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

作  者　黄旭初

责任编辑　田智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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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作者简介

黄旭初和他的回忆录

第一章 李、黄如何崛起及归依国府经过

第二章 李、白参与北伐及第七军出征

第三章 第七军孤军深入的赣北之战

第四章 白崇禧下江南轻取浙沪

第五章 第三、四期北伐与武汉之变

第六章 北伐中最著名的龙潭大战

第七章 宁沪汉由分而合的特别委员会

第八章 国军初次内战──西征唐生智

第九章 第四军与第七军潭下阋墙之战

第十章 完成北伐的最后之战

第十一章 白崇禧肃清关内结束北伐

第十二章 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

第十三章 广西集团势力遭到倾覆厄运

第十四章 李、黄、白再起与张桂军攻粤之役

第十五章 李宗仁出任反蒋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第十六章 扩大会议瓦解后之李、白困境

第十七章 从黄走胡囚到粤反蒋与宁粤平

第十八章 两广不附和福建人民政府记详

第十九章 我被推晋京参加四中全会经过

第二十章 李宗仁不出席五全代会经过

第二十一章 宁桂复合与蒋、李重握一幕

第二十二章 抗战前夕宁桂间的微妙关系

第二十三章 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经过

第二十四章 陷广州、弃武汉、会南岳

第二十五章 抗战第三年的几个重要会议

第二十六章 桂南会战与七中全会

第二十七章 记第五战区的几次重要会战

第二十八章 李济深与军委会桂林办公厅

第二十九章 日军打通大陆计划与桂柳会战

第三十章 记六全代会与广西光复经过

第三十一章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与第二年

第三十二章 组建联合政府

第三十三章 李宗仁竞选获胜对政局的影响

第三十四章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经过详情

第三十五章 蒋退促和李代谋和的艰难处境

第三十六章 国共和谈失败的经过详情

第三十七章 国共和谈破裂与蒋、李关系

第三十八章 临时首都在粤期间的蒋、李关系

第三十九章 国府由粤迁渝的混沌之局

第四十章 李宗仁飞美医病的曲折内情

第四十一章 蒋“复职”李留美的最后一段恩怨

补正一 李宗仁由美来函话当年

补正二 广西人在浙皖两省的地方政权

补正三 桂人主皖政——由李宗仁到夏威

补正四 国军战败避入越南经过详情

附录一 白崇禧两度任副总参谋长之忆

附录二 记蒋、李初次会晤经过详情

附录三 蒋、李第二次聚晤经过详情

附录四 在我记忆中的早年李宗仁

注释

作者简介

黄旭初

广西容县人（1892—1975），桂系重要将领，曾任旅长、师长、陆军上将衔，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

黄旭初20岁肄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与李宗仁有同学之谊。1917年。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连长，保定军校毕业的黄绍竑、白崇禧任副连长。1933年担任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6年北伐军兴，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黄旭初任第四旅旅长，后升任第七军第六师师长，屡建奇功。1931年7月，黄旭初在南宁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1949年12月初，黄旭初由南宁乘机抵达海南岛海口，后转赴香港。自此，黄旭初寓居香港，台湾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但他一直没有到职。1975年病逝于香港。

黄旭初及其子黄武良

由左至右：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黄旭初和他的回忆录

蔡登山

黄旭初（一八九二—一九七五），广西容县人。系民国广西省政府主席，主政广西近二十年。黄旭初年十六入容县师范，二十岁肄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与李宗仁有同学之谊。一九一四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学习。一九一七年，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连长，保定军校毕业的黄绍竑、白崇禧任副连长。一九一九年由湘归任广西陆军第一师步二团团附。一九二一年六月，调任广西督军署中校参谋。一九二三年担任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黄旭初任第四旅旅长，后升任第七军第六师师长，屡建奇功。一九二八年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一九三〇年任护党救国军第十五军军长。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黄旭初在南宁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一当就是十九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止。其时广西与山西同以“模范省”著称中外，有声于时。黄旭初积极配合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大建设”，在几年的时间里，桂系一跃成为中国西南的一大地方实力派。李宗仁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黄君（指黄旭初）老成练达，与我有同窗之雅，并曾入陆军大学深造，谨小慎微，应对如流，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嗣后我军竟能戡平八桂，问鼎中原，渠早年主持戎幕，为本军打下良好基础之功，实不可没。黄君其后主持广西省政达十九年，泽被桑梓，亦非幸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黄旭初离开南宁，因为军事情势上南宁已不可守。十二月三日他和白崇禧同时飞抵海南岛的海口，他们在海南十九天。白崇禧乘舰出海指挥作战曾小别一周，其余每天都有会议或晤谈，商讨的都属当前军国要事，全不及私。又因由桂入越的败残部队，为数尚不少，白崇禧乃嘱黄旭初赴越南筹谋部队生活的照顾和善后安排。法国驻邕龙领事田友仁那时也迁到海口，黄旭初请他办理入越护照，但他转报法方得不到答复，无法办通赴越南手续。十二月二十一日黄旭初和白氏握手分袂，飞往香港，白氏南飞榆林视察。不料此别竟成永诀！自此，黄旭初寓居香港，后来“国府”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但他一直没有到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享年八十四岁。

黄旭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香港杂志上开始写回忆的文章，前后有十来年，据香港传记作家胡志伟先生估计，有二百一十五篇，共一百三十万言。其中成书出版的只有《我的母亲》一书，另外还有《八桂忆往录》（后名为《广西怀乡记》）、《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这两部书稿篇幅颇大，史料价值尤高。胡志伟的评价是“从地域来讲，他写了自一八九八年李立廷领导会党起义至国军由桂南退入越南期间的广西内政、边防、外交、建设、金融、民族、约法、议员、自治、铁路、粮产、通志、民意机关、粤桂关系以及外界对广西的评价，俨然一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广西省断代史；从政事来看，他从同盟会渗入广西、辛亥柳州独立、陆荣廷讨袁、广西护法、桂军参加北伐、粤桂之战、龙潭大战、西征唐生智、逐奉军出关、用兵武汉、黄张攻粤、滇军攻南宁、中原大战、粤桂反蒋、宁桂复合、桂南会战、大别山战斗、衡阳保卫战、昆仑关血战、常德会战、南宁两次陷日、反攻桂柳、广西光复，一直写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李白求和失败、李宗仁飞美、‘监察院’弹劾李宗仁、李宗仁回归大陆，活生生是一部桂系政治军事活动史”。此外还有《辛亥革命广西援鄂北伐军》《辛亥革命造成广西陆荣廷握政》《辛亥革命时广西省议会与临时约法》《抗战前夕宁桂间的微妙关系》《迁省史话》《广西回应云南护国讨袁始末》《刘古香柳州独居》等近代史料的文章，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单独结集出版。

胡志伟还特别指出黄旭初写近代史，资料主要取自他自己的日记，部分依据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卢玉衡的口述和第五军司令部编印处李诚毅等人的手记；敌方的行动，则依据日本人铃木醇美的《广西会战纪事》等书。这也是他回忆录史料之价值较高的所在。一般我们看到的回忆录都是作者晚年的回忆之作，由于是数十年的往事，即使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细节还是无法回溯的。而黄旭初写这些战役，有时间，有路线，何日何地被攻陷，战役的整个路线图，一清二楚。苟非靠当时的日记所载，是难以做到的。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巫惠民说他几经周折后，在自治区文化厅、区党委统战部和广西海外联谊会的多方努力和协调下，终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将黄旭初的日记和信札征集到，成为国家二级珍贵文物，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日记是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间所写的，除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两年共享一本外，其余每年一本，共四十四本。征集时，除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这六年日记因外借未还而没有征集外，其余三十八本全部征集入藏。而信札部分黄旭初将之集成七册，共二百零八封，一千零七十九页。有李宗仁给蒋介石、黄旭初和台北张群（岳军）的信，有白崇禧致黄旭初的信，也有黄旭初给李宗仁以及黄旭初与夏威、程思远、徐梗生联名给李宗仁的信等。

鉴于黄旭初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我联络上在香港的黄旭初的次子黄武良，他同意出版。我找齐了黄旭初在香港《春秋》（半月刊）连载的《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全部章节，他在书稿最后记了“一九六三、八、四初稿”，这书稿前后，写了近两年的时间。文章刊出后，李宗仁从美国来函，对第一篇的章节作了若干更正与补充。于是黄旭初又写了补正之一《李宗仁由美来函话当年》、补正之二《广西人在浙皖两省的地方政权》、补正之三《桂人主皖政——由李宗仁到夏威》、补正之四《国军战败避入越南经过详情》，对原书稿做了更详尽的补充，可见其精益求精的态度。

此书稿谈及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恩怨离合甚多，为此我又找到黄旭初所写的四篇文章，分别是《白崇禧两度任副总参谋长之忆》《记蒋、李初次会晤经过详情》《蒋、李第二次聚晤经过详情》《在我记忆中的早年李宗仁》，当作本书的附录，如此对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书名也改为《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

感谢黄武良先生的无私协助，并提供其令尊的相关照片，让此书稿更能图文并茂，增添其光彩！也为研究广西史料或桂系人物的学者专家，提供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

第一章 李、黄如何崛起及归依国府经过

中国国民党由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而掌握全国政权，直至民三十八年冬天才退守台湾。广西也因参加国民革命，力量茁壮，而执掌地方统治权达廿余年之久。但在此期间，广西与中央屡经离合，每次离合，影响全国都不小。当其离时，双方都以势逼出此，事非得已，互相指责，文电连篇。此种悲剧，一演再演，且不限于广西。到“七七”变起，然后共弃猜嫌，一致御侮。回顾起来，与儿童的忽嬉忽哄，时好时仇，情景仿佛。

我个人也曾被卷入这种离合浪潮中漂荡过。现将廿余年来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就我身经目睹耳闻的情形，屏除成见，力求真实，按序记述，以贡之于留心往事者。惟我既未参加北伐，亦未任职中央，始终是在省内工作，许多重要情节，非我所能尽悉；加以记忆力日退，数据不全，错误或所难免，倘荷读者予以指正，至所感企！

现在从广西新派的兴起与其归依国民政府的经过说起。

由陆荣廷 到李宗仁

自民国建立直至大陆失守，广西的地方政治，很明显的有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之不同，握广西统治权者，亦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概括来说，前期是由民国元年至民十三年，为陆荣廷一系人执政，所依靠的是北京政府；后期是自民十四年以后，为李宗仁一系人执政，所拥护的是国民政府。由今视昔，无论思想与作风，都觉后胜于前，这是时代的演进所使然；但后者却是从前者所孕育出来的。为使读者诸君明悉其间的演变，须先略述陆荣廷一系的情形。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爆发，广西于九月十七日响应，当时清廷的广西巡抚沈秉堃和布政使王芝祥都是外省人，虽被推为广西都督和副都督，而不安于位，不久都先后离桂。陆荣廷以广西提督的地位，遂被革命党人及将领官僚推举其正位广西都督。民国元年七月十二日，袁世凯总统正式任命十省都督，广西仍为陆荣廷。陆氏起于草莽，读书不多而极好《三国演义》，生平读烂过两部，再新购第三部，故颇受忠义传说的熏陶，认为人应忠于其主，清朝既正式让位于中华民国，国人自应对民国尽忠。民五年他响应云南的蔡锷反对袁氏称帝，虽尚有其他原因，而以袁对民国不忠，最为其所痛恨。他为倒袁而得插足于广东。民五年七月六日黎元洪总统下令改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为督军，同日调陆荣廷督粤，而以陈炳焜为广西督军，但陆氏意犹未足。不久，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总统，民六年三月廿六日陆氏入京谒见冯国璋有所要请，是年四月十日冯即发表以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调陈炳焜为粤督，以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陈、谭两人都是陆最亲信的部属。民六年六月，国会被非法解散；九月孙中山先生被非常国会举为大元帅，并在粤组织军政府，领导护法；陆氏与谭浩明联名电粤反对军政府与大元帅，陈炳焜与莫荣新（继陈督粤，亦陆氏亲信）对军政府遇事阻挠，政学系又操纵于其间，终于改组军政府为合议制，使孙氏一筹莫展，逼得辞职而于民七年六月离粤。孙、陆终告决裂，因有民九年的粤桂战争，桂军战败，失去广东。孙氏返粤于民十年五月五日就任非常总统，与北方徐世昌总统相对立。徐必欲消灭此对立的政府，乃接济陆荣廷以饷弹，使之由桂攻粤，六月发动，孙总统亦下令讨陆，桂军又败，陆、谭皆出亡，孙总统以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民十一年五月，陈炯明将叛孙，尽撤在桂之粤军回粤，桂局又变；是年九月十二日黎元洪总统（黎氏下台后又上台）派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陆遂又回桂省，其旧部纷纷复起。沈鸿英亦于十月率部由赣回桂，忽而附北，忽而附粤，反复无常，在桂林、柳州一带与陆部作争夺战，几达两年，至民十二年十二月，陆氏始驱逐沈鸿英而入桂林。民十三年一月卅日北洋直系首领曹锟（时任总统）又任陆荣廷为广西军务督办。在此两年中，李宗仁一系的新兴力量渐渐起来，奄有广西东南区域，至是，李遂联合沈鸿英部将陆氏残余部队次第荡平，陆氏逃入湘境，于民十三年十月通电下野，结束其一系十年的政治生活，不复再起。陆掌桂政，虽无建设，却少扰民，省内九年间无兵祸、无纸币祸，及其败亡，两祸乃并发。迨其出亡复归，一度图再燃死灰，可谓不自知其不合时宜了。

同学少年 风云际会

李宗仁一系是怎样起来的呢？

当陆荣廷任广西都督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夏威、黄旭初、李品仙、叶琪、廖磊、张淦他们都还在学校当学生。很有点奇妙，这一系的主要人物几乎是同一个校门出来的，那便是桂林的广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既起，广西陆小停办，民国元年就原址改办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李宗仁由陆小转入速成。黄绍竑、白崇禧等则由陆小而陆军中学而保定军官学校。黄旭初、张淦等是速成招生被取录的。

陆荣廷一系的人物由旧式军队起家，对于陆军学生，臭味不相投，初不喜任用，而终不能不用，遂使这些学生得到后来发展的凭借，所以我说：“后者是由前者孕育出来的。”其故在此。今再述其经过如次：

李宗仁于民二年在速成毕业。民五年广西响应倒袁，扩充部队，乃得投入陆荣廷都督属下林虎所部为排长，经驱龙（济光）、护法各役，李屡建战功，荐升帮带（等于副团长）兼营长。民十年粤桂战争，陆氏失败，首次出亡，林虎部粤籍将领多向粤军投降，李不降，率桂籍官兵千人避入郁林附近六万山中，粤军莫奈他何，只得以粤桂边防第三司令的名义来羁縻他，仍驻郁林附近。民十一年夏，在桂省之粤军被陈炯明尽撤回粤，陆氏旧部乃纷起割据，郁林各属人民因李宗仁曾有卖枪以维持部队给养，而不向地方筹款以扰民的故事，乃联请其留驻郁林。当时广西省内各处骚乱不宁，但郁林却很安静，李乃养精蓄锐，观变待时。不久，黄旭初、朱为鉁、曾志沂等都转到李的幕中。

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于民五年由保定军校毕业回省。那时由各种军校毕业闲散在省的人很多，当局如不予理会，恐成问题。当时的广西督军陈炳焜乃采纳马晓军的条陈，于民六年夏间设立广西陆军模范营于南宁来安置他们。营长为日本士官生马晓军；陆大生五人：马军毅为营附，朱为鉁、曾志沂、黄旭初、龙振麟为连长；白崇禧、夏威、黄绍竑等保定生十一人和张淦、冯毅刚等速成生十二人皆为连附。此营曾参加护法、粤桂各役，渐次扩展，六年间更换过七个名称，黄绍竑、白崇禧、夏威都不曾离队。民十年孙总统由粤派兵入桂，马晓军团长率部附义。民十一年夏，粤军退走，桂局崩溃，马晓军部由百色调南宁，沿途苦战，队伍残破，马氏因军食无着，无法维持，将部队交给黄绍竑统率而离桂省。白崇禧因在逻里夜巡警戒线跌伤足部，先已赴粤就医，那时不在队中。黄绍竑带着这三百残兵，由南宁绕道粤边灵山，打算先到他的原籍容县暂时歇脚，再作区处。当时这消息为雄踞郁林的李宗仁所闻，立即由郁林派人到廉江等候欢迎，邀请黄绍竑合作，黄自是乐意，遂于是年七月十八日编入李部为第三支队，移驻容县。这是李、黄结合的发端。

计取梧州 打通大河

李、黄结合后，黄绍竑以困处非计，须谋向外发展，倘能取得梧州为根据地，形势扼要，财力雄厚，将来进取便易安排了。但梧州为沈鸿英所部的防地，黄乃先商得李宗仁的同意，于民十二年三月将自己所部作为脱离李部而伪装投归沈军。李以黄的兵力太小，恐达不到企图，慨然密拨精锐两营人相助。沈最谲诈，但这次对黄之投归竟信而不疑，使黄及所部之众毫不费力而得入驻梧州，初步计划实现了。

其时，孙中山先生于陈炯明败后，返粤组织大本营为大元帅，黄绍竑乘白崇禧在粤医治足伤之便，使白氏偕陈雄谒中山先生，请得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带回来。恰巧沈鸿英在民十二年四月中旬又受北京政府的委任在广东背叛中山先生，但不久即被各军合剿而溃败，沈的残兵和辎重由西江向梧州退回，黄绍竑得此机会，即将讨贼军的旗帜标出来，而将在梧州的沈部肃清，达到了掌握梧州的目的。这是李系与大本营发生关系的第一次。

白崇禧回梧州任广西讨贼军参谋长，辅佐黄绍竑将梧州附近兵匪不分的部队逐一收拾，地方才得安静，商旅畅通，税收增加，实力竟超过郁林，使李宗仁也为之兴奋。李、黄与其干部，当时年纪都在三十左右，年壮气盛，喜冒险进取，抱功名事业心，对着全省纷乱的局面，慨然以澄清为己任。经双方密议，先合力进攻盘踞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打通大河，使梧、浔、郁连成一片；民十二年十一月发动，讨贼军溯河而上，定桂军（李部在发动时改称，以示平定广西为职志）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果然旬日即告成功，使得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的力量都大为增长。

夺南宁城 拒刘震寰

到此，广西即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陆荣廷拥有中、西、北的广大地域；沈鸿英在东边；而我们自己却得了东南。就兵力说，陆最多，沈次之，我们最少，故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对陆、沈两面作战。就政略说，陆仍受命于北京，我们必须制止其再起。就战略说，应先联沈以共同对陆，乃有胜算可操。到了民十三年六月，乘着陆、沈在桂林争城交哄的机会，定桂、讨贼两军合取南宁，陆荣廷的边防军韩彩凤部闻风而逃，我军于六月廿三日不战而得这广西省会，北京所派的省长张其锽悄然离去，各法团公推张一气为临时省长，讨贼军又推戴李宗仁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黄绍竑自居为副，七月十六日张一气省长与李、黄两人同时就职，新省政中枢宣告树立。联军对左江、右江、柳州、庆远各处的陆部继续进攻，八月次第荡平。陆荣廷则被沈鸿英围攻于桂林，九月败逃入湘，十月通电下野，不能再起。

不久，因孙大元帅将赴北京，忽于民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率部回桂。刘部原隶属于陈炳焜，民十年孙讨陆时，刘在梧州附义，因此得任广西绥靖督办。民十一年夏，陈炯明撤退在桂之粤军回粤叛孙，桂局濒于崩溃，刘由邕退到平南。中山先生为讨陈炯明，由沪函港邹鲁联络桂境各军，邹氏派范其务到平南，结果滇军杨希闵及沈鸿英、刘震寰等盟于白马墟，应中山先生之命东下讨陈，刘被任为桂军总司令，于十二月十日发动，十二日入梧州，次年一月十六日入广州。以后沈叛，刘又参加讨沈，以及继续讨陈。但刘氏在粤假借革命军旗帜横征暴敛，商民怨愤。彼时刘复与沈鸿英、林俊廷暗相勾结，协力谋我。天下未定，人怀野心，此亦不足为怪。但刘氏为省长消息一经传到，商民既畏其贪暴，我方明知其不能兼容，所以都不表示欢迎。中山先生北上后，胡汉民、许崇智特为此事电召李宗仁赴粤商洽，李不能行，由黄绍竑赴商，结果刘不赴任；而大本营于民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发表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并令取消定桂军、讨贼军名称，改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黄仍各兼军长，于十二月一日就职。广西与大本营的关系，至此又进了一步。

借助粤军 协力平沈

在鼎足三分的形势下，当时进取的战略，我方与沈鸿英实在彼此相同，先要共同对陆，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现下陆氏已灭，在我便要对沈，在沈也便要对我了。我方侦知沈军的计划是要在民十四年一月分三路出动，袭我梧州、平南、桂平。我方遂先发制人，也分三路攻沈。但那时我军实力，不及沈军一半，于是商请驻梧的大本营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出兵稍助，李派其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陈济棠）参加。右路即由陈济棠指挥其第二旅及夏威纵队于民十四年二月二日由梧进发，是役击败沈鸿英、荣光父子于信都宫步桥、贺县梅花街、桂岭。沈氏父子逃入湘边。陈济棠旅则回驻梧州，夏纵队直向平乐进击。中路由俞作柏指挥俞纵队及黄超武部于一月廿六日由蒙江进发，击败陆云高及陈春光等于大平墟、均常、水秀、栗木各处，到了二月十一日占领平乐。左路由李宗仁、白崇禧亲率李石愚、陆超、钟祖培、吕焕炎各纵队于一月廿九日由桂平进发，在武宣、二塘、金鸡各处击败邓瑞征、邓佑文两部，李宗仁于二月九日进入柳州，将部队交白崇禧率领追击。白再败两邓于中渡、良丰，遂入桂林，邓瑞征逃入湘边，邓佑文逃入黔边。此际因唐继尧派兵侵桂，一部已入南宁，白氏乃留兵守桂林而自统军回柳州。

陆荣廷残部韩彩凤，乘我北追沈军、南顾滇军之际，纠集沈军残部乘虚由长安、融县图袭柳州，幸白崇禧回师赶到，四月三、四两日，将其击败于东泉、上雷。

沈鸿英以我大军已撤退往御唐军，乘机复起，以沈荣光袭平乐，邓佑文部出古化、龙胜，沈鸿英亲自袭桂林。数路并举，卷土重来，平乐、桂林又失陷，白崇禧逼得由柳回兵再向桂林。幸得夏威迅速收复平乐，追击沈荣光直到桂林，沈氏父子已是强弩之末，弃城向西北逃，与邓佑文会合。白氏到后，设计将沈军由险峻山坳诱出两江平野，四月廿四日围击大破之，残余已经无多，再被穷追，遂完全散灭。此役费时整整四个月。

拒唐假途 偕范破敌

省内陆、沈两大敌都被解决了，无端又从省外来一大敌。此即云南的唐继尧，乘中山先生北上，勾结在粤的杨希闵、刘震寰觊觎粤政，举兵经桂向粤。民十四年初，唐氏派代表持委任状到邕欲强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并扬言滇军要假道广西入粤，会师北伐。李、黄以唐氏此举，实与革命背道而驰，坚决予以拒绝。但唐军前锋已闯入桂边，而此时沈军对我，犹正在发动进攻，真是内外夹攻，两面受敌，迫得只有先将沈军扫荡，再来对付唐军，一面向大本营请兵援助。当时唐军分三路由云南入桂。第二路龙云，率二万五千人取道百色，二月廿三日即侵入南宁，我军因兵力太少，只对敌警戒，不与接触，敌为等待后队齐集，亦不即前进，而停在邕城。此时大本营已派滇军范石生部由广州西上应援，四月四日我军会同范军进攻邕城，两周不能下，而敌第三路胡若愚率万余人又到，敌出城猛扑，我军败退到下游三十里渡河在蒲庙停止。敌在邕架桥渡河向蒲庙进攻，我情报灵通，乘敌军离城，即刻用船只由蒲庙渡河，疾向南宁偷袭。但敌人也机警，前队到蒲庙扑了个空，立刻向后转疾奔回城池固守，不敢复出。我以攻城无效，乃撤围到城北数十里高峰隘一带山脉上监视。龙云与胡若愚两路部队终不离城一步，似在坐听其第一路军的消息以定行动。

云南的唐继尧同时又以副元帅名义任刘震寰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刘拟由广东北江回桂，但为大本营令朱培德予以截阻，此系是年五月中旬间事。

当我军向湘边穷追沈鸿英残部时，云南唐军第一路的唐继虞率二万五千人已由黔侵入，其前锋吴学显部围攻柳州，我急由邕方调兵向柳，黄绍竑由梧州赶来指挥，击败吴部，解了柳州之围。吴退至沙埔以待其大队来援，黄不即进逼，而侧向东泉以待白崇禧率平沈大队由桂林赶到中渡，黄以电话连夜与白商定后，翌晨（六月四日）黄由东泉、白由中渡齐向沙埔进击，唐继虞大队源源涌到，血战一日，敌军大败，死伤千余，争退坠河淹死者二千余，被俘者二千五百。我军追击至庆远、怀远，再予敌以痛击，唐继虞只率着残兵数千，经东兰、凤山狼狈逃回云南去了。

我将俘虏送给范石生部作补充兵，并释放小部使入南宁，龙云与胡若愚所部军心为之动摇。加以敌人在邕，水土不服，病死数千。我移柳、庆部队来邕，与范军合力进逼，敌遂不能支，于七月七日之夜溃向左江，经雷平、镇边亦逃归云南。

广西内外强敌，全已肃清，到此全省才告统一。

出兵助粤 肃清南路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广州大本营于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合议制，谭延闿等十六人为委员，推汪兆铭为主席。十月十二日，汪兆铭、谭延闿、李宗仁、黄绍竑在梧州会晤，讨论两广统一问题。广西已统一了；广东东江虽已敉平，但南路尚有陈炯明的总指挥邓本殷、副总指挥申葆藩盘踞。国民政府决定对南路用兵，汪、谭此来，是要广西出兵助粤，并商定作战概要。

十一月一日国府任命朱培德为南路总指挥，以陈铭枢、王均、戴岳为第一、二、三路，广西的俞作柏为第四路，陈章甫为右侧支队，会攻南路。是月廿日，粤、滇、湘、桂各军会攻高州，邓本殷部不战而逃向雷州，渡海入琼。

钦廉方面之军事行动，由广西部队独力担任。以胡宗铎由上思向钦县，分一部由那良向防城，以黄旭初由南乡向灵山，而令俞作柏于肃清高州后移师向合浦、北海。钦县为申葆藩据守，实陆荣廷残部的逋逃薮。我军各路于十二月一日发动，合逼钦县，申葆藩将部队交林俊廷而先逃，林又将部队交杨腾辉后亦逃，杨率部投降，胡宗铎将其编为一团，率归南宁。十二月七日各部班师回广西，将钦廉交广东接收。至是，南路肃清，广东统一。

“平沈”“拒唐”“南路”三役，表现了广西与中枢的密切合作，增加了彼此间的互信。民十五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宗仁、黄绍竑均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也是这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这是广西参加党中央的开始。

听命国府 改组军政

关于两广统一问题，虽已做到了各自省内统一，但若谈到在国民政府下的统一，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待解决。民十五年一月廿六日国府派汪兆铭、谭延闿入桂劳军，并就统一问题在梧与李宗仁、黄绍竑交换意见。李、黄再派参谋长白崇禧到粤，期望得有结果。白氏在粤进行情形，他于二月十九日在致李、黄电中报告得很详细，原电云：

“……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使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素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则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亦结果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况，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国家之进步，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法令，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则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只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长官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提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

李、黄完全同意白的意见。二月廿四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由会拟具两广统一案；三月十五日，将案提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内容三项：

一、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

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

这决议案很快便付之实行，首先是第二项。三月廿四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四月，广西将陆军第一、第二军撤销，合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将各纵队撤销，改为旅，计全军编为第一至第九旅，旅长按顺序为俞作柏、白崇禧、刘日福、黄旭初、伍廷飏、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每旅两团；另独立团两个，入伍生团一个，炮兵、工兵各一营，入伍生队一队；无师一级。

其次是第一项，六月一日广西依照统一案改组省政府，推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

倒是第三案较有困难，比方部队薪饷如提高与广东一样，中央即须补助巨款才能照办，但财政部长便要皱起眉头来了。所以此案实行不能彻底。

广西从此成为国民政府辖下第二个省份。

第二章 李、白参与北伐及第七军出征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实现，得力于两个原因：一、广西以偶然的机会，诱发湖南唐生智参加革命，为北伐打开了门，铺平了路；二、李宗仁、白崇禧亲自赴粤，费数旬光阴，向中央各首要力陈利害，请早北伐，更得一位桂籍粤军领袖李济深的赞同，与广西一致，出兵援唐。然后党中央接受海内外的请愿，通过迅速兴师北伐案，任命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出发。

在北伐初期作战中，自以汨罗河、汀泗桥、贺胜桥各役规模较大，且负盛名。但援唐两次小战，所关却十分重要，如果无最初那两次胜利，北伐的进展，恐怕不能如此顺利。

关于战况的叙述，以我所知较多的第七军为主。其余涉及的，限于所知，颇为简略甚或阙如。

本章记叙，止于克复文昌，余俟诸下节。

统一意志 准备北伐

孙中山先生北伐的宏愿，因陈炯明叛变而未遂。到两广统一后，北伐议论乃复起。

北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干部间曾漫谈和正式讨论过多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北伐的说：“两广祸变迭生，连年苦战，现虽扫平叛逆，然已民困兵疲，而广西为尤甚，正宜休养生息，以待良时，何可即兴大戎，重苦民众？昔陆、沈穷蹙省内一隅，吾人竭尽气力，乃得荡平，今北方军阀，张作霖久踞东北，根深蒂固，不易动摇；新近再起的吴佩孚，既得长江各省的通电拥护，复与张作霖通好言和，其声势的浩大，不减直系盛时；况张、吴既相联结，更少可乘之隙，两广与其相较，可谓地狭兵微，北伐真是谈何容易！”这虽言之成理，但主张从速北伐的自有其独具的见解，以为：“甲、欲救中国，除了国民革命，此外实无第二法门。乙、目下潮流所趋，人心所向，深信革命必能成功。丙、张、吴的暂时和好，仅为共同对付冯玉祥，但彼此利害的矛盾，实在无法消融；而雄踞东南的孙传芳，虽曾隶属吴佩孚，却野心勃勃，欲独树一帜，非甘受吴指挥者；我若出师北伐，张、吴、孙将坐观成败，冀收渔人之利。丁、北有国民军为我声援，南有湘黔军作我前驱，此时正是北伐的良好机会。”因为高级干部都是主张北伐的，对持反对意见的做了些解释说服的工作，大家也就归于一致。

湘被策动 参加革命

有一偶然的事，令得大家对北伐的兴趣格外增高，那是湖南唐生智被我们策动而参加革命。

广西在统一、拒唐、援粤各役后，声誉渐起，为各方所注目。民十四年冬，湖南省长赵恒惕特派旅长叶琪代表来访问，希望广西赞同其联省自治的主张，则湖南将帮助广西向粤发展。据叶琪说：“赵氏的企图，只欲消灭在粤谭延闿、程潜两部湘军，对于粤省地方政权，任由广西支配。”广西早已决定接受广州方面的领导，站定革命的立场，自然不为赵氏所分化。叶为广西人，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夏威、张任民等许多人都是同学，久别重逢，坦率如旧，无所不谈，游处日多，竟为我方的意见所潜移默化，愿意回湘说动湘南督办兼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起义驱赵，将湖南置于革命政府领导之下。李宗仁对叶说：“如果孟潇（唐生智字）有此决心，广西当以全力为其后盾，即广东革命政府，也不会坐视不救。”叶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与唐生智暗通消息，秘密进行。

民十五年一月廿六日，中央派汪兆铭、谭延闿入桂商谈加强两广团结问题，李宗仁督办特偕叶琪由邕到梧会晤，并以策动唐起义驱赵的事面报，汪、谭以此举意义重大，答应代转中央。汪、谭归去后，李、黄派参谋长白崇禧偕叶赴粤，直接再向中央报告。白故意向报界宣泄叶为唐的代表，此来为向国府通款曲。叶见报，笑道：“这可不得了！将来我如果经过汉口回去，吴佩孚怕要把我扣留了！”果然因此引起赵对唐的疑忌，愈加速其分裂。二月廿四日赵为唐所迫而离湘赴沪；三月十一日赵向省议会辞省长职，并委唐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三月十七日唐入长沙，但以内受赵部三师（叶开鑫、刘铏、贺耀祖）的控制，外失江西方本仁（已被邓如琢逼走）的声援，不敢就职；廿五日国府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到长沙予以策励，唐始就职。李宗仁又履行他对叶琪的诺言，应唐的要求，派兵一旅到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唐声援。于是，唐委贺耀祖为湘西督办以散赵氏之党；诱捕刘铏，收缴刘师驻长沙部队的武器；派兵袭攻岳州叶开鑫师，叶退入鄂。

北伐的门，就这样逐渐在湖南打开了。

推动中央 早定大计

白崇禧在粤，不时将应早日决定北伐的主张，向中枢陈说。及李宗仁将派兵援唐情事报告中央时，亦同时恳请中央尽速利用时机，确定北伐大计。得复电云：“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

李接电后，即于三月下旬由邕赴粤，欲就北伐问题，请中央速下决心。不料到粤后，正当中山舰事件刚过不久，政治斗争暗潮未息，各方对北伐的兴趣不高。李颇感焦急，遂分头活动，欲进行说服，他说：“北伐为中山先生素志，屡经挫折，未底于成。今两广已告统一，而湖南唐生智又举义旗，投入革命怀抱，此正出师北伐底定中原的有利时机。若有此可乘之势而迟疑不决，任令唐氏的驱赵运动自生自灭，则唐部势将被吴佩孚所击溃，而吴氏的声威，将由此大振；且唐继尧新败回滇，亦必重整旗鼓，亟图报复；其时两粤周围，皆有劲敌，欲图兴师北伐，必将困难于今日。”李氏固言之成理，但各方反应未见热烈。至于各军首长，如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或由于个人对唐生智的不满，欲借此报复私怨，坐观成败，以收渔人之利；或以广东富庶，烟赌林立，企图苟安现状，从中谋利。故对于李宗仁请早北伐的要求，一时并未有任何决定性的积极态度。

然而不久，李宗仁预料唐生智前途变化的话，不幸而中了。赵恒惕在上海，闻唐摧残其所部不遗余力，乃电令叶开鑫求援于吴佩孚。吴对湖南并未忘情，立允出兵助叶，委叶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得吴援，复攻入岳阳，追击唐部，长驱南进。唐氏四月廿四日由长沙退衡山，叶挟北军与鄂、赣、粤各军分途进逼，唐再退衡阳，连电国府及广西告急请援。广西的援兵兼程赴援了。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很钦佩李宗仁的热忱，非常赞同从速北伐的主张。他乘唐氏告急的机会，自动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愿抽调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先行入湘，归第七军指挥，以促北伐的早日实现。在会议中谭、朱、程各军长以第四军为广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先行入湘助战，胜固有益大局，败也与己无关，于是大家乐得赞成，案即通过。张师的叶挺独立团与陈师，均于五月间出动赴湘。

自此，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月廿五日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接受海内外迅速出伐的情愿；五月廿九日蒋介石主席在军事委员会主张先拨广西二十万元出发援湘；六月三日各军长请蒋介石担任北伐总司令，领导北伐；四日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通过迅速兴师北伐案；五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以来粤使命已告完成，遂于六月十八日返桂，蒋氏亲送之于石围塘登车西上。

李任出征 黄留主政

当在省内讨论北伐问题时，已经涉及广西部队究竟由谁统率出征。本来李宗仁与黄绍竑都是军长，谁也适任。但黄自己表示对于地方建设感兴趣，自从民十四年九月临时省长张一气辞职后，大家便推他当广西民政长了，所以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他推李担任军长，统军北伐，而他自己愿留在省内任省政府主席，并兼第七军党代表。

白崇禧任第七军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他滞留广州很久，蒋总司令爱重其才，欲任其为总参谋长，白辞以年轻望浅，乃改以李济深担任，而以白为副总参谋长。白氏所遗第七军两职，由别人接替。后来大军北伐，李济深留守广州，白遂代行总参谋长的职务。蒋在人事上如此部署，完全是因为当时国民革命军虽有八军，但以第四、第七两军为最精锐，不能不借重桂人，以适应当时的军事形势。

第七军参加北伐的部队共四个旅：第一旅（旅长夏威），辖第一（团长陶钧）、第二（吕演新）两团；第二旅（李明瑞），辖第三（俞作豫）、第四（李朝芳）两团；第七旅（胡宗铎），辖第九（陆受祺）、第十四（杨腾辉）两团；第八旅（钟祖培），辖第十五（周祖晃）、第十六（尹承纲）两团。另特务团李×，炮兵一营、工兵一营、卫生队三队。第七军初时编制不设师，为指挥方便计，设第一路军及第二路军，以夏威、胡宗铎分任两路指挥官。以上四旅、一团及炮、工、卫生部队，视作战情况随时配属于某一路。

出征军的军饷虽由中央负担，但初期的被服、弹药等，仍由省内供应。补充兵却完全由省内送给。

桂粤助唐 反攻获胜

第七军最先入湘援唐的部队，为钟祖培的第八旅，而第八旅又以尹承纲的第十六团为前锋。唐生智退守衡山，尹团即在五月中旬赶到加入作战，唐派尹团协防醴陵。唐部攻姜畬失利，再退衡阳，其部队因一败再败，士气非常颓丧，而叶开鑫乘胜追逼，其势汹汹，令得唐氏已无固守衡阳的信心，一面将辎重向衡阳、永州后移，一面向叶开鑫伪提和议，以缓敌待援，形势险恶，可以想见。假使援到稍迟，衡阳陷落，或唐叶谈和，弄假成真，都可使湖南局面，整个转变，北伐困难，必将大增。幸得钟旅长率第十五团于五月廿八日到衡阳，并将尹团由湘东调回归还建制；而第四军第十二师叶挺的独立团五月卅日也到达永兴。唐氏得这两支生力军加入两翼，才一举破敌，守住了衡阳，才敢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职。

第七军第一次作战便获得了胜利。其情形如下：

唐生智由衡山退衡阳时，正面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守萱州、樟木市、渣江之线；左翼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洪罗庙、金花寺之线布防；右翼以三十九团守安仁。正面之敌为湘军叶开鑫师及吴佩孚令派助叶的北军余荫森师；左翼为归叶指挥的湘军刘铏、贺耀祖两师；右翼为赣军唐福山师及驻赣粤军谢文炳师。

五月廿九日贺部的郑学海旅自雷祖庙向何师阵地猛攻，几被突破。唐生智派钟旅往援，六月一日到达红罗庙，当晚向敌进攻，并约何师同时出击。三日钟旅强渡蒸水，将郑部击破，于是左翼之敌闻风丧胆，溃退涟水北岸，钟旅与何师追击直到街埠头、杉木桥。

当左翼激战时，叶、余合力攻我正面，李、周、刘支撑极苦，左翼胜利消息传来，他们的胆气忽然壮盛，又知右翼有第四军到了，侧面也已安全，遂于六月三日全线反攻，叶、余闻刘、贺败耗，已疑是两广的生力军在加入，心生畏怯，全线崩溃，也退集涟水北岸。右翼第四军叶团也击破唐福山、谢文炳两部，六月四日占领安仁，五日克攸县，敌大部退醴陵。

敌在湘江东西两岸都失败了，唐生智才能在衡阳再等后续援军到来，得大规模反攻的机会。

收复长沙 湘局大定

第七军第二批入湘援唐的部队为胡宗铎率领的第二、第七两旅。

唐生智欲乘叶军新败，后援未集时，收拾湖南，乃催请李宗仁增兵来助。李亦望湘局早定，好促北伐的进行，即令胡宗铎率部入湘，向永丰集中。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亦已集结安仁、攸县。

叶开鑫攻衡失败后，向吴佩孚请求增派援兵。吴知两广派兵助唐，遂发动四路大军南进：以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湘东方面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刘铏、贺耀祖两师进入湘西。大有一举荡平湖南之势。

七月一日唐生智以援军齐集，令各军向前开进，令第四军当湘江东岸之敌，第七、第八两军合击湘江西岸敌人。七月三日涟水暴涨，叶、余各部在北岸的防御工事多被冲毁，唐生智乘势下令猛攻。五日钟旅与刘兴师克复娄底，向谭家坪挺进。七日与叶开鑫师激战于大乐坪、挑水岭、唐连山，叶败走湘乡的新桥镇。何键师亦于七日克瀔水、普安堂、十里石。九日胡宗铎率部由永丰北渡到侧水、杏子铺，协同何师围攻潭市贺耀祖部，贺退入湘乡城内；适周斓师由朱津渡、石狮江向湘乡进攻，胡与周夹击，克复湘乡。钟旅与刘师见湘乡已克，遂沿沩水进攻宁乡。十日胡与李品仙师克湘潭；第四军亦大败唐福山、谢文炳部而克醴陵，敌退向萍乡。十一日李、周两师克易家湾向长沙前进，叶开鑫已不敢接战，纷纷逃向汨罗河北岸，李、周安然入长沙；同时胡与何师进占靖港，钟与刘师克宁乡。不久，益阳、常德均告克复，刘铏、贺耀祖等退向津、澧，夏斗寅部受编为第八军第四师。湖南局面，由此大定，唐生智乃通电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李宗仁军长是七月十七日率夏威部到长沙的。

以上所述，是北伐大战的序幕。

大军启行 元戎北上

北伐大军终于发动了！

蒋中正既受命北伐，便积极部署军事，令各军酌留必要的兵力绥靖地方，其余悉数参加北伐；以李济深留守广州，居中镇摄。七月九日蒋氏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广州誓师，颁布动员令，集中计划及战斗序列。北伐军的兵力为：第一军，何应钦全军；第二军，谭延闿全军；第三军，朱培德全军；第四军，李济深两师（第十师陈铭枢、第十二师张发奎，由副军长陈可钰统率）；第五军，李福林一部；第六军，程潜全军；第七军，李宗仁九团；第八军，唐生智全军。总共约十万人。

北伐军序列颁布后，即开始行动。以何应钦的第一军镇守潮梅，待机出动。第七军第八旅在五月，第二、第七两旅在六月，第四军第十师与十二师叶团在五月，均已先期出发，应援唐生智于湘南。其余大部，七月上旬陆续向湖南的永兴、衡山、攸县、茶陵之线集中。第七军自广西出发。在粤部队按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军、第六军、第五军第四十六团的次序，由粤汉铁路乘车到韶关。七月中旬运输完毕，八月上旬各军均到达指定的地点。

蒋总司令七月廿七日由广州出发北伐，八月十一日到长沙。

对敌战略 先鄂后赣

我军自克复长沙后，以各项准备须时，由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并未北进。敌方却也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不下三十团的兵力，集中汨罗河北岸，构筑强固工事。江西方面，也集结重兵。故此时的形势，我方是处在一个直角里面，北攻吴佩孚，则孙传芳可袭我东侧；东攻孙传芳，吴佩孚又会击北侧；而我兵少于敌，势不可能同时对北东两面进攻，只许先攻其一。我应先鄂后赣呢？抑先赣后鄂呢？真是个不易即决的问题。中央方面，主张先赣的颇不乏人。李宗仁军长以为吴佩孚正在加紧围攻南口，冯玉祥也竭力抵御，我此时进取武汉，吴势难两头兼顾；一旦取得了武汉，南口之围也可解，并可造成北伐的有利形势。唐生智军长也以为吴军新败，我应乘势直捣武汉。

蒋总司令到长沙的第二天，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战略，决定采取李、唐两军长的意见，直攻武汉，并以相当兵力监视江西。八月十五日颁布作战计划，以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及鄂军为中央军，唐生智为总指挥，直趋武汉，以封锁武胜关。第二（缺一师）、第三两军为右翼军，朱培德任总指挥，集结攸、醴，监视江西来犯之敌；而以南雄第二军第五师，汝城第五军第四十六团，会昌、瑞金独立第一师属之。第九、第十两军为左翼军，袁祖铭任总指挥，集中津、澧，进出荆、沙。第一、第六两军为预备队，蒋总司令亲自指挥，集中长沙、浏阳，随中央军作战的进步推进。航空队以衡阳、大托铺两处为升降基地。

汨罗破敌 乘胜直追

中央军怎样部署呢？将三个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以第八军、鄂军为左纵队，唐生智兼任纵队指挥，集中鲤鱼洞、新市、票桥、营田之线，进取岳阳。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队，李宗仁任纵队指挥，而右纵队又分为左右两翼：第七军为左翼，集中更古台、花门、按蒲塘、长沙源之线，出浯口市，与第四军并进，直取羊楼洞；第四军为右翼，集中献宝台、安定桥、滑石江之线，直取平江。中央军第一步的目标为迅速歼灭汨罗河北岸、黄盖湖以南的敌人。平江附近的敌军，为陈嘉谟第二十五师一部、陆澐第五十混成旅、湘军游击司令周凤歧所属孙建业、娄云鹤、王献臣等部，统由第五十混成旅长兼蒲平镇守使、平通防御司令陆澐指挥；在张家碑、长乐、南渡、河夹塘一带的敌军，为宋大霈、董政国、叶开鑫、余荫森等部。全部兵力不下十万人。

李宗仁随右纵队左翼前进，十七日下攻击令给第七军：以第一旅及陶团附炮兵营为第一路，向张家碑、浯口市（敌为宋、董两部）攻击；第八旅及陆、杨两团为第二路，绕攻张家碑侧背。十九日拂晓，第一路向将军山及沿河配备的孙建业部攻击，驱逐其南岸的前进部队后，将炮兵放列于浯口市南方高地，掩护渡河：第一团即强渡而占领浯口市，转攻将军山；夏威指挥率领第二旅继渡，从将军山东侧攻击，午刻即已攻破，敌向忘私桥溃逃；各部努力追击，获山炮两门、机关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杆，俘虏六百余人；我军死伤三百余人。第二路十九日进攻狮子桥之敌，由滑石滩渡河，左旋压迫张家碑，旋即占领，第八旅及第十四团向五狮桥攻击前进。平江也在十九日被第四军克复，获炮十一门、步枪千余枝，敌将陆澐自杀。廿一日晨，第七军追击先头部队到谭家洞，遇陆澐溃逃残部五百余人占领险绝的山头抵抗，尹团第一、二两营围攻，敌无路可逃，遂投降，获山炮一门、机关枪五挺、步枪五百余枝，双方伤亡各三百余人。左翼军第八军廿二日克复岳阳。至此，汨罗河敌踪全灭，残部逃向蒲圻，扼守汀泗桥以继续抵抗。

两桥天险 一攻皆克

中央军肃清汨罗河敌军后，并未停顿，向北直追。

第七军经小港、北港、大沙坪、崇阳、蒲圻前进。沿途崇山峻岭，加以天雨，道路泥泞，联络困难，以致前进迟缓，八月廿六日才到蒲圻。得悉第四军正在汀泗桥与敌激战，急令胡指挥率第二路星夜往助，但到李湾而汀泗桥敌已大败溃逃。汀泗桥本为天险，第四军血战两日即攻陷，遂有铁军之称。廿八日第七军过汀泗桥向咸宁前进，会合第四军布防。

吴佩孚因部队在湘屡败，大感焦灼，乃一面令宋大霈等固守汀泗桥，一面令刘玉春、高汝桐、吴俊卿各部增援。吴在南口胜冯后，亲自南下督战。但吴刚到汉口，而汀泗桥已失。吴急不及待，自率卫队团、军官团、刘玉春第八师、张占鳌第十二混成旅，并收容陈嘉谟、马济、娄云鹤等残部，扼守贺胜桥、杨柳档之线，依洞庭湖的险阻，构筑工事，再作挣扎。

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副总参谋长也于廿八日到达蒲圻，立即召集唐生智总指挥、李宗仁军长、陈可钰副军长会议。大家都以为敌军接连大败，士气已馁，我乘胜直进，指顾可定武汉，只武昌城坚，不易速下，所可虑者，不过此点。于是决定仍照原定部署进行，并由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从金口渡江袭攻汉阳、汉口，使敌分兵兼顾，然后中央军主力进围武昌城。

唐、李、陈三位根据会议决定，即乘车赴咸宁，综合情报，决定部署：以第七军出咸宁东北，由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之敌，左与第四军联络，右警戒金牛方面；第四军沿铁路前进，攻击贺胜桥正面之敌，右与第七军联络，左警戒洞庭方面；第八军由蒲圻推进到咸宁为总预备队。

第七军八月廿九日由咸宁开进，夏威率第一、八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二、七两旅任左翼。第八旅在王本立南方袁家铺附近击破敌前进部队，缴枪数百杆；王本立附近，敌后续部队已到，向我反攻，我军稍却；适左翼第四团赶到与敌血战，相持彻夜。唐总指挥接获情报：“敌军因两面阻湖，不能展开，均向东方运动。”深恐第七军独力难支，特派龚浩参谋长就商于李军长，问能否独任？李答：“第七军只求胜敌，不计其他。烦归报唐总指挥，勿以为念！”卅日拂晓，第四、七两军一齐进攻。敌人纷纷向我右翼移动，第三团被敌包围，情势危急，乃令第十四团向右延伸增援；敌再以部队包抄我右翼，第十四团死战，而敌势不衰；忽然第二团赶到，从第三、十四团中间冲出，截敌阵为两段，而以一部左旋攻敌侧背，敌遂动摇，我正面乘势冲锋，敌人全线于是崩溃，逃向余花坪、贺胜桥。退余花坪之敌，得金牛之敌来援，被我猛击，一起溃奔金牛。

当王本立激战间，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东被敌逼退到文学堂，接连请援。第七军即派最近的第四团一营援应。黄团乘机反攻，敌人败逃贺胜桥。第四军经三十日整天血战，吴佩孚乘坐装甲火车亲赴督战，曾手刃团营长数人，悬首贺胜桥头，也终无法挽救败亡，溃奔武昌去了。

余花坪肃清，贺胜桥克复，李军长令夏指挥率第一、二两旅向金牛追击，胡指挥率第七、八两旅协同第四军向武昌追击。宋大霈部退鄂城的，被夏围剿了大半，夏遂进占鄂城。马济部渡江北逃，遗陈良佐团逃往阳新，后来投归第七军。胡追到山坡，有溃敌数百想渡梁子湖脱逃，即令尹团将其围剿。

吴佩孚从此一蹶不能复振。第四军与第七军，却因汀泗桥、贺胜桥两次大胜，而名扬全国。人心为之兴奋！

武昌敌降 鄂战收功

吴佩孚由贺胜桥败退，急在土地堂收容残部，想扼守纸坊，但被我军衔尾紧追，喘息不暇，不得已而狼狈退入武昌城中死守。总计有刘玉春、陈嘉谟、张占鳌、余荫森、孙建业、宋大霈、吴俊卿各部，及武卫军与吴佩孚卫队，为数约一万六千人，以刘玉春为守城总司令。刘佐龙、高汝桐两师，则分防汉阳、汉口。并令调在河南部队南下增援，但因连败，威信已失，靳云鹗、田惟勤、寇英杰等奉令后，均意存观望，各图自保。此时吴唯一的希望，在使孙传芳由江西斜出平江、通城，断革命军的后路，以解武昌之围，一面严令武昌部队，死力坚守，冀有转机。吴自己却退往汉口。

第四军第十师某团九月一日最先追击到武昌中和门时，败军争先入城，城门不及关闭，某团因后队未到，故不敢独自闯进。大队到后，因城高而坚，未能攻入，只就城基房屋，与敌相持。九月二日，唐总指挥、李军长、陈副军长及各高级军官，齐集余家湾车站，会商的结论，以不宜顿兵坚城之下，决定猛攻。三日实行攻城，但敌人居高临下，攻了半日，毫无进展，只得暂停。四日蒋总司令偕同白副总参谋长到南湖，筹划如何破城，委李宗仁为攻城总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以第四军、第七军胡部、第一军刘峙第二师、附炮九门，编为攻城军。每师挑选士兵三百至四百名（有号兵、向导兵各数名），官长十二至十五员，编为奋勇队，以营长任队长，负攻城先锋任务。分配各部队攻击地区，颁布攻城实施详细计划后，五日援照预定方法攻城，依然无效。乃改用封锁方法，使敌弹尽粮绝，然后进攻，自此无剧烈战斗。第八军由金口渡江后，鄂军师长刘佐龙附义于汉阳，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退往孝感，六日遂克汉阳，七日并克汉口。江面敌舰于是退往下游。

当我军进围武昌，孙传芳即在江西发动，派队进窥通城、平江，再以陈调元、马登瀛等部，乘坐兵舰，悬日本国旗，溯江西上，欲在富池口、黄石港、石灰窑各处上陆，一部犯鄂城，以解武昌之围，一部由阳新、大冶斜出汀泗桥，以断我军后路。蒋总司令先发制敌，令右翼各军向赣进攻。九月十日令第七军开赴大冶一带迎击陈、马，相机进攻赣北，攻城总司令以陈可钰继任。十七日蒋总司令率刘峙师离鄂赴赣督师。十八日第八军及樊钟秀第十三军占领武胜关、鸡公山。吴佩孚奔信阳。武昌敌军势穷力蹙，十月六、七两日，表示愿降，双方已将开城条件商妥，因刘玉春不愿缴交大炮，谈判复行破裂。然一部分已无斗志，刘部第三师吴俊卿遂单独议降。十日拂晓，中和、通湘、保安三门大开，吴部接应我军，第四军第十师由保安门、十二师由通湘门入城，擒获刘玉春。陈家谟为第八军所得。俘军官七百余、士兵九千余；缴大炮十八门、机关枪一百一十六挺、步枪七千余枝。

先鄂后赣的战略，第一步在此收功！

第三章 第七军孤军深入的赣北之战

本章专记国民革命军攻取江西经过的概略。

当吴佩孚在湘鄂连败，北伐军向武汉长驱直进间，孙传芳即倾东南五省之兵，发动援赣，企图攻入湘鄂之间的地区，以捣北伐军的侧后，进而攫夺两湖。但北伐军对于进攻赣省，早亦有所准备，民十五年九月初，不待敌动，即先发制人，分五路攻赣，初期进展颇为顺利。因彼时并未预料孙军竟如此大举，战况既趋紧张，致牵动武昌攻城部队的第七军亦入赣应援；力犹未足，直到武昌攻下，再将第四军调往增加，然后能合力总攻南浔铁路，消灭孙传芳军，而结束赣战。全役由开始到完成，费时达七十日。

第七军对于此役关系颇大。李宗仁军长深悉全局关键的所在，故能勇敢行动，孤军深入。由箬溪的初捷，使第一、第六两军在南昌大败后颓丧的军心为之大振。因攻占德安，使敌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力西向以逼我。王家铺之役，弹竭兵少，死中求活，苦战破敌。最后白崇禧参谋长率队，应援南昌，牛行强敌闻风夜遁，城中敌军失恃而乞降；白氏再受任追击，在徐槎、马口两处，围缴敌械，俘虏两万，无一漏网。此皆为当时人所称道者。

孙乘吴败 大举援赣

当时北伐军的战略，是先鄂后赣。当向鄂境前进攻击时，对江西方面只布置相当兵力作严密监视。到了鄂战连胜，吴佩孚的主力完全崩溃后，次一目标便转移到赣省方面了。这方面的敌人为孙传芳。

孙传芳由福建督军遭逢时会，先后驱逐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奉系江苏督军杨宇霆而奄有浙苏地盘。复乘皖赣内讧，又将安徽、江西亦括为己有，于是称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俨然以东南盟主自居。孙氏曾为吴佩孚属下，到了此时，显然与吴分庭抗礼，彼此嫉妒，貌合神离。自北伐军与吴佩孚开战后，孙知道任何一方获胜，都是于己不利，故周旋于两者之间，对吴佩孚则伪许援助，对革命军则高唱和平，他的真意，是想等待吴佩孚失败、革命军疲惫后，再乘机出击，以坐收渔人之利。当唐福山、谢文炳等部由湘东败退回赣，邓如琢以吴佩孚已无能为，转而依附孙传芳，连电向孙告急。孙以吴败，自己正可伸展势力于两湖，而继承吴氏往日的地盘，遂接济邓如琢以饷械，令将萍乡退却的部队，复进向湘边；又令皖军王普率师准备进入赣北，民十五年八月十八日通电赴赣增援，以固边陲；十九日先派谢鸿勋率第八旅（赵国英部）、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由南京运九江，转往修水、铜鼓；又命第八混成旅（颜景宗）、第六混成旅（彭德铨）两部续进。廿五日，孙在南京召集应付湖南战事的军事会议，决定续运大军入赣，与革命军作战。卅一日，颁发援赣计划，将五省开赴前敌部队，分为五个方面军：以原在江西的部队为第一方面军，邓如琢为总司令；第二方面军为郑俊彦部所编成；第三方面军为卢香亭部；第四方面军为周荫人部；第五方面军为陈调元部。除周荫人部在闽化，余均在赣。其攻击目标：第一方面军为醴陵、株洲；第二方面军为浏阳、平江；第三方面军为通城、通山；第四方面军为广东东江；第五方面军为鄂东一带。风声所播，比之吴佩孚南下时声势更大。到了吴佩孚弃汉口北逃，革命军攻武昌多日不下，孙传芳认为时机已到，突然把其和平假面具揭去，于九月七日通电提出限革命军在廿四小时内退回粤境的哀的美敦书，实行宣战，亲来九江督师。孙以为革命军兵力既少，械弹又不充备，何足以当其一击。而且背后还有英国暗中与之勾结，稳操胜算；进据两湖，并吞广东，计日可待！他完全不知道彼时革命潮流已磅礴而不可复遏，民众到处都在同情协助革命军，于是孙亦步着吴佩孚的后尘，将十万大军，葬送在五老峰前，鄱阳湖畔，而自己则狼狈逃回南京去了！

九月总攻 南昌受挫

革命军进攻江西的部署是怎样的呢？

当北伐军击溃汨罗河敌军向北疾进时，蒋总司令在长沙行营于八月廿五日已将三种时机的对赣作战计划电示有关各军，其大要是：右翼军及总预备队各部，在八月底九月初，分别到达所指定的地点集中；九月六日，各路同时攻击前进。最右翼由广州李总参谋长（济深）指挥第十四军赖世璜部（赖部是由江西第四师附义改编的）协同第二军的第五师及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合攻赣州，为牵制敌人及遥相声援计，此路要提前于九月三日发动；第二、三两军则由醴陵攻萍乡，并由第二军以第十六团自茶陵攻莲花；第一军第一师由浏阳攻铜鼓，第六军由通城攻修水。

此次对赣进攻的结果，开头十分顺利。赣州九月六日已被克复，第十四军与第二军的第五师即沿赣江两岸顺流北向泰和。第二、三两军六日克萍乡，十日克宜春，十三日克上高、分宜，十六日克高安，十九日克清江，廿一日克安福。沿途只新喻一役，敌我相持三昼夜乃将敌击溃，我军团长邓赫绩战殁，其他各役，并无剧烈的战斗。第一军第一师十三日克铜鼓，即前进到大段与第六军会合。第六军十一日克修水，十六日克同安市，十八日与第三军第二十六团合力攻克高安。十九日第六军第十九师攻克南昌，但廿三日北敌反攻，第一军第一师大受损失而退出，廿五日程潜军长始脱险到万寿宫，得第三军为之掩护收容。

蒋总司令九月十七日离鄂转长沙入赣督师，十九日到萍乡，廿二日到宣风市，尚不知南昌已经收复，廿五日到分宜，始悉南昌于克复后又已放弃，廿六日到新喻。其时新调来赣的部队，有第一军第二师、警卫团、炮兵团各部，于是再行部署会攻南昌。

七军援赣 深入敌阵

第七军于九月十日奉命自武昌东下，进驻阳新，任务是控制长江下游，巩固武汉，相机进取赣北。十一日，李宗仁军长率第二路胡宗铎部由武昌出发，到鄂城会合第一路夏威部向阳新前进，十八日到达，即令第二路驻阳新附近，任蕲春、田家镇、富池口、瑞昌、箬溪各方面的警戒。李宗仁十九日到荻田桥，有驻在阳新市的马济所部陈良佐团请求收编，乃编为第七军第十旅第十九团，以陈良佐为旅长，胡天乐为团长，令暂驻率洲市，负责收编马济残部。

廿日，李宗仁军长得悉我第一、三、六各军已发动向南昌进攻，以赣局的得失，关系革命的成败，孙传芳军在赣虽一倍于我，但孙军内部因派系不同，意志各异，我既以寡敌众，只有乘敌人意志不齐时，予以各个击破，方为万全。主意已定，等待敌情明了后，即向赣北进攻。

到了廿三日，李氏综合各方报告，知道三面皆敌。情况是：甲、孙军的卢香亭部分驻九江、瑞昌，周凤岐部亦在九江，谢鸿勋部由武宁、洋港向阳新前进。乙、陈调元部由武穴对岸的码头到木石港，有向阳新前进的模样。丙、王普部在富池口小河架桥，也有向阳新前进的模样。丁、孙传芳的海军，在半壁山附近，向我警戒部队轰击。戊、马登瀛统率由山东收编的土匪二千余人，用兵舰掩护，从石灰窑登陆。

李以孙军三路欲向阳新，似是企图先破第七军，再进而解武昌之围；惟查陈调元、王普及海军，都不是孙传芳的嫡系部队，原无决死之心，浙军周凤岐，逼于孙命，更无斗志；仅有卢香亭、谢鸿勋为孙氏的腹心，我等将卢、谢各个击破，陈、王、周等必将观望不前；现谢部既在当前，我应先发制人，即刻进入赣北，迎头将其击破，更进而截断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使孙军首尾不能相顾。这样，近既可破敌对我的包围，远又可为进攻南昌友军的声援，赣局或因此而早定。李氏一面将自己的决心及行动电呈蒋总司令，并请武汉友军对马登瀛等部严防或径予歼灭，廿五日即率第七军向瑞昌前进。廿七日到洋港，廿八日由第八旅先行，午前十一时，先头部队抵石里头附近，探悉据守羊肠山之敌，即为谢鸿勋部之第十四团。此处左右都是高山，形势险要，敌兵虽弱于我，但得此地形，扼要固守，曾作顽强抵抗，经我第十五团猛攻，激战到下午三时，才把敌人击溃，残部向箬溪逃去。此役俘虏敌人官兵四十余名，获枪五十余枝。

箬溪报捷 大振军心

李宗仁由俘虏的口供中，得悉谢鸿勋的主力在箬溪，遂令第二路军胡宗铎于廿九日继续率部向箬溪前进。该部第八旅先头部队进到丫髻山附近时，又探悉谢鸿勋所部在箬溪东端盘龙岭一带占领着强固阵地。第二路全军到达后，时间已达黄昏，胡指挥（宗铎）下令攻击，因受敌瞰制，未有进展，相持彻夜，侦知敌既无后援，亦无出击动作，遂决定翌晨再攻。李宗仁率第一路军廿九晚到达马脊山，闻报，即令夏指挥（威）率第二旅及第十九团于卅日拂晓向箬溪敌人后方袭击。第二路军于卅日天未明时，又复向盘龙岭一带敌阵进攻，但被敌人的炮火猛烈射击，奋战到午前八时，正面仍相持不下。第八旅之众虽猛烈前冲，终因地势陡峻，又隔小河，无法接近，仍旧退回原阵地。欲绕到敌后，亦被制于敌人炮火，不能通过。最后，只能从敌人侧面向前冲锋，第八旅全线冲进，适第二路军的一团，已到敌后，敌人腹背受敌，战至午后三时我遂将其完全击破，残部沿修水向柘林、德安分窜，胡指挥（宗铎）令第十四团追击，直到沙仁滩。此役缴获大炮八门、水机关枪十余挺、步枪二千余枝、手提机关枪百余枝，毙敌旅长庞广荫、团长周某。主将谢鸿勋重伤后赴沪旋即毙命。此外，又俘虏参谋、副官及其他官长数十员，士兵二千余名。第七军此次在赣北深入敌中，孤军独战，后方接济已告断绝，对各路友军亦情况不明，处境可谓极险。然而断敌后路，影响全局实在非常重大。

孙传芳此次折将丧师，受重大的打击。而我军自南昌退后，经此一役，精神为之大振。蒋总司令命第四军派一部赴鄂东警戒，已于十月一日向大冶、石灰窑、黄石港前进；又拨归第七军指挥的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及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叶琪）亦将出动。自此，第七军左侧背的安全，顾虑可为之减少。

攻占德安 挽回颓势

第七军由箬溪战役虏获谢鸿勋司令部遗下的文电中，才知道南昌在一星期前被我程潜军长率领第一、第六两军攻克，但不久，复被邓如琢、郑俊彦的优势敌军南北夹击，第一、六两军仓皇退出，损失甚大。我第一、第三、第六各军因受敌压迫，只得向西撤退。至于在赣北的第七军以友军败退，成为孤立，若此时亦退回武宁、修水，示敌以弱，必将引起敌军全面西攻，赣北敌人也将蹑我之后。本来怀观望心理的陈调元、王普，若见孙军占了优势，亦必溯江援救武昌，武汉如果有失，北伐前功势将尽弃，处在此种局势，只有全力向前进攻，以牵制南昌西侵之敌，使友军有整顿反攻的余暇，才可挽回颓势，李宗仁遂进攻南浔铁路上的德安。他将箬溪战役的详情及今后所取的行动报告蒋总司令并通报各友军后，即挥兵进向德安。令胡指挥（宗铎）于十月一日晨率领两旅先发，其余各旅团一日暂在箬溪停止，二日再续行前进。迨部队到达抱桐树附近，探报：德安于昨日已由九江开来了敌军三千余人，九仙岭也有敌军防守。但李氏仍决心要攻击德安，三日晨开始，以第一团向城北、第二旅及第十四团向城西、第九团向城南同时攻击前进。第二团则对九仙岭之敌军警戒，炮兵在第二旅后面放列。敌军既有高地上强固工事以凭借顽抗，复用敞车（即无上盖的火车）堆积沙包安设机关枪往来铁路上扫射我军，苦战竟日，第一团终于占领德安城的北门，敌军始告全线崩溃，烧毁辎重粮秣而逃。是役战斗经过，李宗仁军长于四日上报蒋总司令并致各军电中叙述颇详，原电云：

“三日晨宗仁部开始向德安运动，九时行抵距德安十里，即与敌遇；敌以四旅之众顽强抵抗，并向我右翼包围，经我痛击，始将该敌拒止。激战至下午五时，我预备队完全使用，敌犹奋斗，迨至肉搏逾一小时之久，敌乃不支，纷纷溃退；宗仁部幸托先总理在天之灵，由极困难之境转为泰然。该敌为第一师之一旅，第二师之一旅，第七混成旅，第二十四混成旅（共四旅）。此役，我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其余官兵伤亡一千余人。敌人死伤亦千余人，并溺水死者数百人。计夺获敌人管退炮七门、水机关枪八挺、步枪千余枝，其余军用品甚多，俘虏千余人。敌人大部向九江溃退……”

第七军既占领德安，已使孙军首尾不能相顾，各路友军如在此时攻取南昌，自易收功。但李宗仁因前由箬溪派往高安各处联络人员尚未回来，对第一、三、六路军情况仍然不悉。四日探悉涂家埠、马回岭敌军，仍在原地警戒，但瑞昌方面有敌向我急进，白槎亦有敌似欲断我后路。友军声气不通，而又四面皆敌，只好迅速脱出敌人包围，再行联络友军进取，方为妥善。因此遂决定将部队撤回箬溪，令第九团护解伤病官兵及军械俘虏先行，以第八、第一两旅警戒南北两方，其余集中德安十里亭待命。五日，敌军利用铁路运输方便，颜景宗部突由南诗车站来攻我第八旅，李宗仁疑敌有整个计划向我围攻，遂令各部原地停止待命。到午后二时第八旅频来告急，乃令第十四团驰往增援。后来第八旅俘获敌兵，据供：颜景宗部见我军退走，仅系自己率队出击，并未与别部联络。我军为避免无益的战斗，乃令第八旅及第十四团乘夜撤退，敌军亦未进逼。六日天雨，道路泥泞，在上河区宿营，七日全部回到箬溪。当时后方接济仍然未到，十月天气，士兵尚穿单衣，食粥多日，窘状可以想象。

第七军回驻箬溪的第二天，即十月八日，才与第一、六两军取得联络，接到程潜军长的通报后，始获知下列情况：甲、蒋总司令接得第七军进攻德安的报告后，曾令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由严汤山渡修水到建昌，与第七军切实联络。乙、蒋总司令已督率第三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反攻南昌。丙、第六军与王俊师到达建昌后，闻第七军已退回箬溪，遂由建昌转到柘林市、谢家铺一带。

李宗仁军长于十一日半夜，得悉瑞昌陈调元部万余人突向箬溪前进，是晚已到王家铺，遂决心先发制敌，率部进攻来敌。一面与程潜、王俊等切取联络，一面令夏威率第一、二旅，胡宗铎率第八旅及第十四、十九两团，向王家铺前进，第九团留守箬溪。十二日午前十一时，先头第十四团到距王家铺十余里的陈家桥，与敌遭遇，即将其击退。但敌军大部队却占领了昆仑山、梅山、覆盆山一带。于是第十四团及第八旅攻覆盆山及其以西一带，第二旅的第三团攻梅山，第四团攻梅山与覆盆山中间的山坳，第一旅的第一团攻梅山以东的敌人。

战王家铺 险中取胜

第七军这一仗打得真艰苦极了！敌人凭借梅山、覆盆山南麓的断崖绝壁设守，复利用靠山屋壁凿穿枪眼作支撑点，山坳丛林中也构筑有工事，我军正面仰攻固属困难，想攀登山坳，又不易接近，努力攻击，毫无进展。第四团被敌出击，颇受伤亡，其左邻的第十四团也陷于苦境，夏威率第二团从第四团右侧猛击，敌军才退回原阵地。激战到下午四时，李宗仁督率夏威、胡宗铎指挥全线冲锋，官兵浴血直前，声震山谷，终因地形太险，未能奏效。第二团团长吕演新，身先士卒，机关枪大队长吴铁英，提枪冲入敌阵，同时阵亡。入夜，战斗更烈，各部子弹已将用尽，纷纷请求补充，只得赶向箬溪将仅存的少数，由留守的第九团士兵随身携带前来，抽取分给。各部预计次日子弹将完，有乘夜匍匐偷入敌阵，搜取敌尸上遗弹的，困苦景况，可见一斑。夜间得报，有敌数千到白水街，第八旅后方又发现敌人便衣队。我军兵少（经箬溪、德安两役的伤亡，每连士兵，多者不过五十，少者不到三十）弹穷，势至危急。李宗仁急令第十九团到右翼向白水街方面警戒，严密获捕敌人便衣队，并请程潜军长派王俊所部一师连夜截击白水街敌人援军，又请借拨子弹数万发，严令各部节省弹药，努力于明晨击破当面敌人。午后九时，敌数处来攻，都被击退。我军乘隙进占梅山棱线、覆盆山山腰及马鞍山附近高地。敌军仅得保守梅山最高峰，覆盆山与马鞍山顶点，以及各山坳阵地。彼此相持过了头一夜。

十三日拂晓，第七军各部继续总攻，每个官兵都心知深入敌阵作战，战败决无幸免，战胜乃可死里求生，故愈困难而勇气愈增。午前十时，第二团与第四团占领了梅山与覆盆山中间的山坳；至午后二时，第四团由山坳冲出，将敌军截为两段，第十四团乃乘势一鼓作气而占领覆盆山，敌仍分途顽抗；午后五时，第八旅及第十四团击溃左翼之敌；而右翼敌人尚据昆仑山死力抗拒，此时王俊所部的两团人已由白水街绕出昆仑山侧背，第七军的第一旅及第三团乃双方压迫，至午后七时，才将顽敌完全击溃，由大坳、小坳向瑞昌逃去。两天一夜的苦战，至此乃胜利结束。此役之敌军为陈调元所部第二军刘凤图，第三军毕化东各三团，又骑兵一团。敌伤亡甚众，被我俘虏数百人，获步枪数百枝、大炮一门、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四挺，军用品甚多。我官兵伤亡二千余人，致未能跟踪追敌。

贺张会师 克马回岭

第七军自入赣作战以来，虽屡破强敌，而官兵伤亡却也重大。德安之役，第九团团长阵亡，营长两员负伤；王家铺之役，第二团团长及营长均阵亡，团附负伤，下级官伤亡殆尽。此两役，各级干部伤亡约三分之一，士兵三千余人。十四日，李宗仁与程潜两军长在桂堂会议，已决定第六、七两军于十八日合攻德安；适奉蒋总司令电饬各军休息整顿，等待增援部队到来，再攻南浔铁路之敌；第七军遂将后方送到的新兵、弹药，并挑选俘虏，赶紧补充各团。前因通信困难，屡与友军失却联络，此时始由汉口拨给无线电台应用。于是实力渐充，军容一新。而白崇禧参谋长由高安携“肃清江西作战计划”到箬溪来，第七军遂整旅以待。

据十月底所得的敌情：孙军卢香亭部及彭德铨、李俊两旅在涂家埠；陈调元部及刘凤图、毕化东等残部在瑞昌、武穴；颜景宗、上官云相、马登瀛等三旅及周凤岐部在德安、马回岭、九江一带；郑俊彦部与邓如琢部则在南昌。

蒋总司令此时以增援部队已到，遂下令右翼（朱培德指挥）、中央（程潜指挥）、左翼（李宗仁指挥）各军于十一月一日对南浔铁路之敌开始总攻击。李宗仁所统率之左翼军一日即开始行动（包括第四军张发奎师），目的在截断南浔铁路，以张发奎所部攻击德安敌人的右侧背，第七军经谢家铺、抱桐树、郭村进攻德安正面之敌。出乎意料，驻守德安城的敌人仅陈光组部三千人，与我先头部队接触四小时，即弃城向东南退走。

第四军张发奎师长令黄团长琪翔指挥三十五、三十六两团于二日进攻德安的万家垄、孤山、骆驼山。三十五团先克万家垄。午刻，三十六团克孤山，第二营营长陈特阵亡。骆驼山敌人见孤山失守，亦即溃退。黄团长率三十六团追到德安，而德安已被第七军攻克，遂归。二日午后，张师长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五各团向马回岭转助独立第二师。据守马回岭之敌为颜景宗、上官云相、马登瀛等三个混成旅。二日贺师长率独二师攻到马回岭宁站时，张师来助，于是两师乘夜合力进攻。李宗仁因德安已克而马回岭未下，三日晨派第七军第一旅往援。该旅赶到，张、贺两师已于三日晨击破敌人，追击到黄老门。张师夺获山炮八门、步枪千余枝，停止待命；贺师获机关枪十余挺，步枪、迫击炮甚多，向南康、九江追击。

破九仙岭 追击吴城

李宗仁军长以马回岭之敌已被击溃，拟向涂家埠进援中央军第六军。忽闻德安城南有枪炮声，似发生于第二旅所在的九仙岭附近。接飞机侦察报告：“刻下由涂家埠开来的孙军约两师，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中。”时正三日上午十一时。李军长以孙军编制，每师不下万人，兵力比我优越，应集结兵力迎头先击破其一部，遂令第四、第十四、第十九各团进入九仙岭一带高地，第八旅在右翼后为预备队，并调回增援马回岭的第一旅及第四军。但孙军到黄昏时候仍未展开，仅有一部在金鸡对峙，似为得悉各方败耗而踌躇不决，是其气已馁，我军决于明晨攻击。四日拂晓，各部攻击前进。李军长、白参谋长（蒋总司令派其到左翼军任督助）率第四军两团到九仙岭北麓第一旅后方为预备队时，第二旅方面战况激烈，其第二团已完全增援上去。第八旅向敌迂回，刚到敌侧，即被敌拒止。第一团再伸向第八旅右翼迂回，距离颇远，未能实时到达。而优势敌军，向我左翼力扑，第二旅屡现动摇，李旅长频频请援，第四军黄团长琪翔亦请助战，白参谋长以敌军虽多，但屡经挫败，究属强弩之末，现在敌无退路，必作困兽之斗，我应稍留余力，为歼灭敌人之用，于是亲赴左翼督战。敌人屡进屡退，我军稳立阵线，到了双方都表现疲惫，黄团长再请出击，白见时机适合，令第四军以两营助第二旅，并令全线反攻，孙军不支，向涂家埠溃退，我军追击，俘获甚多，追到驿南宁站附近高地，复击破敌人的收容队，是夜，各部队即在江横村一带停止。南浔铁路为孙军唯一的联络干线，德安尤为此路的重要据点，孙军何以仅派陈光组小部队警戒而不坚守？检阅孙军遗弃的文电，才知道孙军预料革命军必然再攻德安，故意任革命军攻入，然后由马回岭及涂家埠以优势兵力南北夹击。却不料马回岭先被我军解决，到了卢香亭部南来攻九仙岭，我得集中主力以对付，敌遂一败涂地。

五日，李宗仁军长在江横村得报，独立第二师已于四日晚占领九江，于是由德安、马回岭溃退的陈光组、颜景宗、上官云相、马登瀛各残部悉被缴械；瑞昌亦被该师何培基团张璋营于五日晨攻克，刘凤图逃向武穴。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亦于四日破敌于芦坑，乘胜追过乐化，向涂家埠追击，卢香亭率部于四日夜由涂家埠乘船向星子、吴城退走。李宗仁军长令第四军向星子追击，自率第七军赴涂家埠，而程潜军长率第六军及第一师亦同日到涂。南昌方面尚在激战，总司令部令第六军兼程往援。李、程两军长会商决定：以第七军第七旅及第一军第一师沿吴城河两岸星夜追击。吴城三面环水，敌军无路可逃，稍有抵抗。六日，俘其第四旅旅长崔锦溎及该旅全部官兵一千余人，余部被击溃散，卢香亭仅以身免。自是九江至乐化已无敌踪。

孙军尽墨 赣战结束

程潜以第六军有两团损失很大，他自己又正患疟疾，乃商请白崇禧参谋长率领第六军及第七军一部应援南昌。白率第一军第一师两团，第六军第十七、第十八两团，第七军第一旅（陶钧）于十一月六日由涂家埠出发，当晚到达距牛行约十里的芦坑，准备七日拂晓向牛行之敌（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等部）右翼攻击，归右翼军朱培德总指挥调遣。牛行敌军于六日夜半全部退却，朱培德即以白崇禧为追击指挥，率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八师、第七军第一旅各部追击前进。以第二军第六师先渡河为先遣追击队，向徐槎、余干方面追击；第三军第八师及第七军第一旅先后渡河，继续前进。七日午后七时，到达距南昌三十里的沋口，八日赴徐槎，敌之苏军及唐福山两部残余已无战斗能力，即被我第七军第一旅及第二军二十六团在徐槎附近完全缴械。此时，敌主力王、李、杨三军退到马口墟，白指挥令陶旅跟踪追击，午前十时，与敌在马口墟附近激战四小时，敌因马口墟通余干的桥梁被溃兵拥挤折断，无路可退，遂完全缴械。是役，俘获敌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以下各级官佐数百人，士兵二万余名，步枪八千余枝，管退炮六门，迫击炮十三门，水机关枪廿六挺，子弹百余万颗，辎重马匹无算。

贺师自克九江，即派彭赞汤团进攻湖口，击退由星子、姑塘退来之敌，于七日占领湖口县；又瑞昌逃武穴之敌，被贺师何培基团追击，再逃黄梅，何团七日遂占武穴。李宗仁指挥官接此捷报，一面令贺师派队向赣东方面逃敌追击，一面令张师派兵直趋黄梅，截击陈调元、王普的残部。赣北的残敌，自此肃清。

南昌城之敌，自平行之敌五日夜间撤走后，已成绝望，皆竖白旗投降；在城外的蒋镇臣部六千余人，由第二军将其缴械；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部，初盘踞城内，后移往七里市由第三军将其缴械。我军遂于十一月七日占领南昌城。

孙传芳入赣部队，丧失无余，垂头丧气，于七日由湖口悄然而归南京。九日，蒋总司令进驻南昌。

革命军对江西的作战，于是胜利结束。

第四章 白崇禧下江南轻取浙沪

北伐军兴后，苏、浙、皖的军民对孙传芳本早已离心，因孙联奉黩武，引狼入室，更增加人民的怨愤，促成军队的变叛，无异驱之使其皈依国民革命。这是革命军此役制胜的主要因素。故东路、江右、江左三军，并无一路有过激战，比之湖南、湖北、江西各役作战的艰苦，完全两样。战况以东路稍为热闹，江左最感冷寂，然而江左敌军附义的独多，乃其特色！

白崇禧追随蒋总司令北伐，经过湘鄂一役的运筹决策，及赣役两次的熟练指挥，大受信任。此次以东路前敌重责相委，他竟能不待主力到达集结，单用前敌部队的兵力，即奏底定全浙的肤功。而且所指挥的全属平素与己绝无关系的部队，这点，在当时尤为难能！

本章专记国民革命军平定江南的情形。

三路东下 攻孙传芳

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进展，真算得是迅速，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初旬刚肃清江西，不到一个月又底定福建。闽战的经过最为简单。当孙传芳大举援赣之际，令其第四方面军司令周荫人由福建攻广东的潮、梅。但周荫人自知其内部不稳，拖延到九月中旬才抵达龙岩，并分兵三路：右翼为曹万顺、杜起云、孙云峰等三旅；中路为刘俊一旅；左翼为张毅一师。此三路人马，皆以饶平为目标，期冲断韩江，下窥潮汕。但革命军方面对闽粤边境早有布置，并且已运动得对方曹万顺、杜起云两旅长参加革命。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九月廿七日到高坡督师，以第一军谭曙卿第三师任左翼，第一军冯轶裴第十四师任中路，张贞第四独立师及钱大钧第二十师一部任右翼，第六军胡谦师守梅县，赖世璜第十四军以一部由赣边进迫汀州。敌我双方同于十月九日下令进攻。敌军右翼无进展，左翼攻入粤境，中路刘俊所部一旅竟深入到梅县境的松口。何总指挥先集结中左两路在蕉岭山间，由此以大部袭取永定，一部会合曹、杜两旅夹攻峰市孙云峰旅。十一日两处都达到了目的，即回师松口攻刘俊的背后，刘死于乱军之中，全部溃散，俘其骑兵团团长李宝珩。情势至此，周荫人仓皇逃往延平，张毅所部退向漳州，自此闽境不复有战事。东路军得各地民军的协助，乘江西全胜的声势，以及马江海军的响应，长驱直进，十二月二日不费一弹而收复福州。周荫人由延平再奔浙江去了。福建平定如此容易，实意料所不及！

孙传芳的地盘，到此只剩下苏、浙、皖三省了。民十六年一月，革命军决定乘势进攻，期将孙传芳的力量彻底解决，分兵三路，指向东南：以何应钦指挥东路军攻浙江，但当时何将军为须处理福建的善后，由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先行率师出发；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沿长江南岸，直取南京；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由长江北岸进出皖北，截断津浦铁路。为了要援应附义的浙军，东路军前敌部队最先动，江右、江左两军也随后进兵。

张孙联合 反抗革命

当时与国民革命军为敌的，是反革命阵线的大联合。

因孙传芳常唱和平的论调，所以蒋总司令曾经两次派张群往说其与革命军合作，但都被孙所拒绝。孙军都叫革命军为“赤军”，反对和“赤军”妥协，以为“赤军”尽是南人，而他们是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决无好日子可过，而且定会被南人所愚弄，到了不得已时，只有北人大联合去对付“赤军”。孙传芳曾对劝他与国民党妥协的江苏绅士坚决表示：宁可啃窝窝头，而不愿吃大米饭。孙由江西败回南京的时候，张作霖以为吴（佩孚）孙（传芳）都败了，自己的机会已到，遂先倡“张孙合作论”以撩孙，即于民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奉天入关，召集他所卵翼的山东督军张宗昌、直隶督军褚玉璞在天津会议。孙传芳和奉军虽有不解之怨，但这时候，福建崩溃，江浙难保，不得不弃仇结好，于是先派杨文恺北上疏通，复于十一月十九日亲到天津的张作霖辕下，表示愿服从张的命令，用投降劝进的手段乞援。结果，张作霖于是年十二月一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入居久已梦想的北京新华宫；而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阎的代表亦参加天津会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并图疏通坐困郑州的吴佩孚，联合以与国民革命军为敌。

安国军进攻革命军的第一步计划是：催促吴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孙传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另以奉军入河南援吴；张宗昌的直鲁军接防苏皖北部，并由皖分两路进攻赣、鄂；又令阎锡山解决退处绥远、包头的冯玉祥部。计划虽定，但吴佩孚方面，因部下各将领不甘心奉军侵夺他们的河南地盘，始终持反对态度。张宗昌必欲得江南及整个安徽，也拖延不即出兵。

在浙江，曾有过两次反叛孙传芳而参加革命的行动，但不幸，第一次完全失败，第二次也在失败中，假使有一次成功，也不消革命军攻浙了。

白部攻浙 势如破竹

革命军既决定由赣攻浙，孙传芳军也准备由浙攻赣，双方都是盘马弯弓待发的姿势。

孙军的计划：以孟昭月的第三方面军第八（孟昭月）、第十一（王淼）、第十三（刘士林）、第十四（李俊义）各师及第九混成旅（李德铭）任中路，沿富春江向衢州；白宝山的第四方面军第五（白宝山）、第七（冯绍闵）两师任右路，向开化；周荫人部改编为第五方面军，所属苏埏、蒋起凤、周荫轩、江运球各师旅任左路，向金华；郑俊彦率第二方面军驻常州、宜兴为声援。势子像不小，内部的意志却很复杂。

革命党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最初的任务是：确实占领严州、浦江之线，以掩护主力集中于衢州、兰溪。他的部署：以周凤岐指挥其第二十六军及第十九军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兰溪；白氏亲率第一军第一（薛岳）、第二（刘峙）、第二十一（严重）各师及李明扬先遣队为中央军，由衢江北岸向兰溪、严州；戴岳指挥第二军第四（张辉瓒）、第五（谭道源）、第六（戴岳）各师为左翼军，向开化、遂安，以掩护左侧背。白氏于民十六年一月廿七日由衢州督率各军攻击前进。何应钦总指挥在闽，令曹万顺第十七军从海道，自率赖世璜第十四军经赣兼程入浙。前敌各军进攻，非常顺利。至一月廿九日左翼军克汤溪，中央军克洋埠、罗埠、游埠。卅日左翼军克水亭、永昌、诸葛。二月二日第二十六军克金华，先遣队占兰溪，第二师占寿昌。三日第四师占遂安。五日第五师占淳安，第二十六军占浦江，先遣队占严州。六日先遣队占桐庐。孙军兵力厚而又占地利，但军心散乱，畏革命军勇猛，故接连败退。孟昭月和周荫人的部队又在前线自相攻击，两败俱伤，俱向杭州退却。白宝山、冯绍闵见孟、周内讧，也经皖南后撤，以保全实力。

白崇禧以前敌部队已占领严州一带地区，达成了掩护主力集中的任务，打算暂在现地停止，等待主力到达，再行进攻。但为巩固严州地区，令第二十六军进到诸暨，先遣队全部开往桐庐，第五师推进分水，将诸暨、桐庐、分水之线确实占领，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兰溪。

桐庐一战 底定全浙

孙传芳因前线部队节节败退，大为焦急，乃由南京派其卫队旅（武铭）到浙增援，段承泽旅也由宁波向绍兴移动，复向诸暨、桐庐一带反攻。二月十一日孟昭月的补充团攻姚公埠，被第二十六军击退，虏获孙军的作战计划（内容同前段所述），并悉孙军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白崇禧接何应钦电告，知第十七军十日可到温州，第十四军十五日可到永康。他计算距离和时间，觉得非稳占诸暨、桐庐、分水之线，则掩护难期安全，非前进攻击，则这一线也不易稳占；而桐庐、分水一线，山岳连绵，分水河横贯其间，桐庐北临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尤为险要，所以这一线和这一点，实关全局得失，万不能使其落在敌手。守桐庐的先遣队，杂有俘虏，恐有不稳，十三日派第一师第一团连夜用船输送，限天明前赶到桐庐增援；令中央军各师十三日向桐庐以西的地区，第四、五两师向分水开进。中央军一到，即与敌接触，战斗颇烈，到十四日中央靠左部分敌人先溃，白崇禧是最喜欢用迂回包抄战术的，十五日他轻装亲率第一、第二十一两师及第五师一部从左翼向新登行大胆的迂回追击，到凤山庙，时已黄昏，双方仍保持接触，知浪石埠敌人已溃向新登，惟桐庐情况未悉。十六日继续追击，白正行进间，接师长刘峙本日午前三时由浪石埠报告：“浪石之敌虽已击退，然敌新增两旅攻我右翼，且向我右后迂回。我第二师及第一师第一团连日作战，渡河出击，损失甚大，孤军撑持，势甚危急。且我军任务，在掩护主力集中，在何总指挥未莅止前，似不宜即与敌决战，请即班师夹击该敌，或退回分水河南岸与敌相持，以待我主力军到来，再决雌雄。”这真是极费考虑的问题！我迂回敌的右后，敌也迂回我的右后，料是敌方未知其右翼已溃，才敢如此，我只消赶快击破其后方，在前线的自然站不住脚，而且我追击各部，正在行进，忽令退却，将使军心惶惑，恐反被敌所乘，白于是令刘坚守桐庐，并督追击部队急进。到午前十时，第二十一师先头已占新登县城，白于午后一时续到，知桐庐敌人已于昨十五夜向富阳撤退，到富阳不敢停脚，又逃向杭州去了，白即面令薛、严两师长及第四师成副师长即刻出动向富阳、余杭方面续追。午后九时在新登再下令：“本军以一部在新登、富阳截缴溃敌枪械，主力向杭州余杭追击。”他这一次迂回追击，使敌腹背受敌，全部溃败，伤亡遍野，狼狈四散，旅长武铭及军官多名被俘，缴械无数，成了最成功的追击战。

孙军中路既败，左翼又被我第二十六军所部联络诸暨人民起事牵制，于是十七日孟昭月急令所部退集嘉兴，在宁波的海道退到吴淞，各右翼军由吴兴退往苏常。周荫人部也相继而逃。我第一师十八日占领杭州，白总指挥十九日率中央军进驻；同日第二十六军入绍兴，将不及退走的孙军缴械。不久，孙军中路更退松江，浙江境内即告肃清。何应钦总指挥也于二月廿三日到杭州。

海军附义 南京光复

孙传芳很机警，经过了赣、闽、浙接连的失败，基干部队残破不堪，自知决难再在江、浙立足，索性很慷慨地把江南地盘让给张宗昌，偿了张的夙愿，自将嫡系部队全部退往江北，只余宜兴一路，由常州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三师据守，松江方面由不愿退去的周荫人部据守。张宗昌部直鲁联军毕庶澄部于是年二月廿四日入上海；褚玉璞部陆续驻防南京、镇江，沿沪宁路和上海连接；廿八日在南京组设直鲁苏浙皖赣闽联合军总司令部，由张宗昌主持。张部素无纪律，人民畏如虎狼，引起罢市、罢工、罢课。孙部对直鲁军也非常嫉妒。安徽各军本不愿为孙出力去打革命军，孙联奉后，既迫皖军将皖北让给直鲁军，又强皖军再沿江西上攻东下的革命军，于是皖军乃切实表示参加革命，三月五日王普宣告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就第三十七军军长职。在沪的海军杨树庄也于三月十四日就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电令马江、厦门、宁波、吴淞各舰一齐易帜，并派“楚同”“楚有”“楚谦”三舰冒险上驶九江，听候蒋总司令调遣。

这是二月下旬到三月中旬的东南军事形势。

革命军收复全浙后，本可直攻苏、沪，但为避免外交的纠纷，不欲在上海附近作战，计划先取南京，使沪宁路东段的敌军因归路断绝而不得不降，故东路军等待江右军由芜湖向南京攻击前进后，才由休止而重取攻势。

程潜的江右军三月十五日在芜湖以东分三路进攻，经过数次的战斗，廿一日右翼攻破秣陵关，左翼抄出板桥，敌军溃退入城，褚玉璞遂闭城坚守。程潜总指挥亲临城下猛攻三日，虽占领雨花台威胁城门守军，但城坚仍不易破。因东路军已由镇江攻龙潭、栖霞，直鲁军恐被包围，大队即向浦口溃退。革命军潜伏城中特派员章杰说动警察乘机开城，欢迎革命军，南京战事于廿四日便结束了。蒋总司令乘“楚同”兵舰由九江东下，廿三日到采石矶，亲见敌军溃渡江北，廿五日到南京入城视察，即赴上海。

苏沪既定 江南悉平

东路军是配合江右军来行动，由浙江北向沪宁铁路线作战的。分兵三路：甲、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第十四、第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一部由湖州向宜兴、丹阳，与江右军联络攻击南京，并截出镇江、常州，断敌军铁路线的联络；乙、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二十六军、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及先遣队由嘉兴取上海；丙、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率该师及新编第十六师受白崇禧指挥由平望攻吴江、苏州，断上海敌军的后路。三路都在三月十五日开始行动。

革命军对于上海本有不战而占领的计划，毕庶澄得上海地盘后，也曾派代表向革命军磋商归降条件，但到各路战事已起，毕仍不决心易帜，白崇禧乃于三月十九日攻松江及吴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余部队防守，一被攻便向上海退却，第二十六军跟迹追蹑，出得胜港，取明星桥，和正面进攻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坚守三十一号铁桥的毕庶澄军，廿二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解决，残敌北逃，第二十六军追击直到南翔。第一军第二师追到青浦，缴械很多；进到昆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当毕庶澄在上海调兵往松江增援时，第一军第一师已由便衣队做向导，由明星桥进袭上海，先遣队、别动队等在内部响应，廿一日遂不战而占领上海南部龙华。毕部在上海北部沪宁铁路总站的为数尚多，总工会想要这些部队的枪械，计划夺取，廿一日午，令工人纠察队起来暴动，先袭击警署夺得枪支，次向总站毕军进攻。毕军见事急，向吴淞调取救兵，因铁路被工人纠察队毁坏，救兵所乘的火车在中途倾倒，救兵即下车布阵，误会以为总站已被革命军占据，遂发炮猛轰，总站毕军又以为是革命军炮攻总站，也发大炮向救兵方面猛击，对打了近廿小时。工人纠察队乘机放枪进攻，相持到廿二日午，纠察队已将支持不住。而白崇禧于廿二日早到龙华，即由南部派队来到，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却早已逃入租界去了。在松江、吴淞的直鲁军几个旅，都是得了这个噩耗而溃降的。上海完全克复，南市五万余人开大会欢迎革命军。廿三日再开上海全市廿余万人欢迎北伐军的盛大集会。

苏州是廿一日被第二十一师克复的，敌一混成旅被解决。

何应钦率军攻宜兴，敌军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三师在蜀山略一接触，即退往常州。何军廿日进常州，敌急退过江北，直鲁军不与白等同退的，多被俘虏。何军由常州东攻无锡，廿一日克复，西攻镇江，廿三日克复，即与江右军会师南京。

东下江南 轻取浙沪

东路军任务完成了。由南京到上海，全归了革命军，江南各地普遍悬起青天白日旗。蒋总司令廿六日乘舰到上海。

李宗仁的第七军于赣北战后开回汉口，改编为第一（夏威）、第二（胡宗铎）、第三（钟祖培）各师另四个独立团。到了革命军决定进兵东南，李宗仁被任为江左军总指挥，率第七、第十一（王天培部黔军一师）、第十五（刘佐龙部刘鼎甲一师、严敬一旅）、第三十三（柏文蔚在皖新编的皖军）等四军，横断津浦铁路，压迫江南敌军急退。二月下旬，第七军集中宿松、黄梅，其余各军也整装待发，不料武汉党政方面竟阻挠军事进展，扣发江左军的饷弹，以致顿兵申途达十余日，而浙江已定，东路、江右两军已等着进攻京沪，李乃排除万难，进占安庆。王普、陈调元、叶开鑫先后受编。第七军与第十五军进占合肥，驱逐刘志陆、谢文炳等部北逃。三月廿八日褚玉璞的卫队旅长王金韬在滁州响应江左军，阻直鲁军北退。自此，由滁州、定远、寿县到霍邱，均为江左军所扫荡。不久“清党”事起，第七军遂回镇南京。

第五章 第三、四期北伐与武汉之变

在国民革命军战史上，称民国十六年夏间肃清江北之役为第三期北伐，由徐州攻山东之役为第四期北伐，本章概述这两期作战的情形。其中可注意的有三点：

一、敌军的抵抗精神，比在两湖、江西时期大有逊色，故两役都无精彩的战斗演出。至革命军围沂不克，乃奉命班师，致功亏一篑耳。

二、第三期分三路进军，李宗仁和白崇禧分担了两路；第四期对山东战场分配四线，冯玉祥只任半条线，李宗仁任一条半，白崇禧却担任两条。故这两期作战的重担，十之八九都落在李、白两人的肩上。

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因宁汉的政治斗争，使北伐军事的进行受到障碍；第三期是乘隙乃得开动，然亦几至半途而废；第四期终于为了武汉之变，逼得班师自卫，遂前功尽弃，为仇所快。

武汉松弛 肃清苏皖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重整旗鼓，继续北伐。

本来，在民十六年四月初汪精卫由法返沪，党国各要人和他晤商，力图避免沪汉分裂的时候，蒋总司令已拟定了统筹全局的北伐计划：即以原来何应钦的东路军（时在济宁路一带）、程潜的江右军（已渡江在津浦路作战）、李宗仁的江左军（仍在皖北），三路扫荡苏皖，而以唐生智所部三军（第八军李品仙、三十五军何键、三十六军刘兴）和刘佐龙的第十五军为一路，由京汉路北上。但未及实施而沪汉已告破裂，唐生智部已成为同舟的敌国，程潜、鲁涤平两军也放弃前线径往武汉。李宗仁、陈调元两军受程潜与鲁涤平西奔的影响，迫得退守芜湖、大通。已占领扬州的第十七军亦因此退回江南。敌人乘机两路进迫，蒋总司令于四月九日由上海赴南京坐镇，一时还无法退敌。敌方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已用白俄兵驾驶铁甲车做先锋冲到了浦口，且不时以飞机、大炮攻击南京；孙传芳部则分路齐来，与镇江、常熟一带的我军隔江对峙，伺隙南渡。更以渤海舰队攻击吴淞，想冲入长江以掩护陆军渡江。皖北方面虽有马祥斌、王金韬各师在合肥，张克瑶部在六安，但已被敌围困，仅保城池。

南京国民政府于民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成立，廿四日即在敌人隔江炮击和飞机威胁中召集海陆军领袖开重要军事会议，会后通电发表关于党国大计六项决议案，其中之一为“海陆军一致完成北伐”。那期间，孙传芳不受招抚，他的部队隔江日夜向镇江开炮，和窜抵浦口的直鲁军相呼应；奉军由豫东入皖北助直鲁军南侵；攫得吴佩孚河南地盘的奉军，且有南下直捣武汉之势。故当时宁汉两方，都因敌情紧急，先要对外，无暇内争。武汉方面已于四月底进军河南。南京方面也于五月九日新定三路反攻计划：一、何应钦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十四、第十七两军和第一、第二十六两军的一部，由镇江、常熟渡江北进，肃清江北，直取海州；二、蒋总司令自任第二路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以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军的第一、第三两师，第四十、第三十七两军，第六军杨杰的第十七师，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战；三、李宗仁任第三路总指挥，率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各军和第十五军一部，与原在皖北的第三十三军，马祥斌、王金韬两独立师，分组五个纵队，由芜湖分两路进行：（甲）斜截津浦路以攻浦口直鲁军侧背；（乙）北上解合肥、六安之围，联合进攻陇海路，截断敌军与河南奉军的联络。作战目的，在肃清江苏、安徽两省的张宗昌与孙传芳敌军，确实占领陇海线附近的地区。

三路齐进 浩荡渡江

当时北伐军之渡过长江，以第三路最先，第二路次之，第一路最后。

第三路军因须担负阻敌军进攻芜湖和援救合肥与六安的任务，故先行发动。以叶开鑫指挥其第四十四军为第一纵队，夏威指挥第七军（缺第二师）为第二纵队，胡宗铎指挥其第七军第二师和第十五军刘鼎甲师及严敬独立旅为第三纵队，王天培指挥其第十军为第四纵队，柏文蔚指挥其第三十三军为第五纵队，王普指挥其第二十七军为总预备队。渡江次序，以距敌较远的在先，遂成为从驻上游的开始。计第十、第二十七两军于五月三日由大通渡江；第七军的第一、二、三师和第十五军则分别于五月五、六、七日由西梁山、芜湖、荻港等处渡江。十一日即集中于安徽巢县。各纵队渡江完毕，仅有小战，叶开鑫所部并已占领含山。

第二路军以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以贺耀祖指挥其第四十军为第一纵队，杨杰指挥其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一军第一、三两师为第二纵队，陈调元本人指挥其第三十七军为第三纵队。渡江最先的为第三纵队，五月九日亦由西梁山渡江，十一日攻占和县，即与进驻含山的第三路第一纵队协力斜截浦口北方，以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因得海军炮火为助，贺耀祖与杨杰所部分别由慈湖与大胜关先后继渡。第二路军主力渡毕，进展到江浦、陈家渡、官渡、大镇集之线时，鲁军分布于浦口与东西葛镇的为聂裕禄第六十五师，分布于乌衣与滁县的为第七军张继善部，巡察铁路的为白俄军官指挥的铁甲车两列。白崇禧指挥十五日下令各纵队进攻。十七日贺耀祖的第一纵队克浦镇；杨杰的第二纵队克界首，俘敌二千余人及军用品甚多；陈调元的第三纵队亦克全椒。十八日第二纵队又克滁县，敌铁甲车仓皇北逃，乌衣以南，不费一弹而定，由此到浦口全告肃清。

白总指挥十九日在全椒奉令分兵东向，以助第一路军渡江，白氏即以第四十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东向进攻孙传芳右翼军所在的六合，廿一日克六合，并向仪征追击，迫使孙传芳攻击镇江的部队退却。此时第一路军的第十七、十四、二十六各军，遂由“通海”“楚有”两军舰掩护，廿二日乘势在镇江、江阴、常熟等处渡江抵北岸，迫使仪征、扬州一带的敌军，闻风乘夜逃向清江浦。

这是三路大军渡江的经过，是这次作战第一步的成功。

李军疾进 扫荡徐北

现且先述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三路的战况：

李总指挥以巢县与含山既告攻克，即图挥军进解合肥之围。敌军王栋、王鸣、王都庆、程国瑞、刘志陆、张敬尧各部共约四万人，主力在合肥与我独立第五师马祥斌及王金韬部相持，其余则分布在拓皋、店埠、梁园一带，对巢县方面警戒。李氏乃令二、三纵队于五月十三日齐向拓皋前进，第三纵队击破敌军一旅，即进占拓皋；第二纵队进抵清水涧、东山口与敌遭遇，猛力一击，敌即向梁围、店埠溃逃，第三师追到小陆，天黑而止。闻集、东山口之敌抵抗到夜半才逃向店埠。十五日第二纵队攻梁园，第三纵队攻店埠，敌大部逃定远，小部占据八斗岭、许集一带。夜间，马济、王翰鸣等部来袭，我军努力应战，屹然不动，相持到拂晓，我军已能辨别形势，即分兵围攻，将敌击破，俘获甚多。马济受伤落荒而逃，后为我军收容送至蚌埠医院终不能治，王翰鸣率残部北逃，途中复被红枪会截杀，合肥之围遂解，刘志陆、张敬尧败走寿县。

合肥克后，李宗仁即移师北攻定远。敌第三军守西门，第六军守东门，第七军守南门。李氏以第二、三纵队任正面，第一纵队任右翼，准备十九日大举攻城。但当我军迫近，敌军于十八日夜间已弃城向凤阳、蚌埠退走，我军未战而收复定远，立即向前追击。廿一日第二纵队克凤阳。廿二日第一纵队克临淮关，继又攻克蚌埠、怀远。风声所播，敌胆已寒，仅恃铁甲车阻我前进，每日往来固镇、宿县数次，侦我行动。廿四日第一、三纵队进占固镇、五河，马祥斌师克寿县后进占凤台，向蒙城追击，六安敌军亦被第五纵队肃清，追向霍邱。

因第一、第二两路进展较迟，李宗仁的第三路至此只好稍待，乘机整顿部队。廿九日奉令将叶开鑫部改隶第二路。贺耀祖部改隶第三路，仍编为第一纵队，驻临淮关候命。为掩护第二路运动，李宗仁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十军进向宿州。第四纵队则向徐州进攻，以第二、三纵队为助。徐州守军为程国瑞部，且有奉军由河南来助。至六月二日我军迫近徐州外围之高家营、五里墩时，敌驱铁甲车来袭，我军乃绕出铁路西侧向凤凰山进攻，敌猝不及防，全被缴械，城内大乱。敌军溃逃，铁甲车亦北遁，下午四时这苏北重镇徐州，便为我军所占领。左支队王金韬部同日克复萧县。

第三路军又为等待第一、第二路齐头并进而暂时休止。六月九日白崇禧所统率的第二路军已克海洲。津浦路敌军王栋、许琨、杜凤举各部忽由韩庄、沛县来犯徐州。李宗仁即令第一纵队向台儿庄，第二、第三纵队向韩庄，第五纵队和左支队向沛县，第二十七军和独立第五师由永城、砀山向单县进攻。十一日各线敌军与我发生激战，我因得铁甲车之助，又获大胜，俘虏数百，缴械千余，正拟乘胜穷追，忽奉令准备旋师，西防武汉（因彼时宁汉分裂，情势险恶）。李氏乃将主力集结于八义集、茅村镇、郑集之线，一部置于砀山北面，警戒待机。

