主人的手等象征性礼数，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秩序开始坍塌，涉及教堂、辖区教徒、教育和工役等。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以悲惨结局收尾，农民们惨遭帝国军队的屠杀——整个地区人口减少，从上层到底层的社会结构几乎毁于一旦。约瑟夫对子民们的不顺从忍无可忍，这种厌恶最终胜过了他对他们父亲般的关爱。

匈牙利的老镇瑙吉瓦劳德（Nagyvárad，奥拉迪亚的旧称）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小型纪念碑，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小小的烙印。随着起义被镇压，约瑟夫很快解放了该地区（主要缘于幸存匈牙利人的盛怒）。一方面，约瑟夫允许罗马尼亚人在小镇修建东正教堂。这座奇妙的建筑被称为月之教堂（Church of the Moon），这名字与它正前方一个设计精巧的小装置相得益彰。这个球形装置一半为黑色，一半为黄色。黑黄两色每日都在此消彼长以显示正确的月相，从新月变为满月。显然，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你抬头看看月亮之后，对比这一装置展现的效果（也是现实的效果），就会知道是为什么了。但这个小玩意儿的魅力以及这座建筑本身的美都不能弥补它的愚蠢之处。这座教堂是18世纪晚期东正教堂的一个完美典范，但哈布斯堡当权者非说这座教堂的外观看起来就像一座天主教堂，甚至它的圣障[7]看上去也像一个风格古怪的天主教堂的圣障，还有一些与之风格相同、颇为吸引人的宗教小布景莫名其妙地堆砌成墙。在圣障的正上方，教堂顶部镶嵌着一个金色的圆形浮雕，刻的是一个有着大胡子的脸部像。当权者一定司空见惯，认为这幅画像展现的不过是又一位无聊的先知。事实上，这幅画画的是霍雷亚本人。他被大卸八块并钉在柱子上，在奥拉迪亚和其他地方示众，不久之后，人们就把他的像刻在这里。

我很想看到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所有事情，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能够反映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与日俱增的仇恨，而匈牙利只是通过暴力和恐吓手段来控制罗马尼亚人。回溯这些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定义上看他们一直在应付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族之间甚至还存在许多体现忠诚、友谊和正义的事例。许多匈牙利人生活穷困，不只包括特兰西瓦尼亚东部的塞凯伊人（Széklers），也包括许多地位较低的贵族，他们的生活境遇同罗马尼亚人没什么两样。后世的匈牙利文学作品中那些备受青睐的头脑古怪、粗野迂腐的人物，都是以这些匈牙利人为原型的。这些人只想和他们的吉卜赛情人单独待在一起，他们从来不与外界书信来往，更不必说收发电报了，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准则。这一极端地方主义意味着殖民阶层内部通常很难团结一心——匈牙利人至少分裂成哈布斯堡家族支持派、反对派和中立派（寂静主义者），每一派别又细分为自由派、反动派甚至改革派。

从语言和宗教两方面把匈牙利人界定为殖民阶层这一概念在当时是新奇的，语言和宗教的不同把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区别开来。在约瑟夫改革和拿破仑统治成果共同作用下，各种形式的军事化、家长式封建统治土崩瓦解。很显然，霍雷亚、克洛什克和克里桑将会决定未来的走向。每过10年，围绕着权利、语言和宗教信仰的戏码就会更迭上演。匈牙利自由派寄希望于匈牙利实现充分民主化，这样他们就能和贵族平起平坐，却不允许占绝大多数的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享有民主，整个过程是迂回曲折的，这也是19世纪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事件之一。

帝国上下，殖民统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德意志贵族在波希米亚统治着捷克农民，波兰人在东加利西亚统治着鲁塞尼亚人。而在学校教育上这样的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40年代试图阻止底层人民接受教育的纳粹政策似乎在这一时期悄然预演，但是由于底层人民的反抗和约瑟夫改革的影响，这一企图逐渐破产。当时欧洲成百上千万人民处于愚昧无知和半文盲状态，整个帝国运转效率明显低下，即使普通的士兵文化程度都比他们高。校方做出了让步，但随后又引发了用哪种语言授课的争论。诗人米哈伊·爱明内斯库（Mihai Eminescu）在1870年这样评论道：“比起匈牙利的议会、大臣和士兵，我们更害怕他们的学校。” 如果成群结队来自罗马尼亚文盲家庭的孩子都接受匈牙利语授课，他们无疑会变成匈牙利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鲁塞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接受了各自语言的教育（通常是通过教会学校），随着对农奴制运动的限制逐渐瓦解，随着火车以全新的方式增强了地域交流，报纸给人们提供了以各种语言交流思想的途径，帝国内的殖民势力越发怀有戒心。

也许在所有哈布斯堡疆域里，最自觉的、对子民犹如父亲般关怀的王国当属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了〔拉丁语称为哈利奇与沃里尼亚（Halych and Volhynia）〕。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王国，觉得它是莫大的讽刺。这是哈布斯堡家族从欧洲地盘上攫取的一块领土，为避免人们再次提到“波兰”，他们精心起了一个新名字。但约瑟夫二世和他的继任者认为这不过是个传播启蒙思想的计划——拯救落后地区摆脱波兰贵族的封建统治。首都伦贝格（今乌克兰城市利沃夫）被人们有意树立为秩序和行为准则的标杆，并且它的审美视角跟虚伪的中世纪理念截然不同，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帝国其余大部分领土的根本理由。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在瓜分波兰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鲁塞尼亚人的存在。就如同特兰西瓦尼亚一样，这里乡村人口构成繁杂，贫困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散居于此，这些波兰人的生活境遇同鲁塞尼亚人一样悲惨，而那些有钱有势的波兰人统治着这里。尤其受征兵需求的刺激，这一开化地区开始行动了，但却把子民按宗教、种族、语言和阶级进行分类。

长远来看，鲁塞尼亚人的崛起和他们创造出的“乌克兰”意识形态把他们同沙皇俄国东北部地区的伙伴联结起来，这一点对哈布斯堡家族（或对波兰人）来说是十分致命的，程度绝不亚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意识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变得越来越独立。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最棘手的是服从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波兰统治阶级的生存问题。

中欧反动政权一致认为有必要镇压波兰人民。哈布斯堡王朝制定了一套极其详尽的加利西亚思想体系，意在把残存的波兰思想斩草除根。这种做法最终有效地唆使鲁塞尼亚人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中，以确保波兰人对当局既忠诚又惧怕。19世纪上半叶，反波兰军中一个最明显的漏洞就是号称自由、独立及严守中立的城市克拉科夫，一座领土只有约1295平方千米的小城，却被三个政权瓜分。它是维也纳会议一手缔造的异类。19世纪30年代通过了这样一条秘密协定：如果克拉科夫敢反叛奥地利，奥地利就有权一举吞并它。波兰人，包括很多流亡于法国的波兰人，都希望利用克拉科夫作为催化剂努力摆脱周边政权——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努力看上去根本不会成功。1846年年初，克拉科夫和加利西亚西部发生叛乱，但很快就被哈布斯堡军队轻而易举地镇压了。

在加利西亚曾经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暴动。当暴动者在克拉科夫竖起波兰旗帜，号召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奋起反抗时，哈布斯堡掌权人做出新的举动。他们指责在启蒙思想萌芽的地区贵族不忠，指责贵族代表着陈旧腐化、名声败坏的过去。他们力劝该地农民保持忠诚，怂恿农民去攻击他们的主人。这样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该地区主要城镇塔尔努夫（Tarnów）引人注目的大广场样貌大变，因为无数农民的手推车拥挤到广场，手推车上堆满了被迫害的波兰贵族的尸体——至少有1000名波兰贵族被杀害，他们的庄园也被烧毁。不知是何缘故，传说农民表忠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那些尸体运到城镇上来。加利西亚执政者虽对农民的举动感到十分惊骇，但内心其实颇为满意。尽管农民起义失败了，但为了感谢农民领袖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他们授予他一枚奖章，并且在布科维纳为他建了一个农场。克拉科夫在19世纪晚期光复前，一直悲惨地被当作哈布斯堡兵营。

184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波兰贵族影响很大，他们现在不仅要对抗东部的鲁塞尼亚人，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意识到“自己人”波兰农民一有机会就会杀了他们，而不是团结一心给他们提供帮助。塔尔努夫被阴霾笼罩，在之后的日子里波兰地主一改往日风格，变成了十分积极进取的忠诚群体。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加利西亚人民的忠诚的确令人兴奋，但启蒙运动的失败让这一切都黯然失色，因为此地仍非常落后，一片贫瘠——该地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波兰人、犹太人还是鲁塞尼亚人，都把空闲时间花在计划逃往美国上。

这本书之所以不是单纯地讲19世纪帝国中关于种族或语言冲突的有趣实例，是因为它们最后根本没起什么作用。尽管有几代人幸运地逃过一劫，但是人们要时刻谨记极端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并随时提防警钟的敲响。比如，在1918年之后涌现的怀旧题材小说中，生活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匈牙利人民都随身佩戴左轮手枪或自动手枪，具备这种特征的小说人物绝不在少数——这和小说情节并无关系，仅仅是反映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小说中对于所有有益的正常群体关系，以及古老匈牙利贵族掌控特兰西瓦尼亚的过度描述，似乎对现实中贵族奢侈的生活带来了可怕的冲击。在特兰西瓦尼亚，关于霍雷亚、克洛什克和克里桑的记忆始终像梦魇般在贵族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同样的还有1848—1849年的独立战争中广大罗马尼亚人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背叛，但这次残暴的种族战争却很少被人提及。

在加利西亚，塔尔努夫动乱对幸存的波兰贵族家族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在这两大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与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或是与1861年前美国南部的人一样，都生性冷酷、痴迷于运动。采取任何程度的暴力手段来拥护种族优越论在这样的社会都行得通。事实上，一段有趣的全球史可以将一段时期的暴行表面上描述得十分“文明”。1831年纳特·特纳（Nat Turner）领导奴隶起义，以特纳被痛打、斩首和分尸告终，南部白人回应此事的方式与英国人对待参与1857年起义的印第安人的方式有相似之处——英国人用大炮把那些印第安人分尸。我们应该孤立地看待哈布斯堡帝国内部不断爆发的族群暴力冲突，显然它与英国或法国相对太平的乡村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但是欧洲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同质化程度高的社会鲜少发生暴力冲突（爱尔兰和特兰西瓦尼亚也类似）。仇恨、不平等、民族统一主义和相互蔑视最终总会演变成一场悲剧。时至今日，在少数地区这些问题依然无声地存在着，仍未解决。

失控的局面

德布勒森现在是匈牙利最东部的城市之一。它曾经位于匈牙利的中部，见证了20世纪匈牙利共和国经受战争洗礼的全过程。1919年，当罗马尼亚军队在这座城市烧杀抢掠之时，原本风雨飘摇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劣了。甚至有那么一刻，仿佛整个加布里埃尔·百瑟伦的旧帕蒂厄姆区被布加勒斯特吞噬了，饱受重创的匈牙利共和国只剩下一小块保留地，面积不比斯洛伐克大多少。匈牙利许多主要城镇都被攻占了，但是德布勒森幸免于难。

德布勒森大教堂也因此变得比以往更不可侵犯，成为匈牙利人民顶礼膜拜的地方。加尔文思想（加尔文教派信徒通常是民族主义者和哈布斯堡皇室反对派）正是从德布勒森开始向四处传播蔓延，现在这里却成了最后一个边陲小镇。这好比堪萨斯城突然间发现自己和西边的墨西哥接壤了。[8]如今德布勒森大教堂自身也不尽如人意，它替代了原本破旧不堪、阴森森的圣安德鲁教堂（Andrew Church）。圣安德鲁教堂的魅力不亚于布拉索夫黑色教堂，独立的钟楼和军事瞭望塔高高耸立着，在瞭望塔上可以鸟瞰四周的平原。平原上如果尘土飞扬，则预示着土耳其帝国军队来袭。但遗憾的是，圣安德鲁教堂在19世纪初就被烧毁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枯燥死板的古典主义风格让这一时期的建筑深受其扰。

众所周知，加尔文教派信徒非常厌恶修饰丰富的宗教意象，所以他们的教堂内饰几乎毫无特点，高大空阔，四面涂白，显得平淡无奇。这时我感到我潜在的天主教基因在作祟：难道挂一小幅耶稣画像就这么有伤大雅吗？主教堂这种极度朴素的风格令人失望，但就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在我游历整个帝国的时候，我的第六感早已未卜先知。我记得有一次在上奥地利州的斯泰尔镇上看到指向城堡公园的标识，当时我立刻就猜到：“那里一定有个柑橘温室改造的餐厅，我中午可以在那里用餐。”然后，就真的如我所料。同样，我一看到标牌上写着“塔内有临时展览”等字样，就立刻觉得那里一定会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结果真的如此。

就像是刻意弥补主教堂的单调乏味，塔楼里展示的都是超乎寻常的幻象建筑物模型，一个个精美绝伦，让人兴奋不已。这座塔楼于20世纪上半叶由加尔文教派传教士和作家拉约什·奇奥（Lajos Csia）共同创建，可以称得上是令人欣喜的范例，因为它见证了最朴素的信仰怎样突然间绽放出最奇特的花朵。塔中的房间里满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所罗门神殿、有史以来最形象的巴别塔及圣殿山等微缩景象。这些作品全都以一种看似朴素平淡的方式制作而成，但是从构思来看又极富传奇色彩，令人着魔。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当属《以西结幻象》（Ezekiel’s Vision），它再现了耶路撒冷重建的神殿景观，以西结在“外表像铜一般的人”[9]的指导下一砖一瓦地建造出各式各样造型奇特的小塔楼和城墙。幻象建筑物模型文物有着光荣悠久的历史（这不仅仅在先前提到过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修士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也毫无疑问是一种最令人信服和令人愉悦的表现形式，是科幻小说的古老根源所在。

但是在帝国历史中，德布勒森可不单单是 “匈牙利加尔文教派信徒的后花园”，亦不是以西结幻象建筑模型的发源地那么简单。德布勒森实际上也是1849年匈牙利帝国悲剧收场的根据地，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10]曾在大教堂发表独立宣言，匈牙利议会会议在加尔文大学隔壁的小礼拜堂紧急召开。

1848—1849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动荡。事发双方似乎都很清楚自己想实现的明确目标，或是想要阻止的事态。复杂点儿来说，“自由主义”势力和“保守主义”势力（这两个概念都需要放到引号中说，因为在实际应用中这两个概念几乎被滥用了）似乎有迹可循，可以追溯到早前的法国大革命。庄稼歉收、技术演变构成了1848年的时代背景，但或许更重要的应该是正统主义的衰落。弗朗茨一世十分坚信哈布斯堡皇室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即使人到晚年，也毫不在意他无德无能的儿子将作为斐迪南一世继承皇位（和他的父亲一样，在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之后，他的皇位也被重新编号，表明一个崭新的奥地利帝国诞生了，不然他应称为斐迪南四世，在匈牙利则是斐迪南五世国王）。在梅特涅的监管下，奥地利帝国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无视斐迪南的存在，但这意味着小部分官员必然身兼要职，他们都不是皇室成员，而更重要的是梅特涅本人年事已高、日益衰老。

老路易·菲利普国王18年前在政变中上台，对于动荡的局势无能为力，由此革命从巴黎陆续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随着街垒路障越建越多，恐慌席卷了整个欧洲。像梅特涅和路易·菲利普国王这样在青年时期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人都会明白，钻孔而逃乃避免被处死的机智之举。从米兰到威尼斯，从布拉格到维也纳，哈布斯堡帝国统领下的主要城市全部陷落，似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革命的主线日益明朗：废除以土地为本的王朝统治，让其自然转化为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所有权。如果人们不再信任由斐迪南一世统治米兰，那么就需要另寻他法了。尤其易受攻击的是意大利境内那些支离破碎的领土，如没有其他余地，只能由单独王朝世袭统治的摩德纳（Modena）和帕尔马公爵领。关乎所有权的问题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农奴制看起来越发不合理且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一个人穿着华服却不再拥有土地，那么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体系也会崩塌。

1848年是自由奔放、激动人心的一年。可是这个开端一旦过去，就仿佛潘多拉的魔盒无意间被打开，令人心生恐慌。法国的民族构成相对来说不成问题，它虽然还不是单一语言国家，但至少有一种主要语言，意大利也是如此。但是对于讲德语的国家和哈布斯堡帝国统辖的其他地域来说，“民族”这一概念俨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法兰克福新成立的德意志议会很快就澄清：拿走波希米亚的领土后，让说捷克语的人加入说德语的人，意味着什么呢？有些德意志人鼓励他们加入，却把捷克人视为特殊的农民，捷克人的地位如同法国的布列塔尼人（Bretons）一样，不享有政治权利。捷克人所受到的未来威胁与投掷一块巧克力法式薄饼或织一件条纹毛衣没什么两样，足够刺激到捷克民族主义，正是受民族主义驱使，捷克人在一个世纪之后最终扫荡或杀害了波希米亚境内所有的德意志人。在帝国时代即将终结之时，中央集权崩溃，振奋的波兰人开始联合起来。但他们并没有联合鲁塞尼亚人。鲁塞尼亚人已不再是农奴，他们和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有权决定如何接受管制。但是，就如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关系紧张，波兰人认为鲁塞尼亚人从民族角度来说顶多是形形色色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种矛盾最终演绎成一场灾难，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这种变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们被视为子民，那么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语言、文化或宗教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哈布斯堡帝国很久前就专精于在不同的罩衫、礼帽、长靴和方巾上刻画“帝国人民”的形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小片区域内定会有一个匈牙利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小宫殿里，雇用一些当地人，如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意志人，有时候甚至是亚美尼亚人。还会引进一些专业人士，如德意志教师、英国马匹饲养员或者法国女家庭教师。当地贵族服务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地利统治者，执政当局对上又为斐迪南效力。各族群间互生厌恶，他们几乎不通婚，去不同的教堂（尽管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会有交集），庆祝不同的节日，吃不同的食物，每天按照各自不同的行为准则生活。但是到1848年，这些群体之间总体来说不那么针锋相对了。1848年以后，无论新政权再怎么装模作样，有关民族认同的问题还是上升为主要问题，各个民族群体积极争取自治权和经济独立。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从很多方面来看，1848年毫无疑问是欧洲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谁幻想着回到当年的世界，回到那个绝大多数人都是苦力的年代。但是我们现在已清楚地认识到，1848年打响了无数欧洲恐怖事件的第一枪，想想1848年伊始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种反差让人不禁感到恐慌。

一旦1848年的激昂情绪平息下来，革命分子缺乏长远大局观念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革命处处发生，却又处处失败。用一个绝妙的意大利词组un vero quarantotto（意为“大混乱”或“失控的局面”）来总结这混乱的1848年非常恰如其分。各地老态龙钟或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就像曾经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一样，把自己藏在洗衣筐里或是乔装成普通士兵的样子逃之夭夭。同样，军事首领也知道如何尽自己的本分。年迈的拉德茨基（Radetzky）将军曾参加了整个拿破仑战争，他对哈布斯堡皇室忠心耿耿，认为意大利的革命分子不过是一群狂妄自大的乌合之众罢了。同样，北面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aetz）王子也对布拉格和维也纳的那些一无所知的蠢货和废物心存怀疑。一旦革命的最初震撼结束，这些人便召集正规军队，有组织地消灭暴乱分子，杀害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或妨碍他们的人。其实1848年也有它欢快和不严肃的一面——很多人戴着大礼帽，系着奢华的领带，抽着方头雪茄烟，手提来复枪在路障旁闲逛，听着附近酒馆传来的肖邦乐曲。跟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比起来，这样的场景简直显得不务正业，但实际镇压方式是不是更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革命分子之间的争端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无论是最初的胜利还是之后事态的复杂性，都着实让他们大吃一惊。事实上，有些革命分子曾是社会党员或共产党员（《共产党宣言》在 2月就发表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但其他大多数人从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革命分子。广大人民都认同“被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统治是令人气愤和耻辱的”这一说法，但是要做出下一步怎么走的决定更加艰难。

其实靠武装来决定未来的命运是大错特错的，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皮埃蒙特（Piedmont）国王曾两次率军入侵意大利北部来解放哈布斯堡领地，都以惨败告终。奥地利统治下的威尼西亚欲重获旧时的独立，50年前拿破仑曾扼杀了这个念头，但这次终以城池被包围，全城缴械投降落幕，令人心碎。威尼斯革命从来没有被计入意大利解放运动的英勇历史中，因为除此生死攸关时刻，威尼斯革命领袖对人们的生活境遇向来漠不关心，威尼斯人从不曾享有政治权利。威尼斯仍旧只是亚得里亚海东北部一个略带克罗地亚色彩的小城市，距离米兰有161千米。威尼斯暴乱引发了很多伟大的评论，如安东尼奥·莫兰迪（Antonio Morandi）所说：

威尼斯洗去奥地利腐朽之气而重生，高傲到无法容忍再次被奴役，并且随着文明的进程越发光彩照人。

即使这种言辞颇具感染力、华丽美好，也无法掩盖城市深藏的问题。新兴的中产阶级对武装和训练工人的恐惧，一如他们面临奥地利大军来袭时的恐惧。

摩拉维亚小镇奥洛莫乌茨承载了威尼斯的未来。一群保皇派阴谋者策划了一场政变。斐迪南一世政府陷入恐慌，以皇帝的名义对反叛分子做出了各种让步。如果斐迪南被废黜（或者说是“退位”），那么接下来的继承人将无须遵守这些让步条件。由于斐迪南膝下无子，下一个即将继承皇位的是斐迪南的弟弟弗朗茨·卡尔，但是卡尔和妻子根本不想治国，所以宣布放弃继位权利，支持尚是少年的长子弗朗茨·约瑟夫继位。几乎各地革命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在奥洛莫乌茨教区，决定性举措已经展开。弗朗茨·约瑟夫在此正式成为新的帝王，斐迪南卸任一切职务，在波希米亚乡下安度晚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最古怪的一点就是他对哈布斯堡皇室无限推崇，体现在极为死板的礼仪条令、军装领标，等级编制和舞蹈编排上，但是其统治的整个基础就是不合法的骗局。从很大程度上说弗朗茨·约瑟夫不比拿破仑·波拿巴现实，后者在1852年自封为拿破仑三世，约瑟夫在其后的峥嵘岁月里将自己化为诸法的渊源，将众生看成狡猾猥琐的投机者。[11]

这就要从德布勒森大教堂开始说起了。在有些匈牙利人看来，1848年的普遍危机看似匈牙利人民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争取自由的大好时机，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大多数人因没能正确看待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变，最终要么是死了，要么入狱了，或者在伦敦、纽约或伊斯坦布尔等地流亡多年。卓越的领袖和满腔的爱国热情驱使匈牙利人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帝国，但这有赖于一支现成的匈牙利帝国武装部队，也恰逢哈布斯堡皇室遭遇暂时性的失败。其他地方所经受的苦难同样残忍地降临到匈牙利这片土地上。如果哈布斯堡政权被废黜，一群匈牙利政客宣告自己当家做主，那么就会引发种族问题，这会摧毁匈牙利人试图建立的匈牙利帝国。摆脱维也纳统治的劳苦大众也不想受制于匈牙利人，他们想摆脱布达政权的统治。这就导致了种族战争的爆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开始屠杀他们当中的匈牙利人。哈布斯堡皇室积极煽动那些反暴行动，但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完全不听管制，局势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个时候，一支庞大的俄军队伍进入特兰西瓦尼亚来支援哈布斯堡帝国，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正统王朝立即采取行动，杀掉或逮捕任何拒绝听从管制的人。俄军出面介入，一是因为厌恶这样的暴乱，二是因为他们发现大量波兰人加入了匈牙利军队：对于关注人身自由所受威胁的沙皇来说，自由、共和、独立的匈牙利为波兰人提供了庇护，这一举动在沙皇长长的“噩梦清单”中显得格外刺眼。在后来漫长的统治时期，弗朗茨·约瑟夫无数次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积极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他的君主地位。

1849年4月14日，拉约什·科苏特在德布勒森大教堂公开发表独立宣言，这既是匈牙利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刻，也是一个悲剧性的灾难。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件，但却自相矛盾、充满托词，注定了1918年匈牙利的命运。许多匈牙利人认为科苏特的宣言既危险又无效，但既然事已至此，出于爱国义务他们也必然去支持它，直到4个月后格尔盖伊将军（General Görgey）向俄军投降。科苏特开始到处宣扬哈布斯堡家族就权利问题在上帝和世人面前立假誓，因此他们不再是匈牙利国王。匈牙利方圆28万平方千米，拥有1500万人口，是一个“感受到青春力量在血脉中散发光芒”的国度。这项宣言只开了个好头就失去了它所有的荣耀，因为这1500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都反对科苏特和他的同僚。

早前的美墨战争（Mexican–American War）和1849年匈牙利的状况相比简直是一个悲剧。美国人所面对的敌人势单力薄，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美国西南部的防御非常薄弱，因为那里人口稀少，只有历史和法律的庇护。匈牙利人想跟随他们的脚步，宣布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并收回所有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领土归自己直接管辖。匈牙利人本无须面对这么多敌人，但科苏特并没有继续高呼他的口号，而是开始在宣言中残酷抨击克罗地亚的“党派领袖”，斥责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罪行，批评思想被误导前来搅局的罗马尼亚人。但这样武断地下定论就像是理由不够充分且一厢情愿的诊断一样。耶拉契奇（Jelačić）领导下的 “党派领袖” 是忠于哈布斯堡皇室的，耶拉契奇是克罗地亚的法定首领。该地区反匈牙利势力蓄势待发。前一个月弗朗茨·约瑟夫有力地粉碎了匈牙利，并宣布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阜姆、伏伊伏丁那和特兰西瓦尼亚分别成为独立的新省份，然后机智地奖励所有非匈牙利民族的忠诚，预示着匈牙利贵族走向灭亡。

发生在1849年的这些斗争——无数的大屠杀、暴行和就地枪决——几乎都没有载入史册，匈牙利残余军队最后被赶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许多领袖逃到附近的奥斯曼帝国，完全违逆匈牙利早期历史的是，他们不得不取个土耳其名字，名义上信奉伊斯兰教以防被引渡回国。而其他很多人都被处决了。在这些象征性的报复行为中最有名的发生在雄伟的阿拉德堡垒，这里如今属于罗马尼亚军队管辖区，城墙和门径被枝繁叶茂的植被所覆盖，俨然《睡美人》故事中的城堡。现在它周围的土地都被尼普顿水上公园（Neptune Water-park）占用。就是在这里，13名匈牙利将军作为叛乱分子处以绞刑，而不是像士兵一样被执行枪决。弗朗茨·约瑟夫决定通过此举羞辱他们，从而间接羞辱所有的匈牙利人。科苏特后来四处流亡，却也名声在外，他不断为自由主义奔走呼号，尽管他的决定总是会引发一场灾难。弗朗茨·约瑟夫，年仅19岁，就已表现得冷酷无情，这很难同他后来作为一国之父的形象联系起来——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那引人注目的白色络腮胡，而他过去曾有过的实际行动或实际想法却给人印象不深。

大教堂的另一个塔楼里没有以西结幻景，却因一口巨钟而闻名。它最初在1636年为特兰西瓦尼亚王子捷尔吉一世·拉科齐（György Ⅰ Rákóczi）而建，他是一名早期的匈牙利反叛者，鼓舞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同斐迪南二世和斐迪南三世抗争，并且机智地用他截获的皇家大炮熔化再造了这口巨钟。在1802年的那场大火中，这口钟也难逃劫难，它撞到地面裂开了。1873年，当局决定彻底重铸大钟，并重新将其悬挂起来。这说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但一开始就把宏伟的拉科齐盾甲进行重铸，将之敲打熔于一个独立的小钟内，这样做是为了让大教堂新钟的金属材料不再有叛乱者玷污的印迹。有时我们很难同情匈牙利的沙文主义者，但他们对待拉科齐大钟的态度，以及他们所违逆的神秘哈布斯堡王朝的疯狂，都体现出他们所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

山区人民

我心情愉快地坐在利沃夫的七只小猪餐厅（Seven Piglets）里，啧啧品尝着一碗胡楚尔风味（Hutsul-style）[12]的野菌汤，深深陶醉在乌克兰浓浓的民俗风情之中。粗制木凳上随意搭着几块羊皮，低矮粗糙的木椽上有着深深的刻纹，每一面都绘制着乌克兰风格的装饰图案。餐厅里还有小提琴和手风琴乐队现场演奏，演奏曲目虽然是墨西哥怀旧情歌《无尽的吻》（Bésame Mucho），但是感觉还不错。服务员穿着肥大的刺绣白衬衫忙得团团转，帮我端上“核桃泡菜乳猪肉”之类的菜品，虽然目前吃这么点儿还没什么，但这迟早会让我肠胃不适。整个餐厅的民俗气氛太过浓厚，让人有种厌恶疗法[13]的即视感：病人们被带到这里，被安排一天到晚听民歌，或者全心全意地手绘复活节彩蛋。不过，当一大堆铺满森林浆果的烤薄饼丰盛地展现我面前，厌恶疗法对我就根本不管用了。

对民俗的热爱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小到怯怯地倾心于民族风的纺织品，大到对民俗气贯山河的咆哮，或是喜欢曾一度名声在外的“母鸡山”的“姑娘集”（Girl Fair）[14]。自从铁路发明以来，民俗旅游业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地处偏远可以享受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交通便捷必然带来环境污染，这对二元矛盾似乎总是不可调和。乌克兰西部著名的胡楚尔村亚列姆切（Yaremch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闪烁着蛇纹岩颜色的普鲁特河（River Prut）在桥下奔腾咆哮着，周围的喀尔巴阡山脉（无疑山上棕熊遍地）对这个小镇虎视眈眈。马群配着绣花的马鞍，两个少年肩上落着几只金雕，它们力量惊人、体形硕大、羽毛丰满。这里甚至还有乌克兰人最爱的货摊，人们可以穿上苏联红军的制服，拿着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重型自动武器拍照留念。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旅游而精心准备的，而且也有些年头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来到这里。这里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卖的都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羊皮大衣、传统刺绣和木雕杯垫。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夏季，一辆接一辆的长途汽车载满了游客前来这里购物。自从亚列姆切成了旅游景点，来这里一日游的游客就源源不断。在没有政变和军事动荡的间歇，人们都会从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赶来亚列姆切，甚至还有人从利沃夫前来。

在哈布斯堡帝国，民间风俗扮演着微妙而又不可或缺的角色。一部分原因显然在于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区，这些山区多是不毛之地，令人讨厌 （虽然山上有时也会有宝贵的矿藏）。与任何其他环境相比，横穿阿尔卑斯山脉、巴尔干半岛山脊直到喀尔巴阡山脉的地方可能更具帝国特色。这里的原住民很难管制，沿着深谷零星分布着几户积雪覆盖的人家，相较于错落有致、整齐美观、高墙耸立的城镇，在这里管理治安一定让当权者感到十分棘手。而如此人口稀少的村落有成千上万个，是否有必要进行统一管控也就不得而知了。坐着火车向上穿过蒂罗尔的关口，人们可以明显发现直到现在这里也不太可能成为税收来源。在一年当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整片区域都是与外界隔绝的〔在阿德尔伯特·施蒂弗特著名的短篇小说《水晶》（Rock Crystal）[15]里，这种封闭的环境是构成故事背景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这片区域在经济上多是入不敷出。人们在夏季集市上卖些自制的小东西（火腿、刺绣或织物），以此换来一些自己做不了或无法修理的东西。吉卜赛人一直在这种贸易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久居于此的山民和居无定所、流动性最强的吉卜赛人在一起共生合作。

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游客都不会选择在冬天来亚列姆切旅游。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的居民又是幸运的，因为正是这穷乡僻壤，才让他们多次免受平原上历史事件的影响。但对他们来说，一个多年不遇的凛冬、一场大洪水，甚至一次森林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亚于一支土耳其军队入侵带来的损害，并且一场瘟疫就可以让山民全部丧命。尽管很少有相关史料记载，但山民聚居区免不了经历频繁重建，人口很可能是从邻近的山谷迁移过来的。在很多时候，人们对高山草甸的吸引力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一辈子都这样生活实在太糟糕太可怕了。1918年，意大利人占领蒂罗尔南部，统治者本想将本国的农民迁入此地，赶走所有的德国原住民。不过，哪怕最穷、最没见识的意大利农夫都不愿意到这里来，认为将短暂的一生消耗在3米厚的积雪里和欧洲盘羊做斗争简直蠢透了。因此这个计划最终落空了。只有土生土长的人才能忍受这种生活。

要说山区人民凝聚一起联合起来的情况，最好的例子就是瑞士联邦（Swiss Confederation）。联邦成员之间在沟通时经常会困难重重，但这种沟通障碍恰恰有助于保持真正的联邦特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错综复杂的道路既可为绿林匪盗或钻营取巧大开方便之门，也可为和平贸易、商业繁荣提供便利。而且联邦会管理一切生意，确保每个人获利，同时还为居民提供保护，抵御外来侵略。1499年，哈布斯堡王朝经历一系列灾难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得不抛下联邦不管，从而导致了施瓦本战争，瑞士联邦对哈布斯堡家族（家族成员本身也有部分瑞士血统）的深仇大恨达到了顶峰。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由这样一个小国造成的伤害确实是惊人的。不过，尽管瑞士联邦创立的初衷可能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但联邦在杀死“大胆的查理”并稳固哈布斯堡的至高权威时出力不少。就凭这个，瑞士联邦也够资格从哈布斯堡皇帝那里挣得一张圣诞卡片了吧。

在意大利战争中，瑞士雇佣兵团损失惨重，瑞士对欧洲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然而在17世纪，联邦东部三个联合起来的同盟〔十辖区同盟（League of the Ten Jurisdictions）、灰衣同盟（The Grey League）和名字好听的上帝之家同盟（League of God’s House）〕不断引发暴乱。许多军事统帅与之作战，都被他们的顽固不化和他们奉行的地方主义弄得精神崩溃。拿破仑到来之后才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其并入瑞士国土。

山脉虽然是绝佳的防御堡垒，但难以保卫，所以哈布斯堡家族总是感到困扰。到了20世纪，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之后，地图上的喀尔巴阡山脉变得越来越清晰，好似一道天然的屏障。但各关口之间相距甚远，守军难以互相增援，这样它可能会变成糟糕透顶的静态堡垒，会耗干军队的兵力和供给，而敌人不需要做出任何举动就可轻易拿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军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这种教训数不胜数）就是在1915—1916年间驻守喀尔巴阡山脉。这个策略看似很高明，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成功。原因显而易见：山上居民实在太少，供给严重不足，而且一年到头有半年的时间山上都积雪覆盖。战争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严寒，幸存者的士气也荡然无存。

实际上，哈布斯堡王朝对山脉和山区民俗的推崇是有军事渊源的。由于资源有限，能在山里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他们能逃过火灾、洪灾和被掠走成为奴隶的命运，山上每年就会形成相对过剩的人口——这些多余的人口会依照惯例根据性别分成两部分，女性会去当仆人，男性则去参军打仗。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的小说《女仆勒波雷拉》 （Leporella）是对女性命运的完美解读。故事讲述了一个蒂罗尔女孩流落维也纳，为一个百无一用、放荡不羁的贵族工作，最后落得凄惨下场的故事。实际上，纵观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文学，随处可见骁勇强悍的斯洛伐克、鲁塞尼亚或塞尔维亚列兵，他们被德意志军官或马扎尔军官灌输了某种尚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与英国强加在高地苏格兰人（Highland Scots）、印度锡克教徒（Sikhs） 和贾特人（Jats）身上的道德要求如出一辙。哈布斯堡王朝还总是使用大规模的非正规军编制部队，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士兵是从迪纳拉山脉（Dinaric Alps）招来的。他们头戴怪异的帽子，脚蹬奇怪的靴子，还穿着奇特的夹克。这使哈布斯堡军队看起来与西欧编队完全不同。军事边境地区保卫帝国不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这里除了非正规军外也有许多正规军。其中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克罗地亚游骑兵团（Croat Pandurs），他们崇尚浪漫，与边境战争的残酷现实十分格格不入。在诸如1683年解围维也纳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大量打扮花哨的非正规军队参与战斗。同盟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由波兰人组成的轻骑兵。他们数量庞大，身着饰有高高竖起的羽毛翅膀的盔甲，而与之作战的土耳其骆驼骑兵队则头戴彩色头巾。这样打起仗来，整个场面活像一场化装舞会或者一场彻底变了味的马戏团表演。

随着军服变得越来越正规和平庸，人们对异国情调的民族制服的迷恋，顺理成章地使得举国上下对帝国内仍保留民间服饰的地方产生了浓厚兴趣。正是这种力量促成了19世纪中叶铁路、精准远程步枪和彩色印刷的发明，同时也造就了民族主义者和百姓对民间服饰的热爱：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哈布斯堡城市，随着那些色彩艳丽、格外显眼的制服被束之高阁，随着大众文化普及程度提升，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民间服饰消失了，却以其他方式被人们保留下来。

对于新兴的民族主义来说，对民间风俗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人们在寻找真正的新英雄时，既在军队中寻找，又在法外之徒中挑选。那些勇于抵制权威，从形形色色的人中脱颖而出者被永久记录在无数的诗词歌赋中，通过故事和绘画被人们传颂，而他们身上的民间服饰也被当作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身着军装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压迫时依然大义凛然。当然故事通常都是胡乱编造的，毕竟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都有待考证，更不用提他们的服饰了。到处都有尤拉伊·亚诺希克（Juraj Jánošík）这样的土匪头子，他是斯洛伐克人和戈拉尔人（Gorals）[16]的盟友；或者是阿列克萨·多夫布什（Oleksa Dovbush）[17]，他是波兰人的祸害，却与鲁塞尼亚人和胡楚尔人十分交好。多夫布什现在成了乌克兰的一位大英雄，当时隐匿在喀尔巴阡山脉，他那个极具吸引力的藏身之处我近期刚刚徒步穿过。

匈牙利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挣扎，他们既希望自己能远离德意志化的灰暗，又希望自己变得先进和现代化。实际上，所有的民族主义团体都不可避免地在这一点上陷入纠结，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是一群挥动着和平花环的女孩欢呼呐喊，还是戴着钢盔、绑着裹腿的将士们夹道欢迎。最后他们决定两个都要。由斯洛文尼亚艺术家欣科·斯姆雷卡尔（Hinko Smrekar）创作的一部尖锐辛辣的卡通漫画，将民族服饰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这部漫画创作于1918年，画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站在一架绞肉机旁，正把一个长相诡异的老太婆推到绞肉机里。这个老太婆一嘴吸血鬼的尖牙，骨瘦如柴，还戴着脏兮兮的假发，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手里握着绞刑架和鞭子，她身上贴着一个标签，写着“旧欧洲”。当她消失在机器中时，从机器底部突然冒出一群穿着民族服饰的曼妙女子，然后她们跳着舞离开了，她们身上标注着“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戴着耳环、一头乌黑的卷发。我猜测她很有可能代表“被罗马尼亚霸占的那些有争议的新增土地”。———————————————

[1]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译者注

[2]百年战争时法国军事指挥官。——译者注

[3]法国著名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他的画作对后期崛起的印象派画家和凡·高的画风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4]法语，大概意思为：法兰西和纳瓦拉国王，上帝的恩典。——译者注

[5]指中欧1815年至1848年这段时期，始于拿破仑战争末期的维也纳会议，结束于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开端。相对于官方或公开展示性质的艺术，此时的庶民艺术趋于较为含蓄的表现。——译者注

[6]《童年情景》是钢琴套曲，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于1838年。作品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译者注

[7]东正教用来分隔教堂内殿的屏帏。——译者注

[8]美国堪萨斯城有“美国心脏”之称，突然和墨西哥接壤，意思是其丧失中心地位。——译者注

[9]“外表像铜一般的人”其实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公元前573年去指导以西结重建耶路撒冷神殿，详见圣经《以西结书》（40：3）。——译者注

[10]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领导者。——编者注

[11]斐迪南一世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当弗朗茨·约瑟夫在1866年大败的时候，斐迪南说：“这个年轻人，他一定会打败仗，失城池。如果是我也同样如此。” ——原注

[12]胡楚尔人（Hutsuls）是乌克兰的一个民族，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译者注

[13]以产生令人不快的效果来让人克服不雅习惯的一种方法。——译者注

[14]“姑娘集”是罗马尼亚的特色风情。在西喀尔巴阡山地区，古代农牧民各家各户居住分散，往来不便，年轻人的嫁娶非常困难。有人就想出办法在“母鸡山”上开设集市，赶集时，家长把嫁妆用马驮到“母鸡山”上，姑娘们打扮漂亮到集上“亮相”。——译者注

[15]奥地利小说家阿德尔伯特·施蒂弗特在小说《水晶》中写了一对小兄妹在圣诞夜被困在山里的大雪中，但两人毫不气馁，互相安慰勉励，终于脱险的故事。——译者注

[16]戈拉尔人（Gorals）意为“高地人”，是最早在波兰南部和斯洛伐克北部地区发现的一个少数民族。——译者注

[17]乌克兰有名的亡命之徒，是一位经常和罗宾汉相提并论的民族英雄。——译者注

—Chapter Eleven—

第十一章

走向毁灭的辉煌殿堂»

新哈布斯堡帝国»

愚蠢的巨人»

各民族的欢乐时光»

君子协定»

滴水如金

走向毁灭的辉煌殿堂

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承载着弗朗茨·约瑟夫的荣耀与欢乐。它多角度完美呈现了哈布斯堡家族全部的历史，两个金属大块头忠实地记录着一切：一个是来自施蒂里亚的15世纪的“巨型炮”，大小惊人但并不实用。[1]另一个则是来自比利时堡垒的装甲圆顶塔，1914年遭到斯柯达重型攻城炮的摧毁。奥匈帝国用这个圆顶塔展现了国内工业制造的高超技艺，也向德国盟友展现了自身的忠诚和价值，但这些很快就都失去了意义。人们最终将炮塔从战场上运走，送进了这家数百千米外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建成时是维也纳东南部兵工厂的一部分。维也纳兵工厂作为帝国的城市据点之一存放着大量武器，然而这些本可以用来镇压1848年革命的武器最终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博物馆的摩尔式建筑风格别具特色，让它从外观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后宫，很难看出来与军事沾边。作为早期的成功案例，博物馆的魅力展现了深奥的建筑折中主义，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学者和设计师潜心研究，最终催生了现代主义。弗朗茨·约瑟夫在建造过程中倾入了大量心血，致力于将它打造成彰显哈布斯堡家族伟大军事传统的殿堂。博物馆的入口处摆满了真人大小、白色大理石制成的将军雕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在这个家族狂热崇拜胜利之时战功显赫，又在后来一败涂地。这让代表着光辉荣耀的大厅蒙上了走向毁灭的阴影。每座雕像的胡须、襞襟、三角帽和武器各有特色但风格一致。主楼梯的前面矗立着一尊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半身像，底座上写着Kaisertreu，意为士兵们对统帅绝对的忠诚和赞美。这些毫无新意的雕像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雕刻完工后被放置于此。这里压抑的氛围难免会影响人的情绪，不少高级军官在走过写有Kaisertreu 的半身像时一定会刻意发出“哈”的一声以示轻蔑。

