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 (海外中国研究)
Author: 福原启郎
Date: 2019-12-31 16:00:00+00:00
Keywords: 晋武帝司马炎/ (日)福原启郎著; 陆帅译. 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1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福原啓郎
Description: 本书以司马炎为基点，上溯其祖、父两代，下延其子、孙两代，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生动描述了曹魏、西晋时代的政治变迁与社会风貌。
Publish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晋武帝司马炎

作者：（日）福原启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2142383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文版序
序——《三国志》的终章

第一章 河内司马氏
河内司马氏

司马儁与司马防
“八达”
司马朗
魏晋时代的官制
洛阳
魏晋时代的要冲

第二章 司马懿
司马懿的登场

入幕曹府
曹魏的建立与文帝的信任
文帝的遗嘱
孟达
攻陷上庸
蜀汉
北伐
辽东公孙氏
辽东远征
明帝之死
曹爽专权
发动政变
曹爽一党的肃清
王凌的叛心
司马懿之死

第三章 司马师与司马昭
司马师

诛杀李丰
曹芳退位
曹髦即位
毌丘俭、文钦举兵
司马师之死
司马昭
诸葛诞举兵
曹髦赴死，曹奂即位
篡夺曹魏的最终阶段
嵇康与阮籍
平定蜀汉
钟会叛乱
晋王
五等爵的创设
司马昭之死
关于司马氏的篡权

第四章 武帝司马炎（上）

司马炎
禅让
告别曹魏时代
泰始律令的完成
孙吴
羊祜
杜预
平吴

第五章 武帝司马炎（下）

太康元年
齐王司马攸
齐王攸归藩
朝臣们的反对
齐王攸之死
两位杨皇后
胡贵嫔与左贵嫔
三杨
晋武帝之死

第六章 惠帝（上）

司马衷
杨骏专权
贾后政变
杨太后之死
司马亮、卫瓘辅政
“闇主”与“虐后”
“元康”的晏宁
《钱神论》
吝啬与奢侈的风潮
《释时论》
权门势家
宗室诸王
宗师的设置与宗室的堕落
贾后与愍怀太子
愍怀太子的废黜与被害

第七章 惠帝（下）

贾后的反对派
司马伦政变
贾后之死、司马伦辅政
司马允政变未遂
诛杀石崇
司马伦篡位
孙秀
寒人、寒门层的权力志向
诛杀张林
三王起义
司马伦之死
司马颖退让、司马冏骄恣
司马冏之死
司马乂之死
司马颖的失败
荡阴之战
邺城陷落
惠帝往长安
司马越举兵
张方之死
司马越辅政
司马颖之死
晋惠帝与司马颙之死
八王之乱的本质

第八章 怀帝与愍帝
晋怀帝即位

内徙的非汉民族
匈奴
乌桓（乌丸）与鲜卑
羌族与氐族
南方的非汉民族
晋武帝、惠帝时代的非汉民族反乱
成汉的建立
张昌之乱
汉（前赵）的建立
石勒与王弥
华北地区的西晋军阀
晋怀帝、司马越内斗
司马越之死
洛阳陷落
晋愍帝即位
长安陷落
晋王朝的重建

结语——魏、西晋王朝的灭亡
人名索引
人名转换索引
后记
译后记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书目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序

《晋武帝司马炎》日文原著刊行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当年一月，日本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当年三月，又发生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在前一年的十一月，我向白帝社寄出了书稿，当年三月赴东京出差，在白帝社编辑部花了一周时间修定书稿，主要是增写了结语中的不少内容。当年出版《晋武帝司马炎》一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令人十分怀念。

《晋武帝司马炎》一书最初是白帝社“中国历史人物选”丛书全十二卷中的一卷。第一卷为《秦始皇》（籾山明著）、第二卷为《戈壁男儿：李陵与苏武》（冨谷至著）。应白帝社之邀，由我执笔接来下的第三卷。就标题而言，本书应当是司马炎的个人传记。但由于学力有限及相关资料的缺乏，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只撰写司马炎个人传记的想法，而代之以司马炎为基点，上溯其祖、父两代，下延其子、孙两代，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通过我个人的视角来描述魏晋时代的相关历史。因此，本书的标题与内容不完全一致，有些名不副实。

原书出版后，吉川忠夫先生很快便指出了书中的十多处误字、脱字。因为第一版中的误字、脱字较多，所以当时制作了私家版的正误表。此外，由于原书没有索引，检索不便，又在夫人的帮助下制作了人名索引，将正误表、人名索引一并提供给相识的研究者。此次的中文译本，则在书后附上了全新的人名索引。

本书在日本刊行后，时至今日有幸多次再版。其中原因，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点：

第一，日本的《三国志》爱好者很多，对三国感兴趣的读者会将本书作为三国历史相关书籍的一种来阅读。书中与此直接对应的部分是活跃于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的事迹。

第二，与之相对，就三国后的西晋八王之乱等史实，相关概说书几乎没有。此外，如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等魏晋南北朝史的概说书，也几乎不涉及西晋一朝的史事。三国时代落幕后，中国历史是如何发展的？较之三国战乱规模更大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又是何物？本书大概是受到了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们的欢迎。书中与此直接对应的部分是西晋武帝司马炎、其子惠帝司马衷与怀帝司马炽、其孙愍帝司马邺的事迹。稍带一提，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西晋八王之乱的本质》，第二篇是《西晋宗王的特征——以八王之乱为线索》，都与八王之乱有关。因此，本书对八王之乱的撰写带有我个人的思考在内。此外，本书写作前后，我还对魏晋时代“复肉刑”的争议、西晋墓志等问题展开研究，相关成果也被吸纳其中，成为本书的特点之一。

作为曹魏、西晋历史的概说书，本书的特点大致如上。此次能够以中译本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对我而言非常开心，也倍加感慨。

在最后，首先非常感谢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承担如此艰难的翻译工作。此外，我也想对帮助本书出版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保顶老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老师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洪扬女士深表谢意。

2019年11月15日

福原启郎

序——《三国志》的终章

公元三世纪后半，鼎足而立的魏、蜀、吴三国相继灭亡，《三国志》的时代即将落幕。先是景元四年（263）十一月，曹魏军队兵临蜀汉国都——成都，后主刘禅投降。经历了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的蜀汉政权二世而亡。接着，西晋泰始元年（265）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自曹丕以来历经五主的曹魏政权灭亡。而后的太康元年（280）三月，晋军逼近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主孙皓投降。孙吴政权自大帝孙权以来四世而亡。在三国终焉历史剧情中，灭亡曹魏、孙吴两国，开创全新的晋王朝，一统天下，使《三国志》的时代最终落下帷幕者，正是晋武帝司马炎。

泰始元年（265）十二月丙寅（十七日），文武百官、匈奴南单于、四夷使者等数万人于洛阳南郊列席而坐，在精心营造的郊坛之上，向天帝告知魏晋禅让的仪式正式举行。其后，晋武帝入洛阳宫，登太极殿，发布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

太康元年（280）五月庚寅（四日），接见亡国之君孙皓的仪式于太极前殿盛大举行。在文武百官、外国使节、国子学学生等众人的注视下，孙皓以头部涂泥，双手反缚于后的姿态登上太极前殿，向武帝司马炎行稽颡之礼[1] 。

晋武帝司马炎像 （出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完成这两项大业，并在此盛大仪式中担任主角的晋武帝，作为皇帝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之事。事实上，在接见孙皓仪式举行后四个月——太康元年（280）九月，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行封禅之典。不过，由于武帝的推辞，封禅最终未能实现。所谓封禅，即在泰山（在今山东省）及位于其山麓的梁父，分别向天地之神告知海内太平的祀典。晋武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举行过封禅。可以说，能够封禅的都是皇帝中的佼佼者，对自己所立功业非常自信，而大臣们也会强烈劝进，希望举行封禅大典。又，接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后，编纂于唐代的正史《晋书》中，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执笔撰写了司马懿《宣帝纪》、司马炎《武帝纪》及《陆机传》《王羲之传》末尾的史论。对于武帝司马炎，李世民评价其“有帝王之量焉”。如此说来，晋武帝司马炎被人们视为与实际封禅诸帝相比肩的伟大帝王。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将司马炎与同样号为武帝的西汉刘彻相比较[2] ，他的知名度远远低于后者。那么，个中原因何在呢？对此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个方面，武帝司马炎两大功绩之一的魏晋革命——即事实上的王朝篡夺，是自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两代三人苦心经营的产物。司马炎登场之际，这份功业已经万事俱备，他本人不过是将之最终实行而已。打个比方，司马炎就好像是摘取逐渐成熟、即将落下的果实。这一点与西晋政权所推翻的曹魏政权的成立过程很类似。汉末建安年间（196—220），曹操实际掌权，其所构建的魏王国孕育了之后的曹魏帝国。曹操死后，世子曹丕（魏文帝）进行了汉魏禅让革命，即帝位，开创曹魏王朝。换言之，如果将曹魏与西晋人物相互对比，那么曹操对应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而曹丕对应司马炎。此外，《晋书》的首卷并非《武帝纪》，而是司马懿的《宣帝纪》，卷二为司马师、司马昭的《景帝纪》《文帝纪》，卷三才是《武帝纪》。从这一事实也能够明了，司马炎并非西晋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

另一大功绩，也就是平定孙吴，完成统一大业，这的确是晋武帝的功业。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潮流，尽管自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群雄纷纷割据，天下四分五裂，然而随着各地军阀渐次淘汰，汉魏革命后东汉政权正式灭亡，表面上呈现出三国鼎立、天下一分为三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反而能够看到三国归一、天下一统的潜流。随后，这股时代暗流不断涌动，晋武帝也正凭此完成了统一。根据宫崎市定对三国国力的推定，魏、蜀、吴之间的比例为6∶2∶1。总体说来，吴、蜀两国需要占据军事要地并结为同盟，才能够勉强与曹魏对抗。而随着景元四年（263）

蜀国灭亡，这种平衡已然被打破。此外，吴国所凭恃的核心防御线是长江（扬子江）。长江上游的蜀地（今四川省）被纳入曹魏版图后，又为西晋所继承。从军事战略而言，这对吴国产生了巨大威胁。再加上孙吴政权从大帝孙权统治后期开始逐渐自我崩溃，尤其在有名的暴君孙皓的治下，这种自我崩溃不断加速。至晋军大举攻入之际，孙吴政权已经病入膏肓。结果，在对晋军稍作抵抗之后，吴主孙皓随即投降，晋武帝很轻松地完成了平吴大业。

如上所见，在晋武帝统治前期完成的诸多功业与其自身所起到的作用之间，存在某种落差。晋武帝谦逊地推辞群臣的封禅请求，就如实反映了这种落差。而在第一个方面的基础上，造成对晋武帝评价较低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与其统治后期的状况有关，也就是下文的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晋武帝统一天下后，随即改变了以往的谦虚心态，而代之以骄傲自满、怠于政事，沉溺于后宫的宴乐之中。对此，人们经常引用一个经典故事：晋武帝的后宫人数多至近万人，宠爱的嫔妃不知其数。晋武帝每日对临幸哪位爱妃犹豫不决，便乘上羊车，随羊车所往设宴留宿。相应的，后宫嫔妃将羊喜好的竹叶插在门头、盐水撒于门前，争相诱使武帝所乘的羊车前来。这的确是个荒诞非凡的故事。晋武帝沉迷后宫、倦于政事的堕落状态，催生了朝廷高官们竞相奢侈的颓废风潮，对政治则漫不经心。结果便是引起外戚、宗室骨肉相残的内乱——八王之乱，同时也促使以内徙非汉民族与汉人流民为主体的人群推翻西晋王朝，发生永嘉之乱，使得西晋王朝最终走向灭亡。并且，西晋王朝的灭亡不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崩溃，还意味着经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三国鼎立，至晋武帝时期实现了再统一的魏晋国家体制的崩溃。之后，尽管晋王朝在江南再度复兴（东晋），但北方中原地区进入了极为不安定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统一的再度实现，只能等到近三百年后的南北朝时代末期——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可以说，尽管晋武帝司马炎没有直接造成西晋王朝的灭亡，但他仍然是导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罪魁祸首。

司马氏简谱

这本小书，首先将追溯司马氏开创晋朝、平吴统一的经过，即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四人的上升过程，其后则叙述西晋王朝政治恶化、走向灭亡的经过，即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四位皇帝的衰亡过程。若以天下统一的太康元年（280）作为顶点，那么在此之前为《三国志》的时代，在此之后则为后《三国志》的时代。年代起自司马懿针对曹爽发动兵变成功，掌握曹魏实权的嘉平元年（249），终于都城洛阳陷落、怀帝被俘，西晋王朝实质宣告灭亡的永嘉五年（311），两者距离太康元年差不多都在三十年左右。基于以上内容，本书试图重新切近帝室司马氏一族，尤其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真实面像，并尝试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

注释

[1] 屈膝下跪磕头的礼仪。

[2] 刘彻的谥号为孝武皇帝，通称武帝。司马炎谥号则为武皇帝，严格来说两者存在差别。

第一章　河内司马氏

河内司马氏

史书载有一则逸事，说曹操曾经梦见三匹马同槽而食[1] 。司马氏三人吃空曹氏，正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篡夺曹氏政权的梦兆。[2] 司马氏的篡魏过程，我们将在第二章、第三章加以叙述。而在本章，先来看一下创立晋王朝的司马氏是个怎样的家族。

司马氏的本贯为河内郡温县孝敬里。[3]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河内郡属河南省，位于今天由北京南下，经过郑州、武汉，最终达到广州的京广铁路西侧。黄河东流而下进入华北平原，在此处，太行山脉与黄河分离，先向东北、之后向北延伸。这片由黄河与太行山脉圈定西、南、北三面界限、位于黄河以北的东向平原，就是河内郡的所在。在汉代，人们将河内郡与河东郡、河南郡统称三河，确信它们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王都，其中河内郡为商代都城所在。后来，在距离不远的安阳县就发现了殷墟。[4] 东汉时代，三河、以西汉旧都长安为中心的三辅[5] 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弘农郡统称“畿辅”，为司隶校尉所辖。这说明，当时这片区域已然形成了与刺史所治的州相同，但级别更高的都城圈区划。从首都洛阳出发，越过北邙山，再由孟津渡过黄河，向东北稍行，便可到达温县。温县位于北至邺城、蓟（今北京市）的交通干线上，背对周代温国的故墟。西汉时代，温县作为首屈一指的商业都市蔚为繁荣[6] 。汉代以来的温县县城，即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内的古城址。据说，招贤乡的“招贤”源自司马懿招纳贤才之事，番田乡三陵村的古墓群则是司马懿先祖的坟茔所在[7] 。

东汉河内郡与今温县图

关于河内司马氏的由来，《晋书·宣帝纪》开头叙述了“司马”一姓的源流，又说到在秦亡后有司马卬其人。作为与刘邦、项羽同时受封的十八诸侯王之一，司马卬被封为殷王，其子孙由此定居封地所在的河内郡。接着，《晋书·宣帝纪》举出了司马卬的八世孙司马钧，在河内司马氏能够切实追溯的先祖中，司马钧是最为古老的人物。永元初年（107）至元初五年（118），东汉时代最大的非汉民族叛乱——藏系的羌族大叛乱爆发，司马钧作为将领参与平叛[8] ，由此在史书中登场。又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115）十月，司马钧因坐视友军战败不救而下狱，于狱中自尽。司马钧之子有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之子有颍川太守司马儁，司马儁之子有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的次子便是司马懿。

在这里，司马氏家族从司马钧至司马防连续四代的官衔颇值得注意：依次为左冯翊、豫章太守、颍川太守、京兆尹，这应是他们的最终官职。上述官职，或是太守这类郡级民政长官，或是与郡相当、但级别更高的政区民政长官。这说明，在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时代，司马氏家族虽非世袭，但代代太守辈出。这种门第也就是所谓的“世二千石”。

二千石本是汉代官阶的一级，郡太守属于此级别——严格说为中二千石。不过正如汉宣帝所言“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9] ，二千石经常用来代指郡太守。又正如此后司马炎在诏敕中所追叙的那样“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10] ，河内司马氏是世习儒学——亦即学问的“诸生”之家，家学核心是礼学。出仕为官、学问修明，往往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兼具的司马氏也由此成为河内当地人所景仰的名门望族。内藤湖南曾将中国中古（中世）的贵族定义为“其门第并非出于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土地与人口，而是由作为地方名望家延续相承的传统所自然形成之产物。当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历代为官”[11] ，河内司马氏的情况恰如其言。不过，与东汉后期“四世三公”——即连续四代出任三公[12] 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13] 这些闻名天下的高门相比，司马氏的门第有所不及。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出身河内张氏，其母家为河内山氏，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即出自该家族。以此推测，在司马懿活跃之前，司马氏家族与同属河内郡的其他名族结成了联姻网络。就此两点而言，河内司马氏虽然也算是名门望族，但具体说来，是郡一级的地方望族。

司马儁与司马防

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身高八尺三寸（1.92米），腰带十围（1.2米）[14] ，身姿堂堂。加之他外在仪表出众、内里倜傥大度，博学好古，故而受到宗族乡党的信赖与依附。

司马儁之子、亦即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为人质朴率直、公平端正，即便休假归宅、入预酒宴也依礼而动，威仪不忒。他雅好《汉书》名臣列传，能讽诵的篇目有数十万言。《汉书》为东汉班固所撰，是记叙西汉一朝的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齐名。实际上，在当时毋宁说《汉书》的评价还要更高一些，拥有包括吴大帝孙权在内的众多热心读者[15] 。司马防大概是想在《汉书》所描绘的西汉名臣行迹中寻找到官宦生涯的行为准则。出仕州、郡若干年后，司马防在汉末动乱期置身官界，历任尚书右丞[16] 、洛阳令[17] 、京兆尹等职。至晚年，在被授予骑都尉这一荣誉性官职后，司马防便以此为契机隐居故乡温县，闭门不出、断绝交际，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即东汉王朝灭亡的前一年离世，享年七十一岁。

《司马芳碑》残石拓片

颇具意味的是，《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了司马防与曹操的缘分。曹操二十岁时，被举为本贯所在的沛郡孝廉[18] ，至洛阳担任郎官[19] ，随后以洛阳北部尉[20] 起家。而推举曹操为洛阳北部尉的正是时任尚书右丞的司马防。就此点而言，司马防对曹操是有恩的。曹操获封魏王后，司马防受邀赴魏王国首都邺城，与之一同欢饮。宴会中，曹操戏云：“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则回答道：“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若曹操与司马防的交往确如上述史料所言，那么曹操后来召辟司马懿入府，与之结成“府主—幕僚”的门生故吏关系，或者说一种君臣关系，应当也受到了这层私人交谊的持续影响。

此外，1952年，西安市发现了《司马芳残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额题为“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可知该碑的内容是彰显司马防（芳）的事迹。不过从碑上字体判断，《司马芳残碑》并非东汉末年所立，而是北魏时代（386—534）的产物。

“八达”

司马防对待诸子严循礼法，故家中肃然。诸子虽然加冠成年，但父亲若在，便绝不擅自进出、入座。父亲不发问，也绝不擅自发言。司马懿等八位子嗣就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至于女儿的情况，则不甚清楚。以下依照嫡庶长幼的顺序依次列出司马氏八男的名（讳）、字：

司马朗，字伯达

司马懿，字仲达

司马孚，字叔达

司马馗，字季达

司马恂，字显达

司马进，字惠达

司马通，字雅达

司马敏，字幼达

上述八人在当时皆为名士，故以通字被敬称为“八达”。字授于冠筓之日，男女皆有。原则上除了父母、皇帝及师傅以外，对人不能直呼其名（死后称讳），而当以字相称。字通常由两个汉字所组成，或与名有关，如诸葛亮字孔明[21] ；或是家族中的一辈皆用相同的汉字或部首，并以伯（孟）、仲、叔、季显示排行，如司马氏的“八达”。将八位贤人并称，古已有之，比如“八元八恺”。“八达”便是源自这种传统。上古传说有“三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为五帝[22] 。其中，颛顼（高阳氏）与帝喾（高辛氏）的时代各有才子八人，即所谓的“八元八恺”[23] 。降至周代，有八位贤人，称为“八士”[24] 。前汉时，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中有“八公”，共同撰写《淮南子》[25] 。后汉末年党锢之祸前后，海内名士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26] 。清流名士荀淑膝下八子被称为“八龙”[27] 。引领曹魏“正始之音”的诸名士中有“四聪”“八达”“三予”[28] 。魏晋时代的高门贵族中，河东裴氏与琅邪王氏并称双壁。舆论将裴、王二氏的代表人物捉对比较，如裴楷对王衍、裴对王戎等等，共有八组，即“八裴”与“八王”[29] 。司马防的八位儿子与“正始之音”中的部分名士，同样都被称为“八达”。

如上所述，“八达”隐约含有贤人、伟人之意。西晋王朝建立后，司马氏“八达”及其子孙被视为宗室、晋室屏藩，被封以王、侯等爵。反之，“八达”以外的疏族别支则无法享受宗室待遇。西晋太康年间历任冀州刺史、尚书等职的司马肇[30] 就是其例。此外，晋王朝建立时，“八达”中唯一在世的司马孚获封安平王，并以宗室长老的身份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尊崇。顺带一提，北宋时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号称是司马孚的后代[31] 。

司马朗

司马懿在“八达”中排行第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河内司马氏的领袖人物，是因为年长其八岁的嫡长子司马朗在正值壮年的四十多岁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与二弟司马懿不同，司马朗在《三国志》卷一五中有传。据其本传，司马朗生于建宁四年（171），身材遗传其祖父，高大健壮，颇有司马氏一族的特征。故而司马朗在十二岁受试为童生时，被监考官怀疑虚报年龄。

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往长安，司马防亦随献帝西迁，委托刚年满二十岁的司马朗带领家族从化为焦土的洛阳回到故乡温县。返乡后，司马朗预见河内郡很快便会成为董卓与反董卓联军的战场，于是立即劝说父老乡亲避难他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不得已之下，司马朗只能带着司马氏家族与少数赞成者外出避难。等到反董卓联军解散、战争结束，司马朗再次返回乡里时，留居当地者已为乱兵所掠，死者近半。战乱之后，大饥荒随即袭来。司马朗作为代理的一家之主，不辞辛劳地振恤宗族，养育诸弟。

司马朗的仕途，始于召辟为司空曹操的公府僚属。随后，他历任县令，再后被升任丞相的曹操任命为丞相主簿（总务部长），并提出州郡领兵、设置公田等方略。之后，司马朗任兖州刺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参与了对孙权的南征。其年，中原地区流行起莫名的瘟疫，来势汹汹，甚至曹操幕下的文人集团“建安七子”中也有五人病死。在当时的曹魏军中，瘟疫当也甚为猖獗。司马朗往来巡诊，传递医药，献身于治病救人，但自己亦染病而亡，享年四十七岁，先于其父司马防两年离世。

魏晋时代的官制

在进入司马懿的话题之前，笔者想对魏晋时代的官制、魏晋历史展开的主要舞台都城洛阳以及地方上的战略要地略作概述。

汉代政治的中枢是三公[32] 与九卿。九卿是太常（掌礼仪、祭祀）、光禄勋（掌郎官）、卫尉（掌宫中宿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狱）、大鸿胪（掌诸侯与外国宾客）、宗正（掌宗室）、大司农（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家财政）各府的长官。魏晋时代，三公九卿仍然存在[33] ，不过具体的文书行政事务已转至尚书台（尚书省）。尚书台的长官为尚书令，原为少府属官。尚书仆射是尚书令的副官，但实际地位与尚书令等同，皆相当于宰相。尚书省下辖吏部（掌官僚任免）、度支（掌财政）等五曹或六曹，长官是相当于日本各省大臣的尚书。尚书令、尚书仆射与诸曹尚书合称“八座”[34] ，负责讨论重要议题。不过在很多时候，会给三公或者具有类似地位的权势者加“录尚书事”，以总括尚书台，掌握实权。此外，除了常置的三公，应时宜而设的相国、丞相、太宰[35] 、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36] 等一品官以及加开府（具有召辟权）仪同三司，相当于三公（与三司同义）身份的骠骑将军等二品官都可以开公府或军府。府主被赋予特权，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召辟幕僚。日本的征夷大将军开幕府，即渊源于此。

取代已经外朝化的尚书台，身处内朝，在皇帝与负责政务的尚书台之间传达诏敕、上奏的御用秘书机构，则是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监与中书令[37] ，负责起草诏书，次官为中书侍郎。同样身处内朝、担当皇帝顾问之职的还有门下省与散骑省。门下省的侍中（三品）、（给事）黄门侍郎（五品）与散骑省的散骑常侍（三品）、散骑侍郎（五品）相对应。不过侍中定员为四人，散骑常侍的人数则没有定额。西晋时，宗室诸王很多时候都以散骑常侍作为起家官（最初任官）。

其他部门还有执金吾府[38] 、将作大匠府[39] 、秘书省[40] 、御史台[41] 、都水台[42] 、符节台[43] 。此外，皇太后宫有三卿[44] ，皇后宫有大长秋（三品）及以下诸官，皇太子所居东宫有皇太子府，下设太子太傅[45] 等东宫官。

当时的地方行政机构为州、郡、县三级制。州长官为刺史（五品），原本负责监察地方行政，之后转变为郡以上一级的民政长官，若存在加官的情况，则称州牧（三品）。都城洛阳及周边区域设司隶校尉（三品），主要负责纠察百官的不法行为。郡长官为太守（五品），地方治安则由都尉负责，都城洛阳属河南尹（河南郡），长官同名，亦名河南尹（三品）。若郡为王国，则设王国相（五品），事实上就是太守。县的长官，大县称令（六品），中县亦称令（七品），小县称长（八品）。战乱之际，本来负责民政事务的州刺史、太守实际上要指挥军队，并兼领将军号等武职。

武官系统有一品官太尉、大司马、大将军，接着是汉武帝时代因讨伐匈奴而立下赫赫武功的霍去病、卫青曾担任过的骠骑、车骑将军，以及统率汉禁军——南军、北军的卫将军（皆为二品），以下则有诸大将军、诸将军、诸中郎将（属光禄勋）、诸校尉、诸都尉、诸护军。以率领禁军（中军）诸营而为人所知的诸将军、校尉，有自汉代以来的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46] ，曹操设置的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47] 。领军将军（三品）统括禁军五校、中垒、武卫等营，西晋以后曾置、废过与之相同的中军将军、北军中侯。护军将军掌握武官的选拔。若以领军将军比之尚书仆射，则护军将军可比作吏部尚书。西晋时最初置有左卫、右卫二将军，即所谓“二卫”，它们由曹魏末年司马昭所设中卫将军发展而来，共同掌管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同时分别掌握熊渠虎贲与佽飞虎贲。骁骑将军与游击将军领命中虎贲。领军、护军、左右二卫与骁骑、游击将军即所谓“六军”，此外左、右、前、后诸将军统称“四军”（皆为四品）。西晋时代，洛阳城内外的军营统称为“三十六营”。此外，还有宿值殿中，冠以各殿名号的诸将军、校尉、都尉等等。

魏晋时代有所谓“出镇入辅”的说法，拥有权势的重臣在朝廷中就任三公或准三公的官位，开设幕府（或军府），并兼任录尚书事、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控大权，辅佐皇帝。若任地方官，则出镇对蜀汉、孙吴作战的军事要冲，基本上会授予显示出镇方面的将军号或管辖区域的都督号，并加带持节，兼任州刺史。授予的将军号，有冠以出征方向的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各号以及如四中郎将这类统帅禁军、屯驻要地的官职。[48] 都督的原意为代替皇帝监督参与征伐诸军，即实际担任指挥全军的任务。三国魏初，始设都督某州诸军事，在战时指挥辖区内的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等。后来，都督更拥有了直接征募民众的权力。根据权力大小，都督号分为“都督”“监”“督”三等。此外，在中央设有代替皇帝指挥所有禁军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大都督等号，以辅政重臣兼任。持节号则本来是一种资格，显示皇帝所委任的权力，与都督号连带时则用来表示处置辖区内人员的权力，依据不同的适用范围，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

三等。西晋八王之乱时，其中的主角多数都是出镇地方、拥有都督号的宗室诸王。[49]

最后，稍提一下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官吏选拔的主流方式是乡举里选，尤其以郡太守推举的“孝廉”科目为其中代表。推举者至中央出任光禄勋下辖的郎官，并由此出发，转任中央、地方诸官职。不过，在曹魏建国前夕，实行了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与之前根据回避本籍原则任命的郡太守不同，九品官人法以本地出身的中正来评判同郡人士，根据其才能、德行给予一品至九品的乡品。乡品与官职中的一品至九品相对应，出仕者的起家官原则上是比乡品低四品的官职，在理想状态下，最终能够升至与乡品等同的官职。此外，对拥有乡品、具有资格任官的人士进行实际选任，是吏部尚书的职权所在。乡品本由个人的才能、品行所决定，不过渐渐地如同任子制一样[50] ，由祖、父官职——即所谓的门资所决定。最终，九品官人法成为六朝时代门阀贵族制度的根基所在。

洛阳

曹魏与西晋政权沿袭东汉，以洛阳作为都城。此后的北魏政权，在孝文帝迁都后也以洛阳为都城，故被称为“汉魏洛阳城”。又洛阳城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因此也被称为“九六城”。洛阳故城的遗址不在今天的洛阳市街区，而是位于洛阳市与偃师市之间。从洛阳市向东走，稍稍东过白马寺，就能够看到洛阳故城的西城墙了。

魏晋洛阳城图

元《河南志》的《晋宫室图》

东汉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前往长安，并于此时将洛阳城烧毁。因此，魏晋洛阳城是曹魏政权被迫重建之物。魏文帝曹丕时代，不得不在北宫仅存的建始殿中祭祀祖先、举行朝会。文帝死后，明帝曹睿即位，迅速着手重建新宫，营建了南宫崇德殿与位于其北面的太极殿、昭阳殿等代表性宫殿，云龙门等诸城门，凌云台、九华台、总章观、宣武观等台观以及太庙等建筑。此外，魏明帝还在城南对灵台[51] 、明堂[52] 、辟雍、太学等东汉建筑进行了修缮。明帝时代，严苛地役使民众的大规模工程一直在进行，大臣们则多有劝谏之言。在这些曹魏时代新造的建筑中，有两个最为引人注目。一是模仿邺城三台、于洛阳城西北角所造的要塞金墉城，城墙上设有马面[53] 。在整个魏晋时代，金墉城常以幽禁之所出现于历史舞台上，与伦敦塔非常类似。[54] 另一个则是由人工所造景阳山、天渊池等构成的禁苑——芳林园，设于宫城的北面。后因避魏废帝（齐王曹芳）之讳而改称华林园。

汉魏洛阳城城垣勘探示意图[55]

自东汉下至魏晋、北魏，洛阳城本身、它的城门以及环绕都城与城门的护城河阳渠，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仅是城门的名称有所改易。顺带一提，阳渠之水上承谷水、涧水、瀍水等水，流经千金堨，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分为两支，部分流入城内。这两支水后在城东合流，向东经过七里涧，在偃师县与洛水汇合。至于魏晋时代的洛阳宫城，情况不明。它究竟是原样沿袭了东汉时代的南、北二宫？抑或是魏文帝、明帝如北魏时代那样，重新改造了南、北宫中的一个？哪怕是如此基本的信息，目前也都不太清楚。[56]

魏晋时代的要冲

谈及魏晋时代大臣出镇的地方要冲，首先必须要提及的是曹魏建立时文帝曹丕所设“五都”。所谓“五都”，指都城洛阳与陪都长安、谯、许昌、邺。西晋时代，长安、许昌、邺仍然是亲近的宗室诸王出镇的要地。结果，在以宗室诸王为主角的八王之乱中，这些要地与都城洛阳一同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历史舞台。

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为西汉旧都，东汉时与东都雒阳（洛阳）对称西都。东汉末年，长安成为群雄之一的董卓的根据地。董卓死后，城市因战乱而荒废。曹魏时代，作为对抗蜀汉的前线军事基地，长安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司马懿曾出镇长安阻挡诸葛亮北伐。八王之乱时，河间王司马颙驻屯此处。西晋末年，晋愍帝司马邺则定都长安。大臣出镇长安时，会授予如征西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州（关中）诸军事这类官职。

谯（县）是曹魏帝乡，曹操征讨东吴时曾驻留于此。[57] 不过此后该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特别是在进入西晋以后。

洛阳近郊图

许昌是曹操最初的根据地[58]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入许，并在周边开设屯田（民屯）[59] 。进入曹魏时代后，许昌是对吴作战的总部所在，文帝、明帝时有巡幸，明帝还在此营造景福殿、承光殿[60] 。晋八王之乱时，汝南王司马亮、齐王司马冏出镇于此。大臣出镇许昌时，会授予如征东将军、使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这类官职。

邺（县），以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在此设立灌溉设施而为人所知。[61] 东汉末年，邺成为群雄之一袁绍的根据地。建安九年（204），邺为曹操所攻占，后转而成为曹操的根据地。曹操封魏公、魏王时，皆以邺为封国都城，在此营造了宗庙陵墓、文昌、听政诸宫殿及三台[62] 。在《三都赋》的《魏都赋》中，左思描绘了上述景观。曹魏中后期，邺成为拘留宗室之地。西晋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出镇于此。大臣出镇邺时，会授予如征北将军、使持节、都督邺城守诸军事这类官职。

说起曹魏“五都”以外的要地，特别是位于对抗蜀汉、孙吴前线的军事要地。曹操族亲或同乡姻亲夏侯氏如夏侯渊、曹仁、夏侯惇各自镇守过长安、樊城（今湖北省襄樊市）、居巢（今安徽省巢县东北）。[63] 魏文帝曹丕则以祁山（今甘肃省礼县东）、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64] 作为防卫据点。在此后的蜀汉北伐战役中，祁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荆州方面，作为东汉皇室故乡而被称为“南都”的宛县（南阳郡），本是汉末群雄之一袁术的根据地。曹魏时代，司马懿曾驻屯宛县，不过后来荆州都督、刺史的治所南移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65] 、襄阳，宛县遂逐渐萧条。樊城与襄阳挟汉水（沔水）南北而对望，是防御蜀汉（特别是汉中方面）、孙吴（江陵方面）的战略据点。樊城以曹仁抵御关羽围攻而闻名于世，襄阳在西晋时代则由主张伐吴的羊祜、杜预先后出镇。大臣出镇襄阳时，会授予如征南将军、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这类官职。寿春与合肥是抵御孙吴的战略据点与前线基地，亦各自作为扬州、淮南郡的治所。战国时代，寿春曾在一段时间内是楚国都城（郢），东汉末年袁术在此称帝。曹魏时代，寿春是反叛频发之地。“淮南三叛”——即王凌、毌丘俭与文钦、诸葛诞皆在此起兵，不过皆以失败而告终。大臣出镇寿春时，会授予如征南将军、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这类官职。

其他的要地，还有诸如并州刺史所治的晋阳[66] 、幽州刺史所治的蓟县[67] 、徐州刺史所治的下邳[68] 等等。[69]

注释

[1] 《晋书》卷一《宣帝纪》。

[2] 司马中有马字，曹、槽同音，故有此说。——译者

[3] 本贯，即原始的籍贯所在地。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的大小知名家族往往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本贯，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吴郡陆氏等等。本贯更多地具有显示门第、标榜身份的社会功能，与实际的户籍所在、居住地未必一致。——译者

[4] 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20世纪20年代，经过考古发掘，于殷墟发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遗址，并出土甲骨、青铜器等诸多文物，一般认为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译者

[5] 三辅，即京兆、（左）冯翊、（右）扶风。

[6] 参见《盐铁论》。

[7] 参见《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怀庆府·温县》；《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河南省》，商务印书馆，1993年。

[8] 司马钧时任左冯翊，行征西将军。所谓“行”，指由较低官职兼领。

[9]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

[10] 《晋书》卷二〇《礼志·中》。

[11] 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弘文堂，1974年。

[12] 宰相，俸禄万石。

[13] 袁氏为“四世五公”，即四代出了五个三公。袁绍、袁术即出身于此家族。

[14] 一围等于五寸。

[15] 参见吉川忠夫：《顔師古の‹漢書›注》，收入《六朝精神史の研究》，同朋舍，1986年。

[16] 尚书台属官，负责台内具体事务。

[17] 首都洛阳县的民政长官。

[18] 郡向中央推举人才的经典科目，意为孝顺廉洁。

[19] 皇帝的近侍官，类似于研习生。

[20] 负责管辖洛阳县北半部的治安长官。

[21] 亮即光明之意，孔明则意为非常光明，两者同义。

[22] 参见《史记·五帝纪》。

[23] 参见《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24] 参见《论语·微子》。

[25] 参见《淮南子》高诱注序。

[26] 参见《后汉书·党锢传》。

[27] 顺带一提，后来赫赫有名的荀彧便是荀淑之孙。

[28] 参见《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29] 参见《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30] 《三国志》卷一二《司马芝传》。

[31] 参见木田知生：《司馬光とその時代》，白帝社，1984年。

[32] 后汉时代的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

[33] 三公为一品，九卿为三品。

[34] 皆为三品。反过来说，“八座”定额为八人，以此为前提设置尚书仆射或尚书左、右仆射。

[35] 即与源自周制的“三公”相对应的“上公”，西晋时避司马师之讳，改称太师。

[36] 西晋时三公、上公、大司马、大将军并置，称为“八公”。

[37] 同为三品，源自汉末的汉魏二重政治格局。当时，汉廷设中书监，魏国设中书令。

[38] 负责洛阳城内的警卫。长官为执金吾，三品。

[39] 负责土木工程。长官为将作大匠，三品。

[40] 负责收藏典籍。长官为秘书监，三品。

[41] 负责监察官吏。实际长官为御史中丞，四品。

[42] 负责治水事务。长官为都水使者，四品。

[43] 负责管理皇帝用玺以及皇帝一时授予使臣的符、节。长官为符节令，五品。

[44] 卫尉、太仆、少府，各自冠以宫名，皆为七品。

[45] 负责辅导皇太子，三品。

[46] 合称“五校”，皆为四品，与散骑常侍相同，西晋时代常为宗室诸王的起家官。

[47] 若资历较浅的则拜为中领军、中护军，皆为三品。

[48] 四征、四镇将军皆为二品，四征大将军、四镇大将军亦同；四安、四平将军皆为三品。

[49] 以上信息参见《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通典·职官典》

[50] 任子制，汉代选拔官僚子弟入仕的一项制度。《汉官仪》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译者

[51] 天文、气象观测台。

[52] 想象中的周代处理政务场所。

[53] 在城墙上以一定间隔设置的突出物，用于城池防御。

[54] 伦敦塔是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世纪建筑。除了作为防卫森严的堡垒和宫殿，还是一座著名监狱，英国历史上不少王公贵族和政界名人都曾被关押于此。——译者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56] 不过在元代《河南志》中，倒是有西晋宫室图一幅，见前页插图。洛阳的相关信息，参见《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读史方舆纪要》；杨宽：《中国の都城とその発展》，学生社，1987年；苏建：《洛阳古都史》，博文书社，1989年。

[57] 谯县属沛国，今安徽省亳县。

[58] 许昌即原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

[59] 曹魏屯田制按照屯田人员身份（一般民众、军人）的不同，分为民屯与军屯。——译者

[60] 参见何晏《景福殿赋》，收入萧统所编《文选》。

[61] 邺县为魏郡治所，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62] 三台即铜雀台、冰井台、金虎台。

[63] 后移往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西南。

[64] 魏青龙元年（233），满宠于西北三十里处建合肥新城。

[65] 刘备投奔刘表时曾驻屯于此。

[66] 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

[67] 燕国，今北京市。

[68] 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69] 以上参见宫川尚志：《六朝時代の都市》，收入《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會篇》，平乐寺书店，1992年。

第二章　司马懿

司马懿的登场

司马懿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在他出生十年前的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朝廷中浊流派的宦官镇压了清流派的儒家官僚[1] ，清流领袖、以“跃龙门”的故事而知名的李膺被处死。五年之后的中平元年（184），太平道宗师张角发动了“黄巾之乱”。东汉王朝日渐衰败，群雄割据的乱世则尚未开始，司马懿正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

司马懿历经汉末、三国曹魏时代，死于曹魏嘉平三年（251）。十四年后，西晋王朝建立。他的本传，理应收入陈寿所著三国时代的正史——《三国志》中。事实上，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本传就见于《三国志》[2] 。不过，司马懿的本传却被立于《三国志》之后有晋一朝的正史——《晋书》的开篇第一卷帝纪（本纪）。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司马懿生前打算称帝，而是其孙司马炎在建立晋朝时将祖父司马懿追谥为晋宣帝。这一点，与曹操生前虽未称帝而后被追谥为魏武帝如出一辙。不过，曹操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做好了篡夺汉家天下的准备。而司马氏却经历“三马”——即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共两代三人，司马懿是以禅让革命篡夺曹魏政权的始作俑者。接下来，我们就一边叙述司马懿的生涯，一边来看看他是怎样、又为何会成为了篡魏建晋的始作俑者。

司马懿像

在司马懿少年时，以评鉴人物而知名的同乡杨俊曾目之为“非常之器”。曹操曾被品评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才”[3] 。之后的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也曾被评为“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4] 。所谓“非常”，出自“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5] 的说法，是人们对于建立、开创王朝等诸多大业的人杰所给予的最高评价。司马懿获得这一评价，也暗示着他为晋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此外，司马懿与其兄长司马朗曾同为曹操幕僚，与两者皆关系亲近的崔琰曾将之加以比较，并对司马朗云：“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6] 作为名族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司马懿受到以上这些名士，尤其受到川胜义雄所命名的“北海系名士圈”[7] 的好评。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已被接纳为名士圈中的一员。

建安六年（201），也就是曹操在官渡战胜袁绍的次年，二十三岁的司马懿被选为本郡上计掾，派往当时的国都许县（后更名许昌县）。所谓上计掾，即每年为郡太守向皇帝汇报地方统计数据的人员，与当年的贡纳、孝廉一同前往都城。由于上计掾需要基于账簿对皇帝进行口头说明，因此能够担任此职位的都是郡内的才能之士。与长兄司马朗相同，在荀彧的推荐下，司马懿被征辟为曹操司空府的幕僚。荀彧出自清流派的渊薮颍川郡，很早就追随曹操，是其谋臣。可以说，他对曹操最大的功绩，就是引荐人才。在荀彧引荐的人才中，有其“邦邑”——即同乡（颍川郡）的士人，前有被称为“命世天才”的荀攸，后有对平定关中出力甚多的钟繇、建议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而在其举荐的“海内”士人中，司马懿算是一个[8] 。不过，司马懿以身患“风痹（即风湿）”、无法起身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而曹操怀疑司马懿装病，悄悄派刺客于夜中以针刺司马懿，有所察觉的司马懿则僵直身体，依旧安睡不动。又，某一日司马懿晒书驱虫，突然暴雨骤降，他立刻从牀上跳起，将书抱入屋内。不过，司马懿的行为却被一位婢女看到了。司马懿夫人张春华唯恐婢女向外泄露司马懿装病一事，于是悄悄地杀人灭口，并在窗边亲自为司马懿做饭。据说此事过后，司马懿才开始对张春华另眼相看。

张春华本贯为河内郡平皋县，父亲张汪在曹魏时曾任粟邑县令。嫁给司马懿后，张春华生下三男——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榦及一位女儿[9] 。后因柏夫人受宠[10] ，张春华被日渐疏远。某次司马懿卧病在床，张春华去探视，司马懿对其骂云：“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羞愤不已，拒绝饮食并试图自杀，司马师等诸子亦断食。惊讶之余，司马懿向张春华道歉，张春华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屋子时，司马懿对左右云：“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魏正始八年（247），张春华病殁，终年五十九岁。晋王朝建立后，张春华被追赠为宣穆皇后。

回到前面的话题，司马懿究竟为何要拒绝曹操的征辟？《晋书·宣帝纪》有一个解释，说司马懿“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的确，当时曹操刚刚在官渡之战击破最大的竞争对手袁绍，之后被封为魏公、魏王，声威渐高。与之相对，当初所迎立的汉献帝则日渐沦为傀儡。但说到底，司马懿最终是曹魏政权的背叛者。就此点而言，把司马懿渲染成在一开始就并非真心追随曹操，而是被迫出仕的形象大概好一些。因此，这种说法应是人为润色修饰的结果。毕竟，当时司马防依旧健在，他的意见具有绝对权威，而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已经是曹操的幕僚了。

入幕曹府

建安十三年（308），在前一年成功远征乌丸、将袁氏残存势力一扫而空的曹操凯旋邺城，由司空进位为丞相，并再次征辟司马懿。曹操想起此前司马懿拒绝征辟，便对使者言道：“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发怒，于是应召，出任丞相府的文学掾。由此，司马懿进入官界，开始与曹操的子孙、亦即曹魏皇室相关联。在曹操手下，司马懿的职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任曹操的参谋，另一个是负责嫡子曹丕的相关事务。具体说来，前者主要以曹操丞相府幕僚的身份进行活动，历任文学掾、东曹署、主簿、（军）司马等官职，在丞相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此期间，他还不时向曹操进言劝谏。如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伐张鲁、取汉中，随军的司马懿建议拿下汉中后继续进攻刘备，曹操则引用“得陇望蜀”的典故，并未听其建议。此外，司马懿还对曹操称帝、设置军屯等事有过积极建议。至于后一个职务，曹操在征辟之初就命司马懿与曹丕一同活动。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魏王，曹丕为太子，司马懿就任作为东宫官的太子中庶子（太子秘书）。每在关键时刻，司马懿都能提出上佳对策，因此逐渐获得曹丕的信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合称“四友”。陈群出身于党锢之祸发生后的清流派核心——颍川陈氏，以在汉魏革命的前夜制定九品官人法而闻名于世。魏文帝（曹丕）时代，陈群与司马懿一同活跃于尚书台中。吴质出身于济阴郡的“单家”[11] ，以文才为曹丕所重，为仅次于“建安七子”的人物，后官至北中郎将、使持节、督幽、并州诸军事。某次，曹操出外远征，曹丕、曹植兄弟相送于路侧。曹植盛称曹操之功德，左右瞩目，曹操也对其聪明伶俐颇为欣赏，一旁的曹丕则怅然若失。此时，吴质对曹丕耳语云：“王当行，流涕可也。”于是曹丕在辞别之际一边哭泣一边行礼，曹操的左右随从也唏嘘流泪。曹操也由此认为曹植虽辞章华丽，但不及曹丕真诚。此外，吴质的女儿曾嫁与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作为续弦。朱铄其人信息不详，只知他曾在某次宴会上与吴质产生争执，官至中领军。

总而言之，曹操时代的司马懿，在荀彧的推荐下响应征辟，并逐渐崭露头角。不过在这一阶段，他还仅仅只是一个参与到曹操政权中的名士而已。

曹魏的建立与文帝的信任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殁。随着伟人逝世，人们普遍忧虑会有动乱产生。值此之际，作为丞相府司马的司马懿全权负责丧葬事务，护送曹操的棺柩由洛阳前往其陵墓——高陵所在的邺城。与此同时，曹丕也在邺城继承了曹操的爵位、官位，即魏王、丞相。司马懿被升为丞相府长史（幕僚长），又被封为河津亭侯。这一年，司马懿四十二岁。同年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至此，前后共计四百余年的汉王朝彻底灭亡，新的魏王朝成立了。而对这一王朝更迭不予承认的刘备于次年，即黄初二年（221）四月在蜀地成都宣布继承汉室大统，也就是所谓的蜀汉。另一方面，此前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尽管在黄初二年被封为吴王，但自黄初三年（222）十月起便改元、自行年号，在事实上割据自立，与曹魏政权渐行渐远。魏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期（黄初年间，220—226），司马懿活动于政治的中枢尚书台，历任尚书（黄初元年，220）、尚书右仆射（黄初二年，221）、尚书左仆射（黄初三年，222）、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黄初六年，225）诸职。颇令人玩味的是，在这一时期，陈群始终与司马懿同在尚书台，所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诸职，皆比司马懿先行一步。黄初六年（225）二月，司马懿授抚军大将军。对应的，陈群授镇军大将军，两人皆升入诸大将军（二品）之列，并一同兼录尚书事。黄初年间，特别是位于后半的五年（224）、六年（225），文帝曹丕连年亲率大军南征孙吴，驻于淮水下游的广陵郡[12] 。随文帝亲征的陈群在当地开行台[13] ，承担留守任务的司马懿则在大本营许昌开设后台[14] 。在此期间还有不少故事，显示出曹丕对司马懿信任之深厚。当时，司马懿固辞抚军大将军之职，曹丕以“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之语说服司马懿任职。南征之际，曹丕又对司马懿说道：“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丕将司马懿比作为刘邦驻守关中后方的萧何，表现出对他的完全信任。在南征结束，返归洛阳时，曹丕又云：“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他将御驾亲征蜀、吴之际的统领后方之责都委任给了司马懿。以上曹丕的这些话，展现出他对司马懿信任之深厚，并期待着司马懿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不过，即便曹丕信任司马懿，但两人的关系，说到底只是君与臣这种公事关系。黄初三年（222），出于私怨，曹丕抓住若干小过，将时任南阳太守、以识鉴人物知名、评价司马懿为“非常之器”的杨俊逮捕下狱，迫令其自杀。当时，司马懿请求曹丕恕杨俊死罪，这一方面是出于同乡之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反对曹丕以公权解决私怨，将公权力私人化的行为。黄初四年发生的鲍勋渎职一案，与杨俊下狱一事同出一辙，事件发生后，钟繇、华歆、陈群等重臣皆恳请曹丕赦免鲍勋。说起来，鲍勋就任宫正（御史中丞）的推荐人，正是陈群与司马懿。而如上所见，在魏文帝曹丕利用公权报复私怨，或者抽象点说，在曹丕将公权力私权化、私人化的时候，司马懿是持反对意见的。汉末大乱之际，司马懿“常慨然有忧天下心”。他出仕为官，正是带着此类心绪，为了实现天下太平。这是司马懿反对曹丕以公权处理私怨的根源所在。可以想象，这种“济世”情怀，也或多或少是曹操麾下的名士们所拥有的共同意识。

而在魏文帝曹丕手下担任宰相的司马懿，也逐渐迎来了进一步飞跃的转机。这个契机，就是文帝之死。

文帝的遗嘱

黄初七年（226）五月丙辰（十六日），身患重病的曹丕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为了传达遗嘱，托付后事，将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召至洛阳宫崇华殿的南堂。曹丕嘱咐侧立在病榻之前的皇太子曹叡：“有间此三公（四公？）者[15] ，慎勿疑之。”在托付后事的四人中，曹真与曹休尽管是疏族，但也算是出自皇室曹氏一系，他们此前在军事方面颇为活跃。另一方面，陈群与司马懿皆为录尚书事，也就是宰相。

次日丁巳（十七日），文帝曹丕于景福殿逝世，终年四十岁。同日，曹叡即位，是为曹魏第二代皇帝——明帝。

太和元年（227）六月，魏明帝意欲亲政，于是将曹丕嘱托的四位辅政大臣中的三位——陈群除外——授以“方任”（方镇之任），将之调离洛阳。曹休出镇对吴作战前线的淮南郡（寿春），曹真出镇对蜀汉作战前线的关中（长安），在此前一年由抚军大将军升任骠骑将军的司马懿出镇宛县（南阳郡治），被全权委任荆州、豫州方面的军事管辖权，南向孙吴、西与蜀汉对峙。出镇宛县的司马懿，很快便遇上了检验其能力的大事件：其管内的新城太守孟达因蜀汉的招诱而反叛。以讨伐孟达为起点，在魏明帝长达十三年的统治期间，司马懿于荆州、关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孟达

孟达其人，先后辗转于刘璋、刘备、曹丕麾下，换过多个主君，说明他反复无常、易于叛变自立。同时，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军阀。当时，孟达为新城郡太守，新城郡与蜀、吴国境接壤，被曹魏政权委以西南方面之任。孟达的父亲孟他出身关中的右扶风，后汉灵帝时（166—189），通过阿谀奉承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常侍（宦官）赵让，被授予凉州刺史之职。孟达本人生于建安年间（196—220），在关中地区遭遇饥荒时，他与同郡的法正一道南下蜀地，仕于控制蜀地的刘璋。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因刘璋之命，孟达与法正一同赴江陵迎接刘备，于是便留居不返。在刘备迫使刘璋投降，占领蜀地之后，孟达作为部将官拜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县）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依靠黄忠的勇猛作战，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回汉中，孟达则北上攻占房陵郡。随后，孟达归刘备养子刘封指挥，攻占上庸郡，俘获上庸太守申耽。不过，在关羽被围攻于襄阳、樊城，向孟达求援时，孟达坐视不救，结果关羽战败被杀。由于自认为对关羽之死负有部分责任、为刘备所怨恨，再加上与刘封不和，因此在延康元年（220），去意已决的孟达与刘备修书诀别，带领部曲四千余家投降曹丕。当时，曹丕之父曹操刚去世不久，整个朝廷又因汉魏革命而气氛紧张。在此特殊时期，颇有名望的孟达投降，使得曹丕大喜过望。受到礼遇的孟达官拜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又封平阳亭侯。曹丕还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设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在魏国朝堂中，有人将孟达比作几乎灭亡齐国，后因谗言逃亡赵国的燕国名将乐毅，对其称赞不已。尽管如此，司马懿等人还是对孟达保持警惕，数次试图向曹丕进言。此时，司马懿的忧虑成为现实。

攻陷上庸

黄初七年（226）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逝。孟达失去最大靠山，心中惴惴不安。蜀汉丞相诸葛亮看穿这一情形，便着手动摇孟达的心智，派使者劝诱其投降蜀汉。在诸葛亮的再三招诱下，孟达最终决定再度反叛。为了断绝其后路，诸葛亮向孟达邻郡的魏兴太守申仪泄露其图谋。申仪与孟达一同投降曹丕，但关系不睦。得知此事后，申仪便上奏魏明帝。

