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
Author: [美]白修德
Date: 2017-11-16T00: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

作者:[美]白修德

译者:石雨晴 柯育辰

ISBN:9787508678221

序 讲故事的人

他应该听从那鼓声的指引吗？

那声音告诉他，新一轮大选又将拉开帷幕：游行尚未开始，击鼓的人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练习的鼓声透露出他们紧张的心绪。在美国，几乎没人能抵抗这声音的诱惑，游行队伍集合的过程，正是美国政治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20年来，他追随着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往返于美国各地。他循着这些声音，赶赴集会之地，穿梭其中。城镇广场上，漂亮的姑娘们头戴筒状有檐军帽，一边挥舞啦啦队彩球，一边踩着踢踏舞的舞步；大城市里，人们聚集在竞选场所中，高声呼喊。这一切的热闹，将在11月的某个夜晚，新总统诞生之时，戛然而止。

除战争以外，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美国总统大选更令人激动的了。过去的他，不但为之着迷，还将报道美国大选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不过，随着1975年的夏日接近尾声，大选步入白热化阶段，他搜集到的故事越来越多，所产生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了。

关于总统的诞生，是否多搜集一个故事，就能了解得更多？在这一场美国政权的移交中，美国人民追寻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但这个新的东西要如何定义呢？这场大选依旧令人兴奋，但却没了过往大选所能赋予其报道的清晰的历史脉络。

他困惑极了，连片刻的豁然开朗都苦寻不到，就像被挡在重重障碍之后。他会从1976年初选阶段疯狂的游行中抽身而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待上几天，缓一口气。这期间，这间办公室会成为他的窝，就像过去一样。在这里，总有忙不完的琐事，总有待回复的邮件——这些虽然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至少以前，他是喜欢的。

而如今，他发觉自己变了，过去最喜欢的历史系学生来信，居然没来由地令他烦躁恼怒。这些学生或年轻，或年长，来信的目的都是询问过去某个时刻，他所亲眼见证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亚洲的胜利，欧洲的复兴，美国政治的转向。通常，这些提问者想知道的是，在他公开发表的内容以外，他还知道些什么。他们追求的是学者们所谓的“论证”，之所以写信给他，就是想要从他这名记者口中，挖出藏在他记忆中和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以支持那些“论证”。好的记者会将事实组织成“故事”，但好的历史学家会将别人的生活和经历组织成“论证”。不过，一般来说，真正博学之人是不会因一个记者的答复而改变自己的“论证”的，但这些来自历史系学生的信件也无可厚非。而在他重新投入到采访竞选游说活动的工作之前，这位讲故事的人想知道的，是自己对奇闻逸事与细枝末节的旺盛好奇心，是否也致使自己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论证”，也忽略了在美国人民开始自治的这第200个年头中正上演的这场大选与其背后真相间的联系。

身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他过去一直很喜欢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征服者》（Conquistador）中的诗句，在这首史诗中，麦克利什借贝尔纳尔·迪亚斯之口说道：“……但是我……我见到了孟特儒（Montezúma）；我见到了行军中的西班牙军队，以及他们制服上倾斜缠绕的花纹；掩盖在颜料下的脸；帽子上的羽饰……我们是一切的主宰……”

在麦克利什生活的年代，我们美国人确实曾是一切的主宰。但这些历史系学生中，似乎没有谁正儿八经地关心过图像、声音和味道，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与为完成当下的美国政权移交，以及之后的美国政权国际国内部署而展开的竞选活动毫无关系。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在日本投降的那个周末下了一场怎样的雨，当美军轰炸机低空飞过，太阳在其留下的轰鸣声中露出头来时，日本降军又是怎样一副落汤鸡的模样；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1947年炙烤欧洲的那场旱灾，不仅促成了马歇尔计划，还提升了当年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甜度，造就了百年来最棒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在昆明开设的妓院与他和史迪威（Stilwell）之间就摧毁日军政策所展开的伟大论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1960年，在约翰·F.肯尼迪回到家时，欢腾的波士顿大街上所洋溢的狂热与欢乐，这在当时看来就像是另一场集会，但事实上却不是。

陌生人总喜欢问记者“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期选举阶段，不但令这位讲故事的人心烦意乱，也令他愤怒。

他的愤怒绝大多数源于自己，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他居然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有片刻停留，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去深入挖掘。不仅如此，过去在写作中，他总会有那么几分钟文思如泉涌的时刻，仿佛那些文字已经在无意识中组织好了，就那样顺畅地变成了纸上的一个个段落，而现在，这样突如其来、会让他狂喜的灵感出现得越来越少。这一次，他所观察到的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现在所报道的这个美国充斥着奇奇怪怪、模棱两可的形态，他的思维已无法将它们梳理、组织成清晰的故事。没有堆砌起更多可供报道的事实，没有可供调侃的奇闻逸事，没有值得欣然接受的理念，因此错误也无所遁形，显露在他眼前：他旧有的思想已不足以适应眼下他真切见到、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因此，随着这场令他烦躁的大选缓慢推进，他的困惑也越积越多。美国是如何走入它的历史上如此奇怪的一个时期，而他又是如何随着它一起走进这种处境的？旧有的虔诚与新生的技术是如何迈入政治联姻这样诡异的局面的？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他亲眼见证了绝大部分，亲自报道了许许多多；但因记者职业准则的约束，他只能为“客观”而放弃以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它们。

逐渐地，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也许回顾过去会比继续报道新的事件更有用处。与继续增加新的观察资料相比，回顾他过去40年报道生涯中所遗漏的内容，是否真能让他了解得更多？可能，但可能性少得可怜。如果他选择继续报道新一场的竞选游说，观察狂热民众的咆哮与欢呼，听击鼓之声，看弧光灯扫过夜空，然后再以记者的职业角度，追问是谁把投票团体召集到一起，在这群人中为竞选“打前站”，他们是想在这一地区赢得哪些人的选票，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万象的彼此拼凑与整合，结果又能多了解些什么呢？

不过，回顾过去意味着讲故事的人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先重新认识自己，这之后，他才可以重操旧业，继续给公众撰写一则又一则的政治故事，他希望，当读者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可以将它们串联到一起，露出历史的模样。

现在，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在报道中有些过于追求流行了。年轻时有一阵子，他是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流行。亚洲爆发战争的那些年，他又对权力和军事着了迷。欧洲重建时期，他又对美国人正直的品行深信不疑。再之后，他的热情回归美国政治活动，开始将其视为一场个人寻找自我身份的冒险。如果历史由人创造，他就要找出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这个想法作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在他脑海中持续了许多年——领导力是人类寻找自我的一场艰难远征，而在这场远征中，领导者会左右他人的生活。

尽管他无法完全摒弃这一旧有思想，但他知道，这个想法已经不足以解释如今的政治现实了。此刻的他意识到，在政治中，个人身份与思想的联系，要远比与自我、本我或周身各腺体的联系来得紧密。每一个伟大的政治身份都是以某一种思想为核心——这一思想是领导者自己过去加在他自身的，被他吸收，先改变了他，然后经由他加诸其他人身上。讲故事的人有些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简单的想法正是多年前还生活在波士顿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开始了解不同思想的缘起。只是那些童年时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丢弃了。长大的他明白了，掌握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钱、枪和权。而思想说了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岁的时候，又冒了出来，迫使他的思维重回青春期。他一路以来所报道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容器。陆军、海军、预算，以及由它们所控制的竞选组织，都源自塑造它们的思想，或可以由它们传播与强制执行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戴高乐和莫内，他们的身份都来自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思想，以及他们选择灌输给他人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果敢的行为与高洁的品德，他们的创造与历史的发展，均来自他们的头脑而非腺体。

他认为，根据个人身份的来源可以将人类分为两种，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绝大多数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样。这个盒子贴着怎样的标签，是总裁、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工会代表、协会成员、学校老师、警察，是“屠夫、面包师、乞丐、小偷、医生、律师，还是印第安部落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盒子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这个盒子就是一种思想。150年前，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创立了伦敦第一支专职的警察队伍，现如今，无论是伦敦的“波皮们”还是纽约的“警察们”（cops）都生活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所发明的盒子里。耶鲁大学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里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一样也生活在贴有他人思想标签的盒子里。一名飞行员早晨醒来，在前往只有一条跑道的简易机场的路上，他可以怀揣着自己是整个空军最炙手可热的飞行员这一想法——但归根结底，他也只是威廉·米切尔思想下的产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员，也只是拥有了衍生于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学思想的一种身份而已。

在公众认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某种思想的俘虏或后裔。在他们一大早出门工作时，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办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险的处境中做些什么。他们或称职、或快乐、或糟糕地做着各自的工作。有时，他们会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或下属职员产生怨恨；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你是身处煤矿里，还是坐在某报社的本市新闻编辑室内，这份工作对你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金钱，不如说来自同事间的情谊。而且，你是怎样的人，取决于你做怎样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无论你知道与否。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或农夫，可以从这个由众多盒子组成的系统中逃脱出来。富人可以逃脱，是因为财富本身可以掩藏或买到身份。而极其富有的人可以成为最大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可以是毕加索的画作、唐朝的马雕塑、珍稀的书籍、邮票、赛马、刺绣、旧钱币或女人。他们可以借此逃避现实。而农夫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思想束缚中逃脱：农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天气、市场、自己劳作的质量和投入的程度，这些将他与不受思想影响的另外一种原始人类生存条件相连。或者——也许？——就连农夫也无法逃离。毕竟，在白修德出生的年代，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乡村，耕田种地。而如今，只有4%的美国人还在靠种地生存。必然有某些思想与他们的数量减少有关，这些思想可能来自贾斯汀·莫里尔、莫迪凯·伊齐基尔或《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竞选活动的间隙，他开始自问：他是谁的思想的产物？他所从事的行业又装在贴着什么标签的盒子里？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讲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处一个无法定义的行业，从事信息贩售的活计，是人物、事件、革命、斗争、运动的普及者；明面上是客观的记录者，私底下随大溜。就像吟游诗人出售自己的诗歌一样，他用自己的故事换取关注、掌声和金钱。不过，身处1976年的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那些故事，才能将它们与历史关联，他已束手无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样阅读笔记——但找不到曾经的节奏了。40年来，他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善意、足够的常识，再加上些许的勇气，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现在，在1976年的大选活动中，他可以察觉到矛盾的滋生，这一发现推翻了他之前的想法，令他无比沮丧。旧的模式再也装不下他的故事了，旧的“记者”盒子也再也装不下他了。不过，他也不想待在名为“历史学家”的盒子里，那会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两种思想激烈地对立着，一种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种是他的报道强加给他的。

要解释他的困惑，就必须回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样存在着思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顿，他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大萧条，察觉到了政治给他们家、他的家人带去的恐惧和惊吓，并在一个又一个父母以为他已睡着的夜晚，躲在厨房旁的小卧室里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就是一切的开端。

首先出现的记忆是母亲的哭声，那是某天深夜，因为没钱给就要开学返校的孩子们买鞋，母亲对着父亲哭了起来。之后，父亲回到床上，因为和父亲睡同一张床，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辗转反侧、彻夜无眠，而一旁的他只能努力装睡，让父亲以为自己毫无所知。他还有两个弟弟，也睡在这间卧室里，只是床要更窄一些。母亲和妹妹则睡在另一间卧室里。

他们一家在波士顿无亲无故。除了作为人口统计数字，除了对他们彼此而言，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社会学家有句话，他一直很认同，那就是，萧条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不是饥饿，而是抹杀了穷人的身份。穷人没有工作，他们不过是一具具毫无用处的皮囊，他们没有生存的位置；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会令他们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亲一般。

白修德的父亲没能挺过大萧条时期，他去世时，白修德才16岁，保护母亲与弟弟妹妹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许多年后，他的书开始受人喜爱，但自己的父亲，一个爱书成瘾的人，却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儿子的书摆放在书店的橱窗中，这是他心中莫大的伤痛。过去，他爱父亲，却也恨他，因为在父亲眼里，自己儿子只是个“野”小子，混迹街头，浸染在自己反感的乌七八糟的街头文化中。不过，他也因此变得坚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的故事正是从街头开始的。当一个系统分崩离析，历史总会将崩坏的残渣丢到街头。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有轨电车上卖报纸，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这可是实打实的10个小时，从凌晨5点一直到下午3点，连吃午餐的时间都没有。其间，他会跳上有轨电车，把自己硬塞进拥挤的乘客中，高喊出当日的头条，然后再换一辆车继续叫卖。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机，为他减缓了车速，他就会直接从行驶中的电车内跳下，快速跑回街角，跳上另外一辆电车——一整天，他就这样跳上去，跳下来，跑回来，再跳上另一辆，不断重复。这份繁重而单调的工作不但锻炼了他的肺，也锻炼了他的脑子。

他的老板是个没什么文化但却相当友善的人，“拥有”许多个街角，他工作的这个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拥有”金属臂章，那是电车公司发放给报童或报童老板的，这些臂章等同于卖报许可证，戴着它们的人才能在电车上售卖报纸。当时的他只是个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属于他；它们属于他的老板。而当时，他对自己的老板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这里学到了重要的东西。只是这期间，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新闻系统中了。他只是个报童，这是个过了气的职业。当时，每份报纸2美分，卖100份才能赚到两美元——其中他只能分到70美分。当老板把这个街角交给他管理时，这里每天能卖出约300份报纸；一年半以后，他选择辞职离开时，这里的日销量已达400份，有时，当他机灵地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或者有什么历史事件登上了头条，日销量甚至能飙上500份。这就是他学习了解思想的开始——什么时候得自己编个吸引人的副标题来吆喝，什么时候该让历史发出呐喊。

对波士顿的电车报童来说，叫卖开头都是一样的套路：“出售《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咯！《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买报纸吗？”紧跟着就该抛“卖点”了，而这“卖点”就得各报童自己想了。冬日凌晨5点的波士顿非常寒冷，他会站在电车司机的电热器旁，读着报纸上能吸引顾客的头条。而最能促进销量的当属波士顿《美国人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当时，该报纸是赫斯特报业集团旗下最差的一家。某天下午，《美国人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流产的新闻，报童可以这样吆喝：“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波士顿东发现了27具婴儿尸体，都泡在一个桶里哟！一个桶泡了27具婴儿尸体咯！”这样一喊，报纸就能卖得很好。但在来自外界的消息中，还有更能帮这个年轻报童提高销量的东西——历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年的严寒中，美国经济崩溃，历史性的“大事件”出现——罗斯福开始干预经济。那天早晨的叫卖声是：“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罗斯福关闭银行了！所有银行都关门了！快来看咯！”

银行关门的叫卖比婴儿泡在桶里效果更好，报纸也卖得更多。因此，历史非常重要。美国禁酒令的废除让那天的报纸销售额比往常多出了两美元，几乎与银行关门那天卖得一样多。“事件”的具体情形显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了解内情”；他也确实在机缘巧合下进了这个圈子。波士顿当地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了奖学金；而“拥有”他和那个街角的老板也认为他应该接受那笔奖学金，放弃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学。

现在，也就是距当时40多年后的1976年，他已经在这个新闻（图像、人物、思想）传递系统中待了很久很久，经验老道，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事件包装成“故事”，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确地捕捉到新闻事件，就能正确地捕捉到历史，也正是这一深信，令他难以做回当初那个男孩。那个男孩虽然似懂非懂，但却能突然间抓住能帮自己提高销量的卖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历史性事件。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应该从那个男孩开始讲起，那个得到当地大学奖学金的男孩。而那所当地大学正是哈佛，当时的哈佛正处于荣光最盛的时期。他将在那里开始两种思想——自己的街头思想与新鲜的学院派思想——的磨合。也是在那里，他将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也将在老师们的打磨下，被放入那个贴着“报道”标签的老盒子里。在人们心中，记者是出售事实的；学者才是负责解释这些事实的。

不过，老实说，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学也不是真正的起点。他对历史的探求起源于他对美国思想如赤子般的爱，这份爱习得并传承自他的家庭。正因如此，他虽然一直努力想将1976年竞选活动中的经历都包装成可以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旧有的关于家、街头、学校的思想却不断干扰着他——这个想法就是，美国是所有人类，包括他作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亲，一直以来勇往直前所追寻的目标和承诺。他在世界各地追寻着这个思想留下的痕迹。但如今，他知道，那套旧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无意义，或者是这些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1976年的竞选活动与过去——他的过去，美国的过去——究竟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慢慢滋长，成了比根据新一轮大选写一本新书更具挑战的任务。要讲清楚这个故事，可能要写一卷、两卷甚至许多卷的书。美国是如何得到权力的？美国是怎样使用它的？历任美国总统是如何从那些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人群中获取到这股可用于杀戮，也可用于治愈的力量的？

直到下笔的那一刻，他也没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他唯一确定的只有这个故事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波士顿。

1. 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àl Díaz），曾参与西班牙在中美洲的征服战争，著有《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译者注

2. 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译者注

3. Theodore H. White，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的英文本名。——译者注

4. 波皮（bobby），英国口语中的警察。——译者注

5. 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全名为威廉·“比利”·米切尔，是重要的早期空军战略家和空军倡导者之一。——译者注

6. 贾斯汀·莫里尔（Justin Morrill），曾任美国国会众议员，提出并推动通过了旨在促进美国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译者注

7. 莫迪凯·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曾在美国政府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中担任农业经济学家，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经济顾问，为罗斯福总统贡献了许多农业政策。——译者注

第一部分 波士顿：1915—1938

第一章 回忆练习

1915年5月6日，波士顿犹太人区，我出生了。

当时，没人告诉我这里是犹太人区，因为像我父亲和外祖父一样来此定居的犹太人，早已将犹太人区这个概念留在了曾经生活的国度。

美国是片开放的土地。尽管过去就像行李，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美国，并且作为情感纽带，让数以百万犹太移民紧密相连，但他们是来开拓新生活的，他们希望这个国家是不同的，更希望事实告诉他们，这里确实是不同的。

我们是波士顿犹太人。

当时，有很多犹太社区正在美国的土壤中萌芽，它们各具特色，不拘一格，这一点是我后来作为政治记者奔走于美国各地时才察觉到的。每一个犹太社区都会带上自己城市的色彩和气质。芝加哥犹太人，无论是在政坛还是商界，都比辛辛那提等地的犹太人更加强大、坚韧及刻苦。巴尔的摩犹太人与底特律犹太人截然不同。好莱坞犹太人也不同于来自各大学城的犹太人。其中，能够创造出自己文化的只有纽约犹太人，他们的社区足够庞大，只有在这里，意第绪语报纸可以创下喜人的销量，意第绪语的画家、诗人、剧作家、演员可以拥有自己的受众；在这个文化中，犹太雇主雇用犹太缝纫工，犹太石匠服务于犹太承包商。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新的历史，同一时间有如此多犹太人聚居在同一个地方，是自提图斯（Titus）摧毁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Temple）并放逐犹太人之后从未出现过的。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在其成员向郊区、向美国各地分散前，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是迄今为止被压制的、被驱散的能量与天赋的内向爆炸。当他们从欧洲各地来到同一个陌生国度，同一座陌生城市，这些纽约犹太人内部默默酝酿出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活力，这股活力不仅是重塑纽约文化的力量之一，也是重塑美国文化的力量之一。其他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与此相反，他们吸收了自己所在城市的思想，接受了当地陌生文化中的标准和价值观，即使这些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们既无法察觉到也无法用言辞表达出来。这些标准和价值观由外而内，吸引并改变了构成这些犹太人社区的每一颗粒子——每一个人。只是当时，这些“粒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重新排列或重新塑造——这一点在波士顿表现得最为显著。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区中出生的，也是被这样的犹太父母抚养成人的。面对国会山上那些老波士顿人，我们必须表现成什么样子，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可能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一无所知。但在我出生前后，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者们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调查新移民如何一步步改变了老波士顿的本质。在探讨了加拿大裔（当时重要的移民群体）、波士顿爱尔兰裔（已经站稳脚跟，并对其他移民构成威胁的群体）以及新来的意大利裔（即将形成拥有萨珂和凡宰特特征的意大利裔社区）的特征后，他们也给犹太人（带有“异常渴望购置房地产”特征的群体）留了几页篇幅。

这些异常渴望购置房地产的犹太人中就有我的外祖父塞缪尔·温克勒（Samuel Winkeller），一个装玻璃的学徒工，一个不被需要的零售店店主，但在他自己眼里，他是音乐家，有着铜铃般高音的兼职唱诗班领唱。无论在客观超然的社会学学者眼中，他是多么贪婪的样本，现实中，他就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自己有能力可以让家人穿暖时，有了自己的子女；身材纤瘦，以自己的凡戴克式尖髯为傲；拥有戏谑的幽默感，但又是个十足的正统派（Orthodox）。他这一辈子都一贫如洗；而令他骄傲的是，1912年他用2000美元买下了位于多切斯特（Dorchester）伊利街（Erie Street）上的那栋木头框架的房子。那可能是他整个家族拥有的第一个家，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在东欧生活的数百年中，绝大多数犹太人要么是被禁止购买土地，要么是太过恐惧而不敢购买土地。他爱那栋房子。它有两层，共8个房间。他和妻子，以及我未婚的舅舅纳曼（Naman）住在二楼。一楼留给了他的女儿女婿（我的母亲和父亲），以及他渴望拥有的外孙、外孙女们。

我就出生于母亲的卧室中——是他们花25美元请诺尔顿（Knowlton）医生到家里来接生的，一如我父亲在我们“家族圣经”中所记录的那样。当时的波士顿还没有犹太医生，诺尔顿是自我童年起就一直为我看病的医生，他是一个言辞尖刻、双目有神、严肃干练的扬基人，会到犹太人区为贫穷的家庭看病。

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栋房子开始的。

如今，伊利街上的那栋房子成了简陋的棚屋，位于波士顿混乱的黑人贫民区深处。但回到我的童年，翻阅我的回忆，它是美丽的：当扬基人迁往别处时，它留了下来。

在我曾报道过的所有美国大城市中，都上演着一出种族的芭蕾，每个城市的“舞蹈”都各有特色，舞步缓慢但变化确凿无疑，它们奠定了各地政治活动的基础。在美国东海岸的国际化大都市中，老派的新教徒让位给了爱尔兰裔，爱尔兰裔后来又让位给了意大利裔或犹太人，而犹太人又让位给了黑人。芝加哥地势较低的6个区也是从爱尔兰裔手中传到了犹太人手中，再从犹太人手中传到了黑人手中，老旧的犹太教堂上仍然雕刻着希伯来语的戒律，但已经是属于黑人的教堂。纽约哈莱姆（Harlem）区的主要人口也经历过从爱尔兰裔到犹太人，再到黑人的过程。在洛杉矶，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成了犹太人的，然后又成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在美国中西部以及北美五大湖周围，这场种族的芭蕾还卷进了其他民族群体——波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但就在波士顿这个地方，犹太人越过了爱尔兰裔，从市中心的西区迁到了多切斯特，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老派新教徒迁到了南边的郊区。

因此，伊利街上的这栋房子不知不觉间将我与新英格兰的过往直接联系了起来。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可能曾在这里栽培过花木，打造出了当时整个街区最美的庭院。我在学校里，在朗费罗（Longfellow）、惠蒂埃和爱默生（Emerson）的诗歌中，在桑顿·伯吉斯（Thornton Burgess）的童话故事里，曾读到过无数生长于新英格兰的花卉，而它们，在我家后院中都能找到。丁香花丛下是铃兰在生长；在我们穷到买不起郁金香球茎之前，我们的庭院里，卷丹与郁金香的呼吸声从未断绝。从客厅向窗户望去，近处是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笔下的牡丹，然后是一小块绿意盎然的空间，紧接着，远处，是母亲喜爱至极的杏树，独自生长，花满枝丫。金银花和雏菊，矮牵牛、福禄考花和三色堇花圃交错轮替着；夏天，院子里满是万寿菊和金银花，到了秋天则是大丽花的海洋。院子里原本只有两棵果树——梨树和樱桃树，后来，外祖母又种了棵桃树，搭起了葡萄藤。

这株葡萄藤有着特殊且重要的意义。禁酒令被写进了法律，但法律归法律。我的外祖父母需要葡萄酒来完成安息日的仪式，享受犹太人的假期。因此，他们用自己种的葡萄和樱桃，酿出了一大壶一大壶的葡萄酒，储存在地下室中。小时候，我会和朋友一起，偷偷溜进地下室，品尝还在发酵中的葡萄酒，这时的酒其实都没酿好，要等到秋天才能真正饮用。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藏有葡萄酒，要么是自制的，要么是走私的，对他们而言，传统习俗的要求凌驾在这片土地的法律之上。我的外祖父母是非常热爱美国的移民者——但禁酒令和遵守禁酒令并不包含在这一对美国夫妇的爱国主义中。

除了花园中的花，这栋房子与过去的新英格兰还有着另一种联系。楼上的阁楼里堆着许多物什，是这房子之前的主人留下的，对我来说都是无主的珍宝——黄铜床架、彩色玻璃灯具、旧的《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和《国家地理》，以及成堆的其他书籍。这些书里我最喜欢的是《蓝夹克1863》（Blue Jackets of ’ 63），它是本老书，不过比我父亲书房里那些严肃的书要有趣得多。这本书讲的是1863年美国海军与南方叛军作战的故事，从书名就能明显看出，这书该是个系列，只是其他几卷都不见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书出版于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是给退伍军人看的。南北战争是六年级才教的课程，但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忠诚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了。“我们”解放了奴隶。在楼上的阁楼里，我与法拉古特（Farragut）海军上将和格兰特（Grant）将军同游，但在楼下的街道上，我只是个犹太人而已。

我们就在伊利街上的这栋房子里，见证了现代社会的一步步降临。记得在我小时候，冬天里送奶的都是马拉雪橇，大清早，人还未醒，叮当的马铃声就已传了过来。如果着火，大群硕大的马匹就会拉着“云梯消防车”、“护林熊”和“消防软管”哐哐哐地从街道另一头赶来。伊利街上用的都是煤气灯；每个黄昏，点灯的灯夫都会从我家门前路过，活脱脱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诗歌《点灯人》（Lamplighter）中的李瑞（Leerie），妈妈曾给我们读过这首诗。生活在我眼前不停改变着模样，奇迹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不断发生。曾经，为了让家里暖和起来，我们在地下室里摆了个煤炉，我不得不学会如何给它添煤；厨房里，妈妈和外祖母用来做饭的那两个炉子，以前是烧木柴和小煤块的，现在燃油成了新的燃料。过去，房子里点的是煤气灯，我还记得天花板上易碎的煤气灯灯罩，每次更换我都得加倍小心——紧接着，就在那一年，我家通上电了！布了电线，通了电，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开了，因为电给我们带来了收音机。我的一个有钱表兄送了我们一台矿石收音机，当时他正准备换一台新款的电子管收音机。只要你足够心灵手巧，用一根猫须就可以拨弄上面的晶体检波器，让你收听到任何内容。就在那一年，也就是1927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扬基队赢得世界职业棒球联赛季末冠军赛的消息，听到了发生在纽约的夏基与丹普西（Sharkey-Dempsey）的拳王之争，甚至还有人们为林德伯格搭乘飞机前往巴黎之行的祈祷。随着电话的普及，电话公司派遣教员前往学校，教移民家庭的孩子如何使用电话上的拨号盘，再让孩子们反过来教会自己的父母。有了收音机、电话、电灯，世界变了，男孩子们也开始慢慢接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

这些思想汇成了一条条潺潺的溪流。

家庭是这股溪流的源头，在源头中，思想也在互相碰撞。

我父亲大卫·怀特（David White）自称是社会主义者。1911年，妇女参政权论者为争取女性投票权而在波士顿公园游行，他当时就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对此，他非常自豪。1927年夏天，意大利工人萨珂和凡宰特被无辜处死，当晚，父亲让我们为他们守夜，彻夜无眠。当时，作为家里年纪最大的孩子，我和姐姐记得并永远也忘不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做了什么。周末，他会和我们一起散步，为我们解释这个世界。我想起了自己12岁时的某个周日下午，我拿出一本旧《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快速翻阅，在书中，我看到了一幅漫画，一个巨人被绳子绑在地上，他斜着眼，一点一点抬起自己的身子，绳索咔嚓咔嚓，一根接一根地断掉。就像儿童版《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小人国挣脱绳索的那幅插图一样。我让父亲给我解释那幅画在说什么，并由此知道了中国；中国正在经历革命，一旦革命胜利，它就会成为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巨人，而父亲说，它是一定会胜利的。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一个中国人，他是伊利街上的洗衣工，被所有孩子嘲笑，喊他“中国佬，中国佬，支那鬼子”。但我父亲说，我们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必须尊重中国人；他们正在与帝国主义做斗争。

不过，无论我父亲年轻时有多么朝气蓬勃、多么激进，自我记事以来，他就像我见过的其他人一样，充满忧郁。我父亲矮矮胖胖的，虽谢顶了，但拥有美丽的棕色眼眸和洪亮低沉的声音。他一定曾是个浑身充满力气、精力充沛的男人，那时的他有着炼钢工人般壮硕的胸膛和前臂，能徒手掰弯钉子，但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个学者；只是随着我日渐长大，他的精气神也渐渐耗尽了。我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据说是哈西德派创始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Tov）的后裔；我父亲的父亲托德罗斯（Reb Todros）先生离开俄罗斯，去了耶路撒冷，每晚睡前都会做礼拜，在哭墙（Western Wall）边祈祷。听说，因为自己的儿子大卫移民美国，打破了这个家族世代为拉比的传统，并成为一个信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这位老父亲伤透了心。

不过，事实是，托德罗斯先生出发前往圣地朝圣之前很久，我父亲就已经离开，去了自己心中的应许之地——1891年1月，16岁的他离家出走，从平斯克到了波士顿。而他也只是俄罗斯犹太人大规模移民潮中的一个。早在9年前，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Czar Alexander Ⅲ）颁布了残忍的反犹太人法令，俄罗斯就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移民浪潮。父亲离开后，他的家人是否想念过他都成问题。托德罗斯先生有12个女儿、5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年幼的，而且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无论在抵达前，大卫·怀特心中的美国梦发散着多么灿烂的光辉，但抵达没多久，那光芒就褪去了。在波士顿，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家，夏天，他推着手推车沿街叫卖，夜里仍然只能待在街上，睡在手推车下面，冬天，他对工作来者不拒，找到什么做什么，夜里就睡在打工的地方。不过，不知怎的，他居然还有精力学英语；夜里还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学习免费的法律课程；后来，他千辛万苦攒够了学费，成功考入美国东北大学，读上了真正的法学院。1904年，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8年后，他有了妻子，紧接着，又有了4个要养育的子女，不过他还是不怎么关心钱，只有买书要用的钱例外。他的客户都很穷，他收取的律师费用从来不会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最终，在大萧条时期，这些客户一毛钱也付不出来了，他也随之成了货真价实的穷人，买不起吃的，也买不起穿的。当时，虽然我们住的是我外祖父母的房子，他们住楼上，我们住楼下，但还是要交租金的，这笔钱他自然也拿不出来了。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善良绅士的人，但此刻，他衣衫破旧，孤独绝望，身上唯余身为学者的那一丝骄傲。他被迫到波士顿贫民区为房东收租，那些房东几乎与自己的租客一样穷，不是已经破产就是濒临破产，之后，甚至连他的骄傲也要一并破碎了。1931年，他突发心力衰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母亲，玛丽·温克勒·怀特（Mary Winkeller White），在父亲离开的那一瞬间坚强了起来，但也可怕了起来。她1890年出生于波士顿；小的时候就随家人一同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住在哈佛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当地的爱尔兰裔经常用石头砸她家的窗户，最终逼得他们又搬回了西区，开起了零售店，西区是犹太人聚居区，对他们来说很安全。我的外祖父前面已经提过了，他叫萨姆·温克勒。不过，无论是外祖父一家，还是我们一家，一家之主都是我外祖母——她有着虔诚的信仰，一副尖利的嗓子，为人严厉，精力旺盛，她在美国住了整整50年，但直到去世，一句英语都没说过。她说意第绪语；她总在发火、闹脾气，活脱脱悍妇一个，因为嫁给了一个想要成为音乐家和歌手的男人而满怀怨恨；后来，眼见着自己女儿嫁给了我父亲，她心头的怨恨之火就烧得更旺了。我父亲是一个律师，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信仰任何宗教，总是把钱花在买书和写诗上，一掌握英语就不再使用意第绪语，正是这一切惹她厌烦。就性格而言，她比她身边的所有男人都要更加男人，在她身边，那些男人就像活在地狱一样。

她自己的背景很有趣。她来自东欧的一个犹太人小村庄，那个村庄坐落在一条小河上，河的一边是白俄罗斯，另一边就是东普鲁士了。她家是犹太人里极少真正拥有土地且在土地上耕种的家庭之一；她家也贩牛；暗地里，也在边境上干些走私的买卖。他们最重要的走私商品是其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年轻人都是被征召到俄罗斯军队中的，后来因为军中反犹主义盛行而逃走，试图偷偷溜进德国，并通过德国，想办法前往像但泽或不来梅那样的港口城市，最终乘船到美国去。因此，外祖母一家也逃了，成了波士顿的牛贩子。不过，她骨子里还是个村妇，打理花园才是她的乐趣所在；如果有马匹经过伊利街，留下了新鲜马粪，她会猛地冲出去，把那热气腾腾的粪便扫到一起，收集起来，给她的花做肥料，每次她这么做，都会让我们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外孙外孙女羞愧难当。在外祖母看来，什么都浪费不得——尤其是钱。因为没钱，所以她对钱也格外痴迷，像着了魔一样。也许所有人中，我是遗传她最多的，遗传了她对钱的痴迷，以及她老念叨的话：“穷人就是残废，富人才有自由。”“看法这么奢侈的东西，有钱人才能有。”她相信，除了能存起来、能摸得到、能握得住的钱，其他奖励都毫无价值。

外祖母看不起父亲，这是我母亲生命中的诅咒。母亲与我父亲大卫·怀特相遇在波士顿西区的工人圈（Workmen’s Circle），那是一家社会主义者的俱乐部会所；她当时19岁，自愿去那里做服务生，上一杯茶2美分，一杯咖啡3美分。在那里，她邂逅了这个帅气的年轻律师，一个社会主义者。数年后，她正式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父母也很骄傲，自己女儿遇到了一个“有学识的”人，而且还是个律师，因此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之后，在外祖父买下伊利街这栋房子后，他们一同搬到了多切斯特，以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只是事与愿违，在那里开始的是矛盾与冲突。

楼上的外祖父母说意第绪语，楼下的我们则说英语。楼上，每个周五夜里都要摆上蜡烛、葡萄酒和白面包（麻花辫一样的白色面包），庆祝安息日。楼下，父亲如钟般端坐——作为无宗教信仰的人，他已将宗教看作迷信，这样的仪式，他不会参与分毫。我就是夹在这两个家庭间的小卒子，被外祖母专横的命令所驱使，因母亲想要同时取悦自己母亲和丈夫的愿望而两头忙碌。对此，我其实乐在其中；外祖母在为晚上庆祝仪式做好要用的白面包后，还会特别为我烘烤一个馒头大小的小白面包。之后，她会将我叫到楼上，加入祈福式的祈祷。我会用希伯来语完成传统的祈福祷告，然后得到一杯红酒。我外祖父是个欢快的人，如果我做得格外好，或者闲晃到楼上去吃晚餐（晚餐通常是鸡肉和鸡汤），他就会很开心，给我倒上一点点黄色的纯波兰伏特加。每当这时，外祖母就会尖声咆哮，说他是想害我变成酒鬼，通常，我会在楼上听完一大通咆哮，偶尔再听点歌才下楼回自己家去。

在这一文化冲突中，母亲夹在正中央。当时，正统派犹太教徒是蔑视犹太女性的；我母亲，以及我聪明伶俐的姐姐，都没能去读希伯来语学校。母亲16岁时，还被迫从公立高中辍学去打工。母亲是近视眼，如果不是公立学校的一位老师将我这位移民外祖父叫到学校，气愤不已地坚持要求，她可能一辈子都配不上眼镜。不知怎的，不管是因为学校的这段经历，还是因为她自己的童年经历，她是这个家里最像美国人的人。我之前提过，我父亲是个社会主义者；我外祖父母被骨子里的犹太人特质禁锢着；但生于美国，曾经是所有老师最喜爱的学生的她，想要“融入”美国文化——即便自己“融入”不了，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融入”其中。

很多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对有教养者的体面是多么渴望，我也才意识到，在她心里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她在犹太正统信仰死板的亚文化中加入了老波士顿清教徒的习俗——如果我们谁说了一个脏字，她就会用长条的黑焦油皂洗我们的嘴。美国的假日我们会像犹太假日一样庆祝。感恩节会有丰盛的饭菜，美国独立纪念日也会燃放爆竹。1919年，军人归国，她会站在铁路侧线边，朝他们挥手，目送这些步兵们乘火车，从波士顿码头前往德文斯堡（Fort Devens）复员点。那一年，我4岁，她给我和姐姐买了星条旗，这样我们也可以向那些“军人哥哥们”挥舞致意。那些步兵隔着火车窗户，向我们这些欢呼迎接他们回家的孩子们挥手，甜蜜地飞吻，扔出硬硬的糖果。她是个保守的人，政治上如此，社交上也如此。在我们家里，只有父亲会谈论政治，而且他说来说去都是在向我们强调，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欺骗人民。不过，我母亲是个共和党人。她这一辈子只给两个民主党人投过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F.肯尼迪。如今，她每每回忆起自己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投过票就自豪不已，因为他可比林登·约翰逊“有教养得多”。

她心中曾闪过怎样的梦想，我无从知道。在绝大多数婚姻关系中，总是一人做主，一人纵容。但在她的婚姻关系中，根本没有做主的空间，也没有纵容的空间。整个家都是我外祖母说了算，而生活和贫穷不会纵容任何人。我笃定，像舞蹈、舞会、丝质长礼服这样的东西是我母亲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她曾告诉过我，她小时候唯一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洋娃娃，但没人买给她。因此，这个梦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直到60多岁时，有了自己的外孙、外孙女，她才为送他们礼物而买了人生中第一个洋娃娃。她只希望能安全地活下去，至于自己的孩子，她的梦想一直是他们能有“好的工作”，当个“公务员”，可能的话，到学校里当个老师，这已经是她最大的野心。她不希望他们去工厂做工，也不希望他们“经商”，因为街坊邻里做了小商贩的犹太人，处境比他们那些做工的顾客还要更不安全。她坚持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有学识的人，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全”，因为有学识一定能找到工作。因此，我们都被推出去学习，而学习分了好几个体系——希伯来语学校、街头学校和公立学校。

送我去希伯来语学校是我外祖母、外祖父和母亲共同的决定，父亲只能以沉默表示反对，而我的抗议根本没用。父亲成长在平斯克的一个信奉拉比教义的家庭，他之所以抗拒，也许与他曾厌恶过那个崇信拉比教义的家庭的狭隘有关，也许与他对自己父亲授课的那所犹太教法典学校的记忆有关。而我的抗议单纯出自动物贪玩的本能——早晨8点就要起床去公立学校，上到下午3点半才放学，放学后我只想在街上玩耍，并不想再匆忙赶去另一所学校继续上课。在那所学校，我不但得多上两个小时的课，授课语言还是我完全陌生的。加上那里的老师过度认真且话语尖刻，学生只要犯错就得挨耳光，完全不像公立学校里的爱尔兰裔老师那般平易近人。

不过，我还是没逃过，进了希伯来之家学校（Beth-El Hebrew School）。这里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刚刚移民过来的年轻学者，他们“一战”后从欧洲来到这里，谋求的是在波士顿大学里接受非宗教教育的机会；他们夜里教希伯来语，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他们给孩子们教书格外严格，上课时，如果孩子们因为太过疲惫而没有反应，他们就会大发雷霆。他们鄙视我从家里习得的意第绪语，因为对他们来说，鄙视意第绪语是自己优于他人的一种表现；不过，以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为首要政治原则的他们，出于原则问题，在课堂上是一句英语也不说的。他们将要复兴希伯来语，让它成为人们的常用语言；刚入学的头两年，在教授这门古老语言的字母表和发音时，他们还会用上一丁点儿的英语，过了这两年，我们就开始深入学习希伯来语《圣经》了。他们不但只用希伯来语给我们解释，填鸭式地强行给我们灌输，还要求我们用希伯来语给彼此解释书里的内容。

那段教育就是场噩梦，但我开始爱上它了。到我10岁时，父亲仍坚持认为，母亲他们不应该逼我去经受那种噩梦般的折磨。当时，和我一样在美国街头长大的朋友们，绝大多数都在用发脾气和流眼泪的方式跟家里抗议这种虐待。而母亲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决定还要不要去。当时，我的上课时间已经改到了夜里6点到8点。最终，我决定继续，因为公立学校的作业我可以趁4点到6点这段空当完成，解决了作业，6点到8点的课也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10岁到14岁这几年，我继续在波士顿希伯来语学院（Hebrew College of Boston）念夜晚的课程，当时学的内容就是希伯来语《圣经》。我们从这部圣经中的《创世记》学到了《历代志》，从《列王记》学到了《先知书》，而且是把“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都学完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吸收，在其中思考，直到这古老的希伯来语成为我们脑海中的工作节奏，直到这古老的希伯来语成为我们的第二语言。它有着均衡的语言节奏，艰涩的宣言式句子。我们在公立学校课堂中写下的句子，换成希伯来语，就成了一幅幅花边组成的图案。

希伯来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几乎和学中文的难度不相上下；但希伯来语的《旧约》是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旦你开始学习，就会被它牢牢吸引。它的主题和故事都是很老派的——神迹，爱，恨，杀戮，攻击，牺牲，奇迹，以及最重要的，复仇！不过，无论多迟钝的孩子，都会被约瑟的经历、约瑟那让人心生温暖的复仇故事所吸引，当时，作为法老（Pharaoh）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在一众坏心肠的兄弟们面前表明身份，将他们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最终，宽厚的他选择了饶恕。按照规定，这本书是我们必须要背的，每一行、每一句、每一个情节。考试的时候，考卷上摘录了各种句子，问我们：“……是谁对谁说的？”我们必须用希伯来语写下这句话出自哪一本书、哪一行、哪一个情节。有些很简单，比如：“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但也有一些比较模糊，比如：“箭在前头，越来越远”或“如今有太多仆人起来反抗自己的主人”。

在希伯来语学校，记忆就是学习的基础，而这段记忆之深刻，是年轻孩子脑海中的千沟万壑，就算数十年也无法填平抹去。即便现在，只要想起《圣经》里的什么句子，我脑中的记忆都会自动检索，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希伯来语句子，如果没找到，我就会心绪不宁，心浮气躁。那段记忆均源自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那里，天性热爱棍子球游戏、击球、棒球、跳水、电影的年幼犹太裔美国男孩，小小年纪就会被迫了解生活在三千年前的游牧人与农夫，被迫了解牧羊人夜里如何看管自己的羊群，了解有斑点的羊，了解炙热的夏天和拯救生命的甘霖，只是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些雨就是公立学校地理课上所说的，季风带来的降雨。后来，在哈佛，《钦定版圣经》被我的一位老师指定为补充读物，这本《圣经》中的英语表达确实妙不可言，只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脑海中就已经装了一本翻译版的《钦定版圣经》，我总也忍不住要从自己的记忆中翻找，找出自己曾经翻译过的版本——比如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一句。翻腾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是：“一切皆空，一如牧风。”这句古老的希伯来语，两种翻译方式都没错，但“一如牧风”才是游牧民在描述徒劳无益的举动时会用的表达，才是被迫学习希伯来语的波士顿小男孩们会自己默默翻译出的版本。

《圣经》中的表达富有韵律、短小精悍，充满了各种意象与民间传说，让我沉浸其中，不可自拔。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原来是我人生中参与的第一场关于历史的高强度研讨。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历史的故事，历史的叙述。宗教之所以存在，是人类努力在解释自己为何闯入这世界，如何闯入这世界，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将人类放到这里，而那个目的要如何实现。所有宗教都披着华美的外衣，用殉道者、传道者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故事装点自己。但究其本质，它们还是故事，向普罗大众解释他们现在以及以后的位置。

根据我从这本《圣经》以及犹太人传统中所了解到的信息，犹太人的历史是非常严酷且令人费解的，有着令人非常不快的经验和教训。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他将他们从埃及解放了出来；他们身上只是出现倔强与傲慢，上帝就会惩罚他们，从无例外。只有他们忏悔才能得到救赎。当他们狂热崇拜别的神明时，上帝就选择摧毁他们。但这一切都是古老的历史——化石般的历史。上帝最后一次对犹太人施以援手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砸向这个民族，而当时，犹太人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浩劫，也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未上演。为什么？亲爱的主啊，这样的命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学校里那些严厉的年轻男教师，身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都抱持着同样的问题。尽管他们与当地长者所签署的教育合同规定，传统、祈祷仪式、《圣经》都是他们必须教授的内容，但他们自己内心却在否定《圣经》中这一简单的史学理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历史在于未来，这个未来是指，没有上帝帮助，凭借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犹太民族的救赎。这些老师对拉比的蔑视甚至超过了他们对意第绪语支持者的蔑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接受美国教育，然后服务于犹太民族的事业。

关于他们所教授的犹太复国主义，到今天，我只记得一句，一句希伯来语，出自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之口。“任何事，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能做到。”（Im tirtsu, ayn zeh hagadah.）这句习语我听过许多不同语言的版本；我也曾亲眼见过，男男女女，学生和游击队员，在山峦，在街头，不断被这个想法所鞭策着，认为有志者，就能让梦成真。不过，当时的我并不认为犹太民族的夙愿可以仅凭犹太民族的意志而成真；但在我最珍视的那些记忆中，还珍藏着那个波士顿的夏夜。我们在富兰克林公园野餐，当时，夜里的富兰克林公园还是安全的；盈盈月光洒落园中，山峦也柔和了轮廓。野餐前，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会有一架了不起的德国齐柏林飞艇（Zeppelin）飞越波士顿上空，在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Lakehurst）着陆。我们痛恨齐柏林飞艇，因为那是希特勒的东西，而希特勒对犹太人犯下了邪恶的罪行。因此，我们聚集于此，或聊天，或闲逛，或坐着，男孩们女孩们依偎在一起，直到那架齐柏林飞艇出现在我们头顶，它腹部的光射到地面，随飞艇快速移动着。它一出现在我们视线中，我们立刻围成一圈，跳起了霍拉舞，以示反抗，我们不停地唱着、跳着，直到它彻底从我们头顶消失。在那一刻，犹太民族的梦想，以色列人的梦想，都是那么短暂，那么虚幻，让这舞也成了无望之舞，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陶醉。不过，30年后，犹太民族的梦想已经变成拥有一支军队，由众多武装军团组成，其中有空军，有枪支；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我以美国记者的身份，搭乘飞机，飞越西奈沙漠，飞行期间，会不时地中途逗留。而就在犹太民族取得胜利的次日，我亲眼看见犹太民族的旗帜飘扬在苏伊士运河和沙姆沙伊赫城的上空。白底加蓝色大卫王之星（Star of David）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当我还是波士顿街头的小青年时，那个曾触动我的想法，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一支军队，一种军事力量，一支可防御亦可杀戮的突击部队。

对于在波士顿街头长大的我来说，认可思想的力量就如想到人类可以进入外太空一样遥不可及。不过，波士顿犹太人区的大街小巷恰恰是最能证明思想之力量的地方。这里，美国思想一刻不停、毫不留情且势不可挡地侵蚀着犹太人以习俗和传统构筑的无形之墙。曾经，在生活于欧洲大陆的那数百年光阴中，犹太人正是凭借这些无形之墙保护自己民族的思想。现在，哪怕是像我外祖母这样令人畏惧之人，能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也只有她的坏脾气而已。我小时候所生活的波士顿，仅大波士顿地区（Greater Boston）就有100万人口，但其中的犹太人还不足11万，不足以形成如纽约犹太人一样的文化能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纽约犹太人保留下了诸多欧洲犹太人聚居城镇的文化。而在波士顿的移民，和美国任一城市的移民一样，都可以像自己父辈一样，继续信仰自己的宗教，妻子们在家里可以保留所有的老习俗，从安息日前夕点蜡烛祷告，到逾越节家宴，到为普林节烘焙犹太式三角蛋糕，再到秋天时装点茅庐。但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学会美国小商贩的生存法则，母亲必须把孩子送入美国学校，将他们置于美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消亡的是宗教的正统信仰，然后是古老的习俗，最终，传统的精髓被剥蚀得只剩下赤裸的内核。这枚内核中除了一缕思想外已空空如也，而这缕思想同神学一样，就是一种代代传承的思维方式！

如我之前所言，古老的宗教就像宗教仪式一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犹太人中也存在不同派系，有的支持宗教旧有的形式，有的支持它新诞生的模样，派系数量之多几乎与新教徒中的派系数量相当，不同派系间会产生分歧和争端。不过，若有一条线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施玛篇》（Shma）里的祷词“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吟诵这段祷词是很久很久以前定下的传统，远早于十字军东征，远早于十字军铁蹄的沿途肆意迫害；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当犹太人因自己的信仰被送上火刑柱，肉体被火舌无情吞噬时，他们即便悲鸣，喊叫的依旧是这段祷词，这是我们从希伯来语学校学到的；而还是孩子的我们，会在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争论，宁可放弃生命也不愿亲吻十字架的做法是否明智。这些争论中，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自己做不到；但对那不计其数宁可接受火刑也不改变信仰的先辈们，我们心怀敬畏，正是《施玛篇》召唤出了他们内心的勇气。

《施玛篇》所蕴含的思想是，一切事件都有统一的根源；这一思想源自史前的牧羊人。史前的世界充满了崇拜物、迷信和数量众多的神明，充斥着无规律可言的热情，与彼此矛盾的冲动。在这样的世界中，那些牧羊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世上只有独一的神，是他为整个宇宙定下了秩序。从那些牧羊人开始，所有伟大的犹太教思想家都采用了完全一致的思维方式：对于周遭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的多变性，他们都用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去解释。尽管，我只相信有形的显著特征，不相信所谓遗传性的种族特征，但是，遗传性的文化特征似乎是确实存在、无法抑制的。因此，在数百年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一代代思想家的世界更大了，舞台更大了，但他们仍旧是某个充满诱惑力的包罗万象的理论的载体，这个理论与《施玛篇》一样一元化。这一思维方式最叹为观止的成就就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unified-field theory），从微观世界一直延伸到了宏观世界，用不可辩驳的法则将能量与物质联系在了一起，用E=mc^2取代了《施玛篇》。而在将人性说服力发挥到极致方面，这一思维方式下诞生了基督教，用仁慈与博爱的理论取代了《旧约》的种族复仇欲望。所谓仁慈与博爱就是接受一切的民族、性别、肤色及奇怪的习俗。无论是马克思包罗万象的经济和辩证理论，还是弗洛伊德世界中描绘的性和自我的形式，以及现代人的压抑机制，犹太思想家在各知识或行为领域对于单一、普适性理论的热情都是执着且富有创造力的——而且往往会颠覆西方历史中业已确立的体制和秩序。

在西方思想的宏伟历史中，波士顿犹太人并没有丝毫立足之地。但他们的社区对思想家来说是一个调研的好样本。历史传递给他们两种思想，同样地令人信服，但也势同水火，无法调和。我外祖父母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社区，那里信仰的是唯有上帝可拯救我们。当他们在犹太人社区中受尽苦难，等待着救赎，等待着弥赛亚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帝祷告，让上帝快一点来拯救他们。但上帝心怀的是大局，是涵盖众生的宏大蓝图。而随着美国人的新闻传播开来，一个动摇人心的想法抢过了主导权，这个想法就是，通过努力奋斗，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这个思想所带来的困惑令人难以招架；在教了我许多许多的波士顿街头学校，你可以看到这一困惑的存在。在希伯来语学校，我了解了犹太民族的上帝。就读街头学校的其他犹太人学到的则是美国人的“奋斗”，而我同时身处两者之中。

伊利街就是我的街头学校。当时的伊利街熙熙攘攘，热闹不已，是附属于多切斯特主购物干线蓝山大道（Blue Hill Avenue）的一条市场街。最初，我的外祖父母作为第一批定居该地区的犹太人，看上的是这里安静的居住环境，但这些零售店店主们将原本安静的伊利街变成了半永久性的市集。在这条街上，只要是你想要的，通通都能买得到。就算没有现成的，总有人能给你找了来。一桶桶鲱鱼堆放在鱼店外，招惹来嗡嗡的苍蝇盘旋其上。厚木板上躺着刚刚捕获的鱼，小男孩因为取不下鱼钩，可以连鱼带鱼钩一起拿走。所有肉店供应的都是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店内地面上铺着木屑，砧板每天都会擦洗干净，未拔毛的鸡垂着脑袋堆放在店内的橱窗中，家庭主妇们在橱窗前推推搡搡朝前挤，挤到前面的就能挑选。伊利街上有四间杂货铺，另外，还有好几家的干货店、果蔬专营店、五金店、亲子杂货店和一便士糖果店。

但真正让这条街喧嚣起来、流动起来的是沿街叫卖的摊贩们。整条街上的摊贩，除了一个卖香蕉的是意大利裔，其余都是犹太人。摊贩们一大清早就会到自家马厩，把车套到马身上，然后赶着马车前往法尼尔厅（Faneuil Hall）或鱼码头（Fish Pier），拉回当天城市正规市场上卖不了的过剩货物。然后，牵着他们的马拉货车穿行在伊利街上，一边走一边反反复复用忽高忽低的语调吆喝自己的货物。不同的摊贩有各自不同的吆喝方式：卖鱼的会用特殊的嗓音唱着“新鲜的鱼咯，活蹦乱跳的，快来买哟”；卖二手衣服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吆喝；而那个卖香蕉的意大利裔只会不停地重复“香蕉、香蕉、香蕉”，兜售这种东欧人以前并不认识的水果。

周六晚上是赶集之夜。这一地区的制衣工和鞋匠通常都是周五领薪水，周六又正好是安息日。因此，每个周六晚上，安息日结束后，人们都会上街购物——妻子拖着丈夫；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在拥挤的街角游戏，女人们彼此问候，说些家长里短，男人们对眼前的热闹无动于衷，自顾自地娱乐，摊贩们则大声吆喝着自己的货物。夏天是最好的季节：摊贩们会到法尼尔厅产品市场找来些稀奇古怪又有趣的物什出售，犹太顾客们可能会寻找第一时间运过来的西瓜（一个25美分）、菠萝、葡萄，以及一车车不合格的或工厂多生产出来的短袜、衬衫、内衣。我就是在这样每周一次的集市陪伴下长大的，后来，在报道中国和法国时，我发现那里也有每周一次的集市，那些集市总能给我家一般熟悉的感觉。

我也尝试过摆摊卖东西。有一年夏天，我卖过冰激凌。还有好几年的冬天，我和住街对面的朋友布茨·施奈德曼（Butsy Schneiderman）搭档，在除夕夜卖些廉价的小玩意儿。我和布茨这对搭档还在昆西（Quincy）和沃拉斯顿（Wollaston）挨家挨户卖过夹心海枣果，一卖就是一整个夏天，关于这段经历，我就记下了两件事：昆西警察不喜欢未成年的犹太摊贩出现在他们管辖的街区，所以总要赶我们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固定售货摊，是个叫霍华德·约翰逊（Howard Johnson）的瑞典裔人开的，他卖的冰激凌和热狗是整个街区最好吃的，做的速度还特别快。后来，霍华德·约翰逊的店开到了全美各地。伊利街上还有一家杂货铺后来开成了连锁超市，叫老拉比的店（Rabinowitz’s），现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而我的同班同学萨米·罗森茨魏希（Sammy Rosenzweig），最初是在伊利街一家杂货药房的冷饮柜台工作，后来创办了新英格兰最大的连锁药房。

但这种迁往更大社区的情况都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了。在当时，伊利街还是整个街区的活动中心，街区本身独立自足，街道也十分安全。母亲们都会帮忙照看彼此的孩子。这里没人被揍过，没人被抢过，也没人被威胁过，哪怕是深更半夜；这里的“深更半夜”是指工作日的10点后和周六的11点后。

只要在我们的社区边界内，所有人都是安全无虞、被保护着的。这个边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这里就是一块飞地，被爱尔兰裔所包围——工人阶级的爱尔兰裔。当地图书馆位于爱尔兰裔区，我人生打的第一场架就是在去那家图书馆借书的路上。没来由的讨厌让我们彼此对立，但在最后一次打得鼻血长流后，我再去那家图书馆，那些爱尔兰裔男孩总会给我让出一条安全通道。穿过富兰克林公园往西，是爱尔兰裔富人的土地，他们住在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和罗斯林代尔（Roslindale）这两个街区；他们即便不友善，至少不好斗。马塔潘广场（Mattapan Square）南边住着最早定居于此的新教徒，对我们来说，新教徒是没有危险性的；他们不爱挥拳头。你可以免费搭他们的便车，直接坐到昆西、弥尔顿（Milton）或大蓝山（great Blue Hill），而且，只要你不主动骚扰他们，他们也不会来骚扰你。我舅舅在法尼尔广场（Faneuil Square）的产品市场工作，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有才华的人”（意大利裔）也是很好相处的，而且和他们交朋友是件很不错的事。南区（South End）的黑人没什么钱，但他们富有好奇心，也绝对得罪不得。其他地区对我来说都是未知区域，就像“猛兽的巢穴”一样，并不安全，好在我本就不好奇，没打算去那里“冒险”。

早在种族划分成为时髦的政治概念之前，我们就知道少数民族，知道居住在各自社区的每一个族群。但我们也都是美国人，即使是在族群间摩擦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我所在街区与性情粗暴的爱尔兰裔交界的地方，也不会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摩擦。我们的房子就坐落在这条边界上；我们的庭院背靠着隔壁街爱尔兰裔家庭的庭院，庭院间依靠一排篱笆隔开。与我们家隔篱笆相望的那栋房子里住着和一个叫约翰尼·鲍尔斯（Johnny Powers）的男孩，年纪和我一样大，我一直把他当敌人看待。

但在我父亲去世那天，我爬过篱笆，叫约翰尼出来，约翰尼也确实怒气冲冲地出来了。我向他解释，早上我父亲去世了，问他是否可以让他那条街上的孩子在这一天里安静些。原本怒火中烧的约翰尼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让我别担心，他保证他那个街区不会有任何人吵闹，他说他会管好自己那伙人。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从政治角度看，在波士顿政治圈，我们是少数族裔，就像一个被众多爱尔兰公国包围其中的飞地。我们这一区的领导人姓戈雷茨基（Goretsky），自称认识马丁·拉马瑟尼；众所周知，马丁·拉马瑟尼和波士顿市长柯利关系很好。在投票时，我们和周围的爱尔兰裔一样，都投了民主党，包括我父亲，一个共产党人也投的是民主党。只有我母亲投了共和党，因为她本身是共和党人，但她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14选区的犹太人都投了票！很久以后，我才从文字材料中获知，1932年和1936年罗斯福竞选时，我所在的选区都投了票的：1932年时，第14选区的犹太人有71%坚定地把票投给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后来1936年他再度竞选，这时觉得自己了解他的第14选区犹太人就更加支持他了，支持率高达85.2%，在这个民主党选区中创下了最高的纪录！罗斯福可以触动普通民众，并鼓动他们；即使罗斯福的思想与这个选区领导人的希望或敦促背道而驰，选区的民众还是会被其所吸引。他的思想正在改变当时的美国。

不过，对生活在这个选区的我们来说，尽管罗斯福是总统，但爱尔兰裔才是顶头的政府。在我年少时，波士顿的爱尔兰裔远比当地所有其他族群人数要多，你很难相信，他们在美国政坛的历史作用只是政府立场的支持者和游说者。在许多爱尔兰裔只是众多少数族裔之一的城市（芝加哥、圣保罗、纽约和费城）中，他们发挥的就是这样的作用，而在波士顿，身为大多数的他们，依旧发挥的是这样的作用。在所有移民族群中，只有爱尔兰裔在家说英语，更重要的是，只有爱尔兰裔懂得盎格鲁——美国人的法庭、法律和官员（县治安官、市政官、法警和地方法官）。他们也会和其他移民一样经历精神上的剧痛，但他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且没有其他移民那般无助。如果有少年陷入困境，有摊贩无照经营被抓，有人因街头斗殴被警察逮捕，有人迫切需要工作，他们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他们在政府与不知所措的移民之间充当起了调解人、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可以在评定人耳边漏个口风，并帮忙说服学校董事会，将某个女孩送到该市的教师学院去。人们都很愿意且会心怀感激地付钱给他们，这个酬劳可能会和拉到一打确定投票一样多。当时的波士顿，在大吉姆·柯利（Big Jim Curley）的管辖下，堆积选票的情况泛滥，腐败严重，爱尔兰裔简直是在随心所欲地操纵当地政府，这种腐败的情况后来变成了一出全国性的闹剧。也许算是闹剧吧，但也不尽然都是坏事，大吉姆·柯利喜欢玫瑰，我们选区的人都知道，富兰克林公园里之所以会有一个玫瑰花园，是因为柯利要求的，而母亲们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婴儿车停放在玫瑰花园里，然后在花香中与自己的孩子一起享受阳光，也是得益于柯利对玫瑰的喜爱。

因此在我们看来，政府是简单且直接的，它偶尔才会管到我们街区外面去。不过，谢天谢地，至少与这里相距甚远的罗斯福是坚定认为应该为人民提供工作的。随着我一天天长大，事实还证明了，罗斯福是反对希特勒的，这一点让我们深深记住了他。总统以下是州；当时，马萨诸塞州是扬基人在管辖。在我们这个选区，没人知道州是该干什么的，而且据我们所知，马萨诸塞州几乎啥也没做过。州以下就是城市，这座城市由柯利管理，与我们几乎毫无关系。

因此，深入到第14选区时，政府就是警察和学校老师。警察都是爱尔兰裔。如果我们跟他们顶嘴，就会被铐上手铐，被扇耳光，被踹。学校也是爱尔兰式。学校里的爱尔兰裔老师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亲吻并疼爱我们，给我们教授的内容都是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中的最高统治者、那些扬基人要求他们教的内容。

因此，在思想的传承中，首先发挥作用的是家庭，然后是街头，再然后是公立学校。

无论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 School Committee）的通用理论是什么，在马萨诸塞州——贺拉斯·曼（Horace Mann）率先提出免费公立教育想法的地方——免费公立教育的实施是非常到位的，至少在我即将入学时是如此。

在我进入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时，它的运作模式还很简单。每个街区附近都有一所初级小学（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可以步行上学。我所就读的初级小学是威廉·E.恩迪科特学校（William E. Endicott School），在那里，女教师都是爱尔兰裔而非扬基人。当时教我的老师是费伦女士、布伦南女士、默里女士和凯丽女士。她们要教的是阅读、（用帕尔默氏法）写作和加法。她们还会要我们背诗，背的通通是新英格兰人写的诗——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和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这里与希伯来语学校有一点是相同的，记忆必不可少，只是在希伯来语学校，我们记忆的是《圣经》。

每个街区也都有一个高级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在我的街区是克里斯托弗·吉布森学校（Christopher Gibson School）。在那里，区分化教育开始了，男孩和女孩会在特定时段接受不同的教育。四年级时，男孩会有专门学习木工活的时段，女孩则会去学缝纫。五年级时，男孩学电力和布线，女孩学烹饪。职业知识和书本知识则是在同一栋建筑里教授的。直到现在，我仍然可以根据自己四年级时（从木工活老师斯普瑞格女士那里）学到的知识区分粗齿锯和横割锯。我仍然可以根据自己五年级时学到的知识以串联或并联的方式给灯装电线，隔离或安装开关。但最重要的是，六年级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历史”这个词，当时教给我这个词的是克里斯托弗·吉布森学校的富勒女士。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对自己10岁时的这位老师到底还记得多少呢？她很胖，灰白的头发，有好看的酒窝，我几乎没见她生过气。她可能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新教徒；她教历史，每次上课都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她很特别，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也许能有所作为的人。她是那种充满感染力的老师，一大堆天资普通的孩子坐在面前，她都可以为他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而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就是她教学生涯中所追求的最大回报了。

她教授美国历史，这段历史的开始时间比希伯来语学校所教历史的开始时间晚了很多很多，这一点当然没什么好意外的。波士顿的历史开始于1630年，清教徒来到这里之后。这段历史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但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日期都准确无误地记下来；哥伦布是1492年，卡伯特是1497年。科尔特斯是1519年，与麦哲伦同一年；普利茅斯殖民地是1620年；之后还有许多重要的日期，一直到波士顿建立的1630年！1630年！1630年！我们还必须记住考试中会出现的名字：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乔治·卡特莱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英王詹姆斯（King James）——此人的名字必须写成英王詹姆斯一世，否则会被视为错误答案。

富勒女士不是只教名字和日期而已。首先，你必须把名字和日期记准确，然后，它们会成为一个个定桩，各个历史事件会通过它们串联起来。仅凭这一授课方式，她就已经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老师都远远甩在身后了。举个例子：感恩节。它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你是第一批从英格兰活着来到普利茅斯的移民者，你对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会有什么想法？你要如何邀请印第安人来参加你的宗教节日？她设计了一堂课，让我们在感恩节前一天在课堂上做一场表演，形式自由，在这场全班同学参与的演出中，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清教徒与印第安人会有怎样的会面，并探究感恩节的意义。我所在的这个班上全是犹太人，她给我们分了组，在美国出生，且说标准英语的为一组，刚刚移民过来，只能说些蹩脚英语或意第绪语的为一组。我英语说得很好，所以扮演的是埃尔德·威廉·布莱福特（Elder William Bradford）。“怕痒的”拉齐林（Rachilin）的父亲是无业的小号手，刚刚从俄罗斯移民过来，因此他说得一口清晰的意第绪语，负责扮演我们的印第安朋友斯匡托（Squanto）。富勒女士希望那些说不来英语的学生可以模仿印第安人说话的独特腔调，我则负责将他们说的话翻译给其余的清教徒听，包括我在内所有扮演清教徒的学生都要戴上硬纸板做的圆锥状帽子。作为文化桥梁的我要向印第安朋友传达善意和兄弟间的情谊。拉齐林和其他刚刚移民到这里的孩子在表演刚开始的几分钟里还会按要求扮演“印第安人”，但后来他们都通通说起了意第绪语，并假装自己还说着印第安语。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富勒女士当然是听不懂的，但我在向其他小清教徒翻译时还是尽量清理掉了他们言语中夹杂的那些粗话。而那些小清教徒只顾着一个劲傻笑，停都停不下来。［“你想让我们吃猪食？（Vos is dos vor traef？）”拉齐林说。我会翻译成：“前面这些食物真奇怪啊，都是些什么？”］整场表演，我们笑个不停，惹怒了富勒女士；而在我试图解释时，她表现得很伤心也很沮丧。对她来说感恩节是神圣的，应该受到尊重。

但她是位了不起的老师。我们刚学完1630年到南北战争期间的人名与日期，她就让我们探讨并思索，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历史与“现在”、与“我们”是相互关联的。对她来说，美国的全部意义就是自由，在她所教的班级里，所有学生都必须背诵并理解从“不自由，毋宁死”到葛底斯堡演说的所有名言警句。

她还是一位认真且不断追求上进的老师。我现在才意识到，她当时报读波士顿大学夜校，学习教育课程，一定是在努力考取高级学位。这件事也由外到内地影响着我。有一天，她告诉我母亲，她的夜校研讨班要做一个项目，调查一个10岁或11岁的孩子独立做研究能够做到何种程度——如今这已成为进步主义学校常做的项目之一了。她问我母亲，是否介意她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让我到她的研讨班去做报告。在她保证课后会亲自送我回家后，母亲同意了。

我的任务是研究移民，然后到她的研讨班去说一说，移民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她研讨班的同行会向我提问，弄清我对这一主题的掌握程度。当时，1924年《移民法案》刚刚通过，“关上了大门”；由此引发的争论大量刊载在报纸杂志上，但真正在这事上对我起引导作用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这是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因此移民不是坏事。他自己就是个移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强壮的劳动力，他当时追随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 F. of L.）的路线。全美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资本家们）想要继续保持不限制移民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剥削廉价劳动力。但美国劳工联合会希望限制移民，以防止美国工人的薪水因更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被压低。这对我父亲来说是个难解的谜题：他反对资本主义者，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但他自己就是移民，我们所有的朋友和邻居都是移民。在他帮我了解了所有事实后，做报告那晚9点，我走上了波士顿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教室的讲台，从好与不好两个方面阐释了移民的故事，并不持任何立场。整个报告过程我都很享受，尤其是在老师们开始向我提问时；我掌握了所有相关的日期和事实，还拥有一群全神贯注的听众，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我都给不出他们那些问题的答案。我当时一定表现得很好，因为报告结束后，富勒女士不但亲吻了我，还在电车上给我买了糖果吃。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聊，我也开始明白，移民也是历史。当下，历史正在围绕着我们发生，伊利街的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某人的表亲是否可以在他的故国拿到签证，来到美国的难题都切切实实与过去相关，与亚伯拉罕·林肯、亨利·克莱（Henry Clay）、塞缪尔·亚当斯（Sam Adam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和老威廉·布拉德福德有关。

我后来选择就读波士顿公立拉丁语学校（Boston Public Latin School），我认为这得归功于富勒女士和我母亲；是富勒女士说服我母亲相信，男孩子不仅仅只能干体力活，也是富勒女士引导我走向了这所拉丁语学校。

即便以我现在的眼光去看，波士顿当时的学校体系也是非常好的，它为初级中学毕业生提供了合理的选择组合。你可以选择就读当地高中——查尔斯顿高中（Charlestown High School）、罗克斯伯里纪念高中（Roxbury Memorial High School）、南波士顿高中（South Boston High School）。或者，若你父母同意的话，你也可以去上“市中心”的高中。如今，人们会称这些中心区学校为“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超前教育学校”（enrichment school）、“精英学校”。它们服务于整个波士顿社会——有可以学簿记和贸易的商业高中（Commerce High School），有可以学蓝图绘制、焊接、机械加工的机械艺术高中（Mechanic Arts High school），还有站在整个波士顿学校体系最顶端的波士顿公立拉丁语学校，它始建于1635年，是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这个体系中的所有学校你都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当地社区高中，距离近，步行可达；你也可以选择市中心的学校，它们是重点学校，品质一流。当时还没有校车，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坐半小时市内有轨电车去市中心上学，你可以买淡棕色的学生票，5美分一张，波士顿公交系统的普通通勤车票是10美分一张。每周上学五天，每天车费10美分，加在一起就十分可观了。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随便能浪费的，因此，你必须得是真心想要去那所学校好好读书才行。

在上学这个问题上，父亲母亲和我都认为，我应该去拉丁语学校。

波士顿公立拉丁语学校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哈佛大学创立于1636年，诞生时间正好晚它一年，而诞生原因，据该校的自我吹嘘，是因为得有一所大学来接收它的第一届毕业生。该校最初坐落于比肯山（Beacon Hill），后来搬到了芬威（Fenway），也就是我入读时它所在的地方。最初在比肯山上时，当地的街道都是以它命名的，现在学校搬走了，街道还在：波士顿学校街（School Street）。据我们所知，传说中那些曾占据比肯山高地，俯视波士顿，对那些在结冰路面上放煤渣以便乘坐雪橇通过的英国兵扔雪球的男孩就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美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批学生示威者。在我们的拉丁语学校礼堂中，横饰带上骄傲地记录着这些男孩的名字，他们从这里毕业，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汉考克（Hancock），一直到爱默生、莫特利（Motley）、艾略特、佩恩（Payne）、昆西、萨姆纳（Sumner）、沃伦（Warren）、温思罗普（Winthrop）——先驱者们为我们指出了道路。以后，横饰带上很可能还会加上肯尼迪、伯恩斯坦（Bernstein）、沃顿（Wharton）。但所有这些历史都会非常精准地传达到波士顿移民父母那里。拉丁语学校就是通往哈佛的大门——在1928年我入读哈佛那年，这话与事实相差无几，与过去数百年来没有什么两样。但现在已不再是如此了。

在我小时候，拉丁语学校是一所残酷的学校，但它很可能也是全美最好的公立学校。老波士顿版本的“免试入学制”（Open Admissions）使任何人都可以入读自己想要入读的学校。不过，进入该校，如果达不到学校标准，不管你是谁，都会被判不及格，并被开除。它在接纳学生的时候没有偏见，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新教徒、黑人都可以来这里读书，而在开除学生的时候，它一样没有偏见，谁都可能离开。及格分数是50分，如果平均分能达到80或以上，那就相当优秀了。我们的月考题目都是从大学理事会前几年的考试题中摘取的——而我们早在14岁时就知道了何为“应试技巧”。整个拉丁语学校就是“应试技巧”的越野障碍训练场，而学校告诉我们的是，所谓应试技巧就是必须迅速抓住问题；用最精练的话好好回答，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回答完所有问题。如果你在拉丁语学校的随堂算术测验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那么在大学理事会那边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在那些考试中会表现得更好；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你的水平已经够上哈佛数学A高阶的内容了。

拉丁语学校所教授的学习方式很机械，不会掺入任何文化性的、超前性的或可拓展视野的内容。我入学第一年的英语老师是拉索先生，他长着一张职业拳击手的脸——光秃秃、闪着光的脑门，狮子鼻，突出的下巴，凶神恶煞的眼睛，只有学生在语法测验中打了大胜仗时，他的双眼才会出现笑意。他对诗歌《国王之歌》（The Idylls of the King）或《伊万杰琳》（Evangeline）中的韵律，或小说《惊婚记》（Quentin Durward）中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给我们强硬灌输句子和段落的结构。段落都是以“主旨句”开头——这是所有作文教学的基石。而句子中要有“主语”、“谓语”、“隐喻”、“明喻”、“类比”。动词有及物、不及物，有时还有虚拟语气。他教授英语的方式就像在教我们拆卸汽车引擎，或拆卸手表，拆完了再把它们正确无误地组装回去。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规规整整的英语。而我们的德语老师格雷奇先生也采用了与他一样机械的教学方式，因此，他的学生一辈子都会按首字母顺序记下六种可接第三格的德语介词——aus-bei-mit，nach-von-zu。教我们法语的是斯库利先生。我们不仅得背下那些法语篇章，还得背得滚瓜烂熟，这种训练的结果就是，多年后，我们已经记不得那些文章的名字，但依旧能记得里面的名言警句；到第二学年结束时，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不规则的法语动词。

我的古代历史文化老师是海耶斯先生；美国历史老师是内佐夫先生，他在富勒女士六年级所教授过的内容上，又进行了详细的扩充；拉丁语老师是“农夫”威尔伯（Wilbur）。“农夫”威尔伯是个很质朴的人，他在波士顿外有一家农场，种着苹果，他会带许许多多苹果来，分发给学业表现优异的男孩。学习拉丁语是非常辛苦的；有的在学习恺撒的故事，有的在抱怨西塞罗（Cicero）的著作难懂，有的已经开始学习维吉尔的诗了。尽管我对古代史非常着迷，但我拉丁语学得很糟；不过，直到许多年后，进入美国政坛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记得很多，“农夫”威尔伯曾教授的关于恺撒和西塞罗的知识，已经如雪花般片片落下，堆积成为我思维中的沉淀。

不过，尽管就读拉丁语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在这里的前三年还是备受折磨，并没有比其他学生好过。我很努力，但还是只有60分的平均分，这个成绩让我落入了全班垫底的那三分之一之中。就在这时，我的生活遭逢剧变，1931年6月，我父亲去世了，与此同时，另一场教育突然而至，这场教育是我那一代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未能幸免的，它让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负责教这堂课的老师就是大萧条。

现在，人们从文字材料中能看到的是，20世纪20年代还是繁荣时期，大萧条是从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后开始的。

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来说，大萧条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1928年，我开始了在拉丁语学校的学习，同时开始的还有我的学生日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黑色星期五（1929年10月29日），也就是伟大的华尔街崩塌的那一天，在我的日记中并没有丝毫痕迹。我在那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一整周一分钱都没有，爸爸今天只拿了两美元回家，妈妈又哭了。”

之后过了两年，父亲因心脏病发去世了。这两年的经历不仅拖垮了父亲的心脏，还如噩梦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扑来。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当时，我还只是个美国历史的爱好者，但当时经济状况之恶劣，就连青少年也看得出，这个国家连我们的生计都无法保证了。我们家穷得连衣服都穿不起了，4年里一大家子一件新衣都没添置过；我们所有人穿的都是别人穿过的衣服。我们经常去一家熟食店买东西，老板是希夫先生，我偶尔还得拜托他将只有50多克的鲜牛肉切成6片，这样我家六口人，一人可以吃到一片。希夫先生的刀工神乎其技，总能满足我的请求，片出来的牛肉就像纸一样薄，如果举起来，都能看到光从另一侧透过来，不过，最好别把它举起来，因为它会碎在你的指间。另外，我会走上一英里，到德雷克蛋糕店的烘烤车间去，在那里，运气好的话，花10美分就可以买到将近一公斤的隔夜蛋糕。另外一个方向上，也是距离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家巧克力工厂。在那里，运气好的话，10美分可以买到即将被扔掉的发霉巧克力；不过，就连花10美分买巧克力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奢侈了。电影已彻底从我们的家庭预算中消失了——因此，孩子们只能看书。为了节省5分镍币的车费，我开始步行往返4英里外的拉丁语学校，刮风下雨也是如此。我的上学之路要经过罗克斯伯里十字（Roxbury Crossing）地铁站，还要横穿工厂区，期间我发现，制鞋厂一家家倒闭，再没有工人进进出出，冰冷的烟囱也再没有吐出烟尘，唯余影子落在我通行的道路上。1928年，在我刚进入拉丁语学校时，大波士顿地区还有948家制鞋厂；一年后，只剩817家。1930年时，整个波士顿只剩8000制鞋工人；到1940年，该数字又锐减一半。

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与我所学过的美国历史没有丝毫的联系。摆在眼前的证据告诉我，爸爸是对的——资本主义毁灭了我们。资本主义不在乎我们遭遇的苦难。根本没人在乎我们经历了什么。只要学校不上课，或者放假，我就会去打工，我的老板是个小承包商，给人翻修房屋。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开始，至于什么时候下班，得看我什么时候剥完所有旧墙纸，挖掉所有石膏碎片，并补上新的墙粉；一天若工作12小时，我能拿到2美元工资，能有收入让我很开心。当时我已算幸运，只是这份幸运也有到头的时候，我的老板破产了，这份工作也做到头了。人们吃不饱肚子，生活也过不下去了。

大萧条波及范围太广，影响太大，无法透彻全面地了解。在我们那片街区，我的伙伴们都和十几岁的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要么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YSPL），要么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YCL），要么要加入青年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者（Young Worker Zionists）团体，该团体的会歌是：“我们要回到巴勒斯坦，离开这个大萧条的地狱。”美国政坛似乎什么忙都帮不上。在十六七岁时，我去了当地民主党在蓝山大道的临街办公室，那是我进入的第一个政治机构总部。我以为到这样的政治机构来可以为自己谋得一份工作，但事实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抓住了我的肩，将我踹了出去，那一脚之用力，令我每每回忆起来，脊椎尾端还会隐隐刺痛。那人告诉我，他们不欢迎臭小鬼，让我滚别处去。那一年恰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筹备自己1932年总统竞选的一年；现在的我知道，他当时一定拉拢了柯利以及当时波士顿的核心人物；不过，当时，我离开那里，走在大街上，真的看不出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什么，我厌恶整个政治系统。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拯救我们——但你要如何将革命与富勒女士、内佐夫先生所教授的美国历史联系起来？

一切在我父亲去世后变得更糟了。当时我只有16岁。1931年6月16日那天的日记，我只写了一句话：“今天爸爸走了。”父亲走之后的那一年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我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拼了命也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彻底从脑海中删除掉了。我只记得一个客观事实，母亲没有立刻让我辍学，而是让我毕业后再出去工作——我要到1932年才毕业。但是不出去工作，留在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支离破碎的尊严。

我们开始领家庭救济了。

对我们这个有知识、有教养的家庭来说，领取家庭救济是非常羞耻、极其不体面的。父亲去世后，我们家还有五口人。波士顿对五口之家的救济标准是每周11美元。因为我们只能靠着每周11美元的救济过活，住在楼上的外祖母也不再要求我们付房租了。但在当时，为了领取家庭救济，母亲不得不搭乘电车（单程车票10美分）到位于市中心的救济发放点去。每次去都要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然后领回一张5美元的钞票，和6张1美元的钞票。每周她都得去一次，每次也都是带着忧郁和沮丧回家。那真是太不堪了。在那苦难的最后一年，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没了父亲这个依靠，我只能一切靠自己。如果我想上大学，就必须得到奖学金，而要拿奖学金就意味着你得有漂亮的分数。在这个欲望的推动下，我的平均分从60分飙升至90分。我在大学理事会考试中所取得的最终成绩在当时被称为“最高荣誉”。毕业后，我立刻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只是该校并不给我提供奖学金；一毛钱奖学金都没有，只是有权注册入读而已。因此，这纸证书成了收藏在抽屉里的纪念品。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能摆脱救济，并不被饿死。

每一个人都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无人幸免。我姐姐格拉迪斯多才多艺，天赋卓著，但在大一结束后还是被迫辍学了，她找了一份图书馆助理的工作。我的两个弟弟，9岁的罗伯特和12岁的阿尔文，每天上学前都要去各个街角卖报纸。也就是说，他们每天早上6点之前就得起床，然后一头扎入冬季的寒风中。而我每天早上5点就要开始工作。我从当地报纸批发商那里争取到了在电车上兜售报纸的许可权，我负责的是路况很不好的一段，从富兰克林公园到埃格尔斯顿广场（Egleston Square）。

在电车上，我遇到了许多爱尔兰裔工人。电车司机几乎都是爱尔兰裔，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斯诺先生，我总是这么称呼他——他一周有六天是电车司机，最后一天是在一家公理会周日（Congregational Sunday）学校教书。说回那些爱尔兰裔，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爱尔兰城市戈尔韦（Galway），而且以身为戈尔韦人为傲，他们还跟我解释了戈尔韦人与科克（Cork）人、蒂珀雷里（Tipperary）人和都柏林（Dublin）人的区别。听着非常像犹太人之间彼此聊的，平斯克犹太人与华沙犹太人、敖德萨（Odessa）犹太人或利沃夫（Lvov）犹太人是如何如何的不一样。他们都是不太好相处的人，但只要接纳了你，就会把你视为同志，为你两肋插刀、赴汤蹈火。这些人中，最刻薄的要数司机康利。他是个其貌不扬、总板着脸的俗人。我身上明明佩戴着官方授予的镀镍徽章，证明我有权在电车上卖报，但他还是爱叫我“死远点，滚出”他的车。有一天，正好是他开车，我不得不做好面对他不友善的心理准备。车来了，我拿着报纸跳上车；我在车上待了三站，一直努力向他解释我的苦衷，我得讨生活，得赚钱养我的母亲和弟弟们，而且我是有权在他车上卖报纸的，只是不想和他打起来，等等等等。最后，他妥协了，说“好吧”。但他为我所做的远不只同意我在他车上卖报纸而已，他把富兰克林公园站岗亭的钥匙都给了我，里面有一台电热器，是供大清早出车的司机们暖手暖脚用的；他还开始教我如何从老板那赚到更多的钱。当时我报纸卖得很好，每天能有2—3美元的销售额。但这收入是要上交老板的，老板对着账本，根据剩余报纸份数计算出我卖了多少，再付给我相应的薪水。康利帮我想了个能骗过老板的法子，埃格尔斯顿广场是他电车运行的回车场，如果他趁这机会把人们丢弃在广场上的报纸捡来给我，那么我每天就可以多赚50美分。他早上10点或11点的时候会给我带回一捆别人丢掉的报纸；如果这些报纸被丢掉的时候还足够整洁，那么我可以把它们重新折好，假装是没卖出去的报纸，还给老板，这样的报纸每多一份，我就能从老板那里多赚到1.3美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当时每天骗老板50美分的做法感到很抱歉，但他很可能已经从自己“麾下”报童那里赚回了这些钱。另外，因为我每次给他的现金报款都很多，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至少那些报纸都被他退还给了报社。因为康利帮我骗了老板，所以我俩成了铁哥们儿；我们都在反抗当时的体制。

卖报的工作我做了一年多。我会大声喊出头条；有时我会在城里看见拉丁语学校的老友，他们搭乘电车去波士顿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上学，这时我就会用拉丁语吆喝头条，只是很难在这吆喝声中投入往常一样的热情，否则凭我的本事，是应该卖得如往常一样多的。尽管我吆喝了，但还是被我拉丁语学校的老校友们无视了。我是个大学辍学生，而他们是大学的走读生。

卖报这个行业水挺浑，夹杂着欺骗——这是所有报摊的潜规则。这一点也是我后来在尝试管理杂志时才了解到的。后来，我出了一些比较畅销的平装书，在报摊也有出售，我在试图弄清那些书的报摊销售情况时，又再次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回到我卖报的那一年，我将一些电车常客变成了送报到家的客户，待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多之后，仅凭这一项业务，我每周的收入就能多上好几美元，而且这笔钱是我老板不知道的。

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当地希伯来语学校教孩子们希伯来语，每周能赚到14美元。作为老师，我把自己小时候曾经经历过的残酷原封不动地加诸到了我的学生身上。如今，我在外旅行时，会遇到中年男女走过来告诉我，他们是我的学生，说我对年幼时的他们很严厉，是个传统但上课方式很有效的老师。不过，当初的我也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18岁少年。因此，我在教希伯来语字母时，并没有让学生去读《圣经》中惯常被选为“教材”的那些内容，它们都是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能解释，但学生压根儿无法理解的。我要求他们必须死记硬背下来的是古代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雅歌》（Song of Songs）。其实这一篇他们也理解不了，不过，在沉闷枯燥的晚课中，听着小男孩、小女孩用童声诵读着这一用古老语言写就的一行行爱语，能够令我疲惫的心得到抚慰。现代的希伯来语学校通常是将《圣经》中的《雅歌》以及《传道书》（Ecclesiastes）剔除在教材之外的，原因显而易见。《传道书》我自学过。而聆听孩子们大声朗诵《雅歌》可能是我能想起来的最情色的阅读了。

1934年秋，我从拉丁语学校毕业已经两年了，内心充满困惑、愤怒和迷茫，不知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恰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哈佛大学给了我一份220美元的奖学金，伯勒斯报童基金（Burroughs Newsboys Foundation）也为我提供了180美元的大学助学金（当时我还在负责一条送报路线）。220加180就变成了400美元——正好是哈佛一年的学费，有了这笔钱，我至少可以先把大一上完。哈佛大学有个规定，每位大一新生都必须有一个担保人，以防他们损害校内财物，幸运的是，我家的邻居戈德曼夫人愿意在我的担保书上签字，做我的担保人。她就住在这条街的另一头。之后，在1934年9月，我坐上了前往哈佛广场的地铁，离开这片小天地，去寻找更大的希望去了。

哈佛毕业之后的我，担任过这所庄严学府的监事员，加入过其高贵的和尊敬的监事会，该监事会是西方社会最古老的自治机构。毕业那天，我与另外29位同学非常荣幸地获选成为学生代表，戴着丝质毕业帽，以两列纵队队形，从哈佛园约翰·哈佛（John Harvard）雕像下通过，走到雕像下方时，对其举帽致敬。不过，在我心中，无论是我成为监事会成员时的哈佛，还是现在的哈佛，都不如我在20世纪30年代刚入学那会儿的哈佛好。

无论是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学生，走出哈佛广场地铁口，都会立刻看到一面古老的红色砖墙，这面墙一直向后延伸，深入哈佛园中。在对这所学校满怀爱意的我眼中，哈佛园一直都是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也是整个美国最能反映美国历史的地方。

哈佛园的标志性建筑是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它灰色的立面和石柱支撑着整个宽敞的内部空间。哈佛图书馆是全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怀德纳图书馆又立于这个“金字塔”的最顶层，它的建筑结构简单有力地表明了：图书与学习是学校之为学校的全部意义。哈佛园其余部分讲述的则是历史。穿过绿意盎然的校园，是一座小教堂，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哈佛人所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的同学有32人在战争中牺牲，他们的名字也被适时地刻在了教堂的纪念碑上。离开哈佛园，穿过街道，来到剑桥公地（Cambridge Common）边缘，你就能看到华盛顿榆（Washington Elm），据说这是1775年，乔治·华盛顿接过大陆军指挥棒的地方。在这棵树的另一边矗立着一栋美轮美奂的古罗马式建筑——纪念厅（“Mem”Hall）——为纪念南北战争老兵而建。再往北走就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研究生学院、其他图书馆以及各种实验室，因为北边占地面积太广，至今还没人能把它给探索个遍。往南走是沿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而建的学生公寓，在公寓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角楼下是一块草坪，你可以拉上好友，躺在上面，在一旁潺潺流淌的查尔斯河的陪伴下，凝视对岸的哈佛商学院。尽管几乎无人知晓，但哈佛商学院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它是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期间突然建立的，当时，几位热心公益的哈佛校友认为，美国需要有一座殖民主义的管理学院，以便培养出与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职官员相匹敌的官员，由他们负责管理帝国新打下的疆土。不过，他们设想中的学院最终变成了哈佛工商管理研究生院，20世纪时，该学院毕业生大量进入跨国企业就职，也算实现了其赞助者的帝国主义梦想。

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在哈佛留下了印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哈佛在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领导下正在经历改变，科南特将要离开，主持一个名为“铀弹”（uranium bomb）的神秘项目。1869年，哈佛在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领导下进入了现代化学习的时期，艾略特一直到1909年才结束了自己的哈佛校长任期；他的接任者是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洛厄尔是拥有庞大个人财富的贵族，在任24年，其间，除在哈佛占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新英格兰学生群体外，他还录取了一批美国东海岸最富有的青年学生。随后哈佛校长的位置传给了科南特，他也是哈佛最伟大的校长。科南特是新英格兰后裔，他的家族与洛厄尔家族、艾略特家族一样古老，而他本人也像艾略特一样，是一位具有杰出创造力的化学家。科南特想要让哈佛更多元，而不仅仅是一座新英格兰学校；他希望该校教员不只是一群彬彬有礼的博学绅士而已，希望学校里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以卓越为目标，开始了哈佛教员群体与学生群体的重组，最终，20年后，也就是在他离开的1953年，他对卓越的坚持已经让哈佛成为全美学术界最具竞争力的院校。美国学术界是精英领导的圈子，是凭借能力而非财富说话的地方，在这里，学生、教授的荣誉之争都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科南特刚刚执掌哈佛时，哈佛正好融汇了旧有的温和传统与新兴的竞争风气，是最好的时期。科南特会亲自对大一新生发表演讲。我们都蹲坐在新生联盟的地板上，听他说大学是什么：让思维自由翱翔的地方。“如果你把观点比自己右派的人都称为极端保守分子，比自己左派的人都称为共产主义者，那么你在哈佛就什么也学不到。”他这样告诫我们。接着，他又说道，在哈佛到底能学到什么，要看我们有多少真本事；哈佛是开放的，所以——自己去探索吧。

每一代哈佛学生都会根据自己的偏见，将所有学生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团体，而我所在的团体有着简单明了的分类体系。我所在的团体认为，哈佛学生分为三类——由高到低是白人学生、灰类学生和乏味的人。我觉得自己应该属于乏味的人那一类。白人学生是出身很好的年轻人；和我同班的有，一个波士顿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家的人、一个纽约斯特劳斯（Straus）家的人、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两位罗斯福（约翰·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以及小约瑟夫·P.肯尼迪。更高年级的班级里还有另一位罗斯福（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位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大二时，我俩的助教是同一个）、一个摩根（Morgan）家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来自纽约和波士顿名门望族的学生，他们来自十多个不同的上流社会家族。这些家族的学生都有汽车；他们来波士顿只是为了参加派对、足球比赛，以及6月与耶鲁之间的竞赛，他们属于俱乐部。在如今的哈佛，这些人被称为“预科生”（preppies），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几所寄宿制预科学校的私校生。

夹在白人学生与乏味的人之间的是灰类学生。绝大多数灰类学生都毕业于公立高中，来自美国中产阶级，性格坚强刚毅。他们会去踢足球、打棒球，管理《哈佛深红报》（Crimson）以及幽默杂志《哈佛妙文》（Lampoon），参与各种班级委员会的竞选，毕业之后，他们会参与各种校委员会和政府机构的竞选。他们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需要救济的穷人，这一点与绝大多数乏味的人、拿奖学金的学生一样。举个例子，1938年时与我同班的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就是《哈佛深红报》的主席，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来，他成了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长，不过，就大学本科生的身份来说，他只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灰类学生而已。1938年与我同班的约翰·金（John King）也是灰类学生，后来成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威利·梅恩（Wiley Mayne）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历史系学生，与我们一起毕业，是来自艾奥瓦州的灰类学生，后来成为苏城的国会议员。他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弹劾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而威利·梅恩投了反对票。我们班最杰出的可能要数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了，他公然反对给学生划分等级。施莱辛格自然是不属于乏味的人一类，他既不缺白人学生的财富，又不缺他们的机敏。事实上，施莱辛格是可以同时与白人学生和乏味学生来往交际的人，他未来的名声也将超越他的学者父亲。施莱辛格年轻时极其贴心慷慨，是学校中为数不多的对乏味的犹太人友善以待的人，他自由主义者的特质不仅仅来自遗传，也来自后天的实践。曾经，在历史系本科生的竞争中，我与威利·梅恩、阿瑟·施莱辛格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水平相当的对手，因此，我对他们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一直关注着。梅恩这人言辞尖刻且个性顽固保守。我记得我们毕业纪念日那天晚上，在我们都准备离开时，他拉着我，聊到了他内心的想法：“东海岸那些自由主义者都势利，长鼻子翘得老高，根本瞧不起我这样来自中西部的人。”多年过去后，梅恩的性子变得更温和、更绅士、更温暖了，尼克松案那时候，在是否弹劾尼克松的问题上，他与自己的良知斗争，痛苦极了，他也许是司法委员会中最敏感也最有人情味的成员了。相比之下，快要70岁的施莱辛格刚直不阿，认为对丑闻不能纵容，没什么好犹豫的，他在公众面前不加收敛的犀利言辞得罪了许多人——不过，他对我们这些老友还是十分友善和绅士的，即便我们的政治观点他深感不认同，一如他少年时代一样。不过，不管是自由主义的施莱辛格还是保守主义的梅恩，他们都会将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并一直如此。而我，从进入哈佛那年开始，到后来毕业，步入社会，一直在政治圈子里四处徘徊，我嫉妒他们内心的那份确定。

我发现很难说清“乏味的人”是什么。乏味的人通常是指走读生或拿奖学金的学生。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来哈佛不是为了玩游戏、做运动、勾搭女生，不是为了欣赏老霍华德（Old Howard）的滑稽剧，也不是为了享受友谊、榆树、秋天盘旋而下的落叶、查尔斯河两岸的草坪。我们是为了能戴上哈佛的校徽，校徽上用拉丁语写着“真理”（Veritas），但事实上，它意味着你毕业后能够在某个官僚机构、社会机构、中小学、实验室、大学或法律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

科南特是第一个真正将“乏味的人”看作哈佛学子的校长，他在达德利楼（Dudley Hall）一楼专门留出了一个房间供我们这些“乏味的人”使用，午休时，我们这些提着牛皮纸袋午餐的学生有了就餐的餐桌，课间想要休息时，我们也有了舒适的椅子可躺。这里就像一块独特的飞地，由来自大波士顿地区的爱尔兰裔、犹太裔和意大利裔学生轮换使用，飞地的主事者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查尔斯·都希格（Charles Duhig），他认为，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是中产阶级。都希格看不起工人阶级（“邋遢的懒人”），也瞧不上上层阶级。他的理论认为，现代历史的主要推进者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子女以及驱动他们朝未来迈进的力量。在他监管之下的我们，是一群适应性强、来自较低中产阶级的样本，他很喜欢看我们如何抵抗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

哈佛有些聪明的上层阶级学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会跑到达德利楼来，他们觉得我们是受压迫的群体。这些教养良好、有钱或有才能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偶尔会拿上整洁的牛皮纸袋午餐，从学生公寓跑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坐在圆桌上用餐，以伙伴的身份说服我们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作为我们的监护人，都希格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因为他知道若辩论起来，我们这些拿奖学金的男孩要打败这些共产主义者是轻而易举的，一如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打败主办《哈佛深红报》那些年轻的共和党人一样。我们都是都希格手里最鲜活的中产阶级代表——渴望成功、雄心勃勃。我们绝大多数都毕业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比那些来自比肯山或纽约东区上层社会的学生更加了解贫穷。我们憎恨贫穷，一心想要彻底摆脱它。我们来到哈佛的目的不是帮助工人阶级，而是脱离工人阶级。我们迫切地渴望成功，渴求名利。以我自己来说，进入哈佛，得到它丰富的资源是一份宝贵的礼物。哈佛拥有打开各种大门的钥匙；门后面有什么我猜不到，我只知道，要得到它们，你得去争，去抢。哈佛既有针对自己学生的必修课，也有向所有人开放的名人讲座课程，你可以自由进入，不会有人把住入口，拦住你。这些讲座可以让我听到很多宝贵的信息。哈佛还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图书馆和诗歌坊可以参观、可以逗留——更有如漫天繁星般的浩瀚书海。在这里，你可以抓取思想和事实，而我抓取了历史。

在哈佛，大一有这样两门课，历史I和政府I，新生必须选择其中一门。政府I是很容易通过的，学生内部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从没有人在政府I挂过科。历史I正好相反，没人能在这门课上拿A，除非你走了狗屎运。不过，绝大多数新生还是会选历史I，他们都是冲着这门课的老师——“欢腾的”梅里曼教授来的。在性格各异的哈佛老师中，梅里曼教授可算是性格最有趣的一位了。他认为历史就是故事——因此，要讲得有趣。

在历史I这门课上，罗杰·比奇诺·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故事从安东尼王朝时代，一直讲到了《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签署，这1800年的历史见证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也见证了1914—1918年西欧的分裂。如今，在许多更加讲究、更加严肃的哈佛历史专家眼中，他把历史讲得太儿戏了。在讲到西方文明时，他将自己的课程变成了一出轻歌舞剧，共36幕，情节相连。梅里曼的课可以同时取悦下面坐着的600名学生，让他们为之着迷；他会在讲台的两端走来走去，时而咆哮怒吼，时而温言细雨，时而高声，时而低语，时而捏着嗓子尖叫，他的绰号也是由此而来。我们在他的带领下，飞速走过安东尼王朝，感受中世纪，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致敬，因摩尔人与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斗争而激动，为摩尔人的最后一任苏丹布阿卜迪勒（Boabdil）而忧伤。这门课就像特快列车一样，只在重大历史事件处短暂停靠，而且每一次转折，“欢腾的”梅里曼都会跳出来，用“团结，先生们，团结！”结束当场的讲座，就像列车长在报下一站和终点站的站名一样。

他认为，欧洲一直在寻找两千多年前由罗马创造，但又遗失多年的团结，就像一个人试图夺回自己的梦想一般。许多有自己历史课程的著名教授都来梅里曼课堂上就自己最喜欢的主题做过一场或一周的讲座，他们都是在梅里曼情绪的感染下，化身为轻歌舞剧演员，在台上努力表演，力求不让他们的“制片人”失望。这些教授中最厉害的要数刚刚来过的一位年轻教授，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James Phinney Baxter III），他后来成为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校长，战略情报局（OSS）副主任。巴克斯特以观察者的身份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是机枪这个工具结束了战争时代：他会直接在讲台上伏下身去，假装自己拿着一把机枪，砰砰砰地射击，向大家解释机枪在1914—1918年间对战争、对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20年后，我能听巴克斯特讲讲核弹，那一定是很有趣的。不过，等巴克斯特讲完，梅里曼依旧会像之前每一位讲师结束讲座或遇到每一个转折时一样，把课程拉回到他的授课轨道上来：“团结，先生们，团结！”他咆哮道。查理大帝、拿破仑、俾斯麦、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君主、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们、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君主、《凡尔赛条约》——都曾为欧洲的团结统一而努力争取过。在我有生之年，这个主题都会在我心中回响；每当我踏上欧洲的土地，报道马歇尔计划、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让·莫内（Jean Monnet）的梦想时，它都会再次响起。让·莫内虽然没有听过“欢腾的”梅里曼的课，但他们两人在欧洲问题上显然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

历史I作为契机，让我走向了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都令我着迷，让我不知不觉间彻底地脱胎换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

第一个方向源自一次无意识的偶然发现，在我看来，是一场浪漫的相遇。在它的指引下，我穿过博伊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的走廊，走向了中国。

事情是这样的：博伊尔斯顿楼一楼有一间阅读室，是专门留给梅里曼班上的数百名学生的，每到周末，为了突击准备梅里曼下周要讲的章节，这里就会人满为患，个个挤得大汗淋漓。但就在同一栋大楼中，你只要穿过走廊，就能发现另一个世界——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40年后，这个图书馆会慢慢发展成为亚洲以外地区关于东方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在哈佛燕京学社空荡荡的图书馆中学习，要比挤在历史I阅读室里学习轻松些，因此每周六下午，我都会偷偷穿过走廊，到那里去。我会在那里看有关中世纪贸易、宗教改革运动或帝国主义时代的书，如果看累了，我会起身，从架子上挑些中文书——这些书都是蓝色封皮，竹条固定，内里选用优质通草纸，纸上是奇怪陌生的文字，它们散发着独特的霉味，不同于西方书籍所散发的霉味。随着我越来越习惯这里的东方氛围，对墙上那一幅幅书法卷轴的兴趣日益浓厚，这里也开始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波士顿拉丁语学校让我学会了用拉丁语、德语和法语阅读。在家我学会了意第绪语。而希伯来语，是我除母语英语外说得最好的语言。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再迈出一大步，把中文也纳入我的语言范畴呢，我想要弄明白那些蓝色封皮中到底在诉说怎样的故事。我父亲也曾叫我要注意中国。因为这个选择，在大一结束时，我选择了中国历史和中文作为自己大二的学习重点。

这是我做过的最危险的选择。

中文是最好开口说的语言之一，但也是最难用眼睛看的语言之一。当时，哈佛中文系采用的是乾隆皇帝定下的标准，授课方式也十分严苛。他们认为，十几岁的少年和大学本科生是不可能掌握中文的，但他们错了，错得离谱。科南特在担任校长的第二年，就否决了这种会令智力枯竭的学术研究，而在我大二时，中文研究才第一次对本科生开放。这门课叫中文I，是入门级课程，授课老师是我见过最不讲理的人之一。这个班只有五个学生，三个研究生，两个本科生；教授一心想证明他自己的观点（本科生是学不了中文的），因此想方设法要让我们两个本科生不及格，好赶我们走。另一个本科生很快崩溃了。但我不一样，我能上哈佛靠的是奖学金，如果我挂科，我的奖学金就没了，我的梦想也将随之终结。这位教授教中文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盯着它看，把它死记硬背下来。几乎所有汉字都具备形旁和声旁，形旁表意，声旁表声，但这一点他从没教过我们。中文教学应该从年轻孩子抓起，他们的思维足够灵活，能够将汉字的形状与其意义联系起来。今天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学起中文来要比过去哈佛研究生学起中文来容易得多。过去，在博伊尔斯顿楼里，学生只能凭记忆力强迫大脑记住每一个汉字，就像拿着锤子一下又一下使劲把钉子敲进木板里一样。在我报读该课程的六周内，我就接到了退课通知；因为留在哈佛事关我的生存，所以我不能挂科，我必须熬夜到午夜一点、两点、三点，刻苦学习，强迫我的大脑内存记下并事后能够检索到那些汉字。因为教授加大了课堂上的学习负担，整个班，包括研究生在内，都开始颓丧了。最终，他心软了，我成功留了下来，还拿到了A。

我们所学到的中文内容几乎找不到任何用武之地。刚从哈佛毕业时，我还能记得并看懂3000个表意的汉字，以及这些表意汉字的组合；我至今仍留着当时的记忆卡，上面有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但现在的我，能看懂的汉字不足100个，过去掌握的汉字几乎被我忘光了，我再也看不懂任何中文读物了。在哈佛时，教授教的所有汉字和所有文献都来自中国经典著作：我们阅读并翻译过《孔子》、《孟子》、历史书籍和古老诗赋。但是，中国那些妙不可言的传统小说（中国人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种小说形式）、抒情的唐诗、怀旧的宋词通通不在教授的授课范围内。我们就像在接受应试教育一样，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学习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就是中国过去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历史，以及战争。那些认为中国人极其富有哲学思维、极其平和的人，应该仔仔细细读一读这些中国的经典著作。一直以来，中国传统追求的都是秩序、纪律和道德行为；正如其传统书籍中所记录的，如果有人公然触犯了他们心中的秩序，那么这一中国系统也会突然发作，坚决捍卫。

与穿过博伊尔斯顿楼那条路相平行的是第二个方向——历史系。回想起来，历史一如我在哈佛那四年所学到的一样，是个奇迹。坦率地说，当时人们还没有将历史当作一门科学，但认为它比手艺要高贵。教授们就是一群说故事的人，他们认为自己也许能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真相，正是这一共同的信念，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还在意学生，下课后会留在教室与学生交流。对我来说，哈佛帮我做了最好的面对未知未来的准备，这些准备不是刻意计划的，它们源自偶然、时机和好奇心的潜移默化。

说到美国历史，教得最好的要数老阿瑟·施莱辛格和保罗·巴克。施莱辛格是位非常出色的老师，在课程一开始就对我们明言，在美国历史中，思想非常匮乏，政治理论、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都存在缺陷。他认为，美国历史16年一个循环，从希望到恐惧，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在巧妙设计的入门课上，他如此总结道：“控制美国人民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机会主义……正是因为这一可塑性，我们才得以免受暴力、流血动乱的伤害……”

因此，我在哈佛开始了第三轮的美国历史学习。富勒女士带我学完第一轮，拉丁语学校带我学完第二轮，来到哈佛，一大批教授们带领我学完了最后一轮。不过，施莱辛格和巴克都给我们定过基调：他们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场好人往往能取胜的斗争，他们就像富勒女士一样，热爱美国，并为美国感到自豪。在这样的教育下，我早早地接受了这一爱国主义观点，在哈佛的学习让我更确信了这一观点，离开哈佛，我才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了历史。

不过，哈佛历史系所教授的内容远不只美国历史而已。它为我们准备的是一场历史的盛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了解著名的系列事件、冷门的历史研究领域，并感受到学习的独特乐趣。克兰·布林顿教授教的是法国大革命。布林顿教授是个彬彬有礼、冷漠超然的人，但他说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法国改革家塔列朗（Talleyrand），并形容塔列朗愤世嫉俗、言辞尖刻、蔑视一切道德准则。他在讲到法国革命家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时，对人物本身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的这种做法，就是现在那些时髦学者口中的心理历史学。因为教学大纲的强制性要求，他必须花一堂课的时间讲解革命者的财政政策、当时的通货膨胀和流通的纸券。他讲授这堂课的方法就是，拿起卡片，照着自己的笔记念，念到一半，他停了一下，打了个呵欠，说道：“先生们，我不懂你们听着这些东西是怎么保持清醒的，连我自己都要睡着了，不过赚钱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接着念笔记的后半段。

另一位极其出色的老师是阿博特·佩森·厄舍，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名望。厄舍教的是经济史，但他那充满感染力的热情、张个不停的嘴巴、雄辩滔滔的口才，动摇了我心中那尚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厄舍课上所说的故事都是人类制造了什么，交易了什么；历史在于当时的人如何生产制造商品，如何交易商品。他以康涅狄格河谷为例，解释了北方修补匠如何在那里创造了大批量生产、可互换零件和美国的生产体系。他拿出一张地图，为我们描画欧洲地下煤层，这些煤层从英格兰中部一直延伸到了法国北部、德国鲁尔与西里西亚，以此向我们展示，如何根据能源储藏脉络与各国首次开发煤炭能源的时间点，来追踪欧洲政治权力的发展。他还教过河流，为我们讲解全球所有伟大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和罗马）是如何在河口或河流浅滩地带发展起来的。对于今后要报道马歇尔计划的任何记者来说，他的课就是基础性的介绍材料。许多年后，我在一本关于欧洲复苏的书《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中直接厚颜无耻地照搬了阿博特·佩森·厄舍课堂上所讲的我还能记得的内容。他的课改变了我之前的全部思想，慢慢地令它们分崩离析，然后让我明白事实与重大事件是如何将彼此联系起来的，有了这些环环相扣的联系，历史看着就像一部精心编排的侦探小说一样。

不过，真正让我将历史作为终生事业的是一位年轻老师，他在我大三开学时才来到哈佛执教：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后来成为中美关系研究领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当时只有29岁——高大魁梧，浅黄色头发，是个来自南达科他州大草原的年轻人；他说话温柔，拥有能挑动人心的交流天赋，总让人在回味时品出他的幽默；他也是位极其细心、极其严厉的导师。他1929年从哈佛毕业，但在他重返哈佛园执教前，他绕了一大圈，去了牛津和北京，成为现代中国史专家。他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在哈佛实习，担任导师和东方学家；因为我是唯一主修中国史及其研究的本科生，所以他便成了我的导师。我们的背景天差地别。当时，哈佛秉持着“让每一个年轻人都有经验丰富者指导”这一理念，建立了导师制，但这种制度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中。如今的哈佛导师通常都很招学生怨恨，鲜少（如果有的话）真正关心自己辅导的本科生。但费正清对待我，就像学徒皮格马利翁拿到一块原石要雕刻、雕琢、塑形、抛光时一样，他是发自内心希望把我雕琢成一块美玉。

他与年轻漂亮的妻子费慰梅（Wilma）住在一所黄色村舍中，房子不大。他曾邀请我去家中参加茶话会，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场茶话会，我学到了如何正确地微晃茶杯；在他家精心准备的早餐餐桌上，我通过观察，还学到了正确的餐桌礼仪。不过真正加速我内在改变的是他对强迫我思考的百分之百投入。我们会聊中国，他会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述在北京生活的故事——但前提是功课要做完。阅读是他坚持要我做的事。我花6周时间艰难地读完了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著作，我俩都认为，阿奎那的书没用，但又是专业历史学家必须要了解的。他会让最艰苦的工作也变成乐趣，他每月布置给我的作业都是他精心书写的，体现了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心，这种对学生个人的关心是今天的哈佛导师乃至全世界导师都缺乏的。其中有一份作业是备忘录，我至今仍珍藏着，这份作业体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是如何对待自己职业的。

然而（只是阅读他的信息）自己不思考是不可能（长久）活下去的，不好好思考也是不可能活得有品质的。

如果不知区分这个与那个，或遗传与环境，或因与果，或群体与个人，或规律与事实，或战术与政策，或权利与责任，或男人与女人，或唯名论与唯实论，或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谈论某事的起起伏伏或前因后果，那么就不可能有好的思考。

如果不使用思想体系分类（比如规律一类、事件一类，或物本身一类、现象一类，或精神一类、物质一类），你的区分就不可能有多透彻。

如果对思考时选择的分类不够挑剔，你就不可能做到批判性思维。

在年轻时，你必然会受到当时智力环境中某些分类方式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哲学是最必要也是最妙不可言的科目。

我诚挚地邀请各位来参加一场研讨会，时间是1937年1月8日，星期五，主题是怀特海（Whitehead）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主持者不是别人，正是我，白修德本人。

正如众多其他思想一样，怀特海哲学也是我在费正清老师充满关爱、讲求纪律的监督指导下第一次接触到的。

不过，在忙着教导我、塑造我的同时，他也一直追求着他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亚洲革命。哈佛东方学系那些食古不化的汉学家认为，东方历史在1799年乾隆朝结束时就一并结束了。该系系主任艾利萨耶夫（Elisaeff）教授坚持认为，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属新闻学范畴。费正清老师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当下正在发生的也是历史。他很可能是整个坎布里奇唯一承认毛泽东的长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这场长征就开始于他执教哈佛的前一年。因此，在我大四那一年，年轻的费正清获准开了一门名为“历史83b”的课，讲的是从乾隆驾崩到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中国历史。他设计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讲座，采用了独创性的知识模式，报读这门课的学生非常少，但通过他带着讽刺、挖苦的犀利讲解，一点点将谎言与事实剥离，将物本身与现象剥离，将傅满洲博士和《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与中国当下的真实状况剥离，让这些学生了解到了当时在中国、在亚洲愈演愈烈的真实历史。他的课程印证了我父亲口中的中国，以及我直觉中中国该有的样子。这门课点燃了我的欲望，我渴望远渡重洋，去中国，去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

后来，在我要为毕业论文开题时，我和费正清老师发生了分歧，虽然争吵，但不伤和气。当时，我想要争取研究员基金，想要争取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因此准备将论文主题定为“现代中国贵族及其在中国社会秩序瓦解的30年中的暴行”。但是，费正清老师坚称这个题目对大四学生来说太大了。我当时迷上了武力，认为它是历史前进的发动机：谁在什么时候汇集了武装力量，对国家或敌人发动了攻击。因为我不愿接受他的建议，费正清老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从人性角度为我解释了人类行为的缘由。他在信中写道：“推动他们的有时是武力，但更多的是对武力的恐惧，比对武力的恐惧还多的，是理想。”他坚持认为，我应该根据中文参考文献，写一篇以“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为题的论文，以展示我对中国正史的了解。他指出，这类学术论文有可能让我以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身份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基金。于是，大四这一年，我开始努力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论文主题听从了他的建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可能对获得研究员基金有那么一点点帮助。不过，在跟随费正清老师学习两年之后，在我即将毕业的这一年，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远走他乡了。

我进入哈佛时还只是个青春期的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曾帮忙组织新英格兰地区各高校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学生加入阿乌卡社团（Avukah Society），在希伯来语中，阿乌卡是火炬的意思。我还曾在波士顿组织过联合抵制德国商品的行动，并因聚集在伍尔沃斯公司（Woolworth’s）外抗议而被警察驱赶。但在我大三、大四间的某个时候，哈佛和历史改变了我的兴趣。这期间发生了太多其他的事情：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了对华战争，沉重打击了中国各地的反抗力量。希特勒持续迫害着犹太人。西班牙内战进入第二年，高校内的自由主义者都自愿参与了进去。而最令我沮丧的是，令我兴趣方向改变的直接原因，一如费正清老师之前的预言，是围攻托莱多（Toledo）这一事件。当时，拥护西班牙共和政府者在数量上是超过法西斯分子的；不过，他们人数虽多，但是指挥糟糕。最终，法西斯军队控制了托莱多城堡；托莱多失守了；好人被打败了，只因为他们不懂如何战斗。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战车将驶向我们（我们可以感觉到战争的气息正在逼近），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如何战斗。

因此，我非常清醒地知道，从我走进这栋黄色框架建筑物开始，我就与哈佛校园中那些信仰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们渐行渐远了。如今，这栋建筑是哈佛大学校友会（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的所在地。当初我来这里，是为了向哈里斯（Harris）上校申请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简称ROTC），询问已经大四的自己是否还可以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哈里斯上校很严厉。我又是个年轻的校园激进分子。要知道作为激进分子，我们干的都是些什么事：西点军校学员来哈佛参观时，我们站在怀德纳图书馆阶梯上，朝下扔厕纸，挥舞着“要奖学金，不要战舰”标志，抗议罗斯福重整海军军备的计划。但我向哈里斯上校解释了，我的想法已经改变，我想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军官。上校说，大四学生是不可能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是没资格申请军官军衔和职务的。但他可以让我旁听课程，只是没有学分；他还可以让我参加预备役军官小队的演习操练。

哈佛这支小队是野战炮兵小队，配备马匹，在波士顿操练厅训练。在此之前，我只碰过伊利街上摊贩用来拉货的马。我第一次到操练厅集合，他们就给了我一匹特别大的马，并学喜剧演员胡特·吉布森（Hoot Gibson）的桥段捉弄我。我站在那匹马右侧，左脚踩进马镫，然后把身体甩上马鞍，结果发现自己坐反了，正对着马尾巴。训练营里的学生哄然大笑，我背过身，看着他们的笑脸，觉得丢脸极了。不过，捉弄完我之后，他们确实好好教我如何正确上马，我还去听了军事战略课。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习的那一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如何上马，如何让马加速和减速。两年后，我去了中国，经常需要骑马跟随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在日本战斗部队后方转移，这时，我在训练营学到的那些技能就成了我在哈佛学到的最有价值的实用技巧。在约40年后，校方迫于校园暴力的压力，准备解散哈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小队，时任哈佛监事员的我虽然激烈抗议了，但徒劳无果。因此，我主动提出负责哈佛最后一届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捐助事宜，在此事上，只有一位监事员同事与我意见相同。到1969年时，哈佛本科生眼里容不下任何战争。而在1937年，我所生活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我知道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战斗。

不过，话说回来，大四那一年，我过得很愉快。我阅读中文，沉浸在历史中，撰写以二十一条为主题的论文，政治立场也慢慢从支持社会主义向默默支持罗斯福新政转变，我还背着朋友们参加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小队的操练。

1938年6月的一天，我带着愉快的心情，以专业最优的成绩毕业了。母亲和姐姐特地乘坐电车，又转地铁，到哈佛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只是我们专业的毕业讲话对她们来说非常无趣，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唯有提到我——“他获得了最高荣誉”（Qui adsecuti sunt summos honores）——这句例外。那是自我进入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开始，她们就一直期盼的结果。我只待到了中午，并没有留下来听特威兹穆尔男爵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毕业演讲。那天下午我离开得非常匆忙，要赶着搭客车去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Ann Arbor），那里在上一门特别的暑期课程，内容是中文报刊阅读，上完课后我返回波士顿，紧接着就急急忙忙地去了中国。

就在我离开哈佛前的最后几个月，集中发生了好些重要的事。

在我心中，我是一名革命者；但事实上，我生活在别人的影响之下，生活在另一段过去的影响之下，受益于哈佛这一加工系统中所包含的所有现存机构。我的最高荣誉学位为我赢得了哈佛燕京学社授予的1200美元研究员基金。只要我选择做燕京学社的研究员，就能拿到这笔钱，并开始东方史教授的漫漫修成路。不过，从另一机构，我得到了另一份惊喜礼物，那是我在哈佛的最后一个月，我拿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

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对我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大概100年前，谢尔顿从哈佛毕业，成为一位新英格兰藏书家，终生无子。他的遗孀于1908年去世，遗嘱中以他的名义捐赠50万美元建立了该奖学金，让“前途无量的学生”听从心意，去他们喜欢的地方旅游一年。这个奖学金一如其名，就是一封邀请函，请我花一年时间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不用考虑学习或工作，只要随心漫游。

这笔奖学金非常丰厚，有1500美元。我发现，拿出600美元（实际只花了595.27美元）就可以买到足够我环游世界的各种车票、机票、船票：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U.S. President Lines）的船，先到伦敦，再到巴黎，再到马赛；搭乘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的船，先到巴勒斯坦，再从埃及的塞得港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飞机经济舱前往旧金山，再从旧金山搭客车返回波士顿。花完这笔钱，我还剩900美元。我可以给家人留下600美元，根据我和母亲计算出的预算，我家每周需要20美元，这笔钱可以让我的家人支撑足足8个月之久。最后还剩300美元，可以供我在前往中国的环球之旅中吃喝、住宿和生活。如果我在中国无法谋生，如果我赚的钱不足以帮助姐姐供养在波士顿的一大家子，我会回去，老老实实为取得东方文化教授职位而努力。

毕业那一年，我脑海中又悄悄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可以以报社记者的身份来记录历史。查理·都希格（即查尔斯·都希格）和费正清老师都认为我其实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他们虽没有明确提出，但都有暗示过，我具备可能成为新闻工作者的习惯、欲望和自我。费正清老师知道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去了中国，他认为我应该尝试去走斯诺正在走的道路。

因此，在拿到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并得到都希格和费正清老师的建议后，我开始摸索各种新闻报道方式。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还不是波士顿最好的报纸，但当时有人鼓励我出国前先去那里试一试。报头上象征“报社老大”的名字是总编辑劳伦斯·温希普（Laurence Winship），《波士顿环球报》现任主编托马斯·温希普（Thomas Winship）的父亲。拉里·温希普（即劳伦斯·温希普）是个暴脾气，但不吓人。回忆起来，他算是老一派门户开放编辑中最厉害的一位。他的办公室位于波士顿报社街——新英格兰的舰队街（Fleet Street），而他办公室的门不拒三教九流，可为任何人打开，无论他们是政客、“事件中心”人物、怪人、陌生人，还是像我一样的哈佛高年级学生。他给了我10分钟的时间，我告诉他，我将要前往中国，想要成为驻外记者，为《波士顿环球报》供稿。他听完后突然来了一句：可以。当时，他能给我的承诺只有，如果我把自己写的报道寄到了他本人手中，他一定会读；读完后如果喜欢，他会把它印出来，并支付我稿酬。他只说了这么多，但事实证明，他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1938年秋，我出发了。我随身带着一封用哈佛白色硬质信纸写的推荐信，落款是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这封信让我得以以哈佛大学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去面对这个世界，获得这个世界的青睐。查尔斯·都希格，达德利楼里那些乏味之人的监护人，一直很不喜欢我粗俗的举止，他非常严厉地给我上了一堂礼仪课，为我讲解我即将一步步迈入的那个世界有着怎样的体统与体面（“你得学会清理自己的指甲，怀特！”）；课后，他还把自己岳父旧的无尾礼服送给了我。他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驻外记者，我就必须参加外交招待会，要去那样的场合，我就需要一件正式的礼服，搭配黑色的领结。费正清老师送我的礼物更加实用——一台旧打字机。亲戚们送了我一些旧衣服。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提箱，钱包里揣着支撑我这次中国之旅的200美元旅行支票和100美元现金。

1938年9月新英格兰大飓风来临的那周周末，在老南站，母亲和姐姐泪流满面地为我送行，目送我离开了波士顿。我搭乘火车，通过纽黑文铁路前往纽约，一路上我看到海岸线上满是飓风刮来的各种残骸；在新伦敦市，一艘巨型船只的船头被刮到了岸边的沙滩上，在我所坐火车开过时，只差几英寸，列车车厢就会撞上船头。那个夜晚令我印象深刻。隔天，我住进了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接着，我登上了罗斯福总统号（SS President Roosevelt）轮船，我的铺位在船舱深处，位于隆隆震动的引擎上方。我的室友是个年轻的西班牙人，他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塞拉芬·阿里阿加（Serafin Aliaga）。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次乘船是要返回西班牙，参与反佛朗哥的战斗。他说，现在共和政府的战斗陷入了绝境，他必须回去。

他的历史感正把他引向必死的命运。而我的历史感正把我引向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特定的、带着政治情感的目的。我希望完成旅行后回到哈佛执教，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满足自己那难以抑制的欲望：看一看我曾研究过的中国正在经历些什么。历史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 萨珂（Sacco）和凡宰特（Vanzetti）是“为众人的幸福”惨死于波士顿监狱的意大利工人。——译者注

2. 家族圣经（family Bible），在一个家族内部世代传承，书内一般记载有家族成员的出生、死亡、洗礼、坚信礼和婚姻等。——译者注

3. 护林熊（Smokey，或Smokey Bear），是森林防火标志，诞生于1944年，与“云梯消防车”、“消防软管”一样，并不是当时存在的，是属于“现代社会”的，故而作者加上了引号。——译者注

4. 拉比（Rabbis），犹太人对师长和有学识者的尊称；犹太宗教领袖，尤指有资格传授犹太教义，或精于犹太法典的犹太教堂主管。——译者注

5. 萨姆（Sam）是塞缪尔的昵称。——译者注

6.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民主党人。——译者注

7. 六日战争（Six-Day War），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六月战争、六五战争，1967年6月5日爆发，持续了六天，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彻底击败了埃及、约旦、叙利亚，并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耶路撒冷、约旦高地与戈兰高地。——译者注

8. 茅庐（succah），犹太人在结茅节期间食宿的临时居所。——译者注

9. 杂货药房（drugstore），常兼卖杂志、化妆品、小吃等杂货的药店。——译者注

10. 马丁·拉马瑟尼（Martin Lomasney）是民主党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译者注

11. 扬基人（Yankee）在美国国外可泛指所有美国人，即“美国佬”，在美国国内一般指新英格兰地区及美国北部一些州的美国人。——译者注

12. 普利茅斯殖民地是1620年英国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州东南创建的。——译者注

13. 葛底斯堡演说是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最著名也是为人引用最多的演说，发表于1863年11月19日，哀悼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宣扬人人生而平等，并认为此次战役是“自由之新生”，是将真平等带给全体人民。——译者注

14. 高级学位（advanced degree）指高于学士的学位。——译者注

15. 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是一家会员制非营利性教育组织，目前有5900多个教育机构会员，SAT、AP等都是该组织旗下项目。——译者注

16. 新生联盟（Freshman Union），建筑名，就是现在哈佛大学的巴克中心（Barker Center）。——译者注

17. 灰类学生（gray men），指出身于美国中产阶级，毕业后一般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的学生。——译者注

18. 傅满洲（Fu Manchu）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是黄祸的拟人化形象。——译者注

第二部分 亚洲：1938—1945

观察者

时至今日，想起当初那个羽翼刚刚丰满就离开波士顿的哈佛毕业生，讲故事的人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他就像要举起望远镜看东西，却因拿反了方向，什么都看不清一样。如今回忆起来，讲故事的人所见到的自己，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愣头儿青，拿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台二手打字机，就打算去环游世界，还准备在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典型的年轻观察者。

这个年轻的观察者多年前就养成了记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这个强迫症似的习惯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从波士顿到中国，他一头扎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走，一边快速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回顾他当时的日记也成了重构这段旅程的唯一方式。

观察者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中长大的：犹太传统，和促使他踏上旅途的新英格兰高校传统。

在他1938年动身离开波士顿时，犹太传统还是他的第一条件反射。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吃过龙虾、蛤蜊、猪肉、火腿等明显不符合犹太教饮食清规的食物。在与自己导师共进早餐时，他会悄悄将培根挪到蛋边上，藏到烤面包下。在宗教上，他是极端拘谨的犹太教徒，恪守着古老的社会传统。无论是他，还是在哈佛的其他犹太朋友，毕业前都未与女性有过性关系。在古老的犹太教传统中，婚前性行为是严令禁止的；亲吻已是婚前的最大尺度，超过即是犯戒。

他也是个波士顿人。波士顿就业指导中心贝克法官基金会（Judge Baker Foundation）曾对他母亲说过，她儿子聪慧伶俐，天资聪颖，未来最适合做电气工程师。自那时起，源自波士顿的善意就开始动摇他祖传血脉的根基。因为波士顿的善意，他得到了伯勒斯报童助学金，得到了哈佛的各种奖学金，并最终得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如果创立这些机构的人，以及立遗嘱给予这些遗赠物的人，本就想要吸引有前途的年轻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话，观察者就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经过他们的培养，观察者最终选择了有别于自己祖辈的道路。

在这段马不停蹄的旅途中，他的日记内容短短几周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起初，他的日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琐事，内容基本只围绕这三个主题。首先是钱——客车车费、出租车消费、服务员小费、因酒店账单引发的争执。然后是性——他对性产生了丰富的幻想，一路上不断遇到陌生的人，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性幻想。最后是政治——一页又一页，这位业余的政治记者试图将在哈佛历史课上所学的东西套用到自己旅途的所见中。但在1938年秋至1939年冬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切，当时的他并不理解，一切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

他游历欧洲期间的日记都非常简短，对加深理解几乎毫无帮助。他亲眼所见的欧洲与他在报纸、教科书中读到的一模一样。刚刚发生的慕尼黑危机已火速终结，但1938年10月的伦敦仍在派发防毒面具，海德公园内还残留着新挖的防空战壕。巴黎美得一如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般；离开巴黎后，他去了自己祖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巴勒斯坦。

当时，在那片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土地上，生活着大概45万犹太人。在那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紧张，剑拔弩张。他的哈佛友人伊曼纽尔·拉贝斯（Emmanuel Labes）是阿乌卡社团的一员，拉贝斯曾经是哈佛管弦乐队里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手，比他早一年来到巴勒斯坦。那一年的所见震惊了拉贝斯，令他做出了一生的抉择。他在一处定居点住了下来，以种植柑橘为生，丰收时节，他会将柑橘装箱，用马车运走；农活让他小提琴家的双手结满了厚茧，田地里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也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头。但拉贝斯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并正为此学习着使用枪支。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处于过度劳累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中，他们挥舞工具，在布满嶙峋乱石的干燥土地上劈砍，开辟能够耕种的田地。他们吃的是去壳谷粒和粗磨面包，学的是蔬菜水果的种植方法，但所有人都秉持着同一个信念，是这个信念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随时可以为了这个信念而战。第一批抵达者率先占据了基布兹外围的山顶，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先占据高地，正如哈里斯上校在指导自己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员时所教的那样。有一天，年轻的政治观察者到乡间散步，走了4英里远，在返回定居点的路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愤怒；当地人因他的出现而焦虑，这是他们向他发出的警告。他们可能误以为他是阿拉伯人，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上街，一旦遇到阿拉伯人，是会被对方杀掉的。对于这个仇恨的旋涡，英国人选择漠然旁观，英国在这里驻扎了16000人的卫戍部队，其中，虽然排犹的是极少数，但亲阿拉伯的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滥杀令他们烦恼，但让他们更烦恼的还是聚居在他们帝国这个沉寂角落的不安定因子——犹太人。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直接对这位哈佛观察者说道：“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该死的麻烦。”

