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
Author: 刘德增著
Date: 2015-03-27
Publisher: 中华书局

目录

绪言
一 生活史的又一高峰期

二 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三 等级制前提下的地域性
四 传承性基础上的变革

衣
一 种类与样式

二 皇服
三 轪侯服饰
四 吏服
五 军服
六 民服
七 囚徒服装
八 “左衽”新解

食
一 一日两餐

二 从曲突徙薪说起
三 一日四餐的皇帝
四 贵族菜谱
五 酒宴
六 座次、分餐与合餐
七 传食律：公务接待规定

住
一 城邑布局

二 皇宫
三 豪门大宅
四 一宇二内
五 室内用具

行
一 道路修治

二 卤簿
三 轺车及其他
四 乘马
五 舟船
六 邮、置与亭
七 邸、逆旅与客舍
八 传、符与节

参考文献

绪言

一　生活史的又一高峰期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京城长安（今属陕西西安）。

“盐铁会议”隆重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检讨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得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丞相府、御史大夫寺的官员与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民间的代表“贤良文学”六十多名，他们在一次发言中，盛赞古人生活之纯朴，贬斥时人衣食住行之奢侈。桓宽将他们的发言记录在《盐铁论》之《散不足》一篇中。从贤良文学是古非今的长谈阔论中，可以窥见衣食住行的长足发展。以饮食为例，贤良文学说，古人吃的是黍稗野菜，来了客人，手抓猪肉就是最好的招待了；及至汉代，已是“殽旅重叠，燔炙满案”，他们随口罗列了一大批美味佳肴，诸如“杨豚韭卵”、“狗马朘”、“煎鱼切肝”、“羊淹鸡寒”、“蹇捕胃脯”、“胹羔豆赐”、“鷇膹雁羹”、“臭鲍甘瓠”、“热粱和炙”等等[1]。

漆案与杯盘（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方形漆案上，摆放着五个漆盘、一个漆耳杯、两个漆卮杯，还有竹箸、竹串，个别盘内残存食物。

贤良文学们的发言不虚。

越此上溯一百多年，长沙国（都治临湘，今属湖南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家的饮食生活，远比贤良文学们描绘的奢华。1972年，利苍及其夫人辛追、儿子利豨的墓葬在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乡（今马王堆街道办事处）一个叫“马王堆”的地方被发现，墓中出土《遣策》记载的菜谱，令今人叹为观止。

饮食如此，衣、住、行的发展同样达到了新的高峰。

当然，能够享受华衣美食、豪宅安车者，只是那些王公贵族、富商地主，一般百姓生活的改善远不及此。如吴县（今属江苏苏州）有个名朱买臣的，年龄略小于利豨。朱买臣的少年与青年时代，正当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日渐繁荣的“文景之治”。但是，朱家却一贫如洗。到了四十多岁，朱买臣也未能解决温饱，夫妇两人靠砍柴割草卖几个钱度日。朱买臣好读书，一边挑着柴草走路，一边诵读《春秋》、《楚辞》。妻子负薪相随，薪重如山，步履艰难。看到朱买臣边走边读，心中烦躁，叫他不要再读了。朱买臣不听，妻子制止他一次，他的声音就提高一个分贝。妻子愤懑不已，要求离婚。

朱买臣说：我年五十岁当富贵，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跟着我受苦多年，等我富贵了报答你。

妻子骂道：像你这种人，终将饿死荒野，哪里会有什么富贵可言？

朱买臣无奈，只好听任妻子离他而去。

一天，前妻与她的后夫上坟，碰见朱买臣在坟地割草，前妻看他面如菜色、衣衫褴褛，心中酸楚，就把他叫到跟前，拿出一些祭祀用后的食物，让他吃了个饱。

像朱买臣这样生活水平之人，当时应不在少数。

二　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1902年，三十八岁的杭州人夏曾佑母丧丁忧，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1904年初版，这是第一部新体中国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认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皇帝是秦始皇、汉武帝：

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刘邦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2]

天子车图（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此车样式如同轺车，朱右轓，驾一匹枣红色马，黑蹄黑鬃，奋蹄昂首嘶鸣。御者端坐，戴进贤冠，穿黑袍，双手持缰。车盖上方有隶书题榜“天子车”。根据《汉书·景帝纪》，二千石官员之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朱右轓之车不见文献记载。此盖为民众心目中的“天子车”。

秦始皇凭借商鞅变法以来奠定的强大国力，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国家。他厘定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勾勒出此后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方式的蓝图。汉武帝则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完善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正如夏曾佑所说，秦皇、汉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厘定的一系列制度，影响所及，自秦汉以降，至于明清。

秦皇、汉武也是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秦始皇用制度规定了全国臣民的衣食住行，虽然传世文献不见这方面的记载，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甘肃天水等地出土的秦简透露了这一信息。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一座秦墓，墓主人名“喜”，在安陆县（今属湖北云梦、安陆一带）、鄢县（今属湖北宜城）做过县吏。该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有关于公务接待标准的专门法律《传食律》，还有很多关于衣食住行的规定散见于其他律令之中。如居住在乡村的百姓不准卖酒；二月至七月，不准猎食幼兽、雏鸟、鱼、鳖；粟按加工粗细程度，分为粝米、糳米、毇米三种；不准穿用丝编织的有花纹的锦履，等等。上述规定见于《田律》、《仓律》、《金布律》等，规定具体、细致、明确。

秦亡汉兴，刘邦及吕雉太后当政时，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及至汉武帝，除颁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的盐、酒官营制度外，更重要的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域的胡床，特别是一大批水果、蔬菜陆续传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精美的丝织品，也传入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在中外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经秦、西汉、新莽、东汉四个王朝，统称为“秦汉”的四百四十一年历史，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时段，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时期。此时段推出的衣食住行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三　等级制前提下的地域性

衣食住行，是民俗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定义“民俗”云：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3]

关于这种民间文化事项，中国历史文献中也称之为“风俗”、“习俗”、“谣俗”等，其中犹以“风俗”一词最为流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定义“风俗”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班固的定义，揭示了风俗的两个成因：第一，自然环境的影响——“系水土之风气”；第二，社会因素的影响——“随君上之情欲”。具体的民俗事项，有不同的成因，但从宏观考察，班固的观点是正确的。

影响衣食住行的因素，也主要是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

中国社会发展到秦汉时期，进入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这种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等级制，该制度以皇帝为至尊至上，其下有两种分级方式：一是以官秩高低区分公卿百官，以有无官秩划分吏民；二是以爵分等，诸侯王之下，再分二十等，有些百姓也有爵位。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绘）

衣食住行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可以最常态、最直观地反映等级制，故成为标识、体现等级制的核心领域。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皆有等级制的烙印。这些等级之别，大都以法律条文加以明确、巩固。以住宅为例，1983年在湖北江陵（今属荆州）发现一座土坑木椁汉墓，墓主生前是一位低级官吏。墓中出土了一千二百三十六枚竹简，分为八种[4]，其中之一是《二年律令》。《二年律令》写于第一枚简的背面，是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的总称。据竹简整理小组考证，这是吕雉二年（前186）颁布的法令。其中的《户律》，对从位极人臣的彻侯到沦为阶下囚的罪犯住宅之大小，作了明文规定，以一宅三十步为标准计量单位，将他们划分为二十二个等级，最高等级的彻侯一百零五宅，最低等级的罪犯半宅。一步六尺，一汉尺约等于零点二三米，一宅为四十一点四平方米。第一等级四千三百四十七平方米，第二十二等级二十点七平方米。

但是，在时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想方设法突破等级制的限制，追求更高档次的衣食住行。受等级制框限最强而又最富有的商贾是急先锋，诸如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等规定，最终被他们突破，形同虚文。

民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对此，汉时人就有深刻的感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那时的一句口头禅[5]。这种地域性，就是今人常说的“民俗区”或“民俗圈”，汉时的名称叫“地分”[6]。

西汉人经常提到的区域概念，是“山东”与“山西”。这里的“山东”、“山西”指崤山之东、西。崤山上有座沟通东西的关隘，曰函谷关，故“山东”、“山西”也谓之“关东”、“关西”。东、西之分，始于“山东”六国与秦的对抗。劳榦先生说：“战国秦汉时代所谓‘关东’和‘关西’，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实在超过了文化上的意义及民族上的意义。”[7]入汉以后，随着山东六国遗民对故秦敌意的逐渐消除，“山东”与“山西”或“关东”与“关西”，只是自然或文化的划分。时人提到的另一个地域分野，是南北的差异，他们笼统地以江淮划分南北，但在他们心目中，南北之分远不及东西之别重要。

出行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这种东西、南北划分过于宽泛，西汉人曾对民俗区做过更为具体的划分。先行者是司马迁，他把全国划分为九个民俗区。继司马迁之后，汉成帝君临天下时，又作了一次划分。这是一次有组织、有分工的民俗研究活动：时为谏议大夫的刘向划定“地分”，朱赣逐一条陈各地民俗。朱赣是颍川（今属河南）人，当时在丞相张禹手下做僚属。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把刘向、朱赣的研究成果收入篇末。《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划为秦、魏、周、韩、赵、燕、齐、鲁、宋、卫、楚、吴、越十三个民俗区。司马迁特别是《汉书·地理志》划分的十三个民俗区，缺憾不少，遭到后人批评。有鉴于此，今日学界补苴罅漏、匡失救弊者不乏其人，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周振鹤先生。他严厉地批评了刘向的“地分”，然后把《汉书·地理志》篇末的民俗资料加以“重新组合”，把两汉民俗分为“塞上塞外民俗区域”、“黄河下游民俗区域”、“淮汉以南民俗区域”，其下又划分为十六个民俗区、十五个民俗亚区[8]。

侍奉人物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两位侍者侧身站在屋门左边。屋门框用黑线勾框，内有赭色木纹。上方有红色半月形垂帐。前面一人身着黑色右衽长袍，内穿红色中衣，双手合于胸前，左臂上搭一绿色长袍；后面一人身穿浅黄色右衽长袍，内穿白色中衣，双手合于胸前，怀抱红带囊吾。两人皆戴宽沿黑帽，帽侧插翎。这种帽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到汉武帝君临天下，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结束，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整齐民俗的一把利刃。不过武帝忙于南征北伐，无暇顾及移风易俗之事。此事到他的曾孙宣帝刘询君临天下时，才由那些“循吏”在一些郡国付诸实施。自此以降，移风易俗成为郡国守相的一项重要职责。各位郡国守相的移风易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自宣帝、特别是入东汉以后，民俗的特征起了一些变化。宣统三年（1911），张亮采完成《中国风俗史》一书，他认为两汉民俗的变化是：“西汉重势利，东汉多气节。”[9]如是说有点过于简单化。周振鹤先生云：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的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彩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消失，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区。[10]

移风易俗的确使“九州异俗”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在笔者看来，改观不大。譬如桂阳（郡治郴县，今属湖南）先后有卫飒、茨充、许荆、栾巴等人在那里搞过移风易俗，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似乎成效很大。如《卫飒传》说：“期年间邦俗从化。”这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辑录了从东汉到明代的郡县守令在桂阳一带移风易俗的材料，从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地带的民俗（包括郡县守令大力整顿的婚俗）仍没有被整齐[11]。实际上，自古迄今，民俗的地域差异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差异性或强或弱而已。

在各个民俗区中，衣食住行都有自己的特色。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治平襄，今属甘肃）、陇西（郡治狄道，今属甘肃临洮），以木板为屋；赵、中山一带，女子能歌善舞，穿无鞋跟之小履；郑地，山居谷汲；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儋耳（郡治儋耳，今属海南儋县）、珠崖（郡治瞫都，今属海南海口），盛行“贯头衣”——在一幅布的中央剪出一个洞，从头套入。

等级性是社会因素造成的，地域性则是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域性隶属于等级性，换言之，等级性是一统的，地域性只能在不违背等级性的前提下展现自己的特色。

四　传承性基础上的变革

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一个群体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民俗规范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甚或几十代人，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一个人来到人世间，正是通过对本群体民俗的皈依而从自然的人变成群体的人、社会的人。对此，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有一段精辟的阐述：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2]

民俗规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评判是非的尺度。如沛县（今属江苏）丰邑中阳里刘太公有四个儿子，三子刘邦最不受他喜欢。刘邦登基称帝，一次宴会群臣，已是太上皇的刘太公也应邀参加，刘邦给老父敬酒，又翻出当年的旧账，《史记·高祖本纪》记其言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锄禾图（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刘太公与群臣大笑，山呼“万岁”。“无赖”一词，始见于此。这里的“无赖”，对应“不能治产业”。刘邦老家一带是农业区，人们以种田为本。刘邦不爱下田劳作，背离了当地的价值评判尺度。不仅如此，刘邦为人豁达豪放，不拘小节；坦率爽直，喜怒形于色；广交朋友，一见如故；好女色，常与女子厮混；嗜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故此，不仅老父刘太公瞧不起他，骂他不如二哥刘仲，当地百姓对他也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刘邦也有几个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周勃、樊哙。周勃与刘邦同邑，家中一贫如洗，“以织薄曲为生”；还会吹箫，遇上谁家有婚丧，他就去吹上一通，混碗饭吃。樊哙也是沛县人，以屠狗为业。可见刘邦交往的那些人，都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当然，终成大器者，往往是这些背离了传统的人。刘邦、周勃、樊哙是一个例证，韩信也是。他是淮阴（今属江苏清江）人，父亲死后，与母亲相依为命，家中一贫如洗。韩信长得高大魁梧，本可凭力气挣碗饭吃，他却什么活都不会干，也不想干。他想到衙门谋个差事，也未能如愿。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说：“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裴骃《史记集解》引李奇语云：“无善行可推举选择。”今人认为，秦律规定，穷人不能为吏[13]。秦代有此规定的证据不足，韩信不能为吏的主要原因是他“无行”，背离了当地人的价值评判标准。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

狩猎、马厩、阑锜、织锦、酿酒、庖厨图（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图分四部分。上部为狩猎图：鸟翔天空；右边一猎人张弓射鹿；山下是河流，鱼游水中。其下一部分为马厩、阑锜、织锦图：一辆马车停在一旁，马拴在柱子上，柱上悬有一猴，为“辟马瘟”；阑锜（兵器架）上横列叉、矛、刀，悬挂弓、弩、箭、箭箙及盾；两女子正在织机上劳作。再下一部分为酿酒图：仙鹤成双，一犬昂首狂吠；一人从酒瓮中舀酒；一人赶着牛车送粮。最下一部分为庖厨图：一人从井中提水，另一人在灶前烧火，身旁鸡、鸭、犬成群。这是一幅较为全面反映民间生产、生活的画卷。

另一方面，任何民俗事项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改变、社会变革迟早会引起民俗的变化；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民俗也会自发地演变，或被有意识地改变。从地域上看，城市特别是京城往往开风气之先，《后汉书·马援传》收录的一首《城中谣》云：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里的“城”指西汉京城长安，这里权贵富豪云集，他们的衣食住行往往成为时尚。故此京城成为民俗变化的源点，然后向周边地区辐射。

关于秦汉时期衣食住行的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其中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作了详细的文解与图示，彭卫、杨振红先生《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等论著则有较为翔实的论述。笔者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叙述衣食住行各要素之余，关注与之有关的事件、典故，以期将衣食住行置于丰富多彩的社会中考察。

[1]杨，当作“炀”。杨豚：烤小猪。韭卵：韭菜炒鸡蛋。：当作“牒”。狗牒：把狗肉切成薄片。朘：当作“臛”。马臛：马肉汤。淹：同“腌”。羊淹：腌羊肉。彭卫先生认为汉代没有腌肉，“羊淹”当即“羊腊”（彭卫：《汉代饮食杂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鸡寒：当为风干鸡之类。蹇捕：兔脯。胃脯：胃干。胹羔：煮烂的羔肉。豆赐：豆饴。鷇膹：用幼雏做的肉羹。雁羹：用雁肉做的羹。热粱和炙：温度恰到好处的米饭和烤肉。

[2]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5页。

[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5]《汉书·王吉传》

[6]北宋景祐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地理志》都作“地分”，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则作“域分”，中华书局校勘本以为“地分”是，姑且从之。

[7]劳榦：《关于“关东”及“关西”的讨论》，载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133页。

[8]周振鹤：《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周振鹤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28页。

[9]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10]周振鹤：《从“九州异俗”至“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11]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187页。

[12]【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3]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衣

西汉“长寿绣”黄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一　种类与样式

扎朱红色头巾的秦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衣有广、狭两义。广义的“衣”包括冠巾、上衣、下裳和鞋袜，狭义的“衣”仅指上衣。

先秦之时，贵族服冠，百姓戴巾，贵贱不可逾越。入秦汉，冠、巾的分野被打破，帝王公卿或服巾，百姓亦可戴冠。不过，戴冠之人仍多为帝王百官，故以“衣冠”一词喻缙绅。

秦灭六国，将六国国君之冠分赐大臣。汉承秦制，公卿百官，职责不同，冠也有别。

巾有帕头、绡头、幧头等名称，或大同小异，或名异实同。

介于冠、巾之间的一种头衣是帻，此乃秦汉新兴之物。

帻是从头巾演变而来的，传世文献记其演变过程，芜杂不清。《续汉书·舆服志》说，秦雄诸侯，武将戴“绛帕”——朱红色头巾，又作“颜题”——在前额部位增加一道宽沿，以此为帻之源起。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陶俑，确有扎朱红色头巾者，但与帻相去甚远。《续汉书·舆服志》又说：汉兴，将颜题向脑后延伸；加上巾，与颜题相连，至此完成了从巾到帻的演变。至汉文帝朝，将巾隆起如屋状。但是，蔡邕《独断》云：

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乃施巾。

戴巾的秦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头巾状若圆丘，顶部略偏右侧凸起成圆锥形（内为圆髻），下部有如覆钵，前至发际，后至脑后，左右至耳根，基本上把头发和发髻全部罩于帻内。帻的后缘上大都开有三角形的叉口，叉口的两侧各有一条组带，互相绾结，使帻紧束头上。帻大都为朱红色。

据此，至元帝刘奭，帻仅是从前额向后扎的一条带子而已。王莽秃顶，为了美观，才加上巾，覆盖头顶。如此，至王莽时，帻才正式形成。何说为是，今难断言。

根据帻顶形状，帻分为两种：隆起如屋状，为“介帻”；平顶的叫“平上帻”。

戴介帻的武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戴平上帻的厨师俑（四川绵阳汉墓出土）

陶俑内穿圆领衫，外着右衽宽袖长袍，腰束带。两腿间置一长方形案，案下是一圆墩。案上放一鱼。俑左手五指伸直，按住鱼头；右手执刀，剖杀案上之鱼。该俑所戴之平上帻，两只巾角在正前方打一结，此为平上帻之独特形式。

戴风帽的女陶俑（陕西西安雁塔汉墓出土）

女俑头戴白色风帽，内穿交领衣，外着交领右衽窄口襦衫，下穿大喇叭形拖地长裙，腰部围饰抱腰，束革带。

及至东汉，冠、帻开始搭配使用：文官在进贤冠下衬介帻，武职在武冠下衬平上帻。不过，更多情况下，帻仍单独服用，不论贵贱，皆可戴之。

女性有一种风帽。或云风帽自北齐始有之[1]，或曰风帽最早见于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壁画墓[2]。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到西汉晚期，风帽就已出现[3]。

上衣主要有深衣、衣、襜褕、袍、襦等。

深衣图示（湖北云梦汉墓出土，沈从文摹绘）

“深衣”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服饰，《礼记·深衣》对这种服饰推崇备至：“可以为文，可以为武。”也就是说“深衣”适合文臣武将一切达官贵人服用。《深衣》描述“深衣”特征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古往今来，解释这段文字者，不乏其人。但是，直到湖北云梦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等遗址出土了穿深衣的木俑及深衣实物，人们才搞清“深衣”的样式：衣裾向右盘绕而下，曲裾交掩于身后。深衣的衣料一般是薄纱，衣裾装饰较厚的边缘，沈从文先生解释说：

材料被发现得多了，我们才进一步知道，绣衣底料经常是在轻容绡上，薄纱绣，薄极了。这个衣服旋转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厚重的边缘作骨架，它就不能走路，走路就裹起来了。[4]

及至秦汉，深衣仅是一种礼服，偶见于典礼上。由深衣演化而来、样式大同小异的下列上衣，成为主流：

穿袍的陶俑（陕西西安雁塔汉墓出土）

陶俑头戴巾帻，穿白色交领右衽内衣，外着朱红色交领右衽窄袖长袍，腰束黑色革带，下穿白色裤袜，足上用墨线画出编织的麻纹鞋。

衣，单层，一般以纱为之，肥大，多曲裾，直裾也偶见，多为男服。

袍，直裾，多填以绵絮，为秋冬服装。

襜褕，直裾，妇女之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

褠，窄袖，多为劳动者所服。

襦，一种长及膝的短衣。或为单层，名“襦”；或加衬里，或填以绵絮。

反闭，较小的襦，前后颠倒过来穿。

此外，还有以下几种上衣：

裆，一面护胸，一面护背。

汗衣，一种内衣，样式近似现代的马甲。

中衣，穿在外衣与汗衣之间。

膺，护在心脏上，肩上有带。

抱腹，包裹在腹上，上下有带。

下衣曰“裳”，裳的名目不如上衣多，主要有袴、犊鼻裤、裙等。

袴，无裆，只有两个裤腿，套在腿上，又名“胫衣”。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另一种有裆的袴，名曰“穷袴”、“大袴”。这个名称表明，有裆之袴是从无裆之袴发展而来。有裆之袴逐渐成为下裳的主流，也有了一个脱离袴的正式名称——“裈”。根据裤腿长短，裈可分为两种：一种裤腿长至脚腕，此即“大袴”；另一种裤腿短至膝盖。

犊鼻裤，近似现代的三角形裤衩，劳动者所服。

裙，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绣花棉布裈（新疆民丰尼雅出土）

该裈长115厘米，用粗棉布作面，宽腰大裆，裤腿肥大，裤腿口缘用草绿色显花细绢镶边。出土裈的该墓年代，相当于汉代。

犊鼻裤（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摹绘）

腰带有革、丝、麻质地，通过带钩连接。带钩多以金、玉、铜、铁为之，也有石、骨、木、陶等质料的。带钩的连接方式是：将带钩的钩钮固定在腰带一侧（一般为右侧），系扎时将带钩的钩首与腰带的另一侧连接。钩首挂腰带的方法大致有三：一是“孔连法”，将钩首直接钩进革带另一侧的孔眼。此法应用最为广泛；二是“环连法”，将带钩的钩钮在丝带一端缠绕系扎固定，将丝带的另一端系扎在一个环上，将带钩挂在环上；三是“结连法”，将丝麻等质地的腰带一端打结，以钩首挂连[5]。

金带扣（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带扣由两块长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扣舌组成。其中一块带板背侧錾刻“一斤一两十八铢”，另一块侧面錾刻“一斤一两十四铢”。两块带板分别重275克和280克。带板正面纹饰采用浅浮雕，主体为猛兽咬斗场面。一只熊与一只猛兽双目圆睁，利爪遒劲有力，按住被捕获者，在贪婪地撕咬。被撕咬者应是偶蹄类动物，似是一匹马，身躯匍匐倒下，后肢扭曲反转，奋力挣扎，一兽的利齿紧紧咬住它的脖颈，另一只熊在撕咬其后肢。主体纹饰的周边为勾喙鸟首纹。带板背面无纹饰，上有纤维织物附着。四边凸起边框，中部有两个横向双环钮，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以便扣舌穿入。扣舌形状类似鸟舌，后部有鼻穿，主要用于两块带板间系结之用[6]。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统称“履”，名目众多。

东汉锦鞋（新疆楼兰遗址出土）

以各种颜色的丝织成的鞋，曰“锦履”，此为法定名称。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解释“锦履”云：“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意思是说，用不同颜色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仅用锦做鞋帮，不算锦履。

以皮革为之，名称有“鞜”、“鞮”、“靸”等。

以麻为之，曰“不借”，唐人颜师古注《急就篇》“不借”曰：“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两个案例提到“秦綦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专家说：“綦履，一种有纹的麻鞋。”[7]其中一个案例，是盗贼留下的“秦綦履”鞋印，侦办人员详细记录了鞋印的样式：鞋长一尺二寸；鞋印前部花纹密，长四寸；中部花纹稀，长五寸；跟部花纹密，长二寸。“秦綦履”可能是秦地人穿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麻鞋。从鞋头来看，有平头、尖头两种。

尖头麻履摹绘（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履的前部翘起两个尖角，名为“絇”，郑玄注《仪礼·士冠礼》云：“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该履底部有磨损痕迹，当为墓主生前实用之物。

复底的鞋，曰“舄”、“屐”。

舄，履下有木底，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在汉乐浪郡辖地，今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发现的彩箧冢，出土东汉革舄，以薄兽皮缝合底帮，面涂黑漆，底很厚，内装木楦，楦当中有凹槽，当时应在里面填以松软之物。

屐，下有两木齿，前后各一。

幭，即袜子，以布帛做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筒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西汉的张释之即因给别人结袜带而名重一时。

张释之是文帝、景帝两朝的名臣，官居九卿之一的廷尉，刚正不阿。一位姓王的处士，以研究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著称，被召至朝廷。一日朝会，公卿云集，王处士说他的袜带开了，要张释之给他系上，张释之立即照办。有人责斥王处士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张廷尉，王处士说他年老位卑，自度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帮助，故意让他当众结袜，藉此增加他礼贤下士的名望。果然，此后时人更加敬重张释之。

二　皇服

1. 织室与服官

秦汉时期国家机器尚不发达，专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众多，如九卿之中，处理国家事务的仅有三个：廷尉，掌管司法；典客（汉曰“大鸿胪”），掌管各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治粟内史（汉曰“大司农”），掌管国家财物。与上述三卿并列的还有六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室服务：

奉常（汉曰“太常”），掌管宗庙礼仪。

郎中令（汉曰“光禄勋”），掌管宫廷警卫。

卫尉，掌管宫门屯卫。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

宗正，掌管皇族事务。

少府，掌管皇帝财物。

秦之少府，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称“少内”。在居延汉简中，少府皆写作“小府”。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柯家寨村西南发掘了一处建筑遗址，研究者认为当即少府遗址。

西汉少府遗址

少府掌管的皇帝“私钱”超过国家财政收入。东汉初年的桓谭在《新论》中说：汉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四十余万万”，皇帝财政一年收入“八十三万万”。皇帝的“私钱”比国库多一倍。当然，西汉各朝的财政收入不完全如桓谭所说，如《汉书·王嘉传》记汉元帝朝的财政收入是：“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都内钱”是大司农掌管的国家财政。“水衡”的全称是水衡都尉，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设置，掌管皇家苑池。少府和水衡都尉的收入，都属于皇帝财政。汉元帝朝国家财政与皇帝财政的年收入大致相当。属于皇帝的这笔巨资，除了用于赏赐外，就供皇室衣食住行挥霍。

少府属下，有一个叫做“织室”的部门，分为“东织”、“西织”，见于文献记载的官职为“令史”。

在织室劳作的主要是犯罪的女子。

一天，刘邦来到织室，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薄姓女子，花容月貌，风姿绰约，一问，原是项羽分封的西魏王魏豹的宫女。刘邦汉纪年二年（前205），韩信麾军攻魏，俘杀魏豹，魏豹的嫔妃被押送长安织室。薄氏的姿色令刘邦心动，命人送到他的后宫，于是薄氏有了一个头衔——薄姬。

织机与织工（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

老官山汉墓的时代为汉武帝时期，共有四座，编号为M1的墓葬出土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景氏当为从楚地迁至此的望族。编号为M2的墓葬出土织机四架。其中一架织机旁边站立一织工俑，该俑腿微曲，双手已脱落。

当时刘邦虽正与项羽争雄天下，戎马倥偬，但身边也不乏佳丽，薄姬入宫一年多，未能得幸。薄姬与管姬、赵姬要好，三人曾盟誓，苟贵宠毋相忘。一天，管姬、赵姬侍从刘邦，谈起当初与薄姬的盟誓，刘邦方想起薄姬，当日召幸，有身，生子刘恒。

这桩“织室艳遇”，造就了一代名君汉文帝刘恒。

河平元年（前28），成帝诏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

织室的费用，一年约五千万。

除了织室，还有两个部门制作皇服，一是临淄“服官”，二是襄邑“服官”。

临淄曾是齐国国都。西周初年，裂土分封姬姓子弟和异姓功臣，有大功于周室的姜尚被分封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营丘位于泰沂山区北麓台原上，南面是山地丘陵，石灰岩山体上，杂草丛生，一岁一枯荣；北面是盐碱不毛之地。姜尚君臣因地制宜，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纺织业。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中国各地的制盐业大多尊奉夙沙氏为祖师。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姜尚君臣虽也重视农业生产，但赖以富国的却是渔、盐、纺织三业。

西汉印花敷彩纱

齐国成为纺织业中心：“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8]意思是说，普天之下，人们穿戴的帽子、腰带、衣裳、鞋子，都是齐人生产的。

为了充分利用齐地的原材料和生产技术，西汉在临淄设置“三服官”，制作供皇室服用的春、秋、夏、冬季服装的面料。“三服官”起初规模不大，后来随着皇室的奢侈腐化，对服装的需求量增多，“三服官”规模扩大。《汉书·贡禹传》记汉元帝初年，谏大夫贡禹上书云：

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春、秋、夏、冬三服分工生产，每一服的作工便有数千人；“巨万”即万万，一年的花费达几个亿。如前所述，汉元帝时国家财政收入四十多亿，皇帝财政收入四十三亿，仅齐地的“三服官”一年花费就有数亿。贡禹奏谏力行节俭，汉元帝采纳，于初元五年（前44）诏罢齐“三服官”。

但是，直到东汉，齐地仍生产供皇室服用的丝织品。建初二年（77），章帝下诏：“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9]上面提到的这三种丝织品都属于纱。纱是一种轻薄、带孔的丝织品。纨，素纱，“冰纨”形容洁白如冰。縠，一种轻薄、带孔、起皱的纱。“方空縠”，后世也称“方目纱”。纶似絮而细，“吹纶絮”也是一种轻薄的纱。

章帝此诏表明，至建初二年，齐地仍生产供皇室服用的丝织品。是否元帝或东汉又恢复了“三服官”，还是由其他机构或民间织作，今不得而知。

在襄邑（今属河南睢县）也设有“服官”。襄邑的纺织业也很发达，史称“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0]，有“锦绣襄邑”之誉[11]。锦一般是用经线起花的平纹经重组织，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色彩绚丽。

齐地之纱、襄邑之锦，最为精美。

织室及临淄、襄邑两地的“服官”，不制作服饰，仅提供制作皇室服饰的纱、锦等。少府还有一个下属机构“御府”，《续汉书·百官志》记其职掌云：“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也就是说，御府负责皇服的制作、缝补与洗涤。《史记》、《汉书》中常见“赐御府衣”之类的记载。西汉的御府与织室可能互不统属，东汉织室归御府管辖。御府的长官以宦官为之，故又称“中御府”。

2. 通天冠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加冠之后，即为成人，为君者方可亲政。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冠礼亦然，但为君者仍讲究此礼。嬴政十三岁即秦王位，相国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执政。嬴政二十岁时，并没有按礼举行冠礼，究其原因，应是吕不韦从中作梗，因为一旦嬴政加冠，他就得还政。直到嬴政二十二岁，吕不韦才不得不同意为他举行冠礼，嬴政方亲预国政。

通天冠示意图（孙机绘）

秦始皇画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六国灭，秦一统，六国国君的冠服也成了秦始皇囊中之物，始皇自己挑选了一批服用，剩下的赐给诸臣。对此，《续汉书·舆服志》、《晋书·舆服志》都有记载。但是，秦始皇具体选择了什么服装，却不得而知。

《续汉书·舆服志》记载了一种“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

关于“通天冠”的样式，孙机先生给出了一个图示[12]。

《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据此，秦始皇日常戴的还是从前的旧冠。

秦始皇最早的画像出现在汉画像石刻上。山东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墓壁上，有一幅“荆轲刺秦王”石刻，秦王嬴政所戴的冠当即“通天冠”。

秦亡汉兴，汉家皇帝仍戴“通天冠”。

不独秦汉，直至宋明，“通天冠”仍为皇帝常戴之冠。

在正式场合，皇帝需戴冠。但戴冠不舒适，有的皇帝就不戴。如汉武帝接见丞相，往往不戴冠。但是，如果碰到汲黯，他就不敢放肆了。

官吏图（山东梁山后银山汉墓出土壁画摹绘）

官吏头戴进贤冠，身穿黑袍、白内衣、红中衣。

汲黯字长孺，濮阳（今属河南濮阳）人。性倨少礼，刚直不阿，不能容人之过。虽然资历很长，但仅仅官至二千石。一次面圣，脱口说道：“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13]对这样一个人物，武帝不冠不敢见。一次，汲黯前来奏事，武帝未冠，望见汲黯来了，慌忙避入帐中，让身边的官员拦住汲黯，没有问明事由，就批准了他的上奏。汲黯走后，武帝才敢出来。

3. 深衣及其他

《续汉书·舆服志》在“通天冠”条下又记载：“服衣，深衣制。”也就是说，与“通天冠”搭配的服装是“深衣”。

汉五年（前202）二月，五十五岁的刘邦在今山东定陶县仿山乡姜楼村南五百米处的“官崮堆”登极称帝。刘邦君臣在秦制的基础上，修订、创新、厘定了一套更加完备的汉家制度。在皇帝服饰方面，刘邦诏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与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议曰：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

大谒者襄章将他们的建议上奏，刘邦批准，以《天子所服第八》之名颁布，如淳注：“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于施行诏书第八。”

上面这段文字见于《汉书·魏相传》，是魏相在给汉宣帝的一封奏书中提及的。时魏相官居丞相，所说应当可信。此事说明两点：

第一，刘邦时皇帝有四季服饰，分别由一名官员负责。

第二，在《天子所服第八》之前，当还有七项关于皇帝服饰的制度。

但是，刘邦的四季服饰，此制之前的那七项制度，今已难知其详。

秦、西汉、新莽与东汉四朝之皇服，《续汉书·舆服志》有载，然语焉不详，且多附会不实之词。唯一一条权威的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文帝六年（前174），派人向匈奴单于冒顿奉送礼物。据罗新先生考证，“冒顿”不是名字，而是匈奴单于的号[14]。冒顿是匈奴人的杰出领袖，他当上单于后，整齐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国家机器。然后，向外扩张，控地东尽今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记文帝奉送冒顿的礼物是：

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

《汉书·匈奴传》所记略同。颜师古注：“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也就是说，这些服装是当时的皇服。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描绘了护乌桓校尉在幕府里居正堂接见客人时酒宴预备情景

绣袷绮衣，颜师古注：“袷者，衣无絮也。绣袷绮衣，以绣为表，绮为里也。”

绣袷长襦，用绣做的长襦。

辟邪纹金带扣（新疆巴音郭楞州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垯墓地出土）

锦袷袍，用锦做的单袍。

比余，《汉书·匈奴传》作“比疏”，颜师古注：“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

黄金饰具带，用黄金装饰的腰带。

黄金胥纰，《汉书·匈奴传》作“黄金犀毗”，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

上述皇服，名称、用料明确，只是样式不得而知。

绣、锦、赤绨、绿缯是皇服的衣料。

这些皇服，文帝似乎不常用。文帝以俭朴著称。司马迁写完《史记·孝文本纪》，对文帝之节俭不惜笔墨，大加褒美：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与司马迁同朝为官的东方朔，也盛赞文帝之俭朴。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赞美之词：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

丝织品统称“缯”或“帛”。颜师古注：“弋，黑色也。绨，厚缯。”弋绨，黑色的丝织品。文帝穿的是黑色、粗厚的衣服。也就是说，衣料廉价。至于样式，虽未明文，推测当也是“深衣”。

革舄是用皮革做的舄。

玉剑格（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韦是皮革，文帝的剑鞘是皮革制成的。

莞、蒲异名同实，今俗称“水葱”、“席子草”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织席。

兵木无刃，是说兵器像木头一般钝。

缊是新旧混合之意。“衣缊无文”，是说衣服是新旧丝线做成的，没有花纹。

上书囊是大臣上书用的布囊，颜色不一，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有“赤白囊”[15]、“皂囊”[16]等。文帝使用的帏帐，是用大臣的上书囊缝制的。

慎夫人，邯郸（今属河北）人，文帝最宠爱的妃子。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来看，贵夫人的衣服曳地。文帝要求慎夫人的衣服不得曳地，以示俭朴。