拿破仑战败之后，除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几场“内阁斗争”，英国人普遍认为19世纪是个相对太平的年代。19世纪整个欧洲大多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但事实上，相较于20世纪，19世纪除了死亡人数较少之外社会同样动荡不安。维多利亚时代的太平盛世不过是一种错觉，因为英国人选择性地遗忘多场殖民地战争的爆发。可惜当时人们普遍有着错误的认识，没有意识到欧洲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统治者如果想毁灭欧洲，会产生和毁灭印度、非洲一样危险的后果。假设汉诺威国王、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摩德纳公爵和奥德（Oudh）纳瓦布[2]这些大人物真的有机会共聚一堂，他们很可能会为了19世纪中期的动荡而争论不休。

奥地利的政策十分复杂。在成功镇压匈牙利境内的叛乱之后，整个国家看似前途大好。帝国的确在短期之内变得强盛，它的势力在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中也日益增长。德意志邦联是德意志各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奥地利位居首位。19世纪60年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爆发危机。其间，哈布斯堡海军驻扎在北海，在黑尔戈兰湾海战（Battle of Heligoland）中同丹麦海军交战。战败后，哈布斯堡海军在黑尔戈兰湾海域的英国海军基地寻求庇护。不要说哈布斯堡帝国能将军舰停驻在北海，或是同丹麦人交战，光是在德意志海岸咫尺之隔的地方有一座英国军事基地就足以让人难以置信了〔事实上，这座基地不久后就用于同德国交换桑给巴尔岛（Zanzibar）〕，但这就是当时欧洲危机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占领了多瑙河河口，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似乎在几年之内，哈布斯堡家族就有望实现200多年以来的梦想，整个多瑙河流域都将处于维也纳的统治之下。但其他国家可不这么想，于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哈布斯堡士兵被迫垂头丧气地从该地撤离，为10年后统一的罗马尼亚让路。对维也纳来说，这是比令人倦怠的土耳其统治更为糟糕的噩梦。

最后，所有的机会都灰飞烟灭。从1849年起到1866年最终颜面扫地，这段时期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所有问题的症结源于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顾问团固执己见、步步皆错，导致哈布斯堡帝国麻烦缠身。如果要详述这期间的议会、条约、君主会议及停战协定等细节的话，未免太过复杂和无聊了。因为突发事件，一些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地方突然名留青史。我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前往石勒苏益格西海岸过圣诞节。他不会讲德语，更别提当地的方言。狂风在沙丘上呼啸，农舍厨房屋顶上的瓦片哗啦作响。这位朋友不得不在这样的地方停留几日，听他妻子的亲戚在餐桌上笑得前仰后合，而他只能坐在位子上，用力咀嚼着平淡无奇的猪肉烧土豆。他虽然听不懂，但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些亲戚甚至正用略显尖酸刻薄的词汇谈论着关于他的事情。19世纪60年代前后，很少会有人谈论起这个地方，但是一夜之间，石勒苏益格在欧洲变得家喻户晓。政客们会煞有介事地眯起双眼，眺望远方，然后长叹一声，开始在这个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谋划攫取某种巨大的国家利益。

1848年革命之后，各国打破了表面的和平，欧洲进入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尤其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上台后，那些相对保守的政策统统站不住脚了。拿破仑三世是当时著名的暴君，手段残酷而精明，足以与后世枭雄俾斯麦相提并论。哈布斯堡家族的灾难在于，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况下，欧洲总会有反向不利因素突然出现，给哈布斯堡帝国带来一场灾难。最典型的就是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忐忑不安地结成同盟一致对俄，以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继续被蚕食。在打败匈牙利的战争中，奥地利已经欠了俄国太多人情。然而仅仅4年后，因为害怕沙俄将从土耳其手中接管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奥地利选择与英法结盟，并封锁了多瑙河。弗朗茨·约瑟夫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把部队调集到特兰西瓦尼亚以震慑俄军，迫使俄军只得把一支本应奔赴战场的军队留在边境。但弗朗茨·约瑟夫也不敢轻举妄动，迟迟没有进攻。奥地利的背信弃义让沙俄恼羞成怒，两国先前的联盟也因此走到尽头。两国关系融洽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曾出于感激，把自己的一尊小雕像赠予他最好的朋友沙皇尼古拉。现在，尼古拉把它从桌上拿了下来，随手扔给他的男仆。

但是弗朗茨·约瑟夫明白，英法在进攻沙俄时乐此不疲是因为沙俄根本无力反击。比方说，英法两国的海军使哥萨克人无法将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付之一炬。奥地利宣战使人们意识到战火很快将蔓延至奥地利境内，而且首当其冲的会是特兰西瓦尼亚，因为俄军不久前刚到过这里，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克里米亚战争（以无休止和无定论而闻名）有可能以沙俄侵占维也纳告终，成为1945年历史的预演。普鲁士想保持中立，谁也不得罪，而奥地利也试图与各国（包括英、法）保持距离。然而，稍微了解一点儿哈布斯堡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那种历史大背景下，结盟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弗朗茨·约瑟夫性情变化无常，优柔寡断，观念十分落后。他心不在焉地想要加入新联盟，但终是徒劳。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俄国力量在欧洲暂时被遏制了，新即位的沙皇重新把目光投向远东地区，甚至开始关注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方向。这两方面因素最终驱除了一直以来虎视眈眈的反动力量。就算奥地利能和俄国和解，俄国也已无力再去庇护奥地利了。普鲁士本可以助奥地利一臂之力，因为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威廉四世神志不清且热衷于等级制度，乐于对哈布斯堡皇室言听计从。但即使是他也深陷德意志民族主义中不能自拔，况且达成军事条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军权落入普鲁士的手中，这恰恰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愿看到的。至于与奥地利相隔甚远的法兰西，更是无法指望，因为其君主不光是个危险的革命狂热分子，更是哈布斯堡家族仇敌的侄子。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为奥地利方面一直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英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放弃了奥地利。这标志着中欧一直以来的稳定走到了尽头：英国借奥地利军队牵制法国，一大批奥地利士兵因此丧生。与此同时，英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大行其道。

神圣同盟不复存在，融洽和睦的德意志邦联也不复存在，奥地利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这个事实异常残酷。1854年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曾颇有远见地打趣道：如果普鲁士能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将波森（Posen，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送给重建后的波兰王国；如果奥地利愿意放弃意大利境内的领土，作为交换得到多瑙河沿岸的公国，那么欧洲将总体上进行重组。如果这一切真的能够和平进行，那么欧洲历史的轨迹将大不相同。但即便如此，情况也未必会好很多。同样，当人们谈起普鲁士一步步蚕食德意志并最终自食其果时，总会假设如果奥地利击败普鲁士，维也纳成为统一的德国的首都，历史的发展或许会好一些——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已。

至于意大利，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武装革命使这个国家很快走向了统一。1859年春天，哈布斯堡帝国掌握着意大利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而它的附庸国控制着意大利中部（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1848年革命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加强了对伦巴第（Lombardy）和威尼西亚的控制。由于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哈布斯堡家族对两地严防死守，意大利以任何形式实现独立的想法似乎成了无稽之谈。但是到了1861年的春天，除威尼西亚和拉齐奥（Lazio）两地以外，意大利其他地区均派出代表列席议会。1914年，在一次以驱赶皮埃蒙特王国西北部小股顽固势力为目的的行动中，奥地利彻底失去了耐心。由于皮埃蒙特在哈布斯堡帝国控制的伦巴第境内接连挑衅，奥地利要求皮埃蒙特解除武装。普鲁士和英国在此前早已表达了对皮埃蒙特的不满，奥地利误把这种不满当成两国对奥地利军事上的支持。皮埃蒙特无视最后通牒遭到了奥地利的攻击，而根据一份秘密条约，拿破仑三世欣然同意派遣成千上万名法国士兵前去支援皮埃蒙特人。奥地利首先在马真塔战役（Battle of Magenta）中失利，而后又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中惨败。撤兵前，大约30万组织不当的奥地利士兵稀里糊涂地大开杀戒。拿破仑耍了个花招哄骗弗朗茨·约瑟夫同他当面商讨休战事宜。弗朗茨·约瑟夫本就生性愚钝，性格古板。此前他的众多亲属从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境内遭到驱逐。现在对方含糊其词地向他承诺会解救他的亲戚，约瑟夫就掉以轻心了。拿破仑建议奥地利方面从伦巴第撤兵，只保留威尼西亚的驻军，这样就可以躲过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任人宰割的危险。意大利最终实现了统一，摆脱了拿破仑三世的控制。而欧洲大部分地方仍然像不计其数的古城一样支离破碎，人民惊恐万分。那些旧日王廷成就了欧洲史上许许多多人文艺术领域最伟大的作品；在过往的岁月里，许多场战役在这里发生。突然之间，新兴的意大利崛起了，这些王廷建筑变成了市议院。

弗朗茨·约瑟夫决定结束索尔费里诺战役（这场战争非常惨烈，红十字会应运而生）。这绝对是他的老套路了，1866年他又故技重施。根据近来的经验，自普法战争以来，连年的战事调动了整个社会，也拉动了总体需求，而且势必要打到一方土崩瓦解彻底乱作一团，这种状况才能结束。在这一背景下，弗朗茨·约瑟夫的这种态度显得十分奇怪。奥地利尽管在几周之内就损失了约3.5万名士兵，但还有足够的军队和强大的防御能力，而且普鲁士亦可能加入战局，助他们一臂之力（拿破仑三世不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弗朗茨·约瑟夫还是更乐意打道回府，在我们看来，这个决定让之前的损失仿佛儿戏一般。哈布斯堡军队注定要打这一仗，如果胜券在握，又为何要将伦巴第拱手相让？弗朗茨·约瑟夫似乎更倾向于听天由命。在他看来，光荣的战败好于把国土拱手相让，虽然后一种选择有可能会安抚那些虎视眈眈的敌人的情绪。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祖先惊人地相似。弗朗茨·约瑟夫认为，这样一来，人们顶多会批评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越发格格不入并且十分落后，而不太可能指责他本人。

对于意大利的统一，虽然许多意大利人感到喜忧参半，但在现在看来这和德意志与罗马尼亚的统一一样不可避免。虽然弗朗茨·约瑟夫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但他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尽管这让Kaisertreu （“效忠君主”）闹了些笑话，但比起某个更悲观的政策，弗朗茨·约瑟夫的决定确实保证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尽管军事历史博物馆门厅中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越来越多，但军官们一定苦涩地谈论着哈布斯堡家族被逐出伦巴第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毕竟自15世纪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便与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军事历史博物馆中通向洗手间的门上仍然保留着FJ的字母组合图案。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这座博物馆将举行特别展览，展出该家族承受的更多屈辱。

新哈布斯堡帝国

自格拉茨向南行进，一路来到另一种语言区域总是令人激动。在欧洲中部，德国与匈牙利东西向定居点之间格外分明的界线突然被打破了，类似苏尔姆河畔凯因多夫（Kaindorf an der Sulm）这样的地名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申蒂利（Šentilj）这类地名。无论是现代化的施蒂里亚还是斯洛文尼亚的乡下，人们都对无伤大雅的户外活动抱有难分高下的热情。你能在当地网站看到大量有关蘑菇节、针织服装交流会和远足活动的信息。所有这些融洽和平的氛围和昔日德意志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的仇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杰出的小说作品《重现》（Repetition）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里曾是一幅饱含愤恨歧视的景象，敌对双方都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同一片土地。

现代斯洛文尼亚是由帝国终结时分崩离析的土地拼凑而成的，主体是卡尔尼奥拉公国，剩下的由施蒂里亚、戈里齐亚、伊斯的利亚半岛和旧匈牙利沃什（Vas）郡的小部分土地组成。1918年，一场恶战在斯洛文尼亚的北部城市马里博尔（Maribor/ Marburg an der Drau）爆发。马里博尔是一座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周围与斯洛文尼亚的乡村接壤，最终南斯拉夫占领这里。但不久后，在1941年，希特勒效仿哈布斯堡模式又将这里小心翼翼地重新纳入施蒂里亚，长期定居于此的犹太人被剥夺一切后被扔进了集中营。如今还留有一些令人不快的照片，照片上希特勒、鲍曼（Bormann）和其他人扬扬得意地站在横跨德拉瓦河（River Drava）的老桥（Old Bridge）上审视着这座德意志堡垒。1945年，这里所有的德国人遭到驱逐，马里博尔历经磨难，最终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斯洛文尼亚城镇。格拉茨的城堡山上有一块匾牌，记载了这段被驱逐的历史。

马里博尔命运多舛，与哈布斯堡的过去缺乏延续型，要想摆脱这一切谈何容易。或许是我过于刻意地突出了这座城市的惨淡。在帝国时代的晚期，马里博尔是通往匈牙利统治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和部分奥地利滨海区的小站点，这里是语言的边界，但与政治无关。沿着铁路缓缓朝卢布尔雅那和的里雅斯特行进，一幅惨淡的光景似乎在远方等待着哈布斯堡家族。

来到一个语言文化不同的区域总归是让人兴奋的，尤其是当地盛产海鲜，可以大饱口福。马里博尔最好的餐厅如同亚得里亚海的幻想曲一般美妙。切成块的八爪鱼、柠檬和小块的鱼肉，再加上一堆地中海特产的新鲜蔬菜，就变成了丰盛的大餐。当来到卢布尔雅那，你会发现每个人都酷爱吃鱼肉。约热·普莱奇尼克（Jože Plecnik）设计的神奇的三重桥下有许多拱廊，那里有海鲜爱好者经常光顾的餐馆。马里博尔是遥远的内陆城市，像伯明翰一样号称是“海鲜世界中的圣地”，不过很快人们就明白，这是尽可能地渴望地中海范儿的斯洛文尼亚人搞出的噱头罢了。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不像德国人，他们有鱿鱼、牛至[3]和五颜六色的饮品，把格拉茨那个悲惨的世界抛在脑后，不再去想那里的人们嚼着河鱼，假装尝不出一股泥味。

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把德国酸菜抛在脑后，去享受一点儿阳光不过是个奢望。他们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战果便是获得了威尼西亚，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但历史证明这也是个彻彻底底的诅咒。人们总是责怪威尼斯人的命运，就像指责所有日渐衰弱的国家的子民一样——说他们懒惰至极、贪图肉欲、生活糜烂，简直不配活着。有人要说是亚得里亚海上游滞后的贸易逐渐把整个区域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威尼斯自身才是问题所在，而威尼斯人没有责任，这是毫无道理的。威尼斯曾在海运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环球航海时代的到来和整个欧洲大陆居民的重新安置，这里变得犹如一条多余的阑尾一般不那么重要了。不管是谁接手威尼斯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对于身处维也纳的统治者来说，如果把的里雅斯特和波拉（Pola）两座哈布斯堡小港口并入威尼斯，帝国将可能获得一支强大的海上商业力量。

很遗憾，威尼斯人对于这样的发展前景不感兴趣。与意大利其余领土不同的是，威尼斯有一套自己的政治体系，这让它与意大利民族主义并不相容，但这除了对奥地利的憎恶外，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尽管有种种反对迹象（比方说1849年威尼斯共和国的反奥战争），旧威尼斯领土仍按原计划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一支新成立的海军和强大的四边形堡垒系统共同镇守。后者是号称“牢不可破”的堡垒系统之一，可以屯集军队，用于机动或其他用途。

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是哈布斯堡发展的主要规划者，他负责南部战略。马克西米利安年仅22岁时就已经是奥地利海军首脑，这简直不可思议。之后他一时心血来潮，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正规作战舰队，并效仿其他拥有海军的国家的模式，派出一支主要的科考队伍环球远征。就在的里雅斯特以西，有一座极其偏僻的海滨城堡米拉马雷（Miramare），马克西米利安的纪念碑就矗立在那里。这座城堡建于19世纪50年代，原本是想打造成马克西米利安夫妇迪士尼乐园般的梦幻之屋。然而马克西米利安由于过于看重哈布斯堡全球化的命运，听人劝说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自立为帝。但直到那时，这座城堡仍未完工。后来他被失控的政治力量击垮，随后遭到羞辱锒铛入狱，被处以死刑，只能在马内（Manet）[4]为他画的肖像中获得永生。这座城堡展现了所有政治挣扎的徒劳，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行色匆匆的游人。游人们在走廊中短暂停留，审视着令人倦怠的后司各特中世纪主义风格和自来热水，好生诧异。哈布斯堡拥趸、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保皇派都在这里匆匆而过。20世纪30年代，意属东非总督奥斯塔公爵（Duke of Aosta）曾住在米拉马雷，一套精致的理性主义风格碗柜和座椅就是从那个时期传下来的。当时，还有两幅精美的地图是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绘制的。一幅图画的是利比亚（Libya），里面画满了骆驼骑兵队和一面硕大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旗帜。另一幅是意属索马里兰的地图，绘制者竭尽全力用一只巨大的鳄鱼、精挑细选的珊瑚和海葵作为点缀，使沿海水域熠熠生辉。马克西米利安殒命墨西哥城，奥斯塔公爵也在肯尼亚的英国战俘营中死于疟疾。这座城堡的两任主人都受到了诅咒，不难想象为何这座城堡至今无人居住。

精美的物件和画作堆满了城堡，许多是马克西米利安撒手人寰之后才摆进去的，似乎嘲弄着他不幸的命运。其中有一幅奇怪的画作，描绘的是青年时期的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弟弟卡尔·路德维希（后来的弗朗茨·斐迪南的父亲），两个人在士麦那（Smyrna）的一个市场检查年幼的女性奴隶的臀部和胸部。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把那当作极好的绘画主题——或许动笔的初衷只是留作私人纪念。马克西米利安仿照旗舰上办公室的样子打造了一间私人办公室，以此纪念他在海军部队中的日子，里面还有不少航海风情的支杆。待这项工程完工时，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有一幅画作描绘了在威尼斯举办的一个典礼（只有一小堆篝火和稀稀落落的几只小船，这不是卡纳莱托[5]的作品）。典礼是为了庆祝马克西米利安受封伦巴第–威尼西亚总督而举办的，但看起来氛围并不热烈。就是在这张桌子上，他签署文件同意担任墨西哥皇帝。还有数量惊人的豪华礼物，他自己都从未亲眼见过，均由包括教皇在内的位高权重的祝福者赠送。另外就是一间未使用的日式吸烟室，和一间毫无意义地装饰着墨西哥鹰的小教堂。这其中最好的当属切萨雷·德拉夸（Cesare dell’Acqua，尽管当时的美术界竞争十分激烈，但他或许是19世纪最糟糕的画家）所作的一幅油画。画作中，古时的亚尔古英雄（Argonaut）划船进入米拉马雷港，一些赤裸着上身的当地人向船挥手致意。

但最令人心酸的莫过于墨西哥皇座室，里面挂着哈布斯堡家族祖先的遗像和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上，这个家族曾经控制过的疆土都用颜色标了出来，意欲说明马克西米利安在墨西哥称帝复兴了查理五世的伟业。所有这一切都充斥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西班牙征服者和感激涕零的原住民一起出现显得不大协调。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展现人类虚荣的完美事例，人们难免会喜忧参半。有趣的是，1945年新西兰军队曾作为的里雅斯特防御军的一部分在这里安营扎寨。身处皇座室中便能感受到这一切。城堡将帝国的衰颓和破灭的幻想尽数吐露。

马克西米利安在有生之年收到了一则消息（或许那时他正戴着特制的皇家阔边帽。这顶帽子现收藏在军事历史博物馆），证明他作为一名海军长官有着足够的远见，因为奥地利海军在利萨（Lissa）海战中竟然莫名其妙地赢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新舰队由威廉·冯·特格特霍夫（Wilhelm von Tegetthoff）担任指挥。尽管人数上处于劣势，他们却成功抵御了意大利军队登陆达尔马提亚的利萨岛〔又称维斯（Vis）〕。这在1866年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特格特霍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摧毁了意大利海军，他使用了一种罗马帝国时代的惊人旧武器——铁质撞角。特格特霍夫成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英雄，他也误导了整整一代欧洲海军工程师，他们数年来绞尽脑汁胡乱摆弄，把每个东西都装上撞角，但作战时没有一件派上用场。奥地利军队在陆地战场上的英雄行为尽是徒劳，但特格特霍夫的事迹却改写了地缘政治的历史。意大利出兵维斯是想接手包含原先达尔马提亚领土在内的整个威尼西亚。这个计划因为意大利战败而破灭。尽管意大利在20世纪短暂统治过此地，但亚得里亚海东岸最终归于克罗地亚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大批讲意大利语的人遭到驱逐。海军上将特格特霍夫和马克西米利安一样蓄着奇怪的胡须，脸颊像被两只田鼠啃过一样。他是马里博尔本地人，人们在主广场上竖立起一尊神色悲伤的巨大半身像来铭记他的胜利。虽然特格特霍夫在不经意间为南部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遗憾的是，因为世人反哈布斯堡情绪日益高涨，随后拆除了他的半身像。

哈布斯堡海军再没成什么气候。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陆上霸权，而任何分流到亚得里亚海的资源都意味着军队会损失成堆钢材，况且即便如此，这么小规模的海军对现状也改变不了太多。“一战”期间，英国和意大利海军轻松封锁了奥特朗托海峡，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船只、绳索和网具等把亚得里亚海变成一座庞大的水上监狱，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造价高昂的舰队困顿其中。哈布斯堡海军最后向外界亮出唯一一张不太有把握的王牌，那就是强硬的海军上将霍尔蒂（Admiral Horthy），他试图突破协约国军队的警戒线，却以失败告终。但霍尔蒂勇气可嘉，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此后他成了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内陆王国匈牙利的“摄政王”，开始了漫长的执政生涯。特格特霍夫英年早逝后，一艘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驶向北极，最后一次向外界展示帝国称霸世界的雄心壮志。在冰天雪地里徒劳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船员们发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群岛，它现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弗朗茨·约瑟夫岛。

自哈布斯堡帝国走上末路的那个世纪开始，工人们横跨中欧，忙于修改旧帝国留下的无数雕像、牌匾和街道的名字，只要其中带有弗朗茨·约瑟夫名字就要抹掉。因为他的名字应用得如此之广，所以能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保存下来并不奇怪，连随后到来的苏联人都懒得改动。所以说继承哈布斯堡海军英勇无畏的未来和帝王君临天下的希望的不是威尼斯人，更不是墨西哥人，而是几只迷茫的或许安静地遵循季节变化的海象。

愚蠢的巨人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爆发了一系列短暂却又残酷的战争，而就在这期间，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先是创作出《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歌剧剧本，后来又为它谱了曲，最终这部歌剧于1876年面世。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对这部歌剧情有独钟，而对瓦格纳其余那么多作品都没有感觉。作者在歌剧的长度、管弦乐队和设计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却用如此简单的情节一气呵成，也许这一点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吧：他的设计极其简单，舞台上几乎空无一人，也没有合唱，突然之间舞台被纯粹的男声缭绕持续几个小时之久，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当林中鸟[6]这个角色出现时，就好像是咒语被解除了一样。《齐格弗里德》是《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belung）的第三部，其核心部分有一幕最为黑暗的场景。有一伙人特别想置巨蛇法弗纳（Fafner）于死地，因此潜伏在森林各个角落准备伺机而动。这音乐给人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感觉，怪不得从19世纪后期至今一直有这么多人痴迷于瓦格纳，其他的音乐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了。法弗纳是最后一个幸存的巨人，借助于神奇的可变形头盔——塔因头盔，他将自己幻化成一条巨蛇，躲在森林最深处保护着他的珍宝。魔法指环是其中一样宝贝，它可以赋予主人统治世界的王权。但是对于法弗纳而言，拥有这只指环毫无意义。他虽坐拥无尽的金银财宝，但是在这丛林中，丝毫没有用武之地。法弗纳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守护他用不到的东西。

我想，你应该不难猜出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吧。尽管现在对于哈布斯堡问题我的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佐证还不足，但是对我来说，法弗纳塑造就是对哈布斯堡王权的民族主义批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法弗纳的栖息地旁的观望者的确十分不同寻常。他们中有一个神、两个易怒的侏儒，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傻子。但是你可以把沃坦（Wotan）看作贵族，把尼伯龙根的首领阿尔贝里希（Alberich）看作蛊惑人心的政客，把米梅（Mime）看作劳动者，齐格弗里德则被视为曙光时代的英雄，将凭借自己高尚的壮举改写历史。将齐格弗里德的故事用来解释这个时代也许只在某些方面行得通，但这样的解释无疑是很有意思的。塔因头盔就代表着当时多变的政治体制：1848—1871年间，惊人的改革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整个欧洲都开始试图建立共和政体，然而从罗马到威尼斯再到巴黎皆连连失败。而这成就了德国与意大利，它们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像科苏特、俾斯麦、马志尼（Mazzini）[7]和加里波第（Garibaldi）[8]等人，更是把革命推到了矛盾冲突的高潮。

哈布斯堡皇室被公认为是一个愚蠢的巨人，受德意志、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影响，哈布斯堡皇室备感压力。平心而论，弗朗茨·约瑟夫的确尝试过用他的“塔因头盔”来改善处境，从独裁专制到部分民主，从激进到缓和，从中央集权制到联邦共和制，但这些措施似乎都是亡羊补牢、自私肆意、碌碌无用。约瑟夫利用神奇的头盔不停地改变造型，但是始终没办法摆脱他最初的样子。哈布斯堡皇室也不是没有同盟，但奇怪的是每逢关键时刻他们就显得势单力薄且貌合神离，而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同盟都不同程度地渐行渐远。这和剧中的情节不谋而合：有一幕当沃坦告诉法弗纳他有生命危险时，法弗纳并没有相信。周围明明有很多人（包括俾斯麦）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帮助奥地利渡过难关，但是就像法弗纳那样，他们就这样坐以待毙。一旦巨蛇被轻而易举地杀死，全欧洲的旁观者都在观望谁最后能拥有整座金山（很不幸，是金发碧眼的傻子）。

在1866年泛欧洲危机中，奥地利一直还把自己看成中流砥柱，浑然未发觉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再信任它了。威尼西亚自1848年起便受哈布斯堡军队统治，然而当地人拥有的权利微乎其微，也正因此他们心中的愤恨被点燃。禁止使用花环，禁止燃放烟花，禁止欢快的铜管乐队演奏等荒谬的做法显然与现实背向而驰。那就好像把维也纳的统治想象成一派生动的场面，慈祥的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帝王同时也像父亲一样，俯视着忠心耿耿、笑逐颜开的农民。如果后退几步看这个画面，你会发现这些农民周围遍布武装部队和监视者，还有关押起来的中产阶级贵族。维也纳（可能会被反复提起）不可能做出真正的让步，除非意识到意大利的特殊之处：换句话说，承认意大利民族主义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那些病恹恹的读书人的遐想。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威尼西亚人讨厌皮埃蒙特的统治，但他们依然觉得这远远强过被奥地利这样一个了无生机的帝国控制。

加里波第在欧洲的庆祝胜利之旅更深化了自由民众认为哈布斯堡帝国像是落后的战俘集中营的固有印象（不管怎样都没有任何改观），尤为重要的是还离间了英国人的想法。然而即使名义上约瑟夫有可靠的反动势力，他仍然八方受困。俄国从未忘记过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背叛，因此不再支援奥地利威吓匈牙利人。1866年年初，罗马尼亚的动荡不安让人们觉得哈布斯堡帝国要丢下威尼西亚，转而占领罗马尼亚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的说法激起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Gorchakov）的愤怒回应，他说：“就算我如羔羊般生性懦弱，我也会奋起反抗的。”所以这个想法根本行不通。意大利甚至在1865年提出要高价收购威尼西亚，这些钱原本可以为哈布斯堡政权所用，但是弗朗茨·约瑟夫却认为这种方式太不体面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维也纳拒绝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存在，要不是有像拿破仑三世这样的第三方从中斡旋，协商洽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拿破仑在威尼西亚一事上也是煞费苦心，使尽浑身解数。最终他致力于民族主义，并且把建成意大利王国看作他的终身事业。但是面对普鲁士的日益壮大和自己的形单影只，拿破仑不禁感到惴惴不安。所以，他现在到底该不该和奥地利交好呢？

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最后一击发生在北方，在这里，约瑟夫的忧虑要远比拿破仑的大得多。让弗朗茨·约瑟夫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去和俾斯麦抗衡斡旋，简直是太过残忍了。但是再一次，他自己的问题暴露无遗。那些支持奥地利的德意志诸侯残余势力一直倾向该地区由哈布斯堡帝国统治，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普鲁士国王的奴性特质更为明显，特别是腓特烈·威廉四世，他仍执迷于古时由德意志统治的帝国，对于普鲁士的不堪一击感到惊慌失措，时刻担心普鲁士会在拿破仑战争中遭遇亡国之痛。俾斯麦就丝毫没有这些忧虑，他已经看清了普鲁士飞速上升的经济地位与其在德意志邦联中对奥地利的隶从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俾斯麦并不想完全消灭哈布斯堡帝国，他只是认为哈布斯堡帝国（多民族混乱局面）和德国这个民族国家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哈布斯堡帝国从德意志邦联中分离出去并将重心放在别处——巴尔干半岛似乎是不错的选择，那就没有缘由开战了。但是以意大利为例，由于弗朗茨·约瑟夫自命清高，让他放弃威尼西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看弗朗茨·约瑟夫的以下种种举动就不足为奇了：他花大量时间痴迷阅读有关哈布斯堡历史的图画书，将更多精力投入饲马、钻研纹章学，而鲜少治理朝政。确实，当你每天早晨一睁眼就看到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这两条短吻鳄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你会发现，回忆过去找寻昔日的辉煌似乎再好不过了。

对地理敏感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之前几段描写中弗朗茨·约瑟夫都在欧洲四处搜寻盟友，结果却一无所获。而实质上被他忽略的是众多被放逐的前统治者，包括前摩德纳公爵，他在被逐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雄厚家产留给年轻的弗朗茨·斐迪南，在不知自己会成为弗朗茨·约瑟夫的继承人之前，弗朗茨·斐迪南因为这笔钱变得极为富有。这些人并没有太多政治价值，但是都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土，或是找到新的安身之所。除此之外，看似更有可能被列为同盟的还有那些不是普鲁士人的德意志君主，但是长期以来他们统治下的经济形势已然受到普鲁士摆布，而且他们自身状况也是一团乱麻。我们应该庆幸当时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Ⅱ）资助瓦格纳完成《齐格弗里德》，并且帮助他在拜罗伊特（Bayreuth）建成梦寐以求的剧院。但是就路德维希二世来说，相比作为真实世界里的一国之主，他更愿意乔装打扮，化身戏里的古代德意志英雄。汉诺威的乔治五世（他继承了领土，按照《萨利克法》维多利亚女王无法继承）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甚至其他同僚也会在酒会上对他敬而远之。巴登大公实质上是站在普鲁士这一方的。总而言之，这群人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对于1866年事件的反应让维也纳的希望化为泡影。

1866年，暴行横扫整个欧洲。这期间掺杂了同盟之间、中立者和半中立者之间的种种，事实上这场战争只持续了6周。这与1914年开始的“一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两次战争对各方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但不同之处是1866年的战争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迅速平息了，而1914年开始的“一战”则冗长恼人，久难平息。这说明了主要危机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普鲁士军事经验不足，而奥地利却拥有充足的作战经验。当时大家还都不清楚奥地利的德意志盟友们都挑不起大梁，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而法国的立场又摇摆不定。奥地利由于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存在分歧，借此向普鲁士宣战。但是奥地利方面已经习惯了在邦联一事上借着普鲁士的沉默耀武扬威，殊不知俾斯麦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新计策。

弗朗茨·约瑟夫宣战的目的尽管经过精心设计，但还是老一套：碾压意大利，羞辱普鲁士，夺回西里西亚（仅仅是为了玛丽亚·特蕾莎），并且赐给他一个被流放的亲戚一块新的位于莱茵兰的公爵领。这个计划最关键的一点是与拿破仑达成秘密交易，为此法国要保持中立来换取威尼西亚，但为了避免麻烦，法国很有可能马上把威尼西亚转手给意大利。这看起来有些荒谬，这也意味着哈布斯堡大军要部署大量兵力守卫威尼西亚——一个已然失守的地区。他们就这样花了好几个星期对抗意大利军队。当然，这样一来在北方对抗普鲁士的战场上军力不再充足，胜算很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原本弗朗茨·约瑟夫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利用德意志邦联赶走普鲁士，进而授意其他德意志邦国来进攻普鲁士，孰料俾斯麦宣布邦联解散，使这个计划变得无法实施。于是，普鲁士军队不费吹灰之力打下了众多小国，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仅在48小时内就被攻陷了。汉诺威士兵投降后，普鲁士遣散了他们，给了他们回家的火车票，终结了汉诺威王国的命运，终结了一个曾经在欧洲和英国政坛举足轻重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国家的命运。

令人扼腕的是在北方战场上，奥地利军队的成败完全掌握在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von Benedek）[9]的手里，而他很好地证明了指挥官的碌碌无为会使整个军队陷入怎样一种绝境。在前期的精神抖擞过后，他变得神经兮兮，干脆坐等庞大的普鲁士大军从波希米亚各个山口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将他打得落花流水（要是赶在他们会合在一起之前动手，哈布斯堡大军本能将他们一个一个拿下）。42万大军在克尼格雷茨激烈厮杀，这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无亮点的一次战役。贝内德克当时的绝望无援让人不忍回顾这段历史——这种情感倒不是出于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同情，而是因为最后有这么多人无辜牺牲，费尽努力和心血，最终竟是以这么一个悲剧收场。当普鲁士人得知奥地利军队一直乖乖地原地不动，直到敌我人数悬殊、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时，他们着实吃了一惊。因此他们认为与其说自己获得战争胜利是因为别的什么因素，倒不如说只不过在交通管理上占了一点儿优势。

如此一个宣称在军事上除俄国外无人可及的大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还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夺回西里西亚的夙愿、缔造莱茵兰大公国的愿景也都瞬间化为乌有。普鲁士已完全取代从前的德意志邦联，控制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终结了维也纳在西欧的统治地位，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德意志南部邦国仍然保持着独立。虽然意大利是战败国，但还是从屈辱不堪的法国手里接管了威尼西亚，并且在统一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当拿破仑意识到自己已经孤立无援而且被凶如猛兽的普鲁士大军包围时，一切为时已晚——最终在4年后以拿破仑的垮台和法国政府的屈尊退让而告终。奥地利在西欧的消亡确实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奥地利原本在数年前就会从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的版图上消失，但在1866年前，荷尔斯泰因和莱茵河沿岸邦联堡垒中都驻扎着奥地利军队。1866年后，这一切都化为乌有，随之消失的是人们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希冀，以及认为他足以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查理五世相媲美的幻想。这虽然没什么好惋惜的，但结果确实令人震惊：曾经的哈布斯堡帝国如今只拥有区区地方政权，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他国的威胁。

与此同时，军事历史博物馆依旧不停地改进装潢，并且将更多的哈布斯堡军事英雄的大理石雕像摆放到大厅里。更奢华的装饰都被应用其中——光彩夺目的过往时期的制服，还有勋章、饰带、描绘战场的画作、雅致的武器，以及作为战利品的土耳其帐篷。在1866年夏末，这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售票处附近尴尬地讨论着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博物馆里陈列的这些东西几乎无不是赤裸裸的嘲讽。上次我来的时候，就在博物馆里闲逛时看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临时展览，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博物馆中放映的是2006年奥地利军队在大厅走时装秀的视频。那里有一幅壁画，壁画上历经三十年战争的将军们眉头紧锁，过往帝国的纹章盾牌熠熠生辉。壁画之下则是层层幔帐装饰的现代舞台。在欧式电子舞曲音乐的环绕声中，军队新兵像模特一样在舞台上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又带着些许不自在，展现着他们最新的一系列军装：服杂役的制服、战斗装备、滑雪服、军用胸衣、执行特殊任务的制服，以及在某些特定场合下要穿的非常正式的制服。这场秀的效果令人瞠目结舌，一刹那间，时装秀就像一场奇耻大辱：呈现出有史以来最愚蠢可笑的场景，男男女女噘着嘴，扭着屁股走来走去，活生生将一个军事历史博物馆变成一个黑猩猩窝。欧根亲王的灵魂可千万别在此刻醒来呀！但是当人们踏着快滑舞步来回走动时，想来这好像确实很好地对克尼格雷茨之战做了评价，并逼真地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这支军队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打仗，而在于展现他们服装的魅力，欲在制服上一较高下。对于一个好战的国家来说，及时主动投降以避免更多的伤亡和战争当然是值得敬佩的。这场时装秀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现代奥地利中立的立场和过去那种盲目的乐观与无能。

各民族的欢乐时光

民族音乐的崛起是哈布斯堡帝国送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之一。丰富的音乐生活、众多的音乐厅和音乐学院遍布这大片区域，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杰出演奏家及懂行的观众，这些都是由音乐而起，也将由音乐终结。现在，音乐的重要性要比当时更加显著，因为许多文化呈现方式，如报纸、期刊、讨论小组和史诗等，现如今大多都已经找不到了，而音乐，还有绘画、雕塑和民间服饰等却保留下来。它就像帝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产生的渊源主要是对德意志语言和音乐爱恨交织的情感，如同德意志的官僚主义一样，立马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了主流。这些最初为了保住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做的试探性尝试，最终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人咋舌的是德国距19世纪早期的胜利只差毫厘。像著名音乐家斯梅塔那（Smetana）等人不得不自学捷克语，还有无数民族主义者私下依然感觉说其他语言让他们更舒服。但是德意志霸权的挑战席卷了整个帝国，它不只是来自奥地利，还来自广袤的北欧，这使民族音乐的创作成了关乎生死的问题。

冷战结束不久，我去布拉格城堡听了一场室内音乐会。那儿冷极了，但静静地坐着听音乐实在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体验。房间里有一个窗口可以俯瞰老城区，当你认真聆听那些绝妙悦耳、震撼心灵的德沃夏克钢琴五重奏时，那一刻，音乐在刹那间仿佛真的摇身变成了击败所有侵略者的神秘武器——这当然是刹那间的错觉，但是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足以让人信以为真。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爆发正好迎合了哈布斯堡家族心中的头等大事。体察民俗一直是统治者工作中的一部分，弗朗茨·约瑟夫就十分擅长根据他访问的区域更换制服、勋章、帽子和皇冠。匈牙利贵族尤其热衷参加，他们对那些稀奇古怪、夸张的华服很感兴趣。那些衣服都是由毛皮、羽毛、金链子和挂环等混搭而成的，离奇得很，跟历史中的任何时间或地点几乎都没有什么关联。民族主义思想使人们从以前版画中的固有形象跳脱出来，不再循规蹈矩地遵守特定区域的种种教条主义衣着规定。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开始找寻自认为能最真实体现本地区特色的元素，也就是受德意志精神影响最少的，被同化程度最低的那些部分。这其实就等同于说乡村文化或山区文化返璞归真。像德沃夏克这样的音乐家，花了很多心血创作了描绘波希米亚乡村风光的音乐。这些音乐无疑都是艺术珍品，但作为一种纯正语言或文化的镜像，其言外之意令人不寒而栗。难道最能体现波希米亚风格的其实就是融捷克风格、犹太风格和日耳曼风格为一体的布拉格城吗？其实，整个帝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族群混乱，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一种（哈布斯堡家族提出的）合作理念，或者退一步说，至少是锱铢必较的小心谨慎上。席卷整个中欧的灾难实则存在于无硝烟的语言战争里，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将每个人卷入其中，并且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问题，比如你听了什么音乐或你的衬衫上挂了什么编缏等，演变成一种更为强烈的排外主义。

本书剩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以灾难收场，但在那个时代至少是新奇而又激励人心的。如果按照悲观一点儿的说法，19世纪的自由主义注定逃脱不了民族主义者的陷阱。正如约瑟夫二世最终的结局是眼见各地发生叛乱，人人充满仇恨，对于统一、理性和言论自由的主张以淹没于种族仇恨而告终。如果人们拒绝使用德语来交流，那么所有反对的声音会遍地响起，互相排挤对抗。在匈牙利，克罗地亚人要求继续将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学习匈牙利语。拉丁语在匈牙利的特殊地位始于中世纪，同拉丁语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影响一样久远，无论如何它作为王国的通用语言保留了下来，使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能够顺畅交流。可能只有蒙昧主义者才会认为每个人都该说拉丁语，如果真是这样，种族间的问题可能因此解决，而且这比构建沃拉普克语（Volapük）或是世界语（Esperanto，后者曾在维也纳一个无与伦比的博物馆中展示过）更为合理。但是对于欧洲这样一个语言混杂的地域，要选出唯一特定的语言用于发布通告，作为学校教育和政府用语，更是难度大增，其难度远远超出甄选最好的民间舞蹈以及找出真正的胡楚尔人。

19世纪后半叶，整个帝国爆发了更多联合抵制、漫骂和游行等运动，甚至更具攻击性的沙文主义运动。与接下来半个世纪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刑讯室相比，这似乎还要收敛一些，但也正是此阶段运动的爆发，为接下来的一切打下了根基。

1866年大灾难过后，维也纳变得极其衰弱，似乎各方都可以乘虚而入，而它却毫无招架之力。比如在戈里齐亚举行的第一届斯洛文尼亚国会会议，再如讲意大利语的南蒂罗尔申请从讲德语的北蒂罗尔分裂开来。而捷克的例子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因为在波希米亚混居着捷克人、德意志人和犹太人，它却把德语作为主要的商业和政府用语。捷克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184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捷克和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都面临着两难抉择。德意志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里未来应该是由维也纳或法兰克福的德意志人统治，但是捷克人自然与德意志人唱反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愈演愈烈，对立程度加剧。店铺间的相互抵制十分严重，以至于最后犹太人被迫只能将商品售卖给讲某一两种语言的顾客。这样一种凄惨的、阿尔斯特式的气氛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灾难性地结束了。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76年的精彩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Too Loud a Solitude）总结了这种情况将如何结束。在舞会上，故事的叙述者遇到并爱上了可爱的曼卡（Manča）。曼卡身穿民族服装，梳着辫子，头上戴着美丽的长丝带。在舞会开始前，她急匆匆地冲进洗手间，丝毫没有察觉头上的发带已沾到木板下的“粪便金字塔”。当她在舞池翩翩起舞、跳跃旋转时，丝带也在旋转，将各种排泄物统统溅到了其他舞者的脸上。