在这位观察者看来，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已足够写成一篇可用好几周的报道了——至少在寄到温希普先生手里时，还有新闻价值，能让他考虑把这篇报道印刷到《波士顿环球报》上。事实证明，温希普后来确实买下了白修德的这篇报道，这也是他第一篇有自己署名的登报文章，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数月之后，他到了香港，这才收到了《波士顿环球报》寄来的剪报和一张8美元的支票。8美元对当时的他来说很重要，但那个剪报的意义更大。有了这个剪报，他就算有了凭证，在上海时，就能声称自己是《波士顿环球报》的远东通讯记者，剪报的这一作用是温希普没有料到的。接着，白修德在巴勒斯坦搭上了挪威人（Norwegian）船运公司的货轮“塔恩”（Tarn）号，开始了前往亚洲的旅途。这艘货轮不是直达亚洲的，中途停靠多次，其间的每一段航程都以生动的例子证明了老师曾在课堂中讲述过的所有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知识。从地图上看，这艘货轮停靠的每一个点，都是大英帝国领土的地标。当时的大英帝国正是殖民地最广的全盛时期，不过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苏丹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殖民地行政部门，一定有人对殖民地港口进行了模块化设计；这些港口都有着简单但统一的混凝土码头，通往码头区的单线铁路线，以及码头区内负责装卸货物的起重机。不过，这些码头还是带有各自所在地区的特色的：苏丹的货物是运到非洲，亚丁的货物是运到阿拉伯，锡兰的货物是运给泰米尔人，码头上一起卸货的泰米尔人背上都披散着黑色的长发。锡兰的货物是茶。夜晚的客运码头上，闪烁的蓝色霓虹灯广告牌上写着“锡兰好茶”。新加坡的货物是运到中国。这艘货轮沿途停靠的每一个地方，都属英国管辖。在新加坡时，观察者去了一家邮局，他老老实实地排队寄信，没有注意到自己与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排在一列。突然，一位白人女士将他从队列中拉了出来，严厉地说：“白人直接到队列前面去。”那种感觉就像他过去在美国南部，被抓住坐到了公交车后面一样。这艘货轮所停靠的每一个港口，都围绕在亚洲边缘，在这些地方，白人可以理所当然、昂首阔步地插队到最前面，面对这些，“本地人”选择屈服。

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一如教科书中的预测。观察者把上海作为大本营，待了好几个月，并轮番使用自己哈佛谢尔顿奖学金获得者与《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其间，他还去过天津和北京；去过日军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都在下午举行，每次军方发言人都会声称在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帝国军队正在肃清残敌。观察者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地博得了日军发言人的好感，并成功说服他，给身为《波士顿环球报》特派记者的自己发放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通行证。在以上海为大本营进行观察活动的头几个月里，他并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他经常搭乘各种陆上交通工具往返于上海和其他地方之间。

上海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30年代，许多美国记者都厌倦了在美国的报道工作，他们被口口相传的巴黎故事或上海故事所吸引。在这两个城市，英语报社会雇用不知名且居无定所的新闻人，比如艾瑞克·赛佛瑞德（Eric Sevareid）或埃德加·斯诺。因此，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都进了上海唯一的三家英语报社，赚取微薄的辛苦钱。

观察者有时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看看；有时会宅在自己位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的房间内，咚咚咚地埋首打字；有时会硬挤进并不欢迎他的办公室，寻求记者、作者、文书、勤杂员的工作。不过，在位于中国边缘的上海待了两个月后，他就知道，回波士顿当教授已经不是他想要的了，他想要留在中国。这是一座充斥着怪物与传教士，光与笑，恶棍与花园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黄包车，在城内四处游走，四处观察，发现了它的某些独一无二之处。在这个被白人统治的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绝望之深，是会令波士顿穷孩子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而其上层阶级寻欢之堕落，则是会令波士顿精英阶层都觉不可思议的。

1843年，英国在上海建立了通商口岸。1939年，上海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城市，但实际上连城市都算不上。300万中国人生活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管辖之下，说白了，就是生活在英、美、日领事当局的管辖之下。邻近的法租界则由傲慢的法国人独立管辖。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权，他们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远隔重洋的异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上海是个开放的城市——卡巴莱歌舞表演、鸦片烟馆、妓院、血巷、码头区、流氓，什么都有。观察者去过妓院，但从未碰过女人。夜里，他会和其他无业的新闻记者喝酒。这座城市带有伤痛，他强烈感受到了这股针刺般的痛楚；因此，在1972年以前，留在观察者记忆中的上海都是带有痛楚的罪恶之城。后来，观察者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再度来到这座城市，这时的他才意识到，旧上海的魅力并非源自它灰褐色的建筑，著名外滩的庞大建筑群以及空中轮廓线，而是源自那消失已久的骄奢淫逸与无言悲伤的鲜明对比。

观察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想要停止观察的那一天。那一天他都在参观上海工厂。当时根本没人关心中国工人，尤其是中国的富人们；作为城市最高统治者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自身道德上的某种本能驱使，还是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台了一套名义上的工厂检验系统。丹麦人克里斯·波耶森（Chris Bojessen）是一个年轻的检验员，他痛恨自己的工作，这份工作丝毫调动不起他的热情。波耶森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因此亲自带这个年轻的政治观察者走了一遍他一天的工作流程，希望白修德可以就此写一篇报道。

他们一起参观工厂，在一家玻璃热水瓶工厂中，他发现工人都是10岁、11岁的小男孩；他们穿着木底鞋，沉重的步子踩在破碎的玻璃瓶上，这些玻璃碎片会被他们倒进大缸中，融化再利用。接着，他们去了一家纺织厂，波耶森用足尖指了指水道旁的工厂垃圾堆，里面丢着捆竹席，竹席中裹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女孩生前在这里做工；每晚都会有两三捆这样的竹席，被一起丢到垃圾堆里。下一站是一家缫丝厂，厂内温度非常高，做工的都是六七岁的小女孩，她们的任务就是整日站在水缸边，缸内是蒸汽腾腾的开水，用来分解蚕茧的；她们必须把蚕茧上脱离下的丝线从水中捞出，挂到小钩上。这份工作很简单，任何孩子都能做，但是，当波耶森带观察者经过这条生产线，并将小女工的手从水缸中缓缓拉出时，观察者才发现，她们的每一只手，手掌连接手指的关节都在腐烂中。她们的皮肤上满是水泡，皮开肉绽，湿疹处已经化脓。波耶森说，这些孩子是从农村买来的，都活不久；她们的结局会像纺织厂里的小女工一样，被裹在竹席中，像垃圾一样运走。观察者认为这件事足以写一篇报道，但写好后并没人买账，就连《波士顿环球报》都拒绝采用他的这篇报道。

这时的观察者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根据其日记记载，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在上海的短短几个月中，他见到的最激进的团体是由一群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te）组成的，成员都是白人，异乡来的漂泊者；他几乎是刚加入就被他们踢了出来；这个团体中最令观察者钦佩的那人告诉他：“怀特，别装了，你就是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此路不通，他又换了一条——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事件无疑是日本对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的战争。蒋介石政府所在地位于中国内陆，深藏在群山峡谷之后，与上海一西一东，相距甚远。这场战争与西班牙反佛朗哥叛乱之战一样，都属于反法西斯阵线的组成部分。观察者与蒋介石政府代表取得了联系，主动提出要帮助蒋介石政府。但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无法在上海久留。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返回波士顿，但他想要先看看中国腹地是怎样的情况。

观察者买了从上海到河内的英国客轮船票。他计划从河内搭乘法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前往昆明；到昆明后，也许能找到去山城重庆的办法。重庆正是蒋介石的藏身之地。到重庆后，他无法久留，必须赶在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花光前，尽快返回波士顿。

他买了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的二等舱船票离开上海，同船的有一些英国未授衔官员的妻子们，她们乘船从大英帝国的一个边远基地，沿着帝国领土的边缘，前往另一个边远基地。船上没有三等舱：只有苦力舱，所谓的苦力舱就是睡甲板。但他很开心能住在二等舱，与那些朴实无华的富态英国妇人成为旅伴。他喜欢她们的原因很简单，她们恨希特勒。其中一位军人之妻说：“他就是个政治激进分子。”她的政治主张不明确，但对自己的国家百分之百忠诚。她们热爱英国。“我们热爱自己的国王和王后，热爱我们国家的王室。”另一人解释道，仿佛在坚称自己对上帝虔诚的宗教信仰一样。坚定的妇人，有着不可动摇的忠诚，加深了观察者对英国的喜爱，这份喜爱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英国亲自终结了它。是这些单纯妇人的丈夫成就了英国的伟大，但此时的英国人却开始瞧不起这些女性，在观察者看来，这样的英国已经不再伟大了。

在前往河内途中的某个下午，观察者所乘船只停靠在了香港；隔天早上，他下了船，去寻找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的香港就业市场。在他漫无目的地走进中华民国情报部（Chinese Republic’s Information Service）办事处时，时间刚好是11点，在那里，他见到了之前在上海联系过的蒋介石政府官员。

他们正在等他。他们之前收到的信息一定是过分夸张的。他们以为他是波士顿来的“新闻记者”，曾在哈佛大学修读中文，如今是该大学的研究员，想要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服务，并以相应礼仪接待了他。此前，重庆方面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位澳大利亚新闻记者，他有6个下属，都是中国人，负责撰写发给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的特写报道。现在，该负责人即将离职。他们问观察者是否可以立刻动身前往重庆，到中国内陆去。他们说的“立刻”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后天就走，到时会有一架夜间航班，飞越日本阵线，抵达位于内陆的中国战时首都。他可以吗？

他可以。他立刻返回船上，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因为没有抵达河内，他还找乘务长索要了船票中未使用部分的费用。下船后，他找了一家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前往重庆前他都会住在那里。观察者的日记记录下了他当晚的复杂思绪。他应该成为外国政府的宣传员吗？这样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所帮助吗？这份工作是否会让他永远失去进入美国新闻业的资格？他是否应该先取得美国领事馆的许可？这个选择会把他带向何方？

不过，一整夜的自问并没有任何意义和实际用处。他已经接下了这份工作。飞机起飞之时，也是他正式参与这场战争之时。重庆无疑是日空军的头号攻击目标，去了那里，他就能亲眼看到飞机轰炸的场面了。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打入中国“政府”内部的他都将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

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周五深夜，香港启德机场，他排队登上了一架中国的容克斯（Junkers）飞机，当轮子在跑道上缓慢滚动起来时，他还以为飞机会直接撞上周围的山峦，紧接着，飞机开始升空，环绕着香港最高点的蓝色、红色、白色灯光被甩在身后。飞机朝着黑暗的中国内陆飞去，那里的夜晚，无人点灯。

他此次航程的目的地是20世纪的动乱中心之一，而此行将会以他料想不到的速度，迅速斩断他与家乡波士顿、与家人、与哈佛的最后一丝联系。即便是刚刚走出大学，没有见过世面的毕业生，也将震惊于即将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

1. 基布兹（kibbutzim），以色列的集体公社或合作农场。——译者注

第二章 中国：战争与反抗

1939年4月10日，我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长江之上，重庆，我来了。

环顾四周，飞机跑道就是用石头铺砌过的河口沙洲，沙洲两边是奔腾的黄色河水，裹挟着亚洲腹地的泥沙，穿越一个个峡谷，朝大海而去。这条简易的飞机跑道只有在冬天与春天河水水位低时才能使用；夏天和初秋，西藏融雪，水位上涨会淹没机场。河上有一座步行桥，桥下的河水形成了旋涡，桥的另一端位于对岸灰色悬崖底部。悬崖高处是重庆的古城墙。

一着陆，飞行员就把我们赶下了飞机，让外面等候的乘客赶紧登机，登机完毕马上起飞，伴着轰鸣的引擎声，飞机转眼间就飞走了。飞行员知道，多在陆上停留一刻都有被日军巡航飞机发现，并遭受其攻击的危险。

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战乱中的国家，而且是在其战时首都。此地位于长江上游，距离海洋1400英里，距离日军战线400英里。

有人为我叫了轿夫，他们会抬着我走上沿崖壁开凿的数百级台阶。轿子就是两根杆子中间吊了一个竹子做的条凳，坐起来晃晃悠悠的。这种将人当驮兽使的载人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还记得当时那个领头轿夫光裸的肩膀，肩膀上是比皮革还厚的褐色老茧。他一边走，汗水一边流。“一——二——三，一——二——三”，领头的轿夫每走一步都会重复这一单调的节奏，后面的轿夫迈着蹒跚的脚步，每上一级台阶，就会用“一——二——三，一——二——三”来回应对方。爬上悬崖，沿着路继续往高处走，穿过重庆城墙，我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刚到重庆的头几周，我被这座城市迷得神魂颠倒，都要忘记我的工作和抱负了。

大约700年前，马可·波罗行至四川省境内，笔下曾书写过这样的城市，褪去20世纪加诸在重庆身上的单薄虚饰，时光就像倒退了数百年，把他那个时代古老中国的样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请允许我仔细描绘一下当时所见到的一切，因为恰是从它们开始，我一点一点了解了真实的中国：

这座城市被夹在嘉陵江与长江之间，坐落在楔形的悬崖峭壁上，两江交汇于这个楔子的前端。重庆古城墙始建于明朝，已有500年历史，墙上共设9处城门。就在我抵达此地的几年前，人们为了获取建材，拆掉了不少城墙段，不过9扇城门都保留了下来，还矗立在原处，其中一扇仍在发挥着城门应有的作用，日出而关，日落而开，巨大的厚门板上是一个个黄铜的球状突起。过去，这扇门是供皇家运货马车通行的，名为通远门，取“连通远方之门”之意，如今，通行于此的成了汽车。这条供汽车行驶的“老”路建成有12年之久；1928年以前的重庆还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没有汽车也没有黄包车，甚至连独轮手推车都没有。就在我来这里的一年前，重庆“新”通了一条汽车路，是挨着该城墙南缘修建的。不过，此时的重庆，轿子和轿夫的数量还是远远多于黄包车和车夫的数量——300∶200。

无论新路还是老路都未曾给这座城市带来多大改变，它还是和数百年前一样，与农村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悬崖上方是一片片稻田，一直延伸到城墙脚下；下方，位于长江江岸边缘的小块田地中种满了蔬菜，乐观的农民赌自己可以赶在夏季洪水淹没菜地之前完成采收。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之处，长江及嘉陵江两岸布满了新月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处连绵的山峦脚下，然后以梯田的形式爬到山上，就连山脊上都是稻田。它们一直延伸到了275英里以外的成都，又一座城墙环绕的伟大城市，穿过成都，继续向前，直到被西藏的悬崖绝壁所阻隔，农民们才停下了不断开垦稻田的脚步。

在这堵城墙内的中国是我闻所未闻的。以花为例。从来没人跟我说过中国人有多爱花——而现在，正值春天，这里的花摊比我家乡波士顿的还多。在亚热带的四川，花儿们似乎忘记了春季才应该盛放。多花水仙在冬季过半时盛开；3月，山上李子花盛开，成为市集的点缀；杜鹃花一年到头都有，花摊上摆着一小盆一小盆含苞待放的杜鹃花枝，点亮了一年四季都昏暗肮脏的小巷。另外还有水果：5月樱桃上市，小小的橙色果实装在篮子里，有着黏黏的甜甜的汁液；一转眼，6月硕大的桃子熟了，黄色的果皮下是红色的果肉，整个中国，除了山东外，就属这里的桃子最好吃；再到盛夏时分，杏子、荔枝成了主角，8月与9月是西瓜，西瓜后面是梨子；晚秋时节属于柿子，它们红润而饱满；冬季是柑橘类水果的天下，市场上到处是粉色的柚子、橙子和橘子，12月的橘子是一年中最好吃的。短短几年，我就和绝大多数重庆人一样，都用水果来表示不同的季节了。

鲜花与果实是具象化的季节变迁。不过，真正将这座城市与那一片片稻田相连的，还是河水，是永不停歇的浪涛拍岸声。四川是中国最富庶的省，这里，5000万农民用稻田填满了中国的战时粮仓。战争期间，农民会将收获的稻谷用铲子铲起，装入一个个麻袋，然后用平底大驳船从上游运到前线。战争开始前，这些装满稻谷的麻袋会运往沿海城市。在重庆，最富有的都是米商，以及拥有稻田的地主。肉历来来自农村。每天早上都有猪从农村运往城内的屠宰场，每头猪都是两个苦力用一根杆子挑着，猪倒挂在杆子上，4只蹄子被绑在一起。它们的眼皮也被缝了起来，一路都在凄厉地惨叫。出了屠宰场的猪，一部分成了摆在屠夫案板上的一块块红肉，又肥又厚，还在渗着血；一部分成了一堆堆灰白的腐肉，爬满蝇蛆；还有一部分被灌成了一条条数米长的香肠，黑色与棕色相间，挂在露天摊铺的钩子上，落满灰尘，来买香肠的客人有的只买几厘米长，有的会买走半米多长。城市对农场的“报答”就是贡献出所有的排泄物；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把每家每户便桶内的排泄物倒入粪桶，然后在竹竿两端挂上两个粪桶，担在肩上，赤脚走过阶梯式的小巷，晃晃悠悠地去往河边。在那里，他们会将收集来的粪便倒入“平底运输船”（外国人委婉的称呼）中，由一丝不挂的水手来搅拌，这些收集点是出了名的臭气熏天。搅拌完成的粪便会运往上游，作为肥料卖给农民，而这就是重庆回赠农田的礼物。这条河也是城里许多家庭的水源，重庆新修了一些供水管道，但数量少得可怜，对于那些没有接上供水管道的家庭，只能依靠运水工送水，这些运水工会像挑粪桶一样，挑着一桶桶浑浊的河水，晃晃悠悠地运到有需要的家庭那里。重庆的巷子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巷子里的石阶堆满稀泥，非常湿滑，走在上面，谁也不知道踩哪里才不会滑倒。

沿着城里那条主要的机动车道，就可以抵达城市的最高处，在这里，你会有一种穿越回数百年前的感觉。这条路从外观上看很像沿海城市的街道；临街店铺挂着霓虹招牌，有卖布匹的，卖手电筒的，卖汽车配件的，还有卖罐装食物的；沿街叫卖的小贩兜售着针、线、热水瓶以及下游运来的外地商品。不过，与这条路相连的所有巷道内都是黑漆漆的。重庆常年雾气笼罩，只有盛夏时的那几个月没雾，因此飞机轰炸也都是在那几个月里。即使是白天，这些巷子里也很昏暗，其中有的不仅昏暗还很狭窄，一个人撑起伞走在里面，伞面上都能同时接住两侧屋檐上落下的雨水。这里，既有香味也有臭味，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就像一曲交响乐——食物、香料、鲜花、烤栗子、焚香和鸦片都散发着各自特有的香气，还未收走的垃圾以及排水沟中流淌的尿液则散发着恶臭。除了气味，这里的声音也是一曲交响乐——男人的吼声、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啼哭以及家禽在居民棚屋中的鸣叫。另外还有挑担苦力或挑货小贩口中单调的号子。每种活动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吊运原木的木材商大声吼叫着。卖棉布的小贩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木块，以告诉周围人自己来了。卖小商品的商人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箱子，里面装着所有货物，他一边走一边用自己特有的旋律报货名，就像伊利街上卖香蕉和卖鱼的小贩一样。收粪便的人也有自己特有的调子，提醒人们小心避让。黄铜器商人也不例外，他们把要卖的猫铃、刀具、牙签、掏耳勺、痒痒挠等所有商品都挂在一根长长的杆子上，它们就像考尔德的动态雕塑一样，转来转去，丁零当啷。

重庆巷子里的居民一如往常地生活着，对于时代的改变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改变的，就像戳一下才动一下的动物一样。传教士在重庆市区建了三家诊所，但只有极少人知道病了要去那里，绝大多数病人还是会选择草药医生或针灸医生，吃的药在西方都是闻所未闻的——治嗓子痛的霉豆腐，以及童子尿做的药剂，麝香或犀牛角磨的粉。无论是男性生殖、女性生育，无论是背痛还是头痛，无论是要美容还是要清洗，他们都习惯购买传统的东西，他们所寻求的是难以捉摸的神奇力量，这力量充满生命力、爱和对心灵的抚慰，就如美国电视每天播放的广告一样，其实并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在这条机动车道两旁，屋脊上挂着电线，电线连接着临街铺面的霓虹招牌，连接着政府人员藏身办公之所的照明设备，但并没有深入小巷，巷内的居民依然在使用油灯和蜡烛。干旱时节，会有人拿着绿叶，踏着整齐的步子，向老天祈雨；传统婚礼中，新娘都坐在花轿里，轿子前面挂着大红的帘子，长长的迎亲队伍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伴着铙钹的叮当声；传统葬礼中，送葬队伍遵循着千年来的传统，身着白衣，跟在棺材后面——有时，送葬者还会在尸体上绑一只啼叫的公鸡，以阻挡恶灵靠近。

这些生活在巷子里的重庆人民，生活在过去的重庆人民，根本不需要沿海城市的那种政府。西方人在那些城市建立了基地，播下了工业的种子，它们与重庆本就不同。重庆与农村的关系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这里的传统政府，虽然严酷，但是简单。在当地政府的治理下，一切井然有序，由批发商、钱商、商店店主构成的市场就足以满足山谷中农民们的需求；当地政府维持着这一方的安宁。商人负责向官方缴税——官方就是持有长矛、火枪，养着士兵，拥有维持贸易市场正常运行力量的机构。千年来都是如此，只是收税的人在变而已，各朝官员、官吏、总督，再到最近的军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会永远这样生活下去，除了当地权贵的剥削外，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外力的打扰。需要新型政府的不是重庆，而是中国这个国家。我即将服务的这个政府是最近才搬到重庆来避难的。

中华民国的国家“政府”之所以把战地指挥所建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是因为它控制着通往中国最大也最富庶之省——四川的入口。四川地理位置优越，朝西背靠亚洲屋脊，朝东以群山峡谷为障，占据了整个中国最肥沃的土地，它就是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亚热带内陆王国，可以自给自足，几乎坚不可摧、无法撼动。1939年春，我抵达重庆，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所有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整个华北地区，以及从汉口往下游所有长江流域城市。不过，汉口以西是难以穿越的峡谷，重庆就位于这些峡谷后方；这里就是个天然堡垒，中华民国政府将在这里指挥国民党完成整整6年的抗日战争。

战争爆发前，重庆有约30万人口。战争爆发后，有25万民国政府职员为躲避日军来到这里，这还只是我抵达之前的数据；从我抵达开始，直到战争结束，还会有25万政府工作人员来到这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从像波士顿这样遥远的地方而来，为该政府服务。这些政府职员从小生活在中国沿海城市，在那里的大学接受教育，习惯了电灯，习惯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习惯了下水道系统，习惯了公交车、有轨电车，习惯了报纸和图书馆；他们的妻子习惯了厨房、浴缸、汽车、电影院和西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在重庆是非常罕有的。举个例子，重庆只有一家电影院，这家电影院1940年放映的还是1936年的新闻影片。因此，这些避难者不仅仅是被迫远离沿海，深入内陆，还被迫远离现代，重回了落后的过去，这样落后的生活环境让他们非常恼火。就像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最能干、最忠诚的高官被迫远离家乡，到遥远、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去抗击敌军一样。

重庆是这个自治省份的首府；此刻，它跌跌撞撞，被拖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从搬到这里的第一刻起，就看不惯当地悠闲轻松的生活方式，认为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适应战时艰苦严峻的政治活动。1938年末，鸦片被禁。在我抵达的四个月前，公共浴室也被禁了。公共浴室是众所周知的妓院，商人会在这里聚会饮宴，上菜空当儿，他们会步履匆匆地往返于蒸汽腾腾的浴室间，里面有女人为他们提供洗、搓、涂抹精油和性交服务。严格节制是战时改革的主题——很快，饮酒也被禁了。法律还明令禁止了传统婚礼的铺张浪费；随后，政府还打算用简单的火化取代同样铺张浪费的葬礼仪式。政府不但给所有黄包车、轿子发放了号码和许可证，还计划禁止人们在大街小巷吐痰。不过，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除禁止鸦片那一条命令外，其他法令根本执行不起来。尽管蜂拥而至的新来者正在一点点占据这座城市，充斥了它的大街小巷，但这一表象之下，古老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未曾改变。

崇高是我对这些避难政府官员的第一印象。他们可以如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选择留在被日军占领的沿海城市，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但他们没有。他们甘愿忍受重庆夏季令人烦躁易怒的燠热，以及冬季没有暖气的潮湿寒冷的室内；这里医疗条件落后，他们的孩子一旦患病，往往就会夭折——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屈服。

政府官员不是唯一宁愿反抗不愿屈服的。与他们选择同一条道路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迫于战火，他们到重庆避难，在这里建立了临时校区。沿海许多小商小贩也来了，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致富，仅仅是出于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固执地想保住中国人的身份。紧随其后的是厨艺精湛的厨师，他们不愿留下服务敌人。在战争结束时，除了偶尔在巴黎、纽约吃到的美食外，全球真是没有哪个城市的美食能比得上重庆这里的了。高档餐厅的主厨们带着自己省份的特色菜肴，从福建、广东、上海、北京、湖北、湖南齐聚重庆。

我发现，所有这些人——政府官员、学者、军人、店主、厨师——都有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浪漫情怀。现在再来看这段历史，你很难想象当时他们是多么值得钦佩。在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令纸币一文不值，催生了腐败，美国的援助分离了国民党人与农民，国民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与共产党的内战。此时的重庆已经被腐蚀到了内核。不过，在我刚到重庆时，拜访那些官员是会令人内心鼓舞的事。他们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前的台阶上玩耍，妻子在宿舍楼与办公楼间拉起绳子，晾晒湿答答的衣服。他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闲暇时还会训练孩子躲避轰炸，等春天过去，雾气散掉，日军势必会展开轰炸，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做好准备。每位政府官员每月的配给只有几袋米和一点点食用油。他们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中，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冬天只有炭火盆可取暖。

刚刚迁至此地的政府几乎占用了重庆及周边的所有酒店、半现代化办公楼和校园建筑。随着逃难至此的政府人员越来越多，一些人不得不住进农村的简陋棚屋，这些棚屋是竹条编织结构，糊上泥，再用粉浆刷白。

每天早上，最先响起的都是中华民国国歌，遍布城内各处的国民党人一同唱着，歌声中充满悲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我每天早上都是在他们的歌声中醒来，后来，我把这些歌词翻译成英语，给西方朋友们看，他们都会被歌词中的严肃认真给逗笑，他们觉得这股子认真是滑稽的。这首歌的曲调虽然悲伤，但具有鼓动人心的神奇力量，每次听到，都会令我心潮澎湃。同样令我心潮澎湃的还有每天夜里城内各处响起的军号声，伴着军号声，中华民国国旗缓缓降下。

在他们身上，吸引我的不仅有他们为事业拼搏的精神，还有他们显而易见的美国化。

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民国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它一般被美国思想、援助和建议摧毁得如此彻底，非要找出一个，可能也只有越南南方共和国政府了。重庆民国政府的所有官员，无论男女，并不是被美国人征召，供其驱使了，是他们自己主动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半个世纪以前，传教士就已经开始扰乱中国的传统思想了；传教士建立的大中小学加深了美国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力；迫切渴望让中国现代化、西方化的奋斗者们，追求着美国的学问、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掌握着一切生命的奥秘。

这种渗透是自上而下的，位于顶端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夫人。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在她的游说下，蒋介石成为循道公会教徒。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曾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外交部长1904年毕业于耶鲁，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及加州大学学位。情报部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中央银行行长、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是1915届哈佛毕业生。除他们之外，重庆政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曾留学美国，从卫生官员到盐政官员再到外贸官员。该政府的驻外使节更是如此，基本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驻华盛顿大使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驻伦敦大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不仅有三个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还担任过该校校报编辑，如今他又多了一份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编辑部。我的哈佛学历在这里比在波士顿要管用得多。后来，我还在这里组建了一个中国哈佛校友俱乐部，哈佛毕业生在蒋介石重庆政府高官中占比之重，是他们在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政府高官中都达不到的。

当然，现在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一切就是场大悲剧。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我才发现，这个“国家”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除了蒋介石以外，这批人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

蒋介石是这个政府中非常地道的中国人。我对他，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和不屑。蒋介石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语，他出生于一个盐商家庭，幼年丧父。现在回忆起来，蒋介石选来装点自己政府门面的研究美国的学者们就像一个现代的电子系统操纵板。按下按钮就有光闪烁。但操纵板背面的电线并没有与外界相连，开关板也并没有与操纵系统相连。后来，为帮助蒋介石政府，美国来了一大批顾问、援助专家和军事专家，在终于发现这个开关板压根儿不起作用时，他们都爆发了激烈但无力的愤怒。只有少数美国人可以见到蒋介石，绝大多数都会被拒之门外，只能看到蒋介石政府大楼外的石墙；两个哨兵把守着入口，门外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通到山上，在山上突然转向，消失不见了。它消失的地方就是中国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之地——这个“政府”控制着前线的军队，有必要时也会与军阀结盟，这个“政府”通过几条现代化的公路，深入了农村、城镇，在那里创立了保甲制，为真正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鲜有美国人能理解这个“政府”，它诞生在美国化中国官员的管辖范围之外。但也鲜少有中国人能理解一大票美国顾问所带来的美国体制。蒋介石邀请这些顾问来帮助自己的政府，因为他认为美国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和技术，可以直接移植到他的政府中，又不会改变其政府原有的东西。

数年后，美国顾问体系将在中国发挥神奇的作用。从那时开始的35年中，我亲眼见证了美国顾问和美国间谍如何像幽灵一般遍布全球，他们在拯救一些国家的同时，也在摧毁另一些国家。重庆正是我这趟观察之旅的开端。

简言之，在来到重庆的第一个夏天，我受邀参加了一场美国顾问的晚餐聚会，他们每晚都会相聚在循道公会布道所，享用美式晚餐。已从美国陆军航空兵团退役的克莱尔·陈纳德上校是其中很资深的一位，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彬彬有礼的人，时任重庆政府航空顾问。他当时致力于重组国民党的空军。陈纳德绝不会在空袭中躲避，他会仔细观察逼近的敌机，研究日方编队，就像足球教练研究下一个对手的比赛影片一样。通过这一研究，他找到了日本零式战斗机（Japanese Zero）的优缺点——具有高度机动性，但动力不足且炮击不准。他发现，相比之下，美国新的P-40战斗机在飞行高度及速度，还有打击精确度方面表现更佳，该型号战斗机采用的是平台装置式机枪。如果将它投入战场，美方应该采取的策略是，让它保持高于日本零式战斗机的飞行高度，在对方从自己下方通过时，从上方发动突袭。不久，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就得到了印证。除他以外，重庆政府中还有一位无军方背景的航空顾问威廉·兰霍恩·邦德（William Langhorne Bond）。在他的教导下，我学会了如何根据炮弹破空的尖啸声识别炮弹类型，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观察敌机：如果发现远处出现敌机，找根电话线杆，站到它后面观察，如果敌机的飞行路线平行于电话线杆，且沿杆向上，那么就要赶紧找地方躲避；如果它的飞行路线与杆不平行，那么它的炮弹就不会击中你。和我们一起用餐的还有好些金融顾问；他们格外严肃地讨论着中央银行系统和税制的问题，讨论后的建议会逐级传达给蒋介石。我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很可能就是从当时开始的：他们将现代中央银行系统教给中国人，让他们知道中央银行如何印刷钞票；知道这些后的中国政府兴高采烈地照办了，最终结果却是纸钞贬值，几成废纸。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教一个青少年如何注射海洛因一样。

要说在这个美国顾问团中谁最风趣幽默，那就非“奥斯本”（Osborne）莫属了。他自称“奥斯本”，全名是赫伯特·O.雅德利（Herbert O.Yardley），据说是个皮革商人。他是“一战”时期美国密码学及密码破译部门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该部门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奥斯本——雅德利在重庆担任的是蒋介石政府的技术员，负责拦截日方无线电电报，并破译其中的密码，他的这一工作也为后来美国海军“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工作奠定了基础。当时，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尚未建立，中央情报局（CIA）的诞生就更晚了。

不知为什么，“奥斯本”很喜欢我。他是个幽默十足、热情满溢的人，而在他热衷的事物中有酒、赌博和女人。与我成为朋友后，他决意要教会我玩扑克，教导方式是，让我站在他身后，观察他如何用双手扫荡牌局。在他看来，性也是我应该了解的，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好些人间尤物，想以此说服我尝尝女人的滋味。我并不愿意，在波士顿形成的观念仍牢牢扎根在我心中。他教了我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从其他美国顾问或学者那里没学到的：遭遇空袭应该怎么办。雅德利的理论是：如果炮弹从上方直接命中你，那你必死无疑。据他说，空袭中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被震碎的窗玻璃碎片，因此，在听到防空警报时，你应该先喝一杯，然后躺到沙发上，用两个枕头盖住自己——一个盖眼睛，另一个盖腹股沟。玻璃碎片可能会伤到这两个重要部位，二者中无论伤到哪一个都会令你生不如死。在原子弹出现前，这一建议对地面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我个人就采纳了这一建议。雅德利对我格外友善，一如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许多长辈对我一样。

在蒋介石政府的美国顾问团中，我是等级最低的，几乎没什么存在感。23岁刚刚毕业的我毫无经验，之所以能被这个美国化的中国政府接受，获得中国宣传部顾问的头衔，全凭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身份。不过这份工作我完全搞砸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些什么。没人可以为我解释。如果按照标准的社会主义说法来说，在当时那个追逐潮流的年轻自己眼中，我是个“反法西斯斗士”。不过事实上，蒋介石政府聘请我只是为了操纵美国舆论。美国对其抗日的支持是该政府幸存的希望；要得到支持，左右美国媒体至关重要。该政府认为欺骗美国媒体是必要的，只要能说服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那么一切手段都是必要的。这是1939年我来到重庆时，蒋介石政府所采取的唯一的战争策略，我的工作就是不惜利用谎言来践行这一策略。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负责监督“中国新闻委员会”的新闻特写报道。政府给我的月薪是400元（中国货币），按当时的外汇折算，相当于65美元；我还可以自由接政府以外的活，只要我发表的内容是有利于中国抗日事业的就行。

刚到重庆的头几周，我住在一处布道所中；后来，意料之中的轰炸来袭，布道所被炸毁了，我就搬进了位于新闻委员会办公室楼下的政府宿舍，与好几个中国人同住，早饭和午饭都在政府食堂吃。后来，随着越来越多重庆建筑被轰炸摧毁，国民党政府宣传部在其后院为外国记者建了一个媒体招待所，我与其他新闻记者一同搬了进去。

没过几周，所有人都发现我是个业余记者。我属下那六个负责撰写新闻特写的中国职员说得一口不逊于我的流利英语，他们的年纪都介于30—40岁之间，曾担任过沿海城市英语报纸的记者，是非常能干的新闻工作者，如今拿着只够糊口的工资为政府工作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年仅23岁的我要负责指挥他们撰写报道，并对他们的报道进行编辑。我并没有他们对自己政府的那种热爱与忠诚，他们的政府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辩证地研究着这个政府；我努力为美国媒体提供在此工作期间能够挖掘出的所有信息，无论多么微小。对我来说，好的报道就是好的报道，与它是不是好的宣传无关，而我的客户是迫切需要新闻的外国新闻记者，无论是常驻重庆的，还是途经重庆短暂停留的。

他们都是被派遣到这里报道战争的战地记者，每天都得有新闻上交，但真正的战场位于下游数百英里远的地方；从这里到前线要一周的时间，从前线回来还得要一周。无论多小的悲剧都会成为他们的报道素材，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报道的；中国记者也是如此，不过，在中国报纸上是无法看到当下真实战况的。在翻译军政部午夜发布的战报时，有些特殊行话是必须迅速掌握的。日军绝不能叫日军，要叫“倭寇”。在战报中，日军永远不会“袭击”，他们的军队都是“鬼祟潜行”（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深更半夜劫匪的行为的）。1938年，日军成功占领汉口，将侵略战争推向了高潮，这么重大的新闻，一周后才在重庆公布，说法还是“汉口发现敌军踪迹”。国民党军队只要撤退就会被报道成：我军参与了一次“重大的战术性侧翼包抄行动”。日军新占领了一座城市或乡镇就会立刻被报道成：“我军已成功诱敌，令敌军进入了”布置在刚沦陷城市的“陷阱”之中。如果前线打了场小胜仗，报道结尾都是中国军队缴获武器无数。

此类新闻让外国媒体很失望。某些外国记者是可以操控的。比如娶了中国老婆的美联社代表，一个叫戴恩（Dane）的年轻人；还有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路透社驻华总编；其他媒体也派遣了忠于中国政府的驻华代表。这些人是中国政府提供什么就报道什么。当然也有无法操控的，排在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年轻的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一旦情绪来了，他能写出极其优美的诗句；另一个是《纽约时报》的F.迪尔曼·德丁（F.Tillman Durdin），在报道亚洲的外国记者中，他是顶尖之一，非常正直，就连中国政府官员在对他说谎时都会胆战心惊。最好操纵的记者都是些名人，经验丰富，是大型英美报社中突然蹿起的新星，他们飞过来，待四天，就能发回关于抗日战争及中国抗战精神的通讯稿，稿件中充斥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在我担任政府宣传人员的短暂生涯中，遇到他们是我最大的幸运，让我认清了很多东西；一个外国记者，到重庆的当晚就获得了政府的宴请，整整四天都沉溺在杯盏之中，往往是酒还没醒，就东倒西歪地去赴另一场宴会了，他们的通讯稿都是我在新闻委员会的办公桌上代笔完成的。

短短几周，我就被降了级，丢了主编的职位；负责人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文章写得非常好，亲自去写新闻特写报道才不浪费才华。这样做不仅“顾全”了方方面面的“面子”，还提供了更适合我的职位，从这段经历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虚实混杂的传奇人物报道方式。

作为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知情者”，记者们都很不客气地要求我提供真实信息，好丰富军方公报中难念又简短的地名，写出正儿八经的报道；合众社记者每天至少要凑够一组不少于500字的电报；路透社是每天至少两千字，无论有没有新闻发生。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有一次，中国报纸上一则短讯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浙江省的某个地方（后来被日军占领），一个叫蔡黄花（音）的中国女性，朝日本军人聚集的戏院扔了一颗手榴弹，杀了许多日本军人，自己活着逃了出来。我在翻译“黄花”时用了字面意思，因此她成了游击队队长“金花”（Golden Flowers）蔡女士，她是一个高大强悍的女人，是一群抗日勇士的领袖。我把这则报道稍微充实了一点，引起了所有外国记者的兴趣，德丁是其中唯一的例外。这些记者所在报社总部要求他们为这则报道配上照片。我在新闻委员会的同事帮忙找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年纪轻轻，身着军装，腰上别着两把手枪。这张照片让她成了“别枪的金花女士”。这些记者想要更多信息，新闻部门就不断、不断、不断地提供。好几个月，我一直在提供关于这则报道的新闻素材，“金花”蔡也成了仅次于蒋介石夫人的抗战女英雄。这些故事送到美国，经过重新编辑，她的英雄壮举成了传奇。三年后，也是我离开中国政府新闻部门很久以后，《美国周报》（现已不存在）给她做了整版的头版报道。那时候，我暂任纽约《时代》周刊的远东主编，有人提议《时代》重新再做一次这个报道，逼得我不得不跳出来反对，并承认这个虚假报道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我的更多功夫都用在了报道影响广泛的混乱时局与战争悲剧上，因为这与记录历史有关，也将记录历史与新闻工作联系了起来。我写了很多关于难民及其悲惨遭遇的报道。全国赈济委员会声称自己有统计数据，并解释说：这些数据显示了，自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到1938年汉口陷落的14个月间，该委员会多次进出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了约2500万顿饭——饥饿的难民可以迈着吃力的步子，到临时避难所排队领取米粥和其他食物，每人每天最多能领到两顿。请注意，他们的数据是2500万顿饭，而不是2500万人。一些人拿到我的报道后断章取义，把这个统计数据错误地解读为，在中国抗日战争刚开始的那几年，有2500万人逃离日本侵略者。这个数据通过电报传到了其他国家，并定格在了各媒体的资料库中，印刷在了杂志文章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关于中国战争的学术著作中。该数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今的我才明白，永远没人能知道日军侵华给中国带来了多深远、多广泛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选择逃离而非屈服的中国人可能有200万，也可能有500万。不过，被白纸黑字印刷在绝大多数历史书中的数字是2500万。

中方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极其敏感。某些通讯稿会被新闻审查员拦截，翻译成中文后交给蒋介石亲阅。任何要发往美国的通讯稿，只要出现任何蒋介石政府部长的名字，该部长都会接到电话通知，并有权扣下该稿件，决定是否允许其发送。这些新闻审查员与我住在同一栋政府宿舍中，两人负责日间审查，一人负责夜间审查。我和他们三个都是朋友，我们会一起吃饭、喝酒、玩乐。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也住在这栋脏乱的宿舍中，夜间审查员每次遇到不知该不该清理掉的通讯稿时，都会直接拿去给副部长。我的房间旁边就是厕所，只隔着一堵薄薄的竹墙，偶尔夜里还能偷听到他们内部的审查对话。这位副部长有长期便秘的困扰，不过，作为一个体面人，他不会因自己的三急而耽误其他工作人员白天的工作，所以总要等到深夜去排便，一蹲就是一个小时，非常痛苦。当他在隔壁狭小的厕所隔间内顺应自然召唤时，我常能听到薄墙后传来的抱怨声、呻吟声，甚至是啜泣声。有时候，夜间审查员会拖着沉重的步伐，拿着打算发到美国的通讯稿，跑到楼上，站在厕所门外，用英语念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仍蹲在厕所里痛苦地呻吟。念完之后，他们会用中文大声讨论，我只能听懂其中个别的中文词。可怜的副部长会与夜间审查员一起，考虑这份通讯稿将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然后共同判定，自己是否有权批准发送这份通讯稿，如果无权，他们会通知这位重要的外国记者，这篇通讯稿必须获得他们上级的批准才能用电报发到美国去。他们不是故意要欺骗美国，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他们质疑的不是该记者对中国的友好，质疑的是他的准确性。他们会隔着一道厕所门问对方：“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们自己对自己国家的情况都不清不楚的。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在为我们所以为的抗日指挥所服务；其实，我们都一样无知。

我接下来学到的那一课充满了暴力与血腥。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对重庆连续发动了两次轰炸。这两场轰炸是航空恐怖活动历史中的里程碑，虽然如今已没什么人记得，但在当时，它们标志着在暴力活动日渐加剧的历史中，从空中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元凶就是日本人。

第一场轰炸发生于5月3日中午后不久，幸运的是，我们的防空洞距离日军炸弹轨迹很远。隔天夜里，日军轰炸机又来了；它们巧妙地瞒过了中方空防，在空中绕城盘旋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耗尽了中方驱逐机的燃油，迫使它们不得不降落补充燃料。驱逐机一降落，它们的大屠杀就来了。

那天，我与自己宣传部门的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防空洞内待了很久，洞内变得非常闷热，于是我们离开防空洞，到了嘉陵江岸边，观看日落。我们在江边一直待到了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紧接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中传来了轰炸机的嗡嗡声，由27架轰炸机组成的日军编队远远驶来，就像一个一个小黑点，在空中连成一线，仿若无害。中方高射炮发射，穿透了越来越昏暗的夜空，曳光弹对准日军编队射出，就像粉色和橘色的马勃菌，在天空中炸开，火光一闪即逝，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那一闪即逝的火光，这一切完全没有影响到日军编队。紧接着，我们就听到了山脊后老城中传来的沉闷巨响，响声过后，日军轰炸机完好无损地离开了。

轰炸结束后，我先是赶回了办公室，接着步行4英里，回到了我当时的住所，位于老城中心的布道所。路上，天已全黑，我亲眼看见了一座老城在遭遇现代世界第一次野蛮碰触后的反应——全然的惊慌失措。我走在一条上坡路上，前方已是一片火海，红光还在不断蔓延；看着就像一个盛满火焰的碗，逃命的人不断从里面涌出。每个人的步子都很沉重，也能看到一些人，或是坐着黄包车，或是坐着轿子，有的还推着独轮手推车；在汹涌的难民潮中，偶尔还能见到喇叭开路的豪华轿车或军用卡车，它们一来，人潮分开，一走，人潮又迅速合拢，继续朝城郊乡村逃去。逃难的人有带着床垫的，有带着铺盖卷的，有带着锅碗瓢盆的，还有带着食物或小型家具的。女人抱着婴儿，男人背着年迈的老母亲；他们一言不发；沉默中，你甚至能听到他们混乱的脚步声。

登上老城边缘最高处，我一览无遗地看到了位于下方的老城。城内，电力输送线路已被炸毁；未能幸存的还有连接主街的供水管道系统。老城内没有灯光，但火光遍地，因为无水灭火，火焰正在重庆这座古老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蔓延。你可以听到竹料被烈火吞噬后，竹节砰砰炸裂的声音；此刻，城内到处是女人的恸哭声，男人的喊叫声，婴儿的啼哭声。有的人席地而坐，身子前后摇晃个不停，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什么。后巷传来尖叫声；我好几次见到火人从坡上冲下，直直地扑到主街上，满地打滚，想以此熄灭身上的火焰。

好不容易到了住处，只看一眼，我就知道这里再不能住了。这是我到重庆后的第一个落脚处，住了好几周了。日军轰炸时，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旁边，布道所严重损毁，一个人正横尸在我房中。她是被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抛进来的，那股冲击不但毁了她的脸，也压碎了她的胸腔；我只能凭借尸体血肉模糊的胸部推断这是具女性尸体。彻底失去住处的我，只能离开，运气很好的是，我正好碰上了合众社的马丁，我们结伴走到了凌晨4点。

当夜，我和马丁一路走一路看，在新旧事物的碰撞下，出现了好多令人困惑之处。我们走在主街上，在这里待了好几周，我以为自己对这条街已经很熟悉了，但现在的它并不是我熟悉的样子，街道两边竹泥结构的建筑垮塌，掩埋了它原本的样子。当我走到一处斜坡时，熊熊火海拦住了前方的路，所有建筑都被烧毁，我一抬头，看到了一尊盘腿而坐的佛像，它正插在崖壁上。原本供奉这尊佛像的寺庙已被烈火摧毁，火光映在它巨大的青铜身躯上；佛像带着慈悲的笑意，注视着这座正在痛哭哀号的城市。

第一天轰炸结束后，重庆政府采取了传统的应急机制。当夜，街头公告员一边敲钟，一边沿街叫喊，警告人们不要捡路上的香烟。公告员说，日军轰炸机在城里扔了有毒的香烟，吸了就会致命。那一夜正好遇上月食，城内某些被轰炸过的地方还在冒烟，僧侣们就已在其他地方作起了法，作法的目的是消除月食的不良影响。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月食出现的原因是天狗食月。那一夜，为了赶走天狗，尽职尽责的僧侣们撞击青铜钟，念诵经文。隔天夜里，恐怖的轰炸结束后，僧侣都不见了踪迹，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这座古老城市的居民免受新世纪武器的杀戮。

统计数据往往具有误导性。但这一次是例外。官方数据报告称，那一夜日军投放燃烧弹，导致约三四千人烧死；只是现在再回头看去，那晚到底死了多少人已经不重要了。那次轰炸创下了当时轰炸机造成伤亡的最高纪录。不过，在那次杀戮中，真正重要的是日军达到了威吓的目的。南京、上海都遭遇过轰炸，但都属于军事轰炸。在重庆古城墙内，并没有任何军事目标。日军却故意将其列为打击对象，连城市带居民一起消灭，只是为了打垮某种他们理解不了的反抗精神，让迁到重庆郊区某处避难的政府失去反抗的斗志。因为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来轮到我们轰炸日本时，我没有丝毫的犯罪感；我们的轰炸也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是要彻底打击日本的工业，摧毁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间，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像日军轰炸机一样，突然俯冲，用机枪向大街小巷的平民扫射。

当时已经遇见，但我后来在越南才意识到的一点是：无知的恐惧比徒劳无益的恐惧更具破坏力，因为无知的恐惧会让你排斥一切的懦夫、屈服者、可能的通敌者，以及在诱惑下或暴力下屈服的人。这两场轰炸让重庆产生了这种无知的恐惧，它所造成的后果立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政治的看法。

我所学到的是，一个政府，要让人民接受你，就必须得完成自己的首要任务，那就是保护人民。这是一条铁律，从被轰炸的重庆，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到纽约或罗马的黑暗街道，在这些地方，弱势者往往会成为猎物。无论是在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皇权社会还是自治社会，人们选择有政府，而非无政府，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政府的保护，帮他们应对个人或家庭无法应对的危险。

因此，在5月遭受轰炸的那两天里，这个“客座”的“国家”政府，在没有任何政治保护的情况下，彻底废除了旧有的市政府，宣布立重庆为“特别”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它任命研究美国的学者吴国桢为市长，此人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个有志向、有抱负的长短篇（英语）小说家。与美国市长不同的是，吴国桢不是凭借选举上位的，因此，在行事时，他专制、武断、傲慢。他下令开辟出消防专用道，组建了消防系统，修复了供水总管道，采取了一切在美国人身上最有效的措施。他连老重庆的方言都说不来，担任市长期间完全是照搬现代美国市长的那一套。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治理下的这座城市时常回荡着炸弹爆炸的闷响，爆炸声来自地下，劳工正在地下用中国传统火药开凿防空洞。这个政府将新世界带到了重庆，也把日军的轰炸吸引到了这里，作为罪魁祸首，它有责任保护这一方人民。这两年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作为观察者，我见证了两年中，外来政府与当地人民的一步步融合。恐慌彻底消失，土生土长的居民与新来者掌握了共存之道。

不过，我并没有在蒋介石政府中工作多长时间。轰炸只用来做政府宣传稿的素材就太可惜了；我迫切渴望在新闻业的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迫切渴望不受他人左右地书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迫切渴望看到自己署名的报道被刊载出来。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遇。

所谓机缘巧合，往往是一个原本与你无关的决定，却出乎意料地影响了你，比如：1939年战争即将打响。位于纽约的亨利·R.鲁斯（Henry R. Luce）手握三本杂志——《时代》、《生活》和《财富》——它们都为报道战争做好了准备。鲁斯是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他当时最喜欢的年轻人约翰·赫西（John Hersey）也是如此，当时的赫西刚刚完成在耶鲁和剑桥的学业，还默默无闻。1939年春，鲁斯将年轻的赫西送到亚洲，搜寻可从亚洲为他旗下三家杂志供稿的“特约记者”。

5月底，年仅25岁的约翰·赫西来到重庆，那个月，我刚过完自己的24岁生日。赫西在重庆只短暂停留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其间他四处打听，看什么样的自由记者可能成为《时代》周刊的“特约记者”。赫西是个无忧无虑、高大帅气的家伙，兼具冷静自制与美貌，曾是耶鲁大学校足球队运动员，他具备当时我所羡慕的同时代人身上的一切特质。那个年纪的他非常外向，喝醉酒后的歌声和我外祖父的一样浑厚；任何运动项目，我们中都不一定有人能赛得赢他。有一回，马丁喝醉了，路走得东倒西歪，因为怕他站不稳从峭壁石阶上摔下去，赫西直接把他那180磅重的身子给扛了下去。那些天里，赫西的言谈是从容的、绅士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文笔比口才更加出众，他的文章也让他真正地闻名全球。最重要的是，他和我及鲁斯一样热爱中国，这个他出生的地方；与其说他痴迷于日常的新闻工作，不如说他痴迷于历史本身。两年后美国遭遇战争，他对历史的痴迷无疑帮助他开创了新一派的新闻工作方式。

在这一周结束前，赫西向我递出了橄榄枝，邀请我担任“特约记者”，他告诉我这是一份很简单的工作。从重庆向纽约发送电报的费用是50美分一个字。非常昂贵。因此，我要做的是为新闻提供背景资料，然后“邮寄”到美国去。杂志社对时效性很强的、突发的中国新闻不感兴趣；我所写的必须是在6周或两个月内都不会失去新闻性的报道。简言之，我所写的报道应该属于要寄给《波士顿环球报》和其他自有媒体的那种类型，但不需要担心篇幅长度；纽约总部会对觉得有用的部分进行编辑。我应该报道的不是刚刚发生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这是给日报和杂志供稿的本质区别。只要接受这份工作，我就能得到50美元的预付聘金，另外，只要我写出的东西被采纳，还能有额外的稿费。

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要邮寄给《时代》周刊的报道，到7月底时，重庆时常中断的邮递服务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支票，是非常丰厚的稿费。其中有一张7美元的《波士顿环球报》支票，我寄给《环球报》的那篇文章还被《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以4几尼的价格买下了！我将同一份素材寄给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又赚到了5澳元！除此之外，我收到了《时代》周刊支票开具的通知，有50美元之多，另外还有125美元，是为我6月寄给他们的第一批素材而补寄的报酬。总而言之，这些稿费收入比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3个月的工资还要多。我可以开始把自己当记者看待了。

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了，但一切不能草率，要谨慎，我需要再取得一项突破性的进展，好让我在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职位后还能保住记者的工作。我需要写一篇大新闻——记叙性的独家新闻，不是特写报道——以巩固《时代》周刊与我的合作关系。幸运的是，新闻工作的商业性与我所接受的历史学教育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同在重庆的其他新闻记者都被自己的工作绑住了手脚，他们必须赶着在每日截稿时间之前把电报发出去，根本不可能花数周时间到战争前线去实地调查，那些地方路途遥远，必须长途跋涉。而我，在获国民党中宣传部批准休假后，就可以去前线亲身调查了。因此，1939年9月，在欧洲战场的战争爆发时，我动身去了位于中国北方的黄河和山西省，那里，一场战役正在上演。如果我能在战役结束前赶到那里，就能为《时代》周刊提供比陪都轰炸更加生动的报道了，毕竟现在陪都轰炸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很高兴地准了我的假。我想，他们应该是看不惯我四处打探的行为了。他们给我出具了一张低级别的军事通行证，方便我进出战区，另外，他们还给我安排了一张去西安的机票，西安距离战争前线还有250英里，这段路我就只能靠自己了。拿到低级别通行证对我实属幸事。如果我拿到的是发放给著名记者和达官显贵的贵宾通行证，那么我往返前线的路上都一定会有人陪同，我就什么都观察不到了——这一点在30年后的越南战场上得到了印证，当时的我已经非常有名了，因此，我被官方牢牢看着，不让我接近真相。我的凭证并没有把我推荐给任何人，让对方优待我；检查人员只查证了我身份的真实性，并确保我不是日本间谍，就把我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放行了，任由我穿行在战时的中国。

我前往中国北方农村的这场旅程，很像从重庆的主干道走进小巷子——一开始，时间恍如倒流，让我看到了旧时中国的农民文化；紧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20世纪战争的残忍，这场战争正推着这一古老文化一点一点走向灭亡，永久的灭亡。在这里，我看到了有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在它面前，渺小的我不禁仰视，不幸的是，此时的它正在一点点崩塌，数年之后，我在不断扩大的时局混乱中遇到了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将在这一文明的废墟之上建立另一种文明。

从重庆到西安，我坐了两个小时飞机，之后还要五天，我才能抵达距西安170英里外的黄河渡口；那里距华北前线仍有80英里，步行加骑马花了七天；抵达前线后，我逗留了好几周；然后，我漫无目的地穿越战场后方，最远到过兰州，兰州位于中国北方沙漠地带的边缘。

当时，我几乎立刻就进入了半观察者、半人类学家的角色中。我可以亲眼看到人们在自己的村子里如何生活，只是我们之间完全无法沟通，使得我理解不了他们。那里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都没有；我也没有口译陪同；我在哈佛学到的中文在这里，就和古拉丁语在西西里村庄一样，没多大用处。等到两个月后离开这里时，我基本可以自如地穿行于中国任何市井之中了，不过，那段时间，我所学到的可远不只市井中文而已。

我首先了解的是农村。当时的中国，乃至后来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都属于农业国家；有的东西，一生只见得到一次，因此，在选择有关中国农村的笔记时，在接下来6年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为理想。6年后的我，对中国农村已经非常熟悉，在我眼里，它们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见到的第一个村庄是个无名村。我从西安搭乘火车，行驶了不到20英里就遇到了一个被炮弹炸毁的地方。我拿通行证给当地军事总部的官员看了看；对方嘟哝了一声，派了一个当兵的给我带路。这名士兵将我带去了一两英里外的一个小屋。当夜我就住在那户人家——我睡在草席上，旁边是一头奶牛，这家人也是用草席打的地铺，鸡就在旁边咯咯咯咯地叫。隔天早上，我一起来就看到这家女主人在研磨小麦：一头公牛被拴在杆子上，围着磨转圈，拉动上面的磨石在下面的磨石上转动，谷粒慢慢从凹槽中滚落下来，鸡群在一旁啄食，被女主人赶走。小屋外面有个坑，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你要踩在坑两边的垫脚石上，保持好平衡，方便完后用叶子擦屁股。

如果说重庆与所有中国城市一样，是喧闹而嘈杂的，那这个村庄，就与绝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是沉默寡言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国乡村那压抑的沉默是一种情绪不外露而产生的真空状态。农村的生活一切如常；人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一辈子和四季、农田、庄稼打交道，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家长里短，听不到其他任何信息，除了恐惧，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任何刺激。这个村庄周围立着围墙，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中国村庄共有的特色，围墙里面是五六条村路，村路两侧是农户的院墙。像这样的小村庄，路都是土路，由人踩出来的；再大一点的村庄，路上会铺点鹅卵石，但并不平整。有时路中央还会有树，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坑坑洼洼的村路上，一坨坨牛粪随处可见；嗡嗡嗡的苍蝇四处乱飞；孩子们穿着粗棉布汗衫，赤着脚，随地大小便；瘦巴巴的狗在太阳下睡着觉。电、报纸、汽车——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一点都不真实。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以及接下来的6年中，我途经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它们就像相同版式的简易刺绣一样。农民及其家人全靠土地吃饭，靠土地生活，排泄物则会成为肥料还归土地，他们死后，他们的尸体也会入土为安，还归土地。南方的农民靠米过活，北方的农民靠白面馒头、小米和面过活，蔬菜是主菜，节日里会杀鸡加菜。而肉只有富人才吃得起。

一周后，正在战区四处漫游的我突然发现，这些村庄自给自足程度之高，若无外敌暴力入侵，他们完全可以像自己的祖祖辈辈一样，永远这样生活下去。骑着马，翻过山，找到山坳中未曾被日军侵略或未曾连通现代公路的村庄，你会发现：这里的年轻女孩都很健康，乌黑的秀发闪烁着光泽；有些山区十分落后，清朝早在30年前就亡了，再没有法律要求男人梳辫子，女孩裹脚，但他们还延续着这些传统。在这些村子里，小孩看上去都很开心；他们给猪膀胱充上气，当球玩，弹来弹去。有一次，在一条村路上，我的马突然停下撒了一大泡尿。周围的小孩立马一拥而上，玩起了“跳水池”的游戏，他们乐此不疲地在“尿”池上跳来跳去，摔进去也不怕，直到一个老太太冒出来，扯起嗓子斥责他们，他们才散去。他们就像小时候生活在伊利街的我，那个老太太就像我的外祖母，原来童真是如此相似，这一发现令我开心得像孩子一样。

不过，再翻一座山，你就会发现那些不快乐的村庄了——那些被战火肆虐过或被敌人占据过的村庄。在那里，生命的循环都被战争中断了。这些村庄里，孩子们因为饿得太久，肚子胀得鼓鼓的，被剃光的小脑袋上是一个又一个伤疤，他们躲在阴影中，心中充满愤怒；我还看过这样一个村子，整村的男女老少都染上了沙眼，眼睑结了红色的硬壳，有的人为了能睁开眼睛、看到东西，正用力挤着自己眼睑上的脓液。在绝大多数村庄中，所有40岁以上的村民，无论男女，都是一口烂掉的黄牙，黄牙上还有被腐蚀出的黑色坑洞，一张口就是恶臭。

这些村民还活在过去，生活中只有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所有新闻都是流言，流言中充斥着恐惧、希望、传说与真相。我还发现，在这些村庄里压根儿没有时间。在任何村庄，我若想跟戴表的村民对下时间，校准自己的表，那么问完两三个，绝对不会得到相同的答案。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时间，决定权在县长。比如说，同一个时间，在这个村子是正午；在20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里，因为县长不同，时间可能是11点半或12点半，甚至可能是11点或13点。这里没有官方时间，所有时间都是不准确的；至于日期，最近的用中秋节来估算，重要的要么根据军阀某某年下某某指令的日期来估算的，要么根据某人出生于革命（1911年）前还是革命后来估算。对每个村子来说，具有操作性的时间测度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出和日落。太阳升起，男人们就下地耕田。根据太阳偏移的角度，他们就知道何时该归家了；妻子们负责在家做饭；夜幕降临后，有的农家可能会点上油灯，但也最多用上几分钟。你可能会看到缕缕炊烟，在夜色渐浓的天空中，像一片片灰色的小小羽毛，直到晚餐准备好，才会消失。晚餐后不久，天就黑透了，油灯也熄了，整个中国，除了城市，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夜。在这里，没有任何能准确标记时间的东西，只能依据季节粗略区分日子。

有的村庄内外修建了新的公路。在我们看来，公路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在中国农民眼中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他们（根据饥荒、军阀或季节）记下这些公路竣工的日期，记下这些公路将他们与庞大的外部政府相连的日期。这些路是有用的：有了它们，小贩就能把货物带到村庄集市贩售。不过，这些路也是危险的。它渐渐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欧洲的“公共道路”（king’s highway）——公共道路能提供的机会有多少，能带来的危险就有多少。我无法向这些农民讲清楚公共道路有多危险，就像我无法将1939年自己旅途中所做的简短笔记都写到这一页纸上一样。

根据我的笔记，我在离开前线后不久，就开始了搭便车的旅行，有时坐的是军用卡车，有时是“黄花鱼”一样的公共汽车。其间的某个夜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路上，我所乘坐的卡车遇上了一头驴，驴背上驮着木材。卡车经过时，驴子突然转向，支在驴身外的辕木撞坏了我们的车头灯。司机、机修工和好几个士兵立马跳下车去，抓住牵驴的农民就是一顿暴打。他们下手毫不留情，那人跌到地上，缩成一团，不停磕头，凄厉的哭喊令人内心瘆得慌。那人哭号中所体现的奴性令人厌恶。他不断磕头，恳求着他们高抬贵手，但每一次他抬起头来，露出的脸都会被机修工踹上一脚。和他同行的小男孩吓哭了，也开始求饶；那些士兵一把抓住男孩，扔到了行李上面。直到队长出现，命令他们放人，他们才收手。那农民站起身，脸上是大片大片的瘀青和伤口，在拖着蹒跚的脚步离开时，他还感谢了那个队长。队长对自己的兵说“不要打他，没有用”，接着，他转头向我解释了他的司机和机修工如此愤怒的原因，车头灯损坏，他们得赔20块钱。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有公路，有公路就意味着，一是要训练司机和机修工不得偷窃汽车零件和汽油，二是要对犯了错或造成损坏的司机和机修工进行处罚，无论这错误或损坏是不是他们造成的。因此，当司机和机修工在公路上撞见农民时，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只是觉得对方碍事，最糟的情况是，他们会觉得这些农民威胁了自己的工作。我这个携带官方通行证的西方人，在这种公共道路上反而是最安全的；农民们在这里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对于农民来说，政府创造的这个新世界是危险的，而更危险的是，顺着这些公路而来的日本侵略者。

当时，我还没有开始撰写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我的报道对象是战争，之所以选择山西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唯一活跃的前线。如果1939年夏秋，日军突破山西防线长驱直入，那么他们势必已占领了能够左右战局的黄河高地，甚至可能轻轻松松包围西安，到那时，日军很可能把中国一分为二，一劳永逸地切断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日军的这一场胜利也将成为侵华战争的高潮，在重新讲述这段历史时也会成为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篇章。不过，中国人民的抵抗让这一切没能成真，晋东南的抗日运动也就失去了被载入任何战争史的价值。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守住山西阵线献出了生命，是他们硬生生挡住了日军向前推进的脚步，从1939年夏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没能让山西阵线后退一米。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牺牲没有与大成大败挂钩，是没有记录的意义的。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走上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前线，它让我的认知跨出了巨大的一步。

战役发生在位于晋东南的中条山山脉。该省位于黄河急弯处，被黄河环抱。日军在夏天发动了海陆空三栖作战，打算肃清该山脉及其周边地区，然后跨过黄河。但这一年的秋雨来早了，泥潭困住了日军的军用卡车和炮兵部队，不仅为中方步兵留出了集结的时间，也为他们堵截日军留出了充裕的时间，日军被困在了自己的袋形驻地中。被堵在村庄和城镇中的日军得不到支援，只能设法自救，为突破拦阻，反扑势必来势汹汹。

我于1939年秋亲历的那场战役发生在沁河河谷，那里的马车道上还留有封建王朝的皇家路标，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我一路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士兵是徒步行军，每天要走15—20英里，经常需要翻山越岭，军官们骑马走在队伍最前方。他们随身携带着所需的一切物资——每个士兵都背着自己的寝具、香肠饭卷、弹药和手榴弹，有些还得背上沉重的电话线、机枪零件、子弹盒、医疗器械和药物。拆卸后的大炮零件由骡子运输，它们被压得一路嘶叫不停。伤兵落在队伍后面，他们拄着棍子，脚步蹒跚，但还是得徒步五到十天才能抵达最近的前线救护所；当一列列纵队迈着沉重的步伐经过村庄时，乞丐会围拢过来乞讨；有时，你还能看见被士兵感动的农民帮忙搀扶那些伤势过重、无法行走的伤病员；担架上躺着陷入昏迷或不断呻吟的伤兵，他们的伤口没有包扎，裸露在外，引来苍蝇嗡嗡盘旋。行进中，我发现了一条路，那是日军烧杀抢掠后撤离村庄踩出的路。此后，每次重新讲述日军暴行，我都会忍不住添油加醋，因此，回忆时最好还是参照我最初写下的那些通讯稿。

……一个接一个村庄被彻底摧毁。房屋被暴力损毁，又纵火焚烧，墙壁都是被熏黑的痕迹，桥梁也毁了。（日本）士兵烧毁房屋一是为了解闷而肆意胡作非为，二是为了生火取暖，消除寒意。

日军不加选择地烧杀抢掠。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他们搬走了。电话、线路、时钟、肥皂、寝具，都没放过，这些抢来的战利品会一起移交给他们的军需部。他们也会抢夺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任何中国人，只要不幸落入日军特遣小分队手里，一定会被扒个精光，在服装方面，日军可不太挑剔，女人的丝绸衣服、农民的棉裤、鞋子、内衣，他们都不会放过；另外，食物也会被抢得一点不剩，他们对食物也是不挑的。

日本军人胸部以下裹满了硬掉的泥块；因为两周没刮胡子，下巴上蓄起了长长的胡须；一个个都饿得眼泛绿光了。农民已赶在日军抵达前带着自己的猪、牛、粮食及其他食物躲进了山里，进了山，日军就无法追赶他们了。在整个沁河河谷，有许多小片的日军驻地，因为秋雨提前，这些驻地都变成了泥潭，导致驻地间无法联系，驻地内的粮食得不到补充，逐渐耗尽……这些村庄的名字，比如刘灶（音）、王家庄（音）等，对100英里外的地方来说毫无意义，但有些村庄是全村女性都被入侵日军强奸了。有些村庄的村民没能在日军抵达前逃离，日军抵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人都搜出来强奸；遇到有女人躲进庄稼地，日本骑兵会骑马在地里狂奔，肆意践踏她们，把她们从地里赶出来。

村里的男人则被扒得精光，用鞭子赶到运货板车前，代替牲口为日军拉车。日军拉车的马匹和骡子都在泥地里被他们打死了；这个河谷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有这些动物逐渐腐烂的尸体，以及阳光下正在风化的马骨。被迫替代它们去拉车的中国农民，也会遭遇同样无情且残暴的对待，他们的结局要么是崩溃，要么是死亡，要么是疯狂。

我在沁河河谷看到的这场战役正是我一直期待的，可以让一个毫无经验的战地记者写出一篇非常棒的报道。

不过，我现在发现，那些埋没在我笔记中未曾写入报道的内容远比报道中的来得重要，它们记录了革命的缘起。

我希望我当时能对战区所发生的一切描述得更好些，尤其是在“那五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正是那五天彻底颠覆了我对政治的理解。

在那五天中，我辗转于多个部队，时而越过日军战线，时而潜入日军后方，最终，我抵达了游击队的作战区域和渗透区域。一路上，我都和一些中国军官在一起，他们和我年纪相仿，刚刚离开大学，现在已经是各自游击小分队的队长了。从这些部队在忠诚、联盟和猜疑方面的表现，我其实分不清楚哪些属于共产党，哪些属于联合阵线，哪些属于国民党。

我唯一能想到的隐喻来自当地的民间传说。我在中条山山脉中骑马穿越的那些山谷是出了名的云雾缭绕，“山间雾气”尤其多见，在许多伟大的中国画中都能见到。中国游记作家会惊叹于面前群山的景色，透过山谷中一层层漂浮在低处的云雾，对面山脊上骑马而行的人就像是漂浮在远处的天空中一般。此刻，我也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景象。在穿越山谷的过程中，远处山脊上正好有一支骑马的队伍，他们正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向上攀爬，他们就像雾中冒出来，飘浮在空中。远处的那条山路起起伏伏，连带着骑马的人也忽上忽下，一下，就消失在云雾里，过一会儿，一上，又会从云雾中冒出头来，直到转弯处，他们的身影才彻底消失。

我可以看见远处的马拉板车或士兵纵队在云雾中忽隐忽现，看见他们的长官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过，在那五天里，我根本不知道行走在远处山脊上的人都是谁，因此很难将这个故事正确地组织到一起，毕竟我自己也迷失在了雾里——这是政治的雾、语言的雾、充斥着恐惧的雾。不过，那五天的经历是很重要的。

回忆中，若将革命比作一场大戏，推动剧情发展的政治主张却是从一个极小的舞台上升起来的；事实上，政治主张远比战斗本身重要。那个小舞台就是沁河河谷，河谷宽不超过30英里，长不超过70英里。如果是一条现代化的美国公路，30英里也就半个小时路程，70英里是一个小时。不过，沁河河谷中不仅没有公路，也没有无线电，没有通讯方式，只有留守村庄的村民，如今，这些千百年来不曾改变的村庄，也在被迫改变着模样。要穿过这个河谷，得骑马加步行好几天。而在那个山谷中，最会做事的人，最不屈不挠守护弱者的人，最擅长杀敌的人，最能说服人们接受自己政治主张的人，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共产党人。

这个山谷中有三个县——阳城县、晋城县和高平县，每个县各有20万到30万左右的农民，它们的县政府驻地都是围墙环绕，墙上开了用于射击的枪眼。其中阳城县和晋城县的县长都只有26岁，高平县县长更是只有24岁！其中两个毕业于中国的哈佛——国立北京大学，而且主修的都是古代中国史！另一个毕业于山西大学，主修政治学。两年前，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学生纷纷离开被日军占据的城镇，逃入山区，他们奋起反抗，不愿在日军统治下苟且偷生。他们熟知历史；他们风华正茂，拥有属于年轻人的旺盛精力和体能——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国家和山西省的政府很快发现，他们原本任命的晋东南县级官员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用处。

举个例子：一年前，也就是1938年的夏天，日军首次突袭阳城县，在该县县政府所在地，老县长和县里的长辈们，穿着黑色长袍，远远赶来欢迎掠夺者，卑躬屈膝，极尽殷勤，还找来当地挑夫为他们服务。以前面对入侵的匪徒、军阀，他们也是如此。日军纵队劫掠县城后就离开了；日军飞机却紧随其后，发动奇袭，用机枪对站在大街小巷的农民扫射；这些农民从未见过飞机，都站在街上围观，也因此丢掉了性命。接着，重新返回的日军侵略者将尚未逃离县城的农民尽数屠戮。1938年秋，日军再次以相同方式入侵阳城，无论各路中国军队下达了怎样五花八门的命令，其指挥官都在呼吁当地居民为抗日军队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援。因此，1939年秋，随着这场战争进入第三年，我来到这里时，在被血染红的晋东南三十县中，原本穿着老式黑色丝绸长袍的长者通通换成了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许不会都有我见过的那三个年轻人那般能干，或拥有与他们类似的背景，但他们都拥有勇气与魄力，拥有领导当地抗日活动的领导力。抗日军队需要他们的支持，需要他们帮忙联系农民；这些农民厌恶日军，又惧怕日军的大屠杀，此刻的他们，正迫切需要有人为自己指一条活路，不管是谁都好。

26岁的阳城县县长曾在山西大学主修政治学。有一夜，我睡在他家庭院里，隔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他正在为村里的老人们上课，讲什么是“政府”。政府不得暴力对待农民，不得将税收据为己有；粮食税将直接交给副县长，以保证粮食能交到军队手里。

同样26岁的晋城县县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个富有魅力但有些装腔作势的人，嘴里总叼着根烟。晋城的煤铁资源丰富，他正在山区组建小型的手榴弹制造工场，手榴弹中会填充黑色火药，用来对付日军车辆；还有一个工场负责为普通士兵及军官制造手枪，制造材料是从被抛弃的日军设备上刮下来的钢屑。

高平县县长姓曹（音），和当时的我同龄，只有24岁。他身材矮矮胖胖的，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军装外套，那外套偏大，松松地挂在他身上，长及脚踝。他说话的方式、圆嘟嘟的脸蛋、金属丝的眼镜，让他看起来就像放假回家的大学生。我磕磕巴巴的中文并没有阻碍我们谈论历史，他从历史谈到了组建农民自卫队的问题。曹县长在地图上为我标出了日军、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游击队领地交错的模糊地带。曹县长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对共产党游击队也非常友好。他还忠于晋系军阀阎锡山，忠于途经他辖地的国民党军队，忠于所有的抗日人士。他大学学的是中国史，恨的只有日本人，因此，组织抗日也成了他唯一想做的事。

在我来到这里时，这三个年轻人就已经全面了解了战争之道。在山西省的一些地方，留守日军中有1/3—1/2是“伪军”，他们成为日军的巨大助力，这些人里有缺乏国家意识的汉奸、“满洲人”、台湾人和华北农民，他们或者是为了吃饱、穿暖、荣华富贵，或者是迫于家人的安危，总而言之，他们都选择了服务于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不过，在这三名年轻县长的辖地内，敌人是绝对得不到那样的助力的，这三个学生官正在为当地人重新树立民族感。

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是，抗日应该全民参与。女性应当参与抗日——因此兴起了女性抗日救亡运动，参与这项运动的女性纺纱，为军队制造毯子、编制凉鞋。学生必须参与抗日——这样又组织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每村都得有自己的自卫队——大村自卫队为30人，每人5枚手榴弹，整个队伍至少两把枪。儿童应当成为侦察员。跑不动的老人应当成为间谍，收集过路日军的信息。与其让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为日本人所用，不如放把火，毁得干干净净。各村墙上都写着这样的口号：“烧光就跑，不给鬼子留一物一粮。”

这三个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从共产党身上学到了组织群众的方式，并融汇到了自己的方式方法中。他们正在农村地区营造痛恨一切侵略者的氛围，他们给什么都不懂的农民灌输自卫与杀敌的方法。他们三个都是百分之百的国民党，但对共产党没有丝毫敌意，他们认为共产党是自己的同盟；我也发现，越靠近前线，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就越亲密。

这位满腔热情的高平县长对共产党人是最友好的。在他的县城中，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局面，日军、国军、共军三股势力交错，三分了高平县。因为我想见识一下共产党，天天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他便为我牵线搭桥，让我成功进入了共产党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对他，我笔记中只写了“吴队长”——比那三个县长都要年长一些，至少有二十八九岁，是个不爱笑的大个子。令我困惑的是，他仇恨蒋介石政府就如仇恨日本侵略者一样深。他的营地位于日军阵线后方，在那里我们聊了整整一夜。我明白他为什么恨日本人，日本人残杀他的同胞。但提到蒋介石他也很生气，究其原因，蒋介石作为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共两党的待遇截然不同。吴队长手下的共产主义志愿者，每月只有1块钱的薪水（相当于15美分）。另外，蒋介石政府会为国军提供粮食补给，将一袋袋粮食送到他们那里，反观他的部队，要得到粮食只能“说服”农民为他们提供。蒋介石政府还会为国军提供步枪和弹药补给，他的士兵却只能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在这支游击队中，枪就有8种，你说要到哪里才能找齐这8种枪支的弹药？

吴队长是个不苟言笑、干劲十足、富有才干的年轻人。但他也有突然暴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提到了托派，一开始，他的暴怒令我摸不着头脑，接着，在他滔滔不绝、言辞激烈的叙述中，我终于明白，托派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山区里，战争以新鲜、接地气的共产主义滋养了他的政治主张；他其实从未真正见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派系的愤怒，与他对日本、对蒋介石的愤怒一样猛烈。他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反一切的人（“反”在中文里就是反对的意思）。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日军（反日）、反对蒋介石（反国）、反对共产党（反共），反对一切之名也是由此而来。他的部队最近才处决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我问他如何知道那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年轻的游击队队长愤慨地说，因为他在帮日本人。他对托派分子的怒意，与他的才干一样显而易见。

夜里他发完火，早上就轮到我了。我对中国农村千奇百怪的计时方式真是忍无可忍了。我本想6点起床，7点骑马。7点过了，8点过了，9点过了，这支共产党游击队才派人来叫我。当时我就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军阀一样，都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他们根本不懂时间。但当我骑马同吴队长一起离开这个村子时，我才发现他故意那么晚来叫我的原因。孩子们在街道上排成一列，打着横幅。横幅上用中文写着：“中美友好。”“中美将抗日到底，彻底打败日本鬼子和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还在一张巨大横幅上，用英文郑重写道：“欢迎西奥多·H.怀特，著名美国记者，抗日之友。”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如何气得起来。我就像个英雄一样，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在士兵们的护送下离开。吴队长还给了我一件大衣和一顶帽子，都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

行军路上，吴队长为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战术战略。它们就如教科书般简单明了。游击队绝不会在秋末和冬天发动进攻，因为田里庄稼收割后，他们就没了掩护；夏季和早秋，因为庄稼长得够高，足以藏身，所以是发动袭击的好时机。另外一个进攻的好时机是，当己方人数多于敌人人数时。面对日军突袭，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固守一处发动反击；他们会跑进山区、跑进农村，消失踪迹或解散队伍，之后再在另一个地方重新集结。与农民结成同盟是必不可少的——农民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报、藏身之处、食物和对伤者的医护。毛泽东说的“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是至高原则。

不过，这一路下来，我觉得毛泽东说的水更像是流动的溪流。在我们走走停停、涉水过河的同时，我渐渐发现队伍里孩子越来越多了，只要我们停止行军，他们就会围拢过来；他们向往游击队的生活，主动汇入了这条“溪流”，成为游击队中的一员。大人管他们叫小鬼。这些小鬼年纪都在10—15岁，战争摧毁了农村，迫使他们离开了家。他们小跑着跟在哥哥们后面，做着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夜里，他们坐在营地里，听年长的士兵讲故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听了许许多多关于1934—1935年长征的故事和传说。他们做饭、跑腿儿、搬东西，把部队当作家。在队伍要涉溪而过时，如果溪水太深，年长的士兵会让这些小鬼骑坐在他们肩上。这些小男孩，如果能幸存下来，如今很可能已经是中国红军的指挥官了。他们过去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被彻底摧毁，军队变成了他们的父母、避难所和家。

旧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消亡，托吴队长的福，我得以看清它如今的模样。在吴队长的带领下，我去了一处山脊，在那里可以俯瞰日军的一个前哨基地，该基地位于下方山谷中一个城墙环绕的大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小村庄，分布于山谷各处，而当我们趴在山脊上观察时，吴队长分辨出了哪些村子是“我们的”（共产党的），哪些是“友好的”（忠诚于国家的国民党的），哪些是被日军占领的。

这种感觉就像在看一张巨幅的蜂巢放大图一样。当时中国有5亿人口，像这样的小村子可能有300万个，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巢室，它们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全球变化最少的社会。在中国仿如时光冻结的历史中，在一代又一代封建政府光芒四射的威严下，在美丽与残忍兼具的震撼文化中，这些巢室不知如何凝结到了一起。同样是在这光辉下，具有生命的胶质开始融化、脱离。这个蜂巢的形状还保留着，但已十分脆弱——在西方商业的冲击下，在军阀的统治下，它不堪一击；如今，当日军侵华的战火蔓延至农村时，脆弱的它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丝幸存的可能。各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领导方式，伴随所产生的对生存的需求、对寻求政府保护的需求，新的想法也慢慢走进了农村。当初，年轻务实的吴队长趴在山脊上为我指出的那些村庄，在今天，终于可以被解释为：象征着我想象中的政治“潮解”。山下哪些村庄属于共产党其实很好辨认，拆了围墙的就是！吴队长说，拆了墙才能让游击队在日军突袭前后更灵活地进出村庄。

当时的共产党痛恨墙，这是被猎人追捕的下意识反应。这种作战方式后来虽然胜利了，但也摧毁了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墙——老北京城壮观恢宏的土城墙。不过，对于当时抗日中的共产党，深知世界需要改变的共产党来说，城墙的摧毁是他们存在最显著的标志——代表着旧中国的“潮解”。

至于我，骑马在前线艰苦奔波的这五天，什么都看到了，却找不出一种体裁，可以把所见所闻组织成一篇好的报道。旧体制在日军的渗透下瓦解、破碎，与此同时，共产党将自己融入到了这些碎片之中。日军对中国的进攻、突袭、轰炸，粉碎了一个又一个体制。社会支离破碎后，留下的是海绵一样的群众，是巢室粉碎后的蜂巢。在绝大多数巢室中，你还能感到些许的刺痛。“潮解”后的村庄，有的支持国民党，有的支持省政府，还有的支持共产党——这些人的共同点是，谁最能保护他们，让村里的妇女逃脱被日军强奸的命运，让村里的男丁逃脱被征当苦力的命运，他们就支持谁。日军已经来大开杀戒过了；事实证明，最能抗击这些凶手的是共产党。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某天夜里，我骑马与国民党某游击队副队长及他的下属骑兵同行。日军将我们从隐蔽处逼了出来，我们只得快马加鞭朝山里逃去。日落西山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村落。我记得，当时自己骑的是一匹白马，马鞍是木头做的，在被日军追赶途中，我惊恐地发现，垫在木马鞍下的只有一层薄薄的羊毛毯。因为经常磨损，毯子已经非常薄了，保护不了马背，马身上的皮都磨破了；山间小溪很多，骑行难免颠簸，为了不掉队，我还用马鞭不停抽着它，只见它背上血流不止。我们必须得为马匹补充食物和水，我还想给自己血流不止的坐骑找个衬垫。进村后，副队长下令小队下马休息，并找到当地所剩无几的农民给马匹要些吃食和水。他说（当时我能听懂的中文口语很有限），“我们是八路军”，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明明是国民党的队伍。他厉声打断了我：“闭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匹提供食物和水了。”

对于这段旅途中的小插曲，我起初并不在意，事后倒总想起来，且萦绕心头，久久不散。共产党说的、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已经渗透到了群山之中，他们成功俘获了这些不识字群众的“心灵和思想”。这些人对国民党军队是非常不友好的，尽管国军与他们一样痛恨日本人；他们已经被共产党人以最原始的传播思想的方式争取到了自己的阵线中来。

在吴队长带我看过的那个山谷中，存在着彼此联结或彼此冲突的忠诚，构成了出人意料的大杂烩。不过，那个山谷不是唯一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举个例子，我是从国民革命军第40军转移到战事活跃的高平前线的。一如在国民革命军第40军时那样，我在高平也做了例行调查，调查发现，这里的士兵都是东北人，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地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不过，他们从未放弃反抗，毅然地加入了抗日军队。后来1936年，正是他们所在的部队包围并绑架了蒋介石。我来到这里时，他们加入抗日队伍已有10年之久，唯一的心愿就是返回故土。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们中不断有人献出了生命。第40军对共产党非常友好，尽管就正式立场来说，它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我从第40军指挥部高平防区，被转移到了共产党的部队中，后来费了一些劲，我又从共产党军队回到了国民党的第27军。当时，第27军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官员全权指挥，因为我是从共产党游击队活动区来的，所以他们虽然接受了我，但也非常怀疑我。第27军是我在该战区见到的唯一使用电话与后方通讯的部队。出于对我的怀疑，该部队前沿团指挥官把又饿又累的我晾在前厅，自己则给国民党指挥系统中自己的上级打了通电话，想搞清楚我的身份——是日本间谍、共产党间谍、流浪汉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接电话的是谁，但对方一定有我的通行证号码，当这位指挥官得知我是货真价实的美国记者后，给了我很好的款待：他的士兵端来热水给我洗了脚，递来热毛巾让我擦了脸，还准备了许多山珍海味供我享用。

当我离开前线踏上归途时，我对当下的时局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举个例子，第27军的士兵是在云南省和四川省征召入伍的，这两个省份在很远的南方。不过，他们的供给充足，因为他们的所有军官（上尉及以上军衔的军官）都毕业于蒋介石的军校。与第27军不同的是，第40军曾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后来才划到“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麾下。第40军与自己南面的杨虎城所率部队又不一样。杨虎城草莽气十足，在我要返回重庆时，第27军指挥官还专门派兵护送我，但不是为了防备敌人，是为了防备杨虎城手下的兵，他们性子野，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

在我对这趟前线之旅的所有记忆中——包括对农村、对山区、对杀戮、对贫穷、对艰苦的所有记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三个年轻的县长和共产党游击队的吴队长，我很喜欢他们。有思想的老人可以煽动年轻人，但只有年轻人才知道如何选择其他的年轻人。一般来说，学生是传递思想的最佳“运输工具”，因为他们的思想容易被影响，可以被塑造，他们可以吸收前辈的思想，并加以调整，以适应中国农村和山区的现实——或适应美国犹太人区和郊区的现实。

随着年纪增长，人的思想也会变得僵化、固化，不擅适应；遇到错误，老人往往知道是哪错了，但不知道如何修正这个错误。年轻人也会变老，他们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政治和权力所取代。

在离开晋东南的一年后，我费尽心思，好不容易了解到了当初那些朋友们的一点近况：阳城县的年轻县长，那个曾经主修政治学的年轻人，已经被赶出了领导班子，至于是谁或哪个组织做的，出于什么原因，我一直没找到答案。其他人的遭遇也一样无法得知。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所追随的事业是成功的，他们就可能随之成功。在他们之中，能幸存下来的是少数，这些人后来被另一套政府逻辑洗脑，慢慢变成了官僚主义者，抛弃了曾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老伙计。剩下的绝大多数都倒在了通往成功的路上，或身死，或心死——我很肯定，这就是多年以后，我那几个年轻朋友在日益严峻的革命中的遭遇。

我搭客车从战区返回重庆，这是一段漫长的归途，而我唯一记得的是，向南穿越秦岭时所见的壮阔美景，越过秦岭我就从中国北方回到四川了。半小时后，穿过秦岭某处山口的我就正式与那些战火蹂躏过的山区、北方干燥的环境告别了。四川的气候温暖潮湿，竹子都长在山的南面。

四川位于内陆，远离战争，一派安然。回到秦岭后方的第一夜，我留宿在寺庙中，这座寺庙竹林环绕，飘散着香火的味道。寺庙院内有一个池塘，满月倒映水中，月光洒在水面，水面上，几只鸭子悠然自得。寺中僧人正在念诵经文，整幅画面一如我在博伊尔斯顿楼藏书中所读到的中国。尽管数百年历经无数朝代更迭，这些古老的祈福之地都留存了下来。不过，在去过中国北方后，我很怀疑，这样安宁的祈福之地在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下，还能延续多久。

在这里，我学到了真正意义上关于政治、政府和历史的第一课：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要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与杀戮的伤害，他们才会满怀感激地接纳你。重庆轰炸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取代了当地市政府，在此过程中，我已经开始观察这一课所教会我的东西。不过，真正了解政府的意义，还是在山西的山区中，在那里，共产党人还没有自称政府，但他们正在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他们在保护人民。

尽管之后的这些年，我在政治与政府方面收获颇多，但上面这一课才是最最重要的。

因此，在返回重庆时，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与他们相脱离。

1. 雅德利是个职业的密码破译员。他在《美国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一书中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长期以来的活动，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美国黑室》公开了美国在“一战”期间的密码破译活动。这些过往，其实更适合悄悄告诉别人，而非印刷出来，不过，他公开这一切的原因令人无可指摘。贵族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得知美国对有磋商往来的别国大使及其下属，有破译、偷阅他们电报的惯例，对此他十分惊讶，并下令关闭了雅德利主持的“黑室”，令雅德利失了业。对此，史汀生的解释是“君子不读他人之信”，这番言论也为他赢得了美誉。不过，若论文学性，雅德利晚年所写的《扑克玩家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才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值得一读的，该书是1957年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的。

2. 腹股沟连接着人体的腹部和大腿，离外生殖器很近，常被看作隐私部位。——译者注

3. 180磅约82公斤。——译者注

4. 几尼，是英格兰国王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及联合王国在1663—1813年所发生的金币，后来有些价格仍用几尼计算。——编者注

5. 对于我现在讲述的，自己在日军战区及敌后活动的冒险经历，严谨的读者势必不会轻易相信，毕竟都过去那么久了。当时，我刚刚拿到重庆政府批的假，去了中国华北。当时的我对中文一知半解，所有中文都是在波士顿学到的。为了把所学的古汉语转换成通俗的白话文，我耗费了数周时间：尽管接受了那么多教育，刚刚离开重庆时的我，甚至连如何问厕所在哪都不知道，后来是在一辆中方的军用列车上，我因此陷入窘境，列车上的普通士兵才教了我正确的用词。我的中文提高得很快，很快就学会了枪、步枪、机关枪、连、团、炸弹、炮弹、师部、飞机、距离这些词用中文怎么说。在任何语言中，军事对话都是最简短的交流方式。不过，我在中国待了整整6年，还是没能真正学会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用来描述个人生平的，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以及用来解释事物如何存在、为什么会存在的那些话。我对晋东南战场政治活动的记忆模糊了，有非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我笔记中记的内容都是真的，它们才是我回忆的基础——这些笔记往往书写于夜晚的烛光下，我总是一边写一边苦苦思索那些一知半解的对话和故事。

6. 托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常被视作汉奸。——译者注

7. 该事件就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译者注

8. 冯玉祥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将军”，不仅因为他用水管让自己所有部下一起受洗，还因为他具有最基本的社会良知。一方面，他下令禁止强奸，他的任何部下胆敢奸淫女性都会遭受严惩。另一方面，在视察部队时，他有时会在检查完士兵的步枪后，让他们伸出双手，检查他们的手指甲是否干净。此前，作为政治人类学的实践，我专注于调查中国人在军阀时代的生活，这段旅途结束后，我的这段专注也很快结束了。军阀作为个人是迷人的，作为向残忍堕落的政府的一段插曲来说更加有趣——但他们代表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当时，我还在收集关于军阀的民间传说，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战后在纽约互访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冯玉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他的寓所位于河滨大道（Riverside Drive），视野极佳，能够欣赏到哈得孙河美景；但它前面摆满了用来装杂货、咖啡、肥皂、罐装肉的盒子和箱子，像路障一样。他准备定居纽约，定居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有他的随身侍从提供，这些人对他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的。1948年，经他人说服，他离开美国前往苏联。当他所乘坐的蒸汽船航行到黑海上时，船上突发大火，将他活活烧死了，这场火灾的发生原因，可能是有人怕他为苏联人所用吧。其他军阀的故事也是同样精彩。举个例子，吴佩孚不仅是河南军阀，还是个喜好花木的人。他曾设法在河南省全省种植许多开花树木，最终只成功在他所掌控的铁路线沿线种上了这些树。他曾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发生冲突，在得胜后，张作霖撤退，他乘胜追击，在搭乘列车撤退途中，张作霖在任何可以停车的地方都下令停车，并让自己的部下下车砍倒吴佩孚才种上的小树苗。做下这件事的部队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这次旅途中遇到的第40军。其他军阀集团也有许多参与了抗日战争；特别是山东省的部队，这些部队最终投奔了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那10年中，山东大军阀是张宗昌，被称为“老86”。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传说张宗昌的阴茎很长，没勃起时都有86枚银币摞起来那么长，也就是有9英寸（约23厘米）长。

第三章 驻亚记者：事件与名人

回到重庆待了两周，我才得知自己已经是个知名记者了。

《时代》周刊之前就已发电报表扬了我从前线发去的报道，后面还寄来了杂志。我所写的通讯稿占据了一页半的版面，还有署名！——我是《时代》周刊史上第一位“特约记者”。报道中配有图解，是一幅地图，上面用红线标出了我当时穿越中国晋东南山区的路线，非常曲折。约翰·赫西是我的编辑，以高超的文采为我的文章润了色。纽约出版社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给我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我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争的书。毫无疑问，我已经是名成功的记者了。

当时是1939年12月；我刚刚离开哈佛一年半，但《时代》周刊希望提高我每月保证提交的字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愿意接受我辞职。知道我要离开，我部门的同事们半是不舍，半是安心，他们为我举办了送行宴，庆祝我成为知名的外国记者，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是他们关注我，不是我关注他们了。

对那些迟早能够脱颖而出的人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就是他们发现自己不用再给人打工，能够自己掌控时间，且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及权威的时候。对绝大多数这样的人来说，这个脱颖而出的时刻出现在他们的壮年，30多岁这个年纪，此时人的体力、精力到达巅峰，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个时刻会来得晚一些，在40多岁。不过，对我们这些在战争年代长大的人来说，战争确实令人恐惧，但也给了我们年纪轻轻便出人头地的机会，让我们不必循规蹈矩地谋求晋升，并被自己的学历所桎梏。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够出现在战争现场，并找到融入其中的方法，那么你很可能在20多岁就迎来人生的突破。运气将我带到了中国。运气将我带上了战场。这场战争足可写成可出版的报道，点燃人们的激情。战争孕育机遇：1938年，我刚哈佛毕业时，美国驻外记者或战地记者的数量可能就200人，到1945年约莫能有300人。战争是个发展特别快的行业；我乘上了这个浪潮，被它裹挟着飞快向前。

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那个梦想就消失在5月重庆轰炸与后来山西省的那场战役之间，具体哪个时间点，我也说不上来。我已经不再是个学生观察者了。不过，从来没人教我记者是做什么的，是怎么做的，以及驻外记者应该做些什么，因此，如今看来，当时的我还是一个观察者，只是类型不一样了——我是一个收集者，收集一切可通过打字机添加到通讯稿或直接粘贴到通讯稿中的印象素材。我收集画面、声音、名人、要人、事件。当时的《时代》周刊还远没有今天这般可靠，报道中只要有辛辣嘲讽、奇闻逸事、当事人引语，无论真假，它都会高高兴兴地刊登出来。如果要用历史去包装整篇报道，那么掌握决定权的是远在纽约的主编们，他们会决定这个历史的意义，记者只负责提供原材料而已。作为驻远东的此类原材料供应者，以及奇闻逸事、名人、事件、要人的收集者，我是成功的——把历史留给纽约去书写。

新的地位给我带来了许多好处。

作为《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我会收到许多邀请，尤其是来自外交使团的邀请。这些使节被放逐到了几乎快要被遗忘的亚洲战场上，他们每天晚上做的事就是举办宴会，互相招待，同时互相套取零星的情报。出人意料的是，伴随外交邀请到来的还有性的邀约。某天，我受邀前往比利时公使馆参加正式晚宴，正好碰上了日本空军轰炸。我们快速躲进公使馆的防空洞中，洞内一片漆黑，我与其中一位比利时公使的“情妇”聊了起来。她是中国人，她的情夫则几乎是一句中文也不会；我们舒服地蜷缩在防空洞内，在等待炸弹爆炸，重击声响起的过程中，我们用中文聊了起来，其他外国人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两天后，我在一家中国酒店遇到了她，我开了一个套房，在她的带领下，我体验了向往已久的性爱。我们吃的那顿饭非常美味，但那次的性体验令人失望。在因炸弹冲击而变形的酒店内，窗户上的玻璃都换成了油纸；中国服务员用手指捅破了窗户纸，在外面偷窥我们上床；床上，我笨拙地抚摸她，将自己的经验不足暴露无遗；她用中文哀诉道：“你就是个毛头小子。”此后，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年中，我偶尔也会有性需求；但我的爱情来得要晚得多。作为已经尝过腥的猫，我已经不用像过去那样经常地凭空幻想了。

不过，远比在防空洞遇到外交使团更重要的，是我结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位要人，或者说“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史书中。他是个极其智慧的人，也很幸运地成为英国驻华大使。他就是阿奇巴尔德·克拉克—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爵士，也是后来的英弗查普尔勋爵（Lord Inverchapel）和驻华盛顿大使。根据多年经验，我发现，长者都喜欢跟聪明的年轻人聊天，因为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教导对方。见了几面后，克拉克—卡尔便和我熟悉了，让我叫他“阿奇爵士”就好；空闲时，他会与我漫谈历史、大英帝国和外交，聊它们一直以来的状况，以及需要改善的地方。他从上个世纪一直谈到了现在，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在这个世纪之交，他与所有年轻的英国外交官一样，都被外交部常务副部长（Under Secretary of the Foreign Office）招募到麾下。不过，这位副部长是个同性恋者，申请前往世界各地担任无薪秘书的所有年轻候选人都被他很仔细地检查过身体。阿奇在刚担任外交官时，曾在华盛顿师从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布赖斯勋爵的经典著作有《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听别人谈论布赖斯勋爵就像在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时听别人谈论柏拉图一样。1914—1918年期间，阿奇辞去外交工作，与他的苏格兰团战友一起进行堑壕战，后来重回外交官职位的他，因为曾经的外交工作经历，让他具备了驻重庆的其他西方外交官都无法比拟的全球视野。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阿奇爵士是个政治学老师。我不断将我们的谈话录粘贴到我的笔记中，就像往集邮册里贴邮票一样。克拉克—卡尔可以把我提到的人物与政治和历史联系起来。我从事件现场或前线战场实地调查回来后，会将所见原封不动地告诉他，他听完后，会帮我把这些内容梳理清楚。他最后总会说回到共产党；我的所见已经使他相信，中国战场上最终的胜利者会是共产党，但他对此并不感到苦恼，他说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式。在当时，战争时期，克拉克—卡尔很可能是重庆最优秀的资深外交记者。

“名字”之于年轻记者就像存在银行里的钞票一样，这些名字的主人代表着重要的关系，通过他们可以得到其他的联系人，其他的信息来源；他们的邀约可以让你结识新的人，建立新的熟人圈子，并进而获得新的故事。在1963年以前，我寻找故事的过程其实都是在寻找名字和名人。从1940年春夏与阿奇巴尔德·克拉克—卡尔结交开始，我的人脉圈子不断扩大，我所写故事的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时，时代公司提出了一个让我难以抗拒的点子，让我周游东南亚，为他们的资料库搜集资料，也就是用特写文章、名人故事和旅行见闻丰富他们的背景文件，这恰恰是我擅长的。欧洲战争爆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已经沦陷，战火势必会蔓延至亚洲，《时代》周刊想要往自己的文件中填塞足够的背景资料，以便大事发生时能够让报道更丰满。他们会支付我三四个月的旅行费用，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活，过去的我也一直坚信自己终有一天可以这样活——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不用为账单烦恼，不用为坐黄包车的车费烦恼，不用为诸如此类的费用问题烦恼。

在我周游东南亚的那三四个月中，值得再次提起的只有两点。一路上，我主要搜寻的是人物、语录以及能为新闻增色的素材和背景——但我所见证的是20世纪重大攻势之一。当时的我还无意中走进了越南故事的开篇，走近了一个重要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当时，他正被所有人轻视。

当然，该攻势是日军攻势。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军在亚洲战场的攻势就如纳粹在欧洲战场的攻势一样，令该大陆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和重大事件都围绕它而发生。当时的日本即将迈入工业扩张阶段，他们对工业和现代化的痴迷转化为对石油、橡胶、锡、煤炭和粮食等海外资源赤裸裸的掠夺欲望；他们打算将这些资源全部据为己有。法国沦陷，荷兰被占，英国遭困，于是这些老牌帝国四处掠夺而来的殖民地似乎又成了可供洗劫的无主地。日军进攻南海时，我沿日军进攻区域边缘走了一遭，边走边调查记录日军所施加的压力性质和范围。当时的南海周边有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英国殖民地马来亚，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殖民地菲律宾。

一直到现在，我仍对日军感到恼怒。我承认这是偏见。不过，正是当年日军在重庆、华北的军事行动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什么是暴力；1940年这一次针对日军东南亚军事行动的长期调查之旅，更是确认并加深了我对日本人的反感。他们野心昭昭，做法粗鄙不堪，令我厌恶不已。他们肆意炫耀自己的战机、自己的陆军，毫不顾忌正常的外交礼仪。他们可能会穿上西式商务套装，冷淡而专业地向荷兰殖民者发布最后通牒，让他们上交石油，正如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一样。或者，在要求法国殖民者将印度支那北部三个空军基地交出来，供日军轰炸中国南方使用时，他们可能会穿着棕色汗衫，坐在河内老旧的洛可可式酒店——大都市酒店（Hotel Metropole）内无所事事，一边嘟哝，一边随地吐痰，没有任何礼貌可言。在该战区内任何地方遇到的日本人都是残暴的。

我的第一站在河内，日军正强迫法国殖民地管理机构投降。我嫉妒那些写每日新闻快报的记者；无论是法国殖民者，还是恃强凌弱的日军，无疑都是可鄙的，就凭这个，便足以写出很好的报道。不过，我得强迫自己满足于现在的工作——写供邮寄的背景类新闻资料，因此，我重点关注政治活动，关注我在通讯稿中所说的“安南人”或“当地人”。我看见他们蹲在大街小巷，于是报道称，他们“除了蹲着嚼槟榔，什么都不做”，仿佛完全不在乎法国人是留下来，还是被日本人取代。在我的报道中，他们拥有“当地人”独有的异域风情；我对当地女性之美尤为着迷，她们行走时，身姿极其笔直，从人类学角度分析，我觉得这要归功于越南女孩从小习得的一项技能，将篮子顶在头上走路，一边走还要一边保持平衡，不让篮子掉下去。另外，还是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她们的美亦离不开她们身上的马来西亚血统与中国血统，她们继承了马来人健壮的身体以及翘臀丰胸，也继承了中国人精致的面部特征。至于当地的男人们，我都是从法国人那里了解到的，对他们的看法就要苛刻一些。我正在为美国杂志做一项评估，如果战争进入最后一搏阶段，当地人大概会以什么方式参与抗日。我观察的结果是，“当地人”既不会支持法国人，也不会支持日本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游历期间，与我相伴、与我饮宴的都是白人，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过，什么都模糊不了这样一个政治事实：在这个白人殖民地，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以仇恨为中心的。法国军队的作用是镇压——7000法国平民，3000法国军人，以及成千上万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士兵——戴着土耳其毡帽的摩洛哥人和穿着独特制服的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在印度支那榨取财富，瞧不起生活在那里的当地人。在河内，我第一次看到白人掌掴当地人——那个法国人扇的是个黄包车夫，起因是对方抗议他付的车费。有时，地方性三K党还会故意制造麻烦，挑衅当地人——比如“活春宫”。一群法国人坐黄包车去妓院，让车夫们比谁的速度快；然后把业已大汗淋漓、筋疲力尽的赢家带到妓院楼上，让他当着他们的面与妓女做爱。他们喜欢看车夫在拉完黄包车后筋疲力尽时的性欲，更喜欢看他在他们买来取悦他的妓女面前无法勃起的窘迫。我不用费劲就能将这些场景与种族仇恨联系到一起，但我并不知道，大概30年后的美国，也会产生这样无益于政治的种族仇恨。看到没有任何越南人因白人的统治而丧命，我很满意；他们不信任中国人，日本人只是新的一批征服者；他们似乎很乐意看到法国人丢脸，愿意等上很多年再实现国家独立。

在河内，来自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的博学学者们收集了大量有关柬埔寨、老挝、越南的艺术、文化和传统知识，是如今西方了解这些的最主要信息来源；同时，法国殖民者为当地人提供葡萄酒、好的食物、好的礼仪、好的沿海公路——但是也提供鸦片。殖民政府进口鸦片，并为鸦片馆发放经营许可，在用毒品毒害当地人的同时，也攫取了大量财富。该殖民政府还非常虚伪地在河内修建了一座自由女神像，与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一模一样，只是体积非常小。法国人与自己所管辖的人民毫无联系，只有恨。如今，曾经贬低、糟蹋、侮辱越南人民的法国在世人面前公然摆出了一副“我们和越南是朋友”的嘴脸，真是再讽刺不过了。而我们，美国人，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们破坏的正是自己曾经设法想要拯救的文明。这一破坏的代价是50000名美国人的性命，以及100多万越南人的性命。

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未来。说回1940年，我只看到了越南女性的美，男性的愤懑，法国殖民者的愚蠢或残忍，对此，我只是觉得，美国人不应该蹚这浑水。当时，在越南问题上，我是孤立主义者，我本应该永远坚持这一立场的。

我离开越南后，去了泰国，去了马来亚。之后，我去了东印度群岛，看日军在那片荷兰殖民地上压榨石油；接着，我去了菲律宾，在那里遇到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亚洲历史的联系很可能远比他与美国政治的联系要紧密。他改造了日本。不过，我还是想要先聊一聊他和美国的关系。1940年的他无权无势，是个真正“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着某种东西。人物的历史价值是会上下波动的，此刻，麦克阿瑟的历史价值就是低于他实际价值的。他言辞放肆；任何饱学之士只要举出一句他激动时刻说过的话，就能让人觉得他蠢极了，而在那些时刻的他确实很蠢。不过，归根结底，他是个极其有能力的人，是个能减少士兵战场牺牲数量的好将军，他精于战斗，不少战役都是以很小牺牲换来了巨大胜利，这是美国历史上其他将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在政治上，麦克阿瑟有点疯狂，而且他只是在美国政治上疯狂，在东方政治中并不会如此。

那次旅途中，我遇见了他，当时的我非常年轻，骨子里还是更像观察者而非记者。当时的他，根据我年轻时的判断，是个非常年长的人——应该年过六十了！当时我正在菲律宾进行东南亚军事调查，之所以会去见麦克阿瑟，是因为通过调查，我对美国驻菲律宾的军队非常失望，指挥官是一群蠢货，在马尼拉的发言人则是蠢上加蠢，居然轻视“老了”、已退役的前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说麦克阿瑟是“吕宋岛的拿破仑”，那个新闻发言人，一个又矮又胖的美国陆军少校，在1940年对我说，麦克阿瑟“在美国陆军中的作用至多比得上个下士”。他说麦克阿瑟只是菲律宾陆军顾问，不值得一会。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是要会一会这个“历史遗迹”，伟大的军人，此时的菲律宾陆军元帅。

我发现，60岁的麦克阿瑟，虽然还没有指挥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那次战役，但依然令人钦佩。他双手颤抖，有时还会破音，但他没法坐下来与你说话。他得走来走去，嘴里在咆哮，手时而指指点点，时而梆梆重击，时而用夹着的雪茄戳来戳去。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智慧、自命不凡的气场和排山倒海的力量。他说他一直保持在备战状态，一旦战争爆发，便可立即指挥远赴亚洲的美军作战。此时距离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有一年，但他坚称战争即将来临。他谈到了日本海军——他认为日本海军是一流的。他说要提防日本海军，还说日军舰载机是超一流的。不过，他认为日本陆军连二流都算不上，就是一支唯利是图的军队。他自己正在为曼努埃尔·奎松建立一支新的菲律宾陆军，时间足够的话，他还可以把它变成富有战斗力的队伍。麦克阿瑟由衷地尊敬奋起反抗的亚洲斗士，而且像威廉·麦金莱喜欢“棕色皮肤的小兄弟”一样喜欢亚洲人。从这个，到舰船排水量、距离、里程数、火力，他给我讲了很多，令我倍感敬佩。

我和麦克阿瑟都住在马尼拉酒店，在那里，我为《时代》周刊写了一篇关于亚洲防卫力量的通讯稿，然后找人从我的房间专程送到他的顶楼套房，让他看看，文中是否有提到任何不该提的机密。动笔之前的三个月，我把美国、法国、荷兰、英国驻东南亚的将军见了个遍，从各方面而言，最厉害的还是美国陆军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尽管他已退役。对于我的这一判断，麦克阿瑟是百分之百赞同，他立刻把我叫到了他的套房，告诉我说，我写出了一篇一流的通讯稿。

当时是下午，时间比较晚了，他穿着一件旧的西点军校睡袍，是蓝色和灰色的羊绒所制，背上是个“A”，代表陆军（Army）；他在房里踱着步，皮包骨一样的小腿交替着从睡袍下伸出来，时不时地还会拿起玉米穗轴烟斗抽一口。我们很高兴遇到明白日本对美国具有威胁性，且视美国为主要目标的知己；在这种意气相投的氛围中，他开始回忆往事。1903年，他刚从西点军校毕业，就被派到这里服役，是年轻的美军中尉；他参与平定阿吉纳尔多（Aguinaldo）叛乱，与棕色皮肤的菲律宾小兄弟战斗过。他还指挥一支美国陆军师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占领莱茵河；在胡佛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现已退役。其父阿瑟·麦克阿瑟（Arthur MacArthur）曾是美国内战中的一位将军。阿瑟·麦克阿瑟一生恪尽职守；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会恪尽职守。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当太阳在马尼拉港缓缓落下时，他站在阳台上，转头看向我，说：“曾经，是命运将我们带到了这里，怀特，命运！如今，一定也是命运把我带到了这里。”

1935—1951年，麦克阿瑟一直待在亚洲，其间一次家都没回过，他先后参与了征服太平洋诸岛，占领并重建日本岛屿，指挥朝鲜战争，直到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解除其职务为止。哈里·杜鲁门解除其职务的理由当然是很充分的，不过，他们之间的冲突生动体现了在美国历史上持续百年之久的武官文官之争，在史迪威部分我还会有更详尽的报道：战争中，政治占多大比重？这些政治是谁的政治？麦克阿瑟了解亚洲政治，这一点不仅体现于他留给日本的“遗产”，还在于他临终前对自己后继者的劝诫（“谁若想指派美国陆军兵力在亚洲大陆上作战，都该去检查下自己的脑子是不是坏了”）。他不能理解的是美国政治，尤其是总统管辖机构的政治。他深信，美国历史是由军方首脑与行政首脑共有的，他们是携手参与战争这一大冒险的搭档，彼此地位相当，不分主次。

在此后的6年中，我曾多次见到麦克阿瑟，但直到两年后，我才意识到，他对政治的理解是有缺陷的。当时，我们都在参与对日战争。他刚刚逃离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不再是菲律宾陆军元帅，而是再次成为美国将军，担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但并未得到美国本土明显的军队、船只和军需补给支持。他满怀愤慨。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他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总部拜访他。我们一见面，他就开始痛诉心中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时任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我老板亨利·鲁斯以及美国海军的义愤。他认为美国海军很差劲儿。（“怀特，”他说，“全球最好的海军是日本海军，第一流的海军。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海军。美国海军不过四流水准，甚至连意大利海军都比不上。”）不过，美国海军将于1942年春证明，它是有史以来最精锐的一支海军，证明麦克阿瑟的观点完全错误；证明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乔治·C.马歇尔比他更杰出。

不过，那都是后话，在1940年12月时，我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感情只有钦佩，甚至后来我俩在政治上产生分歧，也不影响我对他的这份喜爱。麦克阿瑟对我的这趟调查之旅是有帮助的；他是我想要添加到《时代》周刊资料室档案中最生动的人物，《时代》周刊也喜欢我所写的关于他的内容。我待在马尼拉期间，《时代》周刊决定聘我为其特派记者，领全职薪水。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电报给我发来了1000美元的奖金，并为我提供亚洲之旅所需一切开销。在我返回中国途中，曾在香港逗留，逗留期间，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到《时代》周刊的纽约总部工作。我得到的指示只有返回重庆，至少要在那里过完1941年春，届时，《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会从美国，远渡重洋，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作为《时代》周刊记者的我，可能要担任他的陪同。

我是1941年1月回到中国的，但刚回去的头一周，我并不知道中国当时正在发生些什么。可能压根儿没人知道。当时的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New Fourth Army Incident），因为我当时正在收集事件和人名，我觉得我可以让《时代》周刊对这一事件产生兴趣。我还留着当时的一大堆文件——政府文件、秘密指令以及我未出版过的笔记和采访——这些更多是证明了我的勤奋，而非我对当时事件有多深的理解。《时代》周刊对皖南事变毫无兴趣。我当时若能将该事件与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联，也许还能引起主编们的关注，可惜我没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尽管我极尽所能跟踪记录了新四军被围歼的战事，那可以算是我一生中最勤奋的一段时期之一了，但我所有的努力，能真正刊登出来的也就一两段而已。不过现在，新四军被围歼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中的一场悲剧，是四五个重大转折点之一，起因都是在能够选择和解的时候，选择了流血冲突。我想要简单讲一讲我当时的所见所闻。

这次事件源自地图上的一个点——长江流域南岸的一个村庄。1941年1月13—14日，就是在此处，约10000名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员惨遭国民党军队歼灭。这个地点在地图上的精确位置并不重要，因为还有更大的战役，以此为发端，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了中国南方的热带气候地区。自1927年开始，在这个地图上，日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三股重要力量就在不断交战。

1931年，日军从东北开始，用了10年时间，将战线从北方一直推进到了长城以南的地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有中国派系——共产党、军阀和地方力量——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尽管有此抗日联盟，1938年末，日本还是占领了中国三个重要的河流流域以及所有的沿海城市，中国90%的铁路网络也落入其掌控，与以崇山峻岭为根据地的各派中国军队呈对峙之势，我在山西遇到的就是这些部队。

随着日军推进，中国地图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被占领”的地区，就像一个个不断扩大的补丁，共产党就在他们身后如影随形。在农村地区，只要有日军驻地，共产党就觉得自己有权在那里组织抗日。在这场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认为共产党的反击与十多股地方或军阀力量的反击没有区别，都属于由忠诚的国民党将领在战区指挥的战斗，都能或多或少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不定期补给。不过，共产党坚持进攻原则——他们的游击力量遍布日军“占领区”后方，他们以满腔热血、快速移动、敢想敢做、战略才华，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战争规则。他们首先向东，从延安，渡过黄河，穿过山西省，挤满了阎锡山的省政府，直到1940年夏天，阎锡山不顾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将战争炮火对准了他们。共产党向北发展到了沙漠，占满了马家军的领地。他们的势力继续向东推进，挤出或吸收了其他所有的中国抗日力量，到1940年夏，他们渗透到了日军“占领区”，且一直渗透到了北京附近的崇山峻岭处，孔子出生地山东省的太平洋海岸。然后，他们转向南方。

当他们开始向南发展时，单一军队指挥型的军队控制已经不适合他们的基础沟通和简单后勤了。因此，他们创造出了新的军队——新四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明确承认新四军。这支新的部队就像影子一样，哪里有侵占中国领土的日军，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从山东省一直向南推进，深入江苏省包括上海在内，接着进入安徽省，跨过长江，进入了蒋介石的出生地浙江省，那里距离共产党延安革命根据地已有1000多英里远。

这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迷惑了日本人，也令蒋介石的军队产生了恐惧。

前进中的共产党人强调自己是一支爱国部队，因此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武器、弹药、资金、粮食和军需补给。新四军的人数不断增长，已经超过了10万，但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共产党确实在抗日——但是独辟蹊径。如果无法从蒋介石处得到粮食、被服、支援及医疗方面的支持，他们就必须从农民处获取。共产党需要建立全新的群众基础——简言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他们还需要枪支。因此他们通过与日军、与日伪军的战斗缴获枪支；如果迫不得已，他们也会从当地军阀部队处获取；偶尔也会从国民党部队处获取。

共产党部队在不断扩大领地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与其他中国部队发生小型的流血冲突。在敌占区，社会已经瓦解；纪律松散的部队这个月可能还隶属军阀，下个月可能就落草为寇了。日军暴行，以及中国各种力量的激烈抵抗已经让战争脱离了一切公序良俗。只有共产党有原则、思想、政治技巧，让群众再次凝聚为有共同目标的集体；他们与其他地方性的军阀团体不同，尽管与其他武装力量一样使用暴力，但他们可以将暴力与目标和战略融为一体。

1940年10月，中国国民党、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已经屡见不鲜，蒋介石因此下令新四军立即后撤，且一个月内全数撤至长江以北。这一命令导致现有问题更严重了。11月，国民党第53军军长李守维在江苏与新四军交战时丧命。因为战争逻辑要求中国军队在抗日时要灵活应战，尽管彼此仇视，国共两党还是聚在重庆一同商讨更合理的战区分割时间表。他们达成书面协议，国民党政府要同意扩大共产党的活动区域：从黄河到沿海的华北敌占区都将成为共产党的舞台，大幅增加了他们的“合法”权力。不过，事实是残酷的，该协议意味着共产党军队必须在1941年1月1日前撤出长江以南地区，撤出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和江苏省，这还不够，他们还得撤到黄河以北很远的地方。

这必然是场复杂的行动。共产党军队撤退路线上遍布日本驻军。在没有日本驻军拦路的地方，还有伺机报复的国民党政府军及将领。整个1940年12月，国共双方高层一直在进行关于撤退区域、时间表和路线的协商，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作战中的共产党军队却迟迟不履行协议。对于战场上的共产党人来说，撤退意味着成千上万征召入伍的当地农民必须告别自己的妻儿，将自己的村庄毫无防范地暴露在日军面前，只能依靠对共产党并不友好的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坚持执行协议，但通过临时无线电、通讯员和竹子信号传递的命令缺乏必须执行的压迫感。战场上，国民党政府军一直在逼迫撤退中的共产党军队，迫不及待地进入共产党将撤出的地区——并急不可耐地为11月被杀的李守维军长报仇。

重庆方面，蒋介石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之间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双方都是血性的汉子；都是暴脾气；不过在此之前的大概15年中，他们一直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因此，他们觉得能够与对方达成某种协议，避免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毕竟这对国共双方来说都是件两败俱伤的事。1940年圣诞节这天，作为基督教循道宗信徒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共进晚餐。他们最终确定了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的协议条款和细节，据周恩来说（这也是我唯一听到的对此事的交代），他们之后还进一步探讨了国共两党的长远关系。周恩来向蒋介石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不满：蒋介石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军阀部队一样，而非政党军队；他说蒋介石政府必须承认共产党战斗的正当性，并提供后勤保障；他当着蒋介石的面说，他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民主的。接着，周恩来带着一贯的低笑声重述了蒋介石的反应：“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你是说我不民主吗？’”他们都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但都承认检验自己思想是否正确要看他们调兵遣将的能力。而在当时，蒋介石有这个能力。

我抵达重庆那周，正是国共两党即将开始自相残杀的那周，战场就在距此地800英里远的下游。在我试图再次与前线取得联系时，我嗅到了，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就像再次陷入了云雾弥漫的山西山林中，雾气中只浮出了零星细节。我能察觉到杀戮的回响，但那声音太过模糊。在陪都重庆，媒体都被国民党政府控制，没有刊印任何相关消息。我不得不根据他人口述重组事件过程，但这些人不仅会对我撒谎，还会自欺欺人；等到我一天天逐渐拼凑出该事件的轮廓时，适合新闻报道的故事消失了，我所能讲述的只有历史。

对于该事件，现在我尽最大努力所能重组出来的是，绝大多数新四军在12月底渡过长江，回到了北方。截至1月第一周，唯有新四军总部还留在长江以南——这意味着他们的指挥人员、医院、政治教育部门与大部队脱离了，而他们之于共产党军队的正常运转，就犹如甲状腺之于人体的正常运转一样必不可少。不过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部为共产党这一至关重要的指挥梯队指出的北撤路线，会将他们直直带入长江对岸日本驻军的炮火之中，日军枪支已经架好，只等他们来送命。因此，在1月的第二周，新四军指挥官叶挺决定拒绝采纳国民党指定路线，由他带领总指挥部——士兵、将领、党政干部总计10000人——向东边下游转移，在他认为日军驻守兵力较薄弱处渡江。他无疑违背了自己长官在遥远重庆达成的协议；如果遵照当地国民党制定的撤退路线，无异于自杀。以他违背协议为由，国民党将领发现并包围了带部转移的他，经三天激战，这支共产党部队被大规模屠杀，指挥官叶挺被抓入狱，其他领导人都当场牺牲。全程日军隔岸观火，可能很享受国共两党的自相残杀。在这场战役中，有五六千名普通军人惨遭屠戮，幸存下来的均被遣散，后派遣到其他国民党政府军中服役。

对于1941年1月14日的大屠杀，身处重庆的我们直到数日后才收到消息，且得到消息的方式要么是口耳相传，要么是拿到秘密散发的传单。

毛泽东从遥远的延安向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发来电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布了共产党声讨声明，言辞直言不讳，完全是毛氏风格。

……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1941年1月27日，也就是上述声明发布的一周后，皖南事变发生的两周后，蒋介石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直接讲话。该委员会是他抗日联盟的门面，一个装饰，成员包括桀骜不驯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将领、地方军队指挥官以及已经将自己部队移交给蒋介石抗日联盟的年迈军阀。被这场大屠杀搅扰得最心神不宁的可能要数那些老军阀了；他们担心终有一天，蒋介石也会这样对他们。蒋介石用官话尽力安抚他们。他发表了冰冷且毫不掩饰的讲话，我尽力摘出其中重要的部分：“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更必然的须解散……”蒋介石继续说道，这时他想起了其他曾违反过他命令的将领。他对他们的评价阐明了战时的中国该由谁指挥：“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不服从命令……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榘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最后，蒋介石说：“复次，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可是我这种苦心，他们（新编第四军）并不知体贴，而反以为中央是柔弱无能，甚至以为我对他们有所顾虑……现在新四军番号既已取消，这个问题自然是完全解决，再没有其他问题了……”

不过，还有其他问题，我追查了数月之久，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些杀戮比我曾在山西报道过的更大型、更多伤亡的战役意义更为重大。一路上我有时是坐在运往前线的米袋上，或者与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一起在阳光中打瞌睡，或者在国民党总部与他们的将领喝茶，一路走，我都在问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他们都是不安且焦虑的，没人例外。但我从他们身上察觉到了一丝满足感，或者说想要为第53军军长李守维报仇的意图。报仇对他们来说是高兴的事儿。我设法在重庆军方总部将这些大事年表与起因组合起来；但重庆方面这么多将领，给出的各反攻日期都不相同；没人清楚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1941年6月，我费尽周折，终于能采访到蒋介石本人，整个采访氛围拘谨。他对战争的看法自1937年开始发生了转变；他精辟地总结了此次事件：“日本的侵略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我现在觉得，对我还原事件帮助最大的还是周恩来。我们从那时起便成了朋友。皖南事变发生两周后，也就是2月1日，他已从愤怒中冷静下来，与我交谈了几个小时，将他高超的逻辑分析能力展露无遗。周恩来聪明绝顶，无论是细节观察力还是逻辑推理力，都令人惊叹，他能轻松回忆出日期、引语、事件和事变。他按照日期，回顾了1937—1940年间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破裂的整个过程，然后非常巧妙地讲到了1941年1月初战争高潮那十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到了哪一天、哪一小时。在讲述的过程中，他为我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陆军、电话通信系统以及蒋介石必须平衡并操控的各武装力量。他当时非常冷静，没有让自己对皖南事变的愤慨影响到他对蒋介石的客观评估。他说，他断定蒋介石没有明确下令发动并指挥皖南事变——但蒋介石必然暗示过前线战地指挥官，随便他们以何种方式找共产党算账，他都不介意。圣诞节那天，蒋介石曾亲自向周恩来保证过新四军撤退路线的安全。在皖南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是一无所知的，是周恩来在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内，收到延安发来的无线电通信信息（延安收到的信息来自战场，遭袭的共产党部队通过信号不良的无线电向延安报告）后，他才告诉蒋介石发生了什么。蒋介石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问他：“蒋介石当时是不是在对你撒谎？”“不，”周恩来说，“有人在对总司令撒谎，但总司令的话里也掺杂了谎言。总司令撒谎的目的是想要巩固自己在各派系中的位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利用国内所有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他将一败涂地。”

至于未来，周恩来的态度还是很客观，甚至比之前还要冷静。他认为之前与政府达成的所有协议都结束了。幸存下来的九万新四军不会再后撤一步，他们会继续留在沿海、留在南京周边和上海周边。他们会继续抗日。“没有政府补给将很难生存，”周恩来说，“但我们会挺过去的。我们会向群众寻求支援。”在他继续说话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他的思想转变、共产党的思想转变：1941年，中国有两个独立的抗日政府——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另一个是共产党政府。战后，他们会解决彼此的分歧，齿轮互相啮合。一切将走向高潮。

我认识周恩来已经很久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不是可以剪下来，贴到我记录名人的新闻记录簿中的单一形象。

如今的我，年纪更大了，但也更加智慧了。一直以来，我经常因与曾报道过的人物是朋友，对他们有好感，而在报道新内容时倍感辛苦，因此，现在的我，很警惕与伟人交朋友这件事，就像改过自新的酒鬼警惕酒精的味道一样。不过，周恩来仍然是我见过并了解过的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约翰·F.肯尼迪。与他们三人的交往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会令我怀疑或质疑的判断。换作现在，我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其中最需要改变的就是与周恩来的交往。现在的我，可以看清当年的周恩来了：论才华与坚韧，他不输共产党在这个世纪的发展中所培养出的任何人才。他在行动时，可以无所畏惧，可以具备猫突袭老鼠时的敏捷，知道自己的方向并行动果决——同时，他还可以展现出温暖的善意、难以抑制的仁慈和高雅的礼仪。在中国革命中，你找不到什么温暖的话语；不过，即便在北京方言中，提到周恩来，也会说“我们敬爱的领导人”，也唯有周恩来有此待遇。他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魅力，一种表达喜爱的方式，以及一种让你觉得他似乎在邀你共享秘密的感觉。我必须承认，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或许，说明周恩来出众品质及魅力的最好方式就是讲一讲1940年，我们是如何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的。在我记忆中，我们友谊发展的高潮时刻就是在吃烤乳猪的那顿晚餐上。

早在我成为《时代》周刊记者前，我就已经结识了周恩来。当时我还在为国民党政府宣传部工作，但又想要不受干涉地进行报道。作为年轻记者，我所问的问题都是能让对方快速给出有引用价值的答案的，这些问题在现在电视采访中经常出现，比如问：“你当时什么感觉？”答：“嗯……非常沮丧。”在采访周恩来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先生，您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您心中，是中国更重要，还是共产党更重要？”周恩来：“对我来说，中国比共产党重要。”白修德：“先生，苏联共产主义废除了宗教；如果今后中国共产党掌权了，也会废除宗教吗？”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尊重所有宗教，允许任何形式的信仰。”

不过，周恩来有个绝大多数公务人员都没有的诀窍，在接受录音采访时，他会在自己的答案中抛出一个诱饵，这个诱饵关乎新的事实，不寻常的难题。如果提问者上钩，跟着他的诱饵追问，他就可以一步步将对话引导到自己想要的方向上，进而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在我与周恩来的交往中，我表现出了对民间关于中国军阀政治传说的兴趣，这一点逗乐了周恩来；他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很喜欢指导我这个菜鸟，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当时的周恩来还是比较空闲的，他所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是支孤零零的团队；而且在他们看来，接待一个易受影响的年轻美国记者给了他们左右《时代》周刊报道的机会。

一年后，我们的友情越发深厚，我很荣幸地收到了周恩来的宴会邀请。他的南方局很可能是有了款待美国记者、了解美方观点的预算；他们将把招待《时代》周刊记者作为吃一顿豪华大餐的借口，不会去吃平日食堂里的面条、米饭、蔬菜和偶尔才会出现的大块肉炖汤。我们去了重庆最高档的餐厅用餐——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我，饭局中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一定记得我如今离家有多远。我已经学会了喝酒。我还和女人上过床，尽管是很久以前了。我知道自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遵守犹太教的饮食清规了，但还一直设法欺骗自己说我吃的那些肉都是羊肉、牛肉和鸡肉。这个习惯是我与家庭习俗间最后的联系。我心理上仍然受犹太教传统制约，认为直接吃猪肉是对神明的亵渎。不过，周恩来的宴会是非常特别的——首先是中式的开胃小吃，热菜冷盘都有；然后是竹笋和鸡肉；接着是鸭肝。这些完了之后是主菜——一只表皮金黄酥脆的烤乳猪，我怎么也无法告诉自己那不是猪肉。

“请，请。”作为主人，周恩来用筷子指着烤乳猪，邀请客人先下第一筷。我畏缩了，不知道该怎么做，犹豫了片刻，我还是坚持了自己过去的传统。我放下筷子，尽力用中文解释道，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可以吃任何猪肉制品的。当时，我和在座所有人都是朋友了，他们听完我的话有些沮丧，默默无言，因为他们做错了，没有招待好我这个客人。