汉文帝成为俭朴的楷模，宋朝人王禹偁《读汉文纪》一诗云：

西汉十二帝，孝文最称贤。
百金惜人力，露台草芊眠。
千里却骏骨，鸾旗影迁延。
上林慎夫人，衣短无花钿。

文帝是一个很会“演戏”的皇帝。建一个露台，只需百金，文帝竟然亲自召见工匠，询问工程造价。然后当着众臣之面说了那番关心民生、节俭为本的话。文帝此举被后世当作节俭的典范，大加赞美。然而，他赏赐佞臣邓通的钱物，即使昏君亦难望其项背！

一天，文帝白日做梦，他想上天为仙，可就是飞不起来。忽然，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就飞起来了。他回头一看，那个“黄头郎”衣带后穿。梦醒以后，他来到渐台，按梦中的相貌寻找那个“黄头郎”，果然发现一个划船的“黄头郎”衣带后穿。文帝问他姓名，他说叫邓通，蜀郡南安（今属四川乐山）人。文帝心想，“邓通”就是登天通仙。邓通从此发迹，官至上大夫。《史记·佞幸列传》记文帝赏赐他的钱物“巨万以十数”，多达十几亿。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列了九位富甲天下的大工商业主，最富的是鲁地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文帝赏赐给邓通的钱物超过了汉初九个大工商业主财富之总和。

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帷帐复原图

帷帐的使用非常广泛，华丽的帷帐是帝王贵族殿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陈设。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象征厅堂的中室，有两具帷帐，分别张设在中堂的中部和南部。帷帐的帷幕和木质的帐架都已朽烂，保存下来的只有许多铜质的构件，称为“帐构”，共有铜质帐构102件，表面鎏金，许多构件上刻有甲、乙、丙、丁等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地支以及数字、上下等记号。中部那具帷帐，呈长方形，四周有四根立柱，顶部呈五脊四阿式。从鎏金的帐构可以看出，这具帷帐十分华丽。

文帝让一个相面先生给邓通看相，相面先生说邓通将被饿死。文帝说：邓通的贫富在我，怎么会饿死？于是，赐给邓通蜀郡严道（今属四川荥经）一座铁矿山，让邓通自行铸钱，“邓氏钱”遍天下，这时的邓通真正富可敌国了。

不过，文帝死后，景帝即位，邓通被抄家，一文不名，最后死在别人家里。

文帝之后，不断有皇帝将服饰作为俭朴的幌子。如汉成帝御“浣衣”[17]，即洗过多次的衣服。

永平二年（69），汉明帝刘庄在改革皇帝冠冕的同时，对服饰也进行了改革。不过，明帝究竟穿什么，文献未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改革，只限于皇帝祭服，其他服饰未变。

汉灵帝刘宏喜欢“胡服”，他热衷的这种“胡服”是从西域传入的。“胡人”画像屡见于汉代，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为大月氏人，乃汉代“胡人”画像之蓝本[18]。

胡人图（河南新野樊集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一个“胡人”头戴尖端前倾的尖顶帽，虬髯连鬓，高鼻深目，身着长袍，手中拿着一个袋状物。有人认为此图表现的是“幻人吐火”[19]，或称此图表现的是“胡人乞食”[20]。

4. 服色

人物图（河南洛阳朱村汉墓出土壁画）

男子头戴进贤冠，身穿皂缘领、白袖口、右衽之黑袍。

秦始皇君臣推五德终始，认定秦得水德，色尚黑，黑色是秦朝最高贵的颜色。秦始皇的“深衣”肯定是黑色的。

刘邦以“赤帝子”的身份起兵反秦，色尚赤。刘邦颁布的《天子所服第八》，规定了皇帝四季服饰，当是以赤色为正色之外，四季服色还有所变化。

文帝十四年（前166），鲁人公孙臣上书，说秦为水德，汉当土德，色尚黄；丞相张苍则力主汉仍为水德，以黑色为上。双方相持不下。

到汉武帝时，终于确定黄色为上，发生于始元五年（前82）的一起假冒卫太子案件，透露了这一信息。

是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至长安北阙上书。

卫太子刘据，汉武帝卫皇后所生。武帝二十九岁时始有此子，自是格外喜爱，班固《汉书·武五子传》用“甚喜”二字来表达武帝当时的心情，武帝搞了一系列喜庆活动来祝贺他的诞生。然而，当刘据长大成人后，武帝惊异地发现：此子性格不类己！刘据为人，仁恕温谨，敦厚好静，与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武帝截然有别。

性格的差别，引起了父子二人在政见上的分歧。

武帝身边的江充、苏文等人也与刘据不睦，他们不断诬陷刘据，刘据被逼无奈，遂铤而走险，举兵反，与丞相刘屈牦的大军，大战五日，兵败，逃至湖县（今属河南闵乡），藏在泉鸠里一户人家。官府派兵围捕，刘据奋起反抗，被杀。第二年（前90），武帝下诏为刘据平反。

光武帝刘秀画像（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过了八年，发生了冒充刘据一案，此人的舆服如下：“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21]牛、旗与衣帽都是黄色。此人既然冒充皇太子，必定对皇太子的服饰做过调查研究。由此可以证明，黄色已成为皇帝、皇太子的服色。

地皇三年（22）十月，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刘秀兄弟起兵。第四年（25），刘秀在鄗县（今属河北）千秋亭五成陌一个人工堆筑的高台上，登基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能够登上帝位，“人心思汉”是一个重要原因。王莽代汉而立，倒行逆施，天下怨愤。在汉朝与新朝之间，士庶普遍认为汉朝好于新朝。因此，新朝末年起兵的各个势力，以复兴汉室相号召。刘秀不仅有汉家宗室这一金字招牌，而且对“人心思汉”这种社会心态也利用得最好，他麾下的将士军服、文官服饰都用西汉旧制。有个曾在西汉皇朝任职的老吏，看到刘秀部下服饰激动得泣不成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22]

刘秀宣称继承高祖刘邦的火德，色尚赤。

5. 佩剑

兵器、抵兕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上部是红色云纹垂帐。帐下左侧悬挂两把长剑；中部悬挂一黑色盾牌；右侧悬挂一箭匣，匣面上搭两块长方形白绸，箭匣两边各插三支箭，箭匣上悬挂弩弓。下部有一头呈抵斗状的兕。

剑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秦始皇二十二岁那年举行冠礼，佩剑。由于他的宝剑很长，后来在荆轲行刺时，他遇到了麻烦。《史记·刺客列传》记曰：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

过了十七年，秦始皇纪年三十七年（前210），泗上亭长刘邦奉命押送一批罪犯去咸阳服役。刚刚上路，罪犯就一个接一个逃跑。刘邦寻思：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天，罪犯就跑光了，那时，自己就成罪犯了。怎么办呢？深思熟虑之后，他拿定了主意。

走到沛县丰邑（江苏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西边的一片沼泽，太阳落山，刘邦下令歇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酒壶，喝了起来。过了一会，他长叹一声，对剩下的罪犯说，各位逃命去吧，我也要亡命了。有十几人愿意跟随刘邦，刘邦大喜，把酒一饮而尽，拔出佩剑，带领他们向大泽深处走去。

荆轲刺秦王图（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拓片）

蔺相如画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蔺相如的佩剑很长，佩在身体右侧，用右手拔剑，很不方便。如将剑推到背后，右手从左肩方向拔剑，就比较容易。荆轲行刺，嬴政佩剑、拔剑的情景当如此。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嬴政佩剑在左，推至背后，右手从右肩上方拔剑。

一行十几人匆匆赶路。忽然，走在前面的一个人折回，说一条大蛇拦住了去路。醉意朦胧的刘邦大声呵斥：大丈夫纵横天下，有什么可怕的！上前一剑将蛇斩为两段。

不久，一个路人经过此地，碰见一老妪痛哭。路人询问，老妪说儿子被杀。路人问为何，老妪说其儿乃白帝之子，化为蛇，当道，被赤帝子所杀。路人以为老妪妄言，欲报告官府，老妪忽然消失无踪。

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白帝子即秦朝皇帝；赤帝子指刘邦。刘邦斩白帝子，标志着刘邦将代秦而立。

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高祖本纪》。

还有一个版本：拦路蛇对刘邦说，你将奄有天下，但我决心给你捣乱。刘邦拔剑欲斩蛇头，蛇说你砍头，开头我就给你捣乱。刘邦欲斩蛇尾，蛇说最后再捣乱。刘邦将蛇拦腰斩断。结果，汉朝之间出了乱子，大好江山被王莽篡夺——那条蛇乃王莽化身。

高祖斩蛇图（四川雅安姚桥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画面上，刘邦侧卧，一手托头，一手握剑，醉意蒙眬；左前方，一条断蛇挣扎、扭动；右后方，刘邦脚旁，一酒壶倒地。

斩蛇第五年十月，刘邦进军灞上（今属陕西蓝田），秦王子婴封玺符，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向刘邦投降，秦亡。那方玉玺是秦始皇用“和氏璧”制作的，上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乃李斯手书，刘邦将此玺命名为“汉传国玺”。

入汉以后，“汉传国玺”与“斩蛇宝剑”成为为帝者最重要的信物。《西京杂记》卷一《剑光射人》描绘“斩蛇宝剑”曰：

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援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斩蛇宝剑”已装饰得华丽无比，西汉皇帝在登基等重要仪式上佩带的都是“斩蛇宝剑”。王莽代汉，刘秀重建汉家皇朝，以及汉献帝禅位曹丕，皆需以“汉传国玺”与“斩蛇宝剑”为信物。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冬十月，武库失火，“斩蛇宝剑”焚毁。

至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契丹联军进逼京师洛阳，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末帝李从珂自焚，传国玺下落不明，传说与李从珂俱焚。

三　轪侯服饰

利苍是西汉的彻侯之一。

彻侯，西汉二十等爵最高一级。刘邦逐死项羽，分封跟随他征战的一百三十九人为彻侯，他们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刘邦与他们符剖，以为信约；符为铁制，上面铸有封爵的誓词：“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23]字迹丹书，此符一分为二，一半藏于刘邦的祀庙，一半颁赐功臣。刘邦又与他们刑白马歃血以为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24]号为“白马之盟”。

轪侯之印（马王堆二号利苍墓出土）

利苍是汉惠帝分封的三位彻侯之一，当时他的官职是长沙国丞相。楚汉相争时，为了取得手握重兵的韩信和割据称雄的英布等人的支持，刘邦陆续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耳、韩王信、燕王臧荼（臧荼反，又封卢绾为燕王）、闽越王无诸、长沙王吴芮。汉朝中央实际控制区，大致与当年的秦国相同，其余地区是异姓诸侯王的封地。那些异姓诸侯王国跨县连郡，函谷关而东，大都是他们的地盘。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况且这些异姓王都武略过人，手握重兵，足可以与刘邦及其子孙再争雌雄。逐死项羽之后，刘邦就着手削平异姓诸侯王，历时六载，除僻在江南的闽越王无诸、长沙王吴芮外，其他异姓诸侯王或被诛杀，或被褫夺王位，或北投匈奴。

西汉长沙国南部驻军图（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吴芮本是秦鄱阳县（今属江西）县令，秦末率当地的越人起兵，项羽封他为衡山王，都邾县（今属湖北黄冈）。在“楚汉之争”时，吴芮倒向刘邦，被封为长沙王，都临湘（今属湖南长沙）。

利苍是长沙国丞相，他被封为轪侯是在汉惠帝二年（前193），此时吴芮已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吴臣。1972年，在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乡马王堆发现了轪侯利苍和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的墓葬。

马王堆三座汉墓出土的服饰，琳琅满目。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棺木

利豨墓的随葬品清单中，有服装四十多种，它们大致可分为“衣”、“複衣”、“袷衣”、“深衣”、“长襦”、“带襦”、“素裳”、“绔”、“袤衣”、“便裳”、“小傅襦”等十一类。其中又以衣的品种最多，计有“帛衣”、“白绪衣”、“雾縠衣”、“霜绪衣”、“青绪衣”、“青绮衣”、“阑衣”、“齐衣”、“毋尊衣”、“绀绪衣”、“监锡衣”、“白锡衣”、“鲜支衣”、“绪葱衣”等十四种。

保存基本完好的辛追身上，穿、裹了二十层衣被及布料：第一层至第五层是绣花丝被，第六、七层是绢单衣，第八层是细麻布，第九至第十七层是各种各样的丝衣，第十八、十九层是细麻单衣，第二十层是锦袍。还有许多新衣服放在六个大竹笥里，完整的成件服饰如丝绵袍、夹袍、单衣、单裙、手套、夹袜、鞋子等二十七件。这些衣物精美绝伦，至今仍鲜艳如新，令人叹为观止。

《周礼·天官·内司服》记载，王后之服有“袆衣”，东汉人郑众注：“袆衣，画衣也。”关于“画衣”，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致使后人怀疑其有无。辛追墓出土了三件“画衣”，这种“画衣”是先用镂版印花模子在素净丝绸上印好花纹，然后再彩绘。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深衣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襜褕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画衣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素纱衣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手套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青丝履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丝袜

辛追墓还出土了一件“素纱衣”。这件“素纱衣”衣长一百二十八厘米，衣袖通长一百九十厘米，重四十九克，薄如蝉翼。

辛追墓出土的手套为直筒式，大拇指一个指套，其余四指共为一个指套；五指的指尖露在外面；手套很长，可以套至小臂。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T形帛画中的辛追像

辛追墓出土的青丝履，方口，鞋帮浅直，尖尖的鞋头上翘。鞋面丝制，鞋底是用麻线织成的。辛追墓还出土了两双丝袜。

辛追墓出土的帛画“非衣”上，有一位雍雍华贵的夫人，当即辛追本人的画像。辛追身穿具有垂胡形衣袖的长裾深衣，上面有精美的花纹；头发梳成一个垂在脑后的发髻，研究者称这种发髻为“扁髻”[25]，额顶发际插着步摇花簪；拄杖缓行。前面有举案跪迎的方士，身后是三个侍女。保存完好的辛追尸体头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假发：头发上半部呈黑黄色，是真发；下半部则为黑色假发。此外，在一件漆奁中还存放着一盘假发。经检测，真发的血型为A型，假发为AB型，说明辛追的假发来自另一个女性。

两汉最著名的发髻样式是“堕马髻”，发明人是梁冀的夫人孙寿。

梁冀是东汉开国功臣梁统的五世孙，从顺帝永和六年（141）到桓帝延熹二年（159），梁冀以大将军身份执政，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梁冀食邑三万户，其妻孙寿封为襄城君，岁入五千万。梁氏一门，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两人任大将军，女子食邑称君者七人，驸马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富贵如此，梁冀仍不满足，枉法贪赃，带着钱财到大将军府请罪求官者，相望于路。各地进贡的物品，上等的送到大将军府，剩下的才送进皇宫给皇上。梁冀、孙寿的服饰穷极华丽，孙寿的“堕马髻”最为有名，《后汉书·梁统传》记曰：

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李贤注引《风俗通义》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折腰步者，足不任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不忻忻。”孙寿的“堕马髻”风行京城洛阳，至魏晋仍然流行，到唐代演变为“倭堕髻”。

利苍的封邑仅七百户，是最小的侯爵。西汉一百三十九个开国功臣，平均食邑二千四百一十二户，过万户的有三位：酂侯萧何，一万五千户；平阳侯曹参，一万三千六百三十户；留侯张良，一万户。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篦梳

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人口繁衍增长，彻侯的食邑也不断增加。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有的彻侯达到了四万户。不过，这个数据偏高。检索《史记》、《汉书》，到武帝朝，曹参的平阳侯国达到二万三千户，这也是开国功臣中食邑最多的一个。

彻侯还担任各种官职，再拿一份俸禄。且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俸禄一万石。西汉第一任丞相是萧何，此后丞相一职例由彻侯担任，相继为相的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徒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皆为彻侯。直到第十八任丞相公孙弘，先晋升为丞相，再封为平津侯。先拜相再封侯，公孙弘为汉代第一人。利苍也担任长沙国丞相，官秩为二千石。

利苍仅是一个小侯，服饰之华丽已如是，那些万户侯的服饰可想而知。

彻侯贵极人臣，富甲天下。侯国的年收入是极为丰厚的。然而，巨额财富带来的是骄奢淫逸，张苍是个典型。张苍，阳武（今属河南原阳）人。秦时为柱下御史，负责四方文书。犯事，逃回老家藏匿。刘邦大军攻略阳武，张苍加入。刘邦称帝，分封张苍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官至丞相。张苍妻妾以百数，年老无齿，以人乳为食，寿至百余岁。

彻侯子孙，坐享其成，更加骄奢淫逸，导致殒命亡国。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出土的双层九子奁

上层盛放手套、絮巾、组带、镜衣；下层放置九个小奁，内置化妆品、假发、梳篦、针衣等。

西汉一百三十九位开国功臣，有两位传承世系不明；其余一百三十七位的情况如下：传承一世者，十七位；二世，三十九位；三世，三十六位；四世，二十九位；五世，十四位；六世，二位，87.1%的列侯传承不到四世。

利苍的轪侯也仅传承四世，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的曾孙利扶犯法失爵，按律应腰斩，适逢武帝大赦天下，利扶得以免死。

四　吏服

1. 冠：官吏职事标识

官员职事不同，冠也有别。

戴武冠的官吏（河南方城城关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在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中，廉颇自恃攻城野战之功，看不起以口舌起家的蔺相如。的确，当春秋战国之时，列国攻战，弱肉强食，武将大多凌驾于文官之上。至秦汉，遗风犹存。如刘邦汉纪年七年（前200）十月，在长乐宫举行的第一次朝会大典上，百官的位次如下：“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26]秦汉尚右，武将们的位次高于文官。

武将戴“武冠”。此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仿制，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作为王冠。秦灭赵，赐予近臣服之。汉时，大司马、将军、尉戴此冠。还有一种“鹖冠”，插有两根鹖羽，为虎贲、羽林等禁卫军将领之冠。

卫士所戴之冠，最著名的是“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名曰“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此外，卫士冠还有“却非冠”、“却敌冠”等。

文职官员戴“进贤冠”，这是两汉时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官帽，《续汉书·舆服志》记曰：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汉代的鹖冠和玄铁甲示意

据此，刘氏宗室、文职官员与儒学弟子皆戴此冠，他们的区别在“梁”的多寡，三公、列侯三梁，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博士以下至儒学弟子一梁。

见于《史记》、《汉书》记载的戴进贤冠者仅有两例，一是武帝末年，勃海郡（郡治浮阳，今属河北沧州）文学隽不疑，戴此冠。郡文学是郡的学官。二是成帝绥和二年（前7），改司隶校尉为司隶，属大司空，冠进贤冠。司隶校尉或司隶督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治弘农，今属河南灵宝）。三辅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治所皆在京城长安；三河为河东郡（郡治安邑，今属山西夏县）、河内郡（郡治怀县，今属河南武陟）与河南郡（郡治雒阳，今属河南洛阳）。三辅、三河和弘农构成京畿。司隶也属文职。西汉文职官员戴进贤冠，盖未形成制度，这项制度当自东汉始。

《续汉书·舆服志》所说的“长”是指帽梁，与前高七寸、后高三寸的帽缘相接，就成为前高后低的斜势，形成前方突出一个锐角的斜俎形，称为“展筩”。展筩的两侧和中间是透空的。在西汉，这种冠帽只罩套在头顶的发髻上，用缨系于颌下以固定之，戴上之后并不牢固。东汉时期，在冠帽下面加“介帻”，等于在冠下加了帽座。从前额向后脑包裹时叠出一条装饰边，称为“颜题”。脑后翘起的叫“耳”。

有的“进贤冠”在前额还有“白笔”。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大约自春秋战国起，一些官员为了记事方便，将毛笔插入发髻，以便随时取用，称为“簪笔”。入秦汉，簪笔不仅为方便使用，且成为一种装饰，此即簪“白笔”。白笔是未沾墨的新笔。

进贤冠示意图（孙机绘）

自元代以后“进贤冠”改称“梁冠”。

执法者戴“法冠”。“法冠”一名“柱后”，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予御史服之，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廷尉、侍御史之服。

汉代还有一种名气很大的“刘氏冠”。

刘邦被任命为沛县泗上亭的亭长，自己设计了一种帽子样式，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为面。刘邦派手下到薛郡（郡治鲁县，今属山东曲阜）找了一个能工巧匠，按他的设计要求制作，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以后，这种帽子就叫“刘氏冠”，只有第八级公乘爵位以上的人才能服用。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2. 褒衣大袑

官吏的衣服叫“吏服”，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中，又有“官衣”之名。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刻画的大多是县亭小吏，如无“门下尉”、“亭长”之类的题榜，很难判断他们的秩级。

门下尉（河南郑州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褒衣大袑的官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摹绘）

《史记》、《汉书》与《后汉书》等传世文献在叙事过程中，偶及吏服。如《汉书·朱博传》记朱博迁为琅邪（郡治东武，今属山东诸城）太守，敕令：

官属多褒衣大袑，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褒衣，衣襟宽大；大袑即长袴。琅邪郡的吏服的特点，一是宽，二是长。又如《汉书·盖宽饶传》记盖宽饶之与众不同：

初拜司马，未出殿门，断其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

司马是守卫殿门的武官，司马的吏服“衣”也长及地。再如《汉书·隽不疑传》记勃海郡（郡治浮阳，今属河北沧州）的学官——文学隽不疑，盛装求见直指绣衣使者暴胜之：

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

戴长冠的官吏俑（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櫑具剑是一种木首剑；环，玉环；玦，半环形有缺口的佩玉。颜师古注“褒衣博带”云：“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

这三条记载都是说当时官吏的衣服宽、长，“衣不曳地”成为俭朴、干练的象征。

至于吏服的具体样式，有曲裾的“深衣”和直裾的袍两种。

汉画像石墓、画像砖墓的墓主，有官吏，也有富豪。官吏的秩级不高，一般为下层小吏；富豪墓中往往也刻绘一些与他们交往的官吏，这些人基本上也是下层小吏。汉画像石、画像砖的雕刻大都出自专业工匠之手，豪门大户往往花费巨资从外乡外县聘请著名工匠雕刻。这些工匠来自民间，见过县官乡吏，他们的刻画大致可信。

文献记载中最常见的吏服是黑色的“皂衣”。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京兆尹张敞在给丞相魏相等人的一封公文中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27]张敞，平阳县（今属山西临汾）人，历任的官职如下：乡有秩、太守卒史、甘泉仓长、太仆丞、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函谷关都尉、上阳太守、胶东相。乡有秩是秩级最低的小吏，上阳太守、胶东相是二千石的地方长官。在这九个官位上，张敞都穿“皂衣”。“皂衣”是吏服的代名词，“备皂衣二十余年”，也即为官二十余年之意。

某些官吏有特殊衣服，如汉武帝特置绣衣直指，或名“绣衣御史”、“直指绣衣使者”，或分别简称“直指”、“使者”。他们身穿绣衣，手持斧钺，出讨奸猾，逐捕盗贼。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可以按战时状态，先斩后奏，即使是二千石大员，也可诛杀。

吏服不如便装舒适，官吏离开衙门，往往不再穿吏服。汉景帝前元六年（前151），鉴于很多官吏不穿吏服出入闾里，与民无异，曾颁布一道诏令加以禁绝。

有的官员入宫朝见，也不穿吏服。元朔三年（前126）的一天，田蚡入宫朝见武帝。他是武帝的母舅，爵封武安侯，官居丞相。他穿着“襜褕”入宫，结果被以“不敬”罪论处。

3. 印绶：秩级的标志

印绶是秦汉官吏秩级的标志。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一篇《秩律》，将官吏的秩级从二千石到一百二十石，划分为十一等。到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演变为十级十九等：

万石

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

千石、比千石

八百石、比八百石

六百石、比六百石

五百石

四百石、比四百石

三百石、比三百石

二百石、比二百石

百石、比百石

吕雉皇后的“皇后之玺”（陕西咸阳北原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目前发现的秦汉时期规格最高的玉玺，是1968年于陕西咸阳韩家湾附近发现的吕后“皇后之玺”。

成帝朝之后，百官秩级还略有变化。

石是定秩级的单位，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考证：“石是定秩俸的虚名，斛是实俸。”[28]如最高秩级的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粟。在实际发放时，又往往将粟折合为钱。

楚司马印（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绝大多数官吏有印绶。凡有印绶之官，皆为治事之官。无印绶之官，为加官或散官，如光禄大夫、博士、谒者，或不治而议论，或为侍从传达，均无印绶。官吏的秩级不同，印绶也有区别，西汉之制如下：

万石：金印紫绶；

二千石：银印青绶；

二千石以下、比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

比六百石以下、比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

二千石是中央九卿、地方郡守等，万石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故此，他们的印绶“青紫”成为高官厚禄的代名词[29]。

二百石以上官员之印，研究者称为“吏员印”。二百石以下的属吏，没有自己的官印，但他们可以使用“官署印”，各个官署所有属吏共同使用该印[30]。“吏员印”为正方形，“官署印”是“吏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谓之“半通”。

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改正朔，以建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数用五。张晏说，印文也用五个字，若印文不足五字，则加“之”字，如丞相之印文为“丞相之印章”[31]。

凌氏惠平”印（江苏连云港海州汉墓出土）

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为东海郡朐县。墓主“东公”，为朐县官员，妻名凌惠平。“凌氏惠平”印为龟钮铜印，钮上系黄色牛皮绳，当为绶之象征。

佩“虎头绣鞶囊”的官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卷二十六《换官不换印》一条云：“古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又曰：“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此说不妥。汉代官吏去职须上交印绶，免官要收缴印绶，《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屡见“上印绶”、“收印绶”的记载。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汉简《贼律》、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简《二年律令·贼律》，都有惩处“伪写”官印行为的律文：私铸二百石以上官印，弃市；私铸二百石以下官印，判处四年徒刑——城旦舂。某些高官显贵病故，皇帝特赐印绶以随葬。

绶为系印的丝带，应劭《汉官仪》说：“绶者，有所承受也，长一丈二尺。”东汉之制，秩级不同，绶有长短。

官印装在方形鞶囊中，佩戴于腰间。印囊谓之“绶囊”，也称“旁囊”，上面绣有图案。班固《与窦宪笺》曾提到一种“虎头绣鞶囊”，在《与弟超书》中又谓之“虎头金鞶囊”。此后，这种“虎头绣鞶囊”屡见于文献记载，名称略异。如《东观汉记》称“虎头鞶囊”，谢承《与步子山书》谓之“虎头绶囊”。直到隋唐，其制犹存。

佩“鞶囊”的武士（安徽亳州董园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该武士像腰间也佩带着一个鞶囊，上面没有虎头，仅有圆圈图案。

这种“虎头绣鞶囊”，也见于汉画像石刻。

从左侧两幅画像可以看出，鞶囊口两侧各露出一段折起的绶带。印与绶皆为秩级标志，印在囊中，如绶也全部装入囊中，秩级就难以识别，故绶往往露出于鞶囊之外，绶也就成为官吏身份地位的标识。

朱买臣衣锦还乡的故事就是一例。

前面“绪言”中提到，朱买臣家贫，靠砍柴卖薪度日。妻子忍受不了贫苦，另嫁他人。朱买臣仍然苦读不辍，学问有成，至长安上书，得到汉武帝赏识。武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特地任命他为会稽（郡治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太守。于是，有了《汉书·朱买臣传》记载的这一幕：

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郡太守车图（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出土壁画）

此为一辆轺车，驾一匹马、四维皂盖、朱两。车上乘坐两人，前为御者，头戴平巾帻，着白袍；后为太守，也戴平巾帻，服饰残缺不明。上有隶书题榜“巴郡太守时车”。

会稽官员听说新太守到任，征发民众清扫道路，各县官员恭迎。朱买臣乘坐的传车加上来迎接的郡县官员的乘车，达一百多辆，浩浩荡荡。在清扫道路的人群中，朱买臣发现了前妻与她的后夫，招呼他们上了一辆车，随他到了太守官邸，安排他们住下，每天供给好酒好饭。

一个月后，前妻上吊自杀。

朱买臣与妻子的故事，后世演绎甚多。如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写朱买臣上任，妻子恳求复婚，朱买臣泼水于马前，示不能再合。后世以“马前泼水”喻夫妻离异，无法挽回。

一官一印一绶，有些官吏兼任其他官职，所兼之职往往无印绶。如兼有印绶之职，称为“两绶”，为莫大荣幸。

金日字翁叔，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二年（前121）三月，霍去病率部发动河西之役，大败浑邪王和休屠王，休屠王祭天金人也被霍去病缴获。是年夏，霍去病等再次出征，给浑邪王和休屠王以致命打击。匈奴伊稚斜单于大怒，要诛杀两王。两王恐，共谋降汉。待霍去病统兵去接应时，休屠王反悔，浑邪王袭杀了他，并其部降汉。金日和母亲、弟弟被投入官府为奴，十四岁的金日被派去给武帝喂马。

有一天，汉武帝办完政事，带着一群嫔妃去看他的御马，数十个养马的奴隶牵着他们各自喂养的骏马从武帝面前走过，忍不住窥视武帝及其佳丽，唯金日目不斜视。他身高八尺二寸，不乏匈奴人的魁伟剽悍。他喂养的马也膘肥体壮。武帝觉得此奴不俗，把他叫到面前问话，金日具实以对。武帝更加赏识，当即让他沐浴更衣，拜为马监。不久，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由养马而致富贵，被中国后世养马业奉为祖师[32]。

佩绶的陶俑（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

陶俑的绶带为红色，较长，从腰部飘垂至膝下。

武帝临终，任命金日为车骑将军，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佐昭帝刘弗陵。金日病逝，儿子金赏继承秺侯爵位，时年八九岁，与昭帝年龄相仿，同卧起，昭帝任命他为奉车都尉，佩戴“两绶”。

还有个别官吏佩戴“三绶”。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调动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进攻南越，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横浦关（在今广东大庾岭上），攻占寻狭（今属广东清远），直扑番禺（今属广东广州）西北的石门，与卫尉、伏波将军路博德合兵攻城，大获全胜，封将梁侯。杨仆携主爵都尉、楼船将军、将梁侯三颗印绶，衣锦还乡，耀武扬威，武帝斥责他：“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33]这里的“垂三组”，是说他身上垂着三条印绶。

4. 剑履上殿

萧何画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百官上朝有一个动作，叫做“趋”。趋，用现代语言很难准确地表达其义，大致说来，是小步快走；走时，上身前倾，两目视地。《论语·乡党》记载，一次，孔子应鲁君之召去接待外国贵宾，“趋进，翼如也”。意思是说，“趋”的时候，像鸟儿展翅一样，不但快，且无声无息。

至秦汉，仍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大臣上朝，也需脱鞋，着靴而上。他们还必须将剑解下，这是秦的规矩。秦法，除了皇帝外，殿上任何人不得带剑，就连侍卫也只能执兵站在殿下，没有命令，不得上殿。

第一个荣膺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是萧何。

萧何与刘邦为同乡，本为沛县主吏。在刘邦打天下过程中，萧何是第一功臣；建设汉家皇朝，萧何又立下汗马之功，西汉的典章制度，是在萧何主持下草创的。西晋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赞萧何云：

堂堂萧公，王迹是因。
绸缪睿后，无兢惟人。
外济六师，内抚三秦。
拔奇夷难，迈德振民。
体国垂制，上穆下亲。
名盖群后，是谓宗臣。

刘邦初拜萧何为丞相，后又进位相国。丞相金印紫绶，相国金印绿绶，地位更尊。刘邦又把萧何定为勋臣第一，封为酂侯，食邑一万五千户，在诸臣中封户最多。

除了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外，萧何同时还荣膺第三项殊礼：奏事不名。

按礼，臣子奏事应自名。刘邦特赐萧何奏事时，不用提“萧何”二字。不过，此事不见《史记·萧相国世家》，亦不见《汉书·萧何传》，而是见诸《汉书·王莽传》，出自汉平帝朝的博士张竦之口。

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奏事不名，成为皇上对臣子的最高礼遇。

不过，自萧何以后，膺此殊礼的已是不臣之臣，如东汉梁冀、曹操，曹魏司马师，东晋刘裕，北周杨坚，还有唐末朱温。这时的礼遇已变成权臣夺位的前奏了。

五　军服

秦始皇陵兵马俑为我们考察秦军服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资料。

秦兵马俑的打扮是：头戴冠（少数戴巾），上身穿战袍，革带束腰，下着袴。

秦始皇陵兵马俑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村民杨志发等打井时挖出陶俑残片，考古工作者随即在此处发掘出一个巨大的陶俑坑，定名为一号兵马俑坑，坑内约有六千多略大于真人真马的兵马俑。1976年，在一号坑东端北侧，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坑，定名为二号兵马俑坑。同年，在一号坑的西端北侧，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坑，定名为三号兵马俑坑。在二、三号坑之间，还有一个未建成的兵马俑坑，仅有土圹。

这个庞大的军阵按前、后、中、左、右配置兵力，实为秦代讲武礼“乘之”所演习的八种阵法中的最基本的阵法——方阵。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修建秦始皇骊山陵的刑徒、奴隶被征编为士卒，东进镇压起义军，兵马俑军阵也半途而废，没有全部建成[34]。

将军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秦俑所着之冠，大致有两种类型，一型冠状如梯形板，前段平齐，后段向上扬起，尾部有较大的冠室，前有冠带用以缚冠，有人认为应为“长冠”。着此型冠者为中下级官吏。二型冠由冠头、冠尾、冠室和冠带四部分组成。冠头近似方形，为双重的折叠平板做成。冠尾分为双歧，右侧一枝作螺旋形卷曲一周，呈喇叭状；左侧一枝作“S”形卷曲。冠尾的下面连着冠室，呈长方槽形，发譬的顶端罩于冠室内。有一环形带，后边攀于脑后的发髻上，前压在冠头上，环带的左右两侧各系一条长带，顺双颊下引系于颌下，尾垂于胸前。论者认为此型冠当为“鹖冠”[35]，着此冠的陶俑，身份地位最高。

战袍为右衽交领、窄袖，长至膝部，两侧不开叉，形如圆筒，双襟宽大，质地厚重。颜色有红、绿、蓝、紫、褐几种，红色最多，乃军服主要颜色。

铠甲以固定甲和活动甲两种方式编缀而成，胸前与背后多用固定甲，编缀方式为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肩、腹和领部多为活动甲，编缀方式为下片压上片，上下有带相连。

步兵、车兵、骑兵、弩兵服装有明显的差别。

步兵多梳上耸的椎髻，或穿铠甲或不穿，均有护腿，着方口齐头鞋。

车兵或戴冠或服巾，均披铠甲。御手的覆膊长及腕部，手上有护甲，小腿裹护腿，足穿方口翘头鞋；车士无护腿，穿方口齐头鞋。

秦彩色跪射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骑兵戴巾，着紧身短袍，披齐腰铠甲，无护膊，有护腿，穿皮靴。

跪射的弩兵多披铠甲，穿方口齐头鞋；立射者无铠甲，穿皮靴。

秦军被称为“虎挚之士”，《战国策·韩策一》记张仪描述秦军之凶猛说：

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鲍彪注：“跿跔”，“谓徒跣也”；“科头”，“不著兜鍪”；“贯颐”，“谓见射犹奋戟不顾死也”。“徒裎”，《史记·张仪列传》作“徒裼”，司马贞《索引》：“徒者，徒跣也。裼，袒也。”敌军箭镞如雨，秦军竟赤足袒胸光头冲锋，箭镞贯颊，犹奋勇向前。

在列国诸侯中，秦军的战斗力最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36]。林剑鸣先生说，“锐士”为秦之“正规军”[37]。

武士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高级军官俑（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墓出土）

汉代军服祖承秦制又有变革。

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墓出土的高级军官俑穿三重衣，贴身第一层内衣，领、袖为大红色，衣领高而厚实，衣长过膝，左边衣襟斜拉至右腿后下方呈燕尾。第二层中衣的衣领和衣袖为白色，下摆呈圆筒形，长及大腿中部。第三层外衣较第二层衣略短，颜色为浅灰绿色。在外衣之外，是带披膊的鱼鳞铠甲。脚穿高腰绣花鞋。头戴紫红色箕形冠。

西汉的楚王墓兵马俑（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

中级武官俑身着三重衣，内衣和中衣与指挥俑相同。内衣的下摆边缘较厚，应是絮衣。衣服的颜色多为淡黄、淡绿、白、粉红等色调。外罩无领浅色衣。脚穿方头和尖头的高腰靴，头戴土红或褐色箕形冠。

