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脆弱同行/（法）让-克劳德·卡里埃尔著；郭亮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94-2064-0

Ⅰ．①与…　Ⅱ．①让…　②郭…　Ⅲ．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Ⅳ．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1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0-2018-336

Fragilité by Jean-Claude Carrière

© ODILE JACOB，2006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France, through Dakai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Empyrean Media Co., Ltd

书　　名　与脆弱同行

作　　者　（法）让-克劳德·卡里埃尔

译　　者　郭亮廷

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张　颖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64-0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译者序　隐蔽的名字——卡里埃尔及其《与脆弱同行》

作者自序　旅途上，启示与发现

第一章　我们从终点出发

漫长的面具搜藏史

死亡，你何曾一败？

关于防备

愤怒的身体

第二章　如琉璃般易碎的本质

权力的烟幕

幽灵的重量

直播的莎士比亚剧场

无所遁形的个人恐惧

第三章　在敞开的生命之窗前

稍纵即逝中的韧性

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生命

踩在玻璃碎片上

第四章　失控的防御工事

自我膜拜与否定

体育的移情作用

肉身的祭坛

新围墙与旧城堡

理性需要镇静剂

时事决定思维

苍白的乐活絮语

浮士德与他的三个儿子

电影《大都会》与《机器战警》

第五章　遗忘的慰藉

世界与我们之间的遗忘游戏

生而不平等

古老异端与基因科技的宿命论

黄金，你这可爱的凶手！

金钱的挫败之境

原初的遗忘

英雄面具底下的真相

第六章　呼之欲出却仍被隐蔽着

性与爱的欢愉

无所事事的青春

印第安原始部落

第七章　脆弱的星球

垃圾堆砌成的纪念建筑

海洋计划的幻影

拒绝与现实对决

迦梨时代早已开始

富足幸福的幻象

第八章　选择脆弱

人类多么美丽！

脆弱之中的脆弱

烈焰中的末日从未到来

第九章　想象的真实

所有可能都是可能的

相信我们的想象

上帝，以我们的形象

魔法不曾消失

异端的归宿

腐坏的永恒

第十章　徘徊不去的幽灵

宗教，僵死中

天生的罪人

谁选出了七宗罪？

当代的殉道者

第十一章　乌托邦的旧货铺

寄托梦想之岛

“新亚特兰蒂斯”之梦

来自深渊

自我，没有地方的地方

青春的临床诊断

不朽没死

存在已然消失

《变形记》的终章

第十二章　凯旋之歌

团结起来就有明天？

国家暴力

谎言编织的历史

印度：看不见的凝聚力

当欧洲震惊全世界

民主与工业的双重游戏

青铜律法与玻璃规则

城市崩毁为废墟

第十三章　黑暗的速度

知识有捍卫者，无知有传教士

无知的幸福

新无知者

具传染性的无知

有组织的无知

博学的无知

执迷于错误

无知的时空背景

从博学者的傲慢，到研究人员的谦逊

残缺的黛安娜

第十四章　遵照您的指示去死

参孙，第一位神风特攻队队员

罪与罚

恐怖分子的教育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牺牲者的队伍

甲壳上的裂痕

自杀比死亡容易

第十五章　集体的灾难

玻璃坦克

回归一体

第十六章　我们知道什么？

永别了，超验性

纷杂的单向道

基因里的天国

为相信而相信

必须闪避的字眼

第十七章　爱我们的脆弱

因为脆弱，所以坚强

译者序
隐蔽的名字——卡里埃尔及其《与脆弱同行》

你一定遇见过让-克劳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只是他身旁总有一些更耀眼的大人物，巨星的光芒隐蔽了他的名字：他是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中产阶级的审慎》等几部电影的编剧搭档，曾经为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改编成九小时的演出，也曾为《大鼻子情圣》《布拉格之恋》这些经典文学电影写过脚本。一个剧作家的名字容易在导演、演员的大名底下自动隐形，一定程度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多么不在乎说故事的人。为什么我们明明需要大量的故事，不只是电视连续剧、影集、电影、剧场，连新闻和广告都在用比三十秒更短的时间制造剧情起伏，却不关心故事的作者？故事过量的年代，怎么会不关心故事的技艺？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叙事者”（le narrateur）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现代人变成越来越不会听故事的人，真实和虚构的事件铺天盖地而来，使得我们把一切都当作快速处理的信息（information），而无法细心推敲每一件事背后的信息（message）。差别在于信息是透明、易懂、被报导者解释好送到你面前的，信息则是不透明、晦涩的，必须由你自己担任诠释者；而只接受现成的解释，不懂得享受开放的诠释，听完故事，就没有之后了，听故事的人没兴趣把故事说下去，等着收看续集就好。我们不在意故事的作者，因为我们安于当个故事的消费者。

我想，这就是卡里埃尔无论是写剧场、电影、电视剧本，还是写恐怖小说、出诗集，或是像这本书——虽然是阐述思想的散文，他都自称为“说故事的人”（conteur）最有意思的地方。当时事取代故事、解释取代诠释，他却反其道而行，在说理的同时从不放弃说书，仿佛说故事的技艺可以修复这个时代的崩坏。事实上，卡里埃尔宁为“说故事的人”，而不当听起来更伟大的“思想家”，是有一种对于当代思想的批评在里面的，他在书中就直言：当代哲学的弊病正是它太过“当代”，而且“当代”妄想抓住这个世界分分秒秒的流变，结果是被新闻报道牵着鼻子走；哲学家焦虑地模仿政客和记者与全球局势同步，但“记者和政客处心积虑的，正是永远影响我们每日的时程”。哲学家丧失了用巨幅的时空尺度丈量当代的能力，他们写书，却不大会说书。

要反驳卡里埃尔并不难，随手举个例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便是个博通古今的当代哲学家，能够横跨千年地论说性爱与疯狂的历史。但是博学和说书并不是同一回事，说故事的人可能博学，却不炫学，反而经常坦承自己的“不知道”，他不晓得如何解释，他开放诠释。这是为什么，卡里埃尔给予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高度的评价，认为比起“新马克思，我们更需要一位新蒙田”，蒙田正是发挥说书的技能、活灵活现地展示希腊罗马的典故，一边不断回头自问“我知道什么呢？”的人，他细数千古风流人物，仿佛只是为了得知人对于自我的一无所知。在这方面，卡里埃尔颇有以当一位“新蒙田”自诩的味道，从他说故事的手法看得特别清楚。

比如在《乌托邦的旧货铺》这一章，作者告诉我们，人类曾经发明过多少的道德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如今都报废堆进了旧货铺，只有青春的乌托邦果真青春永驻地驻扎在我们的今日之梦里。话语刚落下，说书人就穿越时空，带领我们来到整形手术四处蔓延的今天，看到一张张在全球城市都可以找到、标准化的脸，每个有名字的人都渴望一种无名氏的美。每个人都在抗老，但是抗拒老去就是在拒绝成为有故事的人。人为什么有衰老恐惧？或者，为什么有青春崇拜？如果不是为了享有创造自我的权力，让自己永远可以生出新的自己，又是为了什么呢？上帝创世纪，我们创自己，由此成为自己的神。

然后，卡里埃尔一下子又从现况退远，回到几乎被遗忘的神话世界。毕竟我们如今最大的讽刺，就是自封为神，却不愿聆听神话故事。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人妄想成为神仙，是因为被自身的脆弱所折磨；但也正因其脆弱、易碎，轻易就可能死去，他在神话里才会有变形的能耐，人的形体可以轻易拆解、组合成无限的形态，于是少女变成月桂树，妇女生出爬虫类，青蛙变王子。这个故事的神奇之处是，当人忘记自己的脆弱，或自以为是万能的天神拥有神奇的力量，当他只想改变外界而不再需要自己变形，他只会变得比脆弱更脆弱，因为他除了是注定失败的神，就什么也不是了。

有一种常见的编剧手法叫做“戏中戏”，不外乎剧中人因为看戏、做梦、回忆、设下骗局，等等，自己成为戏中的观众，和戏外的观众一起看着戏里虚构了另一重虚构。但是这里，卡里埃尔使用的手法，可以说是相反的“戏外戏”：他先描绘一幅当代的肖像，之后便从当下退远，带我们穿过历史的长廊，在一幅幅反映现况的历史画面前稍作停留，接着越走越远，远到看见这一条条廊道其实早已颓圮，一座座曾经耸立的宫殿都已坍塌，再退得更远，看见远比今天更繁华的古文明尽成废墟，远到我们猛然发觉，或许整个地球成为废墟，也不是那么遥远的未来了。卡里埃尔说的是故事外的故事，每个当下的故事都会中断，接续的是一段格局更大的历史，好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将消失在历史之中，甚至是印刻着历史的这个世界，也会消失。脆弱的不只是人，它是世界的本质。

重点是，这个“戏外戏”的叙事结构，虽然最后总是会拉高到神话世界，却不是为了拥有上帝一般的全知观点，而是为了不断把注意力从故事疏离开来，望向没有故事的空无。这和蒙田说，哲学是在学习一种不下决心的决心，不因任何信仰、学说、派别而停止怀疑，哲学是坚定地注视着身内和身外都是一片混沌，非常接近。在和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畅谈藏书、禁书、焚书、奇书和烂书的《别想摆脱书》里，卡里埃尔引用神圣罗马帝国神学家尼古拉·德·库斯（Nicolas de Cues）的“博学的无知”说道：“在一片树叶里，你会比在书页里读到更多东西”，“树木和岩石会教导你在任何老师那里都学不到的东西”，一样是在强调一种望向虚空的凝视，对于空白的阅读。沉默的事物背后，隐蔽着更多等待被述说的故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命名。

这大概是为什么，印度的神话和哲学在这本书里会成为主要的参照，例如作者一反西方启蒙主义以降对于光明的向往，引用古印度思想说，世上最快的并不是光，因为黑暗一瞬间就能笼罩世界，我们只是比较容易被光芒吸引，忽略了包围在四周的是无边的黑暗；再如他提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头来还不如佛陀所谓的“认识你是无”更能认识自己，因为“自己”只是我们害怕空无而陷溺其中的一个幻影罢了。

然而，这正好也是卡里埃尔的说书让我听到后来，感到有些疑虑的地方：印度的宗教和史诗为说书人摊开了一个巨幅的、可以一层层往外翻的叙事结构，可是说书人只用很少的篇幅处理印度当今的现实，以至于书中的印度似乎是在神话的世界里凝固了，是一个无时间性的国度。例如在《看不见的凝聚力：印度》一节当中，作者提到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因为一心想要将印度建立成一个反殖民国家而提倡印度传统文化，但正是同一个尼赫鲁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而否定农村文化有任何的进步价值，导致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指出的当今“乡村想象的弱化”。卡里埃尔是否落入了他批评的反面，在撑开宏大叙事的同时，模糊了现实的变动？或者，神话世界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才是更为巨大到看不到外边的梦境呢？

以上并非定论，只是我听完故事之后，继续说下去的一种尝试。现在我把这则故事用中文说给各位听，只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一样有故事想接着说。

——郭亮廷

作者自序
旅途上，启示与发现

我选定一个词，“脆弱”，然后尾随着它。

我尾随这个词，到它想带我去的地方。

它就像一根导盲的拐杖、一把钥匙，或一张畅行无阻的房卡，使我得以进入一座旅馆的每一个房间。

慢慢地，我发现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涵盖的事物——有如帮助我撬开一道道的锁，让我潜入我们行为的诸多领域、我们的心房，有时甚至抵达隐藏我们心底的角落。

我把这个词应用于权力、历史、我们岌岌可危的星球、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国族意识、知识和无知之间的古老辩论、当代恐怖主义等所有流经我眼前的事物上。

一路上，我遇见了为我开路的那些伟大前人，其中当然有莎士比亚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有印度《摩诃婆罗多》(1)那群不可考的作者，以及一些法国作家，例如高乃依(2)、夏多布里昂(3)、巴尔扎克(4)、普鲁斯特(5)。

感谢我的工作，让我在这一生中和他们其中好几位结下不解之缘。就某个角度、借一个词透出来的光去重读他们，会在今天带来源源不绝的震撼与不安，以及片刻的慰藉。他们让我学到：一个人物，只有当我们在他身上找到莎士比亚所说的“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essence de verre）(6)，也就是所谓的“脆弱性”（vulnérabilité）时，他才能打动我们、打动他人，而我以为我早就学会这一点。如此一来，我们的脆弱就远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不可救药的软弱，反倒因为它是我们的共通点，而变成所有表达、一切情感，也经常是一切美的原动力。

字里行间，我会不时中断对前人作品的解读，去谈我生命中某些片段里这种脆弱令我品尝到的独特滋味。这种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增添的短暂时刻，是为了完成一面巨幅壁画而预备的草图。我们每个人都梦想在这面墙上书写或绘画，并且在其上安居。

让-克劳德·卡里埃尔

————————————————————

(1) 《摩诃婆罗多》（Mahâbhârata）成书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与《罗摩衍那》（Râmâyana）并列为古印度两大梵文史诗，为吟游诗人口头传颂的口传文学。卡里埃尔曾与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合作，将至少要花两星期念诵的篇幅改编成一出9小时的戏，于1985年的亚维侬艺术节演出。剧本中文版由林怀民翻译，联合文学出版。

(2)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

(3) 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政治家，曾担任外交官及法兰西学院院士。

(4)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家，其《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被誉为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5)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开意识流之先河的法国作家，代表作为《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6) 典出《量罪记》（Measure for Measure），此处采用的朱生豪的译法。以下莎剧的引文皆出自朱译，恕不另作注释。

第一章　我们从终点出发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脆弱”的标签来到这个世上，稍有闪失就可以伤害我们，甚至杀死我们。车祸、重大疾病、地铁里的炸弹、一场战争、一颗射偏的子弹、一辆打滑或在人群中爆炸的车子、一桩割喉案、一次电线短路、一条响尾蛇、一个失足——以上任何一者都可以致命。有些无辜的人死于蜜蜂蜇咬、自楼梯摔落、一次暴怒、一个喷嚏。我们连在睡梦中都会死，如果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的话。

我们除了存有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其余一无所是。打从来到这世上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受制于存有的终结，也就是死亡，而我们的生命越是向前，死亡危机就越是加深。所以有句话说：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只知道尽头每分每秒地更靠近我们。

令我们震惊、怨怼，甚至感觉不公平而拒绝接受的，不尽然是死亡的必然性——毕竟我们一辈子眼睁睁看着其他人死去，就是在学习接受它——而是那种无法预期的突发性，不能保证自己可以活得更久，白天活着不表示晚上也一定活生生。死亡紧跟着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里路。我们甚至觉得死亡超前我们一步，觉得它牵着我们的手，时而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突然，也许是任性使然，或觉得累了，又或者是提不起兴趣，总之它决定我们的散步到此为止。正是这里，就是现在，多一次呼吸都不行。这种可能性伴随着我们一生。一切会突然停止，然后永远停止，可能是在我们绊了一跤时，咽下一根鸡骨头时，或是在大热天纵身跳进海水里时。甚至是什么也没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叹口气就死了，像狄德罗(1)一样。

以上说的只是加诸我们个人的身体毁损。它令我们受伤，造成残缺，终止我们的性命。我还没说到那些冲着我们的意识、思想、安全感而来的突袭，以及其他更私密、更幽微、在无声中啃噬我们的灾难。它对我们构成危害，正因为它是不可见的。

所有运动都受到静止的威胁。没有任何事物能被抛向永恒。从我们能够感受事物、辨认其差异的年纪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好几种运动持续不断在彼此协力作用着，例如心脏的运动、血液的运动、肺的运动，更别提那些我们察觉不到的运动，像是指甲和毛发的生长、神经的反射、细胞的舞蹈——凡此种种，只是提高了我们的警戒状态，因为这些构成我们生命的运动随时可能被静止取代。

这个我们都懂。假如我们的体内坚如磐石，我们无疑会感觉安心许多，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那是我们共通的威胁，也是最平庸的威胁。

我们感觉到——事实也确实如此——遍及我们体内的那些运动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团结，如果其中之一停止运作，其他的运动就会立即仿效，永远瘫痪我们的生命。尽管某些念旧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拿破仑的脚趾甲在他死后仍继续生长，长到刺穿了他的靴子。诸如这类的平庸琐事。不过，传说有时就是由这些琐碎细节拼凑起来的。

一具身体的外观制造出的那种庞然、实在的印象，无法提供任何持久的保证。这个，我们也懂。壮硕的橡树敌不过狂风，芦苇却能幸存(2)。把身体锻炼成一座肌肉的宫殿，人仍然可能瞬间倒下，即便没有狂风。但反之亦然：没有什么比甘地的身体更孱弱，却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强韧了。那副瘦骨如柴的身躯，曾经令大英帝国低头。

漫长的面具搜藏史

我们生而困陷。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死亡，还有疾病和痛苦。危险是我们的教父。它迎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并未这样要求。癌症和各种传染病，早在我们有所意识之前，就已经铭刻在我们的肉体里。我们亲密的敌人，那最初为我们设下的圈套，比我们还早来到这世上。鬼鬼祟祟的，像小偷一样。不提这些令我们致命的脏污，我们自身就带着千百种极度疼痛的根源，例如神经痛（névralgies）、股神经痛（cruralgies）——所有带着algies字根的病痛——以及肾脏炎、坐骨神经痛等。

打从一开始，一切就被粉饰、隐瞒了。真实被隐藏了，而且毫无疑问是从很久很久以前。被隐藏的不是世界的真相，好比诸神戏弄了我们的意图，我们得层层剥开这之中的复杂性那样，不，被隐藏的是我们自身的真相，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会变成什么状态。我们的不完美早就毋庸置疑，却直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才忍痛接受。当我们逐渐发现自身的不完美，会将它当作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小心封藏起来。我们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埋伏，对此保持沉默。我们不想承认，连认识都不想。我们否认，有时几近疯狂的地步。

至于其他人，虽然他们和我们没有两样，却绝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怀疑。我们在彼此的眼前隐藏。也许文明史就是一连串的尝试，用越来越高明的手法来为我们真正的脸孔戴上面具。先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戴，后来是为了提防他人对我们的敌意、对我们的奴役，以及他人妄想要剖析、拆穿我们的荒唐念头。

不论个人和群体，都对自己的弱点保持沉默，或是用刚强的外表加以伪装。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不知道其他民族是否活在和我们同样的威胁之下，是否同为这样的“疑神疑鬼”（mauvais esprits）所苦。也许他们抵抗力更强，更为兽性或更为神性，就像活在《圣经》的族长时代一样，甚至长生不老。地理上的大发现，也可以被视为一场对他人痛苦和悲惨的发现。我们因脆弱而相连。

然而，我们依旧戴着面具。不论是中世纪的骑士头盔，或是激进分子的蒙面头套，战斗者或勇士用尽一切方法来避免泄漏他的脆弱、他的犹豫、他不由自主的发抖、他的痛苦、他最深的恐惧。至于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仰赖隆隆的战鼓声、号角的鸣响、旌旗和队形，用意无非是为了掩护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是波将金村（Potemkine）的村民，在女皇出巡时草草搭起炫目的立面，以掩饰背后其实没有任何坚实的建筑物(3)的事实。至于女皇，她就像所有的君王一样，假装相信眼前的景象，选择对这些花招视而不见。就她而言，下令兴建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才能从百姓的水深火热转移焦点。宫殿和教堂以及用工笔画设计出的花园，当中没有任何一片叶子显得突兀，呈现往日那种被驯服的自然。这种花园是一个荒芜的梦，是对荒野硬土提出的优雅挑战。

所有看似伟大、永久的东西，都是幻象，我们多多少少都曾信以为真，无论那是关于生活抑或死亡的幻象。不过，死亡毕竟只是一种遥远的提示。我们不可能与死亡共生，然后像在闲聊某一座山如何如何那样淡然地说我们都在历经一场漫长的腐坏过程。只有生命能为我们细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它终将碎裂片片。

关于我们个人，我们所不知道的——无疑也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是我们究竟脆弱到什么程度，或是用另一个殊途同归的说法来说：我们顽强到什么程度。我们到底能期待自己什么，延续什么，梦想什么？我们何去何从？个人和国家皆然，尤其是个人，我们的生命线可以穿越到多远？我们会在哪个时刻碎裂？

在这些事情上，无人留下只言片语，只有沉默与困惑。

尽管我们的行为经常——近乎总是——被与我们同在的脆弱公开引导或秘密支配着，每天传送给我们成千上百个信息，只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倾向不去理会。从童年开始，别人就告诉我们过马路前要先看看右边、左边，于是我们很早就晓得，如果一辆车撞上我们，坏掉的不会是汽车。

汽车没有死亡的危险，它只是个对象。物的脆弱，只会将物送进废弃物处理厂，和人的脆弱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只有人的脆弱才会通往我们所谓的死亡。比方说，玻璃看起来比我们更脆弱，但我们不会说一只玻璃瓶可能会死。玻璃瓶会摔破，我们可以把它摔破。只是如此而已。

然而，摔落的玻璃瓶，却可以重伤我们。

脆弱受到危险的威胁，但脆弱本身也是危险的。这道理适用于玻璃瓶，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死亡，你何曾一败？

过去，美好的死亡是临终者躺在他的床上，仿佛迎接一次等了好久的来访，身旁围绕着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一位为他带来“最终救赎”的神父，也就是所谓的临终圣礼。垂死的人感觉自己即将奔赴一段长途旅行，于是在此时做行前准备，交代后事，一一拥抱亲近的人（这些人嘴上说是来分担他的痛苦，其实是等着分配他的财产）。他或她还有一点时间审视其生命在他/她身后留下什么，他/她的成就，他/她的遗憾，那是无法再被复制的一生，一次独一无二的行动。

他/她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得接受他/她的将死与生之须臾，而且很快会有另一个将死之人取而代之。他/她已经看过他/她的父母死在同一张床上，而当他/她的时刻到了，他/她也会在这张床上逐渐衰亡，仿佛这一切是注定的，是一个普遍法则。他/她一点一点失去最后的力气。在最终的时刻，他/她是否还足够清醒以瞥见天堂开启的大门，或感觉到地狱炙热的火焰？它毫无疑问因人而异，也视状况而不同。每个人都在自家门前看见蓝天。地狱就比较少见了。

在我家里或亲朋好友的家中，我经历过好几次这种特殊的氛围。这种对于无法避免之事悲痛的应对，这种感同身受的陪伴，那些因喘息、沉默而中断的祈祷，那低沉的声音，那最终的呼吸，那不再起伏的胸膛。诸如此类的时刻，令人讶异的不是虚弱，刚好相反，是他的顽强。“临终”（agonie）一词的词源，正是最后的战斗，那场我们注定输掉的战争。

我们很清楚它，但我们听到旁人这样谈论刚输掉的他或她说：“她真是勇敢。”或是“他真是打了一场硬仗……”用日常的话来说则是：“他一辈子过得很辛苦。”或“她的生命力真强。”其灵魂和肉体有如被某个高明的工匠精心地接合。

我们像在看一场球赛，一场总决赛，紧跟着这场战役的起伏变化。我们计算得分，我们寻找裁判却不见他的踪影。偶尔，我们抓住这名场上打者的手为他加油，用海绵拭去他额头上的汗，用水沾湿他的嘴唇，就像拳击场角落里的助手。我们跟他说：你还清醒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们甚至为他打气：敌人快不行了，他喘不过气了，他要放弃这一局了，他认输了。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

夏多布里昂描写过一位老妇人临终的情况。他怀疑她可能当过路易十五的情妇。他这样说：“我们围在她的床边鼓励她说，只有当我们先放弃了，才会被击倒；如果我们对敌人保持警觉，我们不会就这样死掉。‘这我相信，’她说，‘但我怕有任何分神。’然后，她断气了。”

无论这场最后的战役打得高不高明，我们都是毫无胜算的。这场战役可以历时数日或数周。就算结局可被预见，那又如何？

这样的死亡（至少在我们这里）再也看不到了。它是一种力量的信号，不会被视为盔甲上的裂痕。在卸下所有武装、彻底输掉这场仗的时刻，令我们震惊的不是临终者的恐惧，而是他的能量。那样的勇敢，他一直对我们隐瞒、保留给最后这一关的能耐，给予我们新的理由去钦佩他。这就是那些激昂的领袖在大势已去的战场上所做的。他顽强抵抗，他绝不投降，而事后我们会像回忆一场胜利一样地想起他。

我们的死亡如今不同了。它是无菌的，无名的，每个人的死亡彼此相似。我们的临终时刻越来越相像。这种死亡只不过是一块闪耀着荧光的面板，在一间医院里熄灭了，然后有人拔下一根管子拿去清洗，有个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通知我们，有个名字被签署在一张纸的下方。这名亲属，这位朋友，我们上回分别时还活着，再见面时已经死了。他最后的战斗，只有他一个人经历。这甚至不算一场战斗，因为有其他人帮他代打。我们没有看着他死去。他的脸庞现在已经冰冷、僵硬了，他的下颚用一条绷带固定着，他的双眼是被我们之外的另一双手合上的。最后的战斗被跳过，因为他的意识已失，被镇静剂有效清除了。

这里只有无力感笼罩着。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钦佩，在往后的岁月里，没有任何的英勇和悲怆召唤我们，向我们诉说。生命再无防备之力，只有全面的败退。

关于防备

我们感觉到脆弱，比较不是来自死亡本身，而是来自死亡的方式。

从一百多年前起，我们便致力于避免受到所谓的“坏东西”惊吓。我们武装自己，提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延长我们的存在，把它当作生命。我们试着让自己受到所有形式的保护，在我们公开或私密的思想里植入一种牢靠的安全感。我们还经常炫耀自己有所进步，有所斩获。我们沿路设置声称为了达到安检目的的监控物。我们为自己配备各种疫苗、疗程、手术、药方、民俗疗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延长我们的生命，却同时增长了我们的焦虑。

我们甚至经常使得情况加剧，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再如何防备，那名巨大的清理者一定会逮到我们，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绝不会放过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妆扮底下、改造过的容颜背后、强化的防护罩后方认出我们。

我们的堡垒，不论看起来多么坚固、盖得多么宏伟，石块之间早已产生裂缝。它就像托尔金(4)描写的那样，被那些从不知名坑洞冒出来的成群骇人怪物围攻：艾滋、肥胖症、恐怖分子自杀式攻击、孩童性产业、隐藏在脏乱暗处的病菌、全球性传染病、对刽子手的狂热崇拜，黑色的旗帜四处飘扬。我们害怕被淹没、被毁灭的焦虑，比我们自以为不可攻破的碉堡还要强大许多。

这种从未停止、关于不朽的梦，规律性地出现在作家不经意的笔下，同样强化了我们的恐惧。我们过去追寻的不朽，是透过喝下神奇的液体、背诵魔法的咒语，以及与神取得联系。我们都知道那是遥不可及的，也是神秘的，仅仅属于某些英雄人物。今天，不朽被医学研究宣称是可以预见的未来——不朽的梦又回来了。神话从祭坛转移到实验室：延长寿命的药剂已经在研发阶段。它会被纳入社会保险的补助范围内吗？如果是的话，补助到几岁？如果我们都活到很老，谁来付钱维持我们的生命？

这是留给明天的问题。今天的婴儿总有一天得设法解决。

生命大张旗鼓地宣布，从本世纪起，或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它将完全战胜空无。这当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只有对某些人来说才是——那些有资源有办法的人。他们免去自身的死亡，而当他们这么做的同时，也形同和出生永别了，因为这两者相生相息。我们的星球已经饱和，明天的星球只会更拥挤。地球将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如果人类持续出生，老人却停止死亡？

因此，我们一定得阻止它发生，而且要快。既然医疗带给人的不朽如此有力的后盾，我们必须放弃孕育下一个生命。突然间，历史拉开了新的序幕：这世上不再有儿童，从此以后禁止人的生育。我们假设我们的自然演化已然完成，不再有任何缓速作用的外力可以改变（改良？）我们。一部分人类就这样如胶似漆地集结在一道巨大的屏障之后，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有点像某种广义的复制人，一个没有新生命到来的成人世界，附带宽裕的财务状况和长久的居住空间。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是这种情况。穷人仍然如同过去一般死去。那是他们的事，他们有权这么做（这是他们仅存的少数权利之一），有钱人则非常纳闷：为什么穷人要不计一切代价延续如此悲惨的人生？

穷人可以生小孩吗？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无论如何，如果他们继续死亡，他们就会继续出生。我们无法阻止他们。于是，在富人原地滑水的同时，贫民持续地演化。他们演化得很慢，就像宇宙的演化一样慢，也一样笃定，但是会往哪个方向呢？没有人知道。也许在数个世纪之后，挟着自然本能，他们便将那些复制人远远抛在后方。

至于我们——有钱又受过教育的那些人说，我们是完美的，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会保持不动。我们敢夸口说：死亡不是生物的必经阶段，死亡没有铭刻在我们的肉体里。死亡仿佛只是一种生物现象，甚至是生物化学。然而，不论在多么日新月异的时代，诚如死亡经常发自我们体内，它也从不可知的外部世界对我们发动千百种攻击。“死亡不会杀死任何人。”一篇古印度经文如是说。“神的造物自相残杀，连神也会死去。”

我们毫无疑问会一再回到这副最后的面具，这场对抗脆弱的巨大挑战。此刻，它也是一场空虚的战争，因为当我们声称（明天或是不久的未来）我们即将不朽，却也看着男男女女不断在我们身旁倒下。电视新闻每天播放出一具又一具的尸体，还有诸多新的死因、新的死法问世：圣战、传染病、禽流感。根据可靠消息，一些军方秘密基地在长期培养非常恐怖的病毒，它们很快就会在民众之间传染开来。其他还有酒精，缩短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寿命。还有呢？谁是下一个凶手？

因此，今天我们的不安全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加剧了我们的混乱，有时也加深了我们的恐惧，结果是我们越来越频繁求助于人工的手段，后者成了最巨大的焦虑抹除者。

愤怒的身体

今天一如昨日，死亡不只对老年人造成冲击。它除了找老人下手，也走遍世界各地，将饥饿的孩童抱在怀里带走。那些饥饿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死于饥饿，只能依赖他方的援助，只能靠我们这些丰衣足食到挺着大肚腩的国家人民提供奥援。

这种落差前所未有的惊人。我们的年轻一代一年比一年更胖，吾辈臃肿。我们不只人数一天比一天众多，连体积也越来越庞大。体内塞满了糖分和脂肪的西方人变得更重。

不多久前，我们看到身材高挑、瘦巴巴的女孩在时尚伸展台上踩着章鱼一般的步伐列队前进。她们向内弯曲的膝盖、干枯的手臂，好像随时都有折断或瘫软在地的危险。这些异于常人的模特儿，表明了她们病态的脆弱（今天也仍展示着自身的苍白）。她们似乎想要变成难以承受之轻，变成虚拟的存在。

如今，我们眼睁睁看着女性形体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从厌食过渡到肥胖。仿佛因为无法达到主流形象标榜的那种修长身材，身体因此充满愤怒，产生一种复仇、甚至革命的欲望。我无法成为你们要我成为的那种人。你们坚持吗？好吧，那我要你们付出代价。看看我肿成什么模样，看你们的宣传可以拿我怎么办。

有人征询心理学家的意见。专家告诉我们，在这个吃得过饱的社会里，“体重超载”是对抗外来入侵的一种新型防卫机制。它也是面具的一种，一种新型的、柔软的、白色的甲壳。新世代的西方女性围上了一圈脂肪，就像我们下水前在肚子周围挂上一个泳圈。

我们醒来，起床走向家里的冰箱，在静默中大吃大喝，而且通常是在黑暗中，仿佛凭着那来自冰冷电器内部的唯一亮光在夜间吃东西是一种颠覆性行为，仿佛只要在暗地里进行，身体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令一切完成得不留痕迹。

这种时候，这些暴食的人有想到那几百万啃树枝、吸泥浆、瘦巴巴的孩童吗？

有一天，我在迈阿密看到四个肥胖的年轻美国女孩，在一间餐厅的露天座位上，静静地吃着超大分量、糊糊烂烂、淋上黏稠糖水的食物。她们并非狼吞虎咽，而是慢条斯里地吃着，仿佛要吞下整个世界。四个年轻的食人妖正在努力工作。这当中蕴含着某种悲剧性，就像电影《极乐大餐》(5)里一样，那是一种赎罪的献祭，以及苍白显示着当人们面对这种真正的现代焦虑时是多么无能为力，只能采取这样的手段。

我用眼角的余光偷瞄这四个年轻女孩，思忖她们是否隐藏着什么样的恐惧、什么样的不满。

我看着她们，同时也在思考一个至今我仍在思考的问题——全世界都在这么做，毕竟，谁有办法不去思考它？——数以百万计的孩童正在被饥饿屠杀。一边是过剩，一边是匮乏。两者不可分离。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可以杀死我们。

————————————————————

(1)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哲学家。

(2) 语出法国诗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59）作品《寓言诗》的《橡树与芦苇》篇。

(3) 波将金村是1787年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在出巡俄土战争赢得的克里米亚时，她的情夫、也是当时担任克里米亚总督的波将金，为了讨好女皇，下令在第聂伯河两岸建造可移动的假村庄，刻意营造当地开发已上轨道的假象。“波将金村庄”因此成为现代政治和经济中，只重门面、形象工程的代名词。

(4) 托尔金（J. R. R. Tolkien，1982～1973），英国作家、诗人及古代语言学者，以《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等奇幻文学闻名于世。

(5) 《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1793年由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eri）执导的电影，讲述四个男人决定把自己关在一间别墅里，以美食撑死自己的集体自杀故事。

第二章　如琉璃般易碎的本质

《量罪记》里有个讨厌的人物，莎士比亚却将他取名为安哲鲁(1)。此人突然间获得位高权重的首相职位，但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底下掌握实权的那位公爵决定做个实验，暂时隐身在僧侣的道袍底下观察这一切。

随着时日推移，有文化素养又律己甚严的安哲鲁，逐渐独掌了权力。他是个狂热的清教徒，性行为是他的宿敌。再怎样难听的话，都不够他用来辱骂男女私通，那是最严重的罪行。于是，当某个名叫克劳狄奥的年轻人犯下令一名少女怀孕的罪——根据一条安哲鲁才刚恢复施行的旧法——后者逮到机会就毫不犹豫判处年轻人死刑。

克劳狄奥有个姐姐叫做依莎贝拉。她受到神的感召，一心只想进修道院。在令人难忘的两场戏里，她来找安哲鲁，为弟弟求情。她一现身，安哲鲁就神魂颠倒，因为这位年轻女孩实在太吸引人了。安哲鲁让依莎贝拉明白，克劳狄奥可以逃过一死，只要她委身于他。他要克劳狄奥人头落地才能弥补的错，自己却明知故犯。

依莎贝拉害怕地拒绝了。她宁可弟弟不荣誉地死去，也不愿自己被玷污。她说，这等于让她“为了救他而永远沉沦”。

两名宗教狂热者在此互相对峙——这是情节，也是全剧的最高潮。

我们可以从这里听取两段证词。谈到人的本性时，依莎贝拉断言，“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most ignorant of what he's most assur'd，his glassy essence）。

稍后，安哲鲁像一道回音似地承认：“We are all frail.”。“Frail”和法文的“瘦弱”（frêle）是同一个词，但含意更广，不像法文一样只涉及物质层面。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是“脆弱”（fragile）。安哲鲁说的是：“我们人都是脆弱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依莎贝拉完全一致。我们真正的本性，我们的本质，是玻璃做的。它永远遭受威胁，稍微碰撞就会碎裂。

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套用在塔利班身上（可惜他们绝对不曾读过），并推及所有的嗜血者、所有恢复旧法而盲目执行的执法者，以及致力于粉碎自己身边如玻璃般的脆弱存在、甚至不惜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人（依莎贝拉没有丝毫犹豫，不惜牺牲与她骨肉相连的亲兄弟性命，以保全她所谓的名誉），如果我们想想这些狂热分子、极端分子、激进分子、恐怖分子（不论我们给他们什么名字），想想那些启动我们日常生活危机的人物，我们会立即发现他们不论在物质或精神上都掌握了我们的脆弱，并将它玩弄于股掌间。他们在向易碎的琉璃挑战。

他们的手法甚至运用了经常伴随着死亡的震撼感。一如往常的，生活在和平国家的我，搭乘一班开往马德里或伦敦的列车去上班，然后在一瞬间，我死于一束火光之中。

某人为了杀我而自杀了，他杀了我和其他人。那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他也不是针对我而来。没有任何迹象容许我为此有所准备，其他的男男女女亦然。他们就这样和我一起被炸死。在过去，我们不会是这种死法。这种死亡是当代的产物。

但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今的杀手根本是和我们相同的人。他们的姿态向我们泄露：他们自己也是玻璃做的。屠夫和受害者有着一样的组织肌理。他们行使的暴力，除了暴力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无法证明他们拥有一种坚定不移、严肃认真的信念。比方说，如果我确信某个神的存在，以及他在整个宇宙中的无边威力，我又何需出力让不信者臣服于他，而且当对方不从时就要将他们赶尽杀绝？他自己就可以搞定一切，无所不能的他怎么可能还会需要我出手？

在宗教信仰很虔诚的地区，这种恐怖主义行径的荒谬性（你必须分享我的信仰，否则我杀了你），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誓言拥护的人——不论是今日的塔利班或过去的十字军——他们试图捍卫的动机中包藏着一种虚妄。信仰的面具揭穿了他们。这种对于教派指导原则的顺从，恰巧无从狡辩地证实了其内心之软弱、思想之混乱。死亡不只是他们仅有的申辩机会，而且是一种提出后就没有讨论余地的申辩。他们做出使玻璃碎裂的抉择，正好展现了该信念表面上看似无法被撼动，底下隐藏的却是何其的脆弱。

这种脆弱源于一种祖先传下的悲观失落，源于得不到响应的祈祷，源于一种尘世的幻灭，以及一种对自己的不确定。

勒死一个放学的小女孩，在球场上处决一名涉嫌通奸的妇女，在飞机上或机场里引爆炸弹——有哪个坚毅而笃定的人会放任自己做出这种行为？

为了安慰自己，我们居然会做出与真实的坚定、真正的明智背道而驰的事。当我们的炸药爆裂之际，我们的混乱也被炸开了。在这些时刻下，我们对自己如实呈现了我们是谁：我们是玻璃般的存在，是我们撒向世界的恐怖碎片——那些尖叫的脸孔、那些断腿、那道浓烟、那些血、那种恐惧——这一切，无非是供我们自照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阅览自己的影像。

权力的烟幕

在《量罪记》里，安哲鲁诉诸法律，而法律通常诉诸神明。因为在过去，神是我们建立法律不可或缺的助力。不论是摩西(2)、摩奴(3)或是来古格士(4)，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凭一己之力成就的。他们必须攀登西奈山或奥林帕斯山，向其他的大人物求救。他们必须在云深不知处的无人地带，在神威的权力许可下，建立法的雏形。

然而，这种告诉别人他们该做什么、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就要遭受惩处的权力，这种安哲鲁借着代理职位之便而行使，却又旋即滥用规训与惩罚的权力，不论是世袭来的或声称是神所授予的，都没有任何稳固的基础。它没有任何能够真正让我们所有人都信服的证明。全民普选在今天看来最具正当性，但当时尚未形成风尚。那种来自委任的行政权力，并未赋予安哲鲁任何个人力量。

神权一如人权，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一种表象而已，不提供任何保障。人不是由他所制定的法律造就的。至于神，只要去求神问卜，它会在任何法条底下签名。

权力，尤其是绝对的权力，是一种幻觉，不光是因为权力的起源总是疑云重重，更因为掌权者通常就是第一个不服从权力的人。身为统治者，却一心打破他们本该遵守的禁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如既往的，权力的意义很快就被遗忘。其理甚明：权力是一道烟幕，是一种自我变形的模型，一种自我贩卖的权威，一种自我消解的话语，大多数时候建立在谎言之上，并在丧失所有意义之前开始揭露我们的弱点。它揭示我们弱点的第一个迹象，往往就是我们那颗简单的心无法接受我们的天命。

那些君王和形形色色（不单是政治上）的独裁者，深知他们故弄玄虚就可以暂时巩固地位，于是试图使其权位被世袭，或是成为庞大的建制。他们梦想着绵延的王朝、后世人民到他们的陵墓朝圣。他们大量产出纹章、口号和金字塔，然而，一想到他们为自己竖立的巨大雕像，会在一夕之间被当作耻辱而推倒——正如同萨达姆·侯赛因和其他许多人的下场一样，古今皆然——就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拥有权力、能够“有所作为”，那些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享有特权的人，其实都知道或是早有预感：力量的展示不过彰显了我们的脆弱。当我们爬上位阶的顶峰，就再也不能隐藏自己。当我们暴露在阳光底下，就会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人民总是用显微镜在检验我们。也许，正是为了让安哲鲁的脆弱——这份他在内心深处自我窃闻、使他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凡人的脆弱——在众目睽睽之下原形毕露，公爵才将大权交给了他。公爵交到他手中的是幻觉。

有一句非洲格言说得非常简单明了：猴子爬得越高，我们就越能看到他的屁股。猴子忘了自己把屁股朝向我们。

幽灵的重量

当我们面对狂热的极端主义、被迫的顺从，或是像强迫症一样的自我膨胀等这些时至今天依然无法逃避的主题，并需要诉诸文字的时候，能帮忙我们的人依然是莎士比亚，这一回是《哈姆雷特》（Hamlet）伸出援手。在他父亲的鬼魂戴着王冠现身、对他说话之后，哈姆雷特吶喊道：

Yes, from the table of my memory
I'll wipe away all trivial fond records,
All saw of books, all forms, all pressures past,
That youth and observation copied there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Unmix'd with baser matter. Yes, by heaven!