廓清淮海 白军入鲁

兹再将第二路军的行动，记叙如下：五月廿四日白崇禧在六合接到如下一道命令：“……我军向山东进攻，第一路须肃清扬州、靖江以北残敌；第二路以主力向台儿庄、一部出清江浦截击孙（传芳）军残敌；第三路沿津浦路及其以西地区向徐州及砀山截断陇海路。……”于是，白氏乃令贺耀祖率第一纵队由六合、滁县直趋临淮关，杨杰率第二纵队由天长向淮安、清江浦，陈调元率第三纵队由明光向宿迁、睢宁。廿九日因贺耀祖之第一纵队改隶第三路军，而将第三路军的叶开鑫部改隶第二路仍编为第一纵队。六月一日第一纵队攻克灵璧，敌逃徐州。二日第三纵队进占睢宁、高作，敌已先逃。四日第一、第三两纵队同时到宿迁收编孙军残部。由四日至七日又连续攻克清江浦、泗阳、瑶湾及大榆湾沿运河一带，敌军逃往郯城、台儿庄。

白总指挥综合当时情报，知孙军主力退集郯城，周荫人、白宝山、冯绍闵各部已退海州。于是电请第一路军何应钦总指挥速令所部分别由阜宁、大伊山镇兼程向海州追击，而以第二路军的主力直向郯城，一部则向海州。六月八日我军将海州南方高地之敌击溃，敌退入城，即行围攻，九日晨周荫人突围而逃，午刻，追到新浦，将其全部缴械。

至十一日第二路军的第一纵队进占青口、赣榆；第二纵队进攻占郯城；第三纵队进占马头、重庄。此时即奉令停止全军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白氏遂于十二日晚下令各纵队就现地集结整顿。白氏本人则于十四日往徐州与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面商以后战守的方策。

至于何应钦所统率的第一路军战况，则较为简单，渡江攻扬州、通泰各县后，向北急进，压迫孙传芳五万部队仓皇退走。淮阴即告肃清，迨第二路军分兵东向海州时，第一路军也同时赶往，在海州将白宝山部迫降，而进至山东省境。

蒋冯会面 再商北伐

当武汉方面的部队由河南回师之后，宁汉双方的情势复又紧张，就在此时，冯玉祥出来调停了。冯氏在民十五年八月由俄回国途中，即发表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便率师由五原，经包头、甘肃入陕西，十一月即解西安之围。到了民十六年五月五日又由陕西省东攻潼关与洛阳，与同时由汉口北进的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合击在河南的奉军。六月一日会师郑州，黄河南岸遂告肃清，而武汉、长沙适在此时发生军事，形势颇为紧急，冯玉祥和唐生智遂发起六月十日的郑州会议，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悉往参加，议决：武汉军全部回师镇压长江上游，济南北伐东进的军事全由冯军担任。十三日会毕，唐生智与张发奎即率部南归。十四日冯派代表李鸣钟到南京，主张召开徐州会议。十六日蒋总司令偕李鸣钟到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议两军北进事宜。那时敌军连失徐州、郑州，侧背又受山西部队攻击，势将崩溃，张作霖急调东北部队入关，将以全力对付革命军，时局至此，更加严重。于是蒋总司令与冯玉祥于十九日在徐州开了连续三日的会议，中央委员胡汉民等八人也从南京赶往参加。据冯玉祥自记会议的经过如下：

“郑州会师之后，蒋介石带着兵从南京打到徐州，约我到徐州去与大家见面。我马上就开车，离徐州还有廿里，一个车站叫黄口，蒋介石由徐州开车到这里等我，我们在站台上见了面。……我们由黄口开车，我坐在他的头等车上，到了徐州，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谈的是继续北伐。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起中国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在徐州这里，有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还有许多朋友，这天晚上有很大的宴会，蒋介石找我讲话。我先说了几句恭维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北伐劳苦的事，接着我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族的赤子，决不像张、吴的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我说完了之后，吴稚晖起来说：今天是紫气东来。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蒋开车回南京，我开车回开封。”

会议结果，蒋总司令放弃其所预定“暂守徐州、停止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的计划，决定与冯共同北伐，并同意冯氏所定的对付武汉方面的方针。

进攻滕县 迫胶济路

徐州会议决定的共同北伐计划中关于两军进攻路线的分配是：一、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两路军联合任东路，由赣榆、郯城两线北进，攻略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军会攻泰安，并分兵袭胶济铁路，以白崇禧指挥之（此时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已回镇南京）；二、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以李宗仁指挥之；三、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之马祥斌、王金韬、王普各部与冯部国民军刘镇华、郑大章两部联合进攻济宁；四、冯部国民军中路军任京汉铁路正面作战，以孙良诚指挥之。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路各军，于六月三日开始总攻击，限两星期内迅速攻下济南，然后抽兵南旋，镇压长江中部。

总攻击令下后，各线努力前进。津浦铁路正面，李宗仁总指挥于六月廿三日以第一纵队攻台儿庄，第二、三纵队向韩庄东面压迫，第四纵队攻韩庄正面，三处敌人都作猛烈的抵抗。经过四日苦斗，李氏所部于廿七日攻克峄县与临城，廿九日又克滕县。

白崇禧指挥东路由赣榆、郯城分道北进。赣榆之线以降军白宝山、冯绍闵等部为前驱，占日照，攻诸城，直迫胶济铁路。到七月三日，因敌方孙传芳军周荫人部的陈以燊等三师二旅在胶济铁路宣布受冯玉祥委任，加入革命军，遂停止前进。由郯城北进的第二路军，六月廿三日以第二纵队向临沂，敌溃退入临沂城中固守，遂围临沂，守城之敌为方永昌基干队一师和王冠军第一一四旅。廿四日，以第一纵队对莒县和沂水、第三纵队对费县和蒙阴，断敌外援，而以第二纵队专任攻城，但连攻两日，徒受伤亡，仍退回原阵地。

武汉东犯 蒋氏班师

当北伐军正在山东进展之际，武汉方面忽然大举东征，李宗仁攻克临城时，张发奎、贺龙各部已下达九江，唐生智、程潜所部也东抵黄梅，更由江西进军指向浙江，长江中部和江浙形势顿显严重。蒋总司令急令北伐前线各军班师以巩固首都，留第三路的第四、五纵队由王天培统率扼守临城，第七军即于七月三日由临城退徐州往芜湖布防，其余也逐次调回。

津浦路自第七军南撤，敌即反攻，我连失滕县、临城、韩庄、台儿庄，仅据运河南岸以拒敌。李宗仁以不恢复临城，则徐州之守难固，电白崇禧派兵来助。白因围攻临沂久未能下，遂于七日晚乘机撤围以诱敌出城，而派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七师援津浦路，十一日到达，即与第十、四十、三十三各军合克韩庄。十二日第十军收复临城，四十军连复台儿庄、峄县、枣庄。白以津浦路无事，再围临沂，终以师老无功，被促南归，廿一日解围去。临城又于廿日复失，廿五日敌迫徐州。时我军部队已开拔净尽，留在前线作主力的第十军又作战不力，蒋总司令复率第四十军赴前敌，督同三十三军张克瑶师苦战，以兵力过薄，逐次后退，蒋氏亦于八月六日回南京与何、白、李三总指挥商议防御的方法。孙传芳得此千载一时的机会，急整部伍，两路南犯，长江北岸，复入敌手。第三、四期北伐的成果，于是悉付东流！

第六章 北伐中最著名的龙潭大战

龙潭之役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中最著名的一次大战。由于敌我双方自主将以至士兵，都具有一心一德与愈战愈奋的精神，遂演出了非常壮烈的场面。胜者固非幸致，败者当亦心服。

尤其特异的是，革命军方面，蒋总司令早已辞职他适，部队用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却并非如抗战时期之有委员长为全军的统帅，而只是几位平等的常务委员，以政治上的合议制，应用于军事上作战，竟毫无扞格。军委会下面的三位总指挥，既自己指挥自己，又彼此互相指挥。且三人又隔绝在两地，非遇事可随时细商，而能开诚互信，步调一致，卒摧强敌，竟获全胜。凡此，皆为饶有趣味之事。

蒋氏辞职 团结内部

革命军北伐的进展，到民国十六年七月初，东路蒋中正的国民革命军已攻到山东的滕县，西路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攻到直隶的磁州，山西阎锡山的北路国民革命军也在大同、娘子关活动，威胁张作霖奉军的侧背，情形可说是非常良好。不意，武汉竟于此时东征，以图倾覆南京，蒋总司令不得已而将东路各军撤回长江，以固根本。当时各将领对蒋的态度：冯玉祥主张汪、蒋同时告退，以促成宁汉合作，统一革命力量；唐生智割据两湖，仍向下游进军；张发奎绝对拥汪，率军回粤；程潜、朱培德对蒋心存携贰；在南京的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同感宁汉合作不成，北伐即无法进行。在党政方面，国府主席胡汉民虽也助蒋，却和汪兆铭不相能，合作而汪来，无异迫胡走；在沪的西山会议派固然拥胡，但又和蒋对立。蒋氏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感觉自己竟成了内部团结的障碍，遂于八月十三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大家留蒋不住，一时既无总司令，关于军政、军令的处理和部队的指挥，从十七日起便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执行。军委会常务委员七人中，胡汉民已随蒋氏之后辞职离京，阎锡山在山西，只有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李鸣钟、白崇禧（李济深在粤，由白代理）五人主持。

孙军南侵 沿江布防

帝国主义者的日本，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是深为嫉妒的，故帮助孙传芳和张宗昌把已归降革命军的陈以燊部收拾，使山东无内顾之忧，孙、张得乘革命军南撤而联合反攻。七月廿六日徐州被占后，孙传芳以为这是他翻身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不顾张作霖的来电阻止，不计张宗昌在济宁和徐州西面为冯玉祥所牵制，难以南下援助，竟急急分兵两路南侵：一路沿津浦路攻蚌埠，一路由宿迁攻淮阴。南京那时正忙于蒋总司令的挽留和宁汉合作的协商，未能用全力来应付军事。孙军在津浦路方面，八月十七日进逼浦口，运河方面十九日已过宝应，军委会十九日下午二时才下令海陆军作捍卫首都的部署，其大要是：

海军杨树庄总司令指挥第一、第二、练习舰队，以主力任南京、江阴间的警戒，一部游弋长江中上游。

陆军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仍以第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名义，分任指挥各军在下列各地防守：

柏文蔚第三十三军，合肥、六安一带；

陈调元第三十七军，芜湖；

贺耀祖第四十军，当涂、采石矶；

叶开鑫第四十四军，慈湖、大胜关；

夏威第七军，南京附近；

胡宗铎第十九军（第十五军所部改编），乌龙山一带；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及警备第一师，栖霞、龙潭一带；

第一军卫立煌第十四师，镇江；

杨杰第十八军（第六军第十七师改编），扬中；

赖世璜第十四军，江阴；

曹万顺第十七军，昆山；

第一军第二、三两师及第二十六军，上海、吴淞。

龙潭退敌 栖霞失陷

南京急需解决内争，对敌暂取守势，而孙传芳却是积极取攻势的。八月廿五日李宗仁偕汉方中委谭延闿、孙科等由九江乘“决川”舰回南京，到江宁附近时，发现孙军向江宁镇、大胜关渡江了，船艇穿梭般纷纷往来。李氏立即令舰上开炮，击沉了大小船艇百余只，溺死了孙军一千多。江面肃清后，孙军仍从北岸齐向舰上射击，但经不起兵舰炮火的压迫，不久便窜匿而归沉寂。渡江到南岸一部分，悉被防守部队所歼灭。这是大战的序幕。

就在当日夜间，孙军约五六千人的大队，乘着大雾，借外国兵舰的掩护，由南京下游的通江集、划子口偷渡江到南岸。廿六日拂晓袭击燕子矶、笆斗山、乌笼山、栖霞、龙潭的守备部队，占领了栖霞和龙潭，掩护其后队继续渡江，并掘毁沪宁铁路，割断电线，以阻碍我往调援兵。何应钦、李宗仁两总指挥在南京接到急报，赶急派队应援。白崇禧总指挥由沪回京，车到无锡，得龙潭被敌占领消息，立即就近由无锡、常州调兵往攻，同时军委会电令镇江以东的部队一概归白指挥。午间，孙军遭我第十四军和第一、七两军的东西夹击，死伤数百，缴械千余，败退匿入芦苇丛中。但后队孙军得其掩护，复源源渡过，再来攻栖霞山和南北象山，守军为成立未久的第二十二师，抵御不住，遂悉被敌所占领。何、李两总指挥以情势危急，在军委会商定：将第一军第一、二、三各师集结于镇江；第七军除派一部警戒江宁到南京一带外，其余悉数集结于南京；上游的第三十七、四十、四十四各军，各将主力就地靠近下游警戒；其余第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六各军仍在原防严密戒备；海军全部分段游弋江面，阻断敌军偷渡。

这是第二日的作战情形。

栖霞克复 龙潭被占

到廿七日，孙军渡江的已二万余人，一面守栖霞山，一面向龙潭袭击。我军也一面反攻栖霞，一面抵抗敌向龙潭的袭击。天刚拂晓，两处已同时发生激烈的战斗。

我守龙潭的第二十一师，努力抵御，得卫立煌率第十四师从镇江来助，合力歼灭孙军，俘虏其旅长赵国瑛以次官兵千余人。由掳获孙军文件中，得知其作战部署：“一、郑俊彦、李宝章督率第一路所属各纵队于本月廿三日深夜渡江，进占南京；二、刘师长士林督率第二路所属各部于本月廿三日深夜渡江，进占镇江；三、上官师长云相率领所部到扬州后，即协同刘部渡江，经镇江出句容，警戒溧水方面；四、铁路纵队于廿三日夜十二时开始渡江，进攻南京。”以上的部署，据被俘的赵国瑛说：因准备不及，到廿六日晨才正式发动。

我第七军第一师援助第二十二师反攻栖霞山，孙军死守险要，以大炮和多数的机关枪向进攻的我军猛烈射击，我军仰攻，前仆后继，不顾牺牲。自晨至午，第二十二师屡次动摇，几乎支持不住。夏军长率两独立团到甘家巷督战，即令一团绕攻敌人侧背，第一师又突破了北象山和栖霞街，跟着栖霞高峰也被占领。孙军受着三面的夹击，终于崩溃而分路奔逃，经一日的肉搏，遭受多数死伤，栖霞乃重归我手，敌窜江岸一股，被第七军独立团缴械俘虏；其余数千，逃向龙潭。第七军第一师奉令仍回南京。

龙潭虽以晨间大胜而安全，但当夜又复失陷了。南京到江阴一带江面，原由海军“联鲸”“通济”“永绩”“永健”“楚有”等舰游弋警戒，却为水道长远，梭巡不周，孙军连日得从三江营、十二墟、大河口、划子口各处渡江，且尽向龙潭附近集结，廿七日晚再猛扑龙潭。我守军第十四师的一团及第五十八团抵挡不住，遂被孙军占领。李宝章、上官云相两师已完全渡到南岸，此时龙潭附近的孙军已不下两万人。

龙潭成为双方互相争夺的目标，廿八日何总指挥应白总指挥之约，令第七军固守栖霞到南京一带，而以警备第一师的一部协同第二十二师夹击龙潭。自晨至午的战况，彼此相持不下。黄昏时分，第一军第二师到来了，加入左翼一冲，便占领了正盘山南方的高地，更前进围攻黄龙山和青龙山。但孙军大队此日继续分路渡江，只向八卦洲第七军防区的被击退，其余渡过江的，向我军攻击龙潭的阵地包围。其占领黄龙山和青龙山的炮兵，又据高瞰射，致我一再仰攻突击的部队，蒙受巨大的牺牲，正面被截为两段，全线混战，不得已而东退仓头，西退东阳镇。第七军第三师奉令往援，已来不及了。因栖霞仍在我手，敌人追到东阳镇便不敢再进，但东至镇江，西至尧化门，此时均为敌氛所笼罩。此役各部都有损失，而以第二十二师为最重。

这是第三、第四日的战况。

周密部署 准备围攻

龙潭复失的消息到了南京，中央委员和何、李两总指挥彻夜商讨应敌的方策。判断孙军连日冒险渡江，屡败复进，今再占龙潭，必将集中力量，与我决战，我军士气尚旺，应勿等待孙军完全渡到南岸，即迅速将其击破，则再举北伐，自属事半功倍。综合各方报告，孙军渡江地点虽在通江集、划子口、十二墟、瓜州镇、三江各处，而其主力却尽在龙潭、栖霞一带发现，主要渡河点在划子口、大河口两处，其余不过佯渡以乱我耳目而已。于是决定：何总指挥率第一、七两军从西面，电白总指挥就可能范围内尽量抽调镇江以东的部队从东面，于卅日拂晓一齐夹击龙潭；李总指挥率第七、十九两军各一部坚守南京、燕子矶、笆斗山、乌龙山、栖霞一带，并调第四十军限卅日晨到京相助；海军从廿九日起集中主力于划子口、大河口阻绝敌军偷渡。

南京和镇江两方面，依照上面的决定，廿九日用全副精神去准备，所以仅在栖霞、仓头附近与敌相持，不使其再有发展。何总指挥赴麒麟门收容昨日由龙潭败退的第一军部队，集结整顿，下午督率复向东流镇前进，并令第七军第三师和独立团也进向栖霞。白总指挥令杨军长派队截击由扬州进犯姚家巷的小部敌军，并电令赖、曹两军长各抽一团开赴丹阳归杨军长指挥和镇江相呼应后，即自率总指挥人员赴下蜀部署明日总攻击事宜。李总指挥坐镇南京，负责首都的警戒、各方的策应、海陆军作战的统筹。对海军，电商杨总司令加派“海容”“应瑞”两舰游弋下游，其余逐次驶往大河口一带协击偷渡和两岸的敌军；对陆军，以第七军第二师第三、五两团守乌龙山和栖霞，第十九军守笆斗山和燕子矶，并以一部布置于神策门候命，第七军教导团、独立营归尹团长承纲指挥，分布下关、上新河镇一带，各部队各自对于附近江岸严密警戒，并联络左右的部队。

对龙潭次日的攻击，海军在北面拦截江面，白部第一军在东，何率第七、十九军在西，并以一军部队在南，形成了包围阵容。其详细部署如下：

东面编两个攻击队，以刘师长峙在右，指挥第二师的一团，第二十一师第五十八团和第十四师（缺两团），沿铁路进攻正盘山、七星台北端、龙潭车站和其以西地区；邓师长振铨在左，指挥第一师全部和第十四师的一团，由胡家园进攻正盘山东端、七星台、青龙山；第二十二师以一部在下蜀、仓头对江岸警戒，余一团为总预备队，明晨向仓头推进。

西面编三个攻击队：李师长明瑞在中央，率第七军第一师并第二师的一团沿铁路西侧进攻夏家村、龙潭；陶师长钧在右，率第十九军第一师由蔡家边、西沟、古镇进攻东阳镇，奏功后即协同右翼的第一军攻击黄龙山、龙潭街市；杨副师长腾辉在左，率第七军第三师两团由江岸向周家园、扁担洲进攻；夏军长率第七军两独立团为总预备队，攻击时沿铁路推进。

南面编两个攻击队：孙师长常钧在右，率第二、二十一两师（各缺一团）由上西冈、曹家边向小花生口、黄龙山攻击；警备第一师附第十师第四十一团在左，由上西冈向东阳镇攻击，奏功后即协同孙师长攻黄龙山；攻击时何总指挥在下西冈统率卫士队。

苦战黄龙 孙军惨败

所谓龙潭大战，卅日天将亮时炮声响起来了，我军从四面八方一齐向龙潭进攻。海军在栖霞、龙潭、下蜀江面助威，并阻截敌军偷渡。西面中路李师长首先攻破夏家村，即绕东阳镇北端；陶师长在右翼，刚好也攻到东阳镇，敌人被我两路齐逼，纷纷退集黄龙山，我军追到，从下仰攻，遂难进展。左翼杨副师长进占了扁担洲，敌人全力向其反击，因河汊纷杂，妨碍运动，故铁路以北，彼此只是对峙着。夏军长以正面进展不易，令陶师长协同右翼的第一军猛攻青龙山，李师长全力绕攻黄龙山。不久，东面白总指挥督率刘师长占领了水泥厂，威胁七星台北端；邓师长也攻破了正盘山，向七星台、青龙山攻击。西面各军闻知镇江友军愈来愈近，精神格外兴奋。李师长渐渐逼近龙潭，因小河阻隔，将部队大部分绕过盘桥，以一部加入陶师协攻青龙山西侧，主力围攻黄龙山。敌方主将孙传芳和重要将领李宝章、段承泽等亲到督战，据高俯瞰，凭险固的阵地，发猛烈的炮火，拼死坚守。而我军却奋不顾身，冒险上冲，弹如雨下，血肉横飞，终因地势太劣，屡冲都未能达到棱线，死伤奇重，这样的恶斗，为北伐以来所仅见。午后二时，青龙山敌人乘我军屡攻疲惫，向我出击，我正苦敌据山巅，不易得手，遂乘势搏击，但结果仍受挫折。午后四时，夏军长派独立团来助，李团长思炽由青龙山缓徐部分猛冲而上，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掩护的炮兵发炮猛轰，扑到了山顶，敌人溃逃，遂占领青龙山。现只剩下黄龙山了，李师长的攻击部队，人人都已筋疲力尽，无法再进，只在山腰支持着。夏军长派黄权率一营来到，攻到半山，时有英舰七八艘上驶，想是误认了山顶为革命军所占领，以为孙军要攻击上山，即向山顶开炮轰射了七八发，烟火弥漫，尘土飞扬。炮声一停，我军急忙一拥而登，到了顶上，只见敌军官兵全都死了。单剩下武器散乱在地上，帝国主义者支持军阀，不料倒帮助了革命军。躲在山谷逃不出去的六千多败敌，都成了我军的俘虏。孙军内失了中坚阵地，外受半月形包围，逐渐退缩往江边，又被我海军炮击，阵线散乱。孙传芳、李宝章、段承泽先逃回江北，部队也纷纷逃命北渡，却被我海军击沉了不少的渡船，威胁得其余不敢再渡，转向下游逃去。白总指挥到水泥厂，令第一军第一、二、十四各师跟踪追击，第七军去肃清龙潭附近的零星残敌，天已入黑，而铁路以北，水田没胫，河汊错杂，难以辨别，故不再去追击。

大获全胜 渡江追击

孙军卅日在龙潭大败，受了一场巨创，谁都以为必乘机逃脱，再徐图恢复了。白总指挥当夜拟定了扫荡紫洲东西残敌和三路渡江追击的部署，商得何、李两总指挥的同意，已经下令卅一日晨开始行动。不料，孙传芳尚作最后的挣扎，再向乌龙山和龙潭来一次突袭。

孙传芳以为我军既集中龙潭作战，南京必定空虚，于卅日夜间派队由八卦洲渡江，卅一日晨袭攻乌龙山。第七军守兵一团竭力抵御，自晨至午，屹然不动。但敌攻击愈烈，笆斗山被占。李总指挥调神策门总预备队一团往援，从燕子矶、花家巷出击，将敌击溃，收复笆斗山，缴械数百，残敌逃入八卦洲中，前头被海军拦截，后有追兵，进退不得，遂被全部解决。

龙潭溃败之敌，乘夜增援三团，卅一日晓，袭攻水泥厂、章家湾一带，来势凶猛，过于昨日。但我军布置周密，动作敏捷，借战胜的余威，仿佛一可当十。当水泥厂被敌猛攻时，第七军部队已占领了小曹庄、兰英闸，拊敌的侧背。第一师也急向陈家墟、金村、元沟挺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何、白两总指挥在龙潭会合，身临前敌，士气更为发扬，敌势局促，阵线凌乱，被我突击抄袭，相互齐施，遂全线崩溃，争向江边逃窜。我追击既猛，海军复当头拦截，溺死千余，其余进退不得，遂全部缴械降伏。这场连续七昼夜的大战，乃告闭幕。

这一战役，孙军过江的共五师三混成旅，约七万人，被俘万余。投降缴械时的情形颇为纷乱，其将领乘间混杂乡民中走脱的不少。孙军打仗时很凶猛，被俘后很驯服，我以少数兵押解数倍的俘虏往南京，并无反抗事故发生。缴获步枪三万余枝，机关枪百余挺，山炮、迫击炮各六十余门，第七军只能以少数部队暂时看管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后来多被别军任意搬走。孙军死伤近万，我军死伤也一万以上，战场上尸体枕藉，“血染龙潭”，并非夸语。双方都视此战为成败关头，主将都亲临前线，作生死的决战，不计牺牲，结果是革命军胜了！

九月一日革命军渡江追击，杨杰率第十四、十八两军克复扬州，进逼淮阴；贺耀祖率第四十、四十四两军重新占领津浦路南段，以待后期北伐的继续进展。

第七章 宁沪汉由分而合的特别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四年十一月第一届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而有“西山会议派”以来，造成了第一次的分裂。到了民十六年四月，第二届的中委，在南京的反共，在武汉的联共，各走极端，又造成了第二次的分裂。于是一个党而同时有宁（南京）、汉（汉口）、沪（上海）三个中央党部和宁汉两个国民政府，给全国民众以最坏的印象，给革命前途致命的打击。

当南京“清党”时，“西山会议派”极望与之合作，但南京却先图有实力的武汉来归，而将无实力的“西山会议派”留以有待，且在表面上故意加以打击。直到民十六年七月，南京号召合作，武汉响应，“西山会议派”居间调停，竟由宁汉两方而变为宁汉沪三方的合作，有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两年三分的党乃复归统一。

此次合作，以南京为中心，而当时南京的实力，以李宗仁与白崇禧为中心，李、白与“西山会议派”倾心为合作而尽其最大的力量，全党的大团结遂终告实现。

本章专记这次团结运动的经过。

促成团结 蒋氏辞职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虽导源于联俄联共，而领袖间权位的争夺，亦为重要的原因。当革命军北伐前，广西有一位同志随白崇禧参谋长到广州商洽统一两广问题，盘桓既久，接触甚多，他直觉上即有一种预感：“这一群党要，攻讦自私的现象，随处显露，看不出谁是安邦定国的人物。”他的话或者不是信口而说的。民国十六年七月武汉方面也随南京之后，起来“清党”，政见上的歧异，到此已完全消逝，双方应可合流了，但武汉却唱“驱共倒蒋”的口号。蒋中正为促成党内的团结，免除武汉方面的借口，遂于八月十三日辞去本兼各职，即回奉化，合作才进展而渐趋成熟。

当宁汉对立期间，冯玉祥屡次调解，后又主张汪、蒋同时告退，意在自高声望。在蒋辞职前，冯氏的活动更为频繁。在武汉的中委于是年七月廿三日议决在一个月内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后，廿四日冯即有电建议：“宁汉两方的中委在开封开会，消除双方的意见，解决党内的纠纷。”南京方面的军政要人八月八日复电表示：对武汉以前的容共，表示谅解；对今后的党政，只有整个的善后，并无两派的争执，以开第四次全会促第三次大会的进行为宜；对军事则提出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阎锡山、冯玉祥直捣幽燕。但此时蒋已准备下野。至八月十一日宁方再接冯氏来电磋商：在执监大会开会前，应否开一预备会？并提议以安庆为开会地点。宁方十二日电复冯氏：赞成安庆会议，请冯决定日期，并同莅会。蒋中正虽署名此电，但即离京赴沪，通电辞职。中委胡汉民、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等十四日赴沪挽留蒋氏，但蒋已回奉化。胡汉民以留蒋不着，也跟着辞国民政府主席职。胡等五中委并即电告冯玉祥：取消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请冯“一柱擎天”。其实是不满于冯的纵横捭阖，故以此语来讥嘲他。

蒋、胡去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只剩下蔡元培和李烈钧两人维持现状，即分别电请现住沪汉各中央委员来宁共商善后。程潜首先应召入京；朱培德、赖世璜、陈调元等将领也陆续到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都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党政军临时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主席，由程潜发表演说后，决议宁汉沪三方面合作，统一党权，并请武汉各同志早日来京。南京党政日常事务，仍由蔡、李两人负责处理，重要事项即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来解决。上海方面的“西山会议派”张继、邹鲁、谢持、覃振等十余人亦奔走于京沪间，为大团结运动而努力。

汉方响应 初会九江

武汉方面，自民十六年七月中旬宣布“清党”后，即逆料与南京合流已为势所必至，汪兆铭颇机警，他自量此时必不为宁方的同志所谅解，即与蛰居上海的许崇智密商沪汉两派合作的办法，希望通过许氏的关系，而与“西山会议派”取联系。若能取得沪方的合作，将来依然可以在党内占有领导的地位。其他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反对合作的，如陈友仁即其一，他借名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八月十三日便离开汉口；但大多数都是赞成合作的，他们十五日电复南京，请派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接着，十七日武汉方面的中委发布第四次全体会议改于九月十五日在南京举行的联名通告。十九日汪兆铭、谭延闿有致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的电报，促请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各军并无他图。都是表示合作的先声。廿日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六人赴九江，廿二日李宗仁等也到达了，先后在九江和庐山举行会议，决定谭延闿、孙科先同李宗仁到南京详商。南京派“决川号”兵舰往迎，廿五日驶抵江宁时，适遇孙传芳军渡江南犯，发生七昼夜的龙潭大战，合作商谈亦为之耽延。

谭延闿、孙科既与在京各人接洽，乃于九月五日赴沪再与胡汉民等五中委协商。而汪兆铭偕顾孟余、陈公博、徐谦等于六日到南京，与负责各人交换关于大团结的意见。七日谭延闿与孙科邀胡汉民等五中委回京未获结果，即先回京晤汪。九日谭、孙邀汪同李烈钧、李宗仁、朱培德再赴沪，由汪亲向胡等五中委有所解释。于右任和程潜也相继而来。自此，合作的会谈都在沪进行。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的委员们个别接洽，将大团结的具体办法征得多数意见，大体商妥后，一致同意定期先开谈话会，由三方面各推负责代表出席，以决定团结的方案。

三方恳谈 推诚相见

大团结的正式谈话会，于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到会的有汪兆铭、谭延闿、伍朝枢、程潜、邹鲁、李烈钧、叶楚伧、杨树庄、谢持、王伯群、许崇智、张继、覃振、于右任、居正、茅祖权、刘积学、甘乃光、傅汝霖、李宗仁、张人杰、蔡元培、李煜瀛、朱培德、孙科、褚民谊、缪斌廿七人。除胡汉民、蒋中正未参加外，所有在党资历较深，名望较高的，都已聚首一堂了。公推谭延闿主席。与会的人，心情至佳，气氛亦甚和谐，充分表现着精诚团结，推心置腹的现象。在第一次谈话会中，即规定不用投票或举手表决方式，遇事须得全场一致同意，如有一人发生异议，应再讨论，必须毫无反对者，始成定案，以免有多数压迫少数的嫌疑，办法十分民主。大家并且约定：这种办法，不但现时谈话会如此，即将来的特别委员会也照样适用。

在第一次谈话会中，孙科提出统一党务办法案，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这问题，在会前已在武定路张人杰家中谈过一次，当时汪兆铭的意见完全一致，孙科的提案，只是将那次所谈的写成文字而已。此案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汪兆铭发言最多。当时李宗仁对于这个“特委会”的产生，却非常怀疑，因为恐怕以后党内以此为借口，而乘机加以攻击，所以他问汪兆铭：“假使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即对李解释道：“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进事实。现时宁汉由破裂而合作……三方目的可谓一致。现既联合，可用‘特别委员会’办法以联结之。‘特委会’的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被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的产生，当然无可置疑。”孙科提案中关于“特委会”的产生，本有宁汉双方应由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字样，因为宁方并未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而武汉所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又是完全对付宁方的会议，宁方当然不能承认，双方曾因此而力争。结果将第四次全体会议改为临时执监委员会议，到这时李煜瀛还请保留，汪兆铭为此很生气，直拖到十二日宁方无异议，才告完全决定。

“特别委员会”案既通过，其他关于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以及“特委会”人选等问题，也迎刃而解。统一宣言也是公推汪兆铭起草。十三日汪兆铭自劾下野，并听候处分。会议最后决定于九月十五日大家齐集南京，宁汉两方同志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同志则在紫金山总理墓地召开中央执委会议，将上海谈话会结果正式决议通过，同时宣布“特别委员会”成立。于是连续了三天的谈话会宣告结束。

合作方案 平允大方

兹将那次在上海伍朝枢宅谈话会中所一致决议各案，详记如下：

甲、关于党务：

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

二、“特别委员会”设委员卅二名，候补委员九名，由宁汉沪三方同志，各推出若干人充任之；

三、“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宁汉沪各中央党部职权一律移交该会；

四、“特别委员会”除执行中央执委会之全体职权外，须负统一各级地方党部之责，并筹备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代表大会至迟于民十七年一月一日召集；

五、“特别委员”名单，宁汉两方提出者，以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方式公布之，沪方党部亦同时发表；

六、中央各部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务：

一、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

二、国府委员、各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律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关于统一宣言：

一、公推汪兆铭、谭延闿、蔡元培、谢持等四人负责起草；

二、四人互选汪兆铭为主稿人。

丁、“特别委员会”委员人选：

一、武汉方面提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等为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为候补委员；

二、南京方面提出：李宗仁、蔡元培、李烈钧、李煜瀛、伍朝枢、王伯群等为委员；褚民谊、叶楚伧、缪斌等为候补委员；

三、上海方面提出：林森、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等为委员；刘积学、茅祖权、傅汝霖等为候补委员；

四、宁汉沪三方公推：汪兆铭、胡汉民、张继、吴敬恒、张人杰、蒋中正、戴传贤、冯玉祥、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十四人为委员。

戊、设置监察委员会：

一、就“特别委员”中公推五人，代行中央监委会职权；

二、推定张继、于右任、蔡元培、李煜瀛、何香凝为监察委员。

特委会成 由分而合

大方案既定，宁汉沪三方重要人员九月十四日即回南京，惟陈公博对于“不开四中全会”之议表示反对，声明及时引退。

十五日宁汉两方中央执监委员在京举行临时会议（沪方中委亦同时在京另自开会），出席者二十人，决议设置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并推定宁汉沪三方委员共卅二人，以五人行监察权，规定“特委会”的任务及职权。一切都依照在沪谈话会所决定。最后，劝请蒋中正同志速出任事，共济时艰。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九月十六日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谭延闿主席。决议：一、通过宣言；二、中央党部的组织；三、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农工、实业、交通七部及大学院与军事委员会；四、设置监察院；五、推谭延闿等十一人协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军委会委员的人选。十七日续开第二次会议，推丁维汾等四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常务委员；朱培德等六十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七人为常务委员；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十九日第三次会议，推汪兆铭、蔡元培、谢持等为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推定各部委员。廿日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举行就职典礼。

破碎的国民党刚复归完整，然而汪兆铭在党政都得不到领导权，又起而反对自己造成的“特别委员会”了。

第八章 国军初次内战──西征唐生智

这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一次内战。

当时国民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为完成北伐。而唐生智以重兵进入安徽省境，虎视南京，随时可以变生肘腋，捣北伐军的后路。自唐氏通电声讨“特别委员会”后，国府曾竭力谋取唐对“特委会”的谅解而不就，乃不得已而下令讨伐。及唐下野，所部退入湖南，国府亦决意以和平方法解决湘事，而不料是时广州事变突告爆发，乃给予退湘唐部以支持而继续反抗，仍为北伐的牵制。于是，国府乃不得不对湘用兵。这便是西征唐生智的主要原因。

战事的经过，除叶开鑫在湘变叛，为奇峰突起外，一切都颇为平淡。战争的结果，唐生智是失败了，汪兆铭评论为“唐犯众怒”，可谓切合事实。

兹特揭出其中要点，俾关心民国史的读者诸君，更易了解此一战役的真相。

汪唐合谋 反特委会

三分的国民党，自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满以为从此可以由分而合再告统一了，但唐生智在武汉因受失意汪（精卫）派中委的怂恿，竟反对这个“特委会”，致使国民党内部立刻又爆发党争，而有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的战事。

唐生智那时为了要达到目的竟不择手段，原来南京方面在龙潭战役掳获敌方的文件中，即发现孙传芳在命令和通告里，均有“唐生智约期夹攻南京”的话。是年九月六日武汉方面多数的中委已赴南京商谈合作，而唐氏依然令所部何键的第三十五军进占安徽的合肥、巢县、和县，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进占芜湖。九月八日唐氏到安庆，又令安徽省党部援湘鄂各省之惯例，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十一日唐抵芜湖，白崇禧等曾邀其赴南京，但唐拒绝邀请而即回安庆，并将“决川”“浚蜀”两军舰强占而去。十五日唐氏又由安庆回汉口去了。这是唐氏反对南京的一贯行动。

汪兆铭因“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在党政两方面都得不到领导权，很感失望。他由上海致电“特委会”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旋即上庐山休息，汪派的中委顾孟余、陈公博等亦借口因南京不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议而改为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会议，表示反对，于九月十七日联袂离沪返汉口。陈树人、甘乃光等却赴广州，各皆有所策动。顾孟余等到汉口和唐生智接洽的结果，即于九月廿一日另行成立“武汉政治分会”，表示不受南京的管制。汪兆铭也由庐山到了武汉，于廿五日发出通电大意谓：“兆铭，解除政府职务，仍以党员资格，奔走革命……”实际上，汪氏是想利用唐生智的实力，以图再握党政大权。

国府讨唐 遣军西征

唐生智既得汪兆铭的策动，遂任意做作。九月廿七日“武汉政治分会”由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邓寿荃、孔庚五常务委员具名，任命何键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任命省府各厅厅长。廿九日“武汉政治分会”公开通电声讨“特别委员会”，指为违法篡党。此时南京方面极力予以容忍，为谋取汪、唐对“特委会”的谅解，更派孙科、伍朝枢和李济深的代表与汪兆铭、朱培德等举行庐山会议后，即同赴汉口与唐生智商宁（南京）汉（武汉）合作第二阶段的进行办法。其后，宁汉间谭延闿和汪兆铭还有数次的往返电商。汪氏一面声言“特委会”的组织是有先例的，一面为唐缓颊，要求承认“武汉政治分会”，勿启戎端，但“特委会”则拒不接受。迁延到了十月廿日，连原由武汉来南京的中委如谭延闿、程潜、孙科等都不以唐生智为然，国民政府才依军事委员会的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免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治罪，并宣布其种种罪状。

国府讨伐唐生智令下后，即编组西征军，计分为三、四、五三路：

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

第七军军长夏威，副军长钟祖培，

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程潜，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三军军长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王均，

第九军军长金汉鼎；

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

统率“楚同”“楚有”“永健”“永绩”“江贞”等兵舰。

其时，唐生智部的第三十五军在长江北岸，分布于西梁山、巢县、合肥、梁园、三河、舒城一带；第三十六军在长江南岸，分布于芜湖、大通、湾沚、贵池一带。

我军的第一步计划，以第三路扫荡长江北岸敌军，进占安庆；第四路扫荡长江南岸敌军，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截击西退敌军，以一部进出萍（乡）株（洲）铁路，威胁长沙；海军溯江而上，破坏敌的水路联络，袭击沿岸敌人，使我陆上作战容易。

唐部西退 安徽先平

西征军部署完毕，即开始行动。十月十八日，第三路由和县、含山，第四路由当涂、宣城同时攻击前进。十九日第六军攻水阳镇、湾沚、南陵、青弋江，敌人先逃，即行占领。廿日，第七军驱逐西梁山敌人后，继续前进；第六、三十七两军联合追击，唐部贺对廷师自乌溪、黄池输诚，编为第六军第一独立师，其盘踞湾沚一团也被缴械，遂收复芜湖。廿一日，第七、十九两军进占巢县、无为；第六、十三、三十七各军续进，在荻港小有接触，敌退大通；海军“永绩”“永健”两舰溯江驶至土桥，遇敌军由南岸北渡，即击沉敌船数只，溺毙敌人数百；李总指挥宗仁闻报，即令第七军第一师乘船西上，护以炮舰，到刘家渡上岸，进攻土桥。廿二日海陆军夹攻土桥，敌退灰河顽抗，我海陆军再进合击，敌败向安庆逃去。到此，北岸敌军纷纷退集桐城、安庆一带。廿三日，海军占大通，知南岸敌军全部已由大通北渡会合；又得九江电告，唐生智愤恨前方失利，调驻汉第八军第一师由江轮运送过浔（九江）东下。据此情况，敌似欲在桐城、安庆与我决战，李总指挥宗仁因令第四十四军的一师由大通北渡，向安庆前进，南岸其余各军也急速进向安庆对岸。廿四日第十九军占桐城，截获由巢县、无为退却的敌军一团，将其缴械；同时探悉安庆无敌踪，早已退往宿松，第七军遂入安庆，闻敌第三十五军退黄梅，第三十六军退武穴。廿六日李总指挥进驻安庆，即电邀新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速来就职。皖境战事，就此了结。

黄梅兰溪 唐军连败

自国府明令讨唐，广东各军领袖首先表示响应与中央取一致的态度，并派军入湘协讨。湖北境内各军，如鲁涤平的第二军，鄂北的方振武部，鄂西李燊的第四十三军，刘佐龙旧部改编的湖北省防军，都起而加入讨唐。但我方探悉唐氏此时的计划是：对内先解决鄂境各反抗部队；对外则弃皖图赣，以固两湖的门户。十月廿五日，唐将安徽前线第八军主力用兵舰两艘和招商局轮船数艘满载通过九江上驶，直向沙市，欲先解决在宜昌的第二军。我军于是决定以第三路攻正面，向黄梅、武穴，第四路向大冶、兴国，第五路的第三军集结九江、第九军集结赣西。

敌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全部和第八军一部自皖境退集黄梅，据守桐梓河、车坊铺、团山河、龙坪一线，以等待我军。我以第七军在右，第十九军在中央，第四十四军在左，向敌进攻。这一役，前后共三日。第一日（十一月五日），第七军由大河铺经桐梓河出狮子口，期包围敌的左翼；第十九军驱逐了大坡敌人的警戒队；午刻，第四十四军邹鹏振师击破敌三十六军，即占石佛寺，再占郑公塔；同时蒋锄欧师攻占柳家湾，遂进攻龙坪。第二日，第十九军与敌第三十五军激战。第三日，第三十五军于午后败逃蕲水、蕲春，我第十九军进占广济；第四十四军晨间受敌猛攻，到了午刻，伤亡甚大，几不能支，申刻，敌左翼三十五军已败走，龙坪敌才动摇，被我击败，逃向武穴。此役敌人伤亡颇重，被俘三千余，我军获械不少。

黄梅战后，我军并未停留，衔尾向敌追击。

第七军自五日前进以来，未与敌人遭遇。七日到蕲春的株林河，第一师与敌第三十五军及独立第九师激战一昼夜，俘获甚多，敌败走，我尾追。八日下午到蕲水，敌据浠河抵抗，及第三师加入共击，敌即溃逃。十日遂占领蕲水。

第十九军由广济追敌到横车河，探悉敌军分向兰溪、蕲水、关口三方面退却，胡宗铎军长即请第七军向蕲水、关口，而第十九军以第一、二两师在右向六神港，第三师在左向兰溪。第三师九日到栗木桥，追上敌三十五军第二师与之激战，敌已将败，而其第八军第三师及独立第六师由兰溪赶到，分向我两翼抄袭，我第三师遂被围。十日正午我第一、二两师由六神港来援，并力反攻，冲锋多次，终将敌击败，俘虏四千余人，获枪七千余枝。

第四十四军亦于十日占领蕲春，敌三十六军已渡江南窜。

十一日第七、十九、四十四各军克黄冈，敌独立第六师（蒋世杰）向我第十九军投诚，我军先头已到团风。

唐氏下野 武汉继复

敌在北岸是全败了，现再述南岸的战况。

十一月九日，第六军向富池口、阳新、枫木铺、木石港攻击前进；第三军由武宁、修水向通山攻击；由粤北进的方鼎英、范石生两军前锋已到郴州；海军“江贞”舰晨间在富池口、田家镇一带攻击，敌退半璧山，未刻，“楚同”“楚有”两舰向田家镇、半璧山猛轰，敌舰抵抗四小时后退去。十日，第六军占领富池口，而半璧山、马鞍山敌人，凭借天险，与田家镇成为犄角，顽强抵抗，第六军张师攻击由寅至酉，才将其占领，敌退石灰窑；向师攻阳新，敌溃向大冶，遂进占白沙铺。十一日第六、十三两军占领阳新、大冶、鄂城，第三军进抵通山附近。

唐生智因部队损失太重，我军进迫加急，后方部队又不听调遣，武汉的盐荒、米荒、钞票荒接连而来，经济崩溃，知大势已去，遂于十二日通电下野，乘日轮赴沪（汪兆铭因唐犯众怒，已不足恃，早已离汉赴粤）。临行，先将其抗命师长张国威勒死。其第三十五军一部由水路退岳州，一部由陆路退汉口再经武（昌）长（沙）路退湖南，其周师已受我第二军收编；第三十六军已于八日由蕲春南渡黄石港，分向大冶、鄂城，再退归湖南。

唐氏走后，贺国光电请我军派员莅汉主持。我军即加速前进，第十九军由黄冈向汉口，第七军由团风渡江向武昌，第四十四军先渡抵南岸，亦由鄂城向武昌，海军亦由黄冈续向上游。十四日，第十九军前锋及海军到汉口。十五日晨我军进武昌。李宗仁总指挥十六日午间率大队到汉口，地方秩序如常，市民开会欢迎。

第六、十三两军由大冶、阳新转向武长路，十五日在高桥击走敌人警戒队，进占官埠桥。十六日晨进占咸宁，知敌三十六军两团昨沿铁路退蒲圻，武昌已无敌军，遂以第三十八师向蒲圻追击。程潜总指挥十八日由九江到汉口。

鄂西方面，十一月七日第二军在当阳与唐部接触。其后第四十三军占沙市，敌主力退岳州，一部退津澧，李部即渡江南进到澧州的大堡塘。武汉既复，唐部悉退回湘，西征军事，告一段落。

和平不成 对湘用兵

唐部虽已败走，尚未完全解决。程潜于十八日到汉后，李宗仁立即与其商定各部队的部署：第三路各军及第四十四军集中蒲圻及宝塔洲对岸陆溪口一带；第四路第六军及第十三军一师集中崇阳、大沙坪一带；第五路第三军集中铜鼓向浏阳，第九军集中萍乡向醴陵。均限廿四日集中完毕。第二军、第四十三军、方振武军两旅集中公安、石首，杨森第二十军停止于沙市以西待命。

国民政府准备用和平方法解决湘事，军事委员会令西征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即将第三十七军调回皖北，准备参加北伐。不料，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黄琪翔在广州反对“特别委员会”及反对讨唐，因广东各军不愿与其一致，而发动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廿三日更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电唐部李品仙等谓：“待四中全会解决，继续努力。”鼓励其仍旧抵抗。更不料，十二月十一日黄琪翔部一团暴动，影响退湘唐部以为可有翻身机会。国府军事委员会十四日乃决定对粤方针，务须解决张（发奎）黄（琪翔），令李济深指挥海军及陈铭枢部任左路，白崇禧率其第十三军及抽调西征军任右路，进兵讨伐。十九日国府令白崇禧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并统率西征各军入湘作战，准备必要时率军进攻广东。而唐部在此期间，仍用第四集团军名义从事扩充，新编周斓部为第十七军，叶琪部为第十八军，陈兵汨罗河畔，澧县方面亦严密布防。

湖北的地方部队复杂，十二月初，军事委员会令将第十九军、湖北省防军、卫戍旅改编为第十八军（军长陶钧，辖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各师）及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辖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各师）。又因陈嘉佑的第十三军与白崇禧的第十三军番号相同，令陈部改为第十四军，以免相混。

战汨罗河 唐部溃逃

唐部退湘，继续抵抗，和平无望，决再用兵，由白崇禧指挥进行，于民十七年一月发动。

据一月十四日的情报，敌军的位置是：第八军在平江至长乐街，第三十六军在汨罗及岳州，第三十五军在浏阳、醴陵一带。第十八军大部及三十五军一部在常德。

白总指挥的部署：以第七、十九两军及第十三军第二师由崇阳、通城出平江攻敌右翼；以第六（附贺对廷师）、四十四、十四各军由岳川、羊楼洞出汨罗河攻敌正面；以第二军在公安方面相机进攻常澧；以第三、九两军集中萍乡，预定向株洲前进；第十八军留驻武汉，震慑后方；海军第二舰队由嘉鱼、金口、新堤向城陵矶进迫，协攻岳州。

白氏一月十三日下令叶开鑫、马崇六（第六军由参谋长马崇六率领）、陈嘉佑、夏威、胡宗铎五个军攻击前进，限十九日到达汨罗河北岸，预定廿日拂晓一齐渡河。十四日白氏到蒲圻，悉岳州、临湘敌军都已向汨罗河退却。十五日白氏进驻羊楼洞，悉汨罗河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浯口市一带，都构筑阵地，守军为敌三十六军。十六日悉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宣两独立师。午刻，我叶军占岳州。十七日白氏催叶开鑫、马崇六、陈嘉佑各军迅速向前，与左翼夏威、胡宗铎两军齐头并进；令海军将岳州江面阻断，并警戒洞庭湖方面。廿日白氏到南江桥，悉胡军已于十九日占领平江，敌全部退往南岸。白氏于午后赶到平江。廿一日拂晓，夏、胡两军渡河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师击溃，向金井及浏阳大道退却。此役，夏军俘敌数百，获炮四门、机关枪十余挺、步枪数百枝；胡军俘敌团长一人，获步枪二千余枝、机关枪十余挺。

叶部变叛 收复长沙

当廿一日左翼平江方面第七、十九两军正在追击，正面第六军也正攻击前进之际，右翼第四十四军新编第一旅突然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并在麻塘占领阵地，阻截我军后方部队通过；而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变叛，将第六军第十七、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白氏在羊楼洞时，因自己即须往平江指挥主攻，而铁路方面又甚重要，故电请程潜即来前方担任正面指挥，程已同意）得报后，一面派队往剿叛军，并令马参谋长将汨罗河北岸敌人肃清，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敌军击破后，由原路退保蒲圻、通城，徐图挽救。白以平江南岸之敌已被击溃，我军士气甚旺，预计廿五日以前可占长沙，此时只应极力扩大战果，敌人纵在别方面有所牵制，也只好设法阻止，勿使其波及全线，以致功亏一篑，无论右翼如何危险，决不可使全线停止进攻。乃电复程潜请其竭力镇压叛军，并将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归程调遣；同时电令第十八军军长陶钧固守武汉，不得已时即守武昌，一切须密为部署。敌军的汨罗河战线，因平江已败，渐由右翼波及正面。廿三日我第十四军由正面强渡进攻，第七、十九两军向敌线侧后金井、浏阳猛追，敌遂全线崩溃。叶开鑫倒戈无效，亦随敌军逃窜。我第七、十九、十四各军廿四日追击到路口畬、永安市、沙市街；廿五日进克长沙，只以一部入城，余悉在附近警戒；白氏当晚到永安市，悉敌第八军已向株洲、三十六军已向衡阳退走，第四十四军退宁乡。

敌奔常宝 乞和受编

敌自长沙败后，分两方面逃窜：其第十八、三十五、四十四各军，由长沙、靖港、湘阴各处渡过湘水退湘西；第八、十七、三十六各军，经株洲、湘潭、醴陵退衡阳、宝庆、茶陵。我军因进展太快，后方补充运送不及，未能衔尾穷追，使敌得从容退却。

我军追击的部署，以第六、十四两军及第二十一军向成杰师牵制常德方面之敌，以第七、十九两军及第十三军第二师向湘南追击，定二月一日开始。廿七日白崇禧电岳州程潜总指挥速来长沙主持一切，并催张副处长解款前来，以便督队追击。卅日电汉口陶军长派队到岳州填防，以便第十三军第二师开往株洲；长岳路一段为关仲儒所骚扰，由第六军新编独立第三师刘凤池部（刘原为叶开鑫部下，当叶叛时，刘率部来归）担任守备。又电第二、四十三两军向鄂西进展；范石生军及许克祥师向衡阳截击；第三军驻萍乡部队向攸县推进。

第六军在麻塘被叛军冲散的第十八、十九两师，到长沙克复后，才收容整理完毕，由马参谋长率领乘车前来，第十九师也随后来到。宜昌杨森部经第四十三军击破，溃退秭归。各方既次第敉平，我军也补充完妥，二月二日白总指挥遂令各军分向湘西、湘南追击。

此时，无论常德、宝庆，两路败残敌军，莫不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沿途逃亡，为我缴械。敌方将领以颓势万难支持，再次遣使到宝庆求和，情愿改编，效命北伐，完成革命。白、程两总指挥予以接受，电请军事委员会核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长叶琪）、三十五（军长仍为何键）、三十六（军长廖磊）等三军，仍以李品仙任总指挥，候命北伐。战事乃告结束。

第九章 第四军与第七军潭下阋墙之战

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内战，也是最可悲的一次内战！

战争的原因，可说是与第一次完全相同，都是由汪兆铭导演出来的，都是汪氏为自己争权位而借别人的武力作背景所演出来的。

结果，汪氏这次的演出又失败了。在他，只是得不到权位，而革命的武力却被其浪费了，革命的意义被其弄糊涂了，革命的道德被其破坏殆尽了！

常人讥诮别人如果不明不白而死，有“祭文难做”的笑话，我对于老隆、蓝关、岐岭、潭下双方战死的将士，想奉上一个确切的“谥号”，也竟有祭文难做的同感。

张军回粤 备汪退路

国民政府西征之役尚未结束，而广州接连又发生两次事变，引起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内战，真是最不幸的事。

事变的起因，由于宁汉分裂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下令唐生智东征南京，并令张发奎南下广东，似是预为武汉失败而安排的一条退路。后来汪氏果然因此而回粤，导成了这一场大灾祸。

南京方面为抵御武汉的东征，民国十六年七月初，不得已而将山东前线的部队撤回长江以自卫，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撤到芜湖时，曾具函派第七军参谋长王应榆送至南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劝其顾念第四、七两军共同努力革命的历史，始终携手，完成北伐；倘对广东有何意见，无事不可，径向广州李任潮主席商量解决，不宜回师南下，阻革命的进行。但张氏对于李函未予作答。十二日张在南昌表示复拥护旧军长李济深；李氏亦派陈可钰代表到南昌接洽一切，因张南下之意既无可挽回，李也只好表示欢迎其回粤。九月十八日，张军由南昌经吉安、赣州回到韶关，张氏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交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代理，而先赴香港。廿日黄代总指挥偕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率前队二千人到广州，市民对这铁军的凯旋予以盛大热烈的欢迎。李济深立即派员赴香港欢迎张氏回省主持军政。

这是张军回师与初到广州的情景。

汪派与张 左右粤局

张军到广州后数日，即发布《告广东民众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本军现在为革命而凯旋……现在一切事实，令人感觉到真正革命的势力太单薄了；感觉到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势力日加扩大了；感觉到民间疾苦不特没有解除，而且日益增加；感觉到国民党的前途，不但没有光彩，而且日益暗淡。所以现在是准备着补充训练，再接再厉，继续以前光荣的历史，开辟今后光荣的大道，作更猛烈的奋斗，贡献更巨大的牺牲，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搏战，以贯彻国民党的主张，解除民众的痛苦……”令人看后，不知铁军是否要对广东再来一次革命，市面上又不时有红色标语出现，人心颇为不安。

至张氏个人行动的表现，在九月廿七日的广州军事会议上，他表示始终拥护李济深。卅日，广州政治分会派他为改组省党部委员。十月六日，他通电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张速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时广州的政治及军事，已逐渐为由武汉归来的汪派中委及张氏所左右了。

第二方面军自蔡廷锴脱离后，只剩下三个师。十月十八日，广州政治分会的临时军事委员会成立，决议取消第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四军，仍由黄琪翔任军长，辖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由吴奇伟代）、二十五师（李汉魂）、二十六师（许志锐）、教导第一师（薛岳）、教导第二师（黄镇球）各师；取消第八路，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李济深兼任军长，辖第十一师（陈济棠）、十三师（徐景唐）及几个新编师。

这是张军归后一个月间的情形。

开府不成 汪复离粤

到十月底，汪兆铭也回来了。他是在南京下令西征后几天，由汉口秘密乘日轮于十月廿五日到上海转往香港，廿九日偕何香凝、甘乃光与广州派往香港欢迎的代表陈公博、张发奎到广州的。他此来的目的，据后来李济深在沪发表对汪氏十二月十日声明书的批评第四点中所说：“他（指汪）曾亲口对济深说过：我到武汉，是想以唐生智为背景，因唐犯众怒而还；这次来粤，即想以广东为背景。”所以他到后第二天（卅日），即与在粤中委六人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在广州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务、政治、军事问题；并令常务会议及秘书处照常办公，成立中央委员通讯处。

汪氏在粤的活动，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中有很确切的描述，兹摘录一段如次：

“汪精卫等因为不容于宁、汉，也就回来广州。以彼的地位，广州自然要表示欢迎。第四军素来拥汪，支持更为积极。但广州政治分会的权限，只限于两广区域，以汪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开党国的全局场面，以与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与第四军有长远的历史关系，未便使用激烈的办法。故一面制造空气，说广州是太腐败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成功，必须改造广州的政治环境；一面与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动地改革，也就是要他拥护自己在广州开府的意思。此种内幕的酝酿，我回广西后一些也不知道。民国卅三年三月间，南岳会议后，我同李任潮、张向华、吴梧生同车回桂林，还谈起这回事。张向华说：向任公说尽了话，继以流泪。李任潮说：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对我所说的话，用意在什么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用意，而是不赞成汪精卫再开府广州，以免破坏北伐的成功，破坏党国的统一……”

汪等数次以电征询黄绍竑对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意在得其赞同以说服李济深，不料黄竟主张在南京召开，并劝汪等赴宁。南京方面，亦屡电催往。十月卅日李宗仁、白崇禧电促汪氏及在粤中委入京。十一月一日谭延闿等电汪等声明以前所商定本日应开的四中全会，因粤汉中央同志无来宁确讯，只得推迟，并催各中委来宁。汪既得不到李济深及黄绍竑的共鸣，五日乃电复谭延闿同意其在宁开会的主张，但要求应即取消“特委会”，最低限度亦应明白停止其职权；并于正式会议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十日谭电复汪：特委会为宁汉沪三方面所共赞成，取消及停止职权均非权力所及，宜由四中全会去解决；对预备会议则赞成在沪举行。蒋中正适于十日由日本回到上海，亦电汪赴沪商谈党务。于是汪等乃放弃在粤开会的主张，公推汪氏与李济深为在粤中委的代表，十五日离粤赴沪参加预备会议，黄绍竑应汪电邀来商政务，汪既知其意见相左，即匆忙离粤，迨黄绍竑到时汪与李已上船，只赶上送行，并不多谈。

汪导粤变 冀得权位

汪兆铭与李济深离粤第三天，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二时，广州市东北地带枪声像爆竹般响起来，黄琪翔的第四军与李福林的第五军，突然将临时军委会卫队、工兵团、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及所属各师驻省办事处卫队、各军（第七、十三、十六、三十二军）驻粤办事处卫队，悉行围攻缴械。李济深及黄绍竑住宅亦被搜劫，黄事前得冯祝万密报，潜行避出，未遭捕获。两军攻占虎门要塞及石井兵工厂，包围黄埔军事政治学校而将其学生解散；各处死伤数十人，失踪百余人；改组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省党部、市党部，党政机构均由汪派陈公博等主持；改组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张发奎任主席、李福林为委员。十八日，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通缉黄绍竑。十二月六日，以该分会名义宣布李济深罪状，免其本兼各职。张发奎通电自称其行动为护党，反对“特委会”。

事变的原因，李济深在汪声明书的批评第四点中说是因为“粤省不愿清一色作汪氏的背景”。汪乃故意拉李离开广州，让第四军演一幕反对“特委会”的兵谏，以表示其背后有力量，非给他以党政领导地位一席不可，如是而已。

李济深刚到上海，闻此噩耗，非常愤怒，向四中全会预备会紧急动议提案谓：叛将张发奎、黄琪翔，称兵作乱，擅行围捕中央监委黄绍竑；在广州中委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李福林等，或参预同谋，或甘心附逆，请查办严惩，以肃党纪而维国法；对全国申述事变的内容，争取舆论的支持。汪派在党内国内，都因此事变而大失人心。

他们为什么要捕黄绍竑呢？据前引黄氏《五十回忆》那段车中谈话的后段里曾说：

“我（黄自称，以下同）又问吴梧生（奇伟别号）说：假使我被你们拿到，会怎样处置呢？他说：恐怕对不起！我说：为什么恨我到这样地步？他说：在我们看，两广问题你是一个幕后人，所以先要对付你。我说：岂不冤哉枉也，现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来……”

这说得很明白了。黄当日脱险到香港，将此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在香港各报发表，社会人士才知道事实的真相。他同时备一份详细的报告书给中央监察委员会。

张发奎在事变前往香港，十一月廿日回广州，即将第四军分防东江、西江、江门。而我方则钱大钧军及陈济棠师在潮、梅，徐景唐师在南路。广西方面的兵力，有半数在韶关，我奉命率五团由韶关入湘讨唐，刚向乐昌出发，我自己到广州向黄绍竑总指挥有所请示，亦碰上了事变而逃港，数日后才经西江偷渡回梧，在韶关的部队则绕道湘边回桂。省内仅得伍廷飏师由其参谋长雷飙率领会同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守梧，与都城吴奇伟师相对峙。故虽国府十二月二日下令讨伐张、黄，令军事委员会派队进击，我军既这样东分西散，无法去积极行动。

东西夹攻 广州收复

国府军事委员会对粤变方针，决定要解决第四军，令李济深回粤主持这次的军事，李氏于是令福建陈铭枢第十一军（陈十一月初由日本回福州复任军长职，辖蔡廷锴第十师与黄质胜第二十四师）及潮梅钱大钧、陈济棠部自东面，广西的第七军及南路徐景唐师由西面，一齐向广州夹击。缪培南的第四军在广州处于四面受包围的地位，作战至为不利，遂把广州放弃，交由李福林军维持，而将广州所存军械全数提取，十二月廿六日全部离广州，向东江退走。

西面的作战，由黄绍竑指挥。他在香港，因西江被对方封锁，遂绕道越南回省，十二月九日到南宁。刚过两日，而广州暴动爆发，都城、肇庆的敌军撤退，梧州的紧张骤然消失。由韶关绕道回来的第六师，我亲赴贺县迎接，十八日率领到梧，黄总指挥遂率第七军第四师（师长伍廷飏）、第六师（黄旭初）、第七师（吕焕炎）各师共十团，经西江向广州进攻，水陆并进。我率所部十二月廿一日离梧，乘船到德庆登陆，经四会、三水前进。伍师在先头，廿九日入广州，李福林让防退往河南，即通电引咎辞职，任李济深主席派回的邓彦华为第十六师师长，代理第五军军长。黄总指挥卅日到广州。李主席是民十七年一月四日由沪回来的。

东面的作战，由陈铭枢指挥。缪培南、薛岳曾通电欢迎陈氏回粤主政，请其率军由海陆丰来广州，让第四军取道兴宁入赣，但被陈拒绝。陈即将所部及钱军、陈师集中在东江上游截击缪军。民十七年一月四日，缪军先头许志锐师进到龙川县老隆，先击溃黄质胜师，但旋即被蔡廷锴师抄袭其后，许遂败归蓝口。缪军以龙川有阻，改向潭下墟前进。陈铭枢即指挥兵由龙川、老隆向岐岭、鹤市、丫下墟之线阻截，展开一连三日（九、十、十一）的激战。结果，我陈济棠部被许志锐、邓龙光两师合力击破于青溪，退向铁场。陈铭枢、钱大钧两部被吴奇伟、李汉魂两师击破于岐岭、鹤市、增光、蓝关、丫下墟、狗木径，退向老隆。缪军称此役为北伐以来最剧烈的拉锯肉搏战。蔡师损失最为惨重，陈铭枢只好等待广州追蹑而来的我军，袭攻敌后。

潭下激战 阋墙可悲

西路部队入广州后，不稍停留，第七军会合由南路来的徐景唐师向东江急追。一月十六日到潭下墟，遇缪军回师迎战。我徐师先到，伍、吕两师继之，潭下墟南方风门坳侧边一带高地先被我军占领，其中以马鞍山地势最高，俯视一地，实为天然良好的阵地。十七日晨，敌即向我进攻，其势甚猛，以马鞍山为主要目标，屡次上冲，前仆后继，攻者乘日前蓝关、岐岭战胜余威，守者为初来生力劲旅，上了战场，只顾死拼，忘了一切，无异疯狂。第六师行军序列在后，我远闻炮声隆隆，即令部队急行，自己先赶往前线以了解战况。到鸭仔塘，见着徐、伍、吕各师长，知所有的预备队都已用完，而敌人攻势并未被压下，情况十分危急。大家正在一小山上观察商谈，忽然敌方一个炮弹击中近旁数尺处所，但未开花，只尘土迷漫，碎石飞伤了一兵的右腕。

假使此弹爆炸，我们四个师长难逃非死即伤的命运，这一仗也不消打下去了。幸好，一会即尘散天青，大家继续口讲指画。暮色渐合，伍师第十团崩溃下来，我师第八团恰好赶到，急忙补填上去，才得把战线稳定，相持彻夜。第二日黎明，第六师全部增援，全线一鼓作气冲锋，敌遂大败而逃。我们由山上下来，到处只见尸体纵横，伤者呻吟号叫，真是惨不忍睹。各师的卫生队，接连忙了四天才把伤者收容完毕。只我们第七军伤的便超过两千人，伍师最多，八百余；吕师次之，六百余；我师最少，也达四百。死者亦不少过伤者。敌方的死伤比我方更大。彼此都是四个师（缪军吴奇伟师在老隆，未及参加此役），而对方的师长一死（许志锐）一伤（黄镇球），我方虽死一团长，却不是在战线上（伍师团长余志芳，潭下战后奉命先回广西，到紫金县中心坝遇敌被杀）。至两方的中下级军官，死的就太多了。战后第七军到田坝墟休息整顿，移驻老隆过农历除夕，忽报徐师云瀛桥部追敌到犁咀，失利又援，即由我师派队往救，敌军亦北入江西。双方是北伐中以善战著名的第四和第七军，这场最卖力而又最可悲、可痛、可耻的阋墙战争，到此才告结束。

没几天，黄总指挥由汕头来召集第七军团长以上到兴宁开会，会后伍、吕两师先回桂，我师四月后才返广西。

第十章 完成北伐的最后之战

本章所记述的为革命军北伐的最后一役。中间的经过，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给予革命军以惨毒的妨碍外，可说一切都非常顺利。

日本在济南的暴举，到底不能阻止革命军的前进，徒然向全世界自暴其丑，招致世人的反感。迨至张作霖准备退出北京时，日本公使芳泽又向驻北京的公使团会议提议：由外兵接守北京城门。但为美使马慕瑞所消极反对而不成。

在这场大革命的压轴戏上，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因忙于结束西征的事，参加在后，故时机上只许任个配角。惟最后的收拾，仍责之白崇禧。

蒋氏复职 北伐再举

南京中央的局面，自民十六年八月蒋中正总司令辞职后，支撑的责任，自然地落在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个总指挥的肩上。国民党自此又经过四个月的内争。由于情形的演变，是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汪兆铭所提的请蒋复职案（汪氏在同年四月间，却曾下令撤销蒋的总司令职，并开除党籍），且情势上也需要蒋氏再起，海陆军各将领如李宗仁、李济深等既在沪就近敦促，杨树庄、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又从各地来电推崇，蒋氏遂于民十七年一月四日入京，九日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国民革命军自龙潭大战后，仅将孙传芳军驱退到皖境的蚌埠、宿迁等处，不久，因有西征之役与广州事变相继发生，故对北伐战事，未能以全力从事。蒋复职后，于民十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蒋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七日四中全会议决：任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将“集中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其统筹进行。其时粤变早告敉平，西征已近结束，蒋氏乃规划以全力完成北伐的大计。

为便利读者了解当时全盘的形势，兹先略述龙潭战后北方情况的变化经过。

山西部队 对奉作战

且说北军方面自山西的阎锡山参加革命后，奉军大受威胁。阎锡山于民十六年六月四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但十余日后，北伐军内部忽起龃龉，在河南的国民革命军撤回武汉。到了七月初，在山东的国民革命军也撤回长江，因此，阎氏于六月十七日占领石家庄后，亦不敢积极行动。张作霖此时则极尽威迫利诱之能事，欲阎能断绝与革命军的关系，助奉军以攻冯玉祥，但此举终无结果。张作霖乃决计乘革命军无暇北进之时，要迅速先解决山西。阎锡山知大敌将至，遂乘奉军部署未成之际，先发制敌，并分三路进军：一、以商震指挥北路，九月廿七日由大同出兵，突毁京绥铁路，捕奉军北路检阅使于珍，奉军既失统御，在西段的亦多被解决，在东段的则被迫退却，商震十月五日即占领张家口，进攻宣化。二、徐永昌指挥南路，出井陉，十月四日已越过正定，七日阎锡山亲到石家庄督师，前锋在望都激战。三、傅存怀指挥中路，越晋东山岭，十月十日到北京西部门头沟及京汉铁路上涿州，以后更在通州、斋堂、长辛店、良乡各地纷起活动，并联络学生、工人、民军在北京城内及天津、密云各地有所动作，使奉军根据地的北京一时有动摇之势。但自十月五日张作霖召杨宇霆及韩麟春到北京决定五路作战计划后，形势又变。奉方作战计划如下：一、以张作相率吉（林）黑（龙江）援军赴宣化指挥，并以津浦路北段部队增援，商震受迫后退，十月末晋军失永嘉堡，退守天镇。二、以韩麟春赴保定助张学良指挥；另派戢翼翘军绕袭定县，迫使山西方面之徐永昌攻保定部队不能不退，至十七日该路晋军集结于石家庄与韩麟春相持。奉军在南北得手后，遂有余力以应付在北京及各处晋军的扰乱。彼时阎锡山因无力独当奉军，遂于十一月六日下令三路总退却，北路退守雁门，中路退保蔚州，南路退集井陉。奉军力攻雁门、井陉不能下，惟蔚州被奉方攻陷，阎军再退五台、繁峙。但当时阎部师长傅作义，以轻兵八千当奉军五万之众，坚守涿州八十余日，直至弹尽援绝而后屈服，实为全部革命战争中极有历史价值之事。

战线对峙 二千余里

河南方面，因曾发生靳云鹗内变，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未能北攻，敌方乃以孙传芳军守蚌埠，而倾直鲁军的全力，集褚玉璞、张敬尧、王栋、程国瑞、潘鸿钧、刘志陆、孙殿英等部十余万人，由徐州起，中经曹州、大名、道口到京汉铁路战线数百里，以大包围的形式环攻河南，来势颇凶。十月下旬，敌军北路占卫辉，东路迫归德，由曹州前进的迫近兰封。冯军于解决靳云鹗后，始得以全力应敌，归德一战八昼夜，敌终不能得逞。至十一月初旬冯军转取攻势，以孙良诚、刘镇华两军攻曹州；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石友三各军由陇海路攻徐州。国民革命军因西征胜利，何应钦乃赴前敌令第一路攻蚌埠、宿迁，与鹿军相呼应。十一月中旬蚌埠、宿迁先后克复。鹿钟麟与北军张敬尧、褚玉璞两部苦战月余，十二月三日攻抵徐州近郊，因孙传芳部由南路回师援救，鹿部受压迫，退守砀山。我方改变方略，冯军一面在砀山与敌相持，一面以重兵由考城攻曹州，图迫济宁、兖州，拊徐州之背，而以攻徐州之责让与何应钦军任之。十二月十六日冯军攻鲁西得手，徐州敌军以大队往救，何军乘虚遂攻克徐州，鹿钟麟率部由砀山赶到会师，敌退守韩庄。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攻取海州后，也暂停止前进。

从此以后，直到民十七年四月，两方相持的形势是：东路—在海州、日照间；津浦线—在台儿庄、韩庄一带；曹州方面—在曹州、济宁间；大名方面—在大名附近；京汉线—在卫辉、彰德间；山西方面—在井陉、龙泉关、雁门关、偏关各处对峙。战线长达二千余里。

双方计划 全力决胜

此时蒋总司令既受命统筹北伐，即于二月九日赴徐州检阅各军，召集军事会议，十三日决定取消第一路，改为第一集团军。十六日在开封会晤冯玉祥，决定将国民军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北方革命军（即山西之阎锡山部）改编为第三集团军，会后蒋即回南京筹划。廿八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中正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来（四月八日）又将西征各军及两湖原有部队改组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并归北伐全军总司令指挥。北伐计划的大要为：以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一部攻山东，第二集团军主力攻京汉路正面，第三集团军攻京绥路及京汉路西面，第四集团军由武汉北进为各集团军的后劲。

敌军方面，以奉、孙、直、鲁各军步骤不一致，军令不统一，难收联合活动的效果，对内必须改革；又以革命军由互相呼应的局面，渐成联合进行的形势，前敌各路相持，毫无进展，对外也须决定新的作战方略。故张作霖在民十七年初即迭次召集前敌将领到北京会议，以解决内外的问题。并将奉、孙、直、鲁部队统编为安国军七个军团：第一军团总司令孙传芳，担任鲁西方面作战；第二张宗昌，对鲁南；第三张学良，对晋东；第四杨宇霆，由京汉路南下；第五张作相，对晋北；第六吴俊升，为后备军；第七褚玉璞，担任大名方面作战。

革命军前线的兵力约有七十万，敌方的约四十万，彼此都是倾全力以决最后的胜负。

收复济南 日军构祸

革命军照预定计划进行作战。现由山东方面说起。

对山东作战，蒋总司令将第一集团军编为四个军团及总预备队，另加第二集团军一部分，五路并进，都以济南为目标。刘峙的第一军团（包括刘峙本人的第一军、缪培南第四军、顾祝同第九军、杨胜治第十军）由津浦铁路正面进攻；陈调元第二军团（包括曹万顺十七军、陈焯二十六军、陈调元本人的三十七军）由海州攻鲁东，会师泰安；贺耀祖第三军团（包括夏斗寅二十七军、张克瑶三十三军、贺耀祖本人的四十军、方鼎英四十六军）由丰、沛攻济宁；方振武第四军团（包括阮玄武三十四军、鲍刚四十一军、马文德四十二军、高桂滋四十七军）由归德、砀山北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包括孙良诚本人的第三军、马鸿逵第四军、石友三第五军、吕秀文二十一军、席液池骑兵第二军）由豫东攻曹州、济宁。四月九日下总攻击令，各路同时发动。第二军团进展最顺利，十日占郯城后，对临沂敌人只分兵围困，而积极进行侧攻泰安。第一军团十日克台儿庄，十二日克枣庄，十三日克临城，断韩庄敌人后路，敌遂溃退，张宗昌率部退守滕县、界河。第三军团被孙传芳军主力由济宁来袭，在丰县失利，徐西受胁，幸夏斗寅军固守沛县，石友三军由单县来援，孙良诚军乘虚袭济宁，孙传芳军受战略包围，然后退走，后在巨野被包围缴械。十八日第一军团克滕县、界河，敌退泰安、界首。廿日顾祝同军克曲阜，缪培南军克兖州，席液池军占宁阳。廿一日孙良诚部克济宁。敌以许琨率三万人守界首，王栋率二万人守泰安，刘志陆守博山，竭力凭险坚拒。第一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围泰安城，大队仍前进，廿九日界首被我攻克；第二军团在龙山截断胶济铁路；方振武军及孙良诚部进到济南近郊。张宗昌夜间十时离济南奔德州，在济鲁军陆续北退；孙传芳深夜也北逃。五月一日我军占济南。二日蒋总司令入驻。三日日军突然挑衅，造成济南惨案，占我济南，我军不得已退出，绕道渡河北进。蒋总司令曾为此而灰心，冯、阎、李、杨（树庄——海军）四总司令通电一致拥护其北伐。

冯阎两军 战况大展

当第一集团军在山东方面节节胜利时，第二集团军在彰德、大名，第三集团军在晋东、晋北，也与敌军激战。

第二集团军在京汉铁路及大名的部队，编为北路军，统归鹿钟麟指挥。敌方企图先解决河南。四月五日三路进攻孙传芳，由济宁袭陇海铁路一路虽告失败，而杨宇霆攻彰德，褚玉璞由大名攻南乐、观城、濮县，两路毅然积极。幸孙连仲、韩占元力守彰德，刘镇华也能在大名附近坚持，以待后方部队的集中。廿八日全线反攻，五月一日击溃围攻彰德之敌，三日进克顺德，五日克大名。其时第三集团军已东出娘子关，京汉路奉军骤受夹击，向北撤退，于是一面令韩复榘率军向石家庄与第三集团军会师，一面由鹿钟麟率大队东攻德州。

第三集团军因奉军力图夺取各关，被迫退入山西内地，曾苦斗廿余日，济南下后，战局转变，才反守为攻。南路徐永昌五月三日攻平山、井陉，九日占灵寿、行唐、石家庄，敌退望都。中路丰玉玺军由龙泉关出击，进占阜平。北路商震出雁门关，占大同；出偏关，占归绥。

德州为敌失济南后必须坚守以掩护天津的唯一要地，张作霖派何丰林为东防总司令，令与张宗昌协同防守，并调吉黑军到来增防。第一集团军陈调元军团及总预备队朱培德部，越过胶济铁路北上；第二集团军席液池骑兵军由长清渡过黄河，五月十一日占高唐、恩县，十五日占禹城，十六日占平原，十七日占德州，敌退沧州。

张作霖五月九日曾借济南惨案倡议息争，通电向革命军请和。但忽又变计，仍图保守北京及天津，以重兵守沧州、保定、南口，凭内长城的险阻以保西北，令孙传芳驻河间、高阳，呼应沧州、保定，构成一半月形防线。此时我军方面，第一集团军主力须留以监视济南，渡河部队不多，津浦铁路正面作战，不得不让第二集团军负担重责，第三集团军独当奉军，兵力也感单薄，急需第四集团军北上，担任京汉铁路正面作战。蒋总司令为此，乃于五月十九日由徐州到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决进行。

第四集团 北上参战

当刘镇华在南乐、观城、濮县失利，洛阳及巩县兵工厂被樊钟秀攻袭，岳维峻旧部在豫南异动，第二集团军前后方同时吃紧时，第四集团军即奉命出师北伐。白总指挥抽调第十二（叶琪）、三十（魏益三）、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独立第八师（刘春荣）先行北上助战，四月廿七日开始由汉口输送，以车少路坏，叶军五月一日集中漯河及倓城，魏军四日集中许昌及新郑。其时，济南已克，第二、三两集团军正向津浦、京汉两路进展，冯部石友三、孙连仲两军回师河南，白派叶、魏两军协助，匪窜豫西。五月中旬第一、二、三各集团军进展到庆云、南皮、交河、饶阳、蠡县、望都之线。廿日蒋总司令、冯总司令、白总指挥在郑州决定新的部署：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正面作战，攻保定；第三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西作战，攻保定侧背；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东作战，攻高阳，与第四集团军齐头并进，另以刘镇华、孙良诚攻河间及其以东至运河以西地区；第一集团军由津浦铁路攻沧州。依此决定，白总指挥即令叶琪率第十二军于五月廿九日集中石家庄，廖磊率第三十六军于卅一日前集中正定，第二、三两路直属部队则于卅一日集中石家庄，李燊的第四十三军于卅一日集中漯河及许昌，独立第八师刘春荣部于六月六日集中正定，魏益三率第三十军于十日集中藁城，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及直属部队亦于十日集中石家庄。叶琪所部一军最先出动，适值冯玉祥不欲在会战前疲劳兵力，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仅布置骑兵任警戒，致第三集团军右翼大受压迫，奉军乘机一路自康关袭定县，一路自任邱、高阳抽调大队迂回袭定县，截断京汉铁路，企图歼灭第三集团军。白崇禧为顾全整个战局，急令叶琪率部径开定县、新乐增援，叶部门炳岳师廿七日赶到定县，第三集团军士气为之大振。韩复榘部也复向安国、高阳进攻。

白氏的集中计划实施尚未及半，而敌军已告瓦解。

奉退出关 北伐完功

张作霖以革命军对其南北包围，圈子愈缩小，自知大势已去。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五月卅日上午一时离保定，晨间到北京。奉军却放弃保定，张作霖于举行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准备退出北京。第三集团军卅一日遂收复保定。革命军为外交关系，避免在北京附近作战，订定和平接收的方策，由阎锡山释放去年所捕奉军要人于珍，派孔繁霨偕同到北京劝张作霖及早出关。蒋总司令亦于六月一日在石家庄与冯、阎两总司令会议，商定收复京津善后事宜。第一集团军二日攻占沧州。张作霖乃于三日上午一时离京乘火车返奉，四日到皇姑屯车站被日人炸伤丧生。张学良在北京闻报，急指挥其部队一部退热河、大部退滦州，陆续撤往关外，四日晚张学良即偕杨宇霆、孙传芳出京，仅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革命军北伐到此才告厥成功。

国民政府于是年六月四日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于八日在保定就职，即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第三集团军之商震、张荫梧、孙楚各部，八日在民众欢迎声中开入北京。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进驻南苑，奉方之鲍毓麟一旅退出北京，但行至通州为第二集团军冯治安部所阻，又折回北京城外，即被韩复榘包围缴械，除此事外，北京接收全在和平中完成。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由保定入北京。

时天津仍为张宗昌、褚玉璞所据，其所部被第一、二集团军压迫由沧州以北各地退集天津及津东各处的人数尚多，欲作最后一战。但残军中有觉悟的如郑俊彦、李宝章、徐源泉等，纷向革命军投诚。傅作义设法迫张宗昌、褚玉璞离津，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六月十二日天津才得和平收复。

第十一章 白崇禧肃清关内结束北伐

当国民革命军向北进展时，到处都与帝国主义者相冲突。到了济南，日本军竟公然对革命军攻击。迨京津两地收复后，日本一面压迫张学良不许其归依革命政府，一面又运动并援助张宗昌继续抵抗革命军。毕竟革命已为全国人心之所趋向，非帝国主义者所能破坏与阻止，终底于成。

当时天津以东的“京奉铁路”沿线地带，外兵纷驻，在此区域作战，极易惹起事端，幸白崇禧能于事前特别注意外交，卒获无事。

白崇禧自革命军由广州出发起，直到在河北滦州收拾直鲁军为止，他对于北伐，由开始至结束，可谓鞠躬尽瘁，始终其事。

推蒋北上 祭告总理

国民革命军于民十七年六月和平收复北京及天津后，乃将第一集团军集中于静海、马厂之线，第二集团军集中于天津、通州之线，第三集团军集中于北京、顺义附近，第四集团军集中于宛平、涿州之线。而孙传芳军及直鲁各军向革命军输诚者，则分别指定驻屯附近各地，候命受编。至于在“京汉铁路”及“津浦铁路”方面的奉军，此时已皆循“京奉铁路”陆续撤退出关；在“京绥铁路”方面的奉军，亦退往热河；直鲁军所剩残余之众，则退往津东一带，作垂死挣扎。

张学良自其父作霖由北京回奉天被炸死后，已放弃继续抵抗革命军的意志。他于是年六月十七日出关到奉天，阎锡山即派于珍、邢士廉往劝其服从国民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三省危机。张氏鉴于大势所趋，十九日宣告其父死耗，及停止军事行动，休养生息。但负隅津东一带的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仍率其残部数万人在芦台、唐山一带，就地筹饷，征集车马，民众皆不堪其苦，既扰害地方，又妨碍统一，因此阎锡山和白崇禧遂于六月下旬相商，决意早日要将关内肃清。

蒋先生于北伐完成后，即实践其在民十七年一月间所发的复职宣言，向中央辞去本兼各职（六月九日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一日请辞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准备下野。中央竭力予以慰留，各方也纷纷电请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六月十四日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推蒋氏赴北京祭告总理，并视察一切，以便移总理灵榇来南京安葬。蒋负此责，不能再辞。十九日中央又加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位总司令参与祭告典礼。蒋乃于廿六日由南京乘军舰赴汉口邀李宗仁，于卅日偕同登车北上，七月一日抵郑州晤冯玉祥，三日到北平（中央政治会议于是年六月廿日始将北京改名北平，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阎锡山赶到长辛店迎接。七月五日冯玉祥抵达。六日四总司令在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柩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主祭，冯、阎、李襄祭，吴敬恒、白崇禧等百余人与祭。北平政治分会同日成立，委员阎锡山（代理主席）、白崇禧、刘守中、马福祥、鹿钟麟、蒋作宾宣誓就职，冯玉祥却表示不就，未到。

汤山决议 进兵滦热

北伐成功后第一次会议，系于祭总理后在北平西北郊的汤山举行，除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之外，中央委员亦有数人到会。因其时张学良惊心外患，已有希望和平的表示，日本又借名保护条约上的利益，乘机增兵于“南满铁路”。我方鉴于济南惨案的往事，亦不欲与之作正面冲突，对于东北多主张应以和平方略来解决。国内一时无继续使用大兵的必要，应退谋整理军队，实行兵工政策，拟定军事整理方案，提出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此为当时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标准。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原则四项：

一、先肃清关内残敌。对东北问题，因格于外交方面之复杂关系，主用政治力量解决之，同时派兵向热河压迫，以促东北军就范。

二、编组各集团军之联合军，分左右两路，以方振武、白崇禧分任左右总指挥，负责进兵热河、肃清关内。

三、缩编军队，就各集团军现有好枪为准。

四、统一财政。

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于七月八日都曾签字于此决议案上。

在关外之张学良，曾于七月一日电致革命军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意思，继又派代表邢士廉等四人由海道赶来北平，向四位总司令切实表示加入革命的诚意，协商统一的办法，曾议定东三省及热河于七月十九日一致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但日本驻奉天领事竟向张学良面递警告书，反对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及改换国旗，结果只有热河得如期易帜，东三省仍未获顺利解决。惟当时双方在北平商议已略有头绪，而四位总司令因须赶回南京参加中央五次全体会议，皆急行南下，乃派方本仁偕邢士廉、王树翰等于八月一日由北平回奉天，作具体的接洽。这是用政治方法解决东北的初步进行。

直鲁残部 日方接济

对于热河及关内军事的处置，蒋总司令依照汤山会议的决定，七月十日即颁布对热河、滦河作战方略，令方本仁、白崇禧两总指挥在七月廿九日以前将部队集中完毕，进行攻击。但热河方面，因奉军主将汤玉麟已经易帜，方振武的左路军遂停止进行，只派高桂滋部在喜峰口对热河方面警戒，并阻止滦河方面的直鲁军残敌向热河逃窜。这样，只余关内方面了。

白崇禧正在集中右路军部队时，却接到张学良七月廿八日的来电云：

“……关内直鲁军残部，请假以三星期时日，以便邀张宗昌、褚玉璞谈判，劝其自动解除兵柄，所部由奉军收束改编，倘不听命，再请协力解决。请对滦热停止进兵，俾得从容将东北部队一并收束……”等语。

白崇禧阅电后，当即电复张学良，电文大意如次：

“一、张褚残部有及早解决之必要，请于最短期间收束完竣，以减人民痛苦。二、进兵热河，系在汤玉麟部易帜以前之计划，已电京榆、京奉、热区三路部队，到达集中地后，即停止前进……”

张学良于八月初派出何丰林、高纪毅等携款到开平、唐山一带办理资遣，并约白氏派员会同办理。白氏亦望张、褚等能自行解除兵柄，不欲即行临之以兵。但张、褚初无诚意，对奉方只虚与委蛇，对革命军却积极备战。三星期时日瞬已过去，奉方对张、褚无法收束。到了八月廿日白氏综合所得的情报是：“一、张宗昌由烟台经秦皇岛于十四日到开平（烟台降军钟震国部与张宗昌勾结，七月廿三日再度变叛，又改悬五色旗）召集会议后，并决议：张本人任总司令，褚玉璞为副，许琨为前敌总指挥，将洼里、开平一带部队移到丰润、芦台之线，准备反攻。二、近日由秦皇岛开来日兵甚多，分驻于田庄、唐坊、胥各庄。运送丰润补充子弹大车十八辆，护解兵士均着卡其布军服，戴红边帽，类似日兵。三、日人接济敌军各种军用品，并有日人在敌军后方指导工作。”白氏料张、褚无论对革命军抑或对奉方，必有动作，于是令右路军准备攻击。

白请外军 各守中立

白崇禧的右路军是由第一集团军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初为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后因韩部调往后方，乃改用陈部）、第二集团军郑大章的骑兵第一军、第三集团军徐永昌的第十二军及安锡嘏的第十四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本人所部（即叶琪的第十二军、魏益三的第三十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刘春荣的独立第八师，以上概归第十二路总指挥李品仙指挥）所编成。另外还有总预备队及铁甲车队与孙长胜的骑兵第三师。又临时调输诚受编的徐源泉暂编第一军（军长苏某）于左翼使用。

白氏将右路军编为三军：以第四集团军各部为左翼军，李品仙任总指挥，由京榆大道向丰润；第一集团军所部为中央军，范熙绩（陈调元未到，范代理三十七军军长）任总指挥，向宁河、东丰台；第三集团军所部为右翼军，徐永昌任总指挥，沿“京奉铁路”前进；骑兵军和骑兵师配属于左翼军、铁甲车配属于右翼军使用。

八月廿一日白氏既决定进攻，除左翼军早已集中沙流河镇、鸦鸿桥之线外，限令中央军于廿六日前须占领黄庄镇、葫芦沽之线，右翼军须同时占领北塘、河北之线。廿三日又令总预备队刘镇华部在三河的部队紧随三十七军之后，推进到宝坻东方林亭镇。

张宗昌因钟震国、方永昌等先后在鲁东起事，更促进其在津东积极活动，降军张敬尧首先受其诱惑。傅作义收编的雷长禄等四师也别有阴谋，幸被傅氏觉察，于八月卅日将其缴械遣散。白氏此时更感进攻不容再缓。蒋总司令南返后，也有电相催。

白氏因津东各处外兵纷驻，军事上容易引起误会，九月一日先访北平英、美、法、日、意、荷各使，通告进兵津东肃清鲁残军，请各国驻军持中立态度。各使均表示好意。二日白氏率总预备队第一、二纵队及第十七军魏镇藩的第三师移驻天津，再访各国领事请其谅解。六日又电知辖下各军云：“各国公使及领事对我表示甚为圆满，并愿各派武官随征，以便遇事商洽，外交方面毫无顾虑。但须注意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竭力避免与外兵发生误会，以免因外交纠纷影响军事的进行……”白发此电，意在鼓励士气。

国军战略 压敌向海

当时直鲁军方面的部署是：“京奉铁路”方面，由许琨指挥，以主力二万余人扼守唐山和开平，京榆大道方面，由于世铭指挥，以重兵一万四千人扼守丰润为犄角；又在唐山、丰润中间的老庄子、韩城镇置精锐部队一师，唐山前头的胥各庄置一旅，丰润后方的榛子镇和京榆大道与“京奉铁路”中间的双桥皆置有策应双方的部队。更在大道与铁路间筑有三线坚固的防御阵地：第一线，北起古石城，经丰润、老庄子、韩城镇，南至唐山；第二线，北起南黑山沟，经牛郎山、东西国特营、上下尤庄，南至前古庄；第三线，利用前年奉军所筑的永久阵地修缮而成，北起棋子山，经狼河堡、向草洼、椅子山、小山子庄、郝家庄、双桥、野里，南至洼里。每一线之阵地前方，更筑几个据点以为支持，外加完备的副防御。似准备作节节抵抗的模样。

京榆大道北边是山，“京奉铁路”南边是海，革命军为使敌人不能向北逃走，而要将其向南压迫入海，故将主力置于左翼，中央和右翼只是助攻。

白总指挥于八月四日夜下总攻击令，规定九日右翼军须进占胥各庄车站至董各庄之线，中央军应进占中门庄至胥各庄之线，左翼军应进占丰润、老庄子、韩城镇之线。其时张宗昌、褚玉璞因方永昌、钟震国又已失势逃遁，鲁东活动已告绝望。张学良不愿再受其欺，并派出部队拒止其窜过滦河东岸，张、褚无路可走，遂起而抵抗。

右路军各部攻击行动开始了！李品仙总指挥的左翼军作战计划是：第一步，先攻占丰润，破敌掎角之势；第二步，丰润克后，以主力由丰润以南地区斜攻唐山和开平的侧背，与中央、右翼两军协力而将其占领。对兵力的使用：以第三十军在左、独立第八师在右，合攻丰润的正面，暂编第一军在最左翼，协同三十军包围敌人右翼以阻绝其北逃；第三十六军附骑兵第三师攻老庄子向开平；第十二师攻韩城镇向唐山；独八师在丰润克后，协同三十六军向开平侧背行动；骑兵第一军初在京榆大道以南，唐山、开平克后，转移到大道以北协助三十六军与暂一军截敌北窜。

先破丰润 继克唐开

且说暂一军、三十军、独八师合攻丰润的经过。

守丰润的直鲁军为于万镒、任升平、张佐臣各部和崔得胜的骑兵旅，分布在丰润城外北西南三面，凭借山势，筑垒守御。独八师由京榆大道以南，三十军由大道以北进攻，九月八日拂晓潜行迫近敌阵，即行猛攻，午前六时，敌败退守高力铺、牙窟山、大安乐庄一带阵地。因高力铺南边遍地水潦，前进受阻，相持久不能下，于是独八师以第一旅由西魏庄以南迂回到高力铺右后袭击，敌渐动摇。第二旅乘机将正面敌人击溃退向娘娘庙，进迫丰润西城，第一旅击破高力铺后，也进迫丰润南城，西南两面敌人都被迫退入城中。牙窟山地险敌强，高力铺破后势孤，独八师分兵协助三十军第一师才将其攻下，于是北面敌人也退入城中。此时三十军主力在北面占领古石城、罗文口、大小宋庄；暂一军击溃王官营、北黑山沟等处之敌人后，已占领妙灵山、大小黑山一带高地，更协同三十军主力东进，威胁丰润后方。城中敌人因后路被胁，大起恐慌，被独八师和三十军三面猛攻，西南两门先破，北门继破，遂纷纷由东门出走，向榛子镇、开平溃窜。至午前十一时遂占领丰润县城，各部都有斩获。

左翼军第一步计划成功了！再说其第二步作战的情形。

第十二军于九月八日到达唐河店，九日拂晓攻占曹家口、韩城镇，直趋新军屯、大荣各庄，全军即进攻唐山。敌因丰润既失，唐山突出而势孤，我三十六军又已接近开平，更给其后方以严重的威胁，张、褚残部虽曾以铁甲车顽强抵抗，终被击败，溃逃开平。敌将王琦的卫队被包围缴械，其本人却微服逃脱。九日午后六时即完全占领唐山。中央军和右翼军也按照规定，如期占领了胥各庄一带，连成一气，铁路上自唐山以西俱告肃清。

芦台、宁河的直鲁军，九月六日已向东撤退。中央军七日占宁河后，因其东方到处水潦，八日午折回丰台镇，改道东西棘坨、欢喜庄、曹庄子前进，九日到达胥各庄。右翼军七日进占芦台、杨家泊；八日向唐坊前进；九日晨我方的铁甲车“北京号”“河南号”在唐坊东面与敌方的铁甲车冲突，骑兵旅由铁路南侧前进，亦与敌骑兵遭遇而击破之于横沽，即向胥各庄、董各庄追击，其余部队到达唐坊。十日中央、右翼两军同向唐山前进，与左翼军第十二军会合。

进攻开平的三十六军，九月八日到达大孟各庄、邵庄子，附属的骑兵第三师亦进抵冯各庄。九日拂晓攻击前进，将敌击败，占领桃李花、老庄子等地，敌逃向开平。十日我军续向开平进攻，敌恃铁甲车作顽强抵抗，因被骑兵第三师攻袭其后方，遂不能支，溃向洼里、古冶，午前十时占领了开平。独八师克丰润后，肃清金庄、栗园之敌，并以一部向于庄、后屯协助三十六军，此一部也于午后到开平。

关内肃清 北伐结束

直鲁军由唐山、开平败退，复窜据洼里、野里、双桥、椅子山一带阵地，与由丰润退守牛郎山、上下尤庄一带的败溃部队连接，再作死守。白崇禧在芦台于十日晨闻报唐山已告克复，即电催右翼、中央两军速向唐山，而自率总预备队亦进到唐山，指示部队进攻洼里。李品仙指挥于十日在丰润城下令第十二军以主力由唐山沿铁路协同右翼、中央两军及三十六军向洼里敌军攻击。

三十六军由开平沿铁路北侧于十一日午前向洼里西方师河敌阵进攻，敌仍以铁甲车掩护顽抗，激战三小时。迨骑三师赶到，向洼里侧攻，敌始崩溃，朝着古冶与滦州退走。第十二军于占领洼里车站后，即会同三十六军跟踪向古冶追击。独八师十日晚占栗园镇后，即将郝家庄、双桥敌方阵地突破，敌一部亦逃往古冶，其余则由军长于世铭率领向东北逃遁。

由丰润败退的直鲁军，逃抵南黑山沟、小营铁城、坎拨子、上下尤庄一带阵地。因其东面的田家湾、向草洼、狼河堡各地，尚部署有直鲁残兵以为声援。双方相持整日，竟无进步，附近之牛郎山反被敌军攻陷。敌阵既坚，援兵又多，屡次反攻，彼此伤亡很大。十一日李品仙亲率预备队到前线督战，暂一军、三十军、骑一军三面环攻。午前十一时，终将牛郎山一带高地完全占领，敌溃退榛子镇，午后二时，三面部队齐迫榛子镇，巷战一小时，敌向滦河方面逃去，各部分途追击，令骑一军十二日改经北下五岭通沙河驿道路前进，截敌北窜。至此，京榆大道、“京奉铁路”两方之敌始全告败北。

左翼军九月十一日击破各处敌阵地后，各部向当面溃敌追击，至十三日全军到达滦河西岸，俘获甚多。在滦河东岸防阻直鲁军东窜的奉军，当时因让张宗昌的眷属列车在滦河过桥，不料被溃军所乘，借此机会大队冲入桥上，铁桥也被截断。我方追击军此时只派出小部队渡河威胁，直鲁军残众遂复向昌黎、秦皇岛东窜。十四日，奉军履行信约，围缴窜到秦皇岛的王琦残部枪械，杨宇霆亦亲到榆关指挥。但奉军当时因布置未周，张、褚以大队自东北庄、大顾佃子向奉军夹攻，安山镇遂告失陷。张宗昌并通电称：“还师向奉，剪除张学良左右奸佞……”张学良急电白崇禧解释。十六日奉军大队由榆关增援反攻，激战至晚，仅夺回了安山镇，并未能予敌重创。十七日奉军沿铁路南北向石门进攻，直鲁军仍鼓勇奋战，连日相持于牛角庄、东员外庄、缪家店、七百户之线，互有进退。驻卢龙的富双英部又向大城山、卧牛山来攻。此时白氏乃应张学良请求，亲到滦州部署，十九日派兵大量渡河夹击，敌乃势穷，退集石门、常山子一带，纷纷向奉军和革命军投诚。截至二十日，降者达二万人之多，将领自许琨、于世铭以次一概降伏，褚玉璞先已离军他适，张宗昌在杂乱军中乘小艇逃去。白氏以直鲁残军野性难驯，乃电商奉军，双方同时分别将其缴械。廿三日白氏以改编分驻为名，派车九列，令敌滦方残众由滦州、坨子头车站上车，革命军预先在滦州、雷庄、古冶、开平、胥各庄各处布置，同时缴械。只开平发生抵抗激战，击毙千余人，全告解决，直鲁军至此乃告全部消灭，北伐战事于是完全结束。廿八日白崇禧电中央恳辞代行总司令职权及右路军总指挥职务。是年十二月廿九日张学良等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全国于是统一告成。

第十二章 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

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即有用兵武汉之举，就国家立场说，这是一幕悲剧。

悲剧的造成，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武汉这幕也不能例外。中央倘不以削藩政策求统一，武汉即根本无引发鲁涤平案的原因。加以当时风气，上自最高领袖，下至地方干部，法的观念都非常薄弱，而革命观念和民主观念却泛滥无边。中央既非不可侵犯的皇朝，若拂众胡为，人人可以革其命。武汉一班干部，正在盛年（都只三十多岁），缺乏政治阅历，或亦未能免此。

蒋为元首 行集权制

广西与中央的关系，由北伐开始以至完成的整个期间，都是非常圆满的，但北伐完成后，情形便渐渐地变了。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限于中央与广西，连中央与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和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结果也都一样，由此也可想象得到其中必有共同的原因了。

中央的组织与人事，北伐完成后都大有变更。其过程是：先由民十七年八月的国民党第二届第五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通过《依〈建国大纲〉设立五院》的决议，再由同年十月三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更由十月八日中常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执行治权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主席为享有实权的国家元首。”然后跟着通过后列三项人事案：

一、任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

二、任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

三、任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于十月十日就职，五院也相继成立，于是蒋氏成为集权政制的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

中央地方 互信未立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属下的部队，虽然都称革命军，但其中大多数是由收编旧军而来，其将领有些是旧染很深的，蒋总司令统御过他们，领略过此中的况味。到蒋氏任国府主席，那时全国的形势是：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统第二集团军，辖鲁豫陕甘宁青各省；阎锡山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统第三集团军，辖晋冀察绥各省；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第四集团军，辖两湖，其一部分兵力由白崇禧统率，尚留滞唐山；李济深以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统第八路军，辖两广；张学良保守东北；四川内争颇烈；中央政府统治权力直接达到的，实在只是东南数省。各省政府的人事，很多是由下拟定报请中央加以任命；对于财政，中央更难指挥如意，地广贫瘠而兵又最多的冯玉祥，屡迫蒋总司令发饷。在此种情况下，蒋主席视这些人如尾大不掉的藩镇（编遣会议开始时，以蒋中正名义发表《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长文，引述日本维新史中长洲、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自处之道，要军事同志，借彼鉴此，功首罪魁，唯我自择。即公然不讳，却未想到这可引起“你自视为天皇了”的反感），必须削除以树立中央的权威，消灭割据的遗风，求全国真正的统一，缩军节饷，从事建设，其心情是很易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央自武汉政府时代，所谓革命正统的领袖，其争权夺位，较之旧式军阀，并无二致。中央政府的政治作风和行政效率，也未能使人民的观感为之一新。各军发饷，并不一律，待遇不平。北伐告成，天下甫定，国府改组，名分初立，尚未有大公大信昭示于人民，正所谓诚信未孚。有此种种原因，共同革命的有功将领，不能人人都对中央心悦诚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互信未立的气氛中，任何事件都很难望能够顺利地进行，编遣军队只其一端而已。

削藩措施 从桂开始

当国者处在这样上下猜疑的环境中，正如驾船航行于乱礁间，稍一粗心大意，祸事随时可起。一次，冯玉祥秘密离京返豫，蒋主席曾私下征询李宗仁的意见，要对付冯玉祥。李以同属国民革命军，北伐刚完，全国统一，即兄弟阋墙，期期以为不可。据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他和蒋主席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挑拨作用……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臂膀，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了我说的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

蒋主席似不以李、冯所说的话为诤言，或反以他们是互相卫护，而更增大心中的疑虑，他未从立信示公去着想，竟贸然采用削藩论（传说是政学系杨永泰的献策），其要旨是：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第三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第四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此策一行，终招连绵的内战，欲以定国，适以乱国，真可痛惜！

不知何人何时称广西人为“桂系”，后来中央在公文上竟也采用。蒋主席的削藩政策既定，他以为豫冯、晋阎、桂李、奉张四个集团中，“桂系”的势力，从华南、华中直达华北，第四集团军又近在武汉，对中央的威胁最大，故首先对桂系下手。其实广西人性质诚朴坦率，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都怀着一股为国为民的热诚。李宗仁尤为爽直，常对蒋氏进逆耳的忠言。他们三人分在粤、汉、平，相去既远，又无组织，往往各自见到即做，并非凡事互商，被人锡以“系”名，去实太远。他们既无割据的企图，更无反叛的计划，以无计划对中央的有计划，一切都是被动，以为力足自保而不怕人谋我。蒋氏计划对粤、汉、平三路齐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期一举成功。对粤：因李济深深得地利人和，编遣会议召其离粤入京加以扣留，先解决广东，使广西孤立。对汉：利用广西部队对湖北人的怨望，乘隙分化，使之背离，再临以大军，使武汉局面瓦解。对平：利用唐生智要夺回旧部的心理，使向白崇禧部队运动归己。这些方面，仅对扣留李济深先有警觉，此外一无所知。

授人以隙 俞策李反

李宗仁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李虽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而主张鄂人治鄂，故湖北的军政大权操于胡、陶两人手上，他们借禁烟、榷运两项的收入，第十八、十九两军的军官可以挥金如土。第七军呢？一次，某连长轮到值星，他向团长报告，不能在团住宿，团长怒斥他：“为什么？”他道：“我夫妻两人只得一张被，我拿了来值宿，老婆便要坐着等天亮了。”各师向军部借一千元也常常得不到，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三师长曾向夏军长诉苦，夏军长制止他们不可与胡、陶争，这固然是夏军长生性淡泊，事实上他也管不了胡、陶。黄绍竑先后派张任民、雷飙到汉，张任民觉事态可虑，报请李总司令注意，但李训责其不该谈此等事。雷飙分向夏、胡请勿忽视军中不平的情绪，夏谓军人不得大嫖大赌便发牢骚，已属司空见惯，胡谓你从后方来是不明白前方的情形的。

第七军因须由广西送兵补充，极感困难，为免战力因伤亡而减弱，常将各连人数比规定超额，例如步兵连轻机枪定制六挺而自增为十二挺，开支特大，经常费当然不够了。为保持战力而任部属忍穷挨苦，又与奢侈的友军共处，而他们又为自己孵育长大者，能无隔阂，实非常情，有此间隙，终被人乘隙而入，全局竟以崩溃。

