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短篇鬼才凯雷特全新故事集，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萨皮尔奖获奖作品，全美犹太人图书奖获奖作品《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纽约
Author: 埃特加·凯雷特
Date: 2020-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作者：【以】埃特加·凯雷特

译者：方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540489502

目录
CONTENTS

快飞吧
一克之缺
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
托德
白板
压缩汽车
夜里
窗户
飞到月亮上又回来
好事儿
糖酥蛋糕
土豆泥配爸爸
北极蜥蜴
天梯
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
革命失败者的生日
过敏症
真菌
薯条
回家
恋上菠萝
分手进化论

献给伊莱和盖伊

۞۞۞

快飞吧

先看见他的是P. T.。当时我们正在去公园踢球的路上，他突然开口：“爸爸，快看！”他向后仰起头，费力地眯眼看我头顶上方高空中的什么东西。在我想象出一艘外星飞船或一架马上要掉到我们头上的钢琴之前，直觉告诉我，坏事来了。但等转眼看往P. T.仰头的方向时，我只看到一幢丑陋的四层建筑，它的石膏外立面上挂满空调外机，就像得了皮肤病。阳光直射其上，微微晃花了我的眼。正当我想换个更好的角度，我听P. T.说：“他想飞。”这下我看见一个人，他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衬衫，站在楼顶栏杆边，直勾勾地盯着我。站在我身后的P. T.喃喃道：“他是超级英雄吗？”我顾不上回答，朝那人吼道：“别干傻事！”

那人望着我，沉默不答。我又朝他吼：“别干傻事，求你了！不管让你走上天台、让你绝望透顶的是什么事，相信我，你能撑过去的。如果现在跳下来，你就会带着陷入绝境的情绪离开这个世界。那会是你这辈子最后的回忆。回忆里没有家人或爱——只有失败。但如果你不跳，我以所有我珍爱之物向你起誓，你的痛苦会逐渐消退，几年之后，只会留下你喝啤酒时讲给人听的一个怪异故事。在故事里，你想从楼顶往下跳，下面站着个人朝你大喊……”

“你说什么？”站在屋顶上的人指着自己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向我喊道。可能是因为大街上的喧闹，他听不清我的话。但也可能和喧闹没关系，因为他的那声“什么”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也许他只是有点耳背。P. T.搂着我的大腿，我像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他的胳膊合抱不住。他朝那人大叫：“你有超能力吗？”但那人再次指着自己的耳朵，好像在说他听不清，并嚷道：“我讨厌这样！受够了！我还得忍受多少？”P. T.朝他嚷回去，两人好像在进行一场世间最寻常的对话：“快点儿，飞起来！”我感到压力来了，一种意识到“这都要怪你”的压力。

我在工作中频繁遇到这种压力。在家庭中也是，但次数少一些。比如在去加利利海[1]的路上发生的事。我当时想刹车，但轮胎卡住了。车子开始沿路打滑，我对自己说：“要么修好它，要么全都玩儿完。”之前有一回开车去死海，我没修车，唯一没系安全带的丽雅特死了，留下我一个人拉扯孩子。P. T.那会儿只有两岁，还不太会说话，但阿米特不停地问我：“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妈咪什么时候回来？”我打算在葬礼之后和他谈谈这事儿。那时候他八岁，这个年纪本应能理解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了，但他还是不停地问。即便没有这些一成不变的恼人提问，我也知道这的确全是我的错。我曾想了结这一切，就像楼顶上的那人。但如今我还活着，健康硬朗，有西蒙娜陪伴，是一个好父亲。我想把这些全都告诉楼顶上的那人，我想告诉他，我对他当下的心情感同身受，而如果他不把自己像块比萨饼似的摔扁在人行道上，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在这颗蓝色行星上，没人比曾经的我更不幸了。他只需要从楼顶下来，给自己一周时间。一个月。甚至一年，如有必要。

但你怎样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一个半聋的人听呢？与此同时，P. T.拽着我的手说：“爸爸，他今天看来不会飞了，我们赶紧去公园吧，天快要黑了。”但我站在原地不动，尽力扯着嗓子喊：“即便不自杀，也一直有人像苍蝇那样死掉。别干傻事，求你了！”楼顶上的人点点头——看来这一回他听到了只言片语——又吼着回答我：“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她死了？”人总有一死，我想大声回答他。总有一死。不是她，就是别人。但这话没法劝服他下来，所以我吼回去的话变成：“这里还有个孩子。”并指指P. T.：“他不该看到这些。”随即P. T.嚷道：“我要看！我要看！来吧，快飞吧，不然天就黑了！”正逢十二月，天黑得确实很早。

如果他跳了，我的良心上又会添笔债。治疗室里那个叫伊雷娜的心理医生会带着“看完你我就可以回家了”的表情对我说：“你并不需要对所有人负责。这点你要铭记在心。”我会点点头，因为我明白疗程得在两分钟里结束，而她要去日托中心接女儿了。这番治疗于事无补，因为我不得不把那个半聋的人的事，还有丽雅特的死和阿米特的玻璃假眼一起背负在自己身上。我必须救他。“在那儿等我！”我竭尽全力大叫，“我上去跟你谈谈！”

“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他大声朝我说。“等我一分钟。”我喊道，并对P. T.说，“快点儿，宝贝，我们上楼顶去。”P. T.非常可爱地摇摇头，每次使坏之前他都是这副模样，说：“如果他飞了，我们从这里看得更清楚。”

“他不会飞了，”我说，“今天不会。我们就上去待一会儿。爸爸必须跟那个人说几句话。”但P. T.坚持己见：“那就在这儿喊着说呀。”他松开了环住我的胳膊，一下子赖倒在地，在商场里他老对我和西蒙娜这么干。“我们全速向楼顶跑，”我说，“如果能一口气跑到那儿，作为奖励，P. T.和爸爸就能吃冰激凌。”

“我现在就要吃冰激凌，”P. T.号啕着，在人行道上滚来滚去，“现在就要！”我没时间跟他废话，一把拎起他来。他又挣扎又尖叫，我完全无视，撒腿朝那栋楼跑去。

“那孩子怎么了？”我听见楼顶上的人喊道。我没回答，尽快冲向楼里。也许这股好奇心能暂时稳住他，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我上到楼顶。

孩子挺沉的。怀里抱着一个五岁半的孩子，爬楼梯很费劲儿，尤其那孩子还很不配合。爬到四楼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喘不上气了。一个红头发的胖女人一定是听到了P. T.的尖叫，她把门打开一条缝，问我找谁，但我没理她，继续往上爬。就算我真想回答她，我的气也不够用了。

“上面没人住，”她在我身后叫道，“上面只有天台。”当说出“天台”时，她尖厉的声音变调了。P. T.满带哭腔地冲她呜咽道：“现在就要冰激凌！现在！”我腾不出手来推那扇应该是通向外面的门——我双臂搂着拳打脚踢的P. T.——所以只能使出浑身力气把门踢开。天台上空空如也。一分钟前还在楼顶上的那人不见了。他没等我们，没等到弄清楚这孩子为什么要哭嚷。

“他飞了，”P. T.啜泣，“他飞走了，都因为你，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朝栏杆走去。我试着劝慰自己说，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回楼里去了。但我自己都不信。我知道他就在下面，他的身体趴在人行道上，姿势扭曲。我知道是这样。我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他绝对不该看到这些，否则他余生都会为这件事而痛苦，而他已经历得够多了。但我的腿不由自主把我带向天台边缘，那就像是抓挠伤口，就像知道自己喝多了但还是再点了一杯芝华士，就像知道自己已经累了，累极了，却还要开车。

我们就在栏杆边，开始意识到那儿离地有多高。P. T.不哭了，我能听到我俩的喘气声，还有远处救护车的鸣笛声。那声音仿佛在质问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看到这桩事？你觉得那会有什么意义吗？谁会因为你过得更好了？”突然，红发女人尖厉的声音在我身后喝令道：“放他下来！”我转过身，没太明白她的意思。“放我下来！”P. T.也大叫。每次有陌生人插手，他总会趁势捣乱。

“他还是个孩子。”红发女人继续说，但她的声音突然沙哑、柔和下来。她眼中蓄满泪水。救护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红发女人开始朝我们走过来。“我知道你很痛苦，”她说，“我知道生活艰难。我都懂，相信我。”她的声音中充斥了太多的痛苦，以至于P. T.都不再不断挥舞双臂，魔怔似的盯着她。“看看我，”她柔声说，“肥胖，单身。我本来也有个孩子。你知道失去孩子的感觉吗？你意识到自己正要做多么可怕的事吗？”P. T.仍旧蜷缩在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看看他多可爱。”她说着，已经走到我们身前，用她厚实的手掌抚摸着P. T.的头发。

“这里原本有个男人。”P. T.说，用他那双跟丽雅特很像的绿色大眼睛望着她，“这里原本有个男人，但他现在飞走了。都是因为爸爸，我们没看见他飞。”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在我们正下方，我又往栏杆的方向迈出一步，但红发女人用汗津津的手抓住我的手。“别这么做，”她说，“求你了，别这么做。”

P. T.吃着塑料杯装的香草冰激凌球。我要了撒上开心果和巧克力碎屑的圆筒冰激凌。红发女人点了一杯巧克力奶昔。冰激凌店里的每张桌子都脏兮兮的，所以我自己动手，给我们三个清理出一张干净的桌子。P. T.执意要尝尝奶昔的味道，她就让他尝了。她也叫丽雅特。这名字挺常见的。她不认识我们家那位丽雅特，也不知道车祸的事儿；她对我们一无所知。我对她也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她失去了孩子。当我们离开大楼时，他们正把那人的尸体抬进救护车。还好，他身上盖了条白床单。我脑子里可以少印刻一具尸体的形象。冰激凌对我来说太甜了，但P. T.和红发女人看起来很满足。他一手拿着自己的塑料杯，另一只手伸过去够女人的奶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这样；毕竟，他自己的冰激凌还没吃完，为什么还要吃别人的？我刚要开口说他几句，红发女人就向我示意没关系，并把自己几乎空了的奶昔杯给了他。她的儿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楼顶上的那人死了。她看着正努力把杯中最后一滴奶昔吸入嘴里的P. T.，喃喃说：“他真可爱啊。”他的确很可爱。

[1] 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总面积166平方千米，最大深度48米，低于海平面213米，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加利利海其实不是海，只是传统上称其为海。关于耶稣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加利利海边。

۞۞۞

一克之缺

我家隔壁的咖啡馆里有位很迷人的女服务员。后厨的本尼告诉我，她还没有男朋友，她叫希克玛，爱嗑消遣性药物。她来那家咖啡店工作之前，我从不去那儿——一次都没去过。但如今，每天早晨你都能看到我在桌边坐着。喝点儿意式浓缩咖啡，和她聊上几句。聊聊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聊聊店里坐着的人，聊聊小饼干。有时候我甚至会成功把她逗笑。她笑了，对我有好处。好多次，我就要约她去看电影了。但看电影的邀请太直白了。看电影是前奏，下一步就是去餐馆共进晚餐或约她飞去西奈度周末。很难编出天花乱坠的理由请她看电影，那就像在说：“我想泡你。”要是她没兴趣，回绝了，整件事只能尴尬收场。因此，我觉得请她去抽个大麻或许婉转一点儿。她最多说：“我不抽。”我就趁势调侃一番瘾君子，然后若无其事地再叫一杯意式浓缩咖啡，聊点儿别的。

因为这个想法，我打电话给阿夫里。我自高中时代以来认识的人里，只有阿夫里这么一个老烟枪。我们最后一次联系还是在两年多以前。拨号的时候我在脑海里酝酿了几句寒暄的话，搜肠刮肚地想说到大麻之前的开场白。但我正要开口问近况如何，他就说：“都被禁了。因为叙利亚问题，他们关闭了我们和黎巴嫩的边境，和埃及的边境也因为‘基地’组织关掉了。哥们儿，已经没东西可抽了。我正急得跳脚呢。”我又问他生活其他方面是否顺利，虽然我们都明白我对这些其实毫无兴趣，他还是回答了我。他告诉我他女朋友怀孕了，他俩都想要这个孩子，但他女朋友的妈妈是个寡妇，施压他们不仅要结婚，还得举行宗教仪式——因为如果他女朋友的父亲在世，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我说，就照办呗，省得吵起来！你还能咋办？找把铲子把她父亲挖出来问他？在阿夫里絮絮叨叨的这会儿，我一直在设法宽慰他，告诉他这不算什么大事。因为阿夫里结婚时是否站在拉比面前宣誓，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决定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或去做变性手术，我也坦然接受。但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给希克玛的大麻花苞。于是我抛出这个问题：“伙计，还有人是有货的，对吧？我不是为了过瘾，是为了追姑娘。她对我来说很特别，我想让她对我有个好印象。”“都禁啦，”阿夫里再次说道，“我向你保证，我自己都和某些瘾君子一样，抽香料叶了。”“我可不能给她弄那种人工合成的垃圾货，”我对他说，“不体面啊。”“我明白，”他在电话那头咕咕哝哝，“我明白，但如今，大麻是真的没有啊。”

两天后的早上，阿夫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也许能搞到货，但情况有些棘手。我对他说自己准备好出高价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锤子买卖，很特殊，我需要的量不到一克。“不是‘价高’的问题，”他说，有点儿气恼，“我是说很‘棘手’。四十分钟后在查尔巴赫街四十六号见，我再细说。”

“棘手”可不是我现在想听到的。我回忆高中时的情形，阿夫里口中的“棘手的事”确实件件棘手。总而言之，我只想弄到一个大麻花苞，甚至只要一支烟卷，这样就能和那个为我的笑话发笑的漂亮姑娘一起抽烟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脑力应付犯罪团伙或住在查尔巴赫街上的什么家伙。阿夫里在电话里的语气足以让我神经紧绷，他还说了两遍“棘手”。等我到了约定地点，他已经在等着了。他头上还戴着骑小摩托时戴的头盔。“那家伙，”他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个律师。我的朋友每周为他打扫房间，但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拿到医用大麻。他得了某种可怕的癌症——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部位——他有处方，每月可以开四十克大麻，但他几乎抽不了。我托朋友问他是否能让一点出来，他说他愿意谈谈，但坚持要我俩都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给你打了电话。”“阿夫里，”我对他说，“我问你要一颗大麻花苞，但我不想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律师做什么毒品交易。”“不是交易，”阿夫里对我说，“不过是有个人想要我俩顺道去他的公寓谈谈。如果他向我们提的条件不怎么样，我们立马走人，切断联系。再说了，今天肯定不会交易。我身上一个新谢克尔都没带。最多就是把条件谈妥。”

我还是感觉不妙。不是因为觉得会有危险，而是担心场面会令人不愉快。我应付不来尴尬的局面。和不熟悉的人坐在陌生的房子里，沉重的气氛隐约显现，那会让我难受极了。“到了，”阿夫里说，“上去吧，两分钟之后你假装收到短信，不得不离开。别让我一个人去。他说了两个人都要现身。跟我一起进去，不然我一个人白痴似的出现，要不了一分钟就得谈崩。”情况依旧不对头，但阿夫里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再拒绝那就是十足的软蛋了。

律师姓科尔曼，至少门上是这么写的。那人其实身体蛮好。他给我们各倒了一杯可乐，放了柠檬片，加了冰，好像我们是在酒店大堂。他的公寓也很不错：明亮，气息怡人。“你们看，”他说，“我一小时后要出庭。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民事诉讼，被撞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司机只判了入狱一年，现在我代表小姑娘的父母向他索赔两百万。他是个阿拉伯人，就是撞了小姑娘的那个，但家境很好。”“哇哦，”阿夫里一副洞悉这位科尔曼话中含义的样子，“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另一件事。我们是蒂娜的朋友。我们这次来，是想找你谈谈大麻的事儿。”“我想谈的也是大麻，”科尔曼不耐烦地说，“让我把话说完，你们就会明白了。在这起案子里，那位司机有很多家人会出庭表示支持。而去世的小姑娘那边，除了她的父母，就再没一个人到场了。而那对父母去了也只会埋头坐着，一声不吭。”阿夫里点点头，不说话了。他仍然不明就里，但不想惹恼科尔曼。“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到庭旁听，装作受害人的亲属，搅点儿乱子。把动静搞大，朝被告大叫，斥责他是凶手。可以哭叫、咒骂几句，但不要扯上种族主义，就是说些‘你这混蛋’之类的话。简要地说，他们应该感受到你们是在场的。必须让他们明白，这座城市里有人认为他被轻判了，占了便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傻，但这种事儿对法官影响极大。它会撼动法官，撼动陈旧、冰冷的法条里的卫生球，唤起法官们去对抗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大麻怎么说？”阿夫里继续争取。“我马上要说到这茬儿了，”科尔曼打断他，“你们帮我出庭半小时，我给你们每人十克。如果你们折腾的动静够大，甚至可以每人十五克。你们看怎么样？”“我只要一克，”我对他说，“要不你卖一克给我，我们到此为止？之后，你和阿夫里……”“卖？”科尔曼大笑，“为了钱吗？我成什么人了，毒贩子？我最多就是给各路朋友一点儿，作为小礼物。”“那就送我一份礼物，”我乞求他，“不就是该死的一克大麻吗！”“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科尔曼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可以给。但首先，你要向我证明你是一位真朋友。”

如果不是阿夫里，我绝对不会同意，但他一刻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再说我们又不是去干什么危险或犯法的活儿。吸食麻醉药物是犯法的，但朝一个碾了小姑娘的人大叫不犯法——不仅不犯法，还恪守法规呢。“谁知道，”他说，“如果现场有摄像机，我们说不定还能上夜间新闻。”“但我们假装受害者家属这事儿怎么说？”我继续说，“我是说，女孩的父母知道我们不是亲属。”“他又没让我们自称亲属，”阿夫里为科尔曼分辩道，“他只是授意我们大叫。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坚持说自己是读了报纸上的消息，真心想过来为女孩做点儿事的市民。”

我们的这番对话是在法院大堂里进行的。即使外面阳光灿烂，法院内还是幽暗阴沉，闻起来有股污水和霉菌混合的气味。即使仍在争论，阿夫里和我彼此也早已心知肚明，我已经入伙了。如果不想掺和，我就不会坐在他的小摩托后座上一起来这儿了。“别担心，”他对我说，“我喊起来一个顶俩。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表现得像一位努力想让我冷静下来的朋友。让他们觉得你和我是一起的就行。”阿夫里让我不必嚷嚷的原因，是有半数司机方的家人已经到了，正在大堂里盯着我们。司机本人圆圆胖胖的，看上去年纪很小，他和每个刚到的人打招呼，吻他们，搞得这像一场婚礼。原告席上，科尔曼和另一个蓄胡子的年轻律师身边，坐着小姑娘的父母。他们的神色可不像是参加婚礼。他们看上去彻底垮了。那位母亲大概五十岁或更年长一些，但身形瘦小，像只小小鸟儿。她一头灰白短发，表情非常神经质。那位父亲则合眼坐着。他时而睁一下眼，随即又闭上。

诉讼开始，看起来我们到场的这次是一连串烦冗程序的收尾了，一切听起来都有些专业，有些支离破碎。他们一直嘀嘀咕咕法条的不同章节。我试图想象我们的女儿被车碾了，希克玛和我坐在法庭上的画面。我们心碎了，但相互支撑着，随后她在我耳边低语：“我要那个该死的凶手付出代价。”想象这些可不好玩，于是我停下来，转而去想我俩在我的公寓里，一边抽大麻，一边看着电视里静音播放的国家地理频道动物纪录片。突然，我们开始做爱，当她紧抱着亲吻我时，我能感觉到她的胸紧抵着我的胸蹭……“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阿夫里在听众席的走廊里跳起来，开始吼，“你还笑得出来？你杀了一个小姑娘。你穿着Polo衫站在那里，好像在乘船游览——他们应该让你烂在监狱里。”

司机的一些亲属开始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站起来，装作安抚阿夫里。实际上，我的确是在安抚阿夫里。法官敲击法槌，命令阿夫里遵守法庭秩序。他说如果阿夫里继续叫嚣，法警就要强制将他驱逐出庭，在当时看来，这个选项比和司机的一大家人搞互动要好过太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凑到我眼前开始叫骂，并使劲儿推搡阿夫里。

“恐怖分子！”阿夫里尖叫道，“你该被判死刑。”我不知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有个一脸大胡子的家伙狠狠掴了他。我想要站到他和阿夫里中间把他们分开，但被人用脑袋结结实实撞在脸上。法警把阿夫里拖了出去。被拖出去的一路上，他吼出最后的呼声：“你杀了一个小姑娘。你摧折了一支娇嫩的花朵。他们真该杀了你女儿才好。”他这么嚷嚷时，我人已经在地板上，四肢趴伏。鲜血从鼻子或额头流下来，我一时说不清哪里出血了。就在他说希望司机的女儿也被杀时，有人在我的肋骨上蹬了结结实实的一脚。

等我们一回到科尔曼家，他就打开冰箱，递给我一袋冰冻豌豆，让我紧紧压住伤口。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阿夫里别的都不提，只是一个劲儿问大麻在哪儿。“你干吗提恐怖分子？”科尔曼问，“我特别告诉你别提他是阿拉伯人。”“‘恐怖分子’可不是反阿拉伯，”阿夫里分辩道，“他是凶手。定居者里也有恐怖分子。”科尔曼没再说什么，只是走进浴室，拿了两个小塑料袋出来。他递了一袋给我，又扔了一袋给阿夫里，后者哆哆嗦嗦的，差点没接住。“每袋有二十克，”科尔曼一边开门一边对我说，“这袋豆子你也可以拿走。”

第二天早晨，在咖啡馆，希克玛问我的脸怎么了。我告诉她出了点意外——我去拜访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在客厅里踩到他孩子的玩具，滑倒了。“我还以为你是让某个姑娘给揍了。”希克玛大笑着说，把意式浓缩咖啡递给我。“有时也会那样。”我勉强回给她一个笑容，“和我一起晃悠久了，你就会看到我被姑娘们、朋友们还有警觉的小猫咪打。我总是挨打，但从不打别人。”“你和我兄弟很像，”希克玛又笑了起来，“那种挑起争斗最后又总是挨打的人。”我能感到尼龙袋里的二十克大麻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沙沙作响。但我没去理会，而是问她想不想去看那部飞船爆炸后，女宇航员和乔治·克鲁尼一起滞留在外太空的新电影。她说她不想，并问我怎么突然聊到这个。“没什么，”我坦承，“但听说这部片子棒极了。是3D的，戴眼镜看。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吗？”

一阵静默。我知道在这之后，自然会有“是”或“不”出现。可就在那时，一个画面蹦回我的脑中。希克玛在哭。我俩在法庭上，手握着手。我想换台，或转到其他画面：只有我俩，在我破破烂烂的客厅沙发上激吻。我试了，失败了。法庭上的那个画面，我再也挥之不去。

۞۞۞

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

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是奥代丽亚带着孩子出走的时候。当时我是镇上一家罗马尼亚马戏团的兽笼清扫员。我半小时打扫完狮笼，半小时打扫完熊舍，但象笼真的要人命了。我背痛得厉害，整个笼子里屎臭熏天。而我的生活一团糟，和这屎臭味简直绝配。我需要休息，所以在兽笼外占了一个角落，卷了支烟。卷烟之前，我连手都没洗。

抽了好几口烟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而刻意的咳嗽声。是马戏团经理。他叫罗曼，这家马戏团是他打牌赢来的。马戏团原先的老板是一个罗马尼亚老头，他当时手握三张皇后，但罗曼手里有一副炸弹。雇我的那天，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如果你会出老千，”他朝我眨眨眼，“还要运气干吗？”我本以为罗曼会因为我在工作时休息而当众指责我，没想到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恼。“告诉我，”他说，“你想轻轻松松挣一千块钱吗？”我点点头，他继续说：“我刚刚在大篷车里看到伊施特凡，充当人肉炮弹的那家伙。他醉得一塌糊涂，我叫不醒他，但他十五分钟后要上台表演……”罗曼张开手，在空中画了一枚炮弹的抛物线，最后用屈起的手指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下：“如果你代替他上场，我就给你一千块现金。”

“可我没当过人肉炮弹。”我边说边吸了口烟。“你肯定当过，”罗曼说，“当你的前任离开你的时候，当你的儿子说他讨厌你的时候，当你那只肥猫跑了的时候。听着，当一枚人肉炮弹，用不着你灵活、敏捷、强壮，只要孤独和痛苦到极点就行。”

“我可不孤独。”我抗议道。“真的吗？”罗曼笑了，“那告诉我——就不说上床了，上一次有人朝你微笑是什么时候？”

上台之前，他们给我穿上银色罩衫。我问一个有只红色大鼻子的年迈小丑，被发射出去之前我是不是需要得到一些技术指导。“要点就是，”他瓮声瓮气地说，“松弛你的身体。或者蜷起身。二选一。我记不太清了。你必须确认炮口是径直朝前的，以免脱靶。”

“就这些？”我问。即便穿上银色罩衫，我还是散发出大象粪便的恶臭。马戏团经理走过来，拍拍我的背。“记好了，”他说，“他们把你射向靶子之后，你立刻回到舞台上，微笑，鞠躬。如果——上帝保佑可别——你被撞痛了，甚至受了伤，你必须忍着，掩饰好，别让观众瞧出来。”

观众们看上去着实兴致盎然。当小丑们把我推进炮口时，他们连声喝彩。就在导火线被点燃前的那一刻，那个年迈小丑拿着喷水的花，问我：“你确定自己愿意当炮弹？现在是你改主意的最后机会了。”我点点头。他接着说：“你知道上一个当人肉炮弹的伊施特凡，折了十根肋骨，如今躺在医院里吗？”

“他没受伤，”我说，“只是喝醉了。此刻正在大篷车里睡着呢。”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年迈小丑叹了口气，划着了火柴。

我回头望去，不得不承认，大炮与地面的角度太小了。我没有击中靶心，而是向上飞去，在帐篷顶上撞了个洞，一路直冲天空。我飞过废弃的汽车电影院，我和奥代丽亚以前经常去那里看电影。我飞过操场，一些养狗人带着窸窣作响的塑料袋在遛弯儿。小麦克斯也在那里，正在踢球，当我飞过时，他抬眼看着，笑眯眯地挥手打招呼。在雅肯街美国大使馆垃圾箱的后面，我看见了“老虎”，我那只肥猫，正试图捉一只鸽子。几秒钟后，当我落在水里时，岸上有几个人站起来给我鼓掌；等我从水里出来时，一个戴着鼻环的高挑姑娘微笑着递来她的毛巾。

回到马戏团时，我的衣服还湿漉漉的，场子里也黑乎乎的。人去篷空，罗曼正站在帐篷中央，在发射我的那尊大炮近旁，数着今天的进项。“你没命中目标啊，”他抱怨道，“也没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回到台上鞠躬。为此我要扣掉四百元。”他递给我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见我没拿，他用东欧人特有的严厉眼神觑我一眼，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就收下。”

“不谈钱了，罗曼，”我边说边走到炮口边，“就当帮朋友忙吧，再把我发射出去一次。”

۞۞۞

托德

我的朋友托德想让我为他写一个能帮他吸引到姑娘上床的故事。

“你写了那么多让姑娘们悲伤落泪的故事，”他说，“有的也会逗她们开怀大笑。现在再写个让她们奋不顾身地上我床的故事嘛。”

我试图向他解释，我写的故事没这功能。的确，有些姑娘读了我的故事会悲伤落泪，还有些男的——

“男的就算了，”托德打断我，“我对男的不感兴趣。我先把话说明，所以你可别写个能让任何人读了都想上我床的故事，我只要姑娘。我得讲明这些，省得闹不愉快。”

于是我用很耐心的语调又对他解释一遍，我写的故事不具备这种功能。故事不是魔咒，也不能催眠；写故事只是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秘密甚至尴尬经验的一种方式——

“好极了，”托德再度打断我，“那我们就和你的读者分享一些令人尴尬的经历，让姑娘们奋不顾身地上我的床。”托德根本不听。他从来不听别人说的话，至少不听我说的话。

我结识托德是在丹佛他组织的一场读书会上。那晚，谈起自己喜爱的故事时，他情绪激昂，说话都结巴了。他热情洋溢，精神亢奋，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引导情感。我们没怎么聊，但我一眼看出他是个聪明人，也很高尚。他是你可以信赖的人，是你在一间着火的屋子里或正在下沉的船上时，想要他在身边的那种人，你知道他不会独自跳上救生船，弃你而去。

但当时我们并不在着火的屋子里或将沉的船上，我们只是在威廉斯堡一家时髦的生态咖啡馆里，喝着有机豆奶拿铁。这让我生出一丝怅然。因为，如果此时此地有哪里着火或有沉船事故发生，我就能想起来自己为什么喜欢他了，但托德费尽心思地要我给他写个故事，他开始让人难以忍受了。

“起个标题，就叫‘了不起的托德’，”他告诉我，“或者就叫‘托德’。听我说，叫‘托德’更好。这样姑娘们读的时候就不容易看出它想讲什么，然后，结尾时，来了——嘭！她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刹那间，她们看我的眼神就不同了。刹那间，她们感到太阳穴突突跳动，随即咽了咽口水，说‘告诉我，托德，你碰巧就住在附近吧’或是‘别，快别那样看着我’，但明显口是心非，‘请你一直那样瞧我瞧个够’，我会深深凝视她们，然后电光火石之间，事情就成了，好似和你写的故事没什么关系。就这样。这就是我要你为我写的故事。明白了吗？”

我说：“托德，我一年没见你了。跟我讲讲你的近况，有什么新鲜事。你也问问我过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好不好吧。”

“我没什么新情况，”他不耐烦地说，“我也用不着问你的孩子，我对他了如指掌。几天前，我听到你在电台做节目。你在那场无聊的访谈里滔滔不绝，谈的都是他。他是这么说的，他是那么说的。采访人问起你的创作，在以色列的生活，还有伊朗问题，而你像罗威纳犬的下巴，死死咬住你家小孩的童言不放，好像他是禅宗大师。”

“他真的特别聪明，”我争辩道，“他看待生活的角度很特别。和我们成年人不一样。”

“他真是好样的，”托德阴阳怪气地说，“那你怎么讲？到底帮不帮我写故事？”