太和元年（227）十二月，司马懿接到孟达即将反叛的奏报，便立即行动起来，派遣幕僚观察孟达的情况，并催促其入朝觐见。孟达为使者所惊，随之起兵。司马懿以南阳郡出身、熟悉荆州地理的州泰为先导，从宛县出发，昼夜进军，沿着汉水的支流堵水到达当时的新城郡治——上庸城。当初，孟达在给诸葛亮的回信中写道：“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然而仅仅八日，司马懿便赶赴上庸，随即开始攻击。尽管孟达依靠城墙、木栅、环壕三重防御拒守。但魏军一举渡过堵水、突破木栅，兵临城下，八面围攻，并分出部分兵力牵制蜀、吴两国的援军。太和二年正月（228），经过十六天的攻势，孟达部将投降，魏军趁机攻陷上庸，斩杀孟达，其首级被送往洛阳焚毁，司马懿则携一万余名俘虏凯旋宛县。事后，孟达的余众七千多户被迁至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对于跋扈日久的魏兴太守申仪，司马懿也以假借表贺大捷的名头，将之召来并逮捕。至此，司马懿充分发挥将才，以精妙的手腕镇压了孟达反叛，同时完全掌握了荆州西部的新城郡、魏兴郡。

魏吴荆州要图

自平定孟达反叛起，司马懿与诸葛亮就已经开始了相互的对峙，当然这只是间接性的。而在此之后，双方展开了直接对决，也就是锐意北伐的诸葛亮与展开防御的司马懿之间的对决。

蜀汉

要理解诸葛亮北伐的意图，首先有必要明了蜀汉政权的性质。自不待言，蜀汉是刘备在益州（今四川省）建立的政权，通常称为蜀或蜀汉，正式的国号则是汉。刘备是汉末群雄割据时代的军阀之一，自称出身于本贯涿郡（今河北省涿县）的汉室疏族，先祖为汉景帝[16] 之子中山王刘胜。满城汉墓中身着金缕玉衣的男子正是刘胜。黄巾之乱时，刘备组建武装，之后转战多处，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以后投奔控制荆州（约当今湖北省、湖南省）的刘表，成为其客将。凭借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的胜利，刘备获得荆州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并以此为基础入蜀，夺取了刘璋的益州。刘表、刘璋与刘备皆为汉家宗室，是西汉景帝之子的后代，刘备充分利用了这层情谊。此后，刘备将汉中收入囊中，效仿当年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之事，亦自号为汉中王。曹操去世、曹丕篡汉建魏后，作为汉室宗亲的刘备自称承续汉统，即位称帝[17] 。不过，在即位称帝前后，由于关羽战死、荆州被夺，刘备举丧讨伐孙权，率领大军顺江而下，但却在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之战中大败而归。此外，在追讨孙权之际，张飞也为部下杀害。受到重重打击的刘备，于黄初四年（223，蜀汉章武三年）在白帝城（今四川省奉节县）去世，结束了波折的一生。临终之际，受刘备遗嘱托孤的诸葛亮为了报答三顾茅庐以来的恩情，发誓忠心辅佐新君刘禅，并讨伐曹魏政权，也就是所谓的北伐。

蜀汉政权的性质，从构成政权的文武官僚来看，除了原先刘璋政权下的益州土著以外，自东入蜀的，有在荆州时代以前就追随刘备的家臣，还有以诸葛亮为首的，在刘备至荆州以后投奔其幕下的荆州人士；自北入蜀的，有马超等由关中、陇西南下的人士。特别是在蜀汉政权的核心圈，荆州人士占据大半，这正与蜀汉政权争霸中原的理念相辅相成。借用宫崎市定的话来说，蜀汉与其说是割据政权，不如说是具有浓厚色彩的流寓政权。不甘于天下三分，以汉家刘氏统一天下为目标，第一步当然就是北伐宿敌曹魏。以此为首要任务的蜀汉政权，呈现出军事性国家的样貌。

在新君刘禅的支持下，诸葛亮着手准备北伐事宜。首先，为了集中力量击败最直接的敌人曹魏，诸葛亮与孙吴修好。此后，尽管蜀汉与孙吴有过小规模的争斗，但直到蜀汉灭亡都大体维持着和平状态。在内政方面，诸葛亮以“法治”为政，肃正纲纪，整顿人心。随后于黄初六年（225，蜀建兴三年）果断南征，经过与诸酋豪的战争——例如以“七擒七纵”而闻名的孟获，诸葛亮收服了“南中”（约当云南省、贵州省）的非汉民族，也称为西南夷。不仅排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为北伐提供了人员、物资上的补给。两年以后，诸葛亮终于踏上了夙愿已久的北伐征途。

北伐

蜀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227）三月，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呈《出师表》，进驻汉中。丞相府的军营设于汉中郡以西的要口，最初在五斗米道教主张鲁曾经活动过的阳平关，不久迁至刘备举行即位汉中王大典的沔阳县（今陕西省勉县）。以此为据点，诸葛亮先后展开了数次北伐。太和三年（229，蜀汉建兴七年）冬，蜀汉于沔阳县修筑汉城、于成固县（城固县）修筑乐城。

顺带一提，在驻扎汉中的诸葛亮亡故后，继任的蒋琬、费祎、姜维多数情况下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指挥大军驻扎于汉中，开大将军府。后主刘禅则坐镇于成都。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诸葛亮《出师表》中所对列的“营中”“府中”与“宫中”。这种权力中心与权威中心相分离的政治结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如果以日本的情况类比，两者的关系就如同镰仓时代京都的天皇与镰仓的将军那样。

蜀汉北伐关联图

起自诸葛亮进驻汉中的第二年，也就是太和二年（228，蜀汉建兴六年），终于他病逝沙场的青龙二年（234，蜀汉建兴十二年），七年间，诸葛亮一共进行了五次北伐。北伐的直接目标，是从曹魏手中夺取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曾经封王汉中的刘邦就是首先北上攻占关中地区，而后以秦国故地为基地向东进入中原地区，与项羽争夺天下。这样的念头恐怕在诸葛亮的脑海中也浮现过。而在曹魏灭亡蜀汉不久，据蜀地反叛的魏将钟会也同样计划先入关中，其后沿黄河顺流而下，攻入洛阳。

进入关中的通道大致有两条：一是直接通过所谓的蜀地“栈道”进入关中；一是沿着渭水上游进入陇西，而后再东下关中腹地。蜀地的栈道，原分为由蜀地前往汉中的南栈道（石牛道、亦称蜀栈），以及由汉中通往关中的北栈道（秦栈），皆在汉中郡辖区内。诸葛亮经由南栈道、七盘山、阳平关进驻汉中，在北伐之际，选择前往关中的道路就成为问题所在。汉中与关中之间，横跨着秦岭山脉。发源于山中的河流向南、向北分别与渭水、沔水相接续。自古以来，先民沿着这些河流所形成的溪谷修建栈道，按自东向西的顺序数来，有子午道、骆谷道（傥骆道）、褒斜道、故道（陈仓道）。前往陇西的道路是从西汉水（嘉陵江）上游向渭水上游进发，在这条道路的要冲祁山上有几处汉代修筑的城池，它们是曹魏防御蜀汉的前线阵地。诸葛亮利用以上诸道展开北伐大业。

太和二年（228，蜀汉建兴六年）春的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拒绝了魏延提出的从子午谷直插长安的方案，亲自率领魏延攻打祁山，并派遣赵云、邓芝出褒斜道，展开佯攻。蜀汉军队占据祁山后，陇西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降蜀，关中也人心惶惶。为应对此局势，魏明帝派遣大将军曹真率步骑五万疾驰关中，自己也随后追赶大军进驻长安。曹真在郿县抵挡赵云、邓芝的攻势，并派遣左将军张郃应对诸葛亮。张郃于陇山的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大败诸葛亮军的先锋马谡，同时雍州刺史郭淮也对陇西的反乱军队展开攻击。最终，诸葛亮放弃控制陇西，退兵汉中。

同年十二月的第二次北伐，诸葛亮选择了故道（陈仓道），使用新式的攻城兵器猛攻沿渭水而修建的陈仓城，由于守将郝昭等人的死守、曹真所遣费曜援军的到达以及粮秣短缺等诸多原因，蜀汉军队最终解围退兵。

太和三年（229，蜀汉建兴七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命陈式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虽欲邀击陈式，但由于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击建威，只得作罢。于是蜀汉收服氐、羌二族，光复两郡。

《曹真颂德碑》残石拓片

太和四年（230，蜀汉建兴八年）七月，攻守相易。曹真入褒斜道、张郃入子午道，出镇宛县的司马懿则由汉水而上，直指汉中。诸葛亮虽于城固、赤阪两地结阵而待，但由于进入九月后阴雨连绵，魏明帝下诏停止此次攻势。又，其年诸葛亮令魏延、吴壱攻打羌中，击破费曜、郭淮二军。

太和五年（231，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开始第四次北伐。二月，诸葛亮包围祁山，招诱鲜卑酋长轲比能。曹魏方面，都督曹真因病返回洛阳，于三月去世。魏明帝宣司马懿由宛县入朝，云“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以之为继任者出镇长安。司马懿授予费曜、戴陵精兵四千，命其固守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剩余军队则由自己亲自率领，救援祁山。在司马懿的谋划下，两军陷入持久战。至六月，蜀汉军队粮草耗尽，诸葛亮退兵。而张郃则在随后的追击战中遭遇蜀汉军队的埋伏，因中箭受伤去世。

青龙二年（234，蜀汉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开始。经过了三年的充分准备，当年四月，诸葛亮率十余万大军由褒斜道出渭水之南，驻扎于武功县五丈原[18] 。诸葛亮将此次北伐设想为持久战，于是亦将屯田民一同携来。驻守长安的司马懿，率领着包括两万步骑援兵在内的诸军，与诸葛亮同样布阵于渭水之南。尽管诸葛亮频频挑战，但亲征孙吴的魏明帝严令大军不得出击，于是司马懿持重为上，只是稳固营垒，两军对峙有百余日。据说在此期间，诸葛亮寄来巾帼，试图激怒司马懿。而在司马懿正要出阵应战时，卫尉辛毗挺立于军门之前，手持明帝所赐节杖阻止了司马懿。辛毗出身颍川郡，以骨鲠之臣而知名，是明帝派往司马懿身边的军师。两军持续对峙，进入八月，诸葛亮病殁于阵中。在他死前不久，司马懿会见诸葛亮所遣使者，询问诸葛亮起居。使者云：“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19] 。”听闻此言，司马懿以为“亮将死矣”。失去统帅的蜀汉军队秘不发丧，开始撤退。尽管司马懿下令追击撤退的蜀汉军队，但蜀汉军队稍有反击，司马懿便鼠窜回避，不敢紧逼。百姓听闻司马懿退兵，作谚嘲笑云“死诸葛走生仲达”。听闻此语的司马懿只是笑笑，说：“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随着诸葛亮病逝，北伐大业终未成功。在第四、第五次北伐中坚壁拒守、获得军功的司马懿，于青龙三年由大将军进为太尉，继续留守对蜀汉作战的重镇长安。为了方便士兵，司马懿于长安开设军市。不仅如此，在关中地区的复兴、经营上，他也颇为用心。青龙三年，关东遭遇大饥荒，司马懿将五百万石粟米运往洛阳救灾。

辽东公孙氏

景初二年（238）正月，为了咨询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对应方略，年已六十的司马懿被明帝急召入朝。

在汉末群雄割据刚刚开始的初平元年（190），公孙度被汉廷任命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对内镇压豪族，对外进攻高句丽、乌桓等势力，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曹操亦授予其官爵。如此，公孙度以辽东郡为中心割据自立，并将位于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收入囊中，成长为一方军阀。在公孙氏的手下，还有许多因躲避中原战乱而来的汉人。建安九年（204），公孙度去世，以其子公孙康为嗣主。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远征乌桓，战败的袁尚、袁熙兄弟以及乌桓酋豪速仆丸等逃亡公孙康处寻求庇护。公孙康将之全部斩杀，首级送于曹操。以此功绩，公孙康被授予左将军、封襄平侯。公孙康死后，因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年幼，部下拥立了公孙康之弟公孙恭。黄初元年（220），曹魏建立，授公孙恭车骑将军、假节、平郭侯。不过，因“阴消”之疾，公孙恭不御，无法理政。太和二年（228），其甥公孙渊夺取权力，明帝在事后予以认可。

司马懿所要征讨的对象正是公孙渊。讨伐的原因，首先是公孙渊在曹魏与孙吴政权之间首鼠两端。公孙氏政权一贯臣服于曹魏政权，公孙渊也在表面上向魏国称臣，但另一方面又与曹魏的敌国孙吴交好。公孙渊与孙吴虽然在陆路被曹魏政权分隔，但利用海上交通，仍可以直接交流。太和六年（232，吴嘉禾元年），孙权所遣吴国使者至辽东。次年，即魏青龙元年（233，吴嘉禾二年），公孙渊向吴称臣，孙权大悦，封公孙渊为燕王。不过正在此时，大概是认为孙吴相隔悬远，难以凭借，又或是觊觎孙吴使节所带来的物资，公孙渊又心生变意，将吴国来使斩首，送于曹魏。魏明帝则拜公孙渊为大司马，拜乐浪公。不过，促使魏明帝决意远征辽东的事件最终发生了。景初元年（237），尽管已有其兄公孙晃作为人质，魏廷仍然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率军在辽水之畔的辽隧击退了前来催促入朝的幽州刺史毌丘俭。公孙渊清楚，此时他已脱魏自立，被曹魏视为反叛，于是自称燕王，以“绍汉”为年号。“绍汉”，即“绍继汉朝”，直接显示出与曹魏政权的敌对状态。第二年，司马懿便踏上了前往辽东的征途。

辽东远征

在中书令孙资等多位朝臣的担忧之中，司马懿率领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由洛阳出征。牛金、胡遵都是自司马懿出镇关中以来随之作战的宿将。远征辽东之前，明帝询问司马懿：“往还几时？”司马懿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明帝特意安排了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其子司马师送行至温县，久未归乡的司马懿召见父老故旧，欢饮数日。之后，司马懿重整心情，率领魏军经孤竹城[20] 、碣石山[21] 、历时六个月，终于到达辽水之畔的敌军境内。

公孙渊令将军卑衍、杨祚率步骑数万至辽隧二十里外发掘堑壕，以待魏军。辽隧是辽水与通往辽东郡大道相交的军事要冲，也是去年毌丘俭兵败之地。急躁的魏军部将建议正面突破防守。司马懿却以为“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22] ，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于是司马懿大张旗帜，造成魏军主力南出的假象，实则大军北出，密渡辽水，骤然突进襄平城。魏军进至首山（襄平县西南）时，遭遇追随而来的卑衍等军挑战。击破卑衍等军后，大军进至公孙渊闭门自守的襄平城下。

然而，进入七月后，雨天持续了一个多月，辽水溢出，平地亦涨水数尺，于攻城战非常不利。司马懿并不理会移动军营的意见，坚持原地拒守，也尽量不刺激公孙渊，只是静待城内食尽、雨过天晴。雨水终于停歇，司马懿完成包围，堆起土山、挖掘地道，使用楯车（保护己方士兵的攻城车）、橹车（瞭望车）、钩梯（一端带钩的云梯）、冲车（冲撞城门的战车）等攻城器具昼夜攻打，矢石射入襄平城中，密集如雨。至八月，公孙渊不堪猛攻、粮草食尽，进退维谷，于是派遣燕国相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为使者请降。不过，对于大势已去的公孙渊，司马懿并未同意其投降的请求，而是将两位来使斩首，檄告其云：“昔（春秋时代）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23] 而迎之（楚军）。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公孙渊于是又派遣侍中卫演前来，乞求克日送上人质。司马懿又云：“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八月壬午（二十三日？），襄平城陷落，公孙渊携子公孙修，率数百骑突破南侧包围而走。司马懿早有预料，派遣大军追击，于梁水[24] 之畔将二人斩首。而后，司马懿入襄平城，杀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余人，筑以京观。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上覆黄土之物。此外，司马懿还斩杀燕国文武官员二千余人。自公孙度以来持续五十余年的公孙氏政权，至此落下帷幕。公孙氏政权控制下的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也在实质上归入曹魏政权的版图中。捎带说些题外话，次年（景初三年，239）六月，邪马台国卑弥呼介入带方郡事务，派遣使者朝贡。此后直到西晋泰始二年（266）派遣壱与（台与）朝贡，卑弥呼数次派出使者。而在此之前，邪马台国大概是朝贡于公孙氏政权的。活跃于《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司马懿与卑弥呼同处一个时代，这一点也让人颇为感慨。

有一则故事发生于司马懿远征辽东时，由此可见其性格。当时，有士兵严寒受冻，乞求襦物（贴身衣物），司马懿不予。有人建议：“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司马懿则答云：“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可见其公私分明，甚至到了墨守成规的地步。另一方面，他又上书请求解除六十岁以上士兵的兵役，准许他们返乡，惠及千余人。

前面提到，在此次远征的部将中有司马懿出镇关中时代的部将牛金、胡遵，由此可见，司马懿征辽东的部队是来自对蜀汉作战前线、实战经验丰富的主力军。正因如此，司马懿对魏明帝自信地断言可以在一年内结束战事，最终大获全胜。尽管魏明帝也另向乐浪郡派遣了水军，但远征辽东的战事则全权委托给司马懿。司马懿几乎完全灭亡了一个国家，不难想象，其声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不过，正在他第三次立下赫赫战功，得意凯旋的途中，曹魏政权内部却发生了重大事变：明帝病危。

明帝之死

自景初二年（238）十二月乙丑（八日）开始，魏明帝便卧病在床。辛巳（二十四日），感到大限将至的明帝急速将宠爱的郭夫人册封为皇后。自前一年毛皇后去世以来，皇后之位一直空缺着。明帝死后，郭皇后改称皇太后并临朝，在关乎曹魏政权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册立新皇后同时，魏明帝开始嘱托后事，指派辅佐幼帝的托孤之臣。以大将军燕王曹宇为首，包括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计五人。

上述这些辅政大臣，大致有两点特征。第一，他们皆与曹魏帝室关系亲密。换言之，他们都属于私人色彩较为浓厚的“贵戚”。燕王曹宇为曹操之子，明帝的叔父。东汉时代，往往由外戚作为辅政大臣之首，拜大将军、辅佐幼帝，亲族或是宗室具有此地位的情况很罕见。曹宇被委以此任，大概是因为明帝自幼便与之熟识，气味相投之故。夏侯献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夏侯氏是曹氏的同乡姻族。还有种说法云曹操之父曹嵩就出身于夏侯氏[25] 。曹操统治时期，夏侯惇、夏侯渊为曹魏政权的建立竭尽心力。可以说，夏侯氏一族在曹魏政权中的身份就等同于宗室。曹爽、曹肇分别为曹真、曹休之子，出自曹氏疏族。曹真、曹休，是当年明帝曹叡的辅政大臣。曹真本是曹氏养子，与曹氏并无血缘关系。其生父秦邵是与曹操一同举兵的同道之士，但不久便被杀害，也有说法云他是代曹操而死。成为孤儿的曹真在曹操的抚养下与曹氏诸子一同长大，尤其是与曹丕一同起居，深为文帝所信任。曹真之子曹爽在魏明帝为太子时就为其宠爱，明帝即位之后，颇受宠遇。秦朗之母是曹操一见倾心的女子，秦朗随之入后宫，为曹操所喜爱。在这一点上，秦朗与曹真颇有类似之处。第二，他们都拥有指挥宿卫军队的将军之职。屯骑校尉是东汉以来的五校尉之一，掌握守备洛阳的骑兵部队——屯骑营。领军将军、武卫将军、骁骑将军都是始自曹操所建魏国的将军号。武卫将军源于绰号“虎痴”、统率曹操亲卫队的许褚所拜武卫中郎将。骁骑将军最初是授予曹休的军号。就某种意义而言，从这些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中，可以对魏明帝选择这些托孤大臣的思路与意图略窥一二。

尽管明帝死后的政治体制已然确定，但仅仅三日后的甲申（二十七日），事态便发生急剧变化。司马懿与曹爽被任命为辅政大臣，曹爽代替燕王曹宇被拜为大将军。在这一人选更替的背后，是明帝在宫中将死之际周围左右的暗斗。积极推动更改顾命大臣人选的，是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刘、孙二人皆为曹操所建魏国的秘书郎。魏王朝建立后，改秘书省为中书省。在文帝、明帝时代，刘放、孙资始终分别担任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监与中书令，参与机密。将要成为辅政大臣的夏侯献、曹肇、秦朗则非常厌恶此二人。据说，当时宫廷中有鸡栖树，夏侯献、曹肇见此树后，云：“此亦久矣，其能复几？”鸡栖树即暗指刘放、孙资。刘、孙二人深恐将来有祸，于是趁曹爽独自在宫中时，寻机来到明帝榻前流泪哭诉，并抬出先帝（魏文帝）所颁藩王不得辅政的诏敕，意图将燕王曹宇排挤出辅政大臣之列，力推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明帝虽同意提案，但或是由于生病而意识模糊的缘故，随后又动摇了。刘放、孙资退出寝宫后，曹肇来到明帝身边切谏，明帝于是又听从了曹肇所言。刘放、孙资听闻此事，急入寝宫，再次努力说服了曹叡，并让已然点头同意的明帝书写手诏，确保施行。明帝云“我困笃，不能”，拒绝书写手诏。刘放则爬上床榻，抓住明帝的手强迫其写下诏书。如此，这番内斗终于了结。从表面上看，这次权力斗争是由刘放、孙资推动的。不过，司马懿是否在背地里操纵了此事？又或是与曹爽已事先结成同盟？这些地方都还存在诸多疑问。至于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燕王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等人，则出宫返回宅邸。

双方斗争之时，司马懿正由辽东凯旋，进至河内郡汲县。在燕王曹宇的示意下，朝廷下诏命令司马懿不必前来洛阳，直接由河内郡西向返回长安，出镇当地。不过，明帝的给使辟邪又直接携带明帝手诏至司马懿处，诏云：“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司马懿既惊讶于手诏所言，又看到两份诏书内容差别甚大，颇疑京师已起变故，于是立刻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奔往洛阳，一日便到，直入明帝的卧室嘉福殿。时为景初三年（239）正月丁亥（一日）。

面对入宫探视的司马懿，明帝执其手言道：“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而后，明帝将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呼至身边。齐王曹芳年八岁、秦王曹询年九岁，因明帝无子，他们作为后嗣被秘密养于深宫之中。有人说他们是任城王曹楷[26] 的子嗣。不过事关宫闱绝密，其实际身份已不得而知。明帝使二人拜会司马懿，并指着齐王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他又让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亦顿首流涕。其日，册立曹芳为太子，明帝随之驾崩，终年三十四、一说三十六岁。[27] 其遗体殡于九龙前殿，正月癸丑（二十七日）葬于洛阳之南的高平陵。

时人以为，魏明帝曹叡虽口吃少言，但“沉毅”聪明，长于决断。即位不久，明帝便亲政，好独断专行。同时，他重用刘放、孙资等近臣，并逐步将与曹氏具有地缘、血缘关系的“贵戚”任命为近侍、禁卫官员。这些“贵戚”，也就是万绳楠以地域标签命名的“谯沛集团”。明帝最初遗嘱安排的辅政班子，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他与“贵戚”的密切关系。此外，关于明帝，还有一点令人深感兴趣。那就是他与魏文帝曹丕同样御驾亲征，而且不顾重臣的反对，在洛阳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汉初，萧何曾营造宫殿，因建筑华丽而引发高祖刘邦的不满。萧何则答云：“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以此而言，作为新兴的曹魏王朝皇帝，与汉朝相比既无深厚传统，也尚未完成统一。可以想象，明帝曹叡大概是希望、或者说不得不通过“亲征”“营造”之事来提升皇帝的权威。然而，曹叡年仅三十岁便离开人世，魏王朝的结局又将如何呢？

曹爽专权

景初三年（239）正月丁亥（一日），明帝去世，刚被立为皇太子的齐王（废帝）曹芳当日即位，年仅八岁。郭皇后称皇太后，不久移居永宁宫。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同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给予文武大权。曾在明帝即位之初担任辅政大臣的曹真死于太和五年（231），陈群死于青龙四年（236），曹魏王朝的佐命功臣大多故去。此时的司马懿虽已六十一岁，迎来了还历之年[28] ，但仍然守护在年轻的“贵戚”曹爽与幼帝曹芳的身边。西晋元康年间（291—300）《晋史》开始编纂时，怎样确定晋王朝的开端成为问题。当时有三种提案：一是“泰始”起元，即魏晋禅让，晋王朝成立之际；一是“嘉平”起元，即司马懿通过政变诛杀曹爽、掌握实权之际；一是“正始”，即司马懿就任曹芳的辅政大臣之际。可见在一部分人的认识中，正始年间是晋王朝成立的第一步。此后，曹爽与司马懿各领兵三千，轮流宿卫殿中。在新体制下，根据先帝（魏明帝）的遗诏与嘱托，首先中止了宫殿的营造。除了减轻人民负担这样的现实理由之外，也是为了向外界展现告别明帝时代的政治态度。二月丁丑（二十一日），司马懿由三公之一的太尉进位为上公太傅。同时曹爽之弟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任武卫将军，曹彦任散骑常侍、侍讲。司马懿升任太傅一事，是由曹爽的亲信丁谧策划的，表面上抬高司马懿的地位，但实际意图是剥夺其实权。不过，此时的曹爽与司马懿尚未公开对立。而到了正始年间（240—249）的后半，双方的斗争变得越发激烈。

正始年间前期，司马懿主要将精力放在对孙吴作战方面。正始二年（241），孙吴横跨东、西两端发动攻势，为了加以应对，司马懿亲自赶赴樊城救援。樊城与襄阳城隔沔水（汉水）而立，此前曾被关羽围攻。正始四年（243），孙吴诸葛恪率兵进驻皖县（今安徽省潜山县），试图攻打寿春。为此，司马懿又亲赴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邓艾依实地考察所提出的迫切建议——《济河论》，司马懿在淮北大规模地设置军屯，推动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等水道的开凿，并且在洛阳、寿春之间的淮北地区设立粮仓，以便利水运。[29] 这不仅是为了抵御孙吴的攻势，也是为将来的伐吴战役作准备。

《郛休碑》拓片

司马懿专心于对吴作战，相应的，正始五年（244）三月，曹爽则决定展开讨伐蜀汉的远征。此事来自曹爽党羽邓飏、李胜的建议，目的是为了让曹爽获得巨大名望。对曹爽而言，其父曹真曾于太和四年（230）讨伐蜀汉，最终因大雨连绵失败而归。因此，他对伐蜀一事也有一层特殊的感情。尽管司马懿反对伐蜀，曹爽仍然率领十余万大军由洛阳进发，在长安与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的夏侯玄会合，自骆谷道进入汉中。而蜀汉方面，汉中驻军不满三万，其中一半集结于兴势坂（成固县以北）。在曹魏军队为兴势坂的蜀军所阻挡之际，蒋琬、费祎则分别率领大军自涪县、成都相继进入汉中。于是，当年五月，曹魏军队开始由骆谷道撤退，结果又遭遇费祎的追击，部众离散。至此，伐蜀远征以失败告终，不仅损失诸多士兵，还使得关中疲敝，曹爽反而威望扫地。颇具意味的是，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也参与了此次战役，以征蜀将军之职担任夏侯玄的副官。对于该事的意义，存在形形色色的解释。实际上，司马懿虽然反对伐蜀，但大概是考虑到如果曹爽伐蜀成功的话，司马昭的随行可以保证司马氏有一定的发言权。又或者如同后面所叙述的那样，这是确保与曹爽一派维持均势的某种手段。又，当时担任司马昭征蜀将军司马的人物名为郛休（又名郭休），文中图片就是郛休碑的拓本。碑文上刻有“以君为使持节、征蜀将军司马”的字样。

以曹爽伐蜀为转折，正始年间的后半，曹爽与司马懿事事对立。曹爽不听从司马懿的劝告，固执己见，最终导致失败。这类模式化的叙事，一直持续到正始八年（247）的五月，司马懿因病归宅不出。《晋书·宣帝纪》当然是站在胜利者司马氏的角度上对史料进行了修饰，但仍然能够看出曹爽在辅政之初将年龄、地位都高于自己的司马懿视若父辈，事事皆加以咨询，并未有独断专行之举。当然，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曹爽首先任命诸弟担任宿卫、近侍要职，此外还与明帝时代被贴上“浮华”的标签、为朝廷所排斥的名士进行交往，对他们进行拔擢。这些人物的中心，是有着“台（尚书台）中三狗”名号的丁谧、邓飏、何晏以及司隶校尉毕轨、河南尹李胜。前三人皆于正始五年（244）任尚书，其中何晏为掌管选举的吏部尚书。丁谧，父丁斐，为曹操的同乡。作为功臣之子，丁谧颇为曹操所喜爱，与曹爽亦关系亲密。曹爽辅政后，便拔擢丁谧为散骑常侍，随后迁任尚书。邓飏为汉代名臣邓禹的后代，少年时代便名扬京师。尽管他在魏明帝时代受到排斥，但进入正始年间以后，历任颍川太守、大将军（曹爽）长史、侍中、尚书等职。何晏为后汉时代外戚何进之孙，与秦朗类似，其母尹氏为曹操所纳，故自幼为曹操所养育。由于厌恶何晏的性格，曹丕蔑称其为“假子”。何晏之妻是曹操之女金乡公主，因此他也属于“贵戚”中的一员。正始年间，其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诸职。任职吏部期间，何晏推举了贾充、裴秀等人。同时，他还是“正始之音”——即当时清谈界的核心人物，终日化妆敷粉，服用五石散[30] 。

清谈的主题，是人物评价与哲学相关话题，具体说来，如“才（才能）”与“性（德行）”之间的关系，有“同、异、合、离”，即两者相同、相异、相合、相离，这类兼有人物评鉴与哲学的问题就属于清谈讨论的对象。钟会的《才性四本论》是对这些议论进行整理的相关著作。而在哲学方面，与旧有的儒学相对，老庄思想——或者更严谨一点儿地说——玄学比较流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对儒学的否定，例如何晏一方面撰写《道论》《德论》，对《老子》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注释《论语》，著有《论语集解》。除此之外，关于“正始之音”的代表性思想家、撰著《老子注》《周易注》的少年王弼，还有一则逸事。王弼十多岁时，曾经去拜访裴徽。裴徽问云：“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本源）也，然圣人（孔子）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答云：“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可见较之老子、庄子，王弼给予孔子的评价更高。不过，以上论点都是基于儒学玄学化的立场，以“无”“自然”为本，以“有”“名教（儒学）”为末，这终究不能为旧有的儒学之士所认可。此外，“正始之音”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夏侯玄作为曹爽的表兄，与之关系亲密。在当时的朝堂上，关于是否要恢复肉刑，人们议论纷纷。就这一话题，夏侯玄则引入教育刑的概念，从纯粹的法律哲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外，他还对九品官人法展开了批判。

《周易》王弼注书影

《论语集解》书影

回到曹爽与司马懿相互争斗的话题。表面来看，曹爽一派展开了积极的攻势，司马懿则处于守势。但可以想象，在背地里，双方有着激烈的竞争。比方说当时的中领军为曹爽之弟曹羲，相对应的，中护军则为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两派在官界各有势力，正是双方势均力敌的结果。

在此期间，司马懿之妻张春华于正始八年（247）四月去世，终年五十九岁，遗体被葬于高原陵附近。[31] 五月，司马懿告病，不再参与政治。在缓和的气氛之下，曹爽公然骄奢淫逸起来，例如将后宫才人（女官）纳入宅邸，建造窟室（地下室）、四壁嵌入华美纹饰，并于窟室中与何晏纵酒狂饮。不过，曹爽等人怀疑司马懿是装病，心中仍有一丝不安。

正始九年（248）冬，曹爽一党的河南尹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即将离开洛阳赴任。李胜借机向司马懿辞行，一探虚实。司马懿也使出了这辈子只此一次的精湛演技来应付李胜。在两侧各一位婢女的搀扶下，司马懿登场，手持衣物却不慎滑落。司马懿又手指嘴巴，云口渴。侍女奉粥而上，但司马懿却无法端稳杯子饮用，粥汁散落，沾湿胸前。李胜云：“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李胜云：“当还忝本州[32] ，非并州。”[33] 依然听错的司马懿又答云：“君方到并州。”李胜又再次回答道：“当忝荆州。”听懂些许意思的司马懿这才回答道：“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李胜被司马懿以假乱真的演技诓骗，告退后随即向曹爽报告，云：“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如此，曹爽一党对司马懿放松了警戒。司马懿则反之着手谋划对曹爽的政变，起事的日子一天天地迫近。

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六日），曹芳出宫拜谒明帝所葬的高平陵。高平陵位于洛阳城南九十里（约四十公里）大石山的深处。此次出宫，大将军曹爽及其兄弟曹羲、曹训、曹彦皆随行。司马懿抓住曹爽兄弟全部离开洛阳城的机会，决定对曹爽发动政变。当日清早，司马懿开始行动，首先是向居于永宁宫的郭太后上奏，请求解除曹爽及其兄弟的职务。得到郭太后的许可后，司马懿持太后之令将洛阳城门全部关闭，阻断内外交通。司马懿亲自带领蒋济等重臣集结禁军于宫阙之下，随后率领军队攻向武库，向军队发放库中的武器与甲胄。接着，司马懿开洛阳城南面的宣阳门，出城南下，以迎接曹芳为名，于洛水浮桥处布阵，并派使者前往曹芳处上呈弹劾曹爽恶行的奏文。司马懿的长子中护军司马师与次弟尚书令司马孚一同驻屯于司马门[34] ，震慑宫内。此外，针对曹爽兄弟所领诸营，司马懿以太后之令召来司徒高柔与太仆王观，分别假以节杖，令高柔兼任曹爽的大将军一职，王观兼任曹羲的中领军一职，分别掌握其下辖诸军。这样一来，司马懿就完全控制了洛阳城内。不过，事态并非十分完美。虽然下令关闭了城门，但是仍有数人逃离了洛阳城。为曹爽留守的大将军府司马鲁芝听闻有变，随即率领大将军营的骑兵由津门（建阳门）出奔，最初拟定兼任中领军的大司农桓范也从平昌门奔向曹爽帐下。此外，司马懿自身也曾一度遭遇危险。从阙下前往武库时，必须通过曹爽大将军府门前的道路。当时，司马懿的军队在大将军府门前停留，曹爽的帐下都督严世在府内门楼上已持弩瞄准了司马懿，但三次引弩又三次放下，最终没有发射。于是，司马懿平安通过大将军府。无论怎样，果断发动政变的司马懿控制了洛阳城，政变的第一阶段成功了。接下来的焦点在于目标曹爽的动作。也就是说，焦点在于司马懿在名义上呈给曹芳、而实际传递给曹爽的奏文中要对曹爽进行怎样的处置，而曹爽方面又如何对应此事态。以下是司马懿上奏的内容：

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

今大将军爽背弃（明帝之）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天子），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35] ，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宫内）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外部），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

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昔赵高极意，秦氏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鉴，臣受命之时也。

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承太后敕令）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夺去官位）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司马懿的奏文有几个方面：（1）先帝（明帝）对司马懿的嘱托及司马懿的誓约；（2）曹爽以私乱公的行为；（3）发动政变的理由；（4）目前的形势。当然，文中对双方的政争避而不谈，只说曹爽一党在公、私方面追求私利、私欲，皇帝之位岌岌可危，近在眼前[36] 。因此，受先帝托孤，辅佐曹芳的司马懿迫不得已，在先帝代理人——皇太后的许可下，清除曹爽一党。

尽管司马懿的奏文一时被曹爽截留，但对于如此紧急的事态应当做出何种决断，曹爽并不清楚。总之，为了防备司马懿方面的进攻，曹芳止于伊水之南，伐木为鹿角，征发洛阳城外屯田兵数千人护卫。尽管从表面上看，曹爽与司马懿隔洛水对峙。但较之已经掌握禁军的司马懿，曹爽方面的兵力近乎为零。而在司马懿的军事压力下，如果将其上书通报给曹芳，就意味着向司马懿投降。因此，究竟是屈服还是抵抗，曹爽在心中不断地摇摆。

在曹爽幕下，主张坚决抵抗的急先锋是早先从洛阳逃出的大司农桓范。司马懿听闻此事，亦云：“智囊往矣。”桓范劝说曹爽云：“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又对曹羲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虽桓范尽力劝说，曹爽兄弟却默然无语，没有采纳挟帝前往许昌的提案。

看透曹爽心思的司马懿，也开始对其进行动摇。他首先派遣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来晓谕。尹大目手指洛水发誓，对曹爽的惩处仅是免去官职。随后太尉蒋济亦修书传达司马懿的意向。至夜里，曹爽为了探查情况，派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陈群之子）至司马懿处。司马懿数落曹爽的过失，让许、陈回复曹爽，对他的处分仅止于免官。至中夜五鼓[37] ，在前后不断的劝说下，曹爽深信免官便可无事，于是说道：“我不失作富家翁。”他掷刀于地、解散军队，向曹芳呈上司马懿的上奏，云：“陛下作诏免臣官，报皇太后令。”如此，曹爽向司马懿投降，承认自己在权力斗争中败北。曹爽的屈服，可以说是司马懿布局周到、重重准备的结果。关乎司马氏命运的这场政变，不到一日时间，便兵不血刃地成功了。

曹爽一党的肃清

曹爽辞去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侍中等所有官职，以武安侯的身份返回洛阳，与兄弟诸人回到洛阳城中的私邸，而非大将军府的官邸，并且受到严密监控。宅邸的四角树立起高楼，监视、报告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计穷愁闷，手持弹弓走向后园（内庭），楼上的监视者立刻高唱：“故大将军东南行！”如此，曹爽被限制于私邸之中，处于被拘禁的状态。不过，由于此前有罪责止于免官的承诺，加上司马懿又送来谷物、干肉、盐豉、大豆等物，因此曹爽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处死。然而仅仅在政变四天之后，大清洗就已经到来了。

在前述司马懿的奏文中，曾提及黄门张当，而张当的下狱成为这次政治清洗的契机。朝廷逮捕张当的理由，是去年（正始九年，248）三月张当挑选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赠予曹爽。廷尉在审讯时，张让除了承认此事之外，还供认曹爽与自己、何晏等人密谋造反，并已对士兵进行训练，决定今年三月起事。

正月戊午（十日），以曹爽兄弟为首，被视为曹爽一党的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等人皆被逮捕下狱。当日恰有朝议，在朝堂上，群臣决议以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38] 。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讬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曹爽兄弟以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皆被夷三族[39] ，弃市（公开行刑）。

放遣才人出宫一事暂且不论，作为处死曹爽直接理由的谋反未遂一事，有很大可能来自司马懿方面的捏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常理而言，如果曹爽真的企图谋反，为了防止阴谋被发现，正月甲午（六日）那天肯定不会满不在乎、毫无戒备地出行。因此，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在拷问张当时屈打成招的。政变开始前司马懿的奏文中，也提及了曹爽的谋逆情节，亦可见此事属于司马懿方面对曹爽的攻讦。无论怎样，如此一来，司马懿肃清了最大的政敌曹爽一党。同时，他在曹魏朝堂上也再无敌手。尽管坚持推辞，其年，朝廷仍然下诏任命司马懿为丞相，追赐九锡之礼。从这一时间点起，司马氏的三代人开始了篡夺曹魏王朝的过程。这一年，司马懿七十一岁。

高平陵之变的特征之一，是皇太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曹芳不在洛阳城时，司马懿依靠着与皇帝诏书具有同等权威的郭太后旨令发动政变。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幼帝接连数代，外戚、皇太后时常临朝称制的东汉王朝。不过，高平陵事件发生时，郭太后只是居住在永宁宫，未必临朝称制，其旨令也并非诏，而是令。如前所见，郭太后在明帝驾崩前不久被立为皇后。明帝死后，随着曹芳即位，郭氏由皇后改称皇太后，不久从后宫移居至永宁宫。郭太后本出自河西望族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郭氏。因黄初年间（220—226）西平郭氏的叛乱，她以官奴隶的身份进入后宫，由此受到明帝的宠爱，封为夫人、后又立为皇后。随着郭氏成为皇太后，郭氏的一家之主也获封高官，授予列侯爵位。高平陵之变后，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郭太后也屡屡为其所利用。因此，在十六国时代，石勒曾云：“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石勒将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利用郭太后篡权的行为与曹操、曹丕父子挟持献帝为傀儡而篡权的行为相提并论，对之唾弃不已。石勒出身羯族，白手起家建立后赵王朝，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人物。

王凌的叛心

由于司马懿已然年迈，长期患病，不得拜见天子。若有重大问题，则曹芳亲自行幸司马懿太傅府，征求其意见。此期间九品官人法的改革、州大中正的设置，很有可能是来自司马懿的意向。关于州大中正的设置，大概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以前就有腹案，政变后就正式实行了。州大中正设置的意图尚不明确，不过这一官职是郡中正的上级，从这一点来看，大概是希望强化中央对评定乡品的发言权。大约在同一时期，司马懿之孙司马炎评定乡品。由于河内郡没有士人可与之加以比较，于是将范围扩大至上一级行政单位的司隶校尉部[40] ，以出身荥阳郑氏的郑默与司马炎为辈，加以比较。这则故事，就应与州大中正的设置相关联。

与此同时，在远离京师洛阳的淮南，拥立楚王曹彪取代曹芳的密谋也正在进行。楚王曹彪是曹操的二十五个儿子之一，文帝曹丕、陈留王曹植同父异母的弟弟，最初居于封地白马县[41] 。太和六年（232）转封为楚王，以淮南郡为封地。该计划的主谋是太尉王凌与兖州刺史令狐愚，此二人当时各自驻屯于淮南郡的寿春县与平阿县，负责对吴作战。王凌出身太原王氏，是汉末董卓所杀司徒王允之甥，曾被曹操招为丞相掾属，汉魏禅代后历任兖州、青州、扬州、豫州诸刺史，正始（240—249）初转任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成为对吴作战东部方面军队的统帅，驻屯于寿春。王凌一直出镇在外，未归洛阳，在此期间进位为车骑将军、司空。嘉平元年（249），太尉蒋济因辜负曹爽而动气病故，王凌又接替其升任太尉。王凌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晋王朝开国功臣之一的贾充之父贾逵关系要好。在兖州、豫州刺史任上，王凌与任内政教大行的兖州刺史司马朗和被魏文帝称赞为“真刺史矣”的豫州刺史贾逵相继为知名的一方父母官，名迹无瑕。对司马懿而言，王凌与司马朗同辈，年龄也比司马懿年长七岁，属于曹魏王朝的老臣。而令狐愚是王凌的外甥，据说其本名“浚”，因被魏文帝斥云“浚何愚”，故改名为愚。正始年间，令狐愚为曹爽大将军府长史，后因才能受到赏识而任兖州刺史。

王凌、令狐愚多次密谋，以为曹芳不堪帝王之任，为曹爽、司马懿等权臣所操控，故计划拥立较为年长又富于才干的楚王曹彪、定都许昌，以此复兴曹魏。嘉平元年（249）九月，令狐愚遣使者往白马县会见楚王，双方开始接触。但不久后令狐愚便病故，计划受挫。

嘉平三年（251）正月，为应对孙吴入侵，王凌上表请求出征，不过司马懿察觉其意图，并未同意该请求。于是，王凌又派遣部将前往令狐愚后任的兖州刺史处，劝说其参与废立。而该部将与继任的兖州刺史却联名上书司马懿，举报相关情况。于是，四月丙午（五月二日？），手握王凌谋叛证据的司马懿亲自率中军踏上讨伐王凌的征途。与此同时，朝廷颁布免去王凌罪责的赦令，并让王凌之子、担任尚书的王广修书，劝说王凌投降。

王凌进退维谷，只得独自乘船出迎司马懿。司马懿行至丘头（后改称武丘）时，王凌面缚于颍水之畔，听候发落。司马懿见此情形，令人解开其缚索，与王凌会面、加以慰劳，将之送还洛阳。不过，至五月甲寅（十日），护送王凌一行路过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时，道经豫州民众所建、自己的旧友——贾逵的祠庙。王凌大呼：“贾梁道[42] !惟尔有神知之！”其夜，王凌召来掾属诀别，云：“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于是饮鸩自杀。王凌自杀的原因，据说起自与司马懿的会面。当时，司马懿虽乘小船与王凌会面，但维持着十余丈的距离，并不靠近。王凌明了司马懿对自己敬而远之的态度，于是便远远地搭话：“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司马懿答云：“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王凌又云：“卿负我！”而司马懿则答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寿春之乱关联图

随着王凌自杀，这一事件暂时得以了结。不过司马懿依旧沿着颍水、淮水前往寿春，进行善后处置。另一方面，洛阳的朝议也决定处置该事件的主谋，将王凌、令狐愚的尸首从墓中掘出，暴露于市集，并赐玺书于楚王彪云：“王其自图之！”于是楚王曹彪亦自杀。此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曹氏宗族王公被集于邺城，处于监视之下，禁止他们与外界交流沟通。

司马懿之死

回到司马懿的话题上来。在寿春的善后事宜告一段落后，司马懿回到洛阳。归途中，曹芳下策命进司马懿为相国、封平安郡公，司马懿固辞不受。或是因为处理王凌事件太过操劳，回到洛阳的司马懿进入六月便卧病在床，至八月戊寅（五日），司马懿结束了自己充满波澜的一生，终年七十三岁。据说司马懿卧病在床时曾做噩梦，见贾逵、王凌为祟。死后的丧仪，一依西汉昭帝时代的权臣霍光故事。虽然朝廷追赠司马懿为相国、安平郡公，不过其弟司马孚以司马懿的生前志愿为由，辞去了郡公的追赠与辒辌车的礼遇。九月庚申（十八日），司马懿与张春华合葬于早先安葬张春华的高原陵。司马炎建立晋王朝后，追赠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懿的性格，外表宽裕而内里猜忌，多于权谋。据说曹操曾经听闻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为一探真伪，便召其前来，在他向前走的时候令其回头，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那么，被传云狼顾之相的司马懿，到底有没有篡权的意图？如果有的话，又是在何时段产生的？在司马懿积累起诸多赫赫战功的明帝时代，就有人说他有“不臣之迹”。青龙二年（234），也就是诸葛亮病逝、北伐结束的那一年，长子司马师的正妻夏侯徽为司马懿所鸩杀。夏侯徽被鸩杀的原因，是她发现司马懿并非曹魏的“纯臣”，加之她出身几乎等同于宗室的贵戚夏侯氏，父为夏侯尚，兄为夏侯玄，母亲则为曹操之女德阳公主。此事确为事实，并且发生后朝廷并未加以追究，可见当时司马懿已经隐然拥有较为强大的实力。又，魏明帝曾忧心社稷，询问尚书令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答云：“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如果我们相信《晋书·宣武纪》中“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的记载，认为司马懿因此而响应曹操的征辟成为其僚属。那么，魏王朝成立以后，在文帝时代，司马懿作为文官身处政治的中枢尚书台，至明帝时代，他又外任为武职，为国家社稷尽力不已。最终，司马懿位登三公、上公，又因担任辅政大臣而击败了代表贵戚集团的政敌，成为独一无二的权臣。对于熟知曹魏王朝成立过程的司马懿而言，曹魏皇帝并非不可或缺。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皇帝的权威究竟是由何物所支撑的。明帝时代以来，司马懿作为朝中名望，权威不断提升。其与曹魏皇室以及皇室身边“贵戚”的私人关系不复存在，并反之将“贵戚”排挤出政界。如果说司马懿为了天下苍生、或者说为了“公”的理念而成为民众所望及其升华物——朝廷的名望，那么通过清除以曹爽为代表、试图将公权力私人化的“贵戚”集团，司马懿便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可以说，哪怕他不这么想，周围的人也很自然地开始以其为中心。而结果，就是史书中留下了司马懿具有“篡夺之志”的说法。那么，在他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篡夺之志”的？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叙述。

注释

[1] 清流、浊流，指代东汉后期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人群。清流派以李膺、陈蕃等士大夫为代表，他们批评现实政治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反对宦官干政。浊流派则与之相对，主要由掌握实权的宦官及其党羽构成。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概括，实际上两者的构成相当复杂，而清流派批评现实政治的动机也并不单纯。——译者

[2]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

[3] 参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4] 《晋书》卷六《元帝纪》。

[5]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

[6] 《晋书》卷一《宣帝纪》。

[7] 根据川胜义雄的研究，汉末的名士集团有北海系名士圈、颍川系名士圈。其中北海系名士圈的核心人物为郑玄与孔融。崔琰为郑玄的徒弟，故川胜义雄将之作为北海系名士的一员。因此作者在这里将崔琰对司马懿的好评与北海系名士圈联系起来。川胜义雄的研究参见《贵族政治的成立》一文，收入其著作集《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李济沧、徐谷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译者

[8] 参见《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引《荀彧别传》。（此句的“海内”与前一句中的“邦邑”相对，两者都是汉魏之际表达区域概念的惯常用语。司马懿与荀彧并非同乡，故对荀彧而言，司马懿并非“邦邑”之才，而是“海内”之才。——译者）

[9] 后封为南阳公主。

[10] 柏夫人生司马伦，是八王之乱的主角之一。

[11] 指无甚势力的家族。

[12] 具体驻地在郡内淮阴县。今江苏省淮阴市青浦区。

[13] 在地方上临时设置的尚书台。

[14] 后方的尚书台。

[15] 此句见《晋书·宣帝纪》，作者照录原文，不过由于辅政大臣为四人，因此表示疑问。——译者

[16] 公元前157—141年在位。

[17] 时为魏黄初二年，221;蜀汉章武元年。

[18] 斜谷口以西，今陕西省岐山县南。

[19] 此句原出《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晋书·宣帝纪》载：“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一般成年男性日食六至七升，诸葛亮一日三四升，食量较常人要小，加之政务繁剧，故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命不长久。关于中国古代成年男性食量的考证，参见杨联陞：《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一号，1950年；周一良：《南北朝时口粮数》，收入《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译者

[20] 今河北省卢龙县。

[21] 位于昌黎县，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与唐山市之间。

[22] 为辽东郡治，亦为公孙渊的居城。

[23] 即脱去上衣，牵羊而行。牵羊，意味着为对手烹饪菜肴。

[24] 辽水支流，在辽东郡辽阳县境内。

[25] 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曹瞒传》《世语》皆云曹嵩是夏侯惇的叔父。

[26] 曹操之孙，任城王曹彰之子。

[27] 关于魏明帝亡年的不同记载，见于《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及裴注。《三国志》正文云：“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裴松之注云：“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译者

[28] 还历之年，即六十一岁。按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六十年为一轮，六十一岁正是新一轮重新算起的时候，故称“还历”。——译者

[29] 参见西嶋定生：《魏の屯田制》，收入《中国経済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开明书院，1980年。

[30] 五石散，五种矿物混合而成的药剂。

[31] 高原陵，即司马懿去世后的陵寝所在。——译者

[32] 李胜本贯所在之州，即荆州。

[33] 司马懿把荆州误听为并州。从洛阳的位置来看，荆州、并州正在一南一北。司马懿误听为并州，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伪装的效果。也有可能是司马懿把本州的本（ b e n）听成了并州的并（ b i n g）。或是把荆州的荆（ j i n g）听成了并（ b i n g），两字韵脚相同。

[34] 位于宫城内，太极殿前的宫门，向南直通宣阳门。

[35] 指正始六年（245）曹爽废中垒营、中坚营，以其士兵并入曹羲的中领军营等事。

[36] 据说曹爽篡夺帝位的日期已经确定。

[37] 五更时分，即将天亮。

[38] 《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

[39] 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姐妹。

[40] 西晋改为司州，可知司隶校尉部与州属一个等级。

[41] 东郡属地，今河南省滑县。

[42] 贾逵字梁道。

第三章　司马师与司马昭

司马师

嘉平三年（251）八月戊寅，司马懿病逝。当日朝议以为“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于是司马懿长子、时年四十四岁的司马师由卫将军转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担起辅政之任。伊尹是商汤时代的贤臣，伊陟为伊尹之子。在二品武官中，抚军大将军位居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诸职之下。乍一看来，司马师的官位似乎有所下降，但抚军大将军是司马懿曾经所任官职，与司马氏颇有渊源，具有特殊意义。授予司马师的抚军大将军之职，再加上录尚书事，恰与司马懿在黄初六年（225）的官职完全相同。这样，究竟是谁继承了司马懿在朝廷中的地位，便一目了然。授予司马师这些官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至嘉平四年（252）正月癸卯（二日），司马师进位大将军、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在明帝时代虽也担任过大将军，不过这次升职大概是比照景初三年（239）曹芳即位之初时，曹爽与司马懿各自以大将军、太傅共同兼任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一时段的故事。如此，在个人升迁上，司马师按部就班地将司马懿曾经的官职经历了一遍，由此在名、实两个层面掌握了曹魏的实权。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正妻张春华生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榦，伏夫人生司马亮、司马伷、司马京、司马骏，张夫人生司马肜，柏夫人生司马伦。九个儿子中，司马师为正妻张春华所出嫡长子，字子元，生于汉末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即发生于当年。颇具意味的是，司马师少年时与何晏、夏侯玄颇有交往。某次，何晏引《易经》中的《系辞传》，以为夏侯玄“深”、司马师“几（即细致之意）”，暗地里则自以为“神”，并且议论曰：“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此时的司马师，就如同少年时代沉迷于启蒙思想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般。[1] 前已提及，司马师的原配夏侯徽为夏侯玄之妹，青龙二年（234）为司马懿所杀。此后，司马师又娶吴质之女。吴质与司马懿皆为魏文帝曹丕“四友”的成员。不过，因吴质出身“单家”，司马师又再次离婚，最终迎娶了羊衜之女羊徽瑜。羊衜出身于泰山郡望族——泰山羊氏。司马懿疏远“贵戚”集团，靠拢“名士”集团的动向，在司马师的婚姻中也得到反映。作为贵公子，司马师于景初年间（237—239）任散骑常侍，正始四年（243）接替夏侯玄任中护军。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发生之际，只有司马师参与了司马懿的谋划。又，政变当日清晨，司马师阴养的“死士”三千人突然出现，与之一道镇守司马门。事变结束后，论功行赏，司马师升任卫将军，封长平乡侯。司马懿死后，一族中能够对司马师稍加管束的，大概只有司马懿的次弟司马孚了。高平陵之变时，司马孚与司马师曾共同镇守司马门。