“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这两句话自然地传到了南京，而且被夏军长撤职的钟毅、李伯朗两团长又向中央告密，这间隙就此被利用上。蒋有高级参谋云南人周伯甘，与第七军师长李明瑞为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私交甚好，蒋氏派其赴汉秘密向李游说，望其归附中央，李以事体太过重大，要周与他表哥俞作柏商量。俞也是李宗仁的老干部，第七军由桂出发北伐时，俞以旅长让给其表弟、时为其团长的李明瑞，而自己留在广西办理南宁军校兼农工厅长，民十六年四月俞因反对清党自逃往港，才脱离广西。蒋氏得周回报，遂召俞入京。民十七年十二月张任民由桂赴汉，经香港到上海，发现俞作柏同船，避不相见，到汉即报告李宗仁，谓俞此来，恐有古怪，但李不以为意。张又以告胡宗铎，胡竟满怀自信三军的坚强团结，绝非俞作柏所能动摇。他们哪里知道俞携巨款秘密把李明瑞说妥，并要李明瑞多拉些部队，但李对别的部队无法活动，仅拉得杨腾辉一人，约定等待时机一到即起而共同行动。这是中央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着，初步成功了。

妄兴鲁案 中人圈套

京沪一带，在民十七年冬间，谣言极盛，不说四集团军东下推翻中央政府，便说中央军准备直捣武汉，李宗仁为消弭谣言，遂只身赴京，民十八年一月五日就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在京住下。但蒋主席计划早定，且已逐步实施，有意要激成事变，特由陆路经江西运送械弹补充湖南鲁涤平第二军以备战。当何键秘密到汉报告此事时，夏威、胡宗铎、陶钧等年少气盛，不细加审度，不想到这是南京故意布置的圈套。胡最骄矜，主张先发制人，潘宜之更从旁附和，夏患扁桃腺炎，精神不好，无心议论，至二月廿日竟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鲁涤平湘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同时派兵到长沙，鲁避往湘西。李宗仁接夏、胡、陶等急电，立即离京，化装奔沪，几乎遭不测之祸。蒋主席以武汉的动作，符合自己的导演，在中央遂振振有词，免鲁（涤平）任何（键）是违抗五中全会“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的人员”的决议，派兵入湘是违抗编遣会议“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师出不患无名了。这是他对武汉的第二步奏功。

鲁案事起，李济深有电、黄绍竑有函致夏、胡、陶等加以责备，他们尚不知是被人引入陷阱而加以答辩。白崇禧也有电责他们事先显然未考虑政治的后果，并指示目前唯一的补救办法，惟有自请处分，听候中央处置，但他们都不曾接受。黄绍竑函李宗仁：“鲁案实属轻举妄动，绝难获得国人同情，应请从严处分胡、陶等人，然后再向中央请罪。”白崇禧也对李表示同样的意见。李的答复是：“此次事件，我虽制止不及，但承认咎在我方，我自己愿接受任何处分，以免因此引起战祸。”

蔡李斡旋 鲁案解决

蒋主席以为汉、平两地的广西部队的后方基地在两广，而两广的重心为李济深，先去李两广乃可各个击破。他于民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先由中央政治会议准李辞去粤省主席职，而以陈铭枢升任，即为对粤计划的开端。当时李在广东的实力，握在陈铭枢和陈济棠手中。两陈都属旧四军系统，都是李的旧部，但陈铭枢在宁汉分裂之前，已逃往南京去拥蒋，任总政治部代主任，故蒋可视陈铭枢为心腹，而陈济棠却仍为李济深的嫡系。两陈已得其一，只剩下陈济棠待后处理而已。

李济深奉召参加编遣会议，他对应否前往，在苍梧乡下家中与其亲信冯祝万、邓世增、李民欣、张文等商量，意见不一，踌躇未决，乃邀黄绍竑来一谈。黄由邕到，认为必须裁减兵员，国家才有建设可谈，革命才可告成，力劝其前往出席。李接纳黄的意见，乃动身赴京。他到上海，李宗仁即接他到法租界融园同住，将编遣会议如何失败，及鲁案引起纠纷的情形详细告诉他，并表示已托吴忠信从中斡旋，盼望能够和平解决。李济深自请入京设法转圜，但李宗仁顾虑安全有问题，阻止他去。第二天，蔡元培和吴敬恒特意由京来沪访两李。蔡说是受中央委托调查鲁案，问李宗仁对于此事的意见。李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谓如此中央便可有转圜的余地。吴敬恒因请李济深一同入京设法，他慨然不辞，但李宗仁仍加劝阻，而吴以人格保其无事，李济深终随蔡、吴入京去了。他到京即受中央委托，与蔡元培一起调查鲁案，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决议如下：

“据蔡元培、李济深等报告，奉令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湘省府一案，遵即详查。认为该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与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又查当日该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应请予以处分等情。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看这决议，鲁案已完全解决了，谁料这却不是正文！

唐收白部 李囚汤山

蒋主席对付白崇禧，是派刘文岛到青岛找唐生智去进行的。白氏在唐山的李品仙第十二路军，完全是唐的旧部，唐时刻都想找机会再抓回来，现在蒋来撩他，真是求之不得。蒋一面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部军饷，一面给唐生智巨款以策动所部脱离白氏，拥护中央，并着唐将白扣留解京究办。唐到天津，以亲信邓长庚进行联络。李品仙得了消息，即派原系唐的亲信朱武彝、杨绩荪做代表到津晤唐。朱、杨回去把消息密向军中干部透露，他们以旧主重来，既有官升，又有赏赐，打倒桂系，回去湖南，大家都十分欢喜，只瞒着了白崇禧。

蒋氏在争取时间以从事“削藩”准备工作期间，表面上对武汉力持宽和态度。及三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蒋由奉化回京，已悉俞作柏和唐生智两路工作都非常顺利，李济深在京、李宗仁在沪仍被监视，未被脱逃，估计解决“桂系”已有绝对把握，遂于三月廿日在三全大会发表他对鲁案处理意见的长篇演说，谓“此次事变，地方军人目无中央，此种重大违法之举，公然违背中央之决议，破坏国家的统一”。“中央对于地方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之可能。”他完全推翻了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表示要对武汉用兵了。廿一日李济深即由暗中监视改为公开幽囚，被送到汤山温泉去“休息”。

当李宗仁在沪看着情势不对时，曾派雷飙入京密劝李济深离京，但他不接纳，只嘱雷到杭州找李民欣电致广州邓世增：“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由真如、军事由伯南负责。”雷到杭州西湖，只见好几位广东中委从一家旅馆出来，神态轻松，似是会议刚散，但不见李民欣，即返沪商量后，径用李济深名字照其所嘱电邓。

蒋氏扣留李济深，胡汉民也参预密谋，并由其说动陈济棠拥护中央，于是广东问题便告解决了。

李杨倒戈 武汉瓦解

三全大会完全为蒋氏所控制，三月廿三日他要求大会授权给他处理武汉事变，参加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的元老们竟不敢反对，即决议授蒋全权，讨伐李、白。

廿六日国民政府下讨伐令，于是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被塑成了叛逆。第十五师师长夏威、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也被免职查办，另任命李明瑞为十五师师长。三全大会廿八日闭幕，蒋氏廿九日即乘“楚有”兵舰到九江，指挥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缪培南、王均、方鼎英、夏斗寅各师及海军向鄂东进攻。廿九日阎锡山通电声讨武汉，卅日冯玉祥电蒋声讨桂逆，皆非为义而实为自利者。

白崇禧自鲁案事起，即逆料大势不妙，屡电胡、陶、夏三人将兵力撤出湖北，全军集中湖南，紧靠桂粤。而胡、陶迷恋湖北地盘，错估自己实力，不肯放弃武汉，致失时机。及三全大会授蒋处理武汉事变全权，李宗仁知蒋决心用兵，才电汉口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令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官，着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对长江下游防御。夏威患病入院，将职务交李明瑞代行，这更给李明瑞以大胆通蒋的便利，他把他的第一师和杨腾辉的独立旅编为第一纵队，防守黄陂到李家集一线，等候中央军一有总攻击的通知，便立刻向后撤退。

三月卅日，蒋在九江下总攻击令，只是虚张声势，前线并无接触。四月二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俞作柏即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了行动日期。到三日傍晚，李明瑞将第七军第一师全部、第二师梁重熙团、第三师庞汉祯团、杨腾辉的独立旅秘密集结，连夜以急行军向西北撤往花园、安陆去了。李、杨倒戈，变起仓促，胡宗铎、陶钧措手不及，狼狈逃向宜昌。夏威从医院出来，仅得一班兵送他到荆州。蒋氏遂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武汉，五日抵汉布告安民。

胡宗铎等到了鄂西，白崇禧尚望其能取道湘西返桂，但他们已无斗志，四月廿日竟向南京投降。一日，夏得胡、陶派人送到五万元，说是中央给三人出洋的，夏遂扶病搭英国兵舰径往香港。蒋氏令这些投降部队在荆沙附近集合，而派张发奎（新继缪培南为第四师师长）、朱绍良、谭道源、夏斗寅各师包围缴械。军中无主，李朝芳不忍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五月廿七日他率领全部在沙市向张师缴械，两广官兵，多为张所收容。在荆州的被朱绍良围缴。轰轰烈烈的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

李宗仁在沪、白崇禧在津，竟能从虎口中脱出逃回广西。

第十三章 广西集团势力遭到倾覆厄运

在北伐后的初期，广西几位领袖人物，最初只是天真地期望革命成功，即可民安国泰，并不存何等野心，因而忽略了政治上的作法，并且忘了“功高震主”之戒，竟以招致颠踬。

自李、白脱险回广西后，广东已因李济深在京被囚，形成无主状态，嗣在分化之下，局面全变，仅余广西一隅，孤危已极。南京方面，于粤湘夹击广西的布置完成后，似故意使在粤的陈铭枢致电黄绍竑一激，使作困兽之斗，遂根本倾覆。

南京方面的权术运用是奏功了，然而地方的变乱，却并未因此而消灭！

李白幸脱险 先后返广西

白崇禧在唐山的部队既被唐生智夺去，于是想法脱身南下；李宗仁在上海既回不了武汉，用电报指示处置后，决意先回两广。这都是民国十八年三月廿一日后那几天的事。他们是怎样脱出虎口的呢？

白崇禧本来是蒋主席要唐生智将其拿解赴京的，他之所以不被拿解，是得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对李品仙等的力争，唐山到天津沿线都是廖磊部驻防，廖亲自护送白氏到天津，并通知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赶紧设法救他出险。李宗仁在上海得讯，即派王季文访许崇智问计，许氏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有交谊，由许氏电请宇都营救，宇都遂嘱天津日清汽船公司派一货轮送白氏离天津，并以军用汽艇送其登轮，经日本门司转赴香港。

李宗仁知白崇禧已脱险，即令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密晤当时的上海市长张定璠为自己想脱身的方法。张市长于安排停当后，托俞星槎回报李氏依照脱身之安排而行。当晚到了预先约定的时间，李氏偕王季文、张任民、季光恩出了融园寓邸上汽车赴中国饭店，后面追踪他们的神秘汽车，疑心李氏或是到此拜客，但李氏等进入饭店上了楼梯后，立即由后面工人楼梯下来，悄悄走出后巷，坐上张定璠准备的另一辆汽车，飞驰到黄浦滩的某一专用码头。俞星槎已在此等候着，他们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往吴淞口外，搭上邮船向香港去了。事后，被南京方面知道了李宗仁逃脱的内情，张定璠市长于三月廿八日即被免职。李宗仁到港后并未耽搁，即入广州，那时陈铭枢、陈济棠都不在省垣，第八路参谋长邓世增仍派军乐队亲到广九火车站欢迎，彼此谈了李济深在京被扣留后应付的意见，李氏即派张任民折返香港等候晤白崇禧，他本人即偕王季文等先回梧州。

粤归附中央 通电主和平

当李济深被囚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后，各界都为之震惊。参谋长兼广州公安局长邓世增，更愤慨非常，主张兵谏，发动党部及民众团体纷电南京严词质问，又召集徐景唐、王应榆等商议，徐、王等对兵谏深表同情。但陈铭枢和陈济棠已离粤首途赴京出席三全大会，陈铭枢经香港时寓英皇酒店，因酒店失火，陈氏从四层楼上跳下伤足，留港就医。陈铭枢此时并不赞成兵谏，借养伤在港观变。陈济棠抵达上海后，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使人示意阻止他入京，他遂折回香港和陈铭枢共商阻挠邓世增、徐景唐、王应榆等的兵谏行动。海军的陈策和两陈的意见是一致的。三月卅日陈济棠和陈策乘兵舰由香港到广州后，即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名通电主张和平，服从中央，电文中有“……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的语句。邓、徐、王等一股锐气，遂被此电而软化下来。

黄绍竑在南宁因应邓世增电邀赴粤商议应付危局办法，连夜赶到梧州，再乘南强小轮到三水，见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守候，而且形色张皇。李处长拉黄到僻静处告诉他：“李宗仁曾来过广州，但现在局势已变，两陈及各师长已通电主和，请你赶紧回去，切勿自投罗网。”适港梧商轮“大明”号入口，黄氏即赶搭此轮返梧州。

白崇禧由海路逃抵香港后，接着也偕张任民回到梧州。张氏对白说：“今后大事起，要钱用，你预备有多少钱？”白氏打开他的皮箧道：“就是这六万元，别无所有了。”

李、黄、白三位先后到达梧州，数年以来的患难朋友，聚首一堂，虽然是在失意的局面之下，而大家却都非常欢洽。在梧逗留不久，即联袂回到黄绍竑的家乡容县，召集了一次重要干部会议，听李、白两位报告这次大变的前因后果。当武汉战事将发时，兼第十五军军长的黄绍竑令我率第二师由韶关入湖南，北上援助，未到湖南郴州而武汉的局面已告瓦解，又奉令经湘南入龙虎关回广西，正在途中，故我不及参加这次的容县会议。

任潮奉蒋令 劝李白出洋

广东局面虽变，和广西间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往返的电报，都以和平建设为言。又派香翰屏为代表到来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战宁人一套老调，政治问题实无从谈起，只好静候时机的演变。

中央军占领武汉后，蒋主席忽然于是年四月八日在汉口发出通电，表示下野出洋，以息内争。电文中有：“中正半生戎马，为党驰驱，今后甚愿得卸仔肩，出洋考察，以个人资格，追随本党同志之后，以完成总理未竟之遗志。”人们以其在此时而有此举，当是另有作用，果然，蒋电嘱古应芬设法转达李宗仁、白崇禧出国游历休养。因李、白漏网而出，虎已归山，实属后患堪虞，不能不作安顿。古应芬奉命后，又转托李济深，李此时不能不遵命，遂于四月十六日致函李、白，其中有云：“……我辈生平自许救国，而形迹乃至伐勋，汤泉涤我，愧汗无地。所以既自知其负忒，又复何敢高论？万望两兄即日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以求末减。自己则早日行赴海外，得智识之加增，亦可有益于社会。……季宽兄既为地方朴实贤劳，应当力争我之蹉失，惟中央之命是听，为中央去西顾之忧，为吾省保能安之局，切望寄语，不可或忽。……”

李、白接信，以此函系李济深在拘囚中所写，不是他自由表达的意见，故未作复。

倔强难忍辱 攻粤实轻率

国民政府于是年三月廿六日所下的讨伐令和三全大会廿七日通过开除党籍的决议，都只是对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而发，完全不涉及黄绍竑，似是留以备用。

是时谭延闿和何应钦有个电报给黄绍竑，要旨是要他顾全大局，劝解息争。可是措词不很妥切，字里行间，感觉有令人难堪和不够诚恳之处。黄绍竑自然不能单独用他的意见去答复，要先和大家商量。结果，认为首先要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名义。复电语气，亦不示弱。南京方面正在“六合统一，千军解甲”的乐观时期，这方提出这种的要求，加上这种倔强的口气，当然不会有结果。

黄绍竑以局面澄清有待，回去离城数十里的老家省视老母，才住了两日，就有许多次电话催他回去，但回去后，并无何等大事急待解决，只是下下围棋来排闷消遣。事后他才知道这是李、白误会他有意隐避。

一日，黄绍竑与白崇禧正在对弈，李宗仁和张任民在旁观战。译电员送一电报来，张任民先接来看了交黄。黄绍竑因弈兴方浓，接过电报，随手搁在桌边，直到一局终了才拿起来看，看了一声不响，折叠了仍放在桌上。白崇禧拿来看了也不说话，依旧放还桌上。李宗仁也来看，看过依然闷声不说。饭摆好了，大家入座晚餐，仍是无人说话，演出了一幕哑剧。直到吃完了饭才讨论此事，原来是南京给广州陈铭枢转致黄绍竑的一电，电内共有四项：

一、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二、广西不准收容由武汉退回的部队；

三、广西境内的部队缩编为两师，剩余武器解缴中央；

四、黄绍竑将以上三项遵办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副主任（主任为陈济棠）。

广西的民性是不输最后一口气的，你迫得他愈厉害，他就不顾一切地和你蛮干到底。黄绍竑为了应付此事，乃发电报召集各部队长官举行会议，大家觉得迫人至此，只好干下去，遂决定出师攻粤。在会议中只师长吕焕炎始终不作声，张任民此时便知其心中有异。

北联冯玉祥 倡护党救国

五月初所得的情报是：广东军队集中肇庆，湖南军队集中永州，南京已将广西部队李明瑞、杨腾辉所部由湖北运来广东，使其入桂，这湘粤夹攻的计划，要将广西根本解决。

又悉：南京派代表陈仪到粤，力催陈济棠出兵，并带来南京军政大员致陈济棠函，详述利害，预料必操胜算，陈若不听，即彻底改造粤局。因此，陈济棠已定五月七日就第八路讨逆军总指挥职，宣告出师讨桂。但徐景唐率所部却与广西一致。

当时我们在政略上，提出护党救国的口号，并与冯玉祥加强联合阵线。在战略上，眼前对湘取守势，对粤取攻势，集中全力，攻取广州，以军事上的胜利，转移政治上的颓势；并约冯玉祥出兵武汉，以收分攻合击之效。

以上大计决定后，李宗仁即于五月五日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通电讨蒋，但李氏为了政治上的活动，出驻香港，而将广西内部的军政大计交由黄、白两位主持。

南京方面以运用黄绍竑不着，乃于五月四日免去其广西省政府主席职。

李宗仁就职后的第十天（即五月十五日），西北军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也在郑州发表通电反蒋，并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翌日冯部即在平汉、陇海两路积极采取军事部署。这表示北冯南李遥相呼应，一致合作，共同行动，洛阳和梧州的无线电也直接通报了，大为提高广西军事冒险的勇气。

广西境内因部队太少，而武汉退往鄂西的部队情况又不明，白崇禧以为总该有一部分会经湘西逃向桂边来的，于是他到柳州想经黔边入湘西去指挥他们。但刚到柳州，即接夏威的电报，始知溃退的广西部队已被第四军缴械，遂急忙赶回梧州，准备全力攻粤。

当我军对粤将发动之顷，尚派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为代表，到广州访陈济棠大谈和平，龚转到香港谒李宗仁后，即搭商轮“大明”回梧复命。龚到德庆，遇见我已率师东下，遂停轮相晤，将港穗情形告我而别。

两路军东进 芦苞初告捷

广西对粤进攻了！那是民十八年五月初间。兵力除留极少数维持省内治安之外，出征的为第十五军三个师、石化龙的独立团和韦造时的独立营，尚有王应榆的第十五旅，是由广东靠过来的。将这些部队编为两路：第一路以黄旭初的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徐启明、第六团团长叶丛华、第七团团长许宗武、第八团团长黄冕）及石化龙团和韦造时营编成，由军长黄绍竑指挥，沿西江向三水攻广州；第二路以伍廷飏的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黄鹤龄、第二团团长黄镇国、第三团团长黄韬、第四团团长苏来苏）、吕焕炎的第三师（第九团团长伍朝栋、第十团团长杨义、第十一团团长张国柱、第十二团团长刘志忠）及王应榆旅编成，由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经怀集、广宁、四会、三水攻广州。两路限五月九日在三水会合。

第一路是按韦营、第二师、石团及军部的顺序前进，先头部队于五月四日由梧州出发，沿途并未遇敌，粤军只守北江左岸。韦营望见三水后，才遇一敌船来探扰，立即登岸，进至白沙，遇北江水涨，三水敌已有备，我军已冲过三水的少数部队，被迫退回。自此第一路即与敌隔江对峙，无海军相助，无法渡过。

第二路五月七日到达芦苞对岸的蒋岸墟，所有船只，悉数被敌方控制于左岸下游，连日江水大涨，敌方警戒又极严密，经过十日仍无法飞渡。白总指挥乃留王应榆旅在蒋岸墟，而将伍廷飏、吕焕炎两师由大塘偷渡。十八日午前三时，先以吕师所组的义勇队三百名由廖正光、孙烈率领，已渡过去而被敌火制压，不能登岸。天明后，黄镇国、伍朝栋两团冒死强渡，奋勇当先，义勇队同时协力，将敌击退，占领大塘，敌退芦苞，即跟踪追去。

敌方香翰屏旅及张达教导团在芦苞占领九十九岗、上塘、李果珍之线，连夜构筑工事。十九日白氏以伍廷飏师攻正面，吕焕炎师攻李果珍高地，伍、杨两团猛攻两小时即将高地占领。下午一时敌方余汉谋旅由石角迂回向大塘，张团迎战不利，败回大塘，影响正面为之危急，幸白氏先令王应榆旅由蒋岸墟来大塘，刚好到达，才将敌方击退。夜间，正面敌军屡次反攻李果珍，终被杨团击退，香翰屏部损失极大，我方第一师副师长梁朝玑亦负伤。廿日余汉谋部屡次反攻大塘，吕焕炎师与之相持一昼夜，苦战不克，乃悬赏夺敌阵地，伍团乘夜猛攻，八时才将其击溃，毙敌副旅长一、官兵甚多。

白泥气衰竭 铩羽撤兵还

在芦苞、大塘溃败之敌人，廿一日退集白泥。有骆凤翔团、陈锯团、梁开晟团及余、香残部，合计不下八团之众，在白泥以西新屋、肥水、下庄及九曲水左岸之线构筑工事防守。我第一路因在三水对岸一带不能进展，也移转到白泥方面。白总指挥以伍廷飏师在右、吕焕炎师在左，攻白泥的正面，而以我所统率的第二师及王应榆旅由国泰方面迂回敌方的右侧背。

廿二日伍、吕两师进至距白泥数里的大岭127.7高地遇敌，第一、九两团合力一击即行占领。这高地是敌阵地的突出点，我军占后，由此侧射敌的右侧及后方，敌因此一时略形慌乱。在敌方也因这高地关系重要，以大队迭次反攻，以短兵混战，第一团第一连连长负伤，终被敌将高地夺去，乘机向我猛攻，迫我后退。

我率第二师及韦造时独立营由国泰方面绕到木广塘，遇敌迎面而来，双方赶夺当前一高地，敌有少数已先到顶上，若为敌得，我军即将受制。我见情势危急，赶速亲率卫士督队猛冲而上，高地遂入我军手中。黄冕团最勇敢，深入敌中。惜为时稍晚，正面伍、吕两师在半小时前已被敌迫退，故我师亦不敢向敌穷追。当我督队攻到高地上时，被敌步枪弹中胸穿背，负伤而退往后方，士气大受影响，不久，团长叶丛华以情况恶劣，竟弃队逃亡。旅长王应榆也在这一役被敌俘虏。

时已入夜，阵地线伍师在右，吕师在中，我师在左，地带都是水田夹杂着小丘陵。黄军长和白总指挥以一师长和一副师长受伤，一旅长被俘，全军伤亡甚大。

徐景唐的李务滋部自独立后即由石龙沿广路九及增城攻广州，但无法联系；冯玉祥部已为南京所分化而失败；湘军又发动犯桂，扰我后方。局势如此，我军决定由粤撤退回桂，以石化龙团及韦造时营为掩护，由大塘渡河，经怀集返梧州。

后来黄绍竑自己评论这一役，是在一个愤懑的情绪之下，把打仗问题看得太轻易的结果。

驱何难拒俞 根本遭倾覆

广西对湘，初取守势，以张任民为桂林警备司令，兵力只得何次三警备队一团，令其如敌大军来攻，可相机退让。当时湘军何键奉南京命令讨桂，他善观风色，知我军已在粤败退，才以周斓、吴尚、刘建绪各师及陈光中旅由全州进攻桂林，乘虚进迫柳州。我方赶将由粤退回的部队，由梧调柳，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官徐启明，辖徐启明、龚寿仪两团；第二纵队司令官覃连芳，辖苏来苏、黄熏、吕谷贻三团及刘肇骏营、炮兵一连、特务两连；第三纵队司令官雷飙，辖黄鹤龄、黄镇国、黄韬三团；以第一师师长伍廷飏为指挥官，率这三个纵队及桂林警备队对湘军作战。六月十七日军纵队先击溃陈光中旅于柳城。十九日徐、雷两纵队迎击刘建绪、周斓两师于沙塘，覃纵队回师夹攻，敌军大败，向北溃逃，星夜不停。廿四日，覃纵队克复桂林，徐纵队追过平乐，湘军经全州及龙虎关悉退回湘，桂北又告平复。

这时候，梧州无兵防守，门户洞开，俞作柏受了南京的命令，率领李明瑞、杨腾辉所部，配合广东方面的部队，乘隙进占梧州，上达桂平，企图进攻南宁。黄绍竑以无兵可调，势难抵抗，桂柳方面虽一时获胜，究于全局无补；且李明瑞、杨腾辉所部，都是多年袍泽，不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能保持此完整强大力量，以俞作柏的偏私躁进，必难持久，等待时局的演变而善为运用，仍可入我掌握；因决心退出广西，电催白崇禧速回南宁。白氏在桂柳处理未了的军事，迟迟不来，黄绍竑连电催促，其中有云：“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何必多所留恋。”白返到南宁，黄将省内部队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帅，令与对方进行妥协。此时中央已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黄氏并留民政厅长粟威办理交代，以示清白，即与白崇禧乘轮到龙州入越南，黄绍竑即转赴香港。这是民十八年六月间的事。

广西集团的势力，到此已根本倾覆，蒋主席的削藩政策，表面上已收大效，但奖人为乱，酿乱愈甚，不到半年而广西力量复起。

第十四章 李、黄、白再起与张桂军攻粤之役

本章所记，为民国十八年秋冬间事。

胡汉民与汪兆铭这两位国民党领袖，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已彼此不相下。传说：无论公私文件，若写“胡汪”，则汪生气；但写“汪胡”，则胡也生气。北伐起后，蒋中正渐当权，屡调和两方而终无成就。汪之与胡，始终参商，绝不能共处，此起则彼落。民十八年胡在朝而汪在野，故汪反对中央，其实并非根本要反蒋。

国民党人自己相争，只好借党统做题目，撑起了“护党”的旗帜。民十六年十一月张发奎、黄琪翔的广州事变，即用此题目。民十八年五月广西反抗南京，也是用此题目。此次汪氏领导张桂联军谋取广州建立中枢，依然用此题目。其实，舍此也更不容易说得出什么大道理来。

以上两点，在文中未详及，特附记于此。

环境逼促 李黄再起

广西集团的势力，自民国十八年六月遭到颠覆后，不到半年之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又复起来而与中央对抗。

他们是怎样再起的呢？

当时的南京中央，自己制造出的敌人太多了。是年九月十七日有第四师师长张发奎在宜昌的反叛；同月有广西主席俞作柏与编遣主任李明瑞的倒戈；十月十日又有西北军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将领的反叛。这些是已公开表露了的，而酝酿待发的尚大有其人。加之“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的政客们，因蒋主席操纵了三全大会，都完全被摈于党政圈外，遂时时伺隙而攻。这几种人的企图虽不尽同，而反蒋的目标则一致。于是，“改组派”领袖汪兆铭便想利用此点，把他们组成反蒋的联合阵线。汪氏于民十八年八月由欧洲回居香港，“改组派”即宣言要在广州谋组中枢，从事活动。李宗仁和黄绍竑正逃亡在港（白崇禧在越南），汪氏首先便来联络。政治是只计利害不讲感情的，昔日是仇敌，今日是朋友，在局外人看来虽觉难以为情，而在当局者，却视为势所必然，不以为怪。这是全国的客观形势鼓励着他们去行动。

当时广西的情形是这样的：俞作柏向来左倾，他之所以服从中央，无非是想取得广西的地盘，掌握广西的部队。自从当上广西省政府主席之后，其左右都是那些左倾人士或共产党，终日包围着他，要他有所举动。汪兆铭对俞作柏，自然也曾加以策动，俞遂树起反蒋的旗帜，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当初，俞挟天子以令诸侯，尚能控制广西局面于一时，至此全省的部队，连在武汉投归俞氏的李明瑞和杨腾辉等大多数人，都一致反对他。十月二日南京方面将俞作柏、李明瑞免职，改任吕焕炎为广西省府主席兼编遣主任。俞作柏去往香港，李明瑞和俞作豫率领少数部队往左江和右江，与共产党黄飞虎、韦拔群联合。吕焕炎虽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受李、黄、白的指挥。这是当时广西省内的客观情势给李、黄、白以再起机会。

李宗仁他们一批人都是怀抱事业心的，虽然遭了一场很大的挫折，却正当年富力强，雄心未死。加以身无余钱，想远游息影，事无可能。而海隅的殖民地政府亦对他们压迫，连避难也不许容身，更逼着要奋起。这是主观的原因。

国内既吾道不孤，省中又尚可凭借，海外已不能立足，他们很自然地而且唯一地只有卷土重来了。

雷飙策划 倒俞作柏

关于广西内部的变化，雷飙在其中颇有关系。

雷氏为第十五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为伍廷飏。当是年六月间黄绍竑和白崇禧离省后，该师尚在桂林，而俞作柏已回到梧州。雷飙欲试探俞氏的态度，电俞谓伍廷飏决意摆脱一切，拟经邕赴越，可否予以方便？俞复电说：“伍廷飏系中央通缉犯，不可。”雷飙恶其无情，乃赶往郁林晤第十五军第三师师长吕焕炎，谓俞氏忘本，难与共事，请与伍廷飏合力攻俞。吕焕炎虽已同意，却被其副师长伍蕃所破坏，伍蕃当时的意见是：“俞作柏倒后，你（指吕氏）仍要戴伍廷飏的帽子，何必多此一举。”事既不成，雷飙急归，即与伍廷飏密谋逃离广西赴香港之策，议定伍廷飏乃将第一师部队交副师长梁朝玑（梁氏在粤负伤，此时伤愈回队）统率，由雷飙陪伍廷飏离桂入湘。抵长沙后，雷悄然往访何键的参谋长同学某君，某君吃惊道：“你真大胆！我们和你们刚打完仗，你来何事？”雷飙说明来意，请其照料赴沪。某君应允。雷说：“还有一人。”某君问：“是谁？”雷以伍廷飏对。某君因伍氏为中央通缉犯，一时大感为难。经雷氏慷慨陈说后，某君终于将伍、雷两氏当作部队中人，送到汉口。再由其驻汉办事处买船票送沪。船过南京时，雷飙独自上岸秘访何键，何氏亦惊佩其胆量，并谓：“我前次兴师入桂，实系在奉命之下，不得已之举，望于晤见李、黄、白各位时，请其原谅。”雷旋即赴沪转到香港。

雷飙在港住到九月，又私自秘密回桂省看看情形。他先到郁林访吕焕炎，并向吕氏说道：“俞作柏快要反蒋了，望你秘密赶速联络梁朝玑各部，等待倒俞，俞倒，岂不由你继任？”这回吕又答应了，但向雷说：“俞作柏对你极为注意，倘知道你来我处，必生问题，为了扫除他的疑虑，你能否也去看看俞作柏？”雷当场认为可以去看俞氏，旋即赴昌，抵贵县，遇李明瑞，李表示俞作柏正记念着他。并即派车送雷到邕。由省府教育厅长雷沛鸿陪同访俞，俞氏初时词色间对雷飙尚含敌意，及夜间第二次晤谈，一直谈到夜半，雷向俞说：“冯、阎现均反蒋，大势如此，你打算如何？”俞氏此时终于露出心事，表示也要反蒋，并坚留雷氏任其参谋长。雷于是夜虽未表示接受与否，以所望已达，不愿久留，乃留函托雷沛鸿厅长致俞氏，谓在港家有要事，来电催归。即搭船赴梧回港，终于不辞而别。

不久之后，某日汪兆铭告知在香港之李、黄说：“俞作柏即将反蒋，请即派人回桂嘱梁朝玑等部队勿攻俞氏。”当时李宗仁认为雷飙可回广西一行，但黄绍竑却认为雷去不得，因此未能决定行止。雷氏在旁则笑而不言。稍后，黄问雷何故发笑？雷说：“快有好戏看了，不必再派人回去。”至此，雷飙始将他秘密潜归私访吕、俞的情形详告黄绍竑。果然，不久后俞作柏公开反蒋，而吕焕炎等即起而倒俞。

团结旧部 重握桂权

俞作柏和张发奎有过一段因缘：民十六年十一月的广州事变，黄琪翔捕黄绍竑不获，张氏回广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以巨款令俞作柏回桂倒黄绍竑。后因十二月共产党又在广州暴动，张氏和黄琪翔败走，俞作柏也不能回桂。有此旧关系，联络自易。此次汪兆铭因俞反蒋，即令张发奎率军由鄂经湘入桂与俞会合，共同行动，汪氏却不知吕焕炎等已决定在桂倒俞。张发奎部已出师在途，到桂省时大有与吕焕炎等冲突的可能。幸亏这时梁朝玑等已派人来港迎李、黄、白三位回桂，并表示愿与张发奎合作，李宗仁乃推黄绍竑先归，汪兆铭亦催黄氏速行。

黄绍竑此时虽已决心离港回桂，但尚未商定何日动身。一日，香港警政司传黄去见，说是有人控告他在港做政治活动，碍及治安。黄派代表答辩，不得要领而回。过了几天，警政司又给黄一件公文，限其三日内离境。黄氏暗忖：“英人既不准我住港，自然也不许到其他英属地方了，上海是不敢去的，越南或别处自己又不愿去，最合理的，还是回广西去开辟自己的自由天地吧。”于是黄氏乃趁法国的“网球四骑士”在港表演之际，特地去参观，又故意使敌方许多熟人看见他，看完后回家，立即化装，同他的妹夫吴柱文在大雨中上了法国邮船向广州湾去，临行时嘱咐他的太太在三日后再行通知汪兆铭与李宗仁两位。他抵广州湾后，再换乘汽车取道廉江、陆川、郁林而回到他的家乡容县，计费时两天，在途中他扮作汽车司机，平安无事。

黄氏住在容县自己家中，绝不与人来往，但不久，容县县长封镇南即已知道，到来求见，并介绍其侄，驻容县的旅长封克鲁来见，封旅长表示绝对听黄命令。黄氏遂发电到南宁，要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梁重熙、吕竞存、张任民、蒙志、杨义、黄鹤龄、黄韬等到宾阳和他见面。第三天（十一月八日），黄氏即乘汽车到宾阳。被邀的人全数到齐，未邀的也来了不少。黄氏离省不过数月，大家相见之下，都觉得非常难过，有的甚至感动到流下泪来。他将来意说明，希望广西袍泽团结一致，与张发奎部合作，同下广东。大家一致赞成，并无异议。他当时即令各师秘密向平乐、梧州前进，与张部合攻在平乐一带的粤军。那时黄氏还没有任何名义，但他的命令已发生效力。因尚在秘密行动期间，他部署后，又回容县乡下省母。只住了两天，即往南宁，遵照汪兆铭领导的“地下中央”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推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传达所长，他自己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重新弹起五年前的老调！为与汪氏及张发奎部联络方便起见，特以陈树人的胞侄陈翰誉为参谋长。李宗仁此时则取道越南偕同白崇禧回到南宁。李氏当时也是被港府限令离境的。当黄绍竑在宾阳召集会议时，粤方即已获知消息，赶忙将部队连夜由平乐撤退，我军迫近梧州，粤军也放弃梧州，于是广西全境，又归到李、黄、白集团的掌握。

张部入桂 石桥晤黄

张发奎自率部驻湖北宜昌，与在香港的汪兆铭氏自然是有联络的。蒋总司令下令将张氏所统率的第四师调往陇海路，并限九月廿日到达浦口。张氏料蒋必在汉口或浦口将其所部缴械，遂将部队集中枝江，于九月十七日电蒋主张三项：

一、取消违法乱纪之三全大会；

二、根本铲除恶化腐化势力，继续反帝；

三、敦请革命元勋回国，主持大计。

张氏既揭橥护党，反对南京，即拔队经湘西向桂境。途中在石门、麻布袱、江口市、瓦屋塘各处，曾受湘军阻击。十月卅一日到广西龙胜县，吕焕炎的代表刘剑奇和杨腾辉的代表余某即来联络。十一月二日到义宁，在香港的李宗仁、黄绍竑派代表周炳逵及陈某到畹田见张氏，报告各方消息及联络进行办法。三日张氏派吴逸志赴桂柳与桂方当局接洽。因当时敌军香翰屏部有向平乐、荔浦移动模样，张令部队向灵川、兴安、恭城前进，侧击该敌。经潭下、灵川、兴安、榜上、柘田、罗家墟十二日到黄牛寨。十三日休息，桂林方面由梁重熙转来黄绍竑真（十一日）电，谓已遵二届中央执监会议命令，就“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指挥职，相与一致讨蒋靖粤。张部经车田洞十五日到恭城县，又接柳州杨师长电话，知敌军已由荔浦退蒙山，于是决定兼程入粤。十六日到二塘，黄绍竑派杨腾辉代表带来无线电通讯队一队。十七日到同安，张氏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职。廿一日张部到贺县，独立第五师师长黄权派代表黄某来联络。廿三日张部到沙头，接黄绍竑函约张氏到石桥会商。这是张部入桂经过的情形。

黄绍竑与张发奎廿四日到石桥会晤，讨论两军联合对粤作战事宜。黄氏以广西局面转变，未到一月，诸事都要重新部署，待张部在广西境内稍为休息整顿，再会师东下。但张以为应乘其不备，一举东下，即可占领广州，否则对方准备完毕，必难获胜。其实广州方面，早就准备了强固的工事，而张部出师四省，直下广州，已犯劳师袭远之戒。且自信过甚，认为对方不堪一击，同时暗示即使广西军队不能协助，亦可单独获胜，此又蹈了骄兵之忌。广东方面，此时不但集中了粤军力量，且调了许多北方部队到来，所谓乘其不备，正与事实相反。但张氏决心甚坚，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黄虽不赞同张的意见，也没法阻止他，同时又不能袖手旁观，听其自败，结果只好一致行动了。

两路并进 东下清远

石桥四小时的会商，决定的重要事项为：一、李宗仁以传达所长名义，统一指挥第三、第八两路部队作战。二、第三路经怀集、广宁到清远；第八路经德庆、肇庆、四会到清远；定十二月六日两路在清远会合。

两路的兵力，第三路为邓龙光的第十旅、黄镇球的第十一旅、吴奇伟的第十二旅及增编陈芝馨的教导旅，共约二万一千人。第八路为吕焕炎的第一纵队及杨腾辉的第二纵队。第一纵队为许宗武（五团，枪四千）、梁朝玑（两团，枪三千）、杨义等三师及封克鲁旅（一团，枪一千）；第二纵队为梁重熙（四团，枪三千五百）、黄权（四团，枪三千五百）、蒙志（两团，枪三千）等三师。除吕焕炎率杨义一师留守广西外，第八路出征兵力与第三路约略相等。

两路部队推进行程，表列如下：

因第三路一天也不肯休息，故第八路也赶着出动。沿途每日虽受敌人飞机的骚扰，而两路都能如期到达。在行进中，张总司令与黄副总司令十二月三日曾在径口会晤一次。

石角大捷 两龙惨败

李宗仁所长十二月六日在清远下总攻击令。七日晚，第三路由横石、第八路第一纵队也由横石、第二纵队由清远洲心墟渡过北江，当面敌人都已退走，全无妨碍。

第三路渡河后向花县前进。八日，将到花县，即行展开，吴、陈两旅在右，攻花县、两龙墟，邓、黄两旅在左，攻新田、石角。

左翼敌人为中央军朱绍良、毛炳文、陈继承三师。九日，邓旅击破敌前进部队于新田，追至石角，敌据吉径高山顽抗。十日，邓旅得右翼陈旅协力，将石角至象山间敌人完全击破，溃不成军，邓、黄两旅即合力追击，下午一时先头已占领人和墟，倘乘胜穷追，广州将为之动摇，惜因右翼两龙墟吃紧，邓、黄两旅追至李溪，即被调回赴援。

右翼吴旅，八日晚驱逐莲湖中央军谭道源部，即占领花县，九日进攻象山。陈旅乘象山敌人对东面警戒稍疏，九日下午三时突袭一鼓而占领之，随即前进；吴旅即追敌到两龙墟。十日拂晓，陈旅才联络到左翼邓旅，协力大破象山以东至石角间的中央军。但两龙墟方面，蒋光鼐率七团之众，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十日午后，陈济棠更派蔡廷锴部三团及张之英团增援，故吴旅支撑极苦。十一日，战事完全集中在两龙墟，陈、黄两旅先来参加，午间，黄旅长受伤，官兵伤亡甚大，邓旅再增援上去。十二日，敌人陆空协同对我猛击，团长李汉炯、欧震受伤，黄世途、孟敏失踪，有全营官长悉数伤亡的，前线指挥无人，全线损失惨重，激战四昼夜，兵力早已用完，第八路又全无消息，不得已而于晚上下令撤退，但各部多已无法接到命令，只照来路自行向后。

张发奎总司令于十三日接白崇禧总指挥函云“接兄文电，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分由芦苞白泥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方面到军田，谓贵部已向原路退回，故德（指李宗仁）季（指黄绍竑）两公及诸将领决心将军队暂撤回北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敝路正面攻坚三次，毫无效果，为愧。已令蒙师开往银盏坳掩护贵军。”等语。旋又接到黄绍竑副总司令的通报和蒙师的报告。十四日晚，部队大部分退集琶江，正想集结整理，被敌用汽车输送一师人到来截击，损失奇重，夺桥西渡。陈旅奔到横石过江。吴旅续到而桥已断，再北奔，遇莫雄，乃引导到连江口渡过，经阳山入桂边到钟山归队。其余各部，都随张总司令到怀集收容整理后，再退到平乐。

这是第三路军作战经过的概略。

军田无功 撤兵回桂

再述第八路方面的情形。

第八路七日夜间渡过北江东岸后，八日驱逐国泰、白泥、银盏坳敌人。九日夜袭军田、赤泥。因军田敌占地利，工事又坚，且有空军相助，连日三次进攻，毫无进展。旷日持久，殊为可虑，乃放弃正面，十一日夜间，移转主力往攻炭步，想从侧翼把敌阵突破，不料，敌乘机抽调正面的重兵增援两龙墟，击败我第三路。

我方十一日夜正移兵向炭步时，忽报侧翼大塘有敌活动，乃决定由黄副总司令率已开动的梁朝玑师先肃清大塘、芦苞，其余依旧不动。十二日午后三时，梁师长探悉敌主力仍集芦苞，遂以一部将大塘之敌消灭后，即在大塘架桥，而自率主力连夜接近芦苞，本来准备十三日拂晓进攻，但是夜敌军见我大队骤至，仓皇应战，晚八时即向三水溃逃，我追击到大宜冈、九十九冈，并即架桥与蒋岸、马房的封旅联络。至十三日午间得第三路失利消息，奉李所长退兵命令，即以梁师掩护主力运动，赶速完成军桥。

黄副总司令十三日在国泰下令各部撤回北江西岸，总司令部即由芦苞渡河。十四日各部渡完，十五日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第三路军完全失了联络，直到十六日午后，派往该路的联络参谋绕道三坑趋广宁报告，才知道第三路已分退怀集、连阳。黄副总司令乃决定全部撤回边境整理，下午一时在黄冈下令各部向平乐、荔浦转进，以许宗武师任后卫。十二月廿五日回到八步。

这是是年攻粤第二次的失败。

关于失败的原因，《四军纪实》评论说：“此次之败，在于轻敌。左翼追击到人和墟后，不直下广州，处置失当。两军联络不确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且敌有空军参加作战，以致功败垂成。”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中检讨说：“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广西部队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以极大的威胁。”两方说的都是老实话。

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失败而气馁，记取教训，痛自反省，尽去骄矜，开诚相见，团结更固，力加整顿，力量反比前强了许多。

第十五章 李宗仁出任反蒋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本章所述为民国十九年春夏间事。

那时广西处在内乱外敌交织煎迫的险境中，张（发奎）桂两军以败亡残余，却能精诚团结，力战四面，挽回危局，可说是最精彩的演出！

不料正当此时，阎、冯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蒋战争，李宗仁被任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终于决计放弃广西根据地，倾师入湘，会师中原，无异破釜沉舟，决心十分坚定。是役也，假使后队早发，能够追上前方，则入湘之师虽失衡阳，亦必不再返顾，而以全力直趋武汉，与阎、冯的北方战场相呼应，使中央军首尾不能相顾，胜负之数，尚未可知。

惟不料一着之失，满盘皆输矣！

平乐整编 士气复扬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于民十八年冬刚再翻身起来，却又遭着图粤失败的挫折。当时的广西，外有尾追而来的中央军从贺江犯八步，又有粤军从西江犯梧州，而湘军也乘机入侵全县；内有吕焕炎在邕贵浔郁的变叛，更有共产党在左右两江的活动。情势险恶，可谓已达极点。他们赶紧把溃归的部队，集中在平乐附近来整理。至民十九年一月五日撤销了第三、第八两路军的名义，把张发奎部改为第四军，桂军改为第七和第十五两军，改编详况如下：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四师师长李汉魂，

第十二师师长邓龙光，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五师师长杨腾辉兼，副师长雷飙，

第八师师长梁重熙，副师长谢东山，

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兼，

第一师师长梁朝玑，副师长黄鹤龄，

第三师师长许宗武，副师长黄韬，

教导师师长缺，由副师长梁瀚嵩代，

警卫团团长黄瑞华。

张桂两军同在患难之中，彼此都谦抑反省，更加团结，整编完成，精神复振。在四面楚歌之下，决定由黄绍竑副总司令率第十五军（除教导师及警卫团）及第四军先行迅速解决广西省内反叛的吕焕炎部，而以教导师守荔浦。于是各部悉由平乐移驻荔浦以西。

吕焕炎部 负嵎郁林

吕焕炎因倒俞作柏，得到中央方面委掌广西军政全权，他正在得意之际，不料桂省多数将领皆主张欢迎李、黄、白等老长官回来。吕氏心里固然不喜，但表面上却不敢触违众议。俟经粤方向吕氏加以煽诱，他遂乘张、桂两路大军由粤败归时而公开反叛了。

黄绍竑副总司令既负责声讨吕焕炎，是年一月九日黄氏即由荔浦赴柳州，探悉吕部伍朝栋团已在宾阳对柳州警戒；孙烈团在贵县，吕谷贻团在桂平，亦与驻屯藤县和梧州的粤军连成一气；蒋武、张寿两团则负责策应各方。吕部虽作如此部署，但吕的部属却多倾向我方。及闻黄绍竑已到柳州，吕氏所部之杨俊昌、覃兴两营长即由南宁密使商抡元来陈款曲。黄氏即将此次回师平乱的意旨面告商抡元，嘱其归报杨、覃两营长准备发动。十二日电令十五军于十三日由修仁出发，经罗秀、庙王、武宣到桐岭集中；第四军随后跟进。他自己也由柳州赶往指挥。十六日在武宣二塘下令：许宗武师经桐岭、桂贵石龙、蒙墟限十九日进占桂平；梁朝玑经桐岭、东挽、龙山限十九日进占贵县；在邕的杨俊昌、覃兴两营，须于十八日将吕部之蒋武、张寿两团设法缴械。黄绍竑亦于十八日到桂贵石龙。

杨、覃两营遵照黄氏命令，依期发动。杨俊昌被推任指挥，十七日夜间部署完妥，十八日天未明即开动，先对南宁城内的蒋团，次对军校张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以缴械，并未流血即告完全解决，收复南宁。黄绍竑即将所获枪炮及归附官兵编为三个独立团，以杨俊昌、覃兴、岑建英分任团长。

十九日许宗武师到达桂平，吕焕炎部已闻风先逃，梁朝玑师晨间包围贵县，吕焕炎督队略作抵抗即渡江先遁，其所部纷纷来归，另一团长孙烈仅率数十人逃去，吕焕炎奔往郁林据城死守。在宾阳之伍朝栋团移到黎塘后也请求收编。

至此，黄绍竑以一部围郁林城，以主力进攻藤县，向梧州的粤军压迫。张发奎军长则率第四军由贵县经郁林、陆川进攻南路。

朱绍良部 先被击溃

朱绍良所率中央军第六路毛炳文、谭道源、张辉瓒各师进入平乐，因军纪不良，深为当地人民所痛恨。李宗仁总司令在宾阳，令教导师向平乐移动，白总指挥率第七军及在宾阳来归的伍朝栋、韦恒心两团进向荔浦，准备迎击中央军。

梁瀚嵩所统率的教导师于一月廿九日由荔浦进到栗木，击退敌警戒队；次日到龙窝，又击败敌一团，再进到平乐对岸，却被六团之众的敌人反攻而败归荔浦。白氏为了要诱出平乐敌军悉数渡到漓江西岸，乃令教导师再往佯攻。二月一日梁瀚嵩再挥兵前进，在机干桥击退敌方的一股小部队；二日中央军毛炳文师来攻，谭道源师又由左翼迂回，梁以任务完成，且战且退，转回荔浦。

白崇禧总指挥于二月三日到达荔浦，知中央军毛、谭、张三师分布栗木、马岭、阳朔一带，图犯荔浦、桂林。四日下攻击令，以杨腾辉军长率第七军（缺一团）为左翼队，攻马岭；梁瀚嵩代师长率所部及伍、韦两团为右翼队，攻栗木；黄瑞华团攻扰阳朔，图将大部敌人吸引于该方面；又电唐生明部由恭城进扰平乐敌后；白氏则亲率第八师第一团为总预备队。二月五日左右翼队一齐进攻，都获胜利。六日向龙窝、胡塘、平乐追击，中央军大部溃集龙窝，我各部合力猛击一昼夜，歼其大半。七日晨，残敌已悉数退过漓江东岸，向八步退走，我军分由平乐、大扒、长漓渡江追击，杨腾辉部在英家团缴一团敌械。十日追击各部队在八步会合，中央军已败退至信都、开建。十二日白氏率第七军回柳州，那时粤军犯北流，情势甚急，于是又将教导师调防桂平。

全县方面的湘军，知中央军败逃，遂不敢再有所举动。

兵分力薄 北流受挫

我军在平乐虽击败了中央军，但在北流却为粤军所击败。

粤军入据梧州后，因吕焕炎称叛，西面已无顾虑，本来准备溯漓江袭荔浦，与中央军由八步向平乐，合击我军。后因吕焕炎败困郁林，第四军进攻南路，乃变计西进，以解郁林之围，并袭第四军之后，遂分兵两路而进：余汉谋、李扬敬两师由梧州的戎墟沿容苍公路前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藤县、平南的武林沿武博公路前进。两路都是经容县、北流向郁林。

黄绍竑在贵县于二月六日获得粤军纷集的情报，急电张发奎军长由南路回师北流，又令许宗武师长赶速完成坑道攻破郁林城，又令梁朝玑师的周团由容县前进岑溪，担任我军集中的掩护任务。粤军已逐步向我方前进，计程二月十三日即可在北流与我接触，而张发奎军的李汉魂师在高州，邓龙光师在廉江，要十四日才能到达北流。依此情况，白崇禧和张发奎都主张放弃郁林，退守浔贵，俟全军集结，再行反攻。但黄绍竑以为如此则张发奎军将受困于南路，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故决定在北流城至民乐之线，占领阵地防守，以等待张部回到。十日黄氏接到平乐大捷的消息，急电白崇禧以一部追击，顺道攻梧州，迅率主力来北流助战，但在时间上实难办到。十二日粤军余汉谋、李扬敬两师的先头部队已到岑溪的南渡墟，黄绍竑乃令第十五军占领阵地，以一团人守北流城，许宗武师及教导师的一团守暗螺岭至枫竹洞，梁朝玑师守枫竹洞以北至莲塘北方高地，并派一部占领民乐墟。十四日布防完成，但因材料缺乏，防御十分薄弱。当日午后敌机三架飞来轰炸，四时余、李两路来攻，守暗螺岭的一团人首先不支而退回本阵地。粤方蒋光鼐、蔡廷锴所部先头部队，是日已到达距北流城卅里的西山。我方张发奎军全部当夜也回到枫木林附近。十五日第四、十五两军一齐出击，终因敌机投弹及强大增援，不能进展。夜间得何次三团由买酒山调到，十六日晨全线再行攻击，激战至午后一时，伤亡惨重，颓势难支，黄绍竑乃于午后二时下令退却。十八日第四军退到瓦塘、大岭，十五军退到贵县，据邕江北岸而守，郁林围城部队同时撤回。此役死官佐三百余人，伤团长二人，营连排长四十余人，士兵六百余人。大败。

货畅其流 饷源有着

北流战后，白崇禧总指挥率第七军回驻迁江、宾阳，梁瀚嵩师守桂平，许宗武师守贵县，第四军守横县。中央军朱绍良所部由梧藤北调，粤军单独无力侵扰，但以广西最富饶的梧郁地区，既入其手，于是只用经济封锁以枯竭我方饷源，使我坐困。我方为打破经济封锁，遂乘休战的机会，由黄绍竑副总司令负责恢复滇黔的交通，使特货（当时称鸦片为特货，禁烟税收为重要饷源）如常进入；又以第四军略取钦廉，使特货得以销路畅通，盐税也有着落。

此际第四军因北流战役损失甚大，缩编为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以吴奇伟、薛岳、韩汉英分任团长，邓龙光为参谋长。三月初，由副师长李汉魂率领三团之众自横县渡江出灵山，三月七日占领北海，钦廉敌军退往化县。钦廉既定，派杨德昭为财政处长，饷源遂有办法。

黄绍竑即负起任务，以梁朝玑师担任左江，而自任右江。

广西赴黔省之路又得畅通，于是右江商货，云集南宁。但不久，因出兵湖南，我军放弃右江，遂致前功尽弃。

太原会议 统一反蒋

此时张、桂两军正困处在半壁的广西，而北方大规模的反蒋战事在五月中爆发了。又带来了“新希望”！

北方情形的演变是：蒋主席在上年（民十八年）十一、十二月，接连敉平了西北军、石友三、唐生智的变叛，北方似无事了。但在西北军的两次变叛中，中央为笼络阎锡山，曾给阎氏的亲信赵戴文以监察院长和杨兆泰以内政部长的职位，但阎氏虑到唇亡齿寒，始终违反中央之命不放冯玉祥出洋。到了民十九年二月十日阎氏竟电蒋胁迫要共同下野。廿八日阎锡山由建安村迎冯玉祥入太原举行重要干部会议，并邀李宗仁的代表麦焕章、潘宜之、黄建平等参加，一致决定：“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北平成立中央，与南京对立”；并规定了政治军事进行步骤。会后，冯玉祥即于三月十日由太原秘密回到潼关，派戈定远携函赴香港致汪兆铭，将太原会议意见转达，请其早日命驾北上，共商大计，尤望尽量先派人前来部署一切。冯氏同时函致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盼其一致合作倒蒋。三月十五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李均于四月一日分别通电就职，惟张学良无所表示。同时，阎氏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桂攻湘鄂；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向河南进攻；阎氏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攻山东。

于是，南京方面也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由豫退鲁，防守鲁西；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防守徐州、砀山一带；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许昌；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担任黄河南岸军事行动；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主持湘鄂防务，专对由广西而来的攻击。除东北与内蒙古外，此时全国都进入了战时状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非革命军北伐战役所能比拟。双方埋头准备，紧张了数旬，北方的大战，遂由山西军渡河进攻济南而揭幕。

倾师入湘 直抵岳州

北方战事既发动，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即在南宁会议，决定作战方略，因兵太少，为了要会师中原，只好放弃广西根据地，倾全力以进攻湖南，直取武汉。后方只由几个司令（南宁卫戍司令韦云淞、柳庆警备司令韩彩凤、都武游击司令陆福祥、百色游击司令岑建英、隆安游击司令王晓东、钦廉各属司令林俊廷）指挥些地方团队去维持。好在我军于是年五月廿二日陆续放弃桂平、贵县后，粤军虽即乘机来占，一度进至黎塘，但因陈济棠以为我军又欲图粤，突然尽将进入桂省的粤军急急调回北江布防，只剩下吕焕炎部在梧、浔、郁一带，如此一来，使我后方反少顾虑。

我军向湖南进攻，系分为两批出发，因黄绍竑副总司令尚在右江，留他率领后一批，而由李宗仁总司令、白崇禧总指挥、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七、十五军先动。李宗仁将这三军分为两路向零陵出发：张发奎率第四军及第十五军之梁朝玑师由桂林出全县；白崇禧率第七军及第十五军之许宗武师由平乐出龙虎关；两路到达零陵，同向衡阳推进。五月廿七日，湘军唐生明率部前来参加，编为第八军。湘省刘建绪师遂不敢抵抗而节节退却。江西鲁涤平部由赣入湘来援何键，鲁部甫到湘边，我军已不战而得衡阳。于是我第四军向醴陵，十五军向渌口、株洲，第七军向衡山、湘潭前进。六月一日，中央军朱绍良部开抵汉口，兼程援湘。二日，夏斗寅、钱大钧两部赶过长沙来救湘潭，而湘潭却先一步为我军占领，双方遂展开激战。十五军梁朝玑与许宗武两师，果敢机敏，于三日夜偷渡渌水，一鼓而击溃渌口和株洲之敌。湘潭敌人闻变，即仓皇退却，我军乘胜追击，五日进入长沙，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各部皆北逃，何键则率部退往湘西。第四军在醴陵与敌战两昼夜，卒将其击溃。八日，白总指挥占领岳阳，前锋已指向鄂境，第四军占平江，武汉三镇已在指顾间。

李宗仁总司令委李品仙为湖南绥靖督办，李氏由粤赶到长沙就职，即收编刘建绪各部湘军，使守衡阳，以一部驻长沙。不料粤军来袭衡阳时，守衡阳之湘军突又变叛附敌，六月十日衡阳叛军竟欢迎粤军蒋光鼐师入城。

衡阳路断 五塘败绩

黄绍竑副总司令依照南宁会议的决定，放弃右江，回到南宁，前锋部队已陆续进入湘境。他为部署后方防务及运输大批军用品，很迟才能率领梁瀚嵩的第一教导师和笔者所统率的第二教导师（我那时因在香港疗伤数月，于是年四月初回省，新任此职）最后出发，已赶不上前队。我这一师人是于五月廿九日才由修仁出发，经龙虎关到零陵的。抵达零陵时，衡阳已被粤军所占，将我军前后方隔断。黄绍竑以兵力单薄，一时不能将衡阳夺回，即用电报与前方商量，主张回师击败衡阳粤军，再行北进。李宗仁接电后，正在考虑回击衡阳抑直进武汉，踌躇未决，突得汪兆铭由香港来电谓：“据戈定远面告，冯玉祥要进军武汉，请李、张两军不要北上，仍回两广。”因此，已不容再有选择的余地。第四军将领也主张回师合击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直取广州，以作根据。于是决定回师。六月中旬，各部陆续由岳阳各地撤退向耒阳集中。李品仙十五日退出长沙，刘建绪部复叛，李氏座驾被袭伤及颈部，险被俘虏，何键此时仍率部回据长沙。

黄绍竑知前方各军已齐向耒阳而来，即率部向常宁前进会合。到常宁时，粤军已占领常宁、耒阳间的秧田墟，阻断了去路，遂即展开战斗，我军稍挫，停顿于常宁附近，适前方各军已回到耒阳，而粤军也就退回衡阳。

李宗仁总司令在耒阳召集各将领会议，黄绍竑副总司令亲往参加，大家都以衡阳工事坚固，不易攻取，又值湖南饥荒，军食很成问题。遂决定由常宁以北地区渡到湘江西岸，据守祁阳、宝庆、零陵各处休息整理，度过荒年，再求进展。而衡阳粤军见我撤退，遂向洪桥出击。李宗仁又在洪桥召集各将领会议，共认乘势反攻，夺回衡阳，比消极的撤退为有利。即下令于七月一日大举向敌反攻，白崇禧指挥由前方退回各军担任左翼，黄绍竑指挥两教导师任右翼。在洪桥北方的五塘，双方展开大战。第一日各部队逐步推进，情况颇为顺利。可是到了次日清晨，左翼的形势变了。许宗武师接触不久，即告崩溃。其余各部，也因撤退以来，士气沮丧，长途行军，疲劳过甚，加以在敌机狂炸之下，大受威胁，而械弹接济更不如敌人远甚，何况粤方又是生力军。几经浴血冲锋，损失异常重大。虽击毙敌方勇将张世德，而我第七军师长梁重熙和第四军团长李汉炯也都阵亡，敌方乘势反攻，遂致惨败。敌人地上部队虽不尾追，而空中飞机骚扰不绝。李、白、张几位一路经东安仓皇退回全县去了。

全县聚首 会师愿空

右翼方面，战况一直无甚变化。但从七月二日的上午八九时起，便已听不到左翼的枪炮声。黄绍竑很觉诧异，不知是胜利的前进呢，抑或是失败的退却。一直到了下午四时以后，他派出去的联络员回来报告，才知道左翼已于今早被敌人反攻，已经败退。这次所以得不到左翼退却的通知，到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送信的人，在中途遇一军官，于是向他打听黄副总司令的所在，那个军官答复不知道，并且说：“想早已退却了。”以致耽误军机。那时左翼的敌人已超过我们后方大半日的行程，右边的湘江正涨着大水。又报：追击我们的湘军刘建绪部，已到达常宁的白水市，向零陵急行。情况危险万分。黄绍竑乃火急下令向祁阳撤退。在一日夜之间，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次日黄昏时候，到达祁阳城。而敌人也过了熊飞岭，离祁阳不过廿多里的地方，与我们的后卫对峙着。祁阳自然又不能再留。赶紧吃了一顿晚饭，当夜渡到湘江南岸，向零陵退却。次日午后三时，黄绍竑到达零陵城，得悉由白水市追击而来的敌军，离城也不过三四十里。而城里到处都挤满了由前方溃退下来的部队，他们在这么炎热的暑天，经过四日四夜的作战和败走，好像一群失了知觉、神志昏迷的醉汉，无论怎样命令、督促他们退过潇水去对岸布防，都办不到。零陵是个背水的城，假使敌人在黄昏后或次日拂晓时到达，这些部队的官兵，一个个都要变成俘虏。黄绍竑急极了，不得已把他百多个卫士，分布在各个城门紧紧把守着，令卫队长坚守到翌早九时，城里的部队退到对岸，才能撤退。当晚他也过河宿营，同行的只有张定璠、戴石浮几个人。次日他回到全县，李、白、张三位已先一日回到，大家在湘山寺晤叙，真是感慨万千！因敌军继续追来，部队直撤到桂林才能补充整顿。

第一方面军的任务，未能达到，会师中原，已如泡影。而此时云南的龙云已派遣大军攻桂，已围南宁城；粤军又再度侵入广西，与滇军联络夹击。这是中央方面谋根本消灭张、桂两军的部署，使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新的险境。

第十六章 扩大会议瓦解后之李、白困境

李宗仁几位自民十八年冬重掌桂权以来，依然运舛时乖，迭遭入粤入湘的挫败；与阎、冯、汪在北方的联合阵线，虽一时声势颇大，亦终归破灭，被逼困守破碎的广西，一筹莫展，孤危已极。直至民十九年十月，败走滇军，收复南宁，才又站稳脚跟，获得转机。

白崇禧由柳州率兵赴南宁解围之役，在优势敌人四面包围之下，能以劣势的部队，从一个空隙中冲过去，偷渡武鸣、南宁间的险峻大山，无异邓艾入蜀渡阴平，因得完成里应外合的形势，将重围打开，并将敌人击败。黄绍竑称道为“真是战史上一个奇迹！确是白健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

关于南宁解围战役的详情，我曾写过《南宁第二次围城战亲历记》可以参看，与本文所叙，详略互有不同。

自此役后，广西与中央之间，政治的对立虽一时未能尽除，却不复以兵戎相见了。

破局苦撑持 待北方发展

民十九年七月，桂、张两军由湘败退回桂时环境的险恶，更甚于是年初由粤败归时。最显著的有五点：

一是损失奇重：各部的官兵，因战死、受伤、逃亡、落伍等损耗极大，尤以张发奎部的第四军为最惨，只残余十分之三。武器也和人员同样受损。

二是士气颓丧：上自将领，下至士兵，大多数心灰意冷。第四军严重到几乎要散伙，因张军长作了“虽剩一营也作战到底”的坚决表示，然后维系下来。黄绍竑副总司令初退到全县时，对白崇禧总指挥道：“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我决心要退出这个内战的漩涡。”白氏恐因此而动摇军心，极力去劝止他，他才不坚持下去。但过了月余，他由柳州回到桂林休养，去志复萌，且更坚决，不再征求李、白、张各位的同意，即将辞退一切职务的电报发出，同时以马（八月廿一日）电致南京方面，要求和平息争。

三是军费短绌：富庶的梧、浔、郁地区，已入敌手，自己力量所及的桂、柳、平地带，都是贫瘠之地，粮赋很少。敌又施行经济封锁，商货不通，税收无着。

四是械弹缺乏：原有的蓄积既空，粤湘滇又三面封锁，连制弹的原料都无从输入。

五是强敌围困：湘军虽由全县撤走，粤军却由湘入龙虎关经平乐而围桂林。云南龙云受南京的命令派兵攻桂，已将省会南宁围困。

李宗仁总司令在四面楚歌的光景下，以梁师长朝玑所部守桂林，而自率其余残败部队退到柳州去整顿。因兵数太少，整编后的师均用两团制。张发奎的第四军由桂军拨大部补充，编为两师，以薛岳为第十师师长，吴奇伟为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和邓龙光都离队他去。桂军仍编两军：第七军军长杨腾辉，辖莫树杰的第十九师和廖磊的第二十一师；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辖黄鹤龄的第四十三师和韦云淞的第四十五师；另外还有若干独立的师和团。第八军也编为第一、第二两师。

其时，北方战场的战况并不坏，而且北平又将成立国民政府，凭借这种形势，我们又艰苦地支持下去，以待北方的发展。

汪由港抵平 掌扩大会议

北方情况的演变怎样呢？

汪兆铭在香港接到冯玉祥传达三月间太原会议意旨的信，即派陈公博、王法勤带着《共同宣言》的草稿于四月二日到太原见阎锡山，邹鲁、谢持也同车而来。他们一致支持关于阎锡山主政、汪兆铭主党、冯玉祥与李宗仁主军的决定。四月三日到五日，阎锡山即召集改组派的陈公博、王法勤，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冯玉祥的代表邓哲熙、黄少谷，李宗仁的代表麦焕章、潘宜之等，举行了连次会谈，得到了下列协议：

一、关于党务问题：主张联合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监委员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另行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第三届中央委员，以否定南京已成立的三全大会。所有过去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关于党统问题的争执，至此也一笔勾销，不留痕迹。

二、关于政治问题：主张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行民主政治，并依据总理北上宣言，召开国民会议，还政于民，一反南京当局托名训政、实施个人独裁的所为。

会后，四月六日陈公博即代阎锡山致电汪兆铭，请其北上共同推进北平开府事宜。五月七日，汪氏依据太原会谈的协议，拟了一篇宣言稿寄到天津，由陈公博以此为基础与各方进行协商。七月十三日，由汪兆铭、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共同发起的扩大会议《成立宣言》，在北平公开发表。宣言指出：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蒋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事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注意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依据总理民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

此宣言发表后，汪氏即由港北上，七月廿三日绕道日本到天津，廿五日在北平首次参加扩大会议，主持会务。

奉张附中央 局面迅瓦解

关于组府问题，汪兆铭八月四日会晤阎锡山于石家庄，商洽人选。九月一日，扩大会议通过并宣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冯玉祥、汪兆铭、李宗仁、唐绍仪、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阎任主席。张学良九月四日电复扩大会议表示，他本人暂不出面参预，但可令张景惠、鲍文樾加入，以示一致。其余各人均无异议。阎氏等九月九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北方战场规模虽大，但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双方都无胜利的把握，于是拥有奉军的张学良，便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南京和北平都用尽手段去争取他。他就其东北自身打算，以靠在中央方面为有利，结果他接受了南京的命令，九月十八日通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即动员奉军，进兵入关。廿三日奉军旅长董英斌接收北平。扩大会议已在廿日离去北平，移往石家庄，再迁太原。北战场的阎、冯部队，因张学良一纸通电而全线动摇。南北联合倒蒋的政治局面遂告瓦解。

扩大会议以编订《约法草案》为唯一重要事业，在军事失败迁到太原后，努力加工赶制。十月廿七日，全部八章二百一十二条的草案完成，公诸报端，附以宣言，征求全国人民真实意见及正当评判。舆论反响颇为良好。扩大会议到此，已事无可为，只好结束。发布最后的宣言，指出此次并非战败：“最近战事之告一段落，实由第二、三方面军之力持退让，平津之接防，黄河西岸之撤兵，绝非南京诸人战伐之力有以使然，此为举国人民所目睹，然南京诸人，则又以战胜自矜矣。”次分析内战的两大原因：一为人民无权；一为政府违法。欲内战不生，必须将此两因拔去。故提出三项主张：

一、召集国民会议，通过《约法草案》，于必要时，先行颁布《约法》，由国民会议追认之。

二、另行依法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于此有须注意者：《约法》之能否实行，须视国民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之结果如何。而国民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之能否获得良好结果，又须视其组织法而定。故国民会议，必须依据总理当日宣言，以民众团体由团员直接选出之代表为构成分子，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依据总章，由党员投票选出代表。

汪兆铭和冯玉祥十月卅一日到太原晤阎锡山商谈后，汪即离晋赴津，阎、冯同时下野。我们又回复到独力支撑、孤军奋斗的境地。

桂为粤军攻 邕被滇军困

广西境内的战事，在东北则粤军围攻桂林，在西南则滇军围攻南宁。现在分述桂、邕的攻防战况。

桂林方面：自我军由湖南败退，敌人即乘胜尾追而来，我军径退柳州，仅留梁朝玑部守桂。敌方本来预定是湘军由全县南进，粤军入龙虎关经平乐北上，双方来夹攻桂林的，不意因共产党攻长沙而全县的湘军撤回自救，只剩下粤军余汉谋、香翰屏两师单独行动。桂林城坚而高，仰攻不易，围了十余日，仅由牛牯岭炮击及用飞机轰炸，顿兵城下，日有伤亡，又恐我军在柳州整补完成，北来与城中守军内外夹击，遂撤围退往蒙山。后再转移到贵县、黎塘、宾阳，以遮断我军邕、柳两地的交通。并与南宁方面的滇军连合，用经济封锁以断绝我军的饷源。自八月廿五日以来，不见有其他动作。

南宁方面：南京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出师攻桂，龙出动卢汉、朱旭、张冲三师，以卢汉为总指挥，分两路前进。卢率其本师及朱师由左江、张冲师由右江到邕江上游老口、石埠会合，进攻南宁，七月十九日进到南宁近郊。我方以第四十五师师长兼南宁卫戍司令韦云淞担任防守。守军由几种部队杂凑而成，人数不满三千。械弹及粮饷也极缺乏。但韦氏布置防御，井然有条，筹措粮饷，竭尽心力，将士一心，军民和协，始终如一，殊为难能。滇军准备攻城用具费了许多日子，八月七日才开始攻城，连续攻了一星期。从十日起，昼间由粤方的飞机轰炸，夜间由滇军轮流来攻击，欲使守军日夜不得休息。但滇军用尽了各种攻城的方法，都全无效果，死伤又多，到八月十五日不敢再攻，仅用少数部队沿线监视。滇军又不服水土，到邕才一个月，已病死一千多人，军心很受威胁。八月十七日撤围退驻上游二三十里的大岭村、心墟、西乡塘、石埠墟一带，构筑工事，改取守势。守军乘机开城出购粮食及补充用品，继续防守。李总司令得报，以滇军既非退走，必将再来攻城，遂乘开城机会，派我由柳州赴邕，主持防务。我星夜赶往，因城中粮食艰难，故未多带部队，只率少数卫士同行。城中防守事宜，韦司令都已悉心办妥，不须再有改动，只我一来，更增加官兵的信心而已。

白挥兵救邕 李牵制粤敌

滇军果然在九月廿日晚复来围城，攻击时缓时急，粤机连续来炸，军民都有死伤。但滇军终打不进来，我军也打不出去。可是城中粮食已越来越少，努力节约，预计也只能维持到双十节，我把情形电报柳州李总司令，请示如何处置。

李总司令召集会议讨论，认为北方战事解决后，南京必将抽调援军，再度由湘入桂，对我作大规模的包围，我应乘目前滇、粤两军的连合尚未十分确实的机会，从速将其各个击破，才好应付未来的困难，并应先破攻城失败志气颓丧的滇军，然后再对粤军。于是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此役作战之责，九月廿八日由柳州出发。下编三个纵队：张发奎军长为第一纵队指挥官，率第四军由思练经忻城、隆山向武鸣；杨腾辉军长为第二纵队指挥官，率第七军由迁江经上林向武鸣；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随第二纵队之后到武鸣；白氏十月十日到达武鸣的苞桥，指挥第一、二纵队及预备队向滇军进攻，而令李品仙督率第三纵队专对宾贵公路线的粤军，牵制其使不能对滇军援助。

李品仙指挥官牵制粤军的行动甚为成功。他将所部分为两路：一、以第三纵队参谋长梁瀚嵩率独立第一师的黄瑞华、周国治两团由大王碑向黎塘。梁另派副师长尹承纲指挥四十三师的陈国年营及独一师的一营，由樟木墟向雷神。梁、尹两部，纠合当地的民团，从十月七日起，向宾贵公路中各点，给敌以不断的袭攻扰害。二、以教导师师长覃连芳率所部由邹墟袭宾阳。到了余汉谋知道我方攻滇军，乃增兵黎塘和宾阳。十二日余派两团到邕宾公路的思陇，欲声援滇军；白总指挥先令第二纵队派十九师罗活团由上林的亭亮往思陇阻截，被敌所败而退守白石。十四日晨，敌再增援两团到思陇，构筑工事对白石警戒，后因其后方被我妨害太烈，终不敢西越昆仑关一步而退回宾阳。而我方达到了牵制的目的。

援军偷渡山 守兵勇突围

我军到武鸣，滇军已据城抵抗，攻之不走，不欲为此而耽误到邕日期，只派队监视。武鸣与南宁中间，横亘着一道很险峻的山脉，只有邕武公路是交通的唯一大道，但滇军已将路中险要的高峰隘占据，白总指挥明知攻取不易，已决定只用小部队监视高峰隘之敌，而主力从东边觅小径过山。但他一转念，何妨试攻？幸而得手，主力由公路前进，比走小径便利而快捷。然十一日一试的结果，正面固然攻不上，东侧也是绝壁，无法接近，白费了一天工夫。乃令杨指挥官督饬莫师长树杰指挥其十九师的邓笃初团和第四军十二师的杨俊昌团，监视武鸣城和高峰隘敌人，其余部众，得当地人民合作做向导，十二日晨概由葛墟出发，分途过山。任何一路都极崎岖，仅容步兵单行通过，逼得将炮兵、无线电台、马匹及笨重对象，一概留下，轻装而行。第一纵队经潭立路向四塘；第二纵队由副军长廖磊率领经祈齐路向朝文、贤村；第四十三师经那茶路向大邓。廖副军长在途中曾遇一股土匪拦路，但匪首听说是白崇禧去打滇军，反自动去任开路先锋。沿途无阻，各部很辛苦很平安地翻过了高山，当晚到达邕宾公路上四塘附近，滇军完全未有发觉。

十月十日，我和城里的官兵，米已吃光，只剩下少许黑豆。恰好佳音来了！白总指挥由武鸣发给我的电报说：“援军主力定明（十一）日由葛墟进出邕宾路四塘。”这消息立刻传播到全城每个官兵的耳中，大家都以黑豆饭来度双十节，感受到从来庆祝国庆所未有过的喜乐！我嘱韦司令下令悄悄地做开城出击的准备，由四十五师副师长陈济桓率领第一三五团及一三三团第二营、总司令部特务营、十五军特务营、四十五师特务营各一部，于十一日夜半从东门出击。但十一日又接白氏“援军十二日方能到达”的来电，出击也只得改迟一天再实行。十二日下午三时，一声号令，我军在炮火掩护下，蜂拥向东门突出，滇军抵挡不住，我军分向沙井头、军官学校、古城口袭击，就地彻夜以待援军到达，内外夹攻。

夹击驱滇军 省会庆光复

白总指挥渡过了大山脉，十月十二日晚八时在那洞村下令次日进攻：第二纵队（只得李发的五十五团、王赞斌的六十团、两个特务营）在左，沿邕宾路向大王坟；第四十三师（辖一二七与一二八两团）在右，向邕武路的三塘；第一纵队（薛岳师辖林祥的二十八团及欧震的三十团、吴奇伟师只王景宋的三十四团）为预备队，在第二纵队右后跟进。白氏十三日上午九时半到昌宾路二塘，综合情报及观察所得，知滇军在南起农林场、北至烟墩岭之线，已构筑防御工事，即令开始攻击。十时半，王赞斌团在左翼先攻农林场，李发团在右翼继攻烟墩岭。

农林场的滇军被攻，初疑为土匪来扰，以为宾阳有粤军阻挡，高峰隘有朱师扼守，柳州部队岂能飞渡？到了确认不是土匪，才占领长岗岭阵地，迎击我军。我王团因火线绵亘十余里，正面太宽，兵力单薄，未能进展。

我从十二日到十三日上午十时，一直都等候援军消息不着，很是诧异（后来才知道因电台带不过山来）。直到听闻了邕宾路二塘方面很密的枪声，那是滇军侧背的所在，不消说，定是我们的援军到了！我立刻把全城的部队，齐出军校集合。韦司令即督率一三五团团长覃兴向长岗岭进攻，一三三团及其余部队同时猛攻沙井头，战况均甚剧烈。沙井头一带高地被我占领后，得以向右侧击长岗岭、向左侧击大王坟。长岗岭之敌先被击溃，覃兴团乃得与王赞斌团联络，各部协力于下午六时占领大王坟，敌向横塘西退，南宁之围，到此才告解除。

烟墩岭的敌人甚顽强，所占地形又好，李团因重兵器不能带过山来，仅恃枪战，冲锋六次，都被敌火瞰射而停止。仅占得烟墩岭南端敌阵地，可作攻击据点。敌向我出击数次，虽被我击退，而李团长负伤。下午二时，敌由大王坟方面移来包围李团右翼，连伤该团代理团长三人，吴师长亲率三十四团一部增援两次，仍被敌炮火三面包围。下午二时半，李团与三十四团均已动摇，白总指挥派卫士与吴师长督阵力支，而薛师长率欧、林两团赶到，乃复稳定。并将敌人各个出击队击退。傍晚，长岗岭和大王坟之敌崩溃后，烟墩岭敌人也乘夜撤退。

黄鹤龄师长率四十三师进到渌楼附近与敌遭遇，发生战斗。夜后敌退，该师遂向南宁北门集结。

此役我军二十一师参谋长覃广亮和第七军特务营营长赵琼阵亡，连排长及士兵死伤也多。敌人遗尸数百具，被俘二百余。算是一场恶斗。

十四日高峰隘和武鸣滇军已全向右江退走，白总指挥率第一、二纵队追击，廿三至廿七日在平马再度激战五日，吴、薛两师长先后负伤。敌终败，经百色逃回云南去了。

粤军因滇军败退，也从宾阳撤到贵县，邕柳公路复通。李总司令即将总司令部由柳移邕。南宁恢复了原来省会的地位。

第十七章 从黄走胡囚到粤反蒋与宁粤平

民国廿年，广西遭遇“黄绍竑脱离团体”“粤联桂反蒋”和“宁与粤和平”三桩大事。前一事和后两事虽有关涉之处，但并无因果关系。现按发生顺序记述，遂成一章。

对此三大事，得先赘述几句：

黄绍竑脱离广西集团，绝不破坏广西团体，而且仍旧爱护广西团体。所以他离开后，广西并无何等损失，内部的政见反因此而更单纯。

立法院长毫无罪过而在南京被监禁于汤山，已属出人意外；广东因此事而反抗离叛，也出乎南京当局的意料；广西连被广东所败，而战胜者反向战败者请和，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时事变化，真难捉摸。

中央应付这次粤变，和从前对于“武汉事变”“扩大会议”和其他许多反叛，大异其趣。不独未加讨伐，且先电劝息争，继又遣使谋和。为恐上海和议不成，蒋主席忍气先允下野；为恐粤方中委不肯来京，屈从宣布辞职。极尽以大事小的能事，人反觉粤方意气太盛些。所谓相忍为国，或即如此。

黄绍竑厌战 离桂谋和平

民十九年十月后，广西全省只东南一角尚为粤军所据，但已无力向我进攻，形势比前好得多了。而副总司令黄绍竑却在此时坚决要离开广西，这是我们团体中一件大事。

黄氏那年接连碰上了几次厄运，精神上很受打击，终于使他走向消极的路上。第一是二月间北流战败。虽经第四军将领致电对其慰解，谓失败由于四军作战不力，咎不在他。但他内心终觉不安。第二是四月间丧母。谓母在乡间，因北流战役，粤军经过，受惊致死，使他痛心。第三是七月间衡阳战败。他认为由其出发稍迟，致被粤军将我前后方截断。当由湘败归全县，他即表示要退出内战的漩涡。白总指挥崇禧恐军心因此动摇，极力劝止。他才暂时搁下。八月，他由柳州到桂林休养，在一个大劳动大刺激之下，得到一个静息的机会，去志复萌，且更坚决，于是他不再征求他人的同意，即将辞职的电报发出，同时电致南京方面，主张和平。大家看到了这两个电报都非常惊异。李宗仁即派总司令部政务处长朱朝森、军法处长张君度赴桂，把他接到柳州来，告以人各有志，自然不能相强，但在内部尚未取得充分谅解以前，不宜径自发表政见，以免影响视听，动摇人心。他也深以为是。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未正式解除军事政治上的名义，但实际上已完全不负责任。他在柳州和李、白、张各位相处在一起，彼此的政见，固已分歧，但私交上仍一样纯笃。他那时既不能出去省外，遂在柳州开辟一个林场，取名茂森公司，种植桐油树，从事生产，借以遣闷。十月，围邕滇军败归云南后，他也和李宗仁总司令由柳州回到南宁。十二月一日，在南门外他的果园旧寓内，大家热烈地祝贺他三十七岁的生辰。不久，他提出决心离开广西的意思。大家以彼意已决，也不再加劝阻。李、白两位邀集各重要干部开一会议向其送别。大家希望他出省后仍为团体而努力。白氏发言道：“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坏，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国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坚固。”黄氏那时虽然还未考虑到以后的行动，但他申明他以后行动的原则和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是：第一，不再破坏国家；第二，不再破坏团体。这是一幕团体政见与私人友情矛盾冲突的表演，是这一段内战史中的一个特别镜头。他离开南宁，取道龙州入越转往香港。这是广西政治人物下台的一条好路径，他现在是走第二次了。

蒋令黄回桂 引起小骚动

一个刚下台的军政要人住在香港，自然会引起许多方面的注意。黄绍竑一到香港，已有人在等候游说，劝他到南京去。南京他是准备去的，但不是因失意而另寻门路，而是想调和团体和国家的冲突，想实行他的和平统一的主张。入京之前，他先到广州一行，和陈济棠他们晤谈一次。返港后，将复安船公司抵押得三万元做旅费，即偕龚杰元、吕竞存、陈适（宁方驻港联络员）赴沪，由沪再偕黄华表、盘珠祁等赴南京，宁方招待他和随员等下榻于安乐商店。民廿年一月廿五日，他谒见蒋主席，蒋氏对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表示特别的诚恳与亲密。他把自动退出广西的原因详细陈述。蒋听了大为嘉许。一月卅一日，陈济棠谒蒋，报告广西的情形。二月二日，蒋再召集陈济棠、黄绍竑商定广西善后问题。二月十日，国民政府发表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伍廷飏为会办。蒋即命黄回去收拾广西的局面。黄不愿再参加内战和不肯作勾结破坏的工作，而只愿在整个方面为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决心，是蒋氏所了解的。但许多向来反对他的人，却在他住的旅馆大贴标语，说他是“破坏统一的祸首”“实行苦肉计”“实行缓兵计”，要求中央惩办他，并要求出兵讨伐广西。他只好付之一笑。这个风潮，一时颇为激烈，经由警察弹压才得平息。他在南京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广西内部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同样起了一番骚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对他加以攻击，并牵累到以前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干部。在那个时期，广西的干部，除了第四军之外，李、白以下的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曾为他的直属部下，政治干部更不消说了，要分也无从分起，要去又何从去法？后来李、白两位见内部情势不安，乃通电为黄氏解释，说明他是厌战，自动离桂，并未有破坏团体的行动，更与所有干部无关。经过了这样的剖析以后，广西的局面才安定下来。黄也在香港明白表示，不就中央所委广西善后督办职务。

为约法幽胡 再掀反蒋潮

自黄绍竑自动入京，蒋主席对于全国反蒋力量残余的半个广西，或者以为即可收拾干净，不足置意了。忽然他把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胡汉民监禁，又重新掀起一个反蒋大风暴！

扩大会议是失败了，想不到，扩大会议的政治主张，却被讨逆的蒋主席全部接受过来！他在对阎冯战事胜利后，民十九年十月三日由开封电致南京中央党部，建议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召开国民会议的议案、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决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他回京后，为着约法问题曾与党内重要人物再三交换意见，大多数皆无所可否，惟有胡汉民坚持反对论调。胡又反对蒋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民廿年二月廿八晚上，曾面责蒋道：“一个政府，不应该常常以为自己是郑庄公，视别人当做公叔段。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更以为行政治军，用不得这种卑鄙手段。”蒋因此迫胡辞职，并幽胡于汤山。胡遂成为李济深第二。第二天，三月二日，蒋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撤销原有通过“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问题”的决议，通过蒋所提在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及准胡汉民辞国府委员、立法院长职。三月三日，蒋在国府纪念周中正式宣布，胡氏辞职由于反对约法。从此，胡氏绝食晕厥、拒绝医药的谣言极盛。三月八日，经孙科、王宠惠出面关说，又由吴思豫、邵元冲等将胡氏接回南京双龙巷私宅休养，但行动不能自由，外人也禁止随便出入胡宅。三月九日，蒋氏在国府纪念周引用孙总理的话“革命党员个人的行动，谁也不能自由”和胡汉民上月在纪念周说的“官吏与党员是没有自由的”来解释胡氏现在的失去自由。但当时供职南京的党政要人，相继表示消极，首先是国府文官长古应芬托病辞职回粤休养，铁道部长孙科、南京市长刘纪文、新选立法院长林森也先后离京。海内外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都有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的表示。蛰居津沪港澳各地原与南京不兼容的国民党人，都陆续到粤，酝酿新运动。陈济棠是以胡汉民为政治靠山的，也准备奋起反蒋，四月下旬，派马晓军、吴锡祺来邕，向李、白、张各位释仇修好。四月廿五日李、白、张等派王公度、吴奇伟偕吴锡祺赴粤报聘。枪口相向的两广军队，忽然又携手团结起来了。

得两广支持 监委弹劾蒋

汇聚广州的中央委员，既得两广军队的实力支持，即决定在粤建立中央，以与南京对抗。进行的步骤，先由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对蒋氏的弹劾，继由军民予以响应，最后产生中央机构。四月卅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由广州发出弹劾蒋中正的通电，首责其纵容宋子文贪污为恶。次责其引用孙总理的仇敌政学系杨永泰等参与密晤，近年本党同志的分裂，实由若辈所作祟。末责其因约法的主张与其不合，而妄禁胡汉民：“即使胡同志触犯刑章，亦当付之有司，依法询问，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迁怒监禁中央重要人员耶？”最后总结说：“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忠实同志，已被其武力所劫持，政府已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窳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亟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惟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

这通电发出后，首先响应的就是广东省党部和各界民众团体。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于五月三日通电附和，并宣言欢迎中委来粤。其他陆海空军将领黄任寰、张瑞贵、陈策、陈庆云、黄光锐等也于五月八日联名发表反对南京的电文。

两广和议既成，原据桂平、梧州一带的粤军，五月中旬即撤退回粤。李总司令派第四十三师赴梧接防后，他应陈济棠的邀请，先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偕冯祝万东下，于五月廿日到广州，商谈组织中央及两广军事统一问题。

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于五月五日开幕，十二日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因广东自通电反蒋后，粤军为防卫起见，曾向湖赣边境调动，十五日国民会议致电陈济棠、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警告不可托名兵谏，自召覆亡。陈等对此当然置之不理。

广州建中央 与南京对抗

孙科、陈友仁五月廿四日到香港，即偕唐绍仪、汪兆铭等赴广州，与在穗各中委商定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的名义作号召，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的中央委员，一概集合，其性质与上年在北平的扩大会议相同，目的在以党驭政，争取党权，且借此乃可网罗一切对南京不满的文武人员，但阎锡山、冯玉祥方面，都未有人来参加。廿五日，唐绍仪、汪兆铭、孙科等电致南京，要求蒋中正于四十八小时内辞职。过了三天，蒋复电表示，唐等无权要其辞职，并望孙勿为一时语惑，应一秉初衷，努力斡旋和平。因孙科此次离京赴粤，是以使双方妥协、谋取和平解决为名的。廿七日，正式召集非常会议的全体会议，出席的中委十六人，决定另设国民政府。先通过十条条文的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继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十五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陈友仁兼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陈融为国府秘书长，李朗如为参军长；互推唐绍仪、汪兆铭、古应芬、孙科、许崇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廿八日宣告国民政府成立。卅日发表否认南京国府的宣言。国府委员联名发表就职（惟李烈钧始终未到粤就职）通电，指出民国廿年来内乱不绝的乱源为迷信武力与中央集权。此后施政，要打破此两大迷信，以建设求统一而不以武力求统一，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采均权主义。“盼我各省市政府共体斯意，即日与迷信武力统一与中央集权之个人独裁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而相与参加此新成立之国民政府，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彼个人独裁者，必不战而屈于吾人正义之主张。”

粤府对两广 设施只任官

广州的国民政府，只统辖得广东、广西两省。对这两省的军事、政治的处置，在军事方面：国府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将第八路名义撤销；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在政治方面：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因其态度暧昧，五月下旬已被迫离粤，遗职初由陈济棠兼任，后国府任命林云陔继任。广西自民十九年七月省会为滇军围困，省境大部陷敌，地方政务遂由总司令部处理；到民廿年三月十五日，才将总司令部内的政务处撤销，改组为总司令部下的政治委员会，直接对外发号施令，设委员数人，以黄旭初为主任委员；六月九日，国府任命黄旭初等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并以黄兼主席，七月一日就职，省政府才告恢复。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任命些高级文武官员，其他都管不着。

黄绍竑是主张和平统一的，对于两广这次的行动，他当然不来参加，而在香港闲住，做个旁观者。李宗仁、白崇禧特由广州乘便来看望他。彼此间丝毫没有隔膜，作了很多时间的恳谈。李、白邀他回广西去，他也想看一看故乡的情形，于是回去。他对李、白请其参加这次政治活动的答复，谓只愿在地方经济建设上努力。到南宁后，我们和他举行过多次本省经济建设的讨论，由他起草了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大纲。因参考数据缺乏，他也觉得内容空泛，实行也未必即收大效，何况在军事第一时期里，哪有从容的时间和大宗的款项去进行这缓不济急的工作呢？过了些时日，汪兆铭、孙科各位到梧州访问，我们开会招待，请来宾讲话时，黄绍竑讲的是和平，合不上当时的口味。随后，大家示意要他担任广西经济督办，并望其同到广州一行。他说待回香港后再加考虑，即乘船赴港，汪、孙等也回广州。黄氏以南京要他当广西善后督办，广州又要他当广西经济督办，他怕两面再来纠缠，难以应付，于是离港往菲律宾考察去了。

“九一八”变起 粤愿事团结

广州国府实践其不以武力求统一的诺言，并未兴师北向，只唐生智利用第八军入湘南有所活动。南京方面，也因中央军在赣迭遭上年十二月、当年五月和八月数次的挫败，实在无力对粤用兵，也始终未下令讨伐；只于五月卅日，以中央执委会名义致电邓泽如等，劝请为国息争，及六月十四日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广东伪军政府事，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处理。双方就这样冷战对峙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声霹雳，这一震惊世界的日本侵略行动，激起了全国团结对外的呼声；九月十九日，李煜瀛、张继、吴铁城等电粤，请取消敌对行为，一致救国；廿日，南京中央执委会电请粤方共赴国难；廿一日广东复电，愿息争御侮；廿四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遂决议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和平。

蔡元培等到粤后，竭力奔走，但粤方坚持先将胡汉民送到上海，完全恢复自由，否则绝不接受和谈。几经往返磋商，宁方不得已而同意，乃于十月十四日上午八时由南京护送胡氏往上海。十五日胡即电致广州唐少川、汪精卫、古湘芹、萧佛成、邓泽如、陈伯南、李德邻、伍梯云、马星樵、陈筹硕、唐孟潇、覃理鸣、李君佩（未列邹鲁、孙科、刘芦隐、陈融、陈友仁）云：“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之现象，则为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于过去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非各自觉悟以改正已往之误失，即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更无以集中全国之力量以对外。……甚望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

广州方面接到胡氏来电后，对和议自不能不赞成，即开会推举汪兆铭、孙科、邹鲁、李文范、陈友仁为代表，偕蔡元培、张继赴沪出席和平会议，但决定一项前提：须蒋氏先行下野。粤方代表团一行九十一人乘“昃臣总统”轮由香港北上，黄绍竑、唐生智、张发奎被邀同行。途中风浪特大，黄对唐说笑道：“假使这只船沉没了，国家一定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大家既不能同舟共济，若能同舟共葬，也是一桩好事。”十月廿一日到达上海，各界表示欢迎。

宁粤协定成 汪与粤决裂

蒋主席十月廿二日由京到沪与粤方代表晤面。廿五日南京推定李煜瀛、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人杰为和平会议代表。廿七日双方代表在沪举行预备会议。在此期间，蒋主张任何党派必须立即互相团结以应付国家目前的危机，至于过去错综纠纷的事实，无论谁是谁非，目前必须暂搁勿谈。但粤方坚持蒋氏辞职为宁粤团结的代价。蒋急欲和议有成，也允让步。正式会议十一月一日开始，经过一星期七次会议的折中，达成三项协议：

一、宁粤双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照开，新选的中央委员，按比例分配名额（预定粤方执委五、监委三），选出后，再合并在南京举行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产生新的中央政府；

二、国府主席不以军人充任，推选党内年高德劭的文人承乏；

三、撤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

关于蒋主席下野一节，因顾虑政府一时负责无人，陷于无政府状态，粤方代表并未坚持，且认为既有二、三两项，则蒋的国府主席与总司令皆自然消失，不下野而自下，不必争此形式了。

和会结束，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十一月九日开临时会议，通过第二届四中全会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的汪兆铭、陈公博、俞作柏等三百四十八人一律恢复党籍。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宁方的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开幕，粤方的因希望胡汉民、汪兆铭回粤参加，推迟到十二月十八日揭幕，胡、汪虽未到，而海内外出席代表达五百余人，气势颇盛。粤方代表团推孙科、李文范由沪返粤报告。不料大会代表以蒋氏下野的先决条件既未实现，且对南京国民会议订颁的约法也未撤销，大为愤激，一致对代表团所签订的协议予以否认。迫得孙科当场退席，大会因此引起内斗。汪兆铭在沪发表谈话，认为蒋不先行下野是顾全事实，而约法是可以要的。大会更加哗然，一致指责汪氏已出卖了粤方的政治立场。汪派出席的代表因此纷纷退席离粤。那时胡汉民在沪，自粤方否认和议协议后，态度忽然消极，而蒋、汪合作的传说很多。广州四全大会决议撤销非常会议和广州的国府，改设“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为党政最高机关，而宁方认为这是变相的独立，和议遂告停顿。胡汉民在此混乱情势下，十一月下旬回香港去了。时局再呈阴晦的景象。

汪派出席四全大会的代表离粤到沪，而南京的大会早已闭幕，广州的大会又不选举他们，遂于十二月四日自行在“大世界”娱乐场继续开会，选举中委，后来也按比例名额参加南京中央，成为正式中委。汪派与粤从此决裂。

蒋下野回籍 党团结告成

宁方接纳全党团结方案，电请粤方中委入京共策进行；孙科在粤坚持接受上海和议协定；汪兆铭在沪更热心促成，和议终告实现。但十二月五日胡汉民领衔由广州通电，必须蒋氏下野，解除兵柄，始能合作。蒋乃于十二月十五日辞去国府主席本兼各职，即返奉化。粤方中委才赴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体会议，李宗仁由粤、黄绍竑由沪均往出席，胡汉民却仍留香港。

四届一中全会根据上海和议协议的原则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而由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十二月廿八日第四次大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并推蒋中正、胡汉民、汪兆铭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三人都不担任政府职务。全会廿九日闭幕。同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廿一年元旦，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宣誓就职，统一的政府告成。但是广州的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并未撤销，只是表面敌对形势从此已告终止，国民党的团结算是形成了。

第十八章 两广不附和福建人民政府记详

本章记民国廿一、廿二年间宁粤对立中的两广动态。当时宁粤虽对立，而情势并不紧张，广州不过像是南京政府的反对党，有时发发批评攻击的言论而已。

日本军阀侵华日急，每年发动一次战争，但都在华中、华北，而不在华南，中央应付得焦头烂额，而两广却安闲无事。

福建对南京将有异动，事前闹得太久，各处皆知，事发并不令人震惊。中央早已作应付的准备，两广虽反蒋，却不愿附和福建那样的革命，事变得以迅告敉平。

广西自第四军离去，内部更单纯。又脱离了数年不绝的战祸，人民恢复安居乐业，政府专力整理地方。

以上各点，是这两年中的大事提要。

胡蒋难复合 宁粤成对峙

国民党的胡汉民、汪兆铭、蒋中正三位领袖的性格，完全不同。胡倔强严正，汪圆滑善变，彼此不能相容。蒋稍后起而掌握兵权，胡、汪须倚赖其实力，每予蒋以运用的方便。离合无常，政潮迭起。

汪氏当民廿年夏参加非常会议开府广州时，以实力支持者陈济棠为信仰胡氏的人物，所有党政大权，又全操于古应芬手上，所以汪并不得志，已有此地非可久居的感觉。及汪出席上海和平会议，胡也受和会请为顾问，胡向和会建议：“把蒋放逐，永远不准回国。”此议当时和会自不易采纳，而汪已看出胡、蒋必难复合，即乘机而与蒋接近。会后，蒋、汪合作的传说遂起。胡氏因广州四全大会否认上海和谈协定，恐宁粤和议有变，即南下回港，而汪却留沪不动。

宁粤合流后的南京中央政府，于民廿一年元旦成立。孙科的行政院以李文范为内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陈铭枢兼交通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罗文干为司法行政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叶公绰为铁道部长，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石青阳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培德为参谋本部总长，李济深为训练总监，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长。蒋系的江浙金融界有意不与孙阁合作，财政部长黄汉梁一筹莫展，无法支持，非蒋氏复出难维危局的气氛，一时弥漫于京沪。请蒋回京的电报终于由南京发出，而蒋漠然无所表示；直至请示蒋、汪、胡三氏关于对日新政策态度的急电发后，蒋才从奉化下山到杭州。汪即于是年一月十八日由沪到杭会蒋，经过数日的商谈，得到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决定。孙科也赴杭州促蒋回京。廿五日孙氏辞行政院长职出京赴沪，结束其仅廿五天的短命内阁。

一月廿八日中央政治会议推汪兆铭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当夜，日军即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廿九日中央政治会议任蒋中正、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二月六日，军事委员会成立。三月六日，中央政治会议任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野八十日的元首，于是复成为全国的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也跟着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心。蒋氏此举，谤之者谓为权位难忘，誉之者谓为责任心重。而最感不快的为胡汉民氏，遂领导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借两广军队的支持，与中央对峙，直到民国廿五年胡氏病逝后，局面才发生变化。

上面所述，便是胡、汪、蒋三位领袖最后合演一幕的剧情。

乘粤桂和平 四军谋出路

汪既与蒋合作，张发奎的第四军也就离开广西。

张部最初只是假道广西略取广州为汪建都，不幸受挫，乃退回桂。翌年入湘，期与阎、冯会师中原，改造中央，不幸再挫，复退回桂。久滞广西，非其初料之所及。广西自始即对张部推心置腹，李宗仁总司令特用陈翰誉为参谋长，陈劲节为经理处长，以示精诚合作。张部屡败之余，三次缩编，甘与桂军困守贫瘠破碎的广西，忍苦团结，并肩作战，两易寒暑，始终不渝。其最后一次缩编，是在民十九年冬击走滇军之后，将薛岳的第十师并入吴奇伟的第十二师，编为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以沈久成、欧震、阚维雍分任团长，唐宇纵为参谋长。张发奎调任总司令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薛岳为柳州军官学校校长，韩汉英为副校长，陈芝馨为教育长，继续与桂军共度极艰苦的生活。

民廿年夏，广东忽然反蒋，与桂言和，广西有如解除束缚，脱出了困境，张发奎部对于自谋出路，也有了希望。当时白崇禧与张发奎二氏应陈济棠的邀请，赴粤商谈两广军事统一问题，薛岳也辞去军校校长职，往香港任张部对外联络工作。陈、白、张几位商谈的结果，将桂张各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张仍任第四军军长，并拨桂军黄鹤龄部编为第十师，隶属于第四军。汪兆铭此时也到粤参加非常会议，对张部出路，未能有何措置。及汪赴沪出席和平会议，遂邀张氏同船北上。第四军在桂，一切如常。只十月间总部将第四军调右江，十二师驻百色，竟引起一场误会，张发奎军长十月廿九日由沪电请李、白收回成命，并表示：否则不如将其第四军全体遣散。事遂中止。

汪与蒋合作 张援黑离桂

自宁粤上海和平会议完成后，蒋、汪合作的传说殊盛，张部离桂的心情愈急。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军长由沪通电广州四全大会、非常会议、国民政府及上海议和各代表，请准其率第四军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十八日，电李、白申请；廿二日再电广州陈劲节转呈李总司令重申前请。张当时以所得答复，只是空口的嘉勉，并无切实的办法，至十二月三日，再电广州四全大会、非常会议、国民政府催促。当时情势，若张氏率孤军援黑，想通过到达，已属万难，其他更不必说，切实办法，从何定起？张因电报往返，未得结果，遂于十二月十日由上海到广州晤胡汉民、邓泽如、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商量，仍然不得要领。第四军将领拟全体辞职，以示抗议，陈劲节十三日留函李、白即离穗赴港。李、白明知援黑难成事实，见其不可强留，乃派张定璠为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准由吴师长奇伟率第十二师援黑。陈劲节即回省交代。李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过沪，对具体办法，与张曾再面商。

第四军既获准援黑，十二月廿八日即通电广西全省党政军民告别，各方都复电予以鼓励。民廿一年元旦，在南宁举行援黑誓师典礼，由吴奇伟师长主持，李、白两人都不在邕，由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叶琪监誓，我也参加观礼。一月三日至五日，第四军分批由邕出发，取道邕柳公路前进，九日到柳州，十七日由柳再进，廿七日到桂林，二月一日全部集中全县。问题出来了！饷项中央尚未允给，路线中央也未指定，何键又疑张联唐（生智）图湘，驻重兵在衡阳相拒，因此逗留在全县，以待张军长向各方交涉。那时中央因淞沪战起，已迁往洛阳办公，汪院长电张谓：“日舰在长江阻止我军行动，不如遵陆援沪。”李总司令复张电谓：“吴师集中全县，民众对四军抗日义愤，极表钦崇，欢送热烈，素所未有。此时沪战正急，热河危殆，若停兵不前，殊难自解。故四军能出发援黑或援沪，弟当力为赞助成行。……请早为决定，免沮丧士气……”等语。张复李谓：“热沪闽三途，正电汪请决。”旋以长江既难飞渡，愿改援沪，但又为陈铭枢所拒。中央乃指定其经衡阳、醴陵到江西，财政部允拨军饷，广西发给到二月份。延至三月十日第四军始离全县进入湘境，结束了和广西两年多的共同生活。

政治虽对立 行政却统一

胡汉民领导下的西南，成了中央的反对党，反对党对于政府，总是伺瑕抵隙而攻击的。在民廿一、廿二两年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两次抗日战争：中央对淞沪战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对长城战役，又签订了《塘沽协定》。都不啻是城下之盟，我国方面受了屈辱的。西南对此，自然要说话了。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淞沪的英勇抗战，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和期待，但因实力相差太远，终不免于败退。三月三日粤方中委即通电指责南京当局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事前事后均不作有效的支持行动，实有负全国人民喁喁之望。但南京当局却说十九路军将领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

《塘沽协定》签订后，各方对政府都表示极大的不满。以两广和福建抨击中央为最力，谣言纷起，似将有爆发行动的光景。南京方面为消弭这危机，遂以半公半私方式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香港访问西南方面的友好，因黄氏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团参谋长，亲预其事，由他将自己当时在北平的情形，折中的经过，协议的内容，坦白详细地解说。经黄氏此行，西南对此事的火气，也就按下去了。