君子协定

1866年最重要的政治突袭毫无疑问是匈牙利人发动的。此时弗朗茨·约瑟夫的政权完全陷入泥潭——他的军队受尽凌辱，盟友被逐出政坛，连他的御用大臣都做了墙头草。维也纳被逐出德意志是否意味着匈牙利也可能将其逐出？就是否彻底决裂的问题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1848—1849年的战争表明，即使是已经破败不堪的奥地利也有能力召集被镇压民族的残兵败将，并重新变得心狠手辣。除此以外，外援可能也会愿意加入——如果已经疏远的俄国不愿意的话，那么不记仇的普鲁士人也许可以帮忙。科苏特信心满满地认为匈牙利有能力独立，而他这种盲目的自信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独立的匈牙利真的有希望幸存吗？人们可能会以恐惧和蔑视的眼光看待奥地利，但这也远远好于成为俄国的附庸。罗马尼亚越发特立独行，如果真有一天只剩匈牙利孤身对抗入侵特兰西瓦尼亚的俄国大军，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需要依附维也纳的理由，种种问题犹如噩梦般给随后几十年的人们带来无数不眠之夜。

这次谈判的重要人物就是天才费伦茨·戴阿克（Ferenc Deák）。他曾反对科苏特的极端想法，认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匈牙利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更有价值。维也纳和布达之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几年之久，但现在突然之间双方一拍即合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向普鲁士宣战，但是唯有依靠匈牙利的援助才能够做到，这与1740年的玛丽亚·特蕾莎没什么不同。虽然最终复仇之战中止了，但是大刀阔斧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新国度成立了，通过国家元首即皇帝本人及国防、外交和财政方面（面对共同的问题）的事务形成内在关联。谈判双方彼此心怀不轨，奥地利强大的秘密顾问一直把这种联合看作短期协议，待时机成熟，匈牙利将为此付出代价。世纪末，弗朗茨·斐迪南梦想以军事力量速战速决拿下布达佩斯，在平静的表面下，总有一种彼此仇恨的暗流在涌动。但是令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新成立的奥匈帝国竟然幸存下来了。匈牙利人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做任何事，甚至极具吸引力的整个欧洲大舞台都向它开放。

领土被分为两半，现如今位于西部的一半称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位于东部的称为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莱塔河（River Leitha）横亘在中央作为分界线。因此，除了现在可以称之为“圣斯蒂芬王冠领”的地方，维也纳拥有了一切。特兰西瓦尼亚终于还是被布达佩斯政府统治，数年后，古老的军事边境被拆除，包括并入匈牙利的斯雷姆地区（Syrmia，其中包括彼得罗瓦拉丁城堡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还包括巴纳特〔在蒂米什瓦拉（Timişoara）附近〕、斯拉沃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军事边境。这些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居住着无数语言各异的族群，他们并不热衷于并入匈牙利。最后两个地区（斯拉沃尼亚和克罗地亚军事边境）大大扩充了匈牙利统治下克罗地亚的领土范围。这在以前只是萨格勒布（Zagreb）并不起眼的一个街区，一个到了1850年才开始有镇长的军事小镇。至今克罗地亚的地形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过去的模样，犹如填补裂缝的泥浆一样，填补在奥斯曼帝国统辖下的波斯尼亚和其他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之间。沿海地区达尔马提亚不在匈牙利的领土中，它作为威尼西亚幸存下来的一个古老的省份归奥地利所有。1868年，克罗地亚与布达佩斯政府就特定的附属权利进行协商，建立了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整个过程与匈牙利要求脱离奥地利的过程大同小异。但是事实上，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被严格控制，基本没有自己行使统治权的空间。

奥匈帝国的两部分并行存在，但均由弗朗茨·约瑟夫统治，并且统治时间相当长。到20世纪初，这两大区域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变得更加繁荣。但被普鲁士打败后，奥地利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回到了初始状态。当1871年新统一的德国出现的时候，始终追随柏林就成了弗朗茨·约瑟夫的人生目标。很明显，要想保证奥匈帝国的安全，他就必须紧紧抓住俾斯麦，紧紧依附于德国。匈牙利受维也纳的影响，政治上也受到极大削弱，并且不得不依赖于后者的安全保护以减少自己军队的经费支出，更是不敢大声喘气。自此，这个以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为轴心的模式已然形成，当然谁也没料到更加惨烈残酷的未来正等着他们。

滴水如金

人们认为波希米亚对欧洲的两大贡献都与水的利用有关，无论是啤酒还是温泉。当然，尽管欧洲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都有温泉，但波希米亚西部有最负盛名的大温泉：费兰兹贝德（Franzensbad，以皇帝弗朗茨一世命名）、马林巴德（Marienbad，以圣母马利亚命名）和卡尔斯巴德（Karlsbad，卡罗维发利的旧称，以查理四世皇帝命名）。此外还有特普利茨（Teplitz）温泉，曾经和其他温泉一样恢宏，却在19世纪后期遭受重创。当时煤矿工人不小心挖到了地下的泉眼，泉水轰然喷泻而出，到处都是砷、尸体和坑木。一夜之间想来泡温泉养生的人不得不另寻他所。

马林巴德（玛丽亚温泉市的旧称）在整个山谷建有富丽堂皇的酒店、商店和疗养院。一条灰泥大道看似没有尽头，一座公园与其比邻。公园里喷泉飞溅，古木参天，小桥流水，整个公园被杉木遍布的山丘层层包围。在1914年前马林巴德的鼎盛时期，名人宾客纷至沓来，从果戈理到马克·吐温，从马勒到帕岱莱夫斯基（Paderewski）。更早以前，肖邦曾在此处疗养，歌德在这里经历了他的最后一次情伤。最著名的是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最后一位热衷于统治的英国君主），他当时住在魏玛酒店（Hotel Weimar）和弗朗茨·约瑟夫一起聊天。

世事变幻无常——1914年之后，全欧洲的贵族客户大幅缩减，“二战”期间这里成了纳粹部队医院〔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此处休养过〕。“二战”结束后，几乎所有说德语的人被驱逐，一直到共产党人重新开张，将它变成人民大众的温泉浴场。但由于温泉被肆意使用，遭到了破坏。为了重现1914年前温泉作为欧洲休养胜地的氛围，最后大众温泉计划被放弃。古老的皇帝大街（Kaiserstrasse）上再次出现络绎不绝的人群，人们有的欣赏街道两旁的酒店，有的购买珠宝和琥珀，还有人驻足品尝蛋糕和冰激淋。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垂死之人和纯粹装病之人开始在餐厅里互吐不满，有些人在轮盘赌中输光了大笔钱，还有保姆和女主人在园中进进出出。温泉周围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泉水从一个个水龙头中喷涌而出，人们用特殊的小瓷杯盛满泉水一饮而尽。我在一个温泉小镇长大，对那些被吹捧具有养生疗效的泉水早就见怪不怪；但即使那样，我还是在十字温泉（Cross Spring）前望而却步，因为十字温泉中混合着大量的金属和硫黄，人喝了会中毒。

就像它最受欢迎的黄金时代一样，人们对此地趋之若鹜，但马林巴德所宣称的养生疗效大多是子虚乌有，因而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酒店的外观宏伟气派，似乎决心以其外表打消游客的疑心，让他们放心掏出信用卡消费。这里的医生们尤以压榨他人而闻名。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榨取那些总爱小题大做、总疑神疑鬼觉得自己生病了的富人的金钱，许多人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拿泥浆、热水和成堆的发票来插科打诨。由于真正的20世纪医学发展绕过了这个地方，所以对马林巴德来说，幸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即便缺乏效果，很多中欧人仍然对这种疗法深信不疑。

正统医生和江湖骗子之间的较量其实和温泉概念一样古老，并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两拨人总是掺杂其中。当我在公园中漫步，一对年轻的俄罗斯夫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穿着昂贵的休闲装，但不知怎么的，看到那位丈夫穿着凉鞋，脚踝上文有大片的蝎子文身，我突然有点失望。这也许表明，这里的所有顾客一旦脱了衣服，都可能会露出俄罗斯监狱犯人身上的那种大块刺青图案，可能他们都曾活跃于黑社会。

当然，马林巴德的确让人感到无聊至极。为消耗时日，你只能喝口浑浊的水，大口咀嚼巧克力蛋糕或购买琥珀手镯。用一把消音自动手枪就能轻而易举地在泥浆中干掉一个黑社会老大——子弹打在瓷砖上或是掉入泥浆中，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是为沙皇的家庭成员而建的恢宏的东正教教堂，在这里也显得十分无趣，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为了摆脱这种无聊感，我决定到附近的小山上走走。这里的景色引人入胜，但却没有泡温泉的病人，就好像大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放弃与疾病做斗争一样。像往常一样，四处闲逛总会有一定收获的。这次，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公墓，公墓里到处都是旧时德国居民斑驳的纪念碑，现在被数百个新建的捷克人坟墓挤到一旁。正是通过死者墓穴，族群变迁、扎根落地的过程完美地呈现出来。

唯一真正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电影《去年在马林巴德》（Last Year in Marienbad）并不是在这里拍摄的。这样一部异域巨作在我脑海中徘徊多年，因此令我沮丧的是，曾经魂牵梦绕的地方根本不是马林巴德：影片是在慕尼黑周围的宫殿拍摄的。倒也是，当时美苏冷战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怎么可能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拍的呢，唉！

电影中的氛围确实有点儿像真的置身于马林巴德，仿佛那里的时间凝固了，显得死气沉沉。如果城镇和城市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那么温泉疗养地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病人希望重获健康；而健康的人来这里是为了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有品位地享受生活，尽管可能让人有些不自在。这里清幽静谧，因为大声喧闹在这里被视为粗俗的行为，但是对病人而言，他们可能并不会有什么感觉。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的短篇小说《巴登海姆1939》（Badenheim 1939）就笼罩在这样的氛围里。阿佩菲尔德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布科维纳长大。母亲被纳粹杀害后，他来到劳改营干活。后来逃进森林中生活了3年，那时他才十几岁，直到最后被红军救出才活了下来。1946年，他到了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公民。这个背景对于理解《巴登海姆1939》中赤裸裸的愤怒至关重要。随着管弦乐队的到来，蛋糕店开张，酒店举办各种表演，客人蜂拥而至，像马林巴德一样的温泉中心在这个季节也开始复苏了。温泉一天天开展日常活动，表面看起来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但显然这只是一种假象，当局依旧热衷于寻找宾客中的犹太人。

《巴登海姆1939》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迎合了大众关于温泉中心的看法——一个于身心无害而又令人陶醉的地方，同时还允许人们偶尔用恐惧的眼光看待这里，直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了。这本书并非单纯地讲述一个关于犹太人被迫害的故事，它要比这精妙得多。阿佩菲尔德把在中欧泡温泉看作人们自我逃避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伎俩。这一体系所营造的彬彬有礼、泛泛相交、秩序井然又与世隔绝的环境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人群，今天看来这似乎代表了1914年以前那个令人沮丧又让人羡慕的世界，但实际上它一直是毒蛊横流、诡谲奇异。———————————————

[1]人们迷恋这种武器的新鲜劲儿很快就结束了。拖着这样一个昂贵的庞然大物不可能撤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经常临阵脱逃。其中一次小插曲就与大炮酿成的灾难有关。他不得不派遣手下的瑞士雇佣兵去拖拽一门作用甚微的大炮。——原注

[2]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编者注

[3]一种调味用的香草。——编者注

[4]爱德华·马内（Édouard Manet，1832—1883），出生在法国巴黎的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译者注

[5]意大利风景画家，尤以准确描绘威尼斯风光而闻名。——编者注

[6]林中鸟在该歌剧中声音表现形式为女高音。——译者注

[7]朱塞佩·马志尼，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和派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译者注

[8]朱塞佩·加里波第，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译者注

[9]贝内德克在作战中只善于防御。约瑟夫为了让南方战争更光荣体面些，便把本应指挥北方战争的善于攻击的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大公和善于防御的贝内德克对调。——译者注

—Chapter Twlve—

第十二章

规划未来»

东方的诱惑»

拒绝»

遭受诅咒的村庄»

迁徙之路»

元首

规划未来

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的帝国太过保守，这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与巴尔干地区之间的纠葛。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掠夺（联合俄国）最终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战斗力。维也纳方面认为，未来巴尔干地区必将陷入与世无争的衰颓状态——土耳其人在旅馆里懒洋洋地倚着，小口喝着咖啡，追忆着辉煌的过去。若非如此，只可能带来一场威胁。对匈牙利人来说，奥匈帝国倘若再扩张必会招致灾难，这已是不言而喻了——因为每吞并一大块领地只会招来更多的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而这些人将进一步削弱匈牙利人原本微弱的存在感。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对于居住在帝国南部边境仍受土耳其统治的人们，他们有两个共同的明确目标，首先是驱逐土耳其人，其次是解放他们被困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同胞。同样，哈布斯堡家族很清楚，土耳其人无法容忍俄国人出现在这一地区。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萧条衰败，从逻辑上讲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会争相瓜分巴尔干，就像它们当初瓜分波兰一样。但哈布斯堡家族既反感土地扩张，又不想让俄国控制多瑙河河口，这就造成了一种怪异的结果。和土耳其帝国打了几百年的哈布斯堡家族突然开始担心起对方的状况来。他们勾结英国合力协助土耳其赶走了俄国。如果说维也纳在历史上经常沦为英国替罪羊而备受羞辱的话，那么这次在伊斯坦布尔所遭受的耻辱就可想而知了。在那儿，到处都是欧洲狡猾虚伪的“朋友”们，他们假惺惺发誓要与高门（Sublime Porte）[1]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实则只是为了给圣彼得堡捣乱。正是这次僵局引发了巴尔干地区各方力量的对峙，原本可能被镇压的民族主义开始遍地开花。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犹如一剂慢性毒药，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奥斯曼帝国就已经深受其害（如果高涨的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威胁的话），最终走向了灭亡。

巴尔干地区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约400年，造就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社会。统治阶级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完全脱离了大众。与哈布斯堡领土接壤的地区居住着由穆斯林统治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受希腊人（法纳尔人，Phanariots）[2]统治的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代表伊斯坦布尔政府在这里统治罗马尼亚人直到19世纪20年代。在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及其以南地区——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从未有过穆斯林），基督徒们生活在各种管制之下。他们住在哪里，穿戴什么，或是从事什么工作，都要遵循烦冗的行为准则。基督徒不许在穆斯林面前骑马，不许身着绿色服饰，不许新建基督教堂（宗教崇拜从早先的侵略开始日益加深）。因为已经脱离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这些约束从18世纪就开始瓦解了。战败、疾病肆虐、经济萧条和盗匪（既包括叛变的土耳其人，也包括不安分的塞尔维亚人）猖獗使人口大幅减少，但却给了穆斯林充分的理由移居到离首都更近的地方。这个决定几乎使经济生活停滞不前。

塞尔维亚人开始在本土大规模抵制土耳其的统治，在19世纪初划出自己的自治区，短期内突然占领更多土地，并宣布独立。西欧一向视巴尔干地区为异域，那儿的氛围也确实与西欧大不相同，比如音乐和食物。在西欧乃至帝国的东南边境，宫廷文化浸润于美妙的音乐和丰盛的佳肴之中。整个哈布斯堡帝国都弥漫着浓厚的音乐氛围，著名音乐家包括波希米亚的斯梅塔那和德沃夏克，奥地利的海顿和舒伯特，还有匈牙利的巴尔托克（Bartok）和科达伊（Kodály）。一旦你从匈牙利或是喀尔巴阡山脉向南走，就不会再听到这些音乐了。就食物来说，各式各样的千层蛋糕、大量使用的巧克力、美味的鲜汤和醉人的美酒构成了多样而奢侈的哈布斯堡美食世界。这个话题显然太过庞大，在此只好简述。但这些花样繁多的食物创意由西方王室传出，随着法国大革命后法式餐厅的兴起而知名。事实上，我们都想一尝各式宫廷美食——西方的许多印度餐馆和中国餐馆也会分别提供莫卧儿宫廷菜肴和各式清朝佳宴，虽然菜式不全。在巴尔干地区，古老的穆斯林统治阶级离他们的辖区很远，对他们的驱逐和斩杀使得他们与这个世界断了所有联系。他们曾经在佩奇或贝尔格莱德享用的肉菜烩饭、冰冻果子露和果仁蜜饼，还有陪伴他们的美妙的土耳其音乐、精美的服饰和宗教仪式，都被他们带回了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帝国垮台后留下了一个破败的农民社会。人们生活极其贫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能就着水果白兰地吃下当地的粗粮。在整个地区，像阿尔巴尼亚、希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这种现象都很普遍。这样一种单调的社会制度营造出与汉普郡和萨克森全然不同的气氛。但是讲罗马尼亚语的瓦拉几亚（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和摩尔达维亚（以东）公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尽管他们仍受希腊人的统治，却享有足够的独立性以维护罗马尼亚土地所有者的权益。但是连罗马尼亚也要同落后的教育做斗争。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罗马尼亚还要随时面对俄土纷争席卷而来时更为棘手的生存问题。

19世纪上演了一场极其复杂的争取独立和主权的战争，这让哈布斯堡家族坐立不安。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分别给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提供最简单的保护和支持。随着两个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融合度也更高（从本地易货贸易转为现金交易），他们与哈布斯堡帝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匈牙利南部有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诺维萨德，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大多是先前17、18世纪为摆脱土耳其统治而迁居至此的。这些塞尔维亚人为南部新建立的塞尔维亚自治邦国输送了许多官员、思想家和士兵，而且他们也住在理论上未来可能会受塞尔维亚统治的地区。到1867年，最后一批土耳其军队撤离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哈布斯堡家族利用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控制（买下所有的猪和李子[3]），在塞尔维亚维持着一个友好的政权形象，但是塞尔维亚人的不满情绪势不可当，他们对帝国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成不变的天主教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塞尔维亚企图侵占土耳其统辖的波斯尼亚，进而直达入海口，但该计划因1878年哈布斯堡帝国临时占领此地并于1913年在此建立阿尔巴尼亚而受阻。

罗马尼亚的历史有着同塞尔维亚相似的发展轨迹。哈布斯堡帝国的罗马尼亚人（分布在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帕蒂厄姆）煽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喀尔巴阡山脉将他们与其他罗马尼亚人分隔开来，他们却渐渐明白了他们是基于同种语言的整体。罗马尼亚的两个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俄国的影响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走向某种形式的结盟。随着残存的奥斯曼政权瓦解，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似乎指日可待。俄国作为保护国，并没有太顾忌哈布斯堡帝国想要蚕食掉这片新领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出其不意地吞并了摩尔达维亚东部，称其为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如今阴冷的摩尔多瓦国的核心地带。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能阻挡俄国攻占摩尔达维亚余下的领土并继续扩张。俄国也计划将保加利亚进一步变成其大型附属国，下一个目标就是土耳其。这个计划并未实现，但保加利亚边界一直非常不安定。三大帝国都意图把保加利亚据为己有，对彼此的力量也有所忌惮，这形成了一种各方力量抗衡的复杂局面，也为较小的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提供了契机。英国和俄国的相互厌恶和猜忌从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脉处处可见，因此英国自然而然就成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盟友，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英国海军并不能对俄国造成很大的影响，由此任何陆地战争都会需要哈布斯堡帝国挑起大梁。克里米亚战争见证了英国与哈布斯堡帝国合作的高峰，但是英国舰队仅仅对黑海沿岸的一小块地方造成了严重破坏。哈布斯堡家族认识到他们还不够强大，仅凭一己之力不足以在陆战中打败俄国。因此，尽管他们征战到黑海，却对俄国保持中立态度。莫斯科和维也纳君主间名义上的团结已经步入末路，但是后者的胆怯意味着他们至少不会在1914年以前开战。

在19世纪后期，随着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建设成更加合理、高度发展的首都，精英阶层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民族革命尚未完成，同胞们还被困在哈布斯堡帝国迫切地等待救赎。这些小国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战斗实力悬殊，使得拯救同胞这一愿望看起来有些荒谬，然而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有那么多的民族传奇——来自匈牙利南部的主要塞尔维亚城镇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以及以罗马尼亚人为主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所以，拯救同胞就不再是滑稽可笑或者微不足道的愿望，而是强有力的雄心壮志。1903年塞尔维亚革命终止了和哈布斯堡帝国的一切合作并最终引发了战争，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存领土。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企图围困塞尔维亚人并把他们赶出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人发现他们已经被永久地困在内陆了。简单明了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此高压下演变成南斯拉夫主义[4]。如果塞尔维亚人的力量不足以和哈布斯堡帝国较量，或许他们应该和其他斯拉夫人联合起来？这使其吞并哈布斯堡统辖的以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此暂时性占领已于1908年转为长久性占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变得更合理一些，尽管这些地区跟贝尔格莱德除了中世纪寻常的小打小闹之外没有任何历史联系。和几乎所有的巴尔干问题一样，要想解决问题都需要给哈布斯堡政权致命一击。这似乎是不太可能办到的事，却在1914年成为现实。在塞尔维亚人的暗中操纵下，弗朗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遇刺。这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出乎意料取得成功的恐怖袭击了。经过痛苦折磨之后，这件事满足了塞尔维亚人最遥不可及的幻想，对罗马尼亚人来说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十分简要的概述，整个主题非常吸引人，本应值得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但奇怪的是，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战败，1866年又在德国战败，这些重大战争的失败都没有严重影响到哈布斯堡的未来，反而是哈布斯堡 “后院”经济贫困、人口稀少这两个因素使其受到重创。

东方的诱惑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遗传学之父）博物馆意外闭馆了，所以我的心情异乎寻常地好。于是在布尔诺一个悠闲的下午，我走进了一个庭院，步上阶梯，穿过大门来到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多布拉乐茶室（Dobrá cajovna），顿觉心旷神怡。布尔诺是一个文明美丽的城市，乐茶室亦是如此。一个个房间挂满了各式壁挂和波斯地毯，摆满了各种靠垫和小桌子。尽管茶室也许模仿得并不像，它仍然可以完全满足一个东方主义者的所有幻想。摩拉维亚学生抽一口水烟，抿一口茶，点茶需要摇一下桌子上的小铃铛。在中欧，人们难得有机会懒洋洋地倚靠在椅子上休息，现在终于有这么个可以让人们来放松的地方。

东方主义，混杂着怠惰、色欲和残忍等矛盾因素，成为西方生活中最强力的组织原则之一。当然，这跟现实世界毫不相关。相反，东方主义思想建立在有关土耳其、阿拉伯、波斯、莫卧儿帝国或是东亚（实际上就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一些模糊概念之上，而这些生活又透过不同的文本、事物及绘画艺术反映出来。东方主义的美在于它广泛的影响力：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东方主义思想（带有一点儿男性偏见），从想要躺在一大堆女孩中大力咀嚼开心果，到想要残忍地征服全部种族。所有这些想法，坐在公交车上只要稍微释放一下想象力就能实现。我个人的大部分东方主义思想来自相对真实的体验，那时我在中东卖书已有数月。我在那里有着十分美好的回忆：在吉达（Jeddah）或利雅得（Riyadh）时，我常跟其他卖书人四处坐坐（甚至懒洋洋地躺着），品着最好的薄荷茶，在谈生意之前和接待我的优雅的东道主交谈，谈论各自体面有趣的故事（苏丹仆人和印度会计师站在不显眼的位置）。说实话，我并不确定我讲的故事是否体面有趣，但是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我对其他事物的热情，如对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的《土耳其书信》（Turkish Letters）一书的热情，对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 Frederick Lewis）和欧仁·德拉克洛瓦画作的热情，以及对《天方夜谭》无限的宽容。如此，我所有的装备就圆满了。

中欧对东方的着迷有着独特之处——不过，必须再强调一次，东方主义种类繁多，如果只把东方主义归结为奥匈帝国东方主义这一种形式是很可怕的，未免令人失望。很明显，这里的东方主义来自对土耳其的恐惧。有一件关于匈牙利南部佩奇小镇的17世纪精美雕刻，这件艺术品完完全全地展现了佩奇的土耳其风貌——一个很小的城镇，四面围墙，到处都是圆顶建筑和尖塔，还有骆驼（巴尔干地区最常见的驮兽），也有穿着拖鞋的土耳其人在准备着咖啡。在中欧，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主要是肆无忌惮的打架斗殴再加上大规模的奴隶袭击）。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喀尔巴阡山脉拐弯处的旧边境教堂里，仍然可以看到这一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这儿，整个地区的人文景观都是围绕防范土耳其突袭而设计的。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人严重的新教主义思想和对所有意象的敌意（当然这种敌意大多数伊斯兰教徒也有），该地区很多教堂的装饰令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宏伟的布拉索夫黑色教堂。这座大型西式基督教堂轮廓分明，建于山口前，象征着与东方世界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重要边界。暂且不论这黑色教堂所带有的残酷的象征意义，其内饰却用钉在或挂在墙上的土耳其地毯来点缀——尽管它们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象征意义，这些地毯图案漂亮、设计抽象，非常适合用于装饰。

中欧与东方的关系主要基于战争和商贸，（同威尼斯一样）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水路，用于运输精美的纺织品、咖啡、土耳其烟草、珠宝，还有所有其他能够彰显奥斯曼帝国伟大文明（多年来都无法超越）的令人忧心的东西。我已经写过它们之间活跃的军事活动，但在19世纪，双方的争斗几乎完全中止。对维也纳来说，对奥斯曼帝国的担心现已变成一种尴尬的纠结，既想为奥斯曼帝国撑腰让它制衡俄国，又想瓜分它的土地（这个计划一直被匈牙利人否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几个月后哈布斯堡帝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匈牙利人和东方有着十分奇特的关系，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他们在很多前线都忍辱负重。德国学者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从多角度阐明匈牙利将很快消亡，它注定会因其怪异的语言而淹没在德意志与斯拉夫的洪流之中。这些观点难免给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添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土耳其也认同关于匈牙利灭亡的一些观点，在1849年俄国侵略后，土耳其扑灭了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最后一点儿余烬。伊斯坦布尔和多瑙河东段庞大的穆斯林团体有很大希望能够占领匈牙利，所以对匈牙利人来说，此时最合理的做法就是集体皈依伊斯兰教。

一时间，中欧所有民族都在四处搜寻有关自己民族起源的虚假故事。但乏善可陈的个人溯源同极其古老复杂的东方帝国世界相比显得十分尴尬。匈牙利人对此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假定的中亚血统打败斯拉夫人。这件事还衍生出很多有趣的事情——事实上关于这些事情就可以写成一本厚书了，只是我抱有兴趣的东方万物中并不包含这个话题。

桑德尔·葛拉斯·乔玛（Sándor Csoma de Korös）是一个会多国语言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出生于1784年，他对马扎尔人起源于匈人（Huns）这个存在已久的看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决定去中亚寻找线索，历经波折。他受困于自己设计的一个糟糕的、完全不可掌控的智能器械；终日在偏远的寺院中攻克藏语经文，仅靠几斗米勉强度日，穿的是粗麻衣服。当他揭开藏传佛教的神秘面纱时，却没法证明马扎尔人来自帕米尔高原（Pamirs）。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断断续续的支持下，乔玛革新了人们关于西藏的认知，编纂出语法和藏英字典。他也参与了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就是翻译无数的有关藏传佛教的资料。法国旅行家维克托·雅克蒙（Victor Jacquemont）形容他的工作“难以形容地无聊……书里面约有20章讲什么样的鞋子适合喇嘛穿”。这个颇具魅力又谦逊的男人背井离乡，在没有任何匈牙利人陪同的情况下跋山涉水千万里，是东方学研究领域的伟大英雄。作为对加德满都（Kathmandu）的嬉皮爱好的重要发起人，他在乐茶室里理应有一个小神龛。在最后一次令人担忧的探险中，乔玛因发烧最终逝世于德赖（Terai）雨林。

阿米纽斯·万贝里（Arminius Vámbéry）同样也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在匈牙利北部穷苦不堪的环境中长大，却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由于受到《天方夜谭》的启发，被匈牙利人探寻模糊的民族源头的执念所激励，他做出了惊人的决定：通过在伊斯坦布尔做家庭教师把自己伪装成逊尼派托钵僧。他尽其所能学习外国语言，游历了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酋长国和汗国。因此，万贝里在1861年开始了非凡的旅程，之后这段离奇的经历被详尽地记录在《生活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中，这本游记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旅行书籍之一。该书精彩绝伦、流光溢彩、妙趣横生，带着点儿东方主义的强权意味——描绘了中亚的地震、蝎子、致命的盐沼、残忍的可汗和绿松石矿山。有一次，万贝里在基发（Khiva，希瓦的旧称）遇到一群土库曼劫匪，正忙着清空一袋袋的人头，并从可汗的手下那里领取单据来兑换华丽的丝绸长袍（有“用8个人头换的套装”“用12个人头换的套装”等）。到他遇到这群人的时候，人头已经集得很多了。万贝里骑着骆驼穿过猛虎高原（Tigerland Plateau），成千上万群野驴狂奔而过，地上尘土飞扬。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旅行，人们只能依靠北极星，也就是当地俗称的 “铁楔星”来定位。

万贝里再也没有回过中亚，而是在布达佩斯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提出，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有共同的起源——这个观点并不被多数语言学家认同。但这种说法却有利于促进匈牙利人在中亚的自我认同，为布达佩斯与奥斯曼土耳其以及之后的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迅速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这种关系将几百年来的仇恨搁置一旁，双方同仇敌忾一致对俄。为罗马尼亚人改进武器这一事件又掀起了一股中亚狂热〔图兰主义（Turanism）[5]〕，罗马尼亚人打趣匈牙利人为“亚洲抛弃了的巨头”，因为匈牙利人自认为是图拉真（Trajan）百夫长血统最纯正的后裔，是欧洲文明真正的看门人。这场毫无意义的争执永远没有结论。

万贝里笔下的可汗世界具有独特的匈牙利风格——他将奥克苏斯河（Oxus，阿姆河的旧称）比作多瑙河，也将伊斯法罕（Isfahan）附近的海市蜃楼景观比作匈牙利的大平原。对于大海的新奇，他甚至比英国作家还要兴奋。最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描绘了中欧和中亚的一个急速消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社会活动受动物的能力——在缺食短水的情况下动物能行走的距离——所限。他所描绘的世界里有偏僻的旅馆和土匪，资源长期短缺，人们孤陋寡闻。随着电报、铁路、旅行指南和地图在全世界普及，不管是在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还是在布哈拉酋长国（Emirate of Bokhara），交通变得更加便捷，人们渴求新知，一改以往坐井观天的生活状态。因此万贝里去中亚正是时候。他离开后仅过了10年，希瓦（Khiva）便落入俄军手中，开始了与沙皇漫长而痛苦的纠葛，造成这块土地上生灵涂炭。

书中写到一个重要时刻：在波斯北部的一个村庄，万贝里依旧扮成托钵僧，衣衫褴褛，口中喃喃念着经文。他意识到有两个当地人正在议论他，说他显然是外国人乔装打扮的。后来在赫拉特（Herat），16岁的阿富汗统治者在他身边徘徊了几圈来回打量他，发誓说他就是一个英国人。幸运的是，万贝里到那儿较早，掩饰能力超强，只见他直视王子，用伊斯兰教箴言迷惑他。二三十年过去了，整个地区到处是英国间谍。有一本封面为黄棕色的书，名叫《星期四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书中描述整个商队旅馆都住满了用胡桃汁擦脸伪装的托钵僧，他们来自军队或是情报机关的不同部门。考虑到回到萨里（Surrey）后所有人都是近邻，因此他们相互祝福，并轮番举行洗礼仪式。

在英苏冷战中，像赫拉特这样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极具匈牙利特色的地区，最终成了前线。这使得万贝里的东方主义有一种相对远离政治的文化纯洁性（尽管英国政府曾雇用过他，这事到2005年才被曝光），也让人们对于东方主义只是帝国主义操控东方的一种手段的说法产生了困惑。奥匈帝国在奥克苏斯河上下的赌注很大，但是这种纯粹的有关文化的东方世界对中欧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当然，东方主义可以永远只作为一种点缀，比如弗朗茨·斐迪南按照土耳其风格装饰科诺皮什切城堡的后宫，而不是按照房间名字暗示的含义来装饰（因为他恪守教规且疼爱妻子，这么做不太可能）。他过去常常抽着烟，与一些好朋友，如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 ）和德皇威廉，在后宫闲逛。但是，东方主义对哈布斯堡帝国晚期的作曲家来说犹如一场暴风雪，带来了极大的感官享受，也注定受到大家的青睐。最重要的是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他翻译了大量的波斯和中国诗篇。汉斯·贝特格曾为诸多乐曲填词，如马勒的《大地之歌》（Song of the Earth），席曼诺夫斯基[6]的《第三交响曲》 （Symphony No. 3）与《哈菲兹情歌集》 （Love Songs of Hafiz），勋伯格（Schoenberg）的《弦乐四重奏》（Four Pieces for Mixed Chorus），以及韦伯恩的《在异乡》（In der Fremde）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还有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令人喜爱的中国神话故事集——《梦袍》（The Cloak of Dreams），故事里有魔法遮阳伞、会喊叫的头颅和银质的鱼，银鱼在池塘里彼此相撞时会发出轻微的银铃般的声响。这就足够了。

说到这个话题，我必须提一下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尽管斯坦因为大英帝国服务，他到访中亚标志着中欧参与中亚事务达到顶峰。斯坦因是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位单身男子，是一名犹太裔匈牙利人。受乔玛和万贝里故事的鼓舞，他径直挺进他称为中国大漠的中心地带。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张他们团队的绝妙照片。照片上，他们正朝向凶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 Desert）挺进，四周沙丘遍布，还有诡异的魅影。空中弥漫着无声的英雄气概，骆驼们驮着可疑的古老战利品。在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来来回回共穿行约4万千米。他与各种恶劣条件做斗争，有因吸食鸦片而神志不清的挖掘者，也有吐鲁番盆地可怕的蜘蛛，他还在昆仑山上因冻伤而失去了脚趾〔因在列城（Leh）偶遇一名摩拉维亚传教士医生，才保住了一条腿〕。斯坦因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古代中国奇观，在与游牧侵入者的战争后，这些奇观被遗弃了几百年。斯坦因在喀布尔（Kabul）逝世，享年82岁，而临死前一刻他还在计划着另一场丝绸之路的探险之旅。他可能是匈牙利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尽管他同样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民族起源的证据，但却为我们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拒绝

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一直应对帝国内的困境。国内人民对其统治说不上厌恶，但却表现出决然的冷漠。很多农民每天都抱怨帝国官员令人讨厌，于是总是觉得外来者给他们添麻烦。如今也是这样。我曾和一个特兰西瓦尼亚的塞凯伊人闲谈，他说起在他们完全讲匈牙利语的镇上若听到有人讲罗马尼亚语, 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来镇上只是为了欺诈他们或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整个帝国都是这样的，因为讲德语或匈牙利语的官员去往各处调查招兵、税收和耕作方式等，给当地人带来一连串的不幸。

想要独处这一强烈的愿望来自庄重肃穆、敛心默祷的修会，如特拉普会（Trappists）[7]和卡姆多斯会（Camaldolese）。我偏爱前者，因为连续几年我在密歇根州一个中世纪研究会上卖书，我旁边的展位上几个人有说有笑，他们来自肯塔基州客西马尼修道院（Abbey of Gethsemani），在卖特拉普会修道士特制的波旁威士忌乳脂软糖——一种本土化的改良糖果，既结合了当地特色（波旁威士忌酒），又契合了真正意义上的“沉默”这一宗教誓言（软糖）。这种永不停歇的祷告理念维持了几个世纪，完全独立于世俗的浮华之外。这一理念对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约瑟夫二世以其“徒劳无益”为由镇压了这些宗教团体。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如果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生活的意义是为了给中央输送资源以谋求国家更大的荣耀和安全，那恐怕特拉普主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克拉科夫外宏伟的卡马尔多利会修道院之所以能留到今天，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在1846年收复了此地，从那以后不必再忍受约瑟夫二世那严厉的目光了。

胡特尔教派（Hutterites）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团体，它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蒂罗尔，领袖雅各布·胡特尔（Jakob Hutter）于1536年在因斯布鲁克被处以火刑。胡特尔教派信仰异端邪说，又完全抗拒任何形式的权威——拒绝接受命令，拒绝穿统一制服， 甚至拒绝持有武器。他们主张财产共有，不服从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这迫使他们先是迁到摩拉维亚，后又辗转到特兰西瓦尼亚，在这期间他们偶尔会得到庇护，但大多数时候遭到驱逐。在19世纪中叶，他们居住在诺尔盖草原（Nogai Steppe），之后经过再三考虑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大草原。从那时起，他们在大草原发展壮大，但依旧说古老的蒂罗尔德语。

哈布斯堡家族主要还需面对匈牙利小贵族的冒犯和挑衅。他们沉迷于狩猎纵酒，要求大范围免除更多的义务。由于一致抵制哈布斯堡统治，这些土地主达成了统一的权利诉求。他们以早期起义为荣，认为弗朗茨·约瑟夫的做法不正当（通常认为弗朗茨·约瑟夫是1849年在阿拉德杀害匈牙利将领的刽子手），他能被人提起的只是他的坏脾气、惹人厌和懒惰。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捷尔吉·法卢迪（György Faludy）在他的回忆录《我在地狱的快乐时光》（My Happy Days in Hell）里写道：一个战前的匈牙利小领主会在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叫大马车把乡下最交好的三个牌友接来，直到冰雪融化春天来临的时候才送他们回去。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会被这些人对大千世界漠不关心的态度逼疯，不过我们也无须自寻烦恼，或为哈布斯堡寒酸的税源忧心忡忡。

对哈布斯堡家族积怨最深的是犹太人。在帝国的发展进程中，很大程度上哈布斯堡皇室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和犹太人对待自己家园的态度形成了一种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8]效应，双方都认为对方把思想观念强加于人。19世纪早期，布拉迪斯拉发的哈特姆·索费尔（Hatam Sofer）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犹太人的地位：他们受“土地的憎恨”支配，他们是“毁灭性战争的俘虏”，任何革新行为都被禁止，甚至任何一个误入歧途的犹太人都不能再算作犹太人，而是一个无神论者。哈西迪派教徒（Hasidim）[9]就生活在这种境遇中——以苦难洗清罪恶，甚至用某种类似改变穿衣风格的方式就能轻易化解一切问题。

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法律都在切实有效地执行，但这些法律既没有考虑犹太人的需求，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虽然玛丽亚·特蕾莎去除了一些法律约束，如一个犹太人在街上遇到圣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但她仍然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者。约瑟夫二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但他反宗教的法规和所谓的改善犹太人命运的措施并没有关注到犹太人的福利，而是希望他们变成“好公民”。犹太解放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是在官僚主义的推动下展开的，而不是源于自由主义。

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认为，上帝为了惩罚他们，把他们放逐在野蛮自负、虚伪混乱的中欧，让他们为以前犯下的罪过赎罪。他们承认统治者的合法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会认可他们可笑的价值观。因此，约瑟夫二世的一些计划非常具有威胁性。如果犹太人的生存之本是代代相传的严苛行为模式，那么他们坚持在记账和开具发票时使用德文而非意第绪文或希伯来文，这种“理性主义”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因此，清除犹太人活动障碍的任何行为都是一个圈套——允许犹太儿童上学表面上看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这些学校公然鼓吹基督教思想，只是破坏犹太人团结的一种手段。

瓜分波兰意味着欧洲大部分犹太人要从波兰移居到普鲁士王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大多数犹太人迁居到俄国，然而俄国没有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经验，随后俄国划定了犹太人只准居住的“栅栏区”（the Pale），这对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柏林和维也纳对于犹太人问题已经见怪不怪，这次只是延续了以往对犹太人不太光彩的处理方式。普鲁士的犹太人颇为不幸，他们遇到了荒唐低级的君主腓特烈·威廉三世。威廉是一个故弄玄虚且愚蠢幼稚的基督徒，曾关闭过柏林一个试验性的新式犹太教堂（这个教堂允许男人和女人坐在一起），理由是：犹太教如果失去了非理性的蒙昧主义光环，就会变成蛊惑人心的信仰。这种双重氛围，无论是普鲁士犹太人迫于压力要变为讲德语的普鲁士人，还是犹太人被俄国视为无法挽救的外邦人，都让哈布斯堡家族的做法显得相对明智些。

随着19世纪的到来，帝国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似乎越来越不相信哈特姆·索费尔的老观点了。喀尔巴阡山脉东侧的犹太人城镇地处偏僻又极度贫困，这使得他们相对传统。但是随着最后的障碍被清除，世界主流变得不可阻挡。到了19世纪80年代，受维也纳统治的犹太人有四分之一可以讲德语，同时布达佩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超过半数可以讲匈牙利语。而且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人口大爆炸，由此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他们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口流动乱象使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人口激增，当然主流还是非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副业上很有创造性，并且从这个时期的大繁荣中获益良多，尤其是在一些他们以前只占小部分的行业（医药、新闻和银行）中脱颖而出。哈特姆·索费尔的后代不再把这些男女视作犹太人：有些人欣然接受了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偏向社会主义的人，但多数人觉得他们与那些困在犹太学校的人相差无几。

作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哈布斯堡帝国里的犹太人理论上比那些生活在德国和俄国的犹太人受到更多的保护，因为这里不存在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会堂而皇之地歧视某个群体。犹太人能够成为军职人员，这在其他帝国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哈布斯堡帝国有数以千计的犹太军官为国效力。在哈布斯堡帝国末期，犹太子民做出了卓越贡献。把这些事情罗列出来看似乏味，但是没有犹太人就不可能有意义非凡、无比珍贵的欧洲文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父母从加利西亚搬到摩拉维亚，继而辗转到莱比锡城，后来又迁到维也纳，其他情况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在现代主义历史上，我尤其欣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0]的想法，他把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的父亲塑造为一个从松博特海伊（Szombathely）来的“诈骗犯”。

然而，即便是在相对太平的帝国也没有稳定性可言。玛丽亚·特蕾莎曾坚持认为犹太人周日待在家里是因为他们对杀害救世主怀有羞愧之感，这种阴霾一直挥之不去。19世纪末很多犹太教堂在帝国内得以幸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比尔森（Plzeň）的犹太大教堂（Great Synagogue）和布达佩斯的多哈尼街犹太教堂（Dohány Street Synagogue）。这些教堂浓烈的混搭风格，使参观者从中得不到真正的审美体验。但是在那几十年间，随着博物馆和歌剧院遍布整个帝国，犹太教堂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成了严重的大工业折中主义的受害者。比尔森的2000名犹太人在教堂设计上经常受到无礼干涉，被要求尽可能让教堂带有东方情调，决不能和基督教堂相混淆。最后，他们早期的设计因塔楼异国情调不足而被否决。