一般士卒俑也穿三重衣，第一层内衣为白色高厚领短襦，白色长袖卷起，看不见衣服下缘。第二层着白色短襦。第三层外衣为无领曲裾战袍，其长度在膝盖以上，覆盖了内衣和中衣，露出肥大的裤腿。从俑的两侧看，战袍衣襟在俑体下侧左右两边呈锐角，同军官袍服形成的大燕尾不同。腰系革带，背负箭囊，无带钩。腿裹行膝，脚穿草履，头束帻戴冠。服装颜色五彩纷呈，有大红、粉红、淡绿、黑等色[38]。

汉代士卒背后有长方形徽记，这可能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卒，衣有题识者。”

六　民服

1. 商人服装

从战国时代起，出现了打压商人的“重农抑商”政策。

首倡“重农抑商”的是商鞅。这个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背着祖师爷李悝的《法经》投奔偏居西陲的秦国，以“霸道之术”取悦于秦孝公，被委以改革大任。商鞅改革的直接动机是增强国力，争雄诸侯。实现这一目标要有充足的粮饷，二需足够的战士。基乎此，商鞅改革的主题是：农与战。为使秦国有限的人手更多地从事粮秣生产，给疆场提供更多的战士，商鞅把肇始于李悝的重农思想推向极端：重农而抑商。在他看来，商人无非买贱卖贵，无益于粮秣生产。因此，必须抑制商业的发展，驱民归农。

重农抑商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在呐喊“农战”的同时，就已兼顾到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他三番五次地告诫秦孝公：“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39]重农抑商不只是为争霸战争提供更多的粮秣，还在于使民返朴归真，便于统治。重农抑商的这种属性，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上农》中有更清楚的表达：“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西汉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秦亡汉兴，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汉书·高帝纪》记汉八年（前199）刘邦颁布的一道诏令：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操兵，乘骑马。

如前所述，锦是用经线起花、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绣即刺绣，比锦更为珍贵；绮，或称“罗”，纱的一种，纱为方孔，绮之孔呈椒眼状；縠，一种轻薄、带孔、起皱的纱；，细葛布；纻，纻麻布，比大麻布精细；罽，精美的毛纺制品。可见，除了精美的丝织品外，葛麻、纻麻与兽毛三类纺织品之精美者，也不得服用。

此外，还对他们课以重税、另立户籍、不准做官。

汉惠帝及吕后当政时，对商人的限制略有放松，但仍然保留不得为官一项。

司马迁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0]商人的势力很快就发展起来。晁错在上汉文帝书中说：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晁错不禁感叹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41]

市井图（四川广汉周村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画面左边有圜圚（圜，市墙；圚，市门），上有隶书“东市门”三字。左侧有灶一座，灶上有釜等食具。一人在灶前操作，回首与人言语。中间和上端有六人分成三组，正在进行交易。右边有市楼，隶书“市楼”两字，楼顶栖一朱雀，楼上悬一大鼓。楼下有二人相对而坐，一人头戴高冠，右手伸出，好像正在讲话。

晁错上此书的时间不晚于文帝十二年（前168）。此时距刘邦颁布抑商令仅仅三十二年，商人已是“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虽然汉武帝也曾采取打击富商大贾的措施，但商人势力的发展始终无法控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列了九位富甲天下之家，其中有四位是大商人：

刁间，齐（今属山东临淄）人，以经营渔盐起家，家产数千万。

师氏，洛阳（今属河南）人，以贩运起家，家产七千万。

任氏，宣曲（今属陕西西安）人，以囤积粮食起家。

无盐氏，关中人，以高利贷起家。

富商大贾之奢侈，公卿、列侯等权贵也难望其颈背，他们的服饰穷尽华丽，但今日能够见到的仅是凤毛麟角的文字记载。汉画像石、特别是四川一带的画像砖上有商贾的画像，但他们不是富甲天下的富商大贾，都是些小商贩。

2. 犊鼻裈与手工业服装

秦汉时期的手工业主与商人往往是二位一体，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列的九位最著名的富翁中，有四位是集开矿、冶炼、制作、贩卖于一体的铁器经营者，他们是临邛（今属四川邛崃）卓氏、程郑，宛县（今属河南南阳）孔氏，鲁县（今属山东曲阜）曹邴氏。这些大工商业主的服饰也极尽奢华，但他们究竟穿什么，今已不得而知。

一般手工业者的服装就极为简陋了，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司马相如曾经穿过的“犊鼻裈”。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本名“犬子”，因慕蔺相如之为人，自己更名为“相如”。相如喜读书，又好剑。长大以后，家里拿出十万钱，给他捐了个郎官。郎官是皇帝的禁卫，赀选为郎，需自备鞍马、服装、兵器。郎官是当时入仕的最佳路线，县以上的官员大多是郎官出身。相如很有才干，辞赋、剑术俱佳，数年间，官至武骑常侍，这是一个秩八百石的中级军官。如果沿着这条仕途发展，相如成为一名高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相如最热衷的是辞赋，而当朝皇帝景帝不喜欢这一套，他认为自己的爱好、特长得不到发挥。

汉景帝有个弟弟叫刘武，封为梁王。他在梁国大治宫室，招延四方文人学士，邹阳、枚乘等名士趋之若鹜。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文三王传》来看，刘武没有什么文采，他招贤纳士，附庸风雅，是为了扩大影响：他一直觊觎皇位。刘武入京朝会，邹阳、枚乘等随侍左右。相如好生羡慕，遂借口有病，辞掉武骑常侍，去了梁国。在梁国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子虚赋》。在大臣窦婴、爰盎等人的支持下，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继承人，刘武的希望落空，抑郁而死。那帮文人学士也作鸟兽散，相如回到老家。祸不单行，司马一家家道中衰，四壁徒立，相如无以自业。临邛令王吉是相如的朋友，邀请相如到临邛小住。

吻（四川彭州出土汉画像砖）

卓王孙对临邛另一个大富商程郑说，县令来了贵客，我们应当宴请一下。他们宴请的实际上不是“贵客”司马相如，而是县令王吉。卓王孙在县城南五里的豪宅，张灯结彩，车水马龙。王吉欣然前往，倒是相如谢病不去。于是，王吉又亲去请司马相如，相如不得已，就乘坐他从梁国带回来的那辆车赴会。

酒酣，王吉请相如弹奏一曲，以助酒兴。

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个女儿，名文君，有倾城之貌，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年十七而寡。相如名为王吉弹奏，实乃挑逗文君。司马贞注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用张揖的记载，说相如弹奏的曲子是：

凤兮凤兮归故乡，
游遨四海求其皇，
有一艳女在此堂，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由交接为鸳鸯。

文君从窗户偷窥相如，为他的相貌、才气所倾倒。自己是个寡妇，配得上这样的俊男才子吗？正在胡思乱想之时，丫鬟送来了相如仰慕她的口信。文君欣喜若狂，偷偷收拾了一下，当天夜里就与相如私奔了。

回到成都，文君才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她渴望老父给一笔钱，老父回话说：女儿不才，我不忍杀，分文不给！

文君与相如无奈，一起回到临邛，相如把他那心爱的车骑卖掉，买了一个酒馆酤酒，文君“当炉”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雇工一起洗盘子。

卓王孙引以为耻，杜门不出。

文君的兄弟及其他亲朋好友纷纷劝解，说文君已经嫁给司马相如，他虽然贫穷，但才能出众，又是县令的朋友，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卓王孙不得已，分给文君家奴百人、钱百万。

文君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那“犊鼻裈”也被弃置了。

汉以降，“犊鼻裈”仍不时见于文献记载，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正类》“牛头裈”条云：

今之牛头裈即古之犊鼻裈也，其来最远。《史记》列传云“相如身自着犊鼻裈”，韦昭曰：“以三尺布为之，形如犊鼻。”自汉已有之矣，然犹未也，《二仪实录》云：“西戎以皮为之；夏后氏以来用绢，长至于膝，汉、晋名犊鼻，北齐则与袴长短相似。”考犊鼻之名，是则起于西戎，变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可谓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酿酒图与制车轮图（山东嘉祥洪山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酿酒与制作车轮的两名工人皆着长至膝盖的短裤，酿酒的那位工人似赤裸上身，他身后一人戴冠、着长袍，佩剑，印绶下飘，当为主人；制作车轮的工人身后也有一人戴冠、着长袍，手拿一个车轮，当为监工。

酒肆图（四川彭州三界出土汉画像砖）

沽酒的客人宽衣博带，酒肆老板正与他交谈；一人穿短袖上衣、短裤，推着独轮车，回头与店主说话，车上有一个方形的盛酒器；一老者肩荷酒壶来沽酒，一顽童奔跑于前。

从卓文君起，“当炉”也成为一道风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当”，韦昭释曰：“，酒肆也。以土为堕，边高似”《汉书·司马相如传》作“当卢”，颜师古注云：

卖酒之处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而俗之学者，皆谓当卢对温酒火卢，失其义矣。

后世通作“垆”，其义为酒店放置酒瓮的土台，借指酒店、卖酒。“当垆”一词成为典故，唐诗中的“胡姬当垆”成为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

穿“犊鼻裈”的农夫（山西壶关上好牢宋金墓出土壁画）

该壁画榜题“耨夫”，一农夫袒露右臂，下穿“犊鼻裈”，肩抗锄头，上挂小篮。该墓时代为宋末或金初。可见“犊鼻裈”不独为手工业者所服，其他人如农夫，也有穿此短裤的。

农夫陶俑（四川新津汉墓出土）

该陶俑头戴小帽，身穿短襦，赤足，右手持臿，左手执箕，腰间佩环首刀。

不过，在汉画像石刻、画像砖刻中，“犊鼻裈”仅偶见，更多的手工业者穿短上衣，甚或赤裸上身；下穿长至膝盖的短裤。

3. 农民服装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是一批治狱案例，其中有一件人命案：

某亭求盗在辖区内发现一具男尸。尸体距该亭一百步，离某里某人的农舍二百步。该男子正当壮年，身高七尺一寸，肤色较白，梳发髻，身穿单布短衣、布裙，腹部有灸疗疤痕两处。左额角有刃伤一处，背部有刃伤两处，都是纵向的，长各四寸，宽各一寸，伤口都是中间陷下，像是斧砍的。在尸体西边有漆黑的秦綦履一双，一只离尸体六步有余，另一只约在十步以外。把鞋给男尸穿上，正好合脚。

这个男子身穿单布短衣、布裙、秦綦履，一副农夫装束。

另一个案例是一件裾衣失窃：

日落西山，某里人关好大门，便与妻子上床睡觉。早晨起床，发现小堂的墙上被人挖了一个洞，放在侧房竹床上的一件裾衣不见了。这件裾衣是他在今年二月才做的，用料五十尺，用帛做里，装了绵絮五斤，用五尺缯镶边。县里接到报案后，马上派令史带领乡、里的负责人去调查取证[42]。

此人为“士伍”，无官无爵，当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故有这么一件裾衣，邻里羡慕，招致贼人光顾。

通常情况下，农民头戴帻，上穿短襦，下穿短绔，脚穿麻履；或只穿一件短襦，光腿赤脚。

短襦、短绔都是毛、麻织成的粗布，麻布制作的称“布衣”，动物杂毛制成的称“褐衣”。有人连这种衣服也穿不上，只能用动物的毛皮缝制一件衣服。娄敬就是其中之一。

娄敬是齐人。汉五年（前202），娄敬去陇西（郡治狄道，今属甘肃临洮）戍边。当时牛马短缺，只得用人拉车，娄敬等人轮流充当这个角色。他穿的是“羊裘”，即破羊皮袄。娄敬一行走到洛阳（今属河南），碰见一个姓虞的齐人，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将军。娄敬对老乡说，他要晋见今上。虞将军答应引见，他见娄敬穿着破羊皮袄，要给他换件新衣，娄敬不干，说他只能以本色见今上，虞将军只得作罢。

刘邦召见，娄敬建议他放弃在洛阳建都的打算，西都关中。关中南有秦岭，是一道天然屏障；黄河如带，环绕西、北、东三面，是为“被山带河”。关中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位于四关之中，故名“关中”。关中是当时最理想的建都之地。

刘邦犹豫不决。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刘邦及其文臣武将大多为关东人，他们不愿意远离家乡，纷纷劝刘邦留都洛阳，不要西迁，说什么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靠黄河，面向伊洛，其险亦足恃云云。刘邦被他们说动了，更加倾向于洛阳。

农耕图（陕西靖边出土汉墓壁画）

扶犁耕地的农夫身穿白色短袍，赤足。白色是百姓最常见的服色。此外，黑色、青色、绿色也常见。

耕耘图（江苏睢宁双沟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左上角有一小牛；一人穿短襦，举锄刨地；一人戴尖顶帽，穿紧身衣，短裤，扶犁耕耘；一儿童随后下种；还有一人穿短襦，挑担送饭；旁置一车，车上落鸟数只；车下伏着一只犬。

这时，张良挺身而出，力挺娄敬的建议。刘邦遂下定决心，西都长安。

为褒奖娄敬首倡之功，刘邦诏令赐娄敬姓“刘”。

也有人家无衣可穿，如东汉初年，陈留（郡治陈留，今属河南开封）人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43]，即兄弟六人轮流穿一件衣服。

4. 艺人服装

楚人好歌舞。原籍楚地的刘邦，虽出身于一个农民之家，但很喜欢歌舞，且能自作自唱激昂慷慨、催人泪下的《大风歌》和《鸿鹄歌》。子孙颇多继承了他这一禀赋，而武帝尤甚。

歌舞图（山东东平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汉武帝酷爱歌舞，理政之暇，常以此为乐。为此，他把一些擅长歌舞的女子召入宫中。他的卫皇后和宠妃中的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都能歌善舞，她们之得宠，与此也不无关系。在宫中还有一批“掖庭材人”，即女乐。此外，还有一些擅音律的宦官侍奉于武帝左右。李延年即是其中之一，他不仅通晓音律，且能引吭高歌。一日，武帝休闲，与长信公主一起观摩歌舞，李延年起舞，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新歌，《汉书·外戚传》记曰：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大为心动，曰：“善！世岂有此人乎？”一同观摩歌舞的平阳公主说，李延年的妹子便是此等人。武帝马上让李延年把她领进宫中，果真天姿国色，又能歌善舞。于是，李夫人成了武帝的新宠。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

乐舞杂技（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

这是一组以汉代乐舞杂技为题材的雕塑，共二十一人，七人在表演歌舞、杂技，他们的后面有七个乐师在奏乐，左右有观众七人。

乐舞俑（江苏徐州驮篮山汉墓出土）

女俑身穿右衽袍，袍长曳地，长袖伸缩自如，舞姿轻盈，潇洒飘逸。这是舞蹈女俑的一般装束。

歌舞不可或缺，武帝决定扩充乐府。

乐府，秦、汉初已有之，设令、丞掌管，负责俗乐。元鼎六年（前111）前后，武帝下令扩充乐府，增加人员，让他们到各地去采集民间歌谣，整理加工后，晚上唱给他听。《汉书·艺文志》收录的西汉乐府民歌凡一百三十八首，有多少是武帝朝采集的，不得而知。从流传下来的几首看，乐府民歌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和抒情，语言朴素自然，形式自由多样。不仅如此，乐府民歌是民众现实生活的写照，唱出了民众的喜怒与爱憎。故此，听乐府民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还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

在各类艺人中，俳优最受武帝青睐。

“俳”，《说文解字》云：“戏也。”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俳优与倡优有时混同，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倡优多指表演歌舞杂技的女艺人，俳优多为表演诙谐滑稽节目的男性乐人。俳优之中，侏儒为主要构成部分。王国维有言：

说唱俑（四川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 | 说唱俑（四川成都天迥山汉墓出土）

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乐记》称优侏儒。夹谷之会，孔子所诛者，《穀梁传》谓之优，而《孔子家语》、何休《公羊解诂》均谓之侏儒。[44]

从汉墓中出土的俳优俑来看，皆呈以下三个特征：

1. 滑稽嬉笑，戏谑娱人；

2. 短胖袒裸，畸形丑陋；

3. 抱鼓握槌，作敲击状。

自春秋战国以来，王公贵族多豢养俳优以取乐，而武帝尤耽于此，喜看他们那滑稽的样子，爱听他们那诙谐的言语，休闲之时，俳优总是不离左右。无终（今属天津蓟县）人徐乐上书武帝，直言不讳地说：“帷幄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45]

武帝身边最有名的俳优是郭舍人，滑稽诙谐，备受武帝宠爱。武帝乳母的家人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甚或光天化日之下，在长安城中抢劫他人财物。武帝不忍绳之以法，有的大臣提议把他们一家迁离长安，武帝诏准[46]。乳母不愿离开，去找郭舍人，求他设法相救。郭舍人道：“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入见武帝辞行，礼毕，往外走时，频频回首，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这时，郭舍人在一旁厉声喝道：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47]

一番话勾起了武帝怀旧之情，遥想当年乳母哺育之恩，鼻子不禁发酸，诏令乳母不必迁出，把那些说乳母坏话、提议让乳母迁出长安的大臣，统统治罪。

武帝还把一些诙谐滑稽的文人冠以侍中、郎官等名目，让他们侍从于左右，不时为他制造一点笑料。东方朔即其中之一。

东方朔偷桃图（明吴伟绘）

相扑图（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壁画）

相扑为“角抵”之一，文颖注《汉书·武帝纪》曰：“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凡“两两相当”角力者，皆为“角抵”。

顶竿（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顶竿，古称“缘橦”、“橦技”。艺人下身穿短裈，赤裸上身，束发，头顶高竿，竿上端装一横木，两伎儿一左一右表演于上；竿顶装一圆轮，一伎儿腹旋于上。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属山东惠民，一说山东陵县）人。汉武帝即位之初，他风尘仆仆赶到长安上书。这道上书出奇的长，洋洋洒洒，共用竹简三千支，两个人才能抬动。《汉书·东方朔传》记其开篇云：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武帝一时读不完，读到哪里，就做一个记号，以后接着读，断断续续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把他这道奏书读完。后东方朔成为武帝身边的幸臣。他能言善辩，滑稽无穷，后来被中国相声界奉为祖师[48]。

杂技，亦作“杂伎”。中国杂技到秦汉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杂技艺人的服装大都窄短。

七　囚徒服装

秦代罪犯穿“赭衣”——红褐色衣。

铁钳与铁桎（陕西临潼郑庄秦始皇陵石料加工场遗址出土）

秦朝徒刑有城旦舂四年，加刑至五年、六年；鬼薪，三年；司寇，二年。徒刑往往附加髡刑——剃光头发；耐刑——仅剃鬓发和胡须；黥刑——脸上刺字。英布就是受了黥刑的骊山徒，故又叫“黥布”。《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秦始皇修建骊山陵的人员“七十余万”，《汉旧仪》说“七十二万”，这七十余万人主要是刑徒。从考古发现来看，当年的骊山徒脖子和脚上都戴着刑具。仅在骊山陵服刑的就如此之多，由此可窥见秦朝严刑峻法之一斑，《汉书·刑法志》用“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形容秦朝罪犯众多。

《汉书·刑法志》记罪犯的打扮是“菲履赭衣”。“菲履”是草鞋，衣服颜色仍然是红褐色。

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诏令：“徒隶衣七布。”[49]汉代布帛以二尺二寸为标准幅宽，每八十根经线为一。“七布”即一幅经线为五百六十根，经密仅有11.5根/厘米。七至九为粗布，十至十二为细布。普通百姓一般服用“十布”，经密15.8根/厘米[50]。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纻布达到37.1根/厘米，约为二十三。罪犯的“七布”最为粗糙。

在罪犯“赭衣”的后背上，写有标示性的文字[51]。

八　“左衽”新解

“左衽”一词始见于《尚书·周书·毕命》，文作“四夷左衽”，故“左衽”被目为华夏族与“四夷”文化分野的标志物。《论语·宪问》记曰：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说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一句，是指管仲辅佐齐桓公，北逐戎狄，使中原免于戎狄的奴役。从此以后，“左衽”就成为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不论他们是否穿“左衽”衣，概以“左衽”称之。

门吏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一门吏侧身站在屋门右边，身穿黑色右衽长袍，内穿红色中衣，头戴黑帽，双手合于胸前，怀抱一黑带囊吾，身后蹲立一犬。屋门框用黑线勾框，内有赭色木纹。上方有红色半月形垂帐。

秦汉之时，很多少数民族的服装仍为左衽。如西南夷，“人皆椎结左衽”[52]。西羌，“被发左衽”[53]。

冶铁图（山东滕州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穿右衽深衣的女俑（故宫博物院藏）

何为“左衽”？宋人邢昺疏《论语·宪问》云：“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古今注解大都作如是观。1949年，顾颉刚先生在《浪口村随笔》卷三“被发、左衽”一则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左衽”即左臂穿袖，袒露右臂。顾颉刚说，他的这一发现是受西北少数民族服饰的启迪：

予游蒙、番诸地，见其衣虽设有两袖，而以便利工作之故，仅穿左臂。其贵族阶级固不必躬亲操作，而以习惯如此，虽内衣两袖俱穿，而外衣亦仅伸左袖；非天气严寒，右袖终不用也。[54]

那么，“左衽”是否如此？顾颉刚作了两点考证：

第一，“衽”既可释为襟，亦可释为袖。他援引《楚辞·招魂》中的“衽若交竽”一句，阐释说：“竽为长四尺余之乐器，长袖善舞，回转相交，有若两竽；若释为襟则何由交乎！”他又引庄忌《哀时命》“左袪挂于榑桑，右衽拂于不周”一句，考证说：“左袪与右衽对文，袪即袖，衽亦袖也；若释为襟，则何由拂乎！”从这两条材料出发，他认为“衽”可以释为袖，“左衽”即“左袖”。

第二，《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姚宏注：“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由此，顾颉刚得出结论：“既已右袒其臂，则左臂在袖可知矣！”

1956年，顾颉刚对《浪口村随笔》作了进一步修订，加上新增的若干篇，题曰《史林杂识初编》，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重新修订的四十余篇中，有“被发、左衽”一篇。拜读此文便知，顾颉刚对“左衽”的解释依旧，只是新增了一条例证。《论语·乡党》中说：“亵裘长，短右袂。”《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短右袂便作事。”顾颉刚由此得出一点认识：“即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亦以实际之需要而左、右袂不一律矣。袂者，袖也。”

王子胡夫——卡夫及其妻子接受供物雕塑

古希腊祭祀场景木版画

那尔迈王石板

在考古发现中，袒露左臂或右臂的“左袒式”、“右袒式”服装屡见不鲜[55]。

在远古时期，袒露左胸左臂，特别是袒露右胸右臂的服装，亦见于世界其他地区。

那尔迈是古埃及第一位知名的国王，第一王朝的奠基人。《那尔迈王石板》是公元前3000年的一尊浮雕作品，那尔迈王头戴王冠，身穿袒露右臂的服装，挥动令牌，揪住跪在脚下的敌人头发。公元前2650年的王子胡夫——卡夫及其妻子接受供物雕塑，王子胡夫——卡夫则是一副袒露左臂的打扮。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也发现了“袒右式”服装。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古第亚雕塑，为公元前2125——前2110年的作品，古第亚身着袒右式长袍。古希腊人也有“袒右式”服装。雅典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古希腊祭祀场景木版画，时代为公元前520——前500年，画中四人，右侧两人身穿“右袒式”服装。古代罗马人上自权贵，下到百姓，都袒露着右胸右臂。不仅如此，以牧羊人的姿态出现的罗马人的基督，也穿这种服装。

在衣服起源问题上，有“御寒说”、“遮羞说”等，笔者以为“御寒说”为是。如是说，是基于《礼记·王制》中的一段文字：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东方、南方温暖，东夷、南蛮不穿衣服。当此之时，西戎、北狄都已披上了动物皮，原因就是西方、北方寒冷。

雕刻家伊庇家的聚会

就像《礼记·王制》所说，最初的衣服就是动物皮，一般是斜披在身上，或从左肩斜披下来，在右腋打一个结；或从右肩斜披下来，在左腋打一个结。公元前1200年的古埃及“雕刻家伊庇家的聚会”，伊庇和妻子正在接受儿女献上的食品。儿子穿的是一件从右肩斜披下来袒露左臂的兽皮衣。沈从文先生把这种服装称之为“披围式长衣”，并考证其制作方式：

把几幅布横拼如一被单，对叠后将上方二角结束于右肩头，褶弯的一边则从左腋下绕过，便成一侧开口出臂，一侧袒肩露臂模样，一般长可及膝披围或束腰为服。[56]

人类第一代服装，就是“左袒式”或“右袒式”。“左袒式”与“右袒式”的区别，可能与游牧及农耕之分有关。我们注意到，“右袒式”大都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而“左袒式”则大多属于游牧民族。“夫服者，所以便用也”[57]。人都惯用右手，右手露在外方便，游牧民族为什么要“左袒”？根源应在鞍马射猎上。试想，如果“右袒”，衣服从左肩斜披下来，在右腋打结，上马射猎时，马鞍之类很容易挂住衣服。辽代特别规定“田猎服”的样式必须是“左衽”，研究契丹风俗史的张国庆、朴忠国先生说：此乃“为方便右手解左侧袢扣及上马的‘实用’而设计的”[58]。鄂伦春人冬天穿“尼罗苏恩”，这是一种长皮袍，长及脚面，左右开襟，一般是出猎途中穿；另一种是短袍，仅过膝，狩猎时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袍为“左衽”[59]。这可以说明，“左衽”与马上射猎的关系。

穿右衽服装的陶俑（陕西咸阳郎家湾汉墓出土）

“左衽式”服装是从“左袒式”服装演变而来，“右衽式”服装是从“右袒式”服装演变而来。换言之，“左衽式”服装是继“左袒式”服装之后的第二代服装。衽，就字意，如童书业等所说，应释为襟。不过，汉唐以来的注疏家谈论的“左衽”、“右衽”，已不是“左袒式”、“右袒式”那样的第一代服装了，而是由它们发展而来的第二代服装。这时，上衣已设两袖，两臂都穿在袖中。但是，出于习惯，“左衽式”衣襟左掩，“右衽式”则右掩。

到孔子之时，“左衽”、“右衽”虽然也都属于第二代服装，但某些“右衽式”还保留着从前“右袒式”的遗痕，这便是《论语·乡党》中的“亵裘长，短右袂”，右袖仍短一截。

[1]纳春英：《唐代妇女的出行装及其意义》，《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韦正：《关于十六国墓葬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7年第10期。

[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0期。

[4]王亚蓉：《章服之实—从沈从文晚年说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6页。

[5]马振凯：《腰带上的艺术—带钩考识》，山东友谊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7页。

[6]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47页。

[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6页。

[8]《汉书·地理志》。

[9]《后汉书·章帝纪》。

[10]〔汉〕王充：《论衡·程材篇》。

[11]〔晋〕左思：《蜀都赋》，《文选》卷六。

[1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13]《汉书·汲黯传》。

[14]参见罗新：《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5]《汉书·丙吉传》。

[16]《后汉书·蔡邕传》。

[17]《后汉书·马援传》。

[18]参见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象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美术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刘文锁：《汉代“胡人”图象补说》，《汉代考古与汉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487—493页。

[19]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0页。

[20]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河南画像砖·图版说明》，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1]《汉书·隽不疑传》。

[22]《后汉书·光武帝纪》。

[23]《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24]《汉书·周勃传》。

[25]赵超：《冠、帻、编发、扁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26]《史记·叔孙通列传》。

[27]《汉书·萧望之传》。

[28]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53页。

[29]《汉书·夏侯胜传》。

[30]参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1]《汉书·武帝纪》张晏注。

[32]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95—303页。

[33]《汉书·酷吏传》。

[34]参见刘德增：《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实即八阵中的方阵》，《文博》1994年第6期。

[35]党焕英：《秦俑服饰及其礼仪初探》，《文博》1995年第3期。

[36]《汉书·刑法志》。

[37]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38]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杨秉才、史宇阔、刘晓华：《咸阳杨家湾汉墓兵俑服饰探讨》，《文博》1996年第6期。

[39]《商君书·农战》

[40]《史记·货殖列传》。

[41]《汉书·食货志》。

[4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4—274页。

[43]《后汉书·独行列传》。

[44]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45]《汉书·徐乐传》。

[46]《西京杂记》卷二《东方朔设奇救乳母》云：“武帝欲杀乳母。”此说误。又《西京杂记》云设计救乳母者乃东方朔。据《史记·滑稽列传》，乃郭舍人。

[47]《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曰。

[48]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28页。

[49]《史记·景帝本纪》。

[50]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51]《汉书·贾山传》曰：“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

[5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53]《后汉书·西羌传》。

[54]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55]参见刘德增：《“左衽”与“左袒式”服装》，《文史知识》2012年第9期。

[5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3页。

[57]《史记·赵世家》。

[58]张国庆、朴忠国：《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59]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165页。

食

汉代庖厨宴饮图（《睢宁汉画像石》）

一　一日两餐

1. 主食

一般人一日两餐。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1]可见一日两餐乃大多数人的食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仓律》也规定一日两餐。第一次进餐在上午八九点钟，曰“朝食”；第二次进餐在下午三五点钟，叫“食”。至唐代，一日三餐才逐渐普及。但在某些地区，如山东东平乡间，迄今仍一日两餐。

收获渔猎画像砖（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成年人的食量，一个月一石五斗至两石。

主食是“五谷”，《汉书·食货志》谓麻、黍、稷、麦、菽；郑玄注《周礼·职方氏》曰黍、稷、麦、菽、稻，无麻有稻。研究者认为：大麻籽虽甘润宜人，但产量低，出油也不高；水稻不仅南方广泛种植，北方种植也渐多。故此，稻取代麻，跻身“五谷”[2]。还有“七谷”之说，郑众注《周礼·大冢宰》谓“七谷”为黍、稷、秫、稻、麦、菽、麦，郑玄注则说是黍、稷、稻、菽、麦、粱、苽。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故此“五谷”、“七谷”有多种说法。

六安王刘庆墓出土的黍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封景帝之子、胶东王刘康少子刘庆为六安王，都六县（今属安徽六安）。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村发现一座大型汉墓，据考墓主为刘庆。墓中出土黍、稻、粟等粮食[3]。

远古以来的粮食加工工具——杵臼仍然使用。杵臼舂米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下。至迟从秦代起，舂米就是罪犯服役的方式之一。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记载，秦代与舂米有关的徒刑有：城旦舂：四岁刑。白粲：三岁刑。城旦司寇：二岁刑。以上三种徒刑，均为女刑。

陶水田（广东佛山澜石大松岗汉墓出土）

水田分为六方，五方田面刻水波纹，一方田面为篦点纹，每方有一俑在劳作。第一方田俑戴斗笠，双手作扶犁状，田里有一犁头；第二方田俑执镰作收割状；第三方田俑坐田埂上作磨镰状，田里有两禾堆；第四方田俑作扶犁状，田里有一犁头，旁有两圆堆；第五方田俑企立，田里篦状纹表示插过的秧苗；第六方田俑作捆稻草状，旁有两禾堆。水田旁边附一小舟。

收获图（四川大邑安仁乡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右端二人执镰割草。左侧四人，其中三人俯身收割；他们身后一人，手提食具、肩挑稻穗，乃送饭之后顺便挑上两捆稻穗回家。

陶磨（陕西渭南征集）

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司空律》记载，城旦舂身穿红色囚服，头盖红色毡巾，施加木械、黑索和胫钳[4]。

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也为我们提供了女囚舂米的案例。

大约在四十一岁那年上，泗上亭长刘邦迎娶吕雉[5]。刘邦起兵后，吕雉和一双儿女留在老家。戎马倥偬，刘邦寂寞难挨。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刘邦率军攻打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虽然战事不利，但刘邦却意外地得到一个姓戚的美女——史称“戚夫人”或“戚姬”。刘邦是如何得手的，今已不得而知。民间传说，戚夫人乳名蓉儿，是戚员外的女儿[6]。今山东定陶县杜堂乡寺后王庄之南，有“戚姬寺”。寺东二百米处，古有戚家寨，传为戚夫人故里。当地传说，戚夫人死后，戚家后裔逃至定陶县杜堂乡大戚庄，改姓“齐”[7]。戚夫人是刘邦的第三个女人，年青美貌，能歌善舞，最得刘邦欢心。第二年，戚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如意。爱屋及乌，刘如意也最讨刘邦喜爱。

戚姬寺（位于今山东定陶县城北）

刘邦不喜欢太子刘盈，意欲废掉他，另立刘如意。此事因众臣的反对未能遂愿，刘如意被封为赵王。吕雉因此对戚夫人和刘如意恨之入骨。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吕雉成了皇太后，疯狂地报复戚夫人，将她剃去头发，戴以枷，穿上赭色衣，一如囚徒，天天让她去舂米。戚夫人悲从心来，边舂边歌，《汉书·外戚传》记其歌曰：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趋炎附势之徒马上将此歌密报吕雉。结果，刘如意被鸩杀。戚夫人更惨，被剁去四肢，挖去双眼，弄哑了喉咙，扔进猪圈——《史记·吕太后世家》说：“使居厕中。”这里的“厕”指猪圈。《汉书·外戚传》说：“使居鞠域中。”“鞠域”，蹴鞠之地。二者孰是？或先在“鞠域”，后被扔进猪圈？今难断言。吕雉说那是一头“人彘”。数日后，“人彘”一命呜呼。

舂米图（四川彭州太平出土汉画像砖）

中间一人正用筛子去除谷糠。左边有杵臼一对。臼石平嵌于地上，横木穿插于杵头，翘杆上有弯弓和扶手，两人以足踏其末端而舂之。

粮食加工作坊（河南汉墓出土）

一长方形、平顶房舍前，一农夫在劳作，旁边蹲着一犬；另一侧有一磨，磨旁有一地碓，一农夫正在舂米。

从“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一句，可以窥见舂米女囚的境遇。

入汉，发明了碓。碓利用了杠杆原理，足踏而舂。及至东汉，出现了利用畜力或水利的舂碓，效率比人力舂碓提高百倍。

另一种粮食加工工具石磨，也开始用马等牵引。

粮食的加工更加精细，依次分为粝米、糳米、毇米。以粟为例，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仓律》记载，一石六又三分之二斗舂成粝米一石，粝米一石舂成糳米九斗，糳米九斗舂成毇米八斗[8]。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

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

宴饮百戏图（河南新密打虎亭二号汉墓出土壁画）

二是煮。崔寔《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大概是煮饼不易消化之故。刘熙《释名·释饮食》提到的各种饼中无“煮饼”有“汤饼”，二者当同饼异名。

三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胡饼”风靡京城洛阳。刘熙《释名·释饮食》曰：“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刘熙，字成国，北海（国治剧县，今属山东昌乐）人，约生于桓帝、灵帝年间。看来刘熙本人没吃过“胡饼”，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漫冱”，《太平御览》引作“漫汗”，意为无边际。汉代文献无法厘清“胡饼”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从后世文献中窥见一斑。《太平御览》卷八十六引《赵录》记载，后赵开国君主石勒是羯族人，忌讳“胡”字，带“胡”字的东西皆改名。他的侄儿、后赵第三位君主石虎改“胡饼”为“麻饼”。据此，“胡饼”上撒有胡麻，可证刘熙《释名》“胡麻着上”乃“胡饼”特征之一。“胡饼”更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烤制，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中有“胡饼炉”之记载，说明“胡饼”是放在炉中烤熟的。东汉末年赵岐避难河间（国治乐城，今属河北献县）、北海，常在市肆贩卖“胡饼”，说明“胡饼”已在民间广为传播。

直到唐代，“胡饼”仍是一种特色美食，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云：

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诗中的“辅兴”指长安的辅兴坊，辅兴坊制作的“胡饼”最负盛名。时为忠州（今属重庆）刺史的白居易，将家中自制的“胡饼”分送万州（今属重庆）刺史杨归厚品尝。

献食陶俑、庖厨陶俑（重庆化龙桥出土）

刘熙《释名·释饮食》还提到“蝎饼”、“髓饼”、“金饼”、“索饼”，说这些饼“皆随形而名之”。

饭，即用黍、稷、麦、菽、稻、粟、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或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粝米也称“脱粟”，最为粗糙，达官贵人食之，被目为俭约。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西汉第一个以儒学起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身食一肉，脱粟饭”。颜师古注：“脱粟而已，不精糳也。”

《西京杂记》卷二《公孙弘粟饭布被》记载了一个故事：

公孙弘做了丞相，故人高贺为门下客。公孙弘给他吃脱粟饭，盖布缝的被子。高贺不满，到处对人说，老朋友当了大官又有什么用？脱粟饭、布被子，我家也有。公孙弘听了，面露愧色。高贺又对人说，公孙丞相里面穿着华贵的衣服，外面套上一件粗麻布衣；在家里偷偷地大吃大喝，表面上却只做一个菜。于是，朝野怀疑公孙弘虚诈不情。公孙弘感慨地说：“宁逢恶宾，无逢故人。”