于是，我坐在以色列领事馆为我订的一家号称五星、实际只有三星水准的酒店里的一张仿木塑料桌前，努力给托德写他的故事。我搜肠刮肚，想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找出充满某种情感的东西，能使姑娘们跳上托德的床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没法理解的是，托德到底有什么难处，没法自己找姑娘。他仪表堂堂，富有魅力，是那种有本事把某个小镇餐厅的女侍者肚子搞大又扬长而去的帅哥。也许问题就在这儿：他看起来就是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儿。我是说，女人会这么觉得。当然这说法比较浪漫。因为当房子着火或船要沉了，像我在前面说的，你可以无条件信任他。也许我写的故事应该让姑娘们认为托德是忠贞不渝的，她们可以依靠他；或者反过来，让姑娘们读过之后明白，忠诚和信任并没有那么可贵。你应该随心而活，不必忧虑未来。跟着感觉走，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时托德已离开很久，已经在火星上办了一场由美国航空航天局赞助的诗歌朗诵会。五年之后，在一场直播中，当他把这场盛事献给你和西尔维娅·普拉斯时，你可以在自家客厅中指着电视荧幕说：“小托德，看到那个穿宇航服的人了吗？他是你爸爸。”

也许我就该写这么一个故事。写一个女人遇见托德那样的男人，他极富魅力，赞同永久的、不受约束的爱情，还有想风流快活的男人们相信的那类鬼话。他热情洋溢地向她解释进化论，说女性之所以认同一夫一妻制，是想让男性帮助她们保护后代，而男性之所以认同一夫多妻制，是想让尽可能多的女性受孕，你对此无计可施，这是天性，比任何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或《大都会》杂志上“如何守住你丈夫”之类的文章力道更强。

“你必须活在当下。”故事中的男人会说，随后他会和她上床，让她心碎。他绝不会表现得像一坨她可以随意丢弃的大便。他会表现得像托德一样。那就是说，即便他毁掉了她的生活，他仍能显得体贴、和蔼、极度热情，当然，也令人伤感。这些品质会使得斩断这段关系更为艰难。但最终，当离别到来，那个女人会意识到这段关系还是值得的。关键就在于“还是值得的”这部分。因为我能像用智能手机连无线网那样，把情节余下的部分串联起来，但“还是值得的”要更复杂一些。故事里的姑娘经历托德这种肇事逃逸的意外后，除了撞击留下的悲伤凹痕，还能得到什么？

“等她在床上醒来，他已经离去，”托德大声读出书上的句子，“但他的气息还未消散。在玩具店里闹脾气的小孩淌下的泪水的气息……”

他突然顿住，失望地看向我。“这是啥鬼玩意儿？”他问，“我可没有汗臭。妈的，我都不流汗的。我买了一款特别的抑汗剂，全天二十四小时有效，不只喷腋窝，我全身都喷，手上都喷，一天至少喷两次。还有什么小孩……哥们儿，真是太倒胃口了。姑娘读了这么一个故事，会跟我好才怪。”

“读完吧，”我告诉他，“这是个好故事。写完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了。”

“你可真行。”托德说，“你真是太行了。你知道我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吗？是我从山地自行车上摔下来，头摔破了要缝二十针的时候。很痛，我还没医保，所以他们给我缝针的时候，我没法像别人那样呼天抢地或自怜自艾，因为我还得考虑到哪里去凑医药费。我上一次哭就是这样。你哭了这回事，还真是挺感人的，但这无助于解决我的姑娘问题。”

“我想说，这绝对是个好故事，”我对他说，“我很高兴写了这个故事。”

“又没人叫你写一个好故事，”托德快抓狂了，“我是要你写一个能帮到我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帮你的朋友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就好比，我请你输血救我的命，你却写了一个好故事，在我的葬礼上边读边哭。”

“你可没死，”我说，“离死还早呢。”

“不，我快死了。”托德声嘶力竭，“真的，我真快死了。我很孤单，对我来说，孤单就他妈和死差不多。你不明白吗？我没有上幼儿园的话痨小孩，我没法和我的漂亮太太分享小孩说的聪明话。而这个故事呢？前些日子我整晚睡不着。我就躺在床上想：快了，我以色列的作家朋友就要抛给我一根救命稻草，我将不再孤单。当我沉浸在惬意的遐想中时，你正坐在那里写一个美妙的故事。”

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对托德说抱歉。短暂的停顿唤起了我的灵感。托德点点头，告诉我不用担心，他刚刚有点儿失态了，错都在他。他不该让我做这种傻事，但他太绝望了。“我一度忘了你对写作格外严格，要运用比喻、观察以及各种技巧。在我的想象中，写作要简单得多，也更有趣。不是什么旷世杰作，是某种更轻的东西。比如以‘我的朋友托德要我给他写个能帮他把姑娘吸引到床上去的故事’开头，再用点酷酷的后现代把戏结尾。你知道，没什么深意，但又不是普通的没深意。要性感的没深意。神秘。”

“我能写，”再次停顿之后，我对他说，“那种类型的我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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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1]

献给埃胡德

忧伤的奶牛

A.反复做一个梦。他几乎每晚都做这个梦，但到了早上，当古德曼或某位导师把他唤醒，问他是否记得梦到什么时，他总是脱口说不记得。并非因为那梦恐怖或尴尬，只是太蠢。梦中，他站在一座长满青草的山顶上的一张画架边，用水彩画着田园风光。梦中的风光令人惊叹，由于A.在婴儿时就进了福利院，这座青草覆盖的山可能是他虚构出的想象地点，也可能是他在某节课上看到过的图像或短片中的真实地点。梦中唯一令人有点儿不适的，是一头长着一对人眼的巨大奶牛，它老是凑在A.的画架边吃草。这头奶牛有某些令人恼火的部分：嘴上不停流下的口水，看着A.的哀伤眼神，背上不像斑点而更像世界地图的黑色斑点。每次做了这个梦，A.都会涌起相似的感觉——从平静到挫败，转而变为愤怒，随即飞快变为怜悯。在梦中，他从未碰过那头奶牛——从未——尽管他总想碰一下。他记得自己在找石头或其他武器；他记得自己想宰了那头奶牛，但到最后总又可怜它。梦中，他从未完成他在画的那幅画。他老是过早醒来，喘着粗气，浑身汗湿，没法再次睡着。

他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个梦。他想在世上保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东西。福利院每个角落都装了摄像头，周围都是有窥私癖的导师，一个孤儿要自己拥有什么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盯着他的忧伤奶牛所在的那片草甸，是A.能拥有的最接近秘密的东西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是他不喜欢古德曼，向他隐瞒这个奇怪的梦，就像一种微小但恰当的报复行动。

古德曼

到底为什么，在世界上所有人里，A.最怨恨的不是别人，而是给予他最多帮助的人？为什么A.希望噩运降临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可是在他被父母抛弃后将他庇护在羽翼下，并终生致力于帮助他和其他遭受同样命运的人呀！答案很简单：如果世上还有比依靠他人更让人羞恼的事，那就是有人不断提醒你，你在依靠他。古德曼恰恰是这种人：侮辱、控制他人，还高高在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传达出明确的信息：“你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要不是我，你们所有人很早之前就没命了。”

福利院里的孤儿们讲不同的语言，彼此缺乏交流，但他们的身世相近——他们的父母把新生儿抛弃在产房里，因为发现他们生来有病。一种有长长的拉丁语名字的基因疾病。但他们称之为“早老症”，因为这种病会使生来患病的婴儿的年龄增长比普通人快十倍。这种疾病也令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比普通人快得多。所以，两岁的时候，A.已经掌握了高中水平的数学、历史和物理；将许多经典乐曲铭记于心；而他对油画和素描特别在行，按古德曼的说法，他的画作可以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展出。

但这点儿好处在疾病带来的坏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孤儿们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活不过十岁，会死于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病症——癌症，中风，各种心脏疾病——生物钟以疯狂的速度持续运转，直到他们疲惫不堪的心脏停止跳动。多年来，孤儿们听着导师们一遍遍给他们讲自己婴儿时的悲伤经历，那种漠不关心的语调就和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时一样：他们的母亲在得知孩子刚出生死亡就疾速奔来的时刻，是怎样的反应。她们选择遗弃他们。哪个母亲想要一个快到保质期的盒装牛奶一般的新生儿？

每次节日大餐，古德曼都喜欢在喝了点小酒之后，跟孤儿们讲他还是年轻产科医生时，如何第一次遇到准备遗弃自己身患早老症孩子的母亲，又如何收养那个孩子，并用三年时间教会他其他孩子至少需要十二年才能学会的一切。古德曼总是用满怀深情的语调，描述那个孩子如何在他眼前以疯狂的速度生长，让人想到用延时技术拍摄的植物长大的方式，发芽、生长、开花、凋谢，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与此同时，古德曼会谈到他的计划如何以同样迅速的节奏，扩展到帮助所有被遗弃而不得不独自面对自身疾病带来的巨大挑战的孩子。古德曼在瑞士建立的福利院收留的都是这类天资聪慧却惨遭抛弃的病孩，并为每个孩子设计独立的课程，以帮助他们尽快做好准备，进入那个世界，在那里他们需要独立度过短暂到可怕的一生。每次故事讲到快结束时，古德曼都双目含泪，而孤儿们会全体跳起来，鼓掌欢呼，A.也会起立鼓掌，但从不欢呼。

为了让孤儿们走出去，进入外面的世界，古德曼要求他们通过一项生存技能考试。考试每个月举行一次，会和每个孤儿特定的课程相衔接，而得了高分的人可以参加一场个人面试。据谣传，古德曼会在面试中问一些特别难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打被面试人。但如果通过面试，你就可以走出福利院，并获得一张身份证、一封列明你能力的推荐信、一千瑞士法郎以及一张去临近城市的火车票。

纳迪亚

比起其他事，A.最想要的就是离开福利院。比起亲吻一个女人，或聆听天使演奏的神圣协奏曲，或画出一幅杰作，A.更渴望能通过考试和随后的面试，在所剩无几的短暂人生中，生活在蓝天下青草覆盖的小山上，混迹于普通人中，而不是困在只有其他早老症患儿和导师的小天地。

A.没能通过生存技能月考已经有十九次了。在此期间，他看到很多孤儿离开了福利院，有些年龄比他还小，有些头脑和毅力还不及他一半。但他向N.保证，自己一定会通过下一场，也就是四月份的考试。N.也在学习绘画，也就是说A.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但由于A.的母语是德语而N.的母语是法语，他俩之间的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妨碍A.每天送给她一件小礼物，例如一只亲手制作并上色的折纸海鸥，一朵从餐厅花瓶里偷来的鲜花，一幅素描——画着一只看起来像N.的有翼生物，高飞在耸立的缠绕着带刺金属丝的栅栏之上。

N.坚持用她替他取的名字——安托万——来称呼他，而他以一部老旧的黑白电影短片中一位忧伤而轻盈的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之名，叫她纳迪亚。根据福利院的规定，孤儿们只有在离开福利院的那天，才会随配套的文件得到全名。在那之前，绝不允许称呼他们任何名字或昵称，只能以来到福利院那天被分配到的字母来表明身份。A.知道，等离开福利院时，他和纳迪亚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名字，而全世界都会用新名字来称呼他们，但对他来说，她永远都会是纳迪亚。

秘密资助人

A.和纳迪亚之间的约定很简单。与其说是约定，不如说是愿望——他们向彼此承诺会尽个人全部努力通过考试和面试，等进入外面的世界，他们将一起度过余生。

福利院的资金全部来自捐赠，每个孤儿都有一位专属的秘密资助人。孤儿的身份证明、未来的名字、个人课程以及将来离开福利院时获得的火车票上的目的地，都由专属资助人来决定。既然纳迪亚说法语，而A.说德语，他们猜测火车票将把两人送去瑞士不同语言区的城市，所以他们讲好一个计划：先到火车站的那个人，要把目的地城市的名字刻在他或她能找到的车站最北端的长凳上；先到的人到了目的地城市之后，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在城市中央火车站的主入口处等待，直到两人团聚。不过，他俩首先得通过考试。纳迪亚的秘密资助人希望她成为医生，这从她的个人课程安排上就能看出来。她上一次的解剖考试没过，但她向A.保证，这次她会做好准备。

A.的秘密资助人对他的人生规划没那么清晰。除了艺术类课程，A.的个人课程特别侧重于社交及语言表达技能，比起其他技能，他主要学习辩论和写作逻辑严密的文章。难道A.的资助人想要他成长为相关领域的艺术翘楚？律师？随笔作家或批评家？都有可能。无论如何，他显然希望A.成长为一位波希米亚风格的大胡子，因为不同于其他孤儿，A.从没收到过剃须刀，他某次想和古德曼谈谈这事儿，古德曼打断他的话头，唐突地建议A.把注意力放在将要到来的考试上，别“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从A.的角度来看，他相信资助人因为自己也是大胡子而想让他蓄须。有一次，他透过体育馆的窗户，看到古德曼在和一位留着白色长胡子的老先生谈话。A.那时正绕着体育馆跑圈，能清楚地看到古德曼正指着他，而老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点点头。是什么让那位老先生在一个弃婴的教育上投那么多钱？善良？慷慨？弥补他此生做下的恶行？为什么他会选择资助一个先天基因受损的孩子，而不是某个可能在他的资助下发挥出惊人天赋从而站在人类之巅的神童？A.不知道如果自己健康富有，会不会为一个病孩做同样的事。也许有平行宇宙吧，在那里，A.站在古德曼身边，指着某个小孩，甚至可能是纳迪亚，描述着她的成长、她的兴趣爱好、她通过考试的概率，还有她将如何在那个荒凉的、无人照护的世界里度过余生。

四月的考试

笔试的时间有四个小时。在以往的考试里，A.总是到最后一刻才交卷，有两次他还交了白卷。但这一次，离考试结束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候他就做完卷子，放下钢笔。导师问他是否想交卷，但A.没交。这次考试至关重要。他费力地把答案重读一遍，改掉拼写错误，又把他担心自己没写清楚的字重写了一下。时间到了，他觉得自己交上去的是一张完美答卷。果真，在参加四月考试的七个孤儿中，只有他和纳迪亚进了面试。

他看到纳迪亚接受面试后和古德曼一起走出房间。纳迪亚没法跟他说话，因为导师正站在她身边，但她容光焕发的脸向他透露了一切。现在A.要做的就是通过古德曼的面试——随后两人就能一起走出这里了。他们中谁先到火车站呢？谁会是那个把他或她的目的地刻在长凳上的人？但车站上到底有没有长凳？A.突然焦灼不安起来。他的梦想不仅仅是离开福利院，而是离开后和纳迪亚生活在一起。假如由于计划的某些小疏漏，他们错过彼此该怎么办？毕竟，他俩没法知道对方的新名字，而如果没法离开未来要去的城市，他们就后会无期了。

“你在想什么呢？”古德曼问。

“我的人生。我等在外面世界的未来。”A.喃喃地说，立刻又谄媚地补充道，“还有对福利院的感激，特别是感激您，带我来到此刻。”

“你说得好像你在这里已经完事了，准备从火车车窗里向我挥舞白手帕，”古德曼说着，脸扭曲成狞笑，“作为一个十九次没通过考试的人，你这态度有点狂妄，你不觉得吗？”

“这次我考过了，”A.结结巴巴地说，“我肯定。”

“是你肯定，”古德曼打断他，“但是，不太走运啊，我可没那么肯定。”

“这次我每道题都答对了。”A.坚持道。

“呀，”古德曼嘘了一声，“这我倒不怀疑。但考试的评定不仅仅依据卷子上的正确答案。答案背后还隐含着对意图和品质的考察，综合起来考量，恐怕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僵立原地，目瞪口呆。他在狂热的大脑中竭力搜寻某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来说服古德曼改变主意，但最终脱口而出的却是：“我恨你。”

“那好吧，”古德曼点点头说，立刻按下内线通话按钮，叫A.的个人导师来把他带回房间，“你能恨我是好事。这是你成长的一部分。我做工作不是为了被人爱戴。”

“我恨你。”A.重复道，感觉内心升起熊熊怒火，“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但实际上你又傲慢又恶毒。每晚入睡前，我都会闭上眼睛，想象早晨起来时发现你死了。”

“这毫无问题，”古德曼说，“我对你进行的惩罚，你对我的恨意，都是为了让你达成更高远的目标所做准备的一部分。而你对我的爱和感激并不在目标之内。”

逃亡

来了四个保安才把A.从古德曼面前拖开。在和他们短暂但激烈地扭打一番后，A.离开时一只眼睛被打青，前额上有一大块挫伤，左手断了两根手指，但不止于此。他拿到了一个保安的身份牌，这是他在互殴时想法儿从他身上撕下来的，在没人注意时藏进了自己口袋。

那晚，A.假装睡着了。凌晨一点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爬下床。有了偷来的身份牌，他知道自己能从孤儿住的侧楼走出去。西侧楼是客房，孤儿不准进去，穿过那里就是出口大门。A.从未走过那扇大门，但他确信保安的身份牌能帮他开门。如果门打不开，他就翻过去，或在门下打洞，或硬闯过去；只要能出去，他会不择手段。

A.沿着通向客房区的走廊前进，并用身份牌打开了厚重的铁门。客房区是给定期来访以了解受保护人成长过程的秘密资助人住的。A.总是把客房区想象得犹如奢华酒店，有巨大的餐厅和悬垂的吊灯，但如今看来截然不同。它的主廊和某幢办公大楼的走廊很像，廊上每扇门都通往一个犹如舞台布景的房间：第一间看着像军事掩体；第二间像小学教室；第三间里有个精致的游泳池，里面漂浮着一具赤裸的躯体。

A.用在设计成军事掩体的房间里发现的老式手电筒照亮前路，把光聚在那具尸体的脸上。尸体已经血肉模糊，但A.立刻认出来了：他跳入水中，抱住纳迪亚赤裸的身体。他崩溃了。无比震惊，彻底崩溃。他原以为，这次逃亡能将他带向自己最为渴望的美好生活，但现在，顷刻之间，渴望灰飞烟灭。没了纳迪亚陪伴，他的人生已别无所求。听到有人冲厕所的声音，他抬起了头。一个穿着浴袍、瘦瘦小小的红发男子从洗漱间走出来。他看到了A.，立刻用法语大叫起来，不一会儿，房间里就站满保安。那个红头发声嘶力竭地向他们说了些什么，指着A.和纳迪亚的遗体。保安们跳入水中，想把A.和纳迪亚分开，但A.就是不肯撒手。他最后的记忆是一股混合着氯气和鲜血的浓重味道，随后眼前一黑。

愤怒与优点

醒来时，A.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他在之前看到的第一间客房，就是那个他在其中找到手电筒的有军事掩体的房间里。古德曼正站在他身边。

“有人杀了N.。”他呜咽着说。

“我知道。”古德曼点点头。

“我认为是那个红发男人干的，很矮……”A.呻吟着。

“没关系，”古德曼说，“她是他的。”

“有关系，”A.恸哭起来，“她被谋杀了！你应该叫警察……”

“要被谋杀，你首先得是个人，”古德曼说教道，“而N.算不上一个人。”

“你怎敢这么说？N.是个多么好的人，一位美丽的女人……”

“N.是个克隆人，娜塔莉·洛罗的克隆人，她丈夫订购了她。他叫菲利普，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小个子。”A.想开口说话，但被勒得太紧，喘不上气。房间开始旋转，如果没被绑在椅子上，他肯定已经摔在地上。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古德曼说着，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真正的娜塔莉·洛罗活得好好的，正在不耐烦地等她丈夫菲利普结束在瑞士的短期出差后回家呢。既然菲利普把愤怒发泄在了她的克隆体身上，她迎回家的就是一个更为平静和充满爱意的丈夫了。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回家后菲利普会更珍视娜塔莉的优点，而咱们都知道她真的是优点多多呢。”

“但他杀了她……”A.喃喃道。

“不，”古德曼纠正他，“他只是毁了一个克隆体。”

“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A.坚持己见。

“她看上去像个人而已，”古德曼再次纠正他，“就像你看上去像个人一样。”

“我就是人！”A.尖叫，“我出生时就患了早老症，被我的双亲抛……”

但古德曼轻蔑的眼神让他没法把话说完。“难道我也是克隆体？”A.抛出疑问时已眼含泪水，“是某个和我亲近又恨我入骨的人订购的？”

“不是，”古德曼笑了，说，“你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复杂？”A.喃喃自语，而古德曼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举到A.面前。A.能看到，镜中的自己眼眶青紫，左眉骨处有干涸的血痕，厚重的胡须也被彻底剃掉了，只在鼻子下方留了小小一撮方形的髭须，他的头发则以一种奇怪而难看的方式梳向一边。现在望向镜子的时候，A.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穿的是一件棕色的军装。“亲爱的A.，你的名字是阿道夫，”古德曼说，“你的主人随时会来。”

白板

那个大胡子老先生仔细察看着A.。“克莱因先生，你可以靠他再近一点儿。”古德曼说，“他被绑起来了，伤不到你。”

“不得不承认，他看上去真的很像他。”老先生颤声嘀咕。

“他不只是看上去像，”古德曼纠正道，“他就是他。百分百的阿道夫·希特勒。不仅是身体，还有思维：同样的知识结构，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天赋。我要给你看点儿东西。”古德曼从他的皮包中拿出一块小小的平板电脑，放到老先生面前。A.看不到屏幕，但能听到电脑里传来自己的声音。他听到自己对着古德曼声嘶力竭地大吼，说他恨他，希望他去死。

“看到了吗？”古德曼自豪地说，“看到他手的动作吗？再看看这个。”A.突然听到他的声音正说着他从没讲过的内容，一场关于“强大的德国人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演讲。古德曼暂停影片。“看到没？”他对老先生说，“他们一模一样。我们把他的意识抹掉，一片白板，再把所有东西灌进去。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

古德曼从他的包里拿出一支枪和一把刀，都递给老先生。“我不知道你更喜欢用哪一种，”他耸耸肩，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他，我保证时刻守在外面。”

最终解决方案[2]

老先生用枪指着A.的额头。“这个时刻我等了一辈子，”他说，“早在集中营里，失去父母和兄弟的时候，我就发誓要活下来，向谋杀我全家的人复仇。”

“开枪吧。”A.怂恿他，“做个了结吧。反正这世上我没什么留恋的了。”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老先生生气地说，“你现在应该哭着求我放过你。”

“我还应该是一个要对数百万人的死负责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从未伤害过任何生命的克隆体。”A.回答，扭曲地笑着，“我很遗憾，但一个执意要在事件发生八十年后向死人复仇的人，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老先生的手开始颤抖。“你是希特勒，”他吼道，“你是个狡猾的恶魔，即使现在，穷途末路了，你还在耍花样……”

“我是安托万。”A.低声道，闭上眼睛。他想象自己和纳迪亚站在绿草如茵的山上，站在两个配套的画架前，各自描绘血红的落日。手枪扣动的金属声此刻听来如此遥远。

[1] 原文为拉丁文“Tabula Rasa”，原指未经刻写的白蜡板，后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借用来阐释认识论，他认为最初的心灵像一块没有任何记号和任何观念的白板，一切观念和记号都来自后天的经验。

[2] 最终解决方案（德语：Die Endlösung），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谋杀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代号。阿道夫·希特勒把它称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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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汽车

在我开阔空旷的客厅中央，在磨损了的皮沙发和我那台仍用来播放年代久远、布满划痕的布鲁斯专辑的老旧立体声音响之间，放着一块被压扁的金属块。它的底色是红色，有白色的条纹贯穿其上。当阳光以刚刚好的角度照射在金属块上时，它反射出的光芒真是璀璨夺目。它不是桌子——尽管我无数次在上面搁东西。没有一个来我屋里拜访的人不问起它。我每次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由我的心情和提问人的身份而定。

我有时候说“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有时候说“那是一块超大的记忆碎片”。还有时候说“那是六八年产的福特野马敞篷款”或者“那是闪耀的复仇之火”。甚至会说“那是固定整幢房子的锚，如果没有它，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早就飘到天上去了”。有时我只简单地说“那是艺术”。男人总试图把它举起来，但从不会得手。女人大多用手背轻柔地触碰它，好似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量体温。如果这些女人中的某个用手掌去触碰它，如果她的手指沿着一边划过，并说出“它冰冰凉”或“手感不错”之类的话，我会把那当作可以试着勾引她上床的信号。

人们就我的压缩金属块不停发问，这对我有好处：让我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至少还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值得期待的，而这总能使我平静下来。同时，它也帮我逃避了许多其他问题，诸如“你靠什么谋生”“你眼睛下那条狰狞的疤是怎么弄的”，或者“再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我在林肯高中的食堂工作，疤是一场车祸后留下的，我今年四十六岁。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不是秘密。虽说如此，我更愿意被问到的是那块紧凑结实的金属块。因为借由它，我可以谈起任何想谈的话题：从罗伯特·肯尼迪——他被谋杀的那一年，是放在我客厅里的那辆被压扁的福特野马的生产年份——说到当代艺术之类的鬼扯。金属块每次都成功地帮我转向这两类话题或其间的什么话题——轻松自如地谈到，每次父亲来收容所看我们兄弟俩，都会带我们去兜个风；或讲到八个人如何合力才把那金属块装进我的卡车，而小皮卡在金属块全部重量的冲击下差点垮掉。我也可以顺着对方提问的线索缓缓推进，直到谈到我亲爱的亡母，她去世时我尚在襁褓，死因是我父亲醉酒驾驶一辆土土的灰色汽车，他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后，立马把车升级换代到福特野马。谈话的走向完全由我掌控。一场谈话就像你在牢房地板下面，耐心而费力地用勺子零敲碎打挖出来的一条隧道。目的只有一个：带你离开当下所在。当你给自己挖掘隧道时，有个目标总等在隧道的另一头：可以引向床戏的共鸣；和一瓶威士忌完美融合的男人间的亲密感；在房东要来涨租金的时候重建你作为房客的巨大价值的某种事物。每条隧道都有它独立的走向，但是挖隧道的勺子——至少在我个人的例子中——总是同一把：一辆红底上贯穿白色赛车条纹的六八年产福特野马敞篷车，被挤压成小型信号发射器大小，摆在我的客厅里。

珍妮特和我一起在食堂工作。她总是在收银台，因为管理层信任她。即便如此，由于离饭菜很近，她的头发闻起来还是像一碗意大利浓菜汤。珍妮特是单身妈妈，独自抚养一对双胞胎。她是个好妈妈，极其符合我想象中的妈妈的形象。有时，看到珍妮特和孩子们，我会想，如果回到四十五年前，在那场车祸中丧生的是父亲，而母亲活了下来，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兄弟俩现在会做出些什么成绩来呢？我们会身处别的地方，还是我仍然会在餐厅做后厨，而我的兄弟仍然会被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安保级别最高的牢房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家客厅地板上不会摆着一辆被压扁的福特野马了。

珍妮特可能是第一个没有问起红色金属块就在我家过夜的女人。做爱之后，我给我俩冲了冰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试图在谈话中插入被压成块的福特野马。我首先把咖啡杯——里面的冰块都要溢出来了——放在那台车上。我等着她提问。但没什么效果。我只能讲个故事，试图让她放松下来。我稍稍犹豫，思忖要讲哪个故事。可以跟她讲这个故事：刚刚把金属块弄回家时，它臭气熏天，让我以为有人把一只死猫碾碎在里面了。或者讲这个：一群贼闯入我的房子，发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想带着金属块匆忙逃走。显然，其中一个贼一意孤行，想把金属块抬起来。他使尽浑身解数，搞得椎间盘都突出了一节。最终，我选定我父亲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那么搞笑，更私密。我告诉她自己如何踏遍俄亥俄州寻找他，找到他时他恰好刚去世——你是不是期待情节有所不同？——他最后一个女朋友和我讲到那台车时，它正被拖往废品堆放场。我告诉她，我就晚了五分钟，因为这个，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唯一遗物不再是一辆令人心潮澎湃的老爷车，而是如今放在我客厅里的一团被压扁的废铁。

“你爱他吗？”珍妮特问。她舔了舔浸过冰咖啡的手指。不知为什么，她这么做有哪里让我觉得恶心。试图逃避她的问题时，我想到这个。老实说，我对父亲没太多感情——仅有的那点儿都是负面的。而我们一丝不挂地在客厅里，一边啜饮冰咖啡，一边纠结于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我没有回答，而是提议下次来我家过周末时，她可以把双胞胎带来。“你确定？”她问。珍妮特和妈妈一起住，她把孩子们留给妈妈照看，自己过来没什么不便。“当然，”我对她说，“会很有趣的。”她表面平淡，但我能觉察到她很开心。为了不再谈到在父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之前，他让我们兄弟俩受了多少罪，珍妮特和我就在客厅中央做起爱来，她倚着被压扁的福特野马，我在她身后。这个选择妙极了。

她的双胞胎分别叫戴维和乔纳森。名字是他们的父亲取的。他觉得从《圣经》里起名字很好玩儿。珍妮特不太喜欢这个主意。她说，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像同性恋，但她没做任何争论就妥协了。在怀着他们东奔西跑九个多月后，她觉得做些让步挺好的，可以让这个巨婴爸爸感受到孩子们也是他的。但这么做毫无作用。她已经五年多没有他的音讯了。

他们今年七岁，绝对是两个小甜心。他们一来就把院子看了个遍，找到一棵歪脖子树。他们试着爬到树上去，却掉了下来；再试，又掉下来。他们摔得鼻青脸肿、浑身擦伤，却一声都没哭。我喜欢不哭鼻子的小孩。我过去也是这样。我们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飞盘后，珍妮特说天气很热，大家最好还是回到客厅喝点儿东西。我给大家做了点儿柠檬水，把一组玻璃杯摆在福特野马上。喝饮料之前，双胞胎先说了谢谢。看得出他们有良好的教养。戴维问起我福特车的事儿，我告诉他这是辆压缩汽车，我放在手边以备不时之需——你懂的，万一我的皮卡坏掉了。“那你会怎么做？”戴维问，睁圆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我会给压缩的福特野马掺入足量的水，等它泡开后，开去上班。”“它不会受潮吗？”一直在听我们对话的乔纳森问。“会有一点儿受潮，”我说，“但开着受潮的车去上班也比走路强呀。”