这种坚持求异的行为以各种可怕的方式不断涌现。 1882年血祭诽谤事件在匈牙利村庄蒂绍艾斯拉尔（Tiszaeszlár）重演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地的犹太人被指控绑架一个叫埃斯特尔·绍伊莫希（Eszter Solymosi）的乡下基督徒女孩，并且让一个犹太屠夫将她杀害，用她的鲜血调制安息日（Sabbath）的逾越节薄饼。被告最终被释放，理由很简单——没有证据（这个女孩最终被发现是在河里淹死的）。但是由于各种媒体的渲染加上许多天主教神父的掺和，这件事掀起了反犹狂潮，全匈牙利的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很难相信，在我写作的时候，极“右”派尤比克党（far-Right Jobbik party）一直在推动对埃斯特尔·绍伊莫希之死的狂热纪念，并且在匈牙利议会提出了一些关乎女孩遭遇的问题。我们越是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深思熟虑感到骄傲，就变得越像莫洛克人（Morlocks）[11]。

犹太人在帝国内感到不安是由蒂绍艾斯拉尔丑闻引起的，但至少官方普遍对这桩丑闻中愚蠢的排异行为采取回避态度。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可以高枕无忧。同化政策就意味着要说德语或是匈牙利语这两种“主导语言”；也意味着在这个民族主义越发狂热的世界里，政客和煽动者在推进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家议程时，犹太人会成为其特定的仇恨对象，而且也缓和不了德国和匈牙利基督徒的反犹太主义。帝国之外，报纸上处处是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近期最恐怖的就是罗马尼亚的报道了，罗马尼亚政府规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一样，不能界定为罗马尼亚人。1878年国际监管终止之后，罗马尼亚继续大规模使用暴力、欺诈和恐吓手段，驱使大批犹太人离开，大约有6.7万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去了美国。俄国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断遭受残忍的迫害，造成上千人死亡。哈布斯堡帝国成为相对适宜的容身之所，但是贫困就像反犹太主义一样，迫使大批犹太人离开加利西亚前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同化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每隔10年帝国内的犹太人总会面临新的恐惧和挑战，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真正长久正常地生活下去。

遭受诅咒的村庄

我一直挖空心思想写一本关于动物园建筑的书，这种建筑形式丰富，别具特色，却往往被人遗忘，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建筑集动物橱窗展示、仓储设施与动物牢笼于一体，它最直接的顾客（动物们）是注意不到这一点的，而那些流动的散客（游客）却忽视了这一设计框架。这些建筑必须十分坚固，这样动物们才不会蹿出去伤人。这种坚固性恰好保护了动物们，而不像马戏团、露天游乐场等娱乐场所一样空有招牌，却没有建筑物提供庇护。动物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这里游客们能够自然地联想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那段时期的流行风尚，那时动物园是“一日游”的最佳选择，是大众平民版的珍奇博物馆。

布达佩斯动物园就是最古老绝妙的建筑之一。当我试图寻找更辉煌的文化精髓时，我发现自己总是沉浸于欣赏它那风格迥异的大门。门上装饰着新艺术风格的山魈、熊和大象的雕塑，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动物园通过招标完成的最有趣的雕刻任务了。大部分动物园的形式是在1914年之前城市艺术盛行时期确立的，那时曾对首都布达佩斯的城市建筑进行过大胆装饰的同一批匈牙利折中主义[12]建筑师，在动物园设计上也按照自己的喜好追求不拘一格。最主要的一位建筑师应当是科内尔·诺伊施洛斯–克努斯利（Kornél Neuschloss-Knüsli），他不仅设计了天马行空的大门，还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象馆。大象馆仿照蓝色瓦顶的中亚清真寺建筑，设计了尖塔顶，而且在排水槽周围装饰着非伊斯兰风格的河马犀牛头形饰品。大象们只管哼哧哼哧地吃着东西，对两次奇怪的迁徙全然不知，先是来到匈牙利，再住进这个仿制的帖木儿清真建筑里来，这里都和大象真正的家乡相距甚远。事实上，大象馆或许是匈牙利对“图兰人”大胆的想象，匈牙利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祖先就来自这个难以证实但却非常庞大的中亚族群，继而承认这些大象和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匈牙利人从未料到他们会在“一战”期间与土耳其结盟，而这座新奇的大象馆因为将清真寺建筑用作动物庇所而冒犯了土耳其人，所以大象馆的尖塔不得不暂时拆除。

布达佩斯动物园里的奇异景观不计其数。尤其是温室下面的水族馆，这里的鱼都经过精挑细选，有鹦鹉鱼、狮子鱼，还有成片的褐色海藻，它们足以与美丽的镶嵌画相媲美。在这里，就连海鳗这种凶残的动物都变得高贵起来，它金光闪闪的侧翼就像出自克里木特（Klimt）[13]的画作。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水族馆（大部分我都去过），但只有在布达佩斯的水族馆里，你才能真正置身于圣桑（Saint-Saën）在乐曲《水族馆》（Aquarium）中所创造的玻璃琴的世界。徜徉在流光溢彩之间，游走在颓废派的艺术灵魂之中，当你走出水族馆重新回到平淡的日光中，看着远处的汽车，听着娱乐场所的嘈杂时，你会感到触目惊心。

动物园都是在实践主义者手稿的基础上，依据资金的支持做出一些风格上的变化。在1944—1945年间，布达佩斯城遭到围攻，布达佩斯动物园也受到牵连遭受重创。园内的大多数动物丧生，建筑也被摧毁，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园区都是后来精心重建的成果。那几个月如同噩梦一般，相比动物园，人们还要思考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有一次，一头狮子逃出动物园潜入地下，时不时出来搜寻死马充饥。直到一队苏联士兵被派遣来完成这项不同寻常的作战任务——杀死这头狮子。动物园里唯一幸存下来的是河马，当电力供应耗尽时，大多数动物都被冻死了，它们却无忧无虑地在布达佩斯四处流动的一处自流水池里打滚。1866年普奥战争时，由于那些恼人的军事优先权，曾有两头被故意从船上特制的笼子里卸载下来的河马困在的里雅斯特海港。但遗憾的是，我无法证实这两头河马和1945年布达佩斯的那些河马之间是否存在一些联系，不然就有可能通过分析这种顽强的非洲偶蹄动物家族如何延续下来，创造出一段与之匹配的中欧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动物园是对园中重要天才作品的嘲弄。动物园里唯一一个我会特意避开的地方就是儿童爱畜园区。在这里，一群凶恶的白山羊神情麻木，不停地咀嚼着食物，而一只可怜的绵羊却一直被拍打着，身上的羊毛仅剩斑驳的几块，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但是布达佩斯的动物园则截然不同。动物园的中央有一座建筑，充满了讽刺性的野蛮气息：豚鼠之家。这令人害怕又非常绝妙的作品由围场组成，围场里是典型的中欧城镇的小型简易木头模型。这些城镇模型里有市政厅、学校、华丽的中产阶级住宅（多为律师和医生等人士居住）、教堂，还有一排排廉价的房屋等，应有尽有。不过居住于此的当然不是人，而是豚鼠。我的手机里有一段关于豚鼠村的视频，我保存了4年之久，一直没有更新手机，也是怕把这段视频弄丢了。为了使氛围显得热闹一些，视频里还用警笛声当背景音乐，幸运的目击者记录下成群的豚鼠争相穿过主广场，狼吞虎咽地吃着刚扔进来的一桶胡萝卜。作为一种概念艺术，豚鼠村所展现的具有嘲讽意味的残忍一直令人震撼。当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看起来还真像是镇上的议员、商店老板和当地的公职人员，只不过是方头方脑、长满毛发的迷你版罢了，但却全都活得毫无意义，只想吃胡萝卜。其他的动物或许不会这样，但豚鼠身上有一种乏味的自给自足的气质，即使在没有市政大楼渲染气氛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看起来像要去参加肃穆的爱国主题晚宴。豚鼠村里甚至还有木质小汽车，有一辆汽车里久坐着一只豚鼠，它对胡萝卜毫无兴趣，因为它已经奄奄一息，但它的同伴们却没有发现它，并不在意它是死是活。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做选择，只需要在艺术的范畴里权衡：究竟需要多少卡夫卡[14]或者克劳斯（Kraus）[15]的作品，才能平衡豚鼠村的势力呢？

迁徙之路

布达佩斯儿童爱畜园区所体现出的城市对小城镇生活的蔑视，仅仅是动荡局面的开端，这种蔑视在帝国末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上下的人们像洪水般离开自己的豚鼠村，涌向大城市。这一切的背后，既有推动因素，也有拉动因素。19世纪初，奥匈帝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不用货币。人们都能够自给自足，他们可以同那些流动商贩以物易物，尤其是吉卜赛人。吉卜赛商贩总能从外面带来一些稀缺物件。但是铁路一旦建起，就势必推动现金经济。鲁尔一家工厂一天之内就能生产出整个地区所需要的金属制品，做工精细，价格低廉。诸如糖、烟草和更畅销的酒等新的物资犹如肆虐的洪水一般在欧洲大陆上泛滥。除了季节性因素，没有哪个地方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但是完全有赖马匹运输会使外来物件相对稀缺抢手，价格会更高。而现在，人们享用着很多好东西，像发夹、镜子、螺丝钉、针、化妆品和食用油等，虽然都是些小东西，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这些东西被运过来，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低廉，一方面是因为方便处置。大量机制衣物就像在印度泛滥一样，也开始涌入中欧。

当火车将新奇的物件带向地处偏远、气候恶劣、与世隔绝的地区时，也将大量的人口运进城市谋生安家，城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在1870—1910年间，利沃夫、格拉茨、布尔诺和的里雅斯特等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布拉格新增40万人口，布达佩斯增加了50万人口，维也纳增加了120万人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令人震惊。他们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既有格局，在新的氛围中，一些人产生了兴奋感，还有一些人产生了恐惧感。

顺便提一下，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撰写哈布斯堡帝国故事的作家通常会花费笔墨去描写家族中的一些人，比如伊丽莎白皇后和她的儿子鲁道夫皇储，但说实话，如果你真的对这些人感兴趣，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他们，那上面有完整的词条。英国的电影分级制度非常严格，甚至有点儿好笑。每部电影设定一个准许观看的年龄限制，附一个简短说明，大多是这样的句子：“影片包含性爱画面和粗俗语言。”我曾经看见过一张法国电影海报，海报上一男一女戴着帽子，在乡野中隔桌而坐，含笑对视，而无趣的审查员们给了这么一个评级：“含有轻微的情感投入。”我一想到伊丽莎白和鲁道夫，脑海里就会不断浮现出这句评语。伊丽莎白神色忧郁地骑着马在欧洲四处漂泊，她与路德维希二世关系异常亲密；路德维希二世追求自由，酗酒成性，痛苦不堪，无法应付当前局面。伊丽莎白最后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这个人原本的刺杀目标没有出现，他失望至极，将匕首对准了伊丽莎白，使她蒙羞而死。鲁道夫最后则是与一个样子古怪的女子一起双双殉情自杀——又或许他们是遭人谋杀？不过也不一定。过去的种种风流韵事里无不含有轻微的情感投入。值得庆幸的是，伊丽莎白和鲁道夫后来成了维也纳皇家家具博物馆的明星，这里陈列着鲁道夫的书桌和一系列宫廷里琐碎有趣的物件。20世纪50年代，在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主演的关于伊丽莎白皇后的电影三部曲（第3部：《茜茜公主：皇后的命运》）中，这些东西被用作道具。博物馆的房间里陈列着古老的帽架、不结实但精致的椅子及火炉栏等，都向世人完美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弗朗茨·约瑟夫自己也深陷于这些物件之中，数十年来对政治不闻不问，只是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饶有兴致地去狩猎，前往巴特伊施尔（Bad Ischl）夏宫，那里有专门通道可到他情人的住处。在我看来，人们无须在政治上成为左翼，就能感受到这一时期有趣的生活。

在奥匈帝国极度动荡的时期，弗朗茨·约瑟夫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对民族主义近乎无视。如果帝国想解决任何问题，首先就要和公然表现的种族主义做斗争。这个由众多家族领地意外汇聚而成，沦为军事机器和天主教堡垒的政治实体，在它最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施加种种约束，日益激起民众的愤怒。

基于传统和宗教信仰，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人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比如，加利西亚的村民会简单地把自己界定为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东仪天主教徒（Uniate）或是东正教徒。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语言，认为自己说的只是乡村方言而已。而火车、教育、书本和报纸的普及改变了这种状况，人们在进入大城市“不得不”做出选择之前，就有了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这种选择（如同在美国一样）在两代人之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奥匈帝国，一个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或犹太人通过改变他们固有的语言、着装、饮食和职业就可以变成匈牙利人。巴纳特的一对夫妇在19世纪70年代迁入布达佩斯，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了地地道道的匈牙利人，就连他们自己的言谈举止和风俗习惯也完全变了样。人们在接受某种特定的文化之前很难入乡随俗，而群众集会、宗教归属和土地占领可以塑造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思想。

以著名的犹太人为例。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父亲是一个来自波希米亚中部的旅店老板，祖母则是小商贩；卡夫卡的祖父是来自波希米亚南部的宗教仪式中的屠夫。在这场大迁徙中，并非所有人都将哈布斯堡帝国作为目的地。我在讲述这几个我个人崇拜的英雄时，敲下他们的名字都让我激动万分，就好像耳畔边正播放着马勒的《第二交响曲》（Second Symphony）一般，令我心潮澎湃（事实也是如此）。还有另外两个人更令我感动。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从加利西亚辗转至德国，最后来到美国，这段史诗般的（尽管非常普通平常）旅程充实了他的人生，使他成为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祖父母离开了加利西亚，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菲利普·罗斯，这位我最喜欢的作家才得以将描述中欧的作品呈献给英语国家的读者。

犹太人的例子十分具有代表性。因为根据早期传统的犹太教规，这种迁徙是不被接受的——他们认为抛弃家园是毁灭性的个人行为，同时也是对家乡的背叛。不过从各方面来看，这对非犹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不得不抛弃祖先流传下来的习俗，并在大城市里学习全新的行为方式。从布拉格的佩特任山（Petřín Hill）山顶望去，可以看到老城区的大致轮廓，老城区参差不齐地坐落在河的两岸。还可以看到19世纪末重建的犹太人区（Josefov），新城内有豪华别致的公寓楼，还有为纪念同一时期捷克民族主义运动而建的大型纪念碑。再向外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大片的住宅房屋，从乡村来的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就住在那里。

那些村民刚来到城市时，完全不知道谁会是他们的新主人。贵族阶级在大量的住宅土地交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但和这些新搬来的居民并没有什么关系。村民们仅有的顺从也在迁徙过程中消磨殆尽。面对有轨电车、报纸、布道、政党及学校等突如其来的纷乱，他们必须下定决心融入新环境、调整饮食和习惯。波希米亚的比尔森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末以前，它无疑是一个日耳曼城镇（德语名为Pilsen），属于广阔的日耳曼地区，这里的人们把捷克语看作乡下语言，是仆人说的语言。当地最出名的要数巴伐利亚人约瑟夫·格罗尔（Joseph Groll）酿造的啤酒，而窖藏啤酒被视为纯粹的德国饮料（这与德国著名的百威小镇，即当今捷克布杰约维采情况相同）。比尔森啤酒工厂依然存在，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由电脑操控的大型库房，里面的流水线生产绿色玻璃瓶。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在此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偶尔破碎的玻璃。整个工厂有一股奇怪的肥皂味，这里远离外部世界，这里的生活与外界那些视力退化、围着皮围裙和留着滑稽络腮胡的老头们的生活截然不同。每一位旅行者都想看一看这里的景象。作为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Miller）[16]庞大跨国资产的一小部分，比尔森啤酒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用来保持与中欧酒吧亲密关系的一个品牌，遭受着工厂和其所有者的嘲笑，也日渐偏离天鹅绒革命[17]的传统。

在火车到来的这几年间，一些长期管辖比尔森的独裁者们感到茫然失措。比尔森曾经是重要的轮毂生产厂和巨大的修理厂，还曾雇用了上千名捷克工人。更糟的是，1866年，埃米尔·斯柯达（Emil Škoda）成为瓦尔德施泰因伯爵（Count Waldstein）的兵工厂在这一地区的总工程师。不到3年，斯柯达就收购了瓦尔德施泰因兵工厂，随后他成了杰出资本主义发明家群体中的一员，负责金属制品和电动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幸好我写的是一本比较内敛的书，不然我现在肯定会激动地起身给你拿出我最中意的一个藏品——《斯柯达150年影像文档集》。这些照片生动地反映了哈布斯堡家族后期的生活，引人深思。照片里有一些男人站在船的涡轮机、舰炮和标注重3万千克的巨大钢轮旁边，看起来那么渺小。这是存放大规模精密金属构件的庙堂，宽阔的地面上堆满了半组装武器、一箱箱铆钉、一桶桶润滑油和挂在起重台架上来回摆动的铰链。身处这样一个变化中的万魔殿，对于它的所有者，对于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捷克工人，以及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究竟怎样的政治制度才是正确的呢？相比德国和英国，奥匈帝国绝对谈不上是工业强国。但它的表现着实令人吃惊，就如同先前的祖辈对它施了黑魔法。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引领下，像布鲁克纳和马勒这样的作曲家开始创作音乐，这些音乐足以与斯柯达工厂的产品相媲美。而海顿的《日出》四重奏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

短短几年后，比尔森就从德语名改为捷克语名Plzeň。捷克人从乡下纷纷涌入这里，到底谁应当效忠于谁，以及为什么要效忠于谁这样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大量政党、大众教育和货币普及了新的公共领域，发展之快一发不可收拾。各种民族主义成了外来者嘲笑的对象，显然这些因素毒害人心，让人意志消沉，最终人人都会以悲剧收场。哈布斯堡帝国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被限定成某种独特的形式（服装、饮食及游行等，像美国的情况一样）。社会学家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蛊惑人心、煽动工人的圈套和陷阱。自由主义者也强调，仅仅因为别人说不同的语言并信仰不同的宗教就满腹仇恨是非常危险的。

但显然，这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论调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况且想要免受其害也不是那么容易。想要说服匈牙利的自由主义者同意把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聚居区归还给罗马尼亚本国，或是让塞尔维亚人到匈牙利南部自给自足，这要怎样付诸实践呢？这些观点实在是太古怪了。我对本书思考的时间越长，我对民族主义就越发憎恶，越发感到恐惧，仿佛民族主义就像鼠疫一样祸国殃民，但显然这种理解还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甚至连欧洲那些最精明强干、伶牙俐齿的大人物都以某种形式拥护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如此深入骨髓，如同他们的肌肤一样无法剥离。一旦你使用的语言（或读的报纸和书籍）和你从小信仰的宗教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行为，那就再无后路可退。比尔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捷克语的使用需求逐年递增，1897年《巴德尼法令》（Badeni Decrees）颁布，要求所有执行政务的波希米亚官员必须会说捷克语和德语。它巧妙地改变了以前德语一家独大的状况，但这项政令也使德意志人（他们在学校基本没有学习过捷克语）一夜之间沦为二等公民，而捷克人（在学校他们被要求必须学习德语）翻身掌握了主动权。后来由于暴乱和抵制活动，波希米亚开始分崩离析，这项政令也被收回。但是，如果比尔森最富有、最大的雇主以及他们的雇员们都是捷克人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呢？这对那些备感困惑和耻辱的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会拿自己的命运同仅仅几千米开外德意志第二帝国[18]的德意志人做对比吗？

人们强烈地预感到，如果没有哈布斯堡帝国这把保护伞，自相残杀的仇恨将会引起整个帝国的骚乱。许多人都向往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但他们也知道，因为地区内种族混乱，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就连19世纪90年代曾在维也纳议会任职的元勋级人物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也意识到捷克独立是不现实的：布拉格成了彻头彻尾的捷克城市，但诸如捷克布杰约维采、布尔诺和捷克克鲁姆洛夫等地区还是以德语为主要语言。这就意味着即使波希米亚可以沿西北部边境（苏台德区）划清界限，对余下的这些德意志人做出某种妥协也是必要的。直到“一战”爆发，马萨里克的想法才有所变化。

奥匈帝国内总有一些无事生非的群体，他们从外界得到资助，煽动民族主义运动。国内大部分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由他们挑起的。帝国内有许多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今天或许二者在历史学上已经没有联系了，但却有人声称说相同语言的人要联合起来。最终哈布斯堡的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在1917—1918年世界大战酿成苦果之前，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可这个观点。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掌权者统治粗暴，完全不具备统治者的优秀能力。例如，1907年罗马尼亚爆发农民起义，最终以1万人惨死收场。这场起义引起统治者反思，罗马尼亚人民（也包括哈布斯堡领地的塞尔维亚人）更深切地感觉到，即便在奥匈帝国受过种种耻辱，但或许民族的希望掌握在更有能力的奥匈帝国的手中，也远比掌握在这些实行简单粗暴统治的民族国家手里强。

人们常说维也纳最擅长让不同的民族相争，就像玩弄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软硬兼施，进而操控这些民族。实际上，维也纳方面没什么本事，他们长期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局面做斗争，有时又盲目地制定解决方案（如《巴德尼法令》），而这些措施反而导致更多的骚乱。在某种程度上，波希米亚复杂的局势反而帮了维也纳的忙。由于没有基于语言差异爆发的内战来清理省份（直到1938—1945年间才发生），这一谜题确实无解。可笑的是为了让波兰感到焦虑，加利西亚人竟然去支持鲁塞尼亚人的文化。而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发动一场针对民族和阶级的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在适当的时候也确实发生了。而这场战争是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它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奥匈帝国内部，奥地利和匈牙利双方都耗费大把时间盘算各自身后到底有多少民族力量作为支持。维也纳的德意志第一民族政党英明地提议，应把达尔马提亚交给匈牙利，把加利西亚设立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这样，待斯拉夫人都离开后，人口占多数的德意志人就可以驾驭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人则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希望不要把达尔马提亚划给他们，这也不难理解。这对弗朗茨·约瑟夫大有裨益，他可以看出有多少斯拉夫人因畏惧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统治而真正对他效忠。斯拉夫人害怕如果没有霍夫堡方面从国家层面加以制止，这些统治者会为所欲为。但即使是这种忠诚也是不稳定的。或许波兰也曾为这样的局势所困，但如果成百万的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鲁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外力如俄国来推翻“主宰民族”的压迫，又该怎么办呢？

元首

当然，德意志人也开始迁进大城市，像林茨、格拉茨、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和斯泰尔这些地方迅速发展成像维也纳一样的大城市。事实上，斯泰尔与捷克的比尔森相似，但它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军工厂。斯泰尔的工业是以大规模的枪支制造为基础的。当地充足的钢铁供给使斯泰尔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制造武器，但直到19世纪，数千名工人开始制造由斐迪南·里特尔–冯·曼利夏（Ferdinand Ritter von Mannlicher）设计的来复枪和自动手枪，斯泰尔的工业才得到迅猛发展。在当地的博物馆里，除了曼利夏和他的继承者们数不清的枪支设计展品以外，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照片，记录了阿比西尼亚代表团参观访问斯泰尔曼利夏枪支工厂的场景。代表团正在看机关枪的展示，机关枪正要开火，照片中的人们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燕尾服、架着夹鼻眼镜，胡须都精心打理过，他们正用手堵住耳朵。照片生动地记录下代表团成员各异的风格，人人都躲得远远的，但其中有一个佩戴子弹带、留着利落短发的年轻人刚好盯着镜头。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他平视着枪支，冷峻的目光使他看起来像从未来穿越而来的访客，站在一群无精打采、迂腐愚昧的人群中。这张照片应该挂在所有学校历史课教室的墙上。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反殖民主义，而是因为这张照片所引起的旋涡：展出的这些可怕武器是被当作交易品项；这么说来，奥地利的工业主义者看起来比阿比西尼亚人更像外来者；阿比西尼亚人被奥地利这些东道主冷眼相待甚至还要忍受嘲讽。但随着《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签订，斯泰尔曼利夏工厂倒闭，这群趾高气扬的东道主在短短10年间走向了毁灭。简单地想想为什么这张照片会先出现，像是预示着什么，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讲德语的人与哈布斯堡家族在政治上日渐疏远，一是在对少数群体猛烈抨击的问题上，例如波希米亚民族问题；二是因为奥地利工业中心的新兴工人阶级一意孤行。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德意志人开始表达他们强烈的不满。德意志人四散流落在不同的欧洲小国，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德意志人的身份是一种荣耀的象征。普鲁士的崛起挑战了这份荣耀感，不过现在德意志帝国的创立使它成了笑柄。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否会像瑞士人那样，只能成为阿尔卑斯山脉边缘的一道风景？[19]波希米亚曾是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波希米亚，捷克人的权利诉求在日耳曼城镇开始蔓延；同样在克恩滕，斯洛文尼亚人也在不断争取权利。德意志人怒视着占帝国一半的匈牙利疆土，在他们看来这一半人都是依靠德意志纳税人的寄生虫；他们还对犹太人怒目而视，认为犹太人近来在德意志人越发不擅长的领域更加狂妄自信。弗朗茨·约瑟夫的政府试图做出更疯狂的举动来平衡民族争端，到头来却发现德意志核心也在日趋动荡松散。

德国偏执狂的一个冷血代表是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他是奥地利的一个土地主。同许多人一样，克尼格雷茨之战给他留下很大创伤，于是他开始崇拜俾斯麦。他觉得哈布斯堡帝国内身陷囹圄的德意志人必须摆脱弗朗茨·约瑟夫无望的统治，和同胞手足团结一心。舍纳勒这个人很可怕，他非常痛恨哈布斯堡家族，痛恨他们所信仰的天主教，痛恨不知道自己归属的捷克人，痛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痛恨犹太人。作为泛德党（Pan-German Party）的领袖和议员，他使暴力仇恨变本加厉，使维也纳议会陷入瘫痪，摧毁一切形式的理智辩论或迁就让步。他创造了“万岁”[20]这种打招呼方式，还被追随者赋予“元首”这一美称。他把自己视作所有德意志人的守护神，他成功地让首相下台，为德意志人创造了他们专属的“毒牙”和妄想。

舍纳勒太过高傲的贵族气质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大众人物，但他也没有必要成为，因为他完全被号称“英俊的卡尔”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比下去了。卡尔没有舍纳勒的怪癖，而是大张旗鼓地支持哈布斯堡统治，他还是一个天才般的平民主义者。在战前的世界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把握新兴大型城市带来的机遇。他大力修建供水系统和有轨电车系统，致力于将维也纳打造成一座能承载成千上万新居民居住的城市。这些基础设施大部分至今仍在维也纳正常运行，这还要归功于卢埃格尔。从1897年到1910年逝世，他一直统治着这个城市。他是那么虔诚，也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深受广大德意志人爱戴。他和舍纳勒一样坚决排斥犹太人，曾在19世纪80年代支持舍纳勒禁止犹太人进入维也纳的运动。

我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维也纳曾有过一次给道路重新命名的活动，有一条路就被更名为“卡尔·卢埃格尔环路”。卢埃格尔曾把犹太人视为“食人猛兽”，还说豺狼、豹子和老虎都比犹太人更亲近人类。他也赞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统统装到大船上然后全部沉入海里。如果说这些言论完胜了他在完善维也纳公共卫生系统上的丰功伟绩，那还是值得商榷的。当你走在那段“以他命名”的环路上，或是抬头看到他那尊面朝城市公园（Stadtpark）的雕像时，你会禁不住称赞他。

舍纳勒和卢埃格尔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他们发展了奥地利德意志政治的特殊模式以及独立的民族意识，这是前所未有的。直到那时，帝国内的德意志居民变成了一个未被定义的标签，就像以前一样。在帝国的任何地方，成为德意志人就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特权，也暗含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其他种族因遭受信仰缺失、文化水平低下和贫穷等问题，地位低下，四散分离。随着19世纪社会的进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些过去只是劳工、农奴或被许多职业排挤在外的人忽然间感到有了权利和话语权，他们可以像以前的主人那样衣着考究，文明开化。1908年，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来到维也纳，像其他千千万万来自上奥地利州的穷困潦倒的德意志人一样，来大城市里寻求机遇。———————————————

[1]高门，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2]法纳尔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地区，担任土耳其重要神职及官职的希腊人。——译者注

[3]塞尔维亚是世界上领先的李子种植国之一。李子被视为“蓝色的黄金”，通常用来酿造成李子酒，这是塞尔维亚的国酒。——译者注

[4]南斯拉夫主义和传统的民族观念不同。“南斯拉夫人”是一个身份认同的概念，可以指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主张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应该统合，包括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包括科索沃）、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共和国。——译者注

[5]图兰主义或泛图兰主义，是图兰人的极端政治运动。泛土耳其主义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图兰是指阿姆河以北的民族，特别是乌拉尔–阿尔泰民族。——译者注

[6]席曼诺夫斯基严格来说是一个俄籍波兰人，但他的行为和价值观都偏向哈布斯堡，因而使他享有盛誉。我太喜欢他了，不能漏掉他。——原注

[7]西多会的一个分支，始自17世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拉特拉普修道院发起的改革运动，旨在追求更加俭朴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于1892年从原西多会独立出来。——译者注

[8]莫比乌斯带是只有一面的连续曲面，把一条带子的一端扭转 180 度后将两端连接起来构成。——译者注

[9]哈西迪派教徒是虔敬的犹太教徒，推崇魅力型的宗教领袖。——译者注

[10]爱尔兰作家、诗人，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代表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悲观。文中布卢姆是《尤利西斯》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译者注

[11]出自威尔斯所著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在小说中，人类进化成为两种人：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以瓜果为食，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身材矮小、四肢纤细、皮肤白嫩、头脑简单，每天只知游戏玩乐。莫洛克人则终年生活在地下，只在夜晚才出来觅食埃洛伊人。他们狡猾残忍，嗜血成性。——译者注

[12]折中主义建筑：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折中主义越过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建筑创作中的局限性，任意选择并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把它们自由组合成各种建筑形式，故有“集仿主义”之称。他们没有固定的风格，语言混杂，但讲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译者注

[13]古斯塔夫·克里木特（Gustav Klimt, 1862—1918）：19世纪下半叶象征主义绘画中“维也纳分离派”的杰出领袖，是一位既具独特艺术个性，又以强烈民族风格见长的绘画大师。——译者注

[14]卡夫卡作为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译者注

[15]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之一。他是记者、讽刺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译者注

[16]南非米勒酿酒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啤酒厂，2002年6月由南非啤酒（SAB）和美国的米勒啤酒（Miller）合并而成。——译者注

[17]“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的概念，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译者注

[18]德意志帝国，亦被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是指从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统一（普鲁士王国统一除奥地利帝国以外的日耳曼地区）到1918年11月霍亨索伦王朝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之间的德国。——译者注

[19]经历许多恐怖和流血杀戮事件后，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原注

[20]纳粹礼（Hitlergruβ），在二战中德文亦称Deutscher Gruβ（德国式问好），是一种纳粹党为展示对元首希特勒的忠诚由罗马式敬礼改造而成的敬礼。 Heil在中文中普遍翻译为“万岁”。——译者注

—Chapter Thirteen—

第十三章

绵羊与甜瓜»

精灵、女像柱和象征性女雕像»

纪念过去的纪念碑»

“早期波兰”运动

绵羊与甜瓜

在创作本书期间，我时常难以相信自己的幸运。尽管饱尝滑稽可笑的挫折、难堪以及因自身语言能力不足引起的诸多不便，但这并没有打击到我参观的积极性，这期间我遍访各处令人赞叹的景点。游历罗马尼亚中部的城市锡比乌是我感觉尤为幸运的一次。

锡比乌是典型的“撒克逊人”的大本营。它受匈牙利国王统治保护，施行德意志法典《伊格劳法》（Iglau law），该法典规定了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那时这座城市被称作赫曼施塔特（Hermannstadt），是主要的德意志人聚居地，更靠东的只有布拉索夫。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仍能感受到这种古老的气息：阴森恐怖的撒克逊大教堂、傍石而建的上城区和下城区蜿蜒阴暗的街道（我就住在这个街道上的一间小宾馆里）。每天清晨都像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因为当我下楼走出来，看到的一切很像保罗·韦格纳（Paul Wegener）[1]拍摄的电影《泥人哥连》（The Golem）中的表现派艺术场景）。那些破旧不堪的瞭望塔就像《地球争霸战》（The War of the Worlds）[2]里火星人的三脚战斗机——砖木结构的模型样机，它们静静地守卫着，警惕着山那边消失已久的瓦拉几亚和土耳其敌人。一条条街道上布满了各式风格的建筑，杂乱之余也不失灵感。

20世纪上半叶，锡比乌从一个位于匈牙利东南部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罗马尼亚的中心城市。相比帝国子民所经历的苦难，这简直不值一提。从15世纪或早些时候起，和其他主要民族一样，在锡比乌占主导地位的撒克逊人主张维持社会秩序及地区的长期稳定，他们借助历史来巩固自己对城镇独一无二的所有权。这与锡比乌真实的过往大相径庭，从锡比乌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不难想象这里过去混乱不堪，时常发生一系列叛乱、战争、暴动、瘟疫和宗教冲突。然而，也许直到19世纪中期，大多数人仍认为锡比乌这个小镇还以德语为主要语言，仍旧行使以同业公会为基础的贸易中心的旧有功能，制造并促进商品流通，提供服务，同时还要警惕防备着瓦拉几亚。由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轮流统治此地，这里局势不稳定，继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锡比乌有可能再次沦为战争前线。

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19世纪后期锡比乌也发生了人口变革。欧洲人不知何故一向标榜自己一成不变、比较淡定又不爱流动，他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事实上全欧洲的人都在迁移。曾有数百万欧洲人匆忙奔赴港口城市前往殖民地，由于羞于承认这一事实，总是有人杜撰特殊的理由，不过欧洲大陆的人口变革却没有相关历史记载。1850—1950年这段波澜壮阔（并且相当辉煌）的欧洲历史，可能完全忽略了国王和王后们，而记载了这些史实：爱尔兰人建设了伦敦，那不勒斯人去往伦巴第工厂，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农民前往哈布斯堡城镇。同样，受殖民开拓的推动和鼓舞，离开家园迁居美洲或太平洋地区对于许多人来说合情合理，然而这也引发了欧洲内部的大规模运动。锡比乌一直都是一个小城镇，但其规模急剧膨胀——人口从1850年的1.3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将近3万人。种族构成随之发生改变，撒克逊人口数量近乎增加了一倍，罗马尼亚人的数量变成原来的3倍；在同一时期，匈牙利人由不足1000人增长至6000人左右。尽管帝国政权更迭变幻，锡比乌解决了看似几乎不能解决的难题。幸运的是，锡比乌作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直接由维也纳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1861年，锡比乌宣布实行民主选举（至少是适度的民主），并于1863年正式实行。

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1861年是关键的一年。按照协议规定，1867年将创建奥匈帝国，届时特兰西瓦尼亚将被划归匈牙利。然而到1867年时再实施这个计划为时已晚。罗马尼亚人发声坚决反对将本国领土划归新的匈牙利君主。1861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文学及罗马尼亚民族文化协会〔Transylvanian Association for Romani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Romanian People，简称为阿斯特拉（ASTRA）〕在锡比乌宣告成立。协会最早以特兰西瓦尼亚为基地，着手先从最简单（也最令人期待）的事情开始——罗马尼亚的教育工作、罗马尼亚基础文学建设，以及罗马尼亚独立于德意志及匈牙利之外的经济领域建设。伟大的博学大师乔治·巴里特（George Barit）是罗马尼亚这代人中的杰出代表。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他总是精力充沛，致力于编写第一部罗马尼亚百科全书。在1867年奥匈帝国建立对他造成限制之前，巴里特代表所有拥护者去了维也纳。他最初担任阿斯特拉的秘书，继而成为会长。

作为向维也纳请愿的核心人物，巴里特因反对特兰西瓦尼亚划入匈牙利一事使布达佩斯对他怀恨在心，但像他一样的人有加无已。1892年，他们将具有伟大意义的《特兰西瓦尼亚备忘录》（Transylvanian Memorandum）呈交弗朗茨·约瑟夫 ，罗马尼亚人要求获得平等权利。然而这次请愿以彻底失败收场（因为弗朗茨·约瑟夫拒读），愤怒的匈牙利人囚禁了在这份议案上签字的大部分人，这表明挥之不去的民族纷争的噩梦开始了。虽然这样说只是一种后见之明，但很明显匈牙利在1867年的这场土地争夺战中犯下可怕的错误。匈牙利不仅醉心于重建古老的中世纪王国，还对未来民族消亡的命运心生恐惧，于是努力想创建一个比意大利还要大的国家，不过以失败告终。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很多匈牙利人居所分散，无法聚集起来联合抵抗。更糟糕的是，尽管特兰西瓦尼亚政治体制多样、民族成分复杂，但匈牙利人已然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环境。所以实际上即使是匈牙利人自己，也不相信布达佩斯的统治就是好事。

这种后见之明毫无用处，甚至到了1867年，人们还不清楚政治变革会给所有人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现在知道阿斯特拉及其非正式会员变得日趋重要，但在当时需要独特的资质禀赋才能理解到这一点。仅是一些学校和罗马尼亚人经营的一个小造纸厂还不足以令欧洲大臣们心生警惕。但是事态继续向前发展。到1900年，罗马尼亚的邻邦已经发展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举国欢迎想要逃离匈牙利封建君主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到来。为了脱盲脱贫，罗马尼亚人不惜千里跋涉，虽然在锡比乌他们受到了撒克逊人或匈牙利人的藐视和随意利用，但相较于之前文化程度低和生活贫困，他们的情况已有了很大改观。阿斯特拉确实鼓舞了居住在帝国内外的上百万罗马尼亚人。这不仅是巴里特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同时代同在协会中的安德烈·萨古纳（Andrei Şaguna）的功劳。作为修道士和主教，安德烈·萨古纳经过不懈的请愿和谋划（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匈牙利人的仇恨，当然匈牙利人也憎恶他），终于使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于1864年获得官方承认的独立地位。仅仅还有3年时间，锡比乌就将归布达佩斯统治。1900年之前锡比乌的形势日益明朗，先后修建了阿斯特拉博物馆和一座壮观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大教堂。这里俨然成了宗教祈祷的圣地，各种教派都建有自己的大教堂。各教堂比邻而立，彼此距离不过5分钟的步行路程。

“罗马尼亚主义”（Romanianism）的胜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意味着匈牙利一旦出现政治或军事上的失误，整个东部地区就会惨遭布加勒斯特的颠覆。尽管罗马尼亚政府在“一战”和“二战”时期能力不济，且没有把握好时机，但罗马尼亚还是夺得特兰西瓦尼亚并且牢牢控制了它（除了在“二战”时期特兰西瓦尼亚被短暂瓜分）。从那时起，撒克逊人和匈牙利人大规模移民，尽管某些鲁莽的政客依旧心怀不轨，但布达佩斯重新夺回统治权的希望极其渺茫。

对于匈牙利人来说，1867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因为建立自己真正王国的前景一片大好。1873年，新城布达佩斯合并而成〔合并了布达、佩斯和欧布达（Óbuda）〕，这种兴奋马上就上升到狂热的程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可怕的新子民。不到5年时间，示威游行不断出现，参加示威游行的不仅包括阿斯特拉领导下的罗马尼亚人，还有瑙吉贝克斯科里克（Nagybecskerek）的塞尔维亚人、图勒茨圣马尔顿（Turócszentmárton）的斯洛伐克人，以及萨格拉布〔Zágráb，现塞尔维亚的兹雷尼亚宁（Zrenjanin）、斯洛伐克的马丁城（Martin）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由于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山区或是穷乡僻壤，因此加剧了这些政治运动和语言运动（二者密不可分）的发生。通常，特别是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人们，由于长期处于日益因循守旧的匈牙利地主阶级的监管下，会制造种族纠纷以争夺资源。庞大的不动产不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能保留一种生活方式而将其他事物都阻隔在外。

面对眼前的种种愤恨，“匈牙利化”进程变得残酷无比——斯洛伐克人本可以穿着民族服装坐在他的山间要塞中，或是搬至布达佩斯或外多瑙地区学习匈牙利语，然后在工厂谋一份工作。而现在乡下生活沉闷得令人窒息，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再加上难以预测的饥荒和疾病，种种情况令收入最低的城市工作甚至变得极具吸引力。多年以后情况依旧如此。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 德籍罗马尼亚裔诺贝尔奖得主，在她的作品《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中生动地描述道，在巴纳特乡村地区人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种植甜瓜或者驯养绵羊，唯一能让他们兴奋一点儿的就是观望脱缰的羊群在瓜地中用蹄子把瓜踩碎。19世纪的巴纳特也没什么两样，反而其他像布达佩斯这样的地方对人们更具吸引力。进入这些城市起码要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掌握基本读写能力。由于匈牙利化进程，1850—1910年间，布达佩斯新增约200万匈牙利人口。犹太人在移民中占比最大，大概有70万，其次是德意志人（50万），而后是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匈牙利化效应令人震惊。城市文化的长期匮乏导致以下怪象：匈牙利人更多地关注土地所有权及地产本身，历史性颠覆频繁发生；而德意志人、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做得最多的是市政工作。直到1900年这种局面才最终得以改变。即使在1848年，布达佩斯仍然以德语为母语，但到了1900年，匈牙利人已占到城市人口的80%。匈牙利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城市化，匈牙利人关注地产利益的传统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具代表性。同一时期，大批“民族”离开，这也有助于匈牙利人脱离困境。比如，近百万斯洛伐克人明智地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创建意识形态和谈判磋商中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导致“一战”期间斯洛伐克并入捷克斯洛伐克。

“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许多匈牙利政客不仅对奥地利人无端厌恶，并且不停地试图破坏妥协方案或至少修改其中一些条款，再加上帝国大部分地区爆发动乱，他们的处境变得越发复杂。尽管许多人都被匈牙利化，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斯洛伐克人统统消失，但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此外，由于教育得到普及以及当地政客和教士对地方语言学校的保护，匈牙利化进程就像奥地利的德意志化一样，戛然而止。帝国于1918年倾覆后，斯洛伐克人成为真正的威胁。但是罗马尼亚人越来越坚定地反抗匈牙利的统治，他们制订了明确计划——和罗马尼亚联合。塞尔维亚民族四分五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需跨越国界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就明显有外援。克罗地亚人本来厌恶匈牙利化，但由于担心自己被塞尔维亚人或是意大利人同化，他们克制了自己的厌恶情绪。况且统一奥地利统治下的达尔马提亚这一执念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人人都过分担心人口比例，为了发现有利于匈牙利人的人口变动趋势，每个县都开展了细致入微的人口普查。仅因为更多的斯拉夫人将会改变他们的人口比例，匈牙利人对奥匈帝国进驻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任何行动都越发敏感，草木皆兵。1908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合并（会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哦！），弗朗茨·斐迪南计划制定新的妥协方案让南斯拉夫人享有与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同等的地位。对此，布达佩斯方面从最初的惊恐不安变得麻木不仁。无可否认，弗朗茨·斐迪南这么做最主要是出于他对匈牙利人的深恶痛绝。尽管遭到欧洲人民的激烈反对，但是由 “三国结盟”（Trialism）代替“两国结盟”（Dualism）的举动顺理成章。