陶灶（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粥，在黍、稷、麦、菽、稻、粟、麻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粥易消化，尤为老人、儿童所喜食，汉代推行“养老礼”，于仲秋赐老人粥。

刘邦之侄刘信爵封“羹颉侯”。羹，粥也。颉，截取、克扣之意。“羹颉侯”乃克扣饭粥之侯。这个侯名的来历是这样的：

刘邦大哥刘伯早死，其妻与儿子刘信相依为命。刘邦经常到大嫂家蹭饭，有时还带着狐朋狗友一块去。时间一长，大嫂不高兴了。

一天，刘邦和他的朋友刚进门，大嫂就用勺子把釜刮得“吱吱”地响，刘邦的朋友一听，知道人家烦他，转身就走。刘邦上前一看，釜里还有很多粥。刘邦很不高兴，认为大嫂不给他面子。后来刘邦当了皇帝，分封子弟，唯独不封大哥之子。老父刘太公一再劝他，才给侄儿一个侯爵，名曰“羹颉侯”。儿子得到这样一个名称的侯爵，大嫂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2. 五菜

与粮食一样，蔬菜也为果腹之用。许慎《说文解字》“食”部曰：“谷不孰为饥”，“菜不孰为馑”。入秦汉，蔬菜主要是佐餐下饭，充饥的功用已微不足道。据统计，人工栽培的蔬菜有二十多种[9]，其中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蔬菜，号为“百菜之首”，史游编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篇》，也把葵列为蔬菜第一。居延汉简中有一条“治园”的简文，云某亭共种十二畦菜，其中葵占七畦。藿是大豆的嫩叶。薤，一名“鸿荟”，俗称“藠头”，鳞茎叫“薤白”，可食用。

采莲、渔猎图（四川彭州义和搜集汉画像砖拓片）

画面左侧是一片池塘，池内有莲蓬、荷叶，几只水鸟在戏水。一条独木舟上，一人持竿撑船，船头立一只水獭。下面一条独木舟上，一人撑船，一人弯弓欲射，一人俯身采莲。右边为池岸，树上有顽皮的小猴和飞鸟，一人弯弓而射，一鸟中箭欲坠。

陶灶上的萝卜雕塑（摹绘。甘肃泾川水泉寺汉墓出土）

位于泾河北岸的甘肃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乃汉代安定古城旧址，在古城旧址西北部，发现一座东汉早期墓，墓中出土陶灶一件，泥质灰陶，马蹄形，高12厘米、长22厘米，直壁，火门方形通地，灶面上有三火眼，前二后一，各置一釜，釜周有突起的萝卜、蒜头、肉钩，两角有鱼、鳌等饰物。灶面边沿饰菱纹一周。火门面边沿饰模印菱纹、瓶、飞鸟等[10]。

甘肃泾川城关镇水泉寺村出土陶灶上的萝卜雕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萝卜图像。

此外，还有莲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葫芦、菠菜、蔓菁等。

当今最重要的蔬菜之一萝卜，在汉代比较少见，被视为蔓菁的一个品种。

萝卜的起源地有西亚、中国等说法。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11]。周长久、陈惠明先生通过分析“酯酶同工酶”酶谱及萝卜肉质根颜色性状变异最大的地区，发现黄淮平原和山东丘陵一带是萝卜遗传变异的中心，从而推定黄淮平原和山东丘陵一带是中国萝卜的发源地[12]。

《诗经·邶风·谷风》中有“采葑采菲”句，郭璞释曰：“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一般认为《诗经》中的“菲”即萝卜。如此说成立，则此为传世文献中关于萝卜的最早记载。在汉代文献中，萝卜名为“芦菔”、“芦萉”、“罗服”等。王莽新朝皇宫中就种有“芦菔”。地皇四年（23），绿林军拥立刘玄为皇帝，年号“更始”。该年十月，“绿林军”攻破长安城的宣平门，王莽被杀。第三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连年战乱，皇宫中的嫔妃生活凄惨，《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记曰：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

掖庭种植“芦菔”，供帝后、嫔妃等食用。战乱中，这些“芦菔”救了嫔妃性命。

直到汉魏之时，萝卜仍被视为芜菁的一个品种。芜菁，别名蔓菁、圆根、盘菜等。芜菁与萝卜同属十字花科，萝卜部分品种与芜菁的形状很相似，都是圆球状。萝卜被列入芜菁类，如扬雄《方言》释“芜菁”云：“其紫华者谓之芦菔。”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三《蔓菁》始对芜菁与芦菔予以鉴别辨正：“芦菔，根实粗大，其角及根叶，并可生食，非芜菁也。”以研究、注释《齐民要术》著称的缪启愉、缪桂龙先生指出：

贾氏通过细心的观察分析，抓住植物形态、生理、性状等的不同“把柄”，对千百年来混二为一的类似植物，第一个予以鉴别辨正。[13]

石田塘模型（四川峨眉山双福出土）

此后三四百年间，很多人仍然将芜菁与芦菔混为一谈，也有一些人通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了解了两者的区别。如五代时的丘光庭说：“近读《齐民要术》，乃知蔓菁是萝菔苗，平生之疑涣然冰释。”[14]

张骞通西域以后，从西域传入胡荽（香菜）、胡蒜（大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

当时，一个人至少需要薤一百棵、葱五十棵、韭一畦。这是龚遂在渤海郡（郡治浮阳，今属河北沧州）的实践。

龚遂是南平阳（今属山东邹城）人，汉宣帝朝出任渤海太守。渤海郡位于黄河入海口，大部分为齐国故地。龚遂到任后，发现这里的人仍是从前的旧习，奢侈相尚，热衷于买贱卖贵的商业活动，很少有人下田种粮，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汉书·循吏传》记曰：

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

瓜果中最有名的是“东陵瓜”，创出这个品牌的人叫召平，此君秦时是东陵侯，富贵一时。秦亡，他的侯爵也没了，以种瓜为生，种的瓜很有名，人称“东陵瓜”。张骞通西域以后，从西域传入了葡萄、石榴、胡瓜（黄瓜）等。

河南新密打虎亭一号汉墓画像石刻（摹绘）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豆腐》一诗自注中说：“世传豆腐本乃淮南王术。”淮南王是刘邦少子刘长的封邑，朱熹说的是第二代淮南王刘安。刘安爱读书，好鼓琴，对斗鸡、走狗之类没什么兴趣，这在诸王中是很少见的。但他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做了淮南王后，搜罗了数千名文人学士，为他著书立说，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后世称为《淮南子》。他此举不只是想流芳百世，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捞取政治资本。元狩元年（前122），刘安谋反，事泄自杀。从朱熹的自注来看，刘安发明豆腐，只是民间传说。有人找到佐证：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豆腐加工图。也有人提出疑义，认为该画像石刻为酿酒图，指证宋初陶谷的《清异录》始有关于豆腐的记载[15]。

3. 肉鱼

家养的畜类主要有马、牛、羊、猪、狗，既有圏养，也有放牧。西汉第一个以儒学起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今属山东寿光）人，青年时代替人在海边牧猪。河南（今属河南洛阳）人卜式，家富于财，与弟分家，他只要了百余头羊，入山放牧，田宅财物都让给了弟弟。十余年间，羊繁衍至千余头，买田宅，为富人。《隋书·经籍志》著录《卜式养羊法》、《卜式养猪法》各一卷，当系后人伪托。名将卫青，年少时也曾牧羊。

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猪、羊、狗等。西汉开国功臣樊哙，沛县人，以屠狗为业，现代沛县一带还有很多樊哙卖狗肉的传说。

野生的鹿、麋、彘、豺、狼、兔、鼠、豹、獐、狸、熊、虎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在汉画像石刻、砖刻及汉墓壁画中，狩猎的画像很多。

放牧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层峦叠嶂的群山中，林木茂盛，牛、马、羊散布其间；燕雀或在空中飞翔，或在枝头栖息；两位牧人悠闲地坐在山顶上。

陶猪圈（河南洛阳中州路汉墓出土）

猪圈呈长方形，一角有阶梯，拾级而上，围墙宽阔，可以行人，对面通往储物仓房，房为单脊双坡悬山式，房门作方形；左向则通往厕所，内有便池，下通猪圈。猪圈与厕所一体，是汉代常见形式。当时猪圈曰“圂”，与猪圈一体的厕所名曰“溷”。圈内有一陶猪，呈站立觅食状。

玉熊（陕西咸阳新庄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羊圈（河南三门峡南交口汉墓出土）

羊圈四周起墙，前墙偏左开一门。圈后部起硬山屋顶，两面坡瓦垄。圈内伏卧四只羊。

狩猎图（河南南阳英庄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禽园图（四川德阳黄许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陶鸡舍（湖南长沙左家山汉墓出土）

射鸟图（四川大邑安仁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畜类选择上，以小、痩为佳。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指斥达官贵人饮食奢侈：“鲜羔，几胎肩，皮黄口。”[16]意思是宰杀羊羔、乳猪、雏鸟，吃鲜嫩。

屠狗图（山东嘉祥宋山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杀牛曰“椎”，以椎毙之；

杀猪曰“击”，以棒打死；

杀狗曰“屠”，以刀宰杀；

杀羊曰“刲”，以刀刺杀；

鸡是最重要的家禽，此外还有鸭、鹅。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属河北）一天就射杀了六十三只雉。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

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发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

鱼类也是人民嗜好的佳肴。秦汉之时，一个通都大邑一年消费“鲐鲨千斤，鲰千石，鲍千钧”[17]。此时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线钓、网捞等。

网鱼图（四川成都新都收集汉画像砖拓片）

此画像砖为浅浮雕，上端以流畅的线条简略地勾画出远山的轮廓，山前左上角有两只飞鸟，山中有一鹿。画面中部用两条错落的线条简画出山水相接的岸边，岸上左侧有三人持渔具眼望水面向右而行，右边一人肩挑一鱼兜，手提一罐，左向而走。水中刻有鱼、浮鸭等，一艘渔船左向行驶，船头置一鱼筐，船尾渔夫持浆划动，与岸上四人相映成趣。

捕鱼图（山东微山两城乡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在一水榭上，数人凭栏观看，两人在榭亭上坐观。水中一人罩鱼，另一人坐在船上捕鱼。

韩信乞食漂母图（清人绘）

名人中不乏钓过鱼的，如韩信。

韩信是淮阴（今属江苏清江）人，父亲死后，韩信和母亲相依为命，家中一贫如洗。韩信长得高大魁梧，本可凭力气挣碗饭吃，他却什么活都不会干，也不想干。他想到衙门谋个差事，也未能如愿。不过，人们一般不敢惹他，因为他身上总是挂着一把利剑。母亲去世后，那个只能熬点稀粥之类的釜灶，再也不曾冒过炊烟。肚子饿了，就去街坊邻居蹭一顿。他常去的是下乡一个亭长家。时间一长，亭长的妻子就烦了。一天，天刚亮，妻子就赶紧做饭，端给还在床上懒被窝的丈夫，催他快吃，想让韩信扑个空。谁知，偏偏韩信这天早来了一步，正好碰上。亭长的妻子顿时脸拉得老长，也不给韩信盛饭；亭长埋头吃饭，一声也不吭。韩信一看，愤然摔门而去。

饥肠辘辘的韩信做了个鱼钩，跑到淮河岸边垂钓起来。一群妇女正在洗衣服，见他衣衫褴褛，竟还有这分闲情逸致，一问，才知是被饥饿逼到这般境地。一位大娘可怜他，把他领回家，让他吃了一顿饱饭。晋人张华说，大娘的家在泗口南岸。泗口是泗水注入淮水之处。是否可信，今难以断言。这位好心的大娘，史称“漂母”，即漂洗衣服的大娘。从此以后，到了吃饭的时候，韩信就找上门来，大娘也不嫌弃。一日，填饱了肚子后，韩信对天发誓，说日后定当重重地报答大娘的恩德。大娘一听，指着他的鼻子就骂：大丈夫连口饭都挣不到，我是可怜你，才给你口饭吃，还指望你来报答？

肉和鱼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汉昭帝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代表贤良文学说：“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18]也就是说一头猪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家庭正常年景下一年的劳动所得。

乳制品也进入宫廷。西汉皇家马厩中有一个“家马厩”，汉武帝朝更名为“挏马厩”，就是一处乳牛场，负责向宫廷供应乳制品。

烹饪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羹，做肉汤；

炙，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

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

脍，把生肉切细生吃；

脯，做肉干；

腊，把肉烤熟再晒干；

炮，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

菹，腌制瓜菜；

，做鱼酱。

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烹饪方法。每一种烹饪方法还可细分为若干形式，如炙有以下几种：

挤奶图（陕西横山孙家园子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西汉铜烤炉与铁叉（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庖厨图（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汉画像石刻摹绘）

脯炙，在火上烧烤；

釜炙，在釜中烤；

炙，在肉中夹上姜、椒、盐、豉烧烤；

貊炙，将整只动物烧烤。

1967年在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发现了一座东汉画像石墓，上面有一幅“庖厨图”：上方横梁上，系十一个挂钩，分别挂着猪肝、猪腿、猪肉、鸡、兔、鳖、鱼等物品。下有四十二个正在忙碌的厨师、仆役，有椎牛、宰羊、屠狗、杀鸡、切肉、剖鱼、切菜的，还有两三人在酿酒，三个人在一张案上做饼，三四人在一个长方形火盆上烤羊肉串，一人从井中汲水；有捧盘、送菜、端盆、洗碗的；在一个正方形的锅灶上，架着一口大锅，一个人往里放东西，一个人蹲在灶前烧火，另一个人在一旁劈木柴。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场面最宏大、内容最丰富的汉代庖厨图。

4. 调味品

盐是最重要的调味品，号为“食肴之将”[19]；又是生活必需品，“食无盐则肿”[20]。人的发育、生存离不开盐。“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21]。关于汉代人的食盐需用量，根据出土简牍计算，大约每人每月三升。一个通都大邑一年消费食盐约“千荅”[22]，“荅”或作“台”，“瓦器，受斗六升”[23]。

秦始皇统一天下，将盐业收归国有，各地的盐业由郡县的守令管理。秦亡汉兴，开放山林川泽，纵民煮海水为盐。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在实行冶铁官营的同时，也将煮盐收归官府经营，在产盐区设置盐官，统领盐工煮盐。全国计有盐官三十五处，分布在二十七郡。

汉武帝时期郡国盐官分布表

煮盐业集中在三个地区：

一是东部沿海海盐区。从辽东平郭直至苍梧高要，东部沿海地区有盐官十九处。在这个地区中，环渤海区又独占十六处。这个煮盐区为海盐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盐来自这一地区。

二是北部边郡池盐、石盐区。从雁门楼烦、太原晋阳往西，直到陇西，北部边郡区有盐官十一处，这个煮盐区是利用分布在这一带的盐池煮盐，或煮含盐的土石为盐。

三是西南井盐区。井盐分布在今四川和云南北部一带。设置在这一带的盐官有五处。

王莽末年，在废止冶铁官营的同时，也宣布放弃官营煮盐。入东汉，官府仍经营部分盐业，也准许私人煮盐。

盐井图（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汉画像砖）

盐场坐落在山峦重叠、树木茂密的深山中。从山林中的飞禽走兽、猎人张弓追射，以及豹子奔逃、鹿獐惊惧回顾的状态，可以看出那是人迹罕至的地区。井上有高架，架上安置辘轳，用以转动系在绳上的吊桶。架分两层，每层对立二人，奋力提起盐水注入架右侧盆内，然后利用枧筒引流，经山溪流至煮盐灶旁的盐缸内，最后放入盐锅熬煮。灶上有盐锅五口，灶门前一人摇扇以助火力。可以看到柴薪燃烧的熊熊火焰，灶后有通气的烟囱。山麓上二人，背盐包而行。

秦汉时期，海盐的制作方法仍然是煮。考古发现表明，先秦时煮盐的基本流程如下：

制盐原料为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从井内取出卤水后经卤水沟流入沉淀池过滤、沉淀，卤水在此得到初步蒸发、净化，再流入蒸发池内风吹日晒，形成高浓度的卤水。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碳酸镁钙析出，卤水得到了纯化。盐工将制好的卤水放入盐灶两侧的储卤坑。在椭圆形和长方（条）形灶室上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置放盔形器。在工作间内点火，往盔形器内添加卤水，卤水通过加热蒸发后，再不断向盔形器内添加卤水。煮盐过程中还要除去撇刮出来的碳酸钙、硫酸钙、碳酸镁等杂质。盐块满至盔形器口沿时，停火。待盐块冷却后，打碎盔形器，取出盐块。[24]

酿酒或制酱陶塑（广西贵县东湖新村汉墓出土）

灶呈长方形，前有火门，后有烟囱突出。灶面上三眼，各置一釜，灶旁置两缸。五俑在操作。两俑在釜旁，两俑在缸边；灶门前一俑跪伏于火门前作添柴状。研究者认为，从陶灶及五俑劳作情况来看，当为酿酒或制酱[25]。

至秦汉，使用的工具有所改进，如煮盐的工具由盔形陶器改进为“盆”——大铁锅，有的“盆”容量达二十五石、重三百五十斤。但是，基本流程没有大的变化。

盐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调味品是酱。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遣策》中，有“肉酱”、“爵酱”、“马酱”。“爵酱”是麻雀肉制作的，“马酱”是马肉制成的。此外还有“酱”，如果没有冠以“肉”、“爵”、“马”等定词，单称“酱”，就是豆、麦等发酵制成的面酱。研究中国饮食的专家说：

令人费解的是，似乎秦始皇还不知道豆酱是什么味道，可到了汉武帝时代，制酱业勃然兴起，竟与酿酒业并驾齐驱，成为重要的食品业了。[26]

说秦始皇不知豆酱味道，不符合历史事实，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规定爵为不更、簪枭的出差，每餐供应酱半升；御史的下属出差，每餐供应酱四分之一升。不过，酱在西汉蓬勃发展则是事实。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都大邑，一年销售酱“千缻”，收入可比千户侯。

此外，调味品还有醓（醋）、豉、曲、糖、蜜、姜、葱、桂皮、花椒、茱萸等。

二　从曲突徙薪说起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

陶灶（湖北荆州谢家桥汉墓出土）

灶底边为不规则弧形，顶边较平直，挡板斜倾且在上部凸出烟道，烟道的折端立一罐形烟囱，罐的肩腹部对称透戳四个三角形烟孔。一个梯形落地灶门，三个圆形火眼上置釜两件、钵一件。

曲突陶灶（江苏铜山汉墓出土）

该陶灶灶身呈长方形。灶门为拱形，前有凸出的地台，两侧各有高出的平台，平台外侧中空。后端有曲尺形挡火墙和曲尺形烟囱。烟囱顶盖为四面坡形，四面有镂空的小出烟孔，并阴刻菱形、三角形纹。烟道为方柱形。烟囱为分制而成，一端插进灶体的烟孔内。灶上设两火眼，前置釜、甑一套，后置一釜。釜为窄平沿，鼓腹，平底，腹两侧有对称的钮状系，系内穿环。甑为宽平沿，敞口，斜腹壁，平底，底部有七个圆形小箅孔。灶体内部有两个火眼，中间有隔墙，亦设一拱形火门。

绿釉陶灶（山东高唐固河汉墓出土）

灶呈长方形，前部开火门，上有两罐、一套釜甑。灶后的管状烟囱呈弯曲状。

《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

桓宽《新论·见征》将这个故事记到齐人淳于髡名下：

淳于髡至邻家，见其灶突之直，而积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灾。”即教使更为曲突，而远徙其薪。灶家不听。后灾，火果及积薪而燔其屋。邻里并救击，乃灭止，而亨羊具酒，以劳谢救火者。曲突远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饮饭。智者讥之云：“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

“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

燃料主要是柴草，自己割拾，或从市上购买。木炭的使用已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被称之为“石墨”、“石炭”的煤，在个别地方，可能也已作为燃料。

在灶上烧饭谓之爨。

铜釜甑（江苏徐州羊鬼山汉墓出土）

铜釜直领，圆鼓腹，圜底。釜上部有对称鼻钮，各穿一圆环，腹中部有长方形扁平鋬四个。铜甑侈口，平折沿，径稍内束，腹部斜直下收，腹上有对称鼻钮，各穿一环。甑底部有圆形箅，箅上有孔。

蒸饭使用釜、甑、盆组合。釜在下，敛口；釜上放甑；甑内置箅，食物放在箅上，甑底有一至七孔，以便釜中的蒸气涌入；甑上以盆为盖。

煮食物用大口釜、镬。镬常用以煮肉，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镬，口沿刻有“中山内府铜镬，容十斗，重丗一斤”铭文，实测容量为18.57公升。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

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魁，盛菜的盘，夹菜的箸，喝羹的匙，挑肉的匕，盛酒的卮、耳杯等。

箸有骨、竹、木和铁等质料。进餐用箸已成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在饮食的卫生方面，秦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写道：

第10世纪的西班牙贵人请客的时候，富丽堂皇的桌布铺在桌子上，杯盘满列，山珍海味一道一道上来。可是没有叉，爵爷也罢，方丈也罢，吃那些鳟鱼、羊肉、鸡肉全得借助五指将军。[27]

庖厨图（四川彭州义和搜集汉画像砖拓片）

上端为四阿式屋顶，室内左边两人端坐于长案后，准备菜肴，其身后一架，挂生肉三块；右边为一长方形灶，灶上置一釜一甑，一人立于灶前，伸手在甑上操作。

漆耳杯（湖南长沙望城坡汉墓出土）

玉耳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若要难为某人，方式之一就是给餐不给箸。

庖厨图（山东嘉祥宋山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灶上置釜甑，一人烧灶，一人在盆中劳作，一人汲水，一人屠狗，两人剖鱼，食架上挂着猪腿、猪头、鸡、兔、鱼等食物。

庖厨图（四川彭州义和搜集汉画像砖）

左边两人席地坐于长案之后，持刀作切割状。案后竖一架，上挂腿肘两块，生肉一块。右边三脚架支一大釜，釜下架木柴，一人端坐釜前，持扇扇风助火。身后四案重叠，上置碗、筷等食具。

庖厨俑（山东高唐固河汉墓出土）

陶俑头戴帻，身穿交领右衽袍，端坐案前，卷袖露臂，右手握刀切物，案下置盆。

庖厨俑（重庆江北向阳汉墓出土）

陶俑内穿圆领衫，外着右衽宽袖长袍，腰束带，头饰三花。胸前一案，一手托案，一手抬起。案上有猪头、猪蹄、羊头、狗头、糕饼、竹笋等十九种美味。

周亚夫画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周亚夫的厄运就是从无箸开始的。

周亚夫乃开国元勋周勃之子，一代名将。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六个诸侯王反叛，景帝以周亚父为太尉，统兵平叛。第五年，景帝又拜周亚夫为丞相。周亚夫乃勋臣之后，平叛又立大功，颇为自重，往往不按景帝旨意行事，景帝大为恼火，周亚夫遂托病辞职，景帝顺水推舟，准了他的辞呈。

景帝还想警告一下周亚夫。一天，景帝特诏周亚夫入宫，赐他御膳。周亚夫一看，只有一大块肉，再无别的食物，连箸也没有，心中顿时火起，回头叫尚席拿箸。景帝两眼盯着他，忽而大笑，道：“此不足君所乎？”孟康解释景帝此语之意为：难道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周亚夫免冠谢罪，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景帝目送他出去，自言自语：“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担心太子刘彻以后难以驾驭，欲剪除之。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买了工官尚方甲楯五百件，作为日后老父的随葬品，这是违法的，被人检举。事关周亚夫，负责此案的官员责问周亚夫，周亚夫闭口不言。景帝闻讯大怒，诏令逮捕周亚夫下狱。周亚夫不甘受辱，欲自杀，被他的夫人劝阻。廷尉喝问：“君侯欲反邪？”周亚夫道：“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廷尉摸透了景帝的心意，说：“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28]必欲将他置之死地。周亚夫愤懑难平，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在某些场合某些人中，仍有用手抓饭菜者。

放置饭菜用的“案”，长方形，四边起沿，有陶、漆、铜等质地。

举案齐眉图（清末民初费惠临绘）

《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一个“举案齐眉”的故事，历史上传为美谈。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平陵乡西北）人。梁家家道中衰，梁鸿好学不倦，博览群经；高风亮节，为人称颂。

一些有权或有钱人家，慕他高节，欲以女妻之，梁鸿谢绝。

同县孟氏有女孟光，体胖肤黑貌丑，力能举臼，年过三十岁还未嫁人。父母问她择偶标准，她说梁鸿是偶像。梁鸿闻而聘之，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闲暇时，咏《诗》、《书》、弹琴以自娱。

章帝闻悉，派人请梁鸿出山，梁鸿与孟光远走齐鲁之间。

端案的侍女（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不久，夫妇两人至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住在名门皋伯通的廊屋之下，替人舂米以糊口。每天回家，孟光都为梁鸿准备饭菜，她不敢抬头直视梁鸿，将案举得和眉毛一样高，夫妻相敬如宾。皋伯通发现后很惊讶，说：“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请他们入家而居。不久，梁鸿病逝。

三　一日四餐的皇帝

皇帝一日四餐。《白虎通义·礼乐》记曰：

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暮］，食太阴之始也。

平旦，太阳跃出地平线时；昼，中午时分；晡，午后三时至五时；暮，日落之时。在皇帝的陵园中，仿陵寝设置寝殿，宫女们像侍奉活着的皇帝一样铺被枕、具盥水、陈御器，一天四次上膳。这也为皇帝一日四餐提供了一个佐证。

少府属官中，有一批专门负责皇帝饮食的官吏：

太官令：负责饮食。有四丞：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水果。

汤官令：负责饼饵。

导官令：负责择米。

庖人长：负责宰割。

皇帝的御膳都吃什么，今已不可得知，传世文献中仅有零星记载。

东汉第九位皇帝质帝刘缵喜欢吃煮饼。

永熹元年（145），三岁的小皇帝刘炳病亡，把持朝政的大将军梁冀拥立勃海王刘鸿的儿子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刘缵之所以为这位权臣所青睐，是因为他年仅八岁，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质帝虽幼，却极聪慧，小皇帝逐渐明白自己不过是梁冀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他对此处境极为不满。第二年（146）六月的一天，质帝朝见群臣，看见梁冀那副嚣张的样子，便冲他说道：“此跋扈将军也！”[29]梁冀没想到自己亲手扶上帝位的质帝竟如此忌恨自己，担心小皇帝长大掌权找他算账，遂把毒药搀进质帝的御膳煮饼里。质帝食后，中毒而死。

东汉第十一位皇帝灵帝喜欢吃“胡饼”。

灵帝刘宏十二岁那年从解渎亭侯一步登天，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掌控朝政，他们口含天宪，为非作歹，灵帝不过是个傀儡，但他对此处之泰然。他常常对人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30]张常侍者，宦官张让也；赵常侍者，宦官赵忠也。宦官竟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对权柄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交给宦官把持着。

宴享图（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这位天下至尊喜欢什么呢？他喜欢的东西令人大为惊讶：买田宅。刘宏原是个侯爵，家境不丰。被迎立为皇帝后，富有天下，他不敢相信，觉得还是应当像做解渎亭侯时那样，置买点田地房宅。于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还剩下一些，就分别寄存在宦官们的家里，一家存上几千万。除了置买田宅外，他便想着法子玩，他用四匹驴驾车，躬自操辔，在御苑驱驰，玩得很开心。达官贵人竞相仿效，一时间，驴子备受青睐，身价暴涨，一匹驴子的价格等于一匹马的价格，达二百万钱。他给狗戴上进贤冠——文官之冠，佩上绶带，逗着它们玩。有一只戴冠佩绶的狗跑进大司徒府，见之者莫不惊诧。他又异想天开地在后宫中设置了一个市肆，让宫女们贩卖物品，互相盗窃争斗。他脱去皇袍，换上商人的服装，在市肆中饮宴取乐。

灵帝最喜欢吃的是“胡饼”，上行下效，京城洛阳的达官贵人皆以“胡饼”为美味。

煮饼与“胡饼”乃大众食品。当然，皇帝吃的煮饼与“胡饼”更为精细。皇帝的御膳，民众是难以企及的。即使在冬季，皇帝也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汉书·循吏传》记曰：

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

太官有专门的菜园，冬季葱、韭等蔬菜照常生长，其生产方式有类今天的温室。

四　贵族菜谱

王公贵族一日三餐。他们的饮食虽不及皇帝，但也极为丰盛。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墓，出土了记载随葬品名称和数量的《遣策》竹简三百一十二枚，其中菜谱一项共有八十九品，分为十二类：

1. 羹二十四品，分为三种：一是肉羹，计有牛肉羹、羊肉羹、鹿肉羹、猪肉羹、乳猪肉羹、狗肉羹、野鸭肉羹、野鸡肉羹、鸡肉羹九品；二是肉米羹，计有牛肉稻米羹、鹿肉鲍鱼笋稻米羹、鹿肉芋头稻米羹、鹿肉豆子稻米羹、鸡肉瓠瓜稻米羹、鲫鱼稻米羹、鳜鱼藕鲍鱼稻米羹七品；三是肉菜羹，计有狗肉芹菜羹、雁肉芹菜羹、鲫鱼藕羹、牛肉蒿叶羹、牛肉茭白羹、猪肉蒿叶羹、牛肉苦菜羹、狗肉苦菜羹八品。

2. 精肉三品：鱼腹肉、牛里脊肉、鹿里脊肉。

3. 肉脯五品：牛脯、鹿脯、羊脯、兔脯、牛百叶脯。

4. 烤肉十一品：烤牛肉、烤牛肋肉、烤牛里脊肉、烤狗肉、烤狗肝、烤猪肉、烤鹿肉、烤鸡、烤腿、烤胃、烤麻雀。

君幸酒”漆盒（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此为存放耳杯的漆盒，盒中装有“君幸酒”耳杯七个，出土时六耳杯顺叠，一耳杯反扣。

龙纹竹雕漆勺（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勺斗用竹节制成筒形，斗内髹红漆，外壁黑漆为地，彩绘几何纹和柿蒂纹。长柄也为竹胎，用透雕、浮雕手法，精雕编辫纹和龙纹，龙身绘黑漆，龙爪和鳞描红，张口吐舌，扭动身躯，向前奔爬，栩栩如生。

5. 鱼干三品：鲫鱼干、鲤鱼干、鲰鱼干。

6. 涮肉四品：涮牛肚、涮牛脾牛心牛肺、涮乳猪、涮鸡肉。

7. 生肉四品：牛脍、羊脍、鹿脍、鱼脍。

8. 大块肉四品：牛肉、狗肉、猪肉、羊肉。

9. 蹄膀四品：牛蹄膀、猪蹄膀、狗蹄膀、羊蹄膀。

10. 熬肉十五品：熬猪肉、熬兔肉、熬天鹅肉、熬鹤肉、熬野鸭肉、熬雁肉、熬野鸡肉、熬鹌鹑肉、熬鹧鸪肉、熬鸡肉、熬麻雀肉、熬牛肉、熬牛油、炖牛蹄、熬牛肉汤。

11. 酱十一品：鱼肉酱、兽肉鱼肉酱、鱼酱、肉酱、麻雀肉酱、带骨肉酱、黄麖肉酱、甜酱、马肉酱、鲂鱼酱、豆酱。

12. 鸡蛋一品。

此外还有调味品、饮料、果品和粮食等若干。

人们解剖了辛追的尸体，在她的食道、肠胃里，发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

五　酒宴

1. 丰邑：酒在乡村

江苏省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黄淮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绿树下，一栋栋红瓦房鳞次栉比。街头巷尾，荷锄执镰的农民来来往往。

这里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

金刘寨村，秦朝属于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

泗水郡郡治相县（今属安徽），沛县县治今江苏沛县。邑，自然村落。丰邑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落，分为若干里。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刘邦的家世曰：“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与“媪”是对老年男、女的尊称，顾颉刚先生说，“太公”、“刘媪”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老太爷”、“刘老太太”[31]。刘邦父母的名字，司马迁应当了解，但当他撰写《史记》时，已经没有人敢直呼他们的名讳。时间一长，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就没人知道了。于是，有好事者说刘太公名“煓”，或曰应名“执嘉”；刘媪姓温名“含始”云云[32]。拙著沿用司马迁的笔法，且称他们为“刘太公”、“刘媪”。

彩绘云纹漆钟（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出土时内存酒渣）

刘太公有四个儿子，刘邦排行第三。老大叫刘伯，老二叫刘仲。刘邦初名“季”，即位后改名“邦”。他们都是刘媪所生。刘邦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刘家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按照中国现代史上的家庭成分划分，翦伯赞先生完稿于1943年的《中国史纲》（第二卷）把刘太公划为“小地主”[33]，以后的研究者大多作如是观。刘太公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史称他的爱好是：“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34]酒是刘太公的一大嗜好。

在民间，娶妻生子、待友会客都离不开酒，故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的说法[35]。刘邦出生那天，中阳里卢家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绾。卢绾之父与刘邦之父是好友，两家同日生子，邻里持羊酒相贺。及长，刘邦与卢绾一同读书学字，成为最要好的伙伴，邻里复贺以羊酒。

刘邦长大成人，颇具乃父之风，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没有钱就从王媪、武负两户酒家那里赊酒，年终也没钱还人家，他是亭长，王媪、武负又不敢不赊给他。于是，两户酒家自圆其说，说那刘邦喝醉以后，倒在那里“呼呼”大睡，上面隐约出现一条龙。这是个贵人，岂能要钱？

丰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酒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特别是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其他村落的情况大致同此。

汉初经济残破，粮食匮乏，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和防止“不轨之徒”聚众闹事，政府曾颁布过禁酒令：一是禁止民间私自酿酒，二是禁止聚众饮酒，并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饮，罚金四两。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发展，酒禁渐松。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即废止禁酒令，民得买卖。

酒店图（四川成都新农出土汉画像砖）

酒店为歇山式屋顶，屋前垒土为垆，垆内放置三个酒瓮，瓮口似有管与垆面相通。垆的后侧有一酿酒的大釜，一人衣袖高挽，左手靠于釜旁，右手在釜内操作，其右一挽髻女子似在指挥。屋的后壁上，挂有两个壶状容器。屋外一人作观状。左面上端有一人，身着短衣裤，双手推着载有方形容器的独轮车离去。其下一人，肩挑酒瓮，回首后顾。

天汉三年（前98），汉武帝颁布了一项诏令：“榷酒酤。”[36]这项专卖政策具体实施的情况，《史记》、《汉书》均无明文记载，我们可以从郑玄《周礼》注文中得到一点信息。郑玄多以汉法注《周礼》，在他的注文中，保留了不少有关汉代制度的宝贵材料。《周礼·酒正》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郑玄注曰：“式法，作酒之法式。”“授酒材”，即“授酒人以其材”。又云：“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酿之。”所谓“以公事作酒”，即是指私营酿酒作坊为官府酿酒。“使自酿之”，即是指私营作坊自行组织生产。根据这段注文可知，“榷酒酤”是由官府供给私营作坊谷物、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格式，具体生产则由私营作坊分散独立经营。因为是“以公事作酒”，产品自然要上交官府，官府对私营作坊支付一定报酬。这样，官府虽不垄断生产，却控制了全部产品，实行专卖。

角形玉杯（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酒榷政策实行了十七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除京师外，罢郡国酒榷。汉代的酒榷，对后世的酒业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元三代都曾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过酒榷制度。

2. 田蚡婚宴与饮酒礼仪

有客人来，要宴请；举行婚礼，也要大办宴席。

汉武帝朝的丞相田蚡，就有一场著名的婚宴，司马迁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不惜笔墨叙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次婚宴上，与会宾客发生争斗，导致窦婴、灌夫两位著名人物被杀。

鎏金朱雀纽铜钟（陕西西安枣园西汉墓出土，内有26公斤美酒，翠绿清澈，酒香浓郁，是迄今为止所知保存最好的古酒。玻璃瓶内为出土酒液）

田蚡娶燕王刘嘉之女为夫人。这是一起政治联姻，汉武帝的母后王娡是牵线人。王娡是槐里（今属陕西兴平）人，其母臧儿嫁给槐里王仲，生下了一男二女，男名王信，长女王娡、次女王儿姁。不久，王仲罹病身亡，臧儿又改嫁长陵（今属陕西咸阳）田氏，生有两子，一名田蚡，一名田胜。同母异父的弟弟大婚，王娡太后下诏要求列侯宗室前往田府祝贺。