晚上他们入睡前，我讲了个故事。珍妮特忘了带书来，所以我现编了一个。讲的是一对双胞胎：分开时，他们就是两个普通人；但相互触碰时，他们就会获得超能力。男孩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小孩子都痴迷于超能力。等他们睡着，珍妮特和我抽起烟来，是学校那个叫罗斯的门卫卖给她的。烟品质不错。我俩飘飘欲仙。整个晚上，我们就是做爱、大笑，或是大笑、做爱。

我们直到中午才醒来。说得准确点，是珍妮特醒了。我是听到她的尖叫声才醒过来的。我下楼后发现整个客厅汪洋一片。戴维和乔纳森拿着从花园拖进来的水管，站在福特野马旁。珍妮特朝他们大吼关水，戴维立刻跑向院子。乔纳森看到站在楼梯边的我，说道：“你瞎说。我们用了一吨水它都没泡开。”客厅里的小地毯，还有那些旧唱片，在水流上漂来荡去。我还看到我的音响在水下冒着泡泡，就像一只溺水的动物。就是些玩意儿罢了，我告诉自己。就是些我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这台车是坏的，”乔纳森一边继续摆弄着水管一边说，“他们把店里坏掉的一台卖给你了。”

珍妮特不该掴他的，而我这边的做法也不对。我不该干涉。这两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完全没必要做出那样的反应。她是位好母亲。只是发现自己身处这种非常情境而承受了太大压力。我也是。而如果她掴出去的那一巴掌不怀恶意，也许，你懂的，她也就能理解我的推搡了。我绝对不想伤到她。我只是试图把她和双胞胎拉开，直到她平静下来。而且如果不是房间里的这一汪水四处泼溅，她也不会滑倒受伤了。

我已经给她发了五条信息，但一直没收到回复。我知道她安然无恙，因为她母亲把情况都告诉我了。只是流了点儿血，缝了几针。他们还给她打了一针破伤风，因为刮伤她的福特野马生锈了。她带着双胞胎离开后，我很担心。所以我去了她家，她母亲出来告诉我，珍妮特不想再见我了。烟民式地咳了好一阵，她又补充说，我不用太担心——如果给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事情肯定会过去的。

明天去上班的时候，我要给她带个小礼物：发胶或短袜。她疯狂喜爱那些式样奇特的短袜，有的上面有巨大的圆点，有的两边各缝了一只下垂的耳朵。如果她不想说话，我就把精心包装的礼物放在收银台边，直接走进厨房。最终，她会原谅我的。等我再次带她回家，我会告诉她有关那辆车还有我父亲的完整故事。完整地告诉她，我父亲是如何对待我和我兄弟的。告诉她我们多恨他。告诉她唐入狱的时候，他要我找到父亲，连带他的份儿一起当面对他说，他是个多么差劲的父亲。我要告诉她那晚在废品堆放场的情形。看着他珍爱的车被压成一个大铁块，完全失去用途，我是多么享受。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也许她就会理解了。实际上，是几乎一切。除了一点：当我把父亲的车送去克利夫兰的废品堆放场时，车里那个老男人的身体还是温热的。等我说完一切，珍妮特原谅了我，她会再次带孩子们过来。我和他们，我们会把客厅门紧紧关上。蜿蜒拉来那条水管后，我们会用抹布堵上空隙。然后我们会把院子里那个生锈的水龙头开到最大，一直开着，直到那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像泳池一样被完全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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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夜里，所有人熟睡时，妈妈闭着眼，清醒地躺在床上。以前还是个小姑娘时，她想当科学家。她渴望治愈癌症、普通感冒或人的忧伤。她分数拔群，笔记工整，除了治疗人类，她还想去外太空旅行，或是观察一座活火山。很难说她的生活中有哪里出了差错。她嫁了心仪的男人，在感兴趣的领域工作，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但她就是睡不着。可能是因为她爱的男人一小时前起身去撒尿，到现在还没回到床上。

夜里，所有人熟睡时，爸爸赤脚走到阳台上点起一支烟，开始合计他的债务。他干活卖力，处处节省。但不管怎样，每样东西的花费总比他能负担的要多那么一点儿。咖啡馆里的项链男已经借给过他一次钱，很快他得开始还债，但他还没想到任何办法。他抽完烟，把烟头从阳台上用力丢出去，仿佛它是一枚火箭。他看着烟头撞在人行道上。弄脏街道是不对的，每次儿子把糖果包装纸扔在地上，他都会这样告诉他。但已经很晚了，他疲惫不堪，脑子里想的全是钱的事儿。

夜里，所有人熟睡时，男孩老是做让他筋疲力尽的梦，梦到他的鞋子上粘着一片报纸，怎么都弄不掉。有一次，妈妈告诉他，梦境是大脑对他诉说事情的方式，但男孩的大脑表达得有些含糊。每天夜里，即便恼人的梦不断重现，闻到香烟的气味，感受到积水的潮气，他却始终搞不懂它要表达什么。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清楚地知道，某个时刻妈妈或爸爸会进来帮他掖被子。到自己把报纸从鞋子上弄下来的时候，如果他真能把报纸弄下来，他希望会有一个不同的梦降临。

夜里，所有人熟睡时，金鱼会从鱼缸里出来，穿上爸爸的格子纹拖鞋。它会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快速换台。它最喜欢的节目是动画片、自然主题的电影，也喜欢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但仅限于恐怖袭击或有冲击性画面的新闻。它把电视机调到静音，以免吵醒其他人。大概凌晨四点时，它返回鱼缸，把湿漉漉的拖鞋留在客厅中央。它才不在意到了早上妈妈会对爸爸说起这件事。它只是条鱼，如果无关鱼缸和电视荧幕，就没什么好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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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

穿棕色外套的男人对他说，即使什么都想不起来也没关系，医生们说他只需要耐心等待。那个穿外套的男人还说，医生们把话说给他们两个人听了，如果他连这个都不记得，也完全没关系，事故之后总难免会这样。他勉力微笑，问穿外套的男人，医生有没有对他提过自己的名字。穿外套的男人摇摇头，说他们在路边发现他时，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现在大家暂时叫他米基。“好，”他说，“我觉得没问题。大家暂时就喊我米基吧。”

穿外套的男人指向无窗的一室公寓那光秃秃的墙壁。“这当然不是城里最美的地方，”他抱歉地说，“但是个调养身体的好地方。每次你记起什么东西，”他指着台子上的笔记本电脑，“就把它记在上面，以免遗忘。记忆就像海洋，”穿外套的男人又用沾沾自喜的口吻加上一句，“你会看到，事物会开始缓慢地浮到表面。”

“谢谢你，”米基一边伸出手，想和他握手告别，一边说，“真的很感激你。话说回来，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或许你告诉过我，但我忘了。”他们几乎同时短促地笑了一声，紧接着，穿外套的男人温和地握了握他的手。“我叫什么不重要，反正我们不会再见了。但如果有任何问题或需要，你拿起床头的电话拨0即可。有人一直在线，就像旅馆。我们的支持中心二十四小时运转。”

然后穿外套的男人瞥了手表一眼，说他必须走了，因为还有三个病人等着他上门。米基突然不想让那个男人离开，丢下他一个人，于是说：“这儿一扇窗户都没有，太压抑了。”穿外套的男人轻拍额头，说：“呀，我怎么忘了这事儿。”

“那是我的台词。”米基说。穿外套的男人短笑一声，走到笔记本电脑前敲出一串密码。他输入完成的瞬间，有两面墙上出现了巨大而明亮的窗户，第三面墙上则出现一扇虚掩的门。透过这扇门，他能看见一间布置典雅的宽敞厨房，里面有一张配了两把椅子的小餐桌。“你不是第一个抱怨这些房间的人，”穿外套的男人承认，“为此，我任职的公司发明了这个创意设备，可以营造一种空间开阔的感觉。从这扇窗户，”他指向台子上方出现的窗户，“你能看见一个院子和一棵古老的橡树；而从另一扇望出去，你能看见马路。路上很幽静，几乎没有车。而门会给你一种家的可持续的感觉。当然，这只是幻象，但这些窗和这扇门是同步的，你在其中会看到相同的季节和光照角度。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的妙处。”

“看上去棒极了，”米基承认，“跟真的一个样儿。你说你上班的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

“我没说过，”穿外套的男人眨眨眼，说，“这真的不重要。记好了，如果有什么不对，甚至你只是心情不好，就拿起电话拨0。”

午夜醒来时，米基会努力回忆那个穿外套的男人具体是何时离开房间的，但毫无结果。据穿外套的男人说，医生们说他因遭到猛击而引发的失忆可能会持续，但只要没有恶心或视力下降的症状，他就不必忧虑。米基会望向窗外，看见满月照亮了那棵古老的橡树。他将能够咒骂一只猫头鹰从橡树枝头发出的咕咕声。透过那扇可以俯瞰马路的窗户，他会看到一辆卡车的灯光从远处移近。他会闭上眼睛，试图再度入睡。穿外套的男人所说的其中一件事是，他应该多睡觉，因为记忆很多时候会通过梦境恢复。当他再次入睡时，他真的会做梦，但在梦中，不会有什么解答，只有他自己和穿外套的男人在爬老橡树。在梦中，他们看上去像小孩，会被某件事逗笑，而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会穿着斜纹粗棉布工装裤，时不时发笑，那种放纵而狂野的大笑是米基闻所未闻的，至少他不记得自己听过。“看，”米基一只手吊在树枝上，另一只手挠挠头，“我是只猴子，我真的是只猴子。”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至少感觉起来有一个月了，一切照旧。他记不得以前的任何事，也仍然会忘掉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没有医生来给他做检查，但他记得穿棕色外套的男人说过，他不需要医生上门诊断，因为他被时刻监测着，如果有什么问题，系统会立刻做出反应。从窗子望出去，偶尔能看到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停在橡树边上，里面坐着一位头发灰白、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男人，还有一个看上去比他至少要小二十岁的年轻胖妞儿。他们在货车里互相抚摸，有一回他们甚至走出车子，坐到树下喝起啤酒。厨房里从来一成不变。那儿也有一扇巨大的窗户，透进来充足的光线，但由于角度问题，米基从房间里看不到那扇窗外的任何景物。

他会坐在笔记本电脑前，盯着墙壁，等待一缕记忆或思绪蹦出来，比如一只落在树梢的鸟儿，比如古铜肤色的家伙和那个胖妞儿，比如……刚开始，米基以为自己陷入了幻想：一种鬼鬼祟祟的行踪，一个看不到身体的影子，从半开的门里疾速穿过门框，消失无踪。米基发现自己躲到了床底下，像小孩子躲避夜晚的怪兽。现在他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到壁橱关上的声音，某人或某物按下了开关。片刻之后，半开的门内又有东西出现，这一次缓缓移动着。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短裙和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衬衫，正握着一个咖啡马克杯，杯上的太阳图案被彩色字母“起床喜洋洋”环绕着。米基没有从床底下出来。他记得穿棕色外套的男人说的，并且意识到，就算他站起来挥手，厨房中的女人显然也看不见他，因为这个女人并不真实存在，只是墙上的一个投影，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他免于觉得自己是被困在这个狭小的、四壁无窗的房间里。

厨房中的女人正在用手机发短信，把信息发出去时，她双脚焦灼地踏着白色的大理石地面。她有一双优美的腿。米基试图想起某个拥有更美双腿的姑娘，但除了厨房里的女人和白色货车里的胖妞儿，他想不起别的姑娘。厨房里的女人发完短信，最后啜了一口咖啡，走出了米基的视线。他又等了一会儿，听到可能是前门“砰”地关上的声音，但并不确定。他急急走回台子旁，拿起电话，蹲在床后。他拨了0。听筒里传来一个困倦的男声：“支持中心。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

“厨房里……”米基嗫嚅道，“我是说，墙上的厨房投影里……”

“在设备里？”

“是的，”他继续低声说，“在设备里，有个人。有人住在那里。”他听到那个疲惫的家伙在电话另一头打字：“娜塔莎，应该是有个女人在那儿，高个子，黑色卷发……”

“对，是的，”米基说，“就是她。就因为以前那里从来没有人，所以我很奇怪……”

“是我们的错，”疲惫的家伙道歉说，“我们应该事先告知您的。我们经常升级和完善设备，最近我们接到不少用户的抱怨，说投影出的房间里一直空荡荡的，这让他们感觉很寂寞。所以现在我们试着加入一些人的身影。支持中心本来应该事先通知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保证会给您的文档加一条注意事项，责任人会受到处罚。”

“没关系，”米基说，“真的。谁也别罚。我一切都好。也许他们提醒过我，只是我忘记了，谁知道呢。毕竟，我是因为记忆障碍才在这儿的。”

“无论如何，针对您的来电，”那个疲惫的家伙说，“我代表支持中心向您道歉。这本来是一次升级，但不该吓到用户。但我必须告诉您的是，目前这项服务是免费的，但公司保留未来就人影成像额外收费的权利。”

“收费？”米基问。

“不是说我们一定会收费，”疲倦的家伙防备地说，“但我们保留这项权利。要知道，这项技术会产生额外支出以及……”

“当然啦，”米基打断他，“这绝对在情理之中。拍摄空房间没什么成本，但拍摄一个大活人……”

“您真敏锐，”疲倦的家伙这时完全清醒了，“这是一项很复杂的业务，尤其是像我们的这种设备，每个系统都配了不同的人类影像。反正您要觉得受了打扰，千万别犹豫，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她出现得有多迅速，消失得就有多迅速。”

对于米基来说，娜塔莎出现之后，时间过得更快了。确切点说，也更慢了，这要看是在一天里的哪个时间段。早晨，他比她稍早一些醒来，等着看她喝咖啡，有时她甚至吃点儿吐司或谷类食品，还用手机发短信或打电话给某人，看来是她的姐妹。然后她会去上班，时间随即慢下来。米基努力记住事情，有时画些画儿，更准确地说，是用铅笔在从抽屉里找出来的画线笔记本上涂鸦。有时候，他从床头柜里抽出一本旅行杂志来读。有一次，一面墙上甚至投射出一起车祸。一位摩托车手车轮打滑，不得不被救护车送走。古铜肤色的男人和胖妞儿不时会出现，在橡树下的货车里抚摸彼此，再开车离去。但更多时候，米基发现自己都在枯坐着等娜塔莎回来。晚上，她回家后会稍微吃点儿东西，通常是很简单的餐食——看起来她真的不喜欢做饭。她经常是在沐浴后吃晚饭，赤着脚，只穿一件T恤和短裤。米基望着她，试图记在心里。也许他曾经认识某个和她相像的人，不是娜塔莎，是另一个女人，头发更直，腿没有她的修长美丽。那个女人被他爱过或也爱过他，亲吻过他的唇，双膝跪下把他的阴茎含入过嘴里，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

电话铃声惊醒了他。他半梦半醒地接了起来。是支持中心打来的，这次换了一个干巴巴的女声。“一切都好吗？”那个声音问。

“挺好的，”米基回答，“一切都很好。除了你把我吵醒了。”

“我道歉，”那个声音说，“您的身体一直被监测着，刚才您的脉搏骤增，所以……”

“我在做梦。”米基说。

“做了个噩梦？”那个声音问道，语气听来没那么呆板了，“梦魇？”

“才不是，”米基嘀咕，“恰恰相反。”

“我能问您梦见了什么吗？”那个声音问。

“不好意思，”米基说，“这是隐私。”随后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个错误。也许他不该挂电话。支持中心的人也许会过度关注他，以至于撤掉娜塔莎的投影。也许他们还会把整个设备一起撤掉。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应该拨0，道个歉，再次告诉他们自己一切安好，他对自己挂了电话感到抱歉，他只是不想那么晚接到电话而已，实际上，他根本不想接到任何电话……

那扇通往娜塔莎厨房的半开的门“吱呀”一声全开了。娜塔莎正站在门口，裹着一条毛巾布睡袍，头发湿漉漉的。她手里拿着咖啡杯，走进米基的房间。“我觉得听到过你的动静，”她说，在米基的脖颈上印下一个湿吻，“给，我给你冲了咖啡。”米基点点头，一时无语。他喝了口咖啡。没加奶，加了一勺半糖，正是他喜欢的口味。娜塔莎一只手探入他盖的毯子下，触到了勃起的阴茎顶端。米基的手抖了抖，滚烫的咖啡洒在他手上和毯子上。娜塔莎冲进厨房，拿着一袋冻豌豆回来。“对不起。”她一边说一边把装冻豌豆的袋子敷在他的手背上。

“没什么对不起的，”米基露出微笑，说，“其实还挺棒的。”

“你是说烫伤？”娜塔莎笑着问，“如果你喜欢，那等下班回来，我可以把你绑在床上，穿戴上我的皮制装备，然后……开玩笑啦。”她给他一个湿湿的吻，这次落在嘴唇上，然后她又查看他烫伤的手，瞥了一眼手机，说她必须走了。“我六点下班，”她说，“你那时在吗？”米基点点头。一听到关门声，他就从床上跳下来，想要穿过门走进厨房。那里并无一物，只有一堵墙，墙上投射出一扇门，如今这扇门和前几周不一样，是完全敞开的。他手上的灼痛、印着黄色太阳和“起床喜洋洋”字样的马克杯还在那儿，清楚地证明，他以为几分钟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儿，是真的发生过的。

他拨了0。接电话的声音他很熟悉，是那个疲惫的家伙，即便他现在听上去很精神。“是米基啊，”疲惫的家伙用对老朋友的口气说道，“你都好吗？听说昨晚你的脉搏跳得很快。”

“一切都好极了。”米基说，“我打来是因为娜塔莎，你知道的，就是设备中的厨房里的那位，今早她……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她真的进了我的房间，她的实体进了我的房间，还跟我说话……”

“我简直不敢相信！”疲惫的家伙动怒了，“别告诉我这回他们又没提前通知你。难道昨晚没人给你打电话，通知你来试用我们的新服务？”

“是有个姑娘打过电话，”米基说，“但我当时在睡觉。她可能想通知我，但我迷迷糊糊的。”

“我懂了，”疲惫的家伙说，“你不想投诉，是吧？我尊重你的做法。但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投诉不只是无故抱怨，还会帮助我们把系统调整得更好。当然，你完全有权利自行选择。无论如何，他们昨天都应该让你知道，全新升级后的系统可以让设备里的‘邻居’与用户真实交流，主要是语言交流，有时候也有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米基问。

“是的，”疲惫的家伙继续解释，“这个项目目前也完全免费，人员就来自用户群。很多人说，‘邻居’的出现唤起了他们人际互动的强烈需求。但你务必记得，它只是现有服务的一项延伸，你如果感到不适，完全可以取消。‘邻居’会回到他或她自己的房间里生活，一切都……”

“不用，不用。没必要取消，真的，”米基说，“至少目前不用。”

“好极了，”疲惫的家伙说，“很高兴你觉得满意。我们最近几天刚开始运行新功能，到目前为止收到的反馈都令人欣喜。对了，如果你需要，可以输入一串代码屏蔽带有性意味的接触。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事情不对劲或发展得太快，或你只是……”

“谢了，”米基竭力装得若无其事，说，“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哪天要是觉得不对劲，我很乐意知道还有其他选择。”

夜里，他梦到了娜塔莎，当他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他身旁。她睡着时张着嘴，就像个小女孩。米基不知道她梦见了什么，或她有没有做梦。她进入他的房间、进入他的生活这整件事令他极为不安，但这是全世界最正面的不安。他依旧想不起任何从前的事，但这种失忆的困扰减轻了很多。每天早晨娜塔莎去上班后，他会用铅笔描出一些老橡树或大海，虽然从他房间的任何角度都看不到大海。不过他画得最多的，当然是娜塔莎。随着时间流逝，他的画技不断精进。每当画出一些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他就会拿给娜塔莎看，她总是会设法恭维两句，但说完就显得漠不关心。那真是一段好时光。许多问题他从未问出，诸如她是做什么的，她是谁，为什么她可以在投射区域随意走动而他只能一直孤身待在房间里。她带来了诸多温暖、拥抱以及欢声笑语。在世上并非孤身一人的感觉充溢他全身。

一天夜里，他醒来时看到娜塔莎躺在身边，她很清醒，正专注地望向窗外。在橡树和将满的圆月下，那个胖妞儿躺在一条格纹毯子上。她一丝不挂，灰头发的老男人趴在她身上。那个男人的屁股快速冲刺，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他闭着眼睛，紧抿薄唇，满脸是吃了难吃东西的表情。胖妞儿的整个身体震颤不已。她起初在呻吟，但呻吟很快变成了啜泣。“你觉得他俩乐在其中吗？”娜塔莎几乎用耳语的声音问道。“看上去他们并不享受。”米基耸耸肩。“你认识他们？”娜塔莎依旧用耳语问，而米基回答她，可以说他认识他们，因为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在他窗子正下方上演激情戏了。“那不是窗户，”娜塔莎笑着说，紧紧拥住他，“那是一堵墙。”

之后，争执开始出现，每次争吵的原因都不相同。娜塔莎说他没上进心，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去工作，从没两个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她以大喊大叫开场，以哭哭啼啼收场，而他基本一言不发。从某一天起，她开始晚归，后来晚归变成常态。米基拨0致电支持中心，接听的是个患了伤风、说话瓮声瓮气的女人。她告诉他，关于最新的系统升级，她们接到的反馈一直毁誉参半。有些用户和“邻居们”仍能相处，有些则没能继续。米基想问，有没有“邻居”不愿跟用户相处的情况。至少他觉得娜塔莎是这么想的。但他却问，在如今的康复阶段，他能否获准离开房间。伤风的女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问，是不是他房间里有情况，他说没有，但他觉得如果能稍微到户外走走，那肯定可以改善他和“邻居”的关系。伤风的女人说她会把他的要求提交上去，但米基觉得她的口气不太可信。那一晚，娜塔莎索性没回家。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出现，直接穿着上班的衣服躺到了他床上，他们彼此相拥。她的衬衫上有一股汗味和烟味混杂的气味。“我跟你过不下去了，”她对他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休整空间。”说完之后，他们又若无其事地做爱，她亲吻他，将他周身舔了个遍，那感觉真爽，但好像也有告别的意味。

等他醒来时，她已经离开。那堵以往投射出可以眺望参天橡树的窗子的墙上，如今再次空荡荡的。第二扇窗也消失了，通往娜塔莎的厨房的门同样不见了。没有门，只剩四面墙。

穿棕色外套的男人边谢边接过娜塔莎递给他的咖啡杯。“很抱歉要向你提出那么多恼人的问题，”他说，“我明白，我们讨论的不是普通用户的经历，这个案例牵涉了很多亲密的私人情感，但有赖于你的反馈，我们得以为其他数百万用户完善我们的服务。”

“尽管问，”娜塔莎酸涩地笑道，“你想问什么都可以。”

穿外套的男人几乎问了娜塔莎一切：“邻居”只能被限制在一间房中行动，这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她觉得“米基”这个名字如何，而如果从头再来，她是否更愿意自己给他起名；“邻居”不知道自己不是真实的这件事，能让她获得多大兴奋；她决定终止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他缺乏记忆，且过于依赖她。当他问到她与米基之间的发展是否称得上“真正的亲密关系”时，娜塔莎感觉自己心碎了。“他就像个实实在在的人，”她说，“不仅仅是他身体的触感。他的思维也那么真实。如今我把这段关系破坏了，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他。我希望你别杀了他。如果知道自己要对那种事负责，我也会活不下去的。”

穿外套的男人把汗津津的手搭在她肩上，想要安抚她，随后又去水池边从水龙头里倒了一杯水给她。她一口气喝干，又试着深呼吸。“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朝她微笑，“你不可能杀死从未活过的东西；你最多就是将它关掉而已，而在这些‘邻居’的案例中，我向你保证，我们甚至不会关掉它们。但现在我们先撇开‘邻居’这件事，”他偷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来聊聊设备的主要性能。墙壁上的投影，那些能看到户外景色的窗户以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对此你还有保留意见吗？”

当置身黑暗，你不多久应该就能适应，但在米基身上，情况截然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房间似乎越来越暗。他四处摸索，时而磕碰到家具，用手丈量每一寸光秃秃的墙壁，直到回返原点——没有门，只有四面墙。他的右手在台子的木质表面上胡乱摸索，找到了电话机。他把听筒摁在耳边，拨了0。从另一端传来的，只有漫长而无尽的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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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到月亮上又回来

在孩子生日的第二天，我为他庆祝了一番。总是提前一天或推后一天，从来没在正日子过过生日。每次都是同样的破事儿。要问为什么？因为处理他抚养事宜的法官觉得孩子在生日那天必须和他妈妈在一起，即使她是个贱人，是个骗子，还和每个朝她抛媚眼的混蛋同事上床。爸爸是次要角色。

利多和我一起去了商场，不是去买礼物——我上一次旅行时就给他买好了一台远程遥控直升机，花了八十九美元在免税店买的。八十九美元！还不包括遥控器电池。所以我们得去商场买电池，但我跟利多说，去商场会挺好玩儿的。我还能怎么说？说爸爸不仅迟了一天才送他生日礼物，还忘了检查里面有没有电池？我可说不出口。

那个贱人。我昨天对她说，就让我去一下生日派对，哪怕十分钟也好。让我亲亲孩子，在他吹蜡烛的时候用手机给他拍张照，然后我立马走人。但她用禁令威胁我，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给她那个做法官助理的男朋友发短信——我确实听到她打字的声音——还说如果看到我出现在她家附近，她就让我万劫不复。

利多希望我俩先玩飞机，然后去商场，但我不想告诉他遥控器里没电池，就说，我们先去四楼那家有海绵宝宝氢气球的大型糖果店，店门口有位黄牙大妈，她会大声吆喝“进来看看！进来看看！给小伙子买点儿糖果吧”，我会在那儿再给他买样礼物，他想要什么都可以。

利多说，去商场当然好极了，但我们先把直升机开起来嘛。我只好骗他说，商场关门很早。很幸运，他还小，还好糊弄。

下午三点，商场里挤满了人。为了给他过迟到一天的生日，我不得不请了半天假。看着人头涌动的商场，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唯一上班的人。不过利多是个小甜心，一直乐呵呵的，即便等候入场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他也毫无怨言。

到了自动扶梯旁，他想找乐子，从下行电梯上去，我就跟他一起上去了。这对我俩都是很好的锻炼。你得跑得尽可能快一些，要不就会被带向下方，还得时刻抓紧扶手，免得摔个屁股蹲儿。这就像生活。一个乘电梯下来的驼背老太太想跟我们理论，质问我们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按规矩行事。她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哪里碍着她了？我都懒得搭理她。

等我们走到糖果店所在的四楼时，黄牙大妈不在，只有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瘦得像根筷子。我对利多说：“去拿一样你想要的。但只能拿一样，好不好？不管什么东西，就算开价一百万美元，爸爸也保证买给你。利多想要什么呢？”

孩子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在药店里四处晃悠的瘾君子，在货架间左看右看，挑挑拣拣，犹豫不决。我趁这个时候去买七号电池。但我都把钱在那个痘痘脸男孩面前挥来挥去了，他依然没打开收银机。“我们在等什么？”我问。

“等那个小孩做决定。”他一边说，一边从嘴里取出嚼过的口香糖，“我到时一起算账。”没等我再开口，他又玩起了手机。

“伙计，请分开收钱。”我坚持道，一边把电池塞进遥控器里，“趁孩子还没过来。这是个惊喜。”痘痘脸收了钱，收银机抽屉弹开的时候发出“叮”的一声。他没有小面额的纸币可以找给我，就塞给我一堆沉甸甸的硬币。

就在这时，利多过来了。“爸爸，你在买什么呀？”

“没什么，”我说，“买了几片口香糖。”

“口香糖呢？”利多问。

“我吞下去了。”

“但口香糖吞下去对身体不好，”他说，“会粘在你的胃里。”

痘痘脸发出一声蠢笑。

“你想要礼物，对吗？”我转移话题，“快点儿，选一样吧。”

“我想要那个，”利多指着收银机说，“这样我跟雅尼尔和雷利玩过家家的时候，就可以开糖果店了。”

“他们的收银机不卖，”我说，“再选一样吧。”

“我要收银机，”利多坚持说，“爸爸，你保证过。”

“我说的是挑一样出售的东西。”

“你是个骗子，”利多大嚷，使劲儿踢了我的腿一下，“就和妈妈说的一样。你总是口头说说。”这一脚踢得很痛，而一旦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很痛时，我就会拂袖而去。但今天我成功控制住了自己。因为在这世上我最爱的就是儿子，而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他的生日。我是说，他生日之后的一天。那个贱人。

“这台收银机你卖多少钱？”我尽可能用冷静的语调问痘痘脸。

“别天真了，你也是六岁小孩吗？”他脸都笑歪了，“你明知道这东西不卖。”他说“六岁小孩”的时候，那语气仿佛利多是个痴呆儿，我意识到他是在为难我。我必须选一边——要么他，要么利多。

“我出一千新谢克尔，”我伸出手，说道，“我们现在握手成交，我下楼去自动取款机取钱来付款。”

“收银机又不是我的，”他嗫嚅着，“我只是打工的。”

“那谁是店主？”我问，“那个黄牙大妈？”

“对，”他点点头说，“是提尔莎。”

“你给她打电话，”我说，“让我跟她说。一千新谢克尔都够买台全新的了。买台更好的。”

利多用看超级英雄的眼神看着我。被自己的孩子用这种眼神看着，没什么比这更棒的事儿了。比去泰国度假还享受。比让女人给我口交还爽。比狠揍造成眼下局面的人还痛快。“快点儿，打电话给她。”我说着，轻轻推了推他。我不是生气，而是为了孩子。

他拨了一串数字，从我们旁边走开，对着手机半耳语地说起来。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利多走在我们身后。他看上去特别开心。我之前去接他时，他已经很开心了，现在他高兴得要飞起来了。

“她说不行。”痘痘脸对我说，耸了耸肩，好像在转达上帝的话。

“让我和她说。”我伸手示意。

“她说店里不卖收银机。”他说。我从他手里抢过手机。这个动作把利多逗笑了。爸爸把利多逗笑了。

“提尔莎，”我说，“嗨，我是加比，你的一位老顾客。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你看到脸后立马能认出我。听着，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出一千新谢克尔：你不仅可以买一台新的收银机，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那我他妈的用什么来收这一千新谢克尔呢？”提尔莎在电话另一头问。她那边很吵，我很难听清她说的话。