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沉默。他再一次举起筷子，指向烤乳猪，重复道“请，请”，一边说一边露齿而笑地解释道：“特迪，”他说（只能靠我现在回忆，关于那晚的经历，我没有记下任何笔记），“这是在中国。你再看看，看看。在你看来，它像猪。但在中国，它不是猪——它是鸭。”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也笑了，整桌人都笑了，我把筷子插到猪肉里，撕开金黄的皮，吃了我人生第一口无可错认的猪肉，从此以后，我再没坚持不吃猪肉的传统，希望祖先可以原谅我。

不过，周恩来这个人是可以让你相信猪就是鸭的，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也因为他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且尊重这些风俗习惯。

当时，周恩来只有43岁，身处远离大部队的重庆，不过，无论他自己是否知晓，他都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中间时期。他就像是毛泽东的塔台侦察员，不惜一切代价与外界保持联系就是他的工作。这一任命，为他打通了事业通道，他一步步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负责与全世界保持联系和对话。说回当时的重庆，他的任务是充当共产党及其军队与蒋介石的政府之间的缓冲器，以善辩的言辞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处取得任何可支持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援助。

肩负该使命的周恩来，住在曾家岩50号（曾家巷第50栋房子），那是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旧楼房。那里破破烂烂的；下雨天，外面巷子里的泥浆能到脚踝，还会流到屋里，弄得会客室遍地都是泥。会客室里摆着几把扶手椅和一个沙发，上面都铺着粗糙的蓝布，已经被农民和工人给坐旧了。沙发里面弹簧坏了，表面凹凸不平，坐起来很不舒服。在接下来的5年中，我将在这个会客室里见到许许多多的人，其中许多在我见到时已经颇具名气，另外一些后来名声蹿起，甚至比当时那些人还要有名。我在那里见过董必武，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眼老人，是中国共产党12位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是他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在上海召开了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我觉得董必武一定是这世上最温和、最心软、最和蔼的人了。我还见到了神采奕奕、兴高采烈的叶剑英，当时的他已经因1927年领导广州起义而成为革命英雄，后来他成为红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防部部长。林彪是个不苟言笑的人，1946—1949年的内战中，他作为解放军军事战略家，对于击溃蒋介石部队功不可没，他原本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但1971年，他迫不及待想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结果断送了性命。共产党似乎没想要把与国民党政府联络的重庆办事处只交给一个人负责。一般都是两个负责人。这两个人中，作为上级的也总是周恩来。

周恩来这些随从参谋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后来都成了名留历史的人物。他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我迄今最喜欢的是龚澎，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性，她父亲是个吸食鸦片的军阀，从小接受基督教义的教导。她的英语完美且流畅，在被派往重庆前，她是在华北进行抗日游击战，是个货真价实的配枪女英雄。她的第一任丈夫牺牲于北方山区的游击战中；来到重庆，她遇到了乔冠华，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新闻工作者，并坠入了情网，乔冠华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有一阵子，我偶尔还会把重庆办事处的另一个年轻人陈家康当作兼职的特约记者，了解共产党的事情。在革命胜利后，陈家康成为中国驻开罗大使，那是新中国政府驻中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他还帮助构建了抵抗以色列的第三世界联盟。除了他们外，重庆办事处还有好几个人；他们与后来跟随肯尼迪的那些工作人员很像，就像一个政治家族——一个主导且完全控制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家族。

周恩来拥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鲜有的资格。当然，他与其他所有共产党领导人一样，都是从一个真诚的革命战士做起的。他曾领导过1927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还险因此丧命；后来，1928—1934年的国共内战，他任红军指挥官，并在战役中负伤；后来，他参加长征，并参与了1934—1935年长征途中的各种小规模战斗——在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找到立足之地，结束长征时，他身患重病，几乎一只脚跨进了鬼门关，根本无法行走，必须由马驮着。没人能质疑他的大智大勇、他的指挥才能，他为革命落下的累累伤痕。在我们相识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有这些伤，后来，随着他一点点老去，他受伤的左臂越来越僵硬，越发伸不直了，这个伤病一直跟着他，直到他逝世。不过，许多勇敢的共产党人也有不逊于他的英雄气概，也为革命落下了一身伤病。

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加开朗豁达。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官员家庭；不仅在天津的美国传教士学校念过书，还在日本和欧洲留过学；他是在欧洲加入共产党的；后来回国参加了革命，尽管他公开承认过自己共产党的身份，还是在27岁时成为蒋介石的盟友，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破裂于30年代的国共内战时期——不过，周恩来擅长审时度势，在必要时，能够放下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仇恨，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军阀绑架，是周恩来安排释放了他。周恩来在战斗中不会手下留情，但必要时也能放下仇恨，这一点便让他在共产党人中独一无二了。举个例子，1945年，他恳请美国大使馆的朋友，让他飞去美国拜访富兰克林·罗斯福，并向对方解释中国革命；他被拒绝了。还是1945年，他极力争取，想让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起加入访美的中国代表团，但再次被那些美国人拒绝了。1954年，他帮助设计了日内瓦会议，该会议暂时中止了越南战争。不过，在日内瓦时，他非常友好地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伸出手，想与对方握手，但对方却拒绝了，公开羞辱了他。那可能是任何国家、任何外交官能做出的最过分、最粗鲁的事了。之后的很多年，周恩来都是美国外交团专心对付的敌人；最终，他还与自己长征时期共患难的同伴林彪决裂了，后者想要巩固中国与苏联的联盟。结果，还是周恩来改变了毛泽东的心意，让毛泽东再次接受了他和尼克松共同建立的中美建交的桥梁。如果这个桥梁可以和平地持续下去，它就将成为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最大的贡献。

我初识周恩来那时，距离他后来声名远播、闻名遐迩还有很久。我们相识之初，他坚持只用说得并不连贯的英语与我交流。后来，他更放松了些；来赴约时不会穿得一本正经，偶尔还会迟到，着急了，就连胡子也不刮，穿着宽松的衣服就来了。他肤色很黑，脸像高加索人，我记得，在他放松时与他聊天，他就像有1000种表情一样，非常生动，仿佛要用脸把对话表现出来一样。随着我中文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和我用中文对话，龚澎偶尔会加入进来，帮我翻译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更加微妙的表达。

周恩来有小说家刻画人物的本领，完全可以成为最顶级的剧作家。他喜欢讲故事。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能遇见这样一位伟人，对方一没什么事做，只需坐镇政党办事处，二还愿意把自己知道的闲聊给你听，是极其罕有的幸运。如果你能成功勾起周恩来的兴趣，或者恰巧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找到他，他就会给你讲出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举个例子：皖南事变过去几年后，遥远的中国新疆发生了多人死伤的命案，我正试图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地军阀盛世才杀害了毛泽东的弟弟（盛世才说这是对共产党杀害他弟弟的报复）。新疆位于亚洲内陆，为沙漠地区，有绿洲，盛产甜瓜和鲜花，当地人善舞。当地局势错综复杂，我在那里做了两个月调查，都未能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我找到周恩来，像朋友聊天一样谈起了这件事。他乐于回答好的政治问题，我记得，他最后的分析（边说边比画）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是我们（共产党）先杀了他（盛世才）的弟弟？比起他，我们更喜欢他弟弟。我们确实可能杀掉他们中的任意一个，但真要做了，死的也应该是他，而不是他弟弟。对此他们心知肚明，说我们杀了他弟弟，就是刻意污蔑。”

共产党的情报网遍布蒋介石政府，有时，如果发现什么格外有趣的蠢事，他还会讲给我听。举个例子，1943年时，蒋介石制定了全国性的动员法案。周恩来很喜欢这个故事：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努力合作拟出可解决各自难题的新动员令。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兵力不足。周恩来说，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征兵必须是适用于上中下所有阶层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上战场——除了那些能够支付每年5500元法币（当时只价值250美元）免服役费用的人。当时符合应征年龄的中国人不少于4000万，因此，两位内阁部长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会支付免服役费用，这样就能为财政部长贡献每年数十亿元法币的预算经费；同时，军政部长那边还有1000万人可以用。周恩来说话的过程中还是一如往常的表情丰富，然后突然大骂：“愚蠢，太愚蠢——都入内阁10年了，蠢都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根本没有经验。”

我们之间这样的交流有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设法说服我相信，蒋介石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共产党才是大势所趋，然后通过我这个美国记者，说服《时代》周刊也相信这一点；或者，他是否只是喜欢教导我。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最终，他接受了自己老师的角色。某天，他正给我解释中国地下政治中格外错综复杂的一个要点，我没等他说完就给出了答案，打断了他的话，此举十分无礼。但他只是笑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刚进入中国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了，我已经二年级了，马上要开始懂得这个国家了。他的称赞令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周恩来对外国人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但我现在得知，他对国务卿基辛格最高的赞扬就是告诉他，他也终于开始理解中国了。

我至今仍然难以抑制地喜爱着周恩来，即便我知道，他和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会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或为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更伟大的荣光，在无法说服我信仰他们的信仰时，牺牲我。1943年，他返回了共产党位于延安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的私人关系也随之结束了。

当然，在1944年和1945年，我还是见过他很多面，只是都在严肃场合，那些场合的交流，除了见诸报端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宁愿记住多年后，我俩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后的两次见面。

那次访问，我第一眼瞥见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为了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尊重，他们精心装饰了会堂，准备了珍馐美味，管弦乐队重复演奏着《牧场是我家》（Home on the Range）等美国人喜爱的歌曲。周恩来和理查德·尼克松坐在主桌上，周围围了一圈较小的桌子，坐着其他高官要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排桌子，嘉宾会根据重要性落座，越重要的人，座位离周恩来——尼克松的主桌就越近，距离他们很远的后排，坐着尼克松邀请来的美国记者，据说整个人民大会堂可容纳万人之多。在尼克松总统起身，围着最靠近他的那圈桌子走动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偷偷穿过围在主桌周围的中美安全人员，到周恩来身边去。他就坐在尼克松夫人旁边，尼克松总统的位置暂时空出来了。

我蜿蜒曲折地穿行于餐桌之间，突然被我们美国特工处的特工以及中国安保人员给拦了下来。当时的我态度坚决，无法甘心接受这样的拒绝；不过，在我被拦下时，周恩来和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同时发现了我的窘况。我不认为周恩来与派翠西亚间能有什么共同话题，而他们当时可能确实聊得并不投机，很无聊吧，看到我就同时挥手示意自己的特工，放我过去，在我靠近时，他们都试图向对方解释，为什么要招我过去。当时，周恩来的英语都生疏了，只能指着我说：“老朋友，老朋友。”尼克松夫人则以为我是过去找她说话的，于是也说着和周恩来一样的话。我很惊讶，都25年没见了，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下一刻，我就立刻充当起了他们之间的口译，努力把他们彼此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我当时蛮尴尬地逗留了两三分钟，在总统的空座旁团团转，总统一回来，我就赶紧离开了。至于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间聊了些什么，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七天后，他与尼克松一道乘飞机到达杭州后。杭州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就像美国的旧金山，或法国的卡尔卡松。那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下午，一切都是为应对电视媒体和摄像头准备的，为象征意义和操纵准备的，各人的位置都用绳子事前隔了起来，监视设备也准备就绪，每位记者都有两平方英尺的观察空间。湖上有好几座拱桥，我的位置就在其中一座桥的一端，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同行在一起。尼克松和周恩来从桥上漫步而来，假装一点不紧张，一点不激动，非常冷静，就像是偶遇的老友在乡间散步一样。尼克松第一个注意到了我，向周恩来指了指我，不过他说了什么我听不到。不过，周恩来的回答我听到了，他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道：“不过那是特迪·怀特。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再没回来过。”这次的访华之行，一路都是刻意安排过的，对此我已经很生气了；加上过去20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联系到周恩来，问他自己是否可以拿到签证，重访中国，但一直未能成功，于是，我对他大喊道：“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回不来。”周恩来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只是他已经无法流利地使用英语了，于是很诙谐地用中文大声回了我一句。从离开中国开始，我的中文驾驭力也退步了，不得不依靠官方的口译员，他告诉我，周恩来答的是：“也许我们都有错。”

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我愿意相信口译翻译的是真的；这话就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个周恩来的风格，他很高兴看到西方人努力了解中国，也很欣赏他们的这种努力。过去，他是很愿意私下里承认错误的。而他公开秉持的原则也是有道理的——我们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因此不得干涉中国事务。他可能认同了吉卜林（Kipling）对该思想的改述：“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不过，我更喜欢他的说法：“也许我们都有错。”

1972年后，我再没能见到周恩来，但30多年前，在他教会了我很多的同时，还有一个人，在相同的时间段、影响力、友谊和艰苦程度上，教会了我很多，让1941年这一年成为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和戏剧性的事件，还因为这一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周恩来与此人同龄。不过，他们又是不同的，前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革命是大势所趋、无可争议的，并坚持认为当时没能保护人民群众的中国“政府”是失败的，后者则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人民，还要走出国门，保护整个文明世界。在接下来的5年中，我将与后者携手前进，因为此人是我的最大老板，是《时代》、《生活》和《财富》三本杂志的创办者和总编辑亨利·R.鲁斯，他出生于山东烟台，成长于纽约州纽约市。他相信美国权力的辐射范围是无限的，相信美国世纪是我们的责任。当时的我还从未见过亨利·鲁斯本人，但他很快就会走进并主导我的人生。

1941年5月，亨利·鲁斯抵达重庆，年仅43岁的他却是货真价实的出版业巨头，对此，他也心知肚明。不仅如此，在中国政府眼中，他还是个自然资源，级别几乎等同于长江三峡。对于三峡，该政府是希望战争结束就修建大坝，大坝一建成就能利用水来发电。鲁斯是中国最有权势的美国朋友，他曾公开强力支持美国加入这场战争。鲁斯相信，英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法西斯主义既威胁着我们的文明也威胁着他们的文明，他也打算如此说服美国。他用自己的杂志传播着自己的良知，没有什么能限制他这样做。

鲁斯及其夫人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e Luce）在中国受到的尊重，是我此前在任何访华人士、任何杰出新闻工作者、外交官、亚洲名流甚至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身上都不曾看到过的。鲁斯一下飞机就有豪华轿车来接，还受特邀到孔祥熙宅邸做客，之后更是一场宴会接着一场宴会，对此，鲁斯乐在其中，他感受到了这些人对他的重视。他来重庆是为了报道轰炸，而他抵达的第二天就遇上了，这令他很高兴。他想要看更多轰炸，于是请蒋委员长允许他进入前线战场。他几乎是立刻就获得了通行证；一架专机专程来接他去西安，到达西安后，他可以乘坐那边业已安排好的专列前往黄河河湾，列车上的座椅与餐具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记得两年前，自己从西安到黄河河湾处，花了整整五天。在抵达这条已被日军占领的河流边时，款待他的是对岸中国军队的炮火。

蒋介石政府并没有控制鲁斯的行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贪婪地吸收着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并且想要更多、更多。有人曾评价过，与鲁斯交谈，就像与真空吸尘器交谈一样：他会在与你第一次对话时就掏空你所知道的一切，让你精疲力竭；第二天早上再遇到他，他还会有更多问题要问；等到当天晚上再聊，你会发现，他又冒出了更多问题。

鲁斯很高兴重回中国。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重返中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曾经，他是个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小男孩，乘船离开中国，远渡重洋，来到陌生冰冷的新英格兰上寄宿学校；如今，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引导者、出版商，他带着美丽的妻子荣归故里；受到蒋介石政府的殷勤款待，这还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一如他父亲曾经希望在中国看到的那样。

有天早上，他把我叫了过去，命令我带他摆脱令人窒息的政府陪同，不过，当我们坐上黄包车，偷偷溜走后，我才发现，他只是想要练习中文。小时候，他住在山东的一栋传教机构里，离开那里后，他就再没有说过中文，不过，他慢慢找回了说中文的能力，这让他欢欣不已。他用中文给黄包车师傅指路，然后在一间间商铺中窜进窜出，研究里面的商品和价格，与中国商贩讨价还价，越说越兴奋。有天晚上，他临时推掉了一场国宴的邀请，命令我召集所有我能找到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只因为他想和他们吃顿饭。燕京大学位于北京，是在20世纪伟大传教士之一，也就是他父亲亨利·温特斯·鲁斯（Henry Winters Luce）帮助下建立的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他想要了解一下，自日本侵华以来，这所大学及其毕业生都经历过什么。他向这些到此避难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了解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并为他们讲述了现代中美的共同使命，这个夜晚最后是在礼拜音乐中结束的。

在鲁斯心里，基督教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以最简单的方式结合了起来，它们都是要帮助中国人民。他思想上的这种情感倾斜影响了他的一切政治观点，并让他在五六十岁时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话语权，也最有说服力的冷战分子之一。他的崇美主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美国毋庸置疑的忠诚，将在20年后变得不合时宜；不过，他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仍是我所知道的最热情且最具即时行动力的极端爱国主义者了。他和麦克阿瑟尽管意见不一，但都支持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鲁斯的基督教信仰很简单；他向我提到了著名的巴约的厄德主教（Bishop Odo of Bayeux），此人坚持要动身去与诺曼底公爵的敌人战斗，为了基督教更伟大的荣光，怀着正义之心，他穿梭于战场中，挥舞着狼牙棒（因为他的道德良知不允许他用剑），重重击向公爵敌人的头颅。鲁斯是个永远都对错分明的人；不过，有时候，若事实改变，他的想法也会被新的真相所说服。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员工的思想必须与他的思想保持一致。当然，后来我也是头脑被亨利·鲁斯重击的家伙之一，只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我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迷住的，就像当初见到周恩来时一样。

他在重庆待了十天，在这短短的十天里，他就用他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整个重庆。他正值壮年，肌肉发达，精力充沛，总是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帽檐下是浓密而紧皱的眉毛，像一阵暴风雨席卷了重庆。在这场暴风雨中，我被他彻底征服了。在他离开的两天前，他找到我，用他特有的半口吃的霸道说话方式，问我是否能在48小时内收拾好行李，准备好离开。我问为什么，他咳嗽着告诉我，我将和他一起返回纽约。他没有问我在那个时间点离开是否方便，也没有问我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就这么一会儿，他已经决定要让我当《时代》周刊远东主编了。因此，哈佛毕业三年后，我将凯旋，回到家人身边。

我们在香港停歇了一下，然后在马尼拉待了两天。鲁斯把我当作他的中国专家，无休无止地提问、审问了我两个星期，到马尼拉才终于放过了我。离开马尼拉，又是一场为期五天的跨太平洋航行，我们搭乘的是泛美航空一架旧的“快帆”（Clipper）号飞机。它每晚都会降落在长久使用的垫脚石上：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和夏威夷岛。每到黄昏，飞机降落，他都会派我乘车出去，调查该岛的防御工事，摸清它的战前准备做到何种程度了，我和鲁斯都笃定战争即将来临。等到早上，审问又开始了。

这次返美旅途中，我们有无数的对话，其中我还记得几次；有一次聊了《时代》周刊的历史，并不长，对话的高潮是他提到了“重要的是人，有人物才有新闻”这一观念。《时代》周刊的创刊封面是“乔大叔”坎农（“Uncle Joe”Cannon）的肖像。鲁斯说，即便是只看《财富》对其他没什么兴趣的商人也会想要看关于某个人物的报道。

这趟旅途中的最后一次对话是教我办公室礼仪。旅途最后，我们成为朋友；他让我叫他“哈里”，他则称呼我“特迪”。之后，在我们前往旧金山的途中，他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结结巴巴地对我说：“特迪，你有没有在商业杂志上看到过，说老板的门是始终向所有人敞开的？”我说看到过，他接着说：“呵，我可不这样经营我的杂志。所有人的门都是向我敞开的，但我的门只向我想见的人敞开。”

在中国待了差不多3年后来到旧金山，我立刻被眼前所见给震撼到了，当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得。飞机开始向下滑行，准备着陆，我透过窗户，看到了金门大桥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从高空看去，它们就像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络绎不绝，或黄，或红，或黑。这是一个多么奇怪、多么富有的国家啊，距离亚洲千里万里，以为自己仍生活在和平的状态中。

我离开旧金山，直接返回波士顿去看望家人，身上还穿着热带的鲨鱼皮衣服，戴着软木遮阳帽。令我气恼的是，他们因我这身装扮嘲笑了我。不过我爱他们，在我告诉他们自己升职的消息后，他们都很开心。

不过波士顿不再是我的家了，老旧的犹太人区已经留不住我了。要说哪里能留住我，那就是亚洲；或者纽约，如果我无法回到亚洲的话；因此，我去了纽约。回到美国还不足五天，我就在曼哈顿中城区的魔法圈中重新开始了工作。尽管让美国新闻系统得以运转的思想来自世界各地像我一样的异乡者和流浪者，但控制中心是在这里。多年后，纽约会成为我的家，我会定居在这里的新闻工作者聚居区。生活在该区的人以买卖新闻、人物、故事和当代历史为生，并热爱自己的事业。

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很短暂，其间，我在《时代》周刊的会议室里，在以亨利·鲁斯思想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体制中，开始一点点熟悉了这个新的新闻工作者聚居区的方方面面。《时代》周刊的主编在29楼工作，经他手的报道内容，与其说是与当事人的对话有关，不如说就是与这个当事人有关。所有伟大的主编都能够看出故事、事件和人物的发展脉络，并把它们融合到一起，重组出只有他们自己内心那只眼睛才能看到的涵盖全球的图案。鲁斯用直觉，根据随机事件，描出了一幅图案，他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他的记者和他的杂志都与之相符。他选择以他自己个人的方式展示旗下记者的报道。他用所选择的信息碎片拼凑出瞬息史学；他的选择反过来又会影响事件在真相与报道间的摆动，这个摆动让后来的我深深着迷。

私下里，鲁斯是个时时刻刻都很温暖的人——在他决定成为专制的独裁统治者和刽子手时除外。他的妻子克莱尔会邀请我到他们位于格林尼治乡间的家，与名流一起过周末。在那里，我可能会见到赴美的英国情报局负责人，约翰·甘瑟（John Gunther）、沃尔特·杜兰提（Walter Duranty）等著名作家，百老汇名人，以及许多洛克菲勒家族的人。鲁斯会干巴巴地给我讲述谁是谁，做过什么，他喜欢看我因惊讶瞪大双眼，也喜欢看他妻子因盛大派对而洋溢的喜悦。不过本质上，他还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正在为《时代》周刊写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他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我的格子间。他的传教士父亲刚刚去世。我很为他悲伤。但他眼中没有伤感，他对我说：“至少他活到了中美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这一天。”

正是珍珠港事件将我从办公桌旁、从公司解放了出来，让我不必拘泥于正式新闻写作的流程。

那个周日下午，我正在重写关于亚洲紧张局势的报道。报道中传达了我的坚定信念：无论日本在华盛顿说什么，只要电话响起，我们就要与他们开战。后来成为小说家的詹姆斯·奥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当时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记者，他接起电话，然后电话一丢，大喊起来：“上帝啊！日本人在轰炸珍珠港。无线电设备传来的消息。”我们冲到自动新闻收报机前，上面出现了一条费心制作的新闻快报：急报……白宫说日本袭击珍珠港。

我们赶回自己的办公楼，从洛克菲勒中心最高层的窗户向外望去。楼下是曼哈顿中城区周日下午熙熙攘攘的人群，街上挤满了开车出行的父母，要带孩子去看圣诞树和这座伟大城市的假日风光。我们做了纸飞机，把消息写在上面，然后从高空朝下方街道扔去，一边扔一边喊：“开战了”或“我们和日本开战了”或“日本人轰炸美国啦”。

我们都很兴奋，但我是最兴奋的那个。在得到消息的第一个小时里，我们都不知道美国舰队在珍珠港遭受了多严重的破坏。不过，这是一场正确之战、正义之战，我们必须打，我们必须赢。这是我唯一一个坚持了35年未曾改变的坚定信念：对美国来说，与其让世界被那些毫不羞愧、嗜血滥杀的人所占领，不如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并赢下这场战争。当然，如果美国参战却没赢，结局会更加糟糕。

对我来说，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可以离开办公桌了。我将返回亚洲，我的归属之地。不过这一次，我将不再是观察者。我们都将是战争的参与者。那也将改变我的看法。

1. 安南人（Annamite）即现在的越南人。1884年法国在现今越南中部建立了一个保护国，该国于1887年并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译者注

2. 摩洛哥是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毡帽是一种圆筒无边帽，常见于土耳其以及北非等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地区。——译者注

3. 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是美治时期出名的菲律宾领袖，曾任菲律宾总统，参与过美菲战争。——译者注

4.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是美国第25任（第29届）总统，有“繁荣总统”的美名，对外发动过美西战争。——译者注

5. 本段引用内容均摘自历史文件。——译者注

6. 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注

7. 这是白修德对曾家岩50号这个名称的解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译者注

8. 根据资料，周总理受伤的是右臂，而非左臂。——译者注

9. 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是一些历史学家对20世纪的称呼。——译者注

第四章 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骑之上

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我离开亚洲有整整一年时间，此次重回亚洲，我将不再是一个观察者，而是一个穿着军装的战地记者。

在这次旅途中的某个地方，我将因这身军装所肩负的责任许下一个承诺。我将其与一个人联系了起来，他穿着在亚洲战区最为沉重的一套军装，此人就是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美军司令约瑟夫·华伦·史迪威中将。报道史迪威不能按我以往的方式。他是术业有专攻的军事家、爱国者，毫无准备地冲入了政治的竞技场，在这里，没人能明确指出问题所在，一切决策的基础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当时的我年纪轻轻，阅历不足，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痛苦和悲剧。不过，随着我对他的了解一点点加深，我知道他是好人，也看得出他所站立之处恰恰在政治与战争的交叉点上。这次经历于我是宝贵的一课，不过真正学懂它，我花了不下两年的时间。

珍珠港事件后，我离开纽约，被派往新加坡；不过，在敌军的炮火下，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很快沦陷了，我所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驶向了澳大利亚。来到澳大利亚，我再度拜访了麦克阿瑟，接着，我直奔印度——显而易见的亚洲战区危机点。隆美尔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已进攻到中东的亚历山大港，正在不断逼近印度；日本又刚刚攻占了远东的缅甸——因地缘政治的关系，它们将像两只螯将大英帝国夹困其中，在我发现这一点时，印度人认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机到了。

1942年夏天，我在印度见证了长达两个月的暴力冲突与起义，眼见着几乎举国上下，甚至包括最高领导人，都被卷入了这一可算完全失控的事件中。其间，我采访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个口才了得、忧国忧民的宿命论者。面对这场他并不想领导也无力制止的起义，他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与此同时，我还采访了他的对手，英国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爵士，统率印度已经让59岁的他筋疲力尽，在与我聊天的过程中，他只是无精打采地说了些关于殖民者、关于帝国的陈词滥调，然后又匆匆返回前线，指挥部队，镇压这场他无法理解的叛乱。

在我个人记忆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发生在此期间。那是8月的一天早上，就在前一天，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Congress Party）刚刚投票决定起义。这一天，酷热难耐，我骑马跟着一队英国兵，他们带着布伦机枪，穿越位于老德里主街的月光集市（Chandni-Chawk），集市上挤满了人。我们的纵队由年轻的苏格兰士兵组成，他们都来自格拉斯哥贫民窟，性格坚毅；他们都是英国工党党员，满嘴脏话但待人友好，很讲兄弟义气；他们痛恨该死的英国军官，也痛恨该死的中东佬，不过这天早上他们别无选择。街上满是暴乱者，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学生挥舞着绿色和金色的国大党旗帜，大声高呼着“革命万岁”；他们在屋顶朝我们投掷石块。我内心是支持暴乱者的，但我知道，这些年轻的苏格兰士兵也知道，此时此刻，如果粉碎了英国的统治，印度将被日本占领，这场战争可能永远都无法结束了——再者，如果抗议者击败我们，他们会把我们撕成碎片的。不过，印度学生没有枪支；年轻的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爬上屋顶，拿着布伦机枪，开始有规律地射杀下方的印度群众，一具具尸体重重地倒在街上。短短几分钟，该纵队就成功“平定”了月光集市的暴乱，尽管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我赞同他们的做法。因为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中国；我的任务是回到中国，报道中国；如果印度落入革命者或反叛者或日本人手中，那么美国就无法把援助送到中国；为了保住与中国的联系，必须不择手段。

因此，在重返中国的路上，我不可避免地见到了“酸性子乔”史迪威，他负责中华民国的军事防御。

到此时为止，我已经与许多自己观察者时期报道过的名人碰过面了，我绞尽脑汁，花言巧语，套出他们的名言警句、奇闻逸事、深入见解或事实真相，好摸清他们主导的舞台是怎么一副模样。不过史迪威与他们不一样。他是我近距离观察到的第一个能主导中国战场发展走向的美国人——领导者必然会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史迪威将被困在一出他所讨厌的戏剧中，他在这出戏剧中表现杰出——但只是指他作为军人的角色。没人给他解释这出戏剧事关政治和革命，也没有人意识到他已经扮演了与他并不相称的角色，等到发现后，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而在接下来两年我对他的观察中，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是兴奋的——他拥有政策决定权，最高领导权，而在其中，指挥部队反而成了他职责中比重较轻的一块。

我第一次要求见他是在德里。为了确认8月起义是否彻底摧毁了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后方战略基地，他乘飞机从中国到了印度。几天后，他发现英国陆军完全有能力镇压叛乱，于是为我拨出了时间。

工作人员把我迎进了他的办公室——帝国酒店（Imperial Hotel）内的豪华套房；他抽着烟，一脸阴沉地看着我。史迪威当时59岁，身体精瘦结实，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并不好看，但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旺盛的活力；他很有魄力，会让初见者心生畏惧。我有些慌乱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正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他是战区指挥官，我需要写战地报道。我问他是否可以为我快速介绍一下目前的总体战况，或者他目前的计划，以便我将其写成报道。在我坐立不安的同时，他内心对我有了快速的判断，他把烟放下，决定和我聊一聊。他说：

“中国的麻烦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结盟对象是个愚昧、无知、迷信、狗娘养的乡巴佬。”

我被他这话惊得倒抽了口气。我从没听人这么说过蒋介石，就连周恩来都没这么评价过他。紧接着，他连珠炮似的飙出了更多尖酸刻薄的话。

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富有正义感、友善且直率的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尖酸刻薄的程度其实是远超我第一次见他所感受到的；他的尖酸刻薄是人生经历使然。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他的灾难之地。史迪威是个杰出的部队指挥官，步兵谋略家，是领导1940年和1941年美国陆军作战的名将，乔治·马歇尔最爱的麾下军官。他是个静不下来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局势平静无波，无法给他提供什么挑战，于是，他成为美国陆军中的中国专家——在中日开战的头几年，他学习汉语，具备了说和读的能力，此外，他还随军阀部队四处考察，并成为美国驻北平外交使团武官。

正是当时的求知欲，给他招来了这个麻烦缠身的司令职位。在珍珠港事件两周后，史迪威被选拔成为美军司令，率先迎击德军：他将负责领导“体育家作战计划”（Operation Gymnast），也就是北非登陆计划，为在欧洲战场发起最后一击做准备。史迪威如果有好好执行该任务，现在一定是“二战”中伟大的美军军人之一，名字也会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布雷德利、巴顿这些名字一道，镌刻在西点军校的纪念碑上。当时，战争刚开始几周，蒋介石就发现他统治下的中国在美国战略优先性中排名很低，这一发现令他愤愤不平，因此对美军援助很不满、很挑剔，要求苛刻。对此，华盛顿方面做出临时性政治决议，决定安抚蒋介石。虽然是临时性决议，但都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其他人的人生。根据该决议，美国指派了一位杰出军官协助蒋介石——而除了史迪威，美国陆军哪里还有别的中国专家呢？此时距离北非登陆还有差不多一年时间，缅甸正在敌军攻击中，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危急；因此，史迪威过去的经历，对和平时期中国的深入了解，反而成了他的阻碍。

他抵达亚洲战区之时，正是缅甸即将陷落，英军和中国军队在日军袭击面前节节败退之时。史迪威手中没有美国部队，因此负责指挥的是士气全无的中国部队。他一个美国人，却拥有管辖中国军队的权力——甚至可以下令处决少校军衔的军官。史迪威很快发现，自己的权力有多受限。当时缅甸前线统管中国军队后勤补给的是俞飞鹏将军，在这次极为糟糕的事件中，俞飞鹏将军竟然没有将中国陆军为数不多的卡车用于撤离部队，而是装满了他可以抢到的所有商品，以便运回被封锁的中国出售。史迪威想要立即枪决俞飞鹏，但却被告知，这不可能，因为俞飞鹏是蒋介石的表哥。最终，前线彻底失守，史迪威长途跋涉13天，徒步140英里，穿越丛林和山区，才逃离缅甸，抵达印度城市，刚刚抵达，他就立即召开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宣称：“此次，我们输得一败涂地。我们是从缅甸逃出来的，耻辱至极。我觉得，我们应该搞清楚战败的原因，然后杀回去，收复失地。”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寻找所谓的原因。1942年8月，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他才刚刚开始察觉到自己坎坷的命途。总体而言，他的责任一直是帮助中国陆军实现现代化，并将他们重新训练成一支真正具有战斗力的队伍；具体而言，他的战略职责将是利用这支现代化军队，反过来在侵占缅甸的日军部队中打开缺口，突破其对中国的封锁，最终在中国国内创建一支更加强大的部队，让该部队与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盟军一道，对日发起总攻。这是军人的职责。不过，最好将史迪威看作排在传教士、顾问、教师、西方人所组成的长长队列最后面的那个人，他们所有人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想方设法要改造中国，但都只是成功地扰乱了中国而已。在我第一次见到史迪威时，他所开始了解到的是，最高级别的战争是由政治主导的，如果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就不可能在中国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史迪威所遭遇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他在指挥时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中国是个像英国、苏联和美国一样的强国，中国“政府”有权享有与其他主要同盟国同等的尊严、尊重和支持。大联盟（Grand Alliance）的理念安抚但也误导了中国与美国的舆论。不过，作为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责任把握现实。尽管身体不适，罗斯福还是知道，作为总统，他必须分清轻重缓急，这个战乱喧嚣的世界将一切压力——战争策略、国内政治、国会、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和铁托——都压在了他的身上，于是，他思考后将中国排在了优先事项表中非常靠后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军事问题，理应交给搞军事的人负责，但搞军事的人并没有将战争考量上升到政治和政策问题的高度。30年后，一连串将领将通通奔赴越南战场，再一次在对这场亚洲战争没有任何政治或政策了解的情况下参战了，也因此搞不清楚状况，一败涂地。不过，史迪威是第一个接受表面是战斗任务，其实是政策和政治任务的美国战区司令。正如史迪威很快学到的那样，战争是不可能与政治无关的。

对于史迪威任务的形式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对其的解读是不同的。蒋介石是同盟国在该战区的中国“总司令”，美国人史迪威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蒋介石看来，这句话是说，他需要什么就告诉史迪威；由史迪威下令安排，满足他的需求。史迪威的职责就像银行出纳一样。蒋介石想要枪支、飞机、汽油、武器、军需。他的美国参谋长应该向华盛顿订下这些物资，并立刻将这些物资送到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报道过美国那些沮丧的盟友们，他们对美国的慷慨以及自己的优势深信不疑，他们都觉得自己比美国人更了解应该如何处置美国的资源。不过，论要求苛刻，谁都比不上蒋介石，同样的，再没有谁会比蒋介石更相信这一点，美国人民、美国媒体以及美国政府都是正义的，想要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但与他直接接触的这个美国人史迪威是心怀恶意的，擅自不断地对他说“不”，拒绝他的要求。

对史迪威个人来说，蒋介石夫人加剧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矛盾。蒋介石的夫人十分美丽，但言辞尖刻、敏感易怒，骨子里更像美国人而非中国人，她精通美式英语，赞美诗中高雅的句子，以及市井最为粗俗的言语，通通可以驾驭。蒋介石夫人总是穿着长长的丝绸礼服，美得让人惊叹，她的表现有时像大学女生一样腼腆顽皮，有时又像宿管阿姨一样颐指气使、狭隘小气。她会如女王一般，步履果决地走进任何房间，衣裙会随着她快速的步伐而沙沙作响。即便是坐下，她也并不安分。在许多场合，她都会充当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口译，当问题纠缠不清时，她就会亲自出面，解决这些问题。据史迪威日记记载，就在他前往德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他们之间就开了一次关于军需的会议，很具有代表性。当天下午，蒋夫人打电话给史迪威，将他痛斥了一顿，指责他“蓄意破坏”中国向美国提出的提供四引擎轰炸机与数百辆运输工具的要求；然后，她一转头就擅自召开了一场会议，与会者有中国空军两位最高将领周至柔和毛邦初，还有史迪威下属美国将领陈纳德和比塞尔（Bissell）。待史迪威出现，她把自己的“购物”清单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的原话是：

“毛将军，你想要多少架飞机？”她问。“200架，另外每月要补充20%。”“陈纳德将军，你想要多少？”“300架，也是每月补充20%。”“好的，”蒋夫人说，“现在我们会告诉华盛顿，（宋）子文会去施压，史迪威将军也会忙起来，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们。”史迪威提出了炸弹、弹药和汽油的库存限制，她却回答：“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拿到这些东西是你的责任。”然后，等其他人都离开后，她会像告诉你乖乖听话就能得到奖励的宿管阿姨一样，对他说道：“现在就看将军你的地位是不是够高了！”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评论是：“见鬼去吧。”

起初，史迪威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截然不同的，是只涉及军事的。他的认知是受乔治·马歇尔而非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马歇尔充满智慧，在他眼中，这场大战分为不同步骤。当务之急是欧洲战场，解救英国与苏联。之后是太平洋战区，海军和麦克阿瑟的部队会慢慢包围日军，孤立它。等海军肃清海洋上的敌人，美军就会登陆中国，与重新组织、重新训练后的中国陆军联合，包围在大陆以及本土的日军。对盟军来说，中国是最大的潜在人力池，但这批人力必须先接受训练，然后重新装备，才能调拨他们参与大战。史迪威的工作就是将中国陆军塑造成可以战斗的军队——把他们塑造成陆上的铁砧，美军为刀俎，日军为鱼肉。

尽管执行起来错综复杂，这个使命本身是简单的，而且从表面看，与政治毫无关系。事实却正好相反，而且，史迪威被一步步引入了这些政治旋涡中，走向了灾难。如果中国军人无法战斗，他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将领贪污了士兵的薪水；军人吃不饱，身体不好，营养不良。要让他们再次做好战斗准备，就得搞清楚：谁贪污了他们的薪水？为什么不能罢免或枪决这些不称职的将领？遭遇危机时，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利用共产党的部队？毕竟他们都是抗日部队啊。蒋介石为什么要将自己20万最精锐的作战部队派去封锁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抗击日军？为什么？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无论在哪儿，史迪威只要回头，就会遇到一样的“为什么”，一样的未解之谜。而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于一点，那就是政府。一支军队所表现的是其所在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观念；每支军队反映的都是将它送往战场的那个政府。经过这些年，史迪威慢慢发现了一件事：获得美国承认的这个中国政府根本不管事。作为美国人的史迪威得出了一个糟糕的结论：要让这个中国政府成为美国的助力，就必须先改变它——即便这意味着要推翻其现有的国家元首。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42年秋，在我乘飞机随史迪威返回中国时，我发现史迪威被卷入了另一场积怨中。与他积怨的是我的老朋友陈纳德，我们在循道公会晚宴上一起吃过饭，他曾经是美军上校，现在是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指挥官，飞虎队（Flying Tigers）的克莱尔·陈纳德准将。

这完全是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积怨，其影响非常非常深远，而且会改变美国的军事原则——因为这是一场关于战争手段和目的的积怨。

从性格上说，克莱尔·陈纳德准将是个与史迪威一样复杂甚至可能更加复杂的人。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北方人，拘谨古板，发音清晰。责任感牢牢束缚着史迪威；只要是乔治·马歇尔需要他做的，只要是美国需要他做的，他都会去做，不管那到底是什么。陈纳德是南方人，生在得克萨斯，长在得克萨斯，不过还有法国血统，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也能看出；他皮肤黝黑，脸上是纵横交错的皱纹。陈纳德通常说话都操着一口正常的南方口音，一旦放松下来，比如参加扑克比赛时，就会冒出难懂的方言，他偶尔会邀请我一同前去，对于听着波士顿口音长大的我来说，那些简直就像天书一样。

除了那身军装以外，陈纳德与史迪威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苦难的命运。史迪威是咆哮宣泄，陈纳德是将愤怒郁积心中。和平时期的两人命途多舛，那是美国陆军中有能力且有野心者逃不脱的命运。1939年时，美国陆军人数还不足17.4万，战略地位是美国自卫队。不过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足够强大，在20世纪20与30年代培养出了数十位军事天才。他们的名字几乎能像拿破仑的帝国元帅名单一样，流传千古。当时的军方很吝啬，所有军官、陆军士兵和空军士兵都必须有一门熟练的手艺，这样就可以节省人力和作战物资。对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史迪威、克雷（Clay）、加文（Gavin）这些人来说，能服务部队与国家才是首要的。但对于巴顿、陈纳德这样的人来说，他们选择服役主要出于对技术的热爱、对器械的着迷。陈纳德擅长的领域为空中力量，而与威廉·米切尔一样，他的长处也是他苦难的来源，长久以来，他竭尽全力想要打破预算和官僚的束缚，证明空中力量能在战场上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他的努力一直没能成功。1936年，他退役了，受蒋介石政府雇佣，将自己的技术带到了中国，为蒋介石打造空军。他用了很高明的一招——组建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该航空队所有P-40飞机机头都绘有飞虎队的标志，他们在缅甸战役中，用自己的杰出表现震惊了全世界。在1942年初春，史迪威刚刚拿到指挥权的时候，陈纳德已经是国际知名人士了。

史迪威和陈纳德彼此都瞧不上对方，但他们的积怨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他们的争论源于在战争概念上的差异，如今，这一概念性差异令美国一切防御与战争计划中都存在分歧——地面作战概念与空战概念的分歧。

我无意中卷入了他们的积怨。1943年初，《时代》周刊要求我写一篇关于陈纳德的战地研究。他们准备将陈纳德的肖像作为封面，并以我的研究为素材，围绕这位美国战争中的真英雄写一篇封面报道。当时，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积怨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忽视了。

我和陈纳德是老相识了，重庆那会儿结下的交情。这次我以老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与史迪威积怨如此之深，到底是从何而起，如何而起的。“我的那家妓院，”他隐晦地说道，“让我很烦恼。”（根据我的笔记，他就是这么说的。）“小伙子们离不开它，但他们发泄性欲的方式可能是健康的，但也可能让他们染上脏病。”他与史迪威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一家妓院！1942年时，陈纳德早期战略所依赖的是不足80架飞机的攻击力量，这个数量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有时，他的飞机会有多达半数被迫停飞，原因则是飞行员因滥交而发生的意外——地面后勤人员与空中战斗人员都因在昆明著名的狭缝巷（Slit Alley）患上了传染病，被送医治疗去了。性传染病削弱了陈纳德麾下空军的战斗力，那效果就像他的飞机在地面被轰炸掉了一样。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不过，他也没办法把这些年轻的美国士兵关进栅栏里，他只能承认他们的欲望，这是天性，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以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因此，陈纳德派出了一架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飞机，搭载一支医疗团队，飞越驼峰，抵达印度。他们在印度，为12名没病的印度妓女做了体检，从医学上确认她们健康，然后征召她们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提供性服务；一架美军飞机搭载她们去了我们的前线进攻阵地，在那里，空中战斗人员与地面后勤人员可以与她们做爱，但又不会被传染上性病。这件事我从未听过。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是没有获得史迪威批准的，因此他在知道后大发雷霆。史迪威是战地指挥官，他是个清教徒。史迪威知道日本设置有为部队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普鲁士人也有这样的做法，法国也是。不过，美国陆军可真他妈的没有这玩意儿，美国陆军不会用航空兵团的飞机载着妓女飞跃驼峰，美国陆军没有给自己士兵建妓院的做法。陈纳德只是想要确保自己的飞机在需要作战时能顺利起飞，投掷炸弹，传递出他的讯息，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史迪威是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谨守道德观念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是绝对不会违反十诫，做出贪污、通奸、撒谎、偷窃等行为的。当时，陈纳德和史迪威都在美国陆军服役。他们缺一不可——陈纳德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妓院。

这个故事虽然很好笑，很琐碎，但却导致两个美国权力绝对论者之间产生了分歧。他们两人还影响了另一个远比这一分歧更大也更重要的差异：在战争与力量概念上的分歧，贯穿从此以后所有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分歧。

陈纳德是空军力量绝对论者。他认为空军力量可以摧毁日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尽管他不会飞到日本战火荼毒的城市参与大屠杀，但他知道日本的防空能力格外薄弱。他也知道他带着为数不多的飞机，被单独派到中国西南部高原并留守此地的目的，是攻击日军暴露在外的没有防御的后方。1942年和1943年，他是美国指挥官中除潜艇指挥官外，唯一可以威胁日本内海航线的。对陈纳德来说，中国只是为其提供基地的平台，他的飞机可从任一基地起飞，攻击日本。在他眼里，战争就像一场外科手术，中国就是一张供他放置医疗仪器的桌子。

对他的这一战争理念，最满意的就是蒋介石了。陈纳德传递给中国人的信息很简单：只要让华盛顿给我足够的飞机，你们歇着，我就可以摧毁日本。因此，陈纳德和驻华盛顿的中方人员在白宫结成盟友，要联手推翻陈纳德名义上的上级——战地指挥官史迪威的政策。

史迪威与陈纳德思想分歧的出现，源自他对陈纳德空战政策可能导向的实用性评估。史迪威深信，如果陈纳德对日的空中袭击真的有他所承诺的那般猛烈，日本势必不会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如果陈纳德切断了日本的内海航线，日本势必会为保护自己的腹地而袭击美国位于华东的空军基地，而负责基地防御的中国陆军根本无力抵挡。史迪威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地面部队打造成能战斗、够积极的部队，他在这一点上的坚持与专断，与陈纳德不相上下。因此，在史迪威看来，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中国陆军，为他们提供抗日所需的装备和训练。而在陈纳德看来，史迪威的策略不仅缺乏胆识，还很愚蠢：他，陈纳德，拥有当时其他盟军将领都没有的机会，可沉重打击日军最薄弱之处；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

这两位将领间的争执，就像1944年秋英国人（蒙哥马利）与美国人（布雷德利、巴顿）间的争执一样，关键在于军需供应。战士之间的争吵通常都是源于军需供应的问题，之后才会上升为精神与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是这一军需供应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怪诞。

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敌人围困下的中国以及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及中国军队，其所有军需补给全部来自驼峰的另一边。搭乘这些飞机偷越封锁线，冲入山体密布的云层中躲避日本军机，飞越驼峰，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其浪漫的情怀。驼峰飞行早期是采用小型的C-47运输机，后来使用了体积更大的C-46运输机，飞行期间，少数年轻的美国士兵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瘙痒、挠伤、疾病、疟疾，有时还会在压力下崩溃，据说，在驼峰上产生的这种压力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他们会指着白雪覆盖的地标说道：“西藏就在那边。”）

但在战争的分类账中，这些只是美军航空运输司令部的运输机，而它们运输的货物就是簿记员争吵的实质。驼峰飞行始于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封锁了陆上运输路线后。刚开始时，驼峰航线每月的物资运输量是80吨，到秋天时已涨至每月300吨；后来，随着人力与飞机投入的加大，到1943年初，驼峰航线每月的运输量已飙升至3000吨。就在著名的陈纳德—史迪威之争发生时，驼峰航线的每月运输量已有两三千吨，但却杯水车薪。中国有5亿人；军人至少400万，甚至可能是800万，具体数字无人知晓；战争产业的需求是个无底洞；为了空运，美国新印刷了成百上千吨纸币，造成了通货膨胀。蒋介石需要将这些物资全部据为己有；陈纳德不但想要将它们据为己有，甚至还想要更多，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保证其空军的战斗力。史迪威对物资的需求与陈纳德一样，但目的不同，史迪威是想要重新训练并重新装备中国陆军，以实现乔治·马歇尔的战略构想。史迪威的职责是为各索要物资方分配有限的物资，对这所谓的职责，史迪威的原话是“设法用麻雀拉的屎给10公顷土地施肥”。1943年2月，那些穿行于喜马拉雅空中运输线的旧运输机已经运输了总计3500吨的补给物资，其中850吨是答应拨给陈纳德的；但他只收到了330吨。“我彻夜难眠，满脑子想的都是汽油，”他告诉我，“我的胃都开始紧张了。过去十天，我用了4万加仑汽油，但只收到了1.7万加仑的补给。”当时的情况，根本满足不了陈纳德的胃口，也满足不了蒋介石或史迪威的胃口。

到1943年5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得不介入他们三方的争执。罗斯福将史迪威和陈纳德召回华盛顿，在那里，美方最高军事指挥官做了最终决定。史迪威与陈纳德（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之间的争执看似简单，不过是物资分配的问题。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技术性方案往往更具吸引力，英国人、中国人和罗斯福的白宫战略家们都赞同陈纳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因此，罗斯福决定，从此刻开始，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必须达到每月1万吨；在被告知每月1万吨不可实现后，他下令，7月的空中运输量必须达到7000吨，年底前必须涨至每月1万吨。陈纳德承诺，有了足够的物资供应，截至圣诞节前，他可以击沉50万吨日军船运物资，即日军所有物资的10%；他因此得到的承诺是，驼峰航线每月运输的物资中，他的空军可拿到4500吨，剩下的让蒋介石和史迪威自己去争。在这场白宫政治博弈中，史迪威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我（告诉罗斯福）的观点是，”5月这场会议结束后，史迪威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首先必须做的，是培养能夺取并守住空军基地、能够打开外界与中国沟通渠道的地面部队……它们（陈纳德的飞机）将会给日军造成一定伤害，但也将削弱对地面力量的投入，并最终导致地面据点的沦陷。若是如此，那击落几架日本飞机又能有什么鬼用？”

但陈纳德我行我素，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话，到战争结束时，他声称自己的部队击沉了日军200万吨船运物资。陈纳德在太平洋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毋庸置疑，但我至今仍有一个想法，如果在陈史之争中，胜出的是史迪威，那么中国之后的战争史可能会被改写，即便仍是共产党赢下了中国，他们也会是我们的盟友，至少不会将我们视为敌人。

如今再回首，我们能从陈纳德的战略中看到美国过度使用其强大力量的根源之一，一如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和亨利·哈雷·阿诺德（H. H. Arnold，绰号“快乐的阿诺德”）战略中所体现出的那样。空军是个极其诱人的概念：他们可以从高空俯冲进行打击，让经济学家来设定打击目标。空中打击是多么干净利落、多么合乎逻辑的做法，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足球门柱以及比赛得分都在球场上展示得一清二楚。这一美国空军理念是美式优越感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应用于越南战场，造成大灾难才画下句号。

我其实也是“二战”中第一批被空军理念诱惑的人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克莱尔·陈纳德是我的朋友。我们确实早在几年前就结下了友谊，当时我孤身在重庆，他也自我放逐到了这里。他也确实很帮忙，任何轰炸任务，只要我开口，说此行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他都会让我上机。虽然他经常应允我的要求，但说到说服别人，他才是个中高手。如果要取得全面胜利，彻底摧毁敌军城市和生产线是必不可少的。飞机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对日本、对德国都是如此。陈纳德会问，打仗除了抓住敌人外还能有什么目的？陈纳德热爱这些可帮他抓住敌人的工具。

后来我改变立场，并不是史迪威说服了我，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站到了史迪威那一边。我的这一转变也许是源于我脑海中产生的疑问。如果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抓住敌人”，还有保卫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一切又将会如何呢？如果政治与军队对保住抗日高地来说同等重要会怎样呢？如果那些政治比战争机会更加重要会怎样呢？如果即使赢了，却输掉了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会怎样呢？

这些就是1943年春时我脑海中尚未成形的问题，尽管它们已经开始让我感到烦恼了。当时的我已不再是个观察者，也不是哈佛的历史学家。我穿着战地记者的军装，我的兄弟们（一个在太平洋战场，一个在欧洲战场）正在与敌人搏命，他们都是我笔下这场博弈中的马前卒。即便只是记者，我也不得不选择一个立场，绝大多数记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了与我一样的事。我现在知道了，当时的我是自己一点点站到与陈纳德对立的那一边去的，史迪威并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渐渐开始相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中国不仅仅是个供我们演练战争工具的平台，中国是个极其重要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充满神秘与残酷——他们令人捉摸不定，我们既想要与其中正派者为友，又想要将他们的国土用作摧毁日军的垫脚石。从当时到现在，经历漫长的反思，我终于明白史迪威当时的打算了。他打算找一个负责的政府来打交道，但这个任务不应该强加到军事将领的身上。

真正让我从认同陈纳德转变为相信史迪威的事件是河南大饥荒。当时我就应该明白史迪威想做的事是注定失败的，也应该明白他将有怎样的下场，但我没有。不过，我立即就从这次饥荒中学到了更重要的事：混乱与秩序，生与死。时至今日，在我的脑海中，河南大饥荒仍是最难以忘记的那段记忆。

河南大饥荒发生于1943年冬。

事发地河南是个省，面积与密苏里州相当，居住着3200万农民，他们以种植小麦、玉米、粟、大豆、棉花为生。河南既不是像多山的山西一样落后的省份，也不是像沿海的江苏一样西方化的省份。这里是地理条件不错的平原，就像艾奥瓦州坦荡开阔的部分，只是土壤没有艾奥瓦州大草原黑壤土那般肥沃，是粉状的黄土，抓不住水分，遇到雨天，水分会带着养分一并渗透出去。一旦遇到旱灾，土里就寸草不生；然后农民们只有死路一条。1942年，河南久旱无雨，到1943年，我们在重庆收到的消息是，河南的农民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中国历史上，饥荒来来去去，就像地震、飓风或朝代的更迭一样，并不稀罕。人们会用饥荒来注明家族史所处的不同年代。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饥荒，也不知道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是现代史中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我只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是可以写成报道的。

因此，1943年2月末，我［与伦敦《泰晤士报》的朋友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一起］乘飞机再一次来到了华北，并获得通行许可，搭乘火车，沿陇海铁路，从宝鸡穿越西安，到达了一个重要隘口。这个隘口是黄河流经之地，也是陇海线穿越之地。在这里，驻扎于黄河北岸的日本炮兵部队会不定时地向位于黄河南岸的这条铁路线发动炮击，不允许火车从这里，也就是进入河南的主要入口通过。

火车停靠在该隘口处的车站，我们要在这里闻着屎尿和尸体的恶臭过夜，周围到处是挤作一团的农民。如此冷的夜里，他们就躺在地上，等着下一列车进站，将他们捎往东边，捎往有食物可吃的后方地区。他们中有些人裹着毯子，有些人凑合着把衬垫围在身上。许多人用毛巾包着脑袋，以抵御寒气，偶尔能见着一两个戴着裘皮帽的，帽子上的耳罩放下，盖住耳朵。这些逃难的农民，穿的都是自己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自己很久以前结婚的礼服，依旧是大红大绿的颜色，但沾满了污物。这些礼服也给眼前的一切加了点鲜艳的色调。他们已经尽力把能带出来的都带出来了——黑色水壶、铺盖卷，偶尔还能见着老式落地大摆钟。他们正在用一切能卖的东西交换纸币，或者在小吃摊上贱卖，以换取食物。小吃摊上烧着炭火，下面的风箱一压，就会爆出蓝色的火焰，火焰上煮着米饭或肉。婴儿哇哇地哭着，刚抱着他的女人已经横尸在地，但依旧没人分给他丝毫的注意。士兵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巡逻，仿佛这些人是放养的牛一样——若非如此，这些人应该已经一拥而上去抢食物，或者跳上夜里驶过的火车了。

天亮后，一辆有把手的汽车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日本人只会对火车开炮；每天夜里会有三列搭载难民的火车通过隘口，泵车目标太小，日军无法瞄准，所以可以在白天通过，泵车每个把手处都有两名士兵。因此，我们坐上了露天泵车，我紧紧裹在一件厚实的军大衣里，感受着呼呼的寒风。那天我们行进了30英里，整个过程中，我就像待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又像是个检阅部队的将军，只不过，我检阅的是一场大饥荒。

当然，一路上我也见到了许多鲜血，但它们并不是饥荒的标志。这些血来自从火车上摔下的难民，夜里，气温太低，他们的手指冻僵了，麻木了，根本抓不住东西，因此，就从行驶的无盖货车里或有盖火车顶摔了下去。我首先看到的是个男人，他躺在铁路边，还没断气，痛苦地叫喊着，他的一条小腿断了，胫骨就像白色的玉米秆一样，伸在外面。他一定是掉到了火车车轮下。之后，我又看到一个男人，还活着，但臀部严重受伤，鲜血淋漓。这一次，我逼控制泵的士兵停了车；但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给伤员一点磺胺、水和钱，并保证一定会找个医生来看他。

如我所言，鲜血并不是让我悲痛的主要原因；真正让我悲痛的，是我没办法解释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切。饥荒中，杀人的不是人，而是大自然，它不会在死者身上留下可见的伤痕；当敌人是大自然时，唯有政府能拯救人民。这一点，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铁路沿线是络绎不绝的行进队伍——有落单的人，有拖家带口的，也有成群结队的。据我所见，一整天，这个队伍就没断过。他们走在冷风中，如果饿倒了，冷倒了，或累倒了，他们会直接躺在倒下的地方。队伍中还有堆着高高家用品的独轮手推车，父亲在后面推着，母亲在前面拉着，孩子们跟在旁边。有的手推车把手间还挂着育儿袋，袋内的婴儿仰着头，漆黑的双眸凝视着寒冷的世界；有的父亲会将育儿袋挂在自己脖子上，像流行的装饰一样；上了年纪的女性，因为缠过足，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有的年轻小伙会将母亲扛在肩上。铁路两边的队伍，尽管步履艰难，但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即便看到有孩子在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哭泣，人群也只是默默无言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有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另一些拄着棍子，把所有家当都挂在肩上，就像哈克·费恩（Huck Finn）一样。我还曾见过，明明没有军人驱赶，平民之间自己就互殴起来。

当我抵达河南省会洛阳时，眼前所见令我的目光都呆滞了；漆黑的车站里，工作人员就像装木材一样，将难民往有盖货车内装，让他们一个叠一个，根本动弹不得，并咒骂那些坐在车厢顶上的人，父亲们徒手将自己的孩子拖了上去，他们挂在上面，就像行李一样，火车开动，穿越隘口时，他们就像在空中摇晃。我们继续前进，再一次闻到了尿和尸体的恶臭；然后穿过废弃的街道，前往天主教布道所。

该布道所的主人是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主教。梅甘来自艾奥瓦州的埃尔多拉（Eldora），个头不高，但身体壮实健康，性格开朗，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忠诚的美国人。在接下来的两周中，我发现，他不仅心地善良，还帮了我很大的忙。在他的帮助下，我见到了许多不同的基督教传教士团体，而他们的布道所是我了解个中因由的唯一联系。这些基督教传教士们是来传播福音的——不同国家的传教士间还会彼此竞争。不过，深藏在福音中的是善意的讯息。此时此刻，在这个不断上演着死亡的战区内，美国与欧洲的传教士们，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士们动了恻隐之心，放下竞争，结成了伙伴。梅甘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天主教徒；另外两位意大利天主教徒弗拉特内利（Fraternelli）神父和达尼埃利（Danielli）医生是他在郑州的联络人；尽管欧洲战场上，美国人与意大利人正在相互残杀，但在河南，他们出于仁慈团结了起来。郑州，当意大利天主教徒正绝望地与荒凉做斗争时，一位美国基要主义者阿什福思（Ashforth）先生加入了他们。外界的救济物资进来，都是通过传教士；这一路，我们发现，传教士只要出现，就会为被人群团团围住。群众都围在布道所周围，孩子与妇女坐在布道所门口，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把婴儿扔在布道所的门槛上，等传教士来，把婴儿送去临时的孤儿院。传教士只有在必要时才会离开布道所，走在街上的白人会被人们当作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憔悴的男人、虚弱的女人和孩子会一拥而上，跪在地上朝他们磕头，乞求他们施舍食物，嘴里哭喊着“可怜可怜我吧”。他们所求的真的只有食物而已。将基督徒派往河南灾区的这些传教团体，数量虽少，但却是当地唯一还有理智，还知道生命之宝贵的存在。

他们的高尚情操毋庸置疑，但他们的束手无策也毋庸置疑。自恺撒与耶稣将他们的讯息传入西方文明世界开始，政府就依靠着秩序和仁慈。基督教徒希望传播仁慈，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果，因为当地政府并没有保证社会的有序。

梅甘觉得我们应该亲眼去看看奄奄一息的人民，于是，他带着我们出发了，我们骑在马背上，穿行于2月与3月的寒风中。他骑马走在最前面，每天早上都会唱圣歌，还会教我用拉丁语说主祷文（Pater Noster）。我们到过一个村庄，村内荒无人烟，还有一座废弃的天主教小教堂，在悲剧的心理重压下，我跪在那个教堂内做了弥撒，但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一路上，梅甘为了鼓舞我，教我唱起了献给亡者的安魂弥撒（Requiem）：“天主，赐予他们……”他会先带着我唱，等我唱对了，再教下一句：“永恒的安息吧。”然后再下一句。最后，我们一前一后坐在马上，以应答吟唱的形式，一同哀悼眼前所见的悲剧。

如今回忆起来，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是真的，除了我潦草笔记中白纸黑字记录下的迫使我不得不相信的内容。我们一路上都能看见尸体：走出洛阳才一小时，就见到了第一具尸体，是个女性，死了一两天了，躺在雪中，脸深深凹陷，贴着颅骨；她一定很年轻；雪落在她的眼睛上，她会一直躺在这里，无人掩埋，直到鸟儿或野狗来吃光她的肉，只留下光秃秃的尸骨。我们这一路也随时能看见野狗，它们的习性开始向近亲狼靠拢，一个个吃得很好，膘肥体壮。我们站在沙堆上，拍摄了狗刨尸体的照片；有的尸体只被吃了一半，但脑袋已经被吃干净了，颅骨清晰可见。半数村庄荒废了；有的只是被废弃了，有的是已经被劫掠过了；春天堆的肥料还在原地，无人处理。在这样的村庄里要是听到人声或看到人影，是会被吓一大跳的：某个村子里，一位老人脚步蹒跚地穿过村道，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另一个村子里，两个女人正扯着嗓子吵架，但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正常情况下，这样激烈的对骂是会引来众人围观的。一路走来，你会看见人们用匕首、长柄大镰刀和剁肉刀削树皮。那个爱树军阀吴佩孚在这里种了许多榆树，现在都成了人们的食物来源，他们将树皮削下来，磨碎吃下。没了树皮的树很快就会死掉，死去后会被砍下用作柴火。

中央政府的汤恩伯将军建了一所孤儿院，它那难闻的气味也一并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汤恩伯是个很能干的将领，痛恨日本人，忠于抗日事业；他在1937—1939年，也就是他参战的头两年，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现被升级调任的战区，其环形防线刚好从饥荒带与日军占领地带中间穿过。我觉得汤恩伯是个好人。他命令手下军官，每人都要在自己营房收养一个饥荒孤儿；他还命令手下士兵，每人每月给养要削减一磅，分给饥民。此外，他还下令建造了这个孤儿院。后来，我受邀前去参观，里面的气味之难闻，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就连护送我来此的军官都忍受不了这股恶臭，只能用手帕捂住鼻子，请我允许他先行离开。这个孤儿院里住的都是别人遗弃的婴儿。每个婴儿床里塞了四个婴儿。那些塞不进婴儿床的孩子就被直接放到了稻草上。我不记得他们吃的是什么了，但他们浑身散发着婴儿呕吐物与婴儿排泄物的味道，死掉的婴儿都会被清理出去。

我所见到的这一切已经够糟了，但最糟糕的还是我所听说的人吃人。我从未亲眼见到一个人为了吃另一个人的肉而杀掉对方，我本身也从没吃过人肉，但人吃人这件事的真实性似乎无可反驳。对此，你通常能听到的狡辩之词是，被吃掉的都是死人的肉。我们试图报道的每一个案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辩词。在某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位母亲正在煮自己两岁大的孩子，只为了吃他的肉。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父亲被指控为了吃掉两个儿子而活活勒死了他们；他的辩词就是他们已经死了。在某个村庄里还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案例：部队坚称该村农民会收留被人遗弃的孩子，其中有一个8岁的男孩被分配到了一户农家。没过多久他就不见了。调查发现，他的尸骨在该农民棚屋旁的大瓦罐里。唯一的问题是，这男孩是死后被吃掉的，还是这家人为了吃他而杀掉了他。在这个村里调查了两个小时，我们还是无法判断事情的真相，任何人都可能撒谎；因此我们骑马离开，继续前进。

在那次旅途中，我每晚都会记些笔记，现在回头去读会发现，对于这些悲剧，我越来越麻木了，而这才是最令我胆寒之处。起初，我是惊吓；当然，这个问题已经大到悲叹已远远不够了。不过，当时的我，心肠是越来越硬了。如果你走进一个村子，发现一大群乞丐躺在地上，等你施舍，那么骑马从他们中间穿过会变成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旦你中途停下，他们很可能会把你的坐骑拆吃入腹，然后就只剩你独自和那些饥民在一起了。因此，我学到了一点，要从人群中穿过，必须鞭打马匹，让它飞奔起来，有时候，你还得用鞭子把那些人伸过来的手打开，或者扔几把花生或干柿子，以便安全地逃离，有时则要朝空中抛点法币来诱骗他们。在我努力想搞清楚当前状况的同时，我的笔记变得越来越乏味，其中分析性和统计性的内容越来越多。

郑州是这场大饥荒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布道所的所在地。我们进入郑州时，郑州正在下雪，是粉状雪，落到了睡在布道所庭院内的饥民身上。第二天，雪还在下，我们在城里四处走，继续我们的调查。战争爆发前，郑州有12万人口；如今，该数字已锐减至3万左右。每天清点出的死尸数量都在150—180具之间。那些衣衫褴褛、游荡于大街小巷的饥民，就像稻草人一样，骨瘦如柴，有的在低声呜咽，有的在大声哭喊，有的一言不发，踉跄而行。某些人，你甚至分不清是死是活。躺在独轮手推车上的人，你第一眼看去，以为他在动，是活的，再看一眼，就会发现，他不过是随着手推车在雪地上的颠簸而抖动，你所见的四肢摆动是机械的，无意识的，他不过是具要运出去丢弃的尸体。我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人，弗拉特内利神父走上前，摇晃他的身体，以判断他是否还活着；那人被盖在雪下的身体动了动，嘴里发出了咕哝声。我们塞了些纸币到他的手里，他弯曲手指握住了钱，然后手指又无力地松开了。我们帮他站了起来，但他根本站不稳，我们只得一直扶着他，哪也去不了。一个女人抱着啼哭的婴儿路过，我们拿出钱来请她帮忙，帮忙将这男人送去布道所，他可以躺在布道所的庭院里，在那里，可能会有人给他喂食。她试着帮他，却害她孩子摔到了地上；她重新把孩子抱起来，并让那男人倚靠在她身上，然后，缓缓朝布道所走去。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前往救济站，救济站是传教士们派发食物的地方。食物是糠，求食者拿着对应的粮票就可以领到，每天吃6盎司，就刚好够吃到下一次派发。不过，传教士们准备的糠显然不够分给所有排队者，这势必会引发骚乱，于是，我们赶在骚乱发生前离开了。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努力用理性而非感情去理解所发生的那一切。

我渐渐明白了眼前的状况，而其中的每一个原因都会令你道德的血液愤怒地沸腾起来。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没有制造战争，中国人就不必毁坏黄河堤坝，改变河道，阻止日军入侵了。这样，华北的生态也许就不会改变了。或者，食物可能已经从富余地区运送过来救灾了。不过，这场饥荒的起因，除了战争还有旱灾。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雨水没有如期而至，田野无法正常产出小麦和粟。而同时人类也是有罪过的——他们做了不该做的，却没有做应该做的。然后，在这里，我有了一个令自己义愤填膺的发现：我的怒火直指本应该发挥作用的国民党政府；或者说冒充成有政府，实则无政府的状态。尽管这场大饥荒是天灾，也是自1893年光绪帝统治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但若政府有所作为，死亡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这场灾难中的死亡是人为的。

我就像如今美国的政治民意调查者一样，白天找当地官员谈话，晚上把采访到的内容整理成笔记，就这样夜复一夜。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国民党“政府”袖手旁观，对这些人见死不救，或者，国民党“政府”对当前灾难的无知令这些人活活饿死了。政府正在进行抗日战争；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它不停地征税。但它又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纸币，因此命令战地部队征收谷物等粮食当作税收，以支撑他们自己的军需。（“就算老百姓死了，”一位军官告诉我，“土地还是中国的。可士兵若饿死了，土地就会被日本人拿走。”）军队在河南所做的就是征收粮食，而且征收的量超过了土地的产出。他们掏空了农民的食物，他们没有从粮食富余的地区运送哪怕一粒米过来，他们无视百姓吃饭的需求。

我开始收集小规模的统计数据，记录能够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每亩地的小麦产量。一亩等于1/6英亩，我会问他们自家每亩地产出了多少磅小麦。8磅？12磅？20磅？调查后发现，军队收的税粮通常就等于农民的全部收成，有时候还会超过他们的全部收成，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农民就会被迫卖掉自己的牲畜、农具或家具，用钱来弥补粮食不够的部分。此外，部队在行军路过时，还会要求农民为他们的马匹等提供口粮；尽管有人告诉我农民通常都会撒谎欺骗官员，但一位文官在提到他辖区的农民时说：“当你知道他们自己都只有稻草可吃的时候，就很难逼他们拿出粮食来喂战马。”政府收的税有一部分是要拨给文职官员的。每位文官每天能分到4.5磅粮食，供养自己的家人，这已经是非常丰厚的待遇了；部队中，士兵每日应分到2磅。有些部队的兵员不足额定人数，粮仓里的粮食就有了富余，腐败的军官会把多出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出售，牟取私利，传教士和善良的官员会从黑市把这些粮食买回来，分给饥肠辘辘的百姓。

在战场上，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军队总部所在地。某天夜里，我坐在某军总部内，有好几个当地农村的官员要求见一下外国人。我所在的房间烧着炭火盆，点着蜡烛，温暖而明亮。这些官员手里拿着些文件，上面记录了他们辖区的收成与已经上缴的税赋，要我将这些资料转交给在重庆的蒋介石。他们所在的县有15万人，其中11万已经颗粒不剩了；据他们估计，每天约有700人濒死。我们问其中一位官员，他家中是否有土地。是的。有多少亩？20亩。去年秋天的收成有多少？每亩15磅。他交多少税？每亩13磅。听到这里，指挥官大怒，冲着那位官员就是一通咆哮，接着，他就把本来写给我们的请愿书教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把请愿书装进自己口袋，还要求我们把已经拿到的文件一并交给他。我说不行。他说必须得行。我们僵持了一分钟，场面非常难看；但最终我还是把文件都给了他，毕竟我们是在他的地盘上，他若是把我们赶出去，这大半夜的，我们根本无处可去；而且，如果被我们拒绝，等我们走后，他一定会把怒火都撒到那些农民身上。

我在把所收集到的各县、各村的统计数据汇总后发现，那40个灾情最严重的县还生活着800万人。灾区外围县城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很多人都在死亡的边缘。根据我们所见到的，还有当地官员给我们的死亡数据推断，目前已有两三百万灾民逃离了灾区；另外有200万人丧命。据我们估计，从当时也就是3月开始，按正常消耗计算，新收割的庄稼根本无法支撑到五六月份，到时候，还会有两三百万人丧命。在饥荒地区的最后一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数据估算上。我能做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是，会有500万人丧命或垂死，该数据与真实值间可能会有20%的出入。不过，这样大的数字会变成统计数据，然后被人们所遗忘。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不是我所收集到的数据，也不是我们在调查灾区过程中越来越深的麻木，而是某天夜里瞥到的一幅画面，我们正骑着马，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是两个人躺在田野里啜泣。他们是一对夫妇，他们躺在田里，紧紧抱着对方，以交缠的身体彼此取暖。我知道他们必死无疑，但我无法为他们停留；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虽然悲剧，但面对如此无望的人生，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在人生尽头，他们仍然坚守着彼此，躺在坚硬的土地上，躺在冰冷的雪中，他们紧拥在一起，一同对抗严寒，对抗这个人情淡漠的世界。

我看见的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即完全无序的状态。10月，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决定要免除河南的税粮。这个决定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当地官员早已经把1942年秋天收成后的税粮征收了。于是，中央政府将免除的是明年的税粮，而明年秋天连影子都还没有呢。国民党政府已经拨出2亿法币，用于赈济河南饥荒，但是由运钞船送抵灾区的钱只有8000万左右了，都是百元大钞。不过，政府银行对自己发行的货币都要折价；一张百元钞票，只能从银行兑回83元的零钞——1块的、5块的、10块的。

某些部队指挥官将自己部队富余的粮食卖给难民，发了横财。相比之下，另一些指挥官主动将自己部队的给养减半，或者像汤恩伯将军一样，建立军队孤儿院，收容年幼的孩子。某些文职官员在向农民发放救济品前就已经减少了他们应缴纳的税额。还有一些官员因羞愧难当，流下了眼泪。这个名义上的政府曾承诺要做些什么来帮助农民，但这个社会中并不存在可强迫政府兑现承诺的行政管制。

就本质而言，没有哪种思想可以理解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哪一种思想，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的思想，都无法让人们团结起来。同情之心、血脉亲情、风俗习惯、道德观念都被摧毁殆尽。父母卖子女：9岁的男孩可以卖400块钱，4岁男孩可以卖200块钱。足够强壮的青少年都从家里逃出来，参了军，在那里，至少有食物可吃；外地的老鸨也跑来买女孩。

百姓脑袋里只能想到食物，饥饿成了唯一能驱使他们的力量。食物就是货币，贪婪者将食物用作棍棒。初春时，投机倒把者带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食物与钞票，来这里购买土地。每亩最高可产20磅或30磅小麦的土地，其售价仅相当于每亩可产16—18磅小麦的土地价格，这些买卖都是当场交易，一次付清。

面对这样的现状，如果不是因为还能在某些地方看到些军官、文职官员或领导人下意识地努力行善，你是绝对没办法保持理智的。一个郑州官员为难民家庭提供通行证，就是一块盖着通行官印的布，有了这块布，他们就可以免费搭乘火车逃到东边去——如果他们能活着抵达车站的话。不过，他所能给的只有通行证，无法为难民提供食物。即便是在最佳状态，人性中也有残忍的一面。在饥荒地区外围有一所培养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学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诱惑，劫掠了一个废弃的村庄。此事激怒了他们的指挥官胡宗南，胡宗南下令将其中三个年轻的劫掠者活埋。该命令也确实执行了。

看了我的笔记，你脑海中能很快形成一幅禽兽遍地的景象。但他们不是兽，是人啊。他们继承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即便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从小就知道要庆祝自己文化中的节日，举行自己文化中的礼仪活动，文化制定了高于一切的秩序。如果他们无法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秩序，他们就会接受别人提供的秩序，无论对方是谁。

离开北方时，我选择搭乘老旧的绿皮邮政客车，穿越崇山峻岭，重走我1939年走过的路。我再次见到了春季内陆一片平和的景象，到处是苹果花的白、樱桃树的粉和桃子树的深色玫红。进入四川，就能看到可以收割的成熟大麦，以及快要成熟的墨绿色小麦，低地的稻田里灌满了水，农民们马上要开始插秧了。河南与死亡距此仅几百英里，但被山脉阻隔，成了两个世界；这里的人不仅感受不到恐惧，连山的另一边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重庆对河南正在经历的一切确确实实一无所知。当时，河南官官相护，掩盖事实，一份份报告在发往重庆的路上已经被美化过了，蒋介石还以为河南就是出现了食物短缺而已，而且他已调拨2亿法币前去赈灾了。

我满心都是难以抑制的愤怒，迫切想要将该报道拿给蒋介石看：我就像疯了一样四处跑，大喊着“老百姓要死了，老百姓要死了”。其实，若非当时的河南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会让美国媒体有机会深入灾区，那么，我也呼喊不出什么。我迫不及待要将这个报道从灾区发出去，我选择了自己返程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站——洛阳电报站，从这里，将原始资料发了出去。按照新闻管制，这篇报道应该与所有媒体通讯稿一样，先送往重庆，由我过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老同事审查。这篇报道若真到了他们手里，毫无疑问一定会被截下。不过，不知怎么回事，这篇电报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火速发到了纽约。如果不是系统故障，就是洛阳电报站某个不知名的电报员熬不过自己良心的煎熬，绕过监管规则，将这篇未经审查的通讯稿直接发到了纽约。这篇报道最先在《时代》周刊上曝了出来，《时代》是整个美国最关注的报道中国战况的杂志。蒋介石夫人当时正在美国，这篇报道激怒了她；她要求我的出版商亨利·鲁斯开除我；但鲁斯拒绝了，他的这一举动至今令我尊敬。我俩之间的不和则是后话了。

一夜之间，我在重庆就成了争议人物；一些官员谴责我逃避审查，另一些官员则指责我与电报局的共产党人密谋，把我的报道悄悄泄露了出去。我通过军方情报系统向史迪威报告了此事。我向美国大使馆报告了此事。我还向国民党国防部长报告了此事（对方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此事要么是我撒谎，要么是我被别人骗了）。我向并无实权的中国立法机关最高负责人寻求帮助，对方却说只有蒋介石能帮我；性情温和的四川省省长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我花了五天时间才成功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这还是多亏了蒋介石妻姐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是孙中山遗孀，德高望重。她是宋美龄的姐姐，在家里很有地位，她一直坚持要求独裁者蒋介石接见我。孙夫人物质上很讲究，不过，历经多次革命，她的精神已经被打磨得格外强韧。她帮我约到了蒋介石，而她最后给我留言，也让我为此次会面做好了勇敢直言的准备。“……我听说，”她给我写道，“他（蒋介石）刚结束漫长沉闷的巡视，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强调，这件事关乎数百万人的性命……我建议你在向他报告河南灾情时，要像面对我时那样坦率，无所畏惧。如果有人必须掉脑袋，你也别大惊小怪……否则，这个局面不会有任何改变。”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内接见了我，他纤瘦的身子站得笔直，浑身紧绷，伸出僵硬的手对我表示欢迎。他在高背椅上坐下，满脸不情愿地听我说话，毕竟接见我是他妻姐横插一脚逼他做的。我讲到了垂死的百姓，讲到了税收，讲到了官吏的巧取豪夺。他否认政府向农民征税一事，他已经下令免除了灾区百姓的税收。我引用了农民们跟我说的话，他扭头就对自己的一个副官说：“看见是外国人，就什么都说了。”他显然对河南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给他讲了人吃人的惨状，试图突破他的抗拒。他却说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人吃人的情况的。我说我亲眼见到饿殍载道，犬食人尸。他说这也不可能。此时，我才搞懂了他，发现要说服他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于是我请来了哈里森·福尔曼，他手里有灾区情况的照片。在我与蒋介石说话时，福尔曼等在前厅，怒气冲冲的。在蒋介石否认我见过犬食人尸说，才召他进来。从福尔曼的照片中可清楚看到野狗围在尸体旁，尸体已经被啃食得面目全非。看到照片，蒋介石的膝盖因为神经性痉挛而轻微抖动了起来，他问这些照片是哪儿拍的。我们回答了。他拿出自己的小本子和毛笔，记起了笔记。他问了相关官员的名字；他想要更多的名字；他想要我们巨细靡遗，把一切都报告给他，任何人名都不要漏掉。他淡淡地说道，他已经通知部队与百姓分享军粮了，仿佛在对自己重申事实一样。接着，他对我们表示了感谢；并夸我是杰出的调查员，比“我派遣出去的所有调查员”都要优秀。接着，他派人把我送了出去，从我进门，到我离开，只有20分钟而已。

我知道，有人要掉脑袋了，我觉得，首先倒霉的应该是洛阳电报站里的工作人员，毕竟河南饿殍遍野的报道是从那里偷偷发到美国，令蒋介石政府蒙羞的。不过，许多人因此得救了——因为美国媒体的力量。数月后，我收到了梅甘神父的信，信件走的邮局，所以耽搁了很久。以下是我从信中摘录的一段，足以表现美国媒体的力量：

自从你离开，并开始发电报后（梅甘神父写道），粮食就经铁路从陕西紧急调运来了。在洛阳卸货的速度快极了，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本垒打，第一名的速度。省政府也忙起来了，到处开设施粥场。他们是真的开始办事了，而且办成了许多事。有许多富余粮食的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帮了大忙。真的是举国上下都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也从四面八方涌入了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项举措恰好是最为有效的做法，它们也证实了我之前的观点，这场大饥荒完全是人祸，而且一直都在当局力所能及的范围，只要当局有意向、想要去控制，就能够控制下来。你的走访，以及对他们的沉重一击起了作用，把他们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猛地拉了出来，让他们知道该干活了，他们也确实干成了。简言之，《时代》、《生活》好样的，《财富》万岁。愿和平！太棒了！……你的名字将被河南人民长久铭记。有的人记住你是因为你的好，有的人记住你是因为切齿的恨，而他们完全有理由如此恨你。

战争结束前，除了招待会，我再没有在别处见到过蒋介石；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正如史迪威曾说过的——对他自己的人民来说也毫无用处，后者的影响更为重大。

如今，蒋介石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在1927—1947年这20年间，我们美国人让其成为亚洲历史的中心人物。在继续讲述其他故事前，我理当留几页篇幅，专门聊聊他。他是当时亚洲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样本，而当时的亚洲对我们来说是穷尽一生都无法理解的。在某些美国人眼中，蒋介石是个拥有武装力量的循道公会会使，东方的迈尔斯·斯坦迪什（Miles Standish），无私的国家英雄；在另一些美国人眼中，他是冷血的法西斯主义者，率领着一群巧取豪夺的军阀。当然，上述的看法都不对；他只是一个过快摆脱旧世界，扎入新世界的人，而这个新世界，他并不懂。

关于蒋介石的报道，我写了很多年，这些年来，我与他见过、聊过很多次，但从未有一次认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地了解他。他是个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我报道中国的那段岁月中，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允许记者从种族的角度来报道世界。如今，我们仍然会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们也承认，东西方之间文化、行为和观念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忽视这个差异是危险的；忽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无异于蒙眼走入他们的世界。尽管瘟疫、饥荒、侵略和残暴带走了他们表面的尊严，尽管充满革命性的新思想覆盖了他们古老的文化，但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下仍保留着他们对自己血统和民族不切实际的过度骄傲，这是什么都带不走的。

蒋介石恰恰体现了中国人这种倔强的骄傲。

在思考蒋介石有什么品质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他的骄傲。他薄唇、光头、身材纤瘦，典型的站如松、坐如钟，无论是穿黑色斗篷，还是卡其色军装，他永远是一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样子。他言行举止一丝不苟，十分自律，当然也有例外，在大动肝火的时候，他会大声吼叫，乱扔茶杯或盘子，扯碎文件，情绪失控。

蒋介石的骄傲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的骄傲，是民族的（而非种族主义的）骄傲，他在自己的教义中（与毛泽东一样，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国家领导人，也是国民老师），习惯性地用民族而非民国（即国家）来指代自己的国民。

他亲自向自己下属讲述了那个屈辱的世纪，也正是他的经历磨出了他性格中每一个锋利的棱角。“我9岁丧父，”他曾写道，“……当时我家庭的惨况难以名状。我的家庭孤苦无援，无权无势，立即成为他人欺辱虐待的目标。”1887年，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农村的一户人家，青少年时期，他亲历了清朝皇帝政权的瓦解；也一定听说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外国部队对该运动的血腥镇压；接着是亲眼看见一切秩序的分崩离析。他做过士兵、军校生；在自己所痛恨的日本学过军事战术；后来，国民党革命者将他送到了他痛恨更甚的列宁统治下的苏联，让他学习苏联的制度，尤其是军队的制度。他不信任所有外国人，对他们充满怀疑。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是他唯一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根基就是他个人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一心一意的志向。

不过，他也明白外国人知道一些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蒋介石对中国以外世界的看法源自中国传统的教导，认为那是一个野蛮人的世界。不过，野蛮人自有一套秘诀，他想要学到这些秘诀。因此，他周遭始终会有一群外国顾问，从1926年的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开始，到冯·法肯豪森（Falkenhausen）将军与冯·塞克特（Seeckt）将军麾下的一群普鲁士人——他们帮他重组了军队，到指导他外交的澳大利亚人威廉·亨利·端纳（W. H. Donald），再到一连串的美国顾问，他们为他的政府提供了土地改革、土豆种植、母牛人工授精、婴幼儿护理、卡车维护、炮兵射击术和战斗飞行方面的指导。在这些美国顾问中，他最喜欢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掌握了空军的一切秘诀。如果他还有喜欢的外国人，那么一定是美国传教士，因为他自己已经在第二任夫人宋美龄（著名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幺）的影响下，成为美国循道公会的教徒；也许循道公会的教徒们最了解通向上帝的道路。

在乱糟糟的心里，蒋介石最想要的可能是用西方的礼仪与精准来翻新中国的传统。有一天，他内阁中一位年轻的部长来找他，穿的是中国官僚传统的长袍。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了他一顿：蒋介石说他太年轻了，不能穿长袍；他必须穿衬衫、裤子、西装外套，还要打上领带，这才是现代中国人当有的穿着。他受古老传统的影响，坚持要求周围人遵守一丝不苟的礼节；只是他们必须做现代的打扮。我曾参观过某中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蒋介石要在该典礼上发言。毕业生都穿着军装，腰上是橙色的丝质腰带；中年军官会心惊胆战地站好行礼，然后退后走开解散。接着，蒋介石会让所有人都立正站好，命人朗诵孙中山著作中的一篇文章，一念就是半个小时；这位独裁者会作为老师，一段一段给他们解释文章的意思。他正带领他们经历战争，创造中国新的荣光，前往现代世界。

对于此类仪式，史迪威对其特色把握之精准要远胜于我。我后来在史迪威的日记中找到了一段描述，我觉得应该拿出来与大家完完整整地分享一下。“（中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写道，“在花生米（史迪威日记中的代号，指蒋介石）走上讲台时，乐队指挥开始数1—2—3，但不幸的是，乐队在他数到2的时候就开始奏乐了。花生米勃然大怒，命令乐队停止奏乐，并痛骂了指挥一顿：‘要么从1开始，要么从3开始。不许从2开始。’接着，一位演讲者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笔记，被这个怒气冲冲的花生米看到了，他将他也痛骂了一顿，告诉他，在外国，你可以在裤子口袋里放手帕，但不能放纸。纸要放在外套靠下的口袋里，如果纸上有机密，则放在外套靠上的口袋里。接着，又有个人在典礼程序上犯了错，花生米气疯了，大喊应枪毙他……用他最大的音量，不停重复枪毙，枪毙，枪毙。”史迪威简直掩藏不了对蒋介石的愤怒和消遣，不过他只有在私下里才会叫蒋介石“花生米”。

蒋介石对西方的一切都深深着迷。有一次，在搭乘美国贵宾飞机飞越驼峰的时候，他对飞机上为每位乘客提供的降落伞和救生包产生了兴趣。他出于好奇，解开了降落伞包，打开了降落伞罩，另外还拆开了救生包，研究里面装的东西，旁边一位美国军官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他是在设法弄懂自己不懂的东西；但是，真遇到飞机坠落，他就没有降落伞可用了，而他又身份尊贵，不容有失，只能由机上的某个美国兵让出自己的降落伞，而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无法逃生，只能随飞机一同坠落。

但他又是真诚的，真心实意地爱着中国，是真正把自己献给了祖国——和循道公会的道德观。1944年夏，当整个华东地区都在准备应付日军最后一波大型攻势时，蒋介石将许多外国记者，以及他的内阁高官召集到了他家花园，举办了一场私下会议和茶话会。我还保留着他的官方发言稿，不过审查机关不允许我们这些记者将稿件外传。“……最近，”蒋介石说，“关于我私生活的谣言在重庆城里流传……你们听到了这些严重的诽谤……却没有告诉我……谣言都说了什么？一个是说，我去年秘密包养了个情妇。还有一个是说，我和某个护士有不正当关系，对方还给我生了个孩子……”他继续说道。他否认了这些谣言。他翻了翻日历，声称这些谣言会“危害革命的未来”，因为在他看来，他有责任充当其他人的道德楷模。接着，蒋介石夫人站起身，优雅地说：“我想说的是，我从未有一刻怀疑过他的正直，怀疑他就是辱没我自己。”

我毫不怀疑蒋介石所说的话，但是这样严格的道德观仅存在于他脑海中的一角；其他角落则隐藏着畜生的背叛、军阀的残忍以及对现代国家必备条件不可言喻的无知。

他个人的背叛是毋庸置疑的。我刚来中国时曾相信他是国家英雄。后来，随着事件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我的笔记越写越多，我心中的蒋介石也逐渐从英雄变成了反派，从反派变成了恶魔。我知道，年轻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曾于1936年年底率部绑架过蒋介石，是周恩来解救了他；蒋介石承诺会对张学良既往不咎。但后来，这位独裁者将轻信于他的张学良带回南京，关了起来，判了个终身监禁。最终，又将曾因痴迷鸦片、流连女色而至身体虚弱的他带去台湾继续软禁。蒋介石如此对待张学良也算解释得通。后来，我又了解到一件事，蒋介石以玩忽职守罪处决了大批官员，这也算有理，可以辩解。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就无从解释、无从辩解了。在日军大举入侵前，广西将领李济深拜见蒋介石，提出全国合作抗日的建议。因两人意见相左，晚餐后，蒋介石就把他丢到了牢里。他还招待过另一位将领张发奎。张发奎有个下属因玩忽职守被判死刑，他请蒋介石饶他一命，蒋介石批准了。但当他离开重庆，回到自己总部时才发现，那名下属在他刚离开重庆时就被处决了。我与耶鲁毕业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聊过天。战争爆发前，马寅初曾受邀前往蒋介石府邸，给这位独裁者传授经济学知识——正如他邀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邀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一样。马寅初认为自己与蒋介石私交甚笃。战争爆发后，在大学教书的马寅初开始在班上谴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得知此事后，蒋介石再一次邀请马寅初共进晚餐，聊聊经济学。晚餐后，独裁者让司机开自己的豪华轿车送他回家，路上，坐在前排的两个枪手告诉他，他被捕了，而且一关就是两年，两年间他一次家都没能回。

蒋介石的愤怒都是突如其来的，可能会从拳打脚踢演变为杀戮。他知道自己政府强制实施的征兵制度有点问题；某天下午，他外出散步，发现一群农民被绑在一起，排成一列纵队，正被牵往军营，这幅场景，我们在中国时常见到。他叫停那队人，听闻他们如何被征召，经历如何残酷的对待，非常愤怒，举起手杖，对着征兵军官的脑袋、肩膀就是一顿暴打，毫不留情。

蒋介石是努力想要做好事的。注意到河南灾情后，他就努力想为河南人民做些好事；当美国人抗议其征兵系统残酷无情时，他就努力想要改善征兵系统。直到1945年春，他仍会因自己指挥下的征兵系统中存在的暴行而感到震惊，并因这一全国性征兵系统太过腐败而下令即刻处决该系统负责人。相信大叫“枪毙”就能解决问题的暴君有一长串，他可能是其中最后一个。

如今回首，我觉得蒋介石是个可怜之人。他爱自己的两子，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国家——国家是他的最爱。但他并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他的可怜就源于他的努力与失败。有时，他的笨拙和暴怒会让我想起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故事和传说——夜里，这位老国王躺在床上，手握卷轴，在烛光中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试图解释神父们正在教他认识的文字。当他发现自己用不来神父所教授的秘诀后，勃然大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蒋介石笨拙地一遍遍摸索；20世纪20年代，他肃清了老军阀占领的长江流域，并在那里建立了国民党政府，成就了他的伟大；抗日战争爆发的头两年里，他组织了抗日同盟，宁愿让他的城市染满鲜血，也绝不让与日本人，这令他走到了国家英雄的高度；此后，前线稳定了，战争让他变得冷漠了。在美国加入战局后的某个时候，也可能正是因为美国加入了战局，他的天命耗尽。在中国传统中，一个王朝只有保住了天命，才能保住统治地位；天命是种很玄的东西，耗尽时就是王朝土崩瓦解时。蒋介石渐渐意识到他天命耗尽，渐渐发现他在自己政府之外并无实权，但他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也正因此，他经常突如其来地发怒。他对美国的怨恨也随着他内心苦痛的加深而加深，他认为美国有责任帮他打败日本人，打败共产党，但美国并不愿。

人们发现他天命瓦解一定是在1944年初的某个时候。我有一本口袋书，是诗集，这场战争中我一直随身带着，书中，我读到了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的诗《大风夜狂想曲》（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其中三句是：“一家工厂院子里的一根破弹簧/铁锈附上那已消失了力量的外形/脆硬、卷曲、随时都可能折断。”这三句准确描绘了我当时眼前所见的一切，因此开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无论你是在哪里报道，无论你是在哪里探听消息，在重庆，在别的地方，你都会发现，那些政府机构、办事处、医院、军方总部、大学、省级行政部门的体制都是中空的或断裂的。

这种断裂是无声无息的，不过，你若掏出口袋里的纸币，看看通货膨胀的情况，就可以触碰到、感觉到它的存在。和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一样，纸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当有人说服皇帝将印刷术和纸结合，生产钱币时，他们就在全球率先制作出了纸质货币。中国人在生产纸币前，已尝试制造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铜的、石头的、贝壳的、皮革的、丝绸的。最终，宋朝（960—1126）发行了纸质的流通货币，钱也走上了一条无人可以控制的路。宋朝是在通货膨胀的内爆中土崩瓦解的；打败宋朝的元朝也选择使用纸币；马可·波罗对此的惊叹程度，完全不逊于对忽必烈统治下中国其他奇观的惊叹；不过，即便是这样的王朝，也在无用的纸币形成的暴风雪中灭亡了。自那时开始，无论是哪个政府在何时灭亡，几乎无一例外都处于突然爆发的通货膨胀中。从宋朝到法国大革命，从美国南部邦联到魏玛共和国，它们死前的哀鸣都伴随着通货膨胀。究其原因，纸币本身毫无价值；它的价值仅仅来源于其发行政府的保证和力量，而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根据物价指数可追溯到其政府的垮台。

我想不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性的。起初，它就是场有趣的好戏。看着美国士兵掏出一张中国纸币，一边用它点雪茄，一边说“我一直想要这么做”，是很有意思的；看着中国小女孩用蓝色的两角纸币剪纸娃娃，也很有意思。1939年，我刚到中国时，出门都是装着一口袋很重的铜币，因此，刚换成纸币时，我还觉得挺方便的。

不过，后来人们意识到，所有人口袋里都没有铜币了。紧接着，重庆的作家和剧作家分裂了。剧作家的收入是按剧场每周收入的百分比进行提成，现在也是如此；因此，票价涨了，他们的收入也会涨，通货膨胀对剧作者没有什么影响。作家则不一样，他们可能得等上数月才能拿到出版的收入；因此，他们坚持要求用米来抵薪水：他们要求每千字换17磅的米。最终，社会公开接受了通货膨胀。黑市的货币兑换商进酒店找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1944年时，他已经可以大摇大摆地出现，用身后随从篮子里一捆捆的中国纸币兑换美元。

你也可以从统计数据入手，追溯蒋介石政府快速垮台的过程。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纸币还算稳定，3块钱可兑换1美元。1939年时，此兑换率已正式上升为6∶1；物价与兑换率保持一致，也翻了一番。不过，刚过年，1940年春，物价又翻了一番；当年秋末再次翻番。1941年6月，鲁斯带我离开中国时，物价已经是战争爆发时的16倍了；1942年秋，我回到中国，看到的已经是32倍了；1942年冬，再次翻番，是战前物价的64倍。

就该问题，一位美国顾问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于总司令蒋介石不懂经济学，而是在于他的财政部长也不懂经济学。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又矮又胖，声称自己是孔子的直系子孙。但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孔子的第75代直系孙，他还娶了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当时宋美龄已经是蒋介石夫人了。孔祥熙对经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上海滩的银铜兑换。我采访过他好几次，他针对通货膨胀的一番言论令我印象深刻。“通货膨胀，”孔博士嚷道，“通货膨胀！你们这些美国记者一直在说我们通货膨胀。中国就没有通货膨胀！如果人们想要花2000块钱买支钢笔（当时人们很喜欢囤积的一样物品），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疯了，仅此而已。他们本不应该花这笔钱的。”他给自己政府的建议也是这样语带教训的。有人就曾眼神惊恐地跟我聊起与这位财政部长的某次会议。这人是中国军工生产部的工程师，中国人，但在美国留过学。他说，如今的军工厂发现在中国国内市场根本买不了粗铜和生铁，中国的钢铁生产已经减少到每年10000吨——钢铁的价格贵得离谱。对此，孔祥熙发表了一番自以为精明的言论，他说烟的需求量很大，如果军工厂开始制造卷烟机，就能以极其可观的价格销售出去，这样就有钱买制造军工产品的原材料了！

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人渐渐对所有中国官员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带有敌意的怀疑。美国参战时，官方汇率已经涨到了20法币兑换1美元。随着中国货币不断贬值，实际汇率变成了100∶1；1944年初变成200∶1；更糟的是，物价比实际汇率涨得还快，虚浮的官方汇率对美国需求敲下的竹杠超出了美国人的容忍范围。在中美汇率为20∶1时，美国要在位于中国的空军基地修建价值20万法币的公共厕所，就需要花费1万美元，而在美国国内，这样的附属建筑物成本为500美元。到1944年，中美双方在法币对美元的兑换率上产生了摩擦，从本质上说，该摩擦源自美国军队在中国政府因腐败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氛围中该如何支付运营成本的问题，它对中美间关系的破裂有决定作用，而此刻，距离裂痕出现已然不远。

这种情况，任谁也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中方负责人告诉你，你必须理解，中国战时是有两个预算的：纸币预算和粮食预算。二者截然不同。纸币预算反映到图表上就像是几近疯狂的财经系统中的异常案例；不过，你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是粮食预算，我在河南工作时已经见过；各军区部队为满足自己需要而征收税粮。

不过，除这两个公认的预算外，其实还有第三种——总司令的个人预算，金额庞大，无法计数。总司令的个人支票可以在任何一家政府银行使用：爱将部队供应不足，就开1亿法币的支票给他；省长面临地方危机就开6000万法币支票给他，动辄就是这边1000万，那边100万的。就连财政部长和政府内阁都不知道，要承兑总司令的个人政府支票，需要投入多大金额的纸币，更别提别人了。最终，他们只知道了一点，纸币与子弹差不多，都是战争的组成部分，因此，驼峰航线运来的一捆捆钞票，他们也会去争去抢自己的份额。

通货膨胀是中产阶级头上挥之不去的瘟疫；无组织、无纪律的政府往往会拖住那些想要制订计划、想要救民于水火、想要谨慎精明者的脚步，这无疑是潜藏的隐患。老实说，想要在失控的通货膨胀中进行日常交易是行不通的。及时还债是愚蠢的，精明的做法是尽快借钱，且尽快把借到的钱花出去。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全然没有了信任。曾经，我的中国朋友说自己病了，我就想方设法，死乞白赖地向美军求药，并将我能求到的所有药物——磺胺类药、奎宁、止痛药、阿的平——都给了他们，结果，我发现其中有些人根本是装病骗药，这些药会被他们拿去自由市场，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因此，我也不再相信任何找我要美国药物、工具、手工艺品的人了。

1943年，我留意了四川省会成都的物价。成都是个很大的城市，自战争爆发以来，当地物价指数上涨了174倍，工人的薪水上涨了104倍，而名校教授的工资只涨了19倍！通货膨胀意味着这些学者注定要挨饿或乞讨。对与他们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政府官员来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偷窃或受贿。对官员来说，除非受到上级偏爱，增加了米、布和油的配额，同时还能拿到赠品贴补家用，否则是无法长久诚实下去的。相比之下，偷窃更容易一些。对此，蒋介石的回应一如往常，枪毙奸商，枪毙贪官，阻止物价上涨。1944年，重庆最勇敢的报纸《大公报》就非常满意地报道了这些处决，社论第一句就是：“近来，政治表现出了令人高兴的一面”；不过，文章紧接着就用悲痛的语气警告道：“政府应该注意到一个先决条件——官员薪水应该要足够维持他们的诚实……如果政府雇员贪污的原因，是被加诸了难以承受的痛苦，薪水低得连生活都无法维系，那么，他们就是值得同情的。”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le trahison des clercs）是革命发生的预兆。一个政权，只有找到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它才能为人民服务。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诚实正派的人无法为自己的国家政府服务，除非付出他们根本无法承担的个人代价，或者干出连他们自己都不齿的贪污行为。他们努力寻找另外的选择，发现唯一的替代选项只有共产党。当时，高到离谱的通货膨胀已令老百姓的生活难以维系。

其中，相比统计数字和物价指数，我更清楚记得的反而是一些零碎的细节。

举个例子：1943年第一场抗税暴动，发生在孤立无援的甘肃省。农民拿着草耙和枪反抗征税粮的官员，结果招来了政府飞机的猛烈炮轰。随后一场暴动发生在宁夏省，接着云南也传来了暴动的消息。

再举个例子：军工厂开始一家家倒闭。经济部长告诉我，中国钢铁产能只发挥了20%，因为政府军工厂的预算满足不了国有炼钢厂制定的价格！另一方面，重庆上游50英里处的大型煤矿也将关闭，因为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煤炭价格，它根本无法运转！

接着再举个例子：1944年伊始，我所熟悉的200元法币（我认为其价值相当于1美元钞票）就被换成了500元面值的绿色新钞；通货膨胀席卷了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开始囤积香炉、丝、缎和刺绣。到1945年，我已经习惯背着一背包纸币出门购物了；坐黄包车的时候，我会把背包夹在膝盖中间。到店后，我会拿出一沓沓扎好的、如人拳头大的钞票，店员不会拆开一张张地数，而是会数有多少叠，按叠数算钱。尽管我的工资是纽约发的美元，但因为我的银行账户离中国非常远，我无法立刻拿到钱，所以我也产生了恐慌。我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不亚于我对曾经历过的失业与大萧条的恐惧。大饥荒曾给河南农民带去了怎样的痛苦，通货膨胀就正在给城市里、大学内的中产阶级带去怎样的痛苦：让他们丧失了一切忠诚，令他们的一切努力只为了能活下去。

重庆政府中的各外界利益相关方，重庆政府外的共产党、日本人和美军，都切实看到了该政府不可扭转的分崩离析。

1943年夏，共产党终止了与蒋介石政府谈判的努力尝试。此时，后任共产党军队统帅的林彪将军抵达重庆，来给周恩来当帮手；毛泽东可能认为林彪比周恩来手段来得强硬，更能向蒋介石施压吧。不过，当时的重庆已经不需要使用强硬手段就可以对付了。因此，1943年夏，周恩来和林彪哄骗蒋介石说，要乘卡车返回延安，商议他们讨论过的问题，蒋介石批准了，他们把私人文件、行李、铺盖卷和财物都堆到了车顶，自己坐进车里，颠簸着离开了曾家岩50号的那座老宅。他们有蒋介石给的通行许可证；但延安总部还是十分紧张，直到听说他们已安全通过西安，正往延安来，才放松下来。我与他们的下一次见面是一年后在延安，他们正认真准备着，要抹去这个他们如此蔑视的政府。

蒋介石政府的崩溃不仅招来了共产党的蔑视，还招来了日本人的炮火。1944年初春，日军突然发动了一号作战（ICHIGO Offensive）。当时日本已经知道这场战争必输无疑了。不过，凭借这最后一搏，他们也许能给自己制造出谈判的余地，或者，做一回东方的参孙，就算败，也要拉着中国的支柱同归于尽。他们攻过黄河，进入河南。他们知道大饥荒给人们忠诚之心造成的重创；正如我之前所言，农民投靠了他们。他们穿越华东，继续向南，意图夺取陈纳德在那里建立的美国空军基地。史迪威所料不错，陈纳德之前把日军打得太惨，蒋介石又无法为他的基地提供地面掩护。

在我看来，蒋介石政权的瓦解似乎再也瞒不住美国政府了。一整个夏天，我都在华东战区跟踪报道这场灾难，有时是在我们自己的空军基地，有时是跟着中国步兵徒步转移。1944年初秋，我就已经完全认同了史迪威的观点：美国如果要参战，政策制定的方向必须是改造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不然，就必须是完全抛弃他们。我们无法承担放弃中国的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去改造它。当时我身处战场，并不知道史迪威已经说服美国相信他的立场才是正确的；现在，美国的政策变了，只是一切都太晚了。

美国的亚洲政策习惯于将传教意图与商人的贪婪结合在一起。不过，此刻，在中国，传教意图已经盖过了商人的贪婪，为了保护中国的独立国地位，我们还主动吸引了日军的火力。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将蒋介石看作重要盟友，认为他在亚洲拥有庞大的人力储备，以及无尽的土地，可以供飞机起落，方便美国发动并维持对日的终极空战。保护中国政府于我们，就如同1939年保护波兰主权于英国来说一样，是参与这场也许本可能避免之战的直接原因。

3年后，1944年，美国官方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关于这件事，从作战图上就能看出原因，其一：

1944年夏，研究作战图对美国领导层来说是件乐事：图上蓝色的线条分别代表了美国装甲师正快速穿越法国，开赴德国；麦克阿瑟正率部在菲律宾境内作战；美国海军正在日本沿海水域发起突袭；B-29轰炸机已经开始袭击日本主要城市。整张地图，只有中国部分的战况是令人气馁的：日军已经渡过黄河，突然深入长江以南，占领了衡阳，他们正马不停蹄地摧毁华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建造耗费了上亿资金和大量人力。蒋介石要求用于驼峰航线运输以及拨给陈纳德使用的空运飞机已经占用了美国大量的空运能力，导致无法为欧洲战场提供足够的空运支援，以解决巴顿和蒙哥马利之间的争端；如果有足够的空运力量分配给他们两人，那么他们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1944年秋就解决掉对德的战斗。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援是巨大的；但蒋介石还是一直认为自己被骗了，认为华东失守应归咎于美国的吝啬与史迪威的从中作梗，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足。

关于这件事，原因之二可见于美国军事人员的机密通讯稿中，这些通讯稿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腐败和贪污。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史迪威一个人上报的；消息来自各级的美军战斗部队与顾问部队，这些部队都在不断壮大中。他们的所有报告可以总结为德国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曾在“一战”访问奥地利陆军时所总结的内容：“与我们结盟的是一具尸体。”战争初期，马歇尔就在罗斯福的特别要求下提醒过史迪威，不能再把蒋介石当作“部落酋长”对待。如今，罗斯福的善意也受到了限制。1944年夏，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行动了。

抗日是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蒋介石无法有效调动中国抗日，那么就得有人代行其事。罗斯福当然不能下令蒋介石辞去中国国家元首的职务，但可以要他退到一旁——1944年7月6日，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敦促蒋介石将中国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约瑟夫·史迪威——蒋介石最讨厌的美国人。这事很棘手，蒋介石陷入了泥沼；一个月后，罗斯福发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派两位有名望的美国人——前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尼尔森（Donald Nelson）和前战争部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去中国，加快就提议让蒋介石交出实权，仅保留元首之名的谈判。

历史文件显示一切事件都在加速推进。日军在华东地区的疯狂攻势令重庆恐慌。1944年9月12日，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任命史迪威为全中国地面部队的总司令。9月13日，史迪威在他的重庆总部接见了两位共产党密使。9月14日，史迪威乘飞机前往美军位于华东的空军基地，找陈纳德将军和张发奎将军商议，这些基地已在日军的攻势下岌岌可危。

9月15日，史迪威从前线返回重庆。前一天，他刚刚下令炸毁桂林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毁了它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一年前陈纳德和蒋介石制定的政策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向蒋介石汇报了中国华东指挥部的混乱，以及日本在缅甸北部发动的另一波攻势。蒋介石和史迪威对战略威胁的考量是相左的。蒋介石坚持要求史迪威终止美、英、中在缅甸开辟战场的联合攻势，然后用飞机将那些部队运送到备受威胁的华东前线。史迪威则想要蒋介石将他个人20万派往北方反共的部队调往华东，救援岌岌可危的前线战场。他们因此发生了冲突。史迪威用无电线向位于五角大楼的乔治·马歇尔参谋长发去消息，称华东局势“注定失败”，桂林即将成为“捕鼠器”，蒋介石“听不进道理，不断重复他自己想出的一连串扭曲概念”。

马歇尔收到了史迪威的消息，但他当时并不在华盛顿。他正在魁北克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一同参加八边形（OCTAGON）会议，讨论战争的执行情况。因此，史迪威的作战报告及他对蒋介石反应的简述不仅传到了马歇尔手里，也传到了罗斯福手里。

可怜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在总统选举中，没有正式成为美国总统就开始指挥这场全球战役了；他绞尽脑汁想在投票日前六周把亚洲的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掉！英国一直看不起中国，所以整场战争中都将蒋介石当作一个部落首领看待。史迪威也是如此；罗斯福最信赖的兵——乔治·马歇尔——也是如此，马歇尔是支持史迪威的。蒋介石以及在华盛顿的中国之友得到了过多承诺，对白宫纠缠不休，已足够挑战任何总统的耐性了。

1944年9月1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征求了丘吉尔的意见，得到了英国、美国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一致批准，对蒋介石采取了直接的举措。

罗斯福当时一定是厌烦了，写给蒋介石的电报相当直接，直言不讳的程度可能与美国国家元首曾寄给友国或盟国元首的电报差不多——带着点壮美风景赋予哈得孙河河谷的自命不凡，以及地主教训马夫、女佣和犯错孩子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那是一封600字长的电报，命令蒋介石立即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不过，他整封电报的节奏是这样的：

我阅读了最新一批中国局势报告，我与众联合参谋长们深信，你将在不久的将来遭遇我所害怕的灾难……如果你不为中国驻缅甸北部的师提供兵力，如果你不派兵增援萨尔温江部队，并将其撤回，我们将失去打开连通中国陆上交通的一切可能……因此，你个人必须准备好接受这些后果，承担个人应负的责任。近几个月来，我已屡次敦促你采取迅猛行动抵制可预见的灾难，结果，这个灾难一直在迫近中国，迫近你。目前，你尚未将一切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与史迪威将军，我们将因此失去在中国东部的战略要地，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此次，我已毫无保留地说明了我的想法，显然，若再有任何拖延，你与我们为拯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签字）罗斯福。

此刻，就连罗斯福也将蒋介石当作部落首领而非一国元首对待了。他还下令将这封电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不要经过美国国务院之手，国务院是负责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打交道的，会将电报转交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手中，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习惯将美国总统的言辞软化后再交与自己国家地位最高的独裁者蒋介石。罗斯福的命令是，让史迪威亲手将这封电报交到蒋介石手中。

在这件事上，你根本找不出比史迪威更热情的信使，毕竟这位美国四星上将已经被蒋介石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折磨了太久太久。9月19日下午5点半，史迪威抵达蒋介石位于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当时，蒋介石正在会见自己的主要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密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他们负责商讨将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的具体细节。

史迪威在阳台上逗留了一会儿，把总统信中所说告知了赫尔利，令赫尔利震惊不已；他认为当天下午，若再多给他几分钟，他可能已经说服蒋介石交出作战指挥权了。但是史迪威有总统命令，要亲自将这封信交给蒋介石。与会者一同喝了几分钟茶，然后，史迪威宣布总统有一封私人电报要交给蒋介石。在此之前，蒋介石掌控着美国对中国的支援，并拥有美国的承认，这也是他掌控下官和附属军阀最强大的力量。此刻，他将当着自己下属的面受到羞辱。他快速浏览了那封电报的中译文；然后说，“我知道了”，并立即散会。

史迪威的日记记录了那一夜：“我把这包辣椒粉给了花生米，然后舒了口气，重重坐回到位置上。我就像举着把鱼叉，直接戳中了这卑鄙小人的心口，将他戳了个对穿。这一击干净漂亮，不但令他青了脸色，噎得无话可说，就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只是对我说了句‘我知道了’，然后就那么默默无语地坐着，抖着一只脚。这‘部落首领’现在可没办法再痛斥谁了……回家后，我看到了河对岸的美景：重庆一片灯火辉煌。”

史迪威是个非常拘泥于细节和礼节的人，一如西点军校与美国将领所受到的教育。在与中国人一同参加的所有公共仪式中，他都对这些仪式的礼制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不过，私下里，他也有点孩子气，带着马克·吐温作品中康涅狄格州美国人的影子，只是这一面他只与自己的妻子分享。三天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封信，信中用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胜利的喜悦：

久候的复仇啊——

我终于等到你。

我直视着花生米，狠踹他的屁股。

旧鱼叉已准备好，找准时机，瞄准好，

一下一下刺穿他，只余叉柄在外。

那小杂种战栗了，

说不出话来。

他脸色发青，面部抽搐狠狠压抑着尖叫的欲望。

这首诗后面还有好几行，但无须在此多言。

史迪威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蒋介石内阁中引发的动荡，尽管那是他本应该预料到的。他眼见着蒋介石无视他人尊严，知道这位独裁者杀人杀得多随心所欲，时间久了，他自己也变得麻木不仁了，他忘记了尊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在动荡的社会中，尊严对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因为它是成功最宝贵的属性。

史迪威并不知道自己留下了何种烂摊子，因此一周后被蒋介石杀了个措手不及，也震惊不已。他得知，9月25日，罗斯福总统收到了蒋介石的来信，蒋介石在信中明确表示，他已忍无可忍：指挥中国事宜的人要么是他，要么是史迪威，罗斯福必须做个决定，二者不可共存。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肯定是不能走的，那么就只有史迪威这个美国人走。“……惟事实证明，”蒋介石对罗斯福写道，“史将军非旦（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若换作罗总统在余之位，必明白余之立场，将来绝无法指挥史将军。若无视情理与经验，委任史将军为战地指挥官，势必会招致灾难。

这样确实会招致灾难，但蒋介石个人的灾难也许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有利的——不过，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可能容忍别人阉割自己的权力，无论这样做对他自己的国家来说能有多大的好处。蒋介石不认为自己必须下台，他拒绝配合。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这一僵局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从1944年9月24日至10月18日，最终，这一政治博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于前几页中所写内容几乎都不是我在事件发生当时就已知晓的。它们都是我通过历史学家在此后35年中陆续揭露的文件、档案、书信和回忆录了解到的。1944年夏，我所报道的事件都是一个个的片段，历史既可以将这些片段按顺序串联起来，也可以揭露这些事件间的关联，要说何者更能体现历史的有用性，必是后者。事件与决策间存在何种联系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范畴。不过，真正的联系只有在事件发生数年后才能清晰起来。因此，我很感激历史学家，是他们后来出现，为我理清了那一整个夏天的困惑。

1944年时，我的职业是记者，而给年轻战地记者的最好建议是，尽可能靠近枪声响起的地方；你距离战斗越近，越了解战场状况，写出来的通讯稿就越有用。如果你留在总部，写宏大战略，那么就得接受这一种可能性：数年后的历史学家将会就你写过的战略再写一遍，且写得比你好。

1944年夏，我深入前线，掌握了最真实的战况。7月，我忍受高温，徒步奔赴前线，奔赴衡阳之上的山区，只为亲眼观察中国第62军的反击战。为了这次“大反攻”，第62军调来了大批口径75毫米的老式火炮，每尊大炮有20枚炮弹；我看着他们开火，当所有火炮的20枚炮弹均发射完毕，尽管徒劳无果，未有成效，反攻还是结束了。当时，华东地区只有一条铁路线还在蒋介石手里，我后来才发现，蒋介石在这条铁路线的独山段储备了4万吨武器弹药；蒋介石囤积这些是为了应对“紧急状况”；后来，为防止该军需堆集处落入日本人手里，美国将其炸毁了。

这条华东铁路线处在美国空军的空中掩护下。因此，当我看到上方美国空军正在掩护，下方军用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停了下来，工程师还下车抽起了大烟，我真的是惊呆了。该列车上的美国官员坚持认为，既然我会说中文，那我就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我做了；我大步走上前，严厉斥责了那位工程师，把他踹回了他的车厢，然后列车就继续开动了。不过，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我们美国人其实不应该用地面补给来支援这一处前线；当时，奋战在该前线的是军阀薛岳，战况危急，在我们予以支援后，蒋介石居然表示了抗议！我确实知道蒋介石更希望美国按陈纳德所说的方式提供空中援助，而不是按史迪威所说的提供地面援助。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了极其过分且不现实的空中援助要求，要求将我们的B-29战机交由他控制，这一战略性空中力量就是后来将日本夷为平地的工具！我后来才知道，罗斯福断然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不过，为了安抚蒋介石，他提议将蒋介石的头衔从中国战区盟军司令升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我知道在保卫华东的作战中，空军与陆军间没有任何协调配合。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都是因为我与中国一个营的官兵一同躲在排水沟中，我全身无力地躺在里面，大汗淋漓，尖叫不断，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美国P-40在我们上方发动了突袭，在空中来回盘旋，不停点射和扫射——我知道该空军中队不是打算杀掉我，他们只是不知道前线在哪，前线被谁所占据。我知道蒋介石正患上了处决热；他已经处决了负责指挥长沙炮兵部门的将领，之后又处决了中国第93军司令。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他不仅怀疑史迪威在密谋反对他，而且这怀疑相当之深；我当时还以为蒋介石只是又失控了而已。

当时那个战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解释得通的。桂林，陈纳德、史迪威与张发奎将军在屋内商议，我就坐在屋外；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就在那时，张发奎已经提出要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只听从美国的命令了。我只知道，史迪威已经下令炸毁桂林的空军基地，陈纳德遵守了该命令。当天夜里，雷鸣般的爆炸声、闪电般的火焰、地动山摇的爆炸，仿如一场肆意破坏的狂欢，那也是我见过的最猩红、最刺目的一夜。

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住进了昆明医院。有关华东战区部队撤退的报道无法夺得《时代》周刊的版面，当时，《时代》周刊上刊登的都是欧洲战场的大胜、巴黎的解放、向莱茵河的推进。因此，我在医院继续逗留了几天，等着另一位战地记者抵达中国，加入《时代》周刊重庆分社，成为我的同事。此人是我故友梅尔维尔·雅各比（Melville Jacoby）的遗孀贾安娜（Annalee Jacoby）。与她相见不过数日，我便爱上了她。我们二人搭乘飞机从昆明回到了重庆，我本以为可以用在前线争取到的时间稍事休息，追寻我的爱情。

不过，事情并未如我所愿。我与安娜飞回重庆，其实就是飞进了飓风眼。我当时是《时代》周刊重庆分社的总编，是他们驻亚洲大陆的资深战地记者。她来重庆来中国，是报道政治的。不过，在当时，也就是9月的最后一周，以及10月的头几周，你是根本不可能将政治与战争分离开来的——或者说不可能将蒋介石的野心与共产党的反击分离开，将赫尔利的外交与史迪威的目的分离开。我们被卷入了重庆的史迪威危机，而且无论让多睿智、多清醒的历史学家来看，危机中的我们，包括史迪威自己，都不清楚这场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

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正是罗斯福、蒋介石、史迪威间僵持最厉害的时候，与此同时，我在重庆对该秘事进行了调查。

调查数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鲜为人知、复杂难懂的故事超脱了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的程度，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从前线返回重庆无异于走入流言蜚语的旋涡中，重庆就漂浮在这流言之中。10月头几天，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有好些版本，供民众选择。一种是，蒋介石有个情妇，是个护士，不过，蒋介石的果断否认压下了这一传言。但蒋介石是否真的因新兵训练营环境恶劣至极，而用手杖痛击征兵负责人程泽润的头部，并将其关进其中一个训练营中？令人同情的是，某位内阁部长告诉我，该传言是真的，“不过，”他补充道，“这是蒋委员长20年来第一次下狠手痛打高级官员。”据说中国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万辆卡车可用，是真的吗？假的，交通部部长告诉我：中国现在可用的卡车是6000辆——3000辆军用，另外3000辆用于国内的其他用途。有些人说，薛岳将军与日本人密谋串通，是真的吗？还有一些人说，蒋介石在与日本占领军指挥部打交道，打算以此抵抗美国施加的压力，是真的吗？福建省爆发了黑死病：它正在向内陆蔓延吗？可以得到阻止吗？阎锡山和共产党又在山西打起来了：除了给双方都提供美国援助外，还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止他们吗？

重庆的这个秋天闷热极了，让人浑身发痒，大汗淋漓；流言传得街知巷闻，绘声绘色，而其产生与发酵的过程，是只有在无开放式通讯系统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焦虑与酷热促成了流言热。不过，在返回重庆的十天后，我摆脱了模棱两可的流言，可以再次锁定更大且真实性毋庸置疑的事件：我们美国人正被迫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是日本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打算摧毁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内陆基地，这显然是逼着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其一来坚守该基地。

我回到重庆的第一周，听到了第一个流言，说史迪威正在延安会见共产党！一听到这个流言，我就知道它是假的。事实是：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刚刚途经重庆，他支持史迪威要求在华北地区共产党延安革命根据地保留美军观察团。该观察团名叫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负责联络工作，从9月末就开始运作了。（后来我才从历史学家那里得知，华莱士在支持史迪威反蒋，与共产党联络的同时，也在支持蒋介石反史，并敦促罗斯福换掉驻华的史迪威。）不过，史迪威确实曾与共产党联络，只是地点在重庆，并非在延安。

美国陆军总部并不完全清楚当时的情况。不过，从总部朋友那里，我慢慢看出了盟军司令部的大体打算，史迪威认为指挥权必定会交到他自己的手里。史迪威计划将行动迟缓、依赖公路的中国步兵改编为共30个师的部队，由美国指挥，他会亲自完成该部队的现代化、武装以及战略部署。只有这样，他才会将剩余的美国援助分配给蒋介石——以及其他所有中国的抗日军队。简言之，史迪威打算撤销蒋介石独占美国援助的权力，也意味着他要不遗余力地将部分援助分给蒋介石憎恨的共产党。此外，史迪威还提议直接飞去延安，将共产党纳入他个人的指挥之下。对史迪威来说，任何抗日者都是帮助美国实现奋斗目标的朋友。

国民党情报部门一定将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之事告知了蒋介石，也一定将张发奎等人打算脱离国民党独立，直接与美国结成盟友之事报告给了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前景是清楚的。日军已经快要被美国人击溃了，真正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是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任何美国人都不得插手其中，除非是来帮助他的——因此，史迪威必须走。

我到过前线，实地感受过这种战争隔离，那是现在的美国士兵、记者和官员所无法想象的，他们觉得自己无论被派遣到哪里，从事国家政治活动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回到重庆就是走进了一个政治世界，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再次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该谈判是在美国施压下重启的。这次谈判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不愿妥协让步；共产党想要对方承认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以及自己对现有根据地的控制权，他们的根据地正随着抗日战场的一场场胜仗而不断扩大。最可悲的是国民党主要谈判官员王世杰的发言。王世杰坚称国民党不会妥协，因为国民党政府太弱了，不能妥协。要让这个国家政府做好准备，成为有用的政府还得花上一年的时间，这也是其与共产党竞争的唯一方式，因此——哪里有胜算！

在我刚回到重庆的头两周，我根本不知道所有这些口口相传的流言蜚语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现在指挥权是在史迪威手里，还是蒋介石手里？罗斯福站在哪一边？美国打算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吗？蒋介石在威胁要向日本倒戈吗？

10月16日，周一早上，我受命与《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一同去拜访史迪威。

对于讲究纪律性的史迪威来说，此次拜访有多么不合规矩，我是最近才明白的。他的总部是个平顶别墅，没什么奢华的装饰，但可以将嘉陵江美景尽收眼底。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突然表现出了一些脆弱。他很有气势，令人畏惧，会有辱骂的和尖刻的言辞。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缅甸丛林感染了某种令人发痒的疾病，一直在挠胳膊。谈话中，他总是瞪眼看着我们，但并不是出于愤怒，而是要确认我们听懂了他的话。他说，必须得有人知道真相；我们暂时无法将他所说的任何内容刊登出来，但我们获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往返于他的总部，阅读华盛顿方面发给这位战地指挥官“私阅”的电报。等一切结束后，我们俩中的一个必须将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知美国民众，让美国民众了解真相。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美国媒体就像裁决政治诉求的最高法院——此人为了将自己的故事送上“法庭”供人们在未来评判，违背了他严守军事机密的誓言，违背了他个人对乔治·马歇尔的忠诚。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想要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

史迪威说，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卸任指挥官之职。他就像个被剥夺了权力的老兵，一夜之间就衰老了。他戴着四星上将的徽章，这一荣誉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他被授权领导的地域自黄河越过中国的大片领土，穿越缅甸丛林，覆盖在印度扩张（且最远扩张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美军行动范围，跨越的大陆面积比美国整个国家的陆地面积都要大。在卸任令抵达之前，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下令部队突袭、撤退和杀敌，但他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他想要我们知道，自珍珠港事件发生以来，“那个无知的杂种就从未想要抗日”。他举出大量战斗细节来佐证这些重要事实。“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重大错误都可以直接追究到蒋介石身上。”史迪威下令，蒋介石就下令取消史迪威的命令；蒋介石用电话向前线部队下令，要求他们在他压根儿不知道的开阔地带和地形中进攻或撤退，撒谎，盗窃，囤积。他把未来与共产党内战所需的一切武器弹药囤积起来，留给少数在政治上他信得过的部队。于是史迪威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爱：这些部队，这些人，如果能够吃饱饭，接受良好的训练，并由诚实的领导者率领，那该会有多么杰出啊。他所想做的只是帮助这些人。他极其坦诚地告诉了我们他的要求：有权调动、转移、部署、指挥在华的任何部队，有权决定“奖惩升贬”。然后是他的职责：我们之前希望在今年秋天结束欧洲战场的战争。但德国人没有被击溃，他们挺住了。可能还得等6个月，或者一年，我们才能开始对付日本；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让日本击溃华东前线的抵抗力量，以免其将对付中国的主要基地从日本搬到中国大陆上来。中国人必须学会抵抗，学会组织军队，指挥军队，学会逼日军后撤——为了中美共同的目标。史迪威等不及了。“我们不能期待别人来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未来，就必须朝它快步前进。”作为历史中的主角，他的这场行军开始得太晚了，又前进得太快了。

这是漫漫传教路的终点。我当时所崇拜的史迪威，现在看来，是个政治笨蛋：遵守着旧的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想要完成实现美国目标所要做到的事情，只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是反其道而行的；他是个太过自傲、太过传统的人，无法虚与委蛇。史迪威发现改变中国是必经之路，而为了改变中国，他必须做一些任何美国人都从未做过的事。他一步一步去追求的，是取代这个对我们战争目标毫无用处的亚洲领导人，以美国的方式，建立能高效做事的领导层。不过，即便是在美国权力顶峰时期，政治也不允许他那么做。美国要么得与亚洲自己选出的领导层打交道，要么就得远离这些人。

那一周的周四、周五、周六，我都去了史迪威的总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通常与我一道，我们待在他的地下室里，阅读我们本不应该阅读的电报，看着大洋彼岸的罗斯福，我所崇拜的另一位政治偶像，慢慢接受了凌驾于史迪威战斗事实之上的政治事实。周四，罗斯福正式解除了史迪威的指挥官职务，下令他立即返回美国。该命令并没有对外公布。周五，史迪威正在收拾行李，一个中国小官来了，以蒋介石的名义授予他中华民国特授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不过，史迪威让自己的副官给蒋介石的副官传了句话：见鬼去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和蒋介石一起喝了茶。第二天，他就离开了。

周六下午他走得很早。只有他的少数心腹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帮他收拾好行李包与公文包；史迪威随身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刀，这把刀对他矮小的身材来说是太长了。在机场为他送行的是就要成为国民党政府总理的宋子文；如果史迪威坚持重组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实现了，宋子文将会是主要受益者。当天天色阴沉，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客车穿过泥泞的街道，溅起满地的泥水，将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送到了机场，他以令人喜爱的风度和平等的礼仪为这位刚刚被免职的美国人送行。史迪威收到了他们的问候，转头对自己的副官说：“我们到底还在等什么？”说罢，他们便登机了。阿特金森与他一同登上了飞机，按照所有《纽约时报》人的传统，决定要第一时间报道出这个故事。为了躲避审查，我将自己的通讯稿给了阿特金森，让他转交给《时代》周刊。我是唯一一个留在机场挥手目送史迪威所乘飞机从跑道起飞、离开中国的人。

许多年后，我才正确看清了史迪威。他从出生开始，便生活在这样一种传统中——美国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好人，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深信自己是给那个地方带去了美国人的美德。这个传统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史迪威根本想象不到，对美国来说有益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居然可能是不好的，或错误的。那之后很多年，美国的大使、将领和特工就像其他特务一样，且比他们残忍得多，继续设法改变他国政府，取代他国政府，帮助某些外国元首保住地位，或设法消灭某些外国元首。这是我们后来想出的外交技巧，但我们并不擅长使用它。不过，史迪威是第一个坚持为满足我们的利益要从政治上消灭另一主要国家元首的美国人。这一傲慢的政策令我困惑不解。不过令我自相矛盾的是，我知道在史迪威当时身处的境况中，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当初，如果及时罢免了蒋介石的职务，那么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来说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数年后，也就是1946年，史迪威拜访了我在纽约的家，他总结了他离开之后中国的命运。“蒋介石，”他说，“是个试图用武力镇压思想的人。他并不懂自己要镇压的那个思想，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力。”