魏其侯窦婴是观津（今属河北武邑）人，文帝母后窦氏之侄。武帝君临天下的第二年六月，以体弱多病为名罢免了丞相卫绾，任命窦婴为丞相；又重新设置了废止多年的太尉，给了田蚡。当时，窦婴、田蚡等联袂掀起一次尊儒活动。不久，在窦太后的干预下，尊儒活动的尝试失败，窦、田二人俱被免职。窦婴失势，仅保留侯爵，赋闲于家。田蚡却靠着姐姐王娡太后的地位，于建元六年（前135）六月复出为丞相。公卿大臣趋炎附势，纷纷向田蚡大献殷勤，而窦府门前车马稀，只有一个灌夫还念旧情，不时造访，给窦婴一点宽慰。

灌夫字仲孺，颍阴（今属河南许昌）人。本姓张，其父张孟是颍阴侯灌婴的门客，得到灌婴的提拔，官至二千石，遂冒姓灌。吴楚七国反叛，灌婴之子灌何以将军身份参加平叛，任命灌孟为校尉，灌夫率千人在老父手下冲锋陷阵。灌孟战死，按军法，父子俱从军，一人战死，另一人可扶丧归家。灌夫不肯归家，披甲持戟，奋臂怒吼：“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军中数十名敢死之士响应。及出壁门，那些敢死之士胆战心惊，莫敢向前，只有两人及家奴十余人随灌夫杀入敌阵，直扑吴军大将麾下。灌夫身负重伤十几处，最后只剩下一名随从。不久，又请战，灌何恐他战死，报告太尉周亚夫，周亚夫不准他再战。灌夫从此扬名天下，官至燕国国相，犯法失官，家居长安。灌夫粗犷刚烈，一诺千金，家产数千万，豪杰大猾出入其门，每天都不下数十人。

宴饮百戏图（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画像砖）

灌夫经常出入田蚡府门，是田蚡的座上客。

一天，灌夫又来到田蚡府上，寒暄过后，田蚡提议去看望一下赋闲在家的窦婴。窦婴是三朝老臣，窦氏外戚之领袖，虽然失官，但在列侯宗室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田蚡知道灌夫是窦婴的朋友，欲通过灌夫之口结好于窦婴。灌夫当真，约田蚡次日一早就去窦婴家，然后高兴地去通知窦婴。

窦婴仕途失意，很是苦闷，听说田蚡要来拜访，自是高兴万分，马上与夫人置酒买肉，又连夜把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饭菜，一早就派人去门口等着迎接田蚡。

谁知，直到日中，也不见田蚡的身影。

灌夫心中不快，亲自驾车去迎接，到了田蚡家一看，田蚡还在床上睡懒觉——他昨日仅是一句戏言，根本无意前往。灌夫不无火气地说：“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田蚡搪塞，说他喝醉了，忘了这件事，遂起身前往。上路以后，田蚡磨磨蹭蹭，灌夫愈怒。

到了窦府，三人饮酒，酒酣，灌夫起舞，田蚡未还礼，灌夫出言不逊，窦婴见状，急忙把灌夫劝离酒席。灌夫走后，田蚡与窦婴畅饮至夜，尽兴乃去。

窦婴接到王娡太后旨意，约灌夫一同参加田蚡婚礼，灌夫说：“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

“事已解。”窦婴劝道。

于是，灌夫与窦婴一同前往。

田蚡置酒款待客人。酒宴开始，田蚡敬酒。敬酒曰“寿”。田蚡官居丞相，又是帝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他敬酒时，众人为表示恭敬，皆避席，伏身谢。待到窦婴敬酒，只有他的故旧避席伏身，其他人只是“半膝席”，如淳注曰：“以膝跪席上也。”当时席地而坐，双膝着席，上身挺直，臀部压在脚后跟上。“半膝席”，即欠了欠身子而已。灌夫不悦，起身敬酒，敬至田蚡，田蚡欠身说：“不能满觞。”当时饮酒之礼，以喝光为敬。灌夫不快，嘻曰：“将军贵人也，属之。”属，《汉书·窦田灌韩传》作“毕”，喝光之意。田蚡不肯。行酒至临汝侯灌贤，灌贤正与长乐卫尉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灌贤乃灌婴之孙，于灌夫为晚辈。灌夫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见灌贤不以为礼，遂骂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

豪门大宅前，车水马龙（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田蚡道。

“李将军”指未央卫尉李广，一代名将。田蚡移花接木，又给灌夫树了一个敌人。灌夫中计，曰：“今日斩头穴匈，何知程、李乎！”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窦婴见状，急忙拉灌夫离去。

一场婚宴，不欢而散。田蚡不肯善罢甘休，在太后王娡的干预下，灌夫被诛灭全族，窦婴被判弃市。

3. 宫廷酒宴上的政治斗争

宫廷宴会极为频繁，且往往夹杂政治事件、权力之争。

且举吕后召集的一次宴会为例。

刘盈死后，他的一个嫔妃生的儿子被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行使皇帝的权力。三公九卿都是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吕后虽贵为太后，但大臣们未必俯首帖耳，吕后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力量。她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娘家人。于是，吕后册封诸吕为王侯。

饮酒歌舞图（山东东平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第二年（前186），吕后召齐王刘肥之子刘章入宫宿卫，封他为朱虚侯，又以侄儿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又召刘章之弟刘兴居入宫宿卫，封为东牟侯。在刘氏皇族中，刘章兄弟成为吕后和诸吕最忠实的盟友。

当时，刘章二十岁，血气方刚。此人极有心计，他一方面与众兄弟拥戴吕后与诸吕；另一方面，又借吕后给他的权势打击诸吕。一次他入侍饮酒，吕后命他为酒吏。在这次酒宴上，他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曰：

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

庭院、宴饮、百戏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此庭院为一所单进院落，庑殿正房内，两位头戴冠帽、着红袍的男子坐于案后交谈，旁跪一侍女，身着红衣裙，头戴宽沿黑帽，帽侧插翎，两鬓长发下垂。东侧廊内有两人抚琴、舞蹈。西侧廊内跪一侍女。院内左侧有鼎、敦、案。屋宇台阶下有一案，上摆食物。院内有七人表演抚琴、击鼓、杂耍等，并有耳杯等散布其间。

酒吏，即监督饮酒之人。这场酒宴按军法行酒，谁人不从，按军法处置。一个吕氏子弟不胜酒力，弃酒而逃，竟被刘章追斩。此次事件之后，诸吕无不忌惮刘章。

袁盎画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如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刘武入朝，景帝大设家宴，与母后窦氏、刘武及其他宗室子弟、外戚畅饮。当时，汉景帝还未立太子，一时高兴，又有些醉意，对刘武说：“千秋万岁之后传于王。”[37]刘武惊喜万分，连忙拜谢。这正是窦太后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她疼爱小儿子刘武，一心想让他承嗣大位，一听此话，喜不自胜。谁知，娘家侄儿、时官居詹事的窦婴却当头泼了她一盆冷水，他起身离席，端着一杯酒跪献景帝，朗声道：“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38]汉景帝自悔失言。窦太后恨死了这个侄儿，窦婴本嫌詹事官卑职微，见惹怒了窦太后，也就托病辞职。窦太后还不肯善罢甘休，下令收回他出入宫禁的凭证——门籍，才解去一点心头之恨。

第二年，汉景帝立刘荣为皇太子。仅过三年，刘荣就被废黜。

此时，刘武恰来长安朝贺，窦太后在长乐宫设宴，与汉景帝、刘武畅饮，说些家常话，其乐也融融。窦太后见时机成熟，援引“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为例，劝说汉景帝立刘武为嗣。景帝已有三分醉意，一时没弄清母后的意思，又不能不答复，便说：“诺。”太后与刘武皆大欢喜。

出了长乐宫，凉风一吹，汉景帝酒醒了大半，顿觉大事不妙。恰在此时，离职在安陵（今属陕西咸阳）家中休养的大臣爰盎风尘仆仆赶来长安。他是听到窦太后想立刘武的风声赶来上书谏阻的。景帝召见他和几个大臣，问他们太后此言是什么意思？

窦绾墓出土的彩绘陶盘

爰盎说这是要求立梁王为嗣。

景帝内心里实不愿把大好江山传给刘武，但母命难违，让他进退两难。爰盎等人十分体谅景帝的处境，遂自告奋勇，去谏说太后。到了长乐宫，行过礼后，他们以历史教训为例，述说立弟之祸。

窦太后虽爱子心切，却不敢拿汉家江山当儿戏，只得作罢。

前元七年（前150），汉景帝诏立刘彻为皇太子，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远在梁国（国治睢阳，今属河南商丘）的刘武闻讯，恼羞成怒，重金招募十几个杀手去刺杀坏他好事的爰盎。刘武志在必得，准备了十几批杀手，先派一人去，不成，就再派一个。第一个杀手到了关中，问及爰盎，人人都赞不绝口，不忍下手，前去谒见爰盎道：“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39]爰盎有些害怕了，去找人卜筮如何躲过这场灾难，回来时在安陵城门外被第二个杀手刺死。

刘胜墓出土的彩绘陶卮

4. 刘胜：乐酒好内

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封为中山王。《史记·五宗世家》与《汉书·景十三王传》给刘胜的评语是：“乐酒好内。”也就是说，此君有两大嗜好：美女与佳酿。赵、中山一带出美女丽人，《汉书·地理志下》说：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刘胜嫔妃众多，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子女，其中一子名刘贞，他的后裔中出过一个名人，即三国蜀汉皇帝刘备。

窦绾墓出土的鸟篆文青铜壶

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城西南约二公里的陵山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考古工作者随即进行了发掘。该墓为洞室墓，全长五十一点七米，最宽处三十七点五米，最高处六点八米，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后室等组成。墓中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金缕玉衣”。经考证，这是刘胜之墓。在距刘胜墓一百二十米处，又发现了一座大型洞室墓，从墓中出土的铜印上得知，墓主叫“窦绾”，字“君须”，是刘胜的王后[40]。

刘胜夫妇墓葬出土文物，为刘胜“乐酒”提供了证据。

刘胜墓出土了十六个高六十六至七十六、腹径六十六厘米左右的陶酒缸，有的陶酒缸仍然可见朱书“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甘醪十石”等字样，出土时陶酒缸上仍有酒蒸发后留下的痕迹。窦绾墓出土了十七个陶酒缸，通高七十至七十五、腹径五十二至六十一厘米，有的上面朱书“稻酒十一石”、“黍酒十一石”，缸内尚存有酒蒸发后的残渣。据估量，两墓三十三个陶酒缸可盛酒一万多斤。

刘胜夫妇墓还出土了很多酒器，如壶、钫、钟、罍等青铜酒器，樽、卮、耳杯等漆酒器。在一件青铜器壶上，饰有错金银鸟篆韵文，大意是：

心情美好，聚会欢饮，
既是盛况，又有佳味。
美食可口，充润血肤，
延年益寿，万年有余。[41]

由此可见刘胜夫妇是多么嗜好美酒佳酿。

5. “酒徒”陈遵

汉宣帝像（选自明王圻、王思义辑《三才图会》）

“酒徒”一词出自陈留高阳（今属河南杞县）人郦食其之口[42]，只是他如何嗜酒，没有留下记载。不过，汉代对“酒徒”持否定态度，则是无疑。王充《论衡·语增篇》说：“酒徒，非圣人也。”王符《潜夫论·断讼》则说：“酒徒，无行之人。”

《史记》、《汉书》中最有名的酒徒是陈遵。

陈遵字孟公，杜陵（今属陕西西安）人。祖父陈遂，汉宣帝刘询少年时的伙伴。

刘询是汉武帝皇太子刘据的嫡孙。当年刘据举兵反，兵败被杀，刘据的良娣（嫔妃名）史氏，史氏的儿子刘进（号史皇孙），刘进的妃子王翁须，也全部被杀。刘进的儿子刘询，出生仅数月，也被投进大牢，廷尉监邴吉可怜他无辜，就找了几个女囚偷偷加以照看，体弱多病的刘询存活了下来。刘询四岁那年，武帝病重，一些方士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杀了那些犯人才能祛病。武帝诏准。深夜，刽子手来到关押刘询的牢房，邴吉拦住了他们，刘询侥幸逃过一劫。对这段历史，邴吉一直三缄其口，刘询登基多年，才从他人口中得知。

壶关县（今属山西屯留）三老令狐茂和刘邦长陵的郎官田千秋上疏为刘据申冤，武帝赦免刘询，诏令掖庭养育。刘询虽然获得了皇族宗室的身份，但一直生活在民间。长大成家，妻子许平君，是暴室啬夫——掖廷令之下一个负责纺织事务的小吏——许广汉之女。

陈遂是刘询少年时代最要好的伙伴之一，与刘询赌博，屡输，无钱付赌债。

昭帝暴病而亡，无子，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登基才二十七天，霍光就上书上官皇太后，要求废黜他。霍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刘贺淫乱，其实是刘贺重用昌邑国旧吏，招致霍光不满。

废了刘贺，霍光迎立势单力薄的刘询为帝，是为宣帝。

宣帝起用昔日好友陈遂为官，稍迁至太原（郡治晋阳，今属山西太原）太守。宣帝想起当年与陈遂赌博情形，赐陈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对皇上的玩笑，陈遂答以“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43]云云，拒付过去的赌债。陈遂做过几任地方最高长官，官至九卿之一的廷尉。

陈遵是陈遂之孙，相貌魁梧英俊，赡于文辞，书法极佳，然放纵不拘，嗜酒好饮，《汉书》将他列入《游侠传》。汉哀帝朝，他在大司徒府西曹任职，经常酗酒误事，西曹掾给他记过一次。有人报告陈遵，他不以为然，说满一百次再相告也不晚。按例，满一百次即免职。陈遵的过失达到了限额，西曹掾报告大司徒马宫，请求罢免陈遵。马宫说陈遵乃超凡脱俗之人，不要因小错处罚他。马宫不仅宽宥陈遵，还推荐他担任了郁夷县（今属陕西宝鸡）县令。陈遵又因为酗酒，得罪了上司右扶风，自动离职。不久，平帝又起用陈遵为校尉，镇压京城一带的叛民，因功封嘉威侯。

饮酒六博图（山东滕州西户口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画面上两个小吏，一是“良卯丞”，一是“武阳尉”，相对而坐，饮酒六博。身旁都放着盾牌、木棒，分明是公务之余，饮酒作乐。丞是县令或县长的副手，尉是一县主管军事的长官。汉代武阳县在今四川彭山东，当时无良卯县。该画中的“良卯”、“武阳”应是虚构的两个县名。

陈遵嗜酒好客，府上经常宾客满座。每次宴客，担心客人中途溜走，必将大门锁上，再将客人的车毂卸下，投进井中，一醉方休，否则休想离开。

一次，一位刺史入京公干，路过陈府，进去看望老朋友，正碰上陈遵请客，他反复说公务在身，不能停留。陈遵不听，不放他走，刺史只好入席。酒过数巡，陈遵还不准他离去。刺史见状，乘陈遵不注意，跑进陈母房间，边磕头边说要赶到尚书那里开会，再不走就误事了。陈母见状，打开后，让刺史逃走了。

陈遵出任河南（郡治洛阳，今属河南）太守，赴任路上，经过长安一位富豪家，非要进去喝一杯。这位富豪姓左，是个寡妇。随从劝他莫去，他置之不理。左氏置酒歌讴，陈遵兴高采烈，把上任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喝得酩酊大醉，晚上就留宿在了左寡妇家。司直上书弹劾，陈遵被免职。

王莽新朝，陈遵又做过九江（郡治寿春，今属安徽寿县）都尉、河内（郡治怀县，今属河南武陟）都尉。不论在何地做官，做什么官，总是处理公务之暇，迫不及待地置酒痛饮。王莽败亡，更始皇帝刘玄派陈遵出使匈奴，回京路上，在朔方（郡治朔方，今属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又醉酒，被乱兵杀死。

六　座次、分餐与合餐

1. “鸿门宴”与酒宴座次

秦二世三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军灞上（今属陕西蓝田），秦王子婴投降，秦亡。刘邦率大军进入咸阳，顿时被那富丽的宫苑、豪华的帷帐、灿烂的珍宝、迷人的美姬所迷醉，准备住在皇宫，尽情地享受一番。麾下将士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樊哙上前苦劝，他根本听不进去。张良再谏，刘邦乃封府库，还军灞上，派兵据守函谷关。

不久，项羽麾兵四十万，进驻鸿门（今属陕西临潼）。

这时，刘邦身边出了一个叛徒，名叫曹无伤，官居左司马。他见项羽势大，料想刘邦不是项羽的对手，遂背叛刘邦，派人密报项羽：刘邦想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丞相，把咸阳城中的珍宝全部占为己有。

项羽被激怒了，传令三军厉兵秣马，第二天出兵，消灭刘邦所部。

咸阳宫殿遗迹

项羽的叔叔项伯与张良有生死之交，连夜去向张良通风报信，劝他速速逃命，免得与刘邦同归于尽。张良不肯在这危急关头撇下主子逃生，便将此事报告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恳请项伯从中斡旋。他恭敬地尊项伯为兄长，献上一杯美酒为他祝寿。仅凭这些，恐难打动项伯，刘邦觉得还应献上一份厚礼才是。对项伯来说，珍宝并不稀罕。刘邦蓦地想到了远在丰邑老家的女儿，决定把她许配给项伯的儿子，用结姻亲把项伯与自己拴在一起，不怕项伯不尽力。

刘邦此举，受益匪浅。项伯慨然答应在项羽那里为刘邦解释、疏通，并出计要刘邦第二天一早亲自去拜会项羽，说明原委，以消除误会。接着，他又连夜返回鸿门，劝说侄儿项羽，替刘邦开脱。

项羽的怒气消了大半。

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在百名骑兵的扈从下，来到鸿门。一见项羽，刘邦连忙解释，言语诚恳。项羽见状，不但怒火全消，且觉得自己委实对不住刘邦，说这都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挑唆的。否则，我怎会如此！遂命人摆下酒宴，款待刘邦。

名垂青史的“鸿门宴”开始了。《史记·项羽本纪》记曰：

项庄舞剑，项伯也拔剑起舞（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过了一会，刘邦起来去厕所，拉着樊哙一起出帐，对樊哙说，他准备回去，但没有向项王告别，怎么办呢？樊哙说现在的情况，人家好比是刀和案板，我们是要被宰割的鱼肉，还告辞什么？张良这时也出来了，刘邦说了他的打算，张良问刘邦带来了什么礼物，刘邦说他带了一对玉璧，准备献给项王；一对玉斗，准备送给亚父，刚才他们生气，没敢拿出来，请张良代他献上。然后他跨上骏马，悄悄离去，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持剑步行扈从，从骊山小道逃回灞上。

“鸿门宴”又称“鸿门之会”[44]，大约到唐代，出现“鸿门宴”一词，有王毂《鸿门宴》一诗为证。

汉代画像石刻“鸿门宴”（现存河南南阳汉画馆）

右起第一人为项羽，第二人是刘邦，第三舞剑者为项庄，第四、第五、第六人依次当为项伯、范增和张良。

“鸿门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史记》所记“鸿门宴”，乃文学创作，非实录，吕思勉先生就曾给出“诙诡几类平话”的评价[45]。迄今持否定态度者，仍不乏其人[46]。司马迁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47]，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史记》中的“鸿门宴”，可能有文学加工的成分，但基本史事是不能否定的。“鸿门宴”已成为千古名篇，古今注释、研究也极为深入细致，乃至咬文嚼字。如项羽赐樊哙之“生彘肩”为何物，就有多篇专文考证。注家一般释“生彘肩”为未熟的猪蹄膀[48]。此外，还有“生”乃“全”字之误，是一整个猪蹄膀；“生”与“胜”字同，为一“又肥又香”的猪蹄膀；“生”即“腥”，即煮熟而未加调料的猪蹄膀；“生”即生肉之意，乃一生猪蹄膀[49]。最后一说为是，啖食“生彘肩”此后屡见于文献记载。

“鸿门宴”上范增拔剑击碎玉斗画像（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玉卮（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该玉卮高11.8厘米、口径6.7厘米，用和田玉雕琢而成。盖纽为五瓣柿菱形，盖面周围凸雕三枚柱状纽。器身呈筒形，口略大，下有三兽形足。口沿及底部各有一卷云纹饰带，中间满饰勾连雷纹。

“旨酒”是对美酒的通称，非专指某种酒。据彭卫先生考证，汉代酒的种类有：“挏马酒”是一种马奶酒，乃宫廷中的奢侈品；“恬酒”与“醴”是一种味甜、有米滓的酒，与今天的醪糟相类；“桂酒”、“椒酒”是用桂花、椒花浸泡的酒；“酴清”是一种用小麦和米发酵制成的低度酒。还有葡萄酒，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从西域长途贩运至内地，或是由来中原经商的西域人在内地酿制[50]。“斗卮”是最大的卮，约二千毫升。秦汉时人酒量极大，如韩延年，饮酒至一石；于定国，饮酒数石不醉。据彭卫先生考证，汉代一石合今二万毫升。西汉的酒为发酵酒，仅有3——5°，东汉酒的度数可达10°，若以3——5°计，一石相当于今七百五十毫升的啤酒二十七瓶[51]。据此，樊哙喝的“斗卮”仅相当于今二点七瓶啤酒。

“鸿门宴”上的座次，也引人关注，余英时先生说：“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为此，特作《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阐发之[52]。此外，还有多篇专论“鸿门宴”座次的文章[53]。而于各种论著中论及“鸿门宴”座次者，如杨树达《秦汉座次尊卑考》[54]，则为数甚多。

“东向坐”是尊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东向坐”一条，博引经史，考证详审。按司马迁的记述，“鸿门宴”上的座次，项伯、项羽坐在西边上席，“亚父”范增坐在北面次席，刘邦坐在南面第三席，张良坐在东面末席。今人仍认同司马迁此说，如许嘉璐先生说：

拜谒图（山东嘉祥宋山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55]

余英时先生在认肯司马迁座次顺序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项伯斡旋安排了“鸿门宴”的座次，座次顺序蕴含着一项关系重大的信息：

座次的最后排定当以项伯在入席前的斡旋调停之力为多，而暗地里则刘邦的阴忍和张良的智谋也都起了重要作用。即使认为项、刘、张三人事先对座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针对着项羽的坦率和自负而言，这是祛其疑而息其怒的最巧妙的一着棋。项羽最后同意自己“东向坐”和刘邦“北向坐”，这说明他已把刘邦看作他的部属，并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56]

实际上，司马迁记“鸿门宴”上的座次顺序是错误的。秦汉尚右，右为上，左为下。坐南面北的刘邦为次席，坐北向南的范增为第三席。

为证此说，兹举一例。

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任命母舅田蚡为丞相，田蚡权倾朝野，连亲兄弟也不礼敬。家里来了客人，他当仁不让地高坐在首席，让同母异父的哥哥王信坐于次席，司马迁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曰：

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

同《史记·项羽本纪》一样，仍以“南乡”为末席。班固《汉书·田蚡传》发现了这一错误，订正为：“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以“北乡”为次席。同此，“鸿门宴”上，刘邦实居次席。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说：

汉代宴饮图（河南新密打虎亭二号汉墓壁画局部）

沛公自谦称“臣”，而称项羽“将军”表示了敬意。项羽出于谅解之意即席准备了宴会。项羽在鸿门是主人，所以与叔父项伯面向东而坐，范增面向南而坐。来访的沛公刘邦作为客人，在项羽右侧面向北而坐，张良面向西坐。[57]

项羽不仅是宴会的主人，更是反秦力量的首领，刘邦相当于他的下属。项羽与叔父项伯坐上席，让刘邦坐次席，并非慢待刘邦。实际上，不讲礼仪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陈平谏言刘邦：“大王嫚而少礼。”[58]韩信面陈刘邦：“项王见人恭敬慈爱。”[59]高起、王陵也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60]

据《礼记·曲礼上》，宴席分“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两种，如淳注《史记·孝文本纪》云：“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也就是说，当时的宴席分宾主席与君臣席两种，“鸿门宴”属于宾主席。君臣席座次最著名的案例，是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摎太后宴请汉使安国少季，司马迁记曰：

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61]

司马迁记载的东向、南向、北向、西向顺序，与“鸿门宴”相同。如按司马迁记载的顺序，汉使安国少季等为尊，摎太后次之，南越国王赵兴又次之，南越国相吕嘉等最卑。这个顺序也是错误的。这次宴会的主人是摎太后，乃君臣之席。南向的摎太后最尊，东向的汉使安国少季等次之，北向的南越国王赵兴又次之；西向的南越国相吕嘉等侍坐，位最卑。

2. 分餐与合餐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食客三千。《史记·孟尝君列传》记他一次待客云：

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

从这段文字来看，孟尝君及其食客在这次宴会上是分案而餐。至秦汉，宴会上仍然实行分餐，“鸿门宴”也是如此。

如非正式宴会，是否分餐？黎民百姓的一日两餐，也是分餐？

分餐图（四川中江塔梁子出土汉墓壁画局部）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一个“毒言”案例，说某里士伍丙的外祖母口舌有毒，三十多岁被流放。丙家如有祭祀等活动，邀请邻里饮食，他们都不敢来。里中如有祭祀等活动，丙与同里的人聚会饮食，同里之人也都不肯与丙共用饮食器具。这个案例说明，该里之人聚会饮食是共餐形式。

共案合餐图（四川大邑安仁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共案合餐图（四川新都马家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从汉画像石刻、砖刻来看，当时存在合案共餐的情形，兹举数例如下：

例一，四川大邑县安仁乡出土汉画像砖，画面上七人，席地而坐。右端两人，其中一人正伸手取席间酒尊内的勺盛酒。对面两人并坐，席前置一案，手举耳杯欲饮。上端有三人，席前置一案，右一人举杯向中间一人劝酒，左一人捧盘而侍。

例二，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汉画像砖，三人围着一案而坐，案上置杯、碗、两双筷子。左侧一人举碗敬奉中间老人，碗上斜插一双筷子。老人伸手接左侧那人递给的碗。右侧一人举花向中间老人致意。

例三，四川什邡市城东马堆子汉墓出土汉画像砖，六人身着长袍并坐，作交谈状，前面一长案，上面有酒碗、食物。

这三幅画像反映的都是合案共餐。

如非正式宴会，在民间存在合案共餐的现象。

共案合餐图（四川什邡马堆子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是分餐与合餐同存。及至唐代，合餐取代分餐。即使正式宴会，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合餐形式。唐代的合餐称为“会食”[62]。从分餐到会食，有一个过渡：多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或正方形食桌——当时称“食床”的两侧或三边，菜肴和食物大多由厨师或仆人分送给每个人，只有饼类或羹汤使用同一个器皿，放在食桌上或旁边，个人添加。也就是说，同桌不同器，是在一张食桌上分餐。至宋，同桌同器的合餐开始流行。

七　传食律：公务接待规定

官吏在衙门办公，工作期间的食宿也在衙门。汉制，隔五日放假一天，让官吏回家休息、沐浴，称为“休沐”、“洗沐”。此外，逢节如冬至、夏至也放假。从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来看，官吏在工作期间，由官府派人替他们做饭，中央及其分支机构的官员，每人配备一名厨师，负责为该官员及其属吏做饭。官员与属吏人数多的，每十人配属一名厨师。

官吏出差，由地方的驿传负责接待。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都有《传食律》，此乃秦、西汉关于官员公务接待的规定，虽然两墓出土的《传食律》残缺不全，但仍可窥两朝公务接待规定之一斑。

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规定：

1. 爵为不更、簪枭，每餐粺米一斗、酱半升，供应葱、韭，外加菜羹。

2. 爵为上造以下，每餐粝米一斗、盐二十二分之二升。

3. 御史的下属，每餐粺米半斗、酱四分之一升，外加菜羹。

4. 没有爵位的佐、史、司、御、侍、府等，每餐粝米一斗、盐二十二分之二升。

5. 随从，每餐粝米半斗。

6. 驾车的仆，每餐粝米三分之一斗。

7. 每匹马供应草料半石。

都亭迎客图（山东梁山后银山汉墓出土壁画摹本）

画面正中绘一座两层阁楼，阁楼顶端有隶书题榜“都亭”，楼内有三个戴进贤冠、穿白衣的官员，左边一人端坐，右边两人作跪拜状；楼下门口有一个戴红帽、穿白衣的门吏；左侧绘有穿红衣的人物两个，分别题榜“曲成侯驿”、“□（原文此处为框）所□（原文此处为框）”；右侧绘一人，戴武冠，穿黑衣，捧盾，作躬迎状。“曲成侯”的封国“曲成”在今山东招远一带。

除了《传食律》外，还有一些秦朝的公务接待规定见于其他律文。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规定：每次使用传马，喂饲一次粮食，回程再喂饲一次粮食；如路途遥远，马疲劳，可以再加喂一次。

张家山汉墓竹简《传食律》规定：

1. 丞相、御史、二千石派属吏出差，新任官吏，驻军、县道赴京汇报边境事变人员，回家休假的官员，免职的官员，传舍皆供应饭食，标准是每餐粺米半斗、酱四分之一升、盐二十二分之一升，一日三餐；马匹供应草料。

2. 已到县道界中，毋过再食。

3. 滞留超过十天者，给米自炊。

4. 随从人员标准：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如非吏，爵为左庶长至大庶长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官大夫以下比二百石。

5. 非公务而食宿传舍，或随从超过限额，按盗窃论处。

[1]《汉书·晁错传》。

[2]汪景辉、杨立新：《揭开西汉六安国神秘面纱》，《文物天地》2007年第9期。

[3]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9—90页。

[5]参见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6]江苏丰县汉皇祖陵管理处、沙罗越彭城刘氏公会、马来西亚柔佛州刘氏公会编：《汉祖流史》（内部资料），1997年，第156—158页。

[7]定陶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山东省定陶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8年，第126页。

[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10]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一座东汉早期墓》，《考古》1983年第9期。

[11]张德纯：《蔬菜史话·萝卜》，《中国蔬菜》2012年第13期。

[12]周长久、陈惠明：《中国栽培萝卜（Raphanus sativus L. var. longipinuatus Bailey）分布及起源中心的初步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13]缪启愉、缪桂龙：《齐民要术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14]〔五代〕丘光庭：《兼明书·蔓菁》。

[15]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陈文华：《豆腐起源于何时》，《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陈文华：《关于豆腐问题的答辩》，《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孙机：《豆腐问题》，《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贾斌：《关于〈豆腐问题〉一文中的问题》，《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16]《盐铁论·散不足》。

[17]《史记·货殖列传》。

[18]《盐铁论·散不足》。

[19]《汉书·货殖传》。

[20]《管子·地数》。

[21]《管子·海王》。

[22]《史记·货殖列传》。

[23]《史记·货殖列传》裴骃《集解》。

[24]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2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

[26]郭伯南主编：《食为天》，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7页。

[27]［美］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3页。

[28]《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9]《后汉书·梁统列传》。

[30]《后汉书·宦者列传》。

[3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32]《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引》。

[33]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101页。

[34]《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35]《汉书·食货志》。

[36]《汉书·武帝纪》。

[37]《史记·梁孝王世家》。

[38]《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39]《史记·爰盎列传》。

[4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1]肖蕴：《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考古》1972年第5期；张振林等：《关于满城汉墓铜壶鸟篆释文的讨论》，《考古》1979年第4期。

[4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43]《汉书·游侠传》

[44]《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45]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46]陈金霞：《论〈史记〉“鸿门宴”真相》，《社科纵横》2012年第5期。此外，张传刚《鸿门宴的真实性经不住推敲》（《文史月刊》2012年第1期）等文也持相同观点。

[47]《史记·太史公自序》。

[48]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49]余行达：《〈鸿门宴〉注释商榷》，《四川师院学报》1977年第3期；叶晨晖：《“生彘肩”释义》，《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志宇、王国清：《〈鸿门宴〉、〈木兰诗〉之有关释读问题》，《求索》2003年第2期；聂凌燕：《〈鸿门宴〉中“生彘肩”释义》，《文学教育》2007年第9期；阚绪良：《释〈鸿门宴〉“生彘肩”之“生”》，《中文自学指导》1994年第4期。孙厚才：《〈鸿门宴〉“生彘肩”说正解》，《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50]彭卫：《汉代酒杂识》，《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51]彭卫：《汉酒事小考二则》，《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52]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座次》，载《史家、史学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7页。

[53]如王文锦：《古人座次和堂室制度—从鸿门宴的座次谈起》，载《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110页；黄伟达：《鸿门宴座次新解》，《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王少华：《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座次尊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飞、费晓健；《再论鸿门宴的座次》，《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54]杨树达：《秦汉座次尊卑考》，载《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47—249页。

[55]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8页。

[56]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座次》，载《史家、史学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7页。

[57]鹤间和幸著，马彪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页。

[58]《汉书·陈平传》

[59]《史记·淮阴侯列传》。

[60]《史记·高祖本纪》。

[61]《史记·南越列传》

[62]［宋］王谠《唐语林》卷三。

住

东汉陶庭院（河南郑州出土）

一　城邑布局

秦汉时期的自然聚落可分为两种：城与邑。

秦行政区划分为郡、县、乡、里，西汉、新莽与东汉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与郡同级的王国，与县同级的侯国。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诏设十三州刺史，监察郡国。灵帝中平五年（188），改刺史为州牧，从此州成为郡之上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就聚落来讲，县城是最大的。秦、西汉、新莽、东汉的京城咸阳、长安、洛阳，同时也是县城。西汉末年，共有县城一千五百八十七座。

西汉“汉并天下”瓦当（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最大的县城是长安。

汉五年（前202），娄敬劝谏定都长安，张良也力挺此议，刘邦诏准。在相国萧何主持下，动工修建长安城。萧何仅仅督建了未央宫、武库、太仓等建筑。汉七年（前200），刘邦入住未央宫。

西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汉惠帝刘盈即位翌年（前194），开始修建长安城城墙。第三年（前192），征发长安附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余人，修建了三十天。第四年（前191），又征发长安附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余人，修建了三十天。这年九月，长安城城墙完工。《三辅黄图》卷一《汉长安故城》记城墙规模曰：

长安西出中间城门——直城门北门道下面的排水渠（位于今陕西西安未央区）

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

考古发掘、勘探表明：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东城墙长六千米，南城墙长七千六百米，西城墙长四千九百米，北城墙长七千二百米，周长二万五千七百米。城墙纵剖面为梯形，上窄下宽，城墙底部宽约十六米。城墙原来高度均在十米以上，全部为板筑夯土墙，夯土纯净，质地坚硬，夯层厚七至八厘米。城外与城墙有平行的城壕，宽四十至四十五米、深三米。

长安城的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原有角楼建筑，东南和西南角楼基址保存较好。

长安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每面三座，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约六至八米，相当于四个车轨的宽度。

长安城的十二座城门中，除了与宫城宫门相对的四座城门之外，其余八座城门各与城内一条大街相连，街道笔直、宽阔。八条大街之中，以安门大街最长，约五千四百米；洛城门大街最短，约四百七十米。每条大街均分为三道，中道宽约二十米，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

八条大街将长安城分为十一个区，各区功能不尽相同，建筑内容亦不一致。十一个区中，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和东市、西市各占一区，里居共占四区。

宫殿、官署、宗庙、贵族宅第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宫殿集中在长安城的中部和南部，有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等。三公九卿的官署衙门，主要分布在未央宫西北一带。贵族宅第大多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一带。

“九市”在长安城西北角上，由横门大街相隔，分成东三市和西六市。东市是商贾云集之地，西市则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

执金吾的武吏（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拓片）

居民区分布在城北，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一百六十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名见于记载的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

汉承秦制，设中尉，檄循京师，负责京城治安、警卫，掌管武库。皇帝出行，则将兵为先导，以御非常。中尉统领的将士，即“北军”。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更名中尉为执金吾，把“北军”从中尉军中分割出去，改隶中垒校尉。中尉统领“北军”，权力过大，一旦中尉有二心，势难抵御，故武帝有此举措。“北军”分割出去后，执金吾檄循京师的职权未变。京城达官贵人云集，因此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须是不畏权贵之人才能胜任，故多以“酷吏”为之。在吏民心目中，执金吾是最威风的官员之一。

县城之外最大自然聚落是邑，或称“聚”。一邑人数不等，有“十室之邑”，也有“千室之邑”。邑筑有围墙，辟门供出入，比较大的邑有东、西、南、北四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如果失火烧了邑门，罚甲一副。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负责把守邑门、以时开闭之人，可以采取招募的方式，所需费用由邑人共同分担。

农家图（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汉画像石拓片）

一座房屋前，一人捧着食物走向树下老人，老人席地而坐，手扶鸠杖；老人身后是一座庑殿式双层楼，楼上一老人倚栏而坐，一个女子奉送食物；下层门半开，一人露出半身；楼下为一座庑殿式吊脚楼，其下两人并列踩碓；碓前一人在水芋地劳作；他前面是一个水塘，水面上有一船，水中鱼儿游动，荷花亭亭玉立；水塘上方是四片水田，田中长满禾苗。