司马师的政治手腕，此前并不为人所知，但考验的机会很快便到来了：这便是对嘉平四年（252）十二月曹魏军队的东关大败进行事后处置。东关（今安徽省含山县西）为魏、吴国境上的要冲，北有巢湖，南有长江，由孙吴诸葛恪所镇守。当年十一月，司马师令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征东将军诸葛诞等人展开大规模的对吴攻势。然而，胡遵与诸葛诞所率七万余人的东部方面军为孙吴太傅诸葛恪所率领的四万余人大败。攻略武昌、南郡的毌丘俭、王昶也因此退兵。当此之际，司马师以为“此我过也，诸将何罪？”，只削去了次弟司马昭的爵位，其余诸将一概不问。司马昭时任安东将军，是此次战役的监军。通过引咎自责的态度，司马师收揽了人心。此时，他也开始考虑废立皇帝之事，意图废除已经年满二十岁的曹芳，迎立新的傀儡皇帝。

诛杀李丰

嘉平六年（254）二月庚戌（二十二日），中书令李丰与光禄大夫张缉企图以太常夏侯玄取代司马师辅政的密谋被发现，相关参与者受到诛杀。

李丰年少便为名士，甚至孙吴都知晓其大名。曹爽与司马懿对立之际，李丰立场暧昧，有人揶揄云：“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故而高平陵之变后，李丰并未受到政治清洗。李丰与曹魏皇室有联姻关系，其子李韬娶魏明帝之女齐长公主，其与曹芳大概也比较亲近。因此，尽管名过其实，但朝廷还是勉强将就，任命李丰为中书令。

张缉为曹芳皇后张氏之父，嘉平四年（252）二月，朝廷册立皇后张氏，同时将张缉从东莞太守任上召回，转授无实职的散官光禄大夫。张缉对此颇为不满。张缉、李丰有同乡（左冯翊）之谊。

夏侯玄是“正始之音”的核心人物之一。高平陵之变时，他以征西将军之职出镇长安，虽未受牵连，但由于司马师前妻之兄的身份及其与曹爽的关系，夏侯玄为司马懿所排斥，转任太常，事实上被左迁贬官。不受信任的夏侯玄心中也颇怀不安。

在当时，夏侯玄与李丰以风采容貌并称，被时人目为“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2] 李丰颇为器重夏侯玄，想方设法地计划让夏侯玄担任辅政之职，并招诱外戚张缉以及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为同道。另一方面，自李丰担任中书令以来，不时为曹芳所召见，商谈诸事。

这些动向自然刺激到了司马师，于是便将李丰召来。被强迫带至司马师处的李丰受到盘问，于是态度突变，对司马师恶言相向。司马师亦因而发怒，命武士以刀环将之扑杀，尸体送付廷尉，并逮捕李韬、夏侯玄、张缉等人。经过廷尉钟毓的审问，诸人供述了诛杀司马师，推举夏侯玄代为大将军、张缉代为车骑将军的图谋。在包括廷尉在内的朝议上，最终确定判决，于庚戌（二十二日）将涉案诸人夷三族。很显然，曹芳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此事件。司马师与曹芳关系也变得紧张压抑起来。

曹芳退位

九月甲戌（十九日），郭太后下令，令中列举曹芳荒诞不经诸事，末尾云其“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认定曹芳不堪皇帝之任。不用说，该令乃迫于司马师的压力所作，并非郭太后的本心。而接到太后令的司马师召集朝臣，一边流泪，一边询问朝臣道：“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群臣听闻废黜皇帝一事，大惊失色，皆云：“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群臣听任司马师行废立之事。于是司马师云：“诸君所以望师者重，师安所避之！”于是以司马孚为首，“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孚（司马孚），大将军、武阳侯、臣师（司马师），司徒、万岁亭（乡）侯、臣柔（高柔），司空、文阳亭侯、臣冲（郑冲）”等朝臣四十六人联名上书，向居于永宁宫的郭太后上书请求废黜曹芳。

颇具深意的是，在这四十六人的朝臣名单中，曹氏仅有曹演（曹纯之子，武卫将军）、曹初（曹仁之孙，越骑校尉）两人。相对的，司马氏则有司马孚（太尉）、司马师（大将军）、司马昭（安东将军）、司马望（司马孚之子，中护军）、司马瓌（司马孚之子，散骑常侍）共五人，还有司马氏的姻亲王肃（河南尹）、满伟（卫尉）、甄惪（中坚将军）共三人。此外，其中还有魏文帝皇后、明帝生母甄氏一族的甄温（射声校尉）、甄惪（原出自下文的郭氏一族[3] ，司马昭女婿），以及郭太后一族的郭建（步兵校尉）、郭芝（散骑常侍），这些外戚都成为司马氏一党。而这份名单的另一个特征，是曹魏王朝佐命功臣的后人——也就是所谓的官二代占据了多数席位，包括满伟（满宠之子）、钟毓（廷尉，钟繇之子）、王肃（王朗之子）、武陔（屯骑校尉，武周之子）、荀（侍中，荀彧之子）、赵鄷（侍中，赵咨之子）、华表（侍中，华歆之子）、王仪（散骑常侍，或为王修之子）、卢毓（尚书仆射，卢植之子）、陈骞（尚书，陈矫之子）。这一批人在事实上成为司马氏政权的支持者。

回到群臣上书太后的话题上来。在奏书中，朝臣们条分缕析地叙述了曹芳在平日里的种种劣迹。例如缺席讲学，并且在太后询问时让宦官撒谎，称自己出席了讲学；让喜爱的俳优扮演“辽东妖妇”，与宫中的女官纵酒淫乐，将喜爱的女子带入后园、牵手散步。有臣下以为曹芳贪玩太过，加以劝谏，曹芳则以弹弓弹之，口出狂言云：“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与我事！”最终，朝臣请求郭太后依西汉霍光故事，废黜曹芳的皇帝之位。郭太后同意了这封奏书。于是，曹芳与郭太后泣涕告别，在群臣的目送之下，乘诸王所用的青盖车前往齐王府。齐王府位于河内郡的重门城（今河南省辉县北），是为了曹芳而新造的府邸。据说在废黜皇帝期间，曹芳正在永宁宫中与郭太后相对而坐。郭太后的叔父郭芝以使者的身份入永宁宫，索要皇帝玺绶。这一年，曹芳二十三岁。西晋泰始十年（274），曹芳病逝，终年四十三岁。

曹髦即位

对于曹芳的接任者，司马师最初的想法是魏文帝之子彭城王曹拠。不过手持皇帝玺绶的郭太后表示反对：“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绝嗣乎？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面对郭太后的意外抗争，心有愧疚的司马师屈服了，于九月丁丑（二十一日）再次召集大臣商议，并出示了郭太后指名高贵乡公曹髦为明帝后嗣的旨令。经过讨论，最终群臣按照郭太后的意愿，上书请求将曹髦迎入洛阳，奉为皇帝，郭太后亦下令同意。于是，朝廷派遣中护军司马望、河南尹兼太常王肃等人前往曹髦所在的阳平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

十月己丑（四日），曹髦抵达洛阳城以北的玄武馆。次日庚寅（五日）入城，群臣于西掖门[4] 之南迎拜，曹髦亦下车要答拜。傧者云：“仪不拜。”曹髦答道：“吾人臣也。”于是答拜。至止车门，曹髦下车，步行至太极东堂，见郭太后。上述的这些行为，也从细微之处隐隐透露出曹髦的聪慧。当日，曹髦于太极前殿即皇帝位，时年十四岁。

据曹髦的文集，曹髦生于正始三年（242）九月乙未（二十五日）。当日，天气清朗、日月同辉，有黄气入堂中，满室辉煌。

十月癸巳（八日），司马师以定策之功拜相国、大都督，假黄钺，并给予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权。司马师则固辞相国之授。

如此，曹芳退位，曹髦即位。尽管在郭太后坚决的意向下，更换了承续明帝后嗣的人选，对局势稍有挽回，但司马师的强行废立之举仍然招致了反抗。

毌丘俭、文钦举兵

废黜曹芳的次年（正元二年，255）正月，对司马氏的反抗很快便发生了，地点位于寿春。驻屯于此的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对司马氏。

《毌丘俭纪功碑》残石拓片

此次反抗的主谋毌丘俭为功臣之子，并以此进入曹魏官界。魏明帝为平原王（侯）时，毌丘俭与之有交谊，故为其所知。青龙四年（236），毌丘俭被拜为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其间曾远征辽东，失败而归。次年，毌丘俭与司马懿汇合，再度征辽东。其后，正始六年（245），毌丘俭又远征高句丽、肃慎。清末于吉林省辑安县发现此次远征的记功碑，辑安县内有高句丽故都国内城，该碑位于山城丸都城遗址附近。[5] 正始九年（248），毌丘俭转镇南将军，移镇豫州，东关之战后接替诸葛诞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出镇寿春。毌丘俭的官历以地方刺史、都督为主，前半期在北方边境，后半期位于对吴作战的前线，是个颇为活跃的人物。又，毌丘俭所姓之“毌”与“母”“毋”字形相近，很容易弄错。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云：“毋丘，音无。”标点本《晋书》校勘记则云：“毌音贯，不读为无。”[6] “毌”才是正确的。

文钦是武将，与曹氏同乡，以庐江太守、扬州刺史活动于对吴作战的前线，曾为曹爽所厚遇，因此心中颇有不安。

正月乙丑（十二日），在寿春反复秘密商议的毌丘俭与文钦伪造郭太后诏敕，并列举司马师罪状十一条上奏朝廷。颇具意味的是，该上奏的弹劾对象只集中在罢黜曹芳的司马师一人，对于其他司马氏族人，奏书中反而给予肯定，认为亡故的司马懿“戮力尽节”“有大功”，司马昭可取代司马师为辅政大臣，司马孚“忠孝小心”，司马望“忠公亲事”，以上诸人皆当加以亲宠，授以要职。毌丘俭与文钦向各地飞檄，举兵起事，并各以子嗣共四人入孙吴为质，请求援兵。举兵之际，毌丘俭、文钦强令淮南郡全部军民入寿春城中，于城西筑坛，于坛上歃血举兵为盟。其后，城内军民一分为二，老弱守城，其余五六万壮丁则随毌丘俭、文钦渡过淮水，进驻项县。毌丘俭守项城，文钦在外担任游击。

针对毌丘俭、文钦的动作，司马师召集朝臣，咨询征讨之事。朝议的主流以为，司马师刚刚手术取出眼中肉瘤，伤口未愈，派遣司马孚或另择人选前往即可。只有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主张司马师应当亲自率兵征讨。尽管有所踟蹰，司马师最终决定亲自出征，于正月戊寅（二十五日）率步骑十余万由洛阳出发，其弟司马昭担任留守。司马师率军昼夜兼行，闰正月甲申（一日）便到达强（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西南。在此期间，荆州刺史王基作为先锋，率驻扎许昌的军队急进，占据毌丘俭也意图攻取的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县内有一处较大的邸阁（粮仓）。而镇南将军诸葛诞与征东将军胡遵则分别率领豫州、青州、徐州诸军由安风津（今安徽省霍邱县北）进至寿春、谯、宋一带，断绝了毌丘俭等人的退路（参见寿春之乱关联图，54页）。

这样，两军就在颍水的上下游相互对峙起来。司马师命令全军固守避战。毌丘俭、文钦进不得战，退则担心寿春为诸葛诞军所袭，无法返回。当此束手无策之际，家眷皆在北方的淮南将士意气沮丧，向司马师方面投降，仅有当地新附的农民尚为之用。进驻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的司马师又命兖州刺史邓艾将泰山诸军停留于乐嘉县，示弱诱敌。闰正月乙亥（十六日），为其所诱的文钦军展开夜袭，马衔枚而进，直趋乐嘉县，与司马师军队相遇。在乐嘉的遭遇战中，虽然文钦之子文鸯突击迅猛，乃至于司马师也为之胆寒，但是仍无法挽回战局，撤退的文钦军在沙阳大败，文钦父子好不容易才逃回项城。当日，得知败北之讯的毌丘俭心中大怖，半夜逃出项城，军队不战自溃。毌丘俭本人沿颍水而下，甲辰（二十一日）行至慎县（今安徽省颍上县西北）为左右士兵所弃，躲藏于水边草丛中，被安风津都尉所部射杀。另一方面，文钦、文鸯父子逃往孙吴。

司马师之死

带病出征的司马师，在乐嘉之战时受到文鸯猛攻的惊吓，眼球迸裂而出。据说，为了不动摇军心，司马师咬住被子隐忍疼痛，乃至于左右侍从都没有察觉，但由于太过疼痛，连被子都被咬穿了。此后，司马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刚返回许昌，司马师已感到大限将至，于是命令全军受参军贾充节度，并将后事托付给由洛阳前来探视的二弟司马昭。闰正月辛亥（二十八日），在毌丘俭死后七日，司马师病故，享年四十八岁。司马师的遗体被运往洛阳发丧，葬于峻平陵。峻平陵位于首阳山上，在司马懿所葬的高原陵以西。晋王朝成立后，追尊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又，晋朝避司马师的“师”字讳，如“京师”改称“京都”，不置上公之一的“太师”，以“太宰”作为替代。

司马昭

司马师死后，继承辅佐之任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字子上，为司马懿次子，生于汉建安十六年（211）。司马昭与司马师为同母所出，年龄相差三岁。景初二年（238），因父亲司马懿远征辽东的功绩，司马昭被封为新城乡侯。正始年间（240—249），司马昭历任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曹爽伐蜀之际拜征蜀将军，为夏侯玄副官。伐蜀失败后，司马昭左迁议郎。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昭担任两宫（西宫与永宁宫）护卫，后拜安西将军、安东将军，出镇长安、许昌。

毌丘俭、文钦叛乱时，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得知司马师病笃，曹髦立刻派遣司马昭探视，同时拜其为卫将军。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承辅政之位的过程并不顺利。曹髦命司马昭依旧留驻洛阳，另一方面又令尚书傅嘏率中外诸军返回洛阳。如果将禁军与司马昭分开，那么郭太后与曹髦会有那么一点儿机会破除司马氏专权的根基。在司马氏遭遇危机之时，司马昭采用了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等人的策略，无视曹髦的指令，率禁军向许昌进发，屯驻于洛水之南。二月丁巳（五日），朝廷下达诏敕，完全依照着司马师的官职，拜司马昭为大将军、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以之为辅政大臣。最终，是郭太后与曹髦方面屈服了。

诸葛诞举兵

在司马昭担任辅政大臣两年后，出于反对司马氏的专权，淮南地区发生了新的反抗活动。甘露二年（257）五月乙亥（五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寿春举兵的军报到达洛阳。诸葛诞举兵的导火索，是同年四月甲子（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其为司空。那么，为何这一事件会引发诸葛诞的反叛呢？

诸葛诞出身于琅琊诸葛氏。三国时代，曹魏有诸葛诞，孙吴有诸葛瑾、诸葛恪父子，蜀汉有诸葛亮（诸葛瑾之弟）、诸葛瞻父子，各自出仕不同政权。诸葛诞少年时与夏侯玄、邓飏交际，是“四聪”“八达”“三予”的“八达”之一，被厌恶“浮华虚誉”的魏明帝免官。明帝死后，诸葛诞历任御史中丞、尚书，后转外任，历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后接替毌丘俭任镇南将军。毌丘俭、文钦反乱之时，诸葛诞率豫州军队抢在孙吴之前进入寿春城。他也因此功绩升任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虽然在毌丘俭、文钦的反叛被镇压后，诸葛诞出镇寿春，但由于他曾与夏侯玄、邓飏亲近，又想到同样出镇寿春的王凌、毌丘俭皆被夷族，因此心中颇为不安。在寿春，诸葛诞开仓赈恤，颇得人心。他又厚养亲附以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作为死士，意图以淮南之地割据自立。

司马昭继任辅政大臣后，随即听从大将军府长史贾充的建议，向各方任将军派遣僚佐，一方面进行慰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观察动向。派往诸葛诞处的贾充向其套话，云：“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诸葛诞则厉声喝道：“卿非贾豫州（贾逵）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返回洛阳的贾充向司马昭报告此事，建议将诸葛诞召回洛阳。于是司马昭以就任司空为名，催促诸葛诞入朝。

决意起兵的诸葛诞杀死同在寿春城的扬州刺史乐琳，以末子诸葛靓为人质送往孙吴，请求援兵。此外，他将淮水南北相连郡县的屯田民十余万人训练为军队，又将扬州新附精兵四五万人收入寿春城，囤积一年的军粮，关闭城门，进入全面防御态势。

五月丁丑（七日），朝廷下达讨伐诸葛诞的诏敕。在朝议上，司马昭主张速战速决，于是亲自率领二十六万、号称五十万的大军踏上征途，曹髦与郭太后随行。司马昭之所以奉两宫随军，一方面是为了向天下显示诸葛诞的朝敌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预防洛阳城中有人拥立两宫，反抗司马氏。六月甲子（二十五日），大军到达项县，以之为两宫的行在所。司马昭则继续进军，驻屯于丘头，于其地以尚书左仆射陈泰（陈群之子）开行台。此外，司马昭还命镇南将军王基与安东将军陈骞包围寿春城，筑土垒、掘壕沟（参见寿春之乱关联图，54页）。

另一方面，孙吴收到诸葛诞求援，遣全怿、唐咨、文钦率三万军队前往寿春，在曹魏军队完成包围之前突入寿春城中。

在完成对内向诸葛诞军、对外向吴军的双重防御包围之后，进入了持久战阶段。文钦虽不时由城内出击，但每次都被压制回城内。援救诸葛诞的吴军虽亦前来，但被曹魏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的精锐游击部队反击，无法接近寿春城。经过半年，至十一月，寿春城内军粮严重不足，开始出现士兵投降、逃亡的情况。至甘露三年（258）正月壬寅（七日），下定决心的诸葛诞展开大规模攻势，竖立起攻城器械、昼夜兼行，连续五六日不断攻击南侧包围圈。不过，由于魏军的反击，此次进攻失败，诸葛诞只得退回寿春城中固守。在城内，诸葛诞与文钦之间也出现裂痕，最终文钦被杀。驻扎于小城的文钦之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司马昭并未诛杀文鸯兄弟，而让他们巡寿春城而行，向城中喊话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城内军民既欢喜又骚动，诸葛诞则进退维谷。

二月乙酉（二十日），自信的司马昭亲临包围圈，命令四面同时进军，鼓噪而行，攀壁而上，而城中已无抵抗之人。诸葛诞试图独自骑马而出，但遭遇大将军府司马胡奋所部，为其所斩杀。

诸葛诞被夷三族，麾下数百人亦因不投降而被处以斩刑。魏军将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就进行劝降。而诸人皆云：“为诸葛公死，不恨。”最终无人投降，全部被杀。投降的文鸯被拜为将军，准许其收容父亲文钦的遗体归葬谯县旧墓。唐咨原本是在曹魏境内发动叛乱失败而逃入孙吴的亡命之人，亦于寿春被擒，拜为安远将军。对淮南军民的处置，与此前毌丘俭、文钦叛乱时同样，只对首事之人处刑，其他人员一律赦免。对于孙吴军队，虽有意见以为既不可用，便全部活埋，但司马昭准许他们归还孙吴，不归者安置于三河（河内、河南、河东三郡）地区。经过这些善后处置，司马昭既树立了威权，也获得了道德名声。作为人质送往孙吴的诸葛靓则于西晋平吴后入朝，其子诸葛恢官至尚书令。

《王基碑》拓片

另外，在此次战役中颇为活跃的王基，其记功碑残石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洛阳被发现。他在王凌、毌丘俭、诸葛诞连续三位尝试反叛的镇将之后，递补出镇寿春。次年，即甘露四年（259），拜为镇东将军的石苞接替王基出镇寿春，直至西晋王朝建立。不过，泰始四年（268），由于被怀疑有叛心，石苞被解除职务。对司马氏而言，寿春可以说是魏末晋初时期叛乱发生的渊薮。

如此，对于内外的阴谋反叛，司马氏进行了彻底的镇压与诛杀，篡夺曹魏王朝的脚步不断逼近，而也有人试图展开最后的抵抗。

曹髦赴死，曹奂即位

甘露五年（260）正月，曹髦在位仅五年有余，由于政变失败，年仅二十岁的曹髦意外身亡。对这一事件，冈崎文夫在《魏晋南北朝通史》中称之为“充满浪漫色彩的抵抗运动”。

后废帝（高贵乡公曹髦）自正元元年（154）十月即位以来，聪明好学，资质见长，并未辜负郭太后的期望。正元三年（256）二月丙辰（九日），太极殿东堂举行宴会，侍中荀等人讨论礼典，并论及帝王优劣，比较夏王少康与汉高祖（刘邦）的高下。群臣认为，汉高祖较为优秀。而曹髦一反常识，反驳了此类意见，论说以为夏王少康优于汉高祖。又，同年四月丙辰（四日），曹髦行幸太学，听《易》博士淳于俊等讲解《易》《尚书》《礼记》，并不断发问，问题之尖锐，令太常博士们也无法招架。甘露三年（258）八月丙寅（四日），曹髦率群臣以古礼拜会作为三老的太常王祥、作为五更的侍中郑小同。所谓古礼，是周代天子为了向天下显示孝悌之意，以三老、五更作为故老，对之行父兄之礼，是一种优待性的礼仪。郑玄是汉代训诂学的集大成者，郑小同为郑玄之孙，由于郑小同生日的干支与祖父郑玄相同，皆为丁卯，故以“小同”为名。此外，爱好学问的曹髦还时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于东堂宴讲，共同撰写文章，并敬称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曹髦性急，总是希望一旦召集，臣下便能马上赶到。除司马望以外，其余三人皆为内官，能够随叫随到。司马望是外官，无法迅速入宫。因此曹髦特别赐予司马望追锋车，让他一旦有召集便迅速乘此车前来。

司马昭权位日高，曹魏皇室则日渐衰败，曹髦对此愤懑不已，鲁莽地下定决心要除去司马昭。甘露五年（260）五月戊子（六日）夜，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请求曹髦慎重考虑，曹髦则从怀中取出写于黄绢之上的诏敕，掷于地上，大声说道：“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永宁宫向太后通报。大吃一惊的王沈、王业则一边慌忙呼叫、一边奔向大将军府，向司马昭紧急汇报。听闻此事的司马昭坚固防御，应对曹髦的进攻。王沈、王业与王经的不同举动，也决定了此后他们生死两别的命运。

第二天清晨，得知事情已经败露的曹髦亲自拔剑乘辇，率领担任殿中宿卫的苍头以及官僮数百人鼓噪而行，向司马昭所在的大将军府进发。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所部于东止车门遇到曹髦，曹髦左右呵斥之，司马伷所率屯骑营士兵便逃跑了。中护军贾充于南阙（宫城南面之门）下迎击曹髦，曹髦拔剑，士兵们欲退却。帐下都督成济询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云：“公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听闻此言，于是回答“遵命”，向前而出，以矛刺向辇上的曹髦。矛头穿背而出，曹髦由辇上跌落，驾崩，政变就此草草收场。

司马昭听闻曹髦的死讯，大惊失色，自己趴在地上，呼喊云：“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司马孚听闻此事，急忙赶往现场，枕着曹髦的大腿而哭云：“杀陛下者，臣之罪也。”同日，郭太后下令，列举曹髦试图攻击郭太后等罪状，并以此废黜其皇帝之位，降为庶人，以平民之礼安葬。此外，郭太后还下令将王经及其家族下廷尉。次日庚寅（八日），司马孚上奏，以王礼安葬曹髦，得到郭太后的许可。据说，曹髦随即被秘密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水、涧水之侧。不过，无论是以王礼下葬，还是以平民之礼下葬，如何面对弑杀天子这一事实，追究谁为责任人，仍是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曹髦被杀当日，司马昭召集朝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主张，唯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催促陈泰重新考虑其他对策。陈泰答云，上策即此[7] ，其他对策不知。此事便搁置了下来。直至戊申（二十六日），经司马昭上奏、郭皇后认可，判定不顾贾充的口头制止而手刃皇帝的成济有罪。据说，背上所有黑锅的成济并不服罪，裸身登屋，谩骂不已。士兵从下以弓箭射之，终于将其杀死。

将时间点稍稍提前。五月庚寅（八日），即曹髦驾崩的次日，朝议决定以常道乡公曹璜为明帝后嗣，立为皇帝，由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至邺城迎奉。常道乡公曹璜之父燕王曹宇为曹操之孙，明帝病重时一度担任大将军，被托付以后事。甘露三年（258），曹璜被封为常道乡公，与父亲燕王曹宇一同居住在邺城。六月癸丑（一日），郭太后下诏，以为常道乡公曹璜的名与字不便于避讳，使朝臣议论改名事宜。结果，曹璜改名为曹奂。次日甲寅（二日），常道乡公曹奂入洛阳，见郭太后，于太极殿前殿即位，时年十五岁。

篡夺曹魏的最终阶段

司马氏篡夺曹魏王朝的最终阶段逐渐到来。作为目标，首先是让将要篡夺的人选位极人臣。具体说来，即给予大臣可能的最高官职、授予爵位、赋予等同于天子的特权。例如在汉魏禅让之际，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进为丞相，位极人臣；建安十八年（213）封魏公，赐九锡；建安二十一年（216）由魏公进为魏王，与皇帝只有一步之遥。至于司马昭，甘露元年（256）六月曹髦赐予其九锡，但司马昭固辞。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其为晋公，拜与丞相等同的相国、赐九锡，司马昭又固辞。此后，甘露五年（260）四月至五月间、景平元年（260）六月、景平二年（261）八月、景平四年（263）二月，同样的事情反复了五回。景平四年十月至十一月，在伐蜀战事期间，司马昭终于接受了上述封授。次年，即咸熙元年（264）三月，在伐蜀完成后，司马昭获封晋王。颇有意思的是，朝廷第二回封授晋公、相国、赐九锡是在甘露五年（260）四月，而司马昭于五月癸卯（二十一日）固辞。在此期间，曹髦发动政变，慷慨赴死。对曹髦而言，禅让过程满是虚饰伪善，尤其自己还要如同演出一般，封授将要从曹氏手中篡夺权力的司马昭为晋公。曹髦是充满感性之人，诸事种种，大概最终使得他难以忍受。而曹髦驾崩的被动局面，也使得司马昭需要模糊人们对他的极端印象，更为慎重地试探舆论、试探人心。

与都城洛阳的动向相对应，各地也开始报告在井中发现青龙、黄龙。最早的一次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三年（233）正月，青龙现于郏县[8] 摩陂的井中。二月，明帝行幸当地，观青龙，并改元“青龙”。而除此以外，其余事例皆发生于后废帝（曹髦）正元元年（254）至元帝景元三年（262）之间，共计十次。魏王朝的德运，若以五行相克说则为木德（青），若以五行相生说则为土德（黄）。龙是天子的象征，居于井中，意味着“幽执之祸”“逼制”，正对应着曹魏天子被司马氏幽禁、逼迫的状况。

嵇康与阮籍

如此一来，任谁都清楚，司马氏将要篡夺曹魏政权。那么，在篡夺权力的时刻渐渐接近之际，芸芸众生、特别是出仕为官，以朝廷为舞台的那些人物们，又是怎样的立场呢？目睹了皇帝废立、政治清洗、镇压反叛的众人，对于司马氏的篡权行为无论是积极参与也好、消极默认也罢，不过都是委曲求全而已。并且，虽然篡权一事众所周知，但谁都缄口不言，气氛十分压抑。在此期间，景元三年（262）,“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连坐友人吕安犯罪之事而被处死。所谓“竹林七贤”，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这七位活动于当时的名士。他们遵奉老庄思想，蔑视名教（儒学），时常聚饮，不关世事。与同样喜好老庄思想、在“正始之音”中活跃的清谈领袖何晏、王弼、夏侯玄相比，“竹林七贤”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倾向于以《庄子》为处世原则，其相关逸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篇》。

竹林七贤画像砖局部（嵇康、阮籍）

嵇康是曹魏皇室的同乡，其父嵇昭曾支援曹操举兵，嵇康夫人也是宗室之女[9] ，因此被授予散官中散大夫。就此而言，嵇康属于与曹氏关系密切的“贵戚”。处死嵇康的理由，一是司马昭宠臣钟会与之有私怨；二是嵇康在文章中贬低汤武革命，司马昭认为是在影射自己，颇为愤怒；三是毌丘俭叛乱时，嵇康曾试图加以支持；等等。而最直接的理由则是友人吕安被其兄吕巽控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护，而朝廷则判断嵇康、吕安虽有高名却言论放荡，有害时世教化，引起变乱，故将此二人于东市处刑。临死时，嵇康持琴演奏了秘传乐曲《广陵散》，云：“《广陵散》从此绝矣！”嵇康终年四十岁。

在当时，阮籍常与嵇康相提并论。他虽免于处刑，但却被迫以郁闷、痛苦的心情处世。在生母的葬礼上，阮籍大嚼蒸豚，饮酒二斗，然后与母亲诀别，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其纯真、率直的性格，在此人所熟知的故事中展现无遗。阮籍之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作为名家子，阮籍历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司马懿（太傅）、司马师（大司马）、司马昭（大将军）两代三人的公府、军府中皆担任从事中郎一职。其间，司马昭爱其才华，想以子司马炎娶阮籍之女。阮籍则连续饮酒六十日，最终使司马昭放弃联姻之举。对礼俗之士白眼以对的阮籍，与嵇康一样受到他们莫名的憎恶。不过阮籍在司马昭的庇护下十分谨慎，从不臧否人物，故得以避祸。与年轻时的司马懿同样，阮籍也本有“济世之志”。然而，身处魏晋交替的时代，世多灾祸，少有名士能够保全性命。因此，阮籍不关世事，终日饮酒。东晋人王忱曾解释说，阮籍是以酒浇灌“胸中块垒”。阮籍还不时率意独自乘车出门，亦不设目的地，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那么，其心中的所思所想究竟为何物？阮籍连续创作了八十二首《咏怀诗》，吟咏了他内心的风景，其中第一首概观其大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在歌咏哀愁，但没有直接挑明原因。

景元四年（263），也就是嵇康被处死的次年冬天，阮籍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在阮籍去世前后，司马昭又有了新的动向，那就是讨伐蜀汉。

平定蜀汉

至迟在景元三年（262），司马昭就下定决心要平定蜀汉。正始四年（244）曹爽主导的蜀汉远征败归以来，已有约二十年的时间。此次出现远征蜀汉的动议，一是由于甘露二年（257）至三年（258）平定诸葛诞反叛以来，曹魏已有六年未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军队积蓄了士气，军备充实。此外，对司马昭而言，其目的也不单单在于灭亡蜀汉。在他的计划中，首先灭蜀，三年后以蜀地为后方，沿长江而下平吴，再以平定吴、蜀，天下统一为助力，一举实现司马氏篡夺王朝的大业。而此宏大构想的第一步，就是平定蜀汉。随着讨伐蜀汉的动议浮出水面，司马昭也自然从大量的间谍口中获得蜀汉的相关情报，他还曾经考虑过派遣刺客行刺蜀汉政权的支柱姜维。司马昭以为，蜀汉当时总兵力共有九万，其中成都与其他地方的守备军队至少四万，剩余机动兵力仅有五万，如动员大军伐蜀，应当能够获胜。

即便如此，赞同伐蜀的也仅有司隶校尉钟会一人。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邓艾以为蜀汉政权尚无裂隙，反对伐蜀。司马昭对此颇为头疼，将大将军府主簿师纂转为征西将军府司马，使之说服邓艾，邓艾最终同意伐蜀。同为支持伐蜀派的钟会于此时也接替司马望出镇长安，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征讨蜀汉的诏敕下达，曹魏动员境内士兵，多达十八万人。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士兵由狄道县向甘松、沓中方面；针对蜀汉的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士兵由祁山向下辨县（武街城）、桥头方面，断绝其归路；剩余大军由镇西将军钟会率领，由骆谷道往汉中方面。廷尉卫瓘兼任镇西将军府军司，与钟会同行。同时，朝廷决定由卫瓘持节监察全军，八月自洛阳出征。

蜀汉方面接到情报，令廖化支援驻守沓中的姜维，张翼、董厥往阳安关口（阳平关）驻守，汉中驻军则集结于汉城、乐城，各驻以五千兵力。

九月，钟会行抵长安，将大军一分为二，分别从褒斜道、骆谷道入侵汉中，又遣魏兴太守刘钦由子午道往汉中。一方面，钟会令前将军李辅与护军荀恺分别进攻汉城、乐城，自己亲赴阳安关口。途中，钟会致祭位于定军山的诸葛亮墓，又遣护军胡烈向关城（武兴县）。另一方面，邓艾令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欣进攻姜维部。听闻魏军侵入汉中，姜维率军撤退，在强川口被追击的邓艾军击破败走。不过，姜维残部避开了诸葛绪军的搜索，经桥头、阴平，在白水与张彝、董厥汇合，扼守蜀地的入口剑门。这样，曹魏入侵蜀汉的第一幕就此结束。

十月，占领汉中的钟会对坚守剑门的姜维展开了全面进攻。尽管吞并了中途汇合的诸葛绪所部，并以懦弱畏战为由将诸葛绪押入槛车送还，但由于攻势不顺，再加上军粮匮乏，钟会打算退兵。与此同时，进驻阴平县的邓艾出乎蜀军意料地打破了胶着态势。其部不经剑阁，而是突破险峻山谷进入蜀地。邓艾军队穿山架桥、登木攀岩，鱼贯而进，最终到达江油县。进入蜀地后，邓艾军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所率蜀汉军队在绵竹县会战。邓艾将其子邓忠置于右翼、司马师纂置于左翼，展开攻击。曹魏军虽一时战况不利，但在邓艾的督战、激励之下最终大破蜀军，斩杀诸葛瞻。这场战事后，大势已定。对于曹魏军队突然兵临城下，成都方面不知所措。后主刘禅召集朝议，有人建议逃亡孙吴，有人建议逃奔南中，而最终谯周主张向魏军投降，获得了一致赞同。刘禅本人对是否逃往南中尚有犹豫，但还是决定听从谯周的上奏，向邓艾投降，献上玺绶与士民簿。根据士民簿，当时蜀汉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士兵十万二千，官吏四万。而后，刘禅面缚、随以棺材，亲至成都以北的邓艾军门前请降。至此，蜀汉政权经过二代四十三年，正式灭亡，时为景元四年（263）十一月。另一方面，姜维接到诸葛瞻败北的军报，得知刘禅的意向后，从剑阁撤军。途中，姜维所部按照收到的刘禅敕书解除武装，向钟会部投降。据说，当时蜀军将士听闻成都方面未经一战便投降，感到愤懑不已，纷纷拔刀砍向石头。

钟会叛乱

征讨蜀汉的预期目的虽已达成，但事情还未结束。刘禅投降后，邓艾驻守成都，钟会、卫瓘在涪县。次年，即景元五年（264）正月壬戌（一日），朝廷下达诏敕，令槛车载邓艾以还。之所以有此诏敕，是因为钟会与卫瓘联名上表称邓艾有谋反之嫌。的确，邓艾擅自授予蜀汉君臣官职。此外，他建议奉曹奂及司马昭入蜀、讨伐孙吴、封刘禅为扶风王的上奏又被钟会在剑阁扣下。擅长模仿笔迹的钟会故意篡改了其中内容，使得司马昭疑心大增。为了预防邓艾不服从命令，司马昭令驻屯长安的贾充入褒斜道，甲子（三日）亦亲自向长安进发，曹奂随行。此外，为了防止后方叛乱，又派山涛前往邺城，增强对曹氏诸王公的监视。钟会派遣监军卫瓘逮捕邓艾，内心则希望兵力薄弱的卫瓘为邓艾所杀，将之作为邓艾的罪状。然而让钟会没想到的是，卫瓘夜中悄悄潜入成都，发布檄书云只擒邓艾，他人不问，以此召集邓艾部将。至第二天清晨，卫瓘乘使节车马直入邓艾帐中，尚在熟睡的邓艾还来不及说话便被投入槛车。正月丙子（十五日），钟会亦抵达成都，将邓艾送往洛阳。

通过逮捕邓艾，钟会掌握了全部军队，决定谋反。按钟会的计划，与之意气相投的姜维率五万军队为先锋，自己则亲率大军后续，由褒斜道向长安。抵达长安后，步兵、骑兵将分为两路。步兵走水路，由渭水、黄河顺流而下，由孟津登陆，越过北邙山，与走陆路的骑兵汇于洛阳，以此一举平定天下。丁丑（十六日），钟会召集魏军将校与旧蜀官员，在蜀汉朝堂为去年十二月亡故的郭太后发哀，并出示伪造的郭太后遗诏，该诏书令钟会举兵讨伐司马昭。随后，钟会以亲信接任诸军部将，将反对者全部监禁于益州刺史府官衙诸曹的房间内，关闭成都的宫门、城门，宣布戒严。

当时，被监禁的胡烈从曾经的旧部、现钟会的帐下督丘建口中得知，钟会准备将北来将校全部杀死。胡烈将此传闻告诉其子胡渊，于是一下子传遍了成都内外。己卯（十八日），胡渊由成都城外的军营出发，率领其父胡烈旧部鼓噪而出，其余诸军亦不约而同地出击，向着成都城蜂拥而进，越过城墙爬入城内。钟会派遣士兵杀死被监禁的将校，然而将校们将桌、榻等垒高，锁住大门，抵御士兵侵入。在此期间，有将校顺着房顶逃脱，与自己的旧部汇合。在成都城内的战斗中，以钟会、姜维为首的数百人被杀，原蜀汉太子刘璿亦被杀。士兵大掠城内，尸体散乱。最终，很早便称病逃脱的卫瓘收拾残局，他率领诸将校，经过数日才恢复了成都的秩序。邓艾的部下试图对其加以营救，但由于卫瓘曾与钟会联手构陷邓艾，一旦邓艾获释，自己便身处险境。于是卫瓘先下手为强，在绵竹县以西将邓艾、邓忠父子杀死。如此，伴随平定蜀汉而来的乱局，即钟会之乱终于平息。

三月丁亥（二十七日），亡国之君刘禅被封为安乐公。司马昭为刘禅设宴，一起观看故国蜀汉的舞乐，刘禅独自喜笑自若。司马昭见此情形，对贾充说道：“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刘禅后于西晋泰始七年（271）死于洛阳，终年六十五岁。

晋王

在平定蜀汉的过程中，洛阳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司马昭同意获封晋公，一是郭太后去世。

如前所述，封司马昭为晋公，以及任命其为相国、赐予九锡的诏书自后废帝甘露三年（258）开始，一共下达了五次。而司马昭一直固辞这些封授。景元四年（263）十月甲寅（二十二日），因征蜀诸将的捷报频频传来，朝廷又下达诏敕。其大意云自明帝死后、司马懿辅政的二十余年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代代以太保、太傅之任辅佐魏室，功劳重重，特别是司马昭，应对了诸多内忧外患。其中对于司马昭镇压诸葛诞反叛一事大书特书。反过来，对于后废帝的死，又模棱两可地写道“乃者王室之难，变起萧墙，赖公之灵，弘济艰险”云云。诏书又写道，因司马昭对魏室的忠诚与功绩，曾经想要封其为相国、晋公，但司马昭却谦虚地推辞晋公的封爵，多达八九次。有赖于司马昭，不仅是中夏，而且远至遐荒之地都已归服，只有“庸蜀（蜀汉）”与“蛮荆（吴）”没有臣服，作恶多端。而目前大军前往讨伐，进展顺利，也希望司马昭能够进一步地总览万机。其对于魏室的功绩，比之分封建国的太公望、周公旦，受锡命之礼的齐桓公、晋文公对周王室的功绩、忠诚，还要出众。故以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以上诸郡属并州）、河东、平阳、弘农（以上诸郡属司隶校尉）、冯翊（雍州）共十郡，亦即曾经的晋国故地分封司马昭为晋公，永为曹魏王室的屏藩。此外，将司马昭的官位进为西汉萧何曾任的相国、加九锡。

所谓九锡（九命之锡），是准于天子礼仪的九种恩典。西汉末年，王莽曾依据纬书《礼含文嘉》加以制作，以之为禅让的序幕。其具体为：（1）车马——天子车架大辂、戎辂与黑马八匹[10] ； （2）衣服——天子衣冠“衮冕”，以及“赤舄”，即赤色鞋子；（3）舞乐——轩悬之乐与六佾之舞。六佾，为六六三十六人；（4）朱户——涂上朱漆的门；（5）纳陛——将登殿的阶梯设于室内（存在不同说法）; （6）虎贲——特殊仪仗队；（7）斧钺；（8）弓矢——彤弓彤矢，玄弓玄矢，即红色、黑色的弓矢；（9）秬鬯——以黑黍为原料，加郁金草酿造而成的酒，盛放于珪瓒中。

对上述诏敕，司马昭依然固辞，但司空郑冲带领群臣劝进。事已至此，司马昭终于接受诏令。据说，劝进文是阮籍执笔撰写的。

接着是由晋公向晋王进位。曹操的情况，是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进魏王，共计三年时间。司马昭则仅用了六个月，至景元五年（264）三月己卯（十九日）便进为晋王，加封十郡，合前已分封的十郡，共计二十郡。于是，司马昭距离天子之位又进了一步。之后，五月癸未（二十四日），追赠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十月丙午（二十日），司马昭长子、时任中护军、新昌县侯的司马炎获封晋王国世子。次年，即咸熙二年（265）五月，又赐予司马昭诸多特权，如改六佾之舞为天子所用的八佾等等。同时将“晋王”的位次提升至元帝生父燕王曹宇的“燕王”之上，与此同时晋国王妃尊称为王后，世子尊称为太子。

景元四年（263）十二月，自司马懿对曹爽发动政变以来，不断被企图篡权的司马氏利用的郭太后去世。此时为司马昭获封晋公两个月之后，伐蜀的战役尚在进行。郭太后的具体死因不明，不过她最终看到了司马昭获封晋公，而后在这场篡权大戏中退场、逝去。魏明帝死后，曹芳、曹髦与曹奂三人接连为其后嗣，而先帝魏明帝的皇后，即所谓的皇太后则君临臣下。与东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时代相比，东汉的皇太后代替幼帝“临朝称制”，重用其族人，也就是所谓的外戚。太后之父或兄，多被拜为大将军，威权独振。在曹魏时代，曹芳、曹髦与曹奂相当于东汉的幼帝，郭太后就相当于皇太后。不过，鉴于前朝的外戚之祸，魏文帝曹丕曾遗令不得临朝称制，三位幼帝与郭太后亦遵循这一原则，故郭太后之命令只称为“令”。直到最末期，在司马昭的强行劝说下，郭太后才屈服，将命令称为“诏”。而司马懿（太傅）、司马师（大将军）、司马昭（大将军、相国）的地位，就如同东汉时代的外戚。次年，即景元五年（264）二月庚申（三十日），追谥郭太后为“元”，葬之于魏明帝高平陵以西的陪陵中。

五等爵的创设

不仅司马昭自己不断加官进爵向皇帝的位置迈进，而且为新王朝成立而制定的政策也不断出台。首先是咸熙元年（264）五月庚申（一日），根据尚书左仆射裴秀的建议，司马昭奏请施行五等爵制，大概七月正式实施。所谓五等（开国）爵，即分封诸侯。曹魏时代的爵位，一类是只针对宗室的王爵，一类是给予荣誉性礼遇的散侯[11] 。而五等爵制，就是王爵与散侯之间，嵌入周代实行过的公（郡公、县公）、侯（郡侯、县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尽管同样没有封地，但与散侯不同，五等爵有食邑，郡公五千户，男爵四百户。当时，自骑督（五品）以上有文武百官六百余人享受到五等爵制的恩泽。下至西晋王朝，在晋武帝统治时期，除去晋爵为王的司马氏一族，仍有封国五百余个（段灼奏文所言）。而整个西晋时代，封国大致有五六百余。创设五等爵制时，任职上公、三公者的最初封国如下：太傅司马孚封长乐公、太保郑冲封寿光侯、太尉王祥封睢陵（郡）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司徒何曾封朗陵公（或侯，不确定）、司空荀封临淮侯。此外，建议创设五等爵的裴秀封济川（县）侯（食邑一千四百户）。又，司马昭兄弟中，抚军中郎将（？）司马榦封定陶伯、镇西将军司马亮封祁阳伯、右将军司马伷封南皮伯、司马骏封东牟侯、安东大将军司马彤封开平子，司马伦封东安子。除去司马氏一族中有“最为俊望”之称的司马骏被封为侯爵外，其余人皆为伯爵或子爵。

关于实施五等爵的意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以为“赏平蜀之功”，而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认为：“在魏晋革命迫近之际，对曹魏大臣们论功行赏的目的，毋庸赘言，是给予他们一个类似‘本领安堵’的保证书[12] ，使这些曹魏时代的贵族们安心，即便改朝换代，只要不反抗晋朝，便不会失去贵族的地位。”后一种说法似乎更为合理。就这一点而言，汉魏之际实施九品官人法虽然与五等爵制不同，一个是给予乡品，一个是给予爵位，但道理是共通的。

在奏请立五等爵之后，七月，司马昭奏请朝廷下令，以太保郑冲为总裁官，由司空荀、中护军贾充、尚书左仆射裴秀全面修订礼仪、法律、官制。其意图大概也是为响应新王朝的诞生而在制度上进行更新，这些制度修订的完成，是在晋王朝建立以后。此外，当年还废止了民屯的屯田官。如果考虑到屯田官设于曹操迎献帝入许县的东汉建安元年（196），是曹魏政权草创期的重要支柱，那么废止屯田官大概有消除曹魏王朝制度要素的意图在内。又，完全废除包含军屯在内的屯田制则要等到太康元年（280）。当年，晋平吴，天下一统。

如上所见，蜀地已然降服，洛阳也在顺利地进行着禅让革命的准备。

与之呼应，各地也不断上报各种祥瑞。咸熙元年（264），安弥县与禄福县[13] 接连有嘉禾出现。至咸熙二年（265）二月，朐忍县[14] 获灵龟；四月，南深泽县[15] 降甘露。诸如此类，各地不断出现歌颂天下太平的祥瑞、瑞兽。当年八月，有报告称身高三丈（7米）有余，足迹三尺二寸（80厘米）的巨人见于襄武县[16] 。其人白发，身着黄色头巾、单衣，手持杖，对县民王政呼云：“今当太平。”

司马昭之死

然而，就在巨人出现的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于辛卯（九日）死于露寝（野营地），享年五十五岁。大概也正是意识到时日不多，司马昭才会匆匆准备禅让革命。九月己亥（二十四日）[17] ，司马昭被葬于洛阳以东的崇阳陵，谥为文王。司马昭去世当日，长子、晋太子，同时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担任相国司马昭副手的司马炎继承官爵，拜相国，封晋王。如此，篡魏建晋的易姓革命、平定孙吴的统一大业，都落在了司马炎的肩头。

至此，晋武帝司马炎登场。而在进入有关司马炎的话题之前，在此对司马氏篡魏建晋的意义稍作讨论。

关于司马氏的篡权

纵观出身河内司马氏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两代三人在血腥的王朝篡夺过程中留下的足迹，从针对曹爽的高平陵之变（正始十年，249）、镇压王凌的叛乱（嘉平三年，251）[18] ，到诛杀李丰与曹芳退位（嘉平六年，254）、镇压毌丘俭与文钦的叛乱（正元二年，255）[19] ，再到镇压诸葛诞叛乱（甘露二年至三年，257—258）、镇压曹髦起兵（甘露五年，260）[20]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司马氏究竟从何时哪个时间点开始产生了篡夺王朝的意识，但至少在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即将发动反叛之际，贾充前往寿春会见诸葛诞，为了观察其反应而抛出了禅让的话题。可知在此时间点上，朝臣之间已经明了禅让，亦即王朝的篡夺将要发生了。司马师和司马昭想来也因此在表面显示宽大，试图收揽人心。

那么，司马氏的篡夺，究竟是否如逃亡蜀汉的夏侯霸所言，仅是为了“营立家门”——即满足司马家利己的私欲？有一种说法提及蜀汉费祎曾对高平陵之变有所议论，认为“副士民之望”[21] 。而孙吴张悌在曹魏平定蜀汉战事期间也有过一段议论令人颇感兴趣[22] 。兹不厌其烦，引用如下：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

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文中强调，司马氏篡夺王朝的前提是人心的归服，尤其是与曹氏的暴虐两相比较。若果真如此，那么司马师、司马昭的“宽裕”之政，是在有意识地与曹氏的“苛酷”相区别。讽刺的是，评论司马氏篡权的张悌，后在西晋伐吴时被拜为丞相，发起了对晋军的最后一战，并怀着必死的信念战死于沙场。

注释

[1] 又译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其年轻时读过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尤其崇拜伏尔泰，与之往来密切，并自称是“启蒙运动的朋友”，推行“开明君主制”。——译者

[2] 太初、安国分别为夏侯玄、李丰的字。

[3] 甄惪原名郭惪，为魏明帝郭皇后之弟。后过继给甄氏一族，改名甄惪。——译者

[4] 宫城正门以西的边门。

[5] 东亚古代的都城形制中，存在着平地设都（平城）与高山设城（山城）的双城制，互为犄角。平城更多地承担行政功能，山城则主要承担军事功能。丸都城位于集安市以北的高山上，与都城国内城相距2.5千米，是国内城的军事守备城，因此作者先交代了都城国内城，再叙及丸都城。——译者

[6] 即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1974年出版。——译者

[7] 暗指司马昭当为弑杀天子的行为负责。

[8] 颍川郡属县，今河南省郏县。

[9] 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

[10] 原文作黑马两匹。按文献，九锡车马为“玄牡二驷”，即八匹。天子车驾一般为驷马，两匹太少，当为八匹。——译者

[11] 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关外侯。

[12] “本领安堵”，日本古代史中的特有词汇，即上级武家领主承认下级武家领主土地领有权的制度，原有的领地，即所谓的“本领”。安堵，即安定之意。“本领安堵”一般由上级领主发出“安堵状”（保证书）而得以实现，是不同等级武士之间结成封建主从关系的重要保证，通行于整个武家政治时代。——译者

[13] 皆属酒泉郡，今甘肃省酒泉市。

[14] 属巴东郡，今四川省云阳县。

[15] 属博陵郡，今河北省深泽县。

[16] 属陇西郡，今甘肃省陇西县。

[17] 《晋书》卷二《文帝纪》则记为癸酉，二十二日。

[18] 以上为司马懿所主导。

[19] 以上为司马师所主导。

[20] 以上为司马昭主导。

[21] 《三国志》卷四四《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

[22] 见于《三国志》卷四《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资治通鉴》、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亦有部分引用。

第四章　武帝司马炎（上）

司马炎

司马炎，字安世，生于魏青龙四年（236），是司马昭与王元姬的嫡长子。王元姬出身东海王氏，本贯东海郡郯县，其祖父王朗是曹魏王朝的元勋之一，以明于律法与钟繇并称。不过在围绕着复活肉刑的朝议中，与钟繇赞成复活肉刑相对，王朗是反对派的领导人物。他主张用法宽恕，对无法完全确定的犯罪事实从轻判决。王朗历任三公，魏文帝时代为司空，明帝时代为司徒，封兰陵侯，太和二年（228）去世。王元姬之父王肃为王朗嗣子，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死于西晋王朝建立之前的甘露元年（256）。而更重要的是，王肃为了对抗汉末训诂学集大成者——郑玄的学说，独自一人遍注五经。同时，为了批判郑玄之说，拥护自己的观点，王肃著《圣证论》，甚至伪造《孔子家语》一书。因为王肃是司马炎的外祖父，所以其学说在西晋一朝很受重视，影响力颇大。

与司马师之妻同样，王肃的妻子出身泰山羊氏。王元姬共有兄弟八人，其中王恂以建立“二学”而为人所知[1] ，王恺是与石崇斗富而知名的人物，下文中也会提及。王元姬生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据说八岁已能背诵《诗经》《论语》。十五岁时，王元姬嫁于司马昭，生五男一女，其中三子各在十岁、三岁、两岁时早夭，剩下的二男一女长大成人，即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与之后的京兆公主。

司马炎生于青龙四年（236），即诸葛亮去世的两年以后，被认为“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在评定乡品时，由于司马炎身份高贵，其乡里河内郡无人可以作为同辈与之相比较，于是便扩大范围，在州内寻求人选，州内十二郡中正不约而同地推举出身荥阳郑氏的郑袤之子郑默。在爵位方面，司马炎于嘉平年间（249—254）封北平亭侯——这大概是来自祖父司马懿的功绩。甘露五年（260），司马炎至东武阳县迎奉元帝（陈留王曹奂），在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后，他因功进封新昌乡侯。咸熙元年（264）十月，司马炎被立为晋世子[2] 。官位方面，司马炎历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中抚军、抚军大将军。司马炎官历的特点，一方面是与“贵戚”同样，历任贵族子弟惯常担任的内侍、宿卫等内官；另一方面则是他就任的中抚军、抚军大将军两职，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都曾担任过，与司马氏颇有渊源。此外，曹操任丞相时，让其子曹丕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担任丞相的副弍（副手）。同样，司马炎也曾担任过司马昭的副弍。