这些人口问题也许很有意思（反正我这样认为），但是我得适可而止了。随着时间流逝，曾经在1848年夭折的民族主义如今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只要帝国还能力挽狂澜——在1914年确实如此——能够持续到1918年，那么这些问题就都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事件日益演变为民族国家事件而不只事关帝国臣民。雅纳切克的钢琴曲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1905年10月1日”（Sonata 1.X.1905），因为他创作这个曲子是为了纪念一个被帝国警察杀死的游行示威者。1905年10月1日这一天，这个示威者仅仅因支持一所捷克大学去游行示威而在布尔诺遇害。虽然这首乐曲无与伦比，但它似乎又预示人们未来的可怕之事。它似乎传达了在杀气重重的林荫大道上人们瞬间四散奔逃的景象，后来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3]深度剖析了人们当时的恐慌感，而这种惊慌将成为1914年以后欧洲最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雅纳切克对这起杀人事件的愤怒却被之后的哈布斯堡帝国事件完全平息。虽然如今看来，这些事件让人感觉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异常温和，但是在当时似乎并非如此。

随着民族主义观念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曾经有一位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非常古怪的评论员于1896年写下短文《犹太国》（The State of the Jews），这也许是所有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里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了。就像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追溯自身的根源至中世纪王国，或者罗马尼亚人将历史过往完全回溯到古罗马达契亚省一样，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也因此回顾了在庙宇被毁以及犹太人分散到欧洲各地和中东地区之前的犹太国的景象。赫茨尔的祖先生活在于军事边境的最南端，一个名叫泽蒙（Zemun）的小水乡（现贝尔格莱德的郊区），后来他们搬到了佩斯。1860年，赫茨尔出生于此。他的父母是完全德意志化的犹太人，也许是受到当时布达佩斯轰动一时的狂热反德形势的影响，一家人在1878年搬到维也纳。赫茨尔是帝国那些不断变换身份者的典型代表。在《犹太国》里，他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内某种方式的民族联合会排斥犹太人并将他们统统杀害。仿佛每个人都在扮演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大家像在玩抢椅子游戏，最后每个人都有椅子坐，唯有犹太人站在一旁。反犹太主义浪潮依然高涨，尽管犹太人自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在欧洲生活，但是无论犹太人多么忠诚和多么安分守己，都无法说服新中欧民族主义者承认他们的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犹太人尽快离开欧洲，在巴勒斯坦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赫茨尔异想天开的想法虽然遭到世人嘲笑，但还是有人对他的观点充满好奇。然后只有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去了巴勒斯坦，因为路途遥远、代价高昂，最重要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并不认为巴勒斯坦是个理想之地。无论是作为一种设想，还是作为宗教身份认同的核心理念，他的观点都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个曾经的奥斯曼帝国省份已经布满灰尘，这一现实情况让赫茨尔的建议变得不现实。和加利西亚相比，这里的情况甚至更艰苦、更糟糕。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帝国日益排外的民族主义狂潮席卷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人们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赫茨尔这个人具有超凡的说服力，他跑遍整个欧洲寻求支持。与他交谈过的人动机各异，甚至令人生厌。俄国大臣尤其对赫茨尔提出的驱逐犹太人的解决办法感到异常兴奋。威廉二世在访问奥斯曼帝国时差点儿就实现了建设犹太人家园的强烈愿望，但是囿于传统观念〔他声称闪族部落（The tribe of Shem）不会局限于剥削基督徒上，他们会追求更崇高的目标〕及奥斯曼帝国的反对，威廉二世打了退堂鼓。由于当时俄国发生了骇人的大屠杀，赫茨尔及其支持者更加迫切想达成谈判结果。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他们与英国的谈判最终不幸流产。英国有很多殖民地可以任其处置，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出了这样几个地区：塞浦路斯（Cyprus），然后是地中海沿岸的西奈半岛（Sinai）、加沙西部〔年轻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曾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以及英属东非地区。最后他们正式决定在肯尼亚高地开辟一块属于犹太人的土地。回想一下，这的确让人感到非常惊讶，谁能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维也纳记者赫茨尔仅凭自己异想天开，就能在短短不到8年的时间里赢得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说服英国政府为犹太人开辟出一块属于他们的地盘。肯尼亚的问题（或者人们误称的“乌干达计划”）很明显：这是一块新的流放地，岛上有猴子和大象。这里的一切都完全与以色列故土隔离。1904年，赫茨尔英年早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失去了灵魂人物，在肯尼亚为犹太人建立家园的计划也因此中止。

赫茨尔的书中充斥着惊人之语，例如:“我是不是颠倒是非了？我是不是太超前了？犹太人的遭遇是不是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我们拭目以待。”但是他错了。犹太复国主义是最经典的哈布斯堡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完美地演绎了相互排外主义，这种排外主义正在蚕食这个帝国。[4]但是赫茨尔一去世，很难想象如何实现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构想。《以色列国》（The State of Israel）受到很多犹太人的热捧，能对这种想法提出质疑是非常可敬机智的。跟其他事物一样，它表明犹太人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度，这也成功地保护了他们。犹太人既是帝国最伟大的文化要素，又是帝国最伟大的谏言者。即使是卢埃格尔和希特勒，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分歧。赫茨尔适时发现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生活凶险无比，从奥斯曼帝国首次入侵开始，欧洲总会发生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繁衍生息。

精灵、女像柱和象征性女雕像

如果要写某段时间或某个地方的历史，我会非常担心那些留下来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会面目全非、混乱不堪，没法用作写作素材。历史演变和科技变革成为对文化遗迹十足的讽刺，于是不管是听众、观众还是读者，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具有纯粹审美反响的音乐（乘着音乐的翅膀），或是意味悠长的音乐（贝尔格的音乐预示“一战”即将爆发），二者创作手法都平淡无味，力图化繁为简。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那些最卓越的哈布斯堡作品中，雨果·沃尔夫（Hugo Wolf）的作品赫然在列。他创作的曲子如《致风鸣琴》（To an Aeolian harp）和《改宗者》（The Converted），曲风欢快美妙，但有时太过欢快难免令人心慌。但是，如今我们欣赏音乐的方式完全有悖于其本来的意境。比如，我喜欢在厨房一边吃着坚果一边喝着啤酒来听这些曲子，窗外大型客机每隔几分钟就从空中轰鸣而过。此时我的次子在客厅玩着像《阿富汗暴力搏斗》（Afghan Rough-House）或《罪犯克鲁》（Kriminal Krew）这样的电脑游戏。我们现在的听歌体验很难与维也纳太太们的沙龙聚会联系到一起，女主人身着绫罗锦缎，几个谈吐优雅、脸色煞白的神经衰弱者在听着演奏会。我循环播放演奏曲以盖过客厅里电脑游戏中传来的塔利班派遣部队的格洛克手枪声，相形之下她们的音乐欣赏方式更加怪异。即便是最恶毒苛刻的赞助人，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喜欢演奏曲《致风鸣琴》，就要求歌唱家和钢琴伴奏者整晚一遍遍地重复表演。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特定曲目的演奏方式，其实与这些音乐的创作初衷和原本设定的欣赏方式是大相径庭的。

去听一场沃尔夫的现场音乐演奏会，一想到站在我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高音和钢琴家，我着实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的表演从一开始就是高难度的，任何一秒内的哪怕一丁点失误、语无伦次或是大脑短路都会导致演唱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唱片和沃尔夫的初衷是毫不相关的。当然，沃尔夫并非总是令人愉悦的，我们很难想象像《精灵之歌》（Elf Song）这样比较调皮轻松的歌曲，或者一些像声乐和钢琴训练曲目一样高低起伏持续5分钟的挽歌竟有很多喜爱者。但是还有一个巨大差别——和听现场演唱相比，对唱片乐曲我们不仅听的频率高得多，而且还变成十足的完美主义者，对乐曲质量要求精益求精。就拿沃尔夫来说：我确定不管是乐迷、歌手、赞助人还是作曲家本人，都一定觉得《精灵之歌》不是一首上得了台面的歌曲，最多觉得它能用来活跃喜剧气氛。但现在我们必须听完整的歌曲，不管乐曲好坏，都经过了精心剪辑，而且演奏顺序完全确定了。既定的演奏顺序甚至是对艺术歌曲风格的莫大侮辱。不过得益于现在的数据随机处理器，通过智能评估可以调整播放顺序，而且还可以在歌曲未播放前就将其抹掉，这样一来上述情况可以得到改观。

与历史上深受其害的其他问题相比，我们聆听歌曲获得的体验与作曲者的实际意图之间存在的分歧根本不算什么。我们都知道沃尔夫在43岁时死于梅毒，死前他憔悴不堪，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一提，自怨自艾，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同样了解，1903年他的去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艺术歌曲时代的终结。因为在他之后，无论多么伟大的作曲家如何努力尝试，都无法在这个领域引起像沃尔夫一样热烈的公众反响。甚至沃尔夫德裔斯洛文尼亚人的身份也给他造成了不便——德裔斯洛文尼亚人的消失也算是20世纪一个小小的悲剧。当然，我们意识到最大的悲剧是看似坚不可摧的19世纪晚期文化几经沉浮后，最终在大灾难中落幕了。毫无疑问，这是最令人发指又无聊的斗争。我讨厌给一切蒙上一层悲哀的阴影，因为这样与事物曾经的鲜活完全相悖，但我又能怎么样呢？这部书现在已经写了很厚了，我注定还要写下去，直到故事主人公最后命悬一线的结局，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结局也无论如何不可避免。

沃尔夫创造了一种超唯美主义，给人一种“末日王朝”的感觉，一种自复杂的灵魂艺术交织着阅兵场般的庸俗主义而来的感觉。1914年之前，帝国内部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冲突：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e）被禁止发行，人们强烈抗议克里木特为维也纳大学的大厅所作的画作，对卢斯（Loos）[5]所建的卢斯大楼（Looshaus）和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感到震惊，所有这些似乎都体现了愚昧和现代的冲突。但是有关对未来的预知与现实胆怯的回应之间的矛盾叙述（我们很享受这种叙述基调，可以自我臆断、自我炫耀）并不真实，因为事实真相远非那么清晰。就像其他人一样，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想象某个细长腿的朝臣穿着过膝长裤和长礼服，戴着一副滑稽的眼镜，身边围绕着圣母马利亚和圣利奥波德的画像。他们谴责某个现代的东西是洪水猛兽，是对一切正派体面的无耻愚弄。皇宫里确实存在这样的小集团，但他们永远无足轻重。弗朗茨·约瑟夫本身的呆板无趣是其一贯作风，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除了来复枪或制服标签），因此他对文化事业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在竞技场周围每开放一个文化大广场便制作一幅自己的画像，与那些穿着制服或者宫廷礼服的画像挂在一起，周围是一大堆由红色大理石铸造的镀金法老像。如今文化广场上乐声飞扬，到处摆着动物标本或油画。约瑟夫经常会做出某些评论（如在维也纳艺术博物馆：“这看来不错。”），这让他看起来朴实直爽，却更真实地表现出他令人恐惧的不近人情。

这些举世闻名的博物馆标志着伟大艺术品收藏历史的终结，对祖先的艺术品收藏狂热做最后的公开展示，展品从蒂罗尔的斐迪南的英雄铠甲到弗朗茨一世的小石块和菊石，不一而足。博物馆不断对展品进行编目和陈列，鲁本斯绘画作品或者绘有背部有类似死人头骨斑纹的天蛾的画作按特定序列固定在墙上, 这都展现了19世纪人们对泛欧洲文化的痴迷。宽阔的走廊一条接着一条，这些浮夸的大理石构架更营造了一种刻板落后的氛围，但展示的过程实际上颇具革命性。所有曾经不对公众开放的私人物品现已公开亮相。鲁道夫二世对斯普朗格笔下的罗马女神色情画卷的狂热，斐迪南二世对祭坛画的热爱，突如其来的鸟卵学潮流，玛丽亚.·特蕾莎赠给弗朗茨一世的宝石花束——如今这些都成了公众鉴赏品。这可以说是一场令人目眩的突变，也涉及到19世纪晚期的其他问题，比如信仰缺失、文化普及和电力革命。如果从整体看，同19世纪晚期的种种问题相比，我们在21世纪早期所经受的种种变革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

这些奢华的建筑充分展现了那段令人生厌的虚假过往，世纪末伟大的实践家们努力与过去划清界限。可能这些建筑中的典范非维也纳金色大厅莫属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有着不可思议的音响效果，但它也是一座带有19世纪60年代低级趣味的庙宇。最近，当我在那里听舒伯特音乐会时，我难免三心二意，总是分心去猜想为何要在墙上建造一排排的裸体女像柱。确切地说，这些金色的裸体女像柱跟情欲并不沾边，因为她们腰部以下仅是锥形的柱基。她们的脸一模一样，令人惶恐不安。这些雕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胸部，我很想有机会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工作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面肯定记录着有关女像柱胸部的讨论内容。据推测，一旦把裸体女像柱成排建在公共建筑物上的决定被采纳，这个不计后果的草率决定必将引发许多关于女性胸部话题的尴尬争论，会激起不同派系不同层次的现实主义辩论以及有关其重要性和趣味性的辩论。除此之外，人们也担心这些裸体女像柱对下一场勃拉姆斯音乐演奏会产生多大的干扰。最终经过妥协后，这些裸体女像柱的胸部得以保留，但只能造成十分奇怪的圆锥形状。然而毋庸置疑，维也纳金色大厅内这一排排醒目的金色胸部内饰无不凸显了大厅的复古风格。如果拍摄一场带有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音乐会，台上一位系着白色领带、留着胡须的男子正激情澎湃地弹着钢琴，而台下坐着一排排高贵的资本家直直地注视着舞台打着呵欠，头顶上就是那些若隐若现像极了情趣用具的女像柱。这样的场景看起来真是前卫，并且整个大厅体现了浓郁的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建筑风格。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装饰主题和图案形成的凌乱风格，代表了贯穿于帝国最后半个世纪历史的极度亢奋的审美趣味如洪水般泛滥。整个帝国几乎被那些代表富足、收获、戏剧、正义和许多河流系统的象征性裸体女雕像所覆盖。漫步在今天的利沃夫大街上，可能最危险的事就是被女雕像脱落的碎片打到。为了纪念19世纪晚期的雕刻家，几乎每座三角墙或角楼都刻有他们的女友或腰肢柔软灵活的模特，这些雕刻家一定实行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现今，本应该用在医疗或公路上的城市预算大概都用在了没什么希望的修复工程上，如安全修复复杂的理发师石像，还要修复那些指向某处的（石像）手指，其象征着加利西亚精神或工业与艺术的结合。颇为奇怪的是，如此压抑、伪善和守旧的世纪却留下了如此开放前卫的踪迹。这种开放地将情欲意象运用到象征性雕像中的特色技法几乎遍布一切艺术，它们采用了同样的经典配色。像画家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创作了一系列令人作呕、俗艳花哨的帆布画，似乎是在模仿过去的传统艺术。如今很难再看到这些画作，画作选用了与大量圆形竞技场的建筑物同样的颜料。汉斯·马卡特往往被视为一个落伍的艺术家，但是他却很知名，他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先驱们决裂的原因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扑朔迷离。

我似乎可以确信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一定有个极为神秘的组织曾经相信，从1860年起所有帝国的公共委员会都支持建造无比奢华如温室般的建筑，以及创作雕塑和湿壁画。这样帝国中真正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就不会感到莫大的才艺压力，现代主义也会应运而生。如果你堆积了如此多的孔雀石或象征性女雕像以代表维斯瓦河，经过近乎全世界范围的审美斗争，艺术就会呈现出另一个层面。秘密组织从不承认这种艺术形式的存在，但如果把帝国最终看成现代主义的真正发源地，那么如今在帝国各城市随处可见的平坦屋顶和简朴的椅子恰巧不言而喻地证实了这个假设。秘密组织的分支给予了柏林和布鲁塞尔很大帮助，那里的建筑同样规模庞大、简单堆砌、了无生气和破旧不堪（比如柏林大教堂！），但是哈布斯堡帝国无疑是其总部。

我们总是被自己先入为主的知识所困扰。我们很有可能认为名誉扫地的浓厚帝国文化在世纪末遭到挑拨离间者的破坏，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时期明确的分界线得以形成。然而如果我们确实这么认为，则无外乎只是继承了那个时代自吹自擂的浮夸之词。我们来参观这些建筑，因为它们都属于文化遗产，这种文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阅读报纸、走亲访友、公共游行、准备一日三餐、参加教会或犹太教活动。我们几乎感受不到沃尔夫歌曲和里尔克（Rilke）[6]诗句里的绝望，但可能会在某个演员的表演中、庆祝复活节的民众身上，或者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的新闻中感同身受。正是这种不可知的情感交叉穿梭在整个时代，为赞助者和艺术家提供了各种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帝国末期的伟大作品都直接承袭了马卡特的奢靡之风和金色大厅的装饰风格。克里木特曾师从马卡特，虽然他自成一派，不过他的很多主题和创作手法都极为老套。马勒的交响曲在音乐上的意义与圆形竞技场建筑一样，都需要皇家级别的资源（马勒本人也在宫廷中工作了大半生）。如果马卡特活得足够长，也许会支持解除马勒在国家剧院演奏《莎乐美》的禁令，因为乐迷们对作品中出现的性和死亡的场景早已熟悉。过度装饰的表面、隐藏的支柱和重新绘制的画作展现了人类思想的不可捉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弗洛伊德划时代的作品也深深根植于哈布斯堡文化中。

这里我并不是主张只做最小改变的极端保守主义。尽管韦伯恩和勋伯格一生都跟随时代潮流，但出于各自不同的宗教利益，他们对同时代的音乐家和听众有不同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世人所铭记的精良高雅之作也几乎是陈腐落后的。所以这些伟人依靠一小群赞助者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大部分艺术生活中形成了“奢华现代主义”，这些赞助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易怒而古怪。因为其特殊的材质，我们现在得以一睹幸存下来的遗迹：可无限再版的书籍或乐谱，以及由克里木特的画作改造而成的海报、杯垫、钥匙链和纸巾。这都有赖于幸存下来的特定场所和技能：博物馆、出版社、印刷工和音乐家，这些机构或个人在20世纪，在大部分前帝国领土上，都因不同原因受到严格压制和审查。这种文化的最初受众构成复杂，他们通常说多种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并不成熟却盲目自信，但是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消失了。文化变得更加愚蠢和自相矛盾，有时平庸，很多时候迂腐守旧（因为每双眼睛都在盯着维也纳，也会有一千只眼睛盯着巴黎），现在很清晰的艺术形式在当时还很模糊。克里木特和席勒在死后才出名，确切地说是在1945年之后。在马勒生前，相对他作曲家的身份，许多维也纳的音乐爱好者更喜欢他作为乐队指挥的身份，但由于他傲慢狂妄，而且作为一个犹太人还摧毁了德国音乐，所以饱受诟病。马勒和沃尔夫作为那个时代最后两名著名的作曲家，表现了处于边缘地位的说德语的人对德国腹地的热爱——就像弗朗科尼亚（Franconia）的吕克特（Rückert）、法兰克福的歌德、西里西亚的艾兴多尔夫（Eichendorff）和施瓦本的默里克（Mörike）等奇才创作的诗歌一样。仅凭他们为这些诗歌谱的曲，马勒和沃尔夫就能在我心目中的万神殿里占据最高的地位。但是沃尔夫的德国–斯洛文尼亚血统与马勒的德国–摩拉维亚–犹太血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们二人因英年早逝才免遭牵连。

追忆消逝过去的纪念碑

通过运用一系列成功的策略，哈布斯堡家族维护了自己的统治。他们陷入民族主义旋涡，他们的做法可以视作“底气不足的威胁”，其中包括：妥协、拉拢、包围封锁、不定期逮捕及建立无数兵营。大多数宫廷和政府中那些传统上双眼凸出、身着制服的庸俗之流，其权力日益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非凡的艺术与脑力创新尝试都不可思议地得到保护，而国内各民族势力水火不容互相诋毁，到头来两败俱伤。当权者却更像那些澳大利亚科学家，科学家一直引进新物种来杀死害虫，但是这种新物种转而变成新的害虫，对于当权者也是如此，每一次看似机智地化解了民族或宗教群体的危机，却又制造了新的问题。公平地说，1914年之前整个社会氛围凝重，弥漫着非理性的阴霾，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失去实权。恶意或激进的大众象征主义也会成为威胁，但绝对不是1848年那样真正的危机，而且如果没有爆发战争，哈布斯堡家族可能还会统治很多年。因为时刻面对威胁，哈布斯堡安全工作从未放松过，难怪现在看来那几十年间的帝国犹如世外桃源。

从1867年到1914年，匈牙利人取得了短暂胜利，这期间他们四处横行。布达佩斯始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一组雄伟建筑正体现了这种氛围，这是为欢庆匈牙利人在欧洲立足一千年而建的。这座巨大的千年纪念碑由一组魅力四射的雕塑组成，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头发蓬乱的首领骑在马上，展现了野蛮的奔放气质和往昔的光辉形象。马扎尔人的到来好似上天注定，他们来到这片乐土，既像英勇善战的中亚人，又像热情的欧洲人，还像留着八字胡的印第安人。这跟赫茨尔的想法空前一致，一样的虔诚和极端，但肯定跟哈布斯堡家族的分享策略沾不上边。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弗朗茨· 约瑟夫如何趁机利用这种疯狂情绪。约瑟夫亲临庆祝活动的中心，只不过是因为匈牙利人有了优先权和独特的马扎尔发展轨迹，然而庆祝现场反哈布斯堡情绪暗流涌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完全缺少想象力，也不会玩弄政治，导致他忽视了潜在危险，把匈牙利贵族虚情假意的恭维视作人微言轻的举动，而没有看作激烈的民族主义谴责。千年纪念碑已经损毁了很多，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性的地方遭此破坏也在意料之中。这里曾经有一些哈布斯堡家族的雕塑，但是后来被拆除了，替换成一系列伟大的匈牙利领导者的雕像，一直到科苏特为止——这些人甚至不愿让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为他们喂狗。在纪念碑旁边的沃伊达奇城堡（Vajdahunyad Castle）有着同样的主题：一组著名匈牙利建筑的复制品从别的地方收集到这里进行重建。这个临时展览展出的都是木质展品，却大受欢迎，以至于后来还用石头重建，颇有几分像现在迪士尼乐园的原型。中心展品是亚克（Ják）罗马风格的教堂的复制品——比之前的设计更加实用舒适，更能清楚地体现匈牙利是基督教的指路明灯，就像仿制的特兰西瓦尼亚城堡被视为基督教的守护神一样。如今看来，这些纪念碑显得有些悲凉，因为匈牙利人在辉煌之后度日艰难。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看作诙谐疯狂的艺术品，而不是沉重的沙文主义的象征。

对于奥匈帝国的另一半奥地利来说，帝国最后几十年的遏制和退缩都毫无意义。1775年土耳其人挑中布科维纳这个偏远的小省作为谈判谢礼送给奥地利，这个地区一片混乱，少数民族互相敌对，该地区由维也纳幕后支持的统治集团所控制。通过机智的妥协以及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布科维纳得以维系并产生了亲奥地利的组织，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防范布科维纳边境上俄国和罗马尼亚这两大明显颇具威胁性的国家。首府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标准基础设施完备，五脏俱全：有电车轨道、一家歌剧院、一系列新艺术派作品、一座席勒的半身像和滑稽沉闷的奥地利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建于1875年，以纪念一个世纪前土耳其割让此地，其中最有特色的雕塑是一个粗笨的妇女拿着常青藤缠绕的剑和一片棕榈树叶。1918年罗马尼亚人入侵时，奥地利纪念碑被摧毁，但是雕像的躯干部分在2003年被找到，它的复制品横跨欧洲被送回来，以作为连接布科维纳与西方的纽带（尽管现在二者联系并不紧密）。不出所料，一位艺术家拿走了其中一个雕像躯干复制品并把裹着布尔卡[7]的人头放到上面，这也许算是被尝试过的最无趣可悲的概念艺术，但同样也是对丧失原有价值的纪念碑的诙谐膜拜。

切尔诺夫策〔现在是乌克兰城市切尔尼夫齐（Chernivtsi）〕在20世纪命运多舛，因此人们很难真正喜欢这座城市。显而易见，许多引人入胜的建筑和场所得以保存，而绝大多数人民未能幸免于难，这些建筑正是为纪念他们而建。格雷戈尔·冯·雷佐里（Gregor von Rezzori，他的名字完美地混合了哈布斯堡特征）在他著名的自传《去年的雪》（The Snows of Yesteryear）中非常生动地叙述了他在那里成长的故事，他以童年女保姆的口吻，描写了切尔诺夫策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这种复杂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

她的话让我受益匪浅。她主要是用德语说的，不是在学校系统学习的正统德语，因为话语间夹杂着布科维纳地区其他语言的词语和短语——所以导致一句话中第二个或第三个词不是鲁塞尼亚语，就是罗马尼亚语、波兰语、俄语、亚美尼亚语或是意第绪语，还会有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

如今，几乎所有的这些语言都在布科维纳消失了，冯·雷佐里的家庭也显得格格不入。1914年俄国入侵之后，冯·雷佐里家族的足迹便遍布帝国，他们在逃跑过程中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山口，最初定居在的里雅斯特，后来去了下奥地利州，直到返回现在罗马尼亚统治的布科维纳，而主人公最终是在特兰西瓦尼亚上的学。直到1989年，这种哈布斯堡体系下不可思议的大范围自由流动最终被数不清的敌对国界线所阻断。

近来的繁荣景象和大兴土木掩盖了帝国西部的大面积疮痍，但是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许多小镇的残败不堪让这一切看上去更加触目惊心，让人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完全走了样。当代的切尔尼夫齐靠仅次于欧盟的大交易市场大发横财，从远至东南亚运来的产品被装上卡车秘密跨越混乱的边境进入罗马尼亚。尽管触犯了某些法律，这样做起码让这里变得繁华喧闹，也让它有了真正的发展目标。切尔尼夫齐大部分地区触目皆是破旧不堪的路面、混乱的交通、报废的货车、堆积如山的箱子和满满的路边小广告，这些景象让你有一种置身印度的感觉。如此清晰的迹象显然证明了城市面貌不是文化（印度式混乱）带来的副作用，而与特定的规划有关，这些规划包括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税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

大都会皇宫（Metropolitan’s Palace）这座举世瞩目的建筑位于切尔尼夫齐，历经各种政权[8]更迭后才得以幸存。这座神奇的建筑彰显了维也纳对该建筑的态度，也体现了维也纳致力于修建法老式建筑其实是自不量力，就像英国人在即将结束对印度的统治之时建设新德里（New Delhi）一样。以某些标准而言，大都会皇宫是整个帝国造价最昂贵的建筑工程，建在这片颇富魅力的穷乡僻壤之上。它是1867年妥协方案的副产物。哈布斯堡帝国信奉东正教的人民以前在塞尔维亚小镇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居住时一直服从统治，这个小镇现归布达佩斯管辖。对于奥地利人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切尔诺夫策（已经是备受关注的宗教中心）升级为维也纳管辖的区域。由于地形特殊，这个地区以最奇特的形式存在。维也纳继续直接统治着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一块约640千米长的镰刀形领地随之出现，这块领土介于俄国和匈牙利之间，位于切尔诺夫策的最边缘。疯狂的领土重整之后，新的大都会主教辖区为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的东正教徒服务，达尔马提亚及成千上万平方千米的其他领土则由匈牙利人统治。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塞尔维亚人备感困惑，他们突然觉得应该对乌克兰边境的君主效忠。

在19世纪70年代，大都会皇宫逐渐成形，但就好似巫师学徒无法解除自己已施的咒语一样，这座建筑物毫无章法的风格看起来完全失去了控制，并最终导致如此庞大的混搭风格建筑物，糅合了勃艮第、汉萨、格林纳达、胡楚尔和拜占庭等风格，堪称哈布斯堡经典的合作成果。合作者有：一位极度疯狂的捷克建筑师约瑟夫·赫拉夫卡（Josef Hlávka）、一大群受中世纪影响的德国或当地装潢师和专家，似乎没人做预算工作。格雷戈尔·冯·雷佐里的父亲在那里任职多年，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他这个具有反动历史主义倾向的人。这座建筑群历经坎坷却安然无恙，如今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大学建筑之一。这座建筑带有小庭院、神奇的花园，还有不拘一格的兼收并蓄，让我有转世做一名乌克兰大学生的冲动。赫拉夫卡的构想那么有魅力、那么有趣，建筑师为满足制度需要再提出其他逊色的解决办法看来没有多大意义——应该提供精致的复制品供其他城市所需，而不是仅仅隐匿在布科维纳。

通过奇怪的利益权衡，这座建筑应运而生。这种权衡在维也纳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利益集团、愤愤不平的党派、合作者和敌人，总是通过劝说、收买、监禁以及漠然待之等手段相互周旋。这也引起了关于距离的难题，既包括物理距离也包括时间距离。就像在精致的自助餐厅散步，看看人们的不同选择和行为举止一样，这一举动实际上跟他们中任何人的生活都毫不相干。要想置身事外，就要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最后一代哈布斯堡帝国官员，如老冯·雷佐里，总以他们的地位为荣，但现在在我们看来他们其实是在以各种方式自欺欺人，他们的科学理性也不过是幻想。但是帝国内的确存在一种一视同仁、无种族偏见的政策，后被斯特凡·茨威格和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9]——碰巧他们都不是犹太人——等作家广为传颂，它无疑具有真正的价值。这一点在布科维纳体现得更彻底，可能是因为布科维纳是欧洲最大的民族杂烩区，曾经孕育着独特的文化〔成就了保罗·策兰（Paul Celan）和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但现在这一文化早已消逝无踪。

“早期波兰”运动

尽管互相敌对和厮杀，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总体上能够保持合作以确保他们控制之下的波兰人能接受自己国家灭亡的命运。从整个帝国来看，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意外地成为巨大成功的典范：住在那里的波兰人深切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生活在德国的波森或俄国的第三大城市华沙，生活会变得更糟糕。在加利西亚生活着受教育程度更高、言论更自由也更为坚定的鲁塞尼亚居民，在某些地区他们的人口甚至占绝大多数，这样一来，波兰人有更多的理由效忠哈布斯堡家族。但是波兰人的忠诚态度里既有真正的信念也有轻蔑的嘲讽。加利西亚这种相对而言的忠诚意味着它要被拿来当作其他城镇的范例，但是这样的忠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于欧洲的大多数地区而言，加利西亚是穷困潦倒的代名词，至少有100万居民（包括很多犹太人）移居国外。加利西亚中心城区焕然一新，而城外肮脏晦暗。在加利西亚，经济生活成本很低，所以波兰人倒能够泰然处之。高明的政治手段似乎在这一地区派不上用场。其中一个特例就是德罗霍贝奇（Drohobych）周围的油田，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半美国化的财富聚集地，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10]在《鳄鱼街》（The street of Crocodiles）里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仙境。

克拉科夫是一个混乱的落后城市，在1846年反叛失败之后归奥地利统治，并入加利西亚。加利西亚的首府还是利沃夫，位于最东面。克拉科夫最初在过去辉煌的映衬下显得破败不堪，瓦维尔城堡沦为哈布斯堡家族沉闷的兵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丽柱子也被完全覆盖。然而克拉科夫意外成了一个地方城镇，而不是主要政府中心。作为最大的城镇，克拉科夫有幸不受德国和俄国的残暴统治，为重建波兰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令人好奇的是，在1873年，德国举国欢庆尼古拉·哥白尼的400年诞辰，波兰人认为他该叫米科拉伊·科佩尔尼克（Mikołaj Kopernik，他的波兰名字），是克拉科夫的学生。这位伟人是当时的英雄，也是波兰人。在哥白尼生活的时代，像他这样有多国血统、说多国语言的人是很常见的。但是德国咄咄逼人、虚张声势的言论，在幸存的波兰知识分子眼前展现了波兰文化可能被摧毁、国土可能被吞并的噩运。克拉科夫的城市氛围也许可以让它躲过这场浩劫。

像欧洲别的地方一样，克拉科夫也得益于高速的工业化发展，真正成了全新的波兰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城市，最终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克拉科夫是扬·马特伊科（Jan Matejko）的家乡，凭一己之力，马特伊科的画作几乎触及了波兰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画风狂热奔放且带有威尔第风格，令人触目惊心但又不失轻松欢快，这让我期冀英国历史上要是也有幸拥有这么一位画家该多好。他疯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直坚持到1893年去世为止，这意味着马特伊科确保了波兰每个中小学生在成长中能真实感受被掩埋的波兰历史：嘲笑尴尬的土耳其人，讥笑自大的普鲁士人投降归顺波兰国王时的奴颜婢膝，感受卢布林联盟（Union of Lublin）的强大与震撼。也许马特伊科的激进行为把波兰的国家形象从危险边缘拽了回来，通过公开展示他的画作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比任何历史书更行之有效。

“早期波兰”运动是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运动之一，可惜还不为世界其他地区所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艺术作品要么很少被翻译过来（如戏剧、诗歌），要么涉及特定场所（如建筑物、彩色玻璃窗）。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很难不对像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Stanislaw Wyspianski）这样的人物（一旦你偶遇他们）心存敬畏。维斯皮安斯基似乎精通一切，他涉猎的领域包括室内设计、戏剧、诗歌和家具。我对费利克斯·曼加·亚辛斯基（Feliks ‘Manga’ Jasienski，曼加为其笔名）也心存敬畏，他是一位魅力超凡的东方学者，他将日本文化带到克拉科夫，并且凭借自己卓越的鉴赏力在维斯皮安斯基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大部分“早期波兰”艺术运动都与政治无关，除了真正意义上活跃的波兰文化潜流暗涌。维斯皮安斯基的大部分佳作都是有关孩子和家庭生活的，这些画作看起来完全无伤大雅，但他还是难逃世纪之交欧洲各地掀起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浪潮。有一件引人注目的怪异作品，能够很好地证明维斯皮安斯基涉猎之广。这是他和瓦迪斯瓦夫·埃基埃尔斯基（Władysław Ekielski）合作的幻想作品——通过建筑展现完全复兴的瓦维尔山。这个破旧的哈布斯堡军工厂和阅兵场最终在1905年被奥地利军队洗劫一空，为在此地重建和振兴伟大的波兰国家荣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维斯皮安斯基和埃基埃尔斯基重新把这个地点想象成波兰的卫城（Acropolis），一个童话般的卫城。卫城中有炮塔和穹顶、博物馆和位于大剧院旁的新政府大楼。这样一个瑰丽的愿景通过颇具魅力的模型展现出来，但欧洲各地的人们都在设想建设华而不实的类似建筑，事实上已经建了一些〔比如令人唏嘘的粗俗的维也纳新堡（Neue Burg）〕。然而作为模型，维斯皮安斯基和埃基埃尔斯基的设想再完美不过了。他们想仅仅通过艺术创作就能使国家由不稳定的自治形式转变为真正的独立，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早期波兰”运动和波兰人所奠定的文化根基，会使国家最终独立指日可待。

写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仓促杂乱，但我还是有必要再稍稍提一下多才多艺的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他因创造扎科帕内（Zakopane）建筑风格而享誉世界，波兰最南部戈拉尔山民的木质建筑和雕塑正是这种风格现代版本的真实原型。漫步在扎科帕内我十分高兴，尽管来自克拉科夫的游客人山人海，这个小镇仍然充满吸引力。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就住在这里，创作出许多类似戈拉尔芭蕾哑剧《哈尔纳西》（Harnasie）的作品。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的祖籍也在这里，他在克拉科夫和利沃夫长大，40年前离开了波兰。“一战”的爆发让思乡心切、故地重游的他深陷重围，最后在一个好心的美国领事安排下才得以离开奥匈帝国。席曼诺夫斯基和康拉德是我精神上的教父（他们并非出于自愿），由于他们曾经居住在这个城镇，在我眼中这里的一切更平添了几分美丽和内涵。维特凯维奇（Witkiewicz）[11]眼中的小镇是真实、简朴但不乏精美的，因此在扎科帕内的一些地方，小木屋依然很流行。我非常愿意住在这里，周围是扎科帕内风格的奶油模和牛奶凳，然后穿上当地的民族短衫去塔特拉山（Tatra Mountains）走走。一个世纪以来，这里总是对游客大敲竹杠，但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坐在桌前津津有味地嚼着一大盘山地风格的肉品，听着戈拉尔风格的乐曲，你会发现，即使被宰，也不失为美好的体验。———————————————

[1]德国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因出演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泥人哥连》而一炮走红。——译者注

[2]也译为《世界大战》，于1953年由拜伦·哈斯金执导拍摄成一部科幻电影。故事讲述了人类的地球正在遭受火星人的入侵，而在几乎绝望之际出现了转机。改编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同名小说。哥连即第四章中提到的拉比·勒夫创作的泥塑怪物。——译者注

[3]英籍犹太裔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他主要用德文写作，主要作品有《迷惘》等，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4]以色列现在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国家之一，其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这个问题与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历的十分相似。——原注

[5]奥地利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欧洲建筑领域中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其代表作品为1910年在维也纳建造的斯坦纳住宅（Steiner House）。——译者注

[6]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是一位重要的德文诗人。除了创作德文诗歌外，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文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厚的影响。——译者注

[7]一些国家中穆斯林女子在公共场所穿戴的面纱女袍。——译者注

[8]在20世纪，至少有10个这样的政权，每一个政权都对切尔诺夫策这座城市的一个或多个民族造成强烈的威胁，这些威胁要么是通过阶级、宗教，要么是通过语言传递，但1991年的巨大政变不包括在内。——原注

[9]犹太籍奥地利记者和小说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文学艺术中新现实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 1932）讲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兴衰史，是其经典之作。——译者注

[10]波兰籍犹太作家、画家和文学批评家，20世纪最伟大的波兰语散文文体家于1938年荣获波兰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金桂冠奖”。——译者注

[11]波兰作家、画家、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和摄像师。——译者注

—Chapter Fourteen—

第十四章

虔诚的肥佬»

夜曲»

特兰西瓦尼亚火箭技术»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帝国末日

虔诚的肥佬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当今时代倒霉的屈死鬼之一，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垂死挣扎的场景注定要年复一年地演绎——在四处飞舞的鸵鸟毛中，他肥胖的身躯挤在滑稽可笑的制服里，几乎要把制服撑破。他总是会转错弯，和那个沮丧的青年狭路相逢。那个青年正坐在萨拉热窝的咖啡馆，脑袋里反复思忖着之前流产的暗杀计划，而对这突如其来的第二次谋杀斐迪南的机会，年轻人也感到难以置信。斐迪南的安保措施毫无用处，他那眼球凸出、留着八字胡的长相出卖了他，弗朗茨·斐迪南似乎是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从而开启了一个糟糕的新世界。

为了接任哈布斯堡帝王之位，弗朗茨·斐迪南成年后的全部时光几乎都用在军事学习和军事演习上。从26岁到遇刺身亡的这25年间，他一直不耐烦地盼着他讨厌的伯父弗朗茨·约瑟夫快点死去。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皇帝”。很有可能他已经等得太久太久，即使他先前曾拥有的一丝优秀品质也早已消失殆尽，繁文缛节、金裳华服、人民大众以及他尤为喜爱的户外狩猎日渐消磨腐蚀了他的品质。出众的射猎能力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而这得益于那个令人厌恶又压抑的时代，那个年代贵族狩猎行动开始结合使用现代军事技术，猎物如囊中之物唾手可得，射杀鹧鸪就像是在玩《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游戏一样。弗朗茨·斐迪南总计杀了大约30万头动物。听闻弗朗茨在萨拉热窝遇害的消息，生活在波希米亚森林里的动物们一定欢欣雀跃。

弗朗茨·斐迪南的名誉遭受了双重毁灭——不仅仅是因为他不祥的遇刺事件令人震惊，遇刺场面一度失控混乱，还因为他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好兵帅克》一书开篇中的滑稽形象。一开始帅克和女房东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帅克认为那个被宣布遇害的斐迪南要么是一个化学家的信使，要么是当地一个狗屎清洁工（“他们谁死了都不是损失”）。就是这段使斐迪南名誉扫地的对话，让成千上万的读者将斐迪南的大公身份永远抛诸脑后了。然而这还不够，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女房东纠正帅克所说的话：“噢，不是的先生，就是那位殿下……那个非常虔诚的肥佬。”

在如今的捷克共和国，弗朗茨·斐迪南的旧居科诺皮什切成了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并让斐迪南再次成为这样一种新的狂热崇拜的焦点：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一个更好时代的令人愉快的统治者。由于耗费了大量时间游历中欧的各个城堡，我想我有资格说科诺皮什切城堡是所有城堡中最有趣的。尽管经历了纳粹分子的打砸烧抢，科诺皮什切城堡的内部还是很好地保留了当初弗朗茨·斐迪南携全家离开去波斯尼亚之前的原貌。在体现匠心神韵方面，它可能是唯一能与弗洛伊德在伦敦的住所相媲美的了。每打开一扇门，你就会发现这位继承人内心不同的一面，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巴托克（Bartók）的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Duke Bluebeard's Castle）。[1]弗朗茨·斐迪南是一个擅长整理内心情感和外在物件的人——一个自认为通过对每件事物系统分类就能了解一切的人——他将科诺皮什切当作人生记忆的一段延伸。