再一次，这是对于纯真的凄厉呼号。这呼号可以被翻译如下：

是的，我要从我记忆的碑版上，
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
一切书本上的格言，
一切陈言套语，
一切过去的印象，
我少年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
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脑筋的书卷里，
不搀杂一些下贱的废料；
是的，上天为我作证！

谁会比这位哈姆雷特王子更犹疑、更脆弱？他才刚亲眼目睹父亲的幽灵，听到他的声音，认出他的模样。他相信这个声音对他吐露的是实情。然而，没过几场戏，在那段著名的独白中，他说死亡是“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Death，the undiscover'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no traveller returns）。

这个在复仇与遗忘之间、苏醒与睡眠之间、现实与梦境之间、理智与（可能是佯装的）疯狂之间，尤其是在生与死之间犹豫不决的人物哈姆雷特，突然吶喊道：“只让你的命令永远留下吧！”换句话说就是：我将我的身体和思想托付于你，所有我曾学到的，我将从此忘记，你将独占我的大脑，你是我的真理，我的主人。

这个软弱、优柔寡断、不知怎么做出生命抉择的人，突然决定成为激进的信徒。他宣誓效忠于显灵的父亲。不过，他很快就忘了这个决定，再度回到他的不确定，以及他无人回答的问题里。

但是在这令人激动的一刻，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抛弃了一直以来形塑他的文化，他的省思，他的教育，他的理性。

从此刻开始，他将闭着双眼，遵照亡父的命令行事。

所有视死如归的战斗，只不过是盲从于一个鬼魂的命令——还有什么能说得比这更清楚？

直播的莎士比亚剧场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我们曾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精彩的场景，用黑白画面转播的，距今已经三十年了。萨达姆·侯赛因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现身，主持他所领导的复兴社会党（Baas）会议。它是伊拉克该时期唯一的合法执政党。大会堂里，绝大多数是军人。

他在台上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政府刚刚破获了一桩阴谋，接下来他将当场念出经查证确定涉案、宣告有罪的那些人的姓名。他拿着一份名单，开始点名。大会堂里，被叫到的人纷纷站起身，他们脸色苍白，他们没有任何人预料到这种情况。几名士兵将他们一一往外面拖走。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判死刑，而且会立刻被处决，行刑队就在墙外的空地上等着，逃过一劫的机会是零。几个当年的见证者甚至告诉我，从大会堂里听得到开枪射击的声音。

也有另外的版本说，被留下活口的那几个人，隔天被迫组成处决罪犯的行刑队。多么奇怪的奖赏：枪决自己的朋友。

这些牺牲者的名字是如何选中的？我想，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们称为肃清、让人无法防备的一击。那是一种让恐怖蔓延开来的方法，连天真无邪的人都晓得害怕，因为在一个独裁的体制里，不论你身处什么地位，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到波及。无辜是不存在的。

那段影片的质量和技术条件都十分粗糙，但我们依然清晰可见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被控有罪的人试图提出抗议，举起手臂对萨达姆·侯赛因说话。我们听不到他说了些什么，几个配枪的人要他闭嘴，然后把他带走。

他们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都是靠近权力核心的人，有头衔，有家庭，有房子，家里有佣人和装潢、有对未来的打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便面临死亡。一排枪管对准他们，子弹“砰”的一声射出，他们就人间蒸发了。这是最完美的例子之一，令我们明白所有权位的不稳定性，以及真相的千百种谎言。

这是现场直播的莎士比亚。后来，萨达姆·侯赛因也必须在法官面前捍卫自己的生命，换成法官有权判他死刑，只是当时的他还静静地抽着一根长长的雪茄等着。

大会堂里，所有人都在等下一个名字，会是我的名字吗？当一长串的名单念完，独裁者将纸张折好、放回他的口袋时，仍留在现场的人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无所遁形的个人恐惧

我坐在巴塞罗那的机场里，等候一班误点的飞机。我身边是一位穿得很普通的男人，灰西装，蓝领带，黑皮鞋。他拿起手机，开始用西班牙文跟某人说话。这位仁兄非常激动，越讲越气愤，在货梯的栅门和我坐的这排座椅之间快速地走来走去。

显然，有状况发生了。男人很快就满头大汗，用西装外套的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他越说越大声，越来越快（“可是不能这样啊！这一定要有个规划才行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要不然……”），大约有十五个旅客像我一样坐着，除了听他说话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他的大声嚷嚷打扰了我们休息，可是他毫不在乎，仿佛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忽然有个念头，这个人其实疯了，他正在我们面前失去理性。他一点解决事情的希望都没有，只能在这座巴塞罗那的机场里来回踱步，任他把话说得再激动也没用。也许他根本是在自言自语也说不定。

他不可能是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批官员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没有任何行刑队在墙的另一面等着他——但他依然无法在我们面前克制他的不安全感，他的混乱。他人已经不在那里，也不再是他自己。他遗忘了时间与空间，他内在的鹰架已经松脱，他就像一栋房屋应声倒塌。

突然间，他耳朵紧贴着手机大步走远，在空中挥舞着手势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

(1) 原文为Angelo，在意大利文里是“天使”（Angel）的意思。

(2) 摩西（Moïse），根据《旧约》〈出埃及记〉的记载，为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犹太民族领袖，相传上帝在西奈山上向他颁布十诫，以此作为以色列民族的律法中最重要的十条规定。

(3) 摩奴（Manu），印度教对人类始祖的总称，相传梵天在创世时期睡睡醒醒，每次睡眠的时间对人类来说极长（一梵天日等于人间4,320,000,000年），称为劫数（Kalpa），而梵天会在每一劫中，创造一位摩奴，代理自己掌管世界的秩序。

(4) 来古格士（Lycurgue，c. 900～800 BC），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王族，于克里特岛流亡、埃及旅行时学习当地法律，后来根据德尔菲神谕制定《大公约》（La Grande Rhêtra），由此孕育了斯巴达宪法，带动一连串社会与军事改革。

第三章　在敞开的生命之窗前

电视上的战争画面。一群步兵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在众多战事的其中之一冲锋陷阵。当中有个男人脚步一个踉跄，接着就倒下不动。他死了。从地面某处高速射来的一小块金属，刚刚在我们眼前夺走了一条性命。那颗子弹本来有可能杀了他前面的那个人，或是他后面的那一个。可是不，那颗子弹杀的就是他。

需要多大的付出，才能造就这个人？让他出生，让他长大，让他得到温饱，让他受教育，让他学习所有他必须知道才能活下去的事物，而今他走了。

我有一个未曾谋面的伯父。他是我父亲的哥哥，就是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这样死去的。我的祖父母某天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他的身份识别牌，以及一颗（谁知道是否就是这颗？）杀了他的子弹。我们从不知道他被埋葬在哪里，只知道是在土耳其的某个地方。他的名字是法兰索瓦，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农民。

当时的每个家庭都遇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一个穿着军服的身躯就这样倒在泥浆里。一个人突然间就什么也不是了。死亡变得平庸，成为日常。我在电视画面看着倒下的那名士兵，大地早已等着在那个地方掩埋他。头盔在他倒下时滑下来，盖住了他的半张脸。他死去的手还握着枪，人们曾经用这把枪教他如何杀人。

稍纵即逝中的韧性

我们不是一出生就知道自己要死去，而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到这一件事。童年时期，我们根本不知脆弱为何物，被不朽包围着。时间饶过了童年。在贪婪的青少年时期，我们虽然也会担心老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仍只是耸耸肩，觉得那是老人的事，除了偶尔有人断然拒绝生命，选择自杀。大多数情况下，现实几乎仍闪躲着年轻人，无论如何，总是经过修饰的现实。然而，人生最后的画面、它的临场感和黏着性，会随着我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变得越来越清楚且凝重。除非失去自我，否则我们不可能躲得过它。从某个年纪起，死亡就变成我们的贴身伙伴。它每个早晨跟我们一道起床，跟我们并肩而行，从此不曾稍离我们一步。

每一秒它都可以对我们说：我们就停在这里。

这种无法逃避死亡的感觉，陈腔滥调中的陈腔滥调，多少徒劳的泣诉和咒语想要除去的对象，显然是我们脆弱本质的核心。让我们掀开面具吧：我们是短暂的个体，永远遭受着威胁。这种过渡的情境，这种稍纵即逝的状态，正是存在的条件。在身体和其他财产永远消融于黑暗之前，我们只是一瞬的存在。只因为有一天我们都将不复在，我们才存在。

为了我们不明白的理由，而且毫无疑问也不构成什么“理由”，只是天时地利之下一次平常的性行为与基因的偶然结合，将我们推向生命，为我们开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窗，而这一切在此之前都还与我们无关。

此刻，让我们看看眼前大开的这扇窗，如果我们想要的話，我们甚至有可能参与一下这场为我们揭开序幕、而且只能观赏一次的盛大演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场表演。世界就是表演。

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当我们回首前尘，会看见宇宙有它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星球亦然，虽然它在我们之外的另一双眼里是那么渺小，小到可以视而不见——宛如一粒沙子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但是它也见证了前仆后继的浪潮，看过成群的巨型动物、传奇性的浩劫、数百个帝国、城市崛起后又衰颓、恐怖的战争遭到遗忘，看过恒河沙数的苍生在我们的回忆里不留一点痕迹。

假如我们转头看向另一边，假如我们向前看，朝向我们所谓的明天、将来、未来，朝向总有一天“等”到我们的结局，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所有的帝国、战争，以及代代传承、不被记忆照亮的生命，都会在我们身后延续下去——延续多久不敢说，但总之是在我们离世后一段极长的时间。当某个没人能够为我确认的致命时刻到来，我便再也无法参与这场演出了，不论是作为演员或是观众。我和我的同辈再也无从得知这部长篇连载的后续发展，我所经历过的，也只剩下情节松散的碎片。那扇窗被一阵无名的风吹拂着就要合上，有双手将我往后一拉，我曾身在其中的阳光灿烂生活在我眼前变得模糊，阴影将我隐没。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长或短，全看我们拿自己的生命和谁比较）总有那么一刻，会在或大或小的冲击下，经历人生有如泡影的启蒙。走吧，你得离开了，而且不带任何行李，一去不复返。不然，至少像布努埃尔(1)有几次说的那样，让我们每隔十年或二十年从坟墓回来一趟，浏览一下报纸，了解一下世界变成什么样。当然不行。世界的变化与我们无关了。永别了。

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生命

诚如年轻的克劳狄奥在《量罪记》里，听闻他姐姐依莎贝拉不顾他死活时所说的，“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生命”（this sensible warm motion），这个温热、有知觉和行动能力的人，就这样化为一坨冰冷、无感无情的泥巴——难以置信的变形记。我们如何想象所有感觉的缺乏，所有触碰、所有味道、所有念头的消失？如何思考思想的缺席？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轻佻地说：“是啊，那又怎样？”，然后（用头盖骨，为什么不呢？）大口喝酒，去忙下一件生活要忙的事，活在眼前这一个而且未必不愉快的当下就好。我们可以而且经常就是如此，在途中忘掉我们的存在，只是汲汲营营而活。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场胜利般地大肆炫耀这种潇洒的作风。我们可以说：死亡可以夺走我的一切，就是不能夺走我嘲笑它的权利。有何不可？

我们也可以怨天尤人，像掉进陷阱一样瘫在那里，连让我们的生活、思考重新上轨道的力气都没有。反正就是这样。我就是出生了，反正我也不能怎样，多么绝望，多么苦涩。真正的觉悟是觉悟到不可能有觉悟。这种苦涩可以令一个还很年轻的生命自愿走向死亡，毕竟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那就拒绝它吧。结束生命，结束我们加诸生命的烦恼。我们以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某种比注定平凡的死亡更伟大的东西。才怪！生命没有任何了不起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过生活，而我们都知道，当时候到了，生命会如何结束。

我们顶替了前人的位子，之后年轻人将顶替我们的位子。事情不过如此。

不论我们做出什么反应、是否露出我们的伤痕，从这一天起，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意识改变了。我们从此在身上安装了隐秘的脆弱，宛如某个秘密却关键的器官，我们知道自己被编排进一个很短的时程表。没有前传，没有续集。由此产生了某些人在岁月流逝中体验到的那种感觉：这个世界只有当我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我的视线让宇宙诞生，令它维持片刻，然后把它杀了。又或者应该说：我和宇宙共存亡。

今天、昨日，或明日的宇宙都是如此，在我之外，一无所有。某些英雄人物甚至因此相信太阳会在他们死后熄灭。我们死后，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存在。这样的荒唐，正是我们自觉毫无价值的另一面。

如同过去那些走火入魔的帝王，死时总要他们的嫔妃和奴隶一起陪葬（据说萨达那培拉(2)和许多传奇性帝王都是如此，但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3)也做出同样的事，他们于1945年的柏林，在自杀之前谋杀了自己的6个孩子），我们想要曾经见证我们一生的事物陪我们走入只有自己只身前往的永恒。我们想在永远失去力量的一刻，证明我们力大无穷。

想在死之前说：“我永远不会死。”

最原初也最极致的脆弱。抵抗、屈从、绝望、嘲讽或是反叛，一切均属枉然。永别不会放过任何人。至于那些临死前杀人再自杀、以此伪装自己强大的人，法则依旧不变：一切无非只是血腥的过激反应，只是最后的虚无剧场。

踩在玻璃碎片上

2006年1月，电视转播了一则关于伊拉克的报导，又是伊拉克。

一名配戴武器的美军士兵，独自在自杀攻击的现场缓步前进。他的鞋子踩在玻璃破片上咯吱咯吱作响。窗玻璃在他的鞋底碎裂、弹开。

他描述自己脚边的景象：到处散落着人肉的碎块。他认出一根肋骨，说道：“那是一根肋骨”（That's a rib）。

远一点的地方，另一名士兵捡到一截前臂和一只手，是目前找到的最大尸块，然后把这些尸块装进一只塑料袋里。

有个男人刚刚在这里毫无价值地自杀了，他甚至没有杀死任何旁人。人们揣测他是为了反对某次选举，而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那个美军自言自语地说：“谁能理解这种事？”

人肉里掺杂着玻璃碎屑。士兵难以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我们玻璃般的本质，近在眼前，散落在地面上。

————————————————————

(1)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曾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拍出经典名片《安达鲁之犬》（Un Chien Andalou），并有《青楼怨妇》（Belle de Jour）《自由的幻影》（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等多部代表作，包括由本书作者担任编剧的《中产阶级的拘谨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

(2) 萨达那培拉（Sardanapale，668 BC～627 BC），或称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亚述帝国的国王，在位期间达到了帝国崩毁前的全盛时期。传说他在被敌人攻陷时，下令焚毁城池，杀光所有爱妃、奴仆和马匹，然后自杀，以免敌人占有自己的财富。

(3) 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1901～1945），希特勒的密友和重要的纳粹成员，其夫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第四章　失控的防御工事

脆弱如我们，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只能采取两种态度：武装自己，自我庇护。要强化像玻璃一样的我们，先从我们的实体躯壳做起。我们对骨头能做的实在很有限，于是我们锻炼肌肉。我们试着让自己硬起来，将赘肉练到隆起而结实，仿佛要将我们天生的脆弱除之而后快。

如果比起生理早衰、对脂肪束手无策，健康的生活和规律的运动似乎理所当然来得更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论断那些躲进身体的孤独仪式里、仿佛他们是这种宗教仅有的信徒，并且每天顾影自怜数次、计算自己每一厘米的二头肌和三头肌、将所有狼吞虎咽下的东西都先经过分析和过磅、戒慎恐惧地视年龄留下的印记为宿敌来袭的人呢？

自我膜拜与否定

面对这种讲究外表的崭新形式，我们几乎找不到前例，因为身体的强健在过去主要是为作战所用（选美莫非是现代版的比武？）。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很强壮、经得起打击，刚好相反，我们的不堪一击，从不曾像在这场无尽的斗争之中那么清楚地显现过。这种对外貌的崇拜，早已超越当今的化妆、染发或戴假发，直接奔向植发、抽脂、整形外科这些手段。

这种自我的膜拜，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否定。我们永无止尽地修饰这尊神像，我们低声对自己说：我不想成为我自己，我不想成为我将变成的样子，我想要看起来不像我的那个样子。我们等于默认了，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失败，是在往下一场灾难迈进。

经常，当我们自我改造失败时，会把爱慕之情投射到运动员那样的躯体上。他说着我们的语言，是从所有人民中挑选出来的人，代表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替我们比赛，为我们赢得胜利。这种体育的移情作用，古希腊时代就存在了。当时在德尔菲（Delphes）举办的战车大赛里，夺冠的御夫不但能获得丰厚的奖赏，还会被塑成雕像，化为永恒。若是在今天，他会变成广告明星。这种对胜利者的身体崇拜（不是我的身体，却是我的身体的理想型），仍是我们这个时代蔚为奇观的现象之一。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偶像崇拜是为了摆脱自我。我们弃真实于不顾，甚至弃自己的存在于不顾，自愿牺牲自己，从此透过他或她的样貌存在。

有一次，一个秃头、神情忧郁的咖啡馆服务生，一边把饮料送到我桌上，一边用南方人的口音对我说：“再怎么样，贝济耶(1)拿到法国冠军这件事，真的能让日子感觉好过一点。”

体育的移情作用

我们的感受、判断竞相离我们而去。我们的存在解体了。像我这样一个有点年纪的男性，甚至可以在亚特兰大夏季奥运200米决赛、当玛丽·若泽·佩雷克(2)夺得金牌的那一瞬间，完全与这名修长的年轻黑人女性同化了。在那二十几秒当中，我就是她。我们也是1998年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那支足球队。当年这件事史无前例地瘫痪了香榭丽舍大道。我感觉浑身飘飘然，简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有那么一刻，我是他，也是她。我与这一群人合而为一。

不过，在这些明星运动员被神圣化的肉体里，他们那具每一束肌肉都绷紧到极端的身体，其实比我们还要脆弱。紧弦易断。我们甚至会为了齐达内(3)的脚踝而全民急得跳脚。我们寻寻觅觅的坚强稳固，在运动员身上是找不到的。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一个国家的优越感，寄托在体育竞赛的胜利上呢？应该把国族主义从军事侵略转移到运动场的战绩上吗？这么一来，世界毫无疑问是比较和平一些。

每当有一个人想要冲破凡人的极限，我们就会再次感觉到同样的紧张和危险。歌剧的演唱家亦然。他们勤于练习，竭尽所能地将自己的声音推向破音的边缘，让声音危危颤颤，仿佛气流稍有不稳或是表演得太过用力，那声音随时都会中断。令我们出类拔萃的，也令我们纤弱易碎。我们的强项和我们的弱点坐落在同一个位置。

然而，诚如大家所言，我们之中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打破局限、跳脱规范的“性格”，他们可以挖进矿场的深处，可以活在纵欲、危难和冒险当中，亦即我们所谓的疯狂。一提起这些人物——通常是男人——我们会说，地球对他们来说太小，而人生太短。他们的胃纳大到容得下宇宙，他们似乎总在向往着另一场惊人的冒险，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他们的感官、四肢，他们一天的时间，他们自身的才华，他们诱惑的女人、豪饮的酒，这一切他们都希望越多越好。与这相反的是，他们想要消除距离、阻碍、松懈、睡眠，任何形式的休息和懒散。

他们听不进任何规劝，不肯有所节制，像一具过热的引擎不断往前冲。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经常沦落到要动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或是半身不遂的下场，从激烈的体验冲向它的反面。他们的脆弱追来了，即使是最勇于挑战、最贪婪于生活的人也不放过。他们的坠落和衰弱，来自自己的体内。

肉身的祭坛

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以及我们理所当然称为“现代”的时代到来（最晚近出生的一批人通常自命为“现代人”，直到时间流逝令他们变成“古人”），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两件事，一是身体的自暴自弃，例如那些肥胖的年轻女孩；一是相反的对于身体的崇拜，乃至成为一种纯粹而严厉的原教旨主义。这种崇拜是由种种奇怪的技法和仪式所构成，一如所有的宗教。它既严格又专横。这种崇拜只有一名信徒，所以他的地位高高在上，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服从指示，令他成为自己的指使者。

我曾经认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懂得一种抗秃头的祈祷文，会到外省的小教堂里虔诚地默念。也许还会点上一支蜡烛。

我们的身体变成我们的祭坛，献上我们结实的肉体、却突出神圣的青筋。

身体甚至变成我们的圣体柜，我们最神圣的圣物。我们将下巴垫高，动大手术，玩微整形，就像所有寺庙那样，我们想让大家相信那里（动过手脚的面容）藏有某种神力。而为了不让锋利的眼神刺伤身边的人，我们戴上了墨镜。在某些竞赛场合，我们骄傲地展示旺盛的体力，令众人目瞪口呆。甚至可以说，我们把身体“雕塑”成了一个偶像。为了身体，我们牺牲我们的享受、金钱、健康、友谊、家庭。身体成为我们唯一的神。“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脑筋的书卷里”，正如哈姆雷特所誓言的。

过去，我们不需要每天锻炼身体，因为我们就是必须不断地走路、骑马、拔剑、爬楼梯、徒手制造笨重的工具、拿水桶从井里取水。如今，仗着有挖土机、电扶梯、汽车，以及一切替我们省去劳役的家用电器，我们转而研究操练身体的方法，为身体献上一间又一间经过精心设计的健身房，里头配备的各种奇怪机器只有一个用途：操累我们自己——当然，还有把时间贡献给身体，许许多多的时间。

这些给了身体的时间，无疑都是从灵魂偷来的。我知道这两者不可分（过去并非如此），也真的觉得现在这样比较好。我并不想回到身体被我们视为一座地牢的时代，仿佛本质纯洁的不朽灵魂被迫关押在一间发出恶臭、配不上灵魂、令人厌恶的牢笼里，仿佛这副身躯是如此可鄙，必须加以严格管教。对某些人来说，甚至越早离开它越好。

这一切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但也不尽然：那全心投入加強肌肉和外型的、可笑的我们，难道不正是为了忘记我们的灵魂，或者直接了当的说，忘记精神、美、思想，以及对我们的感受不设防的可能性？

新围墙与旧城堡

于是我们努力强健体魄，或是在身体故障时进行保养。我们把自己圈养在林林总总的医疗预防措施、养生计划，以及各种每天都要测量的指数里，偏执到称得上强迫症的地步：每个星期三只吃花椰菜；尽量少出门，出门的话一定要带雨伞；不要受到诱惑，不论外在或是内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避免从事危险的活动；遁世离俗，对人世处处存疑，眼中所见尽是陷阱、危机、阴谋、诱惑；无视周遭一切地行走于世；提防他人，独善其身，切断联系；到处都有小偷，窃取钱包，也窃取心灵；宁可隐居，出家更好；用两道锁将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再挂上链条令自己更安心。

如果财力允许，我们可以出门必备防弹背心，就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他身上那件有八公斤重，所以他的脚步才会那么迟缓），把交通工具改成装甲车，帮自己雇佣几个保镖。这是一种新的职业，一种时代的征兆。以恺撒（Jules César）为例，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当他回到元老院时，身边似乎没有任何侍从保护，只有刺客等着他。反观今日，当我们的财产达到一定的水平之上，就会躲在保镖之后——知名的歌手和演员也一样——还会帮我们的小孩请几个武装保全人员陪着上学。因为这些孩童有可能成为掳人勒赎的目标。在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眼里，小孩可以换算成货币。孩童有个好价钱。

我认识一位在巴黎独居的贵妇。每当她在朋友家用完晚餐，都是叫出租车来载她回家，也一定会请朋友陪她下楼，记下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

谁都有可能绑架她。整个晚上，她想着这件事，也肯定一辈子会如此。

我们的精神也得小心保护。在我们周遭，时刻可见那些简单、不用大脑、盲从信条、自暴自弃的选择。在可能溺毙的威胁下，为了让自己在暴风雨中脱困，随手勾到什么漂浮物就紧抓不放。我们自以为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就可以把从连续杀人魔到幼童强暴犯这些在眼前到处滋生的心理变态阻挡在外，感觉得到某种保障。我们抓住一线生机。至少此刻，载浮载沉的我们有所依靠，直到下一次的绝望到来为止。

从这个观点来看精神焦虑，我们毫无疑问变得比过去更敏感、更脆弱。在法国，每个行政区今天都有配置一到两名心理医师。只要一有火灾或飞行安全事故发生，我们会立刻组成“心理咨商团体”，委任专家学者进行脑内修正（又是一个前景看好的新工作）。我们谈论着“后创伤症候群”“恐惧症患者”、长时间受到惊吓——当身体没有留下任何外伤的时候。我们就快要向美国看齐，可以为了“精神损害”而要求巨额赔偿。

大量的人才为我们而培养，大量的关系为我们而维系，但我们的內在状态却远比我们所认知的还摇摇欲坠，甚至比我们的身体还脆弱。我们几乎可以说，身体和精神的演化是彼此逆向进行的。我们的身体更强壮了，享有更好的医疗照护，使我们更长寿，但是在生命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精神却更为耗弱。精神被精神的分析推入险境，迷失在一座它至今不曾置疑的迷宫中，再也无法安然找到出路。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矛盾，太多错误的路径，太多的迷惘。由此去，找不到太长远的去路。至少目前是这样。

理性需要镇静剂

我们对精神失去信任。精神给我们一种难以定义的暧昧感，如此更令我们备感焦虑。常识／常理不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放诸四海皆准。古典时代“大写的理性”（Raison），我们曾经将它奉为最后的依靠，如今已然干涸、龟裂。“非理性”再度掌控了世界——假如它曾经对这个世界松手的话——而且没有人知道它将带我们走向什么样的明天。我们过去目送吹奏魔笛的人把老鼠引诱到河边，看着老鼠被淹死在河里，而这一次，我们惊恐地看着吹笛人把自己淹死了。

不久之前，我们还期盼理性能够主导我们的生命，如今期待落空了。向理性求救是没用的。理性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了。它甚至不知道何谓“清楚”，在暗影里摸黑前进，找寻它丢失的逻辑。它以前企图认识、分类、统整的事物，乃至于一切存有，都消散在它的面前。对此，它并不否认。它再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见。就在理性攀升到顶点之际，当它要为我们解释世界如何运作的那一刻，赫然发现耸立在面前的正是它所谓的“神秘”。它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精神也从此萎靡不振。它意外地撞上了——谁又料得到呢？——过去那条老路上从未遇过的阻碍。世界是神秘的，世界并不理性。于是理性发怒了，翻箱倒柜，像个疯子一样四处哭喊，尽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理性需要镇静剂，而且只吃自己开的药。这情况已经有好几十年。它需要的药量越来越重。我们可以把理性越来越频繁的求救信号当作指针，衡量我们的脆弱。当生存越困难，越多的职业应运而生。各式各样的兴奋剂、精神科医师、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随时待命抢救我们，更频繁地给我们提供帮助，至少让我们觉得自己够坚强，不会说坏就坏。我们看到，这些疗愈者中疗效最好或至少是最有口碑的那几家，一定都大排长龙。我们必须在好几个月前先预约，巴望着那也将是我们烦恼的期限。

几年前，我去瑞士巴塞尔（Bâle）参观一间制药厂，为我解说的人一边指着一个巨大的处理槽，里头堆满了世界知名的安眠药片，一边得意地对我说：“这里的存量足够维持全英国人两个月的心理健康。”我们就这样靠着人工手段达到平静。需要一整座安眠药堆成的山头，才能够撑起我们的笑容。

时事决定思维

除了这些绝对且长期不可或缺的医疗救助之外，我们还缺乏一种心灵的援助，它绝非花言巧语哄骗我们，但也不是直白地说出真相（真相总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告诉我们可以如何了解自己、我们学会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活得更好——比现在好一点点——而我们需要一种带给我们安定与平静的语言，不仰赖任何人或神的启示、任何民族、任何党派，既不夹带任何拐弯抹角的术语，也无需将自己隐身在知识的森林里作为掩护。

我们的不幸有一部分源自于此：那些有话跟我们说的人，总是说我们不懂，但他们会教导我们；他们说我们迷失了，但他们会带我们回到唯一的正途，那就是他们走过的路。君王的朝代更迭，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王朝也一样，而改朝换代之际，大家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继承遗产、正本溯源，让同一个系谱的概念成为思想的纲领。

这正是当代哲学虽然不乏真知灼见，却完全被事件牵着走，无法继续用更长远的眼光去审视它的原因。我们今天是如此急迫、如此焦虑地想与全球的事件同步，致使现实的当下塑造了今天的思维，而当下又是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烦躁不安，被那么多猛烈的攻击、突然的爆炸，或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压得喘不过气，当代思想也就变得破碎而不连续。思想每天徒劳地紧追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以为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发生的当下被分析归档。它躁进地闯入记者和政客的领土，而记者和政客处心积虑的，正是永远影响我们每日的时程。

当然，它错了。它在错综复杂的歧径中迷路了。它所听命的“当下”迫不及待走上与它背道而驰的方向。于是思想恼羞成怒，回过头来反驳它自己。它开始闪躲或突袭，导致威信扫地。它自以为是思想阶层的主宰，众人却纷纷举手想打断它的发言，大声吶喊着它错了。很遗憾地，我们已经失去对它的信任，再也不愿意听它胡言乱语。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简单、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说：“我知道的不比你们多，没有特别耀眼的光芒可以照亮你们，也没有任何宗教、任何神权政治要让你们追随。我拥有的只是一段与你们不同的生命，使我明白了一些事，也试着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待事物。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展开一小段旅程。”

一种跟我们说“我想跟你们学习某些东西”的声音。

一种愿意跟我们交换问题的声音，而不是标上高昂的售价，将一整串答案卖给我们。比起一位新波舒哀(4)，我们更需要的是新蒙田(5)，他不捍卫任何利益，不仰仗任何权势，言谈之间不带任何偏见，不拿理性作掩护，不需要压倒性的权威背书，而只是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为我们诉说一些真实的事。

苍白的乐活絮语

我来到一栋位于比利时、特别租来拍摄电影的屋子。这栋建筑有十几年屋龄，是一位建筑师为了自娱而兴建的作品：巨大的玻璃圆顶天窗，笔直的线条，室内装潢是统一的白色调，斜倾的屋顶上覆满了植物，地下室有淋浴间和健身休闲室，一个小型的草地网球场，这是一座格局方正、已经有点历史的尖顶建筑，而且可能非常昂贵。

我将背包放在其中一间房里，因为暂时无事可做，便浏览了一下排放在书架上的三十几本书，书架旁是一堆难以言述的小摆设。我看到三本食谱，一本儿童的游戏书，其他的书千篇一律──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形容──都是增强自信的心理喊话。书中探讨的问题——套用这些著作的用语——都是怎么“消除自己的焦虑”、怎么“感觉自己有价值”，尤其是如何“绽放自我”。

我打开书，随手翻了几页，只看到石膏一般的语言，苍白的句子，任何有点小聪明的学生都写得出来。“学习开发你的潜能，找到你的深层自我，积蓄你的能量，不要急着批评别人，不要与你的真实性格失去联系，要知道如何运用你天生的创造力，学习获得幸福快乐的艺术。”它就这样写了两百多页，还动辄使用黑体字来标示重要的句子。

如水一般无色无味，某种不断从眼前溜过、但不会在我们精神上留下半点痕迹的东西。我读到一个段落，在谈“身体记忆”“练习节制”“训练自信”“反移情作用”，以及“创新整合”。这是一种什么都没说的文学，它在我们的世界急速蔓延，我相信尤其是在这种房子里特别多。在没有人生活的房子里，有着没有人读的书。

这些空洞的书页上还有图片解说，用来表现我们的心理结构：这一端代表情绪，那一端代表心灵，然后画上一些箭头，连来连去的线——我还能说什么呢？人类另一种最新型的面具。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复杂多变到令我们猜不透的深层内在可以被化约成几道线条，以及存在可以被制成一张图表。

离开房间之前，我朝那个书架、那堆忧郁的藏书看了一眼。我看见的是一个哀伤的信息，或是一个求救的信号。这是一堆什么也无法支撑的骨架。那位建筑师的支柱，该不会就是这些读物吧？

浮士德与他的三个儿子

接下来，让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毕竟它是人类的辉煌成就之一，又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成就。的确，莫里哀(6)笔下的那些庸医已经远逝，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不论它的疗效再怎么受肯定，也无法满足所有人。人们私底下流传一种所谓的“温和”疗法，用植物的汤汁和静坐冥想治疗癌症。不幸的是，没什么用。癌症是一头在体内凶猛乱窜的怪兽，对身心灵的和谐完全无感。我们必须按照它真实的行径来对付它。

虚构是我擅长的领域，我经常在当中寻找路径，带我通往某些现实的意象。关于医生的意象也一样。据我们所知，西方有四个主要的医师形象，都是从我们的梦和恐惧里诞生，并成为我们一再回头探讨与援引的原型。

首先是浮士德博士。浮士德是一切的源头：从他开始，人类渴望操控自然，战胜时间。浮士德是否真如捷克人所以为的是个真实历史人物，在布拉格还有他待过的住处？或其实是某个无名的德国作家在1578年出版的书里创造出来的人物？我们不得而知，反倒是可以从他身上辨认出同时代一些学者的轮廓，例如帕拉塞尔斯(7)、吉罗拉莫·卡当诺(8)、安布鲁瓦兹·帕雷(9)，再加上一个崭新而夺目的元素：与魔鬼订下契约。

浮士德处于存在和消除存在之间，太阳和浓雾之间。他是一个神话。基督教认为人类的最基本错误——即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初错误”（la faute originelle），因为受到魔鬼诱惑而想品尝善恶知识树上的禁果（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要发明人类的道德）——与浮士德之间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对此我们无法自欺欺人：科学和堕落从老早以前就是莫逆之交。

法文版名为《浮士德的奇情与悲情故事：大魔法师》（Histoire prodigieuse et lamen-table de Jean Faust, grand magicien）的书，一问世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马洛(10)的浮士德剧作则从1590年起开始在伦敦上演。一切由此时开展，而且这种感觉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变得越形强烈：那是一种反差的重合，一边是现代科学的初露曙光（伽利略、伽桑狄(11)、笛卡儿），成为一种别无其他力量能够抑止的人类活动，另一边是那位匿名德国作者灵光一闪的直觉迸发。两者的不期而遇创造了浮士德的神话。

浮士德神话的生命很长。透过奈瓦尔(12)的法文翻译，我们在歌德的著作中与他重逢，也在另一部1918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3)的《西方的没落》（Le Déclin de l'Occident）里，看见一个浮士德式的男人，一个普罗米修斯的新化身，坚持主张一种欧洲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视野。这则新生的神话一路走来，是否在途中变形与变质了？抑或神话起源之时，就已经产生危险的回响，仿佛掌握了自然的奥秘，便有资格掌控其他的民族？

任何古典著述都无法预见浮士德博士的出现。他和普罗米修斯非常不同。普罗米修斯不是科学家，而且浮士德和“彼界”的唯一联系是魔鬼。浮士德是现代社会中代表科技至上的一个高度寓言化人物，没有人会对此存疑。同时，他也几乎体现了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新关系，尽管他遭到天谴的结局，看来像是有点天真的中世纪信仰残遗，或是从反面而论，宛如提前应验了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焦虑。这位科学家在广岛原爆之后曾说：“科学已犯下罪孽。”

如同所有年轻气盛的英雄，浮士德孕育了三个孩子，三个都是男孩，和他一样都成为医师，也都是从文学的书写中诞生，而且三人还轮流或一起统治着我们的生命。他们构成了医学上秘而不宣的三位一体。他们每一位都带有和我们本质上相同的印记：像玻璃一般的本质。

按照出生日期排列，第一位是法兰根斯坦（Frankenstein）博士。他是出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同名小说的一个人类的再造者，一名孤独者，执着于生命的延续，毋庸置疑也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者，更很可能成为这个刚展开的世纪的弥赛亚。尽管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但说到生命复制，他仍是个来自未来的人，走在我们前面。

第二个孩子是英国人，出自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名叫杰奇（Jekyll），但是在社会底层，他是以海德（Hyde）这个臭名为人所知。杰奇栖居城市里，是现代精神分裂的创造者，在二十世纪享有惊人的盛名，至今依然不衰。他自身就是这个时代的表征，而且会继续成为无法超越的典型。

最后，浮士德博士的第三个孩子，当然就是德国电影导演弗里兹·朗（Fritz Lang）为我们再三搬演的历险故事主角：马布斯（Mabuse）博士。马布斯身上拥有前两位所缺少的某样东西；前面两人虽然是天才，却是孤独的天才，而马布斯绝对是一位沟通之王，甚至他本身就是最极致的交流沟通，不需要任何媒介，只需要疯狂作为导体。马布斯，我们当代的强者，脑袋里容纳上千个网络，眼里只有一个领域才配得上他的天才，那就是犯罪。

这个三位一体的奇人异事，毫无疑问可以无限地发展下去，有一天或许会形成一个基础最稳固的宗教也说不定（当中甚至可以看到某些预言家或炼金术师，例如敲门医师和奇爱博士，更别提另辟蹊径的莫洛博士了(14)）。简而言之：这四个人物，父亲与他的三个儿子，乃至于敲门医生、奇爱博士和莫洛博士，都是诞生于虚构，以及小说家、电影导演敏锐的想象中。他们的韧性也由此而来。

这些影子，刀不能伤，水冲不散，有文学、剧场和电影保护着。他们无处不在，因为他们并不存在。

电影《大都会》与《机器战警》

弗里兹·朗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可以算是我生命中最早的几部电影之一。我看那部片的时候只有十岁，在一个偏僻、小小的中学校园里。身为乡下小孩，我对城市没有半点认识。那部电影让我发现了城市，到处是地下活动、烟雾弥漫、黑白对比、几何图形的城市，还有成群结队的奴隶在黑暗中认命地劳动，然后在某个决定性的瞬间，群起暴动。

在那个年代，我对女人还很无知。电影中，布里奇特·海姆（Brigitte Helm）饰演的女主角落入某个科学家的手中。透过一种材质移转的技术，科学家打造了一具拥有女主角外形的机器人。

影片最终，这个受诅咒的人物让奴隶认清自己无产阶级的处境，结果却被暴动的奴隶放火焚烧。当她逐渐被火焰吞噬，女人的肉体消失了，露出发亮的金属骨架。可以说，这个形象和我们刚好相反。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地想要赋予自己一个刚强的外形，私密的内在却是易碎的。《大都会》的机器人有一个女子的样貌，其内在却几乎坚不可摧。

这种皮肉与金属的复合体从来不曾绝后，最新的版本是《机器战警》（Robocop），他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正义的梦，而我们不再将这个梦托付给人类，而是交由人性化的机器去铁面无私地执行。

尽管如此，《大都会》仍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部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和周遭的人聊起这部电影。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想象每个女人——不论她再怎么诱人、再怎么温柔——体内都包藏着一种金属的构造，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一旦我跟她起冲突，她会用双臂把我活活捏碎。

————————————————————

(1) 贝济耶（Béziers），法国南部的一个海港城镇，据信也可能是最古老的城镇，以葡萄酒、斗牛节与法国橄榄球冠军之都闻名。

(2) 玛丽·若泽·佩雷克（Marie-Josée Pérec，1968～　），法国战后成就最高的田径选手，是目前仅有的一位在奥运获得三项冠军的运动员。

(3) 齐内丁·齐达内（Zinédine Zidane，1972～　），曾为法国国家足球队队长2016年出任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总教练。

(4) 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作家和神职人员，曾任主教，亦被誉为最伟大的演说家，并在担任路易十四的布道师时，宣扬绝对君主制和君权神授。

(5)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曾任波尔多市长，被视为法国人文和历史科学的先驱，认为“哲学是教我们如何生活的科学”，是与爱、孤独、童年、教育、经验、死亡等本质上的问题正面交锋的思想运动。

(6)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及演员，作品经常拿贵族的贪婪、神职人员的伪善、医生的招摇撞骗开刀。

(7) 帕拉塞尔斯（Paracelse，1493～1541），中世纪的瑞士医生，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生命，转而学习炼金术，并结合医学和炼金术成为现代医疗化学的先驱。

(8) 吉罗拉莫·卡当诺（Jérôme Cardan，1501～1576），身兼数学家、哲学家、星相学家、机械发明家于一身的典型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曾因推算出耶稣的星盘而入狱。

(9) 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1510～1590），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对于如何治疗火药普及所造成的各种外伤有巨大贡献，被誉为“现代病理学与外科医学之父”。

(10) 克里斯多福·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著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octor Faustus）。

(11) 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暨天文学家，也是声波和光波研究的先驱。

(12) 杰哈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暨作家。他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译介与其诗作、散文和小说，对波德莱尔、马拉美、超现实主义者影响甚巨。

(1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运用歌德的形态学方法，比较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文化，认为西方文化虽然走向没落，但其余的文化皆已死亡，因此西方应该秉持浮士德精神，在动荡不安中突破一切限制，冲向无穷的未来。

(14) 《敲门医师》（Knock），法国导演纪·勒凡（Guy Lefranc）1951年执导的喜剧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是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的一部黑色喜剧电影；莫洛博士（Dr. Moreau）是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96年发表的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里的主要角色。

第五章　遗忘的慰藉

除了巩固我们外在和内在的防御工事、我们的避风港之外，遗忘，以及一切遗忘的借口，都是为我们带来巨大疗效的解药。

遗忘自己，遗忘世界，遗忘空间和时间。有些遗忘的工具以立即见效为人所知，只可惜它也会产生令我们加倍痛苦的副作用，结果又被卷入和过去同样猛烈的风暴之中，例如药物、酒精、轰轰烈烈或紧张刺激的生活、打架、暴力手段——这一切都提供我们一个管道，让我们逃离自己片刻，使我们暂时分神，但结果只有一个：令我们更衰弱，更容易轻轻一碰就产生裂痕。

举世皆然，幻觉是我们的庇护。谎言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之最，莫过于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比方吸烟者总是说，来一根烟可以让他们冷静、放松，但是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得很，吸烟其实令他焦虑，并且危害健康。

长久以来，在我们那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的大脑，以及人造天堂的残酷天使之间，每天都在进行对话，当中包含各种矛盾的元素，像是恐惧、无法餍足的虚荣心、好强、嫌恶、单纯的模仿、以及顺从的心态。我们把烟戒了一阵子，又感觉蠢蠢欲动，于是半边的自己对另一半说：你看，戒烟很容易嘛。你很坚强，你随时可以说戒就戒，那为什么不继续抽呢？

我们等于在对自己说：香烟不是你的主人，你才是。这就是谎言。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飘飘然、自欺欺人、生活变得更有效率、更快乐的感受。就好比我们在微醺的时候开车，总觉得自己开得更好，更大胆又更灵巧。这同样也是幻觉。今晚，我们玻璃般的本质比平日更有可能在下一个弯道撞个粉碎。

世界与我们之间的遗忘游戏

除了这些古典的遗忘方式，还得补上其他不那么显著的遗忘管道，例如性变态，它入侵我们之后独占四方，强迫我们“成天只想着那件事”，将其他烦恼通通丢进深不见底的坑洞。另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偏执、强迫症、挥之不去的执念、收藏癖、明星崇拜、赶流行、溺爱宠物等，都是如此。

自从理性开始迷失，并使理性意识到自己的限制（毕竟理性并不笨），一场游戏便在世界与我们之间展开了。我们不想如世界所是的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不想如我们所是的看待自己。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我们的面具越叠越厚。如今，我们乐此不疲地在自己和生命的关系上公开造假。而当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将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舞台上，我们更必须造假再造假，假得越来越精致，假得越来越当真，如此才能不去看见、不反视自身。

比方说，我们对于气候变迁的末日启示，或是全球的化学污染丝毫不感到惶恐，却争相到月亮公园(1)去吓自己。我们对于海平面上升、沙漠扩张、废弃物堆积如山、可能导致地球毁灭的疾病、大屠杀、传染病全都漠不关心，却坐上小火车在鬼屋里兴奋地惊声尖叫。我们在人造的颤抖之中忘记真实。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说过，人们十分乐于“把脚泡进恐惧的冰水里”。他说得对，尽管他不问为什么，只顾着从中获利。人造的恐惧是一种不用冒险的享受，它是大型嘉年华的一部分。它以一种客制化的方式来让我们害怕，而那不过是另一副面具罢了，不论惊悚片或主题乐园都一样。我们像个孩子一样受到吸引，花钱买害怕，因为这种害怕同时也是遗忘的一种利器，可以用来遏制我们更深刻的忧虑，使得真实的危险被掉包。

偏偏这种害怕又很容易得逞，尤其是借助欺骗所造成的混淆。我们再也无法分辨恐怖片里的真血和假血。恐怖电影对我们隐瞒了恐怖，在电影里，一具真实的尸体，和一个在战场上扮演死者的临时演员，这两种影像之间能产生什么差异？只有当我们的精神在平静、澄澈而专注的状态下，才有办法辨识。但是我们的推理和判断，仍旧得仰赖我们自己看到的，以及别人呈现给我们看的影像，而这些影像全都那么相像。我们必须不断擦亮双眼，甩几个巴掌提醒自己。

否则，被炸弹轰得欲聋的双耳，以及疲于应付恐怖影像的双眼，会让我们变得无法区分真假，以至于将一辆在巴格达爆炸的汽车，和一场道具工厂制造出来的大屠杀，当成同一回事。

生而不平等

我们还犯了其他的错。我们都是用同一团泥巴捏成的，我们都有两片肺，一颗心脏，每一只脚都有五根脚趾，不管我们是富人或穷人，女人或男人，黑人或白人。这所有的器官，一直到我们死去，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不论我们是谁。非常好。

不过，有时候——甚至是经常——我们外在条件上的不平等，会令我们在深刻的自我认同上受骗。我们会不想继续当自己，想成为他或她，另一个在我们眼中看来更美、更有钱、更健康的人，忘了我们玻璃般的本质使我们所有人都差不多，忘了所谓的他者，以为那种相异于我们的人并不存在。

然而，这么明显的生而不平等——仙子放在我们摇篮边的礼物，或是女巫暗中对我们下的诅咒——长久以来，正是这一切教会我们不轻易放过不公义之事。当富人懒洋洋的像只肥猫，有些孩童却饿到弯腰瑟缩，这就是不公义。但这是对于什么来说的不公义？在谁眼里的不公义？我们无以为应。我们对于“正义”这个词汇的任何一种定义，在这个宇宙里是无法示现的，它一点也不比粒子的混沌舞蹈更显而易见，对植物和动物来说也没有。所谓的“不公不义”，只对我们人类自己发明并予以实践的“正义”这个概念有意义。

究竟谁该为不公平的分配受到指控？某些信神的人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他们说，上帝应该是公正、善良的，但他们从未自问凭什么这么说。他是巨大无边的善，是善的本身。天主是仁慈的。他是吾人所不是的。但他如何能够想到和创造，甚而接受、恩准如此多的“不公不义”每天无情地打击我们？

于是，仿佛为了原谅他们的上帝，证明他很无辜似的，这些信徒很快就发明了撒旦，或是撒旦的对等物，不懈的“邪恶”供货商，制造“堕落”的工人。可是，“邪恶”（“厄运”的表亲）又为何存在，为什么必须存在呢？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目的？撒旦本身难道不是上帝的造物吗？如果不是他所创造的，至少也是他所准许的，不是吗？上帝是否如我们所说的，授权撒旦行使罪恶？

该怎么想呢？

古老异端与基因科技的宿命论

伊朗人摩尼（Mani）是公元三世纪的一位瘸腿画家。他预见了真实的弥赛亚，并试图修正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Zoroastre）和耶稣的错误，由此构思出一种双重法则：他将邪恶称为“黑暗”，认为黑暗从起源就深植在我们体内，和“光明”纠缠成一团，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的战争，就是要将内在于我们的这两股势力分开，只留下明亮的、代表善的那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摩尼教徒”（manichéen）这个词通常被错用为“善恶二元论”之意，亦即将善和恶放在壁垒分明的两边。这刚好和摩尼教的教义相反。

到了十七世纪，冉森派的教徒（jansénistes）从圣奥古斯丁的最后著作承袭了另一种传统，尤其是延续他坚决反对伯拉纠与其信众的论争，并且走得更远(2)。他们认为，我们的救赎和堕落是天生注定的，而（只有一小撮上帝的选民能够得救的）“拣选”早在我们出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因此我们一生当中的所有行为，善行也好，罪行也罢，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因此，若我们真的相信神，就不该妄想可以用行为的品德购买上帝的恩典。上帝——这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物，我们不断想要定义、却又断言是无法被定义者——根据冉森派的说法，是凌驾于我们的行为价值之上的。上帝不会沦为一种买卖关系。他神秘的恩典不容许讨价还价，也不能据为己有。上帝不是一个贩卖救赎的商人。

这种态度，一如摩尼在其时代所持的态度，都曾被天主教的掌权者挞伐为异端。十七世纪的教廷在当中瞥见一种反抗，敢于挑战国王和教皇的权威，影响所至，不但会造成精神上的开放，也会引发教育体制的革新。年迈的路易十四甚至还将冉森派修士埋葬在罗亚尔港（Port-Royal）已久的尸骨挖出来，公开辱骂一番后，再将残骸随意丢弃。

然而，耗费心力绕了那么大一圈，我们发现，冉森派的信念居然和今天某些遗传学家的主张没有多大差异。他们有点武断地认定，我们所有的特性（或者说它们当中绝大多数），早在生命一开始的基因里即有迹可循。我们在出生时就被指派了自己的角色，就像生命与死亡早已注定，一个人的优点或弱点，我们几乎都无法改变。实验室里的新分析，说的仍旧是命运。

我不是要附会这种现代的宿命论，它让我们有如出生在一间牢房里，况且某些生物学上的突破也对此提出质疑，只是我自己多少也会陷入它的论据。偶尔，我也会自问，我的信念是不是一种本能反应，是否我依然荒唐地执着于年少时期形成的某些念头，比如对于文化的梦想、对于精神潜能的追寻。

据他们所言，我甚至被（我的基因？）决定了当我意识到自己犯错时的应变能力。我们静待未来的研究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否为真——或者应该说，让我们之后的人们来确认。

但是这里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是谁做的选择？谁分派的礼物？谁召来那些仙子和女巫？这些都是科学不能也不想回答、令人想破头的千古难题。我们只能效法亚历山大大帝，用快刀斩断无人能解的戈耳迪之结(3)。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把镰刀，尽可能贴近地面，用它将所有永恒轮回的无解问题毫无迟悔地割去。

这些关于人类的大哉问，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全丢在路边，任它自行枯萎。我们是一出大戏里偶然中选、临时成军，立刻就得披挂上阵的演员。在此，没有特权阶级，也没有不公不义。这些词语只对我们人类有意义。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居民扮演要角（或是看起来如此），大多数只是廉价的临时演员，而且没有制作人或导演可以听你抱怨。

黄金，你这可爱的凶手！

金钱，让欲望横流的万能金钱，也可以帮助我们遗忘。让钱取代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的血管里，仿佛一种稀有的胶水，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坚固，更有保障。这不是因为金钱给我们带来的财富（biens）——这世间的一切财富，过去常与“世俗”（temporels）两个字如影随行，和“须臾”（temporaire）这个字相去不远——而是因为另一个被隐藏得更好、因此也更牢不可破的理由。

长久以来，金钱都有自己一套逻辑和专属语言。随着时代演进，金钱的野心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其他的神祇逐渐坍塌倒下。如今，金钱只为金钱自身而存在，宣告了自身的不朽。我们接连死去，金钱与世长存。它不像我们是玻璃做的，也不像我们过去以为的是贵金属做的，更不是纸张或支票做的。它在我们眼前隐形了，无色无味，不发出任何声响，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像昔日的吝啬鬼那样触碰它、抚摸它。它已经达到抽象、虚拟的境界，成为不坏之身。

金钱摆脱了海关和入城税（l'octroi），不再受到任何国界限制。它就像幽灵一样来去自如。它一身轻便地在天空穿梭，从这个证券交易所到下个证券交易所；它搭乘私人飞机旅游，以此证明它的独立、自主、自由；它甚至暗自确信，如果有一天人类——它当初的发明者——全部掉进一个巨大的陷阱、从这个世上消失的话，它仍能继续存在，向更远大的未来乘胜追击。它很快就会找到下一批门徒。

由此可见，它的力量无可匹敌。它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是无国界的权力。只要它一走近，所有的锁都会自动弹开，这我们早就知道了。它的存在价值毋庸置疑。这世上，只存在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它是神，就没有无神论者。没有人会拒绝钱。即使最不见钱眼开的人，也相信钱的神力。

然而，由于它经常与我们的信仰对象亦步亦趋，这种传统的存在价值不再能满足它。现在，它要的是存有。它读了海德格，它成为存有了(4)。它坚决地建立起市场法则，其强制性可比摩西十诫（当然有个地方不同，就是它不会像摩西一样，看到众人崇拜黄金打造的牛，就愤而将石碑摔个粉碎）。最近的发展是，它想要插手文化和艺术，发明和订立新的法则，那些积满尘埃的历史文物该丟的就丟，越早淘汰越好。

因为金钱虽然没有味道，却有品位。它有全世界最棒的品位，甚至是品位的标准。比方说，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让那个名符其实、被我们称为“艺术市场”的东西与金钱的概念脱钩，大家连想都不敢想。金钱本来就是古典艺术的最高指标，现在连当代艺术也不能幸免。艺术再也不可能超脱金钱。一个好的画家就是价格很高的画家，反之亦然。一切就是那么简单。

金钱要求我们给予它信任。钱就是一切。“只要你们爱我，”它说，“一切都会很顺利。抛开欠债还钱和节俭朴素的过时观念吧，展开双臂，心灵平静地奔向我吧！让我成为大家的保障！我就是真理与和平！我会像父亲和朋友一样关心你，甚至还更关心：我如同你的教父，你的主。”

莎士比亚的另一出戏《黄金梦》（Timon d'Athènes）里，主要角色是一位很慷慨、结交许多酒肉朋友的雅典富豪，一夕之间发现他破产了。朋友们立刻找各种借口离他而去。人们的忘恩负义伤透了他的心，他变得愤世嫉俗，躲到一个山洞里，挖开地上的泥土寻找食物。忽然间，他挖出一堆黄金，于是他怒吼道：

What is here?
Gold! Yellow, glittering, precious gold! ...
Thus much of this will make black white, foul fair,
Wrong right, base noble, old young, coward valiant,
Ha! You gods, why this? What this, you gods? Why this
Will lug your priests and servants from your sides,
Pluck stout men's pillows from below their head:
This yellow slave
Will knit and break religions, bless the accurs'd,
Make the hoar leprosy ador'd, place thieves
And give them title, knee and approbation,
With senators on the bench. This is it
That makes the wappen'd widow wed again.
She, whom the spital-house and ulcerous sores
Would cast the gorge at, this embalms and spices
To the April day again. Come, damned earth,
Thou common whore of mankind, that putt'st odds
Among the rout of nations, I will make thee
Do thy right nature.