禅让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曹操魏王、丞相的官爵。同样，咸熙二年（265）八月辛卯（九日），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了其父晋王、相国的官爵。而后，司马昭遗体仍在殡中的九月戊午（七日），魏司徒何曾、镇南将军王沈、中护军贾充、议郎裴秀、大将军从事中郎荀勖分别迁为晋国丞相、御史大夫、卫将军、尚书令、侍中。如此一来，晋国朝廷方面承接禅让革命的人员就确定下来了。另一方面，曹魏王朝的上公、三公，有相国司马炎、太傅司马孚、太保郑冲、太尉王祥、司徒司马望、司空荀、卫将军司马攸、镇军大将军甄德（惪）、辅国大将军甄温。出镇地方要冲的人物，则有出镇寿春（扬州）的骠骑将军石苞、出镇襄阳（荆州）的车骑将军陈骞、出镇下邳（徐州）的镇东大将军卫瓘、出镇许昌（豫州）的安东大将军司马骏、出镇长安（关中）的镇西将军司马亮、出镇邺城的山涛（也可能是王乂）。

魏廷、晋廷概念图

如上所见，司马炎、司马孚、司马望、司马攸、司马骏、司马亮这些司马氏族人分布于洛阳的魏王朝、晋国朝廷以及各地方要冲。具体而言，在魏廷中有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与司马孚、司马望父子[3] ，地方上则有司马骏、司马亮[4] 。

司马孚、王祥、郑冲、荀、何曾皆是曹魏时代以学问、孝行、忠义等知名的宿望。例如王祥是知名的“二十四孝”之一，据说曾在寒冷的冬日裸体贴于结冰的河面上，希望融化冰面为继母求鱼，而冰面则突然裂开，跃出两条鲤鱼。以王祥为先祖的琅邪王氏，是贯穿于六朝时代的代表性贵族。郑冲作为学者，曾与何晏、曹羲、荀编撰《论语集解》，以清贫为世所重。嘉平三年（251）起，郑冲被拜为三公、上公，成为朝廷宿望。魏廷令司马昭改订礼仪、法律、官制，任命郑冲为总裁官。荀为汉末清流派领袖、曹操谋臣荀彧之子，以至孝为人所知。何曾也以至孝知名，此外作为名教的拥护者，何曾是在朝廷中不断弹劾阮籍的急先锋，视之如同仇敌。司马氏重视因学问修明、尊重礼教而具有名望的人物，与曹魏时代曹操重才不重德的人才观差别甚大。

其次，王沈、贾充、裴秀、荀、石苞、陈骞（还包括中领军羊祜）这些人，可以说都属于司马氏一党。其中，贾充、裴秀、荀、羊祜作为“心膂”，最为司马氏所信赖。以王沈为首，包括贾充、裴秀、荀、羊祜，是推动司马氏篡夺曹魏王朝的核心人物。颇具深意的是，贾充、裴秀、荀都曾为曹爽所召辟，故而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后被免官。之后，他们又转变成为司马氏党羽中的积极分子。石苞曾为中护军司马师的司马，由此与司马氏结成关系，一直外任为官。陈骞曾为相国司马懿的司马、长史，后半生以外任为主。王沈出身太原王氏，与河东裴氏出身的裴秀被曹髦分别称为“文籍先生”“儒林丈人”，双方以学问交友。曹髦发动政变之际，王沈迅速奔至司马昭处报告，因功封安平侯，不过其不忠之举也受到舆论的非难。荀勖与荀同出颍川荀氏，一开始为大将军曹爽掾属，后历任大将军司马昭的参军、从事中郎（领记事），与裴秀、羊祜参与机密。又，甄德、甄温皆为曹魏皇室的外戚、贵戚，说得更具体些，甄德原是魏明帝郭皇后一族，甄温为魏文帝皇后甄氏一族，但他们很早便归心于司马氏。

如上所见，尽管司马氏的佐命之臣也有发挥个人才干的方面，但就出身而言，他们多数来自地方名族，尤其是以学问、礼仪传家，或是以孝行知名的家族，即所谓的“诸生”之家。这一点与将要登基的司马氏家族完全相同。反而言之，这些“诸生”之家相互联合起来，司马氏则是他们的代表。

此时，再也没有人反对晋王朝的建立了。不过，在曹奂被护送前往金墉城时，也有太傅中郎范粲这样继续无言抵抗的人物。范粲身着素服，边痛哭流涕，边目送元帝。之后，他以踏上晋王朝的土地为耻，于车上生活，绝不下地，也一言不发，如此度过了三十六年，在八十四岁时死于车上。

司马氏一党也在给魏元帝曹奂施加最后的压力。出镇寿春的骠骑将军石苞与出镇新野的车骑将军陈骞多次向元帝上书云“历数已尽，天命有在”，暗示禅让之举。十二月壬戌（十三日），心如死灰的曹奂命朝臣准备禅让仪式，于南郊设受禅坛。甲子（十五日），曹奂令使者太保郑冲向晋王司马炎奉上皇帝的玺绶与策命，自己退居金墉城。策命以“咨尔晋王”始，以“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5] 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结尾。这篇文章虽然使用了《尚书》典故、文辞庄重，但大量参考了汉献帝向曹丕禅位时所用策命的措辞。按照惯例，司马炎在一开始表示辞让，而后在晋王国丞相何曾、御史大夫王沈等人的固请下最终应允。接着，丙寅（十七日），在文武百官、匈奴南单于、四夷使者等数万人的注视中，司马炎于南郊祭坛燃起柴火，“告类”[6] 于上帝（天帝）：

皇帝臣炎敢用（牺牲）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

南郊告天礼毕，司马炎入洛阳宫，于太极殿前颁布首道诏敕：

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祗，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

以上诏书可分为三段，内容为：（1）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两代三人的功业；（2）曹魏皇帝（元帝、陈留王曹奂）禅位于本人（晋王司马炎）; （3）分封祖、父两代以来辅佐司马氏的功臣（即诏书中的“尔”等）。诏书强调了诸功臣们与作为皇室的司马氏跨越三代的一体感。

当日，曹魏年号“咸熙”改元为晋年号“泰始”。由于正式改元在十二月十七日，因此泰始元年仅有十四日，非常短暂，与日本昭和元年的情况类似。[7] 此外，司马炎发布大赦令，全国罪犯一律减免刑期。又颁布诸多恩赐庆贺，如普施民爵，人五级；赐予生活困难的鳏寡孤独者谷米，人五斛[8] ；免除天下租赋、关市之税一年；免除欠债、解放禁锢，亡官失爵者皆恢复原官爵。

翌日丁卯（十八日），遣太仆刘原向位于洛阳的司马氏宗庙报告禅让之事。原魏元帝曹奂降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与西晋宗室诸王所封上国同等待遇。曹奂当时二十岁，后死于八王之乱期间的太安元年（302），终年五十八岁。曹魏宗室亦顺次降封，如曹植之子曹志由济北王降为甄城（县）公。又汉王朝嗣主刘康依旧为山阳公，周王朝嗣主姬署封卫公，孔子后裔孔震封宗圣侯。另一方面，追尊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司马昭正妻、武帝司马炎的生母王元姬为皇太后，居处称崇化宫[9] 。司马师之妻羊徽瑜于泰始二年（266）正月辛丑（二十二日）称景皇后，居处称弘训宫。司马炎之妻杨艳于泰始二年（266）正月丙午（二十七日）被册立为皇后。

司马氏初封表（泰始元年初封二十七王）

同日，上表所见司马氏一族二十七人被封为（郡）王。分封（郡）王的范围限定在司马懿兄弟八人——即“八达”及其子孙。其中有司马懿兄弟一人，司马师、司马昭的兄弟、子侄二十一人，司马炎同辈五人，跨越了司马氏一族三代。具体而言，第一代只有获封安平王的司马孚。“八达”之子共二十一人，占到了封王人选的大半。其中司马懿、司马孚之子皆为六人。第三代则是司马炎的三位弟弟与义阳王司马望的两位儿子，共计五人。通观可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孚、司马望这两个房支较为繁盛。而通过魏晋禅让，在宗室以外，西晋建立前的魏咸熙元年（264）创设五等爵制时获封功臣们也依照晋武帝的诏敕晋升一级爵位，如寿光侯郑冲封寿光公、睢陵侯王祥封睢陵公、济川侯裴秀封巨鹿公。这些身为三公的佐命元勋皆由侯爵晋升为公爵。

西晋建立时，朝廷官员由原来曹魏朝廷与晋王国朝廷合并而成，因此上公、三公泛滥。此外，司马氏对佐命之臣的优待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其中，拜为上公的有三人，司马孚（原太傅）拜太宰[10] 、郑冲（原太保）拜太傅、王祥（原太尉）拜太保；拜为三公的有五人，何曾（原丞相）拜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原司徒）拜司徒、荀拜司空（原司空）、石苞（原骠骑将军）拜大司马、陈骞（原车骑将军）拜大将军。上公、三公共八人，合称“八公”。不过石苞、陈骞只接受拜命，继续外任。此外，在相当于三公的官职方面，王沈（原晋国御史大夫）拜骠骑将军、贾充（原晋国卫将军）拜车骑将军、齐王司马攸（原卫将军）拜卫将军。

与高官泛滥同时，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安平王司马孚、义阳王司马望、齐王司马攸与宗室诸王出任朝廷官职。这一特征与前朝曹魏相比就显得尤为明显。曹魏时代，虽然曹氏的疏族别派如曹仁、曹纯兄弟，曹洪、曹休父子，曹真、曹爽父子也担任重要武官，但依据魏文帝曹丕的遗嘱，曹操子孙等皇帝亲族与宗室诸王在原则上不给予官职。以至于魏文帝之弟、陈王曹植曾恳请曹丕授予一官半职以施展身手，哪怕一个小县令都可以。不仅如此，曹丕还迫令宗室就国，且不断反复转封，并禁止在封国内与兄弟、友人交际，还设置防辅、监国谒者等对他们加以监视，如同身在“囹圄”一般。而在司马氏掌握实权后，更具体而言，在嘉平三年（251）王凌拥立楚王彪未遂之后，曹魏宗室诸王被聚集于邺城，处于更严密的监视下。大概是考虑到曹魏灭亡的原因之一，正是压制宗室的政策使得皇帝孤立化。因此，作为前车之鉴，西晋王朝反其道行之，许以宗室诸王高位、高官，甚至诸王子弟以所谓的“宗室迁”起家为散骑常侍、五校尉等三品、四品的近侍官、宿卫官，在九品官人法的体系外另起炉灶。而后，这些宗室大多数出镇各要冲，担任将军、都督。例如，根据在宗庙内被称为“宗祏”的石函所收制书，出镇长安方面的人物必须是宗室诸王，特别是与皇帝血缘亲近的宗王。邺城、许昌等要冲也多数由宗室诸王出镇。如上所见，内外文武要职由宗室诸王占据，是西晋时代的一大特征。不过反过来，不是所有的宗室诸王都出任官职，同时也有就国居住的宗王。在分封制度上，西晋基本继承了汉魏传统。

泰始二年（266），朝廷公布了用于新朝宫廷、宗庙内的音乐。其中大多数沿袭了汉、魏二朝的旋律，仅仅是在词句方面替换为晋王朝相关词句。不过短萧与铙歌（执钟）的音乐是由散骑常侍傅玄作词的，将原来的内容改为晋朝代魏之功德，共二十二篇，具体篇目内容如下：

（1）《灵之详》——司马懿佐魏，诛杀孟达；

（2）《宣受命》——司马懿抵御诸葛亮；

（3）《征辽东》——司马懿讨伐辽东公孙渊；

（4）《宣辅政》——司马懿拨乱反正，委婉地指代高平陵之变；

（5）《时运多难》——司马懿征讨孙吴；

（6）《景龙飞》——司马师开创洪基；

（7）《平玉衡》——司马师展开洪业；

（8）《文皇统百揆》——司马昭掌权；

（9）《因时运》——司马昭因时运而变化；

（10）《惟庸蜀》——司马昭平定蜀汉，复五等爵制；

（11）《天序》——晋武帝司马炎受禅；

（12）《大晋承运期》——晋武帝应祥瑞图录；

（13）《金灵运》——晋武帝登基；……

以上十三篇，是二十二篇歌辞中的前半部分，主要以叙事诗的风格夸张、美化地讲述了晋王朝建立的过程。如《宣受命》的歌辞云：“宣受命，应天机，风云时动神龙飞。御葛亮，镇雍梁。边境安，夷夏康。务节事，勤定倾。揽英雄，保持盈。深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经。养威重，运神兵。亮乃震毙，天下安宁。”

又，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己卯（？），晋王朝建立还不足一年，邪马台国使者“壱与”（台与）携贡物来朝。邪马台国应该是在得到新王朝建立的消息后便迅速派遣了使者。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倭人的活动晦暗不明，直到东晋末年开始的“倭五王”时代，才再次与中原展开正式外交。

告别曹魏时代

新王朝建立后，曹魏时代的旧臣被原封不动地留任。与此相对，曹魏王朝的痕迹则被晋武帝司马炎有意识地抹去。在社会风俗方面，司马炎试图将曹魏王朝的奢靡之风一扫而空。泰始元年（265）十二月戊辰（十九日），新王朝建立不过三日，司马炎就发布弘扬节俭的诏敕。与此同时，将御府所藏珠玉玩好之物拿出，颁赐王公以下群臣。此后，根据不同时机，司马炎下令以青麻代替制作牛纼断的青丝[11] 、在殿前焚毁舍弃“雉头裘”等等，以身作则、禁断奢侈。此外，相对于曹魏的“刻薄”政治，司马炎的施政以“仁德”“宽厚”为本，特别是在官员的选用方面。泰始元年（265）十二月、泰始二年（266）二月，司马炎分别解除了曹魏宗室、汉宗室在任官方面的禁锢。例如曹植之子曹志在西晋建立后任乐平郡太守，开始出任官职[12] 。此外，司马炎还大量任用了原蜀汉政权的人士。诸葛亮之孙、在伐蜀战役中战死的诸葛瞻之次子诸葛京由郿县令一跃而成江州刺史。此外，还有一个事例常被用来显示晋武帝的“宽厚”，那就是任用在曹魏时代为司马氏所杀官员的后代，嵇绍、许奇就是其中的代表。嵇绍之父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他十岁时，父亲嵇康被处死，具体情况前文已述。西晋建立后的咸宁年间（275—280），领吏部尚书的山涛引用《尚书·康诰》中“父子，罪不相及”之语，举荐嵇绍为秘书郎。晋武帝认为，如若按山涛所言，与其任命为秘书郎，还不如任其为秘书丞（两官皆为六品[13] ），于是便征召嵇绍。嵇绍以秘书丞起家，后在八王之乱中为晋惠帝尽忠而死。许奇之父许允在诛杀李丰事件中被司马师怀疑为李丰同党，故被处以流刑，途中去世。西晋建立后，其子许奇担任太常丞。晋武帝需要去太庙祭拜，而朝议以为许奇出自“被害之门”，靠近皇帝可能会带来危险，故计划将之外出为地方长史。而司马炎则以为许允本是夙望，其子许奇亦有才能，反而拔擢许奇为祠部郎。当时舆论以为晋武帝有“夷旷”之心，宽大为怀。

此外，作为战乱时代的遗制，当时还存在质任制度，即赴任地方的地方官员以及远征的将军、部曲，将子弟留在洛阳以为人质。作为“宽厚”之政的一环，司马炎于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诏废除“部曲将、长吏以下”的质任、咸宁五年（279）四月下诏废除“部曲都督以下”质任，阶段性地废除了这一制度。

泰始律令的完成

泰始三年（267）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所谓星气，即观察天文、气象的占卜术，属于占星术的一种。谶纬的“谶”指图谶，即《河图》《洛书》这类预言书；“纬”指纬书，与儒学经书是“经”与“纬”的关系。各部经书都有相对应的纬书，对经书中原本没有的神秘要素加以补充。纬书出现于西汉末年，新朝的王莽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利用纬书构建政权的合法性。汉魏革命之际，纬书也被加以利用。司马氏篡夺曹魏王朝时也用到了纬书，例如九锡本就是《礼含文嘉》（对应经书中的《礼记》）中的说法。虽然是间接关联，但终究还是利用了纬书的相关内容。如上所见，纬书、占书是革命理论的源头所在，对于现政权而言是极度危险的。晋武帝在西晋初期禁止这些书籍，直接目的大概正在于此。不过，此次禁书并没有使得星气、谶纬之学断绝。其后的整个六朝时代，朝廷曾数度下令禁止。隋炀帝时，经过彻底禁止，终于将这一学说废止。

在针对星气、谶纬之学的禁令出台翌月，朝廷颁布了泰始律令。而如果将两者关联起来思索，朝廷禁止星气、谶纬之学可能不仅仅是认为这些学说比较危险，而另有不同层面的考量。

自曹魏咸熙元年（264）五月以来，以郑冲为顾问，车骑将军贾充为负责人，包括司徒荀、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领、散骑常侍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吏部令史荣邵在内十四位成员，历经大约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泰始四年（268）正月丙寅完成了泰始律令。其文本应该在上一年就已完成并上呈给了晋武帝。丙寅当日，晋武帝临席，裴楷诵读，正式对外公布该律令。泰始律令将作为刑法的《律》与行政命令的《令》作了清楚的区分，其原本有《律》二十篇、六百二十一条、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七字，平均每条四十五字。《律》《令》合计有六十卷，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此外，还另编了《晋故事》三十卷。但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佚文。又，当时将新的律法中死罪条目单独择出，抄写张贴于亭（警察局）、传（官方驿站）。泰始律令集迄止当时种种法律体系之大成，就此而言，它是魏明帝时代陈群所纂《魏律》的延伸。之后六朝时代的法律，特别是北朝的法律，都以泰始律令为蓝本不断加以修订，一直关联到隋唐时代的律令。如果我们将律令视为隋唐时代的政体——律令制的根基，那么律令就是律令制的本质所在。自然，这一点也存在于泰始律令中[14] 。

如上所见，在咸熙元年（284）开始的礼仪、法律、官制改订中，法律相关的部分在泰始四年以泰始律令的形态完成了。至于其他两方面，在礼仪上，以荀为首，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共同完成了一百六十五编、十五余万字的《晋礼》，泰始五年（269）以后开始施行。裴秀主持官制改革的情况虽具体不详，不过可知其目标是改组此前管辖范围不明晰的部门，将尚书台细化为三十六曹，如同汉代九卿那样，各自分担一个方向。不过，裴秀还未及上奏，便于泰始七年（271）病殁，没能实现彻底的官制改革。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从新生的晋王朝的对内政策转向对外政策。其中最大的悬案，便是平定孙吴。

孙吴

回顾曹魏与孙吴战争的历史，自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来，双方曾多次交战。其间，魏军也有如嘉平四年（252）东关之战那样的大败仗，孙吴军队也曾经支援淮南地区的毌丘俭、文钦与诸葛诞的反叛。相对于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吴，魏晋两朝以淮水、汉水（沔水）水系为中轴线设置了诸多郡县，自东向西有徐州（治下邳）与广陵郡（治淮阴）、扬州（治寿春）与淮南郡[15] 、庐江郡（治六安）、荆州[16] 与襄阳郡（治樊城）、江夏郡（治安陆），并在这些州郡留驻重兵。

孙吴是本贯吴郡富春县[17] 的大帝孙权所建立的王朝。孙权之父孙坚为镇压黄巾之乱的将军，作为反董卓联军中袁术的部将而活跃。孙坚战死后，孙权之兄孙策领有“江东（江南地区）”，号称“江东小霸王”。建安三年（198），曹操奏请朝廷封孙策为吴公。孙策被暗杀后，其弟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地盘。在赤壁之战以后，孙权令周瑜驻守于江陵，经略长江中游地区。周瑜亡故后，鲁肃、吕蒙相继为任，最终斩杀刘备的部将关羽，占据了长江中游。对岭南地区，孙权派步骘前往，使之归服。孙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与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市）之间摇摆。黄初二年（221），孙权向魏称臣，被封为吴王。翌年，孙吴与蜀汉展开夷陵之战，凭借陆逊的活跃表现获得胜利，之后与蜀汉修好。虽然从黄初三年（222）开始孙权就开始自行年号，但即位称帝，正式建立吴王朝则要到太和三年（229）。

根据大川富士夫与川胜义雄的分析，支撑孙吴政权的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孙坚在江北地区历任县丞以来纠合的“无赖任侠集团”，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周瑜（庐江郡）、鲁肃（临淮郡）;另一方面是孙策征服江东以来集结于其帐下的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今江苏省绍兴市）的“本地豪族势力”。上述两类人群，都通过驱逐“山越”来确保劳动人口，补给军队、屯田、庄园等等，因此在孙吴军队的士兵中，有一半是“山越”人。代表“无赖任侠集团”与“本地豪族势力”的将军（督）通过“世兵制”世袭军队，因此，孙吴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私兵”集团的联合体，其纽带是大帝孙权与将军之间的主从关系。

孙吴货币（大泉当千）

神亭壶剖面线图（六朝时代江南地区的随葬品，用来放置死者灵魂的容器[18] ）

孙吴王朝存续了四代，共五十二年。将四位皇帝的在位期间与司马氏的活跃时期相比较，大致大帝孙权（229—252年在位）与司马懿，废帝孙亮（252—258年在位）、景帝孙休（258—264年在位）与司马师、司马昭，乌程侯孙皓（264—280年在位）与晋武帝司马炎的活动时间大致重叠。在大帝孙权晚年的公元二世纪四十年代，曹魏进入正始时期，政权的基础开始动摇。故而孙权展现出重用寒人以强化君主专制的一面。不过，孙吴的君臣关系也由此嫌隙渐生。更为具体的事件发生于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241）皇太子孙登死后。次年，支持新太子孙和的太子党与支持孙权宠爱的鲁王孙霸的鲁王党在朝廷中分庭抗礼。至嘉平二年（吴赤乌十年，250）以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双方的争斗一时了结，但群臣间的裂痕却不可能随之消失。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大帝孙权去世，作为孙吴政权基础的将军们由此分崩离析，进入旧太子党诸葛恪与旧鲁王党孙峻、孙琳的专权时代。诸葛恪远征失败、孙峻诛杀诸葛恪、孙峻废黜孙亮等诸多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速了孙吴政权的自我崩溃。景元五年（吴元兴元年，264）即位的乌程侯孙皓有感于权力基础濒临崩溃危机，深怀不安，于是为了提升权威而营造宫殿，并不断有自暴自弃的残虐举动。尽管灭亡孙吴的西晋站在自身立场上不免有夸张渲染，但暴君终究是孙皓的固定形象之一。如此，在西晋王朝建立后，孙吴皇帝与将军之间的联系断开了，“私兵”集团的联合体四分五裂，将军统率的军队也走向衰落。

羊祜

泰始五年（269）二月壬寅（？），卫将军、散骑常侍羊祜改任卫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这是晋武帝为开展伐吴战役所进行的布局。羊祜出身于“世二千石”的泰山羊氏，为汉末最一流的学者——蔡邕的外孙。此外，他还是司马师之妻羊徽瑜的同母弟。司马炎的外祖母也出身泰山羊氏，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羊祜算是外戚。羊祜之妻为夏侯霸之女。高平陵事变中，夏侯霸感到自身难保，故逃亡蜀汉。作为司马昭相国府的从事中郎，羊祜参掌机密，魏晋革命时以中领军、中军将军率领宿卫，并参与了礼仪、法律的制定工作。

出镇襄阳的羊祜无论在曹魏还是孙吴方面，都颇得人心。其赴任之初，襄阳军粮不足百日。他在任时开垦八百余顷土地，到离任时，则积攒了十年的军粮。在军中，羊祜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

泰始八年（272）十一月，一个意外事件开启了晋军与吴军的战端，即孙吴将领步阐的投降。步阐本籍临淮郡淮阴县，属江北系人物，其父为步骘，其兄为步协。步阐一直以西陵督的身份镇于西陵城[19] 。而其年八月，他突然收到孙皓的徵召，心有疑念，因此决定投降晋朝。步阐将兄子二人送往洛阳为质，晋武帝亦允许步阐投降，赐予其官爵。而孙吴方面亦反应迅速，当时镇于乐乡（今湖北省松滋县东）、都督含西陵在内的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陆抗随即率兵将步阐拒守的西陵城团团围困。陆抗为陆逊之子，本贯吴郡吴县，属江南系豪族。另一方面，晋武帝则命令驻屯襄阳的羊祜、杨肇（荆州刺史）向江陵、西陵进发，又令巴东郡（今四川省巴东县）监军徐胤率水军沿江而下，向孙吴方面的建平郡（今四川省巫县）进发。在陆抗的指挥下，江陵督张咸将羊祜所率领的五万军队牵着鼻子走，又有公安督孙遵在长江南岸建立防御，晋军的攻势难以展开。杨肇率领的三万军队在十一月到达西陵，却为围城的孙吴军队所阻拦，又被陆抗率军大败。最终，羊祜撤军，西陵城陷落，步阐被杀。西晋方面本想以西陵为桥头堡，寻机占领江陵，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但被陆抗挫败。

因战争失败之责，羊祜从车骑将军被贬为平南将军。他一举转变方针，不再进攻孙吴长江沿岸要冲，而是改为确保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膏腴之地，并为此修建了五座新城。此后，孙吴方面归顺者日众，羊祜对降人接以恩信，又进一步促成更多的人归顺晋朝。有人劫掠吴国方面两位少年为俘虏，羊祜又将他们遣送还家。咸宁三年（277），孙吴几位部将来降时，两位少年的父亲也率领宗族一同前来归顺。如此，羊祜对孙吴之人接以恩德，吴人也对其心服，心怀崇敬，称之为“羊公”。此外，尽管陆抗是与自己对峙的敌将，但羊祜个人对陆抗十分尊敬。某次陆抗卧病在床，羊祜遣人送药。众部将皆劝陆抗勿服，而陆抗却责备云：“羊祜岂鸩人者！”他毫不犹豫地将药服下。

泰始十年（274）秋，羊祜的敌手名将陆抗病逝，平定孙吴的时机逐渐成熟。而除去陆抗的病逝，羊祜坚信能够平定孙吴还有其他方面的缘由，那就是他自己常说的“借上游之势”，即派遣水军从原蜀汉境内顺江而下参与伐吴。此时，蜀地的水军也建设完成了。在西陵之战失败当年，也就是泰始八年（272），王濬出任益州刺史。王濬曾任羊祜征南大将军府参军、车骑将军府从事中郎，是羊祜相当看好的人物。羊祜恳请晋武帝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在当地建造舰队。其所建造的巨舰全长一百二十步（174米），可供两千余人乘坐，甲板上修筑有含楼橹、四门的小城，甚至马匹也能够在甲板上驱驰。因敬畏江神，舰首绘有鹢首的怪兽。这支舰队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乃至于大量造船的木屑都遮蔽了江面、顺流而下。与蜀地接壤的建平郡太守吾彦将木屑上呈孙皓，对晋军的入侵有所警觉。

咸熙二年（276）十月，官复征南大将军的羊祜上书云：“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今若引梁益（蜀）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将军）、豫州，直指夏口[20] ，徐、扬、青、兖并向秣陵（建业）……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他敦促朝廷下决心讨伐孙吴，三年后伐吴战事的具体安排，也正是以该上书为蓝图。晋武帝虽然心里同意羊祜的观点，但朝议以为，秦、凉二州对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反叛的征讨多次失败，值得忧虑，因此主张慎重的论点占据多数。羊祜又复表云“吴平则胡自定”，但仍无法扭转朝议的大势。在朝廷内部，权贵贾充、荀勖、冯积极反对伐吴，多数朝臣也与他们同调。反之，赞成伐吴的仅有度支尚书杜预与中书令张华少数几人。

咸宁四年（278）六月，卧病在床的羊祜请求入朝，回到洛阳时，正遇上当月病故的其妹景献皇后（司马师之妻羊徽瑜）在殡。晋武帝亲自书写诏书，召见病中的羊祜，并命其乘辇入殿，无需下拜。羊祜侍坐于晋武帝旁，面陈伐吴之计，武帝也同意其计划。之后，司马炎担心羊祜病体，认为不宜常入宫，代之以派遣张华向羊祜询问伐吴事宜。羊祜在此关键时刻慷慨陈词，恳请上言以为孙皓暴虐，正是伐吴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出兵便可不战而胜，敦请晋武帝下决心。不过，羊祜本人却一日日病重。十一月辛卯（二十六日），平定孙吴之志未果的羊祜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其日，感到大限将至的羊祜推举杜预为自己的后任，拜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晋武帝亲自出席了羊祜的丧礼，甚为哀痛。当日天气寒冷，晋武帝涕泪沾须鬓，皆结冻成冰。羊祜去世的消息传至荆州，人们为之罢市，巷中哭声不断，孙吴边境的士兵也为之哭泣。无论是己方、敌方，皆仰慕羊祜其人。羊祜生前常登襄阳附近的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襄阳官民于山中羊祜所喜、常坐之处为之立碑、建庙，四时常祭。因为见此碑者无不落泪，所以其后任杜预称之为“堕泪碑”。羊祜死后仅一年有余，孙吴便已平定。群臣上寿，晋武帝想起羊祜当年对平吴大业殷殷期望，今日却无缘就此盛会，因而执爵流涕云：“此羊太傅之功也。”太傅是羊祜死后朝廷追赠的官位。

杜预

继承羊祜遗志的杜预出身于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杜氏。其祖父为杜畿，曾将处于袁绍一系部将高干的鼻息之下、号称难治的河东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以此知名。曹魏王朝建立后，杜畿与司马懿同为尚书仆射，在魏文帝亲征之际留守洛阳。杜预之父杜恕曾撰《体论》[21] ，官至幽州刺史。他与司马懿交恶，后因事被弹劾，在流放外地期间病逝。由于是罪人之子，杜预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出仕。通过迎娶司马昭之女，杜预在年过三十之际终于起家为官，为制定泰始律令尽其心力。此后，作为度支尚书的杜预在黄河之上架设浮桥，施展各种才华，因其无所不知，故被称为“杜武库”。杜预一边从事公务，另一边还以学者的身份研究家学《春秋左氏传》，乃至于在晋武帝询问时答云：“臣有《左传》癖。”时至今日，杜预注解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仍作为《春秋左氏传》最基本的注释为人所使用。因为杜预在公、私方面超人的活跃，也产生了一些奇谈怪论。据说在某次宴会上杜预醉酒，退入私室，有人听闻呕吐之声，悄悄开门窥视，却发现是一条大蛇在垂头呕吐。

出镇襄阳的杜预自身不能骑马，亦不善射箭，就此点而言并非武将之才。不过他长于谋略，并在赴任襄阳后很快得以发挥。杜预认为西陵督张政是将来伐吴战役中难以应付的对手，故挑选精锐出其不意地急袭西陵，收获胜利。张政自负为名将，因耻于自己防御疏漏而战败，故没有如实向孙皓报告战况。预计到这一点的杜预故意放归孙吴俘虏，结果如杜预所料，孙皓将张政召还建康。

《春秋左氏传集解》唐抄本（双行为杜预注）

在晋武帝方面，杜预、王濬不断上奏，催促其下决定伐吴。然而朝议还是以慎重派占据优势，还有人依据孙皓准备北伐的情报主张直到明年都暂缓出师。朝廷多数人反对抑或消极看待伐吴的原因，如山涛所主张的那样，在于“外宁必有内忧”[22] 。尽管朝廷中有部分人认为较之外敌孙吴，晋朝内部的紧张氛围不足为虑，但多数人在魏晋革命的大封赏中获得高官、高爵，成为“富贵”之人，因而变得守旧、退缩，不愿反对贾充等权贵们的意向。而根据杜预的推测，贾充之所以强烈反对伐吴，主要原因是面子问题。因为伐吴计划由晋武帝与若干大臣密议而成，贾充自己被排除在外，征讨孙吴时不会派自己出镇，自然也不会有功勋，而为了不让自己此前的言论失算，于是便越加顽固地反对伐吴。杜预的此番议论，抓住了伐吴反对派的本质。

如果对围绕是否伐吴所产生的议论加以观察，就能够发现当时西晋朝廷中存在三类人群。首先是积极推进伐吴战役的赞成派，包括羊祜、杜预、张华、王濬。此外，死于泰始七年（271）、于遗表中论述伐吴之事的裴秀也可以作为其中一员。可以注意到，这些人物中如羊祜、杜预、裴秀都积极参与了司马氏王朝篡夺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特别是在礼仪、律法、官制的改革中，他们都是核心人物。羊祜、杜预是司马氏的姻亲，羊祜是司马师的大舅子，杜预是司马炎的妹夫。张华、王濬都是寒门出身。张华曾为阮籍、卢钦等人所重，认为以其才华可官至中书令。王濬的才能则受到了羊祜的高度评价。在伐吴战役中，他与出身名门太原王氏的王浑产生了纠纷。尽管上述人物有贵族、有寒门，但他们都与晋王朝、与司马氏积极地相联系，通过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禅让革命、政治改革、天下一统尽其心力。在这一点上，以上人物具有共通性。与赞成派相对，作为反对派贾充、荀勖、冯也同样深受晋武帝的信任。尤其是贾充，他可以说是司马昭时代杀害曹髦的主谋，积极地推动魏晋革命。晋朝建立后，贾充通过将女儿贾南风嫁作皇太子妃等联姻手段，进一步加强了与皇室的联系。荀勖出身于以汉末清流派而闻名的颍川荀氏，与贾充、裴秀一样，荀勖曾是曹爽的属下，后又以司马昭的幕僚而崭露头角，与羊祜、裴秀共掌机密。在修订律令的活动中，贾充、羊祜、杜预都参与其间。冯则深为武帝所信任，历任诸宿卫官。在西晋前期，以贾充为首的这一权贵政治集团是朝廷内最具势力的党派。颇具深意的是，在与晋王朝、皇室联系紧密这一方面，伐吴战役的反对派与赞成派反而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两派以外，还有消极派、慎重派，他们占了朝臣的绝大多数。就西晋初期的人员构成而言，郑冲、王祥、何曾这些占据上公、三公之位，出身于名族者，是其中的代表。

平吴

在到达襄阳的杜预第二次上书时，晋武帝正与张华弈棋。张华将棋盘徐徐拨开，敛手上言，云：“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孙皓）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伐吴。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恰是羊祜去世一周年，晋武帝下达了讨伐孙吴的命令。作战纲领与羊祜所设想的基本一致。出征军队的配置与目标地自东向西如下：驻屯于下邳的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堂邑、涂塘），驻屯于寿春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与扬州刺史周浚向长江北岸西侧，驻屯于安成（汝南郡安成县）的豫州刺史王戎向武昌，驻屯于江夏的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驻屯于襄阳的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向江陵，驻屯于成都的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益州刺史王濬率水军顺江而下。晋军自东至西合计二十万，任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外戚杨济为其副官，率中军步兵一万、骑兵两千出镇襄阳，指挥全军。又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漕运事务。在晋武帝已下定决心伐吴以后，贾充仍表示反对。为封其口，晋武帝任命其为大都督，但他仍然以伐吴无利，自己亦年迈不堪其任为理由加以推辞。晋武帝下诏云：“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不得已，于是接受节钺出征。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到达江陵，其余诸军亦进展顺利，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王濬所部。王濬于正月从成都出发，途中与广武将军、监巴东诸军事唐彬汇合。随后，王濬以唐彬为先锋，率水军沿江而下，势如破竹。二月戊午（一日），王濬军攻陷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庚申（三日），攻陷西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北）;壬戌（五日），攻陷荆门与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孙吴沿江诸城被渐次攻陷。乙丑（八日），王濬击破孙吴都督陆景[23] 所率水军。孙吴为了防备沿江而来的西晋水军，在水中放置了长一丈有余的铁锥，又以铁锁隔断江面。王濬安排数十个大筏在舰队前方先行而进，铁锥被大筏带走，铁索则用灌上麻油的火炬烧断，为舰队扫清了障碍。与水上的王濬军相配合，陆上的杜预军于壬戌（五日）设计俘虏了驻屯于乐乡的都督孙歆，甲戌（十七日）攻陷江陵，胡奋所部则攻陷公安。当时，王濬先上奏云获得了孙歆首级，之后杜预又将俘虏的孙歆送至，引得洛阳朝堂大笑。又，据说在杜预进攻江陵时，吴人得知杜预患瘿疾（头颈部生瘤），于是将狗头放于瓢中，将形似的大树树瘤切下涂白，题云“杜预之颈”。由于戏弄了杜预，江陵城陷落后，怀恨在心的杜预对城中的吴人大肆屠杀。

王濬军继续顺流而下，协助王戎攻占武昌，由此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杜预、胡奋、王戎诸军的目标业已达成。于是，各军分割出部分兵力增强王濬、唐彬所部，直指建业。此外，孙吴荆州南部（今湖南省）的郡县也相继向杜预投降。

另一方面，由寿春出发的王浑、周浚所部在长江北岸西侧展开，与吴丞相张悌所率中军相对峙。在板桥之战中，晋军斩获的首级自张悌以下共计七千八百人。王浑所部继续进军，到达横江附近，临江而望。但依据诏敕，王浑负责在江北肃清吴军，因此并未渡江直冲建业。而此时王濬率领水军登场，舟船盈江，旌旗漫天，孙吴水军望风而降。孙皓又召回派去平定岭南反叛的军队，但军队在交战前夜便奔溃，陆续向晋军投降。孙吴政权在事实上已经自行瓦解。绝望的孙皓向琅邪王司马伷、王浑、王濬各自派出请降的使者，将玺绶送往琅邪王司马伷处。

石头城南朝城门遗址

三月辛丑（十四日），王濬率八万余水军出牛渚，翌日壬寅（十五日）通过三山。三山在长江北岸，王浑军布阵于此。而后，王濬军鼓噪而进，于建业临江的要塞石头城上岸，对孙皓进行受降。孙皓依照亡国之礼，乘白马素车、肉袒面缚、衔璧牵羊、令随从载着棺椁，前至王濬的军门。至此，孙吴政权灭亡。王濬封府库，收图书。根据当时的记录，孙吴有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二千、士兵二十三万。

建业陷落之后，曾经在蜀汉平定后发生于曹魏远征军内部的混乱，差一点又再次发生于晋军内部，其主要原因是王浑与王濬的矛盾。率水军沿江而下的王濬应受驻屯建业的王浑节度，然而王濬却根本不把王浑放在眼里，仅对王浑的使者云“风利，不得泊也”，便直入石头城。尽管后人一步的王浑翌日入建业、登宫殿，置酒高会，但王浑曾击破孙吴禁军，又先一步到达江边，最终却被王濬抢了功劳，故既耻且怒。于是，王浑上书朝廷，列举王濬诸多罪状，奏请洛阳方面将王濬以槛车送还。王浑出身名门，其子王济娶晋武帝之女，是朝中权贵。与之相对，王濬出身寒门，当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将。尽管晋武帝看出朝议倾向于王浑，故特意下诏不予追究。但此后，作为平吴功臣的王濬与杜预一样，都在权贵们的压制下未能得到重用。

注释

[1] “二学”，即国子学与太学。——译者

[2] 咸熙二年（265）五月改称太子。

[3] 司马望原为司马孚之子，后过继给司马朗。

[4] 此外，当时还有司马伷以征虏将军出镇兖州。

[5] 出自《尚书·尧曰》。大意为保持中庸之道，则永远受上天的恩惠。（按，检索文献，此句当出自《论语·尧曰》。——译者）

[6] 报告即位皇帝等重大事务。

[7] 日本昭和天皇的父亲大正天皇于1926年（大正十五年）12月25日去世。当日，昭和天王即位，次日（26日）改元，因此日本的昭和元年也非常短暂，仅有六日。——译者

[8] 五十斗，约相当于今天的100升。

[9] 王元姬去世于泰始四年（268）三月戊子（二十日）。

[10] 原太师，避司马师之讳改为太宰。

[11] 西晋时代有崇尚乘牛车的风俗，牛在当时大量使用于皇室、宗室、官员的车驾上，故晋武帝有此诏令。——译者

[12] 不过在爵位上从济北王被降为甄城县公。

[13] 《通典·职官典十九》所录《晋官品》载“秘书郎、著作郎、丞郎”皆为六品，未见秘书丞的官品。按“丞郎”单独作为官职殊不可解，检《宋书·百官志下》，云：“秘书、著作丞，郎……右第六品。”晋宋官职一脉相承，故《通典》中秘书、著作后的“郎”字当系衍文，应改为“秘书、著作丞，郎”，即秘书丞、秘书郎同为六品。不过就职位而言，秘书丞高于秘书郎，晋武帝为显宽大，因此直接拔擢嵇绍为秘书丞。——译者

[14] 参见堀敏一：《泰始律令の成立》，收入《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

[15] 治合肥，中途移治合肥新城。

[16] 先后治南阳郡宛县、新野县、襄阳郡。

[17] 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是由杭州上溯钱塘江之地。

[18] 神亭壶亦称魂瓶、堆塑罐。——译者

[19] 由夷陵改名，今湖北省宜昌市。

[20] 今湖北省武汉市，是汉水与长江汇合的要冲。

[21] 体即礼，该书内容为论述礼的重要性。

[22] 《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晋国士燮（范文子）所言，其所言外敌为楚国。

[23] 陆抗之子，妻子为孙皓之妹。

第五章　武帝司马炎（下）

太康元年

随着咸宁六年（280）三月壬寅（十五日）孙皓的投降，自汉末董卓之乱以来，时隔九十年，终于又迎来了天下一统。此时，晋武帝达成了祖、父以来的夙愿，太平之世终于在万众期待中来临，人们都说着“天下无穷人”这样的贺词。四月乙酉（二十九日），晋武帝改元“太康”。五月庚寅（四日），正如序言中所写到的那样，举行了接见亡国之君孙皓的仪式。九月庚寅（六日），朝臣们恳请封禅，但因晋武帝固辞而未能实现。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在天下统一的基础上，迅速施行了两个政策：去州郡兵与实施户调式。这两个政策在某种层面上相互关联，展现了晋武帝理想中的国家形态。前一个政策，是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此外的州郡兵一律归农。当时，山涛、杜预对此政策就有议论，交州牧陶璜也以岭南地区情况特殊为由反对。而在此后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中，地方无力应对蜂拥而起的盗贼，州郡军备的废除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去州郡兵在后世饱受非难，认为它是一个居安而不思危的政策。不过，其中是非暂且不论。从晋武帝原本的意图来看，其着眼点是将州刺史（州牧）、郡太守从战时状态回归为和平时期的地方民政官员，并且地方上也不是全无军备。在外族入侵或盗贼蜂起时，主要由出镇长安、许昌、邺城等要冲之地的都督加以应对，如果情况更为严重，则出动洛阳的禁军。而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考察导致西晋灭亡的战乱原因，也不会将之归结于去州郡兵这一政策，反倒不如对两年后发生的事件加以更多关注。[1] 而后一个政策，则是天下一统，亦即敌国孙吴不复存在以后，对国家土地制度及其对应的税制展开的新规定。这一土地制度，被称为占田制、课田制。占田制的对象是郡县掌握的编户民，也就是所谓的自耕农。根据规定，丁男[2] 可申报七十亩土地并获得官方的认可，其妻为三十亩，共计一百亩，即一顷。而对于官员，根据官品高低，可占有比一般平民多出数十倍的土地。一品官为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可占田十顷。课田制的对象是原来的屯田民。[3] 自汉末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根据地许县开设屯田以来，该项制度一直存在。典农部所属——即政府直辖的民屯集中于许昌（原许县）、邺、洛阳、长安等曹魏五都的郊外。另一方面，军屯主要散布在邻近对吴、对蜀作战前线的淮河流域、关中、陇西等地。军屯废除于魏晋革命之际，民屯的废止则在平定孙吴以后。根据课田制的规定，国家将土地分给原国有土地的佃农，即原屯田民，丁男五十亩，次丁男[4] 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

在赋税方面，对于一般编户民，需要交纳租[5] 与调[6] 。西晋的土地、户调制度，成为此后作为律令制基础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原型。从这些制度与屯田废止所具有的关联可知，它们是西晋王朝从战时体制转向日常体制的一环。就此点而言，这两种制度与去州郡兵的意图是相同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如川胜义雄所言，户调式实际反映了晋王朝的统治理念。课田制所规定的国家与课田民的关系对应着贵族、豪族与佃客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国家与贵族、豪族具有相同的构造。而从官僚的占田规定中，也可以窥见魏晋时代的贵族与豪族自我限制的精神。在户调式中，阶级支配关系与共同体关系是共存的。由汉魏革命时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与户调式展现出的魏晋国家，正是贵族制社会国家的一种表现。以上川胜氏对魏晋时代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所展开的分析，可谓既宏观，又生动。

齐王司马攸

天下太平之世在太康元年（280）得以实现，但转瞬又暗云密布。很快，在太康三年（282）十二月甲申（十三日），就发生了动摇国本的大事件：晋武帝下诏敕，令齐王司马攸归藩齐国。

齐王司马攸字大猷，是司马炎同母弟，年龄相差十岁。幼年时，司马攸就被人认为“岐嶷”，长大后又有“清和平允”的评价。司马攸亲近贤人，好施、爱好经籍、有文才、尤善尺牍，为时人所仰慕效仿。司马攸的才能、名望均高于司马炎，因此为司马懿所器重。因司马师有五女而无子，故司马攸出继司马师为嗣。讨伐王凌时，司马攸从军出征，因功封长乐亭侯，司马师亡故后，他又继承司马懿、司马师之爵，袭封舞阳县侯。司马攸与司马师后妻羊徽瑜同居于别馆，侍奉后母十分孝顺。在官职方面，司马攸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是贵族子弟典型的升迁路径。魏晋革命之际，司马攸出任卫将军这一重任，封五等爵安昌侯。生父司马昭对司马攸也另眼相看。或者说，在司马师死后，司马昭一直把司马攸视为司马师功业的继承者，常说云“（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本家大宗司马师之嗣子）攸”“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在立晋世子时，司马昭也曾中意司马攸，每见司马攸便抚榻而云：“此桃符座也。”桃符是齐王司马攸的小名。在为司马昭服丧期间，司马攸不甚悲伤，哀毁过礼，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起身。随侍左右进干米饭团，司马攸不受，在生母王元姬劝说后才勉强进食。

在册立晋王世子、太子的问题上，由于何曾、裴秀、贾充、山涛的强烈反对，司马昭最终放弃了司马攸，立司马炎。晋朝建立后，司马攸获封齐王。王朝草创之际，他仍旧以卫将军之职统辖军事、抚慰内外，后进为骠骑将军、镇军大将军。咸宁二年（276），司马攸拜司空，成为三公之一，兼侍中、太子太傅。此后，司马攸在这些官职任上对朝廷事务积极献策。

齐王攸归藩

司马攸是晋武帝唯一的同母弟，是谥为景帝的伯父司马师的嗣子，还以三公的身份在洛阳辅佐晋武帝。此时，晋武帝进位司马攸为大司马，授予其都督青州诸军事的方任，增加齐国食邑，并给予诸多荣典，示以优遇。而后，晋武帝拿出周朝以齐地封吕望（太公望）的典故，诏令司马攸归藩就国。

司马炎令司马攸归藩的背景，在于他对曾与自己竞争晋王国储君之位的司马攸心存隔阂。这种心态与当初魏文帝曹丕对同母弟曹植的猜疑几乎一致。当时，皇太子司马衷愚钝，朝臣则一致嘱望于司马攸。平吴之前的咸宁元年（275）年末至次年年初，洛阳爆发了大规模的疾疫，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死亡，晋武帝也身患重病，朝臣们期待齐王攸继承大统。可以想象，从那时起，晋武帝就把司马攸视为太子司马衷的竞争对手，下定决心必须将司马攸排出朝堂。而在平吴以后，这一安排逐渐明朗化。太康三年（282）正月，平吴功臣、中书令张华迁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被看似体面地放逐出朝廷。究其原因，在于晋武帝询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张华则答云：“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这令晋武帝颇为不快。但对于晋武帝而言，让齐王攸归藩有一个难处。那就是当时最大的权臣贾充除了将一个女儿嫁与皇太子司马衷以外，还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齐王司马攸。不过，贾充于太康三年四月病逝。于是，当年十二月，晋武帝便下达诏敕，令司马攸归藩。

朝臣们的反对

接到命令归藩的诏敕后，齐王攸十分郁闷。司空府主簿丁颐以姜太公、齐桓公为例加以安慰，但司马攸只云“吾无匡时之用，卿言何多”，十分不高兴。在当时，朝廷内外也“远迩惊嗟，朝野失望”，响起了诸多反对之声。特别是以朝廷为中心，不断有人向晋武帝谏诤，请求齐王攸留京。平吴功臣、时任尚书左仆射的王浑上书云：

伏承圣诏，宪章古典，进齐王攸为上公，崇其礼仪，遣攸之国。昔周氏建国，大封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宪。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辅济大业，不使归藩。明至亲义著，不可远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忠诚著于《金縢》，光述文武仁圣之德。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琅邪王）伷、（扶风王）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攸今之国，适足长异同之论，以损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窥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义在尽言，心之所见，不能默已。私慕鲁女存国之志，敢陈愚见，触犯天威。欲陛下事每尽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谁当言者。

在上奏中，王浑将齐王司马攸比喻为诏敕中引用的姜太公以及与之同为周初人物的周公旦，认为应当令司马攸留都，承担辅政之任。他还指出，身负舆论之望的司马攸因受到晋武帝的猜忌而被外放出权力中枢的事态，象征着舆论的人物评价与执政者的人选出现乖离。就此点意义而言，该事态对于全体士大夫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其结果则是发生国家最为忧虑、可能招致亡国之祸的局面：人心动摇。

王浑的这番议论聚焦于政权存亡的原点，以此为起点展开议论，并将晋武帝无视舆论、强制齐王司马攸归藩的措施与政权的自我崩溃联系起来。也正因如此，王浑强行上书晋武帝，试图对此事进行谏诤。

在王浑之后，向晋武帝上书谏诤的朝臣还有扶风王司马骏、李熹、羊琇、王济、甄德、向雄等等。扶风王司马骏是晋武帝叔父汝南王司马亮的同母弟，也是宗室中被视为最具俊望的人物，当时以骠骑将军出镇关中。李熹在晋武帝册立太子司马衷时任太子太傅，后退居二线，拜光禄大夫、特进。羊琇为景献皇后的堂弟，曾为晋武帝被立为晋王国后嗣尽其心力。作为晋武帝的宠臣，羊琇担任中护军、加散骑常侍的重任长达十三年，掌握禁军，参与机密。王济为侍中，王浑之子。甄德为侍中，原是曹魏皇室的外戚，后为司马氏效力。王济、甄德皆娶皇室之女，为驸马。向雄为河南尹。羊琇甚至盯上了背后鼓动晋武帝的杨珧，与北军中侯成粲商议要将其亲手杀死。王济与甄德则各命其妻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一同入宫面见晋武帝，坐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流泪哀泣，请求将司马攸留在都城。

对以上诸朝臣的谏诤，晋武帝将王浑的奏书撕碎，对扶风王司马骏、李熹的切谏充耳不闻。羊琇则被杨珧鼓动相关部门加以弹劾，最终以忤逆圣旨为由贬为九卿之一的太仆。对于王济、甄德之妻——常山、长广公主的恳求，晋武帝大发雷霆，对一旁的侍中王戎言道：“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于是将王济、甄德由内官分别左迁为外官的国子祭酒、大鸿胪。

太康四年（283）正月，年关刚过，朝廷便下达了对齐王攸的策命：“於戏！惟命不于常，天既迁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顺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国于东土，锡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无怠，以永保宗庙。”晋武帝又命太常议论赐予齐王攸的崇锡之物。太常博士庾旉等七人联名上书以为，齐王虽为三公，但三公本无职务，只是坐而论道而已，从未听闻有就封国方任之事。此外，若与晋武帝血缘最亲近的齐王贤能，则外放藩国太过屈才。反之，若齐王不贤，则不堪藩国之任。总之，不应当使齐王封建就国。且若是战乱之世，则齐王就藩尚有可说。现在已是天下太平，齐王就更无理由就藩了。写完草稿后，庾旉曾交给父亲庾纯校阅，但庾纯默然，并未反对。太常卿郑默、博士祭酒曹志亦未拦下这封上奏。曹志曾痛恨其父曹植在曹魏时代郁郁不得志。在这一点上，魏文帝曹丕与陈王曹植的关系和晋武帝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的关系是相同的。齐王司马攸虽有才能，却无法为晋王朝创建根基，无法去辅佐王化大业，而不得不远赴大海之滨。这究竟是为何？晋王朝的昌盛是否也要走向衰败？在这样怆然与愤慨下，曹志亦撰文上奏，赞同太常博士们的意见。

晋武帝看到来自太常的两封奏书后大怒，云：“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又云：“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横造异论。”下令有司议论该如何处置。结果太常卿郑默与博士祭酒曹志免官，博士送付廷尉。廷尉刘颂判决诸博士以大不敬罪弃市，尚书八座亦多数赞成，但尚书之一的夏侯骏表示反对，尚书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右仆射魏舒亦赞同夏侯骏所言，双方争执不休，刘颂的上奏也因此停留于宫中七日。最终，晋武帝司马炎颁下赦令，此事以诸博士的免官而结束。

齐王攸之死

进入二月，晋武帝又给予齐王攸种种优遇政策，如将济南郡划入齐国，进其子长乐亭侯司马寔为北海王，赐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等荣典。但司马攸却因愤怨过度而发病不起，并请求前往洛阳东郊为生母文明皇后（王元姬）守陵。晋武帝驳回其请求，派遣御医诊断。而御医们揣度晋武帝的意思，皆云司马攸无病。