在他离开中国的那天下午，在下着毛毛雨的重庆机场，他是说不出这番话来的。当然，我也是想不出这番话来的。史迪威事件中存在的分歧是，战争胜利后，中国将变成何种模样。其实当时的我已经知道蒋介石最惊恐的是什么了，不是1944年日军取得的各个胜利，甚至不是史迪威颐指气使的脾气。最令蒋介石惊恐的是，史迪威想要与北方中国革命者，也就是在延安的那些人，毛泽东所统帅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的努力。

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赶在蒋介石斩断美国与中国革命间联系之前，前往中国北方。我知道，延安那些人不是大洋彼岸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土地革命者那么简单。他们是一股不断壮大、坚持不懈的武装力量，逼着美国指挥部做出二选一的决定。他们可以挫败日军，可以管理国家。他们有许多可以提供给我、可以教会我的东西。

1. 革命万岁（Inquulab Zindabad）是乌尔都语，作者括注的英文是“Freedom Forever”，直译为自由万岁。——译者注

2. 酸性子乔（Vinegar Joe）是史迪威的绰号，因其说话尖酸刻薄。——译者注

3. 1928—1937年，北京的称呼是北平，而史迪威任驻华武官是从1935年开始的。——译者注

4. 在饥荒中，几乎任何东西都会变成可供食用的，被人们磨碎吃掉，然后转化成人体的能量。不过，只有对死亡的恐惧才能激发出这样的想象力，把迄今为止不可食用的东西想象成可以食用的，然后吞噬入腹。很显然，磨碎的榆树皮是可以食用的，磨碎的稻草、糠、树根和漂浮的水藻（如果风干的话），也是可以食用的。农民所做的事就是，把一切看上去像是活物的东西晒干，磨碎，然后加入烤饼中烘烤。在郑州时，意大利天主教布道所的医生给我讲述了他接诊那些被送到他诊所来，但已不宜动手术救治的农民的情况，描述了他们身体中的梗阻、疾病，以及身体对那些食物的吸收过程，听着是非常令人反胃的。在所有不可食用的东西中，棉籽饼显然是最有营养的了；不过，它会引发肠梗阻，并令人体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反应。

5. 一磅约为0.45公斤。——译者注

6. 6盎司约等于0.34斤。——译者注

7. 此处并未找到蒋介石原话，故根据英文翻译而来。——译者注

8. 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就已戒掉了毒瘾，恢复了健康。——译者注

9. 参孙（Samson）出自《圣经·士师记》，以力大无穷著称。——译者注

10. “若换作……灾难。”此句并未从史料中找到蒋介石原话，为译文。——译者注

第五章 延安：革命之源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

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

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十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整个飞行耗时两个小时，下面是黄土丘陵，上面是烈阳高照——四川的连绵山峦被我飞快地甩在了身后，飞机很快就抵达西安城上空，向下俯视，这是一座矩形的古城，城墙环绕；继续往前，再次进入山区，只是这里的山没了绿意，是黄褐色的，平坦的山顶是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山上布满了棕黄色的农田，是一片秋季枯萎的颜色；突然，一座黄色的宝塔高耸入云，直冲蓝色天际，遗世而独立，看到布满枪眼的岗哨，你就知道，延安到了。下方片片黄沙的山峦上，三条干涸的沟壑就像深深的伤痕，在一处隘谷交汇，然后变成了一片宽阔的河床，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转向，机翼端划过冲沟，冲沟两边陡峭的山坡显露无遗——成百上千椭圆形的洞穴入口赫然在目，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蜂巢。最终，飞机进入山谷，颠簸着降落，跑道两边是绿色的蔬菜田，延安，我到了。

时间有着神奇的力量，一切伟大事件在时间的长河中漂流越久，就会越清晰，它们的细节会被时间抹去，显露出历史与决策的轨迹。我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的，目的是报道政治与压力。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其间所发生的一切远比我原本的目的来得重要：一场革命正在摸索中逐渐成形；遍布全国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正秘密赶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中共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是1928年的事了，而这无疑是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主权铺路。不仅如此，蒋介石刚刚抛弃了史迪威，罗斯福也随之抛弃了蒋介石，因此，中国共产党利用这几周，准备向美方提出全面的且可能是永久的联盟——涵盖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而他们和我们中的一些人都希望，这一联盟关系可以持续到未来。

那几周是美国战争目的与中国革命最契合的时候，无异于二者的蜜月期，而促成此事的媒人，其蜜月的媒介是美国外交官小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戴维斯当时很年轻，只有36岁，他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长得很帅，身体敏捷，为人幽默诙谐，是美国驻外机构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并主动承担了探索历史的重任。我和戴维斯是老朋友了，关系亲密，我觉得，即便是他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在当时对美国政治的无知与当时的我差不多，希望我这么说不会伤害到他；我们都经历过延安那个热情洋溢的秋天，但他后来所受的羞辱与贬黜，要比我所经受的严重得多。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本就住在延安，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刚刚抵达——他们四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被授予了元帅军衔，接过了文明的控制权。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

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

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

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在我四处观察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当地的营地可明确地划分为两个体系——受共产党管辖与受军队管辖。我则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自由参观这些地方。这两个体系是无形但相互作用的，共产党总部和军队总部正是它们的核心。党总部距离我的住处有3英里远，是两栋灰砖建筑，一栋是官员的办公场所，另一栋是用于开会的大会堂。这里也是我进行政治采访的主要场所。军队总部也是一栋灰砖建筑，四周围是一堆相对较小的黄色土坯房。该总部位于一个封闭的果园内，迪克西使团内的美国人喜欢称那里为梨园（Pear Orchard），但在我看来，里面的无花果树比梨树来得多。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者都逃不过其影响。

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以朱德为例。当时的朱德高大魁梧，长着一个狮子鼻，是红军总司令，被称为红军之父。他外出时会顺道拜访美国人，品尝他们的西方食物，与他们一起喝茶聊天，消磨时光。有一天，在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后，他盛情邀请我留下共进午餐。我们落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也来了，叶剑英也是刚刚结束与约翰·戴维斯的会谈；之后的午餐就像家宴一样轻松随意，我们走到阳光灿烂的果园里，玩起了文字游戏，并彼此打趣。我们比赛谁能在一句话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所谓”这个词。比如说，“所谓总统蒋介石在重庆的所谓政府正试图将所谓的国民党军救出所谓的前线”。我们悠闲地吃着冰镇的梨，喝着茶，笑语不绝。

他们二人指挥部队，一路从地处热带的海南岛，来到了天气寒冷的北方戈壁滩。不过，那几周，在延安见到的他们，是我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当权者中，最舒坦自在，或者说最自得其乐的人。午餐后，周恩来可能会邀请自己的年轻口译员陈家康在大食堂里打乒乓球，有时甚至是在有外宾在场时。朱德、彭德怀、林彪会因为彼此的玩笑而放声大笑。他们已经在一起太长时间了，一起挨过饿、受过苦，一起挺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是兄弟。此时距离那史诗般的长征才刚刚过去10年；他们已经打败了日本人，也已经不再把蒋介石放在心上了。此刻，他们都从各种指挥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返回，享受着战时的重聚，洋溢着喜悦，充满自信地昂首阔步而来，参加这次会面。他们是第一梯队的指挥官；他们将自己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转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60万人的队伍，身后还有超过百万人的民兵组织的支援。之后，林彪会攻占东北与华北；彭德怀会率领中国军队，在朝鲜与麦克阿瑟交战。

最能尽情享受这种同志情谊的时刻，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党总部大会堂举办的舞会。远处会有少数中国传统的弦乐器，除此之外还有鼓声、口琴声以及用覆盖着纸的梳子吹出的声音，在优美的旋律中，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会跳起滑步。当时，我也会参加他们的舞会，他们的舞会会让我回忆起小时候见过的传统犹太婚礼，而在约翰·戴维斯看来，则更像是他年轻时参加过的教堂联谊会。朱德不跳舞，他会坐在桌边喝茶嗑瓜子；与丈夫不同，朱德夫人就像个想与晚辈共舞的祖母一样。叶剑英会把自己3岁的女儿妞妞带来，妞妞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椅子间横冲直撞，身为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则是在舞池中恣意起舞。叶剑英长得很像墨西哥人，留着铅笔杆那么细的胡子。无论是什么音乐，他都能以自由流畅的舞姿带着舞伴旋转摇摆，他的舞像是探戈与华尔兹的结合体。林彪更喜欢狐步舞。孤零零地驻守在山区里的美军观察团前哨士兵也在受邀之列。不过，这些舞会是很纯洁的；如果有美国人挑逗中国小姑娘，周恩来就会亲自正式拜访美军前哨指挥官大卫·D.巴雷特（David D. Barrett）上校，表示抗议。周恩来会向他解释，随意挑逗小姑娘这种行为是决不允许的，除非这些美国士兵是全心全意爱着那位中国姑娘。

我还记得当时舞会用的音乐，它们就像是次文化流中带着旋律的一个过渡片段。5年前，在山西山区，我曾听共产党士兵一边行军一边高唱中文版的《信徒精兵歌》（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5年后的1944年，在延安，他们的领导人伴着《扬基歌》（Yankee Doodle Dandy）、《进军佐治亚》（Marching Through Georgia）的旋律翩翩起舞。28年后的197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为理查德·尼克松举办的欢迎会。会上，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技艺精湛的中国军乐团演奏了一曲《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1944年的中国，在周六舞会之夜，伴着一下下的鼓声，这些美国民间音乐听来真诚极了，动人极了，男男女女穿着厚厚的夹棉呢绒外衣，戴着帽子，在被踏平的泥地上翩翩起舞——我们都在这种歌唱兄弟情谊的旋律中轻轻摇摆，直至深夜。

历史文件中对事件的描述难免矫揉造作，带着后期处理的痕迹。举个例子：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时间安排与约翰·戴维斯起催化作用的存在奠定了当时的基调。

时间安排取决于共产党对1944年各种事件的见解。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

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这13人之中，我采访过的不下11人，也许我当时该努把力，把他们都采访全了。不过在当时，采访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会花去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四个小时，聊天过程总是不疾不徐、非常放松的。我对这些共产党建党之父的名字以及出身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与后来的研究相比可能显得不够准确。用英语直译，这些名字就是一连串的单音节词。不过，他们都是才智过人之辈。有八人是20年前直接从大学或高中走入革命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其中只有四人是农民或工人阶级出身——朱德、彭德怀、陈云和邓发。博古上过大学，也当过工人，是个充满幽默感的人，说话能体现出二者的特色。在这一次代表大会后，政治局将增加更多的军事指挥官——不过，这些新元帅也都是有显赫教育背景的人，都是学者出身。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

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其中与彭德怀的那次对话就足以涵盖其他所有军事对话的内容了。彭德怀个子不高，有些秃顶，满脸皱纹，总是斜着眼看你。他1926年就上了战场，现在已经是第18集团军的副总司令；他给我上了3个小时的战争课，其间没有任何不情不愿。他首先给我解释了游击战的原理，仿佛我是火星来的一样；然后讲到了游击战必须采用的军事战术——与群众全方位合作，这样一来，部队才能够分散融入乡村，藏身于群众之中，然后再重新集结；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部队，以及他们的能力水平——从广州城外，一个小得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游击队指挥部，到处于敌占区的海南岛上一个半组织化且更加完善的基地，到活跃于中国中部、隶属新编第四军的正规军，到在中国北部“解放区”建立起政府，在那里，他可以大量召集并调动部队，人数最多可达12000人。12000人是他可调动部队人数的上限，不过据他解释，这只是囿于粮食问题，在一个集中地，他们最多可提供足够12000人吃的粮食。除此之外，他还聊到了人员结构、军事训练局以及延安这里联勤参谋长的功能。

彭德怀回顾了他过去20年的红军生涯，知道他们留在国民党根据地的步枪和其他武器的埋藏地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对抗日本侵略者与对抗国民党军队间战斗战术的差异。他很随意地提到了“这个夏天，我们消灭了第61军（一支蒋介石的军队）下属的两个团，且伤亡极小”，并给我讲了战斗过程。接着，他把对话引回了1944年10月当下的情况。他说，仅八路军就有40万正规军人，且都在华北沿海可调动范围内；他们还可以再召集到100万武装民兵，这些民兵因为家庭牵绊，平日都在自己的村庄和城镇活动。“有了这些武装力量，”彭德怀说，“我们可以帮助乘飞机降落在中国华北的任何美国人。”加上他高超的中断技术，他可以断开黄河以北任何铁路，且我们需要多久就能断开多久。他说，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彻底切断了日军在华北的一切铁路交通线，逼迫日军不得不花3—6个月的时间去重建。如今，1944年，他们甚至可以做得比当初更好。彭德怀说，如果我们（美国人）选在上海到山东半岛间的任何地点降落，只要提前足够时间通知到他们，“我们就能保证提供100万正规军，外加民兵，在你们的降落地点接应支援”。每一位指挥官都会给出相同的保证，他们在面对戴维斯和巴雷特时，甚至还会给出更加明确具体的保证。以我个人，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我是希望接受与共产党结盟的。

这些军事对谈是在1944年10月末进行的，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可以左右战局。不过，我当时目光受限，只看到了中国发生的战争。当时的太平洋战场战况喜人。10月20日是“进攻日”（Assault Day），莱特湾战役开始了；莱特湾战役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海战，在战争爆发后的四天中，美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截至11月1日，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已有101365人在菲律宾登陆——日军庞大的战斗舰队全军覆没，消失在了历史中。显然，到11月中旬，美国政府已然不觉得自己的抗日战争需要中国支援了；他们已可以安心地将中国降至第三战区了；远在华盛顿的所有美国人，已无须在那个月做出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还是支持中国国民党，抑或是二者均无视这样麻烦的决策了。而亚洲以及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未来就悬在了这个被搁置的政治决策上——结果，这成了未来的悲剧。

话说回来，在延安，政治观点占据了最高地位。撇开其他身份，延安首先是个思想工厂。在这里，思想的地位是如此之高，或者说，被人们如此清醒地看作是富有影响力的强大力量，是军事行动的操作器，这种情况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有，也最多和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者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相类似。

此外，我必须得抛开记录着无数个小时对谈的笔记，跳过一场又一场采访，一点点剥离表象，让这些思想的核心显现出来。

我会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这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低级官员——高自立与南汉宸，他们管理着延安根据地的当地政府。“根据地”在我看来，是指后勤基地，即安全地区，武器、物资、食物和支援都会从这里送往前线。我所理解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美国人所说的“大后方”，比如底特律、匹兹堡和纽约，它们是我军所需物资的生产中心，是我军兵力的训练营。但延安并不是“大后方”。高自立和南汉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输任何东西。一切战区都是自给自足的。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延安当然也存在问题，不过，从本质上说，那都是些实验性问题——比如说金融和货币。1941年，共产党与蒋介石因“皖南事变”决裂，这就逼着共产党进入了金融领域；1月，毛泽东发表声明（见本书第131页）公开谴责蒋介石，之后那周，延安决定要印刷自己的纸币。拥有货币管制权是自治地区的必备属性。因此，共产党在不知不觉间碰到了一个国家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货币、储备金。1944年，延安正在培训军政干部，以便将他们派往解放区主管金融和经济事务。

延安就是一个一切都需“自己动手做”的政府所进行的一场持续实验。这里的人并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学过《政治学I》，他们是在实验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如何选出适当的人来管理其他人——或者即兴创作出管理所需的诸多技术。他们要如何在一个山村制造印刷书籍、传单或钞票所需的纸张？他们自学。当你从传统油坑里舀出一桶桶油，并试图用它们制造灯用煤油时，你会怎么做？因为提炼太粗糙，导致家用煤油灯的煤油点燃后火星四溅，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提炼石油？你会如何熔铁造枪？你会如何护理伤病员？如果没有思想，你要如何发动革命，建立新的政府？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让个人在该根据地内各部门轮转，再轮转，教会他们新的思考方式。延安根据地生活着40000人。其中12000是当地人、农民、商人，剩下的都是党员文官、领导人、军官以及在人数上力压他们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分布很广，从18岁到45岁。有的是刚刚投奔延安的青少年，他们原本就读的学校位于敌占区城市或国民党地区。还有的是已人到中年、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正在上补充阅读的课程，以学习如何将人员命令写出来。

延安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培养医生的，培养护士的，培养指挥官的，培养政委的，培养党政官员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肩负着某一个部分的思想训练工作。

刘少奇是延安某部门的领导人，该部门在苏联会被称为组织局（Orgburo）。他掌管着党的培训和组织工作。之后，在1959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党主席职务，后于1966年受到无情迫害。我能理解后来的这场迫害，因为在与刘少奇聊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行政官员。他一生都在为该党服务，他不加渲染地为我讲述了该党的细胞式组织，从村支部，到铁路支部，到县支部，到全区支部；以及该等级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刘少奇头脑发达，但并没有装诗情画意在里面。

邓发不是知识分子，但无疑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访者。他是政治局内少数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之一，年轻时当过码头区工会组织者，在一艘英国江轮上当过厨师，是一个全心投入革命的人。与绝大多数未受正规教育培养的人一样，尤其是靠自学的海员一样，他都是从典型文盲的角度想出点子。他的想法总是突然冒出来，就如库克船长途经夏威夷群岛后，令岛民突然感染上性病一样，并不是件好事。邓发负责的是群众组织工作，他的特长是想口号。他热爱口号，向我解释了为什么某一口号有用，另一口号没用，以及口号有多么关键。一个思想，若是要传达给群众，就必须清楚、简单、易于理解——而且正确。他认为“有钱给钱，有力给力”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简洁；这句话是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一条非常棒的抗日口号；我带着扭曲的快意记录下了他们当时的想法，他们觉得对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上限应该是35%。在邓发带着职业热情为我讲述如何通过口号将思想传达给女性、农民、工人和大众时，我觉得他也许能够成为麦迪逊大街上了不起的广告商。不过，他想要用口号推翻两千年的历史；话语就是武器。

接着聊聊彭真。彭真是个知识分子，他是直接从中学生变成中共地下党员的，后被所在地军阀抓捕入狱，一关就是6年，1935年获释；也因这段牢狱之灾，他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委员；不过，在1937—1941年这4年中，他都亲身参与了抗日军事行动。1942年，他从战场返回了延安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44年，他掌管了这所中国第一流的精英学府——该校兼具西点军校、麻省理工、莱文沃思参谋学院（Leavenworth Staff College）以及哈佛的特点。我对彭真充满了兴趣。

彭真真心认为历史是革命的组成部分——不是传统传下来的，而是由你混合、重组并打包而成的，就像是按照配方将火药装入地雷中一样。他保持着对历史的敬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会对上一个朝代的正史进行编辑修改，因此，24个朝代的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年表，它们很可能都具有误导性。彭真觉得共产党也需要重新编辑自己的中国史；除非你有自己的理论，否则是无法追寻社会根源的。不过他说这里没人了解中国历史，也根本没有途径去了解中国历史。中国经济学也是如此，无人了解。彭真说，卡尔·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用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阅览室，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地方。他继续说道，共产党甚至连自己的革命史都没有——只有少量供学生研究学习的文件，外加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The Party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彭真毫不掩饰他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及对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Two Tactics）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对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及其他此类著作的看法。他认为《资本论》太难以理解了。结果就是，他的学生——历经考验的军政官员，正在为胜任更高职位而受训——正在撰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和经济学教科书。他们会组织小组会议，多的时候会有50人，少的时候也有12人。他们从文件、新闻报道、文章中学习，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彼此交流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他们是以自己知道的、观察到的信息为基础，自创关于经济学和发展的理论，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同届的学生会一起向中央委员会求助，有时甚至会直接向毛泽东求助，请他们提供适用的理论或指导。

令彭真伤心的是，入读他这所新大学的3000名学生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之后就得去肩负更大的职责了。他用一个词解释了他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大脑重塑”（brain remolding）。据他说，那些从战场来的学生，无论是半文盲的营级指挥官，还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将脑中原有的思想清洗干净，接受意识形态的重塑。起初他以为这个过程三个月内就能完成；如今才明白，学生们必须要先花一整年“重塑大脑”，然后才能继续学习与军事、经济学、健康或管理相关的课程。我和他的口译员对“大脑重塑”这个词不太满意，想找个更好的表达，绞尽脑汁后，这位口译员终于想出了“提升他们的意识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表达，后来经过很多年，这一表达走出了中国，走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街头和上流社会。

彭真对待历史非常严肃——以学者的身份做理论，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做军事，以党员的身份做政治。1945年，他卸任该大学领导之职，前往东北，参与林彪的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诸多胜利；战争胜利后的1951年，他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后来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最终，他被送回了老家山西，免受侮辱。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正式采访后，我们随意地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蒋介石在面对我的某些问题时，思路虽然清晰，但会无意识地抖动膝盖，这一肢体语言也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毛泽东则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与在蒋介石办公室和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任何人拿着电话留言走进来，或者拿着记下的要事打断他。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思想诞生之地。毛泽东显然不掌管行政，他是个圣贤，思考时是不得打断的。闲聊中，他会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这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他的学生，他在教导我。他很威严，不容他人反驳或质疑。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气场。在正式提问结束后，我问他，他们一旦获胜，会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组织的是农村抗日，但大城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报纸杂志。他会允许支持敌对势力的报纸随心所欲地刊发文章，哪怕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当然，毛泽东回答道。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会有言论自由、权利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未来将建立的这个中国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任何内容——除了“人民的敌人”。我当时忘了问一个问题：人民的敌人由谁来界定？

从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所读都是兴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上课”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现在也许只看到了延安简陋的条件，这很像过去外国人看到华盛顿位于福吉谷的总部时，只看到了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乔治·华盛顿当时有机器设备吗？乔治·华盛顿当时有电吗？没有。这些东西英国全都有，华盛顿没有，但华盛顿赢了，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他在阅读马克思原著时，并没有将工业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放到它们对应的世纪中。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这个人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才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入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这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来与他共进早餐的，原以为这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一样的非正式对话，加上我的引见者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说该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他还问我是否要留下用餐。当然要啊。为我们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参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当天她穿着厚厚的棕色呢绒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令人惊艳的身材。午餐很简单，上好菜后，她就落座，与我们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满了魅力。当时的她32岁，比毛泽东小了差不多20岁，我当时那种养眼的感觉，毛泽东一定也曾有过。后来，很久很久以后，她也老了，成了中国政治局委员，参与策划了鲜血淋漓的“文化大革命”；演员参政是非常危险的，政治赋予的实权就像毒药，会令他们沉浸其中，放大他们本身戏剧化的天性。江青在政治中成为一个危险的女人，不过，她可能一直都是个危险的女人。不过，那一天，在窑洞中伺候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害，面带笑意，和善顺从，完全不像后来西方报道中的那个冷酷无情、玩弄权势的女人。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历史上强大势力间的对话往往会在第一次交谈的影响下偏离原本设计的轨道，而美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话也因为他们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而改变了轨道。中国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泽东是个天才，赫尔利却是个无知的蠢蛋。1944年11月的第一周，赫尔利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而他的抵达也成了历史无意中脱离发展轨道的经典案例。

如今想起赫尔利，我脑海中同时出现了两幅画面，一是他出现在延安机场的跑道上，二是后来他现身在我所报道的美国政治活动中。这两幅画面是相关的。现在回头看，当时的他在美国国内政治活动中就是个活跃分子，这一点我也是后来在华盛顿才发现的。在1928年堪萨斯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赫尔利给自己贴上了政治家的标签，在那里，他是赫伯特·胡佛的竞选干事之一，帮他拉拢州众议院议员。在胡佛赢得总统竞选提名后，还是俄克拉何马州企业律师的赫尔利也在胡佛的团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同年，胡佛在当选总统后任命他为美国战争部部长。这是许多内阁成员梦寐以求的显赫高位，掌控着大单生意的决定权，能极大左右私企行业。1932年，赫尔利重操律师旧业，在他的巧舌如簧下，墨西哥政府与五家美国石油企业签订了协议；墨西哥人占有了美国石油公司的股份，赫尔利却带走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协议。此事也让他有了擅长对外事务谈判的名声。战争爆发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团结了两党力量，不仅让斯廷森（Stimson）、诺克斯（Knox）、洛维特（Lovett）、福莱斯特（Forrestal）这样身份显赫、位高权重的共和党人加入自己的内阁，还收了一些水平一般、就能装点下门面的共和党人，只让他们参加些小型的、象征性的典礼。之所以将赫尔利派往中国，也是因为中国在罗斯福的心中并不重要，优先级低。赫尔利此行的任务是与蒋介石谈判，一是要让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二是让蒋介石取代史迪威，成为中国地面部队的总司令。

赫尔利在1944年11月决定乘飞机前往延安前就已经有过一次失败了——他没能让史迪威与蒋介石和解。但在他看来，让国共两党讲和似乎更容易些。他对革命者的了解都源自他在墨西哥的那些经历，在他眼中，中国共产党人与潘乔·比利亚没什么两样。赫尔利很健谈，有着美国西南部人的喋喋不休，同为美国西南部人的林登·约翰逊也是如此，约翰逊认为，只要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健谈，让对话进行得足够久，就有可能在找到对话重点的同时，营造出一种更容易让其他与会者向他妥协的善意氛围。赫尔利每次讲话都特别长，一位年轻的美国国会议员精准地总结过他的这一风格。这位新晋的国会议员就是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他曾是教远东历史的大学讲师，于1944年11月被罗斯福派往了中国，他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非常准确地总结了赫尔利的说话风格：“我见到了帕特·赫尔利少将，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说了整整2小时47分，我就说了13分钟。其实他也只用说十几分钟就差不多够了。”

评论赫尔利，光用变幻莫测都不足够。1944年11月7日，他未事先通知，突然出现在延安机场的场面震惊了凑巧于当天出现在机场的所有人。

赫尔利热爱戏剧，对他而言，这天的场面可能都不够戏剧性——美国总统个人代表在事先未发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天而降，顺道拜访，开启美国与中国革命间首场峰会，且身边只跟着一名陆军中士担任速记员，负责记录史上最伟大的会面之一。

这天下午天气阴沉，我和戴维斯、巴雷特专程去机场跑道接机，不过接的是我们为数稀少的气象观测飞机，希望它能给我们捎带来远方的邮件。我们发现空中还有另一架飞机，而且很眼熟，几周前，它还是史迪威指挥用的个人飞机。和往常一样，一小群好奇的中国人围了过来，看飞机降落。身高6英尺3英寸的美国陆军少将从机舱中走了下来，他头发花白，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身着美军制服和外套，多条绶带斜挂在肩上，穿过胸膛，下面是一条笔挺的裤子。他就是赫尔利，我们通通认出来了。身为美军高官的巴雷特走上前去。巴雷特这天穿的衣服很像中式的夹棉外套，在一板一眼的总统特使赫尔利眼里，他这明显不算军装。巴雷特很有智慧，也桀骜不驯，与赫尔利一照面，他就从头到脚，上上下下地把他打量了个遍，而此举，也加深了赫尔利对他的误会。“将军，瞧你那满身的绶带，一定是百战百胜的吧，当然谢司起义除外。”赫尔利没有幽默感，听到这话皱了皱眉。巴雷特之后会为此付出代价，我、戴维斯以及所有尝试给赫尔利指教中国“规则”的人也不例外。

共产党在行动中的反应速度之快，无论看了多少次，我还是会感到吃惊。该机场一定立即电话通知了总部。不出5分钟，旁边山上就出现了一群身着破旧军装的仪仗队士兵，他们正列队从山上快步跑下来。几乎是仪仗队刚到，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就出现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个人代表的面前：毛泽东穿着蓝色的夹棉大氅，宽松地罩在身上；总司令朱德穿着普通士兵穿的橙褐色厚呢绒军装；参谋长叶剑英是一身卡其色的呢绒军装，干净利落；周恩来穿着棕色的皮革上衣，泛着暗沉的光。延安当时只有4辆汽车，在毛泽东要用车的时候，他的专车是一辆救护车改装的。这辆“救护车”一停，他们就匆匆忙忙地冲了过来，欢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神采奕奕，浑身一尘不染，6尺3的大个头高耸在几位又矮又壮实的中国领导人上方，就像被波瓦坦部落勇士围住的约翰·史密斯船长。

赫尔利朝衣冠破旧的仪仗队士兵走去，伫立片刻，紧接着，他尖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呀呼！”——这是他家乡俄克拉荷马州乔克托人的叫喊。他这一嗓子令我们目瞪口呆，但这是罗斯福总统的选择。共产党的四位最高领导人，还有赫尔利、戴维斯、巴雷特和我一同坐上了那辆“救护车”。我们颠簸在布满车辙的路上，朝迪克西使团驶去；路上一匹骡子突然转向；驾着骡车的车夫看到突然出现的汽车吓呆了，赶紧用棍棒敲打骡子。赫尔利怒吼道：“再给它一棍子！从另一边打！”接着，他跟毛泽东分享自己的经验，他年少时当过牛仔，很了解牲畜。毛泽东则回应说，他年少时当过牧童。巴雷特充当了他们之间的翻译，他精通中文，无论是音调上的细微差别，还是俚语，包括中国的礼仪，他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当车辆颠簸着穿过延河干涸河床上的浅滩时，毛泽东为大家解释了这处冲沟的水位如何随着降雨变化而涨落，有时是湍流，有时是干涸的冲沟。赫尔利也分享了他记忆中的俄克拉荷马州以及那里干涸的小溪。他说，在夏季，你可以根据河底升起的团团泥沙判断出有鱼群从上游而来，是它们的游动搅起了泥沙。巴雷特翻译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畅快地笑了；此刻，大家都像是普通人一样。我们继续朝迪克西使团驶去，抵达后，我们一同落座喝茶，愉快地聊了起来。能够坐在这样一群伟人中间，听他们谈论历史，是一个记者所梦寐以求的；唉，可惜的是，那天我太过享受与伟人为伴，聆听他们交谈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笔记。当天晚上，适逢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共产党早已备好一场宴会，我们都收到了邀请。我对那场宴会的记忆所剩无几，只记得赫尔利有受邀发言，他起身，停顿了片刻，然后又扯着嗓子，用他最大的音量喊了一声：“呀呼！”

对我来说，我与赫尔利在茶会与晚宴间的交谈更为重要。几天前我刚刚正式采访过毛泽东。我把毛泽东说的话告诉了赫尔利，这些都是我认为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应该在被问到时，汇报给任何美国高官要员的内容。我告诉他，毛泽东说过，除非美国认可共产党政府的存在，并将其视为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独立盟友，否则国共两党是绝对无法“解开这个结”的，是绝对无法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已经萌芽的内战的。

在未来两天中，我因为这番汇报而吃了苦头，只是当时我还很天真，并没有意识到我这股作为记者的强烈使命感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又有多么不堪一击。我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告诉赫尔利他此行未对外公布的使命很可能无法完成时，他会有多么愤怒。直到20年后，文件公开，我才知道，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8日，赫尔利就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快信，信中称我在破坏他的任务：“西奥多·怀特，”赫尔利在他的加密消息中说，“……对我说，他刚刚与毛主席谈过，毛泽东告诉他，他与蒋介石是绝对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怀特还说了许多毛泽东不会与国民党政府协商一致的原因。怀特的整番谈话毫无疑问是违反我此行所肩负的使命的。”

这份报告会在美国情报档案室中存档数年，许多年后，还会成为指控我为“失去中国，令中国赤化”的责任人之一的证据，为我的生活增加苦难。

更重要的是，赫尔利立刻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引用了我透露给他的信息，而且是在一开场的时候；这激怒了毛泽东。

这也引发了我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大声争吵。与我争吵的是中国现任外交部长黄华，当时年轻的他是毛泽东的口译员，他什么招呼都没打就冲到我面前谴责我，说我把毛泽东告诉我的话告诉了赫尔利。“我们信任你，”黄华愤怒地说，“毛主席信任你，我们把你当朋友。”

那场面真是令人难以忍受，但却让我好好地上了一课。无论是效力于美国政府的赫尔利，还是中国的智者毛泽东，他们都不懂美国记者的职业规则。赫尔利指望驻外的美国记者为美国的国家目的效力，因此认为我背叛了他。（6个月后，我们当面吵了起来，他指责我“反美”，说我是“煽风点火的小杂种”，这场激烈的争吵让我们彻底决裂，并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如果是赫尔利不信任我，那么现在共产党高层的指挥官们也因我将他们的想法透露给美国政府而失去了对我的信任；赫尔利在延安停留了三天，其间与许多重要人物展开了会谈，这三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却被挡在了进入的门槛之外。

多年后，所有文件一公开，就能清晰看到赫尔利那三天活动对之后悲剧的催化作用。赫尔利来华的目的很简单：让国共两党达成某种停战协议或取得一致，这样一来，他们也许就能结成联盟，让自己的力量成倍增加而非一分为二，更好地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

赫尔利在抵达后的第二天早上就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的速记员，也就是那个陆军中士也一同出席，以撰写报告），他在会中提出了事先与蒋介石共同制定的《五点建议》。根据该建议，国共两党要承诺携手合作，国民党要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双方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组建联合政府——反过来，共产党得解散自己的军队，放弃自己的“解放区”政府（当时受解放区政府管辖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9000万）；他们的部队要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只要服从，他们就能得到“承认”。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给出了回复。他暴怒了，将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痛斥了个遍，并指出在军事委员会中为共产党军队仅留一席是不足以让他放弃这支中国最能作战的军队以及这个最务实高效的政府的，他认为军事委员会不过是摆设而已，并无实权，其中的成员也只是一群权力被阉割的军阀以及省级将领。赫尔利说，该协议将给你一个有利于未来发展的位置。毛泽东却说，如果这个位置是要将你的双手反绑在身后，有了也没有任何好处。当天下午，双方出于赫尔利的意愿，暂缓关于《五点建议》的谈判，赫尔利表示，如果共产党能给出他们认为达成一致的必备条款，他是很乐意考虑的。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1月9日，星期四，他们再次会面；共产党方面非常考究且隐晦地给出了他们的建议，向赫尔利隐瞒了他们固执不妥协的意思。赫尔利公开表示，共产党的建议非常公平，但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想要多考虑一天，修改一下这些建议的说辞。

从那天夜里到隔天早上，赫尔利一直在改共产党的建议。拿到他的版本后，我细细琢磨了很久，因为其中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的意思、不同文化各自的习语，以及不同文化者试图通过翻译来彼此理解的迫切。

在我们的文化中，最受尊崇的词是“自由”。但翻译成中文，这个概念代表着自由主义，也就是“固执己见的观念”，意味着“自私”，即只顾自己的人。“民主”的中文翻译可追溯到原始的希腊语，以汉语这样的表意文字表达就是民族主义，从政府管理上来说就是“民本观念”。在美国习语中，民主是个过程；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学。赫尔利对这些语言上的难点一无所知。他不属于知识分子，完全就是美国民间传说中的卡通人物。当天夜里，在迪克西使团位于窑洞的住处，他用最考究的美国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待11月10日一早他与共产党人再次会面，对方看到他的修改一定会很吃惊的。

首先，赫尔利在草拟的方案里提到了统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平等的主体，要同意共同抗日。接着疏忽大意地用了一个词，该词暗示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将被承认加入“国民联合政府”（Coalition National Government），在该政府中各方都是平等的。在该联合政府下会组建一个新的国家联合军事委员会（United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代表所有抗日军队，“从外国势力处获得的补给品将会平均分配给各方”，也就是说，美国将同时为国共两党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不过，在赫尔利的美国思想润饰下，整份文件都充斥着美国宪法与美国政治信仰的影子，这种影子是无法通过翻译表现出来的。赫尔利写道，这个新的国民联合政府将会“给人民带去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向政府申雪冤情的请愿权、人身保护权和居留权”。赫尔利正致力于让美国资助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东方的社会，并指望它接受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让美国人民参与最初美国革命时所倡导的信仰。此外，赫尔利还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革命也搅和了进来：“国民联合政府还将贯彻旨在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政策。”

这在这些挥舞枪杆子打天下的东方革命者看来，势必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的，因为这一切太过美好，离他们太过遥远。不过，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能够保证实现这些内容，且将之作为协商的基础，他们又如何说得出不呢？他们将会得到承认；美国人正承诺要废除蒋介石政府，用联合政府取而代之，在这个政府中，他们的军队、他们的政府将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枪支。赫尔利所强调的《权利法案》，翻译成中文，让他们来看，一定是既令人费解，又看似毫不相干的，换作蒋介石来看，也一定会如此觉得。不过，若美国人可以强迫蒋介石签署这份令人费解的文件，共产党势必也会愿意签字的。

不过，在赫尔利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并没有等到蒋介石签字之后再签字。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份文件被放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赫尔利和毛泽东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在这份文件上盖章，按正式手续是应该盖章的。接下来，就该赫尔利说服蒋介石在文件空白处签上他的名字了。历史就是以这样不可思议但激动人心的方式制造出来了。当天下午赫尔利就要搭乘飞机前往重庆，毛泽东并不想同去；他还是很警惕的。不过，周恩来愿意随赫尔利前往重庆，完成谈判。

周恩来在机场吻别了妻子，这样的场面非常罕见，周恩来是个很自重、很传统的中国人，极少在公共场合表露个人情感。此刻，他内心很可能是焦虑不安的；我之前提过，那个秋天，蒋介石有些失控，因为暴怒杀了不少人，即便赫尔利会设法保护作为谈判代表的周恩来，但谁都不知道周恩来是否能活着回来。

我也坐上了这架飞机，飞机上除了赫尔利和周恩来还有巴雷特，以及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强。我记得那一路比较颠簸，遇上了强烈的气流，机舱内周恩来对我很冷漠。他要么是在气我把毛泽东告诉我的告诉了赫尔利，要么是在为这份摆明无望的使命而担忧、烦恼。我们在重庆降落；我飞也似的去打通讯稿了，这是一篇热情洋溢、激情澎湃的通讯稿，谈论着中国终于要获得和平了，谈论我们终于站在了和平统一的门槛上。

《时代》周刊并没有刊登我的稿件，路途遥远，我这篇激情澎湃的文章并没能送到编辑的办公桌上，不过说实话，其中所饱含的希望和热情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证明，他们之后展开的一系列谈判都是毫无意义的。双方都很固执，不愿妥协顺从。他们已经相互厮杀太久了，他们还将继续厮杀下去；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谁最有能力说服美国，为他们提供杀掉另一方的枪支。还不到一周，周恩来就要求美方提供安全通行许可证，并要求乘飞机返回延安。赫尔利同意了。巴雷特与周恩来一同返回了延安，并再次与毛泽东会谈，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自己被赫尔利背叛了。毛泽东已经被白人背叛过很多次了，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苏联人，这也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他坚持亚洲革命只可以由亚洲人进行的原则。所有白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毛泽东之前还蛮喜欢巴雷特的，这次不但指责他，还表示自己可能会向全世界公开那份有他与赫尔利签名的秘密文件，将美国人的背叛公之于众。毛泽东的这一政治反应是很高明的，巴雷特将此汇报给了赫尔利，赫尔利勃然大怒。据巴雷特说：“我很担心他（赫尔利）会把自己血管给吼破了。‘——你妈，’他大吼道，‘他玩儿我。’”

此时已经是1944年12月了，我旁观了一切：我看到了饥荒与暴动；我看到了史迪威被解除职务；我看到了戴维斯设法探索革命；我看到了赫尔利的到来，并与赫尔利、周恩来一同离开延安，飞往重庆。我对这场中国革命之本质的了解即使不够多，也绝对不比其他任何记者少，对此我十分清楚。我还知道共产党再也不会信任我了。美国政府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或者说，至少总统特使赫尔利，这个和我一同留在重庆的人，视我为敌。国民党不信任我，这份信任从我就河南大饥荒一事与蒋介石谈话后就已经失去了。不过当时的我很自信，甚至是自大，这份自信或者说自大源自我的身份，我是为《时代》、为《生活》供稿的记者，我是亨利·鲁斯派到重庆的人。

可事实是，鲁斯也已经不待见我了。他刚从延安回到重庆，重庆情报局就拦截了日本同盟通信社（Domei）的一篇通讯稿，上面报道了《时代》周刊对史迪威解职一事的报道，史迪威是那期《时代》的封面。看了日本对该报道的概述，我震惊不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初史迪威从重庆返回美国，我在他所乘坐的飞机上偷偷放了一封给鲁斯的私人信件，整整13页，信中，我巨细靡遗地讲述了致使史迪威被解职的所有事件真相，我知道这些信息绝对能成为一篇最真实的独家新闻。《时代》一定有收到我的信，但却废弃不用，最终写出了一篇异想天开、非常不符合实际的报道，摆明了支持蒋介石，只会误导美国舆论——而鲁斯与我原本的职责本应该是提防这样的误导。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我与亨利·鲁斯在此期间发生的那场争吵可能比通常记者与自己主编间的争吵来得更加重要吧。

首先，争吵的主题是中国。重大事件的萌芽正在那里发生，待它成熟就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挫败，不仅仅是一种共谋了。革命正在永久地改变那里的政治局面，美国却在朝一个腐朽的体制和政权靠拢，美国将自己对战后亚洲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体制和政权之上。试图停止或威胁这场革命是不可能的，未来，美国将为自己的这一企图付出不计其数的性命。其实，这一后果早在1945年初就已经可以清楚预见了。只是，美国人无法直接看到这场发生在亚洲的革命，他们对这场革命的认知取决于挡在二者之间的那块屏幕。

其次，对于美国人用来观察中国的这块屏幕来说，其最坚强的守护者同样是最能扭曲它镜头的存在——我就职的这些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主编兼所有者正是我的朋友亨利·鲁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出版业大亨之一。

要打破这块屏幕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将鲁斯视作敌人。

鲁斯是个优秀到令人敬畏的人。即便在报道中国这方面，他并没有施展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凭他本身的能力和条件，他也足以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杰出者之一。如果只是作为权力研究，静下来仔细分析亨利·鲁斯这个人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媒体的权力会塑造公共政策，当时，对于媒体来说，其所有者在媒体内部的权力是独裁式的，是不可挑战的，是可以左右政策的。媒体权力的发展与所有者对自家媒体影响力的发展犹如两条背道而驰的道路，前者是越来越大，后者是越来越小，鲁斯就是站在其交叉点上的代表人物。

与今天绝大多数媒体巨头不同的是，鲁斯对自己的权力一清二楚。他旗下媒体的资产负债表与良知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旗下杂志所传递的真实观也是他所期望的，所决定的，一切妨碍他这么做的人，包括广告客户、政客、记者和评论家，他都嗤之以鼻。他似乎天生就知道媒体拥有决定公众讨论议题的权力，而在他之后，这话才成了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鲁斯可以随心所欲地成就一个人，毁掉一个人，他既可以帮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跻身国家领导层，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人的事业。鲁斯不能容忍别人控制自己的杂志，也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控制方式说三道四。他雇佣的记者从世界各地搜罗事实真相。这些事实非常重要；它们是会引发争论的，它们是值得引用的，它们是会畅销的，它们都是供给杂志的原料。鲁斯与绝大多数主编不同，他知道杂志的发展有多依赖原始报道的质量。正因如此，他从不吝啬于支付给记者的薪酬。不过，在这些事实被送抵纽约后，他的编辑们会按照他的设计，对它们进行组装。在他掌握下的新闻自由分为两种：他的记者有报道自己想要报道内容的自由；而他有拒不采用他们报道的自由，或者说，有随心所欲改写他们报道的自由。

起初是他对中国的态度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热爱美国，他也热爱中国，他打算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将两个国家永久地联合在一起。鲁斯学识极其渊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伟大的商业领袖；但是撇开一切，他首先是个基督徒，他是打算用基督教将中美两国捆绑在一起的。

在当时，宗教的影响力已不如过去，到处是假装虔诚的言论，社交时尚伪装成了新的信仰，在这样的环境中，鲁斯的基督教就像已经落伍、过时了一样。不过，信仰是他的动力——基督教强大而富于思想，其中充满了福音的民间传说，也充满了神学。当他招来对他言听计从的编辑，说他整夜无眠，一直在想那个回家的男孩时，编辑绞尽脑汁，以为是自己错过了报纸上的什么报道——结果，他只是在想《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回头的男孩。鲁斯与《读者文摘》创始人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都有着神职人员的背景。历史上确有一些人是因为笃信基督教，而在其教义驱使下成为杰出的主编，鲁斯很可能是其中的最后一个。在个人交往与情怀上，或者说在伟大出版商必须要做出的冷酷无情的行政决策上，鲁斯可能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过去和教义。不过，他在主编职位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源于基督教的指引——他英勇捍卫过美国黑人的自由，他也公然谴责过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不过，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之时，鲁斯的基督教已经牢牢钉在了蒋介石身上。鲁斯的那些传教士祖先已经在中国种下了基督教的种子。蒋介石就是他们努力之下的产物，身上承载着他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史迪威解职一事触动了鲁斯，无论是否正确，他都在自我道德感的作用下，产生了必须要站定立场的感觉：支持蒋介石，否则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就会夺走中国的控制权。他内心认为的真理势必盖过了事实的真相，他旗下的杂志就是他的工具和武器。

我激烈反对他的这一观点。

我们之间的争吵并非突然形成的。在过去的好些年里，我一直是他的最爱之一，因为我们都认为日本是邪恶的，它不应该让中国从一个伟大的国度变为它的殖民地。后来，中国成为美国的同盟国，这也成为我和鲁斯出现分歧的源头，1944年春，我飞回纽约，试图说服他相信，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将中国的真相报道出来，因为，除非美国能逼迫蒋介石改革，否则他气数将尽。我们之间的争论还被写成了一篇专题文章，《〈生活〉看中国》（Life Looks at China），从这篇文章中看得出来，我已经将鲁斯逼到了极限（他在文中写道，蒋介石的国民党兼具“坦慕尼协会与西班牙宗教法庭最恶劣的特征”），他也将我内心因河南大饥荒而不断加温的怒火抑制到了最低。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蒋介石的灵魂与目的，这个罪人是有可能被救赎，还是应该被美国（指《时代》、《生活》、《财富》三本杂志）所抛弃。在我俩爆发了激烈的知识分子式论战后，他刊登了我所写的报道，几乎没有改动。

不过，1944年夏，刚刚返回中国的我就立刻发现，腐败的发展速度甚至比我预料得还要快，日本正在摧毁所剩无几的华东前线，史迪威将成为牺牲品。鲁斯明明拿到了我关于史迪威危机一事的完整报告，却让编辑将事实改得面目全非，写成了一篇满是谎言的报道。

此后，我与鲁斯之间的裂痕恶化成了愤怒。当时，鲁斯在纽约“最宠爱的臣子”是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他之前就是名盲从的前共产党官僚，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成了《时代》周刊的驻外编辑。钱伯斯直接将史迪威事件中一切反映中国社会之混乱、腐朽、苦难、悲伤和土崩瓦解的内容给删掉了。从这篇报道中你能看出，尽管《时代》承认蒋介石的统治是专横霸道的，但却声称蒋介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为了捍卫在中国所剩无几的这点民主原则……参与与延安之间未明朗化的内战。延安这里的独裁政府，其目的就是在中国散布极权的共产主义……如果蒋介石被迫按照延安方面提出的条件与其合作，或者说，如果他被迫解除对中共占领地区的军事封锁，那么重庆政府很可能会迅速地被一个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所取代。与重庆政府不同，共产党中国（4.5亿人口）会抛弃美国（1.3亿人口），选择苏联（2亿人口）作为其国际合作者。

这篇报道所传达的讯息就是，美国必须做出选择，是支持蒋介石，还是放任中国落入苏联手中。文章带着一种世界末日要来了的腔调，而这种预示世界末日的文章往往是错的，弄错了各大势力，也弄错了未来。

我一看到同事对该报道的概述就气炸了，马上发电报给鲁斯：“如果同事所言为真，我可能唯有辞职一途，才能保住我的正直……”鲁斯在回给我的电报中说：“你先别急着发火，先把史迪威那篇封面故事完整看完再说……一直以来，《时代》都十分尊重你的观点，但我不认为，你的编辑仅此一次没有立刻服从你的指挥，就可以构成你发怒的理由。”

鲁斯将这篇文章寄到了重庆给我看，事实证明，它比同事的概述还要糟糕。我写了一封45页的信给鲁斯，提出理由辩称，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符合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真正与我们当前利益直接相关的是，要支持更能帮助我们抗日的一方。我在信中说，援助蒋介石打击毛泽东会将我们卷入他们之间的内战中，这一“干预”于我们而言不仅是灾难性的，也是毫无胜算的。鲁斯在回复我的电报中称，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并非“干预”他人政治，而是像美国支持英国丘吉尔一样。

我们的争论越发激化。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中，我不下三次打电报提出辞职，以此威胁鲁斯。鲁斯给我加了薪，但却不愿更改《时代》的政策。我很难过。这个男人，鲁斯，他是我的伯乐，给了我如今显赫的地位和名望；他和他的妻子克莱尔曾经培养我、收留我、助我结识名流。如今，他正在一步步断绝与我的关系，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父亲公开否认与我的父子关系一样。

换作以前，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留住或重新赢得他对我的喜爱。现在的我不同了，在他的训练下，我深知新闻的重要意义，深知新闻下自己的署名承载着一份责任——对该署名的责任，而非对《时代》的责任。我身处中国，是这一伟大革命的亲历者，知道它所要求的是纯粹真实的报道。而鲁斯身处纽约，觉得报道必须要碾碎后以他的意志重组。我们都有无法屈服的点，我坚持的是我所亲眼见到的，他坚持的是他看待这一切的方式。至今我仍然坚信，也心知肚明，当时我坚持的报道中国的方式才是正确的，而他是错误的。不过，只要我还在他手下工作，我们就永远无法再成为朋友，也正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是在彼此警惕与怀疑中继续合作的，两年后，我们彻底分道扬镳；我们的不和持续了12年，直到某一天，我们对彼此的喜爱浇灭了过去争吵所留下的怒火。

1945年2月，我们之间的裂痕开始濒临极限。共产党同意在重庆开启与国民党的新一轮谈判，但这些谈判都失败了。我预见了失败的后果，并发电报提醒鲁斯警惕，我在电报开头说道：“这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周，按传统礼仪是要赠送礼物的。中国领导人却在这个时候给自己的人民送了一份残忍、痛苦的礼物……即将来临的一场会祸及他们子女的内战。”这篇通讯稿的表达和语气与我现在的一样，简洁朴实，小心谨慎，保持中立，文中我预测道，随之而来的唯有悲剧而已。

钱伯斯负责编辑我的文章，我在这篇通讯稿中所述，他一字未用，经他修改的报道是这样的：

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新一轮谈判以僵局告终。在美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的鼓励下，共产党同意再次尝试与国民党谈判，并将聪明过人、温文尔雅的谈判高手周恩来从延安派往了重庆……此次谈判持续了两周，周恩来与重庆政府的谈判高手王世杰展开了诚挚的对话，王世杰是个博学且开明的人。……重庆政府已准备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让其在军事委员会中拥有少数席位。……不过，就在重庆政府要求延安政府将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交给蒋委员长时，周恩来反对了。……周恩来将何时再访重庆呢？他模糊地表示：“短期内不会了。”

我与众编辑之间这种激烈的电报争吵持续了数周，然后，4月时，我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经过商议，鲁斯（强调称）希望你接下来：在重庆及其周边再停留至少4或5周，报道与政治无关的中国新闻……（不过）主要是当地一些不太重要但趣味十足的奇闻逸事。”电报后还附了一篇报道，是伦敦分社对英国纪念战争爆发2000日的电报节选，说鲁斯希望我做这样的报道，“……黄色的番红花盛开了，每束水仙花的价格卖到了一块五，英国下议院通过法案，规定自行车必须安装尾灯”。电报还写道：“换言之，喜庆的《时代》新闻。……该任务有趣又不费劲……你的报道有很大机会登上杂志。……也许你应该考虑回来休个短假，恢复一下精神。你觉得呢？”

我拒绝回去休假，开始报道能挖掘到的一切“喜庆的”新闻。尽管伦敦的春天有水仙花，重庆的春天有杜鹃花和李花，是一样的缤纷多彩，但英国是即将迎来胜利，中国却并非如此，共产党已在日军战线后发动全面攻势，经此一役，长江流域将为他们所掌控。我无法报道这个，又不想要报道水仙花。但我想要留在中国，为此所需付出的代价就是，得在这个充满绝望和荒谬的舞台上挖掘所谓喜庆的报道。

当时，在中国分社负责“喜庆”报道的除了我，还有贾安娜，她是撰写新闻报道的高手，我很喜欢她。她比我还要厌恶鲁斯、钱伯斯以及他们的政策，但她能用打字机敲出符合他们要求的报道，保住我们两人的饭碗。她发现中国有春分立蛋的传统。春天时，天气尚未转暖，冷冻得宜的鸡蛋确实可以依靠椭圆形的底立起来，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行得通，并没有地域限制，不过个中原因我至今没搞清楚。她的报道发回了这家正醉心于战争的西方媒体总部，并引起了专题编辑的注意。有人采访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蛋是不可能立起来的。贾安娜安排摄影师为《生活》杂志拍摄了照片，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中国人是对的，鸡蛋确实可以立起来。此事在小范围内引发了轰动，贾安娜也因这一“离奇的蛋闻”而收获了称赞。我试图模仿她，但在那样的局势下，我实在写不出“快乐的”文章。

在我的努力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张简斋医生的报道，张医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草药医生，蒋介石内阁中绝大多数西化成员都是他的病人，蒋委员长本人也不例外。张医生诊病皆以可能侵入人体的四“风”为基础，再辅以奇特的药方，他用的药有马墨、蛇粉、磨碎的山羊角、童子尿、西藏麝鹿肚脐所产麝香以及小型动物的风干睾丸；他还是针灸大师。这篇文章成功发表了。

但是，文章主题只要涉及中国政治，以及隐藏在其表象之下的动乱，我就找不到任何发表的渠道了，我还记得《母鸡潘妮》（Henny Penny）一书中潘妮的经典台词，“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我想知道的是，疯了的那个到底是我，还是我的老板。在我看来，我是来追寻历史的——在观察者的位置上亲眼见证一场革命，并写出精彩绝伦的报道，而对这样一场宏大的革命来说，如何戏剧化的言语都不算夸大。

我想要亲眼见证这场革命的全部历程，因此，无论《时代》是否想要将其报道出来，我都必须保住在《时代》的这份工作，保住战地记者的凭证。自1945年初开始，我意识到唯一能让我免于被开除的保险就是战斗报道。《时代》是份爱国杂志，我们美国人在战斗中的表现又十分杰出，因此，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跟着美军上战场，一待就是数周、数月的，将在陪都监视政局走向的任务都留给了贾安娜。

战斗报道既不涉及政治，我又驾轻就熟，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报道士兵、弹药、坦克、大炮、枪声去了。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此类报道与报道延安一样重要，也一样与政治有关。在战争临近尾声时，所有关于美军的报道都是捷报。而赋予参战美军勇气与精神的政治观念与毛泽东指导游击队的政治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样的令人信服。美军在1945年创下了非常辉煌的战绩——奋战于亚洲及太平洋战区的美军毫不逊色于奋战在欧洲战区的美军——现代政治书或历史书中如果不提到为太平洋战争画下句点的美军战士，那么就不够全面，不够完整。

1. 麦迪逊大街是纽约广告业的中心。

2. 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是罗一秀，1907年结婚，1910年病逝。此处说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译者注

3. 福吉谷（Valley Forge）是美国的革命胜地。——译者注

4.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是美国第31任总统。——译者注

5.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是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译者注

6. 帕特·赫尔利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译者注

7. 我们三人在机场见证了赫尔利的抵达，也都将此次访问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在约翰·戴维斯的《抓住龙尾》（1972年由纽约的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和大卫·巴雷特上校著名的回忆录《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197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中都有关于那一天的记录。尽管我们笔下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可能都是准确的。我对那天的描述，都是基于我在机场书写的笔记，以及当天夜里用打字机重新整理的记录。

8. 谢司起义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在马萨诸塞州爆发的农民起义，由谢司领导。——译者注

9.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580—1631），英国早期殖民者、探险家。——译者注

10. 呀呼（Yahoo）一词也有粗汉、野蛮人、蠢货的意思。——译者注

11. 乔克托人（Choctaw）是居住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北美印第安人部族。——译者注

12. 十月革命虽发生于11月7日，但当天是俄历的10月25日，故称之为十月革命，而非十一月革命。——译者注

13. 这些对话内容至关重要，是事件的重要转折，要重构关于它们的完整历史，可以翻阅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中国1944》与《中国1945》这两卷。不过，要论记述最全面、最生动、最忠实于真相的，还是要看大卫·巴雷特所著的《迪克西使团》，该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素材，只是出版得太晚了，是在1970年。

14.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美国第4任总统。——译者注

15.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是极端激进的反共主义者。——译者注

16.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是纽约的民主党中央组织，1789年建立，因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腐败政治而臭名昭著。——译者注

17. 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是在西班牙保护天主教正统观念的机构，主要迫害持异端者、犹太人等。——译者注

18. 亨利·鲁斯是个有思想、有学识的人，但他的思想与学识常常被他行为中更多变且狂妄的品质左右，因此，将我们的部分争论摘录出来，也许更能说明为何有那么多人（包括我）会效忠他如此之久。我和鲁斯经常交换彼此的备忘录，而且每次一写都是许多页。那个春天，在我们争论是应该剥开蒋介石政府的伪装，将血淋淋的真实公之于众，还是应该刊出一篇虽然充满悲伤，但亦充满希望的文章时，他回了我一份2000字的备忘录，我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摘录如下：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政策不同，领导层不同，就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是我们对上帝和人类任何信仰的核心……不过，有一点我们得先取得共识——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本土的道德观念中，而非西方的道德观念中，努力寻找重建自己国家的道德基础。（也许对人类来说最难以理解的是……真正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从哪个地方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如爱默生所说，存在于“宇宙的中心”，在那里飘扬的旗帜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耶路撒冷的，既不是麦加的，也不是孔子的。）我发现在此时此刻为孔子的事业辩护真是件奇怪至极的事。但我做了……我们有必要冷静且全面地来看看这个问题……（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19世纪西方福音派教徒狂热满溢的结果，当时的这些教徒深信一个悖论：基督教和进步……西方人在伪知识分子的误导与大量技术“玩具”的蛊惑之下，已经彻底重蹈了陈立夫的覆辙。19世纪时，向凡尔登和敦刻尔克进军的西方人也认为基督教与自己当下的事业并不相干，他们要做的是推动进步。西方的这一精神分裂症传染给了中国。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基督教（包括因果的道理）推翻了迷信崇拜的偶像……并将道德规则带了回来……（不过）同样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进步（包括唯物主义的道理）……利用着中国……挑战着中国、羞辱着中国。中国对此的反应是迟缓的、痛苦的、困惑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总有一天，中国必会开启自己的改革——我也虔诚地希望这一发展是由基督教代表引领的……这份备忘录他写了好多页，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哪个编辑会花时间给自己的记者写这么长的信，阐释自己的一整套思想。我也写了一份相同长度的备忘录，提到了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科学与理性，反对耶稣和孔子。我与他既可以探讨《圣经》和孔子，也可以同时探讨能大幅提升杂志销量的桃色新闻和小道消息，有这样一个老板是幸事一件。不过，当时我和鲁斯在有一点上是观点一致的——尽管蒋介石政府是邪恶的，但至少没有日本侵略者邪恶；而且蒋介石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因此，我和鲁斯严厉指责的都只有蒋介石的政府，对他本人是赞扬的。我的转变发生在这次谈话之后，我返回中国，在各种谋杀、处刑和无能的事实面前，我不得不相信，蒋介石无论对实现美国的目的抑或是基督教的目的来说，都已失去了用处。我比鲁斯更务实。我无法忽视眼前所见，而他也不会将任何破坏他世界观的东西刊印出来。

第六章 制胜的政治：亚洲

要说清中国共产党及其麾下农村小伙们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什么难事，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他们心甘情愿赴汤蹈火、杀敌牺牲。待在研究室里的历史学家们根据日期，重建着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登陆与装甲突破，轰炸与空军策略，遭受威胁的护航队以及斩获胜利的海战，所精通的技术与凯旋的战绩，因此，要解释美国战时的宏观策略也很简单，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不过，有一点并不好解释——美国士兵到底是为了什么政治主张选择参战并牺牲的。这些政治主张难以用语言说清楚，但实质非常简单。我们一直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我也是到今天才意识到它们是多么重要：数以百万计不知名的美国士兵因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而参战，他们的忠诚尽管沉默，却带着全心全意的信赖，他们不想死，但在必要时，也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

那时的思想境界与情怀已经太过久远，美国在越南经历灾难后才发现，美国士兵的那股英勇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一战”后，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 Scott Fitzgerald）曾在《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一书中写过一段话，套用到此处，似乎最能描述出这一让无辜美国人英勇献身的精神：战争结束7年后，主人公迪克·戴弗（Dick Diver）与一群美国人前往位于索姆河的英军战场参观，他们一路惊叹于起伏的群山，屠杀的遗迹和将领的愚蠢。戴弗坚持认为驱使人前进的动力源自过去。“看那条小溪，”他说，“我们两分钟就可以走过去，当时的英军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整个帝国的军队前赴后继，缓慢地向前推进……他们途经之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人不认同，戴弗接着说：“你必须全情投入，才可能记起更多。你得记起圣诞节，记起王储（Crown Prince）及其未婚妻的明信片，记起瓦朗斯的小咖啡馆，菩提树大街上的露天啤酒店，市政厅的婚礼，记起去看德比马赛，记起你祖父的大胡子。”菲茨杰拉德1934年完成的这本书是对自己1925年的一种回顾。不过，若论赋予人战斗动力的那股精神，1918年与1941年并没有分别，这一精神是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与我当时观察并报道的其他政治力量不相伯仲。不过，1942—1945年间，我所有关于战斗的报道虽然生动，但都只描绘了该精神的外在表现而已。

我是从1942年才开始报道战场上的美国人的，而在接下来的3年中，在亚洲比在欧洲更能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军事力量日渐蓬勃的活力，真正是不遗余力。它一开始在亚洲只是星星之火，渐渐地，火焰越来越大，并在最后一搏时形成燎原之势，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不过，我可以断定的是，无论是在欧洲、在太平洋战区还是在中国，这一活力的来源都是军人们英勇的精神，而这个精神依赖于信仰——在战争中，信仰才是政治的本质。

这个精神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没有哪个美国士兵会把对祖国的爱大吼出来；只有政客才总把爱国挂在嘴边。战场上的每一个战士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对将军或对总统的忠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事实证明了，爱就在那里。与我一起生活和搭乘飞机的人抱怨个不停——抱怨食物、抱怨“东方佬”（我们的中国盟友），抱怨泥泞，抱怨士兵，抱怨将领（无论是陈纳德还是史迪威），抱怨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过，罗斯福去世时，我看见好些人像孩子般失声痛哭。他们那里只有流行音乐：1942年时，我最爱的是《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 My Only Sunshine）那首歌；1943年，我的最爱变成了《装着妈妈的酒瓶》（Pistol Packin’ Mama）；之后是《蓝调夜夜眠》（Blues in the Night）。某天夜里，我们都喝醉了，有些人喝兴奋了就想唱歌，“约翰·布朗的尸体A字形躺在坟墓中”，但刚唱这么一句，一名南方中尉就绷紧了嘴唇，警告他：“谁都不许再唱这首歌，哪个狗娘养的再敢哼哼一句就等着吃我的拳头吧。”他的世界里回荡的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记忆和歌曲，因此，我们再也没有唱过那首歌。不过，我们会唱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莉莉玛莲》（Lili Marlene），以及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刚驶离孟买的运兵舰》（There’s a Troopship Just Leaving Bombay），以及从澳大利亚人那里学来的《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当时美国并没有伟大的战争歌曲，美国人不需要，《妈妈和苹果派》（Mom and Apple Pie）也无法令美国人振作精神、奋勇战斗——他们英勇的战斗精神源自过去一个世纪所积累的情感武器，这种武器是无声但强大的。

美国空军第11轰炸中队或许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对于他们，我真是难以按捺心中的赞美之词。该中队共16架B-25轰炸机，是1943年以前美军攻击亚洲大陆的唯一工具。该中队是在战争前组建的，因此队员主要由志愿者组成。该中队最擅长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是一支空中游击队。它对香港、河内、海防发动的第一次袭击，我都在飞机上亲眼见证了。不过，他们若是打红狗扑克打高兴了，或者是打了一场无人死亡的漂亮仗，或者是在最狂野的酒会喝得酩酊大醉后（我以前也特别喜欢参加），也会抱怨上级的指挥。他们的抱怨都很不客气——指挥官总是阻碍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战斗中，士气其实比指挥更有影响力。

我记得，1942年的圣诞节前夜，该中队与陈纳德将军发生分歧，吵了起来，陈纳德命令他们暂停军事行动，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将领都不喜欢在圣诞节前夜下令部队发动袭击。不过，该中队的许多飞行员都觉得，越是这样，越是对日本佬发动突袭的好时机，因为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军营派对结束后，他们自行集结，凑到了足够驾驶4架B-25轰炸机的飞行员，且都是志愿者，在未经上级授权的情况下飞越怒江，对日军发动了夜间轰炸。当时我也在机上，起飞时，机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已微醺，但酒精并未阻碍他们精彩至极的突袭行动。我们飞行于怒江峡谷内，时而上，时而下，保持着紧凑的队形，下方是围墙环绕的中国村庄，月光下，就像矩形的化石一般。在确认了目标腾越的位置后，我们朝其主街投下了一连串炸弹，那里是日军弹药库所在地，受到攻击的日军，立刻发射了粉色和黄色的追踪弹搜寻我们的踪迹；我们则紧跟飞行编队长，在他转向的第一时间立刻转向，反应速度之快，仿佛我们不是临时凑成的队伍，仿佛这种队形的移动已演练多年，再熟悉不过。转向时，飞机侧倾，一连串红的、蓝的、白的追踪弹从机身侧面发射而出，与日军追踪弹相撞，发出刺目的火光，将它们消灭殆尽。在飞机向上爬升，到达一定高度时，我们调校了耳机，飞行员将机上的无线电频率调回了武装部队的短波广播频道，旧金山正在为海外美军播放圣诞颂歌，我们跟着广播，一边唱着《虔诚》（Oh Come, All Ye Faithful），一边返回昆明。我们越界，违反军令，都以为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陈纳德对我们只是一笑置之，未加惩罚。

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驱使下，年轻美军士兵想要结束战争，并不顾一切后果的渴望，先是左右了我们的战略，后又左右了我们的政策，在这样敢于冒险的精神下，才能制订出大胆的计划，也才成就了美军战线不断拓展的战争局面。

1943年，又是一个节日，感恩节，美军将战线推进到了台湾，这次又是第11轰炸中队领头。台湾与我们在昆明的主要基地相距1200英里。不过陈纳德早有绸缪，在他的授意下，大量航油已由苦力和卡车运往更靠近海岸的零陵，那里有我们的秘密机场，燃料储量足够11中队完成袭击台湾的一次往返。感恩节前的那个下午，我们动身前往零陵，一路保持超低空飞行，中途只在桂林补给了一次燃料；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零陵，在那里，我们被召集到其中一架轰炸机的机翼下，得知明日的轰炸目标是台湾。

我们不仅要攻击台湾，还要炸掉新竹空军基地；新竹是日本空军至关重要的补给基地，是日军轰炸机、战斗机从日本本土赶赴太平洋西南部战场的中途补给站，而奋战在太平洋西南部战场的正是美军将领麦克阿瑟。空军情报报告称，日军一支由40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正在新竹补给，即将向南增援。

执行该日军基地轰炸任务的美军官兵压力重重，他们知道自己飞机燃料紧张，只够一次往返，在返回桂林后，燃料才能得到补充。传达作战指示的军官说，此次任务的成功取决于三点：首先要出其不意，这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日军只要提前5分钟发现我们，其战机就会升空迎战，我们就毫无胜算了；其次是天气——冷空气前锋与阴云正在由北向南移动；最后一点是精确导航——新竹位于海滨附近，我们的炮弹必须准确落在目标点上，1度的导航偏差就会惊动日军，日军战斗机就会起飞升空。对方还告诉我们，明天是感恩节，陈纳德特别下令，为我们准备了一顿节日大餐，是用罐装火鸡和小红莓做的，待我们空袭归来，就能好好享用了。传令官说了这么多，只有这一处引起了11中队众人的反抗。明日一战，危险重重，许多战士可能都无法活着回来，因此，他们要求在起飞前先把自己的感恩节大餐吃掉。当时，我们的前线指挥官是克林顿·文森特（Clinton Vincent）上校，昵称“凯西”（Casey），年龄至少在29岁以上；但真正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的是大卫·希尔（David Hill）上校，昵称“特克斯”（Tex），也是29岁。他们都很年轻，也都是从枪林弹雨、鲜血淋漓中走过来的，能够理解我们的反抗。他们妥协了。因此，在感恩节前一天夜里，我们享用了自己的感恩节晚餐，而在感恩节当天，黎明破晓前，我们的飞机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起飞了，阳光满满将山峦染成了淡红色。

美国空军在全球各地进行过成百上千次完美空袭，我敢肯定，台湾空袭算得上其中之一。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所见第一场如此完美的空袭。我们在飞越沿海山脉时，距离山体仅几英尺高，来到海面上，又开始超低空飞行，推进器将浪花都吸进了机舱，机舱里弥漫着咸咸的味道。与此同时，我们都在祈祷，希望我们的导航员雷·马扎诺斯基（Ray Mazanowski）能够在他给我们指引的航向上找到新竹的准确位置。雷·马扎诺斯基是个小伙子，波兰裔美国人，为人真挚，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成功找到了新竹。日军飞机都在，通体丛林绿的机身上喷绘着象征日本的红日，它们机翼连着机翼，停在地面上等着我们。位于我们上方的驱逐机已经迫不及待；一架P-38驱逐机闪电般从我们头顶飞过，瞄准了前方一架飞行速度缓慢的日军运输机，在我们随后赶上时，那架运输机已经在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中面目全非，向下落去。为了避开我方炮弹爆炸后的碎片，我们的飞机向上爬升至1500英尺，到了它们上方。只见这些炮弹碎片炸开了停在下方机场上的飞机，熊熊火焰瞬间吞噬了它们，油箱中漏出的燃油烧了起来，冒出了特有的橘色和黑色烟雾。接着，我们的驱逐机从低空对残余设施、对营房进行了扫射，日军被迫逃窜，我用秒表计算了行动耗时，整个行动从海上靠近，到在机场上空发动袭击，再到返航回到海上，都没超过3分钟——从见到陆地，到地平线上的浓烟消失也只过了8分钟。马扎诺斯基登上最高处的旋转枪架，一架一架数着安全返程的飞机数量，当确认我方军机全数安全，他忍不住尖叫了起来，我们无一飞机坠毁，无一人员死亡，全员顺利返航。根据记录，此行我们共摧毁地面及空中的敌军轰炸机、战斗机50架之多——对于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帝国的内部航线已经不再安全，毕竟台湾距离他们本土仅有750英里。对美军指挥部来说，这意味着美军可以对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而它的下一个猎物就是日本。

他们所体现的这一精神就是我们的制胜关键；在这一精神，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大规模教育与技术投资的带动下，美国的权力得到了提升；此后，这一“转变”是美国沉迷空战的开端，将在30年后使美国做出错误的越战战略，尽管我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对此第一次有所察觉是在1944年8月的一天夜里，B-29轰炸机从中国起飞，前往美国本土，对敌军发动了第一次白日空袭。B-29轰炸机隶属于第20轰炸机司令部（Twentieth Bomber Command）；它们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最大航程远超5000英里，只有远在华盛顿的阿诺德将军与罗斯福总统可以支配。它们是专为摧毁日本打造的，而根据它们的设计及续航能力，1943年时，美军可以为它们找到的最近的安全基地就是中国。因此，1944年春，它们飞越驼峰，抵达了成都，不受当地任何人的指挥和控制，无论是史迪威、陈纳德还是蒋介石。它们是“纯粹的”战略性工具，是空军目前可用的最好战机——观察它们的战前准备拓展了我的视野，也拓展了我方将领的视野。

8月18日晚，第20轰炸机司令部科学系统、简明扼要地给麾下官兵说明了明日进攻任务的情况，这与当地国民党部队不切实际、装腔作势、听天由命的风格截然不同。司令部的说明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巨幅表格介绍了天气和气象情况；第二，如果他们在任何指定作战区域被击落，相对应的救援程序是什么；第三，日本八幡炼钢厂的表面结构和布局，这些炼钢厂就是我们要在大白天攻击的目标；第四，本次行动的指挥官拉维恩·G.桑德斯（Laverne G. Saunders）准将（绰号“金发美人”）发表了一番实事求是、鼓舞士气的讲话。他说话的方式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方式，音节会比较含糊，但所做指示都是非常明确的。“先生们，我们必须打一场前所未有的漂亮仗，我们必须拿下我们的标定点……飞行员们，你们必须按规定海拔高度飞行，保持稳定的飞行速度。你们要是飞得乱七八糟，投弹员要如何完成轰炸任务？这将是一次艰难的突袭，但这该死的战争本就艰难，而你们已经拥有了敌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最好工具。要拿下目标，必将经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但你们也知道，与那群卑鄙下作的懦夫相比，你们是多么优秀……”

这是对日的第一场白日空袭，其中所运用的技术以及这场长时间的作战指示，都令我印象深刻。不过，仔细回忆起来，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其中所反映的广度与精神。在此之前，该中国基地的B-29轰炸机已经执行过一些空袭任务了，该作战指示中不仅分析了这些早期空袭的成功，也分析了其中暴露的问题：它们曾进攻过东北的鞍山，该地位于北边，距此1300英里，以及以南2000英里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它们进攻的弧度之广令我印象深刻，我也第一次在笔记中记下了——美国军事力量打击范围已涵盖全球。最后结束这场作战指示的是一位名叫阿尔德（Adler）的天主教牧师，他为接受任务的所有战士吟诵了主祷文（Lord’s Prayer），战士们也跟着他一起祷告。接着，他们所有人，不分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一同聆听他用拉丁语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门”，祈祷上帝祝福他们，并跟着他低声重复了一遍。毕竟，此行是非常凶险的。

隔天凌晨，天还未亮，飞机就起飞了。为了确保油箱中的燃料足够支撑他们飞抵日本并成功返回，每一架飞机都属过载；当时，成都机场的这条跑道已经是全中国最长的了，但依旧不满足安全起飞的标准，危机重重，让人难以安心。我跑到跑道另一头，观察过载的飞机是否能够成功离开跑道，我发现阿尔德牧师也在那里。当一架架飞机伴着引擎的轰鸣声从我们身旁经过，在飞行员的努力下勉强升空时，他会拿着祈祷书大声吟诵，仿佛想要以基督的名义为那些机翼多增加哪怕一丁点儿的升力，阿门。

所有参与突袭的飞机都安全起飞了。不过，这场突袭远比之前料想的还要危险，我们让日本本土流了血，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都要美国后勤去承受。14架飞机没能回来，占总数的两成，是完全无法容忍的重大损失，因此，官方不允许我们将之报道出来。光是地形原因就已迫使B-29轰炸机改变返程路线，不得不穿越中国境内的敌占区返回成都；途中，日军战斗机在空中对返程中落后的我方飞机发动了攻击。当时的中国显然不适合作为长距离飞行的基地；此战后不久，美国海军越过了太平洋，所有B-29轰炸机都转移到了太平洋中的岛屿上，这些“超级空中堡垒”（Superfort）将以那些岛屿为基地，先摧毁日本，再投下原子弹。说回当时，B-29轰炸机已经飞到日本；当天夜里，那些具备远距离破坏力的军方工具带着令人恐惧的压迫感，并将在后来演变成令人失去判断力的毒药，成为比政治更能左右美国决策的存在。

话说回来，当时的草根政治还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无论在哪里，只要碰到零散的美国士兵，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同一类人——爱发牢骚，招人讨厌，但不畏牺牲。正是草根政治这种至关重要的付出，将士兵转变为战士，说服军官勇往直前，用新认识到的现实点燃他们的想象力。

以驼峰为例。第一次驼峰飞行是什么时候，无人知晓，包括当时的飞行员堂·奥尔德（Don Old）在内，他觉得可能是在1942年4月9日，或者10日。当时机上的所有人（包括当时还年轻的中尉巴里·戈德华特）都只是做了他们觉得必须去做的事。飞行中，他们首先要与阴云对抗，然后要与日本对抗（1942年时，日本掌控了那一片的制空权），最后还要和喜马拉雅山脉对抗。他们当时使用的是老的DC-3运输机，实用升限非常低，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晴天穿越山间狭窄的通道，不过会将行迹暴露给日军；二是从阴云中穿越，不过随时可能撞上喜马拉雅山脉凸起的峭壁，机毁人亡。后来，因DC-3运输机造成的伤亡过大，换成了C-87运输机，不过这些四引擎飞机无法维修。因此，驼峰行动指挥部批准采用了机身很像鲸鱼的C-46运输机，这种运输机是最新型号，刚出厂，还未经过试飞和测试，亚洲群山就成了它们的试飞和测试场。他们自制了地图，标注了之前从未在其他地图上出现过的山峰、基地和飞机起落场。当这场战争结束时，这些图纸上都能找到同一个飞机起落场的名字——邓巴斯塔普（Dumbastapur）。美国航空运输司令部的所有其他基地都是以英属印度调查局（British Indian Survey）所绘地图上的点命名的，只有邓巴斯塔普的名字由来有个典故，日军对位于印度当地一英国茶叶种植园内的该起落场发动空袭，美国上校格里·梅森（Gerry Mason）看到自己的人站在开阔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头顶的飞机，突然意识到那些是敌机，马上大喊道：“隐蔽，你们这群蠢货（dumb bastard）！”此后，该起落场在地图上的官方名称就成了印度邓巴斯塔普，据我所知，这个名字可能会一直沿用下去。

驼峰行动的月运输量，从1942年5月的80吨飙升到了战争结束时的80000吨，由此也诞生了现代航空物流这个行业，它在1948—1949年间的柏林空运中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也是如今现代世界常用航空货运做法的前身。

对我而言，驱使他们夜以继日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勇气，以及帮助他们实现这一飞越的技术，无不令我欣赏，不过这一欣赏并不是突然萌生的，它源自我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与评估，以及从中吸取的教训和获得的理解。其中，我第一次接触了精神病学，那也是我听过的最罕见但又合理的解释之一。美国政府内部有这样一名智囊，他在精心计划后决定将唐纳德·D.弗利金杰（Donald D. Flickinger）中校送到驼峰行动司令部，担任军医。弗利金杰是个精神病学家，平易近人，在外人看来，他很多时候只是穿行于各个基地，与年轻的飞行员们坐在一起，漫无目的地咀嚼肥肉。我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据我回忆，他是这么解释的：他的工作很难，是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懦夫，是否胆小到无法胜任飞行任务；或者此人是否因一直以来压力过大，已患上精神疾病，无法飞行。弗利金杰说，每一个拿着茶杯走向他的人，都像一个杯子，只是容量不同，有的大，有的小，而容量代表着他们的承压能力。压力过大就会从杯子里溢出，一旦溢出，就什么都可能发生。当事人可能会导致飞机撞毁，可能会变得性情狂暴，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可能会在飞行时不顾后果。他说，有些人的极限是在驼峰航线上往返10次，有些人则可以往返30次；有些人甚至可以坚持到60次——不过，人都是有极限的，他们身上所承受的压力迟早有一天会到达极限，而他，弗利金杰，必须找到他们的承压临界点，让已经达到极限的飞行员停飞，或送他们乘船回国，避免他们对自己、对机上的其他机组人员造成伤害。相较那些偶尔懦弱的人，弗利金杰其实更担心过分努力、把自己逼得过紧的人。他评估一个人精神是否超过自身承受极限的测量值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反映一个人勇气的指数，也是对精神病学最好的运用。正因如此，两年后的我将这些从弗利金杰身上学到的压力测量方法用到了自己身上。

当时是1945年初，我放弃了在《时代》周刊上报道深奥难懂的中国政治，以及萌芽中的中国内战的努力。我当时仍处于政治压力下；我发现报道真实的战斗能够让我不用想起我的编辑，不用设法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思想。在我看来，我能够坚持到战争结束，正是因为我与一线战斗人员走到了一起，当时战争一切进展顺利，我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乐天的同志情谊。

在1945年1月至战争结束期间，我都尽可能走在战斗第一线，但这些战斗最终总会将我带回到政治和历史中来。

1945年1月之后，我方战场形势一片大好。史迪威为练兵付出的努力正在收获成效；成千上万美国人在中国部队中担任联络官与教官之职，生活条件简陋，睡丛林里的吊床，睡泥巴糊的房子，睡破旧的中国寺庙，此时此刻，他们深感骄傲，因为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如今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起初，美国的目的只是突破日军对中国的封锁，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二战”期间盟军用此公路为中国军队供给军事器材）。这一战发生于1945年1月中旬，只花了十天时间，美军首先进攻了日军位于回龙山顶的大本营，那也是他们在此地的最后一个大本营；紧接着发生的一些小插曲标志着战争的转折。回龙山有7500英尺高；统帅中方三个师的中美联合司令部将在6000英尺高的山脊处扎营，以便肃清回龙山上的敌人——又一次完美的行刑。上山那天非常炎热，时间也过得特别慢，先遣部队是空军飞机，它们在山峰处盘旋：炮兵部队发射了三枚烟幕弹，标示出了山顶上日军各据点的位置，紧接着，美军驱逐机、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脱离编队，朝日军投放凝固汽油弹、杀伤性碎片弹、重磅炸弹。接着是炮兵部队：每个小时三次狂轰滥炸，每次持续8分钟之久。在炮兵炮火停歇的间隙，中国步兵会穿过被弹片撕碎的树林，向更高处快速推进；接着又是一轮狂轰滥炸，你会看到，穿着蓝灰色军装的中国士兵时而连滚带爬地躲进战壕中，时而又将日军碉堡团团围住，从高处突然冲杀进去。4点时，这场战斗终于结束，阳光明媚极了。由美方指挥的炮兵部队发动了最后一轮齐射攻击，配合传统的刺刀冲锋后，中国步兵终于抵达了山顶。短短几分钟后，我们从观察哨看出去，发现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目标高地上，他们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格外清晰，此处，掌控着滇缅公路的咽喉，滇缅公路又是打通中缅通道的历史性道路。占据这一高地后，我们的部队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掉下方任何残余的小股日军部队。日军对滇缅公路的封锁不日就将打破。

如今回忆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在山坡上盘旋不去的秃鹫，啄食着日本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经过数日风吹日晒已经开始腐烂。还有就是日本士兵的精神。他们无一人投降，统统战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这场战斗下来，我唯一的战利品是一面日本军旗，我还记得它飘扬在回龙山上的样子，沾满了日本士兵的斑斑血迹，这些士兵，宁可战死，也不投降，那些暗红色的血迹一定是他们战斗至最后一刻的证明。这面旗子，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日本士兵也有着一股子宝贵的精神，只可惜他们帝国的领导者们未将其用于正道，白白浪费了。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一样。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都令我热血沸腾，亢奋不已，我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而狂喜。不过，我们是否与日本帝国一样，浪费了自己士兵的宝贵精神、技能与勇气，可能得留待多年后才能辨得分明了。战场上那些打了胜仗了的熟人们牵动着我的心，但理智告诉我，我们已经误入了中国政治，且泥足深陷。作为一个专业记者，我最大的弱点在于，爱国心会左右我的情绪，让我的决定偏离正确的方向，我这一性格的形成要追溯到许多年前的波士顿，富勒女士给我们讲了迈尔斯·斯坦迪什和埃尔德·威廉·布莱福特。进入哈佛之后，我也依旧如此；不过，此时此刻，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着，美国的目的就是战胜邪恶，我就像疯了一样，开始前往亚洲各地采访，因为我们的胜利，这些地方现在都是对我们敞开的。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我的脚步就像疯了一样。我忘了政治，忘了与鲁斯的争吵，与所有人一样，沉浸在这场胜利中，随心所欲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6月时，中国军队冲破了敌人在华东地区的封锁线，开始瓦解日军1944年取得的胜利成果。当时的封锁线一破，我立刻去了南京。7月时，我搭乘飞机前往菲律宾，打算参观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当时，我们看到新闻，说空军已经可以完成中国与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直航了。在我方军队肃清残敌的最后几天中，我飞到了冲绳，看见新建的公路上一辆辆推土机正推着烈日下干枯的日军尸体，就像在清理挡路的垃圾一样。接着，我飞回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震惊地听闻我们在日本丢了枚原子弹。听到这则消息时，我正在刮胡子。消息是从武装部队的无线电广播中传来的，那一天人们疯狂至极，兴高采烈。直觉告诉我，我应该立即返回自己的重庆办公室写新闻，但我想要先和麦克阿瑟聊一聊。轰炸两天后，麦克阿瑟才接见了我，其实，他也是前一天才第一次收到关于该行动以及所投原子弹威力的简报，向他报告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我俩是旧识，在客套几句后，他立刻讲到了这枚原子弹，不过这一天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咆哮。“怀特，”他说，“怀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您觉得是？”我问。他说这意味着所有战争都结束了；战争不再关乎英勇和审判，战争的决定权落在了学者和科学家的手里。“像我这样的人已经被淘汰了。”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道，“不会再有任何战争了，怀特，不会再有了。”带着他的这份笃定，我又一次回到了中国内陆，回到了重庆，我要看看他们要如何受降。我在重庆逗留了数日，发现我要找的报道在别处。我飞回马尼拉，然后超低空飞行至冲绳，我希望我们的飞机能从冲绳飞到东京湾，毫无疑问，日军将会在那里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

当时，我疯了一样，在日本帝国不断缩小的领地边缘绕来绕去，写了不少电报，回看这些通讯稿，我再次发现了事件与决策之间的矛盾。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即将被重塑。一个帝国已经消逝，半打胜利者争先恐后地冲上来瓜分这个战利品。败者的边界将重新划分，军队要解除武装，现有的状态全部作废。关于这些事件的新闻会送到华盛顿司令部，不过，按照惯例，这些新闻事件都是经过事先挑选和整理的，挑选的标准不是事件本身的性质，而是人们脑海中预设的，准备好要接收的类型。我当时一直游荡在日本帝国领地边缘，一边追踪事件的表象，一边等待华盛顿总部赋予它们相关性与意义。

华盛顿方面给出的决定是，要把有序地打开并占领日本作为第一优先的要务。日本已于8月14日正式宣布投降；于8月19日和20日派遣首批个人特使前往马尼拉，并同意接受麦克阿瑟的“将军令第1号”（General Order No.1），该文件中给出了投降条款草案。不过，这是真的投降，还是个陷阱？我们已经确定将横滨外的厚木市机场作为占领日本的第一个降落点。日本人反对道：厚木市机场是神风突击队飞行员的训练基地，太危险了；这些飞行员刚得知投降的消息就暴动了，他们是不惜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此前他们就侵入帝国宫殿抗议，并杀害了近卫师团师长。近卫师团还有30万老兵，都是在投降前为击退入侵美军而在东京召集起来的；日本方面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掌控住邻近地区的指挥结构。

不过麦克阿瑟坚持：我们要从厚木开始，渗透日本。

因此，我来到了冲绳，在一个炎热的夜晚等着搭飞机前往日本东京湾——即将上演日军投降仪式，见证战争终结的地方。

历史中发生过的仪式并不是历史书中标点符号一样的存在，但大家往往会忽略它们，唯一的例外是学生，他们必须得记住这些仪式发生的时间。不过，美国取得的这场巨大胜利的仪式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思，我得在这里好好讲一讲，才能接着探讨关于亚洲灾难的真实历史，这场灾难几乎是在这场仪式结束后就开始了，只是当时无人察觉。

1945年8月31日，我们动身前往日本。

投降谈判用了两周多一点的时间，我方战机正陆续从驼峰航线、北大西洋航线、中太平洋和中非航线飞来，都要在冲绳机场着陆，因此，当天夜里，空中交通发生了堵塞。10艘导航船从冲绳出发，向北驶向相模湾，船上闪烁的信号灯就是空中列车的导航。

飞机按照严格的时间表陆续起飞，冲入夜空，引擎舱中喷射出蓝色的火焰。他们安排我在嘉手纳（Kadena）机场搭乘美国第11空降师的飞机出发。该空降师是填装好弹药，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它们分成数个分队，每队出发时间间隔两分钟。我所乘坐的飞机在第一梯队出发一小时后才出发，此刻该空降师还没有任何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刚才提到过，厚木机场是我们占领日本的首个立足之地。在厚木，如果战局恶化，我们还有充足时间返回——不过，我们还是很荣幸地成为第一批抵达厚木机场的人，至少比麦克阿瑟还要早到两小时。

冲绳到日本本土并不远，飞机只需三个小时。当时众人的态度很简单：“不要相信那些狗娘养的。”没人睡得着，所有人的手都放在枪上，他们就像通常战前准备那样，打开枪套，把枪拿出来反复擦拭。我们飞行时是6点，头顶是阴云与渐渐冒头的黎明，下面是依稀可见的座座火山山峰，那是一座座火山岛屿，一直通往东京湾。我们的飞机在狂风暴雨中颠簸，快速地上下摆动，没过一会儿，突然就迎来了一片阳光。在清晨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远处东京湾的狭长海港，哈尔西（Halsey）上将的第三舰队就停泊在内——航空母舰、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么多船只出现在同一地方真是前所未有，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现了。在我们的左手边，能远远看到富士山，灰蒙蒙的，但绝不会错认，圆锥形的山体鬼斧神工，令视线忍不住流连。低头看去，浪涛拍岸，连绵的沙滩后是一片片绿色的稻田，视线范围内的道路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前方就是厚木机场的跑道了，距离东北边的东京皇居（Imperial Palace）只有22英里，距离横滨可能就12英里。

第一架飞机比我们早到没多久，可能就一小时多一点，但它缓和了紧张的对立局面。机场另一端是披着绿色伪装的日本军机，密密麻麻的，螺旋桨已经被拆掉了，只有机翼还骄傲地指向天空。长久以来令我担惊受怕的存在，此时此刻就如同垃圾一样堆在那里。控制塔上飘扬着星条旗。我方的飞机正井然有序地降落着。日军将枪支中的弹药都退了出来，枪支搁在支架上；接着，他们背上空枪，坐上日军卡车，在美军吉普车的带领下前往防御点。据我们观察，美军的势力范围扩大了，指定集结地都用铁锤做出了指示牌：“远东空军（FEAF）。第3空降营。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第7中队。空运司令部（ATC）。”随着美军网络的扩大，这些指示牌也越来越多，不断扩大的战场外围附近是已经集结的多支美军部队，这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挤压，最终目的是将其彻底挤出。

一直到早上10点，我们才有胆去更远的地方试探一下，尽管这时的我们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跟随的是第11空降旅的第3空降营，该营与一列日军卡车一同出发，车队最前方是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所乘坐的吉普车。多恩是我在中国认识的老朋友，是个水彩画家，也是个富有创意的美食家，更是个经验丰富的部队指挥官——战场上擅长与日军对战，如有必要，战场下也可以表演茶道。

沿途的道路都有黄色和红色的胶布标示。日本宪兵和部队列队站在路上，背对我们，步枪背在肩上，仔细观察着乡间，以防有人闹事。田野里空荡荡的，看不到农民，烈日下的水稻都干了，倒在地里，路边的木头平房百叶窗紧闭，旁边的绳子上挂着洗好的衣物；居民们几乎都选择闭门不出，只有少数好奇的青春期少女躲在街角，偷看途经的侵略者，一旦发现有美军看到了自己，就会飞也似的跑开。他们自己的军人曾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洗劫、蹂躏；我们并不会这样做，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前往横滨的这一路，街上一片死寂，低矮的树丛后是一片片新月形的稻田，那里同样瞧不见一个人影。我们通过樱木町站进入横滨；我们的空降营，也是我们此次“占领”行动的先头部队，直奔位于滨海大道的大酒店。

这一切进展得如此之快，也有可能是伪装。两个美国步兵把手在酒店大门边，腰上别着手榴弹，枪都上好了膛。几分钟后，一位美军中士和一位美军上尉在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日本女孩的协助下，做好了迎接部队抵达的准备。酒店副经理穿着长礼服和条纹裤，出现在了酒店休息室——房内镶嵌着木板，房间非常大，但塞满了粉色家具，显得有些拥挤——他不停搓着手，努力想从我们这里问出麦克阿瑟将军晚餐喜爱的菜式。

我们刚到就出了酒店，想到处看看。距离滨海大道大概四分之一英里内的地方仍完好无损，站在滨海大道上，我们可以看见横滨港空空如也。码头区：烧毁的渔船、废弃的驳船、坏掉的摩托艇在浪涛的拍打下浮浮沉沉；海上有一艘孤零零的日军战舰，回转炮塔已被炸毁，半挂在船边，上面的枪支歪歪斜斜地支在外面，就像坏掉的烟筒杆。举目远眺，可以看见一艘完好无损的美国战列舰和两艘护卫舰，枪口都对着横滨市。

其实根本没必要把枪口对准横滨。横滨已然是一片废墟。我们彼此间多年来都在说，日本那些木头和纸做的房子，一碰到燃烧弹就完了。它们也确实如此。这座城市已经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在天空的映衬下，满地瓦砾之上能见到三个特征不断出现：零星散落的大保险箱，这些铁质的方盒子完好无损，所在之处曾经是商铺、办公楼或工厂，现都被烧毁了；砖砌的烟囱，只剩高耸入云的残桩；波形板建造的小屋，外壳都锈蚀了，但还有人试图在里面生活。废墟之上，能看到裹着披巾的人在走动，身影凄凉，脚步沉重。

这座城市已经死了。日本这个国家明显也失去了生气。要摧毁日本根本不需要使用原子弹；B-29轰炸机投掷燃烧弹就可以做到了，足以造成比两枚原子弹更大的伤亡。原子弹只是让日本认清自己并非不可战胜这一事实的必要手段。不过燃烧弹已经彻底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活力。这一刻，我对我们对日本人的屠杀毫无愧疚，无论使用的是燃烧弹还是核裂变反应：我在他们的炮火下、在他们的机关枪下做过报道，见过在他们粗暴挥舞的军刀、刺刀、棍棒之下的受害者。而且是他们先轰炸了我的祖国。复仇追求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满足感；尽管我无法去恨街道上那些垂头丧气、悲惨绝望的普通人，但我还是问心无愧地享受着这种形式的满足感。

受降仪式在周日，此前的周五夜里和周六全天，我坐着吉普车，在雨雾中四处调查；雾气模糊了轮廓，柔化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就像东方的水墨画一样。周日受降仪式当天，天气晴朗，一切都清晰了起来。

一大早，我们这批驻华记者就搭乘驱逐舰离开了横滨的滨海大道，来到了位于东京湾内的密苏里号战列舰（U.S.S. Missouri）旁，并登上了这艘舰船。它两旁分别停泊着爱荷华号战列舰（U.S.S. Iowa）与南达科他号战列舰（South Dakota）。密苏里号其中一个回转炮塔上挂着旧的31星旗帜，与92年前海军准将佩里（Perry）为西方打开日本国门时带来东京湾的那面一模一样。密苏里号主桅最高处也飘扬着这面旗帜，我们得知这面旗帜是1941年12月7日挂在国会大厦上的那一面。

这不是一次私密的投降仪式，一如3个月前德国在兰斯（Reims）投降时一样。麦克阿瑟希望所有人都在场，希望全世界都围观。密苏里号的高台甲板上站满了军队高官：5位四星上将（史迪威、克鲁格、史巴兹、肯尼、霍奇斯；他们身后依次是11位三星中将、20位二星少将和15位一星准将。美国海军也有相同军衔的高级将领在场，海军陆战队有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将领代表团出席。除此之外，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也都派来了代表团，他们穿着各自国家的军装，远远看去，五彩缤纷，光彩夺目。船上给日本人留的位置专门用胶带隔了出来，只能站11个人，我们对他们的出席人数是有“3名陆军，3名海军，3名政府人员，2名媒体代表”的严格限制的。在他们后面是美国媒体区。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多位陆军指挥官都坚持要让自己的战地记者上船报道，自己人才会把这场战争胜利的功劳记在他们名下。船上挤得连弯个腰都不行，我们每人只有两平方英尺的地方可以站。参战老兵、海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能自己找位置插空站，密苏里号船员中能留在下方甲板上的也寥寥无几。船上装备着16英寸口径的大炮，其长长的灰色炮管上坐满了穿着白色军装的海军，他们的脚在空中晃荡着；不止如此，船上能看到的绳索上都坐满了海军。他们一定会记下这个场面，讲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将是美国在战场上最后一次干净利落、毫无争议的胜利。我们以为此后再不会有战事。

伴着刺耳的管乐声，日本代表到了。首先登船的是日本新任外务大臣重光葵，他戴着丝绸顶大礼帽，穿着晨礼服和条纹西裤，依靠手杖和一条木质义肢，另一手紧紧抓着扶手，一瘸一拐地走上狭窄的步桥。他的腿是“二战”前遇刺时丢掉的；战前，日本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认为他在决定日本命运时太过软弱，居然想要和美国讲和，打算除掉他。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没人知道，也就没人伸手去扶这个跛脚老人一把，只是看着他拖着步子走向高台甲板，为这场他曾经试图避免的战争签字投降。

跟在他身后的是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身体结实，长着张招人恨的脸，冷漠、紧绷、毫无表情。我都能想象出他下令烧杀抢掠时的样子。他穿着整洁的军装，胸前戴着穗带，穗带一头挂在肩上。我还记得他脸颊上褐色的痘痕随着他面部肌肉的收紧而起起伏伏，他当时必定是咬紧了牙关。他面相刻薄，但我听说，投降仪式后不久，他便选择为了荣誉而自杀。

其他日本代表跟在他们身后。当所有日本代表就位，时间指向1945年9月2日9点零8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船舱内走了出来，将为这场野蛮的战争正式画下句点。麦克阿瑟是个会尽情享受当下的人，而这一刻非常值得慢慢享受。如果当时有点事，他一定很乐意走到电视前展示他自己。他是太平洋战区的一把手。他花了些时间准备讲稿，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亚伯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与威廉·麦金莱那种美式浮夸矫饰的混合体。出于尊重，我应该引用林肯的措辞，而非麦金莱华而不实的辞藻。

我们听着他的发言，发现他拿讲稿的手都在颤抖。“我们齐聚此地……庄严签署协议，恢复和平……我们站在这里……不应带有对彼此的怀疑、恶意和仇恨。我们，战胜方与战败方，应该欣然接受更崇高的品德，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神圣目标的实现……我真诚希望……通过这个庄严时刻，我们将走出过去的鲜血与屠杀，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建立在信仰与谅解之上的世界，致力于维护人类尊严，实现人类最珍视的希望——自由、宽容和正义……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我宣布，我最坚决的目标是……继续秉持着正义和宽容，履行我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投降条约得到立即、彻底且忠实地执行。”

接着，麦克阿瑟直接看向日本代表，拖长音调说道：“现在，我邀请日本帝国及日本政府、日本帝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们在投降书上指定位置签字。”

重光葵摘下帽子，一瘸一拐地上前，终于有人心生同情，给了他一把椅子，让他可以坐着签字。他签好后退到后面，梅津美治郎上前，脱下了白手套，但拒绝坐下。他弯下腰，身体就像折尺一样。他粗壮的身躯有片刻僵硬，这才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梅津美治郎再一次站直身子的瞬间，投降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开始了——与我方安排好的时机分毫不差。周六的雨已经停了，就在一丝嗡嗡声响起的同时，天空亮堂了起来，笼罩在船上的乌云裂开了口子，阳光一点一点露了出来。那丝微弱的嗡嗡声是从远方天空传来的，不计其数的飞机正朝我们飞来，那声音逐渐放大，最终震耳欲聋。400架击败了日本的B-29轰炸机分别从关岛和塞班岛起飞，花了数小时来到这里；航空母舰已经配合它们移动了起来。原计划是，它们要同时出现在密苏里号上空。它们做到了。400架B-29轰炸机下降，低空飞过密苏里号，1500架舰载机升空，飞到它们机翼附近。它们顺风疾行，给天空染上了一块块灰色的斑驳；这是美国最强兵力的展示。它们在密苏里号上空微微下降，然后飞越横滨，飞到位于内陆的东京上空炫耀示威，接着再一次飞回了海上。

它们已经夷平了这个国家，摧毁了这个帝国及其海上航线；它们不仅炸开了日本的城市，也炸开了它的心。我们的胜利是空军力量的胜利，这些战机在东京湾上空胜利游行，就如恺撒军团胜利后在罗马游行一样，那场战争的制胜法宝是短剑。此刻是空军力量最鼎盛、最光辉的时刻。

这些战机出现时，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身体抑制不住地轻轻颤抖，当它们飞过后，我走到船边，上了一艘驱逐舰，记者们将搭乘它靠岸，发出自己的通讯稿；我记得当时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也就是《新闻周刊》的那个记者，我用最快速度完成了关于日军投降过程的报道，这是那段记忆中唯一的缺陷。报道发出后已是黄昏，我与老朋友“佩伯”·马丁（“Pepper”Martin）漫步在横滨的滨海大道上。我们在码头区坐了下来，眺望着太平洋。受降仪式过去还不到8个小时。我们知道美国第1骑兵师（First Cavalry Division）将在附近某处上岸，马丁指向肮脏的海水。海浪拍打着码头，一个空空的包装袋正随波摆动，它明显是刚刚打开的，上面的商标“好家伙玉米花”（Cracker Jack）还清晰可见。马丁是西雅图人，我是波士顿人，我俩都是吃着这种糖衣玉米花长大的。现在，日本的美国化开始了。

隔天一早，我再度兴奋起来，兴奋至极。《时代》和《生活》让自己一整团的作家、摄像师、记者都上了岸；而我作为驻华记者，必须返回基地。

不过为什么是重庆？我自问。我有一架专属飞机，想去哪都可以。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Wedemeyer）上将给负责报道他司令部的记者们安排了一架C-54运输机，机上有登山口粮，还有两组完整的机组人员以供差遣。当时我是这些记者中最资深的，年纪也在所有机组人员之上，自然而然成了机上的负责人。魏德迈的记者团麦克阿瑟无法干涉；我们可以任意指定目的地；机上的机组人员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将我们送往目的地，这些曾经被日军掌控的领空，已经落入美国空军之手，他们完全不用担心，轻松飞行即可。中国司令部的其他记者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只要我们对当前事件发展的预判一致。我们都知道，当前最可能挖到大新闻的地方是上海。战争的胜利让我们放松了心情，我们没有直奔目的地，而是像游客一样，飞飞停停，悠闲地前往重庆：途经上海、南京，最后抵达重庆。

我们的C-54运输机早早地离开了厚木机场。我们决定要搭乘这架新飞机，从东京直飞上海。飞行途中，因为我们都想看看四周前原子弹击中的地方，便在广岛市上空盘旋了一阵。从空中看到的广岛，很平常，一点也不震撼。这里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横滨的荒地都不如，那里至少还立着一个个烟囱。广岛的土地上光秃秃的，褐色平原上只有河流缓缓淌过。中心地带整洁干净，毫无报道素材可寻——那枚原子弹仿佛一击就毁掉了这座城市的心脏。

因为中途绕行，我们黄昏才在上海附近的机场降落。当时的气氛有些紧张，我们降落前并没有告知机场，舱门一打开，面前就是拿枪指着我们的日本士兵，枪头是明晃晃的刺刀。他们似乎没打算开枪，但也没人见到美国人就谄媚地鞠躬示好，这一点和我们过去三天在日本所见不同。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非常愤怒地走上飞机。他不会英语，我不会日语，我们都试图用中文来交流。我尽力向他解释日本已经投降，这是我在东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但他并没有接到上级司令部的命令，允许美军飞机降落在该机场。他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他并不想朝我们开枪，也不想逮捕我们，只是想我们飞去别的地方。而我坚持要求他提供卡车，送我们去市里，并派卫兵在我们的飞机周围站岗。最终他让步了，不过也是不得已，而非自愿：他属于战败方，我属于战胜方，而他在这场混乱中的苦闷与困惑不过是这场巨大悲剧的小小片段。

这场胜利所带来的悲剧核心在于：胜利的果实归谁所有？没人给得出明确的答案，现实的进展却在阻碍着决策的制定。在中国，日军应该向谁投降？对于这个政治困局，毛泽东用农民做了个比：梨子熟了谁来收？他问，如果地主被土匪赶跑了，丢下了果园，佃户留下继续照料、看护梨树，给它们施肥——那么等到梨子熟了，谁有权来收？逃跑的地主还是照料果园的农民？他，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蒋介石让给日本人的中国沿海地区。现在，毛泽东部队所控地区的胜利果实该谁来收？

我刚刚参加完在日本举行的受降仪式，一转头就扎进了眼前的混乱中。前者干净利落，完全在美国军队及后勤的掌控之中，后者决定着亚洲的命运。

要说清楚这一混乱局面，有三组业已泛黄的文件是最好的参考材料，它们都是我在战胜后的六周里收集来的，因为战争胜利，那六周充满着狂喜与喧闹。这些文件是我用来挖掘新闻，给《时代》杂志撰写报道用的（《时代》并没有刊登这些报道）。在这样的时刻，对记者来说，速度和行动比仔细思索更加重要，我也不例外，不停地发回报道。

第一组是共产党的文件——下达给共军的命令，是8月初时我眼疾手快从共产党重庆办事处抢到的。这些共军命令都有朱德的签字，朱德是中国红军总司令，领导着红军所有的正规军及游击队员。文件上的日期见证了一个个左右历史的决策的诞生。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朱德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人反应迅速，最先起跑。

8月10日，日本首次向同盟国提出投降——该消息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世界，共产党位于延安的监听站也收到了这则消息。共产党必定是一收到消息就立刻在总部召开了会议，那个总部我一年前去过，是又老又旧而且灰扑扑的砖瓦房。根据朱德总司令第一号命令的签字时间就是8月10日判断，他们必定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的第一号命令写道，“……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二、……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隔天早上，朱德又通过无线电向各地区连续发出多条命令。8月11日早上8点，第二号命令颁布，要求山西、绥远的共军部队向察哈尔、热河进发，河北的共军部队向东北的辽宁进发；从具体内容可看出，该命令显然是要求部队向北方突进，但最终目的并不明确。第二号命令颁布的同时，第三号命令也于早上8点同步下达，要求中国红军主力部队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军队作战。上午10点半，第四号命令下达：所有山西解放军当从日军手中接管同蒲铁路，并占领山西省首府太原。上午11点：第五号命令从延安革命根据地一路下达至华中、华南所有司令部，要求立刻从日军手中接管当地所有铁路，并且：“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正午时分，第六号命令下达：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晚上6点，朱德显然是在与毛泽东商议后下达了第七号命令：全面的军事管制命令，要求“控制一切……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控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

国民党政府当天立刻对共产党的上述动作做出了反应。蒋介石以个人名义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更确切地说，我从蒋介石总部得知：“过去，如有人违抗军令，我们会采取军事行动。蒋委员长的命令不得违抗。抗令者将被视为共同敌人。”

对此，共产党显然是会投身战场，诉诸武力的。蒋介石打算仰仗“盟邦”，即美国的决定。蒋介石仍享受着美国赋予的特权。美国只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美国有兵力、有飞机，且可根据自身意愿行使对日控制权。这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是麦克阿瑟说了算。

一周后，我又回到了马尼拉，8月20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布了“将军令第1号”。该命令有全球最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支持——还有核灾难的威胁。该命令严厉坚决，直接下达给了战败的日本及其天皇，日本天皇必须将该命令传达给自己已经溃散、绝望的部队，其中有200万人还拿着武器站在中国的大地上，陷在国共两党的包围圈中。

“帝国总司令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天皇的这一命令中写道，“听从天皇指挥，向驻日盟军总司令投降……在此，命令日本内外所有司令官立即停战……原地待命，并无条件投降……等待下一步指示，若驻日盟军总司令有进一步指示，则听其命令行事……”“将军令第1号”的具体内容有4页半纸那么多。

我们美国人将决定中国大陆战胜果实归谁所有，并将负责传达该信息。是我们将日本人赶出了果园，自然也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蒋毛所争的成熟梨子到底归谁。

由此可知，此刻在上海机场，这位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年轻日本军官，他的困惑其实反映的是在那几周里范围更广的整个战败日军的困惑。他们仍占领着中国的城市。下一步是该向谁投降呢？向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他们只是自己战败了，他们只是想要重新返回家园。在那三周的时间里，他们仍掌控着中国的大城市，他们并不在乎向哪些中国人投降，只要麦克阿瑟肯在他们投降后放过他们的祖国。这段时间，我们的信号通信中心收到了许多日本传来的消息，其中有几则最能反映日军的消沉。“停战后的中国局势，”日本给麦克阿瑟发了许多低声下气的消息，其中一条如此开头，“是这样的：（1）国共两党的各种军事当局及其麾下部队正无端涌入我军控制地区，毫无纪律可言，且都要求我军缴械。（2）与此同时，我军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己方人员以及他们自己的国民，但却没能阻止这一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日本人每天都会给麦克阿瑟发来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在华驻军夹在美军最高统帅的命令与中国国共两党武装冲突之间，正陷入越来越严峻的混乱之中。举些例子，8月23日的消息称：“在东北、内蒙古和朝鲜，我方军队正在按部就班地缴械投降。不过，在某些地方，已经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与平民正在沦为非法开火、抢劫、暴力行为、强奸及其他暴行的受害者。……局势不久必将失控。……”8月24日：“某地周围的共军与国军正在密谋行动，很可能会在当地交战。……”8月25日：“日军驻华的一线部队所处情形复杂，局势极其特殊，有时候，前来受降的会是盟军司令（即共产党司令官），但此人可能不在您‘将军令第1号’的授权名单中。请批复您是否同意。”

由此可见，美国决定着驻华日军的投降对象。作为一个记者，我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写好通讯稿，并在通讯稿中记录下了这一切，但我忽略了整个故事的大框架。“即时”是一个记者必须履行的责任。我一心扑在“即时”新闻、“当日”新闻上，对即将到来的崩溃与起义左躲右闪，不愿直视。我知道写这些“当日”新闻就可以给《时代》提供原版报道，而且，在我从日本投降仪式举行地东京飞回上海后，关于解放的“当日”新闻真是太诱人，太生动了，根本按捺不住想发给杂志社的冲动。

上海迫切需要带有图片、逸闻的生动报道。抬头可以看见美军的飞机；美国空军的空中救援队比我们早到几天；它们正在指引上空运输机用伞包向战俘营投递食品、药品，憔悴的美国战俘与政治犯还羁押在那些地方。每当见到美军飞机下降，街上的中国人就会鼓掌欢呼。空投的伞包如果散开，掉落到战俘营外面，中国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抢劫一空，并立刻开始狂欢。整座城市都在狂欢。我们的卡车离开机场，行驶到静安寺路时，前面就被熙熙攘攘的中国人给挡住了，他们一边欢呼，一边挥舞着小小的美国国旗与国民党旗帜。我看向码头区，发现那里通常卖干鱼的小贩都卖起了解放者（Liberator）蒋介石的丝织品印制肖像。

上海公共租界并没有遭遇战火的荼毒。租界内通晓数种语言的人在日军占领下幸存了下来，地下黑市开始向我们供应好些年没在中国见过的奢侈品。优质威士忌被倾倒，牛排都有一英寸厚，香槟和法国葡萄酒开始廉价出售。市面上四种货币在同时流通——日元、美元、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傀儡政府发行的伪币。货币价值频繁变动，有人通过炒货币发了财。只要抓准汇率变动时机，20美元就能买到任何一款德国相机——徕卡相机、禄来福来反光照相机等。丝绸和艺术品同样很便宜，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商人会与作为战胜方的美国人讨价还价。就连拉皮条的人与歌舞厅老板最欢迎的也是美国人。这是上海解放后我们第一次来，当天夜里，我们穿过欢呼雀跃的人群，去了歌舞厅。白俄罗斯人歌舞厅（White Russian）的老板看到穿军装的美国人特别开心，让我们免费吃喝——更夸张的是，他还让我们随意挑选歌舞厅内合心意的女人，任何种族、任何肤色、任何身材都可以，她们都是他的。

隔天一早，我尝试与政治人士取得联系；我了解地下共产党人的工作方式，加上又能随口说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名字，24小时内就联系上了共产党方面，但我发现他们的地下活动已经瘫痪。他们在收到朱德总司令第一号与第七号命令的同时就立刻移动了。“红色工人”（Red Worker）抢占了10家工厂，正与支持蒋介石的“黄色工人”（Yellow Worker）对抗。新四军已经来到上海，在其周围形成了方圆10英里的包围圈。学生想要全面罢课，走上街头；红色工人总工会也想要全面罢工。他们解释了为何还掌控着上海市的部分地区，并列出了这些地区的名称。不过，就在十天前，8月25日，延安已经暂停了起义号召。新的命令要求所有人原地待命，不要有任何行动。命令中说，毛泽东本人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正设法找出和平的解决方案，大家要坚定不移遵守党的纪律。

在日本投降后的头两周里，共产党在上海接管日军移交政权的脚步也许是势不可当的，不过美军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共产党势必得被迫交出已接管政权。在重庆以及华盛顿的美国人将决定政权的移交方式和对象。此刻，毛泽东、周恩来都在重庆与蒋介石、赫尔利谈判，胜利果实的归属权将在那里揭晓。因此，我必须立刻返回重庆，无暇再享受上海的狂欢。

我抵达重庆后才知道，毛泽东与周恩来早在8月28日就到了，当时我们还在筹备东京湾的受降仪式。赫尔利将军先一步搭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他们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供了安全保证。那是毛泽东头一回坐飞机。他在机场当着所有人的面抱了抱自己的小女儿，与妻子告了别，延安群众也来到机场为他欢呼鼓劲。毛泽东紧张不安地上了飞机，但当他在重庆下了飞机，穿上一身宽松的蓝色衣服，戴上和衣服不搭的印度硬壳太阳帽，他的气势马上就恢复了。他坐上车，快速前往蒋介石位于重庆上方山里的宅邸，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套房，有现代化的浴室和抽水马桶。毛泽东拒绝了所有护卫，就连美方提供的军事护卫都不要。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战场上厮杀了那么久，但在正式谈判前的那几天里，他们居然互相拜访，一起在花园内闲逛，蒋介石都穿中山装，一丝不苟，有时会加一件黑色丝绸的中式长外衣，毛泽东则和在延安时一样，总是穿一身蓝色宽松的夹棉袄子。

就在东京湾受降仪式举行当天，严肃的谈判开始了——周恩来与蒋介石政府要员就实际可操作层面展开了谈判，毛泽东和蒋介石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着中国的未来。

我是9月第一周快结束时才回到重庆的，当时谈判已经破裂。凌驾于中国统一、决心、独立这些大词之上的是掌控领土的必要权力：中国各省份都由谁来控制？日军交出来的一切都由谁的军队、谁的枪支、谁的警察来管控？蒋介石给出的承诺和前提始终不变——中国是统一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若愿意像军阀一样，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他掌管，则会在政府中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可以将整个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交给蒋介石，但北方黄河流域各省的管理，蒋介石不得干预。至于东北地区——林彪已率领朱德的军队徒步行军，开始与苏联红军联系，全速占领东北地区；该地区，他们也是不可能交给蒋介石的。

历史走到这一步，各方都理不清头绪，身处当下的每一个人都是迷惑的。人们希望在某个遥远的指挥中心，有人能够把所有这些相互对立的片段通通弄清楚，而不是像日报记者一样，只是将他们随机地收集起来。美国政府内的哪个部门、哪个人或者哪个层级在收集这些片段，远在重庆的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我在笔记本中记录的某些片段，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的混乱——

一则：我们经莫斯科转送到重庆的情报报告显示，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和国民党太亲近，不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如果苏联接管华北，很可能会把他从组织中清除，并接管中国共产党，一如他们对东欧部分国家国产党所做的一样。华盛顿方面也必定得到了该情报。毛泽东会选择站到美国人一边，还是斯大林一边呢？

一则：我们收到的情报显示，苏联红军与中国红军已经在卡尔甘（Kalgan）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卡尔甘是通往蒙古的关口。中国红军已被苏联红军断然拒绝；甚至有部分中国红军被对方缴了械；苏联人正在洗劫和占领东北城市，他们打算将这些城市交给蒋介石的部队，而不是交给中国共产党。

一则：中苏签署了条约。该事件震惊了共产党。此举是否真如条约原文所述，意味着斯大林打算抛弃他们，承认蒋介石，从而要求蒋介石向苏联让出东北部分特权？这是否给我们制造了与毛泽东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

恰好相反的是——

一则：美国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位年轻上尉刚刚丧命于共产党之手。他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有蓝色的眼睛，红色的头发，出身佐治亚州，性格暴躁易怒，以前做过外交使节，中文十分流利。我认识他，很喜欢这个人，他的死令我非常遗憾。不过，他被杀一事的真相在当时就存在争议。伯奇是国民党后方某部的军事顾问，他们与一支共产党部队发生了冲突。伯奇是被俘后遭共产党冷血杀害，还是在战斗中丧命，我们并不知道。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建立是出自对他的纪念，20年后，我将在美国政坛中与该组织相遇。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在这场我们并不理解的内战中，第一个死于共产党手下的美国人。

一则：这一段笔记格外重要。中华民国是我们正式承认的盟友，蒋介石任其总统。我们加入这场战争，为拯救蒋介石的“自由中国”（Free China），引来了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这场战争将我们带到了这个战场，他是我们在此的护身符。英国为拯救波兰被卷入这场战争，结果却在7年后眼睁睁看着波兰落到共产党手中。同样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我们，是否也将看到“自由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

一切充满变数，世界地图将被改写，亚洲将被重塑。不过是以何种方式呢？站在蒋介石一边？承认毛泽东？全然抽身，袖手旁观，让中国军队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我逗留重庆的最后几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事似乎与局势格外相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话陷入了僵局。我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飞机将蒋介石的部队运往中国的沿海与北方城市。魏德迈将军已经飞回华盛顿，咨询政权交接一事，而他的下级将领对这一刚刚启动的大型部队空运行动有不同看法。他们在魏德迈返回前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我也受邀出席。我虽然只是战地记者，但对中国政治、中国战场非常熟悉，个别与会成员认为我可能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当时邀请我的是乔治·奥姆斯特德（George Olmsted）准将，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和平时期是个平民，是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后来还参选了艾奥瓦州州长。奥姆斯特德明白，美国这一举动所代表的政治观念比空运后勤能力更重要。我确信，他邀请我出席，是希望我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论点，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将蒋介石部队空运至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大城市是很愚蠢的，我们所参与的这场内战既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从未对此承诺过什么。

奥姆斯特德请我在众将领面前发言。我指出，将蒋介石的兵空运至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城市是极其冒险的，那些城市周围的农村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是把这些人送到一座座孤岛上，一旦开战，只能依靠美国空运能力提供补给。我们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送到他们无法自行补给军需的地方，美军一旦撤退（我觉得我们会撤退的），这些部队就全毁了。我的出现激怒了一些将领；我的发言只是政治角度的判断，不是可测量的军事确定性。我唯一一次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经历就此宣告终结。会后，一位美军准将冲我吼道：“危言耸听，那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共产党游击队。他们就是美国媒体杜撰出来的。”接着，他还说：“他们根本没有封锁那些铁路所需的枪支和兵力。他们唯一的优势都是你们这些美国记者吹出来，灌输给美国人民的。像你和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老把共产党游击队和他们的作战区域挂在嘴边，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强大一样。我告诉你，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只存在于报纸上。”

不幸的是，共产党游击队是存在的。一如我们的飞机和空运能力是存在的一样。我们的目的已达成，不再需要用到这些飞机、空运能力和多出来的机组人员，但在其他势力看来，它们太具有诱惑力了，根本无法不觊觎。只要我们愿意，一声令下就可以用这一闲置下来的庞大后勤能力帮助中国——蒋介石又在美国政府内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内部认为，帮忙将蒋介石部队空运至共产党控制地区似乎只与机械有关，只是在我们所主导的世界地图上做出了一个地理性与后勤的决策。在美国本土政坛看来，这个决策也是可以接受的——是善行，是慷慨之举，是帮助自由的中国人回到他们的家园。

当时，毛泽东必须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是我们自己将他推回了苏联一方，这一选择也令他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过得并不安稳。对此，没人做出解释，我的相关报道也无法刊登出来。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我们首次掺和进了一场亚洲国家的内战。

我们强大的空军实力反而阻碍了我们的思想，这场空运将我们与中国带向了无法避免的灾难。

我所看到的这场战争的结局，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一致，与我《时代》周刊老板的观点截然不同。鲁斯决定战后发行的头两期《时代》周刊要以两位伟大英雄为封面，第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一个就是蒋介石。他把蒋介石的报道交给我写。按照惯例，这篇文章得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又一次为这个阴郁的中国暴君辩护，我觉得这是《时代》最不明智的决定。我直接发了一封电报给鲁斯，严词拒绝了这个任务。他立刻指责我有党派偏见。我又回了一封电报给他：“我所在分社在纷繁复杂的紧张局势下依旧竭尽全力好好工作……我厌恶别人公然称我为党徒……本周只有达成妥协，才能够避免中国国内冲突的发生，才能避免二者只有一存的情况发生……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才是事实……过去一年，（《时代》周刊中）针对中国问题所给出的每一个主要解决方式都表现出了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一次，我要求回国亲自向他解释；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任何妥协。他命令我立刻回国。

在我离开重庆的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与重庆好好告别，当天夜里，我爬上了我最爱的那座山。山顶是重庆的最高点。有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嘉陵江两岸，目送嘉陵江水汇入长江。除了蜿蜒曲折的河道，我还看到了万家灯火，灯光交织在重庆各山脊周围，非常明亮，毫无畏惧。满月悬空，月光盈盈。我以为这里除了我不会有别人，结果草地上聚集着不少中国人，三五成群，俯瞰着这座希望之城，7年前，他们的家园被日军占领，他们被迫逃亡至此，生儿育女。当时的他们相信蒋介石，相信中国，如今，我想他们是要返回家乡，上海、天津或任何别的城市，去重建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中国。他们在月色下沉默，一言不发，俯瞰着嘉陵江，期待着返回故土。不过，他们希望重拾的过去是永远回不去了。

我也要回家了。而且和他们一样，我的过去也永远回不去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还是个想当历史学教授的小伙子；后来经历太多，让我放弃了这一目标。如今的我是名记者，我也希望下半辈子能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如果我能成为第一个把中国故事带回去的人，或许还可以将新闻报道写成一本书。

对于记者来说，唯一可供凭靠的值钱资本就是社会关系。我在这边的美军总部有熟人，可以设法弄到第二优先权——航班，可以让我在一周内离开中国，抵达纽约。9月18日，周二，我出发返回纽约，这时，“二战”刚刚结束两周，另一场战争已经掀开序幕。将蒋介石部队带向东部沿海的伟大空运已经开始，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终将吞噬他们的灾难。蒋介石部队的空运方向是东，我则登上了一架向西的飞机。这是我最后一次翻越驼峰，飞过印度，飞过非洲，在卡萨布兰卡有所延误，然后飞越大西洋，抵达位于纽约市外围的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Floyd Bennett Field）。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机场没有军方的旅行通行证也可以自己叫出租车去曼哈顿。我还穿着军装，但我又一次回到了平民身份，是自由且不受约束的。

纽约是我最爱的城市。我坐车进入市区，在老的新韦斯顿酒店（New Weston Hotel）办理了入住手续；隔天一早，我就去买了一身西装。我之前离开美国时只带了准备穿完就扔的衣服，还有一套母亲亲自为我挑选的新西装。如今，到这一周差不多是整整7年过去了，我正在给自己买美式西装。不是军装，是真的西装。因为我还穿着军装，售货员给我打了个折，他说这套棕色、细条纹的西装会让我重新变成一个平民。我再也回不去波士顿的家，中国也不会再给我家的感觉了，只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点。

我需要马上开始的下一任务很明确：写一本书，讲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不得不说，这不是我的第一本书，也不是我最好的一本，但是完成得够快。你的目的若是将公众理解导向你所希望的方向，那么“快”就是精髓，信息传达必须及时，快速传达给大众，再通过大众传达给政府，政府会在人民的压力下做出相应的决策。我的信息很重要。它是新闻，不是历史。这些年，我会学到，新闻远比历史危险得多——无论是对记者来说，还是对他们所报道的对象来说。在那一刻，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鲁斯的彻底决裂。几周内，贾安娜也会从中国返回，回到《时代》总部，与我会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所有人都怀抱着这样的幻觉，以为只要我们指得够清楚，就可以让事件朝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大步前进。

1. 海防为越南东北部港市。——译者注

2. 作者所说得“腾越”（Teng yueh），即今天的滇西重镇腾冲，云南保山市属下的县级市名。——编者注

3. 1500英尺约457米。——译者注

4. “金发美人”（Blondie）这一绰号来源于拉维恩·G.桑德斯炭黑色的头发，是反话。

5. 7500英尺约合2286米。——译者注

6. 6000英尺约合1828米。——译者注

7.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译者注

8. 2平方英尺约等于0.36平方米。——译者注

9. 梅津美治郎最终于1949年死于癌症。——译者注

10. 原文件中将Potsdam Proclamation译为“波茨顿宣言”，现在通常译为“波茨坦公告”。——译者注

11. 引文出自命令原文。——译者注

12. 引文出自命令原文。——译者注

13. 引文出自电报原文。——译者注

14. 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是上海市南京西路在1862—1945年之间所使用的路名。——译者注

15. 此处是指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注

第三部分 欧洲：1948—1953

转型中的记者

离开中国六天以后，飞机在纽约降落。讲故事的人还沉浸在原先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中不能自拔。

他满脑子都是中国，这样的状态好像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中国的战争教会了他怎样做好一个记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战争走向胜利和革命，中国已经呈现出每天都要发生好多重要事件的状态，这些事件都是天然的新闻报道素材。他还明白了，每篇报道都是向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向曲折前进的一小步，只是人们回过头来视其为历史，而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怎样把在中国的报道结合起来看整个历史；而且他希望不经过新闻杂志编辑的提炼就把事件报道出来，并将报道写成书，然后再次前往中国目睹革命的高潮。

然而事实是，此后将近30年他都无法回到中国，因为纽约将困住并改造他。当然了，这不是突然发生的。《时代》准许他在战后离开6个月，他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一头扎进自己的笔记，直到完成整部书。回家不到两周，他就搬进了东29街一个阴暗的公寓，与贾安娜一起工作，开始狂敲打字机。他们有一个令人激动的使命——不仅要第一个发表被禁止发表的对中国战争的真实报道，还要传播这样的信息：美国是时候离开中国了，现在应该让中国自己去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

然而，纽约不可能对这个信息毫不知情。这座城市在战后的磷光现象中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摩天大楼的灯光亮了，在黑暗中显得像一根根光柱，由每层的房间射出的灯光组成，就像一道道条纹和小洞。纽约是真正的帝国之都。也许华盛顿会因为有西方世界的首都称号而与之匹敌，但纽约则令人更加热血沸腾。这里有舞会、剧院和音乐。雅俗不同的各种纽约文化，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守卫的一部分，而此时美国正处于战后过度繁荣的起点。城市大多数人遵纪守法，女孩们漂亮可爱，街道和公园安全而景色优美。一趟地铁只花费5美分，百老汇最好的座位只要4.8美元，食物好吃又便宜。

纽约总是最快地给旅行者和流浪者提供享受更好生活的机会，没有比1945—1946年的冬天有更多这种机会的时候了。

他觉得很幸运，他有一个住所、一份工作和一个假期灵活的职业。战后大归潮的报道在他脑海里盘旋，在他眼里那不算是新闻，因为他自己也是回国的一分子。在战后的几个月里，1300万的美国年轻人被从军队放回，寻找最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去哪里休息？去哪里寻找财富？去哪里能找到朋友和住所？当时，对上百万人来说都是改变工作、生活方式、家庭和目标的时候。

对埋头写书的这位报道中国的人来说，他还没有把他自己适合去哪里的问题摆在面前。他生来是一个集体性的人，只要能待在一个定期发合理薪水还能给他荣誉和尊严的组织中，他就觉得再舒服不过了。10000美元在那些年是很大一笔工资，只有高级职员和管理层才能享有。大洋彼岸的《时代》已经把他的工资提到了10000美元，而且一旦完成这本书，他知道他会回去拿着更高的工资工作。

因为他以为他将回去继续为《时代》工作。事实是去年在中国，愤怒之下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威胁《时代》要辞职。但是他是如此欣赏亨利·鲁斯，他相信书一旦出版，他的反对意见就会得到鲁斯的肯定，他也会回到通讯记者业，坐上某个令人向往的新位置。那时他天真地以为，他可以两者兼得——既能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又能享受与他意见相左的组织带给他的好处。他不切实际地认为，组织对雇员的忠诚度会和雇员被期望的对组织的忠诚度一样高。他还不明白，组织和公司都有内在的忠诚对象，那就是驱动他们前进的势力，面对这股势力个人只能做出牺牲。他自认为对《时代》的忠诚问心无愧，虽然他与之意见不合，对它公然抨击，发表讲话表达他对报道被扭曲的不满，但不可否认他是《时代》的一员。甚至有一次在他离开《时代》数年之后床头的电话将他从香甜的睡梦中吵醒，他还条件反射一样突然对着话筒说：“我是白修德，《时代》杂志的白修德。”