在世界各地射杀动物的时候（从犀牛、大羚羊到鸸鹋的所有动物），弗朗茨·斐迪南对每次射杀都会做详细记录，留给世人一份令人震惊的完整数据。成百上千的动物被制成标本安放，城堡里所有的走廊上随处可见鹿角、獠牙、鸟喙、长鼻、义眼、羽毛和鬃毛。经过这些动物的头时，稍不留神你就可能被什么戳到或者洒上一身令人恶心的锯屑和皮毛。不管去哪里旅行，弗朗茨·斐迪南总是会拍照留念，所以走廊中也贴满了他游览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令他困惑的是，必须上交枪支才能进入黄石国家公园）等世界各国的照片。他也爱收集武器，而其中许多精良之作则来自他的堂兄摩德纳公爵。这位堂兄不仅遗赠给他大量轮枪机、雕花银戟和战甲，还赠予了大量的金钱，使他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并且这笔钱是他的私有财产，与皇室资产毫不相关，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对此怒不可遏，却也束手无策。弗朗茨·斐迪南的所有房间里都塞满了用于杀人的精巧金属物件，它们都被刻上纹饰装在玻璃橱柜里，悬挂在天花板上。他还爱收藏圣乔治（St George）[2]的雕像〔虽然他最喜欢的是圣休伯特（St Hubert）[3]——猎人的守护神〕，每个角落和壁龛都陈列着乔治造型精美、古怪或普通的雕塑，有的雕像带着龙，有的则没有。在他大量的收藏品中，有些既怪诞可怕又华而不实。他竟专门为他的堂兄兼朋友鲁道夫皇储给城堡修建了一栋侧翼，里面琳琅满目，年轻的弗朗茨·斐迪南认为这些物件一定能讨鲁道夫欢心。虽然鲁道夫还没有参观过这座城堡就自杀了，但是这栋侧翼，由于其木质的镶板、自然散发的阳刚气息及其展现出的爱好户外活动的乡绅派头，再加上一缕古龙水的香味，竟然成为一处圣地。

在你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之前——加上弗朗茨·斐迪南非常喜欢写日记来记录自己的每日行程〔首页以前往维尔贝克修道院（Welbeck Abbey）的狩猎之行开头，一个装弹药的人太过轻率险些将他意外杀死，改写人类历史〕，还有他多隔层的皮革旅行箱——你会发现很明显这位城堡主是非常奇特的。毋庸置疑，他聪明、谨慎、专注，也有求知欲，但他也一本正经、目光短浅、贪婪吝啬，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编目者。无论是在科诺皮什切城堡还是在他位于维也纳的住所美景宫，弗朗茨·斐迪南潜心钻研地图和书籍，反复询问很多专家，年复一年地思考将如何对奥匈帝国大举改革，或是哪些匈牙利人应该先监禁起来，这一切都为最终登基做好了准备。他想象奥匈帝国能通过最终整顿和合理化改革重振雄风，从而从根本上如同他的狩猎日记、圣乔治雕像及密密麻麻排列的燧发枪一样尽在掌控之中。建立大奥地利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Greater Austria）的计划是否奏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计划有太多变动因素，我们不清楚他是否认真考虑好了），但在理论上这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合众国由15个民族统一的州构成，维也纳是（强大的）联邦首都。看着地图〔由罗马尼亚裔特兰西瓦尼亚人奥雷尔·波波维奇（Aurel Popovici）设计〕，就像看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或者在纳粹对奥匈帝国无耻的短暂托管下，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才得以实现。假使塞凯伊地区、特伦蒂诺和德意志波希米亚等州真正存在的话，它们本可以避免许多苦难。这幅地图自设计出来后就成了20世纪历史事件的可悲写照。

由于不擅长学习外语，弗朗茨·斐迪南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中的一个例外。对匈牙利语一窍不通可能是他极度讨厌匈牙利的原因之一。而要实现他规划的版图，第一个要消灭的目标就是匈牙利。匈牙利贵族长年混淆视听、诡辩和伪善的言行激怒了他，弗朗茨·斐迪南——一个终生厌恶民主制的人，竟成了一个仅在匈牙利（并非奥地利）积极支持普选的人，意在激怒并摧毁匈牙利贵族。他想要再现1849年时各国对哈布斯堡帝国俯首称臣的威严以改变当前没落的局面，进而使帝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些设想令人心驰神往，但实现这一构想的进程并不顺利，尖锐的现实问题成为一大阻碍。先撇开匈牙利人有可能遭遇的孤立无援，如此过激的整顿一旦开展，必然会引起俄国的注意，也会招致意大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一致愤慨，最终很可能导致一场与弗朗茨·斐迪南遇害事件相似的灾难。再设想一下，一旦以某种方式解除匈牙利人的武装，使其仅作为一个民族和睦地生活在哈布斯堡联邦中，那么奥匈帝国中的每个民族都会得以保留。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怎么还会愿意待在他们那树木丛生的小地方而不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结盟呢？这个计划（弗朗茨·斐迪南有过许多诸如此类的计划——所以在某个时刻他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也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正是匈牙利人充当了宪兵的角色，残酷积极地打击民族主义。他们恪守中立无异于击落了哈布斯堡帝国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无论如何，有人企图实现波波维奇地图上的种种设想，终将带来真正可怕的后果——但是归根结底，弗朗茨·斐迪南的内心想法才是他坚决重新划分领土的重要原因，以及其潜在暴力倾向的重要源头。

从弗朗茨·斐迪南多次的政治外交中可以看出，他总幻想着有朝一日一举战胜对方使其俯首称臣、恭顺服从。但从多方面来看，这只不过是他令人不快的个人行为方式，他的确算不上一个战争狂。我们通过反事实思维推理一下，如果当时他没死的话，可能七月危机（July Crisis）就不会爆发，这种推理最糟糕不过了。他不是一个成就非凡的人，但比起那帮围在他昏庸年老的弗朗茨·约瑟夫伯父身边的宿命论者和神经兮兮的古怪之人，或许他本可以提出一个更加明智的奥匈帝国战略方针呢？如果说七月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平民领导下彻底的道德败坏，那么相信如果弗朗茨·斐迪南还活着，他手中的极权可能会强加给人们另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想法似乎是合理的。他一直坚信德国、哈布斯堡帝国、俄国三方结盟才是推进欧洲平稳发展的动力。毕竟这个联盟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所向披靡。三大帝国约定应该在王朝统治、反民主化和抵制波兰方面互相支持，这个想法貌似很合理——而事实上，对俄国看似不必要的疏远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英国和德国闹翻后带来的灾难一样。

在科诺皮什切城堡度过的那些岁月中，弗朗茨·斐迪南脑袋中反复思考各种关于结盟、政治手段和可行性的问题。谁曾料想他还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也许他一向粗鲁狭隘，喜欢嘲讽他人，而且是全世界毛茸茸的动物朋友们的通敌，但他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通常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人物难以捉摸的私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必须得承认弗朗茨·斐迪南在这方面无懈可击。尽管遭到弗朗茨·约瑟夫的坚决反对，他还是坚持娶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为妻。而这个女人只是普通的波希米亚贵族，依照哈布斯堡家族的标准，她完全不是弗朗茨·斐迪南合适的伴侣，然而他们却深爱彼此。索菲在令人不寒而栗的维也纳宫廷中度过了受尽冷落和屈辱的余生。她地位低下，不享有任何特权。每当有宴会举行，她的丈夫高坐在皇帝桌旁，而她却只能坐在某处狭小的边桌旁。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决心尽可能多花时间在科诺皮什切城堡陪伴他们的3个孩子——索菲、马克西米利安和恩斯特。而这场婚姻要想获得许可，条件之一就是他们的任何孩子都不能继承皇位——虽然这一报复有些过于疯狂，但后来证实，这个条件不无裨益。至少在“一战”中期，它使整个帝国不至于由刚满14岁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统治。

这家人使城堡展现出相当令人惊讶和感动的另一面。育婴室和家庭娱乐室体现了一种特权殊荣，但也不乏美丽迷人、低调朴素和细致贴心，这与弗朗茨·斐迪南在其他场合中不讨人喜欢的古板保守和阅兵场训话时的凶悍凌厉相去甚远。全家人的画像、照片及孩子们的玩具和画作都很有纪念价值，很明显一切难免令人感伤。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都不及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临行萨拉热窝之前，他们全家人一起在克罗地亚度假时所拍摄的那张充满快乐的照片珍贵。父母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后，孩子们拍了最后一张黑白照片，陈旧的照片上他们神情悲痛。显而易见，孩子们的存在对于德奥合并（Anschluss）[4]是一个威胁，但他们都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奥地利一被德国吞并，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的儿子们就被希特勒监禁起来，而他们女儿的两个孩子则在保卫德意志第三帝国（Third Reich）时战死。

似乎科诺皮什切城堡带给人们庞杂的令人窒息的联想、震惊及思想交流还不够，城堡还有最后一样珍宝：当地城镇贝内绍夫（Benešov）的一个萧条的小车站不知为何还保存着一个装饰性的门框，而这个门框，当年就通向为来往城堡的客人准备的特殊等候室。门框在历经波折后竟还部分留存，并且非常有趣的是，身份尊贵的人物曾从中穿行！在1914年的夏天，德皇威廉二世和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曾到此拜访。这是“一战”前的关键会议之一，但令人恼火的是至今我们仍对会议讨论的内容一无所知。弗朗茨·斐迪南反对任何防御战——他很清楚哈布斯堡皇室的颓势，同时迫不及待地（到那时已经更加迫不及待了）要实施国内改革，仿照当代德国和美国的模式来重振奥匈帝国。这三个男人，可能叼着雪茄坐在弗朗茨·斐迪南的“后宫”中，进行着最坦率有趣的交谈。可想而知，他们的谈话一定充斥着因反英、反俄和反法情绪随时爆发带来的阵阵怒骂，偶尔德皇和上将会礼貌地停顿下来，好让弗朗茨·斐迪南也能够宣泄反匈牙利和反塞尔维亚的情绪。哪怕掌握一丁点他们的谈话记录，我们也会更了解影响德国与哈布斯堡帝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最终导致了发生在那个夏天的灾难性事件。海军上将和德皇的卧室都还保留着原样。蒂尔皮茨卧室的装饰让人想象他是一个留着古怪胡子但为人直率的军国主义者——这个房间非常男性化，干净简洁，挂着一幅瓦伦斯坦的画像。而相比之下奇怪的是，德皇的房间却装饰着粉色玫瑰墙纸、大量考究的波希米亚玻璃制品和秀气的家具。很难想象弗朗茨·斐迪南竟会给尼伯龙根[5]的最高统帅安排一间如此带有侮辱性的卧室，城堡的到访者一定会因此而觉得很好笑。

夜曲

要全面了解贝拉· 巴托克，最好从这个地方开始。为了创作这本书，我游历了很多地方，阅读了大量书籍，我听过许多作曲家的原声带，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巴托克对我的影响更大。在我开始第一份正式工作后不久，我邂逅了一位朋友，他刚刚关注到巴托克的音乐并执意要我坐下来听听《蓝胡子公爵的城堡》的开头几节。最终，这阴郁、神秘、恐怖和近乎病态的伴奏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在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工业区边上拥挤的半独立式出租房中，我可能正躺在储藏室的折叠床上睡觉，微波炉里加热着鸡肉馅饼和甜玉米，但一部盛大的戏剧却正在我的脑海中上演。

通常情况，在恰当的年岁时，这些纯属偶然的邂逅能对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同我不能想象缺失家人的成年生活一样，我也无法想象没有了巴托克的音乐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巴托克，我都不知该如何写这本书。许多名家的作品能使我恍若置身中欧，但是在大约25余年里巴托克却能将其幻化成一个永恒的谜题。在巴托克无数的照片中，他的面孔隐约呈现给我一种高深莫测的父亲形象。不管我有多爱听席曼诺夫斯基、雅纳切克、利盖蒂、德沃夏克、策姆林斯基（Zemlinsky）、贝尔格（Berg）、马勒、沃尔夫及勋伯格的音乐，但是对我而言，这些作曲家都排在对我进行音乐启蒙的巴托克之后。

写书并不能只顾随心所欲，虽然有股力量驱使我将巴托克的话题一直进行下去，但我会尽力克制自己。很幸运的是，直到牢牢记住这部歌剧后，我才观看了舞台上的《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跟所想一致，整部剧在剧院的冷光之下展开，充斥着令人非常尴尬的怪异气氛。这部剧以公爵带着他的新娘尤迪特（Judith）回到他那晦暗阴郁的城堡为背景。这对夫妻深爱对方，但尤迪特坚持（理由相当合理）要求打开城堡内的七扇大门，一来城堡会变得亮堂一些，二来他们二人之间应坦诚相待。公爵勉强地答应了。于是大门一扇一扇打开，分别展现出刑讯室、军械库、宝库、神秘花园、一大片森林和草地景色、一汪泪湖，以及最终尤迪特悲惨的宿命。

即使现在我把这部歌剧的大体情节写出来，我还是难免对它令人心灵备受折磨的象征手法、神经质的嘲弄等本质感到些许心神不宁。而贝洛·鲍拉日应对此负责，因为他不仅为这部歌剧写了脚本，还给巴托克的芭蕾舞剧《木刻王子》（The Wooden Prince）写了同样糟糕的脚本。虽然他本人很有魅力——典型的匈牙利人，父母是德国犹太人，他本名叫赫伯特·鲍尔（Herbert Bauer）。不管他在舞台创作上有多少缺憾，他虚构的中国童话故事《梦袍》却相当有趣。但显而易见的是，巴托克很认可鲍拉日的脚本，这个时期的布达佩斯充斥着大量诸如此类的素材：蓝胡子可能和动物园、伊格纳茨·奥尔帕尔（Ignác Alpár）建造的沃伊达奇城堡或者匈牙利神鸟图鲁尔（Turul）[6]雕像一样取自同样精彩的素材。遗憾的是，即使在舞台帷幕前有成排的富人们观看这些作品，对于巴托克来说也算不上成功。鲍拉日和巴托克创作了在舞台上看似荒谬可笑的（在一排排门的环绕中两人发出颤鸣式唱声）作品，但若通过耳机或者大扬声器来听，效果却意想不到地好。没有哪个舞台设计师能指望舞台设计达到跟音乐相同的效果，这音乐如同皮拉内西（Piranesi）[7]的《想象的监狱》（Imaginary Prisons）一般，会使人们内心产生莫名的恐惧和狂喜的幻象。听过大量巴托克的音乐后，尽管没有致幻药物的刺激，我还是感到怅然若失。

《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让我初次领略了马扎尔人令人费解的喜悦。当蓝胡子从英文拼写Bluebeard变成匈牙利语的Kékszakállú（这样好多了！），歌词是这样说的：

Aranypénz és drága gyémánt,（一枚金币和一颗宝钻）

Bélagyönggyel fényes ékszer,（发光的首饰）

Koronák és dús palástok! （华丽的长袍和王冠）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看不懂了。我花费过大量时间尝试练习匈牙利语的正确发音，但是由于自身语言水平有限，这门语言让我对自己深感恼怒和悲伤——我肯定到死也学不会如此奇异悦耳的音调了。

说出来怕吓到你们，《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或者，哼哼，该歌剧的匈牙利语版本 A Kékszakállú Herceg Vára）只是漫长征程的起点。但就我来讲，巴托克已经承诺要谱写一本无限快乐的听觉之书，并且它有无尽的华彩乐章。除了《蓝胡子公爵的城堡》、钢琴协奏曲和《为弦乐、打击乐以及风琴乐所作之音乐》（Music for Strings, Percussion and Celeste），巴托克大多数的管弦乐作品从未让我觉得有多少价值。只有在作品中他才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他内心深处的古怪——室内乐、钢琴曲 ，他如此沉醉于自己的作品。带着自我认知的痛苦，我曾经一边看穆西尔（Musil）[8]的《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一边一遍又一遍地听《小宇宙》（Mikrokosmos）。虽然对于更理性客观的人而言，这两者并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对我而言，这两部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作品却是相通的。《小宇宙》是一本内容繁多的钢琴曲集，收录了150多首曲目。最初这些是巴托克为儿子学习钢琴而编写的短小简单的教学曲目（“附点音型” “切分音”），但是到了最后的《六首保加利亚节奏舞曲》，旋律突变，人们仿佛听到了以精湛技艺演奏出来的疯人院旋律。我从不敢去弄清楚到底在学习了多少首编排好的曲目后，可怜的小皮特·巴托克最终哭着逃跑了。第一首连我都可以演奏，听起来也完全是巴托克的风格。这不禁使人猜测巴托克的音乐之所以如此奇特，可能是因为他所听所想就是与他人截然不同（或者说就是“错的”）——但这当然无从考证。《小宇宙》的有些片段要求演奏者技艺精湛却乏味无趣，但对我而言，其他杰出的作品如《问题与反思》（Subject and Reflection）和《苍蝇的日记》（From the Diary of a Fly）的旋律反复在我脑海中响起，这些作品表达了对匈牙利以及种族主题的思考，使我哪怕是坐在外多瑙地区的公交车上也不会感觉枯燥乏味。

巴托克的存在（和大多数奥匈帝国的艺术家一样），与后来的政治和种族动乱非常格格不入。如今在匈牙利，几乎再也找不到有关他的成长轨迹或兴趣爱好的蛛丝马迹。巴托克生于瑙吉森特米克洛什（Nagyszentmiklós），现为罗马尼亚的大圣尼古拉镇（Sânnicolau Mare），然后搬到瑙吉佐罗（Nagyszollos，在这里他被视作音乐神童，名噪一时），现为乌克兰维诺赫拉迪夫镇（Vynohradiv），然后又去了瑙吉瓦劳德，现为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市，再然后就是波若尼，现为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巴托克只是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才来到布达佩斯。穿着一身精心准备的出门行头，这位作曲家曾主要在现如今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开展对他的音乐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民歌研究。几乎可以说，巴托克成为一名作曲家是因为生逢其时，恰可以从稍纵即逝的事物中汲取灵感。

从早期的交响诗《科苏特》中表现出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藐视开始，巴托克就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了。这首交响诗从《皇帝颂》中选取了一个充满嘲弄意味的小片段，曾一度引起当权者的担忧——但鉴于该作品僵化沉闷的写作特点，这份担忧倒大可不必。随后巴托克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一度与战后共产主义共和国关系密切，最后卷入前景黯淡、奄奄一息的霍尔蒂（Horthy）摄政政治，但他从未摒弃自己的信念，这一信念被他愉快地称作“人类手足情谊”。不管巴托克大多数的音乐多么小众和另类，都与导致中欧瓦解崩溃的相互仇恨的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仅仅是在出生地罗马尼亚为巴托克立个牌匾这种简单的事情，都会引起一场关于牌匾应使用什么文字的争论。同样令人伤心的是，作为巴托克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世俗康塔塔：九个着迷的单身汉》（Cantana Profana: The Nine Splendid Stags）是以罗马尼亚“科林达”（colinda，圣诞颂歌的一种形式）为基础创作的，但作品要想在匈牙利演出就必须译成匈牙利语。巴托克对法西斯主义极度憎恶，这驱使他最终移居纽约。在异乡他疾病缠身，生活悲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摧毁，最后郁郁而终。他去世后只有1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愿意参观由著名作家或作曲家的故居改造成的博物馆，因为我认为故居中所保存的东西与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之间没什么联系——桌子、钢琴或小摆设似乎都算不上是对一个人感兴趣的理由，更别提随后硬生生加上的咖啡馆、商店和售票处了。但我觉得必须破例去参观一下巴托克在布达山的故居，20世纪30年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居住。我也破例去了席曼诺夫斯基在扎科帕内的故居，那里非常迷人，并且也让我明白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对作家和作曲家故居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导致现在我的许多作品里都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愚蠢缺陷。

巴托克的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但街道还是当年他徜徉过的街道，花园还是当年他凝视过的花园，这个地方还是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参观的那天是个冬日，天空阴沉，树木光秃秃的，似乎一切都非常应景，适合演奏《蓝胡子公爵的城堡》中《泪湖》（Lake of Tears）这首曲子。这座房子保存着巴托克各式各样的东西，几乎不经意间这些物件凸显了他最初的嬉皮风格。大多数照片中他都穿得像阴郁的银行职员，但在一张照片中，他却穿着色彩鲜艳的衬衫和凉鞋，虔诚地坐在带有民俗风情的彩绘衣柜前。而现在这个衣柜就摆放在这张照片的旁边。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他热衷搜集的小玩意儿了——一盘盘的木槌、压花、硬币、矿石、贝壳、装着零散玩意儿的雪茄烟盒、一副象棋、一组迷宫图以及一株雪绒花。博物馆中的主要馆藏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如证书、乐谱和画作），但这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却有着几乎难以预估的价值——就是在这里，他成就了《小宇宙》，创造了在他作品里随处可见的颤鸣式“夜曲”。如同真正的音乐一般，他对音乐的悟性似乎也能在一副折叠式象棋或者一朵压花中得到完美的展现。

特兰西瓦尼亚火箭技术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午宴上，罗马尼亚西部的博物馆馆长们一边大口吞咽着烈性白兰地，一边不耐烦地等着午宴的高潮部分——一如既往地等待着宣布最无趣的展览柜奖，多年来我对此有着模糊的想象。作为少数几个曾几乎逛遍特兰西瓦尼亚、帕蒂厄姆和巴纳特东北部所有博物馆的人之一，我完全可以作为可信的特邀嘉宾出席午宴并提出有用的建议。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中，常年夺冠的一定是锡吉什瓦拉（Sighișoara）博物馆中一个无与伦比的展览柜，它仅仅展览了两本19世纪晚期的书，书中展示的是一个男子演示如何使用背部力量锻炼器械的插图。其他博物馆可能展有卡钳、装饰精美的风箱或者饮具——但是不得不承认，它们对这个奇特的展柜也有一丝羡慕。然后锡吉什瓦拉博物馆的馆长就会一次又一次在无言的自豪中用餐巾纸擦着他的眼镜——他几乎被同事由衷的赞扬所淹没。

即使是在电脑上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完全摸不着头脑。在经历了各种所能想到的意识形态浪潮的冲击后，除了任人摆布，博物馆还能怎么样呢？一代代来自都城的士兵在这里烧杀抢掠，市长贪污腐败，政客们贪财图利，在此种情形之下，博物馆怎么可能不被洗劫一空呢？1989年后——博物馆摆脱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思潮的影响，那么它又打算讲述什么故事呢？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但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趣味，许多博物馆关门大吉或者封闭了大部分区域（令人伤心的是，据说阿拉德博物馆中非常精彩的展览区域也于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期间惨淡关闭）。

掌控博物馆和掌控教育一样，一直是贯穿整个帝国的重要民族主义目标。展品都意在明确宣称过去对这块土地形形色色的所有权，以铭记过去糟糕的历史，歌颂当下的成就。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地的国家博物馆中也是如此，前者目前正在展出的两件展品中有一件是令人骄傲的胡斯派运动的遗存物，另一件直接命名为“伟大的捷克人”。在现归罗马尼亚统治的这些地区，人们普遍不接受此种想法。每个曾历经苦难死里逃生的人，都不想记起过去那段悲惨的历史。所以在这种想法下，那些已获专利的后背力量锻炼器械的老图正是在庆祝人们挥别屈辱的过去。或许这就是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兰西瓦尼亚博物馆，如克鲁日的民俗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或锡比乌外的阿斯特拉公园能开办如此之好的原因。通过着重关注19世纪的人们对民族服饰或建筑的痴迷，这些博物馆避开了更多棘手的问题，把满腔热情完全倾注在艺术鉴赏，而不是响应政治的需要上。

漫步在特兰西瓦尼亚无穷无尽的展览，如鱼叉展、灌肠泵展或黄铜马饰展之中，不得不承认，其中不乏有一些有趣的展览，即使让人昏昏欲睡的锡吉什瓦拉博物馆也曾经名噪一时。登上破旧不堪、十分庞大的瞭望塔，里面陈列着一些颇能体现特兰西瓦尼亚眼光的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的剪报。“一战”前，十几岁大的奥伯特就对太空旅行的想法很是着迷，经常在碎纸上涂涂画画，最终发明了多级火箭。在15岁时，他就研发出以棉火药为动力的火箭。在战乱时期，他研究失重现象并发明了液体燃料火箭。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大致设计出了宇宙空间站、月球登陆器和太空服，以及用于控制地球温度的空间反射镜。虽然奥伯特在很多方面很糟糕，但就对宇宙研究的贡献来说，他业已涉足了一些基础学科。他曾是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的老师，也曾先后参与纳粹和美国火箭的研究设计。火箭，这柄代表20世纪科学成就的双刃剑，其大部分智慧和实用技术竟起源于地处偏远的世界一隅特兰西瓦尼亚，这真是令人惊叹。然而，此时我希望这本书已经有例子可以证明，即使是像锡吉什瓦拉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处于欧洲的正中央。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身处自认为“遥远”地方的我却发现这些地方恍如近在眼前。如若V–2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真是发源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话，或许我们真的要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书了。

本书这一章节的内容看似可能没完没了，而书中一页页的注解有可能吓退读者，最后他们很有可能把我的书悄悄地丢进垃圾桶，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比如，这里就有我在锡比乌做的一个记录：“18世纪马力铸币厂图片：需要4匹马拉动硬币模制机器！难道这就是铸币行业的开端？”但这些终归要适时收尾了。

由于这个地区经年累月饱受压力，经受恐怖行动的蹂躏，罗马尼亚博物馆最终保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笨重或结实的物件。经过20世纪历史的残酷洗礼，那些不易掠夺的过于笨重之物和不易摧毁的坚韧之物反而成了如今的主要展品。除了刀剑、大啤酒杯或金属盘子，我意外地发现那些历史罪人的脖子上挂着的石头，上面刻着：“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当心恶念，这样石头才不会挂在你的脖子上。”但也许最历久弥坚的还是在“一战”期间为偿还战时公债募资而建造的巨大雕像，通常是一些中世纪骑士的木质雕像。捐够一定数量的钱，就可以将钉子楔进木雕里并在钉子头刻上姓氏。日积月累下，布满成千上万颗钉子的雕像俨然成了一个钢铁怪兽。这是德国人仿照奥匈帝国制造的复制品。在锡比乌的阿尔特姆贝格博物馆（Altemberger House Museum）也有座宏伟的雕像——一个高达30米的十字军战士机器人，只见他全副武装，一脸凶相。这些雕像着实引人注目——由于材料抗氧化，它们才得以保持原样。为了帝国募集资金来对抗俄国，这些雕像表达了人们或发自肺腑或不情愿的爱国情怀。它们旨在激发人民的认同感，类似以基督徒的道义观对抗着异教徒的堕落。这段历史显然被扭曲了，但双方都有如此多的战士视自己如中世纪的骑士，从这一点来说还是挺有趣的。比如在伦敦海德公园有座雕像把大不列颠塑造成圣乔治，而把轴心国（Central Powers）塑造成一条奄奄一息的巨龙，充其量不过是一堆工艺考究的金属模型而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些为战争筹集资金的“机器人”很清楚地提醒了轴心国成员视自己为正义一方，正与周旋在他们周围的这些野蛮国家展开一场“圣战”。而雕像上的钉子成了纪念碑，不仅纪念消逝的帝国，也纪念曾遍布这个帝国的已灭亡的群落（在锡比乌有一半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各占四分之一）。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要想尽可能地晚点儿讲述哈布斯堡帝国毁灭的那个历史拐点，写一写这个帝国最后几十年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诚然，1914年之前的帝国一派繁华。坐在有轨电车上的弗洛伊德欢快地向席勒挥手致意，第二维也纳学校的学生们对着愉快喝咖啡的人歌唱。可随后，沉浸在华尔兹、尼古丁以及性堕落的声色犬马之中，这一切使帝国迅速来到毁灭的边缘，仿佛夜空上划过的流星，只给人片刻的惊叹，便已消逝不见。1914年之前的盛况再也无法重演。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帝国确实孕育出十分伟大的文化，而这也正是我（或者说所有人）开始对帝国感兴趣的原因。但更令我震惊的是，关于帝国的历史记录几乎全都写于“一战”之后；而且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英国，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录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还在完善之中。对于英国而言，奥匈帝国无外乎是个遍布兵营、拥有贵族血统却庸俗的市侩之地。那时，约翰·施特劳斯二世（Johann Straus Ⅱ）[9]和勃拉姆斯的声名鹊起确实为维也纳的音乐赢得了不少称赞，但大家普遍把它们看作难登大雅之堂的三流作品。谁能料到现在的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能如此令人疯狂。施特劳斯和冯·霍夫曼斯塔尔（von Hofmannsthal）[10]合作的《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可谓轰动一时。令人欣喜是，此作品在1913年同时收到了柯芬园皇家歌剧院（Covent Garden）和梅特歌剧院（The Met）的演出邀请。但此剧的时代背景设定在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时期，更增添了一抹衰败感。无论它是多么充满嘲讽意味或壮美感人，如果要想真正传递其文化精髓，还是需要邀请德国作曲家来一同完成演奏。

非常令人担忧的是，当时几乎没人知晓奥匈帝国，也没人在意它。伟大的作曲家马勒（逝于1911年）在世时一直以指挥家的身份受人尊崇（这也是他前往纽约的原因），虽说他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乐曲，但他的大多数交响乐作品直到多年以后才在美国或英国首演。在英国，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仅在1931年公演，《第三交响曲》直到1961年才公演。《第五交响曲》中的小慢板曾在“一战”前的伦敦逍遥音乐节[11]上作为助兴舞曲演奏，这也近乎重见天日了，直到1945年《第五交响曲》才得以完整演绎。同样在当时的美国，也没人了解奥匈帝国的音乐。勋伯格、贝尔格、策姆林斯基和韦伯恩等大师的作品，虽说现在广为流传，当时在美国却无人知晓。对我来说，无论是贝尔格的管弦乐队三重奏，还是策姆林斯基那震撼人心的第二弦乐四重奏，都仿佛是对奥匈帝国之毁灭的恐怖配乐。然而，即使是这样精彩的乐曲，在当时也没有公演。巴托克的《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创作于1911年，但直到1918年才在布达佩斯正式公演。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协约国的音乐爱好者对于这类（敌方）音乐实在难以提起兴趣。最终，巴托克的这首名曲在20世纪50年代才在美国和英国首次公演。

除音乐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同样未受重视。卡夫卡在当时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如《争吵》（Description of a Struggle）和《审判》（The Judgement），但直到多年以后这些作品才在西方世界得以流传。“一战”爆发时，弗洛伊德已年近六十却仍旧不甚出名。他的著作《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只在纽约出版。绘画和建筑作品也没什么起色。我们现在也许对克里木特的艺术作品青睐有加，但当时席卷而来的巴黎艺术热潮俨然把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完全埋没了。当年，阿道夫·卢斯在奥匈帝国之外毫无建树；而那时最引人瞩目的两位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和科罗曼·莫泽（Koloman Moser），也只顾着在自己创办的维也纳工坊（Wiener Werkstätte）里埋头苦干，因而或多或少被外界忽视。

所以，现在我们看来变幻莫测、兼收并蓄、充满无限创造力的那个社会，当时却并没有被英美世界注意到。然而，这个社会并不只包括这些被后人所推崇的部分，只注意这部分的做法是十分狭隘的。在“一战”及接踵而来的内战、屠杀和侵略这些恐怖事件的掩盖下，有些弥足珍贵的东西仿佛被尘封了——无数流亡在外的子民和两位伟大的战后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和约瑟夫·罗特将这一社会发展历程详细展现，尽管后者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西方大范围流传。在1918—1939年这一阵营分化期，因为协约国人民对奥匈帝国心怀厌恶，该地区获得持续关注的时间被大大延迟了。在这段时间里，诸如巴托克和勋伯格等艺术家开始受到追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体制怀有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在1939—1945年间一直持续存在。因此，奥匈帝国在冷战结束前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流亡者除外）。于是，在1914年，一场旨在将中欧改造成东欧的运动开始了。像利沃夫、德布勒森或是克鲁日这样的城市，由于其文化植根于欧洲主流价值观，城市架构也深受欧洲影响，这使意大利北部到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城镇看起来大同小异。这些城市都难逃外部世界的暗潮涌动。

但也许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就连奥匈帝国的子民似乎也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失去什么。我们现在所敬仰的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在当时都属于小众群体；也许那时奥匈帝国的主基调就只事关军队和战争，最多再附带个温泉疗养文化。而且毋庸置疑，当时奥匈帝国尖锐的民族主义矛盾占据主导地位，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由于对学校教育和军事化命令语言等强烈不满，议会代表们时常吹胡子瞪眼，拍打桌子，互掷墨水瓶，互相斗嘴，争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需要派军队来调停。因此，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议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我们也许会看重那些生长在奥匈帝国的杰出人才，可他们身上也都具有某种奇怪的特质，充分表明了生活在那样残酷愚昧、冷酷无情、军事冲突不断的欧洲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也许正是这些残存的文化以及我们对克劳斯、弗洛伊德、哈谢克、卡夫卡、席勒和韦伯恩这些伟人的崇敬，决定了我们对这个帝国的认知。这种想法或许荒诞不经、自贬身份，而且谁也不会买账；但也许应该办个展览，把那些曾在帝国名噪一时后来却被遗忘的人物都集中在一起展现给世人——英勇的现实主义雕刻家、反犹太漫画家、无趣的社会肖像画家以及作品销路不好的作家，其作品大都揪着种族问题高谈阔论，论述德裔奥地利人如何加入德意志帝国，或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犹太人、罗马尼亚人和鲁塞尼亚人等为什么不值得信赖。

我们从雅纳切克1909年创作的《七万人》（The Seventy Thousand）这部幽灵般的合唱曲中，可以对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窥究竟。雅纳切克当时也是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人知晓。他的作品可以让我们很好地回顾20世纪初的历史，就像一台20世纪的留声机。《七万人》突破性地运用了男性混声的表现方式，不论低声细语还是高亢歌唱，都营造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绝望氛围。雅纳切克神态慈祥，因为年事已高，他看上去就像孩子们的老爷爷玩具一样。但是实际上，在伪善的外表下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彻头彻尾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12]。这段合唱整体十分怪异，以彼得·贝兹鲁奇（Petr Bezruč）[13]的畅销诗集《西里西亚之歌》（Silesian Songs）为背景，向人们讲述了生活在泰申/ 捷欣/ 切申地区的捷克人民的命运。而此曲见证了捷克在德国与波兰这两个强大势力的夹击下，逐渐走向灭亡的情景：

我们中的十万人变成了德国人

我们中的十万人变成了波兰人

……

人群中，我们目光呆滞

就像小牛犊看着自己的伙伴被杀一样

所以，一种特定的语言到底多少人说合适？帝国上下经常饱受困扰，而在某些情况下，困扰还会加剧，比如像泰申这样的地方被分隔出来，之后的人口变化往往令人精神崩溃。没人创作以诗歌为背景的合唱，说明捷克人的数量很多，也说明捷克文化前所未有地繁荣（不只在贝兹鲁奇和雅纳切克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再加上文化普及和各种民主形式的推动，种族渊源和数学发生碰撞产生的疯狂气氛（尴尬地）加速蔓延。问题在于，奥匈帝国国会明确规定语言是获得权力的途径。这就仿佛是向着太阳下的某处永无休止地攀登，只有踩在别人头上才能到达——而我们现在明白，这种想法恰恰导致了殃及全欧洲的灾难。回溯起来，哈布斯堡的说法看上去似乎天真无害，但在当时着实阴险狡诈。整个奥匈帝国成了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试验田。学校、新闻中心、选举会场、咖啡馆甚至政府都成了语言竞争的阵地，而政府亦是在压制暴动与妥协退让之间摇摆不定。1914年2月，加利西亚采用了传统的哈布斯堡式举措。虽然最终几位鲁塞尼亚代表成功进入利沃夫的议会，但其所占名额少得可怜，而且波兰的代表们仍占据支配地位。根据历史记载，在这之后没过几个月，俄军便入侵并摧毁了加利西亚，最后一次取悦少数民族的尝试归于失败：在波兰人看来，这就是一次可怕的妥协；而在鲁塞尼亚人看来，这仅是对试图拉拢他们的失败行为的嘲讽。在维也纳，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也有人进行类似的精心周旋，最终却导致令人愤怒的结果，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理性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与其说是帝国解体，倒不如说是某种剧变。这场剧变过后，战争的幸存者最终将强加给人们这样的世界：人人都要说匈牙利语或是人人都要说德语，又或是把那些非尼伯龙根的族裔都贬为目不识丁的奴隶，从而平息关于民主和代表制的争论。事实上，无论一个语言群体延伸至多远，他们都自然而然会影响其他民族，然后就会被当地人视作一种威胁。哈布斯堡家族及其忠臣们最终控制住了这混乱的局面，他们来自欧洲各个地区，基于自身原因提早预见了将要到来的灾难。总的来说，许多忠臣真心拥护奥匈帝国或是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尤其忠于帝国。而余下的人则因为焦虑不安而选择中立：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害怕受到塞尔维亚人的制约，西克罗地亚人也担心来自意大利人的压制，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则时刻提防着德国人或是俄国人。其他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还有罗马尼亚人被分为两派，一派渴求三国联合，另一派蔑视这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国家，终日提心吊胆，生怕被其他国家蚕食吞并，被世界遗忘。

让所有这些民族各司其职，这种局面反倒使哈布斯堡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变得十分自由，这是从现代的角度来讲的自由，然而那个年代许多民族将自由主义者（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和平民百姓）视作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捷克人安静地坐在家里读着关于胡斯派信徒虐杀德国侵略者的报道，鲁塞尼亚人追忆着对波兰地主们的大屠杀，而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则静静地听着史诗叙述他们的祖先那无尽的残暴与高傲。所有这些幻想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到最终会被实力强大的德国人所统治——因为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德意志人还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弱势群体，虽然算是西方上层统治集团，但他们也有人当店主、普通士兵或农民，从蒂罗尔到喀尔巴阡山脉他们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除了那些同化后全盘接受德国人或者匈牙利人思想的民族，犹太民族算得上不受影响的族群中最大的一个了。民族主义政客们都把犹太民族视作绊脚石，他们穿着翻领上印有国旗的衣服，颤抖着指向中世纪地图比比画画，慷慨激昂地唱起那些19世纪的颂歌。即使是几近被同化的匈牙利犹太人也会突然发现自己遭受中产阶级匈牙利新教徒的排挤，他们会不时陷入自己可悲的幻想中，幻想着自己拥有来自牧马人祖先的纯粹血统。赫茨尔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民族主义政客都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异族人。为排除异己，他们将所谓的异族人囚禁在不同边境，而这只是所有恐怖的手段中最先实施的一种。

帝国末日

奥匈帝国不愿对死于“一战”的人进行公开追悼，仅由死者的亲属或者一些来自特殊军团的幸存者进行小规模的个人缅怀。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场为王朝和帝国而战的战争最终却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导致王朝和帝国的覆灭。战争结束之后，社会经济一蹶不振，没人再愿意举行公开的沉重纪念仪式。后续的政权都无心铭记这一灾难，他们找不出合适的说辞既承认发生的一切（大概有110万人遇难），又能稍做解释安抚民心。一些小镇如塞克萨德和鲁斯特（Rust），只是像英国和法国一样简单地造一些“站立士兵”的雕像作为纪念碑。在大城市，人们也只是把那些雕像大致安置在礼拜堂的侧堂或者学校的大厅里，其中很多雕像还是被一个个政权毁坏了。只有莫斯特那索西（Most na Soči）的一座残存的雕像着实令我感动：莫斯特那索西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戈里齐亚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铁路沿线。那时我正要从这里的车站乘车去科巴里德（Kobarid）——1917年秋天一场重大战役的爆发地。车站里停着几辆破旧的平板铁路运货车，四下里寂静无声，两旁有深山林木，空气里飘着树脂和锯屑散发的刺鼻气味。这个氛围实在是太棒了！我完全沉醉其中忘乎所以，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以至于当我再次赶到庭院的时候，却发现今天唯一一班开往科巴里德的巴士已经远去。巴士正经过一座桥，桥下是壮观的青绿色河水。在下一趟车到来之前，为了打发时间，我一直在试图从那次巨大的惨败中找回一些东西。我在附近到处闲逛，一块巨大的岩石突现眼前。这块岩石十分平坦，几乎垂直于地面，上面还刻着几个大字：

“第十五兵团在这里战斗过（1915.5—1917.10）”

这一纪念碑的底座呈台阶状，点缀有一些石刻的祭坛与火把，恰如其分地营造出勇士与异教徒战斗的气氛。当然了，石头和祭坛上如今已布满了潮湿的苔藓、密密麻麻的霉点和一道道锈迹。可这些却反而更加深了它带给人们的那种陌生而神秘的庄严感。我必须要承认自己调查的失败，我还是没能找出这个纪念碑能被保留至今的原因——要知道，无论是后哈布斯堡时期的意大利还是南斯拉夫的统治者，事实上都不支持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也许纪念碑是因为其风格大胆抽象才受到大家的尊重，但它的确诉说了哈布斯堡军队的所有故事——他们四处征战，但最终等待他们的只有灾难和失败。这些灾难是如何重创并击败了这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这个既复杂又重要的话题，绝不是寥寥几段话就能说清楚的，也许需要用整本整本的书才能把答案叙述完整。这既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也关乎整个欧洲的历史。

在帝国最后几十年中最令人咂舌的可能是，帝国的朝令夕改对欧洲其他地区来说已经完全无关紧要。1866年，普鲁士人击败了哈布斯堡帝国，但是从那以后，哈布斯堡帝国并未注意到自己已然变成砧板上的鱼肉，仍以王者自居。战败之后，哈布斯堡军队撤离莱茵河畔的联邦堡垒及荷尔斯泰因，结束了自己与西欧的长期接触，同时也结束了与英国最后一丁点互惠互利的同盟关系。

欧洲在世界各地急剧扩张的时代，哈布斯堡帝国除了输送一些穷人移民到北美洲，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殖民扩张。1878年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事。一件是达尔马提亚人在寒冷的北冰洋地区展开不寻常的探险活动，这件事我在第十二章曾提到过。虽说这仅仅是一次私人探险活动，但还是要庆幸他们没有在弗朗茨·约瑟夫群岛建立哈布斯堡王权，奥匈帝国才不至于愚蠢地收拾世界市场留下的烂摊子，也没在远离“一战”前线的地区闹出笑话。

第二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在1866年之后，俾斯麦勒令哈布斯堡家族放弃抵抗，交出欧洲东南部的土地。对德国人来说，这片区域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但实际上自斐迪南一世开始，它就一直是哈布斯堡思想文化的中心。从1878年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之后，土耳其在欧洲的大片领土也因受到俄国侵略而沦丧。但此时，哈布斯堡家族却只顾眼前之利，对土耳其的危难不闻不问。于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便扩大至横跨亚欧两大洲，占据了塔什干（Tashkent）和撒马尔罕（Samarkand）等地区，并沿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不断向远东扩张，并在1878年吞并远至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奥匈帝国却只把目光放在自己所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以及被巧妙命名的诺维巴扎地区（Sanjak of Novi Bazar）[14]。他们打着代表奥斯曼帝国的旗号，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黑地区的秩序，实际上却统治了这个地区。[15]这样蹩脚的借口无法让人信服，于是遭到穆斯林的激烈抵抗，造成哈布斯堡军队五千多人伤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格拉茨一条通往阿诺德·施瓦辛格体育场的路上，竖立着一座异常醒目的战争纪念碑，用于铭记波斯尼亚的侵略。