接下来，同样是对着刚从土里挖出的黄金，他说：

O thou sweet king killer and dear divorce
Twixt natural son and sire! Thou bright defiler
Of Hymen's purest bed! Thou valiant Mars!
Thou ever young, fresh, lov'd and delicated wooer,
Whose blush doth thaw the consecrated snow
That lies on Dian's lap! Thou visible god,
That solder'st close impossibilities
And mak'st them kiss! That speak'st with every tongue
To every purpose! O thou touch of hearts!
Think, thy slave man rebels, and by thy virtue
Set them into confounding odds, that beasts
May have the world in empire.

马克思（Karl Marx）曾经予以关注、详加评论的这段知名文本，我们可以翻译如下：

咦，这是什么？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这东西，只这么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可以使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
啊！你这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身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了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这勇敢的战神！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使每个人唯命是从！
你这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

谁还能说得比这更清楚、更好？也许我们还能补上艺术对金钱的顺从。莎士比亚居然没有预见这一点，令人匪夷所思。除此之外，听从这段独白，万物都将臣服于金钱，听命于这位新的神祇。金钱的力量是最真实的变形记。

金钱的挫败之境

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金钱，除了我们玻璃做的本质之外。面对这个构成我们的存在的材质，金钱遭遇到无法突破的唯一阻碍。当它臻至存有之境，便使出一切手段要让我们忘记自身的脆弱。它不想令脆弱消失，它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它只是要我们不再想到脆弱，全心只想它一个。它不在乎我们死亡；我们哪天遭受饥荒或得忧郁症了，它都无所谓。它只在乎它对我们的统治。只因为我们是它唯一的对象，它才会服务我们、给我们慰藉。它喜欢听到我们的召唤，喜欢我们恭敬地摘下帽子、踏进它的圣堂，向它麾下的神父征询意见。它随时准备好听我们告解，当我们觉得不安、什么都不确定的时候，它几乎什么都能回答。

可是没有用。它提供的遗忘是很有限的。某个东西在抗拒它：我们最脆弱的部分。它只能暂时令我们耳聋目盲。打从人类拥有黄金以来，不论富翁或是贫民，所有人都在说同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都被同样的不幸所宰制。据说，有个意大利工业巨子在临终的床上这样喊道：“我不可以死，我是全欧洲最有钱的人！”你当然会死！而且是在全世界身价最昂贵的一群医师环绕之下死去。他的生命终究还是结束了，和所有的穷人一样。

就这个案例来说（其他类似的情况亦然），财富并没有治疗我们的脆弱，而是加剧了脆弱。财富令脆弱在恐惧和临终遗言的聚光灯下暴露无遗。不论权力或黄金，不管它们给过什么许诺，都无法以水泥或青铜来取代我们玻璃做的本质。

原初的遗忘

有千百种可能的遗忘在对我们虎视眈眈。

遗忘我们的身分、我们的朋友，遗忘报恩。

遗忘宇宙。在城市里，我们看不见它，却蓦然在夏夜的乡间瞥见它的浩瀚。

遗忘时间，忘记我们曾经是猿猴。

遗忘混乱就近在我们的门边，例如2005年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在这个全世界最有钱、最有权、得到最多诺贝尔奖的国家，灾害就这样猛烈来袭，令我们赫然发现这个国家的体质何其脆弱，以至于人们的处境如何悲惨，我们宁可不去想它。(5)

遗忘所有黯然无光的时刻。遗忘一切黯然无光的时刻──森林火灾、大楼失火、偷渡者被控告、儿童被走私贩卖、弱势被霸陵——干出这些事的，都是我们的同类，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

遗忘这个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受苦的星球，以及地表上受苦的人们。

遗忘我们走过的遥远路途，以及我们曾经换过多少种样貌，好让别人忘记、也让自己忘记我们是谁。

以及从起源开始，从古代史诗以来持续至今的遗忘。那些伟大的史诗，接续了神话的幽微之声，为我们诉说人类如何世世代代栖居于地球上。在这些史诗中，人类经常生来带有一半的神性，也就是说，人类起源于理想、天界这些保护他们免受玷污之境，却被卷入令大地布满鲜血的敌我对抗之中。

各式各样的问题——希腊人称之为problemata——凭空找上我们，纠缠我们，吞噬我们。在《伊利亚特》（Iliade）和《摩诃婆罗多》里，主要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Achille），以及阿朱那（Arjuna）——全然忘了自己是谁。他们忘了他们的复杂性，忘了为什么他们是史诗中的英雄，忘了自己的内在结构：他们身上既有天神的辽阔，但也有与生俱来、属于人的脆弱。

然后他们像是突然从宿醉中清醒，回过神来，纳闷地自问：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是谁？是谁命令我去做我正在做的事？为什么我要服从我不理解所为何来的命令？为什么（例如有修在《薄伽梵歌》﹝La Bhagavad-Gita﹞开篇就遇到的情况）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去屠杀我眼前的家人和朋友？为什么我突然变成我自己的敌人？

他们忘了某样东西。是什么呢？是啊，他们连忘了什么也忘记了。因为我们就是可以遗忘了遗忘。他们朦胧地感觉到自己错失了什么重点，于是他们寻找，徒劳地拷问自己。它有时候是他们矢口否认的血缘关系，有时候是他们听不见的大地哀号，有时候是卡珊德拉的黑暗预言(6)，有时候是神明的最后通牒，有时候是这个或那个征兆——河川暴涨而淹没河的源头，祈祷声惊动成群的秃鹰在空中盘旋——有时候是一句咒语，例如印度史诗里迦那（Karna）的故事。他的父亲太阳神曾经赐予他一句话，让他拥有召唤其父来助他一臂之力的力量，偏偏他在死前的紧要关头就是想不起来。

英雄忘了他们的起源，他们的本性，甚至他们行动本身的意义。在所有关键的战役里，都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士兵暂时放下了武器。他们拭去额头上的汗、双手沾的血，问自己：“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他们不晓得如何回答。

如果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英雄是这样的反应，我们自己又怎么会有答案？他们不正是我们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臆测，倒映着我们隐密的人格？

那是我们记忆深处的脆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脆弱。但我们仍然拒绝正视——尽管过去的我们早已对自己发出如此惊人的警讯——那个从久远的原初时刻起就让我们备受威胁的处境。我们在其中诞生，并拼了命以求幸存。

于是我们高唱军歌，拥抱我们的战友。我们拔剑，无动于衷地杀死敌人，并为此感觉自己强而有力。如同财富和权力，战争崇拜令我们忘记我们原初的脆弱，忘记我们真正的支撑其实是这种脆弱。我们自以为是神的孩子、女神的情人，肩负着统治某个民族的任务——就算是统治全世界也不为过。我们以为自己获得了超人般的不朽，事实上却不懂得倾听我们对自己说过的故事。这些原初的故事早就从我们幼稚的梦中，指出了空虚和错误。

我们从不想在充满旁枝末节的经典巨著里认出自己。这些作品永远那么冷酷无情，作者总是不知其人，一针见血地对我们指出我们是谁。

在《摩诃婆罗多》的尾声，1800万具尸体躺在战场上，泥浆和鲜血流成一条长河，日以继夜地流经整片原野。士兵被砍断的头颅就像这条滚滚长河里的石头，手臂像鳗鱼，手指像鱼群。

不论哪一方，所有英雄的孩子都死了。母亲、妻子、姊妹在晨曦的尸堆中失魂落魄地徘徊。再怎么光荣的胜利，也不过是一场污迹斑斑、发出腐臭的灾难。

这首印度史诗的另一章节也指出了这一点。某个藏身湖底的神问道：“给我一个失败的例子。”有个男人这么回答：“胜利。”

英雄面具底下的真相

为何这场幻梦持续这么久？为何遗忘？明明有这么多例子，为何我们仍继续歌颂战事的价值，继续崇拜拿破仑，继续上战场，继续“讴歌胜利”？既然胜利的荣光所笼罩的是令人屏息的腐臭战场，我们还谈什么“光荣”？

为什么要把我们玻璃般的本质丢进这场混战，当我们明知道它一定会摔碎？

为什么要把勇敢和牺牲摆在美德的第一位，使得我们在冲向我们的自杀攻击之前，精神错乱得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用一条遮眼的绷带蒙住我们的理智，究竟是想遗忘什么？

我们不去看清我们永远是脆弱的而人生如露似电，拼命逃离我们的真实状态，也就是放弃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真相，拒绝扮演我们的小角色，而这是我们唯一能获得、也是唯一为我们创造的角色。因为，假如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或是所向无敌，假如我们企图成为我们创造出来的外星人角色——他们身上拥有我们欠缺的所有能力——却只是为了制造亡者，我们将只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失自己而已。

而且眼看着还会走错很久，因为彼此敌对的国族主义一直都在，还有那么多的贪婪、怨恨、邪恶、野心。媒体名嘴叫嚣个不停，今天我们离得再远也仍听得到。过去那些遗忘的借口未曾消失，而今还有更多的借口等着我们。

————————————————————

(1) 月亮公园（Luna Park）是位于澳洲悉尼的主题游乐园，1935年开幕。

(2)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罗马帝国末期北非的柏柏尔人，神学家与哲学家，曾任阿尔及利亚的希波主教，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伯拉纠（Pélage，360～420），英国神学家，曾被教宗斥为异端放逐。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两方人马针对人是否有原罪、能否凭借自由意志而得救，有过激烈的辩论。

(3) 戈耳狄厄斯之结（le nœud gordien），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戈耳狄厄斯（Gordius）打下的一个难解绳结。有神谕说，解开此结者能统治天下。传说中，亚历山大对此跃跃欲试，却发现此结没有任何外露的绳头，一气之下拔剑劈开绳结，从而应验了神谕。后世以这个典故来比喻斩断宿命的勇气，或是以简单直接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4)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其成名作《存有与时间》（Sein und Zeit）认为，“存在”（existence）是人对当下情境的理解，唯有当人把时间的变化考虑进去之后，才能掌握“存有”（être）的意义。

(5) 指2005年8月重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

(6) 卡珊德拉（Cassandre），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因为受阿波罗喜爱而有预言能力，但又因拒绝阿波罗而受到预言不被相信的诅咒。

第六章　呼之欲出却仍被隐蔽着

像我这样试图一一揭露我们深层的脆弱，并不表示那些构成我们、刺激我们的其他力量，就可以一概省略不谈。这样是很荒谬的。这当中牵涉到我们的侵略性、生命冲动和死亡冲动、私有的渴望、统治的快感和权力的滋味。这所有的元素都存在，与其相反的元素亦然：同情、体贴、谦虚、甘愿舍弃、顺从与受苦。

不过，尽管我们的精神有一部分被体系化了，我们还是可以在不掉入体系陷阱的情况下，在我们行动、也许甚至是我们思想的源头——在几乎每一个地方——找到我称之为“脆弱”的共通泉源。它仿佛一盏紧急照明的探照灯，在我们觉得光线不足时可以无需恐惧地随时点亮它。不论脆弱是毫无遮掩或戴上面具，是被恋栈权力者压抑和否认，抑或被另一些慈悲为怀的人所感同身受，脆弱一直都在那里。不用怀疑。任何时刻只要我们回头一望，它绝对原封不动在那里。

我们可以试着在脆弱当中，找到海德格尔笔下“这世界赖以自我定义、呼之欲出却仍被隐蔽的那个点”。

有权有势者的脆弱，就是这样跳进我的眼底。我无法听着希特勒那番激烈的论辩、看他小小的拳头紧握着憎恨，而不去想到几年之后，在柏林的地下碉堡里承认战败的他，用发抖的手握着左轮手枪伸进自己的嘴里。历史让我得以从纽伦堡（Nuremberg）大审判那些坐在被告席的人脸上，看到这种憔悴可悲的轮廓，听到玻璃迸裂的声响。我的眼里只看得到这个。

当我在另一段图像文件案里，看着墨索里尼高高抬起下巴、对着空气咒骂他的敌人，想借此让人忽略他的四肢其实很短、脸比他的胸像还长，我看到的是他在那不久之后像屠宰场里的牲畜那样倒吊着死去。

诸如此类。这张清单永远列不完。权力的形象花再多心思去设计，也绝不会是真实力量的原貌。独裁者永远站在一个专为他们设立的陷阱边缘上。

他们像乌布爸（père Ubu）(1)一样开启了陷阱，而陷阱通常一等他们掉了进去，就立刻闭上。

性与爱的欢愉

但脆弱在某方面似乎是缺席的，例如性的欲望和满足性欲的行为。也许在这种微妙的吸引里，在这种近乎神圣的结合里，当性爱伴侣彼此都乐在其中（一种通常不需要任何装饰物，只需要两个赤裸的身体，就能令我们销魂的简单享受），也许我们可以将那一不小心就碎裂的本质暂时摆在一边。

也许，至少在这种时候，我们甚至可以享受我们的脆弱。

不只是因为我们借此可以传宗接代——继续生出和我们一样脆弱、一样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人，更因为这种共享的愉悦，让我们在剎那间升华到生活的所有忧虑之上，令我们遨游在一片不会遭遇埋伏的土地上，使我们抛开恐惧，并突然发掘某种力量，体会到欢愉的力量就像一把“真实存在之钥”，端放在丝绒衬垫上，呈送到我们面前。

就这方面来说，女人的感触似乎比男人更深。有两则神话故事，一则来自印度，一则来自希腊，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一个角色先后当了男人与女人，使得这个人物有资格评判某个性别是否比另一个性别感觉更强烈。不约而同地，这两则故事都告诉我们，当女人达到高潮时，其快感毫无争议高出男人许多。印度神话甚至还指出，这种享受是三界之中的极乐。一种连神都会嫉妒我们的享受。此话甚是。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爱的欢愉只存在一瞬间。但话说回来，世间的一切也都只存在一瞬间。

的确，爱的时光稍纵即逝，但其实所有时刻都是如此。的确，这种“欲望—快感”（désir-plaisir）只在肉体的摇震之后带来灵光乍泄式的片刻满足，然后我们必定会回到日常的轨道。

的确，生活很难没有残缺、苦涩。做爱后，动物也会感伤（偶尔），而性行为总是被各种阴影环伺着，例如性变态、强奸、暴力、强迫症，或是单调乏味。

的确，我们都认识一些欲求不满的男女，他们不断追逐下一个拥吻的对象，却从来没有得到慰藉，千百次的“出征”从不曾平息那份困扰他们的焦虑。它常被人拿来描写、分析、自嘲，却从不曾得到抚慰。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所谓修身养性的门派，都建议世人戒除性生活，并强调它各种的害处和危险（诸如怨恨、嫉妒、欺骗、执念，以及各种上瘾的可能、激情下的犯罪），仿佛性爱的欢愉身后总夹带着一票抢匪似的。

然而，我会二话不说，转身背对所有将贞操挂在嘴边的传道人，背对所有主张禁欲的卫道人士，因为这些人禁止的是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我宁可冒险一尝。我讨厌清教徒，他们永远为别人的幸福感到不幸；他们是快速老化的人，干巴巴的人，他们是心理阴暗的集团。他们假装相信出门不带伞，暴风雨就不会来。我甚至觉得，真正的智慧如果存在，绝对不能错过享乐和欢愉。

也许，唯有在肉体结合这幸福的当下——并带来美的狂喜——我才能拥抱我的脆弱。它一直躲着我，此刻又回到我的怀中。我感觉到它。我无与伦比的狂喜栖于其上。

假如我强大到足以抵挡任何伤害，我也注定会抵挡这种欢愉。

我提防的是对于爱的剥夺，不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以及我们名之为“纯粹”的东西——那是排除异己、肃清和罪恶之母，是悲惨、废弃身躯和荒凉精神的根源。

我既不强大，也不纯粹。强大和纯粹，很多时候是互补的。

过去，小说里的女人会说：“不要欺负我这个弱女子。”至于男性这一边，则喜欢炫耀自己的骁勇和功绩。一个性别属于柔弱，另一个属于刚强。即使戴上了优美文学的美丽面具，例如在《危险关系》(2)里，女人也必须对这样或那样的计谋让步。法官夫人杜薇一定躲不过瓦尔蒙。我们早就知道她的“陷落”（chute）是无可避免的，她就像一座失守的要塞被攻陷了。作者拉克洛是炮兵出身，这部小说既是炮兵文学，也是闺房文学，和老套的电影情节很像：某个男人突然抱住某个女人，她挣扎、尖叫、用拳头猛搥这名歹徒的胸膛，然后没过多久，她便放弃抵抗，晕了过去。

这种事，我们看过一千次，但是只有在电影里看到。

这些矫揉造作的姿态全都该被重新检视。男女皆然，刚强和柔弱都被小心地藏起，也被公平分配。根本无所谓有或没有的问题。问题不能再这样问了，那么，真正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无所事事的青春

我们发明了童年，隔离童年，圈养童年，为童年制造出儿童玩具、童话故事、儿童食品、儿童电视频道、儿童音乐。我们小心不让儿童接触到任何成年人的焦虑。于是，当童年被过度保护、贴上标签的同时，它也被延长了。童年入侵了青春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十五、六岁，导致今天许多人难以正视等着他们的这场荒谬人生。

大多数的传统都与此不同，不会人为地延长这段最早的人生阶段，反而坚持一定要“跨出告别童年的第一步”，而且越早越好。他们告诉我们，要赶快长大成为男人或女人，要睁开眼睛看清楚，人生就在眼前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迟迟不肯上路，只会任由自己荒废在起点。

传统的教育——今天也应该如此——是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以便通往成年阶段这段艰辛的路程。有些部族的成年礼仪式，采取的是其他更猛烈、有时也更粗暴的教育方式。

我们遇到最棘手的困难之一，正是这种（每个人都想过，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尽可能拖长童年的欲望，延长这种无责任感、安全感、舒适感，甚至一种撒娇的权利（德国人称这种状态为“妈妈旅馆”），而这也必然造成众多年轻人拒绝认真投入任何专业或社会领域，唯恐被这个世界刺伤，只想在与自己相似的同类人之间寻求庇护——这些人和我年龄相近，也和我有同样的焦虑，当中还有些人在躁郁的折磨下自杀——他们渴望忘却一切、不想保持清醒，近乎强迫症似地想去尝试极端危险的运动，那些他们的父母没做过也不让他们去做的事，以及电玩和其他游戏、酒精，当然，还有毒品。

“无所事事的青春，你已沦为一切的奴隶。”韩波，一位青少年如是说(3)。

毫无疑问地，这里也产生了一种顽固、有时又显世故的拒绝。他们拒绝加入成人的拥挤行列，拒绝像成人一样成天担心年纪、失业、啤酒肚、疾病、婚姻问题，还得被一群不停尖叫的小鬼围绕（我们常因此觉得生命没什么值得期待的，但生活当然不只于如此），于是，一道无法跨越的栅栏就此挡在十五、六岁之前。昨天还是难以言喻的十六岁，今天却是不容质疑的十六岁。

我们偶尔会认识一些已经二十五岁、甚至三十岁的青少年。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撕裂，一边是忠于自我渴望、追求自我解放，和家人闹翻、放纵自己去过自己想要而非别人指点的生活；另一边则是比较隐密的欲望，想要留在原地、霸占原来的一切，不愿意变老，害怕割断旧日的脐带，害怕独自一人展开生活的冒险、跨过这道成长必经的壕沟，从青春的这一头跨向那一头。

这种需要，令我们想在童年的柔光中停留久一点。童年有可能贫穷、可耻、丑陋，身旁围绕着不肯放过我们的大人，但它让我们不必和这个世界硬碰硬，不必踏上这条不归路，不必朝生命迈出坚定的脚步，看见死亡静静地提着灯站在远方。

青春期是我们发现脆弱的时刻。它以骄纵、傲慢，甚至不约而同的爱漂亮为掩护，就此降临，然后再也不离开我们。我们这些在路上走得越来越远的人，如果能够做点什么、对他们有所帮助，让新的旅人愿意像我们一样走上自己的旅途，那绝对不是教他们逞强、抱怨秩序，甚至以我们为模范或是将他们当成懦夫或笨蛋。

相反的，我们应该对他们说，我们先前也走过同样的路（只是当时要长大成人，无疑是更简单、更明白的，眼前的道路似乎也更开阔）。我们应该让他们登上我们乘坐的那艘船，让他们站在我们身边，把成年的航海技术交到他们手中，对他们说我们的消失已经迫近、我们的位置会空出来，让他们的手伸进沾满油污的机器中，而且越早越好，教他们如何操作风帆。

教他们感觉自身的脆弱，认识这种脆弱（我们都是脆弱的，我们唯一能够遗赠的只有脆弱），教他们在脆弱之中寻找力量，而不是抱怨。我们都有过、也仍然有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正是从发现我们的脆弱诞生的。若是没有碰触过脆弱，从没体验过这种内在的觉醒，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当成巨人的风车而已。

如果每个人都无知于生命不堪一击，那么就没有人会成为强者。未知死，焉知生。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曾把整个国家的军队交到几个二十二岁的将领手中，他们因此拯救了共和国。

印第安原始部落

1988年，巴西负责原住民事务的组织“国家原住民基金会”（Funai），核发给我一张许可证，准许我到巴西北边位于玛瑙斯市（Manaos）和委内瑞拉之间的亚诺马米（Yanomami或Yanomani，依誊写方式而有不同）的印第安部落住上三天，多一天都不行。历经一段复杂的旅程——大飞机换小飞机，然后再徒步很长一段路——我来到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中央有一座集体住所（maloca），是所有村民共有的巨大圆锥状茅草屋。我身上只带了一些粮食、礼物，以及一张吊床。

接待我的印第安人并未表现出过度的好奇。这群人至今仍活在旧石器时代，直到四、五年前才被发现，而这正是他们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里没有农业，没有炼铁技术，没有陶制品、纺织品，也没有任何祭仪的痕迹。他们是和我们相同的男男女女，大脑能力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仍活在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步调里。男人成群结队外出打猎或捕鱼（我从第二天起加入他们，发现和我童年时偷抓鱼的动作很像），女人挖土寻找根茎类植物、采集果实，在茅草屋中属于她们的角落里照顾孩子。

天色在接近六点半的时候暗下来，夜晚降临。黑夜大约长达十二小时，除了一小堆燃烧的柴火，部落里没有其他的光亮。在每个晚上的暗影里，大约有三到四个小时，男人和女人们会对着彼此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中间穿插了压低的吶喊、弹舌的音效、口哨的气音、沉默，然后是打破沉默、笑声——那是一种至今对我仍神秘未解的剧作构造——我就这样听着听着，在那张从巴西贝伦市（Belém）买来的吊床上睡着了。

三天的停留后来变成四天，因为应该来载我的小飞机延误了（天气不佳的关系）。我身上带了纸和笔，于是我开始画那些小孩。他们一开始很惊讶，接着觉得好玩，后来求我一画再画，每个小孩都想要自己的画像。他们从没看过这种东西，渐渐地，年轻妇女也围了过来，很小心地不让自己碰触到我，然后男人也来了。我把铅笔借给他们，这次换成他们画我。到现在，我还留着几张他们画的素描。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寓意画，目的不是为了画得像。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关于我的概念。

他们带我去捕鱼、洗澡。我试过使用他们的弓箭，结果我只拉得动小孩用的弓。有天晚上，那群孩子用白色和赭石色的颜料往我的身上抹，画上所有他们知道的装饰图案，帮我戴上阳具护套和他们编的项链。

有一次我挖到一截木薯，女人们把它放进嘴里咀嚼很长一段时间，以去除里头的毒素，然后让我吃下肚。到了最后一天，我的存粮已经吃光；说得夸张一点，我如果想活命，只能看打猎的成果了。男人们杀了一只犰狳，很简单地用柴火烤一下，当然不加盐也没抹油。他们邀请我共享，我也真的吃了，味道不难下咽。

就如同基金会的人所言，这些史前时代的印第安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若是他们杀了我，没有人会审判或惩罚他们（而且他们似乎也知道这件事）。然而，我想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未感受到如此平静，如此放心。那里是如此与世隔绝，没有广播，没有访客，我连呼吸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忘了所有的威胁，甚至忘记夜里有蛇。

在这个部落的成员里（他们一共大约七十个人），我无法从任何人身上找到一丝痕迹透露出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存在我们所有姿态里的脆弱。他们似乎与周遭的一切达成和谐，对任何神祇或任何大人物也毫无所求。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掌握在一个紧密的结构里，而且显然长久以来都是如此，就如同他们显然全都很熟悉夜里说的那些故事，那些他们不敢或忘的历史。他们把时间单纯用来睡觉、游戏、洗澡和聊天。一天三、四个小时的野外活动，就足够他们养家糊口了。

不论我们为了让自己免于恐惧而发明出多么复杂的仪式，我都不曾在那些仪式中感受到与那四天同等的绵延与被接纳的时间，不曾像那样感受到我与世界有着同样的尺度，以及存在的坚定。

他们是否戴着面具？也许。如果有，这副面具也难以辨认，更无法摘下。

那次造访的几年后，他们被淘金者赶尽杀绝，只有一半的人存活下来。

————————————————————

(1) 法国诗人亚弗列德·贾利（Alfred Jarry）1896年的剧作《乌布王》（Ubu roi）主角，靠着政变成为波兰国王，施行血腥统治，于是又被人民发动政变推翻王位。

(2) 《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法国作家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82年的书信体小说，讲述梅黛夫人（Marquise de Merteuil）和瓦尔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在情感和性爱游戏上结盟又敌对的关系，并且在牵连了包括杜薇夫人（la présidente de Tourvel）在内的多位牺牲者之后，也毁了他们自己。

(3) 韩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的天才诗人，创作生命只有十五岁到二十岁短短五年，此后便封笔不写一字，却对现代文学、包括超现实主义影响深远。

第七章　脆弱的星球

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星球上。地球作为一颗行星，如果有任何巨大的陨石朝它撞去，它连运行都受到威胁，可能会偏离原来的轨道，迷失在太空中，一切生命迹象瞬间消失。

地球本身，打从构成它的物质——也就是我们死命刨刮的这薄薄一层土和水——就是脆弱的，我们只是这层表面的寄生虫，这层表皮上的幸存者。逐渐地，地球转而遭受来自我们的威胁，例如我们无法餍足的行为、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我们毁灭的自然元素，这一切全源自我们的盲目、我们的满不在乎、心里只有短线利益、追求立即的成效。

这美丽而悲伤的星球已经被沙漠占领，连它藏在最隐密夹层里的东西都被掏空。它被几十亿人口袭击、窃盗、洞穿、蹂躏。他们残暴、无耻地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地球已然成为干枯、烧灼、悲惨、令人窒息的咒诅之地。

无论如何，地球已经被判了死刑，注定在三十到四十亿年之后、太阳熄灭之时完全消亡。结局已定，只是时间点的预测在推算法上有些许差异而已。那还很遥远，我们这么说，甚至是遥不可及的事。毫无疑问，那是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时间幅度。我们的一生如此短促，不容许我们去想十亿、二十亿或三十亿年的事。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不得再上诉的最终判决，已经让人感觉到它在我们每一个动作里投下了阴影。于是我们尽一切可能往大限之日推进，希望世界末日到来时亲身参与一下也好。灾难要来就来吧！那可是终极的奇观！我们要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手上拿着一杯冰凉（而且有益健康）的饮料，观赏这个世界的完结篇。看着地球在我们的冷气机外面燃烧、变焦黑。到死都要贪婪地享乐。临死前那一刻也要。

我们不难想象一则这样的广告：“欢迎来到最后关头！保证颤栗！我们为各位备有视野绝佳的一楼座位！让我们一起倒数世界末日吧！”

乐园终究有时尽。那个尽头，就是地狱，但从没有人告诉我们。

对于天文物理学家向我们证实一定会到来的灾难，千篇一律的安慰总是这样说的：反正到时候我已经不在了，看不到它发生。换句话说：就算太阳不遗弃我们，我们也得不到永生。那是对我们而言太过遥远的事。在那之前，我们早就按照人类本来的方式消失了。我们只擅长短暂，也终将对自己证明这一点。

这是一种秘密的感受：我们什么也不会留下。所有我们做过的、思考过的、建造过的、想象过的，迟早都会被“虚空的扫帚”一扫而空，诚如鲁米(1)在九个世纪前提醒我们的。

垃圾堆砌成的纪念建筑

这种不论大家再怎么掩藏、否认，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会在某个句子、某个姿势、某声叹息、某种眼神里闪现，令我们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在路边野餐的过客，朝巨大的空无出发，身后只留下几支空瓶罐、几张油腻的餐巾纸。

当我看到我们把垃圾丢弃在世界各地，丢在公共场所、公路两旁、城市的花圃、遥远的山路，我总是感觉很不自在。大草原上满是塑料品，几千个破烂的塑料袋挂在树林里，像是求救的旗帜，又像在挥手永别。

这一切等于在说：“我们不在乎。反正我们迟早都会挂掉。地球早就死了。到处乱丢垃圾，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何必去清理一个不会有任何人来接手的地方？”

“况且人家都告诉你、甚至证明给你看了，这一切都会消失，而且第一个消失的就是我们人类！所以，不要再拿你那一套来烦我们了！既然在我们之后将是巨大的空无，有什么必要去清理这一切？也许到时候是某些品种的甲虫取代我们的地位，或是什么恐怖的两栖类在最后的沼泽里爬行。的确有这个可能，我们也祝它们好运，但难道我们还要为它们着想、把地球弄干净？”

我们在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内，把我们的母亲变成垃圾场。我们完全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亲情。我们与她切断关系，不再是一家人，仿佛我们活在另一片天空下，有另外的避难所，有其他的星球可以摧毁——尽管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们将地球交给她自己的命运处置，但她的命运正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把自己的排泄物倒进自家的橱柜里。

我们与她断绝往来，仿佛当我们主宰了大自然以外的世界后，就可以再也不顾地球，不理会现实，仿佛我们可以建构自己的生活、散播下一代的种子，而无需她的存在。

但我们知道这也不是真的。

我们看见沙漠侵蚀了亚洲、非洲，而且人们说，很快就轮到欧洲了。我们知道这样的沙漠扩张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知道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一百万年间增加到二十七倍的新高，但我们还是继续排放废气。

四十年前，我们哪里能预见，当我们一边开始谈论环境议题，电子废弃物也在一边无声无息地堆积。今天，排山倒海的计算机、手机、玩具、各种仪器，已经把我们淹没。我们制造，然后丢弃。丢得越快越好，每两年换一台计算机。快，赶快报废！电子废弃物被运往亚洲和非洲，在那里分解和回收，然后它们所含的危险物质会改头换面地回到我们手中。

我们经常自问：我们留给孩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我们摇着头、悲伤地自答：一个苟延残喘的世界，一个腐败、资源被耗尽、人口过剩、干涸的世界。但更糟糕的是——我们从来不说，也不敢对任何人说的是——我们也将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心态和习惯，也就是那种具破坏性的脆弱，一并留给我们的孩子。

孩子是我们的另一个自己。我甚至经常自问，当我们不断反复地对他们说，他们将活在一个活不下去的世界里，为什么他们还没成群结队拿起武器宰掉我们？

他们怎么可能一代又一代、默默地接受等着他们的荒芜？

毕竟他们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

海洋计划的幻影

几年前，我和一位导演朋友向电视台提过一部科幻片企划：主角是两名已经退休的男人，几乎笃定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当然也会有些日常小担忧）。他们结识彼此后，与对方分享或回避不谈的烦恼都一样，就像我们所有人平时那样。当他们读到和听到的一切都令他们心神不宁，于是起心动念，决心要拯救地球：排掉海里多余的海水，因为证据显示海水将淹没地球上的低洼地带，包括所有港湾、全世界所有三角洲与海滩，以及孟加拉国、卡马尔格、路易斯安那、荷兰，还有几百座岛屿和其他地方。

概念很简单：用抽的。首先必须将海水灌进已经开采光的油田，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灌进挖空的矿坑里，然后再利用这个泵浦系统，让那些已经消失的海洋得以诞生——或者应该说重生，例如咸海，以及曾经覆盖一大片土地面积的撒哈拉之海。如此这般，除了可以终结恐怖的海平面升高，同时还扩大了蒸发面积、提升干旱地区的降雨量，更别提那些可以带来附加价值的活动，例如地方的就业机会，以及本来不存在的观光产业、旅行、渔业、水上运动，连马里这样的非洲内陆国家都可以举办帆船比赛。

故事里这两个善良的人物——他们天真地相信一个好计划不可能会被遗弃，而且他们不求任何回报——当然会遭遇一连串傲慢、粗鲁或恶意的拒绝。结果，这个脚本大纲也遇到同样的命运：没有人对它有兴趣。负责的专员对我们说：“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你们觉得有谁会感兴趣？再说，大家应该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什么撒哈拉沙漠上的海洋那些鬼东西吧？”

我们的地底海水坑道、新生的海洋，就这样被埋葬了——连同其他可能的梦想。

拒绝与现实对决

承认吧，真实在逃离我们。我们自以为占领了土地，其实已经失去了深度，只活在表面之中。我们分析世界、乃至于（有必要时）改造世界的方法越来越讲求效率，却也越来越拒绝看清现实，拒绝采取行动。我们固执地以假象为掩护，连环保人士踏入政坛之后也不例外。我们对于内在的污染毫无所感，对寄生虫正在默默咬噬我们的灵魂不知不觉。我们忘了自己为何在这里。我们甚至忘了自己在这里。

我们为了争夺小丑的帽子大打出手，把椅子从别人的屁股底下移开，或是用更简单的方法找乐子。

当一则多少有点八卦意味的新闻特意放大某位名人的名字（撰写此文的当下，迈克尔·杰克逊性侵案正在审判中），每个人就被吸引过去。那其实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信息（non-information），无足轻重的审判，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关注它，是想给自己一个分心的借口，不去操心我们岌岌可危的未来。我们放空脑袋，满口空话；我们为了什么都没说而说，为了不看见而看。

而同一时间，冰山融解，海平面急剧升高。

当一个议题关系到所有人的性命，反倒没有人对这个议题感兴趣了。这真的很诡异：为了不和现实正面对决，我们继续戴着面具伪装自己，宁可对着包围着我们的致命危险装聋作瞎，甚至对解决方案也是如此。我们在末日启示之前装扮成鸵鸟。当一个足球明星忧郁症发作，我们就忘了世界末日。遗忘一直是我们的冒险良伴，而且是选择性遗忘。我们的记忆构成了我们，没有记忆我们谁也不是，这一点我们都明白，但每一天，我们黯淡的心依然选择遗忘某些东西，结果其实是选择支解自己、迷失自我。

我们不只遗忘了世界末日，也遗忘了饥荒、暴行、奴役、大屠杀、日复一日犯下的几百万件暴行，并朝拜当下唯一的神——大家都知道，我们唯一的真神就是金钱。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是亘古不变的，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很多时间去习惯不幸，有时也试着去缓和、稀释它。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居然成功了。

迦梨时代早已开始

真正的世界末日，或者说大半个世界的末日，尽管我们从不陌生——它是恐怖的景象，虽然对极少数人来说是带来希望的愿景——却一直迟至最近才感觉到它已近在眼前。世界末日就在那里，朝我们节节逼近，但在我们前方的地平线并未出现一座新的耶路撒冷。正好相反。印度教所说的迦梨时代（kâliyuga），意思是毁灭的年代，早已随着世界的自然运转而展开（根据印度的传统，我们每天都可以确切感觉到这种毁灭），而且什么都阻止不了它。

印度的一些古老诗句非常惊人。它们有如直接发自我们的喉咙：“我看见另一个时代到来，由野蛮之王所统治，这个世界被颠倒、粉碎、抢夺一空……人们软弱、胆怯，又全然的固执……牛群肌瘦，树木枯萎，不再有花朵，不再有纯真、野心、虚假、交易……乡村是一片沙漠，罪恶在城市横行，吸血的动物睡在大道上，到处是干旱和饥荒，所有的水被天空一饮而尽，大地炙热而致命……风与火把世界化为灰烬。”

看来，人类面临的危难和恐惧，三千年来未曾改变。

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当我们谈到未来的危机时，人们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在那里，危机一直在啃噬，土地一直在燃烧，人民一直在死亡。

所有的末日预言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干旱时期会出现四处泛滥的大洪水，专家也早就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让大气层里的硫化氢与甲烷含量继续升高，将会在全球各地引发大火——这是我在一本科学期刊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读到的——那将是一场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扑灭、连神话也不敢想象的大火。

我们不想看见自己的裂痕，也不想看见地球的伤口。我们说服自己——人类对自己的信心总是如此坚定——这颗星球还有别的出路，它总是可以幸免于难，千疮百孔的地球会继续转动，安然度过一切风暴。

我们对于身为人类的态度也是如此。人是脆弱的，这么说当然没错，但人也有抵抗的能力，有办法适应一切。人类顽强、聪明，尤其渴望活下去。人类甚至具有幸存的天赋，而且从不怀疑活下来是否有意义。

我们对地球也对自己哼着同一首摇篮曲，然后一起入睡。我们不会震惊于自己被污染，就像鱼不会震惊于自己被沾湿一样。

我们忘了，也不愿意认清，有两个可怕的新现象使得已经消逝的二十世纪显得异常。第一个现象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几世纪以来稳定成长的人口，在近一百二十年来成长了七倍。

这种失衡的成长率尤其压垮了贫穷国家。尼日利亚的人口在五十年间成长了四倍。即使有了我们的援助，这个国家也喂不饱自己，而它的人口还在持续成长。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第二个现象当然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如何计算它究竟成长了几倍？没有人能够断言。大约这一百到一百五十年来，生活所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了巨大增长，于是今天我们建造铜像来表扬生产过剩，立法宣布过度生产有其必要，市场也在复杂社会（sociétés complexes）中确立，并宣告自己的一套“法则”，使得市场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先知，甚至想将市场法则刻在钢板上，仿佛它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仿佛这些法则蛰伏在宇宙的洞穴数亿年之久，只为等待商业的发明，让它终于可以在这座被选定的星球上独霸一方。

这股需求增加的趋势，在那些我们礼貌性称之为“低度开发”的国家里，并没有那么明显，那里表现出的反而是倒退、匮乏的趋势。这一切刚好印证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种种资源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我们在旅途中偶尔见识过它，为之感到惊讶，感到心痛。我们想寻求慈善救济之外的方式改善它，却发现别无他法。

富足幸福的幻象

我们惊人的大量消耗和恶名昭彰的高度消费，虽然被如此频繁地报导和指控，最终还是让我们安心下来了。我们有坚固的屋顶遮风避雨，保护我们不受毒蛇猛兽的侵害，使我们免于吃不饱的古老焦虑。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前，桌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盛食物，而它们不再有季节性和新鲜度的问题，令我们感觉如此自在、富足，不虞匮乏，不受惊扰。我们的一生在食物宫殿一般的餐台前度过。我们站在那里，手上端着盘子，吃到饱餐厅殷勤地招待我们，亘古至今的饥荒就不复记忆了。法国在十九世纪初还发生过饥荒，如今这些都结束了，成为过去，走入历史。上桌吧。

我们用眼睛吞食，依然吃得血脉偾张、心花怒放。我们还不至于像从前人家说的罗马帝国灭亡前那些有钱人那样，狼吞虎咽到呕吐为止，吐完再继续狼吞虎咽。我们品尝着我们的确幸，觉得那几乎就是至福，一秒都没想过这张餐桌上承载了多少不幸。试问：当中有多少的债务、汗水、宰杀、剥削、黑心交易与奴役？

我们的思想保持沉默，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够了。

这种感觉良好的极限在哪里？在我们日常的意识底层，我们的心灵开始遗忘之处，我们的记忆、忧虑、不可告人的感受被堵塞的地方，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片沼泽上，浮游着我们的焦虑，蓝绿色的水面底下潜伏着我们的怪物。我们隐约察觉到这样的富足只是一种表象，而我们的幸福是一个假象。这一切的基础建立在一张极为精细的关系网络上，当中的每一条连结随时都会断裂，可能是因为一场战争，或其他不那么悲惨的事件：因为计算机发生错误，因为停电，因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因为飞机坠毁在一栋楼房上，而我们恰巧和朋友在那栋楼里大吃大喝。

令人绝望的画面一应俱全，等着侵袭我们，而且当中有几幅是新增的，例如这一幅：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在变成废墟的路上，满身是血，呼叫着我们的朋友，却没有回音；还有这一幅：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沙漠中，没有水，没有鞋，更没有手机；或是这一幅：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出门度个假，最后却惊魂未定地被人用担架送往一间人满为患的医院；以及这一幅：我们被随便遗弃在一个弥漫着瓦斯味和腐臭味的战区，或是遭到绑架和刑求，被劫持者蒙住我们的双眼、绑住我们的双拳，偶尔把冰冷的刀锋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用沙哑的声音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词语。

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世代，他们在懂得思考的年纪就开始焦虑地问自己：我生活在上的这颗星球，能够活得跟我一样久吗？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坐在摆满世界美食的桌前，手上拿着香槟，和我们的宾客说着笑话，抚摸着女伴晒成金黄色的大腿，仿佛确信我们的富裕是永续不绝的，只是那些恐怖的画面依然挥之不去。这些画面确实会有令人见怪不怪的一天，但是当它们才正要黯然失色之时，立刻又会有同样残酷的画面取而代之。它们永远在败坏我们的兴致，它们让我们表面上被激怒，内心被震慑。这些画面会伴随我们很久，至少会跟着我们到生命结束。

在让我们戴上面具掩饰的脆弱，那一直被我们的思想驱逐、否认的脆弱——正如死亡在美国的公墓里被否认一样——以及这不可思议的富裕之间，我们被活生生地撕扯着。我们的不安全感，乃至于我们内心的焦虑，不论被掩盖得如何密不透风，毫无疑问正是孕育我们的傲慢，以及自以为所向无敌、永世不朽与自诩为万物之灵、创世纪的奇迹这些虚妄自信的暗黑根源。

我们越是坚强，就越是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强者会用脆弱拉开距离，看清自己的弱点。

————————————————————

(1) 鲁米（Rûmi，1207～1273），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

第八章　选择脆弱

有些自以为看透一切的人，为了找点新鲜事娱乐自己，喜欢说所有伟大的观念都可以内外翻转，就像那种有多功能设计的衣服一样。例如在法国，他们说汽车会令人疯狂，所有人在握住方向盘的那一刻，即使是性格最温和的人，也会变得满嘴脏话，把车子当成压路机开。这种说法有时候不无道理。但他们也说了另一套说词：汽车规训了我们，强迫我们遵守某些礼节，于是我们在亮红灯的时候会乖乖停车，或礼让孩童和老人。这也是真的。

电视亦然。我可以援引上百个论点和例子，主张电视是一种造成精神扁平化的工具，是强暴民意的器具，是用来遗忘的机器，是教导蠢事的园地。诸如此类，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些多少有点简化的论述。然而，我也可以援引变量同样庞大的例子，主张电视为我们打开了世界，说它为几百万人照亮了孤独的夜晚，甚至（我承认对我来说是这样）令我们大开眼界，学到许多东西。

这两种观点都对，两者在这个表面的矛盾上取得和谐，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处于变动的状态。有专家声称我们的宇宙（今天真的有宇宙专家这种人存在）充满了皱折、沸腾的气泡与平行时空。对的相反还是对。

耶稣会的传教士早就明白这一点。好的论证是可以反复翻转的论证，就像一种前后都可以射击的武器——有时候还加上侧边。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在改变说话的对象时，改变说法本身。反面是另一个正面。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并不重要，事物是由我们的视线和说法所定义。

显然，对于脆弱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察觉脆弱，它就像交响乐曲底部的一个乐器，音色时而消失，又再三浮现，令人渐渐熟悉，一种近乎安心的感觉。我们可以强调我们的不堪一击，以及那些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这么做是对的。

我们也可以大声支持相反的论点，强调无论面临什么威胁，我们的身体都有惊人的抵抗力。人类是哺乳类中活得最久的。打从出生的两个月前，我们的心脏就在母体中开始跳动，然后可以一直持续到八十岁，甚至比这还要久。它每日每夜地跳动，没有一拍在休息，没有一个休止符。有什么机械或机器人拥有这种能耐呢？

心智方面也是如此：让我们发疯的机会这么多、这么防不胜防，我们居然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简直是奇迹；每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居然没有在这个继续不断上演烂剧的世界大舞台前跺脚、叫嚣，简直是奇迹；我们居然没有亲手烧砖、兴建一栋疗养院，然后拜托别人把我们关在里面，简直是奇迹。

到底，我们（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是如此的）这种平静、平衡、自我控制——有人可能会说是逆来顺受——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那股令我们的肺叶鼓起、让我们的心脏跳动的不可言喻能量，我们非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感觉自己的渺小，反而有一千个理由为人类感到骄傲，为此觉得心安。也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在时代的递嬗中，一再为我们神奇的思想发展而倾倒，并颂扬不绝。

我们的思想欣赏我们的思想——即使当代思想经常像在胡言乱语，即使有时候思想也说它束手无策——这就是我们最热衷的游戏之一。必须承认，这是很令人陶醉的。我们可以借此马上忘记自己有多么容易掉入空虚和愚昧的陷阱。虽然没有任何比较的基准，我们宣称人类的大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是一个我们还很陌生的小宇宙。但是在“宇宙”这个字眼背后，我们所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的，仅止于我们栖居的这个宇宙平面，而这一百年来它在我们的眼前惊人地膨胀，大规模扩张出我们一无所知的区域。

然而，该如何说明这当中的复杂性？该以什么为尺度丈量它？

这不过证明了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超越我们、在我们之上的“东西”。只要我们觉得复杂的东西，都可以叫做复杂（complexité）。就是如此。我们觉得简单的，就叫做简单（simplicité）。今天的我们仗着自己了解宇宙的规模，就以为自己是无法超越的、最高等的、无上的主宰，是一切感知的开创者，站在世界的最前沿。但这种自我陶醉的思想，正是旧日的遗绪，它完全没有能力看到这种自我肯定暴露了我们可怜的局限。

人类多么美丽！

我们也歌颂美，以及美的各种形式，我们为了一朵玫瑰、一抹夕阳、一件艺术品、一片风景而欣喜若狂，忘了美感也是我们的一种发明，一种文化情境的组合，一种语言上的便利性，让我们感觉花是美的，让我们嗅到幽微的香味——却不曾有人告诉我们，一只蜜蜂、一棵李树或世界彼端的一个居民，也会为美而陶醉。

诸如此类。我们把自己渺小的人性当作世界的参照。我们觉得玫瑰很美，而我们的大脑很复杂。我们甚至相信美是存在的，就像我们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为美和上帝的诞生都归功于我们。我们一直是自己的囚犯，就像我们周遭所有物种的动物也是它们自己的囚犯。这种自我中心论的思想，只是强化了我们的孤境，也就是我们的脆弱。

于是，当我们自以为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如同过去的宗教手册里所写的——却被迫面对不幸、无力感、癌症、犯罪、各式各样压迫等所有我们称之为“不公平”之事，只会使我们感觉更加震撼，同时也带出与它相对的概念：一个没有不公不义的世界——当然啦，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这概念甚至不可能出现。

我们常听人说——甚至已经近乎语言固有的陈腔滥调——这个世界应该更有“人性”才对。我当然知道“人性”经常是一种便宜行事的说词（它有很强的情感渲染力），而这也是好事，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说法过度认真，如果我们真的把世界交给那些最本来面目、最人性的人，我们一定会逃之夭夭，躲到地底下去，从此与鼹鼠和蟋蟀为伍。