这本写中国的书很自然地就从打字机中诞生了，完稿时他将手稿寄给了亨利·鲁斯——不是为了审查，而是出于礼貌——然后紧接着就开始作为《时代》的外国记者继续进行报道工作。

过了几周的时间鲁斯才对这本书做出回复。这位总编和他最钟爱的驻中国记者已经在第一个冬天的社交场合见面好几次了，白修德觉得鲁斯被阿谀奉承蒙蔽了，他已经严重地刺激过鲁斯。而现在他们的关系即将面临终结。这次终结发生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33层鲁斯向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有极佳视野的房间，从这里可以对小一些的建筑和曼哈顿决策层的顶端一览无余。

这次交锋极具情绪化，交织着有如父子的情感和工作上的关系，比起公事更具私人气息。鲁斯，记者的上司和主管，愤怒得出奇。他觉得他手下太多的年轻人都把《时代》当成了垫脚石，背着杂志社获得荣誉。比如，年轻的约翰·赫西。他与赫西的关系正在分崩离析，从鲁斯的话中听不出来赫西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辞职了。但是赫西已经当面跟鲁斯说了，《时代》杂志上的真实报道跟《真理报》上的差不多。白修德这时才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甚至更大的理由让鲁斯感到愤怒。鲁斯用《生活》（Life）的预算开支派赫西去战后的中国为《生活》杂志报道，赫西也已经给《生活》写了几篇高水平的报道。但在他从中国回来的路上，赫西在日本广岛停留，然后用非工作时间写出了那篇现代报道的杰作《广岛》，他将其发给了《纽约客》（New Yorker），而不是《生活》。鲁斯深色眉毛下面双目瞪圆，说：白修德和赫西都是忘恩负义之徒！

鲁斯说，因此，他现在有一个问题给白修德，白修德只需回答是或否。他自己正要去度假，白修德可以仔细思考他的问题，但是鲁斯希望假期一结束就得到明确的答案。现在他的话对白修德来说是缺少感染力的，它代表着组织正在检验一个不再配合整个机器的奇怪齿轮。鲁斯问：记者本人会不会接受未来鲁斯指派给他的任何工作——即使它意味着头等的苦差事，即使它意味着在纽约从事改写工作一两年？简单地说：白修德是属于《时代》杂志还是只是在用《时代》取得自己的个人利益？记者感到有些害怕，但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他现在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驻外记者，他不可能接受《时代》指派他做除了实地考察以外的任何工作。他狂躁地敲击桌子，坚持说他已经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时代》取得有用的报道，这已经证明了自己对《时代》的忠诚。鲁斯这时愣了一下，他拒绝分配下一个任务给白修德。白修德想去莫斯科，那是可以商议的，鲁斯说，但是他必须先回答出版方的问题：他到底愿不愿意，就算是知道自己不能从写字桌上得到任何荣誉，也会接受杂志社交给他的任何任务，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就这样，1946年7月12日，周五，鲁斯远走度假了，那天中午白修德对鲁斯的代理人之一给出了准确的答复。不。他不能继续为鲁斯工作，除非是提前表示同意否则他不会接受任何任务。鲁斯的代理人听了之后说，亨利正等着这个答复，还留下话说，如果没猜错的话，结果应该是，白修德在组织中已经没有位置了——只要白修德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便如此，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的某个未来时间，当他们再次用相似的眼光看世界，鲁斯会很愿意考虑白修德的回归。

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辞职了还是被辞了，总之他与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吃了午餐，那是他战争时期的同事，《生活》的摄影师卡尔·麦登斯（Carl Mydans）；两人沮丧地思考着他的未来，他在哪儿可以找到新工作，自由职业者的可行性，或者他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卡尔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从《时代》离开，建议他做个干脆的了断：一个人被辞了的时候，尽快脱身，不要让他们对你感到怜惜，不要徘徊，不要悲伤。所以白修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整理文件、回忆录、纸张，他已经做出决定要从家里给办公室的同事写告别信。告诉他们他做了什么事，他必须这样做，但是原因很难解释。

然后，事情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刚刚吃完了午饭，“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评论就出现了；出版他的书的出版社告诉他关于中国的书被俱乐部选中了！白修德感到很吃惊，只问道这意味着什么——回答是它意味着两位作者至少获得80000美元。午餐之前他还有绝望、无助和被抛弃感；现在他自由了，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有钱了！有钱了！所以，他没有带着装有自己的文件和笔记的包裹安静地灰溜溜离开，而是在他先前希望度过整整一生的地方转了一圈，他不是要宣布自己被辞了的消息，而是低调地告诉大家，他将在今天下午离开——顺便说一句，“每月一书”俱乐部已经将他的书选为秋季精选。以一个骄傲的姿态离开是更好——但是他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不从属于任何人；他强烈地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那个问题，他适合去哪里？

他用预料之中读书俱乐部给的钱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辆汽车，这是他拥有的第一辆车。下一个消费项目简直是放纵：在这个7月的周末和书即将出版的10月期间，他没有工作，从这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开车穿越整个国家，去看看美国。他相信这期间一定会发现好的报道。

他曾经住在纽约的一个像茧和洞穴一样的公寓，精神则在中国朋友和战后回归记者的小小圈子里徘徊。中国这本书的写作让他把自己密封起来，并卷进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里。不如在这个国家逐个拜访第11空军中队的同志，看看他们过得如何，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探索美国的方式呢？

因此，他驾驶着他的二手车出发了，去看这个有一天会比中国更甚地将他卷进政治的国家。他计划着他的行程：沿着谢南多厄河谷向下，穿过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接着经过佛罗里达州，穿过密西西比州，通过河谷向上到艾奥瓦州，穿过科罗拉多州的平原和山地，然后去犹他州、爱达荷和华盛顿，然后一直沿着海岸线去圣迭戈，再一次向东穿越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芝加哥、俄亥俄州，最后回到波士顿。

他在这次10000公里的旅途中用长长的笔记填满了笔记本，但都是在写一段处于战争情绪的小事件。

这段向他介绍美国政治的事件，反映了美国人在战争中学到的暴力留下的影响。它发生在田纳西州，麦克明县阿森斯；它不仅独特，甚至回忆起来更觉得复杂，因为它是唯一一件这样的事件。这样小的一段事件不足以成为历史，但是却第一次向这个旅行记者暴露了美国政治肮脏的一面。

田纳西州麦克明县，是珀斯·克朗普（Boss Crump）的孟菲斯直辖地边缘的一块整洁的封地。当地的县长和恶棍统治着阿森斯；除了一家小小的报社，当地法庭、警察、政治机构全都是腐败的。当时1946年阿森斯正举行一场选举，选举执行长官和其他官员。但是这些曾经是优秀步兵和狙击手的田纳西山男孩们刚从部队回家，满脑子都是军事教化和鼓动灌输给他们的简单想法。比如：德国和日本是独裁政权，但是美国是民主国家，人们可以自由选举他们的领导人。这些大山里的男孩把这些说法当真，还组建了他们所谓的GI党，该党唯一的演讲承诺就是：“你们的每一张选票都会被算进投票结果。”这个原则还没到被美国的内陆地区广泛接受的程度，但是在田纳西州的阿森斯，这个想法已经成熟。

GI党——大多数人是抗战老兵和无名小卒——与克朗普的机器选票相对抗，而在选举日的下午，关键的票箱按照战前的惯例被收集起来送到了县牢房，机器会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数票。这种做法激怒了GI党。他们擅长射击，一些人是擅于摧毁敌人的工兵，距离不远的当地军火库里有步枪和机关枪，一个当地的农民有一个存储炸药的地窖。就这样，如同攻打奥马哈海滩和亚琛那样，他们先袭击了军火库，然后一路狂轰滥炸去了县政府，那里大腹便便的市民代表根本没有能力抵抗这些曾经帮助摧毁了国防军的人。然后这些人当众数票，履行了诺言，当然，所有的票数算完了他们赢得了选举——赢得干净、公平、绝对。

这个小事件自然被写成了一篇很好的报道，报道中国的记者将它寄到纽约并得知《哈珀》杂志接受了它的出版，他很是兴奋。正试图找到适合从事方向的他突然发现，也许写美国政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第一印象中，他错误地认为，美国政治比中国政治要简单多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在他的报道之一有一个章节的开头就反映了这样的错误，只是这个错误很久以后才成型。然而回看过去，从田纳西州阿森斯的开始到后来的美国政治章节，他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只是在这国家四处游走去拜访田纳西州的老兄弟，他就目睹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时代走向结束的过程，在启蒙和繁荣彻底改变老式的南方之前，他就已经俯瞰了那种政治。这些政治的残忍、腐败、堕落有时也是杀人的。这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一个第11轰炸机中队的老同事告诉他的，他曾看见他的妹夫在一个舞池里被刺死——然后他战栗着目睹了当地的官员拒绝逮捕和起诉杀手，因为杀手和法院的人有关系。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纽约这些北方的政治机器，虽然腐败，但不至于杀人。而在南方，他们赦免杀人者：黑人可以随便被杀，白人被杀如果造成极其麻烦的后果才会被起诉。所有更好的、已经跻身国家权力中心的南方政治家，都将南方政治的腐败和个人独裁的民间传说当成口号，到处号召人们反抗暴政。从田纳西州的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在1956年初站在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吉零下17摄氏度的雪天里谴责珀斯·克朗普，到佐治亚州的吉米·卡特在1976年大选中谴责劳工的老板们和大城市，进步的南方人用民主选举来对抗县政府帮伙政权的残余势力耗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然而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郊区和超市改变这片土地之前，战后第一年，正愉快地独自进行跨美之旅中的记者正探索一个比这更大的报道。他想看看他在中国的勇猛无敌的同志们通过做什么在美国谋生：这会告诉我们梦想是否会成真。他发现这些刚退伍的老兵虽然迷茫，但也愉快。这些一年前才完成了战士使命的男人，如今都一样普通、平和、好相处，就好像杀戮根本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白修德来到西海岸之前，他驾车从爱达荷和卡默斯河谷驶过，然后去了华盛顿的亚基马河谷，之后驶向俄勒冈州、红木林，沿太平洋到加州、旧金山的海岸悬崖向南——早在之前白修德就觉得他已经玩得很开心了，而他也知道，他不能从第11轰炸机中队回归后的正常生活中编出一个报道来。他们各有不同，战争使他们集合在一起历险，和平使他们分开，他们回国后成为老师、农民、售酒老板、加油站人员。

第11轰炸机中队中最健谈的一个人是应征入伍的爱德华·沙利文（Ed Sillivan）。沙利文对政治的话题表现出极大热情，两人在战争期间已经讨论过很多话题。但是他们在旧金山的重聚却很平淡。沙利文正在广告行业挣扎谋生，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见面几周以后，沙利文给白修德的纽约地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但是我现在真的需要谋生，在我做到这一点之前，讨论战时我们聊过的任何话题都是无意义的。”

除了阿森斯一战，3个月的环美自驾游中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值得报道的东西。这样，正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记者来说再普通和显然不过的报道内容，让他错过了真正的历史事件。在夏秋的那几个月，记者正驾车穿过整个国家寻找报道素材的时候，历史就在1946年的大选中被创造了。但是记者那个时候对美国的选举机制一点也不感兴趣，那时他远远没有意识到选举机制的重要性。

1946年大选是一场试图抹去战争阴影的选举。那年秋天，共和党人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国会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承认当选是使美国屹立不倒的使命，能使时间静止，反转指针将美国倒回战前那些虚幻记忆中的样子，时间倒退到，比如，1925年、1928年或者1936年。第11轰炸机中队的成员可能会压倒性地投票给共和党人，他们只是想回家，不受打扰地和母亲、新婚妻子、家庭在一起，得到房子、车子和工作。他们曾经有满腔热情和对家人太多的牵挂。美国吸引人们的将是历史上最坚不可摧的繁荣的延续。

那年秋天很多老兵都去从政了，回顾历史，他们进入政界时因正值1946年大选而没有被人们察觉。归来的老兵，曾经扭转了外国世界的形势，在接下来的30年里也准备扭转美国的政治形势。肯尼迪（John F.Kennedy）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是从太平洋战场的海军服役回来的，在1946年参加了他们的第一次大选。来自威斯康星号称“机尾炮手乔”的麦肯锡、一直以来的自由主义者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一直以来的保守分子奥拓·帕斯曼（Otto Passman）同样也是第一次参选总统。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彼得·罗蒂诺（Peter Rodino），与乔治·司马萨斯（Gorge Smathers）和瑟斯顿·莫顿（Thruston Morton），同样以较少得票输给了两位未来的总统。那一年从政的黑人老兵如果有也是很少的，一共有两位黑人议员，纽约的鲍威尔（Powell）和芝加哥的道森（Dawson），此时已经出现了黑人议员，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只有仅仅两名，但是一定已经让黑人老兵们很满意了。

在追寻逐渐远去的战争和友谊的同时，记者完全是眼睁睁地看着退伍老兵涌入政界，年轻的政客在公共的竞技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回到了纽约，就算他也许能够发现和得到他想要的大报道，他也并没有带回来——回来之后，他给自己找了某个公众人物去报道。已经出版的书让白修德和另一个作者饱受争议，由于不同的政治诉求，全国的编辑评论都在提出表扬或反对。

白修德十分享受公众的关注。

看起来他的幸运不止于此，这本书给他带来了极度的运气。他的幸运在于他在战时的重庆第一次遇见了出版商威廉·斯隆（William Sloane）。斯隆想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关于中国的战时故事。斯隆在他的书背后做了极大的努力，但也像它的两位作者——白修德和贾安娜——一样为书的巨大成功感到震惊。此书享有的更多幸运在于它受到一位叫作哈里·谢尔曼（Harry Scherman）的慈父般的绅士喜爱，他就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主席；尽管谢尔曼很少干预俱乐部的编辑政策，但他作为一个朋友谦逊地建议，如果书的标题从原来的“时间的一点”改成解释这本书的内容的东西，比如“中国的惊雷”，书会卖得更好。谢尔曼的建议显然非常实用，书名改成了“中国的惊雷”，结果此书成了最畅销书。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畅销书是最快进入公众视野的门径之一。很少有美国人买书，记得它们的人甚至更少。但是一旦作家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书被放在书店的橱窗，作家就会抱有宏大的幻想。书的作者把母亲和姐姐从波士顿接过来，带她们走过第五大道，把书店橱窗每一本他的书指给她们看。他母亲看到这一幕有多欣喜自然不用说，而他的姐姐，一个多年的图书管理员，也很高兴但是更加实际。她了解畅销书的兴衰——被出版商贱卖，多余的库存大减价，或者被清出图书馆，图书馆总是追随摇摆不定的大众口味。

《中国的惊雷》就经历了大起大落，迅速流行并迅速淡出。包括读书俱乐部的购买，一共售出了450000本，除了两本著名的小说，赛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和爱丽丝·蒂斯达尔·霍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的《中国油灯的故事》（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销量比其他任何关于中国的书都多。

但是《中国的惊雷》是关于政治和革命的——出版于1946年，那时正当美国进入最暴力的反共立场的思想循环和内部镇压，这种镇压在麦卡锡时代达到高潮。

作为一个作家，白修德觉得自己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书籍流行机制，以及主宰它的文字政治。最畅销书来自两种方式：最简单的是通过纽约的流行评论，主要是向那些希望紧跟时代思潮的“迪比克的小老太太”们传播。又或者是口口相传，想法简单的内陆读者希望成功挑战纽约的时尚言论。美国这两种相反品位的世界相互碰撞，当时这本书不论受到纽约流行评论的贬低或是赞赏，阿勒格尼山脉下的读者们总会呈现相反的言论。

根据他第一次接触书籍政治世界的经验，白修德发现自己被大多数的中东部主流报纸抨击；而相反的是，受了纽约指点的自由主义报刊一齐赞美他。白修德此时正在曼哈顿享受着成为舆论焦点的感觉，他沉浸在短暂的名誉中，而没有意识到更长远的影响，这使他被扣上了“让中国赤化”领头人的帽子；他根本不知道随着书的出版，联邦调查局立即对他展开了调查，注意他的演讲和行为、他参加的会议，还追踪个人生活的细节甚至追溯到了战争年代。他之后才意识到这些。这时他还只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危险分子”——这意味着他会受邀演讲、出现在广播节目中，以及享受着似是而非的重要身份。

中国，作为历史学家很难说清楚其过去的国家，在美国思维里已经成为一个被感性化的象征：在商人眼里是4亿消费者，而在传教士眼中则是为上帝留下的一片土地。在1946年之前，代替了中国传说中的傅满洲的蒋介石也成为一个使用手段玩弄左右两翼政治的象征。美国政治极端化正如外界认为的那样，一个人要么站在扶蒋反共的立场，要么支持毛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白修德对两种想法都觉得不自在，但是被夹在两派之间，被奉承着受邀去演讲，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主义左翼。白修德觉得美国撤出中国事务十分必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自由主义左翼就是正确的，另外一派则是错的。

1946年底《中国的惊雷》已经持续畅销了几个月，在新的国会班子接手之前，未来充满了可能性。他可以两者选其一，担任《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记者或者《新共和国》（New Republic）编辑。他觉得自己不再缺钱了，《新共和国》工资微薄，《周六晚间邮报》给出了双倍不止的薪酬。但是《新共和国》的新编辑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是他的政治英雄，所以白修德决定要遂愿参加《新共和国》。

他在这里的经历很短暂。白修德还在找适合自己的地方，当时他觉得《新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毫不偏激地描绘战后的美国自由的新周刊。但事情不会跟他想的一样。前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的存在强大地支配着《新共和国》。华莱士有时会是有魅力、有想法、好心的。他很擅长讲他懂的东西：土壤的秘密，农场，花园。论种植天赋，华莱士是个天才，那时他在自己纽约的农场里培育巨大的草莓。亨利·华莱士的巨大草莓和杂交玉米也许是他对美国文明的活力最持久的贡献。但是华莱士在政治上是个悲惨的人，古怪、野心勃勃、自以为是；他的朋友们视他为一个热情的神秘人，他的对手称他为“泡沫脑子”，后代可能会将他描述为领袖人物。他是白修德遇上的第一个追求总统职位的福音派教徒，在后来吉米·卡特成为总统的选举中，他的得票夹在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之间。然而，在这些人里，华莱士是最虔诚的上帝真理与和平的追寻者。

和《新共和国》的每位工作者一样，白修德认识到杂志社将会成为华莱士1948年大选的政治喉舌。但是令他吃惊的是，他进一步了解这个人之后，发现华莱士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是反感。但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在1944年担任副总统然后1947年成为总统的，本来可以是华莱士而不是杜鲁门。还有，白修德将发现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遍一遍地认识到，政治中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总拥有个人礼貌和明智的耐性。《新共和国》的写作自由比《时代》更小。几个月内，白修德就被惊呆了：他在《新共和国》写的东西都要适应并支持亨利·华莱士的那一套观点，就像他在《时代》写的东西都要适应亨利·鲁斯一样。

还不只这样。《新共和国》稍有观察力的工作成员都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华莱士不仅竞选总统，还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帮扶和建议，并天真地默许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与白修德在中国认识的愿为信仰而死的共产主义者大不相同。这些人是美国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就是一群烦人的疯子，想要利用顺从的华莱士做他们的护盾，从而在1948年成立进步党。华莱士对奉承很多疑，然而这些共产主义者奉承他，在他的鼻孔前焚香，吹嘘他自己的观点，耗尽了他的声誉，使他在多年后的历史上留下了怪人的印象，最后只不过是美国政治中的一声唏嘘。如果他一生耕耘，不问政事，也许他能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天才与卢瑟·伯班克、约瑟夫·亨利和伊莱·惠特尼相提并论。

白修德还发现了另一个事实：被个人指派或支配的杂志，如同大部分党派杂志和那些以市场、利润为主导的杂志那样，发表的观点受到严格限制。亨利·华莱士曾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浅棕色头发才刚刚开始出现银色，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而言，他清晰的脸庞和肌肉都有着一贯的吸引力，他的热心肠众所周知。但是在所有这些之下，他却是个自我陶醉的人，只会讨论两件事：植物基因和他自己，而第二件事因人们异常的怀疑而变得复杂。当白修德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华莱士，他要与在亨利·鲁斯的《时代》工作的一个年轻姑娘结婚时，华莱士沉重地说：“唉……婚姻观念的渗透。”

没多久1947年夏天，白修德就离开了《新共和国》，因为那年春夏《新共和国》就如《时代》曾经容忍蒋介石那样，容忍苏联的外交政策。亨利·华莱士根本无法平息内心的杜鲁门之殇，所以，白修德在这里找不到位置。

白修德就像当初离开《时代》那样离开了《新共和国》——善意无法弥合政见不和。他告诉自己他会重返属于他自己的亚洲政治历史领域——但是两大事件的发生延缓了他的离开。

第一个事件是一个政治的、个人的、历史的诱惑。

史迪威太太需要他的帮助。史迪威先生在1946年秋去世。史迪威太太留着他的日记、手稿和回忆录，希望她的丈夫得到历史的明证。白修德像任何记者一样与“乔叔”亲近，所以他主动拿出自己的6个月时间编辑和整理他的手稿。《史迪威文稿》极具事实和真相，每天白修德把史迪威整洁清晰的字迹钉在一大块事件墙上，把中美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变成了一场著名人物的狂欢。《史迪威文稿》的出版赞颂了那些受史迪威尊敬的政治家，销量不错，只是进一步减少了白修德的机遇。他被编辑们抨击，说他将一个伟大的美国战争英雄的个人思想进行扭曲、亵渎、裁剪和加工，使之成为一个针对中国的左翼政治观点。这使他加入《新共和国》之前拒绝过的工作机会都消失了——所有的主流杂志约稿，所有的工作职位和机会。麦卡锡时代就要结束了，除了《中国的惊雷》赚的钱什么也没剩；而钱不能给人生活的能力和目标。很少有人通过得到足够的钱获得完全自由，从而可以把时间花在自我思考上。1948年初之前，白修德就很清楚他还要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和目标——并被目标鞭策前进。

对目标的需求来自年轻的天性和心态——并在他经历了有关婚事的巨大愤怒之后，这种需求达到了高潮。

愤怒部分来自过去，来自贾安娜。他在写《中国的惊雷》时就已经开始和他在中国的搭档恋爱，然而两个如此强烈意志的人在一本如此复杂的书上的合作，不仅没有让他们走近，反而凸显了俩人性情的差距。还有就是，他像很多的退伍老兵一样觉得已经到了结婚的时候，然而她还深陷守寡的状态不肯结婚。到1946年底，虽然他们的书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的伙伴关系也走到了终点。

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后纽约，他已认识了一位在《时代》工作的漂亮的研究员并与之相爱。她年轻、漂亮、可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向南希·比恩（Nancy Bean）求了婚，她接受了，结婚日期也定了。

战争消除了太多的传统社会差异，他从未意识到在做出结婚的决定时他已经背离了犹太传统多远。背离信仰结婚根本没有让他感到自责。

他的新娘南希很自然地不希望如他所愿在一个犹太教堂里结婚，他表示理解。她也对他不想如她父母所愿在教堂里结婚表示理解。他们都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美国人，由纽约的法官提供的市民服务是再适合不过的。结果很难安排。那时候纽约只有一个权威的新教法官，作为民族社区的一个新教徒，这个法官忙于出席各种情谊晚宴而筋疲力尽。这对未婚夫妻要找其他法官为他们证婚，然而他们发现没有一个犹太法官愿意为一个犹太男子和一个非犹太教徒证婚，在那时这是政治上的自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宽容的天主教徒，贾斯缇斯·詹姆斯·麦克纳利。他被告知新娘是一个新教徒，新郎是一个犹太教徒，两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一个天主教徒是不能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证婚的——他意识到在上帝眼里两人都是异教徒，因此他作为一个市法官为他们证婚不会受到政治上的伤害。他确实这样做了，他在一个谋杀案审判休庭时上楼宣布他们为丈夫和妻子。

这是一个奇怪的婚礼。南希·比恩的父母站在室内的一侧怒目而视。白修德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一起来了，白修德的姐姐虽然爱他，但是拒绝参加这样的婚礼。其间，一两个以前的战时记者和法庭记者溜了进来。他们就这样结了婚。

对于白修德来说，他不觉得跟这个年轻女人结婚背离了任何信仰抑或传统的一小部分。他们希望能有孩子，但是这些孩子是属于将要到来的未来美国的，那时每个美国人都可以摘掉分类的标签，免受由传统和血缘带来的任何歧视和偏见。

当他站在审判庭楼上结婚时，这个当然不是占据白修德脑海的全部想法。尽管没有得到承认，但是真正严重的不是宗教、传统和信仰的不同。真正严重的是阶级差异。她总是想象自己身为康涅狄格州地主阶级的女儿，她的位置应该是在桌子的主位斥责她选为丈夫的政府官员、议员或者领导。而白修德总是害怕他会被赶下桌，除非能证明自己有坐在桌边的权利。

他们就这样结了婚。如果他爱她，白修德写作和社交就一定会受妻子的影响。他们结婚二十几年，南希·比恩影响了他所有的写作。虽然他们吵得越来越凶——但他总是会听着。

她很漂亮——有美丽的秀发，淡褐色的眼睛，圆脸。她总是神采奕奕，到哪聚会都会变成一场派对，派对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直到很晚他才意识到他就像她喜欢派对那样讨厌派对。还有，南希·比恩无所畏惧。她也曾去海外赴战，回来时已是一个满腔热血的自由主义者。她还了解且鄙视商业公司：他父亲是当地商会的主席，一个高级工程师和执行官，介绍可塑铁的教科书作者，一个高品质的男人。但是他因为对公司高位的争夺饱受折磨，那时候她不想成为公司的一员，然而，最后她还是会回家成为其一部分。

新娘身上的一切品质都影响着记者的选择。但是当时所谓的选择，其实正在被更大的事实限制着。他那时已经被几个月之前还在搜索他的作品和署名的大众出版商列入了黑名单。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将作品印刷在一些小众的左翼杂志上。在一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因为写了两本不受欢迎的政治探险书而得到惩罚的人，如果他允许，他可以让那些人把自己变成一个烈士，或者人们会发现他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分裂出的某个群体的一员，群体里的人的生活交织着通向革命和美国巨变的宗教方法。但是这些教徒和他们的争论使他感到无聊。

老朋友的友谊也在逐渐溶解，战争造就的同志之情的纽带在磨损。他最好的朋友都是一起在中国的老朋友，但是他和他们是同起同落的，而如今新闻不清不楚地报道着蒋介石的持续垮台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持续前进。中国的那些老朋友都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智慧，回忆他们对美国干预中国事务的警告。他们一直活在过去。他其他的同伴以前都是战地记者，但是他们也被某些内在的自然规律主宰着而彼此不同。一些人不能摆脱战争，比如杰克·贝尔顿（Jack Belden），他也许是所有战争记者里最有能力的，他永远听得见搅扰他内心的战斗声。其他人在纽约的言论界随波逐流，在像斯多克俱乐部和“21”那样时尚的地方互相问候，白修德对此觉得十分不习惯。或者有的人消失了。其实还有其他人，前战争记者，白修德敬佩的人，已经找到他们未来的去处——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和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他们所有人都把他们记忆中的战时荣誉放在一边，继续着新的努力。

白修德自己很晚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几个选择。他的新娘对他想进入出版和商业公司的意图感到好笑，她总是十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成了白修德战地记者朋友圈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使她着迷。她想跟着那些曾经游走各国的人一起四处游走在巴黎、东京、香港、越南。那也是他自己的爱好。直到那时为止做驻外记者还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部分。他喜欢这个工作，他的妻子也喜爱这个职业所承诺的浪漫。所以1948年春天他又开始寻找海外的工作。

这很难。没有哪家好杂志或报纸会雇佣一个出了名的“左翼”作家。经过寻找，打电话，卑躬屈膝地寻求空缺职位，他终于能在1948年的5月找到一个地方——准确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的工作——提供一份边缘性新闻类工作，职位叫作海外新闻代理人，这个职位至今还不用害怕日渐高涨的对打击自由主义记者的偏执。他们将会任命他在巴黎做一年的驻外记者。薪水不是很高，但是他还有《中国的惊雷》剩下的银行存款。然而，他得到的报道任务却很重：马歇尔计划已宣布，美国将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欧洲。他将会这样向人们报道。其实，白修德对美国是否能比拯救“自由中国”更好地拯救“自由欧洲”保持怀疑。但是这个旅程确实让人兴奋——巴黎，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这就足够让人兴奋了。他知道他在母国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已经被国会委员会召见过，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去避免调查和为自己辩解。所以在争议平息之前他会暂时放下去中国的想法，在欧洲待一年以后和他的新娘一起再次前往亚洲。看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他暂时不能融入纽约和美国，那他还可以融入巴黎，从事记者的职业。

因此他们在1948年6月离开纽约前往欧洲，启程踏上了他们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路线。

然而事实是后来他们将在欧洲待上5年半的时间，不仅了解了彼此，还了解了欧洲的思想。

他不知道欧洲意味着什么。他会发现欧洲是所有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他会看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奇迹和辉煌，这些位于土壤肥沃的半岛的美丽国土，从远处的阿尔卑斯山顶先陡后缓的地形。他会感受到欧洲人如何折磨彼此和继续折磨彼此，不停地创造着现代人生存的价值。他会发现这是一个临死的文明，被欧洲人在两次世界中大战中投放的炸弹空洞化，他还会发现，只有美国人用马歇尔计划才能拯救欧洲文明，尽管他自身对马歇尔计划并不看好。

当时从记者这个职业来看，欧洲是他能融入的最好的地方；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欧洲这个竞技场能做的好事与在亚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多。现在他认为自己是记者中的熟练工人，他虽然没有用来导航的地图，但是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可以报道的故事。对他来说最好的是，那年巴黎被放在了一个不停旋转的历史圆盘上，未来充满了未知数。

巴黎！南希会喜欢巴黎的，喜欢它的灰和铜绿、开放的栗子花和烤栗子的香味。作为一个熟练工人他会有很多报道等他去加工，而这些报道就在巴黎。

1. 磷光现象，指在激发源停止作用之后可感觉到的具有特征衰减率的发冷光现象。——译者注

2. 这里指白修德。——译者注

3. 《真理报》（Pravda），指苏联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赫西在这里讽刺《时代》杂志的报道太多虚假成分。——译者注

4. “每月一书”，美国著名读书俱乐部。——译者注

5. 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二战”中诺曼底战役的四个登陆点之一。——译者注

6. 亚琛（Aachen），德国城市。——译者注

7. 国防军，指德国纳粹军队。——译者注

8. 吉米·卡特，1977—1981年为美国第39任总统。——译者注

9. 繁荣的延续，这里指民主选举。——译者注

10. 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ank），美国植物育种家，曾培育出800多个新植物品系。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美国科学家，在电学上有杰出贡献。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是美国实行标准化生产的创始者。——编者注

11. 杜鲁门之殇，指坐上总统之位的本来可以是华莱士自己而不是杜鲁门。——译者注

12. “乔叔”，对史迪威先生的昵称。——译者注

13. 这里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不能通婚。——译者注

14. 斯多克（Stork，鹳）俱乐部和“21”都是纽约当时有名的俱乐部。——译者注

第七章 马歇尔计划：新世界的春天

1948年的春天，我为了见证马歇尔计划的开展去了欧洲。在接下来的5年，我半信半疑地开始观察美国是如何用它最智慧、最善良的那部分力量重塑欧洲的。

我和南希是乘飞机抵达欧洲的，乘飞机至今仍是一种冒险。从纽约到巴黎19个小时的飞行，以及大多数游客选择的六天的海运，大大减少了海外游客的数量，战后余波也阻止了欧洲的巴士游客。因此1948年6月在我的期待中，巴黎仍是法国枝繁叶茂的幸福中心城市。老式的薰衣草色、淡青色的建筑保留着令人熟悉的上世纪末的灰色渐变和形态，新的摩天大楼仍旧是印象派双层斜屋顶的轮廓，所有这一切看上去跟我10年前路过的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时的巴黎正要走向战争。

我所到的巴黎总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但是那年春天不仅仅是一年中的一个季节：它是一个将持续多年的春天的开始，是一个法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爱情故事，巴黎的氛围高度表现了两国的共同目标。带着战后仍然与美国人契合的骄傲，法国人开始重新感受法国的新面貌。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历史给了美国和西欧一个暂时的共同目标，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斯大林满怀敌意，西方的共产主义政党来势汹汹。巴黎不仅是“冷战”战地指挥部，也是主战场之一。1944年大解放以来的这些年没能使法国平静下来，反而使法国政治处于更加纠结的状态。大占领行动，随之而来的1945年和1946年的饥寒，还有1947年的旱灾和歉收，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匹敌1947—1948年由共产主义起义带来的挑战——而且还有，曾亲如兄弟般抗击德国人的地下法国爱国者联盟终结了。当这一刻不可避免地来临时，骚乱已经血染了法国十几个城镇。巴黎从海岸紧急派遣几百名海军电工才阻止了共产主义者在一次抗议性罢工中让首都所有发电厂停止运行的企图。在里昂、马赛和布莱斯特，警力人员与共产主义示威者暴力相向，在街道上打游击战。煤矿里的共产主义罢工迅速升级为受人指责的破坏行动，警察和工人在矿井里打斗。

1948年春当我们到达巴黎时，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虽然岌岌可危但还是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因为联合政府总在分分合合中摇摆不定，我们记者总将这个政权做成漫画新闻的主角来报道，就算如此，在法国的领导人中也应该有一个人出现担当朴实的政治英雄角色。保留着所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正派和自由传统，他们不仅自立政权，而且显然还想要统治。至此他们已经没有戏剧性的目标了，他们承诺人民不要荣光、冒险、革命或是剧变——只要治愈就行了，只要慢慢恢复法国人战前记忆中的稳定和平。即使是有这样实际的目标，他们也需要大力的援助来恢复这个至今风雨飘摇的国家，这种帮助的来源只有一个——承诺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因此，从1947年冬天到1948年，法国政治局势渐稳，美国也准备发放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糖果”，巴黎的氛围和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态度简直只有在婚礼现场才能感受到。

美国人受到法国欢迎，美国记者则更是如此。压花的卡片和用三种颜色印在上面的电话号码代表着被官方认可的记者身份，这个卡片就是记者们走遍各处的通行证，法国信息部能立即为我们弄到所有时间的国家音乐会、庆典、马赛歌剧院和戏剧的门票。内阁府向所有美国记者开放，就算是我们最低层次的要求也一一予以满足。我们享有半外交特权——比如成为美国国家利益代表团（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Commissary）的一员，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困难的法国经济提供不了的美国奢侈品，我们就像巴伐利亚前线武装的战地记者那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大多数法国人为了买车必须在等候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等个一年半载，一个美国记者只要有护照和美元就能让他在几天内买到一辆从巴黎郊区新鲜出炉的雪铁龙。法国人每月的汽油使用量上限非常低，而一个美国记者享有每月120升的上限。穿过林荫大道、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可以把车开到40英里/小时，随处停车，没有交通管制，交警还会对你微笑。巴黎之外荒废的高速路对美国记者也同样意味着特权。

不但政府放纵美国人，法国人民也是。我记得在那些法美两国友谊春天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去看诺曼底登陆的海滩。从奥马哈海滩离开，我直接开到主干道后加速，从一辆卡车后面超车，迫使一辆摩托车开到了沟里，车主摔倒在地。我十分惊恐，跑着前去将他扶起。他起来，盯着我看，拍去身上的灰尘，然后听出了我的美国口音。他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说是，然后开始道歉并想为他提供帮助。但是他笑了，说：没关系，所有美国人都是朋友。他记得美国人在诺曼底登陆5年前就登陆了，他对这次意外没有怨言。他与我握手，不要求任何帮助，只是告诉我下次当心。

处于婚姻美好春天的南希和我，年轻而不用为钱发愁，我们就在巴黎开心地住下了。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确很傻，接管巴黎海外新闻所几周不到，我就得知我的新老板们濒临破产，而我的部分工作就是将新闻所的报道卖给欧洲报纸，再用挣得的钱支持巴黎新闻所的运作。不到两年新闻所就欠了我六个月的工资，于是我辞职了，而这时友好的政治春天也结束了。

然而，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经济上的担忧。我们仍然可以靠《中国的惊雷》剩下的存款生活，那年夏天一张纽约的美元汇票就能在黑市以1∶500的汇率兑换法郎。我们的黑市交易人是一位喜欢说闲话、心肠好、欢乐的老妇人，她成了我们家的好友，孩子们叫她克拉维迪亚阿姨。她会带着一大包法郎纸币雀跃而入，留给我们一张铅笔写的字条，上面是我们的纽约支票必须寄到的瑞士银行账户名——然后她就消失了。我们将法郎纸币存放在床底的背包里，南希和我从这个背包里随意取钱，完全没有计划和节制。巴黎一顿好饭才花1000法郎，也就是两美元，我们可以无休止地狼吞虎咽甚至养成美食家的胃口，买一辆二手车，雇一个仆人，给第一个孩子再雇一个保姆。我们很快搬进了我们定居的博卡多尔街上一个时髦公寓，我们每年春天都会看见栗树褪去第一层绿绒、开花，然后我们会等着它们周围开满郁金香。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季节交替，法国政府换来换去。我们会在春天的脉搏和万物复苏中高兴不已，就如同法国人对我们感到高兴一样。

我们来的时候正要结束食物定量配给制度，每天早上法国人又有了想浪费就可以浪费的长面包，汽油用量也不设限了，火车和电力系统也开始工作。随着交通的恢复，市场生活也回归正常了，所有普通的娱乐小活动也一个个恢复了，水果按季上市了，牡蛎出现在了角落的小摊，还有鲜花、浆果、柑橘和巧克力，还有散发香味的奶酪。我们开心并无耻地融入了恢复后的生活节奏，我们知道这样的生活不言而喻是小资的、自我放纵的塞纳河右岸令人可憎的高质量生活，这样的生活受到我们在塞纳河左岸那些未婚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朋友们的耻笑。但是有什么比例行的周日放纵一把更令人愉快的呢？女仆早上10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周日的英国报纸和咖啡，吃完早饭我就去位于埃托瓦区再往前不远的库尔特瓦神奇奶酪店，那里每周陈列着的全熟卡门贝乳酪向周日祈祷回家的人们问好，然后去贝里街的面包店买黄油浸过的羊角面包，再去16区的俄罗斯小摊挑选一些新鲜的鸡蛋和绿色泡菜。然后回家与朋友共进悠长的午餐，吃完午餐，冬天我会去跳蚤市场浏览商品，春夏则带孩子们去公园晒太阳。早些年如果想的话，人们可以去塞纳河左岸的酒窖咖啡馆与法国年轻人唱上一曲。

在两国友谊春天的那几年里巴黎从每一个层面上看都是试验性的，即便如此，原来就居住在我们在博卡多尔街公寓楼的那些邻居是很特别的。就在大厅位置第三层住着一位深发色的年轻法国人，一个有着模仿天赋、健谈的人，他叫作拉乌尔·列维（Raoul Levy）。他是个电影制片人，有着夸张的计划和幻想，总是用他电影桥段一样的机灵幽默来娱乐大家，比如在他的一部电影中，用假的骚乱报警骗巴黎的警察出动来拍摄电影的彩蛋。拉乌尔·列维之前一直不停地进行电影实验，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叫布里奇特·巴多（Brigitte Bardot）的大胸翘臀美女，他将她打造成了一个色情标志和明星，她也为拉乌尔带来了一大笔钱，而他后来失去了这笔钱。

楼上的阁楼里住着一位孤独的美国记者，他试着给巴黎的一个有经验的美食和夜总会专栏《先驱论坛》（Herald Tribune）写稿来谋生。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贴心而带有忧郁气质的24岁前海军军人。他的贴心被他磨合进了报道里，形成一种孩子般的天真，这让他的幽默显得更加触动人心和睿智。后来《先驱论坛》终于开始让他单独写专栏《深夜巴黎》，并署上自己的大名，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后来他成为一位享有盛誉但没有恃宠而骄的社会评论家。我们都住在这栋公寓楼里，对待彼此从不严肃，因此成为朋友。我们也跟巴黎最重要的珠宝商的情妇成为朋友。我们的朋友还有销售美国战斗机给地下政权的英国军火商，以及我们的看门人，一个德裔西班牙共和党老兵，管理着这个不寻常住所的进进出出；还有最后搬来的欧文·肖（Irwin Shaw）和他的妻子玛丽安（Marian），他成功放弃了原来的短篇故事写作，来到了巴黎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

然而，毫无疑问，最令人难忘的房客是一个英俊帅气的戏剧主角般的人物，他叫特奥·伯纳翰（Theo Bennahum）。一天晚上我在公寓楼的楼梯上偶遇他，并认出他就是那个我1940年某夜在新加坡莱佛士（Raffles Hotel）遇见的那个巴基斯坦旅者。那夜他身无分文，但是他是如此有魅力以至于皇家马来步兵团和锡福斯高地的人都对他微笑。8年之后，他和妻子就住在巴黎我们家楼下，跟我们的关系比亲戚还亲密——那时的他前所未有地迷人。

伯纳翰是个很纯正的犹太人，他青少年时期从布尔什维克苏联逃到了巴基斯坦。那段经历教会他嘲笑所有的规则和规定，他最多会把规则看成一种最终会解开的谜团。他在以色列长大，只是因为他美丽的妻子，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孩米姬（Midge），才成为美国人。后来他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更爱美国和纽约，这种爱有时带着一种令人痛心的夸大。在巴黎时他是欧洲六国的圆珠笔制造商，他总是要在芬兰马克、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比利时法郎之间进行兑换，他对这件事的讲述不仅异常有趣且有着精明的分析。他深知战后欧洲贸易规则中的荒谬逻辑，于是他很快成为越来越大规模的美国公司的事务咨询。我们目睹了特奥的事业发展。那时正值跨国公司的兴起——他代表通用电气公司与法国谈判，要买下法国的所有计算机工业，代表厄尔巴索市入驻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公司，代表其他公司开发毛里塔尼亚的硝酸盐、锰和油，利比亚的石油。

伯纳翰爱财有道——不是出于贪财，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投资，而是像爱马人士爱马那样。有了钱他可以昂首阔步，很快得到他喜爱的物品。钱滋养着他的品位和慷慨，他也乐于礼赠。他对艺术和古董的热情使我们大开眼界，他热情地收集演员、小提琴家、歌手和科学家的作品。特奥对生活的激情甚至比住他楼上的拉乌尔·列维更强烈。列维最多就是在那个性感女郎的阶段过去之后跟中国共产主义者合作了一部关于马可·波罗的电影，而特奥则走得更远。就在他去世之前，他还整年地在巴黎、东京、德黑兰和纽约之间来回奔波。他预见了资源短缺并试图打破国际石油的卡特尔，直接与伊朗国王还有一个日本公共事业财团进行公平的贸易谈判，想用伊朗的石油换取日本的资本设备。这本来会成为特奥一个华丽的成功，驱使特奥的不是钱，而是宏伟的梦想。

那些年博卡多尔街24号对我来说就是家，南希把那里变成了一个优雅的社交沙龙。像艾萨克·斯特恩这样的年轻音乐家和萨莎·施耐德、伯尔·艾维斯之类的老音乐家有时会来拉拉小提琴或者唱唱歌；年轻的外交官周日下午在这里闲逛；夏天，普拉德的卡萨尔斯音乐节开始和解散时都有赶路的小提琴家在我的地板上打地铺。家是我心之所在，但是真正赋予我人生活力的地方距离我家有5分钟的路程，位于伯尔街21号的先驱论坛大楼的我的办公室。几乎所有驻巴黎的美国记者都积聚在此，除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不愿意在那些日子里背着行李在两国之间来回奔波。有很多个早晨，在我开始写报道之前，我会坐在办公室的阳台望向叙尔皮斯街道，或者低头看着我的打字机模糊的按键，思考我怎样将一件件历史信息变成可读性强的报道、有特色的小片段，这些都是我们新闻所要出售的“货物”。仅仅是某一天的报道不足以向读者呈现宏观的现实和历史。

我来不及知道新闻报道背后的玄机，而那是因为巴黎在很多方面将我诱惑住了。

我认为第一个诱惑就是环境——闲逛巴黎的时候，历史全景的再现让我浮想联翩。第二个使我分心的是知识分子——法国新闻界和其带有欺骗性的法式信念认为事实加上逻辑就是现实真相。

巴黎浪漫的环境，分散着每位曾在此工作的记者的注意力。没有被巴黎的美感动过的记者也许缺少了在这里工作的那种敏感度——我发现要像活在巴黎之外一样进行完全客观的报道，就像试图在博物馆里做生意一样困难。这个“博物馆”由好几个世纪的城市公共建设者建成，其历史能追溯到比巴黎圣母院更早的时代。公共建筑反映了统治者和时尚界的想象力，它们告诉我们关于统治者的事和法律、战争告诉我们的一样多。当我一圈一圈地步行或者驾车时，我发现我着急不起来。罗马人建造的浴室的废墟、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修道院、河对岸主宰地位的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玛德莱娜，还有不计其数的牢固的记忆，低沉的圣歌赞颂着我仅在书中读过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但是建筑是不会说话的，我必须把这些片段和历史全景结合起来，过去和现在才能联结。

比如，在我们到的第一年1948年秋在特罗卡德罗广场的联合国会议。联合国大会的特罗卡德罗环节是一个大事件，那时美国的主要道德目标是荷兰：那时我们要把荷兰赶出东印度群岛，正如那些日子我们忙着将所有白种人殖民政权从每个地方赶出去。然而，辩论是无趣的，有时我特意回避室内的那些激辩言辞，坐在广场通向塞纳河岸的宽台阶上，黄昏时看着人们下班回家。埃菲尔铁塔立在河另一边；这一边有福熙元帅骑在马上的雕塑，向马恩河东边他胜利收服的地区望去。特罗卡德罗广场周围博物馆林立，我从那时最好的人类博物馆开始走，穿过附近所有其他小一些的博物馆。

巴黎的博物馆对我的诱惑极大，影响我履行记者义务的每一步。经常吸引我前去的法国财政部位于由弗朗西斯一世建造的长方形灰色文艺复兴宫殿的东北侧，沿着塞纳河在这座宫殿的南侧的卢浮宫，收藏着米罗的《维纳斯》、希腊胜利女神像、蒙娜丽莎和大卫的血红的十字架。

巴黎广场对我而言尤其有吸引力。我从财政部大楼步行经过杜乐丽宫的花园，我始终记得这个充满鲜花和美的公园，曾经建着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喜爱的宫殿，这座宫殿已经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烧成灰烬。公园北侧就是里沃利街，我到法国几个月后，马歇尔计划的法国总部就被设在这里。在去马歇尔计划总部的路上我可以驻足参观国家美术馆，那是收藏着历史排名上最生动的印象派作品的浮雕博物馆。而马歇尔计划总部的办公室比博物馆还好，因为它占据了整座塔列朗大厦。塔列朗这个老外交大师，曾在这楼上和美女们床上欢愉，楼下讨好王子和元帅们，忙着编造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所谓的“欧洲蜘蛛网”。这里也是老塔列朗去世的地方，这个玩弄权势的成功范例，他凭着高超技巧活过了法国最动荡的年代，而一次也没有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连拿破仑都当面告诉他：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装满屎的丝袜”。

每次去塔列朗大厦都能收获很多报道素材，但是不管收获多少，我都会在附近的克利翁酒店与英国记者碰面，他们会在黄昏时聚在那里喝酒闲聊。

英国新闻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只在于对大段文字的删除，如果筛去小的媒体就只剩下BBC一个大媒体了。好了，言归正传。我发现我的英国同事可以被分成三组——学者、傲慢者和“欢乐人”。学者组的记者通常住在路易斯街的无电梯公寓或者塞纳河左岸，学识渊博，剖析深刻，文字给人一种似乎是用羽毛笔写就的感觉。傲慢者对大英帝国的衰落毫不知情，他们毫不谦逊的态度就像是英国检查员在检查美国和法国两个“殖民地”的差额。“欢乐人”是普通的记者们，不放过任何边边角角的小道消息，经过发现、夸大、加工，将这些消息变成一晚上就能过时的小新闻，没有哪个美国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学者们寻求历史，傲慢者们寻求北中天，“欢乐人”寻求他们坐落在弗利特街的报刊销量——这些英国记者会与美国记者相聚在克利翁酒店。一天结束时，酒店的酒吧就像在开外交部长会议之类的大场合，我们一起喝酒，试着解释今天的重要报道，或者对我们应该报道的内容达成共识。当然，我们之中通常没有谁知道官方事实以外的任何事，包括日常谣言、记者招待会的陈述或是政府的数据泄露，尽管我们会去追踪探寻。我们将发生了的事拼凑起来发送传真，然后就心满意足了。接着我会经过最大的户外博物馆——协和广场——回到家里。

在我走回家的这20分钟里，我本来可以思考一下工作，比如我如何才能把那天的一些片段衔接起来做成报道，让它们在过了十天后读者们读起来还是觉得有用，或者有时候想想这段跟其他段如何进行对比。见证所有这些报道的这片伟大的地区，向南望去，塞纳河对岸的巨大的波旁宫，是联合国大会的落脚点。向西望去，则隐约可见拿破仑的凯旋门；穿过街道，正如马歇尔计划总部坐落于塔列朗大厦，美国大使馆则坐落于罗斯柴尔德大厦。绕着协和广场走过鹅卵石小路——不仅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罗伯斯庇尔、拉瓦锡和很多其他人，所有恐怖时期的受害者都在此地被斩首示众，身首异处。当我得知整个恐怖时期只有差不多1400人被杀害时我很震惊。但是人们仍然对这个广场的过去难以释怀，把这种对过去的情怀放进日常报道里是有难度的。比如说，我最欣赏的戴高乐主义活力论者之一，年轻的迪奥梅德·卡特鲁（Diomede Catroux），我和他坐在一起，他就会对我民主的偏好直截了当地嗤之以鼻。“你看，”我记得有一次黄昏他曾对我说，“看看你周围。你看见的美丽的一切，让你爱上巴黎的一切，都是出自暴君和独裁者之手。除非巴黎出现了新的强权政府，否则不会有新的美丽事物出现。”

我闲逛着回到家之后开始与孩子们一起玩耍，我倒是希望，我能比现在更努力地工作，也没有因为受到巴黎这个“大博物馆”的诱惑而转移了注意力。

在记者生涯中第二个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比巴黎散发香气的美更令人难以忽视，那就是法国新闻界热情地专注于政治报道的事实细节。政治上的细节一直是我的弱项，在巴黎我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点，新闻界深信这个观点，那就是随着细节的增加，事实真相就会出现。我从未这么快地接受这样一个误导人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知道的东西更多就等于理解的东西更多。1948年的法国新闻界，文笔之优美，明晰如刀割的分段，精妙的讽刺和虚拟，以至于我来这里好几个月了才意识到，法国新闻界的文采都是在粉饰一些细碎而不重要的琐事。

巴黎新闻界的误导性观点有其历史渊源——因为法国历史上有一些真英雄，就是那些勇敢面对德国盖世太保的记者和作家。法国新闻界没有比被德国占领时期更自由、更英勇的时候了。那些地下撰稿人要写出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这是在拿他们的性命做赌注。一旦被抓，德国人不会仁慈，因而他们要自由地写出他们想写的东西，不惧怕除了死亡以外的刑罚，他们亦不惧死，因为说出真相赋予他们人生以价值。

作为奖励，法国的自由政府给这些记者英雄的东西，每个记者都希望得到，而他们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媒体行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第二装甲兵被抓了起来，记者游击队进入了巴黎，不仅将《费加罗周刊》（Le Figaro）、《巴黎晚报》（Paris-Soir）和其他出版单位占为己有，还控制了媒体的报刊配送系统。出版业收归国有，由抵抗外敌时期的记者英雄们掌管着。垄断各个报摊的阿歇特出版集团同样归为国有，并等候处理。纸张由政府限量供应，每个曾作为地下工作者享有荣誉的记者团体都有资格拥有部分股权。

1946年巴黎有28个这样由记者英雄执笔的日报社。不到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6个，后来又变成了9个。然而当我抵达巴黎时，法国新闻界仍然由地下工作者和大抵抗时期的记者们控制着，只是这时他们还面临着出版物的盈亏问题，还有对发行量、促销和广泛传播的需求。资产负债表的威胁甚至比德国军队的占领还要无情，最终征服了这些记者。所有这些记者们，就跟亨利·鲁斯那样，还是坚信以真相之名，事实可以放在热情和争辩之后。

每天早晨我去办公室，有一沓大概10——15份的报纸在等着我。将它们的报道全部浏览一遍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一开始我试着这么做了。然而后来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被诱惑，这些带有小说写作技巧的优美文字只是在记述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它们总是罗列出一系列的事实，然后事实通过这些文字被映射成某种观点。战争时期的大抵抗中，所有的地下记者团体——天主教徒、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戴高乐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使用着相同的文字：祖国！自由，可贵的自由——引导、支撑着我们复仇的翅膀！而现在这些团体在狂躁的嘈杂声中互相叫骂，将事实和数不清的政治细节重新编排来适应他们各自党派的现实情况，他们只在一个地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低声质疑。

大部分的法国人、政客、法国媒体都同意一点，那就是作为政治正确和道德的义务，美国应该帮助法国。然而也有些人将马歇尔计划视为一个针对法国工人的资本主义阴谋，有人将之视为针对法国工业的金融阴谋，还有人将之视为针对苏联的计谋，还有的觉得那是针对法国文化的阴谋，共产党人称这是美国要将法国“可口可乐化”的其中一步。然而这个计划的内容和正在做的事情，却很少被巴黎媒体正确地报道出来。

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报道巴黎和报道中国完全不一样——报道巴黎更有难度。中国当地的媒体通常是无用的。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媒体总是带着公报留下的传统。它们没有清楚地报道出任何重要的政治事实，而且事实总是要用冗长的文字或段落引出。然而在法国，每件事都会在某个媒体上被报道，这就意味着，民众和困惑的外国记者要在大量的日常报道中自己找到有用的信息，这不论对谁都是过重的负担。产生于大抵抗时期的每一个报刊编辑都觉得，他们有资格运用自己的逻辑解释事实，完全无惧地将他们的个人编排当成事实真相来展现。

那时马歇尔计划是法国政治中最大的政治事件，我在法国就是要报道它，然而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从我的日常报道中提炼出马歇尔计划的来龙去脉。我知道在这些发往纽约的报道背后，是一座丰富的历史矿藏。只有当我将巴黎的美抛之脑后，再从英国和法国的媒体中独立出来，我才能开始明白我要报道的内容是什么。

显然，一开始我要写的是贸易。通过使用贸易数据、援助数据、进出口数据，我要使编辑和读者们理解这种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文明形态，尽管搜寻这些数据是乏味的。这比报道中国，或者描述一架飞机是如何盘旋向下、最终在机身冒烟中坠机更加困难。但是我发现了自己的方法，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经过是我接下来10年写的报道中最令我亢奋的部分。

结果，马歇尔计划的报道，是从货币的含义（Meaning of Money）开始的。报道还有关于钱和欧洲的关系、钱和和平的关系——但总的来说，是钱和权力还有美国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美国人像巨人一样骑着这个世界，唯一的挑战就是苏联。我知道马歇尔计划是实践美国权力的一次冒险。我知道苏联人有陆地战队，我们有原子弹——然而在西方世界中我们用来驱动忠诚的是钱。首先我必须搞懂钱的法则：贸易折扣率、均衡率、汇率和利率。但是如果我用这种法则来写作，我的稿件将被寄给有关金融的媒体版面。而我的新闻依靠我“特色鲜明”的写作风格写出人们会去阅读的文章：欧洲人会对我们的国际援助心怀感激吗？马歇尔计划能否阻止共产主义？有贪污吗？钱是被浪费了还是被很好地利用了？

1948年美国的报纸编辑甚至资深的评论家对于“国际援助”的概念，都是来源于“津贴”的概念。从国外发回的、有些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报道适应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只听得见他们准备听进去的东西。有些报道写得好像马歇尔计划是受到了英国对欧洲反法同盟的津贴的启发——当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夫在黑夜里将鼓鼓的钱袋从帆船上卸下时，里面的钱币簌簌作响。但是马歇尔计划的钱与货币不同，而更像是一股力量，像电力那样无形却动力十足。

虽然我不能就这样写，但我还是必须从钱的概念开始谈起。在西方文化中，这个概念包含着支配的概念。钱的概念让每个拥有钱的人拥有了支配权，不论是手握一小铜币或贵重的金币，还是代替金属的纸币；钱还赋予了手持信贷者极大的支配权，这比钱币更好，因为贷款控制着上吨重的钱币——钱在穷人、富人和政治家手中不平等地分配着权力的梦想。有钱可以买到雪茄和毒品、蔬菜、盆盆罐罐，以及送给妻子的丝绸，或者一把新犁，钱甚至可以是杀手的劳务费。不管钱能买到什么，它是将一种支配权转化为另一种支配权的媒介，甚至可以转化为对武装的支配权。国家统治者们曾经在罗斯柴尔德集团和摩根集团筹钱，这样就可以用这些钱命令军队、人员和元帅去战场上厮杀。

关于马歇尔计划最传奇的一点是它对钱的支配很有质量，在国家之间大规模地运用，钱首次是用来治愈而不是杀戮；和电力一样，钱成为磁力的能量源头。由于马歇尔计划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上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事件之一，它的历史背景、运作机制、成功经验和那些迫使美元发挥行善作用的意志坚定的人物，是很值得探究的。

马歇尔计划提出的历史背景可以做一个形象比喻——一头被卷入巨浪搁浅在沙滩上的鲸鱼，如果不能得救就会死去，尸体腐烂发臭，污染周围的一切。欧洲现在就是这头鲸鱼，美国不能放任欧洲的尸体腐化。

这个背景还可以不那么戏剧性地被形容成一次破产——不是一个公司或城市的破产，而是整整一个文明的破产。西欧的文明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将人力财力和信用度消耗殆尽，已经支付不起正常开销了。就像一个荒淫无度者，曾经在世界各地潇洒度日，而现在全世界都在拒绝他。

现在的形势如果说得更加详细，听起来像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同在阿尔卑斯山脚、毗邻大西洋海岸的西欧国家不仅用武器和科技占领了世界，还统一了海外的国家使其成为殖民地和原料产地。现在，欧洲内部已经被战争摧毁了，面临着跨洋的殖民地独立革命，欧洲人不再有能力为他们需要的体面生活埋单了。无论是伦敦早晨的热红茶、巴黎雪茄中的烟草还是维也纳咖啡中的掼奶油——欧洲都缺少并无力支付。那情况就很不妙了。但是要受到指责的是必需品的缺乏：欧洲连制作面包的面粉、制衣的棉料、汽车的汽油都不能提供了。人们很饥饿，有人饿死，有人偷盗，有人乘机敛财，所有人都在互相欺骗。

战后头两年，只有美国的馈赠支撑着作为美国文明源头的欧洲文明的最低需求。然而到了1947年，美国扛下了领导地位，这使美国国会同意用一个新的大规模计划来帮助古老的欧洲，将其从饥荒和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最后一次尝试。因此在1948年的初春，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欧洲复兴项目，来压制共产主义、帮助维持欧洲的自由，美国咽下了与这些欧洲同盟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诸多怨恨。

1948年春美国人有很好的理由埋怨欧洲。美国人已经向欧洲贡献了他们国内政治所能允许的全部。美国国会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输入了10亿美元——南斯拉夫的铁托收下了这笔钱的最大比例，而以炮击美国飞机的方式报答美国。国会已经向法国自由政府捐赠了12.5亿美元的直接救济，这笔钱已经花光了。美国人仍然讨厌德国人，但是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不会让德国人饿死街头——所以军队申请并得到了5亿美元，以平等的方式来养活纳粹、前纳粹和德国无辜的老百姓。英国，是美国英勇的老同盟，光是1946年美国就给了英国超过37.5亿美元。战后岁月里那些沉重的美元，是当今时代美元价值的3倍——都无踪影地消失了。光是1947年8月里一段为期6天的时间，因为英国银行向有正当权益的国际贸易者退让，就见证了2.37亿美元从英国国库划去。然后为了避免货币灾难，英国打破了对美国的承诺，停止了货币可兑换协议，然后松了一口气，坐等着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援助。

因此，1948年春，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决定心惊胆战。对于我来说，报道这种预感是十分有难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戏。我为《时代》出版集团工作的时候学会了怎样“渲染”一个紧急事件，但是在这种预感类型的叙述上没有什么好“渲染”的。我本可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比如，在1947年秋天，用一个聪明的比喻，将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争吵报道出来。每艘载着上千吨美国小麦的四艘船正横跨大西洋，每个国家都向美国国际救援的分配者们苦苦恳求说，它需要所有四船的小麦来保证缺乏中的面包供应和每天半磅的定量面制品。要不然，要不然共产主义就会接手，这一点完全可以被编成一个生动的故事，其实事实是，这只是小官僚之间的争论。很少有人能写出关于德国的真实报道。为德国的战败而幸灾乐祸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947年德国人每天仅限摄入1040卡路里，男人女人都有饿晕在桌上的，或者饿着肚子在大街上流浪，但是写一篇对遭人憎恨的德国人满怀同情的文章还是为时过早。当然了，如果恶性循环继续下去，欧洲大街上到处都会发生骚乱，古老的鹅卵石上到处会出现流血、碎裂的头骨。马歇尔计划就是被国会通过来制止这种流血性事件的，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从暴力运动中得到好处。

学校的孩子们被传授这样的观点——马歇尔计划是出于美国的好心。这没错。而现实主义者认为，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的恐惧是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对的。1947年春从莫斯科外长大会回来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确信了苏联人要的是整个西欧。他觉得，除非我们美国人做出一些举动扭转，否则苏联人不会停止将西欧民主政体推向1946—1947年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意义上，马歇尔计划是过去50年中最成功的反共行动。

在美国政治记忆中，这个计划是一个全国联合行动，这是事实。它获得了强硬派、温和派、恐共派和希望派的共同支持。马歇尔计划不是由拖延、一点点的游说妥协和国会的不情愿通过带来的调解结果，而是美国国会像一次真实的宣战或是1964年《权利法案》那样全身心投入后做出的决定。如此真心的国会决议在美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所有这种决议都召唤出了美国最好的状态。

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神话远比修正主义者揭露出的更加真实。这个神话有误导性的地方在于认为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之处来自美国的热心肠，美国出钱的慷慨大方就像洒在欧洲的废墟和荒漠上的雨水。这个神话误导着人们相信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钱和好心肠可以解决一切。这必然不对，因为同样需要的还有智商和领袖的力量。马歇尔计划的领导人不但是有魅力和人道的权力监管者，还是带有坚定意志的人，他们经历过战争，并从中明白机制和目标是同等重要的成功要素。

因此我必须在巴黎探究马歇尔计划的机制——这一机制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拉米埃特宫，在这里高大的目标要被落实为贸易账簿和国家贪婪的不干不净。大多数远大的目标被瓦解在了带有欺骗性的账目中，而马歇尔计划没有，在拉米埃特宫里严厉的美国人对欧洲人的账目要求十分严格。

在拉米埃特宫里有一座美丽而古老、黄色和米黄色相间的大厦，带有高大的扇形窗户，地板吱呀作响，这里聚集着十六个接受了美国帮助的国家，再加上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联邦德国这些在联合军事占领下的城市和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言权。欧洲经合组织被授予资格，与马歇尔计划的行政管理者就美国的钱应该怎样分配进行谈判，但是这些国家的声音纷杂含糊。如果仔细去听每个欧洲国家的援助请求，这些对话可以牵扯到查理大帝、阿尔瓦公爵、传统渔业的权益、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体系、凡尔赛协定的结果、拉帕洛和圣雷莫。欧洲担负着太多的历史，欧洲也被太多的国界线和固有的山地划分着。美国援助管理者不会去听关于希腊的传统市场抵制土耳其的烟草贸易的言论，德国传统的鲁尔市场的贸易门槛和荷兰洋蓟，拥有先进铁路车辆制造技术的比利时人因为货币规则的限制不能为德国铁路制造火车，而40英里之外的德国十分需要。所有国家都希望直接并立即从美国得到他们的援助份额——就像曾经的蒋介石那样。不管与美国记者还是美国官员交谈，欧洲人都像是远古部落的人那样，为了争抢一块肉而互相冲撞。

拉米埃特宫里的美国人有着十分简洁的行动方针。他们让欧洲人先列出他们的问题和困难，这将决定欧洲内部有没有国家可以互相帮助提供各自缺乏的东西，而先不管他们能不能支付得起。最后，所有问题都交给作为分配者和超级大钱袋的美国人，欧洲人需求的净利是以美元和外界的供应形式得到的，马歇尔计划会包括这些。这是一个实际而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就是用这样实际的方法，历史上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启动了陪审制度，他对理解和处理争论不休的英国臣民之间的争端感到绝望，于是允许他们判断一件案件的事实，再由他任命的人决定案件将适用哪些法律。因此美国人没有强迫欧洲人建立共同市场，而是用共同市场的想法给欧洲人压力，因为美国人只会在所有提出要求的欧洲国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付钱。

1948年马歇尔计划的规划者们做出的第一个艰难决定，就是要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他们甚至涉及了更为复杂的机制，这些机制通过求援国政府之手将美元散发给老百姓，这样钱会得到最快、最有效率、最有价值地利用。所有的细节只有经济学家和专业的金融专家了解以后才能被呈现，但是如果细节被简化，钱的流动机制就会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国会不但心疼这笔钱，还会将其用于清除马歇尔计划。在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讨价还价环节之后，马歇尔计划的规划者们，将欧洲经合组织提议的、每个国家领取的经济援助交给各国自由处置。这时候，事情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欧洲国家政府不会将美元发给人民，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这些美元用于进口食物、油、机械、棉花和硫黄等必需品，但是付给进口商的是当地的货币，日积月累形成了大量的“对应基金”。这笔“对应基金”没有美国官方的认可不能被接受国使用，这就引发了捐赠美元的美国人和接受国之间的争吵和嫌隙。还有，马歇尔计划的最终受援者们（除了饥荒者）不会心存感激，也不会认为他们将免费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必须用法郎、英镑、马克和里拉去支付在他们政府手里、从马歇尔计划得到的美元。这些政府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到指控，因为他们即将得到的是进入世界市场进行购物的票券——执行统一标准而不是经过转卖的票券。他们得到的美元能购买到小麦、咖啡、烟草、饮用牛奶、飞机、轧钢厂、电脑和原材料。美国正向欧洲曾经统治过的全球贸易体系到处发放入场券。欧洲人的下一代即将迈进只用美元的时代并由美国允许和制定规则的世界贸易——而在那之后，他们将直面美国，拒绝使用美元并否认美国的领导地位。

1948年一群欧洲人必须立即对美国国会第一个50亿美元拨款的分配做出决定，这迫使他们将整个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决定在这一年的7月就做出了，至此从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话上对援助欧洲计划的提议才刚过去了一年出头——对于外交提议和实施而言绝对是闪电般的速度。

目睹这些钱被高效利用是很令人愉快的。美国人对于这样的经历感到很高兴。他们不但做了善事，而且高效并机智地做了善事。就好像他们正面对一个巨大的谜团，而他们充满了参与游戏的热情。

马歇尔计划被长远的目标引导着，这使其成为自1940——1942年罗斯福集结的战争参谋团以来由美国公民组成的最优秀的政府团队。当时是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领袖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第一个提出了这句名言：在国家危机的头两年，美国政府可以自由地号召最优秀的国民，但是两年之后不行，最优秀的人才会回归个人生活，被寻求工作的人替代。

那么在马歇尔计划的头两年，远大的目标使之雇用了美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人的才华就是解释马歇尔计划成功的最基本要素。

马歇尔计划有两位高级指挥：芝加哥和帕萨迪纳市的保罗·格雷·霍夫曼（Paul Gray Hoffman）和纽约的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两位现在都是公认的马歇尔计划的奠基人，而要找到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是很难的，前一位是和气、温和、有说服力的共和党人，后一位是傲慢、自大、专横的民主党人，但是两人都效忠国家并有着卓越的才能。

霍夫曼是经济合作总署的主席，也是马歇尔计划（或欧洲复兴计划）在华盛顿的主管。他和他天生的才华一样很难用文字进行描述，在世俗的意义上，除了让·莫内（在马歇尔计划那些年里与霍夫曼成为好友），我在政界找不到比他更接近圣人形象的人。霍夫曼是个壮实、热情洋溢、活力无限的人。人们遇见他会几乎条件反射地露出笑容，就像人们对休伯特·汉弗莱那样，因为霍夫曼为身边的人带来欢乐。他是个商人，谈论政治时很天真，而当他销售员的劲头上来时，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高涨的热情横扫整个房间，这时他有一种能力，能让政客们为他一时的兴致绞尽脑汁。他表现出来的魅力很简单：他显然是个好人，而且显然非常睿智。人们信任他，他从不自私自利。他先是积累了一大笔私人财产，随后摆脱了钱的桎梏，在低调的作风中度过余生，带着绝对的荣誉把玩着成亿的美元。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主管，霍夫曼管束着美国国会。他从不承诺欧洲人超出美国国会认可的任何事物，也绝对不会向美国国会承诺，在他预期之外的、欧洲人可能会回报美国的任何事物。霍夫曼从来不故作深沉，有时他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出自一个在周末宣传年度促销的销售经理之口。但是他简单的方式是很具迷惑性的：他相信帮助弱小和受苦难者是美国人的责任，同时他也秉持工作道德，在他的“销售演讲”结束时清楚明确地列出契约条款。马歇尔计划援助不管是给予方还是接受方的每个人都知道，保罗·霍夫曼始终要求善心和工作表现必须相互平衡。作为斯蒂庞克（Studebaker）公司的总裁，霍夫曼通过商业管理者的大溜进入了马歇尔计划的奠基人行列。他组建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并成为第一批坚持商人社会道德的商业大总管之一。他作为一个百万富翁、工业家，辞藻丰富，他之所以接受召唤为战争出力，之后又晋升为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管，是因为他显然非常有能力，值得信任并且“亲民”，他说的任何话国会都会当作事实接受。

另一位与霍夫曼毫不相像、位于大洋彼岸的主管埃夫里尔·哈里曼，是马歇尔计划的实地领导者，驻在巴黎，他将欧洲人控制在手中。哈里曼是一位通过实打实干赢得了职位的美国贵族，如果他在战争期间的功绩要用衣袖上的斜杠表彰，那么这些斜杠已经从他的袖口排到肩膀了。他身上的小问题之一是，总体上，人们觉得他笨，新闻记者们尤其这么觉得。他含糊的声音也许轻易能够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显然他与人对话总是分神，在提出观点时总在摸索合适的描述词语。但是哈里曼可一点也不笨——他只是太专心了。他（和霍夫曼一样）热情、忠诚地爱美国，只要有人阻挡他的去路，他都表示完全的蔑视。有一次哈里曼十分紧张地被美国政府告知他必须做出怎样的选择，他就像坦克一样碾压所有的反对意见。除了国家对他的承认，他不指望从美国得到任何回报，因为他对荣誉的虚荣心正如他老练的智慧一样强大。

活泼的霍夫曼和高傲的哈里曼成为有史以来最古怪的搭档——对外人来说很难理解，但是由于两人性情实在差别太大，两人共同的朋友们很难不对此感到好笑。霍夫曼内心深处还是一个中西部人，只是以芝加哥地区工业家和反东部金融的实业家身份起家的。霍夫曼的家族仍然拥有在印第安纳州的制铅设备。然而霍夫曼像很多中西部人那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南加利福尼亚人。从他低调的别墅可以俯瞰帕萨迪纳市的地形起伏。哈里曼是一个马球手，一个耶鲁毕业生精英（骷髅会人士），他在纽约的大厦就位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街对面。哈里曼曾经享受过在哈得孙河地区比洛克菲勒集团更大的统治面积，但是后来大部分都给了纽约州。他还在长岛有一栋乡间别墅，和位于佛罗里达州霍比桑德（Hobe Sound）一片可以享受冬季阳光的地方。哈里曼不管去哪儿，无论是在巴黎、伦敦还是纽约，他都收集克利（Klee）、蒙德里安（Mondrian）、毕加索（Picasso）的画作，还有一些伟大的雕塑，就如同他年轻时收集打马球的马和女人。霍夫曼还是保持着中西部人的品位，他偏爱收集奖项、银杯、铜牌，还有训练他在帕萨迪纳的鹦鹉大声叫出一些有关厨房的奇怪的短语。那时哈里曼的第二任妻子玛丽·惠特尼（Marie Whitney），一位爱德华时代风格着装的直率快乐的女性，是一位画作和音乐的支持者，一个真正的贵妇。相比之下，霍夫曼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健壮而非常实际的中西部女人，有着奇怪的宗教信仰，并对她丈夫全力支持，她不去收集精美的艺术品而是收养孤儿。埃夫里尔·哈里曼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并拥有那个时代最大的桌子之一，与之相比霍夫曼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晚上，霍夫曼答应请我们吃饭，于是他提着一篮子温热、油汪汪的中餐外卖来到了我家。

没有比霍夫曼和哈里曼两人相差更远的两位美国领导人了。他们俩都是好人，也都可以变得像刀子那般强硬，但是当他们必须强硬时，霍夫曼会感到矛盾，而哈里曼对此十分享受。霍夫曼熟悉美国铸造业系统经过锅炉房、组装流水线和销售系统的运作程序。他仍然十分相信人性本善。哈里曼则对国家大事十分了解，从他早年与苏联的皮草交易谈判中就能看出，关于外国领导人的性情，无论天真或残暴，他已经懂得比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多。“二战”期间任何排名前十位的外交风云人物的名单里，哈里曼绝对占有一席之地。霍夫曼对他人充满信任，而哈里曼正好相反，两人堪称完美的一对。

在他们两位之下第二级领导的能力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要列出的名单太长了，我只选取那时美国系统允许提供的两位作为范例——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和密尔顿·卡茨（Milton Katz）。那时两位都是为马歇尔计划服务的外交大使，各自都有其特殊的贡献。

大卫·布鲁斯，那时51岁，不需要运用任何想象力他就已经成为小说家眼中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马歇尔计划领导人中最浪漫的一位。尽管他对所有行业来说都是外行，他却是专业外交官的模范。他年轻时就已经在驻外事务处工作了好几年，许多年后当他再次回到外交领域，他一次次作为驻外大使去了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和中国。他父亲是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国议员，也是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布鲁斯自己是一个文人，给美国总统们写传记，在普林斯顿被称作现代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布鲁斯的名誉和传奇成就像火花一样点亮了他的履历。他年少时曾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代表一个充斥着大量贫穷犹太人的居民区，为马里兰州的立法工作奔波——为了实现对猎捕狐狸的立法承诺，他的犹太选民对他十分感激并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他。他曾经是一个商人，投资过的领域很多——从不含尼古丁的香烟、竞赛跑道（波士顿的萨福克唐斯）到法国葡萄园。“二战”期间他曾经是战略情报局的布鲁斯陆军上校、法国地下间谍抵抗组织的首脑。曾做过商务部部长助理，之后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驻法大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让·莫内的欧洲联合的梦想动员美国外交力量的支持，并见证了梦想的实现。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大使：作为一个外交官他文雅而恭谦，但是作为一个大使，他深知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并利用这股影响力形成了“一个欧洲”。布鲁斯喜爱美的事物：老式的法国装饰风格、精美的家具和画作、他高雅的妻子伊万杰琳（Evangeline），还有一切代表欧洲最美一面的事物。

如果说布鲁斯是为过去的美国辉煌成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模范人物，那么在巴黎与他对应职务的密尔顿·卡茨就是代表新成就的模范人物。密尔顿是一个教授。我听说过不少战争期间制作炸弹、先进雷达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教授。但是卡茨，作为一个从哈佛法学院出身的教授，刷新了我在政治经历中对不同类型教授的认识——他是个实践派学者。他在巴黎是马歇尔计划法律总顾问，后来成为哈里曼的继任者。哈里曼坐拥塔列朗大厦最威风的办公室——有面向杜乐丽宫的巨大窗户、绿色的地毯、铺着酒红色丝绸坐垫的镀金椅子和纵览全景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理石半身像。而卡茨则坐在一间相对阴暗的办公室，虽然空间比哈佛法学院的办公室要大，但也没有好太多——然而任何人都不能比卡茨更好地解释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和运作机制。卡茨就是马歇尔计划的大脑，他的专业知识将想法转化成行动，他用脑子做出决定，并用脑子参与行动。

卡茨是个有着深色眼珠、一表人才、只有42岁、善于将人引入谈话的人，他是研究院的那些牧师之一，只不过由于他们的学术造诣而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的黎塞留——或者至少是决策者。

通过卡茨我见到了其他人。卡茨在华盛顿的同等学术职务由一个经济学家担任——耶鲁大学的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教授。正如卡茨是哈里曼在巴黎的智囊，比塞尔是霍夫曼在华盛顿的智囊。卡茨曾经在福特基金会待过，后来回到了哈佛。比塞尔曾经在中央情报局（CIA）工作，令我感到惋惜的是，他是“猪湾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他们是马歇尔计划资深的学者，也和奥本海默、科南特、布什、兰格一样，是战争期间资深的学者。在他们职位之下的马歇尔计划的运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教授学者，交织着商人、军人、外交人员。掌管整个马歇尔计划贸易和支付的人，叫作约瑟夫·麦克丹尼尔（Joseph McDaniel），以前是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必须了解贸易平衡的所有内幕。亨利·罗伊斯（Henry Reuss），一位年轻的密尔沃基法学院导师，作为总顾问参加欧洲复兴计划，从事与欧洲垄断组织有关的工作——后来成了议员，一直不信任大公司和银行，成为众议院银行金融委员会（House Banking and Finance Committee）的领导人。从作为短期夏季顾问也是我的老同学的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到耶鲁大学与我们同辈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专家学者们都在叽叽喳喳对任务和委员会讨论不休。布鲁斯特那时是一个聪明年轻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也是卡茨教授最器重的学生，因此他把布鲁斯特带到巴黎做他的助理。布鲁斯特在马歇尔计划工作了一年，回到了哈佛成为一名法学教授，从此爬上了通向耶鲁大学校长职位的阶梯，后来再一次从学术界出走，去了圣詹姆斯宫作为驻伦敦的大使。

美国最有才华的人，好像都被某种具有向心力的政治定律吸引到了马歇尔计划的总部，而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上如此耀眼的是他们对美国政治精英的特点做出的看得见的改变。当然了，美国传统奠基人的成就仍然高高在上，但是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形成之前的雏形已经明白可见。对这种改变表示抗议的都是出生于内战之后一直统治美国的那些家庭的白人男子，乔治·马歇尔自己就是一个，“一战”期间受到约翰·潘兴的提拔，后来“二战”时又被罗斯福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任命为国家的军队统帅，他们全都是老一辈的奠基人。霍夫曼曾经当上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主席，征用芝加哥的湖区土地作为国家最壮观的公共绿化地之一，而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霍夫曼的祖父是一个远比那个时代的人有更多社会道德的富人。哈里曼的父亲很少被人们称为有道德的人，但不可否认，是他的铁路为民众的利益服务着，特别是联合太平洋公司，这家公司开发了西部并开启了使美国富起来的国家市场。那些像迪安·艾奇逊和布鲁斯的奠基人也是一样，而这些老一辈的奠基人中的每一位，都找到了获得公共尊严和责任的方式。

但是马歇尔计划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概念上的能力和对国家利益的忠心，还需要专业知识。所以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选择了与有专业知识的学术界人士成为同事。卡茨教授和比塞尔教授他们成为服务公众的新一代人，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快成长为政治领域领导者的新苗。在那个新领域，这样的人最终会抛开他们提供政策咨询的角色，而成为真正的政策制定者。

然而，目前离那还很远。马歇尔计划的领导层是一个正在成型的新美国的意外混合体——其中有商人和学者、普通人和外交官、继承者和野心家。很快死气沉沉的欧洲就充满了他们的能量、才华和美元。1947年6月马歇尔讲话第一次提出马歇尔计划还不到一年时间，马歇尔计划第一艘援助欧洲的船只就抵达了法国的波尔多——从加尔维斯顿港载着9000吨用于面包制作的小麦。两年之后，1949年6月，欧洲的运作、分配和支付困难都被一一解决了；然而就在这时，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规划者、知识分子还是执行者、历史学家还是银行家，都被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困住了——英格兰。

马歇尔计划开始后的18个月我还可以这样报道：美国拯救了西欧，放弃了英格兰。问题在于英格兰不能融入美国人正在规划的世界。英国人已经学到了一整套新观念，而我们正塑造一个建立在英国老式观念基础上的新世界，英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这些老观念。英格兰贸易力量的瓦解是一时疏忽造成的，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失去了贸易力量的英格兰并无怨言，因为新英国工党政府的希望和战后美国国会的需求之间不可能有共通之处。要理解事情的经过必须仔细检查贸易数字、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当然了，大街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屑于阅读这些东西。

1948—1949年要补凑欧洲各国之间互欠的贸易平衡是很容易的。一年只用多出四五十亿的美元赤字，美元就可以使荷兰洋蓟运到鲁尔区，希腊烟草运到英格兰，德国的焦炭运到法国的轧钢厂。但是将工业社会的西欧与更大的世界贸易圈相连接——要远远困难得多。世界贸易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由于香蕉、橙子之类的曾经的海外奢侈品变得和茶叶一样日常，进口油和进口食品也变得不可替代，其复杂程度还在日益加深。美国人想要振兴市场，打开由英国人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但是到了1949年，马歇尔计划推进的第二个年头，处于工党政府统治下的英国显然不能在英格兰曾经建立的旧有的贸易世界中成为一个大国了。

我试图理解1949年马歇尔计划英美决策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完全见识了政治领域错误的看法对行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我发回的稿件中，我将这样的困境描述为英国记忆中的世纪困境，或者是对黄金岁月的留恋。

在我看来，英国的黄金岁月是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的最后一支小步舞开始的，那时各国的君主已经不记得拿破仑这个人了，到了1914年伦敦最后一支圆舞曲结束时，没有人意识到这段时间国际礼仪已经消失很久了。在那个扩张的一百年，整个世界被连在一起，欧洲使之成为整体——而英格兰领导着欧洲。在那一百年之初，伦敦正要成为世界的首都。芝加哥是皮草交易市场，洛杉矶是传教站，南美和非洲是野外，而上海则不存在。在那一百年的末尾，欧洲的面包价格不仅仅包括面包房中发生的实际成本，还包括了在伦敦进行的复杂交易，面包价格还反映了堪萨斯州和乌克兰的小麦产量。那段时间，种植园里的百万富翁都消失不见了，因为国际贸易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剥削的文化，将剥削的对象变成了马来亚（Malaya）和苏门答腊（Sumatra）。电缆和电报将价格和市场连在了一起，这样伦敦或利物浦的人就能在铜、辣椒、棉花、动物毛、锌和可可的贸易中大赚一笔，并对官方认准的质量和货币标准下的运输和支付早已计算好。通过欧洲的港口，所有的大洋、航线、货船、保险费率都被连成整体。黄金可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而伦敦制定黄金的价格，“可用伦敦的汇票支付”也就意味着任何人无论在何处都可以在伦敦稳当的保证下进行买卖交易。

英镑币值的稳定、英国军队对全球的统治教会了野蛮人学会算账，也建立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经济进步节奏，一个开放、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的节奏，这就是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人想再次体验的节奏。

这种节奏、记忆或者说景象，就是最接近马歇尔计划的信条的东西。华盛顿没有任何蓝图计划就将这些马歇尔计划设计者们派到了欧洲。指引着他们的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从老师、历史学家和祖父母那里知道的这样的世界景象。他们希望能保持这样的景象——但是要去掉19世纪的粗野、虐待、强夺和不人道。尽管一开始，这些美国技术专家将他们的目标用“真正的、多边的、国际化的贸易平衡一体化”如此烂俗的行话进行表达，而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们要建立一种文化。在英国黄金岁月的那个一百年，不但货物在国际自由兑换黄金，男人女人都可以不用护照在各国旅游。除非在战争期间，否则没有哪个国家是不认真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在那个百年之初，科学被置于战争之上，科学家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跨越边境去敌国，艺术也突然变得不分国界、有冲击力、充满人情味和受人追捧。这个开放的世界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和40年代末的斯大林苏联。马歇尔计划试图维持的是一个文明的基础——只是这个基础要与美元挂钩。

只有英国人能理解美国要维持这个文明基础的梦想。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集大权于一身，而美国现在正试着再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然而当下，战后余波中的英国政治已经被别的政治理想撕碎了，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的故乡，如今走向了共产主义。

在巴黎的英国发言代表们，本来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人士，却整日沉浸在英国辉煌的过去中。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创造了世界贸易，然而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明白贸易平衡一体化的“自动性”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具有“自动性”的19世纪世界市场最确定的一个功能就是，金本位制会“自动”淘汰弱者。就像一个银行家无法从一个透支了的储蓄者那里用支票兑换现金了，一个乞丐国家也没法再从黄金岁月里的“自动”贸易大世界得到任何好处了。如果一个国家没办法用黄金支付，或是生产出足够的商品和服务，去交换它所需的进口品，它就只能节衣缩食到它能够支付的程度。货币机制就是这样：如果英格兰（或者是更有可能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更小的那种国家）买不起它需要的东西，这个国家就得不到这些东西。只不过，不是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得不到，而是有些人比其他人得不到的更多。如果进口的棉花、咖啡、茶叶、羊毛的价格飞涨，那么穷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的工资会一降再降，直到他们制造的产品可以出口用来赚取利润，这就是一个国家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1便士给老人，1法新给小孩”）走向大动乱的过程。

巴黎的英国间谍对黄金岁月中的光辉和残忍的理解，远比美国人要透彻。如今他们是为新的英国工党政府说话，而工党政府中的人也知道，过去的“自动”市场机制对他们和家人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心理上的，还让他们食不果腹。他们见过约克郡的煤矿工人在咳嗽中死去，伦敦的矮小、鸡胸的港口工人从码头的轮渡卸货，兰开夏郡裹着头巾的小老太太，她们的儿子离开家参加英格兰战争，如果他们能活着回来的话，就会为了面包和果酱努力劳作，娶一个和他们母亲一样在磨坊工作的女孩。被选出的劳动党新领袖们就是为了废止这样的不公平，他们相信自己的好心能带来好结果。半个世纪的抗议为工人运动产生了英雄、诗人、烈士，而现在还为运动提供了力量。他们想用这股力量引导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将兄弟般的情谊带到英格兰绿色、充满欢笑的胜利土地上，也带给那些少数民族。但是不知为何，这股力量也使英格兰坚守住它帝国主义辉煌的过去和对法西斯主义伟大胜利而分得的一杯羹。

工人领袖没有这个能力。

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太大了，如果他们希望英格兰维持战前拥有的环球贸易的大权，那么英国应该严苛地利用它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潜在对手的胜利，尽可能地钳制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要尽兄弟之谊，宽恕和忘记德国和日本的罪行，他们就使英国的工人不得不与吃香肠的德国人和或吃饭团的日本人竞争了。英国还有一个问题。英国工党不能采用老的大英帝国剥削的那一套做法，这是被社会主义道德禁止的。社会主义要求他们尽快解放受帝国压迫的所有人——如果他们仅仅是号称要结束大英帝国的时代也是合乎常理的，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解放了像印度和埃及这样的国家，还加上了一笔良心嫁妆，这样一来英国本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正常了。在印度、缅甸和中东独立政权（包括埃及）的“二战”旧账本上，英国为了保护它的财产不受纳粹和日本的破坏已经欠下了19.29亿英镑！这在战后相当于80亿美元（旧式黄金美元），英格兰将它欠新独立的联邦政权的债务视为一种荣誉。光是新解放的政权中要求最苛刻的印度，英国就承认了75亿英镑的债务。英国工党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宁可牺牲常理也要获得道德的大国政权。他们根本不知道好心是需要高成本的，更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胜利果实和世界大权。

好心和常理之间的矛盾让英国的工人领袖们不可避免地走到了这步田地——所有的道德者都从现实中寻求庇佑而最终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拥有解决这一切问题的能力。对于英国来说，要想守住权力的同时，将社会主义号召的兄弟之情推向全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服美国相信，马歇尔计划是符合它们共同利益的事业——那就是，美国提供所有的钱，而英国会分享它的进步方向。对于英国工党的领袖来说就是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战友之情的延续。

但是到了1949年夏天，英国因为贸易危机再次陷入困境时，这种战友之情也渐渐远去了。美国人此时没有心情改变他们的计划——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的计划——来保护他们全副武装的同伴英国。再说，就算美国人接受与英国战胜者们合作统治世界的前提，没有谁会比英国工党的知识分子更快开始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发出一致谴责的，这些知识分子早就对他们的领袖依赖美国权力这一点感到不满了。美国的观点也要考虑进去。大部分美国人很欣赏丘吉尔，对英国空军表示敬意，并敬仰1940年的大反抗。而现在是时候面对新世界了，我们和英国在政治上不同路，我们直到1956年才公然打倒英国这个大国，并打碎了他们的意志和骄傲。但是早在1949年的时候，我们还对英国人在我们制定规则的新世界里四处漂泊感到心满意足。

英国的新工党内阁——连三个最核心的人物——都还没有掌握国际经济的关键规律。最具有传奇性色彩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强硬的工会领袖，作为外交大臣现在已经掌握了与苏联人谈判时必要的粗鲁方式。而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药剂师，是英国历史上最无足轻重者之一。财政大臣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兼具果断的意志和律师的口才，有着空想社会主义者冷冰冰的行为方式。还有，艾德礼和克里普斯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仨没有谁足以表现英国典型的自私的民族主义者形象，或者如果丘吉尔、艾登、比弗布鲁克还在当政的话，会用战友关系的真诚引发共同的回忆，分享上好的白兰地以及战争中的兄弟之情。因此要改变英格兰和现实的不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而这个问题留给了没有政治倾向的英国公务员们。

我记得1949年8月在我家进行的与埃德蒙·霍尔佩奇先生（Sir Edmund Hall-Patch）的一次对话。那天晚上我聚集了六个跟我经常私下见面的记者同事，整整5年的时间我们一起蒙了著名的欧洲政治家们，使他们相信我们是通向美国公共舆论的钥匙。那时，我们都很尊敬霍尔佩奇，将他视为巴黎的老式外交学派中最专业的外交官。他规矩严格地打扮自己，讲话发音清晰又标准，他是欧洲经合组织委员会的主席，也是代表英国的最高发言人，在18个同样对美国提出援助要求的国家代表中，他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但是他的任务使他蒙羞，向人伸手要钱不是他的作风。所以现在私底下我们聚在我的公寓里，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晚餐一结束，霍尔佩奇就放下了他的外交礼仪，开始直率地谈话，我们就像战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畅谈。

霍尔佩奇说，所有问题所在就是美国的“剩余”，整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理“美国剩余产品”这个问题，世界需要这些产品，但是也不再有能力支付得起了。他将美国主导的20世纪中期和英国主导的19世纪进行比较，他说美国的权力大大超过了英国权力的最高峰，然后滔滔不绝地夸张讲述英国和美国主导世界的不同。

他说，19世纪旧世界的英国不但主宰着还依赖着外部世界，而那时外部世界也依赖着英国，同时也恨着英国。现在英国还剩下这个仍然相互依赖的倒退的世界，并宣称着一些经济上的口号。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国人则坚持自由贸易的旗号，这与英国人的口号如出一辙。他问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甚至到了1949年全球的英镑交易都比美元交易多？英镑贸易量是美元贸易量的两倍！马来人的橡胶和锡，澳大利亚人的木材和小麦，阿根廷人的牛肉，非洲人的可可和椰子——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英镑进行交易的。霍尔佩奇对全球贸易数据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通：如果我们美国人减少马来人橡胶的购买量（之后我们确实这样做了），马来人就少挣了美元，然后英格兰就会用美元补偿马来人的需要。1949年春天非洲和纽约的可可交易市场全面崩溃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英格兰只能补偿非洲的美元需求！

霍尔佩奇后来从贸易平衡讲到了贸易平衡的要害。如果所有用英镑交易的人都突然要兑换美元了，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这样做，想在美国产品大剩余中分得一杯羹，那么马歇尔计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今自由而拥有纯银英镑的印度和埃及从英格兰日渐缩水的储蓄中得到美元。但是要是明年印度发生了饥荒而英格兰要花5亿美元为印度购买小麦呢？之后怎么办？美国愿意看着英国放弃印度吗？美国会为难英国吗？他警告说，记得英国最近一次英镑危机1931年时发生了什么吗？记得“全世界发生了什么”吗？而英国现在，就是现在，正在一步步接近这样一个危机。

霍尔佩奇很鄙视马歇尔计划的一些欧洲参与者。他与美国人开会时和那些人坐在一起，他继续说道，那些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如果一个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告诉一个求援国代表，明年增加三件套产品的产量也许是明智的选择，然后这个欧洲代表可能会说，我们会立即执行并进行回复。至于法国人嘛——他们与美国的援助施与者们在一起开会时两腿会张得很开，好像在说“Baisez-moi”（“给我吧”）。

霍尔佩奇还说，一场极具协调性的反对英镑的暴动即将发生，一些小的欧洲国家将要联合起来。要对付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再次联合赢得“二战”胜利的英语国家！我们需要结合所有的英国和美国的资源，这样美元和英镑才能成为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成为由华盛顿单方面运行的经济同盟（“对此上帝赋予了英国发言权”）。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可以自由行动和自由交换商品、属于自由人的地球。只是它必须以说英语的人联合为开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至于我们的拉丁朋友——霍尔佩奇觉得拉丁人都是不大可信的，“自从德尔卡塞时期以来，法国的外交官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

随着霍尔佩奇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口才，我们才意识到这位驻巴黎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平时压抑着感情，现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美国必须做出行动拯救并接手英国衰靡的经济，否则英国会淡出世界大国的舞台。从短期和长期看，他对当前他公开代言的工党政府都不抱希望。他十分怀疑英格兰有能力在必经的崎岖之路上独自走下去——一定要结束这个帝国的漂流无依，不管是对国外还是国内的义务都进行否认，只守住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军事统治，他认为某日石油资源会成为国际外交事务中的王牌！他使我们这些记者不管从自身职业还是历史的角度都非常纠结。出于敬意我们不能引用或报道他说的话，因为他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越过了英国政府直接向美国公众舆论界发表意见，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我们不能漏掉我们原本就想告诉大家的东西：那年秋天，美国必须决定，美国人是否要与英国作为合作伙伴一同统治新的战后贸易世界，还是只要我们应付得过来的话就全凭一己之力。这个决定没过几周就要做出了。

我从未掌握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的要领，是因为其中的细节一向如美国最高法院那样高度保密。1949年的夏天从局外人看来，人们能够感觉到排挤——但是到底是美国排挤英国人使英镑贬值，还是只是强迫意大利人为之代劳排挤英国，我不知道。我享受着美国政府为了加速危机进程留下的漏洞为我带来的大量报道素材。意大利是那时马歇尔计划中最温顺服从的伙伴之一。有一年，美国对意大利想要在伦敦用英镑换美元的做法不满意，意大利发现这一点之后，就向那些只能用英镑支付它的国家销售了大批的红酒、水果和传统奢侈品，尽管意大利想要的只是美元。美国最后终于对意大利用英镑换美元的想法表示许可，并不加以管束。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同成了英镑的排水口——英国财政部乱成了一团。

9月17—18日的周末，英国将1英镑的币值从4.03美元下降到2.80美元，英国被自己的好心引上了长长的下坡路，美国拒绝拯救它，最后只有北海的石油暂时地缓解了这一危机。

这是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一刻，而我会成为见证者。我知道就算美国没有直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生，至少是助推手之一。马歇尔计划要探索着创造甚至比19世纪的世界更加有效率的20世纪贸易世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我们美国人会成为最高金融保证人、高级武器制造者、核心的银行家和永久的保护伞。在我们的保护伞下，没有特殊待遇，即使是我们的同盟大国英国，也不能对特权抱有期待。

那时我很难想到，马歇尔计划中代表着希望的美国领导人当然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新的贸易世界中，陨落的世界成了真正的赢家，日本和德国成了我们努力的受益者。而我们最后还会将英国从中东驱逐出去，使坐拥石油资源的中东酋长和独裁者们成了所有的美国经济和文明的债主，和不靠谱的依赖对象，之前英国人一直替我们管着他们。

我那次伦敦之行的时机不能更好了，因为我订的行程是周一下午到达，而那时正值英镑贬值的周末刚过去。如果我的时机准确，那我的预感就不能更神了，这有助于我的事业。我已经预料到了英国要出的乱子，就算没有如同爆炸或是大哭那样的反应，至少一声像样的怒吼也是可以拿来报道的。但是在伦敦我发现英国带着完全善意和高兴的面孔，好像已经偏离世界事务很远了，对于这次危机冷漠无感。也许除非是爆炸性的通货膨胀，所有的金融危机都差不多像这样没什么可报道的。

周一上午一大早，我就登上了离开巴黎前往伦敦的金箭号，途中我大腿上满满堆了一沓报纸，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讨论英镑的突然贬值。但是通过了英国海关之后，从我对海峡另一边英国的观察，我想象中危机的紧张好像已经过去了。海关人员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职业？此行的目的？等等。我回答说：“记者……来报道英镑危机的。”他看着我说：“真的吗？但是没有人为此有什么激动情绪。”接着他将我送上了火车，那些日子英国的火车速度好像要比法国的快，也许是因为路途更崎岖；而餐车里的桌布绝对更厚更硬。火车驶过肯特州的小镇，看起来比法国小镇冷冷的石墙更加整洁，这里没有危机。我是要来观察在伦敦刚发生的危机的，然而那天晚上却被朋友丹尼斯·普利马（Dennis Plimmer）带到了位于海滨区的沃平（Wapping）的议会住房的酒馆。在一家酒馆里人们安静地玩着飞镖，他们的孩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另一家酒馆里一个人弹奏手风琴，人们踩着节拍跟着唱歌。走出酒馆很远，我注意到了一块大布告牌，上面发布着伦敦郡议会提供的夜校课程；然后所有被指给我看的战后建起的房屋，都整洁、有整齐的花园、发出充足的光。不管工党政府在国外牺牲了多少荣誉，至少对国内是很慷慨的。如果这里真的有什么危机，那得细心的侦探才能看穿了。这里离外面的世界很远，不管工党政府管没管好英镑的币值在这儿都不要紧，至少对沃平来说工党政府就是好政府。

我穿梭于伦敦的办公室、工厂和港口。我在繁忙的港口度过了一天，这儿风景如画，阳光的映照格外美丽。如果我要描写的是之前的大英帝国，我可能已经通过我的观察找到了报道主线。这些码头都有特定的运输任务：金丝雀岛上的新鲜水果、番茄和香蕉从金丝雀码头运走；运输肉类的码头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来羊肉；蓝星海运和皇家邮政从船的一侧吊起了从南美进口的牛肉。还有烟草码头，用黄松木制的巨大木桶装载着烟草被调运进仓库。船只不停装货卸货，我记下货物卸载的笔记读起来就像在巴黎马歇尔计划的管理货单：进口的糖被成堆放在半圆形仓库里，从罗马尼亚和非洲西部运送过来的木材。同时，出口方面，有一艘前往德班的船，船上都是英国畅销商品，像佛格森拖拉机、装有威士忌的箱子、绿色的水泥搅拌机和用纸麻袋装起来的水泥。

然而，有一艘船，是报道的重点——从温哥华来的一艘叫特里贝格（Triberg）的船。特里贝格载着10000吨小麦，光是卸货就要花上几天。一根巨大的真空吸管不断地将谷物吸上一个巨型电梯的顶端，一位满身灰尘的工人管理着三条沟槽，这些金黄小麦，就像奶牛的乳头挤出的奶一样被对准沟槽倾泻而出，随后被送上了等着将这些北美小麦发往磨坊的火车。为了能吃上面包，英国每周都需要五趟这样的船。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写的报道就关于，保证这些制作面包的谷物进入英国，和英国如何支付不光是小麦，还有木材、烟草、金丝雀岛的奢侈品，还有更重要的是在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被卸下的石油和棉花。但是，码头工人心满意足地住在工党政府安置他们的英国公营公寓，而码头的货物进出口量对比极不平衡，这样的矛盾令人十分不解。新工党政府想要保护工人不受旧世界的动荡和贸易新对手所扰，工党领袖大发善心，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将他们所倡导的付诸实践。

为了搜集报道素材，相对于我在延安采访过的中共政治局成员，我采访过的英国工党领袖并不是很多。我不着急，时间也很充足，只不过那时，我原本视那些英国工党领袖们与我价值观相同，但是他们并不是很讲道理。他们的观念都很局限，又很老套，这些说法不言而喻建立的前提都是——所有错误都是美国犯下的。现在我再读我那时候的笔记，他们充满怒气的争论辩题都是一些类似的问题，仍然可以使英国知识分子捧腹不止：美国人是善良而愚蠢的人吗？还是，他们是直率的冷血战士，把英国作为反共远征军的工具？

这场争论中有两个是之前提到过的熟人。

斯塔福·克里普斯先生在争论中站在美国这一边。我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很是敬仰，他以前在中国待过，那些年里他没有参政，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现在我再一次审视他时，他作为英国财政大臣抒发他的感想，他觉得美国（他说的美国指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不明白美国对欧洲的重要性。斯塔福先生觉得，美国的角色就是为欧洲的移民提供住所，这样就能吸收欧洲多余的人口，让他们在美国的矿井和田地里干活；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这些被放逐的欧洲人就用小麦、棉花、面包和原材料回报欧洲故乡。但是早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美国就已经关上了移民的大门，被战争蹂躏过的欧洲现在已经被膨胀的人口卡住了。现在欧洲被禁止向美国输送穷人，而不给美国钱，美国就不会为欧洲的穷人送去粮食和原材料。那天克里普斯的怨念大部分集中于加拿大人身上。加拿大是英联邦的成员，但是售卖出口的小麦时坚持收美元而不收英镑——一年要在跨洋运输的小麦上花4亿美元！为了诸如印度、马来和非洲甚至是德国占领区的属国的食物供应，英国本身就因为背负的美元重担而不堪重负。

斯塔福先生会让我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感到羞愧。因为我们不理解英国的全球贸易重担，还让英镑的价值跌到了谷底。

克里普斯至少在理智上是有指导意义的。而有一位要情绪化得多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羞愧，他就是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一位闪耀的人物。如果非要在英国工党找出一位理论家，那无疑就是拉斯基。英国工党鼓吹过很多好的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位是理论家：没有列宁，没有托洛茨基，当然也没有毛泽东，而拉斯基，是英国工党发展出的最接近首席理论家的人物。因此，不得不在战后建立英国工党政府的那些人不信任他，他被政府和荣誉忽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个人的怨念集中在美国政策和哈里·杜鲁门政府上，他的政府同事都必然与美国扯上了联系。有的欧洲知识分子私下很喜欢他们遇到过的大部分美国人，而批判美国生活的文字和文章却随时呼之欲出，拉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拉斯基邀请我去他家，我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他在巴黎遇到的一个作家同志的身份去的——去年在巴黎，他使我相信暴乱即将来临（“我闻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儿”，他说过）。他是一个坚信自己才华的健谈者，那天晚上他同时做了好几件事：他用铅笔为某些出版物写文章；他还时不时地翻找他脚边的一个废纸篓，他总能从那里找出一片又一片青苹果色的白宫信纸，然后说：“噢，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这个给我。”与此同时，他一直发表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激烈言辞。把那天晚上拉斯基的观点总结一下就是——美国人用计谋和策略打败了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美国人和丘吉尔将英国引向了“冷战”，美国人将艾德礼作为人质，美国政策将建立工党政府的新英国逼向绝境。“冷战”的政治和经济对于拉斯基来说根本说不通。他觉得英国首先要考虑的是跟苏联结交；英国的科技和苏联的资源在一起，不管在贸易还是原子武器的领域，都是天然的联盟；未来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会比大西洋自由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拉斯基在他的时代是英国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早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时代心中的参考，一个法西斯和战争时期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现在，在伦敦，这个有着一撇胡子、戴着金属架眼镜、坐在壁炉边的瘦小男子，深信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我对他没有被英国工党政府授予爵位表示遗憾，但是他快活地将这个话题转移了，开始闲聊起那些他曾经的同志，而现在是内阁成员的大臣们。

我能看出拉斯基现在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象征性人物的队伍中他多次标志着英国工党不同时间段之间的过渡点，这些过渡包括从最初的情绪激昂的运动中吸取了力量，到成为一个政党，然后夺取了政权组建了政府。正在当政的工党授予拉斯基荣誉，但是不会雇佣他。他的说辞已经落后了。

但是拉斯基和其他一些工党支持者影响了我。他们通过信念夺取了政权，而我很容易被他们的信念说服，因为他们的心肠完全是好的。他们将工党过去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转化为今天的公平分配——成为每个小孩手中的橙汁、国民健康服务、公营公寓和新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服务。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经济学家谨慎地指出，英国这样是将国家资产主要投放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生产上。但是如果英国想让公平分配不仅在国内还要在全世界通行，他们就必须投资于生产，美国人不会保护他们。对于我而言，美国人的立场实在是太艰难了，我们要剥夺分给英国的战争胜利成果，只是因为我们设定生产是贸易世界其他地区的首要，而英国人不会牺牲社会福利而投资生产。

所以我为捍卫英国为公平分配做出的努力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抨击马歇尔计划的帝国主义——结果只是我的这种信仰在后来的9个月中逐渐被弱化了，这9个月，是马歇尔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好心肠时代结束之前，最后的9个月。

说服我马歇尔计划是多么有效率的一项计划的，不是领导它的强权人物，也不是为它工作的漂亮年轻人，而是我必须要报道的那些事实。

我渐渐变心了。在我的记忆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冬天的旅途穿过了法国的谷仓贝奥斯（Beauce）的田野，满是庄稼茬儿的田地里点缀着几个拖拉机——我发现了马歇尔计划正在以一定的节奏向法国输送拖拉机，到了1950年，法国的拖拉机数量是战前的4倍！小麦很快就会充足，法国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出口食物。我在一个农场驻足，穿着长筒橡胶靴的壮实年轻农民和他丰满的妻子很为这些拖拉机感到自豪，因为这是他们用法郎买的，他们坚信这是只靠他们自己做到的。美国的援助是一种太高高在上而遥不可及的东西，美国资助给他们的新拖拉机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如同每一个受到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人，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出的出路。他们对我表示客气只是因为他们是有礼貌的人。

欧洲遍地都有了出路，到了1950年春天，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览项目包含了马歇尔计划的胜利成果，这种做法已经在政界流行开来，好像他们在战争期间参观战场一样。须德海已经成为参观展览胜地。战后围海造陆的大工程大大增加了荷兰不受海水泛滥之灾的可耕种土地面积，这些工程是由马歇尔计划资助的。撒丁岛也成了一个观光胜地，那里带毒气的沼泽已经被排干，不仅当地经济得到了繁荣，游客们也得以重新发现撒丁岛的美丽。法国人在罗讷河裂谷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和设备建造了大坝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海峡通道，这些工程将法国发电力与战前相比提高了10%。

到了1950年的春天，我要报道的事实无处不在。1950年冬天的一天在巴黎，我埋头在枯燥的货船卸货单里翻找，希望能像一个刨根问底的好记者一样发现不对劲甚至犯罪的地方。那天我能找到的所有，就是大约150艘载满美国援助的船正经过大西洋驶向欧洲。在那同一天，光是前往法国的运货火车就运载了5艘船的棉花（原记录：S.S. Geirulo, S.S.Delmundo, S.S. Lapland, S.S. Cotton States, S.S. Velma Lykes）以供应作坊和阁楼，17万法国人的纺织工和制衣工人都要靠着美国的棉花寻求生计，而将选票投给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这些工人如果有了工作，他们更可能把票投给社会主义者（支持我们），而不是投给共产主义者（反对我们）。还有就是，一艘叫“天航马士基”（Godrun Maersk）的船，载着更多的拖拉机、树脂和纤维素乙酸酯从巴尔的摩港出发；“吉布斯·莱克斯”（Gibbes Lykes）号货船带着一船的美洲湾硫黄进入马赛，“朗达”（Rhondda）号货船带着更多的农场机器、化学产品和油类产品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不计其数的细节和数据告诉我们，我们之前想做的事，我们已经很好地做到了。到了1950年底，西欧的工业生产比1947年马歇尔计划倡议提出时增长了不止45%，而且，不考虑战争的摧毁，比战前最后一年1938增长了25%！三年之后我离开欧洲的时候，欧洲人的生产力几乎是1938年时的3倍——而且当时还在增长。

1950—1953年之间发生的是另外一个故事，需要单独讲述。从历史上看，马歇尔计划就持续了两年时间，1948—1950年，就在那两年欧洲古老的文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那两年，随着欧洲开始获得石油和制造钢铁用来生产自己的汽车，新的交通拥堵时代也开始了，这使那些深爱罗马、巴黎或者伦敦的人们愤怒不已。这些交通拥堵在阻碍街道的正常节奏的同时，也阻碍了政治的正常节奏——不知怎的，就好像计划好了一样，共产主义对于不满的人们具有的吸引力曾经是增长的节奏，然而这种节奏要么渐退，要么停止了。和我一样，人们爱着欧洲古老的文明，爱它的优雅和耐心，爱它给人们留下的一层层回忆，爱它的缺点和活力，他们都知道现在的欧洲会发生改变。和我所有的法国朋友一样，我也反对贯穿各省的美式超市，甚至反对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热狗汉堡式的商业中心、航空公司和法国报纸上突然多起来的四格漫画。然而很显然，令乔治·马歇尔感到害怕、使欧洲陷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恶性循环已经不存在了。欧洲不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到了1950年欧洲正准备再次穿上铠甲，因为这是美国的政策和自由的政策要求它这么做的。

1950年6月25日，地球的另一边，朝鲜战争爆发。此时，正在进行马歇尔计划的欧洲成为一个集体，支持美国反对地球另一边共产主义的战争。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有关军队、国家、政府和外交的事情发生了太多。到了1950年秋天，对于我知道的有多少，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试图用人物和贸易平衡相关的东西来描述马歇尔计划开始后的前两年，但是只用数据和人名来记述马歇尔计划是一种误区，因为马歇尔计划内在的活力与外在的行为框架是同等重要的。

当1947年春乔治·马歇尔从莫斯科回来时，他确信斯大林想要占领西欧这把古老文化的交椅。如果马歇尔没有启动一个美国项目来扶持那个古老的文化，斯大林也许已经成功了。美国人将与斯大林的对抗说成是自由和共产主义的对抗，事实也无疑就是这样。但是在欧洲政治“冷战”中，我们又一次发动了贸易世界的活力来抵抗独裁者世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意他们自己与贸易者在历史上被联系在一起，因为驱使贸易的是利润，利润是一个对所有的道德主义者来说都十分肮脏的词语。1947—1950年期间，随着我报道的深入，我慢慢认识到自由主义者们珍视的价值观，在贸易者的世界里得到的滋养，比在独裁者世界得到的滋养要好得多。艺术和音乐在两个世界里都能得到滋养，但是比起在独裁者世界，宗教、文字、诗歌、科学在贸易者世界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再没有别的类型的统治者了，统治者要么用更好的发展和得到更多收获的希望引诱人们向前，要么用刺刀、棍棒和酷刑驱使人们。

我在欧洲的前两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由此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马歇尔计划赢了，因为它将收获和自由联系在了一起，思想和政治必须与货物和商品一起发生变化。用最高尚的说法来讲就是，马歇尔计划发动了自由人民的积极意志与束缚人们的政治机器做斗争。用通俗的说法来讲就是，它发动了人们的贪心来抵抗恐怖统治。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赢了。不知怎么的，我不仅已经淡忘了海峡那头的英国朋友和中国延安的朋友们的思想，也淡忘了美国自由主义者们不可置疑的思想，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美国人。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得到美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两方支持的政治神话，这种为数不多的事件比如，波士顿倾茶事件。我后来得知并认同了是什么成就了不只是神话的马歇尔计划，我觉得我应该以此作为这一章的结尾。

我明白了速度和简化是大事件的基础，很大程度地保留观点是关键，还有，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必须要知道事情的经过；没有能力只有好心，或者只有能力没有好心，一样都会导致灾难性的政治事件。如下：

•马歇尔计划的大师们坚持将事情简化，不管是从他们的同事还是欧洲的求援国家，他们因为肩负太多责任而没有时间去了解细节。每个要求援助和帮助的国家都被请求陈述自己的目标，马歇尔计划的领导人就像狗抖掉身上的水那样筛掉多余的细节，然后经过专家们的分析和肯定，最后美国政府按时按量地提供援助、美元和采购到的供应品。马歇尔计划能够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它雇佣的人少，而且都是最优秀的精英们。马歇尔计划雇员最多的时候，巴黎总部也就只有587名成员，另外839名成员分散在欧洲各分部。这些人高效地分配了133.5亿美元。

•如果说速度和简化是马歇尔计划的首要特性，那么其下一个特性，就只能被叫作带有仁慈的冷酷。

计划的行政主管们很确定他们自己是好心的，但是并不能确定国会是不是一直好心，所以他们严格地按照对国会做出的承诺采取行动。马歇尔计划将每一个受援国政府和政客都置于巨大的诱惑之中——因为美国人给这些国家中央银行和政府的美元产生了上亿的所谓“对应基金”。除了比利时，每个欧洲国家也许都受到了这笔巨额本国货币的诱惑，而将其花在社会服务或者社会福利上。马歇尔计划的人坚持这种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而禁止国家使用这笔钱，而且坚持认为，将我们援助资金的对等基金花在不动产投资或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再生利润的。这是一种美国施援者对主权的暴力入侵，而这个项目最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陆空军扫荡了主权，而最不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欧洲的盟友牢牢把持着真正的主权政府。

•另外一个我主要的观察对象是媒体界的管理。在这样一个目前很少被后人超越的政府模式下，为了美国的国家目标，我从未见过美国媒体界的才能被如此多地激发出来。

我很确定马歇尔计划的媒体政策是出自埃夫里尔·哈里曼之手，他在战争期间同美国记者的关系很不好。哈里曼爱权力，哈里曼由于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器重而在战争期间拥有权力，那时他不需要新闻记者，他对媒体的态度也很傲慢。但是在马歇尔计划工作，哈里曼的权力是来自国会的支持，因此他对于媒体界的态度也需要改变。国会那时候不会阅读档案，但是他们会阅读媒体的报道，比如家乡的报纸，牵动从巴黎往美国发报道的媒体公司其实就是牵动国会议员的方式。

因此哈里曼专为美国驻巴黎记者准备了一年两度的权威媒体发布会，这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公共外交实践。哈里曼夫人在他们的公寓中挂着美丽的油画，哈里曼会提供高档的奶酪、最好的法国红酒——还有可靠的信息。哈里曼会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概括地介绍一下我们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主要问题，牵涉的人物和美国国会的观点。哈里曼作为一个大富豪，像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那样随意地处置巨额的钱：“噢，我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计算过战争期间花了10亿美元在100万吨新钢材上，所以就把那个作为基准点吧。”这是典型的哈里曼说的话。然后他经常会将指导性的任务交给密尔顿·卡茨。卡茨会把媒体发布会变成一个研讨会，他专业的头脑很享受记者的质问和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些记者写的文档会作为马歇尔计划的研究报告呈送给国会或者执行方。在官方发布之前我们有三四天的时间准备文档。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和研究完整的厚厚一打文件，然后在出版我们所做的报道之前听卡茨的指导性总结。

这些发布会的后果就是，记者在学习这些异常复杂的事情的过程中受到了彻底的教育。在写出报道之前，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不得不对发生了的事情加以理解，这样才能让编辑理解，他们才能让读者理解，国会才会受到影响。只有当国会、媒体和执行者都行动起来，他们才能重塑整个事件。

•我应该附加的另一个我观察到的事就是，马歇尔计划对其能力的强调虽很低调但要求却不低。欧洲长达半世纪最罪恶的卡特尔之一就是钢铁托拉斯，现在用法语重新命名为冶金产品商行。在我开始报道之后的开始几个月我简直不能再愤怒了，因为我发现上百万的欧洲复兴计划美元都被用来资助法国两大美式的带钢工厂——它们都被邪恶的老牌卡特尔冶金委员会（the Comité des Forges）成员掌控着。但是后来有人向我指出，首要的事情应该首先解决：法国必须首先保证现代钢铁生产。而这些冶金工厂必须交到知道怎么操作它们的人手里，这和美国的拖拉机必须经过高效的分配才能保证送到熟练的农民而不是新手的手里，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是在引导一场复兴而不是一场变革。当卡茨接替哈里曼成为主管时，在朝鲜战争关闭了所有的社会观点之前，卡茨几乎是于心不甘地建议马歇尔计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触及工薪阶层。我们已经照顾到了中产阶级，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准备收尾，但是他也曾支持首先解决首要的问题、好让欧洲重新开始运作的逻辑。

回忆起来，哈里曼、卡茨和其他人都是对的：能力必须作为好心的保障，因为没有能力美国的好心只能引起政治灾难。我知道美国的援助对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来说是多严重的灾难，对更加无能的越南西贡政权更是如此，我现在视美国的援助为一种令人上瘾的政治药品，对接受者来说，就如同我们在政治上完全的敌意那样具有摧毁性。1948—1950年这期间美国人捐助的钱发挥了最好的作用，因为美国人找到了通过政府达到各个群体和各个生产部门的方式，只有政府知道怎么用这笔钱才能将投资转化为产出。总的来说，那些首先从我们的资金中受益的人是最穷苦、最饥饿和最需要这笔钱的人，而从中受益最长久、收益最多的，是那些最残酷、最贪婪的欧洲人。那些被邀请到美国谈判桌前的人，根本不是人们愿意邀请回家做客的人。

引导我总结出马歇尔计划教给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混乱的一个经验的是：博学的历史学家称之为非预期后果法则（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论述。

•非预期后果法则扭曲了简单的历史，使之发生了许多戏剧性事件。这个法则十分经典，美国人在战后早期几年中就将这个法则用在了占领和征服上。不管在欧洲还是亚洲，对老盟友——中国和英国——的感激之情，使我们在政治和现实中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位于两个大洲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都被最严格地对待——我们在德国或日本的地方官员对他们没什么好感，完全贯彻了纪律性和服从性。

我只是见证了非预期后果法则在欧洲的实施，马歇尔计划的逻辑在欧洲就是圣旨。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见到的和我报道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们在日常报道中一般不会出现。但是我们实际在做的，是把英国从伟大胜利中排挤出去，而将我们致命的敌人德国提升到了欧洲最强国家的位置。

这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并非美国有意造成的。德国的一代人中已经两次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统治德国的对策，原因是简单的办法难以解决复杂的情况。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卢修斯·克莱将军（General Lucius Clay）在战争期间就上任了。当和平慢慢要到来时，他知道他的责任是使事态保持稳定，直到美国能够做出如何处置德国的决定——他面对着的不仅是多疑和残酷的苏联红军，还有喂饱这些德国投降者的成本，这些都将事态复杂化了。不管是克莱还是美军中的人，都不愿意向美国国会讨要“军用拨款”来养活或帮助德国人。因此只有得到军用预算之外的，比如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国民预算拨款，来使德国人免于饿死。

30年后，结果令人哭笑不得。我首次探究这件事的根源，是有一次在雨果别墅里与克莱将军的一个经济专家的谈话中，那是在克虏伯（Krupp）家位于埃森（Essen）的豪华私人日耳曼式宅邸，到处飘着胡桃木果油的香气，回荡着瓦格纳的歌声。雨果别墅是占领鲁尔区盟军的指挥中心和司令部。克莱的那位专家很天真。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让这些德国人靠卖力工作得到原有的东西。”美军仍然很厌恶德国人，他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军的预算要用于喂养德国人的孩子。马歇尔计划应该包含占领地的人道主义成本，但是因为美军占领了联邦德国，他认为德国人就应该被强迫劳动，而且是用卖力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物、原材料，而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无偿用船运给他们的。

其他的西欧政府都是民主政权，所有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政府都必须承诺更多——更多的住房、学校、健康保险和社会公平。欧洲最负责任、最民主的政府就是英国政府，因为它给人们的承诺是最多的。最独裁的欧洲政府就是联邦德国——独裁者就是美国军队。英国、法国、比利时都有这样的民主政府，能选举决定一周有多少小时可以休息、休产假的好处，以及人们应该获得多长时间的假期。但是在德国，一开始就没有立法和国会。克莱和他的幕僚们决定德国人必须一周工作48小时。专家们建议美军首先要让德国人重建工厂、道路和桥梁，同时让他们在酒窖、残垣和破烂衣服中发抖，除非他们卖力工作挣钱否则没有住所和衣物提供给他们。

我完全能够衡量非预期后果法则带来的后果是在很多年前，战争结束不久，我第一次报道欧洲，英国的生活水准几乎是充斥难民的联邦德国的3倍。尽管英国被轰炸得伤痕累累，但仍在运作，而德国，从鲁尔到西里西亚就像是荒芜的月球表面。从那之后，不知怎的，英国轻松愉快地走过了停滞发展时期，而德国却日渐繁荣。30年后，胜利的英格兰人均收入已经涨到了3871美元——而被打败的德国已经达到了7336美元，并且差距还在扩大。不知怎么回事，美国人对德国人严格管辖，还决定了分配给德国的援助的流向，而事实证明，这比我们按照英国自由政府人民的意愿给予他们上亿美元的成果要丰硕得多。

不管是克莱、麦克阿瑟、霍夫曼、哈里曼、乔治·马歇尔、迪安·艾奇逊还是密尔顿·卡茨，都不能预想到，他们试图在欧洲和亚洲进行的重建会导致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而30年后，这两个我们以前的敌人，会对美国在新贸易世界的工业霸主地位，造成如同两只大钳一样的巨大威胁，而也正是我们努力要全面开放世界贸易助了它们一臂之力。

这完全是马歇尔计划无意为之的结果——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已经达到了一种动态平衡，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而这个平衡维持了这个世纪最长时间最完整的欧洲和平，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1. 指马歇尔计划使美法两国关系升温。——译者注

2. 巴伐利亚州，位于德国。——译者注

3. 厄尔巴索市，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译者注

4. “博物馆”，指巴黎。——译者注

5.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译者注

6. 此处为反讽。——译者注

7. 此处讽刺傲慢者的不务实。——译者注

8. 弗利特街，英国报馆办事处集中的地方。——译者注

9.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10. 骷髅会，美国耶鲁大学一个秘密的精英组织。——译者注

11. 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策略家。——译者注

12. 猪湾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1961年美国对卡斯特罗古巴政权发动的一次失败的进攻行动。——译者注

13. 达特茅斯大学，位于英国达特茅斯。——译者注

14. 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一战”期间的美国名将。——译者注

15. 联合太平洋公司（the Union Pacific），美国铁路公司。——译者注

16. 加尔维斯顿港，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的港口。——译者注

17. 1法新，相当于0.25便士。——译者注

18. 原文此处是法语。——译者注

19. 原文为slip it to me。——译者注

20. 拉丁朋友，指说拉丁语系语言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译者注

21. 德尔卡塞，19世纪法国政治家。——译者注

22. 北海，这里指位于大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大西洋海域。——译者注

23. 蓝星海运（Blue Star）和皇家邮政（Royal Mail Lines），都是英国的海运公司。——译者注

24. 须德海（Zuyder Zee），荷兰北部海域。——译者注

25. 如S.S. Velma Lykes，S.S.（steamship）表示轮船，Velma Lykes是轮船名字。——译者注

第八章 政治赢家：欧洲

一开始，我只是希望在欧洲暂时停留一年，然后再去中国目睹革命。但是到了1950年的夏天，朝鲜战争爆发了，个人性事件和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打乱了我的计划。

1948年的秋天南希已经怀孕了，那时候新闻在报道林彪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切断了东北的铁路线，正一个个地攻占国民党的据点。我只能充满遗憾地待在巴黎了，因为我不可能带着一个孕妇到发生革命的地方去。等到了1949年7月，我们的女儿埃登出生时，不仅是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也都被解放军占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希又怀孕了。我们的儿子大卫出生在1951年1月——但是我已经不再因为不能去亚洲目睹战争和革命而感到遗憾了。在亚洲度过的时光早已成为我过去的一部分，离我渐渐远去了。

欧洲现在已经占领了我所有的想法，我感觉欧洲在玩弄我，因为我似乎能切身感觉到一个重要的大报道，但是我又不得要领。这个报道绝对比马歇尔计划还要大。我已经掌握了报道马歇尔计划的诀窍，至少我知道，这件事在政治层面不只是关于欧洲对粮食和钱财的需求，也比美国要在自由世界中实行自由贸易的做法更加复杂。还有更关键的东西——我一直在挖寻这个关键，我还是在试着从过去中寻找新的报道，我也希望能找到核心所在。

我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期许去的欧洲，我希望最后能看到一个仪式性的东西，比如什么和平协定的签署，协定包括一些指明了未来的条款，就像17世纪的威斯伐法利亚和平体系和19世纪20、30年代的欧洲凡尔赛条约那样。和平协定都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能成为大新闻。当年，我就亲眼见证了密苏里号船上暗灰色的投降仪式，日本人不得不放下他们的帝国野心，向麦克阿瑟投降。

这些年，欧洲热闹地举办了一些没那么有纪念意义的庆典和会议，还有跳小步交谊舞的舞会，而我喜欢观察其中每个人的样子。但是我不是为了参加这些活动来的欧洲——而是为了见证一个大的和平协议，所有曾经让欧洲分崩离析而现在都想休养生息的国家之间的正式协议。我正在寻找那个显眼的高潮，就好像一个地标，潮水一退，人们就能从那里看出海岸线如何变化。

抱着事情会像以前一样进行下去的心态去寻找那个高潮性事件，是一个错误——待在欧洲的头两年就使我对报道产生了困惑。我只能报道我看到的东西，但是像我这样的记者能看到的东西就好像海上小船中的一个人能看见的大海——波浪、浪头的白色泡沫或者大一些的碎浪，风吹过海面，没有大浪，也没有难以抵挡的激流。

历史就是那些东西——波浪、潮水和海流，就像大海一样，不管表面多么平静，都永远没有静止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像一连串的海浪，一个又一个浪潮，而政治家和记者很相似，他们都要辨别哪个浪潮是海水涨潮的结果，哪个浪潮又仅仅是风吹海面带来的意外。

我来到了欧洲，心里想着，只要美国、苏联、英国解决了怎么处置德国的问题，和平时代就会到来。然而到1950年，就算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我也心知肚明与苏联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英国已经弱到无法动摇美国强迫它做出的任何决定了，还有，不知怎么的，我们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了一波浪潮，这波浪潮开始将人们指向“一个欧洲”，这时“一个欧洲”的样子虽然模糊不清但是已经初具雏形了。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描述这个新的“欧洲”。如果它真的实现了，我写的故事就会紧紧地围绕法国和德国——欧洲历史上两个长期的冤家——这两个永恒的主角展开。

因此，读者要跟我一起回溯到1950年，去看一看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什么，还有1950年美国的深入参与如何改变了欧洲政治局势。美国在太平洋受到的挫折，就像地震的余波一样，影响了大西洋，美国在欧洲的强大地位使战败阴影影响了整个欧洲。一开始，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行程安排很紧凑，从比利时到卡拉布里亚，从西班牙到波兰穿过了整个西欧。然而在1950年之后，除了法国和德国我没有访问和报道别的国家，只是偶尔去一下英国叙叙旧。作为一个做过战时通讯记者的新闻人，我十分珍惜与英国人的友谊，与法国人相处也很愉快，而对德国人的则是恐惧和厌恶。

住在巴黎的时候，我会在每年春天和秋天各去德国一次：春天去是为了报道政治，秋天去是为了报道军事演习。1949年2月是我第一次去德国进行报道。我是带着我的美国行李箱和我犹太祖先的噩梦抵达的，我原本以为我多年前就已经摆脱这种噩梦了。

我一越过萨尔的边境，就在黄昏中听到有人在说德语，我立马汗毛直竖，回忆起了波兰，我那时刚在波兰做过报道调查。我在波兰参观了华沙犹太人居住的破砖烂瓦房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废墟。我在犹太居民区的时候哭了。但是在奥斯维辛，我既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废旧的集中营已经弃用了三年的时间，但是这座充满暴行的博物馆还保留着活生生的恐怖：纳粹存下的金边眼镜堆成了一座山，每副眼镜都代表着一个犹太人失去的生命。堆成山的鞋子——拖鞋、长筒胶鞋、女人的高跟鞋，还有孩子穿戴的物件。管理员找到过很多束女人的头发——黑色的、金色的、红色的，最多的是灰色——那是纳粹在将他们剥过头皮的头骨扔进焚化炉之前留下的一小缕头发。奥斯维辛流水线的整洁流程清晰可见，从火车旁轨到“淋浴室”（受毒害者会被告诉那是他们清洗身体的地方，但是其实头上的通风口会不停送入毒气），再到熔炉。我参观的时候焚烧炉还没有被清洗过，还散落着一些骨头的残骸和灰烬。我还越过集中营界线参观了那头的森林，我被告知他们将尸体丢弃在森林的尽头，潮湿的水池不时地浮现一个水泡，有时一个大水泡突然爆开散发一阵恶臭。我战时在遥远的亚洲憎恶着纳粹，从基因上、从意识形态上和从爱国主义上，都憎恶着纳粹。而现在看过了奥斯维辛，我突然有了一种讨厌所有德国人的本能冲动。

