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镜像

大路

THE ROAD

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

张赞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张赞波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95-7380-6

Ⅰ. ①大… Ⅱ. ①张…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0567号

本书图片来源：均为纪录片《大路朝天》（The Road）剧照和工作照，由渐近线电影工作室提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00千字 图片：43幅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当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几乎没有人能置身其外：

外来者与本地人，城里人与乡下人，

劳心者与劳力者，富贵者和贫寒者，权势者和无权者，

既得利益者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

他们虽然彼此对立，各走一边，却不得不共同向前，

没有人能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

逃脱它制定的轨迹、方向和速度。

我拍电影越久，就越来越发现我一直在拍摄的其实都是我自己的真实生活。我拍电影并不是坐下来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写一个剧本，然后就可以超脱于这个事物之外，仿佛我通过写剧本这个行为将自己从这事物中解放出来一样。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这两个过程——对某件事物感兴趣、随后将它拍成电影——是同时发生的，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 维纳·赫尔佐格

有些事情，只有当你对它进行描绘时你才会对它进行思考，如果有些事情没被描述过，也没留下什么记录——什么样的描述形式并不重要，电影、社会研究、书，甚至口述都可以——你就没有什么参考。

[波兰]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眼睛观察真实世界。你用眼睛看别人，特别是那些与你亲近的人，你周遭所发生的事，你所居住的城市与其地理景观，你看见死亡，人类的腐朽与事物的更迭替换，你看见并体验爱情、寂寞、快乐、悲伤、恐惧……每个人都会看见自己的“生活”。

[德国] 维姆·文德斯

一个灵巧的艺匠如果运用高度发展的现代手法来表达某些他个人并不感动的主题，而且如果他的品位也不差，他可以一时吸引观众。然而，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的电影没有任何持续的意义。迟早时间会把那些未能表达独特的、个人世界观的空洞作品一一揪出。

[苏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 前言 在湘西，我想拍一部“公路片”

- 第一章 中伙铺

- 路上的风景

- 道路上的古老村庄

- 项目部

- 第二章 留云寺

- 一座让路的古寺

- “神”爱世人

- 无能为力的神祗

- 俗世与神界

- 第三章 老何和他的工友们

- 重庆来的挖桩人

- 老何一家的坏运气

- “杯酒释恩仇”

- 本地帮和外地帮

- 坏运气轮到了老姜

- 第四章 中国式博弈

- 工地上演“黑帮电影”

- 中国式博弈

- 难以愈合的伤口

- 第五章 红歌与娱乐

- 一场异彩纷呈的红歌大赛

- 牌局与马戏

- 人人都爱“桥头堡”

- 第六章 共和国同龄人

- 被遗忘的老兵

- 没有硝烟的战场

- “弯道超车”新时代

- “公安”老朱和母狗小白

- 第七章 中国式关系

- 袁科长的一天

- 欧婆婆家的“飞来横石”

- 速度之恋

- “工程关系学”

- 冤家亦朋友

- 第八章 被改变的村庄

- “和谐拆迁”

- 水源“保卫战”

- 亡灵与神树

- 第九章 我的角色

- 初见高速公路

- “你是站在什么立场的？”

- “小机机”拍客的底层生活

- 分裂与纠结的纪录人生

- 第十章 重庆：巫山与巫溪

- 迎来送往的道路

- 老何的新人生

- 老姜的旧生活

- 古董商老何的荆棘路

- 迷失在崭新的古镇

- 尾声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 后记 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

- 附录 同题纪录片《大路朝天》提案获奖情况

前言 在湘西，我想拍一部“公路片”

【基层标语】　　削平山岭修大道，跨越江河架宏桥

修公路，架桥梁，致富快，国力强

小路小富，大路大富，高速公路快富

2003年冬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发小”斌和所在的工地。尽管很多年前，他就在信中多次向我发出“来工地上玩”的邀请，但碍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拖到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才得以动身成行。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条道路的工程项目部。它位于湖南西部山区的凤凰县，这是一座因沈从文而渐渐声名遐迩的古老边城，人文和美景兼具。斌和正在古城外修筑从凤凰到贵州铜仁大兴机场的二级公路（简称“凤大公路”）。这是一条连接湖南省与贵州省的重要干线公路，更是一条旅游黄金通道。它的修建端赖于渐渐红火的旅游业，当然还有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重视。

阴沉而湿冷的南方冬天中，我见到了更加消瘦的斌和。他站在贴着白色瓷砖的三层项目部办公楼前，一件款式古板的灰褐色夹克衫，因为过于肥大，下摆几乎要盖过了臀部。看起来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剪头了，头发凌乱而蓬松，有点自然卷的发梢随意地蜷曲在狭窄的额前。他满脸通红，神情略显疲态，一开口身上就弥漫出阵阵酒气——他刚从一个酒席上撤退，如果不是因为要迎接我，这会儿一定还在和人觥筹交错。斌和是这个项目部的生产经理，除了主抓生产外，时不时有很多不能推却的“公关酒席”缠身。

这样的重逢难免不让我觉得陌生。早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斌和就子承父业（他的父亲是公路局的一名老职工），高中毕业后成了一名四处漂泊的修路工人。在和我的频繁通信中，他多次描绘着他置身其中的崭新而艰苦的生活。时隔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些充满幽默却让我听来稍觉心酸的讲述：

《筑路》这篇课文[1]，初中仿佛念过，如今才是真正人生里的“筑路”了。仿佛当年知识青年大串联、大插队，我单位几十号人全都驻在这里，男女同事，浩浩然然。这是一个蚊类群居的地方，早晨上简易厕所，共五个坑连通在一起，中间无遮羞的隔断墙。那地方黑压压潜伏着上千只“断脐螟”[2]，吓得我不敢解裤带。更有甚者，大便掉坑中叮当有声，可与邻厕女同胞之“便声”同鸣。或偶尔急甚，却五坑皆蹲着有人，各叼一烟，谈笑风生，很有气度。而我不敢加入，只有每每找幽静僻远之处，回归自然了……住房砖质，有窗（不如说墙上一个1平方米的孔），钉了绿纱窗，却有农田中见光而来的“火蚂虫”[3]，进出自由，却偏只进不出。一个晚上下来，火蚂虫掉得尸骨遍地，足有1厘米厚，蔚为奇观！……每晚，与同事各提一桶，奔赴井边，引吭高歌，匆匆忙忙，洗完身肤。之后，天黑下来，黑蚊子轰然之声盖过法国幻影F1战斗机，所以只有缩守蚊帐的份了。我常拿着别人家包鞋子来的废报纸，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工作是管一台柴油机，一台搅拌机，一个是轰隆隆之物，一个是庞庞然之物。机械修理，加水加油，很单调的生活。有对讲机一台，价3000元，我们常用来互相骂娘和聊天。甚至每晚当电台广播，轮番做主持人……

落款显示，这封信写于1995年6月10日，寄自湖南双峰县一个叫作“青树坪”的乡下。当时，斌和正在那里在修建一条省级公路。就在这条蚊虫出没、生活单调却苦中作乐的道路上，斌和消耗了整整三年的青春——“青树坪”这仨字也在我们往来通信的信封地址栏上出现了整整三年。三年后他又辗转去了好几条别的道路，直到又来到这条正等待新生的凤大公路。时光荏苒中，他已从当初的一名普通道路施工员成长为一位工程项目的管理者，但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筑路者”。斌和少年以后的人生，完全可以分拆开来对应一条条道路的名字：其中既有普通公路，也有高等级公路，当然，还有高速公路。

道路的等级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在没有最终修成之前，它们统统都呈现出一样的景致：肮脏，杂乱，破碎，无序，原始，封闭……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在长大成人、各有千秋之前几乎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面貌。在斌和的“导游”下，我走入了他的新工地，亲眼目睹并拍摄到了一条道路未加修饰的雏形：放眼望去，满目泥土，遍地废墟，一片尘埃；灰头土脸的民工们正弯腰在上面敲敲打打；挖土机或压路机在旁边轰隆不息地作业。如果是夜晚，一盏挂在高处的高功率灯泡会像明亮耀眼的太阳一样，照耀着这片白花花的工地，照耀着水泥灌地，尘埃升起，汗水渗出；将黑暗驱散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人影幢幢……为了记录下好友的工作境况，我随身带着一台小DV，时不时好奇地拍下他置身其中的这些“人造风景”。这些影像碎片几乎构成了我这次工地之行的全部印象。但新鲜感和陌生感并没有维持太久，我很快就发现，镜头前的一切并没有和我之前在旅途中偶遇的工地景象有太大不同——对于一位匆匆到来、走马观花的旁观者而言，这一切只是外部风景，我和我的DV暂时无法触及一条道路的内部，更谈不上深入置身其中者的内心景致。

每次，我在行走途中，都会与一条条或宽广或狭窄、或平坦或颠簸的公路相遇，并最终被它们运向远方，抑或运回故土。中国有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诚然，道路消弭了空间的阻隔，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成了商品和景观的交换，增添了生活的品质与速率、广度和深度。这是道路慷慨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但要不是有赖于斌和的这层关系，我将和无数得到“礼物”的人一样，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份礼物背后的故事：一条道路究竟是如何筑成的？那些建造道路的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又将随着道路的延伸去往何方？这些道路，又是由谁掌控着它们生长的周期、轨道和方向？究竟连接着哪些此地和彼地？又会经过谁家的院落和坟冢？……这些问题，对与它们匆匆擦肩而过的人们而言，始终是一个谜。

但并非所有人都想要一个谜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工地景观大量繁衍，频繁出现，与它相遇的人慢慢对此见怪不怪；再加之，巨大的生存压力催促着每个人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自生活的轨道上，无暇旁顾；因此既不会停下来对他人的生活进行想象与凝视，更谈不上对它的意义加以思考和探究。

2009年，距我在凤凰随手拍摄斌和与他的工地六年后，我突然萌生出再去拍摄一条修建中的道路的想法。这时候，我已经鬼使神差地完成了我的纪录片处女作《天降》，且正式辞去北京的工作，成为了一名独立纪录电影人；而斌和的人生道路也有了新的变化，他刚经历了所在国营路桥公司的“改制”浪潮，已经被“下岗转型”，面临“自主择业”——某种意义上，我们俩都不约而同成为“社会闲杂人员”。但凭借之前的经验和人脉，斌和仍然在筑路行业摸爬滚打。此时的他正以副老总与工程师的身份，受聘于长沙一家名为“金土木”的私营工程公司，为即将开工的一段高速公路工程做着专业而繁琐的准备。

很巧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高中时的师兄阿二，他高中毕业后去了北方当兵，在退伍返乡之后，也辗转进入道路工程行业。但他用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斌和的草根路径方式，走的是上层路线。据说他和省交通厅的高层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他的事业风生水起。但为了将企业“做大做强”，他期待转型，所以亟需斌和这样的专业人员辅佐。两人一拍即合，准备在新高速公路工地上大干一场。

而我，也暗暗打算“小干一场”。作为他们昔日的同窗好友，现在的无业游民，我突然有大把无聊时光可以自由打发，于是决心返回湖南老家，和他们一起，花上几年时间去见证一条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开天辟地，去记录那些和道路有关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想，这样的故事如果被记录被讲述出来，它必将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式“公路片”。

也许，这部“公路片”的酝酿正生逢其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短短的30年，中国高速公路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通车里程稳居世界前列，创造了“世界道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数超过6万公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一张宏伟的国家高速公路规划网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织，这张路网计划把中国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和所有铁路、民航、水路交通枢纽、重要对外口岸连接起来，强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篇来自国家交通运输部主管的行业报《中国交通报》的报道[4]写道：

在国家的支持下，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加速延伸，年增长幅度之大在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1998年末达到8733公里，居世界第六；1999年10月，突破了1万公里，跃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达到1.6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三；2001年末，达到1.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2004年8月底突破了3万公里，比世界第三的加拿大多出近一倍。

不但官方对这样的数据和排名充满难以掩饰的自豪，连普通的民众也对此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著名的“天涯”网络论坛里，有一个帖子起着非常醒目的标题：

世界高速公路拥有量排名，中国是印度的371倍，英国不及陕西省的里程。

这个无论从内容到标题都善用对比法的帖子，很快引起了网民们极大的关注和讨论。大部分人都激情洋溢，表达着对自己国家高速公路建设的骄傲：

大国崛起！

造福下一代！

伟大的中国日新月异。

2000年以来，这个星球上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最突出、最辉煌的是中国。

这就是共产党的好处， 如果是自由资本主义，穷地方根本不可能修那么多路，因为不赚钱，回本慢。私人企业不会做这些亏本投资的。

这帖子要是发到英国的论坛上去，英国人还不得疯了，中国一个面积比它小、人口比它少的西部落后省份的高速公路都比它多。

来自不同省份的网民还纷纷跟帖，举例说明自己家乡的高速公路的发展成绩：

河南省表示自己是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最长、最密集的省。

河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

四川今天成德南高速、巴南高速通车刚突破4300公里。

浙江的高速里程由145公里到3300多公里用了15年的时间。

辽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3300公里，实现全省92%以上的陆地县（区）通高速公路。

当然，也有极少数不合流的人，在狂热的留言中说着不合时宜的“风凉话”：

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数量能否说下先？

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贵得要命，为什么不比比不收费高速路的里程呢？

中国是堵车里程最长的国家吗？

但这些微弱的风凉话很快就被群起而攻之，淹没在赞美者“同仇敌忾”的唾弃里。不管怎样，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高速公路中的“高速”一词，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2009年秋，我国政府刚刚实施“4万亿计划”，借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包括公路建设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媒体称为“铁（路）公（路）机（场）”，占有相当重要的投资比例。这是只具有颠覆意义的新时代“铁公鸡”，它不再一毛不拔，而是一掷千金，甚至挥金如土。“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再一次为世界所瞩目。

在我的家乡湖南，这个经济并不太发达的中国中部省份，也有大量资金潮水般涌入公路建设行业，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好像专为配合我的“公路片”拍摄而及时进行的豪华置景。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均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在一张《湖南省“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规划示意图》中惊讶地看到，湖湘大地上各种道路纵横交错，路路相通，在地图上织就了一张巨大而炫目的“蜘蛛网”。我知道，那些在现在的蓝图中还只是一条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快就会经斌和那样的“筑路者”之手，在现实中争分夺秒、摧枯拉朽地生长，最终穿山越岭、跨河架桥，变成一条条连接村庄和城市的通衢大道。没有谁能阻止它们的形成和壮大。

[1] 指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三十五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二版；节选自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二部第二章，《筑路》的题目是教材编者所加。

[2] 我的家乡对某种长脚蚊子的称呼。该蚊子一般生长在野外，体型较大，叮人较疼。

[3] 我的家乡对一种有翅膀的小飞虫的称呼。该虫体小，常潜伏在稻田中，有喜光特性。每见光而去。

[4] 《中国交通报》2005年1月25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资金如何保证？》，作者蓝乔。

第一章 中伙铺

【基层标语】　　和传统的昨天告别，向美好的未来迈进

宽阔道路通四方，幸福生活万年长

只有今天齐心协力，才有明天家园魅力

路上的风景

2010年3月份，春雨霏霏中，我再次来到湖南，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向我的拍摄地中伙铺村挺进。

之前，为了获得拍摄高速公路工地的机会，我在长沙等待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但很不幸的是，我寄予厚望的“金土木”公司，因为与高速公路发包方在合同上出现分歧，最终导致这起眼看就要瓜熟蒂落的工程承包“流产”了。而阿二与斌和的合作也随之出现龃龉，最后分道扬镳。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短暂的失落和沮丧之后，我很快获得了进驻另一个高速公路工地的机会。

中伙铺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村庄，位于湖南省的西部城市怀化市的东北角，坐落在标号为S223的省道旁边，距离怀化市中心仅约40公里。出了怀化市城区，沿着省道一直驱车向东北方向，如果不出意外，大概一个小时后就能抵达目的地。这里，是溆怀（溆浦至怀化）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所在地。溆怀高速，是湖南省2010年开工建设的14条高速公路之一，属于湖南省规划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中“第三横”——娄底至怀化高速公路的西段。全线位于怀化市境内，穿越溆浦县、辰溪县、中方县、鹤城区4个县（区），全长91.78公里，概算总投资81.9亿元。从开工到通车，预计在两年内完成。

在高速公路修通之前，通往中伙铺村只能走S223省道。这条省道是我见过的最为破烂、肮脏却异常繁忙的道路之一。路面狭窄，一路上都坑坑洼洼，下雨时泥泞不堪，晴天又灰尘弥漫。无论晴雨，道路上都散落着各种来路不明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快餐盒，农药瓶子，方便面包装袋，废轮胎，碎玻璃，废报纸，矿泉水瓶，甚至一把伞骨断裂的旧雨伞或一只盛满泥水的旧鞋子……路旁树木的叶子和树干，永远裹在一层厚厚的泥土之中，而失去其本来颜色，让人不免疑心那些树木只是旧塑料做成的假树。而树枝上挂着大小各一的废弃塑料袋，在风中此起彼伏地噗噗作响，像正在进行某场神秘的招魂仪式。

坐着汽车从这样颠簸不堪的路面经过，与其说是在坐车，还不如说是坐在一艘汪洋中的航船上。一路上我不断看见重型卡车，它们原本有着醒目的橘红色外表，但现在几乎全蒙上了一层尘土而变得暗淡无光。甚至连车身上悬挂着的车牌，都隐匿在尘土中而变得辨识不清。它们一辆接一辆飞扬跋扈呼啸而过，笨头笨脑地从车厢里洒下一地溢出的货物，多半是超载的散装水泥、碎石、沙子、渣土……还有煤炭。

这正是中国省道上的常见一幕。你可以看到这些超载大卡车的车身两侧，都刷着大大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警示语，但实际上它们是最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超载、抢道、超车、闯红灯样样精通，不但是导致路面急剧受损的罪魁祸首，也是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我在这条路上看到好几起车祸，几乎都跟这个橘红色的“马路杀手”有关。它们要么将一辆迎面驶来的倒霉的小汽车撞得稀巴烂，面目全非地躺在道路中央，漆黑的煤炭和鲜红的血迹倾洒了一地；要么就兀自侧翻横躺在狭窄的道路中间，造成令人绝望的延绵几公里的堵车。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我坐一辆空调大客车进城，就被堵在这条道路上几个小时，前后左右全是熄火的各色车辆，肮脏的道路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审时度势的司机们为了避免汽油耗尽后抛锚荒野，及时关掉了空调。封闭式车厢里闷热得能让人窒息，乘客们不得不下车，站在炙热的道路旁边无望地等待。最后我彻底舍弃了那辆纹丝不动的大客车，顶着毒辣辣的夏日阳光，在车辆的夹缝里艰难而狼狈地步行数公里，终于走出堵车的行列，花高价拦了一辆运营的摩托车才得以重新进城——此时的我已经汗湿全身，变成了一只几乎要在烈日下昏厥的落汤鸡。

如同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或乡镇所常见的景象，你会在道路两边看见各种各样的广告、标语和口号。最司空见惯的，当属商业和政治两类——商业往往是房产、电信或者其他商品广告，政治类就是一些五花八门的政策宣传或者警告语。在城市和靠近城市的近郊，它们多半出现在横空而起的巨大T型广告牌上，或者横跨马路的长长横幅上。而到了远离城市的乡下，它们往往出现在路旁农家的整堵墙壁上，以白色涂料或艳色颜料涂刷而成，让人在一闪而过的车上惊鸿一瞥也会触目惊心：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在一座废弃矿山旁的建筑物上，一条标语也让我惊愕不已：

当你走进矿山工作，希你放弃个人自由！

当然，也有些标语温情脉脉，甚至深情款款：

一事一议政策好，党的恩情忘不了

还有一些标语，体现了中国咬文嚼字的光辉传统：

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

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决堤

这两条标语都在宣扬政府的工作作风，前一条针对群众路线，后一条针对反腐倡廉，均熟练地运用了比喻，且对仗非常工整。这仿佛在提示我们，尽管杜甫、李白所处的中国诗歌黄金年代已经远去，但干部们却依然有着一颗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心——没错，这样的口号多半是宣传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绞尽脑汁所撰而成。某些时候，有些广告语或标语散发着意外的幽默之光，令人忍俊不禁：

福馨陵园，你人生的后花园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违者法办！

尽管将陵园当作“人生的后花园”这种英式幽默在忌讳死亡的中国不太合时宜，但多少还能让人接受，但将“生孩子”和“养猪”相提并论却未免有点无厘头，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政府将如何“法办”一位已经触电而死之人？

最让我觉得困惑的一句标语出现在一个小村落边，醒目的七块大牌子并排立在马路一侧的山头上，每块牌子上都各写着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

洪源农林跟党走

“洪源”究竟是村庄还是开发公司的名字不得而知。这句没头没脑的标语读起来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细究起来，这句话表意不完整，“跟党走”应该只是前提而不是结果，如果再接上类似“搞好农林为人民”这样的话——尽管仍然毫无新意——至少表意更为完整，逻辑上也通顺不少，不会让人觉得突兀而浮想联翩。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道路两旁这些风格迥异而深具中国特色的口号、标语和广告，一边不知不觉地打发掉了行驶在糟糕路上的难熬时间。车辆一路前行，驶入群山之间，山上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油茶树——如赶上春冬季节，白色的油茶花盛开，漫山遍野将馥郁清香，如云似雪。这时，窗外出现一块气派的T型大牌子，上面写着：

欢迎进入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县湖南辰溪县

大约十分钟后，汽车便驶入“中伙铺”村——它处于辰溪县和邻县中方县的边界处。我下了车，环顾眼前这个陌生的村庄——这个我接下来将驻扎三年多的地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好友斌和在少年时的信件中反复描述的“青树坪”。二十年前，他也刚好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年。但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叫“青树坪”的地方，关于二十年前的“青树坪”和二十年后的“中伙铺”之间的同与不同，我除了回忆和想象，依旧无从得知。

道路上的古老村庄

中伙铺虽然是个普通的行政村，但从外在的“繁荣度”看，它跟一个镇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省道从村中穿越而过，村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集镇的形态。沿街两边逐渐汇集了不少商铺，有汽修店、饭店、旅馆、超市、诊所、五金店、美发店等，大多都是本地村民利用自家民宅所经营，挂着杂乱的招牌，空间狭窄，装潢简陋，设施陈旧，但基本上能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村里还有一家有着十多台电脑的小网吧。我曾经为了收发邮件进去上过几次网，里面灯光昏暗，人气冷清，陈设着装有老式输入法的旧电脑和脏兮兮的破椅子，网速慢得像蜗牛。

最醒目的，是“国家”在这个小村镇具体而微的存在。这里有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尽管只有五台加油机，其中两台还是柴油机，但几乎占用了半个足球场大的场地，气派的大顶篷侧身刷着鲜艳的大红底色，上面印有“中国石化”、“SINOPEC”字样。另外，还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邮政”等国企大鳄都在这里设有经营点。相比于村民们自家经营的寒碜小商铺，这些拥有洋气的双语LOGO的“国家队”，无论场地还是招牌都要豪华很多，它们占据了中伙铺村最好的几个商业路段，硕大的玻璃门被擦得锃亮，门口往往还悬挂着各种针对乡村市场的广告牌或横幅。

中国移动手机卡，一边耕田一边打

出门不用带现金，绿卡在手我放心

联通手机信号好，地上地下全覆盖

即使大白天，这些店面通常也会灯火通明，柜台后的服务员一律穿着笔挺制服，脸上带着亲切和优越感参半的微笑，还有立在墙角的饮水机给顾客提供免费饮水……这些细节，无不引起前来办理业务的当地村民之艳羡目光。

中伙铺村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位于马路旁边一片占地不少的空地上，有着石棉瓦盖的大屋顶和水泥砌成的货品台。每逢阴历带三和八的日子，集市就会开市，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来到这里赶集。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肉类、水产、蔬菜、水果、服装以及各种日用品，价格都很便宜。市场里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因为市场的摊位满了，来晚了的摊贩甚至将摊子摆到外面的马路一侧。

你很难不被摊位上摆放着的各种土产当季蔬果所吸引，它们新鲜欲滴，仿佛刚从地里或树上采摘下来，散发着浓浓的大地气息。有一次我就被一个老婆婆自产自销的干豇豆所吸引，那是她亲手种植并风干，整整洁洁地用粽叶捆绑，有着好看的暗黄色调，看起来就像一件民间手工艺品。我当即买了下来，将它带回去和排骨一块蒸着吃，非常美味，有着城市里的大棚蔬菜不可比拟的鲜味。在春天时，我还买过几颗汁液饱满的本地大石榴带回去送给我的女友。还有一次，我在农贸市场里跟拍一个工地民工买菜的过程，他先是买了一大块猪肉、几棵莴笋、一把空心菜，还有一大把尖椒，然后，来到鞋摊上花20元买了一双“解放鞋”……这时，镜头后的我的购物欲望被激发了，我忍不住放下摄像机，也给自己买了一双短帮雨靴，内里有着保暖的绒毛，穿在脚上非常暖和与舒适——湖南的春天寒冷而多雨，我正用得着它。

中伙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不到两百户人家，人口约八百条人——在这里，你会听到他们称呼“一个人”为“一条人”，“八百条人”即为“八百个人”，听起来俨然有“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般的豪爽。但如同中国大多数的农村现状，中伙铺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年轻劳力大多都去了广东，或在长沙等发达地区打工，平时在村庄里很难见到几“条”年轻人。

这个村的人均耕地面积约为六担——同样，他们计量田地的面积也与别处不同，用“担”而不用“亩”。六担即为一亩。也许源自当时一亩田地大概能产六担谷子之意。今古风犹存，仍保存这种叫法。除了水稻种植，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油茶。正如我在来中伙铺的路上看到的那块牌子所称，辰溪县是“全国油茶生产发展示范县”，官方数据称现有油茶林24.3万亩，年产茶油7500吨。可在中伙铺，虽然山上生长着不少的油茶树，但连一家茶油生产厂也没有，大多都是家庭式作坊生产，生产和销售都没有形成产业化。以前村庄辖区内还有煤矿，但现在地底下的煤炭资源基本被开采殆尽。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仅约3000元。

自古以来，位居湘西的怀化系中原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道，中伙铺境内很早就有连接北京与昆明的古驿道经过。古驿道也是当时的“官道”。光从“中伙铺”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道路上的一个古老村庄。“铺”在古代是交通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养路段”，负责官道的维修养护，偶尔用以接待途经此地的上级官员。比“铺”略高一级的机构为“驿”，即古代的驿站。古有“六十里一驿，三十里一铺”一说。在怀化，叫“铺”和“驿”的地名非常普遍，有金钱铺、白泥铺、太平铺、马底驿、三里驿等。距中伙铺15公里左右，还有个地方叫“山塘驿”——那也是一个交通要道。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被皇帝任命为主考官，从京城去昆明主持云南乡试，就经此官道路过了辰溪县的山塘驿和中伙铺，并留宿在中伙铺的古留云寺，留有“晚宿山塘驿”、“过中和铺，憩留云寺”等文字。这段经历在《林则徐集·日记》[1]中均有详细记载。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甲寅。寅刻行，四十里过辰溪县，其地无城，饭后渡溪行，三十里至山塘驿宿。是日山多路长，天气阴晴各半。

二十五日，乙卯。寅刻行，四十里过中和铺，憩留云寺。又四十里芷江县之怀化驿，《宋史·地理志》有怀化铺，即其地也。是日所过诸山俱峻绝，木旗岭云气尤变幻，八十里地远如百里。晡时雨。

“中和铺”即现在的中伙铺。1949年后改为现名。对于这段历史，大多数当地人都不甚明了。相比于“过中和铺”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林则徐经过沅陵的典故却广为人知。沅陵距中伙铺几十里，现在是怀化市下属的一个县。清代叫“辰州府”。林则徐在那里留下了“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名联——如今，这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成了沅陵县政府用来推广自己的一张镀金名片。但这两段经历其实均属同一趟旅途，时间上亦只相差四五天，且同样被记载于《林则徐集·日记》之中。

二十日，庚戌，寅刻行，山路多险，巳刻至辰阳驿，在驿馆小坐。云南伴送贡象之员，亦于是日到此。行馆逼狭，邑令张时庵鸿箴劝余入住其署中，遂渡沅入辰州府城，于县署之后堂下榻。此地有小酉山，在县城北，古藏书之所也。

二十一日，辛亥。张明府留住一日，意谊甚殷，以纸索书，余作七律二首，书扇赠之，又撰书楹帖一联云：“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是晚雷雨大作，滂沱达旦。此地已旱四十余日，得此喜雨，交相关也。

除了林则徐外，还有闻一多、沈从文等多位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均曾途经此地。抗战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便于1938年2月迁入云南成立西南联大。当时，包括闻一多、曾昭抡在内的好多教育界的精英人士均加入了“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至昆明，步行3600里，所走的正是贯穿此地的古驿道。因为老家就在距中伙铺不远的凤凰县，沈从文的足迹更是多次洒落此地，其著作对此多有涉及。他写到过三人抬举的“三丁拐”轿子，便是为了对付这种狭窄驿道而设计的。

这条当时仅宽一米多的青石板古驿道，后来被民国年间修建的湘黔公路所取代，只在一些荒郊野岭间还残存着些许斑驳遗迹。再后来，因为开展“新农村建设”进行“村村通公路”工程，驿道全部被毁坏殆尽，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面。唯一留存至今的完整遗迹，可能就是在中伙铺境内的一座古驿道桥，名为“龙门溪桥”，桥头石壁留有摩岩石刻名。此桥最初建于康熙年间，后遇洪水坍塌，今存古桥为乾隆五十年间（1785年）重建，是一座石头垒砌的三拱桥，做工非常精良，至今坚实牢固。

湘黔公路最早建于民国时期。1935年，因战争需要，国民政府要求四个月内完成从桃源至贵阳的筑路任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湘黔公路工程处设在沅陵县城，由沅陵籍人士张叙丞任主任秘书，他在时间短、任务重、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将桃源至贵阳全线划为13段（湘境6段，黔境7段），每段派一名监修人，一名工程师，采取“计酬承包，分段负责，各尽其能，全线齐上”的措施，分别承包到县。当时，国民政府将修建该项公路视为“中心任务” ，两省公路沿线各县共组织3万多民工日夜施工，工程进展极快。后因经费不足，沅陵至贵阳段多数只筑修简易路面，溪河也只架设便桥。全线于当年8月27日通车。张叙丞在组织施工中，昼夜沿途督察，处理各种问题，因而积劳成疾，于1935年5月2日病逝。国民政府为他在凤凰山修建墓地并举行公葬，蒋介石、何应钦、陈立夫等一干政府首脑署名悼念，墓地的碑柱上刻联：“葬名山长眠绝顶，创伟业乃踞高峰。”为了纪念他，国民政府还特意将沅陵汽车站命名为“叙丞站”，后废弃。[2]“文革”时张叙丞墓葬遭毁坏，只留下残损墓碑一块。

湘黔公路的修建为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因为得益于这条道路所带来的交通便捷，著名的盟军机场——芷江机场就建在湘黔公路沿线小县芷江，那里同属怀化市所辖，距中伙铺仅约100公里。它是中国空军基地和第一所美式航空学校的所在地。当然，更为人知的，它也是美国将军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的飞行基地，在抗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湘西会战——日军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场进攻战的洗礼，芷江也迎来了日军的投降，见证了抗战的胜利。当年，修建芷江机场时，国民政府征调了芷江周边11个县的1.9万名民工，其中也包括不少辰溪人。离抗战胜利不过短短几年，这条被国民政府用来驱逐日寇的湘黔公路，在1949年迎来了共产党。此时，国共两党的内战进入尾声，共产党的兵力向南方步步紧逼，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终于在4月的一天被渡江而来的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处西南前哨的山区省份贵州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于是共产党命令它的王牌军队——“第二野战军”担负进军西南攻克贵州的任务。当时，他们进入贵州所经路线就是这条著名的湘黔公路。沿着14年前张叙丞牺牲生命修筑的这条穿山越岭的道路，沿着飞虎队员无数次从空中俯瞰过的这条硝云弹雨的道路，这支共产党军队将战火从湖南西部一路燃到贵州，最终胜利攻克贵阳，为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一条见证了昔日辉煌胜利的光荣之路，最终却变成了一条成全敌人断送自己的毁灭之路。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之吊诡让人唏嘘。

时间进入上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早已彻底取代国民政府，趁着“大跃进”的干劲，他们决定对老湘黔公路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大炼钢铁、大办养鸡场和养猪场等疯狂行为一样，这一行动也被赋予了“超英赶美”的宏大政治意义，是极具梦幻色彩的共产主义国家蓝图的一部分。无数饿着肚子却照样群情激昂的劳力，像蚂蚁一般汇集到这条道路上，几乎用最原始的劳作方法拓宽改道。道路两边的不少古迹也被顺便当作资产阶级的遗毒铲除，包括古留云寺的巍巍墓塔。再后来，在湖南境内的这一段湘黔公路又历经几次修复改建，被重新命名为S223省道。

除了湘黔公路经过中伙铺村，还有一条铁路也从村后的山岭间穿过。这条铁路也以“湘黔”两字命名，是连接湖南和贵州的重要干线铁路，历经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建成通车。据当地人回忆，通车那天村民们万人空巷去往铁路旁的山头上围观。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嘶鸣，只见一列蜿蜒如龙的火车从山洞里钻出，鼻孔里还冒着浓烟，吭哧吭哧地朝着北方的群山呼啸而去。所有村民都被初次所见的这个钢铁怪物惊得目瞪口呆！

在湘黔铁路修通之前，当地还有原始森林，里面长着不少参天大树，老虎、野猪和麂子等野物生活其中。因为交通闭塞，它们在大炼钢铁的时代里幸免于难。但铁路修通后，很快就被砍伐殆尽，一是为了给铁路让路，在修建铁路时就被砍掉了不少；二是有了铁路后，昔日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木材立马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一车一车的林木被那个钢铁怪物飞快地拖往急需木头资源的外地城市。

现在，中伙铺的山岭上，除了茂密的灌木丛和一些低龄的油茶树、杉木、竹子等常见树种之外，古老的树木很难见到踪影。不过，我注意到有些山坡上连绵着大片郁郁葱葱、由同一树种组成的树林，高大的树干一律挺拔直耸，树冠却较小，树叶有着别致的蓝绿色。这种树林看起来长势惊人地好，比其他树木明显要高出不少。并且，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里也不落叶。当地有村民告诉我，这种树叫桉树，是附近的造纸厂承包当地山地所种下，特意用来造纸。这种树的生长周期很快，三到四年便能成熟派上用途。但村民同时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一种“霸王树”，它对土壤的肥料和水分需求极大。凡种植了桉树的土壤，土地肥力和水分就会下降乃至枯竭，其他植物种类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除了陆路，中伙铺还有一条水路和外界贯通。一条叫龙门溪的河流，从村中蜿蜒而过，将村庄分为南北两岸，然后相继穿过省道和古驿道桥向东流去。这里是龙门溪的上游，它流往沅江，汇入洞庭。早个几十年，循着此水还能去往洪江、常德、汉口等繁华商业码头——在过去，河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路。以前辰溪的煤基本上就靠这条水路运出——辰溪历来盛产煤矿，沈从文写过一篇《辰溪的煤》[3]，文章中写道：

湘西有名的煤田在辰溪。……沿河两岸常有百十只运煤船停泊，上下洪江与常德码头间无时不有若干黑脸黑手脚汉子，把大块黑煤运送到船上，向船舱中抛去。若到一个取煤的斜井边去，就可见到无数同样黑脸黑手脚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围一片破布，头上戴一盏小灯，向那个俨若地狱的黑井爬进爬出。矿坑随时可以坍陷或被水灌入，坍了，淹了，这些到地狱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

字里行间，能看得出沈从文先生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体察，以及蕴含其间的悲悯和良善。写煤是假，写人才是真。

我到达中伙铺时，这条河流早已不能通航，因为早些年河道里纷纷建起了水电站，距古驿道桥约百米远处就有一座。河流被一道水坝拦腰截断，肮脏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暗黑的泡沫和垃圾，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清澈和活力。早几年河里还有野生的娃娃鱼，现在也早已绝了踪影。附近的煤矿倒是还有不少，只是早改水运为陆运。一辆辆重型卡车拖着煤渣从村庄里日夜不停地经过，村头还有一个由辰溪县矿产资源局设立的“煤炭资源税费征收稽查站”，经常有好多辆煤车排着队停在那里等待检查。当地村民的前辈中很多曾是船家，专事水路运输，会唱很多船歌号子，但随着河流的断航，老人们纷纷过世，所唱号子也均已散佚。

现在，专事修路的外地人又一次纷纷涌往这里，为的是给当地再增加一种新的交通方式——高速公路。

从古驿道、水路、公路到铁路，再到高速公路，时代的步伐永不停歇地匆匆向前，一定有什么东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一定有什么东西任世事蹉跎而亘古不变。

项目部

我走进中伙铺村口的一座装饰崭新的小院，这里便是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它紧挨着S223省道，由两栋租来的三层民居改建而成。一栋用来办公，另一栋用来当员工宿舍。从外表看，它和我数年前在距离此地不远的凤凰见过的斌和的项目部没有太大不同。通往项目部的院子要经过两扇大门，门口分别挂着一副对联，第一副准确地刻画了“筑路人”的职业特点，同时也流露出中国人面对大自然的豪气干云、野心十足：

削平山岭修大道

跨越江河架宏桥

读起来颇有几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所写诗词的气势，不由联想起他在“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诗句里所描绘之“人定胜天”的现代化图景。

相比之下，后一副对联的语言要朴实很多，但其中的政治意蕴一点都没减弱，它借用了常见的政治术语和句式，展现了一个基层建设机构在现阶段的工作目标：

与时俱进，树娄底路桥形象

开拓创新，铸溆怀高速精品

娄底路桥，指的是承建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的公司。这也是斌和曾经所在的公司，这家建设公司通过中标，获得了修建整个高速公路中一段道路的机会——和张叙丞修建湘黔公路时采用的“分段负责制”一样，这条高速公路也被分成20段由不同单位承建。第14合同段承建的这段道路穿越中伙铺和周围其他几个村庄，长4.56公里，中标造价高达2.27亿元。两年前，娄底路桥公司还是家拥有数亿资产的大型国营公司，但被迫改制，被一家叫鹏泰的民营房地产公司以3000万元收购。而这笔交易之所以能达成，而价格又是如此之低，据说是鹏泰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很好。

这家公司不仅把自己的名字镶嵌在对联里，还醒目地在项目部的办公楼顶上树起公司标志，远远一看，“娄底路桥”四个金属大字赫然在目。项目部的外观也洋溢着中国式建筑工地的风格，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两行巨大的红色立体字：

尊重业主，服从监理

精心组织，科学管理

这似乎是针对管理者的工作规范，而另一栋宿舍楼上以同样形式悬挂着的口号，似乎是针对工地工人而言：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团结拼搏，务实求新

如果你站在省道上放眼打量这栋宿舍楼，窗口下挂着“预防”两字的这间屋子就是我的栖身之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位于宿舍楼的最顶层，窗口正对着马路。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安排一定隐含某种神秘意义：一间窗口下挂着大大的“预防”两字的屋子里住进了一位隐姓埋名的独立导演……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一部引人入胜的黑色电影的开头？

但随着这部电影的序幕拉开，在获得剧情之前，得先忍受一片噪音。因为窗底下就是大马路，白天车流不息，各种车辆摩肩接踵地经过，车流声，喇叭声，刹车声，甚至车载音响里传来的流行歌曲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其中尤以重型卡车和各种大型机械车最为嚣张，尚在一公里之外，我便能听到它们的雷霆万钧，它们声势浩大地经过我的窗下，像一支耀武扬威的部队般，呼啸而去。即便到了深夜，我将窗子紧闭，也难得安宁。尽管车流较白天有明显减弱，但仍时不时有夜间赶路的大货车经过，不断划破夜晚的宁静。刚住进这间房子后，我几乎每晚都失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睡在一辆正行驶在颠簸山路上的卧铺车里。为了对付失眠的煎熬，我开始玩起自己独创的“猜车型”游戏——我的耳朵像个声波接收器般，接收着黑夜里传来的车声，然后将信息迅捷地传给大脑，大脑再紧张地运用既往经验，外加一点想象力，算计出这是一辆什么车：重型卡车，皮卡，小汽车，或者摩托……在得出结果的同时，我脑海里还会放电影似的浮现出它的准确形象——一辆八成新的红色力帆牌摩托顶着夜色风驰电掣而来，在雪亮前灯的漫射下，能依稀看清车手是个染着黄色头发的乡村少年，后座上还坐着一位紧搂着他腰肢正睡意沉沉的少女，他们也许刚从附近打工的城市里返乡……这样，我慢慢地被自己虚构和想象出来的情节所拖累，最终只得向这些令人烦忧的噪音投降，逃避进自己的梦乡。

有一天深夜，我甚至听到一辆大卡车经过时传来猪叫的声音。没错，就是猪，尽管叫声混杂在车流声里，但还是能清楚地分辨出来自猪这种动物。且不只一只，而是很大一群——大概有三四十只，大部分嗷嗷叫着，少数哼哼唧唧，毫不掩饰它们在旅途中的恐惧、茫然和心力交瘁。那显然是一辆连夜运猪进城的大卡车，我甚至能想象得出它的铁笼子的质地和形状。我也清楚地知道，耳畔这些叫声，明天一早可能就会彻底地停息，它的主人会变成城里人餐桌上的一笼包子，或者一碗馄饨。总之，那是一顿能带来一天好心情的美味早餐。只是，没有谁知道，在去往屠宰场的路上，它们曾途经我的窗下，更没人知道，我的窗下还悬挂着两个红色的立体大字：

预防

习惯了噪音之后，你还得习惯同吃、同住、同工作的集体生活。四五十号人挤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呈现出热闹过头的景象。我刚来项目部时，一点都不习惯。实话说，我生性自由散漫，已经多年未有集体生活的体验，最近的一次，还是在十多年前读大学时。我和同学们住在一栋老式的宿舍楼里，有着长长的公共走廊，每一间宿舍里摆放着五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十个人生活其中。此外，大家还共用着那种90年代简陋的公共大食堂、公共澡堂，以及肮脏的公共厕所。到了项目部，我的这种久远的集体记忆很快被重新启动了。

项目部有着固定的作息安排，每天起床、用餐以及出工都严格按夏冬两季作息时间表进行。一天的工作时间为九个小时，每月可累计休假两天。

项目部刚成立的前几个月，并没有考勤制度，但是有一天，老李——他的头衔是综合办公室主任——突然买来一台电子指纹考勤仪装在办公室的墙上，规定所有员工必须在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内分别录入右手食指的指纹。如果有缺勤，就会被记录在案，然后在月底扣发工资。因此每到上班时间，综合办公室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打卡声。随着滴的一声，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会从考勤仪里传出：

您的指纹已录入，谢谢！

这种先进的打卡考勤制度引起了员工的抱怨。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运用到一个相对管理松散的工程施工集体，在行业内极为罕见。而在娄底路桥的历史上，更属于头一遭。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打过卡！”一位年纪稍大的施工员说。

“这么苛刻地管理我们，太不合理了，那他们怎么不在工地上装个监控器随时监视我们呢？”一位年轻的测量员说。

员工们不约而同将这种苛刻的制度归咎于顶头的私家老板——鹏泰集团。在他们的心目中，自从国营的娄底路桥被私营企业鹏泰集团收购之后，他们的铁饭碗就等于被砸了，集体归属感也顿时失落无存，感觉自己成了后娘生的孩子——没人疼了。当初，这桩收购几乎遭到职工们的一致反对，甚至引发了上街抗议游行，但很快被大力促成收购的政府给平息了下去。现在，无论是中层还是底层员工，大多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替毛氏集团——鹏泰的老板姓毛——打工而已，留在这里只是讨口饭吃，却还要时不时受到老板的苛待。项目部的最高职务为项目经理。14标的项目经理姓佘，是娄底路桥的老职工，年龄却不到40岁，有着较为丰富的路桥施工和管理经验，公关能力也极强，但实际上，他也只是给毛氏集团打工而已。真正的“一把手”是挂名为党委书记的毛总，他是鹏泰集团的股东，也是毛氏家族中的一员。一般来说，党委书记在工程项目部只是个虚职，但毛总却是特例，他掌握关键的人事大权和财务大权，人员的调用、资金的支出都必须经他审批。办公室墙上贴的一张组织机构关系图中，却并没有他的存在。他就像是个神秘的“影子角色”。

在项目部里，资方和劳方的对立看似并不严重，但暗流涌动，无处不在。这些时不时涌起来的抱怨就是证明。我甚至由此预感到未来有一天，这股暗流将冲破平衡的堤坝，激荡起一点小小的麻烦。果然，后来发生的一件事，验证了我的预感。

2012年上半年，鹏泰集团突然宣布，公司将对属下各项目部实施一种新的目标考核制度，考核内容涉及质量管理、进度管理、成本及效益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简单来说，这项明确而繁琐的考核规则相比之前的老规矩，对职工们的管理更严了，甚至有些条款将很容易导致职工利益的受损——用职工们的话来说，如果说公司改制使他们的“铁饭碗”变成了“木饭碗”，那么这个制度的实施则是将“木饭碗”变成“瓷饭碗”。项目部内对此一片怨声载道，远胜过针对上一次的刷指纹考勤制度。

“这个制度只是他们毛氏集团一厢情愿弄起来的，完全没有尊重我们职工的意见，光从程序上来讲也不合理。”有一天晚上，项目经理佘总的专职司机王荣突然表达了他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去向总公司反映意见，这样就可以维护大家的权益。”

王司机将近40岁，属于改制前的娄底路桥的“老职工”，单位改制后被迫下岗。先后从事过各种营生，开过汽修厂、停车场、蔬菜店、服装厂和KTV，还做过洗煤生意和坚果生意，但几乎都没赚到什么钱，如今欠了一身的债，所以才来工地上给项目经理开车。王司机属于职工中见识和观念都比较不错的人，平时和我的关系不错，经常喜欢和我聊点国内外的时事话题。此刻，他正激烈地向同宿舍的室友——测量员小梁阐述这个制度的不合理。

“没用的，没有谁敢站出来，都是一盘散沙、得过且过的人。”小梁看起来没那么乐观。

“你太武断了，没去了解怎么知道别人不愿意？”王司机貌似并没有受到小梁的悲观情绪影响，“不需要很多人呼应，有五个人站出来就够了。只要找上五个人，我保证带头去找毛总说！”

“要是你王哥带头，那肯定就算上我一个，反正我不怕。”小梁说。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平时比较信任年长的王司机。

“那不就有两个了嘛，再找上三个人，就齐了！”王司机兴奋起来，“你觉得还有谁比较可靠？也敢站出来？”

小梁想了一下：“恺夫子？”他们说的是实验室主任周凯，他资质老，专业能力强，为人处世也比较厚道。

“对，我也觉得他比较合适！他不是毛的人，我们现在就去测探他一下。”王司机说到这里，表情严肃地对小梁说，“这事要做的话，必须谨慎，绝不能走漏风声。”

“还有你，千万不能跟其他人去说这个事。这个项目部里有他们太多的内线。”王司机扭过头来，表情严肃地警告我。他所说的“内线”和“毛的人”，指的是“毛氏集团”的“势力”——不少职工和施工队都与毛氏家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戏称这些人为毛氏的“嫡系部队”。他们不但在包括分工在内的利益分配时能得到额外关照，而且即使在犯错时也能得到相对宽恕的处理。

在我保证保密之后，他们俩允许我拿着摄像机拍摄，踌躇满志地来到恺夫子的宿舍。如他们所愿，恺夫子果然也表达了不满。

“那我们打算去找毛总反映意见，你跟不跟我们一起？”王司机兴奋地说。

“行啊，你们去我就去。”恺夫子不急不躁地说。

“那可是你说的，我们再找几个人，一块去说。这样才有效果。”王司机说，“到时一定要团结，千万不能有任何退缩，更不能被他们瓦解了！”

王司机担心的“瓦解”并不是杞人忧天。娄底路桥所管的另一个项目部——几百公里外的娄新高速项目部去年也发生了一起职工“闹事”事件——也是针对资方制定的某项制度，在一位刘姓职工的策动下，职工们纷纷找公司论理，甚至还开始罢工。后来却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一开始，这位姓刘的闹得很凶，后来突然就不说话了。”王司机说，“他被公司领导收买了，工资后来突然涨到了年薪10万。”

“那其他人的工资涨了没有？”我问。

“哪有？门都没有，就是涨了他一个，明显就是招安他嘛。他涨工资的事情还是好久之后有人无意中知道的，要不还蒙在鼓里呢。在我们这里，每个人的工资都只有自己知道，别人的都不公布，说是秘密。”王司机有点气愤地说，“这就是暗箱操作嘛！”

我问王司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的工资是多少吗？”

“当然不介意，我的月工资是3600元。但目标考核后，这个数字很有可能会缩水，因为如果项目部的整体目标没完成，每个职工的工资就会被扣掉一部分。”王司机悻悻地说。

“那佘总的工资呢？”我问。佘总是项目经理，属于项目部的最高行政领导人，王司机就是给他开车的。

“那就不知道啰。”王司机无奈地摊了摊手，“有关岗位薪酬的文件里规定，项目经理的月工资是6000元到8000元，但显然远不止这一点。”

没过多久，踌躇满志“密谋起事”的王司机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小梁独自在宿舍里玩电脑游戏。我问他王司机去了哪里，他说跟着佘总出去了。我再问他“五人计划”如何了。他头也不抬、不置可否地说：“那就不知道了，就看王哥呗。”

再次碰到王司机是几天后，他从外地出车回来。我发现他不再提起任何有关目标考核的话题，似乎早已忘了之前热衷的“五人计划”。仿佛我之前看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这只是一次并不存在的臆想中的“起义”。

在犹豫再三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追问起他这件事的进展。

王司机停顿了一下，看着我：“你知道，在中国，要搞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耸了耸肩，苦笑了一下，走远了。看来，这次臆想中的“起义”终于尘埃落定。尽管我并不知道，从王司机当初的激情满怀到如今的苦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从此我再没有追问过他。

之后的日子里，项目部里尽管时不时还会荡漾出一点抱怨，但大体上一直风平浪静。每天，办公室的指纹考勤机仍在有条不紊地响个不停：

您的指纹已录入，谢谢！

作为一个天性散漫之人，我完全理解他们针对考勤制度的抱怨。凭我有限的上班经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考勤机。有一次，在办公室，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心，将自己的食指放在考勤仪的辨识面板上，却只听见里面传来一声：

对不起，请重按手指。

我重复着刚才的动作，考勤仪还是发出相同的提示音。

“你这样做是没用的，因为我没有录入你的指纹。”老李冷冷地说。大部分时间，他的脸上都有一种类似的淡定。

老李原本并非娄底路桥的职工，之前从事电器销售，但自从娄底路桥改制之后，他在《娄底日报》工作的哥哥成为股东之一，因此他在哥哥的提挈下转行来到了项目部。除了管理项目部的时间，他还负责管理项目部工作人员的肠胃。

项目部设有一个小食堂，里面摆放着四张简易的圆形木质餐桌，各自围着一圈塑料凳子，一桌一般坐十个人。职工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十块钱。一日三餐，早餐是米粉或面条，偶尔是馒头和稀饭；中晚餐均为米饭，三菜一汤，两荤两素。小食堂的对面，是一个只有一张圆桌的包间，装饰良好，还装了空调，专门用来接待上面来的领导。项目部三天两头就会有各级领导过来检查或者进行其他工作，如果赶上了饭点，老李就会给他们“加餐”。通常有十来个菜，少不了当地的土鸡活鱼。我刚到项目部时，项目经理佘总喊我去陪监理处来的领导吃饭，菜做得比小食堂精致很多，还有酒水和果盘伺候。按中国人的习惯，因为要喝酒聊天，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饭局一般要吃上很长时间。

相反的是，每到固定的饭点，食堂外墙上的电铃就会急促地响起，此时，职工们就会飞奔进食堂，纷纷抢占最佳位置。跑在最前头的，是刚从工地回来的饥肠辘辘的施工员。他们会用一只最大号的碗盛上满满一碗饭，手中筷子一阵飞舞，盆里的菜很快就被分夹到各自饭碗里，甚至有人直接用舀汤的大勺子将菜舀到自己碗里。对这种粗鲁行为，员工们称之为“开挖机”。这是一个非常贴合他们职业特点的比喻。通常情况下，有人会发出嘘声：“哟，你怎么又开挖机了！”但这种鄙夷所带来的效用似乎不大，我经常会看到职工们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的菜盆里开动着挖机——这副架势，让我想起工地上那些真正的挖机作业的场景：随着一阵阵轰鸣声，那些钢铁怪物风卷残云地将一片片菜地或果林瞬间夷为平地。

在用餐中，如果碰上有鸡鸭、排骨和鱼之类的菜，骨头和鱼刺会被扔得遍地都是。每到这个时候，等候在桌下的“黑皮”和“悍马”就会争相饱餐一顿。它们是两条狗，一只是黑色，一只是黄色，肩负着看守项目部大院的光荣职责。而它们的顶头上司是安保部部长杨保国。

安保部全名“安全环保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一如其名，一是负责工地上的日常安全及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二是负责工地的环境维护和形象布置。形象布置直接关系到领导们前来视察时能否对你的工作形成好的印象——在注重“面子工程”的中国，这点很重要；所以他在工地上树立起各种宣传或警示标牌、横幅、墙报……花的钱有好几十万。“牌子是不锈钢的牌子，能不贵吗？”他说，“但这些都是工地的门脸，再省也省不了这笔钱。”

最不被重视的，就是环境维护。这项工作基本上就是聋子头上的耳朵——摆设。你从挂在项目部院墙上的一块墙报就可看到这一点。这是项目部刚驻场成立时，杨保国特意从城里订制并亲手挂上的。墙报上画着一双手捧着一颗蓝色的地球，配着醒目的通栏主标题：

提高保护环境意识，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正文除了登有两篇介绍“环境保护法”的小豆腐块资讯文章外，还在醒目的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长文：

最近，我读了《鲸鱼的自述》这个故事，从中懂得了我们要保护环境，给动物一个美丽的家园，让它们自由成长的道理。小鲸鱼居住在大海里，过着幸福而又快乐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小鲸鱼看到海面的水变黑了，水里的空气也不清新了，它决定去看个明白。呀！原来是垃圾把海水污染了。当小鲸鱼回到海底时，它的哥哥觉得恶心、头晕、目眩，妈妈知道了，把它送往医院，河豚医生说：“由于海水的污染，造成了你们鲸鱼的呼吸困难，这种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只有人类才能拯救你们。”就这样，鲸鱼家族灭亡了。我读了这篇文章，十分感动，是啊，我们人类再不能破坏环境了，要保护环境，还给动植物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吧……

显然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既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署名——文中的“我”到底是谁不得而知，更没有注明出处。根据行文风格判断，它很像小学生的一篇作文，应该是一篇读后感——但被阅读的《鲸鱼的自述》究竟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籍也不甚明了。我很纳闷它会如此没头没脑地出现在高速公路项目部的一堵宣传墙上，毕竟驻扎在这里的不是一支海上作业队，文中的“大海”和这条乡壤之上的“道路”也相距遥远。我想，它八成是杨部长从网络上随意抄来的。甚至，我在了解到杨部长曾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之后，更大胆地推测这很可能是他当初布置给学生写的一篇习作。如今，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它挪移到了自己的新岗位上，其实是在暗暗怀恋往昔时光。

我敢保证，在整个项目部，并没有人会去完完整整读完墙报上这些突兀、空洞而啰嗦的文字，尽管他们每天都要在这块牌子前出出进进。这样的牌子纯粹只有装饰功能而无实用价值，就跟会议室里摆放的几盆假花、院子前插着的一排彩旗一样。“环保”这两个字对于工地上的人来说，显得非常空洞和遥远。不但遥远的“鲸鱼家族”的命运丝毫打动不了他们，即使是他们置身其中的环境，他们多半也无动于衷。几乎所有的民工工棚周围，都是垃圾遍地，臭气熏天。随着修路工人的到来，昔日的苍翠青山间很快就散落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废弃物。有一次，我还亲眼见到民工队将整车的生活垃圾偷偷填埋在大桥下的土方之中。而项目部的管理者们，也没有更环保，他们经常从车窗往公路上、田野里随手抛撒垃圾；不管有人没人，客厅里的灯、电视机甚至空调都是24小时开着。

有次我半夜醒来，听到客厅里传来疯狂的电视购物声：

只要299元，只要299元你也能拥有……

我起身打开门，客厅里空无一人，空气中的烟雾还没有散尽，木地板上烟蒂遍地，桌上堆积如山的瓜子皮、花生壳和啤酒瓶。电视上一个妖娆做作的女人正举着一台山寨手机在歇斯底里吼叫……我关了电视机，穿过客厅，来到另一头的公共厕所，在门口照例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恶臭。厕所里污渍遍地，经常会有人忘了冲厕所，有人甚至直接在洗漱池里小便。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他们来说，总是难于上青天。要这样的一伙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去悉心领略鲸鱼的困境，显然是徒劳的。

杨保国部长虽说是安全环保部的堂堂部长，但整个部门只有他一个人。当然，现在局面略有所改观，可以再加上黑皮和悍马——这两条狗属于安保部的“编外人员”。黑皮在两年前来到项目部，当时还是一只喜欢在人的脚踝边蹭来蹭去的小黑狗，后来变成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母亲”，连续两胎都产下九只小狗——一胎九仔的现象即使在狗类也并不多见。

黑皮刚生下九仔时，杨部长高兴得眉开眼笑：“九犬一獒，九犬一獒！”他不断地说着这个典故。其他人更是在一边打趣说要项目部的党委书记毛总请客。毛总在创立鹏泰集团的毛氏九兄弟中排行第三——职工们背后称之为“毛三”，同理，称排行第八的董事长为“毛八”。毛三总得知黑皮产下九仔的喜讯后也很高兴，第一时间去了后院的狗窝旁表示慰问。面对着黑皮和它的九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当即叮嘱办公室主任老李，一定要精心养护着这九个将给公司带来福气的“小福娃”。

但很遗憾，这九个寄予着毛总厚望的萌态可掬的小家伙，最后都相继死于非命。有掉进茅坑淹死的，有被马路上的行车撞死的，也有被项目部自己的车不小心碾死的，还有失踪的。黑皮的第二次怀孕生子，依旧如此遭遇，只有悍马幸存了下来。当时它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叫“陆虎”——喜欢车的杨部长给它俩取的名字。但陆虎最后不幸罹难，被马路上一辆橘红色大卡车带走了幼小的生命。不知道大卡车的司机在撞上它并加速逃离的那一刻，是否会庆幸他所撞的不是一辆真正的陆虎，而只是一只卑微的小狗？

老实说，项目部并不太适合养狗。这里人多车杂，喧哗无序，最重要的，这里的很多人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上，有着让人吃惊的粗暴。要他们像那篇墙报文章中所写的一样去“还给动植物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显然是痴人说梦。虐狗的场景层出不穷。有个大学刚毕业的实习施工员，喜欢将夹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便和一群围观者哈哈大笑。还有人喜欢狠狠地踢桌子底下的黑皮，甚至用大头皮鞋去踩它的脚。在冬天，我甚至见到一个施工员拎着幼小悍马的脖子，将它从办公室门口抛至室外的雪地上，俨然在抛一具没有生命的物品。看着被摔得晕头转向的悍马从雪地里一瘸一拐地爬起来，他和另一帮围观者发出了兴奋的喝彩……我忍不住制止他们，但没有丝毫见效——他们才不在乎我这个外来者说什么呢，只继续着他们的游戏，并从中获得他们的快乐。这种底层民众身上隐藏着的不自知的暴戾，让我不寒而栗。

对暴力的无动于衷，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底层集体表现得非常突出，事实上，这也是某些当代中国人的特质，这是一个在革命、战争、政治运动中生活了太久的群体，以致冷漠变成了基因。有一次晚饭后，大家聚在院子里闲聊，话题聊到了局势正乱的利比亚。让我吃惊的是，只有极少数人觉得推翻卡扎菲的暴政是合理的，而绝大部分人认为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涉他国内政。“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这么干的，只是为了石油。”有人提出这个观点，大家群情激奋地纷纷认同，整个局面顿时变成了针对美国的主题批判会。

我本来一直在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听到这里忍不住插了一句话：“可是，不管怎样，卡扎菲出动皇家直升机卫队扫射平民是不应该的吧？”

他们怔了一下，转过头来看着我。一个年轻的施工员很快就接过了我的话茬。“哪有政权不杀人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而杀人，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嘛。”他是老娄底路桥的职工，个子矮小，身材瘦弱，皮肤因为经受太阳的过度照射而变得格外黝黑。他平时举止斯文，对人彬彬有礼。但也曾义愤填膺地向我讲述公司被迫改制后职工的权益如何得不到尊重和保障。此刻，他的话，似乎有悖于他的气质和经历。但其他人马上附和着他的观点，纷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

“要是你当了皇帝，你的手下要反对你推翻你，我敢肯定你也会杀人。”

“非常时期采取暴力无可厚非，国将不国了，就应该果断镇压。”

……

我决意放弃和他们继续辩论，赶紧起身离座，丢盔弃甲地逃回自己的房间。在上楼梯时，我碰到了黑皮。它正躺在楼梯口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骨头。我想起今天的晚餐中有红烧排骨这道菜，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小食堂里人声鼎沸各自饕餮的样子——尽管大家手上捧着的不再是以前的铁饭碗了，但每一个人依旧都吃得很香。在那一刻，无论是遥远的炮火纷飞的利比亚，还是那段令人不太愉快的“改制”记忆，看起来都跟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1] 《林则徐集·日记》，中山大学近代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上述张叙丞事迹见《沅陵县交通志》第十一章人物传。

[3] 《沈从文散文》（插图珍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第二章 留云寺

【基层标语】　　支持拆迁，匹夫有责

事以利国应积极，政府拆迁为人民

主动搬迁多荣耀，为了生活更美好

一座让路的古寺

2010年的春季某天，我拎着摄像机走进了项目部对面的一座山上。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山，但名叫灵龟峰。山不太高，山脚处金黄的油菜花正在怒放；山腰部分是一大片嶙峋的石头，凌乱地散落在茂盛的灌木丛里；山顶则有一片低矮的柑橘林和一大片杉木林，沿着山脊铺展，远远地望去，像是这座山留了一个莫西干头。正是施工的前期阶段，一些民工在山坡上修建便道，运输材料，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施工做准备。

我刚走上山顶，就听到不远处的树林一侧鼓乐齐鸣，间或有鞭炮响起。我好奇地循声而往，原来有一座寺庙像是正在举行法事。它简陋而古朴，山门上挂着“留云寺”的匾额，院落里面分为天王庙、弥勒殿和大雄宝殿等三座主体建筑，侧面则是斋堂和厢房。大雄宝殿最为气派，里面摆放着三座彩塑大佛像，正中间的是慈悲的释迦牟尼。宝殿里香烟缭绕，僧人一边敲打着法器，一边念经，许多村民模样的人正在菩萨面前虔诚地跪拜，大多是一些老人。原来今天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的生日。

当我拿出摄像机拍摄时，村民们大多好奇地看着我，还有人朝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但我几乎全听不明白他们讲的本地方言。一位中年人突然出现在镜头前，他友好地笑了笑，问道：“请问你是哪个电视台的？”

他姓唐名军民，看起来40岁出头，有着宽厚的脸膛，穿着一件米白色格子休闲西服，气质斯文儒雅。他不但讲普通话，最让人吃惊的，还用了“请问”——这在此地乡下实属罕见。但这符合他的身份，辰溪县一中的语文老师。

“我不是电视台的，我是来拍摄高速公路建设的，听到这里很热闹，就过来看看。”我赶紧停下拍摄，也没忘对他友好地笑了笑。

“哦，拍高速公路的啊，我们这座庙就因为高速公路要拆迁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举行法事。”

他转过身去，指着大雄宝殿背后的峡谷。“你看，高速公路将从那边修过来，穿过留云寺，向南而去。那座山谷上将建起一座大桥，而桥头——”他停顿了一下，“就是这里，寺庙的一大部分地盘都处于拆迁红线之内。”我顺着他的指向看过去，峡谷两侧是陡峭的山岭，龙门溪正从山脚下蜿蜒而去，溪畔草木苍翠，农舍错落有致。居于河岸一侧山巅的这座寺庙，看起来风水似乎不错。

这座寺庙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当唐老师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告诉我时，我还不相信。因为我眼目所见，无论从建筑物、还是菩萨雕像的新旧程度来看，它都不会太老。然而，中国的建筑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以木瓦为主的建筑不断焚毁、不断重建的历史。

留云寺始建于唐朝，据说由一位云游至此的北少林高僧草创而成。到了清代，寺庙规模空前盛大，还拥有周边不少田产山林，遍及中伙铺、肖家溪、虎地等村落。寺后还建有三四百座高僧墓塔，均为巨石垒筑，做工精细，遍布古驿道两旁。清嘉庆年间，林则徐从京城出发，去云南主持乡试，途经此地，在日记中留下了“过中和铺，憩留云寺”的记载。它挺过了军阀混战，挺过了外敌入侵——民国时因为抗战需要，留云寺被征为乡公所，但庙宇、菩萨和墓塔均完好无损——然而却未能挺过革命和建设。上世纪60年代，当老的湘黔公路拓宽改道时，大部分墓塔被毁坏。到了“文革”，墓塔和菩萨几乎被销毁殆尽，仅留下一座空寺，也改为小学学堂。上世纪90年代，当地教育部门对小学校扩建，将残存的寺庙建筑彻底摧毁，仅留下一具古碑，上面写着四个字：“回头是岸”。

“你看，就是那四个字。”唐老师指着大雄宝殿的正墙，墙里面镶嵌了一块石碑，上面是草书“回头是岸”。“那是乾隆元年当时的辰州府道台——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沅陵县县长——陈廷庆亲笔书写的。”

2001年，当地的善男信女发动村民重修留云寺，考虑到要尽量远离公路，最终决定建在灵龟峰上，而非在原址附近。历经一年时间，这群善男信女们修建了新的大雄宝殿、天王庙和弥勒殿，并将“回头是岸”碑重新镶嵌到正殿墙里。还雇请当地的泥塑和木雕师傅，重新雕塑了菩萨三十六具。虽然并不能完全恢复古留云寺盛况，但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但没想到，仅仅八年后，又要修路了！溆怀高速施工方要求我们尽快拆迁完毕！哎——”他充满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留云寺真是多灾多难啊。今天是观音菩萨生日，所以我就倡议弄个法事，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唐老师虽然人在县城教书，但老家就在中伙铺，所以这次留云寺的拆迁重建，当地的父老乡亲托付给他来主持。

“难得他们信任我，但我压力还是蛮大的。俗话说拆庙容易盖庙难。你们倒好，推土机一过来三下两下就将我的庙给推倒了，但要新建一座庙不容易啊。”唐老师将我当作了高速公路建设方的人，“何况，你们给的赔偿标准还这么低，总共就赔偿了40多万元，估计要建起新庙来还会有一二十万的空缺。”

距离观音菩萨的生日没几天，留云寺的拆迁开始了，那是在另外一个黄道吉日。湘西一带，乡民们普遍对神灵抱有敬畏之心，几乎家家都供有神像，村村都有庙宇——最常见的是土地庙。所以，对寺庙的拆迁也不能随便，必须选择黄道吉日，并遵守一些民间规矩。

当我赶到寺庙时，唐老师正召集一伙村民，准备将释迦牟尼佛像从老庙里“请”出来。

“神灵栖息之地怎能随便动？”唐老师说，“不过，我们今天请了粟师傅过来，就没问题了。”唐老师的身边，站着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他个子矮小，身材消瘦，嘴上留着稀疏的八字胡，但目光炯炯有神。

“这是我们怀化有名的菩萨木雕师粟师傅，留云寺里的好多菩萨都是他给雕的。我们粟师傅是真正的能工巧匠。”唐老师把粟师傅介绍给我。

“哪里——哪里——”老人微笑着说，他看着我手里的摄像机，“你是哪个——电视台的——啊？辰溪的——还是——怀化的？”

“这是小张，从北京来的。他来拍高速公路，顺带拍一下我们留云寺。”唐老师替我回答。

“哦，还是北京——来的啊！”粟师傅说。他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且尾音缭绕，口音和腔调都颇像文献纪录片里毛泽东说话的方式。

“有需要雕刻——什么的，尽管——找我——”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佛像需要雕刻，正在想着这个问题时，他向前一步，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他一只腿脚有点残疾，走起路来一拐一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很久。

名片正面印着一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有两双像商人一样紧紧相握的手。上面写着：

湖南省会同县祖传神像雕刻名师

粟吉成

手机：138744093**

地址：洪江市黔城镇桥头加油站对面（神像雕刻厂）

名片的背面写着：

雕刻范围

神像、木刻立体、龙凤

花鸟、平板雕刻、浮雕雕刻

各种花草、各种鸟类

各种动物、人物、山水

搬迁菩萨开始了。唐老师先在大雄宝殿前面的空地里燃起一堆纸钱，而粟师傅站在殿内，一只手端起一碗水，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手指快速地掐捏着，他半睁半闭着眼睛，对着碗中念念有词。几个等着搬菩萨的村民虔诚地站在一旁。

“好了！每人过来喝一口——”粟师傅突然睁开眼睛，双眼浑圆，眉毛倒竖，大吼一声。几个村民赶紧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依次接过那碗施了魔咒的神水，仰头喝上一口。

“请菩萨是——有规——矩的，新建庙宇请进菩萨为‘上座’，拆迁庙宇请出菩萨为‘下座’。马——虎不得的！”他突然转向我的摄像机，向我解说道。这个小插曲和严肃的仪式交织在一起。我在镜头里看到他突然跳出角色，心里不禁一乐。

待最后一个村民喝完，粟师傅将剩下的水一把洒到三尊大佛脚下，对着室外大吼一声：“鸣炮——有请——菩——萨——”

鞭炮噼里啪啦响了起来。村民们有的爬上菩萨底座，有的在地面接应，他们拿着木棍和绳子，开始用力地搬动菩萨。粟师傅在一旁神采奕奕地指挥着，时不时大声吆喝两句。他目光如炬，就像一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居于正中间的释迦牟尼雕像首先被“请”下来，它被红绸缎团团绑住，然后再被一根粗长的木棍挑了起来。为了避免对神灵不恭，粟师傅特意叮嘱村民们准备了红绸缎——多少有点稀释了“绑住佛祖”的不雅。

七八个人一起奋力地抬着佛祖，颤颤巍巍地往不远处的山腰走去——那里是重建留云寺的新址，已经用石灰粉画出粗粗的地基标线，像一块刚刚翻垦等待播种的菜地。村民们将释迦牟尼雕像摆放在一块空地上，坐北朝南，然后用油布搭起一个简陋的临时棚子。没有门窗，四面通风，只有四根柱子撑起一个薄薄的屋顶，但已经足以为佛祖遮雨蔽日——这就是释迦牟尼的临时家园，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内，它将孤独地立在这里，默默地看着山脚下向东而流的龙门溪，看着对面的山峦一点一点地被推倒，渐渐凿出一条大路的雏形……直到新寺建成，它才会结束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

大雄宝殿里剩下的菩萨，则被乡民们抬到了天王殿。它有幸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可以暂时不拆。天王殿小很多，原本是四大天王的居所——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持国天王，他们是佛教中的守护神，手上拿着各种法器，看起来面目狰狞凶狠，但代表良善和正义。他们慷慨地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收留了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等一干无家可归的邻居，一起分享着这原本逼仄的空间。

这看起来是诸神和谐相处的时刻。在这个非常时期，诸神也为了国家的通衢大道建设而相互理解、共渡难关。然而，当你站在天王殿的门口，目睹着这些拥挤在一起的神祇时，也难免心生悲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神祇似乎正在失去他们原本的尊严。

并非所有的菩萨都被“请”走，大雄宝殿里两尊已经部分风化的泥菩萨，已经无法搬动，唐老师只得舍弃了它们。这座大殿现在已经空荡荡的了。“这些东西一看就没得灵——性。”粟师傅打量着那两具可怜的菩萨，他摇了摇头，慢条斯理地说。

“你看，他们的这些眼睛，就不是活的嘛，蒙着一层灰尘似的，哪有半点光彩和灵性嘛？”他转向了我，“一看那个做菩萨的师傅手艺就不行。”

“哦，他们不是你做的吗？”我问。

“怎么可能？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差——的东西？你看我做的那些菩萨神仙，眼睛多么有神——”粟师傅调转手指指向自己的眼睛，瞪了瞪眼——眼睛立刻变得炯炯有神，散发出不可抵挡的光芒。我突然想起四大天王。他们的脸型、五官、神态，尤其是倒竖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双眼。对，他们的面孔简直和粟师傅如出一辙。我没法不怀疑他们是“临摹”粟师傅的五官雕塑而成的。

这些泥菩萨出自当地一位泥塑师之手。虽然唐老师向粟师傅订制了一尊全怀化最高的千手观音雕像，但他希望拿到更多的菩萨订单。“唐老师，我觉得——你新庙里还是不要再做泥菩萨了。常言道，泥菩萨——自身都难保嘛，怎么保佑你们老百姓呀。”他继续说，“还是木菩萨好。”

唐老师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句话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不是你理解的意思。泥菩萨和木菩萨没有高下之分。”

粟师傅不再说话，他一边嘀咕着什么，一边走开了。

“他想独揽工程，所以老说那个泥塑师傅做得不好。”唐老师笑着说，“但那样工作量太大，很可能影响到质量和工期。你是否觉得粟师傅有时候像一个孩子。”他问我。

粟师傅的狡黠和淳朴一体两面。他确实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孩童般的热情。我赞同唐老师的观察，并和他一同走到殿外。粟师傅很快就转移了新话题，突然热情地说：“我给你看手相，来，小张。”我来不及拒绝，他就一把抓过去我的手掌，仔细端详。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也有点残疾，手掌蜷缩着，不能自然伸开。

“你这个人啊——赚不了什么大钱，有点小钱，自得其乐。”粟师傅放下我的手掌，慢腾腾地说，“你的性格太直率了，很容易得罪人。”

“你算得还真准，我就经常得罪人。”我笑着说，“而且确实没钱。”

“对吧。”看到我认同他的“神算”，粟师傅很神气，“这样吧，我送你八个字，你要牢——记，对你今后的发展有好——处。”

“哪八个字？”

“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粟师傅用他独有的毛主席口音一字一顿地念出了这八个字，“小伙子——懂不懂这意思啊？”

“懂的，懂的。”我连忙点头，差点笑出声来。

“小伙子，你下次有空去我的雕刻厂玩，带上你的这个东西，给我拍拍，放到电视上去。”粟师傅凑到我的摄像机前，指着它说——他一点都不惧怕镜头，表现欲也很强，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拍摄对象。

“上次怀化市电视台就报道过我。”

“是吗？他们报道你什么？”

“当然是报道我手艺高超嘛，我雕的菩萨在湖南都很有名，还远销贵州、浙江好多地方呢。”粟师傅骄傲地说。

“不过，他们收了我200块钱，然后才答应给我一张光盘。”粟师傅悻悻地补充说。

“那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我答应去拜访他的菩萨工厂。这个有着毛主席口音和四大天王面目的菩萨雕刻师，身上一定潜藏着不少等待开掘的故事——虽然我不具备看手相的技能，但揣测他人命运的兴趣和热情也许并不逊于一个占卜师。

一个初夏的早晨，一台橙红色的挖土机轰隆隆地开到大雄宝殿门口。大雄宝殿和弥勒殿的屋顶已被拆完，只剩下两个空架子，里面东倒西歪着几个被舍弃的泥塑菩萨，残眉缺目，断臂少腿，已经失去了庇佑民众的法力。就离它们数步之遥，龙门溪大桥的桩基工程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工，靠近留云寺一侧的桥端布满了近20口桩井，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生长成20条雄伟的桥墩。最近的一口桩井就在大雄宝殿墙角，几乎赤身裸体的民工正在里面挥汗如雨。看到拆迁开始，他们停下工作，饶有兴趣地过来围观。

项目部的老总、副老总、挖机司机依照法师的指示，烧了一堆纸钱，对着庙宇废墟里的残缺菩萨行礼如仪。他们今天的祭拜格外虔诚，请求菩萨的原谅，姿势和神情完全像个忠实信徒，几乎让人忘了他们就是这座庙的破坏者。

“古话说，宁拆十座桥，不拆一座庙。”唐老师无奈地说，“而你们倒好，为建一座桥，而拆一座庙。”他的话音刚落，挖土机便加大油门向大雄宝殿冲去，大摇臂轰隆隆地升起。随着一声巨响，一堵墙壁被重重推倒在地，迸发出一堆漫天的灰尘。围观的民工们纷纷捂着口鼻往后退去。

十分钟后，曾经香火兴旺的留云寺变成了一片废墟。几个泥塑菩萨彻底地变成一堆尘土，回归了它曾经庇佑过的大地。只有“回头是岸”古碑和“大雄宝殿”的匾额被留了下来，这些东西将被弥足珍贵地重新砌在新寺里。一座号称传承自唐代的千年古寺，反复历经各种劫难后，到最后也只剩下这几件屈指可数的老东西，其他一切都是新的，如同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神”爱世人

唐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固执的美学观和价值观，虽然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新留云寺的蓝图，还要将蓝图一一变成现实，包括地基的审批、菩萨的订制、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建筑师傅的雇请、人工和资金的筹集……事无巨细，但他希望将这座庙建得讲究些，“哪怕多花点钱都不要紧。”

为此他专门去了一座烧制“唐砖汉瓦”的砖窑，还到邻县邀请到一位有名的建庙工匠石师傅，泥、瓦、漆、木，各门手艺样样精通，附近十里八乡有好几座寺庙均出自他之手。他答应再为留云寺出马一次。

2010年阴历六月份，石师傅带着徒弟和家人进驻了留云寺新址，在地基旁搭了一个小窝棚住下——和借住在咫尺外的释迦牟尼雕像比邻。他将在这里住上一年多，新留云寺将在他的手下从一块砖头成长为一座庙宇。

也许，真没有什么比一个城里的语文老师去乡村建一座庙更不务正业了。唐老师几乎每天都来报到，比项目部打卡的员工都还认真。他在38公里外的辰溪县城教书，每次在课余时间，就开着他的“现代车”风尘仆仆地赶过来。我很少听到唐老师主动谈起他的教学，但却经常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起留云寺的历史，还有未来。

“如果新留云寺建好了，这里将成为老人们休闲的地方。他们在农闲时间可以来聚集，拜完菩萨后拉拉家常，唱唱山歌，吃吃斋饭，纳纳鞋底，织织毛衣……这些都比打牌和看电视好很多——尤其看电视，那上面的垃圾实在太多了。”唐老师说，“宗教其实没那么玄乎，有时候只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可是有些人却好像很提防宗教，其实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嘛。”他接着说，“不说远的，就说我建这座留云寺，还要去宗教局登记审查。本来老的留云寺就登记过了，现在新的还要登记，说不登记就是非法的。”

“登记可能是为了他们更好地管理吧？”我说。

“问题是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另外，登记还不是免费的，还要收你的钱。”唐老师愤愤不平地说，“按理说农民建寺庙修菩萨，宗教局应该拨款才对，可他们非但不拨款，还换着法子要收我们的钱。”

“怎么收钱？”

“各种理由多的是！新庙登记在册，要收5000块钱所谓手续费，办个宗教活动，要1000块的场所许可证；每年还要交一笔所谓的宗教事务管理费，一年几百块钱，可是一年到头哪有什么管理？最过分的是，一听说我们要盖新庙，宗教局便找上门来，说要从我们的建设资金里抽取5%的佣金，当作管理费。你说我建庙尚还有不少资金缺口，为此我正发愁，正在找高速公路指挥部协商呢，哪有钱孝敬他们？”

唐老师所讲的“高速公路指挥部”，是政府为了保障高速公路的顺利施工而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负责组织、协调、调度等工作。指挥部给留云寺的拆迁补偿款仅为40多万元，重修一座同等规模的新寺远远不够。“我必须找他们追加款项。”唐老师说，“新地基、新菩萨都要额外花钱。光是粟师傅的千手观音像，就要六万八。”

夏天到了，此时距唐老师托付给粟师傅雕刻千手观音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虽然他一直用电话跟踪进度和质量，但还是有点不太放心，决定亲自去看一眼，我正好借此机会，跟着他一路驱车过去。一讲到这尊观音像，唐老师的烦恼顿时有所减轻。“它将用樟木雕刻，高二丈二尺八，可是怀化市最高的千手观音像。”他的脸上露出了自豪之神，“粟师傅之前也从没有雕过这么大的观音，我希望他将看家本领都给我使出来，雕出一尊传世之作！”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赶到粟师傅的雕刻厂所在地，100多公里外的黔城。黔城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唐代诗人王昌龄被谪贬至此做县尉时，曾在此地写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诗句。到了古城门口，唐老师的车却没有进城，而是朝城外另一条路拐了过去，很快就停在一个紧挨马路的窝棚前。门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刷着不平整的油漆，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繁体字，一看像粟师傅的手笔：

洪江市黔城神像雕刻工藝廠

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粟师傅的“神像厂”出奇简陋。门口堆放着一堆废弃的木材，低矮的屋顶上，横七竖八地蒙着几块被粟师傅废物利用的喷绘广告布，像打着不规则的补丁。“神像厂”门口就是公路，背后不到十米处则是湘黔铁路。如果不是道路牌上写明了这是一座工厂，我还以为是在公路和铁路之间见缝插针搭建起来的一栋违章建筑。

粟师傅出来迎接我们，天气炎热，他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西式短裤，消瘦的腰上紧紧地系着一条黑色皮带。他热情地走过来，跟我和唐老师一一握手。我不由地想起他名片上那两双热情紧握的手。

窝棚工厂里暑气逼人，一片逼仄和凌乱不堪。一扇木板隔开成两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光线幽暗，摆放着一张床和几个柜子，那就是粟师傅的卧室。另一片较大的不规则空间是“雕刻车间”，地面上堆放着好多木材和几个未完工的佛像，到处散落着木屑和木花。一名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埋头在木工台上，用刨子打磨着一根木头，汗珠从他的背上不断渗出。

粟师傅带着我们参观千手观音像。他翻开墙角的一堆木头花，里面露出一个由好多张脸组成的大佛头像，还没有打磨上色，露出原木的粗糙质感，但基本上成型了，五官轮廓都已雕好，法相庄严，有着饱满的额头、嘴唇，以及好看的丹凤眼——要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想不到，庇佑万民的观音菩萨就出生在这么一个贫寒的窝棚里，更想不到它出自面前这位手脚均有残疾的干瘦老人之手。

“你觉得怎么样？”粟师傅期待地看着唐老师。

“还行，但还得再精加工，要更注重细节，比如说眼睛要再雕活一点。”唐老师说，“要充分发挥你的才华呀，粟师傅，不能有所保留。”

“那当然——我这是初稿，还要经——过好多道工序的。这个你——唐老师你……”

前方马路上不断地传来车辆驶过的呼啸声，此时，后面的铁路上来了一列火车，铿锵铿锵的声音就像驶过耳膜一样，淹没了“放心”两个字。

“看，手也基本上做好了！”粟师傅带着我们，走到靠铁路一侧的墙壁下，弯腰翻出一堆捆绑在一起的木手，大大小小，大约有几十只。乍一看，像一堆出自恐怖片中的残肢，令人产生惊恐的联想。

“只剩下佛身和莲花宝座没有做了。”粟师傅说，“不过你放心，不会误你的事的，你看我都雇了刘师傅来做木工了，就是为了加快进度。”

粟师傅朝正在做木工的中年男子努了努嘴。没想到他只是一个临时雇来的木工，而不是粟师傅的徒弟或者职工。看来粟师傅的所谓雕刻厂，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是厂长又是职工，同时还身兼产品推销员。

粟师傅留我们吃中饭，他从墙角推出一辆摩托车去菜市场买菜。他手脚都有残疾，但这并不妨碍他骑车，他很麻利地骑上车，突突地朝城里方向驶远了。

我走到窝棚外，无意中绕到了那块写着“黔城神像雕刻工艺厂”的路牌背后，突然发现，路牌背后写着一行标准的印刷体字：

黔城大桥交通管制站由此前行300米

上面还有一个指示箭头。无论从色泽还是字体看，这才是标准的路牌。我恍然大悟，原来，“黔城神像雕刻工艺厂”只不过是在搭“交通管制站”的顺风车而已。我为粟师傅就地取材、因势利导的聪明才智感到哑然失笑。

“也只有粟师傅敢做这样的事了！”唐老师也笑了起来。他告诉我，这个雕像厂是违规搭建的窝棚。本来政府要来清理，但粟师傅拿起一根木棍堵在门口，就没谁敢动了。

“一来大家考虑到粟师傅是个残疾人，就照顾他，二来可能大家顾虑他会点法术吧，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唐老师说。我没想到粟师傅的法力，除了对付妖魔鬼怪，竟然还能对付政府。

“粟师傅的家本来在邻县会同县。”唐老师说，“他不知怎么，就抛妻弃子来了黔城，一来就不走了，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但经常有不同的女人跟着他，好像时间都不太长，那些女人明显是图他的钱。粟师傅会这门手艺，还是蛮赚钱的。他比我赚得多。”

我想起了被谪贬至此的王昌龄，不知粟师傅身上是否也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故事。

过了一会儿，粟师傅买菜回来了，摩托车后座上却多了一位中年农村妇女。“你快点做饭，一起五个人哦。”粟师傅下了车，对着那位女人说。女人手脚利落地拎着菜，走进车间角落里的厨房。

“哟，粟师傅找来家庭主妇了。”唐老师开玩笑说。

“女人嘛，就是做饭洗衣服的。”粟师傅豪气十足地说。

粟师傅出身于神像雕刻世家，因为此地宗教气氛浓厚，民众喜好兴建庙宇，供奉神灵，所以粟家父辈们活计不断，较之同村老实巴交的种地农民，生活要滋润不少。粟师傅从小耳濡目染，但当时还很年幼，父辈们并没有刻意教他，他只是偶尔找块废弃的下脚料，学着大人们的招数雕刻一番。没过几年，“破四旧”开始，传统宗教被归为精神鸦片，村庄里的神庙们被工作队纷纷占领，各种菩萨神像皆被销毁一空。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祖传的神像雕刻工艺一下销声匿迹，父辈们还来不及将满身绝技传给他这一代，就被迫重操种田旧业。刚学点皮毛的年轻粟师傅，只好改弦易张，安心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起这些往事。“那个年代啊……”粟师傅说，“有人家里的一些家具本来刻着菩萨像，比如说柜子啊，床啊，结果就将菩萨的脸部凿掉，乍一看那些面目全非的菩萨们显得很恐怖。”

然而某种意义上，“文革”也成就了聪明的粟师傅。随着“文革”愈演愈烈，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毛主席逐渐走上神坛。粟师傅灵机一动，翻出父辈们尘封很久的吃饭家当，顺应当时高涨的政治需要，雕了不少毛主席像，一时声名鹊起。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宗教活动重新被允许后，粟师傅又应时代之需改为雕刻神像。

“我雕的毛主——席像惟妙惟肖呢，我们那的革——委会主——任都很欣赏我。”粟师傅边吃饭边自豪地回忆起他光辉的过去，“我的雕刻技——能——就是在那几年突飞猛进的。”

“因此，要说师傅的话，毛——主——席——才是我师傅。”因为喝了点酒，粟师傅说得一时兴起，手舞足蹈，神采飞扬，毛主席口音似乎也更重了。

我在心里暗暗吃惊。我没料到粟师傅的雕刻经历如此充满传奇，从雕刻主席像，到雕刻菩萨像，他凭着坚韧、勤劳和狡黠，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时代的风云变幻。