“那你就别收银了，”我说，“我又不是税务局的。一千新谢克尔直接进你的口袋。成交吧，你说呢？”

“让他听电话。”她不耐烦地说。

“那个孩子？”我问。

“是啊，”提尔莎说着说着，有些生气了，“让他听电话。”

我把手机给了痘痘脸男孩。他跟她说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她说不行，”他对我说，“抱歉。”

利多牵起我的手。“我要收银机，”他用郑重其事的口吻对我说，“你保证过的。”

“两千新谢克尔，”我对痘痘脸说，“打电话给她，对她讲我出两千新谢克尔：今天付一千，还有一千明天来付。”

“但是——”痘痘脸想说什么。

“我每次的取现额度是一千新谢克尔，”我打断他，“明天一早我就把另外一千新谢克尔送来。不用担心，我把驾照留给你作抵押。”

“她让我别再打电话给她了，”他说，“她正在给她父亲服七日丧。她不想被打扰。”

“节哀。”我说，一条胳膊安慰性地搭到他的肩膀上，“好好想想吧，两千新谢克尔可是一大笔钱。如果事后她晓得我开了大价钱，而你拒绝了，她会好好收拾你的。听听成年人的建议吧，不值得为这么点小事惹麻烦。”

我按下收银机抽屉的按键，“叮”，它打开了。这个小伎俩，是我退伍后在一家快餐店打工时学到的。我对他说：“把钱拿出来吧。”但他纹丝不动，所以我帮他把钱收好，塞进他牛仔裤前面的口袋里。

“店里不卖收银机。”他说。

“有什么关系，”我朝他挤挤眼睛，“相信我，这是笔好生意。在这里等着，我五分钟后取一千新谢克尔过来，这样你兜里的钱就不孤单了。”

不等他回答，我就牵着利多的手下楼去自动取款机那儿。有时候我在取款机上要鼓捣半天，但今天它二话不说就吐出了五张两百面额的蓝色纸币。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汗津津的胖子正在和痘痘脸说话。我认识他，他是隔壁冻酸奶摊的。痘痘脸看到我们进来时，指了指我。我朝他眨眨眼，把一千新谢克尔拍在柜台上。“钱在这儿。”我说。痘痘脸不为所动。“快点儿，把钱拿好！轻松点儿！”我拿起钱，想把它们塞进他的口袋里。

“离他远点儿，”胖子说，“他还是个孩子。”

“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向儿子保证过的。今天是他的生日。”

“生日快乐。”胖子说着，把利多的头发揉得乱蓬蓬的，却不看他，“小家伙，想来点儿冰激凌吗？我送你一份礼物——一杯上面加了奶油、巧克力糖浆和小熊橡皮糖的冰激凌。”他说这些话时，那双小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想要收银机，”利多回答，从他身边走开，靠在我身上，“爸爸答应过我的。”

“你要收银机做什么？”胖子问利多，但没等他回答，“我们也有一台，但只是因为管收入税的那帮人要求我们用。那玩意儿没任何好处，只是制造噪声。要不让你爸爸带你去二楼的电脑城，给你买一台电视游戏机吧。有一千新谢克尔，你可以买到最高端的，还能加上3D交互眼镜和所有其他配件。”

我没话说了。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个提议，这能给我省很多事儿；等我送他回去后，这也会减少莉莉娅的麻烦。因为莉利娅看到收银机肯定要抓狂。

“你觉得如何？”胖子问利多，“游戏机可是好东西。赛车、追击，你想要的都有。”

“我要收银机。”利多说，同时牢牢箍住我的腿。

“看看这个可爱的小天使，”我说着把钱递给胖子，“帮帮我，让他在生日这天高兴高兴吧。”

“这不是我的店，”胖子反驳，“我都不在这儿工作。我只是想帮……”

“但你没帮上什么忙。”我凑得太近，脸几乎要蹭到他的脸。

“我要回店里去了。”胖子耸耸肩，对痘痘脸说，“如果他敢轻举妄动，你就报警。”说完就溜了。真是个人物啊。

我把一千新谢克尔撂在柜台上，拔下收银机的插头，开始卷电线。利多看到我的举动，拍起了手。“我要叫警察了。”痘痘脸说着，拿起了手机。我又一次夺过他的手机。

“干吗？”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别毁了这个好日子。”痘痘脸抬眼看看在我手里的他的手机，又看看我，然后飞奔出了商店。我把痘痘脸的手机放在柜台上，抬起了收银机。“现在我们赶紧走，”我对利多说，口气听上去兴高采烈，像是在玩游戏，“我们回去给妈妈看看你得到了什么。”

“不行，”利多跳脚，“我们玩了直升机再回家。你保证过的。”

“是，我保证过。”我用最温柔的声音说，“但是收银机可重了，爸爸没办法一边抱着收银机一边玩直升机。现在我们把收银机先弄回家，明天你一放学，我们就去公园里玩直升机。”

利多想了想。“那今天玩直升机，”他说，“明天来拿收银机。”就在这时，痘痘脸带着一个保安及时冲回了店里。

“你以为自己在干吗？”保安说。他个子矮小，毛发浓密，看上去与其说是保安，不如说更像一条杜宾犬。

“没干吗。”我朝他挤挤眼睛，把收银机又放回原处，“就是想让孩子开心开心。今天是他的生日。”

“小朋友，生日快乐。”保安对利多说，语气漠然，“要开开心心的。但你和你爸爸现在得走了。”

“好的，”利多说，“我们是要走了，去飞直升机。”

利多和我在公园里玩遥控直升机。说明书上说它能飞四十米高，但升了十五米后，它就接收不到遥控信号了。螺旋桨停止转动，它一头栽了下来。利多喜欢这个过程。

“这个世界上谁最爱利多？”我问。利多回答：“爸爸！”

“那利多有多爱爸爸？”我问这话的时候，直升机正绕着他旋转，他欢呼着：“很爱很爱！”

“一飞冲天！”我大喊，“飞到月亮上又回来！”

我的手机在兜里震动起来，但我没去看。肯定是莉莉娅打来的。在我们头上，直升机的身影越来越小。再过一会儿，它就要脱离我们的视线，坠落下来。随后我俩都会在草坪上奔跑，想去接住它，如果利多又一次比我先到，他会再次笑得像个笑面杀手。在这个臭烘烘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孩子的笑声更美好了。

۞۞۞

好事儿

一个阔太太抱住一个穷汉子。事发突然，绝非预先安排。他到她身前，问她要点儿钱买咖啡。她住的社区没有流浪者，所以他找上她完全是偶然。而他也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常见的流浪汉。虽然只拥有一辆超市购物车，而且露宿街头，但他外表整洁，还刮了胡子。阔太太钱包里一枚硬币都没有，只有一百美元纸币。如果能找到一张十美元甚至二十美元的纸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递给他，但一百元对她来说似乎给多了，也许他接受起来也会有点儿窘迫。

在街上，流浪者和普通人之间有很明确的交际规则：彼此礼貌地交谈；不要对眼神；不要问姓名；不要施舍多过二十美元。二十美元之内都属于慷慨的范畴，但超过那个数字，就是博眼球了，是试图打动或逼迫接受施舍的人说出“太太，您真是个好人”，否则他们就显得忘恩负义。阔太太不想打破这个规则，但她一枚硬币或一张小额纸币都没有。因此，她对推着超市购物车的男人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可以吗？我去蔬果店把钱破开。”

“他不会帮你破钱的，”那人说，“他从来不帮任何人破钱。他也不会给你倒水，或让你用一下厕所。”

“哦，”阔太太说，“但我总要试一下吧？”

“别麻烦了，”流浪汉说，“没关系的。你可以下次再给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阔太太之前没说过自己的名字，但她觉得眼下别无选择，就告诉了他。

“你是个好人，达拉，”流浪汉说，“你心地真好。不过我大概不是第一个对你这么说的人。”

“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说的人，”达拉说，“我给了我哥哥很多帮助，主要是经济帮助。对我父母也是。我是说我爸爸。我帮不了我妈妈——她死了。他们没一个说过我心地好，或是对我表达谢意。”

“这也太差劲了，”那个穷汉子说，“叫人沮丧。你会觉得没人关注自己，或者像个奴隶。一个没人关注的奴隶。一个只有在拒绝满足他人愿望时才有存在感的人。”

阔太太点了点头。她想告诉穷汉子，她以前深爱自己的家人，现在她当然也想爱，只是使不上力气了。她想告诉他，她第一次遇到自己的丈夫时，他说“不要小孩”，因为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他已经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是个问题少女。所以他们没要孩子，这种状态的确不错，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生活也很和美。但要命的是，她甚至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其实想要小孩。

穷光蛋说：“我们去找个地方坐坐。街角有条长凳，长凳旁不远有个咖啡外卖店。我请你喝咖啡吧。”但阔太太不想喝咖啡，除了自己家，她哪儿都不想去，因为她知道那是她唯一可以关起门来痛哭的地方。但是，她不想伤流浪汉的心，不想让他觉得她在摆架子。这些想与不想混合在一起，最终成为一个拥抱。一个出人意料的拥抱，是一种给予，同时也设下边界。她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是朋友”，但同时也表明“我的事儿自己可以解决”。这让人感觉良好。随后她把钱包里所有的现金都递给他，有七百美元，她丝毫没有考虑这看起来会显得怎样，或打破了什么规则。反正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时，她就已经坏了规矩。那个男人说：“太多了。”她说：“不多，这个数刚刚好。”他收下那些钱，她又抱了他一下，随后离开。

她原本为了尽快回家想叫辆出租车。但现在尽快回家已经不是当务之急。她想享受一下这个特别的日子。再说，她手边也没现金了。所以她一路走了回去，脚下穿着JIMMY CHOO牌的红鞋，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云端。

后来，她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谈起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的感觉，谈起随心所欲的快乐，谈起送出七百美元后对方说：“达拉，感谢你。你的出现让我开心一整天，也许甚至能开心一周。你心地真好。”上一次听别人这么说是什么时候了？她们马上就明白了。她们也想获得这种感觉。她们都厌倦了被丈夫拽去参加气氛沉闷的慈善晚会，在那些场合，她们能得到的就是一枚金色的别针，还有市长或某位临时拉来凑数的过气电影明星老套的致谢。她们希望从悲惨处境中拯救了一个人后，能看到对方的神情——感觉对的话，甚至可以来一个拥抱。她们希望看到他涕泪横流或感谢主把她们带到他面前，仿佛她们是圣人，而不只是阔太太。

达拉带着两个朋友，开着她的银色迷你库柏去了城市南边。这辆车不太坐得下三个人——苏珊不得不缩起两条大长腿挤进后座——好歹都坐上去了。她们看到一个流浪汉，这人缺了一条腿，带着一条狗，苏珊和凯伦争论谁去给他钱。就是那种各方都坚持让对方赢的争论。最终，凯伦走上前去，靠近那个男人，他坐在一个用黑色记号笔写着“老兵”字样的纸板箱旁，她往他的一次性塑料杯里投进一千二百美元。男人看到那么多钱——也许没看清确切数额，但肯定意识到是一沓百元纸币。他沉默不语，只是定定看了她好久，又点头说了一声谢谢。那晚，全家人入睡后，凯伦躺在床上，闭眼回想那个男人点头的瞬间，她感到浑身颤抖。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样的眼神看她了。

第二天，她们给苏珊也找了一个施舍的对象。但这次不太顺利。因为这次的男人拿了钱、道了谢，笑起来时咧开的嘴里没一颗牙，苏珊立刻意识到他是个瘾君子，转身就会把钱拿去买毒品，她没法真正获得拯救他的感觉了。当然，这也说不上是糟糕的体验。

她们又如法炮制了几次，虽然再也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的满足感，但心情依然不错。而拿了钱的人心情也不错，起码比之前心情好。没过多久，凯伦就想出了一个点子：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来做这事儿。

这个点子很聪明。软件很快就火爆起来。这个软件可以处理人们上传的关于流浪汉和乞丐的所有数据，然后无论何时，它都能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到离你最近的最需要帮助的人。人们纷纷用起这个软件。《时代周刊》采访了她们，各色人等都想找她们收购这个公司。她们拒绝出售，但最终同意把它转让给马克·扎克伯格——条件是他必须将软件获取的所有收益捐赠出去，而不是占为己有。

她们提出这一要求时，扎克伯格觉得受了冒犯。“你们觉得我还要靠这个软件赚钱？”他问，“我的钱已经够多了。我是想用它来做好事。”他的话说得漂亮极了，达拉一时语塞。“这个男人很特别。”她暗自思量。他能获得如今的成就绝非偶然。她对他说，自己需要一点儿时间和凯伦单独讨论，但她一句话还没说完，凯伦就抓着她的胳膊说：“我们必须给他。”

她们给自己的App起名为“日行一善”，但扎克伯格立刻给改成了“好事儿”，更简洁，也更抓人眼球。几个月内，它成了大热门。当然没有WhatsApp那么火，但用户数依然庞大。

六年后，就在同一家商场外，达拉碰巧遇见了她在街上拥抱过的那个男人。她和丈夫几周前刚刚签署了离婚协议，但当那人问她近来可好时，她说一切都好。她有点儿想告诉他，自己和沃尔特分开了，她这辈子第一次明白了孤单的意味，但她没说，而是告诉他手机应用软件的事。他没法相信。他当然知道这款手机应用软件，众人皆知，但他还没关联上自己的信息，也没有在上面记录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事情。在道别之前，她打开钱包，想再给他点儿钱。

“我现在不是流浪汉了，”他微笑着说，“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你给了我钱之后，我开始自律，戒了酒，现在我在社区活动中心教课。我的姑妈前两年去世了，留给我一小笔遗产。我用这笔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小公寓。嘿，你知道吗，”他一边说，一边在她面前挥挥手，给她看他手指上的金色指环，“我还结婚了。猜猜怎么着？我们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达拉站在原地，手里拿着钱。

“我已经不再需要接受施舍了，”他半是抱歉地说，“过去确实需要，但现在我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拿着吧，”她涌出泪来，恳求他，“请拿着吧。算是为了我。”

她手里拿着几百美元——她不清楚到底拿出来了多少钱，数都没数——直到她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他才接过钱。

۞۞۞

糖酥蛋糕

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胖查理的路边摊吃午饭。我想点一个抹上枫糖浆和奶油的薄饼，但妈妈要我点健康一些的食物。“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坚持道，“五十岁生日。让我点薄饼吧。就这一次。”

“但我已经给你烤了蛋糕，”妈妈不满地咕哝道，“是你最爱的糖酥蛋糕哦。”

“如果你让我吃薄饼，蛋糕我可以一口都不碰。”我向她保证。她思量了一下，不情愿地说：“你薄饼和蛋糕都可以吃，只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但下不为例。”

胖查理给我看垒得高高的薄饼塔，顶上还点了一支烟花。他用嘶哑的嗓音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同时等妈妈一起来唱，但她只是朝薄饼塔投去愤怒的一瞥。所以，换我跟他一起唱。“你几岁了？”查理问。“五十了。”我说。“五十了还和你妈妈一起过生日？”他带着欣赏的表情朝我吹了一声口哨，继续说，“我嫉妒你，皮耶科夫太太。我女儿只有他一半年纪，已经好几年不愿和我们一起庆祝她的生日了。嫌我们老啦。”

“你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妈妈问，她的眼睛一刻都没从我盘子里垒成堆的薄饼上挪开。“我也说不清，”查理坦承，“是什么高科技行业吧。”

“我儿子这么胖，还没工作，”妈妈的音量低了一个八度，嗫嚅道，“所以用不着嫉妒我。”

“他哪里胖了？”查理咕哝道，想挤出一丝笑容。和查理比起来，我的确算不上胖。“我也不是没工作。”我满嘴薄饼地补充道。“亲爱的，”妈妈说，“每天靠帮我把药片放进盒子里来赚两美元可称不上是工作哦。”

“生日快乐！”查理对我说，“好胃口，好心情！”说完慢慢回身，像躲疯狗似的离开我们这一桌。等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查理回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他说，“你真的在做一件好事。和你妈妈一起住，全心照顾她。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一个人住。你应该见见她。她比你薄饼上的烟花消耗得还快。你妈妈一直唠唠叨叨抱怨不停，但让她保持活力的是你，这是《圣经》里提到的德行。‘荣耀你的父母。’薄饼味道如何？”

“好极了，”我说，“我不能常来真是太糟了。”

“如果你就住在附近，欢迎常来。”查理朝我眨眨眼说，“很高兴可以招待你多吃一点儿。我请客哦。”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笑着点头。“我是说真的，”查理说，“请你吃薄饼让我很开心。我女儿好些年都不吃我的薄饼了，她总在节食。”

“我会再来的。”我对查理说，“我保证！”

“太好了，”查理点着头说，“我保证一个字都不对你妈讲。以童子军的荣誉保证。”

回家路上，我们在一家7—11超市停了一下，妈妈说既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以选一件礼物。我想要一瓶泡泡糖口味的能量饮料，但妈妈说我今天摄入的糖分已经够多了，所以我请她买一张彩票给我。但她说，她原则上是反对赌博的，因为这会让人被动地坐在肥臀上，等待幸运拯救他们，而不是主动去做些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知道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多少吗？”她问，“百万分之一，可能更小。你好好想想，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死的概率都比中彩票大。”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补充道：“但如果你坚持，我就给你买一张。”我坚持要买，她就满足了我的愿望。我把彩票折了两折，一次横折，一次竖折，然后塞进牛仔裤前面的小口袋里。很久以前，我父亲在回家路上遭遇车祸去世，当时我还在母亲腹中。真是世事难料。

晚上，我想看篮球赛。金州勇士队今年超级厉害。斯蒂芬·库里的三分球手感发烫，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他投篮时甚至用不着看向篮筐，而球一个接一个落进网里。妈妈不让我看。她说她看过《电视指南》了，国家地理频道会有一档介绍世界上最贫穷地方的特别节目。“你就不能为了我少看一次吗？”我问，“毕竟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但妈妈坚持说，我的生日是昨天开始的，到日落时分结束，所以现在又是寻常日子了。

妈妈看电视的时候，我走进厨房，帮她把药片按规律放进盒子里。她每天要吃三十多片药。早上吃十片，晚上吃二十多片。有控制血压和胆固醇的药，还有治疗心脏和甲状腺的药。光把这么多药片吞下去就饱了。说实话，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一种病是她没得的。可能，除了艾滋病。还有狼疮。把药在盒子里排好后，我就在她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和她一起看节目。镜头里播放着一个住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社区里的驼背小孩的生活。晚上他睡觉前，他的父母要用绳子把他绑起来，让他折着身子睡。旁白说，这样一来，他的驼背状况会越来越严重，等他长大了，人们会特别同情他，由此他在这座城市激烈的乞丐竞争中就能占有巨大优势。我不是容易流泪的人，但那个孩子的故事真的令人伤感。

“你想让我把频道换到篮球赛吗？”妈妈用轻柔的声音问我，一边把我的头发摩挲乱了。“不用了，”我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这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节目。“我很抱歉午饭时对你说了那么多刻薄话，”她说，“你是个好孩子。”

“没关系，”我说，亲了亲她的面颊，“我一点都不生气。”

第二天早晨，我陪妈妈去看眼科医生。他给了她一张字母表，要求她大声读出来。她大声喊出她看得见的字母，并执意去猜她看不见的，好像蒙对了有利于她治好眼病。医生又在她那一大堆药里加上一种，每日服用一次，是治疗青光眼的。看完医生，我们去沃尔格林药店买新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一回家就把它加入药盒中夜晚药片的格子里。随后，我换上运动服，拿上我的篮球，出门去儿童球场。我打得不怎么样，但如果那边的孩子年纪够小，他们肯定会觉得我超级厉害。

几年前，我和一位有文身的红发母亲一起被拘留了。我在和她儿子打球，她有点紧张过头。一看见我和他一起在球场上，她就扯开嗓子大吼，警告我不要妄图动她儿子一根汗毛。我对她解释说，根据篮球规则，你在防守时可以接触对手，她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知道自己比她家的小可爱高大强壮得多，但无论如何，就算防守我也会小心翼翼。但她一句都听不进去，火气越来越大。“你敢叫我儿子‘小可爱’，你这个变态。”她尖叫起来，把她手里的咖啡纸杯一把甩在我脸上。还好，咖啡已经凉了，但仍然溅到了我的衣服上。

那起意外之后，我好几个月都没去儿童球场，但随着季后赛开始，你看到精彩绝伦的比赛，心里会很想打球。一开始，我害怕文身的红发女会在球场那边，一看到我就再次尖叫，所以我问妈妈，是否可以自己买个篮球架，竖在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和妈妈说起在篮球场上发生的事，她平静至极，每次她大动肝火的时候就是这样。随后她叫我穿上运动服，拿上篮球，我们一起出了门。

在去球场的路上，她告诉我，那些和我打球的小孩的家长应该感谢我，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有成年人依旧保有足够的亲切和善良，会像我这样和孩子们打球，并教他们技巧。

“亲爱的，”她有些失声，“等会儿到了球场，你如果再看见那只文身的蠢猴子，就告诉我，好吗？”我点点头，但内心祈祷文身红发女不要出现，因为我知道，就算妈妈已经老了，她还是可以轻易地用拐杖敲破那个女人的头。

我们到了球场，妈妈坐在一张长凳上，像要认出刺客的保镖那样，审视着在场的其他父母亲。一开始，空出的半个场地都归我，我一个人运球和投篮，但很快，另外半个场地上的孩子们就邀请我加入，因为他们缺一个人。当我投入致胜一球，而比赛结束时，我看向妈妈，她还是坐在长凳上，假装在看手机。我知道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内心为我骄傲。

这回我到球场上时，一个孩子都不在，我懒洋洋地投了几个球，都没中。十五分钟后，我觉得有点无聊了。走到胖查理的餐车只要五分钟，我过去时，摊子边没几个客人，查理看到我开心极了。“嗨，投篮王，”他说，“你刚刚在打球？”我耸耸肩，跟他说球场上没人。“时间还早，”他朝我眨眨眼，“但等你吃完我给你做的薄饼塔之后，那里肯定就有人了。”查理的薄饼太美味了。我吃完后向他道了谢，再次向他确认不付钱是不是真的没关系。“你想吃了尽管来，投篮王，”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还有，你不会把我吃薄饼的事告诉我妈妈，对吧？”我离开前问他。“别担心，”查理笑了，拍拍他的大肚皮，“你的秘密妥妥藏在我的大肚皮里。”

大乐透每周六晚上开奖。妈妈刚吃完她的药，就提醒我这事儿。“你是不是很紧张？”她问。我耸耸肩。她又对我说，我中奖的概率不足百万分之一，随后又问我，如果真的中奖了，我准备做什么。我再次耸耸肩，说肯定会捐点儿钱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驼背小孩。妈妈大笑，说那部片子是十几年前拍的，那个驼背小孩现在可能已经成年了，他能乞讨到很多钱，不再需要别人捐助了。或者他也可能得了某种那些人会得的病，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从来不洗手。

“别再想国家地理频道上的那些孩子了，”她说，揉乱我的头发，我喜欢她这样，“你想给自己买点儿什么？”我又一次耸耸肩，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中奖了，大概就会搬到属于自己的大房子里，买张可以在贵宾包厢里看勇士队整个赛季所有比赛的季票，你还可以雇个笨笨的菲佣来帮我分药，就不用自己动手了。”妈妈说着，朝我不太开心地笑了笑。其实我很喜欢帮妈妈分药，这让我放松。“我不喜欢看现场比赛。”我说，“还记得我们去看奥克兰的拉里叔叔，他带我去看现场比赛的那次吗？我们几乎站着排了一小时队，入口处的引座员朝着每个进去的人大喊大叫。”

“那就不买季票，”妈妈说，“那你觉得自己会买什么？”

“可能给我的房间里买台电视，”我说，“不过一定要大屏幕，不像我们客厅里的那台。”

“亲爱的，”妈妈笑了，“头奖可有六千三百万美元。如果中了奖，你想要的可就不只是大屏幕电视啦。”

这是我第一次看彩票开奖。开奖现场有一台透明机器，里面装满乒乓球，每个球上有一个数字。操作机器的是一位金发女郎，自始至终，她都笑得很神经质。妈妈说，她的胸是假的，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打了肉毒杆菌，因为她的前额肌肉都不动。随后，妈妈说她要去洗手间。今年她的膀胱情况不太好，所以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去一次洗手间。“祝你好运，亲爱的。如果我撒尿的时候你看到自己中奖了，就欢呼一下，我会裤子不提地跑出来。”她大笑着说，在从沙发上起身前吻了吻我，“但别没事瞎喊，明白吗？你记得医生是怎么说我的心脏的。”

笑容神经质的金发女郎按下机器上的一个按钮。我看着她的前额。妈妈说的没错，肌肉一动不动。机器里跳出的第一个球编号是46，这也是我们家的门牌号。第二个球编号是30，是爸爸去世和我出生那年我妈妈的岁数。第三个球编号是33，是医生给妈妈开治疗青光眼的药之前她所吃的药片数量。最后一个球编号是1，是查理在我的薄饼塔上点燃的烟花的数量。这也太奇怪了，额头僵硬的金发女郎开出的所有号码都正好跟我和我妈妈的生活有关，而这些数字正好都印在我的彩票上。我甚至没去看其他两个数字，继续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女人给自己注射那种让她额头瘫痪的玩意儿，以及如果妈妈不得不和我分开而不是住在一起，那会多么令人伤心。

等妈妈回到沙发上坐下，我已经在看体育频道了，但她执意调到福克斯台，因为到了晚间新闻的时间了。新闻播报员正在播报一起发生在巴基斯坦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死者已达六十七人。他们没提爆炸发生在哪个城市，我只希望别是加尔各答。妈妈对我解释说，加尔各答在印度，巴基斯坦是另一个国家，一个比印度还糟糕的地方。“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说着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朝厨房走去。一看到电视上的恐袭新闻她就饿得慌。妈妈问我想不想吃她做的炒蛋当晚餐，我告诉她我饿了，但不想吃炒蛋。“还有你生日那天我烤的糖酥蛋糕，最后一块，要不要吃？”她在厨房里问我。“你同意我吃甜食？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问。她对这类事情通常是很严格的。“今天例外，”她说，“今天是你没中彩票的日子。你可以吃点儿甜食，安抚一下情绪。”

“你怎么知道我没中奖？”我问。“因为你答应过中了奖要欢呼的。”她说着，笑了起来。“就算我叫起来你也听不到。你都半聋了。”我说，回敬她一个笑容。“不仅半聋，还半截身子入土啦。”妈妈点点头说，把最后一块蛋糕放到我面前的台子上，“但和我说实话，亲爱的，在这世上，还有谁做的糖酥蛋糕能像我做的这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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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泥配爸爸

爸爸

爸爸变形那天，斯特拉、埃拉和我马上要满十岁。妈妈不喜欢我们用“变形”这个词，坚持让我们说“离开”。但我并不是说，我们那天放学回家时屋子空了。因为当时他在家，坐在扶手椅里等着我们，灿烂的兔子皮毛洁白而闪耀，我们弯腰摸他耳朵后面时，他没有跑开，只是开心地皱了皱鼻子。妈妈说我们不能把他留在家里，因为他会满屋子拉屎，而当斯特拉想要温柔地告诉她那只兔子其实是爸爸时，妈妈生气了，叫她快别这么说，因为情况已经很艰难了，接着她开始哭泣。

埃拉和我给妈妈准备了茉莉花茶和杏仁饼干，因为茉莉使人平静，杏仁又让人开心，而那天下午，妈妈看上去的确需要一些能使她平静又振奋的东西。妈妈向我们道谢，喝了茶，亲了亲我们三个，并告诉我们，前一晚我们睡着后，她跟爸爸吵架了。但是为了不吵醒我们，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之后，爸爸往自己的白色双肩包里丢了几样东西就离开了家。妈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过苦日子了，我们几个要坚强，要相互帮助。她说完后，大家陷入令人难受的长长的沉默。最终，爸爸用鼻子示意我走过去抱抱她，等我抱住她之后，她又哭了起来。埃拉被妈妈的哭泣吓坏了，低声问我：“她为什么要哭？重要的是他回家了呀。”但妈妈一直泪水涟涟，哭泣逐渐变成愤怒的呜咽。斯特拉想转换话题，说也许今天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做点儿开心的事，比如烤个胡萝卜蛋糕，但这话让妈妈更加沮丧。“我不想让那只兔子待在家里，”她说，“你们听懂我的话了吗？”说完她就回房里休息去了。

等妈妈午睡醒来时，我们给她拿去一杯我们自己做的柠檬水、一块涂了黄油和果酱的面包和一片治偏头痛的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醒来，她头都会痛得厉害。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把爸爸锁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斯特拉说，我们说话时他做出的那些表情会让妈妈抓狂，而如果他不老在她身边晃悠，说服她让他留下就容易得多。她还向埃拉解释，我们和妈妈谈到他的时候，不能叫他爸爸，因为妈妈还在生他的气，在她完全原谅他之前，我们需要假装爸爸就是一只兔子。

妈妈吃了面包，服了药片，把柠檬水喝完，随后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亲了亲，说她很爱我们，如今我们四个在这世上就孤单无依了，我们是她仅有的安慰。埃拉对她说，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还有一只兔子，就像我们是她的安慰一样，那只兔子也是我们的安慰，因为就算他什么都不会做，连烧水煮茶或打开果酱罐子都不会，他还是可以在我们腿边蹭来蹭去，绕着我们打转，任我们随时抚摸他柔软的皮毛。妈妈说我们都是善良慷慨的姑娘，这两种品质会对我们的人生大有帮助，但那只兔子还是必须弄走。随后她穿上鞋子，拿起门边架子上的车钥匙，说她要去镇上找宠物店的那个男人来帮忙；等抓住爸爸后，他会把他卖去一户有大房子和院子的人家，他们肯定能比我们更好地照顾他。“谁都不可能比我们把他照顾得更好，”埃拉大叫起来，她一直很害怕宠物店里那个奇怪的男人，“没有我们他会很伤心的，没有他我们也会很伤心。”但妈妈置若罔闻地点点头，说在她回来前我们可以看电视。