当我越过萨尔河进入德国迷路时，所有这些想法都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是个美国人。我的车是带有法国车牌的法国车。我没什么好怕的——但是我的恐惧已经到了让我战栗的程度。而我发现我已经偏离了主干道驶向了萨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小镇。这些小镇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通电，就算有的地方通了电，也只有主街道上亮着一连串的昏黄电灯，其他地方都漆黑一片。我讨厌这些村镇并感到害怕。我不想在这里被纳粹抓起来。而我的车的主轴承出现了撞击声，一定是需要修理了。但是这儿没有路标，没有车库，夜色也渐渐深了。只要哪里有光亮，我都会停车走进去问有没有机械师，故意像一个有来头的人那样粗声说话。我必须克服的难以忍受的东西太多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机械师修好了我的法国雪铁龙车轴，然后我就像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那样，驶进了黑夜里。我的首站是法兰克福，美军的总部所在地，然后去波恩，在那里美国人刚刚召集了一些德国人撰写了一份允许德国建立受限制的自治政府的宪章。但是我不相信德国人。而那天的夜行使我确信美国人根本没有管过这些偏远又险恶的小镇。又过了一小时我才找到能带我去莱茵河坐轮渡的人。我对着船长大声呵斥，要求立即启程。当我渡过了河，终于看见了英语的标示，然后遵循指示转了向，我一下就驶到了高速路上。

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速路灯和交通指示，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是一个有超级高速公路的美国世界。我刚刚驶离了没有通电，也许都没有受过美国人教化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那是我的德国噩梦。我这才意识到我浑身都是汗。

这个有高速路的世界毫无疑问是属于美军的。在我前方有一队美军护卫队的车轰隆作响地行驶在路上，车灯连成串像一列火车，那是征服者在列队行进。一辆美军吉普，闪着明晃晃的车灯，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五分钟之内我已经遇到了两辆美国轿车，他们白色的车牌闪闪发光。灯光、美国标示牌和美国人不断地出现，直到我来到了法兰克福郊外的莱茵区空军总部。现在是柏林空运的淡季，只有我们双翼闪着红绿色灯的美国人的飞机不停地从黄色指示灯旁起飞。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是我们美国人占领了有利形势，德国只是我们的俘虏，而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肯定已经忘记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早上我开车从派克饭店出来时，一个德国交警试图让我停车，我大发雷霆。我知道德国人曾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就如同我们美国人有自己的军队，还有国民储备军以备特别军事任务的紧急之需。但是，两者区别在于，打个比方，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在中缅印战区组织过医院基地，我就在那里就过医，而德国警察是组织和为那些集中营服务的储备力量。法兰克福警察倒是没有在大屠杀最惨烈的那些集中营值过班，比如奥斯维辛或者贝尔森，但是他们为贝尔格莱德和南斯拉夫的集中营提供了人手。至少我是这么听说过。所以当那个警察想让我停车时，我发怒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很羞愧，最后我美国记者的身份让他吃了一惊，于是我就被放走了。我对我遇到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充满敌意，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德国，所以我看谁都像是纳粹秘密党员。

我对德国人的憎恨持续了得有十天还是两周的样子——直到我去了波恩。波恩是我报道的主线，这里聚集了一些“好”德国人，要为希特勒留下的被蹂躏过的土地重新编写宪法。所以我带着怀疑的心态来到了波恩，看看这些美国实验指导者到底有没有严格地监管好复活的纳粹、民族主义者和阴谋者。

然而我将看到的，是战败者出现在他们的征服者面前的典型情景。只要不是预谋分化统治者们的阴谋家，任何被占领统治了的人民都会出于本能地迎合讨好最强或是最善良的统治者。被美国人打败和统治是最幸运的了，因为美国人会养活被征服者，而第二幸运的就是被美国人所在的联盟统治，因为美国人是有可能接受请求的。占领了德国的胜利联盟中也包括苏联人，我们与苏联人的关系刚刚破裂，不可挽回地破裂了。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伙伴们，被工党的空想者们领导着的英国，英国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还有根本不想让德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国。

所有这些的中心人物是我们的总设计师、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克莱将军——德国人将克莱视为裁决者。

克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身上结合了高智商和高度自信，只忠诚于美国军队、美国政府和自己的信条。在他接受职位之前，他咨询过美国对德政策部门的指导，部门的人告诉他没有什么指导。于是他毫不畏惧地开始靠一己之力统领德国，他决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德国重新运作起来。他是唯一一位直接接待媒体的美国将军：他在柏林的大门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开的，记者可以随时走进去向他提问。

克莱面临的可不是什么小问题——根除纳粹、使德国振作、振兴德国经济、植入民主，在面对所有这一切的同时，还要无畏地面对顽固的苏联指挥官索科洛夫斯基，那时索科洛夫斯基蓄意在柏林封锁线附近挑起战争，同时克莱还要抵御我们挑剔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的啃食。

需要建立一个德国政府是克莱的决定，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权力来源的思考是很有趣的。1948年的4月克莱款待了一个有教养的法国外交官，衣冠整洁而温文尔雅的顾夫·徳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他发现徳姆维尔内心对老是入侵他们的德国人的憎恨似乎减弱了，克莱在回忆录中说：“就在他此次来访的最后一天，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冲进了办公室，口述了一份备忘录。”克莱的备忘录提出了八点计划，其中包括了，从对德国人目前所处的境地的分析，到建立民主政权的一项项内容。从他个人备忘录的第一点，就能感觉到他的命令语气：“我建议各州在1948年9月1日之前就组织一次选民大会，为撰写一份各州共同承认的宪法做准备。”备忘录还对德国共和国的宪法结构做出了粗略的描绘，德国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结构。

法国谚语说：“没有比暂时性的东西更持久的了。”克莱的备忘录是一个军事家对怎么让德国重新运转这个问题的快速解答：让他们在严格的控制下自治。德国人回复他说，请问能不能把大会叫作“国会委员会”而不叫选民大会，而他们希望这个大会写出的是一个“基础法”而不是“宪法”，他们恳请，等到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了再确定最后的德国政治体系。不管怎么样，德国人已经接受了克莱授予的东西：8月份11个州的国会代表选举，1948年9月之前在波恩举行，要撰写一份征得联邦德国美、英、法三个军事政府同意的、统治德国的指导性文件。

因此，当我1949年2月到达波恩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新的德国政府将会形成，而如果我找到了这些宪政设计者们的任何纳粹或者罪行污点，并将之曝光，一定能成为很刺激的报道。五年前我见证了越南的政治设想诞生的时刻。我目睹了一个政权从一个胚胎到统治国家的全过程，我还记得那个被蒙上浪漫外衣的越南。也许波恩也是一样。

然而，我发现波恩没有任何浪漫可言。波恩是一个位于莱茵河岸的寂静小镇，至今只是因为大学和作为贝多芬的出生地而出名（贝多芬出生地的影响力似乎比大学要大，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你会发现那是斜向屋檐下一间你必须弯腰走进去的顶层阁楼，这个天才就诞生在这个四英尺高的仆人的小屋中）。这个相对没有被轰炸得那么严重的城镇，现在充斥着从民主德国来的难民。在这个慢节奏的小镇里，难民和学生成为主要的两大政治阵营。

从我要写报道的角度出发，我希望两个阵营极端地相互针对，德国政治中心或者说“国会委员会”是为了掌握主权来反对美国。而与我预期中的紧张局势不同，两大政治阵营极度和谐地跳着同一支舞。这里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是愉快的合作伙伴。或者打另外一个比方，美国人将德国人从劳教所里放了出来，现在在以看守者的身份帮他们挑选用于适合日常装扮的新衣。一家德国报纸的漫画总结得很好，一个迷惑的男人正寻找一套新衣服。有戴着喇叭、头盔还有瓦格纳徽章的罗英格林（Lohengrin）样式，条纹裤、圆角礼服加高筒帽的魏玛（Weimar）样式，十字形袖章、棕色袋型裤制服和前额头发光溜的阿道夫（Adolf）样式。而售货员说：“这次想要不同的样式吗？”在波恩我们美国人就像是建议德国人“不同样式”的售货员，得到了德国人积极的响应。

我发现在波恩根本不可能时刻保持如剑一样锋利的敌意。这些被允许来到这里的德国人都是经过了各个机构的初试和复试，去纳粹化和净化后的德国人。不只如此。就好像由于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存在从德国政治中吸引出了一群希特勒政权时期的流浪汉和抵抗者，这些人甚至比我们自己还热心自由解放、共和体制和民主政体。他们由于缺少自由已经饱受折磨。美国在波恩的主要担忧就是这些流浪汉制度设计者们能不能用好我们交给他们的权力，够不够强硬到靠自己去碾压任何纳粹的复兴苗头，够不够聪明和认真到能使自己的国家重新运转。苏联人将这些温顺的中年德国人视为美国的傀儡领袖和反共产主义德国的复仇主义者，而我们将他们视为自治政府的一次实验品。波恩的德国人没有将我们视为上司和敌人，而将我们视为了伙伴。

美国控制中心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它的坚定，也因为它的摇摆不定。波恩是一座50年前的大学城，跟剑桥和马萨诸塞都不大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波恩的郊区约阿希姆街12号，一座黄色的三层粉刷式建筑，一点也不像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的研究生公寓。在柏林封锁区，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进行着战争边缘的谈判，他亲自指挥的美国空运机激怒了苏联封锁区，索科洛夫斯基跟他说，如果美国人不放弃组建独立联邦德国政府的计划，封锁将会继续。而在寂静的约阿希姆街，美国人的任务，是指导令人感到有些害怕的联邦德国政府组建起来，街上还有玩耍的孩子，封锁危机好像离这里很远，听起来就像是一门关于欧洲政治的大学课程。

没有比这个和蔼的美国团队更加矛盾的占领区代表团了，他们的任务是严厉控制德国的恐怖主义，而又要给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疗伤。就像在巴黎的马歇尔计划，学术界已经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排头兵。两位做社会研究的教授，密歇根大学的爱德华·利奇菲尔德（Edward H. Litchfield）和新学院的汉斯·西蒙斯（Hans Simons），从政治科学和研究开始入手，但是似乎通常能牵扯到其他领域。有时几位美国政府部门的外交官会介入，不是检查进度就是提供建议。而最活跃的参与者，永远是被苏联政治宣传称为危险分子的、纽约卡车运输业的一个人——安东·鲍什（Anton F. Pabsch），来自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市（Syracuse），是奥内达加货运公司的老板，并深以为豪。战争期间鲍什是一位军队里的好行政官，后来留在军政府管理过斯图加特市（Stuttgart）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得到了升职，又以平民的身份，进入波恩监管德国政治。

人们可以从托尼·鲍什的政治生涯中知道很多事。关于政府的事情，他不是从柏拉图那里学到的，而是从纽约偏僻地区的政治中学到的，那是一种充满了禁用手段的政治，但是就好像伯利克里的雅典政治要好过苏萨，他的那种政治也绝对比希特勒的手段要好。鲍什和团队里的其他人，有美国赋予的高于一切的指挥权，要创造一个强大到能够统治而又不能强到可以碾压地区和个人权利的德国政府。这就是美国政治思想对德国下的结论，克莱、鲍什、利奇菲尔德、西蒙斯和其他学者，只要在这个大框架里，都被赋予了完全自由的权力，对细节进行指导、引领或者对国会委员会的“好”德国人进行退让。鲍什不是用武力强行施压的人，他利用在奥尔巴尼市的卡车司机和教师游说团体进行施压。“我们观察他们，”并不是政治学家的鲍什说，“然后跟他们喝酒、共进晚饭和午餐。”然后德国人在美国人的这种压力和保护性的大伞下，撰写自己的规则。

这些撰写“基础法律”的“好”德国人在战前是在女子学院的一个地方碰面。约阿希姆街寂静的氛围从小镇一直蔓延到了莱茵河岸的女子学院里，学院的草坪是老式的德国风格，就在这些议员们写就基础法律的窗户外面，脏兮兮的黄色绵羊在草坪上来来回回地吃草。这些“好”德国人都上了年纪，其中70%的人都55岁以上了。英美的占领已经将前希特勒政权洗刷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这些代表在各种程度上都是反纳粹的。他们不管在智力还是学术上都要强于他们的管辖者们。这些人中70多岁的人有37个都是博士，另外18个是前希特勒时期的公务员，坐在其中的还有几个牧师、几位女性和两个共产主义者。他们齐聚在女子学院的礼堂，从这些座位可以远望莱茵河岸，这些红木桌椅都是为德国柔韧的少女而不是这些身体僵硬的德国老人设计的。他们不断地在教室召开干部会议而在礼堂进行激辩，争论美国人让他们填补的权力空缺。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之间的对话看出德国未来政治阵营之间的裂缝和分化，他们讨论的内容涵盖了税收、联邦权利、学校控制、非常时期的权力和内阁结构，以及其他九个不同领域，这些话题已经被委员会从各方面深思熟虑过了。他们看上去毫无伤害性，在他们的努力下，纳粹伤疤下的另一个德国有希望被召回——贝多芬、歌德和席勒时代的德国。

让德国崛起的这个委员会已经出现了很多关键的人物，而为了赶时间，我让鲍什长话短说告诉我最重要的是哪一位。鲍什说，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老人。于是征得了高层的同意，鲍什立即拿起电话打给了他，阿登纳立即同意了我的采访。从阿登纳的个人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做过科隆市市长，曾经拒绝了与纳粹的一切合作，还两次被纳粹关进监狱，在战争年代被释放但仍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之后一直把时间花在玫瑰花的种植上。73岁高龄的他现在是美国人最热衷的德国治理者，而英国热衷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英国人尤其反对阿登纳。英国智库将他报告为“政治无能者”，迪安·艾奇逊说英国人之所以反对阿登纳，是因为他是“保守而激进的天主教徒”。但是我们美国人将他看作我们的人，而英国人的人是库尔特·舒马赫，阿登纳比“苏联的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不知道要好多少，也比其中得到法国人青睐的富有魅力的卡洛·施密得（Carlo Schmid）要更可靠。结果，阿登纳成了德国的领袖——不管他是用狡猾还是真诚，为了德国的统治权他将我们所有人都利用了，德国人后来将他称为老狐狸。

当我在女子学院采访阿登纳时，我好像在参观一副主教像的油画。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他半东方的眼睛很少眨眼，专心听我讲话，并准确地回答问题。我笔记的第一行就写着：“灰色头发、整洁、上了年纪、笔挺的开领。”然后我开始听他说话，与阿登纳进行对话是一件难事，因为他很智慧，他与新闻记者总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从来没有任何开玩笑或者风趣的意味。他跟我分析了目前主要争议的每一个问题的利弊：政府的中央集权（他认为这要看谁掌握财政——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参众议院两院的权力（他认为应该跟美国一样，众议院掌握德国新联邦的最高权力），还有关于学校的争议。讲到第三点的时候他才因为口干而喝了口果汁。他说父母应该有权选择他们孩子上的学校——异教徒上异教徒的学校，天主教徒上天主教徒的学校——国家必须两种学校都扶持，学校必须对所有孩子提供宗教教育。

恨希特勒的理由有无数个，每个好人和传统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而阿登纳的理由，是希特勒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将孩子们的心灵与父母亲的教育相分离，他强烈反对希特勒的青年国防军（Jugend）、军营活动、异教的神秘仪式，他说话时，颤动的嗓音中带着激动。

我对他讲话的方式印象深刻，但是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具能说话的、全是皱纹的木乃伊。他那时就像我说过的，已经73岁的高龄了，在建立起德国的新共和国之后他就算能参政也没几年了。当然，现在看来我错了。1949年7月阿登纳当上了联邦德国的议员，并做了14年之久，直到88岁！尽管1933年他就被希特勒从政坛隔离了出来，然而就好像他所有的内部零件都保存得完好无损，时刻准备重新启动开关，时刻准备流淌权力的血液。权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提供的肾上腺素，它通过阿登纳和波恩的老人们流进并滋润了这个战败的国家。

在革命教条看来，权力的交接是通过剧变、动荡，是通过黎明时分突袭广场和午夜的暴乱实现的。而德国的权力交接缓慢而平稳，通过美国的意愿和英国的认可将权力授给了在女子学院开会的男男女女们。在我们的体制设计下，德国人已经尽可能多地继承了老魏玛共和国的色彩，体制的细节部分几乎都是他们的手笔。理论上来讲，在体制中显然最重要和最冒险的一点就是，英美政治和欧洲议会传统的结合。欧洲议会传统是魏玛共和国建立的基础，权力是在联邦、政党之间的合作中被共享的，所依存的是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国会大多数投票。而英美政治的传统则要简单很多：你要么掌权要么无权，要么“入局”要么“出局”；政治就是一种让人直接成为领袖候选人的方式。波恩的妥协近乎柏拉图式的简单，结合了这两种传统的最好一面。德国国会，或者说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将能够通过一轮不是很有把握的投票驱逐一位不受欢迎的部长，这种情况就是，这轮投票国会将大多数票投给了另一个人，直接任命其为部长。波恩这次意外的妥协使德国政府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强的政府。

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没有哪次政治报道能像这次权力交接一样引起我的兴趣。权力交接的形式有很多，有时是和平仪式，有时是教堂的祈祷，有时是谋杀、骚乱、暴行，有时是地下政权的选举仪式或者光辉的公众就职演讲。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波恩的权力交接过程是最为有趣的——一群美国人，靠军队统治了三年而现在要解散回家了，将权力交给一群羞怯踌躇的德国老人，好像在催促他们站起来，重新从历史舞台崛起，完成这个角色该有的使命。于是，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脆弱的团体发现自己能够追根溯源，将今天与井然有序的老式官僚政治重新连线，让警察、税务官、教师对他们提出的政治方向十分自然地做出响应，于是这样一群历史角色扮演者最后成就了这个国家。

如果我成为我一开始想成为的学者，我会选这种政治起步阶段的学问作为我的研究领域，而且首先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我选德国是因为，1933年一群人夺取了这个国家的现代政权，使德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遭人仇恨的民族，而1949年和1950年，我看见了另一群人接手了德国，他们是反应迟钝、动作缓慢、沉闷单调的一群老家伙，还看见了他们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德国变成了一个体面的国家。当时让我感到惊恐，并一直让我感到惊恐的是，只要如此少的人数，竟然就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性格——善和恶、自由和暴政、屠杀和慈悲。

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次次回到波恩，目睹德国政治的变化，而在第一次访问时，我的德国噩梦就开始淡去并最终消失了。1949年第一次访问波恩的时候，我不能待在波恩见证美国人对新基础法律的承认。那时欧洲的大事发生在别的地方——克莱在柏林面对苏联人，艾奇逊在巴黎与维辛斯基斗智斗勇。终于，谈判终结了柏林危机，苏联人也接受了我们让联邦德国人自治的决定，美苏这对老战友在德国的战争算是结束了。德国通过了新宪法或者说新基础法律的时候，所有联邦德国三个区的军事占领也结束了。占领军的指挥司令都被换成了高级行政长官（几年后又会被换成普通的外交大使）。

这场权力转移中的默林在被摧毁的敌人头上挥动魔棒准备将其收为盟友，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克莱。1948年克莱在备忘录中粗糙地勾画出德国新政的轮廓，1949年8月25日飞到法兰克福轻松地回顾了一下新政的内容，并作为一个统治者发表了意见，他坚持要将一个细节修改一下，但是总体上，他对按照他的想法来设计的新政感到很满意。5月8日，国会委员会通过了新基础法，现在只等克莱的批准了。5月12日，克莱在柏林用迪安·艾奇逊的外交胜利结束了封锁，然后飞到法兰克福在新基础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5月15日他飞回了美国，成为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留下了一个走向独立、平等和快速繁荣的德国。

柏林危机之后事情就发生了转变。

如我所言，我一年会去德国两次，我会像医生给病人做复检那样，用政治采样的手段追踪纳粹的蛛丝马迹。我最初报道德国是出于恐惧，报道柏林危机和后来的新德国宪法，对所有记者来说都是顶级的挑战。现在我必须带着自己的特色来报道德国，这倒不难。尽管统治新德国共和国的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没有朝气的政治团体，但是他们所统治的民族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所以记者不能错过政府层面的任何风吹草动。政府成员没有朝气这一点在德国人看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德国人背负了太多的历史。那时没有美国人能理解这样的现象——一个民族要逃离它的过去。

比如，在接下来4年我访问过的人中：

•赫塔·费舍尔（Heta Fischer），一位金色直发的维京人，女性，我在汉诺威追踪过她——她是我遇见过的一位率直骄傲的女性，一个女英雄。希特勒德国时期她参加过地下共产党，并在战争结束后与她的丈夫库尔特·米勒（Kurt Mueller）共同进入了联邦德国的共产党领导层。后来共产党领导层不信任米勒，将他绑架到了民主德国和苏联人的地盘，无声无息地干掉了他。除了她没人在意。不知所措的她现在失去了丈夫，同时也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我察觉到了她身上可能有不少故事，于是我跟她去了她家里，开始我们还对苏联的不道德表示一致认同，然而我不知怎么的无意中强调了自己的美国立场。她对此火冒三丈。她说她战争时期目睹了美军飞机轰炸汉诺威，她看见那些带着白星的飞机扔下炸弹炸毁了人们的住所。她尖叫，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声音大得吓人，扬言所有的男人都是猪和杀人犯。苏联人是杀人犯，纳粹是杀人犯，美国人也是杀人犯。金发碧眼的她，看上去无畏而有担当，她像这样爆发使我感到羞愧。

平凡的波恩领导人就是得从这些人入手，开始改变他们沉闷的共和国。

•这样的人之中还有威利·施利克尔（Willi Schlieker），他是我在德国认识的最接近我对朋友的定义的这么一个人，我能说出这话可不简单，因为他28岁的时候是斯皮尔（Speer）部长手下为纳粹国防军制造武器的天才。关于威利的往事我在别的地方提到了。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在于，他对钢铁和制造钢铁的爱好。他不关心政治，也就是说，只要是制造钢铁，他可以为任何政权任何人工作。德国被占领之后的那几年，他被各种领主如此反复地监禁、放出、再监禁，当英国人控制他时，他表现得就像个呆滞的玩偶。第一次见他，是英国人把我带到他洋白菜味儿的脏兮兮的公寓，让他跟我讲鲁尔区的制铁设备。占领德国时期结束时，他不再过那样的生活，我再见到他时，制铁技术正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他还能资助我做一个美国自由职业者。但是我没有太在意我们地位的变化。威利给我讲了一些制铁和工业的事，我感到了德国人对铸造和轧钢的感情，就像我能强烈感觉到法国人不知从何而来的对红酒的感情。我还知道，他在变得非常富有之后，喜欢上了花、麦森（Meissen）的瓷器和中世纪的艺术品。

但是他最爱的还是钢铁和他的工作，典型德国人的美德，波恩狡猾的领导人就是拜这种美德所赐，来改变沉闷的共和国的。德国领导人必须交涉的人，还有我遇到的其他大大小小的人物：

•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的一个27岁的学生领袖。我与这个学生领袖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一个酒厅谈过话。只要严肃地问一个学生，他的看法是什么，不管他有多大年纪，谁都能吸引他的兴趣。海因茨（Heinz）告诉了我他关于欧洲统一的理想，这也是他们团体的精神动力。致力于和平统一欧洲的德国人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因此我将他写进了报道。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为何只有德国人是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的，为何只有德国人成功将欧洲从比利牛斯山到乌拉尔山的地区统一了，最后，这个统一的欧洲的到来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他曾亲眼见过从巴黎到斯大林格勒的郊区的这片地区成为统一的地面军事指挥区。这段对话回溯到了战争时期，他开始大谈地面战争和坦克。当我讲到美国空军和我们是怎么在亚洲扩张的，他讲述了他的地面部队是如果打到斯大林格勒的。我们两个差不多是同一代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比较战时的旧事。我和他几乎一样有侵略性，我像机关枪一样嚯嚯嚯地讲起西安北部的桥是怎么被攻陷的，而他像机关枪一样嚯嚯嚯地讲他在苏联的地面作战部队。但是他变得比我更加兴奋，他还重演了当时坦克压过苏联的雪地、希特勒正要直取胜利的场面，他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将他想象中的机关枪左右移动，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个狗东西正是应该令我感到害怕的一个人。现实中他是手无寸铁的海德堡大学生，而我自认为自己是美国占领军这边的人，这简直太好了。但是他也给我上了一课：现实中落败的德国没有什么能激起他对未来的想象，而他不再向往希特勒疯狂的梦想，他想要一个欧洲人的欧洲，这样他可以活出一个更辽阔的人生，比作为德国人能够提供给他的更辽阔的人生。政治需要梦想作为依靠。

•还有个工人领袖。他是那种根本用不着尝试，就能在对话中用常识对所见所闻进行消化吸收的人。他是个一头灰发的中年男人，他是一个钢铁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反纳粹者。我们1950年在埃森的一家酒吧见面，他领导着克虏伯的工人联盟，我曾憎恶克虏伯到想把它撕碎在地的程度。克虏伯是埃森的心脏，埃森是鲁尔区的心脏，而鲁尔是除广岛之外我见过的受损最严重的的地区——比东京更惨，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惨。方圆几英里内的土地都被盟军炸了个底儿朝天，甚至到现在4年多了，还像一片刚被飓风席卷过的水域，只不过卷起的大风大浪不是水而是土，而现在因为和平被封住了。我曾经见过被蹂躏得如此严重、如此难以恢复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凡尔登战场的遗迹。

那一刻我推开了对德国人的所有憎恨，在几次采访之后，我开始喜欢鲁尔区，和它的行政中心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开始我就在脑海中质疑，我们是应该将鲁尔夷为平地，还是帮助鲁尔进行重建？道德和复仇让我们将它夷为平地，而马歇尔计划给了我理由和同情心让我们想帮助它进行重建。我们可以吗？这是以西结那个老问题的历史学版本：这些死骨能复活吗？一个受到破坏的文明的死亡细胞能重获新生吗？我着重问这个工人领袖的问题就是关于重建的。

这个工人领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正如大多数的工人领袖一样难以沟通。他恳求我停止拆除工厂，因为他在找工作。但是他让我明白了另一个自相矛盾却很重要的想法，我称之为无形的社会资本定律。

就像这样：就算胜利联盟国拆除了制造战机的全部克虏伯的工厂和其他所有的轧钢厂，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他这么问道。他的工人同伴们将因为失业而挨饿一整年，甚至两年、三年。共产主义者们就会告诉他的工人同伴们，西方联盟国的资本主义者只是想搞垮德国的竞争力，然后钢铁工人为了得到工作，就会像欢迎纳粹领袖那样欢迎共产主义领袖。最后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要拆除整个鲁尔区是不可能的。是的，我们可以将拆下的机械运走——最后到了苏联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他强调，鲁尔的力量不在于轧钢厂，而在于工人的手和技术、思想记忆以及祖辈传下的如何挖煤、烤炭、炼油、修齿轮和轧钢的手艺。除非我们灭绝了所有传承了鲁尔工艺的人，不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灭掉鲁尔。最坏的事也就是让鲁尔人虚度光阴，就像1932年和1933年，失业率上升，而他们无用武之地那样。当年是失业让希特勒崛起的，失业也能再一次带来邪恶。所以“停止拆除”，让德国运作起来吧。

这个无形的社会资本就是经验、技术和专门的手艺，还有对祖辈的一种情怀的传承，这种情怀能让他们不受政治的干扰，早出晚归、长途跋涉去锻炼技术，在这之下正在诞生的，就是德国联邦共和国——一个政治上迟钝的德国。在关于世界政治的所有陈词滥调中，德国人喜欢工作这一点似乎是最正确的。我在德国的时候发现，矿工们在假期都穿着别着特殊纽扣的制服，这是他们在为自己技师的身份感到自豪。其他的技师，从炼铁工人到制铜师，都有特殊的制服和徽章，可能是从中世纪就流传下来的。我还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自塔西佗和恺撒的时代起，这些德国人就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战士，有时还很愚蠢。而现在他们充满斗志，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对工作的渴望，他们还想忘记过去，阿登纳得到了大部分工作者的支持，这扩大了波恩的“临时性”宪法授予的政府权力。

我于春秋间隔返回德国的旅行就像电影快放——就好像我目睹了火山爆发摧毁了整个陆地之后火山脚下的村镇重建的过程。我一点都不想看着德国崛起，但是作为美国人，为了美国的目标，我同意其中的道理。我们不是想让德国再一次变强，让德国繁荣就像让英国衰落一样，不是出于一种政策，而是因为，美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必须让这些事发生。更加具有侵略性地使用权力控制英国和德国的事务，可能真的让我们变成了帝国主义者。

每次去德国访问，我都见证了一次让德国越爬越高的复兴浪潮，而1950年是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一次进步。朝鲜战争一方面扩大了美国人和英法的隔阂，另一方面也突然使我们视联邦德国人为盟友。以前，只要克莱一召见，阿登纳就会从波恩飞到法兰克福的美国总部低头哈腰。1949年我经过波恩时，一通电话就将阿登纳带到了我面前接受采访。1950年新“宪法”得到实施，不再有美国占领区司令这个职位了，克莱被一个美国高级行政长官取代了，他和英法的高级行政官一样都要去波恩拜访阿登纳总理。阿登纳会选择时间在波恩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绍姆堡宫一个个接见他们。到了1950年，西方需要德国——需要德国的士兵、德国的军队和德国的钢铁。朝鲜战争使重整军备变得十分有必要。德国人被雇用了，而阿登纳最大化地利用了亚洲的共产主义战争提供的杠杆。

1951年亚洲发生的战争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那时波恩有规律性地进行了一连串活动：盟军军事安全委员会美、英、法的三个成员，会穿着制服从波恩跨越莱茵河与两位现在是平民的前德国司令——汉斯·斯派德尔（Hans Speidel）和阿道夫·赫辛格（Adolf Heusinger）——在彼得斯伯格霍夫（Petersberger Hof）举行正式会面。五位会在一起讨论重建新的德国军队，帮助曾经是德国的敌人的西方国家，来抵抗目前的东方共产主义敌人。然后，明知其中的讽刺性，下午这三个盟军司令会跨越莱茵河，在没有德国人在场的情况下，讨论德国人的去军事化，这是因为，战后合同里要求他们永远保持德国解除武装的状态。

阿登纳主持了这场会面，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是，要想一下子激起民众对阿登纳的好感或者让美国编辑们对关于他的报道感兴趣，是十分有难度的。除了让·莫内，他无疑是战后欧洲政治家里最精明的一个——但又比任何东方人都更加神秘莫测。阿登纳对精美艺术、书籍、文化或者女人统统不感兴趣。他给他矮胖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留了一些经济学问题。艾哈德可以解释德国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这样下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打败仗的德国人有望在生活水平上超越他们的英、法、美占领者们。阿登纳只对政治有兴趣，阿登纳眼中的奇迹更加宏大，而且很难描述。艾哈德只能说服阿登纳去做有利于德国经济的事。而阿登纳的任务，是说服德国的占领者们去做有利于德国的事。

阿登纳是一个古怪的人，每次我去德国他都会令我感到不解。希特勒是个杀人狂。阿登纳实际上就是个市长。他可以派警察去追捕和惩戒色情文学家，但是他不会伤害任何诚实或体面的人。铁血宰相俾斯麦会看不起阿登纳，俾斯麦实际上喜欢用兵作战，而阿登纳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有军事传统的普鲁士人。他只是个莱茵河居民，就算他喜欢乐队、音乐演奏和阅兵仪式上吸睛的五颜六色，他也不会为德国司令们欢呼。最后我下了结论，阿登纳是个奇人，一个庄重而诡计多端的奇人，他靠的是他对时间、空间和权力关系的感觉。就是依靠这些特质，他比一个世纪之内所有德国战士的成就都多——说服了德国之前的敌人美、英、法，不但放任德国自由发展经济，而且还花钱提供军队、飞机和枪支来保卫德国、抵御苏联。

当然，如果没有斯大林以公开的恶意震慑世界，阿登纳不可能有这些成就。没有朝鲜半岛的迎头一击，阿登纳也不可能有这些成就，因为这一击让美国四处寻找各种盟友。他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机会。他领导着一个复兴中的德国已经是一个公开了的秘密了——他好像知道最高明的做法就是，让德国以前的敌人对德国的崛起心知肚明。

1949年9月，阿登纳引导德国从军事占领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同意了占领法规，将军事统治者变成了联合最高行政官。不出三年，高级行政官们也放松了对他的管辖。1952年5月的一天，他在波恩签署了一系列标志着产生“共同安排”的文件。第二天在巴黎的钟塔沙龙，他签署了一系列更厚的文件，诞生了所谓的欧洲防务集团（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这些文件的签署意味着，我一直想报道的“和平协议”不可能出现了。“共同安排”早就没有人记得了，这些安排将德国的高级行政官降为普通大使级别。不在预料之中的欧洲防务集团就这样诞生了，而且会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钟塔沙龙的这一幕，根据我回忆，带着镀金的华丽装饰的沙龙里，这些伟人都聚在钟下的壁炉前，塞纳河流经门外的奥赛码头。这里挤满了摄影师，他们都想将这个重要时刻记录下来。参加的人却很少。德国在西方世界取得完全的平等地位的代价，就是将新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新成立的欧洲防务集团。阿登纳这只老狐狸十分愿意签署这个文件，德国没有被剥夺任何东西——德国还可以在军务上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当相机从他转向光芒四射的迪安·艾奇逊、安东尼·艾登和其他外长时，我看见阿登纳这个老人，偷偷地对他将要签署的协议条款慢慢一一过了目。他就像一个偷窥的小学生，但是他在微笑，那是阿登纳少有的笑容，自己一个人在笑。这是一百年内德国政治家做到的、最接近持久的和平，现代战争最可怕的一面结束了。

当然，在巴黎看见阿登纳是个巧合。我在德国的时候观察了阿登纳好多回，但是巴黎是我住的地方，我爱巴黎。

德国总是能结局圆满，而法国不是。报道法国和法国政治比报道德国要难太多——不是因为没发生什么事，而是因为发生的事太多了。这些年来在德国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库尔特·舒马赫所说的“内心的畜生”这头野兽会再次起身吗？法国发生的事情则太多了。而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压力有时因崩溃而使局势紧张了一些，因此产生了一些零碎的新闻而已。

我们美国就是这些紧张局势的中心。从1950年起，随着亚洲战火再燃，我们不得不在外交上与德国走得更近，这也恶化了我们和法国人的关系，虽然说两年前法国还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编辑们要求给法国的事务多一些报道的空间，这不能怪他们。法国一下子发生太多事情，有太多的翻云覆雨、大转折和大风大浪，根本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事情会往哪方面发展。巴黎至少同时涉及五个大规模历史变革。首先是法国恢复重建，然后还有：西方国家一致放弃了与苏联和平相处的希望，探索与德国人和平相处的方式，法国缓慢撤回在越南的战斗，还有法国试图将美国人卷进越南战争。

记者根据行业规则试着从无数事件中筛出一些事件，放在头条和首页，这些事件必须好理解又可以随意琢磨，甚至可以让一个有影响力的编辑或者电视节目制作人给出一些时间报道这件事。最后我们才发现越南的报道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然而早些时候，这方面的报道一直被淹没在五花八门的地名和不为公众熟悉的人物之中，得不到关注。欧洲联盟的报道看起来十分抢眼又充满希望，绝对比“联邦制拥护者国际联合会”（The United World Federalists）得到的关注更多。因此，每当法国内阁表面局势紧张而法国“政府”建立了又“倒台”，记者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报道一些紧张的表面局势了。法国政府的“倒台”听起来就像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逃离里士满，或者拿破仑在被布吕歇尔元帅包围时逃离巴黎。当“垮台”和“政府”两词被放在一起时，新闻似乎就充满了历史性，这种新闻会被放在报刊首版上。1950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很骄傲，但是总的来说，我学会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事，在巴黎学到的尤其多——美国人强大的存在带来的紧张和支持、美国人是否愿意，都对一路跌跌撞撞的法国政府产生了影响。

我的经历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1948年6月我去法国的时候即将发生一次政府“危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第一个政府垮台（后来被叫作舒曼一号，之后是戴高乐二号和拉马迪埃三号）。接替舒曼的玛丽政府已经是解放后的第10任政府了！而那一年下雪前还发生了两次政府变动，有一个政府只维持了一周。在那之后，我就记不清了，在我1953年秋天离开法国的时候，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写出了报道的开头：“法国自解放以来的第23届政府昨晚倒台，国民大会反对……”然后我会继续习惯性地写出解释原因和大会投票结果的段落，就好像在填写一份多选题问答卷。

我发现报道法国“政府”倒台是政治记者界的二流活计——就跟后来报道美国总统候选人初选会差不多。这是钻牛角尖的新闻记者和民俗研究者才做的事。很少有重要的记者愿意屈尊干这种细枝末节的苦差事，而我乐在其中。

在召开法国国民大会的波旁宫都能嗅到“危机”的味道。记者和会议代表们通常会挤在大厅大理石铺就的走廊上，互相强行提问或做出回答，但是在政府垮台之前48个小时，以往代表们乐于接触的媒体都变得不受欢迎。这些精于研究“危机”的记者们很早就能知道接下来要度过几天漫漫长夜了，我们通常会提早通知妻子，因为危机将会对一个记者的社交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开始，每个危机都让我觉得会有什么大事件。只有在经过了无数这些危机之后，我才意识到它们和大事件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通常国民大会的一次非压倒性的投票就意味着“危机”。办公室里的人会收到投票通知的滴滴答答声，如果冒着汗坐在波旁宫里，就会听见有一个胸前戴着闪闪的金项链的通讯员宣布政府垮台了的投票结果。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活泼外向的总理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位于美丽的塞纳河左岸米黄色的马提翁（Matignon）大厦，是总理们住所和办公地点的分支。记者们会坐上出租车跟着他。命运已注定了的总理大人会把自己和他已解散的内阁里最忠实的成员关在房间内，而我们会在围墙院子里等着例行的发言：下台的总理有意再次奋战吗？还是接受命运？通常，他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接受命运，然后出现，在门口的扇形台阶上发布自己忧伤的讲话，接着从这里离开前往塞纳河右岸的爱丽舍大厦。我们又坐上出租车跟着他。作为政府首脑，他要在爱丽舍向作为国家首脑的总统提交辞呈。我们坐在还是扇形的台阶上，吵闹着向进进出出的下一届总理候选人们提问，然后我们记者会闲聊，捡起一块鹅卵石丢向院子的另一头，同时，月亮升起又落下，我们迎来了破晓和黎明，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在我记忆中尤其是第一年1948年温和的夏秋，作为记者的我是十分愉快的，那些漫长的夜晚总能勾起我的思乡之情。这些“大事件”不管重要与否，记者们最好都得在场，我们称那些夜晚为“闲逛”。大多数必须做这种苦差事的法国记者都是政治记者中的老手了，他们将三四个一起守夜的美国或英国记者视为战友。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的报纸和编辑们就会惊动世人，互相谴责对方的报刊和抨击垮台的政府，但是这样的矛盾不会影响记者们的友谊，他们在很多个漫长夜晚里已经成了好朋友。这种友情是好的，但是这样一来，从事这种苦差事的记者就缺少了争辩或政治上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人成为法国记者界的明星人物。

这些年来，我明白了每次亲自报道法国政府内阁的“危机”是多么没有必要——就像我后来明白了报道每一次美国总统候选人初选会是多么没有必要。但是从我在法国内阁危机的“闲逛”中我学会了如何区别“国家”和“制度”，就像后来我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初选会上学会了如何区别“政党”和“人民”。

举个例子：法国是个共和国，就像那句“共和万岁”说的那样，上百万的法国人为了保卫共和牺牲了生命。但是如果“共和”放在比如“第四共和国”这样的词中就变了意思，我当时就在报道第四共和国，“共和”仅仅就是法国共和自由制度实验了两个世纪的一种国家形态。我在法国的时候共和体制之下的自由从未受到过威胁，因为第四共和国是一个为保护法国人热爱的制度而设计的国家。而第四共和国不能将这个制度往任何历史方向上转移，因为那会让一些团体受到伤害或者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是超出了预期的。因此，被大家称为政府“危机”的，只不过是几个政党被请出了内阁，而这些政党只不过是在国家的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口角而已。

因此法国内阁就是一个家政管理团队。每次内阁一垮台，内阁里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就暂时消失了，其成员换了职位和责任。我们站在大厅或者院子外面的记者们，都嘲讽地将所有第四共和国的人物当作政治漫画角色看待。怒气冲冲、自满、小跑着、慢步走、阔步走、正步走、愁容满面，这些人总是带着相同面孔和熟悉的表情在危机中的政府大楼里进进出出。我观察着他们来来往往，慢慢的我发现这些面孔都是相同的一群人：舒曼、普列文、马耶尔、莫克、比道尔特、比内、克耶和其他一些被忘记的名字，通常都会在下一届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或总理。他们是一个永远在内部轮换的联合体，他们只会治理但不会改变现状或担当领袖。

我站在鹅卵石铺就的院子里笑话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现在，这些人不会再出现了，而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这些普通法国人在大危机中，将共产主义者划到左翼，而将法西斯主义者划到右翼，他们想让消费者高兴、提高老年退休金、街道宁静和平，以及拥有保卫所有人自由的国防力量，而曾经的我知道这一切，并将这些当成理所当然。尽管他们谎话连篇、欺骗他人、窃听偷录，但是他们面对其他法国人的折磨和咒骂从不低头。最后，在美国大势已去后，他们也一直支持着美国这个盟友，这样做是忠诚而勇敢的，但在政治上来讲却并不聪明。

法国被滋养在第四共和国下，但是第四共和国过分的政治民主对紧张关系太敏感了，所有的危机基本上都在以不同形式表现同一个主题：国家现在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负担——谁会为这些负担埋单？一旦联合执政的政党们对问题的答案达不成一致，内阁就会垮台，所以实际操作中处理任何资源的办法就是将其分给所有人，这又会造成一波通货膨胀。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都能让法国政府垮台。法国的问题就像满满一桶螃蟹——不管是德国的未来或是肉的价格，越南战争或是发电成本，共产主义威胁或是国民工资水平——所有这些都在用蟹钳互相钳制、夹紧和撕打。作为美国人的我们在高处拿着桶的盖子，国内政治从桶的下方对桶进行着加热。桶内的法国总理们尽全力进行统治。只是这些擦伤和剐痕是不会自己跑到报道首页上去的。

报道法国政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试着去了解它的领导人物——历经时间考验的“少数内部人士”。媒体界的“少数内部人士”不一定比“闲逛”在外的记者更有效率，要知道，在公共危机时“闲逛”的记者，对困扰第四共和国的方向性疲软，总能有比较切实的认识和体会，但是“少数内部人士”则能让伟大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努力地在美国民众面前明确表达自己。从重庆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巴黎，每个我曾经工作过的首都，总是有一组经过重重选拔的美国记者，以所有美国民众舆论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要求政治家私下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观点。媒体发布会则是公开地面对公众的。但是“少数内部人士”机制是为了吸引出一些主流领袖们会否认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可能会出现在记者写出的报道中。我能想起的最优秀的一组“少数内部人士”记者，就是我们在巴黎的记者们。里面有《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卡兰德（Harold Callender），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大卫·舍恩布伦（David Schoenbrun），时代集团的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还有一些小人物，都被巴黎媒体集团主任，联合媒体集团的普勒斯顿·格罗佛（Preston Grover）管辖着。那些年里，《一周新闻》（Newsweek），美国广播公司（NBC）和《华盛顿邮报》都得甘拜下风。

整整5年的时间这个团队邀请过欧洲不少关键的政治家共进晚餐，通过这种方法深入渗透了欧洲政治，并按照这些客人的意愿，将他们的观点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我们的第一位晚餐客人就是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前法国总理。雷诺想让我们美国人立即缓和与苏联人的关系。“先生们！桌上有手枪！”雷诺觉得应该通过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给美国人，再通过美国人传达给美国政府和苏联人。他吓着我们了。埃德蒙·霍尔佩奇是一位来做客的更大人物，我提到过，他对英美联盟的请求让我们情绪激荡，我差点儿就要同意他的观点了。而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法国总理或者外交部长，通过与他们共进晚餐，我们就可以估计是什么在推动法国政府向什么方向前进，以及美国的存在在他们的心中是多重要的因素。

1952年法国总理勒内·普列文（René Pleven）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大卫·舍恩布伦家里吃晚饭，那天晚上出现了十分精彩的比喻。那天作为法国总理，普列文第一个政治话题是正在上涨的肉价，第二个是关于欧洲集体防务的提议，这个提议要求法国与德国重获新生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每件事都可能再次使联合执政党再次分裂。但是普列文不仅在肉价问题（农民应该得到补贴吗？）上稳稳地获得了国民大会大多数的支持，还原封不动地表达了对欧洲集体防务提议的支持（最后未能通过），这个提议是美国大设想的一部分，美国坚持己见。夹在美国的压力和民众对低价牛肉的欲望之间，普列文为我们打了一个比方，比喻在第四共和国做领导人。他，身为总理，是一只狐狸。“噢，”普列文跟我们保证集体防务协议会得到通过，他说，“如果现在我让大家投票，我会输。这一周国民代表们只对肉价感兴趣。但是他们抓不到我，对，他们抓不到！因为我就像一只狐狸，他们会在山上和灌木中追我，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在大庭广众下抓到我。肉价下跌之前，他们不会抓到我支持法国与德国联合，然后由我来选择投票的时间。之后，关于肉价的投票结束后，是否跟德国站在一起的投票就来了……肉价下跌之前不会进行支持德国的投票，我会选择投票的时间……”

普列文的问题，是第四共和国直到终结那天永远都存在的问题，像螃蟹钳子那样互相钳制的问题。普列文是个很好的管家，只是随着压力的增加，国家不能承受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了。最令我们难以忘怀的客人之一，是相对没那么出名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随着朝鲜战争的恶化，他的政治星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孟戴斯在他的《统治是一种选择》一书中为第四共和国写了墓志铭。1953年，孟戴斯来做客的时候不是任何执政联盟的总理，所以那时他的政治观点不存在任何妥协。他毫不矫饰地直接说，就算这意味着要与美国分道扬镳，法国也要放弃越南。他只是单纯对我们做出了请求，我想起了他说的话：“让我们脱离干系吧。”对我而言这话很荒谬，但是一年之后孟戴斯成了总理，他放弃了越南，在1954年的日内瓦，他不知通过何种方式说服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仅帮助法国脱离了干系，还让美国取而代之。

跟一般人相比我能提前了解事件。历史总是充满了层层叠叠的事件和思想，1950年是一个大丰收年。朝鲜战争看似是那一年最大的事件，因为那是热战，它将美国带回了亚洲战场，1950年见证了第一批美军和参谋员抵达西贡市，那一年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日本的工业亟待重振。然而历史上的1950年，可能会记载另一个与朝鲜战争重叠的更大战争——欧洲联合虽然是个古老的愿景，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六周前，欧洲联合被提上了世界政治的议程，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次。

谁计划了那次亚洲的攻击成了个谜，但是谁计划了欧洲联合人尽皆知，那就是让·莫内。莫内是拒绝与我们“少数内部人士”记者交谈的唯一两位法国领袖之一，另一位就是戴高乐。在我眼里，莫内是和周恩来一样伟大而有魅力的人。他像保罗·霍夫曼那样曾经是个商人，而现在是个梦想家。莫内的梦想就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改变欧洲的政治。

我愿意提到让·莫内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他在他的欧洲梦中为我提供了我苦寻的伟大协议——“和平协定”的替代物，而只是因为，他让我认识了一种技能，自打那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技能。

这个特殊的技能被叫作思想中介。莫内一开始是算计冷酷数字的商人，但是他热爱思考，并将他的思想向所有人推销，除了他历史上的大对手戴高乐和温斯顿·丘吉尔的继任英国首相们。思考是他的一项个人运动形式——将他的思想嵌入政治大流，嵌入政府内部，再嵌入历史。当他谈到怎么以及在哪里植入思想的时候，他不像是个知识分子，而像一个扦插的园丁。他哄着政府里的人思考，并像他享受整个思考的过程那样享受整个哄诱的过程。那时其他国家很少有能与莫内相提并论的人，1950年我必须为莫内发明一个新词“思想经纪人”。后来，我只对极个别的美国人使用过这个词，我将这个词改为了“代表经纪人”，最后改成了“权力经纪人”，这个词已经被用于了日常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莫内是在1948年，那时他已经是个出了名的计划者。有很多莫内的计划，听起来就像是骗局——或者像一个巨大的美国管理咨询公司提出的。但是他是孤身一人。早在“一战”时期，他就设计了一个莫内计划，是为了对法国和英国位于加拿大和美国的战争物资进行联合经营。在他二十几岁时他就设计了一个重整罗马尼亚货币的方案。30多岁的他还设计过重整中国铁路线和财政系统的方案。就在“二战”到来之际，我们还在推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高效战争计划，他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华盛顿的官僚体制。

这一切都是从履历看到的，我期待着与这个我在1948年第一次遇见的小个子男人的又一次会面，我对会面的要求不高，得过且过吧，毕竟这个人鲁莽的行事、刻薄的言辞和尖锐的思想我是有所耳闻的。法国的战后重建计划也叫莫内计划，我所期待的只不过是一次短时间的采访，这将会让我得到一些引用，给我的报道添彩。这个在马蒂尼亚克街道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的男人，是个胸部饱满、圆脸、刻薄的尖鼻法国人。听说他会用手势打断记者，也会用一些趣事和思想吸引记者来表明观点。我是作为一个不知名的记者前来的，不到10分钟他就让我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边上，又不到一小时他就像周恩来那样完全征服了我。

在接下来的5年我将更好地了解他。他的回忆录既平淡又充满历史感：他的老母亲莫内·科尼亚克女士一直忙于为整个家庭做饭，直到她走不动路；他在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在寒冷的加拿大冬天，他穿着长到脚踝的浣熊外套劝服科尼亚克女士成为毛皮商人；关于他对他美丽的妻子西尔维娅求爱的故事，他说服她离开了第一任意大利丈夫，与他在莫斯科结婚了。他会在对话中加入很多人名，从劳合·乔治到克莱蒙梭，从宋子文到艾森豪威尔。但是只有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他才会追忆往事，否则他会变得刻薄，带着专横和质问的语气直接说出观点。

我从莫内的质问中学到了很多。每次离开巴黎访问回来之后，我就会拜见他，他会观察我，好像要将我吸干了似的。他有一个气人的习惯，那就是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你正要张嘴回答的时候，他会说：“不要解释，回答是或不是。我们都明白两方面的原因。我只是想知道综合这些观点你是怎么看的。”他喜欢地图，在一幅地图前面他能发挥他的最佳口才。他是个又热心又冷血的人。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谈论几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问题，问他需不需要做出一个特别的决定。“对，”莫内说，“完全对！但是告诉我，我该去找谁做出这个决定呢？”莫内坚信只有关键人物才能推动政治上的思想进步，他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人并利用他们，在关键的办公室里、关键的办公桌上通过关键的提议来得到他想要的效果。

法国战后重建的莫内计划是莫内脑海中的一项宏图伟业。他实施计划的人手不够，在马蒂尼亚克街一个安静角落里只有不到50人。他们向其他法国部长、官员或产业传递着尽可能多的细节信息。莫内自己很讨厌阅读充满细节的冗长的叙述性文件，这使他手下的年轻人熬夜从这些文件里提取细节并集中简要地报告给他。

他只要这些文字的本质。他才是决定法国复兴计划的人，所以计划可以被压缩得很简单：如果一个自由选举出的政府做出了一个简洁的计划，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划自由地做出充分的调整。商人可以对投资进行计划，工人可以对储蓄进行计划，店主可以对库存进行计划，农民可以对土地进行计划。苏联那种国家计划经济令莫内感到厌恶——教导、监察和压迫，不放过任何一条缝隙，连修鞋店也不放过。莫内所持有的观点认为，民主的计划是为了远大的目标而生——让所有人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公司、学校、家庭关于未来的计划并不一定要根据国家计划的目标进行。到了1949年，莫内的计划显然要比英国社会主义者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计划要好太多了，对莫内来说，计划和规则就是一种信仰，就算是华盛顿最努力的自由企业也能意识到，尽管可支使的人手不足，这个变成了梦想家和计划者的商人，已经成为法国最有力的领导人。

莫内在法国政界的声望与乔治·马歇尔在美国政界的声望不相上下。不但大家认为他正直而有智慧，实际上他就是很正直而有智慧。他不属于任何政党，然而除了共产党的所有政党都对他十分信任。因此只有他才能有这份勇气和威望，将欧洲联合的想法同时呈现在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面前，而最终两方都必须接受这个“和平大协定”的替代物。

这个想法是一个古老的欧洲想法，只不过这次穿上了计划的外衣。自从恺撒和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期，人们就展望过欧洲联合。近代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试图用杀戮统一欧洲。但是莫内这个人发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契机，并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它：共同体。他曾经经历过法国和德国的两次战争，并看见人们互相残杀。接着1950年的春天，欧洲还在挣扎中，法国仍然缺少用于制造钢铁的焦炭，而德国盛产焦炭、缺少铁矿，钢铁生产还受到了战胜国家严格的控制。如果能有人将他们的资源和需求结合在一起就好了，莫内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德国能将焦炭分享给法国，法国就会向胜利国家提议放松对德国钢铁生产的管制，一个新的煤钢共同体将会诞生，不仅是法国和德国，还有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英国都会在共同体中共享资源、设备和市场。这会是共同市场的开始，这是自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以来，最伟大的法国人贡献给世界和平和进步的伟大想法。

看着莫内将他的想法注入欧洲的官僚和外交部长的脑子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艺术。这个想法被称为“舒曼计划”，因为首先接受他的想法的人，是那时的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在1950年5月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有过一次会面，他那时正在寻找能在美国人面前提出的方案。莫内将煤钢共同体的想法告诉了舒曼，这个想法会让美国人高兴——立刻解决了被占领德国的鲁尔区控制问题，又向真正的和平迈进了一大步。舒曼是来自洛林区的一个说两种语言的老人，他十分喜欢这个主意。更为重要的是，驻巴黎的美国大使布鲁斯和在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都对这个主意热情十足。在法国或美国内阁得知新的欧洲即将诞生而方式就是煤钢共同体之前，这个主意就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每个人都被对方的热情感染着，这就是莫内的本事。

就像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治那样，事态的控制经常受到想法的左右，最后想法完全控制了事态。我目睹的第一件想法控制了事实的例证，发生在大家褒贬不一的1950年。莫内关于西欧煤钢共同体最初的想法于1950年的5月呈现，具备很强的创造性和可操作性。接着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接着莫内关于终极欧洲联合的概念一夜之间就被创造性地扩展到了号召建立欧洲军队的欧洲防务集团（EDC）上。这个想法不至于走到那么远，让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瓦隆人同时为一个多语种的指挥体系战斗是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其精妙的供应和雇佣体系一定超过了常识所能理解的范畴了。这个想法只是纸上谈兵，而经历过战争的选民和普通人并不能理解。但是没有人知道怎样把新欧洲团结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大计划。

我记得在各个欧洲国会开始对欧洲防务集团进行表决的不久之前，我在莫内位于乌加赫（Houjarray）小镇的房子里拜访了他。我之前只在他巴黎的公寓或者他的办公室里见过他。在这栋房子里，茅草覆盖的房顶下住着一只森鸮，发出的声音像是在模仿莫内。这个房子有一个充满了职业标志的大客厅：从美国来的史都本水晶器皿，中国的瓷器，日本的屏风，还有一部老皮革封皮的书卷《从阿拉伯文明到〈圣经〉的历史》。莫内的床头有一本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黑边的罗斯福油画像。

壁炉边上，他边逗弄他的小猫普尔（Pool，由煤钢共同体起的名字）边说话，内容是关于组织西方抵制东方的难度，还有这个新的他试图实现的防务集体的前景。他还是十分乐观的，我记得他最后的总结：“苏联人的中心想法就是一个谜，我们必须全身心解决这个谜团……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心想法，增加老式军队的传统武器的数量根本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他们必须被完全地重组和整顿……人们要为他们的信仰而战，我们必须给他们这样的信仰。”

莫内能看得比我远，他知道自己的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缺少了什么，我觉得当这个计划被拒绝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悲痛。但那时的我还没有准备好研究遵行政治的思想，于是接下来的三年我的写作方向还是放在共产主义威胁、必须被保护的新欧洲、美国压倒性的影响力这些老话题上。

来到欧洲时，我相信和平是可能的。我猜先会发生一个高潮性历史事件，接着是一个或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离开欧洲的时候，我明白我们这个时代不会有什么和平协议——但是如果我们足够强大和聪明，也不会发生战争。在我的余生中，我们会一直在和平和战争之间徘徊。

我是在1950年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知道，推动我和大部分西方文明政府做出改变的，是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阵营。

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共产主义那一边，一定坚持不断地对世界上所有民主政体做出的一举一动提出质疑。

可是我没有发现反对观点。就算在巴黎也找不到反对观点——理论上，巴黎的共产主义者是可以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他们害怕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自己的政党。1950年，我就是在研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改变了我个人对欧洲和平的看法。

来到欧洲时，我带着生动的想象质疑苏联人，可我对美国国务院也很质疑。我目睹了美国外交对中国的拒绝和漠视，使他们成为敌人；我觉得，美国抛弃英国，也是由于美国与英国工党在社会优先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我对苏联人或是共产主义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敬意——捷克斯洛伐克政变让我很愤怒，柏林危机对我也是一种警示——但是我对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什么敌意，直到朝鲜战争爆发。

在典型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当中，我觉得“和平游击队”的男男女女们尤其有趣。世界和平运动混杂着忠诚的政党政策拥护者、小同志和大人物，但也包括一些优雅和才华横溢的法国知识分子，毕加索就为这些人设计了著名的《和平鸽》。我十分享受地参观了他们在巴黎的世界总部，向他们提问，偶尔还能写出报道。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我记得我那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采访中发火——就在他们的总部。我坚持说是朝鲜入侵了韩国，对话立即有了火药味，他们说这是另一种战争，是和平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战争，因此，这不是战争，是制造和平。那时我记得我大吼着，用手猛敲着桌子，宣称他们既不是傻子也不是骗子，而是疯子，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的话，也不指望我相信，而只有疯子才会说出这种话。

然后我走回了家，由于怒气得到了发泄而感觉好了很多。我意识到在越南的回忆和友谊，在我脑海里徘徊了太久了，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越南共产主义者不一样，而且那种不一样很让人厌恶。在传统上记者应该秉持“中立”的原则进行报道，而我在报道他们的时候根本没有中立。

还有，我开始意识到，欧洲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作风是不一样的，法国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尤其让我愤怒。他们喜欢“强硬”的作风，“强硬”是一个褒义的词语。我十分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故作“强硬”，而面对冷酷的杀戮，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强硬。但是他们的举止很有礼节，与他们对话让人感到很亲近。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也很亲民，但是法国和铁幕共产主义者不管是哪个派别、从哪个层面上说都令人生厌。我访问过的每个国家，都有用无条件的忠诚回报共产主义宣传服务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政治体系中勤劳得像马车夫一样的小官员，永远依仗着体系为生，就像西尔斯公司和罗巴克公司的职员；最底层的工薪阶级大部分都是工人联盟的人，努力谋生，坚信共产主义者宣扬的友谊和平等的梦想。共产主义者已经得到了梦想特权。

我在美国见过的这些类型的共产主义者大都形态尚未成熟。但是在共产主义成熟的欧洲，我见到了一种新类型。年轻的欧洲共产党人十分容易就会被鼓动而对真相反应迟钝，只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我被这一点震惊了。

我很后悔我以前的样子，但也无法逃避过去。朝鲜发动的进攻是毋庸置疑的，在欧洲我们不再受到炸弹的保护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苏联也有炸弹，因此我们武器上处于劣势。我的报道方向发生了改变。就像很多对马歇尔计划抱很大期望的人一样，我在1950年全身心投入于这些报道——莫内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会怎样发展？接替了哈里曼总管之位的卡茨会做些什么？最近上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布鲁斯会给越南战争带来怎样的转变？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在6月爆发，人们不再对马歇尔计划抱有什么期望了。

所以接下来三年，我目睹了报道重心从马歇尔计划向北约转移。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军事联盟联合的是马歇尔计划想振兴、援助和进行贸易的同一批自由欧洲文明国家。我即将报道的北约是美国为一场战争准备备用军所做出的努力，而也只有北约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有效遏制对手。我之前所向往的“和平大协议”不会出现在故事的结局了，因为它无形中已经一点一点产生了，就在美国和苏联士兵晚上挖的壕沟和白天留下的坦克轨迹中，就在图灵根山脉两侧的带刺的封锁线中产生了。他们在中德地区面对彼此无动于衷，因为两边都没有公然进行军事挑衅的自杀性冲动。

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北约，并为我们所做的鼓掌。但是做一个军事或国防记者，总是没有做一个战地记者那么刺激。战地记者报道的是真枪实战，这是一种最接近体育报道的报道形式，充满了人物、冲突和英雄事迹。而军事记者就像一个技术专家，必须看见敌人的135毫米新手枪就立即识别出敌人采取的战术发生了什么变化，必须能在阅兵式上一眼发现新型战斗机。战地记者能看见真实的坦克碾过香蕉种植园和灌木篱墙，而军事记者要从新闻发布会现场迅速换页的图表幻灯片中写出报道。在中国我曾是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因为那时我的年纪正适合随军，而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我都可以与将军们做朋友了，这些将军在报道中并没有现实中那么有趣。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一直跟随着北约的脚步，我每年愈加喜欢欧洲，但是也发现报道越来越有技术性。

篇幅大幅缩短时北约报道才具有戏剧性。1948年的时候苏联人用封锁柏林威胁西欧，只有用原子弹让他们望而却步，用美国的空军平衡他们的地面部队。1948年美国已经撤离了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美军。柏林危机时，美军只在欧洲战线安排了一个师，第一步兵或是红一纵队，还有一些零散分布的美国警察部队在距离美军不远的地区追捕纳粹和德国暴动分子嫌疑人。之后的国防部长洛维特（Robert Lovett）说，苏联人仅靠一双鞋就能直逼英吉利海峡。

1949年，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号召欧洲同盟们对应付苏联的威胁所需要的兵力做出一个估算，这些欧洲国家的恐惧不断地增加着，仿佛苏联人能同时火力全开地攻打每一个地方，最后计算出了美国要装备整整406个师才能在战斗中抵御苏联人！1950年到来的真正危机一夜之间就使这种凭空的恐惧消失了，在巴黎取而代之的是由艾森豪威尔主导的规划，规划确定了要在1954年之前的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布置96个师的目标，到了1952年，北约运作得非常成功，只用了不到96个师的兵力。到1952年，21—23个师的北约兵力分布在图灵根山脉，这在数量、实力和武器上都远远超过了苏联人。那时候，北约还在运作：从挪威到土耳其有70个可操作和选择的空军基地对苏联人造成威胁，这些基地有通讯、交流专线，能与海军相互配合，还有后备的预备队。1952年关于这支无敌力量的报道现在已经彻底被人们遗忘了，我也许可以把报道写得更好，但当时我已经尽力了。在报道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民主政体中平民和军队关系的东西。

比如，我知道了所有公开的军事数字都值得怀疑，不管是人数还是军队数量。在欧洲我学会了不管是敌是友，要数清有几个“师”，就数啤酒罐的数量就行了，管它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我们像1952年那样，拥有21—23个师的兵力时刻准备在西欧战线进行战斗，像驻在巴黎的法国第六师那种数据是不能算在内的，即使是纽约的国民警卫队也可以在一天之内除掉这种师。另一方面，莱茵河的英国军队可能与除了美军以外的其他军队加起来实力相当。在美军当中，由拉纳姆（C. T. Lanham）将军指挥的红一纵队被列为单独的一个师，但是却拥有“二战”中一个军的兵力。我还知道了历史中的浪费是必然的——一个国家能做到的最有效率的军事消费，就是组装一支从来用不到的部队。在1950—1954年由于紧急事件被发明出的B-47战斗机、所有的飞机、早期的原子弹弹头、大炮和破坏力超强的坦克，现在都生锈或者完全废弃了，成为一支从未上过战场的有名无实的军队。账户收支簿上花在这些武器上的上10亿多的美金都彻底浪费了，但是在政治意义上，这些钱得到了最好的利用。北约的军队是美国花钱置办的，接受美国和北约同盟国的指挥，并为欧洲带来了自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内部和平。这些武器买来的和平从1950年持续到了1978年，到今天一共28年的时间——也许下一代还要继续下去。

我下意识里寻找的“和平大协定”到头来只不过是地图上的军事分界线，在1945年长时间停战的前几周北约联军和苏联人暂时在分界线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苏联红军来了就是要留下的，那年春天美军撤离的地区红军想占为己有。如果说这个局势会出现什么改变，不会是因为欧洲或者让·莫内主动做出了改变，而是别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欧洲已经不再控制历史了，现在它所能做的只是对外界做出“反应”而已，而且这样的状态将持续30年。法国、英国和德国政府将做的事都是由别人引起的：中国人、苏联人——最重要的是，美国人。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或者为什么，我要在1952年做出回美国的决定——1949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突然就意识到，我不会如愿回到中国了。

回家的决定一定是掺杂着个人和工作两方面的原因的，就像我当年觉得欧洲会发生比中国更重大的报道而决定留在欧洲。

我之所以做出回美国的决定，在工作方面肯定是因为目睹了那些著名的美国人物在巴黎和德国的游览。美国人像巨人一样骑着欧洲。这些美国人在欧洲就是活生生的权力象征。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他们，会发现他们很犹豫不定——不仅是对外面的世界犹豫不定，还对他们权力来源的美国家乡犹豫不定。这个举足轻重的权力队伍从哈里曼、克莱、霍夫曼和布鲁斯开始，对于我来说，有两位代表着美国在国外权力的杰出者——是他们让我明白接下来20年要解决的事主要是靠美国，而不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

他们就是迪安·艾奇逊和艾森豪威尔。

我懂得他们的权力和欧洲人的权力一样是来源于政治的。但是除了莫内，有权力的欧洲人都属于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这两个美国人，却是政治的派生物。他们掌握的权力真实到让欧洲战栗，但是私底下非常软弱，就好像他们的权力能像被轻易赋予时那样，轻易被夺走。美国政治显然不一样，不知怎么的，这两个人引导着我回家，去从事探索美国政治的工作。

先是艾奇逊。

如果说有人能象征美国战后的霸权地位，这个人就是迪安·艾奇逊，跟他打交道的矮胖的欧洲政治家们跟他站在一起都矮他一大截，他有着浓密的胡须，行为举止就像英国的禁卫军，总的看他就像一个在印度随时准备正式会面的英国总督。而他不仅身材高，还智商高、口才好、幽默并具有领袖的品质。我目睹了1949年他接受的第一次大考验，在柏林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巴黎粉红宫的谈判。艾奇逊几乎是虚张声势地主导了这场谈判，拖带着胆小的舒曼当政的法国，使容易激动的英国欧内斯特·贝文对他更加敬重，他的冒险政策让彬彬有礼的美国代表杜勒斯心惊胆战——用无情的冷酷和嘲笑将粗鲁的维辛斯基逼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

第一次危机中的艾奇逊我记得最清楚，不只是因为他胜利了——苏联人已经在封锁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而我们这边不用做出相应的让步——还因为他的幽默感。大多数美国国务卿在国外的表现都比在华盛顿的表现要率直，在艾奇逊取得外交胜利之后的那天早上，他决定要通知一组美国记者发生了什么。现在想想，我觉得他的目的不是要将他取得的胜利昭告天下，他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他其实是想保持低调，以不让苏联人蒙羞。我们在大使馆的会客厅聚集在他身边，他首先告诉了我们一些细节，然后讲了一个黑人的故事。艾奇逊就像马丁·路德·金一样不带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思想，艾奇逊和这个故事本身都是无辜的，但这是我能想起的最后一次，听见一个重要公众人物讲起这样一个故事。我们问他怎么总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他跟维辛斯基就解除封锁问题的交锋，他说这让他想起了萨姆和种植园主的故事。这个种植园主在圣诞节之前来到种植园，扔给了萨姆一瓶威士忌，几天之后他回来问萨姆觉得酒怎么样。萨姆回答说：“还行吧，老板，还行。”于是老板问萨姆还行是什么意思。萨姆回答说：“老板，我知道如果这是上好的威士忌你是不会给我的，而如果是不好的酒，我会被毒死的。”艾奇逊说这个故事描述了他和苏联人的交锋——任何与苏联人的交锋。你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太多好处，而如果我们得到了太多的坏处，我们就会在欧洲或是国会遭遇不测。

艾奇逊在国外的声望和权力无人可以匹敌。他就像太阳神或者是带着光环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952年5月底，他出现在庆祝会现场见证和封上了将法国和德国两国军队结合的协议，这是“大欧洲设计”的巅峰性事件，而一些外人把其归为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外交部长有权召集其他国家的内阁召开听证会。而那周的一天早晨，艾奇逊款待了法国的最高执行委员会，然后让英国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也去听证了。那天他和我们记者团午餐的时候讲故事的兴致大发，跟我们讲了一段美国驻同盟国家外交官的花絮。

那是一个晴天，午餐是在我家，艾奇逊坐在桌子的首位，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好了，”他开始讲道，“他们首先用双簧管演奏主旋律，然后是横笛，最后是弦乐，接着就开始了合奏。”什么主旋律？艾奇逊有趣地解释了。法国已经接受，在即将形成的欧洲防务集团中对德国人一视同仁——我们所有人在钟塔沙龙都见证了协议的签署。而现在协议还没被批准。今天早上法国内阁向艾奇逊解释了这个问题：法国国民大会不会接受德国成为法国在欧洲的伙伴，除非美国接受法国成为越南战争中的伙伴。这是法国将事态复杂化的典型逻辑，艾奇逊一个个地描述了坐在桌前表现出法国逻辑的法国部长们。“他们好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讲故事，”他说，“每个人都会加点新内容。先是总理说‘猪从路上走上了阶梯’，下一个人说‘鹅也从路上走上了阶梯’，第三个人会说‘猪走上了阶梯，鹅也走上了阶梯，之后是农民的儿子……’”那些日子不管美国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美国必须伸出援手。美国必须实施道德的威力——这个道德的威力意味着美国要拿出军队或钱，或者两者都要。

那天艾奇逊已经为法国内阁举行了听证会，就像一个地方总督的赏赐。未来将会证明法国人的逻辑是有某种优点的——如果他们失去了越南，他们肯定会失去北非，这种效应会在帝国之内蔓延开来。艾奇逊已经对法国人施加了压力，他问为什么不将帝国改革为所谓的“法国联盟”。他告诉我们他举了突尼斯的例子，突尼斯是法国的北非殖民地中最亲法的国家。艾奇逊问，法国人能在突尼斯找到合适的时机尽快改革吗？否则突尼斯迟早有一天会像越南一样反叛的。然后艾奇逊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法国人说什么吗？”法国人回答说，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早就改革了，问题是他们本来可以与最友好的突尼斯人好好谈判，但是他们早就将突尼斯人扔进了监狱。你怎么会跟监狱里的人进行谈判呢？

艾奇逊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他接着说，但是不管法国方面施加什么压力，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都不可能与法国人目标一致。他已经跟法国人反复强调，我们已经为他们支付了1/3的战争费用。那是我们同情他们。但是美国舆论是不会支持我们参与越南的殖民战争的。艾奇逊既没有讲越南战争的策略，也没有讲道德。他就坚持一个中心思想：美国民众不会忍受朝鲜战争扩展到支那地区。我意识到，这个经常打压舆论的人已经把舆论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艾奇逊对美国舆论的这个反应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高雅的驻巴黎的美国实力代言人对内布拉斯加州或威斯康星州的议员的话感到害怕。没有欧洲人能够理解艾奇逊软弱的方式。每次来访他都更加恨国会，而且麦克阿瑟可能会破坏他精心思考出的对策，他对此越来越恼怒。随着对话的进行他会用“我”、“他们”作为称呼，如果他说“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艾奇逊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如果他说“我们和他们”，我们就明白他说的是美国和共产主义者们。他在国外的强大权力和在华盛顿的不稳定地位之间的差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的权力基础是哈里·杜鲁门对他的信任，杜鲁门是从美国选民那里获得的权力，只要艾奇逊还持有杜鲁门的信任，他就拥有大权，如果杜鲁门失去了权力，艾奇逊就失去了对所有事物的影响力。因此美国选民才是真正的力量源泉。

艾森豪威尔对我回家的想法甚至有更重要的引导作用。

艾森豪威尔既没有艾奇逊的高雅，也没有他的老练，但是1952年，他也明白了哪里是权力的源头。在美国权力的源头就是人民，还有人民相信和投票赞成的东西。艾森豪威尔在战争中行使过军事权力，但是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迷惑和干扰，因为他们俩行使着更高形式的权力。艾森豪威尔觉得战后的五角大楼就是个摆设，他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的职位也是个摆设，他担任了北约的盟军统帅，但是现在也开始觉得那是个摆设。在作为战争英雄的岁月里，没有人敢对他指手画脚。只有人民才能将他选为他现在想做的总统。目睹艾森豪威尔对总统之位的觊觎是教我观察候选人的第一课，那就是候选人在私下和在公众面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我像很多观察者那样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觉得艾克只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率直的军人。但是艾克的思想可一点也不软弱，随着对他报道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他的思想很强硬，但他表里不一。他在公众面前热情微笑，而私底下会暴跳如雷。他可以出口成章，但如果他想的话，他写出的文字也可以生硬乏味。

艾克确实是个单纯的人，没错，但是他的单纯是一种专横和果断的单纯。他的任务，就是要看到这些1949年没有被武器保护的北约国家，在1952年达到具体的军事目标和承诺。他把这些目标草草记在一个可以放在裤兜里的小本子上：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英国和梵蒂冈某年某月，要达到多少多少个师的兵力。视察同盟国的时候他就会掏出自己的小本子，将实际完成的与之前承诺的做比较，还会款待这些小国的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他们就好像艾克战时联盟的那些军区司令。对这个和蔼可亲的战胜者只是有所耳闻的国外领导人们都十分震惊，但是他们痛快地站在了他这边，快得连鞋跟都发出了响声。他们十分信任艾森豪威尔这个司令，有些人私底下还跟他有感情。这些人都是政客，当艾克1950年末在北约就任的时候，他们都怕他会在北约的职位上待不久，组建总部之后，部队建设工作还处于半完成状态就会从中脱身去竞选总统了。1952年，他们都改变了想法：那时防御已经被组织起来了，至少是已经快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了，以至于这些国外领导人一个个都开始催他丢下北约的职位去竞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美国人一定会十分高兴地把这个工作给他。

显然，对于我们所有的记者来说，关于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报道是和保卫欧洲一样重要的大新闻。从1951年秋开始，我们必须开始报道美国著名人物的巴黎游行，试着一探艾森豪威尔的究竟。这些人用总统竞选的行话来说就是“选举战略家”。我们的老朋友保罗·霍夫曼在1952年返回访问过一次，他跟我们讲了艾森豪威尔那时正在拼凑的竞选班子，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和赫伯特·布鲁内尔（Herbert Brownell）负责筹钱，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总是面对媒体，他希望发表在头条的这次访问能增加艾森豪威尔的重要性。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对他当年的马萨诸塞州的议员之位信心十足（那年他败给了约翰·肯尼迪），因此他觉得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上。关于竞选结果的预测是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没有人直接从艾森豪威尔口中听说他在参加总统竞选。

随着时间进入了竞选的初选，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出其不意的胜利，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还是很模糊。编辑们吵着要关于这位驻巴黎的候选人的报道。而他让我们这些记者都犯了难，我们作为军事记者被准许去巴黎外他在马尔利勒鲁瓦的总部，我们受到严厉的告诫，如果谁在将军面前提政治或竞选的事，马上会被护送从将军的面前离开。最后，在最有名望的巴黎出版集团美国联合通讯社（AP）的普雷斯顿·格罗佛（PrestonGrover）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拉纳姆将军的联合劝说下，艾克退让了。他说他不能在美军总部谈论政治，但是可以接受记者的私人邀请，在格鲁佛家里进行私人性的完全秘密的午餐。

1952年3月18日明尼苏达州初选两天以后，我们加上他一共8个人共进了午餐。他表现出了我们谁都没见过的另一面，既不是他办公室里的艾森豪威尔，也不是军事家艾森豪威尔。他一如既往地双颊粉红，但情绪高昂、豪爽又欢快。明尼苏达州第一轮竞选刚结束，有来自俄亥俄州的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和明尼苏达州最受欢迎的史塔生（Stassen）的激烈竞争。而艾森豪威尔没有出现在选举名单上，最后却以37.2%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仅次于史塔生44.4%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艾克曾经的上司麦克阿瑟，那天只有0.5%的成绩。）紧随一周前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胜利，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艾克成为共和党的头号美国总统候选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隐藏的事实了。

那天他的心情好到难以克制。我后来才意识到，选举胜利那天晚上，他作为政客的幸福时刻——是候选人们最放松和最豪爽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暴露弱点的时候。艾克手中拿着一杯酒，脚跟前后来回摇晃，我发现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他没有注意到我在观察他的行为。克虏伯男爵刚刚从联军监狱里被放出来，因为这是那天的头条，所以我们有两位记者问了他关于这件事的看法。他一向健谈，于是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艾克说，现在1952年我们对克虏伯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必须释放克虏伯，但他也表示了，他不喜欢这样。如果我们能再这样做一次，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艾克说，应该枪毙所有应该立即被枪毙的罪犯，然后释放其他所有人。就像纳粹突击队对美军的马尔梅迪大屠杀那样。他觉得战争胜利后，我们应该立即抓住这些凶手，给他们定罪并枪毙，战后6个月之内就应该结束所有枪毙的工作。他也不喜欢纽伦堡审判，但是那是罗斯福的主意，接着他从征服德国讲到罗斯福，他讲了关于罗斯福一件又一件的趣事。当他大谈罗斯福的时候，他个人对罗斯福的崇敬和不满都表现了出来，于是我们慢慢地诱导他说出他觉得一个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挑出了罗斯福渊博的地理知识作为他最杰出的品质，接着带着恼怒地抱怨罗斯福不落实细节、固执、从罗斯福那里很难得到明确的指示。当我们让艾森豪威尔说起了罗斯福和总统的话题，他回忆连篇。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格罗佛平淡地说，因为我们被禁止在艾克的军事总部讨论政治，于是把大家聚在我家里一起聊。那么——聊什么呢？

这时艾森豪威尔恰到好处地接过话茬儿。

是的，他很高兴与我们对话，喜欢私底下作为朋友那样交谈，他需要建议，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担任他的顾问。

他说他最想做到的是保持美军不被卷入政治，对于美国人来说用政治的方式来思考军事人物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而现在，他自己就是个将军，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充满感激地讲了美国历史上军事和文明的关键性的分离，而他在2月7日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说除非美国人民对他进行“明确的政治召唤”否则他不会去竞选总统。他说他不该用“明确的召唤”这个词。什么是明确的召唤？他质问道。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是明确的召唤吗？明尼苏达州不在候选人名单上却得票很多算是明确的召唤吗？艾克说，明尼苏达州的选举“棒极了”。

他一次也没有要求被提名。他接着说，就算是1948年，民主党有“大人物”告诉他如果他想的话，提名是志在必得的，他也拒绝了。他做的所有事就是听着，后来杜威—达夫的人来找他，他还是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所做的就是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为他的提名做了努力他就“不会推翻他们”。他现在还不能与他们分道扬镳，不是吗？所以现在他就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候选人，他要找一些光荣的事情做。

他抓住他的夹克领子拽了拽，“我不能将我这身制服拽进政治，这是我生命的全部”，他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他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都知道他即将做什么，但是现在他要我们给他提供建议告诉他怎样做。我们都认识到了，这实际上就是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第一次记者发布会——但又不是。他把我们看作他的朋友，看作站在他这一边的值得信任的军事记者们。如今很少有老练的政治记者能有自信抵抗写出一件大新闻的诱惑，但是艾森豪威尔就有这样的本事让我们听他的话，他是我见过的初选中表现最专业的候选人。

我们一坐下就感受到了这顿午餐的活跃性。格罗佛，作为一个单身汉，很少有机会一展厨艺准备一顿这样丰盛的勃艮第式餐，他精于做这样的菜，现在他为艾森豪威尔大将军用尽全力做了顿饭。红酒喝了一轮又一轮，桌上堆着用鹅肝填充的火腿卷馅饼。我想记笔记，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就是总统竞选的第一次记者发布会的笔记，然后我就放弃了记笔记，只是让这个下午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笔记中，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给所有只是偶尔见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这种印象是矛盾的：既单纯又精明，有时带有欺骗性，但有时过于理想，还会玩弄精明的手段，深谙政府的内部之道。

他说，如果他要去竞选——显然这时我们几乎已经跟他一起走进白宫了——为了良心他很快就必须辞职。这样一来，他应该什么时候脱掉他的制服？他不能一夜之间放下北约总指挥的职务。他必须给鲍勃·洛维特（Bob Lovett，国防部长）至少6周的时间找到另一个人担任总指挥。如果他要参加竞选的话，他想在5月15日之前回美国。但是他要向谁辞职呢？杜鲁门总是对他“尊敬又诚实”。如果他要挑战杜鲁门总统只能公然挑战他。我发现最后我们跟艾克的想法是一样的：将辞职信写给杜鲁门，然后用信封密封起来，但是由洛维特转交给杜鲁门，还要告诉洛维特信中的内容。然后由这俩人自己决定该怎么宣布艾森豪威尔将军将离开美军去竞选总统。

当时我们所有这些业余的人还要讨论竞选中的一些变化和细微之处，这些在现在都是政治学专家的话题。他回来后的第一次演讲应该在哪里做呢：西点军校，还是回到堪萨斯州的阿比林（Abilene）？或者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些都比兵法还讲究。

今天我在那顿午餐的笔记中找到最真实的东西，就是25年前共和党人无意识发出的声音。现在我知道，艾克可以通过两党的任意一方得到1952年的提名。我发现在我的笔记中，随着他结束了关于他辞职和提名谋略的谈话，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主题——那时这个主题我听起来很新鲜，但是现在，从共和党演说家嘴里说出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一曲先知的悲歌那样老套。艾克要用自己的政治信仰结束这顿午餐。每次和总统候选人共进午餐之后，候选人会清清喉咙，非常真诚地身体前倾告诉你，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刻是坦诚的时间。通常只要不公开，他们都会非常坦诚。艾克绝对是坦诚的。

“人们有权利知道我所代表的是什么。”艾克开始说道，他接着说：他认为每个竞选总统的人都应该明确告诉大家他的立场。他的意思不是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C章节，他并没有研究过那个法案。但是他的中心思想明确是关于政府中央集权的。华盛顿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他不想让联邦政府的机构代替所有州、市和区存在的意义。他不想让人们什么都指望华盛顿。他告诉了我们（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有多少本地政府向联邦政府寻求教育支持。艾克告诉我们，他们想这样解决问题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联邦政府“从每个人那里拿了太多的钱，它根本不剩什么资源给各地政府运转教育机构——这就是问题……”

当然了，也是艾森豪威尔几年之后决定派联邦军队去阿肯色州的小岩城（Little Rock）强迫当地市民遵守最高法院的决定，他也必须做出这个决定。他也是建立了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翻开了联邦政府支持教育新篇章的人。但是对中央集权政府的诅咒一直一直从未消失，之后的1/4个世纪，每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总统都发出过反对政府中央集权的声音。

艾森豪威尔以一段趣闻结束了这次午餐。不知道是谁提到了“运气”，这让他开始解释几年前他为什么戒掉了玩扑克牌：他说，是因为他玩得太好了。那时他和“乔吉”巴顿都还在地方州做旅长。在打了很长时间的扑克牌之后，艾克和其他两位“扑克杀手”都发现他们让一个叫麦克罗伊（McElroy）的年轻官员输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他们在一起密谋好了，在一天晚上把他们从麦克罗伊那里赢的钱都输了回去。

“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艾克对我们说。但是在他们把钱都成功地输给麦克罗伊之后，艾克去找麦克罗伊的旅长巴顿，告诉他麦克罗伊不懂怎么玩扑克，以后应该被禁止玩牌。巴顿照做了。在他描述细节时，我们被他的故事逗笑了，艾克继续说：“你们知道当我们不让麦克罗伊玩牌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什么话吗？‘该死，巴顿不让我玩牌——我的牌运才刚开始好转。’”过了一分钟，艾森豪威尔补充了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点：“他有两个乖儿子，战时都是很好的官员，现在依然是。”

随即，艾克站起身来，我们也都站了起来。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一个总统候选人。不知怎的，我们没有刻意，却有了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可以不报道他从巴黎辞职的大新闻——而我们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的同行们肯定会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不在乎。

当然了，我也不能说，从艾克起身离开格罗佛家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会回美国追踪总统们的权力之路，但是那次午餐绝对是个转折点。我在欧洲的日子要结束了，因为报道工作结束了；而艾克离开是因为他也知道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可能还有几个师会加入现在的50多个师对苏联的包围；1952年2月的里斯本协议实现了艾森豪威尔对北约的所有计划。剩下的决定都是行政上面的而没有政治决策了。自此以后除非是战争灾难，否则我的报道都上不了头条。这样，1952年初的某一天，面对着逐渐减少的报道素材，我开始面临个人的选择了。

我爱欧洲的生活，尤其是以一个美国移居者的身份——但是剩下能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还有就是个人方面的考虑，首先是钱快要花光了，经过了四年的挥霍无度之后，我们已经花光了《中国的惊雷》所有的积蓄。两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开始从稚嫩的小嘴中吐出一些法语词，而他们应该被带回美国长大成人。就像艾奇逊一样，我也觉得我在丧失我的根基。我在《时代》工作的老朋友在他们的专栏里将我称作“左倾分子”白修德，我对此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其他人的骚扰减少了我的退路，我处于过山车的低谷，没有被很好固定在座位上，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在欧洲的这些年我没有因为任何的理想目标或是激情去做事，纯粹是出于任性——因为我喜欢报道大事件。而现在发生大事件的地方显然回到了美国和华盛顿。是时候准备回家了，但是那就意味着我会换一个身份以某种上升的姿态回去，因为我不喜欢镜子里的自己。1952年，我已经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使我变成了我曾经不想成为的那一类记者。

对于那些即将成为作家的人和年轻记者们来说，“自由职业”这个词总是有一层迷人的光环，而我要剥掉这层光环，因为在欧洲待的最后三年中我深入地认识了这个职业。

我不是自己选择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1950年海外新闻局的业绩一开始慢慢下滑，后来快速地衰落了，我是被逼着成了自由职业者的。1950年他们欠了我3500美元的工资，业绩还前所未有的低，我不得不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售我的稿件，我发现这个词形容得是多么准确。在逐渐衰落的中世纪，自由职业者就是没有领主的骑士，自由职业者，可以是任何以战役或活动为单位向任何买主出租武力或服务的骑兵、武士或长矛兵，然后不对任何人忠诚，没有家园，继续寻找下一个雇主。在欧洲我加入了自由职业记者们的大队伍——战争时期就有名的人物，还有活力四射的年轻美国记者，他们都昼夜不停地疯狂敲击键盘，通过邮件或代理人出售他们最近的文字输出，然后等着邮递员送来航空邮寄的信，里面也许有支票，也许没有。

就像他们所有人一样，我根据所承诺或估计出的支票上的数字来安排任务时间。我写的东西包括巴黎时装周，地下黄金市场，飞机库，伊泽尔省的政治，巴黎最好的餐厅，超出男女比例的600万德国女人的境况，爱尔兰下降的出生率等等。有一年，我一边写书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写了22篇文章——我十分不情愿写这些文章，除了我为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和麦克斯·阿斯科利（Max Ascoli）两个人写的那几篇。我很幸运。个人行为方式比傲慢的周日《纽约时报》编辑马克尔还粗鲁的也就只有《记者》的编辑麦克斯·阿斯科利了。但是两人都是无所畏惧的人。我曾经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美国记者业的排挤，但是不管是马克尔还是麦克斯都不在乎麦卡锡丝毫的威胁，仍然愿意出版我的政治报道。

一个写政治报道的自由职业记者不会变得富有，甚至不会过得舒适。那些有激情或者特殊专业知识的作家还有可能，但是对于试图将政治报道与历史以浪漫的方式连接的记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任何主流杂志和报纸的主要、复杂和精美的报道任务都是依靠它们自己的员工。自由职业者们只是它们聘用来清除残渣的，马克尔用250美元买下了我为《纽约时报》杂志的首页写一个月的报道，他觉得自己是很慷慨的。我为帮马克尔和阿斯科利工作感到骄傲；而其他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对卖出的商品并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毯商人。

只要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还在实践中，我就有工作可做。但是随着它们的淡出，我的眼光开始变得更加实际，不去看一个事件或现象的意义，而是我这个自由职业记者的商品能卖到多高的价位，就像如今电视节目制作人发掘一个节目的视觉娱乐性。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西奥·伯纳翰跑上楼来跟我指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字商人。西奥非常喜欢我的孩子们，他把我3岁的女儿埃登放在我们的咖啡圆桌上站着，然后说了一些孩子完全听不懂的话。他挥动着双手，滔滔不绝地解释着我正在售卖的报道和他正在售卖的石油经营权之间的区别。石油经营权会带来更多的钱——大把大把的钱。西奥尽管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与为美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经营者都打着交道，后来他在北非也挣了大钱。西奥继续说：我写出了一堆新闻废话都要怪这个孩子（这时他拥抱了一下埃登，他最喜欢这样）。我现在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他可以让我成为他蒸蒸日上的生意中的合伙人，我们可以一起致富。西奥喜欢作家、演员、雕塑家、音乐家，还喜欢收集所有艺术作品。但是记者？哦……他耸了耸肩。他认识许多优秀的人声称自己曾经做过记者——但是越是优秀的人离开记者行业越快。我必须转行。

但是我不能离开记者行业，就算是西奥用他国王似的手在召唤我去分享他位于北非的石油财富，也不行。我觉得我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报道之后就再也离不开记者业了，因为钱能买到什么会比一个记者看到的东西更加令人兴奋呢？再说了，尤其那个时候我不能转行，因为10年来我的报道和生活都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从我的自由职业生涯中我可以感觉到我正悄无声息地受到出版界的排挤。同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纽约的编辑们会立即给我一些鼓励性的回复，一个好编辑通常都会给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作家这样的鼓励。但是几周之后就会有一些信件以难以理解的语言告诉我：我已经被“隔离”了。我意识到，除了马克尔和阿斯科利，编辑们都觉得我太具“争议性”了——除了美食和罗马废墟栏目。

问题似乎总是关于我在中国的过去。以前在中国结识的现在在美国政府工作的老朋友们总是不停地遇到麻烦，好几个人都被要求对他们的忠诚进行宣誓；欧洲军队和政府认识的新朋友会警告说“把你的脖子伸出去”是很危险、很愚蠢的；而我坚持到了最后，直到我发现我早就被卷进了罗伯特·怀特（Robert M. White）的案子里。

罗伯特是我最小的弟弟，一个科学家。家里很穷的时候他作为最小的孩子，我爱他如同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他当上了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gency）的创始人和领导，设计了美国在水域和气候上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我几乎有一种身为父母的自豪感。然而，这时他是一个年轻的科技研究者，一个研究晦涩的计算和用计算机进行长期天气预测的专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研究非常敏感的项目，因此他从未跟我提过。1952年，他疯了一样地给我发了封电报说他被辞了，被取消了参与机密工作的资格，因为他是著名的危险分子白修德的弟弟！我在德国收到了他的消息；我在德国手持北约记者证6号，这意味着得到美军每个安全部门的授权特许。然而我的弟弟研究的是一个美国空军项目。接着的一封他的来信流露出了震惊和像噩梦一样的恐惧。美国空军会因为兄弟关系而辞掉一个人吗，而这个人的哥哥还得到了空军的特许权？我的弟弟与我之间不仅是亲属关系：我们感情中的很大部分还有尊重和爱。他尊重我的工作，不想把我卷进他的麻烦里，但是我觉得愤愤不平的是，跟我有亲属关系居然能摧毁一个对国家如此有用的科学家。我通过那时在华盛顿做国务卿助理的大卫·布鲁斯成功地避免了这一事件的悲剧性结果，他通过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个老朋友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ie）的帮助，成功说服了当局，科学家罗伯特·怀特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也不可能被他的亲哥哥白修德赤化，因为这位《中国的惊雷》的作者之一，恰好也是布鲁斯、艾奇逊和艾森豪威尔等人十分信任的一位熟人。

如果说1952年被我弟弟因为与我的血缘关系而受到威胁的事搅得天翻地覆，那么下一年1953年我又进一步被科恩（Cohn）和沙因（Schine）两个人搅扰了，他们俩是麦卡锡主义模范人物。他们穿越欧洲审阅了美国新闻署（USIA）书架上的书，在柏林图书馆里发现了《中国的惊雷》。这些书很快被肃清和销毁，这次肃清还被报道在了《纽约时报》上。被肃清和销毁已经很惨了，但是更惨的是我被公然报道成一个危险分子。我遭到了公开的抛弃。

因此，显然回家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回家找不到工作。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加入西奥的生意；如果我想，我也可以一直不回国，做一个永远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我还可以在巴黎或伦敦做一个逐渐成为热门职业的电影编剧。但是其实真正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赌注压在另一本书上，这本书，将会像《中国的惊雷》解释我在中国的经历那样，解释我们在欧洲的经历。这是南希偏爱的选择。

关于我第一任妻子南希，也许她最大的缺点就是，她奇怪但幸福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纸张，打字机有足够的色带，加上足够的耐心，任何人都能写出一本成功的书。我的前两本书都被美国各地的报刊首页报道过，它们都为我挣了不少钱，在她看来，只要我能坐在打字机前写出字来，所有事情都会非常顺利。还有，随着我们开始越来越穷，我们必须为回家的打算存钱，但是又要留出足够的钱满足我们在欧洲最后的时髦日子里的开销。这样，1952年，我们带着为我们做饭和带孩子的两个佣人去了里维埃拉（Riviera）的勒拉旺杜村（Le Lavandou），1953年又去了一次。那两年，是蓝色海岸在繁荣之前还能满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浪漫幻想的最后两年了，之后就成了一座60公里长的可怕的大西洋海岸城市。

我一次次地梦想我能再次回到橘子树公寓。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这过得很开心，我们破碎的婚姻就开始于橘子树公寓。过得太开心并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南希来说，之后的很多年直到我们分手，她都想努力过回里维埃拉的生活，那时我们唯一怕的就是黑名单，我们嘲笑黑名单，那时我们都年轻、有朝气，那时住在橘子树公寓的都是像我们一样年轻的美国人，他们所有人不管是来游玩还是过夜都有事要忙——那时还不是很出名的朱莉亚·查尔德（Julia Child），她喜欢烹饪；简·埃金（Jane Eakin）喜欢作画；欧文·伦敦（Irving London）研究血液；萨莎·施耐德（Sasha Schneider）组织音乐节；布莱尔·克拉克（Blair Clark），那时正在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打交道；还有即将成为我的出版人的麦克·贝西（Mike Bessie）。

橘子树公寓是一个白墙、橘红色屋顶的老别墅，有会客厅、餐厅和7个卧室。有9公顷的葡萄园和果园延伸到地中海，那里的太阳从左边升起，在右边落下。那里种着的柠檬和橘子树散发出芳香，别墅就是因此得名，果树之间还种着玫瑰和含羞草。这栋别墅属于一个驻巴西的法国外交官家庭，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看过了。我们发现别墅自从战争结束就没有人照管了，但是一旦打开了大门，房间重新通了风，站在阳台上我们就好像在俯视我们的私人海域。这个阳台与整栋建筑一样，都被葡萄藤覆盖着，藤上到处结着白葡萄和紫葡萄，被修整得十分漂亮，与叶子花和夹竹桃互衬。

每晚日落时，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客人坐在一起，隔海望见黎凡特岛上紫色的星星点点。黎凡特岛上住着的居民崇拜太阳，原始的战后法国裸体主义者，他们跃起时赤裸的身体看起来特别纯洁。我们和我们的客人们20年都没有这样开放过了，我们羞于脱光衣服跟他们一起雀跃。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无辜的裸体主义者带来的威胁——吸引所有的欧洲性变态来到这个地区，尤其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勒拉旺杜村就变得以里维埃拉色情文学出名了，东12公里外的圣特洛佩变成了一个性实验中心。

那时候勒拉旺杜村确实是像旅行手册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由出了名的薰衣草花命名的度假渔村。那时候它只出产鱼和薰衣草干花，然后运往世界各地。春夏季的夜里，野生薰衣草的香味从悬崖上飘下来，我们坐在阳台上闲聊。撒拉逊人，自从失去了里维埃拉的主陆之后，已经占领了这些地平线边缘的小岛很多世代，岛上的动植物还有着非常显著的北非特征，而我们坐的这块地方带着显著的罗马—欧洲特征。我们可以大谈历史，这儿不仅有原始遗迹，还有经典的正宗遗迹，以及德国人1944年试图阻止美军登陆的碉堡。聊完历史，我们可以闲逛着去港口，我们可以在港口喝上一碗浓鱼汤，那时浓鱼汤还没有成为游客争相品尝的美食。那时勒拉旺杜村的浓鱼汤是用渔夫们当天卖不出去的剩鱼制作的。如果我们吃马排，我们吃的绝对是真的马肉，而且我们视真马肉为理所当然。

然后，1952年长长的夏日，艾森豪威尔走了以后1953年的春天和夏天，我都在写这本能带我们回家的书。南希幸福得就像是个里维埃拉的女主人，孩子们很开心是因为这块地的照管人允许他们进出鸡圈。我会在早上7点起床，开始写欧洲和它的复兴。大卫那时候两岁了，他会从他卧室爬上楼坐在我打字的桌子下面。他喜欢打字机的声音，而我喜欢他欢乐的咯咯笑声的陪伴。然后埃登就会闹着进来，他们会一块儿打打闹闹直到我叫人帮忙。保姆会来把他们带走去吃午餐，去沙滩上玩儿，我会继续写书，之后会下去游泳。一天工作4个小时，从7点到11点，如果所有的书都能这样写出来就好了。

政治已经远去了，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审视我过去5年在欧洲的经历。政治只干扰了我一次，我说过，就在1953年科恩和沙因将我的书从柏林的美国新闻署图书馆里清理了出来。这一举动被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出来，报道将我描述成了美国复兴的法西斯主义的又一个受害者。那件事发生的那天，勒拉旺杜村黑皮肤、靓丽的女邮局局长，曾从她的营业窗口走出来告诉我，我在勒拉旺杜村是安全的，不仅她厌恶美国政府的这种法西斯行径，全村人都将我和孩子们视为朋友。那一刻特别令人感动，我感谢她，然后说我不觉得身处险境中，我会把勒拉旺杜村看作我永远的家和避难所。只要勒拉旺杜村还在那个地方，我就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恰好陆续发生的两件事结束了我人生中的欧洲篇章，第一件是历史性事件，第二件是个人性事件。

历史性事件发生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的工人起义，苏联坦克用机关枪镇压了他们。我的书当时正准备要印刷，我通过糟糕的法国广播试着听懂柏林发生了的事。我立即有了取消出版的想法。1953年的6月，柏林的游戏看起来终于要结束了，而且看样子是要产生什么和平协议了。我目睹了我们在北约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次冲突。艾森豪威尔会利用它吗？我等待着，想了好几天，我的书中和平的胜利和美国的未来展望到底有没有过时。之后我意识到了，艾森豪威尔宁愿要和平而不是胜利，我的书就算延迟出版日期也还是没有结尾，最后一章也不会是什么和平协议或是投降——所以我让书开始印刷了。

书开始印刷了。结束欧洲岁月的个人事件发生在1953年7月20日，柏林起义一个月之后，我的书已经彻底写完了。我们坐在地中海上的露台上，月光初露，我正在跟南希抱怨说不管这儿景色多美，我们走的时候还是身无分文。这时电话铃响了，最近当地的邮局和电信管理部门给我们装了电话，这其实是出于对一个受到美国法西斯主义者迫害的作家的同情。电话响是因为好消息，是我的出版商泰耶·霍布森（Thayer Hobson）从纽约给我打来的电话。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评委每月聚在一起午餐，他们做出了决定之后，公司的主席会打电话给幸运的出版商代为转告。那时候，他们总是会半夜11点打电话过来，那时候里维埃拉还处于朦胧的黄昏时分，霍布森的消息很简单：评委们采用了新书《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作为10月的月度精选。我从电话边上手舞足蹈地去告诉南希这个消息，她回答说：“好吧，至少这意味着我们又有了可以生存的收入了。”所以我们不再身无分文了，我们可以静静地欣赏里维埃拉的美景，夜幕从山坡上蔓延到蓝色的海面，我们感到生活总是十分慷慨，至少我们很幸运。

写书总是有很多难以名状的快乐。与朋友分享成功的喜悦是其中最大的快乐。在美国获得一场选举的成功，在好莱坞获任何奖，赢家们总是享受与朋友分享喜悦，这种喜悦甚至大于他们敌人的失败。我寄了至少一打的信和电报给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我们准备以骄傲的姿态回到美国，就好像我们是再次回家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我要在20世纪50年代回到美国，这10年是非常奇妙的10年，我们这个时代出了错的和没出错的事情，都是从这10年里开始的。那时我希望，我能备上足够的钱，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重新出发。

1. 卡拉布里亚（Calabria），位于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2. 萨尔（Saar），德国一个州。——译者注

3. 苏萨（Susa），波斯帝国首都。——译者注

4. 奥尔巴尼市，美国纽约州首府。——译者注

5. 默林（Merlin），这里指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的助手，魔法师。——译者注

6. 关于威利·施利克尔更详细的内容，见《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第八章。

7. 斯大林格勒，苏联城市，现在是伏尔加格勒。——译者注

8. 以西结，希伯来先知。——译者注

9. 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pool，pool指联合经营，也可指人名普尔。——译者注

10. 艾克（Ike），对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11. 《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美国劳资关系法案。——译者注

12. 即乔治·巴顿（“Georgie”Patton），“二战”时期著名的美国将军。——译者注

13.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60），美国文学家。——译者注

第四部分 美国：1954—1963

回家的人

他从“法兰西岛”号船的踏板上一大步跨到了哈得孙河的老码头上，就像他通常入关的时候那样，给人感觉像是个假冒的白修德。

他跟在他的妻子和两个跌跌撞撞的孩子身后，后面还跟着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保姆，踏板的尽头站着几个朋友，他们手中挥着《纽约时报》的晨报。《纽约时报》决定要在《灰烬中的火焰》出版之前评论一下这本书，所以那天早上，1953年10月28日，他一上岸，就惊喜地受到了欢迎，欢迎他的是奥维尔·普莱斯考特（Orville Prescott）的评论。另外一个朋友拿着一份《周六评论》，杂志的封面上是白修德的肖像。白修德身材矮小的代理宾斯托克（N. S. Bienstock）从公文包里拿出了预先评论的剪报，这些评论无一例外都让人很满意，后来作者本人将这种现象称为“第二本书书评效应”。第二本书的书评往往非常中肯，因为书评人往往会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做出判断，要么觉得前一本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要么觉得第二本书足以延续第一本书的成功，并不令人失望。第二本书出版之后，作者就变成一个“作家”，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要他再继续写下去，相同一批书评人就又会对他的作品进行批驳、怒斥和披露。但是那些都是很远的未来——此时作家就停在码头上阅读着评论，并将这些评论与妻子分享，他的朋友们则拖拽着行李和家具通过海关。

然后他含着喜悦带着妻子、孩子们和保姆坐车去了为他选好的酒店。纽约会成为他之后20年的家，记忆中从码头到酒店的出租车之行就是这段时间开始的基准点。他想要的是一家环境优美的酒店，要离中央公园足够近，这样保姆好带孩子去遛弯儿，而邀请朋友来家里也有面子。还不能太贵。他的代理宾斯托克将他带到距离中央公园南侧一个街区的范道恩（Van Dorn）酒店，这里安静、安全、怡人。套间包括两间卧室、一个大客厅和一间厨房，楼下有一条走廊，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尽情玩耍。所有这些一天只要14美元！这个价格深深嵌入了他的脑海，让他觉得这就是酒店的正常价格，所以接下来25年的通货膨胀和酒店价格的上涨会让他感到出奇的愤怒。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纽约给人们留下了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他回来之后的几周就令他印象深刻。他在纽约的经历是从基督教青年会一晚75美分租金的学生宿舍开始的；接着1941年，他在这里成为一个四处漂泊的受聘于国外的记者；战后的几年在市内生活。而现在他觉得纽约正处于黄金岁月的起点，接下来的10年会是伟大的10年。物价在他看来不但很合理，而且后来看来当时的价格几乎成了传奇。1953年夏秋，“通胀率”最高是2.1%——之后的一年实实在在下降了1.4%，之后半个世纪甚至是永远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城市本身也让人记忆犹新。1953年人们估计纽约正处于人口稳定的世纪中期：800万的人口。纽约花了3个世纪的时间达到了这个规模，自此之后纽约会逐年收缩。他还会知道，那年在纽约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人被谋杀。之后的一些岁月这个数目会上升到一天四个人，而面对危险的增加他选择听天由命地接受。纽约还是个以白种人为主的城市。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分享了政治控制权，而传统的基督教徒掌握了城市总部的财政、执行和文化大权。黑人和拉丁裔人加在一起也才占这个城市人口的1/6。城市处处充满着生机和善意。

在这样的光辉之下，他能感到他在欧洲的那段时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三个大的改变冒了出来并很快对他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影响。

首先是电视。

当他1948年离开纽约的时候他从未见过一个有电视机的家庭。

不仅如此，他早年对电视的经历误导了他，导致他永远失去了预言未来的资格。1946年的时候他答应参加一个叫作《空中市政厅》的电视节目，他必须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市（Schenectady）去做节目，通用公司在那里有一个实验性的电视录制棚。棚里的灯光将录制棚烤得像熔炉，他在做关于中国的争论时，完全语无伦次了。那时他确信电视是行不通的。1947年他被作家协会选中成为一个研究组的一员，要探索未来作家会不会从电视中获得收益的大胆想法。在做了几个月的问卷后，他下结论，电视是笨蛋才会坚持的科技幻想之一。他总结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可能有作家能通过那个闪烁着的电视机赚到钱，在去欧洲之前他离开了那个研究组，他觉得电视就是个笑话，是个会像一本过季的小说那样稍纵即逝的东西，而在欧洲他也从来没有遇见美国游客劝他改变这个结论。

6年之后，他回了纽约。他就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电视革命，他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默罗。在美国记者史上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是一个能与霍勒斯·格里利、李普曼、亨利·鲁斯或者华莱士相提并论的人，等会儿我们再说默罗的重要性。那时默罗住在麦迪逊大街485号一间堆满了奖项的小办公室里。17层楼那时整个都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和公众事务部门，现在随着电视的发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在好几个城市里扩展了上公顷的面积。

默罗和白修德都是老烟民，那天下午他们放开了抽，默罗向白修德解释了电视对广播业、这个国家和对他产生的影响。然后默罗宣称他一个月前已经发布了一个叫《面对面》（Person-to-Person）新节目。他问白修德愿不愿意把新书《灰烬中的火焰》放在《面对面》上播出？前半段节目安排给了演员塔卢拉赫·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后半段会给白修德和他的妻子南希。默罗会试着实验性地在白修德将要搬进的新公寓录制节目。如果白修德可以选择的话，他会让默罗将他和他的书在默罗的广播节目中播出，他觉得广播是最高级别的，电视则是一时的。白修德想要表现得高尚一些。如果老默罗想要白修德帮忙打响这个节目，白修德会很愿意——只要老朋友高兴就好。多年以后，当他出了其他书，他已经知道了电视的威力时，他会苦苦恳求默罗的关注。但是那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默罗对他的好意能为他带来什么，他觉得，是他在帮助默罗，而不是默罗在帮助他。

白修德想象默罗可能会带着一个声效师、一个摄影师，也可能是制作人来找他，就像只有广播的那些日子里那样。然而，电视节目录制的那天晚上，两辆大货车停在他的公寓窗户下面，电工从外墙将电线拉上拉下，电缆蜿蜒地穿过新公寓的房间。15个人和一个制作人重新安排了白修德的储物箱和家具的位置，来满足他们对刚归国记者的人物设定。默罗没有出现——他在市内很远的一个录制棚里——但是白修德从镜头中看着就好像白修德、默罗和南希都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坐着。这样一幅老朋友面对面重聚交谈的画面进行得十分顺利，所有的亲密动作都是假象。

而这根本不是什么亲密的朋友聚会，而是一个能让800万人看见的节目！白修德在1948年离开，在1953年秋天回的家。他离开的时候，华盛顿的某局刚刚将电视封在了萌芽阶段。1952年，电视不能再被封住了，禁令必须撤销，上百家新电视台要开始启动，拿到经营权的人都走运了，他们要从经营执照上收获上百万的利润，只有富裕的投机者能买得起。电视节目在全国爆炸性地增长——不管是商业的、艺术的还是科技的。传统的纸质印刷和广播受到了即时画面电视的冲击。《现在就看》（See It Now）是默罗试验的第一个电视节目，但是那个节目在头衔上由哥伦比亚广播持有。《面对面》是默罗的下一个试验，他是个艺术家，也是个企业家。这是电视播出者争取自己节目的知识产权最开始的努力之一。

当电视节目组来到他俯瞰中央公园西部的新公寓进行录制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然而过了几天，他就认识到了电视的威力。白修德由于电视节目收到的邮件，比之前收到的所有关于这本书的邮件加起来都多。甚至几年之后，人们还能在街道上认出他来。老朋友、狂热分子、推销员都给他打电话，邮筒里塞满了环保主义者们的宣传手册。电视对新鲜事物在整个大陆的宣传威力让作者觉得，电视就像火箭在他背后推动他一样推动着这本书。在默罗的节目播出之前他连《纽约时报》畅销榜单的最后几名都很少进，节目播出之后的一周，书开始大卖，稳步爬到了第四名的位置。之后那周，作者买了一台自己的电视机——50年代中期每天都有一万个美国人购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电视机革命已经席卷了美国文化和政治。几年后，他的孩子和所有其他孩子都在唱着“米老鼠”，他还要给孩子们买“火枪鼠们”的老鼠耳朵。

但是电视不是唯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新变化。同时，他意识到了黑人的变化，那时被称作“黑佬们”。

黑人变得至少和白人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小时候在波士顿不认识任何“黑人”，但是如果他用“黑佬”这个词，他的妈妈就会责骂他。第一次接触的黑人是在亚洲的美军中认识的，他们就像所有生活体面的人一样对自己被分配到劳动营感到很生气。战后的纽约也有黑人，只不过他们被忽视在纽约的黑人住宅区，安全地生活着，年轻的白人会为了娱乐去那里的夜店玩。1953年那年突然黑人不再被无视了。白修德在《生活》杂志工作时认识了一位作家同事，老朋友厄尔·布朗（Earl Brown），他是第一个入选了城市委员会的黑人。不仅如此，人们发现黑人到处都是。他们还没有进入曼哈顿中心工作，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梅西百货、金贝儿百货甚至是布卢明代尔百货购物。走进办公室工作的黑人多了起来。成为记者的黑人也多了起来。到处都有新住进来的黑人。

白修德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是他自己“住进来”的时候。白修德从欧洲回到了让他自豪的美国，他同样自豪的还有美国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公民权利。他对第一次在曼哈顿看见的西装革履的黑人微笑，是像传教士那样赞许的微笑——那时候他在着急地寻找住处。要说在曼哈顿寻找住所，白修德一家纯属外行，他们咨询过朋友，这些朋友冒充行家说东边西边的公寓怎样怎样。从天气到地铁服务，他们总是被各种理由建议东边是更好的选择。好像总是有人说出一些隐晦的话暗示着什么：“你懂的……”如果继续追问，自由主义者们（白修德那时候只认识自由主义者）会说，“你懂的……周围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你懂的……如果你要住得离哥伦比亚公司近，西边也行啊”，又或者是“……如果你了解这些街区”。

他很快就知道了“了解街区”只是意味着，了解是不是白人正一个个搬离这些地方，而黑人正在一个个搬进来。作为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当他选择中央公园西边俯瞰公园的公寓作为住处的时候，白人和黑人故意分开居住还没有成为美国所有城市的严重问题。这个地方空间很大：三间卧室、两间佣人的房间、饭厅、客厅、书房、现代化的厨房和门厅——一个月只要300美元。但是他的朋友们都摇头：街区不对。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第84和第85两条街是中央公园西边的居民们眼中最危险的区域。这片区域被叫作“周围环境正在转型的地区”。显然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在搬进来——他的公寓就在第84街和中央公园西边的角落。谣言似乎并不重要，朋友们摇头好像也是因为偏见，而不是出于客观的评价。白修德一家相信黑白一家亲，后来有个新词叫“白人航班”，加入“白人航班”会有一种背弃信仰的感觉，而且他们想住在西边。所以他们就搬进去了。

他们在这儿住了一年，离开之前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城市街道生活的东西。新家才是位于转型中的地区的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其他当局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社会矛盾和衰退，这些问题能从一两个“恶街区”像瘟疫一样感染整个附近地区。白修德的房租很便宜是因为他的街区就被感染了。但是由于这些街区过早地威胁了中央公园，而中央公园太大了不能被轻易放弃，因此在规定的时间里，城市管理者们用上百万美元和一些特殊的项目改造了上西区，避免了黑人区的继续衰败和南布朗克斯区的荒凉。当然了，到那时候白修德一家早就搬走了。

白修德带着强烈的兴趣观察着在这两个街区发生的事，他根本不知道他目睹了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城市问题的发源。从他的窗户可以眺望中央公园——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中心公园，绿地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最必要的。但是底下的街上他观察到的生活缩影让他感到害怕。有一天他看见一个黑人少年在人行道上——不是在马路上——加速骑着一辆自行车。这个少年在拐弯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蹒跚着的白人老妇，他失去了重心并将她撞倒在地。黑人少年加速前进逃走了。白修德将老妇扶起，他知道自己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产生种族偏见，他想忘记这件事，但是他无法忘记。另一天下午，他看到三个黑人小孩追着一个白人少年，还向他扔石子。当白修德挺身而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懦夫，他看见三个黑人站在一块褐色石头上冲他皱眉，因为他想救那个白人孩子，那个白人孩子已经逃走了。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意外事件。他越来越觉得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总是最先以年轻人之间的摩擦表现出来，只有黑人和白人家长共同配合，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他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的学校。这个想法已经严重到他发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敢在晚上走出家门——在爱尔兰裔的波士顿、在军阀统治的中国、在恐怖的德国都没有这样过，而他妻子觉得白天去哥伦布大道上的熟食店都是不安全的，孩子们就在家楼下的中央公园玩耍也是不安全的。

这个问题的形成是因为，一个封闭的城市住宅区成为两种文化对立的缩影。白修德回家不到6个月就已经适应了这种对抗。一开始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然后是对事实麻木不屑，接着是不舒服，最后是恐惧。然后他感觉自己像个前线逃兵，于是他决定去公园的另一边的白人居住区找一个住所，那边是住着许多白人朋友的环境优美的安全住宅区。

而就是在安全的东边，他开始发现他在欧洲时美国发生了的第三个大改变：繁荣。

20世纪50年代，幸福生活中的美国正要彻底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活力。数据是有误导性的，但是有一个关于50年代经济活力的数据仍然能挑动人们的神经。1950—1960年，在那10年里，普通美国人的住房面积比1950年增加了1/3，而之前3个世纪的所有努力才达到1950年的水平。便宜的汽油、新修的街道、汉堡换成牛排、电视带来的新感受——美国正处于大繁荣时期。而在大繁荣时期，没有地方能比纽约更繁荣。

使50年代的纽约看起来如此令人亢奋的原因不只是战后余热。这座城市那时候真的很富裕：富人们很富，工人们很富，市民也都很富。这座城市在雨后的玻璃碴和砂砾上种出了花。有一天拆迁工人的帐篷包围了一个街区，一个月之后就会出现成堆的灰尘和瓦砾，接下来的一个月钢铁工人们就建起了新高楼大厦的钢架——在20世纪50年代的每一年中纽约都有637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在20栋建筑里）新建成，可能是美国所有大城市的总和。纽约，确实是一座中心城市，跨国公司从曼哈顿走出去，到达了马歇尔计划拯救的欧洲。曼哈顿的跨国公司能在欧洲找到伊朗石油专家和阿拉伯水资源专家，德国马桶和厕所传统专家，法国食物和香水专家，还有水平有高有低的金融专家。曼哈顿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知识，一夜之间就可以进口。

纽约的财富和活力不只体现在白修德看见的会客厅、办公室和不断建成的摩天大楼。在高楼大厦之下，中层建筑，小岛岸边，附近的自治区，纽约市长瓦格纳的亲民行政组建造的学校、医院、公共住所，这里好像有花不完的钱，纳税单就像是常年能长出钱的花丛。长久以来，纽约一直比西方世界任何其他城市有更宽广的文化底蕴。曾经有一段时间，伦敦可能有更好的剧院，巴黎有更好的油画，维也纳能演奏更好的音乐。但是50年代的纽约在艺术上到达了一种境界，之后就算处于危险中其水平也从未下降：不管是在音乐、美术、建筑、舞蹈还是戏剧领域，纽约都开始呈现这个文明世界最高水平或是一流水平的艺术。就像历史上总是有大的博物馆，纽约也有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戏剧、芭蕾以及那些顶尖大学对尖锐思想的独特品位。如果说纽约正走在破产的道路上，那就是因为它不考虑后果的慷慨，总有一些公开的或是私下的苦行僧、怪人、慈善家，他们有控制不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心，他们激励着纽约的慷慨。

50年代的任何一年，纽约都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有更多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比如，光是1956年那一年，《窈窕淑女》在3月15日首映，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也在那一天首映，那天还在上映的有《朱门巧妇》《桥上一瞥》《失魂记》和由伦特（Lunt）主演、琳赛和克劳斯（Lindsay and Crouse）的作品《伟大的塞巴斯蒂安》。钱孕育想象力，想象力滋养着艺术。我们可以看科尔·波特的《丝袜》，或者195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安妮日记》，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环游地球八十天》；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剧院首次登台演唱的贝里尼的《今夜无人入睡》；梅特的新作品《魔笛》。壮丽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纽约比今天的纽约要简单得多。1956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上扬基队和道奇队比赛、布朗克斯对战布鲁克林，所有的纽约报纸都将之视为很平常的事。没有人会猜到这会是最后的“地铁棒球大赛”。

1953年白修德一家从巴黎回来的时候，还要过几年才会到1956年，但是人们对未来的兴奋越来越强烈，他们也不能例外。不管是“旧纽约”还是“新纽约”，都能把“做事”的人或者“把事做完”的人召唤到他们家里来。纽约对于这些人来说有着特殊的魅力；尽管在纽约，作家们在百老汇的著名歌手台下的座位是有顺序的，最畅销书作家能荣幸地获得看台第一排的看票。最畅销书的作者会被邀请。所以白修德一家被邀请了，他们吃惊地瞪大眼睛盯着邀请函看了半天。他们从西边搬到了安全的东边，在东60街建立了新家，那一刻他们对未来的感觉是最兴奋的。那时候在曼哈顿的东边，白修德后来将那里叫作“散发香气的寨子”，住着能呼风唤雨的人。这是银行的世界，纽约的银行家，至少纽约的联邦储蓄组在纽约的影响力跟他们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一样大。广告业的人们，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果冻、福特汽车和电视机。其中还混着一群独立的华尔街的人、文学和出版业的人、电视广播和好莱坞—百老汇娱乐圈的人。自从罗斯福以来，50年代的政客开始会见这些社会领袖。然而为纽约的力量提供排泄通道的那些基础行业的领袖还是被排除在外：东边，纽约轮船运输业的领袖一次也没有得到接见；服装业、建筑工业或者电力工业很少有人得到接见，在纽约的时尚界，没有哪个工人领袖或者黑人领袖得到过接见。

在曼哈顿“散发香气的寨子”之外，社交生活充满了大男子主义的气息，妻子们只邀请她们的丈夫让她们邀请的人。比如，纽约的政界就完全由男性主宰着，没有一个女政治家，尽管有一些像克莱尔·布斯·鲁斯或者安娜·罗森伯格那样，能靠自己成为权力掮客的优秀女性。然而，更加迷人的富有创造力的东曼哈顿生活，是由女性伴随左右的，只要在她们举办的夜间派对上碰到合适的人，年轻男人就可以越过多年在办公室摸爬滚打干苦差事的经历，直接得到提拔。一个人要么在办公室辛苦工作很多年，要么拥有突出的才华，或者要么幸运到能碰到对的人。

在纽约上东区，进入上层社会的社交圈是不看家族血统的——只要有钱、成就或者一时的名声就可以了。如果一个人有钱、扎实的成就或者当年很出名，就会得到上层社会最好的派对、晚餐和周末的邀请。想要被卷进这个名流社会是很容易的，但是留在这个社会并与之周旋是很难的。白修德觉得一晚上出去参加纽约一个顶层人士的聚会让他晕头转向、身心俱疲。然而一晚上之后，他还要与其他记者一起精神抖擞地写报道。

几个月之后，白修德需要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专心于一两个报道。1954年2月，他有一个迫切的希望：他需要从内部了解发生的事情，不是从报纸中读到，而是从他自己的报道中了解。他的书《灰烬中的火焰》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这就是为什么15年来美国的安全第一次主要靠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这位记者在海外进行了15年的报道，而现在要回来了。”他在寻找一种追踪大报道的方法。

早在1954年，几个月的纽约“名流”生活之后，白修德开始重新追踪大报道。1954年是报道美国大事件最好的开始之年，因为后来1954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们，1954年才是一个10年真正的开始，而不是1950年。

美国人喜欢以10年为单位思考历史——“20年”、“30年”、“60年”。欧洲人喜欢更长的时间单位——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的“美好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美国历史通常以总统选举为标志性事件，重要的日期，都是新上任的总统利用领导权改变了事态发展的那天。但是50年代那神奇而连续的10年等到艾森豪威尔第一届任期过了一半才开始——准确来说是1954年。这10年以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到刺杀结束。在那10年中酝酿的不仅是问题，还有富裕、活力，以及热情，这在饱受磨难的60年代形成了井喷。作为未来这个10年的记录者，白修德在开始的1954年像往常一样寻找着报道。

那一年被看作一个时代的序幕：接下来20年美国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高潮性事件，然而最壮观的两次大事件在1954年春天7周的时间内都发生了。5月7日，远在越南，经过了8周的围困，法国卡斯特里将军的精英部队在奠边府（Dienbiephu）被迫向越南独立联盟投降。6月29日，日内瓦大会上法国放弃了对越南共和国的保护，并将其扔给了心甘情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在日内瓦大会上的决定，甚至在20年之后还在让美国年轻人送命。但就在同一月的6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美国公共学校的种族隔离为非法。随着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做出决定，美国即将进行一场国内改革。最高法院的决定将改变美国城市的颜色和特征，改变美国社会的性质，使上百万黑人得到自由，只不过这将其他上百万从前不知道彼此有什么区别的美国人强行进行了分类。1954年还在吮吸手指、在家里的沙发上边看《胡迪·都迪》（Howdy Doody）边晃着双腿的年轻人，因为这两个转折性事件的发生，长大之后会去战斗、闹事、行军，一部分人会抗议，而一部分人会死去。

1954年作为这10年的开始，发生了许多即时性事件，这些事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了后来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引发的更深层的变化。这一年开始，对美国体制最强的政治威胁似乎是来自内部的。威斯康星州的麦卡锡议员放出了仇恨的恶狗来追踪他反复无常的怪念头。到了仲夏，麦卡锡议员在众议院通过了反共法案，将加入共产党视为一种事实性犯罪。但是到了秋天，麦卡锡的实权已经衰退了，他当时在为国会的不信任案做争辩，到了12月的时候麦卡锡的不信任案得到了通过。如果麦卡锡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他确实是——那么在历史上和个人命运上他都很具有戏剧性：在有思想的美国人眼中他摧毁了顽强保守派的尊严。体面的保守派对打击麦卡锡起了很大作用，然后他们等了13年，等到一个新的保守派领袖理查德·尼克松，然而尼克松还是背叛了他们。1954政治年以用麦卡锡和尼克松都无法衡量的一件事结束了——1954年的议会选举。那是这个时代的共和党人最后一年同时控制国会两院。接下来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共和党人都不能这样控制两院，也不能提案和制定法律，共和党就在那年变成了一个由心态控制的政党。为了控制这种心态，无组织的抵抗者们在接下来的20年里互相厮杀，就为了使共和党再次成为历史和变革的车轮。

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让1954年变成了对于回国记者来说的幸运之年。乔纳斯·索尔克医生开始对匹兹堡的学生接种对抗小儿麻痹症的血清，结果是有效的。美国在比基尼岛测试了一枚氢弹，结果也是有效的，但是没人知道它的全覆盖面积。海明威获得了诺贝尔奖。卡顿的《沉寂的阿波麦托克斯》（A Stillness at Appomattox）获得了普利策奖。回国的记者对这些事件都不感兴趣，他是个政治记者，他想报道美国对于未来应该走向何方的决策过程。

由谁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核心的历史问题。为了探索美国的核心问题，白修德加入了一家杂志社，杂志就叫《记者》。

《记者》反映了一个人的个性，仅仅这一个人的个性。那就是麦克斯·阿斯科利博士，他是个政治学家。

白修德在1948年去欧洲之前就见过阿斯科利，后来又作为自由职业者为他写过一些文章，在1951年还被他任命为《记者》驻欧洲总记者。现在阿斯科利给了白修德全国政治记者的头衔，这似乎是在美国搜集报道素材的最好方式，因为阿斯科利对美国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又能吸引人们的兴趣。

阿斯科利是个怪人。喜欢上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尊敬他也是不可能的。他在意大利曾是个英雄一样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热那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noa）的法学教授，后来身无分文地逃到了纽约，在新学院（New School）教书，在这里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那时是他的一个学生，他的思想和个性使她着迷，最后他们结了婚。她恰好是马里恩·罗森沃尔德（Marion Rosenwald），西尔斯家族罗巴克的财产继承人，因此，战争结束的时候，她赞助他建立了一家自己的杂志社。

《记者》是一家“自由”的杂志，但是，这家“自由”杂志的活力、冷酷和剪辑，都是直接来自它的编辑兼出版人兼经营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部分的主流“自由”杂志都是巨额财产的继承者受道德驱使资助的。最早的《民族报》（The Nation）就受到维拉德（Villard，铁路公司）的资助维持了半个世纪，之后主要是受到了科尔斯坦（Kirstein，百货公司）的照顾，然后是斯多若（Storrow，新英格兰银行）的支持。《新共和国》最开始是由斯特雷特（Straight，银行）资助的，后来就像大部分其他的“自由”报刊一样换了赞助者，有永久性的赞助也有暂时性的赞助。这些杂志的编辑被巨额财富保护着，因此得以“自由”地发布真相。他们已经教育出了意见不合的两代人，而且随着他们对学校影响力的增加，现在在主流杂志做编辑的男男女女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因此，10年或者15年之后，“自由”杂志现在发表的东西还会被主流杂志当作传统发表，这几乎成了常理。很多这样的自由杂志出版人知道自己的优点，但是他们经常滥用员工，吝啬工资，还无法容忍政见不合。他们对自由的信条越坚定，他们的个人行为方式可能就越严厉、越粗鲁。

阿斯科利身上“自由”出版人的这种传统相当严重。他的暴脾气和过度自我的性格与他深刻和卓越的思想不搭，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他会暴跳如雷地大吼，将印出的文章扔到空中，就像一个踢树叶的小孩。如果他喜欢一个人的作品，他会很吝啬赞美之词，那时他的嫉妒和赞赏之情表现得都很明显。《记者》是他一个人的私人封地，在他的地盘他表现得就像美第奇在佛罗伦萨一样。

阿斯科利的所有缺点都被他本身的优点掩盖了。他勇敢、好奇，也可以很慷慨。《记者》杂志反映了他的这些品质，阿斯科利引导和编辑着一份重要的杂志。他的记者们第一个将蒋介石的游说团体曝光出来而令其解体。他还委任了第一个针对窃听的调查小组，他也是麦卡锡议员最早、最无畏的敌对者之一。然而，在他所有的品质里最有魅力的就是他的思想：他曾是研究学术的政治学家，现在是一个梅塞纳斯和出版人，作为一个杂志编辑，他对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同样感兴趣。最终，阿斯科利的杂志从1949年到1968年存在的这19年间，成为新生的政府阶级最喜欢的政治读物——这些人是学术、科学和专业领域的精英，他们正在成为美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斯科利的杂志发行量最高达到了17.8万册，对于后来也给《读者文摘》（发行量1800万册）写文章的白修德来说，两本杂志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具有十分大的差距。如果你跟一个被选民选到华盛顿上班的人打电话，说你为《读者文摘》写作——他会十分感兴趣，因为《读者文摘》意味着大量选民的选票。而没有任何华盛顿的政客会对《记者》产生这样的反应。但是如果打电话给一个华盛顿中层政策机关的一个官员——他们会对《记者》更感兴趣。《记者》与那些对政府运作感兴趣的人们趣味相投。