来中伙铺后，我常在村头村尾四处溜达，不断地与好多村民家里贴着的毛主席画像相遇，有半身，也有全身，有单人，也有合影。单人像的背景往往是天安门、延安、西柏坡、遵义、南京长江大桥等革命胜地，或者黄河、长江、黄山、草原等自然风光；合影大都是毛主席与“四大伟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或毛主席与“十大元帅”，或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等。通常，上面还附有毛主席语录。这些画作普遍色彩艳丽，笔触夸张，散发出一种混杂农民画和波普艺术的独特气息，让人过目难忘。我猜它们八成是出自粟师傅这样无师自通的民间艺术家之手。此外，画像张贴的位置也很有意思，以前都是规规矩矩地贴在屋子正中央的神龛上，现在却是什么地方都贴：正屋、偏房、厨房、卧室、书房。甚至有一次，我在一户村民家的便所，吃惊地发现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的年轻领袖，正风华正茂地看着我。

唯一能与这种无处不在相比的是土地庙。村口、大树下、桥头、巷尾、屋前、屋后、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微型寺庙。它一般用石头或者砖头砌成，高不过腰，宽不过一只手臂，像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供奉着两尊微型的土地神——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他们衣着朴实，神态憨厚，看起来就像邻居家的一对老夫妻。

他们是离中国农民阶层最近的神，掌管着和农民最息息相关、赖以生存的土地，庇佑着一个村庄和一片土地的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在土地庙的门口，往往还贴着一副微型的对联：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

横批要么是“风调雨顺”，要么是“岁岁平安”或“有求必应”。这样的民间宗教流传甚广，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大地崇拜，放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商业时代里，更散发出一种稀缺的土地情怀。

虽然我不信仰宗教，但每当我走近这些简陋粗糙的小土地庙时，都会不由地放慢脚步，心生敬畏。

中伙铺的街道旁有一家无名小店，只在外墙上写着“米粉，水饺，快餐，炒菜”的字样。如果我因外出拍摄错过了项目部食堂的用餐时间，就会来到这里吃快餐。店内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图，然而图的两边却挂着中国式的对联，横批是“以马内利”：

敬畏耶稣福杯满溢，效法耶稣喜乐无疆

餐馆主人是50多岁的一位当地阿姨，非常友善和气。这家小吃店只有她和女儿两人，从洗菜、切菜、炒菜和打扫卫生都是母女俩亲自动手。自从去店里吃过饭后，哪怕我从十多米远的马路上经过这家店，她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满脸朴实的笑。

“您是信基督吗？”我好奇地问她。

“对的，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降生后，就成了恩典时代，他来到世上拯救人类，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得永生。”阿姨一张口就是《圣经》的话语。她看我显露出了兴趣，便放下正在洗的碗碟，走到我的餐桌对面坐了下来。

“你信基督吗？”她直视着我，眼中好像有一种找到了同道中人的欣喜。

“没有，我没信，我只是好奇。”我实话跟她说。她眼中刚升起来的期待瞬间黯淡了下去，我突然感到很尴尬。

“但是我对它有兴趣。”为了弥补我过于直率的过错，我补充说。这句话又重新燃起了她眼中的光芒。

“你可以试着去听听神的声音，耶稣基督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类受苦受难，就为了拯救人类。”她接下来向我讲了一通关于基督的典故和教义，但表述不是太利落，有点小小的生硬和勉强。不过，这毫不影响她内心的坚定和虔诚。

三年前，邻村一个亲戚引领她信了主。在中伙铺，信基督的人很少，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根本就没有年轻人信——当然，现在也没什么年轻人留在家乡。我问她什么时候和教友做礼拜，我能否跟她去看看。她一听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基督教平时一般不搞什么仪式，只有圣诞节和复活节才有活动，也就是聚集在一起，赞美一下神。”她盯着我放在餐桌上的摄像机，明显在提防着什么。

随着我多次在她店里吃饭，她知道了我只是“来拍高速公路”后，我再跟她聊起信仰的话题，她才消除了戒心。“我们一般都是悄悄地搞仪式，尽量不声张。”她说，“我们不想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有些人害怕我们聚会。但我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我们这是正规的大教，做正当的人，又不做见不得人的坏事，按理应该鼓励才对。”

“现在这个世界真是罪恶滔天，愚顽的人必说没有神，他们所行的一切都是邪恶，为了金钱可以去打架、杀人、赌博、嫖娼。”她批判着种种不当的行为，“神教导我们不要杀人和奸淫，神在看着我们，在爱我们，还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拒不悔改，就只能下地狱。”

但最后，她突然批评了正在修建的留云寺。

“花那么多钱，又建庙堂，又雕菩萨，真是愚蠢。”她的言语里充满了不屑，“我们的神引领我们凭的是一种精神，不搞偶像崇拜，我们的神只在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透露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清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从马路上经过她的店，阿姨正在门廊里炒菜。油烟缭绕中，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我，再次露出熟悉而朴实的笑。

我发现，在店铺的正墙上，挂起了一块红底黄字的大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

神爱世人饭店

无能为力的神祗

新留云寺的修建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每天都有十多个村民来协助石师傅盖房子。经历一月有余的劳动，千手观音殿已见雏形，“回头是岸”的古碑被重新砌进墙壁。“再过两个月，这座千手观音殿就可以上梁了。”唐老师对留云寺的明天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看起来更像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中伙铺人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村庄已经和过往完全不同了。最近的几个月，大量外来民工潮水一般涌入中伙铺，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出现在街道上、商店里、集市中。一些民居很快被出租一空。空地上堆起各种各样的施工工具：铁锹、钢筋、小推车、卷扬机、电动机、空压机、风炮机……甚至还有几辆大型挖土机、推土机以及重型卡车。村后废弃的采石场也被高速公路施工方租了下来，并改建为项目部的“搅拌场”，又称“拌和场”，就是将水泥、沙子、碎石等建筑原材料搅拌加工的地方。高高的搅拌塔被立了起来，上面刷着醒目的“娄底路桥”四个大字。大门口，还挂着一块让当地人莫名其妙的牌子：

建好溆怀高速向怀化人民致敬

一车一车的沙子、水泥被重型卡车运来，电动传输带将它们轰隆隆地送进搅拌塔。尘雾飞扬，震耳欲聋，住在附近的村民们不得不用手掩了口鼻，扯起嗓子说话。昔日的田间地头，还出现了“红白蓝”三色条布搭起的窝棚，到处能看到戴着红黄色安全帽的外地人，挖土机从田野中间旁若无人地驶过，山谷里传来惊天震地的爆破声和机械噪音……

而老留云寺旧址，已经变成热闹非凡的工地，来自湖南新化县的民工队伍进驻到这里。他们在遗址上搭起防雨布窝棚，里面横七竖八地摆满用木板铺成的简易床，刚够大家摩肩抵足睡下，这就是他们将度过两年多时间的新家。还有十多人，被分到幸存的天王庙厢房里，与面容可怕、心地良善的神毗邻而居，每天一身臭汗、满面尘土、满脚泥水地从这些神灵面前进进出出。

这支民工队负责土石方和涵洞施工，大概有30多号人。包工头老陈将近60岁，身材矮小，长着一副地道的农民脸孔，土里土气，和一般穿着洋气、游手好闲的包工头不太一样。每次我去他的工地，都会看见他和手下的民工们在沟渠里一起劳作，完全一副民工的样子，用力地搬运石头，灰头土脸，满身大汗。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队伍里的一位哑巴民工。大概30多岁，每次看见我去，就会指着我的摄像机哈哈大笑——他的笑和常人不一样，似乎直接发自胸腔，爽朗，洪亮，富有节奏和韵律，“哇——哈哈——哇——哈哈——”但只要我一将摄像机对着他，他就立刻变得严肃和紧张起来。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身体僵硬，两脚并立，毕恭毕敬地站着，面朝我摆出一个老式的拍照姿势。当我将拍好的影像回放给他看时，他先是面露惊讶，然后很快又发出了爽朗的大笑，“哇——哈哈——哇——哈哈——”在他笑的时候，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共鸣，笑声在山谷里传得很远——我一时有点感动，我从来没想到自己的这台破摄像机还能给人带来这么纯粹而直接的快乐。

但神灵们好像并没有庇佑这些陪伴着他们的新邻居。先后有两位民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造成肋骨骨折。最严重的是，老陈雇请的一个村民，他左手的四根手指不幸被空压机生生截去。老陈为此焦头烂额，包括医疗费、赔偿费在内，这三起事故共支付了他15万多块钱。

“我真是倒霉，辛辛苦苦卖几年苦力，自己还会亏损几万块钱。”

并非只有老陈的民工队出现事故，其他地方也接连发生不幸。钢筋班的一个民工被钢筋笼砸断六根肋骨，挖桩队也有民工摔断腿脚……至于别的标段，甚至有死亡的消息传来：有工程车司机连车带人从山坡上摔下来，车毁人亡；还有一台架桥的塔吊倒了，司机当场毙命。如果再算上更远一点的省内另外几条在建高速公路，死亡的消息更是接踵而至，触目惊心：2011年3月1日，岳常（岳阳至常德）高速公路安乡河特大桥在架梁施工时架桥机倒塌，一死一伤；3月12日，衡桂（衡阳至桂阳）高速公路老屋场特大桥在墩柱混凝土浇筑时模板倾倒，三人死亡；3月16日，通平（湖北通城至湖南平江）高速公路栗树咀高架桥一根立柱在混凝土浇筑时倒塌，四人当场毙命；2012年5月19日，炎汝（炎陵至汝城）高速公路一在建隧道发生爆炸事故，二十条人命烟消云散……工人们带着赚钱养家的梦想，背井离乡来到这里，除了要将汗水洒在这条道路上，还可能一不留神就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条道路的筑成，都暗含了生命的代价。神灵们对此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

“我以后再也不出去做这样的活了。”老陈心有余悸地说。他坐在残存的天王庙厢房里，抬头就能看到门外四大天王的身影，神灵的面前还依然供着香炉，只不过香火已熄，炉灰已冷。

我问老陈，有没有想过要拜一下这些神灵以求平安。他苦笑了一下，摇着头说：“我不信这个。”

噩耗也发生在本地人身上。在一个人人被裹挟其中的高速发展的时代里，似乎总是难以逃离某种惨痛的命运。2011年11月27日，正是中伙铺赶集的日子，惨剧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一辆开往工地的运沙车穿过中伙铺境内的省道时，因为严重超载导致刹车失灵，为了避让一辆迎面驶来的出租车，却撞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农用三轮车上，造成本地民众五死六伤。

车祸发生后，我正好乘车经过事故现场。路边停了大概20多辆警车，上百个警察围着，加上围观群众在内，乌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几乎将中伙铺街道旁的空地堵得水泄不通，途经车辆只能缓慢开过。

我本能地拿出摄像机，透过车窗拍摄。车祸现场几乎保持着原状，侧翻的车辆摆在路边，已经严重毁损，河沙倾倒一地。伤心欲绝的死难者家属在守灵，几具棺材摆放在路边，地上还燃烧着几堆纸钱。看到这样的场面，摄像机后的我感到一种极端的不真实感。更让人觉得不真实的，是那些三三两两地散落在街道边的警察，他们并没有想象中警察执行公务时的严肃和有序，而是随意而凌乱地或站或蹲、或倚或靠、或行或跑。有些还抽着烟，嚼着槟榔，互相之间说说笑笑，甚至还有两个警察一直在路边开心地嬉戏着，最后两人勾肩搭背慢慢悠悠地从我的镜头前横穿马路，好像两个正走在放学路上的小朋友一般。他们的欢乐和悠闲几乎冲淡了死亡所带来的悲伤和恐怖气息。

司机小杜告诉我，死者亲属对善后处理结果不满——因为肇事者家庭贫困，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由政府垫付每一位死难者家属8万元善后费。情绪激动的亲属将棺材摆放在路上，堵住省道，公安局紧急调动大批警力赶往现场疏导，但他们固执地坚守，不肯撤离尸体。

晚上，我想起白天所见的这一幕，几乎无法入眠。它似乎只是一起偶发的车祸，但我隐隐觉得，在此时此地，它以这样一种惨烈方式出现时，似乎就无法和这个发展的时代脱离关系了。我又想到了张叙丞，1935年，当他奉抗战之命殚精竭虑修建这条公路时，一定想不到这条道路如此遥远的未来：他想不到被毁掉的古老寺塔，想不到我窗下日夜不息的嘈杂车流，也想不到一辆奔驰在这条路上的运沙车带走了五条鲜活的生命，他更想不到的是，另一条更宽更快的道路正在群山峻岭中加速生长，即将替代他曾经冒死修建的旧道路。

我突然决意，要趁着夜色去做一件事情。打着手电筒，我独自一人出了门，外面下起了毛毛小雨，冒雨步行来到事故现场。比起白天的喧哗，此时已经安静了很多，警察们大多撤离，只留下一小批值班警察守候在马路对面的警车里。几个死难者亲属坐在路边，为亲人守灵，焚烧的纸钱在黑夜里跳跃出一串串微弱的火苗，仿佛死去的灵魂不舍离去。他们身后几米外，那辆倾倒的沙石车已变成一堆模糊不清的阴影。

我在几米远外站定，静静地环视了四周一番，确定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悄然到来。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那辆毁损的运沙车旁，拿出一个手提袋，飞速地用手往里头拨了差不多满满的一袋沙子。这些沙子本来要送往另一个工地，却在这里被无情的命运之手拦截了一下，经过激烈的碰撞和震荡后倾倒在地，哗啦啦地盖在了五条轻盈的灵魂之上。我提着袋子，赶紧撤离，一路上我的心都在怦怦地加速跳动，我分明感受到手中袋子的分量：它沉甸甸的，粗粝，绵密，潮湿，冰冷。仿佛那就是死亡残酷的肌理。

我将沙子晾干后，送到了项目部的实验室里，那里有一台筛分沙石样品的电动设备。我没敢告诉实验员沙子的真实来历，怕吓到他们——中国人一般都对这种不祥的物件充满忌讳。很快，我就将那袋沙子筛分为一袋细沙和一袋粗沙。细沙细腻而纯正，而粗沙含有各种杂质，显得粗粝而质朴，两者都有同样的土黄色调，看起来普普通通、平淡无奇。

我用白铁皮“水泥留样桶”分别装下它们，准备带回北京，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用它们做出一件名为《沙漏》的装置作品：细沙用来填充进玻璃沙漏瓶中，悬挂在展厅中央；粗沙由远及近洒在参观者要走过的道路之上。贪恋现代化成果的都市人，或将接触到来自遥远乡村的遇难者的灵魂，看一眼生命像流沙一般悄然流逝的过程。“沙漏”是一个象征，它既象征着这个时代不可阻挡的发展，也象征着文化、传统、人心、道德甚至生命本身，在发展中渐渐逝去。

五位遇难者分属辰溪县和邻县中方县，后来我通过多种途径，一一查到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

胡秀芳、夏秀香、毛代喜、胡自开、杨永海

还有六位伤者的名字：

卢益娥、滕八妹、张化军、张金平、黄雨刚、黄泽旭

这份伤亡者名单也将出现在《沙漏》这件作品里。当然，同样不能缺少的，是我在车上即兴拍到的那一幕充满不真实感的事故现场：毁损的车辆、倾倒的沙粒、棺材、纸钱、遇难者亲属、警车、警察、围观的群众……他们纷纷在神灵的眼前一闪而过。

俗世与神界

眼看着新留云寺马上就要落成，唐老师又像一台机器一样加速运转起来。粟师傅的千手观音雕像已经运来，端坐在新建的观音殿里。粟师傅还要花时间，给菩萨一笔一画地塑上金身。在依从俗世的处事原则和人际关系之外，还得遵循一套来自神界的严格礼数，唐老师在这两方面似乎都做得有条不紊，疏而不漏。这位中学语文老师，现在俨然成了寺庙的半个住持。他前一刻还在和高速公路施工方谈判追加赔偿款额，后一刻又为如何选购挂在观音殿檐角的风铃而细心考虑；他昨天还在应付宗教局的纠察，今天又敲定了菩萨上座的黄道吉日……他在入世和出世间平衡有度，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有点八面玲珑。

只有在一起喝酒时，唐老师才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骨子里执拗的文人本性。无疑，他是今日还残存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珍爱有加，寄情山水，舞文弄墨，风花雪月；一方面又愤世嫉俗，悲天悯人，蔑视权贵，针砭时弊。最让人敬佩的，唐老师并不迂腐，也不是常见的空谈主义者，而总能积极躬身世事，以一己之力介入现实。

也许是因为几杯下肚，又或许是因为跟我的关系越来越熟悉了，他说话也越发直率起来，他冷不丁地批评着高速公路建设：“你们修高速公路，其实对我们老百姓没什么好处，我们村连个出口都没有，就是从这里路过而已。好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过路费又收得很高，但当官的就是喜欢搞建设，因为那样既有政绩，又能借机将大部分的钱搞到手。”

他甚至对着摄像机直言不讳地批判：“现在这个年代一切都是向钱看，一些为政者只顾自己，底层者麻木不仁，传统丧失，道德沦丧。如果还不改变的话，现在的‘盛世’就会变为‘末路狂欢’。”

这样锋芒毕露的话语听得我暗暗惊讶，却心有戚戚。实话说，唐老师是我来怀化之后碰到的唯一一个心气相投的人。无论在美学观还是价值观上，我们都有不少相似之处。

“现在这个世界，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为什么要那么快呢？应该慢一点，再慢一点。”他并没有看着我，而是把目光投向面前的一棵古樟树，这使得他看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倒是觉得原来的古驿道很好，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人丧失了很多趣味和情调，像古代的林则徐他们经过这里，就是骑个马，或者坐个轿子，一路慢悠悠的，山山水水的看过去，那样好悠闲。现代人就不可能了，只要上了车，就身不由己，没有了过程，只有起点和终点。从人生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最大的丧失，就是丧失了整个过程。”

唐老师再次显露了他独到的思考力。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速度的时候，他却在倡导一种不合时宜的“慢生活”。这种“逆潮流”的古典价值观，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异类”，但却让我为之动容。

他涉猎很广，尤其在湘西文化的知识上，宛如一本活词典，各种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现实境况，他均熟稔于心，随口而来，出口成章。许多关于中伙铺以及湘西这一带的历史，都是他介绍给我的。他曾带我前往偏僻的乡间，走一小段幸存至今的古驿道，也热情地带我参观怀化境内的一些古村落、古城镇。甚至，唐老师还建议我拍摄辰溪籍名人马公武先生的纪录片。马公武的故事，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唐老师查阅史料，搜寻遗迹，寻访故人，从时光遗留的碎片中拼凑出历史的真相。

马先生留学日本七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工兵科三年，在庆应大学学经济四年。回国后，在李济深手下作师长，因与蒋介石不和，参与反蒋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关了408天后返回辰溪老家，弃枪拾笔。1944年，他散尽千金，创办当地有名的楚屏私立学校，从此竭力投身教育，倡导教育救国，还曾利用自己的威望保护一些地下共产党人。然而在1950年，他连同32岁的长子被辰溪当局以“学霸”之名处决了，时年53岁。其创办的楚屏私立学校及其家产悉数收公。他的后人也在漫长的政治斗争年代，历经磨难，身世凄凉。

“一个人，哪怕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功的人，在那种制度下，都难免被冤屈，被小人灭掉。”讲到马公武先生及其后人的这段传奇人生时，唐老师唏嘘不已，悲愤难当。“这不是马公武一个人的悲剧，更不是某一个集团的悲剧，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还会延续着，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中国底层民间还隐藏着这种耿直而良善的知识分子！我感到暗暗惊奇。而这种心气相投之感，也很快就冲破了我刻意筑就的防线，趁着酒劲，我向唐老师坦承了自己拍摄的真实目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做的片子，绝非高速公路的宣传片，而是想记录下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故事，借此反思它对人的生存境况及道德人心、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我来怀化后唯一一次向人说起。但唐老师听了我的交底后，却并没有显得吃惊。

“我就猜到，你不会只是给高速公路做一个宣传片。”他笑了笑。

我也鼓励唐老师，将他所知所感的各种湘西典故和故事整理成书，书名也许可以叫《消失的湘西》。若能如愿，那也算是他送给这片正在消失的家园的一首挽歌吧。他听了我的建议，却笑而不语。我猜想像他这种闲云野鹤之人，也许对出书著述这种实质性的功名并没有什么兴趣。但如果换作别人，情况可能会变得大不一样。

除了唐老师，我还在辰溪当地认识了另外一位底层的“知识分子”。出于拍摄马公武先生纪录片的缘故，唐老师引荐我去访谈马先生的一位学生，他姓张，是一位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当地的一位“文化名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县政府的文史委员会顾问，熟知辰溪县历史文化，且在这方面著述颇丰，出版过好几本著作。在一个小饭店里，我见到了这位张老先生，70多岁，白发苍苍，但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热情而爽朗。我向他请教有关马公武先生的一些历史事迹，但当获悉我只是有意拍一部马先生的片子时，他的热忱似乎立马减退很多，只简短地讲述了一会儿便匆匆告辞而去。离去前，他将他的一本新著送给我。这本书叫《辰溪历史碎片》，标注为作家出版社出版。但翻开书来，发现它更像一本县文化馆编撰的内部出版物，杂烩了作者多年来关于辰溪县历史文化的一些短文章，既有纪事也有写人、状景，涉及历史、商业、文化，甚至民俗和民间工艺众多话题。有些正文标题，听起来像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命题作文：“革命年代的辰溪历史”、“弥留之际加入共产党的老人”、“辰溪三乡凉亭多壮观”、“记杨淑华老师的教坛生涯”等。细读下来，无论文风立意，均与我们在县级小报上经常会看到的那些豆腐块杂文轶事没有任何不同。我翻遍全书，并没有找到涉及马公武先生遭遇的半个字。也许这样的“历史碎片”根本就不配入这位老先生的宽广视野。倒是有一篇回忆“大跃进”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用满是缅怀的语气叙述完自己在“大跃进”时期参与书写巨幅标语的一次经历后，老先生感慨地说：

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鼓干劲，在当时确实激励人心，人们在苦战中，感到不知疲倦，感到快乐，感到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

全书装帧和印刷粗陋不堪，两篇序言却是由县委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精心撰述，高度评价作者的成就，称老先生为“本县贤达”和“文化行者”，赞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和“生花妙笔”，甚至将他的这些文章上升到“唱响建设文明辰溪的时代新旋律”之战略高度。而老先生亦投桃报李地在后记里列出一长串“县委、县政府领导”名字，真诚感谢“关心和支持”。拿到这本面目可疑的书之后，我的喜欢较真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上网查询，发现该书的ISBN号并不存在，后我直接打电话到作家出版社总编室求证，对方明确答复他们出版社没有出版过这本书，ISBN号也属作伪。尽管我有一定心理准备，还是觉得吃惊。虽然以前我见识过不少类似并无公开出版价值的劣质出版物，但都是作者从不太知名的小出版社购买书号自费出书，大多为了在体制内评选职称和晋级。针对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互联网上有专门的自费出书网，对此明码标价，并不讳言。但像《辰溪历史碎片》这种连出版社和ISBN号都作假的彻头彻尾的“假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又上网查询这位老先生的资料，发现有关他的“文化成就”好几则报道，一直挂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门户网站上，甚至在有着湖南省党网之称的红网也有关于他出版新书的报道，且随文配发他的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中，他仍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将自己最新出版的两本书一左一右高举在胸前——有点像举着神圣的红宝书，目光坚毅而暗含骄傲地直视镜头。这两本书中，有一本正是《辰溪历史碎片》，另一本是写辰溪当地的一种地方戏曲，名为《辰河高腔辰溪大戏》，标注为“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光从封面看，无论用色、排版、字体，这本书和老先生送我的那本装帧风格高度雷同，看起来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我的好奇心再次被激发，赶紧又上网查询它的ISBN号，仍然“查无此号”。再电话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室，结果再次水落石出，这仍然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假书”。真相显露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无比乏味，放弃了再接着去求证他另几本著作真伪的想法，并且及时抑制住了将这出精彩的“辰溪大戏”分享给唐老师的冲动。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他所在的这个偏远的湘西小县城，自有其封闭而顽固的文化生态，就像一口池水幽深的池塘，骗子和小丑暗流涌动。对此，我无意去做一颗激起波澜的石子，更不愿借此去加深唐老师的愤世嫉俗。

美好的事物总是值得一再回味，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所以，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但不能掩盖它，更不能伪造它。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不能虚构情节……

“伪造”和“虚构”出一本广受赞誉的“假书”的张老先生，在他的书的前言里郑重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时候听起来别有一番意味。

2011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八，新留云寺竣工庆典暨菩萨上座开光仪式隆重举行。当天，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但还是有无数乡民冒雨赶来参加这一盛会，将留云寺堵得水泄不通。唐老师打着雨伞，站在门口迎接大家，宽厚的脸上带着谦卑的微笑。他的身后是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他亲自撰写的“重修留云寺碑文”。其中一段写道：

岁月流转，人事代谢，古寺屡废屡建……至本世纪初，地方善男信女，于灵龟峰巅，修复古寺，已历八载……但因溆怀高速，过留云寺，古寺搬迁，至山腰平地。然善信者，不怨尤，知大义。购土地山林，重新构建，古桥石崖古寺，三者错落山水间，保地方古迹，续一方风水。

粟师傅已经为焕然一新的菩萨举行上座仪式——他当场宰杀了一只公鸡，将鸡血洒在神祇脚下。这样的道教或民间仪式明显和佛教的不杀生教义相违背，但并没有人指出这点，被塑好了金身的菩萨们也缄口不言。在四面漏风的简易窝棚里孤独地度过一年时间后，释迦牟尼佛重新端坐在新落成的庙宇里，看起来既威严又慈爱，接受着村民们虔诚的膜拜。新落成的千手观音殿最受瞩目，大家都来争相一睹这具整个辰溪县最大最高的千手观音之风采，当然，没几个人知道它出自一个违章而建的嘈杂而逼仄的窝棚工厂。人潮汹涌，报道新寺落成的当地电视台记者也被挤得踉踉跄跄，他尽量站稳脚跟，费劲地将镜头对准了“回头是岸”古碑，它已被重新砌进观音殿的正墙上。为庆祝新寺落成，唐老师还请来一位和尚进行祈福仪式，他敲打着木鱼等佛教法器，唱诵着经文，大雄宝殿里香雾缭绕，佛乐声声。在庙宇一侧的空地上，村民们正围着欣赏传统的辰阳高腔、滑稽戏片段以及现代的流行歌曲联唱，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式的混搭场景，佛教与道教、古典与现代、俚俗与流行交织在一起，琳琅满目，难解难分。

在观音殿里，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千手观音的莲花宝座上，正面写着一行醒目的黑色毛笔行书：

黔城神像雕刻工艺厂 粟吉成 138744093**

显然，这位有着精明商业头脑的菩萨雕刻师在适时地推销自己，而并不管这样的方式是否有点不合时宜。这样的“广而告之”看起来多少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个叫“粟吉成”的人，是观音菩萨在人间的联系人，仿佛信徒们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向神灵一吐衷肠。

大雄宝殿的门口摆放着两张桌子，桌上各摆一个红纸糊好的“香火箱”，几个主事者在花名册上一一登记村民奉上的香火钱。如同在老留云寺举行的观音菩萨生日庆典一样，今天的庆典仪式仍向村民供应一顿斋饭。大雄宝殿的墙上贴着一张毛笔写的告示：

尊敬的广大香客：

本寺因搬迁新建，主体工程现已竣工初具规模，但耗资巨大（现已亏20万元），入不敷出，但周围场地地面急需整修，佛殿还需装饰，还需一大笔资金，敬望广大香客、贤达之士鼎力相助。

经寺委会研究决定，本次庆典大会凡用餐的香客每人收币4元，敬望广大香客体谅，谢谢合作，功德无量。祝各位香客阖家吉祥平安，万事顺遂。

留云寺寺委会

二〇一一古历五月十八日

大雄宝殿前出现了高速公路指挥部几位官员的身影。既然“溆怀高速”这四个字都写入了新寺碑文，这场仪式又怎能缺少他们。之前，唐老师多次与他们据理力争，又争取到增补赔偿款10万元还多，总赔偿款达60万，但还是难填亏空。为了在仪式上再进点香火钱，唐老师不惜放下书生架子，腆着脸皮向附近的施工方广发请柬。指挥部的孙副指挥长和刘书记就是接到请柬而来。他们今天奉上的“香火钱”是1000块。仿佛为了配合我的拍摄，他们的随从露出甜美微笑面对镜头，将10张百元大钞一字排开，徐徐丢进香火箱里。

但其他场景却并不那么适宜上镜头。官员们朝大雄宝殿走去，在一块空闲的蒲团前，孙副指挥长准备俯身跪拜，但一抬头，他发现我在一旁拍摄，就赶紧朝我走了过来。

“这个不要拍了，你知道的，拍了不好。”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刘书记也叮嘱我：“你先关一下机，我们拜完了你再拍。”

在确定我关机之后，这两位指挥部的干部才重新回到蒲团前，弯下双膝，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对着面前的三尊大佛顶礼膜拜，脸上露出非常虔诚的神态，看起来和旁边的村民信徒没有什么两样。

不是所有的党员都会忌讳我拍到他们求神拜佛的场景，安保部部长杨保国就是一个例外。他也是一名党员，今天也代表14标项目部受邀前来出席留云寺的庆典。

将项目部给的5张百元大钞丢进香火箱后，杨部长说：“我希望留云寺的菩萨能保佑我们在这里施工风调雨顺，平安无事，保佑我们溆怀高速公路顺利修成！”捐过香火后，杨部长还从工作人员手里要了一张斋饭票。“我想到这里吃顿斋饭，我是个见佛拜佛、见庙拜庙的人。”他坦然地说。

胖墩墩的杨部长看起来就很有佛缘，他不但五官身材长得很像憨态可掬的弥陀佛，脖子上还挂着一尊金灿灿的观音像，右手腕上戴着一串大佛珠。对杨部长而言，主义和佛教并不冲突，或者说，至少他平衡得很好。而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一尊镀金的财神爷，以及一尊全身长满金疙瘩的金蟾蜍。紧挨着这两样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还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画像。当他打开电脑，屏幕上却会出现一张巨大的美女写真照。

此时，杨部长跪倒在新大雄宝殿里，如同一个标准的佛教徒般虔诚地叩拜，视我的摄像机如无物，也不管党的戒律。而当他走出大雄宝殿，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获悉他是高速公路施工方代表后，要求对他进行采访，有着很强表现欲的杨部长欣然应允了。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给当地老百姓修一条致富路，是为了给路桥公司和老百姓之间架一座友谊的桥梁。这座庙不但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施工单位与当地老百姓和谐友谊的见证。”像专业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杨部长昂首挺胸地站在大雄宝殿的走廊里，声情并茂地说，“首先，我代表施工单位，向政府表示感谢，其次感谢怀化人民，感谢中伙铺的老百姓，在这里，请允许我向你们鞠上一躬——”他暂停讲述，面向分别来自市县电视台的两台摄像机，深情地鞠了一躬。看起来，他已经迅速从佛教徒的身份切回到了党员的身份，表述和肢体语言虽然有点扭捏作态，却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素养。在第3台摄像机后面的我，目瞪口呆，要不是我已经知悉他只是14标一名小小的安保部部长，一定会以为他是省交通厅派来的高官。

“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将这条路修成精品工程与和谐工程，从而用我们和谐的音符，去创造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湘西大开发！大改造！大建设！”他挥了挥手，用三个“大词汇”圆满地结束了这次访谈。

下午，香客们逐渐散去，诵经的和尚经过一上午的诵经法事后，脱下了金光闪闪的僧袍和僧帽，坐在大雄宝殿的长廊里抽烟。他有着粗壮的身材和肥胖的脸庞，脱下僧袍后，像个五大三粗的当地农民。看见我在一旁拍摄，他热情地发给我一根烟。

“谢谢，我不抽烟的。”

“哦。”他将烟收了回去，突然问我，“你这个机器是用磁带的？还是用卡或者硬盘的？”

“磁带的。”我暗暗吃惊。如果说，一个和尚在寺庙里给你递烟还并不让人太吃惊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一个和尚给你敬烟后又问你一个有关摄影机的问题让人吃惊呢？

“哦，我的也是磁带机。”他说，“前不久买的，SONY的，小摄像机，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要是早知道你在这里，我就带过来要你教我一下了。”

“你打算用它拍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我买它是为了拍摄佛教仪式。”他说道，“你知道的，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法事，唱经或者念经，我觉得有必要将它记录下来做成光盘。”

听他这么一说，我更为他这种自觉的纪录精神而感到惊讶。我甚至在犹豫要不要跟面前的这个人谈谈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说不定他以后会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僧侣纪录片导演呢。于是，我敬仰地询问了他的身份。

他是辰溪本地人，法号“双归”，现在是吉首某地佛教协会的会长。当介绍自己是佛教协会会长时，他明显有掩饰不住的骄傲。“我是正宗中国佛学院毕业的，这在佛教协会并不多见。”他深深抽了一口烟，很快从他的鼻孔里潇洒地喷出一股烟雾。那是蓝色硬盒的芙蓉王，价格不菲，35块人民币一包。

他可能突然意识到什么，马上笑了笑说：“原先我可是很讲究戒律的，只不过现在没办法，我现在不是搞工程管理嘛，经常要跟世俗世界打交道，他们经常会发给你烟抽。你知道的，中国人都兴这个。”

“何况，佛教也要与时俱进嘛，如果老是遵循着原来那一套清规戒律，那就会跟社会相脱离了。”他继续为自己辩解着，又潇洒地抽了一口烟。

“嗯，我也觉得有时候形式不重要。”我附和了他的说法。

“那是。我觉得现在的观念应该更新，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他说，“我们佛教协会打算在当地建一座新的寺庙，比这留云寺大多了！现在，正在招标呢。”

“我就负责这个寺庙的建设工作，所以做完了这边的法事，我还得赶紧回吉首去，那边还有好多事情在等我。”

双归和尚非常健谈，但我取消了和他谈独立纪录片的想法。

这时候，粟师傅从长廊的另一头走过来，他走到双归和尚面前，冷不丁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来塞到和尚的手里——那仍然是一包蓝色的芙蓉王，应该是唐老师请他做上座仪式的报酬之一。

“师傅，我敬你一包烟——”粟师傅用他特有的主席口音说，“不成敬意啊——”

双归和尚觉得有点意外，但他接下了烟：“哎哟，你怎么这么客气啊，我还没发烟给你抽呢。”

粟师傅说：“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认识是缘分呢。我来做上座仪式，你来做诵经法事——我们都是有连贯关系的，这难道不是缘——分嘛！”

“那是那是，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双归和尚连声附和，“你有名片没有？”

粟师傅掏出那张世界地图和握手姿势的名片，递到和尚手里：“这是我的名片，我姓粟，我在黔阳有一个雕刻厂，还请多关照我的生意，可以打这上面我的电话。”从“缘分”到“生意”的转变，竟然来得这么迅疾，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没问题，我们佛教协会自己也会建庙。另外，我还有好多徒弟在佛教系统里有关系。有需要就找你。”双归和尚回答得很爽快，“上次我给一个雕刻师傅介绍了一笔大业务，几座庙的菩萨制作，造价70多万，后来又增加了50多万，总共120多万。过年的时候，他拎来好几条烟给我拜年。现在他家里都买了两部车了。”

在双归和尚讲述时，粟师傅充满憧憬地频频点头。

“那好嘛，有业务你一定找我，你问唐老师就知道我的水平，那个千手观音是我亲自做的，我这门手艺是祖传的，做了几十年了，名声在外。”

两人交换了手机号码，客气一番后，粟师傅起身告辞，这桩以佛祖名义在佛祖面前进行的公关活动圆满结束。粟师傅离开时，没忘顺手带走那只献祭的公鸡。这也是他的报酬之一，今晚会成为他的下酒菜。

次年春天，龙门溪大桥的主体框架已经巍然屹立起来了，许多戴着安全帽的民工趴在上面，电焊枪发出的刺眼光芒时不时闪烁在污浊的河面上。

我再次走进新留云寺，寺庙旁边新栽的林木已经很茂盛，唐老师亲手移栽过来的几株樱花正在热烈地开着。门口静谧无人。因为资金短缺，大雄宝殿和千手观音殿之间的那口放生池，仍然干涸着，里面已经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寺庙里面也空寂无人，只有风声偶尔吹得檐角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大雄宝殿里，镀金的菩萨们威严而慈爱地俯瞰众生。我注意到，就在正中间，释迦牟尼佛祖面前的供桌上，摆放着一张被玻璃框架装起来的红色奖状，上面写着：

留云寺：

被评为2011年度和谐寺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

辰溪县宗教事务局

2012年3月

第三章 老何和他的工友们

【基层标语】　　关爱农民工，携手创繁荣

作业时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

路桥人汗洒大地为人民，修公路定叫崎岖变坦途

重庆来的挖桩人

2010年夏天的一天，阳光暴晒，天气格外炎热，我拎着摄像机在工地上转悠，看见田野间的乡村公路上远远地来了一行人，大概有二十多号人，男男女女，肩上扛着挑着、手上拎着拖着的全是各种大包小包，其中有好多色彩鲜艳的大编织袋，装得鼓鼓囊囊。队伍中有表情木讷的老农，也有穿着牛仔裤留着时髦发型的乡村少年，还有怀抱小孩的年轻女人。当他们走近时，我听见了吵吵嚷嚷的四川方言。一问，果然是重庆来的民工。

“这些都是我的人，是我将他们带过来的。”一位60岁左右的老者凑过来微笑地跟我搭腔，他嗓音较为嘶哑低沉，咧嘴微笑时，露出一颗银光闪闪的假牙。“我们是专干挖桩的，之前在福建的武夷山挖桩，给中铁四局打工。”

老者个子不高，极精瘦，皮肤黝黑，而和他的农夫气质略显混搭的是：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一条米白色的西裤。和我说话时，他不断地打量着我手中的摄像机，闪亮的镜片后，透出一道略显警惕的眼神，但也许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貌，或者因为初来乍到的小心，他并没有问我是干什么的。

他们径直走到工地旁边的一栋民居前——这里是杨柳湾大桥基础工程的包工头和民工们的租住地，两年后，规划中的杨柳湾大桥将跨过屋后。他们卸下大包小包，擦着脸上的汗水，好奇地观望着这片陌生的环境。领头的老者很快从旁边的杂货店里买了冰冻的矿泉水，一一分发给大家。当我正在拍摄这一场面时，他冷不丁地靠近我，出其不意地朝我的摄像机递来一瓶。我在寻像器里看见了一瓶特写镜头的“娃哈哈”牌矿泉水——上面还滴着因为冷藏而凝结的晶莹水滴。

“喝瓶水！”画外响起老者低沉而热情的嗓音。

这一时让我产生了在拍摄矿泉水广告的错觉，我赶紧放下摄像机，本能地推辞着。他拿着矿泉水的那只手青筋毕露，坚持不懈地朝我挺进：“来嘛，来一瓶！”他友善地朝我微笑，再次露出了银色假牙。

我不好意思再推辞，接过矿泉水，连声向他道谢。我拧开瓶盖，和屋檐下那些干渴的重庆民工一样，咕隆隆地一饮而尽。多年以后，我都觉得，这是我在这个夏天喝过的最舒爽、最难忘的一瓶水。

老者叫何泽富，重庆巫山县人，是这支挖桩队的领头人，而他前来投奔的湖南包工头，叫陈老板。当他们相见彼此握手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比较得出，谁是包工头，而谁是民工头：陈老板比老何小十几岁，但他大腹便便，满脸肥肉，肥肉中镶嵌着两只小眼睛。

在来怀化之前，老何一直在武夷山挖桩，当地正在修建一座横跨河流的高速公路桥。不巧的是，福建正值雨季，能开工的好天气微乎其微，大部分日子里，大家都是窝在湿漉漉的房子里打牌闲耍，无聊地打发时间，也在浪费金钱——因为民工队是按工取酬的。后来，老何效力的施工方还酿出了施工事故：用来搭施工支架的一艘铁船被突然暴涨的洪水冲走了，支架也垮了……正在万般无奈之时，老何幸运地接到了包工头陈老板的电话。

陈老板不是第一次和老何共事。他们曾经在张家界的挖桩工地合作过，也知道这支重庆挖桩队的吃苦耐劳。当他在中伙铺承包了高速桥的挖桩工程后，就打电话给老何，为此他还支付了老何的队伍从福建到湖南的路费——他们在福建分文未赚，早已囊中空空。对于陈老板这一慷慨之举，老何非常感激，觉得他这个人蛮讲义气。

让老何有点意外的是，陈老板并没有将他们领进这所贴着红色瓷砖的民居里——这里已被几个包工头和另外的施工队抢先租住了。他们被带到屋后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旁。比邻房东家的猪圈，走过去还能听到猪的哼哼声。这是一种在建筑工地上常见的工棚，由简陋的铁架子搭成，覆盖粗糙的石棉瓦，再围上最常见的“红白蓝”三色彩条布。在法国，“红白蓝”象征博爱、平等、自由，它的国旗就由这三色彩条组成。但在中国，“红白蓝”三色则没这么高贵，它们是民工的LOGO，是工地底层最常见的色彩，散发着劳动者的粗粝气息。这种廉价的塑料彩条布遍布工地，一会儿是遮风挡雨的工棚，一会儿是分割混居空间的帘子，一会儿是装满杂物的行李包——老何的队伍从田野里逶迤走来的时候，我首先看见的就是这三色塑料布行李包。

而工棚内，又分隔成好几个逼仄的空间，每一间大概就是七八个平方米，泥土地面，一张床，再放上一张桌子，就几乎已无转身之地。即便如此，这里也无法完全住下这批重庆来客，因此，还有一拨人又被带到三四百米外的另一座山头上。那里也搭了个一模一样的工棚，而门口就是他们即将挖桩的工地，几乎是从工棚里一迈腿，就能迅速地完成从生活到工作的空间切换。虽然离想象的居住条件有一定差距——在福建时至少还能居住在活动板房里——但这拨重庆民工很快接受了现实。确实，连尊贵的释迦牟尼佛祖都要临时容身简陋窝棚的时代，一伙低贱的民工住进窝棚又能算得上什么意外呢？

他们被安置进工棚后，已经饥肠辘辘。但是，当他们准备做饭时，突然发现窝棚里竟然还没有通电，他们虽然自带了油腻腻的电饭煲和电磁炉，但根本就起不了作用。面对民工们的询问，陈老板摊了摊手，说：“没办法，电工还没有过来接电，你们先到小卖部去买点饼干或泡面吃吧，晚上应该就能弄好了。”

“日你妈，老子坐了两天一夜的车都要饿死了想吃点热东西都没得！”在陈老板走远后，老何迅速地发泄出一句压抑片刻的抱怨。

他语速极快，带着重庆方言特有的韵味。这句冷不丁爆出的粗口，让我有点吃惊。这句话和他的金丝边眼镜、白色西裤所带来的少量文雅气质有点不太相符。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句式和用词正是老何标准的口头禅。在我和老何相处熟悉之后，类似的标准“川骂”更是肆无忌惮地频频出现，透露出一种“嘎嘣脆”的粗粝、豪爽和真实。

如果你知道老何他们是如何从福建辗转来此，又是如何饥肠辘辘，就会理解他何以口出脏话。这趟旅途，他们坐了两趟硬座火车。武夷山没有直通怀化的火车，必须绕道江西鹰潭换车。但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行程，他们还要坐两趟汽车，外加一次三轮车和一次摩托车。为了省钱，大伙在火车上舍不得买20块钱一盒的快餐，只胡乱塞了点干粮充饥。他们以为坚持到驻地后，就能吃上热饭热菜，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在略显局促的窝棚里，老何一家人只能先用开水泡面充饥。他的小儿子小何，就是队伍里那位穿着玫红色T恤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忙着泡面，而老何两岁多的孙子洋洋一直哭闹，似乎对这个新地方充满了抗议。

这一家人从事桥梁挖桩的时间并不太长，至今只有两三年。最初，老何在家乡种庄稼和烟草，还当过村干部，而在中国经济迅速转型的背景下，他早早就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很快，他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能做：他去河南采过矿，他做过古董生意，他也曾参与过因为三峡水库而被迫迁到巫山新城的移民安置。最初，老何有点懊恼自己家没被移民，因为他听人说移民之后可以发一笔小财，但后来他发现，那些移民亲戚的新生活并未像当初被承诺和宣传的那样美好，甚至有些还麻烦不断时，他又有点暗自庆幸……但留下来又能怎么样呢？田地早已经荒废不种。算起成本和产出，种田这门古老的营生已经无法养活一家人了。

不知什么契机，在三年前，他变成了这支挖桩队的领头人，经常和一些修路工地的包工头联系，在他们需要劳力时及时输出自己的队伍。借此，老何除了赚点苦力钱外，还能额外赚点“带班费”——就是用工方额外支付给团队带班人的一点小报酬。他的团队多半是和他同村的家乡人，其中也有不少是邻县巫溪县人——老何家位于巫山、巫溪两县交界处，十多里外就是巫溪境内，所以也有不少巫溪的熟人朋友。

老何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包工头的电话号码，他将这些能给他带来工作和赚钱机会的人一律命名为“老板”：张老板、陈老板、肖老板、李老板……只要电话打进来，老何的自动语音报读的手机就会一字一顿地响起：“陈——老——板——来——电，陈——老——板——来——电……”老何就知道，自己去往异乡的“淘金”之旅又该开始了。

一碗泡面下肚后，老何的疲倦和焦虑散去了不少，他坐在没有电灯的幽暗窝棚里，慈爱地看着孙子在地面上低头玩耍。“汪汪汪——”洋洋手中的一只黄绒毛的电动玩具狗发出叫声，一边叫一边滑稽地抖动着身躯。老何笑了起来，眼镜后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此时，一列火车长啸着从不远处驶来，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将电动小狗的吠叫声淹没了。洋洋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这列正从山谷里经过的火车。夜色降临，车窗里的灯已经亮了，随着火车的移动变成一串光的轨迹。

好在这是老何和工友们第二次来湖南，他们并没有觉得有太多不适。7月份的湖南雨水稀少，天气晴朗，正是挖桩的好季节。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整之后，第二天，他们正式从陈老板手里分领了各自的工作地盘，开始挖桩了。桩位的分配是通过抓阄来决定的。桩基所在的地质结构不一，挖掘的难度和工价的标准自然也不尽相同。谁要是碰上了不好挖的石头桩或者溶洞桩，就只能自认倒霉。

“挖桩”是他们称呼自己工作的通俗叫法，其实就是给高速公路大桥的桥墩挖地基。这些直径大概两三米、深度几米到二三十米不等的圆形桩井，灌注混凝土后，就是桥墩的地基。而地基的优劣则决定了大桥的牢固程度。

挖桩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机械桩”，一种叫“人工桩”。机械桩，顾名思义是用机械来进行。我在工地上见到过这种大型的挖桩机，有着长长的钢铁杠杆臂膀和坚固硕大的钻头，由专人靠电力操作。而人工桩就是借助原始的人力，挥舞着铁镐，一寸寸地往地底刨进。碰到石头地，就得使用电动钻机打碎石头。碰上最坚硬的地质，还得借助爆破，然后再将泥土或碎石块一桶一桶地从桩井里提出来。老何他们干的就是这种人工桩。在来到工地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大桥，竟然是老何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镐一镐刨出来的。

在工地上，挖桩作业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最常见的工作搭档为父子、兄弟、夫妻组合。这让人想起“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或“夫唱妇随”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有打单的民工临时组合的搭档。老何和小何就是典型的父子兵，父子俩轮流下井挖桩和倒残渣。如此周而复始，直到这口桩井被挖到规定的深度。老张家和老刘家都是夫妻搭档，丈夫担负更为艰辛的挖桩，妻子通常在地面开动卷扬机，吊接和倾倒残渣。

卷扬机，又名吊机，是一个类似辘轳的电力机械，用钢丝吊绳连着一只装渣土和碎石的大铁桶，由井上的搭档牵拉起来倒掉。这只大铁桶也是挖桩人的“升降电梯”，他们就是站在这只大铁桶里被运进运出。

回想起来，我最早听说“卷扬机”这个词汇，是16年前好友乐夫写给我的信件里：

海彬他们工地打山洞，经常伤人，塌下来了，还好他跑得快，结果砸断他的腿了。我们听到他的喊救声，才将他从乱石中拉出来，很靓的小伙子，可惜了……我倒不用担心，在上面开卷扬机，我们工地是挖抗滑桩，18米，才合规的，比打洞子更危险……干了一个月的重体力活，几乎是挺下来的，从没有请假休息过……（1994年11月29日）

乐夫高中毕业后，跟着姐夫去了广西百色的汪甸瑶族乡，在中铁二局承包修建的公路工地打工。和我们共同的好友斌和一样，他也会经常给我来信，叙述他亲历的工地生活。

但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亲眼见到“卷扬机”，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东西。信里的另一个词汇——“挖抗滑桩”，我也一样陌生。来了工地后，才知道它就是挖桩的一种，主要为了对付地质滑坡，桩柱将穿过滑坡体深入稳定地层，从而产生阻滑力借以对抗滑坡等地质灾害。相比于普通的挖桩，这种在滑坡地段进行的挖桩施工，显然更具有危险性。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好友乐夫当年的工作是如此危险，这多少让人有点震惊。但在乐夫的来信中，他只用寥寥数字写到自己在地面上开卷扬机，至于他的搭档，那个借着他的卷扬机的开动而深入危险地底埋头挖桩的人究竟是谁？乐夫却是只字未提。事隔经年之后，当我想起好友，以及他未及言说的地下搭档时，我的脑子里总是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面孔，似乎像老何，但又不怎么像。

我问过项目部的施工员，既然有工作效率更高的机械桩，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原始的人工挖桩？施工员给我解释，机械桩体型太笨重，受制于地形，狭窄的地方腾挪不开。另外，机械桩必须要建有专门的泥浆池，这种泥浆池往往是全工地最为危险的地方，一旦不小心误入其中，就会遭受没顶之灾。不少工地都发生过有人坠入泥浆池毙命的惨剧。

“当然，很多包工老板之所以不采用机械桩而采用人工桩——”施工员笑了笑说，“仅仅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你知道的，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廉价，雇请他们远远比租用机械便宜。”

每天，在噪音隆隆的杨柳湾大桥工地，我都能看见那群重庆来的“廉价劳动力”在弯腰劳作。正值最炎热的7月份，男人们都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下井的人甚至只穿着一条普通的三角内裤，但还是汗如雨下。妇女们不能这么随意，再炎热难耐，她们依旧穿着一条肮脏而破旧的长裤。

脱掉上衣的老何露出了干瘪的身躯，满身的排骨，皮肤黝黑，沾满尘土和汗珠。但他依然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有一种比较滑稽的效果。相比之下，小何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瘦小身材，但因为年轻，身上还是有不少肌肉，看起来结实很多。看到我走近，老何停下手中的铁镐，扶正了一下鼻梁上正在下滑的金丝边眼镜，喘着粗气对我说：“日你妈，好多石头哦！硬得像铁一样，老陈这杂种将我给坑啰！”

此地地质结构异常复杂，除了石头多、石质硬、水量大，还有不少不规则分布的溶洞，后者是挖桩人最怕碰到的。但“蛮讲义气”的陈老板并没告诉老何真实的情况。之前，曾有两拨来自陕西和湖北的挖桩队在此工作，因为吃不消这里的地质构造，先后知难而退，所以陈老板才想到要老何的队伍过来应急。

除了讨厌的石头，破烂不堪的劳动工具也在拖后腿。因为超过使用年限很久，大多锈迹斑斑，临近报废状态：卷扬机不太利落，镐和钻都迟钝不堪，模板也变形了……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陈老板图省钱，不但不更新工具，或安排专人维修，竟然要民工们自己解决……这些因素的存在，自然雪上加霜地影响了工作进度。

老何对此坐立不安。三天过去了，父子两人只挖下去不到50公分，而正常情况一天就能挖八九十公分。在老何的挖桩史中，这属于非常罕见的失败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对其职业生涯的小小侮辱。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声誉，而是利益——挖桩是按量计酬的。陈老板开出的价格是每米550块钱。按这个价格，这三天，他们赚不到300块钱。分摊到父子俩身上的话，每人每天不到50块钱。

即便是在普通的乡村里，一天的人工价也是80元左右。而那些有特殊技能的劳力，比如说木匠、泥瓦匠、漆匠等匠人，一天的工价多达150元。挖桩既算一项特殊技能，同时还属重体力活，按理应该比匠人赚得还要多一点才算合理——这也是吸引老何那样的农民放弃务农、背井离乡来到异乡挖桩的重要原因。出现这样的情况，老何坐不住了。

第四天，老何瞅准机会，将前来工地的陈老板截住了，提出要涨工价。“石头多得骇人，几天来我们才挖那么一点点，这样肯定搞不下去。”老何指了指脚下的桩井，“再说，来之前你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我是残桩，要不你开的那个价，我和工人们绝不会答应。”老何在谈及他的队伍时，从来不像大多数人一样习惯说“民工”，而是使用“工人”一词，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表述，透露出耐人寻味的身份认同。

陈老板停顿了一下，爽快地说：“好吧，给你加50块吧。”

“50块肯定不行。相比于这个难度，太少了。”

“哎哟，老何，我给你的这个价已经算可以了，上次来的陕西队我还只给500块呢。我都给你加到600块了，你还不满足？挖桩哪有不碰到石头的嘛！咱们的交情，再说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交情是归交情，但是，事实还是事实。老陈，你应该知道我们重庆人做事的风格，一般情况下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找你啰嗦。”老何停顿了一下，“但是，我不可能总是吃亏嘛，我一家老少要等着我吃饭呢，你体会一下我的难处嘛！”

陈老板不说话了，他脸色铁青，狠狠地抽了一口烟：“那你说要加多少？”

“特殊的石头残桩要加150块。”老何绵里藏针地说，“少了700块我们做不了，只有走人。”

“好吧，我知道了，但这个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得跟老龙和老肖商量后才能答复你。”陈老板悻悻地走了。

老龙和老肖是陈老板的合伙人。老龙并不老，只有30岁，但他是比陈老板更大的老板，这项挖桩工程就是他从项目部承包下来的，据说他和“影子老板”毛总是亲戚。工程圈里沾亲带故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工程项目层层转包[1]也是禁而不绝，有资质的大公司夺标之后，很快就会转包给不同的工程队，工程队又会转包给更小规模的民工队。像老何这种规模的队伍，就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赚的完全是“一份力一分利”的血汗钱。越是上游，拿的利润就越大。这几乎是整个工程界公开的秘密。

过几天，我又去了老何的工地，他们正在对井下的石块层进行爆破。桩井旁立起了蓝底白字的警示牌子，写着“爆破现场，注意安全”。所有的民工都暂停了手中的活计，集中在远离桩井的一个小土包上，齐刷刷观望着前方——好似在等待某个大人物出场。小何在工地的另一边扯起喉咙喊着：“放炮啦——放炮啦，不要过来啦——”他一边喊，一边吹着哨子，发出长长的尖锐的呼啸。老何手中拿着一个简陋的褐色塑料盒（引爆器），按下了上面的按钮，砰砰的爆破声传来，有点沉闷，浓烟和尘土从桩井里腾空而起，石块飞溅。许多轻巧的小碎石飞落到旁边的菜地里，砸到青菜和白菜叶子上，发出连续不断的砰砰声。

但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特立独行”，划着美丽的抛物线朝我们站立的方向飞来，人们发出一阵夹杂着兴奋和慌乱的惊呼，赶紧分散开朝后跑。我也一时惶恐，赶紧带着摄像机脚底抹油，生怕被砸中脑袋。但很快，因为后劲不足，“特立独行者”从刚才大家站立的小土包上急剧地坠落下来，砸出一个小小的凹坑。人们爆发出一阵爽朗而开心的大笑，好像在嘲笑它不争气提前投降了一般。

我按捺住内心的惊恐，问老何：“你们不怕被飞过来的石头砸到吗？”

“怕啥子嘛，砸不到的！它们飞不了那么远的。”老何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可是刚才那块石头不就朝这边飞了过来吗？”

“但是你看它最后不也掉下来了嘛！”老何回答我。

老何的逻辑力很强大，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我又问他：“那石块砸到菜地里，主人不会来找你们麻烦吗？”

老何笑了笑，说：“没得事啦，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便他们来找麻烦也不关我的事，项目部有人专门协调处理这种事情，大不了赔他们点钱就是。这么大的工程，你说这点小代价算啥子嘛！”

这座全长756米、最高32米的杨柳湾大桥，初步造价已经高达5500多万元——这还不算后边因为“工程变更”而增补的款项。与之相比，在他们的眼中，几棵白菜和青菜的牺牲确实压根儿算不了什么。

因为爆破的采用，他们挖的桩井看起来比早几天有了不少进展。我问老何，提价的事情怎么样了。

“提了150块，每米700块啦。”老何看起来心情很好，又补充了一句，“总的来说，老陈这个人还是蛮讲义气的。”

我差点笑出声来。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我亲耳听到了老何对陈老板口头评价几次峰回路转：先是“蛮讲义气”，后来变成了坑人的“杂种”，现在又回到了最初的评价“蛮讲义气”。我在心里暗自祝愿，这个评价是老何对陈老板的“盖棺定论”。

问题也随之而来。老何和老张的石头残桩提高了价格，但老刘和老姜等人的桩井，据陈老板实地勘测，并没有什么石头，所以仍然按每米550元的普通桩的价格计算。这引起了老何队伍的分裂，让老何始料未及。

对此表示异议的是老刘。他年纪比老何稍微小一点，平时沉默寡言，看起来老实巴交。他认为，既然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挖桩的团队，就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老刘接着扬言要开始罢工，甚至，他在背后传话，怀疑是老何从中搞鬼，认为本来陈老板给所有人的桩价都是700元（每米），但老何从中“贪污”了150元。

有关“贪污”的传言，很快就传到老何的耳朵里，他不由地暴跳如雷：“日你妈，竟然说我贪污！如此血口喷人败坏我的名声！”

贪污作为刑法中的一项罪名，是一项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指控，在流传于坊间甚至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它多跟位高权重者发生着关系。我真没想到，此刻它还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跟老何这样的无权无势者联系在一起。面对我的摄像机，老何又愤慨又委屈：“小张你可以去巫山县打听打听我老何，我老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情来的嘛，开玩笑！”

“老子辛辛苦苦带着这个队，风里来雨里去，无时无刻不为大伙操心操力，为了和包工头联系交涉，真是电话都打烂了，电话费都花了老子几千块钱。他不但不领老子的情，竟然还要这样污蔑老子，日你妈，真太气人了！”

“至于这个价钱，说实话，小张，我觉得陈老板他们的方案也是合理的，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嘛，这个咱们要讲道理，实事求是，将心比心。他要是觉得吃亏了老子可以跟他对换嘛，他来挖我的桩就是了，日你妈，实在不愿意干，可以走人嘛，我又不会拦着你，格老子的！”老何越说越激动，“川骂”汩汩而出，语速也越来越快。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呗。”我建议老何。

“我跟他讲了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一猪脑子，搅屎棍！平时就阴里阴气的。当初，我本来不太想带他出来，我是看他很可怜，他家里蛮贫困，欠了10多万的债，一直过来求我带上他。这次我铁了心要和他闹翻了，我已经联系好了陈老板，非得和他当面对质不可，将情况说清楚，还我清白。”老何脸涨得通红。

我不断安慰老何，说应该过几天他想通了就没事了。但老何依旧不能释怀：“你说出来一块干活，乡里乡亲的，竟然还不团结，还互相残杀，给外人看把戏何必嘛！日你妈的！”他狠狠地说。

当我离开老何，经过老刘的桩井时，看见被老何骂作“猪脑子”和“搅屎棍”的老刘，正站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铁桶里，被他老婆用卷扬机一点一点吊出井外。他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三角内裤，满身泥土和汗水，脸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像戴着一副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面具。我微笑着跟他点头示意。他有点拘谨，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很快就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

老何一家的坏运气

坏运气来得太突然，仿佛是小何一铁镐刨来的。回想起来，那一天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天气依旧闷热不堪，一大早鸣蝉就在铁轨旁边的杂树林里嘶叫不停。老何父子胡乱地吃完早饭来到工地上，头顶上的太阳就已经变得有点毒辣，尽管父子俩都戴着安全帽，多少能起到一点遮阳的作用，但脑袋上还是能感受到一股炙烤般的燥热。直到坐着父亲开动的吊桶下到井底，光着膀子的小何才稍微感觉到一丝沁凉。他正了正安全帽，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抡起铁镐就开始弯腰刨地。

大概刨了十几镐后，小何一镐刨到一个石块，随着哐当一声，手中的铁镐被一个强大的反作用力震得往后反弹，他还来不及感受到虎口的疼痛，一股黏稠的流泥马上从石块下喷涌出来，很快打湿了他的解放鞋，向周围漫延。小何只怔了两秒钟，就敏捷地跳进铁桶。“快升起来，有流泥！”他仰头朝井上的老何大喊，一边使劲摇晃着桶上的井绳。

老何听到后，赶紧开动卷扬机的电源，将小何升离危险的井底。站在铁桶里的小何，清楚地看着脚下的流泥一点一点漫延开来，吞没了他来不及带出的铁镐。泥浆在飞速地升高，冲荡着井壁，发出刷刷的声音。

父子俩都冒出了一身冷汗。老何庆幸今天正好是儿子在井底挖桩，要是换上一把老骨头的自己，反应没有年轻人这么快，指不定被溶洞里涌出的流泥淹没了也不好说。“日你妈，幸亏老子运气还不错，要不就完蛋啰！”老何向我讲述这段经过时，似乎还显得有点惊魂不定。

溆怀高速公路横贯湖南中西部的雪峰山脉，境内重峦叠嶂，沿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不少地方遍布岩溶区和煤层采空区。这些暗含流沙和泥浆的岩溶区和采空区很容易塌方、冒顶，它们是挖桩人的克星，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它们吞噬生命。

危险不光降临在老何父子身上，它也像无声的阴影一样频频地光顾着这片土地。不断有挖桩队的民工向我抱怨地底下暗藏溶洞，有好几个工地甚至发生了垮桩事故。我也亲眼见过一口桩井突然垮塌，空心的桩井被瞬间冒出的流泥填满。幸运的是，那时正值中饭时间，挖桩人小张和搭档已经离开了，因而逃过一劫。小张来自湖北，今年25岁，17岁就去了山西，在当地的小煤窑挖煤，结果遇到煤窑冒顶，被石头砸断了右腿，他结束了7年多的挖煤生涯，改行挖桩，他认为这比挖煤相对安全，没有瓦斯和冒顶。但没想到危险依然存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惊魂不定的老何父子都在竭力对付险情。他们从陈老板那儿调来抽水机日夜作业，从井内抽出大滩大滩的泥浆。陈老板也将这个突发的情况汇报给项目部。项目部很快便派出专业的施工技术员，前来实地勘测，并提出了新的施工方案。

这个突然出现的溶洞，对于老何来说意味着危险和麻烦。但对于项目部来说，却很可能因祸得福，因为这牵涉工程界另一个公开的秘密——“工程变更”。

“工程变更”是一个工程术语，权威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有专门的解释，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这个术语晦涩难懂。我想，即便是对于项目部的领导来说，它也同样拗口。可重要的不是这个术语有多专业，而是这一解释的最后一句：

工程变更一般伴有费用变化。

说白了，也就是遇到施工条件变化之后——比如说老何挖出了溶洞——承包方可以用“工程变更”的名义向业主方申请，增加施工费用。

在中国，有很多工程如果单凭中标时的标价，施工方可能挣不到什么钱，而在施工后不断申请变更，就能赢利或者赢大利。所以，施工方总要千方百计地申请变更借以增加费用。这将直接导致工程的实际投资水涨船高，往往比最初公布的预算高出不少。虽然高速公路的主管部门不断发出各种《通知》，对此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正是中国特有的管理方式。施工方怎能轻易放弃“工程变更”这块肥肉呢？2012年4月，我在项目部的通告栏上，看到一份当月颁发的文件，名为《湖南省娄底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目标管理及考核办法（试行）》，在“成本与效益”这一小节里，明确写道：

3、想方设法多做变更，创造最佳效益。

看来这家公司比较少见地坦诚，明确地将业内的潜规则写进公司规章，并开诚布公地要求员工遵守。现在，压根儿不需要“想方设法”，“创造效益”的机会就降临了——只有初中文化的小何怎么也想不到，当初令他胆战心惊的那一铁镐，居然挖出了一家有着“国家公路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大型路桥公司梦寐以求的“最佳效益”。

项目部很快打了申请变更的报告，送达上级。我并不知道这次变更可以创造出多少“效益”，但肯定的是，这些效益和老何一家无关。老何父子正埋头抽干泥浆和流沙，并为今后所要遭遇到的危险而发愁。

老何家的坏运气还远没有结束。有一天早上，我在工地上碰到小何，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我，昨天半夜1点10分左右，他的房间进了小偷，放在床头的包被盗了。

“我的身份证、小孩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等其他东西，都在包里。幸好包里没有什么钱，你知道我们刚从福建过来，还没赚到钱。但是，证件和卡丢了也很麻烦。”小何说，“这个地方已经被偷了好几次，因为我们住宿的地方连门都没有，就用油布蒙一下，起不了什么作用。”

被盗现场，也就是小何一家三口的简易工棚，光线幽暗，摆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床和一张桌子，旁边胡乱地堆放着锅碗瓢盆和电磁炉等杂物——显然这里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小何的老婆带着小孩在房间里，她平时只负责做饭、洗衣服和带孩子，并不上工地。

“小偷走到床头来拿包的时候，脚踢了一下我小孩放在床边的玩具，我听到响动睁开眼睛，发现床边有一道黑影，然后很快就窜了出去，骇死我啦……”她在讲述时还显得有点惊魂未定，“这些小偷真是胆子太大了……”

“这些强盗，真是太坏了，坏死了！”小何气愤地说。他用了“强盗”一词——也许它比“小偷”更能表达他的气愤之情。“我们最担心的是他将我小孩偷走了，那样就惨了。”小何低下头，忧心忡忡地看着正趴在泥土地面上玩耍的两岁幼子，他正在开心地玩着一辆微型的塑料玩具挖土机，完全不理会父母的忧虑，口里还不断地嘟哝着：“挖土机，推土机……嘟嘟……”在出生后不久，洋洋就跟着挖桩的父亲和祖父来到工地，幼小的身心上很快就烙下了工地的印痕。他非常习惯工地上的环境，除了熟知挖土机和推土机等较为普遍的各种大型工程车之外，还能辨识出连我都不认识的一些生僻的挖桩工具：风管、空压机、卷扬机……这些面目生硬而冰冷的工程器械成了他童年的玩具。但和其他随着父母漂泊的低幼民工后代一样，洋洋并不会在工地上待太久，到了上学年龄，他就必须返回老家。因为户口的限制，他没法在父母工作的异乡享受到国家的义务教育，只能回老家上学，从此和依然在外地讨生活的父母分隔一方，成为几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的一员。

“为了安全起见，今天早上我们赶紧做了一扇门装上。”小何指给我看。那是一扇简易的木门，从质地和做工看来，它除了能带来一点心理安慰，恐怕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防盗效果。“我现在最担心身份证被盗后，被他们拿去干坏事，我被冒名顶替，变成嫌疑人，这样就糟了。”小何着急地说，“我必须要亲自回老家才能补办到身份证，这很麻烦。”

老何住在几十米远外的另一个工棚里，和老姜合住一间。和儿子小何住的工棚一样，这个工棚也没有门，只披着薄薄的彩条布当门帘，一阵轻风就能将它掀起来，让里面的空间一览无余。我走进去后，老何正病恹恹地坐在床头。

“昨晚上我发高烧，烧得跟炭火一样。天亮后买了两包药吃，现在好一点了，但还是喉咙痛，脑袋疼。”在四面通风的工棚里，老何用更加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说，“我年纪大了，持续干重体力活有点吃不消了，再加之昨晚我去追小偷，受了风寒。”

说到昨晚的被盗事件，他的声音随之高亢起来：“我们竟然住进了一个贼窝，日你妈，我们在这辛辛苦苦做工赚一点血汗钱，这种没良心的贼骨头也下得了手！”

他突然神神秘秘地指了前边一下，压低声音跟我说：“就是前面那栋房子的房东干的！”老何看我有点吃惊，接着说，“昨晚我们追出去后，就发现他站在自家的门口，除此之外根本就没看到贼的影子。另外，今天早上他建议我们去铁路旁边找找包看看，我们过去一看，包包果然就放在那里的一块石头上，里面的东西不见了，但拉链还是拉得很好。”

“最大的疑点，是今天我们报案后，乡派出所的警察来实地调查，他家却一直关着门，没有任何人出来。后来警察一走，他才出来，神情很不正常。”老何继续分析案情。

“总之，通过各种证据分析，我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他干的。小张，我跟你说，我老何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还是不错的。”老何自信地说。此刻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被盗的挖桩人，更像一个断案如神的福尔摩斯。

“那龟儿子一看就不是个什么良民，是为非作歹的人。”老何停顿了一下，气愤地说，“那龟儿子上次还偷看我儿媳妇的奶子！我儿媳妇蹲在地上做事，他就凑过去鬼鬼祟祟地往衣领里看。”老何边说边模拟了一个偷看的动作，“就是这样的……偷看。一看见我来了，狗日的赶紧就走开了。”

“小张，这个事只有你知道就行了，我还没有告诉我儿子，我怕我儿子知道了会去打他。你说，我们出来是求财的，闹出啥子来也不好嘛。何况强龙都难斗地头蛇，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老何的神情显得相当落寞无奈，但只持续了几秒钟马上又变得义愤填膺起来：“要是换在我们重庆的地盘上，你信不信，老子我打断他的腿！”

老刘和老何的矛盾也在加深，在包工头和工友的挽留下，老刘并没有离职，但他和老何都到了彼此照面却不说话的地步。有时候，老刘在和别的工友有说有笑，一看见老何过来，立马脸色铁青，朝一边转过脸去。目睹老刘的“变脸”，老何的肺都快气炸了。

“日你妈！老子真是瞎了狗眼，竟然将这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狼心狗肺的人带来！”在复述这令人气愤的一幕时，老何跺着脚，一连用了好几个成语，借以发泄对老刘的恨意。

无论什么时候，老何的表达能力在民工中都首屈一指，鲜有人及，且并不受其不良情绪的影响。

我曾经特意问过老何的文化程度，说：“老何，看你字写得蛮不错的，你应该读过不少书吧。” “哪里哪里，我可没读过什么书，就念了几年小学，哪能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比啊。”老何却很谦虚。

我说：“是吗，看你的字写得还是比较有文化的，不说的话，绝对不知道是一个只念过几年小学的人写的。”我曾要求老何在我的场记本上写下他和儿子的名字。他的字迹竟然有点架子和气度。

老何马上又得意起来：“那是，别看我现在挖桩，我好歹以前也是做过几年干部的人。”

上世纪80年代，他曾被乡政府选拔做了两年驻村的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此外，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还曾去贵州某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工作过。

“你信不信？邓朴方都和我照过相！”老何骄傲地说。老何的讲话很艺术，他不说“我和邓朴方照过相”，而是说“邓朴方和我照过相”。这是两种截然不同意义的表述，后者听起来让人完全忘了他只是残联的一名无关紧要的临时工。

谈及他光辉的往事时，老何镜片下的眼睛里便露出炽热的光芒来。“我跟你说，小张，80年代的时候我本来都成了预备党员……”

“后来呢？”我问。

“后来因为超生嘛，日你妈的，老子就被处罚了，预备党员也就被组织取消了！”

计划生育干部后来自己也违反了计生规定，这听起来比较富有戏剧性。老何指着不远处的小何，他正在水龙头下陪儿子洋洋玩水，说：“就是超生那个小子嘛。那是1985年，没想到一晃就20多个年头过去了，难怪我们都老了，半截多入土的人啰！”老何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河北打工，女儿早已嫁人生子，只有这个超生的小儿子跟在老何身边，和他搭档着攻克一个个蕴含着流沙、泥浆的危险桩井。

正值收工后的黄昏，老何满身泥水地坐在低矮的马扎上，一缕夕阳越过高高的土坎从三色窝棚的顶上投射过来，照得他脸上呈现出难得的忧伤和宁静。但很快，他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小张，欢迎你下次去我们巫山的大昌古镇和小三峡玩，你只要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去接你，给你做向导，做解说。”

“我们小三峡中外闻名，李鹏在那里有个题字，叫‘天下绝景’。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李鹏、江泽民，几代领导人都去过我们那里。现在，中央安排有魄力的薄书记做我们重庆的领导，以后我们那里还会开发得越来越好。”老何咧嘴笑了起来，又露出了他招牌式的闪亮银牙，仿佛有关挖桩和家事的烦心事都统统烟消云散了。

“杯酒释恩仇”

接下来的8月份，老何的坏运气还在延续。有一天晚上，因为遭遇溶洞，他挖了快一个月已经接近20米的一条桩井突然崩塌了，连水泵也被掩埋在井底。陈老板和龙老板认为责任在于老何，不但不支付他挖掘这条桩井的薪酬，还要他赔偿水泵，从他还没结算的工钱里扣去赔偿费1000元。

当时我正在西藏的纳木错湖，突然接到老何的电话，问我何时回工地，因为他要辞职不干了，希望走之前和我见一面。“哎哟，你走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我挖的一条桩还垮掉了，跟包工头吵了架。他们太不厚道了，还要扣我工资，现在快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连生活费都不肯借支……”三天后，当我乘坐火车返回怀化时，老何去意已消，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握住我的手表示感谢，但依旧气愤难平：“日你妈！出现了溶洞塌了怎么能怪我嘛，还要扣老子工钱，真是天理不容啊！”

“这样的突发事件，劳动合同里有写到如何处理吗？”我问老何。我想如果有合同的话，应该就好处理这样的纠纷——对照合同条款来认定谁的责任，怎么处理，应该都一目了然。但我有种预感，可能情况不会如我想象的那样。

果不其然，老何说：“就是没签合同嘛，以前我提出要跟他们签，他们老是推脱不签。”

这样的回答并不奇怪。像老何这种散兵游勇式的民工小团体，和陈老板这样的没有法人资格的包工头之间，雇佣关系更多基于口头约定或行规，靠双方自觉遵守。如果不发生事故或纠纷还好，一旦发生，就基本上权责不清，而没有文化、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工则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我不怕他们，他们要是真将我老何惹毛了，我就将他们做的黑心事捅出去！”老何神神秘秘地跟我说，“小张你知道，他们的屁股是不干净的，要是不苛刻我，我就当作没看见。如果真要跟我弄糟了，我就将这些捅出来，我会告到你湖南省政府去，格老子的，无论你多大的官多大的势力老子也不怕你！”他情绪激动，讲着讲着又说起“狠话”来。

老何所言之“黑心事”和“屁股不干净”，指的是他曾目睹龙老板的一支民工队在灌注桩基时蓄意偷工减料，这样将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

聪明的老何马上就倒戈一击，他故意扬言要去举报——显然，举报工程问题是假，提升谈判筹码是真。老何的“狠话”传到包工头们的耳里，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主动找到老何谈判，态度缓和了很多。他们执意挽留老何，不但付了欠下的一个多月的工资，而且还承诺，如果老何的队伍将所有的桩都如期挖完，扣下的水泵赔偿款1000块也将会退还给他。老何一听，顿时舒了一口气。

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较量：在一个行业内部，所有人都是明察秋毫的聪明人，所有人都暗暗怀揣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但平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人自扫门前雪，大家心照不宣，合力掩盖真相，借以维持行业的潜规则和利益均衡；偶尔有人图穷匕见，也只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并非为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而一旦达到目的，大家就再次合伙掩盖问题的真相，就好似它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一样。类似情况，在工地上并不鲜见。

暂时达到目的后，老何权衡再三，努力淡忘垮桩引起的这段不愉快经历，留下来继续重新挖桩。我很难苛责他，在这个充满了不公平的生态里，对这个微小如草芥般的小人物，你反而会赞赏他的智慧和生命态度。

时间已经进入8月下旬，太阳还是毒辣辣的，气温高达近40度。我每次经过工地，还是能看到老何光着膀子，浑身大汗，在桩井上手忙脚乱地吊接那只锈迹斑斑、肮脏不堪的铁桶。老何赤裸的上身皮肤黝黑了不少，显得比来的时候更瘦弱了。

有一天，老何郑重地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儿子的工棚里吃饭。我有点吃惊，我跟老何相识了这么久，虽然看起来已经无话不谈，但除了接受过他一瓶矿泉水的“贿赂”外，我们之间好像还没有达到要请客吃饭的地步。

“你明天一定要来，我还叫了龙老板，说了你要来吃饭，他才答应了。老陈回老家了，要不也会叫上他的。”我更加吃惊，怎么还叫上龙老板了？并且先斩后奏说我要出席何家“晚宴”？这是演的哪出戏？

“小张，你真是我碰到的少见的好人，一直都帮着我们，所以想请你吃顿便饭，表示感谢。明天也是我儿媳妇的生日，大家来这工地劳累这么久了，正好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聚餐一下。”老何的表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外交辞令，但我还是听出了其中的真诚，并为自己根本就没帮过他们什么而惭愧。

“另外，我叫上老龙的缘故，是想调和一下跟他们的关系，这个也不瞒你说。”老何很坦诚，“前阵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老跟他们磕磕碰碰，甚至为了塌井的事还跟他吵了架，差点闹僵。我想，既然还要留下来，在他这里做事，就没必要搞得关系这么紧张，于是正好趁你在这里的机会将他也喊来，一起喝杯酒，杯酒释恩仇嘛。”

老何说出的最后这句话，更加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不光是因为他的谈吐魅力，而更叹服于他这种为人处世的传统智慧。老何身上有着典型的底层人士的坚韧、精明甚至狡黠，哪怕是在复杂微妙、危机四伏的人际圈子里，也能做到力挽狂澜，游刃有余，平衡有度。如果说，最初我还对老何擅自将我作为邀请龙老板喝酒的筹码而略有抵触，那听完老何的“交底”后，我反而对老何的这场“杯酒释恩仇”的家宴充满了期盼。

次日下午，我早早地赶过来。小何所在的窝棚，散发出辛辣刺鼻的菜香味。老何一家人正在做菜，主厨的是今日的寿星、老何的儿媳妇，她系着围裙，正在麻利地烧着一条鱼，小何在一旁打着帮手。老何光着膀子坐在小马扎上择蔬菜，而两岁的洋洋在兀自玩着手机。因为天气太热了，小家伙身上光溜溜的，啥也没穿，一边听着手机里播出的音色刺耳的歌曲，一边摇摆着自己的身子：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老何招呼我在床上坐下。那个不同寻常的座位，相当于“上座”。我跟寿星说了生日快乐，她回头向我腼腆地笑了一下，然后往锅里撒下一大把花椒，屋子里马上又弥漫着一股呛人的麻辣味。

“你说巧不巧？今天竟然也是龙老板的生日，和我儿媳妇同一天生日。刚才我催他过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听起来他今天心情很高兴，这个真是太有缘分了。”

小木桌已经支起，做好的菜一一摆在桌面。川味草鱼之外，还有烧鸭子、腊肉、腊猪脚、肥肠、泡菜等菜肴，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老何还邀请了其他工友们来吃饭，但“猪脑子”老刘一家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今天晚宴的主角龙老板就到了。老何热情地招呼他紧挨着我坐下。在落座之前，龙老板还笑容可掬地和我客气地握了握手。我叫他龙总，而他就叫我张总，听起来似乎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两巨头在此会晤，在这个狭窄的、散发出浓烈川菜气味的窝棚里。

龙老板叫龙赢锋，人很年轻，才30岁出头。他衣着朴素，皮肤黝黑，只有左脸上的一道疤痕，使他依稀有点凶戾之气。在挖桩民工的眼里，他才是杨柳湾大桥的最大老板和衣食父母，而陈老板，也还只是他的一个小合伙人而已。至于老何的队伍，则只是他掌管的偌大民工队伍中的一支，此外，还有其他来自湖南、陕西、广西、云南等地的民工队在给他干活。龙老板原来是娄底路桥公司的员工，所以他和项目部里的好多人曾经是同事。大家私下里都说，他是项目部的“影子老板”毛总的亲戚和“嫡系部队”。总之，30岁的龙老板年纪轻轻，手上就拥有不少利润丰厚的工程项目。他在海南还有一个市政公路项目同时开工，自己偶尔从怀化飞去海南实地察看。

“来，开吃！祝龙老板生日快乐！”老何打开几瓶啤酒，在座男士人手一瓶。大家纷纷附和着，将手中的酒瓶举到餐桌上方互相碰了一下。在清脆的哐当声中，这顿不同寻常的生日晚宴正式拉开序幕。

“吃吃！不要客气！”老何不断地给我和龙老板夹菜，他用自己的筷子夹起一块腊肉放在我的碗里，“这是正宗的重庆腊肉，我们从家里带来的，自己杀的猪做的。”龙老板的碗和我的碗一样，已经被各种菜肴堆得像一座富士山，但不好拒绝老何的好意。在中国乡间，主人给你夹菜和请你坐床上一样，都是贵宾才享受的待遇。

龙老板很细心地向小何老婆敬酒。“来，我敬你一杯，做民工的家属真不容易。”小何赶紧把自己的酒瓶塞到老婆手上，将她推到龙老板面前。龙老板豪爽地举着酒瓶，和她的酒瓶碰了一下：“祝你越长越漂亮！”小何老婆慌乱地抿了口酒，腼腆地笑着，不知道怎么回应面前这位和她同一天生日的大老板。

当两位寿星互相敬完酒后，老何端起自己的酒瓶，砰地站了起来，表情郑重地对着龙老板说：“龙老板，我敬你一杯！”

一看这架势，我知道，当夹菜、品菜及互敬生日酒这样无关痛痒的热身程序过后，这场酒席就要进入最核心最重头的部分——“杯酒释恩仇”了！

“老何，你坐下，坐下，别搞这么客气。”龙老板显得很平静，他没有动面前的酒瓶，“应该我敬你们，你们做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关键，但最后的效果外人看不见，你的桩挖得再好，一灌上水泥后全都看不到了，所以你们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呢。”他用筷子指了一下我的摄像机，“这点张总看得最清楚。”

在龙老板的表扬下，老何开始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表白。“龙老板，感谢你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关照和帮助，我老何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有时候说话做事情都比较急躁，但绝不是故意要跟你对着干，这个要请你多多包涵，不要计较。”老何充满真诚地看着龙老板。

“哎呀，老何，计较了就不会到这来了，你别太客气，喝酒喝酒！”龙老板端起酒瓶，伸过去，准备跟老何碰杯——不对，是碰瓶。

但老何却没有伸出酒瓶，他依然沉浸在掺杂着忏悔和自诩的表白中：“我老何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我这个人是没有坏心眼的，这个你可以去问问大家。”他说到这里，将眼神从龙老板身上移开，环视着他的工友们和我，仿佛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挺身而出，去证实他的“自我判断”。

我没有说话，低头喝了一口酒。老龙将端起的酒瓶又放了回去。

“对，老何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人还是个好人。”来自巫溪的老姜开口说话了。老姜，叫姜治玖，是老何多年的老朋友，从事挖桩工作很多年了，他只有44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上七八岁。他平时并不善言语，性格比较内向。关键时刻，这位朴实的工友却没有让老何失望。

得到了老姜的呼应，老何像鼓了劲似的，沙哑的嗓音变得更高亢了：“就是嘛！所以，请龙老板不要计较我，我们能走到一起来就是缘分，本来之前还有常德的老板想要我带队伍过去，但我说既然在你这做了，哪怕有困难，也要做完做好。希望接下来，我们继续好好合作，将这个工程圆满完成！”老何又重新将手中的酒瓶向龙老板伸过去。

“那是，在中国从事挖桩的人应该有几十万，但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你们重庆、四川人和陕西人。我请你们来就是看重你们的经验，也会尊重你们的经验。”龙老板又重新端起酒瓶，这次终于和老何的酒瓶，哐当一声碰上了，“但如果你们觉得我这口水塘太浅了，养不起你们这些鱼，那就没办法了。”

“哪里，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老何紧绷的表情不见了，他开心地咧嘴笑了起来，“我干了，你随便，慢慢喝。”他仰头一口气就喝下了剩下的大半瓶酒。酒沫从他的嘴角流下来，直往下巴淌去，老何也顾不上擦。

龙老板看老何干了，也仰头一口气咕咚咚喝着瓶中酒。他似乎有点费劲，脸上充满了难受的表情。小何赶紧给他递过去一张餐巾纸，他接过去，擦了擦嘴，又接着喝。老何看着他：“没事，慢慢喝。”

“我这个人也是脾气不太好，所以老得罪人，这个张总知道。”他将酒瓶放在桌上，向着我笑了笑。我见证过龙老板好几次发脾气，他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显然和老何的抱怨不在一个级别。民工们一般都有点怕他。

“但我自认为自己绝不是黑心老板。”借着酒劲，龙老板也开始了真诚的自我表白，“我这个人很重感情，真的，希望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多增加了解，也希望你们理解我。今天我感到很开心，为什么呢，民工能请我一块吃饭聚会，证明大家还看得起我这个老板，就这么一种感觉。”

“你龙老板来和我们一块吃饭，也是看得起我们民工。”小何接着龙老板的话茬说。

“来，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干杯！”龙老板爽朗地说。他将酒瓶高高举起，在座的所有民工也赶紧举起酒瓶和他哐当碰了一下。透过我的寻像器看去，大家举瓶相碰、仰头喝酒的动作出奇地整齐划一。在昏暗的灯光下，这狭窄工棚里呈现出宾主皆欢的温馨和睦。

在啤酒、川辣、打趣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共同催化作用下，这场肩负着“杯酒释恩仇”的家宴，终于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本地帮和外地帮

因为接下来项目部有一个会议，龙老板要去参加，我正好坐他的车一块去拍摄。老何客气地将我们送出门，龙老板麻利地发动了他的猎豹吉普，噌地驶入了夜色中的乡村道路。

“你没事吧，喝了酒开车。”我说。

“没事！喝这么一点酒！”老龙笑了笑，“以前我喝了好几瓶，都照样开车。”

在乡镇，甚至小城市，驾驶人的交通规则意识都很淡薄，酒驾甚至醉驾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在乡村，根本没有交通警察的执勤，所以更是没有谁会主动自律。我有一个搞工程的朋友，新买了一辆丰田车，他非常喜欢这部新车，唯一的不满是这辆车的自动警报性能：当驾驶人不系安全带时，它就会响起嘟嘟嘟的警示声。后来，他总算解决了这个恼人问题。他从汽车用品店买来一个特制的安全带金属搭扣头，每次一上车，当安全警示声嘟嘟嘟响起的时候，就将它插进车座上的安全带扣孔里，于是警示声马上就停息了。而他则开心地将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这款仅值10块钱的小东西成功地欺骗了电子警报器，哈哈大笑起来。他自信而乐观的样子，让人完全相信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此刻的龙老板也正是这样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屑于我不信赖他的驾驶技术。于是，我只好闭上嘴，彻底地将我的安全交给了这位酒驾的年轻有为的龙老板。

在车上，龙老板还接了好几通电话，听起来都像是手下向他打来的。在他的手下，有四五支民工队正同时为他工作，每天他必须用这样的“遥控”方式处理一些麻烦事，以及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你别搞得没名堂，这种小事都做不好，我请你来干什么，啊？”

“明天去怀化市买点安全带回来，项目部通知上面过几天要检查……”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没将我龙老板放在眼里……”