脆弱之中的脆弱

这无疑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对人有透彻的了解，但又不想全盘贬低我们自己时（谁的眼光足以作为正确的标准，来让我们贬低自己呢？），我们最好选择脆弱，并以此为依靠。即便这样的选择是武断的，但比起那些让我们孤芳自赏的理由，脆弱更为丰富、也更有启发性。至少，脆弱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另一个好处是（如果这也算好处的话）：我们和动物分享共同的脆弱，它们和我们一样生命有限并饱受威胁；我们甚至也与植物分享脆弱，它们在危险之前束手无策，只能待立在那里，必须运用各种策略与必要的手段才有办法呼救、引来援助。

如果人类执迷于自我欣赏、自我歌颂，我们最终将不只是绝望再绝望，也将无法察觉、无法体会任何真实的东西。我们会继续对自己信心满满，以为自己的肚脐眼是日晷。我们会帮自己的每个行为找理由，即使是最“不人性”的也不例外。我们会使一种名为“希望”的毒药永保新鲜。它是一种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有如万用钥匙一般方便随意套用。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感觉。

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不是生活。它甚至是对生命的遗忘。唯有警觉、焦虑，甚至还有失望，可以将我们向前推进，使我们投入行动。在此，毫不留情的《薄伽梵歌》为我们上了最美的一课：“弃绝希望。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看。”

这就是你，你并非他物。

烈焰中的末日从未到来

我们被阻绝了真实的布幔、烟幕，以及流言蜚语所包围——如果还有所谓真实的话。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起源的“黄金时代”起，我们自己走错了路，径自展开逃亡，巴不得躲进一幅柔美、舒适的画面中，里头的未来世界令人觉得可以捧在手中，并照着我们的要求去捏塑，但这样的未来从未到来。

宗教就是诞生于这种越演越烈的急迫性之中，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皆然。在最初的年代、最早的几个世纪，跟随新的信仰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天空就要裂开，并降下死亡的火焰燃烧大地——布道者不断如此向他们大声疾呼。当心，杀戮和灭绝即将来临！它们正在逼近！唯有神的选民得以幸免。

那些听得目瞪口呆、照单全收的人，以为自己活在一个腐败、堕落的社会里（和这世上许多社会一样），毫无疑问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能有那么一次——可以看到天空撕裂，经历那场烧不尽的大火，最后目睹某种超自然、强大、神奇之事，以及与令人失望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东西，然后在一阵恐怖的闪电霹雳声中乍现一条通天的光柱……诸如此类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尽管在他们兴奋发抖地等待这些现象的同时，也伴随着心惊胆颤的死亡焦虑。

然而，希望，那光辉耀眼的希望，从未曾离弃他们，总是让他们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同时想象着救赎。布道者坚决地说：“没问题，我保证，上帝亲口跟我说过，他下个星期就会来了。”然后过了一星期、一个月、一年，布道者死了，天空依旧一片空无，人们再也没有耐心日复一日等待永恒。必须对他们有所交代才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种调整，上天暂时延长了人间的期限。教士们为此动员起来，专家们商量好编写出几篇稿子，为迟来的上帝寻找理由，宗教会议上逐渐制订出一套故弄玄虚的教条，然后处死了第一批异教徒。一句话：得有教会，宗教才能永续。

我们可以看到，连一些小教派都在谈急迫性，例如几十年前造成好几起集体自杀事件、令我们震惊不已的太阳圣殿教(1)。当时，在瑞士一间隐密舒适的别墅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根据那票预言家的说法，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已经不远，未来只剩下几天或几个小时。“被选中之人”必须赶在上天召回我们之前，追随过去圣殿教徒的典范，尽速奔赴天狼星。他们唯有一死，才能幸存。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这样死了，留下我们困惑地看着这些与我们相似之人的影像。他们的头上套着塑料袋，头颅里有一颗子弹。

等待一个完美或至少更好的世界，就好比那则我们法国人都知道的理发师广告标语：“明天刮胡子免费。”理发师永远言之成理，布道者也一样。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承诺的是今天不会兑现的事。牌子上写的是“明天”，你不识字吗？

话说回来，假如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假如它注定和我们一起沉沦，那么，真正急迫的难道不是去改变它吗？

假如那场天翻地覆的改变不会从天而降，假如我们不再能指望它，那么，能够创造奇迹的，不就只剩下我们的双手吗？

————————————————————

(1) 太阳圣殿教（Ordre du Temple solaire）1984年由法国人吕克·茹雷（Luc Jouret）创立，并曾于1994、1995、1997年，在法国、瑞士与加拿大，造成三起集体自杀事件。

第九章　想象的真实

我们的想象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唯一尺度。这一点，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了。我们主动开拓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权力，另一种视野，绽放另一道光。我的想象在我面前展现另一个自己，只要按下开关，这短暂人生的可笑现实就可以幻化为壮阔的意象。我们只需放松自己、半瞇着眼，无需付出任何努力，让自己的神经元在幻想中尽情游戏，我们就可以变成巨人，翻山越岭，征服天空。

在这些时刻，不朽不再是一种奢望。不朽是属于我们的。它就在我们低垂的眼皮底下，唾手可得。我们和西泽成了好朋友。我们立定一跳，可以飞跃塞纳-马恩省河。我们可以跑得比马还快，甚至持续加快，直到超越光速。

我们以思维入侵的这块领土，似乎没有边界，没有规则，而我是统治一切的唯一的法。我们用一连串神话克服自身的短暂，在这块土地上殖民，发明了千里靴和永恒轮回，以及象头神(1)、黛奈狄(2)、双尾美人鱼(3)和龙。

所有可能都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想象就是我们钟爱的脆弱良药，也是最古老的药方。我们可以悠哉地谈论西西弗斯和他的巨石(4)，我们可以化身为一条长河，一阵飓风，一只瓢虫，一个攀附在虞美人草上的小精灵，一只流着口水的野兽，一缕幽魂，隐形人或是拳王阿里(5)。这分名单可以无限延伸。我们的细胞听从我们梦中的欲望而突变、重组。我们的身上生出羽毛和鳞片。我们没有任何禁忌。不论异性或同性，都拜倒在我的魅力之下。如果我想要，我也可以变成女人，挑个讨我喜欢的男人。他绝对抵挡不了我的魅力。

我可以在太空漫游，徐徐潜入海底深渊，或将地球放在我的手中。我熟悉所有的起源和结束，我通晓所有的语言，哪怕是被遗忘的语言。我把木星放入我的口袋，让美丽的爱神躺在我的床上（总算！）。我可以透视起伏的山峦，偷听虫子在土壤里的秘密对话。我可以停止呼吸而不死去。

我也可以抛开自己，想象自己里里外外都变成别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变身为任何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可能性供我任意使用。我只需要善加利用、好好发挥，就可以对自己说：虽然身为生命短暂、天生孱弱的人类，但我还是成功创造了这东西。又或者是（尽管结论是一样的）：虽然是别人创造的，但他们是我的同类，我承袭了他们的血脉和故事。我们一起将脆弱变成一种泉源，无止尽泉涌出各种传说、寓言、真假莫辨的叙事、令人着迷的冒险旅程。我们发明了一些伟大的人物，称之为英雄，由他们代替我们对抗命运无情的打击，而我们可以轻易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幸亏有这些前辈，让我见过奇迹、骑过巫婆的扫帚、唱出凌驾雷声的歌，黑暗时代在冰层底下入眠，也曾穿过仙子的心房。我在大理石的底座上浇铸出这些人物的塑像，到博物馆欣赏这些珍宝。

尽管整个宇宙并不在乎这一切，我仍然有理由以此为傲。

相信我们的想象

然而，再一次，我们的脆弱，利用我们的矛盾与焦虑，为我们设下陷阱。因为有时候，我们集体所相信的现实，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而已。例如，我们全都相信神，甚至相信天使、魔鬼，相信神圣的井底传来的声音，相信预言，相信我们的原罪，相信救赎，以及此生之后的另一种生命。

这无疑是人类性格中最原始的特征：将幻想当作现实。我们声嘶力竭地断言，这个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给他一个名字的人物，并为他加添一则又一则不可思议的经历——阿拉丁和穿靴子的猫也是用同样方式打创的，但唯独他，是绝对真实的，而且甚至是所有假货（招摇撞骗的伪善者、假装拥有神力的恶棍）当中唯一真实的。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决定这么相信，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因为我认定就是他创造了这个我所依存的世界，但我只占有这个世界一小块微不足道的角落。

他是真实的，因为他和我很像，因为我崇拜他，因为我敬畏他。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相信他。因为相信他的人是我。而我，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人。当我宣示了我的信仰，我便保证了它的存在。我需要他，我相信他，我定义他。我是上帝的创造者。我可以像描述家人一样地描述他。他是最有领袖魅力的监管人，也是我的大老爷，我的最高法官，慈悲为怀又铁石心肠。我拜倒在这个别人为我描绘成形的形象之前，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在这被烟雾缭绕的幽灵面前展现虔诚，磨损了膝盖。

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身上自然带有他的创造者的印记。他像我一样有个性，他会有嫉妒和复仇心理，他享受我们对他的崇拜，他觉得献祭焚香的白烟闻起来很芬芳，他喜欢听管风琴。不用说，他是一个男人。代表他、服侍他的神父也是男人，至少天主教会说是他要求的。尽管他绝不会犯错，因为他处于比错误的观念更高的位阶（我所定义的他就该是如此），他仍不免有时也会像我一样胡涂，次数甚至很频繁。我无法不看到他的错误：从古至今那些被他粗制滥造、随手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物种，那些最终无法存活下来的生物，就是他不完美的明证。光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他就有几百万次的失败纪录。

虽然我推崇他的全知全能，不在乎他的这些小瑕疵，但他还是没办法赢得所有人的认同与爱。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方面，他居然需要我的帮忙。尽管大家都说，他是无限的善，他慈悲为怀（他一定很喜欢这个说法，否则这些词语不会大量出现在我们对他的赞美里），但是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上，几乎所有的造物都必须剥夺其他造物的生命，才得以活下去。造物们必须互相吞噬，使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几亿几千万次的谋杀。这就是所谓的仁慈。

这位上帝，是我让他诞生的。我甚至会说——基督教的传统里是这么说的——上帝以人的形象来到这片土地上，来到我们之间，于是渺小如一粒沙的我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我们周遭一望无际的沙滩都以我们为中心点，不论它是欢迎我们，还是恐惧我们。

我们住在一个被选中的星球上。

这种地球仍是世界的中心、被某些微小而次要的天体所围绕、在西方流传已久的古老感受，面对这两个世纪以来科学所带给我们的知识——也就是：在这个浩瀚无际、充满混沌的宇宙里，我们的存在根本微不足道——该如何调适呢？

显然，这个问题不会让信徒操心。信仰总是先于知识，妄想先于理智。这里是非理性的地盘。

上帝，以我们的形象

我们让自己内在的混乱，在如教堂般宏伟的宗教里，产生最大的内爆。偶尔，我们甚至会以荒谬的神圣之名，大声宣扬这种混乱。过去那种如诗如画、充满爱情与战争的天神冒险故事，被我们用更抽象的神学取代了，我们要在教义问答中让人学习羞耻，却是透过和过去一样的进程：我们只相信我们所想象的。

对于我们的想象所不及者，我们便产生怀疑。

这种混乱会被自身察觉，有时甚至会被表明、被平反。我们诚惶诚恐地对我们塑造的雕像告解，但明明是我们自己赋予了它所有的属性（还会按照我们的需求不时加以改变）；我们跟他说话，我们向他乞求，甚至拟定他的回答。我们需要一位具有压倒性权威的主人和统治者，需要一只巨大的耳朵倾听我们的抱怨，需要一种亲密的声音来安慰我们，于是我们自己造就这一切。这是一种非现实中的往来关系。

对于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所赋予的每一项特质，都是在定义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镜子，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民而改变。耶稣在西方是一副金发碧眼的模样，中国和日本的佛陀是单眼皮，印度教最高的黑天神（Krishna）有着深色皮肤，诸如此类。这种人神关系总是令我想起一个非洲故事：有个人懂得蚂蚁的语言，可以跟蚂蚁交谈，于是他问其中一只蚂蚁：“蚂蚁有神吗？”“当然。”蚂蚁回答。“那蚂蚁的神长什么样子呢？”那个人追问，“他长得跟你们一样吗？”“不完全一样。”蚂蚁回答，“我们只有一根螫针，他有两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展现的不只是我们的混乱，更是我们内在深处的脆弱。面对我们先人所形塑的雕像，那一尊尊他们遗留给我们、又比我们存在更久的遗产，我们只能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闪即逝的影子，人间的一块碎布，一个不幸的罪人，只有那尊雕像拥有我们所欠缺的，例如庄严、坚定、美德、不可泄露的知识（神自有其理由不许我们窥探这些知识，而我们也尊重他）。他也拥有我们在这片大地上遍寻不着，却应该存在某个地方的公理与正义。否则，我又从何而来公理与正义的观念呢？

我们在人性的尘土中卑微地打滚，在我们打造的塑像前自我惩罚，宣告自己的缺陷和懦弱，而我们所说的无非两个字：真相。

宗教（最起码我们的天主教），鼓励我们这样做，宗教一点也不否定人的软弱。宗教突显它、把玩它。有好几个世纪，天主教非常着重“不信神者的脆弱”，而且这个策略成功了，从人性出发，天主教并没有错。

谦虚处世，多么值得骄傲啊！十七世纪，一座西班牙修道院的院长曾说：“卑微如我，无惧任何人。”这种光荣的耻辱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谦虚又有了谦虚的子嗣。我们承继古老的幽灵，我们遗赠我们的跪拜。我们天真的信仰是一种家族事业。

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或那个，因为我们的祖先也相信，它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甚至为了这种继承而来的荒谬性，为了我们拒绝改变想法，为了我们执着于无知，而感到自豪。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将摆在客厅里的黑天神或耶稣，换成一幅穿靴子的猫，然后每天对着它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仰。我们还会感到同样的骄傲吗？

况且，在我们自我贬低的同时，在我们心田里最私密、最阴暗的角落，其实在计算着上帝选民的人数。我们在享受一种特权，供奉雕像所代表的真神——这使我们与那些搞错造物主的笨蛋完全不同——突然间，我们感觉自己面前那尊雕像使我们沐浴在全知全能的光辉中。就这样，我们以自身的缺陷荣耀自己，透过我们本质上的脆弱，让自己通往永生，得到无限的光荣。如果我们强壮又坚韧，就无法接触到这道光了。“崇拜”的感觉究竟是什么，难道不就像是瓷器以为自己是钢铁打造的，而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吗？

魔法不曾消失

像太阳圣殿那样的教派，做尽愚蠢又恐怖的事，正好为我们的信仰献上一幅讽刺漫画，但我们不想看，认为它不配称为信仰。在别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异：别人都错了。当我们是这样看待他们，我们便看不见自己。荒谬是看不见荒谬的。

无论走到哪里，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古老的魔法拒绝死去。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有人崇拜并豢养着一只巨大、活生生的蜥蜴。有人拖着圣女小德兰(6)的一截脊椎骨和其他圣物，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认真地记录下这些圣物所引发的神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建议将这批圣物运送到伊拉克，以阻止战事接连发生。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人在祈求老天下雨。有些专家以天使为题四处演讲，并自命为“天使学者”。有些印度人把所有财富都赠予湿婆神，还得事先跟祭司预约，祭司才会接受供品。新任教宗建议开设一些课程教授魔鬼的诡诈，同时允诺会一如往常给予好基督徒赦免，也就是说，减轻并涤净他们的痛苦。耶和华的见证者保证大地明天（或是很快）就会裂开，已故的教派成员会从裂口浮现；突然复活的他们看起来约三十多岁，脸上都挂着微笑。以色列屯垦者的手里挥舞着《圣经》，声讨着（他们坚信）上帝许久之前应许的土地。在伊朗，两万名信徒至今仍崇拜施洗者约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先知。

诸如此类。我们生活在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巨大的信仰市集，一个荒诞的旧货市场，被震耳欲聋的街头叫卖淹没，偶尔还会发生造成死伤的斗殴事件。

贺德林(7)曾在诗歌里咏叹诸神的逃逸。他们跑得并不远。

异端的归宿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今日有点随处可见的宗教势力回归现象。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是1968年的两倍以上，因此信徒的数量也成长了两倍。这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信徒人数增加了，不信神的人也一样变多了。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

有人提醒我，不要将内在的深刻信仰与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我也注意到了。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关联。

再说，那种事重要吗？从一个宗教所聚集的信徒数量去判断这个宗教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这无异是我们人类妄想论断人性所不及之事的另一个例证。有人说，某某教是高等的宗教，某某教是低等的宗教——那又怎么样？所有宗教都历经诞生、茁壮阶段，然后都会衰退、消失。所有宗教都服膺消逝的召唤，成为沉默的异端。奥西里斯(8)和宙斯一起进了饰品店，而巴力(9)已经在那里等很久了。被西班牙殖民者驱逐的阿兹提克(10)诸神，后来也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今天的波斯和印度还存留着一些琐罗亚斯德教徒，在燃烧火焰的祭坛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11)。另外，一小撮玛雅人的后代今天似乎也还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Yucatan）和危地马拉延续着古老的仪式。但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我们将人类的方法和惯例套用在神明的身上，已经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例如我们是在宗教评议会里，经由漫长的讨论，最后以绝对的多数票，决定了我们唯一真神的属性。到最后我们宣称，神同时是三也是一，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决定很可能是经过一番游说、威胁或利诱的结果。

再深入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会计学式神学、这种运筹帷幄、这种定义和兼并的谋略，以及从这种强调“人数越多越好”的原则——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平原上的战役，关系到领土扩张问题——看到脆弱的踪影，找到神与人同形的证据。众神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乐于见到他们大量繁衍，见到他们风光地成就我们搞砸的这一生。当他们在世间陨落，我们不禁在他们的坟前流下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跟着他们一起埋葬了。

公元380年，怀抱着宗教狂热的君主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严格禁止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活动，并剥夺了非基督徒的所有公民权，剥夺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他们立遗嘱的权利、他们的官方身份，迫使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必须亲手摧毁他们的神殿。据说，在埃及的某些地方，祭司将他们的神明埋葬在其故乡，那里从三千年前就开始祭拜这些神明了。可想而知，他们必定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请求他们所推倒的偶像谅解。他们必定在沙坑旁念完最后一遍祈祷词，然后才往坑里铲沙。

偶尔，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会想要换个神试试看，就算一下子也好。说真的，譬如我就很遗憾自己与爱神无缘。我非常愿意为她献上花环，但是要去哪里找她呢？我只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冰冷而僵硬的她，当我经过时，她甚至连瞧都没瞧我一眼。而且，我们别骗自己了：即便是在舒爽的希腊森林里，爱神难道就会看上我吗？

另外，在比评宗教时，我们很容易带有种族主义，或多少有某种仇外的情结。有一天，我在反驳某人时提到，如果我们以信众的人数和身体力行的程度来计算，那么拥有超过八亿信徒的印度教，无疑是当今最大的宗教。那个人回答我：“是啊，但他们是印度人。”

即使在宗教领域，我们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想要达成普遍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La Tempête）里，普洛斯彼罗为了迎接“新奇的世界”（brave new world）而抛进海底的那部魔法书，又再度浮出水面了。尽管书页被海水侵蚀得几乎无法辨读，它还是朝我们漂了过来。新的世界依旧难产。

腐坏的永恒

当我们思考自身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凝视一个人在死后几个月所残存的尸体，更具有启示性了。这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人，如今变为难以辨认的一团肉，被蛆虫分解、侵占后不久只剩下骨头的状态，我们可以在一些西班牙古典画派的画作里看到。看着这一切，我们对自己说，这个快速腐烂的东西，不久前还梦想着永恒的天堂。我们在这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前捂住鼻子，同时相信自己听见天空传来天使的余音，以及竖琴的残响。

眼前所见，是腐烂的肉块；心中所思，是超越时间的永生。就这样，蛆虫上了天堂。

没有任何场景具有这种力量，夏多布里昂在当中看到灵魂存在的证据，认为灵魂超然独立于枯骨所具现的死亡羞辱。我至今无法理解他的论证。在我眼里，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清晰、更鲜明地为我们呈现，生来脆弱而短暂的我们一心想望的永恒，就是我们的腐烂。

我们曾经以为，当身体停止活着的那一刻，灵魂会得到解脱，飞向天际。灵魂是无法定义的、关不住的，没有人能够目送、追踪灵魂的飞翔，但所有人都肯定灵魂的不死与不朽。我们甚至还说，灵魂离开了它的“监狱”，返回它真正的处所，而此处只应天上有。我们认为身体会损毁，灵魂则是不灭的，虽然我们连灵魂的踪影也没见过。于是我们就像夏多布里昂，认为肉体腐败的场景不过是映证了我们既有的印象：我们的灵魂从这堆腐肉中溜走了。

事实刚好相反。当死亡降临，我们的大脑瘫痪了，精神停止运转。一切的心智活动从此停摆。我们失去了精神，但构成我们的原子并未就此消失。它们会再组成几十亿种其他的形式、其他的对象，而当中的一些会存活下去。我们的身体是易碎的，身体里的原子却是不灭的。

当我们体内的所有运动回归虚无（肺脏和心脏一一停歇），这些原子之内的基本粒子仍然很活跃。它们在我们的死亡上面跳舞。

分解不代表消融。这是最后的惊喜：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消失了。永恒不灭的是组成我们的物质。

————————————————————

(1) 象头神（Ganesha），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也是艺术和科学之神。

(2) 黛奈狄（Danaïdes），希腊神话中埃及国王达奈俄斯（Danaos）所生的五十个女儿，听从父亲的命令，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以防止父亲将被女婿谋害的预言成真，因此触怒天神，死后被发配到地狱最底层，为一个永远无法灌满的无底桶灌水，以作为惩罚。

(3) 双尾美人鱼（Mélusine），中世纪民间故事里半人半蛇的女神，平时以美貌示人，只有特定的时刻会避开众人的视线，在浴池里露出原形。

(4) 西西弗斯（Sysiphe），在希腊神话中以狡猾机智闻名，因为屡次骗过死神，最终被惩罚推一颗一再滚落的巨石上山，如此永无止境地劳动。

(5) 原名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1942～2016），美国重量级拳击手，因冠军纪录及其公开改信伊斯兰教、反对越战等主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

(6) 圣女小德兰（Thérèse de Lisieux，1873～1897），英年早逝的法国修女，主张只要以神的爱为出发点，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产生神圣性，著有《回忆录》（Histoire d'une âme）等书。

(7) 弗列德里希·贺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诗作富有浪漫色彩，经常传达对于古希腊神人之间关系紧密的向往，借此批判当时德国精神荒芜的状况。

(8) 奥西里斯（Osiris），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也是掌管生育和农业之神。

(9) 巴力（Baal），古代西亚西北闪米特语的一个封号，表示“主人”或“神”，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便有闪族巴力崇拜的纪录。

(10) 阿兹提克（Aztèques），存在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古文明，也是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最大的帝国。

(11)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e），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或称拜火教、祆教，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奉为至高的善神，他如火一般代表无限的光明，并与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阿里曼（Ahriman）长久地奋战。

第十章　徘徊不去的幽灵

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六午后，我回到我出生的村庄，路过那间我每次回去时经常都是关着的乡村教堂。我听到教堂里传来歌声，便走了进去。一位神父在举行弥撒。在这个居民约五百人的村庄，当时有十八人在场：十五位有点年纪的女人，以及三个男人。

在这间教堂里，我曾经是儿童唱诗班的一员，如今整栋建筑已然破旧不堪，墙上的灰泥大块地剥落。讲台禁止进入，因为怕被压垮；被人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圣女贞德和方济各雕像，面对面直接摆放在地上；一只破花瓶里插着几朵肮脏的塑料花。这里的一切给人一种空缺、荒芜的印象。那名神父是西班牙人。他后来告诉我，那里的三十座村庄只由他和另一名神父负责。在我的家乡，每个月只固定在周六下午举办一次弥撒。六十年前，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父和神父宿舍。

不管怎么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只剩下一种片面的思辨和神学，只剩下思想史和信仰史的一个瞬间。像我们村里这么一栋空荡荡的庞大建物，夜里强风吹拂，连鬼魂也逃之夭夭。

有些宗教已经死去，有些宗教还会坚持一阵子，然后轮到它们死去。这就是法则。宗教不过是我们投向未知的目光所见到的一连串影像。有些宗教才刚出生就夭折了，是那些先知生下的短命女儿。这种情况下，这些宗教被称为秘教（secte）。而那些从思虑到规划都更缜密的宗教，便有机会争取更长的时间，去经历草创时期、崛起时期、全盛时期（也就是当宗教有了它的信众、殉道者、旁观者、传教士、政治权力）、衰亡时期。然后这些宗教就会死去，因为宗教是人性的。

目前，伊斯兰教似乎正处于一段扩张时期，而且不光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显然更多是基于社会和政治上的因素。但它付出了什么代价呢？那是一群飘荡的灵魂在寻找一个支撑点，或者说白一点，一群被剥夺权利的继承者、被侵略者、被遗弃者，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大饼被整块拿走，自己却连一块碎屑都尝不到。于是他们理所当然会加入某些煽动的、好战的教派，被鼓励去投入战争，去明白指认出敌人。

渐渐地，他们聚集成一群人，只会大声嚷嚷地附和口号。当他们终于肩并肩列队前进时，他们忘了自身的脆弱，以正义之名公然报仇。他们以信徒的立场声称是神的旨意，而神一如往常地没有回答。他们宣扬他们的神是最伟大的，意思是说：我们微不足道。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那种有如要为1918年德国战败的“耻辱”驱魔、蔚为奇观简直像在朝圣。但事实上，这些狂热的信徒，无异于在黑夜中手持火把，前仆后继奔向死亡。他们抬高手臂，宣誓了他们的迷失。所有来自最高领导的声明，无论它攸关的是种族、文化，或甚至宗教（于是信徒们说着“唯一的真神”），都不过是我们的脆弱所发出的一声巨响，一个危机的信号。

宗教，僵死中

在我家乡的教堂，周六下午进行弥撒时，女人仍必须戴帽子，结束后在场的人互相寒暄一番，互道下个月见。那是一个安静的时刻。他们互相认识，互相拥抱。这些宗教的遗绪，还是有它实用的一面：让人们碰面并交流。

如果这种宗教消失了，而它的消失眼看即将成为事实，我们又该以什么取而代之？宗教在习惯的作用之下成为一种社会传统，今天它究竟还有没有参考价值，还是不是一种力量？宗教至今是否依然不可或缺？从公元前3000开始，历史上的所有社会都是立足于幻象之中、神明的肩膀之上。夏多布里昂曾经说，这是“所有民族在天空之下挺立的基础”，拿破仑则是在1800年对米兰的神父坦承：“失去道德，没有社会能够存续，而失去宗教，就不会有好的道德观。因此，只有宗教能提供国家一种坚实而长久的支撑。”

这话说得多么明白。帝王的宝座和主教的祭坛，彼此是为对方撑腰的后台。这是一种对双方都实用的结盟关系，一道古老的连结。尽管西塞罗(1)曾经感到纳闷：两个教徒或两个占卜师，要如何看着对方而不失声发笑——但宗教的幻象是被保证、被敬重的幻象，罗马人在宗教里所保存的神话和仪式，令全体人民和掌权者都无法轻忽。神是否存在不那么重要。罗马即使有了宪政和唯物论，仍然需要宗教。

宗教甚至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国王的合法性。“君权神授”这个幽灵，总是一再被拿来巩固君王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法国和俄罗斯这种认为“宗教不用白不用”的国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幽灵是拿来填补空虚的。幽灵说，国王的血统已经肩负起神圣的使命，我们只需要相信他就足够了。当然，宫廷的朝臣也会不惜求助绞刑架和火枪，以支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但也多亏了基督教，欧洲人得以掌握一套宇宙的象征系统、一种与我们的本质有关的论述、一些简单易懂的格言，让人间的法律得以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和行使。更不用说美和宗教美学，以及让夏多布里昂花几星期时间就能写出获得世俗荣耀作品的“天赋”。

时至今日，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已经斩断和宗教的连结，也不无为之叹息。今天若还有任何政权是以某个神明之名建立的，我们一定会说它是一种落后与过时，是古代的借尸还魂。不过，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后，有些政治人物与法学家讨论起是否该将伊斯兰教订为伊拉克的国教，同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伊拉克的联邦宪法也确实如此颁布。

在我们这里已经分崩离析的，在他方仍紧密维系着。

但“国教”这两个字今天还有任何意义吗？这个词本身，难道不是在我们眼前再度证明，是尘世决定了天堂的存在，而非相反？

况且，不就是这种坚信的态度，为信仰划定了国界，也同时创造了新的冲突，结果不仅撕裂了土地，连天空也被不同的神所割据？

然而，就算古老的幽灵在空气中烟消云散了——不是法令强制下的结果，而是因为一种缓慢到几乎看不见的僵死过程（在我家乡的教堂里可以明确感觉到它，在其他地方却不知不觉）——我们所有人真的准备好全然脱离宗教了吗？

从费尔巴哈（Feuerbach）到马克思，实证主义者曾经相信并大声宣称，宗教已经被打入冷宫。列宁、斯大林与追随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们，无不四处查缉这个“人民的鸦片”，其中最严酷者，当属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2)。结果，他们大费周章许久，整个工程的最后关键竟是安装上象征天堂的拱顶。与昔日的罗马帝王并无二致，那就是将自己神圣化，只不过他们是公然以凡人之躯做这件事。然而，他们的教条太年轻，他们的先知史观太狭隘，他们把历史说得太短，他们的神迹有疑点、仪式有破绽，他们勉强称为“科学”的神圣经典很难读，他们的领导人过于人性，而且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绝大多数是男人。这一切都使得此一新信仰无法蒙骗世人太久。

所有伟大的神父和祭司，都是被自己的信众推翻的，而且旁边都有另一位慈眉善目的神明在注视着，那就是万能的天神：黄金／金钱。透过莎士比亚和马克思本人的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段落已经与这位神祇打过照面了。

我们今天的处境不见得有比较好，纠缠着我们的是已经褪色、越来越厌世的幽灵（奇迹很罕见，至少在法国是如此），而且有分化为更多小团体的趋势。据说，全世界现在有四千多个教派组织，每个都是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大宗教是危机边缘的百货公司，小教派是拒绝世界的小店铺。

天生的罪人

为了合理化我们依稀感觉到的不足与不安，为了在面对那些我们执意对自己提问（因为我们相信它关乎人的本质），却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时替自己辩护——问题诸如：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人世间？我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愚蠢、自以为是的问题，这些让“意义”这个观念失去意义的问题，人类在创造上帝之后，发明了原罪。

这项发明称得上十分神奇。它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我们可以高调地引以为傲，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自称进步的文明，有可能在不意识到原罪的情况下，在地球上或是宇宙的任何角落诞生并壮大吗？原罪和原罪的感受，难道不是最能明确将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最真实人性标准吗？我们这些驯服了自然并以此为荣的人，有办法想象一种没有原罪的文明吗？

不管别人会怎么回答，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外星人，而且又能够跟他沟通，这些绝对是我最想问的几个问题。

我们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里，它是人“与生俱来的”（originel）。人都会死的处境，在原罪里找到了原因。除了圣母玛利亚出生时就与亚当的原罪无染（但只有在十九世纪是如此，在此之前人们已经为此争辩好几百年之久），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在罪恶的幽光下，渴望着明辨善恶。我们因为向知识的恶魔让步而有罪，更因为将邪恶的念头带进纯洁无瑕的乐园而有罪；我们因为从一开始就渴望以人的方式回答人的问题而有罪。我们所有人都带着原罪的记号出生，都被原罪烙印，而如果我们不求助于“救世主”——只有他能将这可耻的印记从我们身上去除——就注定被打入地狱。

这份强加在我们身上却随时要把我们压垮的罪恶感，恰好足以定义我们的处境。我们是脆弱的，又是有罪的，真是够我们受的了。

在罪恶感和脆弱的后头，当然还可以添上许多交融混杂的、天生或文化养成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劣根性，我们没来由的、盲目的骄傲，我们所谓的精神疾病，我们的攻击性，对于孤独的渴望和恐惧，我们的性冲动和其他冲动，我们对战争或经济问题的歇斯底里反应，我们对信仰的盲从，我们强大的遗忘能力等（这分清单很长），而这些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以搁置不管、任其自己找到出路，因为它们都是次要的，只是铁道支线上的过客。光是罪恶感和脆弱感，已经塞满我们的头等车厢。

卫道人士与一切言论审查之流，总是汲汲营营地寻找证据来支撑他们严厉的指控。例如1857年在法庭上抨击波德莱尔（Baudelaire）《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的检察官毕纳德（Pinard），就指控这部诗集意图否认人类原初的错误，即使它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已足够对作者加重刑罚。原罪一直都在那里，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迫使我们接受严苛的规训、奋起抗战，让我们不受“猥亵的花招”诱惑。那是通往地狱的头等席。

换句话说，布尔乔亚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原罪之上，原罪是基础。

那些最抒情的神学家、赞美诗的作者，甚至还大声歌颂这种原初的罪行。他们称之为“有福的罪过”，felix culpa，“有福”是因为这种罪过同时也是我们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

我们虚构出来的神话，为低头祈求赦罪的它自己洒上圣水，然后说了声：“谢谢。”

这种令我们感觉无所不在、沉重的原罪——仿佛宇宙间真的存在一种令哲学家徒劳追寻的“道德律令”——这种名为“背德”的注册商标，这种有如风雨之夜里那一大群蚊子般形影不离的罪恶感，与我们脆弱的本质十分契合。它令脆弱更显脆弱，令本质合乎本质。原罪的名声不太好。它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总是需要忏悔来减轻负担，而忏悔又是另一项杂耍般的发明，仿佛原罪会从自己的口中滑进别人的耳中，仿佛只要我们肯坐在阴影里，悄悄对着一个穿黑衣的男人坦白，然后表示愿意改过向善，我们就可以得到解脱。

谁选出了七宗罪？

喜爱罪过本身，并能够加以利用者，除了上述的神学家以外，就比较少有了，例如以下这位西班牙女士在吃蛋糕时所说的话：“多可惜这不是一种罪……”(3)

她忘了这正是一种罪：饕餮罪。我们其实也跟她一样不解，像贪吃和懒惰这样温和、无害的性格竟会被列入重大过失。为什么魔鬼把饕餮视为不可赦免之罪？为什么打个盹、无所事事就要被审判？当然是为了崇尚劳动，顺便连同服从命令、奴隶制度，以及所有人类剥削自己同胞的技术，都可以一并戴上光环。

因此，对某些人来说，原罪是很有利用价值的，而不只是为我们挡下地狱的烈火。它甚至是我们的必需品。没有了它，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呢？

七宗罪一字排开，我认为只有贪婪和嫉妒显然应该受到惩罚，其余的所谓罪行，反而压抑了最有益健康的那些乐趣。一旦我有偷闲片刻、喝杯好酒、享受做爱、品尝这个或那个东西等念头，我便犯了重罪。真是太倒霉了。我只好赶快隐瞒我那些丢脸的欲望，把它们藏好，以免被那些专家学者逮个正着。

这种神学式虐待，身上长着三头六臂，端坐在原罪的宝座上。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包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底下的集体农场。

为什么撒谎、背叛、冷酷、造成死伤的暴力，不足以登上七宗罪之列？是谁决定残酷比懒惰的罪还轻？那杀人呢？杀人难道不是罪吗？我们多么想知道这份清单是怎么决定的，想读到这背后的讨论和投票过程的报导。

面对这种深植于我们内在、做错事的感觉，我们很难佯装无辜。如之前所述，甚至连奥本海默，在广岛原爆之后，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宣告科学直到当时才开始认识“原罪”。这句话很奇怪，它似乎假设科学在此之前都是纯洁、天真的，直到原子弹爆炸，科学才突然间弃守乐园，推开大门走向大屠杀的现场。

大多数时候，尽管是最彻底的去基督教化，或自以为去基督教化的领域，原罪也令人不好受。原罪和普通刑事罪不同，也绝不会和摩西十诫里的禁诫混淆。它是从一对一的内在中诞生的，透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缺陷压垮我们，透过神话对我们再三强调活着是一种错误，以及忏悔和惩罚是我们命中注定之事，而我们被判处一种活在尘世中的徒刑，刑罚就是将我们推向焦虑、彷徨、抑郁，使得我们用堆积如山的药片筑起防御工事，陷入绝望，甚至自杀。

若是仔细寻找，我们很可能在某些英雄式行为，甚至恐怖分子的活动里，找到这种原罪的意义与对原罪的喜好，例如有人会以“自我献祭”来“自我救赎”。在此，宗教用语被说得义正词严：我们犯罪是为了解除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第一次东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只有异教徒的鲜血，才能洗尽我们想象里其灵魂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血流成的江河，会送他们上天堂。

当代的殉道者

当高乃依笔下的波利厄克特(4)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破坏异教徒的祭坛、造成惨重死伤时，也是这么说的。剧中的这位主角其心昭然，一再重复这句话：

“这是上天的旨意，我们必须不负所托。”

上天要我们死，希望我们死，等着我们死，而且为每次的死亡场合时机供给一种宗教狂热。波利厄克特说的话，正好和塔利班与盖达组织的成员一样，他们都说渴望死在“神的道路上”。波利厄克特一秒也不愿延迟自己的死亡。他催促死亡，渴望死亡胜于一切，甚至建议和他相爱的妻子宝琳，跟他一起成为教徒，然后一同赴死。

宝琳很震惊，无法理解这种暴力从何而来，但是波利厄克特坚持：

“我曾经告诉过你，如今再跟你说一次，
去和西维尔一起生活，或者和我一起死……
假如你不成为教徒，我也不承认你是我妻子。”

他说，对一名真正的教徒而言，最大的幸福就是受苦。在他的眼里，“最残暴的酷刑是一种奖赏”。他追求“至福的死亡”，呼应了上面谈到的“有福的罪过”。改宗的他全心拥抱这个对他而言崭新又清新的信仰，而它在此攀升到盲目和狂热的顶点。这种信仰令人害怕，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它突然显露一种非人性的、不懂宽容的凶狠，不论是对自己或是对他人。

这样的信仰，如果只举最有名的那些为例，也可以在夏多布里昂《殉道者》里的葛雷克·厄多尔身上找到(5)。厄多尔召唤着属于他的死亡，他想死，也邀请他才受洗不久的未婚妻希莫朵瑟一起死（情况和波利厄克特一模一样），最后是两人一边赞美上帝、一边在野兽的撕咬之下死去。

不只在经典文学里，早期的基督徒当中，多的是大声对死亡示爱的人。他们把脖子伸到斧头底下或是狮子口中，不耐地等着感觉身上的肉被野兽利齿嚼烂。据说，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中，有十一人都死于殉道（只有圣约翰逃过了酷刑）。限制这种人数是很迫切的事，因为荣耀应该属于那些刚信仰基督宗教、愿意以其新的神之名而死的人，仿佛死亡是一种证据。

这种一方面让人觉得害怕，一方面整个基督教传统又在很长时间里把它当成人类行为最高模范的奇怪感觉，令我们实在太震惊，以至于不知道该不该视之为宗教狂热。然而，一旦我们脱除了将它美化、神圣化的民俗色彩，很可能会称之为疯狂。

今天，这些词句，这些字眼，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在当代恐怖分子的消息稿里读到。宗教狂热改信了别的教，但依旧是宗教狂热。伊斯兰接掌了早期基督徒的位子，而这一次换成基督徒被指控为无信仰的帝国主义者、真实信仰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意图为我们的过去除罪。我们为过去染上柔和的颜色，美化过去。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那些污辱我们的行为，那些向我们开战的人身上，照见它的每一道轮廓。历史透过某种神秘的方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基督徒变成了曾经迫害他们的罗马人，而曾被他们当成野蛮人的那些伪神的信徒，如今成了我们眼前的受害者。

《被迫害的迫害者》（persécuté persécuteur），诚如阿拉贡美丽的诗集名称所示(6)，简直是一语中的。当君士坦丁大帝带着机会主义的心态皈依基督教后，基督徒终于在罗马掌握了权力，而一旦他们巩固了社会地位，便轮到他们迫害异教徒、犹太人、异端分子，残暴的程度一点也不下于当年迫害他们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几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杀死一名“异教徒”不是杀人，而只是一个取悦上帝的手势，为上帝所需，为上帝所奖励。人们说，上帝喜欢异教徒的血腥味，而我们身上的血腥味从没散去。恐怖的轮舞不断回旋下去，只不过换了曲子。

波利厄克特让人觉得他已经完全失控，被一种血腥的幻觉困住了。

但是在今天，他正是我们的邻人，或是我们的朋友。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会邀请我们一块儿搭火车，然后交给我们一个背包炸弹。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厘清目前的混乱？我们会坐在哪里的高处，瞭望我们周遭的世界摇曳颤动？我们还有多少年、多少个世纪，能够平静地阅读《波利厄克特》，在当中认出某个人的模样？谁也说不准。强势的文化有如从前的罗马，继续以自己为榜样四处布道，把自己的模式强行灌输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制造出的反效果，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树立我们想象不到的敌人，然后再轮到这批人饥渴地用自杀处决我们。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吗？也许吧。没有比死亡更诱人的了。

波德莱尔的一篇知名散文诗里说，我们必须不断以酒、以诗、以道德灌醉自己。我只同意前两项。

以道德灌醉自己？谁知道派对隔天会发生什么事？

今天一如昨日，信仰一直都存在且活跃着，至少对于鼓动反异教徒的战争是如此。不论我们在知识上有多大的进步，疯狂总是遥遥领先。我们内在的古老地层从未曾下陷。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层层向上堆栈着，随时会切开地面、再次露出地表。

是的，我们绝对还需要好几世纪的时间，毕竟我们一路走来，什么都舍不得丢。我们背负着想象的重担，而且越背越重。或好或坏，我们持续前进，即便我们被自己的传说压得抬不起头。

————————————————————

(1) 西塞罗（Cicéron，106 BC～43 BC），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并在当时被公认为古罗马最好的作家和雄辩家之一，因支持罗马宪政，而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古代先驱。

(2) 恩维尔·霍查（Enver Hodja，1908～1985），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阿尔巴尼亚反抗组织，先后击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军，并在战后将该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繁荣与安定。同时，霍查为了将该国建立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在位期间严厉禁止占国内大多数的穆斯林、东正教和天主教徒进行任何宗教仪式，教堂、修道院与清真寺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建为博物馆、体育馆或商场。

(3) 典故出自司汤达（Stendhal）的《意大利轶事》（Chroniques italiennes），但原文中的这句话是意大利的一位公主在夏夜吃冰淇淋时发出的感叹。

(4) 高乃依的《波利厄克特》（Polyeucte）首演于1641年，是法国古典悲剧晚期的代表作。剧中，主角波利厄克特因为改信基督教，导致亲友关系的冲突，最后因反抗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壮烈成仁。

(5) 《殉道者》（Les Martyrs），夏多布里昂发表于1809年的一部长篇史诗，内容讲述罗马军官葛雷克·厄多尔（Grec Eudore）改信基督教，连带改变了他的爱人希莫朵瑟（Cymodocée）的希腊信仰，两人的恋情却横遭各自的传统势力阻挠，最后双双被惩罚丢入竞技场，让野兽咬死。

(6)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暨小说家，《被迫害的迫害者》是他发表于1931年的诗集，当中包含许多他对于长期支持的超现实主义、法国共产党的质疑。

第十一章　乌托邦的旧货铺

我们一直追逐着我们自己的良善。偶尔我们以为赶上它了，它又马上溜走。善良就像一块肥皂，让马戏团里的小丑追着它跑了一圈又一圈。

善良甩开我们，我们却无法放弃它。为了做出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生活方式也更进步的承诺，我们必须不断肯定自己终究是个好人而非坏人，而且我们的良善总有一天会受到他人景仰。

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与生俱来又始终不渝的良善时——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就让它换个地方，先是将它交付给某些神明，后来在西方的我们便选择去崇拜这位唯一的上帝。我们称上帝是无限的善和仁慈（是一切我们所不是的），却忘了他也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最残酷的世界（我在前面也这样说过。从那一页起，情况并未改变），创造成人吃人的世界。他没有做不到的事，而他选择了让我们自相残杀。

没关系。我们在上帝的恐怖之前闭上眼。我们不断请求他原谅我们的错误，却对他的所作所为全然宽恕，仿佛他没有责任。我们假设他有他的道理，还说他的道理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是无法懂的。我们深深渴望一种以均等比例的爱、美、善和正义所组成的完美形象。失去这个形象，我们就活不下去。它是我们的秘密花园，是我们对宇宙的贡献。

寄托梦想之岛

过去的乌托邦，是我们带着缺憾——也就是带着思想——实现梦想的地方。于是，在暴风雨中迷航的旅人经常在一座不知名的岛屿上岸，那里的人民与我们缺乏接触，而且迥然有别，他们完美体现了和谐、和平、健康、善良、互助精神、土地财富的公平分配（岛上的土壤一定特别肥沃，否则，难道你可以想象一个沙漠中的乌托邦吗？），他们自愿分担工作，爱情观中没有嫉妒心和占有欲，交易中没有人作弊，不用警察维持秩序。这一切都在这座岛上实现了。所有难能可贵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些梦幻公式里的哪一条最难达成。

在这些不受威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土地上，也就是“乌托邦”（utopiques）这个词本来意味的“乌有之乡”里，我们无可挑剔地履行了身为人类的义务，因此消弭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不再为它烦恼。所有令我们想起自身弱点，以及造成我们内在骚乱的东西，都神奇地被隔绝了。人类轻松交差了。身体的、心灵的、精神的需求，全都不虞匮乏了。

基本上，只要罗列出我们的乌托邦消灭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人类在什么地方犯了罪，以及必须修正或抛弃什么，例如财产、自私、某个社会阶级对于众人的支配，或某个性别对另一性别的控制，以及神职人员、军武和商人的专断权力。

但是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道烟幕而已。乌托邦的定义就是我们无法实现的东西。它的属性是不满与焦虑，我们或许能够辨识它、描述它，但绝无可能经由思想以外的途径实现它。所有我们尝试过在人间建造的乌托邦社会，广为人知者例如卡贝的伊卡利城(1)，都因为缺乏论述而节节败退，最终导致流产。没有地方容得下乌有之地。

尽管如此，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认同，这种一一细数美好想象的宣言，这种古老却又在每个时代反复出现的态度，尤其是当我们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例如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巨变看似即将到来的时候，总会令我们瞬间睁大双眼，开始长篇大论我们的理想。

“新亚特兰蒂斯”之梦

这些乌托邦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借由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的存在本身摆脱旧有的负担，“自由地”大展身手，超越现有的、已知的限制。所有的政治乌托邦（让我们一起修改法律和制度），或是技术乌托邦（以培根的科学乌托邦最知名）(2)，都可以归类到这个架上。人类必须被赋予能够确实掌控自然的权力，而且要再三重申这一点，毕竟它长久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大敌，一直到十六世纪（从浮士德的角度来看），人类才隐隐感觉自然有如一头顽强的野兽，是可以被驯服的。

我们征服野生的自然，使它变得更加和谐，因为我们向往的正是和谐。

这就是“新亚特兰蒂斯”之梦，一个被精密设计的机械乌托邦，却在今天身价暴跌。

机械乌托邦攻陷了科幻类型的创作。往昔的岛屿变成遥远的星球，人类飞行船上的全体成员在那里迷航，然后种下祸端；或是几艘巨型宇宙飞船在银河系里穿梭了好几世纪，船舱里的人一代接着一代活下去，有时候是以人为的方式保持沉睡状态，在外层空间紧闭着双眼；还有些时候是，回音般的声响透过通信设备向我们传来，报告那些世间的英雄如何在虚空之中修复故障的机械，仿佛凭着一把神奇的太空螺丝起子，阿波罗号或其他宇宙飞船里的航天员，就从我们的失败与不幸当中得到解救。