杂志的受众和阿斯科利的思想将白修德吸引到了《记者》，并成为它的全国政治记者。这种吸引力与之前鲁斯的吸引力很类似，阿斯科利和鲁斯两者在新闻工作上的区别，想想就很激动人心。鲁斯相信历史是人物创造的，因此《时代》杂志才有了将人物的半身像作为封面的习惯。鲁斯的记者在对趣事、名言和人物的报道上受过训练。而杂志的学术狂魔阿斯科利认为，历史是研究不断变化的体制，而改变是由体制而不是人物推动的。不管报道是关于纽约还是联合国，阿斯科利这个政治学家都坚持体制才是报道的主角。他觉得纽约市的体制已经过时了，要统治5个区，对于纽约来说不是太小就是太大。在哈得孙河的要道建成新的城市组合需要一个新的区域性大都市政府。阿斯科利认为联合国是一个连自己的功能都不理解的机构：它是个超级大国的秘密会议，还是为发展滞后的国家建立的救助站？阿斯科利认为，等到它认清了自己的功能，联合国才有未来。阿斯科利就跟鲁斯一样喜欢闲聊，他会带着强烈的兴趣听他的记者跟他讲他们带回来的传言。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双目炯炯有神。在他沉醉于内心中伟人们的历史时，他会激动地发出喉部停顿和奇怪的口音。但是作为编辑和出版人，阿斯科利是一个追求重要意义的人，总是偏爱体制性而不是个人性的东西出现在杂志页面上。

令阿斯科利好奇的地方刚好是白修德的弱项——政治人类学——掌握权力的、掌权之前和失去权力之后人们的行为表现。早在1954年那个变化之年，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开始对美国进行一系列的探索。

这一年，是对美国政治进行25年报道的令人激动和值得付出努力的开始之年。报道不光从政治家也从体制入手，这两方面的报道都留下了教训。不知怎的，头几个新任务成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比如，第一个任务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与美国军队之间的较量——他发现美军多么害怕美国国会，而白修德刚刚离开的海外世界又是多么害怕美军。麦卡锡欺负美军的政务秘书，还通过他欺负李奇微参谋长领导的卡其色制服的军队。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是一个一流的军人，跟同时代的其他实战指挥官一样善于做出伞兵降落或炮兵在山脊排兵布阵的决定。而李奇微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不懂政治，瞧不起政客们。所以李奇微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后边怒目而视，他没有对质问他的白修德怒目，而是对艾森豪威尔怒目，艾森豪威尔是他的英雄，而现在成了总统，拒绝反对议会，来保护军队。李奇微叫来了一个他和艾森豪威尔共同的朋友，“托尼”·比德尔将军，一个话多而聪明、擅长外交的军人，他征得李奇微的同意，对白修德说出了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在等什么？”比德尔提出了反问，“艾克就带着他的元帅帽子坐在那里，外面下着雨。他说：‘我今天不会戴我的元帅帽，会弄湿的。’他等着天晴的时候再戴上帽子领兵。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天晴的时候领兵，你是得不到那顶帽子的。”李奇微接着说：“我们就像双手被捆在背后的人，麦卡锡只用选择是踢我们的下腹还是踢我们的脸。”之后军队就会试着大批地收买政客；在那些岁月里，麦卡锡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白修德的下一个任务在得克萨斯州。他要探索钱是如何被用到政治中去的，还有为什么那时的得克萨斯石油商人看起来那么位高权重。那时是白修德第一次接触美国政治程序，他顺着它找到了得克萨斯人联合起来、召开会议和齐心协力选出市长、议员、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代表的方式。得克萨斯的政界带有那种波士顿爱尔兰政界总是散发着的人物气息，在波士顿，政治就像是一项室内运动。白修德在得克萨斯一次学到了他将在加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纽约州、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一遍一遍学到的东西：每个州至少有两个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每个党内部至少有两个、有时甚至是三或四个互相针对的派别。要做一个基层政治专家，就必须试着理解在50个州的100个政党团体中两百甚至更多的政治派别之间的竞争对手和人物，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发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全国性的民主党，那时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所有的政党都是从基层由不同层次的喜好和承诺建立起来的，从交通罚单、图书馆罚款、地区管制或者学校停车指示牌，到政府决策和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州政党，比如得克萨斯的民主党，跟其他州政党只是在4年一次关键的总统选举上才被彼此束缚在一起，总统是所有好处和处罚最大的源头。

得克萨斯政治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个州的大财主们赤裸裸的行为：就像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控制着加州的立法那样，两家大石油公司，亨布尔（Humble）和马格诺利亚（Magnolia）控制着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还有独立的石油运营商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财主，比石油公司更有胆，竟然开始将势力范围如此公然、公开、不加掩饰地伸向了全国政治，结果自食恶果。1952年的得克萨斯石油商人在得克萨斯以外的30个州的国会选举中投入了资金。有漏洞的选举法规不能阻止他们成批地收买国会议员。有一个石油商人休·罗伊·卡伦（Hugh Roy Cullen）在34场竞选中都投入了资金！尽管他们有用不完的钱，但他们对州外政治的理解是有限的。改革国家选举法的呼声对他的所作所为或者试图做出的行为表达了20年的抗议，不论好坏，最后诞生了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民主党。

•那年长期的体制探索中最重要的肯定是对美国科研所（American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的探索，尽管它最令人感到困惑，但是白修德和阿斯科利一致同意，这是最重要的探索。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参加一个忠诚和安全委员会之前进行封闭性的实验。白修德和阿斯科利都没有见过奥本海默本人，但是他们都同意，白修德应该在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背后进行调查，然后施加《记者》巨大的影响力。

报道指向了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国界线和丛林。美国的科研是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美国的发明家和科研人员成了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心头肉。白修德在大学认识的年轻博士候选人和科研人士都消失了。物理学家现在属于一种新的精英，得到政府的宠幸和资助。但是他们要在自由上付出代价：政府需要的特殊人才会被调查，他们的朋友、兄弟、姐妹、竞争对手都会接受关于这些人才的忠诚、饮酒习惯和性习惯的提问，政府要么对这些人才表示不信任而冷落他们，要么让他们致富并扬名。对奥本海默案的调查让白修德学到了国防仪器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科学界政治斗争更多的知识。它还揭露了另一个事实：每一个有美国人全力以赴的地方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斗争，比如每个州。在为奥本海默洗刷冤屈的过程中，白修德遇到了核物理界的政治斗争。最后他遇到过海岸地区治理、钢铁定价、艺术和人道、保健和医院、电视网络和至少一打其他组织的内在政治斗争。只要这些小组成员不能与他们的领导人达成一致，他们就会把争论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大多数情况都导致了政府的公共评判，最终结束所有这些争吵和政治斗争的地方，是总统的办公桌，白修德最后会发现，所有事都会交给总统解决。

从体制的角度上说，奥本海默的案例有经典性。对当今的科学家来说，用一颗磁石、一根弯电线、一个粒子发射器和几个刻度表就能得到物理学领域重大发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探索原子跳跃的内部虚空的资金门槛变得奇高，也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样的资金。每个科学家都想分得政府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探索也许能改变人类历史的问题的答案。至今为止，他们观点的不同和其中的批判性只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现在权力和国家安全就像巨额的政府资金一样挑起了他们的争论，这些争论外界难以理解。白修德有一个哈佛大学的老同学弗朗西斯·弗里德曼（Francis Friedman），是个物理学家，他曾经参与过第一个原子弹的研究，他告诉了白修德发生在他那些同校同学身上的事：“我们（科学家）大都成了中世纪教堂的富人，而且开始变得有些像通过教会的政治斗争获得世俗权力的肥胖的修道士。”

白修德发现，科学家们会互相争吵，有时还会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甚了解的理由通过人身攻击摧毁彼此。但是谁能在这种争吵中做一个公正的裁决者呢？当缺乏一个外人做裁决者，就连能大概理解争论的关键点的人都找不到时，美国科研机构又能做什么呢？在关于奥本海默对氢弹的态度的争议中，白修德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决定谁对谁错。除了他的科学家朋友，他不认识一个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而他的科学家朋友也各有各的说法。白修德希望没有氢弹这种东西，但是他在报道中明确地站在了奥本海默这一边。他不是根据谁对谁错或是美国原子弹发展的时机来做出决定的——而是根据这件事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让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与另一位大科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站在一起对奥本海默之争做出判断。

得到的教训就是机构的政治斗争正在失控，正在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范畴。白修德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会超出他能理解的范畴——不只是导弹和炸弹，电脑和控制，还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白色背景下的黑色，污染与环境。因此，白修德必须找到他信任的智者，因为他自己不能做出判断。他有一个熟人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是一个科学界的政治家，他能知道所有的美国军事机密，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威斯纳虽然支持奥本海默，但是他永远也无法揭示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一桶中子”问题的争议中奥本海默和特勒到底谁对谁错。威斯纳说要考虑公平的话就必须还奥本海默一个清白，白修德认同威斯纳的话——但是令白修德印象更深刻的，是威斯纳对威斯纳自己角色的描述。威斯纳问道：“当你看见一些东西能使这个国家遭到毁灭，当你发现你是这个国家少数几个理解这一点或者能接触到机密的人之一，你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道德上的考验。我不准备坐等这个国家被一个氢弹毁灭了再说我本来可以阻止它，或者它本来可以不发生。我们将公众排除在外，而单独与军方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谁来代表公众呢？”威斯纳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但是这意味着要接受一个充满精英政治斗争的世界。

当《记者》1954年发表了他关于科研所的报道时，白修德已经对体制产生了困惑。那一年的夏天十分令人激动，白修德享受地写着报道，所有事件环环相扣同时吸引着人们的兴趣。电视台试着面向全国播放麦卡锡与美军的对峙事件。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正试图进行封闭性实验的奥本海默之间的对峙，但是这个报道有泄密的嫌疑。还有第三件事：美国与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的对峙，但是这件事是绝密的。

这第三件机密性事件是白修德被卷入最多的事件。他也许能在电视上看见麦卡锡的听证会，可能还会对其中的情节感兴趣——但是他只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正在工作的记者。奥本海默的听证会确实属于他的职业任务——而他决定放弃中立的报道立场，明确地支持奥本海默。但是戴维斯事件完全是另一回事。戴维斯是一个老朋友，令人无法忘怀也无法忽视的老朋友。

任何在25岁之前交过朋友的人都无法完全摆脱朋友关系的束缚，当他们都很年轻的时候，戴维斯在白修德心目中是一位理想型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现在，1954年，戴维斯被调查的消息已经让他感到厌倦了——这已经是戴维斯第九次接受调查了——这次是被美国安全听证委员会（Security Hearing Board）调查。这次多余的调查，是由麦卡锡在电视上对戴维斯的一次抨击引发的。白修德联系上了戴维斯的律师，告诉他如果需要帮助或者证词，他随时可以去华盛顿为戴维斯做证。他记得戴维斯的律师本杰明·舒特（Benjamin Shute）在电话中喘着气惊讶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你是自愿这么做的吗？”白修德十分愿意。为了奥本海默的报道，他总是在华盛顿进进出出，他不需要任何路费或住宿费，他只是为自己的朋友感到愤愤不平，并有一种快要失去道义的感觉。

他不知道还有其他风险。

当白修德在7月的第一周去华盛顿做证的时候，对戴维斯的秘密听证会已经进行了好几周了。白修德感觉自己无懈可击。他是个有名的作家，他代表着一家小而精的杂志。他认识艾森豪威尔，还与白宫的工作人员有十分友好的关系。他的朋友戴维斯正在被人攻击。

白修德尖锐地进行了过多的做证。他试图摆明一个原则：他坚持一个政府官员不管事实多么残酷都必须向政府说实话。白修德回忆起了在中国的那些年。如果戴维斯报告说共产主义者会在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是对的，他值得被表扬而不是受到清洗。政府应该一直接受正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纳税的意义所在。

因此，白修德觉得自己十分高尚而且高效，在这场忠诚度的测试游戏中，是一个不相关但是有能力的大师。他认为听证委员会听他说话的那5个人其实是寻求公平正义的陪审团。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封闭性取证之后，他希望他们能对戴维斯改变主意，或者至少让他们对战争年代在中国的生活产生一点共鸣，那毕竟是戴维斯所有行为的根源。当听证会上坐在桌边那个表情单一的人合上戴维斯的文件夹，而打开另一个的时候，白修德十分期待。

那另一个文件夹一定是白修德的。白修德几乎立即意识到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公正的听证会，而是一个滥用私刑的党派。戴维斯将会被处以私刑，如果白修德一定要被卷进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被卷进去就被卷进去吧。

“白修德先生，”第一个问题来了，“你在滇缅公路上对黑人军队做过一次演讲，让他们在战争期间反叛，这是不是真的？”

听见这个问题，白修德的冷静彻底被击垮了。那时他面对的是美国的另一面，对国家安全有它自己另外的法律，而关于国家安全的政治斗争要求他们将他控制住。

1.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于1819年写的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山中一觉睡了20年，醒来发现一切面目全非。——译者注

2.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纽约论坛报》的主编。——译者注

3.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译者注

4. 此处原文为Negroes，是对黑人的蔑称。——译者注

5. 波多黎各人，指拉丁裔。——译者注

6. 白人航班，指因为种族歧视搬离住有黑人的公寓的白人群体。——译者注

7. 地铁棒球大赛，原文为Subway Series，意思是在纽约地铁上都能看到的棒球比赛，比喻比赛很受关注。——译者注

8. 无组织的抵抗者，指共和党人。——译者注

9. 热那亚大学，位于意大利热那亚。——译者注

10. 梅塞纳斯（Maecenas，公元前70—前8年），古罗马巨富贵族，文学、艺术的赞助者。此处指文学事业的慷慨资助者。——译者注

第九章 50年代：暴风雨前夕

我仍然记得对戴维斯进行秘密审讯的那个房间，但是在我的日记、笔记和脑海里都没有留下那个秘密审讯的地址。

那是个普通的房间，有两层楼高，我觉得应该是华盛顿西北第22街的某个地方。1954年夏天，我已经去过了国内和国外的许多隶属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好像我是在国务院长大的一样。从驻伦敦、巴黎、华沙大使馆回溯到驻罗马、开罗、德里、重庆、北京大使馆，从战后国务院大楼板条做的门和慵懒的风扇，穿过白宫，到雾谷的新国务院大楼——15年间国务院的办公室从一文不值的小屋到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我都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我从未见过这样一间办公室：这里也许曾经是一间废弃的书库，或者是一家旧纽约警察局。墙上的黄色油漆已经开始剥落了，接待室的地毯污渍斑斑。这里是国务院的“下水道”，被国务院视为垃圾的人从这里清除出去。我上楼走向了指定的房间，就在我等着进去的时候，两个接待员嚼着口香糖聊着天，一个人问另一个：“嘿，桃丽丝，你有最高机密印章吗？我只有机密印章。”然后在她的抽屉里找了半天，说：“噢，现在找到了。”在我盯着门看的时候，速记打字员们每20分钟换一次班。然后我被叫了进去。

过了好几分钟我的眼睛才能适应室内的灯光。华盛顿室外是晴朗的7月，用来阻挡炎热的窗帘和百叶窗让这个房间看上去昏暗得像黄昏。当我的眼睛从接待室的耀眼光线调整到适应这半黑的房间时，我看见这个房间尽头有张长桌，桌后坐着5个人，他们都背对着窗户，得仔细观察才能从他们的身形的轮廓中看出他们是谁。我后来知道了他们的主席是丹尼尔·诺斯（Daniel Noce）中将。那天上午我面对着他长达两小时，而我都记不起来他是高是矮，是胖还是瘦。我右边坐着戴维斯的律师舒特，他是出于老朋友的情谊自愿提供服务的，舒特的右边坐着戴维斯本人——憔悴、面如土色，他骄傲地向外挺着下巴。从我们在中国相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身居高位。他在美国驻苏联莫斯科的大使馆做过第一秘书，在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做过政治事务主任。但是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中午的黑暗》里的一个人物。我本来可以为这个故事设计更多戏剧性的背景，但是这个房间实在太昏暗破旧了，根本不值得描述。

他们在检查戴维斯与共产主义之间该有的“联系”。麦卡锡阵营的人经常因为泄密而感到愧疚，之后我了解了其中一个被泄露的秘密，那就是戴维斯曾经设计了一个复杂计划，要让中国共产党人觉得“友好”的美国人打入北京的共产党人中，从他们身上套取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这个十分精妙的计划，戴维斯现在被怀疑是一个双面间谍。但是针对他的具体指控是，在战争期间，与美国媒体对话并解释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不满，戴维斯在故意破坏蒋介石政府，而为共产党人的接手做准备。对戴维斯10年前战争期间在重庆的行为发起控诉是荒唐的。战时戴维斯当然跟美国媒体交谈过。那是他的工作。他是史迪威的新闻发布员。我们是战地记者。他应该告诉我们史迪威这一边与蒋介石的矛盾。也许是因为我驳回控诉的时候语气过于轻蔑，他们停止了对戴维斯的讯问，而意外地打开了白修德的档案，砸向我的第一个控诉听起来很荒诞——我在战争期间曾试图组织滇缅公路上的黑人军队进行叛乱。

这个控诉真是不讲理，我开始疯狂地进行回忆，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东西就是幽默，我想到了一个笑话，我想讲出来：是，是，当然了，但是他们搞错了，全搞错了。

就在指控再次重复时，10年前的这件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试着在1944—1954年这10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理清这件事。是，我确实在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上跟一帮黑人士兵说过话。美国黑人那时候受白人军官领导，黑人士兵都被安排为独立的劳动队。至少一队，也许有几队这样的黑人劳动队穿越了丛林，在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之间抄出了一条小路，结束了对中国的封锁。这条路对史迪威的战略来说至关重要，最后成为在桂河大桥对日本人取胜的关键工程。10年前1944年，有一天晚上在北缅战役的密支那总部，我碰巧遇见了一个儿时的邻居，来自多切斯特，成为工程师的吉尔伯特（Gilbert）中尉。在那些棕榈树丛林下的我们那时离波士顿的犹太居住区很遥远。

就像其他许许多多在黑人劳动队做长官的犹太工程师一样，吉尔伯特说他简直要发疯了。他带领的劳动队正在疯狂开辟一些小路，这些黑人士兵痛苦地坚持着；这些黑人跟白人军队一样患有疟疾，但是他们不被允许出现在密支那的前线基地。他们士气高昂，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天哪，吉尔伯特说他们这几个白人就像身处在一个格鲁吉亚的囚犯营里——除了几个像他一样的工程师，他们没有看见一个白人指挥官，他们就这样被抛弃在了丛林中。我要帮他吗？我是个战地记者，我很有把握。天哪，我会出去与他的黑人士兵一起在食堂里用餐，然后起身做一番演讲，告诉他们修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有多么重要吗？结果他的吉普将我带出去做了演讲，又在同一晚上将我带了回来。拜托！

出于儿时的记忆和对他的信任，我同意了。

10年后的1954年，我已经不大记得我当时到底是怎么跟那些通过修路帮助中国打败日本的美国黑人说的，但是我记得在那样的情境下我通常都会说的话。这次“动员”讲话的逻辑非常简单：日本人是仅次于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者，我们要帮助中国打败日本，这条路就可以达到目的，只有我们打败了欧洲的纳粹种族主义者和亚洲的日本种族主义者，我们才能回到家打败美国的种族主义。所以拿起斧子，砍倒树木，碾平道路，必须将路打通。每次我被请求向军队演讲我都很尴尬，我总想用事实、数据和脏话来证明我不是什么指挥官，我只是一个穿上了战地记者外衣的愤世嫉俗的新闻记者，这样可以平衡一下自嘲式的爱国主义。那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去的路上，吉尔伯特对我说我做得很好。之后这次演讲就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了，直到听证那天提出的问题才再次将它提起。如今追随新风气的我应该对我那天的言语感到羞愧。我称那些黑人士兵为“黑鬼”。而我没有像我受到的控诉那样号召他们反抗，而是用了歌曲《老人河》的主题：“将船载满，扛起包袱。”

就在我慌慌张张进行回答的时候，质问者就像一个优秀的检举人那样用下一个问题打断了我。

“白修德先生，您的夫人加入了共产党，这是真的吗？”

我至今还记得我尖叫起来的声音。我的嗓音变得愤怒，并惊恐地叫出声来：

“我的夫人？南希？！”

“我不知道您的夫人叫什么名字。”

从那时起我就气得语无伦次了。中央调查局总部的人通过毫无根据的想象力将10年前我在滇缅公路上的演讲与戴维斯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对南希的指控却与戴维斯、中国或者这件事的一切毫不相关。这只是在试图恐吓证人。我捍卫了南希，我说她对一切政治上的事都很冷漠，还强调了她的背景（她父亲那时是当地商会主席，并视塔夫脱议员为自由主义者）。之后我被问到了我与我《中国的惊雷》的合作者贾安娜的关系，我同样反对一切对她的指控（“……她的丈夫在战争早期被杀……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我被要求解释一些我写过的诗。由于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任何诗，这一点很好解释。他们还想知道我是从《时代》辞职还是被《时代》开除的，以及为什么。之后我被要求解释在1946年和1947年，中国一点点被共产党掌握时我出席过的一系列会议。

然后我就被放走了。戴维斯和舒特还要经历几天像这样被解剖的日子，我立刻飞回纽约进行对奥本海默审讯的报道。6月1日，另一个安全庭审投票反对恢复对奥本海默的忠诚度调查，这也就是说他无权知道他已经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的美国国防机密。我感到悲伤，并尽情写出了奥本海默做出的牺牲。直到1954年10月4日早上我才发现，我将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了，我的名声自麦卡锡时代就被传唱已久；我从友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人那里得知，我作为嘉宾或访客出现的节目会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络删去，我表示理解；我已经被全美国上下冠上了“反攻”黑名单的候选人名号，这份黑名单是出自“有名”的危险分子名单。其实在麦卡锡时代，这样的公众性诽谤是很普遍的，直到10月的那天早上我才意识到，这样的诽谤和政府打击还是不一样的。

我走进了纽约第五大道的护照办公室去排队取我的护照。之前的一周我的护照进行了例行的更新，我像以前一样被通知周一早晨去取我的护照。我记不起桌子后面坐着的那个人的脸了，但是几分钟的搜索过后，他温和地告诉我，我的护照不能被更新了，我不能取回护照，我被“依法”管制了。

我好像听见了我的双手被手铐铐起来的声音，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没有护照总是让我有一种裸体的感觉，就算只是放在一家欧洲旅馆的善良的门卫那里保存半个小时也是这样。但这一次，不是我自愿的。是有人从我这里拿走的，我是被骗的，我是被抢的，我感到很不解。我不能叫喊，也不能反抗。我总不能跳过人家的柜台，将他们的办公桌搜寻一遍找我失窃的护照。排在我后面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柜员说他也没有办法，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队列，我只知道我十分急需那个绿色的小本子。这是个周一。下周一我就要飞往德国了。《记者》给了我两个月的假期，把我暂时派到《科利尔》（Collier’s）工作，写一篇关于德国的特别报道“战败10年后的德国”。除非我能立即拿到护照，否则我就要告诉《记者》和《科利尔》这次出行告吹了，我被正式列为危险分子之一，等于是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进行海外报道的资格了。一个没有有效护照的记者跟一个被吊销了驾驶执照的司机没什么区别。

那天早上出现的问题也许是那几年成百上千个美国人都遇到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标准的回应方式。有效的回应方式有：找一个律师用法律手段进行反抗。或者：先去找媒体，大声抗议并让他们把你神圣化。或者：顺藤摸瓜——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们找出来，让他们当众改变论调，并指出其他同伙。又或者：直接放弃——迅速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对我而言，我不能采用其中的任何方式。我不能放弃：我本应该告诉《记者》和《科利尔》我在危险分子名单上，因此被没收了护照，不得不取消我的欧洲行程。我没有把自己神圣化的打算，更没有想要在什么委员会、理事会和官方、半官方的机构中顺藤摸瓜，尽管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些机构决定了一个人到底清白与否，是光荣还是危险，以及是否要恢复这个人的名誉。

一开始我以为这次事件的恶意不是专门针对我的，可能是什么安全办公室的小官员对我自愿干预戴维斯事件的行为发发牢骚而已。如果我小题大做将这件事放在公众的视野中，其他一些为由于中国问题受到指控的官员做证的人就会退缩，那就正好合了他们的意了。再说了，也没有人会对我发起指控，因为不会有什么指控是真的。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怎么通过国务院处理问题，我就白白报道那么多年国务院了——或者说，事实就是有人乐观地想要控制我，当然，他们做到了。我从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学会了怎么使用国务院的电话，所以我预约到了一位护照听证人员，第二天上午，星期二，在华盛顿。当晚我就要前往首都，然后开始了一段为期11周的暂时昏暗生活，直到平安夜才结束。

我坐飞机到了华盛顿，发现我的听证官员是一位消瘦、脸色苍白的男人，名叫阿什利·尼古拉斯（Ashley J. Nicholas）。他不会让我看到针对我的指控。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就把那些指控拿在手里。但是出于国务院一贯的友好，他让我在他读出来的时候用铅笔记一下那些指控。那些指控都是胡扯——与在戴维斯的审讯上针对我的指控是一样的，除了关于作诗的指控，还加了一项，说1948年还是1949年有一个叫JILEK的苏联机构带我一起去了近东地区或是远东地区。我说，我的护照会显示我从1938年开始就没有去过中东，从1945年开始就没有去过远东了。尼古拉斯先生问从那以后我开始报道什么。我吃了一惊。《灰烬中的火焰》那时候已经卖出了超过25万本。我说我之前报道的是欧洲，我还假装有点羞怯地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灰烬中的火焰》？不，尼古拉斯先生说他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国务院任何一位办公人员都应该至少对有关外交政策的记录耳熟能详。但是，我咽了一口唾沫，丢脸地开始讲述我的书和我在欧洲为支持美国而干的工作。我真是在卑躬屈膝。

我不知道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哪一处读到过应该如何与官僚打交道，那就是千万不要与他们争执，不管他们是警官、领事还是财政人员，一直要温和地对待他们，遵守他们狭隘的规矩。现在我意识到，尼古拉斯就是这样一个官僚，我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并重视他。关于我的书，他主要的疑虑就是我报道欧洲的目的。他断言，有些人报道欧洲的目的是为了将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远东转移开来：当红色政权在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人却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欧洲！这个想法实在是荒唐，而且将太多与马歇尔计划有关的人牵扯进去了，我不得不列出一大堆人名，这些人也觉得欧洲本身很重要，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大卫·布鲁斯和约翰·麦克罗伊；卢修斯·克莱和阿尔弗雷德·格伦瑟；艾森豪威尔将军——噢不，是总统，还有李奇微将军。

如今我可以尽情嘲笑这段经历。那天上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说服尼古拉斯先生我不属于“应该被限制护照的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我弄到了一本《中国的惊雷》给他看。然后我急忙赶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威廉·沃顿在华盛顿的家里，他也有一本《中国的惊雷》，我向沃顿借打字机和纸来写文件以反驳对我和这本书提出的控告。沃顿是个乐观的人，他让我没法严肃对待这件事。他一边尽他所能地帮助我，编辑文字，一边放声大笑。我们在一起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拼凑出了整整9页纸，对控诉进行回答。事实证明，沃顿比博学的专业顾问更睿智，而且价钱没有那么贵。下午早些时候尼古拉斯先生就动摇了。下午3点的时候，他做出了决定，我的护照将“只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出境有效”，但只有两个月的有效期。在那之后，我又回答了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和《中国的惊雷》的问题，我发现尼古拉斯先生不知怎的有种歉意。下午快要结束时，尼古拉斯先生对我说，他觉得他可以将护照的有效期从两个月延长到一整年。那时候国务院希望办公人员都非常绅士，他还是非常体贴的，他主动提出，我真的不是必须向我认识的重要人物们讨要证明我忠诚的信件；“那可能会有点尴尬。”他说。我点了点头。我们约好了等我从德国回来，我会带着我的妻子来华盛顿，回答相关的问题，他会为我们举办一次有宣誓的正式审讯。

所以我离开两个月去了欧洲，回到德国进行报道，获了个奖，后来在《科利尔》得到了一个新的更重要的职位。但是这次旅行是矛盾的。在德国我的老熟人有的获得了权力（比如康拉德·阿登纳），有的获得了财富（比如威利·施利克尔），有的地位显赫（比如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科南特，现在是驻德国大使）。但是我口袋里的护照是带有污点的护照，是危险分子的护照，上面的限制性印章标志着我被怀疑的忠诚。等我回到家里我会在尼古拉斯先生的审讯上面临更多的指控。

等我忙完了德国的事情，南希飞到巴黎与我会合，我们在科勒米伦酒店边上的露天小馆子吃了一顿芦笋和草莓做的午餐。那是温和、晴朗的一天，巴黎无比美丽，我们在想，我们是应该待在我们曾经过得无比开心的欧洲，还是应该回到美国面对指控。当然了，这不是一次当真的对话，因为我们两人都属于美国，除了回家没有别的选择——除非我心虚了。南希笑了，因为这都是胡说八道。

我在12月初回到了家，然后花了与我为《科利尔》对德国进行调查同样长的时间在尼古拉斯先生的审讯上，为我的过去做辩护。我被指控参加了5次有“危险分子”参与的会议，我回忆了一下我在1945—1947年这三年的经历，那时中国正在一点点让位于红色政权，我发现他们至少漏掉了11次这样的会议。回忆个人经历很枯燥费时，但是最终还是很有用的，我提前准备并寄出了一封署名的充满具体信息的简要文件给尼古拉斯先生，解释每场会议的性质，还有我为什么会参加会议。

所以1954年12月23日当我与南希飞往华盛顿参加尼古拉斯先生的秘密审讯的时候，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害怕的就只有一件事——需要讲出人名。我在之前的询问中就遇到了这个挑战，并熟练地回答：“是的，先生，我认识很多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乔冠华、黄华……不，我从未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但我认识并报道过一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像皮埃尔·科尔塔德（Pierre Courtades）、雅克·杜克罗（Jacques Duclos）、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一两天下来，我参与的询问过程充满了厌恶与不悦。但是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并没有再次发生。

最后由尼古拉斯先生呈现的我们与美国的最终对决到头来不但草草结束，而且毫无痛苦，但也不是极其愉快。尼古拉斯先生已经读过了我写的简要文件，他看起来有些尴尬。而远比这重要的是，12月2日，也就是三周前，麦卡锡议员的做法已经受到了美国参议院全体的指责了。南希穿得像是当地妇女选民联盟的主席，她傲慢地脱下了白色手套，举起右手发誓她从未参加过共产党。我马马虎虎地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我也宣誓了。接着尼古拉斯先生马上变了个人。那时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他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带着没有旧限制标志的新护照飞回纽约。我们当然想要新的干净护照。他让我们出去吃个午餐然后回来，他就能备好新的护照了，我们还能赶上下一趟去纽约的飞机。我们回来的时候，新护照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新照片刚被印出来还有些滑。接着我们就出发去了机场，由于弗吉尼亚机场不卖烈酒，我们就用香槟进行了庆祝，等着飞机把我们接回纽约，我们又成了哪里都可以去的自由公民。

如果我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约翰·戴维斯被法律判决，最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下令解除了他的职务，向美国致敬。戴维斯事件要报道的就是杜勒斯的虚伪。戴维斯花了14年的时间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由于触动了国防上最敏感的学科而被委员会开除了。他们都是大人物，他们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而我是小鱼小虾，像我这样受到类似指控的人，可以从记者业退出——成为媒体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走向经纪行，无奈之下游走他乡，如果可能的话还能在电视业中藏身。至于我自己，我问心无愧，证明清白之后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自我怀疑过。从1954年到1972年，我从未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我非常了解的中国的，只有四篇文章是关于越南的。我不是很害怕，我在必要的时刻站了出来，恐惧也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我确信我们美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出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件事如此肯定过。我再也不想在什么全国性的辩论中成为一个善辩家或是带有主张的人。现在我意识到我在刻意回避那些过去让我感兴趣的报道领域——武器和国防，兵器和战争。在奥本海默事件的报道上，我已经走得远到在国防研究所树立了有权势的敌人。所以我故意不写任何国防方面的东西，除了对越南战争之前五角大楼的领袖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报道。我不是被政府而是被自己的谨慎和自我反省限制了，同样被限制的还有其他无数这样的人。

12周的政治风暴生活结束了，我在弗吉尼亚国家机场重获新生，我最初的想法是很自私的：保护我的家人、我自己和我的事业。这时如果我站起来发誓，要让那些在背后陷害我连同还有像戴维斯、奥本海默这样的好人的人尝到恶果，我可能更像一个人格高尚的男子汉。

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还想在美国继续从事政治写作，证明了我的清白就已经意味着我可以如愿以偿。但是我也明白，此后的数年，我都故意忽视外交政策和国防的动态，就是因为其中潜伏着太多的危险。现在我为我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感到羞耻。

过了数年，麦卡锡时代的经历才从我沉睡时的辗转和梦话中淡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继续报道美国政治，作为政治记者的我不能忘怀，也不能忽视麦卡锡对美国政治做过的一切。后来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当代最好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我们的历史中“美国政治的偏执症”是一种长期的现象。麦卡锡主义者们只是将它现代化了而已。他们虚伪的学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不断膨胀的野心，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玩世不恭的程度，使他们专横地允许自己随意撒谎和犯罪。麦卡锡时代的经历不但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还影响了美国政治几十年，由于我选择报道的是成为世界决策控制中心的美国政治，我无法避免地观察到了麦卡锡时代对政治和选举的影响，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要报道的美国政治很大一部分被那个偏执狂的亡灵驾驭着，在他驾驭得正欢时，我希望我能忍住我的厌恶，努力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回顾过去，我能看出就是他腐蚀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激怒到了尖叫的程度。就是他让美国的保守主义失去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剥夺了知识分子广发言论的权利。他污染了保守主义的地盘，将简单的爱国主义变成了愚昧无知的狂热，而且最糟糕的是，保守主义的观点根本不被认同，保守主义对居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文化的批判很多年都得不到听取。

麦卡锡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后30年的长时间里，像他这类的人比比皆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主席帕内尔·托马斯（J. Parnell Thomas），最后坐了牢；还有一群南方种族主义煽动者，他们的结局早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麦卡锡是第一个作为领袖赢得全国性关注的人，在他之后还有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理查德·尼克松成为一个高潮性的人物。在这个枯燥的过程中，很少有功臣愿意引起公众的注意。也许只有两位参加过选举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和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uckley），还有一位，巴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能吸引有思想的美国人的注意，最近几年赢得了公众的好感和尊重。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国基层过着体面生活的保守主义者们群龙无首，因此在全国性的政治辩论中保守主义观点得不到代表。对于他们而言要付出的代价是痛苦的，而对于美国政治而言，也许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悲剧就在麦卡锡时代发生了：完全不理解他们自己的目标。极少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像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理解了美国与历史上的一般国家都不同，背离了通常国家的模式。过去，成功的社会看上去都不可避免地从简单的组织发展为管理组织的复杂机构——有法老、恺撒，也有主席。专制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总是需要一个官僚系统或者机构去管理国家事务。在现代西方国家，对封闭式国家的反抗是由历史上一些被称为经典自由主义者的人物领导的，比如雅克·卢梭（Jacques Rousseau）、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于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很难承认这些自由主义者是他们真正的哲学上的鼻祖，他们必须通过这些人得到自己的思想，而这种让人民自由表达意见才是对国家最有好处的想法，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麦卡锡甚至都不试着去理解他宣称要捍卫的思想。麦卡锡团结保守主义只是因为他要妖魔化他们表面上的敌人——共产主义！就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国外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对抗共产主义的时候，麦卡锡的影响力达到了高潮。但是他像一个疯疯癫癫地在二线四处忙活的国会议员——忠心耿耿但偏执，疯狂针对他人，随意、残忍地对待二线的朋友、反对者和他能抨击的所有人，用最大音量喊着“红！红！红！”来给他们戴上红色共产主义的帽子！

麦卡锡不仅仅盲目残忍，还无视历史，而在政治上鲁莽、目光短浅。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聚在一起反对他的残忍伤害的人，就是美国政治不久将要依靠的力量，是新统治阶级的雏形。他的首要攻击目标从来不是固定的——共产主义者、同志、危险分子、知识分子、作家、教授、媒体业和广播公司。他将所有这些人放在一起视为一个全国性的阴谋集团，将毫无时间关系和内在联系，也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的名字、日期、会议、信纸抬头强行联系在一起。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学疯狂发展，学生和教授们头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强大的基础之上，新的研究和分析学者把美国政府当成了他们的测试和调查中心。媒体界职业的变化表现在，编辑们开始从大学里而不是体育报道界雇用政治记者，记者和编辑开始与媒体业主进行对话，这些媒体业主至今还将他们视为佣工。这个正在增长的阶级势必会加入权力阶层，他们可以被称为学术—媒体复合体，他们会在接下来的20年变得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反对麦卡锡，而又由于激情和善变才开始反对整个共和党。

恐惧，而不是希望，才是政治最大的线索。1954年人们一旦认识到，没有哪位有思想或持不同意见的人物在麦卡锡那里是绝对安全的，麦卡锡就必须从政界被淘汰——结果麦卡锡就被淘汰了。这次淘汰对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好处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代价却要由共和党人独自承受：麦卡锡已经激起了政界、媒体界和校园里最聪明的人和领袖来反对共和党。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中，他已经使共和党颜面无存。而美国知识分子比被吓坏而仓皇逃走的共产党发言人要难对付很多。

麦卡锡对美国政治的病毒性感染持续了至少10年，并在国内政治中时不时发作，尤其是他通过低劣的打击手段轻易得到胜利的做法的诱惑，已经渗透到了共和党内部。但是麦卡锡对美国历史最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越南战争的悲剧与麦卡锡对美国国务院驻外人员的恐怖化有直接的关系。

艾克顿公爵一个世纪以前在剑桥大学关于历史学研究就职演讲中说：“我劝你们……千万不要降低公正的标准……不要让任何人受苦来逃避历史永远有权对错误进行的惩罚。”麦卡锡的拥护者们在麦卡锡的领导下犯下的错误就是，挖掉了国务院在亚洲事务上的眼和耳，美国外交政策成了盲人和聋哑人。美国因此被笼罩在亚洲政治的阴云中，美国外交带着美国的光荣、资源和生命，进入了越南十面埋伏的丛林和遍地长满植被的山丘，并在那里失去了这一切。

从朝鲜战争时就能看出麦卡锡不理性外交的开始。我们在朝鲜与毛泽东领导、彭德怀率领的军队打仗。我们已经训练出了一代能用中文进行沟通的外事执行人员，去结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理解他们的规划。但是所有这些外事人员都受到了麦卡锡的鞭笞——只因他们不够恨共产主义。一些中国外事专家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才得救——他们被派驻到肯尼亚、波恩、冰岛等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完全浪费了昂贵的训练费用。其他人则完全受到了清洗——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在1951年12月被清洗。谢伟思在板门店（Panmunjon）停战谈判上花了两年的时间，他是最了解中共领导的美国外交官，成了一个受清洗者，在纽约受雇于一位制铅作坊主，领着一年9000美元的工资。在这位年长的作坊主雇用他期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改良散热器蒸汽套。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向他咨询建议。谢伟思请中共领导人喝过酒，与他们交了朋友，还花了无数时间与他们进行了有目的或无目的的对话，我们现在正与那一批中共领导人交火。他们尊重并器重过他，但是麦卡锡的恐怖主义使对亚洲有所了解并帮助我们解决美国在亚洲问题的所有人都失去了用处，不管是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还是卢登（Ludden）或斯普劳斯（Sprouse）。

最终麦卡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年以后的越南战争。国务院的大清洗，是国务卿杜勒斯通过牺牲一些勇敢的驻中国外交官来讨好他的共和党右翼实力的开始，这些外交官都准确预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场清洗运动最后留给国务院的是一批年轻外交官，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事业押在了国内政治的形势上，他们知道预测共产主义胜利就等同于希望共产主义胜利，他们学会了将他们在各自领域观察到的东西用他们在华盛顿或国会的上司们喜欢听的话表达出来。在1964年至1975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级别或领域的外交官敢于客观地预测越南战争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很多人承认越南战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敢大声说出来或写出来，等他们敢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们报告的是他们的政主们想听到的，麦卡锡早已摧毁了那些讲真话的人。

当年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之后，我就开始继续报道其他事件，也许今天我还会对此有一种擅离职守的愧疚感。如果当年，我或是认识驻中国外交官们的任何人将保卫他们不受清洗视为己任，又会怎样呢？他们能得救吗？事情会变得不一样吗？我能帮助他们说服政府，或是国会，或是媒体，让他们相信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去插手亚洲的事务吗？委员会的人已经排成队要反对麦卡锡拥护者们来保护美军和李奇微，但是很少有人联合起来保护国务院的公务员，或是国务院自身，国务院就被指控给太多的共产主义间谍提供庇护所。我已经试过两次了——一次是为了谢伟思，一次是为了戴维斯——到此为止。1954年底，我简直是死里逃生。保住了我的记者执照以后，我永远放弃了以前美国国外的报道，转而投向了现在让我着迷的美国国内政治。

从个人的角度说，1954年洗刷了罪名也意味着我不用对阿斯科利忠心耿耿。如果我没能拿回护照，我的选择就很有限：我要么忠心为阿斯科利服务，要么退出这一行业。阿斯科利胆子大到会坚持雇用我——一个有名的危险分子——即使这只是在挖苦麦卡锡拥护者们。但是如果真的那样，我就得完全对他言听计从，他让我朝哪个方向走几步，我就得朝哪个方向走几步，我写出来的东西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他那佛罗伦萨人的慷慨总是伴随着冷酷和伤害，在我最终告诉他我在国务院遇到的麻烦以后，他私底下对我更加温和、体贴，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则对我更傲慢、专横。

我们迟早是要分开的，而最后导致了这一结果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知识性的分歧——这个分歧刚好碰上了我对自由主义新闻学派第一条忠诚的裂痕。如果不同的新闻学派别被比喻成宗教派别——方济会、本笃会、耶稣会等等，自由主义新闻学派绝对是领导地位的派别。这个派别相信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存在一个知识性和道德性的解决方法，而它们互相吻合。阿斯科利的杂志那时是最大的一家自由主义杂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暴躁和自大让他相信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法，而他都能通过他的杂志社找到这个解决方法。因为他对体制感兴趣，而我们是在纽约出版杂志，很明显纽约城的体制出了问题。因此，1954年底我一洗刷罪名，他就派我对纽约和纽约的政治观点进行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研究。

所有记者都会对派给他们大任务的编辑充满感激。花几个月的时间审视纽约并提出恰当的问题让我兴奋到有些精神错乱，甚至当我对纽约充满困惑时也一样。很少有记者能有机会从整体上看他生活的城市，而纽约对所有记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阿斯科利让我从南布朗克斯区漫游到远洛克威区（Far Rockaway），从财政预算委员会到列克星敦民主党俱乐部。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纽约当作国外来研究——结果发现任何人们目前所知的政治理论都对它不适用。阿斯科利像往常一样坚信，纽约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我认为纽约的问题是关于政治、民族，最主要是关于种族的。狭义上两者的报道思路是不一样的。我用打字机写出了一张张稿子，描绘了不同的场景，从中心大街警局晚间交流中心到格雷西大厦的病床，从意大利裔、犹太裔、爱尔兰裔团体的族裔领袖到热心市民的热情的小聚会，某天他们会成为城市改革的主力。但是等这些文章铺开在我眼前时，我却弃置了它们，很明显我做出所有这些努力不能给阿斯科利一个解决方案——应付纽约市问题的自由主义答案。唉，在纽约，就算是那时候，常识与道德也是矛盾的，常识指的就是做事必须超常地冷酷。我感到了迷茫，于是搁置了报道。

我很感激阿斯科利将这样一个研究交给我，但是我也很反感他让我重写我的文字时的态度和高高在上的武断口吻。当他将对话转移到费用花销时，我尤其受刺激，他会研究他的记者们工作的花销，结果我的开支是最大的。一年之内，我得到出版的每个字的平均花费达到了50美分！我可以肯定等我找到了纽约的解决办法时，每个字的花费一定已经超出了这个数字。明智的做法是在火不可避免地烧到我身上之前离开。

我与鲁斯的告别是出于高尚的原则，却有些令人悲伤，一次正式的、感情激烈的分道扬镳结束了我们的关系。而我从海外新闻局的退出有些惨——我从欧洲写了一系列潦草、悲惨的跨洋信，信中我恳请新闻局在纽约的办公室支付我他们欠我的那6个月工资，最后，我在恼怒中辞职了，主要是因为我需要钱。这次与阿斯科利的诀别不同，我邀请阿斯科利去一家高档的法国餐厅共进午餐，在告诉他我会永远感激有机会为他工作过之后，我意识到阿斯科利跟我一样享受着这次告别。他辞掉我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成本，还有就是，只要对完成这次纽约报道是必要的付出，不管我的工作付出多么巨大，他都置之不理。他可以让审慎的、权威的、过去是新政拥护者的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重新改写我的稿件，因为伯利知道事实意味着什么。伯利会签下这个报道并给出解决方案。这很合我的意，因为我知道再给我几周或者几个月，我也不能给出满意的纽约问题解决方案；几个月后我高兴地看到伯利写出了一篇很好的报道，而且他十分绅士地没有在我写的好几个纽约街头生活花絮下署名，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这些文字是以没有署名的状态出版的。

我带着几分骄傲告诉阿斯科利，我要加入《科利尔》杂志社。《科利尔》没有《生活》那么有名望，但能跟《看客》或者《周六晚间邮报》齐名。除去颇有分量的《读者文摘》，《科利尔》《生活》《看客》《周六晚间邮报》就是杂志摊货架上标志性的四大杂志；其中每一家杂志都有一位高级别的全国性政治记者，而我就是要去填补《科利尔》的那个职位空缺。这个职位在记者业的地位，相当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者耶鲁大学的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一离开阿斯科利，就觉得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对麦卡锡的畏惧，我最后终于能回到胜利者的一边了。

然而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科利尔》与《记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不仅仅简单地在于《科利尔》有着430万份的销量，而《记者》的销量却不到20万份。读者的论调也不一样。还有《科利尔》杂志中用有光纸印刷广告，这些广告在商业杂志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但是不能说《科利尔》就是典型的主流“大众”杂志，而《记者》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小众”杂志。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视角是不同的，自我从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来到这里，我就好像在给一群不同的人报道一个不同的国家。几个月之后一个朋友在街上与我打招呼，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自从你离开《记者》，这些日子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工作。”即使《科利尔》比《记者》的销量多出20倍不止。

在《记者》的时候，我报道的是美国政治和领导阶层不光鲜的背后事件，我检查着美国体制的结构，就好像在为阿斯科利的外科诊断做体检的准备。而在《科利尔》，我要报道的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普通美国人身上的事情。《科利尔》和《记者》都在同一个繁荣和幸福的艾森豪威尔年代，但是它们对美国的视角却截然不同，这是新闻业的“罗生门”。对于《记者》来讲，奥本海默由于在氢弹上的研究被调查和开除是美国科学界的大新闻。而对于《科利尔》来讲，那10年科学界的大新闻是乔纳斯·索尔克在小儿麻痹症治疗上的成功——《科利尔》是第一个报道这件事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对于《科利尔》来说是格蕾丝·凯丽和玛丽莲·梦露，然后是伊丽莎白·泰勒和金·诺瓦克。对于《记者》来说，艾莉诺·罗斯福和果尔达·梅厄才是领衔的女性。在《科利尔》里，拿着0.25英寸钻头在工作台亲自操刀才是王道；而《记者》的大主编压根儿就不知道要将钻头如何拿在手里。两家杂志都报道美国，然而在两家杂志社报道同一个美国简直就像在报道两个不同的国家。

加入《科利尔》，我除了挣钱没有其他目的。但是要挣钱就得为广告商吸引一群特定读者的注意力。大编辑社和大出版商总是能吸引这样的一群读者，《科利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由一个爱尔兰移民彼得·费内龙·科利尔（Peter Fenelon Collier）举办起来，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图书馆库集”发了财。科利尔有一种能抓住想象的天分，他的杂志经历了69年的起起落落存活了下来。当揭发名人的丑闻成为风尚时，《科利尔》就专门揭发丑闻。但是不管是不是为了销量，《科利尔》时不时还能够与风尚背道而驰。这家杂志还曾支持过妇女投票权和全国性收入税，而那时候这些话题根本不流行，还有一次不追求潮流而报道医生、医药诈骗。后来换了一些编辑，《科利尔》在三四十年代达到巅峰，成为唯一一家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流大众杂志。但是战后，它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转向努力提高销量。一位说话大声、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出国来到这里成了编辑——以前的赫斯托集团总经理卢·鲁佩尔（Lou Ruppel）。他在1951年的杰作是一篇歇斯底里、惊恐且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一场我们不愿看见的战争即将发生》，描述了美国与苏联的战争，并且苏联被美国攻占。《科利尔》的页面上充斥着平斯克、明斯克、海参崴、罗斯托夫和基辅的爆炸和流血画面。莫斯科的战火熊熊燃烧，火光四射。这篇杰作完美地抓住了朝鲜战争期间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制造了灾难性的画面；就连《科利尔》的广告商们都觉得可怕。

接替鲁佩尔的是一位有些羞涩而截然不同的人，罗杰·戴金（Roger Dakin）。戴金将《科利尔》的报道领域从反共转移到了太空——结果为时过早了，1952年和1953年太空探索仍是属于科幻小说和巴克·罗杰斯的领域。鲁佩尔——用他最大的音量——向世界宣布他认为大家应该持有的观点。根据我后来在我们的档案馆里找到的一个备忘录，戴金与鲁佩尔有不同的信念：“……我们不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偏好、标准和兴趣来编写杂志，”他说，“我们要试着研究什么样的偏好、标准和兴趣才能提高杂志的销量……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销量给我们的广告商制作工具。此刻其他的考虑都放在杂志销量之下。”

这个策略还是失败了，我作为“人才”被《科利尔》邀请出国访问时，挣扎着在账单上挤出利润的董事们将所有大权交给了保罗·史密斯，他同时兼任新总裁、主编、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保罗·史密斯是个有点自大的好人。他曾被人推荐进入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鱼龙混杂的个人金融利率团队。史密斯曾是个一流的记者，之后成为圣弗朗西斯科《年谱》（Chronicle’s）的金融编辑，他27岁的年纪就成为报纸编辑，是个天才。他曾经辞掉《珍珠港日报》（Pearl Harbor Day）的职务加入了海军，退出海军去了海军陆战队，曾在海滩上登陆，手握枪支，并三次被授予奖章。他了解战争、金融、出版、伟人们，还有如何利用记者。史密斯之下对三家杂志——《科利尔》《女人的家中伴侣》（Woman’s Home Companion）、《美国人》（American）——有实际操作权，这三家杂志组成了克罗威尔——科利尔集团的杂志部（亏损最严重的部门）。

不管史密斯是不是有意的，他杂志社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我看来符合“聚集”政治理论：统治集团倾向于通过偶然的亲属、校友或者邻居关系发现彼此。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发现《科利尔》编辑部那层楼的人口音十分耳熟：他们都是波士顿人！戴金来自格洛斯特；他的代理戈登·曼宁（Gordon Manning），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院，曼宁的代理大卫·马内斯（David Maness），也是从蓝山大道（Blue Hill Avenue）来的。杰里·科恩（Jerry Korn）、霍默·简克思（Homer Janks），还有我们的蜂后戴安娜·赫什（Diana Hirsh），都是波士顿人。这就是史密斯一直带领的杂志编辑团队，是他们使杂志将印花棉布和咀嚼烟草带卖得最好，并在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销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杂志。

在这个波士顿团队的基础上，史密斯加入了一群新的加利福尼亚人：肯尼斯·麦卡德尔（Kenneth McArdle）、泰德·施特劳斯（Ted Strauss）、迪克·特雷兹万特（Dick Trezevant）。这些波士顿人和加利福尼亚人还与其他人有联系，因此发展出了一群年轻作家，经过几年时间成为《科利尔》里有相当辨识度的一群人才。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泰国放风筝的杰作而来到了杂志社，沉默寡言，很独特。他叫乔治·古德曼（George Goodman）；后来，他用“亚当·史密斯”的笔名写的《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和其他一些改变美国金融报道的作品让他出了名。另一个同辈的年轻人是彼得·马斯（Peter Maas），他奉命调查黑手党，他的《瓦拉齐文件》一书中开启了美国调查报道的另一种流派。还有一位从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罗得市人，叫作罗伯特·马西（Robert Massie），他曾对好的写作方法和苏联感兴趣，后来他写了《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大》（Nicholas and Alexandra）。有一个耶鲁毕业的年轻同事从来不署名，他叫雷·普莱斯（Ray Price），因为那时他通常像一个魂魄一样为他的上级们写作——这些上级们的上级，就是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他最好的演讲稿，包括两次就职演讲，都是出自雷·普莱斯之手。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不比其他年轻人地位低，他的任务就是调查国际工人兄弟会（Teamsters Union）。塞林杰坚持我们必须曝光两个人——西雅图的戴夫·贝克（Dave Beck）和底特律的吉米·霍法（Jimmy Hoffa）。我们让他自由发挥，而就在他跨越全国的大调查结束的那个月，杂志倒闭了。塞林杰不得已，只好带着他的数据前往华盛顿。他在华盛顿受雇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也就是马萨诸塞州年轻的约翰·肯尼迪议员的弟弟，后来要追求更大的事业，塞林杰顺势而上。塞林杰最好的一本书是《与肯尼迪》，后来普莱斯的书叫作《与尼克松》。

从加利福尼亚来的这些新人虽然等级上低于董事会的金主、新任的主管和老雇员，但他们开放、得体、毫无偏见。年轻人——塞林杰、马斯、古德曼、马西、普莱斯——在办公室、纸张和报道任务中奋战时，老一辈的写手们也有同样的机会展示才华。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那时还是一个小作家，他受到鼓励去尝试做他想做的事——1957年《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在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还不出名时就注意到了美国人的消费意识。泰德或者尤金这些在《女人的家中伴侣》工作的编辑被鼓励对新型女性进行探索。那时老雇员中有一位还没被发掘的明星，那就是后来的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多年来瑞恩在《科利尔》杂志上发表外太空的报道，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因为大胆预测美国不久就要登月而受到嘲笑。他被新领导说服去尝试一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将大事件一件件再现。在杂志要倒闭的那几个月瑞恩将它做到了极致，使报道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后来产生了他的回忆录《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和《远方的桥》（A Bridge Too Far）。

与受人们尊敬的人在一起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在《生活》、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我与同事们的关系与在《科利尔》时一样好，他们也都十分尊重我，但是《科利尔》团队的才华是最出众的，唉，但他们的才华也是最被误用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或者除了好好写作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确实好好写作了。没有人将我们连在一起，或者就像在《时代》或者《记者》那样给我们一个相同的节奏。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组合，几乎对电视的降临丝毫没有察觉，那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从远山吹响的号角。就像在罗马军队到达了加利利之后，耶路撒冷的歌者们一定已经在庙里唱起了颂歌。

我从未像这段时间一样开心。我是《科利尔》的政治记者，不管《科利尔》知不知道它想要什么，不管编辑们有没有给我什么工作节奏，我待在了一个我想待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艾森豪威尔执政期，拥有1500万到2000万的读者，和免费的政治入场券。

现在我不能否认，我觉得艾森豪威尔总统从1954年到1960年的当政时期，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麦卡锡被排挤出去之后，华盛顿呈现出一种之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平静。当然，政治的阴晴不定，让我很难根据那几年的好景象就说出艾森豪威尔是个杰出的总统这样的话。随着战争结束，知识分子早在多年前就不再对任何当权者提出表扬了。即使艾森豪威尔在之前战争时期就是个英雄，但是现在他是总统，政治记者们就必须按照政治新闻的要求来报道他。传统要求我们将他贬低为一个迟钝、善良但是效率低的总统。这给我带来一个问题：怎么报道当权者才能看起来既不像奴隶般的奉承，也不像在令人讨厌地吹毛求疵。

政治记者总是有两个可以拿来报道的政治派别：一边是挑战者们，腐化的、文明的、美国化力量的民主党，全世界持续有组织的最古老的政党。就算在情势最坏的时候，民主党人也不会无聊，在一群争吵不休的民主党人里，我自然像肉市里的狗一样快活。另一边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共和党人。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下了逐客令，自此直到10年之后的1964年，他暂时平息了共和党内部永不停歇的斗争。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就“统辖”着局势。与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是在“管理”，而非推进，而在罗斯福之后坐在白宫进行“管理”的7个共和党总统里，只有艾森豪威尔能称得上是卓越。由于那时我还看不到简明管理的美好，我错过了艾森豪威尔给这个国家留下的历史经验。

艾森豪威尔的历史经验十分简单：他认为除非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事物，首席执行者绝对不应该做任何新举动。他的行动快速而有效。

因此，报道共和党的记者需要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让报道变得有趣。不知怎么的，曾经一度攻下纳粹和成为北约首席指挥官的人身上的那股个人激情现在已经消失了。我大概还记得我去总统办公室的一次采访，那次采访可以算是对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总结。我到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出去了。阳光穿过他桌子后面的防弹玻璃流淌了进来。桌子上一尘不染，只有一个被合上的整洁文件夹放在桌子中央。在文件夹上斜放着他的角质架的眼镜，好像他刚刚出去，上个厕所就会很快回来。他其实是出去打高尔夫球了。房间让人困倦，整个行政机构的人看起来都很困倦。我的这一印象当然是错的，这个房间一如既往是权力的中心。出去打高尔夫的这个人只是在用一种历史学家和记者不能接受的方式使用权力，他只是在小一些的权力体系中放松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让这些体系自己相互拥挤最后相互碰撞和紧扣在一起。就像我说过的，只有在无法逃避的时候他才会有所行动。他的行动总是成了主要的调整手段。

这些日子抨击官僚们是一种时尚，这就跟抨击军人或者教授一样愚蠢。没有贬低艾森豪威尔地说，他不仅是一个好军官和一个好总统，还是一个好官员。关于官僚他分得清什么是废话，什么是真相，他能从被宣称出的事实中将重要的东西过滤出来。他在军队官僚体系中向上爬的经历塑造了他，并且他喜欢将问题整理简化，有背景资料和可选择的空间，通过合适的渠道恰当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他知道如何利用政府，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作为一个高级别官员，他让体系内那些相对低级别的官员们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些在他看来有必要而且容易管控的发展。这些发展将在60年代难以控制地改变美国，而艾森豪威尔使这些发展的起源没有一点大动静。比如：

例子：1954年司法官僚体系已经受到黑人抗议将近20年，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让最高法院做出美国学校种族政策的决定。沃伦穿着司法公正的外衣，实际上却是个失败的执行官，他是一个政客，也是个道德家。当沃伦和他的最高发院禁止所有州的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只要总统和执行机构能全心全意地与他一同前进——沃伦就推动了历史向前进步。我们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对种族政策的看法，但是对他来说，最高法院的地位就是最高的，而到了需要施加权力的紧要关头，是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将第101师空降兵派到了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最高法院禁止了种族隔离，只有通过这种恰当的方式政府才能得到执行的命令。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担当领袖的角色，但是他执行了这个司法决定。

例子：早在3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公共道路局（Bureau of Public Roads）的工程师就被派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启动一个全国高速路网的修建计划。高速路官员在美国政府里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地位仅次于税收官员。人民选举出来的执行官可以对他的高速路官员们说是或不——但是这不会改变他们的设计。出于“二战”、战后余波、朝鲜战争等一系列原因，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搁置了高速路官员提出的修建全国高速路网的倡议。但是现在，到了艾森豪威尔时代，连接全国各州的高速路系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带有分析和数据的项目得到了总统的注意，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赞成和反对声。没有哪个总统有时间在高速路或者能源这样的问题上仔细研究一层层的数据和利益，所以他只能采用最符合他预想的建议。艾森豪威尔的直觉最后产生了高质量的公路，作为一个乡村男孩和军队指挥官他很爱公路，于是他让国会支持修建了全国高速路系统，于是美国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郊区。

我似乎将艾森豪威尔看成了一个官僚体系的工具，但是作为一个管理型的总统，他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在他觉得非常确定的军事和外交领域，他在命令任何官员上都没有过丝毫的犹豫。他在反对他自己的国务卿杜勒斯的“冷战”外交理论时表现得最好。杜勒斯可能会采用边缘外交政策——而艾森豪威尔却根本不会那样做。不管是在1953年6月第一次柏林起义，还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时，或是任何时候，艾森豪威尔都不会冒战争的风险。当1954年杜勒斯、雷德福（Radford）和尼克松想要美国拯救被困于奠边府的法国，艾森豪威尔说不。有些人强烈提议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说不。对于“释放”蒋介石攻打共产主义中国大陆的提议，艾森豪威尔说不。艾森豪威尔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与自乔治·华盛顿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都不一样，而没有哪位总统领导的军事外交打击比1958年7月艾森豪威尔个人领导的黎巴嫩打击成本更低了。黎巴嫩可能要发动共产主义政变，没有外援很难抵御。艾森豪威尔用第六舰队的70艘战船、9000名海军和伞兵在贝鲁特（Beirut）外组成的滩头阵地做出了回应。没有一个人死亡，就避免了政变，而且不到几周所有的美国人都平安回来了。作为首席外交官的艾森豪威尔简直厉害。除了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犯下的大错——他牺牲美国的利益换取了美国的虔诚——他都能很好地区别利益和虔诚。

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政客时是他最弱的时候。有些刻薄的传记作家会把他在政治上的天真质朴当作笑话——但是天真其实是他力量的一部分。他会作为一个体面、强硬、品质优秀、有些虚伪、带着英雄和领袖人物光环的人被人们记住。他像个更早年代的美国人，就好像他是读着“麦格菲读本”长大的，而且他的阅读品味还从未改变。他小时候肯定激动地读过坎普尔（Cawnpore）的援兵和给加西亚的信息，他做总统的时候阅读的是赞恩·格雷（Zane Grey）的西部小说。他喜欢钱，很明显他还喜欢与女人调情，但是总的来说，他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正确之事。他对总统之位的想法很简单：国会通过法律，最高法院进行法律判决，总统则尽全力执行法律。除了对麦卡锡迟来的怒火，他从未表现出过他懂得操纵政治权力和总统的责任。

我第一次在欧洲遇见他时，他对政治的懵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年之后他还是那样。在欧洲时我曾经问过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看法。他说道，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总统，罗斯福爱地图和船舰，但是罗斯福就是不能理解组织运作的方式。他继续说，比如说，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大会。罗斯福到了会场，把艾克叫到了一边，让他去做英国人会极力反对的事情。艾克对罗斯福说，即使他身穿美国军装，他也是联军的指挥官；他，艾克，代表所有的联盟国，所以所有国家的领导都要通过联合指挥部向他传达指示，在联合指挥部那里英国与美国有同样的发言权。艾克还说，罗斯福总统那时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在与丘吉尔进行了另一次会面之后，罗斯福再次要求艾森豪威尔绕开英国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再次进行了解释。第三天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一遍。最后，在峰会就要解散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又对艾森豪威尔提了一次，艾森豪威尔再次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遵从他自己国家总统的指示。艾克说，此事说来话长，重复的内容太多，但是他总结了一下：不管你对罗斯福怎么解释，他永远不能理解在大事上我们必须通过正当渠道来操作。

就是这种对“通过正当渠道”的执着，使他成为一个军人，而他却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客。1964年在旧金山的共和党会议上，戈德华特（Goldwater）得到提名的第二天早上，艾森豪威尔这位前总统邀请了两名记者——《纽约时报》的菲利克斯·贝莱尔（Felix Belair）和我——共进早餐。

我们三个都起得很晚，至少我们中的两个——菲利克斯和我——有点宿醉。艾克，永远的总指挥官，点了三份吐司、炒蛋和香肠。我们进去的时候，食物已经摆在了桌上。艾克跟我们打招呼说：“今天早上你们跟我一样觉得不爽吗？”

然后他说戈德华特被提名对整个共和党就是个灾难。但是他，艾森豪威尔，又能做些什么来阻止戈德华特？他应该试着更多地干预吗？作为前总统干预提名是对的吗？他让斯克兰顿（Scranton）失望了吗？贝莱尔和我们两个人都让这位老指挥官确信，在大会上不可能做什么事来阻止戈德华特被提名，我们俩都知道工艺大师克里夫顿·怀特（Clifton White）是怎样精心策划了牛宫体育馆（Cow Palace）政变的。再次确认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接着进行了一次大反省——其无用的程度与他的天真差不多。“什么是保守主义者？”艾森豪威尔沉思着说，“什么是自由主义者？我一直在读那些文件，在谈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我所能理解的全部就是如果你让预算增加，物价就会上涨，如果你缩减预算，物价就上涨得没那么多，而如果物价一年上涨了4或5个百分点，不管怎样你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如果物价上涨保持在两个百分点以下，你就是个保守主义者。”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自己既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让他担心的也不是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他只是简单地认为戈德华特不能赢得选举，而他在对两个熟人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做任何事阻止戈德华特——同时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

如果给他一个明确的需要解决的困难，比如对艰险地势的勘探或是安抚军心，艾森豪威尔能做得非常好——比如，在纳粹国防军的枪林弹雨中成功使20万名士兵在诺曼底登陆，使9000名美国士兵在贝鲁特海滩登陆，还有使1000名伞兵在阿肯色州的小岩城降落。如果他有应该做什么的感觉，艾森豪威尔通常会明白应做什么，然后他就会很专业地把事情做好。

但是与他的魅力人格相比，他总统任期中的表现使希望通过事实证明论点的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惑。乍一看，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的立法成就在所有总统里排在倒数几名。但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人从未过得这样幸福，或者至少，从未比那时更加相信他们有获得幸福的机会。

当谈论任期内的外交成就时，艾森豪威尔有一份华丽的履历——做出了无数果断决定的无敌履历，从朝鲜战争开始，主要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退缩制造了一个污点。

艾森豪威尔内政上的推动性成就则屈指可数。他想重新整顿邮局和邮政服务，那是那个时代每个总统都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他只是成功地将深绿色的邮筒和邮车换成了装饰性的红、白、蓝色，这些五颜六色装点了城市的街区和绿色的乡镇。他还仁慈地倡议主持了20世纪第一个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倡议司法部建立一个公民权利委员会和公民权利署来保护黑人的投票权。这是一项道德和高尚的法案——但实际效果几乎与红、白、蓝相间的新邮筒一样完全属于一种装饰。

艾森豪威尔对政府的主要结构性改变就是加强了在巴黎还是总统候选人的他那时强烈反对的中央集权。这种改变是随着卫生、教育和福利署（HEW）的建立发生的。这个庞大的机构自此可以与它的姊妹，国防部（DOD）相匹敌，成为华盛顿最强游说团体的主要目标；成为最富裕的分赃体系，国会委员会和它争夺管辖权；以及成为最具活力、最高尚和最不实际的团体中的宠儿和坏蛋。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在1959年的“正常”预算中，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开支（30亿美元）仅有国防部（422亿美元）的1/14。1977年的预算中国防部的开销（1016亿美元）翻了1倍不止，而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开支（420亿美元）跃升了10倍不止。如果把新扩展的直接拨款加起来，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预算达到了1474.5亿美元。而它的开支还在上涨。

艾森豪威尔设立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目的有他的逻辑，十分简单而又令人吃惊。政府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正在解决的问题和还没解决的问题，总统先生只是想解决一些社会需求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似乎将卫生、教育和福利的需求放在一起通过一个内阁发言人讲出来是很符合逻辑的。但是这样一个新成立的部门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名字里带连字符的部门都不知道它应该做什么，而不管那时还是现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署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可以说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建立就是艾森豪威尔行政时期的顶峰。但是不能说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顶峰，因为卫生、教育和福利署只是徒有其名。这个国家脉动正在发生改变的时候，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发生了，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卫生、教育和福利署就是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真心付出的努力。艾森豪威尔相信他可以把政治和政府两者分开，而简洁明了的行政管理就可以回答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的红色标题下即将爆发的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将会证明，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但是早期的时候看不出来。大部分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都很模棱两可。而不管到底是媒体宣传导致人们去街道上游行，还是街道游行导致媒体的参与，所有的风波都充满了戏剧性。这些戏剧性事件影响了政界，由此便影响了总统的产生。但是还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只能放任凭华盛顿直接对“外界”变化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

幸运的是，在《科利尔》杂志社，政治的概念已经够宽泛了，而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政权显然没有什么好报道的，总是把寻找报道的我拒之门外，因为华盛顿之外才是美国政治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结合我在《记者》学到的东西，《科利尔》的报道任务让我在即将改变美国政治的要素到达政治操纵和投票环节之前大量接触了它们。

我在《科利尔》的报道是一个不能明说但愉快的折中产物。我可以在肯恩·麦卡德尔（Ken McArdle）编辑的同意下自己选择我的任务。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麦卡德尔会让我为杂志社对广告急切的需求写一些报道。我的选择显然是政治性的报道：黑人从田地向北移民到集中居住区，对民主党提名的争论，加州共和党的欺骗和斗争。但是出于对广告的需要而交给我们的报道，比如喷气式飞机的到来，全国高速路网的修建，反而好像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我对政治的理解。这种广告型的报道让我最接近那些作用于政治、在50年代将要用节奏震撼美国的欲望体系和社会压力。

比如，航空飞机的报道是我一开始带着不情愿接受的报道之一，后来却让我觉得着迷，它对政治的影响不亚于一个大型政治会议。麦卡德尔不曾对航空报道任务抱有什么期望。《科利尔》很多年了都在航空报道上闻名全国。但是现在它正在失去旅游和航空的广告，它需要航空报道。麦卡德尔根本不在乎我怎么写，或者我什么时候开始写我的航空报道——只要我精确地按照历史好好写了，并且告诉航空业《科利尔》欢迎它们来打广告。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接受任务报道新航空飞机的，我将从飞机上学到关于50年代发展节奏的很多东西，多到我其实可以将报道的标题写成“50年代的节奏”。

航空飞机是一件工艺品。也可以说在50年代早期电视、避孕计生新药物、氢弹都是工艺品。50年代的政界和新闻界的问题都是掌握这些科技制成的工艺品，让它们与控制政府体系的思想体系相适应。

我的航天报道任务是以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工艺品开始的——波音707。它的第一台样机放在了西雅图波音工厂外面的飞机跑道上。它的双翼像一只鹰的翅膀那样向后展开，它的机头与地面平行，飞机内部到处是各种仪器。它已经经过了所有测试，现在已经就绪，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在生产线上。它的飞行员“特克斯”·约翰逊一直不停地对我说，它驾驶起来就像对待一个婴儿，非常顺手、简单，飞起来毫不费力。对波音的首席测试飞行员约翰逊来说，飞机和飞机的美就是终极目标。他对波音707会给空中航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毫无概念。

但是航空飞机就在美国游客不知不觉地开始对老式喷气式飞机一成不变的速度感到厌倦时到来了。美国游客想要加快旅行速度，他们越来越想坐飞机出游了。之前那五年里，美国规定航线内的飞行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41623000次。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个数字会增长到220000000。飞机大大减少了铁路运输，1955年的时候，国内飞机乘客数量已经达到了铁路乘客的3倍。还有，那一年老式的四引擎螺旋桨飞机终于取代了甚至更笨重、更老的海轮。纽约乘坐飞机出行的人数（432692）第一次超过了乘坐轮船出行的人数（418487）。现在新的波音707将擦亮机头，让洛杉矶和纽约之间8小时的航程缩短到不到5小时，伦敦和纽约之间的航程从12小时缩短到了6.5小时。波音707飞机的设计师们说，从螺旋桨飞机每小时340英里的最大速度一下增加到平均每小时545英里的速度，航空速度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个水平——直到人们对增加速度的需求再次出现，那么设计师们会想办法设计一种又能挣钱的超音速飞机。

航空飞机像被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古代二轮战车一样，既有未来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它将使这个还不知道给飞机设计航空集散站的国家进入客机时代，它将增强大洲与大洲之间的联系，并催生了大批的酒店，带来财政收入和巨额的利润。

然而考察航空飞机的历史意义甚至更加让我着迷。

飞机私有已经不再是想象，私人单位早就开始建造飞机，私人企业正在占领更多的市场。航线开辟者们觉得自己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有历史意义的赌徒。然而，不管他们多激烈地从政府那里争取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都希望利用政府，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同时又想不受政府控制。

我对他们进行报道的时候他们还活着。在他们与我交谈的时候，在他们的勇气和英雄主义还有对航行的探险之下，我能听出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恐惧轮流出现着。如果往回追溯，你会发现他们发家致富是从一个被遗忘的法案开始的，这个法案叫作《1925年凯利法案》（Kelly Act of 1925）。凯利法案初步拟定了航空邮政航线（Contract Air Mail Routes, CAM），来用邮政补贴协助那些飞行狂。所有的大航空公司都是由此萌芽的。航空邮政航线第一条是关于波士顿—纽约的航线，承包的是一家叫作殖民空运（Colonial Air Transport）的公司，运营者是不久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他后来放弃了那条航线，转而用一家叫作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的邮政航空公司的名义签下了从佛罗里达到哈瓦那的航线。CAM第五条航线是飞越落基山脉的航线，一个旧金山年轻的银行家威廉·帕特森（William A. Patterson）将第五条和第八条航线（洛杉矶—西雅图）相连，后来又和第十八条航线（芝加哥—圣弗朗西斯科）和全美空运（National Air Transport）的纽约—芝加哥航程连在一起，组成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National Air Transport）。CAM第九条航线（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发展成了西北航空（Northwest Airlines），不久就用客机连接了纽约和东京。与我交谈的那些人都很自豪。“这，”其中一个人说，“是一个有毒瘾的产业。1928年夜晚穿越又高又黑的阿利根尼山是最疯狂的梦想。”

那时的美国航空公司主席、后来的商务部长守土塞勒斯·史密斯（C.R. Smith），是报道最核心的人物。他有一种能让私人企业和政府都运转起来的天赋，航空就是将私企和公共部门连接起来的线。对于史密斯来说，航空历史上的奇迹不是即将到来的航空客机，而是老式的DC-3。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追溯到1935年：新泽西州的柯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两年前刚刚完善了一个900马力的引擎！长岛的斯佩里工厂设计的一架自动飞机，将所有的仪器设备连在一起，这样飞行员可以锁定飞机的程序让它自己飞！安装在飞机双翼的前边缘可以前后伸缩的橡胶套被设计出来抗击严寒！有一个设计师道格拉斯提出可以在起飞的时候将飞机底盘收到机身里。每个发明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从冶炼、塑胶到成型仪器的历史。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架能以每小时185英里的速度运载21位乘客或者6000磅有效负荷的飞机。“第一架客机，”史密斯说，“即使你卖掉了所有的座位，你也不能赚多少钱。”

DC-3让这些航空公司走上了胜利与腐败环环相扣的道路，与政府连在一起成了永远的伙伴。这架飞机让航空公司从对邮政补贴的直接依赖中被解放出来。但是政府还是要支持他们。战前的航班数量先是翻倍，后来翻了3倍、4倍，空中交通由此开始需要交通管制——只有政府才能在空中划定那些无形的标志点和设置网状的电路。政府用射线信号灯代替了原始的农业烽火。当航空公司已经学会了飞越大西洋，经济收益急剧上涨的时候，利润依靠的是航班安全和政府在海面上提供的10艘“海洋站”灯塔船和空中援救服务。政府监控着设备、安全和飞行员执照。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政府可以拿走的东西和航空业的活力都迫使航空公司的奉承、贿赂、各自偷取线路、对他们任何合法或非法的可能优势的利用进入了华盛顿的政界。

我记得我给《科利尔》写的航空报道结束时，我站在位于西雅图的播音飞机测试外面的斜坡上。那时过了很久以后，环保才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污染变成人类的祸害。波音的工程师们正在测试能在航程中一次性启动707飞机的引擎。引擎的声音十分狂野，开足马力的时候就好像有人用螺丝锥在钻我的一只耳朵，打通了与另一只耳朵之间的通道，同时又有人在用一个棒球砰砰砰地锰捶我的胸。波音工程师们使我相信他们可以解决噪音问题——他们给我展示了一件装置，看起来像是一根带铁锈的管子，他们说它会使噪音减半。他们解释说他们必须降低噪音。他们肯定如果他们没有成功减少噪音，政府一定会介入，他们希望这架飞机能进入美国人的生活，而不像以前那样挑起政府的干涉。

6周之后，我在报道中对没有任何什么可以阻止这架飞机的观点表示同意。没人能说清楚它能做什么，它会让我们付出多少代价，或者它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史密斯说：“我们正在用我们没有的百万美元买那些设计不是很成熟的飞机，我们会在一个还不能完全控制好飞机的交通控制体系中，在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机场上操作飞机，并且我们必须在那些飞机上放进超出我们服务能力范围的乘客数量。”

但是他必须继续这样。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格调，改变是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越快越好。

在战争期间我就认识了史密斯，那时他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指挥部的副指挥官。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我知道了他的一些事迹。他还能想起儿时在得克萨斯州惠特尼山的经历，他会开货车去14英里之外的西斯波罗市集，要从黎明开到黄昏。现在他作为美国航空公司的主席正在用1.35亿美元的赌注，赌飞机可以花不到11个小时的时间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再飞回纽约，正好和他那时去西斯波罗赶集时来回的时间一样。

不是所有我为《科利尔》写的报道都像客机报道那样观点分明。但是可以报道的所有的事件，都是关于各种发展，都可以汇集到华盛顿。

比如，我再一次由于广告需求受到指派，去写一个关于全国新高速路网的大报道。那时高速路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州级报道，而不是联邦级报道。开始报道没几天我就意识到，这些有计划性新修的高速路不但意味着对小城市和县镇来说能否被划进主流地区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且意味着这个规划将要整体上改变美国。规划的中心就是华盛顿的工程师和掌管财政税收的国会；而在华盛顿，我从制造水泥和沥青的人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游说的事。两组人都支持高速路系统的修建，但是两种人都想让高速路用他们制作的材料铺就。沥青和水泥两个游说集团在华盛顿和国会大厦里长期斗争着，就像阿帕拉齐亚山区的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与他们的斗争同时的还有货车司机和铁路部门之间的斗争，铁路部门已经把乘客输给了空运，现在又要把货运输给公路司机游说团体。华盛顿的记者们将这些游说斗争视为家常便饭，并且对这些斗争感到厌倦。那时候我只是模糊地知道贿赂的存在，而1956年《全国高速路法》（National Highway Act）通过时，我能强烈地感到钱像燃烧的秋叶那样散发出的味道。

这个法案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多年之后才体现出来——当这个国家的人意识到这个国家被放在了汽车车轮上，而阿拉伯地区石油转动着车轮，整个有着超市和绿草坪的文明不得不受到阿拉伯地区的勒索。甚至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承诺了一定程度上的无痛，这在政治上是一种麻醉剂，那就是新路的修建费用将由提高税收来支付，汽油税将从每加仑两美分提高到3美分，轮胎税将从每磅5美分提高到8美分，公交车、拖车和货车的货运税将从8%提高到10%。这些税收将在华盛顿自动积累一笔“信托基金”，这笔钱在之后将近20年里既不能被执行层的人也不能被国会触碰，其绝对沉重的分量使七八十年代每个行得通的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建设计划都被压得变了形。但是赢家们火车司机、沥青生产者和水泥生产者的说客都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将这样的权力机构、资源和法律上的不可攻击性注入他们培养的官僚体系，只有一次全国性的剧变才能抹去这些后来在华盛顿被称为“铁三角”的权力机构。我明白，他们在做的事是每个游说集团——学校教师、银行家、石油公司、农民都在做的事情。

我为《科利尔》写的所有报道，不管是否关于政治，最后都指向了华盛顿。我想做一个关于大城市黑人选民情况的报道，麦卡德尔强烈赞成。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大城市的黑人的决定才变成了一件州级报道，他们很少不在白人报纸的犯罪页面中出现。但是，我发现黑人领袖对华盛顿的认识，比全国上下其他大大小小的运动都要明了和尖锐：华盛顿撰写法律，然后总统执行法律。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禁止黑人的合法投票权，而在北方大城市，他们投票的重要性还存在争议。确实很容易看出，1948年杜鲁门胜利当选的关键选票来自三个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黑人选票。我们可以写出并发表一篇关于黑人选举的报道。

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从南方来的黑人移民数量达到了顶峰，有几年人数超过了25万。不管是当地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在大城市里四处游荡的黑人，这些城市不管是物质上、政治上、社会上、民族上还是工业上，都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洪水般的人潮。在那些无辜的岁月里，只有黑人领袖直到现在还将他们自己称为“黑佬”，他们知道黑人的迁移最后不是流落街头，就是被从华盛顿排挤出去。我的报道写的是贫民窟、黑人居住区和像芝加哥议员威廉·道森这样的人开的俱乐部，还有让黑人参与投票的机制，未来国家大城市可能大部分人口是黑人的可怕变化，而敌对的种族白人围绕黑人分布在郊区和乡镇。但是黑人领袖们在对未来展望上比我要先进：他们要成为并自此一直成为华盛顿最有实力的游说集团。他们刚刚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来逼迫联邦政府保证黑人在南方地区的注册和投票权，那个法案10年之后才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他们对于权力的来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权力来自华盛顿，他们将一次次提高他们在华盛顿的那股权力。在过去的20年中所有将权力注入华盛顿的力量中，没有比黑人的抗议更强大、坚韧和持久的了。

所有那些在华盛顿声称有特殊需求的人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发生变化的有学校教师、种花生的农民、甘蔗种植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克罗地亚民族统一主义者、黑人、学校校长、科学家和渴望财富的电视经营者。全国其他人都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合适的总统，因为，与民主党人所做过的征兵、增加赋税或是用一大堆的表格折磨他们不同，他不让华盛顿去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不但对周日99号高速路上堵到圣华金河谷的交通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毫不关心；不但对南布朗克斯区刚开始蔓延的火灾一无所知，而且根本不关心。但是他们知道，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跟他们一样想要一个好的新高速路项目，想要给予黑人平等的机会。而从50年代幸福的“现在”到风雨飘摇的60年代，不管是艾森豪威尔、大多数民众还是民主党人都没能预见各股势力会进行怎样的角逐。

总的来说，对历史的探索就是对权力中心的探索，权力中心是游牧民族首领彩旗环绕的营帐——那里是统治秩序的发源地，是会议室里里外外的人对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争论。但是在艾森豪威尔那几年，对历史的探索完全超越了那些经典的模式。似乎没有人在掌权。这种探索扩展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社会的哲学之谜——要往哪里发展？美国政府已经继承了很强的军事实力而无所畏惧。美国的工业地位有十分的自信，能承受任何外国经济渗透或商业攻击，不论公平或不公平。政府可以安静地坐在看台上，看着列队中的横幅、彩旗飘飘、杂技演员和旋转的托钵僧经过，乐队演奏的音乐节奏和律动越来越快。

数字和数据用白纸黑字记录了加速发展的历程。就拿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说——从1950年的2860亿美元升到了1960年的5060亿美元！还有股市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这10年间从216升到618。那些年在股市亏钱简直是不可能的，股民数量从1952年的649万到达了10年之后的1701万。

随着美国人发现世界向他们敞开，美国的创造力、成绩和收益就不可遏止地发展了起来。“二战”之前就有一些美国工业主要投资于英格兰，或者在欧洲的汽车工厂、阿拉伯的油田，而新成立的美国公司有成为跨国公司的志向。现在美国人在法国生产水果和蔬菜罐头，在台湾、韩国和香港生产真空吸尘器和汗衫。我的老朋友西奥就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捞到了好处。现在他动作儒雅地告诉我，他如何为通用电气搞定并买下了整个法国电脑制造业，布尔电脑。而对西奥和通用电气来说都是个遗憾的是，布尔电脑到头来成了烂摊子，因为法国的电脑和网络科技落后美国太多了，通用电气不得不摆脱掉布尔电脑。而西奥买下法国电脑业的传奇经历只是美国活力发展中的一个小细节。

光用高端的金融和国际贸易案例来重现美国50年代的活力大发展，完全是误导性的做法。比如，发展的活力还表现在服装、商店、建筑、超市，甚至是巨大冶炼厂设计中的丰富色彩。希腊人、罗马人和中国人，在他们繁荣的顶峰时期都表现出了丰富的色彩。而现在美国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发展的活力表现在百老汇、新创作的音乐，更重要的是在好莱坞，没有团体订票的制约，独立的制作人将他们的想象力构思出来的任何东西呈现在荧幕和众多的观影者面前。50年代开始发生了很多新鲜事。但是人们怎能预料到大来卡俱乐部（Diners Club）最后会发展到哪一步呢？大来卡俱乐部给你一张“信用卡”。50年代末，美国人人手一张信用卡，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发的，还有的是一些小型购物中心发的。信用卡让美国人不需要随身携带现金。

科技同样发展迅速。晶体管是于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被发明出来的一个小装置，小到指甲盖大小，后来缩到了微粒大小，再后来以难以测量的尺寸和重量放在了电路晶片中。那些买下了施乐（Xerox）、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宝丽来（Polaroid）或一些加州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小公司的人很幸运地理解了50年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而致富了。

但是终极的发展活力才刚刚开始——后来还表现在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1950年还没有出现有效的生理避孕口服药。50年代末，学校的学生和妇女们自由地使用着避孕药和宫内设施。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1953年的报道《女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指出26%的中产阶级女性承认在40岁之前有过婚外情，将近50%有过婚前性行为。这篇关于事实的简单的老报道，可能比那些新的诱惑和社会对性的接受，还要动摇更多谨慎女人坚持操守的决心。《冷暖人间》（Peyton Place）成为最畅销小说，它直到现在还有震撼性的价值；两年前的小说《洛丽塔》（Lolita）最畅销的原因是，在它精确掌握的美感之下，隐藏着大多数评论都忽视的性丑恶。现在美国人都应该“随波逐流”，而却没人来定义到底什么是“随波逐流”。“垮掉的一代”和“披头族”随着摇滚和猫王出现了，都混在了电视这个文化的新大熔炉里。50年代头一次发声的电视，将在60年代高调发展，并鸣着喇叭进军崭新的美国政界。

电视机属于可以改变文明的机械设备之一，它对文明的冲击不亚于印刷图书。只要人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视机，电视机就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制造商们几乎是一拿到电视显像管就感到了这股潜力。这些新晋大师们就好像第一次学会在战场排兵布阵的拿破仑和他的那些元帅，精确地确定目标，一再分析之后一举歼灭敌人。

接管电视的人们里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非常贪婪的，也有人格高尚的。但是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他们对目标的共同认识。观众就是目标。电视大师们没有任何什么恶意，只是为了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将偏执狂、基要主义者、过时的政客、最有思想的男男女女和艺术家们置于公众的视野中。电视传递瞬时的激情，电视能从公众事件中挖掘或开发出这种激情。在对观众的争夺中，电视击溃了所有其他媒体。被击溃的媒体中就有大众杂志，而首先被击败的大众杂志中最惨的就是《科利尔》，溃败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工作，而对于那里的老同事来说，我来的时候这场溃败已经快结束了。

毫无疑问，我就位于拉开美国历史新篇章序幕的中心地带，而《科利尔》就像是个视野极佳但是正在枯萎的树干，从这里我可以观看所有情节的展开。《科利尔》的历史被编织进了大众杂志的发展历史，60年来这种杂志的历史在美国政治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科利尔》杂志的倒闭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倒闭。那是一个政治性和社会性的事件，在导致电视主宰美国政界的一系列事件中，这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我在历史的交汇点之间穿梭，我喜欢在联结美国政治和美国媒体的历史中徘徊，从而了解50年代美国的脉搏加速跳动的时候，衰退是怎样降临《科利尔》的。

在大众杂志当中，《科利尔》在其鼎盛期可能会被归为最重要的杂志名单之一。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杂志，但也算是最重要之一吧。就像乳齿象在美国气候变化的时候灭绝了，《科利尔》也是这样垮掉的。就和乳齿象一样，《科利尔》知道自己气数将尽，但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

所有杂志都有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很少有杂志能持续半个世纪，我所知的在美国历史超过100年的杂志只有六家。这个过程通常靠的是关键的一个人或一连串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抓住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和情绪。要理解时代的情绪对杂志的一生有多重要，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书本和杂志的起源是不一样的，他们唯一的联系只是都被印在了纸上而已。书本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甚至更早，书的作者把他自己也当成一个读者，观众之一。而杂志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古代和中世纪的市集，罗马的论坛和耶路撒冷庙宇里的庭院。杂志就是一个集会，商人和农民，镇民和卖艺者，猎人和传教士，性传播者和炼药师，他们在这里提供他们的商品和娱乐性活动。在有文字被印刷出来甚至是纸张出现之前，西方世界通常一周都有一两次集会，那里男男女女们交换天气、庄家、国王、王后、暗杀，还有政治、传闻和思想方面的各种新闻。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市集上发布的言论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由法国市集上彼得隐士的布道引起的，根据传说，恺撒大帝通过论坛发布他的政治动态，宣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机构《每日纪闻》，对议会的秘密进程进行公开。

然而，没有哪里像美国这样，杂志的影响力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还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保持影响力超过50年的时间。特殊的环境给予了杂志特殊的机会。首先，美国很大。没有哪家当地的杂志能从缅因州跑到加州去，纽约或者华盛顿没有哪家报纸可以向巴黎和伦敦的报纸那样有半个国家人口的阅读人群。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许多设备的同时产生使大众杂志对美国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照相网线凸版印刷技术能以不高的成本复制出全国人口数量的图片，这些图片即使看着易懂，也多半被完整的页面模板排斥。另一件设备，快速的机器印刷机得到了完善——这是一天可以印出上百万份杂志的机器。还有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80年代巨大的设备——连接东海岸和西海岸、边界和边界的全国铁路网——得到了完善。制造商们可以运送火炉、钢琴、床、家具到全国市场售卖，很快也可以运汽车——这可能是那时接触整个美国市场的唯一方式了。

但是要想在全国市场上打广告，也就意味着要有全国性的受众——出于这种需要，不但出现了全国性杂志，还出现了有“全国编辑”之称的民间人士。出版商知道他可以买下一家报社，买几台印刷机，加速工作到成百万地印刷报纸来满足广告商的需求。但是他知道他更需要的，是一位能吸引读者的编辑，而全国编辑或者在全国性杂志社里工作的全国性记者的影响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这段政治上具有突破性的历史中，我们要记住的是揭发政治丑闻的人，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但是全国性杂志的到来，意味着的不只是简单地对石油垄断、糖业托拉斯、地方腐败和不卫生的食品加工厂的曝光。它意味着，不管是谁对一家全国性杂志负责，都要有全国性的思维。当地方报社的编辑满怀激情地曝光地方政客被派到华盛顿执行任务的时候，美国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新的全国性编辑则不同。像爱德华·伯克（Edward Bok）、弗兰克·芒西（Frank Munsey）、彼得·科利尔、乔治·贺拉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和他们的同辈们的职业，是除白宫里的人以外，必须考虑居住在不同州——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和缅因州——的人们共同关心之问题的唯一职业。女性杂志的编辑当然要将精力放在烹饪、养育孩子、女性的抱怨、丈夫以及女性的其他共同问题上。大众杂志编辑则更加难做，但是如果他们得知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套机制，而这套机制都有一个掌权人，他们就会派出一个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这样的记者；只要得知每个人吃的肉都是芝加哥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他们就会派出一个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样的记者；一旦得知每个小镇，都有生意人、小作坊或者冶炼作坊受到外来经济贪婪的吞噬而岌岌可危，他们就会派出“托拉斯终结者”。全国性编辑可以吸引全国人民的集体关注，而一旦精力充沛的编辑和记者使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得到关注，政界就会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在美国，没有政治力量能抵御对道德的呼唤——全国性大众杂志对道德的呼唤是很大声的。他们用美德的名义要求过一支强大的（第一任罗斯福总统麾下的）海军、反垄断法案、直接选举议员和20世纪20年代的限制移民政策。他们在这个世纪第一个1/4的时间里赞成禁止移民，而后来这个有道德的法案显然有些过分，因此在《科利尔》的领导下反对禁止移民。

这些杂志与它们同时代的报纸是不一样的，而且相比之下杂志更加重要。那时报纸只是简单地告诉大家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杂志的报道必须在出版日期的一周或一个月之后看起来都非常新鲜，因为杂志要送到加州或者西雅图可能就要那么长时间。它们不能纠结于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必须写下周或者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因此它们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到现在这种影响力已经维持了半个世纪。如果必须确定一个日期，那就是1940年，杂志成为对于全国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工具。我们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岸三大杂志出版商——《生活》和《时代》的出版商、《看客》的出版商和《周六晚间邮报》的出版商——强迫共和党在1940年提名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第四大的《科利尔》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于他高呼爱国主义和飘忽不定的自由主义的独特性。）

政客们进行说教的平台总是与商人们叫卖商品的地方是一样的。战争快结束时，广播已经开始挑战大众杂志的地位了，但是广播不能传播图像，所以这个挑战并不是致命的。然而到了50年代的初期，电视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杂志社们知道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磁场，它引发的变形将改变他们生活的世界。1955年当我加入《科利尔》时，它不仅受到了电视的挑战，还经过了公司内部多年的混战，由遗孀和其他继承人接手，加上储蓄管理资产和华尔街的入侵者，而现在交给了加州来的一组开心的外行人，想扭转历史，让《科利尔》盈利。

这个新组合掌握着三大杂志（《科利尔》《女人的家中伴侣》《美国人》），这三大杂志拥有1000万本的总销量和大概4000万的读者——即使是有电视的那些日子，这个数字还是很大。在我们编辑部里没有人理解公司内部运作不可替代的逻辑和账簿上的死亡判决。我们是一家大公司的一个叫“杂志部”的部门，这样将我们的“利润”与“书籍部”和“录音和广播部”区分开来。但是，我们“杂志部”这个团队是在将整个公司往赤字里拽。公司想要的全部就是杂志部挣钱。我们编辑部没人能向公司解释，杂志的生产过程和厕纸、纸板箱、蜡纸、一次性纸尿布的生产过程有什么区别。对于杂志的生产来说，挣钱需要广告商、读者和作家们拥有一种精神和想象力。而《科利尔》的这种精神和想象力已经衰退了。早期的管理不善已经让职员们昏昏沉沉，而电视的热度则让他们高烧不退。我加入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极不稳定，一年之后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甚至更加不稳定。

1956年接到电话的时刻，我正在我选择的政治领域中沉醉于我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会议——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所见所闻所感中。那时麦卡德尔告诉我，我们的总部显然在风雨飘摇中，《美国人》杂志部已经关门了，其他两个杂志岌岌可危，我们的首领和上司保罗·史密斯必须立即离开芝加哥前往纽约面对财务危机。但是任何人都不必知道我们遇到了困难。史密斯在芝加哥最时髦的餐馆“泵房”预定了会议期间角落的桌子，座位不能空着。为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留在会议的人必须占着桌子，让那里坐满名人来反驳我们财务危机的传闻；让酒流淌在杯中，让服务员端着牛排经过，让派对充满欢乐。我带着喜悦尽力让《科利尔》在“泵房”的桌位看上去众望所归，但是随后我乘飞机回到了纽约，听麦卡德尔向我透露另一件更私密的消息。

这则消息很简单：我必须停止报道选举和美国政治。但我就是奔着这两个目的才来的《科利尔》。由于我为《科利尔》分析了德国、加州、高速路系统的问题，现在我要为《科利尔》分析《科利尔》的问题。我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选择。麦卡德尔的坚持虽然温和，但还是很固执。我只能这样。于是，本来我想追踪报道中期选举中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的竞争，在11月份下结论并写出一篇报道，我已经为这篇报道想好了标题“总统的诞生——1956”，我被要求取消计划。我被叫去查看《科利尔》的状况，这些问题虽然很具体，但其实也更加广泛：怎样使美国人感到兴奋？怎么接触到他们？怎样通过娱乐、告知和教育他们使我们获得利润呢？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我称为“观众游戏”的东西。战争刚结束我在《新共和国》工作时就领略过它，“观众游戏”似乎只是一项曼哈顿专属的运动项目。为了把亨利·华莱士和《新共和国》复制到整个美国，我被“观众”吸引住了：是什么让人们注意倾听？编辑们使用什么创意才能使读者们响应？是什么让他们花钱来阅读？

通过一系列的技巧和谋略，我们让《新共和国》的销量翻了3倍，光1947年一年就达到了10万册的销量。后来出版商不再在销量上给我们压力，这使一年之后《新共和国》回归了自然的读者群，它的读者群与华莱士来之前的几乎一样。在我不久前离开的《记者》杂志社工作时，我了解了纸张的成本、直邮的成本、续订的数据——我开始感到了“观众”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但这只是我的一种模糊的感觉。在《科利尔》编辑部不断增长的见识让我觉得很有趣。比如，为什么狗的照片，就算是最可爱的小狗，放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会让杂志销量下降？而每次《女人的家中伴侣》需要刺激销量的时候，将猫咪的照片放在封面上，销量就会大涨？为什么爱狗的人不买杂志呢？或者：为什么在波士顿或是新英格兰，一个足球或棒球体育明星的照片能大幅提高我们的销量，而在别的地方，体育封面却难以提高读者数量？为什么每年春天都有不可预测的某一周，所有的主流大众杂志都会经历相同的现象——春季流感就像一夜间席卷了全国的传染病，整个国家好像是打了个哈欠，销量会下降10%或20%？而为什么复活节是直邮杂志最不好的时候，而10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从1956年8月起，我身为经理顾问坐在我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我受邀代表《科利尔》参加“观众游戏”，我发现，无论是我的见识还是直觉都不够用。这个游戏的目的，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是要控制别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可以拿来售卖。我在一个充满了专业人士的游戏中，他们比我运用更多的数据和信息——然而在《科利尔》工作并领导着《科利尔》的专业人士们已经输给了竞争对手的专业人士，并把我们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可以从窗户向下低头望见黄色的出租车、黑色的豪华轿车和它们之间蚂蚁一样的人群急匆匆地穿过第五大道。但是我猜不出这些人回家之后想阅读的东西。有时我能从大楼的另一边看见新泽西平缓的灰色山峦。但是怎样才能越过那些山峦，在大山谷中间找到我们需要的“观众”呢？我好几次在夜里拜访了我们的出版商保罗·史密斯的家。从他高层的公寓楼，我能看见金黄色光线组成的车流从纽约东河车道向肯尼迪大桥涌去。驱使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多少车会穿过肯尼迪大桥，多少会留在曼哈顿？又有多少穿过了桥之后会向南去长岛，或者向北去主陆？晚上6点的人会比10点的人多出多少呢？国庆日或者劳动节，出游的人会比一个正常冬天的周末多出多少呢？设计这些桥梁的工程师必须做这些猜想。然后他们用钢筋水泥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出的猜想甚至更难，还有想把我们搞垮的竞争对手们，他们雇用的那些专业人士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在接到了新的管理层任务几周之后，我才意识到对政治世界如此自信的我，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里。这是一个商人也是驯兽师的世界。对于商人来说，美国就是一个充满无数市场的地方，被称作“他们”的动物在市场里小步走着、趴着或者闲逛。游戏就是要去刺激这些动物，对它们发出各种声音，总之就是要逗这些动物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对于商人来说，所有媒体——排行榜和广播，邮寄宣传品和电视，报纸和杂志——都是吸引、集中“他们”的注意力的工具。《科利尔》是商人们叫作“杂志期刊”的箭袋里唯一一支飞镖，如果他们要在我们的页面上登广告，我们就挣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走向毁灭。

市场的规律背后隐藏着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往事，就是它制定了“观众游戏”的规则。一些历史学家说，科学的市场学开始于南加州种植橙子的农民，他们在20世纪初建立了他们的新奇士合作社（Sunkist Orange），还针对橙子做了对美国市场的第一个真正的市场调查。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南方的橙子种植者开创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后来甚至被用在了好莱坞和1972年尼克松的胜利当选中操纵舆论。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市场学开始于20年代中期的广告天才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他想做咖啡的广告，于是与他的妻子海伦，在纽约挨家挨户地进行彻底的调查，想系统地统计人们对咖啡的喜爱。但是不管市场学的发明地是在曼哈顿、南加州还是维也纳，在我紧急担任《科利尔》的职务时，运用大量市场数据的表格进行市场调查和排序的科学已经相当先进了。在我的记忆中很神奇的一点是，我没有学会这个学科中任何有关政治的东西，因为那时政客们才刚刚开始学着操纵舆论。

作为一个经理顾问看，我渐渐明白我们不再能接触到“他们”中的任何人了。为了挣钱，像《科利尔》这样的大众杂志就必须放弃“他们”，把“他们”留给电视。杂志必须缩减胃口，集中精力在被定义为各种“受高等教育阶层”、“受低等教育阶层”、园艺爱好者、美食家、家庭主妇、机械师、色情爱好者，或者族群的、地域的、专业的、“目标”的“观众”身上。除了像《电视指南》（TV Guide）和《读者文摘》这样的巨头，所有其他杂志都要选择他们想从“观众”中挑选出来的特定的一群人，然后将他们的注意力卖给在这群人里寻求市场的广告商。我们聪慧的广告销售员之一曾跟我解释过：“重点就是要告诉你的客户，你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想你为他做的事情。他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将头伸出摩天大楼的窗户对着下面的人大叫，而他的声音能传多远呢？我们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怎样才能让他想接触的特定一群人听到他的声音。”只不过我们不行。

为了这个目的，我曾将一列列的数据堆在一起。而其他杂志社有竞争力的数字帮我最好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我桌上的一张表单告诉我，1954年上半年，出版杂志中唯一一个有爆炸性增长的是一家叫《电视指南》的新杂志。一年的时间《电视指南》就涵盖了98%的销量——每周从报摊卖出的数量从81.5万份上升到164.7万份，每当成群的“他们”经过报摊，每一个新买了一台电视的人就会买一本这个杂志，好像它是电视的仆人。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大众文化巨头《生活》杂志失去了21%的报摊销量！《生活》那些静止不动的图片不再能与电视机上移动的图像匹敌了。报摊上大众杂志的主导者还是《周六晚间邮报》，还是那熟悉的风格。然而过去的两年中，它的报摊销量渐渐平稳、持续地下滑，就好像一艘有泄漏的航船平静而缓慢地沉入水中。而《科利尔》——在表格和报摊销量上都显示出猛然下滑、突然上升又下降的趋势。

读者必须原谅我在诸如“报摊”销量这种技术的细节上纠结这么久。但是它们比我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都更吸引我的眼球。杂志的订阅销量可以被任何优秀的销量经理管理得很好，而报摊的销量是由冲动型消费决定的，路人对编辑们想用来吸引他们注意的内容产生的即时反应。在战后早期，所有的主流大众杂志每周在报摊的销量都是在150万到200万份之间。在我接下解决问题的新任务之前，那乏味的两年里，我发现《科利尔》只有两次在报摊的销量超过了120万份。一次是杂志封面上的标语是，金赛对美国女人性习惯的报告。另一次封面有点惊悚，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面露凶光的医生，加上粗体字“为什么一些医生应该进监狱”。从此，我们杂志在报摊的销量就稳步下滑，直到1956年4月底，春季流感席卷全国，预示着休闲的5月。人们停止了阅读，我们在报摊的销量已经下滑到了50万份以下，账簿上最后的记录是49.2万份！

所以最终发生了这次我们向任何人都隐瞒不了的危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广告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楼上的公司董事会。我们的报摊销量缩水实在来得太快，我们的广告也跟着一并减少，账簿上都是红色的墨迹。我摸索着解决办法，恼怒于我再也不能报道政治了——但是桌上的数据让我亲身体会了政治背后的东西。

让我如此为难的报摊销量的缩水说明了一切。报摊销量下滑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与大多数大众杂志的销量下滑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他们正在离开城市，他们不再在换乘站、地铁里的报摊或者附近的便利店驻足买一份晚报或周刊。越来越多的人开车回家，他们不能一边阅读一边开车。社区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新郊区没有报童叫唱出晚报的大标题了。在郊区每天晚上的大新闻被电视顺利地播放了出来，而电视正学着将标题用图片的形式放在一起，我们根本无法与这种欣欣向荣的美国艺术形式相匹敌。

《科利尔》不管是文字、商业还是广告上的问题都是怎样接触郊区。就在我吸收市场学的传统智慧时，我刚刚暂停了对美国政治的报道，美国的地平线上就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划时代性的超市。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为美国的土地添加了全新的加油站和电影院，那么50年代也正为美国添加两样不同的新事物——超市和电视。两者有共生的联系，它们联合起来不断塑造和形成了美国的郊区文化，将近30年的时间，美国的城市不断衰退，而美国的增长就发生在美国郊区。

对于我们《科利尔》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向我们的大广告商表明，我们的杂志能接触到在郊区超市购物的人们。郊区的超市不但是高速路和电视的交汇点，也是无形的电脑的交汇点，电脑开始控制货物清单，它能告诉超市货架上什么商品被卖出了，而什么没被卖出，电脑开始计算用在广告上每一美元的效率——而整个美国都在进行一场购物狂欢节。

如果非要称哪10年是消费者的10年，那一定是50年代：财源滚滚，生活成本低，消费欲膨胀，电视挑起人们的购物欲。在那10年中，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两次修改了反映美国人均消费情况变化的消费价格指数——结果食品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小比例。衣服也是同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住房、休闲和医药上。发展中的经济轻易地满足了基本需求，而经济学家称为“任意购买力”的奢侈品和放纵消费，也逐渐成为增长中的全国经济和市场中的一大支柱。在《科利尔》的我们想在这个增长的市场中分一杯羹，但是我们正在从水槽中被排挤出去。

有时我在进行了扩展报道之后会想，我正在这个世界上干吗呢，其他时候我会想，我们洞察到的迹象是怎样影响社会政治的。我们的广告推销员解释得最清楚。我从他们那里得知，30年前牙膏广告曾在上流社会的杂志上大量出现，因为穷人、文盲基本上不刷牙；而现在，“每天早晨每个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会刷牙”。所以牙膏生产商现在靠电视和超市来卖牙膏，这是因为现在“医生的妻子和水管工的妻子都在同一个地方买麦片”。因此电视不但播放牙膏广告，还有肉制品、面点和棒棒糖的广告。《女人的家中伴侣》的广告推销员告诉我，13家全国性的大公司控制着美国70%的食品产业。不会再有自产食品的生产商在柜台后面向家庭主妇们推荐面粉或者咖啡，因为电视上就卖这些东西。电视永远改变了商品。巨大的生产链产生了最终在70年代会成为购物中心的超市。他们将超市设计成了仓库，在货架上堆满了商品，将一排排的货架排列整齐，这样羊群可以在精心设计的迷宫中有序前进。如果广告得当，电视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将瓶瓶罐罐都吹进购物篮里。

由于我突然被从政治报道中调到危机处理的岗位上，我学到的新知识自然而然地加强了我的政治洞察力。接触郊区不但是《科利尔》问题的本质，更是那10年里美国政治的本质。我突然发现，真正代表了超市的候选者，不是别人，正是艾森豪威尔。他是全国知名产品：西点军校出产，无效退款，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检验，可靠，诚实，安全，让你忍不住对他面带微笑。我带着强烈的兴趣和喜悦报道的1956年的选举，几周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能看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属于什么产品：我们的推销员会将之称为顶级产品。但史蒂文森套装就跟《科利尔》一样，无法在超市和郊区销售。

我们的一个广告推销员在一个小会上为我总结了我们的困境，我们称之为“观众人口统计”。他解释说我们的问题就是，《科利尔》抓住了“最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小尾巴”；他继续说，因此，我们就是大杂志中最容易被电视击倒的一个。他没有用鲨鱼做比喻，但是《老人与海》好几年来一直是美国广告业上最受欢迎的读物，电视就是那条鲨鱼。我贪婪地吸收着移动的、闪烁的和吸引眼球的每一样事物。被电视碾碎在大众杂志末尾的我们，是鲨鱼的受害者，我们的受众阶层曾经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现在这些人的阶层却越来越高。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社会底层的文盲、只能理解唇语的人和因为眼睛向大脑传递信息速度太慢而无法看书或者读杂志的人，购买了大量的电视机。这些喜欢格斗、棒球、迷尔迪叔叔、竞赛和之前只能从广播剧中想象人物画面的人就是电视最初的观众。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电视在此基础上开始崛起，随着它将镜头转向美国生活中虚实结合的剧情中来，文化人和文盲都能同样观看电视。

毫无疑问，政治扩大了电视的观众群。每次大会和选举年——1948，1952，1956，1960——都是电视机销量的一次飞跃。当议员们发现他们在电视上能比现实生活更好地展现他们执法者的角色时，法治情景剧也大量地出现了。随着1951年基福弗议员展开的对黑手党的一系列审讯，一个固定的模式已经形成了。1954年美军对峙麦卡锡时，电视审讯暂时变成了一种政治剧。到了1973年欧文对水门事件的审讯，电视已经变成了事实真实发生的地方。当“电视黄金时代”的富有创造力的情景剧有了这样一种激情时，电视就开始从美国社会的底层走向顶端，从贫民窟走向黄金海岸，从陋巷走向郊区。在此之前，只有全国性大众杂志才声称有这样广泛的观众群，如今电视将杂志社们的自吹自擂变成了事实。

这是一场无望的竞争。没有任何主流杂志能接触文化底层的群众，而电视媒体能在夜晚毫不费力地接触他们。没有哪家报纸能比电视新闻系统更快、像电视一样昼夜不分地报道新闻。没有什么警报能比电视在同一时空中更高效地、更快地集中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经过15年的时间，所有这些主流大众杂志才会被取缔——《科利尔》《看客》《生活》《周六晚间邮报》——但是他们在他们安营扎寨的地盘已经没有优势了，《科利尔》是第一个倒闭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他的《教育》（Education）中，将19世纪伟大期刊的死亡视为国家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转折点——社会舆论不再由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清醒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主导，而开始了公共事件加速发酵的一个时代。电视的到来，几乎是无法遏制地去除了阻碍人们吸收新闻事件的隔层。这个国家与它所有最着急的驱动力都匆匆忙忙，电视可以比为《科利尔》写作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让人们听见、看见和感受到“自由，就是现在”的圣歌。

我们尽力了。我们再次强调了文字超越电视的一个优势：回顾过去、描述一件事、讲一个故事而且能对其刨根问底的能力。我们开始将读者们吸引回来。秋天的时候《科利尔》已经很好地回到了它消失很久的、直接叙事的卓越报道风格——从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报道日俄战争就开始的传统，并由海明威对“二战”的报道传承下来。这种基于事实将片段衔接起来、形成一段劲爆情节的叙事报道是美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科利尔》是该领域的先锋。科尼利厄斯的一篇关于多利亚航班沉没的卓越报道，在1956年9月使报摊销量超过了《看客》取得了领先地位。从4月份低于50万份的报摊销量，到9月份超过90万份的销量，编辑部洋溢着幸福。

随着我们报摊销量的剧增，我们在《科利尔》的最后几周，是在带有迷惑性的自我庆祝、带有孩子气的沾沾自喜和兴高采烈中度过的，随着我们不断接近灾难的边缘，这种气氛越来越不真实，最后我们越过了那个边缘走向了毁灭。

在《科利尔》的最后几个月教会了我两条道理。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很简单，对政治和宣传都适用：在美国要想得到公众的关注只有两种方法。寻求关注的人要么用钱买关注，要么用明了的信息吸引关注。在电视的时代，前一种更简单——得到关注的最确定方式，就是买在电视上播放的时间，用足够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规模人群的关注。另一种方法就是提供独特的观点或信息——这一种比较难。只有提供了独特观点的杂志才能振兴。只有一个尖锐的观点才能将随意的“人群”聚集起来，让他们对杂志编辑们看到的东西感兴趣。不管是关于木工、培养孩子、灭火、性格、外交还是健康食物，在“他们”中总是有一拨人或一类人等待着一个声音将他们聚在一起。在《科利尔》的我们没有尖锐的观点，没有独特的视角，还害怕去开创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向我们的广告商提供数字，向读者们提供文字信息。电视能在两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在我们接近悬崖边缘时，我们也提供了我认为是大众杂志里最好的故事、秘闻、提高自身修养的文章和叙述报道的文集——但是我们没有独特的世界观。所以我们注定要走向毁灭。

第二条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有关钱的最难忘的道理之一。一开始，我只是将“金钱”视为最终会以通货膨胀的悲剧结束的铜铁和纸张，对于中国的更大报道来说至关重要。我将钱视为马歇尔计划背后的一切，将国会拨出的成亿美元形容为派去复兴欧洲的黎明之军。那时让我写关于10亿美元的政治报道，比试着拯救《科利尔》时让我理解100万美元要容易。在《科利尔》，100万美元是实实在在的100万——不是政府眼中的“100万”，政府眼中的“100万”只是一个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符号。100万美元在《科利尔》的意义，就与100万美元对于一个想发财的穷男孩或者害怕变穷的富人的意义是一样的。

抛开更广的层面不说，公司的钱教给我的道理，可以被简单说成是：钱，不是目的，是衡量公司新陈代谢的方式。当钱花完，公司不能还债的时候，它的债权人会接手，投资人会撤退，所有幸存者都会被吓坏，但是没人会在乎它的职员身上发生了什么。《科利尔》就是一个负债的公司。它希望它的两家杂志《科利尔》和《女人的家中伴侣》能赢回读者来吸引广告商用每页广告22000美元的价格滋润它的账簿。编辑部的我们被要求赢回失去的读者，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赢回的每一份订阅和每个在报摊购买《科利尔》或者《女人的家中伴侣》的新消费者，都意味着公司的成本要增加一点。

有关钱的话题，我最后要讲的是，怎样用美分赚美元的大道理：印出每一份《科利尔》需要20—25美分的纸张、墨水和生产时间成本。要将光滑、彩色凸起、10—12盎司重、可能腐坏的实物杂志运送到目的地，从我们在俄亥俄州的印刷厂到我们最远的售卖点西雅图，每本杂志要多花20美分。每一个在西雅图的报摊购买了我们杂志的人，都买到了一份价值15美分的东西，可它却要花掉公司40—45美分。只可惜公司并没能赚回每本杂志15美分的成本。除去了批发商和报摊主拿走的利润，公司只赚了9美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编辑部用付出的努力吸引来的每一笔交易，都多产生了20—30美分的亏损——积少成多以后，50万的销量带来的是10万美元的亏损，一年的亏损是250万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且不可避免的，除非——那些想在超市里占领消费市场的大公司选择在杂志上打广告。然而它们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整个编辑部不断上升的销量，都建立在广告商会重新在杂志上打广告来增加公司收入的基础上。整整五年，《科利尔》不断地在失去广告商，给了电视——从1951年的1718页广告下降到1955年的1008页广告。1956年虽然销量上升了，但是利润下降的趋势更加的严重。除非广告能与我们增长的销量相配，否则我们编辑部的人干得越好公司就亏损得越多。1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人都自信满满。我为我在这次危机中的出力感到自豪。而对于楼上的董事会来说，我们的成功书写了我们的噩运。

在我自己成为董事会成员之后，我才了解到财年有一种规律性波动。晚秋是一个财年的波峰，这时要审核账簿，并预测第二年的财政状况。大多数出版社每年都在有计划的预算中运营着，所以感恩节前后，董事会就要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的预算。因此，在这个节日周的开始，作家、农民和编辑们都在囤货准备感恩节的时候，董事会要决定下一年的计划。在杂志濒临死亡的情况下，董事会几乎毫无选择，只能制订出圣诞节广告丰收的计划，这会带来一定的利润——如果没有了圣诞节广告，杂志在距离圣诞节一周或十天前就会倒闭。这就是大杂志社和出版社倒闭让人多愁善感的原因：它们通常刚好在大家举杯欢庆的圣诞节不久之前倒闭。濒临倒闭的杂志社，它的员工会艰难地走回家告诉他的妻儿最近日子要过得省吃俭用，而幸存下来的杂志社，它的员工会告诉他的妻儿他得到了多少圣诞节奖金。

那么在《科利尔》，11月份董事会在会议中意识到他们对编辑部更好“产品”的投资并没有让广告商回心转意；我们的编辑部和记者们干得越好，读者越多，公司亏损就越大。

杂志只有倒闭了。

我收到杂志社濒临倒闭的消息才两周，消息就公开了。我曾经期待，只要我帮助恢复了杂志的销量，我就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了——写政治报道。所以，当我穿越曼哈顿被麦卡德尔叫回去被告知，杂志社可能要倒闭了的时候，我正在联合国开始着手报道1956年的阿以战争。我们亏损了太多的钱。

我在《科利尔》和《女人的家中伴侣》最后两周的记忆很模糊。我还记得我试图拼凑出一个能让上百万人买杂志的团队，我们简直是自作自受。我还记得我在纽约富人中来回地周旋，现在看来我是如此的可笑，那些富人将为艺术文学事业敛财的人视为室内演艺人员，我越来越讨厌那些喜欢在文艺事业上投机的富二代和击垮杂志的新晋富人。最后，在这股令人颤抖的愤怒中，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从我自认为的买下了杂志社的企业家身份，变成了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想象过的自己会成为的角色——工人领袖！我们几个人一伙组织了员工，抗议不公平的离职工资待遇。有一些要在圣诞季被身无分文地解雇的员工，已经为这个我18个月之前才来的机构工作了30年。这看起来很不公平，而我刚刚组织起来的职员委员会让董事会认识到，他们的冷酷不但不公平而且十分危险。记者和作家职员委员会有不少政治关系，而且他们懂得如何高明地进行勒索。我们所有人都赢得了公平的工资，只不过那是在杂志社倒闭之后。

我最持久的回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人们与同事之间的感情。大部分人都让人觉得他们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老板、公司的目标和每天他们遇见的人。只有日本的职员们才公开表达对公司的感情。我们在《科利尔》最后几天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是多么真诚地喜欢彼此。怀着第二天不会走进办公室、不会与朋友在过道里打招呼、不会将头探进设计室、不会等着开报道大会、不会在饮水机边上与女人调情的预期是令人崩溃的。在《时代》和《生活》杂志社的时候，我将这种同事之情视为理所当然，之后在《新共和国》、海外新闻局和《记者》也都享受到了这种情谊。但是我离开那些大家庭都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或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也许我对《科利尔》的感情是最持久的，因为我自己不想走。我想留下。只有在《科利尔》真正在我脚底下垮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有集体观念的人——或者因为我毫无根据的天性，或者因为我对同伴之情的珍视。接下来整整20年，很多新闻人都不得不做选择：是以付出任何代价依附组织，还是冒大风险自己单干。那20年里越来越少的人选择单干。

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要面临这样的选择。本来参加公司最高层会议的清算组是很简单的，可以从杂志社的倒闭中清算出上百万的资金。但是我觉得成为员工的领袖才是令人兴奋、愉快得多的事情。

从我简单记下的笔记看，迷雾中重新浮现出了这些情景：

·1956年12月14日周五傍晚，这些不能再在一起工作的成年男女们哭哭啼啼，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是多么欣赏彼此。

·告示牌上写着：“我们遗憾地通知你，没有圣诞老人。”

·我恨那些摧毁了我们杂志社的摄像机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他们上了我们的楼，想对涕泪横流的人们拍照。

·我们所有人越喝越醉，设计部出现了死人头的卡通设计。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作为被解雇的员工发言人，在办公大楼的走廊上面对电视的镜头，之后就走进了黑夜里。那个周五的晚上下着毛毛雨，《科利尔》的办公室位于萨克斯第五大道商场的对角，圣诞节饰物就被挂在那里。商店的广播里大声对着街道放着音乐，歌颂着“地球和平，祝福人类”。我从雨里打了一辆计程车，穿过街道去上车。我上了车，回了家，然后编了一个安慰性的小故事给南希，她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她就像看待所有的危机那样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会再受雇于任何人了。我不会再有集体的庇护——没有秘书也没有办公室，没有医疗保险和让我通过警察检查、战地区域、进出白宫或者五角大楼的关键通行证，也没有可以预订的高效的出差办公室。那时的我，41岁。这个年纪的美国人应该慎重地选择离开集体的庇佑。仔细计算的话，一个被雇用的人要承担的风险很低。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会比我自己预想中的更加独立，也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外界人士

命运的过山车让他几乎20年的人生都起伏不定。到现在，他应该已经适应了这种大起又大落的循环。但他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才能意识到新的一次人生低潮有多么剧烈，这次低潮会耗掉他多少的积蓄，三年后他最终回到政治报道的领域之前，低潮又会把他带到离公共事件发生的世界多远的地方呢？

首先，要了结《科利尔》的事。告别非常不痛快，在最后的日子里友谊与绝望互相交融着，他被解雇之后还在自己的老办公室里逗留了好几周。作为职员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他觉得处理管理方面的事务，是留在空荡荡的楼层里办公桌前的一个好借口。周五杂志倒闭之后的那个周三，他要与杂志社那些获胜的资产清算人们见面，为所有人要求公平的离职工资——通过机智地使用宣传、政治手段和谨慎的勒索，他的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从老的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损失中挤出将近100万美元，后来新的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又得到了蓬勃发展。头一个月他十分享受这种战斗，他的注意力被这件事分散了，所以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之后有一个人以英雄的身份登场了：保罗·史密斯。一直以来白修德都只是将史密斯看成一个投机者。结果，败下阵来的史密斯，比掌握权势时做夸夸其谈的编辑和出版人的他，要好很多。史密斯做了一个私下的交易：如果职员委员会没有引发债权人们对公司的立即倒闭施加压力，那么他，史密斯，不管董事会同不同意，都会作为首席执行官为了所有员工签署一份离职工资协议。史密斯带着完美的荣光履行了诺言，所以董事会将史密斯开除了。最后，他试着在纽约找过其他工作，他的精神被击垮，也失去了所有储蓄，于是史密斯回到了旧金山。在那里，生活将他卷入了一个不停走下坡路的旋涡，一直向下，向下，向下，直到几年之后他被送进了老兵医院。老朋友们记得他，其中有一个朋友留了一笔遗产给他，那笔钱让他能在一个还不错的康复中心养老。

像史密斯那样精神垮掉、失去动力的人并不多。大多数30—40岁的年轻人都飞黄腾达了，好像从《科利尔》离开让他们茂密的根基茁壮成长了。那些40岁以上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要急忙在其他机构找到栖身之所，还要接受一切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意外和社会关系。有一个趾高气扬的执行官不能忍受这种强行的降级，于是他自己创业开展打字业务，按小时收费，向那些与他做过百万美元生意的广告代理们出租打字员。还有一个在芝加哥自杀了，他自己幻想认为，他没能销售足够的广告是导致《科利尔》破产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上了50岁的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之后有人遇见了他们，回忆起往事来都很尴尬。

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开始感觉到从《科利尔》离开的痛，就像被刀砍过之后过了好几分钟，伤口才会开始痛。当《科利尔》员工的离职工资问题原则上被解决了之后，律师们开始在文字细节上面小题大做时，一天早晨白修德才意识到，他没有能去的办公室，没有会议要参加，也没有安排采访。他41岁，没有工作，除了做记者他什么技能都没有。整整一个2月他都没有任何事情做，还有下一天、下一天的下一天他都没事可做，除非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或者发现有一个机构想要他。

在《科利尔》倒闭的那个周末之后，他几乎是每天都在期待着有工作主动找上门来。毕竟，那时他已经是很多奖项的获得者和两本最畅销书的作者了，还是东岸特派记者，他过于自我欣赏，十分确信纽约上上下下的编辑和出版社都抢着需要他的才华。

但是只有两个人打过电话，而他都回绝了，因为《科利尔》倒闭不久他们就打来了电话，他根本想不到总共只有两个电话会打过来。

其中一个电话不出意料地来自爱德华·默罗，那时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身居高位。默罗给他提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记者之一的职位。但是华盛顿的电视台记者在那时还不是很重要，而且广播或者电视中的90秒新闻对于白修德这样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简洁，他将自己归为绝不啰唆的人。电视新闻报道的都是一些风干了的新闻，而白修德更喜欢新鲜货。

另外一个电话是亨利·鲁斯打来的，这是出乎意料的。这个《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主管10年前对白修德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如今，电话里传来了粗哑的、犹豫的熟悉嗓音，结结巴巴地邀请他去大学俱乐部吃晚饭。鲁斯的任何邀请都像是一个命令，但是白修德已经是孤身一人了。所以，他接受了邀请。晚餐时光过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俩在除了艾森豪威尔和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争论得尤其激烈、歇斯底里并乐在其中。然后他们去了白修德的家里，当白修德想继续争论时，鲁斯立即打断了他。鲁斯说，白修德是时候回家了——回到他最开始工作的杂志社里，不管是《时代》《生活》还是《财富》都行。这是个大方、和解之举，这个举动是直到鲁斯1967年去世时他们新友谊的基础。但是白修德自己也不能向鲁斯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暖暖地坐在一起，孩子们在楼上睡觉，他知道自己要养活一个家——他还是不能接受鲁斯一份稳定工作的邀请。他对鲁斯说，他再也不想体验在圣诞节失业的感觉了，他不想在一个组织里工作了。鲁斯摇了摇头说，白修德可以随时回到他的杂志社。但是白修德想要的是鲁斯没法给的东西。他既想要安稳，也想要自由。他想随时去他想去的地方，他可以自己选择何时在哪里歇息——虽然他也想得到组织的保障和支持。白修德之后也记不得，那到底是不是鲁斯第一次将他形容为天生的集体性和反抗性的结合体。反正他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

如果是三个月之后，不管是默罗还是鲁斯对白修德提供那份工作，白修德都很有可能为了组织中的安稳而接受邀请。春天之前他已经对他曾经在《记者》和《科利尔》喜欢写的公共事件或现代历史这方面的自由职业者报道的市场做了调查。但是这样的报道都被戒备的出版社和广播室的内部人士特权占有着，外部人士是不受欢迎的。在春天之前他也已经调查过了他曾经贡献过才能的那种出版机构。而他发现，就算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也对他保持着警惕。但他向他们解释他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和他都意识到了，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还有一个方案——他似乎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方案——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他觉得写一个好的专栏就是报道的最高形式。那是记者这门艺术的珠宝展柜，美国最好的专栏记者可以与欧洲的专栏作家相媲美，甚至超过他们。在欧洲一个世纪里，专栏不仅被视为一种艺术，还散发着历史的光芒。

提醒他慎重的，除了美国的专栏大师级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没有别人了。李普曼在公众场合是一个高尚、高端、威严的人，私底下的谈话听起来也与他出版的文字看起来那样尖锐、冷静和敏感。李普曼对白修德说的话就像大年纪的朋友对年轻人说的话，那是李普曼最实际的时候。他说，想成为一个全国性专栏的大作家是没用的，除非你在纽约或华盛顿找到销路。除非你的作品在那两个城市里中的一个，最好是两个得到了出版，否则权力中心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么你报道的来源就会被切断，因为你既不能帮助也不能伤害你在华盛顿权力圈子里遇见的那些人。李普曼说，还有就是，没有人通过写专栏致富过。在大城市之外，一个专栏平均每周每页纸只能挣到三四美元，对于一个专栏新手作家来说，除非他在某家大型报社名下写专栏，不然赚不了多少钱，就像他李普曼是在给《先驱论坛》（Herald Tribute）写作，报社将他签下并提供给了他大部分的花销。李普曼接着用同样冷酷的逻辑分析了做一个专栏作家的经济学，之后他公开地在国际财政预算当中运用这种逻辑。但是他还说了一点：除非白修德有什么本领，否则做不成一个专栏作家。李普曼已经看过了白修德的书和文章，白修德确定他自己可以做专栏吗？

李普曼说得对。自从《科利尔》倒闭之后，白修德已经将写专栏的练习作为一种活动手指关节的运动好几周了。他觉得写作和其他技能一样——如果不用就会退步。他就像一个没有任务的演员或者歌手，把家当成办公室进行练习。练习着手指活动的白修德发现，一个好的专栏在800—1200字之间——而他很少能够将字幅控制在800—1200之间。白修德已经成年并且一直属于其他文学流派。他可以写书，他可以写文章，他也可以写新闻报道。他就像是一个从1000—10000米中的任何距离都能跑，但是不能百米冲刺的田径选手。

他坐在楼上，希望他的妻子能听见他打字机的声音，并慰藉地相信他正在开始写专栏，这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追随着这个想法，于是他跌跌撞撞、意外地进入了小说的世界。

当一个新想法诞生的时候，很难说它是否能成功。失业的白修德整理着他的文件——将以前的笔记、报道和剪报放到合适的位置。它们之中有一沓是他用铅笔记的关于中国的笔记，不只是笔记，还有私底下写的文字，以及重拾和拼凑能从记下的只言片语中回忆出的东西。他当下的恐惧，和被战争时期的笔记重新唤起的记忆，下意识地聚到了一起，让他思绪万千。他现在是孤独的，并且在业界之外，除了自己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和身为男人的责任。他在整理文件的时候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他完全被1944年中国东部的大撤退打动了——一开始是大规模破坏性的科技应用，后来是穿过了上百英里的白雪和荒山的难民队伍。这些都是被遗弃的不受保护的人。一个难民该如何下定决心何时抛弃妻儿呢？如果他只能留下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要留下哪一个呢？