在此期间，齐王攸的病症进一步恶化，晋武帝则坚持催促其出发。司马攸勉强入见晋武帝告辞，自正威仪。晋武帝见其举止如常，再加上有御医的诊断，便完全认为司马攸是在装病。

然而至三月癸丑（十四日），即齐王攸辞别晋武帝、出发往齐国两天后，司马攸吐血数升而亡，终年三十六岁。作为漩涡中心的人物，齐王攸的死让这一动摇朝廷的事件就此无疾而终。晋武帝亲临齐王攸的葬礼。在葬礼上，齐王攸之子司马冏哭嚎不已，向晋武帝控诉御医诬告其父病情。司马炎立刻下令诛杀御医，又以司马冏作为齐王嗣子继承其爵位。最初听闻司马攸病故的消息时，晋武帝哀怜万分，悲伤痛苦。冯耳语云：“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于是晋武帝便收泪而止。

齐王攸归藩事件之后，舆论清冷，朝廷内再无敢于谏诤者。哪怕是羊琇、王济这样谏诤的亲贵，在政治上失势自不待言，晋武帝一直所给予的恩宠也瞬间转为冷遇。而在齐王归藩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荀勖、冯也逐渐被晋武帝疏远。荀勖常年担任中书监，参与机密，此时却迁为尚书，甚为茫然怅恨。[7] 有人向其道贺，荀勖却反问云：“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之后，在失意的心情中，荀勖于太康十年（289）十一月去世，早于晋武帝四个月。冯亦在晋武帝晚年失其宠遇。与遭受冷落，失去晋武帝恩宠的亲贵羊琇、王济，佞臣荀勖、冯相反，外戚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即所谓的“三杨”在此时却威势渐涨，风靡一时。

两位杨皇后

晋武帝有过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是杨艳，字琼芝，出自汉代四世三公的名门——弘农杨氏的旁支。其父为杨炳，其母出身天水赵氏。杨艳自幼便聪明善书，容貌、性格皆佳，对织布、裁缝等女工也颇为熟练。曾有相师为杨艳看相，占云：“当极贵。”司马昭闻之，随即为司马炎聘娶。杨艳共产下三男三女。长子司马轨，两岁夭折；次子司马衷，即晋惠帝；第三子司马柬，封秦王。泰始二年（266）正月丙午（二十七日），杨艳被册立为皇后，时年二十九岁。

泰始三年（267）正月丁卯（？），次子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不过，晋武帝对于司马衷是否有能力继承皇统，心中颇有不安，于是秘密与皇后商议。杨皇后则答云：“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她反对更换太子。又，泰始八年（272）二月辛卯（？），册立皇太子妃。当时，贾充之妻郭槐贿赂杨皇后，求以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晋武帝虽然更倾向于卫瓘之女，但由于杨皇后的力荐，再加上太傅荀勖亦进言推荐，最终同意册立贾南风为太子妃。如上所见，在晋武帝确立太子、太子妃的过程中，杨皇后的意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泰始十年（274）七月丙寅（六日），杨皇后因病于明光殿去世，死于晋武帝的膝上，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元”。为了与后来的堂妹杨皇后（“悼后”）相区别，被称为“元后”。在行殡之后，于八月戊申（十九日）葬于洛阳东郊的峻阳陵，即晋武帝的陵寝。

临终之际，杨皇后担心自己死后武帝会册立万分宠爱的胡贵嫔为皇后，并且对太子不利。为了加以阻止，她一边枕于晋武帝膝上，一边泣涕交代遗言曰：“叔父骏女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晋武帝也为之动泪，承诺将册立杨皇后一族的杨骏之女为皇后。

咸宁二年（276）十月丁卯（二十一日），杨皇后丧期已过，晋武帝册立其堂妹杨芷（字季兰）为新皇后。元后遗言中的“男胤”是其小字。时年十八岁的杨芷婀娜有妇德，美映椒房，甚得晋武帝的宠爱。太康四年（283），杨芷生皇子司马恢，翌年夭折，此后再未有子嗣。

胡贵嫔与左贵嫔

在此对晋武帝时代的后宫稍加叙述。西晋初年，司马昭之妻、晋武帝之母文明太后王元姬居崇化宫，泰始四年（268）三月去世。司马师之妻景献皇后羊徽瑜居弘训宫，咸宁四年（278）六月去世。作为后宫之主的皇后，则相继有武元皇后杨艳、武悼皇后杨芷，皆出自弘农杨氏。或是出自晋武帝的意愿，后宫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了泰始九年（273）七月与太康二年（281）三月大规模的选拔宫人之举。前一次选拔宫人的对象是高官之女，隐瞒不报者按不敬罪论，在选拔过程中，禁止相关人家的婚姻。选拔的范围不仅仅限于都城洛阳，同时还派遣宦官为使者，往司、冀、兖、豫四州征集采女至都城。据说当时名族之女大多故意穿破旧之衣、将脸弄脏，想方设法地逃避选拔。对这些采女，杨皇后仅挑选肤白壮实者，有姿色者一概排除，故晋武帝又亲自挑选，有中意者则用深红色的纱系于臂上。后一次选拔宫人，主要是将建业城中原孙吴后宫的女子五千人纳入洛阳后宫中。结果晋武帝的后宫在当时人数增长了一倍，妃嫔宫女多至近万人。也正是以这样的后宫为舞台，出现了前文中介绍过的晋武帝乘羊车访妃嫔的故事。顺带一提，中国古代贵族传统的出行车辆是马车，不过从汉代开始，特别是汉灵帝、献帝以后，牛车逐渐流行。而在后宫之中，晋武帝好乘羊车。有人认为，羊车是君主出降时所乘之车，晋武帝乘羊车，象征着整个社会在逐渐走向衰弱。

后宫之中，最得晋武帝宠爱的是胡贵嫔。胡贵嫔名芳，出身以世为“将门”而闻名的安定胡氏。其祖父胡遵曾作为司马懿麾下部将颇为活跃，父亲胡奋以镇压匈奴人刘猛的叛乱而闻名。胡贵嫔在泰始九年的宫人选拔中入宫，在得闻自己被选入宫时，便下殿号泣，左右侍从劝阻云：“陛下闻声。”胡贵嫔则答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之后，入宫的胡贵嫔在服侍晋武帝时，不饰言辞，直率对答。某次，胡贵嫔与晋武帝摴蒱，因争矢而伤了晋武帝的手指。在童蒙之书《蒙求》中，这则故事便以“胡嫔争摴、晋武伤指”为标题。晋武帝发怒，云：“此固将种也！”胡贵嫔则反唇相讥：“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晋武帝大为羞惭。胡贵嫔可以说是位好胜要强的女子。又，所谓樗蒲，根据寺田隆信的研究，是通过掷骰子让棋子向前移动的游戏。在汉代，樗蒲逐渐取代了六博（“双陆”游戏的一种），尤其是在进入西晋后大为流行[8] 。此外，晋武帝决心伐吴之前与张华对弈的围棋，也在中国的古代、中世逐渐定型。

《左棻墓志》拓片

回到胡贵嫔的话题。胡贵嫔生有一女（武安公主），无男。不过，后宫中也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像胡贵嫔一样是以姿色入选的。例如左贵嫔左芬，其于泰始八年（272）[9] ，因文采而被选入后宫。左芬是齐国人，其兄左思是以撰写“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而闻名的文人。左贵嫔容貌丑陋，不受宠信，但以有才德故，受到晋武帝的礼遇。由于生来体弱多病，左贵嫔常年居住于薄室（用来疗养的房间）。晋武帝每次游览华林园时，都会顺道驾临左芬居处，向其请教文义。若宫中有事，左芬亦会应晋武帝的要求而作赋、颂、诔等等，可以说是一位宫廷女诗人。顺带一提，左贵嫔的墓志于民国十九年（1930）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县被发现。据志文，其讳棻，字兰芝，拜为贵人，永康元年（300）亡故，陪葬于合葬晋武帝与武元杨皇后的峻阳陵。颇有意趣的是，左思曾撰《娇女诗》：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

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

……

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

……

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

诗中，左思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自己的两位活泼可爱的女儿，即左芳（字惠芳）与左媛（字纨素）。而在《左芬墓志》的背面，刻有左思家族的相关记载，其中就有左芳、左媛姐妹的名字，证明了她们的确真实存在。

三杨

依照武元杨皇后的遗言，咸宁二年（276）十月，其表妹杨芷被册立为新皇后。与此同时，杨芷之父杨骏的官位一飞冲天，升为镇军将军，随后又进为车骑将军。爵位方面，亦于同年十月获封临晋侯。对于国舅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晋武帝待遇甚厚。杨骏也因此以外戚的身份获得权势，公然请托者络绎不绝。杨骏兄弟势倾天下，时人称为“三杨”。当然，也有山涛这样忧虑杨氏专权、多次劝谏的大臣，但晋武帝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太康三年、四年（282—283）的齐王攸归藩事件之后，随着贾充一党与王济、羊琇等人的失势，“三杨”在朝堂一家独大。又，杨珧在杨骏之女被立为皇后以前就颇具名声，为晋武帝所宠信，时望高于杨骏，历任尚书令、卫将军等要职。杨济亦有才干，他曾随晋武帝在北邙山狩猎，与王济两人乘马在御车前后，时突有猛兽窜出，为其所射杀。杨济历任镇南、征北将军、太子太傅等要职。

晋武帝之死

太康十年（289）十一月，晋武帝因长年荒淫无度而卧病在床。在此期间，杨骏为了确保权力，将政敌太尉汝南王司马亮与司空卫瓘排挤出朝廷。当月，司马亮以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的身份出镇许昌，远离都城洛阳。另一方面，卫瓘因其子卫宣多有酒色之过而被抓住把柄。卫宣为驸马，娶繁昌公主。杨骏与宦官共谋，对其加以非难，劝说晋武帝让繁昌公主还居宫内。卫瓘既惭且惧，于是告老辞官。晋武帝同意其请求，赠太保，以菑阳侯的身份返归私邸。如此安排，正中杨骏下怀。

与此同时，皇子南阳王司马柬、始平王司马玮、濮阳王司马允分别被任命为都督关中、荆州、扬州诸军事。为了尽可能让外任地点与封国一致，上述三人又分别被转封为秦王、楚王、淮南王。如此，他们便以归藩就国的形式出镇长安、宛县、建业。同时，朝廷新分封了皇子、皇孙八人——皇子司马乂封长沙王、司马颖封成都王、司马晏封吴王、司马炽封豫章王、司马演封代王，以及皇太子司马衷的长子司马遹封广陵王。此外，又封淮南王司马允之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司马玮之子司马仪为毗陵王。对皇子、皇孙如此大规模的分封与出镇，其建议来自深为晋武帝所信任的北军中侯王佑。根据王佑的谋划，分封诸王在将来可以成为皇太子司马衷的藩屏。如此可以防止出现非常事态，特别是防止外戚杨骏控制司马衷、进而篡权。王佑出身太原王氏，与王浑、王济父子同族，在晋武帝晚年时为其所信任。作为牵制外戚杨骏的人物，王佑担任北军中侯，统辖禁军。不过，宫中诸事的决断则皆为专权的杨骏所掌握。

太康十一年（290）正月，年关刚过，朝廷下令改元，年号“太熙”取代持续十年的“太康”。不过，太熙这一年号的使用未满一年。当年三月，晋武帝病笃，而尚未有遗诏。当时，重臣多已去世，仅有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一人侍奉于晋武帝身边，其余朝臣皆不得靠近。杨骏则利用这一状况，在朝中大肆树立心腹。晋武帝偶然清醒回神，见杨骏所用非人，叱责云：“何得便尔！”此时，汝南王司马亮仍在洛阳，尚未出发前往许昌。于是晋武帝命中书制作遗诏，令汝南王司马亮留京，与杨骏二人合力辅政，又选朝臣中有声望者数人为其辅佐。然而杨骏从中书借诏书阅览，便将诏书藏匿起来。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杨骏处索要，杨骏则顾左右而言他，就是拒绝交出。此时，晋武帝又再次陷入意识混沌的状态。杨皇后奏请以杨骏辅政，晋武帝颔首同意。于是，四月辛丑（十二日），杨皇后代替晋武帝召见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述武帝之旨，重撰遗诏，内云拜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兼掌文武大权，由杨骏一人全权代替皇帝行使职权。如此一来，这份遗诏便保证了晋武帝后期颇具权势的外戚杨骏在皇帝驾崩后，依然大权在握。遗诏撰写完毕后，杨皇后让华廙、何劭二人进呈晋武帝，武帝亲视而无言。随后，杨皇后催促汝南王司马亮按旧令出发前往许昌。此时，略微恢复了一些意识的晋武帝云“汝南王未来邪？”，似有事欲托付，尚未待侍者回答便又昏睡过去。至四月己酉（二十日），晋武帝驾崩于含章殿，终年五十五岁，与其父司马昭相同。晋武帝卧床之际所忧虑之事，不仅在其死后成为现实，而且发展为远超乎其想象的噩梦。

五月辛未（十三日），晋武帝的遗体在行殡后，与武元杨皇后合葬于峻阳陵。由于较之汉代的帝陵要简朴许多，因此峻阳陵的位置暂不清楚。不过可以确定，它肯定在前述《左芬墓志》发现地的周边。

注释

[1] 这里作者指的是太康三年（282）晋武帝令齐王司马攸归藩齐国一事，详见下节。——译者

[2] 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

[3] 学界对于西晋占田制、课田制的理解不一，众说纷纭。日本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占田制、课田制是针对两种不同人群的土地政策，占田制针对编户民，课田制则针对屯田民。这种观点由宫崎市定首倡，米田贤次郎、越智重明进一步加以发展，这里作者采用的即此观点。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课田制可能并非一种土地制度，而占田制的主要对象很可能是在西晋废除屯田后解放出来的原屯田民。相关的学术史综述及研究参见张学锋：《西晉の占田·課田·租調制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第59卷第1号，2000年。中译本收入张学锋著：《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2013年。——译者

[4] 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男子。

[5] 即田租。每年依据耕地交纳收成，户调式中并未提及。

[6] 即户调。若户主为丁男，则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

[7] 荀勖迁官当为尚书令，职位比中书令高，但无法参与机密。故下文中提及有人向荀勖道贺，而荀勖却愤恨不已。——译者

[8] 参见寺田隆信：《中国古代の遊戯と賭博》（上）、（下）;《樗蒲考、中国中世の遊戯と賭博》（上）、（下）,《平凡社月刊百科》，第365、366、380、382页。

[9] 也有可能是咸宁三年（277）。

第六章　惠帝（上）

司马衷

太熙元年（290）四月己酉（二十日），晋武帝驾崩，皇太子司马衷当日即位。作为西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司马衷去世后被追谥为孝惠皇帝，因此一般略称为惠帝。同时，杨皇后称皇太后，太子妃贾南风称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字正度，是司马炎与杨艳于魏甘露四年（259）所生的第二子。晋泰始三年（267）正月，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不过，因为司马衷为人暗愚的事实在朝廷众所周知，所以对于他在将来可能无法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人们颇为忧虑。有一个晋惠帝即位后的故事：当时大臣报告天下因战乱而荒废，人多饿死。惠帝则答云：“（若无粮食，）何不食肉糜？”晋惠帝提问的幼稚，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可谓异曲同工。[1] 晋武帝时，曾于凌云台设宴，大臣卫瓘假装喝醉，一边跪于武帝前，一边抚御榻云：“此座可惜！”晋武帝使和峤往东宫观察太子是否有所长进，和峤还云：“太子圣质如初。”夏侯和亦曾对贾充云：“卿二女婿[2] ，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晋惠帝的资质关乎社稷，有心的大臣们对此心痛不已。围绕这一话题有诸多故事。对于皇太子将来可能无法保住皇位，晋武帝自身也曾有过担忧。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其生母杨皇后的强烈意愿下，以及对于司马衷之子——皇孙司马遹的聪明才智抱有期待，晋武帝打消了废黜太子的意图。据说晋武帝曾悉召东宫官属，使司马衷决断尚书省的事务。司马衷无法批答，贾南风则派遣左右代笔。不过，批答中多引古义，给事张泓云：“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贾南风从之。于是改由张泓代写草稿，令司马衷誊录。心中忐忑的晋武帝阅览批答之后大悦，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于是安稳。在齐王攸归藩的事件上，究其原因也在于晋武帝担忧皇太子的将来。当时的舆论，如冈崎文夫在《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篇》中总结的那样：“有一派朝臣认为，因太子昏庸，故当废太子，立齐王司马攸。另一派朝臣则认为不必如此极端，他们可以辅佐太子，掌握实权。朝堂中偏向稳健的舆论毋宁说是代表了后一派的意见。”众望所归的齐王司马攸希望掌握实际权力。然而，事件的结果则是出自杨皇后一族、对于司马衷而言算是母家一方的杨骏权势大振，在晋武帝临终之际掌握一切权力，就任辅政之职。此时，再度出现了宛如东汉时代外戚专政的局面。

杨骏专权

在晋武帝驾崩到晋惠帝即位之间的这段时间，杨骏居于太极殿。哪怕是为了行殡而将晋武帝棺柩从含章殿移至太极殿时，为防不测，杨骏也从未下过太极殿，且令虎贲一百人严加护卫。另一方面，汝南王司马亮亦对杨骏的态度感到害怕，因而没有出席晋武帝的丧仪，只在大司马门外行哭礼，半夜从城外的军营离开洛阳，奔往许昌。如此一来，辅政大臣杨骏与司马氏宗师司马亮之间一触即发的内战，暂时得以平息。

尽管甚至连杨骏之弟杨济、外甥河南尹李斌等身边亲信都劝说杨骏将司马亮留在都城，但杨骏充耳不闻。杨济对尚书左丞傅咸云：“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傅咸则答曰：“但征还，共崇至公，便立太平，无为避也。”傅咸之言正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和晋武帝的遗愿也几乎是一致的。

杨骏患于自己没有与辅政大臣相匹配的人望，于是公开施行收买人心的政策：大肆分封爵位。这与魏明帝即位时的作法一样。左军将军傅祗听闻此事，对此加以批判，云：“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散骑常侍石崇亦有谏言：“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上天眷祐，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对上述劝谏，杨骏一概不听。五月丙子（十九日），朝廷下诏普赐天下人爵一等，参加晋武帝丧礼者二等，二千石（郡守级别）以上官员皆封关内侯（散侯之一）。此外，免除天下租、调一年。

杨骏自身亦进位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总揽辅政之任。此外，他还让亲信占据诸要职，任命外甥段广、张劭各为散骑常侍、中护军，以主管机密、掌握禁军。所有诏敕在晋惠帝看后再呈报给杨皇后，经杨皇后确认再下达给尚书台执行。尽管杨骏通过滥赏收买人心、粉饰专权体制，但在其执政次年，对他的反抗仍旧很快爆发了。

贾后政变

在当时，已然形成了反对外戚杨骏专权的氛围，而在其中掌握主导权的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贾皇后为重臣贾充之女。在贾充因政敌任恺的谋划被迫离都出镇关中时，依靠其同党冯、荀勖的策略，贾南风被选为皇太子司马衷之妃。[3] 晋武帝原本打算以卫瓘之女为皇太子妃，但最终在杨皇后等人的劝说下定为贾充之女。被册立为皇太子妃的贾南风比司马衷年长两岁，且深为其所依赖，因此司马衷逐渐对贾南风言听计从。此外，贾南风性格残虐，曾亲手杀害数人，以戟投向怀孕的侧室，腹中胎儿因刺入的戟刃坠地。听闻此事的晋武帝大怒，将贾南风关入金墉城，并打算将其废黜。充华赵粲对武帝云：“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杨珧亦云：“陛下忘贾公闾（贾充字公闾）耶？”冯、荀勖、甚至包括杨皇后都为贾南风调解此事，故晋武帝最终未将其废黜。杨皇后数次训诫贾南风，贾南风亦不知杨皇后曾为自己说情，反而以为杨皇后向晋武帝进谗言，故对其忿怨日深。晋惠帝即位后，贾南风不欲以妇道侍奉杨皇后而意欲干政，但被杨骏压制，因此对杨皇后及其父杨骏怀恨在心。不过，仅靠贾后一人行动不能成事，需要另有人协助。协助者为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他们不被杨骏礼遇，故对其怨恨在心。黄门董猛因曾任东宫的寺人监（东宫宦官总管）为贾后所信赖。贾后与之秘密书信往来，谋划诛杀杨骏、废黜杨太后之事，又令董猛与孟观、李肇相结托。最初，贾后派李肇往汝南王司马亮处，请求其讨伐杨骏，但遭到司马亮的拒绝。于是李肇又往出镇宛县（南阳郡）的楚王司马玮处探口风，司马玮很爽快地答应了。

楚王司马玮请求入朝。杨骏素来对司马玮的勇猛骁锐颇为忌惮，一直考虑将其召至身边，以防地方有变。楚王司马玮入朝，正中杨骏下怀，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永平元年（291）二月癸酉（二十日），楚王司马玮与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淮南王司马允一同入朝。同时，政变的时间也已决定下来。三月辛卯（八日）夜，孟观、李肇向晋惠帝请求撰写诏敕，令洛阳城内外戒严、解除杨骏一切职务。散骑常侍、东安公司马繇原负责守云龙门，此时率殿中四百人随诏敕使者之后而出。司马繇为琅邪王司马伷次子，美髯须。楚王司马玮则亲自屯驻于司马门。面对如此事态，侍从左右的杨骏之甥、散骑常侍段广跪于晋惠帝面前，拼命劝谏云：“杨骏受恩先帝，竭心辅政。且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但晋惠帝一言不答。当时，杨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听闻宫内有变，召众官商议对策。太傅府主簿朱振议论以为：“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都首，开万春门（宫城东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愍怀太子司马遹），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可以免难。”但杨骏为人素来怯懦，无法决断，过了半天才答云：“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在此期间，原本在座的侍中傅祗请求入宫观察形势，并谓其他朝臣“宫中不宜空”，于是起身向杨骏作揖离开，徐徐下堂。其余朝臣受傅祗的影响，也全部散去。

杨骏一党的左军将军刘豫陈兵于万春门，与右军将军裴相遇，询问太傅杨骏所在。裴诓骗刘豫云：“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刘豫又问云：“吾何之？”裴答云：“宜至廷尉。”于是刘豫便从其所言，将军队委托给裴后离去。

很快，政变派的殿中诸军便依次而出，攻打、纵火焚烧杨骏的太傅府。他们又命令弩士于阁上向杨骏府邸射箭，于是杨骏所部皆不得出。随后，殿中诸军突入太傅府，杨骏逃于马厩，被士兵用戟刺死。

接受贾后密令的孟观等人将杨骏之弟杨珧、杨济、其甥张邵、李斌、段广以及朋党刘豫等人全部收捕，株连三族，死者达数千人。行刑之际，杨珧向东安公司马繇称冤，云：“事在（宗庙所藏）石函，可问张华。”[4] 但司马繇充耳不闻，视杨氏为仇敌的贾后一党又不断催促行刑。杨珧不断地哀嚎称冤，直至刽子手将其头颅斩断。与此同时，文淑（文鸯）也作为杨骏一党被处死，这大概是出自东安公司马繇对文淑的私怨——因为司马繇正是曾于寿春叛乱的诸葛诞的外孙。[5] 政变当天夜里，诛赏皆由东安公司马繇定夺，威服内外。

杨太后之死

杨骏等人被诛杀后，对杨太后如何处置，仍是个问题。即便是贾后也无法对身为皇太后的杨芷直接下手。政变之际，宫城内外隔绝，杨太后为了帮助其父杨骏，将白绢附于箭矢射向城外，上书“救太傅者有赏”。于是，政变时曾在杨太后身边的贾后便以此为口实，宣称其参与谋反。杨氏一党被诛杀后，贾后将杨太后幽禁于永宁宫。她故意安排杨太后与其母高都君庞氏一同居住，然后指示有司展开动作。公卿有司迎合贾后之意，首先相继上书请求剥夺杨芷太后之位，以庶民身份幽禁于金墉城。晋惠帝虽最初没有同意，但在群臣的强烈恳请下，最终加以许可。接着群臣又上书奏请处死杨太后之母庞氏。晋惠帝虽已下诏“听庞与（杨）庶人相随”，但在有司的固请之下，他又最终屈服，许可处死庞氏。庞氏临刑之际，杨太后双手抱住母亲，哀泣哭嚎、断发磕头，向贾后卑称为“妾”，请求赦免庞氏，但贾后视而不见。而将庞氏的性命强行夺去之后，贾后就开始向杨太后本人下手。杨太后本有侍女十余人，贾后将之全部夺走，又不与杨太后食物。八天后，即元康二年（292）二月己酉（一日），杨太后饿死，终年三十四岁。贾后迷信巫道，害怕杨太后死后诉冤先帝，于是将其脸蒙住而殡之，又加以厌劾符书、药物。这样，贾后对杨太后的复仇，花费了大约一年时间就完成了。

司马亮、卫瓘辅政

将话题回到元康元年（291）三月，壬寅日（十九日），朝廷征召身在许昌的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进其为太宰，与已致仕的太保卫瓘一同录尚书事，就任辅政大臣。同时，秦王司马柬进为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义阳王司马望之子）进为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进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下邳王司马晃进为尚书令，已进爵东安王的原东安公司马繇进为尚书左仆射。宗室诸王掌握了各文武要职。此外，贾后族兄贾模、从舅郭彰、外甥贾谧以及贾后一党的楚王司马玮、东安王司马繇皆参与朝政。

为获取人望，汝南王司马亮对诛灭杨骏有功者大加封赏，至督将侯者达一千零八十一人。司马亮太宰府的门前车水马龙，甚至填塞了道路。而另一方面，正如御史中丞傅咸所谏云：

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

有心者对于这种与杨骏做法相同的滥赏行为颇为担忧，对汝南王司马亮的态度，也由期望转变为失望。

而在此期间，第二场政变又拉开了帷幕。三月庚戌（二十七日），东安王司马繇被罢免官职，降爵为公，并以口出悖德之言为由被徙至带方郡。东安王司马繇失势的背景，在于司马繇、司马澹兄弟不和。东武公司马澹因为其弟司马繇名声在外，胜过自己，于是恨之如仇敌，不断向汝南王司马亮进谗言。此外，自政变开始后，由于司马繇独断专行、自为赏罚，司马亮本就与之不和，于是便接受了司马澹的诉请。不过，此事的背景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东安王司马繇在获得权势后，打算进一步废黜贾后。贾后一党对司马繇的这一动向亦颇为紧张。

东安王司马繇失势后，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最为戒备的是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少年果锐，强势有主见。司马亮、卫瓘则对司马玮性好杀人颇为厌恶，认为不可使之担当重任，谋划夺取其兵权，于是任命裴楷代替楚王司马玮担任北军中侯。裴楷听闻司马玮颇为愤怒，推辞不就。司马亮、卫瓘夺取兵权失败，于是想让楚王司马玮与其他宗室诸王一同返回封国，结果更是火上浇油，令司马玮大怒。在双方关系紧张之时，楚王司马玮开始反击。为司马玮所信任的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劝说其接近贾后。结果，楚王司马玮通过担任太子太傅一职留在了京师洛阳。此时，与卫瓘有私怨的岐盛与公孙宏通谋，通过已晋升为积弩将军的李肇矫称司马玮之命，向贾后报告汝南王司马朗与卫瓘阴谋废立晋惠帝。贾后曾与卫瓘之女竞争皇太子妃之位，晋惠帝曾经又险些因卫瓘而失去太子之位，双方早有宿怨。再加上贾后虽然肃清了作为心腹大患的杨太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但汝南王司马朗与卫瓘接替辅政也并不在其设想内。因此，贾后同意诛杀此二人。

六月，贾后令晋惠帝书手诏，云：“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楚）王宜宣诏，令淮南（王允）、长沙（王乂）、成都王（颖）屯宫诸门，废（汝南王亮）、（卫瓘）二公。”其夜，以宦官为使者，授手诏于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欲上奏答复，使者制止云：“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楚王司马玮也意图利用此机会报复私怨，于是率领所统北军，并矫诏召集宿卫洛阳城内外的三十六军，告云：“二公潜图不轨，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今辄奉诏，免二公官。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又矫诏云：“（汝南王司马）亮、（卫）瓘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于是派遣公孙宏、李肇等率兵包围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太宰府。

此时，在汝南王司马亮的府第中，帐下督李龙进言，云：“外有变，请拒之。”司马亮不许。很快，士兵登墙大呼。司马亮惊曰：“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但公孙宏等不许，催促士兵攻击。长史刘凖向司马亮进言，以为“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但司马亮依旧不许，于是为李肇所捕杀。据说，司马亮曾在被捕之际叹息：“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

另一方面，侍中、河清王司马遐（晋武帝之子）亦出发逮捕卫瓘。卫瓘左右怀疑诏书是伪造，建议先辨认真伪再说，但卫瓘不许。随司马遐而行的卫瓘故帐下督荣晦与之有私怨，于是逮捕卫瓘，又直接将其杀害。

在预期目标达成、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期间，岐盛劝说楚王司马玮以掌握的兵力诛杀贾氏及其姻亲郭氏，但楚王逡巡不决。恰逢天亮，太子少傅张华通过董猛向贾后建议，云：“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玮专杀之罪诛之。”贾后自己就曾经考虑除去楚王司马玮，张华之言正与之暗合。不过当时的问题在于，由于内外混乱，诸军无法辨别诏敕的真伪，而张华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提出将驺虞幡授予殿中将军王宫，向诸军打出，呼喊云：“楚王矫诏，勿听也！”所谓驺虞幡，《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晋制，有白虎幡、驺虞幡。白虎威猛主杀，故以督战；驺虞仁兽，故以解兵。”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写道：“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慴伏而不敢动……他朝未见有用之者。”也就是说，驺虞幡本是用于战争中的一种旗帜，在皇帝想要停止本方战斗时，便打出该旗帜。而在非常时期，该旗帜则被用作传达皇帝旨意的一种手段。晋武帝司马炎素来重视军事，蜀汉灭亡后，他令陈勰习得诸葛亮兵法，从此开始采用白虎幡、驺虞幡来井然有序地指挥军队。[6] 作为表达皇帝旨意的物品，驺虞幡能够为众人亲眼所见。在当时的状况下，张华想到利用驺虞幡，原因大概即在于此。而禁军将士一见驺虞幡，皆放下兵器逃走，司马玮左右无复一人。最终，被官军追捕、窘迫不知所为的楚王司马玮被执，送往廷尉处，六月乙丑（十三日）被斩首处死。据说，刑场上司马玮从怀中取出写于青纸上的诏敕，流泪展示给三公尚书（负责监刑的尚书）刘颂，云：“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同时，司马玮一党的公孙宏、岐盛也被夷三族。

经过了元康元年（291）三月、六月两次政变，首先外戚杨骏被杀、杨太后被幽禁，接着宗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重臣卫瓘亦被杀。上述事件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是外戚杨氏与贾氏之间存在权力斗争，威权由杨氏转移到贾氏手中。原本自皇太子时代开始，昏庸的晋惠帝能否即位便有悬念。在毫无统治能力这一点上，晋惠帝与东汉时代的幼帝相同。因此，晋惠帝必须要有人监护，而杨太后与其父辅政大臣杨骏这一配置，与东汉时代太后、外戚辅佐幼帝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晋惠帝还有另一个事实上的监护人——贾后，她是这两次政变的主角。不过，由于贾后之父贾充已经亡故（太康三年，282），贾后亦无兄弟。因此，作为外戚的贾后族亲贾模、贾充继孙贾谧、出身贾后母家郭氏的郭彰等人并无法如杨骏那样手握绝对权力，这些人难以担当辅政之任。

第二，是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等宗室诸王积极地参与政变，尽管从结果来看，他们都为贾后所利用。此次政变中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就属于“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十多年后的永康元年（300），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而这次政变可以说是一次前哨战。对比这次政变与此后诸多政治斗争的过程，其中颇有共通之处，因此一般把此次政变视为“八王之乱”的开端。如果说“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的根基自我崩溃，那么，这种自我崩溃在晋武帝死后一年不到便开始了。新即位的晋惠帝统治期间的政治波澜也由此揭开序幕。此外，不仅是外戚杨骏，当初被晋武帝期望担任辅政、颇有声望的汝南王司马亮也死于这场政变。如此一来，便开始了以贾氏为中心的、没有辅政大臣的政治体制，这是晋武帝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第三，杨骏也好，汝南王司马亮也罢，都滥行封赏，或者说不得不滥行封赏。滥赏的对象主要是以二卫下辖的殿中武官为代表的武人。这种状况源自当初晋武帝对武官的重视。作为一种趋势，它也决定了政变的成败与否，并在此后的八王之乱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闇主”与“虐后”

在肃清外戚杨骏之后，“闇主”晋惠帝与在内主政的贾皇后开始君临天下。昏庸的晋惠帝绝非如吴主孙皓那样的暴君，应该说是毫无政治能力。在这一点上，他与东汉时代不断出现的“幼帝”是相同的。而在《晋书》等史籍中，贾后被刻画为淫乱、残虐的恶毒妇人，被认为是引发八王之乱，或者说将西晋王朝带入灭亡深渊的罪魁祸首。例如贾后与太医令程据淫乱之事宫中内外皆知。此外，当时还流传着另一则关于贾后的故事，类似于日本“吉田御殿千姬”[7] ：

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徐义墓志》拓片

1953年，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市区——相当西晋时国都洛阳的西郊发掘了一座墓葬，出土墓志一方。根据墓志，墓主人姓名徐义，魏甘露三年（258）入贾充家为乳母，养育贾南风与贾午[8] 。贾南风接连成为太子妃（泰始六年，270）、皇后（太熙元年，290）时，徐义一直跟随贾南风入东宫、后宫。贾后对杨骏发动政变时，徐义设法使被杨太后召至身边的贾后借机离开，因功拜为美人。元康七年（297）七月，徐义因病卧床，故出宫归还私宅疗养，但无甚效果。次年四月，七十八岁的徐义去世。徐义与贾后的关系，志云：“论道非美人不说，寝食非美人匪卧匪食，游观非美人匪涉不行，技乐嘉音非美人匪睹不看。润洽之至，若父若亲。”贾后对徐义的亲近感，就好比自幼不离乳母的孩童一般。徐义卧病在床以后，她也探望殷切。徐义死后，贾后则“追念号啕，不自堪胜”。我们很难将墓志中对徐美人有情有义的贾后与史书所描述的淫乱、残虐的贾后联想为同一位女性。当然，徐义墓志对贾后的描述大概有美化、润色的成分在内，但史书对贾后的描写大概也有刻意抹黑的成分。那么，真实的贾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呢？

“元康”的晏宁

在打倒外戚杨骏、宗室汝南王司马亮之后，贾后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堂政治的运作应当委派给谁。当时，贾后之父贾充已亡故，贾后亦无兄弟，其身边没有可堪辅政之人。此时，张华便脱颖而出，被贾后看中。张华是伐吴战役中的赞成派，在政变中对诛杀楚王司马玮颇有贡献。其为人雅正有谋略，因博学多识，甚至被假托为《博物志》的撰者。[9] 此外，张华出身“庶族（寒门）”，即便有人望，也不会对贾氏构成威胁。

如此一来，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监由张华担任，中书令由裴楷担任。门下省的侍中由裴、贾模担任。尚书台（省）由太尉高密王司马泰与司空下邳王司马晃兼任录尚书事、守尚书令，实际政务则由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的王戎负责。裴楷出身与琅邪王氏并称的名族河东裴氏，与王戎齐名。因裴楷人美如玉，故有“玉人”之称。裴亦出身河东裴氏，为裴秀之子，其母郭氏与贾充之妻郭槐为姊妹，故裴是贾后外甥。因此，他虽然年轻，但为贾后所信任。元康年间，裴历任侍中、尚书、尚书左仆射、侍中诸职，同时作为清谈界的名人，被称为“言谈林薮”。不过，他曾撰《崇有论》，批评崇尚虚无的思想。贾模为贾充侄子（或侄孙），因出身贾氏一族而成为贾后的亲信。政变之后，贾模最初拜散骑常侍，仅过两日便被拔擢为侍中。不过，此后贾模日渐为贾后所疏远，忧愤之余发病而亡。王戎出身琅邪王氏，是“竹林七贤”之一。元康年间，王戎接续西晋初年的山涛掌管吏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处世之术，他与贾氏、郭氏亦有交谊。如此，在晋惠帝统治期前半的元康年间（291—300），无论是否与贾氏关联，有能力的寒门、名族士人皆投身于政治中。其结果，在上有“闇主”“虐后”的同时，政局却颇为安定，天下百姓也一时享受到了晏宁之世。

《钱神论》

不过，在另一方面，元康年间也相继出现了《钱神论》《释时论》等针砭时弊的文章。《钱神论》为隐士鲁褒所撰，文中云：

五铢钱 （汉、六朝时代行用）

（钱）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另一方面，钱）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

……

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钱），莫不（醒来）惊视。

……

（钱）谓为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富贵宅邸之）朱门，入（皇宫之）紫闼。……洛中朱衣（贵人），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

……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0] 吾以（为）:“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赈贫济乏，天不如钱。

……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

如上，鲁褒用典故、押韵脚，以拟人等修辞手法酣畅淋漓地讽刺了当时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视钱若神的社会风潮。元康年间就是这样一个拜金主义蔚为风靡的时代。不过，这种风潮并不是从晋惠帝的元康年间才开始的，而是在晋武帝时就已经存在了。

吝啬与奢侈的风潮

在《世说新语》中的《俭啬篇》与《汰侈篇》中，收录了西晋王朝时代关于吝啬与奢侈的诸多逸事。

吝啬的代表人物是王戎，与之相关的故事，例如“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在清谈界有高名。对于这种落差，有人解释以为是王戎在乱世韬光养晦、迎逢世俗的一种手段。王戎以外，以吝啬闻名的人物还有死后黄金、绢绸满屋，导致名声大损的义阳王司马望，以及被杜预讥讽为有“钱癖”的和峤。

另一方面，奢侈的代表人物是石崇[11] 与王恺[12] 。石崇、王恺两人斗富的故事颇为有名，如“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约17公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崇）以椒为泥，王（恺）以赤石脂泥壁”。再如“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约48厘米）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石崇、王恺以外，以奢侈闻名的人物还有陈郡何氏出身的开国功臣何曾、其子何遵、何劭兄弟、何遵之子何绥祖孙三代。此外，还可举出王济（王浑之子）、羊琇（景献羊皇后堂弟）、任恺等人。何曾一餐万钱，仍说无处下筷。何劭一餐所费更达二万钱。石崇、王恺二者又在何劭之上，双方斗富不知纪极，餐食之奢华甚至凌驾于皇帝。

以上所见吝啬与奢侈的风潮，虽然看似相互对立，但无论蓄财也好、散财也罢，在聚敛钱财、满足一己私欲这点上，双方是共通的。正如冈崎文夫和谷川道雄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利己的私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导致“八王之乱”的要因。[13] 不过，对于上述事实，笔者认为还有两点似颇具意味。首先，以吝啬或奢侈闻名的人物，大多是在政界或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抑或是政界内的旁观者、委身于权贵者等等，他们多数都遭遇了挫败。例如，任恺是晋武帝时代前半与贾充展开党争的人物。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任恺沉溺于饮酒、娱乐，专注美食，以此消磨时光。而石崇，则如下文所述，他在元康年间阿谀奉承权贵贾谧，以此处世。也就是说，吝啬、奢侈的行为，是这些人物将“公”的层面所遭遇的失败在“私”的层面，亦即家居生活的层面发泄出来。其次，斗富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娱乐，还是获取“豪”这一名声的手段。在东汉时代的地方社会中，就有地方豪族显现“轻财好施”的任侠精神。他们不忍见同乡穷困，于是散财救济，行赈恤之事。其结果是这些豪族在乡里中获得豪气的名声。反之，在西晋时代，与乡里社会疏离的都城贵族们相互间的奢侈斗富，正是为了获得名声而目的化、卑鄙化、扭曲化的行为。虽然都是外散家财，但东汉豪族基于“公”的立场所进行的“散施”，此时已转化为基于“私”的立场所进行的“散财”。

言归正传，吝啬、奢侈、拜金主义的风潮不仅存在于晋惠帝、晋武帝时代。如果向前追溯，在曹魏时代、在东汉末宦官掌权的浊流时代，皆能够看到这一风潮。另一方面，这种风潮在魏晋时代时如暗流涌动，时如大河奔流。晋武帝即位后，虽然发布了提倡节俭的诏令，进而试图有意识地阻止这种导致国家灭亡的风潮，但最终，特别是在天下统一后，晋武帝即便自己不提倡奢靡，但至少默认、助长了这种风气。而到了晋惠帝时代，情况便完全放开了，拜金主义的浪潮愈发狂热。

回到“钱神论”的话题。就结构而言，批判拜金主义的《钱神论》由“司空公子”与“綦勿先生”这两个人物的议论组成。鲁褒将文章前半部分的主题设定为“币帛”，虚拟双方对赠送礼品、对在拜访贵人之际当携带何物来展开辩论，并将二者的对立意见公式化。例如，司空公子认为当以盛于“筐篚”的“币帛”拜访贵人，綦勿先生则主张携带用于“清谈”的“机神”，即钱财与智慧的对立。接着，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司空公子围绕着“钱”展开议论，将钱比作神仙，认为其无所不能。最终，司空公子的结论是作为金钱万能时代的处世之术，尤其是对官界中人而言，“币帛”——更直接地说——金钱的馈赠、贿赂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钱神论》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此拜金主义风靡的大背景下，官界公然横行、被戏称为“互市”的贿赂、请托之举。

通观西晋时代，众所周知的最大疑案，是平吴以前鬲县县令袁毅大肆贿赂朝臣一事。当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平吴后，晋武帝赴南郊行礼仪，结束后询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刘毅对云：“可方桓、灵。”晋武帝云：“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14] ，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答云：“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桓、灵）也。”桓帝、灵帝是汉末宦官掌权时在位的皇帝。当时，朝廷公然卖官，曹操之父曹嵩亦以一亿钱买得太尉一职。与之相对，晋武帝时代朝廷虽无卖官之举，但通过贿赂“私门”——即权贵之家获得希求官职的事情不绝其迹。刘毅借晋武帝的问话，对贿赂请托横行的现象加以批判。再如平吴功臣杜预，他在天下统一后继续驻留襄阳，同时不断向洛阳城中的“贵要”送礼。有人询问其缘由，杜预答云：“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对这一风潮，担任司隶校尉的傅玄、刘毅、傅咸等人展开了揭发、弹劾，于是“京师肃然”“贵游慑伏”，一时间官场清净，收到了效果。但这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时就有人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之策，在于废除孕育此类猎官活动的选举制度——即九品官人法。从曹魏时代的夏侯玄，到西晋时代的刘毅、卫瓘、李重、段灼、潘岳，不断有人对九品官人法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例如夏侯玄在上奏中提及，自九品官人法施行以来，健全的选举制度一直受到阻碍，过去是受到乡论、清议的阻碍，现在则是受到请托风气的阻碍。夏侯玄不仅批判当时的贿赂请托风气，也批判过往的乡论、清议。值得注意的是，夏侯玄批判的这两点，恰与《钱神论》中司空公子的“币帛”与綦勿先生的“清谈”相合。换言之，《钱神论》与一系列批判九品官人法的上奏，其实互为表里。《钱神论》的第一要义当然是批判拜金主义，然而，文章并未假托綦勿先生的视角对拜金主义的代言人——司空公子展开批判，而是对固执于清谈的綦勿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讽刺的形式亦对其进行批判。顺带一提，鲁褒为隐逸之士，而在《钱神论》中登场双方的姓名一个是司空公子——可理解为“管理（司）空”的公子；一个是綦勿先生，可理解为“穷极（綦）无”的先生，亦可说明鲁褒本文立足于老庄思想。[15] 以上所见鲁褒撰作《钱神论》的思想立场，川胜义雄[16] 曾有论及。鲁褒的思想，基本继承了汉末逸民群体对浊流与清流的批判态度。

《释时论》

寒门出身的王沈所撰的《释时论》，正如人们经常引用的“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一句，从侧面批判了当时存在于社会上的门阀主义风潮。若进一步深入叙述，则《释时论》以“东野丈人”与“冰氏之子”对话的形式加以展开。文章开头，冰氏之子向东野丈人问“涂”，东野丈人则反过来询问“子奚自？”“奚适？”冰氏之子答云，他从“涸阴之乡”而来，欲往“煌煌之堂”。接着，东野丈人论断以为，如果不是身怀“赫赫之光”的“挟炭之子”，则无法前往“煌煌之堂”。而冰氏之子反驳以为自贫贱而富贵的“前贤”不乏其例。对此，东野丈人开始向不知世事的冰氏之子解释时世。

其论云，在“纵横之世”“霸王之初”,“英奇”“贤者”发挥个人才能，而“缊褐”“匹夫”（皆代指平民）亦有成为“衮龙（天子）”“卿相”的可能。现如今则时代不同了，“上圣下明……宴安守平”，即安定和平的盛世。当此世道，如“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所描绘的那样，出身的不同决定了高低贵贱。并且，当今之世，“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获得“名位”与“高誉”者，或是以谄媚附“势（权门势家）”，或是凭借“资（门资）”与“形（形势？）”。这些人物，无论具体怎样，都能够获得好评（即“誉”与“名”）。例如“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对“寒素”者而言的“死病”之物，对于“荣达”者而言却能获得“嘉名”。

接着，东野丈人讲道，诸如此辈的“荣达”者，既自私而又自尊心极高，既媚上而又虚荣心极强，为利益、权势所牵动，与“姻党”相互标榜，党同伐异，“毁誉”错综。其结果是负责评定乡品的中正及其下属的清定、访问迷惑不知所从。他又提及，“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京师洛阳内的众多“群士”奔向权门势家猎取官职。“群士”们举止猥琐，在宴会上始终围绕着借谁之力、获得何官的话题聊天谈论。

最后，东野丈人总结以为，像冰氏之子这样“孤寒”且“怀真抱素”者，哪怕再有踏足官界、一展才华的高迈志向，也“众涂圮塞，投足何错”——入仕的诸多道路已然堵塞，一步也无法踏足。理解了东野丈人所言的冰氏之子，引用了《论语·里仁》中的“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一句，而后说道：自己也希望富贵，故有志于官界，自幼修行儒学，听从教诲，以“清寒”处世，认为这条道路可以通往官界，而未曾想到权门势家已将这条道路截断。听闻先生的教诲后，自己幡然醒悟，决定追随初心，断绝进取之志，享受悠然自得的生活，以此保存寿命。最终，冰氏之子议论以为理想的生活是保存高节、身为隐士；反之，“丹毂灭族”“朝荣夕灭”，拥有权势、地位实则相当危险。至此，文章也以冰氏之子的独白结束。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门阀主义的风潮与猎取官职活动的猖獗这两种现象乍一看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东野丈人的议论中，却将其关联起来加以论述。晋武帝时代，刘毅曾上奏批判九品官人法，其中有一段也说道：“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通过使用贿赂等手段对中正展开运作，结果就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释时论》也同样论述了两者的因果关系。而正如唐长孺所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之一，在于刘毅所言的“势族”并非“世族”，而是魏晋之际连续二三代出仕朝廷的权门势家。他们与东晋时代确立、南朝所继承的“门第二品”的门阀贵族不是一回事。东晋以降的门阀贵族制度，毋宁说是摈弃了魏晋贵族制中尚不成熟、夹杂浊流的部分，将其中的狂热因子安定化，而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么，元康年间的权门势家，究竟指的是哪些家族呢？

权门势家

晋惠帝元康年间，纲纪废弛，结果贿赂公行，权门势家以其地位任意欺凌。忠贤之士的仕途断绝，反之，谗邪之人则得志发达，更进一步相互举荐，出现了时人称为“互市”[17] 的“贪鄙”“浮伪”之风。

贾氏、郭氏谱系简图

在此状况下，论及权贵，当首推外戚贾氏及与之关联的郭氏。出自平阳（山西省临汾市）贾氏、于西晋初年为佐命功臣的贾充，在郑冲、王祥等上公、三公引退官界之后，与荀勖、冯、杨珧、华廙等人结成派系，与以同样受到晋武帝信任的任恺为首的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人展开朋党之争。最终，贾充一党在斗争中获胜，贾充一女为皇太子妃，一女为齐王妃，姐妹皆联姻皇室。不过贾充无子嗣，前夫人李丰之女虽产有二女，但李丰被诛杀时，其女亦被连坐，被流放至带方郡。之后，特许贾充迎娶郭配之女郭槐，生贾南风与贾午。郭氏虽曾产有二男，但均夭折。长子贾黎民在三岁时，由乳母抱入阁中。贾黎民见贾充入内，喜笑颜开，贾充亦靠近逗乐。郭氏远远望见，误以为贾充与乳母私语，嫉妒万分，于是将乳母鞭杀。而贾黎民思念乳母，最终发病而亡。次子的情况亦与之类似，故贾充最终没有子嗣。太康三年（282），贾充去世，终年六十六岁。郭槐强行将贾午所生韩谧过继为贾黎民之子，以之作为贾充的后嗣。韩谧的确有贾充的血脉，但毕竟是异姓子嗣，不合礼法，所以当时也饱受舆论的批判。但在贾氏为权势之家的强大压力下，晋武帝认可了此事。于是，身为外戚的贾谧便在元康年间手握威权。

韩寿神道碑

贾谧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秘书监、侍中，借着贾后的威势，贾谧权拟人主，同时屋宅、器物、衣服、歌僮舞女等皆一时之选，极为奢侈。至于“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没有不谄事贾谧的。其中就包括了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兄弟、挚虞、左思、牵秀、郭彰、刘舆、刘琨兄弟在内的二十四人，号为“二十四友”，为贾谧所重。贾谧、郭槐等人外出时，石崇、潘岳总是“望尘而拜”。这清晰地显示出，贾谧与“二十四友”的关系，是后者对前者卑躬屈膝、后者依附于前者。在当时的贵族舆论中，对这一点也颇有批判。而另一方面，“二十四友”中的人才又如满天星斗：既有如陆机、潘岳、左思那样不仅在当时，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文人；也有如刘舆、刘琨兄弟那样在此后的八王之乱中直面晋王朝的危机，为维持、重建晋王朝而尽其心力的官僚。那么，“二十四友”的才能与舆论评价之间所存在的落差，该如何理解？可以看到，“二十四友”中的人物大多属于“寒门”。他们虽有升官发达的志向，但相对于《钱神论》《释时论》所描述的通过贿赂取悦权贵、借机发达的寒门士人，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能或实际行政能力为武器，以此获得当时的最大权贵——贾谧的青睐。此外，寒门、寒人若要出仕发达，还有另一个途径，那就是与宗室诸王取得联系，而这也正是此后“八王之乱”爆发的要因。

除贾谧之外，当时的权贵还有贾充之侄贾模、贾皇后的堂舅郭彰。尤其是郭彰，他既是“二十四友”之一，同时也是与贾谧并称“贾郭”的权贵，郭槐将其作为亲兄弟来对待。郭彰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诸职，宅邸前亦宾客填门。

贾谧、贾模、郭彰等人所在的外戚贾氏及其姻亲郭氏，确为当时权贵的核心，然而，拥有权势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家族。正如“威柄不一”一语所表现的那样[18] ，在晋武帝时代，就有各类权贵的存在。故恰如时人刘毅所言，接受贿赂请托的也正是这些茫茫多的“私门”。

宗室诸王

在朝中的诸多权贵中，宗室诸王隐然存在其间。西晋建立之初，出台了缓和限制、增加特权等诸多优待宗室的政策，如大幅增加宗室王侯的食邑、军队，撤废防辅、监国谒者等监视宗室诸王的官员，允许宗王自行任命王国官等等，与曹魏政权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负责管理宗王封国的内史与郡太守并无本质区别，而宗室诸王也不过是食封国租税，且朝廷实施过多次转封。所以西晋时代宗王虽说较前代受到优遇，但早已失去分封制的本义。就这一点而言，西晋的王国制度并没有脱离西汉以来所形成的框架。不过，西晋宗室诸王有一个重要特征与前代大为不同，那就是尽管朝廷不时发出催促宗王就国的诏敕，尽管也有像齐王攸事件那样利用就国来排挤宗王的情况，但宗王并不一定必须就国。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居住于都城洛阳，能够在朝廷中入仕为官。此外，根据宫崎市定的论述，宗王入仕的典型路线，一般是通过九品中正制系统以外的“宗室选”入仕，以散骑常侍（三品）或诸校尉（四品）等异姓无法作为起家官的高品官职入仕[19] 。之后，宗王也一直待在京师，历任诸员外（定员之外）散官，或被授予掌握军队的将军或都督。其中，拥有“亲”“贤”名望的宗室诸王还要承担“出镇入辅”的重责。他们或在都城洛阳身为上公、三公及类似官职，开军府、公府，担当辅政之任；或被任命为四征将军、都督，出镇地方要冲[20] 。而驻有重兵、属曹魏五都之一的长安、许昌、邺城，则惯例由“亲亲”——与皇帝血缘至亲的宗王出镇。而巧合的是，在“八王之乱”中洛阳这个主舞台上担任主角者，正是出镇以上三城的宗王们。