既然只要将人类在这个世上的作为稍加转化，就可以带来正义与和谐，我们就更有理由认为，人类根本不需要为我们的处境负起责任，更不用关注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处境和本质是某位不悦的神明对我们的惩处，那是一种终极的刑罚（你将永世待在这个远离乐园之地），或是一种情境的堆砌——自然灾害、严酷的气候条件、泯灭人性的的野蛮与入侵——而我们只不过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首先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主要是技术上的知识，要认识压迫我们的力量，要提供自己抵抗那些压迫、征服该力量的办法，然后要制定法律，让所有人公平地享有我们创造出的利益。在这里，我们承袭了启蒙时代绝大部分的乐观主义，但今天发生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知识或法律，都无法消弭这世界的惨况。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让许多美丽的心灵怀抱着自信，受到乐观主义的风潮袭卷而参与其间——几乎总是从外在考察人类。它把人当成一种会思考、有反应的对象，却又让人臣服于这个他被抛入的世界、服从既定的法律。人就像一个被研究的客观存在物体，可以抽离社会和宇宙，可供肢解、分析、绘制为人体解剖图，以作为人类灵魂新居所的脑叶来诠释。

来自深渊

这种方式终究是失败了。它逐渐解体，随风飘散。野蛮仍旧是野蛮，创造和谐的风潮却停息了。于是我们看到乌托邦的第二种类型出现了。它顽强地垂死挣扎了许久，并一直说着：从改变世界做起是没有用的。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世界就会跟着改变。它不会在半路上被遗忘。

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说得很轻松。改变我们的什么呢？摘下假面具？答案几乎总是同一个：改变我们身上的暴力和虚假、不正义和恶意，去除掉自己属于“坏人”的那个部分。

很好，但是要如何辨别呢？这就像区分有益和有害的生物一样困难。我们如何对于什么是邪恶达成共识？该从哪里开始改变？该用什么方法对付邪恶？

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和隐居来达成，以某个无声的权威为参照对象，例如上帝。我们可以暂时或永远抛开这个世界，请求这位“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上帝照亮我们的生命，如果有必要的话，帮助我们改善它。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Domine。”“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从你令我潜入其中、世上最深的恐怖深渊里，也从我的内在深处。实现我的祷告，让我靠近你，让我变成一个拥有神力的人。

由于神从来不回答——不论我们给那个神取的是什么名字——我们也有可能转而求助这位或那位圣人。这些圣人和我们比较亲近，比较不让我们那么诚惶诚恐。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长。

这个做法就这样在各地实行了好几世纪，但除了出现几部哲学家的论著之外，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成果。

然而，正是从这个古老的风潮当中，出现了一种无需上帝协助的内在探索，只要透过所谓“超验的”（说真的，如果我们剔除了自我超越和自我遗忘的本意，这就是个没有意义的词，而这两者显然不是这里的用意）冥想，孤独地追寻埋藏在底层的自我，找回平静并对他人的开放，没有罣碍或欲求特定对象，心中只有一个意图：探索我们意识的深渊，因为我们认为那里就是邪恶的出处。

它也可以称为沉思、内观，或甚至神秘论。透过它，我们乘着张开双翼的爱，直抵神圣之境。那是一种精纯的、完全的爱，不依附于单一个体，而是拥抱世间万物的大爱。某些宗派的上师可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呼吸、瑜伽、转经筒、禅坐，或是苦行僧的旋转舞等技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乐趣，有时甚至能安抚我们部分的焦虑，发生好的转变。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却是可能的。总之，没有理由拒绝它。

自我，没有地方的地方

然而，它虽然称得上是乌托邦，却似乎预设了某个场所的存在，一个“确有之地”，使得逐渐靠近它的我们终于可以说：看吧，就是这里，我们到了。我们终于找回自我，不再对着私密的伤口自怜，并且自此有能力起身行动，转而帮助他人。

可是相反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表明：这个我们以为清楚指认的自我，这个支点，这个存在的核心，无法提供任何安全感和稳定性。它是多变、追不上、抓不住的，就像小丑手中的肥皂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归自我和冥想上坚持最深的传统——印度教和佛教——也最坚决否认“我”的客观存在，仿佛冥想要有效果，就必须以我们名之为“自我”（ego）之外的另一个东西为基础。

佛家说，我们从未在同一池水里沐浴（这在赫拉克利特(3)的时代是很寻常的说法），但是佛家还补充道：沐浴者也从未是同一人。

这些柔韧、长久的传统还告诉我们，不变的只有改变，或是多变，这种神秘的特质让世间万物产生变动——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论是生物或无生物——并且使我们玻璃般的本质，无可挽回地慢慢化为尘土。我们极力巩固的一切，不论是在我们之外或之内，都会在某一天瓦解，或者锈蚀，或者腐化。就这样，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有天早晨醒来，在仆人为他梳洗时，惊觉自己对奥黛特的爱已经不再，尽管他曾经愿意为她而死(4)。她让他感受过最伟大的爱情，但如今的她不再令他感到快乐。她“不是他那一类的人”。他这辈子所体验过最强烈、最深刻的感觉，没有知会一声便离他而去，就像一名无礼的客人。然而他仍然是他，他还是斯万。至少他觉得他是。

发生了什么事？普鲁斯特自己也找不到答案。而且——令人再次暗自诧异的——斯万最终还是娶了这个他曾经爱过但此爱已不再的奥黛特为妻，仿佛婚姻是一个答案，对于小说里的人物和小说家都是。她不是他的类型，她是他的妻。

我们的确定感消失了。我们的自我，看不见也摸不到，也许正因如此，才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那里的强风无论如何吹拂，我们无论数过多少个日子，浓雾也不见吹散。我们碰不到它，更无法预见它、预知它。它是如蒙田所说的，“反复无常”（ondoyant et divers）。我们可能变成一切。我们不断令自己感到惊讶，有时是好事，但经常是坏事。我们说，或是我们听到人家说：“真不敢相信这会是我。”没错。我们日复一日遭遇这样的不可思议。

只有我们的脆弱是仅存不变的，不需争辩的，不会消融于我们这个复合体。我们想让它噤声，想驱离它。这一切只是让我们一再回到脆弱的面前，而那里没有别的，除了脆弱。

青春的临床诊断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对青春永驻的强烈渴望当成乌托邦的前哨站。今天，那些长生不老的诱惑，又更强化了这种欲望。对衰老的恨，对年龄造成我们退化的所有厌恶——那是我们身为这世间的过客，而且正逐步接近终点的确切信号——都将我们带往青春之泉的池边。

让我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用另一个方法谈同一件事。

无需赘言，医学扮演的角色是保护我们免受衰老和死亡之苦，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至少，在西方的我们，长久以来就千方百计想要抹去我们引以为耻的痕迹，而那正是我们生命的痕迹。

各式各样的药水和乳液、温泉疗法、按摩、假发、染发、植牙、化妆品，以及所谓“美容用品”的现代膏药，后者又被称为“化妆品”（cosmétiques）——每次想到这个来自希腊文的词汇，既意味“宇宙”，又有“装饰”的意思，仿佛这片苍穹不过是一件饰品，总是令我惊愕不已——是我们漫长抗战的见证。漫长而又徒劳。岁月加诸耶洗别(5)身上的无可逆转之辱，尽管有时得以缓慢地执行，或是巧妙地加以遮掩，却从不间断对我们发动攻击。

为了严加抵御衰老，一种力道超越历史中所有潮流的新趋势，正在征服全世界，我们称之为“整形手术”。它主要是在女人之间有所斩获，但现在男人也争相动刀。它过去只局限于脸部，现在则把手术刀伸向我们的全身。目前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开这一刀。

在这场手术中，问题不是对抗年纪（你几岁就是几岁），而是掩盖年纪所产生的结果，或是修正我们身上的缺陷，甚至抢在岁月让它们变得难以承受之前先下手。敌人已经明摆在眼前。我们有双重的敌人：首先是丑，它是运气不好抽中的礼物；其次是老，它是所有人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目前可以掌握而且日益精良的技术，猛烈攻击这两个敌人。外表至上。存在消失，只剩表象。虚假完全击溃了真实。

有个十七世纪的人物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于是称呼自己是“自然造就的错误”。他今天可以修正这个错误了。

我们所到之处，似乎都是如此，对外表的喜好更胜于本质。我们栖居在幻象那一边。诚如宗教里的信仰总是强过于事实，这里也是一样，虚假打败了真实。于是，我们的脸孔继我们的身体之后，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在镜子前爱上自己，同时满心感激地赞颂我们那位戴面具的先知：整形外科医师。

唯一的困扰也许是，这种手术是看得见的，是别人会察觉的，就像用黑笔描出来的鬓角、一顶假发、一层底妆那样的显眼。就像没头发的男人经常把一撮长毛平贴在头顶上，反而更令我们注意到他的秃头（这种欲盖弥彰的方式，预设了我们即使意识到他秃头，也不会觉得它值得一提）。同样的，那一张张整容过的脸孔，都在向我们表明他们想要掩盖岁月的摧残，尽管它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是一种方法，像是在说：我是如此的丑陋，丑到必须让别人改造我。

那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匪夷所思），让人放弃自己特殊的外貌，套用一张由某个医师形塑、从他处完全复制的模式化脸孔。一张标准化的脸，也就是无名氏的脸。那是和所有人一样的眼睛、鼻子、鼻孔、颧骨和臀部。在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住同样的水泥房子、吃同样的汉堡、说同样语言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想和他的“同类”产生区隔，似乎都想找到他的归属、他的信仰、他的家庭等，所有人们称为“我们的根”、使我们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东西。美容外科就是反其道而行。它要的是脸孔，甚至是身体的、系统化的一致性。

我们会说：这也是身体的全球化吧？为什么不呢？这个词早就无处不在了。

这种一年比一年更普遍的时尚，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甚至变成一种平庸的社会现象。对于今天的电影导演来说，这成了一大问题，因为他找不到人饰演一个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女性角色。他几乎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女演员，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修饰得比我们认为她应有的年龄更年轻。

这个问题对于历史上的角色来说特别严重，毕竟这些人物的背景是美容手术还不存在的时代。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割双眼皮、丰唇、拉皮的凯瑟琳·德·麦地奇(6)，或是一位施打肉毒杆菌、看起来像只老猫的俄国凯瑟琳女皇。至于埃及艳后的鼻子，不论整得太长或太短，她的传奇性都消失殆尽。

当一名女演员坦然接受她的年龄，就像丽芙·乌曼在伯格曼的电影《萨拉邦德》(7)里坦承她已经六十二岁了，我们突然间被镜头特写的那张脸虏获。它有一种自然老化、表情丰富、动人的美，诉说着生命、体验、时间，并因此值得被拍摄、被注视。这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一句对白，一首乐曲。这张脸上有肌肉自然运动留下的刻痕，有我们共通的真相。丽芙·乌曼舍弃所有强制性的人为手段，让自己承载时间，而不是抹除时间（这是骗不了人的），仿佛时间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不速之客，见了他只想着如何脱身。为了展现出表演的真实性，她排除了任何做作的修饰，只让戏存在于她和我们之间。这样的她本来就具有角色的脸孔，无需受制于另一副面具。

我很了解，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对抗的是他们自身的崩坏，是我们大家共有的玻璃一般本质，我了解这些人感觉待在谎言里比较自在；他们虽然明白旁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但这不比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还重要。他们对冷嘲热讽免疫，在美白拉皮的肌肤底下活得很好，仿佛外在统治了内在。只不过，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战斗里，他们必须在几年后、甚至几个月后，再动一次手术。一场无法终结的战役，永恒的战争。

但这并不重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外貌，参与了创造。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尽管只有少部分。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宿命的抗拒，一种自由的宣示，至少是解放的姿态。他们敢于塑造某部分的自己。这样很好。

他们甚至经常很肯定地说，美容手术令他们感觉不同，让他们心理得到平衡，治愈了他们的心结、他们的孤僻，进而让他们得以看到别人的不安与痛苦。这也许是真的。它并非不可能。

青春之泉因此在美容诊所的庭院里泉涌着，池边的树木上垂挂的是手术刀。对此，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

我甚至曾在一本英文杂志里看过一则“手术度假加狩猎旅游”的广告，整套行程都在南非。您可以一边猎捕或拍摄大型野兽，一边做脸部整容和身体整形。等您回到家之后，那则广告保证，大家都会跟您说：“你简直焕然一新！”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变形之下，不变的是深层的焦虑，而且也许我们越想隐瞒，就越加深这种焦虑。我们假装自己还年轻，我们保持微笑，但是这副外表下藏着一名老人，而且会越来越老。这是自然法则。

为何要逃避和憎恨年老？长久以来，年老被认为是生命的顶点，是德高望重、总能提供好的建议、象征智慧的年纪，今天却被我们视为耻辱。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便关闭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将我们关起来，与世隔绝，只有等死。年老是我们的魔镜，让我们看到自己不想看的样子：弯腰驼背，皱巴巴的面颊，迟缓的双腿，以及我们曾经年轻的记忆。

老人赡养中心替医院执行着无人闻问的死亡。某个代代相传、持续存在的东西遗失了。我记得，过去那种待在家里自然慢慢衰亡的过程，能够让还在世的人、甚至是孩子们，看到前方是什么在等着他们，让他们接下薪火，让所有人在生命的终点齐聚一堂。而今，我们再也看不到不同存在阶段并肩而行的状态。年轻人只和年轻人在一起，退休老人只有退休老人为伴。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越来越彼此孤立，而这只会强化我们的孤独和恐惧。

我们都渴望长寿，但我们都不要变老。该如何是好？当整形的那些玩意儿显得不够用时，我们就过渡到移植手术和人工器官的阶段。发展至此，事情变得更重大了，对于法源依据的讨论却付之阙如。自从有了木腿这些残疾人士的辅助工具以来，我们的身体早就习惯各式各样的替代品：首先是脚，它的义肢最早是因为地雷造成大量的伤员，后来又有了手的义肢、人工肾脏、人工心脏、人工水晶体、人工神经导管、一块脸皮或一截动脉。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了。

今天的我们津津乐道着用人工培育的胚胎补足所有我们失去的。器官买卖和器官走私已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商业网络。人类被更新了，新人类是用另一种肉做成的，同时也是用金属和塑料制造的，是用机械启动的，同时也从远程监控、治疗——也许连发出指令的，都不是我们传统人类。

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去改造大脑的某个区块，但某些先进的药物将可以使大脑运作得更快速，或是更迟缓。我们将肉眼看不见的电极植入大脑。科幻创作的所有巧思，从《全面回忆》（Total Recall）的虚拟冒险到抹去一段生活的记忆，从灵魂出窍到灵魂附体，不久后都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我们会对该选哪一样不知所措，尤其是在为我们的孩子做选择时。说到这个，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孩子年纪轻轻时去改造他们？在他们还无法表示意见之前，改变他们的腿型或眼珠的颜色？在他们年轻的脑袋里植入某种智慧？

这些问题迟早会浮上台面，而且通常是快到出乎我们意料。

那么，这一切是否改变了我们的脆弱呢？相较于过去，脆弱无疑更受呵护，某些地方甚至被巩固、被保护得更好。我们用更进步的技术制造玻璃的本质。有时我们还可以把碎片一块块粘回去。但玻璃仍旧是玻璃，它像过去一样易碎。目前还没有精神的人工器官，灵魂还不能移植。被改造的我们仍旧是我们。我们梦想着机械化，或变成机器人，可是在我们的历史里，每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时，甚至是像《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这部电影（以及其他许多部电影）里那种有血有肉的机器人——也就是“人造人”（réplicants）——我们总是赋予他们人类既有的情感，尤其是对于反抗的渴望。它是陈腔滥调排行榜的冠军。我们终究是无法从自己身上抽离。

不朽没死

本书开头提及的“不朽”这个观念，这里又悄悄地（几乎是偷偷地）回返了。它靠近我们，宛如销魂的爱抚、仙子的耳语。就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吧。这个观念并不新颖，刚好相反。我敢打赌，不朽和死亡一样古老。在三百二十个世纪以前，法国阿尔代什省（Ardèche）的肖维岩洞（la grotte de La Combe d'Arc）里，那些人类最早留下的传奇壁画中，不朽无疑已经潜入。从那时起，不朽就不曾放过我们，无论我们身处哪一块大陆、哪一个文化。

不能死。不能失去生命，那是我们仅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这么说的时侯，生命和死亡就处于绝对分离的状态。两者势不两立、互不相干，尽管众所皆知生与死是互为条件的，因为我们只有活着才能死去。所有生命都会死亡。真正不朽的是死者。

今天的最新发展是：一些像科学家这样严谨而理性的人，向我们保证不朽终将属于我们，方式不再是外科手术，而是透过任何先知都没有预言过的纳米科技，使我们的身体和细胞以生物化学的手段更新。这群大胆假设的科学家笃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们有一天会死。当然，死亡是可能的，我们任何时刻都可以因为意外、谋杀而遇上死亡，甚至可以把死亡当成送给自己的最后一分礼物。但死亡不再是宿命，不再是我们所有人在旅途走到终点时总要用上的那个字。它不再是结束和有去无回的同义词。

所以，人类不朽的日子果真来临了吗？当然，不朽刚开始一定只为少数人所独享，但它会不会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平庸？到了那一天，我们是否会说：想当年我们都会死？

我等不到这一天了。太迟了。我的名字被写在老人的清册里。我只能想象我们的脆弱在崭新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玻璃般的本质会有惊人的变化，让人不再认得它：它敲不碎。就这样，它不再是玻璃。我们得换另一个词。尽管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一堆药片和预防措施上，我们终究改变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新人类将拥有的是没有结局的开端。毫无疑问，他们将带着近乎怜悯的好奇心，看着我们这群被遗弃的人，这群消失的人。我们都是家庭相簿里的过客，而家族里今后将没有死者。我们成为老旧的形式，前期的人类。他们或许会研读我们的历史，会去我们的墓园野餐，聊聊我们天生的局限，我们的磨难，我们的痛苦和期盼。

如果他们运气好，得以成功免于忧患恐惧，他们会开始谈论我们野蛮的疯狂。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被放进同一本冗长的型录里：继直立人（homo erectus）、巧人（homo habilis）、智人（homo sapiens）、克罗马侬人（Cro-Magnon），以及课本里其他肩膀上架着狼牙棒走路的人之后，我们将成为这条长路上的最后一个阶段：“大决裂”之前的最后人类。他们会这样说我们：“他们所做的和思考的一切，都深深烙上死亡的印记。”

他们会怎么称呼我们呢？太人性的人（Homo humanus）？死亡人（Homo mortalis）？

他们会拥有什么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有过什么他们将失去的？

虽然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他们的感受、欲望、娱乐、学问都是新的，但他们若是对过去感兴趣，还是必须回顾我们所有的表现方式、小说、诗歌、电影等的历史。失去死亡的骨架——在人类达成不朽之前，它是至高无上的中枢——他们的作品还能以什么为核心？他们这样自问，试图理解我们，试着找回这种人类已经失去的感觉，而它是如此萦绕不去。

对于今天的作者和他所创造的人物来说，至少在新秩序尚未诞生之前，死亡是明星级演员。剧情因死亡而高潮叠起，海报因死亡而引人瞩目，故事围绕着死亡而形成结构。我们的生命经常乞灵于死亡，尽管那是生命的结束。在古印度的某个文本里，诸神为了说服死亡接受它的工作，而向死亡预言道：“你的荣耀将举世无双。”

这是真的。没有任何事物比得上死亡的加冕。甚至当我们逃避死亡时，当我们遗忘死亡时，死亡仍是我们的主宰。死亡存在于每一行字句、每一个词语里，即使在我们不讨论死亡、忽略死亡的时候也一样。死亡握着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双眼观看。死亡有时甚至提着我们的笔书写，让洛特-加龙省雷阿蒙(8)写下这样的句子：“虽然我满怀恐惧地写完上一句话，但事实证明，在奇妙的偶然之下，我尚未失去生命……”

普鲁斯特也提到他在一天之中，感受到相同的恐惧：“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早晨，当我搁笔中断我的叙述时，我不知道我命运的主宰、比谢里阿苏丹更严酷的主宰是否乐意推迟我的死亡判决，允许我在下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9)”

夏多布里昂更早以前就写到：“我常在拿着笔的同时，对于我的生命还能拖延多久，一点也没把握。”

作家的一千零一页。每一笔一画都可能是结束。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总是想到死亡。我们的急迫感，我们的张力，都由此而来。写作，是为了不断延迟死亡的行动。那么，那些被免除死亡的不朽者，他们还能书写吗？

存在已然消失

我们经历过另一种比不朽更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如此），那就是非现实的乌托邦。当信息的盛世来临，我们每年看着新型芯片上市，感觉自己正式进入了非存在的时代。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古老辩论——何者先于另一者？——显然被技术解决了。只是它不算真的解决，而且和哲学家几乎背道而驰，因为存在最终消失了。

存在为了成全“虚拟”而消失——又一个我们用来堆栈论述的新词汇。存有变成了存有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拥有我们所有的属性、近乎光滑无瑕的复制品，而且这种复制品没有痛苦，因此停息了人类那些怪罪一切又不知道该骂谁、令人苦恼的抱怨。这是一种无爱无恨、无尽繁殖（并且有多种选择）的复制品，贴心周到，变化万千，只不过无色无味。

我们甚至断言，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和虚幻的肉身做爱，而这些虚拟的物种无疑更令人愉悦，也更顺从。

这些物种的制造者沉迷于其工作中，如同探险家一般，在超乎想象的领土上前进。那里是明日的黄金国(10)。他们模仿人的肢体和动态，将这些物种精雕细琢得几可乱真。很快地，他们喜爱这些模仿物更胜于真人。他们和这些虚拟的物种一起过夜，把真实生活中的女人和小孩抛在脑后。

这群自我陶醉的先知，最终将以为自己是透明的，是一层亮光漆，是一团雾气。他们混淆了与生俱来的面孔和面具。他们被虚拟所感染，坐在屏幕前不知度过多少时间，头上不时戴着奇怪的耳机，在虚空中挥舞着四肢，和自己的合成影像完全合而为一。他们遗忘了灵魂的堕落，以及大地的玷污。某些人正经八百地宣称人类终于从物质得到解脱，并且在他们最新制造的电玩人物上找到自我认同。

他们描述着一个轻盈流动的物种，能够把庸俗还给庸俗，把沉重还给沉重，从此飞向无限享乐的新维度。

当然，他们最好能够尽快梦醒。虚空的膨胀终将泄气，影像只是影像，我们仍旧是我们。

我记得有个年轻人，计划在死后留下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它完整地包含了他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他说，这种东西可以被量产，仿佛变成“第二个”我们，组成另一个家庭、第二个朋友圈。我们将可以把祖先转换成轻便的格式，放在背包里随身携带。他们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词语，所有的味道，都可以被带在身边。

当我们死去时（不朽的时代尚未到来），我们就把自己遗赠给后代。我们还可以购买去世的人，从一颗牙齿、一根头发或是一片指甲来还原整个人，如同我们还原史前时代的乳齿象一般，而且价格有多种选择，就像今天我们购买艺术品或古书一样。

我们可以就这样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系列，举办哄抬价格的拍卖会，在虚拟建构的场所进行交易。我们可以邀请莎拉·贝恩哈特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朗诵《雏鹰》(11)，邀请安格尔去莫斯科演奏小提琴(12)，顺便也把纽瑞耶夫请去跳舞(13)。我们可以在这些人物之间想象多重的情节和冒险。历史将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游乐场，同时也是我们交易买卖的市场。

如果我们更往前推一点，维吉尔(14)可能会变成普鲁斯特的读者，严肃地与我们谈论他的读书心得。我们可以让过世的西洋棋或拳击冠军再次对决，趁机大开赌盘。有些主题很稀有，有些很畅销，也有些不好卖。我们都将在虚拟的墓园里永不腐烂。历史不再有意义，其余的意义也将一一消失。

梦想——或是进步——于是变成噩梦的叠影。这是人间常态。我们的梦突然间笼罩着一片漆黑。在这个逐渐被这些新殖民者占据的星球上（仿佛我们还不够拥挤似的），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这些玻璃易碎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仍然是主宰吗？我们会不会被机器人淹没？会不会被监禁、处决？谁也不敢说。

由于技术上的因素，虚拟的浪潮如今已平息。有些人说是遇到了瓶颈。请耐心稍候，我们暂时得跟我们不存在的同胞说再见——但很快又会见面的！

我们至今仍认为，在未来之前，曾经有过去。在很久以前，我们并不总是那么的脆弱，至少和今天的脆弱不是同一回事。我的意思不是前世今生，不是永恒的救赎，而是变形。变形曾经是昔日的乌托邦之一。当世界尚未被分类，未被区分为不同的体制、人种或品种，铅块可以变成黄金，青春的希腊少女可以变成月桂树。有些巨著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写成的，而奥维德写就了当中最美的一本：《变形记》(15)。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未定而多变的，人们隐约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觉得每件事物在物质层面上都是同等的，物质会从一种形式转移为另一种形式，它可以有无限种组合方式。

《变形记》的终章

一种持续改变形象且时时受到威胁的造物之流。女巫只消简单比画一下，就可以把一名年轻男子变成蟾蜍，把蟾蜍变成人当然也可以；女人会生出爬虫类，并且被视为凶兆；《暴风雨》里的精灵可以使庞然挺拔的宫殿浮现在云端，又让它瞬间消散。世界仿佛是液态的、流变的，会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它在嘲笑我们对于分类、定形的欲望。我们既不是钢铁，也不是陶土做成的。我们在物质面上的柔弱和易朽，显然令我们置身险境，却也是对我们的拯救。如果我们懂得召唤古老的魔法，就有办法逃过一劫。

但是我们选择让一切秩序井然。我们锁上每一格抽屉和档案柜。一切各就各位。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如今，任何一种形式的转换——例如核分裂——都会改变世界历史。咒语已不够用，甚至连诅咒都形同废话。

我们不但必须掌握技术进程，还得有联合国的批准。

再说，我们过去奉行的万物价值阶序，都已经被打乱了。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变形呢？

铅块毫无疑问总是梦想变成黄金——但黄金也会跌落成铅。

————————————————————

(1) 埃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政治学家，曾于1840年出版《伊卡利游记》（Voyage en Icarie），将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伊卡利”，描写成一处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卡贝与其追随者后来在美国得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等多处试图建造“伊卡利”，皆因组织不彰、无法克服气候条件等因素而失败。

(2)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有“工业科学的哲学家”之称的英国政治家暨思想家，强调以科学方法征服自然，摆脱宗教的神秘主义。在他的代表作《新工具论》（The New Organon）的准备期间，他写了一本《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表达他的科学乐观主义。他幻想有一座岛屿，岛民掌握了新的科学知识，不需要透过传统的革命就能建立美好的社会。

(3)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c. 535～c. 475 BC），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变动观，留下不少隐喻生动的断简残篇，但也因此争议不断，例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4) 两者为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人物，斯万（Charles Swann）是中上阶层的绅士，奥黛特（Odette de Crécy）是高级妓女。

(5) 耶洗别（Jézabel），《圣经》里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后，美艳又冷酷。她残害基督徒，胁迫以色列民众信仰巴力。最后在一场军队政变中，当叛军攻至王城下，耶洗别知道自己死期已至，还要女仆帮她妆扮梳头。她的下场是被人从阁楼的窗户丢下，尸体被野狗撕裂。

(6) 凯瑟琳·德·麦地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法国皇后，曾掀起使用束腹瘦腰的时尚，拥有高尚的艺术品位和奢华的生活喜好，并以暗杀政敌、擅长使用阴谋和下毒著称。

(7) 丽芙·乌曼（Liv Ullmann，1938～　），挪威演员暨导演，曾在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多部电影里担纲演出，《萨拉邦德》（Saraband）是两人于2003年合作的电视电影，讲述一对离婚三十年的夫妇重逢的故事。

(8) 洛特-加龙省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其文字反映了深度的瞻妄症，被超现实主义者视为先驱。

(9) 此处引用的是周国强的译文，见《追忆似水年华——VII重现的时光》，联经出版。文中提到的谢里阿苏丹王（sultan Shariar）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人物。

(10) 黄金国（Eldorado），传说中位于南美洲的一座盛产黄金和白银的城市，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所灭。一说为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sco），另一说为今天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一带。

(11) 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剧场暨电影演员，曾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都是她的崇拜者；《雏鹰》（L'Aiglon）是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1900年为贝恩哈特量身打造的剧本，讲述拿破仑二世的故事。

(12) 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以热衷小提琴闻名。超现实主义者曼·雷（Man Ray）便曾以《安格尔的小提琴》为名，留下经典人像摄影作品。

(13) 纽瑞耶夫（Noureïev，1938～1993），苏联舞蹈家，曾以卓越的技巧扭转男舞者在芭蕾舞里的陪衬形象，并因此丰富了男性角色在《天鹅湖》里的舞蹈动作。

(14)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 BC～19 BC），古罗马诗人，著有《埃涅阿斯纪》（Énéide）。

(15) 奥维德（Publius Ovidus Naso，43 BC～AD 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变形记》（Les Métamorphoses）取材自希腊罗马神话，包含约两百五十个传说，内容依据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回”说，从宇宙诞生、大地形成说起，直至罗马帝国创立、西泽遇刺变为星辰、奥古斯都顺应天意统治天下为止。

第十二章　凯旋之歌

透过信仰，过去的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独特性（自我认同？），但是当我们的上帝从唯一的神变成好几个神，今天的西方人是透过个人所爱，透过我们的集体狂热，来建立彼此间的区隔。这个发展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被锁链捆绑在一起的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宗派、人民、城邦、国家、帝国、国族、联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延伸下去。只差一步，整个地球就合而为一了。但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人尽管形成了某种唯我们独有的属性，甚至人这个“物种”，却毫无疑问从来不曾合而为一，即便我们还有“黄金时代”或“前巴别塔时期”全人类一统的模糊记忆。史前时代的人类群体是彼此孤立、互不相识的，直到中世纪，当时各个帝国依然互不相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体的。我们从来不曾说同样的语言、吃同样的食物，不曾创造同样的神、诉说同样的传奇。即便是夜空的星座，也会依照我们在地球上的方位而显现不同的星图。

“人类合而为一”是众多的神话之一。我们从起源就分裂了。

这种分裂铭刻在今天的国族主义内部，以及多民族联盟之中。承继自十九世纪的国族主义，经常被指责为大屠杀的挑拨者，多民族联盟则是较晚近的事，因为它需要快速结盟的手段——可以的话，最好是立即生效。这些因此组成的群体或是看似成功（美国、印度共和国），或是已然失败（苏联），又或是在即将出生之际难产，例如欧洲。但是观念不死，国族主义依旧存在。

团结起来就有明天？

我们总是受到群体的吸引，加入群体后就日益深入群体，因为它掩饰了我们个人的弱点，因为它显然拥有比个人更强大的抵御能力，以免我们在时间之流中被冲散、被席卷而去。在一个氏族、一个国家里，我们至少一出生就能拥有一个位置，很早就知道我们是谁、置身何处。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他者，因为他者是异乡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所有的国家一建立起来，就急于强化这种印象，同时提防那些新来乍到者，将外国人当作侵略者，攻击所有试图强行敲开门户的外来者。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总是在强调战争，而且永远都是别人犯下的错——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以此巩固群体选择的那副团结的面具。若是我们刚好被判定为掠夺者，那就一定是某个人的错，例如我们会说：是拿破仑、希特勒个人的“疯狂野心”才铸下大错。群体向来都是无罪的。群体是神圣、正义、理性的，是智慧和必需性在漫长岁月下的结晶，群体自身也被领袖的盲目所害。

我们多的是将自己和群体绑在一起的联系：一种语言，一种教育，一段历史（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叙述手法），一种关系紧密的生活，一些专属于我们的游戏（篮球和美式足球刻意凸显自己有别于欧洲的运动，这对年轻的美国来说，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符号），经常也需要一种宗教，一种食物，某些衣着的款式，某些仪式，某些向我们传播我们是谁的媒体。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独特性与团结，尤其国族的骄傲。

当我们死去，我们身后的孩子会继续说着我们的语言，这至少保证我们不是全然化为乌有。孩子们也许会把我们的照片装进相框，摆在某个地方──或是存盘在某个软件里——也许还会因此谈起我们的事。影像是我们唯一的幸存方式，但是就连它也会损毁。

我们被我们建造的一切包围，其中包括权威的幻觉。它是为了让某个群体感觉自己拥有无上的价值，以及光荣的过去。“献给祖国崇敬的伟人”(1)。伟人会化身为街道、雕像、纪念馆。战争英雄或文化巨人成了我们的参照，也为我们提供保证，意思是：我们民族的质量如何，看看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捍卫了我们在地球上所占据的精确位置，所拥有的这片土地：“祖国的神圣领土”。

每个最古老的起源神话里，都蕴含着这种安全感。这种感受能够拉近我们，直到零距离。它能安抚我们的焦虑，响应我们的邻国制造的那些恼人问题，也可能在一场危机之中引爆一种征服者式的国族主义，使得另一块“生活空间”（espace vital）突然成为我们所必要的，而这个空间本来就有另一个群体在那里竖立了他们自己的雕像，崇拜着他们自己的神。

这群截至目前跟我们还算礼尚往来的邻人——虽然我们总是看他们有点不顺眼——突然变成了野蛮人、强暴犯、邪魔歪道、侵占者。他们在自己土地上声讨的权利，只是无关痛痒的抱怨和谎言。快点滚吧，这里是我的地盘。

而且，我们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激烈的手段。因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国家，别人总是渴望我们的灭亡，所以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必须抢先入侵他们的家园。这是最一般的剧情大纲。假如我们让我们的邻人血流成河，算他们倒霉。总之，那是他们自找的，因为他们也在等待机会血洗我们。

每个法国人小时候都唱过我们的国歌《马赛曲》（La Marseillaise）。我们从童年起，在还不太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义时，都梦想过“用敌人的不洁之血，做肥田的粪料”。不洁之血——又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国家暴力

比起其他世纪，二十世纪在国家至上的狂潮下，喷洒与豪饮了更多国家的血。每次浩劫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我们终将回归平静，终将听见脆弱的回声，不再跟着激动吶喊。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并未改变我们。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时代，例如南斯拉夫解体时，我们还是看到以“种族清洗”之名展开的强制驱离和谋杀，以及发生在非洲卢旺达那一场意图瞬间消灭整个民族的大屠杀。

就如同“不洁之血、国族、人民、祖国、种族”这些词语有意义吗？抑或只是一系列混淆视听的卷标而已？我不知道，却不禁这么问。我发现这些词语的意义会因人而异，就像“种族”一词拒绝任何定义一样。有“法国”“人民”（peuple）这样的东西存在吗？没错，确实有个东西叫做“国族”（nation），因为它是一种法律上的观念，而“祖国”（patrie）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国家”（pays）则是一种地理概念，但“人民”是什么？“种族”（ethnie）又是什么？就我们所知，今天在地球上还有任何国家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吗？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1990年代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国家，设有一个“人民议会”，每个族群都有一位代表。在这个拥有1500万居民的国家里，正式被认定的族群有104个。有人甚至说这个数字还不够，肯定有130或140个。那么，确切来说，他们的“人民”指的是哪个“民族”呢？

国家不是成真的乌托邦。国家远不是一种理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答，不会永久耸立于大地上。国家更接近一种稍纵即逝、无比脆弱的组织，就像组成它的个人一样。它是危险的，而且处于危险之中。它可能只因为某个条约底下的两个签名而被撕裂，可能因为战争而无预警被切割和重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亚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一下子归属德国、一下子归属法国的历史。它可能因其成员要求独立（当今的西班牙），或是基于某些团体提出族群或宗教上的要求（明日的法国？），而从内部开始腐蚀，产生病变。它可能透过服装、观念、品位、信仰被潜移默化。有些帝国看似强盛，却在几年之间灰飞烟灭，连人民都一起消失了。他们化为尘土，城市崩塌为废墟。有时候他们只是换个名字，我们就不认得他们了。非洲在脱离殖民后，试图用欧洲国家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现实基础上划分国土。所谓“非洲人民”的面貌，至今难以辨识。

那些在战前打着遵行“上帝旨意”名义的胜利者，总是习惯在战后任意使唤战败者。德国才刚显露出衰颓、破灭的迹象，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便忙着开会分配将来的战利品。他们公开争吵，暗中作弊，活像市集里的摊商，从来没关心过什么人民。

国家变成一种商品。这是一种连骨带肉的市场垄断。连根骨头都不放过。

1945年，波兰在外人的擅作主张下，国土被盟军东挖西补，边界西移，领土严重流失。然而，波兰从来就不是敌国，当初甚至是因为它被德国入侵，欧战才会开打。但是，这一点都不重要。再一次，它被任意进出，它被随意拆解，它并不存在。在《乌布王》这部看似胡闹却展现惊人预言性的现代剧作里，作者亚弗列德·贾利（Alfred Jarry）在序言的最后这么说：“至于即将开演的这出戏，故事发生在波兰，也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不存在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可能化为乌有之地。

谎言编织的历史

寻求国族认同、国家认同或是民族认同，虽说不只可以让人分辨敌我、彼此区隔，还可以根据人的优缺点来分类分级，但这是最古老、最可笑，也是最危险的游戏之一，全世界至今对此仍乐此不疲。每个国家都想成为最古老、最强、最富有、最美的那一个。每个国家都有些幼稚、有些固执地想要表明，自己除了地表上那一方所在地之外，它还有一种特权，去扩张领土、掠夺资源、制造歧视，去侵略。

我们偶尔失之轻率谈论的“大写历史”(2)，已然成为狂热的国族主义者手中的玩物。爱怎么说它，随我们高兴。今天谁还会相信龙萨写的《法兰西亚德》(3)？或是还有哪个芬兰人会相信那位隆洛特-加龙省医师出版于1849年的“奠基之作”《卡莱瓦拉》(4)？这些迟来的叙事都不过是人为的宣传。十九世纪初，布拉格有个名叫汉卡（Hanka）的图书馆员，用捷克文伪造了一批《圣经》手抄本，还声称这批手抄本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到了二十世纪，我们依然眼睁睁看着人称“阿塔图克”的凯末尔(5)逼迫他的人民篡改历史。人尽皆知，土耳其人来自中亚北方，大约公元六世纪时到达小亚细亚。这是一个事实，但凯末尔要求课本改写、老师改教，变成土耳其人一直在那里生活，甚至在罗马帝国之前亦是如此。这是先来后到的问题。爱国的伪造者为了言之凿凿，不惜提供一些造假的考古文物、被篡改的历史文献等。

我们甚至在电视上目睹土耳其极右派国族主义者宣称不必再谈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而应该谈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的种族清洗！至于那是在哪里犯下的、哪些人犯下的，毫无说明。重点在于让历史说谎，以合乎自己的利益。

有位土耳其作家，因为对此觉得良心不安，勇敢写出1915年那些屠杀事件是由安卡拉政府一手主导，街上便有人对他咆啸，等着丢他石头。

此刻，暴力而激进的国族主义团体在全世界兴起。苏联是曾经尝试统一的诸多国家之一，然而当苏联瓦解后，某些俄国团体就被组织起来驱离外国人，对他们大喊：“俄国是俄罗斯人的！”

事实上，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我们的过去是一本烂账。所有的史书都说过谎，如同虚构之作，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圣女贞德是个荡妇，是法王查理七世的情妇。法国人到现在仍很难承认过去在殖民地犯下的罪和施行的酷刑，西班牙人则至今坚持墨西哥和秘鲁的大屠杀有一大部分是他们昔日的敌人（英国、荷兰和法国）散布的“黑色传说”。这样的“记忆战争”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记忆处处是谣言、偏见和执念。记忆和其他地方一样，想象总是战胜真实，真实终将在时间当中消逝。

我们也看到，2005年11月，法国国会投票通过一个法案（不久后又取消了），要求教授们不要忘了在教学中提及殖民的正面意义——仿佛历史可以拿来投票似的！多数表决的历史！在过去，唯一能免于投票表决的“真实”来自宗教评议会，由主教全体来制定空想的教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非现实的真实，神学的、想象的真实。这种真实和历史不同。历史基本上诉说的是真实的民众史。然而，我们生活在一团混乱之中，连历史学家都难以辨认自己的来路和去向。这就是为何他们选择优先处理档案、事实，或是事实留下的材料。但档案也可能骗人，甚至是伪证。事实取决于证人。我们称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某些限制，以及失败之处。

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的起源更晦暗不明的了。《摩诃婆罗多》说：“人类就像源远流长的河，我们对于源头经常一无所知。”但源头越是模糊，我们就越是拥有一套标准答案。法国人总是自我介绍说，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当然，说到国家，所有人都说自己的历史悠久，除了美国和加拿大这种真的很年轻的国家，而他们有时候似乎也觉得年轻是一种遗憾，于是拼命寻根，连开个店都要叫做“美国古董”（American antiques）。

但法国有那么悠久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吗？“悠久”是对谁、对什么而言？法文，以及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许多语言比起来都称不上是古老的。今天的伊朗人还能阅读十一、十二世纪用波斯文书写的文本，阿拉伯人也是，但法国人不行。我们的神话起源肯定和凯尔特神话有关，只是这些神话的联结已经失落了。我们活在借来的神话里，从希腊和罗马神话借来一部分，从犹太神话借来另一部分。

让我们去博物馆走走吧。在那里，我们会看到成千个黛安娜女神、宙斯、阿波罗、美少年伽倪墨得斯（Ganymède）、亚历山大，而在同样的长廊里，有时穿插着上万个施洗者约翰、莎乐美、耶稣、抹大拉的马里亚和圣母玛利亚。怪异的根源，滑稽的认同。在这座犹太／希腊式的迷宫中，曲线柔美的爱神被摆在血肉模糊的殉道者对面：我们属于哪一边？如何辨识我们的轨迹？该在哪一面镜子里寻找我们的脸呢？

心急的我们不停寻找一种无处可觅的凝聚力，一个非常庞大的家系，某种像我们这样的贫乏个体所不具备、拥有团结一致性的东西，某种不容置疑的象征，一个雾蒙蒙却又抹不去的形象，一面我们可以挥舞、为它而战、为它赴死的旗帜。脆弱的我们，寻找着一道无法摧毁的联结。

该去哪里找呢？在我们的“自然边界”之内吗？那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事物比边界更游移，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然”更可疑。我们也尝试过以人为的方法高筑藩篱，例如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柏林围墙。但所有的高墙都倒塌了，而且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该在家族的徽章或是石碑上的座右铭里寻找吗？还是像澳洲人在一座山里寻找？或是像埃及人在一条河里寻找？或甚至在英雄面孔当中寻找？奇怪的是，我们偶尔会找一个失败者来当我们的始祖。法国的维钦托利(6)，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卡迪尔(7)，伊朗的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8)都是这样的情况。仿佛我们从起源就承认了我们的弱点，就预示了我们终将溃散，尽管我们的祖先人选具有高贵的质量。仿佛我们早就明白，那些凯旋之歌其实是从我们被蹂躏的土地升起的死者悲鸣。

然而，如果我们选的是动物，被选中的往往是狮子或老鹰，总是一只猛兽，一只猎食性动物。例如法国选择公鸡作为雄赳赳的代表，古希腊选了猫头鹰代表智慧，但我们从没见过有哪个国家把自己视为蜈蚣或蛞蝓。

但若是像伊拉克那样的情况，就什么也行不通了。伊拉克找不到可以认同的人民、国家、种族。侯赛因曾经试图和巴比伦扯上关系，但他骗不了任何人。塞弥拉弥斯(9)不是他的祖母。伊拉克的边界，是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军官扛着土地测量器材、循着石油气味划下的。界线的一边是沙漠，另一边还是沙漠。

伊拉克在哪里？1980年代那一场惨烈的战事，伊拉克与伊朗长期对抗，除了造成将近100万人死亡之外，没有达成任何结果。然而，伊拉克曾经就是伊朗。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甚至是伊朗的中心，因为波斯第二帝国（Sassanide）的首都泰西封（Ctésiphon）就在巴格达附近。这么复杂的关系，谁有办法理清楚？

国家也许就像宗教团体。许多的相似之处，让这两种人类群体彼此靠拢。两者的成员都说：我们有别于其他人，我们有我们伟大的祖先，我们神圣的典籍，我们的国歌，而且只有我们秉持真理行事。即使是民主国家，虽然大致共享着同样的民主理念，却仍可以看到彼此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物质上或文化上的，可能被写在宪法里（各国在权力分配上的做法不一），甚至表达为自我贬低的肯定句（“德国车比我们的车子好”），或是相反地，成为自我感觉良好的说词（香榭丽舍大道是全世界最美的街道）。而出于某些不成文的信条，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举世公认的奇特共识，例如世人认为哲学和音乐属于德国人，我们法国人保住了文学，却又同时推崇莎士比亚冠绝古今。我们肯定意大利人曾经是伟大的画家，但再也不是了。诸如此类。

我们对于他国人民的书写，可以排成一长串的愚蠢列队，连黑格尔（Hegel）也带着他的鄙视和愚昧走在队伍当中。法国人长久以来将德国人当作野蛮人，但叔本华（Schopenhauer）这么说：“世界的彼端有猿猴，而欧洲有法国人。这叫做互补。”

十九世纪的才子尚·黑维勒(10)，在谈到中国人的时候曾经写道：“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无法承担，却能当无与伦比的奴才。他们生来不是打造新帝国的料。”

诸如此类，这列队伍没有尽头。

有件事是确定的：作客不如作主。这就是那些教派的本义，也是为什么国与国之间很难形成联邦，因为联邦制会大大削弱国家的地位。这里我们又再次面临一与多之间的抉择。一，是一统的独裁者和意识形态，或是唯我独尊的宰制性宗教。多，是分裂成各自为政、互相吞噬的集团。

秩序和失序是两种恒常存在的危险，梵乐希(11)早已告诫过。

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人为了欧洲的统一而牺牲。

国家是我们的避难所吗？它是以集体的力量，一肩挑起我们的软弱或罪恶感，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算坚强吗？有可能。抑或，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可以光明正大进行侵略与屠杀的场合？也有可能。这一切，我们都曾目睹，目前也仍在发生。

此刻，尽管国族主义之恶令人生畏，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跳脱它。正如同我们无法超越爱国主义一般，即使爱国主义让每个国家的国民将自己摆在首位，成天只想着要其他国家的国民血债血还。我们试图减少磨擦，换个角度看待其他国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可是，真的很难。

其实，唯有透过文化才能维持国家的生命——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从诗艺到厨艺都包含在内。令我们有别于他国人民、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是我们的画家笔下揭示的百姓样貌，不论看起来是光荣或悲惨的，抑或只是日常即景；是我们的诗人所写下的诗歌，不论字里行间是箴言还是诅咒；是我们的小说、稗官野史，乃至于诞生在街头和酒馆里的传闻轶事；是传说、俚语和笑话。如果人性是一种信仰，每个国家都只不过是一个教派。

印度：看不见的凝聚力

尽管现实条件、各种不平等使得国民之间高低有别，但有些时候，我们却能透过想象结为一体。在印度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此一现象尤其鲜明。当我们提起印度，第一印象往往是一幅巨大的马赛克。那里有多重的现实。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元族群和宗教，多种语言和习俗。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每换一个邦，语言、文字、服饰、烹饪方式都变了。整个社会划分成数不清的阶层。据统计，印度有远多于美国的百万富翁，也有六千万的贫民。诸多的习俗、仪式、法律、行政程序，看在我们眼里是如此怪异。全世界的宗教在此相遇，当中有些宗教，例如耆那教（jaïnisme），只有在印度才找得到。

然而，这块照理说应该已经四分五裂的织品，至今仍保持完整。印度的民主不是由甘地奠定的，而是尼赫鲁（Nehru）一手制定的。他梦想着一种政府的消失，一个以传统习俗为依归的国度，这样的印度是最先进的，同时也是行得通的，虽然也是有好有坏；它一方面超越了所谓种姓制度的古老问题，另一方面又延续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长久且有时不免溅血的冲突。