门吏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比较大的邑分为若干里。里是最小的行政单位，里典为一里之长。一里有多少人户，说法不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中有十九个里，人户多寡不等，最小的里十二户，最大的里一百零八户。一般情况下，一邑设一里。比较大的自然村落，可能划分为若干里。里筑有围墙，翻越里墙是犯法的。各里都有一个供人出入的大门，设“里监门”一职管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中有一个条文，规定里门钥匙由里典保管，以时开闭。伏日闭门一天，不准进出。如果乘传办事、持节出使、抢救水火或追捕盗贼，必须放行。否则，罚金二两。

各家各户有院门，出院门、里门，再出邑门，才能到邑外。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若买卖房宅，不与自己原来的房宅毗邻，则不准买卖。据此，各家各户的房宅都在一处，不得在别处拥有房宅。如此，当是为了便于管理。

文献中有“闾左”一词，《史记·陈涉世家》记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司马贞《索引》解释说：

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陈胜、吴广都属于“闾左”。陈胜是阳城（今属河南方城）人，吴广是阳夏（今属河南太康）人，两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司马贞所引的第二说为是。秦汉尚右，右为上，左为下。一里之内，右边居住的是富人、有权势者，左侧是贫弱之家。

望楼、台榭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院角望楼外连接一台榭，以立柱、斗拱支撑，周围有护栏、伞盖等。台榭上两位身穿红衣的男子举弩发射，另一红衣男子蹲着装箭；身穿红衣或绿衣、头戴黑帽的女子在观看；一红衣儿童，骑在一只盘角山羊上。

上述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中记载的邑里。邑划分为数里，里中的民居鳞次栉比，有的人家房屋毗连。如《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承县（今属山东枣庄）农夫之子匡衡，好读书，家中一贫如洗，点不起灯烛，便偷偷地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邻居家透过来的一线烛光读书。这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说明，匡家的房屋与邻居毗连。

考古发现的汉代村落遗址，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邑里：每个庭院都独立存在，互不相连，庭院周围是农田。考古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辽宁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皆如是。

二　皇宫

1. 阿房宫之谜

秦都咸阳，西汉、新朝都长安，东汉都洛阳。京城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

京城中最辉煌的建筑是皇宫。

皇帝深居简出，宫廷禁地，只有够品级的大臣才能涉足，也只限于朝堂或大臣在宫中值班的地方——值庐，且耳闻目睹，都得严守秘密。汉时有个大臣叫孔光，乃孔子第十四代孙，从宫中回来，只字不提宫中之事。一次，家人问太后的寝宫长乐宫周围都植些什么树，他装作没听见，把话题岔开。

秦咸阳宫殿遗址

王朝更替，在新王朝对旧王朝的批判中，宫廷建筑往往被作为奢侈、腐败的标志，从中可以窥知该王朝宫廷建筑之一二。

秦朝就是一个典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曰：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咸阳北阪”即咸阳塬。“雍门”即雍门宫，位置在今陕西咸阳市塔儿坡。在渭水以北，从今咸阳市塔儿坡起，循咸阳塬往东，至泾水、渭水交汇处，是新建的六国宫殿区。除了这个六国宫殿区外，秦始皇还新建了若干宫殿。司马贞《史记正义》引《庙记》云：

北至九嵏、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

也就是说，在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有离宫别馆。其数量，或曰三百，或云二百七十。

秦朝宫廷建筑最著名的是阿房宫，此宫被视为秦始皇暴政的一个缩影。西汉前期著名政论家贾山，在其《至言》中描述阿房宫说：“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阿房宫之前殿更加宏伟壮丽：

秦阿房宫夯土遗址

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唐代大文学家杜牧《阿房宫赋》将阿房宫推向极致：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但是，考古发现证明这些记载不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的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自2002年至2007年，对阿房宫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古勘探，结果表明：阿房宫只有一个前殿遗址；这个前殿遗址只是一个夯土台基，东西长一千二百七十米，南北宽四百二十六米，现存高十二米。在夯土台基之上，没有发现秦代建筑遗物堆积层[1]。

秦圆形、方形铜建筑构件（陕西西安小苏村阿房宫遗址出土）

不过，也有人不认可阿房宫考古工作队的考古勘探，认为阿房宫及其前殿都曾真实存在，由于项羽火烧，千百年的风吹雨淋，农田水利建设的破坏，遗址毁坏殆尽，需要更广泛而深入的考古勘探来寻找[2]。

秦始皇在其三十七年（前210）出巡途中，猝死于沙丘（今属河北邢台）。这时，阿房宫的“堂室”还没有建成。第二年四月，胡亥诏令继续修建阿房宫。但是，直到秦朝覆灭，阿房宫也未能完工，半途而废。

司马迁等人闻见的，可能只是阿房宫的建设方案。

秦咸阳宫殿遗址出土壁画残片

秦宫都建在夯土台基上。先夯筑上下多层的台基；每筑到一层即安置柱础，然后空出室内空间继续夯筑，待筑到预定高度，在墙壁上按柱础方位挖出柱槽，安放立柱；墙壁不足之处，用土坯补砌。这样，便形成了高下相间、错落有致的宫室。但除了得知屋顶以瓦覆盖外，建筑样式已不得而知。

室内墙壁多系夹竹抹泥，墙面均经墐涂，粉刷成红色或白色，有的墙壁绘有壁画。地面以草泥抹平，再加磨光，有的涂成朱红色；少数地面铺以方砖。

门窗饰有青铜铺首，使用铰链、合叶等金属构件。

每座建筑自成一体，相互之间以甬道、复道相连。

二世三年（前206），秦亡，有人力劝项羽都关中，项羽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3]

项羽闻言大怒，烹说者。

然后，项羽杀秦王子婴，放火烧秦宫，掳掠珍宝美女东归。熊熊大火燃烧了三个月才熄灭，秦朝宫殿大多焚毁。

2. 未央宫

刘邦逐灭项羽，即皇帝位，将残存的秦长乐宫加以修缮，作为临时住所，同时令萧何建未央宫。《史记·高祖本纪》记曰：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

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高祖乃说。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部，今陕西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未央宫是一座宏伟庞大的宫城，东西墙各长二千一百五十米、南北墙各长二千二百五十米，宫城周长八千八百米，面积五平方公里，约占汉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宫城城墙墙体与墙基均为夯筑，宽七至八米。

据文献记载，未央宫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即宫门，分别连接一条道路，通至未央宫前殿。四座宫门大小、形制相近，均为一个门道，宽约八米。西宫门和北宫门遗址曾出土铁矛、铁甲片、铜镞、陶弹丸等，北宫门遗址还出土了“卫”字瓦当。“卫”为“卫尉”省称。

王莽新朝四神瓦当（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在北宫门和东宫门之外，分别修筑了高大阙楼。

未央宫偏处于长安城西南角，西宫门与南宫门之外，即长安城西城墙和南城墙。未央宫与城内其他地方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北宫门和东宫门。因此，北宫门和东宫门成为未央宫经常使用的两座宫门。

大臣上书奏事，官员谒见皇帝，都要到北宫门等候召见。皇亲国戚来往于未央、长乐二宫，则出入东宫门。这里也是皇帝经常出入的宫门。

未央宫宫城四角建有角楼，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东西六十七点四米、南北三十一点五米。角楼基址北壁西部有斜坡漫道，其上铺砖。角楼东、北两面，分别与南宫墙和西宫墙相连。在角楼基址附近还发现了水井、砖池等遗迹，角楼遗址出土的剑、矛、弩机、镞、弹丸、铠甲片、胄片等兵器、武备遗物，以及陶盆、灯等生活用品，说明这里原有驻守戍卫角楼的士兵。

未央宫最重要的建筑是前殿，这里是刘邦及西汉其他皇帝上朝听政的地方。

前殿基址约位于未央宫中部。过去人们多以为前殿系一座宫殿，考古勘探发现：在前殿基址之上，有南北排列的三座大型宫殿，每座宫殿南面均有一个庭院。南部和中部宫殿之间的庭院，有东西向长廊建筑横贯其中，中部和北部宫殿的东西两侧列置了厢房或廊房建筑，北部宫殿以北为后阁建筑。

前殿南门与南部宫殿之间有一东西约一百五十米、南北约五十米的广场，这大概就是文献记载的“庭”。庭和南部宫殿，当为举行大朝、即位等大典之用。据文献记载，未央宫前殿有“宣室”，或称“宣室殿”，被认为是前殿的“正室”、“布政之室”。前殿的南、中、北三座宫殿面积分别为三千四百七十六平方米、八千二百八十平方米、四千二百三十平方米，中部宫殿面积最大，推测此殿为“宣室”之故址，北部宫殿和附属建筑，可能为皇帝之“后寝”。

未央宫前殿遗址

未央宫前殿往北三百三十米处，是后妃的椒房殿、掖庭殿，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东西长一百三十米，南北宽一百四十八点七五米，主要由正殿、配殿和附属房屋组成。正殿位于南部，配殿在正殿东北部，附属房屋在正殿北部、配殿西部。正殿呈长方形，周施回廊，廊道以方砖铺地。殿堂东西有踏道，乃出入殿堂的主要通道。殿堂西北部有一个地下室，应为椒房殿的“秘室”[4]。正殿当为皇后的寝宫椒房殿，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墙，温暖而芬芳，故名。“椒房”也是皇后的代名词。其他嫔妃则住在掖庭殿，“掖庭”也是嫔妃的代名词。配殿在正殿东北部，分为南、北两殿，当为嫔妃居住的掖庭殿。南殿偏东也有一个地下房屋，东西四点一米，南北二点二米。汉初承秦制，嫡妻称皇后，妾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名号。据《汉武故事》说，汉武帝后宫佳丽达七八千人，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充之，年满四十即遣散出宫，员数恒满，有死、出者即补，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说汉武帝后宫始终保持七八千人，有些夸大其辞。贡禹曾说：“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5]考贡禹这次上书，在元帝初元元年（前48）。此时距汉武帝朝才三十九年，他的话还是可信的。《后汉书·皇后纪》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掖庭三千。”武帝又增加了婕妤、娥、傛华、充依四种嫔妃称号。

椒房殿遗址

在配殿东南、西部有五条巷道，这些巷道都构筑在地面以下，连通正殿及配殿。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掖庭殿有“永巷”，囚禁有罪的嫔妃。刘邦最宠爱的戚夫人，就曾被吕后囚禁在永巷。配殿附近的这些巷道，可能就是“永巷”。

正殿、配殿附近特别是西部，还有很多附属房屋。

霸城门北侧城墙遗迹

正殿东北有一口水井，口径一点五四米，深八点三米。从井口往下七米，以劵砖砌筑；再往下，是四节陶井圈。

汉代后妃在分娩之前就要离开居住的寝殿，到离宫别馆产子。

未央宫中还有很多宫殿，如温室殿，冬居温暖；清凉殿，夏居清凉；承明殿，著述之所。还有一些服务机构，如织室，纺织皇服用丝；凌室，藏冰之所。还有一块“弄田”，供皇帝耕种。

西汉宫殿多四面为檐，或曰“四面流水”、“四阿重屋”。墙壁粉刷，再张贴刺绣；或镶嵌玉石、明珠等；还有的彩绘图画。地面或以草泥抹平、磨光；或铺以方砖；或涂漆。且以未央宫为例，《三辅黄图》卷二《汉宫》记曰：

以木为兰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戚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也。

未央宫的栋檩是以一种名叫“木兰”的香木为之，梁柱用有花纹的杏木制作；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廊是双重，栏杆雕镂；青色的窗，红色的台阶；左边的台阶走人，是一级级的；右边的台阶行车，台面是平的；悬挂的玉璧，乃金镶玉，微风一吹，发出美妙的声音。

汉时皇宫分宫、禁两部分，皇帝、皇太后和皇后等人的居住区叫禁中（元帝王皇后之父名叫王禁，避讳改曰“省中”），外臣非经特准，不得涉足；禁中以外为宫中，御史大夫、郎中令、卫尉等官署设于此。

汉承秦制，以御史大夫司监察。御史大夫寺，在未央宫西司马门内。丞相、太尉与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御史大夫的官位最低，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但是，御史大夫的职权极为显赫，主要是监督、监察百官。皇帝的诏书，首先要下发给御史大夫，然后再由御史大夫发给丞相。从《史记》、《汉书》中可以看到，重大案件，皆上报丞相、御史大夫处理；百官的治绩，也由丞相、御史大夫议定其高下。在这些事务中，丞相拥有决定权，但丞相权力的使用、事务处理的过程与结果，皆处在御史大夫的监督、监察之下。

1986年，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卢家口村东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址，遗址范围东西一百三十五点四米，南北七十一点二米，面积九千四百六十点八平方米。这是一座封闭式大型院落建筑，院落四周筑夯土墙，院内一条南北向排水沟，将院落分为东西两院。东西院内皆有南北两排房屋，两排房屋的南面均有天井与回廊。除了西院北排房屋为东西并列四座外，其他皆为东西并列三座。从建筑格式、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院落周围警备森严，院落之内各个房屋也有严密的防守。出土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五万七千多枚刻字骨签和近万枚无字骨签。骨签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物品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这类物品主要是弓弩箭镞等兵器；另一类为官署名称、各级官吏及工匠名字。研究者认为，这些骨签是中央或皇家档案[6]。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在西汉中央官吏中，负责“图籍秘书”者，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这处建筑遗址，可能就是御史大夫寺遗址。未央宫内，最重要的中央官衙就是御史大夫寺，其他衙门达不到这处建筑遗址的规格。御史大夫下设二丞，一曰御史中丞，一曰御史丞，秩皆千石。御史中丞掌图籍秘书，外督监御史，内领侍御史十五员，执法殿中，纠察百僚，职权最重，有“贰大夫”之称。御史丞领御史三十员，处理御史大夫府中事务。

3. 长乐宫

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刘邦西都长安，新的宫殿还未建成，在萧何的监督下，将长乐宫修饰一新，暂且作为皇帝办公与休息之所。

刘邦登基，废除了秦朝的朝仪。结果，上朝之时，一片混乱。有的大臣喝酒过量，狂呼乱叫，甚至拔出身上的佩剑乱砍大殿立柱。这样的朝见，如同民间的聚会，历史上绝无仅有。

长乐宫宫殿遗址

于是，叔孙通建议制订朝仪，规范群臣的言行。刘邦诏准。

汉七年（前200）十月，在乐宫举行朝会大典。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朝会：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

朝会结束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

未央宫建成后，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成为太后的住所。

长乐宫位于长安城东南部，宫城遗址范围涉及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和汉城乡一带。经考古勘探，长乐宫东墙长二千二百八十米，南墙长三千二百八十米，西墙长二千一百五十米，北墙长三千零五十米，宫城周长一万零七百六十米，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长乐宫与未央宫一样，宫城四面应各设一座宫门，但目前考古勘探仅发现了东、西、南三面的宫门。长乐宫内现已勘探发现的汉代道路主要有五条，东西向三条、南北向两条。宫中有长信殿、温室殿、长秋殿、永寿殿、永宁殿等。太后一般住长信殿。长乐宫还有鸿台，秦始皇筑，高四十丈，上起楼观。

4. 北宫

北宫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和未央宫乡一带，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一千七百一十米，东西宽六百二十米，有“复道”通未央宫。

被废黜的皇后往往幽居于北宫，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娇即是。

陈娇的生母馆陶长公主，是文帝窦皇后的女儿。汉代惯例，驸马须是列侯。馆陶长公主下嫁给开国功臣、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生此女。汉景帝立栗姬生的刘荣为皇太子，馆陶长公主替爱女向栗姬求婚。谁知，栗姬正怀恨于她。原来，馆陶长公主时常引荐一些美女佳丽给汉景帝，有了新人，景帝难免要冷落栗姬等，别的嫔妃倒还耐得住寂寞，栗姬生性好妒，心中恨透了馆陶长公主。如今见馆陶长公主来求婚，遂摆出一副皇太子生母的架子，一口回绝，以泄私愤。栗姬只顾一时之快，岂不知却惹下了大祸，她后来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馆陶长公主愤懑不已，转而向胶东王刘彻的生母王娡夫人求婚，两个女人从各自的利益考虑，一手包办了儿女的婚姻。

刘彻与陈娇两小无猜，托名班固撰的《汉武故事》，讲了一个“金屋藏娇”的典故：

一次，馆陶长公主把小刘彻抱在膝上玩耍，故意逗他：“儿欲得妇否？”

其时左右有侍女若干，馆陶长公主一一指着问刘彻，刘彻都说不喜欢。

最后，馆陶长公主指着爱女问他：“阿娇好否？”

刘彻这才笑着说：“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

馆陶长公主与王娡合力，扳倒了栗姬、刘荣，刘彻成为皇太子。

刘彻十六岁那年，汉景帝寿终正寝。汉武帝登基后，颁布了几项重要诏令，其中之一便是立陈娇为皇后。

陈娇皇后擅宠后宫。汉武帝如此宠她，与其说是爱她，倒不如说是为了报答馆陶长公主援立之恩。这桩建立在报恩关系上的婚姻是十分脆弱的。然而，陈娇皇后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自恃母亲有恩于武帝，言行举止颇为骄横。然而，侍寝多年，却没生育，让她十分烦恼。多方求医，也终无效果。

建元二年（前139），卫子夫入宫。

卫子夫出身卑贱，没有陈皇后那副傲气，又多了几分女人的温柔。对陈娇皇后早已厌烦的汉武帝，从内心里喜欢卫子夫。陈娇皇后愤懑之下，开始算计卫子夫，几次对她暗下毒手，欲置她于死地，但都未能得逞。

女陶俑（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出土）

元光五年（前130），陈娇皇后又让侍女楚服等人用“巫蛊”诅咒卫子夫。谁知，连咒几日，毫无灵验，阴谋却泄露了。汉武帝大怒，派张汤等查办这起“大逆无道”的案件，楚服被枭首于市，牵扯进此案而被杀者三百余人，陈娇皇后被废黜，幽居北宫。

刘彻给了陈娇一座“金屋”，也给了她一座冷宫。八百多年后，李白作《妾薄命》一诗，哀叹陈娇之不幸：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
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
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
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
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元寿二年（公元1），汉成帝皇后、此时已是皇太后的赵飞燕，也被幽居于北宫。

北宫还有太子宫，皇太子也住此。

5. 南宫

秦时洛阳就有南宫。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今山东定陶县仿山乡姜楼村南五百米处的“官崮堆”登基称帝，随即移驾洛阳，入住南宫。刘邦意欲以洛阳为都，在娄敬、张良的劝谏下，西都长安。

汉魏洛阳城城墙遗迹

建武元年（25），刘秀就在鄗（今属河北柏乡）登基称帝。当年十月，刘秀颁诏，定都洛阳，入住南宫。永平三年（60），汉明帝刘章诏令兴建北宫，历时五年，至永平七年（64）冬十月完工。

南宫有宣室殿、嘉德殿、和欢殿、杨安殿、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皇殿、黄龙殿、阳安殿、千秋万岁殿、竹殿、丙殿等。宣室殿当如西汉未央宫前殿之“宣室殿”，为布政之殿。南宫之东观，是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地方，李尤《东观赋》曰：

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巿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东汉都城洛阳平面示意图

安帝永初四年（110），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订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东观收藏丰富，为汉代历史的修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班昭、刘珍、李尤、刘毅、边韶、崔寔、蔡邕等名儒硕学，先后奉诏于东观撰修国史，陆续撰成《汉记》一百四十三篇，因修撰于东观，世称《东观汉记》。李尤《东观赋》中提及的云台，有东汉开国战功最显赫的二十八将画像，号曰“云台二十八将”。

永平三年（60），汉明帝诏令修建北宫及诸官府，七年（64）冬十月完工。北宫有德阳殿、章德殿、温明殿、永巷署、增喜观、白虎观等。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李尤《德阳殿赋》记曰：

曰若炎唐，稽古作先。开三阶而参会，错金银于两楹。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尔乃周阁回匝，峻楼临门。朱阙岩岩，嵯峨概云。青琐禁门，廊庑翼翼。华虫诡异，密采珍缛。达兰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比，斯曰濯龙。蒲萄安石，蔓延蒙茏。橘柚含桃，甘果成丛。文欃曜水，光映煌煌。

在白虎观召开过一次著名的会议。章帝建初四年（79），召集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家丁鸿、刘羡、楼望、成封、桓郁、贾逵、魏应、淳于恭、杨终、班固、赵博、鲁恭、李育、张酺、召驯等，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会议持续了四个多月，章帝亲自裁决，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德论》，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

“郎中”陶俑（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

陶俑头戴绛紫色帽，帽带系结于颏下。穿两重右衽曲裾深衣，佩长剑，腰间束带并悬挂组带和绶带，个别陶俑绶带所系长方形物上有“郎中”二字。下穿肥袴，足穿圆首或双尖翘首履。所执兵器为木质长戟，仅剩朽痕。

6. 皇宫警备

汉承秦制，设郎官以充侍卫。郎即“廊”，郎官伺候于皇宫廊庑，故名。郎有多种，侍从皇上的曰“中郎”，执戟守卫在殿下的曰“郎中”，守卫门户的曰“户郎”。诸种郎官皆设将分管，曰“中郎将”、“郎中将”、“户郎将”。

郎官侍卫皇上，若他们有什么贰心，祸将不测。为此，皇帝不惜以极高的待遇和地位来笼络他们。如侍从于皇上左右的中郎秩比六百石，中郎将秩比二千石，郎中将、户郎将秩皆比千石。一个万户以上县的县令，秩也不过六百石至千石。不仅如此，郎官升迁也快。

汉兴以来对郎官的控制和笼络是极成功的，未曾发生过郎官的谋反事件。

郎官的数量，汉初约有千人。郎官虽然忠心耿耿，但若其他军队有变，区区千人根本不是对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汉武帝君临天下后，开始扩充侍卫。

建元三年（前138），设置期门郎。期门郎多时达一千人，他们手执利刃，侍卫于汉武帝前后左右。期门郎的长官叫“期门仆射”，秩比千石。

太初元年（前104），增置第二支侍卫军——建章营骑，后更名为“羽林骑”，也名“羽林郎”。“羽林”之名，一说取自羽林星；一说像羽毛一样轻捷，如林木一样繁多；还有的说为皇帝羽翼之意。他们约有七百人，执兵送从，设羽林令统领。

隶属于羽林骑的，还有一支特殊的侍卫队伍——羽林孤儿。此乃取从军牺牲的将士之子孙收养于羽林，教以五兵——弓、殳、矛、戈、戟。他们是羽林骑的预备兵。

期门郎和羽林骑作为汉武帝的两支侍卫军，都是选拔最优秀的武士为之，而西北六郡则是这类人才集中的产地。《汉书·地理志》记曰：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他们不仅武艺高强，人也朴实，易于驾驭驱使，一声令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故此，期门郎、羽林骑多选自西北六郡。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说：“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次，不仅是位次低于期门郎，还说明期门郎是近侍，羽林骑部署在期门郎的外围。

各种侍卫都归郎中令统领。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诏改郎中令为“光禄勋”。

郎中令或光禄勋统领的侍卫之外，是卫尉统领的卫士。

卫尉，九卿之一，统领卫士，衙署在宫中。

“卫”字瓦当（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卫士是从全国编户适龄男子中征调而来。适龄男子——初为十七岁，汉景帝二年（前155）改为二十岁——先在本郡县当兵一年，或材官（步兵），或骑士（骑兵），或楼船（水兵），因地而异。然后，到京城做卫士一年，或去边陲戍边一年。至于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去做卫士、戍卒，则由皇帝根据需要随时征调。但有一条，诸侯王国的臣民不能做卫士，目的是防备诸侯王在卫士中安插亲信爪牙，图谋不轨。

卫尉和他的卫士负责禁中之外、宫中之内的保卫，特别是把守各个宫门。

凡出入宫禁者，一要验“籍”，二要核“符”。籍，用竹为之，长三尺。常出入宫禁者，一人一籍，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等，悬于他应走的宫门，进出时，卫士要验籍。符，用木为之，长二寸[7]，上面有太常卿用铁炙的字，说明他供职的衙署，故又名“铁印文符”。验籍之后，还得核符。皆无误，方可放行。夜漏尽，宫门关闭，非经皇上特许，不得开门。夜里，宫中戒严，卫士分班巡逻，遇有行人，一面喝问：“谁？谁？”一面上前盘查。巡逻一直持续到凌晨。在宫禁的保卫上，汉初有《宫卫令》，汉武帝时又命张汤作《越宫律》，可见统治者对宫禁保卫之重视。

三　豪门大宅

秦都咸阳、西汉与新朝都城长安、东汉京城洛阳，达官贵人云集，豪门大宅鳞次栉比。

西汉一朝，未央宫北宫门外，是皇帝最为亲近、地位最为显赫的大臣住宅区，即文献记载的“北阙甲第”，简称“北第”。

庭院画像砖（四川成都出土）

庭院布局分左右两部分；右侧有门、堂，是住宅的主要部分；左侧是附属建筑。右侧外部有装置栅栏的大门，门内分前后两部分，绕以木构回廊，后院有面阔三间的单檐悬山式堂屋，用插在柱内的斗拱承托前檐，抬梁式梁架，堂上两人席地而坐。左侧部分也分为前后两院，各有回廊环绕。前院有厨房、水井、晒衣架等，后院有方形高楼一座，四注式屋顶下饰有斗拱。

汉惠帝刘盈特赐太仆夏侯婴“北第第一”，曰“近我”[8]，以尊异之。夏侯婴是沛县（今属江苏）人，刘邦在沛县泗上亭亭长任上，夏侯婴是沛县厩司御（主管马匹），两人过从甚密。一次，刘邦与他嬉闹，不小心伤了他，被人告发。为吏伤人，按律要治罪。刘邦欺上瞒下，硬说没伤着夏侯婴，夏侯婴也不承认被刘邦伤过。官府逮捕夏侯婴，关了他一年多，多次拷打审问，夏侯婴都不改口，只得把他释放。汉二年（前205），刘邦攻克项羽都城彭城（今属江苏徐州），项羽反击，刘邦落荒而逃。车上除了他外，还有一女一子，人多车重，速度就慢了。眼见项羽的追兵越来越近，刘邦把儿女踢下车，自己逃命。他的儿女靠夏侯婴相救，才逃过一劫。刘邦死，其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汉惠帝感恩夏侯婴，特赐“北第第一”。这里的“第一”非指最豪华，应是最靠近北阙的一处府第。张衡《西京赋》描述“北阙甲第”之豪华云：

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程巧致功，期不陁陊。
木衣绨锦，土被朱紫。

当时最小的居民区为“里”，里有围墙，居民的院落都在里内，出了院门，还要通过里门才能上街。“北阙甲第”却向街开门。这显然也是一种特权。

也有一些达官贵人住在其他里，如与皇室有姻戚者，可以入住“戚里”。

除了长安外，西汉皇帝的陵邑，是另一个豪门大宅区。

汉高祖长陵

秦末群雄逐鹿，六国王族之后又成为风云人物。他们在当地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一呼百应。于是，他们或自立为王，聚众起兵；或被反秦势力拥立为王，挟其名望以相号令。

秦亡汉兴，娄敬建议把六国王族后裔迁到关中，此举有三得：一是增加中央直辖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人口锐减是汉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二是把他们从势力盘根错节的故地迁到京畿地区，易于控制；三是关东地区大都是诸王封国，把他们徙入关中，也就起到了弱诸侯而实京师的目的。刘邦采纳，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以及韩、赵、魏、燕四国的王族后裔，迁到他的长陵一带监控起来，总计约十万口，其中田氏家族占了很大比例。《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田氏迁到长陵的很多，以“次第”相称呼，如第一、第二、第五等等，其中“第五”一姓成为名门望族。如东汉初年的第五伦，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唐朝前期的第五琦，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跻身宰相行列。“第五”一姓迄今犹存。

庭院图（山东曲阜旧县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大门两侧为单檐双阙，门卫室中有人守卫；庭院重深，堂前院中有伎人表演倒立；右侧门外一人跪迎来客；二重门半掩，一人露半身；后边楼阁相连，四人登梯而上；后院一人抚琴，一人聆听。

长陵邑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怡魏村，城址为长方形，南北长二千二百米，东西宽一千二百四十五米，城墙夯筑，今地面之上城墙残存最高处犹有六十米。城内有大量汉代建筑遗迹，说明当年城内人口十分密集。长陵邑附近出土具有齐地风格的“树木双兽纹”半瓦当，当为“齐诸田”住宅遗物。由此亦可推测：“齐诸田”迁居长陵邑后，仍保留、传承着齐地习俗。故《汉书·地理志》说，诸陵邑“五方杂厝，风俗不纯”。

除刘邦高陵邑外，西汉皇帝还有六个陵邑：惠帝的安陵邑（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文帝的霸陵邑（位于今陕西西安市灞桥区洪庆镇），景帝的阳陵邑（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高陵乡），武帝的茂陵邑（位于今陕西兴平县南位乡），昭帝的平陵邑（位于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双照街道），宣帝的杜陵邑（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这六个陵邑的人口也为移民，只是移民的身份不再是六国贵族后裔，《汉书·地理志》云：

汉武帝茂陵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班固《两都赋》也说，汉时迁徙的对象有“三选”，即吏二千石以上、高訾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

“高訾富人”的标准是什么？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建议徙豪强大族于茂陵，汉武帝欣然听从。当年夏，主父偃的建议便付诸实施。汉武帝颁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9]汉制，二千石官月俸一万六千钱，家资三百万相当于一个二千石官（如郡守、司隶校尉之类）十五年又六个月的俸禄。三百万仅是个最低数，被徙者中不乏千万的巨富。

“豪杰”与“豪强”同义，指地方豪强大族。

诸陵邑中，茂陵最大。《三辅黄图》卷六《陵墓》引《三辅旧事》说：“户一万六千。”也有人据《汉书·地理志》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说《三辅旧事》“一万六千”乃“六万一千”之误。

六陵邑中的人户绝大多数都是“三选”，豪门大户，府第辉煌。《三辅黄图》卷三《苑囿》记大富翁袁广汉在北邙山下的庄园云：

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

入东汉以后，像袁广汉那样的庄园发展起来。

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田庄。田庄里种植着五谷、蔬菜、药材、林木、果树，饲养着各种家畜，制造农具，养蚕、缫丝、制絮、纺织、染色、制衣，还制作各种副食品。各类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田庄建有坞堡，四周有高墙、深壕围绕，设有警楼，“部曲”——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为他们看家护院。

陶屋（广西贵县粮食仓库汉墓出土）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说富人之家，白土抹墙，雕梁画栋。有的人家，还用精美的丝织品装饰墙壁。

权贵之家的大门都有门阙，大门一般为三开间，当中为明间，以供出入；左右各一间，曰“塾”，类似后世的门房。门内有“萧墙”，“萧，肃也，臣将入，于此自肃敬之处也”[10]。其内为庭院，讲究的庭院还有一道二门，名“寝门”。大门与二门之间的院落为外庭，二门以内为内庭，是主人的寝居之所，外人一般不得入内。有的豪宅有多重院落。

双阙图（四川安邑大仁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位于外庭的堂，是待客的地方。堂基一般都很高，堂前有台阶，左右各一，称“东阶”、“西阶”。西阶为尊，来宾走西阶。堂的正面无墙，只有两根立柱，因而敞亮，又称“堂皇”。堂两侧，一般都有“夹室”，也称“序”。

四合院式庭院（山东沂南北寨出土汉画像石刻摹绘）

院落前建有双阙，一阙下有两人切菜，旁边有一悬挂猪头、牲腿的肉架，架下置壶、盆；另一阙下放置四层叠案。靠近院落处有一鼓架。

院落呈方形。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一侧廊房外建有两个角楼。前院中有一口水井，后院地上置几案。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建有带栏杆的屋子，可能是猪圈或厕所。从大门到二门再到客厅，形成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

楼内宴饮图（江苏睢宁张圩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画面分三层。下层左刻一灶，一人在灶前烧火，一人在往釜中添放食物；右刻一人在井边汲水，中间刻三人，有的在切肉，有的在淘洗，还有一人托捧着圆形食案。中层刻栏杆，坐着六人，栏杆中间阙道有二侍者捧食而过。上层刻一房屋，帷幔高悬，屋内置长条大榻，榻上坐着四人正准备宴饮，两旁各立二侍者侍候。

若来客众多，身份高的坐堂上，位卑者坐堂下。如单父（今属山东单县）人吕公，与沛县县令是好朋友，为躲避仇家投靠沛县县令。沛县的大小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以祝贺为名巴结县令。沛县“主吏掾”——县令之下地位最高、职权最大的属吏萧何负责接待来客，宣布贺礼不满一千钱者，坐堂下。

泗上亭亭长刘邦来了，大声嚷道：贺钱一万。他一个小小亭长，那点俸禄远不够他挥霍，还欠了一笔笔酒钱，哪里还有贺礼！恰逢县令府上高朋满座，美酒飘香，刘邦嘴馋，一路辛苦赶来，没钱只好撒谎。

吕公闻言大惊，急忙出迎。吕公好相人，见刘邦气度不凡，急忙将他拉到堂上就座。萧何知道刘邦的品行，又好气又好笑，就对吕公说，刘季是个说大话不脸红的人，没多少真事。刘邦也不理会，坐了上座，吃肉饮酒，谈笑自若。酒阑，吕公用眼色暗示刘邦留下。待众人走后，吕公对刘邦说：我好相人，相过的人很多，但没有超过阁下的，希望你自爱。我有小女吕雉，愿做你的箕帚妾。刘邦大喜过望。

从这场酒宴可以看出，赴上司、尊者的酒宴，需送贺礼。

室为起居之所，也名“屋”、“舍”。屋门一般偏东。偏西侧有窗曰“牗”，室北面的窗曰“向”。室内四角统称“隅”，四隅各有专名，西南隅曰“奥”，最尊，为祭祀之所。西北隅曰“屋漏”，亲人去世，撤下房屋西北角上的覆草，烧水供沐浴之用，遇上雨天，房屋漏雨，故名“屋漏”。东南隅曰“窔”，东北隅曰“宦”。灶一般在室中央。

厕所（江苏徐州驮篮山汉墓出土）

石厕建在距地面高1.5厘米，长149厘米，宽115厘米的厕台上，厕台中部靠后墙凿出规整的长方形厕坑，并利用山岩裂隙作象征性的排泄道。厕坑两侧是前部有斜坡面的长方形踏板，后部有石靠背，右侧有一扶栏。扶栏由两个支撑竖板和一个横长板以榫卯卯合而成，前端支撑竖板上端有细圆榫，穿过长板前端圆孔形成握柱。如厕时蹲下有靠背、扶手可倚，起身时可抓握柱立起，设计十分合理。厕间隔壁建有沐浴间，地面雕琢方形浅槽，人可站在槽里面沐浴。厕间和沐浴间设计科学，建造十分考究。

秦汉尚右，右为上，左为下。尊长住在西间，卑幼下榻东间，故有“宅不西益”之俗。王充《论衡·四讳篇》云：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何以如此？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作了解释：“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

彩绘陶楼院落（河南焦作汉墓出土）

门楼为五脊四坡庑殿顶，门楼前有一狗、两鹤、一人。主楼为七层四重檐亭阁式建筑。顺楼梯而上，穿过二楼的回廊可进入三楼。三楼有两个大门相通。四楼无门，全是直棱窗。附楼为单檐四层建筑，空中走廊横架在主附楼第三层之间，将两楼巧妙地连为一个整体。

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一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连。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四　一宇二内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一个《封守》案例，查封一名罪犯的财产如下：

一栋房屋，系用瓦盖的，木构齐备，门前有桑树十株。妻子某，已逃亡。一个女儿，还没有结婚。一个儿子，身高六尺五寸。男奴一人，女婢一人。公狗一只。

上面这个案例，简文称其房屋为“一宇二内”，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曰：

一宇二内，即一堂二内。《汉书·晁错传》：“家有一堂二内。”堂即厅堂，内为卧室。[11]

王兆祥先生对“一宇二内”及其功能作了进一步阐释：

所谓“一宇二内”（汉代称“一堂二内”）的住宅主体建筑，就是屋内采用一明两暗的房间布局。明间称“宇”，或称“堂”，可待宾客，供起居；暗间称“内”，是卧室，供住宿。有的还在主体建筑旁或前后，另外建造一些简易的配套设施，包括仓廪、猪圈、水井等。[12]