这块土地（许多穆斯林从这里逃走）不大，贫瘠穷困，占领它对于奥匈帝国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对欧根亲王全面胜利的拙劣模仿。人们觊觎这片土地有三个原因：一是阻断黑山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小国之间的联系；二是防止塞尔维亚出兵占领该区域；三是一旦占领这片土地，萨洛尼卡（Salonika）港口也就成了囊中之物。前两个原因合情合理，而且可能划分出一个同盟，假如这个同盟果真形成，考虑到奥匈帝国与其小股巴尔干敌人之间实力悬殊，那么这个同盟将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于是，虽然占领爱琴海并统治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极具吸引力，但经谨慎思虑之后他们还是搁置了占领萨洛尼卡的计划。这也暗示了另一种历史可能性——历经无数挫折、苦难与坎坷之后，最终并不一定会是希腊统一这片地区。

匈牙利人民坚决反对奥匈帝国试图进一步扩张到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因为所有匈牙利人都生活在帝国内，任何扩张领土的行为都意味着会有更多非匈牙利人涌入帝国——然后带来更多的斯拉夫人。这种病态的种族零和狂热让维也纳抓狂，也令斐迪南暗自幻想着通过侵略匈牙利为他未来加冕称帝正名。但是，匈牙利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帝国向南部的任何扩张，吸纳更多塞尔纳亚的人举动，都只会推动在帝国内部创建南斯拉夫。事实上，1913年发生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最终驱逐了土耳其人，也使塞尔维亚人获得了更多的领土，从而让侵占波黑地区成了奥匈帝国又一桩未竟的事业。因此，第二年在波斯尼亚对斐迪南大公的暗杀恰逢其时，也加速了奥匈帝国的灭亡。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莫名其妙地成了其他事件的导火索。直到1878年，在贝尔格莱德要塞仍驻扎着土耳其军队——塞尔维亚宣布完全独立后土耳其军队才离开。在1912年，他们驻扎在亚得里亚海。历经千难万险，直到1912—1914年间，他们才撤退到埃迪尔内附近的一小片区域。这个地方如今仍属于土耳其共和国，也是土耳其在欧洲的最后一块遗迹。土耳其人撤离后，该地区其他主要大国开始目无法纪，相互攻击。

哈布斯堡帝国按兵不动观望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黑山、希腊及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将这一地区一举瓜分，它们没有征求哈布斯堡帝国的意见。这局面简直令人感到既绝望又耻辱——这些小国采取如此影响深远的暴力行动，怎么能无视强大的邻国呢？事实上，它们都知道，看似镇静的哈布斯堡帝国其实是胆怯的。19世纪50年代，在所有的作战演习、游行和恐吓中，哈布斯堡帝国已然从一个泛欧洲军事力量沦为一个地区军事力量，对邻国的威胁胆战心惊。这可能令人有些难以想象，但从全球角度来讲，奥匈帝国和德国在这二三十年间被那些控制着全球（而不是欧洲）体系的强国所包围，俨然成了任人宰割、相互依靠的受害者。那时候，美国和俄国在不遗余力地扩张自己的领土，殖民地仿佛货币一样成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之下，奥匈帝国和德国根本无足轻重，相较之下，比利时倒更像一个帝国强权。当然，斯柯达和克虏伯两大军火商都在背后支持着奥匈帝国和德国。但是在维也纳和柏林，人们深感惶恐不安——当时两国的领土相对来说又小又闭塞，自称为“帝国”简直越来越讽刺。这或许很奇怪，但是1914年的“一战”对于同盟国来说根本算不上“世界大战”，实际上战争只发生在欧洲边境。这种重重包围感夹杂着帝国的衰落感以及四面楚歌的困顿感，让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柏林本就荒谬的世界观显得更加荒谬。

大部分关于“一战”成因的讨论重点都是探寻究竟同盟国中的哪一方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可惜从未得出确切的结论。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人们却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把“一战”的责任归咎到欧洲几个大国身上比较明智。这些大国深受困扰，反复无常，而这一切是毁灭性的。对于那些熬过了1914—1945战争灾难的人来说，找到世界局势动荡的原因是很必要的——要么是由于德国的可怕阴谋，要么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失败。相比之下，把战争的爆发简单归因于牵制各方势力的大众民意决策，认为正是这些决策差错导致战争双方两败俱伤，这一观点现在看来貌似合理。这些陈词滥调让政要们无须为发生的一切负任何责任——的确，在冲突时刻每个首都城市都充斥着这样的平民百姓，他们任由政治谎言奉承并陶醉其中，轻信能通过发动军事力量实现他们的想法。

哈布斯堡帝国最后的任性妄为促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建立。1909年时阿尔巴尼亚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在短短五年以后就宣布完全独立。其公民来自世界各地，分布也十分广泛。阿尔巴尼亚人一边为奥斯曼帝国战斗，一边又暗地对其施加破坏，他们最终统治了埃及，统辖从红海（Red Sea）至高加索的各个地区，给地中海的历史带来深远影响。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俨然成了一场灾难——没了土耳其，更多的国家开始觊觎他们的领土。阿尔巴尼亚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土处在狭小闭塞的地区不占地利，便只能在确认奥斯曼帝国确实不复存在之后才勉强宣告独立。而塞尔维亚在意识到自己能够通过阿尔巴尼亚获得近海岸的有利条件之后，便对其展开了侵略。这可真算得上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梦魇了：有了港口的塞尔维亚，可以让其盟友俄国派海军从港口占领整个亚得里亚海地区，从而截断哈布斯堡家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还能以港口为基地向沿岸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队。幸运的是，其他欧洲列强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他们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便协助创立了阿尔巴尼亚缓冲国，塞尔维亚仍旧掌控科索沃省。这一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来的诺维巴扎地区也被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瓜分。

哈布斯堡帝国的一大明显弱点就是它仅能应付基于地理条件的破坏行动，所以当时帝国与意大利达成合作，意大利也希望在亚得里亚海扶持一个弱国。尽管名义上是盟友，但意大利对哈布斯堡帝国非常不利。从17世纪和18世纪来看，伟大的哈布斯堡帝国本应能完成最后一个使命——占领巴尔干半岛，他们的军队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南至伯罗奔尼撒的领土。但是，出于犹豫和胆怯，他们最终失去这片本该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越来越相信，那些被困在奥匈帝国当人质的同胞们终有一天将被赎回。塞尔维亚对身在波黑的同胞们感受也是如此。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是一名1894年出生于西波斯尼亚地区的土耳其人，他完全继承了斯拉夫基督徒特有的坚韧品质，却在饱受哈布斯堡警方的百般折磨后，最终踏上了前往贝尔格莱德的复仇之路。———————————————

[1]贝拉·维克托·亚诺什·巴托克，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是他的一部著名的歌剧作品，于1918年5月24日在布达佩斯歌剧院首演，由鲍拉日（Bela Balasz）编写脚本。——译者注

[2]古罗马军队中的一个骑兵军官，天主教的著名烈士、圣人，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和绘画等领域。——译者注

[3]圣休伯特于公元708年成为列日主教。他是一位基督徒圣人，是猎人、数学家、配镜师和金属工匠的守护神。——译者注

[4]指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与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合并，组成大德意志的事件。——译者注

[5]起源于古代北欧的 Nilfheim（Nibelheim），在北欧神话中意指“死人之国”或“雾之国”。中世纪德语称住在那里的人为Nibelung（复数为Niebelungen），即生活在“雾之国”中的人。——译者注

[6]处于匈牙利神话中心地位的似鹰生物。在布达佩斯的城堡山上有一座它的巨大雕像，但最大的雕像（毫不夸张，它是中欧最大的独立式鸟形雕像）位于陶陶巴尼奥镇外的一座山丘上。——原注

[7]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8]罗伯特·穆西尔，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译者注

[9]著名音乐家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儿子，奥地利作曲家，其圆舞曲作品最为著名，如《蓝色多瑙河》 。他获得“圆舞曲之王”的称号是因为他把华尔兹这种原本只属于农民的舞曲形式提升为哈布斯堡宫廷中一种高尚的娱乐形式。——译者注

[10]奥地利作家，诗人，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神童。——译者注

[11]指观众可以在音乐厅站着欣赏音乐会，并允许随意走动，犹似散步。是全球规模最盛大、也是最民主的音乐节日。——译者注

[12]他一定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当火车经过边界进入沙皇俄国时，他大叫着：“我们自由啦！”——原注

[13]彼得·贝兹鲁奇是弗拉迪米尔·瓦谢（Vladimír Vašek）的笔名，他是捷克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公开支持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独立。——译者注

[14]诺维巴扎地区（Sanjak of Novi Bazar）：Sanjak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政单位，Sanjak又拼作Sandjak, Sanjaq和Sinjaq, 是土耳其语Sancak的英语音译，意为地区和旗帜。诺维巴扎是位于塞尔维亚西南部的城市，是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的文化中心。——译者注

[15]波黑在1908年被彻底吞并，诺维巴扎地区的桑贾克也回归到土耳其人的手中。——原注

—Chapter Fifteen—

第十五章

军事应急计划的诅咒»

萨拉热窝»

普热梅希尔的灾难»

开往威尔逊维尔的最后一班火车»

酥皮糕饼»

战败的代价»

漠视的胜利

军事应急计划的诅咒

与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奥匈帝国虽然没有真正与他国发生战争，却始终保持着军国主义风尚。在经历了1866年耻辱之后，奥匈帝国军队除了在吞并波斯尼亚之举上发挥作用之外再无其他建树。哈布斯堡海军力量单薄，曾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打着“恢复秩序”的旗号，出其不意地派出4艘舰船和大概300名海军远征中国，但这次徒劳无益的国际远征行动鲜少受到关注。我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是因为冯·特拉普男爵（Baron von Trapp）就在长江上的“玛丽亚·特蕾莎皇后兼女王号”（Kaiserin und Königin Maria Theresia）装甲巡洋舰上参与了此次远征。当然主要是多年以后克里斯托弗·普卢默（Christopher Plummer）在《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中扮演他时演唱的《雪绒花》赢得了我年仅10岁的女儿的芳心，我们一家人一遍遍地播放《音乐之声》光碟，碟片几乎快要磨透了。

这种力求太平的立场意味着虽然演习无数、计划满档、制服和武器不断改良，但却没有一个士兵有过实战经验。德国军队自然也是如此，他们只是出现在令人愉悦的庆典仪式上——多年来士兵们只是穿着精致的军装游手好闲，聚餐会友，吃喝玩乐，结党营私，以此来决定数百万同胞未来的命运，但从来不参与战争。这当然非常令人羡慕。弗朗茨·约瑟夫热衷于阅兵，艺术家们终其一生都在描绘他在检阅精锐骑兵团时的场景。如果约瑟夫在1914年之前死去（不管怎么看，这才是最理想的结果），这样无伤大雅的阅兵行为或许会让他流芳百世，但从1914年之后到1916年前这段时期，他的统治之恶毒和血腥一年年变本加厉。军事成了国家的第一要务，军事设施成了哈布斯堡领土内最醒目的景观。城市中的主要建筑都改装成结实丑陋的军营，比如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和特伦托的布翁孔西格利奥城堡（后者精美绝伦的壁画被白色的油漆毁于一旦）。这些在小说家笔下也有影射，如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和斯特凡·茨威格的《心灵的焦灼》（Beware of Pity），字里行间都折射出一个狭隘、沉闷的男权世界。截至1914年年末，约有350万公民在军队服役，全社会对哈布斯堡军事活动的支持规模可见一斑。多年来，这些士兵在退役前一直在军队里擦军靴、操练，流连在小镇的妓院里，往返于各种饮酒比赛，可能多年以后他们会突然觉得，当初之所以加入军队好像只是为了寻找一种可怕的受伤或者死亡方式。

当时的欧洲的确是这样。由于缺乏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今我们很难理解当时对军事偶发性的痴迷。将军们不断提出新的、低风险的计划来应对新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激进的欧洲国家可能是法国，它也是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法国卧薪尝胆伺机与德国背水一战，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另外国家间敌我关系不断变化，但收效甚微。所有国家都崇尚孤立政策（除了英国，因为英国大部分时期跟欧洲大陆没有太多利益瓜葛，在西部处于和平状态），签署了层层公共或秘密条约以确保自身安全，但同时也不断激起冲突。1914年真正确立的联合关系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意外，如果战争提前几年爆发的话事态便会有不同的发展：至少意大利会站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或者晚几年爆发，那样俄国和英国估计会再次处于敌对状态。

19世纪时期，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经常合伙控制波兰，统治者们经常相互拜访、互赠制服、共赴宴饮，或是一同散步痛斥自由主义者的罪恶。这是当时局面稳定的主要原因。其中德奥关系最稳定，弗朗茨·约瑟夫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追随德国。由于早期的统治备受孤立和羞辱，与柏林保持步调一致给他提供了一个万能的庇护。但俄国依然是个隐患。通过秘密签订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俾斯麦确保俄国会保持中立，甚至很隐蔽地约定允许俄国袭击伊斯坦布尔而不追究其责任。得知法国通过与俄国达成协议可能会实现其痴心妄想的复仇计划，俾斯麦寝食难安。为了不让法国得逞，向俄国献献殷勤，允许俄国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也算是一个可行的方法。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一应事务都交到倒霉的威廉二世手里，而后者拒绝续签与俄国的军事协议，他认为只需要和沙皇面对面谈话就可以凭借个人魅力稳定双方关系。当时俄国正处于孤立状态，这一举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于是1892年俄国与法国签署条约。直到“一战”爆发，法俄签约已存续了22年，这说明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致命。但它确实留下了一个由地方问题升级为泛欧洲问题的隐患。

对德国人而言，东欧地区更像是一潭死水。他们主要从贸易中得利，特别是汉堡和不来梅的贸易，西部最具活力的工业区是他们最好的客户。除了西里西亚，德国东部地区即原普鲁士的领土已无足轻重，但正是东部这些地区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灾难。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维也纳和柏林便开启了一次次更为疯狂周密的模拟演习来应对俄国的威胁。德国的立场非常反常，毕竟德国对俄国领土毫无兴趣，而俄国也没有侵略德国的意向。如此看来，这两个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保持同盟关系的国家如今反目成仇，仅仅是因为俄国与法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德国也在西部采取了全面防御措施：到1914年，德国已经放弃了雇用英国海军的荒谬计划，它只想让法国继续购买东西。但恰恰是俄法联盟把德国变成了偏执狂，策划者制订了一个越来越无法实施的庞大战争计划，即一旦发生战争首先拿下法国，然后是俄国。但是该计划的主要策划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还没来得及加以疯狂的演练，也还没来得及注明具体详尽的命令指示，就在1913年因年迈而死。

奥匈帝国的处境则完全不同，它时刻需要处理俄国的不断挑衅。因为在奥匈帝国，俄国（不管它的统治者如何设想）不可能像一座巨型监狱一样简单运行，而它的统治精英也不可能像冰冷闲散的技术官僚一样不问世事。对于俄国而言，在1905年与日本的战争中尤其备受其辱，只要是关乎斯拉夫“小兄弟”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利益的事，都变得异常重要：既由于他们之间的渊源，也由于19世纪后期异常艰苦的战争留下的意识形态——那场与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使俄国的影响深入到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如果说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对占领萨洛尼卡偶有念想，那么罗曼诺夫家族（the Romanovs）对控制伊斯坦布尔则早已制订了更为周密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要实施这个计划，他们需要与巴尔干地区百姓和平相处。俾斯麦曾认为出卖伊斯坦布尔来换取俄国的友谊很有价值，而英国和法国在“一战”期间也有过类似的秘密条约，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实施过。

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是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的变体，通过令人费解的方式打破地区性边界，其中南斯拉夫主义最为典型。当然泛斯拉夫主义也具有选择性——为了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捷克曾派代表团出使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那里代表们受到了俄国的热烈欢迎，但奇怪的是这种优待却从不会发生在俄国与波兰的关系中。这件事情带来的最有意义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是最没用处的战争宣言，就是在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期间，黑山共和国为了声援“老大哥”对日本宣战。

一代代哈布斯堡高级军官推出了一项又一项计划来应对俄国入侵，要么支持法国，要么支持塞尔维亚，参谋学院一遍遍假想对手的情况不断展开争论，却从没有进行过实战。和平状态如此长久，即使是活到60来岁的哈布斯堡战争策划天才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也没有任何实际作战经验。奥斯卡·波托雷阿克（Oskar Potiorek）也是如此，他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总督，1914年愚蠢地领兵入侵塞尔维亚。这些人的职业生涯就消磨在纸上谈兵之中，而当时任何领域内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在短短数月内，即使是最现代化的理论也会和实际情况产生巨大的鸿沟。

大概奥匈帝国人民本能地认为除了小范围的战争外任何战争都会带来一场灾难。匈牙利人更是深刻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心想事成（拥有自己的帝国，享受自治权，首都发展蒸蒸日上），因此每次面对军事任务总是蓄意捣乱。其理由可能是自私自利，但在整个动荡的欧洲他们可能是对战争最不感兴趣的一个群体。这就意味着哈布斯堡军队面临着兵力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任何一本有关“一战”的书籍都习惯性地将此归咎于匈牙利人。但是想想1914年之前多年无数卓绝的战争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刺激，能看到偶然出于自私所带来的不抵抗主义，也会让人觉得很有趣。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匈牙利人很快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如果协约国的前线被突破，他们的领土将被侵占。因此，克扣多年军事预算的他们现在也全力以赴，但为时已晚。

康拉德是个非常古怪的人，因个人的超级自信和在多种场合的豪言壮语而出名：宣称战争可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1914年夏天，他的话最终应验了，但结果是他所执着的战争计划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他曾用尽数年时间研究如何在与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战争中平衡兵力，主要期望借助俄国对德国的忌惮成功地孤立塞尔维亚，这源于1906年日俄战争以及改革的失败让俄国深受打击、备感屈辱。但到了1914年，俄国重整军备，军队规模庞大，并且与法国有着坚定的同盟关系。康拉德因此陷入无尽的窘境，一方面兵源不足，另一方面还需要兵分两路。

有一个极端但很有趣的论点是：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匈帝国，在1914年只要随手估计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必输无疑。为对抗坚实的法俄联盟，德国幻想派大部分兵力先进攻法国，在几周内击败法国，然后就可以将这些军队重新派遣到东部进攻俄国。奥匈帝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想法，即快速击溃塞尔维亚，然后将在巴尔干半岛获胜的军队重新派遣到帝国的另一端进攻俄国。两国都没有一个应对突发情况的计划，比如在进攻第一个目标时如果没有在预期时间内成功又该如何，这个盲点意味着如果两国的计划有延迟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几乎没有胜算。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些高智商的人物操纵着计划，似乎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于康拉德而言，解决七月危机最显著的方法就是带领少量军队在南部防御，抵抗弱小的塞尔维亚军队。其他所有人都应该调动起来对抗俄国，因为俄国才是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俄国在1849年干涉匈牙利时如果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消灭整个帝国简直易如反掌。康拉德却设想着在东部战线上与德军并肩作战，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德国将主要兵力派遣至法国，实际上他微弱的兵力几乎将要面对俄国的所有兵力。

我之所以颇费笔墨地谈这些，是因为战争只是呈现了这一局势，德国辉煌的战绩遮掩了可怕的逻辑。随着英国跳出中立宣布参战，本就漏洞百出的战争计划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德国完全没有准备，而且德军本身也不可能战胜英国（除非他们拥有足够多的潜艇可以运载德国士兵）。因此面对这个与自身国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突然参战的局面，德国只能依旧施行施里芬计划。更为糟糕的是，同盟国中的第三大势力意大利决定保持中立，并在1915年5月宣布加入敌方阵营。这主要归咎于奥匈帝国，就像德国对巴尔干半岛没有兴趣一样，奥匈帝国对阿尔卑斯山脉南部疯狂的民族主义氛围也没有兴趣。柏林方面不得不满腹怒气地面对哈布斯堡家族与意大利谈判失败的结果。谈判中意大利果不其然想要达尔马提亚、戈里齐亚及帝国内其他以意大利语为主要语言的领土，以此为加入同盟国的条件。而哈布斯堡家族认为这将违背帝国一直以来的立场，其实回看一下他祖先的所作所为，弗朗茨·约瑟夫就会发现历史上有很多为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而巧使伎俩的奇特的背叛行为。德国隐约暗示哈布斯堡家族先暂时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之后一旦德国和奥匈帝国赢得了战争成为欧洲霸主，就可以反过来摧毁意大利，随心所欲夺回那些领土。但哈布斯堡家族引以为傲的愚钝传统占了上风，本来薄弱的军事前线出现了一个缺口，意大利加入了同样急需兵力的敌方阵营。

萨拉热窝

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视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成为种种相互交叠的问题的焦点。一些帝国内部问题非常鲜明且由来已久。其中挺重要的一点是前任皇帝一直霸占着皇位，除了皇帝年事渐高，其他一切都千篇一律地进行着。因此弗朗茨·斐迪南承袭皇位只能无限期地一推再推，这令他十分恼怒和厌烦。这种憎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前提到过，弗朗茨·约瑟夫坚持认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妻子只是庶民，没有资格待在皇宫里。在萨拉热窝访问时，弗朗茨·斐迪南并非以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而是以军官的身份出席，因此古板的霍夫堡皇室也没有提出异议，允许他的妻子伴随左右，并在晚宴和巡视时坐在他旁边。

各类民族统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威胁着帝国，但还不至于产生致命的影响。很多族裔群体厌恶居于从属于帝国的地位，但又几乎没人能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分裂计划，而且他们还可选择移民这种更安全的出路。如果谁真的特别讨厌哈布斯堡家族或者匈牙利统治者，可以选择移民到美国。有些人为了坚守民族信仰远走他乡，但大多数人是出于贫困，特别是加利西亚的灾难日益升级。“一战”中最让哈布斯堡家族头痛的是帝国内语言纷杂（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本人会说7种语言），由此带来的不便非常严重，将领和士兵们之间因沟通不畅导致了巨大的伤亡。由此，一支斯洛伐克军队应运而生，其中的将领们在中学接受过英语教育，士兵们曾经为了能移民美国学习过英语。创建这支说英语的部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高明之举，但它的存在对帝国未来的命运却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帝国本身还是有很强实力的，但是各方力量却更倾向于和平，一些帝国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弗朗茨·斐迪南虽然同康拉德关系甚密，但是与之交往时却异常谨慎。他一心想将斯拉夫人纳入统治结构，酝酿一种“官方认可的南斯拉夫主义”，这样一来他出访帝国南部就备受瞩目。弗朗茨·斐迪南的这些想法众所周知，因此当他抵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时，已然成为一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的最佳刺杀对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有朝一日弗朗茨·斐迪南可能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皇帝，还因为依照三元帝国论[1]将会产生一个斯拉夫共同体，势必吞并塞尔维亚王国。

阴谋的范围不断扩大，大概有不少于6名刺客意欲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巴尔干半岛地区近来经历了数次变故后地方势力的宣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哈布斯堡家族因守旧已然境况堪忧，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激进变革，却都是一波三折。帝国如果不能实现现代化，那它除了有一帮可笑的大公之外一无是处，从这一点看它跟德国、俄国甚至英国没有什么不同。可能正是这次刺杀事件让帝国步入无可救药的深渊。让人惊讶的是这对夫妇的运气，这些毫无经验的杀手惊慌失措地连炸弹都扔错了地方，而且他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大腹便便、头戴鸵鸟羽毛的壮年。

这次刺杀留下来的物品——那辆汽车、沾满血迹的夹克、普林西普的手枪，以及大公遇刺时的那个躺椅——显然在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那辆车是一辆豪华的格拉夫·施蒂夫特（Gräf and Stift）双排座活顶旅行车，其实它才是真凶。如果乘坐由几匹马拉的四轮大马车既稳当又显得地位高贵，后面宽敞的空间可以安排护卫，马车周围还可以安排骑兵。但是留着胡子、手持自动手枪的反叛者会发现汽车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一旦汽车停下来，大公和大公夫人周围将没有任何保护。普林西普只需要走到他们身边，感觉就好像斐迪南夫妇只是坐在路中间奇怪地等着他一样。所以最后一个正统的哈布斯堡皇室可以说是被新科技毁掉的。

从这些青年及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导师们的世界观来看——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现代世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刺杀。它除掉了塞尔维亚最决绝的敌人，瓦解了整个帝国，并开创了一个由塞尔维亚人自己统治的日益强大的国家，只可惜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了。若用现在的“附带损害”这个概念去评判，这一事件会被赋予更加特殊的意义。当欧洲人第二天一觉醒来读到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时，恐怕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普热梅希尔的灾难

“一战”刚开始的阶段令每个人都无比震惊。这么多年的军事演习、密码和技术升级简直都成了笑话。法国入侵阿尔萨斯的计划即所谓的“第17号计划”失败了，俄国入侵东普鲁士的计划在这次大决战中石沉大海，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在短短数周内变得毫无用处。所以这不仅仅是奥匈帝国的噩梦，甚至已经蔓延至整个欧洲。整个欧洲的军事力量看起来都不堪一击。事实上，面对这个很有可能会摧毁整个欧洲社会的冲突，那些名义上的政治大师们也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一战”所带来的恐惧是前所未有的。将军们还幻想着这跟19世纪的战争一样，只要足够蛮勇、狡猾和大胆就能赢得一场关键性战役。1866年克尼格雷茨之战（造成2.3万人伤亡）和1870年色当战役（造成2.5万人伤亡）彻底摧毁了战败方。而现在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就造成50万人伤亡，而且战事还在蔓延。这种大规模的互相屠杀使双方当权者都不愿意轻言失败——而在短短数周内一切变得皆有可能。人们突然发现这些重要的领导人是多么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又多么不想被种种事件所左右，再也不会出现俾斯麦或者索尔兹伯里（Salisbury）[2]这样的人物了。

至少到1916年年末，主要参战国都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各个都有制胜计划，而且都具备充足的物力和人力将战争持续下去。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把人类当作庄稼一样，男性被划分成“年龄组”，符合年龄后马上接受训练并被遣送出去顶替上一批死去的人。人口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种痛苦而又漫长的变化贯穿了整个世纪：1914年以前，统治者几乎不干涉子民的生活，而现在却绝对地掌握着子民的生杀大权。官僚机构这样盘算，是为了弥补1914年间从纳粹的“饥饿计划”到“跳跃式发展”等一系列行动造成的常规部队士兵损耗。

其中军事力量最薄弱的是奥匈帝国。与其他几大主要势力相比，奥匈帝国很快便显露出外强中干的特征。经历最初一次打击后，几个主要参战国无论损伤如何都为次年战争做足了准备，他们投入了新兵力、新计划和更多的军事物资，事实上只有奥匈帝国显得战备不足。

当大部分哈布斯堡军队毫无意义地南下攻打塞尔维亚时（因为这是开战理由），很明显东部的俄军立即对奥匈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南下的军队被迫重新调整行军路线，由南部返回东部，整个过程非常混乱和令人难堪。部队很无奈地发现最便捷的行军路线可能会对战士士气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需要返回那几个主要的起点城市，然后重新出征）。几天前，一大批挥洒热泪的家属、庆祝出征的乐队、嘶哑的欢呼声及千万鲜花送别了这些战士，几天后看到同一批军队愚蠢地返回出征时的站台，人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惊愕。当然这种表现本在情理之中，因为战略本身就一团糟——除了劳民伤财、计划落空和名誉扫地，奥匈帝国在做了几个决策后就很快输掉了战争，因为士兵们要么在各条支线游手好闲，要么在偏僻的站点打盹儿，连铁路工作人员也几近精神崩溃。

令人一直焦虑不安的是，两条战线都以失败告终：袭击塞尔维亚的军队规模太小，抵抗俄军的兵力太少。一系列空前的灾难造成奥匈帝国两大战线成千上万的人伤亡，而塞尔维亚人在年终前成功阻止了一次入侵，这次入侵堪称战事中最没有理性的一次（为了替弗朗茨·斐迪南复仇）。在东部，俄军几周内就摧毁了哈布斯堡军队，占领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大面积领土。因为大量部队非常滑稽地冲撞在一起，混沌不堪，所以战役都以地形和地理位置命名，以避免人们提起这些战役时毫无头绪。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大多数居民四处逃散，整片城镇掩映在一片火光之中，结果是哈布斯堡家族最终都未能呈现出一个真正的对俄计划。一支支精英骑兵队被派遣到这一片狼藉的村落，之后便杳无音讯，像被地平线吞没一样消失在敌人的机枪部队面前。

当哥萨克人在一片狼藉的利沃夫市中心摆姿势拍照的时候，奥匈帝国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加利西亚的普热梅希尔（Przemyśl）城镇。该镇位于克拉科夫东部约5小时火车车程。这里历来是加利西亚的军事腹地，桑河（San）与一些不大不小的山丘恰好弥补了本来一马平川的不利地形。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普热梅希尔尽管饱受争议和资金不足，却依然建立起一层又一层的防御工事。现在这个地区还残留着当时的遗迹，有些地方就像一架宇宙飞船在地球上空被炸毁后（不过飞船是由砖头制成，看起来很奇怪）留下的碎片。在去往乌克兰边境的路上，我曾在特易购超市（Tesco）旁边的一个旅馆落脚，这个旅馆竟然是围着其中一块幸存的大石块建成的。严格地说这座防御工事从未完工，它的规模如此庞大，从来没有人宣布过竣工——即使再建10倍数量的据点并派去数百万官兵驻守，它依然会有薄弱的地方。不论怎样，俄国在战争前就已经从安插在哈布斯堡军队里的间谍雷德尔上校（Colonel Redl）那里获得了普热梅希尔军事防御工事的所有细节（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入侵塞尔维亚的计划——深思熟虑后俄国将此计划透露给了贝尔格莱德当局）。

1914年9月，普热梅希尔防御工事在面对俄军围困时短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普热梅希尔，俄军南下占领波兰和东北部的匈牙利的势头将不可阻挡，战争也将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双方都在这场围攻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一段史诗就此展开。10月，一支哈布斯堡军队攻入城中，俄军暂时撤退。有一张难得的照片描述了当时市中心的情形——人们乌泱泱地挤在一起，每一寸土地上都塞满了普热梅希尔居民，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士兵，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帽子和雨伞最完美地呈现出这种多样性（正在下雨），这是最后一次帝国的臣民们——波兰人、犹太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和鲁塞尼亚人有机会聚在一起让高处阳台上的摄影师拍照。缓和期只是短暂的，仅3周之后前线受挫，普热梅希尔又一次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哈布斯堡救援部队试图攻破俄军前线，在零下15摄氏度的环境下横穿喀尔巴阡山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筋疲力尽的士兵们竭尽全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以免被冻死或者被狼吃掉。到1915年年初，哈布斯堡军队在东部战线的伤亡人数就已高达80万。而最后一次试图解救普热梅希尔的尝试又造成了5万人员伤亡。最终在1915年3月，忍饥挨饿的驻防军杀光马匹、烧掉供给、炸掉重型火炮和主要堡垒后选择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炸药利用最充分的一次。总共有8名将军、2500名军官和11.7万名士兵投降，俄军占领该地。根据军事条约，普热梅希尔成了又一个归属俄国的城市，改名为佩列梅什利（Peremyshl），波兰人一如既往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在政府任职的权利。在去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庞大的哈布斯堡战犯队伍经过莫斯科，似乎怪诞地预示着20多年后支离破碎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Mitte）[3]同样的下场。

这些灾难终结了哈布斯堡家族对欧洲的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米克洛什·班菲（Miklós Bánffy）的作品《特兰西瓦尼亚三部曲》（Transylvanian Trilogy）中，最后一幕并非专门描述战争，但大费笔墨地描写了那些年轻人在1914年7月激动地穿上潇洒的骑兵制服奔向各自军队的场景。读者们都明白这些人不久就会战死在加利西亚。到1915年年初已有大量的斯拉夫军队倒向俄国。《好兵帅克》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匈牙利部队在捷克军队面前举起双手投降，颇具讽刺意味。随着普热梅希尔的陷落，幸存下来的军队成了“自卫队”，实力更弱了，估计只能跟意大利军队抗衡。

夏天新一轮的攻势将俄军赶出只剩废墟的普热梅希尔。这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哈布斯堡士兵在一堆建筑废墟中摆着羞怯的姿势。更奇怪的一张照片上军官们立正站在市政厅前，粗犷彪悍的部队正在行军。不过这些部队与众不同：他们高举巴伐利亚大旗，戴着有穗的头盔，是德国远征军。他们的出现使奥匈帝国的军队黯然失色：此时对于更加强大的盟友，哈布斯堡家族的附庸地位更甚，如果没有德军助其一臂之力，他们恐怕连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都无法应对。有些德国人甚至开始讨论取代哈布斯堡帝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对于普热梅希尔而言，从1914年开始的所有事件打破了这里多民族共存的落后状态，使之成为新时代种种灾难的主战场。德国人于1918年撤离，又在1939年返回，因为这座城镇和流经此地的桑河成了纳粹和苏联在波兰对峙的战线。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大部分居民不可避免地遭受两边新统治者在种族、语言、政治和阶级等各方面的挤压。

开往威尔逊维尔的最后一班火车

对奥匈帝国来说，最惨重的攻击可能不是来自那些歼灭性的战斗，而是那些永远无法战胜的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组成的团体，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直成就了他们的美梦。当时的欧洲确实很不正常。例如怪诞的意大利诗人、宣传家和飞行员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在意大利袭击奥匈帝国的那天他庆贺道：

我们的沉寂结束了。我们的狂欢开始了……意大利浑身的血液正在喷涌！……屠杀开始了，毁灭开始了……所有这些人昨日还聚集在街头和广场，大声呼吁开战，现在血液充满了每个毛孔，即将迸发……

这样的宣言放在现在的欧洲肯定会被认为是精神失常所致，可在当时非但没有被当作疯言疯语对待，人们还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弗朗茨·斐迪南死后，帝国边缘地带就出现了像邓南遮这样的人，他们捏造各种神秘的理由鼓动战争。其中最直接的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最早出现在像锡比乌这样的城市中，他们的“自我拯救”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吞并过程中难免会清理大量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波兰人一直想趁着同盟国或俄罗斯帝国混乱之际重建国家。直到1918年各方都损失惨重时，波兰才有机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更极端的是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塞尔维亚政府在1914年夏天受到奥匈帝国入侵的威胁——幸运的是作为俄国、英国和法国的盟友，最终塞尔维亚肯定属于战胜方。民族志学者、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贝尔格莱德齐聚一堂，为塞尔维亚的将来提出无数的构想。塞尔维亚在战前就已经和黑山共和国商讨过联盟的计划，但随着浩瀚的“南斯拉夫主义”席卷而来，北方的一切包括克拉根福（Klagenfurt）、蒂米什瓦拉和塞格德（Szeged）这些城市似乎都要被吸附其中。同时塞尔维亚也跟保加利亚商讨过关于建立泛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面积同德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家。任何一个诚恳且有学识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斯洛文尼亚是贝尔格莱德政权的“小兄弟”（尽管两者在政治历史上几百年都毫无瓜葛），而为什么克罗地亚也与贝尔格莱德政权关系甚密（尽管从1102年起克罗地亚人就被匈牙利统治，甚至被天主教化，不再使用西里尔字母而改用罗马文字）。没有人知道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怎样融入的，但在哈布斯堡帝国南部一片全新的、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土已经崭露头角。令人震惊的是几个疑似萨拉热窝事件刺客的幸存者中，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另一个在萨拉热窝博物馆创办了人种志研究室。实质上“南斯拉夫主义”只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妄言——但像其他很多妄言一样异常根深蒂固。

一代又一代意大利人对奥匈帝国的满腔仇恨推动着意大利不断前进。加里波第早前就说过意大利逐渐陷入“屈辱的粪池”。在哈布斯堡军队的鞭笞下意大利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拼尽全力从欧洲其他势力手中抢到威尼西亚。之后意大利政府决策方面出现了极大混乱（事实上在1914年每个欧洲国家都是如此）。尽管从1882年开始意大利就与奥匈帝国、德国结成三国同盟，但在维也纳政权统治下一些面积不大、无足轻重的意大利人聚居地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苗头——包括南蒂罗尔的一些村落及威尼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主要城市是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拥有许多港口（事实上其正因拥有完整的海岸线而闻名），因此增加一个港口城市也不会带来太大利益，特别是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往来实际上主要依靠对帝国的供给，一旦受意大利控制就会逐渐衰落。很多意大利政治家蔑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即解放所有讲意大利语的人，但毫无疑问其他一些人对此却抱有宗教般的狂热。很快这种民族统一主义就演变成大规模土地侵占，达尔马提亚海岸因为居住着零星的意大利人也被当成侵占的对象，此外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发罗拉（Vlorë），该港口在1914年已被攻占。这预示着亚得里亚海正逐渐成为“意大利湖”，虽然亚得里亚海大部分区域内并没有意大利人。南蒂罗尔问题也是由民族统一主义开始，以土地侵占结束，加尔达湖（Lake Garda）和特伦托周边的意大利人逐渐融入勃伦纳山口一个规模庞大的德国人群体，现在被意大利称为“自然边界”。因此，在其他国家潜伏在帝国边缘的时候，意大利的主张同哈布斯堡家族自身的主张一样神秘。在一些熟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学者的推动下，它们逐渐沦为如古老惯例一样荒谬的东西。但是随着战争进行了数月，哈布斯堡家族的弱点和军事无能暴露无遗，开启了意大利制图师和文献学家的黄金时期，这些主张也就越发有影响力了。

这些学者可能大部分是捷克人。随着战争对同盟国越来越不利，帝国彻底垮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此时捷克人既有可能归入某个说德语的国家，也有短暂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国家。当时学者们都在绞尽脑汁竭力寻找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之间的联系，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也将包括数百万德意志人和许多匈牙利人），这将自西向东影响其他隔阂较小的讲德语和匈牙利语的族群，以及许多波兰人。必须再次强调，这种做法纯粹是一种意愿。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说到底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历史渊源，只有一些模糊空洞的斯拉夫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将很多人都排除在外。1918年10月，当捷克空想家马萨里克和他的同伴们站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钟（Liberty Bell）[4]前宣布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种空想达到了顶峰。这张照片定格了那几个格外学究气且拘谨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气质因民族服装、史诗、文法微妙之处和精美的彩色地图变得更加鲜明——看起来现在好像是他们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选择独立钟本来是想表达一种民主精神的传承，但是代表团到达宾夕法尼亚州时只是找了一些完全没有代表性、近乎滑稽的美籍斯拉夫人参与其中。作为现代性使徒，他们化作纯粹的丰碑。新国家把胡斯的名言作为座右铭，即真理必胜（Pravda vítězí: ‘Truth shall prevail’），还鼓吹波希米亚人的异教史，全然不顾大多数捷克人都是天主教徒的事实。之后马萨里克认为对于“定居”于此的捷克人而言，庞大的德意志人群体是“殖民的先锋队”，好像这些自从中世纪就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是一群侵犯别人权益的非法外来劳工。除了这张印有独立钟的无耻照片外，还有一个跟风拍马的建议令人吃惊：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应该叫作威尔逊纳瓦（Wilsonovo，“威尔逊维尔”的捷克语发音）。事实上这座城市只有德语名和匈牙利语名——普雷斯堡和波若尼，这更加印证了它与德国和匈牙利之间的渊源。布拉迪斯拉发更有可能换一个新名字，现在的这个名字本身源自对中世纪布拉斯拉夫王子（Prince Braslav）名号的误写。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势力只是变相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怪诞。实际上他们的声明、构想、断言和暴力行为没有那么糟糕，都只是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妄想的变体。这些结果看起来只是更加空洞和滑稽，因为它们更加接近当下，布拉迪斯拉发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揭示了像这样古老的地名背后无数次的误解和扭曲。战争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原来的国家缩小了而已，但这个结果并不比斐迪南一世神奇的独角鲸长牙更合理。他们所谓的伟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相互重叠、相互矛盾。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哈布斯堡家族在保卫自己民族混杂的国家时彰显了家族的合法地位——不幸的是继承者们再也无能为力了。

酥皮糕饼

虽然战争的前几年带给奥匈帝国的只有灾难和屈辱，但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匈帝国却如同大获全胜一般。这种假象足以让当政者自视甚高，悲惨地负隅顽抗到战争的最后一刻。

最糟糕的时刻是1916年夏天，一场浩大的俄国攻势——勃鲁西洛夫攻势（Brusilov Offensive）进一步摧毁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哈布斯堡家族在战争方面的无能一定程度上被俄方的惨败所掩盖。让人好奇的是两支军队同样顽固，为什么恰巧俄方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就能结束困境一改战略平衡。哈布斯堡家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也不可能这么幸运。康拉德和指挥官们安逸地住在远离前线的泰申总部（距离前线近640千米，这让西部战线上守城堡的将军看起来都更有实战经验），当勃鲁西洛夫袭击的军情传来时，康拉德甚至没有中断“节庆晚宴”，因为他确信俄军不会打过来。有一种描述这样形容哈布斯堡家族的防线：“像酥皮糕饼一样酥脆”。短短3天时间，俄军就捕获了大约20万名俘虏（大概占作战部队人数的二分之一）。等到德军加入反攻、俄军筋疲力尽时，攻势才停止。至此哈布斯堡军队总共有大概75万人的伤亡，其中一半以上是被俘，整个军队几乎已经没有独立作战的兵力了。

东线的每次胜利都只不过是增加了几处沼泽、贫瘠的森林和一些烧毁的村落，俄军在新占领的领地一无所获（他们早期撤退时采取的烧光政策让大部分地区变得破败不堪）。不管最终加利西亚的残垣断壁归谁所有，不言而喻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未来都只能依靠德国。有些人提出很多宏伟的计划欲重整帝国，让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兰王位上复辟，建都卢布林（当时还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但德国对彼此的联盟关系更加冷淡，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将所有讲德语的地区都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在1938年最终实现了这个计划。之后的攻势一直由德国领导，哈布斯堡军队只是零星的点缀。

勃鲁西洛夫攻势造成的混乱让罗马尼亚人误以为向同盟国宣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否则可能会在1916年夏天错过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后很快便占领了布拉索夫，似乎距布达佩斯只有咫尺之遥，引起了民众的恐慌。现在他们的考验来了，从地图上看喀尔巴阡山脉是唯一真正的障碍，几代人关于山脉东部防御制定的战略都是错误的。而罗马尼亚对时机的错误把握却是灾难性的。俄军的攻势逐渐减退，哈布斯堡、德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联合军事力量转身对付罗马尼亚，几周内就摧毁了罗马尼亚。8月初，罗马尼亚军队挺进特兰西瓦尼亚的东南部，而在12月初历经几次闪电战后布加勒斯特就被占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14年夏天的战争。布拉索夫博物馆里有一张非常罕见的照片，记录的是“一战”中的暴行——一个匈牙利士兵在一条堆满罗马尼亚士兵尸体的沟渠旁边摆着姿势咧嘴笑着，那些尸体上洒满了石灰：这张照片肯定先让匈牙利人充满了复仇的快感，之后罗马尼亚人在1918年占领了该地区，他们肯定也尝到了同样的快感。