中央对西南，有时态度是颇为谦抑的。民廿一年冬，蒋委员长因东北日军渐迫热河边界，准备进攻关内，而中央军大部受江西所牵制，无法调动，特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训练总监部副监徐景唐到粤，和广东当局商量，希望粤方能出兵江西，担负任务，好让中央军北上抗日。黄、徐两人在广州商量应酬了几天，粤方坦白答复说：“不但现在的情形广东不能出兵，就是日后情形再恶化一些，广东也不能出兵。”黄、徐终于失望而去。但民廿二年五月一日，国民政府明令派陈济棠为粤赣闽湘鄂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毕竟广东有余汉谋部，广西有王赞斌师同时在赣。

宁粤在政治上虽然对立，但普通行政大体上仍旧是统一的。例如司法、邮电、海关等，都是全国一致的，只教育是部分的统一。内政部于民廿一年十一月召集各省的民政厅长、省市警察局长在南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广西和广东的都往参加。中央各部派员视察各省业务，广西一样接受。省政府缺乏高级技术专门人员，有时也请求中央派来相助，或是借用一个时期。但有些人才，为政治关系，不敢应我们的邀聘；上海的银行家，也不敢来投资。

陈在闽反蒋 号人民革命

民廿二年冬，福建爆发反对南京的行动，号称人民革命。主动的是陈铭枢。宁粤虽对峙，但粤并未为闽所策动。

陈铭枢原为蒋氏所信重，其反蒋或说是被蓝衣社所逼成。陈任粤省主席，民廿年五月，不附和非常会议而离粤赴宁，为蒋主席所深喜，即任其为右翼军团总指挥，并将其旧部十九路军由粤调赣使用。是年九月蒋主席使陈赴粤谋和，十月又任上海和平会议的宁方代表，均甚出力。十一月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十九路军也调驻上海市郊。十二月蒋氏辞职下野，陈被推继蒋代理行政院长。民廿一年一月，孙科掌行政院，陈兼任交通部长。及汪兆铭任行政院长，陈以副院长仍兼交通部长。“一·二八”变起，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英勇抗战，而十九路军享名独盛，陈也沾光而名声更大。这是陈最得意时期。沪战停后，十九路军对南京当局极表不满，被调往福建。陈也因第三党首领邓演达案牵及，受蒋疏远；后大受攻击，遂辞职出洋。七月，行政院以蒋光鼐为福建绥靖主任，蔡廷锴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调蒋光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为福建绥靖主任。陈、蒋、蔡三人初仅反蒋，后来发动人民革命，乃陈接受左倾影响。

闽积极准备 桂先进忠告

两广方面对于福建最初单纯反蒋的态度是同情的。民廿二年一月十四日，蒋光鼐、蔡廷锴派张炎携《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到广州，征求粤桂两省的同意。张炎经过香港时，曾将草案送给胡汉民、李济深两位看过。粤桂方面将草案略事修改后，即由两省高级军民两政长官签字送还。我也是签字人之一。盟约全文共十五条，其第一条标明立场十分清楚，原文是：“本约章依共信互助之原则，共存互勉之决心，图三省之安全，巩固三省盟约人之军事、政治、经济最大利益，而谋最后之进步。”

到民廿二年秋间，陈铭枢对闽变的准备日形积极，不特中央对他很注意，两广对他也一样注意。十一月五日，我们特为福建问题在邕作一次讨论，结果，由李、白两位电致香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及福州蔡廷锴，同时又电致胡汉民、萧佛成、唐绍仪、邓泽如、邹鲁、陈济棠建议谓：“任潮、真如等被迫愤而出此。欲劝息之，应请设法为其开一通路，不如在闽粤桂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至铤而走险。”但这两个电报都无切实的反应。

粤桂不助闽 蒋对闽用兵

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后，各方并无响应，情势既不妙，终至使者四出，请求声援。李济深派徐景唐于十一月廿六日、李民欣于十二月十一日先后到昌，但徐表示他自己也不同意福建的做法。李民欣说：福建以计口授田为重要政策。一月八日张文（李济深的亲信）由福州来电云：“延平已放弃，盼广西发动得为声援。……”在我们的立场，无论对闽的来使来电，都无法不令其失望。我们为确悉真相，曾派人到闽观察，一月二日黄钧达回报：福建内部非常复杂，绝难持久。一月十二日戴石浮自沪访闽到邕云：“闽方料蒋不能派兵来攻，故对军事并无积极的准备。军人对政治主张的改国号、改国旗、计口授田等项，大家都淡然不甚介意，此实其失败的根源。”

我们对于广东，确守可与为援而不可图的原则。一次，因粤商压低货价，使桂商陷于绝境，我方遂将《粤桂禁烟联络办法》取消，即遇闽变酝酿日紧，陈济棠疑此为桂与粤政治不合作的表现，费了一番唇舌才得解释。十二月一日，陈仍疑桂袒闽，派李汉魂到邕，请李、白两位无论如何以一人赴粤晤商应付时局办法。李宗仁电复说：“现力劝闽回头，如闽联共犯粤，当与粤一致，以保西南的安全。”

中央最注意两广对于闽变的动态，十二月中旬，派张继、陈肇英、王陆一、马超俊四中委到广州、南宁游说，且拨款给陈济棠作军费；并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下月在南京举行，准备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但胡拒绝，必须告下野，才肯入京问事。十二月卅一日，胡氏还派胡文灿到邕，鼓吹我们反蒋。而闽变未到一月底已为蒋用兵力平定了。

第十九章 我被推晋京参加四中全会经过

本章所记叙的为民廿三年时南京与广西关系的实况。

那时期，中央对于日本，力事容忍，希望其暂时对我国不作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行动，俾以余力统一西南。而西南却得借此点以攻击中央不尽力对外，只注重对内，全国舆论对此种攻击也多予以共鸣，使西南意外多得一重无形的遮护。

西南的头脑是胡汉民，左右手是广东和广西。但这两只手又不像是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脑子想要手动作，不一定都可指挥如意。广西的精神和胡氏较接近，而实力较小，不能独行。广东实力较大，而以保持既得利益为务，不愿双手合力以举更重大的东西。

广西在西南的帽子庇荫下，危险的顾虑还不很大，但鉴于广东的内情，中央能不动用兵的念头，才是安全，所以要缓和南京。

粤桂一分开，彼此都站不住，这点我们固然明白，南京方面更明白。

了解了以上各点，读者阅罢文中的事实，或更易清楚些。

四中委来访 广西表欢迎

陈铭枢等在福建闹人民革命，西南虽已通电决不附和，但当时中央对于两广，仍未十分放心，民廿二年十二月，特派张继、陈肇英、王陆一、马超俊四位中央委员南来解释中央的意旨，并劝两广各中委出席民廿三年一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商讨解决时局问题。张、陈、王、马四位中委十二月十四日抵达香港，李宗仁、白崇禧和我即联名致电欢迎。四中委先到广州，十七日到南宁，十八日广西党政军各界开欢迎大会，四中委登台致词，对广西政治大事称许。十九日离邕北归。民廿三年一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又由南昌派王又庸来邕访候李宗仁总司令。他们的来意，或在安抚和观察，对政治症结的解决，自未能有何补益，但在气氛和形式上，多少总起了些缓和的作用。

不赞成福建那样的革命是一事，反蒋又另是一事。假如福建当时是单纯的反蒋，胡汉民必然领导西南去参加了。广西是反蒋的，因广东的态度和我们一致，湖南对于南京也有二心，故中央对广西一时莫奈之何。但广东当局对于反蒋并非坚定，湖南当局又太圆通，他们大抵只借广西这副面孔好对付中央以谋自固而已。福建人民革命的失败，彼时已是指顾间事，广西夹在湘粤中间，势单力薄，是不能独自冒险、轻举妄动的。而且国家外患，日趋严重，只要中央实行彻底抗日，广西是极愿立即放弃成见，而接受领导以一致对外的。四中全会既召开有期，对外决策也该有所讨论，我们自应等待，且看结果如何。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于是决定对中央暂图缓和。

笔者赴南京 参加中全会

广西既欲缓和中央，自然是应该参加四中全会了。但西南的领袖胡汉民既不去，李、白两位也就不去，民廿三年一月十四日，距离开会日期已经很迫，才决定推我前往。大家只是以我此行来缓和对方，并未预备何项具体条件去进行交涉。我于一月十五日发电报告南京中央党部和广州西南执行部，十六日离邕取道粤港晋京。为了顺便在上海接洽经济建设有关事宜，特偕省府顾问严端、工商局长杨绰庵同行。

一月十八日到广州，与张任民先访陈济棠总司令。陈对我此行颇感诧异，他心里仿佛在想，广西是否想和南京妥协呢？他对闽省“人民革命”事，表示已无办法，实际上他已派重兵在闽省边境防堵，并欲待第十九路军全败后设法收编。对四中全会，他说：“我向来对党事不愿费脑筋，只好由老先生们去喊喊。”陈氏主张我们应对滇、黔方面赶紧想办法。所以当时有人说他希望广西向西，就无暇东向而问粤事了。

访罢陈氏，又到西南政务委员会访候邓泽如、邹鲁、林云陔各委员和陈融秘书长。邹委员说：“我们向四中全会只提三案：一、胡先生的八项主张；二、地方分区制度；三、请中央拨款完成中山大学。”因我在广州未能久留，下午与张任民乘广九铁路火车即晚到了香港。

十九日与张任民访候胡汉民委员。我向他表示“此行是根据胡先生您的主张”。胡氏谈及：“李任潮、陈真如应及时离开福建，以便保全十九路军，我们在沪的同志，应发表对内停止战争的言论，以阻止中央军的追击。”他这些话当时如果为陈济棠所闻，或者又要说胡先生在讲哲学了。中央军要追击，言论是阻止不住的。继又在港晤李达潮，据谓未得闽方确实消息，他只望我们有何方法可保全他哥哥任潮。我于当夜即搭乘“克利夫兰”总统轮赴沪，王又庸也同船。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浪略大。廿二日晨到上海。抵埗之初，我访友，友访我，宴会多次，竟日奔忙。蒋委员长原定派吴忠信中委赴桂，因闻我来而未行。我与陈劭先访吴忠信，吴氏料我当携有条件来商，想和我作第二次晤谈，而我已无暇晷。是夜十一时，即与温挺修、陶钧乘沪宁铁路火车赴南京。

这是我那次自邕到京途中的景况。

汪离间粤桂 蒋望桂拥护

我由邕动身前，已电告内政部长黄绍竑，过上海时，他嘱其夫人招待我，廿三日晨到京，他亲来接车，请我下榻鼓楼头条巷二号他的公馆，情意殷勤。

黄绍竑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他原是我们团体中领袖之一，而现时服务中央，两方面的情形和心理，他都非常了解；而且又为蒋委员长所信任，他曾亲自告诉我说：“蒋氏四个大将我是其一。”（余为张群、杨永泰、熊式辉。对国家大政，蒋颇使与闻，但关于蒋个人政权的则否。）要想缓和蒋桂之间的紧张，他实在是天造地设的居间人。他先问我：“前提是桂与蒋是否有合作可能？有才能谈下去。”我说：“当然可能。”（我这句话，到了抗战爆发，立即应验。）我在京期间，大体上是照着他的意见而行动的。

四中全会一月廿日开幕，但第二次会议廿三日才开，因等待处理闽变的蒋委员长廿二日由建瓯飞回参加，我也正好赶上这次会议。廿五日选举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会议即行闭幕，其他并无何等重要决议。

中央的政治重心在蒋委员长，因他很忙，廿四日黄绍竑部长先和我到行政院谒汪院长。汪氏那次曾面告我五事：

一、我在中央，虽无益于桂，但亦不做有害于桂的事。

二、桂何必做粤的附庸？粤每次通电后陈伯南必另电陈明是为人所迫而出此，闽变发生后，更说要用一部分兵力防范广西。

三、广西可否不签名于粤方通电？在一年内，中央可每月加给广西廿万元。

四、滇、桂、黔划为一区，交广西负责，可否？

五、黄建平似不明了广西情形，最好改派张伯璇（定璠）为代表。

我当时答应汪氏将后三事转达李、白决定。

我初见蒋是廿三日在会场中由黄绍竑介绍，第二次是廿六晚应蒋约宴中委，都没谈及正事。廿七日晨，蒋约黄偕我往见。

蒋问：“德邻、健生对政治有什么主张？”

我答：“他们感觉外患日急，希望国内所有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去应付，否则，彼此摩擦，力量必至相消。”

蒋云：“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则外交、军事、财政应统一于中央，必须统一才能对外。广西声誉很好，望倡率拥护中央，则西南的力量，终须为国家负重大责任。统一后的交通、国防、经济、中央都应负责，对地方补助，自不成问题。”

我说：“广西和西南各省，现在都在中央命令之下，似不须另有何种形式拥护的表示。”

黄绍竑也说：“现在只宜互谅共信，否则形式表示，亦属徒然。”

最后我说：“德邻和健生都衷心佩服委员长可担当国家大任。但不知委员长对他们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蒋云：“比方米税，何必故违中央的命令？”

蒋不提重大的而只提这些小事。

这是我首次谒见中央政治最高领导者的情形。

黄拟四办法 蒋汪表同意

过了一天，廿九日清晨，黄绍竑部长和我又谈广西问题，他写成了如下四项办法：

一、军事：第一步，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各省整理军队，缩减军费，并由训练总监部派员检阅，广西对检阅员正式接待；第二步，根据检阅员之报告，由中央正式承认其现有之兵额，此后有减无增，以免彼此之怀疑。

二、政治：第一步，由行政院明令整理全国政治，并由行政院派员至各省视察，广西对中央人员正式接待，中央对视察员之报告，如认为成绩良好，则明令嘉奖之；第二步，桂省政府人员之任免，依法呈报中央。

三、经济：（甲）设立滇、黔、桂三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中央及滇、黔、桂各派委员二人，以李宗仁为委员长，以谋三省交通、经济之发展，款项由中央酌予拨助；（乙）国防工业之合作，桂省之硫酸、酒精出品，由中央购备，储为国防之用。

四、广西对西南政务委员会取冷淡态度，由其自生自灭，如再有其他之特殊举动，广西决不参加。

他这套办法，是根源于他的和平统一想法而来的，和我们只求暂时缓和的想法，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我眼见中央尚未注重“攘外”，无论合作或统一，都属渺茫，什么办法都不易成为事实，所以也就表示同意。他写好后，上午十一时和我去谒汪院长商讨，汪也赞成，但说，恐怕经济委员会无款可拨。黄绍竑以汪已同意，卅日又报告蒋委员长。当夜，蒋又召见我。

蒋先问我：“这次来京有些什么感想？”

我云：“会议的精神比较从前进步。”

蒋说：“团结才有力量。”

我云：“一点不错！团结之后，恐怕对外还觉力量不够呢。”

蒋又说：“今日黄部长所提和旭初兄商定各件，很好！”随即一面叫人检取密码本，一面执笔写致李“德邻兄”函，一并交我带归。并说：“望时常派重要人员来京，彼此来往多些，隔阂自少。”又说：“合起来成了团体，无论做个人事业，或尽力国家，都有好处。”

我请他以后对广西可万分放心。

这是我在南京缓和宁桂政治对立的经过。

吴忠信问我 桂省三态度

我卅一日夜间离京，二月一日到沪。

某夜，我和张定璠访吴忠信，吴氏说：“我现在想以个人的地位问你，广西对下列三种态度如何？一、与中央合作，但广西须确实承认蒋的地位，广西也可得相当的利益，就是广西要承认蒋为全国最高领袖，则德邻想做行政院长，或地方的军区长，或政治分会主席，均可随意。二、假如蒋对粤用兵，广西怎样？三、照现在马马虎虎的样子。”

我说：“我们只谈制度应地方分权，何必单提广西？”张定璠从旁道：“彼此开诚，才有可谈，此事可待旭初先生回去报告。”

张定璠又建议：“广西此时确应和中央敷衍。吴礼卿（忠信字）应赴桂与否，待你回邕后再说。季宽（绍竑字）所拟四项办法，前三项无问题，惟对粤太冷淡，似有顾虑，此次回去，应对胡汉民、陈济棠说明来京只图对人缓和而已。”彼此所见略同。

我离沪前一天，黄绍竑由京到沪，他、我、张定璠三人又谈到广西问题，张云：“桂联粤，如与鹿豕游；桂联蒋，如与虎狼居。”黄也以为然，但说：“这虎一时还不会食我。”他们说的是笑话，也是实情。

广西因与中央（其实是与蒋氏个人）的隔阂未除，发生过好些障碍。例如省内想进行经济建设而缺乏资本，我曾向立法院孙哲生院长请教：“假如广西发行省公债法案送到立法院，有无通过的希望？”孙氏答道：“广西发行公债，当然可行，湘鄂已有先例，只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交到立法院，不过例行手续而已。”我回到上海，特为此事和张公权、陈光甫两位银行家商谈，陈光甫说：“我们鉴于国华银行有十九路军股份，且有将被封闭的风声，广西如果发行公债，请恕不敢承销。”张公权也表示难于承受。又：当时政治中人，有些想游广西而又不敢去，赵恒惕便是其中之一。

上海是商场，也是政治交易所，各方都有代表常驻在那里。如阎锡山的代表薛笃弼、冯玉祥的代表黄少谷、韩复榘的代表李光汉、梁冠英的代表韩骏杰、孙殿英的代表张幼群、刘湘的代表傅真吾等，都来和我联络，酬应纷繁，俨然如商家招揽顾客，殷勤而又亲热。

在沪一周，公私事了，二月七日，偕金国宝、温挺修、杨绰庵几位搭乘“杰斐逊”总统轮南归。

对粤紧联系 对宁续敷衍

二月九日午间返抵香港。与张任民、王季文往访胡汉民委员。胡对陈济棠过去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表示不满，他道：“陈伯南说，两广以后要认真合作，对北方则秘密结合。请你们问伯南，如何认真法？”

当时香港的政客不及上海多，我停留的日子又短，却也遇上少数几位。

刘震寰、唐继虞两位曾谈及华北情形，说是韩（复榘）、阎（锡山）、张（学良）已觉悟非团结不能自存，吾人应设法与之切实联络。刘震寰对我言之至再至三。

李朗如则评论广东局势道：“陈伯南判断江西未平，蒋不能对粤，将会大误，蒋把军事布置妥当后，就会把广东的财政、军事、政治逐次收归中央了。”

黄建平十日由邕赶到香港和我晤谈后，我即乘“东安”夜船赴广州，十一日晨到达。午后，与张任民、王季文访陈济棠。不知陈氏是否因听到了胡汉民对他的评论，此时他的反蒋态度表示得很坚决，对于两广合作问题，已不谈前提，只谈办法。李宗仁总司令由邕七日给我的电报，托我向陈氏请教，我把原电给陈看，请他将办法写交我带回去，他写成如下：

根本方略：

一、表面敷衍。但须彼此通知，以免误会。

二、实际工作。（一）、用某种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团结，以巩固根本，放政治异彩；（二）、如敌对粤时，桂出奇兵相助；（三）、对北方秘密联络，团结力量。

附带：

一、运用外交。

二、充实力量。

我在粤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也有接洽应酬。十三日午乘广三铁路火车到三水，搭“江宁”船回梧州，十四日到。我因久未巡视梧、郁各属，归途乘便视察，十九晚才返抵南宁。

我将此行所得向李、白两位及干部报告。一般情势和我赴京前并无变动，大家决定：对粤仍切实联系，对宁应继续敷衍。

廿三日由我分别电致各方：一、电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报告已返抵邕，李、白已同意四项办法；二、电黄绍竑部长：请回邕一行；三、电粤张任民，告知对时局意见，此间与伯南一致；四、电沪张定璠，告知对时局意见，此间同人完全赞同尊议。

至此，我南京之行的使命暂告一段落。

互信难建立 办法成空话

自是以后，南京和南宁之间，对于所谓四项办法，一方催促实行，一方着意敷衍，电报往返多次，兹汇记如下：

二月廿八日，蒋、汪、黄三位对我廿三日电都有答复。汪电未说什么。蒋电云：“盼诸兄将季宽所拟四项办法，妥为规划，见诸实施。”黄电云：“中央拟派张华辅视察广西军队。对政治亦拟派资望较深者前往视察。对滇、黔、桂经济委员会事，最好由桂先向两省接洽。”李即电复黄道：“中央派员来桂视察，甚表欢迎。至三省经济委员会，对滇黔恐反为所累，中央能助桂便好，他不敢望。……”

数日后，黄绍竑又以鱼电致李宗仁谓，蒋嘱其询问派员来桂实行日期。李于三月九日复电云：“中央派员来桂，极所欢迎，最好待弟自粤归后实行，以便亲自招待，请转报蒋委员长。”

李宗仁于廿四日离邕赴粤。黄绍竑又来两电，其一谓：“所商四项办法，望早实行。”我电复说：“待李归即实施。”三月廿八日黄又由蚌埠来电：“四项办法，经电蒋，并得复，将派吴礼卿主持视察桂省政治，行期定，再电告。现赴北平。”按黄氏为筹备他自己远征新疆的事，自此在北平、太原、兰州各处耽搁直到五月中旬，其间有过两次来电是为汽车司机的事。五月廿四日他由南京电我谓桂省应派代表出席财政会议，都未提及四项办法。行政院四月间通令将派大员视察各省，但不知是否为广西而发，后也未有派员到桂。四项办法，双方遂不再提。

团结与自卫 粤湘费周旋

敷衍自然是难长久的，虎一时虽不食我，只要虎在，总要时刻防着，我们只好团结粤湘，准备自卫。

粤湘虽以桂宁对立而有利，但彼此相处却也不易，我们对粤便碰上好些困难。粤方虽说与我认真合作，但关于经济和财政，我们屡次派员到粤，而对方并未开诚相商。一次，李宗仁总司令特别为此由粤电我，在经济上勿与粤发生恶感，务须忍让，免碍合作。粤人当时有不满于其当局之措施而欲另谋出路的，三月间局势颇感动荡，李宗仁乃赴广州久驻，无形中为其消弭了危机，内部才渐次稳固。有一有地位的广东友人，是年三月间游欧初归，到邕访问，想说动广西改造粤局。但我们以为广东现状虽不无令人失望之处，此时如桂不要粤，即无异助宁，故对粤始终抱着亲仁善邻态度。五月间又有一粤籍著名将军到邕，他料敌攻桂不易，或先对粤，以封锁桂的经济，故桂应挑选精锐部队到粤，既可镇定粤方的游移分子，又可打破敌方的主力，局势即可大定。但我们都无法接纳他的意见。

湖南在五月间，蒋委员长一面令何键从速清剿湘南，并赶筑公路、飞机场、堡垒线、电话网，一面直接派人来办。风声所播，谣言很多，人疑战事将发，广西纸币市价为之略低。六月下旬，何键到粤（何对中央说是会商五省联络）和李宗仁、陈济棠两总司令商谈改造时局问题，对步骤和方式，未闻谈出何种结论。

我们为应付不虞的事变，白副总司令崇禧曾迭次召集军队和民团的干部，讨论桂柳邕的防御计划、武器的充实、民团的训练等重要问题，决定后即分别付诸实施。

宁桂间关系 因军事变化

黄绍竑远征新疆的计划，忽奉蒋令停止进行，使他非常懊丧，黄由兰州回京后，即请假三月回籍。我们闻讯，即去电欢迎他回桂。他先回家乡小住，六月廿八日到邕，我们和他谈话甚多，他主张政治须与中央有诚意地互相谅解，经济须与粤方切实商洽。七月一日，叶琪、夏威、黄绍竑和我四人复作竟日谈，他和我们约定，回京后向蒋探得真实情况，作一忠实的报告。七月五日他夫妇离邕，廿三日返抵南京。八月廿五日他由庐山牯岭给我们来电云：“一、迭晤汪蒋，对西南事绝对不愿再用兵，所传种种，绝非事实。分治合作，原则赞成，嘱弟等拟具方案，不知兄等对弟在港所拟办法，意见如何？如以为大致可行，将来定可通过。湘事为在京湘人主动，蒋似不赞成，已将邓文仪调职，可为明证。二、傅宜生之秘书由新疆逃回云：俄兵一部入迪化，张培元死，马仲英败，皆由于此。盛世才表面仍称中央，但禁止交通，暗附苏俄，新疆名存实亡。三、四川刘湘屡败，通电辞职，不知去向。……加以五省天灾，民力已竭，前途殊难乐观。以上各点，皆为不能对西南用兵事实。西南此时宜着眼于防共、国防两点，以应付来日之大难，不必再有其他之顾虑。首要问题，为两广经济合作，计划若能确立，则可同保一隅，否则非弟之所敢料也。未审兄等以为然否？兹邮寄拙作一份，以供参考。此电可请伯南兄阅，但请秘密。……”

黄氏电中要我们着眼防共问题，那时江西共产党已决定大举西行，军事形势一变，广西与中央的关系，跟着也有所变化。

第二十章 李宗仁不出席五全代会经过

本章记述民廿四年秋冬间宁桂两方的动态。在此期间，两方面的情势，大概如次：

南京方面：因日本人的压迫愈来愈凶，华北自治的传说很盛。中央的兵力虽已控制贵州和四川，后方退路比前稍宽，胆子略壮。但西南在日人极力挑拨煽惑之下，是否会起来响应华北呢？万一起来，用兵讨伐，势有不能，则国事前途，将不堪问。全盘打算，自以安抚为上策，尤其是对于广西为然。

广西方面：因中央对付日本的侵略，专事退让，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言论，而无坚决抵抗的决心，自不能不心存戒备。外间对广西虽少恶评，但若掀起反蒋内战，绝为国人所不谅，且亦无此力量。故无形中存在着与对方妥协的客观因素。

当时若干有心人在中间看出了双方这种处境，起而奔走疏解，于是发生了本章的事实。然而，终因当时的环境，尚未能使双方历史上积累的隔阂，在心理上彻底消除，致合作将成而复停顿，对立局面又拖下去。

窘境未打破 叶琪堕马死

自贵州为中央完全控制后，广西更受威胁。外患日亟，国人非常厌恶内战，反蒋又难得同情。这是我们处着的窘境。

有何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窘境呢？

“均权”尚不失为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这是孙总理的遗教，而现在中央厉行集权是违反总理遗教，为许多地方负责者所不喜的。为以此问题探测各方的意见，民廿四年五月廿九日，白崇禧副总司令派总参谋长叶琪由邕赴穗，向李宗仁总司令陈述此意。李氏也以为不妨试去进行，遂于是年六月八日，派叶琪由广州先飞往武汉，再转赴四川。

叶氏此行，对各方情况颇有所得，据其报告：

一、在川谒见蒋委员长，颇能畅所欲言。他对地方的中间组织如政治分会、军委会分会之类，谓无大问题。惟对特务组织，表示不能放弃。

二、张学良、何键均不能自动反蒋，广东不足与言云。

黄绍竑那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是一贯主张和平统一的。叶琪入川谒蒋情事为其所闻，七月四日，他由上海致电李、白，劝广西勿与南京分开，免中日人的奸计，最好能派叶琪到南京一行面商调解对立局面的办法，彼即赴川谒蒋云。因彼时蒋、汪正闹意见，黄氏深恐因此而又引起国内的政潮，故有此电。我们本来准备根据叶氏的报告，从容仔细研讨一个应付时局的方案，殊不料，叶氏于八日晨间六时一刻，由寓所乘马入总部办公，马在街中无故发狂，不受控驭，转弯时被摔堕下，伤及延髓，立即昏迷，不能言语，至上午九时半而逝，真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叶氏既罹意外，对黄电所请，也就搁下了。

为航空协定 汪精卫托病

黄绍竑七月四日赴川谒蒋，是为行政院长汪兆铭三日借病离京的事。汪正在进行他的中日外交调整工作，中日航空协议，即为其调整工作之一。蒋氏临时反对签订，不仅予日本一个警告，也予汪氏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汪因此以养病为名，逃避青岛。汪的亲信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也跟踪而去，中央政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南京方面，有好些人因汪氏出走，认为政治上失了重心，恐怕因此引起日本的武装侵略行动，同时又恐怕再引起国内政治上的重大纠纷。蒋氏那时正在成都，大家要黄绍竑见蒋面陈种切，并探明蒋对汪出走的态度。黄飞到成都，即和杨永泰谒蒋，陈述来意。蒋说：“如果日本因为航空协议签订不成，欲以武力压迫，我就立刻对他开战。以前因为中央力量尚未深入四川，东南各省交通便利，距敌过近，不能作长久抗战根据地；现在中央军队已进驻四川，即使开战，一定可以持久，争取最后的胜利。”黄、杨两人以为四川初定，西南方面尚有问题，统一基础未臻巩固。而且国防的准备，正待积极完成。辩论一番后，蒋说：“你们的顾虑，都是就以前或目前的看法来说，我可断言，中日一旦开战，这些问题都要化为乌有，国内一定更加团结统一，国防的准备会比平时迅速得多。我以为中央力量到了四川，日本不敢立即对我开战。航空协议问题不必再谈。如果日本不发动武力侵略，仍可由汪先生与其敷衍。”黄归告南京各人，并劝汪回京。八月十九日蒋由成都、廿日汪由青岛分别抵京，廿一日彼此晤谈，一场风波，乃告平息。

蒋和黄、杨在上述对谈中，已涉及西南问题。黄氏对广西问题，当另有特别陈述商讨，故八月十五日，黄即由浙江到南宁。

旧账算不清 蒋以和为贵

黄绍竑抵邕，八月十六日，李、白两位即约同夏威、廖磊和我数人和他谈了一次蒋桂问题，颇为深入。至十九日，我特邀二十多位对经济问题有兴趣的人和黄氏讨论广西经济建设。廿日，我又陪黄氏畅游武鸣。廿一日，继续讨论经济建设。廿二日，黄氏和陈秋安、桂竞秋、邱昌渭、贺典缙等讨论后，写成《广西省经济建设原则》，包含机构、金融、生产、贸易、货币五项，共十六条，采取统制经济原则。是夜，李、白邀黄氏、李任仁和我商定了一个应付时局的方案，大要是：“将全国划为若干区，区设政治分会或政务委员会；粤、桂、黔为一区，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第一、第四两集团军的番号，改与全国一致。”

这是黄氏此来商得的结论。廿三日，李、黄两位联袂赴粤，黄即由粤北归。

蒋氏的政治活动费用，当时是靠特货税为挹注。是年五月廿九日，蒋更自兼禁烟总监。后更施行特货统税，予广西收入以不良的影响，我由省府派陈雄到贵阳，与黔省商洽改善办法，获得彼此同意。适四川将领有不稳的征象，蒋令顾祝同九月三日由黔飞川防备，我遂将“改善禁烟办法”托顾氏携赴峨嵋向蒋请示。

黄绍竑也于九月三日由上海飞川谒蒋，我接他由成都拍来的微晨（五日）电云：“与畅卿（指杨永泰）谈特税事，据云，所定办法，与兄完全一致。政治问题，亦甚同意。俟明日到峨嵋谒蒋后再详告。”廿日黄又来电云：“蒋允将滇、黔、桂划为一区，以德邻为正，龙云为副，因蒋曾将黔许龙之故。此案将在五全代会提出。并望德邻能出席五全代会，于蒋面子较为好看。”

九月底，黄建平由沪到邕，带来黄绍竑长函，详述由桂归后赴川谓蒋的经过。另有张定璠函也述及此事。建平又说：“顾祝同曾告诉伯璇云：蒋为西南问题，曾召集干部讨论，我自己和陈诚、吴忠信主和；陈仪、熊式辉等主张讨伐；甘丽初、罗奇等主联粤讨桂；蒋表示今非昔比，旧账已算不清，桂若能和，不啻增兵百万。但蒋对撤退驻黔中央军一事不能同意，谓此非对桂，实在控川。”

十月，李、白接黄绍竑真（十一日）电，商询与蒋合作的条件。李、白提出十项答复他。蒋于是月十六日由京到杭，黄是否敢将十项向蒋径行提出？未有所闻。

对蒋失信心 李不来赴会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民廿四年总理诞辰开幕，黄绍竑以为这是调解蒋桂问题一个好机会。十一月七日，他来电敦促李、白两位届时赴京出席，词意恳切。干部同人也主张李氏赴会，免为广东所累死。但李氏未即决定。

在五全代会前，曾发生几件事：

一、十月下旬，广州的党方面，特地放出在粤召开五全代会的空气，实际为粤省对南京讨价的工具。

二、汪兆铭在十一月一日六中全会开幕时，被人行刺受伤，汪夫人当场指责为有人主使，但事态幸未扩大。

三、中央于十一月四日派戴传贤、马超俊飞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交换时局意见，戴等认为此行结果圆满，八日返京复命。

历届中委和新选代表是一同出席五全代会的。会前，桂籍中委邓家彦、甘乃光、黄绍竑、李任仁在京沪；李济深、白崇禧不赴会；李宗仁在粤，我在邕。广西省党部代表九人：麦焕章、张任民、黄钧达、黄中汉、胡讷生、蒋培英、罗绍徽、谢殿栋、洪惠周；第四集团军特别党部代表一人：韦云淞；其时张任民在粤，韦云淞在邕，其余八人已经港乘船北上。十一月十日，我和韦云淞由邕飞穗，晤李宗仁，询以是否一同赴京出席。他说：“已电告蒋氏，谓须回邕处理各事后再来。此时应由你们到京后看情形如何，再行定夺。”十一日上午八时，我与张任民、韦云淞和粤省中委林云陔、刘纪文、黄麟书等飞南京，下午一时到达。即与林云陔、刘纪文两位先到医院问候汪院长，他的伤势已无大碍；又晋谒国府林主席、各院院长和蒋委员长，这是地方官到京应有的礼节。

我十二日参加五全代会在中山陵的开幕典礼。十三日，电请李氏勿返邕，暂留穗。十四日，和吴忠信、张任民、张定璠见蒋委员长，蒋表示：“滇、黔、桂分区事不成问题，虽曾以黔许龙，但总有方法可改。”我即将见蒋情形报李，并请其来京；吴忠信也另电敦促。十六日，和李任仁、张定璠、张任民、韦云淞再联名电催，而李氏已返抵邕，复我们筱申（十七日申刻）电云：“来电奉悉。京中友好盼弟莅会，且感且愧！当今救国症结，不在弟之入京与否，而在是否容吾人对内采取均权制度，对外实行抗日之主张。倘仍袭故智，以宣传弥缝统一为工具，则国事愈坏，可断言也。”黄绍竑为舒广西的窘境，吴忠信为解蒋氏的困厄，共望对峙早除，李氏不来，自难实现，黄、吴两人同感懊丧。李宗仁氏曾致大会巧（十八日）电，提出三项主张，大会竟不宣布。

中委凭分配 外交受批评

五全代会讨论的重要问题及其解决情形，大略如下：

一、外交问题：兼外交部长汪兆铭未能出席，由蒋中正同志在十九日第四次大会作外交报告谓：“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的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谋各友邦的经济合作。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并决议：由大会授权政府处置外交，以应事机。

二、修改国民党总章问题：蒋系属下主张改为领袖制，但为其他派系的人一致反对，故在审查会中和私人间争论得非常剧烈。汪兆铭廿日夜离医院赴沪，孙科廿、廿一两日不出席，传皆与此事有关。蒋看情势不对，乃于廿一日大会亲自提议打消领袖制的意见，才消解了风潮。

三、宪法草案：通过由大会接受，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

四、召集团民会议日期：通过须在民国廿五年内。

五、中央委员选举问题：增加名额共为二百六十人。并由蒋中正同志主张各方都应分配一些。廿二日第七次大会选出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二百零八名，廿三日再补选五十二名。

此次西南参加五全代会，原说是整个行动，关于选举，两广和华侨推邹鲁与蒋方商洽，但邹为自己活动的多，为大众所不满。蒋方内部的派系，自己也发生争哄。

在会外，评论外交的最多，我所接触听到的就已不少。

陈公博云：“今年八月汪在青岛时，我曾力劝汪辞职，即使不辞行政院长，也应辞外交部长，以免代人受过。不料，汪回京后，一反所言，竟谓‘我送还送得有限，恐别人来办外交，反比我送得多，故愿独任其难。’”

叶恭绰云：“蒋氏权要揽而责不肯负，日方找不着负责者说话，所以乱来，乱来收效，故军部冒险成功，外务省无法将其压倒。使最初即与谈判，忍痛割指，将来自不至割臂戕身。”

某氏云：“蒋在庐山，汪在南京，黄郛在北平，对外交事项常不接头，往往日人说，此事你们政府已经答应，何以你又这样说？又，中央对勾结日本的人，反予保障升官，何异奖励卖国？”

关于均权制度，冯玉祥当时曾对我说，他极赞成。阎锡山似不主张，他忧山西会成为日俄交战区域，故实行土地村公有制，谓此策实现，日人固感头痛，俄人亦将无可如何云。

两路应并行 留合作地步

黄绍竑虽因李宗仁不来京而感失望，依然热心和我们讨论广西今后的做法，他道：“第一条路为和蒋合作，我也知道这是仅为应付目前，并非根本的办法，因蒋氏根本无改善的希望。第二条路为倒蒋，但西南无此力量，即使能倒，也不易收拾残局。是否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呢？即广西自己采取一种根本改造政治和经济的方策，以负担将来最后救亡的责任？”我则主张第一、第三两路并行。李任仁也以为然，但说，根本办法的办法，须略同于社会主义改良派，并要下最大决心去实行。

五全大会廿三日闭幕后，廿五日蒋约我晤谈，表示对滇、黔、桂名义决不失信。当夜，我即和李任仁、张任民出京，廿六日到沪，大家商定为合作路线留个地步起见，最好由王季文以私人资格应蒋召而再与一谈。吴忠信对合作是不灰心的，他赞同我们的意见，并即刻电蒋，得复电后，吴即偕王季文于廿七夜入京。我也将此情电报李、白两位。

在沪参观和访问，曾听到几位先生一些可记的意见：

蒋百里云：“日本侵华，乃自北而南，非自东而西，现南京防日计划，判断敌人由海州、乍浦登陆，实属可笑！”

陈兰生曾参加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起草工作，对货币问题很有研究，他说：“在这全国通货尚未统一的时候，广西货币不宜和邻省一体，以免后受拖累。”

黄炎培云：“资本主义已不宜行，只剩下两条路：一是由社会主义出发，以完成国家主义；一是由国家主义出发，以走向社会主义。广西应准备选择一条。”

俞寰澄接着道：“将来固该准备，目前更为主要，此时广西应和蒋合作，才易有所作为。”

蒋采王意见 定五项方案

王季文廿九夜由京回抵上海了，他将此行赴京谒蒋的经过情形，对我们报告如下：

“我廿八日到京，先将下列各问题函陈蒋氏：

“一、华北问题，是否决心抗战？

“二、抗战如无外交背景及最后根据地，将得何种结果？

“三、日本独霸远东，欧美列强对远东问题是否放弃？

“四、放弃华北，日本是否中立？

“五、与日抗战，以华南为根据地是否可以持久？倘能持久，是否可得国际之援助及其内部之分化？

“六、日本对华南，能否如对华北、华中之威胁，以及有无效力？各方是否受其各个击破？

“七、华中、华南用何法方能精神团结？现状下是否团结？来京开会是否便算团结？

“八、如认为不团结，如何方可消灭过去之猜忌，以及此后双方之信任，何方应先立信？

“九、人之结合，为华南根据地之各别运用，应否先谋蒋、胡、陈、李、白之一致谅解，以运用欧美外交？

“蒋接函后，即约我和礼卿（指吴忠信）于廿九日午刻晤谈，对我所言，悉予接受；并对我所提下列五项团结方案，完全采纳：

“一、蒋、胡、陈、李精神合作，对日抗战。

“二、在华南秘密指定负责人员商定对军事、外交、内政合作方针。

“三、外交联欧美，请胡接洽，暂时不必回国。

“四、分配陈、李新任务。

“五、一中全会新政府之组织问题。

“廿九日午后，蒋复单独召吴忠信面示：德邻来京与否，均将以滇、黔、桂名义发表，只须想几句话对付龙志舟。”

我们听了王氏上述的报告，大家对他和蒋所商的方案，都无异议；并决定由我先归报告，如果李、白两位和省内同人同意，即电王季文负责与对方实行方案的第二项；并由我在经广州时将概要告知陈济棠。

第二十一章 宁桂复合与蒋、李重握一幕

本章记述民廿五年胡汉民逝后，西南抗日运动失败，中央统一愿望达成的详细经过。

西南方面因胡氏逝世，而中央又急谋统一，遂乘中央对日不敢彻底抵抗，人心愤激之时，奋起发动抗日，不论其动机为何，国人是不会反对的，中央也不好贸然讨伐的，形势可说相当有利。但因地理所限，行动须经过湖南，蒋氏眼明手快，迅速以重兵控制湘局，使湘主席何键不敢异动。西南前进道路既被阻塞，局势再难展开，各方对中央不满的人，更相率观望而不敢附和，这是西南第一着的失败。粤空军对粤当局的不满已非一日，地方大员又反对积极的做法，高级将领也不一致，故为对方所分化而瓦解，西南局面折了右臂，遂以不支。

桂人性本倔强，意志也颇坚忍，每遇不平，常起反击。中央此次好在善自衡量，即使战胜，也并不合算，更不计较面子，自动倡和。广西始终是在不放弃抗日的政治立场下接受和议的。于是，化戾气为祥和，多年对立的形势，竟一旦而烟消雪解。

以上各点，为这一幕闹剧的主要情节。

胡汉民骤逝 两广失屏障

西南局面是借胡汉民的资望，作政治上的屏障和精神上的堡垒，以与中央对峙。中央欲统一西南，在情势上既不能用兵，只好从政治上想法把胡氏由西南拉开。当四届五中全会将开会时，蒋委员长曾以国府主席高位饵胡，欲请其入京，而为胡氏所拒。及五届一中全会改组中枢后，蒋氏将党、政、军的权力一手掌握。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副主席蒋中正；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副主席蒋中正；彼时胡氏正游欧，汪氏因被刺伤未痊，亦赴欧疗养，故“中常”“中政”两会即由蒋氏主持。蒋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故军政两权也全入掌握。在五全代会中曾图修改国民党总章采领袖制所未达到的愿望，至此，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适胡汉民于民廿五年一月由欧返国，即由中央派司法院长居正到香港等候，欢迎胡氏入京。胡如果入京，西南的屏障既失，堡垒随崩，问题即易于解决。惟当时西南方面对于此点亦特别警觉，由西南政务委员会特派李晓生远赴新加坡欢迎胡氏。李宗仁总司令也于一月十七日由邕赴穗，与陈济棠总司令商定，共同表示尊重胡氏，留其在粤。胡氏于一月十九日到香港，稍作勾留，即于廿五日赴广州，决不入京；且派王若周、胡畏三为代表，于二月廿七日过邕入滇活动。陈济棠也屡向李宗仁怂恿，西南应作积极行动。

蒋对广西，曾发表李宗仁、白崇禧为湘桂黔边区副总司令名义，而李、白未就职。因事前李、白已电告吴忠信转达蒋氏，此举须要助饷。命令发表后，又得广西驻京沪代表黄建平、王季文来电云：“命令发表当日，财政部长孔祥熙约晤，商谈桂省财政问题，查询收支状况、省行发钞数目及外汇情形。”李氏当即详电复，但后来并无下文。因彼时桂省部队若出省，费用浩繁，非广西所能独力负担，中央既不助饷，绝难达成任务，李、白终于不敢就职。却因此更增加蒋氏对桂的不谅解和猜疑，派遣更多的蓝衣社人员入桂作破坏活动，并到处散布广西联日倒蒋的谣言。

这是民廿五年春夏间宁粤关系的情况。到五月十二日，胡汉民突然脑溢血逝世，西南骤然失去这中心人物，局面遂因此而发生变动。

用抗日行动 求真正统一

当胡氏逝世消息到邕，李宗仁总司令因五月八日刚由粤返桂，遂由白副总司令、潘宜之、刘斐和我四人赴粤吊丧。十三日我们飞到梧州，因天候恶劣而停留。当夜乘暇，白氏在广西大学，潘宜之、刘斐分在两个中学，我则在中山纪念堂，同时对学生和公教人员讲演抗日救国问题。我们根本认为蒋氏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徒然引起异己者的不安与反抗，只须中央真正去攘外，则全国必然一致拥护，共御外侮，内不须安而自安，在我们的立场，应努力催动中央去抗日，尤其在胡氏死后的西南，更应如此。

十四日到广州行吊后，我们连日分访萧佛成、陈济棠、余汉谋、张达、林云陔、缪培南等交换应付时局的意见。中央也派王宠惠等八人来粤吊丧，并向陈济棠试探要求将粤省的军权和政权交还中央问题。陈氏表示无法接受。十八日，我先回邕，白、潘、刘三位留粤续商，李宗仁总司令于廿日复赴粤。经多次的商讨，对应付时局的办法，我们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陈济棠却坚决积极，李、白自不能各行其是，只好与陈氏一致行动。但用什么题目好呢？要争取国人同情，而又堂皇正大，自无过于“抗日”了。结果决定，西南以真正抗日来解决时局，遣使向各方联络，部队即准备动员。至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中央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粤桂部队即向湖南进动，但声言纯粹对外，绝对不作内战，期望同情者来参加。

西南抗日大计决定后，李宗仁总司令仍留粤，白副总司令于五月卅日回桂发动。白氏卅一日在公务员政治班及干部政训班结业典礼中、六月一日在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抗日救国。总司令部和省政府亦连日召集军政干部及学校校长来省训示，使对全省民众作普遍抗日救国宣传。西南为了要推动湘省主席何键参加，煞费气力，何氏派李觉赴滇过邕，接谈之下，始悉何氏诸多顾忌。白崇禧乃派李品仙偕李觉于六月六日飞赴长沙面向何氏催促，而何氏却非待我军到长沙后，不肯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九日，蒋氏派陈诚到长沙，中央军两师亦同时运抵衡阳，何键遂不敢动了。同时第四集团军派汪玉珊赴绥远购马，此时运到武昌的一批，亦被中央扣留，汪玉珊乃将运到长沙的一批交与何键代管。十日，方命令到达祁阳大营市的部队，停止勿进，并宣传“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湘路既阻，策略须变，白氏与同人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要点商定后，遂派韦云淞十一日飞粤报请李宗仁与粤方商决进行。

广东被分化 西南运告终

西南发动抗日后，蒋委员长也调兵向湘、黔、赣、闽备战，暗中对广东内部积极进行分化，而不敢明令讨伐；蒋氏对西南请求对日宣战的电报，六月七日电复陈济棠，谓可派员来京共商；十日，再电陈氏撤回入湘部队，一切应待党议解决。十一日，陈、李各将领电复蒋氏申述动员抗日的决心。十二日，再以西南名义发表对于时局的通电。十三日，北平和广州的学生反对日本增兵作示威大游行，驻粤日本领事向粤抗议，为我拒绝。十六日，西南与中央代表在衡州进行和谈，双方都不想酿成大战，西南只对中央误会我方此次抗日战争的意志，表示遗憾，并要求中央坚决抗日，补助经费，修改宪章，展期举行国民会议，即将入湘部队撤回。廿一日，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等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和平。陈济棠因受日人恐吓，粤钞又低折，而不敢在粤组织抗日政府。廿二日，组织军事委员会，陈济棠为委员长，李宗仁为副，并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廿五日，蒋氏发表谈话，对处理此次两广进兵事件，以整个国家大局为前提，表示中央要行使其统一权。这一年的六月份，就这样过去了。到七月初，南京对广东的分化，已有显著的成就。七月四日，粤空军飞行员四十名叛逃香港和南昌。八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由大庾奔南京，次日复致电广东将领，表示服从中央。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九日也宣言拥护中央，离去汕头，并于十二日电请中央授权余汉谋收拾粤省乱局。此时白副总司令以粤局情形严重，要我偕刘斐赴粤将补救办法向李总司令陈述。我们于十日到达，陈济棠当夜即召集文武干部听取刘斐对时局的分析及应采的方策，续谈两日，陈氏已失去掌握部队的信心，并谓若组织政府，适足以促蒋用兵。只决定组织一个第四集团联军总部及粤军改取内线作战两事。广西银行行长黄蓟同时与粤方商定：粤桂两省钞票，彼此收税互相收受；桂对鲁汇款，粤行尽量接受。会后，我即偕刘斐、黄蓟于十三日回邕。

至于中央方面，蒋氏以对粤成功在望，十三日，由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下令：免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以决议和任免来代替讨伐。白氏以粤局益急，又派李品仙于十四日飞粤向陈济棠建议：“将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将现款及子弹运存西江。”并询其须否桂军相助。不料余汉谋十四日在大庾就粤省绥靖主任职后，即回师对粤，粤海军有两舰亦逃往南京。白氏于十六日又急电陈济棠：“应以财、以官、以地盘背城借一，否则一切皆他人所有，何所爱惜耶？”因情况恶化太急，陈氏对我方迭次的意见，无一实行。十八日，粤空军全部飞赣投入南京，陈济棠以事不可为，将军事交李扬敬，政务交林翼中，即乘英舰“蛾”号赴香港。西南与中央对峙五年的局面，于焉告终。

任命突变更 李白拒就职

粤局变后，李宗仁总司令七月十八日回梧，十九日到邕，以广西虽岿然独存，为势太孤了，众意应对南京暂谋缓和，乃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可以服从拥护，盼将此意转达。廿四日，李、白两位和我又联名电呈国府、行政院、军委会，定八月一日就绥靖主任、省主席职，请派员监誓。不知是否南京因为广东解决太易，想乘势根本改造广西，廿五日国府命令突然变更了：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改以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此时，湘黔方面的中央军更逼近广西。蒋氏于八月一日复电劝李、白接受新职，三日又电，促其离桂。陈诚又率大军集中广州以主力向西江，而南宁、梧州两海关又奉南京命令检查特货；令港梧轮船拒载广西银行的货物。这是对桂经济封锁的手段。李、白两位为了应付变局，召集高级干部征询意见，大家都反对接受新命，遂决定抵抗，并通电指责中央对日不抵抗，反而用兵西南，威胁广西，摧毁建设。

黄绍竑事前并不知道这次的新任命，他奉蒋氏电召往庐山，乘杭南铁路火车到南昌，才在报上见着，使他深感苦闷，匆忙赶上庐山，将他的处境困难，而且公私无益的理由，请蒋氏收回成命，得蒋谅解。李、白和我们七月廿七日都有电给黄，白氏表示不就浙省主席，并促黄回桂。黄氏由庐山返沪，廿九日过安庆时复李、白一电，谓此事非其本意，表示决不回去就职以明心迹。同时有电复我和李品仙、夏威、廖磊、韦云淞等人。我们当时还怪他在电中为何不说蒋氏变更命令为不对呢。

北海小示威 各方难响应

广西既决心独力抵抗，对于军事部署、各方联络、政治组织等项，同时进行，现在分述其概略如次：

关于军事部署：原来以对湘黔为主，置重点于桂林和柳州，以夏威驻桂，廖磊驻柳。后因中央军重兵在粤，战略也稍作变更。广西也有空军，以林伟成为航空处长，飞机不多，编为三个大队，由吴汝鎏、宁明阶、郑梓湘分任大队长。八月十五日，第三大队长郑梓湘借名演习，率领其大队飞粤投归中央；十六日，林伟成、宁明阶又同机逃鲁。逃的都是鲁籍飞行员，省内又始终未发生战事，故对军心士气，影响很小。

蔡廷锴将其第十九路军旧部由翁照垣编成一师参加广西抗日，在广东南路活动。八月廿四夜，该师谢鼎新团进入合浦和北海。九月三日，北海民众反日示威，愤殴日商中野致死。九日，日舰两艘由上海开往北海。十日，翁部在北海宣布戒严，蒋氏电李、白促将翁部撤回；日本又加派四舰由青岛开赴北海。十三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外交部长张群交涉成都、北海两事件。十四日，翁部拒绝日本人员登岸北海调查。廿一日，翁部退出北海，余汉谋部开入接防。廿五日，北海日舰撤退，中野案告一段落。这却是一件真实抗日的故事。

关于各方联络的事，凡对中央不满的，多和广西向有往还，如上海救国会、北平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陕甘的张学良等。救国会只能作空口的同情；宋哲元与韩复榘只发过一次主张和平的电报；龙云已受南京八月二日滇黔绥靖主任的任命；刘湘始终不肯共同露面；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虽坚决抗日，但倒蒋则张不欲参加。处境各有不同，利害亦异，望其一致行动，非常困难。

和战变化多 组府时冷热

至于政治组织则与和谈空气互为冷热。推李济深为中心。当粤局吃紧，七月十日我赴粤过梧州时访他，我说：“我们以后的做法，有两个方案：第一，粤能自固，不至一时崩溃净尽，并赞成组织政府，则目前难关，较易渡过。第二，如粤已无可救药，则广西须单独坚持，奋斗到底。此两案都须请任公您来主持。”李济深表示同意。十三日，我由粤归，再将粤方情形和准备组府事告知李济深，并请他担任各党各派的联络、国际路线的运用和组府人选的准备。十五日，李济深即偕胡鄂公到邕，曾与徐惟烈、宣古渔讨论将来根本的做法。十八日，粤局完全崩溃，我们决定对南京暂图缓和，李济深遂于廿日回梧州。但至廿五日南京突然改变命令，要李、白离桂，众以这是南京不欲和平的表示，一致主张抵抗。廿六日，李、白再请李济深来邕。廿七日，他复偕胡鄂公来到，李、白两位即约翁照垣、刘斐、徐文明、戴石浮、夏威、廖磊、张任民、韦云淞、黎行恕和我与他讨论政略及战略。数日后，他又回梧一行，八月八日复偕张文来邕，即连续两日讨论政治组织各法案。廿日，程潜等派代表到邕谈和，我们曾接张定璠由沪来电，内有勿中诡计的警告，故对和谈不存成功的希望。廿二日，南宁各界召开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蔡和刘是十七日偕潘宜之经越南到邕的）及各地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廿四日，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朱佛定、李任仁、彭泽湘、詹天籁、刘士衡、黄旭初、王公度、张文、胡鄂公、何思敬、刘斐、杨东莼、刘芦隐、胡讷生、邱昌渭、蒋培英、夏威、夏次叔集会讨论临时政治组织的名称，决定将“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刘湘征询意见，再行决定，并指定十一人起草《国民抗日公约》。卅日，党政军公宴各方到邕代表，共百余人。九月二日，蒋氏正式派居正等为代表来邕谈和，李济深极力反对，谓“蒋固无信，来议和的都是富贵利达之徒，只和他们来往，便减低了革命潮头不少”云云。但我们以蒋氏用事实来先示诚意，审度情势后，终于接受和议，政治组织随之作罢，令得各方代表失意而去，这真是无可如何非常歉仄的事。十五日，李济深返梧州，蔡廷锴赴郁林，刘芦隐游桂林，廿七日经越往港。

中央主和议 事实示真诚

和议是中央方面发动的。广西正在积极准备抵抗之际，忽然间陈诚派了香翰屏，余汉谋派了邓世增于八月七日来邕谈和平，我们当时只作为是蒋氏授意缓兵。十日，李、白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到粤报聘，以侦察情况。蒋氏于十二日到粤，刘斐于十三日返邕，谓蒋氏目前处境，确对我有和平可能。

此时黄绍竑亦应蒋氏之召由沪赴粤，经香港时和张任民等多人相晤，他自己不对桂作活动，并禁人借其名义招摇，只愿为和平尽力。八月十六日黄氏在广州见蒋，申明仍愿尽力担任调停，得蒋允可后，他即来往省港之间从事接洽，并有电报到邕商量，但都得不到什么具体结果。我方因十七日接张定璠由沪来电，谓蒋氏召其来粤，托疾不应，万勿再中其诡计，故对和平并不热心。此时情势日渐恶化，蒋要黄绍竑担任讨伐军总司令，逼得黄非常为难。黄氏乃先说动参谋总长程潜，谓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善后问题更属困难。程潜同意后，便和黄一同见蒋陈述，蒋遂召集会议讨论决定：廿日由程潜派唐星，陈诚派邓世增，黄绍竑派舒宗鎏三位代表到邕谈和。廿一日我方写了下列五条交由三位代表带回去，条款如次：

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时期；

四、照调人所拟第二方案发表新命；

五、第一条实现、第二条开始，即宣布就职。

并须中央先撤销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令（因闽变事），官式派陈济棠出洋考察，以示诚意。

廿四日，程潜、唐星、黄绍竑等都来电谓和平有望，但须面商所开条款一一推行的办法。李、白即复：“如解放救国运动及言论，并撤兵北上抗日，其他绝无问题，欢迎来商。”国民政府果然于廿四日即明令撤销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陈济棠也于卅日偕林翼中、黄麟书、区芳浦用外交护照赴意大利考察。只是程潜廿七日来电责备，谓我进兵南路，实和平的障碍。但卅日，居正、朱培德、程潜、陈诚都来电表示要来南宁，李、白复电极表欢迎，于是蒋氏遂派居、程、朱三位为谈和专使。

桂接受和平 愿相忍为国

居、程、朱三位代表于九月一日由广州飞邕，天气太坏，试了两次，到佛山、禄步而折回；二日再飞，才平安到达。他们携来蒋主席致李、白亲笔函，一致表示切望和议成就。程潜并且说：“即使要我磕八个响头，我也愿意。”黄绍竑托他们带致李、白的信道：“你们此次的立场、面子、风头都已十足，得好休时便罢休，应适可而止了！”李、白和他们应酬后，三日晚上，召集潘宜之、王公度、刘斐、李任仁和我在省府讨论和战问题，直到深夜，因财政不易持久，各方的响应难靠，乃决意言和。四日清晨再度讨论，得结论为既决定和，即望其成；并望成后不再破裂，故白崇禧决定出洋。拟定方案如下：

团结对外方案：

一、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民众爱国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居、程、朱三公名义，与撤兵、新命发表之同时，用谈话发表采纳）。

二、撤退南下中央军北上抗战（撤兵命令与新命同时发表，并恢复各方交通）。

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

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五、白崇禧用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洋考察。

六、广西党政完全依旧。

七、军队保留三军，每军两师，每师四团，其余编遣，其编遣费由中央负担，以后之经常费，请中央补助。

八、前第一条实现，第二条撤兵开始，即通电就职（中央军撤退至相当地点，各方交通恢复常态后，即通电就新职）。

九、以上各条，除第三条关系对外，须秘密外，须宣布国人（宣布方式，由居、程、朱三公决定）。

李、白将方案交三代表，并具函复蒋主席，三代表即于四日下午一时返粤复命，李、白并派刘斐同行谒蒋。当夜，刘斐即来电报告，已见蒋氏达精诚团结之意，情形甚好；又续来微午（五日）鱼戌（六日）两电谓：“蒋五日在程颂云寓所与居、程、朱、陈（诚）、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同时发表。”六日，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竑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十日，刘斐归报，蒋氏对善后费及放行存港钞票（广西银行向美钞公司印制新钞一批，被中央禁止交货）事，含糊其词，似以我方对和平尚靠不住为虑。李、白和我即电京及蒋，定九月十六日就新职，请派员监誓。并请居、程、朱、陈、黄各位惠临。

十三日，中央派程潜监誓，黄绍竑同来，南宁机场因邕江大水被淹，在武鸣机场下机。十六日，李、白和我同时各就新职（我仍是桂省主席旧职，由国府和行政院新加任命而已），这场和议，才算告成。广西与中央对立七年余的情况，从此消失。

蒋李重握手 黄偿和平愿

宁桂和平，黄绍竑得偿了五年来所怀的愿望，实最感愉快，他以为双方能晤面一次，当更为美满。六日，他曾致电李、白和我云：“和议成，甚欣慰！关于军事善后、政治经济之整理，最好亲到粤晤蒋，必有圆满的结果，较胜于人代居间。”但因六日蒋氏对记者谈话中有白崇禧与其会晤的话，即有人电白氏道：“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等语，意存警告。黄绍竑此次与程潜来邕，主要也为了邀白氏晤蒋，但大家都不放心白氏在此时到粤。白氏既不去，黄绍竑却建议李宗仁先去，众也赞同。十七日，程潜、黄绍竑、李宗仁、刘斐和我相偕飞粤，下午三时到达，粤方党政军人员都来欢迎，第四路军总司令部招待下榻陈维周的继园。

我们先已约好谒见蒋主席的时间，但十八日上午九时，蒋氏却悄然先到继园来访了；上午十一时居、程、黄三位陪同李宗仁、我和刘斐赴黄埔晋谒，并同进午餐。十九日午后，蒋再正式约谈，先李、次我、后刘。他问我对于地方行政的意见；又反复申说应团结统一，要我多向省内的人说统一；表示对桂省财政、经济可帮助。廿日李宗仁和我回邕。

白崇禧却一直仍留省内，迨抗战爆发后，才入京任职。

第二十二章 抗战前夕宁桂间的微妙关系

民廿五年六月西南掀起的抗日行动，广西称为“六一运动”，因未能达成预定的期望，变成了一次广西抗日大演习。从大演习中，了解了各种人对于抗战不同的心理，以及军事动员的效率和行政缺点的所在。因在宣传方面的努力和普遍，这时已把抗战的情绪提得很高。虽然宁桂复合，变化太骤，但广西为免灰心丧气，依然坚持着抗日的主张，继续鼓舞民心和士气，因此有下列的事实。

抗战获实行 李白赴国难

一、民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照常召开。

二、同年十一月廿四日桂林各界举行援绥抗日将士大会，并派“广西各界慰劳援绥将士代表团”北上绥远前线劳军，其中有数月前参加对桂作战的第十三军，也接受桂省慰劳，深受感动。

三、日人设在梧州的岳阳堂商店，畏惧抗日声势的汹涌，自动歇业离去。

到了民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广西省府曾接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来文称，日本要求派一人回梧州岳阳堂恢复营业。省府复文说：该店有做特务机关嫌疑，抗日民气仍属激昂，日人不宜即回。

这是当时广西省内的情形。各方对桂省之和平，尚少责备，只注意桂省以后是否积极抗日。至于宁桂和平后至抗战前那十个月间的宁桂关系情形，在李、白入京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白。此外，广西对于西安事变绝不苟同，三中全会照常出席，元首巡视热烈欢迎，庐山训练遵令参加，金融铁路协议解决。这都是显著的事实。兹再逐一详述其情形如下。

广西一贯确认非中央坚决抗日后，绝难有真正的团结，故宁桂和平后，李、白都迟迟不想即到南京。但在中央的立场看，李、白一来，“蛮夷大长”的印象无形消逝，才可表示真正的统一，增强中央的威望，然后对内可借以镇压异己，对外可使日本有所顾忌，且在商借外债也有便利，故催促李、白入京的使者与函电，连绵而来，有如下记：

第一次的使者陈诚，在李、白就职后不到两旬，十月四日电告，谓由牯岭来邕，当日飞抵韶关而阻雨。五日经穗飞抵德庆，又因云低而折回广州。六、七两日天气更坏。八日晨间天色仍未转好，李总司令和我遂乘汽车离邕赴桂，因省会迁移，省府已在桂林办公；午间到芦墟，接白由邕来话，谓陈诚已由穗起飞，稍顷，又来电话谓陈氏折回穗，我们也复行，晚到柳州即得邕电谓陈已到，请明日回邕相晤。我们猜想：陈冒恶劣天气的艰险而来，多半是为白氏促驾。我们九日乘西南民用航空公司飞机回邕，与陈氏晤谈，果如所料，专为劝白入京而来。白借故未即允，陈于十日回京。

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后回奉化休养，仍来电催白氏入京。

廿六年二月五日，张定璠和刘斐由京到桂，带来京中要人函多件，都是劝李、白赴京出席三中全会的。但他们两位都不打算出席，而要我赴会。

中央任李、白为第五路军总、副司令，李品仙为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韦云淞为第四十八军军长、副军长，四月一日同时就职，中央派程潜来桂监誓，兼负劝驾的使命。程潜过武汉时，黄绍竑（鄂省主席）也托程的随员唐星、刘斐带函致李、白云：“广西不宜太过孤高，以致孤立。”但广西仍爱孤高。

第二次的使者刘健群，六月七日到桂，其夫妇只游览桂林山水一周而去。

蒋氏兼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七月十日，以蒸午电委李氏和我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附。李未就，只由我应命。

财政部长宋子文七月十四日由牯岭电致白氏云：“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白仍不为动。

第三次的使者刘斐，他七月廿七日船过九江，特到庐山训练团访陈诚教育长和夏威与我，谓中央对抗战尚未下决心。我写信托刘带致李、白，谓应乘此最好的机会入京了。卅日，陈诚教育长嘱我们电催，我和夏威加电敦促。那时平津已相继沦陷。抗战已欲避不能，我们向来的期望已能实现，李、白入京不复犹豫。白氏八月四日抵京，李氏是双十节离桂北上的，从此团结为御侮而奋斗。

西安闹事变 桂绝不同情

再说到民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日我刚出巡到梧州，第二天才看到张、杨等八项主张的丑文通电。事发后，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他十三日通电各省市，申述中央立场，并望各疆吏照蒋院长既定方针，努力共策国家的安全。我们十四日复电表示拥护，电文如下：

“南京孔副院长庸之先生赐鉴：元电奉悉。委座年来奔走各方，席不暇暖，公忠体国，久为世人所共知。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蒙难西安，全国震惊，弟等尤深痛惜！承示中央业已决定整个办法，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皇，老成谋国，敬佩无已！此间一切安定如常，请释念。敬复。弟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叩寒。”

南京方面是很注意广西动向的，得了此电，才放下了心。

李、白曾接刘仲容十二日西安来的密电：“此间兵谏事，想已见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盼复。”但未予理会。

我十六日返桂后，李、白两位约集同人讨论时局问题，决定暂取静观态度，主张西安事变应用政治解决，以救蒋氏及被扣各将领，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黄绍竑由浙调主鄂政，浙事交卸后到京，欲赴陕谒蒋后再赴任，幸因酒醉误了航机班期而未去成，得免于难。他派陶钧来桂说明他个人的意见道：“蒋氏及南京是不易抗日的，陕虽抗日而不无顾虑，此时应有第三者出来，以左右宁陕。此第三者当为川桂粤，尤当以桂为中心，望善为运用云。”但廿五日张学良已亲送蒋氏回京，问题已告解决。一个月后，陶钧回鄂，我托他携函致复黄氏云：“中国出路在抗日，桂之政治生命在贯彻抗日主张，故吾人遇有机会，必须尽量利用，以促进抗日运动之发展。至于如何乘势以利国家，甚盼对情势更明了者，能随时予吾人以指示！”

李济深在苍梧原籍致电中央林主席及各要人，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又反对讨伐张、杨。这些都是他个人的举动。

廿六年初，中央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不将张学良放回陕西，并调大军向陕。张、杨的干部，一月五日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南京，表示坚决抵抗，局势又复紧张。中央军有在十五六日总攻的传说，四川刘湘对此颇为着急，曾致电何应钦部长，表示对陕不宜用兵，又约广西共同主张。十五日，由刘领衔、李白联署，通电对陕宜用和平解决。廿六日，杨虎城等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事遂和平了结。

出席三中会 示尊重中央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定廿六年二月中旬在南京召开，李、白两位都不去，推我出席，以示尊重中央，并与各方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同时与财政、铁道两部及宋子文、李石曾两位商谈湘桂铁路和桂越铁路接轨问题。

我取道湘鄂赴京，二月十三日乘汽车到衡阳。十四日乘粤汉铁路火车北行，晚过长沙，湘省政府各委员来候，谓何主席已先行晋京。十五日晨到武昌，黄绍竑主席也先已晋京，伍廷飏厅长为我们定就了机票，过汉口访委员长行营主任何成浚后，午刻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东飞，下午三时到京，军事委员会招待下榻中国饭店。

三中全会二月十五日开幕，廿三日闭幕。蒋委员长向大会报告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引咎辞职，大会一致决议慰留。较重要的决议案为：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取消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制度等。

我此次到京所接洽的事，只中央对桂省补助费一项得到确定。上年九月和平后，中央许可过每月补助四十万元，李总司令曾于十月初电询蒋委员长，该款由何月起由何处拨交。十日得复，谓由明年起拨。十五日，李接财政部孔部长电谓，蒋院长饬拨三百万元，尚欠一百五十万元，当勉筹；但此三百万元，即作为十五个月之补助费云。此与原议不符，对方全不守信，李即电当时的调人程参谋总长，请其向蒋、孔两方力争。案遂迁延不决。三中全会后的翌日，蒋氏约我午餐晤谈，我首先致谢其发表李、白为第五路军总、副司令。他说：“以后仍按月补助广西四十万元，到六月份为止，当即写条子给财政部；六月以后，每月为三十万元，到那时再写条子。”又问我有何意见，可尽管说。我请其撤销在桂的特务人员，免造是非。但他力说未派特工到桂。

廿四夜离京赴沪，逗留十天，访晤金融、实业界多人，商谈铁路基金和实业投资问题，情形见后记另项。三月四日，搭“威尔逊总统”轮南归，黄绍竑主席送我登程，然后返鄂。船到香港口外碰上向所罕见的浓雾，停泊一天，八日晨进口。在港未停，即乘火车于当晚到广州。与党政军及委员长黄埔行营各方面酬酢了两天，余汉谋主任说：“两广必须团结，乃历史、地理、经济所自然形成，望勿听人言，应始终如一；并望广西做好与中央的关系。”十一日飞返梧州，十二日到邕，我将此行所得的情形提出报告，白氏和大家听后，都主张努力对中央表示团结。十六日才回到桂林晤李总司令，他也赞同此项主张。

元首巡广西 群情大欢跃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廿六年三月廿三日巡视抵粤，我们闻讯，即发电欢迎莅桂。四月五日，派民政厅长雷殷赴衡阳恭迎。七日，白副总司令和我赴黄沙河迎接，林主席偕国民政府参军长、科长李枢乘汽车下午一时到达，午餐后启行，下午五时许到桂林。这是中华民国元首第一次莅临广西，民众欢腾，得未曾有！郊迎的有五万余人，驻节于旧藩署。八日晨间，在行辕接见党政军高级人员，垂询地方情形。十时，各界在南门外大校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林主席发表演说，给民众以极大的激励，他说：“广西地广人稀，可是，因近年来的教训，由小的力量，已经集中成为大的力量；由个人的力量，已经团结成为国家的力量；桂林山水的幽秀，已经令人愉快，看了大家这种向上的精神，更使得本席愉快难以言状！中外人士都公认广西为模范省，广西人民可以为全国人民的先导。总理北伐的时候所以由桂林北上的原因，就是因为广西民众的革命精神和国家观念非常浓厚，能力非常刚毅。大家现在有了组织，又经过训练，一定能够实现总理的遗教、努力御侮的工作。现值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只要团结一致，就可以救亡图存。广西的民众，在革命的领袖领导之下，可以做民族抗战的前锋。……”桂林的名胜，如月牙山、龙隐岩、风洞山、还珠洞、象鼻洞、良丰西林公园，都留下了游踪。十日，离桂赴湘，人民欢送也如来时一样的热烈。李总司令和我直送至黄沙河。湖南省府凌厅长等已候着迎接赴湘。

庐山受训练 为团结精神

庐山暑期训练团成立于民廿二年夏，廿三年续办，廿四年改在四川峨嵋训练。训练的对象，是过去互相攻击、互相敌对的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等等的军官。把他们会合一堂，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镕，警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期望在不觉之中，泯灭他们以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嫌隙，造成团结的新力量。廿五年因西南抗日而停办。廿六年重新在庐山恢复，扩大训练的范围到全国中等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童子军干部、党政的干部。蒋委员长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第一期由六月下旬开始，我参加的是第二期了。两期广西的军官、校长、县政、警务人员都来受训。

我受委为训练团团附，七月十七日，偕奉召入团的第五路军将领夏威、杨俊昌、贺维珍、程树芬、区寿年、省会公安局长周炳南等由桂林起程，经长沙、南昌、九江于廿日到牯岭。庐山谈话会刚结束，上山时在竹林坡遇蒋团长下山。廿一日，访陈教育长，他告诉我，因余汉谋不来，改派我兼任训练团第一总队长，第二总队长为卫立煌。我因任总队长，须人相助，商之第一期第二总队长黄绍竑，他说，可留黄剑鸣，他是训练团办公厅参事。我又问他第一期训练情形及应注意之点，他说，管理应绝对严格，并须说明其意义。廿三日，偕黄剑鸣、夏威几位赴海会寺入团，途经猴子岭黄绍竑寓所，他为我们备早餐，下午二时到达。海会寺距山脚已不远，天气虽无九江的酷热，却少牯岭的清凉。入第一总队部部署各事，团本部已先派有副官和军需数人办理事务。总队附周斓，大队附岳森、傅仲芳、陈光中、李松山、宋天才、侯之担、张兴仁。廿四日晨，谒陈教育长报告到职。

团内完全用军队编制，军事管理。廿五日，将学员编队，但干部未到齐，房屋少，用具缺，水管不足。廿七日，一气在太阳下上课四次，病倒的很多。卅日，汪兆铭来团讲“最后关头”。八月二日蒋团长来团补行开学典礼，召我谈话。问我：“健生兄来，任何事最宜？”我知白必已允入京。九日，训练结束，蒋再亲来主持毕业典礼。

训练目的在团结精神，使受训人认识蒋氏为全国领袖，并信仰和服从其为领袖，故不问上课与否，由团附以至学员，一律给予毕业证书。不加甄别，劣者反得为保障。干部选择不严，有不足为人表率，殴打学员情事，致管理难，纪律坏。时日短促，课目繁多，刻刻紧张，只可锻炼劳动刻苦的生活，不易启发内心上的反省，以改造精神。

离团后，十日与夏威飞南京晤白氏，询抗战进行的实况。十三日返九江，遇湘赣鄂大水，费尽转折，十九日抵桂。

桂钞对法币 商定二比一

中央得英美的助力，法币政策成功，价值稳定；而广西发行的毫银钞票，在市面上迭次低跌。廿六年六月，省府派广西银行行长黄蓟赴京，商请财政部规定桂钞与法币的比价，发行公债，以安定广西的金融。六月十八日黄由京电报：“比价及公债问题，财部钱币司戴司长随宋子文部长（孔使英，由宋继任）到粤后赴桂调查，俟其回报，拟具办法呈核施行。”旋又函报：“吴礼卿说，李、白应入京，政治隔膜才可消除，否则恐不止金融成问题云。”廿八日，宋部长电邀李总司令赴粤晤谈。李偕财政厅长黄钟岳廿六日飞粤，廿九日偕宋返桂。卅日，我方与宋商定下列五点，由其转呈蒋院长：

一、自七月起，使财政收支适合；

二、省银行不再增发钞票；

三、中央协助稳定钞价，暂定桂钞一元约等于法币五角；

四、俟至相当时期，再由财政部明令规定桂钞与法币的比价；

五、省银行现金白银，由中央设法使之变为准备。

商定后，潘宜之私自问宋道：“此事广西很感谢你的帮忙，但你对蒋先生如何措词呢？”宋说：“我将说，广西财政力求收支适合，不见得其自身便不能继续穷干苦干。外交情形如此，日本逼我不知远到何时为止。中央何妨略予协助，使生好感呢！”宋要我通知黄行长在沪相候，与之续商，七月一日即飞庐山报告蒋院长。

我由庐山到京，八月十二日访宋氏，催其早定比价。廿四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派吴本景到桂，调查广西银行实情。我再电催财政部速定比价，九月二日得复，谓未能即行规定。那时候，广西部队已奉中央命令出发北上参加抗战。九月廿二日接财部电：“关于桂钞与法币比价，经饬四行转饬沿海沿江各分行，对桂军持桂钞到兑时，按二元换取法币一元。”但最后确定是财部十一月三日的电知：“定桂钞二元换法币一元，由十二月一日实行。同时设立准备保管委员会广西分会。”问题才告完全解决。

急需湘桂路 合力促完成

广西极感铁路的需要，尤以经济和军事方面为然，但此非本省的力量所能成事，曾电商铁道部张嘉璈部长，可否在湘桂、三贺两线中择一实施。廿五年十月十三日接其复电，谓两线同时并进，惟基金困难，请派代表来京面商。我派麦焕章代表往商，结果主张先筑湘桂线。

关于建筑费，铁道部欲由中央和湘桂两省分担。但本省筹措困难，十一月六日，电陈蒋院长仍由中央统筹。十一日得复，谓已饬铁道部照湘赣路办法办理。廿六年二月，湘省何键主席和我，都因出席三中全会在京，廿二日，张部长特为此事宴请李石曾、吴忠信、麦焕章三位，和我们商谈，决定路线，以公债为湘桂两省筹款，张并允为推销公债半数。数日后，我到沪访宋部长商谈推销铁路公债事。他主张先找外国人，外债条件比内债好，外人不承受，他再找国内资本家推销。过了两天，宋和李石曾先生介绍法国银团代表某晤谈，某约不久到桂接洽。五月一日，宋的秘书黄宪儒陪送李石曾介绍的法国银团代表吕西安·梅莱（Lucien Merlet）到桂，商谈结果，双方对于由镇南关至桂林铁路的建筑，均表同意；关于借款，他只愿意和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长宋子文接洽，而不愿和政府商量，以为中国政府办事，往往大体已具，也忽因小节而耽延或破裂云。成渝铁路，即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承接法国银团的资本转贷给的。

抗战起后，中央急于完成湘桂铁路，由铁道部及湘桂两省派员组织湘桂铁路公司理事会及监事会以董其成，技术方面铁道部完全负责。部派杜镇远为湘桂铁路局长，八月廿四日到桂商洽进行。省府九月初旬颁布征用民工、征用枕木办法。桂段征地、征工、征枕木计需桂钞四百万元，电宋部长商垫；九月十七日宋允由四行如数息借，按月由中央协助桂省款项下扣还五万元。工程进行极为迅速。桂林至镇南关铁路，后来也由湘桂铁路公司办理。

第二十三章 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经过

广西数年来用行动所坚持的主张，也就是全国人民所迫切期望的抗日，这一主张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而告实现了，明知此事要抵受长时日的艰险困苦，责任重大，但因全国一致，精诚团结，心情却非常兴奋。

真是奇妙！广西与中央积累了多年的隔阂和猜疑，双方都无须何等的疏通和解释，而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开心见诚，互相信任起来。在中央敢放心以军国重任相委，在地方则军队任由调遣指挥。信生于公，这是抗战初期最难得的现象！

本文和以后关于抗日战况的记述，多偏于和广西有关而为我所知的。非写抗战全史，且我所有的数据太不完备，其余只好简略了。

抗日下决心 全国大团结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到八月初，中央决心抗战，果然全国立即团结。广西的白崇禧、李济深、李宗仁，广东的陈铭枢，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向来都是对蒋氏不满的人。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叶剑英等共产党首要，也先后入京，一致御侮了。

八月六日，国民政府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会议，蒋委员长将“七七事变”以来的情况作一概括的报告，认定平津沦陷，国家命运已到最后关头，决定领导全国军民奋起抵抗。敌我双方都是不宣而战。不另组织大本营，即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黄绍竑为第一部（掌作战计划）部长。又以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分途反攻平津。

当时军事重心还在华北，自南口（八月廿五日）、张家口（八月廿七日）、大同（九月十五日）相继沦陷，山西情形顿呈危急。山西为华北数省的脊柱，军委会计划要确保山西，以阻止日军的南下，派黄绍竑部长亲往视察，以了解情况，并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洽以后的处置。黄氏到了太原，平绥线我军已退守雁门关、平型关、杨方口一带，阎锡山已赴雁门关督师，他会见了第十八集团军许多将领，因整日空袭警报，当晚才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赴雁门关会晤阎氏，天亮后始到达。雁门关方面，自阎氏亲临后，军心复振，正面才得巩固，敌对正面并未猛攻，而以主力由平型关迂回雁门关的侧后。阎表示单以晋境兵力，绝难确保山西，请求增兵。黄绍竑也同此见解，遂会电军委会核示。阎并请黄速归面陈。黄对阎建议须在忻口准备第二防线后，当日即回太原转京，途次石家庄时，得十八集团军平型关大捷消息，击败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不过在我军屡败之后，乐得借此渲染，好振作士气，敌主力到达后，即被其抄断后路而于九月廿九日撤退。

蒋氏旋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令再往助阎。他过石家庄时，保定已于九月廿四日失陷。到太原，阎氏已由雁门关回来，同住于绥靖公署。时李济深赋闲，由南京来作战时游览，也同住在一起。雁门关旋失陷而退守忻口。军委会留关麟征、商震、鲍刚等部牵制平汉路敌人，而将卫立煌、郝梦龄、刘茂恩等部入晋北，孙连仲、冯钦哉、曾万钟等部入晋东，想在忻口决战，胜，则晋局可保。敌却迅速于双十节攻破石家庄，即移平汉路主力向娘子关会攻山西。十月七日，阎请黄绍竑到娘子关外视察，情况已很不好，阎即以黄任该方面的指挥，支持了半月，廿六日被敌抄入了右后而将娘子关放弃。忻口也于十一月二日陷落，转守太原。黄在交城与阎分别，转回汾河以东指挥。太原九日又陷，部队分向南西两面退却。黄以晋战告一段落，无再留的必要，奉命回京，经同蒲路到风陵渡而过黄河，乘陇海、津浦两路火车而归，到南京时，淞沪会战已结束而退守镇江。黄旋受命主浙省政。

沪战倾全力 三月苦支持

继华北而起的淞沪战事，起因于日本海军大尉大山勇夫八月九日下午六时偕一水兵乘汽车冲入虹桥军用机场，不服守场卫兵制止，致起冲突而被击毙。日方借此集中兵舰，并以陆战队登岸，要求我方撤退驻沪保安队，为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日方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战幕遂告揭开。于是由华北事变演成了全面抗战。

蒋委员长对淞沪战事，从政治观点着想，以为上海华洋杂处，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在此地区苦战，势必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进而可能招致各国的干涉。但白副总长和其他幕僚，却以淞沪夹在黄浦江和长江中间，港湾河道，纵横皆是，且日军在租界内占有坚固据点，便利其发挥海陆空军的威力，而我因后方交通涩滞，集中费时，在此与敌进行阵地战，未见有利。李宗仁氏也有电报表示相同的见解，谓我军在淞沪，地形既不利，装备劣于敌，为持久战打算，不宜投大量精锐供敌聚歼，只应作有限度的抵抗，以消耗敌方力量。但蒋委员长终以上海为我国经济的重心，中外观瞻所系，决定集中全国精锐，与敌决战。结果，我支持了三个月，只得到过国际联盟于是年九月廿八日一个空洞的谴责日本在华暴行案，此外再无有效的行动。

淞沪之战既发动，敌首次增援部队八月廿二日在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向罗店、浏河之线南犯。廿九日罗店先陷，吴淞、宝山旋亦不守。九月十七日，我军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双草墩之线。卅日，再移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十月七日又被突破，全力反攻而无效。廿六日大场阵地陷落，上海方面守军侧背大受威胁，退守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卅日，敌由周家宅、姚家宅两处渡过苏州河。十一月五日敌由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嘴登陆，我淞沪阵地益感侧背威胁的严重，是日施行全线撤退。右翼各部退向沪杭路。中央及左翼各部秩序非常混乱，廿五日退到无锡仍守不住，于是以一部沿京沪路向常州，主力向浙皖边境退却。

广西部队，最先北上的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先到海州，转调来沪，得参加十月十七日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近向蕴藻滨南岸的反攻，战况剧烈，团长以上死伤多人。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出发在后，十一月廿日参加吴兴的防卫，据守升山、大钱镇之线。

迁渝持久战 日寇陷首都

淞沪沦陷后，敌人乘胜西犯，水陆并进，南京成为其第二目标。十一月十九日苏州失守，南京吃紧，国民政府于廿日移驻重庆。当统帅部会议商讨南京防守问题时，白副总长不主张坚守，应接受沪战的教训，放弃守线守点的战法，谓现在情势已与太平军李秀成时代不同了。蒋委员长以保卫首都，关系全国士气，决心固守。训练总监唐生智自告奋勇，愿负此重责，遂任其为南京防守司令。

敌数路进攻，十一月廿八日陷宜兴，廿九日陷常州，卅日陷广德，十二月二日陷江阴、丹阳，四日晚陷秣陵关、句容。五日敌以主力攻淳化镇，一部犯汤山，激战至八日，汤山不守，龙潭、淳化也相继失陷。十二日雨花台陷落。统帅部乃下令放弃南京，敌人十三日入城，我守军除突围而出者外，其余都壮烈牺牲了。敌人纵火劫掠奸淫，民众遭蹂躏惨杀致死的，达三十万，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纪录，为未开化人种亦罕见的野蛮行为。

敌得了京沪，即向杭州，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由沪杭、京杭两路进迫。另以一路由广德经孝丰，以主力向富阳，一部向桐庐，以断我钱塘江北岸的退路。十九日晚上，浙省主席黄绍竑在杭州与天目山的韦军长云淞、凌师长压西通电话，要他们固守天目山，勿让敌人下于潜、分水、桐庐。及敌已迫近杭州，黄氏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商定处置。因杭富公路即须破坏，黄廿三日晨乘汽车离杭赴桐庐，刘也于是夜渡江向萧山，即将钱塘江铁桥炸毁。廿四日敌陷杭州、富阳，廖磊部的张淦、徐启明两师当日由分水到桐庐，黄即商令即刻布防。廖部团长李本一，奉令守嘉兴，后转守德清，撤退时于廿四日黄昏经过富阳，被敌截击，乃由东沙洲渡过钱塘江南岸，战死和淹死的很多，几至全团覆灭。民廿七年元旦，黄绍竑渡江到金华，白副总长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来此召集刘建绪、廖磊两总司令及其重要干部会商浙江前线军事部署，决定钱塘江南岸由刘部负责，北岸由廖部负责，前方才告安定。黄又陪白、顾两位到钱塘江北岸视察了一周，视察毕，白、顾二氏到皖南去了，黄绍竑也到永康布置浙江的临时省会。

李督五战区 阻敌连南北

现在叙述李宗仁司令长官主持的第五战区。

白崇禧入京任职后，李宗仁在省内整备部队。八月廿八日，李接白电谓：“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李对司令长官职表示谦辞，且转推白崇禧担任。再经敦促，终允接受，双十节由桂林飞南京，接洽一切，再赴徐州。其最初指挥的兵力为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包括由广西开拔北上、初到海州、新兵训练尚未完成的第三十一军三师，原驻陇海路东段庞炳勋第三军团步兵五团，原驻青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步兵六团，原驻济南附近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四师一独立旅。这四个部队，共七万人。其他部队是后来陆续拨来的。

自南京失陷以后，第五战区的重要性特别显著。其最大的任务为：

一、须以徐州为轴心，不惜任何牺牲，使能争取时间与空间，以阻止敌人将南北两战场连成一气。

二、必须掌握淮河辽阔流域，使能威胁长江日军的后方，令其侧背的安全发生顾虑，不敢贸然即溯长江西进，以攻击我喘息未定的武汉临时首都，使政府获得充裕时日，巩固武汉外围的防御和策划以后长期作战事宜。

徐州为自古著名的战场，四面受敌，利于进展攻击，不利于保守防御，故李长官的作战指导原则，即以攻为守，运用全面游击运动战术，以困扰敌军，使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而迟滞其进展。

淮河运动战 滕县成焦土

第五战区是南北两面都受敌的。

在南面：为防堵南京的日军渡江北上，急把韦云淞军由浙江经皖南调回，在明光、定远、合肥的山谷湖沼地区设防；并调于学忠军南下蚌埠，以加强津浦路南段的兵力。日军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于民廿七年一月中旬发动北犯，被我军节节抵抗，十八日明光失守，卅日池河镇被突破，二月一日陷临淮关，三日定远、凤阳、蚌埠相继沦陷。淮河北岸、西三十里铺等处，我守军往复冲锋数十次，搏斗剧烈，八日收复考城，十三日又克凤阳。敌再以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增援，而我廖磊集团也由浙调到，三月六日以一部向定远反攻，十一日曾一度收复临淮关。又以增援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接替于学忠军守淮河北岸，敌数次进攻，都被击退。张军旋北调滕县，淮河北岸仍由于军固守。韦云淞军守炉桥、洛河之线。周祖晃第七军（属廖集团）在老人仓向定远、池河镇积极反攻。李品仙总司令在合肥指挥，到处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敌人因此大受牵制与打击，虽曾进出了淮河北岸，仍无法再前进，大部只得撤回南岸，形成对峙。这是实施运动战所收的效果。

在北面：韩复榘部自十一月十日退回黄河南岸，破坏了黄河铁桥，与敌隔河对峙了月余。十二月廿三日，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渡河南犯，韩复榘廿四日晚离济南，其部队不战，敌廿七日占济南，卅一日占泰安。我青岛海军陆战队等以青岛过于突出，同月自行撤往诸城、沂水一带。青岛成真空后，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由山西调来整补，不久，也向诸城、沂水南犯。日军自此分东西两路，第五师团在东，第十师团在西，向南并进。

东路战况：青岛放弃后，青岛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保安队、壮丁队等到诸城、沂水各处，扩大游击战，收复蒙阴，但廿七年二月三日，蒙阴复为敌第五师团所部攻占。我令庞炳勋部进出临沂，协同沈鸿烈部对敌进攻，曾在新泰、泗水等处有所斩获。二月廿日，敌猛力南犯，庞、沈两部逐次抵抗，莒县、日照先后失守，庞部退守临沂，我调滕县张自忠军往援，三月十二日到达，与庞军协力反攻，血战三昼夜，敌第五师团两个联队大受损折，十七夜向北溃退，我追击直达莒县郊外，廿三日敌增援反攻，我仍退守临沂以北地区。

西路战况：敌第十师团沿津浦线进攻，廿七年一月二日，韩复榘又放弃大汶口，五日济宁陷，韩将主力退集曹县、城武、单县一带，仅以一部守运河西岸。中央以韩复榘作战不力，一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将其免职查办正法，改任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长官令孙集团反攻汶上、济宁，该部自韩复榘伏法后，士气振奋，作战颇力。又调邓锡侯第二十三集团军两师增防津浦路正面，作孙集团的支持，但只能进到滕县。敌因此也不再进，对峙了月余。三月一日，调张自忠军到滕县，向邹县进攻，旋因临沂吃紧调张军往援而中止。十四日，乡县敌军进陷界河。我因敌军东西两路都在增兵，似欲大举，乃调亳县第二十军团汤恩伯的关麟征五十二军、王仲廉八十五军两军共五师增强滕县的守备力量，因铁路为敌轰炸，未能如期运到，滕县守军自十五日起，被敌三万人以炮火猛轰，闭城坚守以待汤部来援而不到，十七日遂沦陷。汤部乃以王仲廉军守峄县，在临枣支线布防，以掩护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构筑台儿庄工事。关麟征军在韩庄沿运河南岸布防。邓锡侯集团调回韩庄以南整理。

韩复榘受刑 邓锡侯奋战

在此，要加入两个批注。

一是韩复榘伏法的经过。韩在山东，态度模棱，未战先走，不服从中央要其固守山东的命令，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意欲保存实力，坐观成败。最高统帅部认为非明正典刑，不足以维军纪而励士气，特在开封召集会议，通令第一、第五两战区高级将领前来参加，韩复榘应召而往。在会议中，忽然空袭警报大作，有同席将领二人邀韩同赴车站躲避，并谓：“如敌机果来，我们就将列车开出郊外，以保安全。”刚登车，紧急警报遽发，列车立刻开动，久尚不停，韩惊问何往。同行者乃出示“免职查办”命令，韩只得俯首听命。解往汉口交付军法会审，以失地误国，判处死刑，于廿七年一月廿四日执行。他是抗战中高级将领被判死刑的第二个。

二是邓锡侯部编入第五战区的原因。邓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辖孙震的第四十一军及邓自己的第四十五军。两军原在山西同蒲路上参战，一则使用四川土造步枪，装备太劣，不堪应战；二则因仓猝之间，黑夜上阵，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将到拂晓，即遭日军快速部队奇袭，当场溃退星散。溃兵沿途不免有骚扰民间行为，甚至有将溃散零星的山西部队缴械收为己用情事，致触阎锡山之怒，要求将两部撤离第二战区。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将之调赴河南归第一战区程潜司令长官收容整训，但程以两军既无战斗能力，军纪又复废弛，不愿收容。军委会乃征求李长官的意见，拟调归第五战区。李氏却表示极端欢迎，无论如何，总比古人扎草人作疑兵以拒敌为优越。这个集团军的官兵，到处遭人白眼，闻讯大为兴奋，感激涕零，即开拔到韩庄临城整补。李长官集合官兵讲话数次，激励劝勉，补充弹药武器，官兵精神为之大振。后闻韩部不战放弃济南，即令该部两军各抽一师急赴滕县布防，竟能与日军周旋三昼夜，直至城破肉搏巷战，邓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殉国，另一师长负伤，旅团长以下官兵牺牲三分之二，可谓壮烈！

孙军善守城 台儿庄大捷

第五战区最有名的一次战役是台儿庄之战。

台儿庄是徐州东北三十公里一个冲要而有城壁的市镇。人口约一万，面临运河，后有丘陵，早已筑有战壕和炮兵阵地，临城到赵墩的铁路支线由此经过。

孙连仲军三个师任台儿庄的守御，他以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守市区。峄县及枣庄北方置有汤恩伯部的王仲廉、关麟征两军。本来李长官令汤恩伯总司令布置其主力埋伏于台儿庄东北地区，等待日军来攻台儿庄，即协同孙军予以围歼，但汤仅派一部袭扰临枣铁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车站以北抱犊崮山麓，欲待日军与孙连仲军相持不下，两败俱伤时，再行出击。果然，敌第十师团三月廿四日由滕县以一部进占韩庄，主力向临枣线挺进，攻占枣庄、峄县后，福荣联队长率步兵两大队乘势疾攻台儿庄。我守军竭力抵御，廿七日终被其攻入北门。但城外我军将其包围，城内守军抵抗更力，福荣受困了，其旅团长濑谷启急令赤柴联队长率步兵两个半大队及炮兵一大队赴援，濑谷也亲自督战，他们在途中，不论田野、森林、小村落，到处都遇着我军埋伏截击，而终被其冲到北门与福荣会合。敌第二军司令部接福荣被困的报告，急令第五师团将围攻临沂的坂本联队停止攻击而驰援台儿庄。坂本留一部攻临沂，而自率四个大队前往，三月卅一日到台儿庄，被我军猛烈抵击，四月三日东门和南门先后被坂本所部占领。守军地域渐次缩小，逐巷逐房搏斗，最后缩到运河北岸桥头一极小区域，死伤枕藉，情势危急，不可言喻，令得敌方也赞叹为开战以来所未见过这样可惊的中国军队的抵抗！孙连仲总司令屡次要求撤防转进，以保存他这军抗战的种子，其词甚哀！但李长官拒绝，严令无论官兵，擅自脱离阵地，即以军法从事；一面严令汤恩伯部立即星夜南下攻敌侧背，不应逡巡畏缩不前，视友军苦战而不救。汤即遵令进击。正当战况惨烈时，周碞第七十五军所部两师由河南开到，遂与汤、孙两部合力将敌包围。

敌第二军司令部并不清楚其在台儿庄部队被我包围，其第五师团司令部且以为台儿庄被日军占领了，竟于四月六月下令坂本将台儿庄交第十师团、调回去攻下临沂。坂本通知濑谷后，拔队便行。濑谷以事前无商量，事急竟不顾，又惊又怒，有坂本已觉难支，现独力如何能守？六日晚也下令退走。此时，我堵击兵团曹福林五十五军已由鲁西沿津浦路南下，到达临城、枣庄，濑谷后无退路，奔入峄县负嵎死守。此次敌在围城中，伤亡已大，及突围退走，损折更重，我军获得了大捷，消息立刻传遍欧美各国。

参加临全会 访问五战区

在台儿庄激战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我由桂赴会。大会于三月廿九日晨行开幕礼，第一次大会是晚间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举行，连开四夜，四月一日夜闭幕。决议要案有四：一、制定抗战时期政治纲领（后来改称抗战建国纲领）；二、推举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三、结束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接着在六、七、八日开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等案。

我于会后，乘便赴徐州访问第五战区，黄钟岳、邱昌渭、李任仁、孙仁林、黄同仇、陈锡珖、黄钧达、胡讷生、罗绍徽、陈挺之及新闻记者范长江、陆诒各位同行，四月三日晨离汉口，夜十时到郑州。便道访候第一战区程潜司令长官，他说：“河南红枪会并非土匪，实为组织以防匪的，尚有白枪会、黑枪会，都是一类。其信调为不奸淫，不掳掠，并须有身家而非游民。”四日晨离郑州转搭陇海路车行，上午十时抵达徐州，前方战事极紧张，徐州市面却很热闹。即往候李司令长官，知因台儿庄战况严重，蒋委员长派白副总长、军令部次长林蔚、厅长刘斐等多位来助，大家都以此次计划周密，援兵如期，胜算很高。次晨，李长官来我处，因同往访白副总长，白氏当时和我向李建议：“一、吾公集军事、政治（一月廿五日国府明令任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于一身，十分劳苦，应物色辅佐，以免过劳，而期周密。二、须注意功高震主，应将战功推之于上下及友军。”这些建议，都承李长官接纳。第三天清早，李长官对来徐州访问的广西省内工作同人作一次集体讲话，大意是：“对中央应竭诚拥护；对各方宜努力亲善；对省内不急之务不可浪费人力和物力。”

那时李品仙总司令在合肥，廖磊总司令在正阳关，韦云淞军长在寿县，都未得相晤，只致电候劳。程潜长官携现款十万元来徐犒军，也于是日由郑到此。我们一行六日下午三时离徐归汉口。七日午刻到信阳，第五战区兵站分监石化龙驻此得晤，李任仁、邱昌渭两位下车转赴潢川参观第五战区青年军团。我们下午六时四十分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刚下车，便闻台儿庄日军全部被解决的捷报，号外纷飞，全市悬旗鸣炮，以示庆祝，人心兴奋！

我再留汉口四日，其间以关于行政的接洽为多。谒行政院孔院长（廿七年元旦蒋辞孔继），他说：“钱勿乱用较不贪污更为重要。”访交通部（铁道部并入）张嘉璈部长，他拟将湘桂铁路由黎塘接到贵县，以便运输材料，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真是求之不得！”访经济部（实业部改称）翁文灏部长，他表示将农田水利与内河航运水利并重，由中央与地方协力先办较小而效速的。军政部兵役司朱为钤司长来访，谓下半年将在广西设立三个师管区，并希望桂籍新兵除补充第五路军外，兼能补充别军。禁烟处黄天民处长也过访邀宴。

蒋委员长十日约吴敬恒（稚晖）委员和我晚餐，谓月内将赴桂一行。

黄绍竑主席曾介绍张任民、潘宜之、我和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漫谈日军以后的战略。

我四月十一晚离汉口，十三日返抵桂林，结束了武汉之行。

第二十四章 陷广州、弃武汉、会南岳

抗战进入第二年，中央与地方，共御外侮，合作无间。担心的是和平活动屡次发生，其情形如下。

第一次：民廿六年八月十日，日使川越茂向我外交要员表示，日方愿意了结华北事变，并将条件透露。但十三日淞沪战起，事遂消沉。

第二次：希特勒命令其驻华驻日两使调停中日战争，以免日本将对苏战力消耗于中国，对德不利。驻日之德国大使征得日方同意及条件后，转达驻华德使托德曼。民廿六年十一月廿八日，托德曼访孔副院长和外交部长，并求见蒋委员长。外次徐谟陪托由汉口乘船于十二月二日到南京。蒋召集在京重要将领讨论后始见托德曼，表示要日方先停战以及我方对北平政权要绝对维持乃可谈。托即电报东京及柏林谓：会谈结果有望。但因日军进展甚速，十二月十三日已攻下南京，主战派得势，和谈又不成。

第三次：事在民廿七年六月开始，本文中已提及。

是否尚有第四次呢？真能抗战到底吗？这是那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敌包围徐州 谋通津浦路

日军在台儿庄失败后，乃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半年之间，占领了津浦路全线，更西侵武汉，南袭广东，封锁我对外交通，压迫我远退内地。但敌人却泥淖愈陷而愈深，终致不能自拔而遭没顶。

现从徐州保卫战说起。此役主动在敌，故先述敌方的行动。

日军因其台儿庄大败的新闻喧腾欧美，恼羞成怒，存心报复。同时发现了我军精锐集结徐州附近（我方的无线电密码，全被其收听译出，部队行动为其所知），正为其集中在华兵力包围攻击最难得的机会，企图消灭我野战军实力后，可早日结束战争。这是军略上的打算。津浦铁路为北平与南京陆地上唯一的交通大动脉，北平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已在民廿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也在民廿七年三月廿八日成立，日方为使这南北两傀儡组织合流演进为代替我重庆国民政府的傀儡组织，必须打通津浦线。这是政略上的打算。敌方在军略和政略上都一致要围攻徐州，打通津浦路，于是抽集晋绥苏皖的兵力，从南北两面来夹击。

在南面——敌于民廿七年五月四日发动，以一部犯合肥以牵制该方面的我军；其主力由怀远突破我淮河北岸阵地后，分两路向北扫荡。第十三师团长荻洲立兵率部循涡河进攻，五月九日破蒙城，十二日晨又破永城；第九师团长吉住良辅则率部沿津浦铁路西侧向宿县挺进。更以第三、第一〇一、第二十六各师团的一部进扰淮阴、阜宁。

在北面——原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仍攻山东临沂；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仍在津浦铁路正面。新增末松茂治的第二十四师团及第一一一师团的山本旅团则由济宁方面攻鲁西；以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由南阳镇西渡南阳湖攻我鲁西军的右侧，企图扫荡我在鲁西地区部队后，直下陇海路而入萧县，与北上敌军会合包围徐州。更以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由黄河北岸渡董口、攻菏泽、向兰封，对徐州作第二重的包围。

到五月十三日，敌军已攻抵徐州周围，其海军航空队飞机七十二架先对徐州车站一带作大轰炸，陆上空军接续再作波状的袭击，图彻底破坏我方的火车及仓库。其第十三师团以战车二中队、步兵二中队、装甲车一中队、山炮一小队、工兵半小队、汽车一中队等编一机械化部队于十三日由永城出发，十四日午刻闯进陇海铁路线，将汪阁大铁桥炸毁。陇海铁路东段新安镇附近的铁桥，也在十四日天明前被南下敌军的战车队和工兵队所破坏。徐州的东西两面都已被敌阻断了，敌军部队每个联队更互相联络，形成了一个大包围网。

我不甘示弱 集兵古战场

我军方面怎样应敌呢？

最高统帅为了要保持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战果，也不甘示弱，除已在第五战区现地的兵力外，更从平汉铁路方面调来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和拱卫武汉的卢汉第六十军等，投入这险恶的古战场。依李宗仁长官当时的意见：“乘日军趾高气扬暴露轻敌的弱点时，予以打击，稍挫其锋，这是最恰当的；但欲在此四面受敌的平坦地带，和日军较高低、争短长，那是违反了长期消耗的既定策略，极不上算的。”无奈中央持意甚坚，李长官只好戒慎恐惧，妥为布置，去迎接这场包围惊险的战斗。

南面的战况是：自敌进攻发动，我在合肥的李品仙部和在正阳关的廖磊部均被迫西移。敌陷永城后，其主力向归德，一部向萧县与南下敌军联络，形成对徐州包围圈。此时，在蚌埠的敌军（一〇二、一〇七、一一九各师团的一部）也沿铁路线进迫宿县。

北面的战况是：一、东路的临沂战场，自四月上旬日军已增兵加强压力，庞炳勋和张自忠两部孤军苦战，为时已久，不得已训令其且战且退，以迟滞敌军南进。二、正面由台儿庄败溃的日军，退据峄县附近的獐山、九山和税廓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困守待援，因我军大炮火力微弱，步兵迭次肉搏攻坚，皆未能奏效。四月廿日后，我樊崧甫、卢汉各军相继到达战场，而敌方也由津浦路陆续增援，联合其守军出击反攻。我军为保持战力起见，避免在背水平原地带与敌决战，乃辗转退守台儿庄与韩庄间的运河南岸，并延伸到微山湖西岸，以抗拒日军南攻徐州。五月十三日，情势逐渐紧张危急，即令我在鲁南各部整备西移，孙连仲与汤恩伯等部均转向豫南、鄂北指定地点。三、在鲁西，我为集结强大兵团应敌，以孙桐萱军主力在相里集、潭集之线；李必蕃、李英等师展开于郓城、巨野、纸坊集之线，以掩护大兵团的集中。五月九日，济宁方面敌军开始向郓城、金乡、鱼台进犯，并以一部西渡微山湖攻沛县。我孙桐萱、商震、庞炳勋等部，在鲁西广阔平原，无险可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却十分便利，到处闯扰。郓城、鱼台、金乡、沛县于十一、十四、十五、十八日相继失守。敌更南攻丰县、黄口，沿陇海铁路东攻徐州，并以一部绕攻萧县。但我事先鉴于敌军两路向鲁西扫荡，即令孙桐萱各军采取运动战，避实击虚，相机向河南方面突围。对于守微山湖西岸的部队，亦随即下令照此措置。

我安全脱退 敌大感意外

战区周围的战况，已如上述。中心的徐州，五月十四、十五两日，西南郊外敌军的进攻已非常剧烈。司令长官部驻前清道台衙门，十六日已为敌军七公分野炮击中数发，逼着在黄昏后迁往城外陈家花园。十七日长官部又被敌炮轰击，当日布置已定，发令各部按照次序掩护，逐次突出重围，并指明如遇敌军顽强截击，即由徐州东南突围，向苏北潜伏，进行游击战，因敌包围东南的兵力薄弱之故。十八日黄昏，李宗仁率长官部官兵七百余人撤出徐州，乘火车南下抵双沟集，因路轨被敌便衣队破坏，改徒步南行，到离宿县约十里处，忽遇敌骑兵逆袭，对战半小时，乃绕向铁路东侧前进，再绕过敌军警戒线，昼伏夜行，乃得突围而出。白副总长在徐协助指挥，也同时退出。刘汝明部为最后撤退，于十九日始放弃徐州。