他一会儿粗鲁地用方言骂骂咧咧，一会儿简明扼要地发出指令。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的样子，颇有几分运筹帷幄的风度。在接通电话之前，龙老板的手机来电铃声会响上一阵，它是中国的传统名曲《梁祝》，一支凄婉悠扬的小提琴协奏曲，表现一个广为传说的古老爱情悲剧。但在龙老板的电话里，它只是一个引出各种纷乱之事的序曲。我推测龙老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用《梁祝》做手机铃声的包工头，也是这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将《梁祝》的悲剧性转换成喜剧性的人。

对的，你在工地上很少会听到《梁祝》。老何的手机答铃是《伤不起》，陈老板的是《最炫民族风》，而小何的则是《月亮之上》，他偶尔也会换成《爱情买卖》。这些都是最时髦、最劲爆的流行歌曲，而演唱者是“凤凰传奇”和“慕容晓晓”这样的流行乐“超级之星”，然而严格说来，她们只是中国的底层“超级之星”。这些歌手因为所唱歌曲表意直白，情绪高亢，节奏明快，而成了底层老百姓的最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我走在哪里，在硬座火车上、在往来乡镇的巴士里、在工棚里、在杂货店、在早餐店、在桩井边，甚至在项目部的办公室里，我都会时不时与这些歌曲相遇。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爱情不是你想卖，想买就能卖

让我挣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的耳朵已经被这些歌狂轰滥炸得生了茧，但无论如何，与老何的彩铃相比，它还没让我生厌。每次，我给老何打电话，在他接通手机之前，我都不得不耐着性子先欣赏一段他设置好的“神曲”：

伤不起，让你伤不起，

我伤你伤你伤你伤到昏天黑地。

电话打给我，美女搂在我怀里，

你恨我恨我恨我很到心里血滴。

伤不起，让你伤不起，

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把你抛弃。

良心你没有，我的良心也叼走。

你恨我恨我恨我恨到难以忘记。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项目部到了。还好，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老何这个人就是嘴巴子讨嫌，其他都还可以。”下车的时候，龙老板突然发出一句感慨，然后快步走进项目部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灯光昏暗，乌烟瘴气，包工头们并肩坐成一圈，几乎人手一支烟地吞云吐雾。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周总是这个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人。周总是一名桥梁工程师，在项目部分管桥梁建设，长得方头方脸，大腹便便。他是怀化本地人，以前在怀化路桥公司供职，不属于娄底路桥的职工，是项目部聘请来的。

“这里，我要点名批评杨柳湾大桥的挖桩工程，进度太低，一个月才挖几根桩？而且事故频发。”在会议开始后，周总厉声说，“我不能由得你再拖我们项目部的后腿。”他一边说，一边目光严厉地扫视了一眼龙老板，脸黑得像包公。

正在抽烟的龙老板怔了一下，他感受到了来自周总的凌厉目光。“这个不能完全怪我，大家都知道，这里地质条件太复杂，地底下溶洞太多，民工队也在加班加点，但也只能完成这么多。”红着脸的龙老板辩解说，“你说我何尝又不想加快进度呢？”

“不要讲那么多客观因素，这还是跟一个人的管理水平有关的。”周总很不耐烦地打断了龙老板的辩解，继续铁青着脸说，“同样的地质条件，你交给我来搞，你看我搞得比你好吗？量肚子吃南瓜，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就不要做那么大的事。”

我在摄像机后听得暗暗吃惊。因为在信奉“和为贵”的中国，这样严厉的指责非常罕见。一般来说，这种公开会议上哪怕要批评人，也不会尖锐到完全否定一个人能力的地步。尤其在吃大锅饭的工程行业，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会为了维护公家利益而去得罪个人。

全场鸦雀无声。龙老板的酒被惊醒了一半，他意识到了今晚周总来者不善，赶紧迫使自己从刚才老何家宴营造的和睦气氛中抽身而出，切换成“战斗模式”。他不再示弱，带着一点啤酒的后劲，开始反击：“周总，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啰，我有没有能力也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那由谁说了算？一切要看你做的事情，由事实说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做事情怎么啦？我尽心尽力，问心无愧。”龙老板满不在乎地摇着腿，又抽起手中的烟来，“你要是觉得我和我的队伍不行，就清退我！”

“反正，如果这个月内你再不按计划将所有的桩都挖好，你就不要再挖了，我就派机桩队进场，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乱了总体的规划，我丑话说在先。”周总向龙老板下了最后通牒。

龙老板说：“行，你不就是想要机挖队进来呗，你想进来就进来吧。”

会议不欢而散。

这不是龙老板和周总第一次正面交锋，每个人都知道这两人之前就结下了不大不小的梁子。

事出龙老板手下的钢筋班。这支钢筋班负责整座杨柳湾大桥桥梁的钢筋焊接，民工全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属于他的“嫡系部队”。有一次，项目部的施工员小杨安排桩机设备时，他们不准小杨将设备卸在工地上，说这是他们的地盘。小杨刚从交通学院毕业，年轻气盛，并不谙人情世故，于是和钢筋班的领班在言语上起了冲突。对方当即喊了十多个民工将小杨团团围住，威胁要“搞死他”。

按理说，这是一起恶性的民工围攻施工员的事件。施工员是上级方，只是在执行项目部的指令，没有理由遭到恶意围攻。但当小杨向项目部领导毛总反映完情况之后，发现毛总只是劝他息事宁人，对于民工队的过错和处理方式，这位老总几乎只字不提。小杨一时心里非常地不平衡，第二天开始他就称病赖在宿舍里，不再上工地。我拎着摄像机走进他宿舍，他愤愤不平。

“反正，领头围攻我的那个民工要么被辞退，要么向我当面道歉，如果这两个条件没一个得到满足，我肯定就会递交辞呈。”

小杨对项目部的毛总尤其不满：“我真是第一次见过这样的老总，不帮着自己的施工员，而帮着外面的民工，难怪他们才这么猖狂，这样的工地我真没法干了！”

“不过，我知道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小杨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对我说，“那个龙老板和毛总是亲戚，所以他才护着他们。”

“要不是他们是亲戚，这样的烂施工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承包到工程，要技术没技术，要经验没经验，要管理没管理，要规矩没规矩。”小杨一连说出好几个排比句，“还那么嚣张，以为我怕他们不成？”

“他们那天要是真打了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小杨恨恨地说，“你想想看，我是怀化本地人，我还怕他们这些外地人不成。真要惹毛我了，我立马回去叫几车人过来收拾他们。不瞒你说，我哥就是在麻阳道上混的，从麻阳到这里，几十分钟的车就到了。”小杨是项目部职工中少有的怀化本地人。经他的自我介绍，我才想起这点。我说：“哦，你原来是怀化人，周总也是怀化人啊。”

“对，我就是周总带来的，他是我师傅。”小杨回答我。

小杨透露的这一层关系，增加了被围攻事件的复杂性。在其后的一次大会上，周总第一次发了脾气，开始回击。

“真是无法无天了，施工员你们也敢围攻。我搞了一二十年工程了，真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项目部还得听民工队的，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周总梗着脖子，厉声地质问着。

“还动不动就要打人家，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厉害，我可不怕你们，搞工地以来我跟人打架就没打输过。”周总越讲越气愤，两眼冒着凶光，语调升高了八度。

坐在周总斜对面的龙老板，嬉皮笑脸地站起来，丢给他一根精品芙蓉王：“周总，别生气了，抽根烟，我代表钢筋班向你道歉。”

“不是向我道歉，是要向人家小杨道歉，这下人家都不敢去你的地盘上班了，你看怎么办？”周总仍然绷着脸，没有接龙老板丢过来的烟。

“好呀，我明天亲自去给小杨道歉。”龙老板说，“那不是我的地盘，是你周总的地盘，我是归你管的。”

“我管不了你，你才是我的上级，我是你的民工队。”周总话里有话地挖苦着龙老板。

因为仗着和毛总的特殊关系，龙老板的钢筋班果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几天后，小杨果真就卷起铺盖走了，去了怀化市的另一个工地。小杨走后，周总和龙老板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当然，龙老板自己并不认为他和周总的梁子只是因为小杨，实际上还是利益之争。因为周总在怀化有一支机挖队，曾向项目部提出挖桩的要求，但项目部首选人工桩的方案，所以他一直心里不平衡。

“借着我的人工桩效率不高的借口，他想安排机械桩进来，抢占我的生意。”龙老板笑了起来，脸上带着充分的自信，“可他做美梦哦。”

结果证明还是龙老板赢了。10月份的时候，龙老板的人工桩还在继续作业，周总的机挖队却不见了踪影。没过多久，项目部的人告诉我，周总也辞职走了。

坏运气轮到了老姜

一旦进入10月，气温明显比之前降低了不少，整个季节变得澄明爽朗起来。稻田里的稻子也熟了，从杨柳湾的山上一眼望去，一片金黄，农民们倾巢而出，开始收获。秋天也是最佳的施工季，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美好的秋天，无论对于老何，还是对于项目部，都是一个难忘的多事之秋。

“杯酒释恩仇”的效果并没有维持多久，老何再次和龙老板发生了不快。桩井里的溶洞有增无减，导致老何的效率出奇低下，来到怀化这么久了，他和儿子总共才挖了三根桩，最慢的时候一个月才挖四米，一根桩挖了整整两个月，其中还垮了一根，算起来赚到手的钱少得可怜——一个月才挣了区区的750块。而陈老板和龙老板不断地催促着老何加快进度，警告说不按规定期限完成就扣下工钱不给，额外的“带班费”就更别想了。老何急了，就去项目部反映情况，由此彻底激怒了龙老板。

“他竟然叫我滚，我说你有什么权力叫我滚，工人拼死为你干活，到头来你不但盘扣工人，还叫工人滚。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暴君！”老何说起这幕来就感到气愤难当，“包工头和民工本来是鱼水关系，但像他这样的暴君，就是将整个北京城承包下来，也不会有工人愿意给他干活。”老何的比喻和类比再次显露出他非凡的口才。

但这次正面的交锋之后，老何最终还是忍气吞声地留了下来，主要为了能拿到全部工钱和带班费，还有被扣掉的1000块水泵赔偿款。但儿子小何不愿意继续受气，他由此和老何闹意见，一气之下，带着妻儿去了湖南的另一个工地。和他一块走的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当初和睦相处的队伍如今四分五裂。只有老姜等几个工友留了下来，陪着老何处理这不可收拾的残局。

现在，老何的挖桩搭档从小何变成了老姜。也许是老何的坏运气传染给了老姜，这一次，轮到老姜成了最大的倒霉蛋。他在井底加固井壁时，一块石头毫无征兆地掉下来，砸中了他的肩部和腰部。老姜发出痛苦的喊叫，倒在井底。老何吓坏了，手忙脚乱地将他运出来，鲜血从老姜的身上汩汩而出。老何赶紧报告陈老板，叫来车，将老姜送到40公里外的怀化市535医院救治。

我获知消息后，赶去医院看望老姜。在病房里，老姜脸色苍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输液，胸口还插着引出淤血的导管。老何伏在他耳边，告诉他我来了，他费力地抬了抬眼皮，带着感激的神情哼了两声。我叮嘱老姜先不要太担心，好好养伤，身体为重。

老何从病床底下翻出老姜的X光片，举在眼前，指着其中的一处黑白的骨骼图，说：“看，这里，断了一根肋骨！”他的脸上愁云密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一时充满了心酸，想起我在北京刚看过的画家刘小东的展览，其中一幅是他曾经的两位老同学——如今已经失业——在路上相逢，一人拿出刚从医院拍回来的X光片给另外一人看。画作捕捉了两人站在荒草丛生的小路上举着X光片仔细端详的瞬间。作品名叫《肋骨弯了》。那幅画作，从名字到内容都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但眼前的这一幕更加打动我，面前这两位民工，我前阵子见他们的时候还生龙活虎，天天挥汗如雨劳动着，此刻再见，一个成了伤者，一个成了陪护。

“日你妈，陈老板还说这是我们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要我们后果自负。”老何说，“这难道不是工伤吗？我们又不是在玩耍的时候受的伤。国家这么大的工程，连个工伤事故都负担不起？”

“这些黑心子，只想着赚钱，从不管工人的死活。”老何说，“小张，你不知道当时老姜的那个样子，人整个都晕过去了，我抱着他往车上跑，眼泪水都流出来了。”老何动情地复述着当时的场景，眼睛里泪光闪烁。

“小张，你能不能给我买本有关工伤赔偿方面的法律书？看这个样子，可能还要和他们打官司。”老何焦虑地说。

“唉，这位记者，你也要报道下我们啊，帮我们讲讲理啊。”一看我在拍摄老姜，邻床病患的家人将我当作了电视台的记者，过来向我愤怒地投诉。原来老姜旁边的病友60多岁，是怀化本地人，因为在建筑工地干活和人发生纠纷，被对方用砖头将腿给砸断了。我听了一会儿他们的叙述，很抱歉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是记者，我说我只是老姜公司的摄影，来拍摄一下他工伤的情况——很抱歉我向他们撒了谎，但一般情况下我对外只能这么说，如果我不想惹事的话。但即便我说出真话来，说我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对他们也于事无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曝光的记者，最好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在好多类似的情况下，我都为我不是一个“焦点访谈”的记者而感到深深惭愧和无力。

他们露出失望的神色，重新坐回病床旁沉默不语。一会儿，护士过来给老姜换药，我跟她自我介绍说我是老姜公司的人，问她能否拍摄一下老姜接受治疗的场面留作资料。年轻的小护士爽快地答应了。正当我在拍摄时，又进来了一位大夫给老姜做例行检查。他大概40岁的样子，穿着没系扣的白大褂，露出了里面的军装。“操，你再拍我摄像机都给你没收你信不信？！”他一看我在拍摄，也没问我是谁，以及为什么拍，冲着我就骂开了去。

我当然信。为了保护我的摄像机，我赶紧关了机。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跟这位年轻的部队医生解释道：“抱歉哦，我只是在拍摄民工受治疗的情况，没有别的意思。”

“管你拍什么，反正不能拍。这是部队医院！”年轻的军人大夫不依不饶。

我只得将摄像机放进摄影包收起来。当我转头时，发现刚才向我投诉的病人和亲属都在静静地看着我，目光里充满着同情。我再次为自己不是一个如他们所愿的“焦点访谈”的记者而感到深深惭愧。

我和老何暂时告别老姜，回到工地。昔日热闹的挖桩工地上一片萧条，桩井旁泥浆遍地，寂静无声，并没有人在施工。前些天一阵突起的大风，将工棚上覆盖着的彩条布全部吹成了碎片，褴褛不堪，从工棚里可以直接看到天空。剩下的几块，被风吹得簌簌抖动，像一只只正要扑腾着飞走的风筝。经过一个夏天的日晒雨淋，塑料布上曾经鲜艳的三色，也已经暗淡模糊，不辨色彩，只剩下肮脏一片。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待在这里也是亏，还不如走。要不是老姜这样，我也想走了。”老何坐在破破烂烂、空无一人的工棚里，叹了口气。“你看工棚都烂成这样了，一下雨被子都打湿了，也从没人来过问过，毛主席时代，衣食住行、油米柴盐都是大的事情，可到了现在，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工人的死活。”老何讲着讲着，又变得很气愤，“日你妈，这不跟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了嘛。”

我们一起去看那口老姜出事的桩井，它紧靠着一片水田，尽管现在已经被盖上了一块木板，还是能听到里面有流水响动的声音。桩井旁，凌乱堆放着一些施工材料和工具，蒙着厚厚的灰尘，一辆运送渣土的手推车侧翻在地。

“这一片全是出问题的桩井，那边还垮了一个，模板、铁镐和水泵全被埋在里面。”老何指着工地说，“这本来就是个烂工地，我们就是被骗到这里来的。”

“其实，这样的地质根本就不应该用人挖桩，早就应该用机器。但他们觉得工人更好剥削，能骗一个就骗一个。”老何气愤地说。他脸上挂满愁容，过去的爽朗和乐观不见踪影，我很久都没看到他那颗一笑起来就银光闪闪的标志性假牙了。

后来的几天，当我走进老何的工棚，都发现他正坐在昏暗的床头，专注凝神地翻看着我买给他的《工伤赔偿完全解决法律手册》，边看还边用一支笔在上面写着什么，连我的到来他也没有察觉。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像一个正在紧张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大考的学生。

“如果他们不赔偿老姜的受伤，这个官司哪怕是打到北京去，我老何也不会善罢罢休。”老何合上书本，咬牙切齿地说。

老何有所不知的是，这样的小工伤事故，别说将官司打到遥远的北京去，就连传到近在咫尺的项目部，有时候也有相当难度。尽管有明文规定，工伤事故一定要层层上报，但除非事情闹得特别大，“纸包不住火”了，要不包工头一般会竭力隐瞒下这些对他们不利的消息，他们更倾向于和民工“私了”。项目部对此也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安保部部长杨保国眼中的“安全”，毋宁是一直挂在墙上。他在会议室的外墙上，挂着一块他亲自设计制作的警示牌，用来统计平安施工的天数，牌子上画着一口红色的古典式大钟，配上文字：

警钟长鸣 平安生产管理无事故 累计　　天。

我亲眼目睹它被挂上墙。那是年初第一个省级检查团来项目部检查的时候，杨部长将它精心挂在检查团的必经之路上。但自从它被挂上墙以来，我就从没有见过这句警示语的空白处有被填写过的痕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尽管工伤事故时不时爆发，但它的“天”前永远是一块未知的空白：

累计　　天。

它仿佛是俏皮的杨部长故意留给大伙猜测的谜语。至于老姜的伤痛、老何的悲愤，以及其他民工的担忧，都统统被隐匿在那处深不见底的空白里。

就在老姜受伤的前一个月，杨部长代表14标项目部去参加了业主方组织的一场劳动知识竞赛，主题是关于高速公路如何进行精细化施工。竞赛举办地点是在怀化市广电局的豪华演播厅。除了请电视台主持人前来主持外，省交通厅和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等一干领导也亲临了现场。

杨部长和另外两名年轻职工组成了14标参赛队闪亮登场。他们必须在聚光灯璀璨的舞台上，回答一个个有关精细化施工知识的填空题或者选择题。

在抢答环节中，博闻强记的杨部长却被一道题难住了。

承包人应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人数按照每（ ）元施工合同额1名的比例配备，不足的至少配备1名。

在主持人的追问下，杨部长挠了挠头，面露难色，没有回答出来，失去了宝贵的10分。我在一旁拍摄，对杨部长回答不出感到万分诧异，因为他就是题中所讲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兼“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这道题完全属于杨部长的专业范畴，按理不至于将他难住。我宁可相信是杨部长不愿回答这道题，也不愿接受他是真的不知道。

标准答案是：每（5000万）元。按这个标准，总标的为2.4亿多元的14标段，应该配备四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很遗憾，项目部的安保部只有杨部长一人，外加两条命运坎坷的狗。这道题对于杨部长来说，完全是一个讽刺——就像老何和他的工友们在工地上进行的非常粗放而原始的施工，对于“精细化施工细则”也是讽刺一般。

现在，对于老姜的受伤，老何充满了愧疚。他时不时去医院里看望老姜，陪着他说一会儿话。老姜每天所需的医药费仍然由陈老板汇来，但他本人只来医院看过老姜一次，并没有谈到具体善后处理的问题。龙老板却一直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据说他对老姜的受伤很是恼火，扬言所有的问题要陈老板和老姜自己解决。

让老何觉得稍微欣慰的，是老姜的病情恢复得还不错，除了偶尔咳嗽出血丝，很快就可以坐起来吃点东西了。

“我挖桩六七年了，还是第一次上这样的当。”老姜坐在病床上，胸口上绑着绷带，脸色苍白，用极其虚弱的声音跟我说，“我真是倒霉。”

“早知这样，我宁可在福建武夷山的雨季里干耗着，也绝不会到这里来。”老何后悔地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他的诉说非常低沉，像喃喃自语，眼神里充满了疲倦和无力，过去的自信荡然无存。

[1] “转包”是工程行业的行话，指承包人在承包工程后，又将其承包的工程建设任务转让给第三方，受让人成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由于转包容易使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者进行工程建设，甚至造成工程品质低下、建设市场混乱，所以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均作了禁止转包的规定。

第四章 中国式博弈

【基层标语】　　文明执法是金，和谐中国是福

安全千金难买，命运自己主宰

宁听职工骂几声，勿闻家属啼哭声

工地上演“黑帮电影”

就在老姜住院的这一段时间，2010年10月9日，项目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和县公路局的矛盾，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是项目部进驻怀化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在王家坡大桥工地上，双方人员发生争吵、互殴，对方突然叫来了“打手”几十人，持刀砍伤项目部的十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八人，头上、四肢、躯体都挨了好几刀。最严重者双手双脚被砍断，生命垂危，地方医院不敢留治，最后紧急转送长沙的大医院抢救。而这一切，均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部黑帮电影中的火拼情节？但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要完整地叙述这场冲突，需从项目部和负责省道管理的当地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讲起。

项目部一进驻到中伙铺，就被辰溪县路政执法大队和运政稽查大队盯上了，这是因为，溆怀高速公路基本上和省道相伴而行，时不时还要交叉横跨它。所以，建设高速公路用的车辆和工程机械必然要在省道上频繁活动。而这一截省道的管理权，属于当地政府的两个机构——辰溪县路政执法大队和运政稽查大队——前者隶属县公路局，对省道上的车辆超载、破坏道路设施或标志、扰乱道路环境卫生等违规行为进行管理和查处；而后者隶属交通局，负责对无证运营等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有一次，项目部孟总突然接到施工队的电话，说他们正在运送混凝土的罐车被运政稽查大队扣留了，叫他快来解决。孟总紧急驱车去往现场。孟总，叫孟至强，属虎，将近50岁，他的主要职能就是协调各种冲突工作。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职能，每一个标段的项目部，都会有一名像孟总这样的主管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副老总，他们的工作往往集“公关先生”和“灭火队长”于一身，既要和当地的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也要频繁地跟当地民众甚至民工打交道。这两方面的工作都不轻松，经常让人头疼。但孟总在这方面的经验，人如其名。

在王家坡大桥工地附近，项目部的一辆罐车被扣停在路边。旁边还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顶装有红色警灯，车身刷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中国公路”。几个穿白色制服、戴白色大盖帽的人，正在和民工司机争执着什么。

看到孟总到来，他们转过来，严肃地向他说：“你们的车辆一直没有办理运营牌照，司机也没有从业资格证，按规定这是无证经营，属于被治理的范畴，不准上路的。”这种郑重地阐述执法理由的开场白，我看过多次。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他们是新来的施工队，不清楚这些。到时我会协调好的。”孟总笑着脸，给在场的每一位执法人员递上一根蓝芙蓉王香烟，“麻烦你们先放行，这一车混凝土不马上浇筑的话就会废了，这个损失就大了。”

为首的大盖帽看起来比较好说话，听孟总一说，便松了口：“那你们赶紧去办啊，这次就算了，但下不为例啊。”很快，他们坐上白色面包车走了。

“娘希匹，这些人都是来敲竹杠的！”执法队刚走，孟总就骂出声来，“高速公路就像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上一口，所有的权力部门，交警、运管、路政、税务等，都想来分肉吃。”

“是吗？”我充满了疑问。我觉得他们的表现还算不错，实在看不出背后潜藏的勒索动机。

“可不是嘛，他们就想着怎么给我们罚点款，办那个什么运营证，也是要向他们交钱的。”

“哦，那按照规定还是得办吧。”

“办是要办的，但他们不能直接扣我们的车。他们没这个权力！要扣，也要先经过县指挥部。”

孟总所讲的“县指挥部”，是辰溪县政府设置的一个临时性机构，目的是保证境内高速公路的顺利施工。溆怀高速是过境该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在辰溪县境内长达27公里多，途经3个乡镇、18个行政村、2个国有农场。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地方政府非常看重这个工程，认为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因此抽调不同部门的人员，组成了县指挥部。在中国，几乎每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政府部门，而且和政府体系的层级一一对应：怀化市有市指挥部，下面则有乡指挥部。指挥部核心工作包含土地征收和理赔，以及负责施工安全、维护施工秩序，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等。按照惯例，辰溪县交通局和公路局要对高速公路施工方进行执法，必须通过指挥部。

“按理说，在开工前，市指挥部就应该将底下各个行政部门召集起来开个协调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孟总向我解释说，“我们当初在修建潭邵高速时，指挥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施工就很顺利，没有谁来找麻烦。”

“不过，据说现在我们的业主和市指挥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所以底下就不太好做事。”从孟总的这番话中，我依稀嗅到了一丝“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当类似的事件不断上演后，我更加坚信之前的预感——总有一天，更大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矛盾源起于利益的转移和分配。对于这条旧时代的省道来说，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显然是其竞争对手。一旦后者修成了，即便它们不会面临完全被取而代之的危险，也多少会失宠很多。而且，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的直接行政主管部门并不是一家，前者隶属“高速公路管理局”，后者隶属“公路局”，而两者是平级关系。光从这样的机构名称，就能看出其中的逻辑混乱——让人以为“高速公路”不是“公路”，这显然如同“白马非马”般可笑。同样的状况还有：我们的“铁道部”不属于“交通部”——这意味着“铁道交通”并不属于“交通”。当然，我心里清楚，之所以造成这种机构划分局面，与其说是我们的逻辑有问题，还不如说是权力分配使然。

在这样的权力分配和现实环境下，比之普通的公路，“高速公路”的身份优越感昭然若揭，这多少也导致了主管普通公路执法的公路局对高速公路建设暗含的不满。但有趣的是，到了更高级别，高速公路局和公路局却拥有共同的“婆家”——省交通厅。两者都是交通厅的下属机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酿成了“10·9事件”，并让这一起惨剧的处理过程，充满戏剧效果。

那一天是2010年10月9日——所以在各类文件里，这起惨剧又被叫作“10·9事件”。事件发生时我不在现场，当时我正在怀化市的535医院看望被石头砸断肋骨的老姜。但巧合的是，“10·9事件”中的受伤民工也被送到这所军方医院紧急治疗，其中一位叫吴磊明的年轻民工，正好住进了老姜的病房，成为他的“邻床病友”。我在拍摄老姜时顺便就将镜头转向了他！

当时，他的左侧腰部被砍了一刀，断了三根肋骨，已经缝好针并包扎着绷带，躺在病床上，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我刚去王家坡大桥，不一会儿，他们就来了二三十个人，拿着这么长的刀向我们冲过来。”他艰难地伸出双臂，比划着那把刀的长度，“这么长的砍刀，大概有一米到两米长。”

“他们是什么人？”

“公路局喊过来的人，应该是黑社会。坐了两辆面包车赶到现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砍刀，气势汹汹。”

“那你怎么不跑？”

“我当然跑了，还没来得及跑远，就被砍了一刀。我只觉得一阵疼痛，感觉有血涌了出来，但不敢停，继续跑，才避开那个砍我的人。”他还有点惊魂未定，“幸好我戴了安全帽，要不头都会被砍破。他用一把长刀，一刀砍上我的头，被我的安全帽给挡住了。”

“他们怎么要砍你呢？”

“他们打架啊。”

“谁跟谁打架？”

“土方队和公路局的执法大队。执法大队说土方队的推土机轧坏了他们的路面，就抢走了推土机的钥匙，不准它再施工。土方队的包工头就和执法大队的人吵了起来。”

“那你是土方队的民工吗？”

“不是，我是龙赢锋那边的。”龙赢锋就是与老何“杯酒释恩仇”的龙老板，“我昨天才到，只做了一个上午的工，中午就被砍了。你说我倒不倒霉？”他郁闷地说。

吴磊明是1981年生人，今年才29岁，但看起来似乎已经40多岁。他曾经在煤矿挖煤，不幸遇到瓦斯爆炸，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全身深度灼伤，几乎被毁容。他脱下上衣，展示他被砍的刀伤部位时，露出了被灼烧留下的旧疤痕。如今旧伤刚愈，新伤又添，新旧伤疤并排着布满了他倒霉的躯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他之所以跑到与自己工地相距好几公里的吵架现场，是龙老板的召集。龙老板则是接到项目部领导的电话，要大家赶紧去支援。等吴磊明他们坐着卡车赶到时，现场已经围着好多人，双方已经爆发过一轮冲突了，情绪都很激动，陷入僵持。项目部的孟总、县指挥部的余副指挥长和当地派出所的三名警察也在现场调解，但都无济于事。土方队人多势众，将执法大队的人和车团团围住。

就在这时，执法大队的一个人愤愤地说：“你们有种就等着，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来了！”然而大家都没有当真。谁知没过多久，两辆面包车疾驰而来，停车后，立即从里面冲出二三十号人，手持长砍刀冲来。大家纷纷逃窜，腿脚慢的人很快被砍翻在地。龙老板的猎豹车和项目部的几辆车也被砸得稀巴烂。几分钟后，那伙“砍刀党”就迅疾撤离了。而土方队和龙老板手下的民工，共有八人伤势严重，被送至535医院。其中有一人，双手双脚都被砍断，在535医院经简单处理后迅即被转送到长沙的一家大医院。现在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还有七个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里。

我无比震惊，告辞了吴磊明和老姜，迅速地带着我的摄像机去寻找其他几个伤者。在另外一间病房，项目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围坐在一张病床边，床上躺着一位男子，双目紧闭，头上包扎着厚厚的绷带，几乎只留出眼睛和嘴巴。

“你要是将砍人过程拍下来，我敢保证它比香港黑帮片还精彩！”看见我的到来，项目经理的专职司机王荣亢奋地说。他是一位文艺爱好者，为我没有拍到这个现实中的“黑帮片”而感到深深遗憾。

“幸好他不在现场，要不他肯定也会被砍了，摄像机也许都被砸了！”一名测量员却持不同意见。

“对对。他们绝对会砍拿摄像机的人，因为他们是有备而来的，绝对不能留下证据在我们手里。”其他的人都认同这种观点。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和矛盾。对于一位拍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现场——事件的现场，现实的现场。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而我却很不巧地缺席了，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但同时，我又暗含一丝庆幸，他们说得很对——如果我在现场，说不定我此刻正身缠着厚厚的绷带，像具木乃伊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里。凭这几年深入民间的拍摄经验，我深知一旦有这种暴力冲突发生，手持摄像机的人往往会首当其冲地遭到攻击。

躺在病床上的伤者叫张怀育，50多岁，是土方二队的一名小包工头。因为年纪大了，加之身材偏胖，他没来得及跑掉，被人追着朝后脑勺砍了三刀，马上就倒在水坑里。凶手还不满足，又朝着他的背部连砍数刀。最严重的一刀砍在后脑上，深及颅骨，脑组织都流了出来，差点要了他的命。到医院后抢救了好久才脱离危险，此刻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

“那些人真是有蛮凶狠，他不是砍一刀就算了，他是补刀的！由此可见他们不是吓吓我们，而是真往死里弄！”王司机负责开车送老张来医院，他分析说，“你不知道当时那个场面有好吓人，送他来医院的路上，他一直流血不止，我车上的座位下全部是血！那个血有好大一滩，我洗了好久才洗掉。”

“如果当时我在现场，见到他们如此砍我的爸爸，我一定会开车撞死他们。”伤者的儿子小张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小张今年20岁，也是项目部的司机，他的眼神里放射出无可遏止的仇恨。这个秋天对于老张一家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之季。老张被砍伤的第二天，小张就遭遇了车祸，幸好只有车撞坏了，人并没有多大的事。但更大的悲痛还在后头，老张的侄子——小张司机的堂弟，今年才19岁——在娄底路桥承包的另一条高速公路娄新高速第1标段搅拌场干活，结果干了不到一个月，就遭遇工地事故身亡。家属只得到公司30多万的赔偿。

王司机领着我分别找到另外几个伤者。一位叫曾江源的老者右手中指生生被砍断，断指现已被接上，里面打着钢钉。此外，他的左肩胛和背上也被各砍了一刀。他是本次受伤者中年纪最大的，大概60多岁，晒得乌黑的脸膛，一副典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样子。“四个人拿着马刀朝我包抄过来，我来不及跑，就被砍了几刀。”他回忆起这恐怖的一幕，发愁地说，“还不知道以后这根手指能保得住么，要是保不住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干活？”

“你这么大年纪，怎么也去吵架现场呢？”

“没办法，是包工头要我们去的。当时我们正在干活，我要是知道会被人砍，打死我也不会去。”他的断指一直举着，雪白的绷带下渗出暗黑的血迹。其他几个人上下肢、肩胛骨、背部、腰部、脑部等不同部位都挨了好几刀。一个叫胡克元的身材瘦小的民工，不但脑袋和背部各被砍了一刀，左腿下肢骨头已被砍断。

我在医院里还见到了土方二队的包工头王贱民，他正在探望手下的受伤民工。这个男人有着奇怪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线”和“风暴眼”。当时正是他的施工队在施工，被路过的公路局局长以违规之名勒令停工，但他们不肯，所以局长遂从辰溪县城叫了执法队过来，将推土机的钥匙强行拔掉。王贱民便和他们发生了冲突，从而最终酿成惨剧。

王贱民脸上也挂了彩，但看起来相对轻微，主要是一些皮外伤。“砍刀党”出现的时候，他跑得快，逃过一劫。“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我最担心的是张光求，他最惨，不但脑袋上挨了刀，双手双脚都被砍断了，现在还在长沙湘雅医院的抢救室里抢救，还没脱离危险。”王贱民忧心忡忡地说。他所说的张光求，是他手下一名40多岁的民工，我之前曾多次拍到过他在工地上劳作的场景。一想起我拍下的劳动影像很有可能成为他的“绝唱”，我就不寒而栗。

中国式博弈

黄昏时分，我坐上王司机的车紧急赶回40公里外的项目部。虽然车内已经被清洗干净，但我仍然全身不安，一路上脑海中不可遏止地浮现出受伤民工被送往医院的场景：他们痛苦地蜷缩在车厢后座，血流不止……我仿佛还能闻到残留在车内空气中的血腥味。

“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要不怎么能那么迅速地就召集到那帮人赶了过来，并且如此训练有素。”王司机说，“堂堂的国家机关，竟然雇凶杀人，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有警察和指挥部的人在现场。官匪结合，这个性质太恶劣了！”

项目部已经乱成一团。总公司火速派来了一位副老总和一位律师，他们正在商量下一步对策，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沉重而焦急的神情。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打印机在一刻不停地加速运转，不断地往外吐出各种文件——他们需要将这次惨剧马上汇报给上级部门：除了业主公司和各级指挥部之外，最重要的，还要报给市县两级的“五大家”权力部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委。它们能决定这起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孟总一看我来了，说：“哎呦，你要当时在就好了，就可以将杀人现场给拍下来！”听起来他的感叹跟王司机雷同，但目的却截然不同，“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当证据了，现在律师说我们的证据不足，现场连张照片都没有拍。对方反而将我们围攻他们的过程录了像，但他们杀人的时候就不拍了。操他妈的，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工地上发生了这种恶性冲突事件，善后的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孟总肩上。

“不过，事情来得确实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我都没想到要拿出手机来拍张照。”孟总遗憾地说。他当时也在现场，目击了全部过程。

“我日你娘的，看到那样的场面……真是感到相当的难过。”在向我复述当时的场面时，他还心有余悸，“我虽然自己没受伤，但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脸上露出自嘲和伤感的神情。这位属虎的副老总当兵出身，性格刚毅，气场强大，之前总是出现在各种纠纷现场，哪怕面对再难缠的局面，他也总是虎虎生威，叱咤风云，游刃有余。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变得如此虚弱。

“现场有一个围观的民工用手机拍了一段，可惜不太清楚。”孟总说。随后我看那段视频，全长只有短短的1分20秒，视频里，一些穿着白色衬衫的人在追赶其他人，画外有人发出惊呼声。因为影像模糊而抖动，加之拍摄者距离砍人现场较远，并没看到他们砍人的瞬间，甚至连他们手中持刀与否也看不太真切。但身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还是对拍下这段视频的民工兄弟心生敬意。

娄底路桥公司派来的李副总，此刻正在指导如何字斟句酌地修改情况汇报——这份报告将星夜疾驰地送往怀化市的党委和市政府。李副总是办公室主任老李的胞兄。他是当地党报的一名资深记者，另一个身份是改制后的娄底路桥公司的一名股东。

“这么写不行，没有震撼力，必须再仔细修改！”李副总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写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挑拨性！”

“另外，必须为指挥部官员和派出所干警开脱责任，所以，将‘他们相继赶到现场’改成‘他们迅速赶到现场’。为什么用‘迅速’替代‘相继’呢？改一个形容词，意义就大为不同。”李副总说得兴起，开始手舞足蹈起来，看起来他不像在修改一份报告，而更像在做一场有关公文写作的演讲，“‘迅速’是指他们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表明他们积极对待这起事件，这样就撇清了他们的责任，不至于给他们难看。”

“写这种东西，一定要有条理，有时候还必须耍点小聪明，玩点文字游戏。”他朝佘总总结说。他这番短短的讲话，显露了身为党报记者的高超专业素养，获得了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钦佩的眼光。

“现在的领导，出了事都想着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样写，就不会得罪他们，不至于让他们帮着对方说话，毕竟我们接下来还要在这里干上三年多。”李副总补充说。相较于他遣词造句的功力，他审时度势的能力显然更让人佩服。他还细致地叮嘱大家说：“从今晚开始，项目部一定要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晚上要早点关门，大门切记要锁严实，大家平时不要单独外出，以防万一。特殊时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千万不要大意。”

“是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我们晚饭后最好不要再散步了，即使要外出买个东西什么的，也要三五成群，不要单独活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就怕他们再来反扑我们。”王司机叮嘱几个年轻的施工员，“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工地修路时，和当地人打架，对方来了十多个人找我们麻烦，当时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准备了一把菜刀。”听起来，他们好像在谈论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妈的，修高速公路就跟打仗似的，动不动就搞死人。”孟总感慨地说。

说这是一场战争，虽然夸大其词，但它对项目部的打击确实非同小可。这场冲突不仅破坏了他们平日的安全感，更严重的是，还摧毁了他们骄傲的自尊心。“以前我们虽然在工地上也经常打架，但输得这么惨还是第一次。”刘总工程师摇着头苦笑了一下，“业主肯定也很恼火我们打输了，要是打赢了的话，顶多就是赔点钱。”

之前，14标项目部的领导层一直认为自己的“路地关系”在各兄弟标段中处理得最好。“路地关系”是修路者所熟知的行业术语，指修路方和当地人（包括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跟中国人信奉“天时地利人和”的古典成功哲学一样，修路者尤其认为“人和”即路地关系是工程顺利开展的关键。

项目部一来到中伙铺村，就宴请当地村级和乡级的干部们喝了一顿酒，算是拜了码头。另外，他们和县指挥部的关系也经营得不错。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独门秘籍，就是在当地有贵人相助。贵人是何方神圣？乃是项目部佘总经理的表弟，姓陈，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靠开煤矿和办学校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在当地的政商两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我刚来项目部的时候，好心的王司机曾郑重地将陈姓商人的大名告诉了我，叮嘱我如果不幸碰到别人找麻烦，报出陈总的名号就会逢凶化吉。尽管至今我都没有机会使用他的名头，但却一直将这个名字烂记于心，仿佛带着一尊辟邪的关公在身。

有了这层关系，项目部认为自己的工地一定也会驱邪避鬼。果然，自开工以来，项目部尽管有些小麻烦，但大体上一直平安无事。佘总和孟总等项目部领导对此都觉得很骄傲。但没想到厄运突然在这个秋天来临，之前的良好局面功亏一篑。

“贵人”陈总及时地来到了办公室。他人很年轻，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当他转头看到我的摄像机时，突然露出毫不掩饰的厌恶表情。“你干什么？不要用这个东西对着我！”他皱着眉头，用命令式的口吻对着我说。

一时间，我有点担心他会像535医院的军人大夫一样要“没收”我的摄像机。我甚至本能地想，要不要像王司机所说的那样，立马报出他的名号来化解麻烦？但我一想到可能给我造成麻烦的人，就是我要报出名号的那个人，就禁不住哑然失笑。这显然是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无解悖论，还带着几分“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荒谬感。

但好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孟总很快解释了我的身份，陈总不再吱声，对孟总神神秘秘地招了招手，将后者喊进食堂的小包间，迅速关上门“密谋”起来。

“据我获得的可靠信息，县委县政府昨天晚上开会开到了12点，各个常委、公检法领导全部参加，就为了统一思想。”他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还有，有社会上的烂仔向我报信，砍人的凶手全部逃出了辰溪。”

“我的意思，是一定要产生高压态势，让更高一级的市里或者省里来人，直接在这里蹲点，这样才能压住他们。光靠他们自己处理不行。”他敲了敲桌子，高屋建瓴地对孟总说。

“所以孟总啊，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接下来如何安排如何行动？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这个很重要，你说是不是？”

“那是，我就担心当地政府偏心，只帮着自己县里的公路局，这样这个事情就一定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孟总提出了顾虑。

两个人面面相对，神色凝重，小包间里的空气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庄严。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运筹帷幄”这个成语，再次产生了这是一场战争的错觉。

走出密室后，孟总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跟他驱车去辰溪县城。他要去见县高速公路指挥部的余副指挥长，当时他在现场，目睹了整个砍人事件。孟总希望我发挥专业技能，将此次见面偷拍下来，如果余副指挥讲了些案发时的情况，就可以作为有利于项目部的证据。

“为什么要偷拍？既然他当时也在现场，他就应该有作证的义务，尤其他还是指挥部的官员。”我提出了疑问。

“义务？小张你真是太单纯了。”孟总一听我的话就笑了，“他怎么可能帮我们说话啊，他肯定只帮着他们辰溪自己人。”

孟总的话提醒了我，这次纠纷不仅仅是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之争，还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争。而理解后者，对于预料这个事件的走向和结果很有帮助。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某个观点的形成并不是针对事实本身，而是首先会考虑到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身份、地域等。所谓的“站队”就是这个意思。尤其在官场，这样的情况特别普遍。

“余副指挥长在做高速公路指挥部副指挥长之前，是县里一个什么局的副局长，他自己也是官场的人，当然不会得罪公路局。”孟总说，“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指望他帮着我们这些外地人说话不现实，所以看我能不能套出他一些话，你将它偷拍下来当作证据。”

我理解了孟总的良苦用心。但我表示偷拍不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偷拍设备，偷偷录音还差不多，因为录音笔相对比较隐蔽，不易察觉。孟总同意了。

我们从安保部部长杨保国那儿借到一支录音笔，连夜驱车来到辰溪县城。余副指挥长在一个茶楼里等我们，他很斯文，说话轻言细语。然而，似乎他已经对我们的到来有了防备，无论孟总怎么套他的话，他几乎都不复述事件现场的细节，更不表态。他惜字如金，好像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外人。他只透露了一则已不新鲜的信息，就是县里已经召开了会议，正进行查处。当孟总追问他领导们具体在会上说了什么，他很快又守口如瓶。我摸了一下口袋里的录音笔，知道今天的偷录行动彻底失败了。

孟总失望地告别了余副指挥长。走出茶楼时，他朝着漆黑的夜空愤愤地骂了一句：“老狐狸，果然滴水不漏！他们一定已经统一好了口径，看来从他们这里搞名堂是没戏了。”

“得另起炉灶！”孟总坚定地说，他眼中的失望很快就不见了。

第二天清晨，天色蒙蒙已亮，我起床时发现外面下雨了，而所有的人都已经起来，三三两两地站在院子里，轻声地说着什么，神情严肃。几个头儿的眼里分明还残留着血丝——显然他们昨晚没怎么睡好。项目部的大门外，停了两辆挂当地牌照的中巴车。主任老李告诉我，今天要召集民工去县政府上访、喊冤，那两辆中巴是“贵人”陈总租来的。他叮嘱我：“但你不要说出去，你只能说是受害的民工家属自发组织的。”只有这样，才能“既给当地政府施压，但如果捅了篓子却能免除项目部的责任”。

“一会儿民工就会来了，我们昨晚已经通知他们，连夜赶制好白色横幅。”老李诡秘地笑了笑，“申冤的横幅会在县政府门前拉起来。”

我预感到今天的上访陈情会不同寻常，但如何顺利记录下来，确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对于民怨上访，政府历来极为关注，届时肯定会出动大量警力或者保安。一个正式记者的拍摄都不太可能，何况我一个没有身份的独立纪录电影人，尤其还是一个当事方的“卧底”。若用正常手段去拍摄，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拿摄像机的人会首当其冲被防备。我马上考虑到了偷拍，但我的摄像机太大，隐藏起来拍摄几无可能，而项目部的小DV应该正好。那是一台SONY牌的“掌中宝”，个头很轻巧，虽然画质不太好，但这种情况下，纪录就意味着胜利，我果断地降低了技术要求。

老李爽快地同意了，这正是他的意图。他想要我潜入上访民工中，拍下一些视频，作为证据。“以防万一——指不定今后还会和他们发生什么纠纷呢，打官司也完全有可能。这事儿不是这么容易尘埃落定的，总要多做防备为好。”

我在装“掌中宝”的小包上挖了一个小洞，刚好对着镜头，这样不用拿出来就可以偷拍。现在最大的问题变成：如何在不看寻像器的情况下对准拍摄对象呢？之前并无此类经验，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偷拍。我把装有“掌中宝”的小包，随意背在肩上，换了几个位置，发现勉强能对准拍摄对象。如果再多几次训练，培养出“手感”，猜想顺利拍摄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这个时候民工们已经陆续抵达。一个副老总和几个施工员带队，大家纷纷登上中巴，准备出发。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临阵磨枪，赶紧背着新鲜出炉的偷拍包，潜入其中一辆。中巴车上，大伙都沉默不语，气氛有点低沉，甚至略带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悲壮。这是大伙第一次上访，没有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意外。中巴车慢慢驶出中伙铺，在路边停靠了几次，依次有住在附近工棚的民工登上车，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表情漠然。

龙老板也上了车。他的脸上还留着几道细小的伤痕，以及一块细长的血痂。他看见我，尴尬地笑了笑。

“龙总，你也受伤了啊。”我问他。

“我还算运气好的，要不也躺在医院里了。”他挽起左手的衣袖，“你看，这里被砍了一刀。”手臂上有一道笔直的新鲜伤痕，擦着紫药水，但并不严重。“幸好那把刀有点钝，另外多亏我躲得快。”他咧嘴笑了笑，有点自嘲的意思。他的猎豹车却没有这么好运，当时来不及开走，挡风玻璃被“杀手”们砍了个稀烂。

带队的施工员向大伙讲了几点注意事项，最后，他把这次上访行动归纳为十六字箴言：团结一心，听从指挥，见机行事，不要害怕。我听了这番话，感觉坐在中巴车里的，根本不是去申冤请愿的民工，而仿佛是奔赴战场的士兵。

王家坡大桥工地一片安宁。这座大桥是14标项目部承建的、除杨柳湾大桥之外的另一座高速公路大桥。全长336.24米，最大桥高26米，造价2418万元。这里也是“10·9事件”的事发地。当民工们的“上访巴士”经过这里时，已丝毫看不到前两天腥风血雨的影子。工地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几根尚未完工的桥墩兀自耸立，道路两边，杂乱堆放着各种施工材料和器械。仿佛与这番冷寂唱反调，一块红底黄字的大型宣传牌刺眼地矗立在工地上：

指点江山，翻新山河，令山河流金溢彩

热爱怀化，建设怀化，让怀化繁荣昌盛

历经细雨的洗涤，上面的字眼显得格外醒目。这是安保部部长杨保国的杰作，他最擅长用醒目的红黄两色制作文宣条幅，这是因为红黄色是中国国旗的颜色，而杨部长是一位共产党员，如同他的名字，他也是一位爱国者。他甚至曾提议在项目部的大门口悬挂国旗，每周升降。很不幸，他的爱国提议被佘总否决了，佘总认为，项目部就是项目部，不是党政机构。此刻，在上访者看来，这个招牌流露出的不菲文采和爱国情怀，也像他的国旗计划一样，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车辆很快就驶入细雨濛濛中的辰溪县城，这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位于烟波浩淼的沅江之畔。两千多年前，仕途落魄但心地高洁的诗人屈原被放逐时，便是从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在辰溪多次停留。《楚辞·涉江》中云：“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辰阳便是如今的辰溪县城，但如果不借助于古籍的提醒，在如今的现实中，辰溪县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历史的影子了。许多现代建筑甚至高楼大厦矗立着，崭新而粗鄙，繁荣而凌乱，跟中国任何一座小县城没有什么两样。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市中心的山寨版“天安门广场”：一个空旷的广场，一端矗立着一座仿古建筑，斗拱飞檐，红墙金瓦，城楼上也装饰有汉白玉栏杆。乍看上去，非常类似“天安门”，只不过规模要小很多。这样的“天安门”在中国并不稀罕。据说在山西、宁夏、重庆、陕西等地还有着好几座山寨“天安门”。其中江苏华西村的“天安门”气势最为宏伟，像真正的天安门一样，它门前还架设着“金水桥”，高耸着象征着皇权的“华表”。这些滑稽的克隆建筑物，体现了地方执政者“土皇帝”般的权力幻想。也有可能，是身居偏远的他们在用这种独特方式和中央权力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呼应。我不禁想，曾被帝王无情抛弃的屈原，如果再“夕宿辰阳”，看到这样的景致，会作何感想？

就在胡思乱想中，中巴车在离县政府还有一站地的地方嘎然停下，民工们全部下了车。四五十人打着伞，井然有序地向县政府大院步行而去，有人手里拿着卷好的白色横幅。我背着“偷拍包”，混杂在队伍中。在来的车上，我已跟一位穿着脏兮兮米黄色工装的民工调换了上衣，相信此刻看起来就是一位地道的民工。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可能在心底猜测，这么一大帮子人大清早的要去干什么。我怀着既兴奋又担忧的心情，顶着他们的眼神走了过去。

很快就看到了县政府，大门宏伟，挂着好几块烫金的招牌，提醒着这里是权力中心。大门顶上还悬挂着几盏大红灯笼，上面写着“庆祝国庆”，因为国庆节刚过去没几天。有三三两两的上班人群，正从大门一侧的小门出入。带队的副总低声地发了一声令，人群就朝大门鱼贯而去，迅速地将大门堵住。两个民工立刻展开白布条横幅，上面写着“严惩凶手，还我公道”等字样，墨汁饱满，似乎刚刚写就，还在流淌。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赶紧用伞做掩护，将“掌中宝”开了机，再放回摄像包里，暗自祈祷今天的首次偷拍能圆满成功。

然而，我还来不及调整好偷拍包的机位，去拍下那条横幅时，大门里就冲出来几位身穿保安服的人，他们身手敏捷、训练有素，三下五除二，就将那条倒霉的横幅给撕扯下来——看上去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人群中发生了第一次骚乱，大家纷纷围着保安，想要回横幅，然而他们听到的是保安的喝令：“大家马上离开，不能堵住大门，否则后果自负！”

这时候，大门内侧一间挂有“辰溪县信访局”牌子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位官员模样的中年男子。他声色俱厉地告诉大家，国家对上访是有严格规矩和程序的，不能聚众闹事，不能打横幅标语，尤其不能堵住政府大院的大门。民工们七嘴八舌地回应，说我们的亲属被砍伤了，我们只能来找你们政府申冤。还有人不断地说“你们辰溪公路局太黑了一定要严惩凶手”，云云。

中年男子说，他知道了这起事件，县里也已经开了会，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亲自做了迅速查处的指示。“民工们，请你们回去耐心等待处理结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满意的答复。”

当他说出“公正满意”这四个字的时候，原本安静下来的人群又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大家你一嘴我一言地埋怨起来。

“公正满意？我才不相信你们呢，你们是官官相护。”

“你们当官的还跟黑社会有关系，光天化日之下还砍人。”

“你们辰溪是个出土匪的地方。”

“你们不交出凶手我们就不回去。”

“他们拿的刀都有这么长！”有人甚至开始向围观者比划起砍刀的长度。

大门外，围观人群越聚越多，场面似乎再度失控。中年男子的脸色变得难看了，他皱着眉头说：“你们谁是为主的？”

龙老板反应很快：“我们没有为主的，我们都是受害者亲属。我们是自发一块来的。”显然，他对政府一贯的“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有所警惕，“难道你还想抓我们为主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这样说话，我听不清楚，能不能选五个代表到我办公室来，跟我具体商谈？”

龙老板犹豫了一下，问起他的身份。中年男子自称他姓胡，是县信访局局长兼县政法委副书记。他开始循循善诱，说他理解大家来上访的心情，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堵住政府大院的门。他希望大家先将大门让开，然后再选出五个代表到办公室和他谈判，他也一定会详细记录大家的要求，汇报给上级部门。

混杂在民工队伍中的几个施工员和龙老板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他们秉着见好就收的原则，答应了信访局长的要求。民工们很快就将大门的通道让了出来。几个施工员和龙老板，跟着信访局长走进大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看起来就像县政府的一间传达室，空间不大，装修简陋，门口两侧分别挂着“辰溪县信访局”、“中共辰溪县委县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的金字招牌。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依法信访”等醒目的红色宣传语。我和另外几个民工也趁势跟着进去了。尽管信访局长声明只能进去五个代表，但大伙坚持要进去他也没有阻拦，最后屋子里大概进去了十多个人。其他的民工都三三两两围在屋外，有人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在谈判开始前，我选定了办公室角落处的一把沙发坐下。这个角度不错，应该比较适合偷拍，它离局长坐的办公桌有一定距离，旁边还有个办公柜，沙发上还坐了另外两个民工，似可掩护我的摄像包。我看准角度，随意把包放在脚下，一句话都没说，心情有点紧张。

这其实不是一场谈判，而是一场冗长的复述和装模作样的记录。龙老板和一个施工员是主角，他们复述了一遍案发情况，并提出要求，要严惩凶手、救治伤者、赔偿损失。而信访局长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今天，龙老板的演技非常高超，口才也很不错，当信访局长问起龙老板的身份时，他谎称自己是一名伤者的侄子，得知噩耗后，刚从老家赶到怀化。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受害者家属的角色，一会儿义愤填膺，一会儿悲伤失望，一会儿又理智冷静，这让我很是吃惊。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以为他真的就是前来为受害农民工讨回公道的乡村亲戚，而不是那位脾气暴躁的包工头老板。

我出神地看着他的表演，突然门外一阵骚动。往外望去，有辆车驶进县政府大院，停了下来，当车门打开，下车的竟然是项目部的孟总。原来，他接到县政府的紧急电话，命令他赶过来协调这起群体性事件。

很显然，和今天的龙老板一样，他也只是一个演员。接下来轮到他上场了，姜还是老的辣，他马上就抢了龙老板的戏份，成为新的焦点。先是装作一副吃惊的样子，问这些民工为何跑到这里。而农民工则装作很气愤地围住他，纷纷责怪他没有保护好他们受害亲属的安全。他“狼狈”地冲开民工的包围，“逃”进县信访局办公室。

信访局长面向孟总时，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他依旧无关痛痒地传达县委县政府的几点意见和要求。“这个事件正在协调处理，等结果出来一定向你们反馈。”——按照什么规定处理，何时出结果，都一片模糊。孟总闻此，面露难色，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此刻我毋宁相信是真表情。他阐述了这起突然而至的“惨剧”，如何将项目部乃至娄底路桥公司置于最麻烦之境——受害者还在医院，重伤者尚未脱离危险，每天的治疗费都高达几万元，民工人心惶惶，工程被迫停工。另外，受害者的家属也频频施压。总之，他总结说，“如果县政府不能公正及时地处理好，老百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样的话，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大家。”

最后一句话正是孟总和项目部领导的策略。他们唯一能够拿来要挟辰溪政府，以免他们包庇自己的公路局一方，导致事件处理不公的工具，就是这些被组织、被操纵的“老百姓”了——在双方的利益纠纷中，他们不但充当替罪羊，还常常被当作棋子，“挟天子以令诸侯”。

然而，孟总也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当局长再次重申“秉公办事、依法处理”的态度后，他开始向聚集的民工喊话。孟总的态度极其诚恳，“恳请大家相信政府、相信党”，呼吁“大家保持克制冷静，回去耐心等待县里的处理”，并承诺“一定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合理公正的交代”。这番精心准备的演讲词新鲜出炉后，他的表演时间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今天的上访演出接近尾声。

民工们纷纷散去，他们三三两两，步行回到等候在路边的中巴车上。“受害者亲属代表”龙老板并没有上车，他频频回头，似乎在等着什么。当孟总的车经过时，他招了招手。很快上了车，两个“最佳男演员”一前一后坐着，彼此都如释重负。车辆朝来时方向一路奔去，溅起一屁股肮脏的水花，将这座“古城”里的山寨版“天安门”抛在身后。这出戏看起来终于圆满地告一段落。

我回到宿舍，检查今天的偷拍，发现对于我来说却不够圆满。效果实在是差强人意，也许因为临阵磨枪，缺乏经验，也许因为设备简陋，加之心情紧张，拍下来的影像大部分取景错位，晃动不堪，像第一次使用机器的新手之作。这让我感到沮丧，充满挫败感。

但容不得我花更多的时间来检讨自己，孟总很快就指派了新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两天，我将跟着他走访和拍摄当地的见证者。

要想找到愿意作证的见证者，绝非易事。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有人担心，作证后会遭到另一方报复，所以大多数人面对我们的寻访避之唯恐不及，纷纷拒绝了我们。后来，多亏本地人老陈的穿针引线——老陈是项目部的碎石供货商和建筑搅拌场的承包商，也是项目部的“贵人”陈总的胞兄——我们终于找到六个本地人，愿意面向镜头讲述事件经过。其中五个是农民，还有一位是小学教师。

孟总总算舒了一口气。“如果上级协调处理不公，项目部做好了不惜和公路局打官司的准备。”这些见证者的讲述，届时就将成为有力的呈堂证供。

另外一方，辰溪县公安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开展。自从发生县府大院“受害者家属”上访请愿事件后，他们首先来到工地上，带走了当事人王贱民。两天后，项目部才接到通知，说他已被刑拘，因而转入了看守所。但砍人凶手只有一个落网，其他人员全部外逃。

除了王贱民，推土机司机易海也被警方带走了——当初，就是他驾驶的推土机，被路政大队拔掉了钥匙。历经24小时的审问后，他被放了回来。随后，我在他租住的昏暗民房里见到了他。

易海来自安徽，性格谨小慎微，看起来还没从这段黑色遭遇中摆脱出来，像只惊弓之鸟，他坐在凌乱的被窝里，胆怯地看着我的摄像机，吞吞吐吐地讲述他在刑侦大队的遭遇。

“他们给我做了笔录，问我当时发生冲突的情况。”他坐在凌乱的被窝里，“问完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按了手印，还举着一张纸牌靠在墙边拍了照。牌子上写有自己的名字。”

“我以前连派出所都没进过，没想到来了湖南，竟然去这种地方，一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很郁闷。”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手打架，他们拔走我的钥匙的时候，我也很配合他们。我只是一个给老板打工的人，我犯不着因为工作去和别人争吵，尤其到了这么远的外地，我很注意这一点。可他们还是要将我带走，并且没有出示任何传唤手续，就让我在审讯室的凳子上干坐了一夜。”

“我真不想在这干了，可是老板不放我走。”易海说，“你们湖南怎么会这么乱？以前我在工地上虽然也见过人家打架，但充其量就是用手用拳头，你们这里竟然用那么长的砍刀！”我一时无语，我是湖南人，却无法回答他这个安徽人的疑问。

他沉默地看着窗外。远远地，可以看到王家坡大桥工地。细雨过后，南方的乡村看起来一片祥和宁静。

两天后，我跟孟总去看守所见王贱民，同行的还有王贱民的老乡工友。透过“贵人”陈总的相助，项目部辗转联系到了看守所所长，才允许我们给王送去钱物。我们来到高墙阻隔的看守所外，当高墙的铁门打开时，所长自己走出来。他人还算客气，却并不允许我们进去探望，只接了我们带过去的衣物和钱，说一定会照顾王贱民，“今后会安排他和看守所的干部一块吃饭。”

在返程的车上，孟总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找了关系就是不一样，谁敢打和干部一起吃饭的人呢？缴了这两千块钱就放心了，要不他在里面，一定会被打得很惨，钱是小事，可不能让人吃亏。”突然，孟总扭过头来，冲着后座同去的工友严肃地说，“你回去后，不要跟人说起我们找了关系，我担心走漏了风声，如果让公安局方面知道了，就会更换看守所，那样就麻烦了。”

又过了一天，王贱民的家属一行从老家赶到了项目部。这伙人情绪很激动，王贱民的老婆不断地哭诉，王的一位亲戚大声训斥项目部不负责任，将王当作替罪羊。他是长沙某公务机构的一位官员，见多识广，气质不凡。包括孟总在内的项目部领导，都不断地向他解释和道歉，说已经打通了关系、给王送去了钱物，应该没有大碍。在项目部领导处理民工纠纷上，这是我所见过态度最好的一次。对于那些没有文化、没有“背景”的民工及亲属，他们的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不光只有你们急，我们也很着急，但这件事情闹得实在有点大，超出了项目部能处理的范围。”孟总一脸委屈，耐心地解释说，“要是在我们娄底跟人打架，那就好办得多。在这里就很麻烦，当地政府有地方保护主义。不过请你们放心，总公司派了人去省交通厅跑关系，局势应该很快就会好转。”

公安局继续来工地取证调查。公路局提供了纠纷时的视频，里面出现了施工方手持钢筋条和捡拾石头丢掷对方的镜头，这显然对项目部十分不利。然而，他们很快商量了新的对策。调兵遣将的龙老板突然失踪了，随同不见踪影的是他那辆被砸的猎豹车。有人说他躲回了老家，还有人说他根本就躲在怀化市内的某个地方。总之，他的失踪让项目部领导松了一口气。他躲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警察无法找到他。

总之，警察分别去找视频中出现过的民工，谈话问讯，但几乎已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突然，这件事情表面上似乎暂时凝固了起来。

然而，在另外一个战场，当事双方的“战争”却迅速升温。那就是舆论战。杨保国部长临危受命，在总公司李副总的指导下，亲自主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红网”的“百姓呼声”论坛里。“红网”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重点新闻网站。这篇文章的标题和内容，都足够吸引人眼球：

辰溪县公路局局长振臂一呼砍杀民工

杨保国不愧是项目部第一才子，这位前中学语文老师虽然走下讲堂来到工地多年，却依然笔耕不辍。他在担当安全环保部部长的同时，热心地兼任项目部的材料撰写员以及通讯员，好多报告均是出自他之手，在公司的内部网站和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关公路建设的报道，得到过公司不少奖励。最大的荣誉是在业主主办的“中国梦·溆怀梦”主题征文中，获过一等奖，文章名叫《拯救温情——公路建设背后失落的温情》，尽管我并没有拜读过正文，但一听这个标题我就瞬间被他的才情所折服。这篇应运而生的网络文章体现了他优美流畅的文笔，以及训练有素的叙述技巧，开篇即声情并茂，娓娓道来，引经据典，引人入胜：

从怀化沿S223公路东行至66公里处南进，迷茫的大山里，仅存的吊脚楼上依稀可见当年剿匪时留下的累累弹痕，让人油然地想起毛泽东的诗词“弹孔前村壁”。数十年过去，曾经波澜壮阔的湘西剿匪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或许是传承着过去彪悍的民风，而今的辰溪依然在上演着暴戾凶横的刀光剑影。

2010年10月9日中午，在溆怀高速14标（王家坡立交桥）施工路段，南面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路段的东端一伙数十人组成的团伙与西端施工的民工对峙着，一会儿双方开始互投石块，很快，东端的那伙人里马上有人统一发放砍刀长矛等凶器，紧接着其中一人高呼冲啊！杀啊！

这位振臂一呼的汉子就是辰溪县公路局局长田正明。随着喊声，东端的人群很快朝西端的民工追杀过去。十多分钟后，十多名施工人员被砍到在血泊中。

田正明，莫非是今日辰溪之山大王？作为辰溪公路局局长的田正明何以对手无寸铁的民工狠下杀手？

文章还指出，公路局前来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执法，目的只是“收钱”。文章结尾处，将几名受害者的伤情详细地列了出来，并配上了受害人在医院病床上展示受伤部位的照片。

很快，这篇图文并茂的劲爆雄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立即冲高，并被迅速传播到了“天涯社区”、“中华论坛”、“西部网”等知名论坛，引起了网民们热烈的关注。

面临对手制造的舆论压力，辰溪县公路局不敢怠慢，迅速进行短兵相接的反击。很快，同样在“红网”等网站上，出现了一篇以路政工作人员身份发出的帖子，标题也丝毫不逊色于前一篇“枪文”。

湖南辰溪：路政执法人员依法维护路产路权

“强硬”后台包工头反咬一口装受害

这还只是主标题，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更易引起读者同情的副标题：

——国家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遭遇的尴尬：没钱打点，被害眼看成被告

文章的开篇同样有情有理，同样宣称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

人说头顶三尺有青天，可是现在世道混乱，天理难申，日前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我不吐不快。也希望说出情况真相能让我得到来自大众的声援，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力量。

事情由来：

我是湖南省辰溪县公路局的一名普通的路政执法人员。10月9日，国庆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二天，我和另外四名路政执法队员一起进行日常巡路。在小龙门中学附近见到了正在施工的溆怀高速14合同段工作人员。他们用履带车任意碾压新修的公路，在有效路面上倾倒渣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几名执法人员上前进行制止。在制止过程中，我们遭到了14合同段二十多个民工的阻挠，随后还对我们进行了围攻和激烈的殴打……我们五个人被对方二十多人抓住摁在地上又打又踢……

这篇文章的文笔虽然逊色于杨部长，但叙述手法却和对手如出一辙，也将路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受伤照片和被砸坏的路政车辆照片附在文后。但对于“砍刀党砍杀民工”这个最核心的情节，该文却含混地一笔带过：

当时，施工方组织了两大卡车的施工人员，手持同等规格的钢筋铁条，先向我方人员投石挑衅，又在后来的混乱中持械伤人，在已经失控的混乱情况中，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伙手持砍刀的小混混，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也最后导致了施工方四人重伤五人轻伤的惨重后果。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伙手持砍刀的小混混”，这显然是一句缺少说服力且令人莞尔的托词，因为“手持砍刀的小混混”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外星人。显然，这两篇来自当事双方的文章，均竭尽所能地各执一词，只从利于自我的角度去表述，而对于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模糊处理。对于“不明真相”的百姓来说，这样的事件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式乱局，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口水战在不断地升温。项目部的年轻施工员纷纷申请新的ID，化身为一个个“马甲”投身到激烈的口水战中。

“昨晚上我一个人遭到了四个ID的攻击，他们张口闭口就骂我，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却孤掌难鸣，反击不过他们。”在野外的露天工地上，项目部工程科的小蒋说起来非常兴奋，他用“奋战”、“反击”等词，再次应验了这起冲突如同一场战争，但他眉飞色舞的神情却让人一度以为，他只是在谈论最近新玩的一款电子游戏。“他们一看就是公路局的人，这个时候应该有人来帮我。”

“好，我去帮你。凭我的口才，他们一定骂不过我。”杨保国自信地说。

很快，项目部和公路局之间的口水大战，被当地政府的“舆情监控机构”获悉并视为工作的重点。为了“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怀化市政府动作迅速，在最先登载“10·9事件”的“红网”上，登载了一份处理结果说明。[1]他们成立了由县公安局局长亲自率领的专案小组，并要求司法介入。此外，在怀化市的级别，政府也成立了两个调查小组，一个负责调查刑事案件和司法责任，一个负责追究执法部门的行政责任。很快，两个调查组得出共同的结论：“‘10·9事件’是一起由于不文明施工、不文明执法引起的恶性刑事案件”——这一结论看起来有点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但平心而论还算公允公正。

但悲哀的是，这一事件最终未能走进法庭，“公允公正”只是停留在了表面。无论是公安机关的调查记录，还是我拍摄的六个本地人的证言，最终都没有成为法庭证据。后者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只能成为纪录片的素材。这是因为，这件事遭遇了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私了”。

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吃惊。在中国，“私了”本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处理纠纷的方式，更何况此案最后“惊动”了某些高层。娄底路桥公司的毛董事长，甚至请出娄底市的一位副市长。这位副市长亲自出马，专程来到怀化市协调此案。另外，湖南省交通厅也介入此事。如前所述，高速公路施工单位所属的路桥公司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局和它们的“敌手”辰溪县公路局，拥有一个共同的“婆家”省交通厅，所以，此次冲突属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的 “人民内部矛盾”，自然要进行“内部处理”。

2010年11月17日，当事双方在怀化市一家宾馆，签署了一份《刑事和解协议书》。结果是，乙方辰溪公路局向甲方14标项目部赔偿损失，除了支付受伤人员的医药费以及人身损害费之外，另将赔付停工费和相关事件处理费，总共70多万元。协议书还声明，待各伤者的伤残等级鉴定出来后，乙方还要全额承担他们的残疾赔偿金，那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协议书的最末提道：

甲乙双方……表示谅解，并自愿向司法机关出具请求免除对方人员刑事责任的报告。

为了符合协议，几天之后，孟总代表项目部去了一趟535医院，他和伤者们签了一份“本人自愿承诺免除对方人员的刑事责任”的《承诺书》。于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伙持砍刀的小混混”以及他们的“幕后指使人”就这样获得了“赦免”。冲突双方的较量终于告一段落。

“10·9事件”的发生诱因、较量方式和处理结果彰显了一条典型的中国式博弈路径：利益——暴力——宣传——私了。矛盾始于“利益”，经过“暴力”和“宣传”的激励较量，最后出于“维稳”的考虑终于“私了”。

我想起十多年前自己亲历的另一桩类似事件。当时我在长沙电信局工作。1999年9月29日，国庆50周年前夕，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和市电信局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因为官方政策混乱，双方在传输有线电视业务上存在冲突，由此积怨已深——双方强行剪断对方线路，造成了国家通信主干线中断，近50万用户通信受到影响；此外，双方还在众目睽睽之下爆发了械斗，警察对此却束手无策。后来，双方又展开舆论战和关系战，尤其广电部门开动其掌握的宣传机器，在公共媒体上大肆攻击对方，让这起事件很快声名遐迩。最后，这起恶性冲突事件因为发生在国庆50周年庆典背景下，惊动了省政府和国务院高层，经各方调停，最后还是“私了”。而之前，在湖南的其他城市，广电和电信之间为此发生过很多起流血冲突，导致了人员伤亡，但并未引起高层重视。

这两起事件如出一辙：同样发生于国家机构之间，同样是一起中国式博弈范本——由利益矛盾诱发暴力冲突与舆论大战，最后在公权力的调停下“私了”。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作为长沙电信新闻中心的一名摄像，被领导派去“记录”整个冲突过程，为有可能的对薄公堂留下证据。于是，我用一台笨重的老式摄像机，近距离地拍摄了械斗现场，以及领导们在这一事件中的组织部署、斗智斗勇——当时他们紧张投入的样子，也完全像在战争中运筹帷幄。可惜的是，当时我还没有纪录片创作意识，否则将这些素材剪辑出来，一定也是一部有着魔幻现实色彩的中国式纪录大片。

即使在溆怀高速工地上，“10·9事件”也并非孤例。就在它发生前几天的10月5日，溆怀高速公路第3标段也发生一起冲突，这次是施工方和当地村民发生纠纷，引发双方大规模斗殴，最后动用了长刀、钢钎和钢管，导致两死、十来人受伤的惨剧。这起惨剧和“10·9事件”有着许多惊人一致的地方，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和高速公路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却无能化解惨案的发生。警察最后对天鸣枪，但他们发射完了枪中的子弹，也没能制止血洒工地、尸横山野——听起来这一幕是不是更像香港黑帮片呢？

难以愈合的伤口

只有活着的伤者和亲属们还要继续忍受煎熬。一个月过后，“10·9事件”的受伤者终于可以下楼，到医院的院子里晒晒初冬的太阳了。他们在搀扶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有人拄着拐杖，缠满绷带的腿脚依旧僵硬，有人指头里的钢钉依然寒光闪闪，更多的人身体上的伤痕新鲜如昨。至于那位受伤最重的张光求，我却一直没有见到，据说他辗转换了好几个医院，至今还躺在病床上。

他们沉默地坐在医院花园的小凉亭里，凉爽的西南风从头顶徐徐拂过。天空看起来略显辽阔和高远，但似乎并没有比一个多月前有什么不同。他们好像也并没有在病床上躺了那么久，回想起来，一切都像一场梦。不管怎样，那个多事的秋天完全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初冬。工地上的冬季施工还在挥汗如雨地进行，但已经与他们无关。

他们知道这个事件最终会怎么处理吗？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每一个伤者都茫然地摇了摇头。“10·9事件”的赔偿协议对于他们是保密的，具体的赔偿数目连项目部里的普通员工也不清楚。脚部缠着绷带、拄着双拐的胡克元在我的镜头前苦笑了一下，说：“相信项目部会为我们做主的吧。”

老姜的伤口几乎痊愈了。他刚办理了出院手续，然而他的工友老何却已别他而去。老何等待无望，内心备受煎熬，趁着老姜的侄女婿过来接手照顾他后，一个人郁闷地回了巫山老家。无疑，这次湖南之行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黑暗之旅。在两个月中，他总共才挖了四条桩，还垮了一条。离开时包工头龙老板和陈老板还是扣了他水泵的钱，另外，许诺的“带班费”也一分未给。“算起来，这一趟我总共亏了几千块钱，日他妈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去湖南挖桩了！”

老姜的性格却和老何截然不同。他哪怕有再多的焦虑和担忧，也只会静静地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目光似乎停留在墙壁上那虚无的白色中。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他明显消瘦了不少，眼窝深陷，蜡黄的脸上充满忧伤。随着出院的日子日渐临近，他最担心的是能从龙老板那里得到多少赔偿——能说会道、善搞关系的老何最终都斗不过龙老板，口拙的自己哪里有底气去和他谈判呢？还好，他的妹夫和小儿子都已赶过来看他，龙老板也答应赔付老姜包括误工费、陪护费在内一共3万元钱，前提是他先办理好出院手续。

归心似箭，他随即买好了当晚一班从怀化去宜昌的车票，是凌晨1点多的火车。他们要回到巫溪老家，必须转道宜昌坐船或者坐长途汽车去巫山，然后再从巫山的大宁河转小船到巫溪境内，最后再坐汽车和摩托车回到他们大山深处的家。回家的路途仍然和来时一样遥远而艰辛。老姜和老何尽管亲手挖出了一条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但很少有机会亲身享受，他们往往选择成本低廉的普通火车或者普通公路客运，不断地和这些高速公路擦肩而过。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餐馆，给老姜三人饯行。从老何这支队伍来到湖南的第一天起，我就跟他们相遇相熟，到今天，队伍中的最后一个人老姜也要离开湖南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不平静的事情，所幸我的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切。我不但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亲历者。我由衷感激老天安排我遇见他们，从而得以在这条朝天的大路上，让我的时光和他们的时光短暂重叠，这是如此珍贵的一段。

老姜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是他受伤以来第一次开笑脸。他心情大好，突然不那么口拙了。他跟我说起巫溪老家，之前他一直种烟草，因为收入不高，活儿又累，所以才出来讨活路。妹夫老谌的选择和老姜不一样，他至今还留在巫溪的大山里。“虽然收入不高，但那毕竟是在家里，出来还是太麻烦了。”老谌说，他似乎对外面的生活有点畏惧。

“麻烦是麻烦，习惯了就好了。”老姜的小儿子姜伟接话说。他今年只有20岁，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但话语里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合的沧桑。他也和父亲一样，选择出来“讨活路”，在东莞一家房产建筑工地搭脚手架，每个月工资两千多。

“待在家里好无聊啊！”他补充说，“你不知道我们那地方有多偏僻，每天除了看见山还是山。”他转而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工作，刚开始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上时，他有严重的恐高症，往下一看，就觉得头晕腿软，但“习惯了就好了”。他平静地说：“现在每天爬上爬下，一点感觉都没有。”

老姜充满慈爱地看着他，扭头跟我说：“他的适应能力历来很强，他哥哥就差一些。”老姜的大儿子今年23岁，也曾出去打过几年工，但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后来回到了家乡。刚找了一个邻村的女朋友，想结婚，但没有钱。“我出来挖桩就是想给他多凑点钱明年结个婚。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老姜举起酒杯，里面是白开水，和我碰了一下——他有伤在身，喝不了酒，只能用白水代酒敬我：“幸亏有小张你一直在帮助我们，还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真的很感谢你。”他将杯中白水一饮而尽。我很不好意思地回敬了他们，我根本就没做什么，大多数时候我都无能为力，左右为难——这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面对镜头后的困境时最普遍的境地。

晚饭过后，我们进了火车站。偌大的候车室里只开了几盏昏黄的灯，一片幽暗。等待夜行火车的旅客在椅子上三三两两聊着天，或者打着瞌睡。我们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等待凌晨1点的火车到来。

“老姜你要回家了，你老婆会很高兴吧，这么久没回去了。”我随口问。老姜没有做声，在幽暗的灯光下，他的神情看起来格外暗淡。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我：“我老婆不在家。”

“哦。她也是在外面打工吗？”

“对的，她自从去广东打工，有好多年没有回家了。”他尴尬地向我咧嘴笑了一下，“她说她不愿意再回来了。”

我暗暗吃惊，没有预料到随口一问竟然有这样的答案。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岔开话题，叮嘱老姜要以养伤为重，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了。

“嗯，只怕这辈子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老姜说。他已经联系一个在烟草公司工作的熟人，对方承诺等他回家后，帮他在烟草收购站找份技术员的工作，去村里收购、检验烟农种植的烟草。

“就是骑着摩托车在乡里到处跑，比自己种植烟草要轻松不少，待遇也还不错，每个月1500块。”老姜的脸上露出了憧憬的笑容。似乎已经从阴影中摆脱了出来。

凌晨的火车终于到了，这是一辆设施最为简陋、票价最为便宜的老式绿皮火车，轰鸣喷气声中，老姜三人匆匆上了车，紧紧地挤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火车徐徐驶动，他们透过车窗向我挥手告别。镜头里，这班夜半归途的火车慢慢地远去，驶入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在535医院住院的民工们也要回家了。他们的伤残鉴定结果纷纷出炉，吴磊明、胡克元与曾江源被鉴定为“九级伤残”，张怀育和王又发被鉴定为“八级伤残”，禹西湖被鉴定为“七级伤残”。至于最严重的伤者张光求，他要在六个月后才能出院接受鉴定。最后因“左手功能完全丧失”，被鉴定为“五级伤残”。

初冬时节，经过几场冬雨，天气变得更凉了。孟总带着公司的律师来到医院，向伤者们传达了接下来的安排：出院后，公司先向每人借支一笔钱，大家回老家等待最后的赔付。每位伤者都拿到一份《承诺书》，上面承诺说，三个月后就会支付所有的赔偿。

手拿着这份有公司几位老总签名的白底黑字的承诺书，这些被卷进不幸的民工们尽管心里还稍有忐忑，但还是最终听从公司的安排，带着累累伤痕，回到了各自老家。

我再次见到他们，是在半年后。胡克元、王又发、禹西湖等人突然结伴出现在项目部，胡克元的脑袋上有一块地方寸草不生，露出醒目的伤疤；王又发和禹西湖的手臂均蜷曲着，无法伸展自如，手臂上的伤疤清晰可见。王又发的手臂里还有一块用以矫正的钢板，有待第二次手术才能取出来。同来的还有张光求的老婆——她说张光求至今依然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需有专人照顾。

此时距公司承诺的赔付期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连医药费和二次手术的钱都没有了。他们给孟总和项目部领导打了很多次的电话，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辰溪县公路局还没有支付公司赔偿。六个月已过，这纸白底黑字的承诺书好像被项目部遗忘了一般。

“辰溪县公路局迟迟不肯支付赔偿款，你们找我也没办法。”孟总两手一摊，又给出老生常谈的答复。

他说的是实话。围绕各伤者的伤残赔偿，娄底路桥与辰溪公路局一直在扯皮，双方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公路局要按农村人口标准赔偿，总价为30多万元，但娄底路桥申请城镇居民标准的赔偿，总价为70多万元。理由是伤者均是长年在外务工，月收入都是3000元以上，远远超过农村人口的收入标准。在中国，对各种伤亡事故的赔付，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对城里人的赔付要比乡下人几乎高出一倍；此外，赔付标准还跟伤亡者所在地域有关——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的赔付也要比不发达地区的赔付高。

伤者自然不会知道这些内情，而孟总对他们的贸然来访也感到恼火。在会议室里，他们七嘴八舌，愤愤不平，张光求的老婆甚至哭出了声。“我们家那口子还躺在病床上，现在连用药都没钱买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哭，压抑的哭声在幽暗的会议室里听起来让人如坐针毡。

几天后，来访事件升级了。受伤的民工们，从附近工地上弄来一辆破旧的大卡车，正正端端地停在项目部的大门口，然后熄了火，拔掉钥匙。这样，这辆大卡车堵住了唯一的出入通道。项目部的工作立马处于瘫痪状态。孟总很快闻讯赶来，他火气出奇地大，厉声地训斥胡克元和王又发，甚至指着他们的鼻子警告他们立即将车开走，不要将事情闹僵了。

但孟总的强硬态度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民工们不再听他的，事情陷入僵局。孟总一气之下，亲自爬上驾驶室，试图发动车辆，但无功而返。满头大汗的孟总威胁着要打110报警，胡克元看起来一点都不惧怕，他说：“好啊，你赶紧打吧，我还巴不得你打呢，他们砍伤了我们还不给钱，我们正好要去报警，当初你们要我签署的免除刑事责任的承诺我们宣布作废，干脆将这事闹出去得了。”

这句话等于点到了孟总的软肋，他立马不再吱声了。无疑，这起事件的处理是不太能见光的，当地警方肯定也不会掺和进来。

不能出工的员工们围在大门口围观，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兴奋。不一会儿，佘总出现了，他命令员工们将这辆讨厌的车推开，伤者们见势不妙，马上一屁股坐到卡车的轮胎底下。张光求的妻子也坐在卡车的车尾，一边哭，一边抹着眼泪。正在缓缓滚动的轮胎眼看着就要朝他们的身躯滚去，项目部的人立即就不敢再推车了。佘总气得不行，再次命令大家将这伙闹事的“刁民”拉出去。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赶紧去拉开他们！难道任着他们在这里胡闹吗？”佘总冲着围观的员工气急败坏地喊叫着，脸色异常地难看。

员工们于是再次一拥而上，拉扯着车厢底下的伤者和家属。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很快就将势单力薄的禹西湖架走了，只剩下王又发仍然在顽强地和众人对抗，他用受伤的手臂紧紧地抱住车轮，任凭许多双手拉扯也不肯松开。王又发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这位40多岁的身材粗壮的汉子平时沉默寡言，这时候几乎要哭出声来：“你们别拉我的手，里面还有钢板，弄坏了你们可要负责的！”他这么一喊，好多人就不敢再去拉他。就这样，那辆大卡车停在大门口整整一天，员工们等于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假日。他们很快丧失了围观热闹的热情，纷纷回到办公室，抢占着空闲电脑上网玩游戏、看电视剧或者听音乐。

这几个受伤的民工一直守在项目部，连晚上都不例外。为了防止晚上被项目部的人“偷袭”将车弄走，胡克元甚至整晚就睡在那辆大卡车里。第二天清早，我起床后来到门口，看见那辆车还是静静地停在那里，胡克元正从车里下来，他睡眼惺忪地挠了挠受伤的脑袋，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说：“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好多蚊子啊。”

到了下午，伤者和那辆大卡车突然不见了踪影。孟总告诉我，项目部的一把手毛总给胡克元打了电话，答应尽快支付赔偿，终于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将车开走了。

“具体什么时候能支付呢？”我问。

“那就不知道了。”孟总笑了笑。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胡克元、王又发这几个伤者，但脑袋被严重砍伤的张怀育除外。几个月之后，他又现身工地，这次不是来抗议，而是来工作。看起来，他已经从肉体之伤和丧侄之痛中摆脱出来，正站在一道沟渠上指挥民工们填筑土方。他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遮住了伤痕累累的脑袋，行动和语速明显变得比以前迟缓。

“你怎么又来干活了？”我惊讶地问他。对他来说，工地实在是块令人流血和丧命的危险之地，按理说应该退避三舍，怎么这么快又返回来了？

“没办法。”他笑了笑，很平静地说，“因为‘10·9事件’，我承包的土方工程停工了很久，不做下去，损失就会更大。”我没想到，他会使用“10·9事件”这个官方色彩浓厚的词汇，他的语气和表情，让人觉得他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并非倒霉的当事人。

“你现在的伤怎么样？”我又问他。

“基本上好了，就是经常头晕。”他摸了摸脑袋，说，“以前坐车不晕车，现在一坐就晕车呕吐，一碰到变天时脑袋还隐隐作痛。”

他的儿子小张好像就没有父亲这样淡定。“这些领导真不是什么东西，当初怎么就不砍他们呢？”小张愤愤不平地说，“就是他们将我爸喊过去打架的，砍人时他们也在现场，却都不制止，事发后连一点内疚都没有。”

“反正，一条命对于他们也不值钱。我弟弟才19岁，不也就是被他们花30多万买了一条命吗？”说起堂弟的意外离世，小张还是心痛不已。

时间一眨眼，又到了下半年的11月份，此时距“10·9事件”发生已经一年有余，这笔久经波折的陈年老账才终于有了了结。在项目部一份名为“‘10·9事件’支付明细表”的文件上，我看到了各位伤者得到的赔偿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胡克元 62488.63元；

吴磊明 31219.46元；

王又发 78428.24元；

禹西湖 145161.29元；

曾江源 56368.50元；

张怀育 132191.33元；

张光求 274680.85元；

总 计 780538.30元。

表格上，最显眼的并不是这些名字和数字，而是一个个略显凌乱的红色指纹。在中国，自古以来“按手印”就是底层族群最通用的一种身份凭证方式。从这些静静地躺在白纸上的黑色数字和红色指纹里，已然看不到了半点“10·9事件”本身蕴含的惊险和吊诡，那些伤痛和残废也仿佛从来就未曾发生过。甚至，包括我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面对这件事情时涌出的震惊和心悸，也仿佛了无痕迹。如同这个时代好多魔幻现实的曲折故事一样，金钱最终为此剧画上了句号。

我好奇地问孟总：“这笔巨额的赔偿金究竟出自何处？”他笑了笑，回答我说：“那还不是国家买单！”

[1] 指发布在红网上的《怀化市政府关于“辰溪县公路局砍伤民工”一帖的回函》，发布日期：2010年11月17日。

第五章 红歌与娱乐

【基层标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打一场扫黄打非人民战争

一场异彩纷呈的红歌大赛

2011年6月中旬，项目部突然接到紧急通知，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建党90周年纪念日，溆怀公司要在月底举办主题为“颂歌献给党，和谐谱溆怀”的红歌大赛，规定每一个标段都必须参加。有关这次红歌比赛的通知，明确写着：

参赛曲目应健康向上，歌唱祖国歌颂党，歌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歌唱人民和谐美好新生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随着7月1日党的生日日益临近，喜庆的气氛越来越浓，各地都在举办庆祝活动，各种各样，其中以“唱红歌”最为普遍。只要一打开电视机，各种红歌表演的节目层出不穷，尤其以红歌的主要阵地重庆为甚：在每晚的黄金时段，重庆电视台都有一档叫《天天红歌会》的选秀节目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它的新闻里也能处处见到各地群众唱红歌的激情场面。即便是深夜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也几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红歌，在编剧们的生花妙笔下，党的革命事迹和卓越贡献的长篇故事讲述得波澜壮阔、曲折离奇。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重庆电视台甚至停播了所有的商业广告，只剩下红歌、红电视剧和红新闻——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唯一一家敢这么做的电视台。