弗朗茨·约瑟夫死于1916年11月，此时从表面上看帝国处于胜利之势，而这正是康拉德一生的追求。每条战线都打破了僵持几十年的战略困境。哈布斯堡军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甚至在俄国控制的波兰境内也有了自己的领地，西南地区的部队还经常打败意大利军队。1917年，随着俄国战线的崩塌，战争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新局面。战争开始前期，哈布斯堡家族窘迫地释放了在扎科帕内附近被逮捕的列宁，当时他正流亡瑞士。现在德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攻势，以加剧备受打压的俄罗斯帝国的混乱。最后一次胜利是1917年11月的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德奥联军重创意大利东北部，直接威胁威尼斯，造成意大利大约30万人的伤亡，大部分人都成了俘虏。现在只需要德国在西部战役中战胜英国、美国和法国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如今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幻想，但当时看来直到1918年夏天德国最后战败之前，同盟国依然有取胜的可能。强大的德国似乎给了奥匈帝国很大援助，但事实上每次遇到冲突时德国的援助只是鸡肋，在最重要的一次西线冲突中，它甚至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过对残存的奥匈帝国军队而言，局面已经好得难以置信。俄军已经全线溃败，任何战线上再不会有强大的敌人了。但在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局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纠纷。新皇帝卡尔一世并不善于筹划。21世纪初教会给卡尔设了神龛，2004年为其升真福品位[5]，也就是即将成为圣人。这么看来无能似乎是获得宗教成就的一条有趣途径，看着圣神查理（Blessed Charles）的书签和奖章，我竟然有些恍惚。由于弗朗茨·斐迪南突然身亡，卡尔随即站在未来执政的新起点，他不安地意识到弗朗茨·约瑟夫可能随时离去，可惜他只花了两年时间学习怎样管理这个横跨多个国家的大帝国。他部下一个将军这样描述道：“你期望一个而立之年的人执掌大权……但你发现他外表看起来像20岁的年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却活像一个10岁大的孩子。”

弗朗茨·约瑟夫的离世及帝国大量士兵的阵亡，削弱并最终掏空了人们对帝国的忠心。卡尔自身也许非常懦弱无能，但他清楚明白哈布斯堡的胜利局面不会持久——军队正四分五裂，整个帝国因协约国的封锁饿殍遍野。战争每进行一周都会将帝国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1917年春天，他与法国进行秘密商议，希望使奥匈帝国摆脱战争，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法国提出的要求只有德国才能满足。事实上，卡尔的这种“维和”姿态恰恰反映了哈布斯堡家族最终的地方主义自我保护特征——因为他的西线战场已无任何危险。1918年春天，法国幸灾乐祸地把他们之间的秘密往来公之于世，德国听闻后勃然大怒，卡尔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完全陷入德国的严密管控下。可能从此刻起，奥匈帝国再无未来可言了，德国每取得任何难以置信的胜利都会带来剧烈的重组。德国在东部的野心日益膨胀，近乎疯狂。兴登堡（Hindenburg）的东部领地从黑海跨至芬兰湾（Gulf of Finland），占地大约10万平方千米。自1915年开始，德军动用巨型探照灯、火炮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对一座座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此地由此而来。那些如今似乎被遗忘的一系列胜利如同1941年在该地区发生的战争一样可怕。这也预示着双方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维尔纽斯（Vilnius）的俄军在被迫集中撤退前不惜摧毁这里的一切。在我们的脑海里随后发生的事件也盖过了加利西亚的战斗，但是在“一战”的大屠杀中，俄军在入侵这片领土的同时也对此地进行烧杀抢掠[6]。到1918年，德国从附庸国骗得从波的尼亚湾（Bothnia）到伏尔加河的大面积领土——但这与哈布斯堡家族毫无干系。此时哈布斯堡帝国只是苟延残喘，在自己专横盟友的控制下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帝国内部关于怎样处理新领土的争论表明，即使是大获全胜也只会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例如，将塞尔维亚领土并入帝国仅仅意味着塞尔维亚领土终得统一，但这并不是重点。1914年“讨伐”塞尔维亚最初是为了威胁、羞辱和解除塞尔维亚的军事力量。但几经周折，幸存的塞尔维亚人被英国和法国疏散到科孚岛（Corfu），而且如今拥有了一支经过改良后极富攻击性的军队，主要战斗发生在萨洛尼卡战线——位于保加利亚的南部，协约国一直计划从这里进军帝国，但在1918年年末以前这里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任何一片新领土的未来如果充满可怕的霸权主义，就很难具有侵略性。德国当时正在处理与大附庸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但这与哈布斯堡家族无关。让匈牙利人颇感高兴的是贝尔格莱德的全面崩溃导致很多居民死亡或者逃离，贝尔格莱德如今俨然成了 “匈牙利的省级城市”，但他们没有制定中期目标应对上百万幸存下来又满腔怒火的塞尔维亚人，也没有办法让穷困的帝国养活成千上万的意大利战俘。似乎领土扩张的计划刚刚完成，而这样的结果让帝国上下幸存的精英们很难与其他势力相抗衡，那些势力最终在1918年冬天使帝国土崩瓦解。这可能要追溯到1878年，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桑贾克（Sanjak）后并不上心，很快出现了殖民疲软状态——但无论如何，尽管来得晚一些，1916—1918年的短暂胜利算是实现了那个自古以来萦绕在利奥波德一世、查理六世及卡尔其他祖先心头，让他们时时刻刻为之祈祷的梦想。

战败的代价

哈布斯堡文明的衰落几乎是伴随着1914年宣战开始的，从那天起大概800万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其中有超过100万人战死，大概有200万人受伤，150多万人被俘，战俘中又有几乎1/3的人死于囚禁。一年之内满大街都是惶惶不安、提心吊胆的家庭。除此浩劫之外经济也受到重挫。奥匈帝国很容易被封锁，一旦意大利参战，英国就可以封锁亚得里亚海，这就彻底关闭了帝国仅有的港口——的里雅斯特转口港及如今已经废弃的普拉（Pula）海军基地。1915年年末，同盟国占领了巴尔干地区，从少数中立者手中获得的补给只能途经德国运回奥匈帝国（德国人当然会把大部分供给都留给自己）或是通过奥斯曼帝国这样更曲折的途径。

欧洲依靠国际贸易已经变得非常富有，欧洲许多国家各有专攻，对于自己需要生产什么以及自身能够进口什么都非常清楚。而这些贸易从1914年开始陷入瘫痪，直到1989年以后才真正恢复。帝国所有内地城市基本上都是商品交易地，在那里商品的每次流通都会产生利润，形成了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律师及为之服务的群体构成的完整而又异常复杂的世界。这个世界坍塌了。同样，帝国最核心、最微不足道但又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消失了，最明显的是那些著名的咖啡馆已经不再提供咖啡或巧克力了。即使（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你打算抛开因战争伤亡造成的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等问题，通货膨胀本身就足以摧毁那些中产阶级，曾经正是他们把首都和省会城市建设得一派繁荣。可能这是比战争伤亡更严重的导致帝国灭亡的一大因素：曾在1914年夏天还快乐无比、自鸣得意的数百万中产阶级，到1918年年底已经变得走投无路、穷困潦倒，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愤怒。随处可见高水准的事物——可爱的帕蒂厄姆城市奥拉迪亚在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之间一定建设了许多宏伟的建筑，是最不拘一格的匈牙利折中派的乐园〔包括最负盛名的黑鹰酒店（Black Eagle Hotel），装点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彩色玻璃和轻快跳动的小球〕，但是得知大公遇刺的消息后，所有这些都戛然而止，城市中心的建筑仿佛冻结了一般。其实由于饥荒、疾病以及皇权的丧失，维也纳政权早在战争结束前便已经开始衰退。

生活供给品都被军队垄断。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金属渣也被收集起来制造武器——仅1917年这一年就有大概1万吨铜质教堂大钟被熔化铸造成武器，甚至像门把手和商店橱窗的金属镶套也未能幸免。由于橡胶短缺，军队就把所有含有橡胶的东西包括台球桌的桌袋都疯狂收集起来试图做成军用轮胎，尽管意义不大。由于新棉花匮乏（曾经很容易从美国和英国控制下的埃及进口），衣服一直穿到破烂不堪直至最后不得已用大麻代替，这样就又不得不征用耕地来种植大麻。给予最后致命一击的是西班牙流感，疾病肆虐造成全世界大概2500万人死亡，给帝国带来尤其沉痛的打击。本已几近瘫痪的城市又遭到疾病侵袭，似乎要无情剥夺最后一丝哈布斯堡文化。1918年2月，克里木特死于流感，同年10月席勒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也不幸命归黄泉。关于这些可怕的事件当时并没有举行纪念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是策姆林斯基非凡的第三弦乐四重奏，音乐呈现了那种令人神经衰弱般苍白无力的氛围，就像某人曾经说过的“如同在舔一块冰冷肮脏的窗户玻璃”。

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怎能稳固如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军事失败和民族主义煽动导致了帝国的解体。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是自1915年以后整个帝国就像一个空壳一样。最关心帝国的是那些年轻的军中翘楚和精通多门语言、关心帝国统一和皇帝统治架构的贵族，而他们在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就几乎全部阵亡。之后帝国整个结构被经济困境打得粉碎——绝对的赤贫状态伴随着一批又一批百姓和士兵的死亡。1917年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让刚加冕几周的卡尔皇帝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无能已无关紧要。1917年年末，罢工和暴动使整个帝国陷入瘫痪。1918年1月16日，约2.5万名妇女在维也纳的主要肉类市场排队等着食物发放。

帝国的崩溃（像俄国那样）为新理念提供了契机。整个中欧地区掀起了一场持续大半个世纪的实践，使中欧居民遭受暴力的程度再创新高。在一度温顺自负但文明落后的地区，一切都化为乌有，如今就只剩下肆无忌惮的军队了。例如，奥拉迪亚签署停战协议后，遭到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该地区的匈牙利居民自此以后不断遭受暴力歧视，至今匈牙利居民人数不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4。1927年，一场在奥拉迪亚举行的大天使米迦勒罗马军团（Leg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会议导致镇上一半的犹太教堂化为灰烬。那里的百姓从来无法奢望过上稳定正常的生活。

漠视的胜利

令人奇怪的是，在“一战”期间英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很少发生大战。英国的封锁是导致中欧地区饥荒的根本原因，但这只是战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北海和地中海，而非出于仇恨。另外，卡波雷托战役后，一部分英国军队被调到阿尔卑斯山脉来加固意大利战线，奥地利的专家和观察员在巴勒斯坦和萨洛尼卡战线与英军相遇，但哈布斯堡军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拦截。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美国人认为奥地利非常神秘，并且从大量加利西亚移民和访美的捷克知识分子的叙述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奥地利象征着压抑落后的欧洲，仿佛人间炼狱一般。真正的战斗实际上并不多，这对卡尔来说本来是个优势，毕竟协约国针对的不是帝国。但事实证明，这也意味着信息严重匮乏，只依靠少数专家的意见，对帝国垮台异常漠视等种种因素最终导致奥匈帝国轻易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卡尔皇帝似乎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只不过是一个平庸暴躁、难以驾驭的人，他最爱用许多相对没有魅力的家族祖先画像装饰会客室，表明在王朝延续的过程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人，他们的能力甚至还不如他。这些无所作为的先人在皇室的光环下维持着皇室最起码的尊严。漫步在美泉宫内，浸润在养老院里弗朗茨·约瑟夫古老家具的文雅之中，想象着当时俄国革命的璀璨，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卡尔都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角色。可悲的是帝国末代皇帝死时没有荣耀加身，没有发出中世纪战斗的呐喊，他在英雄广场与革命者的最后一次战斗中中枪身亡，身边围着一群身着华服的护卫。其实自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莎之后，再也没有如此狂妄的人了。卡尔别无选择，他试图做到面面俱到，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1918年3月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后，帝国严重的伤亡情况让广大民众义愤填膺、痛苦不堪，卡尔皇帝不得不迎头面对。所有让哈布斯堡子民感到头疼的东西，不管是民族的还是战略的，似乎都随着边境的安定和其他国家的臣服行将结束。再也不会有俄军入侵匈牙利了，再也不会有塞尔维亚军队入侵克罗地亚了，也不会有罗马尼亚军队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了。接下来帝国只需袖手旁观，等待德国战胜英国、法国和美国，一切都会好起来。截至1918年春天，哈布斯堡皇族的每一个预期都实现了。即使最不可能的情况发生比如德国战败，也不会给帝国带来任何具体威胁，因为协约国无意分裂帝国，停战协议对于退化和内讧的敌人来说与瓜分没有多大区别。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协约国自身在1918年已经显出疲态，也为自身对同盟国影响甚微而感到震惊。俄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兵力大大增强，身经百战的部队一批批被派遣到西线战场，如果不是奥匈帝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主动权还依然掌握在德国手里。但事实上卡尔皇帝已经没有军事力量了：即使算上从主要堡垒疏散的士兵加上喀尔巴阡山脉防线的兵力，也寥寥无几，而且供给匮乏。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些“聪明”的点子，例如征用赛马，命令新征士兵自行准备内衣，但这些无法改善工厂的损耗、交通的崩溃及中欧生活各方面的日渐衰退。

191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国投降后哈布斯堡战俘的回归。总共有150万人被俘虏，其中大概1/3的人已经死亡。这些俘虏分散在前俄罗斯帝国各处，他们历经辗转后返回家园。这是第一次可怕的大规模移民，横贯欧洲各地区的移民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归来的战俘经常是疾病缠身，内心自然充满了对帝国的痛恨，加上频繁的社会运动以及犯罪活动，军心受到极大动摇。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据估计约有20万逃兵在帝国各处游荡，按照拉德茨基和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aetz）[7]的想法，这些人应该绑上木桩或戴上镣铐。试图将这些干瘦的幸存者重新整编进军队的做法是荒谬的，因为大量的战俘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不符合基本要求。

以前帝国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百折不挠，但最终遇到此类多重问题的时候，帝国内外的权力中心都开始另做打算。压垮帝国的“最后的稻草”如此之多，都可以搭间茅草屋了。其中最有分量的“稻草”是“圣斯蒂芬号” （Saint Stephen）战舰的沉没。这是匈牙利建造的唯一一艘战舰，是对力量极度渴望的表现，是一无是处的普拉海军基地的骄傲。“一战”期间它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对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海军而言，它完全不堪一击，一旦抵达地中海便会被击沉。为响应冲破封锁线这一疯狂举措，“圣斯蒂芬号”战舰在1918年6月驶出海港，但在抵达封锁线之前就被意大利鱼雷艇截获并摧毁，绝大多数船员未能幸免于难。匈牙利宏伟的海军梦走到了尽头。

出乎意料的是，对同盟国致命的打击从保加利亚战线开始。多少年来协约国一直被阻挡在萨洛尼卡附近，为此经常遭到同盟国的耻笑，协约国颇感尴尬。直到1918 年 9 月，一支法国和塞尔维亚联合部队终于突破防线，威胁到整个巴尔干地区。德国和奥匈帝国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鲁登道夫（Ludendorff）[8]就举起了白旗。当时所剩兵力无几——他们都忙着在广阔但衰败的帝国东部履行职责，或者坚持对抗西线强敌（美国计划在1919年组织一支大约450万人的军队）。

接下来的日子局势复杂，振奋与恐惧并存。突然间生活需要你和你的祖先做出选择，这意义如此深远，是土耳其入侵以后从来没有过的。许多年前人们所做出的决定，不论出于浪漫主义或经济因素，还是出于任意或无奈，都可能决定你现在的生活：对于上百万人而言，这将在未来的30年里使他们陷入贫困、驱逐或者凶杀之中。

局势逐渐明朗，战争日趋结束，各个民族开始反对哈布斯堡家族。许多评论家都将这看作一系列的悲剧，帝国的名誉已经所剩无几——人们不仅对卡尔皇帝和帝国的其他统治者嗤之以鼻，更糟糕的是完全漠视他们，仿佛未来无论怎样都跟他们毫无关系。帝国已然奄奄一息、饿殍遍野，帝国内外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掠夺者。1914年夏天曾经雄赳赳气昂昂宣战的那个帝国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在军事方面，另一根“最后的稻草”是10月下旬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Battle of Vittorio Veneto）——在奥地利手里忍辱负重多年的意大利终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最后约3万哈布斯堡子民为帝国壮烈牺牲，局势已经不可逆转。

混乱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10月下旬常任部长级会议（Common Ministerial Council）在维也纳召开，这也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最后一次与犹豫不决、满是空想的卡尔皇帝见面。10月18日，卡尔颁布了《对我忠诚人民的宣言》（Manifesto to My Faithful Peoples），宣布在他统治下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由6个新国家组成，包括奥地利、 乌克兰、 捷克、 波兰、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但为时已晚，各地纷纷发表宣言，完全忽视了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政权的意愿。会议对奥匈帝国政权做出了冗长的评价，否定了“令人困惑的威尔逊的提议”，让那些在养老院颐养天年的人物备感困惑。外面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林荫大道上奔涌着来势汹汹的人群、惊慌失措的警察和满腔怒火的退伍军人。11 月 11 日最后一刻，性情暴躁的卡尔皇帝拒绝退位，迂回地选择“不参政议政”。

帝国的命运到此结束，它曾经的子民迎来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被后世证明更为糟糕的新世界。———————————————

[1]通过兼并塞尔维亚王国将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匈牙利组成的二元帝国扩展为由奥地利、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组成的三元帝国。——译者注

[2]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度出任首相。——译者注

[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在东线苏德战场上部署的三个主要集团军群之一，创建于1941年6月22日。——译者注

[4]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有时也叫自由钟，1776年7月4日此钟鸣响宣告美国独立。——译者注

[5]它是封圣的第三个阶位。成为“可敬者”之后，经过宣福礼，就可以享有“真福者”或“真福品”的称号，其位阶仅次于圣人。——译者注

[6]战后一年内，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大规模厮杀以及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正式终止了，这就意味着到1919年，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已不复存在了。——原注

[7]奥地利陆军元帅，在1848年革命期间拯救奥地利帝国的军政三巨头之一。——译者注

[8]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德国陆军将领。——译者注

结语

为完成此书，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现在回想当时的时间分配，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走路上。我时常穿梭在纵横交织的一个接一个的城市住宅区。如同着了魔一般，只要有指南针确定大致方向，我便开始一轮轮扫视私人住所区域——这里有共产主义时代的塔楼，一排排19世纪的自建小房屋，还有比比皆是的衰败的古老资产阶级豪华大别墅。冷战结束后不久, 我作为客人在德累斯顿郊区一对老夫妇家里住了一段日子。他们的房子非常简朴，没有安装电话也没有电视。二老一向为人友善宽厚，突如其来的政权变更让他们措手不及、目瞪口呆。离家一个街区远处有一小块土地，这一带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块地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棚，花棚里百花争奇斗艳，艳丽得让人无法直视。夏天这对夫妇会从小棚屋拿出两把折叠椅，坐在花棚里面。

我提到这个是因为30多年来它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而且看起来像是对意外情况最合理的反应。中欧各地有无数这样的花园，很多街道拓宽了人行道以便种植园林花卉，到处都有精心培育的小块花田，这与时常形容枯槁的公共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漫步在这些街道上，我发现自己脑海中总在不断思考同一个简单问题，同时耳畔伴随着碗碟的叮当声、狗吠声、孩子们的叫喊声以及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这里的日常生活几乎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每天正常上下班，有家人陪伴，能享受美食，每天谈天说地，还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美美睡上一觉。但同样是这些地方也经历了一次次大灾难，像我这样的外人是不能理解的。这些碗碟声、狗吠声、孩子叫喊声和音乐声可能与上个世纪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和物却已经大不相同。在前帝国统治下每个家庭都遭受到恐怖势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方控制，无一幸免。这很可能始于1914年，第一批电报像洪水一般涌入各个家庭，通告着家人的伤亡情况，但是这些家庭的诉求却一代代传承下来。显然，之前那些伟大的犹太人城市，如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克拉科夫——一度多种多样、欣欣向荣、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在帝国终结前的25年间被完全毁灭，数以百万计的人因种种莫名的理由被杀害，人们不禁开始怀疑欧洲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克拉科夫的卡齐米日区（Kazimierz district）依旧难以忘却那段历史——家庭日常生活是一样的，但是已然物是人非，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有些城市，例如利沃夫或者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几乎整个城市的居民都被屠杀或驱逐——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波兰人或德意志人；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富甲一方；又或者因为他们支持纳粹或共产主义。加利西亚犹太小镇科洛梅亚（Kolomyya）现在是一个繁华热闹的乌克兰小镇，但镇上没有犹太居民。

似乎古老帝国中的人接连遭到20世纪不同层面的摧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位于利沃夫的利查基夫公墓（Lychakiv Cemetery）可谓世界上最著名、最充满历史感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领域，聚集了众多群体，不管是按种族、语言还是社会划分，正是他们造就了加利西亚独特、复杂而又有趣的文化，但他们之中几乎无人幸免于难。城中最庞大的波兰家族浮华的墓地已经布满青苔、残破不堪，与新教、东仪天主教会和东正教的墓地挤在一起。为纪念波兰人民成功抵御乌克兰军队的入侵，20世纪20年代利沃夫建立了一座气势恢宏的纪念碑，令人惊喜的是最近纪念碑又得以重建。纳粹、苏联和乌克兰的轮番报复与侵略使利沃夫千疮百孔，最终沦落成一个卡车站，几十年来再无民族主义政治苗头。乌克兰政府和波兰政府能够同意重建这座宏伟的纪念碑（于2005年重新开放）是如今后现代意识形态疲软的一种表现——但也意味着关于该纪念碑的争议渐渐消失了，毕竟如今的利沃夫已经不再有波兰居民了。

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写于 1991年的一篇名为《两个城市》（Two Cities）的文章，介绍了他儿时对“二战”后大规模驱逐利沃夫幸存波兰人的记忆。斯大林的一大举措就是将整个波兰向西移至原德国领土——这里大部分地区曾隶属于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西里西亚，由腓特烈大帝控制——从而解决了波兰和乌克兰在古加利西亚地区的领土纠纷问题。西里西亚城镇中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如同碎石，被尽数赶走，被驱逐的加利西亚波兰人则迁入进来。许多波兰人都回到了原来的城市如格莱维茨（Gleiwitz），也就是现在的格利维采（Gliwice），距离利沃夫以西约600千米。扎加耶夫斯基描写的是人们在欧洲的极端遭遇，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新迁入格利维采的波兰人却不承认自己曾经搬走过。他们与邻居交谈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穿着古代服装，以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礼貌性称呼用语互称对方，试图维系着从小习惯了的哈布斯堡田园式生活方式。他们漫步在格利维采各处，想象着它在地缘上是利沃夫的一部分。当然，他们都尽力不去注意人民共和国的到来，一个新的制度即将取代恐怖的纳粹主义。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样描写：“他们满脸恐惧，面无血色；他们双手颤抖，窃窃私语，沉默冷淡；他们紧锁窗户，邻里之间互不信任。”

从 1914 年到 1950年，这场灭顶之灾出于种种原因几乎吞噬了整个哈布斯堡帝国，无一人幸免。成百个这样的实例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将一切变得杂乱无章，可怕且毫无意义：没有德国人的德国城镇、没有波兰人的波兰城镇以及没有匈牙利人的匈牙利城镇，当然还有农村：散落在加利西亚和波希米亚的无数犹太人小村落。伦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犹太教堂博物馆里保存了1564份摩西五经卷轴，主要来自波希米亚的犹太人村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卷轴是村落仅存的东西，也是在纳粹“保护国”被创造出来之前欧洲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战”结束以后，西方对一些问题一直颇感困惑：为什么哈布斯堡帝国后期的新任政治家看起来那么不理智——为什么偶尔出现的令人满意的人物，通常是“怀有善念”的贵族，会很快被那些如豺狼猛兽的人所吞噬。大规模民众运动、种族暴乱以及军事对抗上的左右夹击将古老的帝国拉入一场噩梦，帝国波折不断，持续了数代人的时间。但这只不过是各方势力在争夺一个逐渐衰退的残骸。人口数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伟大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变得空空如也。两次大战期间城市人口大约减少了30万，庞大的官僚机构建筑有一半是空的，经济也一蹶不振。相比之下帝国的第二大首都布达佩斯人口却不断膨胀，仅仅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民为了逃脱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恐怖统治，从刚被占领的匈牙利东部和南部领土逃难到这座城市。

这些创伤很快激起了人们的怀旧之情，仿佛他们失去了极其珍贵的东西。这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著名小说中都有明显体现，不知有多少人近乎痴迷地歌颂着前帝国曾经的繁盛和强大，广袤的领土如今被那些如同笼子一般又小又破的新国家替代。德索·科斯托拉尼（Desző Kosztolányi）创作的《科内尔·埃斯蒂》（Kornél Esti）是匈牙利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描述了主人公在布达佩斯向身后名字有趣的酒吧挥手告别，然后去往海滨。 在一个很奇幻的场景中，他穿过战前的帝国，一个友好的克罗地亚警卫向他招手，之后他来到匈牙利的亚得里亚海港口阜姆，在那里匈牙利旗帜快活地飘扬在深蓝色的大海上。对于这本小说的原文读者而言它一定很难读懂，毕竟读者所在的那个时代整条路上都是新来的冷酷无情、耀武扬威的南斯拉夫人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科斯托拉尼创作的另一本小说《云雀》（Skylark）以及其他大部分作品背景都设定在战前的一个匈牙利南部城镇，该城镇是以他的出生地苏博蒂察（Subotica）为原型虚构出来的。约瑟夫·罗特的小说尽可能地还原了旧帝国的整个面貌，表现出对泛欧洲的向往。在《皇帝的陵墓》（The Emperor’s Tomb）中，他描述了生活在维也纳的叙述者与来自斯洛文尼亚做坚果生意的表兄弟一起去拜访加利西亚的一位犹太裔大巴司机〔在罗特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偏远边境城镇兹拉托格勒（Zlotograd）〕。其他作家如斯特凡·茨威格、亚历山大·莱尔内特–霍莱尼亚（Alexander Lernet-Holenia）和米克洛什·班菲同样写了许多主人公周游帝国的故事。他们歌颂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彼此宽容相待，或是起码的相安无事的状态。但随着尖锐的民族主义的出现，这些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班菲描写了“一战”前科洛斯堡（Kolozsvár）的一个场景：年轻贵族们找来一些友善的警官清理人行道，这样他们就能和一支吉卜赛乐队在心爱的姑娘们窗前唱歌。在班菲写作的那个时代，该城市刚刚被罗马尼亚统治，被更名为克鲁日，这样的场景肯定是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大部分这样的小说很快就被新一轮恐怖浪潮所掩埋，这些书籍难免平添了一种苦痛的魅力，甚至超越了作者本身所想表达的。事实上，当我在这些颓败的城镇中漫步于无尽的街头时，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也许是班菲《特兰西瓦尼亚三部曲》中描写的贵族们。街上这些房子的主人可能在1914年就已经搬走，也说不定已经换了几拨住户。看着这些房子我不断地在想，帝国的批评家们最经常谈到的就是自由——而自由主义本身最终却让人难以忍受。这意味着拼尽全力摆脱帝国陈腐的封建体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却不是充满宽容和平等的世界，而是一个旧奥匈帝国统治者永远无法想象的世界。

奥匈帝国的自由主义在帝国末期迅速分裂，稍微有点儿包容性的人几近消失殆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像班菲一样的贵族。自从卡尔皇帝的统治倒台以来，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民主了——或者说民主充其量成为大众对付少数人的常用武器，即使捷克斯洛伐克也无法处理好少数族裔的问题。同其他继承国一样，其早期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清除哈布斯堡家族留下的蛛丝马迹。在西部偏远的德语小镇埃格尔〔现在的海布（Cheb）〕，人们试图拆除主广场上亲德的约瑟夫二世的现代雕像，引起了一场暴动，造成唯一的一所捷克语学校被烧毁。捷克军队像占领军一样涌入广场，可怜的雕像被拆除。埃格尔便成了德国人愤恨滋生的温床，它事实上已经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了，德国人甚至拆掉了带有捷克文的路标。总之，弗朗茨·斐迪南所期盼的德国式的波希米亚很快成为现实。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格尔作为德国英雄瓦伦斯坦被哈布斯堡家族懦夫刺杀身亡的地方，热烈地举行着庆祝活动，被布拉格方面视作新的哈布斯堡热潮。荒谬的瓦伦斯坦庆典和游行以及打扮成三十年战争中士兵模样的埃格尔居民，很快就催生了支持希特勒的苏台德区，这些人从来不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又一场灾难过后，这里的所有德意志人都被杀害或者驱逐，新一批居民迁居于此，现在的海布也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城镇。

在写本书的这些年里，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问题是：难道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给纳粹主义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吗？在帝国的最后10年那无尽复杂的民族主义实验室里，希特勒是最完美的产物吗？希特勒的许多痴念、性情和愿景似乎都来源于此，而非德国本身。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痴迷对德国的影响和德国总参谋部把列宁放回俄国的影响一样大吗？像这样的问题始终找不到答案。

站在未完工的、破败的维也纳英雄广场上，一种真切的忧郁感总会油然而生。正是在这里，在1938年的春天，希特勒赢得了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胜利。德裔奥地利人无比欢呼雀跃地迎接着入侵的纳粹军队，他们在污秽弱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备受耻辱，如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等到希特勒出现在霍夫堡皇宫的阳台上，俯视着广场上大概20万群众对他顶礼膜拜之时，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包括左翼分子、君主主义者、奥地利爱国者和哈布斯堡家族人士）已经被逮捕，凶猛的反犹太暴力活动已经爆发。车队穿越奥地利边境时，希特勒第一次来到上奥地利州父母的坟墓，然后参观了曾经求学的城市林茨。但其实是在维也纳，作为弗朗茨·约瑟夫的子民，二十几岁的希特勒饱受凌辱，流离失所。站在浮夸俗气的霍夫堡皇宫阳台上，他很快变成了弗朗茨·约瑟夫，但只是统治帝国重组后的德国部分，他很不情愿地与匈牙利合作——另外的“尼伯龙根”种族，结束了1914年以前维也纳的政治体制：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现在可以再一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英雄广场是一个悲惨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些老军营和阅兵场，被清理出来建成广场以彰显帝国的辉煌。帝国覆灭的时候才建成一部分，只有两座孤零零的陈腐雕像，一个是欧根亲王，另一个是卡尔大公。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停车场，光顾的也只有随风卷来的尘土和被丢弃的塑料杯。矗立在广场上的纳粹时期庞大的高射炮塔楼一直困扰着我，它仿佛《地球争霸战》里的外星人一样蛰伏在博物馆的后面。大部分这样的塔楼都已经被拆除，但奇怪的是这一个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庞大的混凝土结构建筑，曾用作高射炮的炮台以及军械库和防空洞。本来建造时是带着这些实用目的的，但它永远地矗立在那里，同时也象征着维也纳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样一来纳粹帝国的后代会瞻仰它，就像他们瞻仰维也纳英雄广场上的两大护卫者雕像一样，又或者是瞻仰亲王们齐聚的卡伦山上的那个地点，正是在那里亲王们冲下山丘摧毁了围困城市的奥斯曼大军。这座高射炮塔楼原本的设计是在外面砌上大理石，但是大理石在诺曼底登陆日（D-Day）那天被困在法国，之后再也没有送到。漫步在广场上，地平线上这座拔地而起的高射炮塔楼始终看起来令人不快。我记得在和妻子度蜜月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坐在霍夫堡皇宫的台阶上看着它——那真是个浪漫的时刻。从那以后，20年来每次参观这里时，我总会禁不住抬头看看奥地利人有没有把它拆除。但它始终伫立在那里。

参考文献

Charles Allen, The Buddha and the Sahibs (London, 2002)

Aharon Appelfeld, trans. Dalya Bilu, Badenheim 1939 (London, 2005)

Ronald G. Asch,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48 (Basingstoke, 1997)

Karl Baedeker, Guide to Austria-Hungary with Excursions to Cetinje, Belgrade and Bucharest (London and New York, 1911)

Béla Balázs, The Cloak of Dreams: Chinese Fairy Tales, trans. Jack Zipes (Princeton, 2010)

Philip Ball, The Devil’s Doctor: Paracelsus and the World of Renaissance Magic and Science (London, 2006)

Miklós Bán¬y, They Were Counted, trans. Patrick Thursfield and Katalin Bán¬y-Jelen (London, 2000)

Miklós Bán¬y, They Were Divided, trans. Patrick Thursfield and Katalin Bán¬y-Jelen (London, 2001)

Miklós Bán¬y, They Were Found Wanting, trans. Patrick Thursfield and Katalin Bán¬y-Jelen (London, 2000)

Robert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London, 1993)

Antony Beaumont, Zemlinsky (Ithaca, 2000)

Steven Beller,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Cambridge, 2006)

David Bellos, 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London, 2011)

Marina Belozerskaya, The Medici Gira¬e and Other Tales of Exotic Animals and Power (New York, 2006)

Thomas Bernhard, Extinction, trans. David McLintock (London, 1996)

Thomas Bernhard, Old Masters: A Comedy, trans. E. Osers (London, 2010)

Robert Bireley SJ,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Basingstoke, 1999)

William Blacker, Along the Enchanted Way: A Story of Love and Life in Romania (London, 2009)

Paul Blanchard, The Blue Guide to Northern Italy (London, 2005)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T. C. W. Blanning (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Harlow, 1994)

Tim 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Richard Bonney, The European Dynastic States, 1494–1660 (Oxford, 1991)

Catherine Wendy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Adriatic (Ithaca, 1992)

Vladmir Brnardic, Imperial Armi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Cavalry (Botley and Long Island City, 2010)

Vladimir Brnardic, Imperial Armi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Infantry and Artillery (Botley and Long Island City, 2009)

Reed Browning,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New York, 1994)

Rogers Brubaker, Margit Feischmidt, Jon Fox and Liana Grancea,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Everyday Ethnicity in a Transylvanian Town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6)

Bernd Brunner, Bears: A Brief History, trans. Lori Lantz (New Haven, 2007)

Malcolm Bull, The Mirror of the Gods: Classical Mythology in Renaissance Art (London 2005)

Tim Burford and Norm Longley, The Rough Guide to Romania (London, 2008)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1984)

Elias Canetti, The Human Province,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London, 1986)

Elias Canetti, Kafka’s Other Trial, trans. Christopher Middleton (London, 2012)

Bryan Cartledge, Mihály Károlyi and István Bethlen (London, 2009)

Bryan Cartledge,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London, 2006)

Holly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n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2009)

Kenneth Chalmers, Béla Bartók (London, 1995)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Mark Cornwall (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A Multi-National Experi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Exeter, 1990)

Gerald R. Cragg, The Church and the Age of Reason, 1648–1789 (Harmondsworth, 1960)

Gordon A. Craig, 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 Prussia’s Victory over Austria, 1866 (Philadelphia, 2003)

Kevin Cramer,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German Mem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coln and London, 2007)

Roger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The Final Battle for the Mediterranean 1521–1580 (London, 2008)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I: The Origins to 1795 (Oxford, 2005)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II: 1795 to the Present (Oxford, 2005)

Norman Davies, Vanished Kingdoms: The History of Half-Forgotten Europe (London, 2011)

Istva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ary: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 1979)

Peter Demetz, Prague in Black and Gold: The History of a City (London, 1998)

Jeroen Duindam, Vienna and Versailles: The Courts of Europe’s Dynastic Rivals, 1550–1780 (Cambridge, 2003)

Mark Edmundson, The Death of Sigmund Freud: Fascism, Psychoanalysis and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 (London, 2007)

Erich Egg, Das Grabmal Kaiser Maximilians I. (Innsbruck, 1993)

Andrew Evans, The Bradt Guide to Ukraine (Chalfont St Peter, 2010)

R. J. W. Evans,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2006)

R. J. W. Evans, 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 (Oxford, 1979)

R. J. W. Evans,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London, 1997)

György Faludy, My Happy Days in Hell, trans. Kathleen Szasz (London, 2010)

Niall Ferguson, 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 (London, 2006)

David Freedberg, The Eye of the Lynx: Galileo, His Friends,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2002)

Saul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New York, 2007)

Horst Fuhrmann, German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c. 1050–1200 (Cambridge, 1986)

David Gates, 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London, 1997)

Misha Glenny,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1999)

Joscelyn Godwin, Athanasius Kircher’s Theatre of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Thomas E. Greiss (ed.), The West Point Atlas for the Wars of Napoleon (New York, 2003)

Charles Habsburg,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trans. Leonard Francis Simpson (London, 1862 – Kessinger Publishing digital reprint)

Peter Handke, Repetition,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York, 1998)

Peter Handke, A Sorrow Beyond Dreams,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York, 2002)

Jaroslav Hašek,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trans. Cecil Parrott (London, 1973)

Peter Heather, Empires and Barbarian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London, 2009)

Charles Hebbert, Norm Longley and Dan Richardson, The Rough Guide to Hungary (London, 2005)

Mary Heimann, Czechoslovakia: The State that Failed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9)

Holger H. 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2010)

Michael Hochedlinger, 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1683–1797 (Harlow, 2003)

Amanda Holden with Nicholas Kenyon and Stephen Walsh, The Viking Opera Guide (London, 1993)

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Treasur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980)

Bohumil Hrabal, Closely Watched Trains, trans. Edith Pargeter (Evanston, 1990)

Bohumil Hrabal, The Death of Mr Baltisberger, trans. Michael Henry Heim (London, 1990)

Bohumil Hrabal, Too Loud a Solitude, trans. Michael Henry Heim (London, 1991)

Rob Humphreys, The Rough Guide to Austria (London, 2005)

Rob Humphreys, The Rough Guide to the Czech Republic (London, 2009)

Rob Humphreys, The Real Guide to Czechoslovakia (New York, 1991)

Agnes Husslein-Arco (ed.), Anton Romako: Admiral Tegettho¬ in the Naval Battle of Lissa (Vienna, 2010)

Agnes Husslein-Arco and Marie-Louise von Plessen (eds.), Prince Eugene: General-Philosopher and Art Lover (Vienna and Munich, 2010)

Charles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2nd edition (Cambridge, 2000)

Charles and Barbara Jelavic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1977)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2007)

Jonathan Keates, The Siege of Venice (London, 2005)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1)

Danilo Kiš,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trans. Michael Henry Heim (Evanston, 1997)

Danilo Kiš, Garden, Ashes, trans. William J. Hannaher (New York, 1975)

Dezso Kosztolányi, trans. Bernard Adams, Kornél Esti (New York, 2011)

Dezso Kosztolányi, trans. Richard Aczel, Skylark (New York, 2010)

Paul Koudounaris, The Empire of Death: A Cultural History of Ossuaries and Charnel Hous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11)

Milan Kundera, Testaments Betrayed: An Essay in Nine Parts, trans. Linda Asher (London, 1995)

Chris Laver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Unicorns (London, 2009)

Norman Lebrecht, Why Mahler?: 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2010)

Paul Lendvai, Inside Austria: New Challenges, Old Demons (London, 2010)

Alexander Lernet-Holenia, Baron Bagge/Count Luna,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and Jane B. Greene (Hygiene, 1980)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2)

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Norm Longley, The Rough Guide to Slovenia (London, 2007)

John Lukacs, Budapest 1900: A Historical Portrait of a City and Its Culture (London, 1993)

C. A. Macartney, The Hap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2010)

William O. McCagg, Jr.,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Jews 1670–1918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92)

Diarmaid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don, 2009)

Diarmaid MacCulloch,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190–1700 (London, 2003)

致 谢

毋庸置疑，要是没有无数个旅店老板、火车上的旅客、博物馆的向导员、过路人、服务员、售票员以及公交司机们的帮助，我这本书也就不可能完成。每当我感到迷茫，彻底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戏法般突然出现并给我帮助，使我能够坚持写下去。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不免伤感，因为我不能再盼着回到那些格外有趣的地方去了。我不能赘言，那样会让读者感到厌烦，但是在游览中欧的时候，我发现我常常是笑容满面、欢呼雀跃的，那儿表面上没什么特别的，但就是吸引着游览者前往，他们一旦到了也会像我一样激动开心。

我在此要感谢尼古拉斯·布莱克、蒂姆·布兰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R. J.W.埃文斯、克里斯蒂娜·琼斯、玛丽娜·肯普、托尼·莱西、托马斯·佩恩、亚当·菲利普斯、诺曼·斯通及巴纳比·温德尔。他们对文章部分或全部的章节给出了很多建议，虽然有些建议近乎苛刻，但于我而言却弥足珍贵。另外我还要感谢保罗·巴格雷、特蕾西·博安、埃玛·布拉沃、马尔科姆·布尔、已故的彼得·卡森、萨拉·查尔方特、彭妮·埃德加、戴维·埃德加、尼尔·弗格森、海伦·弗雷泽、乔纳森·加拉西、艾里欧·戈登、吉姆·琼斯、桑迪·琼斯、巴里·兰福德、迪尔梅德·麦卡洛克、斯特凡·麦格拉思、塞西莉亚·麦凯、马克·马佐尔、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约翰·西顿、布伦丹·西姆斯、卡罗勒·汤金森、亚当·图兹、汤姆·韦尔登、彼得·威尔逊、斯蒂芬妮·温德尔、伊丽莎白·温德尔、克里斯托弗·温德尔及安德鲁·怀利，他们的帮助对我至关重要。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好的想法，感谢他们一直鼓励我、包容我。

我对中欧的热爱实际上始于1992年。那时正值寒冬，我正和克里斯汀·琼斯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度蜜月。这部书的最后章节是在克拉科夫和普热梅希尔完成的，当时还有我们的儿子陪着，现在他已经19岁了。在研究扬·索别斯基三世墓碑上的雕刻时，或者去瓦维尔教堂观看被锁链绑缚的龙的遗迹时，我们觉得儿子是再合适不过的陪伴了。自从我们组建这个家庭，我的孩子们——巴纳比、费利克斯还有玛莎——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有耐心、幽默风趣、让人惊叹，我们一家人一直潜心研究哈布斯堡家族的问题。23年来我一直想给克里斯汀·琼斯留一个好印象，让她觉得我是出色的。我这么说可能很奇怪，尤其我会不固定地在哪个时间段就消失去了克鲁日–纳波卡，或者更糟糕的，还会在厨房里听着长笛配乐的民谣，希望她不会介意这些。我知道匈牙利有句话可以用来表达我内心对她的亏欠——在英语中没有一句话能表达出这样炽热的情感——但是和往常一样我忘记了它具体是什么。

西蒙·温德尔

于旺兹沃斯镇斯奎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