妈妈一走，埃拉和我便对斯特拉说，我们必须赶紧把爸爸藏到妈妈和那个宠物店的男人找不到的地方；但斯特拉坚持说这样没用，因为妈妈对找东西特别在行，就算真的丢了的东西，她也总有办法找到。“但他是我们的爸爸呀，”埃拉哭了，“我们不能让他们带走他。”

“我知道，”斯特拉说，舔了舔上嘴唇，我们三个紧张的时候都会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带着他逃走。”

所以我们搬出九岁生日时爸爸亲手给我们做的三座自行车，把爸爸放进他为了让我们放书包而装在车把前的车篮里，随后踩着踏板朝田野骑去。那天酷热难当，我们忘了带水，但斯特拉说我们绝对不能回家。在我们四个当中，爸爸看上去渴得最厉害，但也最开心。他总是最爱外出郊游的那一个，埃拉恳求我们回去给他拿点儿水，但斯特拉和我坚持继续前进。

埃拉觉得受了冒犯，她说如果我们不掉头回去，她就不帮我们踩踏板了，我们几乎争执起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斯特拉看到麦田中央有一个水龙头，尽管它锈迹斑斑，我还是设法打开了它，爸爸直起后腿，咕咚咕咚牛饮起来。他浑身都湿了，但似乎毫不在意。随后斯特拉给了他一穗麦子，这是爸爸最爱吃的，他两口吞了下去。就在这时，埃拉哭了起来，说也许妈妈是对的，这只兔子没理由待在我们家，它可能根本不是我们的爸爸。埃拉这么说的时候，爸爸不吃麦子了，转而朝她蹦去。她坐在泥地里哭，爸爸把他两只柔软的爪子搭到她身上，舔着她。一开始埃拉有点受惊，但随后就笑了，因为他的舌头舔得她发痒。看她笑了，我们也跟着她一起笑了。“只有爸爸知道用这种办法逗我们开心。”斯特拉说。虽然埃拉依旧一言不发，脸上还挂着湿漉漉的泪痕，但从她轻抚爸爸皮毛的动作中，我看得出她知道斯特拉说的没错。

这个时候，我看到埃拉背后的小路边上，小麦叶子动了。起先我觉得是风，但那天一丝风都没有。是有人拨开叶子朝我们来了。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从动作看来，我推测他比我们高多了，和妈妈一样高，甚至可能和宠物店那个男人一样高。妈妈第一次带我们去他的店里时，我就不喜欢那个男人。店里的笼子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除了一条艳紫色的鱼儿，我就没见过他店里哪只动物是高兴的。我想告诉斯特拉和埃拉有人来了，但是恐惧让我僵住了。我知道如果看到我的神情，她们一定会立刻意识到有危险临近，但她们在一门心思地爱抚爸爸。

当神秘的来人出现在麦秆丛中时，斯特拉把爸爸紧紧抱在胸口，埃拉和我则挡在她身前。爸爸的鼻子颤了颤，眼睛紧张地眨巴着，很显然，他也害怕了。来人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大门牙男孩，满脸青春痘，他也抱着一只兔子，但他的兔子胖嘟嘟的，棕色的皮毛上有白色的斑点。大门牙男孩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爸爸在斯特拉怀里不安地扭动起来，好像认得那只胖兔子，想和他聊聊，至少嗅嗅他，但斯特拉把爸爸抱得牢牢的，他没法跳下去。“你在看什么？”她用极度慌张的声音问。

“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只是……从来没见过三个长得这么像的女生。”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问，但口气比斯特拉要平静、友好。

“没什么，”大门牙男孩耸耸肩道，“我们是要回我奶奶家，天气开始变热，我们记得这里有个水龙头。”

“我们记得？”埃拉问。

“是的，”大门牙男孩笑了，指了指他怀中胖兔子的脑袋，“我爸爸也是只兔子。”

罗比

生日那天早上，罗比起床后发现在客厅里一堆包得花花绿绿的礼物边上，他爸爸变成了一只兔子。他从那只兔子的跛腿立刻认出那就是爸爸，但罗比的妈妈和我们的妈妈一样，不相信他的话。

罗比的爸爸是一名军官。他的工作是拆弹。罗比一直觉得，这是一份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如果你任务完成得出色，什么都不会发生，可一旦你失误，不仅人们怨你业务不精，你自己还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但罗比的爸爸酷爱这份职业。几年前，他没能成功拆除几个小孩在草莓园里发现的迫击炮弹，它爆炸了，一块弹片插入他的腿里，从那之后，他的腿就跛了。他出院之后，上级想调他去做别的工作，但他执意留下来。“我做这个又不用跟着炸弹跑。”他向罗比和同样希望他换工作的他妈妈解释道。当罗比的妈妈试图劝说他爸爸新工作也会一样有趣时，罗比的爸爸微笑说：“拆弹就像解谜，你知道这世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解谜了。”

罗比上一个生日的早晨，没有蛋糕也没有派对；唯有后院里那只瘸腿的胖兔子。一整天，罗比的妈妈都坐在电话机旁，向人们诉说、哭泣；同一天晚上，警察宣布罗比的爸爸失踪。罗比让他妈妈跟警察说，他的爸爸实际上变成了一只兔子，但她掴了他一巴掌，随后又道歉并抱住了他。挨了那一巴掌之后，罗比保证不再说那只兔子就是他的爸爸，作为交换条件，她同意他把兔子养在客厅里。

“我们的妈妈永远都不会同意这种事，”斯特拉说，“她是个老顽固。”我们去了罗比家的厨房。他的妈妈还在外面上班，他的爸爸和我们的爸爸在取暖器旁的小地毯上一起玩耍。他们互相嗅嗅，开心地绕圈圈，斯特拉说，从他们一起玩的样子，能看出他们是多年的老熟人。外面的天开始黑了，埃拉说，如果想回家，趁着外面还有天光，我们现在就应该走了，因为三座自行车的车灯是坏的。

“我们不能回去，”我向埃拉解释，“妈妈如果看到我们和爸爸在一起，她会立刻把他交给宠物店的那个男人，到那时爸爸就得住在一个小笼子里，然后去一个他可能并不喜欢的家庭，而且……”

“是啊，”斯特拉说，“你知道有人去宠物店买兔子，然后配土豆泥吃吗？”

“别信她，”我对埃拉说，她听了斯特拉的话立刻哭了起来，“她瞎编的。”

“才不是，”斯特拉坚持说，“真有这种事。”

“我可不想有人配上土豆泥把爸爸吃掉。”埃拉还是哭个不停。

“你们可以把他留在这里，想看就随时来看他。”罗比说，“我们家房子大，他和我爸爸也处得很愉快。”

妈妈

回家路上，埃拉又哭了，几乎没踩踏板。“我希望爸爸和我们住在自己家里，而不是住在某个男孩子家。”

“又不是随便找了一家，”我试着安慰她，说，“是一户有个兔子伙伴可以和他一起玩的人家。”

“是啊，”埃拉说，还是哭个不停，“他会开心的，但我们呢？”

“我们每天都去看他，给他带莴苣和荷兰芹，”斯特拉说，“他会围着我们转圈圈，像你喜欢的那样舔我们的脚。”

“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们得学聪明点儿，别再跟妈妈说他是爸爸了，好吗？”

妈妈在家里等着我们，急坏了。我本来以为她会对我们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哭了一会儿，说很高兴我们都安全回家了，随后她把我们三个紧紧拥入怀中，都把我们勒疼了。客厅里，宠物店的陌生男人坐在爸爸的扶手椅里。妈妈说，她回来时没看到我们，心里很难过，但亚历克斯人很好。他宽慰她，帮助她，甚至给她做了个夹蛋吐司。我们三个道了歉，斯特拉撒谎说她在夏令营认识的一个男孩子很想养一只宠物，我们一起去把兔子送给他了。“埃拉想给你留个字条的。”斯特拉说。埃拉也跟着点头说：“但我忘了。”我们都知道应该把事情推到埃拉头上，因为妈妈总是会原谅她。

“没关系，”妈妈说，“要紧的是你们回来了。有一瞬间，我以为你们也要离开我了，那我在这个世上就真的只有自己了。”尽管我特别想告诉她别这么说，因为爸爸从没离开我们，但我什么都没说。埃拉走到妈妈身边，抱住她，说：“妈妈，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当妈妈也拥抱她时，她又加了一句：“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明天一起去男孩家和那只兔子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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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蜥蜴

今天，我改了遗嘱。我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做。在总统发表著名的《二十一世纪的阿拉莫要塞》演讲之后的一天，我加入了“14+”部队，无意冒犯国旗和国家荣誉，但我这么做是为了萨默。她总是陪伴我左右，作为朋友、姐姐、保镖、母亲。我俩都很清楚，如果我在前线遭遇不幸，我在服役期间得到并保存下来的一切东西都将属于她。但这天早上，在我从医院回基地的路上，我改了遗嘱。

现在，要是我明天在东欧的小巷里踩上一枚路边炸弹，或发现自己在郊区被狙击手瞄准，那些东西都将赠予贝克军士。我知道，萨默没法理解此事。毕竟，我是为了她、为了我俩才入伍的。而贝克，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在我接受新兵基础训练时，我觉得这家伙凭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应该狠狠挨一顿揍，甚至该被投进监狱。但经过波罗的海救生筏上的那一晚后，我不能假装事情没发生改变？唯有一份新遗嘱才能让那杂种知道我有多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我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他在克利夫兰他父母家中，坐在电动轮椅上，正在看网络色情节目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是这样写的：

“贝克军士，我们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要告诉您。实话告诉您，坏消息也没那么糟——只不过是您麾下的另一名代理下士（记得那些日子吗？那时您还能用脚去踢每一个惹恼了您的新兵？）把他的装备交还给了天上那位至高的军需官……但好消息是——我的朋友，振作起来，因为这真的是个好消息——他在遗嘱中提到了您的名字，现在您能自豪地成为二十九个罕见的高阶游戏角色和四十八枚彩蛋的主人了。二十九个高阶角色啊！包括‘歼灭兽’限量版海军陆战队系列中的一只装甲北极蜥蜴。一年只有一天能在东南亚捉到。这整个世界上只有该死的六只北极蜥蜴。现在这六只里有一只属于你了！”

我能想到他驾着轮椅倒退着做月球漫步，像疯子一样吼叫。我认识一些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待了十年的士兵，他们会很高兴用自己的超级藏品来换那只该死的蜥蜴。自从得到它，我就在一百四十二场面对面的肉搏战中使用了它，每一场都胜了。如果贝克知道我改了遗嘱，他今晚就会匍匐到我睡袋边，撕开我的喉咙，我发誓他会这么做。我能真切地听到那狗家伙畅快淋漓的咆哮。但他配得上这个。那家伙为了我，脊椎碎了。他本可能和其他士兵一样犹豫一下，只消顿一下，他就要在我的葬礼上鸣枪致意了。但他没有。

我把新遗嘱发到总部没多久，手机就亮了，提示有一条来自萨默的新短信。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她一定发现了。军法署的什么人通知了她。我是说，遗嘱里也提到她具体能得到什么。所有钱和福利仍留给她。也许一名士兵更改遗嘱时，他的受益人们会自动收到通知？我盯着屏幕，目瞪口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担惊受怕：当我们的吉普车在南美像颗流星照亮黑夜的时候；或是在东南亚布满狙击手的沙滩上，那个老古板蒂米的脑浆喷得我的防弹衣上到处都是的时候；还有在西亚的村子，当耶马和达米安像被包在糖果里的炸弹团焰火似的炸开的时候。但比起我要打开萨默的短信这一刻感受到的惊恐，前面这些都不值一提。因为如果她发现我改了遗嘱，那我就没理由回圣迭戈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别无地方可去了。发送新遗嘱是一次失策。我原本可以手动改写，再托战友在我万一阵亡的时刻转交给总部，而不是冒着被发送到所有受益人那里的风险，上传到他们的服务器。

我打开短信，就像翻过一个可能绑满炸药的恐怖分子的尸体：动作缓慢、小心翼翼。我手上汗津津的，手机触屏都没了反应，不过我在裤子上抹了抹，终于打开了短信。萨默说，她好几天没我的消息了，很担心。所以我给她回了信，写到我受的伤，我的上级怎样救了我的命，我觉得对他特别歉疚，想要回报他。我还写道，他虽然年纪挺大了，都快二十岁了，但可能比我们还着迷于“歼灭兽”。但写到一半我停了下来，把所有字都删掉，重新发了一条信息，一条更为简短的信息：“一切都好。我有点忙。”我以三个跳动的红心，外加一个在两片嘴唇上竖着一根手指的符号作为结束，仿佛这是一个大秘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回去再和你说。”但她永远都理解不了。她当时并不在场。

在现任总统第二次连任成功的一整年后，他们建立了“14+”部队。美国还没从和邻国的战争中恢复元气。要说实话？没人觉得这场战争会这么艰难。我们的无人机在前线连续打击他们，但是对于商场的恐怖袭击，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就少得多。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战场。联邦政府发布了戒严令。一开始只是草案，但随着事态加剧，他们宣布成立一支名为“14+”的新部队。理论上，你必须获得父母的许可才能加入这个组织，但是在圣迭戈发生圣诞大袭击之后，萨默和我都成了孤儿。我是说，我们有国家指定的监护人，但是所有的决定都由我们自己来做。一开始，萨默不知道这个组织，但是网上不时滚动发布着关于它的广告。“14+”部队的士兵会获得真正的工资，是萨默在麦当劳打工所得工资的五倍，但薪酬并非决定性因素。是的，吸引我去招募中心的是广告里的特别系列收藏品。限量版的“歼灭兽”，只在有战事的地区才会出现的战斗值超高的游戏角色。美国军队对它们的投放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想要捕捉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置身战场；也就是说，要么成为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要么成为某个该死的对手。我对萨默说：我去签一年约，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等我回来，我们就拥有城里最棒的收藏了，说不定还是整个国家最棒的呢。我说中了——真被我说中了。来自三个大洲的六种珍稀角色。六种哪！入伍之前，我只在“油管”上见过超高战斗值的角色。现在要是还能活过十周，我就能把它们带回去给萨默，就大获全胜了。但如果我死了，这些就都是贝克的了。当然，那该死的家伙配拥有这些东西。

回到基地，战友们似乎都很高兴看到我。海军小家伙边啜泣边拥抱了我。铭牌显示他叫罗比·拉米雷兹，但每个人都叫他“海军小家伙”。他的铭牌上写着他十四岁半了，但我打赌他连十二岁都没到。小家伙还不到我的胸口，一起洗澡的时候能看到，他浑身一根毛都没长，腋毛和卵毛都没冒头，身体和婴儿屁股一样滑溜。贝克跳到我和袭击者之间的那个晚上，小家伙也在，之后，他帮我一起把长官残破的躯体弄回船上。医生们让我也撤离，但到了野战医院，他们发觉我的伤势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只是有几块弹片扎进了我的肠子。“哥们儿，很高兴看到你用两条腿站着！”小家伙说道，努力忍着泪。

吃过饭，他跟我来了场歼灭兽战斗，那是我那只北极蜥蜴的第一百四十三场胜利。“你有没有听到长官的消息？”他问我。战斗结束后，我们喝着食堂里的红色冰沙，给脑子降降温。“总部跟我们讲了你的情况，但对贝克的情况只字未提。”我把医院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医生们差点儿就没能保住他的命，还有他再也没法走路了。对于小家伙来说，这有点难以承受，所以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他的收藏。“看到那个了吗？”他指着一个看起来像是巨型木槌的歼灭兽角色，“你和贝克被袭击的那晚，我在救生筏上发现的。它可能不是高阶角色，但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重型攻击模式。下次我们战斗时，我会派上它，它会把你那只操蛋的蜥蜴砸成炸鸡排。”喇叭里传来集合的命令，还要我们带上武器去点名。在去集合的路上，我想问新任命的副排长，这次他们要送我们去哪里，但他像个死人似的沉默不语。在这个该死的世界上，我们的敌人不计其数，哪里都可能出乱子。

十四个小时后，我们铲平了恐怖组织的一个基地。我们消灭了该组织的二号传奇人物“九条命”，是我亲手宰了他。事后听取行动汇报时，连长像个姑娘似的对我倾倒不已，逢人便说我如何刚刚伤愈归来就杀入战场，以及发觉和“九条命”近在咫尺枪却卡壳的时候，我是如何沉着冷静，用枪托杂碎了他的脑壳。他当着全连的面向我致敬，并保证会让我得到一枚国会勋章。全连的人都站得笔直，认真听讲，长官让大家为我欢呼，他们像一帮疯子似的尖叫狂呼。

但长官一走，所有人都拥向鼻涕虫萨米。昨天，整个部队所有出击的士兵里，只有他在战场上找到了一只火焰骆驼。这可是史诗级的角色——也许是游戏历史上最强的吧。萨米的火焰骆驼的著名大招“地狱攻击”和“驼峰防御”，可以在两秒钟内把我的北极蜥蜴炸熟。我们往萨米身上一桶一桶地浇冰水和沙子，在“14+”部队里，每当有人俘获罕见角色，我们就这么做，而满身满脸都是泥浆的萨米，涕泪横流地对我们表达感谢。六个月前，他还在塔斯卡卢萨一所烂高中里写关于汤姆·索亚和哈克·费恩的读书报告呢。如果回到那时，有人说他将来能在藏品里加入一头火焰骆驼，他肯定会骤然狂笑起来。

夜里，我在帐篷里收到一张萨默从图片分享软件上发来的照片。照片上，她用M＆M巧克力豆在自己的肚子上拼出一个巨大的数字“10”。每周日她都会发一张表明我离退伍还有多少周的照片，用我喜欢的小物件拼出来：《星球大战》玩偶，小熊橡皮糖，小包的番茄酱。我不睡，开始想她，想贝克。我努力想着能在获胜时让两个人都绽放笑容的办法，而不去想必然会有的落败者沮丧的神情。十周后，我总能让一个人感到幸福。最多十周，或许用不了那么久。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寄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主题：回复：关于“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的咨询

许多人推荐了你们的密室逃脱项目，我想和我母亲一起来实地体验，请为我们预约在周四上午或下午。另外我想确认，是否和你们网站上说明的一样，房间也适用于坐轮椅的残障女士。

谢谢你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收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寄件人：塞菲·莫雷赫

主题：回复：回复：关于“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的咨询

亲爱的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感谢您的来信。我们很高兴地知悉，以前来过我们“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密室逃脱的玩家向您做了推荐。我们极其看好这一密室逃脱项目，听说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份热衷分享出去，我们感到很是振奋。房间里配备了助残设施，并且由于它与天文学和物理学相关，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在短暂逗留以色列期间（我为他的来访拍摄了照片）来过我们这里。但不巧的是，由于大屠杀纪念日，密室逃脱本周四不开放，但我们非常欢迎您和您的母亲另择他日光临。

诚挚的

塞菲·莫雷赫

“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密室逃脱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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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

全能视野

犹太新年到来前几周，拉斐尔把他叫来谈话。

“兹维，发生什么事了？你还好吗？”

“还行，不好不坏。”

“那就好啊，说实在的，我都开始担心了。”

“怎么？我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吗？”

“但愿没有，只是最近……”

“昨天早上我没和大家一起耙，但我获得许可了。”

“我懂，我懂的。没人抱怨你工作做得不好。”

“那他们都抱怨我什么？信众里有人向你嚼舌根了？阿玛蒂齐亚？”

“没人跟我抱怨。用不着说，他们只需要看。”

“看什么？拉斐尔，如果你有话要说，就直说啊。”

“兹维，你的意第绪语说得如何？你懂得臭脸是什么意思吗？那是一个人不开心时摆出来的脸色。”

“所以我的问题出在脸色上？”

“不是你的脸色，兹维，而是这副脸色背后的意味。我们这儿的所有人……我该怎么说？都心满意足。不仅因为我们在这儿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在这儿日子过得不错，这点你同意吗，兹维？”

“所以？”

“还因为能来这儿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每一个能来这儿的人都自觉幸运。不只幸运。天佑之人，这个词比较恰当。就是受上帝保佑的人。能来这儿和我们一起，而不是和那些失败者待在……你知道是哪儿。”

“我知道，”兹维说，“你听我抱怨过一句吗？”

“没有，”拉斐尔深吸一口气道，“从来没有。但我也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来了之后，我甚至没见你笑过一次。”

“好吧，”兹维马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你希望我多笑笑？”

拉斐尔变得郑重其事。“不，我不是要你笑。我希望你开心，每时每刻，由衷地开心。上帝知道，你有许多可以为之开心的事……”

“上帝死了。”兹维打断他。

“我知道，”拉斐尔说，咬了咬下嘴唇，“我没有一天不想到他。但我们还在这里，天堂一如往常。而你作为曾经的……你那时到底是做什么的，兹维？”

“我那时是负责处理意外事故的助理专员。”

“在军队里？”

“是的。”

“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对吧？你救治伤员？”

“不。我的职责是将战士们的死讯通知给家属。你明白的，他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

“真可怕。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工作。”

“你怎么会知道呢，拉斐尔？你参过军吗？”

“参过。所以你以前去看望那些家庭，告知他们挚爱亲人的死讯，随后去银行排队还房贷，担忧着自己也会死去。我猜你很害怕死亡，是吗？”

“害怕？我简直极度恐惧。”

“现在你在这里，成了一名没有债务、不用排队、无所畏惧的天使，你应该感恩。”

“我的确感恩。”

“你应该释然。”

“我的确释然。虽说不是立即释然，但总体来说是的。”

“你应该开心起来。”

“我一直在努力，拉斐尔，我真的很努力。”

“那么，比如说，早晨起床时，你感觉不到开心？”

兹维清了清嗓子。“我感觉得到，感觉得到……但这份开心的感觉很无力。就像洗了太多次的内裤上的松紧带。”

“兹维，我不得不说，我来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无力的开心’这种表述。以我所见，开心不可能无力。”

“可能的，相信我。开心同样会无力、褪色、耗尽。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出于对某种事物的极度渴望，你全身受到苦痛的折磨，而你心里清楚，自己获得它的可能性十分、十分渺茫，你穿着平角短裤站在客厅里，大汗淋漓，努力想象你的双唇能吻上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的双唇，或是你的儿子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或是医院通知你，你的活体切片检查结果呈阴性。你有没有类似的迫切念想，拉斐尔？”

“没有。”

“唉，但是我有。而且我很怀念这种感觉。你不知道我有多怀念。”

“我们从不强迫任何人留在这儿，兹维。如果你不开心，我们轻易就能把你送走。”

“可我不想去地狱，拉斐尔。你知道的。”

“据我所知，只有两种选项，如果你真心想待在这儿做天使，你就必须开心。天使首先必须与自己的心灵和解。平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词儿。因为，虽然这一条从未在任何场合被明确提出来过，但它就是天使职责的一部分。我不是说天使是一份职业，天使更像是一种本质和……”

“和用耙子耙云朵的活儿……”

“又怎么了？”

“除了耙云朵，天使还干别的吗？”

“没有，但这个好说，如果你对耙云没兴趣……”

“我这么问是因为加布里埃尔有一次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公主撒拉怀孕之前，他下凡去看望过她……”

“不只有他，还有两个天使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也许……除了耙云，我或许也可以得到机会做点类似的事儿？比如，去看望信众，带给他们神启。我告诉过你，我以前是负责通知死讯的助理专员。我有处理极端情况下的人际关系的丰富经验，而且我确信，不时去看看信众对我真的很有帮助。不仅仅是对我，对整个体系也是。我不必谦虚，在这方面我的确很在行。”

“我们不再做那种活儿了。”

“但加布里埃尔说，他不仅去看过撒拉……”

“确实是那样。但自从上帝去世，我们就不再干这类工作了。影响事情的进展以及建立与民众的联系，总是由全能视野来决定的。毕竟，这种接触虽说高效，但有可能造成损害，而我们当中——包括我、加布里埃尔和阿里埃勒——没人有做出这类决定的必要视野。”

“什么意思，你们没有视野？你们可是天使！”

“辅助天使。我们的职责是侍奉上帝，不是做决策。”

“但你们都……”

“我们都纯洁，但不是天才。但我们也不蠢。还有，我是否可以问你，为什么这一切对你如此重要？你想念凡尘俗世？”

“我想念的不是凡尘，”兹维露出伤感的笑容，说道，“只是那里的人们。”

“我得说，”拉斐尔回给他相似的笑容，“我以前从没听过这种话。再说了，你知道很可能他们就快要……快要……”

“就快要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要灭绝了，或者说自我灭绝……”

“但我刚来这儿。”

“你知道自己来这儿多久了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时间流速完全不同。天使的年纪不会增长，云朵也不会。我很高兴对你来说，时间过得很快。这是个好现象。但谁知道人间已经历多少岁月。一百年？一千年？一百万年？无论多久，肯定已经足以让这个善变而脆弱的种族自我毁灭了。”

“听起来你对此略知一二。”

“我听起来是一无所知且乐天知命的人。自从上帝死了，我们就不再关心人类了。”

“好吧。如果我理解得没错，选项只有两个，要么耙云朵，要么下地狱。”兹维说。

“正是如此。”

“那我回去耙云了。”

汗流浃背

天使里没有失败者。当拥有纯洁的灵魂且无欲无求时，你要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兹维禁不住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天使。漂浮在平静的海洋，却怀念惊涛骇浪的引力。他有些不对劲，他有些心事没法和其他心灵分享。问题是他孤单一人，如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最终就要下地狱了。

地狱里满是深陷绝望、苦苦挣扎的灵魂，只有死后他们才会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不想成为第一位纯洁如雪，但只是因为在天堂里都无法自得其乐而下地狱的家伙。兹维知道，他必须找到办法，让自己不再思念人类。

天使从不做梦。他们最接近做梦的行为，就是凝视苍穹。兹维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凝视苍穹，不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事物上，也避免去想那些令人沮丧的地方，它们会勾起他比较不复存在的物质生活和如今的崇高体验。他还得笑口常开，且不能假笑。天使是不能作假的。他必须由衷地笑出来。

与拉斐尔谈话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说不清到底多久了——天堂里没有钟表——但肯定过去很长时间了。虽然他重返红尘的渴望尚存，但至少不再对之魂牵梦绕。兹维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一个完美的天使，但他相信，如果不断说服自己，他能设法成为一个称职的天使，一个不让别人忧心或烦恼的天使。尽管拥有天使的谦逊，但他明白自己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在众多天使之中，他是拉斐尔任命的管理园艺工具的人。这显然是拉斐尔风格的表达方式，表明兹维走上正路的情况他都看在眼里。

作为管理园艺工具的天使，兹维必须比其他天使提前到达木棚，把耙子装到闪亮的手推车上，再把车子推到按计划当天要耙的云堆区域。木棚里还有其他园艺工具：铁锤、修枝剪，甚至锄头，但他们实际只用得上耙子。一天中兹维最爱的时刻就是收工时，确切点说，是收工之后的时刻。其他天使们放松下来，沉入庄严宁静的大海，这份沉浸兹维从未充分体验过，为避免陷入熟悉的悲伤，他会调动自己的全副精力，把耙子收拢放好。工作就像医药，确实有疗效。每当兹维发现脑中出现一点儿前世经历的片段或一丝重返人间的念头，他就匆匆赶去木棚，开始整理和归类工具。

在某个坐立不安的夜晚，兹维发现了那架梯子。那是一架奇异的、不可思议的梯子，一个有横档的矛盾体：它不长，可以放在狭小的木棚里；它又很长，足以……说实话？没法测量它的物理长度，但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兹维不得不承认它的长度是无穷的。他向加布里埃尔问起梯子的事，加布里埃尔本着天使特有的耐心，向他巨细靡遗地讲起雅各做梦的故事，好像兹维从没读过《圣经》。当加布里埃尔看到兹维对这个故事越来越感兴趣时，他就把兹维介绍给了当晚与雅各战斗的天使，甚至让他从目击者的有利视角，向兹维复述这个故事。天使照做了。他告诉兹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至凡间，让他最难忍受的，是人们身上的气味。那个天使告诉兹维，雅各的体质很虚弱，至少和天使比起来算虚弱，但天使掩藏了自己的实力，装出以弱胜强的架势，击败了雅各。而雅各则勉强对抗，汗如雨下。雅各的汗味儿太重了，几乎把天使熏倒，但天使还是完成了使命。最终，第二天早晨回到天堂后，他首先向那时还活着的上帝提的请求是，以后能不能再也不要派他去凡间执行任务了。天使讲完故事，双手举向空中，好像在说，就是这样，这故事无关道德教化。和兹维一起坐着听的加布里埃尔忽然大笑出声。“是真的，”他告诉兹维，“那气味也弄得我很难受。”

洗衣房的清新气味

那一晚，兹维蜷在一朵云上，来天堂之后第一次做了梦。以前兹维还是新来者的时候，拉斐尔向他解释过，一个天使对苍穹的凝视有时会变成梦，梦里从不会有故事、图像或时间，只有色彩。但兹维那一晚做的梦不同。梦里，他正在耙云朵时，耙子突然碰到一个硬东西。兹维用手在云朵里扒拉，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上面是奶油曲奇饼的图案。但打开它时，兹维看到里面有个小男人，一个身形超小的男人，他不说话，只是疯子似的攻击兹维。梦里的那个男人个子实在太小，造不成任何威胁，兹维不明白他哪儿来的勇气攻击自己。一开始，兹维试着温和地自我防御，小心地用两根手指抓住他的衬衫，想把他从身上弄下来，但那个小小的男人毫不退缩：他又踢又咬，唾沫横飞地咒骂。梦中的兹维意识到，除非把他消灭，否则他不会停手，这是一场殊死搏杀。兹维试图用手指把那个小人捏扁、揉碎、撕成条——但做不到。他不知道这个渺小、多毛的小人是什么材质做的，但那种材质比钻石还坚硬。醒来时，兹维在额头上发现了一颗露珠。他把它放到舌尖上舔了一下，味道咸咸的。

兹维起身，径直走向木棚，拿起梯子，把它摇摇晃晃地搭在云朵边缘。梯子有数不清的横档，一级一级往下爬的时候，他努力想象着下方世界等待着他的各种气味：汗水的气味、洗衣房的清新气味、朽木的气味、在烤箱烤过头的蛋糕散发出的甜丝丝的焦味、万事万物的气味。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寄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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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塞菲·莫雷赫先生：