宗室诸王中担任过“出镇入辅”要职的人物，在西晋建立初期，朝廷中有“八达”中仅存的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其次子、过继给司马朗的大司马、义阳王司马望，此外还有晋武帝的同母弟齐王司马攸；地方上则有晋武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亮（后改封汝南王）、汝阴王司马骏（后改封扶风王），分别出镇长安、许昌。义阳王司马望与安平王司马孚于泰始七年（271）六月、泰始八年（272）二月相继去世。咸宁三年（277）八月，扶风王司马亮转封汝南王，东莞王司马伷改封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转封扶风王，各自出镇许昌、下邳、长安。在咸宁五年至六年（279—280）的伐吴战役中，琅邪王司马伷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主帅。咸宁二年（276）八月，齐王司马攸进位司空，太康三年（282）十二月实际就国之际又进为大司马，但如前所述，其在次年三月便去世。此外，在太康年间，琅邪王司马伷（太康四年五月）、扶风王司马骏（太康七年九月）也相继离世。太康十年（289）十一月，转封皇子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分别出镇关中（长安）、荆州（襄阳？）、扬州（建业？）。然而经过了贾后政变，楚王司马玮受其利用被杀，秦王司马柬虽进位为大将军，但元康元年（291）九月便去世。太尉（太康三年授）、大司马（太康十年授）、太宰（元康元年授）、汝南王司马亮亦被杀。如此一来，司马懿伏夫人所生的汝南王司马亮、琅邪王司马伷、扶风王司马骏这几位同母兄弟已全部离世。他们是晋武帝的叔父，也可谓是宗室柱石。晋惠帝元康年间，朝廷中有先为司空、后进位太尉的高密王司马泰与司空下邳王司马晃[21] ；地方上则有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相继出镇关中。司马肜、司马伦亦是晋武帝叔父辈，是汝南王司马亮等同父异母的兄弟。

司马氏世系概略图

此外，在数量众多的宗室诸王中，既有如平原王司马榦那样行为奇特的宗王，也有如司马彪那样专心于史书撰著的宗王。司马榦为晋武帝的叔父，司马师、司马昭的同母弟，按血统具有出镇入辅的资格，但实际却一直担任光禄大夫。“八王之乱”时，司马榦被强行推举任要职，但对政治一无所问。齐王司马冏打倒赵王司马伦、代之成为辅政大臣时，人人皆奔往司马冏处道贺，而司马榦独怀百钱相赠。此外，东海王司马越担任辅政大臣时造访司马榦，司马榦不见，仅从门缝中加以窥视。司马彪为高阳王司马睦长子，曾过继给“八达”之一的司马敏为嗣，但又被废除嫡子之位。此后，司马彪历任秘书丞等职，撰有《九州春秋》《续汉书》等书。

宗师的设置与宗室的堕落

在有关西晋宗室的问题上，有一点颇具深意，那就是仅有西晋王朝设置过“宗师”这一独特身份。与九卿之一、负责管理宗室的宗正不同，宗师并非官职，可以将之理解为宗室司马氏一族的长老。宗师在司马氏内部具有“私”的地位，由于司马氏身为皇室，故同时也带有“公”的色彩。宗师设置于咸宁三年（277）正月，以汝南王司马亮（当时为扶风王）为之。元康元年（291），司马亮死后，高密王司马泰任宗师。元康九年（299），高密王司马泰去世，梁王司马肜继为宗师。如上所见，任此职者皆为族内有名望的老者。又，宗师这一名称犯司马师的名讳，令人殊不可解。此点暂且不论，西晋王朝所特有的宗师又为何会设置于咸宁三年（277），即晋王朝建立十二年后？就宗师的设置过程而言，当时宗室势大、无法管控，故设置宗师训导、观察宗室子弟。对于不遵礼法的宗室子弟，事情轻微则宗师以道德劝诫，事关重大则由宗师上奏皇帝。从宗师的设置背景中，也能够窥见当时司马氏的宗室，尤其宗室子弟精神废弛。例如，义阳王司马望好聚敛、十分吝啬，死后留下巨额遗产，饱受舆论的非难。其嫡孙司马奇亦与祖父同样热衷聚敛，并为此不择手段，派遣使者前往交州（今广西省及周边）、广州（今广东省及周边）进行贸易，于太康九年（288）被弹劾，贬为三纵亭侯。中山王（后改封高阳王）司马睦则以变易逃亡犯人的姓名等罪状被贬为丹水县侯。此外，齐王司马攸长子司马蕤与嫡子司马冏，琅邪王司马伷之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公司马繇等兄弟失和。此外令人稍感奇怪的是，尽管司马氏是出自“儒生”的名门，但像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这样不修学问、不会写字、毫无司马家气质的人物也辈出于宗室之中。晋武帝决定设置宗师，大概也是对此事态颇有危机感。

贾后与愍怀太子

元康时代的九年间，除了北边的匈奴人郝散、郝度元兄弟叛乱与西边的氐族齐万年叛乱之外，一切安稳。然而，元康九年（299）末至永康元年（300）初发生的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被杀一事，却使得这一太平盛世露出破绽。以此事为开端，如泥沼一般的“八王之乱”再度开启。那么，此事因何而起？其背景在于贾后与愍怀太子的对立。贾后生有四女，但无子嗣。故晋惠帝即位当年（永熙元年，290）八月，谢才人[22] 所生司马遹被立为太子。因此，贾后与愍怀太子并无血缘，两者的关系有些类似于东汉时代的皇太后与幼帝。愍怀太子自幼便被认为“似宣帝”，受到祖父晋武帝的瞩望。晋武帝晚年时，愍怀太子封广陵王。贾后的生母广城君郭槐担心贾后与愍怀太子不能相得，时常训谕贾后关爱愍怀太子。郭槐曾打算将自己的孙女、韩寿与贾后之妹贾午所生女儿立为皇太子妃。愍怀太子也有意通过与郭氏、贾氏结成姻亲稳固地位。但最终在贾后、贾午姐妹的反对下，此事告吹。元康六年（296），郭槐去世，终年六十岁。临终之际，她握着贾后的手恳切嘱托，请贾后一定要照顾好愍怀太子。

《郭槐墓志》拓片

然而，郭槐的愿望最终落空了。贾后与愍怀太子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愍怀太子性格刚毅，无法忍受权势熏天的外戚贾谧。贾谧曾造访东宫，但愍怀太子却将其晾在一边，自己在后庭游玩。又，贾谧曾与愍怀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司马颖恰好路过，便呵责贾谧。怀恨在心的贾谧向贾后进谗言，而贾后也宣扬太子的短处，布诸远近，以损毁其名声。此外，贾后又假装怀孕，将刍藁、产具等放入腹部，于后宫中偷偷养育韩寿之子韩慰祖，谋划以之取代愍怀太子。

另一方面，或是由于贾后大肆宣扬的缘故，居于东宫的愍怀太子也逐渐失去了自幼以来的好名声。太子在宫中开设市场，自为肉贩，空手揣度肉块的斤两，轻重丝毫不差。[23] 有传言煞有介事地解释云，愍怀太子爱做屠夫，是因为其母谢淑媛为屠夫之女。此外，愍怀太子还将西园中的葵菜、蓝子、鸡、面拿去贩卖，收取利润。对日渐骄慢的太子，东宫官太子洗马江统、太子中舍人杜锡（杜预之子）皆加以劝谏，但太子不但听不进劝谏，反而怨恨杜锡，使人将针藏在杜锡日常所坐的毛毡中。

愍怀太子的废黜与被害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愍怀太子长子司马虨病笃，太子为之祈祷，并为其求封王爵，但未获准许。贾后一直在考虑如何废黜太子，但由于东宫四卫率握有一万兵力，俊乂如林，故很难直接出手。听闻此事后，贾后心生一计。当月二十八日夜，有短函送至太子处，题云“东宫发”，其中疏云：“言天（惠帝）教欲见汝。”于是，太子便上表请求入朝。二十九日清晨，愍怀太子入见晋惠帝，随后前往贾后处。但贾后并未现身，侍女陈舞云：“中宫旦来吐不快。”让太子在屋中等待。接着，陈舞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太子，称晋惠帝有令，使太子将酒饮尽、将枣吃完。愍怀太子拒绝，而陈舞云：“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太子无奈，只得将酒喝完，烂醉如泥。另一方面，贾后令“二十四友”之一的黄门侍郎潘岳撰文，令小婢承福将纸、笔、草稿带往太子处，对意识朦胧的太子云晋惠帝有令，使其誊抄文稿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24] 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喝得酩酊大醉的太子誊抄不及一半文字，贾后将其补全，上呈给晋惠帝。

壬戌（三十日），即年末除夕日。晋惠帝幸式乾殿，令黄门令董猛将愍怀太子所书与“遹书如此，今赐死”的青纸诏书遍示召集而来的宗王、群臣。所有人都知道，贾后想置太子于死地，其中必然有阴谋，但最终一无所言。只有张华、裴为太子申辩。张华持重而言，裴则提出校验笔迹。贾后拿出太子平日启事十余枚，又假借长广公主（甄德之妻）向惠帝进言，将反对速决此事者以军法从事。至黄昏，此事依然议论不决，贾后担心横生事变，于是妥协，上表奏请将太子废为庶人，惠帝下诏许可。愍怀太子由东宫遣出，幽禁于金墉城。谢淑媛与蒋美人则被诛杀。翌年（永康元年，300）正月，贾后让黄门自首与愍怀太子共谋叛逆，以其自白书班示公卿，又命东武公司马澹护送太子前往许昌宫的别坊幽禁，治书侍御史刘振加以监视。

贾后担心有变故发生，神经紧张，令宫女穿粗服采集民间流言。听闻有传言云有殿中人要废贾后、立愍怀太子，贾后非常害怕，于是决意杀害已对其断绝念想的愍怀太子，令太医程据合毒药名为巴豆杏子丸，令宦官孙虑持往许昌。自被废以来，愍怀太子十分小心，一直亲自做饭。

孙虑命刘振将愍怀太子移至小坊中，不给其食物，但宫人又悄悄地从墙壁上递食物给太子。三月癸未（二十二日），孙虑逼太子服毒药，但被拒绝。于是孙虑在太子如厕时用药杵将其杀害。愍怀太子大呼求救，声闻于外，死时年二十三岁。有司将以庶人之礼葬愍怀太子，经贾后上奏，最终依照其册封为皇太子前的爵位——广陵王之礼下葬。

注释

[1]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的皇后，为人愚笨，性格天真如孩童一般。——译者

[2] 指晋惠帝与齐王攸。

[3] 因要举行贾南风的婚事，所以贾充便可以此理由留在京城。——译者

[4] 《晋书·杨珧传》载：“初，聘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因此杨珧在临刑前申冤。——译者

[5] 当年诸葛诞起兵反叛后，由于擅杀文钦，其子文鸯投降司马昭，最终使得诸葛诞兵败。故司马繇作为司马诞外孙与之有私怨。——译者

[6] 此处晋武帝司马炎当为晋文帝司马昭。该事典出《晋书·职官志》:“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陈勰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揆上下文意，文中令陈勰习诸葛亮兵法的“晋王”当指“文帝”，即司马昭。——译者

[7] 吉田御殿千姬，即德川千姬，日本战国时代德川秀忠的长女、德川家康的孙女，初嫁于丰臣秀赖。后因德川家与丰臣家的政治斗争，丰臣秀赖自尽，千姬守寡不到一年，便又嫁给本多忠刻。此后，日本民间有“吉田御殿”的传说，以千姬为女主角，描述其勾引美男子到御殿以后玩弄甚至加以毒杀的故事。据说该故事是一些支持、同情丰臣家的人对于千姬丧夫后很快改嫁感到不满而编造的。——译者

[8] 贾午后嫁与韩寿，生韩谧亦即贾谧。

[9] 据《晋书·张华传》，张华的确曾撰《博物志》十篇，但该书原貌已无从得知。一般认为，今天流传《博物志》并非张华原本，而是出自假托，故作者云张华被假托为《博物志》的撰者。——译者

[10] 语出《论语·颜渊》。

[11] 字季伦，石鉴之子。

[12] 字君夫，王肃之子，晋武帝之舅。

[13]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篇》、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

[14] 吴郡与会稽郡，代指孙吴政权。

[15] “綦勿”与“齐物”音同，《庄子》中有《齐物论》一篇，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钱神论》中的綦勿先生，抑或可作此理解。又，前文已提及，老庄思想是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因此作者在此将对清谈的批判与司空公子、綦勿先生的姓名来源联系在一起。——译者

[16] 《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收入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

[17] 参见《晋书·惠帝纪》。

[18] 此句出自《晋书·张华传》:“华曰：‘……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译者

[19] 通常名门子弟以六品官起家。

[20] 在出镇地方时，封国时常被转封到出镇地附近。

[21] 司马泰为司马馗之子，司马晃为安平王司马孚之子、义阳王司马望之弟。

[22] 才人为女官的一种。司马遹被立为太子后，谢才人进为谢淑媛。

[23] 据《晋书·愍怀太子传》:“（太子）而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太子是“使人屠酤”，似并非亲自为肉贩。——译者

[24] 蒋美人蒋俊，愍怀太子宠妃，司马虨生母。

第七章　惠帝（下）

贾后的反对派

愍怀太子被废黜、杀害后，招来了针对贾后的政变。发动此政变的是宗室诸王之一、担任车骑将军领右军将军、太子太傅重任的赵王司马伦。司马伦是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之弟，晋惠帝的大叔父。赵王司马伦起事的动机，与其说是出自纯粹的正义感，倒不如说是因为有自己的算盘。

赵王司马伦起事的契机，来自宫城殿中的动向。殿中左卫司马督司马雅与殿中常从督许超曾仕于愍怀太子，深知其为人。太子被废时，司马雅、许超为太子蒙冤被废深感不平，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划废黜贾后、使愍怀太子复位。他们一眼相中的宫外合作者，即当时以车骑将军领右军将军而掌握强力军队，且性格贪婪、说以利害便很可能加入谋划的赵王司马伦。于是，司马雅、许超游说司马伦的心腹孙秀。孙秀允诺，又向司马伦上言，司马伦亦应许此事。如此，宫中的司马雅与宫外的司马伦便得以联手，为了增加同伙，又引入了通事令史张林。不过，在政变之日逐渐临近之际，孙秀却有了一个担忧，这就是愍怀太子对贾后一党的赵王司马伦心怀怨恨。如果太子复位，不仅孙秀自身不得仕进，甚至也不会报答赵王司马伦打倒贾氏的功绩。于是，司马伦与孙秀改变计划，打算等贾后诛杀愍怀太子后，打出为太子报仇的大义名分，而后废黜贾后。因此孙秀故意稍稍放出风声，让贾谧等人得知愍怀太子复位之谋，又劝说贾谧等人尽快诛杀太子，以绝众望。

随着愍怀太子按计划被杀，该阴谋的主导权就完全落入赵王司马伦、孙秀一侧。许超与司马雅害怕将来遭遇祸难，以生病为由退出此事。于是孙秀又重新拉拢右卫佽飞督闾和作为同党。

司马伦政变

赵王司马伦、孙秀与殿中的闾和计划于当日丙夜一筹[1] 发动政变，事先约定，以鼓声为号。永康元年（300）四月癸巳（三日）深夜，宫城内外同时响起不合时辰的鼓声。于是赵王司马伦将事先准备好的伪诏宣读于前驱、由基、强弩司马：“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将军赵王司马伦）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三部司马的士兵皆乖乖听从了伪诏所令。司马伦又另持伪诏开门而入，在御道南布阵，命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率三部司马一百人突入宫中。司马冏是此前忧愤而死的齐王司马攸嫡子，晋惠帝的堂弟。

在华林令骆休的内应下，入宫的齐王司马冏将晋惠帝迎入东堂，手持惠帝手诏召贾谧于殿前。贾谧惊恐无比，跑入西钟堂下，呼曰：“阿后救我！”于是当场被斩杀。另一方面，贾后见齐王司马冏，大惊，问云：“卿何为来！”司马冏回答道：“有诏收后。”贾后又云：“诏当从我出，何诏也？”于是上阁楼，遥呼身在东堂的惠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接着又问司马冏云：“起事者谁？”司马冏答云：“梁、赵。”“梁”即梁王司马肜，“赵”即赵王司马伦。司马肜亦是司马懿之子，与司马伦为同父异母的兄弟。时论以为其人清廉谨慎，但无其他才能。因血缘亲近之故，司马肜在当时担当大将军、录尚书事的重任。听闻齐王司马冏的回答，贾后咬牙切齿、恨恨言道：“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至宫殿西，贾后见贾谧尸体，又止步大哭。被捕后，贾后被夺取皇后之位，幽禁于建始殿中。宫内的贾后一党，如赵粲、贾午等人，也被抓入暴室（宫内私狱）拷问。

当夜，贾氏一族、一党皆被抓捕，中书、门下两省及尚书台的重臣被召往式乾殿。为除去朝廷人望、也为了报复多年私怨，赵王司马伦于殿前逮捕张华、裴，皆夷三族。

贾后之死、司马伦辅政

翌日（甲午，四日），赵王司马伦命尚书和郁将居于建始殿的贾后移送至金墉城。五日后（己亥，九日），司马伦遣尚书刘弘以金屑毒酒将贾后赐死。

贾后已死，赵王司马伦的政变就此宣告成功。借此功绩，司马伦被拜为相国、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与当初的外戚杨骏地位相同。为笼络人心，司马伦又将李重、荀组[2] 辟为府内左、右长史，广召海内名士为其幕僚。与杨骏、司马亮一样，司马伦也大行封赏，其诸子、党羽及文武官吏封侯者达数千人。在名义上，赵王司马伦是辅政大臣，但其人素来昏庸，为其心腹孙秀所操控。孙秀被拜为中书令，威风振于朝廷。

司马允政变未遂

永康元年（300）八月，距离赵王司马伦政变尚不及半年，晋武帝之子，时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护军的淮南王司马允举兵反对司马伦。司马允沉着、刚毅，故为宿卫禁军所心服、敬畏。愍怀太子被废时，甚至还有人打算推举司马允为皇太弟。[3] 司马允察知赵王司马伦有篡夺帝位的野心，于是密养死士，准备借机讨伐司马伦。司马伦亦对司马允心怀恐惧，进入八月后将司马允升为太尉，表面看似示以优遇，实则为了剥夺其兵权。淮南王司马允看穿了司马伦的企图，于是以病为由不受拜命。孙秀遣使者强迫司马允就范。司马允阅览诏敕，发现是孙秀的笔迹，于是大怒，斩杀作为使者的两位令史，云：“赵王欲破我家！”于是率领淮南国国兵及中护军帐下七百人出击，大呼：“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所谓左袒，即脱去上衣左肩。西汉周勃在讨伐专权的吕氏一族时，即大呼云拥护吕氏者右袒、拥护刘氏者左袒。司马允所云渊源于此。淮南王司马允的军队原向宫内而去，但端门左右的掖门被关闭，其所部不得入，于是改变方向，将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府团团围住。司马允所率将兵皆为精锐，司马伦方面战死者多达千余人。同时，太子左率陈徽亦率东宫兵鼓噪，以为内应。司马允在承华门前布阵，向赵王司马伦方面弓弩齐发，一时箭如雨下，攻势相当凶猛。乃至于有侍卫为了保护司马伦，箭中其背而亡。从辰时（上午八点）至未时（下午一点），司马允的攻势一直持续。

此时，宫内的中书令陈准为助淮南王取胜，向晋惠帝上言：“宜遣白虎幡以解斗。”实际上，传达天子休战指令的旗帜是缝有仁兽的驺虞幡，反之，白虎幡则是鼓舞战斗的旗帜。晋惠帝愚笨，不明白两者的区别，陈准正是利用这一点故意言之。[4] 陈准为司马允在宫内的内应陈徽之兄，亦是淮南王一党。故晋惠帝命司马督护伏胤率四百骑出宫，打出白虎幡。而赵王司马伦之子、侍中、汝阴王司马虔早已私下收买了伏胤，与之起誓云：“富贵当与卿共之。”于是，伏胤手持空无一字的诏书前往淮南王的军营中，诈云：“有诏助淮南王。”司马允不知有诈，于是开阵放入伏胤，下车受诏，毫无防备。就在这一瞬间，伏胤击杀了司马允。

诛杀石崇

随着淮南王司马允被杀，其政变也以失败而告终，连坐此事被杀者有数千人，其中就包含了与孙秀有私怨的潘岳、石崇等人。孙秀原为本籍琅邪郡（今山东省临沂市及周边）的小吏，当时的郡太守（内史）潘芘之子潘岳对孙秀颐指气使，待以非人，不时加以鞭打、拳脚相加。孙秀为中书令后，身为黄门侍郎的潘岳在宫省内与之相遇，云：“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心怀宿怨的孙秀则借用《诗经·小雅》中的《隰桑》一篇答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石崇有爱妾名绿珠，善吹笛。孙秀听闻此事，便遣使者向石崇求绿珠。当时，石崇在洛阳郊外金谷的别墅中，正登凉台、临清泉、侍女在侧。使者向石崇传达孙秀之意，石崇令妓妾数十人出列，皆熏以兰麝（名香），身着罗縠（薄纱衣），令使者观览，云：“在所择。”使者回答道：“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石崇勃然大怒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又云：“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石崇仍说：“不然。”使者已经走出别墅又再次返回，催促石崇改变决定，但石崇终究不允。孙秀得知石崇不予，怒而向司马伦进言，请求诛杀石崇。此外，还另有一种说法，云石崇、潘岳一同煽动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解决赵王司马伦与孙秀。总之，淮南王司马允死后，孙秀便依伪诏将石崇、潘岳抓捕下狱。当时，石崇正在别墅的楼上宴会，武装的士兵到门执行抓捕。石崇对绿珠言道：“我今为尔得罪。”绿珠则泣涕云“当效死于官前”，于是跳楼而亡。作为这一悲剧的女主人公绿珠，此后流传于民间众口，为诗人所吟唱，最终被写入传奇小说[5] ，成为歌姬与美女的代名词。石崇等人被处刑于东市。死时，石崇年五十二岁，庞大的家产皆被抄没，仅水碓就多达三十余所，苍头则达八百余人。

司马伦篡位

在镇压了淮南王司马允的政变后，孙秀令朝廷讨论赐予赵王司马伦九赐一事。如此一来，谁都明白司马伦开始准备篡权登基，但迫于无言的压力，几乎没有人有异议，唯有吏部尚书刘颂以为“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公然反对此事。但随后刘颂便被解职，朝廷对司马伦颁赐九锡。

翌年，即永康二年（301）初，在赵王司马伦与孙秀的授意下，牙门赵奉装作晋宣帝司马懿附体，口言神语云：“伦宜早入西宫。”东宫是皇太子所居，与之相对，西宫为皇帝所居，也就是宫城。当时，赵王司马伦在相国府中开东宫。散骑常侍兼侍中、义阳王司马威（义阳王司马望之孙）很早便谄事赵王司马伦，于是用力从晋惠帝手里将皇帝玺绶夺去，令陆机撰写禅让的诏敕。在森严戒备中，玺绶被奉呈于司马伦，禅让革命，就这样在室内完成了。

正月乙丑（九日），司马伦乘坐事先备好的天子御用车马入宫，出席即位仪式。退位的晋惠帝则从华林园西门而出，被押入金墉城。丙寅（十日），举行祭祀太上皇的仪式，将幽禁惠帝的金墉城改称永昌宫。同时，册立赵王国世子司马荂为皇太子，拜太宰、梁王司马肜为商代伊尹所居官职“阿衡”，孙秀进为中书监，义阳王司马威进为中书令，张林进为卫将军。赵王司马伦其余朋党亦就任公卿、将军之位，越级提拔的情况不胜枚举。下至士兵奴仆亦加爵位，大封官爵的情况又再次出现。朝会时，貂蝉[6] 盈座，故时人讽刺云：“貂不足，狗尾续。”

正月癸酉（十七日），濮阳王司马臧被杀。赵王司马伦起兵推翻贾后，打出的旗帜是为愍怀太子报仇。因此，在前一年的五月己未（九日），愍怀太子之子、临海王司马臧被册立为皇太孙。同月己卯（十九日）追谥亡故的太子为“愍怀”，至六月壬寅（十三日）葬于洛阳郊外的显平陵。司马伦篡位后，立即显露本性，于正月丙寅（十日）废黜已并非必要的皇太孙司马臧，降号为濮阳王，七日后将其杀死。

孙秀

凭借赵王伦的篡位，其心腹之首的孙秀也随之飞黄腾达，被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他不仅随意修改司马伦所出诏敕，甚至自书青纸以为诏敕，专权在手。究其原因，在于孙秀与司马伦的个人关系。其中的契机，要追溯到司马伦与孙秀在其本籍地——琅邪国的相遇。如孙秀与潘岳结怨一事所见，其本为琅邪国小吏，是当时尚为琅邪王的司马伦下属。司马伦不知书，孙秀则通过极力发挥“文才”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存在。司马伦由琅邪王改封赵王时，孙秀亦“徙户为赵人”，累迁至赵国侍郎。如此，深得司马伦信任，作为其心腹侍从的孙秀在之后讨伐贾后、甚至从晋惠帝手中夺取帝位的过程中，为了司马伦——同时也为了自己——在背后不断出谋划策。又，孙秀的后代孙恩在东晋时曾发动宗教叛乱。当时，从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再至江南的沿海地带，天师道（五斗米道）大为盛行。而琅邪国正是以上区域的一部分，孙秀、赵王司马伦也有信仰天师道的行迹[7] 。这样说来，司马伦与孙秀的私人交谊，还有遵奉同一宗教信仰的成分在内。

如上所见，孙秀与赵王司马伦结成私人交谊，为司马伦执掌大权而尽力，与此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权力。基于同司马伦的私交，孙秀与司马伦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可谓一体同心。最终，司马伦称帝，作为手下的孙秀掌握了实权。

不过，此时的孙秀又开始追求与司马伦交谊之外的新关系。第一，是与同姓乐安孙氏“合族”。利用同姓之谊，孙秀与乐安孙氏各取所需，孙秀取得名望，乐安孙氏的领袖孙旂获得权势，双方互补。结果，在两家孙氏相互接近后，按照孙秀的提议，孙旂的外孙女羊献容被册立为新皇后以取代去世的贾后。羊献容出身的泰山羊氏为当时名族，名臣羊祜、司马师之妻羊徽瑜（景献羊皇后）等人皆为泰山羊氏，羊献容之父羊玄之为孙旂女婿。在此后西晋末至五胡十六国的动乱中，羊献容的命运颇为坎坷。第二，则是孙秀与皇室司马氏联姻。孙秀有子名孙会，形貌短陋、品德不端，乍一看甚至还不如一般奴仆，但却与晋惠帝之女——河东公主结为夫妻。以上，通过“合族”“尚主”等工作，孙秀希望走上贵族化的道路。换言之，除去与司马伦的私交，孙秀还希望从其他方面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希望脱离司马伦，自立门户。

寒人、寒门层的权力志向

孙秀的种种状态，清晰显示出其强烈权力野心与上升欲望。那么，这些欲望从何而来？在还是琅邪国小吏时，孙秀就请求通过同郡的“乡议”获得乡品。汉魏革命之际，在陈群的建议下，曹魏政权创设了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而所谓乡品，就是在九品官人法中给予希望任官之人的一种品第，从第一品至第九品，共有九品。当时，琅邪郡的第一名族为琅邪王氏。对于孙秀的请求，出身该家族的王衍最初并不想答应，但在堂兄王戎的劝说下，最终给了孙秀乡品。从这个故事可以窥见，能够评定乡品的贵族之下存在寒门阶层。此外，还有本无乡品、顶多担任地方小吏的寒人阶层。孙秀的出身，大概就在两者之间。大约同时，孙秀作为琅邪内史潘芘的下属服侍其子潘岳，饱受虐待。这个故事也如实反映了孙秀的出身。其结果，就是孙秀本人对于贵族阶层有一种自卑情结，既爱又恨。一方面，在发达掌权后，孙秀一直怀有进入贵族圈的“志”。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孙秀不断努力。他千方百计要成为贵族一员的愿望，从其寻求与名臣杜预之子杜锡交际而被拒绝的故事中，便可略窥一二。[8] 而另一方面，对蔑视自己的贵族，孙秀则长期以来深怀“宿怨”。一旦得志，孙秀便以报复大小私怨的个人理由，诛杀潘岳等朝臣。出身寒门、寒人层的孙秀对于贵族——尤其是位于上层的门阀贵族怀有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亦即希求交往、心怀反感的心态，孕育了孙秀的“志”，也就是权力野心、上升欲望。他以自身的才能为武器，与宗室诸王之一的司马伦结成私人关系，大概正是实现该志向的手段。

当此时代，不仅是在赵王司马伦的一党中，在其他宗室诸王的麾下，都能够看到许多如孙秀这样拥有上升志向的人物。在门阀贵族化的过程中，这些有为之才上升途径被堵塞，而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或是进入军界，成为他们寻求上升的突破口。在和平安定的时代，这些人物隐藏于贵族们的阴影下，无由现身历史舞台的表层，而一旦进入乱世，他们便跃至前台。

以上对孙秀及其相关的寒门、寒人层的权力欲进行了略微详细的考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登基称帝的司马伦与志得意满的孙秀后事如何。

诛杀张林

司马伦与孙秀得意的时间并不长。司马伦一众党羽皆为邪佞之徒，唯好争夺名利，并无深谋远略。他们各自任性行事，不多久便相互憎恶妒忌。如果赵王司马伦的政变没能成功，皇帝之位没能篡夺，其党羽没有机会立功受赏、获得利益，那便也就罢了。反而是一切目标都实现以后，人人相互倾轧，互相憎恶、嫉妒的情绪浮出表面，以利益关系而结成的朋党开始出现裂痕。卫将军张林之父是汉末群雄之一、号为黑山贼的张燕，后投入曹操麾下，张林本人颇以此自负。因此，尽管同为司马伦党羽，但张林素来就与寒门、寒人层出身的孙秀不合，对孙秀的专权而感到愤愤不平。司马伦称帝时，张林虽进位为卫将军，但未能开府，因而怨恨孙秀，向皇太子司马荂去信密谋诛杀孙秀。结果孙秀预知此事，先下手为强。这一事件象征着司马伦一党自我崩溃的开始。

三王起义

当时，令司马伦与孙秀最感到害怕的，是出镇地方要冲、掌握强大地方军的宗室诸王，尤其是出镇许昌的齐王司马冏、出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与出镇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对上述宗王，孙秀软硬兼施。一方面，他派遣亲信作为宗王们的高级僚属以掣肘其事；另一方面，他又设法讨好诸王，例如将齐王司马冏进位为镇东大将军，给予开府仪同三司的特权。然而，即便孙秀有所警觉，三王最终还是决定举兵反抗司马伦。首唱者便是身在许昌的齐王司马冏。

在针对贾后的政变中，齐王司马冏以杀贾谧、逮捕贾后的功绩被拜为游击将军，但心中却颇为不满。察觉此事的孙秀，对司马冏留居洛阳心有忌惮，于是任命其为平东将军出镇许昌，将其体面地逐出都城。身在许昌的司马冏恰逢辖区内发生叛乱，在镇压叛乱时诛杀了司马伦所遣的部将，于是便打出反抗旗帜，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举兵，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新野王司马歆等出镇地方的有力宗王，并飞檄全国诸征、镇、州、郡、县、国[9] ，云：“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不从命者诛三族。”时为永康二年（以司马伦称帝后的年号则为建始元年，301）三月，司马伦篡位仅有两个月。

身在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召邺令卢志商议，询问是否应当响应齐王司马冏举兵。卢志以为：“赵王无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愤怒。今殿下总率三军，应期电发，子来之众，不召自至。扫夷凶逆，必有征无战。然兵事至重，圣人所慎。宜旌贤任才，以收时望。”司马颖听从了卢志的建议，决定响应司马冏起兵，于是任命卢志为左长史，派遣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人为先锋。行军途中，各地响应者纷纷加入，至朝歌县（属汲郡，今河南省淇县）时已多达二十余万人。卢志与刘备、张飞同为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其曾祖父为汉末镇压黄巾之乱有功的大儒卢植。石超为渤海郡南皮县（今河北省南皮县）人，为西晋王朝开国功臣石苞之孙，石崇是其叔父。

长沙王司马乂为楚王司马玮同母弟，亦是其一党，故在此前被贬为常山王并勒令归国。齐王司马冏举兵时，司马乂身在封国常山国（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中，于是亦起兵，作为司马颖所部的殿后。

新野王司马歆为扶风王司马骏之子、晋武帝的堂兄，当时封新野公，以南中郎将出镇荆州。受到齐王司马冏的檄文后，司马歆颇为犹豫，不知该支持哪一方。嬖人王绥云：“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而参军孙询则大声反驳云：“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讨之，大义灭亲，古之明典。”于是司马歆决定支持齐王司马冏。

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新野王司马歆在犹豫之中顺应舆论大势，最终决定响应齐王司马冏起兵。与之相对，作为实力强大的宗王之一，出镇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一开始则站在赵王司马伦一侧，将呼应齐王司马冏的始平太守夏侯奭腰斩，受到齐王檄文后将其使者押送至赵王司马伦处，命部将张方率军援助司马伦。不过，司马颙最终又倒向了司马冏一侧。张方进抵潼关附近的华阴县时（今陕西省华阴县），司马颙听闻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军力强盛，便急忙召回张方，转而支持齐王、成都王。

如上所见，齐王司马冏发布檄文后，天下闻风响应。而另一方面，公然支持赵王司马伦的，态度暧昧、不断持观望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安南将军、监沔北诸军事孟观夜观天象，确信赵王司马伦一定取胜，于是不应檄文，固守宛县。平南将军孙旂亦因与孙秀的“合族”之谊而固守襄阳不动。檄文至扬州（治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时，州人皆欲响应齐王司马冏。但刺史郗隆（郗虑玄孙）担心身在洛阳的侄子郗鉴等人的安危，十分犹豫，虽召集全部僚属商议，但仍无法决断，檄文在手中停留六日而不下诸曹。州内军将愤怒非常，于是推举驻守于石头城的参军王邃攻打郗隆，斩下其首级送至齐王司马冏处。

为应对三王举兵，司马伦派遣上军将军孙辅（孙秀之子）等率兵七千、征虏将军张泓等率兵九千、镇军将军司马雅等率兵八千分别往延寿关、崿阪关、成皋关以对抗河南的齐王司马冏所部，又命射声校尉孙会（孙秀之子）都督将军士猗、许超等，授予禁军三万，以对抗河北的成都王司马颖所部。此外，又召东平王司马楙，任命其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以统辖各部。京兆王司马馥、广平王司马虔（皆为司马伦之子）则率兵八千，作为以上三支军队的后援。

因三王举兵而害怕不已的司马伦与孙秀日夜祈祷、厌胜，请求巫觋占卜应当作战的吉日。又作神仙之书，云嵩山上有传说中的周代仙人王乔[10] 身披羽衣而立，司马伦则皇祚绵长，以此来诳惑众人。

在河南方面，闰三月，司马伦的军队以阳翟县（今河南省禹县）为据点，与屯驻颍阴县（今河南省许昌市）的齐王司马冏所部对峙，并屡屡破敌。进入四月，张泓虽乘胜势进一步逼迫司马冏所部，但司马冏军亦奋起迎击，双方各有进退，陷入焦灼。

而在河北方面，进入四月，成都王司马颖的先锋军在黄桥（朝歌县以西）为司马伦军所败，死伤一万余人，司马颖方面军心动摇。不过司马颖随后采用了卢志的计策，挑选精锐昼夜兼行，出其不意地突击司马伦军。司马伦军则因前一场战斗的胜利放松了警惕，大败于湨水（河内郡轵县）。于是司马颖所部渡过黄河，进逼洛阳。

司马伦之死

自齐王司马冏举兵以来，众人皆欲伺机诛杀孙秀与司马伦。深感危险的孙秀担心被袭，一步也不离开中书省，接到湨水战败的军报后，更是忧闷无比，手足无措。从河北前线退回洛阳的孙会、许超、士猗等人与孙秀商议接下来的对策，有人建议搜集残兵再度出击；有人建议烧毁宫殿、诛杀异己，挟司马伦南奔，投靠孙旂、孟观；有人建议乘船东下出海，逃回琅邪国内，议论百出，但最终没有定案。

四月辛酉（七日），身在洛阳的司马伦党羽左卫将军王舆、尚书广陵公司马漼（琅邪王司马伷之子）率营兵七百人从南掖门突入宫中，宫中的三部司马亦同时响应，将孙秀、许超、士猗等司马伦的心腹党羽斩杀。接着，王舆屯驻云龙门，于殿中召集尚书台八座，逼迫司马伦撰写逊位诏书云：“吾为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令传诏（官名）手持驺虞幡敕令休战。宦官带领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而出，将其押入位于洛阳城内汶阳里的司马伦私宅。另一方面，朝廷又遣数千军队全副武装至金墉城迎接晋惠帝。在半道出迎者的万岁声中，晋惠帝从宫城正面的端门入宫，登太极殿，群臣则跪地顿首谢罪。不久，晋惠帝下诏将司马伦押入金墉城。司马伦篡位登基时的景象，在此时反了过来。

癸亥（九日），朝廷下令大赦天下，分遣使者犒劳三王。依照梁王司马肜的上书，司马伦被赐死。此外，百官中与司马伦有关联者均免官。结果，台[11] 、省[12] 、公府、宿卫去职者占据大半。其日，成都王司马颖到达洛阳，六日后的己巳（十五日），河间王司马颙到达。至六月乙卯（二日），迟至一个半月以后，齐王司马冏才到达洛阳。司马冏迟迟不来，是因为被张泓等人率领的司马伦军残部纠缠。成都王司马颖派军援助齐王，于阳翟县攻打张泓诸军，使其降伏，才最终结束了自三月举兵以来长达六十日的战火。而在此次内乱中，战死者已近十万人。五月，义阳王司马威被处死。起因是晋惠帝对司马威大为憎恶，云：“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是义阳王司马威的小字。

六月甲戌（二十一日），齐王司马冏入洛刚过半月，朝廷开始论功行赏。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自进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尉。此外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加三锡。从这次封赏可以看出，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被认为功绩相当。司马冏首唱大义，而司马颖则军功第一，且血缘更亲近皇室。朝廷对两者的同等待遇，孕育着双方为争夺主导权而出现紧张的氛围，下一次内乱的种子也于此时播下了。

司马颖退让、司马冏骄恣

在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之间，有一个问题浮现而出，那就是究竟由谁来辅政身在洛阳的晋惠帝。被晋升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新野王司马歆在返回任地之际，司马冏曾与之一同乘车前往位于洛阳以东的首阳山南麓拜谒帝陵。司马歆劝说司马冏云：“成都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另一方面，长沙王司马乂亦与成都王司马颖一同拜谒帝陵，劝说司马颖云：“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众人听闻两方之言，无不担忧再次爆发内乱。

这一危机，随着成都王司马颖归藩邺城而暂时得以化解。劝说司马颖归藩的是卢志，他向司马颖建议：“齐王众号百万，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迳得济河，此之大勋，莫之与比，而齐王今当与大王共辅朝政。志闻两雄不俱处，功名不并立，今宜因太妃（成都王司马颖之母）微疾，求还定省，推崇齐王，徐结四海之心，此计之上也。”司马颖也听从了。晋惠帝于东堂会见司马颖，亲自慰劳。司马颖则拜云：“此大司马臣冏之勋，臣无豫焉。”随后他便上表盛称齐王司马冏的功德，认为宜委任其大权，并以母亲生病为由请求归藩。辞别后，司马颖不复还军营，直接拜谒太庙，从东阳门出城直向邺而去。齐王司马冏大惊，赶忙驱车而出送别司马颖。至七里涧，司马冏追上司马颖一行。司马颖在车中眼泪滂沱地向司马冏道别，一味哀叹太妃生病，全然不及时事。

成都王司马颖抵达邺城后，一路追来的使者也携带诏敕到达。司马颖接受了大将军的官位，推辞了九锡之赏，并上表请求将参加起义的功臣封公、封侯。又上表云：“大司马（齐王司马冏）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既久，百姓创痍，饥饿冻馁，宜急振救。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此外，司马颖又造棺材八千余口，以成都国的秩禄做衣服，收葬、祭祀黄桥之战中的阵亡将士。亡者家属表其门闾，授予战亡二等的待遇，又令温县令埋葬司马伦所部一万四千余阵亡者的尸骨。以上司马颖笼络人心的政治动作皆出自卢志之谋。成都王司马颖容貌俊美而为人暗愚，不知书，但其性格直率敦厚，完全信任卢志，因此在名声方面压倒齐王司马冏，成为人心所归。虽然再三挽留，但成都王司马颖仍然返回了邺城，留在洛阳的齐王司马冏独自辅佐晋惠帝，独揽大权。他召辟天下名士，将原来吴国的旧臣如吴郡张翰、孙惠、顾荣等皆招为大将军府幕僚，又感恩于一同起兵的何勖、董艾，各使之职掌禁军与机枢部门。此外，司马冏又封部将葛旟等五人为牟平公诸爵，众人皆称为“五公”。

很快，洛阳城内又再生事端。八月，齐王司马冏之兄东莱王司马蕤被剥夺爵位，降为庶人；三王起义之际杀死孙秀的左卫将军王舆亦被诛杀。司马蕤素来行为暴躁，不时借酒侮辱齐王司马冏。由于向司马冏要求开府不成，司马蕤心生恨意，上书密奏司马冏行为蛮横，并与王舆谋划打倒司马冏，最终事情败露。司马蕤被废后又被流放至上庸郡，领会司马冏之意的上庸太守陈钟将司马蕤秘密杀死。此外，琅邪王司马伷之子、东武公司马澹以不孝之罪被流放至辽东郡。司马澹之弟东安王司马繇则从流放地被召回，复爵为东安王，任尚书左仆射。

永宁二年（302）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晋惠帝的子孙全部亡故。当时，出现了推举晋惠帝之弟成都王司马颖继任皇位的动向。齐王司马冏为了长期掌权，便先发制人，奏请册立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的父亲为清河王司马遐，是晋惠帝的弟弟。五月癸卯（二十五日），清河王司马覃被册立为皇太孙。齐王司马冏作为监护人，又兼任太子太师一职。

志得意满的齐王司马冏开始大肆地骄奢擅权。他扩建大司马府邸，为了在北侧开“五谷市”，在南侧设诸官署，大规模地拆迁民屋，其规模甚至能够与天子所居住的西宫匹敌。此外，据《晋书·齐王司马冏传》记载，司马冏还在庭前舞“八佾”[13] ，沉溺酒色，怠于朝觐；令百官至大司马府中拜见，随意向三台发号施令；在官员选举方面不公正，优待亲信；等等。凡此诸事，即便未可尽信，但齐王司马冏终究是利用了辅政之位比拟人君、重用私党，与他此前打倒的赵王司马伦并无二致。与成都王司马颖的行为两相对照，司马冏的人望便迅速消失了。

司马冏如此行为，也相继召来了各方的批判。南阳郡处士郑方手持“露版”，针对齐王司马冏的“五失”，从司马冏自身奢侈、宗室问题、非汉民族入侵的对策、战后赈恤、对义军的封赏五个方面极力劝谏。司马冏虽然答谢云：“非子，孤不闻过。”但最终还是没能采纳。当时在成都王麾下的陆机则撰《豪士赋》，含蓄地讽刺三王起义中齐王并无功绩，不过是乘“时势”而已。因此，尽管齐王司马冏威权震主，但也导致了人心离散的危机，将来必然要失败。此外，在当时的朝臣中也有劝谏者，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之子——侍中嵇绍。他在上书劝谏晋惠帝的同时，也修书齐王司马冏，劝说其中止“骄奢”的行为，尤其是中止不太紧急的土木工程，而顺从“谦损之理”。齐王司马冏亦向嵇绍谦虚致谢，但并不听从其建议。大司马府的僚属也不断地批评司马冏。如东曹属孙惠上书以为：

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谓之可，惠窃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亲推近，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揖扫藩，则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贪权势以受疑，虽遨游高台之上，逍遥重墉之内，愚窃谓危亡之忧，过于在颍、翟之时也。

司马冏亦不听，孙惠也以生病为由辞官而去。此外，曹魏皇室出身、时任记室督的曹摅在回答司马冏的询问时，亦劝其善择朝臣，而后归藩。但司马冏依然充耳不闻。司马冏的参军江统也对其极力劝谏。又，其主簿王豹上书劝说司马冏以出镇邺城的司马颖为北州伯，齐王自己则出镇宛县（南阳郡治）为南州伯，如此南北二分，各统其地，以辅佐晋惠帝。对王豹的建议，司马冏最初诚恳地加以回复、褒奖。恰好长沙王司马乂见此书信，向司马冏进谗言云：“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驰下打杀！”司马冏便改变主意，以不忠不义的罪名将上书的王豹鞭杀。临死前，王豹模仿春秋时代伍子胥的故事，大喊道：“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对于不听劝谏的齐王司马冏，出身吴郡的僚属也纷纷离去。前有孙惠因病辞官，张翰亦感秋风起，思念菰菜、莼羹、鲈鱼鲙，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于是便返回故乡。此外，顾荣则故意每日饮酒，不省府事，司马冏依照其心愿将其转为中书侍郎。颍川郡的处士庾衮听闻司马冏已有一年未上朝，叹息言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于是他带领妻儿逃于林虑山（在河内郡）中避难。

司马冏之死

有识者所担忧的内乱，终于还是发生了。内乱的导火索，是太尉府长史、河间王司马颙的亲信李含的动向。李含时任翊军校尉，身在洛阳，其仇敌皇甫商当时在齐王司马冏大司马府中任参军。出身寒门、以干才发达的李含与同州（雍州）豪族出身的皇甫商相互憎恶。李含感到危险，十分不安，于是逃往长安，计划诈称受晋惠帝密诏，说动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齐王司马冏。于是，李含便游说司马颙云：“今檄长沙王使讨齐，齐王必诛长沙，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必可擒也。”司马颙被说服，于是向晋惠帝上表陈述司马冏的罪状，并说自己将要“勒兵十万，欲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共合洛阳，请长沙王乂废冏还第，以颖代冏辅政”。范阳王司马虓为“季达”司马馗之孙，当时接替齐王司马冏出镇许昌。送上奏表后，司马颙便以李含为都督，发兵进军洛阳，同时向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处派遣使者。虽然卢志劝说司马颖谨慎为上，但成都王司马颖依然决定响应司马颙。

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河间王司马颙的上表抵达洛阳。齐王司马冏大为恐惧，召集百官商量对策。司马冏首先开口，云：“孤首唱义兵，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今二王[14] 信谗作难，将若之何？”尚书令王戎答云：“今二王兵盛，不可当也。若（辞去官职，出大司马府，）以王就第，委权崇让，庶可求安。”齐王司马冏的党羽、大司马府从事中郎葛旟则怒而反驳道：“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邪？议者可斩！”葛氏气势汹汹，百官震惊失色。王戎则假装喝药病发，倒在厕所中，这才保住性命。

河间王司马颙所部的都督李含驻屯于阴盘县（京兆郡，今陕西省临潼县）。在其指挥下，张方率领二万军队以为前锋，进至洛阳以西一百二十里的新安县（河南郡，今河南省渑池县）扎营，并向长沙王司马乂送去讨伐齐王司马冏的檄文。为了对抗诸王，司马冏命董艾袭击长沙王司马乂。司马乂直接率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中，闭诸门，奉晋惠帝攻击大司马府。董艾陈兵于宫西，纵火烧千秋门、神武门。司马冏使人执驺虞幡，大呼：“长沙王矫诏。”司马乂也不甘示弱，使军队大呼：“大司马谋反。”当晚，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冲天。晋惠帝出上东门，箭矢落满身前，群臣则死者众多。连战三日后，司马冏大败，大司马长史赵渊逮捕司马冏请降。司马冏被押至殿中时，晋惠帝动了恻隐之心，试图保住其性命。长沙王司马乂虽呵斥左右将司马冏牵出，但司马冏仍不断回头，最终被斩于阊阖门外。司马冏的朋党皆夷三族，死者达两千余人。

司马乂之死

杀死齐王司马冏后，骠骑将军长沙王司马乂身在朝廷，但并未专权，而是事无巨细皆咨询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即便如此，邺城的司马颖与长安的司马颙依然向洛阳的司马乂举兵。

河间王司马颙举兵的理由是李含被诛杀。当初，李含认为长沙王司马乂势力单薄，会被齐王司马冏杀害，而后便将司马乂之死作为齐王司马冏的罪状加以讨伐。接下来，李含计划废晋惠帝，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帝，以河间王司马颙为宰相，自己则掌握实权。然而事与愿违，齐王司马冏反而为长沙王司马乂所杀，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依然出镇外藩。当时，李含的仇敌皇甫商出任长沙王司马乂的骠骑将军府参军，其兄皇甫重则以秦州刺史驻留于天水郡的冀城（冀县）。李含劝说河间王司马颙讨伐皇甫重，而皇甫重察觉此事，反而向尚书省上檄文，打算征讨李含。由于经历过与齐王司马冏的大战，长沙王司马乂为了让军队休养生息，因此让皇甫重罢兵，另一方面拜李含为河南尹，将其召至洛阳。李含虽然应诏，但皇甫重却不奉诏敕，河间王司马颙亦派遣金城太守游楷攻打皇甫重。司马颙企图阴谋杀死长沙王司马乂，并将此事详细告知了赴任洛阳的李含。然而皇甫商又将此阴谋密告给长沙王司马乂，于是司马乂将李含处死。河间王司马颙接到李含的死讯，直接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亦无视卢志的反对，决心协助河间王司马颙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司马乂虽遵奉司马颖，但司马颖忌惮司马乂身在都城，使得自己无法随心所欲，因而要除掉司马乂。

太安二年（303）八月，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共同上表云：“（长沙王司马）乂论功不平，与（尚书）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杀害忠良，请诛（羊）玄之、（皇甫）商，遣（司马）乂还国。”

河间王司马颙以张方为都督，率精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向洛阳。另一方面，成都王司马颖进驻朝歌，拔擢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使其率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二十余万众开往洛阳。大军从朝歌县一直列队到富平津的河桥，鼓声轰鸣数百里。其军容之盛大，汉魏以来前所未有。

如此，陆机所率领的成都王司马颖所部与张方所率领的河间王司马颙所部从东西两侧逼近洛阳，准备与死守洛阳的司马乂军再开战端。自八月乙丑（二十四日）长沙王司马乂率禁军奉晋惠帝开赴十三里桥[15] 以来，其所部在洛阳城内外东西奔走，如宣武场、石楼、河桥、北邙山、偃师县、豆田辟、缑氏县、东阳门外等地，主要是与东面的牵秀、石超等部交战。十月戊申（八日），司马乂军与陆机所部在建春门交战，司马乂令太尉府司马王湖率数千骑兵，将戟捆于马上突入敌营。由于阵营被冲乱，战斗随之发生转折，陆机及司马颖的军队崩溃，退往七里涧。在七里涧又遭遇战败，死者甚多，河水被尸体阻断。军中有人向司马颖进谗言，说建春门与七里涧的大败责任在于陆机内通长沙王司马乂，于是都督陆机被处死。司马乂的军队在给予司马颖军以沉重打击后，又转头奉晋惠帝击破皇甫商所部，接着继续攻击在洛阳城中劫掠的张方所部。张方麾下士兵望见天子乘舆，皆仓皇退却，导致张方军大败，损失达五千人以上。其夜，张方所部驻扎于十三里桥，部将们劝张方乘夜色逃走。张方则云：“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于是反而凭借夜色逼至洛阳城外七里处，修筑起多重营垒，将粮食运送至垒中。因刚刚得胜，故长沙王司马乂对张方放松了警惕，谁知突然接到了张方完成营垒的军报。十一月，司马乂率部展开攻击，但战况不尽如人意。

在此期间，双方尝试和谈，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战端再开。成都王司马颖的军队进逼洛阳城，张方则在城西掘开千金堨（谷水的水坝）。因千金堨坏，水碓皆干涸不动，于是司马乂征发王公大臣的奴婢为军队舂米。一品以下官员及家属不从军役者，家中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徭役。[16] 此外，还征发奴隶以支援军队。洛阳城中，官民穷困，粮价跃至一石（27公斤）万钱。

长沙王司马乂多次击破成都王司马颖，前后斩获达六七万人。其遵奉晋惠帝的礼节从未亏失，虽然城中日渐粮尽，但将士依然与之同心。张方认为洛阳城无法攻克，打算先行归还长安。而正当此时，身在洛阳城内的司空、领中书监东海王司马越对事态的发展悲观忧虑，于是与厌倦战事的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潜相要结，于太安三年（304）正月癸亥（二十五日）深夜逮捕了司马乂。翌日甲子（二十六日），司马乂被免官，幽禁于金墉城。殿中将士开启城门，见围城诸军并不强盛，于是又心生悔意，打算将司马乂抢回，重新展开防守。东海王司马越担心事情有变，便打算杀死司马乂。为了使自己的双手不沾上污点，司马越秘密联络张方。丙寅（二十八日），张方将司马乂由金墉城带回自己兵营，将之烧死。司马乂的冤痛之声响彻四周，甚至张方军的士兵也为之流泪，司马乂时年二十八岁。又，外戚羊玄之已在此前的战事期间因过分忧虑而亡。

三月乙酉（八日），依从成都王司马颖的上表，羊皇后被废，幽禁于金墉城。皇太子司马覃亦被废，降为清河王。戊申（十一日），依从河间王司马颙的上表，成都王司马颖继续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被立为皇太弟；河间王司马颙则进位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

当初，长沙王司马乂用骠骑将军府主簿祖逖之谋，命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袭击河间王司马颙的后方。刘沈集合七郡兵力一万余人开赴长安。皇甫商则被司马乂派遣，走小道前往固守冀城的其兄皇甫重处，不过在途中为河间王司马颙所杀。刘沈所部渡过渭城强袭长安，突破城门，力战至河间王司马颙帐下，但最终战败而退。刘沈为追兵所捉，带至司马颙面前，腰斩而死。

在河间王司马颙的授意下，金城太守游楷连年进攻固守冀城的皇甫重，至永兴二年（305），最终攻陷冀城。

司马颖的失败

司马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子，与晋惠帝同父异母，字章度。在三度出镇邺城，又三度发兵洛阳，击败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之后，司马颖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弟。而讽刺的是，在司马颖达到人生的顶点时，没落的萌芽也于此时悄悄出现。三王起义之后，与司马冏的骄奢相对，司马颖采纳了卢志的指导意见，施行了赈恤百姓等一系列措施，由此不同于司马冏，获得了好名声。但在此后，司马颖对卢志的建议充耳不闻，开始逐渐失去人心，而这也与他最终的失败相关联。人心的离散，具体表现为其幕下僚属们的相互对立，将这一过程呈现得最为清晰的，就是在与长沙王司马乂的战事中发生的诛杀陆机一事。