我军先后加入徐州保卫战的兵力共约三十万人，持续不断的战斗，为时达五个月零廿日之久，除在阵地伤亡外，大军一致安全脱退，并无任何部分被敌所消灭，实出意料！敌方以我军竟像鱼群漏网而出，一无所获，非常惊异，大为丧气。徐州会战就此结束。

我放弃徐州后，敌第十三师团五月廿一日陷砀山，廿八日陷归德；第十四师团五月十四日陷菏泽，廿日陷仪封；更有两部由贯台、陈留口南渡黄河，攻兰封背后；第十六师团欲抢占郑州，越兰封急进，六月六日陷中牟。我在陇海线兵虽不少，终难抵挡，放弃开封而转移于平汉路以西；六月七日炸决赵口附近黄河堤，水流将敌第十六师团困在中牟，并沿贾鲁河南泛，敌势才被阻止，敌我遂沿黄泛区而对峙。这是徐州会战的余波。

徐州战后，白副总长五月廿九日同到武昌。六月中旬，李长官驻潢川，廖磊部在商城，李品仙部在皖西。七月六日，李宗仁因齿病回武昌东湖武汉疗养院治疗。那时武汉天气热得可怕，东湖既可泛舟乘凉，又可下水游泳，是个最好的消暑地方。李济深为静居休息，黄绍竑因检查身体，一时都同住院中。白崇禧有时也来住住玩玩。有一天，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来看他们，笑道：“我来赶你们出院，你们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外面发生很多闲话，听起来有些刺耳。”的确，他们曾接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有人造他们的谣言。因为李济深闲着没事；李宗仁自徐州撤退，中枢对他公开讥评责备的人很多，令人怀疑他患的是政治病；黄绍竑在浙江省主席任内，不顾一切，太过猛进，又和共产党几个要人接近，被谗受责，特来武汉面请辞职。空穴来风，自非无因。

日军主战派 向武汉进攻

武汉会战，接着徐州会战之后又告展开。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大一次会战。

本来，徐州战后，敌我双方政府都曾秘密进行和平谈判，但到九月，即为敌方主战派所破坏而归于幻灭。

日军主战派是不理其政府意图的，他们在徐州会战中已经决定要进攻我抗战行都的武汉。其目的有三：一、要夺去我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广州、青岛七个现代都市，迫我堕落为一个农村政权；二、控制武汉三镇，使我无论精神的、经济的、武力的抵抗都要大为减低；三、以此为进攻作战的一大阶段，给战争划一个限界。

敌军对于武汉，是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东面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五个半师团，助以海空两军，溯长江西上；北面以东久迩稔彦的第二军四个师团从陇海路方面经大别山南下。两路合攻武汉。

我方的防卫，在南岸的庐山山脉和北岸的大别山脉，都配置有重兵，预筑有坚固阵地，并且在田家镇附近的长江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严阵待敌。北岸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南岸由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以薛岳代）在前线指挥（后来成为第九战区），军事委员会驻在武汉居中策应。我海空两军，数量微小，陆军装备，更劣于敌，但以前几次武汉空战，曾著伟绩，大别山脉和庐山山脉两阵地，各坚守月余，并给敌人以惨重的损失。

借长江水涨 海陆同西犯

东面的日军，以一个师团从北岸、四个师团从南岸夹长江而并进，利用长江为补给线。六月十一日发动，以海军掩护波多重一旅团由芜湖出发，十二日半夜袭取安庆。廿三日攻马当要塞，廿六日被陷。七月二日攻湖口，五日不守。廿三日敌登陆鄱阳湖西岸姑塘，廿五日九江失陷，我军退守庐山两侧和南浔路上的既设阵地，因地势险要，敌攻击廿余日，庐山与马鞍山间的隘口才被占领。敌料由隘口向德安进攻，必更旷日持久，于是以斋藤弥平太的第一〇一、松浦淳六郎的第一〇六两师团在庐山一带与我军相持（到双十节，斋藤师团的大半和松浦师团的一部，共约四个联队，在德安附近，被我军薛岳所部歼灭），而以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和本间雅晴的二十七师团径行西进。八月廿二日，吉住师团在港口登陆，同时以海空军猛轰马头镇和富池口要塞。马头镇我军冒死抵抗了八天而失陷；富池口九月廿四日也不守。敌继续进迫，我渐次向武宁、通城后撤，十月廿五日，敌已迫近武昌城。这是南岸的战况。

敌在北岸自占安庆后，以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西攻潜山、太湖，迭次遭我廖磊、李品仙各部反攻，不能前进。七月下旬，又以海军掩护波多旅团在小池口登陆，协同其第六师团攻占黄梅、宿松。但太湖、潜山却被我军于八月下旬收复。敌遂改变其后方联络于小池口，而积极向我广济东方阵地攻击，终被其突破，我军退守界岭和田家镇要塞。九月八日，广济为我韦云淞三十一军克复，大有斩获。敌进攻田家镇要塞时，九月十六日从松口山第一阵地开始，渐次进迫，廿七夜才被其接近要塞，经一昼夜的血战，我守军支持到廿九日而陷落。敌攻我各处要塞，海军既炮轰，空军又狂炸，更使用毒气，守军遂难抵抗。敌海军既侵入田家镇以西，得在蕲春、兰溪、巴河、黄冈、阳逻各处登陆，以策应其第六师团的西进，十月廿五日黄陂被陷，汉口侧背大受威胁了。

广州先失陷 武汉亦放弃

北面敌第二军，因其第十六师团在中牟被黄泛所困，派第十师团往救，故迟至八月下旬才发动。分南北两路来犯：南路为荻洲立兵的十三师团和藤江惠辅的十六师团，由六安经商城，横断大别山出麻城；北路以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淮河经固始、潢川、信阳转向汉口。南路敌军八月廿六日猛攻六安、霍山，卅日六安失陷。敌渡淠水，九月二日攻我叶家集附近富金山阵地，经七昼夜的激战，敌十三师团被我宋希濂各军予以惨重的杀伤，毙其联队长二人。旋因北路敌军陷我固始，侧背受威胁，我乃于十一日放弃富金山阵地。敌进犯商城，与我孙连仲各军激战一周，敌施毒气，我军受损，退守大别山既设阵地，敌力攻月余，始终未被突破。北路敌军九月七日陷固始。十六日进犯潢川，我张自忠军苦守至十九日而失陷。廿一日罗山又不守。敌在信阳以东与我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激战，败退罗山待援，后敌陆续增援，胡部受损而退守桐柏山地，十月十二晚放弃信阳，敌遂转兵南下，廿六日窜达汉口北郊。

武汉大会战，我使用的兵力不下六十师，自敌攻安庆日起，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因广州先失，到十月廿四日而放弃武汉，向西撤退。

白副总长常被派到各战场视察协助，曾代李宗仁长官指挥第五战区一个时期。最高统帅部决定放弃武汉后，他奉派于十月廿三夜离汉口到花园传达意旨于李长官，即经沙市赴长沙。蒋委员长于廿四夜离武昌入湘。

当武汉会战情势渐紧的时候，日军古庄干郎的第二十一军三个师团突然于十月十二日在广东大亚湾的澳头附近三个地点同时登陆。因安藤利吉的第五师团从青岛、久纳诚一的十八师团从上海、三宅俊雄的一〇四师团从大达乘船南下集合，行踪秘密，被其奇袭，登陆时并未遇到我军抵抗。日军登陆后在平山集结，即分三路直趋广州，十月廿一日广州遂告沦陷。敌第五师团主力由珠江口溯江入三水，被我军攻击颇受损失。

这是敌方攻取武汉计划中之一部分，目的在占领广州这个中国重要近代都市，既可策应武汉方面的作战，又可断我对外的联络。

重检讨军政 下问及刍荛

当敌军犯粤后，蒋委员长曾电笔者征询意见，电云：

“桂林黄主席旭初兄：〇密，自敌人在粤登陆后，抗战局势较前扩大，举凡内外军政之布措，及战略政略之运用，均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望兄彻底研讨，详陈所见，即速电复，为要。中正，铣，侍秘鄂印。”

我接电后，一面约集同人细加研究，一面问李长官的看法。李氏于十月十九日电复道：

“……根据抗战建国要旨，应首从建军入手，建军不成，建国终属空谈，抗战以来，只见师之单位增加，忽略师之质量充实，至我一师不能与敌一大队抗衡；指挥单位过多，运用不灵；且多数部队，军纪荡然，作战无力，扰民有余，徒招民怨，兼耗国帑。此其一。赏罚严明，选拔真才，摒除感情用事，免庸碌者塞途，才智者弃野，贻误军国大事；行政方面，亦应本此要旨，力振纪纲。此其二。外交方针，应根据总理遗教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旨，努力明朗化，不可路线模糊，仇友不分，致失与国同情。此其三。党政军负责人员，应绝对服从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决心，不容尚有犹豫分子掺杂其间，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国民抗战信念，惹起与国疑虑，凡此种种，均足为抗战建国必成之致命伤。此其四。上述数点，实为目前救亡切要之图，吾兄卓见以为如何？……”

我将研讨的结果，参合李长官的电报，答复蒋委员长一电如下：

“特急，武昌（12345）〇密，铣侍秘鄂电奉悉。辱承不弃，以内外军政及战略政略等事下问，谨以管见胪陈如下：一、关于中央军政，各部门负责人员，首应统一其意志，化除私见，一致抱定抗战建国主旨，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同心同德，各尽所能；其有意存犹豫，信念不坚者，不宜使之掺杂其间。同时选拔真才，共襄大计，则贤能之士，将起而为国尽瘁矣。再则急择适宜地带，建立新军基础，过去抗战所发现之缺憾，务宜于此后建军中极力纠正，使抗战力量得以继续充实。再其次，如能仿照土耳其复兴前例，由国民会议制定切合舆情之根本大法，使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则更足以增强中枢之组织，振起国人之精神，及取得民众之协助也。二、关于地方军政，宜分区选任大员负责，授以充分事权。同时使军政合一，以便集中力量运用。其已为敌人占领之地带，宜尽量运用当地有力分子发动民众，予敌以种种破坏，使其不能利用我之人力物力。三、关于战略方面，则华中、华北、华南各战场，宜权其利害轻重，重新分布兵力。对于敌军，不论何时何地，均宜予以攻击，使之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我方士气，则可借此不致松懈。四、关于政略方面，在外交运用上，宜与苏联作更进一步之结合，订立军事同盟。盖在国际形势上、地理关系上及苏联本身上，其可能助我抗敌者，大于任何国家。自慕尼黑会议以来，其在欧洲地位已陷于孤立，此时与之交涉，一切有利条件，必更易于成立。或以为中苏结合日进，不免失去英国同情，其实不然。中苏结合，即表示我之抗战力量加大，只有使英对我更为重视。同时，彼为维持中国之亲善，或当予我更多之便宜。其次，对于国联会议此次通过我们所提出盟约第十六条之制裁，亦宜多方要求各会员国从速履行，以削弱敌人力量，而壮我之声势。上陈四项，是否有当？敬候钧裁。职黄旭初呈，养印。”

抗战期到底 赤心辅统帅

广州和武汉失陷后，李长官关心广西省内军政干部的情绪或因此而有所变化，十月卅日电第八军团总司令夏威和我，请赴湘与白副总长商谈对于省内以后的处置。因西江方面情势吃紧，白氏嘱夏威勿往。我和省府委员李任仁十一月三日由桂起程，四日到长沙城北西园晤白崇禧，讨论对时局的演变应如何应付的问题，五日续谈。白氏主张：“我们应以赤心辅助蒋氏抗战到底，如其中途变更决心，自招败亡，吾人的责任及良心已尽，可以无愧。我们更应注意勿再像民十六七年间造成猜忌的恶因，致演成其后数年分裂的恶果，故对蒋氏及其部属，应一概推诚相与。”自抗战后我们在省内的行动，是和白氏的主张相合的。六日上午十时，我和李任仁委员晋谒蒋委员长，他太过劳苦，身体消瘦，精神颓丧，听了我们报告广西的情形后，表示对桂省财政，中央可以补助。午后，大家复与白氏讨论时局根本问题，自重申其昨日的主张。刘士毅和李任仁都担心和平会出现，要白氏对此点特加注意。当日下午，我和李委员离长沙，到南岳市，天已昏黑。闵志达、谢和赓两位替我们在旷氏小学准备住所。晚餐后携手电筒同游岳庙，只觉其雄壮，正殿大石柱八十根，上面刻龙最多，至今犹留印象。七日下午返抵桂林。

白副总长十一月十二日随蒋委员长赴韶关视察，十三日他用长途电话告我道：“已和握奇（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相晤，我前线在横石、良口、新丰、河源，这一带都是山地，军心渐定。花县伍观淇的村中，自卫力很强，敌人屡次攻击都遭失败。”当日长沙即发生有名的大火，白氏于十五日随蒋氏归南岳，长沙余烬尚未尽熄。廿五日，蒋氏主持南岳会议，检讨第一期的作战，廿八日闭幕。

第二十五章 抗战第三年的几个重要会议

本章为记述民国廿八年的情事，那时期，无论国内和国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国内：因汪兆铭主和，民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潜离重庆，经昆明而到河内，与日方接触。日方接其到沪，汪又亲赴东京，逐渐造成其为谋和的主体，与蒋氏抗衡。日方既不以蒋为对手，更助长蒋氏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国外：德国希特勒九月一日发动欧战，进攻波兰，我们的抗战，将有演变成为世界大战的一环的可能。但苏联的行动，既助我抗日，又与日妥协，最令我迷惑！

检讨得与失 重新作调整

抗日战争进展到第三年，军政措施及人事方面，都有许多变动，以下各段所记，多是和广西有关涉的。

武汉会战告终，蒋委员长曾召集长沙、南岳、西安各次会议，检讨自开战以来的得失，重新调整军事上的部署，其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一、废除兵团和军团两级以减省指挥级数，只存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镇军为战略单位。师也废旅，直辖各团。

二、重划战区。各战区的司令长官、辖境、兵力如下：

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辖豫境及安徽的一部，计步兵十二师一旅、骑兵一师一旅；

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的一部，计步兵卅二师十四旅、骑兵五师三旅；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计步兵廿二师两旅；

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辖两广，计步兵十八师两旅；

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辖皖西、鄂北、豫南，计步兵廿六师、骑兵一师一旅；

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计步兵六师九旅、骑兵四师四旅；

第九战区，司令陈诚（薛岳代理），辖赣省一部、鄂南及湘省，计步兵五十二师；

第十战区，司令蒋鼎文，辖陕西，计步兵九师一旅、骑兵一师一旅；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计步兵七师；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计步兵五师、骑兵一师。

各战区均配有其他特种部队。

三、军委会下设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设分会，其任务为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

四、军事委员会移驻重庆，取消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指挥长江南北各战区。

五、凡作战损失过大的军或师，均由军委会直辖，以便积极补充整训。

六、在南岳设立游击训练班，召集各省军官施以运用游击战术的训练。以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

廖磊主皖政 白兼桂行营

依照上述的调整，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襄阳。其指挥的部队为：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的覃连芳第八十四军、刘和鼎第三十九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的张淦第七军、张义纯第四十八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的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张自忠兼第五十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孙震自兼军长的第四十一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的廖震第四十四军。李品仙仍任副司令长官。廖磊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率其所部留在大别山，并兼任安徽省主席，临时省会设在立煌；廖氏于民廿八年十月廿三日病故后，李品仙继任皖主席。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调回广西整补。

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各战区，白氏于民廿七年十一月卅日由南岳回桂部署，蒋委员长亲来主持成立。蒋氏民十年只到过南宁，此次莅临桂林尚属首次。十二月一日由湘乘火车到达，驻节藩署。二日敌机狂炸桂林。三日行营成立。四日召见在桂党政军高级人员晤谈。五日在总理纪念周讲广西对抗战建国责任的重要及应注意新生活运动。六日召我谈桂省财政问题。我报告：预算廿八年度省地方收入可得一千五百万元，而支出达三千万元，不敷太巨。他允由中央酌予补助。七日飞渝，因天气恶劣而折返，八日才得成行。

夏威的第八军团改为第十六集团军，夏为总司令，蔡廷锴、韦云淞为副总司令，辖韦云淞兼军长的三十一军及夏自兼军长的第四十六军，隶属于第四战区。

留桂的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于民廿八年三月奉令取消，只存广西绥靖公署，白崇禧受命兼桂绥署副主任。

这些便是调整变迁的情形。

五中全会后 乘便谈省政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民廿八年一月廿一日在渝召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和我都往参加。蒋总裁在会中说明外交方针，其要旨是：我应运用敌人所舍弃的，如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我应使英美联合及美苏联合。我们的外交，应以美英苏三国为主：中英外交，以经济为中心；中美外交，以政治为中心；中苏外交，以军事为中心。又解释“抗战到底”的含义为：应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才是到底。至东北问题，可用政治解决云。

全会举行总理纪念周，蒋氏对中央委员责备颇严厉。在座某中委私议道：“蒋先生可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徒然责备而无整顿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过了几天，蒋氏又对全会中委特别详细指示如何对党工作的方法，共有九项之多。

全会主要的决议案为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氏为委员长，以统一党政军的指挥。数日后，二月一日该会即告成立。以张群为秘书长。

行政院长孔祥熙乘各省主席此次到渝之便，特在五中全会闭幕后召集副院长、各部部长一同开了一次谈话会，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关于省临时参议会问题，决定：甲、参议员的圈定应以人才为主，先由省政府和省党部会同推选加倍人数，报请中央圈定；乙、党部人员应避免参加；丙、参议员的给与，定名为旅费，其数目由各省自定；丁、应设候补名额。

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报告：省境内与省政府同级的军事机关，有战时的指挥机关和平时的行政机关，共四个系统。战时指挥机关没有经常性，只要求军政合作。平时的军事行政机关，有全省保安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军管区司令部。这三个机关的首长，规定均由省主席兼任，形式上联系是很密切了，实际上仍有相当隔阂。因为机关仍是独立，往往一件公事仍旧是往来的签商，都是同用某一人的名义，矛盾冲突，实在可笑。他建议：在省府内设军事厅，下设保安、防空、兵役三处。决定：采纳。此案后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但终未见公布实行。

我为桂省民廿八年度预算请中央补助事，偕财政厅长黄钟岳向财政部商洽，结果中央决定补助五百万元，并准发行公债五百万元。

此行滞渝三周，二月二日飞返桂林。

四战区在韶 成立党政会

战地党政委员会是民廿七年十月廿九日在长沙会议中决定组织的，在中央，由蒋委员长自兼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

第四战区因广东已沦陷一部分，依规定，应设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乃定于民廿八年九月一日在韶关成立。我和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黄钧达接张发奎长官通知前往参加，我们乘火车于八月卅一日晨到韶，长官部招待下榻于斌庐。九月一日晨五时半，在长官部礼堂举行第四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成立典礼，主任委员张发奎，副主任委员余汉谋，委员李汉魂、黄旭初、夏威、吴奇伟、罗翼群、李章达、黄钧达。除夏威因事未到外，余均到会宣誓，由白崇禧主任监誓。是日下午三时，党政分会即开第一次会议，翌日下午三时再开第二次会议。会毕，白主任讲“各省须切实施行空室清野演习”，这也是分会工作之一。

黄绍竑主席曾参加长沙会议，他对战地党政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意见是：“这个组织，是中央有关各部门的混合体，在地方则为战区与各省的混合体。因为职权不容易划分清楚，如果认真执行起来，在中央，首先就与各院及行政院有关各部发生权责上的冲突；在地方，则与战区及省政府的职权发生冲突，不但得不到良好的结果，反而会引起许多纠纷。沦陷区与非沦陷区应截然划分。党政委员会应设在沦陷区里面，它不但是沦陷区党政一元化的最高机关，而且要进而为沦陷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机关。它只应对中央党部、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负责，而暂时与后方其他机关不发生横的关系，如此，才能因应机宜，发生迅速而伟大的效力。否则，不但是无益的浪费，而且会增加沦陷区工作的困难，还不如不设的好。”两年后果然无效而取消。

我在韶关三天，除开会外，曾到黄冈访问广东省政府，与梁寒操、罗翼群两位游曹溪南华寺，出席韶关党政军全体同人的欢迎会和在韶陆大同学聚餐会。九月一日已听到德国轰炸波兰京城、吞并但泽。汪兆铭通电海内外，已在上海开“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各项消息。三日夜九时离韶，四日晨返抵桂林。

国策三原则 外交两问题

白主任九月三日在韶关和我分手后，即往吉安。七日返抵桂林，下午召集党政军中级以上干部报告国际形势与我的对策；晚间再召集高级干部讲军队协助办理国民军训为我对敌根本做法，舍此实无更好办法，军官应深切相信，努力实行等等。八日白氏飞抵重庆。

欧战起后，国际情势已有变化，九日，白氏由渝以电话嘱我作外交问题答案，谓中央决定了三个原则：

一、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

二、使中日战争成为世界战争的一环；

三、我站在反侵略、九国公约、国联盟约的立场，但不反共。

请解答两个问题：

一、中国对欧战的态度，应用何种方式表示？

二、假使日德苏妥协，我方对策如何？

我接过电话后，立刻召集广西建设研究会政治部同人研究，结果是：

第一问题：事实上守中立，但不必按照正常的外交方式表示，只由最高领袖发表谈话。除已定三个原则外，内容要点如次：

一、中国对日抗战，其任务为反对侵略战争。此次欧战之起，实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首先破坏了世界和平秩序所致。故对于目前参加欧战各国的人民惨罹战祸，表示惋惜。

二、美苏两国向来坚决反对侵略，今后对于远东问题，希望中美苏联络一致，努力遏止侵略，恢复世界和平。

三、中国外交政策，仍站在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凡与敌人为友的、直接间接帮助敌人的，即中国之敌；反之，对中国有友谊行动的，中国即认其为友。

第二问题：大多数意见都认为日苏无妥协的可能。假定目前确有此可能，我国应加强中苏关系，以防患于未然。

九日下午五时，我将上述意见以电话答复白氏。十三日他来电话谓，中央对欧战尚未表示。十八日电话又说：苏十五日与日订边界停战协议，十七日进攻波兰，此两事都是侵略或助长侵略的行动，一反其平昔和平的主张，可见国际间信义之不可靠。应嘱各报纸暂勿发表国际评论。

李宗仁长官也是九月八日由第五战区到重庆的，和白主任住在一起。屡次和我在电话中交谈，劝我节劳。并说：前方兵员的补充尚非甚难，省内的补充兵可以酌减；游击队尤不宜太多，以节省财力，而免拖累省府的财政。九月卅日，李氏由渝飞桂，这是他出征后第一次假归，只逗留了十天。除回乡省母外，曾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召集绥署、第十六集团军、省政府、各区民团指挥官等军政干部示以省内须节省人力物力，注意动员民众的方法。双十节飞渝返回五战区。

鄂北与长沙 先后大破敌

现须略述民廿八年由春至秋各处的战况。

敌军在华北的活动，二月有冀中战斗，五月至八月有中条山及晋东各战斗，六月有鲁南战斗，这些，都因我积极发动游击战，逼使敌人疲于应付。在华南，有二月十日海南岛登陆，六月廿一日汕头登陆，都为掠我物资，兼及封锁。在华中，有南昌、随枣、长沙各次会战，都为巩固其武汉的占领，战事规模比华北、华南为大，情形如次：

南昌极易由南浔铁路扰断长江的交通，故为敌所必争。自德安继武汉失陷后，敌我即在修河两岸对峙。三月中旬，敌以一〇一、一〇六两师团发动攻势，廿三日突破我永修方面的虬津阵地，廿四日陷吴城，安义、奉新先后不守，廿七晚南昌被陷。敌复西犯，白崇禧主任四月十二日由吉安（江西临时省会）致我电话说：“此次敌攻高安、武宁，死三个联队长，伤亡六千，非增兵难犯长沙。”廿三日又来电话道：“刚由浙回到吉安。这几天我军正进攻南昌。”但南昌终未能收复。

敌在武汉，因鄂北我军的“四月攻势”予其以重大的损失，感受威胁，乃集重兵攻我第五战区。军委会赶调汤恩伯集团军增援，汤氏于四月廿八日由南岳经桂林赴五战区，我们以其曾在台儿庄建功，特盛为招待。五月一日，敌以第十三、十六两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由钟祥方面开始进攻，七日陷枣阳，十日陷新野，十二日陷南阳；以第三师团分由信阳、应山西犯，陷我桐柏，企图两路包围我军。我窥破敌方的阴谋，乃调兵增援南阳，并令襄河两岸部队截断敌军退路，在桐柏山部队一面抵抗一面向西转进。部署已定，五月十三日开始反攻，从数方面夹击敌人，敌死伤累累，仓皇东逃。我先后收复新野、唐河，跟踪追击，十七日收复桐柏淮河店，十九日收复枣阳，廿三日收复随县，到廿八日会战结束，恢复原来态势。是役毙敌万余人。

欧战爆发后，日军欲打破军事僵局，于是进攻长沙。以一〇一、一〇六两师团由南昌西侵，第六、第三十三两师团及第三、第十三两师团的一部，助以海军，由鄂南入湘北。我准备对东面拒止南昌之敌西进，对北面则待敌深入予以聚歼。南昌敌军九月十七日先动，被我击败后，相持于武宁、靖安、奉新。湘北敌军九月十九日起即向我新墙河阵地进攻，廿三日晨更助以海空军分三路并进：一路由通城向麦市、长寿街绕攻我右侧背；一路强渡新墙河攻平江、新市；一路由洞庭湖东岸的鹿角市、营田登陆绕攻我侧背。各路都展开剧烈的战斗。我军按照预定计划，置重兵在两翼，正面逐渐后退。廿九日敌盲目突进到长沙北面永安市、上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一带。十月二日，我下令反攻，猛烈围击，敌军大败，死伤四万以上，到了十月六日，我遂恢复原来的态势。

二次南岳会 白氏谈主张

长沙会战后，白崇禧主任召集江南各省、各战区人员在南岳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后来称为第二次南岳会议），我偕民政厅长邱昌渭、广西绥靖主任公署团务处长李作砺十月廿夜由桂林乘火车前往参加，廿一日晨到衡阳，与白氏同赴南岳。

在会议开幕前，政治部长陈诚于廿二日上午十时先召集各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座谈。根据党政军一元化的原则，谈出了两个具体问题：一、各省干部训练，无论党政军都有此需要，可先从此事一元化，由中央训练团委托各省联合举办。二、苏南、皖南、鄂南各地区，其原来的省政府、省党部已鞭长莫及，应设法使各地区的党政统一，或将各地区由中央指定其邻省暂行代管。

桂林行营党政军联席会议廿二日下午四时在南岳圣经学校开幕，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有全体会议，有分组审查和讨论，有谈话会。分党政、军事两组：党政组主要讨论部队协助地方国民军训办法、收容沦陷区地方失业失学青年两案；军事组讨论关于各战区以后的作战计划。

有两案在全体会议讨论，因意见不能一致，都未得到结论：一为对敌经济反封锁问题，有主张绝对封锁的，有主张应分别货品许可出入，否则反为封死自己。二为部队协助国民军训问题，无论军事长官或地方长官，都对经费困难发生顾虑，都主张请军委会发给；白氏主张将中央所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国民兵组训、社会军训三套合并通盘筹划，才能实行，否则各套的人才和经费，都难望有彻底的解决。

谈国民军训 难题费讨论

南岳会议早应结束，因蒋委员长传语要亲临而等候着。白主任是力持军队协助国民军训为对敌根本办法的，于是令各战区长官（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张发奎，九战区陈诚由薛岳代）、各省主席（鄂省严立三、湘省薛岳、赣省熊式辉、浙省黄绍竑、粤省李汉魂、桂省黄旭初、闽省人名偶忘）乘廿七日暇晷，座谈会议中所谓三套办法合并施行的问题。意见依然庞杂，结论仍旧未得，惟各人发言可反映当时的实情，故不厌琐屑，杂记如下：

陈诚与熊式辉两氏均主张现在不必谈，谈下去也是空谈，因此类问题不知道已会议过多少次，座谈过多少次，结果都不见实行，今日再谈，徒为多事。根本应将中央与地方权责分清，各负其责，中央勿抢地方的事办，地方也勿抢中央的事办，因目前已与前几年中央不能指挥各省的情形大大不同了。

当时陈诚主张国军由中央负责，地方军由地方负责，中上级干部由中央训练，下级干部由地方训练，中央对地方长官指导监督便可。政治部人员应归军队长官指挥，政治部工作以训练军队为中心，将国民军训工作交地方政府去办，但大学的军事训练，现在仍应归政治部办理，政治部不应再做其他特别工作。

熊式辉以为多谈无补，目前中央对地方应简单明白指示各省的是：一、应征多少兵？二、做哪几件事？三、供给哪几种物品若干？为办理上列三项，中央必须将应付的权给地方；地方钱不够，中央应帮助钱；地方人才不够，中央应帮助人才。如果这样，地方对中央所命令的还办不到，中央即应将其惩处。至于逃兵，目前根本无办法，因有四个原因解决不了：一、民众本身即使征兵手续办得周妥，也不愿应征而要逃避；二、县政府因接收机关不按时放款，伙食无着，愿意兵逃，好减轻负担；三、办理兵役的人愿兵逃，好吃伙食；四、军队本身问题，即不爱惜兵，战死无名。

陈诚又补充道：现在普通工人每日可得一元或数元，而有性命危险的兵，日得不过二角，军队有何法以维持呢？他的话倒是道着了症结的所在。

蒋亲临南岳 指示出七点

蒋委员长于廿八日夜间由桂林乘火车来了，大家到衡阳去迎接他。我们廿九日天未明先到易家湾薛岳主席寓所吃了面再去，晨七时蒋到，即同来南岳。

蒋氏来后并未举行会议，只对全体军政人员讲了三次话。第一次在廿九日上午十时，讲目前国际形势因湘北胜利而改好；中日问题必须与欧战同时解决，在中途绝无和平之理。第二次是卅日晨主持总理纪念周，讲胜后更应戒慎恐惧；为将者应修养德性及应读《中庸》。第三次在同日下午四时，指示了七点：

一、决定将国民兵团办法与县各级组织合并为一。

二、敌货所到，其害尤甚于敌兵所到，必须绝对禁止贩卖仇货，如以增加税收为目的而放入仇货，等于卖国。

三、各省应极力组织运输站以通有无，尽量利用人力、兽力、手车、牛车作运输，任运输的壮丁可免服兵役。

四、中央已将各省党政之权一元化，对各人绝对信任，各人应即努力调协人事以赴事功，如果以后仍做不好，只好怪自己没本事。

五、县党部书记长应使之有职业，故县长、科长、校长、教员均可使兼书记长，如此，党政乃可一致。

六、军队政治部过去所做的标语、课本，全不合士兵的程度和需要，仅供知识分子的用场，应彻底改变，将步兵操典纲领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任务教他们。并且政工人员必须懂步兵操典和阵中要务令。

七、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将在五届六中全会提案规定。各省政府主席应管理青年，以免青年以为政府不要他们。

蒋氏在纪念周后召见各省主席晤谈。我报告了广西出口货受厄情形，并请中央对桂省明年度财政，望仍照本年度同样补助。他表示可以商量。

我卅一日晨返桂。白氏十一月二日才归。蒋氏夫妇六日到桂，七日飞渝。

第二十六章 桂南会战与七中全会

本章只记民国廿九年中的两件事：桂南会战和七中全会。

那时期，无论国内或国外，情势都已大有变化。

在国内：汪兆铭迎合日本的意图，三月廿九日在南京成立“和平”的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对抗，图瓦解全国抗战的人心。通货膨胀，物价高腾，士兵受饥，减低战力。

在国外：我方的国际通路，先被阻断于越南；七月十七日，英又宣布滇缅路停运三个月，战略物资的输入受阻。欧战德军所向无敌，法已投降，更助长日本的气焰，增大其侵略的野心。

局势是很艰险的，当国者焦急，自不待言，但尚未见有相应的措施，人心颇为沉闷。

断我外援路 日军侵桂南

现在记述桂南会战的始末。

日军以我之所以失了武汉和广州仍不屈服，为恃有经过缅甸和越南的对外通路，土产可以照常输出，武器继续源源输入，既不能使英法封锁缅越，于是以今村均第五师团和盐田台湾旅团于民廿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由钦州湾上陆，进占南宁，企图从我里面来阻断我对外的运输要道。

担任桂南和粤西地区守备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在日军发动前，已悉距离北海东南不远的涠洲岛，日军到来活动，晴天在北海高处用肉眼也可看见其活动的情形。他判断日军的目的必在战略要点的南宁，我应预置相当兵力早为防备，曾电陈第四战区、桂林行营和军事委员会，但最后军委会的复电是：“日军新在湘北大败，当无力量又辟战场。”未予措意。

第十六集团军辖两军共六师，总司令部驻贵县的南山，以何宣的第四十六军任第一线，副总司令韦云淞兼军长的第三十一军在第二线。第四十六军司令部驻南宁，黄固的新编第十九师守防城和钦县，冯璜（在遵义陆军大学受训，由副师长何次三代）的第一七五师守合浦与北海，黎行恕的第一七〇师在横县。第三十一军因日军先在广东新会方面蠢动，奉令东下应援，后队尚在桂平，而北海、钦州湾的警报已接连来到，又奉令赶速回师西上。

我军确知敌军登陆钦县、防城后，因兵力分散，调集需时，只能作在邕抵御的打算，急令横县第一七〇师和桂平三十一军的苏祖馨第一三五师星夜赶到南宁；并将远在衡阳第五军的戴安澜第二〇〇师一部用汽车送邕；再调炮兵第九、第十团各一营和在兴安的战防炮五十一团第一连赴邕。以上各部统归韦云淞指挥，部署守御。又令三十一军的阚维雍第一三一师和魏镇第一八八师，与在合浦的一七五师均集结灵山以西，准备与由龙州向上思推进的桂绥教导总队，东西夹击邕钦公路敌军的后方联络线。然后再调其他部队向桂南。

桂林行营白崇禧主任在渝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十一月十九日飞返桂林，廿日晚间他来探望病中的我，说：“我方集中兵力，计需三个星期以上，预料只能在邕江北岸和敌决战了。”即在迁江组织指挥作战。第四战区张发奎司令长官十二月八日也由韶关到迁江。

既袭据南宁 复西陷龙州

日军登陆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可说是并未碰着何等的困难。其第五师团由东北乘船南下，会合台湾旅团，由高须四郎指挥第四舰队掩护，由“妙高”“长良”“名取”各巡洋舰和“加贺”航空母舰编成，经北海而到钦州湾。十一月十五日拂晓，敌舰乘雾向北海炮击，但未登陆，只为乱我耳目；接着钦州湾西岸的企沙和东岸的龙门也被敌舰炮击和敌机轰炸，敌军即强行登陆。我在企沙的守军退防城，在龙门的守军退钦县。十六日晨，敌又在钦州湾西端的黄屋屯登陆，直扑大寺墟；黄昏时，又在钦县南的犁头嘴登陆；防城也在午后失陷。十七日，犁头嘴敌军猛攻钦县，我军午后放弃钦县而北撤；敌由钦县又攻九龙墟，另以一部攻那丽墟，一队经大峰门向小董；大寺墟被攻陷。十八晚，小董、贵台已发现敌踪。十九日，敌循邕钦公路北进。新十九师由防城、钦县逐次退向邕西。

新十九师训练未久，装备又劣，力量薄弱，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和前进。敌全部登陆后，修复公路，逐步进迫南宁，前锋廿日已到百济、那马。廿二日大部到达邕江南岸的蒲庙、良庆、高岭塘、同庆墟一带，与我占领邕江北岸的一七〇师、一三五师的一部、二〇〇师的两营隔江对峙。廿三日晨，敌以飞机为助，分由蒲庙、良庆、思沿塘各处强渡，经我猛烈阻击，终因敌人火力优越，且构成烟幕，被其渡过一部，即掩护其主力由亭子墟渡过，被我猛攻，敌势稍挫，双方遂在城郊相持。廿四日，敌第五师团二十一、四十二两联队主力分由亭子墟、蒲庙续行渡过邕江，向南宁包围，我军遂于下午五时放弃南宁。除以一七五师在邕钦路东、新十九师和教导总队在邕钦路西侧击敌后和破坏交通外，廿六日二〇〇师一部在昆仑关，一三五、一七〇两师在高峰隘占领阵地，掩护一三一、一八八两师廿四日由灵山北上集中武鸣。十二月一日，敌攻占高峰隘；四日又击破我一八八师和二〇〇师的一部而占领昆仑关并由邕派及川旅团于廿一日攻陷龙州和镇南关，阻断桂越路。但到廿五日，敌因昆仑关战况危急，又匆忙将其撤回南宁。

集重兵反攻 昆仑关破敌

南宁失陷后我方的处置如何？

军事委员会决心要收复南宁，于是调集重兵，连向不轻易使用的第五军机械化部队也使用了，分东北西三路反攻，以北路军为主力，东西两路军助攻敌人侧后。北路军由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指挥，以杜聿明第五军包围昆仑关，傅仲芳第九十九军（辖九十二、九十九、一一八各师）由东面袭邕宾路敌后。东路军由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以陈骥的第六十六军向古辣、甘棠（但后来归北路军指挥攻昆仑东面），第一七五师挺进第三支队由灵山、陆屋攻邕钦路东面。西路军由夏威总司令指挥，分两纵队：第一纵队（一三五、一七〇两师）攻高峰隘，第二纵队（三十一军缺一三五师、附山炮两连）向苏墟、吴墟、大塘攻邕钦路西面。各路十二月十七日开始进攻。蒋委员长并派李济深副主委、陈诚政治部长十六日由渝飞桂，十七日赶往前线协助白主任。

主要战斗发生在邕宾路上的昆仑关、九塘、八塘、七塘一带。第五军以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攻昆仑关北面，戴安澜的二〇〇师由公路以东向八塘，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由公路以西进出六塘、五塘以牵制敌第四十二联队主力。第九十九军以九十九师由伶俐墟向七塘。十七日进展顺利，连克仙女山、老毛岭、枯桃岭、万福村、四一一、六〇〇、六五三各山头。敌尚据有界首、同兴、昆仑关各要点，我军忽略既占领地的工事构筑，敌十八日夜增援反攻，又复失陷。十九日，新二十二师到达古逢、春虎山，第五军补充团与第九十九师进占山心；廿日，第九十二师占七塘；廿三日第一一八师占沙坪。都是屡得屡失，未能长久遮断敌后交通，敌人仍可用汽车或飞机输送弹药和给养，拼死顽抗。我为加强正面攻击力量，缩小包围，乃令第六十六军（辖四十九、一九五等师）廿八日加入昆仑关东正面的攻击，利用优势的炮火以逐次扫荡。卅日，一九五师和第五军都各有进展；卅一日才攻下昆仑关，敌退九塘。廿九年一月四日克九塘，敌退八塘固守。第五军牺牲最大，撤回后方整理，由姚纯第三十六军接替续攻八塘。死守昆仑关日军初为二十一联队，后又将四十二联队增援上来。在拉锯战中，双方死伤都极惨重，其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在率队增援时，被我炮毙于九塘、往昆仑关途中。其官长阵亡八成以上，士兵被歼约五千，俘虏少数。

西路军第一纵队十二月十八日攻克高峰隘、香炉岭，廿日克新墟，廿一日敌由高峰隘东侧山道偷入，我侧背被威胁，乃退至葛墟。第二纵队十七日由扶南县南渡左江后，一三一师于廿五至廿八日在思乐县境袭击由龙退邕敌军，顿有斩获；一八八师向苏墟、朗墟进袭邕钦路西侧。

东路军也对邕钦路东侧攻袭。

敌增援败我 复退邕固守

日军虽惨败于昆仑关，我并未达到收复南宁的目的。不久，敌竟向我反攻来了。敌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由广州亲率近卫第一旅团和第十八、二十八师团各一部，仍在钦州湾登陆。廿九年一月廿五日到邕后，即以十八、二十八师团各一部从邕宾公路以北石灯岭攻我阵地正面，以近卫旅团向永淳、甘棠，绕出宾阳，以包围邕宾路上的我军。

白主任一月廿五、廿六两日在迁江召集军政联席会议，廿七日李副主委、陈部长、张司令长官联袂由桂到迁，敌军已在发动。我分三路应敌：中央军以徐庭瑶总司令指挥第二、第三十六、第九十九各军确保昆仑关要地；右翼军以甘丽初军长率其第六军向三庄岭北敌军攻击；左翼军以叶肇总司令指挥第六十六军向甘棠；另以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总司令指挥第六十四军和一七五师由江口、南乡北渡邕江，协同左翼军攻击由永淳北上敌军。

日军一月廿八夜陷永淳，卅一日陷甘棠，二月二日陷宾阳，使昆仑关一带的我军不得不赶速撤退。三日陷邹墟，四日陷上林，七日陷黄墟，八日陷武鸣，攻势然后停止。我一七五师二月三日收复甘棠，桂绥独立第二团四日收复永淳，但敌军过后已不复以此为后路。上林、武鸣、宾阳敌军，自十日至十二日先后撤退。到廿四日，并将昆仑关以至五塘、高峰隘，都完全放弃，第五师团只守南宁近郊。安藤仍率来援各部由钦州湾上船回粤。敌对我态度非常轻蔑，二月十二日广播谓：“膺惩目的已达，自行由宾阳、上林、武鸣撤退。”在九塘贴一布告，标题写“璧还九塘”。原文说：“此次作战的发端，系我军派遣驻扎九塘的一部，受蒋军麕集攻击，我军把握着这个时机，作一大反攻。经五十五日时间，驻扎此地我军几个大队，竟能与蒋军十多个师周旋到底！在这地带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这是值得我军表示敬意的。至在数量方面比较，以极少数的我军，能坚忍抗抵优势的蒋军，军扬威武于中外的战功，更值得大家赞许！我军对于坚守九塘以来粉碎蒋军企图的目的已达，璧还九塘于蒋军。最后，我们拜祭九塘附近数万死伤的日华两军，赞其武勋，并祈冥福！”

敌转据越北 我遂复桂南

这一役，我军虽能脱出敌人的包围，到底是失败了！张长官在其抗战回忆录里说，因上级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与叶肇军的行动迟缓和不听命令所致。蒋委员长二月廿一日由渝飞桂，即夜乘火车赴柳开会检讨，廿五日结束，宣布白主任和陈部长均降级，张长官记大过一次，高级将领被惩奖的尚有多人。不久，各处的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都改为办公处，桂林办公处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为副。白崇禧回其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本任，直到抗战胜利。

由二月以后到日军撤离桂南，其间不复再有像样规模的战斗。我由黔桂公路上的河池经东兰、田州、天保、靖西、陇邦到越境高平一线，维持桂越间的运输。并以十六集团军守备左江北岸，由果德、隆安、同正、左县直到龙州，负责掩护。

日在侵邕前已要求法国禁止战略物资经越入华，但交涉并无结果。到法战败降德，无力再顾越南，日遂迫与订约。六月廿九日，日派一批军官和外交人员到河内设立机构，监视禁运。更进一步要驻军越南，法初拒绝，日遂由邕派兵于七月二日再占龙州到镇南关以为威胁。法终屈服，越南总督八月六日与日签约，允日军由海防登陆，假道攻华。在邕日军八月廿六日以一部西移越边。九月十一日，我将滇越铁路河口大铁桥炸毁。廿三日，日军由镇南关入同登。

日方不仅驻兵封锁越南，同时阻断滇缅路线，七月十八日，日英在东京签订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我以越缅两路都断，谋派陈烈第五十四军由桂、关麟征军由滇，分道入越，以恢复对外交通，蒋委员长九月十日由渝电饬李主任、林副主任、张长官和我，在桂先行设法筹垫第五十四军入越经费，但后来未见入越。

日军既驻越北，留邕已无作用，十月廿八晚即自行广播：“日军准备退出南宁。”盘踞龙州的日军也于廿八日晨间向凭祥撤走。我陈公侠第六十四军卅日晨进入南宁。敌撤退时并未受到我军的追击，在邕往钦县上船赴沪，十一月十四日才完全离钦；在镇南关的更迟，十一月卅日乃悉数入越。其盘踞桂南，计为时一年零半个月。

七中会国策 不变应万变

民国廿九年七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渝举行，我由桂取道贵州前往，沿途和陪都见闻，颇多可记，如次：

六月廿六日，我和桂绥参谋长张任民、桂省党委阳叔葆、省府秘书林茂乘一小车离桂，晚宿柳州。廿七日晨，张闻老父下阶跌伤而未同行，车有空位，尹承纲专员因派卫士两名随往。逢大雨，宜山、河池间河水骤涨二丈以上，公路被淹，浮桥冲失。借宿于距河池三公里半的英铭乡公所，县长戴慧根候我入夜尚未见到，乃骑马绕道而来。廿八日晨，公路上水未消，与戴骑马行，深处要乘竹筏渡过，到河池已将午，寓乐群社。西南运输处黄荣华处长来谈修路和运输种种不合理的问题甚多。我的车夜后才到，因由柳到此，费去两天，恐赶不上全会开幕，即向运输处领汽油，好明晨早行，而办公时间已过，黄处长亲往才办妥。廿九日经南丹、六寨，此段路好，行道树也好。过此即入黔境，到独山而弹簧断裂，修理耗了三小时。经都匀、贵定、龙里到贵阳，天已黑，旅馆家家客满，许久才在南方旅店得了房间。浴罢餐毕，夜已将半，不能访友。廿日晨，车加油后即行，渡乌江经遵义到桐梓，宿中国旅行社。广西大学工科桂籍生李材华、盘旭朗、甘耀国三君见有广西省政府牌子小车停市中，问知我到而来访。他们服务于此地兵工署第四十二工厂。七月一日行十余公里到著名而险峻的花蕉坪、钓丝岩。山高，路陡，遇雨，雾浓，车蚁行探进，幸未遇险。到松坎加油，午经綦江，下午三时到海棠溪渡江而抵重庆，寓沙利文饭店。此行本欲从容浏览贵州景色，竟为雨误时，倥偬掠过，还不及走马看花。

全会已在七月一日晨开幕，继续一周。恐怕是历次会议中最沉闷的一次了！蒋总裁在会中讲过三次话。在开幕词，仍然主张以不变应万变。在五日大会，令人将他去年十一月在六中全会一篇演说词《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朗诵一遍后，自加说明道：“现在的外交政策仍和往昔一样，协和万邦，不求人，不树敌。”在八日致闭幕词，说明国际敌人和我国形势；对于外交，谓美有倾向与日妥协的谣言，此不足信；德不助日，我应设法与其联络。大家听了这几次最高领袖的话，心里总觉得现状严重如此，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否我以无办法去应付人的有办法呢？

桂悉贡所有 仅留荐人权

地方官每次到中央，总有许多事件互相接洽，此次各事，摘记如下：

一、蒋委员长两次约谈。三日约我们午餐，嘱黄绍竑主席和我草拟防止走私办法送核，即晚由黄起草，我加整理完成送呈。十二日在南岸黄山召见张任民和我，要我们特别注意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

二、访交通部张嘉璈部长，我报告筑路工人待遇太薄，互谈车辆管理不统一的弊害。他叹息道：“抗战至今，民生还不算苦，今后苦要来了！”

三、桂省府卫生处尚未成立，我访卫生署金宝善署长商洽补助费和卫生处长人选问题。他介绍翁文渊技正[1]任处长，请我到新桥参观卫生署与新桥、老鹰岩、三圣庙各卫生所及龙洞湾中央医院。我离渝前，电请行政院和卫生署催发本年度补助桂省卫生费，函促翁技正早日赴桂组织卫生处。

桂省近年行政，已完全依照中央所定的章制办理。某日，白副总长对我述黄绍竑的话说：“樵峰（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和蔚文（桂林办公处副主任林蔚）对我说：广西须由中央直接处理它的政治，或可有进步。樵峰举兵站令各县政府要粮要夫都不能依照供应为证。”白氏说：“这是中央的人的心理，事实上并非如此。广西的所有，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已悉数贡献中央，仅对用人一事，还没完全由中央任意直委，而保留着一点推荐权。因桂林的军官第六分校，中央一换主任就变成了一场糊涂，事实可鉴，所以不得不如此的。”这便是当时广西与中央的关系情形。

局势甚艰危 借战维情绪

在渝半月，接触中央负责者不少，一般都不免有悲观的情绪，原因是：第一，财政困难。军政部张定璠次长说：“财政部每月在香港可印钞票一万万元，而每月在渝支出需三万万元。”第二，外援路断。越南已被阻塞，缅甸也就要被断。故孙科院长特在全会主张警告英美须维持中立的运输。我初到渝即听到一位部长说：“中央的政治，如不改弦更张，前途难有希望，但苦于无人进言。”他说得抽象，后来军委会一位厅长说得很具体而深刻，道：“蒋先生未能洗除殖民地的意识，想靠九国公约的力量以解决抗战问题，殊不知九国公约的目的，便是列强要处分中国为各国的殖民地，这种观念不根本扫清，故一切处置都由此错起。现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是由党员正式选出，而是由蒋先生依各派力量支配数目所圈定，即无异乎各政党组织一联合内阁。这样的内阁，对外是维持一致的，对内仍然不断地斗争。所以中央委员说的话，蒋先生可听可不听，可准说或径不准说，各种问题可提出讨论或不准讨论。蒋先生的独裁仅为个人独裁，而非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以党行独裁。即不要党的力量，但事实上党又不可废，如此而已。现在只好在抗战国策不变更，在继续抗战到底的情势下，以维持个人工作的情绪而已。”

李宗仁司令长官这次不来开会，在老河口和我通过电话。七月十五日，我和黄绍竑、余汉谋、徐景唐、卢象荣几位同机返桂，结束此行。

第二十七章 记第五战区的几次重要会战

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的辖境由鄂北、豫南、鄂东以至皖北。到民卅年冬，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遂将皖北、鄂东及豫南一角和鄂北隔断，因就被隔断的地域划为第十战区（原陕西的第十战区早已撤销），即取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至日军投降。

李宗仁司令长官于民卅四年一月受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当时李托白崇禧副参谋长在渝面陈蒋委员长：“行营主任可否兼战区司令长官？”未获允许。又问：“可否即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继任五战区司令长官而将刘峙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未获准，仍以刘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孙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又问“汉中行营为指挥第一、第五、第十各战区方便起见，可否暂设在安康？”此点却邀同意。这是那年一月卅一夜的事。

本章专述第五战区作战的情形，继随枣会战后至大别山战斗止。

李以诚得众 将士乐效命

第五战区的位置，绵亘皖北、豫南以至鄂北，正当武汉日军的右侧，给其威胁性极大，故屡被敌攻。民廿八年后，四年之间，八次交战，发生了襄东战斗、枣宜会战、鄂中战斗、豫南会战、皖东扫荡、鄂北战斗、策应长沙、大别山战斗各役。

其时，李宗仁司令长官所指挥的部队，系统甚为复杂，素质也极参差。计有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辖张淦第七军、张义纯第四十八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池峰城第三十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辖张云中第十三军、王仲廉第八十五军）、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辖李仙洲第九十二军、莫树杰第八十四军；枣宜会战后取消第十一集团军，并将第八十四军调往皖境编入第二十一集团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辖廖震第四十四军、许绍宗第六十七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辖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孙震自兼军长的第四十一军）、张自忠（张殉国后冯治安继）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黄维纲第五十九军）、郭忏的江防军（辖李及兰第九十四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周碞的第七十五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李延年的第二军、郑洞国的新二军、彭善的第七十八军。此外，尚有几部分游击部队，如王赞斌及程汝怀指挥的鄂东游击军，田镇南的豫南游击军，鲍刚的豫鄂边区游击军等。李长官一向待人以诚，故能与各高级将领水乳交融，合作无间，将士用命，数获胜利，确保战区。

现将五战区历年的战况按前列各役的顺序作概略的综述，以便省览。

三路犯襄东 图围歼我军

先由襄东战斗说起。

日军因我由豫南鄂北不断攻袭，为确保武汉，于廿九年四月中旬，由湘北调第六师团、赣北调第四十师团的一部到鄂，连同在鄂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各师团，集中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五月一日，左右两翼一齐出动。左翼第十三师团配属战车及骑炮兵等，由钟祥北犯，指向新野；右翼第三师团及第四十师团一个联队由信阳分为两路，主力经明港、狮子林西犯泌阳、唐河，一部经桐柏向西，然后由新野、唐河折回。左右两翼会合于唐白两河地区，将我军包围于襄河东岸。中路在随县的第三十九师团及第六师团一个旅团，为等待其两翼包围的进展，五月四日才分两路发动。主力向枣阳，一部向吴家店，图吸住我军于此一地带入其包围圈中。

我军的部署是这样：

一、右翼襄河两岸，由张集团军担任守备，张以冯治安军守襄河东岸的钟祥及洋梓以北地区。在冯军之东，东桥镇及三阳店以北地区，由王集团军的许绍宗军防守。

二、中央襄花公路，以陈鼎勋军任洛阳店及随县以西、莫树杰军任随县以北及高城以南各地区的防务。

三、左翼平汉路，以池峰城军任桐柏以东、刘汝明军任平昌关以北及明港一带防务。

四、以李仙洲军在确山、孙震的第四十一军在双沟及黄龙垱、廖震军在大洪山及张家集待机。

五、最右长江方面，以郭忏指挥江防军任荆沙宜昌一带防务。

六、最左平汉路两侧，令以下各部队活动以牵制日军西侵：田镇南部在正阳以南，王赞斌指挥蒙志仁、顾莹两部在罗山西南、鲍刚及曹文彬（属孙震集团）部在桐柏东南，分向长台关及信阳；张淦军两师向广水；程汝怀指挥李九皋、蒋章骥、屠占廷、贺承志各部向巷田及孝感；曹勖部向皂市。各路分头袭击。

这是敌我对于此役的作战计划。

不幸张阵亡 反包围失败

双方动起来了！

我军在中央地区的随枣路（即襄阳至花园公路的中段）方面，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转移于唐河、白河以北，并另以各一部分别固守桐柏山及大洪山，大军已早向敌人左右两翼外移动，争取了外线主动的地位。

敌军左右盲目前进。其右翼五月一日陷明港、狮子林、小林店，五日陷泌阳、桐柏，七日陷唐河。左翼二日陷长寿店，三日陷田家集，六日陷方家集、丰乐河，七日陷襄枣路的张家集及双沟，八日骑兵一部突进新野。中央五日陷高城、安居、均川，七日陷随阳店及吴家店，八日陷枣阳。我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奉命与敌保持接触，撤退不及，在枣阳全部殉国，师长钟毅饮弹自戕。到了十日，各路敌军在唐河、白河地区会合，包围虽成，却已扑空，计划完全失败，且陷入我军的反包围圈中。

因为我军对敌是这样的：敌右翼陷泌阳、桐柏时，我汤集团正在泌阳东北，即协同李仙洲、刘汝明两军尾击西进敌军；池军以一部扼守桐柏以西地区，主力也向西进之敌侧击。八日汤部收复唐河，我军同日一度攻克信阳。十日李军收复泌阳。明港、桐柏也先后为我军收复。鸡公山、李家砦、柳林各据点被鄂东游击部队攻占。敌左翼北犯时，正面冯治安军旋退旋抗；王集团向张家集、汪家店袭敌侧背；调孙震部迎头堵击；张总司令复亲率两团东渡襄河助战，继从敌后尾攻到达田家集、黄龙垱附近。故此，到了十日，我军反包围的态势也已完成，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及李仙洲军自北而南，刘和鼎军自西而东，张自忠、王缵绪两集团自南而北，将敌约四师团包围于枣阳一带。十一日敌陆续向东撤退，我跟踪追击，十六日克复枣阳。自五月一日以来，我收获的战果，计炮六十余门，马二千余匹，战车七十余辆，汽车四百余辆，其他俘获甚多，敌死伤惨重。

我反包围快要成功了，却又发生了变化！张集团防敌漏网，截敌南逃，十四日张总司令亲率特务营及第七十四师两团堵击张家集附近南瓜店之敌。十六日敌增援反扑，并以飞机助战，我七十四师两团牺牲重大，特务营也伤亡殆尽，张总司令不幸中弹阵亡，这是抗战以来阵亡将领地位最高的第一人。敌左侧面的压力减少，十九日枣阳附近敌军凭借其优势的空军协助，反攻枣阳。廿一日我军退往唐河、新野以南地区，枣阳复入敌手。

襄河难阻敌 沙宜告失陷

记枣宜会战。

日军被我反包围于枣阳情势危急时，曾由苏赣方面抽调两师团布置于武汉外围，后竟转败为胜，遂乘机径渡襄河，进犯宜昌，于是发生枣宜会战。

这一役，敌分两路前进。将第十三师团及第六师团一部，由枣阳调到汉宜路，为南路军，西进；而以第三、第三十九两师团为北路军，由枣阳斜向西南。两路目标都指向宜昌，企图合击襄西我军于宜昌以东地区。

敌北路军先动，廿九年五月廿一日晚间，由枣阳西南欧家庙、宜城间突过襄河西岸；六月一日晚陷襄阳，其主力陆续西渡，分道南进；三日陷宜城、南漳；六日陷荆门；十日陷远安、当阳，即与其南路军联成一气。其南路军六月五日晚分由沙洋、泗港攻过襄河。我郭忏江防军主力即西移据守沙市、江陵、十回桥、沈家集之线。六日，十回桥、十里铺又陷，再退守董市、半月山、当阳之线。九日右翼董市先陷，十日当阳又陷。十二日，南北两路敌军已迫近宜昌，我第七十八军彭善部死伤惨重，宜昌遂为敌陷。

在豫南鄂北的我军，以敌军南移，遂由北向南对其背后节节压迫。在襄河东岸，六月三日攻克襄阳，积极向钟祥前进。在襄河西岸，六月三日攻克襄阳，四日续克南漳。池峰城军八日进至宜城。十六日，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已全部到达荆门、当阳以北地区，乃开始反攻，十七日，宜昌克而复失。以后敌我即对峙于江陵、宜昌及当阳、钟祥、随县、信阳以北之线，我以包围的姿态，监视敌军的行动。

扰鄂中七日 终五路败逃

记鄂中战斗。

日军虽占据了沙市与宜昌，但我军仍雄踞襄河区域，且配合东南的游击队时时攻袭，敌深为所苦，又于廿九年十一月对我发动攻击，是为鄂中战斗。

日军自十一月初即修理公路，赶筑工事及机场，储积粮弹，运送铁舟及橡皮艇于钟祥附近，积极准备。又由各方抽集运到钟祥的兵力达五个联队，连同原在襄河两岸的部队，共三个师团以上。随县也同时增兵，共有一个师团。各地区都增加炮兵及战车。

日军进攻部队，编成五个兵团：萱岛兵团（兵团长为第十八混成旅团旅团长萱岛高，辖该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一部）、村上兵团（兵团长为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辖该师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平林兵团（兵团长为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平林盛人，辖第十七、第十五两师团各一部）、北野兵团（兵团长为第四师团师团长北野宪造，辖第四师团一部及楠濑战车部队）。这四个兵团系平行配置于当阳、荆门、钟祥附近及京山北方地区。丰岛兵团（兵团长为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辖该师团的主力），置于随县方面。由十一月廿四日起，在空军的掩护下，各兵团一齐开始进犯。

我军方面，冯治安集团一面机动打击敌人，一面以主力向远安、南漳、宜城各点以南地区预定位置，以待敌军入网；并以有力部队向武安堰以南地区转移，以对敌军的外翼。王缵绪集团向大洪山、马家集两方面诱敌深入；并集结有力部队于双河以南，乘敌兵力分散时，先击破张家集之敌；并向长寿店挺进，威胁马家集敌军的背后。廿七日合围势成，我军开始反攻。廿八、廿九两日，连克仙居、栗溪、盐池庙、张家集、长寿店。犯三里冈敌军，廿九日也被击退。同时，孙连仲集团在襄花路克净明铺、厉山，敌遗尸枕藉。各路敌军，至此全被击溃，纷纷退走。卅日晚，我军恢复原来态势。全役经过，为时七日，敌方大受损失。

谋通平汉路 发动犯豫南

记豫南会战。

日军在鄂中战斗失败后，民卅年一月，集结重兵，发动豫南攻势，企图打击我野战军，进而打通平汉路。一月廿三日先在襄河两岸进攻我王缵绪、冯治安两集团军，图牵制鄂北我军不能援应豫南；又从皖北、豫东分兵西犯，以为策应。

我军计划，以一部在正面牵制敌人的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却由两翼向敌侧击。故在平汉路正面，仅配置一师于西平；主力却在预期敌人进犯路线的两侧，纵长区分，保持机动，准备敌向汝南、郾城、舞阳北进时，向其两侧及背后机动夹攻而予以歼灭。

日军将进攻部队编成三个兵团，即中央兵团（第十七师团欠一个联队、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吉松楠濑等战车部队）、左翼兵团（第三师团、第四师团第八联队、水野战车部队）、右翼兵团（第四十师团主力），归圆部和一郎指挥。一月廿五日晨，由信阳附近分为六路前进：中央兵团一路沿平汉铁路攻明港，右翼兵团两路分由陡沟、淮河镇强渡淮河进攻，左翼兵团三路分攻小林店、固城、查山，其空军也同时向我各处阵地狂炸。日军廿六日攻抵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之线，廿七日更进而达到驻马店、沙河店、春水之线，未见我军作坚强的抵抗，但不久即在汝南、接官厅、南阳、象河关各处，接连受到严重的打击。

我部署得宜 敌铩羽而返

当敌进到驻马店、沙河店、春水之线时，我在北方汤恩伯集团的李军（第八十五军）正在南向上蔡，刘汝明军（从确山转移）向象河关前进之敌尾攻，曹福林军由唐河向泌阳，黄维纲军向南阳前进。五月廿九日，敌右翼两路被李军猛击于汝南；左翼各路被张雪中军猛击于舞阳南方的接官厅、尚庄、小史店。其最右及最左的纵队受我优势兵力的打击，损失很重，接官厅一战，敌死伤达三千余人。中央敌军在平汉路，因我军北撤，以致扑空，遂于卅一日变更部署，以第六十七联队由遂平右转到上蔡，图与其右翼兵团南北夹攻我李军；以第十七师团分由遂平、西平左转向舞阳，图与左翼兵团南北夹攻我张军。但我李、张两军在敌合围未成以前已向北转移，敌又攻我不着。同时，我豫西主力刘、曹、黄各军，分向舞阳敌人的后方围攻；皖北莫树杰军及游击队北进，已于廿九日克复正阳。敌感背后不安全，左右两翼同于二月二日晚间南退。

我张军既北撤，敌第三师团只留一部在舞阳及保安砦以为牵制，主力即经方城往攻南阳。张军乘机回头攻取舞阳及保安砦，直向方城追击。此时，南阳黄维纲军凭白河为防守，被敌第三师团迂回南阳北西，四日夜间南阳失陷，黄军退守南阳西侧的潦河。但张军已由方城向敌后攻来，曹军也从南阳南侧前进迫近，黄军乘势于六日拂晓反攻，三面合击，敌遂败离南阳而东退唐河。

当二月二日晚敌第三师团主力由舞阳往攻南阳时，其第四、第十七两师团也由舞阳取道象河关向泌阳、唐河南下，图与第三师团合击我刘、曹、陈各军。但到象河关即被我刘军截击，伤亡惨重，遗弃军品甚多。到泌阳附近，又被我陈军（第二十九军）迎头截击，再受不小的伤亡。到七日夜间，唐河、泌阳所有敌军，被我四面围击，遂全部败归信阳，我张、陈两军即向信阳追击。

豫南方面敌军既悉败归，皖北豫东各路策应之敌跟着撤走，我军克复界首、太和。

此役，我军部署极合机宜。最初使敌中央扑空，两翼受挫。后敌将中央兵团分解，包抄到两翼前头，想前后夹击我军，但我军撤出迅速，敌计又复落空。而且敌人后方已被我预伏的大军威胁，迫着折而南退，遂碰上我军四面攻击，完全失败。由一月廿五日到二月十日，经过共十七日。敌死伤九千余人，由南阳退却时曾焚毁汽车三百余辆。我掳获军品甚多，死伤比敌为少。

皖东反扫荡 鄂北空蠢动

记皖东反扫荡战及鄂北战斗。

津浦、淮南两铁路被敌占后，皖东我军不断予以袭击破坏，使敌深感痛苦，屡施扫荡，都属徒劳。民卅年三月，敌第十三旅团及第十五师团的一部，附炮三十余门，又来扫荡。自三月二日起，分由滁县、全椒、巢县、合肥、定远六路围攻津浦、淮南两铁路间的我军。三日进抵古河，五日到拓集，各路悉指向梁园，图将我军围歼。我先以莫德宏师协同地方团队应敌，再以程树芬师于六日夜越过淮南铁路进至草庙集，以策应莫师，更以漆道澄师进出路东尾击西犯之敌。六、七两日，双方仍在梁园附近激战，敌伤亡不支，十日遂向罗集溃退。我所失各根据地，悉行克复，毙敌甚多，使其扫荡计划又归诸泡影。

鄂北战斗，也是敌受威胁而向我扫荡的行动。民卅年五月五日，敌第三师团分三路由应山、马坪、随县进攻岩子河、白马峙、高城之线，与我孙连仲集团部队激战于白庙一带。七日晨，敌一部进到天河口，被我堵击，遂折向刘家河。八日，敌一部攻占大山庙，大部南向江家河，图经楼子湾攻孙军侧背，但被我阻击于大山庙附近，不能前进，九日晚遂分三股退向西南。我跟踪追击，十日克复资山、唐县镇，十二日克复清潭，敌退环潭。十四日，敌为策应环潭，以数千人攻兴隆集、槐树岗、随阳店。十五日合攻枣阳，并以空军助战。十六日晨陷枣阳。但我军立即围攻，十六日夜半即将枣阳克复，敌突围向白沙河左岸溃退。此役，敌遗尸二千七百余具，我俘获甚多。环潭也即克复，敌全部败回原线。

当应山、随县敌人发动时，当阳、荆门、钟祥方面之敌五月八日也起而策应，九日攻抵仙居及远安附近，经我军反击，即行退去了。

为策应长沙 四路齐破敌

记策应长沙会战的战斗。

日军为第二次进攻长沙，民卅年八月以来，即秘密抽调当阳独立第八旅团的一部任钟祥、京山方面的防务，而将其大部及第三、第四两师团主力调往湘北，后又不时将小部队往来调动以乱我耳目。第五战区为策应长沙会战，民卅年八月廿七日向敌四路进攻。

一、王缵绪集团军八月廿八日以曾师攻洋梓，斩获甚多。何师进攻黄家集，九月二日攻入跑马寨搏战，敌我死伤均大。王军八月廿九日进袭永隆、皂市，破坏桥梁十四座，公路数段，切断了汉口与宜昌的公路交通。

二、孙连仲集团军八月廿七日以张、陈两师向平林市、马坪、随县进攻，进展顺利。又得伪军二百反正协助，廿九日一部曾冲入随县城东南角。九月二日攻克擂鼓墩、独崇山、随县土城。敌困守砖城，四日向我猛烈反攻，敌机来助，双方死伤甚重。五日我以奋勇队五百人攻砖城，已爬登城垣一百人，因敌火猛烈，全部牺牲。池军以应信公路为目标，八月廿八日进攻，九月一日占领余家店；以一部通过应山，挺进广水，破坏应信公路及电信，并炸毁花园附近铁路数段，桥梁两座，袭击花园土城敌军。游击队在冯家庄、大府畈毙敌不少。

三、汤恩伯集团军八月廿七日以李军一部向武胜关北方袭攻敌背，主力向信阳，九月三日占领长台关、游河、出山店各要点。母猪河、冯家庄也先后克复。

四、皖北方面，八月廿七日何、李两军各一部向义门集前进，卅日攻克吴桥寺、赵旗屯，敌向北逃。九月一日王师攻入义门集，毙敌甚多。三日侯部攻涡阳北石子山、板桥集，毙伪军八百，俘虏三百。

犯我大别山 反自招惨败

记大别山战斗。

日军以我大别山南侧的部队不断向长江沿岸挺进袭击，予其航运的威胁太大，民卅一年十二月中旬，以第三师团与第十四独立旅团的主力，及第四十、第一一六两师团各一部，由宋埠、黄冈、蕲春、九江、望江、安庆各处，向我大别山以南各城镇大举进犯，以冢田攻为第十一军军长，担任作战指挥。或为天夺其魄，冢田十二月十八日乘机飞过太湖上空，竟被我挺进部队击落，冢田及高级军官九人悉数毙命。十九日敌即分路进攻，似为寻获坠机死者尸体及重要文件，并图击灭我游击部队以为报复。我既判明敌方的意图，当其猛烈进攻时，即利用既设阵地予敌以打击后，逐次向后转移。到十二月下旬，其由宋埠向东进犯一股，曾先后攻陷麻城、罗田两县；由九江、安庆间进犯的，也先后攻占黄梅、宿松、太湖、潜山各县。至是，我大别山南方各重要城镇，多被敌陷，敌不明我军的企图，以为我野战军已遭其击溃，继续北犯，复占光山、潢川、商城、立煌、桐城各城。我以疲惫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即在各县城镇附近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伤亡累累，到民卅二年一月上旬，遂大举反攻残余之敌。敌虽力图顽抗，终因死伤惨重，士无斗志，加以我军追击异常猛烈，敌兵只有争先逃命，无心应战，付了极大代价。所得各城镇，转眼又为我军逐一收复，一月十五日我军已完全恢复战前态势。此役，敌伤亡约万人，其武器损失尤多。

上面各段所述，为民廿九年至民卅三年间的战况，虽嫌简略，尚具概要。至民卅四年春的豫西鄂北会战，已是后任刘峙司令长官的事，在此不及记述了。

第二十八章 李济深与军委会桂林办公厅

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的宿将，北伐由开始到完成，一直任蒋总司令的总参谋长。乃于民十八年春被囚汤山，廿二年冬参加闽变，蒋、李敌对竟达八年。抗日战起，反蒋者皆弃夙嫌而共御外侮，李氏亦翩然入都效命，但仍置闲散，至民廿八年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才得为副主任委员。及日寇犯桂南，被派协助白崇禧主任作战，更受命主持军委会委员长桂林办公厅。

在林立的中央各级驻桂机关中，以委员长办公厅为最高，李氏在无形中成为当地最高的地方官，举凡各种庆典、纪念大会、每月两次的党政联席谈话会，甚至春秋祭孔等仪式，都要劳动他来主持。

他在桂，三年官守，一切如常，只茶余酒后，批评时政，并不忌讳。民卅年九月国立广西大学易长风潮，教育部令拘送滋事首要学生入集中营。但他以为政府以利诱学生做特务工作，不读书可以得分数、可以毕业，并使之监视师长、刺探师长，先不使之尊师重道，何能责其不拒逐校长呢？学生有过，尽可开除，不宜进集中营以牵入政治党争问题，部令未免太过。这即其一例。

桂行营改组 李主办公厅

对日抗战的高级指挥机构，到民廿九年夏天，又作了一次改组。四月廿夜，白崇禧主任由渝以电话告我道：“各处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将改为办公厅，桂林办公厅将以李任潮（济深）为主任。”五月卅一日，桂林行营撤销，白氏回任其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本职。六月一日桂林办公厅成立，但李济深主任迟迟于九月四日才由渝飞桂到职，因副主任为原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李未到前由林代行，尚可驾轻就熟。

白崇禧是在桂南会战受了降级处分而离开桂林行营的，蒋委员长乃以资望更高于白而且仍属桂人的李济深继主办公厅，或在给广西以安慰。

办公厅和行营，名异而实同，就两者和广西的关系来说，并无多大的差异。李主任也就和白主任一样，视广西同一家。李为陆军大学前辈，曾任陆大第四期的教官，和我更有师生的关系。所以机关和机关之间，很少动用公文，有事只通一电话或见面一说，即便办妥。李和白所不同的一点，只是白原兼广西绥靖副主任，行营需要桂绥地方武力协助作战时，他可以绥副身份径自行动来配合而已。

李氏在职三年三个月，直至桂林办公厅撤销，其间颇多可记要事，有如下述。

料敌将攻渝 应筹持久策

当时一般人对战局的预测，都以为日军会西攻重庆。

李主任到桂第二天来看我，谈到战局，他说：“料敌在军事上将攻重庆，各地方应该预为准备，纵使到了中枢难以指挥照顾时，也能独自与敌作长久的支持。”

本来，在是年秋间，德军在欧洲战场正在得势，我国在越南和缅甸的国际通路全被封锁。中枢即作这样的预测，而陆续将各战区的部队，调集靠近重庆方面以为之备。当时第九战区曾以此故，恐兵被调减，敌将图攻长沙以打通粤汉路，如果外围不保，核心岂不更为受逼？中央为此，特令司令长官薛岳派参谋长吴锡祺赴渝面授机宜，使之受命。吴于八月十四日经桂见访，向我道及此事。

李主任对于此种情势非常关心，他于九月廿八日往曲江为余汉谋就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监誓。我于其行前往谒，他重申前说道：“各省必须作万一的准备，要能自行支持抗战。我将约薛长官在耒阳相晤，告以此意。”我再请教：“广西应如何准备才好呢？”他说：“我以为军队应准备作游击战。第十六集团军能逐渐移近武鸣方面（该军那时正防守左江北岸地带），将来能向大河和抚河方面移动为宜。至于经济，应准备发行地方钞票。”

到了十一月，盘踞桂南的日军撤离入越，中央立即令陈公侠第六十四军由南宁调驻全县和零陵，只留十六集团军防守桂越边界以至钦廉。

对日军西犯的忧虑，直到德苏战争爆发（民卅年六月廿二日）后仍未稍减。民卅年七月初，我为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工作会议由桂到渝，当时朝野人士都喜欢谈论今后日军将南进抑北进的问题。便有人责备他们：“何不多谈些设使敌人西进，我应如何对付呢？”闻在军事委员会会报席上，苏联总顾问也曾以此作警告。到了七月十五日，张长官发奎告我，驻田东的第五十二军调往富州，因敌南进，防其犯我昆明云。大约此时西攻之忧已渐减少。

币低物价涨 粮食成难题

李氏到任后碰着唯一的难题为粮食问题。军队受饥，影响战力，地方也为之多事。其主要原因由于通货膨胀，币值低跌，粮食物价，形成腾贵。军队待遇逼着增加，通货因而更增，币值因而更跌，增给的数目始终赶不上物价的飞跃。最后，田赋改征实物，军队主食改给稻米，问题解决了大部分。至于副食，仍发代金，依然大有困难。

李主任于民廿八年十月廿五日在桂林召集湘粤桂闽浙赣六省的军、政、盐、粮、运输、金融当局开江南六省的盐粮调节会议，我亲自参加。到会六十人，会期历四日，至廿八日闭幕，主要是粮食问题，盐只居其次。粤省主席李汉魂说：“希望广东人民不致饿死，不至饿乱。”可见地方民食的严重。江南兵站总监陈劲节报告：“军事委员会购屯粮五百万公担，实欠考虑，无论款项、运输、仓储各方面，都无一可能办到，非大减数量不可。”因忆三个月前我曾间接听到后方勤务部俞飞鹏部长对人表示：“兵站令广西各县政府要粮，每不能遵照供应，广西的政治须中央直接处理，或可望进步”云云。惜我无机会直接听他的话，无从问明是属于何县的事，令我不易详查其原因。但大体说来，或者陈劲节总监的话已说明了大半，下令者不顾及受令者的能力和条件，结果是会误事的。

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币值越来越低跌）。民卅年五月五日蒋委员长以辰微电通令：“以军队的主食代金为定粮价的标准，由军队托地方政府代购。”以致第五军在全县，十六集团军在钦县，都为购粮发生纠纷。第四战区特为此事召广西民政厅厅长邱昌渭赴柳州会议，五月廿八日邱回报说：“张长官表示，如果各部队长官肯拿出良心，将缺额旷饷填补主食代金的不足，购办军粮是绝不会累及地方政府的，在柳部队便这样办。”当时李主任以辰微通令不合情理，地方政府应将理由向中央陈述，倘不获准，应预筹弥补亏累的办法。他又于五月卅日召集桂省民政厅长、省粮食管理局长、军政部驻桂办事处长、军粮局长、军需局长和我，商讨这问题。议论了六小时，仅得到“将困难情形向中央陈述”的结论。陈述尽管陈述，中央自有它的困难，结果还是由地方政府暂时填补。

在此我记上几条各省军政要员的谈话，以见当时各地情形的一斑。

一、王懋功先生由上饶回渝，五月廿三日过桂，据谈称：“浙闽粮荒各地区，一经沦陷，粮价即平，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二、第五战区粮食管理处长黄经明自鄂北回桂，六月十一日来晤云：“主食代金，中央虽有规定，但强有力者并不受法令拘束，常以士兵能饱食为度，向中央强索。”

三、浙江主席黄绍竑六月十三日到桂，据谈称：“甲、浙省粮食因得不到邻省接济，结果，劝民众节食，摊余粮百分之十五与无粮者，现已可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乙、国民党的力量在枪杆与笔杆，而不在农工商，现在任由农工商发财，而令军队和公务员饥寒，何异自促倒台！”

四、第九战区杨森副司令长官六月廿三日由渝返湘经桂，据谈称：“我的部队为现品给养，士兵的体格很好。”

蒋召南岳会 经桂作视察

现在且记述蒋委员长主持第三次南岳会议往返经过桂林的情形。

他来得很早，第二次长沙会战尚在进行中，民卅年十月四日上午四时由渝抵桂，驻节虞山庙。白副总长比他早到两小时。是日午后我往谒，未谈及政务。六日午刻，他约李任仁、陈树勋、吕一夔几位谈国学，邀我一同午餐。当日下午即离桂赴南岳，顺道游览兴安县的湘漓分派。我先往，他的汽车发生故障，下午七时过后才偕蒋夫人到分水塘。时为中秋后第一夜，天色澄澈，乘月看了一回，即上火车北驶，谓待归时昼间再作重游，详细察看。

李主任济深、白副总长崇禧、张长官发奎、夏威和邓龙光两总司令、陈公侠、周祖晃、贺维珍各军长等一行，于十月十三日才由桂林赴南岳。军事会议由十六日开至廿一日。廿三日晨，蒋氏和与会者皆返到桂林。我从张长官和夏总司令的谈话中，获知在南岳会议席上，蒋委员长曾痛责第三、第九两战区的失职，谓如此现象，使敌人悉退，也会亡国；对粤省粮荒，责成湘、赣、桂三省负责接济；并于廿二日枪决临阵脱逃的师长廖某而后起程。李主任后来也说：“此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报销耗费子弹千余万发，步枪二万余枝，颇觉可异。江南全部现存枪弹仅五百万，如缅甸不保，此后军需当更困难了。”

蒋委员长以兼行政院长身份于廿四日上午十一时由李主任、白副总长、林次长陪同莅临广西省政府视察，他奖誉广西近年来的进步。我当时报告说：“地方治安，大致还好。惟桐油和矿产，因中央统制，收购给价太低，大成问题。粮食也有困难。”下午四时又在省府大礼堂对绥靖公署、省政府、军管区司令部、省党部的职员和行政会议人员（省府召集各区行政督察专员、桂林市长、各县县长举行会议刚完）讲话，其内容要点为：

一、广西逐年进步的原因，由于党政军合作，民财教建合作。

二、广西近年能与外省人合作，外人来桂的，居之甚安，无排外情事，这也是一进步。

三、行政应注重户政、地政、警察三事。

廿五晨，蒋氏夫妇即离桂飞返重庆。

授蒋以大权 期抗战建功

以下一段，为记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经过。会议系于民卅年十二月在渝举行，桂籍中委李济深未参加，黄绍竑、李任仁和我十二月十四日由桂往渝，李宗仁由老河口往，我们在重庆同寓嘉陵新村八号白崇禧宅。

会议由十二月十五日开到廿三日。党政军各部门的工作，均由负责者口头报告。李宗仁长官报告第五战区情形，很受大家的欢迎。蒋总裁在十九日大会中提示四点意见：

一、机关和人员不必大事裁并，但机构应简单化，每个人应使发生工作效果。故国防最高委员会应调整使之简单；国民参政会应调整使之发生作用；中央政治会议应否恢复和国民参政会应否由各省临时参议会选举等问题，均应研究。人事、会计、设计考核机构应健全。

二、经济问题，并不因封锁而无办法，因我为农业国，正须外来断绝，我才开发。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论中央或地方，凡当地党政军各方面，彼此平行间关系必须联系。中央地方，彼此应视为一体，不能发生误会。中央派驻于各省的机构，应由各省监督指挥，省政府就是中央机关。各省在中央法令以内的事，都可以先做后报。法令繁琐的批评，我不能承认，因为革命是创造的，前所无的怎能不创？县长兼有三十多个机关的，省可自行调整。

四、党部、团部、行政三方面的关系：党和团应彻底改革精神和方法，不可说：“我是中央派来的”，到处斗争；如果人人都将私利放在前头，虽有好法令也没用处；故人人应该看法令、懂法令、守法令。团部应受党部的指挥，党部和团部均不许侵越行政的范围。行政机关应运用党团、运用党员以推行政令。党团政三方面应各守范围，互助合作。

他在廿二日总理纪念周讲政治的道理，内容悉依据《中庸》。并具体指出两点：一、各省主席应慎选县长；二、武官勿兼省主席，政治才能好转。

大会中通过的议案只两案较为重要，即：《授予总裁大权，以期迅速完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任务案》和《加强国民总动员案》。

预算有补助 主食稍增加

九中全会既毕，余事尚多。

行政院于十二月廿六日下午召集各省三十一年度预算谈话会，各省主席到的有浙江黄绍竑、江西熊式辉、甘肃谷正伦、青海马步芳各位和我，行政院方面有代理秘书长蒋廷黻、会计长端木恺、粮食部长徐堪、财政部次长顾羽群、俞鸿钧各位，由蒋兼院长主持，他听完了各人的报告后作总结道：

一、各县因中央征收实物，财政困难，现于已定省预算外，另行补助，其数目不日可以发表。

二、国民兵团团部可以取消，但其下乡村队的组织不可变更。

三、新事业可酌予少办。

关于军事方面，何应钦参谋总长也于十二月廿五、廿六两日召集一谈话会，讨论整军和兵役问题，得到两项决定：

一、增加前线士兵食米为廿四两（原为廿二两），副食费也酌予增加。

二、整军分为三步实施：甲、先裁撤野战师的补充团；乙、各师三团并为两团；丙、将师的实质变为旅，军的实质变为师，充实其人员与装备。

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Mr.Owen Lattimore）要和各省主席谈地方制度问题，十二月十九晚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招待宴会，四川省主席张群、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各位和我都往参加。拉氏表示的意见四点：

一、地方制度的规定，宜活动不宜太固定。因中国现为农业国，但必发展向工业去，如规定适用于现在，未必尽合于将来的情形。美国联邦制度现已发生困难，但为宪法所定，不易修改。

二、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区，如失去一个，中国都会发生危险。

三、对日本陆军不可过于重视，但对其海军不可过于轻视。

四、如德在苏惨败，则日将先攻苏；如新加坡危险，则苏将先攻日。

李长官指出 走第三条路

李宗仁在九中全会后假归省老母和料理桂省绥靖公署事项，于十二月廿七日和我离渝同机返桂。黄绍竑返浙江任所，但仍取道桂林。因此他们和李济深之间得有短期的晤聚。

李宗仁氏于民廿六年离桂出发抗战前，敦请在桂的省内外学者为研究员，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根据三民主义和广西建设纲领以研究广西省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的问题，供政府采择。该会于民廿六年十月九日成立，李氏被推为会长，白崇禧和我为副会长，后在成立四周年大会中又推李济深为名誉会长，此次是该会民卅年的年终大会，名誉会长和会长共聚一堂，为唯一的一次，亦一盛事。研究员的意见，经常发表于会中出版的广西《建设月刊》，颇博得舆论的好评。

李长官宗仁乘暇于民卅一年一月三日赴南宁和柳州视察，备受当地各界盛大欢迎，往返为时六天。其母刘太夫人年七十六，忽于一月十四日逝世，因丧事耽搁，至三月六日才离桂经渝，于十三日返抵老河口防地。他在行前的二月十九日特别对绥署、省府、省党部各高级人员作一次重要的集体谈话，其要点如下：

一、对时局的认识。如日军发动太平洋大战，我国军事和经济的日益困难、粮食的恐慌，本省努力的招忌等，都不应悲观，应放开度量，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在野者对政治现状不满的批评，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附和，但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不应忘记自己的立场而随声附和。

二、对中央的态度。须知本省为国民革命的一员，应与中央共存亡，不应作小团体谋自存的错误打算。中央一般人的作风，好互相排挤挑剔，对各省都如此，即对中央自己的人也是如此，不可以为其有意专对广西歧视。在此种情势下，吾人消极退休，固属不能，积极革中央的命，更非情势所许可。故除此两途外，只有第三条路，即是在自己岗位的现状下努力职务，如此而已。

三、对本省的治理。近年来因环境较好，党政军各方都形松懈，应时时警惕，保持朝气，以固此“政治的资本”。在行政方面，应使上级和中级时时注意督促下级执行已颁的法令，树立良好的风气，多下乡，就地解决下级的困难问题。

当时的第五战区声誉甚好。犹忆军事委员会军风巡察团石敬亭主任委员到桂接任时曾说：“第五战区部队最杂，而团结合作比任何战区为好，这由于李德邻（宗仁别号）长官主持该战区训练班精神教育所得的结果。他在班里，常和受训者同起居饮食，担任钟点几达三分之一”云云。

为救济归侨 组织委员会

日军在民卅年十二月八日袭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对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进攻。至十二月廿四日港九全陷，侨胞受难，陆续经沿海各处逃入内地，更向后方而进入广西。

李济深主任和我，为救济此等归国侨胞，于民卅一年一月卅一日下午一时函请桂林各机关、团体派代表到乐群社茶会商讨此事。先通过广西省各界救济归国侨胞委员会组织大纲，继推定李任仁、刘侯武、林啸谷、邱昌渭和我为常务委员。当夜常委会议推定总务、征募、招待、宣传四部正副主任，以后一切即由该会负责进行。需款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林啸谷亲往中央交涉。请款也曾发生困难，据广东省府王志远委员为请赈款由渝返韶过桂时说：

“重庆方面多数人初对归侨主张不理，说此等人多在香港享乐，不宜矜怜，后经长久多方的解说，空气才变，赈款才有增加。”中央赈济会许世英委员长二月九日由闽署亲察归抵桂林，我们特请其指导救济计划。四月十日，桂林各界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慰劳归国侨胞大会，侨胞到者三百余人。到了五月，中央才核定发给赈款四百万元。十二月款已用完，续请二百万元续办下去。民卅二年二月十二日行政院令饬结束救济侨胞机关，遂将业务交由省赈济会接办。办理过程尚属顺利，惟据刘监察使侯武、涂处长思宗来谈：“侨胞到桂后，因租屋、买屋、买地发生困难，卖主不守信，临时加价，怨及政府，请加注意，予以方便，最好能指定地段由侨胞集合建筑新村。”政府对于此事真是遗憾！

救济文化界 安排生活费

所谓归国侨胞，有三种不同的身份：第一种是一般平民，即上面所述救济的对象，为数最多。第二种是现在或曾在党政有职位的，他们的生活不成问题，不须救济，如陈济棠、陈耀垣、李福林、陈策、张惠长、吴飞、张炎、詹菊似、欧阳驹、司徒美堂、孙科夫人各位，多是经桂赴渝。第三种是文化人，靠摇笔杆为生，须另作安顿。

于斌主教曾对李主任和我建议：“对自海外逃归的文化人，应设法收容成一组织，使之讨论国际将来的政治经济大问题，使议论有地方发泄，自可彼此相安。”我们也觉有此必要，即向中央陈请。后来据赈委会特派员林啸谷由渝归述：“中央宣传部初不愿理此事，后因蒋总裁随口说了一句话：‘这些人如果在桂林随便说话，可使他们到重庆来。’才派刘百闵氏为代表来桂招呼文化人赴渝的。”刘氏五月十一日到桂，即访我共商接洽方法。于是由李主任和我联名邀请沪港文化界人士于五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在乐群社茶会，到六十余人。席间由刘氏代表中央宣布慰问之意，并希望大家赴渝工作，中央预备住所云。他们虽经过这次的接触，但赴渝者并未见踊跃。

民卅二年七月，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由赣湘返渝过桂，想和文化人晤谈而又不欲自动。我以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请到了五十多人，于廿九日上午八时茶会，欢迎朱氏。聚谈之下，他们将种种困难尽情向朱氏倾吐，颇为愉快。他们在桂并无何等特殊的言动，中央后来也未见作如何的处置。

蒋继任元首 李长参议院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于民卅二年八月一日逝世后，为继任人问题，国民党九月在渝召开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各中委均未出席，只白崇禧和我由桂前往参加。会议由九月六日开至十三日。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元首负政治上实际责任，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次选举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其余四院院长仍旧蝉联，即孙科长立法、居正长司法、于右任长监察、戴传贤长考试。经过甚为简单。

军事委员会于民卅二年十一月决定撤销西安、桂林两办公厅，桂林办公厅遂于十二月底结束。李济深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他并未赴渝就职，仍居桂林，有时到柳州各处游览。民卅三年六月，桂林疏散，乃归住苍梧乡下。桂柳沦陷后，渝梧隔绝，他在桂南的行动，深为中央所注意，屡次劝其赴渝，都未应命。胜利后不久，即离乡往香港，终为共产党送其入大陆。

第二十九章 日军打通大陆计划与桂柳会战

本章专记民国卅三年中我所亲历的几个会议和桂柳会战。

在这一年中，盟军形势日佳。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告成功，美军在太平洋逐岛攻占大有进展。但日军却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最大规模打通大陆的中原攻势。在这攻势进行中，其中级将校且有从武汉攻我重庆陪都的计议，幸未实现，情形可谓险恶！但敌人打通大陆的企图虽侥幸成功，这场大战却损伤了廿九万人，代价不小。

在桂柳会战中，白崇禧副总参谋长以此战为广西荣辱所关，竭力发动广西地方民团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丝毫不留余力。但以战区有力部队太少，结果桂柳不保，第四战区被取消，部队被裁减。广西的军与政都备受各方讥评。

四次南岳会 检讨常德战

民国卅三年的重要会议，我曾参加过三个，即第四次南岳会议、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全国行政会议。

先述第四次南岳会议。那是蒋委员长在常德会战后，召集江南各战区和各省的军政长官对军事和政治作一次检讨的会议。他这次往返南岳、重庆仍然经过桂林，二月三日下午一时偕蒋夫人由渝抵桂，驻节虞山庙。四日赴南岳，本拟顺道再游兴安的湘漓分派古迹，临时因天气太冷而罢，乘湘桂铁路火车径向衡阳。

政治部长张治中，军政部次长钱大钧，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和军令、军政、军训各部高级职员二十余人二月五日自渝到桂，准备赴会。蒋委员长嘱白崇禧副总参谋长先召集到桂各人在桂讨论正式会议时应讨论的问题。白氏六日在绥署集会商讨，到会三十余人，七日又再集商一次。八日，在桂各人才乘湘桂路夜车前往，计有白崇禧、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长）、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军委会桂林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和我同行。九日晨到衡阳，改乘汽车到南岳，住圣经学校。

会议由二月十日开至十四日结束。会议工作为：第六和第九两战区常德会战的报告，蒋委员长对常德会战的讲评和精神讲话。至于决议案，重要的有两件：一、缩减步兵师和各级指挥单位，增加炮兵和战车部队；二、增加官兵副食费，并以增税方法筹此巨款，但名之为“人民优待出征军人副食费”，而避免加税之名。

增税激物价 副食难改善

增加哪一种税来筹措官兵副食费呢？蒋委员长决定将盐斤加价，即每百斤增加一千元，并由中央统筹。但后来实施的结果，在盐税收入方面，并未能达到预计增加的数目，而一般物价，反因盐斤加价的刺激而上涨。因此，官兵副食费增加的数量，也不能照物价指数一样，在各地仍有很大的差价。这部分差价，仍旧需要地方政府另筹弥补，又加重了地方政府办理军队副食的困难。在广西，就当时在桂所有部队人马估计，副食费和马干费两项，每月省政府须赔补一千三百万元。中央为解救地方此种困难，又规定举办生产合作事业以筹款弥补。五月以后，广西省府和第四战区遂合办生产合作社，运销食盐，期得利润，以补亏累，这是后话。

南岳会议完后，我们随同蒋委员长于二月十五日乘湘桂铁路夜车返桂林。这次元首莅桂，对我们地方官极为优礼和关切。十七日晚，蒋夫人先后访候白副总长夫人和内子。十八日我胃病大发，元首在法政街旧法政学堂召集桂林党政军中级以上人员讲话，未能参加。他讲话后，即临寒舍慰问，我乘便陈请两事：

一、柳州水电工程，极有助于广西将来经济的发展，请饬主管部将其设法完成。

二、为便于控制宪政，请将广西省党部书记长改调一适当者充任。

两事都蒙面允。他于当日下午即离桂飞渝。

白副总长因其母马太夫人九十诞辰将到，未即同行，元首旋派何应钦参谋总长代表来桂祝贺，因此当时曾有“白自去冬离渝视察西南各地军训，久未回都，态度消极，蒋氏此举，借以表示信爱，并促其返渝”的谣言。白氏祝母寿后未及旬日，即于三月廿五日赴渝。

无论朝与野 皆不满现状

再述十二中全会和全国行政会议的情形。

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于民卅三年五月在渝召开，我于五月十七日和黄绍竑等二十位中委由桂飞渝出席，白副总长邀黄和我同住其嘉陵新村八号宅中。

十二中全会由五月廿日开至廿六日。在中央方面，有常务委员居正的党务报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政治报告，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外交报告。在地方，有浙、甘、闽、川、桂、黔、赣、康各省政府主席的政治报告。较重要的议案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推行地方自治、物价问题等。

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即举行全国行政会议，由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主持，从五月廿九日开始，六月一日闭幕。贵州吴鼎昌、浙江黄绍竑、四川张群、广西黄旭初四省主席被派为审查会召集人。所检讨的要案，多是曾经在十二中全会讨论过的，如中央与地方行政的关系、推行地方自治、物价问题等。就中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案，检讨时意见较多。各省的立场，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央集权为求胜利，自无可议，但省究有其地位，如束缚太过，使诸事难办，亦非有利。蒋院长在卅日大会中，重复申明现在的省为中央机关，非地方政府。至于《建国大纲》，乃总理针对当时联省自治的环境而发，今日情势已与当时不同，大纲所指之省，应为缩小省区以后的省（中央已定缩小省区的计划，尚未正式公布），而非现在的省云。他在闭幕致词中，要地方官遵守“任劳任怨、综核名实”八个字，尤其要任劳和核实云。

日军五月廿七日在湘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我于六月四日即赶返桂林。此次在渝，随处都可以听到不满政治现状的言论，不但社会如此，党政内部，也是如此。如五月廿一日中全会党务报告后的质询，各中委对常务委员和组织部攻击得很厉害。五月廿三日我到行政院谒见孔祥熙副院长报告桂省政情，他对我表示：“年老事繁，精力不继，曾呈请辞职，而元首不准，很觉为难。国防最高委员会他为主席，我为副主席；行政院他为院长，我为副院长；中央交农四联总处也是他为正，我为副。这几处开会，他常常不出席，而由我主持，所以责任都归到我身上而受人责备，非常难办。”

有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冯玉祥副委员长问立法院孙科院长：“你那五篇文章主张民主的问题，为什么不和蒋先生一谈呢？”孙说：“你是知道的，他要当党里的总裁，我们就推他当总裁，可是常务会议他不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他要当主席，我们就推他当主席，他也是不出席。这样上哪里去见他呀？纪念周上可以见他的面，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说话呢？他找人谈话，既不找你，也不找我，这样有什么话能对他说呢？”

由这几件事实，在中央党政的高层都如此隔膜，士兵困状和民间疾苦，想上达天听自更非容易的了！

日海空失势 谋打通大陆

现述广西再度被敌蹂躏的桂柳会战。

这是日军整个中原攻势中最后一次会战，最先为豫中会战，中间为长衡会战。

本来敌人占领我华北、华中以至华南为时已有数年，但平、汉、粤这三个地区在陆上始终互相隔绝，仅靠水运为主要联络。这次敌人发动中原攻势的动机，是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攻势猛烈和缅北盟军攻势顺利；同时，美驻华空军已在中国各战区普遍建立了空军基地，敌人海上交通与其本土的安全，均受到莫大的威胁和打击；以其重工业资源的枯乏，无法取得海空军的优势，以争取太平洋的控制权，从而确保其南洋占领地的资源区；且其南进军队陷于孤悬海外、联络中断的情势。因此，乃梦想由我华北、华中、华南以至越南打通一条大陆联络线，由其本土渡海至朝鲜经东北而通到华北，再由越南修筑经泰国、缅甸、马来而至新加坡的陆上联络线，并进而占领我邻近海洋各地的空军基地，以减少其海上交通及本土的威胁。因此，平汉、粤汉、湘桂、黔桂各铁路都是敌人必须占领的路线；而衡阳、遂州、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更成为其必须拔去的眼中钉。这一个攻势，在敌人侵华的整个战略上说是消极的，但它的行动计划，使用兵力的强大和攻势的彻底，可以说是侵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敌方这个计划，在上年（民卅二年）秋间即已决定。其行动是由北而南。为明了整个情势起见，先略述豫中和长衡两次会战的经过概要，顺次再详述桂柳会战。

陷许昌洛阳 平汉路被占

敌人第一步行动是由华北南渡黄河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在发动前，先修复新乡至邙山头的平汉铁路，更进而修理黄河铁桥。敌于动工前，在黄河南岸构筑桥头堡，和我军的霸王城阵地对峙，以掩护工作。费了四个月时间于民卅三年三月廿五日修桥完成。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遂派内山英太郎率第十二军（辖第六十二、三十七、一一〇各师团、独立第七旅团、战车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渡过黄河向我第一战区进攻。内山英太郎六十二师团在前任前锋，该师团推选出九名士兵组一挺进队于四月十四日夜偷入我霸王城阵地，经四昼夜侦察后，大队即于廿日进攻，挺进队却到我阵地后方以手榴弹攻击。我守军吴绍周第八十五军以为敌已断我退路，仓皇退走，敌不战而得霸王城。敌人遂以第六十二和一一〇两师团径行追击我军而向密县前进[2]；同时以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由中牟向西压迫，在官大桥遭遇我退却部队，我被其击溃，密县遂被敌攻占。汤恩伯副司令长官急派队由登封来援，尚未到达而张文心第二十三师已被击破。密县既陷，敌六十二、三十七两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及战车一部即进犯许昌，蒋委员长令第一战区蒋鼎文司令长官饬部死守许昌，汤副长官也电令许昌守将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告以已派援军数师东进，务须死守。惟此等密电被敌方收听译悉，敌乃以第三十七师团任攻城的主力，第六十二师团任邀击援军的主力。攻城敌军得空军协助，施放烟幕掩护其渡河，又炸崩城墙的一角，炮兵复猛烈轰击，终被敌攻入，吕师长阵亡，许昌遂于四月卅日失陷。第六十二师团也将我援军在半途击破。此后，内山英太郎专以追寻我军主力部队、图击灭之为主眼，派遣突击部队深入西进直到卢氏县。

许昌陷后，五月三日敌以机甲快速部队利用空军为前导，由襄城钻隙突进占领郏县，乘虚下临汝，我汤恩伯兵团被其遮断，指挥系统破坏，龙门告急。五日襄城、禹县、登封失陷，孙蔚如第四集团军和韩锡侯第九军退守偃师、洛阳之间。以武庭麟第十五军守洛阳，刘戡兵团防龙门、伊川、嵩县。九日敌破龙门北犯，垣曲敌六十九师团又由南村、白浪渡过黄河击破我胡伯翰新编第八军而进占渑池。偃师、洛阳及以南我军后方既受威胁，即令孙蔚如部转向宜阳，刘戡部向石陵。十二日偃师失陷，洛阳遂被渑池、龙门、偃师敌人三面进迫。敌图消灭我野战军，五月十三日分三路由陇海路、洛卢、嵩卢突进，十四日陷宜阳，十六日陷韩城，十七日陷洛宁，十八日陷陕县，廿日陷卢氏，才停止西进。我军大受损失，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敌得手后因我复打断平汉路而东撤。

冈村宁次为略取洛阳，特加派第六十三师团、独立第九旅团、野战补充队归内山英太郎指挥进攻。五月十四日洛阳被封锁，十九日被攻击，廿三日敌一一〇师团和骑兵旅团加入，廿五日洛阳遂被攻陷。

敌人对于平汉路，在许昌的向南攻，在信阳的向北攻，五月八日双方会师而告打通。但其后汤兵团因得第五、第十两战区的协助，一度又将其占领而打断。到六月十七日再被敌打通。

这次豫中会战，是敌人打通大陆的第一阶段。

次谋粤汉路 攻占我长沙

敌在第二阶段，图由武汉经岳州、长沙、衡阳而打通到桂林、柳州，更进向南宁而到越南的路线。当时敌在大陆共有五个军：第一、第十二两军在华北，第十三军在京沪，第二十三军在广州，第十一军在武汉。故第二阶段作战由第十一军负责。第十一军原辖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二十六等八个师团，更新增二十七、三十七、六十四等三个师团，兵力共达三十六万二千人。第十一军的幕僚曾计划过，与其由武汉攻桂柳，不如由武汉攻我重庆战时首都，但此计划为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所制止。当第十一军集中岳州，将开始行动时，华北派遣军统帅畑俊六即来汉口设总军前方指挥所，填补武汉的空虚。

横山勇以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二十六各师团为第一线兵团，沿湘江两岸齐头南进，专对我第九、第六两战区的野战军；其余各师团为第二线兵团，任预备队及后方的守备。

我第九战区薛岳司令长官以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辖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傅翼第七十二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辖杨汉城第二十军、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欧震兵团（辖罗奇第三十七军、沈发藻暂编第二军、丁治盘第二十六军）置于湘江东岸；以王耀武的第二十四集团军（辖彭位仁第七十三军、李天霞第一〇〇军、施中诚第七十四军、王甲本第七十九军）和梁汉明的第九十九军置于湘江西岸；以张德能的第四军守岳麓山和长沙城；以方先觉的第十军守衡阳城，后来并由第四战区派黎行恕的第四十六军、第七战区派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到衡阳策应。

敌军五月廿七日开始南犯。廿九日其第十三、第三十四两师团在通城击破我第七十二军后，趋渣津、平江。其第三、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各师团复在汨罗河击溃我第二十军于北岸和三十七军于南岸。其第四十、第五十八两师团循洞庭湖犯沅江、益阳、宁乡，以对付我第六战区的部队。六月十四日浏阳失陷。十六日敌五十八师团攻岳麓山，十七日敌一一六师团攻长沙城，到十八日均告不守。十八日夜，美空军三次猛炸长沙，但因横山勇禁止日军入城，敌竟幸免。

衡阳攻城战 敌损失惨重

敌得了长沙，次一目标便是衡阳，以第六十八、第一一六两师团进攻，其主力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四十各师团在湘东专对我第九战区的野战军，第二十四、第五十八两师团却使负责修理已被破坏的公路。

敌六十八师团六月廿六日拂晓先袭占了衡阳机场，乘势渡过湘江。廿七日晚绕到衡阳城南方进攻，但炮兵尚未到齐，而衡阳城东枕湘江，北阻蒸水，西、南两面为丘陵地带，守军筑有数重阵地，城边全是鱼塘、莲塘，其间的道路都设有副防御。敌攻了一夜，虽破了最外一层，却无法再进。敌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廿八日拂晓乃亲到第一线召集部队长和参谋长等商议进攻的方策。事有凑巧，我方的迫击炮刚好击中他们集会的处所，由师团长、参谋长、主任参谋等到第一线各部队长一概受伤，这个师团的战力因此完全消失。横山勇令一一六师团长岩永汪就近兼任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继续进攻，复受损失，至七月二日乃中止攻击。到七月十一日得了弹药的补充和空军的协助，再施第二次攻击，我虽失了一小部分阵地，而敌受我迫击炮的射击和手榴弹的投掷（我军这两种技术，很受敌方的敬畏），却损伤奇重。计死了联队长一人，大队长六人，两师团只剩下数名中队长，又不得已而第二次停止进攻。

敌军为什么只用两个师团攻城呢？在横山勇的打算，只须打垮了我野战军，衡阳自然守不住。故此，他以主力向醴陵、茶陵、安仁、攸县各处扫荡，且进出衡阳南方阻我援军，虽有所得，但因衡阳久攻不下，大为其上级所不满，催他以主力攻城。他等待公路修复，动员了十五公分榴弹炮和十公分加农炮，并将五十八、四十两个师团和十三师团的一部增援上去，才实施总攻。横山亲到衡阳前线指挥这五个师团、五门重炮、五十门山炮和野炮，从八月四日开始攻击。守军方先觉第十军四个师（周庆祥的第三师、葛先才的第十师、容有略的第一九〇师、饶少伟的暂五十四师）拼死抵抗，敌第一日进攻仍无效果。但攻势加猛，其炮兵推进到与步兵同一阵线，以制压我纵射和斜射的火网。敌第七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战死。黑濑平一的联队攻击岳屏高地，三个大队长和全部中队长都阵亡，经五日的苦战，岳屏高地才被其夺去。

因我空军此时已占绝对优势，敌人不敢白天攻城，守城部队月余以来，不觉间养成了昼眠夜战的习惯。不料，这点却被敌五十八师团所利用，八月六日突然白昼来攻，被其突破城的西北角，占领了一部分市街。七日敌重炮射击加强，城中大受威胁，我援军又未能接近，守军遂被逼于八日投降，前后守了四十七天。