虽然身处偏僻的湖南农村，项目部也没能脱身于这场席卷全国的“唱红”浪潮。不过，对于工作枯燥乏味的工人来说，这样的活动与其说是一次政治任务，还不如说是一次难得的集体娱乐。接到通知起，项目部便兴奋地开始了筹备工作，很快挑选出参加大赛的合唱队成员，这些准备唱红歌的年轻人，既有施工员、测量员，也有司机和会计。项目经理佘总和生产经理龙副总也亲自参加，后者甚至担当领唱。

组织这次活动的是安全环保部的部长杨保国。杨部长身材粗短，大腹便便，他却是文艺中年，而且对公众事务非常热心。很快他从大赛指定的备选曲目里选定了要演唱的歌曲——《歌唱祖国》——这首歌创作于1950年，在中国是一首极为著名的爱国歌曲，有着“第二国歌”的美誉。在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上，开场或结束时，几乎都能听到这首歌曲。这正是杨部长选定它的原因之一：它的主题与党的生日庆祝相得益彰。另一个原因，是这首歌节奏鲜明，朗朗上口，便于合唱。而且，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唱上几句。

晚饭后，杨部长召集合唱团抓紧时间排练。排练的场地在办公室和餐厅之间的露天空地上。他将打印出来的歌词分发给大家，而他则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接上小音箱，一遍一遍播放着《歌唱祖国》的MV：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合唱队成员随意地散落在院子里，一身臭汗和灰尘的几个施工员，刚从工地上回来不久，还来不及洗澡。他们偶尔低声地发出两句牢骚，但牢骚话很快就被淹没在《歌唱祖国》的歌声里。

经过几天的跟唱训练，大部分人都能“脱稿”唱出整首歌曲了。这时候，杨部长给大家分配了队形位置，而他自己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合唱队的指挥。他面向歌手站立，抬起肥大的手臂，打起了拍子。他的姿势非常滑稽，他的两腿松松垮垮，他的手臂与其说是在指挥，还不如说是在抽风，随着手臂的挥动，他全身做波浪式的抖动，丰硕的屁股在肥大的西裤里扭来扭去。无疑，这样的形象离大家在电视上看见过的专业指挥还是有较大距离，合唱队很快就爆发出笑声。我在不远处拍摄，也差点儿忍俊不禁。但杨部长好像丝毫不计较大家的笑声。

“别笑，我得慢慢找到感觉是吧？我又不是卡拉扬。”他说，依然旁若无人地挥舞着他抽风似的手臂。

杨部长斯言诚然。当然不能拿这位前小学语文教师、现任的工地管理者和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相提并论。更何况，现场又有几个人知道卡拉扬呢？这一点就让人敬佩。他虽然只读了高中，但多才多艺，能说会道，一度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侪身于民办教师队伍，后来因为耐不住做老师的清贫，半路转行到了待遇相对优厚的工程行业。在这个陌生的行业里，他从零开始，勤学苦读，取得了工程专业的自考大专文凭，此外还考了好几个行业内的资质证书。相比之下，指挥拍子打得业余了些，完全是瑕不掩瑜。

而杨部长转行到工程行业，主要是受了他堂哥的影响。“我哥是个活络人，他原来是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干部，专门负责招投标的，后来跳槽出来，自己组建了公司，利用以前在高管局掌握的丰厚人脉资源，专门给人家招投标。”有一次，他毫不忌讳地跟我坦言，“说白了，就是一个提篮子的呢。光娄底路桥一个公司，我哥就给它中过四次标。”

“提篮子”是湖南俚语，意指掮客，也就是工程行业的中介，通过关系给其他公司中到标，从而根据标的总价值赚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我的师兄阿二的“金土木”，就是这样一家工程中介公司，很多年前便开展此类业务，做得风生水起，收益颇丰，在家乡享有盛誉。几年前我从北京返回长沙，去看望他，发现他的公司几乎是一家空壳公司。公司里除了几个给他开车打杂的马仔，几乎没有任何专业人士。而师兄本人也从未受过任何有关工程方面的专业教育，平时也不上班，买来的办公室几乎空着，他只是偶尔去公司喝茶会友。

“金土木”无疑是一个上乘的工程公司名字，响亮得让人过耳不忘，既寓意美好，又准确地揭示了这个行业的特点。“金土木”公司位于黄金地段的高档写字楼内，在那里，我喝着师兄泡好的上等好茶，彼此感慨地回忆了一番高中时的年少往事。再后来，我问及公司的运作方式，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和某副厅长的关系不错，从而经常能在某些工程中拿到标的，再转手卖给一些有实力和资质但缺乏关系和运气的工程公司。

“我只要拿3个点的中介费就够了，这样聊撇[1]得多。”他给我续了一杯茶，非常谦虚地说，“赞波，我其实是个没多大抱负的人，只要一年能赚个千把万就够了。”而要一年赚到1000多万，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有一次他在车辆的后车厢里放了400万现金，去送礼的路上，车辆的重心因此被压得很低。我无比吃惊地听着，感觉像是在听一个远古的神话故事。

大概因为那次在朋友公司参观时大开眼界的经历，杨部长的讲述就显得见怪不怪。在他看来，中标像唱歌一样，是一门艺术，既要靠实力，更要靠关系，而现在，深谙关系之道的杨部长，也深谙红歌比赛要获胜，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实力。此时，他带着对祖国浓浓的爱意，正挥舞着短而肥胖的手臂，试图牢牢控制着这支业余合唱队的节奏和力度，但效果却差强人意。他还不是卡拉扬，而他手下的散兵游勇，也不是维也纳合唱团。

书记毛总过来观摩了一下合唱队的训练，提出了不满，他感觉这支散兵游勇，无异于乌合之众。出于为自己声誉着想，他建议去当地的学校请一名音乐老师来指导。毛总出生在毛主席时代，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他的本家毛主席。有一次，他面对我的镜头真诚地说：“小张，还是专制好呢！中国搞民主不行的。”他的民主意识虽然比较淡薄，但集体荣誉感却很强，对关系到项目部集体声誉的公共活动向来充满热情。

有了毛总的旨意，杨部长很快就到附近的一所私立中学请来一位女音乐老师，为此项目部付给她400块的薪酬。这笔钱出得很值。合唱队的水平有了较大的飞跃，一些明显的毛病被剔除了，节奏也变得比较齐整，重要的是，杨部长的指挥拍子似乎也好看了不少。女教师唯一束手无策的是：每当他挥舞手臂，肥大的屁股还是抑制不住地扭来扭去。

正式比赛的前一天，负责采购的办公室主任老李进了城，他买回合唱队的演出服——一件黄颜色的“特步”有领短袖运动T恤。展开T恤，胸口印有一个带着英国米字旗标志的徽标，还写着几个大大的英文字母“LOVE BFC”。我问老李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他漠然地摇了摇头说：“管他什么意思。”可我还是无法遏止住好奇心，就去网络上查证，发现“BFC”是英国的一支乙级足球俱乐部“最好朋友俱乐部”（Best Friend Club）的简称。很显然这是一件纪念版的足球服。

在采购衣服上，老李这个人有着格外顽固而自信的美学。他似乎特别偏爱黄色的运动衣。前一年溆怀公司举办了一次“精细化施工知识抢答赛”，他给项目部参赛选手买回来的队服也是一种黄色的有领短袖运动T恤。无论从颜色到款式，都和这次“LOVE BFC”几乎如出一辙，唯一的差别是胸前写着大大的意大利文“TORINO”，左手臂上则是“公牛形象”的徽标——那仍是一件意大利乙级足球俱乐部“都灵队”的纪念队服。我一度疑心老李是一个铁杆的足球迷，要不他怎么会这么痴迷这些五花八门的外国乙级足球队？

“老李，你是足球迷吗？”我忍不住问他。

他纳闷地看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对我说：“不，我从不看足球比赛。”

当合唱队员们在兴奋地试穿队服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怎么没有裤子？”我问。

“裤子谁还买？穿自己的。”老李说。

“演出时大家一定记得穿上深色的长裤！”杨保国顺着我的话提醒大家，“而且要将衣服下摆扎在裤腰里，如果这样直接罩下来很不好看。”

我无法克制自己不这样想：“特步”商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它的黄色Best Friend纪念款T恤，竟然会被一支红歌合唱队当作演出服，即将带着它耀眼的黄色光芒出现在党的90周年生日庆典上。那家叫作Best Friend的英国乙级足球俱乐部，就更不会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湖南，有一群高速公路的建设者竟然一边胸怀着对他们的“LOVE”，一边在激情的舞台上唱响对祖国和党的“LOVE”。

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时刻，6月24日，距7月1日党的生日还相差整整一个星期。但中国人对这样的安排见怪不怪，真正的纪念日将留给更高级别、更为隆重的活动——待到7月1日那天，中共中央肯定会有更重要更隆重的活动举办。像一条高速公路的施工方举办的这种档次的红歌赛，纯当为一次正式的大活动暖场热身。

比赛在怀化市委党校的大礼堂内举行。高速公路主管部门溆怀公司租用的办公楼就在党校里，所以每到全公司召开大型活动，都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租用这里的礼堂。这是一间毛主席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式大礼堂，有着偌大的穹顶，庄严的雕花圆柱，肃穆的舞台和老式的木座椅。大礼堂的正门上，写着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镀金大字，而门廊墙壁上，则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位伟人”的标准画像。舞台两边的墙上用金光闪闪的字体写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样的空间里举办红歌大赛是再合适不过了。舞台上已经布置一新。舞台前花团锦簇，舞台顶上悬挂着横幅，写有“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红歌大会”，红色的幕墙上贴有巨大的标题——“颂歌献给党，和谐谱溆怀”——并配以醒目的镰刀斧头和“1921——2011”的字样。此外，还饰以飞翔的白鸽和金灿灿的流苏。

合唱团们在舞台下面分区落座，因为服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方阵。有一个方阵的所有演出者都戴着一顶黄色安全帽，这让他们看起来醒目突出，收获了不少目光。会堂里人声鼎沸，人们像过节般的欢乐，等待着比赛的正式开始。很快会场里就安静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身着盛装，走上舞台，用激情澎湃的开篇词拉开了比赛的序幕：

男：90年前的7月，一个伟大的政党庄严地宣告成立

女：90年前的7月，一面火红的旗帜迎风冉冉升起

男：从此，中华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女：从此，华夏儿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合：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党的生日……

然后，主持人一一介绍了今天出席红歌会现场的各位领导。溆怀公司的党委书记激情满怀地上台发言：

这90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艰苦奋斗前仆后继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接一个胜利的90年。回顾党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出所料，他还将党的精神和高速公路修建工作联系起来：

当前，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各项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一定要按照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与溆怀公司“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确保质量、安全生产与进度”的科学精神，一心抓生产，全力促发展，同舟共济大干下半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稳固推进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向党，向湖南省委，向湖南省人民政府，向怀化人民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最后，他对这次红歌大赛提出了要求和期待：

同志们，在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的庄严时刻，在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关键时刻，我们大家在此欢聚一堂，高唱革命的红歌，这是唱胜利之歌，唱成绩之歌，唱振奋人心之歌，我们一定要唱出发自肺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唱出积蓄已久的自豪与激越之情，唱响溆怀高速公路建设者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奋力拼搏、无往不胜的主旋律……

显然，这不仅仅是红歌大会，还是一次排比修辞的盛会。自从我脱离学校生活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遭遇到这么多的气势恢宏的排比句。它们像新鲜出膛的子弹一样，铿锵有力地从舞台上迸射出来，疯狂扫射着我的耳膜和神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越是隆重盛大的节日，越是领导们（秘书们）展示他们文采斐然和激情似火的时刻。

而每支合唱队演唱前，都有一篇由一男一女搭配朗诵的“开篇词”，这是当天演出的最大亮点。朗诵的内容一律充斥着华丽而宏大的辞藻，融合了排比、反问、比喻、借代甚至通感等各种修辞于一体：

90年前的南湖红船，90年后的世界舞台，中国的变化与发展谁不为之震撼喝彩！看！屹立天地人间的高楼大厦，贯穿东西南北的公路桥梁，哪点逊色于国外，哪点不受世人青睐？

嘹亮的歌声唤起华夏儿女的自豪和向往，优美的音乐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乐章，让我们一起回顾光辉的历程，难忘的岁月，忆往昔，没有前辈的雪山草地，哪有今日的繁荣昌盛；没有前辈的坚持抗战，哪有今日的社会和谐……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眺望，1921年7月，南湖荡漾，一个巨人破天而出，从此镰刀和斧头组成图案的旗帜迎风飘荡，从此沉浸在黑暗中的灵魂有了太阳照射的光芒……

南湖船泛水波纹，盛世今朝颂党恩，各族儿女兴家国，携手翻身做主人……

不仅仅是文辞，朗诵者的口音也是五花八门，风采各一，他们说着普通话，但夹杂着各种浓重的家乡口音，用从电视里学来的腔调故作高亢地抒情——似乎是那些空洞而高亢的词汇、腔调以及肢体语言，仓促地嫁接到一个施工员或者挖机司机身上。如果你不吝啬自己的鸡皮疙瘩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这所老礼堂体验一下。

在正式演唱环节，也许因为准备不足，又或许因为紧张所致，几乎所有的表演队伍都存在问题。他们明显配合不当，歌声和身姿都显得非常僵硬，好像在梦游一般。有些合唱队有着明显的跑调，甚至忘了词。最糟糕的是大礼堂的音响设备，估计也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老古董，唱到最高音处，大礼堂里回荡着几乎要让耳膜炸裂的巨大轰鸣，好似十架轰炸机正同时飞过头顶，恍惚让人回到了战争年代。

指挥也是当天演出中的焦点，他们打拍子时姿态万千，令人眼花缭乱。要不太过豪放，要不太过婉约，要不过于灵活，要不过于僵硬……有一位看起来有几分迈克·杰克逊的神韵，他的指挥动作像太空漫步，又像触了电。还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穿着一条和她的体型和气质不甚匹配的黑色短裙，随着手臂狂乱地挥舞，她倾斜的身子不断地抖动，裙摆也随着她的韵律一甩一甩，好像在经受着狂风大浪的冲刷，有好几次几乎都要露出裙底，让观众为她悬着一颗心。看了他们的表演，才知道我们当初取笑杨部长的臀部，是多么的狭隘。

除了台上的精彩纷呈，台下的观众也不容小窥。他们及时地根据场上的表演爆发出阵阵掌声、笑声或者喝彩声，尤其是指挥阿姨在甩动她的黑色短裙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这三种反应都只表达一种情绪：喝倒彩。只有一支合唱队上场时，全场爆发出难得的真正喝彩——那支队伍里的女演员，都穿着白色的性感低胸纱裙，像好多新娘子在参加集体婚礼。顷刻，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喝彩，甚至夹杂着锐利的口哨和呼啸——以至于我在台下拍摄时产生了一种错觉，恍惚以为我置身在一群老光棍的相亲会现场，而绝不是什么庆祝党的90华诞的歌会上。此时，领导发言时的庄严已经荡然无存，整个气氛变得非常谐趣，甚至粗鄙。

比赛上还出现了令人哗然的一幕。一个演唱队在演唱《歌唱祖国》时，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四个队员，每人分别高举着一个大字牌，合起来是“祖国万岁”。但是，高举“国”字的队员太紧张，他竟然将牌子举倒了——“国”字成了脚朝上头朝下。于是全场哗然，台下有人在大声叫喊：“国字拿倒啦，国字拿倒啦！”但举牌者太紧张，他似乎什么都听不到，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在经历了各种好戏之后，总算轮到14标项目部合唱队出场了。他们抽的签很不好，倒数第3位出场。这时，全场的高潮期已经平息，最悲剧的是，队员们发现选定《歌唱祖国》参赛是最大的错误——尽管这首曾被毛主席亲口称赞的歌曲，很适合在这座悬挂毛主席画像的大礼堂内演唱，但之前至少有五支队伍也同样这样。这首歌已经被演唱了五次，观众和评委对它马上将第六次演唱变得麻木，甚至厌烦。演唱频率仅次于《歌唱祖国》的另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创作于1943年的革命歌曲，被反复演唱了四次。因为避重就轻的投机心理，现在，他们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14标合唱队员穿着“LOVE BFC”的足球服纷纷上台时，他们脸上的沮丧神情难以掩饰，就像一只丧失了斗志的乙级队，走上一场注定要被打败的淘汰赛。

但杨部长是个例外。他依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激情。他不但担纲指挥，还和项目部的另一位女职工共同朗诵了“开篇词”：

女：风风雨雨90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它肩负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重托，引领着13亿国人奋发图强。

杨：迎着朝阳乘风破浪，开创了一次又一次科学发展的历史辉煌，九十续华章，路桥逢盛世，让我们每一个路桥人高唱赞歌——

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随后，庄严的大礼堂里第六次响起了《歌唱祖国》的歌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声既不嘹亮，也不高亢，歌手们的热情在急剧下降。杨保国面向合唱队成员而站，右手挥舞着一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劣质指挥棒，像一个愤怒的老师正举着教鞭训斥一群恨铁不成钢的学生。他的屁股还是在肥大的西裤里扭来扭去，但这个时候已经鲜有人关心他了，甚至连一点喝倒彩的笑声都没有——台下非常安静，大家都只盼着这场漫长而笑料百出的演出快快降下帷幕。

最后比赛结果揭晓，14标什么名次也没有拿到，除了一个无关痛痒的“优秀组织奖”——凡是参赛队伍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这个安慰奖。第一名由演唱《走进新时代》的19标夺得，而演唱《歌唱祖国》的六支合唱队全军覆没。

党的九十华诞终于来了。项目部宿舍楼的客厅里，电视依然播放着各种各样的红歌节目。声音开得很大，我关起门坐在屋里看书时，都会听到穿墙而来的高亢的红歌声。重庆卫视的《天天红歌会》这档栏目，在项目部有三个铁杆粉丝，一个是皮卡车司机，一个是测量员，还有一个是工程科的副科长兼施工员。司机最年轻，只有30多岁，测量员40多岁，施工员大概50多岁。他们几乎天天都准时出现在电视机前，在观看的全程中几乎不声不响，保持着一种仪式般的庄严和沉默。在党的生日这天，我穿过客厅时又见到这不无诡异的一幕，三个人面带虔诚的表情，不声不响地并排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紧盯着电视机。屏幕上正在直播《天天红歌会》的特别节目——建党90周年晚会。来自重庆各地的合唱队着装整齐划一地站在舞台上，激情澎湃的男男女女轮番朗诵着高亢的开篇词，合唱着各种革命歌曲——虽然水平比起修路工人要高很多，但与我在大礼堂里看到的别无二致。它们都脱胎自一个共同的母体。

“唱红歌有这么好看吗？”我终于忍不住地问。

他们的眼睛一起从屏幕上调转过来，奇怪地盯着我。

“好看啊。”年轻的司机回答。

“可是，天天看，看不腻吗？”

“这怎么能看得腻？”这次，是年长的施工员接口说。

“可是红歌都差不多一样……”

“今天是党的生日，看到唱红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过去。”年轻的司机回答。

“了解到祖国的历史，就知道今天来之不易啊。”年长的施工员补充，“以前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见过这么多红歌，现在几乎每个台都在唱，这样很好。”他似乎很满意。

但测量员转变了话题：“今天是党的90岁生日，项目部竟然一点活动也不搞？”他转过头来，对着我的摄像机不满地说，“我们这里有十来个党员，可连个党支部都没有，不知怎么搞的。”

“你们是党员吗？”

“我是预备党员。”司机腼腆地笑了。

“我是老党员。”测量员说。

“我都有十多年的党龄了。”施工员的言语中透着隐隐的自豪。

除了喜欢看重庆卫视的红歌节目，三个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党员都很崇拜重庆的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们认为薄在重庆开展“唱红打黑”非常了不起。

“薄熙来很有魄力，黑社会分子就应该严厉打击。”那个老一点的施工员说。

“我猜薄熙来应该在明年的十八大进常委。”司机说，“他完全有国家领导人的风范。”

“这个社会需要薄熙来这样的人，要是所有的官员都像他一样就好了。”测量员总结说，并且还反问我，“你觉得呢？”

我当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为了避免过于刺激他们，我沉默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他确实有个人魅力，但是，那种运动式的“唱红打黑”总是会有问题的。

“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社会就是需要这样的运动。”老施工员来不及听我阐述理由，就打断了我的话，“那些贪官污吏们才怕这样的运动，我们这样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当然欢迎他的运动。现在的社会风气太差了，大家都向钱看，我觉得还是毛主席时代好。”

他们不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遇到的党员。项目部还有其他党员，比如说安保部部长兼合唱团指挥杨保国，他的党龄是16年。而在党的生日那天，他的思考重点和客厅的三个红色电视迷不一样，不是唱红，也不是打黑，而是和平日一样务实。当天早晨，他刚刷完考勤仪，就向办公室主任老李发出提议。

“老李，今天是我们共产党的节日。”他说，“应该组织个党会什么的嘛，大家一起喝点革命小酒。党的工作要做好，革命小酒一定不能少。要不给我们这些老党员每人派发件衣服算了。”他露出了憧憬的神情。

“或者干脆发点钱，一年党龄发10块钱……”他板着手指头算起来，“我是1995年入的党，123456……到今年16年党龄，一年10块，我也能得160块。”他开心地笑起来，仿佛刚才的愿景瞬间变成了现实。

“最好每个党员都发10万块。”爆破科袁科长半打趣半嘲讽地说，“如果我们娄底路桥的老总在党的90岁生日这天，敢给公司的每个党员发10万奖金，那他一定会在全国出名，并且保证能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袁科长不是党员，他生性幽默，喜欢调侃人。

“我们老家村里的党支部，今天组织党员去韶山旅游去了。”杨部长丝毫没有受到袁科长调侃的影响，他依然沉浸在对党的组织活动的向往中，用遗憾的口吻说，“可惜我不在家，没有赶上。老李，我们怎么也不搞点红色旅游项目啊？”

“这个我做不了主，得听毛总的。”面对杨部长的热情提议，老李冷漠地摊了摊手。

毛总不仅仅是老总，他还是项目部设立的党小组的党委书记。但如同杨部长和那位党员测量员所抱怨的，在党的九十华诞的当天，项目部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前几天的红歌大会不算，那只是由上级部门组织安排的活动。党委书记毛总竟然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天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大伙自娱自乐：白天大家照常刷卡上班，晚上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玩牌，上网，打电游。但那三个喜欢看红歌节目的党员除外。他们既没有自暴自弃，也不像他们的同志杨部长那么物质主义，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让我佩服不已。

2012年4月份，我再次从北京回到湖南的工地上。项目部的人纷纷找我这个“京城”来的人打听关于薄熙来的秘密八卦——这时，受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的影响，薄熙来东窗事发，已经连同夫人薄谷开来被中央立案调查。昔日叱咤风云的政坛明星转瞬落下“神坛”，变得前途未明生死未卜。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一时让举世哗然，哪怕在遥远的湖南乡下，也是大家茶余饭后方兴未艾的谈资。但很遗憾，我这个人微言轻的平民百姓，并没有他们预想的“猛料”可售，在信息不对称的大环境下，我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这多少让他们觉得有点失望。但这并没削弱他们继续“议政”的热情，大家仍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一些道听途说来的“坊间传闻”。尽管在看待薄的具体落马原因上大家分歧很大，但在预计薄的未来时却殊途同归，他们一致认为他的政治前途已经终结了。连来自薄治下的重庆民工老何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一度是一位铁杆的“薄粉”，在薄熙来身陷囹圄之后，他还难掩悲愤地对我说他要给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写封信去给薄申冤。我很好奇老何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想到要给“焦点访谈”写信，而不是要直接写给党中央或者中纪委。因为后者才有权处理他关心的事情，尽管有关薄的话题是不折不扣的“焦点”，但在决定他的命运这事上，“焦点访谈”显然对此无能为力。

那位在去年猜测薄要进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年轻司机，也和老何一样，觉得薄“完了”。但他的情绪与老何的悲愤截然不同。我问他：“薄出事了，你是不是觉得比较伤心？”

他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我：“才不呢，我现在不喜欢他了。”

这个回答委实让我有点吃惊，距离去年他向我表达对薄的崇拜，还不到一年时间。“那你还看红歌吗？”我接着问。

“早不看了。”他笑了笑，有点不太自在地走开了。

宿舍公共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真的有好久没有打开过了，上面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灰尘上还有些凌乱的手印。那晚我睡得很沉，夜夜笙歌的红歌声从此再也没有飘进我的屋子里。

牌局与马戏

在没有红歌比赛的日子里，这些工地职工贫乏可怜的娱乐，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晚饭后，无论到哪一层宿舍楼，通常都会看到一桌牌局已经开设起来，在二楼有一局玩“斗牛”，一种猜大小的扑克牌赌博游戏，三楼的客厅里有一桌在玩字牌，一种类似于麻将的湖南纸牌——这两桌牌的输赢金额都不算太大，通常一个晚上几百上千元。与其说他们在玩牌，还不如说他们在打发无聊的时光。

最高规格的牌局就设在我隔壁——和我的宿舍一墙之隔，里面住着两位老总。孟副总，主管协调；龙副总，主管生产。这里是整个项目部的主战场，摆放着一张不用人工洗牌的电动麻将桌。孟总和龙总通常有三个常客，其中一个是党委书记毛总，另外两个，一个是包工头龙赢锋，一个是监理处的黄监理。他们都不住在这里，每次晚上都特意驱车过来玩牌。

隔音效果很差，当我在宿舍回看白天拍摄的素材时，就会听到隔墙噼里啪啦的电动洗牌声、各种出牌声，间或还有突如其来的嬉笑或争论声，这些声音每每要持续到凌晨。有一晚，沉睡中的我被隔壁的麻将声给吵醒了，看了下手表，已经是凌晨5点多，窗外已经露出朦朦曙光。被麻将声吵着的可怜虫还不只我一个，办公室主任老李也是受害者，他的宿舍正好位于孟总的房间正楼下。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房间，听到楼上传来熟悉的噼里啪啦声。老李斜躺在床上，眼睛仰视着天花板，表情复杂地努了努嘴说：“听，又开始了！”老总们玩得最大，一般一个晚上有几千上万的输赢。这个数字很容易推算：我每次走进他们的屋子，发现里面总是烟雾缭绕，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抽烟，而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堆着一沓粉红色的百元钞票。因为钞票上印着主席的头像，他们管它叫“毛爹爹”。

项目部玩牌的风声经由某个特殊的渠道传到了上级机构。娄底路桥公司显然意识到：对于几乎每天都要出工的项目部来说，彻夜赌博之风肯定有损工作效率。因此提出禁赌令。公司的一个副老总，亲自来项目部颁发此令，违者罚款。而毛总和佘总也斩钉截铁地表明，项目部一定会严格执行总公司的禁令，毫不手软地向违纪者开刀。看到这一幕，我欣喜地心想，从今晚开始应该就再也听不到麻将声了。当天晚上，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有些令人不适。

然而，第二天晚上，它又照常响起了！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宁可认为是电动麻将桌出现了故障，正处于失控状态，也不相信是有人在“顶风作案”。我好奇地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发现里面像往常一样烟雾缭绕，孟总、龙赢锋、黄监理和毛总，围着电动麻将桌团团而坐，洗好的牌一摞摞垒在各自面前。看见我进来，他们抬了一下眼睛，又旁若无人地沉浸在游戏中。

“不是说要禁牌了么？”我忍不住问他们。

“没事，视察的领导已经回去了。”毛总笑了笑，打出一张牌，“三筒。”真让人不敢相信，一天前措辞严厉地指出赌博危害的那个人，就是此刻打出三筒的这一个。

“禁牌还不是假的？两万！”孟总打出一张麻将，豪爽地对着我说，“不打牌怎么过啊，那大家不要在工地上搞了。”

“我们争取少打点，不影响工作就可以了。”黄监理说，“小赌怡情嘛。我碰了！”

只有龙赢锋一直思考着他的牌，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走出房间，发现外面客厅里的那一桌牌局也已经开始了，围观的人还兴高采烈地开着玩笑：“罚款罚款！我要去公司举报你们！”

有一个打牌的人接腔说：“你快去举报吧，先罚了里头那一桌再说。”他指着孟总房间说，“我们罚100的话，他们至少要罚1000，因为他们的赌注至少是我们的10倍。”

“就是就是。”其他人纷纷附和。整个场面看起来热烈而和谐。

在中伙铺的日子确实是乏味而单调。尤其到了夜晚，这座小小的村镇就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和许多乡村一样，这里既没有电影院，也没有舞厅，除了简陋的网吧里，偶尔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学生娃子熬夜打游戏之外，大多数家庭一吃完晚饭便熄灯睡觉，村子里便到处一片死寂。因此，偶尔出现的“盛会”便会吸引所有村民的注意。唐老师曾经“制造”过一次，那就是新留云寺的落成典礼，他把它变成一个杂糅各种文化展演的大party，既有地方戏曲、滑稽戏表演，也有流行歌曲的演唱。这是传统的龙灯巡游和傩戏仪式在当地逐渐消亡后，中伙铺村迎来的一次非常罕见的大众文化活动。无数村民冒着大雨来到留云寺，还吸引来了不少高速公路工地上的修路工人和管理人员。两个不同群体的人，其乐融融，并肩站在寺庙屋檐下，共同观看这一场难得的乡村盛会。

另一次热闹非凡的“盛会”是一个马戏团的意外到来。2012年春天的某个中午，楼下马路上反反复复传来一阵喇叭声，一个口音很重的男声用生硬的普通话在喊：

雄狮马戏团今晚精彩演出，不要错过。票价8元，物有所值……

我往窗外一看，一辆大篷卡车在马路上缓慢地开着，车身上画着老虎、狮子、猴子等动物，还有一个美女，而“雄狮马戏团”五个字醒目地写在动物和美女旁。不少中伙铺的村民站在路边，兴高采烈地看着这辆车开过，项目部的人也站在门口议论纷纷。

下午，从工地上回来的人带来更准确的信息：马戏团是浙江那边过来的，今晚8点演出，地点就在13标段项目部旁边的空地上，现在帐篷已经快搭好了。

“就是马戏吗？有没有艳舞啊？脱衣舞、钢管舞什么的？”一个年轻人问。

“应该有吧，这种大篷演出一般都会搞点特殊表演的。”另一个回答。

他们俩的一问一答立刻激起了大家的兴趣。吃完晚饭，项目部的年轻人分乘两辆皮卡车——连后面的货厢里也站满了人——赶到了马戏团的大帐篷边。帐篷是在一块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搭起来的，像一个超大而简陋的蒙古包。里面早已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高音喇叭在放着欢快的流行歌曲。

成群结队的当地村民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好多还拖儿带女，他们兴高采烈地围在门口，买票入场，孩子们在一旁打打闹闹，气氛热烈得好像过节一般。门口的售票窗口上写着“票价：成人8元，儿童5元”。场内，地面上已经围起了一圈高高的铁栅栏。里面树立一根更高的杆子，上面挂着一盏雪亮的灯泡，许多蚊蛾密密麻麻地围绕着灯泡飞舞，将它们硕大而怪异的影子投射在四周的观众身上。铁栅栏外是几圈脏兮兮的塑料椅子，因为地面不平，人一坐上去就不断地摇晃。在表演之前，好几位商贩兜着圈不断游走，卖爆米花、火腿肠、茶叶蛋，还有专门针对儿童的荧光棒和彩色气球。他们是马戏团的工作人员。

一个穿着土气的中年男子出来报幕，他面无表情，用无精打采的蹩脚普通话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马戏传四海，杂技扬五洲。雄狮马戏团对各位观众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愿我团的表演陪您度过美好的夜晚和欢乐的时光……

他的讲话有着明显的江浙口音，听起来很熟悉，应该就是大篷车上那个聒噪的喇叭声。

表演开始了。一个穿着紧身表演服的青年男子手持鞭子，将一只大狮子从铁笼子里赶出来，全场一阵惊呼。孩子们瞪圆了眼睛，露出一片惊愕神情。在驯兽师的不断鞭打下，大狮子极其不情愿地表演了钻火圈。这只可怜的狮子毛发稀疏，显得营养不良，也可能是老了，它懒洋洋的，极不耐烦、漫不经心地完成着任务。在钻火圈时，它的跳跃显得松弛而乏力，刚够勉勉强强钻过火圈，甚至有几次将火圈碰倒了好几个。它还不时地扭头朝驯兽师咆哮几声，露出松松垮垮的牙齿，但很快就会遭到一阵鞭打。当它朝主人露齿咆哮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响起一阵兴奋的欢呼声，还有年轻人吹响了尖锐的口哨。这样的场景于我有点似曾相识，在项目部的职工虐待黑皮和悍马的时候，他们分明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欢呼喝彩。

继狮子之后，一只动作笨拙的大黑熊出场了，它在脏兮兮的地上翻着筋斗，在一片梅花桩木上表演行走和跳跃。再后来，一只猴子和一只山羊表演了走钢丝。除了孩子，成人观众刚入场时高涨的热情和新鲜感，很快就被这些了无新意的模式化表演弄得乏味了，有人打起了呵欠，有人掏出烟来，喷云吐雾。

“什么时候表演带劲的节目啊？”终于有人问。

“就是，老耍猴子把戏没意思。”有人附和。

但很快就中场休息了，这时高音喇叭响起来，适时地推销一种“祖传的”膏药：

专治腰肌劳损，颈椎酸痛，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炎，由祖传秘方精制而成，原价38元，现在特大优惠价5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配合高音喇叭，一个商贩面无表情地手持装着膏药的托盘，穿梭在观众席里。但大家只是看看，购买者寥寥。

好不容易等到下半场开始。结果还是那位穿紧身服的男子出场，他相继表演了骑独轮车和小魔术。再后来，一只黑狗表演了算数。最后，那只年老的狮子再次出场，和一匹马联合表演了“狮子骑马”的压轴戏——整个表演就草草结束了。人们暗地里期盼的“特殊节目”并没有上演，项目部的人发出了失望的嘘声。但他们的坏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他们就有说有笑地去街道边的夜宵摊喝起了啤酒——这个8块钱的马戏之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对于当地人或者修路者来说，还是物有所值，难得带来一阵欢乐。

人人都爱“桥头堡”

好在没过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修路民工来到中伙铺村，这里单调的娱乐生态很快就出现了显著的改变——“桥头堡”横空出世。

“桥头堡”这三个字，是我来到中伙铺后最频繁听到的一个词汇。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它时，正拎着摄像机在工地上溜达，一群民工正在埋头搬运着石块。当我走过去，他们都好奇地停下来，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这是工地上经常上演的一幕，一个拎着摄像机的外来者永远让民工们充满了好奇心，就像我永远对一群正在埋头劳作的民工充满好奇心一样。我朝他们微笑地点了点头，拿着摄像机，拍摄着他们。

一个民工突然指了指我的摄像机，笑着说：“你应该拿这个东西去桥头堡拍拍。”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迷彩服，衣服的暗色花纹几乎被泥巴和尘土遮盖不见了。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

“什么？”我没听明白。

“你应该去桥头堡拍摄一下，那样才精彩。”他重复了他的话，脸上的笑容更增添了一层神秘，“我们没有什么好拍的，我们都是土包子。”其他民工一阵哄堂大笑。他们几乎笑得前仰后翻，站在泥地里直不起腰来。

“桥头堡是哪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这个“桥头堡”一定不是个平凡的地方。

“桥头堡你都不知道啊，你还当记者？”那个穿迷彩服的民工笑得更加灿烂，显然，他将我当作记者了，“就在那座桥旁边啊，你应该去采访采访。”他指了指龙门溪的方向。

“就你这个鬼不正经，莫嬲别个啰，人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呢。”一个年纪大的人出来打圆场，他呵斥着大家，“快干活快干活，要不又要下雨了！”民工们又是一阵大笑，停止了对我的围观和调侃，重新开始手中的工作，不再搭理我。

回到项目部，当我问一个施工员桥头堡是个什么地方时，也引起他一阵大笑。“桥头堡啊，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他双手围拢，比划出灯笼的形状，“怎么了，你也想去体验一下生活吗？”

我马上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我在工地上被那个穿迷彩服的民工调侃的时候，就大致猜到了桥头堡是何方神圣。因为在底层民间，能突然引起大家那么浓厚的兴趣和欢乐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和“那话儿”有关。

“一般来说，只要我们去哪里修路，哪里马上就会开这种店。”施工员继续笑着说，“这也没什么，毕竟这么多民工常年在外，离家分居，有这个需求嘛。哪里有需求就哪里有市场啰。”

我找到了桥头堡，就在S223省道跨过龙门溪的大桥之南侧桥头。它并非像“堡垒”一样封闭，而是一栋普通的两层民居，紧挨着旁边一栋修路民工租住的宿舍楼。它的外墙脏兮兮的，没有挂任何的招牌，但长廊里并排挂着四盏崭新的红色大灯笼，即便是在白天，都亮着灯光，显得鲜红璀璨，瞬间就赋予了这栋房子与众不同的气质。最打眼的，是它大门敞开，而堂屋里，一把有着俗气花纹的长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靠着好几个女子，穿着暴露、身材健硕，年纪似乎都不算太轻，看起来都有30多岁。除了脸上的妆化得稍微浓艳点外，看起来和别的农家妇女没有什么不同。

我刚在大门口停留一会儿，门内就有人注意到了，起先是一位白衣女子，她慌慌张张地从斜躺着的沙发上坐直起来，瞪着怔怔的大眼睛看着我，脸上露出紧张而讶异的神情。旁边的其他几位女子也一阵骚动，纷纷从沙发上爬起来，齐刷刷地看着我，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内疚。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我手上拎着的那台摄像机上——我有一个去哪里都带着它的习惯，她们一定将它看成具有曝光威力的权力工具，而将我当成一个突然而至的电视台新闻记者——就像我碰到过的535医院的病人亲属所想的那样。为了避免打扰她们的悠闲生活，我赶紧拐进桥头堡旁边的民居里。

这里租住着新龙门溪大桥的挖桩队民工，和老何的民工队一样，他们也是我的主要拍摄对象。直到我和熟悉的民工们随意地聊着天，或者拍摄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时，我才逐渐摆脱窘迫。但我仍能感受到来自桥头堡里的关注目光，虚惊一场的她们站在大门口，对着我指指点点，彼此还窃窃私语，脸上的紧张逐渐被好奇和兴奋所替代。随着后来我多次经过她们门前，她们彻底地解除了对我的警惕，开始对我露出友好而妩媚的微笑，甚至还有人在沙发上对着我热情地招手，好像将我当成了她们的老邻居或者老相好。此时，在她们的眼里，我手里的摄像机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力，也许，它就跟一个农夫手里拿着的锄头或者镰刀差不多。

挖桩队的领班老何，在很多省份的建筑工地待过，算是见多识广。他对桥头堡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有，不足为奇，现在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了嘛。”但说起里面那些女人时，他却隐隐流露出略带遗憾和不屑的口气，“那些女的年纪太大了，不像我们重庆，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乖妹儿多得是。”

“你要是下次去我们重庆，我可以带你去找几个乖妹儿耍耍，那可不是你们湖南这种水平。”在他的口里，叫“乖妹儿”的这种东西听起来像某种土特产，和他之前一再提及的“小三峡”和“大昌古镇”仿佛是同一类充满诱惑的东西。

“桥头堡”这个名字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总之，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叫它“桥头堡”，这个应运而生的场所很快成了修路民工们新的娱乐点，似乎使平凡乏味的生活瞬间有了起色。它一度成为了单身壮年民工的最爱。他们几乎常年在外打工，一般老婆都不在身边，性的需求只能靠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

在桥头没有出现这座“堡垒”之前，民工们通常聚集在宿舍一起看A片。有一次，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门而入，黑漆漆的工棚里，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发着黯淡的荧光。一个日本女优正在激情之中，呻吟声回荡在小小的空间里——这样的光盘在镇上的音像店里花上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张——五六个光着膀子的民工正屏息凝神，一起盯着电视屏幕。看见我，他们吓了一跳，接着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事，你们慢慢看。”为了不打扰他们，我礼貌地退出了工棚。我知道在看这玩意儿的时候，如果有个外人突然现身其中，那绝对会扫了他们的兴致，会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

而手机的普及，也使得色情无远弗届。有一次，我和一个陕西民工互留电话号码，无意中发现他手机桌面竟然是一个裸体美女。

“啊，你的屏幕很火爆！”我说。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紧将手机收了回去。40多岁，看起来很憨厚。这款手机是国产的“山寨机”，笨重，金光闪闪，乍一看像块金砖——在工地上，民工们用的几乎都是山寨机，但有些外形和LOGO却足以乱真。一款叫作NCKIA的山寨机，它的C接口得很紧，乍一看和NOKIA一模一样；而一款叫作CPPO的手机，看起来和OPPO没什么不同。即便是iPhone苹果手机，也有高仿真的山寨款，对，正是项目部孟总手里的那部。它从外形到系统都和真正的苹果机一模一样，但价格只到苹果机的四五分之一。而更低级一点的山寨苹果机，它的字母标识是iPnone4，虽然比iPhone4少了一笔，但它却给了你一只完整的苹果——没有被咬过的那个小缺口，这让人看了哑然失笑。

“这张不算什么，他的手机里还多着呢。”当我和陕西民工说话的时候，旁边一个年轻的民工爽朗地插话。

“是吗？”我说。

“是的，我给你看看，有图片也有视频。”年轻民工抢过手机，快速地按着键，打开了一个文档。很快，一个裸体的大波妹出现在屏幕上，她挑逗地伸出舌头，用火辣的眼神看着我们说：“雅蠛蝶！”

“啊，我喜欢，我拍一下！”我端起摄像机，装作要拍摄的样子。两个民工看着我的反应哈哈大笑。

“这个你不要拍，拍了你的片子就是限制级的了！以后就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年轻的民工打趣地提醒我。看来他对电影审查和CCTV的了解程度还不错。

中年民工露出了他憨厚的笑，挠了挠脑袋说：“没办法，我们老婆不在身边，就只好过过干瘾啰。”

他的说法不无粗鄙，却多少道出了修路者们的性生活状况。因为劳动强度大，女性并不适合做工程行业，而男人们背井离乡，老婆能陪同出来的是极少数。大部分夫妻俩只得两地相隔，一年也见不了几次。有一次，我和项目经理佘总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久而久之，我们这里的人，一般要回家了，就会给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回来了，洗好澡，等着。”就这么简单、直接。和大多数民工一样，佘总的老婆也不在身边，前几年他和老婆的感情出现了问题，离婚了，但后来又复了婚。项目部新来的总工程师谭总也是先离婚，又复婚。而我也时常听闻，更有民工的老婆因为常年独自在家，出了轨，夫妻间正闹得不可开交。

然而，工地上还是有少见的夫妻档。在挖桩队做苦力的几对夫妻，一起干活挣钱，女人其实是当作男人在使。我所见到的唯一例外是小何——重庆民工老何的儿子——他的老婆纯粹是出来为老公做饭洗衣。这些民工队的夫妻档都住在条件简陋的工棚里，其中来自龙山县和桑植县的老张夫妇、老刘夫妇和老周夫妇，所住之地，完全像我在电视上看过的日本的胶囊公寓，三家人挤在一个所谓的房间里，分割为各自逼仄的“家”，没有床，直接在地板上打地铺，而“家”与“家”之间，仅是薄薄的胶合板甚至彩条布。如何在这种地方做到不扰邻地进行私人生活，看起来比“打桩”有难度多了——挖桩队的民工在讲荤段子时，恰恰喜欢用“打桩”来形容床笫之事，不知他们能否将这两个领域的经验融会贯通，克服难关。

偷窥同事夫妻同房的荒诞经历，也是茶余饭后交流的话题。有一个施工员曾跟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经历：

“有一次，我同事的老婆来了，领导就特别照顾他们，将他们晚上安排在一间本来堆放杂物的工棚里，你知道工棚的那种门是关不太严实的，有一条门缝。到了晚上，我和另一个同事就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趴在门缝上偷看，他们两个在床上的动静几乎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又兴奋又紧张，大气都不敢出。最搞笑的是，那个门缝只能同时容一个人看，所以我们两个是轮流来看，每人看大概一分钟。我刚看久了一会儿，同事就在后面着急地用手指捅我的腰，提醒我要换班啦……哎呦，你说我们有多么缺德啦，又缺德又可怜！那会我们才20岁出头嘛，又没女朋友，平时在工地上都很难见到一个女的，真是饥渴得很……”

2010年秋天的时候，龙老板的大桥挖桩队里还传出一起强奸丑闻。一个未婚的年轻民工在窝棚里强奸了另一位民工的老婆，受害人去报案，警察过来将嫌犯带走了。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龙老板感慨万千：“我估计他至少要判五六年吧。警察来调查时，我本来是可以给他说说情的，但我不愿意。那个人一看就有点傻气，你说这时代还有强奸犯，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就算再饥渴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啊。”

不会感到饥渴的或许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杨保国。虽然在很多年前他就离了婚，还独自抚养一个16岁的儿子，但据说他天生命带桃花，每去一个工地，都会招来一段姻缘。这应该是真的，来到中伙铺后没多久，40岁的他很快就和当地一个黄花妹子谈起了恋爱，女孩才21岁，是中伙铺村卫生所的一名护士。这段情事让同事们羡慕不已，而杨部长显然也并不想隐瞒，他反而经常向同事们讲叙他的恋爱故事，还慷慨地辅佐以令人遐想的细节，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八卦之心。

他也不忌讳我的摄像机，甚至有一次还特意冲着我的摄像机“秀恩爱”。他拿出一幅十字绣，上面绣着两朵大红玫瑰，在我的摄像机前展开。“这幅十字绣叫‘真爱永恒’，我绣了有好几个月，特意准备献给我的恋人。”他模仿着电视主持人的腔调，面对镜头甜美而感慨地说：“说真的，我来这个工地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一份感情！”

杨部长是我见过的唯一会绣十字绣的男子，他不打牌，不抽烟，却像女人一样喜欢绣花。当别人聚众打牌的时候，他会安静地躲在宿舍里绣十字绣。他不但绣出“真爱永恒”讨取女友的欢心，而且绣了一个大大的“福”字，在毛总生日那天赠之以生日礼。他身上时不时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气质，和他的佛教徒及党员的身份混搭一样，一度让我迷惑。而与其说他命带桃花，还不如说他这种性格和气质几乎让身边的人都很难不喜欢他。他开朗乐观、积极向上、谈吐幽默、表现欲强，似乎永远对周遭世界保有激情和新鲜感。他还精力旺盛，遇到挫折百折不挠，能屈能伸。这是他很讨女孩子和领导喜欢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杨部长的恋爱经历很难复制。虽然一直有人也打周边村姑村妹的主意，比如说项目部的刘司机，但他总是失败而受挫。他离异已久，每次开车经过村庄，只要看到前方一个从背影看还不算太老的女人，就会异常兴奋，口中一边喊着“啊，美女”，一边加大油门，靠近目标后再减速，眼睛直勾勾瞟着侧窗外——浑然不顾前方来车，每次都将坐在车上的我吓出一身冷汗。然而在现在的农村，要像杨部长这样找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不会比修一条高速公路更为容易。大部分年轻女子都“孔雀东南飞”，去了南部的广东、东部的上海以及省会长沙打工，少数留在乡间的，也早早嫁人生子，很快就被家务拖累得苍老了容颜。刘司机“求女若渴”，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失望。“看背影我还以为是个美女呢，没想到远看像朵花，近看牛屎粑。”他减速片刻，随即摇摇头，很不屑地说了一句湖南俚语。

有一定技术和学历的青年人，在寻偶的几率上也远远大于工地的民工。项目部有个资料室，以前有人专司其职，就是负责将各种上传下达的文件整理归档，兼带开会时给大伙倒倒茶。工作轻松自在。这应该是项目部最清闲的工作了，最难得的，还可以独享一间资料室，不像其他人都是合在一间大屋子里办公。能享受独立办公室待遇的，除此之外只有项目经理佘总和书记毛总。资料室是一间大概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摆放着几个文件柜，还有一张电脑桌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虽然空间逼仄，但很清静——因为旁边是会议室，而大部分时间里，既没人开会，也没人查资料。

最早的资料员是小唐，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人长得小巧秀气，做事很麻利，对人很有礼貌。但一年左右，就再也见不到人影。我一问，众说肚子大了回去生孩子了。“把肚子搞大”的是隔壁实验室的小伙子小朱。小朱刚好20岁，两人都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我问过小朱要做爸爸了但还没结婚怎么办，他笑了笑说：“先生下来再说呗，要不还能怎么办。”小唐走后，又来了一位资料员，也是一位20岁出头的女孩。没做多久后又走了，据说也是肚子大了，这次是测量科的小伙子阿迪惹的祸。领导一气之下取消了资料员的职位，资料室里从此就空着，有人要查资料，就找综合办公室老李要钥匙。

这两起“甜蜜的意外事故”发生后，有着大把无聊时光的老少光棍们经常会八卦起这些逸闻野史，有说资料室应该改名叫“生产车间”，有说不对，还没生产呢，应该是“制造车间”。有更厉害的人说，应该叫“搅拌场”，他的话一出，大家就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很敬佩他们这种非凡的语言能力，总能随口而出一些符合他们职业特点的精辟的比喻，这个“搅拌场”的说法和“打桩”及“开挖机”的引申用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笑过之后，有人又说，看来那把椅子的质量不错啊，能承受这么高强度的连续搅拌磨损。马上又有人反驳他，你怎么知道是椅子呢，难道桌子不行么？说到这里，大家又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白天的劳累一扫而光。自从听了他们的话，以后我再去资料室查资料，坐在那把椅子上，就感觉到面红心跳的，浑身不自在。

现在，桥头堡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一部分人的“饥渴”了，对于他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次既物美价廉又不用承担风险的选择。王司机告诉我，去桥头堡消费一次50元，老顾客还可以打个9折，只收45块。

“少收5块钱说可以让你省包烟抽。你说这服务人不人性化？”王司机哈哈大笑。

当他告诉我，早些年在湘西那边修路时价格只有10块钱时，我惊讶得掉下了下巴。“一般都是在寨子里的竹楼上，由当地的妇女迎客，民工们经常相约着去消费，在门口排队，有时候大伙在行事之前，还划拳决定先后次序。”

我再次露出了讶异的神情。他说：“没办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赌不嫖，不搞路桥’。不过我们项目部的人去桥头堡的还是很少，那里一般是民工去的，档次比较低。”

“可不是嘛，还有句话这么说的，‘民工们去桥头堡，项目部往市里跑，领导们把二奶包。’”一位施工员幽默地说。

“那是，像我们，只要一个月去一次热带雨林就满足了。”另一位施工员说。

“热带雨林”是怀化市的一家大型洗浴中心，提供洗浴、桑拿、按摩、餐饮以及特殊服务等一条龙服务。普通的洗浴费用是78元，特殊服务最低300元起，最高五六百、上千元都有。通常，施工方为和有关方面搞好关系时，就会到“热带雨林”请客消费。而项目部的领导要公关更上一级的领导时，他们会去华天大酒店——怀化市最好的宾馆，一个更高档的娱乐场，里面的“国际娱乐会所”也不缺特殊服务。

“怀化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那些女的不但长得不好看，包夜时如果你超过两次，竟然还要加钱。”爆破科的袁科长说，“人家长沙，如果你包了夜，只要你有能力，你一个晚上弄多少次都可以。”

“只有东莞的服务最好，人家那里，据说是达到了ISO9000标准，有一整套标准服务，每个步骤都进行了量化和细化，真正做到顾客至上，绝对弄到你满意为止。”另一个在搅拌场工作的年轻职工无限神往地说。东莞被称为中国的“性都”，因为蓬勃发展的半公开半地下的性交易市场以及优良的性服务水平而闻名。

远水解不了近渴，桥头堡还是大家的最爱。然而不久之后，它的竞争对手来了。有人租了桥头堡马路对面的一栋房子，办起一家新的“红灯区”。据说老板是附近的麻阳人，从老家带来了一批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很快，项目部的人就获得这重要的商讯，有些敢为人先者还利索地去尝了鲜，回来之后津津有味地向人讲起这段难忘的体验。

“哎哟，都是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嫩得很。那跟桥头堡不是一个档次的。”体验者吞了一口口水，意犹未尽地说，“我敢打赌，以后老的桥头堡就没什么生意了！”

他的广告节制而留白，勾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很快就有人问起实质性的问题来。

“多少钱一次？”

“100块。”

“要100块啊，桥头堡只要50块！”

“那你要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嘛。我不骗你，绝对物有所值。”

体验者继续他绘声绘色的讲述：“再说，现在物价都涨这么高了，猪肉都要20多块钱一斤了，人家跟你女儿年纪一样的人，却像你老婆一样陪你睡陪你玩——并且绝对比你老婆玩得专业玩得爽多了，你说你50块钱能拿得出手嘛？！”

他幽默的反问引起了一阵笑声。这条口碑广告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工地。而老桥头堡很快就变得门庭冷落。

我去看过新桥头堡。它和老桥头堡并没什么不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一模一样。也是一栋贴着白瓷砖的两层民居，门廊也悬挂着几盏大红灯笼，但颜色更为鲜艳，每一盏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烫金的“福”字——不知它和杨部长绣给毛总作生日礼物的那个“福”字形式上有何不同，但至少意义有别：前者指艳福，后者指财福。但也很有可能，杨部长对毛总的生日祝福集两者于一身：财富加艳福，这是“福”的最高境界，是很多中国人所孜孜追求的梦想。和老桥头堡唯一的不同，是里面的女孩年轻，脸上的脂粉没有涂得那么俗艳，身材也要好一些，这使她们躺在堂屋沙发上的姿态看起来也优雅不少，但初次面对我的摄像机时爆发出的慌乱和紧张，仍然没什么不同——看来，肉体的区别并没有带来观念的更新。

“你说有十七八岁的妹子玩，谁还去玩那些30多岁的老堂客们！”在湖南话里，老堂客是对老年妇女的轻蔑称呼。吴老板——他是项目部的房东——亲口向我证实这一点。而他之前的工作，居然是男老鸨。

“我们这边都兴这个，湘西一带历来风气就比较开放。”

吴老板和妻子是本地人，他们拥有这栋中伙铺的三层楼房，还带院子。自从项目部入驻以来，他将三层楼房和几间厢房都租给了项目部，而夫妻两人住在院子门口的三间平房，低矮而狭小——他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考上长沙的一所理工大学，受项目部进驻自家的影响，吴老板让儿子选择了道路工程专业，寒暑假回家后还顺便让他近水楼台地在项目部实习。吴老板聪明灵活，善于精打细算，因此，这三间平房也变成了项目部的传达室和小卖部，他是传达员兼保安，而他的老婆卖饮料、槟榔和香烟兼打扫卫生，除了房租外，每月夫妻俩还能从项目部各自领回1000多块钱的工资。

“你知道吗，我原来也做过花酒生意。”被桥头堡的话题刺激，吴老板突然告诉我。

“花酒”本来是中国古代对在妓院中狎妓饮宴的称呼。湘西一带现在还保留这个说法，称呼去色情酒店消费为“喝花酒”。

“就在我这栋房子里，我做了好几年，从1997年到2004年。”吴老板坐在传达室的门口，指着面前的三层小洋楼说。“我给它取名叫‘南天酒店’，南方的南，天空的天，因为我的房子在中伙铺村的最南端嘛。”

“我开的南天酒店当年在这一带很有名气，没有人不知道它。”吴老板沉浸在想当年的辉煌里，他骄傲地说，“连怀化市的局长们都到我这里消费，我店里那些妹子长得相当标致，十多岁二十来岁的有一米六几，好多当官的一过来，看着她们就流口水。”

我万万想不到，项目部下驻的这栋楼房，原来曾是风月场所。而那些深夜大啖A片、沉浸着色情氛围的民工宿舍，和曾经春光旖旎的资料室，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听着吴老板的叙述，我不可遏制地在脑海里将项目部和桥头堡的场景交叉并置起来，最终呈现出电影中的“叠化”效果：随着大门口项目部的黄铜招牌被置换为“南天酒店”的金字招牌，门廊里飘飘彩旗瞬间变成了写有烫金“福”字的大红灯笼，大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全变成了沙发和床榻，办公人员也在一眨眼间变成了性感女郎，而打印机和计算器发出的机械噪音，全变成了响彻“南天”的云雨之音。

“最多的时候我这里有20多个妹子，消费一次最低100块，高的有150块到200块。”吴老板说。

“那价钱也蛮高了，尤其还是好多年前的价钱，现在的桥头堡都只要50块呢。”我接话说。

“桥头堡那算什么东西，完全跟我的店不是一个档次。”吴老板毫不掩饰自己对桥头堡的不屑，“我店里的妹子大部分是从吉首和桃源过来的，水灵灵的。湖南境内的小姐，这两个地方最有名，尤其吉首，是最早集中规模做这个产业的。他们那里的人，丈夫送妻子去做，一点都不计较，丈夫不会因为妻子做这个而离婚。”

吴老板还告诉我，1999年全国扫黄大整顿时，辰溪县大部分“花酒店”都关门大吉，但他的店里还留有七个妹子在营业，已经辞退了十多个。为了掩人耳目，上边来检查的时候，他给妹子们每人发一副套袖戴着，伪装成饭店里的端盘子的女服务员。

“但其实一看就不像做事的嘛，个个都水灵灵的，气质也不像。小姐跟服务员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嘛。”吴老板笑了笑说。

“那你这么胆大，是跟当地公安局的关系不错吗？”我问。

吴老板点了点头。他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得不错，所以公安局对他的“花酒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出事就行。而为了开这家“花酒店”，他之前还特意去当地的火马冲派出所当了一年司机。

“我的目的不在当司机，我就是为了和他们搞好关系，为我开店做准备。”

吴老板在开“花酒店”之前，也曾经和人合伙开过小煤窑，他的小煤窑就开在本乡小龙门乡，这里有大小煤窑上百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初，辰溪靠煤矿业赚了大钱，也因此带动了当地的消费，尤其是色情业。然而，吴老板并没有在煤矿上赚到钱，因此他决定开“花酒店”。

“整个辰溪县的小姐，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算出我们辰溪在色情业上花掉的钱，可以建两座桃源县城。”吴老板说。

听到我们在谈论“花酒业”，司机小杜也饶有兴致地插话进来：“我也做过这个行业啦。”我一听有点暗暗吃惊。小杜20岁出头，是去年项目部新来的司机，他开一辆长城牌皮卡车，每天要出出进进工地好多次。他的手上和肩上都刺有纹青，打扮也比较潮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部正宗的iPhone 4S手机，他经常拿出来玩切西瓜的小游戏——这似乎是让他最有面子的事情，因为项目部其他人的苹果手机都是山寨版。2009年，小杜以谈女朋友为名，骗过一个娄底的女孩去上海郊区做“这种事情”。他先将女孩带到上海去玩，等钱玩光之后，就逼她去找工作。

“在上海工作肯定不好找啦，那个女的又没读过什么书，于是我们就给她洗脑，后来她答应去一些酒店和歌厅做小姐。当时消费一次200元，包含跳脱衣舞在内300元。”小杜说，“我们住在租来的平房里，房租每个月500元。”

“那里有一条街，全是做这个行业的，老板和马仔全是我们娄底涟源的人，小姐也基本上都是从湖南带过去的。大家都很抱团，有什么事情就互相照顾。”小杜说。

“我还打过她，有一次，我打了她20多个耳光，因为她私自赚了钱不交给我，后来发现她将钱藏在靴子里。”小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好像在说着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那你这个人心太狠了。”吴老板说，“人家给你赚钱你还打她。你看我，那些妹子到我店里来，我全是包吃包住，对她们也很好。”

“哎呀，那不一样啦。那个女的……”小杜一时无语。他挽起他的衣袖，露出了左手臂上的纹身，看起来是一朵花朵的变形图案。那是他在珠海时纹上的，在来项目部前，他在珠海混过一段时间。我盯着他的花朵纹身和面前吴老板的三层楼发了一会儿呆，脑海里又不可遏制地“叠化”着珠海、上海和中伙铺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发展的浪潮统统冲刷着它们，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声——那也是这个国家从权贵到平民都共同期盼的“福”声：财富加艳福。

好景不长，新桥头堡没开多久就被查封了。一天，突然开来几辆警车——据说从辰溪县城来的——一队警察将老板和小妹都带上车，抓走了。据说是有人举报，于是警察们出来扫黄。得知这一变故，民工们感到愤愤不平。

“绝对是老桥头堡告的密，因为抢了他们的生意嘛。”

“你说扫黄，怎么不扫原来那一家呢，还不是因为新来的是外地人，本地人他们就不管。”

“本地人不是不管，他们在公安局里有关系的，要不怎么敢开这种店，而且扫黄都不扫它。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交了‘米米’的。”湖南话，“米米”的意思就是钱，“操他妈的，老子正想等到这个周末发工资了再去一次，结果一眨眼就没了。简直是存心给老子省钱啊，干脆周末我休假回家去算了，家里的老婆一分钱都不用花。”

“那是。随你怎么用都可以，不限量，不限时。”

大家又开心地开起玩笑来。很快，那个麻阳人开的店，像个短暂而美好的春梦一般在他们心中消逝无痕了。

[1] 长沙方言，意指轻松、省事。

第六章 共和国同龄人

【基层标语】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死

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

不发展是错，慢发展是过 ，抵制发展是错上加过

被遗忘的老兵

正在建设中的中伙铺大桥位于中伙铺村的最南端，紧挨着曾经的“南天酒店”、现在的14标项目部，两者相距不到100米。平时，只要站在项目部的院子里，或者，透过我宿舍的窗户往外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片工地，以及正在工地上施工的人们。2010年春天的某个黄昏，我刚吃完晚饭，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拎着摄像机去这片工地溜达。

经过一个覆盖着塑料布的小窝棚时，里面很快蹿出一个穿工装的老人，他将近60岁，戴着眼镜，警惕地看着我。直到我解释我是来自旁边项目部的“邻居”时，他才放松警惕，返身进了窝棚。

窝棚里空间很小，仅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床是用木板简单搭起的。床头床尾，包括床底下，到处堆满了各种施工工具和材料。人一进去，就显得有点无从立脚。窝棚里的电灯倒是很亮，围着几只飞蛾，噗噗地扇着翅膀。

“你贵姓？”

“姓曾，曾国藩的曾。”

“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怕吗？”

“不怕。”

“要是来了小偷呢？”

“有人在这儿，不敢来的。”

老人身材敦实，有着宽厚的脸庞，看起来斯文而憨厚，性格比较内向，话很少，基本上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但能说普通话，语速比较慢。

他是这里的守夜人。一到晚上，在工地上干活的民工都撤回村庄里的租住房，只有他独自留在这里。这个时候，是他必须要加倍警惕的时候，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有小偷窜进来，偷走堆放在工地上的工具材料。刚才，他就是因为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才飞快地下床出去查看。

“我的床距离你的床只有100米。”为了打破窝棚里的沉寂和些许的尴尬，我指了指项目部，说，“我的宿舍在项目部的三楼。”

听到我的话，他笑了笑，神情放松了点。话也就稍微多了起来。他是洞庭湖旁边的华容县人，外侄子是包工头，承包了15标两座桥——中伙铺大桥和龙门溪大桥的挖桩工程。手下有40多名挖桩工人，来自湖南龙山、张家界以及贵州、湖北等地，大伙需要在这待上一年多，才能将这两座桥的挖桩工程完成。这意味着他要在这里待上一年。“我退休了，在家不好玩，除了打牌就没别的事做，很没意思。过来这里做点事，也算是给侄子帮帮忙。”他说。

“你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

“我是小学老师，教数学的，几年前就退休了。”他说。难怪他看起来和普通的民工不太一样，气质较为儒雅，能说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还有，知道说“曾国藩的曾”。

“那你能习惯这里的工作吗？”

“习惯，我们都是吃过苦的，在毛主席时代什么样的苦没吃过？”曾老师说，“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每餐只有二两米，肚子都填不饱，还要干活挣工分。”

“相比之下，现在的条件好多了。”他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只不过在这里晚上守夜有点无聊，要是有份报纸看就好了，乡村里连份报纸都买不到。”

第二天早上，我将从城里买回的报纸和杂志整理了一下，给曾老师送过去。他很高兴，说这样晚上就不会那么难熬了。我听了也很欣慰，衷心希望他能借此打发掉工地上无聊的漫漫长夜。从此，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去曾老师的窝棚里串门聊天，他成了我难得的好邻居。

然而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再去曾老师的窝棚时，里面却出来一位陌生的瘦高老人，对着我爽朗地笑。

“我是曾老师的哥哥，我听我弟弟说起过你。”他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你是在这里拍摄纪录片的小张。”要不是他自我介绍，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是曾老师的胞兄。他和曾老师长得一点都不像。除了外形不同，性格看起来也有相当差距：相比曾老师的内向寡言，他显得开朗而健谈。语速也很快，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

他告诉我，他的弟弟曾老师去了上海。一位在上海建工集团工作的亲戚，给他在那里介绍了新工作，在某个在建的地铁工地负责给工人刷卡考勤，工作较为清闲，工资也比较丰厚。曾老师离开时，将哥哥叫来顶替自己的岗位。

“你就叫我老曾吧！”“兄承弟业”的老曾爽朗地说，“这里的人都是这么叫我的。”确实，我很快就发现，尽管他刚刚来到工地，但看起来已经和民工们相处得非常不错，在我们聊天的间隙里，不断有从旁边经过的民工跟他打招呼，都亲切地叫他“老曾”，看起来彼此间像是认识多年的老友。也许因为他看起来比他弟弟要能干得多，得到了包工头侄子的信任。所以，老曾的工作范畴不断扩大，现在他除了看护管理材料，还同时担负起民工队的财务、材料采购以及伙食等后勤工作。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接下来的一次聊天中，老曾初次表现出他善用政治术语的能力。尽管我对“共和国同龄人”这个词汇并不感到陌生，知道它指代那些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年即1949年的人，但平时多半是在电视和报纸上见闻这个词，头一次碰到它出自我对面这位老人之嘴，感觉还是略显怪异。

谈兴正浓的老曾却丝毫没有察觉出我的反应， “我是1949年生的。”仿佛怕我不理解似的，他又换了种更通俗的说法来进一步解释，但也有可能是在强调，“今年不是建国60周年吗？我也60岁啦，我比我弟弟大了8岁，我的人生经历比他丰富多了。”

“我还参加过援越抗美。”他的口中，突然又蹦出另一个政治术语。

“援越抗美？”我还停留在对“共和国同龄人”的“消化”中，一时没有明白它的意思。

“对的，不是‘抗美援朝’，也不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是‘援越抗美’。”他嘴里又蹦出好几个专有词汇，让我有点应接不暇。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这段历史了吧，这也怪不得你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里不讲这一段。”这下他总算察觉到了我的反应，“但是，你一定看过美国的越战片。我参加的其实就是这段战争。”

确实，大部分普通中国人都对“抗美援朝”耳熟能详，相比之下，也略微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援越抗美”。尽管它实际上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看的美国主流战争电影中的“越战”——《现代启示录》、《猎鹿者》、《野战排》与《全金属外壳》等经典战争片讲的就是这个。 “援越抗美”只是我们官方对“越战”的另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已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喑哑甚至消失了很久。现在，老曾又重新从积满灰尘的历史角落中翻出它，且用自己个人的情感温度擦亮了它，让它一时光亮如炬。这没法不让我倍感惊讶。

“我是1966年3月1日去越南的。”老曾清了清嗓子说，“当时我还只有16岁，我们生产队给我虚报了两岁，假装上了18岁才参上军。去之前仅仅军训了30多天，就坐上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被送往越南战场。从友谊关入关的时候，我还想着，战争应该很快就会结束吧，我应该能很快回来，没想到我在越南一待就待了将近5年，1970年回来的时候我已经21岁了。”

老曾当时是铁道兵。1965年初，越战升级，美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铁路桥梁，北越仅有的几条铁路基本上已经瘫痪。这时，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请求中国支援。毛泽东也欣然应允了这位中共的“亲密战友”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帮助北越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100多个铁路工程。但当时中国没有正式对美宣战，为了避免不好的国际影响，所以部队取消了番号和军衔，改头换面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这支军队从1965年6月23日从友谊关、河口赴越，至1973年8月撤出越南，前后共派出了32万余名官兵。而老曾就是这三十二万分之一。

我后来在资料中看到，这支装成工程队的中国部队，在北越的5年里，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困难，提前完成了各项援建工程：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这大大提升了北越对抗美国的战争能力，没有辜负党和“亲密战友”的期望。

老曾的工作主要是维护通讯畅通，此外还要架设通信线路。“刚去越南时我在施工连队，干了几个月后，因为我的工作做得不错，就被领导调到了团部当通讯班班长。”

“那你们这支部队是只管修铁路不打仗的吧？”我提出的这个无知的问题似乎冒犯了老曾。

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当然打！我们团一共有25个连队，其中20个连队主要是修铁路，但其中5个连队是高射机枪连，就负责打仗，那可是惊天动地地打！伤亡很大。”

老曾似乎带我回到了战争现场，透过他的描述，我好像看到了一架美国战机在天空上飞过，丢下一排炸弹，将老曾刚修过的大桥炸得稀巴烂。“飞机一来，施工部队就全部撤出施工现场，只留下作战部队拼命地打。当时，我们团打下了美国在整个东南亚战场上最先进的一架侦察机，还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报表扬。”

“我记得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是1966年12月2日，我正在团部吃饺子，飞机就从我们的头上经过，我将手中的碗一掀，赶紧就往防空洞里钻。高射连马上进入临战状态，瞄准它要经过的方向迎头就打，只用了600多发子弹，就将这架飞机打下来了。5分钟后，我们通讯兵就得到通知，赶紧开着摩托车去往坠机现场，飞机已经坠毁了，飞行员也被抓到了……”

老曾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这是打了胜仗，也有很多吃了亏的。有一次美国飞机往下面丢炸弹，就炸中我认识的一个战士，湖北人，当时肚皮被炸开了，肠子流了一地，他又咬着牙将肠子捡起来，还带着地上的草屑、泥土，一把塞进肚子里，捡了一条命。我还有一个衡阳的战友，叫向成湘，为了排除美国飞机丢在铁路道岔里的定时炸弹，他和另外两个战友当场就被炸飞了天，连尸体都找不全，后来，只是象征性捡了些遗骸碎片分成三堆……”

在那个看起来无比寻常的夏日下午，老曾就这样向我讲述着他在16岁到21岁时亲历的残酷青春。他的记忆力和叙述力都很强，不但有宏观的背景描述，更有微观细致的感受和视角，很快将我带入近50年前硝烟四起的北越。我仿佛有一种时光穿越般的奇异感觉，这种感觉，和以往看越战片之间接不尽相同。因为讲述者就在我面前，触手可及，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皱纹和白发。更重要的，是老曾呈现了被遮蔽的独特视角。随着他的讲述，在以往的教科书和主流媒体里均见不到的场景和真相，有如尘埃落定的工地，正在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形。

然而，“因为是秘密参战的，再加上五六年后，就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两段历史的立场是有冲突的，所以‘援越抗美’这段历史一直不让宣传，导致我们这批人慢慢地被淡忘了。”

1970年6月30日，老曾怀揣着一张由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亲笔签名的纪念证书回到中国，而他们“抗美援越”的故事随之进入暗黑的历史，只潜藏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无论在名誉上，还是享受的待遇上，我们都远远比不上‘抗美援朝’的那批人。谁都知道他们是英雄，但我们寂寂无闻，好像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回国后，他依旧修铁路——湖北襄樊至重庆的襄渝铁路。他在那待了半年多，才回到湖南华容老家。之后通过招工进入当地的供销社，一直做到2007年退休。他退休后的生活又再一次和道路结缘。拜他的包工头侄子之赐，他沿着高速公路辗转千里，从陕西白河到山西灵川，如今来到了湖南怀化。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前几年，在好多老兵一起呼吁争取甚至上访的情况下，国家开始落实“援越抗美”老兵的补助政策，给还健在的老兵每月发补助230元。但老曾只拿到一年，这笔补贴因为他在2007年退休后而被取消。最后，在华容县老年协会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改变了政策。“我从2011年元月份，又重新领取这笔230元每月的补助了。这笔钱一点都不多，我们当年可是在为国卖命啊！”

在工地上，我还遇到另外一个为国卖命的人——老谢。他是我的同乡，湖南邵阳人，比老曾小将近10岁。当他前赴越南时，已经不是“援越抗美”，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是1979年，当时他21岁。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中国军队这两次入越，仅仅相隔十多年，情况完全变了，老曾去越南时，中越是生死与共的盟友，美国人被视为敌人；老谢去越南时，中越成为敌人，而这次美国人变成结盟者。

老谢也争取到了补助，虽然他的敌人正是老曾的盟友。他的补助是伤残军人补助。他的脑袋里还有一块弹片，他用食指指节比划着弹片的长度：“大概1毫米宽，靠近血管和神经，不能做手术取出来，但CT能照到。每到变天的时候，这里面就会隐隐作痛，头就会晕。”

他当初所在的军部，伤亡人数高达三分之二。而和他在一起作战的14个战友，最后回来的只有两个，他是其中一个。当越南的炮弹炸来时，他躲在公路下面的下水道里，才捡回一条命。“操他妈的，死了不少好人啊，都是一些年轻的好小伙子，才十多岁二十来岁，结果都通通死了。”老谢还拿出他随身带着的伤残证给我看。大红塑封上，印着几个烫金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里面盖着民政部的大红印章，标注为“七级伤残”。

现在国家发给老谢的伤残军人补助费，一年大概有1万块钱，最近又增加了一次，每月多了240块。这笔钱，也是这些退伍老兵协力争取而来的。“现在我们县100多位军人组织起来了，成立了一个协会。”组织的力量，虽然大于孤独的老兵个体，但也并非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老谢一直觉得不平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县的一个解放战争老兵，脸部被子弹打掉一块骨头，整张脸都是塌的，当时被评为二级伤残军人。但不幸的是，他的人事和伤残档案在该县的一次水患中损坏了，待遇因此得不到落实。因为某种程度上，我国的行政体系依靠档案而运转，一个没有档案的人就没有了身份，更别说附加在其上的功勋与荣誉。于是，他不断去市里省里上访，但都没有结果，公安局反而要抓他。

“哎，像他这样的人就太不值得了。”老谢摇了摇头，无限惋惜地说。

和老谢一样，“援越抗美”老兵老曾心里也有着小小的惋惜，他对自己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虽然已经很满足了，但还有一些战友，当年属秘密参战，个人档案里没有记载这一经历，时隔多年后部队番号解散，无法落实优待政策，因此生活得比较凄惨，有不少抱恨离世。

“我们这批人还只有六七十多岁，现在你拿摄像机去拍他们，还不算太晚，要是太晚就来不及了，这段历史就会真正烟消云散了。”老曾感慨地说。

2011年8月，老曾请假离开工地，回了趟华容县老家，参加战友们在8月1日“建军节”自发举办的大规模聚会。“援越抗美”的华容籍官兵有501人，但一些已经离世，这次有300多人参加聚会。

这次活动由老兵们自发组织，并未得到官方的支持，活动资金也由老兵们自己筹集——有钱的就多出点，没钱少出点，老曾出了200块。他们还编辑了一本纪念集，叫《铁道兵援越抗美纪事》，里面收录了一些文献资料和战友的回忆文章，这本书没曾出版发行。等老曾返回工地，我看到了这本书。书中有不少老兵们缴获的战利品图片，有美军手枪、军刀、军服、美元，还有用美军炮弹壳做成的纪念水杯……最令我好奇的是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求生布条，上面印着美国的星条旗，密密麻麻地用13种文字写着一段求救信，中文还分为繁体和简体。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求你帮我获得食物、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给我安全和设法送我回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必大大酬谢你们。

简体字部分和繁体字表述略有不同：

我是美国人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同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去美国的人那里，美国的政府一定多多给钱谢谢你们。

我注意到，在繁体字部分的“大大酬谢”，在简体字部分变成了“多多给钱谢谢”。“公民”也变成了“人民”，这样的表述很耐人寻味。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简体字部分还逐字配上了拼音字母，估计是为了方便不会中文的美国飞行员在被俘虏后，对照注音向中国士兵朗读。

“小张，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正在好奇地翻阅这本别致的书，老曾突然又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这是一块很普通的电路板，上面有着电容器、电阻丝等电子组件。巴掌大小，有着不规则的形状，好像是从一块大的电路板上拆下来的，看起来跟电视机里的电路板没有什么区别。

“这什么东西？”我很纳闷。

“不知道吧。”老曾哈哈大笑，“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我从越南带回来的珍贵战利品，可能还是独一无二的。”老曾卖着关子，故意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跟你上次讲过的那架被打下来的美国侦察机的残骸！”

我大吃一惊。尽管当初老曾只有十六七岁，但亲眼目睹那架被打下来的飞机和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非常有意义，为此特意从飞机残骸中找了一块电路板留作纪念——送给我的这块就是从电路板上剪下来的一角。老曾一直将之连同部队颁发的各种奖章奖状珍藏在身边。好多年前，老曾还特意给它拍了照片，且写了一封信，一并寄给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信中说，如果专家们觉得这块残骸有价值，自己愿意无偿将它捐给博物馆收藏。但信寄出后，如同石沉大海，不知是对方没收到还是没有意愿收藏。

我非常感谢老曾送给我如此珍贵的礼物，手中掂量着这块看似平常的电路板，感觉到了它沉甸甸的分量。我低头仔细端详着它，硝烟已从它身上散去，但每一个细小的电容器和电路线里，都好像暗暗藏着历史的密码，仿佛只要一通上电，它就会破译出真实的历史故事。

“前不久，我还在网络上查到了当初那位俘虏美国飞行员的班长，他叫周福真，是沈阳人，我给他打了电话过去，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以及他当时的样子。他听了后，不知道有多兴奋。”老曾说。

老曾最大的愿望，是有生之年再到越南去看一看。那里长眠着他的许多战友。政府至今没公布“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士兵的具体死亡人数，但老曾知道，那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越南的某些地方，至今还有中国士兵的纪念陵园，老曾最想去那里祭奠客死他乡的年轻魂灵。但这样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

“我主要没有钱，我要是自己有笔钱，我就不来这里做事了，我就约上我的战友一块去越南了。”

老曾的脸上满是沮丧。在这片尘土飞扬的工地，他只是一个普通民工，看起来和别的民工没有什么不同。老曾的人缘很好，又喜欢开玩笑，有他在的地方，就会嘻嘻哈哈，笑声不断。然而，那些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只保留在我的镜头中，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故事。

“他们不关心这些，现在，大家只想着赚钱，谁还会在乎我们这些老古董。”老曾说。

镜头外，你压根儿看不出老曾有过一段关于战争的惨痛记忆。

没有硝烟的战场

只要有空，老曾就会去“巡视”他管辖范围内的几个工作区，它们分布于两座桥的两端。

其中一座是龙门溪大桥。它是整个溆怀高速公路的重点工程，桥高约60米，全长约275米，将横跨一条U型山谷，山谷里流淌着龙门溪。大桥的南侧施工工地，就是灵龟峰上老留云寺的所在。不过，现在老寺已经不存在了，除了天王庙还保留着，其他的部分早已成为一堆废墟，堆满了施工设备和材料。老曾的挖桩队民工们就在废墟上热火朝天地劳作。昔日菩萨们端坐的脚下，已经出现了一个个幽深的桩井。

上灵龟峰的途中，老曾经常会经过正在修建的新留云寺。时间长了，跟正在建庙的石师傅和帮工的本地村民都彼此混了个脸熟，再见时就会热情地打着招呼，偶尔还会拉两句家常：“你这座庙还有多久能盖起来？”“你那座桥的桩基还要几个月才能挖好？”如此相互询问一番对方的工作进展。筑路者和建庙人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山谷里相逢交汇。偶尔，筑路民工们来不及下山补充给养，也会来到修庙人这里讨碗水喝，甚至有一次，老曾还在修庙人这里蹭了一顿酒喝——因为正好赶上了观音殿的动土仪式，唐老师买了几斤猪头肉与活鱼来犒劳石师傅和帮工村民，遇见老曾，硬将他拉来喝酒吃菜。他们一边喝一边拉起家常，七七八八聊着中伙铺最近的八卦轶事，彼此感叹能在佛祖栖居之地相逢相识是种缘分。但双方并不全是这么融洽无隙，也会偶有龃龉。接下来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挖桩的民工们为了取暖，将新庙建筑工地上的木材顺手牵羊烧了烤火，甚至还烧了一张木桌，这点让石师傅和唐老师很无奈。

龙门溪大桥的北侧桩基工地，位于一片陡峭的山崖之上，与灵龟峰隔河相望。要到达那里，必须先走上一截盘山公路，再穿过一片橘林，沿着一条陡峭的羊肠小路翻过一道悬崖。有一天，老曾带着我过去，他步履矫健，阔步如飞，一点都看不出是和“共和国”同龄的六旬老人。到了那最为陡峭的悬崖边时，他身手敏捷地爬了上去，让我不由地联想起他在越南丛林里急行军的样子。我却在悬崖下倒抽了一口凉气。说实话，因为我的鞋有点打滑，再加之手里拎着摄像机，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翻过它，我更担心自己连人带机从这里摔下去。

“来，我给你拿着摄像机。”老曾好像看出了我的害怕，他蹲下身，弯腰伸手接过我的机器，“这下你上来没问题了吧。”

谢天谢地，我总算硬着头皮手脚并用地翻了上去。悬崖之上，逼仄的坪地上散布着好几口桩井，卷扬机像轱辘一样升升降降。民工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身上灰头土脸，看见老曾和我去了，纷纷向我们打着招呼。工地上的空压机在轰隆隆作响，大家都要扯着嗓子大声说话才听得见。

站在这里，你能俯瞰到中伙铺村，以及山脚下蜿蜒而过的龙门溪，对面的灵龟峰和正在修建中的新留云寺，也赫然入目。如果眼力好，还能看到静坐在简陋棚屋里的释迦牟尼佛祖，他一脸淡定，似乎在遥望着什么。用不了多久，一座气势如虹的大桥就会横跨这里，穿越灵龟峰，再拐个小弯，绕开新留云寺，从北向南逶迤而去。

来自湖北的民工小张正从井下升上来，身上脸上都挂满了黑色的尘土，像煤矿工人一般，只露出眸子里的两片白色。

“底下都是煤渣。”他看见我在拍他，抖了抖身上的黑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下面以前都是煤矿，挖空之后就废弃了。”小张以前在煤矿挖过七年煤，对地底下的这片“黑暗世界”相当熟悉。

“在这种采空区挖桩相当危险，就怕塌方。”老曾看着刚从井底吊出的一桶黑色渣土，忧心忡忡地说。

位于辰溪山区的这些富饶的煤矿，在经过数代人日夜不停的贪婪开采之后，留给后人的“遗产”只是这些空旷的、遍布地底下的采空区，以及掩藏其中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写过《辰溪的煤》的沈从文，一定预料不到这点。

老曾挨个地叮嘱民工一定要注意安全，如碰到状况不对，就要赶紧撤离井下。随后，他走进工地旁边一个简易的小窝棚，一个守夜的民工住在里面看守材料。在凌乱的桌上，我发现了一双传统手工做的鞋垫，色彩艳丽，上面绣着几个亮黄色的大字：

出入平安

“像这些出来做事的民工，吃点苦都不要紧，最怕的还是安全问题。”老曾说道，“这就跟我们那时候在越南打仗一样，安全是最重要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死了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活过来了。”

听着老曾的感慨，我再次发现了命运的吊诡。近50年前，他风华正茂，作为一名铁道工程兵，肩负着祖国的“光荣任务”，冒死为盟国修通道路；50年后，他垂垂老矣，又来到一个个新的工地，再次为一条条道路卖命。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从国家意志至上的战争年代到经济至上的和平年代，有些东西已经沧海桑田，但另一些事物却殊途同归。

这片有着释迦牟尼佛祖相伴的工地，平时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也是不见硝烟的战场。而见多识广、从援越战场退伍的老曾，在这块战场上，表现出处理棘手问题的超强能力。这个战场，就是讨薪的战场。

有一次，一支民工队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挖桩任务，准备拿钱回家，但项目部迟迟没有支付计量工资。民工们等不及了，天天找老曾要钱。老曾就带着农民工去了项目部。大家围在走廊里，老曾一个人进去和领导谈判，尽管他有理有据，但那位领导就是说没钱。事情眼看就要陷入僵局，聪明的老曾眼珠一转，找到了一个方法，很快就解决了这个僵局。

“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当他向我追述此事时，依旧很得意。他当着这位领导的面拿出手机，给上面的溆怀公司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向他反映这起欠薪事件。“哈哈，你知道吗？项目部一听到上级电话，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弯，一天之内就发了工资，并且发的都是现金。说什么上面没有发工程款是假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拿去做别的用了。”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上面毕恭毕敬，对下面刁难蛮横。”老曾继续评点此事，“所以我就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还纳闷我怎么有他们领导的电话。”说到这里，他得意地笑了笑，“这帮没脑子的。其实，我就是从他们的橱窗里看到领导的电话的。”

原来，在项目部的宣传窗里，有一份溆怀公司的文件，上面登有一个“总经理热线”，供各标段向业主反应廉政、管理、维稳等问题。老曾无意中看见了，就暗暗记住。就这样，项目部拖欠工资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解决了。

在工地上，农民工讨薪是一出经常上演且永远不会落幕的现实主义戏剧，甚至经常呈现出黑色喜剧的色彩。尽管政府多次三令五申地传达各种文件，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欠薪已经成为常态。以至于政府的维稳工作，也将“按时发放农民工薪水”纳入其中。我在项目部的办公室里，曾看到一份张贴文件，名为《关于加强我省第10次党代会期间维稳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写道：

三：确保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

一是全线各监理处、承包人要向业主递交责任状，同时各承包人要与劳动队伍签订责任状，承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二是凡因农民工工资拖欠造成上访的，相关单位在年终考核中直接评为D级，同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三是要进一步加强督查，绝对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一旦发现有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属实，将动用各单位上缴的民工保证金，并对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按合同条款进行严厉处罚；四是各单位要加强资金监管，防止资金外流，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工程建设和民工工资支付。

我细细地阅读这份文件，思考里面的逻辑。你不得不说，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民工保证金”就是其一，即业主方每月从下发给各施工单位的工程计量款中，扣下部分资金作为农民工工资发放保障金，经核实施工单位确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后再全部拨付，否则，直接动用这笔押金支付拖欠民工的工资。一般来说，这笔保证金是工程计量款的3%。不光业主和施工单位，各施工单位（项目部）和下面的民工队包工头之间，也采取这种措施。这是工程业内的惯例，看起来也严厉而行之有效。但是你很快也会发现，这些措施更多是纸面的流转。出于各种原因，工地上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是比较普遍。隔三差五，讨薪这出戏，就会上演一下，似乎是某种恶性循环。而我在工地上的三年多，至少见识过七八起比较严重的讨薪大戏。剧情几乎一致，只是换了不同的演员。

有的民工切断了搅拌场的水源；有的民工在搅拌场门口打地铺睡下，任你拖拉，就是不肯起身，声称不拿到钱不会离开；有的民工用自己的摩托车车锁锁住项目部大门，逼迫孟总出来谈判；还有的民工队开着大卡车堵住项目部的进出口，三四十号人突然“占领”项目部——有人戏称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中伙铺版——民工们在上班时间涌进办公室，挤满所有的空沙发和椅子，将电视机打开，旁若无人地看着；他们还涌入台球室和篮球场，自顾自地玩起台球和篮球；最有趣的，一到开饭时间，他们就冲入食堂端碗吃饭，很快就将所有饭菜一扫而光，弄得项目部的职工无饭可吃，只能去外面饭店解决。