如前所见，陆机在一开始被司马颖拔擢为讨伐长沙王的远征军主帅。然而，对这一任命，帐内宿将们心中并不服气，不安定的氛围也由此不断酝酿。以建春门的战败为契机，对陆机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在此时爆发，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下令将陆机处死，陆机之弟陆云也连坐而死。此事的背景及其发生经过，将大将军府（后为丞相府）内部僚属之间的对立情况呈现于表面。以下，就对此事的具体过程进行回顾。

此事的发端，是成都王所宠遇的宦官孟玖想为其父求得邯郸令一职。此事甚至连卢志都不敢提出异议，而时任右司马的陆机却坚决反对此事，云：“此县公府掾资[17] ，岂有黄门父居之邪！”自然，此事以后，孟玖便对陆机恨之入骨。而除此事以外，在当时讨伐司马乂的远征军中，孟玖之弟孟超任小督，领一万余人。尚未交战，便纵兵大掠，陆机逮捕其中主犯；而孟超率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帐下，将士兵夺回，并回头对陆机曰：“貉奴，能作督不！”“貉奴”是当时对南方人的蔑称。陆机的司马吴郡孙拯劝陆机以违反军纪为由杀孟超，但陆机还是将其放走。孟超又对众人宣称：“陆机将反。”另修书给身在后方的孟玖，云陆机首鼠两端，导致战事不能速决。战斗开始后，孟超不受陆机的节度，轻兵独进，兵败身死。孟玖接到孟超的死讯，怀疑是陆机蓄意为之，因此向成都王司马颖进谗言云：“机有二心于长沙。”陆机手下善战的部将也多数对他不服气。其中，冠军将军牵秀素来谄事孟玖，他与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公孙藩都是通过孟玖举荐为司马颖所用，故相互串通，说陆机有二心。虽然参军王彰劝谏云：“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但盛怒的司马颖充耳不闻，令牵秀逮捕陆机。

已经有所觉悟的陆机听闻牵秀领兵而来，便脱去戎服，换上白帢与之会面。陆机写信向成都王司马颖辞别，而后叹云：“华亭鹤唳，可复闻呼！”[18] 接着，牵秀将陆机及其子陆蔚、陆夏全部处死，将身在邺城的其弟陆云、陆耽及陆机的司马孙拯下狱。

陆机真迹《平复帖》

对于成都王司马颖的处决，大将军府的僚属如江统、蔡克、枣嵩以为陆机战败，自当负其责任，受到处决。但陆机反叛一事，并无确证，不应当以此为理由诛杀陆云等陆氏一族。江统等人再三劝谏，甚至以蔡克为首的数十僚属一同拜谒司马颖，一边流泪一边请求宽恕陆云等人。司马颖一开始有所动摇，犹豫是否要加以赦免，但最终还是在卢志、孟玖等人的催促下将其全部诛杀。

陆机、陆云兄弟悲剧所产生的背景，是成都王司马颖大将军府内僚属的相互对立。以陆机兄弟的活动为轴心，不同特征人群的对立开始浮出表面。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陆机兄弟与卢志的对立。《世说新语·方正》记有如下故事：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陆云）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应酬时称对方祖、父之名讳，在当时属于一种无礼的表现，卢志、陆机以此针锋相对。陆机出自吴郡陆氏，卢志出自范阳卢氏。陆机出身旧吴地区的名门，在孙吴平定后出仕西晋朝廷，以自己的才能迅速获得成都王司马颖的信任；卢志则出身河北名门，一直出仕西晋朝廷，自担任邺县令时起得到成都王司马颖的信任，这是导致双方尖锐对立的基本差异。另一方面，还存在着陆机、陆云所代表的士大夫与宦官孟玖两者的对立。如前所述，在围绕着孟玖之父任职邯郸令的问题、军中的孟超对陆机的反抗心理、孟超战死后孟玖怀疑、诽谤陆机等事中，皆能够看出双方的相互争斗。当时，成都王司马颖宠信的宦官孟玖及其身边的孟超等孟氏一族，再加上经孟玖推举而被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部将的王阐、郝昌、公师藩等结成朋党。以司马颖的宠信与自己扶持的亲信朋党为基础，孟玖大行威权，这是两者对立的背景所在。与此事态相对，其结果就是司马颖在府内遭到士大夫僚属的批判，在外因“骄奢”饱受舆论的非难。大将军府内对成都王司马颖的批判，自陆机反对孟玖开始，接着是江统、蔡克、枣嵩等人力保陆云，最后则是对于杀害陆机、陆云兄弟的主谋——宦官孟玖的批判舆论。之后，丞相府从事中郎王澄揭发孟玖的奸行，请求成都王司马颖诛杀孟玖，从此行为中也可看出士人不断对孟玖展开批判的趋势。而最终司马颖也听从了王澄的弹劾，将孟玖处死。作为成都王司马颖下属的孟玖专权，正是司马颖将政治私权化的表现，自然受到了舆论的批评。而这一现象，与孙秀结托赵王司马伦、葛旟结托齐王司马冏，将政治私权化的情况同出一辙。

荡阴之战

永安元年（304）七月丙申（一日），右卫将军陈眕召集百官与三部诸将，示以诏敕。其谋主为东海王司马越，他计划与陈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辅、长沙王司马乂故将上官巳等人讨伐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的部将、当时驻屯于洛阳的石超即日逃归邺城。三日后的己亥（四日），被任命为大都督的东海王司马越奉晋惠帝踏上了北向邺城的征途。东海王司马越飞檄各地，当远征军行至魏郡安阳县时，大军已达十余万人。

身在邺城的司马颖召集群僚问计，东安王司马繇以为：“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但司马颖并未听从，反而命石超率五万兵力展开防御。

己未（二十四日），石超军急袭布阵于荡阴县的东海王司马越军，晋惠帝脸颊亦受伤。当时，只有身未披甲的侍中嵇绍进入辇内保护晋惠帝。石超的士兵包围辇车，将嵇绍从车中拉下斩首。晋惠帝云：“忠臣也，勿杀！”而士兵却答云：“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于是将嵇绍杀害，鲜血溅于晋惠帝衣上。翌日（庚申、二十五日），晋惠帝入邺城，左右要浣洗晋惠帝的衣物，惠帝却说：“嵇侍中血，勿浣也！”东海王司马越逃往下邳郡，但为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所拒，只得逃奔封国东海国。

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等兄弟四人[19] 颇具人望，在荡阴之战中获胜、将晋惠帝迎入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仍对其加以征召，但司马越等并不应召。八月戊辰（三日），由于对东安王司马繇迎奉晋惠帝、投降司马越的议论怀恨在心，成都王司马颖将其诛杀。

之后于江南重建晋王朝的琅邪王司马睿也参与了此次北征，他以左将军的身份随晋惠帝迁邺城。叔父东安王司马繇被杀，使得司马睿倍感危险，再加上与之关系密切的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王导的劝说，于是他决定途经洛阳返回封国琅邪国。不过，当时司马颖有令，王公贵族皆不得私自通过关所、渡口。司马睿在河阳县（河内郡）渡河时，被渡口的小吏怀疑，并拘留。正在此时，其侍从宋典追来，一边鞭打司马睿的马一边笑云：“舍长！[20] 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渡口的小吏见此情形，便将司马睿放行。如此，司马睿便回到洛阳，奉母后夏太妃返回琅邪国。上述故事，与源义经、弁庆主仆二人在安宅关的故事如出一辙。[21]

另一方面，与东海王司马越一同起事的陈眕、上官巳等人奉皇太子司马覃坚守洛阳。因上官巳残忍暴虐，大肆为害，守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共谋对其诛杀，但事情泄露，周馥逃亡，而满奋被杀。东海王兴兵北伐之际，与成都王司马颖结盟、身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命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率军二万支援。而在接到晋惠帝已入邺城的军报后，便直接开赴洛阳。上官巳虽展开防御，但大败而逃。洛阳城反而被张方占据，皇太子司马覃、羊皇后均被废黜。

邺城陷落

继续将目光转向河北。在王浚的攻击下，邺城陷落。当初，在三王起义之际，以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驻屯于蓟县的王浚首鼠两端，禁止管内士民响应三王的招募。自此以后，成都王司马颖便一直打算讨伐王浚，并将作为心腹的丞相府右司马和演任命为幽州刺史，命其伺机诛杀王浚。但王浚反而将和演诛杀，并与鲜卑段务勿尘、乌桓羯朱以及并州刺史、新蔡王（当时为东瀛公）司马腾响应东海王司马越，一同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

成都王司马颖命北中郎将王斌、督护石超迎击，但王浚与新蔡王司马腾联军击破王斌，其主簿祁弘所率先锋亦击破石超。王浚游骑出现于邺城郊外，城内恐慌不已。司马颖之母程太妃留恋邺城不肯离去，而在司马颖狐疑未决之际，百官、将士相继出逃。最终，落单的司马颖只能与帐下数十骑兵奉晋惠帝前往洛阳。仓促之际，晋惠帝只能用向中黄门借来的三千钱，沿途购买饭食。八月辛巳（十六日），控制洛阳并追击东海王司马越残党的张方迎奉晋惠帝进入都城。乌桓羯朱一路追击司马颖至朝歌县，但最终未能追上。

另一方面，王浚入邺城后，城中百姓皆被施暴、劫掠，死者众多。不久后，王浚返回蓟县。由于军中鲜卑士兵多掠夺妇女随军，故下令“敢有挟藏者斩”。于是，妇女皆被沉于易水之中，多达八千人。这个易水，正是战国末年刺杀秦王嬴政的荆轲临行前的出发之地。

惠帝往长安

在当时的洛阳，也发生了同样的悲剧。尽管成都王司马颖奉晋惠帝返都，但手握重兵、迎奉晋惠帝的张方专制朝政，司马颖被排挤在外，威名坠地。在张方所部长期驻扎洛阳期间，士兵将城中掠夺一空，军队内部亦喧嚣纷扰。张方不欲继续留守洛阳，于十一月乙未（一日）率士兵直闯殿中，将晋惠帝请入军营。晋惠帝虽逃入后园竹林中，但被士兵搜出。晋惠帝被强制押入车上，哭泣不已。张方于马上行礼稽首，再次请求晋惠帝入营，惠帝不得已而同意。至此，后宫宫女被劫掠殆尽，魏晋以来的宝物一扫而空。张方甚至想将宗庙、宫殿全部烧毁，以断绝众人返回的念想。不过卢志谏云：“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也最终放弃了上述想法。

晋惠帝在张方的军营中停留了三日，随后便与成都王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一同前往长安。抵达长安城后，以征西将军府作为晋惠帝的行宫。而在洛阳方面，只有尚书仆射荀藩（荀勖之子）、司隶校尉刘暾与河南尹周馥留任尚书台，以承制行事[22] 管辖太行山以东地区。洛阳的留台被称为东台，与长安的西台相对。

十二月丁亥（二十四日），成都王司马颖被剥夺皇太弟之位，改而册立豫章王司马炽。此时，晋武帝的二十五位儿子中仍在世的，除了晋惠帝以外，便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与吴王司马晏三人。这三人中，司马颖人望已失，司马晏本就资质凡庸，于是河间王司马颙便选择了性格温和直率、喜好学问的司马炽。随后，朝廷又颁下诏敕，东海王司马越的官位由司空进位为太傅，与担任太宰、大都督、雍州牧的河间王司马颙夹辅帝室，令司徒王戎总统朝政。河间王司马颙有感于四方离散、祸乱未休，以此诏敕向东海王司马越表达和解之意，希望结束宗室间的内斗，暂时得以安宁。不过，东海王司马越辞让了太傅之授，拒绝和解。

司马越举兵

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于东海国飞檄太行山以东诸征、镇、州、郡，宣称要将行幸长安的晋惠帝迎回洛阳。司马越当时任司空，此外还兼领了东平王司马楙让出的徐州都督一职，进驻下邳。如此一来，司马越兄弟四人，其中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新蔡王司马腾在并州，高密王司马略在青州，南阳王司马模在冀州。此外，同样在太行山以东的，还有出镇许昌（豫州）的范阳王司马虓和占据蓟县的王浚，他们亦奉司马越为盟主。朝臣亦多前往东海王司马越处。这样，关西的河间王司马颙与山东的东海王司马越就形成了地域上的对立。再加上当时晋惠帝人在长安。此种对立态势，类似于汉末董卓与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卓联军的对立。

八月，东海王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自己则亲率甲士三万进驻萧县（属沛郡）。

同在八月间，接到山东举兵报告的河间王司马颙新任命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以吕朗为建武将军，各自派往邺城与洛阳。司马颙将司马颖派往邺城，是希望他能够与公叔藩汇合，镇抚河北地区。公叔藩为司马颖的故将，当时为了司马颖举兵于河北。此外，司马颙又任命张方为大都督，授以十万精锐，以期能够一举反攻。

在此期间，凭借豫州刺史刘乔的奋战，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在关东地区陷入胶着状态，甚至还稍占几分优势。司马颙也试图利用此优势，暂时放下司马越，转而讨伐刘舆、刘琨兄弟。不过，随着刘弘支持东海王司马越，王浚又将其麾下的鲜卑、乌桓突骑投入战场，司马越方面立刻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动摇荆州全境的张昌之乱中，镇压反叛，使得荆州的秩序再度得以恢复的最大功臣，是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刘弘。对于内战的再次发生，刘弘非常痛心，向刘乔、东海王司马越分别修书，又向晋惠帝上表——实际则是向河间王司马颙进言，但双方皆不听刘弘的劝解。刘弘原本保持中立，由于调停不成，认为张方暴虐残忍，河间王司马颙必败无疑，因此令下辖诸军受东海王司马越节度，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宣成公章”金印及印文

“镇南将军章”金印及印文

私印正面（刘弘）

私印反面（刘和季）

翌年即光熙元年（306）八月，刘弘殁于襄阳。1991年，在湖南省安乡县黄山镇的黄山（今湖北省公安县境内），刘弘墓被发现。之所以将该墓推定为刘弘墓，是因为在墓室中发现了篆书阴刻“宣成公章”“镇南将军章”的龟钮金印两枚，正反两面篆书阴刻“刘弘”“刘和季”的私印一枚。宣成公、和季即刘弘的封爵与字[23] 。

被刘乔击败而逃奔河北的范阳王司马虓与刘舆重新领有冀州，向王浚借突骑兵。之后，东海王司马越的军队凭借着突骑的活跃，攻杀司马颙一侧的王阐、石超，击破与刘乔联手的兖州刺史、东平王司马楙，并斩杀刘乔之子刘祐。至此，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东地区的最大势力——刘乔溃灭而亡。司马颙只剩下少量部队残留在洛阳与荥阳。基于此状况，东海王司马越自萧县出发，进军阳武县（属荥阳郡）、温县（属河内郡），准备攻打关中。王浚又令祁弘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司马越军的先锋。

张方之死

东海王司马越举兵时，也有和平解决的打算。当时，太弟中庶子缪播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宠遇，其从弟右卫率缪胤为河间王司马颙前妻之弟。司马越试图利用兰陵缪氏的通道，将两人派往长安，试图劝说司马颙奉晋惠帝还洛阳。河间王司马颙虽打算应允，但张方以为若如此自己将被诛杀，加以反对，故此事作罢。刘乔战败后，司马颙试图再次与司马越讲和，此时唯一的障碍便是张方。由于害怕张方反对，司马颙颇为犹豫，故最终决定诛杀张方，令出身长安富豪、深受张方喜爱的帐下督郅辅执行此事。郅辅表面以河间王司马颙来信为由进入张方帐内，虽然身持刀具，但众人皆知其与张方关系亲密，因此谁都没有怀疑。就在张方接过书信、在灯下开函的一瞬间，郅辅斩下张方的首级。如此，威权在握的张方就此草草而亡。张方被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河间王司马颙帐下有参军毕垣，与张方相同，皆出自司马颙的封国河间国，而门第较高。毕垣无意与张方争权，却为张方所侮辱，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向司马颙诉说张方有叛逆之心。司马颙半信半疑，召郅辅询问。毕垣又事先与郅辅串通，令其面对司马颙的询问唯唯称是。于是司马颙便认定张方有叛心。

张方、司马颙二者的关系，与孙秀、司马伦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尽管张方以武将而活跃，孙秀以谋臣而活跃，但两者的本籍都为所仕宗王的封国，且都出身寒门、寒人层，备受贵族社会的冷遇。他们都与宗王结成了私密关系，以此为手段满足向上攀升的志向。在将所仕宗王推向高处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抬上高位。在当时宗王们的帐下，多少都有此类人士的频繁活动。反之，可以说孙秀、张方是这类群体的代表人物。

回到原来的话题。河间王司马颙将张方的首级送往东海王司马越处，请求和解，但为时已晚，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司马越拒绝和解，而张方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

司马越辅政

随着张方被杀，大势已定。驻守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撤退，驻守荥阳的吕朗在刘琨出示张方首级后投降。至此，河间王司马颙在山东的势力被一扫而空。接下来便是入关。永兴三年（306）五月壬辰，司马越麾下以鲜卑兵为主力的祁弘所部击溃司马颙军的防御，突破潼关，又渡过其最后一道防线——灞水，突入长安城。与邺城的情况相同，随着长安城的陷落，鲜卑士兵也开始劫掠，屠杀二万余人。己亥（十四日），晋惠帝乘牛车离开长安。六月丙辰（一日），在离开洛阳一年半后，晋惠帝再次回到都城。

然而，在东海王司马越率主力迎奉晋惠帝返京后，关中的混乱却一直持续。先是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突入长安城，击破司马越的留守军队。长安陷落前，司马颙独自逃脱，奔入秦岭山脉的太白山中，至此又被重新迎回。接着，安定太守贾疋（贾诩曾孙）等支持东海王司马越的关中势力又再度举兵，司马越亦遣麋晃等援军。麋晃军至郑县（属冯翊郡，今陕西省华县）时，为驻留于此的河间王司马颙所部——平北将军牵秀所杀。如此，河间王司马颙仅仅保住长安，除此以外关中全境皆降服于司马越。

八月，关中地区得以基本控制，朝廷方面也开始决定出镇入辅的人选。东海王司马越由司空升任太傅、录尚书事，在洛阳辅佐晋惠帝。范阳王司马虓镇邺城，南阳王[24] 司马模镇许昌。蓟县的王浚进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从兼领刺史开始，王浚逐渐成长为一方军阀。

大权在握的东海王司马越将诸色人才招纳至太傅府中。一方面，有庾敳、胡母辅之、郭象、阮修、谢鲲、光逸等名士。自元康年间以来，他们沉迷于老庄思想，不涉俗务，每日饮酒放诞，以竹林七贤的后继者自居，因名声在外，故而为司马越所招纳。此外，在成都王司马颖死后，对于一直追随司马颖的卢志，司马越也特意保留了军谘祭酒的位置加以招揽。而另一方面，在司马越招揽的人物中，也有像刘舆这样尽管才能出众，但风评颇差者。有人云“（刘）舆犹腻也，近则污人”，对此加以反对。刘舆入府后，司马越一开始也对其颇为疏远。在此期间，刘舆默记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兵器、水陆形势。当时军事、政治事务众多，司马越虽不时开会商议，但除了长史以外无人能够应答。刘舆便于此时登场，顺应时机分析情况、制定计划。司马越与刘舆商议入迷，不觉身体前倾，于是拔擢其为左长史，委以军国之任。

司马颖之死

东海王司马越的军队入关后，成都王司马颖通过武关逃往荆州新野县（属义阳郡）。恰逢刘弘亡故，荆州无人主政，于是司马颖被卷入其中。不过朝廷抓捕司马颖诏敕随即下达，于是他又抛下母亲、妻子，与两个儿子乘车渡过黄河，至朝歌县，打算投奔公师藩，但在途中被捕，押送至邺城范阳王司马虓处。司马颖曾被立为皇太弟、权势非常，如此却沦落为阶下囚。十月，范阳王司马虓突然去世。当时司马虓的长史、后来成为司马越左长史的刘舆见邺城百姓皆依附司马颖，于是秘不发丧，令人伪装为台使，于半夜中称有诏赐死成都王司马颖。临死前，司马颖最后恳求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于是披头散发，以头朝东而卧，命看守将自己缢杀。与长沙王司马乂同样，司马颖终年亦二十八岁。卢志收敛司马颖的遗体，为之营葬。后来，成都王司马颖故将公师藩麾下的汲桑掘出司马颖的棺材，载于车中，置于军营。每逢有事，便上告司马颖之灵，之后发布军令。汲桑败后，司马颖的棺材被抛入古井。其故吏又将之收敛，埋葬于洛阳。

晋惠帝与司马颙之死

十一月己巳（十七日）夜，晋惠帝食饼中毒，翌日庚午（十八日）亡于显阳殿，享年四十八岁。据说可能是东海王司马越下的毒手。若果真如此，则其行径与东汉时代的“跋扈将军”梁冀毒杀汉质帝的手法如出一辙。十二月己酉（二十八日），晋惠帝被葬于洛阳西郊的太阳陵。其在位的十七年间（永熙元年至光熙元年，290—306），除去元康年间（291—299），其余皆战乱不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当然是晋惠帝的昏庸。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昏庸，惠帝本人才能在如此战乱中存活那么长的时间。

不久后，东海王司马越以拜授司徒为诱饵，征召在长安苟延残喘的河间王司马颙。十二月己亥（十八日），恰在晋惠帝死后一个月，应召的河间王司马颙在新安县（属河南郡）遭到南阳王司马模的袭击，与三个儿子一同被扼杀于车中。至此，八王之乱的主要角色之一，自三王起义以来盘踞在军事要冲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去世了。

永兴三年（306）冬，八王之乱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成都王司马颖、晋惠帝、河间王司马颙相继离世。西晋宗室之间的内斗，以八王之一的东海王司马越获胜而宣告终结。随着司马越拥立晋怀帝登基，八王之乱落下了帷幕。

八王之乱的本质

就广义而言，以司马氏宗室为主体的八王之乱，从晋惠帝即位初年至其去世，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具体言之，晋惠帝初年的贾氏、杨氏之争可谓是前哨战。在这一阶段，宗室仍然被外戚利用，属于配角。于是，在元康年间（291—299）的九年中，外戚贾氏威权独振，是形势较为平稳的时期。自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起兵开始，真正的八王之乱，或者说狭义上的八王之乱开始了。至晋惠帝去世，持续了约有七年，以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被杀，东海王司马越获得胜利而告终。作为主角的是宗室中的“八王”。所谓“八王”，即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他们的传记皆收入《晋书》第五十九卷中。又，“八王”这一名称，来自于晋卢琳所撰《八王故事》。卢琳为成都王司马颖谋主卢志之甥，自己也曾仕于司马颖的幕下。

八王之乱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晋武帝将必须有大臣加以辅佐的晋惠帝立为太子，故朝廷围绕着辅政之位展开斗争；晋武帝重用宗室，以及在平吴后废州郡兵、将军力集中于宗室的政策；晋武帝助长了淫虐、奢侈的风气，尤其是在平吴后，造成了政治的颓败。可以说，八王之乱的责任大半要归结于在动乱爆发前去世的晋武帝。

冈崎文夫在《魏晋南北朝通史》中基于以上事实，进一步洞察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原因。他认为，西晋一朝对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滋生了八王之乱，而在奢侈风潮中，出现“为了一己利欲的家族斗争”，并从“利欲”、即相互斗争的诸人群的欲望出发，探求八王之乱的产生原因。此后，谷川道雄、安田二郎继承了冈崎文夫的见解，从“利欲”的概念进一步展开研究。谷川道雄在《世界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中认为，宗室诸王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由晋王朝的公权力所支撑，而是向着私兵化的方向发展”。宗室诸王为当时追求私利的风潮所熏染，将原本用作维持国家功能的军事力量（甚至是国家机构）私人化，其结果便是八王之乱的发生。安田二郎则认为，随着古代“里”共同体的解体，人们的“私欲”得以解放，获得肯定。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的倾向造就了魏晋时代的“浮竞”之风。“而比‘浮竞’之风更为露骨、突出的社会现象，便表现为八王之乱的发生。”[25] 如果将八王之乱中诸人群相互斗争的过程图示化，便是“私”→“私”。

八王之乱争斗表

不过，正如八王之乱争斗表所见，八王之乱并非宗室诸王（及外戚）内部的反复争斗，在其中能够看到若干种方向性。其一，围绕着晋惠帝的辅政大臣，也就是政治实权的斗争，大多以都城洛阳为舞台，或者以发兵洛阳而展开。其二，如同贾后打倒杨骏、赵王司马伦打倒贾后、齐王司马冏又打倒赵王司马伦那样，以政变或内乱的形式展开的斗争不断发生，似乎永无休止。而种种政治斗争的典型套路，往往一方是担任辅佐大臣，以此将政权私人化的宗室或外戚，另一方则是以重建公权的舆论为背景，以此展开对抗的其他宗室诸王。而反抗的宗室诸王在借助舆论之势打倒对手、掌握实权后，又再次私权化，由此招致舆论逆反，导致新的斗争。其结果就是对掌权者的斗争不断发生。在此场合发生的种种斗争，试图将私权化回归公权的种种舆论，若加以图示，便是“公”→“私”。因此，八王之乱中的种种斗争，呈现出“私”→“私”与“公”→“私”的重层构造。而这种“公”与“私”的重层构造，不仅仅出现在八王之乱中。在此前晋武帝时期的齐王司马攸归藩事件、魏文帝时期的诛杀鲍勋事件中，都能够看到。进一步追溯，汉末党锢之祸中浊流派对清流派的弹压，与此种重层构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反过来说，在汉末自觉形成的社会舆论，至魏晋时代呈现出拥护公权力的样态，且不时地走向表面化。然而讽刺的是，以回归公权为目标的社会舆论，在八王之乱中反而最终导致了西晋国家走向灭亡。

那么，八王之乱中公权力的私权化、国家的私权化，具体说来，便是实际掌权的人物与社会舆论给予好评的人物出现乖离。导致宗室诸王走向私权化的人群，便是其幕下的党羽，尤其是具有权力野心的寒门、寒人集团。从舆论中产生的贵族制，尤其是门阀贵族制孕育了寒门、寒人层，也正因如此，寒门、寒人这一群体可以说是异常强韧。

导致八王之乱的真正原因，在晋惠帝驾崩时并未消失。此后的晋怀帝在位期间，与八王之乱情景类似的各种内斗、倾轧仍不断出现。而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宗室诸王们本是作为藩屏而支撑国家的，随着内乱发生，国家的根基动摇了，不断地自我削弱。与之相反，在西晋王朝下受到压制的各类人群爆发了，各种叛乱开始发生，特别是诸多内徙的非汉民族开始建立政权。在晋怀帝时代，这种状况变得愈发显著起来。其详细情况，将在下一章展开论述。

注释

[1] 三更一点，约相当于凌晨十二点稍过。

[2] 李重以批判九品官人法而知名。荀组为荀勖之子。

[3] 以皇弟身份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译者

[4] 作者所用史料典出《资治通鉴》卷八三，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八月条：“中书令陈准，徽之兄也，欲应允，言于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斗。’乃使司马督护伏胤将骑四百持幡从宫中出。”而《晋书·淮南王允传》则云：“徽兄准时为中书令，遣麾驺虞以解斗。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两者所记不同。——译者

[5] 如《太平广记·井》“绿珠井”条所载的故事，杜牧的《金谷园诗》，北宋乐史所写《绿珠传》。

[6] 即貂尾与蝉纹金铛，皆为高级官员的头饰。

[7] 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

[8] 此事见于《晋书·杜预传附杜锡传》:“赵王伦篡位，以为治书御史。孙秀求交于锡，而锡拒之，秀虽衔之，惮其名高，不敢害也。”——译者

[9] 诸诸征、镇的表达出自《晋书·齐王司马冏传》:“移檄天下征镇、州郡县国。”其含义不明，大概是指出镇地方的四征、四镇将军。——译者

[10] 即王子乔，据说其乘鹤上天。

[11] 尚书省、御史台、谒者台。

[12] 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

[13] 天子的舞乐，共六十四人。

[14] 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

[15] 洛阳城以西十三里的桥。

[16] 据《晋书·食货志》，西晋时代，依据官品高低，官员及相关亲属具有免除兵役、徭役的特权。此时因属非常时期，故即便官员及家属能免除兵役，也要征召一部分男性强制服徭役。——译者

[17] 当由公府掾升任的职位。

[18] 华亭，即吴郡嘉兴县华亭谷，今江苏省松江县以西，吴郡陆氏在当地有别墅。

[19] 除司马越之外，还有新蔡王司马腾、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

[20] 传舍之长，当时的轻蔑之语。

[21] 此为日本古代史中的典故。镰仓幕府时代，源义经功高盖主，受到兄长源赖朝的猜忌，于是与弁庆等手下假扮为苦行僧逃避兄长的追捕，到达安宅关时，源义经被守将怀疑，弁庆则呵斥、杖击源义经，最终源义经一行人顺利骗过守将逃出安宅关。——译者

[22] 根据皇帝旨意代行皇帝职权。

[23] 参见雷明、雷芬：《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另，据南京大学朱棒博士告知，刘弘墓中所谓的玉印其实是铜印。外层绿色是铜腐蚀后所形成的颜色。——译者

[24] 九月时由平昌公升为南阳王。

[25] 《八王の乱をめぐって——人間学的考察の試み》。《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4号，1976年。

第八章　怀帝与愍帝

晋怀帝即位

晋怀帝司马炽，字丰度，为晋武帝第二十五子，与晋惠帝同父异母。其生母名王氏，本人则由夭折幼子的武悼杨皇后抚养成人。司马炽生于太康五年（284），太康十年（289）晋武帝大封皇子、皇孙时被封豫章王。之后，司马炽历任散骑常侍、射声校尉、车骑大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守诸军事，永兴元年（304）十二月取代成都王司马颖被册立为皇太弟，光熙元年（306）十一月即位。当时，围绕着晋怀帝的即位还有一些纠纷。晋惠帝的羊皇后认为，在辈分上自己是司马炽的嫂子，若其即位，则自己无法称太后，故打算拥立晋惠帝之甥——清河王司马覃。不过侍中华混急召东海王司马越与皇太弟司马炽入宫，而羊皇后所召司马覃虽已先至尚书台阁门，但怀疑宫内有变，又称病而返。如此，在华混的迅速行动之下，司马炽与司马覃的皇位之争被消解于未然。三日后的十一月癸酉（二十一日），皇太弟司马炽即位。羊皇后改称惠皇后，迁居弘训宫。司马炽的亡母王才人被追尊为皇太后。次年，即永嘉元年（207）正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任辅政之职。如此，晋王朝第三代皇帝——晋怀帝的时代拉开了帷幕。不过，在晋惠帝时代的八王之乱期间，很多地域都出现了针对西晋王朝的反乱。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晋王朝的威令已经无法遍及天下了。

内徙的非汉民族

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王朝濒临崩溃，各地纷纷出现大量叛乱。这一事态也就是所谓的永嘉之乱，其结果是西晋王朝的灭亡。内徙的非汉民族与流民化的汉人群体是引发战乱的主体人群。这两类人群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背井离乡，且为居住地的土著汉人所排斥。此外，他们在战乱中行动较为类似，在很多时候还会联合起来一同行动。

今天，我们将汉族以外的族群称为非汉民族。而在当时，出于华夷意识，汉人将文化上相对后进的族群蔑称为夷狄。根据居住区域的不同，内部还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外，西方、北方的非汉民族还被统称为胡族，与汉人并称为“胡汉”，还有“五胡十六国”这种常用语。当然，胡族与西戎、北狄还是有些微妙的差别。这些民族还有异民族、少数民族等称呼，但它们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生成的词汇，有时并非特别合适。为了行文方便，这里采用非汉民族这一表达。

关于当时非汉民族的存在形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类别：（1）居住于中原王朝的周边，通过战争、贸易等活动与中原王朝产生联系；（2）居住于中原王朝内部，但他们原本并非中原王朝的属民，是由于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而被纳入其中；（3）虽然原本同第（1）类一样居住于中原王朝周边、或与第（2）类一样居住于中原王朝疆域内，但由于军事征服或自发迁徙等缘由，移居于中原王朝的腹地。第（3）类，即内徙的非汉民族，有些如同过去一样在新居地以部落的形态生活，也有一些则相反，他们通过与汉人的杂居逐渐汉化，并且其中许多人为地方官员、豪族所侵夺、使役。为了保护与监管这些非汉族群，尤其是第（3）类，即内徙的非汉族群，各个王朝都在当地设置护（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南蛮校尉等各类中郎将、校尉等职。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由当地的都督、刺史兼任该职。

有识者很早便提出了警告，认为这些服属于魏晋王朝的非汉民族具有危险性。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曾上书以为，一旦兵乱大起，胡骑由平阳、上党两郡（皆在今山西省南部）出发，不过三日便可达到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孟津，并州也将落入匈奴人之手。此外，晋惠帝元康九年（299）齐万年叛乱被平定时，太子洗马江统撰《徙戎论》，提议将占据关中人口半数的氐人、羌人以及并州的匈奴、荥阳的高句丽全部遣返故地，但朝廷并未采纳。而有识者的担心也最终成为现实。在论述具体的过程之前，我们从北边开始，以逆时针的顺序对当时主要的非汉民族稍作概观。

匈奴

在中国北方，突厥系、蒙古系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乌丸）、鲜卑。西汉时代，匈奴人控弦之士号称三十万，在东击败东胡、在西击败月氏，独霸蒙古高原，向南则与汉帝国对峙，甚至一度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在汉武帝不断的攻击下，匈奴走向衰败，内部不断分裂。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投降汉朝。二十六年（50），投降的南匈奴被内徙于云中郡，南单于则被徙于西河郡美稷县，与部落民相分离。为了保护、监管投降的南匈奴，当时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度辽校尉。另一方面，走向衰落的北匈奴于永元三年（91）开始西迁，不复活动于中原北境。内徙并州的南匈奴在此后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反乱，还不断参与鲜卑人的入侵活动。永和五年（140）朝廷镇压反乱之际，南单于自杀。光和二年（179）、中平五年（188），在位的南单于又相继为部属所谋杀，乃至于一段时间出现了单于之位空缺的局面，单于的权威也一坠千丈。建安二十一年（226），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控制，将其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设帅（后改为都尉）治理，以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1]

乌桓（乌丸）与鲜卑

匈奴以后，在中原王朝北境登场的族群是乌桓（乌丸）与鲜卑。这两个族群都源自曾经从属匈奴的东胡。西汉时代前半，乌桓与匈奴相互攻战，也曾一度入侵汉王朝的边境。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请求内属，东汉朝廷则将其分散于东至辽东属国、西至朔方郡的长城周边区域，负责侦查、防备、攻击长城外的匈奴、鲜卑。同时于上谷郡宁城县设护乌桓校尉，对其加以监督。此后，乌桓数次与匈奴、鲜卑联合起来反叛，叛、服无常。建宁元年（168），辽西、上谷、辽东属国、右北平四郡部落大人谋划自立成王。此外中平四年（187），汉人出身的中山太守张纯自称弥天安定王，自为诸郡乌桓统帅，侵略河北，但为幽州牧刘虞所杀。汉末战乱之际，统领乌桓的蹋顿与袁绍结盟对抗公孙瓒，曹操清除袁绍势力后，其子袁尚又委身于蹋顿。于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远征乌桓，于柳城之战斩杀蹋顿，多数乌桓部落也由此归附曹操，号称天下名骑的“乌桓突骑”也成为曹操军队的重要一员。顺带一提，“乌桓”在《三国志》中写为“乌丸”，而京都亦有“乌（カラス）丸（マ）”这一地名。根据吉田金彦的推测，鸭川曾有支流名乌丸川，其语源为“カハラ（川原）ス（州）マ（际）”，而把“マ”写为“丸”，则是为了取“丸”字所含有中心之意[2] 。不过北方族群的名称与京都的地名一样，纯属偶然。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印文

鲜卑位于乌桓（乌丸）以北，语言、风俗与之相同。不过，如果将两者与中原地区接触程度加以比较，中原对乌桓较为熟悉，对于鲜卑则很陌生。因此，中原最初并不知道鲜卑的存在，直至东汉建武十三年（54），鲜卑首领才首次朝贡。北匈奴西迁后，鲜卑占据了匈奴人的故地，永寿二年（156），鲜卑首领檀石槐控制了蒙古高原，此后不时向南入侵，檀石槐死后，鲜卑诸部又再次分裂。至汉末、三国初，在首领轲比能的带领下，鲜卑又再度强盛，号称控弦之士十余万人。魏青龙三年（235），轲比能被暗杀，鲜卑诸部再度分裂。进入西晋时代，段部、慕容部、宇文部、拓跋部等鲜卑部落开始兴起[3] ，也有一部分迁入中原内地。除了秃发树机能的反叛，还有一个故事也反映了这一事实：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喜爱其姑妈家的鲜卑婢女。当时，阮咸正在为母亲服丧，听说其姑妈要迁至远方，立即向前来拜访的宾客借了驴马，穿着丧服将鲜卑婢女追回，一同骑马并辔而归。日后以放达而知名、“八达”之一的阮孚，就是这位婢女所生[4] 。

羌族与氐族

接下来转到西边，看一下羌藏系的羌、氐二族。东汉时代，羌族是令朝廷感到最为棘手的非汉民族。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始设护羌校尉。东汉初，羌人与割据陇西的军阀隗嚣联合。之后，随着护羌校尉的再度设置，羌人积极地向关中及其西边的陇右地区内徙，包括三辅[5] 、天水、陇西、安定等郡。结果，羌人散布于东至关中、西至金城郡以西的这片区域，大致被分为东羌与西羌，内里还有各部落之分。由于被内徙郡县的小吏、豪族侵夺、役使，羌人的“愁怨”如火山岩浆一般积累，最终瞬间爆发出来，形成了反乱。具体的导火索是永初元年（107）朝廷征发民众远征西域。羌族的反乱一时间波及河东、河内两郡，规模很大，至元初五年（118）才平息。至永和五年（140），东羌、西羌联合的反乱又再次爆发，终止于永嘉五年（145）。为了平定这两次羌族大反乱，东汉朝廷花费了三十亿钱，府库空空。汉末以来，看不到羌族单独的反乱事件，不过中平元年（184）黄巾之乱发生时，作为联动事件，北地郡的先零羌、金城郡的湟中羌协助月氏人的后代——义从胡起兵。也正是在这次反乱中，诞生了韩遂、马腾、马超父子等军阀。

与羌族相对，氐族在东汉时代移居到蜀郡以北的武都郡，分为十余部。东汉末年，仇池杨氏的杨千万自称百顷氐王。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讨伐马超、张鲁，反抗的氐人被曹操击败，武都的五万余落氐族人被强制迁往扶风、天水二郡[6] 。西晋初年，氐族主要就分布在这两个郡。

同一时期还有巴氐，容易与氐人相混淆。巴氐是巴人、賨人、板楯蛮、白虎蛮的统称。巴人原居住于巴地（今重庆市周边），但汉化程度相对较高，例如使用汉式的姓名。东汉时代，为了平定羌族的反乱，朝廷用氐人组成军队，因作战勇猛，称为“神兵”。至汉末，巴氐多信仰五斗米道，于是大多归顺于汉中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之后曹操吞并张鲁，在撤出汉中时，他将氐族强制迁往其故地略阳郡，将之称为巴氐。

南方的非汉民族

在西南地区的宁州（今云南省）、益州（今四川省）南部，即所谓的“南中”地区，存在着如“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国等诸多非汉民族，它们被统称为西南夷。蜀汉诸葛亮南征（建兴三年，225）后，这些非汉民族皆服属于蜀汉。

在荆州北部（今湖北省）、益州东部（今重庆市），有沔中蛮、义阳蛮、西阳蛮（原来的巫蛮）。他们与前面提到的巴氐属于一个系统，传说其祖先为廪君。在荆州南部（今湖南省）的湘水、沅水流域，则有武陵蛮等溪族。传说其祖先为槃瓠，还有人认为桃花源也与武陵蛮的活动有关。活跃于两晋之际的武将陶侃以及其曾孙、《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据说都有溪人血统。在扬州（今江苏省）南部、江州（今江西省）的山地还有山越、宗部等非汉民族。孙吴政权曾入山征讨、降服这些族群。据说在孙吴二十万士兵中，有十万都是山越人。广州（今广东省）、交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越南北部）是俚人（黎族）的世界。反之汉人只能够控制南海郡等若干零散的据点。以上诸多非汉民族，统称为南蛮。

晋武帝、惠帝时代的非汉民族反乱

泰始五年（269），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在北境举兵反叛，至十多年后的咸宁五年（279），这次叛乱才被平息，伐吴战役随即开始。在此期间，西晋方面诸多名将相继战死。其中包括秦州刺史、也是晋武帝宠妃胡贵妃的叔父胡烈，泰始六年（270）阵亡于万斛堆[7] ；凉州刺史牵弘，泰始七年（271）阵亡于青山（属北地郡参县）;同为凉州刺史的杨欣，咸宁四年（278）阵亡于武威郡。咸宁三年（277），秃发树机能被平虏护军文鸯大败，被迫移往武威。文鸯就是此前举兵反对司马氏的文钦之子。至咸宁五年（279），讨虏护军马隆彻底平息了此次反乱。此外，泰始七年（271）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越过长城北归，同年十一月入侵并州，翌年正月被击退。

在晋惠帝元康年间，元康四年（294），匈奴郝散反乱，攻击上党等郡，翌年被平息。至元康六年（296），郝散之弟郝度元又率冯翊、北地两郡的马兰羌、卢水胡（匈奴系的杂胡之一）举兵，并且诱发秦州、雍州的氐、羌二族亦全数反叛。氐帅齐万年被氐、羌人拥戴为首领，并称皇帝。西晋朝廷方面派遣建威将军周处前去，尽管周处奋力作战，但由于他与当时出镇长安的梁王司马肜不和，故最终于元康七年（297）在六陌之战中阵亡。元康九年（299），率领精锐宿卫兵的积弩将军孟观在中亭之战中生擒齐万年。在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前，这场反乱终于得以平息。

如上所见，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前，内徙的非汉民族，尤其是内徙于北境的非汉民族内乱频发，并且超越了族群的框架，形成了一些反乱集团。江统《徙戎论》等有识者的警醒之言，也正是针对这些反乱撰写的。而在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后，随着内乱的发生，西晋王朝对非汉民族控制逐渐松弛，内徙的非汉民族追求政权自立，其与西晋王朝展开对抗的动向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成汉的建立

内徙非汉民族自立政权的动向，最初发生于蜀地（今四川省）。由于元康末年齐万年的反乱以及反乱所带来的饥荒，关中的一些胡汉流民开始向汉中方向迁徙。其中，出身巴氐的李特兄弟率流民进入蜀地。永康元年（300）时，盘踞蜀地的是益州刺史赵，其姻亲为贾氏，被司马伦攻灭。赵担心波及自身，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企图割据自立。李特兄弟最初为赵所用，但由于李特之弟李庠为其所杀，双方决裂。李特转而攻破赵，追随朝廷新任命的益州刺史罗尚（永宁元年，301）。不过，由于罗尚强制流民返回故地，流民们集结于李特兄弟麾下，双方又开始了新的战争。太安元年（302），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表明了自立的态度。次年（太安二年，303），李特攻入蜀郡的郡治——成都小城，改元，与东邻小城的益州州治——成都大城中的罗尚相互对峙。同年二月，李特大败，自己亦战死。其弟李流继任，但时间很短，之后传给李特之子李雄。同年闰十二月，李雄军攻入大城，控制了成都的大、小二城。

如此，李雄实际掌控了益州，于永兴元年（304）十月称成都王，光熙元年（306）六月进而称帝，定国号为“成”，后来又改国号为“汉”，故被称为“成汉”政权。成汉政权与之后建立的汉（前赵）政权，成为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五胡十六国诸政权的先声。所谓五胡，即匈奴、匈奴的别种羯、鲜卑、氐、羌，成汉属于氐人系政权的一支。更具体而言，成汉皇室出身巴氐，构成其政权的主要人群是由关中进入蜀地的胡汉流民。

此外，提及成汉政权的特征，有一点颇为有趣，那就是李氏信奉蜀地本土的五斗米道。在成汉建国之际，李雄还一度希望拥戴在蜀地深具人望、以道教风格浓厚的“长生”为名的处士范长生。范长生固辞，于是李雄以其为丞相，尊称“范贤”。从李氏的如此动作中，可以看出成汉政权不仅掌握流民，更试图进一步掌握当地的土著蜀人。而同时，这也使得成汉政权带有一些宗教王国的色彩，与汉末的张鲁政权类似[8] 。

张昌之乱

巴氐李氏在蜀地的自立，也使得与之东邻的荆州以始料未及的方式被卷入混乱之中。太安二年（303），由于出镇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歆采取严酷的政策对待蛮夷，引起了义阳蛮张昌的反乱。张昌在其根据地安陆县石岩山的岩石上将竹子编成鸟的形状，其上覆以五色绫绢，在其周围大量放置肉食吸引飞鸟，诈称凤凰降临。他又令士兵们皆头戴深红色头巾，着马毛所制的须髯。导致此次反乱声势膨胀的关键，在于朝廷所下达的命令。当时中央向荆州下诏敕，令当地组织讨伐蜀地李氏的军队。由于诏敕颁布于壬午日，故此军队被称为“壬午兵”。为了逃避此次征发，荆州当地的土著、流民与张昌的反乱军汇聚到了一起。

张昌军将驻屯于樊城的新野王司马歆攻杀，控制了荆州（今湖北省）北部。之后，反乱军的部将石冰又席卷长江下游的江州、扬州，徐州则有临淮郡的封云响应，张昌所部陈贞又攻占了荆州南部（今湖南省），故反乱的势力扩大至荆、江、徐、扬、豫五州。此时为太安二年（303），长沙王司马乂在洛阳掌握实权，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对峙。而在地方上，从关中的齐万年之乱、蜀地的李氏自立，再到荆州的张昌之乱、张昌部将石冰攻破扬州，混乱的状态以逆时针的顺序渐次波及。

为应对张昌之乱，羊祜的故吏刘弘作为新野王司马歆的后任担任荆州刺史，与豫州刺史刘乔各自驻屯于宛县、汝南郡，尤其是在刘弘部将陶侃引人瞩目的奋战之下，张昌于次年（永兴元年，304）被捕。另一方面，石冰也于同年被周玘等江南豪族组建的军队平定。周玘是此前在齐万年反乱中战死的周处之子。此后，荆州在刘弘的控制下一度平稳，但在其死后余波又起，北部有王如之乱，南部有杜弢、杜曾之乱。江南方面，永兴二年（305），漕运小吏出身、在讨伐石冰过程中颇有功绩的陈敏在江南豪族的协助下，企图如孙吴一样建立割据政权，顾荣等江南豪族也答应给予支持。然而，出镇寿春的周馥对顾荣等人加以指责，于是他们转过头来攻击陈敏，于晋怀帝即位后的永嘉元年（307）平定陈敏之乱。同年，东海王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将之送往建康。司马睿也就是后来重建晋王朝的元帝。

汉（前赵）的建立

永兴元年（304），与蜀地的巴氐李雄称成都王大约同时，匈奴大单于刘渊在并州自称汉王，与晋王朝展开直接对抗。刘渊出身于承袭单于位的屠各种挛鞮氏（虚连题氏），魏晋时代以后，由于该部族曾与汉室联姻，故改为刘姓。刘渊的祖父于扶罗于汉末时为南单于，与黑山贼、袁绍等相互联合对抗曹操。其父名刘豹，在曹魏时代任左部帅。刘渊幼时学习儒家经典、诸子、史书，拥有中原的文化素养。魏末咸熙年间（264—265），刘渊的同乡、出身太原王氏的重臣王浑向晋武帝屡屡提及刘渊。于是，晋武帝将其召至洛阳当面问话。父亲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左部帅，太康年间（280—289）任北部都尉。晋惠帝在位初期，在杨骏的意见下，刘渊被授予五部大都督的称号，至元康末年被免官。不过，在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后，刘渊归附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凭借司马颖的上书，又被授予监五部军事之职。此次授官的背景在于司马颖试图增强军事力量。具体而言，当时太原的东嬴公（后新蔡王）司马腾、蓟县的王浚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司马腾联络鲜卑的拓跋部、王浚则联络鲜卑的段部，希望借助他们的军事力量。作为针对性措施，司马颖则希望依靠南匈奴的军力，因此对刘渊大加优遇。

永兴元年（304），在国人的代表、刘渊的大叔父——右贤王刘宣的推戴下，居于邺城的刘渊由左贤王升任大单于。至此，魏晋两朝分裂的南匈奴又再次自行统合。不过，他们并非要回归到塞外的匈奴政权。至少对于内徙的南匈奴而言，他们只是希望在中原内地自建政权。成为大单于的刘渊回到并州离石县[9] ，自称汉王。从这一点来看，刘渊试图成为兼跨胡汉的统治者，并且对现有的西晋政权越发敌对。

刘渊建国之初，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关系尚可，东嬴公司马腾前往太行山以东后，刘琨接替其任出镇太原。故两者以并州为舞台，相互攻战，不断拉锯。至晋惠帝驾崩、晋怀帝即位，八王之乱得以终结的光熙元年（306），刘渊南下攻占了平阳、河东两郡，明确显示出“汉”对“晋”——即西晋王朝的对抗姿态，一举成为华北地区反晋势力的盟主。永嘉元年（307）至二年（308），冀州方面的汲桑、石勒，阳平郡的刘灵，东莱郡的王弥，上郡的鲜卑陆逐延、氐人单徵纷纷归顺。永嘉三年（309），左积弩将军朱诞等由洛阳方面来降。对于这些人，刘渊亦授予其中原式官爵。其后，汉政权的军队于永嘉二年（308）五月、永嘉三年（309）八月与十月、永嘉四年（310）十月连年进攻洛阳。在西晋方面，凭借出镇凉州的张轨所遣北宫纯的奋战，最终都设法击退了汉军的进攻。在对洛阳展开攻势同时，刘渊于永嘉二年（308）十月称帝，永嘉三年（309）正月迁都平阳，反反复复后最终确立了首都所在。不过刘渊于永嘉四年（310）七月去世，游牧民族政权常见的后继者之争也再次出现，最终由刘聪即任。刘聪为刘渊之子，也是攻击洛阳诸军的总司令，实力强劲。

石勒与王弥

在汉政权的动向以外，当时还有石勒与王弥活跃于太行山以东地区，与西晋王朝展开对抗。

石勒出身于上党郡羯族（据说为匈奴别种）部落的小率之家[10] ，为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的部将所捕获，以两人一枷的方式被驱往冀州贱卖。[11] 之后，石勒以农奴的身份种田，与相邻牧场的牧率汲桑相识，结为群盗，使用汲桑马苑中的马劫掠。在成都王司马颖由洛阳逃往长安时，其故将公师藩举兵，石勒与汲桑一同率数百骑投奔其麾下，担任前队督一职。公师藩被濮阳太守苟晞斩杀后，汲桑宣称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用车载着司马颖的棺材随军，石勒则为其前驱，斩杀新蔡王司马腾、身在乐陵的幽州刺史石尠，与跟随司马腾自并州东下的流民集团——“乞活军”相互攻战。石尠为西晋重臣石鉴之子。1991年，在洛阳发现了石尠及其子石定的墓志。

《石尠墓志》拓片

受东海王司马越之令，苟晞对汲桑、石勒加以讨伐，于是二人打算投奔汉政权的刘渊，但不久后汲桑便为苟晞所杀。石勒则在投靠刘渊之际，利用劝说、欺诈等手段，驱使胡部的大张督、冯莫突及乐平郡的乌桓张伏利度亦归顺刘渊，以此作为见面礼。他也凭此功绩被授予辅汉将军、平晋王、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并将大张、冯莫突、张伏利度诸军纳入麾下。此后，石勒回到太行山以东，主要在黄河以北与西晋方面的诸多郡守相互攻战。他征服了诸多城市、坞堡，在军中设“君子营”，收纳投降的士大夫，又不时渡过黄河协助王弥，不时参与对洛阳的进攻。

《石定墓志》拓片

王弥为东莱郡人，出身于当地“世二千石”的豪门。光熙元年（306），王弥参与东莱郡县县令刘伯根起兵，击破青州刺史、高密王司马略的军队，但为王浚的讨伐军所败，其后入长广山（在长广郡）中为群盗。因身手敏捷之故，王弥绰号为“飞豹”。永嘉元年，王弥归顺刘渊，被授予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东莱公。他纠集流民，主要攻击黄河以南的青、徐、兖、豫诸州，不时协同石勒进攻邺城，不时协助汉政权的军队进逼洛阳。

华北地区的西晋军阀

为了应对汉政权方面的攻势，西晋方面在晋怀帝即位后，随即令东海王司马越、其弟新蔡王司马腾、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各自出镇许昌、邺城、襄阳、长安，异姓大臣如苟晞、王浚、刘琨、张轨则各自驻留于兖州（后前往青州）、幽州、并州、凉州。尤其是这些异姓地方牧守，在乱世中毋宁说是群雄、军阀一类的人物。

先出镇兖州、后移驻青州的苟晞逐步击破公师藩、汲桑、石勒，威名显赫。另一方面，因性格残忍好杀，苟晞又有“屠伯”的外号。

《华芳墓志》拓片（局部）

出镇幽州的王浚出身太原王氏，为王沈的庶子。王浚在当时联结鲜卑段部，以之为援军攻陷成都王司马颖所在的邺城，一度具有威名。此后，王浚与石勒几度交手，击杀刘灵。又，1965年，王浚曾经驻留过的燕国蓟县以西，今天的北京八宝山附近，发现了华芳墓志。华芳为王浚之妻，永嘉元年（307）去世。