我知道这周四是大屠杀纪念日，蒙您允准，我想说，想要寻找一个适合在那个伤感而可怕的日子进行的活动，是我给您写信的首要原因。就我个人看来，您没有理由在那个日子关闭密室逃脱项目。毕竟，这个密室逃脱项目是关于天体的，据我所知，当六百万犹太人被送去赴死时，这些天体无一脱离原先的运行轨道。

诚挚的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收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寄件人：塞菲·莫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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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先生：

众所周知，大屠杀纪念日注定是这样一天：我们要共同哀悼这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事件的可怕的创伤性事件，且迄今所知，这个日子主要针对我们的族人，而如果忽略它，让密室逃脱项目照常营业，我个人心里会很难受。依我愚见，我们所有人还是应该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哪怕就那一天——深化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认识为好，并将其他即便再有趣的事情，都推迟到不那么具有感情色彩的日子。

致敬

塞菲·莫雷赫

۞۞۞

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

在“纳粹崛起之前的欧洲犹太人”展区和“水晶之夜”展区之间，有一块透明的玻璃隔断。这一隔断具有直截明白的象征意义：在局外人看来，那个发生历史性事件的夜晚之前和之后的欧洲看起来似乎没差别，但实际上已是泾渭分明了。

尤金大步流星走到导游前面，他既没注意到隔断本身，也忽略了它的象征意味。他那一下撞得又惊又痛。一股细细的血从他的鼻孔里淌出来。雷切尔喃喃地说，情况看来不好，他们可能要回酒店，但尤金往两个鼻孔各塞了一团纸巾，说没事，他们应该继续参观。“如果不拿些冰敷，会肿起来的。”雷切尔又劝他，“我们走吧。你不用……”说到一半，她深吸一口气，又说：“那是你的鼻子。既然你还想参观，我们就继续参观。”

尤金和雷切尔在拐角处追上参观队伍，导游正在解说《纽伦堡法令》。尤金一边听导游用她浓重的南部非洲口音介绍展品，一边在脑中思忖雷切尔没说完的是什么：“你不用每件事都像演戏一样，尤金。没劲儿。”或者：“你不用迁就我，亲爱的。我无条件地深爱你。”也可能只是一句：“你不用敷冰块，但是敷了会好得快一点。”她当时如果要说，会说哪一句呢？

一开始决定用两张来以色列的车票作为给雷切尔的惊喜时，尤金脑子里还闪过了无数念头。他想到：地中海的秀美风光。他想到：壮阔的沙漠。他想到：雷切尔再次展露笑容。他想到：在酒店套房里做爱，他们身后耶路撒冷的墙头上日头渐渐沉落。在他潮涌的思绪中，没有丝毫是关于鼻血或雷切尔总惹他抓狂的欲言又止行为的。如果是在世上其他任意一个角落，他很可能已经开始感到难过了，但在这里不行。

导游正在向他们展示一幅幅照片，画面中的犹太人被剥得赤条条的，站在雪地里，面对着枪口。导游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照片拍摄后没多久，画面中的所有人——每一个人，女人，老人，儿童——都被强行逼入一个深坑中，然后被枪杀了。说完这番话，她有片刻就茫然地瞪着他，一言不发。尤金不明白为什么在众人之中她就盯着他看。他脑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这群参观者中唯一一个非犹太人，可在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完全形成之前，他就知道这是瞎说。“您的衬衫上沾了血。”导游冷冰冰地对他说。他低头看着自己浅蓝色衬衫上的小斑点，随即又抬头，眼前是一张赤身裸体的年迈夫妇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妇人用右手挡住私处，勉力维持一丝尊严。她的丈夫用巨大的手掌紧握着她的左手。如果他和雷切尔被带离他们上西区的舒适公寓，在附近的公园里被勒令脱光衣物、迈入深坑，他们会做何反应呢？他们走向生命尽头时，也会紧紧牵住彼此的手吗？“先生，您的血，”导游打断他的思绪，“还在流呢。”尤金把用来止血的厕纸又往鼻孔里塞了塞，努力回给她某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事情开始于一张巨幅照片旁，照片上是六个头发被剃掉的妇女。但其实，四个星期前，在他威胁要起诉她的妇科医生时，事情就开始了。他俩一同坐在老医生的诊室里，在尤金半威胁式地朝医生咆哮时，她说：“尤金，你嚷嚷什么？”她的眼神疏远而淡漠，他从没见过这种眼神。他肯定是因为嗓音拔得太高，因为接待员没敲门就走进诊室问医生怎么了。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现在，在距医生诊室千里之遥的地方，在被剃光脑袋的女人的照片旁，事情继续恶化。导游告诉他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孕妇在显怀之前就不得不堕胎。因为在集中营里，怀孕无异于死亡。导游解说到中途时，雷切尔背过身去，离开了参观队伍。导游看到她离去，几乎本能地看向还在流血的尤金。“很抱歉，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他的声音不轻不重，够让导游听清，又不会被雷切尔听到。雷切尔离队伍越来越远，但即便隔了这么一段距离，尤金还是能察觉到他说话时她背部的剧烈震颤。

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里最动人又最刺目的，就是为死难儿童设立的纪念碑。这个地下墓穴的顶部装饰着数不清的纪念蜡烛，试图消弭——虽然不太成功——无处不在的黑暗。室内的背景音正在诵读死于大屠杀的孩子们的名字。导游说，死难者的数量太多，多到从头到尾将名字念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参观队伍开始离开展厅，但雷切尔一动不动。尤金站在她身边，也一动不动，聆听平缓低沉的嗓音念出名字，一个接一个。他隔着外套轻拍她的背。她没有反应。“很抱歉，”他说，“我不该在大家面前用那种方式说话。这是私事，只属于我们的事。”“尤金，”雷切尔说，凝视着上方昏暗的光线，“我们不是意外失去了这个孩子。我是去堕胎了。这是两码事。”“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尤金说，“你当时情绪脆弱，我没帮你，只是沉迷于工作。是我抛弃了你。”雷切尔看向尤金。她的双眼看上去像哭过，其实干得没有一滴泪。“我情绪挺好的，”她说，“我去堕胎是因为不想要这个孩子。”此时背景音念道：“肖莎娜·考夫曼。”多年以前，尤金读小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圆脸小姑娘叫这个名字。他知道她不是死难者，但她躺在白雪上死去的画面还是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雷切尔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现在很难受，情绪低落。是的，我们的关系现在不太妙，这主要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不是情绪低落，尤金，”雷切尔打断他，“我只是和你在一起不开心。”

尤金不作声了。他们又听了一会儿死难儿童的名字，随后雷切尔说她要去外面抽支烟。里面太昏暗了，很难看清谁是谁。除了近旁一位年迈的日本妇女，尤金一个人都看不见。他第一次知道雷切尔怀孕，是她告诉他自己做了堕胎手术的时候。这个消息令他愤怒。他愤怒的是，她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不给他，好让他们共同设想一下这个孩子的未来。她连一个机会都不给他，好让他的头靠在她柔软的肚子上，倾听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记得那怒火是如此强大，甚至让他自己感到害怕。雷切尔后来告诉他，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如果她在展厅里再待一会儿，她就能再次看到他哭了。他感到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他抬头时看到日本老妇人正站在他身边。尽管室内被黑暗笼罩，她还戴着厚厚的镜片，他仍然能看到她也在哭。“太可怕了，”她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对尤金说，“人能施加给他人的暴行真是太可怕了。”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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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莫雷赫先生：

从姓氏很难判断您的家族根源。（在希伯来语中，您的姓氏意为“师长”。这是不是从德裔犹太人的姓氏Lehrer或阿拉伯语的Moalim转为希伯来语的？）我的情况就简单多了。我们瓦尔沙夫斯基（Warshavski）家族来自华沙，我的母亲需要坐轮椅，是纳粹造成的。大屠杀纪念日对她来说特别难挨。这种日子触发她脑中的回忆泛滥，是个人都想忘掉的那种回忆。由于我的母亲喜欢猜谜和天文学，我希望来你们这里玩密室逃脱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减轻她的痛苦。但是，如果我对您的世界观没理解错，在您和您的生意伙伴看来，大屠杀纪念日不仅不该是一个享乐的日子，还应该是一个禁止幸存者从痛苦回忆中稍得喘息的日子。所以，作为以色列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麻木不仁的手指插入我母亲仍在流血的大屠杀伤口中，来回搅动，确保那一天她痛苦的尖叫和表示我们集体哀悼的警报声完美同步。

祝您过一个有意义的大屠杀纪念日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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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瓦尔沙夫斯基先生：

如果我的话令您和您的母亲不快，那我表示歉意。我想明确一些事实：根据市政章程，所有的娱乐设施在国家哀悼日，其中包括大屠杀纪念日和阵亡将士纪念日，都必须关闭。与其说在那天关闭密室逃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的自主选择，不如说我们更倾向于遵纪守法。

我真诚地希望您的母亲在那个悲伤的日子能找到些许慰藉。我们很乐意在大屠杀纪念日之前或之后接待您。

敬礼

塞菲·莫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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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失败者的生日

从前有个富人。特别富。有人说，富得过头了。许多年前，他搞出一项发明，或者偷了别人的发明。时隔太久，他也记不太清了。但是他把发明卖给了一个大财团，挣了好多钱，并把所有钱投在土地和水源上。他在自己购买的土地上建造了很多混凝土小隔间，把它们卖给渴望有一方遮风挡雨之地的人。他又把水灌进瓶子，卖给口渴的人。用高得离谱儿的价格将所有东西卖出去后，他回到自己富丽堂皇的家中，思考该怎么花自己赚来的钱。当然，他原本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度过此生，这个问题同样有趣，但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人，都忙得没时间思考这种问题。

这个富人坐在他的大房子里，思考还有哪些能小本买入再转手卖高价的东西，也想着其他可能让自己开心的东西。他很孤独，极度渴求慰藉。他并不是因为人品不好才陷入孤独的。他人很好，也受大家欢迎，很多人来投靠他的公司。但由于敏感又多疑，他觉得人们和他待在一起都是因为他的钱，所以他选择远离人群。

实际上，他的想法是对的。围在他身边的人，除了有一个真心喜欢他，其余的都是为了钱。他们钱不够，或自认为钱不够，同时他们觉得他的钱太多了。所有围在他身边的人（除了一个）都觉得，如果他从财富里分出一点儿给他们，尽管他自己几乎没有感觉，但他们就能咸鱼翻身了。而那个对富人的钱财及钱财能买来的光明未来毫不在意的人却自杀了。

富人躺在自家客厅的白色大理石地板上，兀自感到难过。这是一个宜人的春日，大理石地板沁凉了他的身体，却不妨碍他自怜自艾。这个人想：“世上一定有我想要同时还能让我快乐的东西。其他人可能要耗费毕生时间去追寻那件东西，但我毫不费力就能买来。”但他想不到那是什么。他在地板上整整躺了四天，直到手机响起。电话另一头是母亲，打来祝他生日快乐。她垂垂老矣，几乎不记事，只记得起几个直系亲属的名字，还有几个重要的日子。富人听到母亲的声音很高兴，他们刚刚通完话，门铃就响了。站在门口的是个戴着摩托头盔的快递小哥，手里捧着一大束芬芳的鲜花，花束上还附着一张生日贺卡。虽然送他花的绝对不是个好人，但花朵本身的娇艳让富人兴致更加高昂。生日这天的各种开心经历激发了富人的商业思考：如果生日能带来这么多乐趣，为什么一年只有一个生日呢？

这个人决定在报纸上登一大幅广告，提出要购买人们的生日。当然，不是实际的生日，因为那也买不来，而是与生日有关的一切：礼物，问候，派对，等等。收到的反响热烈得令人惊奇。也许这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或者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生日很重要或很值钱，也可能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星期不到，富人发觉自己的日程表已经被生日安排占满了。

大多数的生日卖家都很诚恳。除了一位老人想偷偷给自己保留几个法式湿吻和一张孙辈送给他的涂鸦，其他卖家都严格遵照合同条款，把自己生日的所有权益都让渡给富人，令他不必遭受威胁或起诉。

由此，富人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友好的来电祝他开心，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孩子和老妇人打电话来给他唱《祝你生日快乐》。他的电子邮箱总被生日问候塞得满满的，送到他府上的包装好的礼物从没断过。他还有一些空档期，尤其是二月份前后，但他身边的人给他看长得拖不到底的Excel表格，说排满那几个空闲日子只是时间问题。

富人很开心。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某个伤心欲绝的人的特稿，文章反对富人购买生日，称这是不道德的，但就算如此也扫不了他的兴。那天，他庆祝了一位十八岁姑娘的生日，她的好友们送来的暖心祝福让他感到，等在前方的是无可限量、激动人心的未来。

这美好时光在三月一日结束了。这天，富人的安排是庆祝一位暴躁易怒的鳏夫的生日，但早上醒来发现他连一张卡片或一通电话都没收到时，他略微有受骗的感觉。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决定不要因此坏了心情，而是去做点别的。富人再次查看日历，发觉三月一日是那唯一一个对他无所图谋的人自杀的日子，他便决定去一次墓地。来到去世朋友的墓前时，他看到许多前来参加忌日追思会的人。他们泣不成声，把红色的花朵放在坟头。他们相互拥抱，诉说对死者的思念和他的离世如何给他们的生命造成空缺。

富人想：“我要寻找的东西可能在这儿。死者无法感知所有他人给予的爱，但我可以。也许我也能购买人们的忌日？当然不是从本人手里购买，而是从他们的继承人那里。这样的话，我可以在墓中放一张床，上面盖一层黑色的单面玻璃，躺在墓里倾听人们对我的哭泣和思念。”

这主意很有趣，但富人没能活着实施它。他死于第二天早上，就像他最近庆祝的诸多仪式一样，他的死亡对某些人意义重大。人们发现他的遗体躺在一堆拆开的礼物中间，这些礼物是他购买了一位革命失败者的生日后收到的。事后，大家发觉其中一件礼物是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送来的，其中安放了诱杀装置。

上千人参加了富人的葬礼。所有的哀悼者都想要他的钱，但他们同样也很爱戴他。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缅怀他的功德，吟唱挽歌，在敞开的墓穴边摆上小石头。那场面着实感人，连从死者的合法继承人那里购买了葬礼权益的年轻的亿万富翁，在墓穴底部的黑色小房间看着这一切时，也不禁流下了泪水。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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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莫雷赫先生：

在您的上一封邮件中，您否认对法条的遵从出自主选择，并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要牢记大屠杀历史并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不禁惊讶，对您来说，相比于遵守市政条例，帮助一位年迈残疾的犹太妇女却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来条例变了，比如要求您将我和我母亲交给同样的当权机构，我能想象得到您的立场。基于我们的邮件往来，指出这一点是多余的，因为您不像是会把遭受迫害的少数人藏在自家阁楼里的那种人。

干得好！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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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症

其实，养狗是我提的。我们刚离开妇科诊所，在回家路上。拉科菲特一直在哭，出租车司机终于做了一回好人，把我们在阿罗佐洛夫街的拐角放下车，因为伊本·格维罗尔大街发生游行，被封闭了。我们开始步行回去。街上拥挤而潮湿，我们周围都是拿着扩音器大喊大叫的人。一个戴着财政部部长面具的巨型稻草人被插在交通岛上。人们在它周围堆起一沓沓账单。正当我们从它身边走过时，有人把账单点燃，稻草人也烧了起来。

“我不想收养孩子，”拉科菲特说，“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我可不想养别人家的。”她停下话头。在我们周围，人群正在尖叫狂呼，但她就看着我，等待我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这件事我真的没什么想法，就算有，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有多难过。“明天我们干吗不去买条狗呢？”我最后说，只是为了说点什么。

稻草人已经烧得通红。我能听见一架警方或电视台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我们不买，”拉科菲特在嘈杂中嚷道，“我们要去救一条狗。需要找个家的流浪狗太多了。”

就这样，我们收养了塞菲。

我们在特拉维夫动物保护协会挑中了塞菲。它不是小狗崽了，但还没停止发育。照看它的人说，它受过虐待，没人想要它。我想搞明白为什么没人收养它，因为它看起来很漂亮，品种似乎也很纯，但拉科菲特对这些并不在意。我们走向它时，它害怕地向后缩，以为我们要伤害它。回家路上，它全程都在颤抖和低吼。

但塞菲很快就适应了。它很爱我们，每当我们有一个要离开公寓，它都会流泪。如果我们同时出门，它会狂叫、抓门。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决定在楼下等到它消停，但它无休无止。试了几次之后，我们就不再留它自己在家。反正拉科菲特主要在家工作，所以这事儿也不是很麻烦。

塞菲有多爱我们，就有多恨其他人，尤其是小孩子。自从它咬了邻居的女儿，我们一直给它牵狗绳、戴口罩。邻居对这件事大肆张扬，写信到市政府，还打电话把我们的房东叫来，房东对我们养狗并不知情。房东寄来律师函，要求我们立刻搬离公寓。

在我们这个街区很难找到其他房子，尤其是可以养狗的房子。所以我们往南搬了一些。在尤娜·哈那维街找了一个住处。那套公寓很宽敞，但采光很差。塞菲却很喜欢。它受不了明亮的光线，如今有更大的空间任它跑来跑去了。它的样子很逗。拉科菲特和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或看电视，它就围着我们转圈圈，能不知疲倦地转上好几个小时。“如果它是个小孩子，我们早几年就得给他吃利他林了。”我有一次这么说。我只是开玩笑，但拉科菲特回答得很认真，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利他林的发明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那些不会掌控孩子精力的懒惰家长。

就在这时，塞菲患上了一种奇怪的过敏症。它浑身起了触目惊心的红疹。兽医说它可能是对狗粮过敏，建议我们改用鲜肉喂养。我问红疹是否可能和攻击特拉维夫的导弹有关，因为塞菲虽然对爆炸没什么反应，但听到警报声时格外紧张，警报响过第一声它身上的红疹就会爆发。但兽医坚称两者并无关联，再次建议我们给它喂点儿鲜肉，但只能用牛肉，因为鸡肉对它的健康不利。

塞菲喜欢吃牛肉，身上的红疹也退了。但从那以后，它对所有来公寓的人都表现出攻击性。自从它咬了超市送货员，我们决定再也不叫外人上门了。我们很庆幸，塞菲只在那个送货员的小腿肚子上咬破了一点儿。那人不想去医院，因为他是一个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非法难民。拉科菲特替他清理、包扎了伤口，我给了他五张两百面额的新谢克尔，并向他道歉。他努力想笑，操着浓重的口音说他没事，然后就一瘸一拐地出了门。

三个月后，塞菲的红疹复发了。兽医说，塞菲的身体逐渐习惯了新食物，我们得再换一种食物。我们尝试着给它喂猪肉，但它消化不了。兽医向我们推荐了骆驼肉，并给了我们一个卖骆驼肉的贝都因人的电话号码。那个贝都因人十分警觉，因为他没有卫生部颁发的售卖肉类的许可证。他总是和我在不同地点接头，大多要开车往南好几个钟头才能到。我付现金给他，他在我的冰袋里装满肉。塞菲很喜欢吃。我煮肉的时候，它在厨房里直立，朝着锅子恳求地汪汪叫。它的吠声和人很像，像一位母亲试图劝说小儿子从树上下来。那样子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一天，我带着塞菲出去散步，它攻击了住在二楼的那位俄罗斯老人。由于戴了口罩，它没咬到他，但它扑了过去，弄得老人摔了个仰面朝天。老人的后脑受了重击，必须送医院。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拉科菲特对救护人员说，他是自己摔倒的。等我们的邻居恢复意识后，我们很难过地得知自己又要搬家了。确切地说，是我很难过。拉科菲特担心的重点则是人们会把塞菲从我们身边带走并处死。我试图告诉她，也许这是正确的措施。它是一条好狗，但太危险了。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拉科菲特哭了，对我态度冷淡起来。她不让我碰她。然后，她说我这么讲就是为了摆脱这条狗，因为它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给它准备特别的食物，不能让人来家里，不能独自留它在家。她感到很失望，因为她觉得我应该表现得更坚强，而不是这么自私自利。

在那之后，她好几个星期不和我同床，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和我说话。我努力想向她解释，这不是自私自利。如果我认为问题可以解决，我会很乐意忍受这些困难，但塞菲已长得太强壮、太吓人，不管我们多么小心地看着它，它还是会继续伤人。拉科菲特问我，如果那是我们的孩子，我还会不会同意让它被处死。当我说她必须面对现实，塞菲不是小孩子而是一条狗时，我们又吵了起来。她在卧室里哭。塞菲走过去，也开始哀叫。我只有道歉，但于事无补。

一个月后，俄罗斯老人的儿子来了，开始一个劲儿问问题。他父亲死在了医院里。死因不是脑后的撞伤，而是在医院里受了感染。那家伙想知道事故的细节，因为他想获取社会保险赔偿。他说，他父亲身上有伤口很深的动物抓伤，但急救报告里说他父亲只是单纯跌倒。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对救护人员隐瞒了什么。

我们没让他进屋，但我们在楼梯口谈话时，塞菲吠了起来，那家伙问起了狗的事情，想见见它。我们告诉他不能进屋，这只狗刚来，是我们十天前领养的，已经是他父亲跌倒之后很久了。我们好说歹说，他还是坚持要看一眼狗，我们再次拒绝，他威胁说下次要叫警察来。

我们连夜找了一套位于弗洛伦汀街区的出租公寓。那儿又小又吵，但房东不介意有人养狗。拉科菲特又和我睡在一起。她还是有点儿冷淡，但俄罗斯老人的儿子搞出来的戏剧性场面再度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也看到我是站在塞菲那边的，所以态度缓和下来。

随后，塞菲的红疹又复发了。

以前那个兽医没法给它看病了。原来他军衔很高，服预备役时在叙利亚遭遇报复性袭击牺牲了。拉科菲特拒绝找新兽医，怕他要我们处死塞菲。我们不想再给它吃骆驼肉，改用鱼肉和肉类替代品喂它，但它碰也不碰。它不吃不喝两天后，拉科菲特说我们得在它饿死之前再找一种肉。

拉科菲特捣碎一些安眠药，混到一碗牛奶里。这药片是很久以前，我们飞去纽约度蜜月时她妈妈给她的。我们站在阳台上，看到院子里有猫走近那个碗，开始嗅牛奶。除了一只瘦骨嶙峋的红毛猫，其他猫都没碰那碗牛奶。拉科菲特让我下楼去跟着那只猫，但它哪里都没去。它就在碗边躺倒了。当我靠近的时候，它纹丝不动。它用一双最通人情的眼睛看着我，投来一个伤感而认命的眼神，仿佛它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得不认命，因为这就是个烂透了的世界。等那只猫睡熟了，我捡起它来，但没法带它上楼。我感觉到这只瘦骨嶙峋的小猫在我怀里呼吸，实在下不了手。我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是拉科菲特。我一点儿都没听见她下楼的动静。“放了它吧。”她对我说，“把猫留在这儿，我们上楼去。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们决定试试鸽子肉。就在紧邻我们屋子的华盛顿大道上，有一大堆被老住户们喂得膘肥体壮的鸽子。我们在网上搜捕捉它们的办法。办法很多，但都很复杂。最终，我在中央汽车站的军备商店里买了一把专业弹弓。学习又练习了几天后，我已经是个神射手了。塞菲吃下一只鸽子，看上去反应良好，拉科菲特和我为此干了两瓶酒，颠鸾倒凤一整晚。是充满了喜悦的欢爱。我们都极其、极其尽兴，觉得是我们的努力换来了这些美好、公平、正直。

拉科菲特建议我清晨去打鸽子，那时街道清净，可以避开他人耳目。从那时起，每周有两天，我把闹铃调到凌晨四点，在整条街仍在酣睡时出门，把面包撕碎了撒在街上，然后躲进灌木丛中。我很迷恋这一时刻，迷恋早晨清冷柔和的空气——并不凛冽，却足以让人清醒。我躺在灌木丛中，戴上耳机听音乐。这是我的黄金时光。我孑然一身，只有我自己，我的思想，我的音乐，偶尔我的视线里进入一只鸽子。一开始我每次只打两三只，但现在我越打越多。我像个穴居人一样把猎物带回家给老婆，这很有趣。这确实改善了我们的关系，或者至少弥合了塞菲扑倒老人时我们之间产生的裂痕。

在我们用谷歌搜索捕捉鸽子的方法时，拉科菲特搜到一份美妙的法式烹鸽子菜谱——在鸽子内填入米饭，再佐以红酒煨制。简直是绝世美味，塞菲也很高兴我们和它吃一样的菜式。有时候，只是为了好玩，当拉科菲特煮鸽子时，我坐在塞菲旁边的厨房地板上，和它一起汪汪叫。

“快站起来，”她总是笑着说，“站起来，不然我会以为自己嫁了一条狗。”

但我头往后仰，闭上眼睛，继续低吠。当塞菲凑过来满怀爱意地舔我的脸时，我才停下。

收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寄件人：塞菲·莫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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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迈克尔：

您的上一封邮件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拿我和投靠纳粹的人做比较是不妥当的。另外，关于您前面邮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从伊拉克移居以色列时，我的祖辈把他们的姓氏从“毛里姆”（Moalim）改成了“莫雷赫”（Moreh）。他们离开故国是因为我的祖父受到了迫害和折磨，他是一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尽管我的根系并非来自东欧，但我的家族同样遭受了迫害和痛苦。出于对您母亲情绪状态的同情（也不管您在信中说了多么伤人的带有攻击性的话），我没有和我的合作伙伴商议，私自决定在大屠杀纪念日那天早晨，我们的密室逃脱项目可以接待您和您的母亲，希望破解深奥的谜团和观察天体能帮助您的母亲摆脱那些必然一直困扰着她的严酷记忆——即便只有短暂的一刻也好。

期待很快见到您

塞菲·莫雷赫

又及：附件是一张攻克贝特古夫林后，我祖父坐在装甲车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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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

那个瘦削的男人在咖啡厅那层楼突然倒下。他胃痛得超乎想象。一阵无意识的痉挛使得他身体颤抖起来。“人将死的时候肯定就是这种情形。”他自忖，“但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我还太年轻，这个死法也太丢人：穿着短裤和洞洞鞋，死在一间曾经风靡但已过气很久的咖啡厅里。”这个人想开口呼救，但肺里的气已不足以让他呼出声了。这个故事不是关于他的。

走向这个瘦削男子的女招待名叫加利亚。她不甘心当一名女招待。她梦想成为一名学前教师。但教小孩子赚不到钱，做女招待却可以。钱也多不到哪里去，但足够负担她的房租和其他开支。然而，那一年她刚进入贝特·贝尔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学习。读书的日子，她在咖啡馆就上夜班。夜里连一只狗都不会来咖啡馆，她的工资还不到小费的一半，但学业对她来说很重要。“你还好吗？”她问地上的人。她知道他情况不妙，但场面尴尬，她总得问问。这个故事也不是关于她的。

“我快死了，”那个男人说，“我快死了，叫救护车。”

“没用的，”一个坐在吧台上读报纸经济版的黑人秃子说，“救护车开到这里要一个小时。他们把预算降到最低了。他们现在每天都按周六的工作时长上班。”这人一边和加利亚说着这些，一边把那个瘦子背到背上，又说：“我送他去急诊室。我的车就停在外面。”他这么做，因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个好人，并希望女招待把这一点看在眼里。他已经离婚五个月了，他刚刚对加利亚说的只言片语，是近段时间他最接近和漂亮姑娘有亲密对话的时刻了。这个故事也不是关于他的。

去医院的路一直在堵车。躺在车后座上的那个瘦子，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呻吟着，还把口水流到了黑人秃子新买的阿尔法跑车的坐垫上。他离婚的时候，朋友对他说，必须把他的家用型三菱汽车换掉，开个适合单身汉的车款。姑娘们能从你开的车上获取很多信息。一辆三菱车意味着：精疲力竭的离婚男子，在找泼妇来代替之前的贱人。一辆阿尔法跑车意味着：一个酷酷的家伙，心态年轻，有冒险精神。把一个剧烈抽搐的瘦子放到后座上就是一次冒险。秃头寻思：“我现在像开救护车的。我没有警报器，但是可以按喇叭让别的车让路，像电影里那样闯红灯。”他满脑子想着这些时，把油门踩到底。他满脑子想着这些时，一辆白色雷诺厢式货车从侧面撞上了他的阿尔法。雷诺车的司机很虔诚。雷诺车的司机没有系安全带。撞车让他当场死亡。这故事也不是关于他的。

谁应为车祸负责？那个无视停车标志加速行驶的黑人秃子？不完全是。那个没有扣好安全带、超速驾驶的货车司机？也不是他。只有一个人要对这起事故负责。为什么我要创造所有这些人物？为什么我要杀死一个戴着圆顶小帽、从未伤害过我的人？为什么我要设定一个并不存在的忍受痛苦的人？为什么我要毁坏一个黑人秃子的家庭？你创造了某些事物的事实并不能免除你的责任；在现实里，你可以耸耸肩、指指老天，但在虚构作品里，你没有借口可找。在一个故事里，你就是上帝。如果你的主角失败了，全部的原因就是你令他失败了。如果他遭遇不幸，是因为你希望如此。你希望他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我的妻子进屋来问：“你在写作？”她想问我点事儿。问点别的事。我能从她的表情中看出来，但同时她也不想打扰我。她本意不想打扰我，但事已至此。我说我是在写作，但没关系。这个小说不行。它甚至算不得一个故事。我告诉她，它是一个疥疮，是指甲下的真菌。她貌似理解了我的意思，点点头。其实她没明白。但这不能说明她不爱我。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寄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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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菲：

谢谢您。我和我的母亲非常感谢您的变通，也很开心得到你们密室逃脱项目的优待，尤其您对密室设置的谜团评价这么高。撇去我们就我关于正义的论断那种学究式的争论，对于您受了冒犯这件事，我理应道歉。请接受我的歉意，同时，对于您祖父在伊拉克的遭遇和我母亲的痛苦之间的不恰当比较，我持保留意见。就我所知，伊拉克没有发生过种族灭绝性屠杀，也没有犹太人被送去毒气室或焚尸炉（我怀疑那时候伊拉克人民的技术还没先进到能够建造毒气室）。我假定您信奉理想主义的祖父在祖国有很多不快的经历，但拿这些经历和大屠杀造成的恐怖做任何比较，都意味着无知和麻木。我很乐意本周四，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天文学而非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由此避免再造成我俩之间的不快。