这一役，敌死伤一万九千余人，将校阵亡三百九十名，伤者五百二十名。

全县擅撤退 兴安敌不前

现在叙述到桂柳会战了。

自衡阳陷后，敌将犯桂的企图日益明显，最高统帅责成第四战区张发奎司令长官须确保桂柳。当时第四战区只得夏威第十六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每军仅有两个正规编制师和一个没有装备的后备师。嗣后请求增援，得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两师新调到桂。九月三日张长官将第九十三军推进到全县、黄沙河，守备湘桂路的正面。桂林以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防守司令，率贺维珍的第三十一军守城。其后，又有由第九战区转进的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辖杨汉城第二十军两师、丁治盘第二十六军两师、罗奇第三十七军一师）、黄涛的第六十二军三师、方靖的第七十九军两师和由第七战区转进的邓龙光第三十五集团军（辖张弛的第六十四军三师，后将黄涛军归入），统归第四战区指挥使用，于是第四战区共有十个军。但这些转进的部队，均经连月苦战，残破不堪，其兵力多不及原编制的四分之一。

敌方八月下旬新设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统帅，总部设在横山勇的第十一军，直属冈村指挥。横山按照他的预定计划，以为第九战区的主力已经四散，桂林守备薄弱，攻取不难，衡阳既下，未及一月，九月四日即发动南进，六日陷东安，七日陷零陵。我守黄沙河、全县的第九十三军于十日夜至十二日夜未经激烈战斗即擅自放弃撤退。结果该军军长陈牧农被枪决，张长官严令该军在九月廿八日以前不得令敌人通过大小溶江之线。敌进到兴安后，其大本营以横山行动轻率，桂林当比衡阳更坚，如果攻击失败，将前功尽弃，令其在兴安休息整备一个半月再行进攻。

湖南方面的敌人虽未急进，而广东方面的敌人却分途来犯了。九月十日敌军独立第十九旅团从清远入怀集，十五日到信都，廿日占梧州；敌第一〇四师团九月廿日到德庆，经梧州、人和墟廿八日到太平，廿九日占平南；敌第二十二师团由罗定入苍梧的广平墟，九月廿六日到藤县，廿八日占丹竹机场，廿九日也到平南；敌第二十三独立旅团由遂溪经北流九月廿三日占容县，廿九日也到平南会合。

采内线攻势 先击桂平敌

张发奎长官九月末在荔浦指挥所明了了下列各种情况：

一、敌人分三路向第四战区前进，企图以分进合击态势侵我桂柳。

二、湘桂路方面之敌为第四十、第二十六两师团，现在兴安以南与我第九十三军对战。

三、龙虎关方面之敌为第三、第十三两师团，已占领我龙虎关。

四、西江方面之敌为第二十二、第一〇四两师团和独立第十九、第二十三两旅团，已占领我丹竹、平南。

五、我杨森集团和第六十二军大部已到达平乐、荔浦附近集中。

六、我第九十三军仍在大溶江东西之线阻敌前进。

七、我军校第六分校之一部武装学生配合钟山、富川的民团在龙虎关附近阻敌前进。

八、第一三五师和第一五五师已到达平南、桂平，占领阵地拒止西江之敌前进。

九、桂林城防工事已大致完成，柳州工事正在赶筑中。

他以为任何一路敌人的兵力都相当强大，如全面采取守势，将无处不弱，即和白副总长崇禧及军令部作战厅长张秉钧决定以内线作战的战法对敌人攻势作战。他们由武宣经荔浦到桂林画一弧形，作为战略上的利害转变线，希望在这条战线各个击破陷于分离状态的敌人。以夏威总司令指挥第三十一、第九十三、第七十九三个军担任桂林正面的作战，杨森总司令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三个军担任荔浦方面的作战，邓龙光总司令指挥第一三五、第一五五两师和桂林绥署姚槐、唐纪两纵队担任西江正面的作战，以比较精锐的第四十六、第六十四两军集中荔浦附近，待机使用于攻势方面，为对敌攻击的主力。

桂林周围有石山岩洞包围掩护，最利于守，因兴安和龙虎关的敌人到十月中旬仍停留不动，遂决定先对西江进到桂平之敌攻击。以三十七军何旭初的第九十五师为左侧支队，由蒙山南进袭击平南西进敌人的侧背；以三十一军颜僧武的一三五师和唐纪纵队为左翼队，凭借大湟江口北侧险峻的山地，左倚傜山、右枕柳江为依托，取守势最为理想；以张弛的六十四军（辖张显岐一五五、邓伯涵一五六、刘绍武一五七各师）和黎行恕的四十六军（辖蒋雄新十九、甘成城一七五两师）和姚槐纵队攻桂平。十一月廿一日开始，连日淫雨，使我空军和步兵运动受了限制，廿七日才把桂平外围据点蒙墟扫荡。正在进攻桂平城，而左翼颜僧武师和唐纪纵队脆弱无能，竟任敌人飞过了石狗岭的天险，进扰武宣，桂平侧背受胁。兴安和龙虎关敌人已突破我桂林外围阵地，进出桂林东郊和阳朔、平乐间地区，遂不得不放弃桂平方面的攻击而撤退了。

桂柳齐陷落 军政受讥评

敌方冈村宁次十月底下令第十一军于十一月三日进攻。横山勇探悉我桂柳守军都非雄厚，遂分兵同时进攻桂柳，以第四十、第五十八、第一一六等师团攻桂林，以第三、第十三两师团长驱远袭柳州。

我军自桂平撤退后，张发奎长官本计划在柳州实行河川决战防御，以邓龙光集团占领自迁江至象县红水河北岸、柳河两岸的阵地；杨森集团以一部联结邓集团于象县、雒容、鹿寨沿河西岸占领阵地，以主力固守柳州；夏威集团联结杨集团沿永福河西岸，由黄冕至百寿间占领阵地，掩护侧翼；第四十六军为预备队，布置于柳州西侧。但这计划未能彻底实施，因天不助我，大雨连绵，山洪暴发，部队行动困难，盟国战机无法活动。杨森集团在修仁的第二十军被敌牵制攻击，无法脱离；夏威集团先被敌击溃，夏总司令偕其参谋长韩炼成十一月五日狼狈到柳州报告张长官，谓部队已脱离掌握，敌人现由黄冕渡河向中渡、柳城移动，有迂回柳州左侧背模样；邓龙光集团撤到红水河布防时，敌也追蹑而至。十一月六日红水河、柳江、柳州、柳城各方面全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七日张长官下令破坏柳州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路，十一日柳州被敌突破，第二十六军两团被围，损失重大。桂林的敌人也于十一日由漓江东岸渡河突破了核心工事，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自杀。东岸各独立据点的守军成千成百地被敌人的毒气窒息，死在岩洞中。韦司令云淞在电话中报告张长官一句话“桂林已无法支持了”之后，一切电讯皆已断绝。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均壮烈牺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炮兵团长王作宾均突围得脱。桂柳两城的命运同日告终！

柳州陷后，敌第四十师团十一月十二日由柳城大埔向西急进，我以第二十六军在宜山以北拒止，以第四十六军守铁路正面，而四十六军以左翼受威胁退向东南山地，十五日宜山失陷。二十六军及四战区战干团再阻敌于怀远，敌即绕道白牙、龙头攻金城江。三十七军在龙头不能阻敌，廿一日怀远陷，廿三日金城江、河池陷。第七十九军守车河、大厂线，廿七日又陷，廿八日陷南丹，廿九日陷六寨、下司、上司，十二月五日陷独山，贵阳震动。但敌军终以补给困难而南撤，我第九十一军追踪而下，十二月十四日与第四十六军合攻河池不克而对峙。杨森集团经思恩、宜北北退。敌第十三师团分一路进至三合、八寨，撤退时杨集团乘机袭击，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军收复黎明关，第二十六军也收复荔波县。

邓龙光集团一部由来宾、思练、隆山到那马，一部由来宾、迁江、上林到锣墟并向右江。敌第二十二师团分途追蹑，十一月廿二日陷南宁、武鸣，十二月六日到果德。在越南的敌军第三十八军派一宫支队十一月廿八日由谅山攻入镇南关，循邕龙公路东犯，十二月十日与由南宁西进之敌在绥渌县会师，敌人遂宣称完成了打通大陆的计划。

第四战区退到百色整顿部队。广西沦陷了四分之三，共达七十五县，且被隔断成为四块，被敌蹂躏了将近一年。

第三十章 记六全代会与广西光复经过

本章记述民国卅四年我参加过的几次会议和广西光复的经过详情。

其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二月十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胜利后九月一日再调为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十月廿六日抵平就职。

军委会七月四日通令全国各绥靖主任公署撤销。桂绥署八月底撤销后，广西省保安司令部九月一日成立，继承其职务。省保安司令由省府主席兼任，以张任民为副司令，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

胜利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奉中央命接收徐蚌，在徐州接受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的投降。

中央于战后十二月十四日派中委陈济棠来桂宣慰，陈氏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转达中央意旨四点：一、对美英苏采平行政策，应使之和好才于我国有利。二、勿牵及苏联。三、中央对共产党仍本政治解决方针努力进行。四、勿以党的名义攻击共产党。

上列数事，文中未及，特先记于此。

六届代表会 由桂赴昆渝

我民卅四年二月中旬才由重庆回到广西，四月底又须再赴重庆了，因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在渝召开，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须和代表一同出席。广西省党部代表为雷殷、陈克文、阳叔葆、程思远、阳永芳、周可法、雷沛鸿、黄昆山、尹治九人，广西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代表为夏威，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代表为韦贽唐。当时桂境大部沦陷，临时省会设在桂西的百色，渝色间还没有民航机飞行。四月廿九日我和雷沛鸿、黄昆山、尹治、韦贽唐各代表及省府委员阳明照、秘书梁学基等于上午十时乘美军运输机由百色赴昆明，下午一时到达。在昆曾访候多人晤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是中委，他正在部署反攻进犯洪江的日军，未即赴渝。我将广西征存粮谷被敌隔断，无法取来供应驻在右江一带第二方面军的部队，而粮食部又不发购粮款给第二方面军，以致军粮发生困难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到渝催请粮食部从速发款。晤黄强先生，据谈：“美方不欲我军入越，并且希望在越的法军也被消灭，将来美军取自日军手中，好扶植越人自立。英人要中国撤回缅甸的远征军，用意也是不想我有干涉缅事的机会。”龙云主席为我们定了赴渝的机票，五月一日，昆明城防司令杜孝明和副司令王泽民两位派车送我们到机场，下午一时离昆，三时半到渝。李宗仁主任已由汉中先到，他寓白崇禧副总长宅，我和他们即获晤谈。自此连日所接触所谈论的多是与将来中委选举有关的问题。

对民权民生 有重要决议

六全代会五月五日在浮图关中央干部学校开幕。当日重庆《大公报》的社评谓，国民党对国家有三大贡献：一、领导抗战；二、统一规模；三、民主宪政的前程。但有三大缺点：一、政治不清明，因无议会以为监督；二、未认真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精神非前进而复古，故未能领导全国进步。所论尚合事实。

这次的大会，六月廿一日才结束，历时半个月。提出大会的报告，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的军事报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沦陷区省市的党务报告等。重要的决议，有针对实现民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如定期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还政于民，以及通过土地政策、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又选举蒋中正连任本党总裁。中委名额仍为执委一百八十、监委八十，未有增加。选举结果，组织部两陈系占优势，桂籍仍维持前届旧人，即执委白崇禧、甘乃光、黄旭初、邓家彦、李任仁五人，监委李宗仁、黄绍竑、李济深三人。

会场上随处流露着民主修养的不足。对党务的质询，有态度极为凶恶的。对政治的质询，关于党国大计的少，关于事务和对人的多。中委王昆仑在党务质询中发言道：“党中央应该时刻注意到正视听、明是非，否则无以激励士气和振奋人心。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于去年八月八日衡阳沦陷时曾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统帅部也已经明令嘉奖，并准备举行追悼会，以彰忠烈。可是后来他忽然投降了，其后又偷偷地溜到重庆来，据说是日本人有计划地要他来渝接洽和谈的。人言凿凿，道路纷传，像这样一件事，中央对党应该有所交代才行。”当日蒋总裁未出席，翌日他到会训话，对王氏愤怒痛骂，激动至于拍案。方先觉等好几位将领从日军囚禁中脱出，完全由于衡阳地方热心人士陈轻驭（曾任宜山县长）等组织游击队有计划地援救成功，但中央对陈氏诸人，未闻有何嘉奖。在讨论边疆提案时，中委麦斯武德报告新疆民众被新疆政府残害数万人、流离失所达廿余万人后，有高呼开除盛世才出席大会资格的，有请把盛氏惩戒的。次早蒋总裁在大会纪念周讲话时说：“盛世才以新疆全省和黄金五万两奉献中央，为民国以来第一件事，昨天大会上有人如此对待他，殊属不该。”他这话引起了边疆和许多人的反感。选举中委过后蒋总裁宴请全体出席人员讲话时表示三点：一为盛世才事安慰新疆代表；二为安慰中委选举落选的代表；三为安慰在大会中被他责骂的人。这似在“自讼”。

李济深言动 受元首关怀

六全代会过后一周，五月廿八日举行第六届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在卅日大会上，叶楚伧主席辩论惩戒委员会和司法行政部隶属问题时，发言的很多，但态度都非常良好，为历次会议中所仅见。卅一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廿五人，白崇禧氏当选。又通过准蒋中正、孔祥熙辞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并选宋子文、翁文灏继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即行闭会。

在渝期间，我和元首有过两次谈话：一、五月十三日参加委员长官邸军事会报，他问及李济深的情形。我说：“他有信来说，待道路通后可来重庆。我和张司令官已电请他先来百色，但尚未得复。”他又说：“他不会加入共产党，但他不大清楚，容易被人所利用。”二、五月卅一晚他宴全体中委前接见，告我四事：“甲、有以数十万元运动而得充乡、保长的，应饬行政督察专员督饬县长严办此等贪污不法之徒。乙、应努力协助解决军粮，现南宁已经克复，此事当较易办。丙、望你劝劝张向华不要发牢骚。丁、劝劝李任潮勿受人包围，批评政府。”我请求两事：甲、中央给广西绥署仅八百万元，致无钱以养四团兵力，将来国军前进后，为维持地方治安，更须充实此等地方团队，请准增加经费。乙、地方逐渐收复，请饬赈济机关早拨巨款及时救济。

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薛笃弼召集第四次全体会议，我往出席，听了各省的报告。大家都感觉农民银行贷款手续太过繁杂、延误水利工程的痛苦，盼望水委会能和农行商洽切实改善。广西近日收复县份渐增，待救甚急，五月廿八日我电请行政院和善后救济总署迅拨巨款派医携药分黔桂和桂南两路前往救济。六月七日再访行政院张厉生秘书长，请其早日核定“救济广西收复地区案”，并望其注意一点：办理责任须专，以免推诿。

在渝事了，六月十一日飞昆明，十三日与夏威、黄昆山、韦贽唐几位搭后勤部何世礼副司令的军机返色。

陆军装备后 即反攻西南

盘踞广西的日军，自民卅四年初以来并无大的战斗行动，到了五月七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了结，美军跳岛作战距日愈来愈近，日本国内被美机轰炸愈来愈惨，感觉大势已去，即预定要从广西撤退。

敌方消极，我方却在积极。自总参谋长何应钦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建立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后，美国为急谋解决远东的战争，应允以大量的装备和充分的炮兵火力来装备西南的三十六个步兵师，并计划在装备完毕后，配合美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带转取攻势。在中国陆军总司令之下编组四个方面军，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司令官。规定各方面军的作战方面，以滇越铁路属第一方面军，桂西、桂南、粤西方面属第二方面军，黔桂铁路方面属第三方面军，湘西方面属第四方面军。这是卅四年三月间的计划。

第二方面军是由第四战区改组于四月一日成立的。原来的第十六、第三十五两集团军撤销，夏威、邓龙光两总司令改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第三十一、第三十七两军也撤销，只留存第四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四三个军。第四十六军以韩炼成为军长，辖甘成城第一七五师、海竞强第一八八师和蒋雄新编第十九师。第六十二军军长仍为黄涛，辖何旭初第九十五师、林伟涛第一五一师和李宏达第一五七师。第六十四军军长仍为张弛，辖张显岐第一三一师（特保存此番号以纪念第三十一军守桂林殉职的阚维雍师长）、刘镇湘第一五六师和刘绍武第一五九师。第四战区的部队自桂柳战败后什么都得不到补充，改为第二方面军后补充不绝，部队才恢复了生气，且有转取攻势的远景，军心也逐渐振奋。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预定卅四年秋间才对敌作积极稳定的行动，但因敌方已表露退缩的迹象，于是第二、第三两方面军在五月间即开始动作。

张部先发动 南宁首光复

先述第二方面军的行动。

第二方面军在五月初集中两个突击营于邕龙路的两侧地区，给以遮断南宁敌人和越南交通的任务。五月中旬，令第六十四军一部潜渡左江到南宁侧后活动；主力推进于南宁近郊以压迫态势监视敌人，伺机攻占南宁；同时先以一部便衣队利用情报人员的活动潜入城内，相机内应。复将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于都安、上林、宾阳附近，对邕宾路敌方各据点作游击式的攻击。到了五月廿五日，南宁敌人果然不堪我的压迫，将城郊各据点逐次放弃，呈现动摇的现象。我第六十四军主力遂于廿六日拂晓向市区突击，经一天的战斗，敌第五十八师团的五十二旅团向邕柳路退走，残余一部逃向龙州方面，我即克复南宁。

我第一五六师循邕龙路西进破敌，六月七日克思乐，八日克明江，七月三日与地方团队协力克复龙州、凭祥，五日克镇南关，残敌退入越境。

敌由南宁退走时，为安全计，先派一支队由武鸣向隆山方面扫荡。向宾阳前进的我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到都安后，即派卢玉衡的五二五团向那马、夏越的五二四团向隆山前进。敌到隆山击溃我夏团后即急忙撤走，卢团向旧思恩截击，已经不及。第一七五师继续追击退柳之敌，甘师长以卢团长机敏勇敢，使任前锋。经上林到石陵墟有敌据守，卢即围攻，未下而敌最后的部队由宾阳退到，卢被逼得撤围，敌也悉数弃石陵而退往迁江。卢派队夜袭迁江，敌又弃城渡红水河北逃，沉一船，尽溺死。第一七五师在迁隔河与敌相持多日，卢团才从上游渡过。六月十四日端午节，卢团秘密绕出百子坳，设伏以待最后由宜山退归之敌，因地形特别有利和地方民众同心协力，三日间将三千敌人毙其三分之一，而卢团仅伤兵一名。当时我第一八八师本有一团蹑大塘敌人之后，和卢团彼此不知，未能联络前后夹击，否则成果必然更大。第一七五师派五二三团由迁江经来宾循铁路向柳州前进，敌据百朋顽抗，久攻不下。甘师长令卢团由里高往助，敌溃向三门江，渡河逃往桂林。卢团和五二三团遂进向柳州，而第三方面军已先到达。

汤军继大举 先后克柳桂

再说第三方面军进攻柳州和桂林的情形。

第三方面军以一部从黔桂路方面攻柳州，以主力循桂穗路方面攻桂林。

黔桂路方面之敌为第十三师团的一部。我以陈金城第二十九军的两师当先，以陈明仁第七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在后。第二十九军分两路：曹玉珩的第一六九师沿黔桂路正面前进，五月廿日克河池，廿三日克德胜，向宜山攻击。赵琳的预备第十一师由黔桂路东北侧前进，五月廿一日克黎明关，进克思恩。后分一部助攻宜山，主力六月一日克天河，三日克罗城，六日攻占融江西岸的和陆墟，进展很速。但宜山敌人迭次得柳州的增援，反复争夺，六月十四日我再克宜山，敌退柳州。廿三日预十一师强渡融江，廿九日第一六九师进占柳州，七月二日两师会克柳城。

柳州既复，即分三路向桂林：王铁麟的第九十一师在右沿桂柳公路、第二十九军居中沿桂柳铁路、第二十军周翰熙的第一三三师在左由融县经百寿向桂林并进。至于第三方面军主力，仍照原定计划加紧同向桂林。中路第一六九师七月六日克雒容，九日克中渡，十七日克黄冕，敌退永福凭险顽抗。我以预十一师攻永福正面，以第一六九师迂回敌左侧背，战至廿五日才克永福。右路第九十一师与地方团队协力克荔浦后，七月十九日攻马岭墟，敌顽抗。我以主力迂回百沙，敌退据阳朔，并以一部增援白沙。廿四日我攻占白沙，并克阳朔，遂直迫桂林近郊。左路第一三三师七月九日攻百寿，一度攻入市内，敌由桂林增援反扑，争夺激烈。廿三日我再克百寿，敌退桂林。廿七日我西南方面三路军先后迫近桂林城。

第三方面军主力，以牟庭芳的第九十四军在右由龙胜向义宁、丁治盘（后为马励武）的第二十六军在左向兴安、全县间攻击前进。第九十四军以米敬民的第一二二师于七月十一日出蓝田堡，袭取南墟；十八日第一二一师派第二六二团袭占桂林北十二公里的长蛇岭，湘桂公路和铁路即被我完全瞰制。敌深感痛苦，乃由桂林、灵川抽调第十三师团的一部前来争夺，致我第二六二团陷于孤立苦战，虽弹尽粮绝仍屹然不动，支持到桂林克复才得解围。第九十四军李士林第四十三师七月十一日攻丁岭界，十六日占惠元墟。敌由义宁、灵川增援激战，牟军长乃以李则芬第五师由蓝田堡袭义宁敌后，廿四日敌溃退，我追击，廿六日克复义宁。这是右翼方面的战况。左翼第二十六军七月十九日攻占湘桂铁路的界首和其北侧的王旗岭，截断了桂林敌人的退路。敌由全县、兴安向我反扑，企图打开通路，但终归失败。廿七日桂林近郊的我军乃排除敌人最后的抵抗进入桂林城，敌残部（由邕柳退集的第五十八师团主力和第十三师团一部）向桂林东北逃经灌阳入湘。我军八月二日克灵川，五日克恭城，六日克灌阳，十日克全县，到此桂北才告肃清。

梧沦陷最先 光复却最后

桂、柳、邕、梧四个大城，梧州沦陷最先，次为桂林和柳州，而南宁最后。现在光复，却以南宁为最先，其次柳州，其次桂林，而梧居最后。当南宁方面之敌败退时，贵县、桂平、平南一带敌人即撤回梧州。桂林克后，汤恩伯司令官派石觉的第十三军由桂向梧进攻，刚到大漓口日本已宣布投降，但据梧敌人仍然不动。八月十五日石部由梧州警察局长卢英龙和梧州军警督察处长欧治清等为向导攻击梧州，敌由白云山向我军炮击，我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团第一营阵亡官兵九人，相持到翌晨，敌才下船向粤撤退，梧州收复，广西全省遂无敌踪。

敌人这次由卅三年九月十二日陷全县的黄沙河到卅四年八月十六日自梧退走，盘踞桂境达十一个月，蹂躏了七十五县。四大城市受毁最惨的为桂林，五万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完整的四百七十余家。其次为柳州，敌临走时放火焚烧两日，全市只存可住的房屋约三百家左右。南宁的机关和学校悉被焚毁，住宅和商店的门和窗全部失去。梧州由西门口到苍梧邮局一带，却是敌军到梧前被盟军飞机所炸毁的。其他县城被焚毁较甚的，有贵县、桂平、平南、蒋县、河池和柳城。民政厅长陈良佐和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专员徐家齐同往视察桂林到全县一带受祸情形，十一月廿六日回报说：“由桂至全一百五十公里的长途上，仅仅见到十余头牛。”这一带农村不算稀疏，而情形如此，损失的惨重也可由此见到一斑了。

粤桂对经济 应互商所需

民卅四年秋末，我得参加一个地方性会议，那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张发奎主任在穗召集的粤桂两省绥靖会议。桂省前往出席的有全省保安副司令张任民、第一区保安司令李新俊、第三区保安司令欧仰羲、第八区保安司令陈恩元等。我们十月十七日离桂到平乐乘民船下驶，廿一日到梧州会齐，借用美孚公司的运油船于廿二日赴粤，廿四日晨到达。

何应钦总司令也于廿四日视察抵穗，廿五日张主任随何总司令飞海南岛视察，绥靖会议延期举行。廿六日我将桂省遭受战祸惨状函陈何总司令，请其转达行政院三事：一、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灾区的款项或物资，请按灾情轻重为标准，对广西予以迅速配给。二、各城市被毁的民居，人民多无力重建，请订定办法饬金融机关贷款建筑，并盼善救总署能负担利息的一部或全部。三、湘桂、黔桂两铁路盼早行修理，使交通复常，地方元气较易恢复。

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十月廿七日在行营开幕，张主任亲自主持。出席者为粤桂两省的省府主席、省保安副司令、区保安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各军军长、行营各处处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等共四十人。会议的进行：第一日报告，第二日分组审查提案，第三日讨论提案。案共七十余件，多而非要，草草通过，即行闭会。

会后我和粤省罗卓英主席同谒张主任，讨论两广应如何联系的问题。张主任表示：“两广在政治方面同在中央领导之下一致行动，自无须如何商量。所应注意的倒是经济方面，望彼此将所需要的随时互相商洽。”

我又签呈张主任请求两事：一、祈准许桂省府在广州设办事处以便联络，所需房屋，请行营饬驻广西会馆的部队和机关迁出，好修理应用。二、香港《珠江日报》的印刷机被人搬到广州湾办伪报，现被中央宣传部指为逆产而将其接收使用，请行营将其拨还桂省。两件均承核准。

我们十一月二日仍乘美孚油轮返梧。同行的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专员施柯德、克拉克和美国援华救济委员会委员胡人杰。施柯德、克拉克两位是赴桂境视察战灾实况的。善后救济总署委托美国援华救济委员会负责办理粤桂湘黔四省救济事务，又将广西分为邕梧桂柳四区，胡委员是梧州区的负责人。途中遇拖运军队的船队数起，都是第八军经梧东下赴港乘轮北上的。三日晚抵梧。

第三十一章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与第二年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内，派系的斗争也非常剧烈。不只在中央斗争，并且乘机向地方伸手，使向来无事，也会平地涌起风波。

在收复地区，因接收政策的不善和接收人员的贪污，既损害了经济，更丧失了人心。

以上几点是那期间最显著的情形。

本章所述为胜利后到民卅五年冬的事，了解了前述的情形，比照来看，真相更易明白。

抗战获胜利 开整军会议

日本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以照会托由瑞士政府转达中、美、英、苏四国请求投降，我国是胜利了！

民卅四年五月间李宗仁主任在渝即曾对我谈及今后对日的战略，其大要是：

“敌的重点在北，我也应将重点放在北方，珠江流域可由英军配合我军来接管，美军应在上海、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登陆，先苏军占领平津和旅大，这样，才能够防阻苏联。因此，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绥远的国军应先装备。”

不知是最高统帅没有听到他的意见，抑或是要迁就美方的意见，当时的事实却是先装备西南的四个方面军，计划先由西南反攻。

日本宣布投降后，李宗仁主任曾用长途电话和白崇禧副总长商量向蒋委员长提出一项建议：“当前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迅速接收东北和华北，确切控制沦陷的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应责成日军统帅冈村宁次通饬各地日军暂驻原防，切实保护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接近华北前线的战区尽速派遣部队沿津浦、平汉两线向前挺进，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全局。国军到达的地方，首须地方政府收编游杂部队，建立人民自卫的力量，巩固地方秩序，安辑流亡，务使点线以外的广大地区都在政府确切控制之下。一俟华北各省完全安定之后再行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日军的武器，遣送日军回国，完成受降程序。”但这建议未为中央所采纳，政府决定先行受降，然后收复失地。由民卅四年九月上旬开始，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分别派定受降主官，而令日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我方指定的受降官投降。且以偏处西南各省的正规军担任主要受降部队，因此，须分批用空运、车运和水运到达二十四处战略要点去。这样，日军于接到受降命令后就分别向指定地点集中，而国军运送需时，不能依期赶到接防，结果遂成为“日军已撤退，国军未来到”的真空地域。

和平尚未实现，我中央却于民卅四年十一月中旬和卅五年二月中旬两次召开“整军会议”，实施部队整编。白副总长以为不能一面打仗一面裁兵，虽陈述意见，但未能动听。一面整编国军，一面又编遣伪军。

由于措施失序和不合时机，遂造成后来更困难的局面，这是胜利后最重要的情形。

六届二中会 恢复省财政

民国的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是胜利后首次的重要会议，该会于民卅五年三月一日下午九时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桂籍中委除李宗仁外，余均赴会。

大会的工作，以报告为最多，计有中央执行委员秘书长吴铁城的党政报告，军政部次长林蔚的整军报告，财政部长俞鸿钧的财政金融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外交报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浦薛凤的善后工作报告，中委孙科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报告，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政治报告，交通部长俞飞鹏的交通行政报告，粮食部长徐堪的粮食行政报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地方行政报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接受日军投降报告，政治部长张治中的新疆问题解决方案报告，中委张群的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报告，张治中的关于视察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实情报告，刘斐的东北军事情形报告，张嘉璈的东北接收情形报告，鹿钟麟的华北地方情形报告等。每一报告完后即举行检讨，并将该报告交付审查委员会审查。检讨的情形是：对党政报告，发言的都以党国艰危已达极点，必须彻底改革，用民主来代替包办，而痛切陈词。对经济措施的无政策，抨击很烈。对中苏条约的辱国和秘密外交的失败，尽力批评。对政治协商经过报告，辩论颇为激烈。在政治检讨，对宋院长的攻击也很严厉。

通过的重要提案，有修改财政收支系统法，恢复了省级财政，这是此次会议对政治方面最具体的改革。

大会于三月十六日举行三种选举：一、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十六人，桂籍惟白崇禧当选。二、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十二人，桂籍无人当选。三、中央执监委员互选本党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一百五十人。先由全体中委选蒋中正为本党出席国大代表之一，使他既以元首身份召集国民大会和主持国民大会，又可以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大会发言；余一百四十九人再由中委互选，桂籍当选的为白崇禧、李宗仁、邓家彦、甘乃光、李济深、程思远六人。

军粮再征实 整军并建警

蒋总裁在六届二中全会中每适举行的总理纪念周都有言论发表：一、三月四日，力辟党内同志近有“本党对外则听外人的挟制，对内则听各党各派来处分”的谬说，谓这是环境必须如此，并未失去本党的立场。二、三月十一日，痛责攻击当局者为不审度时势，此时必须忍耐。三、三月十八日讲三点：甲、总理遗教中的中央与地方制度，实主张有限度的中央集权；乙、对于东北，须请苏联将其整个交我接收；丙、党应革新，应实行总登记。他每次说的话，都可反映当时的现实。

我在渝四周，和各方接洽的事不少，可记的如下：

一、蒋总裁三月廿日下午三时在中央党部召集五院长、行政院各部长、各省政府主席、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讨论定价征购军粮办法。因胜利后即下令豁免田赋征实征借，致使军粮供给大感困难，为使军食不至缺乏，非恢复征实不可。蒋总裁特郑重宣示此意，望各级党部、议会、监察机关勿再以体恤民艰为言。

二、行政院宋院长三月十七日在院召集各省主席和粮食部长商讨军粮筹购问题，未得结论。廿日由蒋总裁再召集讨论，已如上述。廿二日我访粮食部徐堪部长，询以定价征购军粮办法是否广西也要实行，他请我供给在桂境内所需要的。我表示同意。

三、何应钦参谋总长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军事委员会召集各省主席商讨军队统编时如何筹组的问题。十九日继续讨论决定：由军政部拟具配合整军方案以健全各省保安部队，由军政、内政两部会拟以编余官兵改建警察方案，由冀、绥、豫、苏、皖五省主席拟具各省方案下次续商。廿一日续商决定：甲、收复区民众自卫队组训方案；乙、配合国军整理各省保安团队实施方案；丙、配合整军计划实施建警方案。根据乙案，广西须在是年七月底以前将四个保安团和十个保安大队缩编为四个保安总队和一个大队，另由国军第四十六军编拨一个保安总队，共为五保安总队一大队，归省政府指挥。根据丙案，省政府下设警保处，各县设警察局；国境警察则属中央指挥。

四、为商请贷款实行市地公有政策，曾宴请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银行负责者商谈，承他们同意。中农谓：各省实行土地政策有成绩的首推广西云。

三月廿八日我和中委李任仁、新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陈剑翛飞柳返桂。

统帅部改组 白出长国防

军事委员会是超然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之外独立行使职权的。民国卅五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才把这个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先经有关各专家组织中央机构起草委员会，担任国防部组织的研究和起草，完成后，复组织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专门负责规划进行。五月卅日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卅一日再由国民政府命令公布：“……为树立现代军制，并谋军事与行政密切联系起见……所有原设之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着即裁撤，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国防部组织纲要》同日公布。六月一日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宣布国防部成立，这个中国划时代的军事制度改革遂告完成。但当时的情势，和平并无希望，而在此时将最高统帅部改组，对实际是不无妨碍的。

国防部的实权，依组织纲要的规定是在参谋总长而不在国防部长。其第五条云：“国防部置部长一人，特任，其职掌如左：一、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提请行政院决定，并监督其执行。二、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又第七条：“国防部置参谋总长一人，特任，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但关于军令事宜，秉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令；关于军政事宜，经国防部长提请行政院审定之。”故国防部长唯一的职责只是照例将军事预算向行政院提出，他只能直接提请行政院长。而参谋总长却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以统率陆海空军而不受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节制。

因中央军事机构的改组，各处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和行辕也跟着撤销，在全国分设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西北、北平、武汉、重庆、广州六个行辕。北平行辕仍以李宗仁为主任。民卅五年三月我在重庆遇见北平行辕萧一山秘书长，对我谈及：“行辕主任职权很小，眼看着华北的崩溃，而李主任也苦于有办法却拿不出来。”李氏于同年六月十九日和我通信也道及：“华北情况特殊，兵力薄弱，应付非常棘手。若不打破目前僵局，再拖延时日，危机必将愈甚。……”可见其处境的困难。

桂省参议会 议长竟难产

广西的内部经过了多年的安静，到民卅五年夏忽然涌起一段小波澜，那是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的纠纷。

广西省第一届参议会民卅五年六月十日上午九时在桂林丽君路该会驻地举行议员宣誓和成立典礼，我以召集人到会主持，高等法院申守真院长监誓。礼成后进行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由参议员公推蒋继伊参议员为临时主席，出席参议员八十四人。先选议长，投票结果，李任仁和陈锡珖各得四十票，另有三票将陈锡珖写成陈钖珖，“钖”和“锡”不是同一字，有一票将陈锡珖的“锡”缺了末两笔，因这四票发生争论，以致议长不能产生。次行副议长选举，无人得票过半数，也不能产生。下午继续会议，决定将锡字有疑义的四票呈请内政部解释是否有效。十一日上下午都开会，讨论呈报内政部的电稿，辩驳甚力，决定连同选举票一并邮呈，听候解决。

李任仁原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锡珖任副议长，此次两人都很早就已进行议长竞选的活动，两人都是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六月六日晚上执委谢祖莘、唐仁民、黄昆山三位请我召开执委会议以决定何人应选议长。我说：“我是省党部主任委员，对于此等重大事件，本应召开会议讨论，但因我同时又是省府主席，以主席身份绝对不应干预议长的选举，故执委会不宜召开。”

省参议会因议长、副议长都不能产生，乃按全省八个行政区每区推出一位参议员轮值担任临时主席，以主持会议，使照常进行而免停顿，结果推出了胡天乐、谢康、廖百芳、杨世贤、李宪章、朱天琛、杜光华、尹治八位。

六月廿三日省参议会推大会轮值临时主席尹治来省政府面洽谓，望省府即能出席，作施政报告。我和各省委商讨的结果，仍应等待议长产生后举行方为合法，且查各省还没有过省府向无议长的参议会作施政报告的，此例不宜由本省开端。

内政部对于这件并非难于解决的疑案搁置了五十天，到七月底才以午世电复省参议会，但电中并未明确指示对“锡”字有疑义的四票为有效抑无效，等于未复。而陈锡珖八月一日竟援据该电而通电就议长职。当日即有四十九位参议员联名驳斥陈氏就议长职为非法。省府答复陈的通电，谓其尚未取得合法地位，请停止就职，勿遽行使职权，致生纠纷。

白直陈元首 重选始解决

省参议会议长的难产，无论会内会外都为之焦急，不断努力以谋早得解决。拥陈、拥李两方的参议员互相协商过，李、陈两人愿意放弃被选，七月廿五日五十三人联名将正副议长重选案提出，这些都是会内的行动。在会外，省府和党部的不消说，连国民参政员林虎、省保安副司令张任民、军管区副司令吕竞存几位都费过很大的气力，终于毫无结果，拖达八十天之久。

不仅在省内的对此事焦急，在省外的也一样焦急。白崇禧部长在八月中旬即决定回省从事调停，十四日曾电我先向参议员诸先生致意。廿七日他由南京电云：“在牯岭向蒋主席陈述省参议会纠纷事，奉论：‘陈锡珖之选举票字画既有错误，依法自应重选，以息争端。’顷与张部长少武晤谈，渠以主席既有指示，自当照办。一切俟后面谈。”廿八日又来电谓：“明早九时自京飞桂。”廿九日白氏抵桂，即约李任仁、陈锡珖两参议员相晤，告知蒋主席和内政部都已决定重选。至于应选何人，白绝不表示意见。卅日上午，白约拥陈、拥李两方的主要参议员，告以中央对议长纠纷案的处理意见；下午复以茶会在青年馆招待全体参议员，白致词后，李、陈先后起而声明放弃议长竞选，最后白氏请参议会务于明日即开会选举议长、副议长。卅一日白氏得蒋主席牯岭来电：“对桂省参议会纠纷，望兄妥为调处。”白嘱两方参议员应先解决议长、副议长的选举，至于驻会参议员问题，应待议长、副议长选出后再由双方洽商。由韦云淞本此意旨向两方奔走，结果每方提出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各八名。是日下午省参议会开第廿九次大会，由尹治主持，出席参议员六十九人。议长选举，蒋继伊得四十四票，当选；副议长选举，岑永杰得三十九票，当选。蒋继伊为全县人，该县处桂省的极东；岑永杰为西林县人，处桂省的极西。蒋年最长而岑年又最少，相映成趣。

九月一日下午一时，省参议会开第三十次大会，出席者仅五十二人，我报告本省光复以来的施政情形和今后建设的动向。旋选举驻会参议员，即行休会式。扰攘了八十四天的第一次集会遂告结束。

九月下旬，我在南京因省党部事与组织部陈立夫部长商谈，偶涉及前事，他道：“省参议会的事，不宜再提起。”像触犯忌讳似的。

青年团决定 团与党分开

省参议会休会的翌晨，白部长即回京，我也偕黄朴心、韦贽唐两位飞九江，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九月二日上山，大会已于一日在牯岭大礼堂开幕，由蒋中正团长亲自主持，到会代表七百五十四人。闻在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时投票数多过出席人数，发生纠纷，后由团长圈定廿九人担任主席团。从二日起每日都开大会。

九月六日，第五次大会讨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问题，请求发言的达九十多人，对此问题主张将团改为政党的提案也不少。蒋团长上下午都出席听取意见，最后他表示绝无将团改为政党的意思，并主张三点：一、党籍和团籍应分开，党的干部和团的干部也应分开，团员在五年之内勿做官。二、团员必须做“中国之命运”中五项工作的一项。三、团应加强政治性、革命性、独立性。本届大会中唯一重要的问题，遂以此为结论。

七日第六次大会检讨中央干事会工作，八日第七次大会检讨中央监察会工作，因工作人员当场互相攻讦，丑态暴露无余，给予与会者以很深很坏的印象。

十一日第十二次大会选举中央干事和监察，我被派为监选人之一，因秘书处事务上的准备欠妥，致过了夜半开票工作还没完毕。十二日上午十时半第十四次大会举行闭幕式，宣读大会宣言后，蒋团长致词，宣布选举结果。中央干事七十二人，广西当选三人为程思远、韦贽唐、覃异之；候补干事廿五人。中央监察四十九人，广西当选一人为黄朴心；候补监察十九人。

代表大会过后，十三日接着召开第二届中央干事第一次全体会议，要第一届中央干事和监察列席，我是第一届监察，故往参加。讨论学校团务工作案，蒋团长指示六点：一、学校分团应隶属于地方支团，学校负责人应参加支团，为干事。二、学校组训工作应秘密，但招牌仍旧悬挂。三、以不设专任人员为原则，可令学生做派报一类事情。四、经费应充裕，但应采重点主义，不必普遍增加。五、团员以能实行新生活条件和遵守团章为必要条件，不是以功课好为主要，功课好的常缺乏革命斗争性，不来开会的不能要。六、特务不准自己发展，必须通过团部行之。

在山上听到一般对青年团的评论：一、中央团部今年举办庐山夏令营，耗费十二亿，办理很不满人意，结果并不好。二、这次大会最显著的表现：第一是乱，第二是假；会场秩序的不好，为历来各种全国性会议所未见过。

我只晋谒蒋主席一次，报告地方政务。他很注意各党派在地方的活动。我陈明民主同盟在桂并不猖狂。

这是我第二次到庐山。九月十日适值中秋，十七人同游含鄱口赏月。十一日晚游大林寺、花径、御碑亭、仙人洞。俯瞰长江，烟霞如锦，将是日午间在选举会场感受的龌龊气一洗而清，为之神爽。十三日午后再游山一次，归访赣省王陵基主席，共进晚餐而别。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于此期间五上庐山，他的心情兴致和我们当然是不同的。

要务待商洽 两度附中央

广西省政府有许多事待向中央商洽，九月十四日我偕教育厅长黄朴心离牯岭，到九江飞南京。白部长当夜来访，相与漫谈庐山近况及省内问题。

留京十日，曾先后访问各部会。内政部张厉生部长听到各党派在桂活动的谣言很多，等到听了我们的话，对真相才稍稍了解。商请教育部将省立医学院改为国立，朱家骅部长谓请求者多，未能接受。请行政院准送学生出洋留学，蒋梦麟秘书长即予核准。请粮食部免予征借，端木杰次长说：在桂军粮本来不需这样多，但如果全免，恐怕各省会援例。桂省是年十、十一两月份经费尚无着落，请行政院借垫，胡善恒会计长很予同情。请农林部补助款项和器材，即承周诒春部长面诺。关于对付异党的态度和方法问题，组织部长陈立夫和我们谈过两次。

九月廿五晚离京赴沪，谒宋子文院长请求三事：一、继续垫借十、十一两月份省经费；二、请增发复员费三十亿元；三、请免征借，因桂省较皖、浙等省负担为重，殊欠公平，且在桂境所需军粮仅稻谷三十万担，何必多借，即不全免，也应酌减。他对三事都未作决定，只表示：廿八日回京，下星期三可有答复。

抗战期间经济、交通、文化各界旅桂人士此时在沪组织了“桂社”，每两周一次聚餐联谊。九月廿八日晚“桂社”社友宴请李济深、黄绍竑、李品仙三位和我，这些省外人士离桂已久，仍系念不忘，都表示愿对广西建设尽力相助，令人感奋。

在上海逗留了三日，九月廿九日飞返桂林。

桂省因翌年年度预算收支不敷达三分之二，财政困难，十二月九日我偕财政厅长杨明照又飞南京商洽。适李宗仁主任和第七区绥靖司令官夏威都在京，因得和白部长共商各种问题。

国民大会开得正热烈，党内争吵得很厉害，蒋主席应付大费唇舌。他表示这次的大会为本党应付各党和国外的一种政策，如果大家对这次通过的宪法不满意，不久，尽可再召集国民大会进行修改。

省参议会议长蒋继伊于前月来京向中央陈述地方政情，各事已毕，十二月十六日我们一同返桂。

第三十二章 组建联合政府

本章记述民国卅六年间的情事。

那年的情势，在政府方面，因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谈和失败，一月八日离华返国任国务卿，对我极表不满，从此不愿给我援助。在共产党方面，在上年一年长的谈谈打打中，军事力量日增月长，到了民卅六年下半年，形势已经倒转。至于政治上，当局者措施的弱点，总是容易被指摘与过甚宣传，何况确实缺陷太多呢！

宪政的实施，虽说是在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之下进行，但民主社会党、青年党、无党无派者实在并无力量，无论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哪一种的选举，都是倚赖国民党的分配。

这些都是那一年很显著的事实，先要提出。

组联合政府 共产党不来

国民政府于民国卅六年四月改组为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了，这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以来第一次的重大变动。

这次改组，因中央被美国方面批评为不民主而不愿援助，不得不依照民卅五年一月卅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府组织案而进行。但自民卅六年二月廿八日中央让共产党驻在京沪渝各地的人员撤退，宣告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不来参加；民主同盟也跟随共产党一致行动；只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参加而已。又因民、青两党要求分取地方政权而搁浅了许久，四月三日两党参加国民政府委员的名单才提交国民政府。四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选任孙科、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张群、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曾琦、陈启天、何鲁之、余家菊、伍宪子、胡海门、聀翼翘、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二十八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张群为行政院长，孙科兼立法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长；并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四月十八日再经国民政府明令，将前项选任人员和修改国府组织法公布。四月廿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掌握事务移交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即行撤销。四月廿三日国民政府委员会成立，蒋主席主持首次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局首长人选。五院院长同日就职。

这是国民政府改组的经过。

黄绍竑被选任为监察院副院长，十月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行政院接着也改组，四月廿四日国民政府明令：特任张厉生（兼内政部长）、王世杰（兼外交部长）、白崇禧（兼国防部长）、俞鸿钧（兼财政部长）、李璜（兼经济部长）、朱家骅（兼教育部长）、俞大维（兼交通部长）、左舜生（兼农林部长）、谷正纲（兼社会部长）、谷正伦（兼粮食部长）、薛笃弼（兼水利部长）、谢冠生（兼司法行政部长）、李敬斋（兼地政部长）、周诒春（兼卫生部长）、翁文灏（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炽（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常乃惪、李大明、蒋匀田、缪嘉铭、彭学沛、雷震等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行政院将改组时，蒋主席曾拟以王宠惠为院长，白崇禧为副，但白氏知不可为而辞谢，仍任国防部长。白氏三月间奉派处理台湾事件，平复迅速，台人信服，为蒋主席所喜。

欲动员有力 须予省自由

民国卅六年夏秋间，我因事曾三次入京：

第一次是行政院准我一周的假期于七月七日到京述职，寓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公馆。行装甫卸，白部长和我谈时局情势，非常可虑。八日谒行政院张院长，他表示：中央对各省应给予较大的自由，行政与预算、组织与人事，以至单行法令等，都应该使省能够自由裁量，他希望我对于此点多陈述些意见。他原是老地方官，深知在此全国动员时期，非地方有力量是无法协助中央的。

蒋主席一次约我午餐，我报告广西也曾发生过暴动和学生罢课游行，但省的力量尚可维持安定，如非外力侵入，绝无顾虑。

京里各部会长官终日多在各种会议中过活，访晤难遇。内政部张部长夜间来访，他对广西请求从缓成立警保处一事表示可以变通，要我和警察总署唐纵署长再洽。后来我访唐署长，他问我：“要缓多久？”我说：“三个月。”事遂决定。张部长也略谈及今年几种选举的问题，我访胡次威次长，他道：“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技术很繁难，现在还没研究得妥善。”

十一日午后飞沪，下榻林森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副院长寓所，互谈时事，不觉夜半。对此问题，日前在京他和我已谈过两次，他以为广西应注意时局的演变，对各方的态度须留心适应，勿走极端致难转弯。他又说：“我向来主张停战，战事不停，建设就无从谈起。但停战不就是和平，和平也不就是统一。例如从民廿年到廿五年广西和南京的情形，两相对峙，但彼此不相攻，那便是和平，但中央当时并未把广西统一，却因没有战事，所以彼此都可以从事建设。可惜现在为时已晚，欲停战已不可能！”

中央组织部陈立夫部长到访，对广西省党部书记长事颇有辩论。国民党广西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三月三日举行，中央派监察委员刘文岛到桂监选省执监委。经过一切顺适，会后将新选执监呈报中央，四月廿四日才奉复准予备案，并仍以我为主任委员，而组织部却先于四月十三日委一新书记长来，为众论所不同意。陈部长以“新书记长不能到职，使中央威信损失”。我道：“新书记自己请辞，自于威信无损，用他而致失去多数党员的人心，并不上算。”他说：“以后中央对广西再管不了啦！”我道：“请放心！广西对中央是绝对忠诚的。”这是向所未遇的情事。

是年夏，两广洪水为灾，副主席孙科和上海市长吴国桢发动筹赈，我和黄副院长往致谢意，那时金融已发生问题。孙氏叹息道：“胜利后政府在美存款达九亿美元，私人存款也有三亿，宋子文当政，到现在已完全用光了！”黄副院长、白部长和我因两广灾情严重，七月十四日联名柬请上海各界名流在黄寓茶会，吁请募赈，到九十余人。

七月十六日偕省府秘书长黄中厪等搭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空运大队飞机返桂。

田粮须征实 桂征四借一

第二次入京是行政院为讨论征实、征借、征购事宜，七月十九日电召各省政府主席、田赋粮食管理处长、省参议会议长到京开田粮会议。蒋继伊议长和李处长一尘于七月廿二日先往，我因归才数日，诸事待理，廿八日才偕秘书长黄中厪到京。李宗仁主任、李品仙主席、夏威司令官都在京相晤。

田粮会议于七月廿七日开始，经过一般的共同讨论后，各省再分别和粮食部商谈。廿九日我和蒋议长、李处长到部接洽，结果广西仍照民卅五年度数额，征四借一，实收六成余。

行政院乘各省主席在京，特召集地方行政座谈会。各省主席先在国际联欢社交换意见后，公推浙江沈鸿烈主席综合大家意见，作成书面报告以备提出会议，并推他先谒张院长请示：“在座谈会中，院长希望我们尽量发言，抑或要稍有忌讳勿太过坦率？”七月卅日下午四时座谈会在行政院召集，各部部长、各省主席参加，张院长鼓励各省主席尽言，沈主席代表报告各省共同的意见，至七时讨论未完，宣告次夜续开。卅一日下午四时各省主席十二人再在国际联欢社会集，准备当夜应讨论的事项，下午九时赴会，由各部长分别答复各省提出的问题，未毕。八月一日夜续开一次，才告结束。

李宗仁主任因华北局面日坏，有办法而不能行，三月间曾来京恳请辞职而不获准，欲请假短期赴美就医也未允许。此次为蒋主席拟调其为东北行辕主任，特召其来京征取同意，并拟调任后派白部长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两个月，以便李氏赴美就医。李、白以照现在办法去做，东北实少挽回的希望，一致表示辞谢。过了一个月，蒋主席乃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

我于八月三日即返桂林。

谋力量集中 将党团统一

第三次入京为九月九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党团会议在京召开，我和中央监察委员张任民飞往参加。本来上年九月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开会，蒋团长已决定将党团分开，但今年七月九日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决定党团要统一组织，故有此次会议的召集。自开幕后，由十日到十二日，党方只监察委员会自己开过一次会，执委会却未单独举行，连日都是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党团联合组织后党的新建设纲领问题。

党团斗争，在中央向来就很剧烈，事前蒋总裁特予严切告诫，要彼此和蔼，故团方事前指定态度和平的人发言，而党方人员却采置之不理的神气，故讨论经过，会场气氛意外平静。十三日会议告成。

此次在京，对各院部无重要事件接洽，只访候而已。十四日即返桂。

十月九日党中央派中央执行委员程思远到桂督促党团统一组织早日实施。十日我即召集党团统一委员会议，决定实施日期；十四日第二次会议，通过各组组长及各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十六日党团统一完成。更推及于县级。党员重新登记。所谓统一，实即将团并入于党，青年团遂不复存在。

宪政付实施 选举显繁忙

《中华民国宪法》及《宪法实施准备程序》于民国卅六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了。三月卅一日再公布行宪有关法规多种，如《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五院组织法》等。五月十五日立法院通过《各省市立法委员名额分配数字》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施行细则》。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公布《宪政实施纲要》。

国民政府派我为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广西省选举委员会主席委员，民政厅长张威遐、中国国民党陈锡珖、民主社会党廖葛民、青年党王世昭四人为委员。八月廿一日我召开广西省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陈锡珖竞选立委，辞职不到；王世昭在南京未到。决议：拟定区选举委员名单及县选举委员名单；选民公告以乡镇为单位，在乡镇公所行之；拟定全省选举费用预算。

国民党中央为控制选举，特派执委吴忠信于九月廿一日抵桂指导选举。吴氏表示：“此次各种选举，应稍容纳反对党，才于团结有益。党欲支持的人，应以表决行之，免有不公的批评。指导会报，应准备完妥后速开速结，一多耽搁，闲话便易发生。”又说：“对选举提名应分配使得其平，庶可影响政治安定。”九月廿九日吴氏主持国民党广西省选举指导会第一次会议，至十月七日吴氏回京，我送他登机，贺他此行的成功。吴解释道：“我此来专心为办选举提名一件事，不务其他，以免枝节问题发生，凡来客必见，以示无偏。”

三种选举，中央都规定日期全国同日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在十一月廿一日开始，廿三日完成。但广西的兴安、资源、灌阳三县各党提名候选人中央发下太迟，转发到县时投票日期已过，惹起争执，再定期公告，由未经投票的选民投票。监察委员在十二月廿六日由省参议会选举，李宗仁、王赞斌、张骏、廖葛民、何予淑当选。立法委员选举因中央颁发候选人名单逾期，广西在卅七年二月七日才选举完毕。

省选举委员会于发给国大代表、立委、监委当选证书后解散。省选举事务所卅七年三月底结束。

两广绥靖会 桂米输粤省

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张发奎主任在穗召开两广绥靖会议，我十一月十七日由桂飞往出席。张氏当日晨间已将行辕主任职务交代宋子文继任而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我正午到达，欧阳驹市长招待下榻中华北路市政府迎宾馆。先晋谒张主任，他说：“已请国防部将第一七四旅（旅长秦靖）由全县移驻南宁训练，归桂省保安司令指挥。又请设边防机构，尚未核准。”旋谒宋主任，他要我推荐一位能帮助他规划组织训练民众的人；要我约负责的人来商两广经济互助事宜；要求桂米大量输粤；说在黔兵工厂机器，桂省如果需要，可以拨用。

宋主任十一月廿二日约我和秘书长黄中厪、建设厅长曾其新、广西企业公司董事长陈雄、广西省银行总经理刘古谛、振业贸易公司总经理龙家骧、粤省府秘书长邹琳、建设厅长谢文龙、广东省银行行长杜梅和、广东实业公司总经理侯彧国、广州中国银行经理王振芳等午餐，商谈两广经济问题。讨论结果，宋表示：省银行办理侨汇一事，中央未能允许；工矿事业可设法利用美资举办；可向中纺要求配给棉纱，由此以筹保安经费；其他各事，都认为可行。他又请我推荐一人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华南分会委员，常驻广州。他最急切盼望的为桂米输粤每月能达十万担，此事，后来十二月六日即与粤方订定六十万担的合约。

两广绥靖座谈会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在行辕举行，宋主任主席，出席者二十余人。朱氏及张前主任相继致词后，由行辕第二处、第三处、广东省警保处、广西省保安司令、第五十九师师长依次报告。廿五日上午继续开会，讨论了十三个问题，会议即告结束。

我十一月廿七日离粤返桂，将情形分别电告北平李主任和九江白部长云：

“赴粤经旬，敬陈所得：一、宋主任极力团结华南，对桂尤为殷切。二、对桂子弹，允尽量补充。三、对办工厂需资巨多，允为介绍美人借款，小者彼允相助。四、粤省整饬吏治，补充兵员，均需相当时日，治安极为严重。”

宋主任更于民卅七年三月十二日到桂视察。他在十三日桂林各界欢迎大会中致词。十四日他即飞返广州。

第三十三章 李宗仁竞选获胜对政局的影响

本章主要是记述民国卅七年选举总统、副总统经过的情形。

在此次选举，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

第一，中央既决心行宪，却在开头先对宪法附加“临时条款”，等于修改宪法。当日即有一位政党领袖评论道：“宪法不应未实行而即修改，示国人以缺乏守法精神。”党外更有苛酷的指责道：“改法以迁就人，这是国民党已成的习惯。如果真要负责有权，做宪法上的行政院长不就恰好吗？”

第二，副总统在宪法上规定是并无何项权力的，但李宗仁当选后，国内不少人都对他寄以一种新希望，这可反映当时民众对于现实政治的苦闷。甚至国外也有类似的表示，如当年四月卅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李宗仁的当选，乃显示一主张革新分子荣获崇高地位。……李氏向来即要求一诚实有力的政府……故其当选，不可轻视。”

这些都是行宪最初的反应。

行宪国大开 李竞副总统

广西和中央的关系，因民国卅七年选举副总统事而重新恶化，且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日益严重，余波荡漾，至今犹未消逝，现特记其始末。

自联合政府后，战事益形紧急，中枢的军政大员多数主张，行宪应待军事胜利后实施为宜。白崇禧部长民卅六年六月十二日上蒋主席的签呈已经作此主张，十月十四日蒋主席召集五院院长商谈，他们也坚持这个见解。但蒋指示：大选必须如期完成。十一月十四日蒋主席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听取国防部长白崇禧报告军事和内政部长张厉生报告大选准备工作时，白氏重申其当此军书旁午，大选应推迟举行的意见。蒋仍表示：大选决定不再延期。也许是为图争取美援，特借此以表现民主，从此大选便着着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都相继产生了。国民政府十二月廿五日明令于次年三月廿九日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民卅七年二月十日又令自三月十九日起，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开始报到。三月十一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三月廿九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自民卅六年九月间即决心参加副总统竞选，十月初曾派程思远携亲笔信呈蒋主席陈明其竞选副总统的意愿，并告知白崇禧部长。白以为此事如在得蒋同意后进行，庶免招忌，即函蒋请示。民卅七年二月十日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雷殷由京到桂据谈：“白因李竞选事蒋未答复，转由汉口托刘次长为章转问，奉谕：我们军人当此紧张时期，选举的事，须待党的提名。”但李上蒋函始终未有答复，以为这是蒋主席不反对他竞选的表示，即向各方展开竞选活动。他二月三日函告我道：“此次竞选，各方反响甚佳，公算颇大。”只广东方面邹鲁各中委说：“在孙哲生未表示不竞选前，不能即行表示拥护李德邻。”

三月十一日李在北平南海发表竞选副总统演说，五天后（十六日）蒋主席即见孙科，次日孙氏即公开表示决定竞选副总统。这显现了中央将要以孙制李的迹象，因孙为总理哲嗣，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得国人的支持。孙为广东人，出来竞选，广东人当然支持他，自可使两广分裂，李失粤援，自易失败。白部长对此颇为担心，三月十九日他由南京致我电话道：“孙出竞选，李只好尽人事罢了。”李三月廿二日由平飞沪，招待记者发表竞选言论，然后入京。这是李氏竞选最初阶段的情形。

中央主提名 各方齐反对

我为地方部队问题于三月卅一日入京向行政院请示，因有机会亲见总统、副总统选举的经过详情，下面所记，便是当时的实况。

自国民大会开幕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即将国民大会代表中的有力党员组织成“党团干部会议”，每夜开会以决定翌日党员代表在大会中的行动。四月二日夜的会议由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主持，他报告说：“已经决定后天召开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以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时党内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除李宗仁、孙科两位之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两位。据中央方面的分析：这四位可能得到的票数，李约七百，最多；孙、程都在三百左右；于更少。故拥孙者颇为恐慌，欲由党提名，以期党用命令使党员代表支持孙氏，或径在提名时使其他三位落选。此举如果实行，李、于、程三位都将受到极大的不利。

李氏的助选参谋部，由黄绍竑氏主持。黄闻开会提名消息后，四月三日一早便往访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陈立夫和其兄果夫，都未遇见，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郑彦棻正式口头通知道：“明日召集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如此匆促，实为非法，广西中委决不参加。”黄归后约半小时而陈果夫氏来访，陈谓明日召开中委全会的事他也不知道。不久，吴秘书长也来访，劝大家明日出席，谓如有反对总统、副总统提名的意见，可在会中向国民大会提出。黄对他们表示：“我们决不出席这个非法会议。”

就在四月三日夜，蒋主席召见李宗仁，以非常温和的态度劝他道：“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应由党中央提出。根据宪法，军人不能竞选总统、副总统，因此总统一职，本人准备推胡适之出任，副总统一职，也准备以孙哲生出任，吾兄最好退出竞选，免使中央为难。”

李氏答道：“竞选副总统的事，早在半年以前，我已写两封信由程思远带来南京，一呈主席，一交吴礼卿（忠信），表达竞选的意愿。如果主席当时并不赞成，则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当唯命是听，不料，这半年来主席始终未有任何表示，我以为中央已经默许，即积极进行。现在一切就绪，只待会场投票，如果临时取消，怎好向国人交代呢？”

蒋不便再强，随即表示：“此事不必马上决定，以后再谈罢。”

李辞出后，蒋又召程潜作同样的劝谕，程的答复是：“我的情形也和李德邻一样，不能中止，必须竞选。”

于是李方和程方联络，于方也来和李方联络，造成了李、程、于的一致行动，决定翌日在全会反对提名。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委数十人集会，也一致决定反对提名。黄绍竑将各方反对提名的情况以电话告知熊式辉，熊氏急约王宠惠、吴铁城、张群、陈布雷商讨后，推吴报告蒋总裁：明日全会请勿提名。陈立夫深夜访黄绍竑，表示对不提名事可望办到，惟仍须树立制度。

临时中全会 决议不提名

上面所述四月三日一天一夜竞选战初次交锋的经过是：最初黄氏对郑副秘书长和吴秘书长虽然警告过，但夜间蒋总裁对李、程劝谕时仍坚决要提名；到了李、程、于联合一致，青年团分子也因深恶两陈把持党务而激起反感，才使熊式辉与张群诸人感觉事态严重而不得不将情况转达到蒋总裁，提名主张被逼放弃。结果是反对提名的胜利了！

四月四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开会，我们照常出席，会议由蒋总裁亲自主持，专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与否的问题，结果决议三项：

一、总统候选人提名与否或提何人，交明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于后日提交全体会议报告。

二、副总统候选人不提名，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签署竞选。

三、以后不能援此届为例，必须在国民大会开会三个月前，召集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举行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前项决议宣布后，陈立夫提议：请四位竞选副总统的同志各作十分钟的演说后，由全会投票，但不开票，只送交总裁开看何人票数多少。大家不理，无人附议。

李文范起立发言：这三项决议是违法。没有反应。

蒋总裁在会中表示不竞选总统，大家对此都觉得难测真相。

宪法增条款 蒋始应候选

关于总统候选人提名与否或提何人的问题，四月五日上午九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研究了。有人以为总裁个人执行领导，不一定站在台前，有时也应站在幕后；有人以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不必长期站在台上。他们都一致支持总裁不做总统候选人的决定。

但反对的却说：“目前局势非常严重，非总裁继续领导不足以团结力量，挽救危机。总裁并不是不想做总统，而是前年制宪国民大会所制定的宪法采取了法国式的总统制，身为国家元首，毫无实际权力，他实在不愿意浪费如许精神和时间来居这种有名无权的职位。如果常会能够想出一种办法，在宪法外赋予总统一种特权，总裁仍当勉为其难，苦干到底的。”

这意见立刻有人附和，说：“总裁对国家负责，未尝一日去怀，目前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另定一项条文，使总统在一定时期内得为紧急情况处置，处理政事，深盼常会对此问题郑重考虑。”

研究结果，决议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三人商承总裁指示，研讨具体办法，再提常会讨论。当日下午四时，常会继续开会，张群代表三人小组发言道：“已得总裁同意，主张在宪法后面附加一临时条款，使总统得为任何紧急情况处置，这样宪法上关于总统权力的条文即可冻结，上项建议将在国民大会依法联署提出。”这建议经过讨论后终于通过，于是常务委员会决议：仍拥护总裁为总统候选人。

蒋当选总统 早在众料中

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四月六日续开第二次会，解决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先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报告昨日研讨的结果，仍请总裁任总统候选人。蒋总裁对这个报告，因大家不接受其退让之意，表示不甚满意，但并不拒绝担任总统候选人，且提出一案，内分三项：一、本届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二、三两项规定下届选举应依常规。经张群说明：“第一项这样写法，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依法联署竞选总统，李、孙、程、于四位同志都可依法联署竞选副总统。”结果无异议通过。

自蒋主席四月四日表示不竞选总统的消息传播后，中央和金陵两大学教授座谈会、《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国民党内有远虑的人，都一致赞誉这是明智的举动。后来中央执委临全会议仍拥护他竞选，人心反有一种异样的感应。

总统、副总统由党提名的主张被党会议打消，蒋总裁心里似受委屈，四月十二日他召集中央委员和国民党员的国民大会代表在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很严厉地责备不受党的约束的人，谓将可能选出徐世昌（文）、曹锟（武）之类的总统；并引民国二年党员不听总理的命令，致招党国分崩的例以为警戒。

总统本来就无人竞选，大家只一致拥蒋，但无人陪衬，反觉冷静，所以居正出来，实际上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第十二次大会先通过莫德惠等提议的宪法增加临时条款，使无权的总统变为有权。十九日即进行总统选举，当场开票，蒋中正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这是人人早在意料之中的事。其余居正二百六十九票，废票三十五，多是弃权不圈选的，有在候选人姓名上打叉的，更有写孙中山的。

六人竞副席 两选尚未决

总统的选举，在风平浪静中过去了，副总统的选举，却波涛汹涌，险象频生。

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四月二十日国民大会主席团公告了，共有六人，即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签署推选的人数，孙最多，五百余，于也五百余，李四百余，程三百余，莫二百余，徐一百余。

孙科在名单公告时致函中央党部声明放弃立法委员当选的资格。蒋主席最初原以于右任为副总统候选人，后因李宗仁的竞选声势颇大，恐于失败，三月十六日乃嘱孙出竞以分李势，直至今日，孙信蒋主席真支持他，故有此声明。在此之前，四月十八日，李宗仁曾晋谒蒋主席请准其辞去北平行辕主任职，如当选副总统，必竭尽忠诚辅助元首，不当选也不介意，拟解组归农，只恳求令党团干部对竞选者勿作左右袒。蒋一概应允。同在十八日那天，黄绍竑和陈立夫长谈，悉中央意在支持于右任，黄因警告陈切勿作左右袒，并将此意见陈请于总裁。陈谓总裁也不易完全听从。以孙作声明的事观测，蒋对李所说可作应酬话看，陈对黄所说，应作策略看。

四月廿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结果李宗仁七百五十四票，孙科五百五十九票，程潜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四百九十三票，莫德惠二百一十八票，徐傅霖二百一十四票，无人得票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依副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得票较少的三人便不能参加复选，定次日将前三名作第二次选举。当日选李的代表受党方的警告：次日必须选孙。拥孙的代表捣毁拥程的《救国日报》（因该报登载侮辱孙氏的论文），将会失去一部分人的同情。

廿四日第二次选举投票的结果：李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九百四十五票，程六百一十六票，名次依然不变，依法须作第三次选举。

选举遭压力 三人均放弃

风潮起来了！

第二次选举后，中央发觉党的控制失效，乃示意程潜，令其放弃竞选，可安置其助选人，补偿其竞选费，要其将选票全部投孙。但程对官、对钱、对投孙三事都表示拒绝，旋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此外对于其他诸人，亦同样命令他们投孙的票。党、青年团、特务人员全部出动，用尽了各种手段，以期次日使孙氏当选。李宗仁以如此选法，尚复有何意义！遂于夜半后二时发表放弃竞选的声明。

程、李放弃竞选声明在四月廿五日早上赫然出现于各报。两人都表示此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有某种压力存在，致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的意志投票。李氏还补充说：近且有人造谣中伤，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谣诼纷兴，人心震撼，为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程、李这一意外的行动，激起了拥护者激昂的情绪，廿五日的国民大会竟开不成。孙氏感着自己处境的尴尬，进退失据，也不得不追随程、李之后而放弃竞选。情势演变至此，可能使国民大会停开，甚至可能使政治局面瓦解，严重极了！最高当局也为之忙乱，分别召集要人征询挽救的意见。廿五日下午四时更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派人劝请放弃竞选者取消放弃，在大会外协商得有结果后再开大会。

转眼廿六日一天又过去了，挽救的工作并无何等效果。廿七日蒋主席召见白崇禧，请他以其本身的影响力说服李氏重新参加竞选，中央也将改变态度，予李氏以积极的支持。白回来时，对李氏信誓旦旦，谓蒋态度诚恳，自应信任。黄绍竑听了却心里有数，只看着天花板微笑。李氏沉吟一下，终于接受，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应由国民大会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

经过白氏的折冲，中央即授意于斌代表主席团分别走访李、孙、程三位，请他们不要放弃竞选，使国民大会能够顺利进行。因为事前彼此有过默契，所以临时三位都不再表示拒却，已经休会了三天的国民大会，才得重新召开。

李最后获胜 招忌自此深

国民大会四月廿八日进行第三次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一十五票，仍然无人得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将得票较多的前两名再由大会决选，这样程潜便被淘汰了。

由第三次选举情形看，蒋主席廿七日对白表示支持李的说法，并未兑现。但由中央请李重新出来竞选，至少在形势上已给李氏生色不少。这时候李氏显然已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象征，不满中央作风的人，多站到他这边来了。

最后一次参加竞选的只是李、孙两位。依照选举法规定，只以比较的多数当选，所以即使一票之差，也足以决定双方的胜败，这样短兵相接，情况就显得特别紧张。廿八日夜间是作战最艰苦的紧要关头。李氏的助选参谋部，因党和青年团完全助孙，己方计欠百余票，深夜尚未筹得善策，直至夜半后三时，边疆代表领袖决定相助，难题乃迎刃而解。

四月廿九日上午，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当午开票。中央广播电台特别派人在国民大会堂将计票情形播送全国，只见十字街头行人麕集，公共场所座无虚席，大家都聚精会神来听播音器转播出来的点票声。那些唱票员轮流以正确的国语喊着“李宗仁”“孙科”的名字，声音洪亮，响彻远近，一声一句，扣人心弦。结果李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宗仁当选为行宪后第一届副总统。竞选是胜利了，政治上的暗病却由此而更深了！

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五月廿日在国民大会堂同时就职，有三十五国使节觐贺。为表示合拍一致，事前李曾请示应着何种礼服。蒋谓两人都着西装大礼服，但到大典前夕，忽又通知两人都改着军服，届时副总统着军服前往。不料，总统却穿的是长袍马褂！仪式完成，总统即离去，对副总统全没理会。在这细微末节间，使人预想到他们俩将来会是如何的关系！

本来民主习惯，竞选胜败，事属寻常，孙氏本人或尚无所介怀，但中央倾全力以助选而失败，使党国最高领袖的统治尊严太受损伤了！这是人人始料之所不及。

我曾函贺黄绍竑氏助选成功，谓：“运筹之妙，作战之勇，人人崇拜，败者心服！惟招忌更深，须准备更大之奋斗耳。”他是立法院立法委员，为免招忌，决心不竞选立法院正副院长，而且蒋经国事前也请求过他，以免中央再遭一次失败。于是五月十七日立委互选结果，孙科当选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当选副院长。

何继长国防 白外放武汉

蒋总统对行宪后的新内阁，提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得立法院同意后，五月卅一日即行改组，国防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王云五、粮食部长关吉玉、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其余各部会均未更动。

在行政院改组前两旬，蒋总统已决定将白崇禧外放，要他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表示坚辞，因名为华中，辖区却为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和湖北省，徐州另设一“剿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而程潜的绥靖主任公署又在武汉；江北已分为两个战区，兵力分割使用，缓急不易相顾，华中总部在汉，职权上很容易和绥署发生摩擦；有虚名而无全权，绝难达成使命。但蒋总统已经决意，遂将任命发表，白辞之不得，六月五日避往上海以示坚决。经过两周，因何应钦部长竭力斡旋，白无法推拒，六月廿八日才到汉口就职。程潜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以统一华中的事权。

白氏离京赴汉前，曾向蒋总统建议：“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有两件工作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代表中央前往各省区巡视，宣达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全国的团结。第二，他可以分期分批代表政府与全国文化、教育、新闻、工商、金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各种各样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情绪，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为中央抉择的方针。这两件事，我以为可行，但必须总统有所表示，他才好负责去做。”蒋总统虽予接纳，但后来他始终未对李副总统有过这样的表示。

白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做事并不感觉痛快，国防部似有意无意地常使他为难，须亲自到京请求事件才得解决，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困难，是其一例。

检讨军缺点 白提六要项

国军到处失利，其症结所在，白总司令是很清楚的，下面引述的一封信，是他就职一个月到京开会后给我的，读了便可明白。

“旭初吾兄勋鉴：弟奉召到京……因日前在确山视察阵地，天雨路滑失足，以致左足旧伤复发，刻正诊治，日渐收效，不日可望痊可。

“……国军失利，时局严重，不可讳言。吾人应有勇气坦白承认……吾人更应有信心挽救……时至今日，不能再作自欺欺人之讳败为胜，应虚心检讨其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此次在京召开军事会议，禧曾提出几项重要建议：

“一、后方安全各省应一致实行总体战。即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执行总体战之法令，不必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之壮丁、粮食确实掌握于政府手中，庶可足食足兵。……

“二、国军战术思想应改变。即注重面的攻守，不专注重点线之得失。面能控制，则壮丁、粮食、情报均可控制……今日国军兵员不足、粮源不足，是皆忽略面的战术有以致之。禧于廿九年曾在陆大有‘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之讲演……

“三、于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抽调十个能战之师分置于上列各该空军基地，配以轻装武器，随时可以空运到各重要企图决战之战场，会战胜利后，即仍分区集结。因现在东西南北各战场，有分离者，有孤立者，非此办法，难以转用兵力，果能如此，则十个师可作三十个师之用也。

“四、增编十个骑兵师，增强国军速力。现代战争之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惟速力则因装备与携带粮弹关系……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耳，倘有骑兵，则可以制胜……

“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之权限，上级不应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示。

“六、官兵及战马生活应予维持其最低限度，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以上不过略举大端，供省内参考。余托张任民兄面达。此祝

“政祺！ 弟白崇禧敬启。八月三日”

议是建了，行并不多，越级指挥如故，无补危局。

第三十四章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经过详情

这是民国卅七年尾卅八年头的事情。

那时期的情形，在社会方面：生活困难有如抗战后期，但心理却已两样，为抵抗外族欺凌而受苦是甘心。年轻阶层总是模糊认为革命者是比被革命者进步的。怕的只是军队奸淫烧杀，所以希望停战和平。

在政府方面：最高当局自己造成了不能执行职务的形势，逼着要把自己艰难创造的事业放手，总有点舍不得，这是人情之常。而且交给代替的人，不会一切照着我的做法去做，又兼是曾经违抗己命竞选获胜而又拥有实力者，将欲交代，又迟徊疑虑，这也是人情之常。

由于上述两方面情形的凑合，遂表现为本章所记的一幕活剧。

金圆券发行 蹈法币覆辙

蒋总统于民国卅八年一月廿一日宣布引退，交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蒋氏因何故而引退呢？主要为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和外援绝望。自民卅七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情形都非常险恶，有如下述。

先说经济方面。

法币政策的实施，抗日战争赖以顺利进行，但到抗战后期，已因通货膨胀而成为恶性循环。论理，政府在胜利后即应改革币制，以巩固金融。当时政府在美存款超过美金九亿元，又在联合国救济总署获得援助及贷款约为二亿五千万元，同时在国内和台湾接收日本工业资产约值十八亿元，外汇充裕，为向来所未有，实为改革币制最难得最适当而又最容易的时机。可惜当局竟未注意及此，胜利不到两年，便把所有外汇全数用光了，轻易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法币价值跌落的速度愈快，到了卅七年夏秋间，法币的印刷费已超过了它的兑换值而崩溃了。

怎么办呢？八月十九日，蒋总统援用宪法临时条款的授权，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内容包含下列几部分：

一、停止发行法币。

二、发行金圆券二十亿元，每元合法币三百万元，每四元合美金一元。法币与海关金单位，限于十月廿日以前兑换金圆券。

三、凡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的人，须在一定期限内缴交中央银行，兑取金圆券。

蒋总统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地设置经济督导员。八月廿一日，特派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三地区督导员，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协助督导员。又电令各省市政府：应切实晓谕人民遵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共同努力推行新币。八月廿三日，金圆券即开始发行。

金圆券在开始两个月推行得相当顺利，蒋经国在上海控制市场的工作也执行得很好，政府很快就从这方面收进了两亿多美元。当时一般人民和中产阶级大概都遵守政府明令，把金钞都缴到指定的银行去，但真正有钱的人却设法规避这个处分办法而让所拥有的外汇逃到国外去了。

经济措施和军事形势是息息相关的。九月廿七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转投共产党，济南失陷，前途黯淡，人心士气大受影响。币值登时暴跌，到处出现抢购风潮，金圆券又走上了法币的道路。

徐州败战后 精锐丧过半

次说军事方面。

战争形势，从民卅七年五月起，即由攻势转为重点防御。到九月下旬济南陷后各战场的情况是：山东境内只剩下青岛一个孤立的战略据点。东北在卫立煌指挥下，以锦州、沈阳、长春为中心防御线，阻止东北共产党军队入关。华北由傅作义指挥，以北平、天津为防御线，维持华北的局面。东北和华北均无转移攻势的可能。在徐州刘峙指挥的范围内，以郑州为中心防御线，实际上已缩成为一点；重点只是以徐州、淮海为中心的防御线，目的在固守江淮，以保卫京沪的政治经济基地，精锐兵力用在这区域特别多。至于胡宗南指挥在西北的部队和白崇禧指挥在武汉的部队，任务都在保障西南。

济南陷后，共产党军队的行动，先对东北进攻。卫立煌所部本有四十余万人，但分布在锦州、沈阳、长春三点，孤立分散，补给困难。林彪全力先攻锦州，这是关内外联络的咽喉。十月十九日锦州即告失守，从此关内外即被隔断，沈阳和长春遂陷于绝境。共产党军队更由锦州向黑山前进，迎击由沈来援锦州的廖耀湘机械化兵团，激战两天一夜，廖部又被消灭。以后，十月廿三日长春因守军投降而失陷，十一月二日沈阳因主将潜逃而不守，东北于是全失。

东北方告沦丧，徐州会战继起。事前中央以徐州兵力不足，令华中以黄维第十二兵团进向周家口，张淦第三兵团续进，以为援应。十一月三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召集会议，其时郑州先已失陷，遂决定将陇海线上的次要城市放弃，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线两侧作攻势防御，部署未完而共产党军队已到。

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由山东南下，十一月八日策动枣庄和台儿庄冯治安部倒戈，向徐东黄百韬第七兵团围攻。同时，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在豫南作战略佯动以吸引张淦、黄维两部向西，并迅速占领宿县和蒙城，阻断黄维兵团北援进路，以利陈毅在徐东作战。

黄百韬兵团被围于碾庄后，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先后由徐州赴援，都被强大共产党军队阻击而不能到达。第七兵团十一月廿二日崩溃，黄百韬阵亡。

黄维兵团被缠阻不能北进，陈毅解决黄百韬部后，即与刘伯承合兵围攻黄维部于蒙城东北双堆集。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又被解决，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渡过涡河时，蒋总统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十二月一日放弃徐州，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第十六）三个兵团南下，令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由蚌埠北上，要三路会师。但十二月四日杜部即被包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六日孙元良突围而去，损失很大；其余曾数次试图突围，终归失败，直到共产党军队发动新攻势。卅八年一月九日邱清泉阵亡，李弥只身逃脱，杜聿明被俘，全部被消灭。李延年、刘汝明两部被阻截，十三天时间前进不到五十里，闻黄维兵团噩耗后，十二月十六日都退回蚌埠去了。

自东北、徐州两役后，国共兵力的对比，相差更大，风势更为危殆了。

美对蒋不满 拒绝续援助

再说外交方面。

当时的外交，以中美关系为最重要。自抗战时期，中国即依赖美国的援助。胜利后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的纷争，期得和平妥协，但结果失败。马氏回国任国务卿，从此即不满蒋主席的措施。和谈既告失败，美国巴大维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驻华相助，但据美国国务院在答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文件中所表示，巴将军及司徒大使对蒋总统都很不满，如：“执事[3]在六月十四日的报告中，尝陈述蒋委员长保证同意执事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4]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的参谋总长[5]而亲自指挥作战。……

“在执事八月廿日报告陈述中，执事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的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的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此外，更有：“执事十月十六日报告谓，仅有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的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的人日见加多。……”

在这种背景之下，期望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积极援助是不可能的。蒋总统曾经提出过：愿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务与权力，并愿顾问团提供对作战的意见，作为增加军事援助的条件。但美国务院认为“实与驻华美国顾问过去所有的经验不符”。结果只允拨清前定的军援，不允再有增加。蒋总统处在此种极端困难的情势下，仍然尽其最后的努力，于十一月廿八日派蒋夫人为代表飞美请求援助，十二月十日晤见杜鲁门总统，依然未得何项积极的结果，给蒋总统以苦闷。

这是外交上最大的困难。

退休谋缓冲 已定忽搁置

美援绝望，金融混乱，生活困苦，民心离散，军队饥寒，士无斗志，蒋总统在各种危机交迫之下，不得不谋缓冲、得喘息、期再振，和平的酝酿由是而起。

孙科氏之所以毅然应命担任行政院长，据闻事前已和最高当局商量和战大计，结论为：如对方接受，可与商谈。

耶稣圣诞节将近，蒋总统派吴忠信、张治中、张群三人到傅厚岗六十九号向李副总统传达他拟退休的意见，商谈政权过渡的办法，前后经过两次会谈，得到下列决定：

一、蒋先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引退。

二、李先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内阁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美英苏的关系，以期对中国和平的实现获得赞助。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人士，造成和平气氛。

当时据吴忠信氏透露，蒋总统将于民卅八年元旦正式宣布下野，李副总统同日接任。十二月廿四日，蒋总统特任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似为准备便利政权的交接，因吴氏向为双方共同信任的人。

但圣诞节过后，蒋总统似又忽然不急于准备引退，其原因当时有三种传说：

第一种传说是：因共产党十二月廿五日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五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替他筹备下野的人都担心他会改变计划。

第二种传说是：因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部队正在待援突围，不能置之不顾即飘然远引，只好等待一个时候再说。

第三种传说是：为白崇禧在圣诞节前夕所发的“亥敬电”所促成，蒋总统误会这是桂系运用压力来逼他，所以索性把事情搁下去。

究竟真实原因是哪一种呢？也许三者兼而有之。

白密陈谋和 蒋疑为逼退

白崇禧为什么有亥敬电呼吁和平呢？

他驻在汉口，介于河南和湖南中间。河南省主席张轸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都认为目前不能再战，应早谈和，他们要白氏对当前国是表示态度。白的处境自有困难，于是亥敬（亥：代十二月；敬：代廿四日）电发出了。电是发给南京张岳军、张文白两位密呈总统的，后又补送行政院孙院长一份。原电如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廿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这是部属向长官贡献意见，采纳与否，权在上级，在言者的动机，实在无可厚非。但当时的政治情势是太微妙了，白氏这一举动，不仅对现状无所补益，反引起蒋总统下述诸多的误会：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战败，中央的亲信精锐部队大部分丧失了，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力量，蒋总统以为白在利用此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程潜也同时电呈总统，倡导谈和，并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程电态度凌厉，与白电委婉陈情，适成对照，但蒋总统却疑为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总统对职权交替，已派员和李副总统商定，而白忽然有此表示，致误会为李迫不及待，授意白氏造成形势，逼其早去。

蒋总统秉性坚强，所以白电来后，就不谈引退问题了。

蒋元旦文告 和成可身退

民国卅七年除夕，蒋总统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府首长在其黄埔路官邸晚餐，到者四十余人。

他为明日元旦发表的文告，欲征询各人的意见。饭后进茶，他说：“现在局面非常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个人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表示一点意见。现拟好一篇文告，请岳军先生当众朗诵一遍，并盼大家共同研讨。”

这是同意和平的文告，其中指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总统问及李副总统的意见时，李氏表示他本人绝无与总统相背的见解。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王世杰、王宠惠各人都不赞成在文告中列入上述那段字句。谷正纲说话最为激昂，他认为下野谋和是最不明智的举措，可以导致人心涣散，士气瓦解，使整个局面陷于不可救药的境地。他说到最后，竟痛哭起来。范予遂、萧同兹相继发言，都以为当前军事连续失利，局面空前危殆，中央宣示谋和愿望，实有助于人心士气的振奋，还不失为一种无办法中的办法，应照原文发表。

蒋总统于是总结说：“这篇文告应该发表，不过有些措词应该斟酌。”又说：“我并不要下台，只是你们要我离开。我所以愿意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于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压力。”在场的人都愕然相顾失色。

到了元旦，文告发表了，其中主要的一段是：“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昨夜所争辩那一段，也照原文不改。

后来我接白总司令一月三日函云：“中央各负责者及友邦对于总统元旦文告，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似亦为和平成败之参考。”邵力子在一月四日评论道：“这篇文告在文字上不十分妥当，似带有招降的意味，如此，希望共产党有好的反应是不可能的。”

蒋答复白电 已启和平门

白总司令以亥敬电发后中央毫无反应，十二月卅日再上亥全电于蒋总统，催请无论和战，应早英断，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焰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乘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蒋总统对白氏两电，卅八年一月二日才作答复，原电如下：

“限二小时到，汉口白总司令健生兄×密，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绝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以达成保国保民之责？如何……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吾兄所谓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之言，实先获我心。望兄力循此旨，激勉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则幸矣！中正手启。子萧府机印。”

其时，坚守太原的阎锡山适到南京，白氏征求其一致主张，但阎氏却主张审慎，其复电云：

“白总司令健生兄勋鉴：亲汉亥卅电诵悉。我兄爱国之深，谋国之诚，拜读再三，欣恐交集！古人有‘讲亦悔，不讲亦悔’之难，今亦具战固艰，和亦险之虑。民廿六年七七事起，弟奉命主讨国策，当时不敢以碎而不玉，瓦而不全之险建议蒋公。弟此来原为解决地方困难，匆匆入京，对国内国际情势尚未明了，不敢以不自信之言在决大计定大谋上轻报知友也。弟认此次之国难，在中国历史上为最大之事件，一错则留千古恨！弟向对此事主张审慎，特先电复，弟阎锡山三十八子东印。”

蒋为谣言动 张赴汉疏解

中央民卅八年元旦团拜，照旧在总统府举行。礼成后，蒋总统邀李副总统到礼堂后面休息室去谈话。他对李表示：“现在局面空前严重，我已不能再干下去，今后支撑危局，挽回颓势，惟兄是赖。但在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以便你上台后，容易负起责任，推行政务。深望健生兄亦喻此旨，转告鄂豫两省参议会少安毋躁，不必再向外发表政治主张，以免动摇人心，影响大局。”李归傅厚岗，即以长途电话致白。

新年中京沪谣言很盛，说是蒋总统元旦文告的发表，由白崇禧前后两电所逼成，此外，还有若干耸人听闻的传说。在这谣言攻势中，蒋总统也为之关心，一月三日上午十时，他亲到傅厚岗访李副总统，重申团结大义，望其和白氏共以大局为重，静候他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

张治中一月七日受命来访李副总统，谓总统已决定派张岳军后天飞汉口晤白健生，就当前局势有所商洽。

张群一月九日飞汉访白，李副总统派黄绍竑偕行。张转达蒋总统意旨两点于白：“一、予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把握？二、予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白对张说明，他前后两电提出的主张都是备战谋和，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投降。张由汉到湘访程潜，回京后，一月十二日在行政院会议提出报告说：对备战谋和的方针，中央与地方一致，白、程均同此态度。

黄绍竑一月十二日由汉口飞广州，过桂林时已届薄暮，我在机场候晤，据谈：“一、蒋先生不愿放弃权位言和。二、白电蒋先生劝其采用和平做法，不料，蒋反疑白及广西将要造反。”

第三十五章 蒋退促和李代谋和的艰难处境

这是民国卅八年一、二月间的情事。

国共和谈，本是旧事重提，但到了此时，已经是主客异势，优劣易位了。

我在屡败之后，莫说实时反攻，即便想站稳阵脚，非暂谋休战，便无法得到整顿部队的时间，故和的急需在我。只要在谈和时把战事暂停，我之所需便已到手，至于和谈结果有无成就，倒可置之其次。

对内呢？蒋总统对李氏或存有如下的想法：你从前争着竞选，不是准备有一天要握大权吗？好，这个家已搞破烂了，你去当当看！剩下些少油盐柴米你可不能动用。什么事我还是管得着的。这是对内的处境。

懂得了上面的线索，请再读本文。

请四国劝和 一概被拒绝

蒋总统已知道非设法争取三数月的时间，不足以整顿残破的老部队及训练新部队，故在民卅八年元旦文告表示可以谈和。一月八日上午，他召集孙科、张治中、张群讨论后，即授意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照会美、英、法、苏四国，希望四国政府能采取适当步骤促成国共谈判的实现。九日，吴部长又接见美、英、法三国大使（苏俄大使不参加），对上项照会有所说明，谓：国共冲突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不是国际间的政治纠纷，所以不适用国际调停的办法，中国政府仅希望各国政府从旁运用其影响力使国共双方能聚首一堂进行谈判。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对孙院长和吴部长先后表示过，他本人不以为中国政府能从这方面获得什么挽救的办法；并极力告诉他们不可过于依赖美国的援助，把它作为一种解围的神力。一月十二日，美使馆把华府的答复通知吴部长说：“在现时情势下，由美国政府作一调人，于事已形无补。”其余英、法、苏各国政府也礼貌地拒绝说：这问题实在是一个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当此时期，美使馆不仅不愿给中国以任何助力，并且成为逼蒋总统下野的原动力，凡和司徒大使有过接触的人士，都有此种感觉，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恬不为怪。

共产党提案 蒋决定引退

国际拒绝撮合谈和，徐战部队被完全消灭，天津塘沽被猛攻，蒋总统在此情势之下，一月十四日召集陆海空军将领指示以战求和的方针，共产党同日广播八个和平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蒋总统对于共产党八个条件，十五日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商讨，暂不置答；并接见司徒雷登大使，告以对方条件和政府意见。十六日约张君劢、左舜生、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等晚餐，交换意见，邵主张接受共产党条件。十九日邀孙科、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再商后，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政府愿望与共产党先无条件下令停火，再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廿日邀晤李副总统，表示于明日引退，李答以一切以总统的意旨为意旨。

白总司令为湘豫两方逼其迅速谋和，廿日召集李品仙、李任仁、刘斐、刘士毅、邱昌渭、张任民、韦永成、程思远到汉口商讨如何应付。夜间先后接南京张治中、李副总统电话告知总统引退确息后，白氏的困难处境无形消失，转而商讨李氏上台后的应行兴革，并决定翌日派邱昌渭、程思远两人将大家的意见带给李副总统。

蒋下野回乡 李为代总统

蒋总统在引退时对人事更作一番布置，一月廿一日明令发表：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先已发表。是日上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将蒋退李代的文告稿匆匆送给李副总统过目，即携回去。下午，蒋总统以茶会和中枢各要员话别，命张群将文告宣读，潘公展、田昆山以国民大会未批准前，总统辞职不能有效，坚主将“引退”字样删去，蒋表示同意。

蒋总统到紫金山向中山陵辞别后，下午四时十分偕蒋经国、俞济时等由大校场乘“美龄号”专机离京飞杭，中央大员却都集合明故宫机场送行。所以只有李副总统赶到握别。邱昌渭、程思远适由汉口乘军机到达，遂与李氏同车入城，把在汉各人商定的意见报告李氏。

李返官邸，即以电话致白，告知蒋氏离京情形。旋即有客来访，谓蒋先生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删去了，恐怕李先生将来会因此遇到困难。李氏即约吴忠信、张治中来谈，张认为这文告早上经由蒋、李两人签字定案，后来删改是不合法，请吴秘书长照旧加入引退字句，但吴不允。孙科院长来向李作例行的辞职，他建议：这是关系宪法条文的解释，可请王宠惠来一谈。王应邀到，他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应作引退论，但他辞职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国民大会追认，在此法律手续尚未完成以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于是李、王同车访张群，请张打电话到杭州向蒋商量，结果蒋同意在文告中加入原文“引退”字样，这时已是晚上九时，中央社将改正稿重新播送一次，故有两次。

李副总统同于一月廿一日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背起了支撑将倾大厦的重担！

当日便听到共产党广播对十九日行政院决议的评论，要点是拒绝无条件先行停战。

图和局打开 李采取行动

李代总统就任的文告说：“总统蒋公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这是他表示要本着蒋总统引退以促成和平的意思，决心去从事和平。

共产党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开出了和谈八条件。蒋总统料和谈很难有成，把人事、军事、财政布置一番之后，暂时引退，腾出工夫来准备自己的事，而让李代总统去应付这个难关，如和不成，既可间执和平分子之口，自己也不须负担和谈失败的责任。

李代总统以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进行和谈，就任的翌日即采取下列行动：

一、电请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

二、由行政院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对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三、派甘介侯赴沪访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促请他们为和平尽力。廿三日又派邵力子赴沪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

政府的行动，引起了对方的反应。一月廿三日共产党广播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李代总统一月廿四日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将各地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留下了一条，不同意取消戒严令。

这些是李代总统就职后三天来所采取打开和局的步骤。

沪人民代表 赴平探和谈

李代总统特于一月廿七日致电毛泽东，承认其所提八点建议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要求派定代表早日进行。但因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廿八日判决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共产党反对，要求拘捕重审。廿八日共产党另一声明要求拘捕战犯，内容是：

“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战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你们务必迅即逮捕……毋令逃逸……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

华北总司令傅作义于一月卅一日与共产党签订十三项协定，以北平投降共产党，名为局部和平。

李代总统二月一日赴沪访问社会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等，敦请他们以中立人士资格北上，打开和平之门。但共产党不承认我政府，故拒绝政府代表。二月五日，李代总统令甘介侯领衔组织他私人的代表团，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为代表，赴平试探和谈，但共产党又不承认李为代总统而拒绝其私人代表，只许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而拒绝其赴平。最后商定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推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却以私人资格随同前往，得共产党北平军管区主任叶剑英答复同意，才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由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同行的有李代总统联络工作者黄启汉、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尚有金山等。下午二时一刻到青岛，因机轮破裂，停留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到北平，由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副市长徐英、刘仲华在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在六国饭店。

叶剑英十五日访颜、章、江、邵作初次晤谈，连日都有宴会。叶后来再分别和颜等四人详谈。十八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宴各代表后并作深谈。当晚颜代表等即将商谈情况交由黄启汉、刘仲华电告李代总统。时李济深、章伯钧等已由沈阳到平，也和颜等晤谈。

这是试探进行和谈的经过。

京穗与溪口 演一国三公

李代总统一月廿七日致电毛泽东承认其所提八条件可作和谈基础一事，明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难以通过，故事前未提交讨论，也未经由行政院执行。这样重要的行动，竟脱离了党的控制，蒋总裁当然不满。责任内阁感觉无责可负，孙科院长更为不满。李致毛电发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与孙科接触，一月廿八日孙即到溪口见蒋。廿九日以后，孙阁要员即悄悄地离京赴沪去了。

李代总统为挽救内部分裂的危机，特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专机飞沪，在龙华机场降落时只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方治、潘公展到机场迎候。他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孙院长以下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举行会谈，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南京去，以示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孙院长表示：一周以前，共产党军队前锋已到浦镇，南京现正面临其长程巨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免除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仍须迁往广州。二月四日行政院实行迁穗，中央党部也随同南迁，立法委员也有一部分赴粤开会，党总裁办公室却在溪口。遂演成蒋李对峙，府院分裂，一国三公的最恶劣局面！

蒋总统虽已引退，对政权的控制并未放松，早已令通讯总队将溪口对外的电讯网布置完妥，随时接收情报，向各方发出命令，事无大小，使李代总统不能自由处置。大如政府迁穗，代总统虽反对并无效，小如释放政治犯，代总统发命令亦未克执行。甚至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之被逮捕，中央银行将库存现银和黄金全部运去台湾亦不令代总统知道。指挥调动部队，直接命令参谋总长执行，代总统更无从知道了。

在此无须逐件详述，我只把释放政治犯被阻一事作为证明。应释放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在内，李代总统为促使有关部门注意，特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杨两人。顾函复道：“德公代总统钧鉴：子迥代电暨元月廿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二月一日。”完全不着实际。

关于张学良部分，李再电饬台湾陈诚主席负责办理。二月二日接陈复电云：“南京李代总统德公：×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程思远于二月四日到台，陈对他解释道：“张现幽居新竹，由军务局和保密局会同负责管理，省府从来不与闻其事。”张学良竟释放不成。

李白少异同 粤桂终一致

我应白崇禧总司令邀请赴汉口，事前在桂以长途电话报告李代总统，并请其派一人到汉晤谈。他说：或者我去。二月三日，我和蒋继伊议长、李新俊、韦贽唐、黄朴心各厅长抵汉，商讨时局问题。我才感觉李、白与黄绍竑三人间意见颇有出入，白氏主积极备战以求和，并曾屡请李负起全国责任，执行总统职权，改组行政院，均未见实行；黄则责白不反蒋，求和诚意不够。二月四日黄绍竑由香港抵汉口，谈悉李济深已先入内地，联络不到。我以电话问南京李代总统：能否来汉劳军？他说现时不能，并嘱我赴京。

二月五日我和黄绍竑飞京，与李代总统晤谈，才知道他不是不执行职权，而是许多竟执行不通。他说行政院不听命，应行改组，但事前如果不向立法院疏通好是办不成的，而立法委员正分散在上海、广州、桂林、台湾各处。他本拟春节赴汉劳军，因筹不到款而去不成。监察院长于右任和立法院长童冠贤留京，都表示对他拥护；其他机关长官只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和次长林蔚在京。谈到和议问题，最好能做到分治，李、白两位对这点一致，黄绍竑却说，如果共产党做得好，我们复何所求？我建议：在现时情势，中央应予各省以高度的权限，使能发挥力量，李、黄都以为然。

李代总统令我访问广东，二月八日我乘民航局空运队机飞广州。九日谒孙科院长和吴铁城副院长，将李代总统函面交，系请其率领阁员回京的。孙对我表示：初到此地，布置未安，不能即去南京。在穗四天，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李汉魂、邓龙光各位都相访谈，酬应纷忙。十二日飞返桂林，即以电话报告京汉两方以广州近况：一、孙不打算回京。二、因张发奎热心联络，故广东各首要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粤。三、粤首要多主张改组行政院。四、在粤立委多主张在穗开会。五、溪口经常以电话指挥广州。

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当我离穗时，即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绥署秘书长陆匡文入京，谒候李代总统，并到汉访白总司令，这是两广团结的表示。

对溪口缓和 仍受党控制

二月中旬开始，李代总统决意设法缓和溪口，联结广州。十二日请于右任、童冠贤两院长飞穗劝行政院返京办公，但翌日于、童回京复命，未能成功。十四日再命令内阁回京，孙托病不应。但何应钦却应命由沪入京，张治中应召由兰州返宁，翁文灏由台湾来就总统府秘书长职。在沪之立法委员联名电责孙科，监察院首先决定在京复会。此时京沪重要报纸都赞许李代总统守江谋和及民主改革的计划，要求立法院在京复会，行政院返京办公。十九日立法院也决定在京复会。他在京沪方面，已逐渐造成有利的形势。

对于溪口方面，是由阎锡山去斡旋的，其情形由阎致蒋电中可知概略，电云：

“奉化总统蒋钧鉴：×密，实行宪法上规定的府院职权及党的政治会议职权，德公极表同情，且认是必走的轨道。希望行政院政务会议重要部会主官及主要办事人员早日回京。至备战言和，德公尤表赞同，并盼备战上早有积极的行动。山感到德公对山与钧座所谈，极表一致，且认为必须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才能备战言和。至规定和的限度，亦应一本府院政治会议三机构职权决定之。此电系在德公官邸所拟，经德公亲阅，并陈。阎锡山叩，丑筱申。”

这是表示仍愿接受党的控制，以缓和相互间的冲突。

南巡收美果 孙阁愿回京

对府院分裂，李代总统决作南巡以谋消解。二月廿日上午九时五十分乘“中美号”专机由大校场机场起飞，于、童两院长和许多立监委员都来送行，祝其成功。随行的为顾问甘介侯、立委程思远、邱昌渭、总统府第二局长黄雪邨、机要室主任李扬、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广西民政厅长李新俊等。

下午一时半到达广州，在天河机场降落，孙科、吴铁城、张发奎、余汉谋、陈济棠、薛岳等多人欢迎。到薛公馆午餐后，宾客分批来访。当晚孙院长假座广州市迎宾馆欢宴，主人致词，感谢代总统亲来指示，并望多加训示。李代总统说明他此次南巡目的，第一是拜望孙院长共商国是，希望孙院长和各部会首长早日回京，共策和议的进行；第二是趁此机会，顺便巡视粤、桂、湘各省和军政当局，商谈和平大计；最后希望地方首长、民意代表做政府的后盾，使和平协商得到美满的结果。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廿一日下午六时在迎宾馆举行联席会议，请李代总统出席，参加的有孙科、吴铁城、李文范、邹鲁、马超俊、郑彦棻、刘健群等。首由李代总统报告，略谓：已请颜惠庆等四人于二月十三日飞平，从旁打开和谈之门，他们将于今日由平飞石家庄会毛泽东，估计此行将有满意的结果。吴铁城继起发言谓：共产党今日广播称，可推派代表进行和谈，中政会应对和平条件加以研究，以为政府参考。接着孙科发言道，此事已经研究多次，佥认将来和平条件不出下列范围：一、联合政府方式；二、隔江分治方式；三、联邦政府方式。根据二次大战后东欧方面政治形势演变的教训，联合政府的方式，本党不能接受，至于二、三两案，如能做得尽善尽美，都可招致长治久安之局。

李、孙两位经过多次友好晤谈，粤籍大员又对孙氏委婉地陈劝，孙不敢忽视粤人的态度而决定回京了。廿一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合宴，留穗军政要员一堂欢聚，对和谈交换意见。又决定以陈济棠为南海特别区行政长官。穗港各报对李氏此来共表赞许。在粤事毕，他改乘“自强号”专机于廿二日午刻离穗，午后二时抵达桂林。

他廿三日晨对广西党政军干部讲话，勉以恢复抗战前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精神。午间我陪他回乡扫墓。晚间，他和长沙程潜主任通话，邀程明日同赴南京，白由南京来电话也同样建议，但程谓未能即行。廿四日上午十一时飞长沙。

他留湘仅半天，程认为不能再打，应该谈和。当夜宿汉口，廿五日返抵南京。

沪使不辱命 和难希望大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四人因毛泽东、周恩来等尚在石家庄，于二月廿一日偕傅作义、邓宝珊等由北平飞往会见。共产党方面表示，关于共产党和平代表人选及双方和谈地点问题，大概在三月十五日左右可以决定。并就南北通邮、通航问题交换意见。各代表廿四日返北平，并带回毛泽东给李代总统一封信。

各代表在平和叶剑英继续商谈和谈时间、地点及恢复南北交通等问题。廿七日飞返南京。

代表团专机下午二时廿分降落明故宫机场，于右任、童冠贤、居正、吴铁城、白崇禧、何应钦、翁文灏、吴忠信、张治中、徐永昌、桂永清、张耀明、张镇、邱昌渭、范予遂等和各界代表都到机场欢迎。代表团发表谈话云：

“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历时两周，迭与共产党领袖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诸先生共同或个别洽谈。中间并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已告终了，因此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共产党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致感谢之意。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表团下榻于首都饭店。当日下午五时，李代总统前往访谈，代表团即将毛泽东的信转交。当晚李代总统在官邸设宴招待代表团。次日又由于、童两院长欢宴。代表团留京三日，然后返沪。

这是试探和谈所得结果。

第三十六章 国共和谈失败的经过详情

国共和谈进行的步骤，李代总统自三月三日即指派吴铁城、邵力子等十人研讨和谈方案，旋因内阁更迭而耽延了三周。当时的背景是这样：

军事方面：在华北，从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地区全失，只守着山东的青岛，河南的新乡、安阳，山西的太原、大同，绥远的榆林，且各点都被包围着。陕西胡宗南部在黄河一线已被压到风陵渡、潼关以西。长江地区是隔江对峙着。华中白崇禧部守着大别山经信阳以至鄂北。

财政金融方面：运存于台湾的金银，不能动用，政府眼看着金圆券濒于崩溃而无法运用以救急，军队也受饥。

外交方面：美国因我外汇不缺而致金融紊乱，认为国府已无可救药而不再援助。李氏一切仍受蒋控制，认为前途黯淡而袖手旁观。

政府的窘状为共产党所了解，遂乘我求和而定出迫降式八条廿四款的和平协议，政府如果接受，它即不战而胜，不受而再打下去，它以为胜算多。结果，政府不能投降，和谈终告破裂。

何继孙组阁 府院仍扞格

行政院于民卅八年二月初形成和总统府的对立，由李代总统南巡而告消解，二月廿八日由广州迁回南京。立法院先一日已在京复会。

孙科内阁虽回京办公，但其擅自迁穗的行动不为立、监两院所共谅。首先是监察院对“颜料案”[6]提出弹劾，立法院也准备就迁穗问题提出严厉的质询。孙氏面临这种恶劣的形势，曾试图局部改组内阁以缓和立、监两院倒阁的高潮，但各方反应冷淡，自觉不能支持，遂于三月七日下午七时偕副长吴铁城向李代总统提出辞呈。八日，孙氏出席立法院报告，开头就说已向代总统辞职，立法院本来准备向他攻击，到此也不为已甚，就让他走了。

孙去后谁来呢？李代总统属意居正，白崇禧屡荐何应钦，而立法院方面却推顾孟余，经考虑后，终以顾为第一人选，何为第二人选，居为第三人选，依次征求。

三月九日立法委员范予遂赴沪访顾孟余，面致李代总统殷拳之意，但顾以当前局势太难，和战都无办法，不愿负此重任。十日范回京复命后，决定征求何应钦。

吴忠信、白崇禧、张治中等三人三月十一日晨由京飞杭，代表李代总统请何应钦组阁，他们在西湖汤恩伯公馆和何氏长谈。何先只是谦辞，后才坦率说出非得蒋先生同意不敢应命。于是由吴、张两人打电话到溪口请示，蒋初只许何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经吴、张一再陈说，终于同意何任院长，但要以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事乃定夺。十二日李代总统即咨请立法院，当日立法院即投票同意何应钦为行政院长。