出镇并州的刘琨曾是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与其兄刘舆深为东海王司马越所信任。东嬴公司马腾离开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刘琨接替其任。他与鲜卑拓跋部联结，同位于其南面的汉刘渊、刘聪相互对峙。

活动于凉州的张轨于永宁元年（301）被授予凉州刺史一职。他在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筑卧龙城，以此为据点向西发展至敦煌郡，独霸河西走廊。洛阳被汉政权进攻时，张轨令北宫纯等将领率军救援。在担任了十三年的凉州刺史后，张轨去世，随后其子孙以河西地区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前凉政权。

晋怀帝、司马越内斗

值此多难之际，西晋王朝的皇帝与辅政大臣——也就是晋怀帝与东海王司马越之间的嫌隙则越来越大。晋怀帝即位次年，即永嘉元年（307）正月，司马越出任辅政大臣一职，三月出镇许昌。同年十二月，司马越矫诏，将晋怀帝曾经的对手清河王司马覃幽禁于金墉城，次年二月将其杀害。在此期间，司马越独断专行，例如他在永嘉元年（307）十二月自行进位为丞相。造成两者对立的决定性事件，是永嘉三年（309）六月司马越下令诛杀晋怀帝身边的亲信，排斥殿中武官。他从许昌出发，连续向-城、濮阳、荥阳移动，至当年六月返回京师洛阳，率兵入宫，将晋怀帝的近侍缪播、其舅王延等人捕杀。对于自晋武帝时代开始就受到优待、在八王之乱中成为政变胜负关键的殿中武官，司马越将之免官、逐出宫外。如此暴行，最终使得晋怀帝与司马越走向分裂，同时也使得司马越大失“众望”。为此，司马越于永嘉四年（310）十月在全国范围内征召士兵，但无人响应。其年十一月，以讨伐石勒为名目，司马越再度奔赴许昌，接着下颍水，屯驻于陈郡项县，这里曾是洛阳、许昌与寿春之间的军事要地。此次行军，司马越不仅带上了行台与精锐禁军，而且让以太尉王衍为首的诸多官员也一同随行。洛阳城内则空空荡荡，乃至于盗贼公然横行。此外，永嘉四年（311），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到处于骚乱中的洛阳。佛图澄后为石勒、石虎所尊崇，在他们的庇护下为华北佛教的兴隆打下了基础。永嘉五年（311）正月，晋怀帝向青州刺史苟晞送去密诏，命其讨伐东海王司马越。至三月，晋怀帝向各方镇发出布告，列举司马越的诸多罪状。如此一来，两方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晋怀帝与司马越的对立，其基本图式与八王之乱中的每次政治对抗一样，仍然是一方将公权力私权化，另一方则追求公权力的回归。在王朝濒临崩溃的最末期，这种政治对抗如同宿疾一般再度发生。不过，双方最终没有扣动开战的扳机，否则的话，这很可能又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悲剧。

司马越之死

永嘉五年（311）正月，平原王司马榦去世，享年八十岁。司马榦是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的同母弟，也是宗室的长老。他闭门不与人交际，如隐士一般居住于洛阳。随着他的死去，“八达”的下一代全部离世。而在当年的四月至六月间，司马氏一族的大半成员丢掉了性命。

三月丙子（十九日），因晋怀帝的反抗而感到忧愤不已的司马越发病，于驻留地项县去世。被司马越托以后事的王衍固辞元帅之职，于是襄阳王司马范（楚王司马玮之子）接任大将军一职，率军奉司马越的遗骸向其封国东海国进发。不过至四月戊子（一日），大军在行至陈郡苦县[12] 宁平城时，被石勒一行率轻骑追上。石勒大破晋军，将之包围起来向内射箭，另有一些余众被王弥之弟诛杀、食用。西晋宗室方面，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司马陵之子）、武陵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司马斌之孙）、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司马冏之子）等皆为石勒军所杀。在众人均乞讨活命之际，唯有襄阳王司马范威仪堂堂，石勒也一时心生敬佩，想全其性命。最终，他考虑到西晋王公不能为其所用，于是打消了这一想法。此外，王衍在半夜被带至墙下，士兵推倒墙壁，将其压死。东海王司马越的灵柩也被毁坏，遗骸则被焚烧。

受司马越调遣留守洛阳的部将们接到司马越的死讯，便奉司马越夫人裴妃与世子司马毗出洛阳，向东而行，留居在洛阳城中的士民也争相跟随。洛阳军民一行在许昌附近的颍川郡洧仓与石勒军相遇，以世子司马毗为首的三十六王（一说四十八王）均被杀害，裴妃亦遭掠夺贱卖。东晋王朝建立后，裴妃最终渡过长江，受到司马睿的庇护。

如此一来，跟随东海王司马越、其世子司马毗离开洛阳的大量宗室、士人遭遇全灭。那么晋怀帝等留居洛阳城中者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洛阳陷落

永嘉五年（311）五月，洛阳遭遇饥荒，乃至于十之八九的官员都逃离了都城。由于盗贼横行，晋怀帝甚至都无法走出宫城。在西晋王朝行将就木之际，汉军也随之逼来。呼延晏率两万七千余人由宜阳方面入侵，留辎重于张方故垒，攻击洛阳城的平昌门，并于清明门击破晋军。但由于没有其他部队后续，于是又从东阳门退回张昌故垒。至六月，刘曜、王弥两军到达。丁酉（十一日），王弥、呼延晏从宣阳门突入，刘曜军从西明门突入。王弥、呼延晏军入南宫，登上太极殿，掠夺宫女、珍宝，刘曜军则驻屯于武库。晋怀帝最初在洛水准备了船只，计划由洛水出黄河，逃往东方。但船只被烧，只能由华林园门而出，前往长安。由于逃出洛阳太迟，晋怀帝最终被刘曜军追上，幽闭于端门中。随着洛阳陷落、怀帝成为俘虏，西晋王朝在事实上已然灭亡。翌日戊戌（十二日），皇太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等宗室在内三万余人被杀，位于北邙山的西晋诸陵亦被盗掘，宫室、宗庙被焚烧一空，各种官署亦化为灰烬。

洛阳陷落之际，晋惠帝的皇后羊献容为刘曜所纳。羊皇后在八王之乱中被反复废、立，晋怀帝在位期间移住弘训宫。之后，汉政权改国号为赵，即前赵政权，刘曜登基称帝，将羊献容册立为皇后，问云：“吾何如司马家儿？”羊皇后则答云：“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晋惠帝）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皇后颇受刘曜的宠信，为其产下二子。

晋怀帝被带往汉政权的都城平阳，封会稽郡公。某次，晋怀帝司马炽参加宴席，刘聪与其叙生平旧事，提及自己第一次与司马炽见面是在洛阳王济的宅中，当时司马炽还是豫章王。王济、刘聪、司马炽三人比赛射箭，刘聪得十二筹，王济、司马炽均为九筹。[13] 此后，晋怀帝留居平阳。永嘉七年（313）正月元旦，刘聪在光极前殿举行宴会，强令司马炽穿上奴婢的青衣行酒。西晋旧臣们看到如此屈辱景象，忍不住痛哭流涕。刘聪对此颇感憎恶，于是二月丁未（一日），司马炽被鸠杀，终年三十岁，后被追谥为孝怀皇帝。

晋愍帝即位

洛阳陷落以后，西晋方面势力的主要动向，一方面有开国功臣荀勖之子——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兄弟向各州镇发布檄文，推举身在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另一方面，驻屯梁国蒙县的苟晞则另立豫章王司马端（清河王司马覃之弟）为皇太子，驻屯蓟县的王浚亦承制册立了皇太子。

在此不稳定的状况下，最终作为晋怀帝嗣君的是吴王司马晏之孙、秦王司马柬之子——秦王司马邺，字彦旗。洛阳陷落之际，司马邺避难于荥阳郡密县，在当地与其舅荀藩兄弟相遇，一同南下，既而前往长安。此前，出镇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及其子范阳王司马黎在刘粲（刘聪之子）、刘曜的紧逼之下投降、被杀。汉政权控制了长安，由刘曜屯驻当地。不过，西晋一方的刺史、太守又联合起来，企图重新夺回长安。当时的豫州刺史阎鼎因是天水郡人，故而拥立秦王司马邺，率军绕过洛阳，从宛县进入武关。尽管遭遇了内部反叛与强盗的侵袭，但最终进入关中，抵达刘曜已经放弃的长安城。永嘉六年（312）九月辛巳，司马邺被册立为皇太子。永嘉七年（313）四月丙午（一日），晋怀帝驾崩的凶报传至长安，壬申（二十七日），司马邺即位，改元“建兴”，即西晋第四位皇帝——孝愍皇帝。晋愍帝即位后，为了避讳，“建邺”改称“建康”,“邺”改称“临漳”。支持晋愍帝的主要力量是原始平太守麴允、原南阳王司马模从事中郎索琳等关中士人。晋愍帝将军事、民政事务全权委托给麴、索二人，但正如事实所见，此时的西晋朝廷不过是威令行于长安周边区域的地方性政权。至于其他区域的西晋宗王、军阀，只能通过授予官职的手段勉强加以联系，在外观上维持王朝的样貌。五月，朝廷将出镇建康、控制扬州地区的琅邪王司马睿进位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将出镇上邽、控制秦州的南阳王司马保（南阳王司马模之子）进位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如此一东一西，两相呼应。此外，建兴二年（314）二月，张轨、王浚、荀组、刘琨等人分别被授予三公中的太尉、大司马、司空、大将军诸职。而苟晞已于永嘉五年（311）九月为石勒所杀，王浚亦在升任大司马三个月后为石勒所杀。在豫州与晋愍帝分别，自行前往荥阳郡开封的荀组则依据愍帝的诏敕开设留台，承制管辖太行山以东的地方州郡。

长安陷落

针对关中的晋愍帝，汉政权的刘曜率军在建兴元年（313）十月至十一月、建兴二年（314）七月两次展开进攻，至建兴四年（316）八月，又展开第三次攻势，攻陷了长安外城。固守长安内城的军民内外断绝，援军无望，束手无策，至十月粮尽，谷物一斗值金二两。太仓有数十枚酒曲，侍从以之为粥供晋愍帝饭食，最终也吃完了。因不忍居民平白无故牺牲，晋愍帝最终决心投降。十一月乙未（十一日），司马邺乘羊车、脱上衣、口含玉璧、携棺出降。辛丑（七日），晋愍帝到达平阳，次日壬寅，向刘聪行稽首之礼，随行的麴允最终自杀。而索琳则在投降前企图背叛晋愍帝，以不忠之罪被处死。与晋怀帝一样，晋愍帝也受到了类似的羞辱，并于建兴五年（317）十二月戊戌（二十日）被杀，终年十八岁。至此，西晋王朝已经在名、实两个方面完全灭亡。此时距离西晋建国五十年，距离晋武帝去世不过二十六年。这一将西晋王朝拉入灭亡深渊的内乱，因发生于晋怀帝的年号“永嘉”时代，故被称为永嘉之乱。在造成动乱的主体人群、否定现有王朝的大义名分等方面，永嘉之乱与同为西晋内乱的八王之乱特征并不相同，毋宁说更类似于汉末的黄巾之乱及其所引发的凉州地区的非汉民族反乱。

晋王朝的重建

晋愍帝投降被杀之后，重建晋王朝的是当时出镇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此外，南阳王司马保则于晋愍帝出降当年去世。司马睿为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伷之孙，琅邪王司马觐之子。晋愍帝末期，作为势力最强的宗室诸王，司马睿升任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建武元年（317）三月又进位为晋王。接着，在并州刘琨等人的劝进下，太兴元年（318）三月，即接到晋愍帝讣告后的次年，司马睿即皇帝位，为晋王朝第五代皇帝——晋元帝。此后，至元熙二年（420）灭亡，晋王朝又存续了十一代，一百余年。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将晋元帝以后的晋王朝称为东晋。在此期间，永和三年（347），东晋灭亡成汉、占据蜀地后，领土大致相当于三国时期的蜀、吴两国。其与中原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政权相互对峙，还曾经一度夺回旧都洛阳。

至于皇族司马氏，在西晋末年的两次内乱中，原本枝繁叶茂的宗室诸王被诛杀殆尽。东晋以后，除了晋元帝（琅邪王司马睿）一系外，存世的还有司马连（字惠达）之孙——谯王司马承的子孙等若干房支，颇为寂寥。永熙元年（420），晋恭帝司马德文（晋元帝的曾孙）禅位于刘裕（宋武帝），降为零陵王。虽在国内行东晋正朔，但时间很短，次年即被杀害。在晋宋革命之中，其余宗室诸王亦被除国。至此，晋王朝彻底灭亡，司马氏家族也不再是天潢贵胄了。

注释

[1] 参见内田吟风：《南匈奴に関する研究》，收入《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同朋舍，1973年；谷川道雄：《南匈奴の自立及びその国家》，收入《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筑摩书房，1971年。

[2] 参见吉田金彦：古代地名を歩く：京都滋賀》，京都新闻社，1987年。（鸭川，日本京都市内著名河流，自北而南。——译者）

[3] 内田吟风：《烏桓鮮卑の源流と初期社會の構成》，收入《北アジア史研究 烏桓鮮卑篇》，同朋舍，1975年。

[4] 参见《世说新语·任诞篇》。

[5] 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6] 落，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汉族群的组织单位，一般规模不大。——译者

[7] 属安定郡高平县，在六盘山以北。

[8] 参见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讲谈社，1974年。

[9] 属西河国，今山西省离石县。

[10] 小率，即小帅，小头领之义。该词出自《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作者直接沿用其描述。——译者

[11] 两人一枷，即用一根长条形的枷锁，其两头各有锁扣，扣住两位被押运者的脖颈，便于防止其逃跑。这种两人一枷的输送方式，在近代欧洲人贩运黑奴时也能够看到。——译者

[12] 今河南省鹿邑县，老子的故乡。

[13] 在古代射礼中，比赛射箭时有专人手持算筹负责计算成绩，如中靶，就抽出一支筭筹丢在地上。刘聪说十二筹、九筹即十二支中靶，九支中靶之意。——译者

结语——魏、西晋王朝的灭亡

让我们再次回到西晋王朝灭亡这一严肃事实上来。它的灭亡意味着魏晋国家体制的崩溃。通过对魏、西晋王朝展开考察，可以发现西晋的灭亡与东汉的灭亡如出一辙。这一点，无论是从刘毅将晋武帝比作汉桓帝、灵帝，还是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与汉末的党锢之祸、黄巾之乱[1] 在内部构造上的类似，都能够看出来。以上事实，意味着导致东汉政权灭亡的要因仍存续于魏、西晋政权之中。其要因具体说来有如下两点：（1）国家权力私权化，尤其是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私权化。在这一点上，党锢之祸与八王之乱是共通的；（2）流民与内徙非汉民族所带来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一点上，黄巾之乱与永嘉之乱是共通的。

接续东汉灭亡后诞生的魏晋王朝自有其使命。仅就上文的第（1）点而言，其使命在于重建公权化的国家。这里的公权，由两方面的要素组成：（ A）替代汉王朝的新权威；（ B）反对权力私人化的社会舆论。同时，这两种要素也会相互冲突。例如，以魏晋时代的朝廷为舞台，围绕着复活肉刑，当时人有过多次议论。所谓肉刑，即伤害身体的刑法。西汉文帝时，肉刑一度废除。但魏晋时期又出现思潮，认为应当恢复包括斩右趾在内的肉刑，以之作为死刑与笞刑之间的中间刑。陈群、钟繇等赞成派以为，恢复作为中间刑的肉刑，能够改正犯罪与刑法不相均衡的现象，维持法律的秩序与公正，乃至于能够提高国家威望。与之相对，王朗等反对派则认为，就具体情况而言，恢复肉刑为时尚早。他们担心恢复肉刑会造成为政残酷的印象，导致国家内外对现政权评价降低，尤其是在蜀汉、孙吴等敌国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当时皇帝内心倾向于赞成派，在反对派占据多数的情况下，最终不了了之。如果将关于肉刑的议论与其他问题相互比较，加以图示化，可作如下表达：

川胜义雄曾经指出，魏晋贵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点，即皇帝（军队）与贵族（清流士大夫）。他们分别与以上图示中的（ A）、（ B）重合。在曹魏与西晋政权之间，曹魏相对更为倾向于（ A），西晋则更倾向于（ B）。

作为魏晋间政权更迭形式的禅让革命，虽然有着“禅让”的美名，但总而言之，不过是在王朝内部吃里扒外的利己行为，如同狮内之虫一般。[2] 若进一步深入论述，曹氏皇帝从自身的私心出发，实施营造宫殿等等（ A）系统的措施，使得人民疲敝。司马氏则承接了反对这些措施的舆论、人心。因此，对于通过禅让革命登基的晋武帝，人们期望他完成的使命在于重建（ B）系统，确立公权。晋武帝虽未能亲征，朝廷也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但始终推进伐吴大业。他将名望人才任命为武官，此外每年十一月都至宣武观、宣武场进行大规模的阅兵。晋武帝对军事的重视，颇有三国战乱群雄的遗风。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原因，在另一方面，晋武帝也尊崇德高望重的名宿，且因出身于“诸生之家”，在其父司马昭、其母王太后去世之际（咸熙二年，265;泰始四年，266），晋武帝虽依照汉魏时代的皇帝制度，在葬礼结束后便重新理政，但在之后的生活中则通过撤减膳食等行为服丧三年（斩缞）。如前文所述，晋武帝还曾当众焚烧奢侈品。他利用种种行为进行表率，向天下示范孝顺、节俭之道。此外，晋武帝对批判曹魏政权的舆论、人心颇为关注，实行以“宽裕”为宗的各类政策，有意识地将政策向（ B）系统倾斜。

但即便如此，事实却如同逆流，或者甚至可以说如同悖论一般。正是在践行公权的场合，私权化的潮流不断涌来。晋武帝通过实行五等爵制大封爵位，虽然有笼络舆论的意图在内，但同时从中也可看到自我毁坏、自私自利的私权化萌芽。至孙吴平定，天下再度统一的阶段，西晋政权如同丧失了目标一样，流露出政治废弛、私权化全面展开的状态。此外，司马氏作为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家风严格、学问修明，心怀济世之志，在乡里受人仰望。因此，作为司马氏的子孙、被期望成为屏藩的宗室诸王，内里也拥有某种“公”的特征。与此相关联，他们自然也会有抑制私权化的相关动向。而设置“宗师”一职（咸宁三年，277）表明，从这一时间点开始，宗室诸王也在不断地私权化。

晋武帝本人的私权化可在立太子问题上见其端倪。对此问题，晋武帝不断犹豫，杨皇后（杨艳）则以“年长”这一“家”的伦理进行游说，而晋武帝也以此为原则驳回舆论的反对。在接下来的齐王司马攸归藩事件中，晋武帝更是以勿论“家事”的说法顽固地压制舆论，进一步地私权化。结果，舆论的闭塞使得外戚杨骏崛起，西晋王朝踏上了外戚专权的前车之辙。或者可以说，东汉王朝灭亡的事态在当时反复发生，更具悲剧性。“家事”的问题，最终成为国家大事中的问题。

不过，魏晋国家所衍生出的种种事物并未因西晋王朝的灭亡而消逝，而是在无形中为后世所继承、发展。例如，在上文第（2）点提及的民族问题上，西晋王朝并未采纳《徙戎论》的观点，直至胡人、汉人的主客身份完全颠倒的北朝时代，通过创设北魏汉化政策、西魏府兵制等等措施，才以“胡汉融合”的形态根本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缓解阶级矛盾的问题上，上承曹魏屯田制的西晋课田、占田制，在其后的北魏时代又进一步衍生出扶持自耕农的均田制。此外，为了解决上文第（1）点的私权化问题，魏晋时代出现了所谓的贵族制。之后，虽然存在着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的差别，但作为抑制私权化的一种制度，贵族制也在不断地持续、发展。此外，为了统合公权中的（ A）、（ B）两大系统，魏律、泰始律令得以编纂。之后的隋唐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正是以这些律令为根基来构建的。

那么由此说来，晋武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有意识地试图阻挡时代的潮流，但最终为潮流所摆布。魏晋时代是一个复杂万分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而晋武帝正是这样一位体现时代特征的皇帝。

滔滔私权化的浪潮吞没了西晋王朝，也吞没了晋武帝，其究竟来源何处？本书的最后想对此问题稍作论述。在魏晋之前的汉代社会中，由“父老”—“子弟”这样的长幼秩序所构建的“里共同体”发生了新变化，衍生出“上家（豪族）”—“下户（贫农）”的关系，乡里社会走向分裂。在此状况下，随着饥荒等天灾以及各种人祸，“下户”沦落为流民。在离开故乡这一点上，流民与强行内徙的非汉民族、侨居都城的官僚们是共通的。这些从原来的共同体中脱离的个人乃至于家族，在被孤独疏远的状态下，或许是为了获得自我安慰的精神救济，于是便有了宗教方面的诉求。其结果是“宗教时代”出现了，人们热烈地信仰本土宗教道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个体的觉醒也孕育了充满人性的艺术创作及其背后的贵族文化。同时，赤裸裸的私欲也明白露骨地喷薄而出，淫虐、奢侈的浪潮四处蔓延，追求名誉、地位的权力欲、攀附欲也风靡一时。这些正是该时代私权化潮流在精神思想上的原动力。

与此相对，当时也存在着以对抗私权化、重建公权为基础的人心、舆论。身负舆望、名声的名望家，是该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与党锢之祸、八王之乱的抗争，催生了贵族制。然而，随着私权化的全面展开，人民，尤其是贫农、流民、内徙的非汉民族遭受压迫，生命受到威胁。当事态超出界限，便酿成了否定现政权的各类反乱，例如黄巾之乱、永嘉之乱。这一点，正如灭亡西晋的主角之一石勒对王衍所言：“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乍一看，两者立场似乎是完全逆转的。但这种逆转，恰恰是人们对于西晋王朝、西晋贵族的正当控诉：原本作为公权代表的西晋王朝理应养护天下苍生，但反而走向私权化，导致民众横死。原本作为王朝主体的贵族们，最终也反而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

大事年表

关联年表

注释

[1] 包括其所引起的凉州地区的非汉民族反乱。

[2] 狮内之虫，典出佛教《梵网经》，说的是狮子体内养活的虫子反而使狮子丧命，意指虽在内部却不断损害其所在组织的人。——译者

人名索引

A

安田二郎192

B

柏夫人22,58

班固5

卑弥呼37,38,223

步阐102

C

曹彪（楚王）52,53,55

曹操（魏公、魏武帝、曹孟德、阿瞒）1,5,6,8,9,11,16—18, 20—25,27,29,35,38—40,44, 52,53,55,56,72,74,80,82, 84,87,89,93,99,112,143, 166,198—201,206,223

曹芳（废帝、齐王）15,40—42, 47—53,55,57,59—64,81, 84,223

曹奂（曹璜、魏元帝、陈留王、常道乡公）70,72,77,81,87,90—92,223

曹髦（后废帝、高贵乡公）62, 66,67,70—73,81,84,89, 106,223

曹丕（魏文帝）14,16,18,23—27,29,39,40,41,44,52,58, 81,87,90,93,94,114,117

曹仁18,61,93

曹叡（魏明帝）26,38—41, 52,130

曹爽38—44,46—51,53,56, 57,59,64,66,75,80,83,89, 93,107,130,223

曹嵩39,143

曹腾39

曹宇（燕王）38—40,72,80

曹彰（任城王）40

曹真26,32,33,39,42,43,93

曹植（陈王）23,52,92,94,96, 114,117

陈矫56,61

陈敏205

陈骞61,68,88—90,93

陈群21,23—26,42,50,68,98, 164,219

陈寿19

陈泰50,68,71

陈寅恪163

成济71,72

程太妃184

川胜义雄21,99,113,144,204, 219,242

崔琰21

D

大川富士夫99

邓艾42,65,76—78

邓飏43,44,50,51,67

丁斐44

丁谧42,44,50,51

董卓8,14,16,53,99,111,185, 186,223

杜弢205

杜预18,104—108,110,111, 140,143,154,165

段务勿尘184

段灼81,143

F

范长生204

费曜32,33

冯 104,106,107,118,119, 128,129,146

冯莫突208

佛图澄211

弗兰茨（Franz）【猫名】243

伏夫人58,151

郛休43,44

傅玄94,143

傅祗128,130

G

冈崎文夫70,84,127,141, 192,242

高柔47,60

公师藩181,190,191,208,210

公孙渊35—37,94,223

公孙瓒199

宫川尚志18

宫崎市定30,82,112,149,242

苟晞208,210,211,214,215

谷川道雄141,192,198,242

顾荣172,174,205

关羽18,27,29,42,99

毌丘俭18,36,59,63—69,74, 84,98,223

郭淮32,33

郭槐119,138,146—148,152—154

郭太后（永宁宫）47,51,52, 60—62,64,66,67,70—72, 78—81

郭象190

H

韩寿137,146,153,154

何勖167,172

何晏17,44—46,50,51,58,73, 89

何曾82,87—90,93,107,114, 141

和峤126,140,146

胡芳（胡贵嫔）120—122

胡奋68,107,108,121

胡母辅之190

胡三省82,134

华歆25,61

桓范48,49,51

J

嵇康73—75,96,173

嵇绍96,173,182

吉田金彦200

汲桑191,207,208,210

贾充（贾豫州、贾梁道）44,53, 65,67,71,77,79,82,84,88, 89,93,97,104,106—108,114, 115,119,123,126,128,129, 135,137,138,141,146—148

贾逵53,55,67

贾谧132,135,137,141,147, 148,154,158,159,166,210

贾南风（贾妃、贾后）107,119, 120,126—129,137,146,151—155,157—159

江统154,174,181,182,198, 203

姜维31,75—79

蒋济47,50,53

蒋俊（蒋美人、蒋氏）155

蒋琬31,43

羯朱184

金乡公主44

K

轲比能33,200

堀敏一98

L

李丰（李安国）59,60,84, 96,146

李特203,204

李婉（李扶）146图

李雄204,206,223

廖化76

令狐愚52,53,55

刘备（先主）18,23,24,26,27, 29,30,99,167,223

刘禅（后主）29—31,77,79,103

刘聪207,210,214,216

刘弘（刘和季、宣成公）159, 186,187,190,205

刘琨147,186,189,207,210, 215,216

刘伶73

刘曜213—215

刘渊206—210,223

卢钦106

卢志167,169,171,172,175, 176,179,181,185,190,192

鲁褒139,140,142—144

陆机（士衡）147,162,173,176, 177,179—182

陆抗102,103,108,181

陆逊99,102,181

陆云（士龙）147,179—182

吕蒙99

绿珠161

M

马超30,201

马隆203

马腾201

满宠18,61

满奋183

毛皇后38

孟达26—29,94

孟获30

木田知生8

N

内藤湖南4,242

内田吟风198,200

牛金36,38

P

潘岳143,147,155,161,163, 165

裴 7,130,138,140,155,159

裴徽45

裴楷7,97,132,133,138

裴秀7,44,70,81,82,88,89, 93,98,106,107,114,138

Q

齐万年152,198,203,205

秦朗38—40,44

全怿68

R

任恺98,128,141,146

阮孚200

阮籍73—75,80,89,106

阮咸73,200

S

山涛4,73,77,88,96,106,111, 114,123,139

石苞68,69,88—90,93,167

石崇87,128,140,141,147, 161,162,167

石勒52,207—213,215,222

士燮（范文子）106

司马保（南阳王）215,216

司马彪151

司马斌（陈王）212

司马虨154,155

司马畅（扶风王）150图

司马超（齐王）212

司马承（谯王）217

司马炽（豫章王、怀帝）124, 185,196,214

司马崇 92表

司马漼（广陵公、淮陵王）169

司马澹（东武公、武陵王）132, 152,155,172,212

司马德文（恭帝）217

司马迪（汉王）124

司马端（豫章王）214

司马范（襄阳王）212

司马荂162,166

司马孚（叔达、安平王）6,8,36, 47,55,58,60,61,64,71,82, 88,93,149,151

司马辅（渤海王）92表，150图

司马馥（京兆王）168

司马该（新都五）150图

司马榦（平原王）22,58,82, 151,212

司马光8

司马瓌 61,92表，150图

司马轨119

司马衡（常山王）92表

司马洪（河间王）92表，150图

司马晃（下邳王）118,132, 138,151

司马恢120

司马机 92表，150图

司马缉 150图

司马济（任城王）212

司马柬（南阳王、秦王）119, 124,132,151,214

司马鉴 92表，150图

司马进（惠达）6

司马觐（琅邪王）216

司马京58

司马冏（齐王）17,118,151, 152,158,159,161,166—176, 179,182,192,194,212

司马卷 150图

司马钧3

司马儁 3,4

司马骏58,82,88,116,117, 149,151,167

司马馗（季达）6,151,174

司马朗（伯达）6,8,9,19,21, 22,53,88,133,149

司马黎（范阳王）214

司马亮（扶风王、汝南王）17, 58,82,88,116,123—125, 127—129,131—133,135,138, 149,151,152,159,192

司马量3

司马陵（北海王、任城王）212

司马略（高密王）183,186,209

司马伦（琅邪王、赵王）22,58, 82,151,152,157—170,172, 173,179,182,188,192, 194,203

司马楙（东平王）132,168,183, 186,187,213

司马敏（幼达）7,151

司马模（南阳王）183,186,189, 191,209,214,215

司马睦（中山王、高阳王）151,152

司马毗213

司马奇（义阳王、三纵亭侯）152

司马迁5

司马虔（汝阴王、广平王）161,168

司马权 92表

司马诠213

司马铨 150图

司马肜（梁王）58,151,152, 158,159,162,170,203

司马蕤（辽东王、东莱王）152,172

司马睿（琅邪王、元帝）20,183, 186,205,206,213—217

司马尚172

司马师（景王、景帝）1,9,20, 22,23,36,46,47,52,55—62, 64—66,74,77,79—81,83—87,89,91—94,96,100,101, 104,106,113,114,120,151, 152,157,164,212,223

司马寔118

司马绥（范阳王）92表，150图

司马遂（济南王）92表，150图

司马泰（陇西王、高密王）138, 151,152

司马覃（清河王）172,178,183, 196,211,214

司马腾（东嬴公、新蔡王）183, 184,186,206—210

司马通（雅达）6

司马望（义阳王）61,62,64,70, 76,88,93,132,140,149,151, 152,162

司马威（义阳王、阿皮）162,170

司马玮（始平王、楚王）124, 129,130,132—135,138,150, 151,167,192,193,212

司马喜（西河王）212

司马禧（梁王）212

司马遐（清河王）134,172

司马虓174,186,187,189,190

司马歆（新野王）167,168, 171,205

司马恂6

司马逊（谯王）92表，150图

司马雅157,158,168

司马炎（武帝）1,4,8,20,52, 55,72,75,80,83,86—88,90—93,95,96,101,104,106,111, 113,114,117—119,126,134, 223,242,244,245

司马演（代王）124

司马晏（吴王）124,185,213, 214

司马卬 3

司马羕 92表，150图

司马繇（东安公、东安王）129—

132,135,152,172,182,183

司马邺（秦王、愍帝）16, 214—216

司马仪（毗陵王）124

司马乂（长沙王）124,167,168, 171,174—179,182,190, 192,205

司马奕 92表，150图

司马懿（仲达、宣王、宣帝）1,3, 4,6,8,9,16,18—29,33—44, 46—59,63—66,74,75,79—81,83,84,87,89,91—94,100, 105,113,121,151,157,159, 162,212,216,223

司马颖（成都王）18,124,152, 154,166—186,189—192,196, 205—208,210

司马颙（河间王）16,166—168, 170,174—178,183,185—189, 191,192,205

司马邕 92表

司马攸（齐王）87,88,93,112—118,127,149,152,158,194, 220,223

司马遹（广陵王、愍怀太子）124,127,130,152,153

司马越（东海王）151,178, 182—192,196,205,208—213

司马允（濮阳王、淮南王）124, 129,151,159—162

司马赞 150图

司马臧（濮阳王）163

司马昭（晋王、文王、文帝）1, 11,20,22,43,44,52,56—59, 61,64—87,89,91—95,100, 101,105—107,114,119,120, 125,130,134,151,157,212, 220,223

司马肇7

司马芝7

司马衷（惠帝）114—116,119, 124,126—129

司马伷（东莞王、琅邪王）58, 71,82,88,107,109,130,149, 151,152,169,172,216

司马子文（沛王）92表

寺田隆信121

速仆丸35

孙霸（鲁王）101

孙策99

孙恩163

孙皓（乌程侯）101—109, 111,136

孙亮（会稽王）100,101

孙权（吴大帝）5,9,24,29,35, 99—101,223

孙休100

孙秀157—169,172,182,188

T

蹋顿199

檀石槐200

唐彬108

唐长孺145

陶璜111

陶侃202,205

陶渊明202

秃发树机能104,200,202,203

W

万绳楠41

王才人196

王导183

王浑106—110,115—117,124, 141,206

王浚184,186,187,189,206, 209,210,214,215

王濬103,106—110

王凌18,52—55,67,69,83,94, 113,223

王弥207—209,212,213

王戎7,73,107,108,117,138—140,164,175,185

王肃61,62,64,86,140

王羲之 序3

王衍7,164,211,212,222

王元姬（文明皇后、太后）86, 87,92,114,118,120

卫瓘76—78,88,119,123,124, 126,129,132—135,143

魏舒118

温颙146

文鸯（文淑）65,68,130,203

X

西嶋定生42

郗鉴168

夏侯徽55,58

夏侯玄（夏侯太初）43,44,46, 55,58—60,66,67,73,143

夏侯渊18,39

献帝（刘协）8,14,17,22,24, 52,82,90,121,223

向秀73,146

孝文帝（元宏）12

谢鲲190

荀恺76

荀勖88,89,97,104,106,107, 119,128,129,146,159, 185,214

荀 61,70,82,88,89,93,97,98

荀彧7,21,23,61,89

Y

羊祜18,89,97,98,101—104, 106,107,164,205

羊徽瑜（景献羊皇后、弘训宫）58,92,101,104,113,120,164

羊献容（羊皇后）164,213

羊琇116,117,119,123,141

杨骏119,120,123—125,127—133,135—138,159,194,206, 220,223

杨艳（武元杨皇后、元后）92, 119,120,126,220

杨芷（武悼杨皇后、悼后、悼太后）120,123,131

壱与（台与）37,95

于扶罗 206

袁绍4,17,21,22,105,186, 199,206,223

Z

张督208

张春华（宣穆皇后）4,21,22, 46,55,58

张方168,175—178,183—186, 188,189,213

张伏利度208

张华104,106,107,115,121, 130,134,138,146,148, 155,159

张角19

甄惪（甄德、郭惪）61

钟会32,45,64,66,70,74,76—78,223

周处203,205

周玘205

周瑜99

诸葛诞7,18,59,64—69,75, 79,84,98,130,223

诸葛瑾67

诸葛恪42,58,59,67,101

诸葛亮（孔明）7,16,27—34, 37,55,67,76,77,79,87,94, 96,134,202,223

祖逖178

左芳123

左芬（左棻、左贵嫔）122, 123,125

左思17,122,123,147

佐久间吉也43

人名转换索引

A

阿瞒→曹操

阿皮→司马威

安平王孚→司马孚

北海王陵→司马陵

B

伯达→司马朗

渤海王辅→司马辅

C

曹璜→曹奂

曹孟德→曹操

常道乡公奂→曹奂

常道乡公璜→曹奂

常山王衡→司马衡

长沙王乂→司马乂

陈留王奂→曹奂

陈王斌→司马斌

陈王植→曹植

成都王颖→司马颖

楚王彪→曹彪

楚王玮→司马玮

D

大帝（三国孙吴）→孙权

代王演→司马演

东安公（东安王）繇→司马繇

东莞公卷→司马卷

东莞王伷→司马伷

东海王越→司马越

东莱王蕤→司马蕤

东平王楙→司马楙

东武公澹→司马澹

东嬴公腾→司马腾

F

范文子→士燮

范阳王黎→司马黎

范阳王绥→司马绥

范阳王虓→司马虓

废帝（三国曹魏）→曹芳

废帝（三国孙吴）→孙亮

扶风王畅→司马畅

扶风王骏→司马骏

扶风王亮→司马亮

G

高贵乡公→曹髦

高密王略→司马略

高密王泰→司马泰

高阳王珪→司马珪

高阳王睦→司马睦

恭帝→司马德文

广汉王赞→司马赞

广陵王漼→司马漼

广陵王遹→司马遹

广平王虔→司马虔

郭休→郛休

H

韩谧→贾谧

汉王迪→司马迪

河间王洪→司马洪

河间王颙→司马颙

后废帝（三国曹魏）→曹髦

后主（三国蜀汉）→刘禅

怀帝→司马炽

淮陵王漼→司马漼

淮南王允→司马允

会稽王亮→孙亮

惠达→司马进

惠帝→司马衷

惠芳→左芳

J

季达→司马馗

济南王耽→司马耽

济南王遂→司马遂

贾梁道→贾充

贾豫州→贾充

晋王→司马昭

京兆王馥→司马馥

景帝（西晋）→司马师

景帝（三国孙吴）→孙休

景王→司马师

景献（羊）皇后→羊徽瑜

K

孔明→诸葛亮

L

琅邪王觐→司马觐

琅邪王伦→司马伦

琅邪王睿→司马睿

琅邪王伷→司马伷

乐安王鉴→司马鉴

李安国→李丰

李氏（贾充之前夫人）→李婉梁王肜→司马肜

梁王禧→司马禧

辽东王蕤→司马蕤

陇西王泰→司马泰

鲁王霸→孙霸

M

孟德→曹操

愍帝→司马邺

愍怀太子→司马遹

明帝（三国曹魏）→曹叡

N

男胤→杨芷

南阳王保→司马保

南阳王柬→司马柬

南阳王模→司马模

P

沛王（字子文）→司马子文

沛王林→曹林

彭城王拠→曹拠

彭城王权→司马权

毗邻王仪→司马仪

平原王榦→司马榦

濮阳王允→司马允

濮阳王臧→司马臧

Q

齐王超→司马超

齐王芳→曹芳

齐王冏→司马冏

齐王攸→司马攸

谯王承→司马承

谯王逊→司马逊

秦王柬→司马柬

秦王邺→司马邺

清河王覃→司马覃清河王遐→司马遐

R

任城王济→司马济

任城王楷→曹楷

任城王陵→司马陵

任城王彰→曹彰

汝南王亮→司马亮

汝阴王骏→司马骏

汝阴王虔→司马虔

S

三纵亭侯奇→司马奇

石季伦→石崇

始平王玮→司马玮

士衡→陆机

士龙→陆云

叔达→司马孚

顺阳王畅→司马畅

司马芳→司马防

司马仲达→司马懿

T

台与→壱与

太原王瓌→司马瓌

桃符（齐王攸小字）→司马攸

W

魏公→曹操

魏王→曹操

文帝（西晋）→司马昭

文帝（三国魏）→曹丕

文淑→文鸯

文王→司马昭

乌程侯皓→孙皓

吴王晏→司马晏

武悼杨皇后→杨芷

武帝（南朝宋）→刘裕

武帝（三国曹魏）→曹操武帝（西晋）→司马炎

武元杨皇后→杨艳

X

西河王喜→司马喜

西阳公（西阳王）羕→司马羕

下邳王晃→司马晃

先主（三国蜀汉）→刘备

显达→司马恂

襄阳王范→司马范

新蔡王腾→司马腾

新都王该→司马该

新野王歆→司马歆

宣成公→刘弘

宣帝（西晋）→司马懿

宣穆皇后→张春华

宣王→司马懿

Y

雅达→司马通

燕王机→司马机

燕王宇→曹宇

杨太后→杨芷

义阳王奇→司马奇

义阳王望→司马望

义阳王威→司马威

幼达→司马敏

豫章王炽→司马炽

豫章王端→司马端

元帝（东晋）→司马睿

元帝（三国曹魏）→曹奂

Z

赵王伦→司马伦

中山王耽→司马耽

中山王缉→司马缉

中山王睦→司马睦

仲达→司马懿

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恩师谷川道雄先生及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先学们的著作，常读常新，令人颇感愉悦。对笔者而言，其中以下五种研究最具启发性：

内藤湖南：《中国中古的文化》[1]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2]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3]

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4]

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5]

不过，由于笔者对前辈学者研究的宏大历史框架理解未深，学力也相对稚嫩，因此这部小书，大概算不上一部生动且深入反映晋武帝司马炎生平的传记，毋宁说更接近于生硬、浅显的魏晋时代历史概述。对此，还请读者们一定谅解。在内容方面，如有赐教，则荣幸之至。今后，笔者也将以这本小书为基础，继续对魏晋时代的历史展开研究。

此外，还想敬请读者加以谅解的是，出于私心，笔者想将这本小书献给思念万分的爱猫弗兰茨（ F r a n z）。撰写这本小书期间，弗兰茨病重不起，但依旧陪伴在侧，写作之余，轻呼其名，则摇摆着黑色尾巴回应。在书稿完成、由快递发出的当日夜里，弗兰茨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最后，笔者要向一直承蒙关照的白帝社诸位，特别是伊佐顺子小姐，以及仓敷印刷公司致以诚挚的谢意。[6]

注释

[1] 内藤湖南：《支那中古の文化》，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筑摩书房，1997年。

[2]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1943年。其中《内篇》现有平凡社、东洋文库两种版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分为内篇、外篇两种，内篇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概述，外篇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文化等诸多问题。——译者）

[3]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现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1年。

[4] 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讲谈社，1974年。

[5] 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讲谈社，1990年。

[6] 伊佐顺子为日本白帝社方面《晋武帝》一书的责编。——译者

译后记

福原启郎先生所著《晋武帝司马炎》一书初版于一九九五年，为白帝社“中国历史人物选”丛书中的一册。虽然原本是面向普通大众的通俗读物，但是由于福原启郎先生对魏晋政治史有长期而系统的研究，不仅对包括司马炎在内的司马氏家族及相关史实烂熟于心，而且对魏晋时期的政治发展线索、历史特征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因此这部著作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是日本魏晋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参考用书。该书出版后，至今在日本已再版五次，受欢迎的程度不言自明。此次笔者有幸承担中文版的翻译，希望能够为中日历史学界的进一步交流尽绵薄之力，也衷心期待有更多的读者通过这部书对魏晋历史乃至于中国古代史产生兴趣、加深了解。

此次翻译出版，虽然大体维持了日文版的原貌，但仍有一些差异，在此稍加说明：

（1）为方便日本读者，原书中有不少针对中文习见词汇的解释说明，如英杰、子侄、外甥等，译为中文后稍显累赘，故进行了部分删减。

（2）原书中的注释皆为括注，此次根据体量大小，将部分注释转化为页下注。此外，对原书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内容，或是书中说法与史料记载存在差异的地方，皆以译者按语的形式放入页下注。

（3）由于当年出版使用的图片日本方面没有存档，此次重新制作了插图。书中的地图在扫描日文版的基础上将图内文字替换为中文，其余插图多数找到了原图，但也有若干图片未能寻得（如剑门、神亭壶），只能以类似图片替换或删除，敬请读者谅解。

文末，想说一些感谢的话。

首先，要感谢福原启郎老师在笔者冒昧请求下慨然应允《晋武帝司马炎》中文版的翻译，并积极联络日本方面协调版权事宜。在京都访学期间，笔者承蒙福原老师在学术上的诸多关照与指导，在各种居酒屋、滋贺地酒品尝会上一同饮酒欢谈的场景，使人终生难忘。婚礼时，福原老师不辞辛劳从日本前来，当面送上祝福。因次日下午有课，他当晚又乘列车赴浦东，次日清晨飞回日本，令人感动万分。

其次，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保顶老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老师将《晋武帝司马炎》纳为丛书的一种。也非常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洪扬女士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在体例、图片方面与我反复沟通，还帮助纠正了译文中的不少错误。

此外，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为此次中译本撰写推荐语的京都大学辻正博老师、南京大学张学锋老师、复旦大学仇鹿鸣老师，以及在翻译文本、制作插图的过程中提供宝贵帮助的小野响、朱安详、许志强、刘萃峰、朱棒、张今等诸多好友。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夫人赵壮一直理解并支持我的工作。

最后，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京都大学以及南京“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京都“六朝史研究会”的诸多师友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与鞭策。在中译本即将付梓之际，小橘猫百达（Patek）来到了我与夫人的身边，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019年11月21日

陆 帅

南京卢龙山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书目

1.中国的现代化 [美]罗兹曼主编 “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沈宗美校译

2.台湾：走向工业化社会 [美]吴元黎著

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美]余英时著

4.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 叶凤美译

5.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美]郭颖颐著 雷颐译

6.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德]夏瑞春编 陈爱政等译

7.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美]墨子刻著 颜世安高华黄东兰译

8.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 [美]杜维明著 曹幼华单丁译周文彰等校

9.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美]D.H.帕金斯等著 陈志标编译

10.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著 陈苏镇薄小莹等译

11.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美]张灏著 崔志海葛夫平译

12.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布迪C.莫里斯著 朱勇译 梁治平校

13.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美]格里德著 鲁奇译

14.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著 张俊义王栋译

15.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美]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

16.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著 洪天富译

17.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谢和耐著 刘东译

18.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著 黄建华黄迅余译

19.东亚之锋 [美]霍夫亨兹柯德尔著 黎鸣译

20.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美]罗丽莎著 黄新译

21.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 [美]狄百瑞著 何兆武何冰译

22.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美]周策纵著 周子平等译

23.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乐黛云陈珏编选

2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美]艾恺著 王宗昱冀建中译

25.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萧公权著 汪荣祖译

26.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美]田浩著 姜长苏译

27.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美]许倬云著 程农张鸣译 邓正来校

28.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美]柯文著 雷颐罗检秋译

29.莱布尼兹和儒学 [美]孟德卫著 张学智译

30.中国制度史研究 [美]杨联陞著 彭刚程钢译

31.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荷]许理和著 李四龙裴勇等译

32.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乐黛云陈珏龚刚编选

33.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 施忠连译

34.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荷]冯客著 杨立华译

35.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 [美]马若孟著 史建云译

36.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 [日]松浦章著 杨蕾王亦铮董科译

37.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美]包弼德著 刘宁译

38.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美]安敏成著 姜涛译

39.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日]斯波义信著 方健何忠礼译

40.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美]杨懋春著 张雄沈炜秦美珠译

4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美]裴宜理著 刘平译

42.孔子：即凡而圣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 彭国翔张华译

4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美]刘子健著 赵冬梅译

44.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美]贺萧著 韩敏中盛宁译

45.中国食物 [美]尤金·N.安德森著 马孆刘东译

46.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著 史建云译

47.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法]魏丕信著 徐建青译

48.中国政治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 顾速董方译

49.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美]宇文所安著 田晓菲译

50.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 程钢译 刘东校

51.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 何刚强译 刘东校

52.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美]伊沛霞著 胡志宏译

53.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加]朱爱岚著 胡玉坤译

54.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著 严蓓雯韩雪临吴德祖译

55.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 [美]史维东著 吴薇译

56.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加]宝森著 胡玉坤译

57.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著 甘万萍译

58.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著 李志生译

59.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著 唐晓峰译

60.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 [美]艾梅兰著 罗琳译

61.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 翁贺凯译

62.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加]卜正民著 张华译

63.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美]曼素恩著 定宜庄颜宜葳译

64.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美]贾志扬著 赵冬梅译

65.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美]艾尔曼著 赵刚译

66.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著 杜继东译

67.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澳]雷金庆著 刘婷译

68.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 [美]费侠莉著 甄橙吴朝霞译

69.中国诗画语言研究 [法]程抱一著 涂卫群译

70.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著 高淑娟孙彬译

71.中国大众宗教 [美]韦思谛编 陈仲丹译

72.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

73.中国的思维世界 [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 孙歌等译

74.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 [美]倪德卫著 [美]万白安编 周炽成译

75.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澳]杰华著 吴小英译

76.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 [美]白馥兰著 江湄邓京力译

77.德国与中华民国 [美]柯伟林著 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译 钱乘旦校

78.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 [美]韩明士著 皮庆生译

79.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锡瑞著 杨慎之译

80.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 [美]史书美著 何恬译

81.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美]罗芙芸著 向磊译

82.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著 梁侃邹劲风译

83.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 [美]张英进著 秦立彦译

84.中国的女性与性相：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英]艾华著 施施译

85.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 [荷]冯客著 徐有威等译 潘兴明校

86.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美]王冠华著 刘甜甜译

87.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著 钟永强译

88.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杨晓山著 文韬译

89.王弼《老子注》研究（上下）[德]瓦格纳著 杨立华译

90.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著 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

91.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著 赵旭东译

92.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风著 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

93.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著 刘平唐雁超译

94.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著 卜永坚译

95.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罗友枝著 陈仲丹译

96.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美]杨美惠著 赵旭东孙珉译张宏跃校译

97.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胡缨著 龙瑜宬彭姗姗译

98.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著 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

99.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著 鲁西奇译

100.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著 郑洁西等译

101.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

102.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著 由其民周启乾译

103.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著 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

104.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美]萧邦奇著 周武彪译

105.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 姜智芹译

106.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 [美]爱莲心著 周炽成译

10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著 孟凡礼尚国敏译 唐磊校

108.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美]倪德卫著 杨立华译

109.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美]任达著 李仲贤译

110.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著 李伯重连玲玲译

111.寻求中国民主 [澳]冯兆基著 刘悦斌徐硙译

112.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著 卞东波译 张强强苏霞欢校

113.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著 詹庆华林满红译 林满红审校

114.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著

115.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美]季家珍著 杨可译

116.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艾伦·佩兹著姜智芹译

117.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著 陈湘静译

118.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著 王玉茹关永强译

119.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明著 姜智芹译

120.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著 王启发译

121.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著 崔华杰译

122.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 [美]阮玛霞著 白华山译

123.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著 袁剑译

124.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美]韩瑞著 袁剑译

125.墨梅 [美]毕嘉珍著 陆敏珍译

126.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美]艾尔曼著 赵刚译

127.孔子哲学思微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 蒋弋为李志林译

128.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著 秦立彦译

129.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著 陈仲丹译

130.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日]中岛乐章著 郭万平高飞译

131.跨太平洋位移：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志、翻译和文本间旅行 [美]黄运特著 陈倩译

132.《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著 陆越译

133.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美]黄卫总著 张蕴爽译

134.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 伍跃著

135.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 [澳]李木兰著 方小平译

136.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美]易劳逸著 王建朗王贤知译

137.中国：传统与变革 [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 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 吴世明张子清洪邮生校

138.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韩起澜著 韩慈译

139.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美]张骊著 袁长庚译

140.两访中国茶乡 [英]罗伯特·福琼著 敖雪岗译

141.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德]薛凤著 吴秀杰白岚玲译

142.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 [英]史怀梅著 曹流译

143.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 [美]魏定熙著 张蒙译

144.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 [美]柏文莉著 刘云军译

145.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美]穆盛博著 胡文亮译

146.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 [美]韩德林著 吴士勇王桐史桢豪译

147.儒学与女性 [美]罗莎莉著 丁佳伟曹秀娟译

148.扬州评话探讨 [丹麦]易德波著 米锋易德波译 李今芸校

149.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 [美]田安著 马强才译

150.《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美]李惠仪著 文韬许明德译

151.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英]胡司德著 蓝旭译

152.“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 [日]森正夫著

153.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 [英]白馥兰著 吴秀杰白岚玲译

154.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美]柏理安著 毛瑞方译

155.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英]伊懋可著 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

156.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 韩敏著 陆益龙徐新玉译

157.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美]魏斐德著 梁禾译

158.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美]曾小萍著 董建中译

159.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著 刘岳兵孙雪梅何英莺译

160.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德]艾约博著 韩巍译吴秀杰校

161.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 [日]森正夫著 伍跃张学锋等译 范金民夏维中审校

162.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日]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

163.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美]武雅士主编 彭泽安邵铁峰译 郭潇威校

164.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美]冯珠娣著 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

165.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 [英]庄士敦著 刘本森威海市博物馆译郭大松校

166.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著 董科译

167.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日]富谷至著 刘恒武孔李波译

168.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 游鉴明胡缨[加]季家珍主编

169.人物、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 [美]吕立亭著 白华山译

170.认知诸形式：反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英]劳埃德著 池志培译

171.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美]孔飞力著 李明欢译 黄鸣奋校

172.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端著 曹曦译

173.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美]傅佛果著 陶德民何英莺译

174.中国小说戏曲史 [日]狩野直喜著 张真译

175.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英国外交文件与英美海军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 [美]陆束屏编著/翻译

176.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 [奥地利]沃尔特·施德尔主编 李平译

177.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 [韩]吴金成著 崔荣根译 薛戈校译

178.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美]冯文著 常姝译

179.国之枭雄：曹操传 [澳]张磊夫著 方笑天译

180.汉帝国的日常生活 [英]鲁惟一著 刘洁余霄译

181.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美]王国斌罗森塔尔著 周琳译 王国斌张萌审校

182.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 [美]倪雅梅著 杨简茹译 祝帅校译

183.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 [日]森正夫编 丁韵胡婧等译 范金民审校

184.忍辱负重的使命：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 [美]陆束屏编著/翻译

185.话语的长城：文化中国历险记 [美]苏源熙著 盛珂译

186.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美]康儒博著 顾漩译

187.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 [美]柏桦著 袁剑刘玺鸿译

188.诸葛武侯 [日]内藤湖南著 张真译

189.盟友背信：一战中的中国 [英]吴芳思克里斯托弗·阿南德尔著 张宇扬译

190.亚里士多德在中国：语言、范畴和翻译 [英]罗伯特·沃迪著 韩小强译

191.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860—1785 [美]张勉治著 董建中译

192.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美]顾立雅著 马腾译

193.晋武帝司马炎 [日]福原启郎著 陆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