是什么样的凝聚力在维系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在具体的现实和每天的生活当中，完全不可能找到这种凝聚力。在这里，“多”压倒了“一”。要将这种凝聚力归结于印度对英国长期殖民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事。所有印度学者所做的分析都拒绝这种论证方式，特别是苏尼尔·基尔纳尼(12)，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一位。

毫无疑问的，这个连结必须到最古老、也最普遍被共享的想象里寻找。从北到南，从天文物理学研究中心到最纯朴的村庄，每一个印度人，不论富裕或贫穷，南印度的坦米尔人或甚至孟加拉国人，都熟悉那些过去的神话、长篇故事、关于其起源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他们的神祇和英雄。他们有几千个节日庆祝他们的神，而且所有人都能分析过去传承下来的相同观念，例如轮回（samsara）或是法（dharma）。每个女人和男人，不管教育程度如何，对于这片幅员广大的土地总有些特别的事可说，都与共通的神话保有自己的联系。比起世间男女只是共享家族的财富（而且还不一定真的做到），这种传说的共同体更能形塑团结。

在此，“不可见的”主宰了“可见的”。真实（再一次）败给比它更强大的想象——但想象能够撑多久呢？

在印度发挥作用的那些东西，应该多少也适用于其他人，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并非我们想象的形象与我们相似，而是正好相反：是我们努力想要符合那个形象。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最深沉的弱点，反而将自己塑造得像我们的英雄，在自己身上寻找类似的神力。我们渴望自己应该成为我们所想象的、所梦想的那样。我们办得到吗？某些瞬间吧，也许。

现实分隔了我们，长久以来是如此，长远的未来肯定也是如此。现实甚至令我们对立。然而，想象是我们的联系。我们只在幻想中同为一体。

当欧洲震惊全世界

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还没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东西，足以登上世界大舞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推着大炮开疆拓土，但西班牙的势力正在瓦解，美国宣示脱离英国独立，巴西很快也将从葡萄牙的掌控中独立出来。欧洲启程又归来，有时是凯旋，有时是战败。土耳其不断对维也纳造成威胁。整个欧洲对日本都还很无知。

大致上，我们仿佛还活在罗马帝国底下，只不过多了火药。旅人依旧乘着马匹拉动的交通工具移动。我们依旧烧柴堆取暖，用蜡烛照明。

突然，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欧洲震惊了全世界。这都得归功于两个始料未及又合作无间的新现象：民主和工业。

举世为之震动。法国人民选出了民意代表，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一个前所未闻的政治体制开始运作、立法、恐怖统治，紧接着是追随古制的拿破仑帝国，而它又被后来世世代代的独裁者在各自的大陆上拿来当作模范。尽管有那么一段积弱不振的波旁王室复辟时期，掌权者几次想要假装之前那二十五年间世界并未有任何改变，大门依然被撞开了，而且再也无法合上。天赋人权已经在尘土里生根，宪法在各地一部部接踵而来。民主就这样踩着街垒战、文章、论辩、载满尸体的人力推车、世界大战和游击战、一度争取到手又失去的自由，步步前进。

工业——民主的姊妹——也踩着同样的脚步向前。表面上看来，它带来的动乱较少，激起的抗争较不那么暴力。参与1789年大革命的同一批中产阶级，纷纷设立工厂、雇用专家、创造产能。英国、法国，以及不久后的德国，都掌握了远远超越人类的生产力，连浑身肌肉的男人也不被需要了。很快地，全世界都在传闻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金属打造的机器自动跑在钢铁轨道上，还冲着农作物吐出浓浓的黑烟。大自然被驯服了。电缆将每一块大陆连结在一起。西方的“巫师”一举击败全世界的其他巫师。先是煤气，然后是电力，照亮了街道和家庭。人类只需要压下一枚按钮，机器就开始工作了。

这样的能量似乎是无限的。就连夏多布里昂那样带着忧郁气质的旧时代代表人物（曾经看着他身为封建地主的父亲向百姓收取税金），也参与了这个有火车奔驰其间的新世界，而且欢迎它的到来。他还写到，再也没有任何国王可以禁止这种“心智的运动”了。不论设置再多的警力和税关，都无法封锁观念的道路：

“这些观念并非用脚开辟路径。观念漂浮在空中，我们呼吸观念。集权政府建造电报机关、铁路、蒸汽船，精神上却仍停留在十四世纪教条式的政治阶段，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些既进步又倒退的政府，终将迷失在一团混乱里，一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之中。我们不可能把工业原则和自由原则分开来；两者若非携手并进，就是一起灭亡。”

即使是机器，也变成了思想，变成哲学。而且这种思想必须跨越国界，因为国界看起来是如此狭隘。新生的资本主义必然是殖民主义。对这个新主人来说，欧洲是一件太窄小的衣服。欧洲抵挡不住，于是印度、阿尔及利亚，乃至于整个非洲都被征服了。比利时并吞了刚果。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之下，甚至异想天开、也白费力气地去入侵墨西哥。欧洲变成唯一的参照对象。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它，不论是带着羡慕或是忧惧，有时还有恨意。

1840年代末，身兼伊斯兰领袖、风云人物、战争统帅、大文豪，也是穆罕默德后代的阿卜杜—卡迪尔，在从阿尔及利亚被遣送到巴黎的路上，自问到底是哪个神明打败了他。他被引荐到法国科学院发表演说，甚至还有个共济会会所邀请他。他不懂。是否神选择了从欧洲辐射他的力量，使欧洲脱胎换骨，进而成为地上的帝国？

民主与工业的双重游戏

透过数不清的见证，我们看到的十九世纪迥然不同于史上的其他世纪：一个冒险、发明的世纪，既凶残又充满梦想，旧的政治束缚轰然倒塌，并开始驱离宗教的迷雾，将它赶到侧边的祭坛，因为正殿自此只留给世界博览会那样的文明展示。在这样的时代，很难说人类的脆弱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可能会以为脆弱从此退到幕后，被那些工业成就的光芒掩盖、遭到遗忘。在安格尔的一幅画里，伯坦先生(13)定定坐在那里，八风也吹不动他。他不动如山，注定永垂不朽，他和他的家族都一样（家庭观念、传宗接代、血缘关系，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刻意被强调过）。他又白又胖的双手就像甲壳类动物的螯，夹住猎物后绝不放开，除非切断他的手。

很快地，我们就自以为像炼钢厂的高炉一样高耸巨大了。圣乔治——或是圣雅各布、圣米迦勒，依国家而定(14)——终于降伏了火龙，而且应众人要求，龙这次吐出了钢。钢铁是否将在我们的血管里流窜，从此取代我们玻璃易碎的本质？这场人人称道的进步，是不是迈向坚韧不坏的进步？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浪漫主义诗人发现了孤独、存在的虚无缥缈，甚至存在的病态。十九世纪之子呢喃着他们的彷徨。他们再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正当一个世界诞生之际，吸引他们的是坟墓。维尼就如同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夏特东一样选择了自杀(15)，奈瓦尔亦然。至于画家，即使是德拉克洛瓦，其笔下的共和国女神健美丰满、冲锋陷阵(16)，他却一直避居在他方。由于他们看不到，因此怎么也呈现不了这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新世界。杰立柯英年早逝，而除了西班牙的哥雅(17)，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他活到那么老的浪漫派画家。

当金属制的机械沉重碾压着地表，苍生依旧脆弱并颤抖着。在变迁的世界和不变的我们之间，对比变得越来越强烈。民主与工业，两者之间的联系显得无限复杂，处处矛盾，但没有人能够好好说清楚并层层分析它们。总而言之，这副面具有两面；我们时而偏重这一面，时而偏重另一面。择一而行，各有其好处；当它们合体，就一路狂奔而去，什么也阻挡不了。

如今，我们都明白这场双重游戏将我们带往哪里。工业迈向了后工业，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我们既不知道后工业何时结束，也不知道后工业之后往何处去，只晓得继续玩这场游戏。我们乘胜追击，偶尔遭遇逆风，而我们只会反复地说自己不懂其他的游戏。

但双重面具底下的我们仍然惶恐不已，而且依旧不认识自己。

青铜律法与玻璃规则

为了弥补国家的破绽，为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建立一点稳定性，我们渐渐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机构。虽然只是猜测，我们很可能早在仍逐水草而居的时代，就会选派领袖了。当游牧的部落发现了农耕技术，在某块地方落地生根，并决定不再走远，认为这块土地属于他们，领袖就变成了王（这里写的是精简版）。

这些国王，他们在天与地之间扮演一种媒介的角色，并因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被奉若神明、视为圣人。他们无不梦想着延续其家族的命脉，好让他的直系血亲可以保住王位。面对一代接一代消逝的脆弱后世，我们的因应之道是世袭千年的君主制。

这种体制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清楚弊端是什么：扶不起的子孙，野心勃勃的摄政者，反目成仇的兄弟，勾心斗角的后宫，各式各样的阴谋。

权倾一时的独裁者也是一样，全都处心积虑想将他们设下的骗局化为永恒，成为绵延不绝的后代所追随的始祖。今天的世界仍在制造这样的独裁者。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君主制的怀疑者已经时有所闻，后来诞生了共和主义者。但也有像罗马共和国这样的例子，共和派屈服于皇帝接二连三的攻势，而这些皇帝也很快就走回过去那些王朝的老路，尽管其中几位有先见之明，在有生之年便选定继位者，然后给予教育。

的确，我们对于后代子孙的小心谨慎总是不嫌多。有些鄂图曼帝国的苏丹，一朝登上他们的朝廷、“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的宝座，第一项执行的计划就是谋杀其头号对手，也就是他们的长子。

古代帝王浑身散发着神圣的光晕，使他们被当成另一个范畴的存在，配得上超人（surhumain）的权力。他们是天与人之间至高无上的协商者。波斯第二帝国时期的君主，接见外人时必定隐身在一块布幔之后。这种超自然的成分，贯穿了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国王只消轻轻一碰，就可以治愈癞痢头），直到法国大革命之时依然可见。被砍断的并不是路易十六的头颅，而是他代表的象征连结。人间与天国分离。人间宣告独立。

在此之前，由于国王被奉若神明，或至少是与上天连结在一起，是“被敷上圣油之人”（oints），因此总是享有某些权利。他们的子民当中，很少有人胆敢质疑这些特权：加税、宣战、执法、定罪和赦免，或是像亨利八世一样，处决他的妻子们以便再娶新人等。一切都是滥权，却一切都合法。直到大革命大声宣布“人权与公民权”，才推倒这些特权，然后在一个比较不那么神圣的人身上重建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今天，这座沙漏颠倒过来了。行使权力的他们或她们，都是和其他人基本上并无不同的公民，不享有任何特权。相反的，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咒骂，而且有义务去满足咒骂他们的人。

我们属于民主时代，因为我们没找到更好的制度。在所有民主国家里，不但有一些是建筑在皇室的基础上（英国和西班牙只是两个随手可得的例子），而且民主国家本身，也不过是从这一条宪法条文改成另一条宪法条文，从这一届国会改选成下一届国会，从这一个总统换成下一个总统，就像过去从一个君王换成下一个君王。我们期望的是，尽管人消失了（全人类都可能消失），人类创造的机制可以长存。我们希望共和体制就像我们继承的一栋房子，像我们建造的一栋代代相传、永久的纪念馆。

前面提到的打破特权，就权力的角度来看，并未消除过去圣油涂敷仪式的余调。每个人都在参选时即宣称他已经完全掌握国事的实际状况，他看出了病根，也有能力药到病除。所有人都失败的，他将成功达成。

我们很难想象相反的情况：身为首相的人对我们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坦白说，我会尽力而为，但我看不出今天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说出真相。他必须像过去（有超能力）的君王一样，证明他的全知全能。

他必须对我们隐藏他的弱点，因为那也是我们的弱点。为了不吓着我们，他掩饰他的怀疑，隐瞒他的脆弱；他无能为力的部分，就是他人性的一面。于是，不用说，当危机发生时，他只会令人失望。

如果我们期待民主还有更好的明天，这个民主也许应该朝向一种更真诚的开放性推进。我们应该再次向彼此靠近。如此一来，在上位者再也不能以全能全知的姿态对毫无所悉之事进行沟通（更何况，在某些问题上，民众有时候懂的比领导者还多），只有从我们共通的脆弱出发，才能建立一个可能的未来，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未来。

于是，我们将可以在当代的政治运作里，找回自己本质上的脆弱。我们知道或是有预感，只消一阵不知打哪里吹来的强风，都可以瞬间把我们卷走，而我们至少必须交给后代子孙一只铁钩——假如有人可以浩劫余生的话——让他们可以在激流中抛向岸边的岩石。这只铁钩就是我们的脆弱。

如果我们很强固，确信自己是青铜或花岗岩一般的存在，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宪法、民意代表或工会。我们甚至无需宣扬人权，因为这样的我们并不是人。

没来由的，我们就是觉得那些我们制定与传布的无形法律条文，有着无比的重要性。我们很清楚民主在一些人的野心和另一些人的腐败下，被轮流玷污和腐蚀。我们也知道，以我们拥有变得富有、甚至非常富有的自由之名，民主模糊了超高报酬与不法收入之间的差异，使人有漏洞可钻。我们都心知肚明：国家法律虽然被奉为圭臬，却没有改变我们。白纸黑字并未强化我们玻璃易碎的本质。

可是，民主是我们仅有的。对我来说，为了因应我们持续变动的生活和道德观，一代又一代的国会议员所进行的漫长工程，很像一座远方的教堂。它不是那么富丽堂皇，观光客通常不感兴趣。但每位国会议员一上任，就会在上面做些修改、装饰，留下他的印记。这栋立法者的伟大建筑，我们的这张防护网，究竟还能抵挡多少社会动荡的打击，承受多少的压力和压抑？

它若是朽坏了、坍塌了，我们要用什么来取代呢？

城市崩毁为废墟

某个十一月早晨，我与我的太太、几个朋友，一起走在突尼西亚沙格镇（Dougga）的街道上。我们是镇上唯一的游客，领队是这个遗址的保管者。沙格镇位于突尼西亚的西边，是一座主要受到罗马和拜占庭影响的古城，但我们也可以在此发现更古老的史前巨石建筑、一座腓尼基人的陵墓，以及汪达尔人（Vandale）与阿拉伯人统治过的痕迹。领队告诉我们，这三十年来，那些废墟里仍住着一些贫民。

整个城镇盘据在一块丘陵地上，面向一片辽阔的风景，四周围全是种植谷物的田野。诚如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这里曾是“罗马的谷仓”。废墟之间种植着橄榄树，但橄榄尚未收成。我们经过的时候毁坏了他们的作物。

这里曾是监控和守备的制高点。水是从邻近的水源，透过引水道流过来的。整座丘陵四通八达，不需要绕太远的路就能运送石头。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在这里了。

在冬天的阳光底下，空气冷冽而清新。整个场所是如此的安静，如此的美。所有我曾见过的被毁坏的城市，这里是最动人的，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独占了这地方。我们参观了马戏团的表演所、一座刚修复的剧场（法兰西剧院不久前才来此巡回演出）、几座神庙、几个公共浴池、一个集会所、几栋有钱人和没那么有钱的人的住宅、几条石块砌成的路、几根柱子、几间罗马式厕所，以及随处可见的马赛克工艺。

一如往常，面对覆灭的城市，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总是最平庸的思想：事物终会消逝，所有建设终成虚妄。每一处废墟都是一句陈腔滥调。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理想的城址——至少曾被人占领十个世纪之久——后来却被人抛弃了？是宿命吗？我们现在生活的所在，有一天也会沦落至此吗？

许多民族曾经在这个天然要塞安居乐业。没有任何痕迹显示那里曾经发生浩劫和火灾。所以呢？是否存在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我们加速推向灭亡？这座丘陵是为了存续下去而被建立起来的。从丘陵上升起的城市，如今却只剩下空无和寂静。因为脆弱，人类在坚实的石头上建立了他们的城。石头却在漫长的时间当中，自己碎裂、瓦解了。

城市的幽灵和我们的不同，是真实存在的。我可以碰触到这些石头，虽然一切寓居其间的生命皆已消逝。是否会有那么一天，这整个星球都成为废墟，变成布满死蜗牛空壳一般的幽灵星球？

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做菜、争辩、祈祷、相爱，在丘陵的石块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头衔和几行句子。而今我们行走在遗迹中。

这一切都被逐渐还原了，仿佛我们用尽一切力气想驱散遗忘，想找回消失的时光，想为我们自己的未来驱魔，因为这些废墟就像其他废墟，对我们诉说的可能不是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未来。大约十九世纪末，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重新竖立起柱子，固定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格局。我在回程的车上翻阅了一部学术著作，当中解释了他们如何“还原”这些宫殿，还提到希腊的“布施仪式”（évergésie）和“无头衔者的门楣”（tympan anépigraphique）这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

我们的车开往突尼斯的路上，我在心里重写了一遍历史：汉尼拔（Hannibal）后来真的征服了罗马，殖民了意大利、高卢、希腊。迦太基就这样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非洲统治了欧洲。非洲变成基督教世界。圣伯多禄大教堂（basilique Saint-Pierre）还是盖起来了，不过是在突尼斯的圣奥古斯丁广场上——而且是在这里（而非梵蒂冈），红衣主教举行了教宗的选举，朝圣者等待选出教宗的白烟。当然，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也都在这里发生。煤炭从不曾成为主要能源，一直都是石油。以至于今天，当欧洲的穷人去非洲找工作时，变成欧洲人被无情地打压。

我像过去一样捡了几颗小石头，把它们带回巴黎，丢在庭院里的一条通道上，让这些小石头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石头相遇。我从几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最近一次带回来的小石头，来自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的一处公墓。我有来自墨西哥、印度、伊朗、中国、许多欧洲国家、法国许多地区的小石头。我让沙格镇与马丘比丘相会。

我偶尔会想象，当我不在场的时候，或是在夜里，这些小石子会聊起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冒险。奇怪的是，所有石头看起来都差不多。经年累月，我已经无法分辨它们从何而来。有些石头比其他的更结实、更耐磨，只有这样而已。相较于无生物，生命体总有无限的多样性。

更何况，石头和石头之间谈什么历史呢？历史是脆弱者和消逝者的特权——也许是唯一的特权。为了言说、绘画、书写，你必须意识到柔弱和死亡。沉默归于花岗岩和大理石。永恒是无话可说的。

————————————————————

(1) 原文为Aux grands hommes，la Patrie reconnaissante，是镌刻在巴黎先贤祠门楣上的铭文。

(2) 大写历史：史书、教科书上呈现的是单线、正规、权威的“大写历史”（Histoire），相对于从多元面向、次历史、口述历史交织出来的“小写历史”（histoire）。

(3) 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诗人，因长期为宫廷的御用文人，有“诗歌的王子，王子的诗人”之美誉。《法兰西亚德》（La Franciade）是龙萨受命于法王亨利二世所写的一部法兰西国族史诗。

(4) 隆洛特-加龙省（Elias Lönnrot，1802～1884），原为瑞典医师，后因对于芬兰语的贡献，被聘为赫尔辛基大学文学教授。《卡莱瓦拉》（Kalevala）是他采集芬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所写成的芬兰国族史诗。

(5)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阿塔图克”为土耳其国会所赐的姓，意为“土耳其之父”。

(6) 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82 BC～46 BC），高卢阿尔维尼人的部落首领，曾于对抗罗马统治的战争中打败西泽，但最终仍为西泽俘虏，在庆祝战功的仪式中被处决。

(7) 阿卜杜—卡迪尔（Abd el-Kader，1807～1883），阿尔及利亚诗人与哲学家，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曾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打过几场成功的战役，终因寡不敌众而败给法国。

(8) 侯赛因·伊本·阿里（Al-Hussein ibn Ali），阿拉伯帝国“哈里发”阿里·本·阿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lib）的次子，因拒绝效忠雅季德一世继位为王而发动政变，最后他率领的军队在卡尔巴拉战役中全数战死。侯赛因后来被什叶派穆斯林追封为第三位伊玛目，而侯赛因之死也标志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决裂。

(9) 塞弥拉弥斯（Sémiramis），古希腊神话中的传说人物，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她原为亚述的皇后，接着成为亚述女王和新亚述帝国的统治者。古幼发拉底河的许多伟大工程都与她有关，巴比伦大门的界标便是以她为名。

(10) 尚·黑维勒（Jean Revel，1848～1925），以笔名保罗·图坦（Paul Toutain）闻名的法国作家，也是鲁昂公证人学校创办者、诺曼底地理学会主席，但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作家身份。

(11) 梵乐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处引用的是他的名言：“有两种危险不断地威胁这个世界：秩序与失序。两者之间只相距一个微乎其微的时刻。”

(12) 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1960～　），印度政治学者，在伦敦国王学院主持印度研究中心，并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南亚研究课程，著有《印度的理念》（The Idea of India）等书。

(13) 这里指的是安格尔的画作《伯坦先生像》（Portrait de monsieur Bertin）。

(14) 圣乔治（Saint Georges）是英格兰的守护圣者；圣雅各布（Saint Jacques）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也是最早殉教的一位；圣米迦勒（Saint Michel）是击败魔鬼的大天使。三者又分别是英国、葡萄牙、法国屠龙传说的主角。

(15) 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其悲观主义和哲学诗歌，对浪漫主义产生很大的影响。夏特东（Chatterton）是维尼所著同名诗剧的主角，因无法以写诗维生而自尽，成为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

(16) 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这里提到的画作是影响雨果写出《悲惨世界》的《自由领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17) 杰立柯（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以《梅杜萨之筏》（Radeau de la Méduse）等作品闻名，晚期为了研究尸块、精神病人、有色人种所作的肖像画，影响了后来的写实主义者。哥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是西班牙的宫廷画家，一生留下许多争议性作品，例如“战祸”系列（Les Désastres de la guerre）。

第十三章　黑暗的速度

我们发现，无知是焦虑的常备良药。说“不知道”“这件事与我无关”“专业人士会替我解决这件事”都是很轻松愉快的，而且当他们的决定造成我的损害时，还无损我开炮批评的权利。

知识一点也没有安抚作用。一旦有了知识，就看不到知识的尽头了。每个答案都导向另外一些问题。知识要求持续的再教育，无知却是安于现状，是静止不动。当我们想知道些什么，那样的知识总是很快到期。当我们决定不要知道，我们的无知可以直到永远。

对于过劳的精神，无知是多么好的休息。

更何况，科学确认之事虽然都经过漫长、耐心的检验和证明，却很奇特地无法令我们更强壮。科学甚至令我们感到畏惧，尤其是自从它发展出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各种手段后。然而，无知却令人得到明显的安慰。无知就像一只躲进洞穴里冬眠的土拨鼠，世界如何运转都与它无关。

在古印度的时代，不断被提出的质疑之一是：什么东西可以笼罩整个世界？

答案是：黑暗。只要一瞬间，黑暗可以笼罩全世界。黑暗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有时不免纳闷，光的速度是否真如同爱因斯坦以降的物理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物理的常数、不可超越的极致；是否我们都说错了，黑暗其实与光明等速，甚至更快一点。因为，速度必须由移动产生，但是没有任何移动逃得出黑暗。黑暗无所不在，比太初更古老。

第五章谈到摩尼时，黑暗已经被当作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介绍过了。黑暗是无知的一种形式。它温和、方便又舒适，与我们如影随形，像一种传染病，像一名容易搭讪的女子。她向我们展开双臂，带着微笑问我们：“为什么你还要苦苦追寻呢？一切你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或是一定有某个人替你知道了。如果你嫌还不够仔细，那就躺在我身边吧，我用几个字就可以道尽一切。你既脆弱又彷徨。我了解你。我不是头一次碰到你们这一类人。”

于是我停在半路，我躺下，别人递来的杯子我一饮而尽，任由我的眼皮沉沉垂下。目前为止我学会的一切已经足够。我学会的，或是我以为学会的，不重要了。即使其他人抛下我继续前进，我也不在乎。我半睡半醒，心里没有半点不安。

不用多久，我就脱节了。世界没有我也会持续运转，黑暗像一袭巨大的风衣将我和其他无数的人一起包覆起来。我将愚蠢地死去。那又如何？

如果我们想要抵抗——或至少尝试抵抗一下——那安抚人心的诱惑，就必须识得这个包围着我们、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的宇宙。宇宙甚至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让我们不断地探索、解码而存在的。无视或否认它，不去了解它的组成和运作，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逻辑必然是隐晦的，世界不是我们随手可得的现成物。必须付出恒久的努力，我们才能克服感官上、同时是精神上的幻觉（要克服幻觉，甚至必须从精神开始），才能让我们离开无知的温暖怀抱，摆脱土拨鼠的温暖巢穴，勇敢迎向外面的世界。

我们必须知道：知识既然是可贵的，就不会是单纯的。

再说，“单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发明，一种幻觉，一个乌托邦。

知识有捍卫者，无知有传教士

根据印度的传统，生命和事物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所造就的现实，无一不是幻觉。这种存在和我们对于存在的感知，两者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我们不断遗忘这个知识的前提，把幻象当成现实。我们生活在印度教所说的“摩耶”（Maya）之中，也就是幻影的圈套，就像活在系列电影《黑客帝国》（Matrix）里。它是我所知道唯一一部关于这个古老主题的改编电影，但有一点大为不同：在古印度神话里，没人能够解释是谁设下这个陷阱，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无从解释的宇宙幻觉，并不是为了图利于谁。即使诸神，也被某种无知所蒙蔽。

这是一种根本的吊诡：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巨细靡遗去认识这个陷阱的每一道孔隙（不论我们再怎么机警，都已经被捕获其中了）。我们必须一一了解这个圈套的每个机关，同时也明白现实在他方，而幻觉就在这亩我们辛勤耕耘的知识田野中央。

知识的必要性，在印度之外的地方也常被察觉。“任何人只要不增长知识，就是在减少知识。”智者希列尔（Hillel）如是说。他是耶稣的同代人，《塔木德》追溯的参考之一。这句话指出了知识被隐藏起来的其中一面，那就是：知识有“能趋疲”的倾向（tendance à l'entropie），近乎无可抵挡地往失序、贫瘠倾斜，任由自己被侵蚀，加速消失。

知识难以获得，很难维系，持续拓展更是极为艰辛。要定义知识，则几乎不可能。没有任何真理是被永难抹灭地铭刻或记载在某个地方、被储藏在一个一旦寻获就能据为己有的密室里。所有的发现都来自未知。我们无法在事前预言——只能引颈盼望——明天将可以知道什么。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麻烦的事，那就是无知有它的传教士，而且传播无知者当中还不乏大人物。方济各(1)曾经决定弃绝一切科学，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主张应该虔心于自然的冥想和上帝的感召。学习有何用？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和立法者，知道一切事物的秘密，我们还有什么好操心的呢？

耶稣自己不就曾经断言，永恒的至福属于“精神上的穷人”？在原初的无知乐园里，那棵危险的树，不正是知识树吗？帕斯卡尔(2)不是谈过，人应该有“使自己变得愚笨”的可能性吗？

如果考虑到科学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这些句子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科学曾经教育我们它历经过多少辉煌时期，如今却都被我们当成科学犯下的错误（大概只除了几何学和早期的数学例外）。我甚至还记得1950年代，一件发生在我中学期间的往事。我按照惯例在上物理化学的时候逃学，到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打撞球。回到学校后，一位老师对我说：“做得好。我们对于原子的构成其实一无所知。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确切的。”而撞球的规则是不变的。

然而，无知的传教士提供的却是另一套知识，这套知识另有其确信的基础。“仁慈的上帝喜爱简单的心，”他们说。“也就是天真无知的精神。这种心灵不会产生疯狂的企图，想去了解世界被创造的奥秘。世界无疑是一个谜。这世界的善与恶、神圣与恐怖，交织成无解的谜团。但这道谜是上帝的作品，我们只能如其所是地敬畏它，而不是想解开它。”

遵守这条规则的人就能“认识上帝”。他们获得了知识的赠与，而这种知识比其他知识更有价值。

围绕着这个神秘、至高无上的创造，不同教派和科学知识之间的漫长斗争由此展开。这场斗争经常被过度简化，但它不尽然是阴暗与光明的争斗，而更接近世界的两种概念或是两种光之间的对立。伽利略的宗教对手曾经提醒他，真理其实有两种：一是科学的真理，亦即靠着观察和经验得到的真理，这种真理就像人所做的所有证明一样，是不确定和多变的（这一点他们没说错）；另外就是超然的真理、本质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那是神的作品。

切勿混淆人性的、多变的“现实”（réalité），以及神性的、永恒的“真理”（vérité）。

不光是宗教人士抛弃了人类知识，许多广为人知的暴君也都厌恶并放逐过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宣传家”。拿破仑身为“大革命之子”，才刚被加冕为皇帝就急着驱逐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眼中，他们代表的是启蒙哲学家的继承者，而说到底，这些继承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这就是拿破仑一心想掩盖的。

“唯物辩证法”企图毁灭巫术，却反被巫术渗透了。

先是在宗教里，接着是在政治里，无知都是一种对于脆弱的承认，一种卑屈的表示。在这里，若没有最高指示的同意——被九泉之下的神明加持过的指示——我们连碰都不该碰一下眼前这棵明辨善恶的知识树。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靠近那棵树，不要摘下树上的果实。不同于印度人（对他们来说，知识是人类的重大事务），对基督徒而言，知识关系到一种创世的神话，尽管这则神话在两个世纪期间遭到显著的篡改。我们必须保持灵魂的赤裸和清洁。神圣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无知是人的本性。信仰正是建立在这种空洞和无辜之上，为我们带来本质不变的真理。无知是一种尊敬、信任和顺从的符号。它开启了通往救赎，也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罗浮宫里有一幅十七世纪画家勒叙厄的画，我们看到画里的圣保罗正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宣扬基督教(3)。圣保罗目露凶光，蓄着长须，身上披着一件近似什叶派宗教学者的道袍。一名黑奴趴在他的脚边，看守着一叠燃烧的书（借此表明绝对的真理选上了哪一个肤色的人种）。如果我们走近画前仔细看，会看到画家并没有刻意隐瞒：这些令人厌恶、必须烧毁和遗忘的书（我们在往后的历史中，会看到用其他书籍堆成的“柴堆”），包括所谓的希腊科学，也就是算术和几何学。

信仰降临了，而它的第一要务是焚烧知识。我们不再需要知道，我们相信。

无知的幸福

对于我们彷徨、漂泊的精神来说，无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知识亲切多了。或者说，让人活得更轻松。但说真的，这两种观念都很难定义：关于什么的知识？对于什么的无知？一个马里的农民对于他的生活周遭，知道得比我多出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博学家本是无知者，就像占星学家——今天我们称之为天文学家——有其知识的深渊，那就是黑洞。

这就是为什么，无知令人安心，似乎更符合人性。无知容易获得，更容易维护。

但是无知也很可疑，因为它可能戴着样貌非常不同的面具出现。更奇怪的是，它有时候还会戴上知识、甚至是博学的面具。

当然，庸俗的无知是存在的，在大街小巷里和我们撞个正着。这种无知，是无论如何就是没有求知欲，拒绝努力，喜欢简化的公式，并大量复制这些公式直到把自己撑死。我们每个人都能举出一些样本，去代表这种大剌剌的无知者。他们有一种典型：都对自己的善良十分满意，对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真心的恨，都准备一有机会就把那些“不良读物”丢进火堆，顺便连书的作者也一起陪葬。

这种理直气壮的无知不必然是暴力的，它可能戴上看似只是懒惰的面具，挂着惬意的微笑，隐藏它对于各种决定、各种社会责任的远而避之。“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他们说。“重要问题交给其他人负责就好。”知识肯定有它连带的义务、使命，以及该给予的帮助。保持无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您愿意对这个负责任吗？”“啊，对不起，我不清楚。”这样我就可以回家看我的球赛了。

这种对于知识的拒绝，不论是否暴力或人畜无害，总而言之是对于行动的拒绝。它早在我们刚进学校的时期就潜伏着，然后会因为个人居住的小区、其他的同学，或是家庭环境的影响，等到时机来临便一次爆发。我们总是喜欢在班上起哄和谩骂。我们借着反抗展现自我，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随着高压式教学方式成为过去，更助长了这样的行为。尤其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种态度备受鼓励，因为街头上流传着一则谣言：据说校园里学习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只会学到失业的教训。

这是很荒谬的谣言，而且到处都可以找到反驳它的信息，譬如就有另一些可靠得多的说法在同时告诉我们，脑力战正暗地里在世界各地开打。科学知识是明日强权的制胜武器，而缺乏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注定成为附庸，注定被消音，也注定了一个昏暗无光的未来。

然而，这也是一则攻不破的谣言。它关闭了一部分年轻世代进入世界的管道，令他们直接走上犯罪和监狱之路，因为放火烧无辜邻居的车。他们甚至在学校纵火——法国的青少年甚至烧毁了剧院和图书馆——借此传达再明确不过的信息：知识去死吧！精神空洞万岁！

新无知者

这种果决又固执的无知，时常令教师感到沮丧，仿佛教育只是为了让学生不在乎地耸耸肩，然后哈欠连连。这种无知只是一个过渡，还是持续性的？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依旧能够吸收知识，包括实用的技术和能力，抑或只能接受被无知淹没的定局？

这是个开放的问题。如今我们身处的这种无知似乎更为严重。它不像我童年时期那些农民的无知。今天的无知，既不具备任何不同的知识，也不存在任何独特的文化。没有什么能占据这个空无，没有什么能填补这个空位。这是一种封闭自足的无知。它只会让人无所事事，带来生命的空虚感，更糟的是，也许还会造成大脑活动的急速退化，并且损坏智能最有力的表达，也就是语言。

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被某种东西包围。它在法国被称为“郊区”（banlieues），一个新的社会范畴，世界史上前所未见的生存形态。因为郊区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出生在法国的移民后代，他们既不是过去所谓的奴隶（在法律面前，他们和所有公民一样是自由的），也不是农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迁居），不是无产阶级劳工（他们绝大多数是失业者，没有雇主），不是乞丐或贫民（他们由不同的组织专职负责，从一定的年龄起便能领取一种名为“社会安置”﹝insertion﹞的最低生活保障津贴）。

所以他们是什么呢？我们疑惑地打量他们，因为我们不知该如何定义。他们身上缺乏任何历史参照，显得难以捉摸。他们似乎拒绝一种生活方式，却又不想寻求另外一种。他们将自己的脆弱，甚至他们的感伤，隐藏在愤恨的吶喊底下。他们放火烧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看着他们时而演变成暴力的举动，却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依据自身的标准给予他们不同评价，然后做出评价的人也会饱受其他人批评。

他们是今天的无知者。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只要我们不追问下去：那是谁的错呢？因为那是所有人的错。

如果真有所谓的错误的话。因为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说，这种理直气壮的无知，这种攻击性、侵略性的无知所驱动的世界演化，只是历史的自然过程。某些人似乎就是这样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没有人能做任何改变。再一次，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半：知者，与无知者。结果，也许有一天，人类会据此一分为二，双方互不再与对方交往、繁衍下一代。我们并未从史前人类进化为智人，而是在两者之间轮回。

就像在分裂的土地上，总是有犯罪组织居中牵线交易。

分裂是犯罪的温床。

具传染性的无知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国家，只要是有自觉的政治团队，一定会重视研发，也就是说：重视陌生的东西。的确，我们必须保存本来固有的，但我们也必须将自己抛向新的、无法预见的事物，甘冒什么也没找到、投资无法回本、做白工的风险。否则我们只会吊在车尾，任其他人抢先掌握重大的发现，然后再卖给巴望着抢购的我们。

既然我们寻找的是我们也不知道的东西，那么，这种态度也意味着，我们相信一种未来的可能。我们并未在路上停止前进，所有的希望都在陌生的彼端。我们的孩子在明天等待着我们；为了他们，我们有许多事得做。有些人面对未来时，只会建议回到过去。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让变动激发我们的勇气。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旅途上证明自己。

尽管我们充满缺陷，时常受到各种半途而废的念头诱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一部制造惊奇的机器，只被使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区域还有待开发，条件是我们抱着深入底端的决心，探测大脑，甚至挑衅大脑。

因为这台机器虽然很复杂——复杂到让我不禁偶尔自问它怎么会产生“简单”这个概念——却也很懒惰，容易倾向简化、现成的解答，才刚清醒又立即沉睡，变得目盲和耳聋，缺乏分析能力，满不在乎。

大脑对于自身的脆弱有所意识：它的防护不周，脑壳是个不堪一击的盒子；它会得脑瘤，会受到情感冲击，暴露在各种危险之下，还得忙着协调左脑和右脑——我们的大脑与我们是如此相似。没什么好惊讶的。毫无疑问地，大脑对于保护它的这副身体如此容易毁坏，让它很难照顾，一定也很不满意。它告诉自己：我居住的这个身体，根本配不上我。我值得一栋更好的房子来衬托我。我既可以在高级运算中俯冲，又能在崇高的幻境中飞升，实在无法不一再感觉这个居所的狭小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会不时想要摆脱束缚、独立生活，去泡个有特别疗效的温泉浴，让我可以自由地解放我的神经。

谁想得到——这颗大脑的主人也在问自己——这种自由会将我们带往何处？那会是一场刺激却无益的冒险吗？大脑真的对我们身体的脆弱，以及那些致命的危险有所意识吗？如果真的听凭大脑的意志安排，我们会去到哪里？

也许还是闭上眼比较好，将一切抛在脑后，躲在我们习惯的方式底下思考。

诚如俄国谚语所说的：“你知道得越少，就睡得越安稳。”最后，我可以这样说服自己：我知道我选择的是多数人都会追随的选项。

我们在此遭遇的无知，是一种传染病，甚至是一种大规模的疫情。当年，纳粹否定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出于对“犹太科学”的愤恨和鄙视。毁灭文化的火灾总是快速蔓延。遗忘和知识并肩向前行，也同步加速。直到今天，许多国家都仍生活在大火肆虐后的废墟里。

在知识的领域，在这个需要漫长耕耘的世界里，我们从不会有真正的收获。我们的知识，就像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一样，是个每天都会被重新提出来检视的问题。它不容易面对，甚至让人难以承受。只有挫败等着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精神会受到松懈的引诱，就像一名斗士松懈了防备。黑暗就像网里的蜘蛛，窥伺着我们疏忽的那一刻。它会吐出含有剧毒的汁液。它会瘫痪你。

有组织的无知

在第一种无知的形式之后，还有另一种尾随而来的无知。我们称之为“有组织的无知”。

这种无知的历史非常悠久。比方说，我们可以确定，西泽和好几百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甚至还能约略估算出地球的圆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两个世纪以前，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4)的研究和计算在埃及留下的影响。但这些令人赞叹的精确知识，当时只是一小撮精英分子的特权。有知识，但没有传播。西泽这样的人对知识并不感兴趣，他唯一的野心是政治。掌握权力统治罗马的念头，战胜了其他一切的欲望。晓得地球圆周的确切长度，无助于他的政治大计。他将知识随手丢进了抽屉里。

这门知识不久后便失传了。蛮族入侵，沉重的黑暗再度压境。十个世纪之后，大部分的十字军都认为地球是方形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只有威尼斯商人，因为渴望在已知的世界内尽可能扩大他们的商业势力，努力想揭开阿拉伯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秘密。基于商业考虑，他们的确需要知道岸与岸、大陆与大陆之间的正确距离。而当他们确实掌握这些距离之后，会小心不要泄漏了这些数据，以免竞争者知情。于是，知识又再度被禁锢。信息是不被流通的利益。

就这样，长久下来，基于经济上或政治上（或两者皆有）的理由，一道鸿沟在知识的拥有者和无知者之间不断扩大。知识在缓慢进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块专属某些人的封地，用来满足他们的荣耀，或他们的利益。这正是军事或商业间谍的根源，当中牵涉到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独占、保守秘密的信息。从航海的水路、火药的成分，乃至于核子飞弹，都是如此。对于生物武器、基因改造的技术、可以获取暴利的疫苗，以及其他千百种技术机密，更是如此。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有为数众多的人试图对抗传统的知识隔离。他们想在每一层意义上拓展知识，同时透过教育去建立并普及最低限度的知识，因为最起码的常识对于维系我们平等的生存权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某个程度上，这些努力在某些国家里并非毫无成果可言。毋庸置疑的，对于有求知欲的人来说，他们的知识程度提高了，许多扇门被开启了。但问题依旧存在，今日一如昨日，有钱人家的小孩一出生就享有各种奢侈的特权：参观受到管制的古迹；从童年起就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之下，自然而然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家境好的小孩打从娘胎就在听贝多芬）；进入顶尖名校；提早从私人管道疏通有力人士的人脉关系，诸如此类。

另外，即使有免费的义务教育——它距离成为普世性的原则仍很远，甚至还开始遭受抨击（教育可以是免费的，但教育是义务吗？）——知识仍是一种特权，鸿沟依旧存在。当二十世纪众所周知的媒体时代来临，收音机、电视机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出现，我们曾经相信知识也会受惠。我们奔走相告：“这不正是我们从远古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信差吗？这些美好的工具实现了平等，轻轻松松就能用清楚易懂的语言，把同一套知识传播给所有的人。这一天终于到来！”

但我们很快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有金钱监控着这一切。金钱和无知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密切合作，几乎可说是一种亲密关系。那是一种秘密协议，当初的缘由已经没人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溯到人对人的剥削。另有一些人说，这是利益在漫长的时间下侵蚀其他价值的自然结果，只是利益有时戴上了进步、精神上的独立，甚至是自由的面具。

这份协议是需要一再协商的。因为一方面，金钱需要知识才能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金钱又必须和无知结盟才能贩卖。金钱玩的是一种狡猾的两面游戏，并且在游戏中越来越偏向无知的一方。金钱似乎在对我们说：“闭着眼睛瞎拼，就是最佳的购物方式。”然后又有人用千方种方式建议我们：“你们一定要相信专家。”换句话说：相信有知识的人。

时至今日，没有比在法国电视台上开辟一个科学节目更困难的事了。这几乎是一种英雄主义式行为。当我们提出企划，总是听到这样的回答：对知识真正感兴趣的观众群，只有很少数的一个阶层。换句话说，知识不能够提高收视率，因此没有广告效益。

主流意见就这样形成了：为什么我要把公众的钱，用来教育观众不想学习的东西？我甚至还听过这种说法：为什么要教育观众连我也不懂的东西？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电视频道仿效畅销杂志，为不入流的星座专家和数字占卜师广开大门，迎来许多有宗教幻觉、说话颠三倒四的人，也就是说，再度迎接了我们年老却不知疲倦的无知。而这一次，无知变得那么励志，那么轻松，随便一个江湖术士都能气定神闲地散播无知，浓浊的黑暗就这样再度笼罩我们。

但这种无知至少可以抚慰人心吧？我问自己。如果从求助心理医师或宗教导师的管道今天不断蓬勃发展来评断，我们依旧是不变的脆弱。我们的易碎甚至衍生出易怒。这些深奥难懂的宗教和心理学在说些什么，我完全不懂！有那么多锻炼肌肉的机器设备，我却还是像玻璃一样破成碎片！全世界有那么多快乐的可能性，我却一个人暗自悲伤！

事情总是这样：美好的愿景是存在的，但也有其代价，所以人们宁可选择能够透过金钱取得的拙劣替代品。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庞大到无法估计，因为这场赌注（我们这颗星球的存续）已经来到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我们输了这一盘，就会失去一切。如果我们现在只输掉半盘，那些自绝于探索知识的国家与人民——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未来就要承受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

然后网络来临了，再度成为自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一直梦想的金钥匙，或是阿拉丁神灯。网络是按键式知识，它也真的距离我们只有一键之遥。基本上这些知识是真的，部分来说是有用的，但就算网络很方便，我们就会比查百科全书还要勤奋地用它来查索知识吗？就算是吧，那又如何呢？网络只是一个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并非新的知识。而且，就像电视频道一样，我们每单击按键，只会遭遇那些乱七八糟事物的引诱。然而，网络和失乐园里的知识树相反，它不懂得善与恶。它不加以区别，因此也没有罪孽观念。网络不审判，不惩罚。它甚至不知道真与假，美与丑，不强加任何意见。在网络上，狼群与羊群为伴。最恐怖的言论可以在网络上轻易流传，不论是纳粹和原教旨主义的宣传，抑或恋童癖者间的暗语，或是集体自杀的预告。网络是一间无人监督防范诈骗的巨大商场。

更何况，尽管网络带来些许的便利，它能根除我们内在的脆弱吗？

博学的无知

最后要讨论的是第三种无知的类型，它经常和其他两种难以区分。无知看起来具有一种整体性，形成某种无法穿透的秘密组织，结成抗拒一切的阵线。相较之下，知识却是混乱、零散的，令人觉得较有隔阂，而且较常陷入沉默。

我们在此遭遇的是博学的无知。这种无知只想知道确定的事，却在现实中散布错误与谎言。博学的无知分成两种：宗教的无知，以及科学的无知。

宗教的无知，在今天的代表是原教旨主义。它在法文中与“统合主义”（intégrisme）这个词相通，因为它的确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试图将各种知识“统合”（intègre）在一些阐述基本教义的文献里，即便这些文献是在久远以前、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写成的。这群基本教义派告诉我们，这些文献是上帝或上帝的使者带给我们的。以基督教的情况来说，这名使者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些文献涵盖了一切我们必须认识的真理。这些真理不可撼动。再无其他真理需要寻找了。

譬如今天，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犹太教学校里（我举此为例，是因为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些学校，而且对我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文化里找到类似的例子），一群“教授”教导一群孩子说，世界是上帝在六千多年前创造的。孩子们不但仔细地做笔记，还有随堂测验。这件事不容置疑，教授们如此断言。一切所谓地质学或考古学的遗迹，或古生物学家公诸于世的最新发现，全都是因为恶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魔鬼——在这片大地上布置的机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欺骗我们。

为什么上帝允许欺骗呢？这点他们没有说明。

我们可以觉得好笑或震惊，或是为这种有妄想症的教学法觉得愤慨，但我们首先应该为那群不幸的孩童感到悲哀。他们被有计划地教导无知，然后当中某些人必须历经痛苦，才能摆脱无知的状态，从零重新开始，进行自我的再教育。因为在那之前，只有回答错误答案的人，才能拿高分。

一如常见的情况，这段授课内容所犯的错误，是混淆了神话和历史。假设这名所谓的教授是说：“《摩西五经》（La Torah）教导我们，世界诞生于六千年前。”他或许是在尽自己的职责，教导《摩西五经》的教诲。他在教育孩子信仰的历史，而信仰的历史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当他把这个命题说成一个无需讨论的历史真理，当成一种启示性的真理，他就是在教导错误、背叛思想——而且有时正是在背叛这些文献作者的思想——更严重的是，他残害、误导了那些信赖他的年轻心灵。这和任何一种堕落的行径没有两样。恋童癖者对身体所做的事，这位教授对他们的精神做了。

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行径定义为真正的反动行为，因为人类的历史就这样突然紧急煞车、受到阻碍。任何对于世界的试探、对于世界的开放，这名统合主义的“教授”一应拒绝。他凝结在一个无知的团块里面。他以严肃的态度传授谎言。

他利用我们在年轻阶段特别脆弱而敏感的时候，满足我们渴望确定的胃口；它对我们而言，仿佛在惊涛骇浪之中随手抓住的一块浮木，让我们能够在海上一边漂流，一边想办法活下去。罪恶的教师就是这样趁虚而入。许多双睁大的眼睛看着他，许多双耳朵、许多张嘴，等着重复他的话。他抛出一根无知的钓钩，他们便立即紧咬在嘴里，而他们日后就算能够逃脱，也会带着血和伤痛。

如果他们一辈子逃脱不了，接下来就会轮到他们自己成为教授虚假的人，轮到他们去灌输堪虑的判断力。地球继续转动，他们的双脚陷在干硬的水泥里。

而且所有的原教旨主义皆是如此，规模最小的也一样。有一回，我在孟买的一个祆教（也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集会里，听到一位政治人物几乎是拍着桌子声称阿胡拉·马兹达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全是混蛋。