何的组阁工作，因局面艰危，愿跳火坑者少，费时一周还没完成。十九日下午四时以电话将情形报告代总统，并求从旁相助。李代总统即偕翁文灏飞沪，结果邀得贾景德、杭立武、刘攻芸三人。廿一日内阁名单全部决定：院长何应钦、副院长贾景德、内政李汉魂、国防徐永昌、财政刘攻芸、交通端木杰、教育杭立武、经济孙越崎、司法行政张知本、外交傅秉常、蒙藏白云梯、侨务戴愧生、秘书长黄少谷。廿三日就职，惟傅秉常被党内顽固分子反对，说他亲苏，难争取美援，终不就任。

何阁成立，府院和蒋李的关系都该比前良好了。哪知他畏蒋太甚，惟恐得罪，李所交办的事，几乎无一成功。要举例证：一为李渴望汤恩伯的部队将精锐置于长江中游，与华中紧密联系，以坚决保卫长江，但汤却遵溪口命令，集全力于上海一隅，李要下令撤汤，何拒而不敢执行。二为当政府用印刷机已经无法赶印足够的纸币来应付开支，前方部队又求发给银元的时候，李命何向有关方面交涉将运存台湾的金钞收回一部分应急，而何对此却一筹莫展。

谋国共和谈 代表团组成

李代总统以新阁既告成立，唯一要务为谋国共和谈的进行。行政院三月廿四日召开会议，派定政府和谈代表，盼望共产党迅速指定代表，宣布时间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政府和谈代表一月廿二日本已派定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但其中彭为共产党所反对，钟因行政院改组去职，三月廿五日李代总统决定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后又加入刘斐，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正式成立代表团。

这六位代表，除章士钊外，其余五位都属国民党籍。张、邵、黄三位向来就主张和平。其中黄绍竑和我接触较多，我对他的想法所知也较多。他三月一日由广州给我电话云：“今日由京到此，即将赴港。此行不使人知，待南京需要我时再回去，京方消息望随时转告。”后来听说他离京是因为意见不同，他主张无论共产党所提条件如何，必须和下去将来才有办法。过了几天，白崇禧总司令电催他回京，他答应而未即动身，并表示回去后将以在野身份行动。三月十二日李代总统来电话托我转致说：“不愿任其他职务，可以，但应做和平代表，望速来京。”同日杨明照由港抵桂述黄语道：“无论如何，必须和得成，才有前途。”三月十九日陈良佐由港返桂，黄托他告我简单两句话：“多结善缘，少造恶果。”旬日后有人自港来，知黄已答应任和平代表。三月廿八日黄由港抵京。

共产党对政府盼望其速派代表，宣布时间地点的宣告，三月廿五日由电台广播答复：一、谈判日期定于四月一日开始；二、谈判地点在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利瓦伊汉①（后又加入聂荣臻）为和谈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于是张治中着手代表团内部的组织，以立法委员卢郁文为代表团秘书长，延揽屈武、李俊龙为顾问，张丰胄、潘伯鹰等为秘书。李代总统派前北平行辕参议刘仲华随行，担任交通联络工作。

这是两方代表团的阵容。

政府对和谈 备九条腹案

政府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曾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过四次会议详细讨论。出席的除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代表外，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也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代表黄绍竑尚滞留香港未到。经过这几次会议后，决定了后列三项：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

二、为指导和谈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以及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共产党所提八项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又把四次会议研究所得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谈判的依据，预拟与共产党商谈之腹案全文是这样：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定，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制定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的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双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共产党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国防部拟对国共停战协议最低限度之要求，如下：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对方军队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中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对方军队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张向蒋请训 京设指导会

首席代表张治中得李代总统同意，于三月廿九日赴溪口谒蒋总裁。因他知道政府的力量仍在蒋手，和谈商得协议，也须得蒋同意。当时京、沪、穗的党内分子对他有不利的谣言，借此行望得宁息。他把和谈研究的情形与和谈腹案的文件详细报告。蒋总裁说，他没有什么意见；又表示他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于卅日返京。

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谈话会对于和谈的决定，三月卅日由党中央秘书处电告李代总统、何院长内容四项：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

二、和谈一切，报导公开。

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中央，谈判结果应对党完成法律程序。

四、和谈内容，应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

李代总统以政府和谈代表即将北上，特于三月卅一日下午四时在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留京中央常务委员，听取张治中报告并交换关于和谈意见。于右任、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群、张治中、何应钦、黄宇人、范予遂、程思远、王启江各常委参加。首由张治中报告赴溪口谒蒋经过，谓：“代总统以代表团北上有期，特派我谒见本党总裁请示有关和谈的方针，总裁指示，他已经下野，关于和谈问题，悉听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他不便参加意见。”阎锡山、白崇禧先后发言，都主张和谈期间，应先成立休战协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然后再谈和平条件，以免重蹈政治协商会议的覆辙。最后，李代总统以为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未移京前，中央应设立和谈指导机构，以备政府咨询，提议设置“中央和谈指导委员会”。全场均无异议，并推定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十一人为委员，指定李宗仁为召集人。上项名单，推何应钦携带赴粤，请中央常务委员会予以批准。

代表团初商 渡江难协议

政府代表团人员分两批起行。向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分包了飞机，又向中央银行领到银元一万元以供代表团在平应用。第一批是代表团秘书处部分人员，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三月卅一日上午十时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北飞。同机去的，还有通邮代表团团长梅贻璠等五人，通航代表雷仲仁等六人。另带存留京沪的华北邮件九十五袋。当天下午一时半到达北平，由北平军管区秘书长薛子正等接住六国饭店，当晚共产党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设宴招待。

四月一日，政府代表团全部代表及顾问、秘书、随员等共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飞平。起飞前，由顾问李俊龙宣读书面谈话称：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我们相信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共产党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张治中并在登机的扶梯上用沉重而激动的声调对送行的说：“各位尊敬的先生们、长官们和立委先生们，今天诸位这样盛情欢送代表团，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知道这是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一定接受，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慰各位先生们对和平的热烈期望，希望得到成功。”

专机下午三时到北平，只有齐燕铭、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来接，也是住六国饭店。共产党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晚宴招待。

政府和谈代表到平后，一面和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傅作义、邓宝珊等都有接触，一面和林彪、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利瓦伊汉联系访谈，主要是先就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共产党坚持无论如何定要渡江，因此谈不拢。原拟由四月五日起开始正式和谈，只好推迟数日。

说客来劝和 致电申诚意

政府和谈代表北上后，几天并无重要消息。四月四日，刘仲华由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找程思远，请于明早派专机一架到北平去接人。专机去后次日，来了三位客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李民欣、朱蕴山、陪行参议刘仲容。他们到后，绝不与外间接触，被报界称为神秘客。他们并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而是以第三者身份劝政府完全接受八条件。政府和谈代表托他们带来的报告，也强调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八项主张不容改变，并要渡江。刘仲容是李代总统派他北上试探和平的。他说，共产党领导人表示，战要渡江，和也要渡江，以促成全国的统一。这样，对政府划江分治的期待，完全打碎了。问题太严重，李代总统只好对他们说明自己不能单独决定，待和内阁商讨再行答复。可是他们绝不放松，要求再给毛泽东一电，重申和平诚意。李代总统遂致电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为贵党及各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探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

第二天，即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如次：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求和平的诚心是表示了，毛泽东对条件却一点不让步，第三者的说客们也于四月十一日带着失望心情而回去。

南京难措手 李拒蒋邀晤

李代总统既获悉共产党坚持必须渡江，感觉和平前途渺茫，曾考虑如何保卫长江。当时饷械两缺，前方将士都不愿意接受金圆券，曾请求按月发给银元二枚而不可得。长江中游，兵力又弱，江如何守呢？为此，他向美使司徒雷登提出，拟请美国政府垫借白银一批，以应付军事的支出；并将美援最后一批军火改运到广州，以为装备广东和华中部队之用。司徒大使很同情他的处境，但认为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的外汇，而基隆堆栈又满储着二万多吨的军火，这些现款和军火，应由政府充分利用。如果中央政府做不到，那就证明了下野的总统仍掌握着整个的政权，依照三年来的经验，在其领导下想作有效的抵抗，希望是很微的。因此，他对李代总统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

于是李代总统四月九日晚上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等会谈，检讨现局。一致以为溪口幕后控制南京，和战都无希望，今后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代总统和蒋总裁必须有一人摆脱现实政治，否则彼此牵制，互相抵消，将会同归于尽。次日，李代总统请阎锡山、居正赴溪口，带去他致蒋总裁亲笔函。函内表明：如果总裁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自身所造成的混乱形势，则他自己惟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四月十三日阎、居两人回京，所得答复，仍像过去一样冠冕堂皇，却丝毫不着实际，对直接支配军事和财政，完全没有放松的迹象。

蒋总裁四月十四日由张群传语，请李代总统于十七日到杭州晤谈。李以北平消息正在候着，现在不能离京，且两次派人到溪口晤商，都没有具体反应，见面也未必有何效果，故对杭州之行未感兴趣。

我四月八日晚接李代总统电话，令入京一行。因十二日我须出席省参议会报告省施政和保安兵役工作，十四日才乘民航机飞京。当夜，他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甘介侯、程思远和我讨论局势，多主张他对人事和政务应发号施令，如有反抗，可公诸社会，则幕后控制无所施其技。然而就在当日，监察院通过《运回移存台湾之金银案》，结果也并未能实行。

停战与分治 始终遭拒绝

国共和谈的进行，由四月八日起，除双方代表在谈之外，毛泽东又分日邀我方代表晤谈。一天是张治中，一天是邵力子、章士钊，一天是黄绍竑、刘斐，一天是李蒸、卢郁文。

和谈是个人谈商和开会研究两法并行，事前探讨和正式会议先后采用。在正式会议时，我方代表对协议草案虽提出修改意见四十余处，被采纳的也达半数以上，然而那只是把刺眼的字句改成稍为柔和而已，我方所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却始终为共产党方面所拒绝。

张治中四月十三日电告李代总统云：“十二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共产党提出国内和平协议八条二十四款，其中最重要者为共产党坚持过江，并在联合政府组成之廿九单位中，国民党与李任潮之民革仅能占一席，代表团认为不能接受，坚请对方修改，如何容后续报。”正式会议连续了两天。十五日代表团又打来长途电话道：“共产党十四夜提出修正案，原案重点全部保留，并说这是定案，毫无修改余地，规定四月二十日为限期，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于期前表示态度。代表团以事体重大，决定推黄绍竑、屈武明天携带协议最后修正案回京向政府提出报告。”

协议拒签署 和谈告破裂

黄绍竑、屈武十六日下午由平到京，带回一个长达六千多字的文件，标题是《国内和平协定》。开头一段七百字的前言，历数国民党如何反动，如何造成战祸，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是国家的罪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抗日战争为国家争取军事胜利的革命力量。正文按照共产党一月十四日广播的八条，依次排列为第一至第八条，每条规定详细的实施手续若干款，八条共廿四款。依照这个协定，共产党可以在政府辖区内自由进军，实施军事管制；政府领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行，以个人资格请求获得其准许，才得参加联合政府；政府官员只要有人控告，便可成为战犯；政府官员必须把一切资产交割清楚，并照常执行职务，直到有人接替为止。到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即自动地归于消灭。

李代总统、何应钦、白崇禧和大家看了这个协定，认为断难接受；并断定共产党渡江部署已经完成，特逼使政府无条件投降，但谁也不愿签订这个协定。于是李代总统立即派居正携带原件往见蒋总裁，申明政府的立场；同时定期举行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讨论政府应付的对策。

十八日晚上十时，李代总统召集黄绍竑、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韦永成、程思远和我讨论和谈问题。黄绍竑报告：“如果德公愿意签订这个协定，将被选为联合政府副主席，广西部队也有确切的保障，对方已同意健生兄率部开回两广，共产党决定在一年内对两广不实施军事管制和土地改革。”又说：“蒋的作风永不改变，绝难起衰救敝，战既无胜算，此时广西应谋自全之道，应和。”李代总统表示：“我为和平而代理总统，如和不成，我将交还不再代理而引退。”谈话无结果而散，时已夜半一时。

十九日，我飞返桂林，李品仙也返汉口。黄绍竑向和谈指导委员会报告政府和谈代表团折冲经过及其结果。讨论后，《国内和平协定》被否决，但通过李代总统的建议，电请共产党延长签字的期限，使双方代表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此着意在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水涨，利于固守。

廿日中午，黄绍竑和北平张治中通了一次电话后报告李代总统说：“共产党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的命令。和平已经绝望，我留京实无必要，将于下午搭吴铁城的赴穗专机转往香港。”从此各行其是。

下午，政府电令北平我代表团转知对方：政府对和平协议不能接受。费时两旬的和谈遂告决裂。政府曾派机接和谈代表南归，但他们说恐不见容于党内顽固派，竟留平不返。

第三十七章 国共和谈破裂与蒋、李关系

蒋总统的引退，出于形势所迫，交李副总统代行职责，由于法制所拘，两者都非他的心愿，只要形势一旦改变，早晚他是准备复起的。所以引退的时候，关于人事、军政、财政，一切都先行依照他的腹案去安排，一点也不征询代行者的意见，不特无意给代行者以便利，且要使无法变动他的安排。代行者的作风和他不能一致，执行职务起来，碰着了满途荆棘，屡次向他商请改善，他口说全力支持，事实一概不动。

李代总统有改革政治的心肠，却因新人不愿共跳火坑，只好利用旧班底，而旧班底只信从旧导演，遂致障碍丛生。但他总望有日改善，并期待形势的许可，相忍为国，暂时不计其他。

这是民国卅八年四月下旬至五月间引退总统和代总统关系的真相。

杭州有会谈 问题无解决

引退总统和代理总统间的权责纠纷，屡经党内元老居间斡旋，依然丝毫也没解决。国共和谈破裂后，蒋总裁于民卅八年四月廿日邀请李代总统偕行政院长何应钦、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西南军政长官（重庆绥靖主任改称）张群到杭州会谈。白向李建议：“和谈任务现已告一段落，公对国人对蒋氏都该有个明白交代，应乘此机会向蒋提出请他再出来负责收拾残局。如果他不答应，即请他把人事权、指挥权、财政权认真交出来，以免拖泥带水。此话公若不便当面说出，可以由我代说。”李本来已有此意，说由他自己提出。

四月廿二日上午十时半，李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由京飞杭，十一时半到杭州苋桥机场。蒋经国偕浙江省政府主席周碞到场迎候。何应钦、张群另乘专机也同时到达，白崇禧却乘军用机而来。他们一下飞机即赴空军学校和蒋总裁会晤。这是蒋、李分袂三个月来第一次的把晤。

会谈于正午开始，李将北平和谈经过面告蒋氏。何、白两人又报告了军事态势和准备情形。午餐后，继续交换意见。到下午三时，白因军情吃紧，先乘军机飞返汉口。

在续谈中，李向蒋提出：“我为和平而来，现和谈破裂，我的任务已完，请蒋先生复出领导，我须休息。”蒋听了立即说道：“和是你负责，战也是你负责，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到底，你放心去干好了！”何在旁见蒋这样说，也劝请李以国家为重，勉为其难。李就不再提这问题，只提财政困难和指挥权不集中两事。蒋对财政问题，只说今后财政由他来设法。关于指挥权问题，李以为过去国防部长只管军政不管军令，贻误戎机不小，现在战事又已全面爆发，最好加以调整，由国防部长集军政军令之权于一身，而参谋总长只作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不再直接指挥部队；并提出拟以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事。蒋对此事即表赞同。

随后，蒋以冗长的时间讨论党政联系问题，他表示：今后应由党决定政策，而由政府负责实施，党和政府中间，应有一最高联系机构，借此来沟通意见、巩固团结。这机构的名称，以“中央非常委员会”最适当，他问李以为如何。李推测这是他早已决定的，也就不加反对。

会谈于下午四时半结束，蒋归奉化，李、何、张返南京，旧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原封不动。

全力守上海 浙赣大开门

和谈既宣告破裂，共产党军队立即下令进攻，长江天堑，竟轻易地被其飞渡过来了！究竟我军是怎样防守的呢？

由长江口溯江而上，直至湖口，沿江防务，统归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他把兵力由东至西，配置如下：

一、上海防守司令石觉，辖罗泽闿三十七军驻浦东，刘玉章五十二军驻南翔，吴仲直七十五军驻沪西，朱致一的九十五师和马志超的交警总队为预备队。

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盘，辖顾锡九的一二三军驻白茆至鹿苑地段，王克浚二十一军驻江阴，王秉钺五十一军驻杨中至江阴，王作华第四军驻镇江、瓜州，董继陶暂一军驻崇明岛整编。

三、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辖陈沛第四十五军驻桥头镇至铜井镇，刘秉哲第二十八军驻浦口地段。

四、第七绥靖区张世希，辖罗贤达第六十六军驻铜井镇以西，杨干才第二十军驻芜湖，杨宝毂第八十八军驻荻港至铜陵。王修身一〇六军驻宁国，为机动部队。

五、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驻贵池，于兆龙第九十六军驻安庆南岸，刘汝珍第六十八军驻湖口以东地段。

六、汤恩伯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阙汉骞第五十四军驻丹阳，胡长青第九十九军驻龙潭。

七、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沿江西段配置舰艇，协同陆军作战。

汤恩伯把我军主力配置在上海方面，乃遵照蒋总裁给他的密令行事，连国防部都完全不知，直到由南京败退到沪，参谋总长顾祝同召开作战会议时才发觉。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会上很愤激地说：“我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过，对方一定由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路沿线，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蔡文治在汤恩伯布置长江防务时，曾主张将兵力重点置于芜湖地段，被斥为胡闹），对方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要逃走也没有部队掩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判断对方行动无一不确实，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我滥竽这个作战厅长，真愧对自己，对不起总理，对不起总裁！”汤恩伯气极了，愤怒地叫道：“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命令的。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手令的内容果然是要汤集中全力死守上海，将存沪黄金白银安全运到台湾，如金银不能安全运台，即惟汤是问。

汤顾得上海，就顾不得浙赣大门了！

三路渡长江 我孤守淞沪

共产党军队是怎样攻过长江的呢？

共产党军队自徐州战后，逐步南进，逼近长江北岸，积极作渡江的训练演习。到四月廿日以前，我军在江北的桥头阵地，东段只剩了八墟港、瓜州和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中段只剩下芜湖附近的裕溪口；西段只剩了安庆。共产党军队的渡江攻击部署早已完成，决定分兵三路同时发动。

其中路兵团四月廿一日夜从荻港对岸向我八十八军防区攻过来，廿二日凌晨到达南岸已近万人。张世希司令不断向总司令告急，汤令张以芜湖第二十军堵击突破口，并调沪宁路九十九军（他却不就近调宁国的一〇六军）增援，仅到军城，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溃退。廿四日，八十八、二十、九十九各军被敌追到湾池、屯溪之间击散，军长杨干才阵亡，胡长青被俘。

其西路兵团四月廿一日夜乘大雨向我六十八军防区实行强渡，其突击队于午夜前上岸，放信号弹，吹冲锋号，守军动摇。于是第八兵团所属六十八、五十五、九十六各军，连同从安庆退回第八绥靖区所属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即分向歙县、祁门、浮梁方面退却。此路退军，一部在浮梁以南的石镇街被消灭，一部分散逃向浙赣路沿线各地，刘汝明司令率领残部入福建。

其东路兵团向南京正面和江阴攻击。江阴要塞守军先被对方策反。廿一日凌晨，吹西北风，从江阴方面望见北岸升起了三堆火光，这是和要塞约定的信号，表示要出动渡江了。凌晨一时左右，先头部队乘顺风船只用二十分钟便到南岸，在长山附近和二十一军守兵小有接触，立即接应进入了要塞地区，又进入黄山要塞总台的指挥所，将要塞司令戴戎光俘虏，即以要塞炮击我二十一军阵地。廿一、廿二两日，继续在江阴东西两侧上岸，五十四军半数和五十一军一部败后绕经太湖到上海。

南京对面的浦口、浦镇、江浦互为犄角，都筑有坚固碉堡群，由二十八军守备。共产党军队廿一日凌晨进攻，遭我军猛烈抵抗。廿二日浦镇以北山地的主要阵地被攻破，浦镇守不住，退向浦口。我虽用海空联合炮兵猛轰浦口，败势终不能挽救，廿三日黄昏，共产党军队遂渡到南岸。第四、第四十五、第二十八各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第五十四军小部，在廿四至廿九日间先后在溧阳、郎溪、广德、长兴被消灭，军长罗贤达、刘秉哲均被俘虏。林遵廿四日率第二舰队投降。

汤恩伯曾令退向浙赣路部队统归李延年指挥，准备在浙赣路北山地建立防线，但败军连同原在浙赣路沿线重建、新建未成各军，都闻风逃向浙东和福建去了。杭州又于五月三日失陷，只剩下了上海。

首都忙迁粤 李忽返桂林

政府自共产党军队发动渡江攻势后，四月廿一晚即决定迁都广州，并立即开始行动。廿二日有两架飞机送立法委员一批由京抵桂。

李代总统廿二晚由杭州回南京时，大炮正在隔江对轰。当夜，首都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来谒，因江阴要塞倒戈，京沪路被阻断，请代总统务于明早七时离京。不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来电话说，已派定“中美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候命。深夜一时许，警察厅长刘诚之来报，长江下游情势恶化太快，坚主代总统提早一小时离京。李召邱昌渭、程思远告以明天不去广州，径飞桂林；并打电话给周至柔，要他改派“追云号”飞机给他，而把“中美号”飞机给何院长，周自然不知其中缘由，但也不追问，答应遵办。实因桂林机场跑道短，“中美号”是不能升降的。李又令周派一飞机到北平接和谈代表返上海，后来代表们以上海的政治环境坏，恐怕安全有问题，并未遵命南归。何应钦院长深夜来电话报告，他明早将先往上海，稍迟再到广州会合。他并不知李不赴穗。

廿三日晨，东方刚发白，李代总统坐着刘诚之的车到机场，他的座车和卫队已于先一日由京杭国道撤退，只有侍从副官两三人随护，一行共三十余人。来送行的有何应钦、张耀明、覃异之、刘诚之和南京市长滕杰等。临上机时，汤恩伯也赶到送别。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首都！

“追云号”南飞了约一小时，李代总统命机师改飞桂林，并令李汉魂、邱昌渭、程思远、黄雪邨等坐拢来，告诉他们以他脑海中盘旋着的问题和所以决定回桂的原因。

京、穗、汉、杭各处都不知道李代总统飞桂。“追云号”上午十一时到桂林上空，因桂林空军站人员领薪无着，大家正在怠工，机上和地面联络不到，不敢下降，而飞往柳州。我得柳州电话才知道，即乘车赶到秧塘机场，“追云号”恰好由柳州飞到，大家和李代总统把晤，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想。

李代总统告我以昨日在杭州和蒋总裁会谈情形，他感觉蒋氏态度倔强。蒋氏要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自任委员会主席，而以李和孙科为副主席，委员即以和谈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充任，只更动两人云。

张提两做法 美示续援难

李代总统抵桂一周间，和军政干部及来桂立委不时晤叙，所谈论的自以当前局势与其个人行动为多，也没即作结论，只决定暂不赴粤。

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热心团结两广以为复兴根本，四月廿九日由穗来桂，拟请李代总统早日莅穗，以免政府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但后经考虑，张亦改变初意，主张不宜即往。李代总统卅日晨特约张发奎、李品仙、甘介侯、韦永成、韦贽唐、黄雪邨、李新俊、尹述贤和我商讨时局问题，由黄雪邨记录。结果，得急进缓进两项意见及其理由、办法、困难，把它交张、尹两位明日带回广州和绥靖主任余汉谋、省主席薛岳商定实施。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定于四月卅日由穗来桂，李代总统廿九日打电话给汉口白长官，要他即返桂林，以便事前提供意见。当时汉口细雨连绵，云层密布，白嘱汉口空军司令罗机派定飞机等候。罗答复道：机场现在只有一架C—46飞机，并且衡阳正在下雨，尚未接桂林天气报告，此时航行恐不安全。等了许久，天气并未转好，白颇焦急，令飞机准备起飞，并多带燃料。下午三时左右离汉，五时许到桂林上空，在云层中穿来穿去，终不能下。驾驶员报告，桂林正下着大雨，柳州也不便降落，只好改飞广州。

克拉克访李代总统，据他表示：美国援欧援华，当初均无把握，有类赌博，现在是援欧成功，援华却失败了。目前中国期待美国立即继续援助，情势上实不可能，中国必须改革政治，蒋不再干预政治，以转移美国人的观感，才有希望云。

白长官卅日由广州打电话来桂林催张发奎总司令返穗晤商，并拟再请居正、吴忠信赴沪谒蒋，请其将现款、存械、政权交出，但李代总统以为绝无希望而未予同意。

桂林绥靖主任公署五月一日成立，主任李品仙、副主任莫树杰、兼副主任黄旭初同时就职，李代总统召集省会文武干部参加讲话，大要是阐明过去中央失败的原因，重申广西传统的精神，主张改革政治，安定西南，以谋致和平。

三代表来迎 李拟备忘录

白崇禧在广州逗留了三天，和政府、中央党部、其他方面接触后，他也主张李代总统应到广州来。

张发奎五月一日回穗，白氏当日邀他午餐，他告白以在桂曾提出积极和消极两项做法，白对做法表示赞同，但对排除顽固分子一点，谓将示天下以不广。

何应钦与白商量的结果，以李不愿来穗，自是对于杭州会谈的结果存有异议，非经第三者斡旋不易弥缝彼此的歧见。阎锡山、居正两位四月十日曾代表李到溪口和蒋洽商，现在仍应请其调处，以便驾轻就熟。旋即征得阎、居两人都表同意，事遂决定。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于五月一日举行临时会议，议决敦促李代总统早日来穗主持大政，并推吴铁城、李文范代表中央偕同白崇禧赴桂致意。当晚，吴称病推辞，所以只李一人独往。李代总统得阎、居、李三代表来桂消息，即召集左右商讨他对来使谈话的要旨，决定把他的意见作一备忘录交来使转达蒋总裁。备忘录内容分为三段。首段：检讨代行三个月来一事不能有所作为的原因，主要由于蒋氏在幕后把持一切；次段：蒋氏既不愿放手，即请复出执政，使名实相符；末段：倘蒋氏坚决不出，仍要其代行，即请蒋氏将人事财械各权交出，以便负责。其大要如次：

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应有权予以调整。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汇，应由政府命令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三、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命令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对政府的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李谈话记录 一致表同情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三位五月二日下午五时由白崇禧陪同抵桂，下榻桂庐。白先谒李代总统报告广州情形后，同赴省府公宴三代表。宴后，李到桂庐和三代表初步商谈，历述其代理三个月来的情形，三位代表以其所说都是共知的事实，深表同情。

夜间，李、白和少数干部再作商谈，李重申其备忘录中的见解。白说：“我当杭州会谈时已经极力这样主张过，但现在德公如果不到广州，政府失却重心，人心士气都受了不良的影响。德公是人民选出来的，应对人民负责，今天不宜以个人的政见而放弃责任。”有人提出，从军事观点看，究竟有无把握能够保持西南的局面？倘若没有，倒不如放下这个担子。白表示没有把握也要干下去，否则对历史无法交代。

军政同人千余人五月三日特在省政府欢迎阎先生。午刻，李代总统偕同白崇禧、李品仙、张任民、李任仁和我与阎、居、李三代表正式商谈，将预拟的备忘录向三代表提出。三代表对备忘录中的内容，一致同意，但主张勿用“备忘录”的名称，请改为“谈话记录”。当即照改，交李文范携复中央党部，并分送居、阎两位和何应钦、张发奎各一份。三代表请代总统赴粤，但他坚持必须得蒋先生对谈话记录答复后再行决定。午后四时，阎、居、李三代表飞返广州。

五月四日上午，张发奎打电话到桂林给白崇禧说：“谈话记录今晨已由中央党部派员飞送上海蒋先生。”白下午二时由桂飞返汉口。

蒋拒绝出国 李赴粤主持

中枢于五月七日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由穗赴桂迎李代总统赴粤，并携来了何应钦院长录呈五月六日蒋总裁在上海复何的信，内容系答复五月三日李代总统谈话记录的。首请李代总统速莅广州领导政府，并说明他本人无复职意，次答李所要求六项如下：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移转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廿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应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蒋总裁对最后请其出国争取外援一项坚决拒绝，语极牢骚，谓：“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加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又谓：“中正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

白崇禧同日由长沙返桂，看了蒋氏上面的信，说：“蒋并非不想出山。”他和李代总统详商后，李即决定赴粤。夜间曾讨论国都地点、内阁人选等问题。

李代总统五月八日上午十时偕阎、朱、陈三位和随员分乘“追云”“自强”两专机赴广州，午刻到达，以中华北路市政府迎宾馆为临时官邸。随即发表谈话：……当前要务在团结内部，刷新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加强工作效率云。

第三十八章 临时首都在粤期间的蒋、李关系

本章记述民卅八年五月至七月间情况的变化。

军事依然继续崩溃。五月十五日，华中部队因军政副长官张轸在贺胜桥倒戈而撤出武汉，长官公署移驻长沙。五月廿日，胡宗南部撤离西安。五月廿五日，上海失陷。七月廿一日，南昌失陷，湖南战事跟着展开。七月廿二日，华中公署迁驻衡阳。七月廿七日株洲失陷。

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五月下旬电李宗仁，劝其勿驱人民为蒋朝殉葬。卅一日黄氏并在港招待记者，公开宣布致李原函。刘斐于六月十二日由平经港到粤，带来章士钊、邵力子五月十八日致李长函，责其谋和不诚，到粤实自入蒋之圈套，归结仍望李与共产党讲和。刘斐并劝李决然引退，将事实公告天下，谋国苦心，或为天下后世所共谅。李对这几位和谈代表的劝说，始终不为所动。

蒋自长江崩溃以后，即由暗地控制而公开行动。他做他的，绝不管政府如何，而政府反要替他转发公文。而李以军饷命脉的现金握在蒋手，部队不得不从蒋的命令，事实无法抵抗，所以他一切都探取隐忍态度。这便是那时期两者间真实的光景。

蒋促李赴粤 免脱离掌握

现述首都迁到广州以后的政情。

这可从引退总统和代总统双方的行动去看。

蒋总统在决定暂时引退时，已经有了一整套打算，这是世人后来根据政情演变而综合描出的，迹象却显然。那便是：经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整顿东南，以维持沿海，使和台湾相呼应；控制西南，以留个后方；收拾粤桂，以消灭桂系的作梗。依他这一套，如果李代总统留在桂林，便有脱离他的控制而发生横决的危险，可能演变到他不能“收拾”的地步。故一接到广州转去的报告，除派出极适当而又极有分量的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为代表赴桂敦促外，既在答复李的“谈话记录”上刻意表示他不妨碍政府行使职权，更在致李的亲笔信上义正辞严地责其在党国危急存亡关头，不能卸责，情真语挚地表示，只要他到粤负责，决以全力来支持。李是无机心的人，就这样动身赴粤。蒋放心了。

李代总统既决心不讲和平，蒋总裁又表示决不复出而全力支持他，只好继续负责了。他依三个月来的经验，重要的事是：对外须争取美援，在离桂前，五月六日曾致函杜鲁门总统直接商洽；对内准备改组一个能听指挥的内阁，一切措施才能如意。

李赴粤时，立法委员中的进步民主分子曾有对时局的意见向他提出，内容有六项：

一、保持法统地位；

二、鲜明政治号召；

三、积极创立组织；

四、重建和战观念；

五、加强地方联系；

六、储备全国人才。

他们所谓政治号召，是经济平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三个口号。他们认为和战观念，应依这口号而重定；创造组织，也应以此为建党的理论。李对他们这意见完全采纳，以后的行动，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政院为财粮 召各省会议

广州成为临时首都后，我曾因公到过一次。

行政院为军粮、地方财政、金融等问题，电召各省政府主席、财政厅长、田赋粮食管理处长，省参议会议长赴粤开会讨论。五月十四日派飞机来长沙、桂林接往，我偕蒋继伊议长和秘书长黄中厪、厅长韦贽唐、处长欧仰义等同行，下午四时到达广州，住桂省驻粤代表办事处。

行政院长何应钦十六日上午九时在中华北路广东招待所行政院会议厅召集湘桂两省出席人员举行会议，作一般的讨论。晚间，再召集广西小组商决关于广西卅八年度田赋问题，依照卅七年度一样征实征借，征一借半，征实部分中央占三成，征借部分全归中央。十七日上午九时半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各小组所商定的，即为定案。

李代总统十九日下午在官邸召集行政院长何应钦、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陈济棠、台湾行政长官陈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参谋总长顾祝同、联勤总司令郭忏、粤省主席薛岳、桂省主席黄旭初、川省主席王陵基、黔省主席谷正伦、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任举行会议，讨论军粮、财政、金融各问题。行政院对军粮已决定征实征借，而川黔各省反对，定次日由代总统召见各省来院开会人员加以劝告。白长官力主发行粮券，言之再三。廿日晚上继续会议，增加财政部长刘攻芸、徐堪、卢作孚和刘航琛四位，讨论财政金融问题。大家以金圆券除广州和重庆两处还行使外，已到处不用，发行又已不敷印制费，故币制必须尽速改革。刘部长报告：库存金银尚值四亿美元。会议未能即有结论。

在广州数日，会议外的见闻，有可记的如下。

一、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四位廿日晚宴白崇禧、陈诚、李汉魂、邓龙光、黄镇球和我于梅花村陈宅。餐后漫谈，一致认为应布置海南岛作持久抗战之计，广东南路也不可忽。大家都劝邓龙光就广州绥署南路行署主任职，但邓以无兵无钱，不能做事，坚决不就。

二、何应钦廿一日晨向李代总统亲自呈文请辞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兼职，李允准，拟征求居正继任。

三、国民党内顽固分子以李代总统初莅穗时发表谈话的态度，压迫他于廿一日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廿二日搭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离穗返桂。

党加紧羁勒 居提名失败

李代总统在广州的处境，比在南京时更坏，因国民党中央近在身旁，对他的羁勒更紧，立法院的进步民主分子，对他支持的情绪渐减，不如意的事遂纷至沓来。

第一是党中央逼他要明确政治的面目，辗转向他示意，说总裁四月廿七日已在上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而本党中央接着廿八日也在广州发表《告全体党员书》，代总统也应对此有所表示，以资统一意志，整齐步骤。李氏终于发表上述的《告全国同胞书》，以澄清外间的流言。这篇文告原为李氏左右和立法院的民主派起草的，但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修改后，已原意尽失，面目全非。

第二是行政院长何应钦以身处蒋、李中间，两面都不讨好，环境困难，呈请辞职。李代总统征得居正同意继任后，五月卅日下午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居氏先得蒋总裁允许，故即获通过。但次日李提请立法院投票时，竟因一票之差而遭否决。是怎样失败的呢？一因李氏卅一日上午招待立法委员茶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指居正）有办法对付那些妄自尊大的将领。”使那些对蒋氏表示忠贞的立委听了大起反感，立即秘密联络，投反对票，给李氏以反击；二因李氏的《告全国同胞书》被党改失原意而李不坚持，民主派以为李氏已成为国民党保守势力运用的工具，有些因而离心，溜去澳门、香港；三因拥李者过于自信，总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临时联络的功夫疏忽了，如立委韦永成于立法院投票当日才由港回穗，因搭迟了一班飞机，到达时立法院的投票已过，结果他成了最后失败一票的负责者。

立法院原定当日休会，现因还须再一次为行政院长投票，只好改到六月三日再行休会。

对革命有责 亲赴沪督战

蒋总裁因南京一带国军溃到杭州，不能再居奉化，四月廿五日离溪口，由象山乘“太康”舰于廿七日到上海，即命令以银元发放守沪部队官兵薪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逗留经旬，分别召见黄埔出身的高级将领，又召集守沪部队团长以上人员训话，鼓励大家坚守三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美国就会恢复对我的援助。五月七日乘“江静”轮离沪，察看长山列岛和舟山群岛的情形。八日由舟山飞往澎湖的马公岛。

由长江及浙江溃退入闽的部队，情形非常混乱，要赶紧整顿。他令参谋总长顾祝同带了整编方案到台湾先和陈诚磋商，再转飞马公岛请示决定，然后实施。数天后，他由马公岛赴台湾高雄的寿山。

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率廿二万余的兵力守上海，配备三重阵地。外围阵地：以顾锡九的一二三军附暂八师守浦西外的南翔镇、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之线；王秉钺五十一军守浦东外的川沙城至北蔡镇之线。主阵地：以刘玉章五十二军守备沪西北地区的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吴仲直七十五军附九十五师守备沪南及西南部的虹桥、梅家弄、龙华；罗泽闿三十七军（欠二〇四师）守备浦东南部的杨思、塘桥、洋泾；舒荣十二军守备浦东北部的高行、高桥。核心阵地：利用市区内高大建筑物如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法国兵营等作为坚固的抵抗据点，由王克浚二十一军、九十九师、马志超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每重阵地都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物资也很充足。共产党军队于五月十二日开始发动，进攻上海，战事剧烈。蒋总裁依照他往日任最高统帅时的习惯，率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由马公岛乘兵舰于十七日到吴淞口督战。到了五月廿五日下午，我军终不能支，汤总司令下令向台湾撤退，船少人多，多被弃不顾。蒋总裁也返台湾。

蒋氏这样的行动，也便是他自认为对革命的责任无可逃避的事。

阎继何组阁 吴责不守粤

李代总统在居正组阁失败后，六月二日先后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立法院改提阎锡山组阁，中常会先通过，次日立法院开会，以二百四十票对五十票通过阎锡山为行政院长。

当居正提名组阁时，原定以白崇禧、张发奎入阁，阎氏得立法院同意后，粤桂人士一致希望以白长国防部、张长侨务委员会，将对粤局大有补益。但当阎氏飞台请示时，白、张两人都为蒋总裁所否决了。六月十日代总统令：特任朱家骅为行政院副院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蝉联），阎锡山兼国防部长，叶公超为外交部长，徐堪为财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都是新任，其他各部会不动。

阎阁当前的中心课题是保卫华南和筹付军费。

中央常务委员会六月廿日开会讨论保卫华南问题，李代总统、阎院长、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萧毅肃及其他有关作战人员都到会。顾先报告，萧加说明，谓：保卫广东，完全倚靠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三个军。萧说完后，吴铁城发表长篇演说，指责国防部兵力部署失当，没有保卫广东的决心。他说：“上海撤守后，汤恩伯的主力为什么不调来防守广东呢？刘安祺兵团从青岛撤出后，为什么调到海南岛去呢？现代战争，保守任何一个岛屿或沿海据点，都限于地理环境，不能发挥积极的影响，且因战意长期腐蚀，锐气日消，终且不待对方来攻，本身也难免萎缩消灭，这是人所共知的。广东为革命策源地，总理民六年护法，民十年召开非常会议，民十二年组织大本营，无不以广州为领导中心，这是因为广州为华南重镇，又与海外密切贯通，本党为救亡图存，复兴再起，当以保卫广东为首要任务。现看国防部调动兵力，竟以防守海上据点为目标，似乎并不准备保卫广东，如此本末倒置，轻重易位，本人基于爱党爱乡的立场，期期以为不可。”顾、萧两人听了，相对没话可说。马超俊也起来附和吴的意见，会场空气非常紧张。人人都知道，所有部队的调动，李固无从过问，阎也并未与闻，吴、马两人攻击国防部，实际是攻击引退总统。后来顾虽婉为解释，而听者都不能释然于怀，结果会议就在不了了之之下散会。广东军政各首长对蒋氏不守广东极端不满，吴是代表他们而说话的。

特务竞走私 财政无办法

中央常务委员会六月廿四日召开临时会议，讨论财政问题。在会议时，他们全体先到李代总统官邸听取财政部长徐堪的报告，以便对此问题采取适当的对策。

徐报告说：“现在军政两费支出，如以银元计算，即军费月支三千万元，政费一千五百万元，两费合计月需四千五百万元；政府每月仅靠关税、盐税、货物等项收入一千万元。收支相抵，不敷三千五百万元。本人上次赴台请由库存金银拨补政府赤字，但总裁以库存金银折合银元仅值三亿一千万元，准备作支持两年之用，仅许月拨一千二百万元，此外不敷之数，令由广州方面自行设法。现财政部准备将收入部分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支出部分减少到百分之六十，每月不敷仍达二千三百万元，即半数以上，数目太大，终恐无能为力。”

吴铁城质问：“根据调查，即关税一项，月可收入港币一千五百万元，因走私漏税横行，收入大减，财政部何以不设法整顿呢？”徐答说：“现在走私漏税，都是大天二[7]和特权分子合伙经营。我说的特权分子究竟是谁，大家心里明白，我也毫无办法呢！”徐指的特权分子，就是国民党两大系统的特务。吴铁城亢声道：“堂堂中央所在地，他们如此明目张胆，横行无忌，而政府竟毫无办法，那么这个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怎么能支撑下去呢？”大家都相顾无言。

李代总统问道：“财政部原来打算改革币制，现在准备情形如何？”徐答说：“部里最近研究结果，无论采取何种币制，必须实行硬币兑现，才能维持币信。但我们在美定铸三千万银元，从七月十二日起方可陆续运到，约九月底运清。成都和重庆的造币厂要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后方可开工，台北造币厂也要一个月后开工，想在香港铸造，英政府又不愿负责保护，因此，硬币来源成为大问题。”

最后，徐表示对财政束手无策，愿辞财长职务，以明责任，请求中常会予以谅解。吴铁城和陈立夫连忙对徐慰问，请他勉为其难，党和政府应成立一个“财政小组”研讨具体补救办法。七月三日，行政院公布改革币制令，发行银元券，就是研讨的结果。

防务与整编 任意径施行

蒋总裁既将广州方面的事作了安顿，即安排东南之计，六月廿一日由台北飞往福州。到达后并未进城，在南郊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福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一〇六军军长王修身、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缪启贤及各军副军长、师长、团长、绥署各处长、兵团司令部各处长等共八十余人。另有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第九军军长徐志勋、第五军军长高吉人、第一二一军军长沈向奎等因驻闽西、闽南，未及赶来参加，指定会后由汤恩伯将会议要点带到厦门去传达。

蒋氏在会议中听完了报告，点了名，即对全体训话，说他是以总裁身份和大家见面、共安危的。要固守福建，作据守东南沿海之计，并借此以巩固台湾。讲完了话，即和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俞济时等讨论军事问题，决定如下：

一、关于防务：甲、七十四、一〇六、九十六、二十五各军及独五十、独三十七两师，应仍固守闽江以北地区。乙、九十六军及独立五十师应准备收复古田。丙、七十三军仍确守平潭岛。丁、驻漳龙地区第八兵团及驻泉厦地区第二十二兵团不北调，闽江以北兵力不足，由台湾增防。戊、守福州之二十五、一〇六、七十四各军，迅速加强工事。以上各项，由福州绥靖主任朱绍良速行调整布置。

二、关于调整机构与整编：甲、国防部已迁至广州，东南沿海防务重要，为确保东南（以台湾为中心）诸省，决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浙江（舟山群岛）、福建、广东、台湾四省军政事宜，长官人选，决定后另行电达。乙、发行银元券后，动用黄金白银，经费困难，严禁吃空，决定核实各部队兵员，认真估计战力，即成立东南区点验整编委员会，以蒋鼎文、俞飞鹏为正副主任，速行计划点编。丙、为充实部队战力，决裁减大单位，充实师以下单位，以健全战略师为主，军与兵团一级尽量减少。福建区如何调整，俟点验后决定。以上由国防部命令施行。

三、关于后勤补给：共五项略。

蒋当晚即返台北。后来蒋鼎文在福建点验完毕，提出整编方案，经蒋批准后，即以兼国防部长阎锡山名义发布。军财各政，事事蒋都自己决定，事前事后也不关照李代总统，这便是他所说的协助政府。

蒋总裁联菲 迫美改政策

李代总统为用人权和用钱权问题，七月初拟亲赴台湾和蒋总裁面商，但蒋复电说，他即将来粤，只好等候。

蒋总裁起程前，蒋经国先到广州部署。七月十三日午间，郑彦棻约邱昌渭、程思远到百子路东平里他家中午餐，和蒋经国晤谈。蒋经国说：“总裁定后天到广州，希望李先生把一切需要提出的问题直接和总裁商量，无须经过中间人转达。”又说：“总裁下野后，并不是说他不管事了，实际上他仍管着许多事，这因为他的责任心太强，渴望把国家的事做好。”

事实上蒋总裁并不是如经国所说十五日到广州，他十四日便由台飞粤了。李代总统得到消息准备接机时，蒋已亲到迎宾馆先来拜望。蒋说准备留在广州一星期，有许多事项要从长计议。他住在梅花村卅二号陈济棠公馆。

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蒋氏以总裁身份在陈公馆招待留粤全部中央委员。当晚八时，又在广州绥署请全体中委晚餐，餐后举行中委谈话会，他把《本党改造纲要》提出来交换意见。

十六日上午九时，蒋氏在陈公馆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先报告他赴菲的情形，说：“美国国务院目前对我们仍本其一贯的观望政策，照旧表现其无关痛痒的冷视态度，它以为我们反共是劳而无功的，没有前途的，我们当然不能听任这种情势的自然发展。因此，我特于本月十一日由台湾到菲律宾和季里诺总统进行商谈，结果我们两人发表了一篇联合文告，吁请东南亚各国组织一个同盟，目的在造成形势，迫使美国改变政策。”他即令黄少谷把那篇联合文告原文当众朗诵一遍。读完后，他问：“各位有意见吗？”

大家当然一致支持。

实行党控政 成立非常会

蒋总裁此次来粤最主要的事，是要实现杭州会谈时的主张，他要领导党，李则领导政府，而政府的决策必须听命于党，接受党的领导。他在七月十六日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中最后提出：为加强党政联系，统一行动方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本党总裁为主席，李代总统为副主席，孙科、阎锡山、张群、何应钦、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七人为委员，洪兰友为秘书长，程思远为副秘书长。全场拍掌一致通过。

这是约束李代总统的一套网罗。李在桂林时提出的会谈记录，曾对此表示强烈的异议，但到广州以后，明知不能抵抗蒋氏的压力，不再反对。事前只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希望以吴忠信为秘书长，这是最适宜于作蒋、李之间的中介人物，以为有他出来奔走斡旋，对于消除隔阂，促进团结，当能发生相当的作用。蒋已经答应了，不料竟代之以洪兰友，使李大为失望。

当日下午四时，蒋氏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阎院长提出数万言油印本的《扭转时局案》，结果只是原则通过，交由行政院各部拟具实施办法再提本会讨论。蒋氏在会议中提出非常委员会在重庆和台湾设立两个分会，分别以张群、陈诚充任分会主席。同时蒋又提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苏、浙、闽、台、琼五省。

蒋总裁七月廿二日乘华联轮离粤赴厦门。

本意不相容 商讨总成空

李代总统当蒋氏留穗数日中，频频会晤，把要商谈的问题，直接向他提出，但并未获得解决。主要的问题是：

一为国防部长问题。七月三日，白长官派李品仙由长沙飞穗，建议于李代总统，以为国防部长由阎兼任等于虚设，如不改组，即无法部署兵力，保卫广东。李品仙力陈应以白氏出任国防部长，要求代总统努力促其实现。

二是保卫广东的战略问题。那时所有国民党中央大员以至广东地方军政当局，都认为保卫广东远较固守沿海若干据点为重要，他们都期望蒋总裁把沿海兵力调到大庾岭地区，同华中部队联结，共同负起这个责任。

李代总统为上述问题悬而未决，在蒋总裁离粤不久，七月廿六日出巡各省，当午抵衡阳，夜宿福州，廿七日飞抵台北，蒋总裁亲到机场欢迎，表示得非常客气。在廿七至廿九日间，蒋、李曾作数度长谈，但蒋对李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推诿。对白长国防部，借口胡宗南和宋希濂反对。对保卫广东，说是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李七月卅日返穗，八月二日他在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报告说：“上次蒋先生来粤和此次我赴台，我们两人经过无数次商谈，结果可说毫无成就。”

因为所商的问题，都是与他“收拾粤桂”的本意不相容的。

第三十九章 国府由粤迁渝的混沌之局

本章记述民卅八年八月初至十月中的情形。

在这两个半月短短的光阴中，国共双方消长，形成极强烈的对照。在我则甘肃、青海、宁夏、绥远、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广东各省相继丧失，终至临时首都由广州转徙重庆，大陆只剩下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几省和广东南路，沿海只保有台湾、海南和浙闽附近各岛屿。在共产党则不止三分中国有其二，且在北平成立了新政权。

国府初意力谋守粤以便于接受外援，蒋总裁亲自入川致力于稳定西南。对于以滇为退路的想法虽彼此一致，但处置办法却不相同。

外援的商洽，一度因美方要直接分配，我方有人以为如果接受这种办法，国军将被美国分化，表示反对，所商尚未到达最后阶段，而广州已告不守。遂致毫无结果。

以上三点，便是本文的提要。

程陈暗运筹 瞒过白崇禧

长沙于八月初因程潜和陈明仁倒戈而丧失了。

长沙绥靖主任程潜自民卅七年十二月廿四日致电蒋总统主张和平、请蒋下野，蒋对他已不放心，以李默庵等部监视他。他是期望国共和谈成功的，到了和谈破裂，他便决心投奔共产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李品仙四月廿四日由汉口到长沙，廿五日抵桂林告我道：“湖南已和毛泽东沟通，准备在长沙以十万人大游行作反战示威运动，因我到而停止。”从此白崇禧长官对湘省即注意部署，五月七日白氏由长沙到桂说：“此次到湘，布置颇为满意，程氏愿到中央，允以警备司令陈明仁补省府委员并代理主席；唐生智表示对绥靖主任或省主席都无意图云。”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五月十五日由汉口移驻长沙后，耳目在近，程潜的和平活动也加意隐蔽。陈明仁表面上坚决，暗地里受程策动，白氏被其瞒过，竟举他以第一兵团司令官兼长沙警备司令，以监视程。七月一日，白在长沙召集湘、鄂、豫、粤、桂五省同志开党的重建发起人会，我和李汉魂等前往参加，程潜和陈明仁都被选为干事，以维系他们。中央要程潜赴粤任考试院长，程自然迟迟不愿离湘。鄂赣两方共产党军队七月廿日对长沙作包抄态势，廿一日上午，程潜率领长沙绥署撤往邵阳，省主席职交陈明仁代理，留驻长沙；华中长官公署同日下午移驻衡阳。程由邵阳到东安，和唐生智等多人密商后，即秘密回长沙准备行动。七月卅日，行政院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卅一日又撤销长沙绥靖公署，任命陈明仁为长沙绥靖总司令。而共产党的密使李明灏也于卅日到长沙，与程潜、陈明仁等完成最后的准备。中央接获程潜不稳的密报，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于八月一日清晨乘“追云号”飞机飞湘，上午九时四十分抵衡阳，谒白长官请训后，即于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再飞到长沙，在省府晤陈明仁，表示此来专为迎接程氏赴粤任考试院长，实际上想以乡谊和黄埔同学关系来坚定陈的态度。陈对黄、邓说，程潜日前由邵阳回来，主张倒戈，大家都加以反对，遂乘船离开长沙，不知所往。黄、邓当日即返衡阳。八月三日，陈召集各军长、师长宣示主和，四日即与程潜发表通电，在长沙的国军，仅有少数脱离出来。这是程、陈投奔共产党的经过。行政院即任命黄杰为湘省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驻邵阳，收容长沙退出各残部，仍归华中战斗序列。

程、陈既倒戈，中央对唐生智有戒心，请其任考试院长，派李品仙八月八日由桂飞衡阳转东安访唐，李氏十二日回桂据谈：“唐生智表示，代总统尚须听蒋的命令，不能自主，我去又有什么用处？我如果造反已经和程潜一起行动了。到必需时，我必取道桂林飞往香港。”李料共产党军队来时，唐必与之讲价。后来唐果然投奔共产党。

阎提保卫案 未获蒋批准

当湘局发生变化间，中央非常委员会于八月二、三两日在广州东山梅花村卅二号连续举行会议，除听取李代总统台湾之行的报告外，以长时间讨论阎院长提出的“保卫华南西北案”。

在会议中，吴铁城主张大力裁军减政，以应非常事变。他说：“现在已经不是摆场面的时候，而是绑紧肚带来策应非常局面的时候了。我们的党有个坏习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客观环境如何变化，本身还是一如故我，不思改革，不求进步，因而沦于今日每况愈下千钧一发的地位。譬如我们中央政府，在过去统一局面的时候，建有五院和十多个部会，现在局处一隅，统治区域已大为缩小，但中央单位还是那么多，政费开支还是那么大，这不是打肿面充胖子的破落户作风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组成一个袖珍政府呢？”

阎院长对蒋总裁的战略思想作痛切的评论，道：“总裁的战略思想，主张守点守线，通常把主力集结于若干核心据点，以待敌人的进攻。因而共产党方面乃能随时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以施行其各个击破的战法。总裁这种作战指导方针，已经饱受过失败的教训了。特别是今天的形势，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攻势之下，我们怎能单纯倚靠一些核心防御的守势作战来支持下去呢？我们非要求全面改变战略思想不可！我主张放弃守点守线战法，重新采取守面的运动战法，集中力量统一步骤，以期争取时间，扭转逆势。”

“保卫华南西北案”在会议中获得通过，决议请蒋总裁将胡琏、刘安祺两兵团调到粤北赣南地区与华中部队配合作战；并将台湾空军调来广东，策应地面部队；又请把空运大队的飞机悉数调粤，俾将军用供应品运往兰州空投，以补给西北守军。

吴铁城应麦克阿瑟元帅邀请赴日，准备经由台北稍作勾留。他提议：将这两天会议上各人发言要点连同阎案全文和决议交给他带往台北，面请总裁核示。于是将会议记录带去。但蒋氏对建议各点，多未批准。到此，大家感觉蒋总裁对于大陆似是听其自然演变，以后连阎院长也没兴趣再提什么方案了。

美援华失败 诿为责在蒋

当我政府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八月五日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报告书，这是外交上一件大事！

我在政府南迁广州之先，即通知司徒雷登大使早日赴穗以策安全。但他只派参赞克拉克南来设馆，而自己却奉命留京守候，期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为将来承认共产党搭桥。可是司徒留京两个多月，无法和共产党打上交道，于是一方面令司徒大使准备回国，一方面赶编那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报告书，将美国对华外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到蒋总统的身上，以保持自己的面子。这本白皮书原定七月廿三日发表，因司徒雷登正托黄华和北京方面对未来中美关系问题有所接触，请缓发表，后来看看实无任何希望了，乃在司徒雷登返国途中将之公布。

这本白皮书揭露美国晚近对华政策的整个经过，特别注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那五年间中国的情形和美国的政策。书中论到日本战败后美国对华政策，曾经作过这样的考虑：

“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结果第一、二两策都认为窒碍难行，最后采取了第三条路。

白皮书极力描写蒋总统的失败系咎由自取，根本不关美援。它说：“国民政府之所以失败，并非美国援助不足所致，我们军事顾问团报告说，国民党在那关系重要的一九四八年间，并没有一次战役是因为缺少械弹而打败的。事实是：国民党的军队用不到被敌人打败，他们自己崩溃了。”

美国政府为对其人民辩解援华的失败，竟不惜对其盟邦已经下野的元首加以无情的打击。

谋确保广东 期获援持久

美国政府因无法和共产党拉关系，虽已决意不援蒋，却拟援助其他有望的人。

广西建设厅长黄荣华八月中旬自香港回桂，据云在港曾晤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白吉尔，白表示：“美政府对蒋氏认为不可救药，对李代总统尚有信仰，可惜他还不曾拿出魄力把政府改革为非蒋的。”过了不久，白吉尔访问广州，白崇禧长官和他晤谈，白吉尔说：“国民政府的腐化势力，让共产党把它扫除后，美国再来援助不腐化的去扫除恶势力，希望华中能支持六个月以待此种情势的来临。”白崇禧答道：“这种做法太不合算了，将使非腐化的也同归于尽，想再起来就为难了。”他们这次晤谈的结论是：如果白崇禧的部队能到广东来，则白吉尔的舰队将负责供应一切必需的补给品，由轻型登陆艇运到广州交卸。

吴铁城此时也由东京回来，据云：“麦克阿瑟表示，美已放弃援蒋，美国国会现在通过了七千五百万元的拨款，用于中国一般地区。如果广州能守至六个月，这笔拨款和军用物资就可能源源而来，以支持华南的局面。”

李代总统根据上面两个事实，召集两广军政首长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举行会议，重提两广合力固守广东之议。粤方一致积极支持。商决下列各项：

一、改任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赋以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

二、广州市原为院辖市，着改为省辖，由广东省政府直接指挥，以统一事权，集中力量。

三、为适应军事需要，广东全省应实行空室清野。

政府八月廿三日即明令发表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但最主要的是调华中部队到粤协防，而这又是那时的国防部绝不敢下令调动的，故必须改组国防部。李代总统因托贾景德转致阎院长，望他自动辞去国防部长兼职，并径荐白崇禧接充。贾氏回报，阎表示说，他兼长国防，出自蒋意，如须辞去，也要得蒋同意，待向其请示看。

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八月廿五日由广州致我电话道：“前日发表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后，余表示：无钱无弹，不能做。粤北胡琏兵团向福建靠，而且他有一个军不知去向，战事很可虑。白长国防部事，要等蒋总裁由重庆回来才有分晓。白吉尔表示：此次不该来穗，令到台湾不快，将赴台一行，稍事敷衍云。”

蒋入川一月 图稳定西南

蒋总裁八月廿三日由台湾飞抵广州，召见了若干将领，翌早即飞赴重庆，和李代总统未商谈何项问题。那时西北已呈危急，西南内部也有问题，他在渝，径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直接处理各方的军政各事，在广州的政府未及与闻。

关于西北，在此以前，李代总统曾电召其军政首长来粤，对甘、宁、青方面情势有所咨询，随于七月廿六日发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中央非常委员八月三日会议，曾对保卫西北请蒋将空运大队集中广州，以为运输供应品接济西北守军之用，但未得批准。西北重镇兰州终在兵力悬殊和饷械两缺的情况下，于八月廿六日失守了。继之西宁失陷，新疆已被隔绝。

蒋氏到渝，即和驻渝各军政要员会谈。八月廿七日，接见宋希濂，听取湘川鄂边区的军事报告；并约川中人士谈商四川省自卫委员会和省政府间的纠纷。廿九日，召集西南各省军政首长开会，除云南外，川、黔、康各省和陕、甘、鄂、湘各区均到，会议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场。渝市本定九月三日举行十万人的大游行，欢迎蒋总裁，但先一日全市竟遭大火，燃烧彻夜。十二日蒋氏飞往成都。

四川内部，成都绥靖主任邓锡侯和四川省自卫委员会是主张和平、倾向共产党的，省主席王陵基和重庆市长杨森却力主反共。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是和邓锡侯同一态度的。西康群山起伏，既无铁路，也无现代公路，蒋原预定将无法撤往沿海地区的部队，以西康为最后根据地，去打游击战，故必须将不稳的刘文辉调离西康，而终未能实现。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深知大势已去，向蒋辞职，未获即许。

九月十六日，蒋氏在成都闻傅作义已由北平到绥远，即电告傅，谓即派徐永昌飞包头晤谈。但同日接孙岚峰来电说，傅作义和各军师旅长一体要求和平，他自己已失去统驭力量，但蒋对傅仍存希望，仍令徐永昌冒险北行。蒋十七日由成都返重庆，又电徐永昌告以他在西安时所得的教训，望转告傅，勿蹈覆辙。十九日，董其武离去绥远，徐永昌电蒋谓：“绥远局势，无可挽回。”终于全体投奔共产党。

关于云南，为蒋氏此次入川最注意的问题，详述于后。

备最后退路 决改造滇局

在处置滇局问题上，蒋总裁的做法与政府刚好相反，但事前政府并未得他通知。

本来李代总统早就顾虑到万一广州不守时的退路问题，因而注意到对外交通较易的云南。他于六月八日派立法委员王泽民赴滇视察情形，王事毕，廿八日离昆明，七月四日返抵桂林。据谈：“卢汉主席和省参议会倡保境安民之说，拒绝一切军队入境，报纸上故意宣传桂军入滇。卢已暗通共产党，更换了CC系两个厅长而任用左倾的。又暗给朱家璧以大批武器。”六月廿四日再派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甘丽初赴滇访问卢主席，观察所得，与王相同。

情况是了解了，不论是否需用云南为退路，对现在的滇局如果不予改造，是会累及整个大局的。怎样改造呢？政府在八月下旬拟以甘丽初继卢汉任滇省主席，白长官特为此事于八月廿八日召甘赴衡阳详商。九月一日，白氏由衡返桂，认为滇局非一纸命令所能解决，坚定辅之以兵。他夜间再约李品仙、甘丽初和我研讨对滇用兵的部署。次日上午十时，白即由桂飞贵阳，和谷正伦主席并在黔重要将领谈商对滇计划，预定使用八十九军由黔入滇。他并预定当晚转到广州，请中央下令处置滇局云。

行政院旋即任命鲁道源为昆明绥靖公署主任，甘丽初为副主任。此项命令，交白长官由粤带归衡阳部署一切，鲁道源在湘南防次也已发出了率师回滇的露布，但后来终因蒋总裁在渝对滇另有处置不得不中止。

这是政府方面对滇处置的经过。

先安抚卢汉 随派兵入滇

蒋总裁既注意云南，他的处置是怎样呢？

他到渝后，两次派人到昆明去召卢汉到渝商谈，都无结果而返，卢不敢来。第三次派俞济时，嘱俞告卢道：“你做了我那么久的部属，难道还不信任我？你到重庆来，我保证你的安全。”卢听了一想，如果再不去，反为不妙，九月六日遂飞渝谒蒋，表示忠诚不贰，只因桂系正酝酿要推翻他，为自卫起见，才起而有行动云。蒋对卢慰勉有加，并许以今后滇省军民事宜，一切概由卢自主，但须卢实行九项措施。卢一概答应。

阎院长九月六日下午衔李代总统命到渝谒蒋总裁，要扣留卢汉，不使回滇。蒋示以他的处理方针，不许执行。卢汉即于九月七日下午回滇。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九月八日由渝飞穗，经桂林时知穗大风雨，因在桂一宿，翌晨乃行。他曾和我谈及总裁处理滇事概要，不愿滇入他人之手，张氏意在言外。

蒋总裁九月廿二日突然到昆明，在卢汉家中午餐，留五小时即飞广州。第八、第九两军陆续入滇，暂告稳定。

设置三小组 控军财外交

蒋总裁此次留粤一旬，对控制政权更作一新措施。他在中央非常委员会之下设置三个小组委员会，分掌三方面的要政：一、军事小组委员会；二、外交小组委员会；三、财政小组委员会。他并自兼军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这可作为不便实时复职的一种办法。

粤桂合力保卫广东以争取外援的想法，是和他的本意不合的，但只要“白长国防”不实现，便不足介意了。一日，他先召白崇禧到黄埔晤谈，话说得异乎寻常地恳切，道：“中国现在不能无我，也不能无你，愿共同来支持这个艰难的局面。在过去革命过程中，我得到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两人团结一致，事业必定成功。北伐所以完成，抗战所以胜利，都是我们携手合作的成果。今后环境日趋困难，但如果我们两人同德同心，并肩奋斗，终必突破难关，完成任务。”他这番话真使听者悦耳！他更把保卫西南计划说明：“以胡宗南部捍卫川北，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则分防黔湘桂粤边区。至保卫广州，已令刘安祺兵团除以三十二军留守海南岛外，其余两个军都调到粤北防卫。”对国防部长一事，他说：“我现在准备先在非常委员会设立三人军事小组，由你和百川、墨三组成，专管有关作战事宜，一俟西南局势稳定，再把你调任国防部长。”白氏听了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他和白谈后，九月廿六日才和李代总统接触，他道：“这一切，健生已经同意了。”李还有什么好说呢！

白九月廿七日由穗返衡，说是对军事上有新部署，召李品仙赴衡面告。李卅日返桂，先述蒋在穗对白的谈话，继说：“广东各将领推白指挥军事，白无法推却。昨天粤人到衡劳军，犒劳华中部队银元十万，可见粤人期望白氏的殷切。倒反使白为难了！华中仅有可战的军三个，同时兼顾湘粤，颇感支绌。”

蒋命行政院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主席，当院呈府发表时，李以汤曾抗不奉命，坚决拒绝，这是李对蒋仅有的一次抗议。

北平建政权 我弃穗迁渝

时局进入了十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共产党自九月廿一日至九月底，在北平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改国旗，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以北平为首都。次日，苏俄首先予以承认，并召回其驻广州的代办。

李代“总统”为共产党成立政权事十月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及世界友邦人士书》。“外交部”声明对苏断绝邦交，并呼吁联合国充分注意苏俄侵略我国，威胁远东。

共产党乘其政权新立影响人心的机势，把湘赣地区停顿了月余的战事，重行发动，向我进攻。

湘境共产党军队为林彪第四野战军。此次共产党军队十月进攻，从两翼作大包抄，左翼陷芷江后，指向通道，右翼由曲江指贺县，两翼都以柳州为目标，曲江陷后，华中部队十月七日由衡阳向桂边撤退，预期在柳州以东再行决战。

赣境共产党军队为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八月十三日占领赣州后未再进攻。

粤北的守备：华中的第四兵团，四十六军在乐昌、仁化，沈发藻兵团在大庾，胡琏兵团在龙南、定南、虔南一带，刘安祺兵团在英德，策应各方。战事一开始，胡部先撤向汕头。翁源、连平被占，沈部后路受胁，曲江十月六日失陷。四十六军奉令撤回龙虎关。共产党军队南下英德，刘部也退走。共产党军队以一路经清远、四会到肇庆以断西江，正面十日已迫近新街，各机关已先后撤走。十二日李代“总统”宣布迁都重庆，他十三日离广州宿桂林。十四夜广州放弃，这个驻足将及半年的临时首都，要黯然舍去，再受流离播迁之苦！共产党不战而得了这华南重镇。

我出巡右江回到南宁，李代“总统”到桂林后来电话约我归晤。白长官十四日派空军运输机由柳到邕接我赴桂，下午一时到达，李代“总统”已在机场等了很久。见面握手，他只很简单地对我道：“大家应忍耐，中央和地方都有困难。”说了便登机飞渝去了。白长官说：“德公到渝后，将设法出国医治胃病，顺便说服美国对我援助。”

第四十章 李宗仁飞美医病的曲折内情

本章记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间的事情。

在此期间，战局趋势，已如江河日下，无可挽救。无论蒋总裁亲自指挥其平素最亲信并认为最精锐的宋希濂、胡宗南等部在川康作战，还是白长官亲自指挥其广西部队在桂粤作战，结果莫不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终至在大陆无立足之所，仅保持台湾、海南岛和沿海若干岛屿。

中枢随着战局的转移而流离播迁。由广州到重庆，只驻了一个半月。由重庆到成都，仅仅驻得一星期，又仓皇移到台北，借台湾海峡险恶风涛的阻障，才得偷安下来。

在这段最艰危的时日中，国运前途如何是人人都推想得到的，而党国最高两位领袖互不信任的表现，日益显露，循环影响，交织而演为本文所记的事实。

欲起谓扶危 坏法难授受

李代“总统”十月十四日由桂林飞抵重庆，即发表谈话，呼吁西南同胞保乡。十五日，“中央政府”在渝正式办公。

蒋总裁九月底在广州时，已有复任“总统”的风说，“政府”西迁不到两周，此说又复盛传。原来十月八日，蒋得顾祝同电：“粤省与湘黔军事已趋稳势，请毅然复‘总统’任，长驻西南。”十月九日，吴忠信由穗飞台谒蒋说：“一旦广州失守，‘政府’迁往重庆，则情势必更混乱，倘蒋先生不允复任‘总统’，重行东山再起，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的绝境。”十月十八日，蒋总裁为出处问题，与张其昀谈商后，即召集“中央”非常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对“国家”的利弊，蒋认为：“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该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的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的必要，即不必研究外交或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才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可救药，即有外援也无能为力。”

大多数主张总裁复行视事。蒋当晚复与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重商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代“总统”出于至诚，自动退让，再行复任。

过了不久，吴忠信到渝把台北方面的意见面达李代“总统”说：“蒋先生过去因为谋求和平，希望减少人民痛苦，所以毅然引退。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必须统一事权，由他复任‘总统’，总揽军政权，才可以渡过难关。希望李先生回任‘副总统’，共同负责。并由李、蒋发表联合宣言，说明和谈失败，李氏自动告退，敦请蒋氏复出领导，以竟全功。”李代“总统”以如果违法徇情，把“总统”私相授受，实为破坏“宪法”，表示不能同意。

部署桂军政 严整以再战

华中的部队撤向湘桂边界时的部署是：在桂北方面以鲁道源第十一兵团当湘桂路正面，在梅溪口一带以黄杰第一兵团任左翼，一部分往援黔东；在龙虎关方面，徐启明兵团任右翼；张淦第三兵团则在平乐、荔浦整补。

白崇禧长官为应付当前的严重情势，对于军政更作下列的措施：

一、划广西为数个军政区，每区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军政司令一人，负该区实施总体战责任，以利作战。

二、更按桂省原有十五个行政督察区，每区由华中派一“总体战实施督导团”前往督导实施总体战。十月廿六日，又决定加督导团以“军风纪视察团”衔。

三、白长官十月廿三日飞海口与陈济棠长官、余汉谋主任、薛岳主席晤商战局部署和如何确保海南岛问题。廿五日返桂。

四、对越的准备工作：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于是年三月十二日由广州到桂林访我，偕来的有邓紫峰、黄启武，武氏请广西助其在桂越边区建立根据地。十六日初商，我答应援助；十七日，派员与武商定援助细则。从此，武鸿卿即赴越边组织革命武力。后因给养发生困难，六月廿五日桂林绥靖公署把他在思乐各县数百人编为广西全边对泛督办署直属营。现值我方战局演变，将来有与武氏共同军事行动的可能，十月十九日白长官约武鸿卿、邓紫峰、雷殷、李品仙、杜从戎、黄中厪和我讨论越南问题，决定：甲、由旅桂越人组织“越南民族大同盟”以资号召；乙、从“外交”上请美国劝告法国容许这个同盟，并派人同样劝告越南王保大。

此外对于消极的处置：一、军饷困难，十月十六日集会研讨结果，如能核实，现时可望照编制减省三分之一。二、华中公署、桂林绥署、广西省府同在一处，当此战时可否归并为一？经召集三方人员数次研讨，决定机关不宜合并，只须大机关勿管小事，并订一绥署参谋长与省府秘书长联合办公办法便可。

白将赴渝，十月廿六日召集夏威、李品仙、徐祖贻、林一枝、张淦、王景宋、孙国铨和我商讨今后的战略，佥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海南岛，并控制越北，应即派一师到龙州。廿七日白即飞渝。

出国竟被拒 “复职”议难调

李代“总统”自白氏来渝后，对军事和政治屡行商讨，彼此都注意着最后应到云南的问题，李遂决定亲赴昆明视察。临行前夕，他对蒋谋复出，自己去留的问题，十一月二日夜间，在重庆曾家岩中四路一〇四号刘航琛住宅召集白崇禧、李汉魂、邱昌渭、刘士毅、程思远、黄雪邨等再作一次意见征询，想早得决定。大家因这个问题太困难了，意见未能完全一致，讨论未得一个确切的答案。三日，李率随员飞滇视察，白在渝希望这问题有个着落。

白以为由过去十个月来所得的教训，蒋既不肯放手，李也无法做通，彼此僵持，终非善策。不如由蒋来干，事权专一，以消除当前的危机。为双方的处境着想，李似可乘此机会出国，进行外交活动，这并非交换条件，不过各求其适而已。白和吴忠信取得联络后，十一月四日即将此意托吴迅速转达台北方面，请予考虑答复。又请邱昌渭飞昆报告李代“总统”。这些办妥后，白四日下午即飞返桂林。

邱秘书长十一月八日由昆返渝，当晚即得吴对白的答复道：“蒋‘复职’后，李仍应回任‘副总统’。至于出国的事，万不能提，一提就是不合作，甚至蒋怀疑李会在国外进行反蒋的活动。目前局面严重，亟须蒋、李通力合作，共济时艰。”

这样一来，无法再商下去了。在李看来，目前彼此间的不愉快气氛，他自己离开或即云消烟灭。他在抗战期间患上严重的胃病，医嘱必须割治，过去以工作关系，无法抽身，现在很想借此出国，彻底治疗。为此，他宁愿放弃法统地位，而切望出国。蒋竟靳而弗予。

预联络法越 商粤保雷琼

广西省“政府”因战事逐渐迫近而由桂林西迁南宁，我率职员于十月廿八日离桂。

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八月十三日在香港发表声明与共产党合作。十一月一日夜间，黄在北京对广西的人民、各机关袍泽广播，劝广西局部和平，否则人民和机关应起来打倒李、白。

我在南宁极注意越南的情形。当时桂越间的关系，据南宁天主堂法籍神父李玛若十月廿九日对我说：“一、在越法军因近年来桂人卖枪弹给胡志明，极表不满。二、法军对广西‘政府’和军队向来也很怀疑。三、法国驻龙州领事田友仁胆小怕死，数月前迁驻柳州，现又迁到海口，并报告西贡说，共产党将很快占领广西。以上三点，经我八月间到西贡向比翁专员解释后，比翁才了解。四、法越现很愿在军事上和桂省秘密联络，但彼此越界，恐办不到。五、法国须照美国的意旨以行动。六、法军现增兵确保海防、河内以东地区。”他是政治工作者。

我又召广西全边对泛督办姚槐来邕面询，十一月四日他说：“法方因过去我方有人贩卖枪弹和通讯器材给胡志明，对我不满，近才予谅解。越南各党派领袖如刘德忠、黄南雄等均无群众，难以成事，此时我仍应和法方切取联络为宜。”

白长官更比我为注意，他偕“外交部”欧洲司司长袁子健由渝到桂，袁十一月五日到邕，据云：“曾荐武鸿卿于保大，双方已同意，现只候法政府批准。此举于我有利。”我派员介绍武鸿卿、黄南雄、刘德忠和袁子健晤谈，由袁说明越南的根本敌人为苏联和胡志明，法人在其次，现应忍耐暂时与法妥协，不可同时两面对敌。武、黄两人对此赞同，刘尚怀疑。

白氏对琼与越同时注意，他派李品仙访琼，李和袁司长抵邕，我问李以此次白自渝归有何要闻。他说：“有几件：一、蒋先生酝酿复职，此事大使李、白为难。二、将来重庆如果不守，准备迁都昆明。三、现因‘中央’把贵州划归华中管辖，令白分兵防黔，由昨夜到今午，在桂林讨论此事，大感困难。如不分兵，贵阳一失，渝、昆、柳都要受威胁；分兵，对粤南又感力薄，结果还是决定派黄杰兵团援黔，派我赴琼和粤方商讨如何确保雷州一带海岸问题。”李品仙七日飞往海口，八日返邕，说：“晤陈、余、薛三位商三事：一、希望桂军得有时间集中侧击，但他们以无信心，气颇馁，反请我军悉数入琼，共守孤岛。二、他们谈及蒋氏复出消息，薛表示：蒋不出，两粤应团结，蒋复出，两粤更应团结。三、如何运用美国力量以保琼岛问题，他们提出：一为共管，一是名为租借，行政仍由我管。”李九日返桂复命。

为治病谋援 决短期赴美

李代“总统”在昆明九日间，卢汉主席执礼甚恭，无所不谈。对其谋和与民主改革的主张，表示深切的同情。向他建议：号召西南，新创局面，云南军民愿积极予以支持。

美国旧金山侨领周锦朝曾于十月廿五日到台北向蒋总裁献剑，后转香港，遇其挚友李汉魂，介绍他往见李代“总统”。十一月九日，李汉魂偕周锦朝经渝抵昆，周向李代“总统”献旗。周为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时，曾发动美国华侨给杜鲁门以大力的帮助。他表示美国民主党对蒋先生厌恶，有其长期的历史根源，牢不可破，他怂恿李代“总统”应乘此机会前往美国一游。

李代“总统”十一月十一日离昆明，乘“天雄号”专机于下午五时许到桂林，即致我电话谓过几天会到南宁，但次日却派“天雄号”机接我赴桂。我十二日下午四时抵桂，当夜，他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徐启明、王真吾、程思远、黄雪邨和我讨论蒋谋复出，他个人应如何自处的问题。在讨论中，他表示意欲引退，另谋再起，但多不赞成，请他再行考虑。十三日下午，华中公署政工处座谈会讨论军队因供应不足，钞票难用，以致军纪不良问题，白氏拉我参加。夜间李代“总统”再约昨夜几位继续讨论他的自处问题，最后他自己决定从速赴美治疗胃病，并与美国当局商谈援助。大家对此一致赞同。他决定次日赴邕。当日重庆催他返渝坐镇。十四日上午，白长官为银元券不能充分兑现，发生纠纷，召集桂林有关人员讨论，令我参加，终未得到妥善的结论。我们和李代“总统”共进午餐，白向他建议：到邕后宜赴琼一行，和粤方各将领一谈。下午二时半飞邕，李品仙、程思远、王真吾、黄雪邨、黄中厪、姚槐和我随行，四时到达，驻节绥署。夜间他接白电话，谓蒋总裁今日下午三时抵渝。他说：“这样很好！否则我在渝筑[8]危急时离去，心里终觉难安。”

他十五日飞海口，因气候恶劣，中途折返。十六日再往，下午四时返邕，谓已和陈、余、薛几位晤谈，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两广都应团结。重庆催他返渝的电报一日数至，他决定不去，谓蒋不难乘此胁迫我发表引退劝进文告，即便不然，也是一切仍旧被他挟持，动弹不得。他自海口归来，胃病又复大发。

重庆中央社十七日发表消息：“蒋对复出掌政，表示毫无成见。”似为试探各方的反应。

离邕发声明 阎负中枢责

李代“总统”在邕候机赴港，因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十一月十日投奔共产党后，各线停航。十一月十八日傍晚，白长官自桂致我电话，以为出国手续尚应考虑，可否再从长计议。我请他明日早来面商。白十九日上午十时抵邕，向李建议：“可否和蒋商定辞职再行出国，对国人较为有个交代？”李说：“即使蒋同意这种办法，也必食言，决不许我出去，只有此时以‘元首’资格出国，不需护照，才能如愿。”意极坚决。我也觉得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办法。白对李赴美，本来就是他数月来一贯的主张，对手续一点，现在也明白只好以“元首”资格才易出国，故不再持异议。李预定到港后即令“外交部”通知美国政府说，即将到美检查胃病，并声明不受美政府招待。他雇用民航空运队的专机十九日到得太晚，廿日上午八时才起飞离邕，临行时发表如下的书面谈话：

“余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视察各地军政情形，并激励民心士气，原拟行程完毕，即行遄返中枢，惟因旬余来旅途劳顿，饮食失调，由海口返邕宁后，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甚感疲惫。余此一旧疾，系民国廿七年在徐州指挥作战时发生，卅四年在湖北老河口时，曾一度严重，先后两次赴成都中央医院延请内外科名医戚寿南、董秉奇、孙荫坤会同诊断，并以爱克斯光透视，断定系十二指肠有不正常之状态，及曾经破损之疤痕，且佥认定此项疤痕，如不施用手术割治，恐有演变成癌之可能。当时余因国内医院设备不完全，未敢贸然同意，旋由诸医师商讨之结果，改用经常内服治疗药品，并嘱注意饮食，且谓此后如有十二指肠出血征象，即应觅医检查，从速施用手术，否则于身体健康，可能发生极严重之影响。因此之故，此次乃不得不前往医药设备较完善之地，详为检查，甚至施行割治之手术。目前国内局势十分严重，余身负国家人民付托之重，不敢自逸，尤绝不愿因病而推卸个人对国家之责任。……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拒以副席行 莫挽陆沉劫

李代“总统”将离邕时，本已派定李品仙赴渝向蒋总裁报告，但白长官自请前往。他十一月廿日上午十时飞渝，临行时他问我有何话说。我说：“望您早去早回。”他道：“战事即发，须要指挥，明天一定回来。”当晚听到广播电台发表白氏谈话如次：

“本人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一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品仙主任飞渝晋谒总裁，面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缘李代‘总统’胃病，在抗战期间曾于渝、蓉两地就医，经中外医师检查诊治，多主张施用手术，以免变成胃癌，成不治之症。当时因军务覊身，未及作根本治疗，仅经常服药，时愈时发。近因巡视各方劳顿过度，致触发宿疾，且较已往更剧，不能不早作根本治疗，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呈总裁，谓当此艰危时会，以抱病在身，未克返渝与‘政府’同人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白廿一日由渝返柳，谓在渝昨今两次谒蒋总裁，蒋表示无“复职”意，将派人赴港劝代“总统”返渝，谓出国应先办妥手续。蒋氏左右对李不辞职颇感惊异云。

李代“总统”廿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抵港，在坚道私宅略作休息后，当天就住到太和医院养病去了。廿二日，蒋总裁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携亲笔函来港慰问病状，并劝回渝，但李表示病体严重，必须就医。廿七日，李接“驻美大使”顾维钧来电，谓美当局已通知有关方面，予以入境的便利。廿八日，蒋再派朱家骅、洪兰友来港，携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十月廿七日决议：“当前局势严重，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即请李同志以‘副总统’名义出国，并致力于外援的争取。”面达李氏。李婉拒了中常会的建议，并致函阎院长表示他决定出国，中枢请阎负责，交朱、洪二氏复命。十二月五日，李代“总统”由港飞美就医去了。

蒋总裁十一月十四日到渝指挥作战。十五日贵阳失陷。刘伯承部由永绥、来风、咸丰攻黔江、酉阳，专向宋希濂部无兵防守地区乘虚分路钻隙而入，宋部不战自乱，仓皇西逃。廿四日綦江陷。中枢廿九日迁成都。蒋总裁卅日飞蓉，重庆失陷。宋希濂旋被俘，所部全灭。十二月七日中枢由蓉迁台北。九日四川邓锡侯、潘文华、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都通电倒戈。十日蒋飞返台北。胡宗南部十八日失剑阁，廿七日失成都，残部后在西昌消散。西南告终，大陆尽陷。

粤南遭惨败 入越庇残余

现述华中作战和广西失陷的概略。

共产党军队十一月初旬先攻贵州和广东南路。华中派黄杰兵团援黔，未到而贵阳已陷，黄兵团回防柳州以北。又派张淦兵团往攻广东南路，并以鲁道源兵团随其后。十一月廿日共产党军队才发动攻桂北，廿一日击破我黄兵团第七十一军于小溶江，夏威副长官由桂移柳，白长官由渝回来也径飞柳州。廿二日放弃桂林。另一路由黔边入三江县，第五十六军放开正面，共产党军队遂长驱南下，廿四日已到沙塘，柳州城空无兵，白长官率指挥所人员仓猝飞邕。廿五日，柳州、梧州同时放弃。攻梧共产党军队是由道县入富川经贺县、信都而来的。卅日，我军在南路失败，共产党军队追鲁道源兵团西过兴业，张淦兵团遂被隔断在博白、陆川地区；徐启明兵团南撤，散布武宣、桂平，续向钦廉。十二月二日，由柳北经迁江西撤的黄杰兵团已抵昆仑关，宾阳、上林失陷。白长官派李品仙主任飞海口转防城，准备船只接徐兵团撤往海南岛。鲁兵团溃败后，三日，张兵团也被解决，司令官张淦、军长李本一、张文鸿被俘。四日，黄兵团过南宁到吴村，见邕钦公路车马拥塞，秩序混乱，遂循邕龙公路西奔，到达爱店后，十二日商得法方假道赴台湾，十三日入越。四日，徐兵团第四十六军在那隆，第一二五军在武利被阻击。五日南宁陷后，共产党军队更由邕分兵向钦县，徐部遂前后受敌，在大寺、上思一带被截为数段，狼狈西向奔逃，能上船渡到海南岛的不多。继黄兵团后入越的计有第十一兵团、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第四十六军、第一二六军、第四十八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七六师、第三三〇师九九八团、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部队等各单位。此外尚有广西保安团、桂西师管区、国防部突击总队等。

华中十余万雄兵，就这样完了！失败原因是：一、桂军在省外太久，一到家乡，逃亡特多。二、在衡撤退时受损，新补充的战力较差。三、应退却时不速走，反停顿多日。四、统帅忙于细务而忽略分工，对计划和指挥稍欠周到。五、共产党军队行军力强，常超越我军先头拦截。

省亡我有责 撤退惜无成

我任省政过久，直到李代“总统”由滇返桂，才得面陈他和白长官许我请辞，我建议由李品仙主任兼“省主席”。十一月十七日电呈“行政院”请辞本兼各职，廿三日获准，并以李品仙继任。但战局恶化，军事倥偬，经我屡催，李仍未暇来接。十二月二日战事迫近，“省府”疏散赴龙，当晚，我偕黄荣华、黄绍耿、罗福康三厅长和欧仰羲处长乘民航机离邕，夜宿北海，翌晨到海口。转瞬而全省尽陷，我有责焉。

白长官三日午刻由邕飞抵海口，他请陈济棠长官四日上午召集余汉谋、薛岳、李扬敬、韩汉英、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并双方幕僚数人举行会报，由白报告华中此次南路作战企图、转守雷州半岛的计划和作战失败的情形，现计划将三个军由钦县、防城运来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共同防守。陈氏以败军守雷无把握，主张悉数来琼。白表同意。即商定可供使用的船只。白当夜即乘舰往钦县部署。但共产党军队由灵山、合浦、南宁三路向钦县追击，使我军狼狈万分。由邕向钦的军官眷属多已被俘。部队能上船的很少。撤退的计划又失败。白九日晚返抵海口，潮落，翌午上岸。

李代“总统”离港时，派程思远送函来琼交白氏，谓料蒋将会使白劝进。白说：“十一月廿一日在渝见蒋时，蒋曾迫我表示态度，近又电催赴成都一晤，也许是望我劝进。”白决定派李品仙赴台谒蒋，请蒋稍待李治病结果、对其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任”问题。

白望我到越照料入越的桂省军民，在琼办不通入越手续，乃于十二月廿一日赴香港。

第四十一章 蒋“复职”李留美的最后一段恩怨

这是全书末尾一章，记蒋李关系最后一段的情形。

我写这个长篇故事，只想就记忆所及和旧时日记所存，仿随笔体裁，略草数篇，并无先排目录、继搜数据、后乃动笔的整个计划，次序虽按日期，详略未能如意。写的以我自己身经者为主，有些且在日记中记有事由和月日时刻，但其详情细节，究因相隔太久，多有遗忘。故事中人，也有同在此地的，又多为衣食奔忙，难得质疑和细论的机会；在台湾的较多，资料也较易集，他们却不欲通讯，尤其不欲说触犯忌讳的事，我或写错，他们也无从加以指正。现此书已告完篇，只能作为初稿，待有机会，再行补正。

写故事类似照相，同一对象，因照者所站的位置不同，所摄得的照片也就两样。我所写的故事中若干部分，别人也写过，其中有同有异，那是写者立场不同所致。谨述经过为读者告。

关心李去留 僚属有建议

李代“总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由港飞美，抵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十二月十九日施手术割治胃疡，经过良好。为节省费用，尚未复原，即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廿日出院，仍在纽约赁居医生隔邻，继续调治。在此期间，同人对其病愈后的行动，备极关怀，屡有函电建议，摘记如次。

一、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十二月十五日由琼电：“甲、蒋曾电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乙、请商美国将海南岛共管、租借或共享作军事基地。丙、请在一个月内努力进行外交。”

李十七日复电云：“甲、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四十九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关于海南岛问题，美决定须与台湾同时解决，总裁派俞大维来美，即为此，但美国务院坚持不援蒋政策。丙、俞大维要求动用经援余款九千万，甘介侯已函杜、艾，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二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二、白崇禧十二月廿六日由琼电：“鹤龄、燕谋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作法有关：甲、德公病愈不返而辞代，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介公或不复职；丙、病愈不辞又不返，在德公最不利。能得美援，则光荣极矣。等语，谨电呈察。”

三、我于一月十三日由港电：“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将来‘复国’，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他十六日复电：“组党尚非其时。”

四、白崇禧、李品仙、雷殷、刘士毅、邱昌渭一月十六日由台电，列举六项事实，建议以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为理由，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致电中央，其他不必提及。倘美援有望，今假期已满，则乞速归，以慰民望。

旋接黄雪邨一月十八日复电：“诸公铣电已呈悉。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出院后饮食仍须雇看护特制，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德公固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德公苦衷，宁愿受责难，不愿使本党毁法。三、德公在美，非不能行使职权，如阎辞职，即可提名。四、美不援台，实由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邨因奉派返港，容面陈。”

以上便是李代“总统”对去留问题与其僚属商榷的概要。

病体难即归 再起成定局

台北方面，当李代“总统”尚未出院时，已有“国大”联谊会请蒋复职和“监察院”将弹劾李的准备活动。一月十八日，黄雪邨由纽约函告台北洪兰友、黄少谷谓：“美国当局秘密对人表示，如蒋离台，则美不特可接洽军援款项，且可派海军援助。”这消息在台方听来当然刺耳。一月廿日，李刚出院，“监察院”电催其返国，语多指责。李艳（廿九日）电复于院长和各“监察委员”，表示病体尚须休养，未能即返；“总统府”照常发布命令，行使职权；正努力与美联络，争取援助云。

台方对于黄函和李电的反应，非常激烈，其表现是：

一、蒋总裁看到了黄函。

二、台北《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于二月四日发表社论，有计划地对李艳电一齐猛力攻击。《中央日报》并呼吁蒋总裁绾领国事，统帅三军。

三、“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二月五日电李谴责其不负责任，请蒋出任“总统”。

四、“监察院”四月十二日电李，指责其居美遥领国事的错误，质问其返国抑辞职？并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他。

五、非常委员会二月十四日电李云：“李副主席德公赐鉴：比闻尊病渐就康复，曷胜欣慰！伏念我公出国就医，承示二月为期，今已两月有半，尚未闻返旌确讯。大陆战事，屡遭挫败……‘政府’处此目前变局，举凡有关‘总统’及统帅之军政措施，必须迅赴事机，而苦无所秉承，延搁则误国，处理则违‘宪’，同人等忝与‘中央’决策之列，目睹此险象环生之局，对党政无以尽其职责，对国家无以匡济艰危，且暮皇皇，忧心如捣。‘立法院’第五会期已定本月廿五日开始，现任‘行政院长’暨副院长已先后向‘中央’常会递呈请辞，意至坚决，中枢现势，多有岌岌不可终日之感。总裁为非常委员会主席，对于我公苦心孤诣，故于谈次辄避免论及。然今处事万难，人民苦于倒悬，国命决于俄顷，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迫切陈辞，伏祈明教！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叩。”

李复电云：“台北‘总统府’邱秘书长转居觉生、于右任、何敬之、阎百川、吴礼卿、张岳军、吴铁城、朱骝先、陈立夫诸先生勋鉴：余出院后，即准备回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国事至此，拯救危亡，维护‘宪法’，至为重要，先生等老成爱国，谅有同感。弟宗仁。十八日。”

情势发展至此，台北拥蒋复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李晤杜之前 蒋在台复职

李代“总统”出院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两度派员持函前来慰问，并邀请于病愈后访问华府。李出院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内正借对华政策作剧烈政争，李不欲被人利用，故迟迟未即往访。后美国国务院和甘介侯商定二月廿一日杜鲁门总统邀请李代“总统”宴会，由国务院与我驻美“大使馆”接洽同意后正式通知。但此消息立即为台北方面所知，遂一面使顾维钧“大使”设法延阻李、杜会晤的时日，一面发动下列一连串的行动以催促蒋总裁在李、杜会晤前赶紧“复职”：

一、二月廿三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请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二、二月廿四日，“立法院”通过由本院全体委员电请蒋“总统”恢复视事，继续行使职权，以竟全功。

三、二月廿五日，“监察委员”提出弹劾李代“总统”案。

准备妥后，蒋于三月一日在台北宣布复“总统”职，发表文告云：“……复于一月二十一日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将‘总统’职权交李副‘总统’代行，原冀弭战消兵。……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此外，蒋并电李云：“德邻吾兄勋鉴：自兄以胃疾出国就医，瞬已三月，各方伫候言旋，中正企望尤切，而兄以健康未复，归期难定。……中枢军政不能久失秉承，在此艰危震骇之中，群情更责望于中正之一身，兹为遵循民意，挽救危机，乃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一年以来，我兄代主国政，宵旰辛劳，公私交感！无时或已。今虽养病海外，固知爱国之殷，无间遐迩，亟望早告康复，并请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命驾返台，共济艰危，借匡不逮。敢布胸臆，无任神驰。蒋中正。”

李曾于二月廿八日电蒋，警告其勿毁法“复职”，蒋既不听，三月一日下午李在纽约招待记者，公开宣告蒋氏复职为违“宪”。

白宫设午宴 韩战叼偏安

李代“总统”访问杜鲁门总统之举，既被顾维钧“大使”从中作梗拖延，美国务院知道后，二月廿八日遂直接通知李氏三月二日杜鲁门在白宫设宴招待，以李不愿在“中国大使馆”住宿，故时间定在中午，以便其当日能返回纽约。届期，由甘介侯、顾维钧陪同李氏赴约。蒋氏虽已成为事实的“总统”，但杜鲁门仍以正式总统礼仪招待李氏。席间彼此谈论甚欢，当时杜鲁门似疑顾维钧“大使”对李氏或欠忠实，故和李谈话，始终由甘介侯传译。陪宴的为艾奇逊国务卿和唐森国防部长。宴毕，杜邀李到另一客厅对整个世界大势及中美合作问题作广泛的讨论。艾、詹两氏则陪顾在客厅闲谈。李当日即归纽约，从此留寓下来。

蒋氏自行“复职”，经李氏严正指责其违“宪”。但现存的军队和国民党，都是向来只听蒋命令的；一般民众正救死不遑，谁做“总统”的问题，反不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宪法”条文的伸缩性颇大，使法学家的解释可以左右逢源；因此，蒋“复职”后，并无意外事故发生。只是局面险象日增，军事败势继续，海南岛被攻，国军于五月二日完全撤离；舟山群岛也于五月十六日放弃了。想不到过了月余，朝鲜突于六月廿五日进攻南韩，爆发了韩战。杜鲁门总统廿七日即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止对台的任何攻击，第七舰队廿八日即抵达台湾海峡，“国民政府”竟赖以偏安！因形势已变，美国要利用台湾，虽素不喜蒋，经援与军援亦照样陆续而来了。

选举将违“法” 贻书进诤言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舰队仍继续巡逻海峡，台湾平安度过了四个年头，按“宪法”规定，那时又该举行大选了，但台湾一省如何能选举全国的“总统”“副总统”呢？且看从一九五三年秋天起，“中央”所做的准备措施：甲、九月廿七日，蒋“总统”采纳“行政院”建议，批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民大会”依法召集开会之日为止。乙、十月一日，“总统”明令公布曾经“立法院”通过的“国民大会代表递补补充条例”。丙、十月五日，“内政部”公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自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向本部申报；逾期不报者，由候补人依“法”递补；候补人逾期不报，即丧失候补人资格。丁、十二月廿九日，“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第八条文案，将“国民大会”开议“法”定人数改为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代表。

蒋、李两氏在这几年中，分处台湾、美国，未相闻问，中间只因毛（邦初）案有所牵涉。当时李看了蒋对大选的措施，触动了他护“法”的热肠，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特致蒋函有所忠告，不惜言所欲言，内容如下：

“介石吾兄足下：一别四年，劳念何似？国事日非，益增惆怅！最近台湾地位，微妙可虑……爰驰书商榷，冀救危亡于万一。

“吾兄执政二十余年，政出独裁……举国怨愤。吾兄不思痛改前非，与民更始，乃凭借武力，以图孤注一掷。不知嫡系部队，早已窳败，一旦临阵，多不战而降。其余部队，素受排挤，装备简陋，虽奋勇作战，而运筹乖谬，卒成牺牲。三十七年秋冬，迭失名城，徐淮重镇，亦相继沦陷。三十八年一月，吾兄发表文告，呼吁和平，决定身先引退，弟乃依法执行职权，以期收拾残局。吾兄虽已引退，而仍操纵一切，弟外与折冲，内受掣肘，委曲求全，一筹莫展。

“迨和平破裂，汤恩伯拥兵数十万，不战溃逃。中枢集议广州，以谋保障西南，吾兄信誓旦旦，愿以在野之身，助弟领导作战。惟事实上控制所有外汇与现金，擅行撤委浙江福建省主席。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南之宋希濂军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离青岛之刘安祺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

“嗣后弟来美就医，并商洽军援，而吾兄惟恐其成，竟于弟会见杜鲁门总统之前夕，以政变手段，自称‘复职’，毁法违‘宪’，召人蔑视。弟念当年总理兴师护法，遗教犹存，故郑重否认，以正观听。然国势阽危，何堪再操同室之戈，爰暂留海外，俾吾兄得有从容展布、补过自赎之机会，弟则致力于内外民主人士之联系，及敌后游击之策划。盖自追随总理革命以来，弟与吾兄政见虽有参差，而无时不以国家为重，由统一两广以至北伐抗战，每逢大敌当前，莫不委曲相从，赴义恐后，耿耿此心，当为天下人所共见。

“何图吾兄‘复位’以来，局处台湾，局势日非。以言军事，则侈言反攻大陆，迄今形影全无，意在孤岛偏安。

“迩者，‘总统’六年任期即将届满，正为吾侪向国民还政谢罪之时，岂意私心恋栈，竟欲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违法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舆论哗然，国际侧目。弟不忍‘宪法’如此毁灭，国运如此告终，特本风雨同舟之义，恳切为兄剖陈。中外人士对此问题均有详尽研究，佥以此种选举违法乱纪，认为决不可行，其理由摘举于后：

“一、依照‘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重要职权为选举正副‘总统’及修改‘宪法’。代表任期六年，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由‘总统’召集次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次届正副‘总统’。此为民主政治之基本意义，亦防微杜渐之立法精神。盖‘总统’于任职六年后，是否仍为人民所信任？前届‘国大代表’，是否仍能代表人民意志？均须另行速举代表，以资抉择。故每一届‘国大代表’只能行使选举正副‘总统’职权一次，绝无疑义。倘‘国大代表’未行改选，仍由前届代表选举次届以至无数届正副‘总统’，其为违‘宪’乱法，至为明显。

“二、吾兄明知延长第一届‘国大代表’任期以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于法绝无根据，乃转而乞灵于临时条款，姑不论此一条款之通过，实为吾兄当年发纵唆使以期助长独裁，早为中外人士所非议，弟为代‘总统’时，曾通令告诫不可引用。而此临时条款之原文曰：‘总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之程序之限制。至所指‘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之程序，乃‘总统’宣布戒严令，或于‘立法院’休会期间采取紧急处分时，须经‘立法院’之追认。故此一条款，充其量亦不过为紧急时期之行政处分，不受‘立法院’之限制而已。此‘紧急处分’四字，可引用以延长‘国大代表’之任期乎？代表之任期届满，可解释为‘遭遇紧急危难’或‘财政经济上之重大变故’乎？若‘行政院’之决议，‘总统’之命令，可以违反‘宪法’之规定而‘处分’‘国大代表’之任期延长，则何不直接‘处分’‘总统’任期之延长，以省集会选举之程序？

“三、为欲凑足‘国民大会’开会之法定人数起见，吾兄嗾使‘立法院’通过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期以得票次多数者代替不经申报或不能到达台湾之正式代表。不思代表受命于民，有其不能剥夺之权利，‘逾期不申报’便可一概‘视为行踪不明’而‘注销名籍’乎？大陆未全陷时，台湾地方当局曾经公布有关政治人员不得到台逃避，尔后局势突变，政府并无专机专船拨为撤退‘国大代表’之用，大多数代表遂失脱离大陆之机会，今竟以其不能来台报到而取消其资格，于理于法均失其平。况‘立法委员’任期三年，‘宪法’有明确之规定，此届‘立委’，应于‘民国四十年’任满退职，政府竟以行政命令延长其任期，此种违‘宪’措施，实未前闻。‘立委’本身既已失去法律根据，其所通过之一切议案，当无法律效力。

“四、今即施行递补办法，所得人数亦无法凑足开会之‘法’定人数，而吾兄又嗾使‘立法院’将开会‘法’定人数从全体代表之过半数减为三分之一。此例一开，法成儿戏。‘法’定人数既可随意减少，则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何尝不可开会？此可谓为选举，则民主政治有何价值可言！

“弟展转思维，深觉‘宪法’条文，粲然可征。上述理由，殊值深长考虑，庶免蹈袁世凯、曹锟之覆辙。吾侪均年逾耳顺，岁月几何？纵不能救国，岂可再事误国！务希临崖勒马，及早改图。……改组政府，树立新风气，团结全体人民，以为拨乱反治之先声。在此国家命脉危如累卵之际，窃以为吾兄务须采纳众议，本国父‘天下为公’之旨，与国人共图挽救，不宜包而不办，贻误到底。弟待罪海外，愧无贡献，管见所及，败不直陈，何去何从，兄自择之。海天万里，不尽欲言。此颂

“勋祺！李宗仁敬启。”

为了弹劾案 李氏再函蒋

李氏的长函，未知蒋氏曾否寓目？但一月九日“总统”明令：“国民大会”定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集会。一月十三日，“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电促李宗仁副“总统”回国对“监察院”弹劾案提出答辩；这些仿佛是蒋对李函的间接答复。于是李就弹劾问题再致蒋函云：

“介石吾兄足下：

“兹接洪兰友先生侵电，阅有准‘立法院’院长移送‘监察院’向‘国民大会’提出弹劾一案，兹以‘国民大会’定于二月十九日集会，用特电陈，先期命驾返国，以便答辩等语。当兹国际风云，台湾处境，演变所及，殊堪忧虑，吾兄亟应利用天时，力求人和，唤起世界公论，以策国运安全。乃不此之图，而急于设计东窗，罗致陷害，法律已成废纸，正义随之荡然。先哲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仁心所谓危，不敢缄默，特再驰书沥陈，敬希垂察！

“今对于所谓弹劾一案，请先从法律言之。按照‘宪法’第九十条，全体‘监察委员’之人数，确定为二百二十三人。又按‘宪法’第一百条，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过半数则为一百一十三人。前年一月十一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九十三人，凑足‘法’定人数尚少二十人，吾兄竟嗾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若干未曾报到，若干出缺……擅将全体委员减为一百六十人。‘宪法’明文规定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希特勒纵火焚烧国会，将此罪名加诸反对党，以便减少国会人数，而得通过授权独裁之议案，其阴谋狡猾，似出一辙。此为枭雄乱国之举动，吾兄不可依样仿效。

“此外，将于二月十九日召开之‘国民大会’，不足人数，决以得票次多数者递补，无论任何国家，未曾见此怪象。民主国家之选举，得票最多数者与得票次多数者每为主张政策相反之两方，出而竞选，由人民抉择，得票多数者被人民选出后，其对方即为人民所不信任之落选人，今竟补为正式代表，岂非蔑视民意，蹂躏选政？吾兄尚以为乱法不足，乃将‘国民大会’之开会‘法’定人数，从全体代表之过半数减为三分之一，削足适履，事更悖谬。以上各点，仁于一月三日函中已详为剖陈。此弹劾案，‘监察院’非法提出于先，‘国民大会’将非法讨论于后，均为违宪乱纪，自欺欺人，仁特郑重声明，概予否认。

“弹劾案之内容，闻有违法失职、批评吾兄以及毛（邦初）案各点。仁以胃疡剧发，来此割治，与菲总统、英外长来美就医，事同一例，未有菲英人民有违法失职之议。且我政制系‘行政院’负责，‘总统’地位，等于英法元首，故‘总统’因病暂离职守，对于政府一切施政，并无影响。仁于休养时期告终后，即准备束装返国，行前应杜鲁门总统之招宴，以谢地主之谊，并商军援，而于赴宴前夕，吾兄突然自称‘复职’，志在篡夺政权，摈拒返国，今反诬为失职，谬妄已极！至于批评吾兄即认为危害政府，除纳粹、法西斯……独裁政权之外，未闻有此罪名。民主国家之人民有保障言论自由之权利，无论何人，均有批评政府当局，何况仁受人民付托，对于维护‘宪法’，保卫人权，均有不可诿避之责任，匡救虽遭阻碍，而规劝忠言之责安能放弃！

“毛邦初案，鲜有知其内容者。双方所争执实为吾兄于公布引退后擅自电令中央银行汇交毛邦初之美金一千万元。款到纽约中国银行之次日，吾兄又令周至柔电饬毛邦初将此一千万元‘即速提出另存，免得联合政府成立后被冻结’。毛遂将此款以私人名义分存华盛顿、纽约以及欧洲瑞士十余银行，以便逃避政府耳目。此款若系合法汇出，充作政府正当之用途，则何须另存逃避？政府亦无理由冻结。嗣后毛有贰心，吾兄震骇，控毛主要目的，并不在此款项，而在夺取所有文件……毛邦初乃转向仁请训，文件款项，是否应交台湾接收人员？此款既在仁代‘总统’任内非法提取，仁自有审核之权，清查之责，故令不得移交，擅离职守，责其保全档案，借资审察。费时年余，头绪已清，但欲彻底追究，除非在美国法庭对吾兄及毛邦初一并起诉……