除此之外，民工队的反制手段还有集体罢工，甚至到劳动部门和高速公路主管部门集体上访。在“维稳”的政治主题下，罢工和集体上访似乎是个好办法。然而就我观察而言，这并非农民工的逆向操作，而是无奈之举。2012年元月份，被欠薪的第5合同段民工到业主溆怀公司驻地上访，他们堵住了公司大门和省道，造成短暂的交通堵塞。这起“恶性群体事件”让业主极为恼火。这是维稳工作的大忌。为了杀鸡儆猴，溆怀公司最后祭出罚款，第5合同段项目部被罚10万元，这是我所见的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而遭受到的最严重处罚。

这是农民工胜利的例子，然而失败的悲剧令人唏嘘。好友斌和跟我讲述过他所亲历的一起讨薪实例。2001年，他在湖南祁东县修建衡枣高速公路，亲眼目睹，一位在工地上做小工的当地农民讨要欠他的800元薪资，被项目经理冷落，他当场服下老鼠药，命丧黄泉。“仅仅为了800元，就去了一条命。”只要一想起这个匪夷所思的悲剧，斌和就唏嘘不已。更让斌和感慨的，是项目部“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赔偿死者家属3万元，然而却从保险公司索赔了5万元，“竟然还赚了2万元”。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溆怀高速公路建设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愈演愈烈，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因为交通行业出现了多起腐败和安全事故，所以，中央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建设规划进行重新审计和调控。审计之下，弊案接连爆发。在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和前交通厅副厅长相继落马。这两起“核爆”让溆怀高速的资金变得吃紧，项目部在半年内都拿不到计量款，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连续停发半年，就更别说农民工的工资了。

在2012年6月份，终于爆发一场大罢工。杨柳湾大桥桥梁预制场的民工最终挺不下去了，T梁[1]浇筑队的包工头赵老板先是和项目部大吵一架，然后宣布罢工。罢工风潮快速传播，其他几个民工队也开始集体“放假”，大部分人纷纷回了老家。

昔日一片繁忙喧嚣的工地，安静地近乎失真。地面上胡乱堆放着剩余的材料，模板和钢筋一片锈迹斑斑。窝棚里大多空空如也，但还有几个民工在继续等待，他们搓麻将，打发着无聊的日子。在空荡的工地上，我碰见了无所事事的李师傅。他60岁左右，来自湖南永州，来这里打工已半年，本应该领取到1万多块工资，到目前只领到600块钱。

“连生活费都不够。在这里，一天要15块钱的伙食费，还要抽烟，买点其他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回去。“我连回去都不敢。现在兜里空空，给孙子买点糖果的钱都没有，我怎么能有脸回去啊。”他愁眉苦脸地说，“只好再等等看吧，但愿他们能早点将钱发下来。现在去别的地方也没事做。”李师傅显然不知道这次欠薪的大背景。

“嗨，你知道上面能什么时候发钱吗？”他盯着我的摄像机，眼睛里流露出期待的目光，“你们搞这一行的应该消息灵通些。”我心存内疚地摇了摇头。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连续停发半年工资之后，即便是项目部的人也都怨声载道。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凑到一起，抱怨一下这种无奈的局面。

“这么久没发工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以前顶多就是一两个月停发嘛。”一位施工员从兜里掏出一张5元纸币，吐了吐舌头，“你看我兜里就这5块钱了，真是穷死了。”

“妈的，没钱就不要修路，又要我们在这卖力，又不给发钱，这是什么道理？”另一位施工员言语激烈。

“国家的政策真的就是一阵风，前一天还说要大力发展，后一天就说要调控了，害得我们底下做事的像无头苍蝇。”项目部的谭总工认为，这种局面和国家政策有关。

“我过几天要回家，都买不起火车票了。我打算逃票，万一被抓到了，我就说我是修高速公路的，现在国家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没钱买票了。”刘司机自嘲地说。

因为工资的停发，大家手头都很窘迫。这场日渐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大家的娱乐活动。除了我隔壁房间那桌领导级别的麻将还时不时响起之外，其他的牌局都停了下来——这是禁赌令颁发以来最见效果的时段。这场经济危机还无意中承载了“扫黄”的功效。现在，桥头堡的生意差了不少，我有好几次路过那儿，都发现门可罗雀，几个女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堂屋里的沙发上，见了我，也不再微笑和招手。去怀化“热带雨林”的人，几乎已经绝迹。

而各个标段的人一见面，也都纷纷抱怨。我曾经去参加过一次工程监理大会，当溆怀公司的领导在台上讲到要“保证质量，严抓安全”的时候，台下突然响起了不合时宜的低声抱怨：

“你们钱都不发给我们，我们怎么能保证质量和安全？”

这句言简意赅的反问句，好像一句配在会议现场上的“评论音轨”，及时而精彩，引起旁边人一阵会意的笑声。

如果说“经济危机”引起的内部抱怨还不算什么事，那么，最恼火的当属来自外部的压力。材料供货商的讨债，更让人不胜其烦。王科长对此最深有感受，他主管14标的材料采购，目前已经欠了材料供货商一屁股的债。在项目部里，经常看到有人找他，大声嚷嚷，情绪激动，追要货款，而他只能很抱歉地摊开双手：

“对不起，你现在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钱。国家不给我们发钱，我自己的工资都半年没发了。”

这次调控导致的欠薪不仅仅局限在溆怀公路。2011年年底，我突然接到民工老张打来的电话。他人在湖北恩施一条高速公路上挖桩，时值年底，桩已经挖完，他们要回家过年了，但却迟迟领不到工资。

老张是湖南龙山县人，曾经和妻子在老曾手下干活。之后，他们和几个工友辗转到广西，后来又来到湖北恩施。这次欠薪，他们和当地的包工头发生了纠纷，包工头是本地人，态度蛮横，威胁着要打他们这几个外地佬。他们到项目部投诉，但也无济于事。束手无策之际，突然想到求助于我。在他们眼里，成天挎着一台摄像机的人应该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我再一次感到羞愧，我没什么办法，那台摄像机也无能为力。我只能在电话里建议他们尽快去当地的劳动局申诉，一定不要和包工头发生正面冲突，自己的安全要紧。我还提醒他们，切记保全纠纷的证据，关键时刻可以用手机录音录像……我除了说出这些虚头巴脑的建议外，无力帮助他们什么。

第二天，老张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人在劳动局。”他说，劳动局已经受理了他们的申诉。他希望，我跟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说上几句。

我知道老张的用意。他们觉得，像我这样北京来的人如果说几句话，就能给对方一点压力，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也是当初他索要我电话的原因。然而，工作人员拒绝了老张的请求。电话里，我听得出老张有点失落，我安慰他不要太着急，只要懂得利用法律和政策，结果应该不会太差。如果没有解决，你们就继续去更上一级的劳动局申诉。

没过几天，我接到了老张的短信：

小张你好，我们的工资已经拿到了，谢谢你帮助我们。

我松了一口气，回信叮嘱他们尽快买票回家，路上要结伴而行，注意安全。因为我担心包工头的报复——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哪怕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向上级部门申诉，另一方往往也会因被“告状”而激怒。

好在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糟糕事情。又隔了一天，我再次收到老张的短信：

小张，我们到家了，谢谢你关心我们的安全，你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我彻底地放心了。我的虚头巴脑的举手之劳——不，连举手都没有，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就能帮助他们平安回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尽管，于他们赠送的“好人”称号，我实在是受之有愧。

“弯道超车”新时代

2010年10月份，我跟着老曾去怀化市内修理空压机。老曾租了一台货车，沿着S223省道朝怀化市飞奔而去。这条省道，已经比我刚来中伙铺时要破烂很多，到处凹凸不平，尘土飞扬。附近的高速公路纷纷开工，许多重型工程车来来去去，再好的路也会被压坏。货车驶入怀化市区，路旁停泊着大量的挖土机和压路机，乌压压的一大片，多的有几十上百台，场面颇为惊人。大型广告牌矗立在路旁，醒目地写着“挖机出售”、“挖机出租”，让人疑心这个城市一夜之间就被这些长手长脚的钢铁怪物所占领。到处都在施工，到处都是穿肠破肚的道路和地面，无论站在哪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空中林立的塔吊——这无处不在的玩意儿似乎成了当今中国城市的一个LOGO。看起来，整个城市像一个乱糟糟的大工地，散发出工业时代的野蛮气息。

而这种工业气氛，在我们抵达目的地——怀化市的“西南机电大市场”后更加浓重。这里号称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机电市场，密密麻麻分布着多家销售或维修机电的店铺。

老曾径直来到一家维修店铺。店面不大，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程机械。老曾和店铺老板打着招呼，看起来犹如多年老友。老板姓彭，他塞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经营范围：各式空压机、凿岩机、潜钻孔、喷浆机、注浆机、鼓风机、柴油机、发电机、钻头、钻杆及各种空压机凿岩机配件。承接各式空压机维修及出租业务。

我无法具体分辨清楚这些东西，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只是深化了工业时代的坚硬和冰冷感。中国正处于从农业时代转型为工业时代的某个阶段，粗糙、庞大、野蛮，这个时代的标签是钢筋和水泥。几年后有一个数据统计出来让世人震惊：中国在2011年至2013年间用掉的水泥是66亿吨，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用掉的45亿吨还多不少。

彭老板很擅长聊天。他也很满意这个发展至上的时代。我问他，生意怎么样？当他诉说，光怀化市境内就有七条道路在同时修建，其中六条高速公路、一条高铁，你就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了。

“溆怀高速、新溆高速、吉怀高速、怀通高速、凤大高速湘黔段、怀化绕城高速，再加上沪昆高铁——”彭老板掰着指头，一条一条说出那些正在修建中的道路的名字，“光这条高铁在怀化境内就有200多公里。同时这么多工程在做，你可以想想这块蛋糕有多大。”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些密密麻麻停在城市路边的挖机和压路机，心中的迷惑这才有了答案。

据官方资料，在2005到2010年期间，湖南省的高速公路新开工项目有50多个，总里程4000多公里，而这个数字，超过2005年以前所修建公路里程的总和。《湖南日报》上说，到2015年底，湖南将建成高速公路7000多公里，形成“七纵九横”的高速公路网，保证省内的任何一个驾驶人都可以在30分钟之内驰入高速公路。这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挖机和压路机泊在路边待租或待售的原因。

而湖南的高速公路建设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发展，老曾认为，这和湖南省新任的省领导分不开，“一来湖南，就大力发展交通建设，各种项目一报上去国家就给批准了，现在湖南有23条高速公路同时开工，居全国第一。”

拥有这些如此丰富的资讯知识，是老曾平时喜欢看报和看电视的结果。“省领导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念，是什么呢？是‘弯道超车’。一般交通规矩，弯道是不超车的，但他说，要想领先对手，必须在大家都拐弯减速之际，加踩油门抢道胜出。越有危机，越是机遇。湖南确实就是这么做的，这几年发展相当快，不断抢得先机。”我突然想起，在溆怀高速公路的开工仪式上，主席台上那块巨大的宣传背板上，确实写着“加快富民强省，实现弯道超车”几个字。此时，湖南省高速公路的高层腐败案还没有爆发，高速公路建设正处在“大跃进”的黄金时期。

“加之国家投入4万个亿来促发展，以后上马的基础建设肯定还会越来越多，有修不完的路，就有赚不完的钱。”老曾笑着对彭老板说。

“不过，像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只是赚点小钱养家糊口。发大财的人是你们这些搞工程的人，你们吃肉，我跟着喝汤呗。”彭老板笑着说。

修不完的路？我想起项目部实验室主任周凯的观点。在一次聊天中，他说再过几年，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就会迎来高速公路的“大修年”，到时，这些路桥企业又将会迎来事业上的另一个春天。周主任解释给我说，一种叫作“碱——骨料反应”的化学现象会导致混凝土开裂和强度下降，严重时会使工程崩溃，这是缩短高速公路寿命的元凶。因此，发达国家一般会严格控制混凝土中的含碱量，高速公路的设计寿命一般是100年。但中国目前并没有严格的检测标准，材质的使用较随意。所以，一般20年就得大修一次。

湖南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潭高速是1996年完工通车的，这意味着它很快就到了大修之年。“你知道吗？翻修比新建一条公路更赚钱。”听他讲述，我想起自己在行走中经常碰到的修路情景。想象着随着“大修年”的到来，整个中国的交通大动脉集体封闭、接受手术的“胜景”，不禁不寒而栗。

空压机修好后，我和老曾返回工地，又一路经过那些钢铁怪物。在省道上，我们的货车不断地驶过弯道，不断地有重型工程车冷不丁地从对面呼啸着窜出来，将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2011年年底，给孟总开车的刘司机走了，项目部又新招来一位谭司机。谭司机之前在新疆喀什的一个高速公路工地打工，修建从喀什到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高速公路，出了口岸，就是中亚的吉尔吉斯。长沙一家民营工程公司在那中了一段标，因此他被聘去新疆，但因为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低温恶劣天气，几个月后又跑回了湖南。

“其实在新疆修路还是蛮赚钱的，但气候太冷了，离家又太远，就只好跑了回来。”谭司机有点遗憾地说。

“湖南的公司还能在那儿中到标？”

“那是，别看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关系很硬。本来凭它的资质，不能中到这个标的，它最终以中铁某局的名义拿下了这个标。”谭司机说，“这个没什么难的，何况现在的书记之前是我们书记，你知道，湖南的高速公路发展得这么快就因为他，所以他去那儿后又开始发展那里的高速公路，带去了很大一拨跟着他的湖南人。我们那个工地上就全是湖南人。”

2011年，喀伊高速公路正式动工，这条道路全长214公里，总投资41.68亿元。媒体这样报道它的建成意义：

它是新疆帕米尔高原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中国由新疆通往中亚、北亚和西亚的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它的建成不仅将给整个南疆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带来机遇，而且对于加强内地与中亚、北亚、西亚及欧洲国家的合作和经济联系，促进区域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和湖南省一样，占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马上也织出一张全新的高速公路网，名为“三横两纵两环八通道”，它将翻越高原、沙漠、戈壁和峻岭，延伸到中亚、西亚和北亚。到2015年，新疆的高速公路里程预计将达到5000公里。

在项目部里，谭司机还不算步伐迈得最远的筑路者。总工程师谭总曾去过非洲搞工程，那是2003年，去的是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但当我们聊及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竟然不是工程本身，而是那里的“桥头堡”！

“达市妓女分为三个档次，最高档的是欧洲女郎，消费一次约相当于人民币900元，其次是我们中国女郎，一次约600元，最低档的是当地的黑人女郎，一次约400元。”谭总细致地向我介绍。也许是为了便于我更好地理解“非洲桥头堡”的真实消费水平，他还告诉我，他当时的月工资是人民币1万多块，“从当地雇请的黑人施工员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块，当地民工工资就更低，只有三四百块”。

“你怎么去了那里？也是修高速公路吗？”我好奇地问他。我的关注点此时不在“桥头堡”而在其他。

“你知道的，中国跟非洲关系很好。当时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在那边承包了一条公路，就派我们过去修。”谭总说，“那条路不是高速公路，只相当于我们国家的4级公路。但是，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很了不起了，当时他们的总统都亲自来参加开工典礼。”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大，中国人在海外搞基础工程，成为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大部分工程企业都在海外淘了不少金。但也有例外的。2010年底，一则爆炸性新闻传出来，铁建总公司在沙特承包的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的轻轨项目（俗称“朝觐专线”），预计将发生人民币41.53亿元的巨额亏损。该项目为设计、施工、采购、运营、维护一体化运作的总承包项目，合同造价17.73亿美元，建设工期22个月，计划2010年11月开通。铁建总公司是业内大名鼎鼎、实力超雄的大型国企，旗下拥有几十家子公司。单在溆怀高速一个项目上，由其子公司承包的标段就在整个20个标段中占有7席。在中国，几乎任何工地上，都能看到这家巨无霸公司的醒目LOGO：由公司名称的英文简写组成的一辆红色火车风驰电掣地穿过一个蓝色地球，寓意深远，霸气十足。它突然爆出了这么大的一则丑闻，不能不让人震惊。项目部里的人对此也议论纷纷。

“怎么会亏这么多啊？这太不正常了。”一位施工员说。

“我看网上报道，中铁建参与此次项目建设的一位高层讲了几点原因，说主要是对方突然变更工期，增加了成本；另外说，在工程设备采购方面也比较混乱；此外还说拆迁难度大等原因，导致工程进展也非常缓慢。”一位测量员回答。

“真正的原因，我看无非就是当初急功近利，盲目竞标，后来又管理不善，加之水土不服。说不定，还有一些腐败的黑幕。”有着“涉外”工程经验的谭总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之，风险防范意识太差了，以为国外的钱就那么好赚？”

“那亏了怎么办？”我问。

“还能怎么办，国家买单呗，反正是国企，有国家负责擦屁股。”谭总工直截了当地说。

“这真是搞得没名堂，国家的钱难道就不是钱吗？”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地发了一阵牢骚，就散去了。

“公安”老朱和母狗小白

2011年3月，项目部的预制场开始浇筑杨柳湾大桥的第一片T梁。T梁是大桥桥面的主体结构，每一片长30米，重约80吨。一座杨柳湾大桥，要用上300多片。对于一座大桥来说，浇筑T梁意义重大，它标志着这座桥的建设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按照工程业的规矩，浇筑前要举行带有民间宗教色彩的开工仪式。这一天，项目部的领导纷纷前来，一位当地的法师当场宰杀了一只公鸡，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绕着预制场走了一圈，将鸡血洒了一地。这样的仪式有驱魔辟邪、祈祷平安之意。尽管看起来和高速公路所代表的现代化建设充满了违和感，但对希望平安的人们来说，举行这一仪式，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作用。

“快放鞭炮！鸣炮嘛鸣炮！”我正在饶有兴致地拍摄着这个奇特的场面时，突然传来浓重方言口音的吆喝声。回头一看，吆喝声来自一位陌生老者，我立刻就被他独特的形象所吸引：身材干瘪，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佝偻着背，戴着一顶人造革制的老式黑色有檐帽子。最与众不同的，他竟然穿着件军绿色的公安制服，缀着金光闪闪的黄铜钮扣，手臂上还戴有醒目的徽章，写着大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字样。这是一种早已淘汰的旧公安制服，从做工看来，应该属于廉价的山寨品。

等仪式结束，我走过去跟这位“公安”老者搭讪。原来他也是生于1949年的“共和国同龄人”，叫老朱，是杨柳湾大桥预制场新来的材料看管员。老朱来自湖南双峰县，他身高大约150厘米，当你知道他的大名叫朱太高时，难免会莞尔一笑，觉得反差实在较大。

“我在罗老板手下做事，看管材料。预制场不是开工了吗？这些露天的材料就要看着，防止被偷走。”老朱所说的罗老板是预制场一位年轻的包工头，30岁出头，平时脖子上套着一根大拇指粗的金项链，指头上还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当他远远地走过来时，你就会感受到一片金光闪闪。

在成为材料看管员之前，老朱是个打了几十年铁的铁匠，在老家有间铁匠铺，专门在农闲时节给人打镰刀、锄头、犁耙等农具，生意还不错。后来机器化普遍了，大家能很方便买到更廉价的农具，种田的人也少了，生意就慢慢差了。前不久，有人介绍他来罗老板的工地上看材料，他就彻底放下了铁匠铺。

“要不是现在搞仪式，我一定还在睡觉。”老朱说。材料看管员必须守夜，白天睡觉，晚上巡逻，这样才能防止露天工地上的材料被偷。老朱住在一间简易工棚里，同屋是其他几个浇筑混凝土的年轻民工。逼仄的空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五六张木板和砖头垒起的“床”，到处凌乱地堆满杂物。同屋们都出去干活了，桌上的电视机也没关，正在放着一档烂俗的电视剧。

“我现在电视也看不清楚了，眼睛坏了，因为成天盯着烧红的铁看，看多了，眼睛就经常无缘无故地流泪。”老朱指着自己发红的眼睛说，“这只胳膊也落下了毛病，抬不起来。”老朱吃力地抬了一下有着肩章的那条手臂，动作迟缓，勉强举到胸前。

“我现在一个月工资1500块，不包吃。”老朱很满足地说，“反正现在打不了铁了，在家待着也无聊。看材料毕竟比打铁轻松多了，不习惯的就是要黑白颠倒，不过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老朱还跟我聊起他当过工人的历史。70年代，他在邵阳矿山机械厂做过两年锻工，本来有望1976年转正，转正指标都批下来了，就等着调档了。但没想到毛主席在那一年突然去世，湖南的行政区域随之调整，老家双峰县从邵阳地区划分出去，划给了新成立的娄底地区，于是邵阳的工厂就不再面向外地区招工。转正的事就此黄了。

“要是毛主席晚一年去世就好了，那样就不会分地区，我就转正了，就成了正式的工人了。要是那样的话，这个时候我早就退休享福了。可是没有那个福气啊，他娘的！”老朱遗憾地说。

“那时候我们厂说是叫矿山机械厂，实际上是军工厂，专给大炮、坦克做零件，用45号钢锻炼……”老朱回忆起在工厂的短暂时光，“1976年冬季，我在机械厂时，有一天半夜突然广播叫了，高喊‘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说他们篡党夺权什么的，我们都被吓得要死，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打倒‘四人帮’了，原来是从中央搞起来的，邵阳也搞得很凶，到处都喊口号。那个时候，真是翻天覆地啊……”

“我60年代就来过中伙铺。”老朱说。大概1968、1969年，他来此参加湘黔铁路的修建，他的工作还是老本行——打铁，负责给一个高坡填筑队打造各种修路工具：锄头、镐头、锤子、钢钎等等。后来又到过辰溪，修燕子洞水库。

“现在燕子洞水库都成了景区了。”老朱半躺半倚在床头，感怀地说，“那会儿年轻，很能干，现在人老了，身上没劲，不行了。”

我几乎每次见他，他都穿着那件老式的公安制服，似乎从来就没有换洗过。这件衣服显然成了他独一无二的标志，他的第二皮肤。在工地上，穿迷彩服和军服干活的民工很常见——这些制服大多是山寨产品，人们很容易从廉价的劳保用品店或服装摊买到。但穿公安制服的民工只有老朱一个，尤其还是这种带肩章的制服。或许，这套公安制服符合他的职业，对一般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是会产生威慑，即便是过时的款式。但是，这套公安制服显然对小偷并没有威慑力。

“伙计，我倒霉了！昨天这里进了小偷了！”一天，我在预制场又碰到老朱，他站在屋檐下，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一副很疲倦的样子。他看见我，神秘地朝我招了招手，等待我走近，他才压低声音跟我说，“偷了一台电机和电焊机，两捆电缆，还有一堆钢筋，损失1万来块啦。”

“啊，什么时候进的小偷？你晚上值班没有看见吗？”我感到很惊奇。

“哎，别说了。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我那时候困得很，天又冷，下着雨。我有点熬不住了，想应该没什么事，就去房间睡了一会儿。等我刚睡了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似乎有车发动的声音，赶紧起来，走到外面用手电筒一照，一辆车从那里一溜烟就开走了。”老朱恨恨地说，“娘卖逼的，贼骨头胆子大得很啊，一定就是这儿附近的村民。”

“不过也怪我，大意了，不应该去偷懒的。”老朱很懊悔的样子，他放低了讲话的音量，“你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没敢跟罗老板讲我睡了一会儿。要是他知道了，会骂死我的。他还没有回来，不知道要不要我赔偿损失。”

“要是要我赔就惨了，我这一年就会给他白干了。我一年的工资抛掉生活开支加起也就1万来块啊。”老朱忧虑地说。他已经报了案，但我知道这样的报案多半没什么用，工地上的好几起被盗都查不出什么结果。除了小何的窝棚被盗，项目部驻地也遭遇过几次小偷：毛总的衣物曾被偷走，里面有几千块钱。项目经理佘总的房间也曾进过小偷，他的钱包、单反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全都被盗。还有一次，王家坡大桥施工工地被盗走电机、电焊机、电缆、氧气瓶若干，经济损失1万多元。安保部杨部长报案，反而被派出所警察训斥一顿：“谁叫你们自己不防范点，被偷了活该！”搞得杨部长好一阵感慨。

亡羊补牢，老朱的防范之道是想养条狗。“伙计，能麻烦你个事情么？”老朱的眼里露出热切的目光，“你们项目部有小狗么？能不能送个小狗给我？”老朱带着浓浓的乡音，将小狗说成了小ge。我一下子没明白老朱的意思，纳闷地说：“什么？小ge？”

“要是有只狗帮着我看看这里就好了，夜里来了生人，它就会叫啊。这样东西就不会轻易被偷了。”老朱说。

项目部里，刚好黑皮生了一窝小狗，为了节省粮食，办公室的老李主任正想送出去几只。我去询问的时候，只剩下一只小白狗没有人领养，是只母狗，一身白色皮毛，长得很结实而又机灵。

两天后，老朱带着狗链子来了项目部。小白狗警惕地瞪着眼睛看着他。他想过去摸它，它一扭头就躲开了，又远远地站定看着老朱，嘴里发出低低的咆哮。“这狗东西，看起来很机灵的嘛。”老朱对它的第一印象不错，他很开心地笑了笑，扭头对着我说，“没问题，就是它了，看贼骨子就应该要这种狗。”

“小白，小白，你这个狗东西，要乖一点哦。你从此就和老汉我一起过了。”老朱突然亲昵地叫唤小狗为“小白”，听起来好像大人在哄自己的孩子。在老李的帮助下，老朱用链子套走了它。从项目部到预制场大概两公里路程，我们一路步行。小白开始很紧张，一直挣扎着反抗链子的束缚，直到老朱不断地呼叫着它，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好奇地东闻西嗅。

一路上老朱都乐呵呵的，满脸的皱纹里都荡漾着笑意。好心情还来自罗总的态度，他并没要老朱赔钱，只是叮嘱他以后一定要高度警惕，不能再被盗。“我们罗总人还不错。”老朱感激地说，“以后啊，我一定给他好好看护材料，有了小白了，就不怕小偷了。”

到了预制场，老朱将小白拴在屋檐下一个废弃的大轮胎上，旁边是他已经为小白准备好的“新家”——一个小巧然而精致的狗窝，“没办法，我必须先将你拴些天，等你认我这个家了，我才能松开你。”老朱弯下腰，笑眯眯地指着小白的鼻子说，“要不你肯定会跑回项目部的，我知道你一路上嗅个不停，那是你在暗暗地记住回去的路。”今天似乎是老朱最开心的一天，被盗事件带来的阴霾，好像彻底地从他心底消失了。

老朱对小白很溺爱，经常从菜市场买回来猪骨头给它吃。也许因为伙食不错，一些天没见，小白似乎就长大了不少，白色毛发显得格外光鲜。一见我去，它就会兴奋地摇尾巴，热情地朝我扑过来，拖着铁链子窸窸窣窣地响。“这狗东西警惕性不错，晚上一听到动静，就会叫，害我好几次都以为小偷来了。”老朱说。

没过多久，老朱给小白解除了链子。它欢乐地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像一匹自由自在的小马驹。“小白，过来！”老朱一喊，它就马上从对面的T梁边窜过来，停在他脚下，仰着头快活地看着主人。“哈哈，我敢打赌它不会跑回你们项目部去了。”老朱得意地说。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预制场拍摄工人施工场景时，拍着拍着感觉脚后跟有什么东西在哈着气，回头一看，原来是小白。我吃惊地发现它变了样，身上邋里邋遢的，头顶和脸上还涂着几抹红色的油彩，将毛发都粘在一块，变成了硬邦邦的几咎。其中有一咎还靠近眼睛，几乎要遮住它的视线。

“就是那些坏东西弄的，他们往小白身上刷油漆，我讲他们还讲不得！”老朱撅起嘴巴，朝着T梁浇筑场努了努嘴，压低了声音说，“这些人没人性，连只狗都不放过。”老朱脸上露出气愤的神色。“坏东西”是老朱的同屋。他们给T梁刷标志时，顺手用油漆刷往小白身上刷了几下，纯粹是图好玩。

“我用水给小白洗都洗不掉，油漆一干就变硬了。可能还溅了点在它眼睛里，你看它的眼睛都发炎了，跟我的眼睛一样了。”老朱看着小白心疼地说。它的眼睛确实和老朱的一样，红红的，眼泪汪汪，可能觉得很不舒适，眨个不停。

我随即找到负责管理预制场的施工管理员小毛，我拜托他叮嘱工人们别再虐待小白。小毛答应了。从此之后，好像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小白的眼睛也在一天一天好转。

很快夏天就到了，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已浇筑好的T梁堆满了预制场。用不了多久，杨柳湾大桥就会进行第一根T梁的吊装施工，按照工地上的风俗，到时会举行更加盛大的“上梁”仪式。办公室老李已经四下打听哪里有适合作祭牲的公牛出售。

我很久没见到老朱了，他的宿舍空空荡荡，隔壁宿舍的人说，老朱几天前就去辰溪县城住院了。我以为他生病了，但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他被人打断了两根肋骨，已经在辰溪医院住了快一个星期。

“伙计，我求你帮个忙好么？你能来辰溪一趟吗，来了我再跟你当面细说。”他说得可怜巴巴，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坐了一个小时的班车赶到辰溪县人民医院。老朱正坐在病床上打着点滴，这个时候的老朱，总算脱下他那件标志性的公安制服，穿上了医院的病号服。他拉我坐在床头，充满感激地连声对我说：“好朋友，你真是个好朋友，太感谢你了，你还真来看我了。”

老朱的伤是同宿舍的两兄弟打的，而矛盾的引爆点则是他白天回宿舍睡觉时，这几个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他们将电视机打开，吵醒了他。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到最后变成一顿拳打脚踢。老朱掀开他的衣服，只见腰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还套上了一个医用的矫正腰带。“照了片子，断了两根肋骨。刚来的时候动都不能动，现在好一些了。”

“都看我一个老头子好欺负，他们有一帮人，都是一个地方来的，人多势众，上次用油漆刷小白的也是他们。而我就一个人，家人不在身边，他们就很嚣张，连道个歉都没有。”老朱可怜巴巴地对着我说，“老朋友，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给我出点主意吧，我在这里只有你一个朋友啦。”我注意到，老朱将我的称呼从“好朋友”改成“老朋友”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你告诉了你的家里人吗？”

“告诉了。”老朱说。

“这时候你家里最好来个人，一方面是照顾你，另一方面是协助你处理赔偿的事情。”我提出建议。

“哎。儿子在浙江打工，离家里远，不方便。”老朱叹了口气。

无奈之中，我只能叫他先将所有的诊断单、治疗单据和CT照片保全作为证据，并让他催罗老板前来处理。“罗是你的老板，他有义务保障你的权益。反正这事对方肯定要赔偿，也应该赔礼道歉。如果私了你能满意就私了，如果没达成一致，你就带着这些诊断单去做伤残鉴定，然后再去项目部找孟总申诉。如果再解决不好，就起诉对方。反正对方还在工地上干活，跑不了。”我只能给老朱这些建议，然而我并不知道是否有效。但老朱听我这么一说，惶恐的心稍微安稳了一些。

两天后，我接到了老朱的电话。他已经和罗老板谈好了，罗老板答应将原来没有结清的工资发给他，再给他补助3个月工资，让他回家。听起来，他好像比较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我赶紧提醒他，这只是用工方对你的补偿，和打断你肋骨的赔偿是两码事，不可混在一起处理。而且一旦和工地解除劳务关系，再来处理纠纷就没有法律依据了。

但不知怎的，老朱好像已经拿定主意，他决定先回家，半个月后再来找两兄弟算账。他的火车票都已经买好，第二天办完出院手续就走。但他委托我照看一下小白：“那些坏家伙，我在的时候他们都对小白不好，我走了后他们肯定不会喂食给它吃的，到时小白就会饿死了。这样吧，老朋友，要是没人喂它饭，不如你再将它带回项目部吧。”

老朱的宿舍里，他的铺位上已经空空如也。几个年轻的民工在若无其事地看电视——我猜打人的兄弟俩或许也在其中。我试着和他们聊老朱被打的事情，他们却说没有谁打老朱，他的伤是自己喝醉了酒摔的。还有人说他的脑子有问题，是个酒鬼、神经病。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说老朱，听了有点气愤，但我尽量忍着气告诉他们，凭我的判断，老朱虽然没啥文化，可能有时还有点啰嗦，但脑子绝对正常。另外，他不可能无中生有向我瞎编一个被打的故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和他们交流，就离开了预制场。

再过了些天，我想起问一下老朱在家里的情况，觉得如果可以，最好直接跟他的家人说一下老朱在这里遭遇到的麻烦，顺带奉上关于后续处理的建议。但我拨打电话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

杨柳湾大桥预制场终于迎来了它盛大的上梁仪式。项目部和监理处的领导都纷纷来到工地，架桥机上挂起了杨保国部长制作的崭新大红横幅：“积极开展平安工地创建活动，确保溆怀高速安全生产。”此刻他正站在人群中，仰头看着自己的作品，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还拿着一台卡片式照相机，忙不迭地变换着角度，给自己的新作品拍照——这些照片将会被精心保存在一本厚厚的工地安全档案中，供上级领导检查时翻阅。

为了这座大桥的架设顺利进行，他最近还去了一趟怀化市，“办理”架桥工程队的特许操作资格证。架设桥梁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较高，必须有经“质量技术监督局”考试审核后才颁发的相关资格证。但项目部聘请的工程队，尚未获得这种证件。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机灵的杨部长，当他从怀化市回来时，这些资格证已经在握。只是，这是一些足以乱真的假证，杨部长轻易地从“假证街”上买到了它们。

今日的上梁开工，自然少不了杨部长的功劳。但今天他并非主角。在仪式的前半段，一头戴着大红花的壮实公牛成了大伙的焦点。它被牵到杨柳湾大桥工地，几个女职工还来不及和它合完影，它就被推倒在一块空地上，雇来的“庖丁”很快地“解牛”宰杀，鲜血接满了一铁桶。场面血腥而野蛮，但大家纷纷兴奋地围观着。

很快，这只公牛的头就仰面摆在大桥桥头的祭台上。礼炮齐鸣声中，仪式进行到后半段，一个新的“焦点”出场了，一位年老的黑衣巫师带着徒弟煞有介事地做起法事，烧纸，打卦，宰杀了一只公鸡，将一小包洒了鸡血的米埋在桥墩下，将鸡血抹在架桥机上，然后再将那桶牛血，一路洒在整座大桥的桥墩下。比起浇筑第一片T梁时的祭拜，今天的仪式更为繁琐而隆重。一条标志着地方现代化程度的高速公路，在建设过程中，竟然不断上演着原始的祭祀仪式，这没法不让我目瞪口呆。

“我今天打出了一个阴卦和一个阳卦，这意味着你们工地今后的施工会平平安安。”做完法事，巫师向雇主——项目经理佘总——汇报说。

“谢谢你。”佘总客气地说，“但愿天上地下的神灵都保佑我们。”办公室主任老李马上向巫师们奉上准备好的薪酬——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今天，老李的挎包里装了不少红包。巫师走后，他还将它们一一发给前来参加仪式的几个监理员，红包的厚薄取决于对方职位的高低。和看不见的神灵一样，他们也是庇佑这座大桥平安顺利建成的“守护神”，绝对不容怠慢。今天的仪式让我大开眼界，它不仅仅只是提供了民俗奇观，而且让我一度陷入了困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究竟是由现代化的工艺和管理决定，还是由标语、巫师和人情管控？我不得而知。

在拍摄这场盛大的庆典时，我不时遇见小白的身影，它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显得异常兴奋。但突然燃放的礼炮声把它吓到了，它夹着尾巴仓皇逃窜，远远地躲在工棚旁的一个角落里，困惑地打量着热闹非凡的人群。不知道此时此刻，它有没有想起它的主人——那个穿公安制服的朱老头？

说曹操，曹操到。等到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意外地接到老朱的电话。他已经回到中伙铺，而且马上就要去找打伤他的兄弟俩索赔。我问他家人来了没有，他说没有，仍然只有他一个人。我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

说实话，我突然有点恼火老朱了：为什么关键时刻他擅作主张回家，而既然回家了，为什么他的家人不能陪着他过来？一位60多岁的老者在外面被人打断两根肋骨，晚辈就没有反应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隐隐地感觉到，我和他的交流出现了困难。他这样直接去找打他的人，除了得到侮辱外，又能获得什么呢？

我赶紧叮嘱他别鲁莽，一定先给罗老板打电话，最好要通过第三方给他协调。如果不行，就赶紧来项目部找孟总申诉。我还告诉老朱，明天上午我还在项目部，可以帮着他解释情况。但下午我就要回北京了，我已经预订好了车票。

第二天上午，老朱来到项目部。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几个月前他第一次来此带走小白的时候，他还精神饱满，但这次，明显憔悴和苍老了不少。他没有再穿着那件公安制服，似乎那件标志性的衣服随着他的下岗而下岗了。他的腰伤还没好，绑着医用腰带，使他走路和说话都变得很迟缓。

正如我的预料，他昨天去预制场没有找到罗总，那些打的人没谁理他。我带他去找孟总，他喘着气向孟总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但夹缠不清，讲了好一阵，孟总还不太明白事情的经过。我在一旁拍摄这一幕，见此情景，实在憋不住了，我停下了拍摄，替他说了一遍他的遭遇。

“一个60多岁的老人出来打工不容易，被人家打了，还是要给个公道。”我跟孟总说。

“就是，再怎么也不应该向老人动手，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你顶多说人家几句，不能打人。”孟总很快就给罗老板打了电话。然后他挂了电话，要老朱先回去，等罗老板过来时再处理。

因为要赶火车，我没法留下来跟踪这个事件的结果。我只得叮嘱老朱注意身体，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匆匆地告别了他。他坐在项目部办公室的沙发上，佝偻着干巴的身子，面带愁云，一动不动，像一尊忧伤的雕塑。

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就陷入私人琐事中。因为离京太久，好多事情需要处理，加上放映和创作新片的缘故，接下来我又辗转去了上海、宁波、深圳和台北。在城市的生活节奏里，我很少想起老朱——这位身穿山寨公安制服的“共和国同龄人”，也一直没有再给我电话。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又想起他，赶紧掏出手机拨他号，电话里再次传来：“您拨的电话因欠费已停机。”

几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中伙铺工地。当我碰到孟总，发现他几乎将此事全然忘记了。我向他描述了一遍经过，他似乎才猛然想起来。我也见到了罗老板，我追问他关于老朱的处理结果。他像孟总一样一头雾水，完全想不起老朱是谁。我详细地描述老朱的样子——那个矮个子的老头，60来岁，看材料，喜欢穿一件公安制服，他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他呀，他不是我队伍里的，他是架桥班的。”说完后，就转身走开了，只听见他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在窣窣地响动。

我忍不住再次拨打老朱的手机，电话竟然通了，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你打错了。”随即挂掉了我的电话。我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好一阵发呆。

在那一瞬间，我严重怀疑是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事已至今，关于老朱的一切显得如此的不真实，仿佛这个矮个子的老铁匠、预制场的巡夜人、“共和国的同龄人”压根儿不曾来过这个喧嚣的工地。他跟我的相识、交流，他的被打和黯然神伤地离开……都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只有那件标志性的旧公安制服，依然顽固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包括它做工粗糙的“公安”徽标及劣质的铜扣子都毫发毕现，历历在目。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人”会和我一样记得老朱，它就是“小白”。我在工地上再次见到了它，它依然躺在老朱为它搭的狗窝上，几只老鼠般大小的小狗，正闭着眼睛趴在它的肚皮上惬意地吃奶——就在前几天，它刚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看见我走过去，它有点疲惫地抬眼看着我，表情漠然，既不兴奋，也不紧张。我心情激动，赶紧拿出摄像机来拍下小白和它的孩子们。我想，要是老朱还在这里，看到这一幕，不知道有多高兴。

[1] 指横截面形式为T型的梁，用来建筑高速公路大桥。

第七章 中国式关系

【基层标语】　　听听群众的呼声，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自己的言行

这道理，那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困难，那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安全送人情，等于要人命

检查走马观花，事故遍地开花

袁科长的一天

中国古代一则叫作“愚公移山”的寓言里，一群意志坚定的人锄挖肩挑，要移走一座大山。最后，他们的意志感动了天帝，天帝用神力将山移走了。当你走近14标项目部，大门两侧所贴的一副语气豪放的对联就会提醒你，在中国的高速公路即将突破10万公里的时代，你依然可以看到新的愚公。

削平山岭修大道，跨越江河架宏桥

但在今天，“愚公”们光靠锄挖肩挑已不可能，必须借助炸药的力量——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火药”，进化到现在，变成了削平山岭、移山开路的利器。而掌管这项“利器”的人，是爆破科的袁科长。他将近50岁，性格幽默开朗，人长得很精神，平常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爆破科，顾名思义，负责高速公路施工中的爆破事宜。这个科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购置和审批炸药。

鉴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我国对炸药等危险爆破品的管理，实行许可证制度，由国家垄断。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它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等环节，否则违法。而拥有许可权力的国家机构是公安部门。

2010年秋天的某一天，是袁科长工作中最典型的一天。这一天，他要去申请购买炸药。这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需要逐级审批，缺一不可。而我尾随着他，也见证了这个繁琐的申购流程，以及该行业隐秘的运作之道。

我们的第一站是工地管辖地的火马冲派出所。它坐落在偏僻的乡野，几栋两层小楼组成了一个幽静的院落，看起来像一座朴实的乡间小学，但院子里停着的一排警车和来来往往的警察能让你的错觉瞬间消失。我们到了所长办公室的门外，袁科长先是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一位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坐在一张办公桌前，袁科长赶紧走上去，毕恭毕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是刚从办公室主任老李那领来的蓝芙蓉王，然后再将一份“民爆物品购买审批表”递到桌上，等他签字。

“炸药又这么快用完啦？”中年男子抬眼看了眼表格，问道。他就是火马冲派出所的杨所长。我曾在项目部的墙上看到过他的照片。那是一张“警民联系牌”，他和属下艾警官的照片并排在一起。

“对的，秋季是我们的施工旺季，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土石方施工。”袁科长赔着笑脸解释，“所以炸药用得特别快，就只好再来麻烦你们。”

“不麻烦，不麻烦。”杨所长很客气地说，他开始在表格上签字，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头来，随意地说，“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你亲戚出售河沙的事情吗？”袁科长说，“没问题，只要质量没问题，我们一定会优先照顾。”

“质量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们给的收购价太低了，现在出厂价都要45块。”

“具体价格我也搞不清楚，但只要你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袁科长说，“我已经跟领导打好招呼，说这种关系必须要照顾，不照顾今后我们就不好办事。”

“那倒不要那么说呢。”杨所长看了一眼我的摄像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故意跟他们说得严重点。”袁科长坦诚地说。

拿到杨所长的签字和盖章之后，袁科长离开了火马冲，我们的下一站是几十公里之外的辰溪县公安局。袁科长需在那里获得级别更高的签字和盖章。县公安局位于县城中心区，在一个环境优雅的大院里，它的办公楼比派出所要高大而气派很多，上面挂着一个醒目的横幅：

听民声，访民意，排民忧，解民难，护民权

袁科长轻车熟路地来到负责民爆品管理的治安大队。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警员正低头坐在电脑前，她眉目清秀的脸上挂着悠闲安逸的神色，要不是她穿着警服，还以为她是一位在网吧里上网的女青年。

“小张，罗教导员呢？”袁科长跟这里的警察都很熟悉。

“上厕所去了。”女警员抬起头，她突然看见拎着摄像机的我，悠闲的神色立马变成了一阵慌张，“这是干什么？”

“没事，这是我们单位的。”袁科长说，“他来拍我的工作流程。”

“我还以为是纪委的，吓死我了。”她拍了拍胸脯，松了口气，露出有点自嘲的笑容，“我正在玩游戏，不要拍我。”说完她又低下头，电脑里响起响亮的电游声。果然，她跟网吧里的女青年有着相同的爱好。

不一会儿，罗教导员回来了，袁科长马上给他递上一支蓝芙蓉王，请他签字。罗教导员签完字后，袁科长又上楼去找到公安局的熊副局长，他是主管领导，也要在表格上签字。拿到县公安局的签字盖章之后，袁科长算完成了第二道程序。

我们的第三站比较近，就在公安局的隔壁，那是一家负责运送炸药的保安公司，在这里，我们需要预付一笔押运费，保安公司才会在表格上盖章，之后才能购买炸药。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也就是说，你要买东西，则要先付运费，而且必须付给某家公安局指定的保安公司。

“这家保安公司跟公安局是什么关系？”我纳闷地问。

“按理说，保安公司是民营公司，在权属上和公安局没什么关系。而且，任何一家保安公司都可以押运。但……这家公司和公安局关系很好，要不怎么会指定它来赚这个钱呢？”袁科长解释道。它们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从表面都看得出：这家保安公司的装饰风格看起来就像派出所的翻版，招牌和墙体上都用了很耀眼的“警用蓝”。门前还停着一辆警车。

交完保安费用之后，袁科长手中的审批表上已经布满了各种大红印章和签字，有了这些“审批”，他终于可以购买炸药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一家叫“吉安”的民爆公司。它也在附近，掩藏在一栋毫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办公室由民居套间改装而成，装饰和摆设都非常简朴和低调。

“民爆公司和公安局的关系更铁。公安局的家属都在民爆公司上班！”这一次，袁科长主动先给我解释，“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些收费的，开票的，都是公安局的家属。”

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均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聊天，一边忙着什么。偶尔，几位穿警服的警察进进出出，看见袁科长，热情地打着招呼。

“就是她们，都是公安局的亲属。”袁科长转过头，小声对我说道，并朝柜台后的女人们努了努嘴。

袁科长共预订了100箱炸药，此外还有2000发雷管和若干导火索。在使用炸药的高峰期，一个土方队一天就可以用掉10箱炸药，也就是240公斤。一个月下来，就要耗费七八吨。然而公安局政策规定，炸药库的库存不能超过3吨，所以不到十天，袁科长就要重新申请审批购买一次。自从他来到爆破科工作，这已经是他第12次前来审批购买了。

交完钱，吉安公司承诺将在三个工作日之内，派出专车，将炸药送到项目部炸药库或者爆破工地上，袁科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我们走出民爆公司大门时，已经是下午时分。经过大半天的折腾，袁科长典型的一天才告结束。

而我也真正开了眼界。这不仅仅是因为申请购买流程的繁琐或官样，更是其中隐秘复杂的利益关系。“你想想看，这相当于行业垄断，里面有多大的利润？”多大的利润？可以算一笔账。袁科长从吉安公司购买的炸药每吨是1.2万元，但他要缴纳每吨320元的配送费和每吨20元的装车费——炸药的配送和装车必须由吉安公司承担，这是公安局的强制性规定。袁科长没有权力选择其他民爆公司或者运送公司，更不能自己把这些炸药载回项目部。

还没完——除了运送费，袁科长还要支付保安公司押送费和管理费。此外，当项目部办理爆破作业人员的许可证和技能培训时，也得向公安部门支付一笔钱。

“这家民爆公司的老总是公安局的一个女副政委的老公，要不怎么就它能拿到这块肥肉？”袁科长说。

炸药库位于工地后一座荒无人烟的山腰上，临时征用小龙门村的山地而建成。它包括库房、值班室、看管员宿舍在内的四五间平房，简陋而粗糙，但却戒备森严。四周是一圈高高的水泥围墙，上面插满了玻璃碎片，大门口立着醒目的红色警示牌：“红色危险区域，非请勿进！”而在门内，墙壁上还挂着“严禁烟火”以及“请消除静电”的大幅图文标志。

仓库看管员叫老龙，50多岁，有着南方人少有的高大身材，他是项目部副经理龙总的哥哥，工作就是看管炸药库，吃住都在里面，每月工资3000元。陪他的是一只黄毛土狗。袁科长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炸药库，审查炸药的领取和使用情况。听到声音，这条狗总是热情地出来迎接，朝着他摇头摆尾。

在袁科长购买炸药后的一天，我又跟着他来到炸药库。黄毛土狗看到陌生人，警惕地盯着我。而老龙马上把狗赶到一边，并向我们递来一支香烟。站在“严禁烟火”的警示牌下，袁科长和老龙点燃了香烟，吞云吐雾起来。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

“不是说禁止烟火吗？不会引爆炸药库吧？”我胆战心惊地问。

“炸药不怕火，主要是雷管怕电，进去取货的时候关掉手机就可以了。”老龙说。

“这里没事，炸药库房还在里边呢。”袁科长说，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指了指面前的一堵围墙。它将炸药库的生活工作区和库房区一分为二。

我突然注意到，围墙上还有一台摄像头。“这是监控系统吗？”我问。

“对的，这是监控警报系统。”袁科长说，“这玩意儿就花了我们1.8万，由火马冲派出所给我们购置安装的。”

原来，爆破科和公安局的“藕断丝连”并没有结束，它还延伸到这个炸药库的一个小小的监控系统。在老龙的值班室里，我看到了这台由火马冲派出所购买的监视器，小小的屏幕上分屏显示出各个角度的实时画面，但很不清楚，画面上满是电波干扰的噪点。

“这东西没什么用，看不太清楚。尤其到了夜里，就更模糊了。买的时候本来说有夜视功能的，结果也没有。”

“他们弄的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袁科长说，“还有那套避雷针系统，更贵，花了我们3万多。”他指的是安装在仓库屋顶的避雷针。

“连这个炸药库，都是由火马冲派出所承包建起的。”袁科长补充说，“一共花了我们15.8万元。”

“派出所建房子？”我纳闷地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建？”

如果说，监控警报系统由派出所来安装，这还比较好理解，但炸药库的建设竟然也要承包给派出所，这个逻辑我一时没明白。派出所只是一个执法部门，和土木建设八竿子打不着边。如此越俎代庖，就好比一个裁缝将自己的衣服交给一个厨子去缝制，或者，一个厨子雇请一个裁缝来给自己做饭吃一样。

“自己建怎么行？”袁科长说，“我们必须要靠他们才能申请下所有的特许证件，还要通过‘安全评估’，以后还要找他们审批炸药，不能得罪他们。”“安全评估”是指公安部门对炸药库的安全检查，不通过不能使用。

“承包给他们，无非就是让他们赚点钱呗。”袁科长笑了笑，吐出一口烟。我顿时茅塞顿开，为自己刚才幼稚的逻辑力感到脸红。

“本来按规定要三个人看管炸药库，但公司为了省钱只雇了我一个。”炸药库看管员老龙不太关心这些复杂的“逻辑”问题，他只对自己的工作耿耿于怀，“你知道吗我的压力很大，每天清早去山下的镇上买菜，都会提心吊胆，生怕那个时候公安局来人查岗，查到炸药库没人，我就会被罚款。”

老龙说起罚款来心有余悸。2011年3月份，辰溪县公安局来到炸药库突击检查，发现炸药领用登记不全，实物与账本不符；还有，报警装置没有打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老龙因此被项目部以红头文件通报批评，并被罚款2000元。爆炸科的袁科长也被“连坐”，同样被通报批评和罚款。

“炸药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大意不得。谁出了问题谁就要负责，对此我可不会心慈手软。”负责安全管理的杨保国部长说。他因炸药而开出的另一张罚单，是在2011年5月份。一支民工爆破队在进行挡土墙的爆破作业时，竟然没有进行清场警戒工作，且操作处理不当，石头飞溅，砸到旁边的预制场，正在浇灌的T梁也被砸中，模版被砸坏，T梁轻微受损。最惊险的一幕，一块石头砸穿了一间民工工棚，掉在了一位正在午睡的民工的床前——将地上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坑，距离他的脑袋仅约10厘米！看着这块陨石一般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这位民工当即吓得魂飞魄散。杨部长给予这支严重违规的爆破施工队通报批评，并罚款2000元。负责现场监督的施工员和负责路基施工管理的龙副总经理也共负连带责任，被一并通报批评和罚款。

“爆破之前竟然不清场，你说谁给他这么大的胆？！”杨部长愤愤不平地说。仿佛为了乘胜打击这些胆大妄为者的气焰，他适时地在工地上挂出了一块新鲜制作的喷绘宣传牌：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

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安全为生活谱写欢歌！

这块红底黄字的超长宣传牌立在马路边的一座小山上，几乎横跨了半座山头，只要从那里经过，就能远远地一眼看到它。它新鲜的颜色和夸张的尺幅，给人带来了不真实感，好像职业美术师刚刚制作出的电影布景，让人疑心这里偷偷进驻了一个大片剧组，某场精彩大戏即将开场。但是仅凭眼前的场景，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出“悲剧”，还是“喜剧”。

欧婆婆家的“飞来横石”

印有“吉安公司”标志的车辆很快就来到了工地上。车厢门打开，一个个写着“乳化炸药，净重24KG”的牛皮纸箱，在袁科长的指挥下，被民工们一一搬下车，准备运到对面的一座石山上。

这座石山位于杨柳湾大桥工地，正对着几百米外的火车道。山并不太高，长着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我刚来工地时，为了拍摄火车过境的全景镜头，曾经爬上去过。站在山上，刚好能俯瞰南来北往的火车——它从不远山谷中的隧道里钻出来，随着一声呼啸的长鸣，很快就拐了个弯，哐当哐当地朝前驶去，消失在崇山峻岭和零落的村落之间。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湘黔线，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是从北方去往贵州、云南的必经之路。如果在火车上往窗外留意看，还能惊鸿一瞥地看到我脚下的这座石头山，以及山下一座孤零零的老房子。

那座老房子就是欧婆婆的家。欧婆婆今年77岁，身体很不好，骨瘦如柴，走路颤颤巍巍，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她丈夫年轻时候便已早逝，她和小儿子一家住在石山下的老房子里。小儿子出生于湘黔铁路修建之时，所以名字叫“安铁”。早几年，小儿子一家去了杭州打工，连孙子和孙女也跟着过去了，只剩下欧婆婆独居在家。

欧家几乎一贫如洗，门口的火车便是欧婆婆的计时工具。每到下午，只要看见接连几辆红白相间的“和谐号”火车交错经过，她就知道是下午2点左右了。于是，她就会起身进厨房弄中饭吃。屋前屋后的菜地里，种着新鲜的蔬菜：白菜、菠菜、芥菜和香菜……还有萝卜、辣椒和茄子。屋脚下便是一条流水潺潺的水渠，很方便欧婆婆浇灌菜地，因此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欧婆婆对突然涌来的修路工人并不陌生，她年轻时经历过湘黔铁路的修建。“那时候，有好多人来我们这里修这条铁路，最多的时候有600人驻扎在我们村里。修了好多年，才修好。”她坐在门前走廊里，看着对面一辆正驶过的红白车身的“和谐号”火车。轰隆轰隆的轨道震荡声，几乎将她微弱的讲话声淹没。

尽管每天看着火车从家门前经过，但欧婆婆这辈子却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甚至连汽车都没坐过——她去过的最远地方，就是几公里外的邻镇小女儿的婆家，但也是“坐三轮车去的”。她的一生，似乎已经无法脱离这条铁路了，然而现在，新的高速公路即将要修到她家的屋后。

当这条高速公路来的时候，那座石头山要“奉献”出它的一半，被袁科长购买的炸药炸掉。然而，欧婆婆的老房子却不在高速公路的拆迁红线范围内，尽管相距只有10米。这个尴尬的位置给欧婆婆带来了麻烦和危险，但此时她还浑然不知。

石头山就要被炸掉了，民工们搬着炸药来到石山上。他们已经在石头里打出钻孔，接下来，在专业爆破员的指导下，他们将一截截炸药填进钻孔。在等待爆破的间隙，袁科长和几个施工员来到欧婆婆家歇息。他们戴着红色的安全帽，坐在屋前走廊里的长凳上，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偶尔还兴致很高地讲着黄色笑话，完全置屋子里的主人和我的摄像机于不顾。

“去问问她家有腊肉卖没有？”袁科长好像突然想起屋里还有人存在。湘西的农家腊肉很有名，他想买点回去打打牙祭。

工程科的小毛马上起身，进到屋里。欧婆婆正蹲在火塘前烧火。

“你家里有腊肉卖吗？”小毛弯下身问。

“什么？”她说的是地道的方言。

“腊肉。”小毛重复了一遍。

“我懂不到。”欧婆婆说，她完全听不懂这些外来的“红帽子”说的普通话。

“腊肉，就是熏干的猪肉。”小毛耐心地解释。

“我听不懂。”欧婆婆又说。

“哦。你听不懂啊。”小毛掏出手机，在上面打出两个字——“腊肉”。然后，将手机伸到欧婆婆的眼底。

“什么？我看不到。”欧婆婆瞇着眼睛，摆了摆手说。她的眼睛不太好。

小毛还是没有放弃。他想了想，掏出随身带着的工作本，写出大大的“腊肉”二字，然后将本子凑到欧婆婆眼底。

“我懂不到。”欧婆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没有进过学堂的门，不识字。”

“哦。你不识字啊。”小毛恍然大悟，“那就没办法了。”

他悻悻地走出屋子，向袁科长汇报这起失败的腊肉收购，大家听了全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刚才听黄色笑话一样开心。宾主之间虽然无法在语言和文字上沟通，但彼此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不过，这只是短暂的幻象。因为，爆破开始了。石山上传来轰隆声，虽然还只是一次试爆，但也让火塘前的欧婆婆吓了一跳。

“你们不能放炮啊。”这时，她才意识到这些“红帽子”并不只是来歇息或者收购腊肉的，“我人还在屋里，不能放炮。”

但没谁搭理她，仿佛刚才那次不成功的沟通逆转过来了——现在轮到这些突然闯入的“红帽子”听不懂她的方言，他们全离开了她的小屋，再次来到石山上，为正式爆破做着准备。

我在石山对面的马路上架好摄像机。没多久，欧婆婆也被爆破安全员“请”了出来，她颤颤巍巍地走过家门前的狭窄田埂，来到马路上，就在摄像机旁，远远地看着自家的房子。

“放炮啦——放炮啦——”对面山头传来爆破员刻意拖长尾音而显得声嘶力竭的呼喊，还伴随着阵阵尖锐的哨子声。这是爆破前最后的警示。很快，石山上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地动山摇中，尘土和石块伴随着浓烟腾空而起，四下飞溅，砸在田野里，以及近在咫尺的欧婆婆的老房子上，发出砰砰的声音。从镜头里看到这样的场面，我觉得惊心动魄，感觉自己并不是在拍摄一部独立纪录片，而更像在拍摄一部大型战争片。

与一般的战争片不同，这场“战争戏”里并没有敌人，既没有抗日电影里的“龟田少佐”、“冈村”、“松井”等面貌可憎的经典“鬼子兵”角色，也没有“胡汉三”、“汤司令”或“南霸天”那样的经典恶霸汉奸形象，只有一群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勤勉工作的自己人。但根据后面的情节发展，如果硬要为这出戏找出一个敌人的话，很不幸，那就是欧婆婆。风烛残年的她，身不由己地站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化工程的反面。

欧婆婆回到家里，屋顶已经被“飞来横石”砸了好几个窟窿。一块破屋而入的石头正掉落在堂屋里的神龛下，惊扰了保佑家族平安昌盛的祖先和神灵。菜地里也落满了大小不一的碎石，辣椒和茄子被打得东倒西歪，有的拦腰断了茎秆，凌乱地伏倒在地里。

一看到这样的场景，欧婆婆伤心地掉下泪来。“房子炸坏了，你们要赔我！”她带着哭腔朝屋后施工的民工们喊。“没事的，会有人来给你赔偿处理的。”一位民工朝欧婆婆回喊。他来自福建，有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欧婆婆听不懂他的话。她显得非常悲伤和无助，坐在屋檐下的矮凳上一个劲地抹着眼泪。

并没有谁来给欧婆婆赔偿。偶尔有好心的民工，将她屋子里和菜地里的大石头捡了出去。但这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旧石头捡走之后，新石头又砸了下来，欧婆婆的屋顶更加千疮百孔。欧婆婆不干了。当爆破队搬着炸药再次经过她家门前时，她颤颤巍巍地拦住了其中一个“红帽子”。“你们不能再放炮了，将我房子都砸坏了！”她伸出瘦小的手臂，试图拽住他。

“你干什么啊，砸坏了有钱赔给你的，你怕什么！”年轻的“红帽子”对着她一阵怒斥，他就是刚才在欧婆婆家门口讲黄段子的施工员之一——至此，宾主之间的和睦假象荡然无存。他轻易地甩开了她的手，头也不回地扛着炸药箱上了山。

当老弱的欧婆婆伸出手臂去拦住壮实的“红帽子”时，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让我悲哀地想到了“螳臂当车”这个成语。诚然，别说欧婆婆瘦小的手臂，谁也不能阻挡这个执意加速向前的时代，它只顾着匆匆赶路，并不在乎要撞倒路上的其他个体。而所有站在它对立面的人，都会成为它的敌人。

又一轮爆破马上开始，欧婆婆死活不愿再走出屋子，她坐在神龛下的凳子上，对着前来清场的施工员喃喃地说：“我不走了，你们将我炸死算了！”

这样的局面让施工队很难办。面对如此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还是不敢轻易用蛮力去对付她。他们只好给项目部打电话。孟总指示先将老婆婆“请”出去，后续事宜有待和高速公路指挥部协调。有了领导的指示，施工队伍才敢“动手”，他们一边一个，连哄带拽地扶住欧婆婆的双臂，将骨瘦如柴的她轻而易举地“搀扶”出了房子，架到了对面的马路上。

爆炸声再次响起，将欧婆婆微弱不清的哭泣声彻底地淹没。

几天后，欧婆婆的小儿子从杭州紧急赶了回来，他刚放下行囊，便去项目部讨要说法。他就是欧安铁，生于湘黔铁路修建的年代，“安铁”这个朴素的名字既体现了中伙铺村民对新生事物及由此而来新时代的欢迎，也寄予了他们美好的祝愿，但不幸的是，这个祝愿正在遭遇挑战——因为另外一条新生的道路，他位于铁路旁的家变得不再安宁。

“你们放炮……炸坏了我家的房子，你们……怎么办？”欧安铁跟孟总结结巴巴地说。他个子矮小，穿着一件过于肥大而脏兮兮的劣质西服，看起来老实巴交，表达能力很差，见到孟总后，甚至都不太敢直视他，眼神软弱而游离。

“你放心，砸坏了房子我们肯定会负责的，不会让你吃亏。”孟总拍了拍欧安铁的肩膀，豪爽地说，“你自己先弄点瓦片，将砸坏了的地方盖上，我给你算点材料钱和工钱。”

“我自己弄？”欧安铁想了一下，“那算多少钱呢？”

“一个工就够了吧，就给你算一个工价，100块。”

“一个工我搞不了，房梁都要检修，很麻烦。”欧安铁面露难色，“要不你们派个人过来给我修吧。”

“哎呦，你自己怎么就不能修了？你在外面给人打工都要打，自己的事情怎么就不能做了？”孟总开始教导他，好像是欧安铁而不是项目部砸坏了他的房子。

“并且，你不需要大修，只要保证下雨时不漏雨就行了。”孟总说，“我费了好大的劲，正在帮你家打报告上去，争取将你家房子列入补充征收范围。这样你就可以拆迁了，我们也避免了麻烦。”

欧安铁不吭声了。房屋被征收也是他的心愿，那样就能拿到一笔赔偿款，异地再建新房。这总比既受到爆破影响又拿不到赔偿要强很多。

“难道你有新房子住还不好吗？”孟总反问。他的语气让人产生错觉，似乎并不是高速公路给欧安铁一家带来了损害，反而是带来了很大的恩惠。

“你回去耐心等待，有了结果我们再给你答复。”孟总再次拍了拍欧安铁的肩膀，送走了他。

次日早上，欧安铁和老母亲以及幼子坐在简陋的房子里，一块吃着早饭。民工们正陆续赶往后山，各种刺耳的机械噪音暂时还没有响起。对于这个贫困而倒霉的家庭来说，这是一天中难得的宁静时刻。

“欧师傅，你在杭州什么厂打工？”我问。

“电线厂。”欧安铁端着饭碗，蹲在屋檐下，头都不抬地说。他的儿子好奇地看着我的摄像机。他大概十来岁，有着稚嫩的面孔和怯生的眼神。

“你这次回来是请假的吗？”

“不是，辞职了。”

“怎么辞职了呢？”

“现在房子这样，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处理不好，就只好辞了职回来。另外，顺便将儿子送回来上学，在杭州那边上学很不方便。”欧师傅憨厚地朝我笑了笑，猛地拔了一口饭，不再言语。

很快，屋后传来嘈杂刺耳的机械轰鸣声。我循声走到石山上，看见几个民工正在手脚并用地用钻机打孔。在湖南的修路工地，从事爆破的民工以福建人居多。他们有着典型的福建人身体特征，大多个子矮小而精瘦。金属探头在石头里不断探进，迸发出漫天的尘烟，像浓雾一样将整座石山笼罩。空气中，传来阵阵呛鼻的气息。

只有一人戴了口罩——那种普通的白纱布口罩，而非专业防尘口罩。此刻它早已丧失了原来的白颜色，变得像一块肮脏不堪的破抹布。民工们几乎将自己的口鼻眼耳完全暴露在漫天飞尘之中，很快，他们的须发、眉毛上挂满了灰尘，变成了灰白颜色，就像突然降临人间的白头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

“你们怎么不戴口罩？”趁他们休息时，我问他们。

“天热，戴了口罩呼吸不通畅。”浓厚的闽南口音。

“你们知道尘肺病吗？”

大部分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只有一名精壮男子说：“知道。”

“知道怎么不戴口罩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只活80岁就够了。”他俏皮地回答，爽朗地笑出声来。

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和煤矿、水泥、石灰等行业一样，道路修建中的钻孔作业是引发尘肺病的高危职业。在我国，尘肺病是最主要的职业病。一份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尘肺病例数为558624例，累计死亡133226例，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90%以上。[1]而湖南一省的尘肺病患者2011年就超过4万人，居全国第一。[2]据专门从事尘肺病救治的民间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统计，当前中国实际需要救助的尘肺病患者高达600万。[3]

然而，在项目部的安全方案中，几乎看不到对“尘肺病”的具体防护要求。杨部长面向民工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一般也只提醒他们戴上安全帽、系上安全防护带，或者注意用电安全和谨慎操作机械等等——如果在这些方面疏忽而导致了伤亡事故，就会给项目部带来较大经济损失，以及难以逃脱的责任追究。但尘肺病却引不起这方面的顾虑，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其危害往往要在好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等到民工患上此病后，早已和他们解除了合同，再来追究责任几无可能。所以项目部和包工头们对此漠不关心。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完全指望农民工去自觉预防也很不现实。一是因为自身文化程度所限，他们大多缺少对这种病的正确认识；二是中国人面对灾难有一种普遍的思维观念：若非灾难降临头顶，人们往往会觉得它和自己没有关系。但一旦“中靶”了，他们的人生就会瞬间变得很凄惨，就像杨部长制作的那块宣传牌上所写的：

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

我看着尘雾中的民工以及他们身后欧婆婆家的房子，百感交集。尽管民工们的工作为欧婆婆家带来了损害，但他们同样是被这个匆匆朝前赶路的时代所撞倒的人。在一个并不尊重个体权益和尊严的畸形社会里，并没有幸存者。施害者和受害者往往走在同一条大路上。

在中伙铺，受爆破其害的不止欧婆婆一家，还有好几片果园和树林也未能幸免。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片桃林。

它位于后山的一道山坡上，占地数亩。每到3月份，漫山遍野桃花盛开，远远地望去，犹如降落一大片粉红色的云彩，很是美丽和壮观。正在爆破作业的工人们经过这里，都会忍不住放下手中搬运的炸药，掏出手机来拍照——尽管他们的工作和工作作风都难免粗糙或粗暴，但对美的感受还算敏锐和细腻。正在恋爱中的杨保国部长更是别出心裁地将这片桃林称作“桃花岛”——他一定看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或者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东邪西毒》。他将新鲜出炉的“桃花岛”照片拷贝进自己的办公电脑，三下五除二就设置成桌面，替下了之前那张有点看腻了的无名美女照。

“看，我的桃花运来了！”他指着春意盎然的新桌面，神采飞扬地说，俨然有几分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风采，让人联想起中伙铺诊所的小护士就是他的“慕容燕”。

压抑局促的办公室里一片春光灿烂。但在结出爱情的果实之前，这片能给人带来桃花运的桃花岛必须为高速公路让路。按照规划，路基刚好穿过它，将它一分为二。爆破作业时，炸起的土石又飞散到桃林里，炸坏了不少桃树。桃林主人告到了乡政府，后者派出“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马调解此事。此委员会是一个专门处理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基层行政组织，针对一般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属于诉讼外处理纠纷的方式，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项目部的孟总接到该委员会的通知，立马起身赶赴桃林。“那片桃花真的很好看。”孟总一路上赞叹着，“一会儿你可以拍几个好镜头。”他真是很懂我，和工人们一样，我也同样折服于那片桃林的美，在前些天就专程去了那里拍下了不少空镜头。

不过，今天我的关注点不在桃花，而在桃花下这场中国特色的调解。由乡、村干部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早已等候在桃林里，旁边还站着两位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老年农民——他们就是桃林主人，真正的“桃花岛岛主”，但是，无论外形还是性情，他们都和电影或小说里风流倜傥的黄药师相距甚远。

“你放心，老乡，砸死一棵我们就赔偿一棵，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孟总豪爽地拍了拍桃林主人的肩膀说，他此时看起来倒是颇有几分侠客的不羁气质，“不过，以后结桃子的时候，我们到你这里摘吃一两个你不要说我们。”他借机和桃林主人开着玩笑。

“那没问题，尽管你吃。”桃林主人一脸憨厚的笑。

“这是苹果桃，不是一般的毛桃子，很好吃。到7月份时桃子就成熟了，就可以吃了。”孟总又转过来对着我的镜头，介绍说。

大家在桃林里穿梭不停，清点了受损的桃树数量，一共是191棵。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孟总很快就和桃林主人谈好了赔偿方式，并签订了一份非常细致的《调解协议书》：

2010年11月份以来，被申请人的施工队在中伙铺村倒陀山段施工爆破岩石过程中，致使岩石飞往申请人桃园，损害了申请人已盛产的桃树，经乡、村干部以及申请人现场查看清点，申请人桃园完全损坏和部分损坏、断枝桃树共计191棵（其中完全损坏28棵，部分损坏、断枝163棵）。事发后，经小龙门乡人民政府、中伙铺村委员会组织协调处理，根据相关法律和《怀化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怀政办发【2009】18号文件），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桃园炮震炮损问题自愿达成以下协定：

一、申请人被损坏的桃树，由被申请人承担补偿责任；

二、根据怀政办发【2009】18号文件和现实情况，将桃树主干被损坏的定为一类，部分损坏断枝的定为二类，被打破树皮的不定类。其中一类桃树按100元/棵赔偿，二类桃树按30元/棵赔偿，不定类的破皮树不予补偿；另补两类桃树2940元肥料款。但是桃园内岩石必须由申请人自己负责清理；

三、考虑到申请人对桃园付出人、财、物力过大，乡、村两级与溆怀高速14标协商，给予申请人按30%比例调整桃树损坏数量（即完全损坏28棵×30%=9棵，部分损坏、断枝163棵×30%=49棵）。

四、根据以上标准，申请人被损坏的桃树一类赔偿金额为37棵×100元=3700元，二类补偿金额为212棵×30元=6360元，肥料款为2940元，三项共计人民币为13000元。

五、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在今后放炮施工过程中，造成申请人桃园的桃树断杆、断枝、飞石清理等一切损失均由申请人自行负责，与被申请人无关。

这是一份让我大开眼界的契约。它体现了鲜明的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维护个体权益和社会秩序，既不是完全遵循传统的“宗法”或“礼法”，也非受制于规则清晰的现代法制，更不是依据单一的市场机制，而是一种混合了三者特点的“怪胎”。它用语啰嗦、细致、冗长……和浪漫明亮的桃花带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尤其是最后一条协定，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以后“一切损失”就与“被申请人无关”呢？今天的赔偿明明针对现有的损失，如果以后损失还在延续，难道不应该有理由继续索赔吗？但没人对此提出疑义，在孟总给调解委员会干部点烟的瞬间，“桃花岛岛主”就在协议书上签好了字。不知怎的，眼见此情此景，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两句古诗：“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依旧笑春风……”

从施工至今，尽管爆破所带来的麻烦不断，但也不过如此。这是最让袁科长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压力面前，他照样过得悠闲自在。“你知道养花最好的肥料是什么吗？”有一天袁科长突然问我。

“什么？”我摇了摇头。

“炸药！”看见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兴奋地补充说，“将一筒炸药的硝料倒在花泥中，花草就会长得很好。”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个爆破队的民工偷了一箱炸药，埋在工棚前的院子里，后来，一棵枝叶稀疏的葡萄树突然长势喜人，一阵疯长后，结出了满树颗粒饱满的葡萄。

“后来他才发现，是葡萄树的根系吸收了埋在地底的炸药硝料。”袁科长光滑的脸上焕发出掩饰不住的神采，“你信不信？这个东西就这么神奇！”

他指着院子里一株枯萎的盆栽铁树说：“要是以前的话，我就会弄些炸药来当肥料，保证能让这棵铁树起死回生！”

“只是现在管得很严，没法弄了。”袁科长的语气透露出些许遗憾。

时间已经进入2012年的5月份。出于各种原因，施工进度一再被延迟，这条原本预计在2011年年底完工通车的道路，现在看起来距建成通车遥遥无期。经过两年多的施工，经袁科长之手购置并用掉的炸药达到近200吨，雷管也已用掉五六万枚——要是他将这些“神奇”的炸药用去养花的话，估计大半个中国都早已繁花似锦了。

晚饭过后，袁科长坐在宿舍客厅里，打开了电视机。他最近手气不好，在牌局上屡战屡败，他打算暂停一阵，等臭手气过去后从头再来。电视里正播放着新闻，袁科长漫不经心地看着。

“糟了！糟了！”他突然一拍大腿，发出一声惊呼，眼睛死死地盯住电视屏幕。电视上出现了非常熟悉的工地场景，一群身穿橘红色消防服的消防队员正从几辆毁损严重的工程车前经过。原来，5月19日上午8点半，湖南境内另外一条正在修建的炎汝高速公路某隧道内，发生了爆炸，造成20人死亡。事故起因则是，一辆载有12箱共288公斤炸药的车辆在隧道内爆炸。炎汝高速是炎陵到汝城的高速，跟溆怀高速一样，都是湖南省“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中的在建线路。

“12箱288公斤，那跟我们用的炸药是一样的规格。”袁科长扭过头来，感慨地说，“你见过的，我们用的炸药也是一箱24公斤！”

“这下糟了，接下来我有事做了！上头一定会来检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和他反应相似的是杨保国。凭借多年的经验，他也预感到一场安全检查风暴即将来临。“中国就是这样的，不出事就没事，出了事就要大搞运动！”

果然，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项目部就收到了一份紧急通知，全名叫《关于开展专项整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紧急通知》。发文的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杨部长的预估没错，一场“运动”降临了。

袁科长满面愁容，他用炸药养花的闲情逸致突然消失了，现阶段他有一桩心病：“我最担心的是，炸药库的‘安评’有效期刚刚过期了。”当初派出所承建时，炸药库接受过一次“安全评估”，但有效期只有两年。

“那还不简单，就再去评估一次呗。”我说。

“简单？可没那么简单！”袁科长回答我，“这是要出‘米米’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他算过这笔账，做一次安全评估，要交给公安局认可的评估机构2.8万元，还要交给辰溪县公安局8000元。此外，公安局一直要求他在炸药库房和雷管库房间修一堵防止静电墙，这也要花1.2万元。“再加上安评时，我们还要接待这些大爷，这样加起来就是5万块了！”而项目部在今年年底就将结束爆破工程，顶多还有半年爆破时间。“半年再花5万块，实在太冤了。”

除了“安评”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心结，公司的爆破作业许可证也刚好过期了，虽然他已经向公安局递交了延期到年底的报告，但对方迟迟未批。袁科长担心此事还会有波折，因为他不久前和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位熊姓队长结下了不大不小的梁子。那次，他突然接到这位熊姓队长的电话，说治安大队正在改组，需要一点“工作经费”，问能不能资助他们1万块钱。“出钱是自愿的，没出钱，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袁科长模仿着熊队长说话的口气。但公司最终没出这笔资助费，此后，袁科长明显感觉到了治安大队态度的转变。其中，一个姓魏的教导员最为明显。

“我去审批炸药时，他找各种理由不给我签字，百般刁难我。”袁科长说，“这倒罢了，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在公安局大院里，他看见了，训斥我说：‘谁叫你停进来的，赶紧开走！’”

“只不过我现在还有求于他们，没办法，等我这个工地结束了，你信不信我一定要去举报投诉他！”袁科长越讲越激动，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几天后，溆怀公司召集各标段和各监理处参加有关“5·19事故”的安全生产紧急会议。我跟着杨保国部长参加了会议，同出席的还有佘总和谭总工程师——显然，这是一次规格较高的重要会议。

“‘5·19事故’是犯了低级得不能再低级的错误。”主席台上，会议主持人溆怀公司总监办的卢姓领导说。

“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炸药和雷管是不能一起运输的，他们不但一起运输，而且还人货混装。20个人死了后，起码是牵连到几十个家庭吧。中国有句古话，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现在到哪儿去找尸体？最完整的遗骸是一段这么长的手臂。”卢领导停顿了一下，用手比划着那截看不见的手臂，“其他的都不知道炸飞到哪里去了。”

台下发出了一阵笑声。我很奇怪死亡竟然成了他们的笑点，听起来好像他们在开一场表彰会，而不是一次事故会。会场上一片吞云吐雾，接头接耳。

“你们还好意思笑？要是‘5·19事件’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主席台的总监办主任郭总发话了，他严厉地扫视着会场，场上立马安静下来。

在领导们召开会议的时候，袁科长未雨绸缪，已经着手解决炸药库的问题，他将情况反映到了娄底路桥公司。公司最后决定，尽快申请爆破许可证延期，至于炸药库，不再花钱去“安评”，立即停止使用，剩下的炸药寄存在附近煤矿里。

赶在检查组到来之前，搬迁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跟着袁科长冒雨来到山腰上的炸药库，他和老龙对库存爆破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

“还剩下1800多公斤炸药，以及1100多发雷管。”袁科长说，“这可比炎汝高速爆炸的288公斤多得多。”他生性幽默，喜欢开玩笑。但此时他的玩笑只让我觉得一阵后背发凉。我敢肯定，要是它们爆炸起来，一定能将这座山头轰上天。

运载炸药的彭司机看起来也很害怕，他一再提醒在场的大家关掉手机。“自从看了新闻后，我真是有点害怕。”他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彭师傅你别害怕。”袁科长过来安慰他，“只要将雷管和炸药分离就不会有事，炎汝高速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将炸药和雷管混装，那些人真是蠢得要死。”

“哦，错了，不是蠢得要死，是蠢得死，蠢死了。”袁科长又开始展示他的幽默，笑嘻嘻地说，“所以，不就被炸死了嘛。”

炸药一箱一箱地搬出来，装满了整整三车。它们将被运到附近一座当地煤矿。一路上，彭司机开得小心翼翼，以从未有过的平稳和慢速，他感觉自己在搬运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军火库。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军火库”平安地抵达了目的地。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项目部将租用这座煤矿的炸药库存放炸药。

“每月只要3000元，这可比我们再去‘安评’划算多了！”袁科长说。

“那腾空了的炸药库以后用来干什么呢？”我问。

“不干什么，等老龙走后就废弃了。”也许是因为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袁科长的心情非常不错，他又开起了玩笑，“你要是愿意，我们俩可以搬到这儿来住，想想多舒服，像住别墅一般。”

袁科长还慷慨地送给我一件礼物——装雷管的一个空箱子，原木做的，结实而质朴，带着两个金属锁扣，非常复古风。箱子上还贴着“工业电雷管——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标签。我看了一眼就很喜欢。

“你可以拿回去装点什么。”袁科长说，“你如果还要，尽管拿，反正多的是。”

我寻思着可以用它来装磁带，将我这几年在工地拍摄的素材带整整齐齐码在里面，然后拎着造型酷酷的它坐火车回北京——听起来有点像电影中寻宝归来的西部牛仔。只是，我担心在进火车站的时候，很有可能被警察们当场擒下，即使里面装的只是磁带，可是，谁会相信一个拎着雷管箱上北京的独立导演呢？

老龙的心情有点黯然，两天后，他即将离开这里返回老家。当500公里外炎汝高速公路隧道内的爆炸声响起的时候，他完全想不到，这竟然会导致自己的失业。

“我来看管炸药库已经两年零一个月了。”老龙屈指算了一下，说，“本来以为能干到这条路修完的，没想到突然就要回去了。”

“回去做什么呢？”我问他。

“再看吧，可能去长沙打工。但工资太低了，我还没确定。”老龙的表情变得茫然。“只是不知道拿这只狗怎么办？又不能带上火车。”小黄狗亲热地蹭过来，老龙轻轻地抚摸它。炸药库的“编外成员”也随着主人下岗了。但此刻，它只知道快活地摇着尾巴，完全不体会主人的苦衷，也全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

速度之恋

就在“5·19事件”发生两个月前，2012年3月，高速公路工地上传来一个惊天大新闻：原湖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因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投标等环节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

这不是湖南交通系统第一起高层腐败案。在去年8月份，陈书记的部下、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也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据媒体报道，冯在土地转让、工程招投标等方面，存在巨额受贿等重大违纪行为。而在更早之前，冯的前任、原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和原湖南交通厅副厅长马其伟也因腐败落马。这些连续爆发的高层弊案无异于湖南省交通系统内的“核爆”——它的威力远胜炎汝高速隧道里的爆炸事件，受到爆炸冲击的也远不止20多个人。

这起高层弊案爆发前，湖南的高速公路建设一直领先于全国，据截至2011年8月份的一份资料，湖南在建公路里程为4064公里，居全国第1位；在建和通车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6450公里，历史性地跨入全国第3位。而在2007年，湖南在排行榜的名次是全国第17位。[4]对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中部省份来说，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无疑显得惊人。而冯伟林和陈明宪，正是推动湖南高速公路“大发展”的两个关键的“功勋人物”。

我刚到工地上不久，就曾在一份省高管局颁发的文件中领略过这二位的风采。当时是2010年11月，尚未东窗事发，他们正权势显赫，双双出席了一个名字有点奇怪的会议——“全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督战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就下一步工作，陈明宪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各在建项目要再接再厉，抢抓施工黄金季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二是在12月底以前，要完成680亿元以上的年度投资任务；三是要全力冲刺，力争今年开工10个高速公路项目；四是要全力确保谭衡西、潭邵高速公路年底顺利建成通车，目前这两个项目的通车形势比较严峻，一定要加大管理，加大资源投入，加大建设力度。

冯伟林强调，此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在考察湘西境内高速公路建设时作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调整投资计划，进行再部署、再动员，确保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冯伟林指出，虽然前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目前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任务非常繁重，时间非常紧迫。一是今年的计划投资任务进行了调整，从原来计划的550亿元调整到680亿元，力争完成700亿元；二是今年的开工项目数量进行了调整，确保9条开工，力争开工10条……

果然名不虚传，光从他俩的讲话文件中，就可以感受到湖南高速公路建设的“大发展”气势——讲话里充斥着“加大”、“抢抓”、“推进”、“确保”、“力争”、“冲刺”等刚性词汇，它们都被用来修饰一个辉煌的既定目标——完成680亿元以上的年度投资任务、开工十条高速公路项目。在这份文件里，关于安全和质量，则是草草地略过。

在二位领导参加的这次“督战会”里，从名字到主题，都透露出“大跃进”般的雷霆万钧。“督战”这个词原本是战争词汇——每一场战争中，都有“督战队”，他们有权就地处决战场上临阵脱逃的士兵。看起来和平时期的高速公路建设和残酷的战争之间没什么关系，但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现代化之运作，多少继承了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作风，“战争”观念一直积淀在官方和民间的思维及话语系统里。

不过在高速公路的历史上，它和战争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通之处，高速公路的血管里真的流淌着战争的基因。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诞生在1937年的德国，而始作俑者是希特勒。[5]希特勒是个狂热的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广者，自从他出任德国总理后，不顾当时很多人反对修建这种“奢侈的道路”，大肆宣传推广高速公路。他巧立名目，成功鼓动逾10万劳动者不计报酬地投身于国家高速公路建设。许多乡村小镇因此被摧毁，几千名地主田园也被纳粹政府征收。希特勒不但高调地出现在高速公路的奠基现场剪彩，还亲自制定了高速路的工程标准，包括车道数量、路基宽度、隔离带的宽度，以及路面坡度和拐弯的半径，还有反光板、紧急停车带、高架桥、立交桥的设立，都一一有着具体而详尽的规划。甚至连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希特勒都想到了。这些标准几乎成了后世高速公路建设沿用至今的蓝本。

严格的标准是为了提升“速度”。希特勒要求，建成后的高速公路能够让军车在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南北，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凭着这种对速度的疯狂迷恋，希特勒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高速公路网。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德国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在二战时使德军可以迅速移动。希特勒甚至还制订了“从柏林到莫斯科”的高速公路计划，不过这个宏伟而疯狂的蓝图随着他的垮台而破灭。

根据资料记载，至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高速公路达到4000公里，占当今德国高速公路总里程数的四分之一。这些高速公路技术精湛，沿途风光明媚，再合适不过让纳粹拿来展示德国的工程科技水平。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帮助希特勒在短期内扭转濒于崩溃的经济，进而赢得选民信任，为其独裁铺平了道路。

然而，也有很多中国人认为，2000多年前秦始皇的“秦直道”才能配得上“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的桂冠[6]。这条道路全长700多公里，南起今日陕西淳化，北至今日内蒙古的包头，纵贯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这也是一条为战争服务的军事要道，与长城构成了“丁”字形战略防御体系。据说是秦始皇命公子扶苏负责、大将蒙恬监修、征用了全国70万劳役修建而成。建成后，秦骑兵从咸阳出发，三昼夜即可抵达阴山北伐匈奴。这条古老的道路，最宽处达60米，可并排行驶12辆大卡车，最直而宽的路段甚至可起降现代中型飞机。不管怎样，分隔东西方、横跨2000多年的两位历史上著名的独裁者——秦始皇和希特勒——竟然不约而同地和一条号称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发生了关联。在这里，“高速公路”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独裁者和他们的时代共同的面貌：野心勃勃的铁腕领袖、强大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严酷的思想控制、受到煽动的爱国主义、目空一切的穷兵黩武……当然，他们最终都逃不脱帝国的坍塌。

正当我在思绪飘荡、胡思乱想之际，身边的杨保国部长的讲话又将我拉回到现实中。“这倒好，倒掉一个人就影响一大片。”省交通系统的腐败案消息传来，杨保国部长最担心的是他的工程进度，“做工程最怕赶上这样的事情了！”

“妈的，我做的工程进度牌上还写着‘预计2011年年底通车’呢，现在都是2012年5月份了，这不是笑话吗？”杨部长自嘲地笑了笑，“还不知道这条路猴年马月能建好？”

因为受到高层腐败案、安全事故频发的影响，包括溆怀高速在内的好多条在建高速公路都重新被国家审计。原本应该到位的资金也放慢了节奏，好多工程都出现了停工，项目部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发工资。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高速公路方面临的社会压力也非常大。然而，即便如此，某些领导还是没有舍弃对“速度”的追求。就在“5·19事故”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溆怀公司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尽管目前形势非常复杂，但是我们湖南高速公路建设今年仍然要完成570亿的投资、1000公里的通车目标。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松懈。”他再次提到了由显赫的数字组成的年度目标和任务，讲话语气和那些落马官员不谋而合。

毕竟，在这个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时代，“速度”所带来的快感和诱惑鲜有人能抵挡。

冯伟林出事后不久，项目部的王司机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他无意中看到一档国产电视剧叫《审计报告》，内容讲的是，国家审计署派出“钦差大臣”——特派员到某地方，和当地高速公路集团的腐败势力展开较量。