从这个小团体到那个小团体，从这个教派到那个教派，都在做同一件事。宗教的旧货铺从未停止扩张。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他在今天叫做原教旨主义。任何信仰的基本教义派，都可以散播几千种至高无上的真理，只要我们有点生活智慧就不至于盲从——但我们就是距离智慧如此遥远。

例如，在美国的“创造论者”（créationnistes）身上，可以找到同样的态度，他们要求国家动用公款，也就是纳税人的钱，让《圣经》成为美国学校里唯一的世界史参考教材。永别了，宇宙大爆炸和恐龙。永别了，拉斯科与阿尔塔米拉(5)。我们只要《圣经》，其余免谈。

附带一提，创造论者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意见一致，因为无知与知识一样，也有程度上的不同。他们有些人已经对进化论表示认可，毕竟我们很难从魔鬼的口袋里挖出在全世界发现的那些化石。但是这些人坚信，上帝曾经数度“介入”，立下了进化的门坎。比方说，是上帝用一小撮染色体将我们和猿猴区隔开来，这就叫做“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

为什么上帝要介入？是什么时候介入的？为何只有一小撮？为何这种“智慧”和我们的智慧奇异地相似，看起来有那么多缺陷？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知道会令人痛苦吗？

执迷于错误

表面上看来，这么顽固地坚持谎言是令人费解的：为何要用尽全力反对科学、否认事实，不考虑孩子的未来，对他们灌输信仰而非知识？

要回答并不容易，因为答案包含众多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是真诚却盲目的信仰低头顺服于传统；另一些情况下，是公然的愚蠢演变成暴力，是强者面对弱者产生掌权的欲望，甚至在大多数教派里，是喜欢膜拜颂赞的习性，或是有计划的算计和诈取，或是性特权的行使等，理由不一而足。

还有一种元素对我们来说非常难以辨识。那是某种暧昧、难以定义的东西，一种对于错误与黑暗的狂热。这种狂热曾经拦截了启蒙时代的去路，是一种不计一切反对知识演进的意志，一种对于退化、对于精神停滞的向往。这种黑暗意志埋伏在我们躁动的深处，潜藏在我们的不确定感里，以及我们经不起挑拨的罪恶感里。我们的内在深处，是为欺骗的种子预备好的一片土壤，让它发芽茁壮，直到生出妄想。

它仰赖的是诸如以下这些无人能解的问题：“你从没问过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吗？你在人世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你来到这世上的任务是什么吗？不知道？那么，听好了，我接下来对你说的话，你会受用一辈子。”

当原教旨主义以激进的面貌出现，诚如我们今天某些宗教传统的情况，也可能变成犯罪。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由于他们无法合理化这些错误来说服全世界——因为他们的错误和谎言违背了真正的教诲，更违反了常识——则动用武力强迫别人接受其谎言是必然的结果。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甘冒令全国人民身体和灵魂毁于一旦的风险。有些观察家称这种情况为“空头理论式的疯狂”（folie doctrinaire）。在过去一个又一个的世纪里，它留下了几百个这样的宗教狂热组织。

但是这一切并未结束。2006年1月，喀布尔的一名女教师被杀害了，因为她想让一群小女孩受教育。过去，为教育牺牲奉献的女性只不过被毒打一顿，但这名女教师被毒打致死。

我们容易满足于现有的词汇，这里也不例外。当我们说出“空头理论”和“宗教狂热”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解释什么。也许，在为别人贴标签和定罪之前，我们得先往自己的内在寻找，进入我们的曲径，深入我们的黑暗。我们会在那里遇见一些极端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对于错误的爱好，而它又多少带点传教士式的、暴力的倾向。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有想说服别人的欲望。

为了保护自己，尽早警觉到随时会反扑我们的心理失常，我们需要不厌其烦地经常提醒自己，暴力可以用错误的尺度来衡量。换句话说，我们越是肯定一个错误或谎言，我们说话就越大声，仿佛只因为那些倾听的人对我们的信条不肯照单全收，就得把他们聪明的耳朵震聋。同时，我们也会用更大的力气去攻击，仿佛只因为无法争取到对方认同，就必须把他杀了。

无知会咆啸，无知会谋杀。暴力正是我们最常用来辨认无知的表现。

因此，让我们冷静一点，放低音量说话。

的确，以匕首和手榴弹逼迫他人接受古老的教义，固然令人反感，但我们也不该因此贬抑这些宗教文献，因为主张和平的信徒能够据此秉持他们的信念，在这些文献里找到支持其生活方式的例子、参照、格言与美。再者，因为那些不相信世上万物是神所创造的人，那些眼见为凭、认为我们不过是一个物质性瞬间的人，那些认为我们是经过几十亿年漫长岁月演化而来、漫长到我们的精神都难以承载的人，那些发现物质会在我们称为各种阶段、缓慢适应的过程当中自然生成的人，他们可以透过研读这些人类知识的重要文献，来探索我们名之为“神圣”的领域。毕竟，至少从主观的角度而言，我们无法否认神圣领域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赫士(6)曾说神学可以被视为奇幻文学的一部分，尽管语调平板，有时却很有趣。

神学当然不是一种科学，既然神学的对象是如此遥不可及，而且从本质上是无法证明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说，神学是一种知识。一种关于虚无，关于我们渴望将空洞之处填满的知识，一种终究是关于我们的知识。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精通神学的人，知道关于无知的一切。

无知的时空背景

在此我想透过一段个人经历，来说明这种博学的无知。我曾为法国的电视台写过一个剧本，后来改编成剧作演出，剧名为《瓦拉多利德论战》（La Controverse de Valladolid）。这出戏试图还原1550年发生在西班牙当时的首都瓦拉多利德的一场争论。敌对的双方，一边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名叫席涅斯·德·塞浦韦达（Ginés de Sepúlveda），在当时也是一名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并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翻译成中世纪西班牙语；另一边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o de Las Casas），是西班牙多明我会的僧侣，曾在美洲担任某个教区的主教（确切来说，位于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也就是今天“副司令马科斯”(7)所在的那片土地），后来成为义无反顾的美洲印第安人捍卫者。

论战所围绕的问题——它在当时已经吵了二、三十年——并非新大陆的原住民是否有灵魂，而是他们的灵魂是否和我们的是同一种灵魂，是否拥有同样的质量，都能因为耶稣的血而得到救赎，都能被许诺得到永生。塞浦韦达从亚里士多德的脉络断言，人类之间本来就存在自然的差异，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隶”。在他的眼里，这种天生的、质量上的差异，足以解释印第安人凶悍的态度、杀人献祭的行径与其

“野蛮”，以及《福音书》上任何线索都无法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找到之事实。他说，上帝的王国不需要他们。

如此，西班牙人发动的那些战争，那些摆明的掠夺战争和殖民战争，在他眼里都变成正当、甚至必要的了。这是上帝认可的正义之战。这场战争可以讨上帝欢欣。战争不只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

相反的，拉斯卡萨斯凭着他在墨西哥担任主教的多年经验（塞浦韦达是个从未越过海洋的学究），坚持印第安人和我们一模一样，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有如耶稣的弟兄，我们必须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地对待他们。他坚称自己在基督教的文献里找到了这个真相，尤其是在关于圣保罗的部分，并且拍胸脯保证：亚里士多德不过是个异教徒，在地狱里遭受火烤。“永别了，亚里士多德！”他吶喊道。

当我从阅读双方的作品展开工作时，立刻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心理问题。今天的我们，理所当然会宁可站在拉斯卡萨斯这一边，但我心里也很明白，我不能把塞浦韦达写成一个通俗剧里的坏蛋。我必须回到他的时代，尽可能从他的立场，为他写出最好的论证。

因为，若是我怀着恶意讨论塞浦韦达，我就和塞浦韦达讨论印第安人的时候一样：怀着鄙视。

我很快就想到，那是1550年，敌对双方都生活在一个物理学和人类的科学知识仍处于“童年阶段”的时代。尤其是在争辩灵魂质量这个问题，以及种族之间可能的差异时，他们对于我们今天称为“人类”的这个物种，只有模糊的概念。十六世纪最“学术”的医学书籍，不论是帕拉塞尔斯（曾针对新世界的原住民问题大发议论，虽然他对于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或是安布鲁瓦兹·帕雷（法国国王的外科医师）写的，里头都写满了被信以为真的故事，例如女人生出了癞蛤蟆和蜥蜴，甚至还搬出希罗多德(8)说尼罗河畔的妓女曾经与鳄鱼交欢而受孕。

在1550年，还没有任何论据可以对这些连篇的鬼话提出正式的反驳。欧洲还要再等两个世纪，才会在十八世纪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us）(9)，以及追随他的生物分类学家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出现“物种”这个观念，才知道一群生物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然地繁衍后代。

因此，把十六世纪的基督徒当成无知者，或指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是很荒谬的事。在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实验的情况下（一个半世纪后，有个非常固执的法国人瑞欧莫(10)，以漫长又灾难性的实验为代价，徒劳无功地想配对出公兔和母鸡的后代），瓦拉多利德的敌对双方就像许多人一样，只能以当时的知识条件尽力而为。跟他们谈“物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更别提“种族”了。直到今天，后面这个词可能都还找不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科学定义。

若我再补充说明，那场论战的所有参与者，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全都一律信仰上帝（这种情况显然和今天完全不同），我们就会明白过去是多么地难以接近、难以理解——如果我们不擅自篡改过去、简化过去的话。由于过去不再能为自己辩白，我们难免会受到引诱去制造破坏、强暴过去，把过去当作一副面具、一个传声筒，忘了我们自己也即将成为过去的一部分，然后轮到我们被回收，遭到背叛，被遗忘。

如果这些过去彼此攻击的伟人，像变魔术一样来到今天的社会，如果他们此刻出现在我们当中，并得知我们在生物学、民族学、物理学上的一切发现，如果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终会接受我们的理由，从而修正他们的判断，连不服输的塞浦韦达也一样，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愚钝之人。

单凭这一点，他们应该就会站在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的对立面，反对那些可以知道、却拒绝知道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这种无知者为“博学的无知”，它无疑是最顽抗、也最危险的无知。自认为是唯一真知的无知。别忘了，塔利班自称为神学士，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生”。这群学生学到的东西，让他们去没收乐器，加以捣毁，有时还把乐器的残骸埋起来，然后在这些诡异的乐器坟冢旁边，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庆典。

只有少数的古老传统，反对这种拒绝知识的宗教狂热，其中之一就是佛教所代表的立场。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疲于应付基本教义派的世界上，佛教可以一醒世人耳目。一方面，因为佛教告诫我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无常是基本观念，再也没有比宣称永恒不变的真理更枉然的事。那只是一种幻觉，或是一种欺骗罢了。

同时，佛教是一种教育工具，不只教授佛教的教义和历史，而是与知识相关的一切。“如果当代科学发现了任何与我们的经文相违背的定理，我们应该修改的是我们的经文。”这就是基本教义派的对立面。它是在这条饱受炸弹和怒吼摧残的道路上，令人静静微笑的一次短暂休憩。

从博学者的傲慢，到研究人员的谦逊

最后我想讨论的是，科学知识也曾有段时间被奉为教条，并且到处强迫推销灾难性的错误。这些错误经常与某个主导性的思想密不可分，例如唯物辩证法，同时也与当时的想法有关。于是我们看到，从名副其实的科学实验出现的历史时刻起，也就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科学为了奠定自己的地位，便需要某种世界的体系。否则，科学是无法运作的。

大部分的时候，世界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被呈现在一张对某些人而言仍具有神圣性的设计图上。这样的世界，存在着一种秩序，同时也有一种意图，尽管后者并不明显。如同笛卡儿与其他思想家所说的，世界臣服于某些法则，发现这些法则是重要的。造物主邀请我们加入一场猜谜游戏，而我们必须在过程当中找到游戏规则。

是否存在一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最高法则，连上帝都必须遵守、不能作弊？

这个问题被徒劳地辩论着，没有结果。今天，提问的方式变了：混沌是不是一种隐密的秩序？众所期待的这种“包山包海的理论”，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正是这种想要掌握总体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新知识。人自认是以他称之为客观性的态度在观察和分析这个世界。他与世界分离，他与世界有别，他以自认为冷漠就是严谨的态度在研究这个世界。新的传统于焉形成，一边是世界，另一边是在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当中获得世界知识的人。

这种延续了三个世纪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在科学或其他领域，都引发了不少争论、排斥、咒骂和错误。科学从诞生起，就在不停地犯错和自我修正。今天的科学依然如此。

不过，整个二十世纪，科学其实有了深刻的改变。至少，科学在试图改变。科学不只在各个领域的发现数量倍增，在向外扩张到某个程度后，也必然转向质疑科学自身。首先，科学已经不再肯定世界是按照一张精致的设计图规划好的，甚至连进行相关实验都不必。曾经支撑着宗教信仰的这个观念，早已被推翻、抛弃。偶然性、混乱，甚至混沌这些观念，如今都成为科学语言的一部分。研究工作不再执着于决定性的定理，游戏规则变得模糊不清，勉强坚持着最后一点严格的标准。

今天的科学承认世界上有它陌生的事物、矛盾的现象，并提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重力是如何既在宇宙间、又在地球上与标准模型的另外三种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和电磁力）同时作用，但后者又似乎与重力不相容？它甚至钻进无限小的层面，承认一种“不确定性原理”，六十年来让许多物理学家争相投入研究。

“科学家”不再是相较于“无知者”（那些不知道或尚未知道的人）的博学者（那些知道的人），现在他们比较希望被称为“研究人员”。他们逐渐承认人不是世界的尺度。他们坦然接受自己的无知，甚至尽可能去精准定义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东西。知识史上头一遭，科学家不太谈论“科学的真理”了，而偏好“专家一致认为”或是“观察结果显示”这种谨慎得多的陈述。

此外，我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观察者不再能说自己是中立的，他无法自外于自己的经验。一切再清楚不过：他无法再与他所观察、改变、诠释的对象分离。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叫做“不可分割性”（inséparabilité） ，接近佛家所说的“缘起”。知识变得越形复杂而难以说明，也变得越来越柔软，不再那么一板一眼，有些人甚至把它变得更富有梦想、更有亲和力，同时也更难划定边界。毕竟，当所有事物都彼此牵连，有什么理由只选取其中之一做专门研究？

还有人告诉我们，宇宙是多重的、互相堆栈的，就像不断增生的泡沫，有好几个维度平行并存，而我们感知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所见、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层的世界。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当下，正以其他的形式存在。我还有其他亿万种存在的形式。我要如何认出自己呢？

同样的，假如今天的科学语言能够反映这个世界的难以测定，这种不确定性的知识要如何传递呢？如何推广、普及这种知识呢？

令人好奇的是，当那些宗旨怪异的教派四处林立、壮大——例如几年前在圣地亚哥，一群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男人，为了搭乘彗星的尾巴奔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集体阉割和自杀；或是一群自称是宗教团体的人，不准女人在生病时接受治疗，或是祈求上帝杀死他们的邻人，而后者胡言乱语、疯狂的程度和他们也不相上下——正是在这种时候，科学以极端科学的方法，放弃了某些古老的科学信念，突然变得更犹豫不决、更天马行空、更有人味了。

是它，科学，这个诞生自我们的求知欲（从分辨善与恶出发）、典型的异端，有方法、有能量、有毅力地向这个世界的迷思进行攻击，尽管过程中不免让一些求知者成为科学的烈士。它也提供了我们宽容和开放的视野，以及讨论的土壤。

说真的，我们本来对于科学没什么期待。我们很有理由担心，在科学主义挥舞的大旗之下，科学会像十九世纪末时那样有如一座永远攻不破的堡垒，将自己锁在栅栏里，不接受任何访客、任何批评、任何离经叛道，一心只想取得最高的权力。

换句话说，我们怀疑科学会否变成下一个停滞、堵塞、强硬又保守的宗教，注定凝结在某个剎那，从此和世界永恒的运动失去接触。

幸好，它完全没有变成这副模样。科学运动获救了，因为它知道质疑自己；它曾经出过差错，因此必须尽力弥补它的错误。知识被无知拯救了。

但我们别急着庆祝胜利，因为上个世纪纵然是科学发现的大丰收，却也是把一卷又一卷的书丢进火堆、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焚尸炉和死亡集中营的世纪。它是光明的，也是黑暗的世纪。从未有任何一个世纪带来那么多的启迪，也从未有一个世纪隐瞒那么多的秘密，制造那么多的谎言，带来那么大规模的破坏。我们也知道，从1945年的某一天起，纯粹技术性的知识可以导向大屠杀。这是旧时代的无知难以想象的。

无知的危险，现在又添上了知识的危险。本来，知识就不是为了强固我们，或消除我们对存在的忧虑而生的。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通过知识的考验，维持好奇的目光，无论我们看到什么。

是的，知识当然重要。它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而当代知识主要来自科学。没有人能够逃离科学知识。但是我们也必须平衡、调和科学知识，透过无知软化它，甚至与它相辅相成。

我们不是一定要奋力对抗无知的倾向。如果我们接受无知像一位家庭成员，如果我们承认它而不是埋怨它，如果它口渴，我们就喂它喝水，如果我们握着它的手，如果我们平静地跟它说话，而不是傲慢地转身而去，我们所追寻的知识就可以更有免疫力对抗新的硬化症，抵抗新的封闭。

无知有助于我们的平衡。知识正是因为与无知、天真打交道，甚至还有时时刻刻都在嘲笑知识、矮化知识、把知识当成丑闻的愚蠢，才能维持知识的活力。同样的，多亏了愚行，智性才能保持清醒。

我不是说要把无知当成花钱包养的交际花来伺候。说到底，无知很可能令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无知一直都在。知识的工作，因为对于无知的明了而展开。

残缺的黛安娜

夏季的某一天，沙滩上一间经常满座的高雅酒吧里，有个年轻女子拄着两根拐杖缓步前进。一名侍者推着一张轮椅走向她，我坐在距离三米的地方看着。年轻女子笑着谢过那位侍者，开始凭自己的力量坐到那张轮椅上。

她大约三十岁，有一张漂亮的脸庞。她的双腿没有任何变形，也没有装上任何义肢，但看起来完全无法使力。那双腿似乎是残废了。女人将双臂靠在轮椅的扶手上后坐下，接着用双手摸索着两条腿，然后搬动它们，让脚踩在踏板上。一脚踩稳了，再换另一只脚。每条腿大概各花一分钟的时间。

她确认了一下轮椅的机械性能（那是用一个小马达驱动的），先剎住一个轮子原地转弯，然后慢慢地离开。

她全心投入自己的动作中。这个残缺的女人，有半个身体断然拒绝参与她的生活，仍然找到了行动的逻辑和方法。对她来说，知识和无知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她知道许多我无从得知、可能想都想不到的事。

比起远方健美的、肌肉隆起的救生员，在她柔弱又看似无行为能力的外表底下，她其实更强壮，更协调，也更有力。

————————————————————

(1) 方济各（François d'Assise，1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的传教士，后世封他为动物、商会、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2)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思想家、数学家暨科学家，对于计算器的发明、机率论、流体力学都有过贡献，晚年因宗教经历而转向哲学和神学的写作。

(3) 勒叙厄（Eustache Lesueur，1617～1655），法国巴洛克时期画家暨设计师，有“法国的拉斐尔”之称。这里提到的画，是勒叙厄于1649年绘制的《圣保罗在以弗所的布道》（La Prédication de Saint Paul à Éphèse）。

(4) 埃拉托斯特尼（Ératosthène，276 BC～194 BC），古希腊数学家，也是天文和地理学家，主要贡献是设计了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

(5) 拉斯科（Lascaux）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是分别位于法国中部和西班牙北边的洞穴，两处的岩壁上都被发现绘有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壁画。

(6) 豪尔赫·刘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1899～1986），阿根廷作家暨诗人，也是精通德、法、英和古英语等多种语言的翻译家。

(7) 副司令马科斯（sous-commandant Marcos），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EZLN）的发言人，率领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成功抵抗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当地的破坏。

(8) 希罗多德（Hérodote，484 BC～425 BC），古希腊作家，他将自己在马其顿、埃及、叙利亚、意大利等地的见闻写成数十万言的《历史》，被西塞罗誉为西方“历史之父”。

(9)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也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其贡献不仅限于科学领域，鲁索、歌德、史特林堡等人都曾表示受到他的影响。

(10) 雷奈·瑞欧莫（René Réaumur，1638～1757），法国科学家，贡献包括昆虫学、动物行为科学，以及炼钢、冶金和温度测量。

第十四章　遵照您的指示去死

面对恐怖分子的自杀攻击，最困难的莫过于承认那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一个英国穆斯林青年，在星期日打完板球之后，隔天搭上一班开往伦敦的列车，然后在一个公共场所引爆身上的炸药，同时希望把几个他不认识的英国人也一起炸死。而这名青年，是一个正常人。

我们把他当成怪物和疯子。我们错了。他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弟兄。假如我们不想舍弃人道主义和人类这些观念，再次落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将他排除在外，然后说他不属于我们。

这名青年基于某种原因加入组织，并且被极有效率地灌输思想。他的起步，和1930年代纳粹党的青年干部没什么不同。他的生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某个理念赢得胜利，即使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自己的死亡，或是别人的死亡。他已经立下誓言。他的体内住着一个异端分子，以及一个教派分子。他看不见也听不到教派之外的世界，令他感到最坚定的是他自身的毁灭。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信仰。

这种义无反顾的认同，使他遗忘了自己玻璃般的本质，或者说，使他反过来接受它，甚至利用它。他要充分运用这些组成身体的原料。他知道，粉碎自己就可以粉碎别人。他们和他是一样的肉身。

在这一长串受人指使的杀手名单中，他不是第一位。夏多布里昂早就写过一批视死如归的谋反者：“最高领导阶层是一群看不见的人，置身于外界无法渗透的秘密集会所中。他们从这个圣殿中的圣殿指派低阶的烧炭党人赴死，保证这些人死后会有人为他们的牺牲哀恸欲绝，还会有一座经常有人去探访的墓。”

然而，尽管他们造成的死亡似乎无法挽回，至少他们是为了捍卫某个政治理念，某个国家，某个意识形态。他们是为了某种主张而死，而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就这名英国穆斯林青年的情况来说，他是为了什么而死呢？有人告诉他吗？他知道为什么吗？他表现得像是自己决定去死，可能的话，顺便夺走几条性命。死亡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希望、以什么样的目的选择了死亡？

他赴死的姿态是超然一切的。他死在生命的高峰。当一个人找到他的明确目标、他的凝聚力，以及他全部力量的这一刻，他将自己炸成四散的碎片，像个陶瓷花瓶一样。他的道路引领他走到这里。他在自我感觉最强大的时刻自我毁灭。或许正是为了毁灭自己，他才需要这么强大的力量。

人们告诉他，他不会感到痛苦。这是真的，他不会有时间痛苦。在这一剎那，他被撕裂的神经系统不会有任何知觉。也许他期待着那为信徒开启的天堂大门，天堂里流淌着令人喜悦的河流。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我还是很怀疑。我不觉得人在临死前一刻满脑子想的会是永恒。这些年轻的男女并不愚蠢。他们一般来说都受过足够的教育，不至于相信那些古老的传说，那些升天之后可以永远喜乐的谬论。况且，他们也不像是带着交换条件去执行任务的。他们不像那种人。唯一肯定的是，他们的心中有恨，而且是无差别的恨。他们有时没有任何清楚的攻击目标，例如在马德里和伦敦的事件。他们甚至带走其他信徒的性命，但这都不重要。他们想自杀，就付诸行动了。

参孙，第一位神风特攻队队员

这股他们秘密地藏在心底已久、燃烧着他们的恨意，显然是一部持续运作的马达。它就像炭火，让他们记取的所有教训越烧越烈。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助这种恨，表现出那种崇高的姿态，那种傲视一切解释、一切判断的姿态。一名训练有素、身上背着爆裂物的青年，在某个地铁站出口或某个火车站立定不动。他环视周遭，拉动一条绳索，然后就完全从这是世界上消失，一点人的痕迹也不剩。他很清楚，只消一次小爆炸，他便将在散落四处、血肉模糊的碎块当中死去。

波利厄克特，这位决绝的殉道者，醉心于死亡的人，并没有抱着自己死去就可以毁灭异教徒的幻想。至少高乃依笔下的波利厄克特是如此。事实上，他也办不到。他只能毁坏异教徒的祭坛，以及他们的偶像。

当代的自杀攻击必须有炸药，波利厄克特当然无法取得这种当时还不存在的东西，更不用说制造与使用炸药的知识。但自杀攻击的观念是古老的。这一点，只需要举参孙为例，就足以证明。参孙可说是已知最早的敢死队队员。他推倒神庙的柱子，让他的敌人——为数众多的非利士人——和自己同归于尽。这起谋杀攻击事件被所有人（大概除了非利士人之外）视为一种高度英勇的行为。他成了后人的榜样。

这种姿态，这种被大多数的人类传统所鼓励、美化的牺牲，的确经常附带着英雄色彩的一面。英雄自知他终将战败，死亡也无可逆转，但他要在消亡的过程中尽可能杀死更多的人。他消灭了“敌人”。我们对他的仰慕来自于他的大开杀戒。

“帝国卫队宁死不屈。”康布隆将军(1)充满传奇性的这句话（同时也是一段谣言，因为康布隆将军自己后来承认他不可能这样宣称，“毕竟我没死，而且还投降了。”），恰巧说明了这种奔向自我毁灭的感受，这最终的绝望时刻。这一刻，一名战士知道自己已经逼近毁灭，他要拉着他的敌人，有时候还包括他的朋友、他的女人、他的仆人——很可能有一天会包括全人类——一起陪葬。

在所有民族的历史里，都可以找到这些伟大军人的例子。他们深知自己即将战死沙场，因此更加勇猛冲锋陷阵，在结束生命之前尽可能多杀几个人。我们可以在英雄主义漫长的历史里——战斗的英雄主义史，因此也是杀人的英雄主义史——遭遇这些不论是对政治道德或新闻道德来说，都与自杀攻击一样令人发指的情节。但我们依旧把它记载为军队的光荣事迹，写进我们的教科书里，共同追忆这些谋杀者。而我们的“敌人”所写的那些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书籍），追忆着其他的谋杀者，未来也将继续追忆。

铁丝网的这一边被当成谋杀者，在另一边就是“烈士”。

我们习惯使用“神风特攻队”（kamikaze）这个词，来指称这些攻击事件的主谋。这个词并不恰当。的确，从1944年开始，当美国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时，在硫磺岛、冲绳，以及其他许多岛屿，以令美军震惊的方式进行疯狂而顽强的抵抗。每一名日本士兵似乎都有战死的决心，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接到宁可自杀、不可投降的谕令。

许多人都服从了，不论士兵或岛上的居民。当时的战地记者还拍摄到手无寸铁的男人和女人，从悬崖高处往下跳的恐怖画面。

这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例子。然而，这并非日本所独有。公元73年，马萨达（Massada）的犹太抵抗者在精疲力尽的劣势之下，宁可带着女人和孩子集体自杀，也不愿意向罗马的侵略者投降，使得围城数个月之久的罗马人，最后在城墙内的堡垒里只找到一堆尸体。

至于日本的神风特攻队，那些自杀飞机的驾驶员全都是军人，全都服从了命令。自从他们最后的书信出版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并非满腔热血地去执行命令。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他们是在不可能说不的情况下赴死，和死刑犯没什么两样，在写完最后一封给母亲的信后，双眼含着泪水奔赴已经注定的死亡。他们当中有3000人阵亡，大部分没有命中目标。

日本军人是在一种独特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行动。我们知道，这种致命的抵抗方式，令盟军担心进军日本本土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因此让美国的掌权者决定使用核子武器。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是如此恐怖，使得在此之后，同样的毁灭未曾被复制过。如果说今天的人肉炸弹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寻常性。人肉炸弹带来的死亡，是因为平庸而显得可怕。

独裁的权力总是盲目或是近乎盲目地展开攻击。除了权力最大、也最饱受威胁的最高领袖之外，绝不能让任何公民感觉安全无虞，以为天真无辜或是效忠领袖就可以保护自己。这正是肃清的法则。一定要打击那些什么都不担心的人，那些措手不及的人，好让幸存者明白他们应该颤抖。

我们看到，今天被称为国际恐怖分子的那些人，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行动。他们不再选定目标，而是随机攻击，因此揭露了我们的脆弱。他们玩弄这种脆弱，标上醒目的红色记号。地铁里，巴士上，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觉得自己安全的。权力和反权力互相模仿、互相平衡，最终建立起一种全面的恐惧。也许这就是明日世界的样貌。

罪与罚

在我的生命结束后，让我的死亡留下痕迹。捍卫我的形象。让我的形象吻合别人对我的说法。像一名勇士般地死在我的教派、我的祖国眼前。我已经开始想象，我的雕像手持一根长矛，或是一颗拔去插销的手榴弹。忘记我所杀害的敌人和我一样也是人，一群在另一个情况下，可能输血给我、把我救活的人。

同时忘记伟大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传统，也是波斯诗人的传统（哈菲兹(2)、鲁米、萨迪(3)），这个传统将爱置于世界之上。那不是一种像西方世界那样有限的爱（恋人互相许诺自己是这世上唯一爱着对方的人），相反地，那种爱是无限的。因为爱某人，就是成为爱本身，就是爱所有其他人，就是爱一切的动物、树木、植物，就是在无爱的不可能性之中存在。

像这样一种爱的表达，我们如何眼睁睁看着它演变成恨？

忘记我是谁，忘记我从哪里来，宣称以伊斯兰教之名行动，同时抛弃我的伊斯兰传统。

而且，千万不可独自离去。我离开之后的世界，必须变得令人活不下去。别在前往彼岸的时候，没有拉着其他人的手一起离开，即便那一、两个进入虚空的同伴，我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

当我们谈论自杀攻击时，如果只是把这些炸弹客当成抨击的对象，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官方说法当然必须拿他们当箭靶：“可恨，不可饶恕，格外卑鄙无耻的罪行。”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早已使用过这些词语：“就我所知，没有比恐怖分子更奴性、更可鄙、更懦弱、更狭隘的人了。”今天的自杀式恐怖主义，当时还全然陌生。这里，夏多布里昂斥责的是把死亡当作政治的解答，而这也是当时的掌权者加以惩罚的行为。那是“恐怖分子”这个词仍很年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4)可能是在谈到旺代省的叛乱(5)时，成为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

这些辱骂，我们尽管都懂，关于恐怖行动本身却什么也没说。这种行动烧毁了所有我们用来描述或分析的词语。因为这种死亡根本不在乎词语，不在乎正义，不在乎最正式的法规和最私密的约定，不在乎习惯性的情感交流，不在乎生活方式，不在乎家庭和朋友关系，不在乎我们投向他人的视线，反之亦然。

这种死亡是绝对的行动。自杀攻击同时是罪与罚。它既是一个人对自己最深的内在全神贯注时刻，又是碎裂四散的最终时刻。它是我们脆弱的明证，因为我们会在燃烧的空气中分解，但它也是这种脆弱和极端刚硬相互混淆的时刻。一个人同时成为牺牲品和牺牲的执行者——谁能提出更好的死法？他已经抵达一切忧虑、一切犹豫的终点了，就像一只珍贵的中国陶瓷花瓶，被展示在沙龙里最显眼的位置，一直饱受访客和舞者的威胁，然后有一天，终于，一个稍微伸懒腰的动作就把它摔碎了，还连带打破一个古董鼻烟盒和两个烟灰缸。至少，对瓷器的焦虑从此结束了，而沙龙女主人看到这些摔碎的宝贝，只说了这是一桩令人遗憾的意外。也许还会开除一名深色皮肤的女仆。

1994年12月24日，一架法国航空的飞机，在阿尔及尔机场遭到四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他们意图强迫机长将飞机开到巴黎上空，然后朝城市俯冲。也就是说，他们决定和他们的受害者一起死。然而，飞机因为一个技术环节无法起飞，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又不愿意解决，四人便开始杀害乘客，导致三名乘客因此丧生。谈判专家找来许多人，试图软化这些恐怖分子的立场，劝他们“理性”一点。谈判专家甚至把他们首领的母亲带到机场来，哭着对她的儿子喊话。她请求他，以他们所共有的、最神圣的事物之名，停止杀人，立刻投降。

没有用。那名年轻男人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回答他的母亲：“我很爱你，但是我更爱上帝。”他和其他三人继续他们的行动，最后于隔天在马赛被一整队狙击手击毙。

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和我们有着同样构造的年轻男子，掏空了所有我们过去加诸“人”这个字的内容。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更真实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上帝更不真实的了。因此，这名凶手是把幻觉置于他对母亲的爱之上，就像波利厄克特把他的幻觉置于他对妻子宝琳的爱之上。然后，他以所谓的上帝之名谋杀。如何说他的态度是“正常”的呢？如何不把他当成一个怪物，一个异类？

如何在他身上辨认我们的面貌？

恐怖分子的教育者

今天，当一名出生在英国并接受西方正规教育的英国青年，来到巴基斯坦接受训练，从此成为一名杀手，我们都会好奇那里的导师跟他说了些什么。所有作家都梦想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因为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简洁有力、非常霸气，同时又绝对友善、可能还热情洋溢的文章，一篇能够把一条棉绳锻造成一根钢缆的文章，驱使这名青年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去死、去杀。

这名导师究竟对青年说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让无辜者在被带往围墙另一边的刑场之前，招供自己想象的罪行——施展的那套手段？

他对这群青年说的，是否是必须为最高利益牺牲一切？或者是，敌人正虎视眈眈等着他们露出破绽？还是说需要敌人的鲜血？

抑或是相反，他对他们说的是，这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也是上帝在人间的正式代理人所赐予的机会——让一个人不再是灰暗而无用的存在，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位殉道者，一名英雄，往后几个世纪的人会在回忆当中荣耀他们，而他们的坟墓（如同夏多布里昂所说的）会经常有人探访？

他如何跟他们讲解谋杀的行为？他会跟他们谈论杀人的愉悦，以及死亡的快乐吗？他会让他们传阅大量的经典文献——前面说过，我不太相信这一点，但是对于某些天真的听众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手段——跟他们说天堂近了，他们获准进入天堂了，天堂已经预备要迎接这些用生命演好自己的人？跟他们说，没有什么比死后获准进入通往上帝的道路更幸福的事了？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德黑兰设有一个办理“烈士升天”的部门。死在战场上的青年，他们的家人会收到一张打上水印的官方证书，证明这家人的儿子已经上了天堂，有人为伴，衣食无缺。这些家庭还会收到一笔津贴。他们的痛苦会因此减轻吗？我怀疑。

至于那些未来恐怖分子的教育者，我很想一睹那些有毒的文章，看看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情感作为支撑，如何成功让人相信无法置信的东西，摧毁一个男人或女人内在的人类情感。毫无疑问，他们会诉诸服从，哪怕是屈从，他们会强化某种认同，会挖掘一股持久的恨，这种恨至少可以用来标示他们要打击的敌人。再加上所谓的物质考虑，一些补偿，发放给家人的一笔钱。你死了，你周遭的人会因你的死而活得更好。这些都有可能，但也毫无疑问都只是陪衬，就像天堂、所有福利、所有承诺给予的奖赏一样。重点还是行为本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年代，如果有一本我们必须一读再读的小说，那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Les Démons），讨论的正是沙皇统治的俄罗斯之下，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的组成和存在的困难。每位成员都必须宣誓服从团体的命令，并且在年轻工程师基里洛夫的煽动下屈从于自杀的命令，如果有一天被下达这道命令的话。只要一名成员自尽，这个人就会成为整个团体所犯下所有谋杀案的代罪羔羊，为其他成员脱罪。

基里洛夫受过教育，受到现代精神熏陶。他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纽约的钢铁桥梁令他赞叹不已，让他梦想在俄罗斯也能建造几座那样的桥梁。他的房间墙上还钉了一幅布鲁克林大桥的版画。这位团体观念的传播者、“自杀规则”的制订者，有一天接到了自杀的指令。他只剩二十四小时可以活。

隔天黄昏，另一位成员彼得来探望他，确认一切是否准备就绪，并确保基里洛夫不会在最后一刻躲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一刻延展成一个绝佳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年轻的工程师自顾自地说，看着人们继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让他很震惊，因为这个星球在他眼里不过是个谎言，大家却仍拼了命想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在失去耐性的彼得面前，他突然兴致高昂地谈起理论，讨论的问题显然与上帝有关。“上帝是必要的，”他说。“所以上帝必须存在。但我知道他不存在，他无法存在。”

而他必须自尽才能证明他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终极宣示，就是自杀。某种程度来说，他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命运的主宰，取得这名不可能存在的上帝的地位，而彼得——一个比他世故又庸俗得多的人——正是这样理解基里洛夫预备犯案的姿态。基里洛夫将成功地取代上帝。“一切意志皆归属于我。”他说，接着甚至补充，“只有自杀能拯救全人类。”以及他想要臻至“至高无上的形式”。

在这场混乱、重复、甚至令人不舒服的讨论里，基里洛夫的作为越来越明显是为了争取时间。彼得催促他快点行动，基里洛夫便要求写一封信。他要在信里向全世界诉说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愤懑。他拿来信纸和墨水（令人想到现代准备自杀之人拍摄的“交代遗言”影像），但是他无法专心，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想在信纸上方画“一张吐舌头的嘴巴”，以表达这个世界令他作呕。彼得费了一番唇舌才劝阻了他，一再提醒基里洛夫这套自杀的概念正是来自他本人，然后告诉他只需要简短记下自己是一切的主谋就好，尤其是彼得前几天刚犯下的那桩谋杀案，受害者是个叫做沙托夫的人。

基里洛夫还想多争取些时间。他考虑着该拿这封遗书怎么办、该怎么写，突然间，他内在的脆弱在这张空白的纸上炸开了。这个场景的某些时刻，简直可以让巴斯特·基顿(6)或卓别林来演出。我们在笑闹剧的边缘。基里洛夫想咒骂那些在他死后还活得好好的掌权者，他思索着想找出一句难以抹灭的格言，像是“无自由，无平等，无博爱，毋宁死！”之类的，但他想到的每一句话都令他觉得不对劲。他涂了又涂，写了又写。

彼得对于写什么都没意见，前提是要快。那要怎么签名呢？基里洛夫试了几种之后，决定署名“俄罗斯的神学贵族，文明世界的公民”。

信终于写完了，名字也签好了。彼得松了一口气，但基里洛夫还没死。他真的会遵守诺言自杀吗？基里洛夫走进隔壁的房间，把门关上。彼得在外头等着。时间一分又一分缓慢地过去。门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告诉我们。作者一定是在想象中漫游许久之后，选择了沉默。最后，彼得决定闯进那个阴暗的房间。他瞥见基里洛夫瑟缩在墙角的一件家具后头。突然间，基里洛夫爆出一阵吼叫，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杀了自己。

这场无用、凄惨的死亡，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发生——虽然整个场景的描述令人无法遗忘——每次重读却都让人激动不已，并联想到巴格达、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那些人肉炸弹。那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姿态。那是最后的姿态，而且不能失败。一生中最强烈的时刻，变成人类毁灭自己生命的时刻。即使是无神论者，这一刻也不可能不想到上帝。我完全拥有自主的权力，我被神性所充满。而且，我毁灭了自己，消除了自己。我带走了别人审判我、惩罚我的快乐。

和基里洛夫痛苦的孤独相反，当这种姿态成为公共的姿态，当它发生在伦敦的地铁里，我们知道，就像被压死的参孙，它势必激起其他人的欣赏，煽动狂热的模仿者。

痛骂他们是于事无补的，只会得到反效果，因为他们就像基里洛夫，憎恨并轻视那些只会谴责、侮辱他们的人。他们背离了大众。对他们来说，大众过的是一种错误和盲目的生活。他们必须唤醒大众，惊动大众。

就像在这本小说另一个场景里谈到的，杀人的罪行在过去被视为脱离常轨，却是今天唯一的解答、唯一可能的行动；它几乎变成一种道德义务，总而言之是一种骁勇、有益世人的行为。不用说，我们可以在今天巴基斯坦教授的死亡课程里，听见这些句子的回音。

牺牲者的队伍

那些穿戴着黑衣与黑头巾的车臣年轻女性，由于合理的要求不被接受，于是选择以在莫斯科的一间剧院里引爆自尽来威胁俄罗斯当局。关于此事，我们一直找不到词语去诉说(7)。这同时是一起对于无辜者（剧院观众）的集体谋杀事件，也是一种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的形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迟迟不愿明说。因为有所顾忌，因为认识不足，或是为了和官方说法意见一致，后者则因为政治责任而必须予以谴责。

这一次，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又因为这些年轻女性是凶手的一分子，我们感觉到某种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官方说法是在公开承认他们无能谈论这件事。

看着其中一名年轻女性的影像，看着她坐在观众席扶手椅上死去的样子，头向后仰，张着嘴，脸色苍白地裹在她黑色的头巾里，我忽然想到《量罪记》里的依莎贝拉。她毫无疑问也可能这样杀死自己，让安哲鲁的权力陷入危机，宁可死亡，也不愿耻辱地活着。至于其他人的性命，即便是无辜者，那并不重要。从她决定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在乎别人的生命了。她很有可能就这样走进牺牲者的队伍。

在莎士比亚的这出戏里，当依莎贝拉到监狱探视克劳狄奥，得知克劳狄奥被逼近的死亡吓坏了，居然肯让自己的姐姐和安哲鲁同床共枕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她突然破口大骂起来。她似乎失去了理智，最凶猛的宗教狂热占据了她，用再难听的话来咒骂她的弟弟都不嫌过分：

O you beast!
O faithless coward! O dishonest wretch!
Wilt thou be made a man out of my vice?
Is't not a kind of incest, to take life
From thine own sister's shame?
[...]
Die, perish! Might but my bending down
Reprieve three from thy fate, it should proceed.
I'll pray a thousand prayers for thy death,
No word to save thee.