“今弹劾案牵涉毛案，诬仁包庇贪污，故特揭发内幕真相，以明是非。去岁墨西哥法院在双方律师激辩下，对于毛案判决之意义至为重要，法院认为毛邦初并未侵吞政府公款，而实为政治压迫之牺牲者，已见西报登载此判决书。此更证明吾兄与毛始终未将此款视为国库支出，先则私相授受，以图隐藏，继则分润不匀，发生争执。在法院视之，此款既与国库无关，贪污之罪何能成立？

“此为弹劾案之前后梗概，其影响所及，岂止‘宪法’问题，仁早以国际局势为虑，一旦台湾丧失其合法构成之资格……故仁一闻非法选举将于二月十九日在台举行，即投函忠告，以免自撤藩授人以柄。岂意忠言逆耳，激成羞忿，乃积极发弹劾，以图报复。嗟乎！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时至今日，夫复何言？日前陈辞修兄大声疾呼，若敢出卖台湾，即当视为敌人。须知若恐被人出卖，必先自图奋发……何能一味坐待世界大战爆发，重温劫收美梦。盖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当此局势危殆，惟有祈求天降祥和，拯兹国土，并启迪吾兄明智，袪除墙内私争，以守法尊‘宪’开诚布公之精神，作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之奋斗。仁当不辞奔走之劳，火汤之险，协助吾兄团结海外全体同胞，共赴国难，力图匡复。耿耿此心，敬祈亮察。此颂

“勋祺！李宗仁敬启。二月五日。”

李函当时在台或非公众所能看到，三月十日，“国民大会”对弹劾案投票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但自李氏代“总统”后，副席已成虚悬，无的放矢，似为泄怨。蒋被举为“总统”，继续当权。

自是至今，将近十年，政治情形未变，蒋、李间的关系也未变，暂无可述的事。恩怨是非往往抵不住政治利害的，过去已然，且看将来如何？

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初稿

补正一 李宗仁由美来函话当年

当我动笔写广西与“中央”关系的纪事时，即立意力求真实，以免惑人，毕竟因为先无计划与准备，不管如何小心从事，仍不免有所错漏。历史文章，真不宜轻率下笔。我只好把这份初稿留在案头，随时得有数据便加修补，或可渐减疵累。

在美国纽约的李德邻（宗仁）先生，因看见我这篇忆述文字，关于本书第一章“李、黄如何崛起及归依国府经过”所述内容，李氏特自来函告我与文中极有关系的几件事实，至可珍贵，兹特依据辑为此篇，以资补正。

篇末那段，系根据黄绍竑著《五十回忆》的记载，并此附及。

使陆沈相争 造发难机会

李德邻先生读了“李、黄如何崛起及归依国府经过”之后，蒙其函告有关数事，分述如次。

在我原文中“由陆荣廷到李宗仁”那段子题里，有沈鸿英“在桂林、柳州一带与陆部作争夺战，几达两年”的话。李函对此指正道：

“民十一年沈鸿英军回驻桂林、平乐，力量并未达到柳州附近各县。当时柳州附近地区为刘达庆、韩彩凤和若干游杂部队所盘踞，彼此不相统属。及滇军东下入粤，刘达庆部随之跟进，柳州一带即为韩彩凤部所有。所云沈在桂、柳一带与陆部两年战斗，确无佐证”云。

李函接着叙述陆荣廷当年曾派人“游说讨黄”以及后此之“陆沈交哄”“发动倒陆”各情说：

“陆干老（陆荣廷，字干卿）曾派陈毅伯为代表到桂平传达意旨，拨韩彩凤、陆福祥两部归我节制，任我为前敌总指挥，令我去收复梧州；并言季宽（指黄绍竑）叛我投敌，亦亟应讨伐惩戒，以肃军纪而儆效尤。极尽挑拨之能事。我乃建议：民十变乱之后，军民创伤元气未复，即再加一倍兵力，恐亦不易达成此一任务，倘侥幸收复梧州，亦只形成胶着对峙局面，弄巧成拙，反被粤方封禁，加重军民痛苦而已，此岂干老回桂善后初衷所忍为乎？倒不如老帅出巡柳、桂，一面绥抚军民，同时掌握通湘鄂孔道，获得械弹接济，充实军力，马济部亦可移防湘桂边境，以壮声势，然后相机东下图粤，恢复昔年之声威，比较计出万全，请陈代表拍电代达愚见微忱。旋接陆氏复电，寥寥数语，着我勉为其难，勿庸客气推辞云。我见情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坚决态度，宁愿撤军退回郁林五属，请老帅另选贤能担任前敌总指挥职务。不料，陆氏知其计不售，即转采和缓态度，以免破裂，立刻即电陈代表谓：经将我之建议出巡柳、桂一事交左右缜密研究，佥认确属万全之计，已决定摒挡一切，不日首途云。于是，陆氏乃浩浩荡荡，统率干部直指桂林，沈鸿英推病，避不见面，让出桂林防地，陆氏固然得意洋洋，地方绅商攀龙附凤，更捐款舞狮唱戏举行盛大欢迎竟达十日之久；同时盛传马济部队不日首途回桂，故意虚张声势以震慑沈部之反侧。沈军睹此情形，自然不甘坐听宰割，乃衔枚夜袭包围桂林，战斗三月之久难分胜负，双方均伤亡惨重。陆方虽外有马济、谭浩明、陆福祥等三路援军，但皆被拒止于兴安、金竹坳、永福各处，无法进展。北京政府与湖南赵恒惕乃出面调停，桂林仍归沈军，陆氏则率部队退回原防，彼此言归于好。消息一出，我即电邀季宽（指黄绍竑）、健生（指白崇禧）莅桂平商讨我方发难起义大计，以免时机稍纵即逝。黄、白到后，皆以陆、沈火并，渔翁得利，我军速筹行动，已成不移之真理，但先倒沈乎？抑先倒陆乎？黄、白两人一致表示：站在政略上言，当然先倒陆为上策。惟我当时稍怀妇人之仁，说：沈为土匪出身，反复无常，两粤军民恨之入骨，先将其打倒，相信必大快人心；陆虽亦出身绿林，而豪爽忠厚，于护国护法不无微劳，广西民众对其情感尚称不恶，乘危而倒之，于心实有不忍。黄说：德公！吾人要成大事，自不应顾区区之小节。我即同意先倒陆之主张。”

按：当时广西境内陆、沈、李黄，形成鼎足之势，惟力量均不足以统一全省，陆煽李与黄火并失败，反被李劝陆出巡柳、桂，导其与沈冲突成功，李黄乃得联沈而先倒陆，这是李氏对统一广西战略的第一着胜利！

俞作柏献计 欲黄白除李

倒陆战事进行非常顺利，李黄联军进占南宁。李函又述及取邕城后一件要事，而我在本书第一章“夺南宁城拒刘震寰”那一段回忆文中全遗漏了。李函云：

“定桂、讨贼联军会师南宁时[9]，曾有一戏剧性事件发生，几惹巨祸，言之不寒而栗！此不名誉之事，知者人数不多，且事过境迁，唯恐有害团结，均守口如瓶，不肯透露，数年之后，我与健生聊天提及此事是否属实？他只微笑点头而已。事情经过的内容是：俞作柏曾向季宽、健生建议说：一山不能容两虎，应乘机将定桂军解除武装，以除后患；并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名言。当时黄、白两人如何表示自非局外人所能洞悉，但此消息不胫而走，为何武、钟祖培（两人均是定桂军纵队司令）所知，乃向我告密，表示异常愤慨。我闻言之下，态度安详，表示绝不相信有此不近人情之事，切勿轻信谣言，致伤害两军团结精神，予奸人以可乘之机。何武说：不管此事之有无，总宜戒备乃为上策。我乃正色告诫切勿轻举妄动，违者军法从事！何武似有面从心违迹象，幸然告退。不料他们去后暗中自行戒备，夜间另定口令以防不测，市面不无紧张气氛。翌日又邀黄子敬（定桂军秘书长）等来谒见，希望我接受他们的建议，早定对策，以免噬脐莫及；并叫营长林竹舫发言，证明俞作柏确实有此坚决之主张，已吩咐心腹干部士兵不请假、不出街等语。何武主张决裂，与黄绍竑的讨贼军分家各行其是。我立即再行告诫各人不得胡思乱想轻举妄动，黄、白都是现在本省有为杰出人才，为同胞谋福利，为本省增光荣，如果他们有丝毫对我不信任，我情愿自动归隐林下，以完成他们统一广西的心愿，军队是国家干城，不是个人争权夺利工具，服从黄、白即等于服从我，并无二致，我深信大家抱定此宗旨，即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结果，不幸之事乃不发生。不几天，季宽大约已发觉两军部分高级干部有隔膜迹象，为澄清此种气氛，特宴请文武官员，入席时起立发言，举杯略谓：定桂与讨贼两军原属一体，本人得德公（指李宗仁）提携乃有今日，誓竭诚拥护德公到底。说到此处，黄将手上的玻璃酒杯掷碎地板上，并高声表示：倘干部有二心，即以此破杯为例。全场鼓掌如雷，欢声震动屋瓦。我兄[10]若不善忘，当尚能记忆。”

此事关系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俞作柏的坏主意得行，后来的历史当然全变了。

黄固执己见 李委曲求全

陆荣廷既倒，李、黄两军再合力对沈鸿英，李函在对沈作战定计情形亦有细致的叙述，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又漏略了，并有小误。李氏原函如下：

“……倒沈之役，季宽、健生在梧州与任潮（指李济深）拟订作战方案，事先并未征求我之意见即作决定，黄、白将该方案亲自携到桂平出示阅看。其计划分两路：一由梧州，一由平南、江口，指向贺县、八步、平乐、桂林；至于桂平，则由我率姚洞特务营坐镇防守。我认为他们只知顾虑梧州之安全，而忽略整个战局之得失，乃订定此一作战计划，已犯战略上之大忌，假如沈军由柳州东进截断大河，无异放任敌人与入桂滇军联成一气，使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将陷于极不利之境地。季宽脸上表示不悦神气，不待我尽其言，即说：只要我军能迅速捣毁沈军在贺县、八步之巢穴，占领桂林，敌即不能为力；而且此作战计划系与任潮作缜密之计议然后决定；况大军正在行动集中，自不便再行更改，万不可夜长梦多，致误戎机。我见他如此性急，发言斩钉截铁，倘若立刻反唇辩难，必易引起纷争，乃沉住气而默不作声。有顷，健生感觉气氛沉闷，故意乱以他言，谓：德公！如果沈军来攻桂平，能以一营之兵力坚守否？我说：只好尽最大的努力，成败利钝，当听由天命决定而已。季宽深恐我发言要求修改作战计划，乃微笑起立说：就这样罢，不必多言，时间不早，我们下船走罢！请德公放心！此时我内心实焦急万分，不期然急中生计，暗想不如挽留健生多耽搁几个钟头，以便从长计议，或者可补救此巨大之危机，乃言：你们两人各有实底火轮一艘，健生只到平南登岸指挥部队前进，距离甚近，请稍留以便商量其他问题。季宽为慰藉我的心情起见，亦极同意。遂先送其落船鼓轮东下，仍回河畔浔州常关监督署闭门与健生再作详谈。”

说服白崇禧 击沈奏肤功

李函以下详记与白氏夜谈情形：

“我说：沈鸿英必知滇军将进入桂境，所以于旬日之前始发通电用广西陆军总司令名义出巡，似有先发制人之概，其志在先入关者为王，占领大河要区以邀功，表示他是广西统治者之主人翁。我军为各个击破敌人计，才拟置南宁省会于不顾，集中力量找寻敌人主力而击破之，俾达速战速决之目的，然后回师击破滇军，此番双方可能形成遭遇战而非攻防战之形势甚为显明。查沈军能战之部队为邓佑文一师，其余多不堪一击，而邓师又早驻防柳州，此即敌人主力之所在也，焉可置之而视为不值一顾？即使我军占领贺县、八步一带地区，而桂林城不易攻破，大河空虚，无异与敌军互换防地，敌人既可乘势与滇军连成一气，我军反陷于腹背受敌之危险，其不失败也几希！为今之计，定桂军钟、陆（指钟祖培、陆超）两纵队及郭凤岗教导团现住大湟江口附近待发，即应折向新墟经东乡向武宣二塘集中；驻平南、江口之间的吕焕炎纵队，着令星夜更改前进路线，跟钟、陆两纵队前进；驻桥墟的李石愚纵队原为机动使用，着令星夜经贵县、桐岭向武宣城对岸附近候命。共分三路进军，此路部队即由兄兼任指挥；平南、蒙山方面改由俞作柏指挥。如此部署，可万无一失矣。健生倾听之下，颇为动容，极端赞成，且云：季宽在时，何故不力争？我说：看季宽神气，对作战方案之完备深信无缺，若坚持异议，恐发生意气之争，反为不美，现只能对你申述利害得失，请即拍电梧州，述明完全同意我的分析，将部队另行调动分配，只用报告方式，而非请示，相信木已成舟，季宽亦无可奈何，只好听之而已。至此，健生即一面先用电话调动部队改变前进方向，同时电梧州报告何以变更的原因，随即下船。钟祖培当时亦尚在桂平，乃率兵一连偕行驶向武宣。我于翌晨亦乘船向武宣跟进。第二日即遇强敌，大战于二塘，敌败北。我亦经金鸡、象县、四排、七排、矮岭、罗锦到桂林。退柳州敌人残部则责成李石愚纵队跟踪追击，我并不在这方面也。”

这真是极关重要的成败关键。是李氏对统一广西战略的第二着又胜了。

李济深来桂 负两项使命

我在“李、黄如何崛起及归依国府经过”这一章的原文中尚有一处误记，顺便在此更正，查原文中“出兵助粤肃清南路”一段，有“十月十二日，汪兆铭、谭延闿、李宗仁、黄绍竑在梧州会晤，讨论两广统一问题”的话。查实时间有误，汪、谭来梧是民十五年一月廿六日的事（见原文“听命国府改组军政”那一段中），此处应更正为：

国民政府于李、黄统一广西后，八月中旬特派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偕冯祝万、邓世增、李民欣等到南宁，此来负有两项使命：第一，因为广西的高级将领，除黄绍竑外，其余大都尚未加入中国国民党。而当时留驻广东方面的桂军如刘震寰、刘玉山等部，以及干党务工作的桂籍人士，两三年来，因为李、黄力量的不断发展，曾散播很多空气，不是说李、黄是联省自治派，就说是李、黄与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结。并指李、黄分别用着定桂军、讨贼军的蒋帜番号，表面是分道扬镳，实际却是狼狈为奸的做法。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时候，就用黄绍竑来接近革命政府，现在广西统一，力量充实，不久一定要背叛革命的。李、黄与他们因利害的冲突，事事被他们中伤或破坏。李济深和粤军第一师的将领，是李、黄最好的朋友，不但在军事上以实力帮助李、黄，并且替李、黄向各方解释许多误会，他此来是希望李、黄将整个广西统一在革命政府之下，改变以前两面不同的作法。实际上李、黄自广西内部肃清后，对于那种作法，已成过去。对统一原则，一致表示赞同，入党则更不成问题。

李济深来邕的第二项使命为商量共同出兵解决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申葆藩的军事问题。邓、申原为旧粤桂军的残余势力，盘踞广东的三罗、两阳、高雷、钦廉、琼崖各地，合起来也有近两万人，他们在那里苟延残喘，等待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广西未统一以前，若由广东出兵南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现在广西已经统一，自是解决南路的最好时机。这种义务，是李、黄最愿意履行的，因为南路的粤桂旧军势力一日不清，则广西边界也一日不安。而且粤军第一师以前给予李、黄的帮助，李、黄还时刻不忘，出兵南路，正是李、黄酬报他们的适宜机会。

李济深此来，广西极表欢迎，使命完满达成。适是年八月廿日廖仲恺被刺案发生，李即奉命匆匆归去。接着又有出兵东江及杨（希闵）、刘（震寰）事变，以致讨伐邓、申及统一问题，都延搁了相当时候，实际情形，我在原文中已叙述过了。

补正二 广西人在浙皖两省的地方政权

广西与中央关系最美满时期为自抗日战争起后。广西既倾所有力量以贡献于保卫国家的神圣战争，中央也对多年政敌的李宗仁、白崇禧推心置腹而寄以重任。不仅在军事方面，更在地方政权方面除广西原有以外，任用桂人主持浙江、安徽两省的省政。

军事方面的情形迭经详述，现专记浙皖两地方政权概略的状况。

主浙出于蒋氏的自动，主皖却由于桂方的请求，这是两省不同之处。浙江是一人任两次，任期达十一年之久；安徽是四人相继受任，任期合计也有十一年之久；这是两省不同而又同之处。

本篇先述浙江黄绍竑主政十一年经过，下篇再及安徽。

对手创团体 离合竟再三

桂人主浙，两次都是黄绍竑。为明白此事的来由，要从黄氏脱离广西集团说起。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不能与之同流，惶然无归，李宗仁邀其合作，他以志同道合，慨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民十二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占领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民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民十三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合作以击倒陆荣廷，占领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民十九年夏，广西响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张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民廿六年秋，抗日战起，全国一致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同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民卅八年夏，国共和谈破裂，李、白坚持继续对共产党作战，他却主张和平而投共产党去了，这是第三次分。这些分分合合的详情我也已经叙述过，现在只记第二次分后他个人的经历，主要是他主政浙江那部分。

黄虽离广西 拒作阋墙争

黄绍竑离桂后，民二十年一月入京谒蒋主席，二月十日中央即发表他为广西善后督办，伍廷飏为会办。他明白这是以桂制桂，他向大家声明过决不破坏广西团体，他不就职。二月底，蒋囚胡汉民，粤起反蒋而与桂和，宁粤对立，李、白邀黄回桂督办经济，他以宁桂双方都以使命相加，难以应付，遂避去而游菲律宾。“九一八”变起，国难严重，宁粤和平，民廿一年初中枢改组，行政院长汪兆铭以黄为内政部长，并曾兼代交通部长一个短时期。十一月，他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民廿二年三月，长城战事发生，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指挥长城作战的部队，并组织一参谋团，以黄兼参谋长。五月卅一日《塘沽协定》签字后，两广和福建严责宁方辱国，谣言纷起，中央派黄氏以私人资格到香港向各知好解释。回到北平结束参谋团业务后，访问山西和绥远。十一月下旬奉派宣慰内蒙古，解决内蒙古自治问题。民廿三年一月，请准秘密筹备远征新疆，但到五月蒋委员长恐引起中苏冲突而令停止筹备，使他非常失望而请假回桂三月。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会议准其辞内政部长职。是月十一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任其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过了十天，他在杭州就职了。

这是他第一次主政浙江。省府委员九人：他（并兼民政厅长）和徐青甫（兼财政厅长）、曾养甫（兼建设厅长）、许绍棣（兼教育厅长）、蒋介卿、朱孔阳、周象贤、庄崧甫、黄华表（兼秘书长）。宣铁吾任保安处长。后来徐青甫调长民厅，程远帆继长财厅，曾养甫调职中央，伍廷飏继长建厅。浙江号称富裕，但人民纳税完粮非常疲玩，串册操在庄书手里，追收积欠很难，常时库空如洗，新政建设实谈不到。共产党正在开化、遂安、昌化、分水和福建交界处属各县发展，地方无组织，无自卫力量，他即决心办理保甲以增强自卫力。普设行政督察专员，专员均兼驻在县的县长，专署与县府合署办公，这是和别省不同的地方。推行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直到各县，但因制度本身有缺点，有演变为旧式师爷政治的可能。改进蚕丝业很着成效。中央在苏浙建筑锡澄线和乍平嘉线永久国防工程，乍平嘉线由浙境乍浦镇经平湖、嘉兴两县到苏浙交界王江泾镇，长八十多公里，他几乎以全副精力投入这工程上。

他有许多时间花在行政以外的工作，例如民廿四年七月，为汪院长政治病问题而入川见蒋；八月，为蒋桂团结问题而回邕晤商。

民廿五年六月，两广发动抗日，七月，粤局先告瓦解，国府即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这仍是以桂制桂的一套。白表示不赴浙，并催黄回桂。黄仍旧坚辞，卸浙省职后闲居沪上。不久，蒋由粤召他往，广西问题终由他居间而和平解决。九月六日，国府令黄绍竑任浙省主席，十二月一日调主鄂政，在浙一年又十一个月，他自言奔走国事和准备国防费时间精神太多，于省政反无所建树。

由浙调主鄂 赴晋助抗战

黄绍竑民廿六年一月十六日由沪飞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省府秘书长卢铸、民政厅长孟广彭、财政厅长贾士毅、教育厅长周天放、委员杨揆一、范熙绩、吴国桢均留任，只建设厅长李范一呈请辞职，改由伍廷飏继任。他感觉杭州宁静而悠闲，武昌忙碌而不安定。湖北的大患为每年的洪水和多年的烟毒。武汉工商业仅亚于上海。张之洞手创的汉冶萍钢铁厂和纺纱、织布、制麻、造币、兵工、造船、造纸、制革各厂，现在或因机器陈旧，出品不良，或因管理不善，营业不振，或因资本不足，无法维持，大部都已停闭。交通因有铁路和湖川的便利，公路反较落后。财政主要收入为田赋和营业税，因地籍整理未完，故田赋未能整理，营业税较有成就。省府合署办公以湖北最为彻底，发动于前任主席杨永泰，杨注意事权集中而忽略分层负责。曾举行县长考试一次，结果失望。夏间，他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任第二总队长，因“七七事变”起须回去料理，训练未结束即先下山。料理主要的事为加强武汉国防工程，在水上为田家镇至九江一带，在陆上为武胜关至信阳一带，他亲往视察整顿。旋奉召入京，将省主席职务交秘书长代理而于八月一日飞沪。

他八月四日到南京，六日蒋委员长即指派他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主管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九月十五日大同沦陷，山西危急，蒋派他前往视察，并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量以后的处置。归途经武昌一宿，处理省务。到京报告后，九月下旬蒋命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再赴山西襄助阎氏。曾指挥娘子关方面的作战。太原陷后，由临汾到风陵渡过黄河经陇海、津浦路回京，那时上海会战已经结束。十一月廿六日，国府发表他任浙江省主席，即由京搭兵工署运炸药的专船回武昌，将鄂省主席职务于何成浚接收，乘船到九江，转南浔路火车到南昌，再转浙赣路火车到杭州。

二次到浙江 痛哭论国防

黄绍竑民廿六年十二月五日继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这是他第二次主浙。省府委员九人，即他和王先强（兼民政厅长）、程远帆（兼财政厅长）、许绍棣（兼教育厅长）、伍廷飏（兼建设厅长）、朱孔扬、周象贤、许蟠云、贺扬灵。李立民为秘书长，宣铁吾为保安处长。他说：“这个抗战初期的省府阵容，虽然加了几个新人，而这些新人与旧人，都是我民廿四、廿五年在浙江任内的同事，预料工作的力量一定很充实的。”他又说：“当时长江下游各省正当军事要冲，为使军事便利起见，都调换军人充当省主席，江苏的陈果夫换了顾墨三，安徽的蒋雨岩换了李德邻，浙江的朱骝先换了我。蒋先生所以要我重回浙江的原因，无非是因我曾在浙江两年，那里的军事准备都是我在任着手规划的，我回去可以驾轻就熟，配合军事需要。而我呢，亦有此感想。同时，以为两越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兴基地，秉有传统的优点，若加以组织与训练，一定大有可为。所以我在闻命之下，对于这个危险的环境与艰巨的任务，不稍踌躇考虑，就毅然负担起来了。”

他到任时，日军主力正去围攻南京，另以一部过宜兴、长兴、广德以威胁南京至芜的后路，对杭州方面只监视牵制，未作进犯。我方负杭州军事指挥责任的是刘建绪总司令，前线在海宁、临平、德清、埭溪、吴兴。沦陷的只靠近松江和太湖七县。杭州平静，但省府和杭州各机关早已疏迁到金华，省府只少数人留杭主持前方要政。浙东更是无事，宁波、海门、永嘉各地照常和上海往来，和平时无异。

他以前所做乍平嘉线国防工程，在他未到杭州以前就放弃了，未曾守过一天，他非常痛心！国防工程处长杨澍松曾大哭说：“这两年多以来，皮都晒脱了好几层，不意结果守也不守，不能发挥一些效力，不但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老百姓，更对不起自己。”

首都南京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后，十六、十七日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由安徽方面转到浙江，约他和刘建绪到建德会晤，转达蒋委员长对于杭州问题的指示。那时日军已由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和广德经孝丰分向杭州、富阳、桐庐进攻。我军按计划抵抗，逐步退往钱塘江南岸。在沪作战的广西部队韦云淞第四十八军退到天目山，十九晚他与韦通电话，责成韦部固守天目山，勿使敌得过山犯桐庐。他廿三日黎明前离杭州，拂晓到桐庐。富阳廿四日下午沦陷，但敌不再前进，当日广西廖磊总司令的张淦、徐启明两师由分水到桐庐。他等待廖到前方负责有人，才转往金华，正是民廿七年元旦。刘建绪十二月廿三日夜离杭退回南岸，即将浙赣铁路的钱塘江大桥炸毁，敌军是翌日廿四日入杭州市的。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和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元旦到金华来，召集刘建绪、廖磊两总司令及其重要干部会商浙江前线的军事部署，决定钱塘江南岸由刘负责，北岸由廖负责，前方即安定下来。白、顾两位由他陪同视察北岸一周即到皖南去了，他也回金华。

敌五次来扰 省会频播迁

省级机关虽已退到金华，都尚未确实安顿照常办公，杭嘉湖既陷，金华就是敌机轰炸第一目标。省府委员会决议：临时省会定设永康。杭嘉湖敌军前线，西边仅到富阳、余杭、武康、吴兴、长兴一带，南边未过钱塘江一步，如是者两年。民廿九年初春，敌乘大雪、我军警戒疏忽，偷过钱塘江南岸，占领萧山桥头堡阵地，并前进至临浦、义桥之线。民卅年四月，敌攻占绍兴，复扰宁波，我军退守四明山脉和会稽山脉。敌另一部由海门登陆，陷黄岩、临海，不久敌又退走。此次敌扰，金华、永嘉各地都受波动，省府曾一度撤往松阳，后局势稍定，复返永康。民卅一年四月十八日，美空军首次由太平洋往炸日本，预定炸完后飞往中国浙江省衢县机场降落，不料浙境狂风暴雨，天又黑了，无法找到机场，不得不牺牲飞机而跳伞下来，总计五十余人，少数受伤，余都无恙，全数救护送到后方。此事过后，五月中旬，敌人为了报复东京被炸，同时为防止以后美机再利用浙江境内的机场，遂发动大规模攻势，共分三路进兵：第一路由余杭、临安下新登、分水趋桐庐、建德转寿昌；第二路沿浙赣铁路正面经诸暨、义乌趋金华、兰溪；第三路由奉化、新昌、上虞经嵊县、东阳、武义趋汤溪，然后会攻衢县，以占领衢县机场为初步目标。当敌攻势发动时，临时省会由永康移松阳；及敌由金华向衢县，再由松阳移云和。敌自浙赣路会师后，折向浙南进攻，以一部由江山、广丰攻仙霞岭，图下浦城，被我军击退。另一部由衢县、龙游下遂昌、松阳，并向龙泉的白岩与云和的汤候门进攻，皆被我军遏阻。再一路由武义经乌门陷丽水，复分兵一部攻碧湖、大港头，一部沿瓯江下青田，陷永嘉，与由海面登陆敌军会合。当敌分路进攻云和、龙泉时，他恐云和、龙泉都难立足，乃将省会各机关向景宁、泰顺、庆元等地撤退，而他自己仍留驻龙泉。八月中旬以后，江山、衢县敌人已撤回金华；松阳敌人也由军平退回武义；永嘉敌人一部由海上撤退，一部撤回丽水，随同丽水敌人撤回武义、金华。此次战役经过一百天，灾区之大和损失之重，实是空前。敌人既退，临时省会复返云和，一住三年。自民卅一年秋至民卅二年秋，战局复归平静。但不久敌攻占安吉，迫进孝丰，旋告平定，惟安吉敌人久据不退。民卅三年六月，浙境敌军响应粤汉、湘桂方面作战，武义敌人向宣平佯攻，被我军击退；乃转向汤溪、龙游以南，会合金、兰正面敌军，进陷龙游、衢县，旋被我军击败，仍退回金华、兰溪。复由武义、永康进陷丽水，再下青田，陷永嘉、乐清。其后丽水敌人虽已退走，但永嘉、乐清之敌到民卅四年六月才会合由福州经霞浦、寿宁、平阳撤退下来的敌人向台州方面退去，再分路到宁海和新昌。到八月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日军蹂躏浙江和省会迁徙的情形。

虽具肆应才 难防政治潮

黄绍竑氏经验丰富，能应时建树。民廿七年二月，公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那时《抗战建国纲领》中央尚未公布），以安定人心，振刷精神。收容沦陷区教师学生组织战时政治工作队，宣达政令，使民众尽应尽的义务，揭发冤苦，使民众享应享的权利。发展地方自卫武力到廿一个团，配合国军担任国防工作，有三个支队入沦陷区建立和掩护沦陷区政权，并打击、牵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利用疏迁出来的机器和技术人员设兵工厂，每月制出步枪千余枝，机关枪五十余挺，手榴弹五六万发。办理食盐运销、火柴及卷烟专卖和实行田赋征实以解战时财政的困难。举行县政检阅以明了施政得失。办年度交代以清理积压。

他善于肆应，不时到皖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见面多，公交上误会便少。和省党部发生问题时，有关党的事务，政府尊重党部，有关行政事务，党部尊重政府，彼此照此原则去商量解决。对省参议会，政府遇到实际困难的问题时，只是坦白陈述，虽不得真正解决，却可得谅解。

他遭遇过几次政治上的暗潮。民廿七年六月，中央忽来电说本任政府声名狼藉，要他切实注意。他愤极而去电辞职，但回电却是慰留，只是电中有“耳有所闻，乃以之告”的句子。事的起因，表面是《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颁布和组训青年问题，里面是人见他太不顾一切地猛进，且与共产党太接近了。地方人以他制兵器和编团队为增加地方负担，更易误会为造私人武力，他于是将团队四师交国军接收，将兵工厂交中央接收。民廿九年春自卫团守萧山桥头堡被敌袭取也责备到他。民卅年夏敌攻占绍兴，有人大做文章谓因政治不能配合军事。民卅一年夏敌人大流窜，对行政责难更多，他引咎辞职而未获准，却得各方面的谅解。他一任九年，民卅六年春辞职，信任专一，他省罕见。

补正三 桂人主皖政——由李宗仁到夏威

前篇已叙述过黄绍竑主浙江省政十一年经过，本篇续叙安徽。自抗战初期之民廿七年一月起，直至民卅八年三月止，安徽省主席即由李宗仁、廖磊、李品仙、夏威四人相继出任，前后亦达十一年之久，兹依次记其概况如下。

李坐镇徐州 首兼皖主席

抗战开始不久，军事委员会划津浦线为第五战区，辖境跨鲁、苏、皖三省，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徐州。为了作战上的需要，战区部队和地方政府接洽频繁，在事实上，必须打成一片。至民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安徽省政府遂由合肥西迁六安，以避敌锋。为进一步求取作战上的便利，国府于民廿七年一月廿五日明令发表由李宗仁长官兼任安徽省主席。李氏于是年二月初偕章乃器等由徐州经蚌埠赴六安就主席职。省府重要人事计为：秘书长朱佛定、民政厅长张义纯、财政厅长章乃器、教育厅长邵华、建设厅长谢某某，后由蔡灏继任。彼时因军事紧张，李氏不能常在省府，乃令民政厅长张义纯代行主席职务，张氏原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副军长，既兼民政厅长，又为安徽人，似甚适宜，故李长官作此安排。

李宗仁早已和安徽有因缘。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民十六年一月），他任江左军总指挥，在皖境作战；同年五月，任第三路总指挥，在皖北作战。治军严明，纪律良好，军行所至，受人欢迎，安徽定远县县志中，曾以数页篇幅记载其事，可见地方人士对他的信仰。

张义纯代行主席职权后，默察战局的推移，认为省府终难在六安久驻，拟由六安再迁立煌，在未迁往之前，先以张岳灵为立煌县长。徐州撤退后，皖省府于六月间即从六安迁到立煌。

战争时期，根本谈不上地方建设，但省府却成立了一个“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并推行到各县皆设分会，发动人民协助抗战，很具功效。惟惜当时有借此一名义在无形之中却为所谓“人民阵线”做工作者，加之张代主席对此事的处置又不得其当，至是年七月间，纠纷遂萌。张短于应酬，又急谋培植自己力量，致处境困难，不安于位。八月，因升任第四十八军军长而辞职，改由朱佛定兼任民政厅长，并代主席。

徐州沦陷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初移商城，八月间再移麻城，后更逐次西移。李宗仁长官以驻节之地去皖日远，不便再兼，乃举廖磊于中央，请以继任皖政。

廖磊死于任 皖人表追思

廖磊初隶属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率领由第七、第四十八两军编成的第七军团参加上海会战。沪战告终，率部退到浙西。后经江西北渡长江，抵达合肥，始归还第五战区建制，改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任总司令。自徐州、武汉两次会战，廖部都在皖境作战。廖被任为皖省主席时，正在英山。民廿七年十月初，由英山到立煌就职，对省府人事只作局部改组，秘书长朱佛定、财政厅长章乃器、建设厅长蔡灏均旧任，只民政厅长陈良佐、教育厅长方治为新任。保安处长初为丘国珍，后由赖刚继任。武汉沦陷后，敌军控制长江，皖南被敌隔断，省府特在屯溪设行署治理。廖氏仍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队驻皖；并加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衔，要其就大别山的地利以努力发展游击力量。

廖氏为政，实事求是，深恶粉饰。那时期地方经过了徐州和武汉两次会战后的敌人蹂躏，其残破和混乱的状况，无可形容。他首先整顿机构，使全沦陷或半沦陷的县政都照旧由县府负责。又召集干部训练，增强其能力与工作效率。各处的游击部队因良莠不齐，将其无用和作恶的逐一整编。经以上措置，益以年余无大战，省政一时颇呈安定。

自从左派人士操纵了皖省动员委员会后，不仅彼此间纠纷迭起，而左派更欲伸展其势力到军队中。民廿七年十二月，动委会竟介绍“政治指导员”百余人于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请派往各军师团营工作，后为团长莫敌等群起反对，事乃中止。当时动委会借名攻击CC，其实就是攻击国民党和政府。安徽省府既被分化为两派，遇事使得廖主席左右为难，到解决不了时，他常出巡各县，暂离省会，以作冷静的思考，如是者前后达六次之多。国民党的安徽省党部远在屯溪，廖于民廿八年二月间始将省党部亦迁来立煌，希望由省县党部努力工作以对抗省县动员委员会，但未获致若何效果。

在安徽，共产党新四军问题也是一件棘手的事。中央原指定新四军驻在皖北的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民廿八年三月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偕其参谋长张云逸来立煌，称向廖总司令述职。叶挺并声明他只是述职，关于其他问题，概由张参谋长负责洽商。廖氏遂派保安处长丘国珍与谈地方部队统一问题，省府参议张岳灵与谈下级干部摩擦纠纷问题，但并未谈得何等结果。张云逸知道张岳灵是了解共产党的，且知岳灵的意见常为廖氏所听信，在商谈过程中，张云逸警告岳灵不可妨碍共产党，招致对自身的不利。那时期中央又不能表示对共产党存有歧视，自破抗战团结。因此，颇使地方政府与共产党相处倍感困难。

廖氏当时为了内部的斗争无法解决，大感痛苦！章乃器于民廿八年七月初曾直接电陈白崇禧副总长请求辞职，说是张岳灵图谋暗杀他和陈良佐。白氏复电慰留，谓决无其事。廖氏为使白副总长明了此中真相起见，特于是年七月初派张岳灵、林中奇赴渝受训，乘便向白氏详陈，但张、林行抵湖北省应城时，廖又将他们中途召还。迨张、林等返抵立煌，而廖氏的病已严重，似乎廖氏自知病情无望，故不想为此问题徒增长官烦恼。到了十月廿二日夜半，廖氏遂以脑溢血逝世。

廖氏故后，所遗省府事由民政厅长陈良佐、第二十一集团军事由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暂时分别代行。而政军两方俨如对垒，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两方都有电报向白崇禧氏陈诉。白氏曾复电严责谓：“你们是否想重演洪杨在金陵的惨剧？”军方乃不得不严守本分，不问政治，得以无事。

当时安徽省府给廖故主席治丧费为一万元，教育厅方治厅长为皖人，以为太薄，乃改为五万元，由这点也可见皖人对廖氏为政的感念！

李品仙主皖 时期称最盛

过后不久，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由李宗仁长官推荐，中央发表继廖为皖省主席。他了解皖省政局困难的所在，先在皖省人事上商取李宗仁长官和白副总长的谅解，于民廿八年十二月中旬才由鄂北老河口率同第八十四军赴立煌就任。李氏就主席职后，原兼之第十一集团军名义取消，并将第八十四军编入第二十一集团军，由他继廖磊为总司令，仍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李履任伊始，即从调整人事入手，首先以杨亿祖长财政厅以继章乃器，陆续以万昌言长教育，黄同仇长秘书，储应时长建设，韦永成长民政；其后尚有变动，以桂竞秋长财政，苏民为秘书长，汪少伦长教育，黄同仇和林中奇先后长民厅。自经几番调整，左右两派的主要分子既去，动员委员会又奉令撤销，省党部主任委员更由省主席兼任，于是党政军权力得以集中于一人，内部意志逐渐统一。

李品仙主席于民卅一年十一月赴渝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曾与李宗仁长官、白副总长及我对皖、桂两省省府人事有所商谈。会后他曾和我同返桂林一行。十二月十五日他由桂赴皖南视察。翌年（民卅二年）一月十六日他又自皖南返桂林小留三日，于十九日飞渝返皖。当他在皖南期间，日军因我军不断袭击长江，威胁航运，于民卅一年十二月下旬曾由宋埠、黄冈、蕲春、九江、望江、安庆大举向大别山以南各城镇的我军扫荡。其时张义纯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刘和鼎则率其第三十九军扼守鄂东。因我方所搜集的敌情报告不确，初时尚懵然不知，张义纯且发动立煌的机关、团体、民众大规模游行以庆祝民卅二年元旦，对敌毫无戒备。庆典刚过，警报已来，翌日，敌军陷立煌，全城房屋被烧毁百分之九十以上。敌在立煌盘踞休息了四五日，才陆续撤经商城、光山、潢川、信阳而归汉口。当敌退经皖豫交界的叶家集时，被我第八十四军第一七四师牛秉钧师长率兵两团截击，一场激战，敌遗尸六百余具，我军仅死伤二百余，获枪千余，厥功甚伟。此事过后，李宗仁司令长官于夏间亲来视察，遍临各师检阅。从此直至日本投降，皖境不复再有战事。

安徽省银行总行原驻屯溪，至民卅二年冬始迁立煌，并以张岳灵为行长。物资交流，商业繁荣，为皖省最盛的数年。

日军于民卅三年夏打通了平汉路，隔断了皖省和鄂北的交通，中央遂将皖北、豫东、鄂东划为第十战区，即以李品仙升任该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李氏奉命在徐州接受日军投降。战区随胜利而结束，第二十一集团军部队则交第八绥靖区接收，李氏乃专任省政。至民卅七年八月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乃辞皖政而赴汉口协助白崇禧氏。

夏威任主席 徐蚌已交兵

夏威继李品仙主皖，亦为李副总统所推荐。夏氏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即任第七军的师长、副军长、军长，在皖境作战很久，抗战胜利后，在蚌埠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故对皖省情形颇为熟悉。他于民卅七年九月在合肥就皖主席职。以曾任皖南省府行署主任的黄绍耿为省府秘书长，曾任太湖阜阳、芜湖各区行政督察专员的张威遐为民政厅长，两人都是最谙熟安徽政情的。财政厅长杨中明，教育厅长黄某（名字偶忘），建设厅长张宗良。

夏氏到任才两月，国共双方在徐蚌的大会战即于十一月九日爆发，蔓延迅速，是月二十日宿县即失陷。廿七日徐州战事已南移到宿县、灵璧间，十二月一日放弃徐州，十五日黄维兵团被歼于双堆集，十八日徐州“剿总”由蚌埠移滁县。至民卅八年一月九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灭，皖北屏障尽失，皖省府亦仓皇撤移安庆。

夏威主席原抱“三公八有”的大同理想，惜未及试行而大局已江河日下，狂澜莫挽，遂于民卅八年三月间辞职，调任华中副军政长官。

在此艰险局势下，张义纯自告奋勇愿出主皖政，勇气可佩！中央即予明令发表。他以朱子帆为秘书长，民政厅长张威遐和财政厅长杨中明均原任，建设厅长则为巫瀛洲，教育厅长未到任。省府亦由安庆再迁芜湖，复迁屯溪，更迁婺源，中途被击散，张义纯被俘，皖局告终！

这是四位桂籍皖省主席治皖的经过。此四人中，以李宗仁氏声望最高，内部精神亦最团结。廖磊氏在安徽全省大部分丢失后，对陷区能要乡不要城，确实掌握民众，稳定全省局面。李品仙氏资望高，在任久，事权一，主政数年最称繁荣。夏威氏履任时，局势已成为不可为！至于最后自告奋勇的张义纯氏，却尽了他为乡的心愿与使命。

第一七四师师长吴中柱当皖省府迁安庆前后，守安庆四十余日，渡江时才战败被俘。特为附记。

补正四 国军战败避入越南经过详情

越南与广西西南边境相接，我国曩在龙州设置有广西全边对泛督办，以维持边境治安、办理双方边民过境以及种种交涉事件。法国亦派领事驻在龙州。桂越邻交，自民廿年以后特形亲密，只在日军占越时间中断。当时，越南各革命党派，为逃避日军，相率入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请准中央，于民卅三年春指导它们在柳州联合组成越南革命同盟会，并为它们训练干部数百人遣返越南从事革命活动。但阮海臣等的越南国民党腐化，故当时越南革命领导权终落于越南独立同盟的胡志明之手。民卅六年冬，胡志明由越边侵扰我镇边和靖西，法领事白荣发特到桂林向我建议双方会剿，我报请广州行辕宋子文主任核示，获表赞同，民卅七年一月驻越法军派员到粤与宋主任订约会剿，双方旋即照约实施。胡志明于民卅七年七月派阮德瑞到南京通好求助，被外交部拒与交往，仅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吴派徐殷、唐丙峰随阮赴越观察真相。路经桂林，阮德瑞请见，我语阮：“越盟倘能除去共产党，不扰我边，我也希望彼此交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到民卅八年三月越南国民党武鸿卿等来桂请助，我们只能与武等合作了。这是华中部队入越前桂越关系的情形。

华中定战略 全未能实现

自广州放弃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廿六日在桂林决定以后的战略为：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和海南岛，并控制越北。

共产党军队对于华中，由湘黔粤三方面用极优势的兵力进攻，专以歼灭我方战斗部队为目标，不注意攻城略地。先以一路由黔西攻贵阳，一路由西江攻广东南路，形成了对华中两翼大包围，其中路桂北方面，发动较后。

李品仙主任于是年十一月九日访琼经邕回桂复命，我对他说：“我兵力太少，分顾黔粤，将两不能顾。”他亦以为然，但谓情势上恐怕只好分顾。

华中的部署是：对贵州方面，刘嘉树的第十七兵团原防湘黔边区，再加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分防黔东。对广州南路，先以张淦的第三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跟着向信宜、茂名前进，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联系为目标。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面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其第五十六军则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担任桂柳的掩护。

作战经过的情形是：共产党军队进攻贵州，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陷马场坪，十五日陷贵阳。廿一日中路进攻桂北，击破我黄杰兵团第七十一军于小溶江，损失奇重；华中长官公署由桂林移驻柳州。廿二日桂林放弃。廿四日，由黔边入三江南下柳州的沙塘，华中长官公署又由柳移邕。廿五日，柳州、梧州同时失陷。其时，刘嘉树兵团也已撤退到南丹，白崇禧长官电令刘部扼守南丹、河池，以掩护柳州部队的撤退。刘办不到而西奔东兰；再令其在红水河西岸拒守，但刘部王一华军未及渡河已被击溃，其第一〇〇军经东兰循河田公路南奔，最后只得一部分退入越境。

鲁道源兵团先头部队第二二六、二六五两师，于十一月廿六晚由桥头铺、金洞墟南向信宜城，被击溃，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殉职，退经容县、北流、郁林、兴业西奔，尾追不舍，卅日赶过兴业。

张淦兵团不赶向雷州，前进时竟在郁林逗留三日。其第一二六军第三〇四师师长韦介伯，到廉江遇小股共产党部队，亦畏葸不前，张淦司令官亲往督饬，廿七日才解决。因鲁道源兵团败退的影响，迫得改变计划转而向西，卅日到博白，十二月一日凌晨共产党军队由郁林来袭，张司令官先被俘，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各军失去了指挥，终不能支，仅第七军一七一师师长杨受才率一部入山打游击，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长后亦被俘，残部向西退走。

徐启明兵团由贵县、灵山向钦县、防城，由黄杰兵团掩护。黄司令官十二月四日过南宁到吴村墟，这是邕龙、邕钦两公路分歧点，他未在此施行掩护，且见各部队拥向邕钦路，混乱挤逼，径率所部循邕龙路西行，到宁明县南的爱店进入越境。

十二月五日，共产党军队入南宁；徐兵团之第四十六军在邓隆、鲁兵团之一二五军在武利均遭阻击。从此，共产党军队既由灵山、合浦西追，复由南宁南迫，致我军在钦北的大洞墟、小董一带再被打击，继续西退，到大寺、上思一带，被截为数段。第一二五军军长陈开荣、第五十六军三三〇师师长秦国祥皆被俘，余众退到龙州附近，由武鸿卿编为越南建国军、率领入越，战事才告结束。

渡琼计不就 志愿军入越

共产党军队将迫近南宁时，华中各高级指挥官先后赴琼部署作战，现在按日详记其活动情形如次：

当白崇禧长官接获张淦兵团情况不明的消息后，立刻于十二月二日派李品仙由邕飞琼转往防城设指挥所，准备船只，等待徐启明兵团到后，将其运往海南岛。

三日，笔者和白长官也相继到琼，李品仙尚在琼未能成行。

四日，白氏请陈济棠长官召集粤桂双方将领会谈，确定到达钦防部队悉数运琼和可供使用船只数目后，他当夜即亲自乘舰赴龙门港指挥，临行时并嘱我设法赴越。法国驻龙州领事田友仁已迁来海口，“立法委员”雷殷介绍其来访，我曾对田领事表示拟经越返龙州。

五日，我托雷殷正式告田，田即索赴越人员名单，谓将去电请示；但法越当局及保大政府十二月初曾发表声明拒绝任何军队入境。同日，华中军政副长官夏威和我得到邕城于是日午陷落，以及第四十六军在那隆、一二五军在武利遇阻击的消息，料徐启明部不易达到由龙门上船渡琼的期望。当晚，联名电白长官建议：“可准备集结冲入越边，再行上传。”

八日，白氏由舰上电我云：“决将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为总司令，徐启明副之。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求胡志明主地而攻略之。若敌军尾随攻越，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将不能坐视，于我有利。”部队不能上船已属显然。

九日，接连两日阴雨，我空军不能出动，天助共产党，妨我撤退。共产党军队两路向钦县追击我军，一由灵山、合浦向西，一由邕宁向南，使我军极为狼狈，由邕向钦的军官眷属多已被俘，部队能上船的很少。白长官晚间乘舰返抵海口，因潮退水浅有风，未能上岸，十日午刻才上岸。

十一日，陈济棠长官约白氏、李品仙、夏威、余汉谋、薛岳、罗奇和我午餐，白氏报告此次撤退又失败，第一、第十两兵团决定入越。席间，罗奇建议：昆明放弃后，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在滇省已无作用，应一并入越。余、薛、陈、白均表赞同，即共电蒋总裁建议。

十三日，我和龙州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伍宗骏通无线电话，据云：省府职员到龙州的仅十余人，省府卫士大队亦已到达。

十五日，白长官接武鸿卿自龙州来电云：“决率五个团入越，请给一个月经费。”

十六日，我函复“外交部”司长袁子健：“第一兵团与法越当局商妥入越事，此间未得确报，但愿其实现；武鸿卿决率志愿军入越。”

十七日，黔桂边区司令官张光玮，自共产党军队十二月三日占百色后，撤往红水河边的旧州，是日白长官接其来电，谓拟率部入越。

廿日，广西全边对泛督办姚槐由思乐县九特来电云：“因敌军尾追第一兵团，致职部入越计划为之破坏。真（十一）文（十二）等日，我保安第一、三两团在明江县属牛头山、饭包岭、长桥、思陵等地四次战斗。现移驻那梨附近，部队主力尚能保持。正收容由邕西进部队筹组越南志愿军入越。”我赴越护照，田领事始终未得越方核复，不允发给，廿一日我遂离琼赴香港进行。临行时接“外交部”袁子健司长通知，谓今日由台飞琼见访，欲悉我军入越情形，我只得请白长官待袁到后与其晤谈。

法缴我军械 台港初不知

白长官于十二月卅日由琼赴台，其要务之一，亦为与外交当局协商越南问题，及对我入越部队拟编组为东南亚国际志愿军，希望利用美国饷械、中国兵员以协力。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晚间，他由台北致我电话，催我赴越。我说，暂且等待法方对袁子健司长日前向法代办建议的答复如何再定，并请将在台所得情形用电或函见示。他六日电我指示“赴越任务及办理要旨：一、武鸿卿率领陆续回越之建国军共五万人，均属优良部队，冀劝告保大把握时机协助武氏……巩固越南政府地位。二、向法方说明，武氏既愿与法方合作，最好加以接受，至少亦宜以友军相待，若徒猜忌怀疑，于越局无补。希本此意见相机婉达法方。三、‘外交部’袁司长与法使馆方面非正式洽谈结果，影响良好。希随时打消法越疑忌心理……中法越均蒙其利”。我嘱黄秘书长时时向罗嘉凯代办探问消息，未有所得，直至一月中旬将尽，罗代办才告黄以我军在越解除武装后的生活状况，一月廿一日我即函报白长官。

当时无论台湾或香港，对我军入越时和入越后的情形都不明了。黄杰司令官说是一九五〇年春初才得派员回台报告，而未明指月日。同年六月十九日，向来追随武鸿卿、黄南雄的邓紫峰由越到港访我，据谈称：“一、武鸿卿颇不满白长官不早采纳其建议，待败至龙州后始将部队编归其指挥，已来不及展布安排。当时黄杰所部因未接到改编命令，径向法军缴械。其他各部，又因白长官命令靠近桂边，不肯深入，结果同归失败。二、黄南雄曾向保大建议：将曾改编为越南建国军的广西部队现在集中营者放出编为越军。保大已采纳，但被法人反对。三、法人在广西省府和绥靖署均有间谍，凡武鸿卿、黄南雄与广西当局会议内容皆为所悉，了解广西军队为对胡志明而不反法，故其后入集中营官兵尚不致受法人过分虐待。但法人挑拨士兵仇恨官长，免其团结。四、台湾不承认越南，保大恨之。”所言甚扼要。

事后我在港 所得越报告

我在香港直接得到国军在越情形的报告尚有数起。

关于武鸿卿部初入越境情况，据桂省府卫士大队长黄循富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廿日自富国岛介多市集中营来函称：“卫士大队到龙州后，武鸿卿总司令将其改编为直属警卫旅，以循富为警卫旅长，原只数百人，因地方团队及各部零星队伍群来依附，数遂逾千。武部入越后，悉被法军缴械，所有高级人员，用飞机送到河内，即被软禁，队伍却被送往蒙阳、来姆法郎两处入集中营。”

广西保安第二团团长卢驯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由海防到港面报：“国军集中营地点分两处，仍由司令官黄杰总其成。集中营人数共三万余，其中有少数文职人员及千余眷属；官兵桂籍最多，占七千余，湘籍五千余，滇籍千余。黄司令官初欲将各部混合整编，被众人反对而止。现在宫门附近煤矿做工的二千余人，大部分属桂籍。较高级的官长则任职员，广西全边对泛副督办黄懋儒及督办署职员数人均在煤矿办事任翻译，此事赖李玛若神父的帮忙。法方对黄杰司令官不很好。我官兵因旧长官未派人慰问他们，颇感失望。”本来，我既赴越不成，白长官一九五〇年五月已在台请准派李品仙前往，后来不知何故？改派别人，而李去不成。

李玛若神父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二日由越到访，据云：“华人欲由港申请入越，极难得准。集中营内三万余人，黄杰训练湘兵很努力，广西部队无人督率，颇为漫散。”白长官原以徐启明为武鸿卿的副总司令，在上思战中徐被冲散，未能到龙就职入越，故集中营的桂军无高级者督训。

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由越集中营出，过港赴台，来访未遇，及我往访，而张已往台，其友谓据张说，集中营内以广西人为最多云。

法欲用国军 合作未成功

广西全边对泛督办姚槐率保安团在九特一带边境游击，到一九五〇年五月，孤军援绝，无法支持，乃入越投法集中营，被送到金兰湾。一九五一年五月，法方为减轻负担，准集中营中的文职人员及已达退休年龄的军职人员自由回国。姚为文职人员，离营于六月十七日，由西贡到香港。姚谓临行前数日，法军总司令留其在越统率华军与法合作，经表示原则上同意，但须待到港请得上级同意后才能决定。我对姚道：“利用越边为军事基地，乃我们梦寐不忘的，但须明了法人的动机再说订约。”姚在港等候月余，西贡无消息来，到九月初才得信谓西贡即将有人来港。八月八日西贡船到，来的是法方政治局顾问若萨（JOSA），他说因姚来港，此事遂搁，今专来问姚意如何？姚谓已得上级同意，可往。若萨并愿晤我，九日，我和黄中厪偕姚到船上访若萨。我说：“我在一九三二年曾访问越南，翌年，李宗仁将军也应法越当局邀请往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桂越邦交始终是亲陆的……但活动须有基地，而越南与桂接壤，实最适宜，故听了法方希望姚同志合作的消息，很感快慰！我可在此表明，倘若将来合作能成为事实，希望法方了解几点：一、我方对越，绝无任何企图。二、我们的‘复国’活动，必须与法方配合而不妨及法方。三、我们此种活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并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若萨说：“合作已无问题，惟法军统帅塔西尼将军现在离越，须待他回来才能决定具体办法。”他对我第三点声明最感满意，法人最不喜欢我们暗中接受台湾的命令或美国的支持，对越事只愿完全由法人自己自由支配。塔西尼将军访问美国，后又返巴黎医病，姚在港空候，消息杳然。塔西尼春间病故，集中营官兵次年夏间亦全部回台，此事遂成空话。

法受吓背约 将黄部软禁

国军自入越至回台，黄杰著《留越纪实》详述始末。以下为该书的摘要。

黄杰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在吴村墟决定沿桂越边区入滇游击，及过思乐，知百色已陷，滇变又作，入滇计划幻灭。七日奉白长官电令避战以保全实力。十一日兵团司令部移驻爱店，又奉白电令转入左右江地区，轻装分散，机动出击。但此时地方的点与面均为共产党军队所控制，由邕龙路尾追和由宁明、明江南迫的共产党军队，已与我九十七、十四两军激战，情势危急。经召集高级将领研究，佥主假道入粤，转回台湾。十二日派参谋长何竹本等与法方驻谅山军事负责人康士登上校会商，在越北峙马屯签署假道协定：

一、同意我军假道由海防转运台湾。

二、武器交法方封存，由我政府交涉发还。

三、沿途警戒由法方派出，给养由法方补给。

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行动，分五百人为一组，妇孺先行入境。

此协议大家一致认为可行，即饬各部赶办入境手续，赶报武器人马清册，部队分组，循序入越。

十二月十三日九时开始入越，先为随军眷属、义民、非战斗人员，次为武装部队。法方沿途派有车辆收容前线负伤下来的官兵和不能行走的弱小。当晚到距爱店六十华里的禄平露宿。翌晨，军眷和义民由法方车运到先安。以后每行六十里或天黑时，即就地露营，连宵风雨，苦况可想！沿途并受法方数次的苛细搜查，连菜刀也被搜去。且所需途粮未能逐日配发，多忍饥挨饿而行。十二月十八日到蒙阳，法方指定所有部队集中在此待命行动。但事态突然恶化，嗣后始悉我军入越当夜，周恩来在北平广播，责备法军不应准许国军入越，谓将以军事行动来报复。巴黎恐惧，竟违背峙马协议，将我军集中软禁。黄司令官入越第二日即被送至河内，法国驻北圻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派兵将其看守，行动失去自由，禁止向外通讯和见客，我驻河内“领事馆”人员也不准来访。三日后，亚历山大请黄氏谈话，黄告以部队不明白他们指挥官的去向，对越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亚历山大乃派沙如上校送黄到宫门转往蒙阳，官兵见到，痛哭失声。沙如目睹此情，反映到其上级，才同意黄氏住在宫门，就近照料部队。

越北集中营 南迁富国岛

继第一兵团后入越的，有华中长官公署零星部队、“国防部”突击总队、桂西师管区、广西保安队、第十一兵团、第一〇〇军的十九师、第四十六军、第一二六军、第四十八军的一七六师、第五十六军的三三〇师九九八团等各单位（旭按：此等部队当是曾编入越南建国军的）和随军入越的同胞，皆被法方指定集中来姆法郎，蒙阳和来姆法郎都是已废的煤矿场，所有建筑悉遭战毁，只见断堞残垣，荒烟野蔓，几万人被指定挤迫在一块不过二千公尺周围的广场，又断续下雨半月，阴湿奇臭。国际情势晦暗，解除软禁难期，乃划分各部队因地设营，官兵男女，采草伐木，编竹作壁，茅草覆顶，数以千计的新营舍，不两周而告成，才有栖息处所。冬衣屡请不得，食品配给不足，医药只敷半数，病故不少，新冢罗列。

集中已逾两月，行动消息渺茫。法人企图强迫征调我军做工，因我军团结，乃不敢过分苛逼。为适应境遇，准许少数志愿应征，经法方送往鸿基、锦普各煤矿区和高棉橡胶厂的共约四千余人。

解禁无期，人心绝望，有请求或自动潜返大陆的，先只少数有钱的运动华侨或法方有关人物购买华侨证，用机帆船偷运到东兴、芒街入大陆，接着三五成群，结队潜往。其中一些湘桂籍干部，在家乡尚有潜力，可以号召地方人士，然间关跋涉，经过越北森林地带危险，才又请得法方允许送到边境，走芒街出东兴，走谅山出镇南关，走老街出河口，均可自由选择，先后遣回约三百余人。

集中营内部队番号太多，又有零星官兵和随军入越民众没有纳入组织，管理困难，遂决定予以整编。将蒙阳的第十四军主力，九十七、七十一、一〇〇各军一部分，兵团直属部队等编为第一管训处；来姆法郎的第三、第十一两兵团，广西保安团队等编为第二管训处。管训处下辖总队，总队辖大队，大队辖中队，相当于陆军的师、团、营、连，编制亦同。避免分割各部队原建制，按人数多寡酌编为总队、大队或中队，各级干部亦就各原属军官中选任。编余干部和突击队员，经考试后悉编入预备干部训练班，施以政军训练。

法军在越北已失主动作战地位，蒙阳和来姆法郎将受威胁，且近大陆，易被谍渗透，管训困难，法方也以该两地补给运输不便，同意变换地点，指定迁往富国岛。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开始，分廿三批，到八月底才运完，其中两批载干训班两个大队到金兰湾。未负责任的将级人员被送至西贡附近头顿市。部队分驻富国岛的介多、阳东两处。

费三年交涉 离越返台湾

黄司令官入越后即失自由，法方尽力封锁其对外通讯，一九五〇年春初设法派员回台报告国军在越情形，四月他在河内接蒋“总统”于是月十三日来电慰勉，派驻越“领事馆”人员代表慰问，汇犒美金二万元。是年双十节后，再派战略顾问委员林蔚、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到富国岛、金兰港宣慰。

滇局变后，第二十六军被迫退入越北莱州，被法方解除武装，送金兰港集中软禁。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国防部”派黄杰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节制指挥所有在越国军，他遂将金兰湾的二十六军主力和第八军官兵编为第三管训处。一九五二年三月，商得法方同意，将金兰港部队悉运富国岛。

大陆游击队先后入越计二千余人，余启佑的二七二师为最多，次为桂滇粤各省的武力，悉送富国岛整训。

一九五〇年十月林蔚将军来越宣慰时，曾以政府特使名义与法驻印支高级专员比容商谈遣返留越国军问题，未获要领。一九五一年春塔西尼将军继任高级专员，越北战事吃紧，拒绝考虑我军回台问题，激起我官兵愤怒，酿成圣诞绝食事件。一九五二年春塔西尼病逝巴黎，黎都诺继任，林蔚将军四月初再来与黎氏会商，法方原则上同意，但总以共产党攻击为虑，欲透过联合国处理，我政府未予同意。十二月，法政府通知我驻巴黎代办段茂澜，允以国际红十字会名义先送病患人员，如共产党对越无反应，即继续分批送走。不久，国际红十字会即派员到富国岛检验营区的老弱病患。一九五三年春，我“政府”根据法方所提意见，照会巴黎法政府，不同意先送病患的提议，并说明遣送留越国军回台，乃法方应尽的义务，不能以共产党的反应为行动标准，要求全部遣回。四月，法方照会答复，完全接纳我“政府”的提议，仅要求在秘密方式下进行。到此，双方才达成协议。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五月十四日来电：“留越国军即全部船运台湾，第一批船十五日出发。”全部共分七批运输回台，第一批五月廿三日开始起运，第七批六月廿八日返抵台湾，顺利告成。

国军在越，历时三年又六个月，可谓遍历人世的辛酸！

附录一 白崇禧两度任副总参谋长之忆

我的患难老朋友白崇禧，逝世转眼又过了三个多月。朋友屡次劝我：有暇何不写点有关白氏的掌故？我不敢辞，但以心绪不佳，久未动笔。

白氏为国宣劳达五十年，生平事迹可记的自是不少。港九各界一月廿二日开会追捧他时，我曾在《香港时报》刊发的追悼特刊上写过两篇短文，一为《白崇禧先生事略》，一为《我和白健生先生最后一次聚散写影》，事略就是事略，写影也属一鳞半爪而已。

他和蒋介石先生共事很久，死后，蒋先生以“总统”身份亲临吊祭，关系非同泛泛，尤其是他任蒋先生的参谋长那两个时期，形式上应如股肱心腹。现在我就把这个做题目来记述当年的事罢。

北伐时期的副总参谋长

蒋中正、白崇禧两位怎样发生关系的呢？起因于民十五年蒋氏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邀请白氏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此事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白崇禧和国民党人来往，比李宗仁、黄绍竑早一点。民十年冬，他在广西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任第二统领，驻在桂黔边界，夜里巡查步哨，失足堕岩，跌断胯骨，不良于行。民十一年春赴广州就医，滞留很久，因得机会和在粤各军的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发生联系。民十二年七月，黄绍竑在梧州宣布就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职，这名义便是白氏和陈雄当时在穗亲赴石龙请求孙中山大元帅委任的。民十三年秋，陆荣廷失败离桂；冬间，孙大元帅委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绥靖处参谋长兼第二军参谋长。民十四年秋，李、黄肃清沈鸿英部和入桂滇军而统一广西后，民十五年二月中旬，派白氏到广州和国民政府商洽统一两广问题，结果剩下几个重要的未能即决，白遂回邕报告。三月中旬，黄绍竑偕白氏到广州再商，才告解决，即是将广西两个军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军的党代表，白崇禧为军的参谋长。那时候，湖南的师长唐生智受广西策动参加革命，设法迫走省长赵恒惕而进入长沙。但唐只利用国府和吴佩孚以夺取湘省地盘，态度暧昧。广西先派兵力援唐，国府再派白崇禧、陈铭枢为代表，到长沙敦促，唐乃于三月廿五日就省长职，站定在国府这边。湖南的门既打开，广西当局以为这是革命军北伐的最好机会，电请国府速定大计实行。国府复电请李宗仁到粤会商。李于五月十日到广州，国民党内部夺权的斗争刚了，胡汉民、汪兆铭两位已离广州，但政局人心还没大定，对北伐还提不起兴趣。直到六月初，党政军的实权都落到了蒋先生的手上，李宗仁也出尽了气力向各政要陈说北伐和不北伐的利害，中央才决速行大举北伐。以上的事实，便是白崇禧被邀出任北伐军参谋长的背景。

民十五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氏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期间，一天，特意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问题往访李宗仁。以下是关于这问题两位对谈的摘要：

蒋：“你以为谁来担任参谋长最适当？”

李：“钮永建先生该是最适当的了。按资望，他是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他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曾任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的革命领袖都有很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中间有很高的德望；而且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将来我们革命军到达长江的时候，钮永建这个名字的号召力可能是很大的。因此，我以为北伐参谋长一职，实在是钮先生最为相宜。”

蒋氏听了，沉默一会，然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李：“你心目中认为谁最适当呢？”

蒋：“我正为这个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恐怕白健生资望太浅，年纪太轻，负担不起这个重任。”

蒋：“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蒋辞去后，李仔细分析蒋提议白崇禧当参谋长的用意，大约不外以下三点：“第一，白确实精明干练，可以担当这个重任，这点为蒋氏所深知。第二，以白与我和季宽的公谊私交，蒋如能得白相助，在他看来，他对我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很多是白的保定军校同学，蒋可利用白来联系这些人，叫他们出力效命。”

“因此，白如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既和各军都有关系，又可用他做‘告朔之饩羊’，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用白的名义去行，必要时并可使白代他受过。”

后来蒋总司令正式邀请白氏担任这个要职。白往问李的意见如何。李坦白地对白说：“我怕你干不了。”接着李便分析蒋氏的为人和他任用白氏的原意所在。白听后大有所悟，说：“我看，这责任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罢。”于是白真的把蒋第一次的邀请辞谢了。

李因第七军的部队已在湖南作战，自己须赶往指挥，六月十八日便离广州，经由梧州北上，六月廿四日到桂林。白仍留粤。不久，李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使他很为诧异。李于七月六日离桂林赴湘。长沙被革命军于七月十一日克服，李七月十六日由衡阳进驻长沙。

白崇禧随蒋总司令由广州出发北伐，八月九日到衡阳。李宗仁和唐生智由长沙先来衡阳迎接。当日晚上，李又到白处晤谈，白才详细告诉李以他出任参谋长的原委，说：“最初我是坚决不干的。但是，当我们前方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而广州还迟迟没有进行总司令部的组织。我深恐拖延日久，第七、八两军在前线孤立无援，一旦吴佩孚大军南下，岂非前功尽弃？所以我不断地向军事委员会、李任潮催促。但是他们众口一词地说：‘现在无人可负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除非你肯答应任参谋长，才可着手。’中央各政要、蒋总司令和李任潮他们不时到颐养园我的住处来力劝，川流不息，急如星火。我推脱不得，最后才提出折衷办法，我要求把‘总司令部参谋长’职衔上加一个‘总’字，变成‘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由李任潮担任此职；我愿以‘副总参谋长’的名义，代行总参谋长的职权。蒋总司令立即同意这个办法，我才就副总参谋长职，着手组织总司令部。”

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的真相。也就是北伐期中军中仍呼白氏为“参谋长”的由来。

接着李又问白：“你一个月来做参谋长的经验和观感如何？”白说：“我以前做你的参谋长时，凡事我认为应当做的，我都可以当机立断，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力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我现在做蒋总司令的参谋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为广东方面各军人事极为复杂，系统各异。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军中耳语，烦言很多，我身为参谋长，遇到这类事件，简直无法应付。加以蒋总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亲，参谋长更加不易发挥任事的效率。我坐在参谋长的位子上，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总要请示总司令亲自处理。”

白崇禧自民十六年一月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起，以至北伐完成，都是在外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他实际上担任参谋长工作，只是在由广州组织总司令部起到北伐军收复江西止那个阶段，时间不过半年。

这是白崇禧第一次任副总参谋长的情形。

抗战时期的副总参谋长

北伐完成后的翌年（民十八年）春，武汉事变发生，宁桂对立。民廿五年夏，再有两广抗日运动事件，拖到秋天，幸得和平解决，蒋主席亲来广州处理此事。中央对李宗仁、白崇禧和我的职务新加任命，蒋很想白氏到粤见面。但有人给白一封电报说：“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白遂不赴粤。“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子文部长七月十四日由庐山牯岭致电白氏：“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白因未悉蒋先生对抗战是否已下决心，未即应命。蒋先生再派刘斐由京赴桂敦促李、白两位共赴国难，七月廿七日刘乘轮经九江，特到庐山训练团访夏煦苍兄[11]和我，请加函由他带致李、白，白氏遂于八月四日由桂林飞抵南京。于是他和八年多不见面的蒋先生重行握手，一致御侮。蒋先生以现成的军事委员会为对日抗战的最高统帅部，不另组织大本营，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重弹北伐时期的旧调。

这是白崇禧第二次任蒋先生的副总参谋长。

他在职时期的献替，据我所知的略记如下：

甲、对淞沪战事，蒋委员长从政治的观点着想，以为此地华洋杂处，和西方各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在这地区苦战，势必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进而可能招致各国的干涉。且上海又是我国经济的重心，中外的观瞻所系，决定集中全国的精锐和敌决战。但白副总参谋长却以淞沪夹在黄浦江和长江的中间，纵横到处都是港湾河道；且日军在租界内占有坚固据点，便利其发挥海陆空军的威力；而我因后方交通涩滞，部队集中费时，在这地区和敌人进行阵地战，未见得有利，只宜在此作有限度的抵抗以消耗敌方力量，不宜投大量精锐供敌聚歼，如此才与持久战的打算相合。他这意见未为最高统帅所接纳。结果，我在淞沪只支持了三个月，日本受了国际联盟“在华暴行”一句空话谴责，有如听而不闻。

乙、淞沪失后，中枢西移。当最高统帅部会议商讨南京防守问题时，白氏以为应该接受淞沪战役的教训，放弃守线守点的战法，不主张坚守南京。但蒋委员长以保卫首都，关系全国士气，决心坚守。

丙、民廿七年初，白氏奉派到浙江和皖南协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署作战。

丁、自山西沦陷，白氏深切体验到我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敌人，纯用正规战法绝难取胜，极力主张发展游击战以配合正规战，应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不重于一城一镇的得失，以求长期抗战的胜利。他把这个意见在武汉最高军事会议中提出，得到了蒋委员长的采纳，即予通令施行。

戊、民廿七年四月台儿庄大战和五月徐州会战，白氏奉派到第五战区协助李宗仁司令长官计划和指挥。

己、民廿七年秋天武汉大会战期间，白氏常被派到各战场视察协助。李宗仁因牙病回武昌东湖武汉疗养院就医的时候，白曾代他指挥第五战区一个时期。及后，最高统帅部既决定放弃武汉，亦派白氏到花园[12]传达意旨于李宗仁长官。

武汉不守，军事委员会移驻重庆，取消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指挥长江南北各战区。白崇禧奉派兼桂林行营主任。民廿七年十二月三日行营成立，任务为指挥江南各战区，白从此不常在中枢。到了民廿九年六月一日桂林行营撤销（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白氏回任其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本职，才住在重庆，但时常亲赴各处视察和检阅各种军事训练机构。中枢的重要军事会议或会报，他在渝是要出席的，其中的情形自非我所能尽悉。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白氏向最高统帅有个极关重要极有卓见的建议，值得记述。他建议内容的概要是：第一，日本既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的日军和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的治安和交通，以等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地区的前进，须用“后浪推前浪”的方式，以求快捷。因为长江流域，大军云集，地方治安大致如常，共产党渗透的力量也不大。但黄河流域便不同了，因北方沦陷的时日较长，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的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共产党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所以现在应令我们的大军用波浪式一浪接一浪向北方推进：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河北、山东前进；原驻山西、绥远和宁夏的国军，应向察哈尔前进；这些部队所遗的防地，立刻由后方部队递补。这样，不出一个月，华北所有重镇和平汉、津浦两大交通线都将为我大军所控制，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至于各地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庶可免生意外，恢复常态。

最高统帅对于白氏这个建议有何表示，我不知道。但当时中央处置上的表现是：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刻命令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指定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的日军，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蚌埠、济南、石家庄、北平各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下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没能够实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得以乘机大行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原来通行无阻的平汉、津浦等线，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传说当时有人看见这种险象，曾向主持受降的何应钦总司令进过忠告，希望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但何却表示奉最高当局谕，现在抗战已胜，如不把敌人迅速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云。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只令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别开进到陇海线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不得再向北方推进。华北和东北的接收，却要等待还远在滇缅一带的中央军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从西南山区开到华北，谈何容易！师行仆仆道途时，华北和东北的版图又改色了。对收复区的伪军和有功抗战的游击队，陈诚军政部长命令把它们一律解散，方式和日军缴械相同，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没军队接防，共产党军队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但接收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边区，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没有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此，老实的便索性把部队解散归农，凄惨万状，狡黠的另打主意投向共产党去了。听说，有人觉得陈部长这种肃清杂牌的办法太不合算了，说你岂不是替共产党凑本钱？但陈氏那时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边去，我求之不得，正好做一锅煮掉！

由上面的措施来看，当局似乎并没采纳白氏的意见，且反其道而行之，本来是可以曲突徙薪的，却弄得后来的焦头烂额，无法收拾了。

附录二 记蒋、李初次会晤经过详情

蒋、李两先生间可记的事也很多，我从前也曾写过一些，不过都不很详细，只是个概略而已。现在打算由两位最初会晤的情形记起。

两位未识面前，蒋先生曾到过广西两次：第一次是民国十年九月间，孙中山先生由广州派他到南宁和陈炯明商量出师北伐，留邕日子很短。第二次是民国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桂林准备督师入湘北伐，召他由广州到桂，驻留时日较长。在这两个时期，李宗仁都驻防郁林，没机会和蒋先生相会。

民国十五年五月，两位先生也是因商讨出师北伐问题而把晤的。那时，两位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两位都是国民革命军两军长。蒋先生年长于李先生，蒋四十一岁，李三十七岁。距离现在已经四十一年了。

唐受策动北伐门开

蒋中正和李宗仁两位先生第一次会晤，是因李宗仁为北伐问题由桂到粤和蒋先生商讨，因此，现在要从李为什么对北伐特别感到兴趣说起。

李宗仁因意外策动了湖南归依广州国民政府，打开了国民革命向北的大门，因而引起了北伐的兴趣。广西自民国十四年秋间全省统一后，军事和政治都气象一新，为邻近各省所注目，时有使者来访。是年冬间，湖南省长赵恒惕派他的第二师一位旅长叶琪代表来聘。叶表示他所负的使命有三：一、因广西生气蓬勃，势力将会向外发展。故希望湘桂两省采取同一的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为理想。二、倘若广西当局有意恢复从前陆荣廷时期统治两广的局面，湖南愿意出兵协助入粤。但湖南当局不是想和桂军分割广东的地盘，只在消灭在粤的谭延闿和程潜两部湘军后，便班师回湘。三、如果上面两项广西都不想做，湖南希望广西不要为广东所利用。至少在湘粤发生战事时，广西能采取中立态度。叶琪系广西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与广西的领袖和许多干部，因同乡、同学的关系，可以无话不谈，毫无顾忌。广西是坚决参加革命的，叶氏和我们相处一两个月，逐渐了解广西的新作风和革命的真实意义，觉得和北方军人的腐化堕落大不相同，他的观感竟然大起变化，而反被我们所说服，由他去密劝唐生智参加革命。这能不说是意外的收获吗？

唐生智何以被策动？个中又有特别的原因。赵恒惕属下省防军有贺耀祖、刘铏、叶开鑫、唐生智四个师。唐以第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着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第四师装备最佳，人数最多，训练最好，因此唐的野心也大。湖南在名义上是隶属于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但实际上是赵家的天下。吴因此设法分化赵的内部，以械弹给唐，暗示意唐起而倒赵。唐恐力量不足，在发动前密电李宗仁、黄绍竑：请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声援。黄沙河即湘桂边界。李、黄立刻回电照派。因他们判断，唐师一动，驱赵必定成功。但赵一走，吴佩孚必以唐犯上作乱为名，大军南下征讨，乘机控制湘省。到那时，唐必自力难支，非向两广乞援、加入革命阵营不可。所以他们立刻下令钟祖培旅进驻黄沙河，并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都向桂林方面集中，作入湘北伐的准备。唐军于民国十五年三月初向长沙进发。赵自知势力不敌，吴佩孚又态度暧昧，便通电辞职，并荐唐生智代理省长，即离湘赴沪。唐三月十七日入长沙，也因吴态度不明，不敢遽就省长职；嗣见广西援军已出，吴又没表示申讨，才于三月廿五日宣布就职。唐并诱杀刘铏，进攻赵军残部，三月卅日占领岳州。湘事发展至此，吴佩孚以时机已到，乃大举进攻唐军。唐败退衡阳，急电广西乞援。李宗仁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全省重兵也向湘边进发。唐因危急，本拟再退桂边时，而钟旅已到衡阳，五月初旬，合力击退吴军，遂和吴军在涟水一带相持下去。

这便是广西策动唐生智打开北伐大门的情形。

应邀到粤商讨北伐

李宗仁电复唐生智允派一旅援兵时，同时电陈广州汪、谭、蒋各政军领袖，申述“此次援唐北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因为直系的势力在北方受挫不久，元气还没恢复，吴佩孚正想利用统一两湖的机会，复振直系的声威。现在直军讨伐冯玉祥的战争正在进行，其精锐的部队都被吸住在华北，湖北全境空虚，我们正可利用唐生智做前驱，乘时北伐，打击吴军的立脚未稳，可望一鼓而下武汉，再顺流而东，直捣宁沪，长江流域既入掌握，全国底定便计日可待了。如放过了这个机会，吴佩孚一旦在北消灭了冯玉祥，在南控制了两湖，北伐成功的希望便很渺茫了。现我第七军援唐的部队已经出发，北伐已势成骑虎，请中央速定大计，宗仁即当东下向诸公就教”。不久，李宗仁接汪、谭等联名复电说：“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李得电后，便于五月初由南宁动身，广州方面派专舰来接，到了梧州，改乘该舰东下，五月十日下午二时到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党政各机关首长如谭延闿、张静江等和民众团体都来欢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和广西驻粤代表白崇禧、陈雄首先上船相见。李济深招待李宗仁下榻于广西会馆内他的第四军司令部。当晚，李宗仁便和李济深详谈北伐问题。李济深很同意李宗仁的意见，但又以党内斗争还没平息，北伐一时恐难实现。党内这种复杂情形，李宗仁在到穗前不很清楚，现在听到，实在令他心为之冷。

未晤蒋前已具好感

蒋先生那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李宗仁抵穗时，他派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代表欢迎，说因事太忙，明日当专诚奉访。

远在四十余年前，李宗仁在广西所知关于蒋先生的事，大略如下：“蒋氏原来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重要，在粤军中的地位也不过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民国十二年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报聘。十三年春，苏俄派顾问协助蒋氏筹办黄埔军校，遂受任为校长。在校励精图治，后来得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获大批械弹的接济，先后成立第一、第二两个教导团。他又以参谋长的力量，进行整顿粤军；许总司令生活浪漫，办事因循，整军大计任由参谋长去做，于是大部分粤军的领导权逐渐落在蒋氏的手上；他遂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将所掌握的粤军彻底改造。他在十四年得各友军的协助，两次东征，击破陈炯明部。在第一次东征克复汕头时，回师消灭盘踞广州城郊、勾结唐继尧的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这些事实，都使我们在远道听闻，非常敬佩。十四年九月廿日，蒋氏要求许总司令立刻离开广州，谓许氏不去，他便无法整顿部队，待他把部队整顿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来主持。当时这新闻传播，我们总觉得蒋氏对许不无挟持；但许氏处在革命高潮下，生活依然不检，又觉得蒋氏行动值得原谅。那时期，白崇禧时常在广州和南宁间往来，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敬佩。十五年三月廿日的中山舰事变，我们也不清楚党中内争的底蕴，只知道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动虽然迹近越权，但和阿谀外籍顾问的风气相对照，我们实在深表同情。”

李氏脑中的蒋氏影子既是这样，所以他这次到广州，对蒋先生很具好感。加以当时党政中枢的领导人汪兆铭已不视事，蒋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李氏认为想促成北伐大计，第一须说服蒋氏才行。

机不可失理由有三

蒋校长五月十一日上午访候李宗仁。下午，李即往黄埔回拜，并参观军校一切设备。当李由黄埔码头上岸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在校门前列队欢迎。高级官长由蒋校长一一介绍握手。黄埔军校的校址，原为前清广东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所在地，清末时也在此地办过海军学堂。校舍经过历年的扩充，已能容纳数千人。蒋亲自导李参观，只见校内井然有条，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每到一处，蒋都为李作简单的介绍。第三期已结业，第四期正在上课。学生中有许多系党内老同志保送未经考试而入学的，所以程度不齐。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军旅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加以政治和党务的课程又占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日中实在学不出些什么来。这是他参观后的感想。

参观后，蒋校长留李在军校晚餐。进膳时只有他们两人，正好促膝畅谈。于是，李首先向蒋陈述他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李认为北伐时机稍纵即逝，很望中央从速决定大计。他对蒋说话的内容约有三点：

第一，他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他说当今盘踞黄河、长江两流域实力最强的，首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但自去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曹锟政府跟着倒台，吴佩孚由海道逃回湖北以后，直系已一蹶不振。加以长江下游的孙传芳企图独树一帜，对吴佩孚阳奉阴违，直系内部貌合神离，势将解体。惟吴佩孚近来乘张作霖和冯玉祥对战于天津一带，又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所部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张合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方也必复振。到那时候，吴必乘战胜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进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果不乘冯部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的时候，给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了吴氏坐大，在南北战场获得全胜，巩固湖南后，孙传芳也将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我们北伐的机会，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广以待吴、孙南征了。

第二，他再分析两广的政情。他说我们两广近十年来处在陆荣廷、龙济光等统治下，革命势力无法抬头。其后，孙总理正在从事收拾，又遭陈炯明的变叛和小军阀的割据，地方狐鼠横行，一片糜烂。近两年来，总算天兴汉室，两广相继统一在国民政府旗帜之下。现在我们若不乘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区域，往日军队驻粤，不多时便堕落腐化，兵骄将悍，终至失败消灭，龙济光、莫荣新乃至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各军的情形，先后如出一辙。我们何不趁此民心士气极盛的时候，另找目标去发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呢？

第三，他又分析湘局和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情势。他说他虽已策动唐生智起而驱赵，但唐的态度并不坚定，既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到湘桂边境声援，又派代表见吴佩孚陈述驱赵的苦衷，请求谅解，其志只在作湖南的主人翁已很明显。至吴佩孚，却久已蓄意确实掌握湖南为进取两广的基地，如今师出有名，以援赵为口实，驱兵南下，协助赵军叶开鑫等部击破唐军于湘北。唐见事态严重，才请我第七军越界入湘赴援。现在我们如不借援唐名义实行北伐，唐失败后，后患何堪设想？设若吴氏一旦警觉，变更政略，去赵恒惕而容纳唐生智的请求，我革命军以后想取道湖南进取中原便不容易了。

与蒋详谈并无结论

李宗仁对蒋校长说：“根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非及时北伐不可。”李更强调说：“当湘乱初起时，唐氏乞援，我未向中央请求同意便毅然出师援湘的原因，就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犹豫。所幸机还未失，战事在湘南涟水一带进入相持状态，所以我赶紧来穗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李意中是希望蒋能同情他的主张，促其早日实现。当李滔滔不绝地陈说时，蒋只在一旁静听，没多发言。李反复说了很久，蒋才表示：“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情形的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蒋说着似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李的意料，有如泼了一头冷水。

那时李到广州还不到两天，的确不知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胡、蒋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间的摩擦等等，也确实是很复杂，不像广西方面的单纯和团结。这时汪兆铭负气不视事（汪五月十一日即秘密离穗），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事件新由海参崴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的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经历了两天来的观察和接谈，他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中央方面对广西请求的反应，太令李伤心了。因入湘部队已经参战，全省军民正待中央令下呢。

因此，李继续向蒋辩论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摩擦。”彼此反复说了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否否，他虽很同意李的见解，但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拗李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李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李和蒋长谈了数小时，终于不得要领而返。

李和蒋第一次会面的经过详情就是如此。

政要以为尚非其时

李宗仁依照蒋先生的话，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他先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张对广西以很少兵力挡住唐继尧与滇黔两省的兵想来广州篡位和自请中央统一两广两事，极表敬佩。李把对蒋所说应速北伐那一大篇向张陈述。张倾听很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李“再去和介石说说看”。

李又往访谭延闿和程潜。这两位湖南军政界老前辈都是因和赵恒惕内讧被逐出湘而率部来粤就食的，所以对唐生智衔恨很深。李对谭述说策动唐氏参加革命经过，现唐受吴攻，第七军已往援，力恐不足，故前电请中央速定北伐大计，此来即在促其实现。可是谭对北伐并不起劲，听李提到唐，只微微一笑，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态度显然是反对援唐北伐。

程潜不像谭氏的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比较爽直。他说：“你想唐生智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来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也不迟。”说时似乎对唐生智的余怒犹存。

李劝谭、程应以革命为重，捐弃前嫌，予唐自新。且胜利可期，机不可失。两位虽同意李的分析，但始终是吞吞吐吐，提不起北伐的兴趣。

嗣后，李又往访俄顾问鲍罗廷。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两人都忙于弥缝国共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更无暇讨论北伐。李、鲍见面寒暄后，鲍先谈一番革命理论和苏联援华是发乎道义的。李向其陈说北伐时机的重要性。鲍听了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

李宗仁这次专为策动北伐而来粤，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全出乎他意料，几乎要败兴而返。幸好还有李济深一个人热烈地赞助他。

两李同心北伐实现

李济深任西江督办时，对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的工作曾出兵协助。李宗仁加入国民党也是他介绍的，此次来粤又住在他的军部，朝夕过从，无话不谈。一晚，两李促膝掬诚作竟夕谈，宗仁偶触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济深建议道：

“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后，我们便有充裕时间来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了。按常理论，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尚且自告奋勇，出省革命，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去参加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第四军如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第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的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

济深听后，脱口而出，连说赞成。宗仁继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已有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而附和我的主张，并请政治会议准许第四军先派两师立刻入湘，截断南下敌人。”

两人计议既定，次日在政治会议依照演出。李济深的慷慨陈词，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莫不动容。李宗仁的北伐建议遂由中央政治会议正式通过。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嘉奖李济深请缨义举，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等，到此，北伐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五月廿二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宣言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只是原则决定，筹备工作极慢，中央仍在观望，看入湘部队的战绩行事。李宗仁为此着急，经常到黄埔去面促蒋先生早日请中央定期誓师北伐。蒋先生似以李不识复杂内情，徒怪出师推迟，对被催促颇不耐烦。李宗仁为减少蒋的顾虑，和李济深约定，正式出师北伐时，共同推举蒋为总司令，由济深委婉告知蒋氏。六月四日党中央执委会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次日，国民政府加以任命。

李宗仁以来粤目的已达，六月十八日离穗返桂入湘督师，蒋先生亲送至石围塘登上火车而别。

附录三 蒋、李第二次聚晤经过详情

蒋、李两先生的第二次聚晤，地点是在前方，时日只有十天，但晤谈的机会却不少。彼此的感觉，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北伐第二期战略：蒋先生采纳了李宗仁和唐生智两先生共同的建议，彼此当然都很感满意。

二、总司令阅兵意外坠马事件：蒋先生当然颇为扫兴，故对此事讳莫如深。李先生只感事出意外。惟有唐生智暗中高兴。

三、桃园结义事件：蒋先生似颇惬意。李先生心里不以为然，也很少对人提及此事。

李先入湘 唐甚感德

现在记述蒋中正先生和李宗仁先生第二次聚晤的情形。时期在广州分袂后一个多月。地点在湖南境内。背景是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中。情节比之第一次聚晤更多姿多釆。

李入湘比蒋为早。他自民国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广州石围塘车站和蒋先生握别后，六月二十四日返到桂林。为部署第七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等待第七军的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境，他才于七月六日离桂林向衡阳进发。这时候，前线我军捷报频传，正在向长沙挺进。七月十日收复长沙。七月十五日李到达衡阳。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长沙闻讯，即乘电船来衡把晤。他俩会面这是初次。唐对李此次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表示万分感激。（当中央决定北伐后，第四军继第七军后入湘援唐，三个军在前线并肩作战，必须统一指挥。当时各军首长一致推李宗仁任此职，但李力辞，转推唐氏。各军首长初不同意，谭延闿、程潜两军长最恨唐，反对尤力。但终因李坚决辞谢，乃以任唐。事情经过是唐的代表刘文岛在广州亲见的。）李记起唐在五月初旬由长沙败退到衡拟再退时，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因好奇地问道：“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往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他们来缴械收编吗？”彼此相对大笑。十六日唐和李同乘电船赴长沙。民众团体欢迎的热烈，李说为向来所未见。

这是李氏到湘的概况。

先下武汉 李唐陈情

蒋入湘在李后。国民政府六月五日发表任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他待到第七、第四两军入湘援唐迭克名城、胜利有了信心后，才于七月九日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七月廿九日率领他的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由广州出发北上。那时，贵州附义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七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第三、第六各军也到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一线，东向江西警戒。中央正面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却和吴佩孚的部队在汨罗河两岸相持，双方胶着，彼此都在作第二期作战的准备。

在这期间，唐生智经常和李宗仁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两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传闻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后，对鄂采取守势，而将主力转攻江西。唐听到后非常焦灼，遂约李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主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李也感觉先鄂后赣，就湖南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着想，也很顺理成章。他俩遂根据这种论断拟定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将这意见加以解释。

唐、李两人八月九日晨间由长沙到衡阳，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等一行不久也到，大家握手相谈，很是欢洽。唐因前线事忙，稍谈后先返长沙。李和蒋详谈很久，但因欢迎代表很多，旅途匆忙，没谈出什么结果。八月十日夜，李和总司令部一行同乘小轮北行，在株洲换乘火车，十一日夜半到长沙，官民数万仍在伫候热烈欢迎。

这是蒋氏到湘的情形。

长沙会议 决先攻鄂

蒋总司令到长沙后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决定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八月十二日晚间，他在旧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这大问题。他亲自主持会议。参加的有：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顾问加仑、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此外还有各军的参谋长、师长等多人，济济一堂。

这个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会议所要决定的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北伐军方面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贵州袁祖铭两军的附义；八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总共这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只第一、第四、第七、第八各军战斗力稍强，其余各军的战斗力都属平常；至于新附义和暗中附义各军是否可靠，还有待考验。

北伐军面对的敌人，力量却比北伐军大过数倍。正面是吴佩孚，部队分布京汉沿线，号称二十万。吴氏自民十四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彼此化敌为友，民十五年春联合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不支西溃。吴遂将北路精兵南调，企图在湘境和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他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院、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区域，所部训练有素，饷械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比之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民十五年春，奉军击溃冯玉祥部进入关内，占领天津和北京，俨然是中国的主人。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各省，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很盛。

此外，窥伺北伐军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总计此时和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上下。以革命军区区十多万的基本部队，想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必须运用机动战略，出奇制胜，掌握有利的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这是一般分析所得的结果。

蒋总司令在会议时首先发言，要旨是说，他出发来湖南之前，有人主张对湖北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攻势，意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李宗仁起立发言道：“我的愚见，我军应乘吴军南北疲于奔命的时候，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其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做屏蔽，扼守武胜关。北进即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并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去联络，希望他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的中立并不长久可靠，他的用意在希望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他好坐收渔翁利益，但我们正可利用这一点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现在如果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以抗拒革命军，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十分显明。再有，江西境域，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稍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观望，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面几点来说，我军进攻江西，实在很是危险。盼望总司令、加仑顾问和各位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跟着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那不妨左右开弓，对湖北、江西同时进攻。”这是唐的激将法。以革命军区区的兵力，只攻一面已感吃力，哪里能够左右开弓呢？

李宗仁心里想：“中央某一部分人士所以建议先赣后鄂，固然是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唐得志于武汉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现在如对湖北取守势，主力东移江西，到吴佩孚主力南下时，和他作战的自然只是唐部。待吴、唐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不忧唐氏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这个意见原未可厚非，但纯就军事观点说，实犯兵家的大忌。”所以李竭力主张先攻武汉。

当时革命军精锐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都已在汨罗河前线；滞留湘赣边境东线的为作战能力较差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用来监视江西，或可胜任，用来进攻，断难制胜。因此，在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加仑顾问都同意李、唐两人的提案，先攻武汉，对赣暂采监视态度。第二期进攻部署便按照这原则进行。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阅兵式中 统帅坠马

长沙会议完后，各军遂待命出发。八月十四日，蒋总司令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参加检阅的部队，第七军有两旅四个团，约七千人；第八军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两军的编制都是按照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当日天朗气清，参加的部队都是战胜之师，人强马壮，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旗帜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

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参加检阅的人数。这位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人数报告毕，即举行阅兵式。第七、第八两军排成横列，第七军在右，第八军在左。按序列，首先检阅第七军。

第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上的经验虽然丰富，而操场上的制式教练反觉陌生，阅兵式举行更少。加以广西的士兵多由左右两江流域一带招募而来，这地带人民的体格比较瘦小。土制军服，久历风霜，颜色也已败暗，不堪入眼。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向来就不大注意，且没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似乎不够壮观和整齐。

第八军便不同了。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很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的经验虽或不足，操场上的动作却训练有素。士兵的体格，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很觉美观。

当蒋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的前面慢慢地前进时，李宗仁军长紧随他的后面，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一副大将风度。

第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既金光闪眼，乐声又震耳欲聋，李在后面看见蒋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的左面便是号兵十余人，蒋的坐骑刚到军乐队尾，号兵队长一声号令，号兵一齐吹奏起来，尖声刺耳。蒋的坐骑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蒋勒制不住，转眼间便翻鞍坠地，但右脚仍套在镫里，被马倒拖着跑。大家对这意外为之大惊失色，急切间不知所措。幸得蒋很镇定，而且穿的是马靴，很是松动，只拖了约莫两丈远，脚便从马靴脱出来，人卧倒在地上。李宗仁、唐生智和大家连忙下马把他扶起，问他受伤没有。但见他身沾灰土，气喘吁吁。这时，号兵队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总司令身上的泥土拍落一些。蒋在此时，仍能抖擞精神，率领唐、李他们徒步检阅第八军，一颠一跛，终于完成阅兵式。

大家回到检阅台上，再检阅分列式。第七军因平日少做这项训练，分列式经过台下，步伐“踢踏踢踏”，颇不雅观。第八军当然是十分整齐美观了。分列式完毕，蒋总司令对官兵讲话，训勉有加，才结束了这一场大典。

唐生智虽然是现代军人，却很迷信。他幕中奉养着一位姓顾的巫师，据说能知过去未来，唐和他的高级将领都拜顾为师，军中尊称之为顾老师，市民和官兵背地里却呼他为顾和尚。蒋总司令阅兵坠马，自然是替顾和尚造机会了。据传顾对唐说：“蒋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被第八军所克服。望你好自为之。”唐氏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可能是他心理上很受坠马事件的影响。

交换兰谱 蒋李结义

蒋先生和李先生两位在长沙时，还有一件逸事，便是“桃园结义”。

自从蒋氏到长沙后，李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因为接洽公事，有时却是闲谈。李去见蒋也无须预先约定。

一天，李又到蒋的办公室闲话，蒋很亲切地问李道：“你今年几岁了？”

李答：“三十七岁。”

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

李知道换帖便是交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他心里想：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说道：“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军也不宜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一面说着一面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好的兰谱来要李收下。

李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

蒋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

蒋一面说一面把兰谱塞进李的军服口袋里，并叮嘱李也写一份给他。

李辞出后，把那份兰谱掏出来看，见那上面除了一般兰谱上例有的生年月日、籍贯等一类文字外，还有蒋先生自撰的四句誓词，文曰：“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当时李总感觉用这个办法来增进私人关系，不见得妥当，而且眼见那时的南北要人们，拜把兄弟、结儿女亲家，而互相攻杀的事例却不少；而广西自己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契，却意气相投，大公无私，团结合作，一时无两。所以李虽然心里不以此举为然，但以蒋情意殷殷，便也照样写了一份帖子，送给蒋先生。蒋笑着接受，并郑重地说：“我们今后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表示非常愉快的样子。

附录四 在我记忆中的早年李宗仁

这是四十年前一桩往事。

蒋中正先生和李宗仁先生戮力国民革命，进行北伐，初期发展非常顺利。但功未及半，中枢北迁问题引起内部纠纷，武汉发生反蒋运动。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作战能力很强，战功显赫，所以李宗仁对于这次运动，有举足轻重之势，李袒蒋则蒋的权位固，若反蒋则李或有利。但李氏为革命前途计，坚决拥蒋，使军事得以如意前进。

我不曾问过李宗仁先生曾否以此中经过告蒋先生，更不知蒋先生曾否得悉其中琐屑。现我述此往事，而蒋先生和李先生已天南地北，各在一方，两位先生倘有机会得读此文，或亦为之莞尔而笑！

内争有因 遇机即发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实现，是中国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结果，胜利属于蒋中正先生是以后的事。但这种斗争，并未因北伐而停止，反因军事和政治的发展而更加剧烈。其主要的原因有：

一、当时国民党内同志和同志争做领袖而排挤或打击其他同志。

二、领导者如果未能大公无私，有时措施失当，便给野心者以争夺斗争的借口。

所以到了民国十五年冬，革命军攻克了湘、鄂、闽各省后，广州的党政中枢北迁时，又发生南昌和武汉的争执、几至决裂的情事。现在特记此事的经过。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先在江西，后在汉口，他对这次斗争力图消弭，事态发展，关涉到他身上，故所知不少，本文内容根据李氏所谈的资料也最多。

先排日记 以便检查

现将中央北迁问题有关的事项先行列记，以便读到以下各段时查对：

国民革命军于民十五年九月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十月十日克武昌，十一月八日肃清江西，十二月二日收复福建，四川各军将领也先后输诚。

十一月十六日，国民政府为迁移武汉问题，派出调查委员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俄顾问鲍罗廷，并随员六十人，由广州启程向韶关进发。

十二月二日，薛总司令由南昌乘船溯赣江往迎中央委员孙科等，正午在中途相遇，相偕到南昌。

十二月四日，蒋总司令和各中央委员由南昌赴庐山。

十二月七日，中央委员蒋中正、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举行重要会议，决定有关军事财政等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一批北行人员由广州出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暂缓迁移，仍由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广州主持。

十二月八日，中央委员孙科等一行由九江乘轮赴武昌。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党部和国府第二批北上人员由国府主席谭延闿率领，由广州向韶关进发。张人杰因病暂留。

十二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议决：在政府未迁来以前，组织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出席的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推徐谦为主席，秘书长叶楚伧。

十二月十四日，蒋总司令先一日由庐山返南昌，主持军事善后会议分组会议开幕式。

十二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由广州启程北上。

十二月卅一日，党代主席张人杰、国府主席谭延闿和各委员到达南昌。

民十六年元旦，蒋总司令在南昌召集军务善后会议，张人杰、谭延闿两主席参与，唐生智、李宗仁、朱培德、程潜各军长都列席。

一月七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南昌集会，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三月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一月十一日，蒋总司令由南昌赴武昌，未多留即返。

二月十二日，中央政治会决定：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二月廿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在汉口举行扩大联席会议。

三月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丁惟汾、陈公博等由南昌到汉口，参加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蒋中正、朱培德因军务繁重留九江。大会即开谈话会。

三月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开幕，到委员三十三人，至十七日闭幕。反蒋派人物频繁活动，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各案。并改选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新选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

三月廿日，国民政府新任委员宣誓就职。常务委员为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

赣汉对立 慨任疏通

中央北迁问题为何发生？据李宗仁军长说，实由蒋总司令主张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所引起。当北伐军肃清鄂、赣敌人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当时形势说，中央北迁，似以武汉为适宜。

李军长说，蒋总司令所以坚持要在南昌的原因，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在军事进展期间，党政中央应和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部又必须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蒋先生秉性坚强，表示绝不让步。

南昌克复之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俄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十二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到达南昌，蒋总司令亲自招待。十二月七日遂在庐山开会。李宗仁系候补监察委员，且没在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会议并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跟蒋先生唱反调。不过，这时候，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人杰还滞留广东，蒋总司令准备请他们两位留在南昌。

但是去武汉的各委员也不示弱。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前，执行最高职权。到此，反蒋的阵营遂具备了雏形。在武汉的军人如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各位，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和南昌遂隐然成为对立。

这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攻取江浙。李宗仁为东征事也时时去南昌参加会议，他看到蒋总司令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他忧虑事态扩大，会影响军事的进展，于是力劝总司令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当时他对蒋总司令说的大意是这样的：“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它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却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李答：“大敌当前，不听指挥便等于自杀，这件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至此，蒋总司令才没有话说。经过李的疏通，第二、第六两军，后来果然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底定东南。

十二月底，谭延闿、张人杰两主席到达南昌，住了几个星期，谭往武汉，张却去了上海。

除李一人 余皆反蒋

就在南昌、武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期间，革命军东征的部署也逐渐就绪，打算迅速肃清长江下游，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革命军整个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分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而中央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西路军以在武汉方面的部队编成，任务为对北防守。东路军于民十六年一月中旬由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先已发表时在福建方面的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遂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指挥，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程潜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东进。李宗仁的江左军从鄂东沿长江北岸东进，以安庆为目标；李奉命后，全军即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前进，军司令部则迁往汉口。

那时期武汉方面的情形，据李氏描述概略如下：

李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景况特殊。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一月初旬，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群众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了，军心民气都大为振奋。

但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的现象。工会组织遍地都是，罢工日有所闻，但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个人要求增加工资到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但工会的要求仍然有加无已，令到工厂和商店很多被迫歇业。甚至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市况萧条，百业不振，有时连蔬菜都难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却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

此时农村的群众运动更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小地主和自耕农的财产也被没收充公，本人或被枪杀。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李氏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这劫运。两湖的工农运动确为幼稚和过火。

妇女的解放也很惊人。武汉市的公共澡堂，竟有女政工人员公然进去和男客一同沐浴。当澡堂的擦背修脚工人发觉军装短发的浴客原来是女性而回避时，竟被女客责骂为歧视女性，并强迫为她们擦背。种种怪象说之不尽。

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并未加以丝毫的约束，也是事实。李氏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那时政治方面的情形，据李氏说，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那一批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总司令已短兵相接，不消再说。军人里面酝酿反蒋也很激烈。唐生智、张发奎两位都已公开表示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拥蒋，但陈仅有一军，实力有限。民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他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武汉卫戍司令遗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职由张发奎兼代。

李氏说：“武汉方面到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洪杨殷鉴 内讧招亡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李宗仁说他自己的态度十分持重，他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太平天国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用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该顾全大局，尽量忍让。他说正因他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他的处境遂十分困难和痛苦。武汉的反蒋人士，认为他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坠，于是纷纷起来包围他，企图用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他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这时期，跨党分子为避免嫌疑，倒反十分缄默，并没到李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李氏说，时常来游说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闿。

李氏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实在疲于应付，但是李氏一再引太平天国以为殷鉴，他们也无法辩驳。李说，蒋氏虽有缺点，但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为兵家大忌，在目前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和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李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的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中的政工人员到处挑拨士兵与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这种种举动，都对革命有损无益，而我们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实属遗憾。

上面的话，是李氏对说客一般的答复。对个别谈话，他也曾提及一些。他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自己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青菜也没得吃呢？”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李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费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李也曾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那时唐部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目前的群众运动极为不满，唐不是不知道。李劝唐说：“你若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却连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利诱不成 词穷遁酒

反蒋说客中，鲍罗廷的做法最为具体。在蒋总司令离武汉后约一星期，鲍忽专柬约李宗仁小叙。李应约往。彼此寒暄一番后，鲍大大夸奖李的战功，便慢慢引入正题来了。

鲍：“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现在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李：“当然不希望它流产，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鲍：“那么，你看蒋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该跟着一个军阀走！”

李：“鲍先生，蒋总司令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李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覆灭的故事。对他们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革命就会前功尽弃。”鲍说到此处，沉思一下，续说：“你看他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

这时，李心里明白了鲍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他，想把他置于炉火上面，遂正色道：“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推荐唐生智担任，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氏听了，一时没话可说。

李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的国民革命到现在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目前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李便一桩一桩地数给鲍听，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李问：“鲍顾问，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鲍：“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是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育女？”

李：“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既是女人，就要生产。”

鲍：“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

李：“岂但痛苦，有时还有生命的危险！”

鲍笑道：“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像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现在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李暗服鲍的善辩，答道：“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现代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天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和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没有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它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听了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我们喝酒！”彼此碰杯一饮而尽，才结束了这场小辩论。

权力被削 统帅不更

李宗仁在汉口期间，他脑海中横梗着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大敌当前。孙传芳由江西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孙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线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在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二是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持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闽地区，党政责任谁来担负领导？当时国民党却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敌手。处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他坚决拥护蒋总司令。

因李氏袒蒋，自不为武汉当局所喜，竟阻挠东征军事的进展，将江左军的饷弹扣发，以致该军顿兵中途达十余日。但也因李的态度这样，到了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用立法的手段，减削蒋氏的权力，而终不敢把蒋的总司令职免除。

注释

[1]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政府技术官职。——编者注。

[2]此次会战地区皆在河南省中部各县，故曰豫中会战，以下所记地名，皆为河南省各县或要隘。——编者注。

[3]指司徒大使，下同。——编者注。

[4]时任国防部长。——编者注。

[5]指顾祝同。——编者注。

[6]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救国时报》爆料，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进口颜料，传孙科出面要求将颜料发还。——编者注。

[7]广东方言，指恶霸。——编者注。

[8]筑为贵阳别称。——编者注。

[9]李宗仁所统率者为定桂军，黄绍竑所统率者为讨贼军。

[10]李宗仁对本文作者黄旭初之称。

[11]即夏威将军。——编者注

[12]为武汉外围重要据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