“你一定要看！我怀疑它是根据冯伟林贪腐事件改编的，因为主要的反面角色也是省高速公路集团的总经理，而且……连样子都跟他长得有点像，同样也是文质彬彬。”作为一位善于思考的文艺中年，王司机兴奋地讲起他的惊人发现。

我颇感吃惊，赶紧上网搜索了这部电视剧。它真的几乎就是现实的翻版：案情不但涉及省高速集团的总经理，还牵涉了省交通厅等更高层领导。剧中对行业潜规则的描绘更是绘声绘色。电视剧中的总经理，透过他的情妇，暗中控制了26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工程公司，每次招标，这26家企业都会前来竞标，从而达成“围标”。[7]这正是鲜活的现实，据媒体报道，冯伟林仅透过“围标”就非法获利3500万元。

但很快，我就发现王司机的结论站不住脚。因为这部电视剧早在2005年就制作完成，且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映了。而冯伟林案发已经是2011年8月份。所以说，这只是一种“巧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种“巧合”岂非恰好说明了现实的严重和普遍，所以编剧全然不必虚构，就能在现实中轻易找到原型，甚至形成预言。这真是让人感慨。不知冯伟林出事之前看过这部电视剧么？看过的话，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这位前局长不但是湖南政界的一位明星官员，还是湖南文坛的一位“闪亮”作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十月》、《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别的报刊上发表了散文，还出版过《谁与历史同行》、《借问英雄何处》、《书生报国》等十多本书——从书名上看，他无疑也是个文艺中年。他还曾获“冰心散文奖”和“十月新锐人物奖”等多项文学殊荣，甚至还入围我国官方的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提名。我推测是一群“市场化”的御用评论家，还在北京和长沙为他举办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他被这些评论家誉为“新儒生散文”的代表。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聘请他为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当然，对他的诟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湖南文坛早就流传他的作品都是捉刀之作。在案发近一年后，我去购书网站上搜索他的作品，发现还有他的十部大作出售。其中有两本，均厚达四五百页，颇能勾起我浓厚的兴趣。这两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一本是《速度之恋——高速公路文化家园》，一本是《日月驰骋——高速公路文化镜像》，无论从书名还是封面装帧来看，这两本书都是写高速公路的“姊妹书”。但与辰溪县张老先生的质量低劣的假书不同，无论出版社还是ISBN号，这两本书都是名副其实的“真书”。其中《速度之恋》一书厚达517页，内容介绍如此写着：

本书紧紧抓住“速度”二字，把高速公路与摩天建筑、数字化技术和超级商场等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拼图联系起来。从文化视角入手，运用全球化语境下国际、国内最新理论成果，对高速公路给国家、民族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个人的思想、心理和精神所产生的震撼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性和哲理性。它不仅是一部厚实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本优美的文化散文，作者用充满灵气的语言对高速公路的风景、人生变幻的际遇和精神家园的寻找进行了诗化的叙事。

腰封上，还赫然印着一段更让人震惊的文字：

诗人的激情，学者的智慧，英雄的胆略，书生的谦卑。这是国际罕见的从精神的高度描绘高速公路的灿烂画卷，这是国内第一次从文化的视角书写高速公路的煌煌巨著。

我敢说，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也远不及这段“文案”如此振聋发聩。这位曾经驰骋政界与文坛的“两栖官员”真是才华横溢，他对高速公路的文化剖析与哲学思辨无人能出其右。相比之下，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的纪录片虽然也聚焦高速公路，但我的思考和见识要肤浅太多，我仅仅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如何建成并如何影响到一些人物的命运，从不敢奢望能达到冯局长这样的“精神高度”。我的片子里的人物也低得像尘埃，进不了局长大人精心编织的“文化家园”。

然而，我却对他创造出“速度之恋”这个词汇深感佩服，它精辟地描绘了高速公路的特点，更无心插柳地呈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某种特质：迷恋速度，速度至上。

2011年9月份的某个中午，我在怀化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T62次特快列车——这趟火车往返于北京和昆明之间，它有着红白相间的醒目车身，在午间12点多的时候，我从窗口看到欧婆婆的老房子一闪而过。但速度实在太快，我看不到欧婆婆的身影，更不能确定她是否在自家门口张望到了我置身其中的这列火车，我想，即使她看到了也不会对此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因为这列火车只是每天经过她家门前的许多列火车中的一列，充其量只是她的替代计时器而已。除开欧婆婆这样的从没坐过火车的孤落寡闻者，有过坐火车出行经历的中国老百姓一般都知道，T字头的火车意味着“特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是全中国跑得最快的火车，但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快”和“最快”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许正应了那句人人皆知的口号所述：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在铁路领域更是在不断进行“速度的变革”，随着火车一次次提速（截至目前，中国一共进行了6次火车提速），上个世纪70年代才进入中伙铺村民视野的这条金属长龙跑得越来越快，从每小时几十公里跃进到每小时200多公里。最突破性的革命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2008年6月，我国试运行了第一条高速铁路。T字头“最快”的局面彻底被D字头的动车和G字头的高铁打破。高铁的试运行速度一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每小时480公里！众所周知，这个新速度记录的达成，仰赖于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卓越”的工作。他也是一个狂热的速度迷恋者。在他的任上，主持了两次铁路大提速（第5次和第6次），而最辉煌的成就，就是中国高铁网络的规划和建成。

在这列早已不算“特快”的特快火车上，我意外地碰到一位从云南上车的搞工程的“同行”，他是一位河南籍的年轻民工，正返回2000多公里外的漯河老家。他之前一直在云南曲靖修建高铁，但所服务的工程项目现正在停工接受国家审计。“不光我们工地停工了，我在来的火车上经常看到窗外的高铁施工工地，以前热火朝天，现在都一片萧条，人影都见不到几个。”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这位偶遇的“同行”诉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施工。”他沉默下来，目光从我脸上迅速移开，转向窗外，融入被这列特快列车倏忽甩到身后的层峦叠嶂之中。高铁停工的缘由，也和那位“功勋卓越”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有关。但这时他已经成了阶下囚。就在大概半年多前，他因为贪腐而落马。国家审计署和纪委查到他在高铁的修建中以权谋私，攫取巨额利益。在刘志军落马的五个月后——也就是我登上T62次火车的两个月前，关于高铁的另一起负面新闻爆出，这就是发生在温州的动车追尾脱轨事故——40位乘客遇难，190多位乘客受伤，一时举国震惊。这起事故的责任，最后也落到了刘前部长的头上。根据官方调查，引发事故的罪魁祸首是质量有问题的信号系统，它在招投标、测试等环节均存在“严重瑕疵”。而这均和前部长的不当管理、以权谋私以及盲目追求工程进度分不开。有人看到了这种过于迷恋速度导致的危险性，对此发出了未免煽情但却让很多人共鸣的呼吁：中国啊，请你放慢你飞速发展的步伐，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道德和良知！

但这样的呼吁难免一厢情愿，总有些人会固守着他迷恋的速度，不愿放缓步伐。我在贵阳市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一句标语：

我们只畅享最疯狂的速度！

它将“畅享”和“疯狂”（前面还有一个“最”！）并置在一起，毫不掩饰自己病态的“速度之恋”，让人看了瞠目结舌。在冯伟林局长的上述巨著里，他将这种心理称作“速度症候群”：

速度症候群，就是……只要谁超他的车，他就会立即反超。尽管道路两旁不时闪过限速牌，但他顾不了那么多。在别的时候，他总是落在别人后面。现在是在高速公路上，他再也不愿落在人后。[8]

这似乎是不断鼓励你超速的国家发展之路的隐喻。随着冯局长的“翻车”，这些精辟之言，听起来就像他献给自己和这个时代的谶语。我直后悔当初没有找冯局长来给我的纪录片《大路朝天》做“艺术指导”。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谁比他更适合了，他既懂高速公路，又深具创作热情。但遗憾的是，此时的冯局长已经深陷囹圄。

据媒体报道，这位有着“书生报国”之志的作家兼官员，在被纪委带走时，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幅条幅，上有明代《官箴》中的三十六字“箴言”，也是他的为官座右铭：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

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让我想起项目部门口墙上挂着的那只“廉政举报箱”。它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锁眼上已经锈迹斑斑，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件美丽的装饰品。

“工程关系学”

在我的眼中，高速公路建设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专业工作，涉及工程学、结构力学、材料学、管理学等各学科范畴，在具体操作中，国家也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水平考核、资格认证、监督管理等制度体系。然而，王司机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高速公路建设除了需要动用专业知识之外，还有一门非常关键的“学科”必须精通——“关系学”，业内人士戏称它为“工程关系学”，否则必然失败。因此，在王司机的眼里，爆破科袁科长对治安大队的“报复和刁难”耿耿于怀，实在是有点大惊小怪。

“这种‘伸手要钱’的事情，发生在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过程中，一点都不奇怪！”王司机说，“只要你搞工程，就一定需要搞好各种关系，要不，你不可能修成一条路！”

“你知道项目经理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吗？”王司机突然问我。

我摇了摇头。

“就是维护关系，一个不会搞关系的项目经理，哪怕他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再强，也是不合格的。”王司机总结说，“一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应该经常去上面跑动，而不应该老待在工地上。”

作为项目经理的专职司机，我岂能不相信他的看法？在官场乃至各个行业，领导的司机是一个特别而重要的角色。与其说是司机，还不如说是生活秘书或助理。这也是我经常能从王司机那得到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的缘故。王司机的话说出了这个行业的某种真相。在中国特色的现实里，“关系”这两字是决定一条高速公路成功修建与否的核心指标，从项目的招投标到正式的修建过程，再到考核和结算，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

因此，14标项目部，实际上有两位“公关先生”，一位是项目经理佘总，他负责对上级——业主、监理、工作站、高速公路管理局，以及交通厅——这些部门掌握着关系到施工方利润的“生杀大权”。另一位是协调经理孟总，他主要针对当地政府——县指挥部、乡村两级政府，以及地方各个相关部门——路政、运管、税务、交警、国土，当然还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的警察们。这些人虽然不能直接给工程创造利润，但绝对能保证你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这也是一种利润。

相比经常出现在我镜头里的孟总，佘总的公关工作更为隐形而神秘。我平时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有临到检查、开会或者其他重要活动的时候，他才出现。

佘总平时会待在怀化市内，他住在一家不错的宾馆里办公，可以拥有“大客户”待遇，先消费后结账。宾馆处在交通便捷、商业繁华之地，距离业主溆怀公司的办公室不远。而他的主要公关工作，就是和领导们唱歌喝酒，有时候还要打“业务麻将”——这是一句湖南俗语，指为了业务往来而陪领导搓麻将，它必须遵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换句话说，你最后只能输给领导。“要维护这些关系，自然离不开‘米米’”。

我的镜头里都无法呈现这些场景，而我之所以了解，要多亏他的司机偶尔的透露。这位文艺中年，一直喜欢看我拍摄纪录片，相熟之后，即便嘴巴严密，还是会流露出蛛丝马迹。

“昨天晚上，我们请业主唱歌，花了6000元。叫了好几个小姐，业主方自己还从怀化学院里找了几个学生妹子陪同。”

“学生妹子？”我好奇地问。

“对的，你想玩吗？一米七几的个头，身材超好，极品型的，每夜3000元。”王司机大笑起来，并朝我挤眉弄眼。

除了要请领导参加自己安排的酒席，一名合格的项目经理还要时不时参加领导或某些特殊关系人举办的酒席。不管是生日宴、结婚宴、嫁女宴、招媳宴，还是儿女升学宴、乔迁新居宴……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但同样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前不久，溆怀公司的一位副老总五十大寿，佘总去喝了酒，各个标段都去了。”王司机说，“不送个几千块钱的红包，根本就拿不出手。”

“所以说稍微有点权力的领导，都喜欢趁着任内在高速公路修建时举办酒席。这叫有权就用，过期作废。”

我想起前几天，在孟总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红色请柬：

为女儿升学设宴 恭请溆怀高速14标项目部协调部光临

时间：公历2010年8月30日（农历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

上午10 ： 18入席，席设大丰和饭店（小龙门）

发出请柬的人是火马冲派出所的艾警官——就是办公室墙上“警民联系牌”上的那位。此刻，“警民联系”的纽带是一张喜庆的红色请柬。派出所管辖范围内的几个标段都收到了它，大家不敢不去参加，自然也少不了赠送红包。用孟总的话说：“这些地头蛇可不能得罪。”

2012年11月份，佘总在怀化市的煌族大酒店订了一桌酒席，宴请业主方的总监办领导。一位老总和副老总参加，还有其他领导作陪，总共七个人。

因为是佘总宴请，王司机今天的角色不完全是开车，还要负责订制酒席、点菜和结账，以及担负其他的隐秘职能。

“这顿饭吃得一点都不贵，只花了3000多块一点。”但王司机马上补充说，“不过这没算酒水费。”宴请的酒是“内参酒鬼酒”，1000多块一瓶，王司机先从烟酒专卖店买了六瓶，花了7000多块。席间喝掉了四瓶。“内参”本来是中国特色的新闻词汇，用在酒名上，象征消费它的贵宾身份非同一般，“独享尊荣”。

“剩下两瓶，被那位副老总顺手牵羊了。”王司机悻悻地说，“他每次都这样，看起来好像喝醉了，关键时刻可不糊涂。”

然而，这还不是一次宴会的全部花费。在宴会开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王司机在酒店点完菜后，将车开到所宴请客人的办公大楼下。办公楼前停着一排小车，王司机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辆。这正是今日主角——某总监的座驾。他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来，你下来。”驾驶室里坐着一位年轻人。他是总监的司机，也可以说是生活秘书或助理。

王司机领着同行走到自己的车旁，打开后备箱，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手提袋交给他。

“你交给总监吧。”王司机说。

总监司机接过手提袋，扫了一眼：“里面没放别的东西吧。”

“没有，就是酒和烟。”

“好的。”总监司机迅速地离去，麻利地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后备箱。无论整个过程，还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白，都简短得超乎想象，真让我有点失望。

“他刚才问我有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指有没有钱的意思。”等总监司机走远，王司机解释说，“如果礼品里塞了钱，他就要赶紧拿出来，处理好。”总监司机提走的两瓶酒，叫“洞藏酒鬼酒”，比“内参酒鬼酒”还要贵不少，一瓶近4000元。还有两条“和天下”牌香烟，一条1100百元。也就是说，这个简短的“热身”价值1万多。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司机兼助理，王司机熟稔各种烟酒的市场行情。“我们拿的还是大客户才能拿到的批发价，市场价就更高了。修这条路到现在，光我们买酒的钱，就花去了20来万。”

除了一般宴请送礼，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也是送礼的最佳日期。此时，项目经理通常给业主方的主要领导送5000元红包，外加两条“和天下”牌香烟。

“你想想看，一个标段就送这么多，溆怀高速总共有20个标段，这一共是多少？”

也就是说，仅仅一个节日，业主方的领导就会收到10万元现金和20条“和天下”。我脑子里迅速计算了一下。

“他们收到的烟堆积如山，根本就抽不完，只好卖掉。”王司机越说越兴奋，“给你讲个有趣的事，有一位副老总还专门委托他的司机，用批发价处理掉这些抽不完的烟。有一次，我还从他手里重新买回好几条‘和天下’，我们送给他，又从他手里买回来，你说搞不搞笑？”他忍不住自己就笑了起来。

坐在王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王司机显然不知道我内心的变化，他继续“指导”我这个“关系学”的小学生。“这种烟还不是湖南最好的，最好的是白板的‘和天下’，2700多块一条。”他从座位旁的储物箱里拿出一包烟，“就是这种，抽起来很香，你要不要来一根？”

我有点受宠若惊，赶紧谢绝了他的慷慨。我这个不会抽烟的人，不想糟蹋了它的尊贵——我暗暗算了一下，这样一根烟就值将近15块钱，差不多够在中伙铺买40斤桔子了。在那里，村民们自家种植的桔子只卖4毛钱一斤。

我好奇地看着这包烟，简单的白色包装，没有任何图案，没有厂标，没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在我这个外行人的眼里，它怎么也不值将近300块。我觉得和民工们抽的5块钱一包的差不多。我没想到，鼎鼎大名的“特供品”，竟然长得如此平民，就好像微服私访的王爷一样。上面只写着两个词：

和天下 特供

“越贵的烟越是这样，简单，低调，可别看它这样，你想买市场上都买不到，必须有关系走特殊管道才能买到。”王司机好像看出了我的迷惑，“兄弟，见识了吧。这还只算湖南最好的烟，据说全国最好的烟一条要1.4万，专供接待上级高官的，一包就是1400块，一根就是70块，你说吓不吓人！”

“没办法，中国就是这种风气，所谓‘烟酒烟酒’，就是‘研究研究’，谁叫他们手中掌握了‘研究’你的事情的权力呢。”

除了特殊时期的“研究研究”，平时的细水长流也很重要。在佘总的细心安排下，项目部还会经常给上级机构送当地的土特产，从土鸡蛋、土鸡活鱼到各种四时瓜果，应有尽有。

“当地的乌梅成熟时，我们就去买了好多箱送礼，还送过草莓啊，水蜜桃啊，西瓜啊。一年四季送个不停，我的车，后备箱几乎不会空着。”王司机说。看来，他不光要熟稔秘书工作和精通烟酒行情，还必须顺应四时节令，适时地变为一位体贴的水果供货商。

有时候，某些领导的爱好却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至少让王司机摸不着头脑。2011年年底，怀化工作站的一位站长前来14标项目部视察工作，当他们经过小龙门中学遗址时，他突然看中了操场旁的一棵桂花树。

“这棵树大概有碗口粗，我们费了好大的劲，花了两万块钱才从学校买到，马上请民工挖出来，一路奔波给站长送去。”王司机说。

“他要这棵树干什么呢？是种在自家院子里，还是又转手送人？”我纳闷地问。

“那就不知道了。”王司机耸了耸肩，“随便他用去干什么，反正遂了他的心愿就行。要不然，我们以后不好办事。”

相比于烟酒、土特产和桂花树，还有一些别致的“特供品”听起来更具诱惑力和想象力。而当我们谈及此话题时，除了王司机外，黄监理和杨部长都加入进来，各自分享自己的经验。

黄监理30岁出头，浓眉大眼，精明干练，他来自监理处，负责监理14标。他讲了一段自己曾监理某一高速公路时的经历。“我亲眼见过他们搞这一套的厉害。有一次，业主总监带队来工地视察，他们安排了十多个小姑娘，一人手上拿顶草帽，还有一把纸扇子，一对一地陪着领导们走。走到有太阳的地方，就赶紧给领导戴上草帽，用扇子扇风。”黄监理模拟戴草帽和扇扇子的动作，绘声绘色地说，“更有意思的，小姑娘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多了一个冰淇淋，递到领导嘴边，说，领导，请吃冰淇淋。”

旁边的杨部长对此也很有感受，插话说：“我在广西搞工程的时候，省高管局一位女领导下来交工验收，项目部也是派人专程陪同，手上拿着遮阳伞、防晒油、湿巾纸。一边走一边给女领导打伞，一看到她出汗了，马上就递上湿巾纸，给她擦汗，然后再用防晒油给她涂脸。那可真是皇太后的架势！”

我听着杨部长的讲述，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陪同人员毕恭毕敬给领导打伞的场面——这一幕经常出现在有关领导视察的新闻里，但我没想到，在打伞的背后，还有这么多更人性化的丰富细节。

“那真叫一个细心体贴。那次，领导们是来定投资比的，他们自然不敢怠慢。”黄监理啧啧赞叹，“正道公司搞这套很厉害，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黄监理口中的“正道公司”，就是项目部的谭司机所说的那家去新疆包工程的民营公司，在业内名气不小，中标率很高，承包的工程遍布全省甚至外省。“正道”这个名字取自毛主席的一句诗词：“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过，它的制胜法宝似乎并不那么“正道”。

“你还别说领导，就像我这样的普通监理，他们也不会疏忽。”黄监理接着说，“我一上工地，他们就派一个年轻的妹子紧紧跟着我，给我递烟、点火，热的时候，也给我扇扇子。”黄监理又用手做出递烟、点火和扇扇子的系列动作，好像在表演独角戏。

“只不过我不吃他们那一套，要是换成你龙总，我敢保证，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到她！”黄监理兴致很高，指着旁边正听得入神的龙副总开着玩笑。大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冤家亦朋友

在来工地之前，我以为，因为不同角色使然，施工方和监理方应该是一对天生针锋相对的“冤家”：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施工方总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难免有意无意地偷工减料，甚至降低工程标准，忽视施工安全。而监理方要做的，就是严格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让他们从“歪门邪道”回归“正道”，从而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但在现实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据我在三年多时间里的观察，监理和施工方的关系通常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甚至说监理们是项目部的好朋友也毫不为过，他们还经常在一块喝酒打牌，唱K娱乐。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就像一位好脾气的和事佬，带着甜美的笑容出现在工地上。

溆怀高速全路段的土建工程总共有四个监理方。14标段的监理方是一家来自浙江的交通建设监理公司，监理处处长姓宋，60来岁，人很和气，平时大部分时间都笑眯眯的，经常来项目部喝酒。人们背后都亲切地称他为“宋老爹”。宋老爹的小舅子也在14标项目部工作，在实验室任职。他刚从家乡县城的某企业“退休”，虽然没有在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能，但碍于宋老爹的面子，项目部不得不聘用他。

“他什么也不懂，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拿工资的机会。”实验室的一位职工说。

年轻的黄监理就是宋老爹的手下。尽管他谦虚地称自己为“普通监理”，但其实，监理方并不那么“普通”，它是项目部不敢怠慢的对象。因为监理所拥有的职责权力，同样能影响到工程项目的验收、评比、变更和款额支付。有时候，只要监理大笔一挥，就能为施工方带来数以万计的丰厚利益。

“你知道吗？监理们每月都从我们这里领工资。”有一天，综合办公室的办事员小罗突然忍不住跟我说，“不同级别领取的数额不一样，像黄监理，他是监理组长，大概每月能领到4000块的工资。我们每个月还要给他好几条烟。他回家休假探亲，我们也要给他买好车票，准备好礼物，他在工地上开车的油钱，都是我们给他报销呢。当然，宋老爹拿到的就更多了。”

看到我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小罗笑了笑说：“要不你以为平时关系不错，是那么容易得来的？”

“这很正常。”宋老爹的小舅子正好从旁边经过，他拍了拍小罗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还太嫩了点，这个太正常了。”

我心生一阵羞愧。坦诚说，我比小罗更嫩，我没法做到对施工方和监理方的这种特殊关系安然若素。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黄监理突然在工地上变脸了，他大发雷霆，突然之间，让我觉得之前的和睦都是假象。起因是杨柳湾大桥的立柱和盖梁施工不达标，违反了程序，黄监理威胁，要对项目部施以“罚款”、“停工”和“返工”的处罚——这是监理具备的权力。

“黄总，下次我们改正吧。”谭总工程师赔着笑说，“这次就算了。”他和工程师老毛一路陪着黄监理。龙老板也闻讯赶来，这个有问题的工程就是他的施工队承接的。

“还有下次？三番五次地跟你说，省交通厅发的182号文你们看过没有？”黄监理依然面孔严肃，“你以为我是吃素的？你别看我以前不发脾气，那我这次发次脾气给你们看看。我不在你这里工作没关系的，我去哪儿都一样有饭吃。我告诉你！”他怒气冲冲，几乎暴跳如雷，完全变了个人。我很奇怪他的好脾气是怎么被消磨掉的。

“都是熟人，都是老朋友啦。别因为这个伤了感情……”谭总工继续磨着嘴皮子。

“还好意思说老朋友？不是我伤感情，是你们逼着我这么办的，现在是我给你们面子，你们不给我面子了。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多次了，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搞。”黄监理指了一下施工中的桥梁立柱，“你们根本就不将我当回事，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是你们故意不给我面子。”

“不就是个支架问题嘛，其实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盖梁做得还马马虎虎的嘛。”包工头龙老板接过话说，他好像并不怎么惧怕黄监理的停工威胁，“说实话，有些标段连支架都没做呢。”

“你别给我戴高帽。”黄监理转过头，对着龙老板严肃地说，“我跟你说，你那根15-1的立柱绝对别想计量了。”他指着面前的一根桥墩。所谓计量，就是计算工程量，必须经监理签字，否则，施工方就拿不到施工款。

“哎呀，这个只要保证安全就可以了，该照顾就照顾一下吧，你说是吧？”龙老板仍然笑嘻嘻地说。

“真是给你们脸不要脸！”似乎被龙老板的无所谓刺激了，黄监理变得火上加油，“让你们一尺，你们就进一丈。有你这么搞的吗？我现在就严格按要求、按规范来。你别逼我！都是干工程的，有些东西不要太过分了！”

“不会的，我们有底的，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做好的。”龙老板满脸堆笑，递过去一根蓝芙蓉王，“黄总，别发脾气了，抽根烟消消气。”

“不抽！”黄监理没接龙的烟。

谭总工又出来打圆场：“黄总，你别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你自己也伤身体。一会儿我们去找毛总，一起谈一下，将这个事情商量好。”

“你看，像这么吊钢筋也是不允许的。”黄监理又指着桥墩下正在起吊钢筋的吊车说，“必须装一个篮子，钢筋这样吊上去不变形吗？”

“主要是要赶进度嘛，再不打混凝土钢筋笼就生锈了，所以龙老板就有点着急。”谭总工又出来打圆场，他好像不是最高技术长官，而是刚刚履新为公关先生，“这么弄也没多大的问题，你不原谅一下就算了？”

“要是上面来检查，我们肯定就会停工的。”龙老板说，“我就是看你平时好说话，别再为难我了，兄弟，没必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嘛。”龙老板叫起了“兄弟”，这个词好像才是施工方和监理的本质关系。确实，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像荣辱与共、互帮互助的兄弟一样。

桥梁工程师老毛也出来打圆场：“黄总，特殊情况还是特殊解决吧。”

“你跟我说没用，我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黄监理还是气鼓鼓的。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啊！”老毛说。他用的这个词，“父母官”，又道出了监理和施工方的另一层本质关系：监理就是施工方的衣食父母。

“走吧，我们去项目部说。”龙老板走过来，将手搭在黄监理的肩上，笑嘻嘻地说。从我的镜头里看起来，这时候的他们更像兄弟。

在项目部，一把手毛总早在等着他。毛总将黄监理迎进了他的办公室，却将谭总工、龙老板、老毛以及我礼貌地请了出来，房门在我们身后迅速关闭了。不知道他们在房间里讲些什么。

瞧这架势，我想今天晚上项目部一定会召开“整风会议”，从而掀起一阵“问责风暴”。为了不错过这个重要环节的拍摄，我赶紧去给摄像机充足电。然而，我的预测落空了。没一会儿，黄监理从毛总的办公室出来，他脸上的怒容早已消失不见，又代之以平和而友善的笑容。毛总跟在他身后，也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走吧，我们去放松一下。”毛总亲昵地拍打着黄监理的肩膀，像两个好兄弟一样，有说有笑地走到了大门口。

龙老板看到他们走来，麻利地发动了自己的吉普车。黄监理一闪身，坐上了毛总的小车。吉普车在前面开路，两辆车一前一后地朝怀化市方向疾驶而去。

“他们去干嘛了？”我看着两辆车渐行渐远，纳闷地问。

“还能干嘛？嗨皮呗。”谭总工朝我眨了眨眼睛。

“那明天还停工吗？”我继续问。

“当然不停工啦，不都公关了嘛！”老毛抢着回答我。

第二天，我在工地上碰到龙老板。他的施工队仍然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并没有任何停工或者返工的迹象。“没罚款了吧？”我关心地问。

“不可能罚款，谁的面子不卖，毛总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龙老板说，“监理都是吃项目部的，用项目部的。他还来找麻烦的话，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昨晚去哪里玩了？”我问。

“请他喝点酒，打下牌，送点钱给他，不就完事了么？”龙老板笑了笑。

“既然毛总的面子要给，那他昨天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呀？”我还是不解。

“不发脾气怎么能拿到钱？他这是能屈能伸，是一种策略。”龙老板说，“不过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我们也理解他。大家太熟了，像亲戚一样，他不这样有时候不好控制局面，万一失控出了问题，那就不得了。”

当我听到龙老板说出“亲戚”一词时，越发对工程关系学里的复杂性感到迷惑，不知道他们究竟算上下级、兄弟、朋友，亲戚，还是别的什么？或者兼而有之？

“不管发生什么，到最后大家只要坐到一块喝杯酒就OK了。”另一名徐监理好像看出了我的迷惑，朝我说。他说的好像没错，在工地上，每一次严峻的质量问题最后总会演变为一次荒诞的公关行动。这仿佛成了某种不可改变的规律。

2009年，上海曾发生一起著名的建筑事故：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突然全部倒塌，造成一名施工员死亡。当时，在网上引发了公众对当今建筑质量的强力质疑。网民们将各地发生的垮楼事件戏称为“楼脆脆”——就是“楼很脆弱”的意思。继上海“楼脆脆”事件后，又在郑州、武汉、青海等地出现了“楼脆脆”。不光只有“楼脆脆”，还有“桥脆脆”和“路脆脆”。最近几年，垮桥事故频发，道路塌陷严重，各种“豆腐渣工程”一直层出不穷。有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的最近五年，我国共垮桥37座。有专家警告：中国将进入垮楼垮桥的高发期。而湖南就是垮桥的重灾区。2007年，沈从文的故乡——湖南省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凤大公路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坍塌，造成64人死亡，2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大桥坍塌的主要原因是“赶进度”，为了给一个月后的湘西自治州“50年州庆”献礼，因此降低了施工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前往凤凰参观过的斌和所在工地，正和事故大桥属于同一条公路，更巧的是，斌和的项目部也有同样一座采用相同工艺的大桥在建，且两座桥相距很近，但所幸的是，斌和项目部承建的这座桥梁并没有任何问题。

此外，好几起发生在外省的垮桥事故，都跟湖南的施工企业有关。在工地上，我经常会听到民工调侃此事。“你们湖南人修的桥不行，老是垮。”在杨柳湾大桥上施工的小马来自广东湛江，他用浓厚的湛江口音很不屑地说，“什么九江大桥，钱塘江三桥，都是你们湖南人修的，结果都垮了。”

“你们请我们来是对的，我们修的桥绝不会垮。”小马说，不过，他也坦诚说出自己的担忧，“每次通车后，我走在自己修的桥上时，心还是嘭嘭嘭跳。”

“为什么？你不是觉得自己修的桥很好吗？”我问他。

“因为修桥的不止我们一个施工队啊，还有你们湖南的、四川的，各个地方的都有，我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钢筋啊、水泥啊、桩基啊、立柱啊，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不能保证它们有没有问题。”小马说，“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桥就有可能垮掉。”

2012年6月，项目部接到通知，几天后上级将来检查工作。对于杨部长来说，如何应付这种检查，早已不是个问题。每当检查来临，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做好“面子工程”：在领导们要经过的地方，清扫场地、平整道路、插上彩旗、竖好标语牌，等等；当然，也会遮住一些不想让领导看到的东西——平时堆在工地上、经过日晒雨淋而变得锈迹斑斑的钢筋设备，此时，就会有一块油布及时地盖住它，或者一辆吊车将之暂时吊走。

我跟着杨部长去工地，插彩旗，挂横幅。他特意做了一条红色绸缎的横幅，上面用黄色字体写着“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我标视察指导工作”，并将它挂在醒目的交通要道上：“这就是给领导们看的，如果他们有兴致，还可以站在前面拍拍照。”领导检查完后，他就会赶紧将它撤下，以留待下次使用。除此之外，项目部的院落里还常年挂着另一条一字不差的横幅，也是同样的红底黄字，只不过材质不同，它是更结实的喷绘版。但因为露天悬挂，它经受日晒雨淋，每过几个月就会褪色。所以，杨部长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它褪色之前，对它不断地以新换旧。这样的工作看起来乏味而死板，但却像电脑的系统更新一样，如果你不想你的电脑有一天崩溃的话，它就是必须而不可忽视的。从业主到省交通厅，从当地县政府到市政府，项目部面临的检查名目繁多，但过程通常大同小异：多半是走走过场，说点一团和气的空话和套话。往往声势浩大而来，一溜烟而去，甚至有前来检查的领导在工地上待不足五分钟。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有一点意义，老是在做面子工程，很无聊。”他将一面写着“娄底路桥”的旗子绑在桥栏上，一边自嘲地说。他的脚下，还有一堆炫目的旗帜。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将七彩旗插满工地。

然而，如同他把共产主义和佛教平衡得很好一样，杨部长很快就把刚才的反应抛诸脑后。他马上又说：“不过面子工程也是必须的，旗子是一个标志，是意志和精神的象征，不能缺少。”他甚至饶有兴趣地讲起了典故，“想当年，姜子牙出征时，发现杏黄旗不见了，就知道会出师不利。中国人都很信这个。”于是，杨部长又精神抖擞地扛起一面旗子，如同姜子牙扛着杏黄旗，大步流星地朝下一个目的地走去。

这次，杨部长的预估错了。他布置的面子工程非但没有转移检查者的视线，反而成为欲盖弥彰的象征。莅临检查的官员，来自湖南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局。这位官员很年轻，大概40岁出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工程博士。和之前我见过的视察领导完全不同，他带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随手带着一把卷尺和一台卡片式照相机，一边走一边测量钢筋、T梁等施工物的规格，且亲手拍下照片备案。这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气质，以及他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细致认真的态度，让摄像机后的我倍感吃惊和钦佩。坦白说，这位官员给我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

他很快在预制场发现了问题：T梁钢筋构架焊接不合格，还采用一种被交通厅明令禁止的老式焊接法。

“你们怎么搞的？我将文件和图纸下发给你们很久了，你们怎么就没改？”博士官员第一次发了飙，他的文雅气质瞬间消失了不少，铁青着脸，对着项目经理佘总说，“你们的质检员和施工员怎么搞的？难道不会看图纸吗？”

他又朝着宋老爹：“谁是这里的现场监理？”

宋老爹赶紧将黄监理推了过去：“是他。”

黄监理吓得有点不敢说话了，红着脸，低着头站着。

“要你们监理干什么的？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看出来，真是瞎胡闹！”

宋老爹平时笑眯眯的脸，此刻也变得阴云密布，他指责着黄监理：“你真是个傻逼，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怎么就没听？”

“将这片钢筋架全部给我拆掉，重新返工，并且将图片拍好发给我。”博士官员严厉地说。宋老爹、佘总和谭总工等人连连点头，唯唯诺诺。此时，他们失去了当初和黄监理讨价还价时的那种气势。

博士官员又来到杨柳湾大桥上。桥栏上，挂着一条醒目的红底黄字的横幅：

用我们的承诺和智慧雕塑时代的精品

这仍然出自文采斐然的杨保国部长之手。但此刻，这位博士官员并没有心情欣赏杨部长的杰作，他的目光甚至没有在横幅上作任何停留，只低着头细致地检查着桥梁上的施工规范。此时正值中午，夏日烈阳晒得他浑身冒汗，额头上汗水涔涔，白色的衬衫后背也已经湿掉了一大块。但奇怪的是，此时没有人给他打伞，更别说递湿巾纸和防晒霜。

宋老爹和佘总示意他不必走完全程，他却坚持一直走到桥的另一端。很快，他又在桥上发现其他的问题：混凝土浇筑和钢筋焊接都有问题，此外，施工安全也有违规。他第二次发了飙。

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他回到项目部，查阅施工文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台背路回填的石料不符合规定。他第三次发了飙。

“他妈的要你们监理干什么的？太不像话了，现场监理工作完全不到位！”他甚至朝宋老爹和黄监理接连骂起了粗话，“他妈的还将图片保存在这儿，万一以后上面查起来，这究竟算谁的责任？！”

“必须以你们监理处或者业主的名义，对监理工程师进行处罚。还有，你们施工单位这么搞也太马虎了，他妈的乱弹琴！”博士官员愤愤不平，让摄像机后的我感到大吃一惊。像他如此不留情面、当面痛斥下属的官员，真的是非常罕见。但我暗暗为他喝彩。只有这样的“不留情面”多一点，才能让中国的“桥脆脆”少一些。

最后，博士官员责令项目部，对所有问题工程进行返工，包括填充好的路基，也要挖开后重新填筑。此外，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问题如此棘手，这可是项目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看起来，他们之前所有的“迎检”经验在这位认真的博士官员身上失效了。

博士官员一走，项目部的领导们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马上召开会议，探讨应对措施：一方面按规定进行整改，另一方面，他们决定派出佘总紧急公关。忐忑不安的佘总放下了手边的其他事情，叫上司机驱车前往400多公里外的长沙。

几天后，王司机面带倦容地回来了。显然，这次不像一般的赴宴送礼轻松，他似乎也没有休息好。

“佘总将那位官员单独约了出来，送给了他几瓶酒和一个红包。”王司机说。

“这次你们碰了钉子吧？”

“废话，当然收了，他就是存心来找碴的。”王司机如释重负地说，“这事应该没什么事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即使我相信其他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转换成了公关行动，我也不相信它会发生在这位博士官员身上。我实在无法将镜头后那位认真、负责、秉公办事的好官员和王司机描绘的联系在一起。我承受不了如此程度的分裂。

但项目部里只有我一个人少见多怪。“他们总是习惯用人民币去擦屁股。”办公室主任老李平静地说，“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还有一次规格更高的检查，是国家交通部的领导前来，为应付这次检查，项目部就花了四五十万元，请了150位民工，连续工作一星期。这样才得以通过。”

“19标差点没通过。”王司机补充说，“交通部领导对他们大发雷霆，突然，一个神秘电话打来，他毕恭毕敬地听了一会儿，脸色很快就多云转晴。”

“据说那个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他妈的真没想到小小的19标，竟然有这么牛的关系！”

[1]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1日报道《我国尘肺病人数增多，维权问题成阻力》。

[2] 《三湘都市报》2011年11月27日报道《专家：尘肺病应纳入新农合和城镇医保》。

[3] 《新京报》2012年6月30日报道《我国有600多万尘肺农民，大爱清尘一年救助267人》。

[4]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8月23日报道《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落马，曾大搞公路建设大跃进》，记者曹昌。

[5] 本部分关于希特勒的表述参考《希特勒当年是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一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不明），以及周兵《汽车百年》一书（金城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的“希特勒的高速公路网”章节。

[6] 本部分关于秦直道的表述参考中国广播网2005年8月3日报道《专家认为秦直道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记者那森宝音，以及《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申报材料），作者张在明等。

[7] 广义上讲，所谓“围标”，就是串通投标，即投标人为获取中标而互相串通、损害项目业主利益，或是投标人与发标人、代理机构互相串通，损害其他投标人或项目业主利益，是招投标领域常见的一种企图非法获取中标的手段和行为。

[8] 出自《速度之恋——高速公路文化家园》第四章《高速公路身份追求》中的第7节“速度症候群”，第241页。

第八章 被改变的村庄

【基层标语】　　修好公路人人夸，富了百姓千万家

以顾全大局为荣，以损害大局为耻

指点江山翻新山河，令山河流金溢彩

热爱祖国建设祖国，让祖国繁荣昌盛

“和谐拆迁”

2010年秋天的某个清晨，我又爬上了欧婆婆屋后的那座无名石山。往北望去，正可看见这条成长中的道路，顶着曙光，一路从北至南穿山越岭而来——像一张正在被时光显影的底片，面目一天比一天清晰起来，渐露出庞大而绵长的雏形。

相比于春天时的情景，脚下的这座石山已经面目全非。原先茂盛的灌木丛日渐凋零，枯萎的叶片上布满尘土。石山一侧，被炸掉了一半，露出了灰白色的陡峭崖壁，碎石遍布。而崖壁下的山地已被夷平，变为高速公路的路基。

从去年冬天开始，修建溆怀高速公路而引起的征地和拆迁就已经如火如荼，全线需征用土地多达8371亩，需拆迁房屋828户[1]；仅辰溪县境内，需征用土地2100余亩，涉及1200余户，需拆迁房屋240余户[2]，欧婆婆家正是其中之一。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协助高速公路进行拆迁，无异于一次堪比战争的“大会战”。没错，我再次在这里遭遇了熟悉的战争术语，对于官方来说，没有谁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道路旁边，就挂着一幅让人记忆深刻的标语：

是英雄，是好汉，三年会战比比看。

辰溪县政府的门户网站“辰溪网”上，也有一篇新闻，标题就用了“打响”和“大会战”两个军事词汇，名为《辰溪县打响溆怀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大会战》：

根据市里的部署和要求，溆怀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工作必须在今年12月10日前全面完成，保证桥梁、隧洞等控制性工程在11月底以前顺利开工。总体要求是：被征用的土地必须彻底腾地；该拆迁的房屋、杆线及其他建筑物必须拆（搬）完毕；各类矛盾纠纷要得到妥善有效调处；保证入场施工畅通无阻。

而2010年3月9日的湖南省报，更是刊发了整版的长篇通讯《怀化市在建高速公路征地拆迁纪实》，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文风，激情地描绘着这片土地上的巨变：

延伸，延伸，不断地向前延伸！

初春的五溪大地，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从雪峰山下，到沅水河畔，从麻阳苗寨，到通道侗乡，彩旗猎猎，机械轰鸣，群山沸腾。怀通、吉怀、新溆、溆怀四条高速公路建设大军在数百里沿线摆开战场，

挥汗如雨，昼夜不停，破土前行。

文章用“大军”表示修路工人，工地则被形容为“战场”。文章后面关于拆迁的描述，则被形容为一场“攻坚战”。即便是夜晚，依旧在开战，所以“营火点点”。类似军方的“指挥部”，是这场拆迁战争的总统帅，此外，还有“助战”的方方面面，如国土、交通、林业等部门。

旌旗展，千军万马上高速，雪峰山下的怀化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征地拆迁攻坚战，只见战疆长卧，营火点点。

这篇通讯的文风俨然有几分“革命浪漫主义”气质。文风还是次要的，关键是真相被篡改。对于让当事者棘手和头疼的拆迁，这篇通讯从头至尾都是空泛的讴歌，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性纠葛却荡然无存，只剩下被过于美化的现实，以及被过于粉饰的太平：

从天南海北齐聚怀化高速战场的各路施工队踏上侗乡苗寨的山头田间时，无不感受到一份份满满的热情。他们深知，干部付出的是心血，百姓让出的是土地，而他们留下的则是希望。面对简陋的村寨、淳朴的乡民，施工方常常义然而动。

怀化人如同当年三线建设修铁路一样，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建设中，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牺牲。桃李快熟了，杨梅快红了，辛勤耕耘的橘园盛产了，安居乐业的房屋修好了。但是高速公路快要开工了，怎么办？农民磨利斧子——砍！强忍心痛——拆！

路地携手，和谐拆迁，换来的是浓浓的“鱼水情”。麻阳苗族自治县兰村乡泥溪村的村民，就像当年支持解放军一样，主动为驻扎在深山老林的14标段送米送菜，每逢传统节日，还杀猪宰羊，自编自演节目慰问施工人员……

看了这样的文字，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无法遏止的虚无感，恍惚中，我以为自己穿越去了一个异度空间。因为我在拆迁中所亲见亲闻的那些尖锐纠纷，在官方媒体里几乎不见了踪影。我的摄像机所拍下并见证的那些世事，绝非文中描述的“和谐盛景”。如果这篇报道也算“纪实”的话，那我的纪录片绝对就是百分百的科幻片。

随着施工旺季的到来，现在是孟总最忙碌的时候。在整个秋季，我“科幻片”里的这位主角，几乎每天都奔波于外，处理拆迁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而陪伴他的，还有县高速公路指挥部的官员、国土资源所的公务人员，以及乡、村两级干部们——他们都在全县的“拆迁动员大会”上签署了《征地拆迁工作责任状》，并向县领导们表达了“服务工程建设”的决心。无论对于孟总，还是对于政府来说，征地拆迁绝非省报上描绘出来的“和谐拆迁”，而件件都是棘手之事，稍有怠慢就可能惹出大麻烦。

“来，你过来，在这里签个字。”在一块稻田旁，国土所的公务人员指着一份征地统计表，对着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说。他就是稻田的主人欧安铁，他憨厚朴实，应声过来，拙笨地握住递来的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房子被征收拆迁之事还没妥善，欧婆婆家又有一块田地被征收。

“好了，补偿款会统一发放的，到时村里会通知你。”公务人员迅速收回笔和表格，和孟总往另一块稻田走去。欧安铁什么话也没说，他呆呆地盯着田埂下的一块稻田。稻子已经熟了，逼仄的山谷间金灿灿一片。

另一条田埂上，站着一位中年农妇，她一边签字，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说：“赔这点钱太少了……就这么一点田地，昨天他铁路上来征收，今天你高速公路来征收，明天他什么厂矿又来征收，以后我们就没有田种了……没田种要农民怎么活啊……”

“我们已经按比较高的标准赔付给她了，她还想怎样？”孟总看了一眼农妇，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来，不屑地说。

那是一小块不规则的稻田，后方是高速公路的路基，前边是蜿蜒而来的湘黔铁路，右边是车流如织的省道。金灿灿的稻禾点缀在这三条道路的夹缝之中，从镜头里看起来，有着让人触目惊心的美和忧伤。农妇就站在那里叨叨絮语。突然，一列红白相间的“和谐号”火车从东边飞驰而来，轰隆隆的轰鸣声淹没了她的抱怨。

欧安铁也忧心忡忡。他家的水田，每亩将会补偿3万元。房子是砖木结构，按标准能拿到的总补偿款只有8万元。而按现在的物价、工价水准，要重新建起一栋砖瓦新房需要大概20万元。

正是这12万的价格差让他安不下心。“我们两口子打工的积蓄都垫在里面，都还不够，还得找亲戚借钱。”此外，“加上为了拆迁，我这一年不能出去打工，又损失了不少。”在回家之前，欧安铁夫妇在杭州打工已经有四五年。他在一家电线厂，一个月工资1800元；他老婆在一家毛巾厂，工资1500元。扣除吃饭住宿等开销，一个月的工资所剩不多。

但除了偶尔向我抱怨几句外，欧安铁并没有向高速公路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他是那种老实本分的农民，只知道默默劳作，在我拍摄他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一声不吭。在获知老屋被征收后，他没有异议，而是很快就在对面铁路边的山坳上，找到一块荒废的空地，他独自一人，花了三天时间，用木头、竹篾和防雨布搭起一个简易窝棚。第四天，他弄来一辆破板车，将老屋里的各种家什，一车一车地拉到“新家”去。欧婆婆则背着一个装满了坛坛罐罐的竹制背篓，颤颤悠悠地走到一公里外的“新家”。

“既然他们要征收我的房子了，我们就没必要再住在这里。”欧安铁将一只大陶罐和一台旧电视机放进板车，说，“屋后天天放炮，我妈妈年纪大了，不方便躲避。再住下来太危险。”他永远也想不到，这种危险也许正是谈判赔偿的资本。

天黑时分，大部分家当都已经搬进临时棚子里。欧婆婆开始在新家里做饭，炊烟飘荡，山坳幽静。窝棚里，电灯昏暗，14英寸的老式黑白电视机被重新摆在了桌子上，正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夜幕中响起洪亮而庄严的声音：“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这一天，是2010年9月6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地——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说出的时候，一条在建的现代化高速公路正穿过这村庄、紧挨着欧婆婆老家纵横而去。

然而，不是每位村民都像欧安铁这样，中伙铺村村民老陈，在孟总看来，则是一位“刁民”。他是位50多岁的农民，也是当地小学的“民办教师”。他因为不满意政府所核定的拆迁面积，便用一堆废弃的砖头堵在自家宅地上，导致施工被延误很久。这一天，孟总带着推土机过去强拆。像往常一样，我跟着孟总过去拍摄。

“推吧，就推这里，不管了！”孟总大手一挥，朝推土机司机说。

推土机开动，将老陈家宅前的砖块一股脑儿推倒。我正专注拍摄时，突然一个人影从身后窜出来：老陈现身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对着孟总气愤地喊，脸涨得通红。

“乡政府命令我来拆的，你堵了我们这么久，我们不能再等了！”孟总毫不示弱地说。我习惯性地调转镜头，拍摄他和孟总的对话。他一扭头，看见我在拍摄，眼睛里立即冒出火焰。

“你拍我干什么？”他飞快地冲来，一拳打向摄像机。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躲避，那一拳正打在摄像机的话筒上。

“好了，我不拍了，你别打我摄像机。”看见话筒被打歪，话筒底座摇摇欲坠，我顿时心痛不已——我宁可那一拳打在我身上。我赶紧双臂抱紧摄像机，向后退去。

“就要打你！”老陈不依不饶，他又打来一拳。无疑，他将我当成了高速公路方的人。

“我没拍了，你别这样，老乡。”我对他露出“以德报怨”的微笑，边说边躲闪，赶紧往田埂上退去。实话说，我可不想跟这里的村民发生一丝一毫的冲突。我还要在这里拍摄好几年，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此外，我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突然，一位50多岁的农妇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在前面截住了我，她发出夸张的哭声，捡起一块石头丢向我和孟总。她是老陈的妻子。石头从耳边呼呼经过，刹那间，我感觉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很不真实。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拎着摄像机拔腿就跑，在长满野草的田埂上一路飞奔，好像奔跑在一个没头没尾的梦中一样。来不及关掉的机器，将这个“梦”记录了下来：凌乱的镜头里，晃动的野草划过身前，狼奔豕突的脚步声，激烈的喘息声，还有背后传来的哭喊声……

老陈紧追不舍，他坚强的意志让我叹服。他妻子的聪慧，也让我刮目相看，她正从田埂的另一边向我包抄。我走投无路，扭身躲进旁边的一栋民工宿舍里。关键时刻，一个驾驶挖机的年轻小伙子，将我塞进他的铁架子床上，叮嘱我不要发声，并紧锁房门。我憋住喘息，狼狈地蜷缩在床上，很快听到房间门被人狠狠地踢了几脚，老陈妻子的哭骂声随之响起，她趴在玻璃上朝房间里面打望——毛玻璃上透出了她模糊而愤怒的脸。这似乎像是电影中的某个镜头，但我实在想不起来它出自哪一部电影。紧张的奔跑让我的脑袋有点缺氧。

“他不在这里，从那边那扇门跑了……真的，就是那边……你快去……”门外，几个民工声东击西，转移了老陈夫妇的关注。我和我的摄像机得救了。

当我回到项目部后，才得知老陈夫妇转而回去，又围困住孟总，破口大骂，老陈的妻子再次拿起一块大石头，向孟总脚上砸去，幸亏他躲得快，没有砸到。最后，乡村干部闻讯及时赶来，干部们威胁老陈，如果他胆敢再对抗施工、纠缠孟总的话，就解除他的教职。老陈听到这个，立刻软了下来。

“你以前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吗？”孟总突然朝着我说。

“没有，今天总算见识过了。”我说。我想起话筒，一阵心疼。

“这样的场面，我可见得多啦。”孟总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这种经历如此值得骄傲。但他说的大抵没错，他确实见惯了这种场面，他也很快就遇到了另一个“刁民”。

“刁民”欧家发是中伙铺村的村民，他承租的一口鱼塘，正好位于高速公路的边坡范围之内，因此，这口鱼塘有一半将要被填充掉。鱼塘的产权方——中伙铺村委会已经和高速公路方达成了征收协议，然而，作为承租人，他死活也不肯配合拆迁。他承租这口水塘多年，此时被征收，不但意味着他今年的损失，而且也影响到他今后的打算。更棘手的是，这口鱼塘的所有权虽然是整个中伙铺村拥有，但它却位于第5小组辖地之内。因此，当村委会提出，赔偿款额将由七个小组平分时，第5小组的村民强烈反对。欧家发不仅是鱼塘的承租人，也是第5小组的组长。既然鱼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为什么不可以独享赔偿金呢？退一步，他们至少也要占大头。然而，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村民们众说纷纭，法律也没有定论，村委会举棋不定，所以，这口鱼塘成了施工方一块难啃的骨头。

挖土机已经开到并停在鱼塘旁。欧家发则天天守在塘边，扬言“谁要动他的鱼塘，他就找谁的麻烦”。孟总和当地的村乡干部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做出任何让步，坚称“如果政府欺人太甚，他就去上访”。

孟总知道自己这次碰到了真正的“钉子户”——相比之下，老陈的一时冲动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妈的，这个欧疤子真是讨厌。”欧家发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孟总和乡干部都叫他“欧疤子”。被迫停工长达几个月后，孟总的耐心几乎要被消耗殆尽。

“他要是再敢阻工，我们就应该跟派出所说好，就一定抓了他。不能再纵容他了，要不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乡政府，孟总气愤地对几个乡干部说。

乡人民代表大会王主席、李副乡长和乡指挥部的老陈，都颔首点头，表示支持孟总。在征地和拆迁中，他们是孟总的“亲密战友”，并肩战斗，合力面对防不胜防的“刁民”。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支持高速公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无小事，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面对我的镜头，王主席说。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像个知识分子，说话轻声细语，却充斥着政治语言。他的这番话明显是在“表态”——表明一个地方官员对发展的迫切支持。而孟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也扭过身来，对准摄像机说：“有了王主席的大力支持，我们14标是施工环境最好，施工最为顺利的。”说这话的时候，“10·9事件”等一大堆麻烦事都还没有发生。双方一唱一和，有如琴瑟和鸣，海枯石烂。

“还有啊，上次县指挥部孙指挥长说了，如果有刁民要告你们高速公路方，县里已经跟法院打了招呼，一概不受理。”王主席说。

“那当然，修高速公路又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党和政府做出的决策，这怎么能告状呢？”孟总说。

欧家发依然不依不饶地守在鱼塘边，不准挖土机施工。一天，他甚至威胁着要打一位挖机司机，因为后者在施工中不小心将石头落入水塘。接到民工队的“报警”，在乡干部的陪同下，孟总火速赶过去“灭火”。

“这该死的家伙，就是想着敲诈勒索，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路上，孟总骂了出来。

“你一会儿将他阻工的样子拍下来，到时派出所要拘留他，就可以拿来作为证据。”乡指挥部干部老陈对我说，他也将我当成了项目部的人。自从来到工地，我的摄像机就经常被人们当作取证的工具。官方的人动不动就指挥我拍摄这个、拍摄那个。而普通老百姓，也往往把摄像机当作公权力的象征，从而对我发起攻击。

“你不要拍我，否则你的摄像机被摔了不要怪我。”鱼塘边，当我跟着孟总走近欧家发时，他指着我的摄像机，严厉地说。

我马上将摄像机放下来。经过和老陈的那次冲突，我更加小心翼翼，绝不会去激怒一个正处于情绪中的人。

欧家发40多岁，身材健壮。在和孟总们争论的时候，他眼神尖锐，用词激烈，左脸上的疤痕涨得通红，显得更加凶悍。“这口鱼塘是我承包的，我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你们的赔偿方案不妥当，不能接受。但你们动不动就采取强制的办法，强制我放干塘水、搬迁鱼塘，这怎么可能？”他义愤填膺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国家的建设，我们必须要支持，可是我们老百姓的权益谁来保护？”他条理清楚，逻辑力很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孟总说他“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谈判再次不欢而散。等孟总们走后，我留了下来，想和他聊聊。我拿出一根烟给他。可能是因为我放下了摄像机，也可能是那根表达尊重的烟，他的态度逐渐有了改变。

“这口鱼塘本来是属于我们第5组的，我们跟前任村委会也有协议，但现任的村支书不顾事实，强行要瓜分赔偿款，这是不公平的。我不怕跟他们打官司。”他站在鱼塘上，向我倾诉了他的苦衷。

“上次乡里来调解我们这起纠纷，调解书里竟然还有这么一条，要从赔偿款中提取4500块钱的差旅生活费！我完全想不通，他们有什么理由这么做？这本来是他们分内的事情，国家给他们发工资，为什么还要截取我的赔偿款？我正想着写个报告，去县里上访，再不行就将事情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

他对村委会也感到不满：“农民应该有权利了解整个村庄的征地赔偿情况，但具体赔偿费是多少？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老百姓要求公开、公正，但现实中连公开都做不到，更不存在公正。”

我发现一个规律，大凡官方眼里的“刁民”，尽管有时候可能很偏执，也难免有私心，但一般来说，都比较有见识，懂法律，维权意识强，也懂得利用舆论和官方博弈。这种人一旦较真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现在就是官官相护，只知道压迫老百姓。”欧家发说。

没过几天，孟总通知我再去鱼塘，说今天会强行对鱼塘施工。当地政府已经给“欧疤子”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县、乡、村三级领导干部会到现场“联合执法”，同时派出所会派出警力保护干部们“执法”。

“如果欧疤子要制造什么冲突，你就用摄像机将它拍下来，作为证据。”孟总吩咐我。

一台挖机停在鱼塘边，附近已经乌压压地站满了人，有民工，也有村民。几辆车停在路边，包括一台警车，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人群里。除了王主席、李副乡长和老陈之外，乡党委书记、乡长和县指挥部的唐副指挥长也来了现场……看来，今天这场“联合执法”行动的规格不低。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见到鱼塘承租人欧家发的身影。

孟总热情地和干部们打着招呼，一一发烟给他们。唐副指挥长接过烟，对孟总说：“有政府支持，就没问题，你不要怕。”

“怕我倒不怕，就是工作不好开展。”孟总尴尬地笑了笑，说，“其实我们下面的民工队早就想着跟他打一架了，都被阻工快半年了。”

“怕他什么呢，你说？毕竟是共产党执政。”一位穿着白色POLO衫的年轻干部笑着说，“你就赶紧开工吧。”

挖土机的铁爪子一下就将鱼塘的田埂挖倒一块，水直往低处的水渠里涌去，引起水中的鱼一阵骚动，泛起了雪白的鳞片。岸上的人们发出阵阵惊呼。曾经追打过我的老陈也在其中——今天，他只是一个围观者，看起来心情不错，脸上带着优雅的微笑。警察蹲在他的旁边专心地拍照。

不知什么时候，欧家发出现在了人群中，正和两个警察说着什么。我一直没看到他的身影，还以为他已经被强制限定自由了。我赶紧朝欧家发走过去，我不想漏掉一个“钉子户”和警察在强拆现场的对话。

“这里头的鱼大吧？”一个警察说。

“有几条草鱼大一点。”欧家发回答。

“草鱼？最大的有好大？”

“最大的有四五斤吧。”

“四五斤，那也不错了。”另一个警察接口。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对话充满了日常性，听起来就像邻里间拉家常。欧家发的心情看起来很平静，还时不时对着我的摄像机笑笑。好像之前他的强硬态度并不存在似的。没过一会儿，他麻利地脱了鞋，挽着裤脚，走进刚被挖机挖出来的出水豁口里。

“你们注意点，别碰倒了我的篓子，将我的鱼弄跑了。”欧家发说。

他在出水处放了一个大竹篓子，里边拦住了几条一尺来长的草鱼和鲤鱼。警察和干部们站在高处，低头围观着他。他站在齐膝深的水流里，裤子湿了一大截，脸上也溅了不少泥浆，就像一个在野外演习、故意用油彩涂满脸部的特种兵。但显然，今天的他失去了战斗力，向那股他曾称之为“官官相护”的势力投了降。我实在想象不出，从对抗到妥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今天总算识时务了。”孟总对我眨了下眼睛，得意地说。当这个难缠的钉子户被攻克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天的“兵不血刃”来得有点意外，警察和干部们彻底地放松了，他们兴致很高，站在田埂上围观起鱼塘里的捕鱼来。

“这里有一条大的！”一个警察指着一条在泥浆中翻滚的鱼说道。欧家发踩着泥泞走过去，抓到了这条有四五斤重的大草鱼。

“丢上来，丢上来！”警察朝他兴奋地喊。这位热衷于捕鱼的警察，就是项目部墙上挂着的“警民联系牌”里的艾警官。此刻，警民联系的纽带又变成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我突然想起省报上描述“和谐拆迁”的句子：

路地携手，和谐拆迁，换来的是浓浓的“鱼水情”。

果真，此时此刻，再没有比“鱼水情”这个词更合适“纪实”了。欧家发将鱼朝岸上抛去。鱼跃入艾警官脚下的一片草丛，不断地翻滚着。艾警官一把按住它，麻利地用一只手掐住鱼鳃，拎着它快步朝警车走去，将鱼丢进了警车尾箱里。在走向警车的途中，那尾可怜的鱼不断地挣扎着，鱼尾左右摆动，好像它压根儿不是一尾鱼，而是一个抗拒被带上警车的罪犯。这个小插曲散发出荒诞的气息，但谁又能说它不是最完美的结尾呢：一尾鱼代替了它的“刁民”主人坐上警车。在一顿鲜美的鱼汤之后，这次兵不血刃的行动将成为警察们茶余饭后的美好谈资。

“我本来希望欧疤子今天闹一下，这样就可以将他抓走。别看他平时牛逼哄哄，一旦来真格的，他就怕了。对付这些刁民，就应该用警力，好说歹说当不得一棒子。”孟总感慨地说，“现在的老百姓，一点政府观念也没有了，虽说要搞人性化管理，但你对他太人性化了，他就对你不人性化。”

在对付“刁民”方面，杨保国部长也经验不菲。几年前娄底路桥公司在广西三江承建一段高等级公路，他任职项目部的副总经理，见识过不少当地“刁民”。因为土地征收纠纷，有一次大批老百姓来到工地阻工。项目部只好求助当地政府。

“乡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带来了大批警力、几条大狼狗，快速地圈起了警戒线，然后用大喇叭朝群众喊话。”杨部长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把手握成一只无形的喇叭，模仿喊话者的语气，他的动作和神态，有如在表演一出独角戏。

“喂——请乡亲们赶快离开现场，三分钟之后我们将进行清场，拒不离开者，一律立即抓捕拘留！”

“那个乡党委书记还是一个女的，讲话却非常有魄力。”杨部长露出钦佩的神情，他放下“喇叭”，停止了表演，扭过头来向我解说。他不愧以前当过语文老师，一人兼任表演者和解说者，在两个角色间转换自如。

“她这么一喊话，现场立马鸦雀无声。但人还是不走，于是她又通过喇叭朝大家喊。”杨部长又举起了无形喇叭，转身变成表演者，“我数三下啊，3，2，1，清场开始——”

“警察们立马朝那些阻工的人围过去，他们手里牵着的狼狗，也吭哧吭哧地吐着舌头。”杨部长手中的“大喇叭”又变成了一根无形的绳子，他迈开步伐，原地小跑，夸张地表演着警察牵狼狗追赶阻工者的姿势。他身躯肥胖，当他牵着无形的狼狗奔跑时，与其说他在扮演一位警察，还不如说他更像主旋律电视剧中常见的“日本鬼子”，形象笨拙而滑稽。

“那些刁民们一见架势不对，立马兔子一样地从山上跑了，唯恐跑得慢被抓了。”杨部长似乎被自己所叙述的故事感染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你说谁不怕警察啊。”

有时候，警察确实是个有威慑力的法宝。在项目部的大门口，杨部长还亲手挂上一块金色匾额，上面醒目地写着一行红色大字：

湖南省建设项目治安保卫重点单位

这块匾额，是湖南省公安厅和湖南省重点工程办颁发的，每个标段都有同样一块。这意味着，溆怀高速公路是被国家治安力量重点“保卫”的单位。有了它，项目部似乎尚方宝剑在握。

当杨柳湾大桥建起来的时候，杨部长还适时在桥墩上悬挂起一幅新的标语。这里是附近村民的必经之路，只要由此经过，就不可能看不到它：

严厉打击偷盗施工设施、无理阻工、堵路等非法行为

项目部的外墙上，挂着另一条措辞更加严厉的横幅：

在施工工地偷盗抢劫拒捕者，可当场击毙

落款为“辰溪县公安局火马冲派出所”。

水源“保卫战”

2010年8月，我跟着喇坪村的朱支书穿过村子中央，走上狭窄弯曲的田埂，穿过一片片稻田，一路向后山走去。“稻子都黄了，很快就要收割了。可是，浇灌的水源却快没了。”朱支书一边用手划过田埂上的稻穗，一边说。

和中伙铺村的交通便捷、喧嚣热闹迥然有别，邻村喇坪村却远离交通要道，坐落在群山怀抱之间，位于一大片稻田中央，整个村落格外宁静而雅致，颇有几分鸡犬相闻的古风。然而，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正从后山横跨而来，从村头逶迤而去。我走在田埂上，能隐隐地听到工地上传来嘈杂的机械作业声。一路上，茂密的稻叶和沉甸甸的稻穗不断地倾斜下来，划过我的脚踝，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很快我们就来到一口山洞里。岩石之间有一潭狭窄的水面，浑浊而死寂，像一口即将干涸的死水塘。“看，就是那里，水都快没有了。原来水面很宽，一直都到那边那块岩石去了。”朱支书指着一块岩石，上面有着清晰可见的水位线。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喇坪村的水源，水非常清澈，流水潺潺，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掉。水里还有鲢子鱼。1998年，喇坪村每户出资700元，共花了约4万元建了自来水管道，将这潭泉水引到家里，直接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泉水很甜，比你们城里人喝的矿泉水好喝多了。”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水喝了，还有几十亩稻田，都是靠着它灌溉的。这可真让人恼火。”

这件恼火的事情发生在几天前。那天，村民们拧开自来水管，发现流水突然变得浑浊不堪。跑到山洞里一看，发现井里冒出了浑浊的泥浆。开始大家以为是天气原因引起的自然现象，但糟糕的是，几天后，水非但没有变清澈，而且水量越来越少。纳闷的村民们很快就想到了村后的高速公路施工。问题确实出在那里。前几天，杨柳湾大桥的挖桩队在挖掘37米的一口桩井时，突然桩底涌出来大量的水，他们连续用抽水机抽了几天才抽干。勘测发现，正是挖桩破坏了喇坪村的水系。

“孟总也到这个山洞里看过，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这个山洞可以做旅游开发。”朱支书说，“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他开玩笑，我希望项目部能尽快恢复水源，村民们意见很大，前两天就说要去阻工，但被我劝阻了，但如果不解决，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不可控制的事情来。”

不可控制的事情陆续发生了。作为城里人，孟总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水源对于村落的重要性。不说饮用水，光是断了灌溉的水源，在稻作区域的农村，就事关村落的生死存亡。孟总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将情况向上汇报。经过反复研究，业主方决定，由项目部重新给喇坪村找到一处同等规模的替代水源。技术人员经过一番探测后发现，将最近的水源引到喇坪村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而且地质结构比较复杂，估计造价不菲。

这边还在缓慢地研究决策，那边没有水喝的村民已经等不及了。一天，杨柳湾大桥的施工工地上，迅速围来二三十个村民，他们大多年纪较大，满面怒色地站在还没完工的桩井之间，不断地用方言抱怨着。村民们强行拉下了工地上的电闸，民工队被迫停了工，无奈地退回到桩井后的窝棚里。正是这支来自陕西的民工队无意中破坏了喇坪村的水系。孟总赶紧带着县指挥部的领导过去处理。“你们真是老大，想停工就停工，想断电就断电。”孟总看起来有点急躁，“要是有人正在施工电梯上，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任？”他的话除了引起村民们一片骚动，毫无作用。指挥部的刘书记却试图发挥他的职业特长，给村民们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高速公路无论从哪里经过，必然给我们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高速公路修通了，是惠泽百姓的好事情……”他的这番长篇大论虽然听起来高屋建瓴、政治正确，但显然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村民们还是不肯退去。孟总苦笑着摇了摇头，对着我的镜头嘲讽地说：“现在我们政府搞这个和谐社会，真是太和谐了！”

他们只得给朱支书打电话求援，后者闻讯赶来，要求孟总签署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三个月内解决问题，由此才劝退了“闹事”的村民。

然而，在一个并不看重诚信和规则的社会，承诺书终究只是一纸空文，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后面的几个月内，项目部只能用抽水机给村民们抽去临时生活用水，而引水渠的修建，卡在技术、资金及审批等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这时，喇坪村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在去后山寻找新水源的过程中，一位村民不幸坠入山洞，摔断了左腿，住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变成了导火线。2011年4月的一天，村民们再次动怒了！他们又聚集到杨柳湾大桥工地，将正在运送混凝土的罐车团团围住。“马上就要栽秧了，我们的秧田里还没有水，你说我们怎么办？”镜头里，愤怒的村民们几乎像在咆哮。孟总紧急赶过去调解，结果话不投机，被愤怒的村民们围攻。一片混乱之中，孟总身上挨了几拳，加之天雨地滑，身体一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衣服上沾了不少泥水。缓过神来后，狼狈的孟总指着面前的两位村民恨恨地说：“要得，就是你们两个打的我，我记得你们了！”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村民老朱，他和孟总年纪相当，为了自家果园和油菜地被征收赔偿的事情，他以前来过工地阻工，和孟总打过很多次交道，彼此相当熟悉，关系也算不错。两人见面均以“老”称呼对方，老朱称孟总为“老孟”，孟总回之以“老朱”，听起来像街坊邻居或老同事碰面寒暄似的。在我印象中，老朱也算比较有理性和有见识的人。哪怕是来工地阻工，也是一是一、二是二地摆事实讲道理，远算不上蛮横无理的“刁民”。这也是孟总的印象，他曾在我的镜头前亲口夸过老朱“比较好讲话，不像欧疤子那种‘刁民’”。但怎么这次两人却突然撕破脸皮祭起了“暴力”？“是老孟先打的我，我不准他走，他就给了我一拳。”老朱的解释和孟总的说辞有一定差距，“你在承诺书上签了字的，我们找你，你怎么能逃走？”

“我50岁的人了，之前从来没有被人打过！”孟总指着老朱的鼻子说。这样的说辞听着，让人未免心酸，但我突然记起孟总以前绘声绘色地讲过他在另一个工地和别人打架的故事，冲突中有人几乎打断了他的肋骨，他后来找个机会报了仇，一板砖将对方的脑袋开了花。不知这时他是真忘了，还是故意隐匿起了这段江湖往事？

孟总很快打了电话报警，同时通知乡政府和项目部。很快，项目部的全体职工赶到现场，双方剑拔弩张，大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就在冲突的临界点上，乡政府领导和派出所警察及时赶到了！经过一番艰难的调停和谈判，村民们终于从工地上退去。

毫无疑问，这是孟总来项目部之后最黑暗的一天。一个堂堂的项目部副总经理，竟然被灰头土脸的村民打倒在地，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回到项目部后，他一直脸色铁青，甚至向佘总经理提出辞职。当然，他的辞呈被拒绝了。他思来想去，还是咽不下被打的这口气，于是再次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态度坚决，要求必须处理打人的村民。“你们不处理的话，我以后没法再开展工作了。今天他们可以打我，明天别人也可以打我。那这条路再不要修了！”

几天后，派出所果然遂了孟总的愿，来到喇坪村抓打人的肇事者，却发现他们早已得知风声，躲了起来。警察们扑了个空。“妈的，这些刁民。”孟总闻之，很不甘心地说，“有本事就逃出去别回来了。假若我不是为了修路，他们怎么敢动我一根毫毛？我非搞死他们不可。”孟总的眼神里流露出凶狠。

“我真不想再干了，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必要为了公司的事自己吃这么大的亏，费力不讨好。”孟总耷拉着脑袋，“其实我当初就不太想来这个工地，我女儿也一直反对我出来打工。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还不敢跟我女儿说。”

只有在说到他的宝贝女儿，或和他的宝贝女儿网络聊天时，孟总的情绪才稍微有所好转，脸上的焦虑和沮丧好像减轻了不少。在和村民发生冲突几天后，孟总就和女儿进行了一次网络聊天。他隐瞒了刚刚发生的这起极其不愉快的事件，不想要女儿为此担心。

女儿是孟总最大的骄傲，这是整个项目部人尽皆知的事情，但初来乍到的我除外。刚到项目部时，我就发现孟总的娱乐品位与众不同。办公室的数台电脑，在工作之余不是被用来玩游戏，就是被用来看电视剧——年轻人玩《传奇》、《醉西游》等电子游戏，年纪大一点的玩“扑克牌”，女职工玩“开心农场”。最受欢迎的电视剧是《滇西1942》、《遍地狼烟》等抗日剧。这是年轻的男性施工员们的最爱，他们经常好几个人围着一台电脑看，每当看到日本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就爆发出阵阵欢呼。

而孟总是个例外。在电脑上，他经常观看一个韩国女子组合的演出视频：四个造型前卫的年轻女子边唱边跳，唱的全是听不懂的韩语。孟总却趴在电脑前看得津津有味，眼睛里散发出少有的柔情——这几乎和“搓麻”一样成了孟总每天的“必修课”，哪怕是马上要出门处理棘手的各种纠纷，他也会见缝插针地看上一段。

“哈韩风”竟然吹拂到这个平时工作和生活都有点乏味的中年人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孟总，你听得懂韩语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听不懂。”他回头朝我笑了笑，“要是能听懂就好了。”

“那听不懂，你怎么还经常看？”我问。

“这个——”孟总指着屏幕上一个正在蹦蹦跳跳的女孩，她染着别致的粉红色长发，“是我女儿。”

“这你都不知道啊，孟总有个明星女儿呢。”办公室的小周有点不屑我的孤陋寡闻。

“明星还谈不上，要是真是明星就好了，我就是星爸了，就不用来这里上班了。”孟总开心地笑着说。

我大吃一惊。原来孟总的女儿是韩国著名人气组合MISS A的四成员之一，这个组合由韩国著名娱乐公司JYP精心打造，如今在整个东南亚包括中国拥有大量粉丝。而孟总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北京研修音乐，2007年被韩国星探选中，经过培训和包装，成为MISS A的成员。

“当初要签合同的时候，我和我老婆还担心是骗子，心里没底。”孟总说，“你电影学院毕业的，应该很清楚，娱乐界的骗子太多了。”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那是韩国一家比较有名的正规公司，据说是韩国人气天王瑞恩的公司。”孟总说，“我也不知道瑞恩是谁，但有人说他在韩国很有名。”我一时愣住，但很快意识到，孟总口中的瑞恩就是韩国娱乐明星Rain。“后来我女儿从北京去了韩国，算起来，她已经有快三年没有回家了。”

“那你能放心她吗？一个人在韩国，人还这么小。”小周搭话。

“那没办法，她自己喜欢。”孟总说，“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能保护她一世，就尊重她的选择啰。”孟总说完，又扭过头去，静静地看着视频上又唱又跳的女儿，眼里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慈爱。

此刻，和女儿联网聊天的孟总更是一位慈爱而充满柔情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这几天的不快，也全然不见打电话给派出所时的凶煞模样。因为女儿的演出和训练都很繁忙，他非常珍惜这次见缝插针的聊天机会。

“最近演出多吗？”孟总问女儿。

“多，最近要去台湾。”电话那头的女儿回答。

“什么时候能来大陆演出？”

“还不知道。”

“要是来北京、上海演出的话就提早告诉我，到时我就可以和你妈妈去看你，都这么久没看到你了。”孟总停顿了一下，说，“还有你爷爷奶奶，他们也很想你了。”

女儿在网络那头一阵沉默。

“在外面一切都要多注意，既要好好学习韩语和歌舞，也要注意身体。”孟总接着说。

“知道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不要担心我。”女儿说，“爸爸你和妈妈也要多注意身体，工作不要太劳累了。”

“劳累倒是不劳累……”孟总接着女儿的腔，却有点欲言又止。

“嗯，我要去训练了。”女儿那边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爸爸我先下线了，改天有时间再跟你聊。”

“好的，你去吧。”网络上随之一片沉寂。

一次宝贵而短暂的跨国语音聊天就这样结束了，孟总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目光略显呆滞，好像还没有回过神来。过了好一会，他才从座位上起身，一回头看见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女儿之前反对我来工地打工，我答应过她做完这条路就真的退休养老了。”他突然停顿下来，表情又变得很严肃，“如果她知道我在这里被人打了，还不知道会有多难过。”

只要这条道路还未最终修成，孟总就没法置身于纷起的矛盾之外，他感觉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像煎熬。“断水事件”一直没有被妥善解决，阻工时不时爆发一次。2011年6月的一天，我再次和孟总紧急赶赴杨柳湾大桥工地。

几十位村民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只要有工地的车辆经过，他们就会拦截下来——既不让车通过，也不让车撤离，司机只得关紧了车窗躲在车内。施工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村民们仍然年龄偏大，其中还有一些白发老人，他们衣着朴素，大多头上戴着顶竹编斗笠，腰上挎着把柴刀，远远地看去，像一群正在劫富济贫的侠客。这样的场面，没法不让我联想起历史上中伙铺境内曾发生过的一起“农民起义”。

清咸丰年间，一个人称“雷水牯”的贫穷铁匠——他就住在中伙铺的古驿道桥下，和唐老师老家相隔极近——因为不满山塘驿站一驿卒至中伙铺勒索财物，愤而打死驿卒，率众举旗起事。后自称“义王”，喊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周边贫苦民众响应者多达数千人，势力波及大半个县域。一度牵引湖广两省兵力围剿，持续一年有余才被镇压。这是辰溪县史上有记载以来最大的一起“农民起义”。

当今的当政者可不希望历史重演。县指挥部和乡政府的领导们不敢疏忽，已经匆匆地赶到现场，耐心地安抚着这些“聚众起事”的“侠客”们。我拿出DV，准备拍下这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历史事件”的一幕，一个中年村民马上注意到了我，他径直朝我走来，指着我的DV说：“信不信，你再拍我就摔了它？”我信。他的语气和535医院的那位军人医生差不多。我赶紧将DV装进包里，对这位“侠客”笑了笑。在这种场合，我一般不会激怒他们。

但我不甘放弃。我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彩条布搭起的工棚，那正是老何和他的工友们的宿舍，会是个隐蔽的拍摄地。我假装离开现场，慢慢地绕了一个大弯，确定没有村民注意我后，闪身进了一间彩条布工棚。

工棚里空无一人，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外，几乎一贫如洗，这正是民工们即便外出也不关门的原因。我找到“墙壁”上一道不小的缝隙，将头凑过去一看，阻工的场景一览无余：县指挥部和乡政府的干部们正向“侠客”们说着什么——不过不用听就知道那仍是些老生常谈；孟总则和村民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独自一个人抽着烟。经历过之前的那次肢体冲突，他面对这些情绪激动的“刁民”时仍心有余悸。我没有在人群中见到老朱，自从上次派出所要抓他之后，他就消身匿迹了。有人说他躲在亲戚家，也有人说他去了外面打工。反正，直到这条命运多舛的道路建成通车，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赶紧拿出DV拍摄。根本没人能注意到我，唯一的遗憾是距离现场稍远，我没法将他们的对话清楚地录制下来。但我已经心满意足，我知道在这种复杂的拍摄局面下不能太贪心。毕竟我是在拍一部记录真相的纪录片，而不是一部精雕细琢的故事片。在某些突发事件面前，哪怕你记录得再粗糙，也好过什么也不拍。这也是我敬佩那位拿出手机拍摄“10·9事件”现场的民工的原因——尽管他用的是效果很差的山寨手机，尽管他只录下了1分20秒。

三个月后，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阻工。9月时，喇坪村出动了更多的村民围堵高速公路施工场所。为了捍卫饮水权利，他们决意要战斗到底，村民们分批轮流值班，白天黑夜都有人把守。在喇坪村辖地内的所有施工全面瘫痪。此外，已经有100多位村民在联名上书，如果再不解决，他们还打算去市里集体上访。在这个“维稳时代”，上头三令五申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没有谁敢掉以轻心。除了“协调副老总”的身份之外，孟总在项目部的另一个职务是“信访维稳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自然对维稳工作的要求和意义心知肚明。束手无策的他只得再次给上级紧急汇报。

“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都一年多了，再不解决的话，还指不定后面有什么更大的麻烦发生。”孟总在汇报中说道，他对上头的办事效率也颇有微词。“断水事件”就像一座活火山压在他头上，时不时爆发一下，让他胆战心惊。好在，更危险的大爆炸并没有来临，市里的高速公路指挥部介入后，终于将新水源送到了村民们的家里，据说为此投入资金高达近200万元。旷日持久、一波三折的“水源保卫战”终告落幕。

“小张，你知道吗？这些阻工事件，其实都是那个姓朱的在背后煽风点火，发动群众。”孟总说，“他妈的，他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无非是想多弄点钱，一直借着这个事情来敲竹杠。”

孟总所说的“姓朱的”，指的就是喇坪村的朱支书。在“断水事件”发生前，孟总和他相处得很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俩并肩出现在征地现场，称兄道弟，有说有笑，还时不时相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尽管从来都是孟总买单。然而，孟总也逐渐意识到朱书记喜欢贪小便宜的性格和他背后的算盘。

有一次，朱支书陪着孟总去村里征地，他突然搭着孟总的肩膀，说：“将你们的泥浆池修建工程交给我做吧，我村里正好有不少石头。”

“包工程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你知道的，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孟总摆了摆手，自嘲地笑了笑。

“他妈的，我真是没有从你们14标得到一点好处，相反，全是给我找麻烦！”朱支书将手从孟总肩膀上放下来。他的话听起来充满不快，但脸上竟然还是笑呵呵的。

“你这个共产党干部，这么想就不对啦。”孟总继续开着玩笑，“一看你上次去县里开会就没有认真听，县领导不是说，要各级干部在配合高速路修建中‘将自己位置摆正’嘛。”

朱支书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了。但他什么也没有再说，气氛似乎有点尴尬。

在高速公路建设中，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会从中渔利，既然派出所的所长、治安大队的队长都会这样做，那么像村支书、村长这些村干部也想插一竿子承揽工程，就一点都不稀奇。包工头龙老板也曾和我聊过朱支书喜欢贪小便宜的个性，有次朱支书找他要1吨水泥和河沙，因为材料是项目部的，龙老板不能做主，便没答应，朱支书因此变了脸。后来，龙老板只好给他送去40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没办法，他是地头蛇，我可不能得罪他。”龙老板无奈地说。

从断水事件开始，孟总和朱支书的关系迅速破裂。他怀疑就是因为自己拒绝了朱支书的要求所致。“现在我打他电话，他经常不接，没有一点好处给他，他就不过来。”

朱支书的口碑在喇坪村里好像也不太好。有一次，农民老朱因为不满意征地补偿结果，孟总前去协调，我听到了他向孟总数落朱支书——也是他的同族侄子的“斑斑劣迹”。

“你应该回去跟朱支书好好谈谈。”孟总对老朱说。老朱就是后来和孟总发生肢体冲突的那位，但这个时候两人还没有“撕破脸皮”。老朱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是经过朱支书决定的，赔偿款也已经拨付给了村里。

“我跟他谈个卵，他一天到晚说瞎话、说屁话。我23个平方的油菜地、44棵树，都是他代我签的字。我本来不同意的，他就替我做主了。现在快一个月了，树木赔偿和青苗补助费影子都没见一个。”老朱只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膀子，露出晒得漆黑的上身，手上拿着一把柴刀，坐在杨柳湾大桥下的土坡上。

“你放心，他会给你的。他不是你的侄子吗？你应该多支持他的工作啊。他现在刚当上村支部书记，就赶上修高速公路，一天到晚好多事情，可能耽误了。”孟总笑着劝说老朱。

“当初选举的时候，他见我就一脸笑容，嘴上喊着‘老叔，给我拉几票啊’，没想到选上来后，一搞起事来就翻脸不认人了。”

“没有吧，我跟你讲，你们书记为了你们村里人的利益，还是出了不少力的，尤其在征收的事情上。这个事我清楚。”这个时候，孟总和朱支书的关系还处在“蜜月期”，尚未破裂。

“你清楚，还是我清楚？他是我的侄子，我还不清楚他？”老朱将手上的柴刀在地上顿了一下，气愤地说，“光林地那一块，他就吃了我三亩地，一年少给我600多块钱。我跟你说实话，孟总，我现在两个小孩要读书，我自己前一年住了三次院，花了几万块钱，现在身体都还没恢复。可以这么说，我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但他都还要踩你，往死里踩你。”

“是吗？他是这样的人吗？”孟总有点吃惊，但还是半信半疑，他拍了拍老朱的肩膀，依然给不在场的朱支书打着圆场，“哎呦，你也别将别人想得太坏啦。”

“不是我将他想得太坏，是有事实摆在那里，都清清楚楚的。如果将好多事情摆出来，他就麻烦了，现在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他已经在我们喇坪村失去人心了。”老朱愤愤不平地说。

“比如说这一块地和那一块地，总共有1300多亩。”老朱指着身后的山地说，“他却说只有200多亩，一共赔偿110万，他一个人拿了60万，整个村民只得了50万，这一块群众意见最大。”

“那不可能吧，我不相信你说的，不是他的他敢拿到自己袋子里，不怕你们告他？”孟总依然坚持自己对朱支书的信赖，“老朱，有些东西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的啊，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相信他不敢做。”

“他不违法乱纪才怪呢，我们当然有证据。”老朱说，“我们肯定要告他。”

当孟总和朱支书的蜜月期结束后，他对朱的看法全然改观。现在，他完全相信老朱的话了，朱支书既然连项目部的竹杠都敢敲，对村里的弱势村民，自然就更不客气！

朱支书不是我在乡下碰见的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在最近几年的乡间拍摄中，我经常和村支书打交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在我国，设在村里的党支部是最基层的党组织，它的党支部书记，即老百姓俗称的“村支书”，就位于我国政治权力等级结构中的最底层。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连“九品”都算不上的小小芝麻村官。它是行政村内的“一把手”，直接负责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国家公共资源在农村分配的最基础的决策者、参与者和组织者，可以直接支配国家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在农村的分配。随着城镇化在农村的迅猛蔓延，还有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修建，村支书手中可供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这小小“螺蛳壳”里自然也有不少“道场”可做。近年来，很多地方在“竞选”村干部时竞争激烈，也许和此不无关系。

产生村支书的程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由村里的党员选举产生，另一种由上级党组织委任。但不管哪种方式，村支书都必须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这个职务不可能“空降”，只有“在地”而生。在我国，村一级别的党和政府干部不被纳入“公务员”体系，他们看起来只是党和政府的“临时工”，其身份却还是继承着祖辈的衣钵——“农民”，他们并没完全放弃自己的田地和农业。

因此，村支书往往既具有官僚特点，又具有乡党气质。他们既是党的旨意在农村的执行者，又要受到民间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人际关系的制约，必须在党内和乡村的熟人社会（宗法关系）中都寻求到适度的认可，因为两者之间有时存在天生的抵牾。这样的工作无异于走钢丝，平衡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再加上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膨胀起来的私欲，情况会变得很复杂。

我接触过中伙铺周边几个村的村支书，他们看起来都是一副敦厚老实的样子，无论容貌、衣着还是气质，均与朴实本分的农民无异。但一旦处理具体的事情来，就会立马露出精明老练、八面玲珑的另一面。很不幸的是，他们在村民中的口碑似乎都不太好。

“唯利是图，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鱼塘承租人欧家发曾经对着我的摄像机，直截了当地指责村里的郑姓支书。郑支书年近60岁，是中伙铺村所有25位党员的头儿，人长得较瘦，显得干练精明，之前我在各种场合见过他。中伙铺村发生的每一起村民阻工纠纷，他总会及时地出现在事件现场“灭火”。而在县领导亲自主持的全县拆迁动员大会上，郑支书曾作为村级代表登台发言，就如何“服务工程建设”表了态。他发言的照片至今还挂在县政府的门户网站上。然而，就是在征地和拆迁问题上，欧家发质疑他，认为他在公共土地的征收上“不透明，不公正，一定有猫腻”。唐老师对郑支书的看法也不太好。他主持留云寺的拆迁和修建，经常和郑支书打交道，但并不愉快。“他不想真正地帮助我们修新寺。”唐老师说，“他人很狡猾。”