你的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又及：谢谢您的照片。您的祖父看上去的确像一位英勇的、脚踏实地的人，我很高兴他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很遗憾，我的祖辈就没那么走运了，他们被送去了奥斯维辛。由于我没有他们的照片，我只能附上一张杀害他们的其中一位凶手的照片（这人从未被逮捕或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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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条

第一个与我双唇相吻的姑娘，名叫维蕾德，在希伯来语中，这也是一种花的名字[1]。那可是长长的一吻。如果让我来决定，那一吻一定会持续到地老天荒，至少，也要吻到我们白发枯颜，死亡到来，但维蕾德先停了下来。我俩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说：“谢谢你。”她说：“你彻底破坏了气氛。”又沉默了一会儿，她加了一句：“这句‘谢谢你’太扫兴了，知道吗？是我们，我们两个接吻，可不是什么老阿姨在节日给你送了件礼物。”我说：“别生气嘛，只是说声谢谢。”她说：“你闭嘴，行吗？”所以我就闭嘴了。我不想惹得第一个吻我的女孩子讨厌我。我只是希望让她觉得开心，但不知道怎么做。她没再说什么，只是盯着我看了看，随后解开我的皮带，开始给我口交。她就那样，在她父母公寓的客厅中央，突然做起动作来。她的父母外出了。我依然闭着嘴。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会不知如何应对，索性尽量不动。

之后，我们在客厅那张铺了塑料垫的长沙发上做爱。我高潮后，我们等了几分钟，又做了一次。这回她还是没能高潮。她说没关系，她从来没高潮过，但还是很喜欢做爱。然后她说渴了，我就从厨房里给我们倒了杯水。“这是你第一次和女孩做吗？”她抚摸着我的脸颊问道。我点点头。“那真的不错了，”她说，“那声‘谢谢你’实在……我那时差点儿想把你扔出去。但你这是第一次，说起来真蛮不错了。”

“我妈妈总说，‘谢谢你’是语言里最不会造成伤害的三个字。”我说。

“那就让你妈妈给你口交啊。”维蕾德说着，笑了。我心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的初吻。我第一次被人口交。我第一次和姑娘干。一个下午，都体验到了，一切都有些不可思议。我十九岁，是一名士兵，这个年纪才有初吻，算晚了。但我还是觉得幸运。因为虽然等了一些时间，但终究等到了这一切，还是和一个与花儿同名的漂亮女孩。

然后，维蕾德告诉我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说没在我们接吻前说明此事，是因为她觉得就算有男朋友，接个吻也不算什么；而她没在给我口交时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的鸡巴在她嘴里。总之，最后向我摊牌时，她希望我不要觉得受了冒犯，因为我看上去有点儿敏感。我对她说我感到惊讶，但丝毫没有被冒犯的感觉，恰恰相反，她有男朋友还愿意和我睡，这甚至让我感到荣幸。她大笑，对我说：“‘荣幸’这词儿太夸张了。我是有个男朋友，但他就是个渣男，而你……我刚和你接吻时就觉得你是处男——还能怎么办——处男有一些很棒的地方。”

她告诉我，她还是孩子时，父母在假期送她去露营。在营地，晚饭过后，指导老师把装着薯条的许多大袋子抛向空中，每个人都要想法子在空中抓住袋子。“你要明白，”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我胸口的几根胸毛，“每个人都能拿到足够的薯条，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但第一个撕开袋子、从里面拿出薯条来吃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现在我被撕开了，”我的语调略显气恼，“我不值得你投入更多吗？”

“别夸张了，”维蕾德说，“不如说你值得我少投入一些。”我问她她父母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至少还要一个半小时。我问她同不同意跟我再干一次，她掴了我一巴掌。打得不重，却够痛的，她说：“别用‘同意’，要说‘想’，你这废物。”沉默片刻后，她说：“你就像头骆驼，对吧？你觉得从这里出去之后，外面就是一片沙漠等着你，谁知道你下回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水源。”她用手握住我的鸡巴说：“别担心，外面并不是沙漠。这世上每个人都很惨，往后也还得惨下去。每个人都是，你也一样。”

我们又做了一次之后，她送我到门边，开了门后她说：“往后你要是在轻食店或电影院或商场碰巧遇见我和我男朋友，别假装不认识我，行吗？我讨厌别人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声招呼，就像遇到童子军时的熟人那样正常问个好，行吗？”我问她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约会，她抚摸着我的面庞说，不该让我觉得受了冒犯，但是她不能，因为阿西，也因为其他许多事情。这时，我才知道她男朋友名叫阿西。

我没打算哭，但还是哭了。她说：“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怪的人。”我告诉她，我流下的是幸福的泪水，但她不相信我。“外面不会是一片沙漠，”她跟我说，“你会发现，和人做爱的机会到处都是。”

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她。在轻食店、电影院或商场都没见过。但如果她碰巧读到这篇故事，我想再次对她说“谢谢你”。

收件人：塞菲·莫雷赫

寄件人：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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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塞菲：

对于您不怕麻烦今早特地为我母亲开启密室逃脱项目一事，我想再次致以诚挚的谢意。其中设置的机关总的来说很有趣，虽然实在太简单了点儿（太阳系有几颗行星这种问题，真的……）。最后一点，这个密室（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类似飞碟状这一设计初衷，让人失望又恼火。密室逃脱不该建基于真实的天文学原理，同时，也不该认为外星人有确凿的存在证据。难怪我的母亲解不开那些机关，这让她很沮丧很难受。另外，我强烈推荐你们调高室内空调的温度。我们来体验的是外太空旅行，而不是北极旅行。

谢谢您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1] 维蕾德（Vered），在希伯来语中是“玫瑰”的意思，是女孩常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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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事情是在小希勒尔差不多两岁的时候开始的。尤查想把他抱下车送去幼儿园，但小希勒尔嚷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然后身体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继续嚷个不停：“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老师让尤查别在意，离开就好，而尤查是那种打小对老师唯命是从的人，就真的拎起包走了。

小希勒尔的嚷嚷从幼儿园开始，接着蔓延到朋友家和祖父母家这些没有老师监管的地方。尤查立刻就妥协了，他把小希勒尔背到身上，走出门，上车开回家。有时候，外婆或奶奶会抱怨，老人家做的韭菜馅儿饼他们一口没吃，也不和几分钟之后就到的表亲堂亲们碰个面，但尤查充耳不闻。他飞奔下楼，回头说：“如果让他待在这里，情况只会更糟。”然后他们就走了。他心里清楚，希勒尔一两分钟里就会平静下来，和在幼儿园时一样，但孩子的尖叫声里有些东西特别称尤查的心意。并不是说他们自己家有多好，他们两室半的公寓位于城市老旧的北区，是那种在报纸上登出租广告时总要在最下面加上一句“需要翻新”的房子。但这并不妨碍房东要求并成功收取每月一千八百美元的租金。可能是因为地段确实很好。位于市中心，但又很幽静。除了有段时间，一个住在隔壁房子里的女人夜夜尖叫。

那位尖叫的邻居的卧室窗户正对着他们家。她尖叫的时候，你就没法睡觉了。“把我撕碎吧，”她的声音极其刺耳，“操翻我！”

“什么人才会说这种话啊？”浩达亚会生气地小声嘀咕，“听着像小流氓在打人，才不像女人叫床。”“也许她不是在做爱？”尤查想替她辩解，“也可能是真有人把她操太狠了？”她发出的吵闹声的确不太像做爱的呻吟，更像是混合着痛苦与欢愉的狂野嘶吼，把两幢楼里的每个人都惊醒了。尽管没一个邻居跟他提过尖叫的事，但很显然每个人都受到了打扰。那尖利的叫声就像某种大屠杀，令整条街道陷入惊恐，每个人都静静地缩在公寓里，等待危险过去。尤查很想和其他人谈谈这事，但觉得特别尴尬。每个人都显得很尴尬。但尤查尴尬有更明显的原因。因为他和浩达亚之间已经彻底没了尖叫的激情，所以，那个女人无论何时尖叫，都好像在抗议他俩平淡乏味的性生活。他并非没从那个女人那里吸取经验。他极其希望把他挚爱的浩达亚给操得爽翻了，但莫名其妙的是，他们的相处总是平淡、克制得多。“只有畜生才那样做爱。”浩达亚曾经这么评价那位邻居。几天后，和浩达亚做爱时，尤查试图把自己想象成一头熊、一只老虎或一条狗，但除了他在浩达亚颈上咬了一口惹得她很生气，其余没什么变化。

邻居尖叫的时候，希勒尔也醒了。尤查知道这个，是因为看到他在婴儿床上站起来，倾听着。但尖利的叫声并没惹哭希勒尔；他只是站在那里听，颇为入迷。叫床声停下时，他会再次躺下，口齿不清地喃喃自语，重新睡去。

事情发生在一个冬日的雨天，当时他们刚从幼儿园回来。尤查开了门，希勒尔越过他跑进客厅，环顾四周：他在找自己的玩具箱，里面装满各种残破的塑料玩具和电动玩具。他看向他们之前挂在客厅各面墙上的拙劣画作，它们都是浩达亚已故的兄弟画的。他看向破旧、磨损的厨房地垫，它看起来像是一场可怕的地垫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希勒尔小小的身子横躺在冰凉的地砖上，嚷嚷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起先，尤查还试图和他争论。想向他解释，他们已经到家了，一切安好。但没有效果。不仅因为希勒尔把尤查的话当耳旁风，还因为在内心深处，尤查也没法真正说服自己。这满是忧伤气息的公寓算不得一个家，要说一切安好真是夸大其词了。尤查迅速提溜起儿子，把他塞入车内，在儿童座椅上扣好，发动了车。“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希勒尔继续叫个不停，而尤查则通过后视镜朝他挤出一个笑容，说：“爸爸正在找回家的路呢。”他们驶上通往赫兹利亚的海岸线，但一路上没找到任何类似家的地方，一直到希勒尔叫得筋疲力尽睡着，他们才折返。

他们回到家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在大楼正前方找到了停车位。正当他轻轻把希勒尔从安全座椅上抱出来，又放在自己肩头时，他注意到隔壁房子的那个女人和把她操得爽翻天的家伙正站在人行道上看着他。他俩手里都拿着塑料袋，里面装满超市商品。“真是个小可爱。”那个女人悄声说，把手里的袋子放到人行道上。她弯腰探身想抚摸希勒尔，但在碰到他之前停住了手。“没关系，”尤查笑着说，“你可以摸摸他，他不会醒的。他睡得很沉。”那个女人轻抚希勒尔的卷发，小男孩在梦里微微蜷了蜷身。这是尤查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她本人，而不是阳台上那个移动的剪影。她瘦弱，皮肤很差，脸上似乎露出了笑容。“这是你最小的孩子吗？”把她操得爽翻天的家伙问。他几乎全秃，看上去比她要大二十岁。“他是我们的独子。”尤查歉然道，“目前是。”把她操得爽翻天的家伙说，他和某个如今跟他断绝往来的人生了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已经去服兵役了。“有孩子是最幸福的事。”他说，手在自己仅有的几绺头发上捋了捋。

女邻居和四个娃的爹走了，留下尤查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希勒尔。他透过自家客厅的窗户，看到里面亮了灯。他知道浩达亚已经从学校回来了，她肯定担心得要死。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带着尖叫的希勒尔开车出去时，忘了带上手机。她绝对给他打过电话。等他踏进家门，她肯定气坏了，但很快就会原谅他，哭着告诉他自己有多怕他们会出事。不知会她一声就带着希勒尔出门，的确是他的错。要是换她这么做，他肯定也吓得要命。希勒尔在他臂弯里稍稍往下滑，尤查把他往肩头送了送，朝大楼入口走去。雨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希勒尔的身体压在他身上，像一个温热的水瓶。尤查又任由自己在漆黑的街道上伫立良久，随即深吸最后一口气，走进大堂。

收件人：理性物种研究协会会长

寄件人：外勤特工塞菲

主题：回复：密室逃脱——销毁外星人存在证据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通过对由我负责管理的密室逃脱的访客所进行的基因监测和检查，针对正在讨论的这一物种，我们得出结论，将切断与其所有联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地球上那位名叫“瓦尔沙夫斯基”的最后来访者。此人身上也明显具有我们先前已经观察到的攻击性、傲慢以及威胁性，正如我在附件中指出的，如果这一物种普遍具有此类行为模式，开放与他们的往来可能会影响我们种族自身。所有位于坐标66:22:14（当地名称为“里肖恩·莱锡安·梅多斯购物中心”）的外星人存在证据已经全部销毁，我已开启返回母星的旅程。

以分子形式向您致意

外勤特工塞菲，于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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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菠萝

每天的第一口烟，能将你的世界渲染得五彩缤纷。我一直留到晚上才抽——如此一来，电视上不管播放什么垃圾节目，看起来都会精彩纷呈。如果提前到中午，你还没骑上自行车出门时就抽第一口，那周遭的世界对你来说会像一场巨大的冒险。要是早晨刚醒来，还没喝咖啡就抽了第一口，那这口烟要么会给予你爬下床的力气，要么会让你倒头再睡几个小时。

每天的第一口烟，就像儿时伙伴，就像初恋，就像一则关于人生的商业广告。但这个广告不同于人生本身，如果可能，我情愿回到从前的商店时代。在这个广告里，人生可以私人订制，也可以包罗万象，让你动动手指就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抽了第一口，接着一口一口抽下去，会帮你软化现实世界，让日常变得可以忍耐，但跟真正的人生相比，那感觉并不一样。

我总在日落时分抽第一口。我在一家离海滩只有八百米的晚托班工作，拉维夫的妈妈总是在五点大汗淋漓地最后一个赶到，等她接走那个二年级的鼻涕虫，我就下班了。这给我留下了处理杂事的时间，如果有事要办。我随后会去本·耶胡达街或哈雅肯街来杯咖啡，再去海边漫步道溜达。在海边，我急切地等待太阳亲吻水面，就像孩子等待晚安吻，就像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在毕业舞会上跳着慢舞，等待自己的第一个法式湿吻，就像满脸皱纹的老人等待孙辈用濡湿的嘴唇轻啄他的面颊。太阳的光芒开始在水波上漫漶的时刻，我就从自己的贵族烟盒里抽出一支大麻烟，点燃。

我默默地抽着大麻。我尽力让自己享受当下，感受拂过脸庞的微风，欣赏天空瑰丽的色彩和海水在红色日光中咝咝的声响。我尽力如此，但没法做到，因为刚吸入第一口，我就思绪翻滚，想到把一年级的罗米唤作“屎坨脸”是多么失策，因为那个浑小子会告诉他那个贱人老妈，而她会直接去向校长告状。我想到那个高高瘦瘦的二年级老师，她待我比待其他老师好，总是微笑着问我过得如何，所以情况或许能有进一步发展。我还想到我那个有钱但混蛋的哥哥，他老是做我妈的工作，想让她别再帮我付房租，好像这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尽力摆脱这些思绪，避免荒废一天中最美好的吸烟时光，有时我能做到。即便没法摆脱杂念，我想如果想到可以编派自己哥哥的坏处，同样能快乐得飘起来。

生活就像前任房客留在你客厅里的丑陋矮桌。你通常会注意到它并很小心，记得它在那里，但有时不留神忘了，就会在桌角上磕破皮肤或膝盖，会很痛，而且几乎总是留疤。抽烟并不能让矮桌消失。除了死亡，没什么能让它消失。但一口美美的烟能锉平桌角，让它圆融一些。当不小心撞上时，你就没那么痛了。

吸完烟，我骑上自行车在城里兜圈子。我观察人群。如果看到某个实在有趣的人——这某个人几乎总是女性——我会尾随她，编造一点小故事：我跟踪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女人刚刚在电话里大吼大叫的对象是她妹妹，这个妹妹总在周五晚餐时和姐夫眉来眼去；她在街角的商店给自己骄纵顽劣的儿子买品脱装的冰激凌；她在药店停留是为了买口服避孕药，以免意外怀上另一个臭小孩。兜完圈，如果天气宜人，我会一屁股坐到本·古里安林荫大道的长凳上，再如常抽上一支，等待亢奋或余韵慢慢退去。到兴奋感彻底退尽，我就骑上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公寓，看看电视，上上社交软件，打打电脑游戏，听听迷幻音乐。

四年来，我每天都到日落时才抽第一口。几乎每晚如此。也有几次反常，搞得我提前就亢奋起来，但次数不多。像我这种软弱又易上瘾的个性，能做到这种程度当然值得自豪。在弗莱什曼海滩的斜晖中，我抽了不下一千口烟。一千多口烟，吞云吐雾，无人打扰，直到她出现。我甚至还没转头，她就对我说“打扰一下”，声音轻柔，语调婉转，我转头之前就想到她必然是个丑八怪，因为漂亮妞儿用不着费那么大力气装温柔，人们会听任她们支使。

她比我年长，大概四十岁了。白衬衣，黑裙子。棕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眼睛波光流转。皮肤白皙透亮，稍有皱纹，主要集中在眼底，但这只平添了性感。

我想问有什么可以帮到她的，但由于正在抽烟，我嘴里只吐出一句略带挑衅的“什么事”。我的口气可能听上去有点儿蛮横，因为她往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没什么事。”我清了清喉咙，说：“没事，尽管开口。你本来想问什么？”她羞赧地笑了，把声音压得更低：“请问那是大麻吗？”她看上去不像会在街上拦住路人提这种问题的人，而且绝对不像警察。所以我点点头。“我能来一口吗？”她问，伸出两根手指来。她的手颤颤巍巍的。

我把烟递给她。猛吸了一口的同时，她想对我道谢，却呛得唾沫飞溅。我俩都咧嘴乐了。她放弃道谢，把烟深深吸入、含住，就像在潜水。我已经好久没见人这样抽烟了，那是小孩子的抽法。她想把大麻递还给我，但我示意她继续抽。又抽了几口之后，她又想把大麻还给我，这一次，我收下了。于是我俩一起抽。等大麻耗尽，太阳也彻底落山了。“哇哦，”她说，“我好多年没抽了，几乎忘了它这么带劲儿。”我想说几句俏皮话，但搜肠刮肚才想到一句：“这是好东西。”她点点头，又道了谢。我说不客气，她就走开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以为到此为止了。但我已经说过，抽了烟亢奋起来后，我会跟踪别人，尤其是女人，所以我就跟上了她。她走到本·耶胡达大街，在那里买了一瓶“岛屿牌”芒果汁。她在本·耶胡达街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尾随其后，看到她在阿基洛夫双子大厦下了车，走入其中一座大厦的大堂，跟应门的侍者打招呼。四十岁，熨平的白色衬衣，阿基洛夫双子大厦——不像是那种你会想和她在海滩上共享大麻的女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去追求她，问她要电话号码。我贪婪的大脑继续责怪自己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捞点儿好处，但心里很清楚这么做并不酷。她问我要口烟抽，仅此而已。是的，我本可以和她找个地方幽会，但街上偶尔有女人朝我抛来笑容而我除了回以微笑别无贼念这一点，其实是我的好品格。想想她对我说的话，说不定她也是个好女人。

为阿基洛夫双子大厦心绪激昂后，第二天我提前下了班。拉维夫的妈妈四点十五分就来接他了，因为他们约了一个专家门诊。她在三十秒内把一件T恤套在她家拖着鼻涕的小孩身上，给他背上双肩书包，说了不下五次“专家”这个词。但没有一次说了是哪方面的专家。也许是治疗拖鼻涕的专家吧。

我跳上自行车，到海滩的时间比往常要早。我占了一把长凳坐下，看行人从面前穿过，直到日落时分。步行的人并不多。穿着T恤和运动裤的旅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特拉维夫二月的美妙风光。他们的手机镜头中，是行色匆匆、对置身海景浑然不觉的以色列人。一直等到太阳的光线开始摩挲海浪的时候，我还没点上烟。虽然无比渴望抽第一口，但我还是多等了三四分钟才动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抽烟时依旧老一套：我面朝大海，努力享受当下，沉湎于眼前的瑰丽，但脑海中思绪万千。我想象拉维夫去看专家门诊的样子。也许他有没法治的怪病。可怜的孩子，晚托班里所有的小孩都欺负他。我也一样。我叫他鼻涕虫，模仿他用袖子擦鼻子的动作。我告诫自己别去想她，而思绪又回到了她身上。阿基洛夫。我有点希望她今天也能现身，但一个陌生人像她那样径直在人行道上问你要烟抽，也够奇葩的——两天都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有多大？我继续抽烟，一直坐到太阳完全坠入大海。对我来说，称她阿基洛夫不太得体。假使她真的住在一幢奢华的楼宇里又如何呢？我落入一种成见。就像把一个阿拉伯人称作“阿拉伯人”，或是把一个俄罗斯人称作“俄罗斯人”。尽管我通常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我逐渐感到寒冷。下午的时候很热，我就没带外套出来。

看到她过来时，我已经站起来朝自行车走了一步。她还没看到我。我转身背对她，开始掏口袋。我一般每次只带一支烟卷出来，但今天我带了两支，因为我答应给尤里捎一支，他是看校门的俄罗斯保安。他当班的时候没现身，所以另一支还在我兜里。我拿出第二支烟点上，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我的瘾头已经很大，抽一支不足以飘起来。我依然背对着她，迅速吸了两口，才转过身。她已离我很近，大概二十步开外，但还没认出我。她在打电话。看得出，对话双方情绪恶劣。我在生活中打过太多这样的电话，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她跟我擦肩而过时正好挂了电话。她好像在哭。我跟着她，但我没有加快脚步。我不想表现得太急切。我跟上她时，说出口的那句“打扰一下”竟然有美国口音。类似那些上了年纪的美国籍犹太人，开口打招呼总用希伯来语说“您好”，等你停下来问有什么事，他们转而跟你说起英语。她盯着我，没认出我来。“您落下了这个。”我说，手里拿着烟卷。她恍然大悟，笑意盈盈地接过去。与她面对面时，我看到她的眼睛，确认她哭过。“哇哦，”她说，“你出现得正是时候。像是个天使。”“你为啥说‘像是’？”我说，“我就是天使。上帝今天让我站在漫步道上，就是专程等你。”她再次露出笑容，吐出一个小小的烟圈：“大麻天使？”“我是帮人实现愿望的天使。”我对她说，“五分钟前，有个小女孩想吃棒冰，在她之前，有个瞎子想重见光明。我忍不住继续下去，就遇到一个瘾君子。”我逗得她笑了起来。说得更准确点，大麻和我合力逗笑了她。阿基洛夫，她很开心。我也跟她一起高兴起来，原因很简单，我对人类还有用。

等大麻燃尽，她谢了我，问我往哪个方向走，我这才发觉，我们是一路走一路抽的，我已经离自己那辆自行车很远了。一开始我想撒个谎，但后来决定说老实话。我告诉她我把自行车锁在了我们相遇的地方。

“你每天都来这里吗？”她问。

我点头。“你呢？”

“我不得不来。”她耸耸肩，指指南边那幢形似玉米棒子的摩天大楼，“我在那里上班。”

我告诉她，我下班后总是来漫步道，点上一支大麻烟卷，看看日落。曾经有个姑娘对我说，欣赏日落有助于敞开心扉，我的心扉关闭得太久了，所以每天都来这里，想要打开它。

“但你今天来晚了，”阿基洛夫说，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今天是来晚了，”我附和道，“但这是好事。不然我们就碰不到了。”

“那如果我明天日落时分来，你会再和我一起抽烟吗？”

我顿了顿，仔细地端详她。也许有戏，她可能看上我了。但我明白她没有，只是因为我有大麻。今天我拦住她的时候，她也是靠大麻才认出我的。“没问题。不管怎么说，和美女一起抽总好过一个人抽。”

五天了，每当日落，我就和阿基洛夫一起抽烟。五天了，我对她几乎仍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也不晓得。我知道她是素食主义者，但偶尔会吃寿司，她英语说得很溜，法语也是，因为一个讨厌的法国旅游者前天向我们问路，阿基洛夫用流利的法语给他指了去港口的路。我还知道她结婚了，但是没戴结婚戒指，因为头一两天她跟我说过，她丈夫不喜欢她抽大麻，因为是违法的，而且会混淆人的短期记忆。“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问。我想看看她会不会抹黑她丈夫。“我才不在乎合不合法呢。”她耸耸肩说，“至于短期记忆，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老实说，我原本也不怎么记得住近期的事情。”怎么说呢，这几乎就是抱怨了。反正，她很明显有心事。即便抽到飘飘欲仙的时候，她依旧三缄其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意志坚强的表现。一个坚强而不哭诉的人。她的这种品质在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个法西斯做派的警察面前展露无遗。

我是第一次在抽烟的时候碰上警察，而这次碰上的警察又特别怪异。他个子矮小，却浑身肌肉，脖子粗得像电线杆，穿了一件紧身的无袖格子衬衫。他把警徽举到我面前，用颇为自大的口吻问我抽的是什么。阿基洛夫毫不迟疑地从我嘴里掏出烟，吸了一口，把烟圈喷到他脸上，说“万宝路特醇”。她把大麻隔着栏杆抛到了下面的沙滩上，同时敏捷地掏出自己口袋里的万宝路特醇，点燃一支，递到对方面前：“想来一支吗？”

警察轻轻拂开她的手。“你想什么呢？”他嚷道，“你以为我是弱智吗？”

“我不回答为妙，”她甜甜地笑着说，“因为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侮辱国家公职人员可是犯罪行为。”

“身份证！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阿基洛夫拿出自己的驾照，同时递给警察一张名片。“拿着这个，”她说，“我是一名律师。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打爆哪个巴勒斯坦人，到时吃了官司要找律师。”

“我知道你的公司，”警察一边说一边把名片扔到地上，“你们这种人会为任何一个白痴辩护，只要他钱够多。”

“一点儿没错，”阿基洛夫说，头朝被扔掉的名片扬了扬，“但偶尔我们也会无偿为某些白痴辩护。”

警察不说话了。他跨过栏杆，凝视下面垃圾遍地的沙滩。从他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正在纠结要不要跳下去，从沙滩上散布的垃圾中挑出我们的罪证。“加油啊，”阿基洛夫朝他喊，“要是够仔细，最多一个小时就找到了。如果你把它提交给法院，他们甚至能分离出我的指纹，然后你就能跑去报告你的长官，说想控告一个吸食大麻的人，这种案子可能和处理双重谋杀犯的案子稍有不同吧，但是，嗨……”“贱人。”警察脱口骂道。阿基洛夫继续说：“话说回来，执法人员骂律师，比袭警罪名更重一点儿哦。”她说这句话时，朝我眨眨眼。“好吧，快滚！”警察厉声道。我朝自行车走去，但阿基洛夫抓住我的手，搂住我的后背。“该滚的是你，大力水手。”她对他说，“趁我还没决定问你的信息，把你的丑态报告给内务部之前。”警察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我下意识地朝后缩了缩，但阿基洛夫抓着我的手，把我按在原地。她汗津津的手掌让我知道她其实也很紧张，这也是她唯一露馅儿的地方。警察不满地倒吸几口气，走开了。等他走得够远，她弯腰把名片捡了起来。“真讨厌，”她嘟囔道，“因为他我们浪费了半支大麻。”她老练地把名片一撕，当过滤嘴来用。“你身边带的还够再抽一顿吗？”她问。我差点“就说身边没了，但是我住得不远，我们可以去我家继续抽”，但她身上有些什么让我没法撒谎。所以我们又卷了一支，坐到漫步道的一张长椅上。她名片的三分之一被做成了过滤嘴，余下的三分之二留在了我口袋里，上面有“艾莉丝·凯斯曼，律师”的字样。

周五晚上，我去妈妈家吃晚饭。我的哥哥哈加伊也来了，还带上了他的女儿内奥米。他们刚一进门，你就能看出他们刚吵过嘴。跟我哥哥吵架并不容易。他是个始终确信自己无所不知的人。从我们出生起他就如此，他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挣了大钱，这令他越发固执。即使两年前他因内奥米的母亲桑迪死于癌症受到的打击也没能软化他。内奥米现在十七岁了，是个美丽修长的姑娘，很像她已故的母亲，虽然戴着牙套，却一刻都不会流露孩子气。晚饭时，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一种永生的小型水母。这种水母成熟、配对，随后退回幼年期，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它是不死的！”内奥米唾沫横飞，由于狂热和牙套，她的口水有一点儿溅到哈加伊和我身上。“想想看，如果我们能把它的基因构造研究透，或许人类将来也能永生。”

我朝她露齿而笑。“真的吗？对我来说，活个六七十年都嫌长。”

我哥哥解释说，内奥米明年想去斯坦福大学学习生物专业。

“好极了！”我妈妈喝彩，“明智的选择。”

“你这‘好极了’是什么意思？我对她说，先和别人一样去服兵役，退伍后她想去哪儿读，我都出钱供。”

“没门儿。参军对我没任何好处。”内奥米说。

“怎么会没好处？你是去军队，又不是去飒拉（Zara）服装店！每一个参军的人都不是冲着选品或款式去的。你以为所得税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分毫没有，但我每个月不还得交。是这道理吗？”哈加伊瞥向我，希望我能帮他说句话。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哥哥，或者我欠他很多。才不是。只是因为他一贯正确。

“你不去参军无伤大雅，”我告诉内奥米，“花两年时间研究水母，比给好色的长官泡咖啡要有意义得多。”

“好啊，听你叔叔的吧，”哈加伊愤然道，“他的人生真是大有成就。”

晚饭后，等哈加伊和内奥米离开，妈妈另外给了我一块蛋糕，问我是否一切都好，我有没有认识什么人。我对她说一切无恙，学校里的人和我相处得很好，我正在和一位律师约会。我几乎不对妈妈说谎。她是唯一接受我真实面目的人，所以我没必要对她撒谎。但是这谎言不是说给她听的，是说给我自己听的。须臾之间，我能想象自己开启了一段不同于现实的人生。我能在夜里拥着某个人获取温暖，而她不是我从约会软件上挖掘出来的“离异，不以结婚为目的交往”的人。送我出门时，妈妈说：“你知道哈加伊不是那个意思。”她拥抱了我，在我的牛仔裤兜里塞了几张纸币。每次哈加伊痛斥我，她都要给我几百新谢克尔。这好像成了我的一门副业。