翻译如下：

呀，你这畜生！没有信心的懦夫！不知廉耻的恶人！你想靠着我的丑行而活命吗？为了苟延你自己的残喘，不惜让你的姐姐蒙污受辱，这不简直是败坏伦常吗？〔……〕你去死吧！即使我只须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你救赎出来，我也宁愿瞧着你死。我要用千万次的祈祷求你快快死去，却不愿说半句话救你活命。

文学在这个高度上，超越了所有的新闻报导、所有的哲学分析。文学从更远的距离瞄准，也更精准地命中。文学变成了生命。如果我们懂得去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同伴，有时可以让我们学会诉说发生在身边的事物，那些如鲠在喉、无以名之的东西。

甲壳上的裂痕

我为电影和剧场写了许多年的戏，许多所谓的“虚构”场景，想象中的男男女女在当中以言词、动作迎击他们预料不到的事件。这些场景若是要栩栩如生，我认为最重要的，似乎是进入人物的内在，发掘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这些角色与我共有的一块寸土。

我们把这块共通的寸土叫做“脆弱性”。它是甲壳上的那道裂缝，我们最容易受伤、也伤得最重的部位。它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令人为之震颤的地带，一个平时绝对不能触碰的敏感点（但所有虚构故事都是非日常的，非习惯性的）；它是故事里的人物——有时让我们觉得很遥远，某些时候又感觉非常相近——在等待着不幸的际遇到来、甚至主动挑起降临他们身上的厄运时，所展现的人性的一面。

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真正地与角色相遇，我们才彼此相认。也只有在这点上（当然是就成功的案例而言），我们的角色紧紧攫住我们，仿佛他们突然间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抵达那个平时被掩蔽的境界，令戏剧的所有虚构成分都消失，所有保护措施都被撤除。

一旦我们无法找到这片确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神秘区域，我们就仍停留在歌舞剧或通俗剧那种简化的层次，只是在浅薄的表层上操弄木偶，笔下的男男女女都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以至于再次被化约成一种潦草的描写，一种幻象。

当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欣赏巴尔扎克，曾把《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翻译成俄文，并在这位大人物于1844年路过圣彼得堡时，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可惜没有成功）转身告别占去他年轻时代十年光阴的初期作品后，他写下了《高老头》（Le Père Goriot），开启“人间喜剧”系列。从这里开始，他突然潜入其笔下人物的秘密里，再毫不犹豫给予见血的一击。他紧盯着弱点。他抵达最深处。他赋予每个人物一道阴影，一种危险，即便是伏脱冷(8)亦然。他也赋予他们才智，它是忧虑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可以说，巴尔扎克仿佛推开了某扇神奇的门，他的文学手法从此变得无限宽广。一道光指引着他，他的天才握着他的手书写。

就像莎士比亚化身为依莎贝拉，透过这名极度狂热的年轻女子的嘴巴说话，同样地，巴尔扎克虽然没有孩子，却在三十三岁之年，写下一名老父亲对女儿的疯狂之爱，写出他的姿态、用词和口音，以至于巴尔扎克之后没有任何作家敢在类似的人物上试身手。

他仿佛如鱼得水般地沉浸在意外和矛盾里，在黑话、混乱与自创，以及片断的语言里，在丧失真实感的细节里，偏偏真相就是从这里浮现的。当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坐着敞篷马车经过香榭丽舍大道时，高老头虽然在现场，却不敢被人认出来，因不想让女儿觉得羞耻而没有上前打招呼。高老头为了女儿花光家产、一贫如洗，还说他情愿做“她们膝下的一条狗”。

当我们触及脆弱的区块，会发现某种残酷、不留余地的东西，但这也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过于雄壮结实的英雄人物看起来总是很奇怪，感觉少了些什么。脆弱比起强壮更能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强壮只是一种表象。就像纳粹在纽伦堡的盛大阅兵场面，历史终会将之驱散。

在由埃德蒙·罗斯丹的原始剧本改编、让—保罗·拉佩纽执导的电影《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里，使杰拉尔·德帕迪约大获成功的，就是一种惧怕、近乎可耻的颤抖(9)。他身为演员，拥有宛如纪念碑般的宏伟身形，又能从体内发出一种细腻温柔的声音，在第一眼看到剧本时，就感受到西哈诺这个角色的真实性、甚至真正的雄性所在。那并非西哈诺的自吹自擂，也不是他作为剑客的英勇事迹，或是他诗兴大发的才华，而是他的悲伤，他对于丑陋的意识，对于爱的恐惧。

因此，德帕迪约有时候以近乎喃喃自语、而非大吼大叫的方式，去演出这个角色。就这样，透过单纯的音调变化，透过驼背的身影，透过低垂的目光，他把话说给全世界不被爱的人听。

《大鼻子情圣》是两位主角直到故事结束，都还是处男处女的一部剧本与一部电影。他们被生命遗弃，被自己的冒险打败。女主角罗克珊急急忙忙地嫁给情郎克里斯蒂，克里斯蒂却在婚礼当天离她而去。他被征召上战场，后来就战死了。至于西哈诺，他从未有过女人，这是他自己说的。对他而言，他的最后行动无非是一场缓慢的死亡之舞：当他像平日一样赶往罗克珊所在的修道院赴约时，途中遭到攻击而身负重伤。一天结束了，树叶飘落了，说话的声音渐渐微弱。罗克珊才发现，那个写情书给她的男人，那个真正爱着她的男人，一直在她的身旁，此刻正在死去。

“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美国的观众会这样说。在他们那里，所谓“类型电影”中的情感表现仍非常公式化，只遵守简单的规则，然后不知疲倦地一再重复。这是一个没有床戏、爱情没有获得报偿、没有人得到一丁点荣耀（西哈诺一样挤身败者之列）的故事，但是在演员正确的诠释下，尽管剧作家的文笔过于雕琢，我们仍可以在故事里每一个挫折生命的际遇，每一次混乱的心跳当中，认出我们自己。

胜者为王的英雄主义拉开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因为宝座上不会有两个人的位子，但我们共有的脆弱将我们彼此拉近。因此，脆弱可以成为最丰沛、最可贵的情感泉源。它是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礼物，是我们面对他人的脆弱时心生的一份尊重，并在其中认清我们自己的脆弱。

同样地，在西方世界仍对之很陌生的印度巨幅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坚阵（Yudishthira）这位无可挑剔的王者模范、甚至被指明是“理想的君主”——对他来说这是个无价的头衔——在最血腥的战役里，在经历过说谎、感受过恐惧与厌恶之后，一股惊惶和愤怒的情绪淹没了他，吓坏周遭所有人。他发抖，他吼叫，他怒骂弟弟有修（Arjuna）迟迟无法结束这场战争。这位“世界上最正直的人”，甚至希望这个完美的弟弟从未出生，希望他们的母亲孔悌（Kunti）在怀胎五个月时就流产了。所有无法想象从他口中吐出的话，都在众人面前说了出来、吼了出来。史诗的作者觉得有必要写到这么绝。一个人只有在瓦解时才成为自己。

同理，只有当有修在同样怒不可遏的情况下，宣称要于战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割断坚阵的喉咙——使后者遭受最残暴的死亡威胁，亦即被自己的弟弟杀害——他才能成为人，成为我们的同类，才深深地触动我们。这段呈现其怯懦、失去理智、全然的恐惧、所有优点荡然无存的转换，揭露出他的欠缺，使我们认清他并非真正的君王。

自杀比死亡容易

某个天气很糟的日子，我坐在一辆巴士里。这辆巴士沿着巴黎的亨利—莫尼叶路往南边走，再接到圣乔治路。我的对面，有两个女人坐在一起。一个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金发碧眼，戴着耳机，称得上是美女。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另一个女人，戴着眼镜，盘着发髻，年纪比较大。但就我默默听着她们交谈所理解的，她不是较年轻女子的母亲。

比较年轻的那个，目光不知望向哪里，徐徐说道：

“自杀太容易了。你知道的，小姐，她吞下药丸，心情平静，很确定会有人来救她，而且她还有她养的狗。可是我呢，假如我试图自杀，然后躺平不动，谁会来把我摇醒？谁？”

较年长的女人认真听着，最后只简短地回答她：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坐在对面的我，专注于偶然在我眼前盛开的真理，一边想到基里洛夫，想到依莎贝拉。我听着那个年轻女子轻松地说着自杀是容易的。的确是，但死亡就比较难了。

————————————————————

(1) 康布隆（Pierre Combronne，1770～1842），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将军，文中引用的这句名言，据说是他在滑铁卢战役末期，率领拿破仑的近卫队攻打英军前所说的话。

(2) 哈菲兹（Hafez，1315～1390），有“诗人的诗人”之称的波斯诗人，诗作被认为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但又表现出反对教条、追求自由的精神。许多文人和思想家如歌德、普希金、黑格尔、尼采、恩格斯等，都赞誉过哈菲兹。

(3) 萨迪（Saadi，1210～1291），中世纪波斯诗人，因写实功力和社会思想而闻名，雨果、普鲁斯特等文学家都曾受其影响。

(4)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受到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主张直接民主、捍卫穷人权益、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又在领导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期间残杀政敌而备受争议。

(5) “旺代叛乱”或“旺代战争”，是1793年在法国北方旺代省（Vendée），由农民因反对征兵令而发起，并获得保王党军队支持的叛乱行动，最后共和国军队以大规模的平民屠杀，平定了这起事件。

(6) 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电影演员、编剧暨导演，是个“在镜头前从来不笑”的冷面笑匠，与卓别林并列默片时代的重要人物，也是动作喜剧电影的开创者。

(7) 这里指的是2002年发生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逾40名车臣共和国武装分子闯入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大楼剧院，挟持850多名人质，要求俄国军队撤出车臣。最后俄国军警施放化学气体迷醉剧院内的所有人，击毙现场的39名车臣武装分子，但也导致129名人质中毒身亡。

(8) 伏脱冷（Vautrin），《高老头》里的一名神秘的中年男子，原为越狱囚犯，后改头换面成为一名商人，看穿男主角拉斯蒂涅的野心，答应提供一笔巨额金钱。

(9) 让-保罗-拉佩纽（Jean-Paul Rappeneau，1932～　），法国电影编剧和导演，曾与路易·马卢（Louis Malle）合作《地下铁的莎琪》（Zazie dans le métro），并于1990年与本书作者合作《大鼻子情圣》而大获好评；杰拉德·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1948～　）是法国知名演员，2013年由俄国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公民身份。

第十五章　集体的灾难

近百年来，我们仿佛有一种受到集体威胁、被压迫的需要，需要一个骇人的幽灵像乌云般笼罩我们的头顶之上。

我们总是被集体的恐惧所穿透。在过去，这种恐惧叫做战争——今天战争依然令人恐惧——它带来的不只是大规模的掠夺和屠杀，还有瘟疫、毁灭性的大火（例如罗马、伦敦大火）和饥荒。昔日的地震也具有同样的毁灭性（伊朗的巴姆，以及巴基斯坦、里斯本都发生过强震），其他还有海啸（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地球上，它造成的死伤越来越惨重）、蝗灾和水灾（在这片被我们用水泥滥建、因此失去吸水功能的土地上不断重演，大肆扩张），又甚至是艾滋病取代了古老的梅毒——以上种种恐惧都已一一被安抚、减轻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现代的恐惧是我们自身的产物，大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小——或者应该说：地球遭受的所有损毁，是我们的存在和行动造成的后果。我们无法推卸任何责任。

的确，我们都知道过去曾有许多血腥的独裁者，而“血腥”和“独裁者”两个词连用，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当中，对于蒙古人的侵略所留下的描述，似乎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当年，成吉思汗来到布哈拉（Boukhara），惊讶地看见一座城市，某种让他觉得很陌生的东西，于是全数摧毁殆尽，不论建筑物的石块或是人，只留下沙土上干掉的血迹。接下来，从内沙布尔（Nishapour）到巴格达都是如此。但成吉思汗对欧洲的征服终究无法和当代的巨大灾祸相比拟，而且这些灾祸肇因于我们，是我们基于某个观念、甚至某个理想构思出来并付诸实践的，其宣扬者甚至试图将灾难合理化，从而更加深了灾难的恐怖。

种族优越论为纳粹德国带来“天生”应得的胜利；上帝的话语虽然越来越少人听讲，人们却仍呼求圣战与血洗“异教徒”（一个我们以为早已被时间吞没的字眼）。以上都是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发明，我们对于看不见尽头的野蛮史所做的贡献。

如果说，理解并治疗我们个人的变态和强迫症——心理学家已经可以具体指出其中一些病症的特征——是可能的，那么，该如何分析人类集体的幽灵？怎么对付它？如何治疗一个群体？

这些无法阻挡的运动不只是在累积各种沮丧、各种个人焦虑、互相冲突的欲望，然后导致某个国族主义或信仰的畸形发展。这样说太简单了。比如人们常提及的德国民族文化，若是被简化到他们对希特勒投下赞成票、带着我们冲往怪兽大张的嘴里那一刻，这等于漠视了文化。

这里的问题并非缺乏教育，或是所谓的“生性凶猛”（有些人在谈到成吉思汗一干人等时的含蓄用语）。就像心理疾病偏爱打击精神正常的人一样，集体的灾难完全有可能席卷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我们已经看到，在地铁上引爆自己的穆斯林恐怖分子（这无疑是人类以往不曾有过的行为，令人完全无法置信），经常是家庭美满、教育良好、物质生活舒适、无后顾之忧的年轻人。

面对这种社会性的自虐倾向，一个民族不可逆地奔向自身的死亡，我们的语言和思想都缺少一种新的维度，使得我们无法近距离检视它的成因，在感受面与知性面上都匮乏。即使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跟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比方说，婴儿的性交易在今天已经不是新闻。这不是恋童癖的问题，受害者并非七、八岁的小女孩或男孩，而是真正的婴儿，很可能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月大，被他们的父母卖给邻居或进行交换，供作性方面的用途。

在这个年纪，一个人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但尚未有清楚的意识，也无法自我防卫，无法逃跑，无法去叫警察。他只有脆弱和无助。就像一个被交出的物件。我在过去的纪录中到处寻找这种变态的例子，从佩托尼亚斯(1)、朱维纳尔(2)、萨德(3)，到一些东方作家，再到黑斯提夫·德·拉布赫东的《巴黎之夜》(4)（讲述作者在大革命前夕那片罪恶和悲惨中的迷幻漫步）。什么也没找到。的确，希腊人曾有恋童癖的记载。但是恋婴癖？从没听说过。哥雅的《随想集》（Caprichos）系列里（版画编号六十九，题名《一阵风》〔Sopla〕），我们勉强可以看到，但我们对此尚未有定论。

玻璃坦克

面对人类的最新癖好，我们无言以对。面对真实，这样的一种真实，我们失去了命名的胆识。某种东西拒绝了我们。我们无法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将人伦秩序拖入这片泥泞里。我们迫切地诉说，却不再能理解。我们必须写下来，照着这个社会呈现给我们的形象，写下爆炸时刺眼的光亮、日益积累升高的恨、胡言乱语的布道者四处窜起，写下破碎、痛苦、让人无法喘息的句子，写下流血的词语、撞击、惊愕、断裂的声响、吶喊、枪响，写下杀戮的论述，死亡的词句。不，我们无法书写。

一如往常，我们只在事情造成的影响上费唇舌，却不探究原因。这只是将我们自己贬低成谩骂者而已。我们痛骂婴儿的贩卖者，一如我们痛骂自杀炸弹客。我们骂得越凶，就理解得越有限。我们说他们是丑恶的谋杀者、丧心病狂的怪物、没人性的冷血凶手，却也无法从这种态度中得到任何理解。面对残酷的杀人魔，我们只有乏味的语言。

那么，“脆弱”——这个我在偶然之下挑出来，然后逐渐发现其各种潜在可能性的观念——能否运用到这些社会层面呢？它能否运用到各种宗教传统、机构、体制，各种我们为了对抗自身的弱点，为了说服稍纵即逝的我们是坚强不屈、长寿、甚至是不死的造物，而在这好几千年间想象或实现的各种网络呢？

比方说，伊斯兰世界是否因为在物质、科技与历史上的进程较为缓慢，此刻感觉备受威胁、被撕裂、被上帝抛弃，而且正处在一个消失点上？他们是否感觉自己只能在下一次冲击、下一波世界潮流中听天由命？而就个人层面来说，是否他们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恶魔”，在地狱里往深渊坠落？是否一种秘密的焦虑将某个民族或某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就这样送进随机而猛烈的一场爆炸中，一场恐怖的战斗之中？

那四名在阿尔及尔劫持法航班机的恐怖分子，在他们心底深处，会不会只是四个彷徨、失望、焦虑的大男孩，借着一场可能的死亡寻求逃避？

横扫欧洲、摧毁许多国家的德国装甲部队，不过是一个证明，清楚而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青年——内心深处的惶恐。这股奔向死亡的冲动，不过是政治手腕和宣传口号推波助澜下的结果。它绝不是任何恒常、任何沉静的传统、任何理性的坚实展现。那些坦克车其实是玻璃做的，就像驾驶坦克车的人，也像被坦克车辗死的人一样，有着玻璃般的本质。

是否所有的民族都在偷偷喂养着一头怪兽，一具异常怪异的身躯，一头异形（alien）？

我们在许多的历史时刻，都可以看到这种诡异的需求：想在某种毫无道理的压迫下受苦。一种被奴役的需要。一种为了卑微的理由而死，不为什么而自杀的需要。

偶尔会有人告诉我们，这里头牵涉到某种动物性，一种过去称为“群居性”的本能，一种社会性动物的行为。人们谈论着旅鼠的集体自杀，仿佛自杀这个词对它们来说有意义似的，仿佛它们经过开会协商才决定一起死亡。这种动物行为若是属实，是因为那是它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它也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吗？

而污染地球、让它发臭，使得地球上的水、土壤、空气恶化到有一天不适于我们生存的地步——这种需要是否凌驾于国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等各种疯狂的需要之上呢？这是最高级的需要吗？还是弱者的反击？一种毁灭比我们更坚固者的必要性，一种不可抗拒的、推向极端的需要，直到我们无可挽回地化为虚空为止——反正宇宙的其他星球压根就不在乎地球毁灭，不是吗？

他们有理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星球若是自杀了，在太空中自己爆炸了，围绕着我们的诸多星球只会受到些微的影响。也许月球会被吸引到其他地方去，或是被太阳毫不费力吞噬了。而其他的行星，只会在我们天上的舞台自在地继续他们的舞蹈。

至于其他行星系，更不用说其他的星系——他们甚至根本不会察觉。

可能正是这种感受——不只是脆弱，而是一种根本毫无意义、不重要、终归不存在的感觉——滋养了那份我们谈了那么多却始终未能消减的死亡冲动。因为不论我们要或不要，我们的行径和我们咒骂的恐怖分子是一样的。打开自己汽车上的空调，无异于犯下自杀攻击的罪行。而在汽车空调的例子中，我们令大气层情况恶化的同时，不但损害了他人，也损害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亲朋好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以恨之名寻死，跟这种恨挂勾的是幽灵一般的上帝。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以一个很实际的、名为“舒适”上帝之名，按下空调设备上的按钮，为一个不具任何神圣性的上帝牺牲性命。

然而，仔细一看，这两种行径是很相似的：都是从发明一种需要开始（需要一套律法，一种慰藉，凉快一点的空气），都以此种需要的神格化作为结束。我们至今尚未找到逃离这种循环的出路。此外，在这两种情况里，不论是大祭司、受益者，或是献祭者（就空调的例子来说，就是它的制造商），都无法逃脱自己所衍生的恶果。所有现代人都在同一个塞满绝望的垃圾桶里。大祭司被剥夺了天堂，工业家被剥夺了健康。

回归一体

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有个叫做马杜赖（Maduraï）的城市。那里有一座我经常造访、令人赞叹的神庙，因为它让我毫无隔阂地融入古代世界。

那一夜，我被卷入一个规模庞大的人群里跟着移动。那天是一个节日。圣物和金色的雕像被搬到神庙外，一路摆放到城里的湖边，晚上才会再被送回庙里。两到三千名朝圣者聚集在那里，我被卡在他们当中，动弹不得，索性让这一大群安静的人们带着我走，跟着他们颠簸前进。今晚，在这群看不到边际、缓慢移动的人潮里，我只是一颗微粒。

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完全不觉得紧张。我甚至记得当时还问自己：如果这里头有人尿急，他该怎么办？因为这场缓慢的移动（一路走到湖边再折返），会持续三到四小时之久。

那一夜，我仍清晰记得自己感受到人群的力量。他们不是在全力攻打某座敌军的堡垒。正好相反，整个氛围毋宁是虔敬而平静的。他们只是要带着神明到湖边共度片刻。

那种力量给我的印象，来自一股凝聚力。它牵引着我，使我无法回避，却又觉得安心，甚至感觉到坚强。那是一种很少有的、自己终于回归整体的印象。

我也记得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当中某个人碰巧在当时死去，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他会在人群之中继续前行，跟着他刚刚脱离的世间之人移动。

————————————————————

(1) 佩托尼亚斯（Pétrone），罗马帝国作家，曾在尼罗宫中担任美仪品味官，其著作《什锦色拉》（Satyricon）以荒淫的情节嘲讽尼罗统治的罗马社会，后遭尼罗赐死，于公元67年沐浴时自杀。

(2) 朱维纳尔（Juvénal，55～130），罗马时代作家，作品经常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和愚行，也暗讽罗马皇帝的恋童癖。

(3)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立志成为“法国的薄伽丘”，却写出《索多玛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这部性变态百科大全，对色情场面的描写不但挑战道德底线，更淋漓尽致展现了语言的暴力。

(4) 黑斯提夫·德·拉布赫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作品疯癫败德，“恋鞋癖”（restifism）一词即源自他的名字，《巴黎之夜》（Les Nuits de Paris）是他于巴黎夜间漫步时的怪异见闻录。

第十六章　我们知道什么？

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前所未有地精彩整合了人类的知识，仿佛我们终于即将揭开人类的面具，找到最终的解答。我们在所有领域探测和挖掘：历史、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这份名单很长。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什么？亿万棵为了供给我们所需的纸张而被砍下的树木？还是记载着我们从探索地心到自我探索的档案排满了一条又一条的长廊？

这么多的机构、目标、报告、实验室、出版品、讲座、解析、研讨会，这么多的幻觉和幻灭、争辩、分歧、毁弃、否定、意外发现、改弦易辙……业已完成与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全都那么不同凡响。一座图书馆得有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才能勉强容纳这一切。在我们眼中，没有任何主题值得付出那么多的心力，除了我们自己。

对此，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比蒙田更多。

我们甚至很可能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少。

理智的人总会对无数的迷信，以及占星学、卜卦、古老的小东西、荒谬的习俗，至今依然存在而感到讶异。但是一如上述，这是很正常的。幼稚的信仰长存，是因为我们一直还在童年阶段，因为我们并未真的改变，因为我们从来没能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是谁？

我们从未放弃这么问自己。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一点回答，却依然无法搞定拼图的完整样貌。我们专注于一条织线不断松脱、一再绽裂的毯子；我们缝缝补补，它破绽处处。我们感到气馁，望向别处，怀疑起我们的理性（或许应该说是理性怀疑它自身），终使自己迷失在思想的广袤土地上。偶尔，我们的精神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它在语言里寻找庇护，但是语言力有未逮。精神中了一个小圈套，不知如何逃脱，因此感到焦躁、失去耐心、发狂、怒吼，最终摧毁所有激怒它、反对它的人，尽管它无法因此摆脱陷阱，得到自由。

我们面对的是，回答这个古老问题的不可能性。那么，何不干脆停止追问呢？

长久以来，佛教和许多其他的传统一再强调：精神无法认识它自己。它无法同时是主体和客体。毫无疑问，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身体，可以改善身体的状况，尽量延长身体存在的时间。但是思想呢？真正构成我们的思想呢？建构我们的存在和存在意识的思想呢？该如何谈论它？

如果我们干脆放弃认识自己呢？如果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只是另一个幻觉呢？或是一个有害的建议？为什么不能如其所是的，接受我们这个模糊、多变、失衡、尤其是脆弱的形象，承认自己永远受到各种威胁，然后像一条抓咬身上跳蚤的狗一样，拼命对抗这些纠缠我们的威胁？

一个新的场域向我们敞开了，虽然伟大的作家们早已在此大范围地探勘过了。它是新的，却也是一直未变的：该如何透过描写我们的姿态、传述我们的话语，透过游戏和活生生的行动，更靠近我们自己？如何赋予外在和表象特别的价值？如何身处于表象之中，而不妄想达到无法到达的地方，不妄想抓住小丑手中的那块肥皂？

永别了，超验性

我们的限度已经确认了。有时，我们甚至要求它被肯定。

就这样，眼看着包围我们、占据我们的未知，已经没有希望被穷尽，于是人类的精神（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渐渐发明了一个今天没有人可以、未来也不会有人能够深入的领域，我们称其为“超验”（transcendance）。

根据定义——所谓定义，当然是人的定义——这个领域对我们下了禁令。我们以一种近乎狡猾的精明利用了我们的限制。我们无法认识事物的核心，所谓的“物自身”，但我们至少知道它的存在。哪里是不准我们进入的地方，依然是由我们来定义，而且只有我们能定义。既然这块领域不对我们开放，我们也无需用语言开疆拓土。

我们安于由想象主宰的斗室，但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存在。

人类精神难以捉摸的运作方式，尽管因为时代和文化而有所不同（例如亚洲就没有超验性的观念），不但令人赞叹，有时我还会告诉自己，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比它更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越过虚构的障碍，我们禁止自己思想，同时知道思想是不可能禁止的，我们诡计多端又天真无辜，我们知道自己在原地奔跑，却还是继续跑。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没有信仰可言的人，总是对宗教史感兴趣的原因：为了一窥我们的想象可以迷失、狂野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看到：想象可以将我们推向无法想象的地步。它想象了一个无法被想象的地方。它发明了一个禁止自己认识的维度。奇特的是，在这个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世界里，精神性的超验，今天无所不在。

我们越是将双手伸向真实，越是将事物层层剥开，越是在宇宙的浩瀚无垠之中推进，这种超验性就和我们的思想黏着得越紧密。超验性是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欲望——即使在写下“世界”这个字的时候，我都还不确定是否恰当，应该说是“另一种欲望”（un désir d'autre）才对——触碰到极限的欲望。一种想被超越、被抛下的欲望，一种不想知道的欲望。我们不知道它是何时诞生的，不确定它会在哪一天消退。

很自然地，某天当人们宣布，在天上、在他方、在每样事物的内在当中，存在着某种绝对未知的东西，我们只会有一种欲望：触犯我们刚颁布的这项禁令，去认识我们宣称无法认识的。这就是我们一玩再玩的双重游戏。

换句话说：颁定超验性是“知识的禁忌”这件事，首先就是一种预防措施，是“禁止进入，不准看”的一种说法。我们以此建立一种看管未知的警察系统，一个通往天国的海关。

当然，这不妨碍某些人声称自己有权利走访天国，而且受到召唤去描写不可描写的事物（这是游戏最一般的进行方式）。他们拥有一本无法认识的国度的护照。我们称他们为先知、救世主、教主，或直呼他们圣人或圣女。当他们来自有别于我们的传统时，就被称为“产生宗教幻觉的人”（illuminés），换句话说，就是疯子、狂人。总之，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有权颁布超验性对世人隐藏的东西。

他们彼此间很少意见一致，但是没关系，超验性很难译码。超验性里条条都是死路。它正是为了误导而存在。

远古的神明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幻象和天国旅游中诞生的。后来，诸神在犹太世界合而为单一的人物，同时是创造者、钟表匠和审判者，对推广这位单一的神产生莫大帮助，但是接下来，这个神又被各地彼此敌对的信仰以他的名义所撕扯，以至于这唯一的真神，在数世纪之间逐渐裂解，最终无异于多神。

最近，一位法国高阶神职人员接受电视访问时，坚持主张并且一再强调，穆斯林的神和基督徒的神“不是同一个神”。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认识并认证诸神，可以将他们彼此划分，所以他们并非真的那么“超验”，他们无法幸免于我们定义的渴望。在超验性的深海里，我们依旧被过去的宗教观念紧紧纠缠。有两、三个神都说自己是唯一的，无法共存。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是假神。于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每个民族，都断言自己崇拜的才是“真神”，其他的信徒只是误入歧途。

在这个一切皆属人为发明的领域，“真神”的观念当然很无稽，是如此狭隘而幼稚。然而，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才智最出众的人，虔诚地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古老证言。其实，所有的神都是假的，精确来说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客观现实可言的。任何与神的直接接触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存在方式，是跟我们借来的。他们只能透过我们而存在。

在此，我们又回到了信仰的领土。如果诸神，或是我们“大写的神”（Dieu）真的存在（语法学者是这样区分的），真的做出某个动作，真的现身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去相信他们的理由。我们会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就这么简单。没有人会抱持怀疑。我们只需要回应就够了。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那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场固执地一再重复又不断令人失望的试炼里，是我们决定了诸神的存在，而非神决定我们的存在。

超验性无疑是我们的脆弱、我们的弱点，以最璀璨的方式绽放光芒的思想领域。瓷器自己幻想出一种永不朽坏的钢，同时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变成钢。对于这种完美金属的制造秘密，它毫无所悉，就如同它对钢铁的欲望和意志也一无所知。更何况，瓷器一辈子都没看过钢铁。然而，它却写下这种欲望、这种意志，对之加以描述和分析，举行崇拜钢铁的仪式（根据每个制造业者而有所不同），甚至梦想在自己碎裂之后能够就近瞻仰它的偶像无与伦比的坚硬和光芒，永远活在钢铁的天堂。

纷杂的单向道

所有人——我的意思是，所有曾经为了“非人性（l'inhumain）的想象是人性一种倾向”而思考片刻的人——都疑惑的这个问题是很古典的。它简直像是学校的一个课堂练习：我们的非人性想象，是一种天生的行为，抑或后天的文化影响？

它如果是文化上的后天影响，毕竟一切都是如此显示（超验性并非举世皆有，是人塑造出来的，在人类历史里的某个时刻登场，而且根据每个民族而有不同的运作方式等），那么我们就应该放眼文化的未来，全人类生命的未来，共同的、知识上的未来，有朝一日才能挣脱困境。

显然，我们并没有朝这条路走。超自然现象的市集里，不断涌现新来的叫卖者，满口花眼巧语。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他的热情、他的幻象和他的追寻。每个人都高举他的假护照，都以他的手法描述不可描述的事物。

然而，超验性的这种众声喧哗，对它来说是好的征兆吗？是一种活力的保证吗？我很怀疑。一方面，这个西方思想家的产物、人世无法抵达之地（他们称之为观念、本体、物自身），对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来说，从来就没有说服力。亚洲人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我在前面提及的亚马逊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不曾受到丝毫影响。其他的民族则不把它当一回事，顶多视为一出不必认真的轻歌剧看待。今天信仰纷杂的状况，某些方面来说近似罗马帝国时期，当时超验性的观念明显走向衰落，结果是其宗教的衰亡。

超验性的哲学家在二十世纪消失了，存在从此先于本质。但我们看到，宗教无论超验与否，依然健在。而且，即使宗教终将没落（因为没落无可避免），宗教的寿命还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也许还有两到三个世纪。当宗教逐渐熄灭，当持续五到六千年的宗教时代终告结束，让位给下一个时代，也许到时候会有些东西遗留下来，一部发黄的典籍，一炉尚未燃烧的乳香，也许还有一点遗憾。

我们正在一间等候室里，只能静候一定会来的事情缓慢地发生。它必将来临，只是还有得等。没有问题，我们很善于适应现状。

当没有人强迫我去相信时，信仰并不令我讨厌。我无意激化大家对那些温和信徒的敌意。虽然他们令我惊讶，但我既不愿也不想要使他们放弃信仰。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再说，宗教往往突显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我认识的人当中，那些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大部分都不至于对其信仰的真实性有自信到使尽全力来劝我信教，他们只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巩固自己的群体。

另一方面，他们信或不信，他们信的是这个或那个，他们信仰却不相信某件事物，我都无所谓。那是他们家的事。

然而，我也观察到，面对上帝死后的空缺时，宗教止步了。我们没有任何新的想法浮现，但人类若是还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还想勇往直前（谁也无法肯定这种欲望必然深植于我们的内在），人类迟早必须抛下自以为是的超验性，追随佛陀的伟大格言所建议的（“认识你是无”），不要用我们求救的呼声来为巨大的虚空命名，然后牵起彼此的手，在情况还没有变得太迟之前。

因为我们给予超验性的特质之一是：它是单向的。我们无法认识，甚至无法靠近它。总之，上帝是触碰不到的，他从不对我们说话，从不回答我们的祈祷，他仿佛根本听不见，我们却从未停止召唤他，无论是为了从某场大病之中痊愈、通过某次考试，或是完成某笔交易。在伊斯兰教国家，一切都臣服于神，连我们最无谓的举动也不例外。神可以是一个口头禅，在每个句子里都可能冷不防地出现。在墨西哥，两名拳击手开打前会各自对神祈祷，就如同过去两军对峙，开战前会有占星学家打前锋预测一番，万一战败的话还可能会要他们赔上性命。

即便输了，拳击手还是会继续信神。到了下一场比赛前，他还是会祈祷。

但是对地球来说，超验性也许是最严重的潜在危险。因为当我们对虚空说话时，经常忘了世俗的琐事。你们要怎么对抗海平面上升？让我们问问那些虔诚信徒吧。他们会回答说，我们已经祈祷过了。

于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灵巧地穿梭在那个大型市集人潮拥挤的通道之间，甚至是像我一样对市集上的一切充满好奇，因为这团混乱就是我们的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最龟裂、最畸形的一部分——但也是最优美入画，肯定也最顽强的的一部分。

或许，会有只手突然冒出来拉住我们的衣服不放，还有另一只手把传单塞进我们的口袋里。且让我们保持微笑。

这个我们声称无法认识的超验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召唤超验性时，我们是在向陌生的自己招手。我们是在诉说自己遥不可及的存在，而且我们用尽全力、疲惫地追赶这个存在。另外，不论对于我们自身或外在世界的超验性，我们都勇猛地在我们想象出来的世界向上攀爬，而不是毫无保留地活在我们没有转圜余地的现实当中。

基因里的天国

如果超验性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则它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基因和遗传所导致的结果。

但这不太可能，因为若是如此，我们如何解释同一族类的某些采样——比如我本人——完全无法信服这一套？为什么会有我这样的例外？这得小心求证才是。某些研究人员长年投注心力在寻找决定性的因素，也许在这些研究者深入细节的好奇心里，会有惊喜等着我们。

我们有一天会找到“超验性的基因”吗？信仰的基因呢？不信仰的基因呢？

该怎么做到？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回顾走过的蜿蜒路径，向两位我们先前遇过的大师讨教，也就是法兰根斯坦博士和杰奇（顺带一提，他们俩也是欧洲人），让这两人来决定我们未来的思想。他们以前就成功发现我们过去错误的基因，葛吉夫则认为它位于名为“昆达缓冲”的器官（kundabuffer），而且正是这个器官阻止我们看见真实的世界(1)。当法兰根斯坦博士和杰奇这两位大师连手，一定有办法用药水和手术刀修正我们，让我们从令人执迷的想象之中得到释放。

但这是令人期待的吗？今天，是谁需要这种精神医学的切除手术？不会是我。肯定不是。我更喜欢在巨大的市集里，顺着我自己的路径随意逛逛，四处逗留。有一天，当人性被治愈，却也同时被窄化了，我们是否该与这个我们几千年以来在当中讨价还价、而且乐此不疲的旧货市集，永远道别呢？

超验性令我恼怒，这是真的。不过，假如它突然被一扫而空，我想我会觉得惋惜，因为这个市集是如此充满活力、令人惊奇。今天那里不再像过去一样可以看到许多火刑的柴堆、斩首示众的场面。我们没那么野蛮了，血流得少了。假如我们睁大眼去看，倾耳去听，偶尔还会发现有趣的东西。例如在今天的加尔各答（Kolkata，旧名Calcutta），我们可以在店铺里看到特蕾莎修女的彩绘石膏像，和湿婆神、迦梨女神、象头神、雪山女神，以及所有印度的神明并肩而立。她生前一心只想让孟加拉国人信仰基督教，死后却在泛灵论的大杂烩里和古老的印度神明为伴。当我经过他们面前，忍不住跟他们挥了挥手，打了个招呼。

不执着。最重要的就是拒绝。不需要在信仰或观念的商店里，选购任何商品。一旦我不幸执着于任何一者，我便立刻放弃了其他架上的商品，也等于（尤其是）放弃了市集外面的世界，那里有不为市集管理者所接受，或是根本拒绝被买卖的东西。

为相信而相信

获得某物，就是有更多的失物。

我不时会重复这个短句，喃喃自语，或是念出声音。我复诵这些句子，然后像所有人一样，遗忘这些句子。

不论一个群体散发着多么诱人的吸引力，我们一定要拉开间隔，尽可能在一个距离之外观看。我们可以在空间里，也可以在时间里找到这段距离。历史帮助我们看清当下。反之亦然。当今偶尔可见的人潮汹涌的朝圣队伍（如同我在印度马杜赖遇到的），让我们与过去近身接触。我们可以触碰它，感觉它，然后回到今日今时。

我像提防不知名的传染病一样，提防着真理的贩卖者。因为一旦我执着了，我就迷失了。我认识一些被满满的真理淹没、吞噬的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随着真理被证明是谎言，他们的话语变得越来越笨重，越来越难堪。他们大部分的回答都自成系统，熟记在心，到哪里都是讲同一套。他们的敌人永远是错的，例如政治上经常就是如此。后来，他们与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只有渐行渐远。

为了不执着，所以不要相信。这是一种心理卫生的练习。因为信仰只会把我们带回到信仰，带回到说“我相信”的她或他。那就好像：我们为了相信而保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存在（圣文德(2)的古老论证就是如此）。要避免我们的精神去绕这种圈圈。

信仰是一份礼物，他们说。是的，但它不是别的，是一份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心底都明白，那是一种私密的幻象。认为这份礼物来自某个神，等于在比赛之前就得分了。与信徒的所有讨论，永远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很愿意和您讨论，”他们说。“但您必须尊重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在我们的讨论之前，总是要来这么一段开场白，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讨论？我宁可去电影院。

在市集的走道之间，今天被陈列在架上、琳琅满目的货品之前，信仰类的最新流行款式，是不再去说我们相信什么。过去，专家说信条（credo）规定了信仰（creditum），换句话说，信仰的行为必然会陈述并明确指出信仰的对象。

如今再也不是如此了。当然，在大部分的走道上，叫卖者仍旧互相咒骂，将自己的教义问答手册扔向对方的头，但是在另外的商品区里，某些人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显得更小心谨慎。

这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睁开双眼，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随意浏览三、四天。在这个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却又教派林立的信仰狂欢节场合里，每个教派不大融洽地共存着，就像广口瓶里挤在一起的昆虫一样。每个教派都以布条、帽子、长袍的颜色、罕见的仪式、胡子的修剪方式来彼此区隔。不论是谁，只要看到这幅景象，都会大大减低信仰的热情。

真正虔诚的心灵经常感受到的正是如此。假面舞会令他们却步，旧货市集令他们厌恶。新的信仰需求就这样因应而生。它是一种无对象、无归属的信仰，一种近乎无神的信仰，一种对于“某种东西”、朦胧的彼岸的信仰。有信条的信仰消失了。宗教精神的这个最新变种，比起其他许多宗教，确实更不招摇撞骗、更没有压迫感。它会造成新的迷思吗？单凭这股没有施力点的活力，这种模糊的、非常个人的感觉，受创的灵魂有可能彼此相遇吗？

有可能。但是，如果他们相遇了，他们不会立刻需要一组密码，一句通关密语吗？他们难道不需要至少在“某个东西”上达成共识吗？套用政治上的说法，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平台”？他们当中难道不会有人觉得必须制定规则，以维系他们的关系，然后尽快去找其他人签名同意吗？那么，拒绝签字的灵魂又该怎么办？

这场演化过程绝不会是平顺的。在每个十字路口窥探着我们的江湖术士，史无前例的多。他们贩卖各自的CD和书籍，各自的先知与预言。扒手穿金戴银，彷若全身镀金。神圣的号角从四面八方为我们响起，连好莱坞巨星也来插手。我们快逃吧。

如果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一个避开市集之处，一个有树荫的地方，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佛教。至少，佛教的善男信女知道和神保持距离，而且佛陀的教诲直接告诉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够了。你就是万事万物的经验。提防来自外界的一切召唤，不论那是来自超自然、显灵，或是其他的力量。对你自己祈求，然后用心尽力让你的祈求得到圆满。”

必须闪避的字眼

有个词几乎可以确定是误入歧途的前兆，那就是“精神性”（spiritualité）。这个词也一样，遇到的时候一定要拔腿就跑，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若它曾经有什么意义，那就是精神的生命，是越过已知的限制，在想象之中自由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种生命高度的实践者，爱因斯坦、康德和其他许多人亦然。他们都是靠着精神生活、也为精神而活的人。总是隐藏在“精神性”一词背后的宗教，可以说是垄断了这个词，让人像过去一样以为精神存在于身体之外，反倒否定了精神的独立生命，第一时间就将它关进教条的围栏内。

躲避教条，这是当然的。放弃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没有意义。相反地，我们大可无所谓度过一生，感觉也不会比较糟。我们可以将精力投注在生活本身，取代注定徒劳的意义追寻。用如何生活，取代为何活着。关于如何的问题，就有许多可说、可做的了。

不要放弃你从未体验过的乐趣和快感。

如果我们需要一些坐标和支撑点，有许多经典文本可以提供所需。我们这一路上已经遇到一些了，但是当然还有成千上百的文本可以引用。我个人的建议是，还可以加上一些习俗，以及一些仪式活动。为什么不呢？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领会世界的构成，连孔子也支持这种做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自身的情感，订定属于自己的规则，随心所欲地调整生命的姿态，虽然有时可能会被当成一个怪人或狂人。我们甚至可以打造一块神圣的领域，选择一个常去冥想的地方，让自己沉淀下来，就像我们常说的“换个脑袋”（se changer les idées），仿佛那里是一间精神的更衣室。

对于这样的场所，或许我们有真实的需求。比如我不时会去造访一处源泉，去那里待上许久，聆听泉水潺流的音乐。夏天时，它偶尔干涸，我就担心起来。只要一下雨，我就想到它。

面对那些贬低生命的人，那些不知道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可活的人，那些用永恒的梦和许诺伪装生命、为生命戴上假面具的人，那些在有生之年不断强调我们唯一的荣耀就是战胜死亡的人，一定要回答：不，刚好相反。

我们从未战胜死亡。我们甚至不会知道，当我们死去时，会否察觉生命已经结束。这里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我们不在了，就这样。没有人能为死亡感到自豪，也没有人能将我们的死亡当作战利品。

没有任何理由预先感到焦虑。只有活人会为死者悲痛。

基督教的核心是建立在“复活”（résurrection）的许诺上。来生的许诺，无非只是为了让我们忘记今生。它只会导致痛苦的遁世、无用的忏悔，亦即对于自我与我们玻璃般本质的轻视。这种时候也是一样，快跑吧。

我们的意识和记忆——两者其实同为一物——构成了我们。意识和记忆是我们存在的证据，生命的信号。当生命结束，我们从此失去了证据和信号。就是这样。

至于人类的荣耀，那是随我们自己定义的。它在无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意义。它只对我们有价值，只被我们的尺度所衡量。而且，我认为这样说并未夸大：我们唯一的荣耀，必须到我们的脆弱里、在我们的局限里寻找。那里有我们唯一的美，我们唯一感觉自豪的机会，唯一感觉活着的幸福，以及某种尊严——如果这个词还有意义的话。我们的尊严就在闪烁的微光之中，在令我们脆弱、让我们碎裂的事物之中，在手握着手的每个死亡时刻之中，在我们的微不足道和我们对无限的幻觉之间——这很可能是全宇宙独有的（我们来打个赌）绝妙对比。

————————————————————

(1) 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1866～1949），俄国神秘主义者、灵修导师，以唤醒人类意识的方法统合了苦行僧、僧侣和瑜伽士的前三道，因此他的理论和教诲又被称为“第四道”。

(2) 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1221～1274），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主张知识与信仰绝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但也认为人无法以理性认识上帝，只能以类推的方式获得模糊的知识。

第十七章　爱我们的脆弱

我们的荣耀无疑在那之中，在虚空中的那道闪电里，如此多样的世界就这么在我们眼前闪现，而虚空随时可能吞噬我们。

荣耀就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形象和形象吸引我们的细节之中。在依莎贝拉的愤怒之中，在基里洛夫的颤抖之中。

当然，那只是我们眼中的荣耀。宇宙对我们毫不在意，“荣耀”一词在银河系的漩涡中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尽管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有数以亿计可以居住的星球在宇宙的彼端转动着，但像我们一样发展出如此复杂的感受，如此幼稚又如此壮阔的物种，我觉得不会超过三、四个。

我们是宇宙间的唯一吗？绝对不是。但我们可能是唯一感觉孤单的一个。

我们若是不朽的，我们若是全能的，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骄傲？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欲望？我们会为了什么理由兴建教堂？会为了什么原因写下抒情的诗篇、兴建博物馆？我们会优雅地抱怨哪些事物？我们会如何感受时代的短促、爱情结束时的悲伤、夏夜的欢乐、血流成河的肮脏？诸神就是我们的孩子。然而，除了少数的异教徒之外，我们剥夺了神明欢愉和痛苦的可能性。我们把高高在上的冷漠、高深莫测的严厉判给他们。

他们禁止拥有我们最美的感受，因为他们来自我们的脆弱。

让我们放轻松。我们不要太过严肃地看待严肃的事，因为严肃也是一样只对我们有意义。我们是脆弱的，那就让我们玩脆弱的游戏吧。所有剧场、所有电影、所有表达的形式，都建筑在这份脆弱之上。脆弱是我们隐密的泉源。

接受它吧。承担它吧。甚至学着对它微笑。在我们之前，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嘲讽过它。让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

我们薄弱，却也柔软。在宇宙间无人触及、无人潜入的未知面前，让我们保持平静。当死亡的时刻来临，让我们保持尊严。死亡亦然，我们永远对它一无所知。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

但我们还活着。让我们选择那些偶尔被浓雾阻断、没人走过的道路。让我们敲响陌生的门板，打开自己的心扉。理论区分你我，但实践连结我们。

让我们偶尔接纳十分钟的忧郁，从而了解忧郁和悲伤有所不同。

注意语言。当我们说话时，避免说那些空话。不要再说“精神性”或“得救”，把“生命的意义”从我们的喉咙清除，也不要对“神秘”掉以轻心。提防干巴巴的词语，小心现成的说词。这种语言不是政客的专利，而是所有发言者都可能掉入的陷阱，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人类的价值”。这是一句废话。所有价值都是人类的发明。诸如此类。

那么，“现代性”呢？逃吧。况且，这个空洞的词，已经自己先逃跑了。

让我们喜欢绕路和流动的空气。那是必不可少的。

让我们保持好奇，甚至让好奇心成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方式。地球值得我们好奇，即便是它最失常和荒谬的部分。试着让自己不断觉得惊奇，也对自己感到惊奇。的确，令人惊奇的可能是一件坏事。就算可预见的未来再糟糕，反抗也都是必须的。

让我们喜爱不规则、出乎意料、没有保障、起伏不定、柔软可绕，以及所谓“无谓的”东西。让我们无惧地在幽暗的长廊上前行。让我们宁可无知，也要小心防范所有的布道者。“大写的真理”（Vérité）是我们用幻觉打造的钻石。我们只能沿路捡拾微小的真理，那些迅即被发表、一再被讨论、经常被遗忘的真理。

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脆弱，诚如我们必须拯救无用。因为无用将我们从主宰世界的单纯生产计算中拯救出来；无用让我们从中逃脱，是我们的逃生出口。因为脆弱让我们彼此靠近，力量却使我们彼此远离。

脆弱是慈悲之母。

我们也必须，而且刻不容缓，学会去爱我们的星球。它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脆弱的，而我们正在杀死它。它奋力抵抗，甚至几次发出吶喊。它以灾难的形象向我们传递求救的信号，但我们不知如何解读。这里一场海啸，那里一场飓风，以及前所未见、越来越严重的地震。我们却动也不动。

地球会拖着我们一同赴死。这是肯定的。它无法为我们而牺牲，它不会特别赦免我们。如果它曾经爱过我们，那段时光已经不再。

过去我们称为“灵魂荣耀”的东西，如今它剩下什么？我们曾经将它置于个人自我提升的可能性之上，进而超越世俗的冲突、琐碎的偶然，超越如复仇一般尘世的情感、得过且过的妥协。我们曾经将它置于宽恕、自我节制、不记恨、捍卫公共利益，以及先天或后天的、没有任何交换条件、真正的慷慨之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一个人坚强和品格高尚的表征，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今天呢？

我不属于那帮愤怒咆哮、对于践踏我们的时代乐此不疲的人。他们高分贝地宣传我们的腐败、误入歧途、各式各样的恐惧、被操弄、低能、落后，以及人类越来越多灾多难等。我一点也不信这套。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吐口水，这种态度太廉价，尤其是当许多人上电视就是为了贩卖他们的口水和怒气。

我们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样子，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只不过这两、三个世代以来，我们发明了为自己制造巨大不幸的方法，带来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灾难。它或许加剧了我们内在的恐慌，令我们玻璃般的本质震颤（也许偶尔瞒过了我们）。至于日常的变态或疯狂，我们的问题比从前严重得多（这一点老是被人们遗忘），因此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当然，今天我们也比过去拥有更多——或者说更准确——的信息。

直言不讳是好事，但一定只能说这些事吗？

世界乌云密布，占满血污。为何要将它完全抹黑？

我认识许多生于十九世纪、各种身份地位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保留了旧有社会结构留下的痕迹，而这个结构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对美好未来的保证上。这个结构，被自诩为“现代”的二十世纪——在经历过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战争、巨大的毁坏、流亡、狂想、大屠杀之后——弃如敝屣。现代主义的不归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街垒抗争，因此它是在铁丝网包围之下生成的。我们逃脱了吗？或者，我们的未来就是在战场上，甚至是人道主义者发动的战争里？

未来，这先知的领域，几乎是无法预知的，我们却总是将未来描述成一种当下的发展或膨胀。今天存在的，明天也将存在，不论更好或更坏。我们就这样原地坐下，忘了对偶然敞开一扇门，开向新的、超乎想象的事物。

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闭上眼睛，否定自己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怎么可能？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就是这副德行。

可是，为什么不说我们也有为善的能力呢？它从我们的背包中掉了出来，被丢在路上了吗？不大可能。我看到一群小孩在公园里玩耍。当中有几个人在争吵打架，另一些人对彼此微笑、互相帮助。然后，这些角色有时候会互换。我想，长久以来，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和所有自认为“现代”的时代一样，我们的时代热中于自我感觉很特别。“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句话随处可闻。最早这样说的是歌德，然后全世界学舌的鹦鹉，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两个世纪。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场新形态的革命。从前的一切都将无以为继。

每一个世代都喜欢让自己置身于世界被撕裂的时刻。每一个世代都希望有幸见证几次决裂，希望消除过去。

但是，不，我们并不特别。我们只是诸多时代中的一个。有一天我们都将老去，都会过时。下一个时代的人将会谈论我们，研究我们，然后是再下一个时代，依此类推。

等着老去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尽力而为，想想那些在我们身后出世的人，不论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让他们在此生活下去，可以长久地谈论着我们，即便是说我们的坏话。一颗脆弱的小行星，却被比它更脆弱的物种所伤。一个在无垠的宇宙中什么也不是的物种。一颗珍贵的星球殒落了，它也许在大声呼救，只是没人听见它的声音。

而星球上的我们，看似骄傲，其实害怕得发抖。

因为脆弱，所以坚强

我走进巴黎一间医院的病房里，来探望一位得了癌症的朋友。从昨天起，他知道他就要死了。医师在他的要求之下，为他说明了现在的情况。他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生命了。可能更少。

我发现他正坐着读一份报纸，身上穿着一件医院的罩衫，点滴管从袖口伸出来。六个月来，他已经掉光了头发，体重也掉了30公斤。

搭乘电梯上楼、在走道间寻找他的病房时，我思忖着除了日常的问候之外，该跟他说些什么。结果是他平静地先开口。在被宣判死期后，他决定不再做令他疲惫不堪、无用的化疗。他只等生命结束。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自从下了决心后，他感觉好多了。

在他身后，天空很蓝，窗外有几棵树。一个暖和的秋日。一位女士走过来建议他安装有线电视，他答应了。他能看多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会在这间病房待多久。他们替他决定把电视装在这里四、五天。反正，那位女士说，如果你在这之前离开，我们会帮你办理退费。

他很安静。他的声音已经被疾病摧残了。他告诉我，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能活下去。而且是好好地活着，尽可能地活着。

历经几个月的焦虑，甚至折磨（“痛到令人丧失理智”，他经常这样对我说），当一切尘埃落定，他在我眼前恢复平静。他被最凶狠的敌人撕咬过，那是我们自己孕育而生、内在的敌人。那个敌人像一头无可理喻的野兽栖居在我们体内，而且迅速生长，一下子就耗光了他狂暴的气力，同时消除了他的焦躁，以及脆弱的印记。

有人跟他提到一种新的疗法，只会打击病变的细胞。是，是，他说，再看看吧。

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犹疑、不确定、有些孤独、偶尔冒失、不够谨慎、有欠考虑、三心二意了一辈子，却在死亡面前，获得了我从未在他身上看过的坚定。那也是一种智能，一种深度，仿佛他是靠他的疾病撑着。

他比我还年轻。我透过他清澈的双眼，看见他仍在运作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即将消逝。

他的身体背叛了他，就要溃散。这是最终的悖论：脆弱给予他力量。他玻璃般的本质使他更加坚强。死亡最后发现的，是他从来没有活得那么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