陶屋（浙江德清秋山汉墓出土） | 陶屋（广东广州汉墓出土）

也就是说，一栋房屋内有堂屋一间、卧室二间。迄今为止，学界仍认同这一释义，如林剑鸣、胡正明、彭卫、杨振红、张金光、李根蟠、黄今言等先生皆持此说[13]。按“宇”为上下四方空间的总称，用在住宅上，指一栋房屋。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庶人一宅。”一栋民宅的面积合今约四十一点四米。“一宇二内”为一栋房屋，分为两间。睡虎地秦墓竹简在“一宇二内”之后又说：“各有户。”两个房间各有一门。陕西定边县郝滩乡四十里堡村出土的汉墓壁画，正是这种样式的房屋。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还有一个《穴盗》案例，介绍了盗贼作案的证据：

盗洞是新挖的，用来挖洞的像是宽刃的凿，洞高二尺三寸，宽二尺五寸。墙土撒落在墙外墙里，上面有膝印、手印各六处，秦綦履的印痕四处。小堂在侧房的北面，小堂直通侧房。竹床在侧房东北部，床东面、北面距墙各有四尺，床高一尺。房屋北面有院墙，墙高七尺，墙外就是街巷。北院墙距小堂一丈，东院墙距小堂五步，墙上有一处不大的新缺口，好像是盗贼翻越时留下的。

庭院图（陕西定边郝滩乡四十里堡出土汉墓壁画局部）

庭院呈正方形，单檐悬山式门房，大门对开，上有辅首。左右两侧建有一面坡式厢房；正房当也是单檐悬山式，有单开式房门两个。

这个案例中的民宅，有“大内”、“房内”和“小堂”。这种民宅当即《汉书·晁错传》所说的“一堂二内”。许倬云先生说：“汉代标准民居为一堂二内。”[14]当时一般百姓的民宅可能为“一宇二内”与“一堂二内”两种。《穴盗》中的那户人家，有一件裾衣被盗，这件裾衣用料五十尺，以帛为里，装了绵絮五斤，用五尺缯镶边。据此，其家当更为富裕。

楼阁人物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如前所述，房屋以西为上，“宅不西益”是当时的一条禁忌。在汉画像石刻、画像砖刻上，“一宇二内”或“一堂二内”的房屋，西侧一间往往高大宽敞，东侧一间要矮小许多。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宅居》有如下简文：

宇右长左短，吉。

宇左长，女子为正。

宇东方高，西方下，女子为正。

这些禁忌在汉画像石刻、画像砖刻上得到印证。

在河南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北，考古发现了汉代庭院遗存[15]。庭院遗址共已发现十余处，时代为西汉晚期。考古发掘了其中四处庭院遗存，可分为两类：第一、三、四处遗存为一类；第二处遗存为另一类。

第一处庭院遗存的房屋坐西向东，两开间。南边一间南北宽（含墙体）约四点五米，估计东西长不超过六米；北边一间明显宽于南边一间，南北宽（含北墙）约五点七米。

第三处庭院遗存为两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有一座南厢房，当为厨房并兼作他用。正房在第二进院落，两开间，没有使用立柱，系墙体承重。

第四处庭院遗存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庭院遗存。

以上三处庭院遗存，大致符合一般百姓“一宇二内”的住宅形式。

第二处庭院遗存房屋建筑较多，当为比较富有的居民。郝杰先生对此庭院遗存进行了复原[16]。

西高东低的房屋（江苏睢宁墓山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带圈陶屋（广西贵县高中四号汉墓出土）

此屋为栅居式三合院，正面是一间大屋，后面两侧有两间小畜圈。

先让我们看一下该处庭院遗存的周边状况：

距庭院南大门之南约四十二米，有一条东西向道路，路宽约八米。

在路与南大门之间，是宽敞的活动场地，部分地点清理出砖瓦和小件石器等遗物。

南大门外东南约九米处，有一个砖砌圆形竖井。井口内径为零点八五至零点九五米。井壁用砖逐层侧立横砌。井口周围平铺一层小砖作为井台，略高于地面。井口周围遗物较多，且多位于井口的东、南、西三面，有陶瓮、陶水槽、陶盆等。在水井与南大门之间，用碎瓦片铺有一条专用便道，长五点五米，宽约零点三至零点七米。

水井西边约三米，有一处编织草席或竹席类的遗迹。

庭院东侧，残存有树木遗迹，五棵树南北向排列。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宅居》说：“为池西南，富。”该处庭院的西南有一个东西向直径约十七米的圆形大水池遗迹。池的周壁挖治较为规整。池内沉积有较多的残砖块、陶器残片等。在水池的南边沿处，清理出一个倒置的圆形石臼和一个小的方斗形石臼。

庭院遗存总面积近二千平方米，大门南向，门宽约二点四七米，当为门房式建筑。大门两侧的院墙，也即庭院南墙，为砖基夯土墙。大门西侧院墙长约三点五米，用两层蓝灰色砖砌成墙基，往上为夯土墙。墙外紧贴墙体出土一鼓状青石磙。东侧院墙长约五米，地面以上用蓝灰色砖约十一层砌成。

入南大门，是第一进院落，大门西侧有一座较小的瓦顶房，发掘者称之为“西门房”，面积约为九平方米。“西门房”的南面房墙，借助于庭院南墙。“西门房”用于堆放农具等用具物品。南大门内东侧，也有一座瓦顶房，发掘者谓之“东厢房”，南北长十一米，东西宽八点三米，南面房墙也是利用了南院墙。“东厢房”内西南角有一件铁釜，其西面约二米处有两盘南北排列的小石磨。紧靠房屋西南角，有一件高五十厘米的石臼，口朝东南方倒置。在该建筑的周围，还散落有一些破碎的陶器，如盆、瓮、甑等。“东厢房”当为厨房。

第二进院落的南院墙为砖砌墙基，墙体宽约四十三厘米，底有三层砖，砖以上很可能为夯土墙。该墙的正中可能有瓦顶大门。第一进院落的东厢房之东北，有一条与第二进院门相接的廊道。第二进院落的布局如下：

西南有一座房屋，北与主房相接。这座“西厢房”也为瓦顶、砖基夯土墙。在“西厢房”内西南角，还清理出一件略残的陶豆。

在“西厢房”的东侧院内，有一件腹径为四十六厘米的铁釜。

陶屋（广东广州麻鹰岗汉墓出土）

正房南墙距第二进庭院南墙约四点三二米，南北进深约四点一米。屋顶为南北两面坡。墙体用二层砖砌成墙基。正房为梁柱承重结构，可能为三开间。

这处正房当为“一堂二内”。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宅居》云：“屏居宇后，吉。屏居宇前，不吉。”“屏”指厕所。该庭院的厕所位于主房西北，便槽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南口稍宽，便槽底呈南高北低的斜坡状。

家境贫寒的，住宅更为简陋。

绿釉陶楼（河南灵宝张湾二号汉墓出土）

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阳城（今属河南方城）人陈胜，贾谊《过秦论》说他是“瓮牖绳枢之子”，也就是说，他家用瓦瓮做窗户，房门用草绳绑着。西汉开国功臣陈平，阳武县户牖乡（今属河南兰考）库上里人，家境原本贫寒，仅有三十亩薄田——那时，五口之家一般有田百亩。陈家兄弟两人，弟名陈平，老大的名字失载，《史记·陈丞相世家》称他“陈伯”。陈伯已婚娶，陈平还年少，父母都已去世。陈家坐落在靠近城墙的一座偏僻脏乱的小巷里，居室连门也没有，遮着张破席子。

五　室内用具

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

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二点一九米，宽零点八一米；另一件长二点二二米，宽零点八二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零点一二米左右。草席多为垫席，上面铺以竹席。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出土的竹席，席纹作人字形，用薄篾片编制而成。以貂皮做的“貂席”，以兽毛制作的“旃席”（即毡席），比较贵重，《史记·货殖列传》说“旃席千具”，相当于“千乘之家”的财富。

为防席角卷翘，席的四角用“镇”压住。镇多铜质，也有铁或石质的，形状多样，有许多做成动物形。

一席坐多人，《礼记·曲礼》云：“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据此，一席最多同坐四人，超过四人，年长者另设专席。

西汉鎏金熊形铜席镇（安徽合肥出土）

地位显贵之人，通常专席而坐。

汉文帝到上林苑游玩，皇后、慎夫人随从。慎夫人是文帝的宠妃，在皇宫中常与皇后同坐一席。在这次游玩中，随驾扈从的中郎袁盎引慎夫人另坐一席，慎夫人怒，不肯坐。汉文帝亦怒，起身就走。袁盎上前劝谏，《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其言曰：

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

“人彘”是指刘邦的宠妃戚夫人的故事。汉文帝转怒为喜，给慎夫人解释，慎夫人赐袁盎黄金五十斤。

东汉之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也享有专席尊荣。

宋人绘《却坐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中的汉文帝坐在椅子上，窦皇后坐圆凳，这些坐具是宋代的，当时文帝与后妃乃席地而坐。

尚书本是皇上的“收发吏”，掌管章奏诏令。汉成帝时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曹办事，正式成为宫廷内的办事机构。东汉建立，刘秀进一步扩大尚书机构的组成人员，设置尚书台。翦伯赞先生说，尚书台就是皇帝的“办公厅”[17]。尚书台的长官为尚书令，副职为尚书仆射，其下有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成为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总典纲纪，裁决奏章，出纳王命，无所不统。满朝文武，尚书台的官员地位最为显赫。三公九卿路遇尚书令、仆射，需回车避让。群臣上朝，尚书令与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督察京师的司隶校尉专席而坐，号为“三独坐”。

地位尊者，还有多席叠加而坐的情形。

戴凭，平舆（今属河南）人，儒学名家，官至侍中、虎贲中郎将。正旦朝贺，百官毕会，光武帝刘秀诏令群臣解说经书，相互诘难，理屈词穷者，就让出坐席，加给胜利一方。结果，戴凭的坐席达到五十余，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18]

坐榻图（辽宁辽阳三道壕一号墓出土壁画摹本）

夫妇两人对坐于方榻上，前置短几，中间地上置樽，里面有长柄勺。男子头裹青巾，淡黄色袍、白领袖，拱手端坐，榻侧放置黑鞋一双。女子头戴帻，后插发簪，上穿红衣，下着红边花白裙，白领袖，榻侧放置红鞋一双。

为了表示尊敬，需要离开席站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规定：听朝廷的命书，必须离开席站立。否则，罚两副铠甲。在酒宴上，长辈、上级敬酒时，需要离开席，匍匐。否则，便是不敬。

另一类常见的坐具是床、榻、枰。服虔《通俗文》云：“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床为通称，一人独坐的名“枰”，略大一点的为“榻”，最大的是“床”。床、榻与枰都很矮，四腿呈矩尺形。床为木制，榻、枰除木制外，也有石质的。床、榻、枰上一般铺蒲席，清贫者但坐光板。

讲经图（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经师和弟子皆戴进贤冠，宽袖长服。经师坐榻凭几，其上有遮蔽灰尘的“承尘”；弟子六人坐席，手中各捧简牍。右下一名弟子，独坐一席，颔下有须，腰间悬书刀。从该图看，似尊者坐榻，位低者坐席。

坐姿谓之“坐容”。贾谊《新书》有一篇《容经》，专讲坐、立、行等姿势，其中“坐容”有“经坐”、“恭坐”、“肃坐”和“卑坐”：

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西汉彩绘端坐木俑（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

这里讲的是“经坐”、“共坐”、“肃坐”和“卑坐”的四种眼色，眼色不同，坐姿是一致的，即上身挺直，双膝着席，臀部压在两脚上。这种坐姿，古人径称“坐”，今人多谓之“跽坐”。实际上，“跽”是指原本坐着，为表示敬意，或出于警惕，抬起臀部，直起身子，两膝着席。《史记·项羽本纪》记“鸿门宴”，樊哙持盾仗剑闯入军帐，项羽大惊，“按剑而跽”，司马贞《索引》释“跽”为“长跪”。也有人将那时的坐姿称为“跪坐式”：

华夏自古的正规坐法是双膝并拢、双足在后、臀部坐在脚跟上。这种姿势按照现代观念可归入“跪”，但古代的“跪”则特指直腰而臀部不挨脚跟。为了和现代的坐法相区别，可以把这种古代坐姿称为“跪坐式”。[19]

朱启新先生给了另一个名称“端坐”[20]，姑且从之。林沄先生从汉字“饗”的结构造型得出结论：这种坐姿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存在[21]。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表明，至迟商代已是这种坐姿。古人何以如此坐？一种观点认为，在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这个历史时段，为了不暴露下体，遂采取这种坐姿。尚秉和先生20世纪30年代即提出此说[22]。即使坐床榻，也要端坐。如北海朱虚（今属山东临朐）管宁，五十多年一直端坐一个木榻，结果当两膝处磨出了两个窟窿。

端坐俑（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这种坐法时间一长，腰疼腿酸。如果不是会见等正式场合，坐姿可以随便一些。《韩诗外传》卷九记载了一个故事：孟子之妻，一个人在屋里，两腿伸展着而坐。孟子进门，看见妻子这种坐姿，很不满意，报告母亲，请求休妻。孟母说，按礼进门要先打招呼，你不声不响地闯入，致使妻子没有准备，是你无礼，非妻无礼。孟妻的这种坐姿叫“箕踞”，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臀部坐在席榻上，曲起双膝，足部踩着席榻；另一种认为是臀部坐在席榻上，平伸开两腿。《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最为切题：“箕踞，一种轻慢、不拘礼节的坐的姿态。即随意张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23]只要臀部着席榻、两腿伸开或弯曲而坐，都属“箕踞”。《礼纪·曲礼》云：“立勿跛，坐勿箕。”故此，“箕踞”虽舒服，但不合礼仪，只有在非正式场合，才可以如是。

刘邦有两个最出名的陋习：一是“箕踞”，二是骂人。他这些陋习，曾引起了很多麻烦，甚或危及性命。兹举一例。

箕踞陶俑（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

陶俑双腿向前伸直平坐于地，上身前倾，双臂前伸搭在双膝上；左手微握，掌心向上；右手握拳，掌心向下；手中原有执物，现残缺不明。

凭几而坐的玉人（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

刘邦北伐匈奴，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尚鲁元公主，是刘邦的驸马，以子婿之礼侍奉刘邦。刘邦当着赵国众臣之面，没有给张敖应有的礼遇：“箕踞，詈，甚慢易之。”张敖忍气吞声，赵相贯高为张敖鸣不平，密谋刺杀刘邦。第二年，刘邦御驾亲征韩王信余部，路过柏人（今属河北隆尧），贯高等在给刘邦准备的寝宫墙壁中，埋伏杀手。刘邦准备就寝，忽然心动，问该县之名，随臣曰：“柏人。”刘邦道：“柏人者，迫于人也。”[24]不宿而去。不久，仇人上书，揭发贯高，刘邦下诏逮捕张敖、贯高等。张敖没有与谋，被废为宣平侯，贯高自杀。

床榻距地面有一定高度，臀部坐在床榻边上，两腿垂下，如后世坐凳、椅一般，也是一种舒适坐法。秦二世二年（前207）二月，刘邦率军进抵陈留（郡治陈留，今属河南开封）郊区。高阳（今属河南杞县）人郦食其求见，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曰：

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

“倨床”即坐在床榻边上，两足垂下。这种坐姿，在南北朝也称“垂脚坐”[25]。在汉画石刻中，可以见到垂足坐于凭几上的画像。在非正式场合，可以垂足而坐；郦食其入谒，刘邦仍如是，则为非礼。

一般认为，中国内地的高足坐具，自张骞通西域传入的“胡床”始。这种床可以折叠，床面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椅是也。”[26]“胡床”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古希腊，经中东、中亚、犍陀罗、西亚、南亚等地辗转东传。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胡床”图像最早出现在山东长清的孝堂山石祠上，据祠内永建四年（129）的参观题记，证明在此之前，石祠已经建成。有人认为，孝堂山石祠是东汉章帝、和帝时期（76——105）修建的墓地祠堂，“胡床”在此时已传入中原[27]。到东汉晚期，“胡床”风靡宫廷、京城。“胡床”为垂足而坐，因此之故，垂足坐又称“胡坐”。通常认为，除了“胡床”，终两汉没有其他类型的高足坐具。但是，考古发现表明：高足坐具已经出现。

在汉画像石刻上，可以见到凭几而坐的现象。凭几本是为了减轻席地而坐的疲劳，用来支撑躯体的，端坐时，横放在身前，双膝纳入几下，双肘放在几上；也可以放在身体一侧，单肘倚着。凭几间或也成为坐具。孙机先生临摹的江苏铜山耿集出土的汉画像石“垂足坐几”图，一人执剑，垂足坐于凭几上[28]。在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汉画像石“聂政自屠”图上，一人垂足坐于凭几上[29]。此人可能就是聂政要刺杀的韩相侠累。

垂足坐几图（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当人们垂足而坐时，凭几如同板凳。板凳当是从凭几演变而来。

江苏铜山洪楼汉画像石墓祠堂后壁一幅“纺织图”，杨森先生认为一纺织工坐着“矮小的四足、前后腿间各有一枨的方凳”[30]。从《中国画像石全集》卷四《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收录的此图中，看不到杨森先生描述的这个方凳[31]。杨森先生引证的文献，是段拭《江苏铜山洪楼东汉墓出土纺织画像石》一文[32]，段文中也见不到这样的方凳。杨森先生又说：

纺织图（江苏铜山洪楼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一个女奴隶主悬空倚坐在四腿短条凳上，监督女奴隶们理线、织布等劳作。[33]

杨森先生引证的文献，是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像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一文[34]。从图中看，那位“女奴隶主”席地而坐，身旁放着一状如“四腿短条凳”的器物，该器物当为凭几，上面搭着纺织品，纺织品上面还压着一圆锥体的器物。

纺织图（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贮贝器局部）

但是，汉代的确出现了板凳之类的坐具。

湖南长沙望城坡汉墓出土的一个坐具，平面呈椭圆形，中间厚，边缘薄；长三十四点六厘米，宽十四点八厘米，高十二厘米；中央有一方孔，与束腰圆柱底座铆接。木胎，通体髹黑漆。出土时，与漆砚同置于一个竹笥中。发掘者考证，望城坡汉墓的年代上限约在汉文帝时期，下限可至汉景帝初年，墓主为长沙国某位国王的王后[35]。

江苏邳州陆井汉画像石墓有一幅宾主对弈石刻，宾主两人坐在堂内对弈。堂外右侧停着一辆牛车，左侧的童子牵着一牛。值得注意的是：童子垂足坐在一只小板凳上。

端坐劳累，箕踞舒适。但是，直到秦汉，人们宁愿端坐，不肯箕踞。原因是端坐合乎礼的要求，箕踞非礼。秦汉四百四十一年间，见于传世记载的箕踞仅有四例，由此可见礼教影响之深。

宾主对弈图（江苏邳州陆井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宴饮图（陕西长安出土唐墓壁画局部）

《严子陵垂钓图》（清任颐绘）

及至魏晋，少数民族大量涌入内地，“胡床”日兴，各种样式的椅子、凳子及坐墩愈多。对此，杨森先生《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第二章《坐具类》，有详细的论述[36]。佛教的结跏趺坐、垂足倚坐，一腿下垂、另一腿盘膝的坐姿与坐具，对中土传统的端坐也带来了冲击。但是，绝大多数士大夫恪守传统的端坐，他们甚至将僧人的坐姿斥为“踞食”，在南朝的刘宋时期还引起一场士大夫维护端坐、反对僧人“踞食”的斗争[37]。但是，舒适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最大动力，在追求舒适的驱动下，高足坐具、垂足而坐越来越多。到唐代，凳、椅、床、榻等高足坐具逐渐取代坐席。高足坐具的坐姿，最初沿用席地而坐那种端坐，还有一种盘腿的“趺坐”。故此，凳、椅、床、榻等坐具都较为宽大。在陕西长安出土的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上，坐具长而宽，可坐三人，他们大多盘腿而坐，个别人一腿盘曲，一腿垂下[38]。到唐末，垂足而坐逐渐取代端坐。

床不仅是坐具，也用于寝息，唯作为卧具的床较大，起床以后，要把寝席卷起来，另铺上坐席。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与严光同床而眠。

严光（原名庄光，为避汉明帝刘庄讳，史称“严光”），字子陵，余姚（今属浙江）人，刘秀同窗。刘秀登基，严光隐姓埋名，藏身乡野。刘秀让人张贴严光画像，四处寻找。齐地有人报告：有一男子，披羊裘钓于泽中。刘秀疑是严光，派人备车三请，严光方至。刘秀到他下榻的馆舍看望，严光闭目卧榻，刘秀拍着他的肚腹说：哎，哎，子陵！难道就不能助朕一臂之力吗？良久，严光才睁眼看着刘秀道：人各有志，何必勉强？刘秀说：子陵，我真拿你没办法！叹息而去。过了几天，刘秀请严光入宫，把盏叙旧数日，只字不提出山之事。刘秀问：我与昔日相比，有变化吗？严光道：略有长进。刘秀与严光同床而眠，严光故意把脚放在刘秀腹上，刘秀也不介意。严光最终未应刘秀的恳请，隐居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八十岁寿终正寝，刘秀诏赐钱百万、谷千斛。后世称富春山为“严陵山”，又称其在富春江垂钓处为“严陵濑”，其垂钓蹲坐之石为“严子陵钓台”。

寝息用的还有枕、被、褥。

枕，《说文解字》释曰：“卧所荐首者也。”还有一种枕中空，名曰“通中”，枕中所放的大都是心爱之物。淮南王刘安，就将他最喜欢的秘籍放在枕中。

药枕（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被用绵絮填充，被面质料有丝、布等。汉武帝朝的丞相公孙弘盖布被，大臣汲黯奏劾他沽名钓誉、虚诈不情。可见，布被乃清贫者之物。

褥以丝、布、皮等为之。填有绵絮者，谓之“重茵”。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端坐的姿势。

日用家具图（山东沂南北寨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

一大几上放置三个长方形漆箧，几下放置一圆形漆奁；下有一高足盖盘，圆柱状柄，圆盘，柱础状足，柄中部贯一方形板，板上有箧、豆、小盘、耳杯等；柄两旁各置一竹笼；高足盖盘左边置一长几，上置一案，几上有一方箧、两圆盘，案上放置方箧、量、壶；几下一猫捕鼠。

用来照明的灯烛，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盘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质的，也有铜质的。唾壶也较为常见，有玉、铜和陶等质料。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长信宫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长信宫”铜灯，发现于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的王后窦绾墓，灯上铭文中有“长信”字样。灯的造型作宫女端坐双手持灯状，体内中空，无底，通体鎏金。

宫女头梳髻，发上覆巾。上身平直，双膝着地，跣足，足尖抵地以撑全身。左臂伸向右方，手持灯盘，右臂高举，袖口形成灯的顶部，整个右臂起着烟道的作用，肘部可以拆卸。从衣领和袖口观察，宫女身穿广袖内衣，外着长袍，衣襟由右侧向后掩卷，腰间束带。

灯的构造颇为复杂。灯罩由内外两片弧形屏板组成，合拢成圆形。外屏板一角有直角形缺口，与灯盘方柄相扣。灯盘直壁平底，壁分内外两重，形成宽0.9厘米，深1.8厘米的凹槽一周，两片屏板嵌于凹槽之中，可以左右推动。盘心有蜡杆，系安插蜡烛用。盘的口沿饰宽带纹一周，底部形似圈足，置于灯座上。灯盘有一平出的方形銎柄，原系安装木柄，銎中尚存朽木，銎柄是转动灯盘用的。灯座分为上下两部分，可以拆卸。上部形如豆座，上面直接插入灯盘底部；下部形如豆盘，盘口与上部的座底相扣。灯的设计十分科学，灯的各部分作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同时又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能够根据需要随意调节照明度和照射方向。烛火的烟炲，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使烟炲附着于体腔以保持室内的清洁[39]。

装置物品的，有奁、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笥四十八件，编纹作“人”字形；周边用竹片加固，并以藤条穿缠；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方形；黄绢衬里；一般长五十厘米，宽二十八厘米，高十五厘米。

盛书用的竹箱叫“笈”，与笥形制略同，可背在身上，文献中常见“负笈”寻师之记载。

鎏金铜盘（江苏徐州东洞山二号汉墓出土）

铜盘敞口平沿，直腹，圜底，器壁较薄，通体鎏金，素面，腹部阴刻“赵姬沐盘”四字，为西汉楚王赵姬之盥洗用具。

银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银鉴折沿、口沿下面有两环，短颈、平底、素面。腹下部有一周折线，左旋卧刻阴文篆书“宦眷尚浴银沐鉴容二石一斗五升重一钧十八斤十两第一御”二十五字，铭文记录了银鉴的具体用途、重量及容量，表明其为沐浴用器。在铜镜未出现之前，古人常用鉴盛水映照容貌。

漆梳盒（山东日照十里堡汉墓出土）

粉彩双层长方形漆奁盒（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梳妆曰“严具”，或称“奁”，用来放置梳、篦、笄、钗之类的妆具。

[1]参见李毓芳：《阿房宫：前殿勘探、发掘基本结束》，《文史知识》2005年第12期；刘庆柱：《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文史知识》2005年第12期；杨永林：《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全面完成》，《光明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1版。

[2]参见王学理：《寻找秦帝国的都城》，载《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51页。

[3]《史记·项羽本纪》。

[4]参见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9页。

[5]《汉书·贡禹传》。

[6]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03页。

[7]《汉官解诂》说符长二寸，而《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曰：“符用木，长尺二寸。”符上仅刻二字，似不必一尺二寸长，且如此长也不便携带，当以二寸长为是。

[8]《汉书·夏侯婴传》。

[9]《汉书·武帝纪》。

[10]〔汉〕刘熙：《释名·释宫室》。

[1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274页。

[12]王兆祥：《秦汉民居的建筑形态》，《中国房地产》2007年第8期。

[13]胡正明、林剑鸣：《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4]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16]郝杰：《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复原初探》，《中华民居》2014年第1期。

[17]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18]《后汉书·儒林列传》。

[19]林沄：《古人的坐姿和坐具》，《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1期。

[20]朱启新：《看得见的古人生活》，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

[21]林沄：《古人的坐姿和坐具》，《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1期。

[22]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2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卷八），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9页。

[24]《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25]《梁书·侯景传》。

[26]《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梁武帝大通元年。

[27]杨森：《敦煌壁画中的胡床家具》，《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

[2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9]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卷六《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0]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3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卷四《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32]段拭：《江苏铜山洪楼东汉墓出土纺织画像石》，《文物》1962年第3期。

[33]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页。

[34]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像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文物》1975年第2期。

[35]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36]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18页。

[37]见释僧佑辑《弘明集》范泰《与王司徒诸公论沙门踞食书》，释慧义《答范伯伦诸檀越书》，范泰《重答法师慧义等书》、《与生观二法师书》、《论沙门踞食表》等文。

[38]赵力光、王九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文博》1989年第4期。

[39]参见卢兆荫：《满城汉墓》，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5—158页。

行

秦朝的铜车马（陕西临潼出土）

一　道路修治

从道路规格上看，有两种：一是驰道，二是普通道路。

驰道是皇帝专用之路，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原本是宫殿中的通道。第二年，秦始皇开始巡行天下，舆马所至，皆修治驰道。贾山《至言》云：“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形成贯通全国的交通网。

秦直道遗迹（今陕西淳化境内）

驰道用土夯筑而成，路面宽阔、平整、坚实，贾山《至言》云：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一步六尺，一汉尺约等于零点二三米，五十步合今约六十九米。考古发现的秦汉驰道遗迹，宽度在四十至六十米。每隔三丈（合今约二点零七米）植一棵松树，驰道两侧夯筑。服虔注“隐以金椎”曰：“隐，筑也。以铁椎筑之。”后世学者大多沿用此说。有人指出：“隐”与“树”都是动词，“金椎”和“青松”都是名词性结构的词语。“椎”为“终葵”，即向日葵[1]。如此，驰道两旁，青松垂阴，葵花竞艳。

考古发现表明：长安城内的八条大街，宽四十五至五十六米。每条大街各有两道沟渠将其分为并行的三股道，中股道宽约二十米，此即驰道；两侧为吏民通行的道路。长安城外的驰道，可能没有如此之宽度，两侧可能也没有沟渠，以树分隔。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也可以行走驰道，他人不得行。一次，太子刘据派人去甘泉宫向武帝请安，那人乘车行驰道中，被绣衣直指使者江充发现，连人带车一同扣押。刘据派人去向江充求情，江充不理，奏报汉武帝，武帝赞他忠诚。刘据与江充从此有隙，最终酿成一场宫廷政变。元帝之前，非有诏，皇太子不能横穿驰道。《汉书·成帝纪》记曰：

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有时皇帝特许某些人得行驰道中，以示恩宠。如武帝的乳母是西汉开国功臣、东武侯郭蒙的夫人，她照看汉武帝很细心，直到武帝长大后还喊她“大乳母”，二人感情很深，有如母子一般，武帝特诏乳母可以行驰道中。

皇太后也有这个特权，可以诏令某些人行驰道中。

如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陈娇是汉武帝第一任皇后，他们的婚姻是馆陶长公主与武帝生母王娡包办的。虽然后来陈娇被废，但馆陶长公主与王娡太后的关系仍然很亲密。一次，馆陶长公主得到太后王娡特许，行驰道中，被绣衣直指使者江充碰上，江充呵问，馆陶长公主说有太后之诏，江充说既然太后诏准公主得行驰道，那么公主请行，车骑要留下。下令将馆陶长公主的车骑没收。

吏民有权行走于驰道者，唯有得到“王杖”的老人。

王杖又名“鸠杖”。在甘肃武威发现汉宣帝、汉成帝两朝的《王杖诏书令》[2]，即授予老年人“王杖”的诏令。汉宣帝时，“王杖”授予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汉成帝时把授予“王杖”的年龄降为七十岁以上。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表明，“王杖”是一根长一点九四米，圆径零点零四米的木杆，杆端以母卯镶一木鸠。“王杖”的性质相当于节，得到“王杖”的老人享有一系列特权：经商、做生意不交税；首恶、杀人、伤人，皆不起诉；谁敢殴打、侮辱，等同于大逆不道，一律处死；可以行走驰道。

甘肃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部分）

驰道中央三丈之外两侧，曰“旁道”，吏民皆可通行。

秦都咸阳皇宫与别馆之间，有“复道”、“甬道”相连。“复道”即道上之道，是一种立体交通。“甬道”是在道路两侧筑墙。及至两汉，“复道”、“甬道”仍见于皇宫。

所有道路皆以京城为中心，辐射各地，形成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3]。

在各条道路中，入蜀的“褒斜道”、“石牛道”、“子午道”乃栈道，亦称“阁道”，“褒斜道”最为险峻。

秦朝主要交通路线图

巍峨的秦岭山脉横亘于渭河流域和汉江上游之间，主峰太白山（位于今陕西眉县南，海拔3767.2米）至鳌山（也叫西太白，海拔3456米）一线，为秦岭山脉海拔最高的一段主脊，阻隔南北交通。古人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通道——褒、斜河谷。褒水与斜水同源于鳌山，褒水南流入汉江，谷口在今陕西汉中市褒河乡河东店村；斜水北流入渭水，谷口在陕西眉县齐镇斜峪关村。自战国起，就有人在河谷中凿石架木，修筑栈道。

古蜀道示意图

古栈道遗址

刘邦汉纪年元年（前206）四月，项羽分封诸侯，以刘邦为汉王。刘邦率三万士卒、数万百姓前往汉中，就任汉王。张良离开刘邦，去辅佐韩王成，他把刘邦送到褒中（今属陕西汉中），分手时建议刘邦烧掉汉中通往关中的栈道，以表明安心在汉中、巴蜀做一方诸侯，来麻痹项羽，使之疏于防范。刘邦依言而行，“褒斜道”从此毁坏。到汉武帝时，有人上书建议重修褒斜道，武帝任命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郡治南郑，今属陕西汉中）太守，征发数万人修整“褒斜道”。但是，褒、斜两水，水多湍石，利用褒、斜漕运的目的没有实现。武帝以后，多次重修“褒斜道”。镌刻于永平九年（66）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载了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受诏带领广汉郡、巴郡、蜀郡的囚徒修整“褒斜道”的情形：整修道路二百五十八里，建桥阁六百二十三间、桥梁五座，修建邮亭、驿置、官寺等六十四所，用工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这次重修还开凿了“石门”。石门是用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在褒斜道南口，洞长十六点三米，高三点四五米，宽四点二米。1970年修建石门水库时，淹入水库中。石门是用“火焚水激”之法开凿而成[4]。

河水（今黄河）、江水（今长江）等河流也是重要的交通道路。在自然河流之外，还有人工开凿的水路。汉都长安，每年要从关东漕运上百万石粮米，供应京师。从前，关东漕粟溯渭水西上，水道弯曲，航运不便。元光六年（前129），大司农郑当时建议修建漕渠，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黄河，凡三百余里。汉武帝很快便批准了这一工程，选派齐地著名的水利专家徐伯勘探线路，发卒数万人，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竣工。渠成，不仅漕运方便，且灌溉了大批农田。

秦灵渠遗址（在今广西兴安境）

最著名的人工运河，是秦朝开凿的灵渠。

在传世文献中，第一位提及此事的是严安。元朔元年（前128），他在上汉武帝书中，历数秦始皇暴政，其中之一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命赵佗与屠睢率五十万大军进兵岭南。这次军事行动，遭到岭南越人的顽强抗击，打了整整三年，未分胜负，屠睢也战死沙场。秦始皇不甘心失败，准备再战。为了解决粮草供应，命“监禄”凿渠，以便漕运。韦昭释“监禄”云：“监御史名禄也。”[5]秦制，郡设监御史，掌管监察，为中央在地方之耳目。“禄”为名，其姓失传，历史上也称他为“史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渠成。

据考，“灵渠”一词，始见于唐代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灵渠引湘入漓，沟通湘江和漓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从而开辟了一条穿越五岭山脉的南北水路通道。秦以后，历代整修，从而形成了一道由大小天平、铧嘴、南渠、北渠及渠道上的附属建筑物等构成的航运系统。灵渠初开时的状况，文献缺记，研究者认为：

从它已经能够通航并大量运输军粮的情况来看，起码必须已建成以下工程：建成拦截湘江支流海阳河的大坝，即所修建的大小天平；打开飞来石附近的岩埂阻隔，开凿城台岭及始安岭的山脚成渠，筑秦堤三公里至大湾陡处，形成输水航道；打开分水岭太史庙山；浚深漓江上源的相应河道；开挖南渠、北渠等。[6]

二　卤簿

皇帝的车队曰“卤簿”，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三辅黄图·杂录》云：

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

法驾京兆尹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

小驾祠宗庙用之。

在《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中，可见“大驾”、“法驾”、“奉车”、“副车”、“属车”、“参乘”等名目。

太仆是皇帝车马总管，一般由皇帝亲近大臣担任。如在泗上亭长任上，刘邦与夏侯婴就过从甚密。刘邦就任沛公，以夏侯婴为太仆。此后，夏侯婴长期担任这一职务，随侍于刘邦左右。

秦始皇陵出土“立车”

“立车”为双轮、单辕，驾四马。车舆平面呈横长方形，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舆的前、左、右三面立栏板，前栏板顶端有轼，后辟车门。舆内立十字形伞座，座上插高柄铜伞，柄高106厘米。铜御官俑站立在车舆内，伞盖正好笼罩整个车舆和御官俑。舆内装备铜弩、矢箙、矢匣、铜盾各一，还有一批铜矢。此车当为担任警戒的前卫车。

秦始皇陵出土“安车”

“安车”为双轮、单辕，驾四马。车舆平面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前室近方形，端坐铜御官俑一件。后室是乘主的席位，面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四周有高22厘米的栏板；前面和左右两侧各有一窗，窗上有窗板以备开合；后面为车门，装有单片门扇，门扇开关自如；内前方有轼；底部有软垫形的文茵。车厢上部覆盖椭圆形篷盖，把前后两室均罩于篷盖之下。可供人乘坐或卧息，比较安稳、舒适。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土堆西侧的一处陪葬坑内，发掘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于一个木椁内。由于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车马均被压碎，经过修复，两乘铜车马（分别编为一号、二号）已恢复了原貌。两铜车的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的二分之一，造型准确，驾具完备，结构清晰，制作工艺精细，通体彩绘，以大量的金银构件为饰。铜车马乃真实车马的模型，为秦始皇车马仪仗中的两乘车，一号车为立车，二号车为安车[7]。