我打车到了自家公寓附近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廉价威士忌。虽然瓶身上的商标是俄语的，但那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埃塞俄比亚收银员对天发誓它产自苏格兰。到家后，我喝了半瓶。随后，一个我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苗条的四十六岁女人上门了。我们做爱之前，她告诉我，她很看重诚实的品质，她必须事先告诉我她患了癌症，而且可能已经到了晚期。随后她深吸一口气，说：“就这些。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不一定非要做。”“我一点儿没觉得不舒服。”我说。高潮时，她吼得震天响，楼上的邻居都来捶我家的门了。事后，我们一起抽了支烟，普通的烟，她就打车回去了。

一周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周日。我以前并不讨厌，是上班之后才开始讨厌的。在去晚托班做老师之前，我有五年时间无所事事，那时我对每一天的憎恨是同等的。老实说，我看不出大多数时间有什么区别。我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看一下手表，想想我还有没有剩菜或烟叶或余钱，再回忆一下我把手机和钥匙放哪儿了。诸如“今天星期几”的问题几乎从未进入过脑海，除了每周五去看望母亲，整个星期其余的日子仿佛一团搅混着醒、睡、吃、撒、看电视和偶尔的性事的巨大混沌。

工作厘清了混沌，把每一天都区分开了。每周一有阿拉伯手鼓课，辅导老师是一个打了舌钉的美人。每周三餐厅里供应甜甜的番茄酱烧肉丸，孩子们最不喜欢吃这个，但这总是引得我怀念格拉奶奶做的菜。每周四在院子里踢足球，在孩子们眼里，我不是个只比一群七岁小屁孩强一点的疲惫成年人，而是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样厉害。然后到了讨厌的周日，那个和纳粹差不多的马奥尔会来点名，晚托班是他办的，他总要把辅导老师轮流骂一遍，随后一整周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冷寂的周六过去后，这事儿总惹得我生出邪火。

但是这周，打我上班以来第一次，我盼望周日的到来。盼望日落时分，盼望漫步道，盼望和阿基洛夫一起飘飘欲仙。并不是说我特别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她会不会来我家。重点是，我真心思念她。我思念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同时又是多么丢脸。因为这份思念主要证明我的生活已何等乏味。

但是，阿基洛夫周日没来。我一直等她到天黑——其实，一直等到天黑了很久。周一和周二，她也没来。独自抽烟时，我提醒自己，她只是个我偶然邂逅的女人，和我一起在漫步道上抽了几支烟而已，并不是我的未婚妻或我给她捐过肾的人。但这么想可无济于事。

周三，等孩子们不情不愿地吃完微凉的肉丸，我发觉拉维夫不在。尽管马奥尔说，我们应该每小时清点一下孩子的人数，但我从来不点人数。但是有人不见了，我通常会察觉，所以我问尤里，他说看见几个孩子跑到体育馆后面去了。没有准许，孩子们是不能离开教室的，到体育馆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对拉维夫的惩罚，又觉得对不住他，打消了念头。在体育馆后面的跳远沙坑中，我看到了哭泣的拉维夫，离他不远的地方，我这个小组里最刻薄的小孩利亚姆正脸朝下埋在沙坑里，被一个有点眼熟的红发胖小子压在屁股下面狠狠地揍。他揍人的方式也是孩子气的：满是愤怒，没有章法。不知道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我站在红发小子那一边。仿佛我自己也猛揍了利亚姆好多拳。利亚姆不会好好说话，他只会发号施令，措辞和态度尤其恶劣。时不时就从嘴里吐出一句他要去告诉他妈，或告诉老师和校长。

红发小子继续揍着利亚姆，我知道自己应该冲上去拉开他们。他们从教室里溜出去是我的失职，现在我真的惹上麻烦了，特别是要面对利亚姆的妈妈在家长会上的质问。但看着红发小子教训他，我的心中升起一个微弱的声音，再稍等等，让红发小子揍出结实的一拳。

这周过得不顺，太糟心了。一直在尴尬地等阿基洛夫来，我甚至都没往家带一个单身姑娘。毫无疑问，这场痛殴成了我平淡一周中的亮点，多享受几秒钟害不着任何人。正当我心中掠过这些念头时，红发小子从利亚姆背上爬了起来，我以为完事儿了，不料他后退一步，一脚重重踩在利亚姆的头上。我冲过去的时候，发觉拉维夫正责备地看向我。他看到我在整起事件中袖手旁观。我三步并作两步，到了红发小子跟前，既因为心里紧张，也想迷惑一下拉维夫，让他事后觉得自己一定想错了——我不可能站在那里漠然视之不去劝架，所以我冲上去的速度特别快。

我靠近红发小子身后，狠命撞开他，救下利亚姆，嚷道：“你在干什么？疯了吗？”然后我弯腰看利亚姆，整个过程中，我用眼角瞥到拉维夫一直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利亚姆的上嘴唇在流血，看上去已经意识不清了。红发小子站在旁边哭号。他说利亚姆玩垃圾小队的时候作弊，他想把输掉的卡牌要回来。利亚姆跟他说，他的眼珠是大便颜色的，他爸爸是个无业游民。从红发小子的口气里我听得出，他不太明白“无业游民”的确切含义。我试着跟利亚姆说话，轻轻摇他，但他没有反应，我真的着急了。我让吓得慌了手脚的红发小子别动，自己跑去饮水机那儿。我返回的时候听到利亚姆起了身，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你这个肥头差生，别想在这个学校混了！我妈妈一定会给你颜色看的！”利亚姆坐在地上，手托着脸，红发小子站在他身边，浑身颤抖，真的抽泣起来。尤里突然现身。我丢下的教室里的孩子们，其中一个从我包里翻出打火机，点着了走廊里一张伊扎克·拉宾的海报。他向我叙述自己如何揭下焖烧的海报，好似他的英勇至少不亚于从一幢熊熊燃烧的房子里救出一个婴儿。我往利亚姆脸上泼了点儿水。他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嘴唇也不怎么流血了。红发小子还是抽抽搭搭的，但我对他浑不在意。让我在意的是那个鼻涕虫拉维夫，即使我们回到教室里，他仍旧紧紧盯着我。我打电话给利亚姆的爸爸，他是做土地测量的，一般都在家，他五分钟就赶到了。利亚姆尖声嚷着，嫌他来得太晚，要向妈妈告状，随后才对他说了红发小子的事儿。他添油加醋了一番，说红发小子用石块砸他的头，而我没及时阻止。只要他不冲着我来，我就尽量不开口。随后，长着一字眉的双胞胎的母亲到了，操着南美口音。她是通过试管受精怀的双胞胎，从孩子们的外表判断，她一定是用了某个穴居人的精子。

最后，只剩下我和拉维夫了。我破天荒地让他玩我的苹果手机，当他把我几天前下载的一款游戏中所有的物种歼灭时，我试探性地和他聊起刚才发生的事。“你和利亚姆没有得到允许就离开教室，这很不对。”我对他说，但口气非常温和，是做妈妈的人会用的口气，让他知道我不会责骂他，但同时让他懂得我是在批评他。“我不会告诉你妈妈，”我继续说，“但我要你保证，再不犯类似错误。”

那孩子看着我的手机，连头都不抬，说：“我看见你了。”

“看见我什么了？”我问，装作一头雾水。

“加夫里打利亚姆的时候我看到你了。你在笑。”

“不，我没有。我没笑。我跑过去了。我尽快跑过去把他们拉开了。”

但拉维夫不再搭理我。他沉浸在游戏里，发射激光，横扫一切移动的物体。

等他妈妈到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指出她又来晚了。我只是对她说：“你有一个好孩子。他是个小甜心。”当着他的面说的，他能听到。

我五分钟就到了漫步道，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马奥尔发来的短信。短信里一个字也没有。这不要脸的家伙懒得打字，但他希望我看到后给他回电。我在想，到底是先抽一支再给他回电，还是反过来。先抽的好处是，大麻能缓和谈话的氛围，用泡沫塑料和气泡垫把整个尴尬的事件包起来。但坏处是我无法保持机敏来应对他。我得迅速回应，也许还要临场编一两个谎。我采取了第二个选项，冷静地给他回电。

马奥尔朝我大吼：利亚姆的妈妈给他打电话，发誓会联合所有入托的学生家长，确保他的晚托班明年关门。她已经做了一个表，记录家长们历年来对他的诸多抱怨，并准备将一切公之于众，包括晚托班提供的午饭有时都是冷的这种事。马奥尔说，如果她真那么干，整件事会让他损失二十万新谢克尔，而这都要怪我。她的孩子得了脑震荡，明天不来学校了，马奥尔希望我上班前去探望他，给他带点糖果或玩具，向他妈妈服个软，请她息事宁人。这通电话是一场彻底的拉锯战。他每句话重复了不下十遍。我要是先抽烟就好了。他挂掉电话前再次威胁我说，如果他的执照被吊销，他就起诉我。我请他先静静心，并保证明天会去处理此事，会厚着脸皮讨好那位母亲。电话打完时，我错过了日落。我坐在黑暗里，盯着海面，十分清醒。太阳一下山，除了面目丑陋的旅人和海滩边饭店里传来的蹩脚音乐，这个地方就只落得冷冷清清。我得调个闹钟，明天早点儿起床，这样才能有时间去给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小孩买礼物。这个星期的头儿开得糟糕，后面越来越惨。

“我以为太阳落山你就走了呢。”我听到她的声音，感到——或至少是我想象——她的呼吸喷在我的后颈上。

“日出，日落——从周日起我就在等你。”我微笑着回答她，又对自己极度不满，因为本想说点儿轻松开朗的话，但听起来像怨妇加可怜虫。

“对不起，”阿基洛夫坐到我身边，“这个礼拜的工作一团糟。不只是工作，生活也是。”

我想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但感觉到她不想谈。所以我没刨根问底，而是拿出一支大麻烟。我抽了一口，递给她，她吸烟的样子像个瘾君子。“我想这口想了五天，”她说，笑笑，递还给我。我没接。“你抽吧，”我对她说，“抽完好了。”她稍一犹豫，接着又抽了一口。“难熬的一周？”我问。她点点头，抽抽鼻子。我说不好她是伤风了，还是忍着不哭。“我这周过得也不怎么样。”我说，“这么久没见面对我俩都不好，打乱了我们已经习惯的作息。”

她笑了。“听着，我想请你帮个忙……”她一边说，一边在手提包里翻找，我猜她想要我干什么。“我想雇你。”她拿出钱包。

“雇我做什么？”我朝她哈哈大笑，“做你的保镖？给你看孩子？私人厨师？”

“我没孩子，”她叹了口气说，“不是吃货，也很善于照顾自己。我想雇你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每天日落时分到这里来，如果我迟到了，就等着我。不用等太久，最多一小时。然后陪我抽抽烟。”她一边说，一边数钱。“拿着，”她递给我一沓钱，“这里有两千块。两千块，雇你三周。意下如何？”

“意下如何？”我重复她想购买我时间的提议，“要我说，反正我每天日落时分都要来，和你一起抽烟比一个人抽有意思多了，所以你愿意花钱让我在你有空的时候和你在沙滩上共度愉快的十五分钟真是太好了，但作为朋友，谈钱是不是有点儿……”

“实事求是嘛——我们不是朋友。三周以后，我就会从这里消失，你再也见不到我了。这三周将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每天和你抽支大麻会让我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她拿着钱的手还举着。当她说我们不是朋友时，我内心受了伤害。很受伤，因为这句话道出了实情。我竭力无视这一点，将注意力集中到具体的买卖上。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买几百新谢克尔的大麻。照你的量来说，足够抽三周了。”

“但我不想让你帮我买。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抽。我没地方放大麻。我向我丈夫保证过，再也不买了。”

“你向他保证的是再也不抽了。”我纠正她。

“我明白，”她说，突然之间哭了起来，“但和你一起抽，情况另当别论。就算他发现了，也可以搪塞说，我只是在路上遇到了你，你正好在抽，就让我也吸了一口。这和买……不一样。”

我接了钱。我不想她哭。“好的，老板，我们成交。”我朝她眨眨眼，“但这两千块只是烟钱。上床和摇摆得另算哦。”

她笑了，泪水与欢笑同时迸发。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听上去事态严重，虽然我们之间没戏，但我真的很想帮帮她。“只有一个条件，”我把钱塞进钱包时补充道，“我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三周之后要消失。你说这话的时机，你说这话的口气，都让这事听起来不像好事。而作为你的……雇员，我有权知道。”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用手抹抹脸，“我保证。但今天不行。”

手机闹钟十一点把我叫醒。我刷牙、刮脸，为晚上的会面卷了一支烟。我手脚麻利地料理完一切。我还得给利亚姆带点儿东西，再去他家拜访，只剩一个半小时了。还好他家就在学校旁边。

他的妈妈穿着一身粉红色运动服来开门，绷着一张脸。“我来看一下利亚姆的情况。”我说，尽量表现出关切之意。

“很遗憾你昨天没看看他的情况，在他被残忍地殴打之前。”她用低沉浑浊的声音反驳我，“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一个小孩从教室里消失了将近一小时，竟然谁都没注意到。”

我下意识想说，照看尊重他人的孩子比照看一直撒谎逃学的孩子要容易多了，但我记起和马奥尔的谈话，所以，转而抱歉地解释说，昨天有个孩子带了打火机到学校来，想烧走廊里的海报，由于正在优先处理这起偶发事故，所以我费了点儿时间才发觉利亚姆走开了。“罗斯纳太太，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发生了这件事让我彻夜难眠。我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真心请求您原谅。”

“你不要向我道歉，”听上去她的怒气稍稍平复了一些，“被打得昏过去、至今浑身饱受痛楚的人不是我。你应该向利亚姆道歉。”她把我带到那个小坏蛋面前，他坐在他父母的床上，正在看一部日本动漫——讲的是机器人和外星人踢足球赛的故事。除了嘴唇有点儿肿，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没事了。“利亚姆，”他妈妈用老师般威严的口吻说，“有人来看你了。”

“现在不行，”利亚姆说，眼睛依旧盯着屏幕，“我正看到一半。”

“他给你带了礼物，”她想勾起他的兴趣，“是乐高太空系列！”

“我讨厌乐高。”

“嗨，利亚姆，”我主动开口，“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正看到一半，”他说，眼睛还是没离开屏幕，“你买乐高开礼品发票了吗？”

到了门口，利亚姆的妈妈感谢了我的来访，说她明天会和校长还有马奥尔开个会，并且不打算网开一面。“利亚姆有三个哥哥，”她用满怀悲痛的口吻说，“作为一名家长，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极端的事：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用石头和棍棒攻击别人，却没有人及时干预。”

我意识到最好还是别和她争，所以点了点头。我告诉她，如果我是家长，我也会做出相同的应对措施。“你有个可爱的儿子，罗斯纳太太，并且，谢天谢地，他在整个事件中没受太重的伤。这是最要紧的。”我走下楼梯时，给马奥尔发了短信，跟他说我拜访过了，那位母亲余怒未消，但我相信在明天的会议之前她会消气的。他没回我，这是个好兆头。马奥尔发短信或打电话来，总没好事。

下午的工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气氛还是很紧张。每个来接孩子的家长都丢下一句话：他们很忧心，这样不行。他们没有直接责备我个人，但他们对晚托班项目和学校不甚满意。双胞胎的妈妈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么多孩子至少会配两位看管老师。诺亚的爸爸是位海军军官，总是穿着制服来接女儿，他说问题出在没家教。我嗫嚅着对他们一一表示赞同，并努力表现得后悔不迭。显然，明天的会上将充斥吼叫与威胁，但就我对这所学校的了解，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可能会让红发小子休学几天，如果他的爹妈态度软弱或认怂，他们甚至可能开除他，但看起来我会没事——只要拉维夫不开口。

跟平常一样，拉维夫和我留到了最后。我告诉他，我下载了他喜欢的那款游戏的升级版，问他想不想玩。他笑嘻嘻地伸手来接我的手机。我把手机递给他前，嘱咐他，让他玩我的手机没问题，但他必须保密，因为如果他告诉其他小朋友，他们也会想玩的，但是我没法让每个人都玩。拉维夫思考了一会儿，随后点点头。我把苹果手机递给他，他玩起了游戏。他一边玩，我一边问他是不是个擅长保密的孩子。他一言不发。我不知道他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沉浸在游戏里。不多久，苹果手机发出欢快的声音——他这是通关了。

“就该这样！你真是个游戏高手！”我大叫。

“为什么利亚姆挨揍的时候你笑了呀？”他问这话的时候头都没抬。

现在换我一言不发了。本能告诉我，别说实话。本能总是告诉我别说实话。就和同阿基洛夫相处时一样，我无视本能。“我笑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我最后说，“他捣蛋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他应该受到惩罚，但他总能逃脱，所以看到加夫里揍他的时候——我知道这么说不厚道，我很开心。”

拉维夫抬头盯着我。游戏还在继续，我听到他不断被对手击中，但他好像浑然不觉。“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应该受惩罚？”

“好多事。但我最看不惯的是他欺负弱小的孩子。”

拉维夫用手背抹了一把鼻子，眼睛定定地望着我。“但又不是只有他欺负弱小的孩子。”他没挑明，但我俩都明白，他指的是我。

“的确如此。这么做是不对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他看上去并不恼怒，就是单纯好奇。

我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很弱小，欺负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

拉维夫点点头。他似乎理解我。

那天晚上的散步道十分寒冷，狂风呼啸。天空黑压压的，看上去暴风雨快来了。我缩在外套里，等待阿基洛夫。这是她雇佣我的第一天。她迟到了，但只是一小会儿。她戴着一顶毡帽。我一般不喜欢戴帽子的姑娘——帽子总让她们看起来像儿童剧演员。但那顶帽子特别配她，衬出她碧绿的双眼。

风太大了，烟点不着，我就建议去找个背风的大堂。当我俩在哈亚尔康街上一幢破旧大楼的门口一起抽烟时，雨倾盆而下，我担心自己留在散步道的自行车会被打湿。“这天气太糟了。”我说。她点点头，仿佛她的什么东西也正露天淋雨。我把自己一天的经历讲给她听，把利亚姆和他母亲的故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她问我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考虑了一会儿——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用‘喜欢’是否合适，”我最终答道，“但比起和成年人共事，我肯定更愿选择现在这行。面对小孩子，你能在他们的三明治上咬一大口，或是逗他们开心。但面对成年人，情况就复杂得多。”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三明治。“想来一点儿吗？我今早做的。金枪鱼馅儿。”

我告诉她我不饿，转而问她我是否让她满意。

她笑笑。“你觉得自己会被解雇？”她咬了一口三明治。

“不知道。明天和马奥尔见了面就知道了。”

“我和孩子们处不好。不是说我不喜欢孩子，只是不知道如何和他们相处。奥代德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就喋喋不休地谈论孩子，而我一直在设法拖延。”

我问奥代德是不是她丈夫，并向她指出，她之前谈到他的时候总称他为“我的丈夫”。

“现在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我的丈夫了。”

“这话怎讲？”我问她。

她只回了我一句：“说来复杂。”随后她问：“你觉得雨会下很久吗？”我提醒她，她答应告诉我她将要消失的原因，她点点头说保证会告诉我的，但不是今天。“我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我希望你不会被解雇。”她说。在步入雨帘之前，她在我的面颊上亲了一口，祝我周末愉快。

我在大楼门口又站了一会儿，想着拉维夫，想着明天的会议，想着阿基洛夫的丈夫奥代德，想着他们之间的夫妇关系没那么确定了。我还想着她给我的吻，是那种友好的吻，有点儿金枪鱼的气味。雨势越来越大，我等得不耐烦了，一头扎进雨中。

第二天，我直到下午四点才醒。不上班的日子我不设闹铃。我看到手机上有一条妈妈发来的短信，说晚餐只有我们两人，因为我哥哥要和一个工作时认识的女人去度周末。短信的最后，她像个十六岁姑娘，连打了三个惊叹号。我哥哥再婚是她梦寐以求的事。不管怎么说，她已经说服自己，哈加伊不断拿我们撒气都是因为他孤单，一旦找到能包容他的人，他就会变成王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好消息是今晚我不用见到他了。还有一条马奥尔发来的空白短信。我打回去，但他关机了，所以我给他留了言。

妈妈做了一顿比平常还要美味的晚饭——四道菜，甜点是她照着网上的菜谱做的夹心蛋糕。她的好心情是因为哈加伊，而她的喜悦也感染了我。我多喝了几杯，我们谈起我爸爸，谈起对他的思念，但谈话的基调还是欢快的。我妈妈说，她总盼望着看到自己的孙辈，虽然她已经当了很多年奶奶，但还是很盼望我能有个孩子。她问我和律师女友处得怎么样，我说进展很顺利，艾莉丝实际上很喜欢孩子，却很担心自己不是称职的家长，就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不急，”妈妈笑着说，“我等你的消息等了那么久，再等等也没什么。”

整个周六雨水连绵。我缩在被子里，看恐怖电影，一支接一支抽阿夫里一个月前卖给我的劣质大麻剩下的部分。马奥尔的电话依旧关机，但他晚上打了过来。他说会议进展不太妙。“你对罗斯纳说有个小孩带了打火机到学校来造成了事故，所以没留意利亚姆出去了——你干吗这么说？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点，校长找尤里谈话，追查此事。小孩说打火机是你的，尤里告诉校长，灭了火的人是他。所以，这触及底线，你现在成了骗子。”他顿了顿，等着我为自己辩解。但我无话可说，而且我也懒得说。“罗斯纳和校长都发怒了，而打了利亚姆的红发小子，那个叫加夫里的，他爷爷是教育部高官，所以他们没法把他从学校开除。罗斯纳不肯罢休，她要有人付出代价。所以，长话短说，我对他们讲，由你承担后果。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三月初给我打电话，我会在学校办公室把二月份的薪水用支票给你结掉。好了，伙计，下回还想撒谎？先动动脑子。再见。”马奥尔先我一步收了线，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被解雇的当口，我没什么漂亮话可说——又不是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明天我得另找工作。也许去做酒吧服务生。我更适合上夜班，有免费的酒水，就和在学校免费吃到番茄酱烧肉丸一样棒。无可否认的是，被炒鱿鱼是件屈辱的事儿。听到有人说你做得不够好，谁都不会好受。但每个月干那些活儿才拿两千八百新谢克尔，我也早已萌生去意。我想知道，周日我不再出现，会不会有哪个孩子想念我。

凌晨三点，阿夫里发短信给我：“醒着吗？”好像我是他的死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朋友刚刚从阿姆斯特丹弄了点儿好货过来。“新鲜初榨。”他兴奋地说，“他刚拉出来的。要我带点儿来给你看看吗？”四点，他到了我这里，我用阿基洛夫给我的两千块里剩下的钱买了八克。阿夫里告诉我，这货叫“恋上菠萝”，因为它很烈，人如果抽得够多，甚至能和一只菠萝坠入爱河。在他热情洋溢的讲解之后，我抽了一烟锅，没有恋上任何东西的感觉，但的确飘飘欲仙，脑中浮想联翩：我想起拉维夫，想起那个小捣蛋鬼利亚姆，想到利亚姆的妈妈，她穿着粉色的运动衫，可能那熊孩子不是她生出来的，而是拉出来的，就像阿夫里的朋友帮我们拉出“恋上菠萝”一样。接着，我又多想了想拉维夫，他长大了，然后又像侏儒水母一样变回婴儿；但我想得最多的是阿基洛夫和奥代德，这对关系有点儿不那么确定的夫妇，想到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光明，而她很快也要消失无踪。我如此迷醉，都没察觉阿夫里离开了，等垃圾车绕着我们街区转悠完，我睡了过去。

起床时，剩下的时间正好够我冲个澡，卷一支烟，骑车去散步道。风雨停歇，终于可以看见真正的日落了。阿基洛夫已经等在我们那张长椅上。她提前下班了。她一上来就问马奥尔和周五开会的事，我告诉她我被解雇了，也许这样更好。“如今你是我唯一的老板了，”我说，一边从我的贵族牌香烟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来，“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更认真地对待你这门生意。看一下我为你准备的日落吧！”今天的日落的确瑰丽，阿基洛夫静静地坐在那儿，也许在思考怎么说点儿安慰的话。我告诉她，不仅今天的日落是顶级的，今天的烟也是头等的。我向她提起阿夫里和“恋上菠萝”，但略过了货是拉出来的这一细节。老实讲，我抽大麻二十年了，从没尝过这么好的货。几口就让你到达极乐。

我们在长椅上一直坐到太阳彻底落下，我再次提醒她，她保证过要告诉我她即将消失的原因。她用聪慧的绿色眸子望着我。她的思维已经迟滞了，但她还是细细地打量着我。她凄然一笑，告诉我她也离职了，结果对她来说同样糟糕。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替一些家族犯罪集团工作，给其中一个家族提供的不仅仅是法律咨询——事务所还帮他们洗钱。我们说了许多话，谈到很多重要人物。但她是清白的。她是偶然间发现的，还像个傻子一样去报了警。她报警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认为自己发现的只是一次偶然的交易，只有一个同事卷入其中。等他们发觉事态严峻时，她已经回不了头了。如今她成了公诉方的证人。她每天若无其事地照常上班，探听并搜集材料，等整件事抖搂出来，她就得离开此地——他们将会把她列入证人保护计划，帮她在国外创建新的身份。她甚至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奥代德昨天告诉我，”她说，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静，“他不打算和我一起去。他和家人的关系很紧密，不打算突然人间蒸发。”

“我和你一起去，”我说，很突兀地拉住她的手，“我和你一起去，无论海角天涯。我喜欢前途未明的感觉。”

“这屁话太感人了。”她说着，笑起来。

“是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很乐意跟你走。你是我在这边唯一的雇主，等你走了，我在这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新地方？新开端？我觉得这主意真的很棒。想象一下我们被送去一个热带岛屿！我每天早晨都会爬到树上，摘个椰子，劈开给你。”

“你已经进入状态了！”她笑得更大声，“真可惜我们不能互换。”

“我不想互换。”我有些哽咽，“我想要你。”

她咬着下唇点点头。这不是“我知道”那种点头，更像是“我也想要你”那种点头。随后，时间中出现悠长的一秒，整个世界安静到我们得以亲吻彼此。但是我太激动了，没能全神贯注地吻她。我麻木迟钝的脑子忙着设想我们在一起的情形：两人都换了名字，去了另一个地方。

这一刻比我想象的要短暂。她站起身，笨拙地笑着，说她是来告别的，因为行程更改了：他们今晚十点会带她走，她还得向丈夫和姐妹告别，她的姐妹对此事还一无所知。我也站起身，想弄明白我怎么就让这一刻倏忽过去了。她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拥抱，说我是个特别的人，几乎每个没和我上床的姑娘都会这么说。

“别告诉任何人，好吗？”她一边叫出租车，一边对我说，“就算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也别说。保证哦？你讲了只会让我陷入麻烦，也会让你自己惹上麻烦。”

我当即点点头，她很快就走了。

我骑自行车回家，仍然超级兴奋，红绿灯、车前灯和汽车鸣笛声在我脑中搅作一团，我仿佛置身一座巨大的舞池。整座城市都很兴奋——兴奋过头了。看到街头小吃，我在诺尔道也门人的色拉三明治小摊前停了下来。明天阿基洛夫就要离开丈夫，顶着新名字，在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这听上去像一个童话故事的开头——或许是结尾。我相信她会在那儿过得开心，不管是哪儿，就算没有我相伴。会有其他人替她摘椰子的。或许她可以自己摘。不管他们送她去哪儿，我都希望那会是一个温暖的国度。每次我把大麻递给她，我们的手碰在一起时，她的手指总是冰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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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进化论

起先，我们是单细胞生物。接着是阿米巴虫，随后是鱼，在经历了漫长而令人沮丧的年代后，我们变成了爬行动物。若追溯历史，正是在脚下土地变得松软不稳的时期，我们爬上了树。我们在树梢上拥有安全感。某一时刻，我们爬下树来，开始直立行走并用语言交流，我们一旦开了口，就再也停不住。此后，我们看了大量电视节目；一个精彩绝伦的时代。我们总是在错误的地点放声大笑，其他人会盯着你说：“有什么好笑的？”我们甚至不屑回答——我们是多么肆无忌惮哪。我们发誓要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实现不了的话，找份不讨厌的工作也就满足了。随后，心情在庆幸与扼腕之间往复。突然，我们的双亲迈入晚境。接着他们去世。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一刻，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对他们既往不咎。一切都不计较了。说出这些话时，我们声音沙哑，因为自己都不信自己在说实话，也担心他们有所觉察。此后不满一年，我们的儿子出世。他也爬上树，觉得那里有安全感，他同样是在某一时刻从树上下来，去上大学。然后我们成了空巢老人，寒意渐生。不同于亿万年前我们藏身洞穴、眼睁睁看着外面的恐龙被冻死的极度严寒，但也够冷的。我们去参加戏剧表演课，因为朋友说那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被要求做一系列即兴表演：第一次表演中，我们互相毒死对方；第二次，我们互相欺骗；第三次，那个英语口音浓重而含混的指导老师说“现在交换搭档”。没一会儿，不再是我俩共演，就只有我。成为我新搭档的女人说：“我们来演个小品，你演一个婴儿，我会将你生下，照顾你，保护你免受万恶侵扰。”我说：“行啊，就这么演吧。”但她生下我，照顾我，保护我免受万恶侵扰的段落一结束，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操着奇怪口音的指导老师问，这一练习有没有唤起任何原始记忆；我说没有，因为我不想承认，它已经唤起了古老的回忆，亿万年前我们还是水生生物时候的回忆。课后，我们回到家，因为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发生争执，陷入自我们被创生以来最激烈的冲突。我们尖叫、哭泣、摔东西，如果你们一天前问起那些东西，我们会告诉你它们是摔不碎的。接着，我们把物品整理进一个手提箱，把所有放不进手提箱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塑料杂物袋，像流浪汉那样拖着这一大堆东西去了我们一个富人朋友住的公寓，他在他家豪华的沙发上为我们铺了一条床单。朋友对我们说，现在看来好像是世界末日，但明天一早，所有愤怒和伤痛就会烟消云散，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说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已经破碎、撕裂，我们再也没办法做出修补或谅解。朋友点上一支烟，说：“好吧，也许是的。但我就问一句——你为啥一直自称‘我们’？”我没有回答，而是环顾四周，意识到我孑然一身——我是指，彻彻底底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