亡灵与神树

要搬迁的不止是活人，还有地底下的亡灵们。溆怀高速全线要搬迁坟墓7613座，仅辰溪县境内，需搬迁近1000座。相比之下，亡灵比活人要好处理得多。每迁走一座坟墓，项目部只需支付给村民1200块钱的迁坟费就可。但这笔钱只能在迁完坟后才能签字领取，而迁坟事宜，由施工方出人出力完成。

2010年夏天，我跟着孟总来到一片田野旁的坟地上——很快这里就要变成杨柳湾大桥的施工现场。几个很不起眼的坟包，坐落在一片小松树林里，面前是田野和村庄，背后是连绵肃穆的青山。如果不是高速公路要经过这里，这里倒不失为一处较好的长眠之地，环境幽雅，风水较佳。

施工员和一辆大型的挖土机早已等在那里。孟总今天的工作就是要迁走一座祖坟。40岁出头的一位农民等在坟包边，里面埋葬的是他的奶奶，过世已有二三十年。我敢打赌，他平时并没有尽到晚辈的义务，坟上杂草丛生，早已分不出坟头和坟尾，也看不出在别的坟墓上的白色坟飘——显然，没有人来此扫过墓。

我以为在迁坟开始前会有某种仪式：烧纸，点香，燃一挂鞭炮……哪怕过程简短，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最基本的礼数。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后人并没有做仪式的任何准备，他两手空空而来，连装遗骨的容器都没有准备。

“你没有准备一个坛子什么的吗，将骨头放在里面？”孟总问。

“还有骨头吗？都这么久了。”他漫不经心。

“骨头应该还是会有的吧，这东西一般几百年都化不了。”孟总说。

“有的话你就先放在草堆里吧，我到时来处理。”他说。

“那好吧，我们就开始了啊，你确定不放挂鞭炮吗？”孟总再次问。

“不放了，没买鞭炮。你们弄吧，弄好了再喊我一声，我先去那边看看水田。”他说完，扭头走了，很快就消失在禾苗青青的田野中。

“好了，你开始吧，挖出来的东西先堆在这一边。”孟总冲着挖土机里的司机做着手势。

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留着时尚的发型。他手脚麻利地发动了机器，长长的钢铁手臂伸起来，像一个威猛的变形金刚，对着这个小小的坟堆铲了下去。坟堆连土带草被撕裂开来，露出了褐色的黄土、黑色的棺木，还有白色的骨殖。

“棺木已经出来了。”孟总凑过去看了看，见怪不怪地说，“没什么东西。”他朝着司机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加大马力，继续挖掘。

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坟。但有时候，坟墓里会意外地挖出文物，一不留神就丰富甚至改写了中国历史。但有时候，这些发现进入不了历史，它倒是有可能进入施工者的腰包。我曾经听我做工程的师兄、金土木公司的老总阿二说起过，他以前承包的一段高速公路工程，在施工中挖出了一座不明年代的古墓，里面的女尸保存完好，像马王堆汉墓里的女尸一样，神态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但她身上的首饰和陪葬品很快被施工队哄抢一空，有人拿走了一个手镯，有人拿走了一枚戒指，有人拿走了一条项链，还有人抢走了一颗宝石……这笔意外之财让民工们高兴了一个下午。而墓主人的尸体被抛在一边，很快就腐烂风化，最后被草草地就地掩埋，成为那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路基的一部分。

我看着镜头，继续拍摄，脑子里突然涌出几组彼此对立又互相关联的词汇：现代和传统、逝者和后裔、当代和历史、古老与簇新、喧哗与宁静……突然，镜头上出现了几滴水珠。我仰头一看，原来是下雨了。

阴沉的天空上淅淅沥沥地掉着雨滴，打在坟堆边的小松树上簌簌作响。我突然心里冒出一股寒意，眼里似乎也有点潮湿。那位长眠于此的先人，怎么也想不到，短短的几十年后，世界就已经翻天覆地，她从未见过的钢铁怪物兵临宁静的家园，三下五除二就将她已经入土为安的骨殖和魂灵粗暴地挖掘开了。

被粗暴对待的魂灵远远不止这一个。修建溆怀高速公路要迁移7613座坟墓，这就是7613个魂灵。我想象他们如果同时现形飞在空中，一定是遮天蔽日的一大片，像迁徙的候鸟群一般。然而，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候鸟们尚能找到一块过冬之所，亡灵们要再找到一处永久安息之地似乎不太可能了。

唐代诗人杜牧在《春日古道傍作》里写下：

万古荣华旦暮齐，楼台春尽草萋萋。

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红尘送马蹄？

一千多年前这首古诗所描绘的场景，如今在我的镜头下再现了：一座不知埋葬何人的无名墓，再次为马蹄经过的阡陌让路——虽然时代更迭，现在的“阡陌”已更新换代为一条古人闻所未闻的高速公路，“马蹄”之“马”也已是时速100多公里的“奔驰”、“宝马”，但旧事物永远为新事物让路的本质未变。时光如一匹过隙白驹，马蹄声声，永不停息，重重地踩踏在包括杜牧在内的每一位怀旧者的心上。

我又想起元代诗人王冕写过的《怀乡》诗：

关西吾故里，八代不能归。

坟墓今何在？门闾故已非。

清秋愁燕去，残日望云飞。

岂是桃源客？虚无与世违。

现在，根本就用不着“八代”那么久远的时光，只需短短的几十年，故乡就面目全非，祖先的亡灵也魂飞魄散。纵使道路纵横，高速驰骋，可你再也找不到通往他们的那一条旧时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你注定要和几百上千年前的诗人一样，患上“怀乡”这种无可救药的病。

对不起，我也许不该如此伤感。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来了，我看见，我记录，完了，我应该再扭头走开——就跟那位若无其事的农人一样，一声不吭地消失在现实的阡陌纵横之中。

要给高速公路让路的，除了田野与果园、鱼塘与水井、房舍与坟墓之外，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东西——古树。在村民欧家发承租的那口鱼塘之上，栽有一棵古樟树，原来树下有一户人家，因为被征收，房屋早已拆迁，只留下这棵樟树依然屹立。树干高大，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宽广而茂密。最难得的，它还是一棵珍稀的连理树——一个树兜上并肩长着两个树干，像一对忠贞不渝的情侣相依相伴。我在这一带拍摄时，曾于树下躲过烈日，也躲过突如其来的阵雨。它宽厚的树冠像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躲在下面，树荫完全将烈日阻挡在外，哪怕暑气逼人，树下也凉爽幽静；即使下雨，一躲进树下，雨滴也仿佛被过滤般，只稀稀落落地从枝叶间落下几点，几乎不碍事。

这是一棵被当地人视为“神树”的“土地树”。推算下来，树龄至少有一百多年。如今，这棵土地树曾守护的土地庙连同庙后的房舍都被拆了，房主人——也是树主人已经搬去后山里的煤矿，暂时借住在废弃的矿工宿舍里。神树正长在高速公路的正中央，不，准确地表述，应该是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正要穿过这棵神树而去。红线范围内的东西基本都被清场，只留下它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黄土之中。不远处，挖土机、压路机在轰隆隆地作业，几台橘色的重型卡车来来回回穿梭。欧家发的鱼塘已经被填平了一多半，昔日波光粼粼的水面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半截塘底，露出龟裂的地面。几只灰头土脸的鹅在里面四处觅食，呱呱乱叫。

工作之余，民工们就在古樟树下歇息，他们甚至带来了竹椅，坐在树下喝水，抽烟，扯谈，享受着一天之中难得的悠闲时光。“这棵树怎么还立在这里，是不是要将它移栽到别处去？”经过民工们身边的时候，我问。

“我们可移不了它。公司有规定，这种上了年纪的大树都要由他们派人来处理。”推土机司机说，“早几天他们来看过这棵树了，应该过几天就会来人处理。”

几天后，我终于等到了来“处理”这棵古树的人。他们开来了两辆车停在树下，一辆是黑色的大众牌汽车，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大概50岁，穿着黑色T恤和白色西裤，留着大背头，有明显的秃顶，一看就有地方常见的大老板派头。一辆是深绿色的皮卡车，从货箱里下来六七个民工，搬运着铁锹、铡刀、电锯等工具。有人围着大樟树，往地面上洒下一圈白石灰。一台挖土机沿着白圈往地下挖掘，没过多久，一个环形的大坑出现了。民工们跳进去，用铁锹继续扩挖。

“小心点，别挖到根上去了！”大背头男子在坑上指挥着。他突然发现我在一旁拍摄，警惕地询问我是干什么的。确定我不是电视台的人之后，他松了一口气。

“你别拍我，你拍他们。”他指了指在树下干活的民工们，在确定自己已站在我的拍摄范围之外后，他站定，并递给我一根烟。“抽根烟吧。”他说。这是一根本地的“和天下”牌香烟，比“蓝芙蓉王”还要高级，150块钱一盒。

“谢了，我不抽烟。”我朝他笑了一下，“你们这棵树要弄到哪去啊？”

“我们先弄到临时苗圃里去，以后还是栽在高速公路旁边。”他说。

“你是业主方的吗？”我问。

“我们是给业主干活的。”他很快就走开了，不再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位矮个子的民工头交头接耳一番，然后上了那辆黑色大众车，开走了。

经过大半天的劳作，老樟树粗壮而丰富的根系慢慢地从泥土里露出来。民工们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他们简短地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道工序，给老樟树做截肢手术。有人拿出一把电锯，爬进挖土机里，挖土机将他托举起来，慢慢地送到树枝上。他麻利地发动电锯，一阵轰鸣声，木屑飞溅，几只鸟从浓密的树叶间慌乱地飞走了。咔嚓咔嚓地，一根根硕大的树枝被折断了，砰然跌落在地面上，鼓荡起一地灰尘。空气中弥漫着樟木的清香，和灰尘的气息混杂在一起，让人闻了生发无限的感伤。

欧家发出现在视线里。他从干涸的鱼塘边走过来，远远地看着这边。“你最好不要靠近，站远一点。因为这是土地公公的树，挖走它的人是要倒霉的。”他好心地提醒我。

没过多久，一位40多岁的农民急匆匆地走过来，当他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古樟树时，脸上立刻布满了焦急的神情。“哎，谁要你们来挖树的？”他说。他的声音有点小，那伙正在热火朝天干活的家伙根本没听到。

“哎，问你们呢，谁叫你们来挖我家这棵树的？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他加大音量，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扭过头来看着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不速之客”。

“你这棵树是被高速公路征收了的吧？”矮个子民工头说。

“哪有啊？当时只征收了我家的房子，说这棵树先不要动，到时再来跟我谈价钱。可是你们来挖了快一天了都不告诉我。”中年农民说，“这是一棵神树，土地树，按我们这的风俗，你们动工前应该做个法事，之前我就跟你们公司讲过，你们也不听。”

“哎呦，不可能的嘛，共产党还会给你一棵树做法事？你真会开玩笑。”民工头说，“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也搞不清具体情况。这样吧，我下午帮你向领导反映吧。”

第二天早上，树主人又来了，但民工头所说的“领导”连个影子也没看到。树主人有点恼了，民工头只得掏出手机来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一会儿，那辆黑色大众车又出现在工地上。大背头男子走下车，若无其事地走到树主人面前。

“谁是这棵树的主人？是你吗？”

树主人点了点头。他在长久的等待中已经积蓄了不少的情绪，他面对大背头男子傲慢的询问，甚至都不想开口。

“你这棵树不是被征收了吗？还要怎样？”大背头男子的语气里充满着挑衅。

“哪里征收了？你说谁征收了？”树的主人反问，他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谁征收了？高速公路征收啊，你房子都拆了，那当然就是已经征收你这一块地盘了！”

“征收了房子，也没征收我的树啊。”树主人的火气很快就被点燃了。

“那你去找政府啊，这是地方政府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给政府做事，给共产党做事。”大背头男子的话听起来有几分唬人。他不再搭理树主人，继续指挥民工们给樟树做“截肢手术”。

“怎么不关你们的事？谁在这里挖，我就找谁！”树主人走过去对着民工说，“不要挖了，给我停下来……”

“开玩笑，给我挖！”大背头男子根本没等树主人将话说完，恶狠狠地朝着民工们说。

“谁再说挖我就找谁的麻烦！”树主人彻底被激怒了。

“我就说挖！”大背头男子朝着树主人走了两步，指着自己的胸膛，盛气凌人地说，“你有本事将我扣起来吧。”他看起来像一位从主旋律战争片中走出来的战士，随时准备为党捐躯。

“我扣你干什么？”树主人一时有点懵了。

“你今天不是要阻工么？”大背头男子掏出手机，开始拨号，“他妈的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啊。”他走到一边去打电话，隐隐能听到他说，“你快来现场吧，他妈的都阻工了……”

“反正不跟我谈好之前，谁动我的树我就打谁！”树主人气鼓鼓地说。

“你想打人不是？我今天让你打一下看看！”大背头男子挂完电话，又过来了，他再次“英勇无畏”地朝树主人走去：“你来打我看看！”大背头男子比树主人要高一大截，身体也要壮实不少。两人开始推推搡搡，大背头男子开始骂起了脏话：“你妈逼的，你敢打我，你试试看！”

眼看着冲突要升级，大背头手下的几个民工赶紧围了过去。有个年轻的民工大声警告树主人：“你不要打人啊，我告诉你！”

“你再推我一下，我喊他们打死你！”大背头男子指着旁边的民工说。

“你来打啊。”树主人并不惧怕他的威胁。

“我今天要是将你打死在这，我赔你几十万就是了。”大背头男子丢出了狠话。

“赔我？你有钱啊？”

“我就有钱！”大背头男子昂着头回答，“你的树是在红线范围内的，我们就要动！”

“是在红线内没错，但我们又不是不让你们砍树。”一位女子突然插话。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争吵双方身上，不知道她何时出现，又是从哪里出现。她长得小巧文弱，穿着一件绿衣裳，手上拿着一顶大斗笠。

“只是必须要和我们主人谈好啊。最起码的道理，你动工前应该通知我们一声。你们不打招呼就移我们的树，哪有这样的道理？”听口气，她应该是树主人的家人，也许是妻子。

“我为什么要通知你？你算老几？我只通知政府就可以了，我们只是给共产党修路。”大背头男子说不过绿衣女子，又开始蛮横无理地狡辩。

“这树是政府的吗？这是我家的树，是我家的私有财产，政府能随便侵占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吗？政府有这样的政策吗？”绿衣女子反问。

“连你人都是属于政府的，一棵树还不是政府的！”大背头男子越来越像个流氓了。

绿衣女子明显被他的这句混账话侮辱到了，她的情绪瞬间变得很高亢：“你放屁！人是政府的也要讲道理啊，你竟然讲出这样的话，真不是人话，真是气人，那你老婆是公家人，大家就可以随便去睡你老婆吗？”

绿衣女子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口齿清楚，逻辑清晰，反问非常有力，令我暗暗称奇。此时的她戴上了宽边斗笠，站在土堆上，在镜头里看起来像一位横空出世的侠女。

大背头男子词穷理尽，就不再接她的腔，转过头又朝着树主人耍起狠来：“你算老几？今天还说要动我，要是真动了我，我立马叫上几车人来，将你全家都抄掉，你能奈何我？”一转身，大背头男子看见我在拍摄，就指着我的摄像机说，“你看着，你刚才要打我他都拍下来了，我们是有影像记录的！”

“拍下来又怎么了？还口口声声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你这样做事的吗？”绿衣女子对着大背头男子和我气愤地说。也许因为愤怒，她的脸涨得通红。

我心里暗呼糟糕。大背头男子刚才的一席话“出卖”了我，我肯定被她视为大背头的同党了。作为一名客观的记录者，我最怕被人误解立场，但在此情境下，我有口难辩。于是我赶紧闪身，走到一边，去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但摄像机仍然没有停止工作。

过了一会儿，中伙铺村的郑支书闻讯匆匆赶来。“你们不要再吵了，不就是要赔偿吗？你就开个价吧。”他开门见山地说。他刚接到了指挥部的电话，委派他来处理这起纠纷。

树主人想了一会儿，说：“至少5000块。”

“你别说这么高，这个要符合事实。”郑支书说。

“怎么就不符合事实啦？这棵树这么大，光卖木材都能卖1000多块钱呢。刚才他不是说有钱吗？这点钱对他算什么。他们出不了这个价就别买，树我可以自己移，卖给别的人。”

“你自己移那是不可能的，能让你移吗？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这棵树由不得你自己处理。”郑支书撇了撇嘴，不屑地说。

“我自己的树为什么不能移？他们可以来挖，我就不能移？”

“你等会，我先将你这个意见往上汇报一下。”郑支书走到一边，打起了电话，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个什么“神秘人”。没一会儿，他走过来，跟树主人说：“他们说不可能5000块，1000块钱差不多，如果你硬要坚持，那他们就不要树了。”

“1000块不可能的，我这么大一棵树，直径都快六尺了。不要就不要，我自己移走！”树主人说。

“自己移走可以，但他们说，限令你两个小时之内移走，要不耽误了高速公路的施工，你要负责任。”郑支书说。

“不可能嘛，这么大一棵树，两个小时内我怎么能移走？”树主人指着大背头男子和民工说，“他们专业队伍两个小时也移不走啊，我至少得两天的时间才能移走。”

大背头男子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听着树主人和村支书的争辩。自从村支书来了后，他就不发一言，变成个局外人，站在树下看热闹。

“这不明明是压迫我们老百姓嘛！”绿衣女子又变得激动起来，“还说我们耽误高速公路施工，这条路能在两个小时内修起来吗？他们要是能在两个小时内修好这条路，我就在两个小时内移走这棵树。”

“这是国家建设。没有国家的建设，你们这里将来能发展吗？看起来这条路好像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切身联系，但实际上小家和大家之间不可分割。”郑支书的这番话听起来有点似曾相识，他高屋建瓴地说，“一般我还不跟老百姓讲这个大道理呢……”

“我的意思啊，你们还是得到那笔钱算了，要是树被推倒了，就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们要识时务。”现在，他转而语重心长地劝导。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没有这个道理。你是村里的书记，你说话要站中间，要讲到道理上，别动不动用政府来欺压我们。”绿衣女子并不买村支书的账。

这位老支书似乎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不再高屋建瓴，也不再语重心长，突然失去了耐心，站在土堆上，他提高了音调，朝着树主人吼着：“你别那么固执，只按着你的性子办事，这样能行吗？有些事情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都依着老百姓的意志，那政府还要着干什么呢？反正是这样的，今天这事情必须处理，如果你们再不听我的意见，我就不管了！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

树主人可能被村支书的气势所压倒了，他口里虽然还在嘟哝着什么，但明显声音低了很多。

郑支书不再理他，突然走到我的面前，压低声音跟我说：“这棵树，其实是高速公路业主他们想挖走，刚才县指挥部的刘书记跟我讲，意思是适当给他们一点补偿，具体情况全权委托我来处理。但现在他们要这么多，我不能开这个口。”我总算知道电话那头的神秘人就是“刘书记”，也就是那位在留云寺落成庆典上叩拜菩萨的官员，当然，他的另一大特点是擅长做村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难怪郑支书的话听起来了那么似曾相识，原来是得之真传。

“我觉得就是给1000多块钱，充其量2000块钱。他们要5000块，这个口子不能开，开大了不行。”他继续说，“所以我们就故意说要两个小时内移开，就是逼着他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先给他们施施压。”他得意地笑了笑。当然，他没意识到摄像机录下了这段精彩告白。

村支书的策略果然见了效，在他和“隐身”的刘书记合力制造的压力下，树主人不得不妥协了，他们最后接受了两千元的赔偿条件。而我，也再次领略到了“村支书”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智慧和风度。处理完后，郑支书和大背头男子得意地离开了。

绿衣女子无声地站在古樟树下，我忍不住走过去，说：“2000块真是不多。”我真心觉得，这个价钱大大地低于我的估算，我甚至有多出点钱将这棵树买下来的冲动。唐老师跟我说过，新留云寺缺一棵古树，要是能将这棵古樟树移植在新庙宇旁边，那真是再般配再美妙不过了。

听到我的话，她似乎才缓过神来。“就是啊，这么大一棵树，一两百年的光景才长成，如果不是要修高速公路，这棵树也不会被砍掉，我们的房子也不会被拆掉。”绿衣女子跟我说，“我们心理上是很不满的。他们稍微补偿了一点钱给我们，就让我们搬走，新的地基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现在建一栋房子要亏空10多万，还要去银行贷款。”

“现在我们想去贷款，可能还贷不下来……贷下来利息也很高……本来住在这好好的，如果不是国家修路，谁愿意去重新建房子……”绿衣女子声音哽咽，眼圈一下就红了，泪光闪烁在她的双眼里。她赶紧扭过头去，用手指抹了抹眼泪。

这样的场景直让我一阵心酸。从刚才的大义凛然到现在的无声哭泣，这位寻常的乡村女子，身上散发出刚柔相济的母性之美，深深地打动了我。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或帮助她，就像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那棵百年古树的倾倒一般。在这个坚硬的世界面前，我除了打开摄像机，别的都无能为力。

转瞬间，巨大的伞状树冠已经被锯掉了一半，此刻的古樟树，有点像被狂风暴雨吹坏的雨伞。我兀自看着这棵大树，回想当初在树荫下避雨蔽日的时光，一时间陷入沉思。短暂的休息时间，一位挖树的老年民工偷偷地凑过来。

“他说他有钱，这一点都没错，他搞工程发了大财，现在起码有几千万的家产，家里有好多辆车，他平时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上工地才开旧车。”老年民工压低声音跟我说。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装，皮肤黝黑，大概有60多岁。突然听到他跟我说起这些，我有些吃惊，也许是他老板的嚣张跋扈让这位底层劳动者感到了不平？透过他的口，我才知道那个大背头中年男子姓简，以前是湖南省林业厅的官员，后来“下海”开绿化公司。因为省里的关系，他总能承包到高速公路的绿化工程，甚至打着业主的幌子低价拿到征收范围内的古树，再转手高价卖出。

老年民工指了指身前的古树说：“像这棵这么老的树，至少能卖好几万块钱，大城市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可能。”我暗暗吃惊，没想到这棵偏居一隅的土地树，一经和高速公路的发展浪潮发生关系，转眼就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大背头男子之所以一直避讳我的镜头，可能是因为这位省林业厅的前官员担心其中的猫腻被曝光。我也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在树主人面前显得那么霸气十足和官话连篇。相较于平均年收入只有约3000元的中伙铺村村民，他确实是个当之无愧的“大富豪”——富得可以拿钱买命。

“可我们给他干活，才60块钱一天。”老年民工撇了撇嘴，“别看就是移一棵树，这么干一天很累的。但没办法，不干更加没钱。”说完，他很快起身离去——还有很多繁重的活计在等着他。

这棵古樟树实在是大，这支专业队伍整整工作了四天，并动用了各种大小工具和设备：刀、锯、镐、锤子、剪子、斧头、绳索、铁锨、锄头、电焊、挖机……一直到第四天下午，这棵树才变成了他们期望中的样子——树枝和树根都被截断了，片叶不留，只剩下两个连理树干和树兜，看起来像一具“Y型”的塑料模型，光秃秃了无生气。让人几乎想不到仅仅在四天前，它还是一副枝繁叶茂的样子。在挖土机的协力下，民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大树拉到。在倒下时，它发出沉闷的咔嚓咔嚓声，像一位不肯屈服于暴力的义士发出的低沉怒吼，让人听了惊心动魄。

现在，这棵面目全非的古樟树，身上捆满了草垫和绳索，像打着绷带的截肢伤员，被一辆承重55吨的大吊车吊到了一辆长长的挂车上。挂车载着它慢慢地驶向数公里外的小龙门中学。那是小龙门乡唯一的一所官办中学，唐老师曾经在那工作九年，以前绿树成荫，清泉环绕，环境优雅，不失为一处读书的好所在。但因为王家坡高速公路大桥要横跨门口，学校被迫搬迁，很快就人去楼空。我曾拍摄到，挖机将写有“辰溪县小龙门中学”的校门轰然推倒；师生们搬着课桌和棉被去几公里外的另一所小学借读；主管教学的向副校长在我的镜头前怅然若失，扼腕长叹。我也曾拍摄到，在附近施工的大批民工很快就占领了这里，昔日书声琅琅的教室里，突然堆满了锅碗瓢盆和各种施工工具。黑板上写着“沉着冷静，细心守纪”的考试要求，还来不及抹掉。

大背头男子的绿化公司也在这所中学里占据了一间教室，操场一角已经被改建成一个临时苗圃。从附近移栽过来的大树、古树纷纷汇集到这里，与操场另一角的钢筋班为邻。假若它们能在历经磨难后大难不死，很可能待高速公路修好之后，又会身价倍增，成为那条同样价格不菲的道路的装饰品。

在项目部，我看到了一份《溆怀公司古树大树统计表》，一共列举了红线范围内征收的古树大树40棵。年纪最大的是棵“估测树龄”为300年的白栎树，来自溆浦县洑水湾乡沅水村。此外，还有四棵树龄均为200年以上的柞树、黄椆和朴树也来自沅水村。我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想象着这个叫作“沅水村”的村庄的前世今生：它一定是个隐藏在溆浦沅水边上的古村落吧？当年“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屈原曾涉水经过它吗？他诗歌里所写的“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是不是就是此地？它有着怎样的历史、生态和风土人情？它究竟是怎样躲过如此多的历史浩劫和时代变更，保存下来这么多沧桑的古树的？是因为它的与世隔绝，还是因为它对自然的敬仰？……我均不得而知。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正穿越它，并且，将脱胎换骨地改变它。

在表格中，我也找到了那棵连理古樟的记录，如同别的古树一样，它变成了一行简短无情的表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网（www.moc.gov.cn）《溆怀高速公路项目工程概要》。

[2] 《辰溪县打响溆怀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大会战》，2009年11月9日，作者米承实、向兆照。

第九章 我的角色

【基层标语】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

大力发扬“走转改”精神，坚定唱响时代主旋律

初见高速公路

好多个清晨，当我被项目部院内的起床铃声惊醒，一骨碌爬起来坐在宿舍里的单人木床上，悬着两腿，用迷蒙的双眼打量着这间逼仄的小屋，以及窗外陌生的山峦和工地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阵自我怀疑之中：我是谁？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究竟在干什么？我这样做意义何在？他们修建的这条高速公路跟我有关系吗？

迷迷糊糊中，我想起20岁时生平第一次见到高速公路的场景。时光退回去十多年，1995年夏天，大一的暑假，我和同班同学——也是同宿舍的好友磊子相约从湖南去深圳打工，想利用暑假去体验一下打工仔的生活。那时候，深圳虽然还没有被冠之以“世界工厂”的头衔，但已是全中国最大名鼎鼎、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特区”，是全中国生产力最旺盛的地方。改革开放的春风正不可阻遏地吹向那里，潮水般的外地农民从全国各地争相涌来，在或逼仄或宽敞、或昏暗或明亮的厂房里，谱写着一曲曲“春天的故事”。作为中文系的大一新生，我和磊子其时正怀揣着幼稚的“文学梦”，兴趣盎然地对此情此景进行着各自的“文学想象”。为了验证这种想象，我们决定亲自去实地看看。

我们辗转来到深圳的“关外”——宝安工业区，联系上一位在此打工的朋友，暂时借宿在他的工厂宿舍。这家工厂有着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名字——青海电扇厂。为什么一家在深圳的工厂要取名为“青海”？它跟那个遥远的西部省份“青海省”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大集体宿舍里，灯光明亮得刺眼，密密麻麻摆放着几十张双层铁架子床，容纳着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几乎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让空间变得格外逼仄而嘈杂。南方沿海的夏天非常闷热潮湿，尽管因为得益于这是一家生产电风扇的工厂，天花板和墙壁上装了许多台电扇，且24小时转动——其他工厂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但宿舍里依然炎热不堪，空气中时不时传来一股令人难受的汗馊味。从白天到黑夜，100多张年轻而疲倦的面孔就漂浮在里面，像一大群鱼游荡在一口肮脏而缺氧的水塘。他们的生活和休憩都遵循着严谨的作息安排，有着鲜明的集体主义风范，单调而呆板。然而，在整体的整齐划一之外，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方言、腔调和叙说。在同一片屋檐下，这些南腔北调蓬勃生长，在集体主义的坚硬躯体上撕开了一道细小裂缝，像一间密闭的铁屋子打开了一扇窗。睡在这样的大宿舍里，即使你半夜里突然醒来，都会听到至少几种不同方言的梦呓，如果你碰巧还能听懂那些破碎的语言密码，也许你就能破译出一出湖南乡村少年编织的梦想喜剧，或者一曲来自偏僻四川山区家庭的爱情悲歌——不管是怎样的故事，都会一律配上哗啦啦的风扇背景声，有如直升机轰鸣，在整个夜晚都不停歇，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梦里。

这里的大食堂更让人印象深刻。上千人同时排着队，在一间低矮的板房里取食用餐，场面壮观而魔幻；而粗糙的食品仅仅就是用来果腹而已，仿佛从进入大板房的后厨之后，它就自动放弃了美味的功能。有一口白铁皮的大桶摆在角落里，上面贴着大大的提示语——“汤”，“免费”。用餐的工人们在这口桶前排着队，用一枚长柄汤勺从里面自助舀取。桶里的汤稀得可怜，淡褐色的液体几乎清澈见底，上面漂着几朵稀薄的油花，点缀着几片指头粗的茄子片——这还只是排在队列前头的人所能看到的景致，如果来晚了，连茄子片都见不到踪影。更糟糕的是，因为舀取的人多了，经过反复的搅拌，它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快就散发出一股潲水味。如果不是因为上面写着大大的“汤”字，我几乎要怀疑这只是一桶用来做别的用途的热水而已。当然，仔细想来，这也并不稀奇，“汤”这个汉字的本意就是泡澡的热水。稍有遗憾的是，我只能靠着朋友的掩护混进工厂宿舍和食堂，而没法进入管理更为严格的生产车间。对那里面的劳动情景，我除了想象外一无所知。更遗憾的是，当时DV还属于奢侈品，我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随身带上一台，要不将那样的场景和经历记录下来，放在今天看，就是非常珍贵的文献影像。后来我研习电影，看到第四代导演张暖忻聚焦深圳改革开放题材的《南中国1994》[1]，我激动地发现，她用长镜头纪实风格表现的工厂生活，和我曾经在“青海电扇厂”短暂地体验到的现实有着惊人一致。

每天白天，我和磊子都要顶着炎炎烈日，在工业园区转悠着找工作。园区里有一条交通要道穿过，来来往往的汽车穿梭其上，使路面滚烫，尘土飞扬。马路两边汇集着上百家名头不一的工厂，林立着大同小异的厂房。几乎每一家大门旁都贴着花花绿绿的招聘广告，这成了我们寻找工作机会的阵地。为了不漏过任何一块广告牌，我们在一天内要反复跨越这条繁忙的马路很多次。每次过马路时，我都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并没有红绿灯与斑马线，而汽车开得又快，尤其那种巨大的集装箱式货车，装着满满的货物，像个大怪物似的呼啸而来，让人胆战心惊。我每次要在路边张望一番，直到确认近距离里看不到车了，才敢加紧迈步而过。我只是来体验生活的，可不想在异乡的街头被一辆大货车撞飞天。

较之特区的普通道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那里我人生头一次看到的高速公路。当时，有一条穿越宝安工业区的高速公路刚建成开通，离我所在的电扇厂不远。获知消息后，工人们在工余时间相约着去参观它。他们几乎都是像我一样年轻的外省打工仔，来自乡间，没见过什么世面，对这条新生的道路有着止不住的好奇。当时，我也完全不知“高速公路”为何物。我的老家是湖南山区的一个贫困县，交通状况极差，别说高速公路，就连高等级公路也很罕见，出行几乎都有赖于坑坑洼洼的“毛马路”或者老式的绿皮火车。直到我考上大学，整个湖南省内也还是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所以，我这个愚蠢的乡巴佬，在一睹高速公路真容之前，一直在脑海里臆想它为一条自身携有动力的道路——类似电力传输带一样的东西，汽车开上去，车也走，路（传输带）也走，这样就获得“高速”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一条道路能比别的道路要“高速”不少。我混在去“看稀奇”的打工仔队伍里，一路来到一座人头攒动的天桥上，近距离俯瞰了这条声名大噪的道路——后来我才知道它叫“梅观高速公路”，由深圳的梅林到观澜，全长不到20公里。它气势宏伟地穿过我们的脚下，有着宽广的双向四车道，各种车辆在上面呼啸而过，雷霆万钧。但它的“高速原理”竟然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并没有什么电力传输带，只是通过全封闭、两向分隔行驶、禁止行人上路等措施来获得车速提高！看到“庐山真面目”后，念及自己先前的无知和幼稚，我的脸刷地红了。好在天桥上看热闹的人群都处在兴奋之中，并没有谁注意到我的尴尬。这条路，还是我见过的绿化最美的一条路，中间专门辟有绿化带，种植着各种热带植物，郁郁苍苍，还有叫不出名的各色鲜花怒放其中。只是遗憾，当时我并没有机会坐车经过这条路，暑假一结束，如同来时一样，我再次坐着绿皮火车，告别深圳返回了故乡。

一年后，家乡湖南终于开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潭高速（长沙至湘潭）。且正是贯穿我上大学时所在的城市湘潭，这下我总算可以圆掉“上高速”的梦了，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坐车经这条新道路去往省会长沙，但也许是因为在深圳时的经历耗掉了我对高速公路的新鲜感和想象力，这一趟行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感觉和印象。倒是故乡的另一条高速公路给了我绵长的回想。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返回母校湘潭大学去看望正在那里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好友惊涛。时值黄昏，夕阳西下，晚风习习，我们在校园后的山岭间一边闲逛一边聊天。不远处的山坡下，隐隐传来阵阵低沉的讲话声，以及清脆的金属碰撞声。“看，那就是湘潭至邵阳的潭邵高速！”突然，惊涛指着前方兴奋地对我说，“建成后我们就可以经它回邵阳老家了，到时在路上的时间会缩短很多！”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与其说那是一条道路还不如说是一个工地：地基刚刚夯实，路面还没有铺好，堆放着各种建筑材料和器械，几个民工正在上面弯腰劳作，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拖得很长。我理解好友的兴奋，因为同出偏乡僻壤，道路坎坷崎岖，回家的经历每每痛苦而煎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无法抹去的共同的黑色记忆。很快，天色就全部暗了下来，那条道路的雏形和工人们的影子都遁入无形。

几年过去，这条道路也开通了，和长潭高速连为一体。世界在日渐缩小，时间却变得加速流淌。我从长沙出发，途经它返回旧貌换新颜的故乡，经过母校时，我特意摇下车窗，专注看窗外，期望找到好友惊涛曾指给我看这条高速公路时我们站立过的地方。但很遗憾，可能因为换了观察的角度，也可能因为时光流转世事沧桑，窗外景致已物是人非，陌生得再也无从辨识……

上述的这几幕普普通通的情景，就是我以前仅有的和高速公路有关的记忆。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光又倏忽过去近10年，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之上。当我和我的拍摄对象们站在工地上各自劳作的时候，又会有谁站在另一处看不见的高地，俯瞰并议论着我们脚下的这条通天大道呢？

“你是站在什么立场的？”

在14标项目部，大家都叫我“张赞”。刚去的时候向大家自我介绍，我就有意省略了名字中的“波”字。因为我想在随后几年的拍摄间，和过去的那个“我”做一个切割。关于过去的那个“我”，那个拍过《天降》、《恋曲》和《有一种静叫庄严》的“我”，网络上有一些痕迹存在，我不想让我的新拍摄对象看到这些，以免别人对我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我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接受别人叫我“张赞”，还因为“张赞”这个名字不是我凭空捏造的。小时候，老家就有长辈这么叫我，它听起来比“张赞波”更亲切更简洁，是我真心喜欢的名字。现在，我只是再一次从时光的仓库中搬出它、借用它而已。我听到人们又重新叫我“张赞”时，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仿佛一种崭新的人生，随着这个旧日的名字重新开始了。

但名字的改变，真能带来角色的变换吗？我并无把握。名字只是人的一个标签，一个假面，而问题的实质，应该在于这个标签和假面下的人。尽管在喧嚣的人际交往中，我竭力隐藏自己的过去和内心，但一到了打开的摄像机后，我的本我又会自动浮现，他坚持用自己内心的眼睛看世界，并做好了准备，要大声说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就这样，我在项目部的三年多，无疑是分裂和纠结的一段时光。“张赞”这个家伙和他人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和别的职工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但在项目部职工和民工的眼里，这个人是特意来“体验生活”的城里人和知识分子，性格随和，低眉顺眼。但时不时露出少见多怪的毛病，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好奇，喜欢看热闹，喜欢探根就底，喜欢追问和倾听。不过，身体里的另一个人，那个叫“张赞波”的家伙，又几乎在所有的时刻都顽固地存在着。他刻意和“张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张赞”积极生活的时候，他却坚持远远地退却几步，用自己的眼光冷静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且关键时刻并不吝啬自己一贯的感怀、嘲讽和批判。这个叫“张赞波”的家伙无疑是有点固执的，他暗暗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和节奏。当然，还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孤独。来中伙铺后，“张赞”结识了不少熟人和朋友——比如说老何、王司机、唐老师、欧婆婆，还有被“追杀”时解救自己的民工兄弟，但“张赞波”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不过，有些时候，我的两个自我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它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我被老陈夫妇追赶得在田埂上一路飞奔的时候，我就神情恍惚，分不清此刻被“追杀”的究竟是“张赞”，还是“张赞波”。在回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这段影像里，我也分不清，究竟是“张赞”的肉体在奔跑，还是“张赞波”的灵魂在喘息？

只有到了晚上，回到他独处的房子里后，“张赞波”才占了上风。他肆无忌惮地从“张赞”的躯壳里跳出来，认真地检索白天的拍摄成果，在一本牛皮纸的笔记本（这是“张赞波”的女友送给他的）上条分缕析地记录下这一切，并及时地思考拍摄得失，制订新的拍摄思路。在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叫“张赞波”的人，还开始进行另一项计划，他开始悄悄写作一本书。拍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他，他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话，试图制造出一种多声部的声音。从此，新的局面又出现了：白天，“张赞”出去四处溜达，用影像记录着生活；夜里，“张赞波”坐在桌前埋头写作，用文字描绘着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看法。

在这个小空间里现形后，“张赞波”没忘紧锁房门，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避免外人看到里面的“变形记”——他毕竟还拥有一些永远充满好奇心的邻居，比如爆破科的袁科长。他和我住在同一层楼，似乎很早就观察到了我喜欢躲在房间里这个不同寻常的迹象。有一次，我正在写作，刚写到爆破科的袁科长去审批炸药这一节，便听到笃笃的敲门声，我赶紧合上电脑跑去开门。书中人就站在门口——袁科长！仿佛我刚用文字描绘出的那张脸浮现成真了。他皱着眉头，满脸狐疑，锐利的目光径直越过我的肩头，扫视着我身后的小空间，好像怀疑里面藏了一个特务。

“你每次一进房间就将门咔嚓锁上，你关门闭户的究竟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他开门见山地对我（张赞）说，毫不隐匿他的“福尔摩斯之心”。

“看A片呢。”一个我（张赞）强作镇定地笑了笑说，极力掩饰另一个我（张赞波）的小小尴尬。有时候，两个“我”就会像现在这样互相配合，互济互助。这样做的好处是，“张赞”的玩笑很快就冲散了“张赞波”的尴尬与惊慌，也消除了“福尔摩斯”的疑虑。

“看A片？这个不要紧嘛，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A片，没必要躲躲藏藏的！”袁科长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重新露出了他一贯的开心笑容，他豪爽地拍了拍我肩膀，像宽容的长辈终于原谅了无意犯下小错的晚辈，潇洒地转身离去。这桩“悬案”就此了结。

袁科长说得对。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A片？我在大学本科时代，为了消磨掉无处发泄的荷尔蒙，也曾和同宿舍室友偷偷去校外的暗黑录像厅里大开眼界。但一旦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读研究生后，我可不再看那玩意儿。那时候我们胸怀艺术梦想，成天沉浸在艺术电影的海洋中，奉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大师为圭臬，一逮住机会便高谈阔论，满口“场面调度”、“长镜头”、“跳切”等专业术语，满书柜都是印着金棕榈、金狮奖、金熊奖等炫目标签的DVD。那时候，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独自晃荡到这穷乡僻壤来拍一部有关道路的纪录片。我的专业是剧情片导演，我在电影学院的三年里从没有上过纪录片的课，在理论素养上更是一片空白。在那三年里，我和纪录片的“相遇”似乎只有两次。有一次我在学校后边的黄亭子音像店里，碰到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头在专心地挑选DVD，他衣着朴素，身材瘦小，看起来像一个农夫。同学悄悄告诉我，这是司徒老师，导演系著名的纪录片老师。当我从架上拿起一张碟，还没看清楚片名时，司徒老师突然在旁边说：“这个片子很棒！”我不好意思将这张碟放下，只好一并放在我要买的一摞大师片里。但这部叫作《耶稣，你知道》（Jesus，You Know）的奥地利纪录片，却一直冷落在我的碟柜上。它算我和司徒老师以及他所代表的“纪录片创作”方向的一段最大的渊源。

我跟纪录片的另外一层渊源，是我隔壁宿舍的一个姓梁的同学。他是纪录片导演专业的学生，年纪比我要大点，已婚，经常来我们宿舍一起看片子聊天。印象中我们却很少谈及纪录片，多是围绕着电影史上的剧情片大导演而展开——在电影学院，相比于剧情片导演专业，纪录片导演专业似乎稍受冷落，很多人内心里有点不屑于它，认为纪录片在照搬现实，并不算真正的艺术。我当时多少也抱有这种偏见。

在毕业创作阶段，梁同学来到我宿舍，跟我说起他在选题上的困惑，问我有什么建议。这是我们有关纪录片的第一次真正交流。

“要不你去我们湖南拍小煤窑吧。”我随口而出。我的故乡有一座很大的煤城，境内遍布小煤矿，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即使我远在北京，也时不时从新闻上看到来自故乡的血色讯息。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题材。”梁同学有点兴奋，但很快就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不过拍摄起来难度太大了。”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感慨地说：“在中国，真正搞纪录片的人是要提着脑袋吃饭的！”

他突然冒头冒脑地说出这句话，既像说给我听，又像在自言自语。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担心拍摄时可能遭遇到矿难，内心里对他的胆小感到不屑。不会有任何一座小煤窑愿意向一位带着摄像机的外乡人敞开大门。那黑暗的深井之下，绝对见不得阳光。最后，梁同学在陕西潼关找到一座愿意接受他拍摄的矿山，那是一座金矿，而他的毕业作品就叫《掘金》。毕业前，他特意送了一张DVD给我，在上面郑重地写着“赞波惠存”。此时我正在忙自己的毕业创作，无暇看片，这片《掘金》就被我随手放在碟柜里，紧挨着那张几近蒙尘的《耶稣你知道》。

后来，我整理碟柜时，才特意拿出来看了全片。它比较朴实地展现了矿工们的劳动与生活处境，但也仅限于此，并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当然，这可能跟我当时的心境及对纪录片的认知水平有关。看完片子后，我很想给梁同学打个电话，跟他叙叙旧，顺便说说我对他这部作品迟来的观后感。但发现此时已经没有他的新电话了。毕业后，他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有人说他在拍摄一些和军方有关的主旋律纪录片，也有人说他专门拍摄战争片的制作花絮。见过他的同学说，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很是神气。

后来，我歪打正着地舍弃了拍摄剧情片，不务正业地走上纪录片拍摄之路，对独立纪录片的处境有了切身体会后，我终于理解了梁同学拍大腿发出的那句感慨。但时至今日，我想他很有可能已经忘记了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更不可能知道，他无意中说出的那句话，给他的隔壁同学带来了怎样的回响和变化？

有一天，当我拎着摄像机在中伙铺四处拍摄的时候，又在路上碰到了农民兼小学老师老陈。他曾经一拳打歪我的摄像机话筒，并将我“追杀”到民工宿舍。但不打不相识，那件突如其来的冲突发生后大概一个小时，我又主动返回事发地找到他，和他化解了恩怨。

“嗨，你在拍什么呢？”老陈主动凑过来和我打招呼。

“哦，老陈啊，我在拍那片田野。”我说。

“田野有什么好拍的？你不去拍高速公路来拍田野干什么？”

“我觉得那片田野很好看。”我笑着说，“油菜刚从地里长出来，绿油油的。”

“你到底是搞什么的？我觉得你很奇怪，你跟那些高速公路的人好像不太一样。”老陈发给我一支烟。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笑着接过他的烟。

“我也说不好，就是有这种感觉。”老陈给我用火机点烟，“我一直没想明白，你到底是什么立场的？到底代表谁？我注意到你不但拍高速公路，还经常在我们村子里拍摄，人家种田你也拍，放牛你也拍，聊天你也拍，盖房子建寺庙你也拍。连油菜田你都拍。”他皱起了眉头，露出迷惑的神情，“我就是搞不清你是什么立场的？你到底是站在我们农民这边，还是站在政府那边的？”

这番话顿时将我逗笑了。此时的老陈好可爱，和那位“追杀”我的暴躁老陈判若两人。我一边笑一边说：“我也搞不懂我站在哪边，也许我只站在自己这边。”因为处境使然，我没法向他和盘托出我的真实身份和拍摄意图。

我并不是第一次被人问到有关“身份”和“立场”的问题。在一次无意中拍摄的一起拆迁事件中，被强拆的村民们一直都不信任我，这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已经被冷酷的现实磨灭了他们对陌生人的最后一点信任。

“你是干什么的？”在我走入村庄拍摄时，他们警惕地问我，将我团团围住，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当得知我没有工作证的时候，他们用非常怀疑的眼神打量我；在我将身份证交给他们检查后，他们迅速地给我和我的身份证拍照，好像警官对犯罪嫌疑人那样；还有人上网搜寻我的资料，怀疑我是政府派来的“间谍”。

“我真的不是政府的间谍，我只是个拍纪录片的。”

“我还是不相信你，实话说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位老人冷漠地对我说。老人已经80多岁，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他口中的“他们”前不久拘留了他的儿子，还多次把他以“阻碍公务”的名义带进派出所。看着老人饱经风霜的脸，我放弃了辩解，心中充满酸楚。

老陈的疑问，以及老人的疑虑，无意中触及了纪录片创作的深层问题：记录者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影像的真实度如何来保证？纪录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如何平衡？对此，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会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切，记录下那些能真实触动我的情感和现实。而在最终的成片里，我希望我呈现的事实是客观细致的，但我也并不忌讳我流露出的情感是主观强烈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并没有欺骗老陈，我确实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某种意义上，我最终呈现的这条宽广的道路，也是我自己的一条道路。

除了讨厌的“立场”问题，其他问题也让我难以招架。有一次，我跟着“援越抗美”老兵老曾去15标项目部讨薪，为了不引起对方惊慌，我并没有跟着老曾走进项目部，而是特意站在对面一栋民居的走廊上，远远地拍摄着老曾。尽管我尽量隐秘而低调，但还是被里面的人发现了。不一会儿，一位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朝我走来——后来才知道她是行政处的工作人员，她身后跟着一名身穿制服的保安。

“你是哪个电视台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证件？”她表情冷漠地问我。

“我不是电视台的。”

“你不是电视台的，在这里拍什么？”她的语气更加不屑。

“我在拍他，他是一位参加过援越抗美的老兵，我觉得他的生活很有意思。”我指了一下不远处的老曾，对中年女人笑了笑，“因为并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站在外边远远地拍一下。”

“在外边拍也不行，无论你站在外面还是里面，你拍了我们就不行，就是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她板着脸孔，用命令式的口吻跟我说，“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必须检查你拍的是什么。”被我拒绝后，她叫保安来抢我的摄像机。

危急时刻，15标项目部负责协调的周总闻讯赶来，他经常来14标项目部办事，所以认识我。他打起了圆场，支走了女人和保安后，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并问了我一个在拍摄中我最不愿听到却经常会遭遇到的问题。

“你拍这个纪录片是什么主题呢？”周总很客气地给我倒了一杯茶，连同这个问题一并呈上。我想起在我获许进驻项目部拍摄之前，去见娄底路桥公司的母公司鹏泰集团的毛董事长时，他也一字不差地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你拍这个纪录片是什么主题呢？”毛董和我握过手后，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客气却不无疑虑地问我。

“我想通过记录一条道路的修建过程，来表现公路建设者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劳动风范。”我胸有成竹地回答。

“国家在高速公路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成就，现在每个人出行都离不开高速公路，但普通人不一定知道一条高速公路是怎么修成的，修一条高速公路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想拍下这个过程，记录下修路者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修一条高速公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从容地补充着。毛董面露微笑，将身子仰靠在一张镶嵌着镀金花边的老板椅上，满意地点了点头。我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个回答向周总复述了一遍。他听后深有感触地说：“那是，修一条路太不容易了，一修就是三五年，我们常年四季在外面待着，家里都回去得很少。”

周总停顿了一下，突然说：“等于说你拍这个片子——拍一条路是怎么修成的，就相当于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嘛。”他好像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呵呵笑了起来。

我却颇感意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30岁以上中国人的知识系统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本诞生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长篇小说，被视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中文译本多达20多个，发行量高达近300万册。在建国50周年的1999年，某出版机构举办了“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群众票选活动，结果该书打败了备选书目中的《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名列榜首。这本书还被教育部定为“中小学必读书目”，但完全无须担心小孩子如何啃完这部40多万字的大块头著作，考虑周到的教育部门和出版机构特意编撰出版了专供小学生的彩图注音版，还改编部分文字，列入中学语文课本。好友斌和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到的初二课文《筑路》，就是摘录于该小说。

然而让我非常惭愧的是，至今我除了应付考试而被动读过《筑路》这篇课文之外，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更加可笑的是，在初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虽然不断听到这本书的大名，但一直误以为它是一本介绍炼钢技术的科普书，以为它和《怎样科学养猪》差不多。显然，它的书名误导了我这个愚顽粗陋的乡村小儿。我也不能确定我的纪录片能否再塑造出一个“保尔·柯察金”的角色。他是这本书的主人翁。“身残志坚”的保尔·柯察金，在经过革命的千锤百炼后，拥有了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以及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想。

在我的片子里，谁能代替“保尔·柯察金”呢？老何？老姜？老曾？孟总？杨保国？龙老板？唐老师？粟师傅？……好像都不太合适。好在周总的类比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设问句一样，并不需要我回答。

“下次你要拍什么，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安排一下，免得再引起误解。”周总豪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亲自开车，将我送回了14标项目部。

“小机机”拍客的底层生活

立场、主题、身份这些宏大的东西，虽然是“张赞波”要尽力掩藏的东西，然而在工地和乡村底层，某种层面上，“张赞”这个身份也被“张赞波”扮演得非常成功。随着“张赞”跟大家相处得越来越熟络，大家对他的好奇，慢慢地从拍摄方面，转移到了行业“潜规则”等八卦问题上。

“嗨，张赞，你‘潜规则’过女演员没有？”有一天，王司机意味深长地问我。

“哪有？我是拍纪录片的，没有女演员。”

“那以后你拍剧情片了，你就可以‘潜规则’了吧。”王司机很开心地说，“这在你们圈子里应该很普遍吧。”

“不知道，我不混圈子。”

“别不好意思啰，哪个圈子都有潜规则的。”王司机表现出了他非同凡响的见识，“你们电影圈有电影圈的‘潜规则’，我们工程圈也有我们工程圈的‘潜规则’。这其实很正常。”我只好默认。他总有一些让你无法辩驳的观点，如果继续争论下去，会让你很难脱身。相比之下，其他职工的问题就比较好对付。

“你觉得范冰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一位职工突然问我。

“不知道，不熟。”我回答他。

“我看网络上说她跟很多人有一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搞不清楚。”我力求简洁地回答，希望尽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八卦问题。

“你不是拍电影的吗，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他很失望地走开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问起我拍完纪录片后的播出问题。

“你这个片子，以后在哪个台播出呢？”合约科的一位女职工问我。

“现在还不知道，要做好后再说。”我只能搪塞着她。

“能不能上中央台啊，要是能上中央1套就好了！”她脸上焕发出难以掩饰的期待。

“我也希望上中央台呢。”我感到暗暗好笑。

“那你拍了我的镜头没有？你可要给我拍几个镜头啊，到时在中央台播出了要通知我们看！”女职工兴奋地说。

我只好在心里暗暗地说了声抱歉。我知道，我的片子不可能上央视，就像“青海电扇厂”的馊茄子汤不可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一样。

不光是项目部的职工，民工们也总会有意无意地拿电视台的标准衡量我。有一次，我去山坳上一个土方队拍摄，有位50岁左右的民工看见我走来，指着我的摄像机一脸坏笑地说：“你这个小机机好小哦。”

“什么？”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小机机，这么小。”他有点不屑地用手比划了一下我的佳能小高清摄像机的长度，“人家电视台的机机比你的大多了！”他展开手臂，夸张地比划了一个“大机机”的尺寸。“我看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摄像机都好大，湖南卫视的也很大。你的怎么这么小？”

“哦，这玩意儿不在乎大小的，要看它的功能。”我明白了他巧用谐音的弦外之音，干脆顺着他的意思开着玩笑，“那些看起来很大的，关键时刻往往不行。”民工们听了我的话后，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让人笑不起来的是，“张赞”的“小机机”偶尔被误认为“功能强大”。贫穷而老实巴交的贵爹，70多岁，很多年前丧偶，因为地陷灾害，他的老房子塌了，只能独自住在废弃的小学教室里。墙壁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已经被烟熏得黑黑的。

“我的腰一直很疼，我怀疑自己有肾结石。”有一天，他摸着腰跟我说。

“那你应该去医院看看，最好照个片。”我建议他。

“你这个东西能照吗？”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摄像机，期待地说。

“什么？”我没听懂。

他又重复了一遍：“你能用你手里的这个东西给我照个片吗？”

这时，我才明白，他将我的摄像机当作X光照片机了。我摇了摇头，心酸地关了机。那一刻，我真希望手中的摄像机可以识别病痛，甚至治病疗人，而强过用它拍摄这些没用的纪录片——它们不能给镜头后的人们带去半点帮助，更别说去改变我们均置身其中的那个结石般坚硬的世界。

“你怎么又来了？你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我这里有什么好照的？”每次看见“张赞”拎着摄像机走进她的房子，欧婆婆就忍不住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其他的当地老人一样，她也将我手中的摄像机叫成“照相机”，将我的拍摄当成“照相”。

“嗯，我就是没事干。”我跟她开着玩笑。随着我在中伙铺村的时间越来越久，我跟村民们的交流也越来越轻松。甚至，我也基本上听得懂了他们的方言。

“在你们那里，你的工作最轻松吧。”欧婆婆笑过之后，问我。很显然，她也将我当作了高速公路施工方的人。

“也不轻松。”

“还不轻松？汗都不要出。”欧婆婆指着屋后正在抬石头的民工说，“你看他们，天晴下雨都要卖苦力。”

“你的工资多少钱一个月？”欧婆婆突然话题一转。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我总不能如实回答，说我其实是名失业者，没有人发给我1毛钱的工资。那只会带来更加没完没了的询问。于是，我假装没听到她的话，装着很专心地拍摄她脚旁的一只正在觅食的公鸡。

“问你呢，你的工资多少钱一个月？”欧婆婆穷追不舍，凑到我的摄像机前再问。

我逃无可逃，只好迅速地在心里斟酌了一下，说出了一个数字：“3000块。”我判断，对她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合适。太高和太低都会增添对方的好奇心，必然导致这个讨厌的话题不会轻易结束。

“3000块啊，那么多。”欧婆婆吃惊地说，“那你真划得来，工作那么轻松。我的细伢子在杭州打工，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很辛苦，工资还只有1000多块。”我暗暗后悔说高了这个子虚乌有的数字。

但高和低并没有清晰的标准。我去村庄的桔林里拍摄时，一位正在摘桔子的中年农妇也冷不丁地问我这个问题：“你多少钱一个月？”有了欧婆婆的那次经历在先，这次我学乖了，我当即果断而慷慨地将自己的“工资”减去1000元。“2000块。”这次，我以为对方一定不会再有什么疑意。

“才2000块啊？”农妇同情地扫视了我一眼，“看你的样子应该也是大学毕业生吧，如果真拿这么一点，确实有点低。我女儿是长沙财经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审计局了，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块呢。”很快，她将对我的同情转变为了对女儿的自豪。

除了尴尬地将镜头对准她手里的一枚丰满的桔子，我不知道怎么接她的话好。

不仅有人关心“张赞”的“工资”和“小机机”，也有人偶尔关心“张赞”的婚事。有一天，协调副老总孟至强突然神秘兮兮地将我召进他的房间：“小张，你觉得小玲怎么样？”他充满期望地对我说。

“小玲？很好啊。”我一时没明白孟总的意思。

小玲是财务室的会计，大概20来岁，个头不高，性格外向爽朗，衣着较为时髦。平常经常会见面，但彼此间只是点点头，并没有更多的往来。我依稀记得王司机说过，在项目部和溆怀公司里有好多人都喜欢她，想追她，但她都瞧不上，至今单身。我对她的全部印象，还包括一次KTV见闻。那次是龙副总喜得龙子，请全体项目部职工去怀化市喝酒唱歌。我们来到一间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KTV豪华包间，足足有项目部的两个会议室那么大，里面霓虹闪烁，乐声震天。小玲也唱了一首歌，她一边唱一边剧烈地扭着腰臀，抖动着身子，好像在跳一种她借着酒精的灵感刚刚独创出来的奇特醉舞，让摄像机后的我惊愕不已。

“很好？那你愿意跟她在一起吧。”孟总的神情有点兴奋。

“在一起？”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这样的，小玲是毛总的亲戚，毛总早就托付我为她介绍男朋友，她不一直没有男朋友嘛，平时眼光也很挑，这工地上没有她看得上的。”孟总察觉出了我的惊讶。“我们都觉得你人不错，你要是喜欢她就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你们俩很配。”

“啊，我们俩？”我这才意识到孟总来意，他今天竟然放下繁重的协调工作，不务正业地当起红娘来。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我拍完这里的纪录片就要走的，我在北京，她在湖南……”

“这个没问题，你可以带走她嘛，带她回北京就是。”

“可是，我有女朋友的……”

我一边说，一边对孟总的草率感到不解。他竟然不先调查一下“张赞”的背景，即便他对“张赞”的“工资”和“机机”（主题或立场）不介意，但总不能对“张赞”的情感状况也不闻不问吧。看来，他不是一个好的红娘，抑或是“张赞”的扮演太成功了吗？——一个独自来到工地上、每天拎着摄像机闲逛的人，至少应该没女朋友吧。

“有女朋友了？那就算了，那就没办法了……”孟总有点失落，及时地打住了话题。

后来，我又在项目部的过道里碰到了小玲。她迎面走来，高跟鞋笃笃地响，远远地看见我，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扭着头从我身边匆匆擦身而过。我也尴尬地回笑了一下，好像做了亏心事一般。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这阵倏起的尴尬，究竟是属于“张赞”的，还是属于“张赞波”的。

分裂与纠结的纪录人生

有时候，我既不是“张赞”也不是“张赞波”，我还需要临时扮演别的角色。一次，佘总的表弟、那位成功的陈姓商人又出现在项目部。他在中伙铺境内投资的一所民办寄宿中学，即将迎来一场全县的教学改革研讨会。届时，市、县教育局的领导及全县其他中小学的校长、骨干教师，都将前来参加。他需要将这个荣耀时刻记录下来，以作为这所学校今后招生宣传时的砝码。于是，他想到请项目部帮忙。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张赞”的身上。我不好拒绝，就打算带着项目部的小小“掌中宝”DV过去应付一下。

“这个不行，应该带上你的那台大的去。”陈姓商人看了一眼我手中的小DV，不屑地摇了摇头，“市、县领导都会来，带台大的才显得气派。”这个时候，他不再惧怕和讨厌我的摄像机了。这正是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在荣耀时需要你记录，在见不得人的时候巴不得你离得越远越好。

我带着我的佳能高清机器赶到学校。正如我的猜想，那场所谓的教改研讨会陈词滥调，毫无新意。领导和校长们的发言啰嗦而冗长，而且不乏官僚气息，让人听得直乏困，但我只能强打精神将他们一一拍下来。我知道，今天的“张赞”本质上就是一台记录“荣耀时刻”的机器，不需要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在会议现场，我还碰到了另一台担负同样功能的机器，一位20来岁的女孩站在我旁边，像我一样，正手持摄像机专注地拍摄领导讲话。她的SONY牌摄像机上套着醒目的电视台台标，上面写着“辰溪县电视台”。

“你是什么电视台的？”她在拍摄的间隙中纳闷地问我。“我不是电视台的，我是高速公路项目部派来给学校帮忙拍摄的。”我如实回答她。“哦，难怪看你的摄像机没有台标。”她盯着我的摄像机，年轻的脸上有点不屑。她的话启发了我，我暗自思索下次要不要自制一个LOGO贴上去，但我实在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贴上“张赞”的标签，还是“张赞波”的名号，或者，干脆就贴一条高速公路的图标？

尽管县电视台的女孩和我身份有别，但我注意到，她和我一样今天也是孑然一人。“你们电视台也就派你一个人来吗？”我好奇地问她。

“是的，现在我们台里人员编制少，记者摄像编辑都是一身兼，没办法。”她轻声地回答我。这点倒和我一样，编导、摄录、剪辑全是一人搞定。我几乎要忘了她的电视台台标和背景，错将她当作一位独立纪录片同行，刚才的疏远感顿时消除了不少。

女记者是辰溪本地人，刚从湖南师大新闻系毕业，在长沙不好找工作，就回了老家电视台。虽然工资低了点，但毕竟有正式体制内编制，听起来她对此也还满意。“我现在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600元，但加上补助一共有1800元。此外，还有稿费，但很少，发一条新闻稿30元。像今天这条新闻，我只能赚30元。”

30元委实是个小数字，我们镜头里扫到的会议桌上摆着的一包包香烟都不止这个价。不管有无电视台身份、是否体制内背景，我和面前的这位年轻的电视台“同行”今天均是一台机器，我们都在扮演着别人安排好的角色，唯一的区别是：她的租金是30元，而我则是免费的。

会议后是示范课观摩。课堂上播放了一段教学片：一名装腔作势的男播音员用高亢之音朗诵了一篇课文，然后，女老师再让孩子们模仿着他的腔调朗诵。此时，我这台昏昏入睡的“记录机器”顿时被唤醒了，身上起满了鸡皮疙瘩。这让我想起在大礼堂里看红歌大会时的感受。佯装高亢的朗诵词、辞藻华丽但情感虚假做作的散文、陈腐老套的价值观，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经典”外国文学一样，构成了孩子们的语文世界，也塑造了这个国度里的成人们的表述风格：“10·9事件”中杨保国部长的檄文、李副总的写作指导，显然都来自这样的教育背景。我侧目看了一下旁边的女记者，她倒神情自若，好像并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显然，她扮演“机器”比我更成功。

在我拍摄完活动之后，陈姓校董派出一位女老师来到我宿舍拷贝拍摄素材。她是学校里主管宣传的职员，也给学生上思想政治课。在等待拷贝的间隙里，她好奇地四处观察着我的房间，然后看到了墙上张贴的一幅海报。

“第4届……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她轻声地念出声，停顿了片刻，然后狐疑地问我，“什么叫民间映画？”

“映画是日本的说法，就是电影的意思。”我后悔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将这幅我在2010年参加独立影展时带回来的海报贴在墙上。在“张赞”的空间里，实在不宜这么大张旗鼓地展示出只属于“张赞波”的东西。

“那民间映画呢？”

“就是民间拍的电影。”我仓促地应付她。我并没有解释“民间映画”其实就是“独立电影”的意思，影展创办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怪的名字来替代“独立电影”，就是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民间拍的电影？就是网络上的微电影吗？”女老师穷追不舍。

“差不多吧，但不止这些。”我含糊其辞。虽然我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理智在提醒我，如果我不想惹麻烦的话，就继续演好“张赞”的角色，而最好不要跟一位“思政”老师谈什么“独立电影”。在某些人的眼里，脱离了电影审查机制的独立电影就像一个既没有准生证、也不会获得户口的“黑孩子”。尤其最近几年，这个不断遭人白眼的“黑孩子”越来越举步维艰。在全国各地，有多个独立影展（或放映活动）遭遇到强制拉闸断电，有些甚至被勒令永久终止举办。“拉闸断电”原本是一个电力术语，它指的是电力部门在用电高峰期调控用电量的一种手段。但现在，它被“有关部门”创造性地引用进文化思想领域，效果不同凡响，这反映了大家熟谙电影的真谛：电影，电影，确实是需要电的，除非我们改为退回古代去导演不需要电的皮影戏。但我敢说，他们照样有办法熄灭皮影戏演出中所需要的光源，如果他们不喜欢这出戏的话。可我觉得这样的反应其实毫无必要，如果他们认为当今的独立电影必定还有什么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话，那真是想错了。对于很多所谓的独立电影人来说，暂时性的“独立”只是一条通往体制内阳关大道的终南捷径而已。现在的独立电影人不外乎分为两种：一种是已经加入中国导演协会的，一种是正盼着加入的。君不见某位曾经的所谓独立电影旗帜人物，现在不是照样潇洒出入金鸡、百花电影节并不吝讴歌之为“盛会”吗？所谓独立，我看不过是为了以后获得金鸡奖，是谓“金鸡独立”罢了。

好吧，我不要管人家的阳关大道，我还是回到自己的独木小桥。在工地上的每一天，我都拎着摄像机出去转悠。我发现，我的纪录片制作方式越来越接近传统手工艺人——从选题、拍摄、录音、剪辑到上字幕，几乎从头至尾我都是孤身一人，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行事。尽管我不断碰到不少外在的困难和限制，但主流工业电影体制所形成的那些商业压力和政治忌讳，不再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种内心充实而自由的感觉妙不可言。当我独自拎着DV在南方的乡村里四处晃荡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铁匠铺里的一个小伙计，大部分时间都在笨手笨脚地敲打着一块生铁块——它刚从生活的熔炉里锻炼出来，慢慢地经过淬火、成型，最终将变成一把笨拙的犁铧，或者一只蹩脚的挖耳勺。工地守夜人“公安老朱”在当铁匠时肯定也是这么干的，从某个方面来说，我跟他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另外一方面，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手工艺人”也被会时代潮流赋予一些别的称谓。“你是哪个电视台的？”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旁边一个挖桩队的年轻民工连续几天都看见我，就忍不住过来问我。

“我不是电视台的。”

“那你拍什么？”

“拍着玩。”

“那你是拍客吗？”他认真地问我。

“拍客？”我刚一听这个词汇觉得有点陌生，但马上就领会了它的意思。“对对对，我是拍客，拍客！”我高兴地回答他。

这是我来工地之后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定义我。在工地上，和我熟悉的民工一般都叫我“小张”，还有人叫我“张师傅”——“师傅”是工地上流行甚广的一种尊称，比较符合劳动者的身份特征。偶尔也有叫我“老张”的，这是另一种民间的尊称方式。有一次我去工地，一位50多岁的陕西民工，放下手中的铁镐，用脏兮兮的手给我递过来一根不知道牌子的香烟：“老张，抽一根！”——这一时让我受宠若惊。因为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叫我“老张”，更何况还是一位比我大了将近20岁的长辈！还有人叫我“张老师”、“张记者”、“张摄像”，甚至“张总”……刚开始，我还多少会对这种五花八门的称呼感到错愕，但很快我就见怪不怪了，坦然接受他们的一一加冕。然而，“拍客”这个充满时代草根气息的名号，最符合我现在的自由拍摄者身份。我乐呵呵地发了一根烟给年轻民工抽，对他不经意间赐予我一个好称呼而表示感激。他一定是个平时喜欢上网、善于接受新潮事物的人。

在这里，从来没人叫过我“导演”。在大家的观念里，导演这种光鲜的职业和尘土飞扬的工地相距太远，就像澳大利亚的考拉绝不可能出现在湖南的森林里一样。有一次，我去湖南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他客气地将我迎进门。“快叫叔叔。”他对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女儿说，“这是一位导演叔叔呢。”

朋友的女儿大概七八岁，长得很可爱，她正在看湖南卫视的一档娱乐秀。

“导演？”朋友家的女儿抬起头来扫视了我一眼，很不屑地说，“导游还差不多吧。”

朋友觉得很尴尬，赶紧训斥她没有礼貌。我却听了哈哈大笑。我觉得童言无忌，如果她眼前这位突然闯入家门的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屌丝男”会是一个导演，那炫目的电视舞台上那些“高大帅”导演一定来自外星球。后来，我再去我朋友家，他女儿还是叫我“导游叔叔”。我高兴地回应了，我喜欢这个称呼胜过有名无实的“导演”。

做导演的“成本”实在太大，我无力担当。有一次我去长沙，一位同学见我开口就问：“你现在的年收入100万没问题吧？”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当初我们曾同时就职长沙电信局，后来我辞职去了北京学电影，他被调到“湖南移动”，掌管宣传广告部门，经他手的资金一年就达上亿元。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就笑着打了个哈哈，好像是他的一个因为打肿脸充胖子而变得很心虚的客户。

我刚去项目部的时候，对我的拍摄工作最感兴趣的人是王荣。他是我拍摄纪录片以来遇见过的最好学善思的人。他经常邀请我去他的宿舍做客，借机问“张赞”一些电影问题，而让“张赞波”暗暗惊奇。

从电影剧本的写作、电影的成本构成、电影的特技，到导演如何控制一个大场面的拍摄、场记，或电影美术的职能、电影的后期调色，以及电影的发行分成，这些问题基本上涉及电影行当里的各个层面：从导演到制片，从前期到后期，无一疏漏。每次，我都硬着头皮一一回答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在参加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好像他也是一个“潜伏者”——真实身份并不是一名司机，而是一名电影学院的面试官。随着与我的交往渐渐加深，王司机不再满足于仅和我在电影理论范畴进行探讨，而开始插足我的具体创作实践。

“我觉得，你应该去拍拍我们吃饭的场景，吃饭是表现工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你的片子里不能没有它。”他的表述变得更加直截了当，早期电影爱好者的迟疑荡然无存。

“工程部的刘师傅在施工方面经验很丰富，我觉得，你应该将他当作你的主要拍摄对象。”

“杨保国和卫生站的小护士谈恋爱，你拍了没有？你一定要拍这个，爱情也是修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说要你去拍一部爱情片，但你不应该只拍一条路。”他的建议非常有道理，让人无法反驳。

“我觉得，这座桥你不应该只这么拍个局部特写，你应该跑到对面山上去拍，这样就可以俯拍到一个全景，放在你的片子里才有气势。”这个时候，他不光干涉我的纪录片的选材、主题和风格，而且开始为我设计具体的电影镜头：特写，俯拍，全景……天知道，他怎么做到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电影语言。

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对不吝指教的王司机心生佩服，且致以感谢。“你完全可以担纲我这个片子的艺术指导。”我忍不住对他说。自从才华横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进去”之后，我觉得王司机成了这个职务的不二人选。

“是吗？”王司机听了我的赞扬，非常高兴。

而且，当他发怒时对我说的话，也依旧传达了他对独立纪录电影本质的某种认识。有一次，大家纷纷抱怨公司里某些规定不公正，并由此谈及这个世界灰暗的一面。王司机见多识广，认识深刻，他越说越气，变得义愤填膺。

如同以往一样，我拿着摄像机在一旁不露声色地记录。他一扭头，发现我正在拍他，立刻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我。

“你记录这些东西有什么狗屁用？”他指着我的摄像机，严厉地说。我没有反应。他停顿了一下，又反问我：“难道不是吗，拍了之后就剪一个片子，又没有几个人会看到，看到了可能也看不懂。浪费磁带，浪费人力物力，是不是？你光记录一个工地有什么用？你实质性的东西又记录不到，你拍这条路的建设无非就是歌功颂德嘛，你说你还能拍到什么东西？”旁边的人一看他对我展开轻蔑的攻击，全部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是围观者的哄笑让王司机变得越发激动。“我觉得你待到这里是狗屁，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真的，你说是不是？你觉得你在这里待两年三年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声音不由地提高了八度：“我现在只觉得，理想什么的，都是狗屁！你跑到这里来，是一个十足的错误的选择！”

眼看着这位艺术指导突然摇身变为尖锐的批判者，我觉得很不适应，窘迫地低着头，不敢接他的腔。

“我觉得，你应该明天就回家去，将你所有的磁带都砸了，拍这没有用。什么狗屁理想！”王司机再次用“狗屁”结束了批判，扬长而去。我愣在那里，羞愧得满脸通红。

尽管我最终拍摄制作的片子并非王司机所想的“歌功颂德”，但他的“狗屁”之说还是适时地击中了我。王司机说得很对，这些年来尽管我误入歧途，拍摄了几部独立纪录片，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在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影的汪洋大海里，它们一点浪花都没折腾出。除了让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当然更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除了那些蛰居在地下室的内心阴暗、品位怪异的文艺青年——也许主要是文艺女青年会抬眼看它两眼，它再没别的出路。

前不久我闲得发慌，去了文艺青年们常逛的“豆瓣网”。我查了下看过我的片子的人数，发现标注看过《恋曲》的人只有182个；标注看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人更少，只有127人；另一个片子《天降》就更惨，网站将它的条目删掉了，没有留下任何一条信息，仿佛它从来就未曾来过这世上。

我暗暗算了算，哪怕将那些不上豆瓣网的观众算在内，估计至今中国看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人不到500个。当我统计出这个数字后，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你想想看，相比于中国十三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敢保证，在中国，长着六根手指或者三只眼睛的人数都比它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或雾霾击倒的人就更不止这个数。而紧接着，我带着羞愧和好奇的双重情绪，点击了一下正在首页上推荐的热映电影《小时代》的条目，发现看过这个片子的人数高达179532人——我的片子的观众数连它的零头都赶不上。如果王司机知道这层真相，估计他一定会因为曾给我当过“艺术指导”而感到羞耻。

老曾对我的看法却不同于王司机。兔年新春即将来临的时候，民工们都陆陆续续地返乡准备过年。但老曾和他的挖桩队工友们还没有回家，项目部还没有拨发民工队的工钱，他们只好一直等待。

吃过晚饭后，我走进老曾的租住房——它和大名鼎鼎的“桥头堡”相隔只有约20米。老曾正在二楼客厅里和一帮民工看电视。“来，坐这里看吧，烤烤火。”老曾看见我进来，挪了挪身子，让出屁股下面床垫上的一小块空间，眼睛很快又回到电视画面上。电视上正在放着央视的“新闻联播”。这位“援越抗美”的老战士、铁道兵通讯员、修路民工，位卑不敢忘忧国，长年以来坚持每天收看这档节目。

老曾他们的所谓客厅，其实就是民居中的一间被用来当作公共的娱乐空间，里面空空荡荡，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一台21英寸的国产杂牌电视。除此之外，就是他们屈腿而坐的那张破旧的大席梦思床垫。上面污渍斑斑，原本的花色早已辨识不清，好多地方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里头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了它，也许是从镇上的垃圾场捡回来的，又或许是以前的房客遗弃在这儿的。只要碰上不能开工的雨雪天气，民工们就会半躺半倚在上面看电视，或者打牌抽烟，借此打发时光。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中的一幕，主人公韩三明和工友们光着膀子坐在露台上的一张床垫上打扑克牌。那也是他的纪录电影《东》中的主人公、画家刘小东在其画作《温床》系列中表现的场景。当然，除了打牌和看电视，也会有民工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去邻居家——“桥头堡”里找点乐子，那也是另一种打发时光的方式。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那里有另一张充满诱惑力的“温床”在呼唤和等待他们——很巧的是，那也是刘小东的《温床》系列油画中表现的另一个经典场景：12位年轻妩媚的女性，围绕着一张散发着强烈性意蕴的席梦思床垫或倚或坐。一个艺术场景到另一个艺术场景之间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不足20米。有时候，艺术和生活的这种奇妙的呼应关系令人拍案称奇。

老曾所说的“烤火”也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天很冷，房间里原本没有取暖设施。他们便充分发挥着“穷人的智慧”，将平时挂在墙上照明的大功率白炽灯取下来，用铁丝焊了一个笼子套在灯泡上，把它放在一把凳子下，再在凳子上盖张被子。一个简易而神奇的取暖器诞生了，大家不惧触电的危险，纷纷将手脚伸进被子，借助灯泡的热度“烤火”取暖。这一幕看得我胆战心惊，可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做得好，你才是真正的走基层，快过年了还在我们这里。”老曾指着电视画面说。

我定睛一看，有记者正在采访一些回家过年的人，画面右下角写着“新春走基层”的字样。

“我们拿不到工钱，回不了家，你应该采访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也发到中央电视台这个‘新春走基层’栏目上去。”来自贵州的胖哥和我开着玩笑。

“就是，我们辛苦一年了，到头来还拿不到工钱，怎么就没看到中央电视台到我们这里来走基层？”来自湖南桑植县的老周抱怨说。

“小张不正在给你们拍吗？”老曾说，“小张这个走基层也不是闹着玩的。到时他的纪录片做好了，你们的形象全国人民就可以看到了。”老曾和民工们打着趣。我这才领悟他刚才的意思。老曾的嘴里经常会蹦出一些比较时髦的政治词汇，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猜这一定跟他喜欢收看“新闻联播”有关。

后来，老曾完成了活计，离开了工地，但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又再次提到“走基层”的话题。

“现在中央正大力提倡新闻战线要‘走转改’，看来你比他们都走在前面。”电话里传来他爽朗的声音。

“什么‘走转改’？”我没听明白老曾的话。

“你不知道吗？‘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中宣部提出来的。现在电视上天天都在播，就是说搞新闻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要到基层去走，才能改变作风和文风。”老曾又表现出了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小张，我看这点你做得很好啊，你一直在走基层，一直扎在基层。”

听到老曾的夸奖，我差点在电话这头笑出声来。这可是我——一个更像导游而非导演的卑微小拍客从未享受过的嘉奖！不过，我除了付之一笑外，并没有接老曾的腔。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夸赞只有庙堂之上的官员或者CCTV那样的中央级媒体记者才配拥有，我这样的一介草民加游民实在配不上它。我本地道草根阶层，从小到大都生长在底层，我不扎在基层我扎在哪里？难道小草可以不长在泥土里而长在半空中？

独立纪录片人经常要面对某些人的质疑：你们的片子里，为什么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小人物？你们为什么老要背离社会的主流视野，而热衷于关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你们的片子是刻意要展现社会的阴暗面吗？对此，我同样只能回答：对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你们认识的大人物、主流高层或者社会名流离我非常遥远。我除了经常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他们光鲜的样子，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见到他们。偶尔见到了，我也闻不到他们的味道、触不到他们的形体、感受不到他们的温度。

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我的朋友、亲人、同学或者父老乡亲，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卑微而无力的人群。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面前，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温度、质感和形状——甚至，他们说话时迸发的唾沫星子。

所谓阴暗面，也只是世间真相的一部分。而光明和阴暗，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这原本就是个光明与阴暗、蓬勃与萧条、温暖与寒冷、希望和绝望交织的时代。既然你们成天用“大机机”展现光明，那为什么我就不可以用“小机机”勾勒出光明背面的影子呢？这些影子正是我的生活，我不断亲眼看见它压在和我一样的底层人们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重印记。

我怎可对它视而不见？

[1] 《南中国1994》，著名女导演张暖忻（1940——1995） 生前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影片讲述的是1994年，南方某开放城市一家制造公司的白领和工人的故事。影片在深圳实景拍摄而成，以加工业崛起为背景，聚焦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性，思考全球化和中国底层生存的关系。影片运用大量的纪实摄影来表现工厂生活。

第十章 重庆：巫山与巫溪

【基层标语】　　心要净化，屋要亮化，路要硬化，山要绿化，村要美化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村

培育现代农民，树立现代风尚

挥手别故园，畅想新生活

迎来送往的道路

2011年1月下旬，离兔年春节只有十几天时间了，湖南境内突然降下一场被媒体称作40年来最大的雪。一连几天，大雪纷飞，整个世界很快就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早在入冬时节，高速公路主管部门就下发了预防冰雪灾害的通知，虽然大家思想上有了一定的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今年的这场雪来得这么大。

项目部紧急启动防治冰雪灾害的预案，派出由杨保国率队的巡检人员，检查各处灾情，组织清扫成灾的积雪。最严重的灾情发生在搅拌场，一个由石棉瓦和铁架搭成的大棚被积雪压垮了，但幸无人员伤亡，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残骸覆盖在掺和着白雪的沙石上。另外，民工们的简陋工棚也被压倒几处。好在因为春节临近，大部分民工都回老家过年去了，压垮的棚子里并没有住人，所以没有什么严重的损失。

这是一年当中工地上最为安静的时刻。昔日嘈杂的机械设备全部销声匿迹，昔日人头涌动的工地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白雪覆盖了一切，整个旷野变得荒凉而空旷，甚至能听到雪落下来的沙沙声。

因为冰雪路滑，省道上的车流比平时要稀少很多。好久才能看到一辆车经过，当它小心翼翼地驶过时，能听到防滑链与地面刮擦发出的刺耳噪音。没有装防滑链的车辆就很不幸，一路上见到了好几起车祸。一辆大卡车停在长长的坡道下，轮胎发出阵阵空卷的轰鸣，冒出一阵阵黑烟，却还是原地不动，最后只得无望地熄了火停下来。

去往杨柳湾大桥施工工地的路上，我还经过了欧婆婆的新家——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窝棚，安静而卑微地趴在铁道边上的一个山坳上，倏忽而来的白雪覆盖，加重了它的低矮和孤独。远远地看起来，它像是上帝遗弃在人间的一只破靴子。

欧婆婆一家必须在这只“破靴子”里熬到明年开春，才能正式搬进他们的新家——旁边山坡上一栋初见雏形的两层小楼。欧安铁已经拿到了8万元拆迁赔偿款，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来建设这个新家。然而因为地基是片山坡，所以平整不易，他本想让项目部派辆闲置的挖土机帮忙，但被拒绝。他只好自己干，已经花了两万多块，因此他满面愁容。

他的新家依旧紧挨着湘黔铁路，但位置和之前的老房子正好颠倒过来：以前是面临铁路，背靠高速公路，现在是背靠铁路，一打开门，就能看到两三百米外的田野里横穿而过的高速公路，也能看到那座本来郁郁葱葱的石山。它现在有一大半已被夷为平地，建起了一个大型预制场，专为邻近的杨柳湾大桥浇筑预制梁。老房子也早已被拆掉了，旧址上新建了一个简易的民工食堂。

在大雪覆盖的路上，我陆续地碰到一些正准备回家过年的民工。他们背着行李，沿着村庄的田埂缓缓而来，在马路两旁的积雪里等待着班车。天气寒冷，他们不断地搓着手，哈着气。还有人使劲地跺着脚，在雪地里留下一圈凌乱的脚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交谈，大家都默默无言，仿佛是这突来的山河肃穆感染了他们。

我突然注意到一个等车的民工，他身穿灰色棉衣，戴着一顶破旧的棉帽子，一手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一手拿着一把风扇——普通的台式旧风扇，铁质的，原有的彩漆几乎掉落殆尽，露出了里面的斑斑锈迹。这样的场景难掩魔幻色彩：一个带着风扇的人，站在冰天雪地的旷野里，夏天和冬天在这一刻神奇地交汇了，时光在他的身上呈现了双重景象。我想，这一定是一个从夏天到冬天都没有回过家的民工，那把可能是他从家乡带来的风扇，曾在暑气炙人的窝棚里带给他阵阵凉爽。经过一年的劳作，在春节来临前，他终于结算到了薪水，马上就要和这把舍不得丢弃的旧风扇一同返回久别的故乡。在道路的另一头，迎接他和旧风扇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致和人物呢？……我思绪飘荡，展开了联想，觉得这样的场面耐人寻味，像某部还没诞生的电影中精心安排的场景。

我默默地告别了这些正要返乡的民工，翻过一座山，到达王家坡大桥施工工地。在一片寒冷的白色之中，我突然发现有一小块温暖的红色在移动。仔细一看，是一位戴着红头巾的女人在桩井边劳作，头巾和肩背上满是白色的积雪。她哈着白色的口气，开动着窸窸窣窣的卷扬机，弯腰从桩井里提出一桶渣土，倾倒在雪地之中。桩井边摆着一盆炭火，正窜起红蓝相间的火苗。在劳作的间隙里，她时不时往火盆里添几块木炭，伸出戴着的湿漉漉的手套烤着火，很快一阵腾腾的热气从手套上冒出来。

“下这么大雪，你们还在开工啊？”我和她打着招呼。我认出了她，她是民工田师傅的老婆。她抬起头来，有点诧异地看着我。之前因为专注于手头的活计，她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

“没办法，要过年了，我们还没拿到工资，项目部要我们再等些天，反正闲着也不好玩，不如再挖点桩。”她腼腆地笑了笑，又低下头去看着井底。雪花正纷纷扬扬地飘下，在风的作用下，像阵阵小旋风一样旋转着坠入井口，让人疑心井底有一张正在吸气的血盆大口。

井底的危险确实不亚于吃人的恶魔。在井底挖桩的人，是她的丈夫田师傅和他的表弟。他们来自重庆开县，下半年才来到工地，借住在小龙门中学一间废弃的教室里。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对付不断碰到的危险溶洞，这让他们提心吊胆。他们去年在重庆秀山挖桩，工地上有八个同行死于塌陷的桩井。他们还亲眼见到了其中一个的惨状。“那条桩才挖了四米，他刚回家吃了中饭，过去干了一会儿，桩就塌了，打在这里……”田师傅老婆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复述着惊魂一刻，“当时人就没了。”“干这个很危险的，我们挣的是危险钱。”她愁眉苦脸地接着说，“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但是，我找公司要点钢筋和水泥堵溶洞，他们还责怪我用多了。这个公司很小气，很麻烦。”麻烦的事情还有工资。干了几个月，他们一直没领到钱，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正在发愁如果拿不到钱该如何回去面对家人。在整个被大雪封住的冰冷工地上，他们是我碰到的唯一还在劳动的人。他们在漫天大雪中连续工作了整整三天。

三天后，雪终于彻底停了，太阳升起来，照在工地上光芒万丈。可阳光并没有带给他们好运气，从项目部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因为业主的结算问题，他们很有可能在过年前拿不到工资。无奈之中，他们只好放弃等待，决定先回去过年，等来年开春再说。在积雪初消的省道旁，一辆巴士终于来了，田师傅他们背着装满杂物的包袱，上了车。到了城里后，他们将再次转上火车，踏上归家的漫漫路途。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不可遏止地想起半年前的夏天，在暑气逼人的田野里，我偶遇另外一伙重庆人逶迤到来的场景。那是老何和他的工友及家人们，同样被这条肮脏的道路运来，同样带着各种行李以及对新生活的希冀。仅仅半年时光里，这条道路迎来一拨拨人，又送走了一拨拨。在这半年时光里，每个人究竟历经了怎样的心境和故事，还有些什么样的情感和现实呢？一定有些不为我和我的摄像机所知。

老何的新人生

转眼间冬去春来，很快春季又到了尾声。2011年5月时，我终于忙完了手头的一些事情，决意去趟重庆看看老何和老姜。老何离开工地返回故乡后，偶尔会给我打来电话。他现在正帮着一个朋友“做点事情”，然而当我问起他具体做什么时，他却有点语焉不详。而在巫溪的老姜，只听说他在家里种植烟草。

我很快买好了去宜昌的火车票。因为我听老何和老姜说过，去他们老家均要从宜昌坐船过去。我给老何打了电话，将要去看他们的消息告诉了他。

“太好啦，小张，大半年没见你了我们都很想你。”老何高兴地说，“你先从宜昌坐船到奉节，到我家玩几天后，我再陪你去巫溪找老姜。”