独辀车（刘永华绘）

这两辆铜车都是独辀车。这种车的车辕是单根的，装在车厢中部。及至西汉中期，双辕车逐渐取代单辕车，车辕装在车厢两侧。独辀车至少需要两匹马才能驾车，双辕车一匹马即可。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如为了加快车速，或为了显示高贵，双辕车也有用四匹、六匹乃至八匹马牵引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六国灭，秦一统，秦始皇推五德终始，认定秦得水德。色尚黑，数用六，驾六马。《续汉书·舆服志》也说皇舆驾六马。但是，在传世文献中，驾驷更为多见。如《汉书·食货志》说秦亡汉兴，经济残破：“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醇驷，即毛色相同的四匹马。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立车、安车，也皆驾驷。

皇帝常以“安车驷马”赏赐致仕的大臣，大臣以为荣。薛广德年老致仕，汉元帝特赐安车驷马，薛广德将安车悬挂于家，以示荣耀。

更为优遇的，是赐“以蒲裹轮”的安车。如建元元年（前140），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建议尊崇儒学，汉武帝派“以蒲裹轮”的驷马安车至鲁县（今属山东曲阜），礼请大儒、《鲁诗》作者申培入京，请教治乱之事。“以蒲裹轮”可以减轻颠簸，更加舒适。文献记载的“安车软轮”[8]，当属“以蒲裹轮”。

双辕马车示意图（刘永华绘）

皇帝的卤簿中还有“轩车”，车上有类似帏帐的车屏。

建元二年（前139）的一天，汉武帝去灞上祭扫。回宫时，路过平阳公主府，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歌舞助兴，汉武帝为舞女卫子夫的绰约风姿所倾倒。卫子夫出身卑贱，她的母亲卫媪是平阳长公主府里的婢女，与人私通而生卫子夫。不久，汉武帝说要回“轩车”上更衣，平阳公主忙命卫子夫前去侍奉。到了车中，汉武帝便“临幸”了她。回到席上，汉武帝兴高采烈，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斤。车驾要回宫了，平阳公主奏请让卫子夫入宫侍奉皇上，汉武帝高兴地恩准。卫子夫成为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

轩车图（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出土壁画）

皇帝有时也乘辎车。辎车有车棚，但仅屏蔽左右两侧和后面，前面敞露，多为男性乘坐，也可以卧息其中。刘邦汉纪年第十二年（前195），淮南王英布反。刘邦正在病中，打算让皇太子刘盈统兵前去征讨，刘盈的辅佐认为他去不得。因为刘盈以皇太子身份去征讨，有功，名位不可能再提高；无功，则授刘邦以口实，正好趁机废了他。他们建议吕雉去找刘邦哭诉，就说英布乃天下猛将，善于用兵，太子不是他的对手，还是请皇上勉为其难，不能骑马，可以坐车，躺在车上也行，只要皇上一出马，众将不敢不奋勇向前。刘邦被说动了，骂道：竖子不堪大用，老子自己去吧！刘邦抱病出征，躺在辎车上指挥。留守长安的萧何等大臣送至灞桥。《三辅黄图》卷六“灞桥”条下说：“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天长日久，“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

辎车图（四川成都市郊采集汉画像砖拓片）

一马挽一有棚直辕辎车，棚侧有椭圆形装饰纹四个。车棚前右侧一人执辔头，为御者。车棚内坐一人，半个身子露于外，向外张望。车下一人扶辕而行。车两旁各有一人，夹毂从行。右端道路两旁各有一树。

在宫中，皇帝常乘辇车。辇车以人挽，汉代郎官中有“辇郎”，充当此任；或驾以“果下马”。颜师古注“果下马”云：“小马可于果树下乘之，故号果下马。”[9]据说，“果下马”高三尺，来自乐浪（郡治朝鲜，今属朝鲜平壤）。迄今“果下马”仍存活在我国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区的山地河谷，体躯矮小，体高在八十至九十八厘米，性温和、机敏，外貌俊秀[10]。辇可以乘坐两人，“同辇”是一种荣耀。

东汉铜辇车（贵州兴义出土）

皇帝出行，乘车需按礼仪，不得换乘。

博浪雄风立轴（清彭旸绘）

汉元帝去宗庙祭祀，出便门，弃舆车，欲乘楼船，沛郡相县（今属安徽淮北）人薛广德，时为御史大夫，免冠顿首力谏乘车，汉元帝不听，薛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汙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汉元帝不悦。光禄大夫张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汉元帝赞美张猛的谏言委婉，责斥薛广德粗鲁：“晓人不当如是邪？”[11]遂放弃乘楼船的念想，继续乘坐舆车。

皇帝出行，侍卫扈从，为警；止人清道，曰跸。尽管戒备森严，但还会发生行刺事件，秦始皇就曾遭遇张良行刺。

张良，城父（今属安徽亳州）人，祖上是韩国贵族，祖父张开地，是韩昭侯、宣惠王、襄王三朝宰相；父亲张平，又相韩釐王、桓惠王，故史称张良祖上“五世相韩”。为了写《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到处寻访、凭吊张良遗迹，在他心目中，张良应是一位身材魁伟、相貌奇特的大汉，待见到了张良的画像，才知道他是一个纤弱单薄、眉清目秀、有三分女人相的白面书生。司马迁不由地生出几多感叹。

当张良步入社会时，韩国已被秦吞灭，秦王嬴政成了秦始皇帝。张良从一位贵公子沦为黔首，荣华富贵只是美好的回忆了。张良对故国充满了感情，对秦朝和秦始皇充满了仇恨，矢志复仇。他捐出家产，作为刺杀秦始皇的活动经费。弟弟死了，他连葬礼都不举办，全力投入复仇刺秦活动中。他从一个自称“仓海君”的隐士那里，物色了一个大力士，给他铸造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余斤）的大铁锥。一切准备就绪，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张良动手了，他在秦始皇出巡路过的博浪沙（今属河南郑州）设下埋伏，大力士手持大铁锥，藏在树丛中。秦始皇的车驾来了，大力士把大铁锥掷了出去。铁锥误中秦始皇身后的副车，始皇大难不死，惊怒之余，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刺客。张良改名换姓，隐居于下邳（今属江苏邳县）。

张良椎秦皇图（四川雅安姚桥乡出土画像砖拓片）

皇太后、皇后乘坐车。“，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12]。车的车厢两侧开窗。皇太后、皇后的“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驾三马。长公主的车屏之以赤，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车，皆只有右。

斧车图（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出土壁画）

斧车为车马出行的前导车。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驾三马。

三　轺车及其他

官吏出行大多乘车，秩级较高的官员，随车很多。富有的百姓，特别是富商大贾出行，车也必不可少。

吏民所乘最为普遍的是轺车。刘熙《释名·释车》曰：“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轺车一般都有伞盖之类，车型较小，轻便，车速较快。官员及富商大贾、豪强地主等出行大多乘轺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及汉墓壁画中，轺车最为多见。

君车图（山东潍县出土汉画像石刻，陈介祺收藏，后流入法国卢佛博物馆）

此画像石刻分为两层。第一层题曰“君车”的轺车上，坐有两人，一为长官，一为御者。车后第一位骑者，题曰“铃下”；再后一骑者，题曰“门下小史”。第二层画像中的骑者，还有“门下书佐”、“主簿”等。

备车图（浙江海宁长安镇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木轺车（甘肃武威汉墓出土）

该车为双辕一马，马通体涂土红色，头覆铜当卢，口衔铜马镳。御者穿黑色冠服，坐于车舆左侧，双手作持缰状。舆上树伞状车盖，盖帏用皂缯，盖顶插竹盖弓十六根。车轮有十六根辐条，出土时车轮尚能转动。

轺车图（陕西定边四十里堡出土汉墓壁画局部）

为了区分官员及其等级，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颁布了一道诏令，《汉书·景帝纪》记曰：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即车耳，车耳是装在车轮顶部的挡泥板，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车耳的边板后部有半月形缺口，《续汉书·舆服志》说：“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二千石的官员，两皆为红色；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员，仅朱左。

轺车图（河南洛阳朱村出土汉墓壁画）

车为曲辕、素盖，套一匹枣红色马，黑鬃黑蹄。御者居左，头戴黑色巾帻，身穿灰袍，手挽缰；右侧一吏，头戴进贤冠，着灰袍，皂缘领。

朱左轓的县令车图（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出土壁画）

此为一辆轺车，驾一匹马、四维皂盖、朱左轓。车上乘坐两人，右为御者，头戴平巾帻，着白袍；左为北陵令，也戴平巾帻，穿黑袍。上有隶书题榜“供北陵令时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拥有轺车百乘的商贾，其财富相当于一个千户侯。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颁布了一项财产税——“算缗令”，其中规定：身非官吏、三老和北部边防骑士之人，他们的轺车每辆征税一算（一百二十钱）；如是商人，每辆征税二算。也就是说，官吏、三老和北部边防骑士可以合法地拥有轺车，其他人则属于非法，要课税。不过，这种限定仅施行于武帝朝。

官员入宫上朝，需在规定地点下车。霍光就因为下车地点始终如一，备受称赞。

霍去病墓

霍光字子孟，霍去病的弟弟。父亲霍仲孺在平阳侯曹时家供职，与曹府的侍女卫少儿私通而生霍去病。霍仲孺任职期满，回家娶妻，生了霍光，与卫少儿母子断了联系。过了很久，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得幸于武帝，被立为皇后，霍去病贵显，始知生父乃霍仲孺，但一直无缘相见。当他被汉武帝任命为骠骑将军，出击匈奴，路过平阳时，才派人把霍仲孺接到传舍，父子相认。霍去病为父亲买了一大批田宅、奴婢，才统兵北上。大军凯旋，途经平阳，霍去病又去看望老父，临别时，把异母弟霍光带回了长安。时霍光仅十多岁，武帝让他做了一名郎官，侍从左右，稍迁为诸曹侍中。霍去病死后，霍光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扈从，入侍左右，甚见亲信。

霍光为人端庄、谨慎，进退必以礼。每次出入殿门，上下车马的地点，都在同一地方，落脚点的误差不出一尺。在汉武帝身边侍奉二十余年，未尝有过。武帝临终，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昭帝刘弗陵。

与霍光一同受遗诏辅政的还有丞相田千秋。田千秋年事已高，行走都很不便，汉昭帝和霍光让他坐着小车入宫上朝，人称“车丞相”。

官员下班回家，在里门下车，步行归家。否则，被视为傲慢不敬。

石奋十五岁那年，就追随刘邦征战，其姐被刘邦纳为美人，全家徙居长安戚里。石奋与四个儿子皆官至二千石，人称“万石君”。武帝朝，石家又徙居武帝茂陵邑。石奋为人质朴谨慎，儿子在外为官，回家省亲，石奋一定穿上朝服接见；儿子有错，他一句话不说，端坐不动，饭也不吃，儿子深深自责，肉袒谢罪，他才罢休。石奋的家教很严，四个儿子都是按照他的模式训导出来的。长子石建当上郎中令后，一次上疏奏事，汉武帝作了批示，发还给石建，石建又把奏疏看了一遍，猛然发现“馬”字那四点自己漏写了一点，惊呼：“误书！‘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小儿子石庆谨慎有加，官居京师地方长官——内史。一次醉酒，入里门忘了下车，石奋端坐不食，石庆惶恐，肉袒请罪，石奋不为所动。石家子弟全部肉袒请罪，石奋斥责说：“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13]此后，石家子弟入里门，无不下车。

轺车图（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古之贵者，不乘牛车”[14]。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只得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

栈车与轺车相似，但稍简陋。

军队出征，动用车辆众多，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率军出征匈奴，军车达一万三千多辆。这些军车有戎车，如“元戎车”、“武刚车”，更多的是辎重车。

西汉栈车模型（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

此外，还有囚禁罪犯的槛车，运载尸柩的辒辌车，等等。

当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厢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东汉陶马车（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牛车图（山东滕州桑村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该车由车厢、双轮组成，车厢为长方体仿木结构，前宽后窄，平面呈梯形。两侧栏板前低后高，且顶部呈弧形。后侧栏板呈圆拱形，高于两侧栏板。厢底两侧有纵向仿木构件，内空，原应插有木辕。两侧车轮有八根辐条，中部有一穿孔，原应有木质车轴将轮与车厢连接起来。长32.4厘米，宽18—20.4厘米，高20.4厘米，轮径25.5厘米。

拉粮的马车（四川广汉东南乡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画面上左为一座粮仓，仓前一人席地而坐，执筹计数。右侧两辆马车拉粮至粮仓前交粮。其中一辆马车的马已拴在木桩上，一人正从车上端粮往容器中倾倒，车上另一人站在车厢内撮粮往下递。另一辆粮车停在仓前。

畜力车驾挽方式为胸式，这种驾挽方式从西周出现，到战国后期趋于完善。同时期的西方使用的是颈式，胸式克服了压迫马、牛气管，不利于发挥马、牛力量等缺点。西方出现胸式驾挽方式，不早于八世纪。此时，中国车辆驾挽方式已向更先进的鞍套式过渡。

除了畜力车外，还有人力车，很多马车、牛车都可以用人拉。单纯的人力车名“推辇”，类似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后汉书》中的《赵熹传》、《杜林传》都提到一种“鹿车”，据考，“鹿车”即“辘车”，是一个轮轴的独轮车，与“推辇”名异实同。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董永“卖身葬父”故事云：

董永孝亲图（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拓片局部）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

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有董永用独轮车载父到田间劳作的图像，题记曰：“董永，千乘人。”武氏祠石刻刻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汉代的千乘郡、千乘县的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东，东邻博兴县，今博兴县陈户镇董家庄，传为董永故里。

四　乘马

马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般百姓赶路，若能有一匹马，如同梦幻。如刘邦微时，要去办一件急事，乡邻单右军借马给他。对此，刘邦一直铭记于心，即位后封单右军为中牟侯，食邑二千二百户。由此可见那匹马对刘邦是多么重要。

骑吏（四川广汉收集汉画像砖拓片）

马厩图（山东沂南北寨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

上方有长方板，用带子和环练悬吊在梁上；板下有一排环练挂钩悬挂箭箙、鞍辔、带、甬、缨等用具；下刻一马夫持铡刀在一木墩上切草，周围放置竹筐、盆、斗等；另有一马夫在刷马，马拴在一根有横木的柱子上，横木上系一草料筐；马前有小鸡觅食；马后有一水桶。

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官员出行乘车，随从大多骑马。

骑马，以雄马为尊，雌马为卑。

皇家有未央厩、翠华厩、大辂厩、大宛厩、胡河厩、骑马厩、监、果马厩、承华厩等马厩，为皇家养马。在北部、西北边郡，有三十六处养马场，牧马人三万，养马三十万匹，向军队及官府输送马匹。

骑兵俑（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

骑兵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兵种，备受重视。秦、西汉、新莽与东汉四朝，都极力建设、保持一支强大的骑兵。西汉在京城驻屯一支常备军，此即“北军”——因北军的军营“营垒”在未央宫北．故名。北军本由中尉统领，汉武帝时，把“北军”从中尉手中分割出来，提高原中尉手下的中垒校尉一职，负责北军的日常事务。在中垒校尉之外，汉武帝又增置了“七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和虎贲校尉。七校尉共分四个兵种：骑兵、步兵、弓弩兵、车兵，有四支——屯骑、越骑、长水、胡骑——为骑兵。元狩四年（前119），汉、匈决战的“漠北之役”，卫青、霍去病麾下的骑兵多达十万人马。

为了供应军队战马，对马匹控制很严。从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来看，允许个人拥有马匹，但禁止私自买卖的马匹出关中。秦的根据地在关中，关东是六国故地，秦对关东控制很严。汉朝中央直辖区也主要在关中，诸侯王、列侯的封邑大多在关东。因此，汉朝也推行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不准私自买卖的马匹出关。汉的养马场大都在关中及北方、西北方边郡，关东各郡县买马，要经过函谷关、武关等关隘。关东各县需要的公用马匹，具文上报郡，写明需要的种类及数量，经郡守签批，移送关中卖马的各郡；卖马的各郡，按要求提供马匹，由郡守签署公文，写明所卖马数量及每匹马的标识——身高、年齿、毛色等，还要将马匹的基本特征烙在马身上；各个关隘要严格查验买卖双方的批文，准确无误才能放行。因此，平民百姓拥有一匹马是很难的。

鎏金铜马（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出土）

秦汉之时最著名的宝马，是项羽的乌骓马。垓下（今属安徽灵璧）之战，在四面楚歌之中，项羽悲从心生，面对心爱的虞姬和乌骓马，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当他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要渡他回江东，他惨然一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他将乌骓马赠给亭长，爱抚着宝马对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15]然后，徒步与汉兵厮杀。

汉武帝时，又从大宛传入了“汗血马”。

张骞出使西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局部）

此画绘于唐代，描绘张骞辞别汉武帝出使。骑马者为汉武帝，跪拜者为张骞。

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派汉中成固（今陕西成固张家村）人张骞出使大月氏（都治蓝氏城，今属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张骞一行历尽艰辛，历时十三年才回到长安，随行的一百多人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了。元狩四年（前119），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张骞又派副手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等国，汉与西域的关系从此建立起来。

大宛号为西域大国，大小城池七十余座，人口数十万。大宛有一种“汗血马”，体型纤细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步伐轻盈。关于此种马为什么“汗血”，说法不一，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汗血”是一种钻进马的背部和臀部的寄生虫所致[16]。武帝特派车令等人持千金及金马到贰师城（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去购买，大宛王不允。车令等人怒，辱骂大宛王，砸碎了金马，怒气冲冲地走了。大宛君臣受了轻侮，怀恨在心，密令劫杀汉使，掠其财物。消息传到长安，武帝震怒，以大宛劫杀汉使为名，出兵大宛。太初元年（前104）秋八月，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谁知，李广利兵败而归。武帝大怒，决计再组织一次西征，调集骑兵六万、牛十万头、马三十万匹，驴、橐驼以万数。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率六万骑兵西征。大宛大臣杀了国王，向李广利求和。李广利立了一个亲汉的昧蔡为大宛王，挑选了数十匹上等的和三千多匹中等的“汗血马”，班师回国。武帝作《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战国马鞍示意图（刘永华绘）

鞍桥式马鞍、障泥（陕西绥德出土汉画像石刻拓片）

东汉初年卫宏的《汉官旧仪》，提到四种名马，除了前面述及的乐浪“果下马”、大宛“汗血马”外，还有“乾河马”、“天马”两种。他在自注中说：“乾河马，华山神马种也。”“天马”本为乌孙马，及得大宛汗血马，更名乌孙马为“西极”，名汗血马为“天马”。如此，卫宏所说的“天马”，当为乌孙马。

乌孙在大宛东北，逐水草而居，多马，有的人家拥有四五千匹。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率团出使乌孙，乌孙昆莫向汉武帝敬献骏马数十匹。匈奴伊稚斜单于准备用武力迫使乌孙断绝与汉的联系。乌孙昆莫遣使朝汉，贡献骏马，请尚公主，与汉结为兄弟友邦。汉武帝与大臣们商议后，答应了乌孙的请求，但要求乌孙先行聘，然后才能嫁公主。老昆莫遂以骏马千匹以为聘礼。汉武帝册封因谋反而自杀的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于元封三年（前108）出嫁乌孙。

战国之时出现了马鞍，这时的马鞍只是个皮垫。西汉末年，出现了有鞍桥的马鞍。东汉的马鞍，在鞍鞯下还有两块垂下的“障泥”。也是在东汉，供上下马用的单镫开始出现[17]。大约到两晋之际，约为四世纪前期，出现双镫。

除了骑马，也有骑牛者，但极少，偶见于记载。如东汉开国之君刘秀，蔡阳（今属湖北枣阳）人，今枣阳吴店镇东五里有个皇村（又名白水村），就是刘秀故里。初始元年（公元8）十一月，王莽废汉平帝自立，汉家皇室起兵反抗者甚众。地皇三年（21）十月，刘、刘秀兄弟也揭竿而起。刘秀无马，骑一头牛。待攻杀了新野（今属河南）都尉，才得到一匹马。

五　舟船

造船技术到秦汉，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在各地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楫、帆、舵及锚等设备。楫（桨）是舟船最重要的工具，故有“舟楫”之称，汉代水军被称为“楫濯士”。舟船越大，楫越多。掌握航向的舵，一般设在船尾。刘熙《释名·释船》有“随风张幔”之记载。幔即帆。马融《广成颂》有如下词句：

方艅艎，连舼舟。
张云帆，施蜺帱。
靡飔风，陵迅流。
发棹歌，纵水讴。

秦朝的造船工场遗址（广东广州发掘出土）

陶船（广东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

此船首尾狭、中宽、底平。船首有悬碇，舵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船头两边各插浆架三根，船舱横架梁檐八根。两侧船舷有司篙的走道。分三个舱室，篷顶以席为之，作拱形。船尾还有厕所。船上塑六人，有的持圭匍匐于地，有的倚栏远眺，有的闲庭信步。甲板上布置六组矛、盾，说明此为有武装保护。此船结构复杂，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推测，该船长约十四至十五米，载重量约五十石，为当时中等以上之船。

陶船（广东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

陶船通高8.8厘米，通长35.2厘米，宽5.6—9.2厘米。平底，中部宽，首尾窄，两端翘起。船中部设拱形篷盖，篷顶刻画纹饰。两侧船舷上伸出撑篙走道。船尾右侧舷上有残存立柱，可能为船桨架。船首、船尾各有两俑，船首一俑头扎幅巾，双手持浆，前置一圆钵形物；另一俑头戴冠，立于篷前向后。船尾两俑作划桨状，舱板上置一钵一勺。

放筏图（四川彭州义和出土汉画像砖拓片）

在一段宽阔的河面上，鱼、虾、龟等在河中畅游。河岸起伏不平，岸边有人持竿抛线。河中一筏，前尖后宽。一人站在筏末，持竿撑筏；一人跪蹲在筏中部，手中提着鱼线。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但早已失传。

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木筏、竹筏也见于汉画像石砖刻。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秦汉时期最著名的一次航海，是徐巿东渡。

传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曰瀛洲，曰蓬莱，曰方丈。山中有金碧辉煌的宫阙，有长生不死的仙人和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药。三神山只能远眺，难以接近，一旦靠近就没于海中。实际上，那神山、仙人只是一种自然奇观——海市蜃楼，古人不解个中奥妙，便臆为仙境。于是，一个以寻求三神山为事的群体产生了，人称“方士”。

统一全国第三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封泰山，禅梁父，至琅玡（郡治琅玡，今山东胶南市琅玡镇夏河城）。这时，他从齐地方士徐巿那里听到了三神山的故事，遂派徐巿入海求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曰：

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徐巿花费已经“以巨万计”。“巨万”即万万。

“徐福上陆地”木制标柱（日本佐贺县）

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车驾从京师咸阳出发，南下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石留念。然后从江乘（今属江苏镇江）渡江北上，至琅玡。徐巿来见，说因大鱼阻拦，不能到达三神山，请派善射者与俱，见到大鱼就以连弩射之。秦始皇亲自从琅玡人海，沿海岸东航，经成山至芝罘，射杀一条大鱼。秦始皇登岸西归，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属山东平原），罹病。秦始皇命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赵高笔录他的诏令，命儿子扶苏赶回咸阳，主持他的葬礼。车驾行至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秦始皇病死。

徐巿的最终结局如何？

至汉初，一个叫伍被的人说，徐巿率童男女三千、百工及五谷种东渡，去了一处“平原广泽”，在那里称王，不再回来[18]。徐巿到达的“平原广泽”在何处，伍被没有明言。传世文献中，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一次提到徐巿到达的地方叫亶洲。及至五代后周，僧人义楚在《释氏六帖》中说徐巿到了日本。

从《汉书·地理志》来看，汉代已有远洋航行：

西汉的十六桨船（根据湖南长沙杨家岭出土木船模型复制）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

汉十二年（前195），燕王卢绾反。刘邦命樊哙将兵北讨，卢绾逃出塞外，亡命匈奴。他手下一个叫卫满的人，带着千余人东逃，渡过水（今清川江），在水以东建立了一个王国，都王险（今属朝鲜平壤）。汉惠帝时，辽东太守与卫满达成协议：卫满奉汉帝为天下共主，他以外臣的身份管理塞外各族。传至第三代王右渠撕毁前约，对汉帝不再执臣子礼。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在全国招募死罪，组成一支东征大军。这年秋，武帝下令从海陆两路进攻朝鲜。海路由楼船将军杨仆指挥，从齐东海岸横渡渤海；陆路由左将军荀彘统领，从辽东进击。杨仆率部在朝鲜西海岸登陆，攻占列口（今属朝鲜殷栗），挥兵北上。

杨仆一路多达五万人，动用楼船之多，可以想见。

六　邮、置与亭

邮，负责传递文书的机构。从京城到各郡各县，都有四通八达的邮路。在邮路上，十里设一邮；江水（长江）以南至渐水，二十里设一邮；北地（郡治马领，今属甘肃环县）、上郡（郡治肤施，今属陕西榆林）、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属临洮），三十里设一邮。

邮有寝席、水井及磨等生活设施。无水井的地方，每邮要囤积十石冰。

一邮十二户，军事要地的“警事邮”十八户，长安的“广邮”二十四户。

承担文书传递者，名“邮人”。邮人不承担徭役，也不承担其他事务；给田宅，土地的数目为一顷，免收地租及刍稿税（即牲畜饲料和柴草）。邮人病死或离职，其田宅转给新邮人。

邮人传递文书需徒步跋涉。张家山汉墓竹简《行书律》规定：邮人传递文书，一天一夜行二百里。居延汉简中，也有一天一夜行一百六十里的简文。晚半日路程，笞五十；半日至一日，笞一百；超过一日，罚金二两。

文书逐邮传递，接到文书，须立即下传，滞留半日以上，罚金一两。

除了传递文书外，邮还承担接待因公路过的官员。未带随从的官员，邮人为其做饭；有随从者，借给餐器，按《传食律》规定的标准供给粮食等。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

“马传曰置，步传曰邮”[19]。置，用马或马车传递，是一个职能更为庞大的机构。

居延甲渠汉简和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了二十七个置，三十五里一个，五十至七十五里十九个，七十六至一百里七个[20]。据此，绝大多数置的间距为五十至七十五里，合今二十点八至三十一点二公里。

在今甘肃敦煌市五墩乡甜水井东南，发现了“悬泉置”。悬泉置，汉属敦煌郡效谷县（今属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一处长、宽各五十米的正方形院落，东北与西南角筑有正方形角楼；院内靠墙处筑有二十七间房屋。东门外南侧有房屋五间，可能是门卫戍守住所。南墙外有马厩，分东、西两部分，东有两间房屋，西为一大通间。厩内残存部分木桩，马粪土层厚达半米。遗址出土文物七万多件，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具、简牍文书等。

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有明确纪年者达二千一百枚，最早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根据简文记载，悬泉置隶属效谷县，敦煌郡也派吏监督。悬泉置的员额编制为三十七人，置啬夫为最高长官，下设丞、佐，协助啬夫工作，办事人员有卒、御、奴、徒、复作等。悬泉置下设五个部门：

驿：设置驿佐、驿史、驿骑、驿卒等，承担公文传递；

厩：设置厩啬夫、厩佐、厩御、厩徒、马医等，负责饲养马匹；

传舍：设置传啬夫、传舍佐等，负责路经人员住宿；

厨：设置厨啬夫、厨佐等，负责饮食；

骑置：专为皇帝和朝廷传递军情急报。

悬泉置有传车十至十五辆，额定传马四十匹，少时二十匹，多时达五十匹。还有少量牛车、牛，额定牛车为五辆[21]。

根据公务、公文的缓急，乘坐不同速度的轺车。车速的区别在驾车之马的多寡，有一马至四马之别。缓急的决定权在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根据公务、公文的缓急，在传上加盖一至五印封，如淳引汉律云：一封为“轺置”，一马；二封也为“轺置”，二马；三封为“乘置”，“四马下足”；四封为“驰置”，“四马中足”；五封为“传置”，“四马高足”[22]。所谓四马“下足”、“中足”、“高足”，是指马的优劣、速度快慢。

骑吏图（河南偃师杏园出土汉墓壁画）

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暴病而亡。昭帝无子，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乘“七乘传”[23]，即七套“四马下足”轺车。日中，刘贺等从国都昌邑（今属山东金乡）出发，晡时到定陶（今属山东定陶），行一百三十五里。汉制一昼夜十六个时辰，日中至晡时共四个时辰，合今六个小时；一百三十五里合今五十六点一公里。连续奔跑四个时辰，刘贺随从的乘马倒毙者，相望于道。

应劭说：“汉改邮为置。”[24]据张传玺先生考证，所谓“改邮为置”，是削减步传的邮，增加马传的“置”[25]。

泗水亭遗址

亭设在交通要冲，每十里置一亭。设在城市的叫“都亭”，位于乡间的称“乡亭”。亭设亭长，负责一亭之事，另外还有求盗、亭父等吏。求盗掌逐捕盗贼，亭父负责开闭亭门、扫除垃圾。到西汉末年，全国设置的亭达到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个，平均每县十八点七个。

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此外，朝廷政令与官府通告，也往往在亭墙上张贴。如附近无邮，亭还要负责文书的传递。亭还可供旅人住宿。传、置仅接待官吏及其随从，亭除了接待官吏外，也接待黎民百姓。

七　邸、逆旅与客舍

秦封泥中有“郡左邸印”、“郡右邸印”，证明秦朝各郡在京城设邸。入汉，诸侯王国、列侯侯国、郡皆于京城设邸。邸是郡国派驻京城的办事处，设邸长、邸丞管理，主要用途是食宿。赴京朝请的王侯、官员，年终上计的官吏，各地选送京师的孝廉秀才等，皆可食宿。

悬泉置遗址出土《传车簿》木简

在长安藁街设有“蛮夷邸”，接待入朝的各少数民族首领、使节、侍子等[26]。

邸是官办的，民间旅店性质的是“逆旅”。《庄子·山木》记曰：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入秦汉以后，逆旅犹存。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记载了一个故事：

一天，汉武帝晚上出行，到一家逆旅投宿。一行人向逆旅老板讨粥喝，老板说没有，只有刚撒的尿。老板怀疑汉武帝一伙是强盗，纠集了一伙人准备围攻他们。老板娘觉得汉武帝相貌不凡，对老板说：“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老板不听，老板娘就设法把老板灌醉，其他人见老板醉如烂泥，也就散了。老板娘杀鸡款待汉武帝一行。第二天，汉武帝诏见老板娘，赐她黄金千金，又任命老板为羽林郎。

东汉，上计的官吏不再住郡国邸，而是下榻逆旅。

逆旅亦名“客舍”，在秦汉时期，“客舍”之名较“逆旅”更为常见。

身居禁宫的汉灵帝，很向往民间生活，他在西园游玩，让宫女打扮成客舍主人，他扮为商人，入住客舍，吃酒作乐。

还有一种“客馆”，是达官贵人用自己俸禄开设的，用以养宾客。公孙弘出任丞相，开馆养士。《西京杂记》卷四《三馆待宾》说，公孙弘开三馆以待宾客：一曰“钦贤馆”，用来接待最有贤德、能够辅佐君主的人。二曰“翘材馆”，用来接待最有才华、能够胜任二千石官职的人。三曰“接士馆”，用来接待有一技之长、能够担当某方面事务的人。

八　传、符与节

传是吏民出行的通行证。到两汉之际，“传”的称谓演变为“过所”。

传可以分为公务与私事两大类。

公务使用的传，是官员出差的通行证，由派出单位、机关签发、印封。一般包含三个要件：

第一，签发的时间。

第二，公务事由、经行区域。

第三，出差时享受的待遇或规定的要求。

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如下一条简文：

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守令史诩、佐褒。

七月丁亥出。

该简的背面有居延令印，还有另一种字体的“七月丁亥出”[27]。

元延是汉成帝的年号，元延二年为公元前11年。这年七月乙酉，居延县（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县令、丞联名下达任务：根据皇帝诏令，派该县下辖的一名叫王丰的亭长，到酒泉（郡治禄福，今属甘肃酒泉）、敦煌（郡治敦煌，今属甘肃敦煌）、张掖（郡治得，今属甘肃张掖）三郡买马，王丰可以在传舍住宿、用餐，随从人员根据法令规定办理。两位县吏守令史、佐核查署签，居延县令盖印，木简背面还有官员检查时签署“七月丁亥出”的记录。

居延出土的汉简表明，因私出行也需要向官府申请办理“传”。居延出土的一枚汉简记载：

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

闰月丙子，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书到，如律令。掾晏、令史建。[28]

这是得县（今属甘肃张掖）北乡义成里崔自当申请到居延县贸易的传。据此，因私申请办理的传，一般由乡级官员出具，写明籍贯、姓名，无讼狱、徭役，可以发给传。县丞批准，两名县吏核查署签[29]。

虎符（秦惠王【前337一前325】在杜地使用的兵符）

持节图（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符，《说文解字》竹部释曰：“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用于征调军队的符，称“兵符”、“虎符”，一般为铜质、虎形。作为通行证的符，一般以竹、为之。

终军有一个与符有关的著名故事。

终军字子云，济南（今属山东济南）人。从小聪睿好学，能文善辩，是闻名全郡的才子。十八岁那年，他被选为博士弟子，去京城长安就学。路经函谷关，关吏发给他出入关的符，终军问有何用途？关吏说此为符，回来的时候需要合符。终军发誓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遂弃符而去。

到了长安，他没有去向主管博士弟子的太常报到，而是直接诣阙上书，汉武帝阅后深以为奇，立拜他为谒者给事中。汉武帝派他巡行郡国，持节东出关，关吏还认得他，道：“此使者乃前弃生也。”[30]后来终军出使南越，在南越内乱中遇害，时年仅二十余岁，世谓之“终童”。

苏武牧羊图（清任颐绘）

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放逐到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说是等公羊下崽，就放他回去。没有食物，苏武掘鼠洞，寻找老鼠贮存的草籽充饥。他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十九个春秋，节旄尽落，始终手持不失。

符不像传那样写明出行时间、事由、行程等，只有编号，作为出入关隘、渡口、门户等的凭证。像终军那样，西行入函谷关，关吏给符；东还出函谷关，需合符。他弃符不要，东还出关就违法。张家山汉墓竹简《津关令》的规定：“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无凭证出入关津，黥（脸上刺字），判处四年徒刑。偷越关津，斩左趾，判处四年徒刑。终军官拜谒者给事中，有更高级的信物——节，关吏只能感叹，不能阻拦、惩处。

节是代表皇帝出使的信物。唐人颜师古考证说：“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31]节所用的“毛”，是旄牛的尾毛，所谓“上下相重”，实际上是三重。刘邦以“赤帝子”身份起兵反秦，色尚赤，故汉初的节纯赤。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太子刘据矫诏持节发兵反，武帝诏令更为黄旄，与之区别。刘秀重建汉家皇朝，色尚赤，汉节又恢复纯赤色。

战国楚鄂君启节

[1]康清莲：《秦驰道直道考议》，《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

[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3]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页。

[4]也有人认为“石门”开凿于汉武帝时期（刘洁：《褒斜道“石门”开凿时间质疑》，《文博》2008年第4期）。

[5]《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裴骃《集解》引。

[6]燕柳斌、刘仲桂、张信贵、吴雪茹：《灵渠工程的功能分析与研究》，《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6期。

[7]袁仲一、程学华：《秦陵铜车马的结构及制作工艺》，《西北农业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

[8]《后汉书·明帝纪》。

[9]《汉书·霍光传》注。

[10]黄怀昭、张学舜：《安宁果下马生理生化指标的系统测定和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黄怀昭、张学舜、肖开进、肖勇智、余雪梅：《安宁果下马（中国矮马）血液蛋白多态性及与其他马品种遗传距离的研究》，《中国畜牡杂志》1992年第2期。

[11]《汉书·薛广德传》。

[12]［汉］刘熙：《释名·释车》。

[13]《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14]《晋书·舆服志》。

[15]《史记·项羽本纪》。

[16]侯丕勋：《“汗血马”诸问题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冯洪钱：《〈史记〉中的千里马原是有病的汗血马考注》，《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17]田立坤：《古镫新考》，《文物》2013年第11期。

[18]《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9]〔清〕王筠：《说文句读》卷十二《邑部》“邮”条。

[20]参见初世宾：《悬泉汉简拾遗》，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1—209页。

[21]参见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22]《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引》引。

[23]《汉书·武五子传》。

[24]《后汉书·郭符许列传》注引《风俗通义》。

[25]张传玺：《应劭“汉改邮为置”说辩证》，载《张传玺说秦汉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84—94页。

[26]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侯旭东：《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170·3A。

[28]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15·19。

[29]参见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108页。

[30]《汉书·终军传》。

[31]《汉书·高帝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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