“奉节？你的家怎么在奉节？你不是巫山人吗？”我感到奇怪，因为老何多次跟我说过他的家在有名的巫山“大昌古镇”，我还想这次正好可以一睹真容。“我现在搬到奉节来住了。”老何说，“就在奉节城里。”说起“奉节城”三个字的时候，他隐隐地透露着一种骄傲感，如同他当初说起“大昌古镇”时一样。

“怎么回事？你怎么不住在巫山了？”我更加纳闷了，怀疑自己听错了老何的重庆方言。

“你来了我再跟你说嘛！”老何没有正面回答我，“你赶紧来吧，到时你要去巫山大昌古镇玩我可以带你去。”我有种预感，这段时间以来，老何身上一定发生了些还不为我所知的故事。

在宜昌火车站外，客船公司的人在举着牌子，召集要去宜昌港坐船的人，大家坐上了他们安排的一辆巴士，一路朝码头开去。

过了一会儿，巴士拐了个弯，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女人突然发出了惊呼。“三峡大坝！”她伸长脖子探着头看着窗外，好像发现了世外桃源。

人们纷纷朝着她所指的方向张望，坐在巴士另一侧的人甚至站立起来，弯着身子加入张望的行列。透过窗户，能远远地看到一滩不清不浊的水面，波澜不惊，沉寂而宽广，一道长长的灰色混凝土大坝横躺其上——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大坝。但我们还来不及看清楚什么，它就一闪而过，消失在疾驶不停的视线里。

在宜昌港，我坐上了前往奉节的客船。这是一艘快艇，条件简朴，座位陈旧，玻璃窗上一片肮脏不堪，但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激动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坐船过三峡。透过肮脏的窗玻璃，我看着窗外的群山和水面，感觉到这将是一趟美妙的旅行。

可我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窗外的景致一直平平淡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荡然无存。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整个长江水面变高，两岸原本陡峭的山岭变得不再那么险峻。最糟糕的是长江不再流淌，变成了一条死去的河流——不，与其说它是一条河流，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深不见底，非常宽广，但既看不到鱼虾，也看不到水草，只能看到水面漂浮着各种肮脏的垃圾和令人恶心的泡沫。两岸的村庄和城市也变得平淡无奇，几乎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崭新而俗气的外表，散发出轻浮而嚣张的气息。那些古老而宁静的城市和村落，纷纷沉入了江底被泥沙掩盖。不过，不包括大昌古镇。

我想起在工地的时候，老何跟我讲大昌古镇如何搬迁到新城的情形。

“它是整体拆迁，每一根房梁、每一块青石板都做上记号，运到新城再组装起来。”记得那天工地停电，老何正在享受他难得的歇息，他坐在离工棚不远的铁路涵洞里一边乘凉一边和我闲扯。“老南城门墙上有一棵100多年的黄桷树，它的根是长在城墙里的，也要搬迁。园林局就将它的树枝都切断，只剩下一个树兜兜，后来用吊车吊走，运到了新城，又重新砌进城墙里。”老何绘声绘色地说。我想起了中伙铺村那棵被移走的土地树。

“怕它死了，还给它挂上盐水袋子补充营养，就像给一个人打吊针一样！”老何连连惊叹，“日你妈，光是移这棵树，就花了60万！你说舍不舍得花本钱！”

船很快到了巫山。山坡上，参差散落着一座新城，还有一座横跨江面的红色“彩虹桥”，这是巫山新城的标志性建筑。它出现在不少三峡题材的电影中，无论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还是章明的《巫山之春》。我还记得巫山有另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位于长江对岸的一座航运信号塔，它曾出现在章明的电影《巫山云雨》里——这部电影展现了“巫山”这座长江边上的老城，在被淹没之前的暗流涌动、茫然惶恐，应是最早涉及三峡搬迁的中国电影。2001年我在长沙工作时，无意中看了这部电影，心有戚戚。一年后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导演章明老师的首届研究生。

此时此刻，我终于来到巫山，但四顾左右，除了看到新城和彩虹桥，老城和信号塔早已不见踪影。时代的发展浪潮如大坝截流后的长江水面，迅速地淹没了过往的一切。

在客船上，我还意外地遇见一位家在奉节的“同行”，他就坐在我的后座，名叫张义，也来自北京。见我一路上都拿着小DV在拍摄，有着很强职业敏感的张义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我。

“你在拍摄什么呢？”终于，他凑过来跟我搭腔。

“就是拍拍风景，瞎拍。”

“但我看你拍摄的架势，和普通的游客不一样。”他好奇地说，“我猜你八成也是搞纪录片的吧。”

得到了我的确认后，他有一种找到同行的惊喜：“我也是拍纪录片的，我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

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在这艘普通的客船上还能碰到一位北京来的“同行”。不过，我知道，他可不像我这个打铁匠式的“小拍客”，他来自大名鼎鼎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这是中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影片的官方专业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当时还得到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赠送的摄像机，由此开始了党的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中央新影”成立以来，摄制了大量中共历史上最重要、最具文献价值的电影纪录片，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党的领导人的影像都是由它摄制。目前，它仍承担着党和国家重大时政活动资料的胶片拍摄及保存任务，是名副其实的党史档案库。

张义正参与拍摄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中国三峡》，他担纲制片和摄像。《中国三峡》由中国国务院三峡办公室、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投资摄制，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诞辰的“献礼大片”。我后来在“中央新影”的官网上，看到了对这部影片的介绍：

《中国三峡》是全球首部全景式反映三峡工程的官方电影……该片从人文高度、哲学深度、客观角度、公正尺度、大国气度，展示了共和国几代领导人对三峡工程建设的亲切关怀与英明决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强大凝聚力，展示了三峡工程广大建设者、移民工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奉献精神，展示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在聊天中，张义又问我：“你拍过什么片子？”

“我就是瞎拍的，上不了台面的小片子，都不好意思说出名字来。”我没正面回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拍纪录片的”和他这个“拍纪录片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纪录片”也有着天壤之别。

这时，远远地，我看见前方的峭壁上突然漫起一阵黄褐色的烟雾，笼罩在江面一侧，还隐隐听到沉闷的嗡嗡声传来。原来前面正在大规模地塌方！峭壁崩裂，大面积的土石沿着山壁迅疾坠落，砸在水面上，溅起一阵水雾。水雾和烟尘混合在一起，惊心动魄，让人疑心整座山都会在瞬间脆弱地塌陷在长江里。

乘客们兴奋地纷纷凑到船的一侧来张望，大声惊呼。客船被迫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塌方的河岸。我本能地用小DV录下了这个场景，回头一看，张义正在看着窗外，神情漠然。我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但我能肯定的是，这样的场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献礼大片《中国三峡》里。

张义是奉节人，在介绍《中国三峡》的网页上，他亲自撰文一篇，表达了自己参与拍摄而生出的自豪之情：

我生在三峡，长在三峡，并见证了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三峡工程即将竣工之际，我担任了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中国三峡》剧组制片工作，因此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他还就自己的拍摄见闻发出了感慨：

在历时几年的拍摄中，涉及三峡工程的建设、移民搬迁、航运和发电方面，我们都作了非常细致的采访，但最让我感动的是百万移民的搬迁。移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实现不了的，但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实现百万移民的搬迁和安置，这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确实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百万移民的搬迁。在三峡行船，你会不断看到山崖上立着的巨大灰色水泥牌——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像一堵墙壁。上面用红色漆着大大的“175M”。那是大坝蓄水后库区的最高水位——将淹没掉陆地约632平方公里、耕地和园地36万亩、房屋3473多万平方米。世代生活于此的130多万民众必须背井离乡，移民异地，这其中，一定掩藏着无数回肠荡气、具体而微的故事。但它们可能都不会出现在一部叫《中国三峡》的献礼片里，它有着四句响亮而恢宏的宣传语：

一个寄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一项凝聚几代伟人心血汗水的世纪工程

一首讴歌百万移民爱国奉献的时代赞歌

一部诠释中华民族治水兴利的宏大史诗

船驶到白帝城时，奉节就快到了。“朝辞白帝彩云间”的“白帝城”虽然有幸没拆迁，但也被升起的长江水淹得像一座孤岛，仅露出小小的一角，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气势和意境。在下午，客船驶进奉节——一座异地重建的崭新奉节城，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老城已沉在江底。

仰头便看见老何远远地站在码头边的阶梯上，他背后的河岸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宣传牌：

全民会战森林工程，建设高峡平湖中的园林城市

我停下脚步，举起手中的DV拍摄着老何——和客船上遭遇到的那场塌方一样，他同样是不会出现在光鲜的国家镜头里的“景致”，但对我的小DV来说，他是一个倍感亲切的老朋友。在我拍摄老何时，我的“纪录片同行”从身边大步经过，他面带优雅的笑容看着我，和我挥了挥手，就此别过——尽管我们“有缘修得同船渡”，但最终必然会是这样各奔东西，形同陌路。

“欢迎你来到我们奉节！”老何微笑着走到我的面前，礼貌地和我握手。他的欢迎词有着标准的官方色彩，让我一时产生了错觉：仿佛他不是我的老友，而是代表这座“高峡平湖中的园林城市”的官员；抑或，我并不是一位带着“小机机”的独立拍客，而是一名中央派来奉节取景的《中国三峡》剧组成员。

我吃惊地发现，老何的外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穿着洁白的衬衫、笔挺的深色西裤，脚下是一双铮亮的黑色皮鞋。他的皮肤也白皙了不少，头发却乌黑发亮，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洋气”和年轻了不少。除了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他身上的一切仿佛都是崭新的，和他身后的这座新城一样。

“哎哟，老何，你怎么变得这么帅了？”我一边握手一边惊叹。看惯了他在工地上沾泥带土的劳动者形象，我对他现在这副“洗脚进城”的城市人形象颇感意外。

“帅吗？”老何露出了他的银色假牙。这倒是熟悉而久违的笑容。“真的，你看起来年轻了很多，头发好像也比以前要黑了不少。”“那是因为我染了头发。”老何毫不掩饰他年轻的秘密，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我们翻过长长的阶梯，朝着时而舒缓、时而陡峭的坡道走去。“我的家就在码头后面不远，我们就走路过去算了。”他指着坡道后面的楼房说。如同长江两岸边的其他城市，奉节新城也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城市，仿佛有着永远也爬不完的坡道，建筑物鳞次栉比却大同小异。

“嗨，老何，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将家搬到奉节来了？”我开宗明义地问。

“这边是我的新家，巫山是我的老家，我有两个家嘛。”老何神秘地笑了笑，压低了声音说，“我刚在这里找了一个新老婆，她就是奉节人。”

“哦，这样啊。”我并没有很吃惊。在工地上，他曾向我提起过他和原配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两人已分开很长时间。

“我现在的这个老婆比我要年轻十多岁，整整14岁。”老何又笑了起来，“我好多年前就认识她，没想到现在她跟着我了，想想真是缘分啊！”

他停下了脚步，掏出手机伸到我面前，他按了一下按键，萤幕顿时亮了起来，手机桌面是个中年女人的照片。她人有点微胖，站在一株叫不出名的花树下，憨厚地笑着。

“看！这就是我的新老婆！长得还不错吧，尤其蛮有气质的，你一会儿就会见到。”老何的语气掩饰不住他的兴奋和骄傲。我看着老何染黑的头发，马上领会了他为何变得如此年轻。我意识到，老何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丰富情节有待展开。

老何不但有了新的爱情，也有了新的工作。他整个人几乎都是全新的了。“老何，你说你现在在给一个朋友做事，具体是做什么事？”

“我有个朋友，湖北十堰人，他投资几百万开了一家民俗博物馆，需要收集各种民俗文物，我就给他帮忙到处去搜罗。”

“反正这比挖桩要好嘛，轻松，来钱快。”老何对着我笑。说起昔日的挖桩经历，他马上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情。“哎呀，在你们湖南挖桩真是将我搞怕啰，狗日的龙老板！”他狠狠地骂了一声，但马上就打住了。我以为老何会问起我工地上的情况，但他似乎已经把工地遗忘了。

步行大概一刻钟后，老何带我走进了一个住宅小区。这是一个廉价的移民小区，建筑物身上带着明显的“加速重建”的印记，质量低劣而粗糙，周边环境糟糕，楼与楼挨得太紧，空地狭窄，林木稀疏，楼道里到处贴着“装修”、“搬家”、“开锁”和“金属护栏”的小广告。在失去古老家园之后，从老城迁来的小市民被政府统一安排住进这里。所谓“园林城市”，目前分明只是一句口号，抑或是人们心中的梦想。这座高峡平湖中的新城，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移民小区组成的，如同无数个这样的新城组成了日新月异的中国。

老何的“新老婆”是奉节乡下人，所以他们两人只能租房而居，每月租金500元。房间逼仄，卧室和客厅合二为一，屋内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切都很简陋，甚至有点寒碜。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间屋里有位让老何恢复年轻的女主人。他向我隆重地介绍他的“新老婆”：照片中那位身材胖胖的中年女人，比老何要高出整整一个头。

“我早就听老何讲起过你，他经常小张小张地说个不停。”她热情地端上茶水，显得爽朗而贤惠。

我“顺从”了老何留我吃晚饭的盛情。他的“新老婆”麻利地围上围裙，闪身进了厨房，老何在一旁乐呵呵地打着帮手。尽管大环境难免沧桑巨变，个体的命运也动荡不安，但总有一刻，人们会回到自己的蜗居里，放下满身的疲倦和无助，和自己的家人相濡以沫，互相温暖。天色暗下来，昏黄的灯光下，这个移民小区的简陋之“家”散发出祥和安宁的气息。

老姜的旧生活

第二天清早，我和老何在奉节码头后的汽车站碰面，一同坐上了去往巫溪县的班车。老何腋下夹着一个褐色的公文皮包，看起来像一个正要下乡的乡干部，或者去收账的小商人。

“我记得老姜家老汉有个老烟筒还不错，我原来见过，不过那时候没想到要收购。”老何铿锵有力地说出“收购”一词，听起来好像鹏泰集团的毛董事长在收购娄底路桥公司一样，他两眼放着光，这样的光芒于我很陌生，是挖桩人老何的眼睛里从来没有的东西。

经过数小时翻山越岭，班车终于来到巫溪县城。与奉节不同，巫溪县城完全深藏在大山里，位于四面环山的一块狭窄平地上。当我们翻过大巴山的一个豁口，再顺着盘山公路一路回旋而下时，就会时不时看到它。临近县城前，窗外出现一处风景秀丽的山谷，耸立着鹰嘴形状的山崖，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农舍，一律白墙青瓦，散发出难得一见的典雅气息。

“这是新农村建设，新来的薄书记搞的。”老何像个导游。“房子外面的装修都是政府出钱，老百姓不要花一分钱，但不能乱建房子，要符合政府规定的式样。”

“是不是只有旅游景点和交通要道才这么做？”我小心翼翼地问。我注意到之前在车上看到的道路两侧的农村不是这样。

“是的，现在还只是试点嘛。”老何没有察觉到我的质疑，继续自豪地说，“我觉得这样对于改善农村的脏乱差形象很有帮助，薄书记来我们重庆后做了不少有魄力的事情。”

我没有接老何的腔。我知道他崇拜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而他对新农村建设的评语，也全然是官方宣传的翻版。他还不知道，这位看起来魄力十足的重庆书记，已经因为其运动式的治理手段在法律界引起了不少争议。不过，我没打算跟老何说起这个。

在巫溪县城，老姜的大儿子在等我们。他有着魁梧的身材，宽厚的脸庞，和父亲以及弟弟小姜长得不太一样。他将在一个星期后结婚，正好和未婚妻来县城购置婚礼用品。接到我们后，他开着摩托载着未婚妻在前面带路，我和老何租了一辆出租车在后边跟着他走。车辆开上了与来时方向相反的一条马路，驶离县城后，道路越来越狭窄曲折，两边的山越来越高深，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除了偶尔能看到一两辆摩托车外，再看不到其他的汽车了。

幸亏老姜派大儿子来接我们，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的家。“那是真正的高山上，山窝窝里。”老何说。

又是一阵翻山越岭，不断地上山，上山。下起了毛毛小雨，道路变得湿漉漉的。摩托车和出租车都开得小心翼翼。终于我们看到，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散落在高山上的一个山坳里。几乎都是破旧的土房子，外墙袒露着黄土的原貌。显然“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并没有吹拂到这块偏僻之地。摩托车在其中一栋低矮的单层土房子前停了下来。老姜站在门口迎接我们，除了人稍微瘦了点，他还是一副工地上的样子。头发好久没剪了，显得乱蓬蓬的，身上一件脏兮兮的旧夹克，就是工地上常穿的那件，脚上一双橡胶套鞋沾满了新鲜的泥土。看着我们下车，老姜迎过来，憨厚拘谨地笑着。

“老姜，你的伤没事了吧？”我问他。

“没事了。”

“可以干活了？”

“一般的活没关系，我刚从山后挖土回来，明天本来打算栽烟草，但现在下雨了。”

“你家还种植烟草吗？你不是说要去烟草收购站工作的？”

“哦，那个事后来没搞成。”

厅房里一片昏暗，老姜给我们去倒茶。像大多数贫穷的乡村家庭一样，室内只亮着一盏度数很低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建成后能照亮大半个中国”的三峡工程，还没有将光明惠及这个荒凉的小山村。

进去好一会儿后，我才勉强看清室内的一切：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摆放着一张木头桌子和几条凳子，漆黑的墙壁上挂着镰刀、锄头等农具，房梁上挂着好多烟熏火燎的腊肉。门口钉着一块门牌，写着“通城乡团包村”字样。

“老姜，将你老汉的烟筒拿来看看。”我们刚一落座，敬业的老何就嚷嚷着开始了他的工作。

老姜从里屋拿出一个烟筒，半米长，竹竿做的，乌黑发亮，镶着黄铜嘴子，看起来有点年头。

“哦，这样的，这可值不了多少钱，这样的东西市面上太多了。”老何俨然一副生意人的口气，停顿了一下，“你看出多少钱卖给我算了？”

“这个卖不了，值不值钱都不卖。因为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家老汉还在用它。”老姜父亲今年70多岁，刚从外面干活回来，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我跟他打招呼时，他只微笑地点了点头。

老何觉得有点失望，又话题一转：“你家好像还有几个古铜钱吧，也拿来给我看看嘛。正好我带来了一个好东西，可以给你测测。”

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仪器：“这是我那个湖北做馆长的朋友送给我的，可别小看这东西，它可是个古币的照妖镜，真的假的它一测就知道。”老姜又进到里屋，拿出几枚古币。老何先用手掂量了一下，将其中一枚古钱放在仪器上，显示幕上立刻出现一串数字。

“25.3克。”老何读出声。原来这是一个电子计重器。他又从皮包里翻出一张纸仔细地看着。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张“历代钱币重量与价格表”，表格内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

“假的！”老何斩钉截铁地说，“超重了！真的应该只有15克到20克。”

老何的古玩鉴定告一段落后，我提出去山后看看烟草地。“不如明天再去看了，今天下雨路滑。”老姜说，“如果明天雨停了，我们一家人都会去种植烟草，还有好几个亲戚也要过来帮忙。”

暮色四合，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雨越下越大，山谷里一片淅淅沥沥，寒气逼人。当初我以为能到最近的镇上住宿，尽量不要麻烦老姜，但没想到这里如此偏僻，连开往山外的班车都没有，最后只好留宿在山上。晚饭后，老姜将我和老何带到他的亲戚家借宿。这是一栋条件较好的砖房，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热情而好客。我和老何被安排进一间有着两张床的卧房。

“小张，明天我们下山去巫山吧，待在这里真是无聊。”老何半躺在床上。

“明天恐怕不行，我想看看老姜他们种烟草。”

“种烟草有什么看的？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大昌古镇，那里不像这个鬼地方，山窝窝，又偏僻又穷得出奇。”老何的话语间充满了不屑，我不太懂他怎么突然抱怨起来，或许和他收购古玩的计划受挫有关。

“那你上午赶紧拍一下，我们下午就下山。”

“看明天拍摄情况吧。”我只能这么说，“先睡觉，明天再见机行事。”正当我倒头睡觉时，老何在被窝里和他的“新老婆”煲起了电话粥。

“日你妈，这山窝窝里太冷了，冻得老子要死。”我终于重新听到老何说出了这句熟悉的口头禅。自从我见他后，一直没听到他说过，还以为他早已经舍弃了这句“经典台词”。他们俩拉拉扯扯地聊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一片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样子，完全置我这个旁人于不顾。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一点都不相信打电话的人是一位快60岁的老者。

看来“黄昏恋”委实有着神奇效果，这真让我这个未老先衰的晚辈羡慕。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鸟鸣一片，山谷里满目青翠，空气中充满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新。远处的山头上云雾缭绕，恍若仙境。

俗世的生活却充满艰辛。老姜一家早早开始了劳作，几个远房亲戚也特地赶过来帮忙。他们从苗圃里移出二十来公分高的烟苗，背了满满的一背篓，去山后田地里种栽。道路狭窄而崎岖，我走在老姜身后，他背着不少烟苗，小心翼翼地弯腰行走，不一会儿便听到他气喘吁吁。我不由地想起他在工地上受伤的肋骨，为他悬着一颗心。

烟田是一块在舒缓的斜坡上开垦出来的空地。两边是起伏的丛林，下面则是一道石崖，而对面是重重叠叠连绵起伏的山峦，看不到尽头。老姜指点着不远处的山峦说：“这边就是陕西，那边就是湖北，我们这里属于重庆、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处。”大家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分工，老姜用锄头分垄，挖坑，老姜爸爸和几个亲戚将烟苗掺和着肥料栽到地里，而大儿子背着喷雾器给烟苗洒水。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不断地开着玩笑，一片欢声笑语，好像艰辛并不存在。

这块烟田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这片崇山峻岭空气清新，气候偏寒，非常适合种植烟草。当地70%多的农户也都以种植烟草维生。光今年，巫溪县就定下了6万亩的烟草种植计划，争取产烟15万担以上。老姜所在的通城镇，就因为在烟草种植上的成就，获得了巫溪县“2010年度烟叶生产先进集体一等奖”，另一位一等奖的获奖者为邻近的双阳乡。每到春天，当地的烟草站就会给他们发下烟种，大家开始培植烟苗，等到夏天，大家将成熟的烟叶收割回家，再放进烤烟房烘干。这时候烟草站再派人来检验、收购烟叶，随同而来的大卡车挨家挨户地收走烟农们种植的烟叶。经过烟草工厂的加工包装，这些出自老姜和乡亲们之手的烟叶，可能就会摇身一变为身价倍增的高价烟和“特供品”。

“我们这里没别的活路，山区，太偏僻了。”老姜对我解释说。他停下了挖土，拄着锄头，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点燃了一根抽着。他抽的烟叫“龙凤呈祥”，是本地产的廉价烟，每包只要五块钱，不够“特供品”天价烟一支的价钱。

巫溪县位于重庆最东部，东邻湖北，南依长江，北傍陕西。到重庆市坐车要近10个小时。全县总人口50多万，其中农村人口就占到46万多。它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山地占整个面积的93%。

“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40岁以下的，留在家里的很少。”老姜叹了口气，“没有谁愿意留在家嘛，手上连个零花钱都难得有。”他的妻子也在四年前去了广东打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的两个儿子也去了广东沿海的建筑工地打工。大儿子早两年才返乡，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干活。小儿子依然留在广东东莞。

“种植烟草的收入怎么样？老姜。”

“还可以，要是种好了，一年也有上万块的收入。”老姜回答我。他所说的“种好了”，指的是烟叶收成。烟叶烘干后要“分级扎把”，由烟草站的人检测把关，最高级别能卖到九块六毛一斤，而最低价只有四块、五块钱一斤。“不过现在评级也要看关系，和收购员关系好的，就可以级别评高点。”老姜重新拿起锄头，在田里划出一道道笔直的垄坑。

我问老姜累不累，他笑了一下说这个不累。“累的是采收旺季的时候，收割、烤烟和分级扎把都很累，那是一门技术活，每天只能睡四个多小时。那时候正是最热的夏天，人在烤烟房里火燎烟熏的，身上都没一处干爽的地方。”他紧接着用了一个比喻，“就像烤腊肉一样。”似乎觉得这个比喻很地道，他笑了起来。

但我听了这个比喻后，心里有点难受。我没有再追问他，拎着摄像机去田边独自转悠。无意中在那里发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重庆市‘两翼’农户万元工程到户明白卡”。户主一栏写的正是老姜的名字，后面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家庭人数、家庭地址、耕地面积、年收入，以及叫“李益 石思斌”的两个“帮扶责任人”。“增收金额”一栏则是空缺着，没有写上任何数字。这块牌子的最底下，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

拨打12316，帮你增收入；致富要持久，拨打12396。

——巫溪县万元增收办公室

很显然，这是正在巫溪县乃至整个重庆市推广的某项“扶贫”工程。但在这块牌子里，一切都简化成了干巴巴的数字和自吹自擂的口号，我们一点都看不出那种“烤腊肉”的感觉和境况。

吃中饭的时候，老何刚从村里收集了一捆土布回来——在我拍摄老姜栽植烟苗之际，他独自在村里四处搜宝，终于满载而归，看起来兴致很高。

“这个在我们搞文物的叫作‘家织布’，是上头那个老太婆用木架子织成的，我朋友的博物馆正需要这东西。”老何乐呵呵地秀出他的“战利品”。这个正在脱离土地的农民，正努力追求一种和老姜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共同经历一次黑色的打工经历之后，两个民工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老何奋不顾身地“洗脚进城”，老姜却重新面对荒芜的土地。

“小张，我们下午就下山吧，再待在这鬼地方也没啥玩头，我带你去大昌古城玩。然后我们再回奉节，我带你去看白帝城。”老何又催促着我，他用着不恭的词语，流露出对农村生活的厌倦和不屑，全然不顾老姜就在旁边。但我决心再住一天。因为老姜告诉我，他老婆和小儿子明天就要回来。因为大儿子要结婚了，在东莞打工的小儿子特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妈妈，她终于答应回来参加长子的婚礼。

“那她回来后还去广东吗？”我问老姜。

“那不知道，随便她。”老姜淡淡地说。

“老姜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老婆一定在外面有人了。要是我的话，她回来老子就绝不让她出去了，她敢出去老子就打断她的腿！”老何替老姜愤愤不平。

老姜沉默着，尴尬地笑了笑。

中午的时候，我们坐在厅房里，听到外面由远及近响起了三轮车突突的声音。老姜有点局促不安，但他仍然坐在矮凳上没有动。我和老何走到门外，远远地看到三轮车回来了，货厢里坐着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身材胖胖的中年女人。

“老姜你老婆回来了，你出来，你怕啥子嘛！”老何扭头朝屋内喊着。老姜有点忐忑地站起来，走到门口，还是一言不发。

三轮车在门前停下，小儿子姜伟一边和我打着招呼，一边往车厢外搬着行李。中年女人也在搬东西，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很快就将东西搬进屋去了。经过老姜身边时，两人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示意，除了老姜的神色稍微有点不自然外，这两个人就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一般。我暗暗觉得惊讶，没料到这对分别四年夫妻的再次重逢，却以这么一种彼此无视的方式。这种彼此无视一直在延续。天黑了下来，一家人围坐到一起吃晚饭，老姜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他的老婆坐在另一头，彼此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仿佛这张简陋的桌子是人世间最远的距离。

饭后，这位中年女人与我和老何拉起了家常。她终于露出了截然不同于老姜的外向而开朗的性格。她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高档家具厂工作，先是做了三个月的普通员工，后来被提升为车间总管。“我就是戴上手套，用一块布从油桶里沾上油，刷到家具上。”她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2500元，但如果加班的话，还有双倍薪酬的加班费。

“总比在家里好吧，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在家里哪能这么轻松赚到这么多钱？”她感慨地说。老姜在一边收拾桌子，他的动作变得有点迟钝，但屋子里光线太暗，我看不出他的表情。

“在家里种烟，不是也能挣点钱吗？”我说。

“挣是能挣到一点，但多辛苦啊。割完烟叶之后，还要上炕烤烟，分级扎把。哎呦，别提有多辛苦了。你要是夏天来就会看到。我就是以前在家种烟搞怕了，一说起种烟的事情，头就痛！”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况且，现在再要我回来干农活，也不熟络了。我今天回来走那山路，就歇了好几阵。好几年没有走过山路，一点不习惯了，在那边都是走的大马路。”

某种程度上，她和“洗脚进城”的老何成了一路人，已经不适应这个“穷山窝窝”的“鬼地方”。次日，我继续拍摄老姜一家子种烟的场景。老姜的老婆也来到田里帮忙，她弯下肥胖的身躯，用手往土里栽种着一兜兜的烟叶，姿态略显艰难而笨拙——毕竟她背离了泥土的家园达四年之久。她时不时直起身来，叉着腰歇息一会儿，用沾满泥土的手背抹着额头上的汗珠，有点茫然地看着远山深处，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早上的时候，老姜就告诉了我们，昨天晚上他和他老婆并没有同住在一起，他老婆去了一位邻居家借宿。很明显，滋生在两人心里的这种无形裂痕在扩大，随着时间的累积，消除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姜好。下午的时候，我决意离开。我留下了一个庆贺老姜大儿子结婚的红包，祝他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也叮嘱老姜要注意身体，然后告别了他。老姜的小儿子骑摩托载着老何和我下山。摩托一路飞奔，耳畔掠过凉爽的山风，苍翠的大山快速地后退，偶尔能看到道路两旁正在栽种烟叶的山民，不知他们又和自己的土地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古董商老何的荆棘路

镇上并没有直通老何老家大昌古镇的班车。我们租了辆农用皮卡车，又继续向另一侧的大山开去。农用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前行，几经辗转，终于到了老何的老家。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这里并不是老何引以为傲的“我们大昌古镇”，而只是个叫作“龙塘村”的小山村。它位于一条干涸的河道末尾，几乎是四面环山。与老姜的家乡比起来，除了地势要低一些外，也几乎是一样的偏僻和贫穷。且同样除了老人和孩子，村里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

“老何，你不是说你家在大昌古镇吗？”我奇怪地问。

“我们这个村就是属于大昌镇的嘛！”老何指着山那边说道，“镇上就在那边，明天我就带你去玩嘛！”

老何的砖房子在一片田野中央，门前不远就是那条几乎干涸的河道。河床上已经被农民开垦出不少菜地，种植着各种蔬菜。两侧堤岸上有着自然形成的高高的水线，水线之上灌木丛长得很茂盛，水线之下一片光秃秃的，几乎寸草不生——这跟我坐快船从宜昌到奉节时，在长江河岸上看到的景致一样。这条河叫孝子河，是大宁河的支流。现在是枯水季节，到冬天三峡大坝蓄水的时候，水位就会上升到水线那里，然后一大片田野会被淹没。届时，老何家门口就会变成一片泽国。

老何家里大门紧锁，空无一人。他年迈的父母住在另一栋土砖老房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出去打工了，老婆则长年住在外嫁的女儿那里。老何将大门打开，带我参观了他的家——不，你可以说，这是个粗糙简陋、杂乱堆放的小型私人博物馆。地上凌乱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玩，有各种瓷器、陶器，以及摆在桌头的笔筒和佛像，更有半个人高的彩绘花瓶。墙上还挂着一些字画。老何一一介绍这些宝贝的来历和年代。

“看，这个是明代的青花罐，我从重庆收来的。”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仿佛他在介绍大昌古镇，却更加底气十足。这一刻，他俨然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大财主，而他深藏在山里的这间小屋，则是一座价值连城的宝库。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他收藏的这些玩意儿大多做工粗糙，质量低劣，散发出一股子掩饰不住的新时代气息：浮躁，轻浮，八成是仿旧的赝品。现在，我觉得老何的私人博物馆很可能是一座赝品博物馆。

“这是清朝的瓷板画，是我花了7000元收来的，是我的镇馆之宝。”老何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块雕花木窗，窗棂里各镶嵌着一块光洁的瓷板，上面分别彩绘着松竹梅兰。老何用了“镇馆之宝”这个词，和我做出的有关“私人博物馆”的判断并没有太大偏差。

“清朝有瓷板画这种工艺吗？”我心生怀疑，这件镇馆之宝的形状和气质都不伦不类：雕花窗棂明显是仿古做旧的，但瓷板质地却崭新而光洁，彩绘画也异常艳丽和工整，一看就是出自工业生产线上的印刷品，与一般建材市场里的花瓷板没有什么两样。

“有的，但比较稀少，它是手工彩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极高。”老何说，“有人出2万块我都没有卖。”

我赶紧憋住了本来想讲的话，不忍心破灭老何的发财梦。在工地上时，他还给我讲起他曾参加过“国家宝藏计划”——这是早些年在各地盛行的骗术：精心策划的骗子组织伪造各种官方文书，打着国家的幌子，以“挖掘国家宝藏”和“解冻民族资产”为诱饵，承诺高额分成回报，骗取人们“投资”，欺骗对象一般是文化程度不高、辨识力比较弱的底层民众，有无数的人因此上当受骗。老何也投资了几万块，结果至今血本无归。但当我警告他这只是一种新型骗术时，他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仍然期待骗子们总有一天会返给他高额利润。想起老何老是将自己辛苦赚来的一点血汗钱投资到这些乱七八糟的“财富计划”上时，我难免感慨万千。

中午，我们在老何父母家吃中饭，老何的弟弟也来了。吃饭时，老何一直在教训他，训斥他脑子不灵活，只知道待在家里守着几块田地没出息。“你如果好好跟着我干的话，我保证你比种田有出息多了。到时我跟我那位馆长朋友说说，也算你加入进来。”老何的音调越说越高，“我何泽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问问小张看看，人家北京来的导演，也都将我当朋友，还特意从北京来看我。”老何突然将话题指向了我，并充满期待地等待着我的呼应。

我只好笑着点了点头。他弟弟一直一声不吭。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好像一位大学教授正在给他愚笨的研究生上课。

吃完饭，老何要去另一个村庄收集一件古玩，据说是一件祖传的清代水烟袋。而抵达那个村庄，依旧要翻越一座山。

“要爬一座大山哟，你行不行？”老何看了我一眼。

“当然没问题。”

我知道其实他很想我陪他去，因为路途遥远，他一个人走着会很无聊。老何家的大黄狗不知什么时候跟来了，老何不断地呵斥着要它回去，但它执意要跟着我们，老何只好带上了它。我们的队伍就变成了“三人行”。山坡上是一片密不透风的灌木丛，荆棘丛生，好多地方连路都没有，老何艰难地在前边开路，锋利的棘刺经常挂在他的裤脚和衣服上，他只好时不时停下来，小心翼翼地用手将荆棘挑开，狼狈地往额头上抹了一把汗。他的白衬衣后背上也汗湿一片。

“早知我就从家里带把柴刀来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砍出一条路。”老何说，“这些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柴没人砍了。这条路就废弃了。”

在路上，我们还碰到了一条大黑蛇，足有小孩手臂粗，盘踞在不远处一棵树下，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将老何和我吓了一大跳。老何赶紧带着我远远地绕过了它。大黄狗却毫不示弱地冲过去，隔着两米来远的距离朝着那条蛇狂吠着。在老何的严厉训斥下，它才善罢甘休地放过了那条蛇，又悻悻地跑过来跟我们汇合。

“你这家伙，还很勇敢嘛。要是蛇咬了你怎么办啊？”老何弯着腰，抚摸着大黄狗的头，慈爱地说。好像它并不是一条狗，而是他少不更事的莽撞孩子。

“它叫什么名字？”我问老何。

“哪个？哪个叫什么名字？”我指了指大黄狗，他才明白过来。“哦，狗啊，狗就叫狗嘛。”老何说，“那还能叫啥子呢？”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提问是多么幼稚。这里只是重庆的偏僻山区，并非光怪陆离的城里。在这里，狗就是狗，它可能一辈子不会拥有主人给它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也不会有宠物狗才会有的那些花哨的人造狗粮和玩具。它们的一辈子单纯而短暂，有时候仅仅就是跟着主人，欢乐地爬过几道荆棘密布的山梁，朝另外的小动物吠几声……就这样过完了它们没有名字的一生。就像黑皮，尽管因为修路者的到来，它难得地获得了一个名字，但它的一生仍然只是一条乡下狗的一生。我想起有一次，我特意从北京的超市里给黑皮买了一包牛肉味的狗粮，它呈暗褐色，有着奇怪的长条卷筒状，我将它带去中伙铺，丢在黑皮面前，它用鼻子凑近去闻了闻，走开了。在它的眼里，这些造型奇特、气味怪异的玩意儿，或许跟一根草丛里的枯枝差不多。

我们终于翻过山坡，来到一道山梁上。视野顿时开阔起来，斜坡上开垦出一块块菜地，种满了玉米、土豆、麦子和其他庄稼，一片生机勃勃。间或有零散的村舍点缀其间。一些村民正在弯腰劳作，看见老何过来，亲切地打着招呼，并好奇地打量着手拎摄像机的我。

“他是干嘛的？”一个村民问。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北京来的，特意来看我。”老何自豪地介绍。

“北京来的啊，你们怎么认识的？”村民更加好奇了。

“在湖南挖桩的时候他过来采访我，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哦，你们去干啥子嘛？”

“我去那边村子里收件老东西，他嘛，就跟着要拍我。”

“哦，听说你现在混得蛮好的嘛。”

“马马虎虎吧。”老何看似谦虚的口气里暗藏着隐隐的骄傲。他咧嘴笑了笑，用手指掸了掸白衬衣上粘住的几颗苍耳。他依然穿着那件白得耀眼的短袖衬衫，自从我在奉节码头上见到他后，无论去老姜的山窝窝里，还是回到自己的村庄，他都穿着它，从没有换过。仿佛老朱身上的那件旧公安制服，它已成了主人的一个新标志——对于老何来说，这标志着他“洗脚进城”的决心，以及“衣锦还乡”的梦想。

“衣锦还乡”的老何今天心情非常好，他一路上还时不时跟我开着玩笑。

“小张你看，泽东，泽民，接下来就是我泽富了。”

“什么？”当老何突然将自己和两位国家领导人并置一起时，我没明白他的逻辑。

“我们都是泽字辈的嘛。”他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这种出自底层的“无厘头幽默”总让人忍俊不禁。

在山梁顶上，可以远远地俯瞰长江的支流大宁河。大宁河古称巫溪，发源于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麓，全长200多公里，由北向南，由巫山县注入长江。此刻，它静静地躺在山谷里，像一根狭长的暗绿色带子。两岸群山逶迤，树木青翠，世界显得肃穆而沉寂。老何和他的大黄狗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拍着，从镜头里看到的这一幕，仿佛有点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般的意境。

男主人是50岁左右的农民，当我们一个小时后抵达目的地时，他一看是老何，马上热情地请我们进房间，从里屋拿出一个水烟筒。老何接在手里，仔细地掂量把玩，上下左右地查看了一遍，并掏出手机拍照。这是一个黄铜水烟袋。烟壶一面刻着个拄着拐杖、额头饱满的大寿星，一只鹿和一只鹤各守在其左右；另一面是一个繁体镂空“壽”字，周边饰有龙凤呈祥的图案，最上面还镌刻着四个隶书小字：

祝君长寿

烟壶的侧面，装饰有喜鹊闹梅的图案，用行书写着两行字：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看到这里，我突然又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它和老何收藏的大部分文物很像，质量低劣，做工粗糙，通体散发出工业生产的气息。尤其“祝君长寿”这四个简体字，显得非常面目可疑。如果说它是清朝的古物，那一定会颠覆我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我想起老何家里的“赝品博物馆”，心里又发出一声叹息。我赶紧朝他努了努嘴，摇了摇头。老何却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没领会我的意思，还是不屑于我的态度。

“你说，多少钱嘛？”老何抬起头来，目光坚毅地直视宝贝主人。看起来他主意已定。

主人却闪烁其词：“这可是我老汉传给我的，小时候我就看他用过，至少是我爷爷那一代传下来的。”

“这个我知道，你就说多少钱？”老何咄咄逼人。

“1000块。”主人斩钉截铁地说。

“哎哟，你别喊那么高嘛。”老何甩了甩手，急切地说道，“你看我都翻山越岭过来了，我是真心来买你的，你就说个真心价嘛。”

“这个就是真心价，我根本就没有说高价。上次有人来我这收购，喊价1000块我都没给他，因为我答应了要给你留着，人还是要讲诚信嘛。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存在骗你，你不信可以去我们邻居家问问，看我说了半句假话没有。”主人豪爽地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诚信”不那么可靠。

“这玩意儿值不了1000块，我做这行这么多年了，这个我很清楚。”老何伸出一个巴掌，“500块，行不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这桩古玩生意最后以620元成交。我在摄像机后面看着老何，觉得他渐渐变得陌生起来。此刻的他俨然一个熟练的生意人，一点都看不出过去挖桩的影子了。他仿佛正脱胎换骨地走在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上。

从农户家出来，老何乐不可滋地给他开民俗博物馆的朋友打电话，报告这起成功的“收购”。在电话里，老何给对方说的收购价格是1000元。

老何挂完电话，笑眯眯地跟我说：“不瞒你说，小张，我搜集到的东西，一般会给我这个朋友报高一点价钱，另外他还会支付给我交通费和劳务费，所以我做这行还是划得来的。”我没有做声，内心却有点小小的吃惊。

在返程路上，老何兴致很高，拿着烟袋爱不释手地把玩。“这玩意儿真是个好东西，你看上面的花纹雕得好精致，真是值了！”老何将烟袋伸到我的眼前。我本来不想破坏老何的兴致，也不想打击他的自尊，但我没忍住，还是说出了刚才的看法。“这件东西看起来不像是清朝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哪里不像嘛？”老何的语气中暗含着不快。

“我觉得它做工比较粗糙，不像手工做的，何况‘祝君长寿’还是四个简体字。清朝好像不这么写。”

老何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烟袋，然后抬起来头来直视我。

“小张——这个你就不懂了。我觉得无论做工还是刻画都蛮精致的嘛。这绝对是一件老东西，何况那个人跟我乡里乡亲的，不可能骗我。”他的语气变得很严肃，“我老何做这一行这么多年，好丑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我适时地闭了嘴，没有再说什么。我心想，在古玩鉴赏方面，我确实是个外行。但我又忍不住想，如果这样的东西老何都如获至宝，要是我带他去北京的潘家园或者琉璃厂这些古玩市场，他还不知道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呢。

为了缓和尴尬，我提出给老何和他的宝贝拍张照。老何一听，笑容又重新浮现在脸上。他乐呵呵地叼着那个身份不明的“古典”水烟袋，摆出正在抽烟的样子，非常优雅地站在山梁上。从镜头里看过去，他好像一位刚从古代走来的地主，悠闲地带着猎犬，巡视到自家的广袤领地上，看到丰收在望，他便幸福地抽了口烟……身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及山谷里波澜不惊的大宁河，不知道几百年前，它们是不是也是如今这副模样？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快门。

晚上，我们就睡在他那栋藏品丰富的“私人博物馆”里——现在又新鲜入库了一件“清代文物”。窗外虫鸣不断，蛙声一片。老何很快就传来了鼾声，我却罕见地失眠了，辗转反侧到很晚才入睡。老何的这条新道路究竟通往何方，我不得而知。

迷失在崭新的古镇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老何的父母，重新上路，下一站就是老何经常念叨的“大昌古镇”。我们包了一艘机船，沿着大宁河一直向前驶去。大概一个小时后，船只泊进了大昌镇码头。这里离老何的村庄至少有二三十里地，和老何所说的“就在那边”相差实在太远。当我想起老何多次斩钉截铁地说起“我就住在大昌古镇”时，不由地哑然失笑。

大昌镇是一个新规划的旅游镇，老的镇区早已淹没在大宁河下。新建的街道宽广而繁华，人来车往，已和一个小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街道两边的房子整齐而崭新，白墙青瓦，飞檐拱角，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标准范式。

“走，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大昌古镇！”老何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何带着我，在城镇里穿过几条街道，绕来绕去，然后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突然意识到有点不对劲，这个路口刚才我们已经走过。老何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仰头看着街道边的路牌，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狗日的，老子好像走错路了，找不到古镇了。”

“你之前去过古镇吗？”

“老镇以前去过好多次，但搬迁到这里后就没进去过了，怎么就找不到路了呢？”老何有点尴尬。这时候一个少年走过来，老何便截住他。

“大昌古镇怎么走？”他像位外地游客。

少年指了指前方：“那边，往前走一段就看见了。”

我们顺从少年的指引，步行约100米后，终于看到了这座“梦绕魂牵”的古镇。它重建于大宁河畔的一片空地上，远远看去，青砖黛瓦，雕梁画栋，翘角飞檐，呈现出明清式样的古建筑群面貌。这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是大宁河沿岸第一大镇，也是三峡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它在古代堪称“咽喉”要地，曾是重要码头和商品集散地。但随着三峡大坝的蓄水，大昌镇共搬迁移民1.5万人，2004年初古镇全部拆除，最后被整体搬迁至8公里外的此地，按原样重建，整个工程耗资3000多万元。但此时，它被一条沟渠团团围住，几个大门口都设有售票处和验票处——显然，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化的景区了。

“日你妈，还要60块钱一张的门票！”老何骂了一声。

我只好掏出钱来买了两张票，和老何走进了这座象征他故乡的古城。看起来，这里已经和中国各地不断兴起的仿古街没有什么不同。原来的古镇居民几乎全被迁走，沿街古宅都变成了商铺。时值下午，几乎没有什么游客。青石板路宽阔而平整，大部分商铺都关了门，只有少数几家开着，店主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身后的旅游用品在别的景区也随处可见。

我了无兴趣地走了一圈，找到了老何曾说起的那棵百年黄桷树。它扎根在新建的南城门城墙上，露出丰富的根系、粗壮的枝干和茂盛的叶片，看起来生机勃勃，但其实也是赝品，枝叶的形态和伸展的方向都经过了人为的规范和修饰，令我觉得索然无味。这些年来，我国各地频频整体拆迁古城，再异地重建，这必然给后世考古带来新难题：千百年后，如何鉴定出地层下的“大昌古镇”们是否复制的赝品，这可比鉴定张老先生的“假书”和老何家的宝贝的真伪难上很多。

某种层面上，这棵黄桷树就像一株被严格禁锢、断了根基的盆景，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变迁，却切断了自己与历史文明之间的血脉联系，蓬勃的景象难免虚假而让人忧虑。难道不是吗？包括迷失在自己镇上的老何，也总让我想起米哈尔科夫导演的电影《烈日灼人》中那位迷路的卡车司机，这一定也象征着什么。

次日，我们从大昌镇码头坐船去巫山县城。去巫山，有两种船可坐：快船和慢船。坐快船只要一个小时，而慢船却要花上两倍多时间。在码头，我和老何再次起了分歧。

“小张，我们别坐慢船，慢船太慢了，要花两个多小时，还是坐快船吧。”在我掏出钱包准备买票的时候，老何在旁边叮嘱。

我却有点犹豫。“老何，我来的时候，坐的就是快船，这次我想换慢船坐坐。”那是老式的木船，有着敞开的船舱和甲板，似乎更适合旅游和拍摄。尤其在风景不错的长江支流上，它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当然，我倾向于选择慢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自从我拍摄独立纪录片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正式工作，而之前的独立创作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收入。为了这次三峡之行，我跟一位朋友借了一笔车马费，现在，已经有点捉襟见肘。当然，这点考虑我没有向老何说出。

“哎呦，慢船好难坐哦，坐起来屁股都痛。”老何变得不太高兴，皱着眉头说。看他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你会觉得他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而根本不是一位曾经在桩井里挥汗如雨的民工。老何说：“我现在一般都不坐慢船。”

“我不怕慢。”说实话，我这个无业游民更不吝啬时间成本，多花两个小时对我来说不算一回事。“我们只要今天下午赶到奉节就行了，不要着急嘛，老何。”我安慰着有点情绪的老何。

“哎呀，你真是个怪人，你看快船多好啊。那真是快，快得很，嗖嗖嗖就到了。你一会儿可不要后悔哦！”老何用语速极快的重庆方言形容着快船的快。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速度之恋”这个词。看来，在当下中国，患上“速度症候症”的人不在少数，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刘部长或冯局长，还是曾经的挖桩民工、现今的古玩贩子老何，对速度的迷恋都大同小异。这真不愧是一个“高速中国”。

我不顾老何的反对，买下了两张慢船票。老何很不情愿地跟着我上了船，气鼓鼓地一个人坐在船舱里头发呆。我却充满感慨。联想起沿途所见的种种，我发现，现在的老何，跟那个我在怀化工地上遇见的老何，在某些方面似乎判若两人了。他身上慢慢流露出了一些不可理解的特质。其中最严重的，应该是他的“忘本”——对其“劳动者”的身份充满了抵触，似乎想极力抹煞这段历史。这可是我来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结果。我的心情变得有点沮丧。

幸好，从大昌去往巫山县城的这段大宁河，峡谷幽深，山势陡峭，还能看到两岸石壁上的悬空栈道——也许是因为慢船给了我不同的观景视角，我觉得这段航行远胜长江上的航行，而我心中的郁闷也在逐渐散开。我及时反省自己刚才的情绪，我觉得，也许根本不是老何变了，而是我之前对他的认识多少夹杂着自己的主观臆想，那本来就只是一个“局部”的老何。何况，他身上还是有许多优点存在，他勤劳，坚韧，热情，乐观，开朗……至于所谓的“忘本”，也许是艰难的生存困境所逼迫出来的一种本能反应。或许，换成是我，也会做出无奈告别土地的选择。总之，这才是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对于影像记录者而言，原本就不该坐在书斋里预设答案，更不该给自己的拍摄对象贴上臆想的标签。无论什么时候，生活和真相都是最应该敬畏的。

我主动去找老何聊天。他正坐在船舱里昏昏入睡。对于他来说，外面的风光因为熟视无睹而平淡无奇。

“老何，你们巫山的风光很不错啊。”我说。

“是吗？其实那里面的小三峡更好看。”老何指了指远处的山谷，立刻精神焕发，“不过这样的风景我们可是看多了。不像你们北方来的，大惊小怪。”

大惊小怪的人不算少。大型的游船经过，四五层高的船舷上站满了游客，纷纷拿着相机拍摄两岸的绝壁风景。“那是从重庆来的豪华游船。”老何看着雕梁画栋的游船，羡慕地说，“他们一般会在大昌古镇停留一两个小时。”

晚饭之前，我们回到奉节。我计划请老何和他的家人吃顿晚饭。在我离开之前回请一顿，这样才不至于失礼。

“老何，我们今晚找个大排档吃点烧烤，喝点酒。”我向老何提议。

“恐怕你的想法做不到。”老何笑了笑说。

“为什么？”我有点奇怪。

“奉节现在正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已经取缔了大排档，因为烧烤对空气环境污染很大嘛！”老何给我解释，“尤其是木炭烧烤，那个烟子太大了。”

我摇了摇头，这个决策，就像北京的专家建议人们通过减少做饭来减轻雾霾一样可笑。在环保方面，他们更应该管好工厂的烟囱和汽车的尾气排放管，而不只是盯着老百姓的厨房。

“我敢打赌，现在你在奉节绝对找不到一家室外大排档，更别说木炭烧烤。”老何没有察觉到我的反应，得意地说，“我觉得这样很好，薄书记就是整治得好嘛，城市就要有个城市的样子，要不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像什么样子？”

在对城市管理者的赞美中，我们爬上奉节商业广场，走进一家室内烧烤店，吃了一顿没有木炭污染的电烧烤。这可能是我吃过的最“环保”、最“政治正确”的一顿饭了。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我没等到老何来送我，自己坐车走了。这趟短暂的巫山和巫溪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夏天到了，正是烟叶收获的季节，也是老姜最为忙累的时候。我想知道老姜怎么样了，我拨通了电话，问他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哎呀，不好。”电话那头传来老姜沮丧的声音。

“怎么了？”我的心一沉。

“今年的病虫害比较厉害，收获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差。刚栽下烟苗没多久，山里还下过一阵冰雹，砸坏了不少苗子。”老姜叹了口气，“哎，算起来这一年又白干了，赚不到几个钱。”

“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年我的运气不怎么好，做什么都不顺利，有点倒霉。”老姜总结说。像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一样，老姜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归结于自身的命运。在底层游走的这些年，我不断地听到那些倒霉的人跟我抱怨——“我命不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命中注定的，逃不脱的。”这就是所谓和谐盛世里，我脚下这片正在崛起的土地，它的子民们的命运观和生存观。这些屈辱而倒霉的人，可能一辈子进不了这个国运亨通的大国光鲜的镜头；尽管到处在修建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可是有太多的人无力踏上这条国家的通衢大道。

在儿子婚礼结束后没多久，老姜的老婆又走了，重新去了广东中山。

“我随她。”老姜在电话里平淡地说，“我知道这里已经留不住她了。”

“卖完这点烟叶，我还是打算去外面找点活干。”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电话里传来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在工地上接到老何的电话。他正在湖北十堰，专程给他的博物馆馆长朋友送“清代水烟袋”等文物。

“小张，你还是蛮有见识的啊，那个水烟袋果然是个假货，我的馆长朋友和你说的一样，他最后没要它。”老何的声音有点沮丧，“我不甘心，又找了几个地方做了鉴定，但都说是假的，说顶多值50块钱。”

“我要早听你的话就好了。”虽然这样的结果早在我预料之中，但我还是担心老何不能接受它，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600多块钱不是一笔小数字，够他交一个多月的房租了。

“没事，我会去找那个老家伙算账的，日他妈，乡里乡亲的，他竟然敢骗我。我回去一定不会放过他！”老何在电话里恨恨地说。

“老何你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做古玩这一行比较复杂，骗子比较多，还是要当心，别再被骗了。”我叮嘱老何。但是我知道，其实做哪一行都差不多，文化界的骗子和赝品并不比古玩界的少，哪怕是挖桩这样的体力行业，也还是照样存在诈欺风险。也许，这就是在丛林世界里生存的必然代价。

过了些日子，老何又打来电话。“小张，我已经要回了买水烟袋的620块钱。”老何这次很开心，“多谢你的关心，这笔损失算挽回了。”

“我带着我外甥，去了那个狗日的家里。”老何说，“他开始还不愿退钱，后来我外甥就动手打了他，他就乖乖地给了。”

“妈个逼的，他这种骗子就该打！敢来骗我！”老何咬牙切齿地说。我亲眼目睹的这桩古玩收购，刚开始看起来在遵循着熟人社会的商业传统，却出其不意地演变成了商业诈欺，最后竟然以一场暴力事件告终。这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这桩失败的古玩收购对老何的打击好像不小。老何告诉我接下来他将从事一项新的事业——网箱养鱼。他将在家门前的孝子河里，和几个村里人合伙进行。“我们那里水好，养出来的鱼一定很肥很鲜。”

“总要找条出路对不对？人要吃饭嘛。”老何的语气有点无奈，“我马上过60岁生日了，住在城里好是好，但生活压力大，最近文物生意又不太好做。”

我听了心生欣慰，老何那样收罗贩卖古玩并非正途，且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但“网箱养鱼”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道路？能不能一帆风顺？我也并不清楚。唯有希望他扎实地走下去，少些波折，有一份付出就得一分收获。

“老何，祝你一切顺利，梦想成真。”在这通电话的最后，我诚挚地祈福。

“谢谢你的吉言。”老何在电话里吃吃地笑了。这位马上要迎来自己六十大寿的老者，听起来又恢复了他的信心和乐观，尽管世界如此坚硬，他可不是一个轻易被生活打倒的人。

祝君长寿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尾声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基层标语】　　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思想解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科学发展，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2013年6月的最后一天，一列由皮卡车和厢式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停在14标项目部门前，车厢上，满满当当地混装着各种杂物家什——床、桌椅、铺盖、锅碗瓢盆、文件柜、电脑、空调和保险柜；还有一辆加长的大卡车，里面装着从实验室里吊出来的笨头笨脑的仪器设备。屋子里已经空空荡荡，只狼藉地散落一地废弃的物什……

显然，离别的时刻已经到来。几个施工员和测量员收拾好各自的行囊，将不安地东闻西嗅的黑皮甩在身后，拥挤地坐进卡车驾驶室内，皮肤黝黑的脸庞上表情平静，既看不到兴奋，也看不到失落——他们对这样的搬离，早已见怪不怪。随着一声略显低沉的汽笛响起，他们朝站在大门口的房东吴老板和我礼貌地挥了挥手，车队朝着背离中伙铺村的方向，慢慢而去。一些规划中的新道路正在远方等待着这些职业筑路者。如同“中伙铺”这个古老村落名字所隐含的意义一样，这里只是他们漫长职业生涯和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小驿站，为了未来的新行程和新目标，他们挥手告别了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多时光。

在摄像机的镜头里，我目睹他们越驶越远——实话说，如果仅从别离的场面来看，他们一点都不像号称训练有素、战斗有方的“路桥部队”，而更像一支“雄狮马戏团”那样游走四方的草台班子。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就是经他们之手，一条现代化标准的通衢大道已经在山岭间大功告成。至此，这条溆怀高速公路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预计在年底可以通车。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有些东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天前，国务院新闻办宣布，截至6月20日，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数已经达到9.6万公里，光是2012年，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数就达1.1万公里[1]。有人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湖南省仍然是全国高速公路建设的领先者，光2012年就完成16条，132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全省通车总里程达到近4000公里，省内高速公路网基本形成[2]。

此外，溆怀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权和收费经营权，也被出售给一家叫作“现代投资”的公司，出售价12.24亿元。“现代投资”是湖南省交通系统内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它高调宣称这是该公司“成功完成一次战略性收购”，并预计将在2016年收回投资成本。

这则刊发在各类财经媒体上的热门财经讯息，对这条公路的建设者而言，除了意味着“后台老板”再次发生变化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任何实质性的不同。他们照样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照样担心自己的安危，照样忧虑着自己的血汗薪酬会不会被再次拖欠和盘扣。“收购”、“转手”、“战略”、“股权”、“红利”……这些炫目的字眼，只是属于“高富帅”们的财富游戏。对于出身草根、见识贫乏的“屌丝”们（包括镜头后的我）来说，这样的游戏模糊而又遥远。如同那句中国古谚“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所昭示的一样：在命运的朝天大路上，我们永远只能各走一边。

随着三年多时光流逝，在我的镜头中，中伙铺的山峦、河流、田野和村庄的形态，也有了巨大改变：一条新生的道路将它们纷纷打碎、切割，然后又将它们和外部的陌生空间紧密勾连、整合。暮色中，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孩子们——有时候还有家禽家畜——纷纷穿过门前新修的桥梁或涵洞，回到今昔巨变的家园。老人们脸上的皱纹在加深，比三年前我初次遇见他们时更加衰老。

在三年多的拍摄中，我积累了3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但这肯定只是我见证和亲历的一小部分。时光一直转瞬即逝，世界永远纷繁复杂，远非一台摄像机就可以穷尽，更别说那些远在摄像机之外的世界。

当“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永恒主题，那是一条更漫长、更宽广、更有力的道路。没有人能置身其外：外来者与本地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劳心者与劳力者，富贵者和贫寒者，权势者和无权者，既得利益者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虽然彼此对立，各走一边，却不得不共同向前。没有人能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逃脱它制定的轨迹、方向和速度。滚滚向前的，是永不停息的时光和宿命。

我的拍摄对象们的人生之路也在继续延伸拓展。2012年上半年，我接到了老何打来的电话，他人不在奉节，而是在浙江海宁，他和“新老婆”分别在一家弹丝厂和电器厂干活。这个新工作，端赖于“新老婆”在海宁的三峡移民亲戚介绍。他欢迎我有空时去海宁玩，在电话里，他的语调有点低沉，远不及他以前欢迎我去大昌古镇和小三峡玩时那么充满激情和自豪。

2012年7月的一天，我暂停在工地的拍摄，坐上了从怀化去往海宁的火车。在海宁火车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穿过大片哄乱的城市和广袤的田野，来到一个叫“三建村”的小村庄。那个家庭作坊般的弹丝厂就位于村庄的路口，厂房上刷着醒目的标语“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老何就在标语下等着我。一年多不见，他看起来憔悴和衰老了不少，不复有奉节时的精神抖擞。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工作环境，一间乱糟糟的大厂房，里面机器轰鸣，气味浓重，而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捆捆已经卷好的弹丝装进白色的大编织袋，再用针线缝好，靠墙根码成整齐的一堆，等待货车拉走。简单而枯燥。整个厂房就像一个大蒸笼，我只在里面待了一小会，全身衣服就被汗水濡湿。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老何一天要工作将近12个小时——他早上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中间有半小时的午饭时间，没有其他休息。一个月也仅休息一天。而他的月工资只有1800块。

因为我的到来，老何请了半天假。他带着我步行穿越酷暑炎炎的田野，来到离厂房几公里外的“新家”。他的“新老婆”还在电器厂上班没有回来，所谓的“家”是一间从当地农民租住的小平房。以前房主用来堆放杂物，地面是粗糙的泥土地，屋顶是瓦片，墙壁是未经打磨的木板，在正午太阳的暴晒中散发出一阵阵让人窒息的热气。屋内摆放着一张木床，床头放着两张木桌和几把低矮的小竹椅。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电磁炉和铁锅，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厨具。显然，这里既是老何的卧室，也是他的厨房。

就在这个每月租金70元的“家”里，老何坐在床沿上，向我零零碎碎地讲述了他这一年多来的遭遇：他的古玩收购频频不顺，他的网箱养鱼梦想无疾而终；他的家庭也遭遇了变故，年轻的女婿突然得病去世，女儿悲愤欲绝；他和“新老婆”遭到了双方家人的激烈反对，最后两人只得一块“私奔”出来；他的新工作待遇很差，他的新老板也不近人情地苛刻；而他位于大宁河支流旁的巫山老家，因为受三峡大坝最高水位蓄水的影响，在最近也可能面临搬迁，届时他们将成为新移民，移往涪陵——即美国作家何伟生活过两年的“消失的江城”……

我抱着摄像机坐在他对面的小竹椅上听着，一边心潮起伏，一边汗如雨下。我想，这不完全是因为酷暑炎热，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是今年海宁入夏以来最炎热的一天。这是2012年的7月5日，距我在中伙铺村的田野上第一次遇见老何整整两年了，那一天恰好也是7月5日。这种巧合，让我相信人生是命运安排好的另一条道路。

老姜在烟草种植失败之后，和儿子们一块离开家乡，去了厦门的建筑工地打零工，薪资微薄。再后来，他告别了儿子们，和老乡来到了河南南阳的一家石材厂加工大理石。几个月后，2012年10月，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他的右手食指被切割石头的机器切掉了一截。在医院里，他语气低沉、难掩沮丧地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想起他在怀化535医院里惶恐而无助的表情。

两年后，冷酷的命运之神，再次安排了相同的情节和场景。他按我的建议将赔偿诉求申诉到了当地劳动局，后来，在临时雇请的律师的介入下，获得了2万多元的赔偿。他拿到赔偿款离开了河南，想回到老家修养一阵。他的手指已经不能再使力了。他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除了命运之神，我们均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命运多么艰难多舛，生活还得继续。

那些在“10·9事件”中受伤的民工们，也在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禹西湖、王又发回到了老家继续务农，从此对外出打工心有余悸；胡克元用赔偿得款做起了小生意；吴磊明、曾江源等人却继续在外面打工。

那位受伤最重的张光求，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再见到他，有人说他的伤口还没痊愈，仍然在家里养伤。我于是有了见他一面的想法。2012年11月，我乘坐火车和汽车，辗转几百公里，赶到了他在湖南双峰县的老家，却意外地扑了个空。他的家人说，张光求和老婆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工地上干活。我很惊讶他遭此重伤后还能继续劳作，但在电话里，他对我的突然登门充满顾虑，不愿意再谈起“10·9事件”，也不愿我去见他。最后我只得放弃了。生活还得继续，他不愿一直带着这些伤痕和阴影朝前。我想象着他带着被刻意掩藏的旧伤疤在新工地上劳动的场景，心中再次充满感慨。

比起老何、老姜和其他的民工们，“共和国的同龄人”、“援越抗美”老兵老曾后来的生活轨迹要平稳不少。从溆怀高速工地撤出后，他原本想再去广西的建设工地，但遭到家人反对。他只得顺从，正式开始了安逸却未免枯燥的退休生活。和他通话时，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被搅动的麻将声，以及七嘴八舌的嘈杂人声。老曾爽朗地告诉我，他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打打牌，借此打发时光而已。当我问起他去越南的计划，他的语气明显黯淡了不少：“暂时还没有机会，希望趁着还能走的时候实现这个梦想吧。”在一片嘈杂的麻将声中，我听到了老曾的这个“梦想”，我不知道，这个卑微的梦想算不算“中国梦”的一部分？另一位“共和国同龄人”老朱依然杳无音讯，梁场关闭之后，母狗小白也去向不明，和它的主人一样，他们齐齐成为了共和国道路上的“失踪者”。

协调经理孟至强的梦想是早日从是非不断的道路上彻底退休，去韩国和最心爱的女儿团聚，从而最终成为一位“专职星爸”。但在溆怀高速公路修建完之后，孟总又奔赴至400公里外湖南的另一个偏僻山村。那是另一条新规划的高速公路——湖南娄衡（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的工地现场。娄底路桥在这里承建了此条高速路的第8标段，全长10公里，工程造价4.2亿——无论承建里程，还是造价，都几乎是溆怀高速14标的两倍。项目经理和书记依然是佘总和毛总，他们盛情邀请老搭档孟总再次出马。于是，后者的退休愿望落空了，他依然是高速公路上的一名负责“灭火”和“维稳”的副总经理。

我在2013年年底赶到新项目部的所在地湖南祁东县四房村，见到正在荒山野岭上协调征地的孟总，他还是一副雷厉风行、虎虎生威的样子，正在和皮肤黝黑的本地村支书磨着嘴皮子——这样的情景仿佛昨日重现，只不过换了空间和对象。在我的镜头里，这个叫四房村的地方看起来和中伙铺村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估计与青树坪也差不了多少），路上碰到的也几乎是留守儿童与老人，鲜见年轻人，暂显宁静与祥和，但随着施工大部队的即将到来，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孟总向我解释，他为什么放弃梦想再次出山：“没办法啊，我本来不想干了，但现在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做协调的人，你在工地上待了这么久，应该知道没有协调，一条道路根本就修不起来。”孟总笑了笑，一时我没分清这究竟是自嘲的苦笑，还是自豪之笑。即使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条新道路也要到2016年底才能开通，在又一段三年的时光里，孟总仍将身处这条新建道路带来的矛盾和纠纷的漩涡之中，就像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无法背离这个高速发展却躁动不安的时代。

在娄衡8标的新工地上，我还见到了安保部部长杨保国，他正带着几个民工在便道边插上印着娄底路桥LOGO的彩旗，以及树立各种颜色的告示牌，蓝色的写着“娄衡8标由此进”，红色的写着“红色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干起这样的工作来，杨保国还是轻车熟路，胖胖的身影里透露出热情和干练，这一幕也仿佛是他在中伙铺的翻版。只不过，不能再叫他“杨部长”了，因为在溆怀高速工地上的突出表现，他已被公司升为这个新项目部主管安全环保的副总经理，手下民工对他都是一口一个“杨总”。“我非常感谢公司的重用，以后一定要更加好好干，将这条道路平安建成，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他仍然像一位新闻发言人一样一本正经地面对我的摄像机，表述还是那么官方，尽显庄严而隆重，但不知怎地，听起来让人仍然有几分隐隐的忍俊不禁。

一块到来不光只有好运气，随着升迁，杨保国遭遇了失恋：和中伙铺卫生所的小女友分手了。说到这一点，他高亢的情绪变得有点失落。这是一段持续了将近四年的感情，他很爱她，期待和她结婚，但——“她说如果我要娶她，必须要我在怀化市区买一套房子，还要给她父母10万块钱，另外办婚礼也要10万块。”杨保国给我详细地算着账，“你算算，现在在怀化市区买间房子，120平米的话，就算最低3000块1平米也要36万，然后搞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装修，以及购买家具家电，怎么着也要10万。这就是46万，这样总共就要66万。”这笔钱对于他来说并非小数字。他与前妻生下的孩子今年19岁，刚上大学，每年数额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得靠他。“我以前一个月工资只有5000块钱，现在虽然涨了些，但一时到哪里去找到这么多钱？除非老天有眼，保佑我的双色球中了大奖。”

他一直有买彩票的习惯，之前，在中伙铺时办公桌上便放着一只硕大的金蟾蜍，随着杨的升迁，它也被“请”进了副总经理办公室，这是传说中能招财进宝的神兽。以前的杨部长、现在的杨总，每天都要摸摸它的头，幻想着自己发大财的一天。

我还在四房村的新工地上见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龙赢锋龙老板。他虽然没有杨总的发财神兽庇佑，但拥有让旁人羡慕的更强大的吉祥宝物——那就是远房亲戚毛总。跟随毛总的足迹，他刚带手下几个民工，开着一辆崭新的皮卡从老家风尘仆仆而来，正在四房村里四处转悠寻租民居。像在中伙铺一样，他依旧满面春风，左脸的旧伤疤里笑意盈盈，一见面，就热情而豪爽地给我递烟，仍然是35块钱一包的蓝芙蓉王。他承包下了新项目部的驻地建设，即将承建梁场、加工厂、钢筋棚、实验室和经理部的办公场所，以及便道的修建，接下来还会分包到不少的主体建设工程。只要毛总在，总有他这支“嫡系部队”的用武之地，以及随之而来的食禄丰厚。唯一的遗憾是，“这里不像中伙铺，离镇里和城里太远，出去不方便，平时除了打牌，啥都不能干。”他冲着我的镜头咧嘴笑了笑。接下来，还会有几十位民工从各地赶赴过来，投奔于他。随着桥梁的开工，长期漂泊于各个工地之间的挖桩队，也会拖家带口潮水一般汇聚于此，再散落在山坳间的各个简易工棚里，或者当地农民的出租房里。但这股汹涌的人流里，肯定不再有重庆民工老何和老姜的影子。因为在中伙铺时得罪了龙老板，他们已经上了后者的“黑名单”。老何的自动报读的手机里，再也不会响起“龙老板来电”的声音。

不知何故，给佘总开车的司机王荣没有被公司继续聘用，从中伙铺离开后，他面临着再次“下岗”，只好回到娄底老家，重新和分开已久的老婆孩子住在了一起。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工作和省吃俭用，他欠下的债务至今已基本还清，但困惑也随之而来：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王司机考虑去做卤猪脚生意。他的厨艺不错，尤其无师自通地做得一手好卤制猪脚，在项目部时我便有幸成为他的食客，品尝过他的好手艺。“只要有人要，我就去送货，我有信心靠这个来养活我的家庭。”王司机显得很乐观。但他面临着一个诱惑和选择。远在湖北的一个亲戚，正拉他去那里做一桩大生意，“他说他弄到了一块70亩的土地，打算邀我去共同融资来开发房地产，整个融资会高达数亿元。”此时我国的房地产生意正如火如荼，一旦成功，就会发上一笔以前不可想象的大财。“可是，我并不能肯定这靠不靠谱。”他矛盾地说。到底是做猪脚生意，还是做房地产生意？这既是王荣面临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唐老师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问题。留云寺的兴建虽然已经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但也有随之而来的小插曲，有邻近的商人找上门来，提出要承包留云寺，村民们一度有点动心，“这怎么可能，连寺庙都可以被用来承包敛财，多么可笑。”被他拒绝了。他现在最烦恼的是，如何建一个新农贸市场。发生在省道上的车祸，让他决意在远离省道的高地上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以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政府并没有响应他的呼吁，行动主义者的他说到做到，拿出主持建设新留云寺的魄力，召集到了村里的20多户人家参加了这一项目，很快，新市场就动土开工了。但理想主义的唐老师显然低估了这一个项目所蕴含的利益纠葛，包括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非常不满唐的做法，在审批手续上极其不配合，后来国土局还以手续不全为名开出高额罚单。此外，少数村民被策反，工程被迫停了下来。唐老师一时愤愤不平，焦头烂额。

紧接着，中伙铺村又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一辆驶往怀化的巴士穿过村里时突然刹车失灵，冲上旁边的高坎，造成九人死亡、数人受伤的特大惨剧。一直给14标项目部送桶装水的本地小商贩夏姓夫妇，也不幸在本次事故中双双毙命。唐老师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强烈要求另外选址修建集市，从而避免以路为市，避免惨祸陆续发生。这些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应该引起相关部门警醒，不然同样的悲剧还会不断上演。”可是，他除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地抱怨，并没有实际的效用。省道上还是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它们不光夺走人的生命，也没放过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项目部撤出中伙铺村后没多久，留在房东家的黑皮也被省道上的大卡车轧死，落得和它的孩子们一样的命运。对于一个发展的时代来说，牺牲几条卑微的生命并不是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搬进新家的欧婆婆在2012年冬天遭遇了一场突来的大病，从此几乎只能卧病在床。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瘦得皮包骨，孤独地斜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向我抱怨着新居离菜地和水渠很远，远不如老房子住着方便和习惯。在老人们加速老去的同时，孩子们却开始迅疾地成长——在欧婆婆的病榻旁，我吃惊地发现她的孙子，欧安铁的儿子，已由三年前的不起眼的小屁孩变成了一位英俊时髦的少年。他穿着新潮款式的夹克和牛仔裤，留着飘逸的发型，告诉我他刚刚从初中辍学，马上就要跟随爸爸去杭州打工了。

“我在等我的身份证办下来，拿到身份证后马上就走。”他用正处在变声期的嗓音说。但仔细看他，还是一脸稚嫩。

“你现在这个年龄有工厂要你吗？”我问。

“嘿嘿，这个不用担心，我申办身份证时改了年龄，加了4岁，没办法，不到18岁不会有工厂要你的。”他虽然满脸稚嫩，但语气却略显成熟，完全看不出他只是个14岁的未成年少年。

我不再追问他什么。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欧婆婆和她的儿子、孙子坐在黯淡的电灯下，沉默不语。

在离欧婆婆新家大概两公里外的小龙门中学旧址，瓦砾遍地中，废弃而残破的教学楼依然挺立着，里面却已空无一人，临时苗圃里的古树们纷纷不见了踪影，包括那棵树龄105年的连理古樟树——不对，应该是108岁，因为时至现在它又长了三岁，身上又会多出三圈宽大的树轮。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会像移树人当初所述那样，它最终仍将回到高速公路的两旁，但等到高速公路最终开通，我也没有在这条道路上再见到它。不知它现在流浪到了何方，是在一个富人幽静的私家别墅花园中，还是在一座繁华城市人声鼎沸的公园里？抑或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机关的深深后院中？更不知它有没有水土不服，有没有在异乡的风雨中，倏然想起故乡中伙铺村？

我倒是常常会想起它，除了想起它在被移走前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样子，还会想起它被移走时受尽凌辱的凄惨模样，想起它被推倒时的低沉怒吼，以及那阵混杂着灰尘味的体香弥漫，更会想起那些杀戮它的各式各样的作案工具：电锯、铡刀、铁锹、铁镐、锤子、剪子、斧头、绳索、锄头、电焊，还有大型的挖机和吊机。正是这些工业时代的冰冷凶器，在扼杀掉乡土社会的最后一点诗意和温情。

在三年多的拍摄中，我的家乡也遭受着和中伙铺村一样的命运。2010年冬天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拍摄，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她告知我正在修建中的沪昆高铁（上海至昆明）要经过老家的山地，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一块红薯地将被征收。离我家大概一公里外，有一个中交公司的项目部，他们派出一位经理协同镇里的国土所刚刚完成丈量，答应接下来赔偿母亲1200块钱。听到母亲的叙述，我想起孟总陪同村乡两级干部在中伙铺村测量村民土地的情景——现在，这个被我和我的摄像机所熟悉的情景，出人意料地被挪移置换到了我的老家，且和我自身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联。

挂完电话后，我脑海中不可抑止地浮现出那块红薯地的空间形貌。它位于一座叫“黄岩山”的半山腰，是一块坡度略为陡峭的狭长山地，深褐色的泥土中偶露出嶙峋的石头。至于是什么年代，我顽强生存的祖先们在石头缝里艰难地开垦出它，已无据可考。我只记起童年时，爷爷奶奶均还健在的时候，我经常跟着他们去这块地里劳作，春天时栽下红薯或土豆，冬天时种下油菜或萝卜，间或种植麦子和豌豆。随着时节的更替，种植和收割都是在那块斜坡上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脑海中至今记忆深刻、犹在昨日的一个场景，是一个阴沉的春日午后，爷爷奶奶带着我来到那块坡地上栽种红薯苗。年幼的我，只能给大人们打打帮手，在田垄里摆放一捆捆红薯苗……正在我们埋头劳作的时候，黑压压的阴云，突然堆积在山顶，仿佛伸起腰来便触手可及。没一会儿，便电闪雷鸣，暴雨突至，豆大的雨点从乌云上刷刷地掉下来，打在泥土地里，泛起一阵刚翻垦的新鲜泥土独有的泥腥味。雨点也打在人的身上，砰砰作响，且隐隐作痛。因为就着雨水栽下的红薯苗更容易存活，爷爷奶奶非但不懊恼这场突然而至的暴雨，反而非常高兴。他们拿出事先带好的雨衣和斗笠给我披戴好，让我赶紧去山脚下的人家里躲雨，而他们披着白色塑料薄膜裁成的简易雨衣，继续弯腰劳作。我在一片迷蒙的雨雾中踉踉跄跄走下山来，回首来路，只见斜坡上一片云蒸雾罩，远远地看去，爷爷和奶奶像挂在斜坡上的两只白色发亮的蚂蚁，在雨幕中不断地蠕动——至今我一想起这个场景，便会双眼潮湿。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过世，葬在距黄岩山不远的另一块自留地上。没想到短短的一二十年以后，他们劳作和长眠的宁静山地上，就会迎来一具他们从未见过的钢铁怪物，风驰电掣，日行万里。更让我感慨的是，当我着力在他乡记录一条道路的形成时，我自己的故乡也迎来了一条更先进更声名大噪的道路。

看起来似乎没有理由悲观：世上道路千千万，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总有些人，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有回头路可走。2012年，我从来京办事的老乡那儿获知：我的两名高中同学“出大事”了！其中周同学是一名从事工程行业的包工头，事业上卓有成效，令不少家乡人钦羡。但前不久在修筑某道路工程时，所雇川籍民工围堵他办公室讨薪，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他手下随从挥刀将一名民工一刀毙命。挥刀者不是别人，是我的另一名高中同学颜同学。其人聪明豪爽，和我在学校时关系较好。但后来我和他逐渐失去了联系，只听说他跟着做老板的周同学去了工地“干工程”，从没料到今日他竟然会和一位残暴的杀人凶手画上等号！获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心绪难平。就在上一年，我和久未谋面的另一位老同学在北京重逢，他是一名来京截访的基层官员，无意中让我见闻了荒诞的公差经历和家乡讯息。它们构成了我的纪录片《有一种静叫庄严》。无疑，那是一部有关故乡沦陷的电影。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又有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自故乡传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杂诗》，质朴而浪漫地模拟了一位他乡遇故人者的口吻，表达了游子的怀乡之情。但显然我所在的时代，已和诗人的时代截然不同，我所遇到的来自故乡的故人，也只会给我带来荒诞而惨烈的现实。无需再询问，唐诗中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那株美丽高洁的梅花也一定枯萎了。即便它能活到现在，只怕也逃不脱和欧婆婆家的菜园一样的命运，被工程爆破引起的飞石砸得花叶凋零。

2012年岁末，我的手机接收到一张彩信照片，照片上是一块巨大的T型宣传牌，赫然写着几行气势磅礴的排比句：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这是某导演从北京途经湖南邵阳火车站时，所撞见的奇异景致，他知道邵阳是我的家乡，于是第一时间发来拍下的照片给我“鉴赏”。面对来自故乡的讯息，我再次哑口无言。当“发展”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第一主旋律，当整个世界沉迷于“速度之恋”时，你还能说出什么呢？一边是经济进步科技发达，一边是环境倒退道德沦丧；一边是器物和技术的现代化，一边是文明和制度的丛林乱象。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道路宽广，走在上面的人们却“迷不知吾所如”。

而我这样的游离于体制外的劳什子独立导演，平时胸无大志，游手好闲，穷困潦倒，自己不加快发展、不投身到“祖国的发展浪潮”中倒罢了，还要时不时借助摄像机嘲讽和批评一下国家的发展主旋律。如此倒行逆施、螳臂当车，完全配得上我的故乡制造出来的那三顶罪名。当我再次返回故乡时，我小心翼翼地藏匿好我的老式摄像机（自《天降》始它跟着我已有四五年，同样难逃其罪），羞愧地从那块“正能量”四射的宣传牌下掩面而过。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这个“千古罪人”、“不孝子孙”和“混世魔王”，注定只能走和他们不同的那一边。

2012年4月至2013年6月初稿于湖南中伙铺村

2014年8月、2015年3月修订于北京芙蓉园

[1] 《第一财讯》2013年6月20日报道《发改委：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9.6万公里》，作者邵晓天。

[2] 《湖南日报》2012年12月18日报道《今年湖南将建成通车1320公里、16条高速公路》，作者邓晶琎、李伟锋、孙振华。

后记 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

【基层标语】　　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拓进取

感恩伟大祖国，讴歌辉煌成就

凡是不利于发展的话不说，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事不做

2013年12月30日，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通车仪式就在公路的入口处举行。受中央正在推行的“反腐行动”与“八项规定”影响，这场仪式异常低调而简朴，与四年前场面铺张、繁冗的开工仪式截然不同，既没有鲜花和剪彩，也没有锣鼓和鞭炮，更没有嘉宾云集的主席台和载歌载舞的工人方队。只见一排不辨职务的官员安静地站着，其中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走到麦克风前宣布：“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他的发言像电报一样简短，整个仪式不到两分钟，似乎我刚打开摄像机，它就匆匆结束了。

我坐上朋友的车，穿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眼前，这条崭新而宽敞的道路空空荡荡，只行驶着稀疏的几辆车。两侧的群山和村镇平淡无奇，好像三年多前我初来此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的非虚构写作和纪录片拍摄中，这条道路象征了国家的发展之路，但如果你只是等到它修成之后，踩着油门在上面风驰电掣、走马观花一番，惬意地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也是“速度之恋”结下的“爱情之果”，那么，你不会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你无从了解到一条道路的前世过往，更不会体会到和它相关联的那些卑微人生和悲喜故事。而正是这些被忽略被遮蔽的部分，构成了一条道路在其物理向度之外的漫长而幽暗的里程——那正是每一条道路“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有幸看到了一条道路的这两个层面，但我并不打算刻意去揭露和控诉什么，我只管用自己的方式去观察、感受和言说世界。并且，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这既是一次两种载体（影像和文字）的个人写作，也是一次个人视角的田野调查。三年多来，我尽力让自己身处事件的现场，尽力让自己在其中匍匐得更低，从而去记录下那些很有可能迅速消失在历史中的景象和声音。我希望这些脆弱的景象和声音，能通过这本小书——也许它就像一部纸上的纪录片——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

早在大学时代，作为一位当时的诗歌写作者、标准的文艺青年，我希望自己出的第一本书是诗集。但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出来了，它却是非虚构写作，而且写作对象是一条横过荒郊野岭的道路。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诗意的了。不过，至此，我早已放弃了少年时幻想的所谓诗意和浪漫，更愿意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我能坦然接受命运出其不意的安排——就像我歪打正着走上独立纪录片之路。于我，影像还是文字，剧情片还是纪录片，诗歌还是非虚构，都只是我表达的载体，是我自由意志的表现。

和我的纪录片创作一样，这本书的诞生也有赖于很多人的帮助。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好友斌和，是他让我获得了进入这条道路的机会。并且，他慷慨与我分享了他作为一位资深筑路者的经历、视野和思考。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也就没有同题的纪录片。而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帮助我，我的所有的纪录片创作，几乎都从他那得到过切实帮助。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亦师亦友的“胖婶”，感谢他在我颠沛流离时为我提供一张安宁而典雅的书桌，使我伏案写作或剪辑的时候，心变得尤为笃定，仿佛接上了窗外葱绿的爬山虎脚下的地气，无疑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气息。当然，我还要感谢他请我无数次地大快朵颐：那些他不用看菜单就熟稔点出的翡翠小笼、酸汤牛肉面、卤水拼盘，以及血腥玛丽与比利时黑啤……配着我们打着饱嗝遛弯时迎面吹来的阵阵微风，它们从此在我的胃和记忆里慢慢发酵，并产生丰厚的脂肪和力比多，让我时刻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长得像他那样胖，就实在对不住他以及那些美好的饕餮时光。

此外，我还有幸得到纽约大学张真老师的帮助，她是一位为我所尊重的电影学者，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处境心怀宽厚的爱心和体恤，我有幸与她相识，从而得以让她成为我影片的监制。这既是一种切实帮助，也是一种精神鼓励。我也要感谢朱日坤先生，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从我的第一部片子《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起延续至今，一直以来，我不只是视他为同行和朋友，更为同道中人。我还要感谢我的制片人梁为超先生，以及李姗姗小姐，还有好友李莉小姐、Gertjan Zuilhof先生以及CNEX的诸多师友，他们在《大路朝天》的制作中给过我太多的帮助。尤其要感谢我家乡的摄影师邓兴先生，友情为我提供精美的高速公路航拍照片。我的另外几位挚友也是我在逆境中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惊涛、昭霞，胖胖，还有玉广、川子、仲良、才德、华仔、陈炜、志清、宗波……他们的慷慨和无私让我铭记不忘。如果说我是铁匠铺里的小铁匠，他们就是让炉火燃得更旺的人。

我还要感谢广西师大社北京理想国编辑曹凌志先生，他不但以其无比的敦厚、善良、耐心与细致，促成这本书终于在大陆出版，而且还热心建议我制订新的写作计划，鼓励我在影像创作之余继续用文字记录现实。就像在繁体字版出版时遇到八旗的李延贺先生一样，在简体字版出版时能遇到“理想国”的曹先生——这确实是一个新人作者在出版上所幸运拥有的“理想国”。

我更要感谢出现在此书中的所有人：筑路者和当地人——尤其是何泽富先生、姜治玖先生和曾阳春先生、王荣先生、唐军民老师、欧婆婆，以及娄底路桥的领导和职工们，感谢他们向我敞开大门和心扉，慷慨分享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见解。我有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和他们成为同事和朋友，这既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家人亏欠得最多，感谢他们长期容忍我的固执、自我、懒散、乖张和清贫。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在这条自己喜欢并认为有价值的道路上走到如今。

2015年7月于北京

附录 同题纪录片《大路朝天》提案获奖情况

2012年12月，东京FILMeX电影节，获“东京天才训练营奖”（ Talent Campus Tokyo Award）。颁奖辞：

此项目的品质、调查深度以及制作人的勇气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叹，它另辟蹊径地展示了现代中国发展的进程。我们强烈相信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及其价值，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在东京FILMeX 电影节以及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看到《大路朝天》这部电影。

2013年6月，上海电视节，获2013MIDA导演计划“优胜提案奖”。颁奖辞：

当具有象征意义的高速公路通过一个山洼时，导演所呈现的小人物足以让人深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问题。

2013年10月，第4届CN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CDF），获“最佳提案奖”，以及“ASD亚洲提案大会特别提及奖”。 CNEX制作总监评语：

（《大路》）探讨当下狂热的高速公路建设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无疑具备了多重视角伸缩的能力，使得他在面对被拍摄者的狂乱、浮躁、争执场面时，能够以最佳的角度、构图，把现场带到观众面前。

2013年11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IDFA）“中央提案大会”（Central Pitch），获全球17个入选本会的优秀提案之一。电影节场刊报道：

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中国人在国家工程面前如何维持家园、土地和生活的故事，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项目。吸引人的是该片强烈的对人的关注。

2014年9月，韩国DMZ电影节，获“最佳提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