他一边忙着告诉朋友们他要开始写专栏，一边漫无目的地自顾自地琢磨故事情节，他觉得，一定有什么故事埋藏在他的笔记和让他从夜里惊醒的噩梦中。

如今文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产业，专业人士和经销商都紧盯着随时准备发表的言论，白修德的原创文学必须具有新意才好。对于白修德来说，文学可以分成两部分：学习型的书和故事型的书，讲课的书和娱乐的书。他从没想过去做除了记者以外的工作，写小说离他的个人追求太遥远了，他想都没想过。但是他一直被大多数记者都有的苦恼折磨着——受制于事实的苦恼，特别是当事实不能反映现实的时候。很少有记者不是一次次回到家里，写完了每日的报道，然后希望他能将事实重新编排一遍，来讲述真实的故事。然后他把笔记塞进了抽屉、垃圾篓或者希望之匣，然后继续写第二天的报道。只可惜，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战争、战役、会议、犯罪、采访事故——是难以忘怀的。再次看着他的笔记，白修德记者发现，他的想象和记忆一次次地回到了做记者的那段经历，他想重新编排那些本应呈现却没能呈现真相的事实。由这种重新编排产生的是一种还算不错的艺术形式——美国记者小说。

白修德写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因为他觉得枯燥，他失了业，他讨厌找工作，他被恐惧缠绕着，还有他的噩梦困扰着他。在战争期间，他学会不管什么时候他觉得特别害怕，去除不适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早上把它写下来。然后，恐惧就会像一只蝴蝶被钉在了标本纸板上一样，再也无法展开双翅了。在很久以前，他就是这样写出了中国东部大撤退的报道。但是现在，他整理出了旧的笔记，那些记忆又开始张开翅膀，他想再次将它们钉在纸上。这次他已经41岁了，他想重新回忆起那些困扰20岁时的他的事，在爆炸、火炮、爆破、枪火中，他的美国同胞们，在中国留下了一道从广西的稻田和橘园到白雪皑皑的云贵高原的荒芜地带。就这样，带着练习手指的心态，想将中国大撤退的笔记拼凑成一个有连贯性的事件，他发现他通过打字机走入了那个故事。他永远不会放弃报道，而成为一个小说家，每个记者藏在背包里的小说家梦，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浪漫的幻想。但是，每天早晨，他要花时间从笔记里打出的东西与之前记录下的事实则完全不一样。他不出去吃午餐，不出去参加认真找工作的人或者自由职业者应该参加的面试，而是一直在写作。

一开始他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放纵。但是他坚持将回忆的重新编排进行到底。还有他的妻子催促着他继续，她之前见过几次他将黄色的纸张放进打字机，一年之后，他就成了最畅销书作者。她相信他能写出一本小说，他的所有朋友也相信。他发现他们只能再维持一年的开支了。他们在东区的房子简直贵得有些荒谬，孩子们上的是私立学校，还有一个按周付工资的保姆。为了撑过这一年，他必须将所有的保险都兑现。这实在风险太大了。可是故事越写越长，南希也让他赌一把。

3月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在曼哈顿上完了这学年，他自己孤身一人，寒风刺骨，坐在火岛（Fire Island）上一间小屋的壁炉前写着小说，那绝对是一本小说。

在寒冷、下着雨的晚春，除了关于红色中国的笔记和日记，没有任何读物，像一个大西洋小沙洲上的单身汉驻扎在那里，看上去确实很奇怪。除了一个实地爆破的说明书，他什么文档和文件都没带，他要从碎片中重写历史，现在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拼凑历史了。他要写的故事的开头非常简单：1944年中国东部前线已经溃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白修德曾经追踪过这场前线溃败而向高地撤离，其中科技的应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支美国爆破后卫部队用技术完全摧毁了高速路、桥梁、设施装置和军火库。现在从笔记的碎片里再次回忆起这次行动，他看得更清楚。终于，小说迎来了高潮部分——摧毁涂山（Tushan）的高速路和军火库——里面的人物好像自己在动。他想象中的美国人在做的事，是他在现实中从来没见过他们做的。不知怎的，他们在小说中做的事要比那些年他们切实做过的事更为真实——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多年之后在越南，美国在亚洲的历险真的会误入歧途。在他的故事中，他想象中的美国人为了从日本人手里保护中国，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好心摧毁了中国数百英里的土地。而中国难民成团，像逃避日本人一样逃避美国人。

他将故事命名为“山路”，就在故事写作进入冲刺阶段的时候，作者觉得他的打字机坏了。他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快要完成了，只有一章要写了，打字机这时停止了工作。小说的高潮是想象出来的，那是美国人在怒火的强烈刺激下的一次行动——如果美国人知道未来他们会进行美莱村大屠杀，这可能就是一次预示着美莱村大屠杀的屠杀行动。除了最后一章，写完其他所有内容只花了三个月，又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写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满意的结局，因为白修德没法将小说要求的真相与他认为的事实连接起来。

白修德多年来都坚持认为，这部小说要除去最后一章，才能算是一部好小说。直到几年以后，大概是他第十次溜进电影院观看由他的小说改写的电影，他才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找不到一个令他心满意足的结尾。这一次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在纽约42街街角的一家影院，他后面坐了一排年轻人。屏幕上的爆破越来越生动，每次渐渐加强的爆炸声达到一个高潮时，他们都会欢呼。白修德将科技写进小说的高潮——炸毁涂山军火库，还有美国疯了似的对下一个村镇进行爆炸行动。屏幕上传来的爆炸声十分剧烈。紧接着白修德想传递给观众的“消息”就出现了，他经过了仔细雕琢的结尾被搬上了荧幕。屏幕发出的最后一声爆炸还回荡着，那一群年轻人的领头者，显然看过这部电影，站起来对他的伙伴们说：“行了，这就是这部片子最好看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太烂了。”他们起身离开了，就在他看完结局的时候，他必须承认那个年轻人的判断是正确的。白修德如果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写的结尾，他是拒绝承认对亚洲犯下的罪过的。然而，小说需要另一种结尾——这种艺术形式需要有道德的行为或言论，对愧疚的承认。美国在亚洲长达25年的活动，是出于真诚的善意，但是却是以大规模杀害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白修德无论在电影或书中都无法表达出这一严重的讽刺性。亚洲是一个血淋淋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掺和进去，小说和电影都应该不顾任何风险地将这话说出来。

白修德最后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1960年，那时他已经回到了公共事件领域。他后悔他没能带着该有的苦痛和讽刺重写最后一章，重新出版小说。但是在他所有的书里，他还是最喜欢《山路》。他作为一个外界人士，这本书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成功。这本书被一家图书俱乐部选中的同时也被出售给了好莱坞。这两方面的收入让他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让他得以支付孩子们上学的学费，而不是乞求奖学金。它让他用更广的视角来思考个人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暂时或者一年12个月的生计。

在记者行业外混了一年了，糊口的钱至少还够两年的支出，白修德决定要以商人的身份重返美国公共事件报道领域——出版商。除了富农，没有人能比一个富裕的出版商更独立。

白修德紧锣密鼓地开始酝酿这个想法和计划。

•他曾经有过一个建立一家叫作现代图书的出版社的方案。出版社专门出版新书。其中一个提议是这个出版社每4年时间就会第一个出版他写的“总统的诞生系列”。他发现东区有好几个感兴趣的投资者。但是建立这么一个出版社要长期卑躬屈膝地向投机的富人们收钱，这让他不寒而栗，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方案。

•他决定他要建立一家苏—美出版社。那时索尔仁尼琴还未出现，苏联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科幻小说，质量极高。白修德想在纽约建立一家出版社翻译苏联科幻小说。但是要跟苏联政府打交道，远比跟纽约的夫人们打交道糟糕。

•结果最后唯一有利润的是白修德最平凡的一个主意。他是这样想的：每个人每年都要买的唯一一本书是什么？答案是：新日历。因此他很快创建了一家每年出版一本新日历的小出版社，将一整周铺在两张纸上，现在成了比较常见的日历种类，被称为“日历管理本”。这个主意得到了落实，公司到现在还存在着。但是让白修德害怕的是，一个商人要为哪怕是最简单的想法付出努力和实践，就像出版日历。他必须要找到符合要求并且价格合理的纸张；纸张还必须可以修改字迹，因为人们总是修改日程笔记。最后纸张还要被放进印刷机，从印刷机运到装订厂，从装订厂送到库房，从库房送到经销商。

白修德为了出版社忙活了一年，他越来越尊敬那些创办新业务的小型企业家。是商人把不同的事物连在一起：把钢铁送到建筑工地，把煤炭送到矿山，把石油送到港口，把书籍送到书店。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商人能使二加二变成五、六，甚至更多，而不仅仅是四。他觉得商业的这个奇怪的逻辑，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能理解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二加二总是等于四，而四加四总是等于八，如果结果不是这样的，那么一定有人玩弄了欺诈的手段。

•如果说白修德最简单、唯一有利润的生意就是出版日历，那么相差甚远的最有意义、挣不到钱的就是广播生意——他最熟悉的新闻推送业务。

他已经兜售新闻很多年了，从波士顿的大街就开始了。人们需要新闻，他们对新闻的饥渴就好像口渴需要喝水一样。1958年那个时候，广播站的业主们和全国广播网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将广播站与全国广播网连在一起的是新闻，是即时性的新闻推送。任何人都可以生产、从财团手上买来娱乐、喜剧和戏剧等赚钱的项目，但是一家广播站，要从全球和各国首都得到新鲜的即时性新闻，就要翻新推送网络。广播站的业主们不可避免地要开始鬼鬼祟祟地尝试摆脱对广播网的依赖，开创新的新闻网络。他们希望从广播新闻的推送开始尝试这种可能性，因为那比电视要便宜。1958年春天白修德受邀成为一个发起人媒介小组的顾问，与全国最重要的14家广播站打交道，他们想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解除全国新闻推送网络。

将秘密挑战新闻推送网络的任务交给白修德的，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斯坦福的聪明商人，他在康涅狄格州经营一家划船杂志。斯坦福就是“送信者”。白修德可以拒绝他，但是斯坦福从当事人那里带给白修德的想法是，只要他们——斯坦福和白修德——能够设计一个新闻推送体系，就算与现有的网络效率一样，广播站的业主们就能摆脱对三大全国新闻推送网络的依赖——一开始是广播新闻，然后是电视新闻。

白修德得到了一个巴黎的老朋友布莱尔·克拉克的帮助。克拉克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力的人，之后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副主席，也是该公司无数创意新闻的作者和1968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的竞选经理。白修德和克拉克就像玩耍一样，拼凑出了一个广播新闻推送体系的预算、计划和框架，这个体系将每天播放整整两小时的世界各地新闻，每年只用花150万美元。如果这14个不休息的广播站找到其他愿意一起反抗推送体系的广播站，每15家广播站每年只用花3万美元。对实际编排、工资和线路成本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数字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白修德在纽约的快艇俱乐部秘密会议上给广播站的经理们介绍新的网络。他第一次走进那些装有椽子的大厅里，墙上挂着每年美洲杯赢家的模型。他从未在这么持怀疑态度的听众面前做过演讲。他被聚在这里的重量级人物吓得不知所措了——WGY（Schenectady，斯克内克塔迪）代表通用电气公司；WTIC（哈佛）代表旅行保险公司；WJR（底特律）、KFI（洛杉矶）、WHAS（路易斯维尔）和其他等等相当的势力。这些控制了各自地区的广播站，需要他们自己的新闻推送体系来赚钱。他们对交通网络的依靠是因为，只有钱是产生不了新闻的。怀特向他们解释新闻——人造卫星从太空传来声音，司法部是一座那时还没被发掘的信息金矿，从巴黎发出所有的欧洲新闻要比从伦敦发出便宜多少，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让优秀记者提供的不管有没有多余东西的简单报道，要花多少钱。然后他抛出了他和克拉克想出的主意，将提供园艺新闻、桥梁新闻、商业新闻、电影新闻、书籍新闻和法律新闻以及医药和税务新闻的商业潜力，都讲给了他们。

他为自己演讲的成功彻底地吃了一惊。这些听众里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新闻的事情。这个成功只是因为有钱可赚，而且广播网络推送新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白修德等待着答复，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最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分站发生了骚乱，公司倒闭了。它倒闭的时候，全时无休息的广播站们决定一定要建立起新的新闻网络——假如斯坦福、白修德和克拉克可以在两周之内给他们一个可靠的预算，那么几个月就可以产生一个可靠的新闻推送体系。

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克拉克和白修德当作玩耍的一个主意使清醒的商人们主动献上了上百万美元。有一个问题等待解决：这些密谋人士要与谁打交道呢？克拉克还是白修德？白修德觉得如果这个主意被接受了，克拉克会是执行者，白修德会成为待遇优渥的哲学指导者。克拉克的想法也差不多，但是恰恰相反：白修德会成为执行者，克拉克会告诉白修德怎么做。他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将球扔来扔去，互相推诿。开始被看得很轻的一件事现在被这样严肃对待。他们当中哪一个想要挑战现有的网络呢？他们两个都不想要这个负担和责任。他们不好意思地打电话给斯坦福说，他们中没有人想成为主管。他们要将他们的工作、计划和编排好的主意扔给斯坦福这个倡议者，让他想怎样就怎样。斯坦福很生气，他确实应该生气，他可以倡议但是他不会实施。也许这是白修德做过的财政上最愚蠢的决定了，新闻大网络那时仍很脆弱。组织一个新的推送体系可能能挣很多钱。

那也许也是白修德最接近富裕的时候了。新闻是商业的组成部分，他既了解原材料，也了解它是怎么被卖出去的。他知道怎么从新闻中挣钱，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创作新闻。实际上，他正在写关于这方面的书，那是他的第二本小说。

他通常做生意回家以后就会练练手，以防写作技能退化。就像之前在创作《山路》的时候那样，他的打字机再次出现问题。这次他的故事是关于他学到的出版知识，改编自他在《科利尔》的经历，叫作《第四十层楼的视野》。在一本小说中讲述新闻体系似乎比组建一个广播新闻网来撼动新闻体系要重要得多，虽然听起来很奇怪。

白修德又花了一年时间来写第二本小说，其间他明白了几个道理。

一旦空间广阔到可以让思维发生转变时，人生丛林中的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在写着第二本小说的时候，他想明白了好几个这样的人生道理。他无法准确说出到底是哪个认识将他引回了公共事件领域，但是之后当他试图用明确的逻辑思考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时，他觉得他写小说的时候明白的道理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首先是他意识到小说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文学形式，写好小说是一件多么有满足感的事情。他意识到他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那门艺术，作为一门手艺写小说甚至比写专栏要求更高。他在法国的时候成了一名业余画家，他的其中一幅油画还在当地获过奖。他身为一个差劲的画家最大的收获就是欣赏好画。小说也是一样。他从自己写小说的经历中学会了去欣赏其他人的作品。伟大的小说家就是创造者，读者从他的想象中出发，穿越了想象的层面，并在小说家创造的世界里讲话、哭泣、舞蹈、大笑或者对敌人进行报复。没有比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对人类想象力的贡献更高明、更持久的了。

只是白修德从小说的写作中明白，他根本不用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将小说看成一种疗伤和练习写作的方式才开始写小说的。两本小说在某些意义上都很成功，它们都被图书俱乐部购买，被出版商印出平装本，被电影制作人购买，销量也有成百上千本。很多人会觉得它们是很好的读物——但是白修德知道它们只不过是娱乐，很快被读完，然后被扔到一边，被人们遗忘。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作为记者的一半人格告诉他另一半浪漫主义的人格，小说的世界不适合他。他发现美国小说的世界是被调查、监视着并受到束缚的。在小说家的世界里，批判性言论像警卫一样来回巡视，将小说家关进了指定的围栏里。文学的围栏由大学看管着，里面住着一些写不出故事或是让读者看不下去书的作家，但是他们就像蚕纺线一样，将带有闪光点的句子无限循环地纺成了封闭的茧。遥远的距离之外是滥俗艺术的世界。他们的小说第一页是对准嘴巴沉重的一记拳头，第二页是女孩露出乳头的粗俗画面，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画面。你可以通过封面就辨别出这种书——月光城堡、爬满植物的大门或者是一辆炫目的跑车做背景映衬着一个巨乳的女主人公，写有一行小字：“将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进行制作。”

白修德在小说家的世界里选择的围栏是讲故事者的地盘，那时由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詹姆斯·麦切纳（James Michener）、约翰·赫西这样的人主导着。唉，赫西刚刚离开了讲故事者的领域而转向了文学小说领域，写一些学术界的评论家更欣赏的作品。赫西在小说界和记者界都被一群被称为现代美国现实小说的模仿者和实践者追随。从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起，到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到海明威和赫西，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中有很大比例都是记者业的人。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小说变得更流行，有更广泛的读者群。白修德在那个领域感到他是真正在工作，但是就算在那个领域，他也远不是最好的小说作家。

白修德也许会继续试着写小说，随着他学会更多的销售技巧，他可能会挣更多的钱，但是他自己不能对小说带他进入的世界产生敬意。那是一个散发着文化味儿、塞着矫饰的世界。他遇到并交谈过的其他小说家越多，他越害怕他们的自负。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评论家们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小说家与评论家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比运动明星和运动评论员之间的关系更不健康。白修德习惯了媒体大巴里和守夜等待新闻的记者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工作虽然是严肃的，但是这些人拒绝严肃庄重。在记者界里，每个人既是记者又是评论家，最好的表扬是来自竞争对手少有的直率评论：“昨天干得不错嘛，你个狗东西。”所以对白修德来说，就算是卖了两本书给好莱坞和出版社的小说家，其报酬比中国、巴黎或者华盛顿待遇最好的记者的报酬还高5—10倍，做个好记者还是要比做一个小小的小说家要快乐。

小说的写作最后让白修德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对他接下来20年的工作生涯来说都是绝对关键的：一篇故事的本质。他从未看过哪本指导怎么写小说的教科书，但是在他筋疲力尽地修改两本小说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抹去有关小说艺术的陈词滥调带来的污点，现在他意识到这些陈词滥调都是事实。第一个就是：小说家必须让读者想往下翻页。接着按顺序是：他必须让主人公立即陷入困境，接着他必须让主人公走出困境然后遇到更大的困难。然后，如果小说很成功，里面的人物们就好像活了一样自己走了出来——作者要做的事就是，将夜里在他梦里出现的那些人物的表现报道出来。

认识故事的性质非常关键，因为他向白修德解释了过去20年他在政治报道中无意识做的事情。从重庆的第一声炮响到《科利尔》的倒闭，他一直在目睹和写困境中的人。现在，如果他重新报道政治，他能将他想做的事情写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在他抛弃之前那个公式影响了他整整10年的报道。

如下：

历史就是故事。政治在成为历史的过程中是一群人掌握了权力杠杆的故事。因此，人们必须获得一些领袖。领袖们一定在压力下，在他们或可或不可定义的环境下做出行动。他们不完善的信息阐述了力量、动力、机会、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东西，都需要他们做出决定。领袖们的性格力量的交汇点就是让政治和历史如此激动人心的东西。在写了两本小说，并让他的主人公在想象的困难中有所行动之后，他想报道公共事件——真实困境中的真实人物——就像他从小说写作中学会的那样。

公共事件是一种也许无法治愈的精神感染病。在离开去写小说的三年过去之后，当白修德被邀请用让他最开心的方式——有报酬——重新开始报道时，他几乎是带着伤痛回到了公共事件领域。

他几周前就知道了，文学协会对他的新手稿很感兴趣。他还知道几个好莱坞的摄影棚也十分感兴趣。如果从任何一方得到了好结果，他觉得他不能为了试图成为出版商而浪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他再次获得足够的钱，他只会简单地用钱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

他有欲望。但是当他的欲望来的时候，那也许是他做过的最快的大决定。做这个决定花了他四天的时间，这个决定会主导他接下来20年的生活。

这件经历的开始十分愉快。那是1959年10月15日，周四，“纽约世纪俱乐部”的新成员之夜。他接到了电话，他的好莱坞代理埃文·拉扎尔（Irving Lazar）断断续续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拉扎尔是好莱坞界里的民间人士——在社交场合有魅力，但在生意上雷厉风行。拉扎尔想要一个立刻的回答，好，还是不好，现在就做出决定。拉扎尔在好莱坞，他必须立即打回电话给加莱·古柏（Gary Cooper），白修德最喜欢的明星之一。如果文学协会（确实选择了这本小说）或其他图书俱乐部选择了它，古柏个人愿意出资8万美元加上提成。古柏厌倦了其他影片制作人跟他说的“是”和“不”。白修德新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几乎是心直口快，古柏想买下并且单独演这个角色。行还是不行？快。8万美元加提成。

白修德没有咨询他的妻子，说，行。

第二天他带着南希和她最好的朋友穆里尔·葛丽梅（Muriel Grymes）驾车出门去火岛。天气很冷、狂风呼啸，还下着倾盆大雨，壁炉的火烧得正旺。穆里尔是一个美女，一位勇敢的女性。但是她是搅乱了未来10年政治的无辜者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她比白修德更多地参与了政治，她是战后发动纽约政治改革运动的男女主角之一，到了那个时候是个人都可以反对坦慕尼派政治，或者根本不知道谁助了你一臂之力就把你从贫民窟解脱了出来。就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对自然规律是不是完全有意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就是她意识的中心，史蒂文森说话的时候她害怕得发抖。白修德以逗这个好心、漂亮和高效的女人为乐，她很善于组织一个选举地区，却是如此不能理解美国17.5万个选举区必须靠对于改革者来说很肮脏的妥协而团结在一起。所以他再一次对她讲述他从未写过的故事——1956年史蒂文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故事，还有为什么她为之耗尽精力的史蒂文森从来没有任何开始的机会。他被迫暂停写那个报道，只因为他被号召参加帮助拯救《科利尔》的运动中。他本来可以写的报道，都神奇地储存在他的记忆电池中，并被融化在这里。

他很轻松，被预期中的8万美元的电影酬金冲昏了头脑，讲着1956年的故事和为什么阿德莱本应该等到1960年，共和党人无法忍受尼克松而承诺给阿德莱巨大的支持。他也用总统选举那些肮脏的和技术上的细节来逗他高尚的朋友，那往往是她选择忽视的地方。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道德主义者就是在接下来的10年将美国政治撕碎的人。但是，在他试着向她解释政界的贪婪和诱惑的时候，他讲起话来像一个小说家，他坚信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将主人公放在困境中，然后提高困难的程度，让主人公不知所措，让他带着解决一切的决定和方向出现。这个周末突然变得像家庭聚会，快乐和带有政治色彩。因此他有了这个主意：花掉加莱·古柏给的钱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它来买时间再次开始报道公共事件——但是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他在周一早晨与南希和穆里尔从火岛驶回了曼哈顿，路上他宣布了一个决定。他会用这笔钱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写一本关于总统诞生的书。总统职务是政界的中心。总统的决定翻云覆雨，如果他足够强大，他都可以改变气候。而白修德丰富的政治经历让他明白，国家的决策不管在中国、法国、英国还是美国，总是不可避免地由集权的领袖决定。他会写一本关于即将到来的1960年的选举的书——像写一篇报道一样。穆里尔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还可能是一个空谈保守分子，立即鼓起了掌。她十分确定他会在1960年写她的英雄，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他将写书作为赌注而发生的大起大落中生活了这么久的南希却对此怀疑得多。她说：“如果肯尼迪赢了，这可能是一本好书；但是如果尼克松赢了，那就是个失败之作。”白修德就带着他妻子这样的鼓励开始了写作。

这个想法就是要从头至尾追踪一场选举。随着早期的候选人一个个消失，直到最终只有两位竞选者为了11月份的角逐拼搏，预料之中而又有着意外，报道将会像小说一样被写出来。还有，故事里应该有一个深陷困境的主人公，背负着巨大压力的领导人物。

领导人物——以及困境。那就是故事的主线。

白修德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好的、写这种书的条件。报道总统选举是很花钱的，但是他现在有足够两年旅行和写作的花销。从贫民区到郊区，从导弹到通货膨胀，从中国到德国，他了解困境。他曾经为《科利尔》《生活》《时代》《记者》《纽约时代杂志》报道过这些充满了压力的困境。民主党的竞选者有他喜欢的约翰·肯尼迪、他抱有感情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他认识了很久的哈里曼；还有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他们的竞选顾问里有几个人是他的朋友圈里最有野心的人；以及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一个仁慈的基督教徒。共和党一边的竞选者有他了解并敬仰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大人物艾森豪威尔、白修德不喜欢但很重要的理查德·尼克松。他们都是个性丰富、有气概、有激情的人，但是尼克松是故事的关键——白修德把尼克松当成了小说中的反派人物。

这是白修德作为一个记者知道的一切。

他不知道的事情才是更重要的。比如，他不能预料到新书出版的时间恰到好处。战争结束了15年，教育已经培养出了一群这类书的读者——对解释在他身上发生的报道事实感兴趣的文化读者阶层。掌控了政治的人，将从专门调动文盲，变成专门调动新受教育阶层以及调动新受教育阶层去调动别人。

他不知道的还有，这场有一年之久的历险中将出现一位魅力之士，他像白修德一样相信主人公是解决困难的人。如果要让一个人来诠释白修德眼中人物性格对历史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在20年前曾离开祖国赴战，他是唯一一个能看见这个国家的困境在怎样发生改变的战后美国领导人。还有，对于一个流行的故事很重要的是，主人公肯尼迪年轻、富裕、英勇、机智、博学——而且很帅气。

白修德感觉1960年是很好观察事物变化的一年。艾森豪威尔离开了。除了哈里曼，挑战总统职位的没有战争时期的高层领导人了。如果他想研究人在压力环境下的行为，新领导人的行为就是受到了诱惑做出的。大部分的政治压力来自灾难，美国的新压力是由欲望和希望带来的扭转。8年的繁荣快让这个国家承受不住了，这8年的能量将在60年代爆发出来。美国的导弹总量仍然超过了苏联，海军仍然所向披靡，驻扎在欧洲阵线的陆军仍比苏联军队实力强。美国几乎是完全安全的。在这种安全之后，各种力量开始变化。上百万的年轻人从大学毕业——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大学。越来越多的女性享有着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进入了平等的工作岗位。上百万黑人搬进了大城市，黑人领袖开始教这些新来的人如何施加影响力。各种各样的族群将突然改变被包围的状态，旧形式已经不能容纳他们了。

白修德连续好几周一个出版社接一个出版社地推销他的总统竞选书的主意。他原来的出版商威廉·斯隆联合出版集团非常客气。他们说，他们已经从他的其他书中赚了非常多的钱，他们也应该给他出版这本关于总统竞选这个枯燥主题的书。它可能卖不出去，但是那是他们的义务。其他两家出版社愿意在这本政治书上赔钱，但是前提是，他们还可以出版白修德其他能够赚钱的小说。后来白修德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肯尼迪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麦克·贝西（Mike Bessie），对这个主意有着强烈的兴趣。贝西正在筹划建立自己的出版社，他想要新鲜的作品和想法，他觉得可能确实有看政治书的读者群，所以愿意出版这本关于权力的来源、选举过程和权力如何运用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社都很幸运。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美国人的政治觉醒的20世纪60年代。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在谈论他一个富裕而幸运的得克萨斯石油商朋友时，曾经跟白修德说，“下金子的那天他正在吹低音大号”。白修德也是一样。他正在介入一场选举，作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任何一届选举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直到1976年的选举。肯尼迪是最后一个按老规矩玩游戏的候选人；当选之后，他通过行使了总统的无上特权改变了老规矩。所以等到他被杀的时候，街道和国会、学术界和内阁、电视里和干部会议上的美国政治都是齐头并进的。他被杀时，美国不可逆转地甩开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美国正走向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还有最后是詹姆斯·厄尔·卡特的时期。

1960年的选举对于白修德来说完全是以人物为主的。在对华盛顿进行大量的早期研究和报道之后，从作者在白雪覆盖的威斯康星等着载着肯尼迪的飞机时起，故事就开始了。

肯尼迪议员下了飞机，说：“嗨，嗨，特迪，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关于竞选的书哇。皮埃尔对你还好吗？”

1. 《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库斯勒创作的政治小说。——译者注

2. 密支那（Myitkyina），位于缅甸境内。——译者注

3. 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4. 格雷西大厦，纽约市长的官邸。——译者注

5. 《罗生门》是一部日本电影，电影中不同人物对同一案件提供了不同的证词。——译者注

6. 格蕾丝·凯丽、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金·诺瓦克，都是美国著名女星。——译者注

7. 艾莉诺·罗斯福，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女权主义运动先驱。——译者注

8. 果尔达·梅厄，以色列建国元老。——译者注

9. 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美国科幻电影《巴克·罗杰斯的故事》的主角。——译者注

10. 格洛斯特（Gloucester），这里指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城市而不是英国城市格洛斯特。——译者注

11. 哈特菲尔德（Hatfields）和麦科伊（McCoys），美国两大世仇家族。——译者注

12. 迷尔迪叔叔，指米尔顿·波勒（Milton Berle），美国老牌喜剧明星。——译者注

13. 美莱村大屠杀，1966年美军在越南美莱村进行的屠杀行动。——译者注

14. 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作家，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15. 美洲杯（America’s Cup），指帆船比赛。——译者注

16. 坦慕尼协会，纽约市民主党组织。——译者注

17. 美国俗语，表示时运佳。——译者注

第十章 约翰·肯尼迪：打开大门

至今我都很难看清约翰·肯尼迪这个人。

我记忆中他的形象，就像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记忆中的那样整洁和优雅——好像我还能看见他在进入飞机之前踩在扶梯台阶上，回头伸出胳膊与人群道别。那是一个芭蕾动作。历史记忆的轮廓里全是与他一同出行的愉快。

当然，现在看来很明显，他就是打破了美国传统政治模式的那个人。从那以后所有的竞选和分析的复杂技术都只不过是技术。他中断了统治美国政治长达两个世纪无声的观念——这是一个由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白人国家，这些白人只是在对付起冲突的对手时才给新来的美国人选择领导权的机会。他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肯尼迪终结了很多其他的谜团和固化的假设，一个古老的政治和政府的世界结束了。

但是，他引领的这个新世界将如何成型，我们将拭目以待——正因如此我们无法对他形成定论。

肯尼迪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一个大人物。历史上的他是一个守门人。他拉开了门闩，通过这扇门的，不仅有天主教徒，还有黑人、犹太人、少数民族、女性、年轻人、学者、新闻人和整整一代的新年轻政治家——这些人都要求在我们所谓的开放性民主中分得行动力和权力。

肯尼迪实质上比继任的两位民主党总统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加保守，他对如今珍视他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们抱有合理的怀疑。即使在他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会对阿德莱和“自由主义者们”愤愤不已，而且他成为总统之后曾经向我保证过一次，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剑桥、马萨诸塞、伯克利或加州，他们之间的任何竞争中，阿德莱都会三局三胜。总的来说，直到1960年大选，自由主义者才看到肯尼迪的分量和高贵的品质。这种像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一样的例外，他们把他看成是用父亲的钱买来议员职位的小人物。务实的政客们则把他看得更清楚。约翰·贝利（John Bailey），康涅狄格州的“老板”，是个旧政治秩序的老手，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在4年间从支持史蒂文森转向支持肯尼迪的过程。他在1952年和1956年都支持了史蒂文森，因为史蒂文森有“担当”，那就是选民们想要的总统。贝利可能从未听说过一个罗马民间词汇“庄重”，这个词形容一个公共事务领域的人的重要性是如此恰当。但是1958年贝利能在肯尼迪身上感觉到他想要的那种“担当”，并接受了他给的任务。肯尼迪被杀的时候，因为他的“庄重”，肯尼迪已经被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接受了，就像那些最先选举他的政客和普通人们一样接受了他，因为他优雅、快乐、机智、年轻、帅气。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让他赢得了选举，再加上他在政治博弈中运用的高级战术，以及在时代的潮流中旧的偏见被打破，政治的新形式刚刚开始。

一开始，除了觉得他是参议院中很少会写文章和读书的议员之一，我对肯尼迪没有特殊的印象。1938年他的哥哥和我是哈佛的同学——完全没有联系的那种同学，因为小约瑟夫·肯尼迪和我完全处于社会阶层相反的两端。约翰·肯尼迪则要晚我们两届，是1940届的校友。我第一次听说约翰·肯尼迪，是我非常崇敬的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开发PT-109（鱼雷艇）的优秀报道中将肯尼迪视为一个民族英雄。但是就算赫西欣赏他，肯尼迪是一个哈佛毕业生，我也无法去敬仰老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儿子；他身上肯定有某个污点。还有，麦卡锡的弱点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第一次挑起我对肯尼迪的兴趣的是他对政治权术高超的感觉。他好像是嘲讽却带着希望地看待美国政治，一部分当作娱乐，更多的看作是一种运动。我们第一场会面的谈话随意到我根本没有做笔记。那是1955年初，他是议员。我作为《科利尔》的政治记者给他打了电话，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与他妻子有约要共进午餐，我可以一同前去。议员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很少有时间陪他们的妻子吃午餐，我立即答应了。我们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然而我记不起来这顿午餐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优雅：他比照片里的他更加帅气；1955年，那时他还是一张孩子气的脸，那个夏天他一定在海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古铜色的脸和他栗色的头发几乎被漂成了金色，他就像画册里的人那样帅气。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就算坐在桌边举止也是坐立不安、带着优雅——而且他对辅音的模糊读法也标志着他是东北地区最顶层的人士。

我在笔记中看出，那之后不久，他开始谈论高难度的政治。我那时在为《科利尔》报道1956年共和党提名的早期角逐。肯尼迪毫不畏惧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56年他带着开放的态度和真诚的赏识看好史蒂文森。他对哈里曼没有什么感觉，不喜欢埃斯蒂斯·基福弗，他说基福弗是个不合群的人，不管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没有朋友，他与你握手时会穿过你的肩膀望过去，看他是否应该与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一起。肯尼迪说，关于在1952年会议上高级别的人都在“压迫”他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基福弗只是一个简单的没有朋友的人。

至于他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史蒂文森正在寻找一个天主教的竞选伙伴，他和那时的纽约市长鲍勃·瓦格纳都被人议论纷纷。肯尼迪对此毫无热情，他说他不喜欢做副总统，参加酒会，没有多少权力，赶着去机场问候人们，他觉得那是一份“该死的工作”。但是他假设说如果这份工作来找他，他也不会拒绝。他说我应该与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谈谈，他的意思是戈尔十分想要副总统的职位。

他十分客观地看待自己。阻碍史蒂文森的是什么呢？他问道，然后回答：就说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吧——他们不喜欢史蒂文森，因为他的摇摆不定、书呆子气息，还因为小阿瑟·施莱辛格。他继续说，史蒂文森需要的，是一个战争履历丰富、结了婚的天主教徒。

他从对自己的个人阐述讲到其他的人物，后来讲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他对混乱、无秩序和对峙派别的讲述非常引人入胜——麦考马克家族、伯克家族、肯尼迪家族、德弗家族、海因斯家族，其他一些人，通常会利用共和党的《先驱快报》（Herald Traveler，那时是波士顿的主导报纸）支持对组织最不忠诚的民主党人来搅浑水。（之后的一年肯尼迪将吵吵闹闹的马萨诸塞州政党掌控于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手中，但是现在他就像玛格丽特·米德在描述阿留申人的冬季赠礼节那样讲述马萨诸塞的政党传统。）

我的笔记里有关肯尼迪的事情只有他谈论政党政治时的只言片语。他说，政党没有目标。比如他，是议员劳工委员会的一员，他因为再也没有人留在“留下的人”里而感到惊讶。他在党内的职位每小时最低工资是1.25美元。在艾森豪威尔的10年里光景最好的时候，他知道国会会批准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就算是保罗·道格拉斯也无法争取到将工资提到1.25美元。但是肯尼迪看待政治博弈的方式，就是你必须现在失去一些，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寄希望于你在最后能赢得一些”。

除了那些评论，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人物，直到1960年大选，我们的对话也还是这样。只要是闲聊，无论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肯尼迪都喜欢得近乎贪得无厌，而且他对其他人肯定就像对我一样——像一个高明的小偷，在你不知不觉时愉快地潜入你的印象和记忆。你见过雷·琼斯（Ray Jones）吗？他问。雷·琼斯，“纽约黑人区”的老狐狸，是纽约政界第一批受人爱戴的黑人领袖之一，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琼斯是个怎样的人？他跟林登站在一边吗？我能见到他吗？他能够被信任吗？（我回答是，结果肯尼迪私底下与琼斯见了面，琼斯不久就向别人泄露了这次会面的信息，于是肯尼迪对我和琼斯都很生气。）你见过周恩来吗？周是个怎样的人？你真的认识让·莫内吗？莫内是个怎样的人？莫内是怎样实施他的计划的？

这就是我对肯尼迪的第一印象：他主要是对人物非常感兴趣，他视政治为一场博弈。

一个人物形成了风格，这种风格通过下属的崇敬和记者的投入不断循环地被放大出来，使之树立了这样的公众形象——华丽、讲究完美、帅气并戴着哈佛光环的波士顿爱尔兰裔。他时髦得很自然，具有讽刺性思维，有着散文鉴赏家一样的品位。这些品质结合在一起让跟随报道他的记者们变成了他的一群追随附和者，我承认我算是其中之一。他十分认真地阅读记者对他的报道。如果他喜欢你写的东西，他会告诉你这是一篇“漂亮”的报道，他甚至会引用里面的话。一切新闻记者都想要但是不可能拥有：他总是完美无瑕，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一天要换很多次西装和衬衫。他在任何层面上都是诙谐幽默的，每一句俗语都带着他的一丝智慧。他的模样尤其吸引女性，对女性的态度他实践了一句英国格言“要像对待公爵夫人那样对待一名妓女，像对待妓女那样对待一位公爵夫人”。在威斯康星初选会时，有一天他身边没有保镖的时候，一位老妇女，那是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派疯女人，跟他搭话，问他为什么不支持当地要求学生们立下忠诚誓言的法案。他的下属试图把她拽走，然后他上前非常谦恭地弯下身子，就好像在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那样对她说：“但是你看，当我应征入伍进入海军，他们没有要求我发誓，我进入国会的时候，也没有被要求发誓。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忠诚发誓，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特定的团体这样做。”老妇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微笑着平静地走了。

他对自己的风格把握得很准确。有一天，在他的飞机上，他坚持要我为肯尼迪册子改写《凯若琳》（Calorine）这篇枯燥的文章，小册子会被放在民主党大会每个代表的座位上。“你是这个飞机上唯一一位专业作家，”他说，“你将免费畅饮酒水。”我提出了反对，我是一名记者，我自己埋单，我不是他的下属。我说我还不够了解他，但是他一再坚持，只好尽力而为。后来他又来找我说：“你是对的，这对阿德莱来说会是一篇好文章。但是这不是我的风格，太软弱了，我的风格要更加强硬。”

他对自己风格的把握让他成为一个十分自信的人。几个月之后在洛杉矶，就在他进入与尼克松的最后角逐时，他做了一番演讲，我认为其中一段是精彩绝伦的政治辩词。他说：“尼克松先生和我，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我们没有因为两次大会就突然被冰封住，或者成为琥珀里的昆虫。我们像两条追溯历史的河流，在对河流出现和流向远处的地方进行研究之后，你可以对河流的力量、权力和方向指指点点……”我马上试着找出是谁在背后给他写出这样的文字，我猜，不是他手下的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就是迪克·古德温（Dick Goodwin）。我不假思索地问了好几遍这个问题，最后从爱尔兰帮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告诉白修德，那不是别人给我写的，被琥珀或冰封住的历史是我自己写的。”消息反馈给我的时候，他本人的话可能语气要更加强硬，而他语言和风格中的透露出的傲气却很明显。

对于肯尼迪来说，风格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风格确实是性格的关键，而性格决定了领导力的质量，领导力是国家需要的，也是他在1960年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在1960年大选时，所有这些想法在他的公开演讲中被拼凑在一起，这次演讲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演讲中他给他的总统资格下了定义。“关键的问题，”他说，“……不是农场或者国防……而是总统职位本身……充满挑战性改革的60年代，美国总统将要……这要求总统将自己放在这场战斗的激烈之处，他必须对他引导的人民的命运热心关切……重新打通思想界与权力之座之间的交流渠道。”

这样看来，在一场追求权力的竞选中，再没有比肯尼迪更适合被追随报道的总统候选人了，因为他是这样坚信人对命运的支配作用，以及一位领袖对其时代困境的决定作用。

还有，与这个男人相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是这个时代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对肯尼迪的回忆伴随着笑声，也伴随着痛苦，事实中也伴随着怀旧，有街头的俗语，也有思想家的专业术语。他同时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一来历史上的他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其他美国总统都更难被看清。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太爱他，那些讨厌他的人一点都不了解他。在充满矛盾的回忆中，我追随的这个人将我包裹在一种感情中，我从未完全能够从这种感情中逃脱。

一开始，我就是从肯尼迪对政治的这种竞争者的态度，才发现他最吸引人的品质，就是这种品质让他成为对于我即将写的书的目标而言最合适的候选人，而我的目标就是研究处于政治压力之下的人类行为。

我几乎可以从任何点开始写关于这位博弈者的文字，但是他可能最喜欢我从1960年圣帕特里克节的威斯康星初选开始写起。

威斯康星的这场博弈将把休伯特·汉弗莱无情地踢出去。按照肯尼迪的规矩，这么做就意味着带上威斯康星的所有10个国会选区，其中最反对、对他最有敌意的是现在被废除了的第十选区，这个地区有路德教会牛奶场的农民、木材采伐地和矿石被耗尽了的铁矿。如果他能在第一场初选拿下所有这10个国会选区，就会让其他政治家刮目相看，甚至在大会上没有竞争对手。这就好像在比赛一开场就触地得分了。

肯尼迪就是这么看威斯康星的初选会的。但是他加入了一点令人兴奋的地方：他会在圣帕特里克节穿过寒冷的第十国会选区进行竞选。后来他做总统的时候，也是这种爱尔兰式的热情让他重新命名总统的快艇为“霍尼·菲茨”，为了纪念他的祖父——过去从波士顿街头小混混之一成长为市长。初选会那时还不是重大新闻事件，以后来的标准来说，那时媒体很被动，几乎弱到不存在。那时候，《生活》杂志对一场选举的报道就相当于后来电视的作用。《生活》匆忙但是英明地决定，要将威斯康星初选会中的肯尼迪报道成众多新教徒中的一位天主教徒。不管他们想不想，摄影师都要在视觉上将肯尼迪拍成天主教设定中的天主教候选人。当然，如果《生活》的编辑们能弄到肯尼迪与教皇在一起商谈的照片，那就再合适不过了。结果，就在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里沿着公路驶过雷迪史密斯小镇的时候，一队戴着绿色缎带的黑袍修女站在路边——她们有大概15个人，来自苦痛圣母院和塞维特高中。这是一幅完美的画面，几个摄影师已经在观察这位“天主教”的候选人是否会停车了。肯尼迪几乎是一眼就识破了陷阱，他知道这照片会立即在新教徒的第十选区以及威斯康星的各大报纸上出现，还会在《生活》上出现。然后，好像是立即做出了要接受挑战的决定，小车队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停了下来。他走出来的时候，摄影师们一触即发，修女们将一条亮绿色的缎带别在了他身上，然后他走进了修道院。修道院长走了出来，她是一位圆胖、戴着眼镜的女士，她激动得感谢每一个人，司机、下属、记者，她说道：“他能大老远跑来看我们真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驾车离开了。我喜欢他玩这场游戏的风格和方式。几站之后看上去阴冷、严寒的乡村都在跟他作对，梅隆镇上的集会只有5个人参加。集会的领袖很显然是镇上的醉汉，明显的爱尔兰裔，显然是个一大早开始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人。这个酒鬼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站在大冷天里，因此他邀请肯尼迪去酒吧喝一杯，然后肯尼迪和这个酒鬼，还有肯尼·奥唐纳（Kenny O’Donnell）和我也跟着一起，我们都去了酒吧。肯尼迪开了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向这个听众表达了在初选会为他投票的希望，好让他成功突围。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只要一想起那个欢乐的醉汉后来可能会说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好笑，“肯尼迪？肯尼迪和我？我认识他。因为1960年在圣帕特里克节他和我在梅隆镇一起喝醉了。”当然了，没人会相信这个老醉汉，因为唯一的证人白修德离得太远了，根本不能为他做证。

那是个糟糕的一天，那天要结束的时候我跟肯尼迪一起坐在车里。他郁郁寡欢地从更大的层面解释着他正在参与的这场博弈。他承认，这个乡镇很冷。第十选区的地界超过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半，但是人口比南波士顿和多切斯特市更少。但是他如果能拿下这个如硬石头一样难啃的新教徒地区，他就没有什么不能拿下的了。如果他拿下了威斯康星全部选区，他想不出洛杉矶民主党代表大会后台的那些大人物们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来与他抗衡。他想到了几个大人物的名字——都是天主教徒——还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其中有在华盛顿州再次竞选州长的艾伯特·罗斯里尼（Albert Rosellini）。实际上其他所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也都是天主教徒，因此罗斯里尼想要一个新教徒来做总统候选人。大卫·劳伦斯，宾夕法尼亚州的天主教州长——他需要拿下四个州参议员选区才能控制参议院，而所有这些选区都是新教徒地区；劳伦斯自然需要一个新教徒总统候选人来平衡候选人名单。科罗拉多州州长，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也需要一个新教徒。所以他，肯尼迪，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需要赢得（他后来输掉的）第十选区来向其他天主教徒证明他是一个可以独立发展的候选人。如果他能拿下全部的威斯康星州以及其他的初选会，他接着说：“如果他们拒绝了我，初选体系就永远结束了。”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竞选的钱。他因为桑德尔·万欧科（Sander Vanocur）的一篇报道感到非常生气，里面这样写道：“永远没人会知道肯尼迪到底花了多少钱。”肯尼迪开始仔细地讲述自己的财政状况和他竞选的财政，非常激动地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到目前为止只花了26万美元。结果后来的几年里，万欧科是对的——永远没人会知道肯尼迪在竞选上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时也许肯尼迪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得知，甚至罗伯特·肯尼迪也不知道。也许只有约瑟夫·肯尼迪知道了。而目前为止，既然那天晚上候选人自己有担心，说明他还在规则内进行着博弈。肯尼迪独特的运动精神让他接受每个州、每个选区的规则，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高的还是低的，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而他就是喜欢赢。

我一次次地想起那些他将类似球赛的东西带入政治的瞬间、片段和回忆。那些场景如画般涌现，比如，一天下午在西弗吉尼亚的一辆公交车上——肯尼迪将担任四分卫。他要在一家工厂演讲。他下了车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工作。我记得他的眼睛四处扫了扫，看见工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然后，肯尼迪对肯尼·奥唐纳和拉里·奥布莱恩（Larry O’Brien）打了个响指，就像是橄榄球队队长那样对他们进行战略部署——肯尼去后门，拉里去前门——这里是演讲的地方，将他们集合到我想演讲的地方。奥唐纳和奥布莱恩接到指示离开了，就像两位侧面守卫，防守住入口，将工人们带到演讲处。西弗吉尼亚的运动精神从最高层一路输入到最底层。在一个特别愉快的下午，似乎所有一切都站在肯尼迪这边而对汉弗莱不利，这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登上了他的飞机，我发现他瞪着眼睛。我就问他有什么麻烦吗。他说这是完美的一天，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每个完美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会出错。他刚刚得知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为他宣传）谴责了休伯特·汉弗莱逃兵役。肯尼迪非常生气，西弗吉尼亚州就像田纳西州一样有很多步枪手和步兵，这里的民间文化将勇气视为无价之宝，因此这显然是一个低级的打击手段。他告诉小罗斯福他不想将汉弗莱的战争记录带入这场竞选。这是很肮脏的手段，他很生气。这不是肯尼迪博弈的方式。

汉弗莱和肯尼迪都知道，西弗吉尼亚是他们玩弄最坏政治手段的几个州之一。支持肯尼迪与支持汉弗莱的选民数量不相上下。但参与其中的还有其他人。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们正在将钱投进西弗吉尼亚，来支持汉弗莱反对肯尼迪；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常青藤联盟的朋友也在招兵买马，利用汉弗莱阻止肯尼迪，使民主党大会陷入僵局。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层面，所有人都一样，凭着他对博弈的直觉，肯尼迪觉得天主教对新教这件事一定是他的一张大牌。他在这件事上阻碍了休伯特。没有选民会通过投票给汉弗莱来证明自己的忍耐力，但是任何选民都有可能通过投票给肯尼迪，来证明在这个由90%的新教徒组成的州里自己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选民。最后为了这一点，在周二初选会之前的周日，肯尼迪在当地的电视台双眼直视着镜头给西弗吉尼亚的观众做了一场演讲。

“……所以当任何人站在国会大厦进行总统宣誓的时候，他发了誓要将教会与国家分开，他将一只手放在《圣经》上，将另一只手举起向上帝说出誓言。如果他违背了誓言，他不但是在因违反宪法而犯罪，而国会可以并应该弹劾他，而且是在上帝面前犯罪。”

肯尼迪在电视上从想象出的《圣经》上举起了手，就好像将它伸给了上帝，然后温和地重复道：“这是在上帝那里犯罪，因为他已经对《圣经》发过誓了。”这一下干得漂亮——这一招机智地将他的竞争对手汉弗莱彻底击垮了；这也是在拿历史做手柄，用事实做刀刃的沉重一击，任何偏见或者常识都无法抵抗；约翰·肯尼迪不是教皇的代理人，没有人目睹或听说他相信古老的荒唐偏见。

肯尼迪和尼克松都在现代交流方式的新权力领域玩游戏；但是尼克松觉得是出版社和广播站在控制着这片领域，而肯尼迪却将注意力集中在游戏参与者身上——他们是记者、评论家、新闻人物。他和尼克松一样，绝对都是领先理解了电视在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人，但是他还感觉到了媒体界的无赖们的骄傲和痛楚，尼克松却从未察觉。肯尼迪对媒体界的政治很感兴趣——媒体人物、内部竞争对手、最畅销者、未来的明星、衰落的巨头、出版社的喜好、不受欢迎的读物。他对诸如《时代》《新闻周刊》这样的新闻杂志感兴趣。杂志社内部编辑对编辑的这种斗争和公认的职位移交就像比如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政治斗争那样吸引他的兴趣。偶尔，对比如本杰明·布雷德利（Benjamin Bradlee）这样他最喜欢的新闻人，他会提供绝对独家的新闻报道；或者，当威廉·劳伦斯从《纽约时报》转做美国广播公司驻华盛顿的政治记者时，在他竞选最开始那几周，他让奥唐纳尽可能地给劳伦斯提供任何他想要的有价值的新闻。肯尼迪十分享受地觉得，他可以凭一句话或者一篇报道成就一个人的名声。而我，当我关于1960年大选的书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时候，他写了一小段话祝贺我：“……我很高兴我至少可以提供给你一点故事梗概。”他像几乎所有肯尼迪家的人一样尤其不敬重《纽约时报》，并很享受地戏弄它。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玩弄《纽约时报》的趣事，这段私交是我们友谊的开始。

那是6月27日的傍晚，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大会结束，那是1960年大选之前的最后一站。肯尼迪的私人飞机刚刚要从赫勒纳起飞去东部，这时有人告诉他一个新闻局刚刚出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他被激怒了。报道说，据称他向罗伯特·梅纳（Robert Meyner）提供了一份工作，是新泽西州的州长。整个竞选团队立刻集中注意力，他很快在机场的电话亭与查尔斯·罗奇（Charles Roche）和奥唐纳接通了电话，他们都要去纽约否认这件事。他联系到了《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他的声音马上从他正常的波士顿男高音变成了勃艮第低音，那是在模仿他的媒体主管皮埃尔·塞林格的声音。塞林格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政治活动了，所以候选人自己装作塞林格对《纽约时报》口授否认之辞。时不时有陌生人路过电话亭，认出了肯尼迪并与他打招呼，肯尼迪伸出手说“你好么，很高兴见到你”，然后继续对着《纽约时报》模仿塞林格的声音。

从蒙大拿回到科德角（Cape Cod）是一段很长的旅途，那天晚上无论如何肯尼迪都要乘飞机回家，直到我们越过了密西西比州进入艾奥瓦州时，他都在谈话。布莱尔·克拉克，是肯尼迪在哈佛的同学，那时候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我们三个在回家的飞机穿过夜幕时快乐地相伴。克拉克和我喝着酒，肯尼迪只要他加了很多酸奶油的番茄汤。他还在为那篇说他为了获取梅纳在大会上的支持而给他提供州长工作的新闻感到烦闷——提供这样的工作是一种国家级的犯罪。他说，这个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不专业。“我很吃惊，”他接着说，“政界的人不会问你要工作。没有政客会直接问你要工作的，他们总是通过别人达到目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梅纳的一个助手问过肯尼迪，如果他当选了，他会怎样给梅纳记功，而肯尼迪说的所有话就是，没有鲍勃·梅纳，他不能想象民主党会有谁成为美国总统。我们的状态十分放松，谈话开始变成最巩固友谊的那种闲聊，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他就赢得了我的支持。

我提到：当肯尼迪在后面的房间里举行政治活动时，克拉克和我在海伦娜的书店里查看最畅销书。肯尼迪问，他自己写的书《当仁不让》（Profi les in Courage）卖得如何？我们告诉他已经卖光了。这让他很恼火。他将昏昏欲睡的奥唐纳从座位上叫起来，让他的出版社哈珀必须保证不管他到哪里都有足够的库存，尤其是在大会期间在洛杉矶。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书。克拉克问肯尼迪什么时候会写另一本书。肯尼迪说他竞争不过专业的作家。他的问题是要有足够重要的想法才能把书卖出，因为光靠他的文笔是卖不出去书的。然后他问克拉克，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克拉克曾曾祖父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的书呢？因为卡梅隆曾是林肯的第一个国防部长。克拉克想起林肯曾经说过，他的国防部长卡梅隆除了固定在墙上滚烫的火炉以外什么都偷。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挑出了克拉克话中的政治细节并纠正了他。这句诋毁是出自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之口，那是一位宾夕法尼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但是林肯很喜欢重复这句话，但总是小心地将这句话归功于史蒂文斯。克拉克做出了尖锐的反驳，他说他的曾曾祖父不是腐败。关于西蒙·卡梅隆的事实是，他是第一个为了战争调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工业的人。

肯尼迪对人的名声很感兴趣，他接着聊了下去。他指出丘吉尔写过自己伟大祖先马尔堡的人生，他还注意到名声带有污点的人只能靠子孙后代来光复声誉。克拉克也许也会为卡梅隆这样做。之后，肯尼迪引用丘吉尔写自己的祖先的话：“他年轻的时候将钱看得比激情和名声更重要。”我们从这个话题说到了怎样写好历史。肯尼迪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在爱德华八世的葬礼上的一封信中写的作为历史写作良好的范例，这比罗斯福写的正史水平高，他认为罗斯福的正史是“低分”作品。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美国历史学家的名字，我感到很震惊。我只是把他看作一位竞争型政治家；他现在不是要让我或者克拉克刮目相看，而他的历史学问显然远远不止追溯到当今美国政治的发源时期，他的阅读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博弈的需要。关于历史话题，他最后说，如果他要再写一本书，那会是关于政客是怎么处理事务的——那不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嘛！

过了一小会儿，飞机在夜间的气流中颠簸时，我们继续聊到了时政，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肯尼迪的副总统人选。他第一个提出的是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然后叫我们中随便谁去飞机小阅览室里的宪法里查一查，看赛明顿出生地在马萨诸塞州是不是就不能跟他一同竞选了。然后他提出了林登·约翰逊。就在6个月之前他还觉得，约翰逊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总统的最好人选；他仍然这样认为，但是他现在还觉得约翰逊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现在我们在聊政治。他说，好比阿德莱——你不能理解为什么爱尔兰裔小老太太们要投票给他。换个说法，他忽视了犹太裔和爱尔兰裔之间的区别，还有美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我们接着谈到了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我注意到“种族划分”是一个十分难以衡量的东西。比如：他的父亲，大使先生，是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仍然被认为是波士顿爱尔兰裔，同时他自己被认为是哈佛的人。肯尼迪说，为什么？我说：“你说‘你好么？’的口音听起来像是第二代哈佛毕业生。波士顿的其他人都说：‘你好吗？’”肯尼迪不同意说：“我没有。我是说‘你好吗？’，不是‘你好么’。”他将最后一个字的音清晰地发了出来。

也许就是这时，我觉得我的身份从记者变成了朋友。不知怎么的，带着醉酒之后的疲惫和放松，我脱口而出，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他的父亲，老约瑟夫·肯尼迪，还解释了原因。这让他伤心了起来。他向前倾着身子对我说：“特迪，你以后一定要见见我的父亲，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然而他没有再试着说服我喜欢他的老大使父亲。然后我说还有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那就是他是怎么说我的老师费正清的。在他议员的第一任期，肯尼迪就分帮结派，宣称费正清和我的另一个朋友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将中国输给共产党的国务院里施展共产主义影响的一部分成员。肯尼迪没有做出应答。我记得他将头低下放在手掌上，摇着头说：“不要怪我。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一个年轻的议员没有研究员，没有下属，什么也没有。我犯了错误。”他的懊悔很真切，我都不忍怪罪他了。这时我才知道我内心是想喜欢这个人的，也找不到任何不喜欢他或者作为朋友不对他忠诚的理由。

我们乘飞机穿过了夜空，终于在凌晨到达了科德角，我开始在这里收集一些关于肯尼迪和历史的笔记。就是这次旅途让我明白了与一个候选人谈历史的徒劳。我问过肯尼迪是否能告诉我，在他8年总统任期结束后，他想让美国人民走到什么地步——他觉得他能把他们带到多远的地方。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烦恼，他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但是我的这种问题实在太多了，他快要被我烦死了，他说：“天哪，特迪，你应该能够察觉现在不是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先是党代会，然后是选举，再是国会。等会儿再问我行不行。”

所以，我只能凭作家的标准自己去把握1960年的竞选应该从哪里与历史结合在一起。我之前读过了关于以前的选举足够的资料，又在1956年竞选时做了足量的报道，所以我知道“当日”的报道，晨报和晚报，只是对于报纸和电视很重要。所有竞选中的“当日”的报道都很不确定，口误、日程安排错误、秘密会议、装腔作势的声明、私下交易，都是一些热议了一天或一周就消失了的报道。1960年出现了想象中的、根本不存在的“导弹差距”。在我们对苏联的优势从未这么大的时候，肯尼迪（很无知地）宣称，苏联在杀伤性武器上领先了我们；还有关于中国海岸两座岩石小岛金门（Quemoy）和马祖（Matsu）的热议，肯尼迪（十分正确地）宣称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还有其他一些琐事和一天就过去了的事件，但是其中有两件事就像是直接连接着历史的两座山脉从模糊的回忆中出现。一件事就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事件。另一件事是肯尼迪回到了波士顿。在这两件事情中抑制的情感都爆发了出来，两件事都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坐标。

那时根据我的报道，马丁·路德·金事件时博弈者肯尼迪的一步行动，是赢回选票的一招，而胆小审慎的尼克松却不敢对南佐治亚州监狱里命在旦夕的黑人领袖表示关切。我是将其作为了一场两个政治博弈者之间的竞赛来写的。但是现在据我所知，这件事还不只如此。

肯尼迪曾试着在大选年的6月支持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运动的列宁。他们在肯尼迪纽约的公寓里见过面，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金比那时候大家印象中的他更加固执和忠于信仰。在肯尼迪得到提名之后，他们俩又见了一次面，这次是8月下旬在肯尼迪位于华盛顿市区的家里，当时却是一次滑稽的对黑人领袖活动的错误安排。由于一次根本没有想到的管理失误，肯尼迪在他的家里同时被安排了两场会面——一场是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还有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另一场是与他们的黑人领袖对手小马丁·路德·金。为了避免出现“肯尼迪家的黑人之夜”的局面，这些黑人被分为两拨进入了不同的会客室，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肯尼迪到了以后，他在一个房间里与威尔金斯和韦弗吃晚饭，然后与他的助手之一将他们直接送到机场。

然后他坐下与金进行商谈。在这场紧张的大选中，黑人的选票是关键，而金是动摇他们的关键人物。但是，现在金是站在无党派的立场上，不会做出任何承诺，除非肯尼迪深入南方，前往亚特兰大，与金的南方基督领袖大会公开见面。肯尼迪原则上同意了会见，但是想要一些时间去规划地点、日期和具体安排。金失望地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周谈判都一拖再拖。肯尼迪想把会面地点定在纳什维尔或迈阿密，但是金想要在亚特兰大。谈话继续，肯尼迪不得不屈从时况。

要主导竞选，不在意马丁·路德·金的公开行动是不可能的。随着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众多像往常一样引起关注的话题当中，“午餐柜台”话题十分引人瞩目。这是一个注定后来要被热议的主题，但是是马丁·路德·金在1960年让它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现在人们难以想起，20年前在美国很多地方，黑人与白人同坐在一个柜台上吃三明治或喝可乐是违法的。而在1960年10月19日，周三，在亚特兰大瑞奇百货店的木兰厅，一些年轻的黑人学生与白人坐在相同的柜台点三明治以示抗议。马丁·路德·金加入了他们，他们都因为违反了佐治亚州法律遭到逮捕。这时，被看作美国竞选中正常背景音的东西成为直指两位候选人的问题——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标志性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对于马丁·路德·金因为坐在午餐柜台上安静地坚持自己的权利被捕，你有什么要说的？这种权利是公民权利、人权还是法律权利？对于除马丁·路德·金以外的所有的抗议者都在五天内被释放了，但是他还在乡下的牢里戴着手铐，也许还有生命危险，你会有什么看法或做法？他怀孕6个月的妻子总是担心白人最后会将金杀掉，现在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已经被处以私刑了——你会怎样安慰她？或更重要的是，你会怎么帮助她？这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一个黑人，被拘在离佐治亚州普兰斯不到150英里的国家监狱里。

肯尼迪竞选班子里的人权专家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现在成了所有这一切的倡导者，他是圣母院（Norte Dame）法学院的教授，一个热心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乐观的人。沃福德坚持，肯尼迪必须做出行动避免这个黑人领袖被种族主义者杀害在监狱里。10月26日，周三，沃福德联系上了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之后萨金特联系上了在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的肯尼迪本人。肯尼迪从机场直接打电话给了金夫人，表达了他的关切，并说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她丈夫的安全。他这样做是受到本能而不是利益的驱动，因为当一个黑人领袖根据法律被囚禁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好心人站在他的立场会置之不理，任其在种族主义监狱里受到可能的伤害。但是——很重要的是——当肯尼迪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时候，他很沮丧，他发现自己的干预行动已经被公开了。在纽约被问及的时候，他说，是，他已经承诺他会尽力让马丁·路德·金安全地离开监狱。他不知道他会因此失去的南方白人的投票多还是得到的北方黑人投票多，于是不能在得票率上松一口气，他必须凭着直觉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时博弈精神还伴随着更强大的东西——一种历史感、一股将美国带向彼岸的浪潮。

竞选期间，我曾经在远处观望过肯尼迪使出招数，因为那一周我与他的对手尼克松在一起。金的危机已经转移到了里兹维尔（Reidsville）监狱，通过这个转移，我得以坐上尼克松中西部的竞选列车，而尼克松不能下定决心他要怎样进行对弈。尼克松是副总统，司法部是他用来干预竞选的工具。但是，尼克松没能及时下定决心，最后错过并失去了时机。我比较倾向于相信，肯尼迪是出于人道才想要金出狱——他正在为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努力着，那就是后来的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

肯尼迪那一周与他竞选的最后几周都在政治竞选的历史中凝成了永恒的时刻。

肯尼迪本来不需要在竞选的最后三天回到新英格兰，这场博弈根本不需要他这样。他和尼克松在诸如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关键州的选票非常接近。新英格兰对肯尼迪来说是十拿九稳，稳到根本不需要在新英格兰花时间。如果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博弈政客，他会在太平洋海岸结束他的竞选，争取加州的得票，然后飞回波士顿他的老家为自己投票。但是出于一贯的风格，他想回家。

竞选期间他一直在改变，我从多方面记了笔记：他对自己更加确信，变得没那么尖锐，讲话的语速更慢了，口音从上层人士的连音变成了更婉转的高音。城市街道上就像候选人们梦想中的那样有了汹涌的人潮，群众已经开始带起了竞选的节奏。我写道：“在拥护肯尼迪的人群中，会突然感觉到一波波的推力从远处涌来，这股推力总是来自人群的后方，就像一股越来越大的波浪，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力量，直到将前排的人群挤压在拦截的木栏上，木栏开始破碎，警察就会赶紧加固木栏，将人群向后推搡，然后人群开始产生一波反方向的推力，千千万万个人无助而疯狂地在来回摇摆。人们会记得那时的呻吟……吵闹和叫喊。”最后两天他决定要将一切带回南新英格兰，这个国家最纯粹的天主教领地，1960年那时三个州都是天主教占大多数，因此对于肯尼迪来说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他将它们作为他竞选的尾声。

竞选的最后两天开始于11月6日，夜里12点30分，肯尼迪一行人降落在了布里奇波特机场，履行他对约翰·贝利（John Baily）某天会去康涅狄格州的承诺。这一天对贝利来说仅仅只有周一的凌晨到上午过半，但是由于贝利付出的努力，肯尼迪想给这位长老、他的盟友之一一次完整的竞选活动。贝利，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成长于基层政治，但是他有全国性的思想，这使他成为新英格兰州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型人物。他与亚伯拉罕·雷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州长共同控制着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党政，其权力范围包括从利奇菲尔德山的小镇，到布里奇波特、沃特伯利、哈特福德和诺哥塔克谷成型的基层工业社区。贝利施加影响力号召上街或者投票的立场鲜明的群众之多，只有迪克·戴利（Dick Daley）在他的盛年才能做到。但是此时那个漆黑的夜晚，贝利不仅带着忠诚和热情，还有艺术和本领，就像一个马车夫想让主人刮目相看而奋力让马儿奔腾。

对于21年前离开了新英格兰的我来说，那个夜晚陌生而令人感动。我从小就很蔑视波士顿基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党魁们。但是我了解了约翰·贝利的全国性视野并对他产生尊重，而且自从我与肯尼迪产生了私下的感情，我就开始将肯尼迪所有的随从都当成朋友。现在贝利正在向肯尼迪和记者们展示一个老式党政人士能做的事。布里奇波特27英里长的生产线上制造从武器到缝纫机的各种钢铁制品，而沃特伯利制造从锁到纽扣的各种铜制品，贝利将每一位民主党的市长、首席行政委员、普通行政委员、镇委员、镇财务主管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以及想让肯尼迪当选的新英格兰公民都叫了出来。党政人士召集了消防车到处闪烁着警戒灯，警车到处旋转着红色的警灯，还有救护车鸣笛，来宣布肯尼迪的到来。桥梁、天桥和小型建筑上挂着向回家的他们的天主教王子致敬的标语、海报和横幅。

30年前这里就发生了剧变，那时政客在1928年的胡佛风波中就注意到了三个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镇——布里奇波特、哈特福德和纽黑文，三地都信仰天主教——大多数人都支持史密斯。这三个镇子就像是在康涅狄格州坚定的共和党新教徒巨浪中凸出的天主教小岛。如果有人进一步查看1930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就会发现超过2/3的康涅狄格州公民都是海外出生或者父母在海外出生——这些孩子很快就会变成投票的大多数。那时候海外出生的人大多是天主教徒，也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贝利掌权始于他将哈特福德当地的三个不同的民主党地区——一个爱尔兰区、一个意大利区、一个犹太区——连在了一起。然后他凭本事营造了一个州级的党政，将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裔加拿大人、犹太人和一些民主党人结合在了一起，1960年的11月州东部的所有政治家中数他对整个州的控制最为紧密。现在他把每个团体都叫到了工业带上，不仅仅是命令和纪律使然，还有向往。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康涅狄格州的天主教徒们会发生背叛，还与共和党投出一样的票，正如他们到处背叛别人那样。但是1960年的那天晚上，他们自发前去，随着队伍与他们的犹太裔州长雷比科夫和爱尔兰裔老板贝利，还有他们的英雄一起前进，夜晚将他们的轮廓衬托得非常清晰，这次接待已经超越了政治或者欢庆的意义。那是天性，所有人像野兽那样叫喊着，长久压抑情感的人群沸腾了，直到凌晨3点的时候，在沃特伯利的绿化带上，市长请求肯尼迪让群众回家睡觉。他说，他们一早还要上班。于是肯尼迪演讲之后试着让他们回家，但是他们不愿走，成年男女们大声喊着：“我们爱你，杰克，我们爱你，杰克。”

在那之后，竞选的最后一天，肯尼迪突然来到了缅因州，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逗留（为了谴责威廉·勒布，那时和现在整个国家最不公正的报纸出版人），又在罗得岛州降落，美国最天主教的州，夜里晚些时候又回到了波士顿。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小插曲发生在周一一大早，当我们从沃特伯利离开经过康涅狄格州北部时。这里，在被肯尼迪的支持者们拥堵的街道上，有一家人在撒满秋叶的草坪上勇敢地站着，独立、无所畏惧，他们家的草坪上有一行标语“副总统亨利·卡伯特·洛奇”。家里的每一个人——父亲、母亲、孩子们——胸前都戴着橘红色的洛奇带，像是法国荣誉勋章的绶带，他们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活生生的画面：集中精神，大拇指放在鼻子附近，给这位天主教候选人行着标准的拇指礼。

如果说康涅狄格州的接待是野性的，那么波士顿的欢迎就是疯狂的。我还记得我们一行的车队和巴士两边的击掌声和轰鸣声。我记得我们媒体巴士在人群中一点点前进，客观地思考着我们是否要将人们撞到，因为肯尼迪还与一个来自法尼尔厅的全国性电视节目《自由摇篮》（Cradle of Liberty）有约。而就在我们从脏兮兮的萨姆纳隧道出来，驶上了波士顿中心大街时，我潦草的笔记中我自己能读懂的部分是这样写的：“有位的警察……白色的头盔……狂野的人群……空中的五彩纸屑……不能移动……鼓乐队，羽毛帽子……男人，厚呢子海军外套，陆军外套……更多的警察，白色的头盔浮动……卡住了……尖叫的人，疯狂……现在两边各有20名警察，白色的头盔……”我们成功地挤出了尖叫着的凯尔特人群，到达了华盛顿大道，美国最狭窄的主干道，笔记读起来是这样的：“人们涌向商店橱窗……看起来像人体模特……五彩纸屑像下暴雨一样……完全崩溃了……”

我们从这里移动到了斯塔特勒酒店，肯尼迪在这换了衣服，一刻没停就离开了，去了两个指定的地方：第一个是在波士顿庄园与他的波士顿老选民们见面，第二个是去法尼尔厅通过电视录制节目与全国的选民见面。

波士顿庄园集会是那种见过无数集会的政治记者会参加但是不重视的集会，我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笔记将这次集会变得远比法尼尔厅的演讲要重要。在法尼尔厅，保罗·列维尔组织“自由之子”的地方，肯尼迪用他的演讲稿写手们的稿子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但是在庄园内，在革命预谋者们的老北部教堂旁边的供摔跤手、冰球手和运动员大汗淋漓的运动场里，他是用自己的演讲稿进行演讲。他可以面朝观众，清楚地看到：前下方铺天盖地的雇佣政客、坚定分子、追随者、眼红的政敌；还有波士顿裹着披肩的爱尔兰女士，她们曾经参加过所有她们确定不会爆发争吵的集会；这一次，还有少量非常重要的哈佛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会是未来的风云人物。

他必须很快地做完他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他在电视镜头和整个国家面前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这里，在这次波士顿集会中，凯尔特人和盖尔人终于彻底地超过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他在这里逗留了一会儿。主持人放弃了介绍环节，因为群众只想欢呼。外面的警察们在用棍棒驱赶着后来的人群（波士顿的警察那时候用棍棒作为交流的工具），当他们关上了有波纹的铁门时媒体的人试图穿过人群，警察也用棍棒打了媒体的人。但是园内的肯尼迪对此全然不知，正优雅地做着一场演讲，欣然地记着时间和他与电视台的约定。

他读了一遍马萨诸塞州所有民主党议员的名字，这在美国每个州的政界都是必要的礼节，来表示对他们之中每一位的认可。我手抄记下了这份名单：“……我在这个州杰出的竞选伙伴，汤姆·奥唐纳……我们需要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来为进步性的立法投票……乔·沃德（Joe Ward），我希望其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爱德华·麦克拉夫林（Edward Maclaughlin）……我们敬爱的朋友约翰·麦科马克（JohnMcCormack）的侄子……汤姆·巴克利（Tom Buckley）……约翰·迪瑞斯科尔（John Driscoll）……凯文·怀特（Kevin White）。”

这张候选人名单上全是爱尔兰裔——我小时候听说过一个词“全绿选票”就是指这种情况。肯尼迪将他所有的祝福给他们。然后他开始变换话题，试着使观众回到原地：“我来到的这个波士顿的庄园，位于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这是60年前我的祖父代表的地区，14年前当我初次被选为众议员时，我有幸也能代表它……”

他继续说。但是这次，他没有使用“记得”，或者愤世嫉俗的人曾经称之为“爱尔兰标签”的那一套，“爱尔兰标签”是指爱尔兰裔在斗争中互相扣上“比肯山”（Beacon Hill）候选人的帽子，是指通过扬基人参加竞选或者得到扬基人支持的人。给别人打上这样的标签曾经与现在的“种族主义者”标签效果一样好。但是那个时代离肯尼迪太远了，他得绞尽脑汁才能想起他祖父的言辞。当年菲茨杰拉德家族、沃尔什家族、吉姆·科里（Jim Curley）、凯文·柯立芝（Kevin Coolidge）家族、亨利·卡伯特·洛奇家族的老老少少还有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家族所有的人，从他的话语中逐渐消失了。他对大厅里的人没有很严肃，就算他支持堕胎、通奸和离婚，这群人还是会投票给他的。但是他爱他们，就像他们爱他那样，所以，他脑子里将1960年大选的所有演讲和集会的词语进行自由组合之后，拼凑出了他想让他父亲、母亲、祖父的人民想听到的内容。之后，就像他在洛杉矶流畅地说出了历史河流的比喻，现在他努力地自己表达出他脑海中的言辞，也许这就是对为什么会有人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最好解释。

“……我不是为总统的名头竞选的，”他说，“在国会待了14年时间，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份空洞或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竞选美国总统是因为那是行动的中心。”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他在演讲台上说出每个词时都用食指优雅而缓慢地点一下，继续说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总统的主要职责，就是在美国人民面前设置好我们国家未竟的公共事业……”

底下的人群起身欢呼，然后他溜到了法尼尔厅，出现在了全国的电视屏幕上，诵读了一份呆板的文稿。第二天早上，他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西边尽头一侧的旧投票点投了票，那里以前是犹太居民区，然后他起身前往海厄尼斯港（Hyannisport）。之后一天的早上他被选为了总统。

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1960年大选应该是一个高潮性事件。但是，我写的关于它的所有词语和页面都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进行自证。

两位候选人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外交政策了，而从他们的言辞中，很难看出谁更勇敢或者谁是比较弱的冷血战士。肯尼迪坚持“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再一次行动起来”，尼克松坚持说他最了解怎样“不用屈服而维持和平”。他们喋喋不休地在说同一份政党承诺和反对项目的清单，自从1946年以来，其内容已经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滥用到了污浊的程度。两者都宣称，他们自己是未来10年即20世纪60年代的代言人，但是我没有想起一篇能让人记住的演讲或文稿，是关于标志着这10年伟大的公民权利斗争、越南战争、女性意识的觉醒、年轻人的激增、生活方式的改变、堕胎、毒品、税务体系的巨大变革的——不管是我的记忆还是笔记中都没有。

1960年大选显然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没有特殊事件的。但是这只是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较而言的——1964年的大选发生了戈德华特（Goldwater）事件，1968年大选发生了街道流血事件，1972年大选麦戈文（McGovern）自由主义的信仰使他成为众矢之的，1976年大选中卡特的品格，在人们对水门事件尤为新鲜的记忆中，显得格外出众。

1960年大选没有特殊性，只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到肯尼迪本人使特殊具体化了，而特殊性不在他的话语中，不在他的优雅中，也不在他的提议中。特殊性在于他的出身：他是个天主教徒，属于主流的美国领袖之外的种族。选举肯尼迪为总统，就等于声明这是个与历史上的美国不一样的国家，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它的人种和种族模式很快会变得非常不一样，这使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完全让人捉摸不透。

1960年政界从根本上引发了一次人口的剧变。也许自从格拉古时代起，就再没有哪个80年，像美国从1880年到1960年那个时间段一样，政治体系发生如此大的社会和种族变革了。从格拉古时代（公元前133年）到恺撒越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由农民、自耕农、公民战士和贵族领袖组成的，波力比阿斯（Polybius）称之为自治和不朽的罗马共和国消失了。它的成功和法律使罗马同时聚集了权势之士和无产人士，也赋予了西西里岛人、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高卢人自治权。由于罗马法规定罗马是投票的唯一合法地点，新来种族通过羊圈来投票和帮助选择罗马的领袖，其影响力与人口完全不成比例。恺撒结束了这个体系，因为罗马的旧法律无法适应新的人口，他选择将操纵选举的人从罗马赶出去，而不是成为操纵选举的受害者。

美国近期的未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在肯尼迪之前80年的人口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如果人们不试着衡量肯尼迪祖父时期的美国到肯尼迪时代的美国之间种族发生了何种剧变，就不能理解选举他成为总统的重要意义。

1894年，有着“亲爱的菲茨”昵称的老约翰·肯尼迪·菲茨杰拉德第一次从波士顿来到国会时，美国人口普查就刚刚首次做出了对美国宗教假定而官方的预测。它估计那时6436.1万的美国人口中大约有惊人的13%是天主教徒——822.7万人。但是这些人被浸染在了新教文化中，是说着烂英语的工人阶层（沿海的一些爱尔兰裔在19世纪50年代逃避饥荒来到波士顿，至今还只说盖尔语）。当时华盛顿为数甚少的天主教议员，还没有黑人干部会议的团队影响力大。天主教徒几乎全是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少数是说法语的天主教徒（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有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徒（在墨西哥边境）。他们大部分都属于下层阶级——大多数都受人怀疑。

根据移民数据的记录，随着20世纪的到来，另一支天主教移民从意大利、波兰、波西米亚、说法语的加拿大来到美国。现代美国也迎来了它在原则与偏见之间的苦恼，美国到底是一个地方还是民族，是概念还是国家，至今都没有定论。20世纪20年代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已经在大城市——波士顿、水牛城（Buffalo）、哈特福德、纽约、芝加哥，一直向西到奥马哈和圣保罗——取得了超越大部分移民团体的领导地位。然而，阿尔·史密斯（Al Smith）在1928年的经历只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因为傲慢，天主教徒仍只占总人口的16%，而且很少人在教育、新闻、工业或金融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史密斯的竞选希望渺茫。但是文化塑造着家庭生活，随着天主教徒出生率上升，总人口的出生率下降，预测指出1940年美国的天主教徒人口将达到2100万，1950年达到2700万，1960年达到4300万，也可以说是总人口的1/4。一位天主教学者，圣母院大学的唐纳德·巴雷特（Donald Barrett）博士估计说，在肯尼迪当选的前10年，美国天主教人口上升了35.8%，总人口上升了16.6%，或者换句话，按照他的说法，“1950—1959年期间，美国总人口增长有41%是源于天主教徒人口的增长”。

这就是那时候肯尼迪面临的人口增长状况。但是，即使数据帮助政治家和学者们定义了这种人口增长，直到数据被分解成不同部分，政治家才能开始制定策略。1928年的数据对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不利。现在到了1960年，数据对肯尼迪是有利的。4年之前，肯尼迪的智库人士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还有肯尼迪的私友约翰·贝利，准备并公开了对美国天主教徒占投票总人口20%或以上的州的政治或宗教上的大概分析。他们试图证明，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会对占有261票的几个州的民主党选票有助而非有害，而当选需要269票。1960年，人口增长提高了美国每一个州的天主教徒选民比例，而在至少三个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天主教徒都是绝对的大多数。在马萨诸塞州的选举之夜，肯尼迪得到的民主党选票从头到尾都是天主教徒投出的；在罗得岛州，天主教徒远远超过了新教徒，直到后来有的新教徒进行反抗，就像黎塞留时期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那样反抗。在1960年的罗得岛州，州长、副州长、州政府秘书长、众议院发言人、参议院主席、两院领袖的多数、首席法官和州最高法院四个联合法官中的三个——都是天主教徒。在那时美国最大的州纽约州的62个郡中，57个郡的民主党郡委员会成员都是天主教徒；还有其他5个郡，两个是犹太人的，只有三个是新教徒的。在没有一种逻辑能说得通的地理学模式下，天主教徒成为一个又一个州的州长。从远处的西北地区，州长罗塞里尼（Rosellini）在地图上的华盛顿州打下了一桩，沿海岸线到加利福尼亚州，派特·布朗（Pat Brown）最近当选州长，再跨越密西西比河到俄亥俄州，麦克·迪萨尔（Mike DiSalle）是现任的州长——除南方腹地以外，天主教徒做州长已经成了常态。

一系列先知人物追踪研究过崩溃的人口浪潮，这种浪潮甚至影响了国会议员的人口比例。1960年，在434位众议院成员中，天主教徒超过了任何其他单独种类的议员——98名天主教徒，与之相对的是94位循道宗信徒，72位长老会教徒，67位主教派教徒，66位浸礼宗教徒，一直到最后是12位的犹太教徒。但是在参议院，情况却大不相同——天主教徒人数在选区所占的人数比例远小于其他教派。自称为循道宗信徒的参议员人数最多（19位）；然后是主教派教徒和浸礼宗教徒，各14位；然后是天主教徒，只有12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种巨大比例差异就好像在表明，在国会选区，较低社会阶层的美国人相信，天主教徒议员们能称职而真实地为他们发言。而在更高级别的参议院，决定战争与和平、通过条约与外交政策、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地方，美国人还是倾向于传统上的新教徒来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保驾护航。宪法规定，可以单方面发起征税的众议院回应的是选民的请求，而参议员回应的是国家的请求。

关于对1960年历史的回味，还有直到那时传统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对他们在美国政治中角色的认识，我很清楚地记得关于约翰·贝利和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之间纠缠不清的一段往事，两人都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党魁贝利是天主教徒，他得到承诺，一旦肯尼迪当选，他就担任全国民主党主席的职位，这是典型的奖励和回馈。但是鲍尔斯，是一位论派教徒，前州长，肯尼迪任命他去领导搜寻决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人。显然贝利并不同意对鲍尔斯的任命，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他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忆了往事，并告诉了我后来事情的经过：他，贝利，是州民主党的党魁，在1948年将康涅狄格州州长的提名给了鲍尔斯。在激烈竞争后，鲍尔斯赢得了州长职位。第二年，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雷蒙德·鲍尔温（Raymond Baldwin）辞职了，给新上任的州长鲍尔斯留下了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职位。贝利想让鲍尔斯将那个职位给自己，但是鲍尔斯拒绝了他。鲍尔斯决定任命他的老朋友威廉·本顿为参议员，根据贝利的回忆，那是因为，鲍尔斯说本顿比一个哈特福德地方的政客更适合处理外交事务、战争与和平、联合国与核武器。所以本顿成为美国的一名参议员，而贝利被甩在了后面，仍然是个抽着雪茄的康涅狄格州党魁。后来幸运的车轮转动了：鲍尔斯在1950年再选失败，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直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贝利仍然是党魁，但是鲍尔斯再次要求民主党提名他为州长。根据贝利讲述的事情经过——他时不时停下来抽一口雪茄，享受地讲着——他在位于主干道的住宅里接待了鲍尔斯，他曾经出生的卧室成为他的办公室。贝利听着鲍尔斯提出了要他支持提名的请求。然后，还是贝利自己说的，他回答道：“切特，5年前你做州长的时候，我就坐在你桌对面，你做出了我不适合做一名美国参议员的决定，成为参议员需要像本顿这样的人。那好，现在我决定你不适合做州长，我要支持一位犹太人做州长，切特，我要支持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做州长，因为我觉得他比你更好地了解这个州……也许我确实不懂外交事务。”

就这样，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这种社会偏见很大程度上仍然笼罩着1960年的大选。但是在这场宗教的对峙当中，有一样东西从未在竞选中表现出来，那是两个世界观、两个相斗的哲学观，它们都在改变，双方都让它们曾经统治的文化慢慢失去了控制。

美国政治来源于新教徒的伦理——他们相信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是直接向上帝负责的，不用经过牧师的干预和调解。这种伦理已经融入了政府工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男男女女们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必须通过努力使自己得到回报。没有哪儿像美国这样一个无垠、开放、自由和肥沃的地方一样欢迎这个理念。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辛苦耕种，不放松不偷懒，好好照顾妻儿，那么幸运和上帝就会回报他付出的辛劳。

美国新教徒文化统治政界直到1932年——那时新教徒文化在市场中崩溃了，饥饿和失业嘲笑着自给自足的爱默生式哲学。罗斯福是拯救了这一切的人，他从遭到破坏的政治文化中走了出来。他给了民主党最后的政治信条：在一个现代工业体系中，每个人的努力都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保证给每个想工作的人机会，不让人们饿死，给老年人养老金。

很少有分析者能够理解罗斯福——一位高教会派主教派教徒，他们思想上赞同新教或天主教神学可以适用于政治。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也同样不能理解。但是，相比新教政府传统而言，罗斯福的一套政府哲学远远与天主教政府传统更相符。历史上，教会总是与国家结合——来维持道德纪律，做好事，喂养穷人，教育年轻人，主导家庭生活。历史上的天主教文化在生活方式、礼节、仪式和庆典上与政府相统一——甚至有时候连拷问的范围或床上的习俗都一样。在欧洲好几个世纪里，所有人都被夹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而自从共和国建立之始，美国的新教传统就试图分离两者的职责。对于上百万的美国天主教徒来说，罗斯福的政府方法用某种他们自己也解释不了的途径，补充了教会和国家共同担任救助施与者、医院管理者和老人和孤儿的抚慰者的传统。仁慈对于上百万的新教徒来说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就这样，罗斯福在政治上将天主教徒们与民主党连在一起，同时将新教徒分成了工人阶层和企业家、富人和穷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宗教形式保留了下来，顽固的信条也保留了下来，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对一些诸如“福利”、“死刑”、“控制生育”等关键词语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

就是在罗斯福的时代，这个国家的文化，不管是新教文化还是天主教文化，都开始改变，而战争加速了这种改变。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都认识到了这个正在改变的大环境——一个是肯尼迪大致是要加强政府的管理，而另一个，尼克松，在赞美爱默生自给自足的理念。

我没有以这种哲学思想方式来报道1960年的竞选。如果我这么做了，没有人会出版也没有人会阅读我写的东西。我也不必这么做——我是为了写一本书来进行报道。为了那本1960年的书，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将注意力放在重要人物身上，然后是政治斗争，最后才是宗教。我发现思想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实在是很难把握。

我只能用几个表面事实来报道出宗教影响：阿肯色州浸信会出来反对一个天主教徒成为总统。同样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新教徒和其他支持政教分离的美国人联合会”。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诺曼·文森特·皮尔教士会。我必须用一些小插曲来补充事实，比如我在西弗吉尼亚大道雨中遇见了两位老妇人的难忘记忆。我当时与玛丽·麦克罗里（Mary McGrory）挤在一把滴雨的伞下，她也是波士顿人，在拉丁语女校上的学，我们听见了两位山里妇人在解释她们为什么将票投给了汉弗莱而不是肯尼迪。“如果我们的国父们想让一位天主教徒做总统的话，”其中一位说道，“那么他们就会在宪法中说出来的。”上百万头脑简单的顽固分子都是这样想的，三K党是这样想的，脑子转不过弯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对1960年大选的报道中省去的是“憾事”。对于任何记者来说，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遇到不会吠叫的狗这种“让人好奇的巧合”时，柯南·道尔（Conan Doyle）会让夏洛克·福尔摩斯描述什么。有时候，不发生的事情要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1960年没有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疯狂的偏见。有组织的新教教会拒绝站在反对肯尼迪的立场上。美国每个全国性的宗教大会——浸信教、主教派、卫理公会派、犹太教、长老会、公理教——都宣布中立，不做出任何政治承诺。

当然了，我可以写得不那么常规，我可以在我愿意的时间愿意关注什么就关注什么。所以总的来说我继续将宗教考虑在斗争中，但只是它大致上被放在了“未来”的编辑任务里。所有编辑都会列出他可能会提前进行报道的“未来”计划。1960年，宗教改革日在10月30日。那一天，传统上老一派的新教牧师会讲述一些故事，是关于为了道德而奋起反对神父的教条的烈士们的故事。那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场合。很多编辑和记者都将这一天标记为大选的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仅次于电视大辩论，肯尼迪的人知道，他们得赶在媒体和电视将宗教问题炒热之前解决掉它。他们行动得非常快，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聚焦的事件，他们知道解决棘手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问题很快地放在公共视线中，使之受到关注的灼烧。他们的问题就是要将新教徒分成充耳不闻的人和乐于听取新鲜事的人。罗斯福曾为了生计以关注度将新教徒们进行了划分，现在肯尼迪必须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将他们划分开来。

在肯尼迪的策略中，很早就被选中的事件当然是1960年9月12日周一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与休斯敦牧师最大联合会（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的一场难忘的对抗。

那天肯尼迪的言论绝对是他最棒的竞选陈述：

……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没有天主教徒曾经被选为总统，竞选的实质已经模糊不清了……所以很显然我需要再次声明——我不相信什么样的教会，我相信的是什么样的美国。

我相信一个绝对政教分离的美国——不会有天主教的高级神父告诉总统（如果他是个天主教徒）应该怎样做，也没有新教徒的牧师会告诉他的教区选民们应该给谁投票……

我相信一个总统对宗教的看法是他私人的事情，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执政条件强加给他的……

这就是我相信的那种美国——这就是我在南太平洋为其战斗的美国，这就是我的兄弟在欧洲为其战死的美国。那时没有人认为我们可能有“分裂的忠诚”……当他们战斗在我今天参观的圣地阿拉莫（Alamo）……与鲍伊和克罗克特并肩作战而死，还有富恩特斯、麦卡弗蒂、贝利、贝蒂里奥与卡瑞——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那里没有宗教的区别……

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是碰巧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不是为我的教会在公共事件上发表言论——教会也不为我发表言论……

但是如果有这一天……我的职位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利益，那么我会辞职，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务员都能做到……

……如果这次大选结果的基础，是4000万名美国人在受洗那天失去了他们成为总统的机会，那么整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眼中、在历史眼中、在我们自己人的眼中都是失败的。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引用：“我庄严起誓我会忠诚执行美国总统之职，尽我最大努力保护和保卫宪法，上帝保佑我。”

休斯敦的声明与林肯的“分裂之家”演讲和布莱安的“黄金十字架”并列成为美国政治竞选中的伟大演讲之一——使政治上升到历史高度的一个时刻。它要求聪明的新教徒放弃一个已经成为桎梏的传统。演讲收到了预想中的成功，它也将上百万的天主教徒从将他们绑在一起反对新教徒的强压中解放了出来。天主教徒将要融入他们的构成团体——城里人对郊区人，商人对工会成员，富人对穷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融入接下来20年在政界为了好处和荣誉争斗的所谓“种族”。

政治是建立在神话上的，一个古老的美国神话就要破灭了。美国没有官方的信仰。但是有一个不官方但十分强大的共识潜藏在政治之下：美国不但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新教国家。固有的神话和政治共识都认为，只有传统新教徒才能担任总统的职位。通过肯尼迪，旧的神话被打碎了——但是必须有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共识来代替旧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政治和美国生活会围绕着一个新的共识和民族不停转动。

我们之后就会经历即将发生的那些事。

这一刻，1960年，原有的共识得到溶解才是这一年的中心。

1960年的大选，双方不管从技术上还是政治上说都难分伯仲，因而被人们广为传颂。

但是现在它已经渐渐淡去了，人们可以看到重要性仅次于结果的是投票的总规模。在肯尼迪的选举中，所有有资格投票的美国人中实际投票了的有63.8%！自从1908年塔夫脱打败布莱安之后，有资格投票数量的这个比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肯尼迪之后，也再没有出现过。

没有危机，没有灾难，没有萧条，没有战争，1960年美国却波澜涌动——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候选人和其中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一年的全国投票相比1956年膨胀了600万张票，或者上涨了11%。这半个世纪全国总票数只有一次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增长——1928年，相比1924年全国总票数不可思议地上升了25%。1928年大选也是一个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和一个新教徒（胡佛）之间的竞争，天主教徒输了。这一次，在历史上最古老的非宗教国家，巨大的总票数和甚至更惊人的实际投票比例埋下了最古老的宗教裂缝。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深入阅读大选回顾，发现几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教训和预兆。我自己不知所措地试图立即从1960年选举之夜中得到的数据中发现深意，这让我相信，这些数据都只讲过去——那些已经发生在美国人的头脑和身上的事情。它们不说将来之事。

对于我而言，用过去的眼光阅读1960年的大选数据，在数据和摇摆不定的总票数中，隐藏着有趣的相反趋势。天主教传统最重的州在选举上有大幅进步。纽约，说多国语的人口和天主教教徒占少数，使它的总投票与全国大幅上涨的11%相比仅上涨了3%。主要的天主教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其涨幅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分别是5%，4%，9%。然后，在约翰逊和肯尼迪领先的得克萨斯州，票数上涨了18%。加利福尼亚州上涨了19%。很显然天主教徒在整个大陆形成了广泛的冲击，在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天主教徒的选票倾向于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人，而现在又回来给了民主党人一个大惊喜；而人数众多的新教徒似乎在对两位候选人的选择中有明显分歧。

只有当人们打破宏观政治的数据而深入到微观政治的领域时，才能弄清楚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投票。比如，在肯塔基州的纳尔逊郡，4个浸信会占统治地位的选区35%的人投给了肯尼迪，而65%的人投给了尼克松。而5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选区88%投给了肯尼迪，尼克松只得到了12%！1960年费城有三个关键的选区也是这样——53%都是共和党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1960年他们中的70%都投给了肯尼迪！然后缅因州的阿鲁斯托克郡（Aroostook）有不可思议的表现，那里曾由新英格兰州最卖力的农民种植着美国最好的土豆。阿鲁斯托克投票上涨了51%，55.8%的人反对肯尼迪，反对天主教，而缅因州尼克松领先仅仅59449票。

另一方面，当上升到美国政治的宏观政治层面时，无法逃避的一个压倒性的事实是，这个用信念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里，新教徒将票投给了肯尼迪使他成为总统。总数据在分析者能够将它们区分开来时显示，黑人中70%都投给了肯尼迪（即使初选会中他是黑人最不喜欢的民主党人），而他的天主教徒们有61%（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数据）—78%（根据民意测试）的人将票投给了他，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是新教徒在投票。少部分新教徒投票给了肯尼迪——这个比例大概是38%—46%。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大到使这部分人成为新总统的主要选民了。不管用较高还是较低的数据，在他得到的3400万张票中，大概1860万—2250万张票是新教徒投出的。他曾经在郊区、南方、超市和学校里竞选过，他的战略技术加上标题和声音穿透了这个国家新教徒的良知，所以他成了总统。

196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厄尼斯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呈现出来。肯尼迪的指挥部位于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家的宅院里，媒体总部位于附近的海厄尼斯军械库，用彩旗装饰着，装着连接电视线路的电线。尽管那天晚上，军械库的酒喝完了，总得票数明显几近停滞，一开始是在指挥部，然后是在全国，大选结果越来越难以捉摸，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不管谁赢得了大选都是碰巧票数较多，而并不是国家委以重任的结果。

在大选日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仍然没出结果，我加入了一小组朋友里，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核心小组，位于军火库后部的房间，新闻收报机收到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数据而滴滴答答响个不停，评论家和记者们如狼似虎地想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信息。现在，每家广播都在播放着对不完整票数不同的解读；而在这个全是专家的小组中，大家都接受了的一点就是，大选的结果取决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结果。密西西比州、得克萨斯州、夏威夷州都很难说，但是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举团票）和伊利诺伊州（27张选举团票）却是重头戏。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新闻收报机吵得神志恍惚了，就好像它们在用我们成长记忆中老式机器的哔哔叭叭声产生的旋律对我们说话。根据我的回忆，房间里有拉里·奥布莱恩、肯尼·奥唐纳和迪克·多纳休（Dick Donahue）；我很高兴参加了专业小组，看着他们不是像我一样为了历史而是为了现实在解读数据。伊利诺伊州有无数的选区“未知”，因为在“林肯的故乡”职业的政客，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一样，用他们紧紧控制的选区总票数操纵着选举博弈。

就算是在美国最腐败的几个州里，人们也无法偷走哪怕1%或2%的投票，一次真实的压倒性选举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1960（或1968或1976）年大选中，极小概率的偷票、骗票和腐败也许就能带来美国总统的职位。于是，之前一天的晚上大家就是在这种紧张中度过的；联合通讯社迟迟不出最后伊利诺伊州的结果，总统之位的力量于是显现出来了。联合通讯社在催促它的记者报道票数，而记者在试着一个一个选区地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政中挖出他们隐瞒的情况。收报机读出的话在我的笔记里难以完整地重现，大概是像这样：

“……还有相当多的选区没有报道，伊利诺伊州尼克松领先了11000票。”然后是：“库克郡的400个选区已经得到了报道，712个选区的数据仍然未知，肯尼迪现在领先7000票。”然后是：“州南部地区的最新数据显示尼克松领先了5000票，库克郡选区数据仍然未知。”

选票持续来回摇摆，这是我第一次与职业政客一起解读选区情况，而这些政客是真正理解博弈规则的人。这是州南部（共和党）和库克郡（民主党）之间的对决，党魁们都在隐瞒关键选区的选票，就像在玩一个巨大的21点游戏，在公众的压力下打出藏起来的卡牌。除了希望芝加哥的戴利党魁能为他们玩好游戏以外，在海厄尼斯港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在这种选举之夜，戴利是玩21点游戏的大师。跟我一起待在房间里的人也是一样——联合通讯社的收报机再一次发出响声播放时，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州南部所有的选区都播报完毕了，只有库克郡选区还没有报道，理查德·尼克松已经领先了3000票。”我十分沮丧，因为如果尼克松真的拿下了伊利诺伊州，游戏就结束了。就在这时年轻的迪克·多纳休的欢呼声让我从沮丧中猛地回过神来，他叫喊着：“他骗过了他们！戴利让他们先走一步！他还在隐瞒——现在看他怎么回击。”我很困惑，而他们兴高采烈。但是他们比我更了解游戏规则，收报机好像在回应多纳休，在播报了几分钟其他结果之后宣布：“库克郡的最后几个选区已经出结果了，肯尼迪议员以8000票赢得了伊利诺伊州的27张选举团票。”我后来才知道，肯尼迪在好几个小时之前早就已经确定了伊利诺伊州的结果。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所有事情似乎都还是未知数，肯尼迪就告诉他的朋友本·布拉德利，戴利给他打过电话。“只要一点点运气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帮助，”戴利在联合通讯社出结果之前曾经向肯尼迪保证过，“你就能拿下伊利诺伊州。”

议员兼任准总统的肯尼迪很快就出现在了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郡的海厄尼斯军械库。前一天出于偏见，巴恩斯特布尔镇区将票投给了新教徒，尼克松以4515票领先肯尼迪的2783票。

他大步走上讲台，所有的摄像机都对准了他。他眼睛肿肿的，但依然很帅气。当时，他坚持让他父亲与他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优雅和克制的肯尼迪双眼含着泪。（我观察到大部分人都忍不住用手擦去眼中的泪水。）

摄像机对准他的脸时，他简短、优雅和平静地说着话；但是镜头之下，他试着拿住稿子的手不停地在颤抖。他从讲台上走下来，突然我们都感觉到了特工处的人用一张有弹性的膜将他与我们隔开了。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必须穿过这层守卫，但这确实是重要人物的标志。他首先与马萨诸塞州的老守卫们——奥唐纳、奥布莱恩和多纳休说话。他在可接触距离内与所有人说了一句特别的问候语；给我的是一句挖苦：“好了，特迪，现在你可以继续写你的书了。”在那十分钟之内，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在笔记或者手稿中都没有找到那句话。

我记忆中的那句话是这样的：“赚得不多，但责任却很明确。”之后美国的每个选举之夜，这句话都会在我脑中回响，不管赚得多不多。在美国，政治产生权力；而当计算选票时，不管利润是多少，得利的那个人都无法逃脱权力的责任。

对政治带给他的权力，约翰·肯尼迪没有一点畏惧。他的政治是建立在，证明了他天主教徒的血统不会打破美国过去的连续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会在国内和国外都忠诚保卫美国的利益。近20年来在我追随的候选人中，没有比他更善于（和更成功）将他的竞选与美国的过去连接起来的了。他将线连到了共和国建立之始，1789年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机构的发言人达文波特（Davenport）陆军上校拒绝因为一次日食而搁置会议。“审判之日要么临近了要么还早，”达文波特说，“如果它还早，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休会。但是如果它临近了，那么我选择当时正在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希望带蜡烛来开会。”他在全国各地讲述了那个故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蒙大拿时，他引用了梭罗的话：“我向东只是追求力量，而向西我追求的是自由。”在肯塔基他向听众讲了亨利·克莱的故事。他在哪都能让人们开怀大笑，或者让他们与他一同回忆林肯的故事。有时看上去他的竞选是美国历史上跨越大陆的演讲，这些故事不但有趣，而且给了他的听众一面梯子，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与历史上美国的联系。

甚至在他当选之后的第一天晚上，他还试着证明他记得在公民学课程中学到的历史知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华盛顿的政治元老之一，早就催促他任命几位关键的华盛顿官员为免受政治管束的特派公务员。他还催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德（Richard Neustadt）。两位这样的公务员是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和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分别是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专家。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两位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控制，但是在他当选之后的第一天晚上，肯尼迪与朋友们一起用餐，本杰明·布雷德利一家和威廉·沃顿，他与他们在一起能好好放松，而他们也许根本不懂内政外交。沃顿和布雷德利，两人都是偶像反对者，那天晚上他们认为肯尼迪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摆脱埃德加·胡佛，第二件事就是摆脱艾伦·杜勒斯。然而，肯尼迪首先任命的两人就是胡佛和杜勒斯，没有比他的私人朋友们对此感到更惊讶的人了。直到至少15年之后，人们才会发现事实上沃顿和布雷德利是对的，肯尼迪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肯尼迪是想要证明他不会去违背老式的“一切为了祖国”的美国传统——他要证明他确实会像所有前任一样负责和非私心地使用权力。接下来的5个月，肯尼迪还是这样想的——直到猪湾事件，他才明白权力有自己的政治规则，这种政治规则与选举那一套政治规则毫不相干。

我很怀疑肯尼迪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美国历史上起到的转折作用。他不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而是他们这一代美国领袖的发言人来改变历史的。他的信仰就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信仰一样并未打过折扣。我怀疑肯尼迪是否读过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或者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不像吉米·卡特，肯尼迪对信仰的要求很简单。毕竟，肯尼迪启动的转折点是时间的转折点，是量变的积累，而不是时间滴滴答答的消逝。在他的就职演说里，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在他43岁的时候，他是与他的祖辈们有着不同世界观的新一代美国人。

“……让话说出口，”他站在雪里进行就职演讲，“因为此时此地，不管是对朋友还是敌人说都一样，火炬已经传递到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手里，出生在这个世纪，受到战争的洗礼，被艰难和苦涩的和平所管束，为我们得到的遗产感到自豪，不愿意目睹或允许这个国家一直承诺的人权遭到缓慢的毁灭……”

确实，这是新一代的美国人。穿过讲台，肯尼迪的内阁上上下下都是陆军上校、陆军少校、海军上校，和曾经爆发力量，有过入伍、就位、轰炸、攻击和占领经历的人，“二战”中的美国就是在这种力量的爆发中走上了世界领袖的位置。被养大成人之后，他们相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美国人希望发生的事都能发生。他们不仅是拥有史无前例的活力和战斗经验的人，还是想要探索新思想的人。肯尼迪既是他们的领袖象征，又是实际的领导。很多人属于新血统，整整一代新美国人将追随他们的政治号召和影响力——他们的父亲从未砍倒一棵树、拉过犁或者开垦过平原上的草地。

但是尽管这些人视自己为新一代人，他们也必须与美国现存的问题做斗争：黑人和白人、战争与和平、面包和黄油。1960年大选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宗教。肯尼迪已经给了这个问题很好的定义，足够将其从政治中移除。在接下来20年中，宗教也许会成为很多政治家的个人动力，但是它不再是一个选举中的政治条件。很快会分裂出其他情绪化的条件——而肯尼迪政府会控制住一些制造这种分裂的楔子。

1.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美国历史学家，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幕僚。——译者注

2. 原文是gravitas，来自拉丁语。——译者注

3. 我要告诉年轻政治记者们的一个道理，就是要在接受与一个政治家和他的妻子共进午餐的邀请之前弄清楚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爱自己妻子的大忙人在妻子面前是很乐意回答问题的。他会非常重视她，当被问及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是想让记者而是想让她对他刮目相看。如果一个政府人员或者议员不喜欢他的妻子，那么这次采访就会糟糕透顶。她会不断地打断他，解释她丈夫真正的意思，反驳他，有时还提醒他在跟一个记者说话。在肯尼迪一家，他的妻子看上去对他的存在感到愉快。她就像江青与毛泽东在一起时那样温顺——我后来才发现两个例子都带有欺骗性。

4.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译者注

5. 此处指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译者注

6. 爱尔兰帮，早期追随肯尼迪的爱尔兰血统美国人组成的团体。——译者注

7. 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译者注

8. 四分卫，橄榄球比赛中领导球队进攻的人。——译者注

9. 针对这个法律根据的控辩是，在瑞奇百货拘捕金是因为他违反了如下规定：持超过有效期的驾照驾驶，会先判12个月的缓刑——或者无照驾驶的条款。

10. 原文为Ovile，拉丁语，意为羊圈。罗马人用来投票的地点。——译者注

11.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是如何磨去对抗锋芒的。天主教在罗得岛是如此彻底，而天主教徒是如此无畏，以至于现在只有新英格兰州还鼓吹着两位老掉牙的新教徒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和约翰·查菲（John Chafee）。

12. 切特（Chet），对切斯特的昵称。——译者注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我觉得在美国人的众多偏见里，没有比深刻影响1960年大选的宗教偏见消失得更快的了。在肯尼迪当选的几周之内，甚至是在他就职典礼之前，它就迅速淡去，因为人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怎么使用权力跟罗马教皇或是新教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到底想用权力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是对公众还是对他自己而言。但是显然他对权力加入了新的含义，这让人不禁开始思考他会制造出怎样的盛况，来让怀疑他的人和仰慕他的人都信服。很简单：肯尼迪让上百万的美国人意识到了以前只有出身名门的国教徒和职业政客才意识到的事，那就是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是多么有趣和令人愉快的一件事。自罗斯福以来，白宫第一次有了宫廷的感觉。宫中一个年轻皇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舞会中跳舞，漂亮的孩子们举办生日聚会，人们哈哈大笑，领袖们看起来平易近人。人们难以想象黑暗的角落里潜藏着穿黑衣的教皇使者。在英裔美国人的传统历史中曾经牺牲了无数生命的旧宗教消失在了光明中。

而对于我来说，第一次看到政府的转型、权力的新含义，是在1960年的12月初，那次大选之后，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时，这也成为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段往事。我当时着急要写我的竞选书，我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和事实，所以我去看了两位朋友——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哈佛足球队友肯尼斯·奥唐纳，他们的临时办公室互为隔壁。

我曾经预想过，大选之后他们身上可能会多一些新的庄重感和朴素感，因为很显然鲍比是距离新上任的权力中心人物最近的人，而肯尼斯是内部人士。

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在我的想象中，当我走进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时，他们应该正穿着衬衣仔细审阅组成新的肯尼迪内阁和政府的每一位成员的材料。但是鲍比头上斜戴着一顶小黑礼帽，昂首阔步地走着舞步，而奥唐纳在一旁鼓掌。我对着加拉格尔先生和谢安先生的这一幕笑了起来。鲍比是个非常好的模仿者，比他的总统兄弟的模仿能力要好，尽管比不上他将会成为参议员的弟弟特德。鲍比解释说：这顶帽子是制帽联合会主席艾利克斯·罗斯（Alex Rose）送来的。罗斯同时也是纽约自由党的党魁，在刚刚结束的竞选中，罗斯尽全力支持肯尼迪；肯尼迪靠着罗斯自由党的选票拿下了纽约州。现在罗斯寄来了这顶帽子，他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鲍比和总统在就职庆典上都要戴着帽子，天哪。在竞选期间他们很少戴帽子，这就已经危及上千名制帽工人的工作了。罗斯觉得很适合鲍比的这顶黑帽，戴在他头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小混混，所以鲍比和肯尼斯都对这个请求嘲笑了一通。但是罗斯是朋友，制帽联合会需要工作岗位，总统和他的随从必须做好榜样。

在他们表演完之后，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询问我的书的相关问题，然后奥唐纳走了以后，鲍比想向我寻求建议。

鲍比的问题非常严肃：肯尼迪想要任命他为司法部长。他应该怎么做？总统任命自己的兄弟为司法部长合适吗？我记不清当时我给了鲍比什么建议。我只记录了鲍比对他兄弟的建议有什么反应：鲍比大致思考了一下权力的结构。他愿意在五角大楼任职。如果是像盖茨这样的人担任国防部长的话，他也许可以作为执行层的一员发挥作用。但是肯尼迪选择了麦克纳马拉（McNamara），而麦克纳马拉想自己单打独斗。他竞选参议员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会把他叫作他兄弟的喉舌。然后还有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的妻子埃塞尔（Ethel）倾向于他担任那个职位。那个州太腐败了，州长会有很多事要做——但是从现在到1962年竞选州长这段时间我应该忙些什么？现在肯尼迪让他做司法部长。这件事他已经与克拉克·克利福德商量过了，克利福德说：接受这份工作吧。然后鲍比又说，他认为总统不应该任命自己的兄弟担任该职。他接着说，“我告诉了他：‘如果你宣布我为司法部长，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踹开的。’”“好吧，杰克对此说了什么？”我问道。鲍比回答说：“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你稳住别让人踹开，我来宣布任命。’”当然了，两天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就是这么做的。

约翰·肯尼迪享受使用这种权力。政治游戏的目的就是得到权力。他任命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为国防部长，就在肯尼迪去拜访即将离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同一天，麦克纳马拉去拜访了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麦克纳马拉打电话给肯尼迪说：“呃，下午我刚与盖茨待在一起，我觉得我能胜任他的工作。”肯尼迪回复说：“我与艾森豪威尔待了一下午，我觉得我也能胜任他的工作。”很久之后，我与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谈过，他曾受邀参加经济顾问委员会。托宾告诉我说，他不想进入委员会，他只是把自己（那时是耶鲁大学经济学院的校级教授）看成一位学者。根据托宾自己说，他回应肯尼迪之邀的话是：“我觉得你找错人了——我是个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肯尼迪回答说：“那再好不过了。我将会成为一名象牙塔中的总统。”

最开始的几周是快乐、阳光灿烂和无所畏惧的。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在十足的勇气背后，他就像所有的新总统一样在进行摸索。他们在前几个月里都在摸索，试着掌控操纵杆和踏板——就好像一个刚买了新车的车主，在从商家那里开回家的路上小心翼翼地测试刹车和油门。然而，肯尼迪不仅仅是在摸索着不熟悉的工具；他还要扑进一条未知的河流里，将权力引到河流的转弯处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和20世纪60年代未开发的土地上。

那时，外交政策居然成为他在这片土地上遇到的定义最为清晰的问题。在猪湾事件立即产生的灾难和在去柏林的通道上与苏联人紧张的对抗之后，在他上任的第一个秋天，他将手里的工具操纵得很好，然后慢慢地，到了征服导弹危机和禁止核武器实验协议的时候。

国内政策要难得多。但是，经过一些摸索他也学会了掌握国内政策。在竞选中，宣称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必须做或者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容易的。肯尼迪理解了艾森豪威尔没有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必须把什么样的学者、学生、专家和科学家聚在一起，定义将要发生在美国人民身上的变化，而先不管对策。作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也是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议员，那时他与美国学术界的关系，就好像鲁尔区与德国重工业的关系。他很自然地通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学者们去帮他雇用其他学者，认识全国能帮助他竞选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他新组建的政府里任职。在任总统期间，肯尼迪做出的众多对传统的背离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美国学者地位的抬高，这些学者从聪明绝顶的怪人（比如约瑟夫·亨利或者罗伯特·奥本海默）被抬高到了政界要人的地位——不只是提供建议的智者，还是在为了行动力的掌控权而奋斗的人。在肯尼迪时代，罗斯福曾经聚集起来引导新政经济和战争装置武器的那种人，突然无法回头地被带到一个虚幻的官场，之后在吉米·卡特时代，官场里的人作为新统治阶层掌握了统治权。肯尼迪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人，他们有价值，相比国外发生的事，他们甚至可以更好地告诉他国内发生的事。他第一个认识到，现代没有哪个总统可以不要这些官僚的帮助而进行统治——他还认识到，反过来这些人也必须被总统牢牢控制在手中。

之后，他的主要问题还是：美国国会。他已经在国会待了14年，但是作为总统，他费了很大力气摸索他与国会的关系。国会反映了美国人之间所有的裂缝和嫌隙，包括肤色、地位、种族、地域、支持者，它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总统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团结，以及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因此，自美国政治史之初，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方向之争。除非总统和国会都选择什么也不做——就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有时是个明智的选择。

除了从书上看到的以外，我不能理解这种方向之争，肯尼迪当选6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去白宫见他。我奇怪地发现，他对自己有些不肯定，有些不像是竞选中那个自信十足的男人；我意识到现在他是在给我特权，让我看到他努力摸索的样子。我想要写一写他对我的书的看法，而那一天他满脑子里都是他与国会的问题。如果我深入倾听，而不是要求他回答我的问题，我可能会记下更好的一个基准点来衡量他会有多少进步，两年多以后，他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总统。

第一场谈话就十分特别。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先生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与我握了手，突然解开了自己的腰带，拉开了拉链脱下裤子，只穿着内裤。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惊愕的表情，所以他笑起来并解释说，他的裁缝从纽约来为他定制新西服，已经等了一下午了。因为我是那天唯一一个他熟到可以当面脱衣的预约访客，他觉得我不会介意在我在场的时候裁缝们给他量尺寸。圆形办公室另一侧的门开了，三个裁缝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花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做记号、量身。

裁缝在场的时候我们谈得很随意。我们谈论他的竞选，他称这次胜利为一个“奇迹”，他坚持说，这次竞选要与阿尔·史密斯的那一次进行历史的比较。“你注意到费城的变化了吗？史密斯在1928年落后15万票，而我自己以高出30万票的优势拿下了这座城市？”他问我是否读过了新出版的户外竞选集会演讲官方集锦——他和尼克松的演讲稿。“你读过这玩意儿吗？”肯尼迪问，评论着尼克松的即兴政治演讲。肯尼迪说，尼克松，怪人一个。直接与尼克松对话的时候，尼克松是个聪明人，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在竞选中犯的错误就是，与美国人民说话的时候放“低”了自己，在一场总统竞选中说话时你得把自己抬“高”，位于他们之上。

最后，裁缝们离开了，他开始像以前一样说话。从他的状态中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已经取代史蒂文森、汉弗莱和尼克松，成为他新的游戏对手。作为总统他刚刚成功迈出了他今后几年反对众议院立法会的第一步。他刚刚迫使来自弗吉尼亚的立法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议员接受一位对肯尼迪忠诚的议员进入立法会。在那之前这个专横的弗吉尼亚人一直在国家立法上独自做决定。肯尼迪想拥有让总统的提议也得到考虑的权利，他赢了。但是他说，国会，仍然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地狱”。看那天农饲料法案的投票结果如此接近——只有7个差额。我知道肯尼迪跟我一样都不懂饲料、玉米、小麦、猪、牛，或者你应该从奶牛的哪一边挤奶。但我为他对这个饲料法案投入的精力感到有些吃惊。我到那天都不知道这个法案是好是坏，有无操作性。它由最好的农业官员设计，因此总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巧、秘密行动、诱惑或者压力，来赢得国会的大多数，从而推动法案。当时出现了一个美国总统选举规则中的例外，他成了总统，而他的政党同时失去了21个众议院席位，两个参议员席位。失去的一票又一票让他遇到了麻烦。我肯定他本来会像一年前详述参加会议那样简洁地向我详述他遇到的麻烦的。

但是在他谈论他的游戏对手国会的时候，他一定已经看出了我脸上的苦恼表情。我想用一段伟大而崇高的采访作为我新书的结尾，而他察觉到了我作为记者的心思，打断了自己的话问道：“我说的是你想听的话吗？你想问我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我说，是，关于外交政策。他开始从脑子里拽出外交政策问题。他说出口的是他觉得我为塑造总统庄严的形象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非常快地讨论了老挝、刚果、苏联、南美。然后，当我们谈到人物的时候，比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华沙的王炳南，他顿时来了精神，跟他平时说到人物的时候一样。突然，他问我他是否应该直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一封信，直接与他们解决老挝问题。我懵了一下，说我需要至少30秒时间思考一下；之后我错误地与他的国务院幕僚们想的一样，认为选择与毛直接联系时机还不合适，而他的直觉告诉他，直接联系毛是必要的。

这一次，肯尼迪放松了下来，他的腿搭在了废纸篓上；但是我感到门外的奥唐纳想让我赶紧离开，因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等候。肯尼迪让我留下来，但是就像几乎所有访问总统的人那样，我希望我还会再来，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了，我的规定时间到了，他只是在躲避约翰逊。他将我送到门口，结束时他还是想着一开始在他头脑里的东西：国会。他说：“艾森豪威尔那几年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改变。惯性使然。你怎么让事情向前发展？国会已经不适应对全国性问题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职位的安全。他们所有人都适应了艾克政权那一套通货紧缩的哲学。现在他们必须学会思考全国性问题……”

我匆匆离去，快速地用脑子记下办公室背景的变化，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他讲话，因为我知道他的下属信任我，会让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出的。但是我本应该留下来让他漫谈真正困扰他的事情——那就是他与国会的关系。

一个总统和他的智者们只能提建议，但是做出决定的是国会。只有当总统和国会达成一致的时候，美国的历史才会向前进步，但是那时我还没有明白这个原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错误地对国会和肯尼迪之间的游戏竞赛感到无聊，直到1963年的春天，我终于感觉到守门人肯尼迪学会了做总统这门手艺，并开始脱掉事物的模具使其成型。

直到1963年的春天，肯尼迪的立法都毫无新意，回想起来，只有当其与艾森豪威尔时期政府的立法不一样时才有趣。之后有意思的事情是，8年间从共和党政府到新的民主党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就好像1963年初之前，战后世界的浪潮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带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终点，只是有时快，有时慢。创意似乎已经离政界很远了，只有忠诚的老党员才能准确提出功劳和过失应该算在哪个部门、哪个章节。新政拥护者可以说，全国高速路系统最早是罗斯福草拟的，但是共和党人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将纸上的计划付诸实践了。民主党人可以说是肯尼迪第一次将美国带入了太空；但是共和党人可以提出弹道导弹项目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的，而美国人在尼克松时期才登上月球。直到1963年春天，那时，肯尼迪的立法还处于悬浮状态，只是他的直觉或他的谋士们在这里或者那里做出了细微的修改。

举例：

住房。艾森豪威尔或者其他任何人，也许都想不到，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他的《高速路法案》是影响住房最重要的一个法案。这个事实直到很久之后才表现出来。但是在住房本身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算是共和党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了。他在1954年为35000个公共住宅单元批准了贷款，在1955年这个数字跳到了45000个住宅单元，将相当大的一笔2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了大学住房中（在一个联邦贷款项目中），带动了1949年杜鲁门的城区更新项目，将另外5000万美元注入其中。然而，没有任何立法体系比公共住房立法更复杂，肯尼迪显然对它十分不耐烦。他简单地满足于往原来的住房体系中添加巨额的预算经费，这个体系从杜鲁门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并由他继续浇筑：再拨10亿多美元给大学住房，给城区更新和规划再加20亿美元，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人们能发现肯尼迪有一个做出改变的地方，守门人发出的一个信号，只在一个行政命令中表现了出来，第11063号行政命令，国会的态度不清楚，其内容是禁止在房屋修建、购买或用任何形式的联邦援助筹资时有种族歧视。建立了一个平等住房机会总统委员会，对该命令的执行进行强化和审查，是新正统建立的先驱。

还比如，肯尼迪在医疗保健上的立法。

在公共医疗方面，美国最早的一些症结萌芽于1947年之前杜鲁门统治时期——对奖学金、培训、医疗研究和医院建设的联邦资助。紧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难以在为美国人提供医疗服务上加速。在他建立卫生、教育和福利署时，他将对医疗问题的担忧提到了政策执行的层面。但是艾克做出了更多的探索。在1958年他针对老龄化问题召开了全国性大会，1960年他让他的下属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面前第一次用了“医疗保险”一词，最终这个词成了一个花掉政府相当于半个美国空军所用资金的项目。艾克“医疗保险”的提议被国会否决了；所以，当肯尼迪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时，也遭到了否决。肯尼迪的医疗项目没有改革性。艾森豪威尔在他执政的8年中，将联邦卫生拨款从2.21亿美元提到了1960年的8.4亿美元；肯尼迪在执政的3年中，将联邦卫生拨款从10亿美元提到了1963年的16亿美元。但是人们会发现，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的速度上的区别，其目标几乎没有变化——共和党人承诺较慢地提高开支，而民主党人承诺较快地提高开支。如果仔细检查记录，会发现一个一定是肯尼迪个人的小标记——1963年第一次挪用了600万美元拨款用于对残疾儿童教育的研究，持续了3年的时间，那是他家庭生活的不幸导致的，这种不幸也发生在了其他成百上千个美国家庭中。

对于其他所有国内政策——不管是教育、太空探索、环境、道路还是市区事务——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再到肯尼迪，美国生活的所有事务决定都由总统和国会一致同意做出，直到1963年初。

接着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两份法案，第一份是税制改革，第二份是公民权利，分别成为林登·约翰逊名下的《1964年税制改革法案》和《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它们确实是肯尼迪的法案，然而，在目睹肯尼迪成为总统的经历中，不管是在历史、称号还是法律上，这些法案都与他的竞选一样重要。第一，税制改革，反映了他完全吸收了那些学者新官员们的思想。第二，公民权利法案，反映了街道上人们的呼吁。在1963年他将两份法案都呈给了国会，最明确地表明，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对权力进行有目的的使用。

1963年的税收提案在1月首先出炉。就算只有这一个提案，税收法案也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基本上，所有政府——君主政体、暴政、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都靠税收维持，税收是收取维护人们的安全和“文明”所需的费用。但是不管是在罗马还是北京，在美国还是瑞士，全部的争论都围绕着谁应该为这个“文明”付钱，付多少钱的问题。在美利坚合众国，两党都认为税收应该鼓励“增长”、支持“服务”，每场竞选中的所有竞选者都承诺给每个人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历史上有过明显分歧——共和党人认为鼓励增长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民主党人则认为鼓励增长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鼓励消费的税收政策。直到肯尼迪时代，两种不同的方法都向“预算”屈服了，这使好几代人都抱有幻想，觉得某天政府税收收入会与它必要的花费持平。最终，肯尼迪提出的税收立法永远抛开了“预算”，而接受了另一种预算，它比收入和支出的账簿更像是给政府指明方向的指南针。还有，学者官员们也这么说，他们现在首次为这个参加政治游戏的总统找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政策，作为不同时代的连接点，经济账簿不再是影响预算编制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建议从充满专业术语的具体提议中被提炼出来之后，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是给每个人减税的好时机。

本质上，肯尼迪的税收模式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混合物，新奇而让人们感到愉快。富人和穷人都从中受益。在资本收益税上唯一合理的现代提案也包括在内，这个提案认识到了通货膨胀的破坏力和投机的贪婪。对真实资本收益收取的税率将会是19.5%！而与此同时，短期的投机者和期权持有者将失去资本收益保护。从制度的角度说，肯尼迪的税收法案在修改、推敲、检验、反复修改之后仍是一个好的法案。税收法案最后在国会得到了通过，它为很穷的人减税来鼓励消费（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的夫妻将不用交税）。非常富有的人要缴纳的税率从91%降到77%，几年后又降到了70%。这个法案同时降低了企业和工人的税额：工人工资中的保留税从18%降到了14%；对工业有新投资的企业通过税务补贴（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得到减税。

肯尼迪的税收提案逃过了预算规范和百年的清教徒伦理的束缚，运用到了钱上：预算不再需要账簿了！一年之后，这些提案神奇地通过了，并比预想中实施起来要更成功。不管是鼓励投资还是鼓励消费，或者两者都鼓励，学者们提出了最成功的模式，因为他们成功将其付诸了实践。这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它的成功使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忍不住想，他们也许哪天也能将其他的公式应用到实践当中，并取得同样的成功。这后来酿成了一场悲剧。但是那时候，税收法案思想是那时新颖的思想应用到热议问题的最成功案例，也因此具有革命性。如果它的光芒没有被肯尼迪第二个伟大的法案——《1963年公民权利法案》——盖过，它会标志着肯尼迪在国内事务上的巅峰。

但是公民权利法案的影响已经大到盖过所有其他的法案了。肯尼迪从他个人的游戏者身份和政治上的守门人身份，转移到了美国总统职位带来的伟大身份——不管在国家大事的管理和协调上，他都是事实上和理论上的主导人，推动了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只有在管理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才拿出了对公民权利法案那样完全的精力——公民权利法案会在更长时间里更深地影响美国生活。

《1963年公民权利法案》的作者们——黑人、街道上的人、年轻人和道德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但不管作者是谁，出版人都是约翰·肯尼迪。他能从大街上得到故事，并将其出版成为关键的国家政策。

将美国大街和美国历史告诉我们的黑人和白人的故事进行对比，不是非常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公开面对深度的愤怒，或者合理地处理交织于美国历史中白人和黑人之间过度的厌恶和恐惧。人们的气愤可能会发泄于将他的人民当作牲口一样卖掉的黑人酋长，或者像用船运牲畜一样买来黑人俘虏的白人奴隶交易者。黑人和白人的政治斗争可以开始于1831年的奈特·特纳（Nat Turner）反抗，或者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决议，它通过接受“隔离但平等”主义放弃了内战一半的胜利成果。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黑人上升的愤怒与他在全国政治中地位的升降是毫无关联的。1955年12月5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开始的长达一年的公交车罢工已经将种族歧视打开了一个缺口，那时肯尼迪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卧病在床。奥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在1956年提出了抗议。没有记录显示肯尼迪表明过立场。在他1960年的大选时，南方爆发了午餐柜台学生事件。那一年的10月，他支持了马丁·路德·金，但是他对黑人仍然没有什么义务并不知从何下手。在竞选期间他曾经对我说过——而我同意他的话——在美国没有哪个团体比黑人更难以理解，因为没有哪个团体的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们表现出如此大的文化差异。

肯尼迪的当选没有平息黑人的愤怒，他们的愤怒深到没有一个黑人或白人能控制住。成为总统之后，他接连经历了1961年的自由大巴危机，1962年密西西比大学与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奈特（Ross Barnett）的对峙，然后，终于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斗争中到达了高潮，由这些事导致了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

那时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是一个有36万人口的城市，其中有14万是黑人，基本上被认为是南方种族歧视最严重的两个城市之一——另外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县。那是个暴力的、充满了种族仇恨的城市，那时住在那里的黑人几乎像现在住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白人一样充满恐惧。在1963年高潮的前6年，伯明翰见证了50起老式的燃烧十字架事件和18起因种族歧视引起的爆炸事件。1962年秋天马丁·路德·金就是选择了这个城市作为突破口。“我认为，”金后来告诉我，“伯明翰是关键。我们必须到这里来……如果我们能突破伯明翰的障碍——如果伯明翰成功了——南方所有城市都会走上同样的路。”

伯明翰的闹剧是以萧伯纳而非莎士比亚的风格开始的——用小事来作为反抗的理由。黑人不被允许与白人在同一个午餐柜台坐下，就算是在由于黑人的光顾而生意兴隆的商店也不行。就算黑人能在那些商店里使用水池或厕所，黑人也不能与白人用一样的。在这个歧视最严重的城市里，黑人于1963年4月开始对商店进行包围，几个黑人志愿者只是坚持要在同一个柜台与白人点同样的咖啡和面包卷。紧随的就是逮捕，一天40个抗议者，持续了三天；然后是125个人被逮捕；接着是另外100个。1963年4月12日，恰好是个周五，小马丁·路德·金自己带领黑人抗议游行，还没有走过8个街区，他就被逮捕入狱了。他再一次由于肯尼迪的个人干涉而被释放；但现在他要鼓动学生进行抗议。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金，请求他不要在政治中利用学生，但是金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不管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坏不过种族隔离。因此，5月初，伯明翰的监狱开始充满学生和年轻人，直到监狱装不下更多人了，伯明翰警察局局长、有着“公牛”绰号的尤金·康纳（Eugene Connor），决定要采取更多的武力措施。马丁·路德·金将这一天称为“监狱人满为患的一天”。然后电视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于是这场闹剧变成了全国性政治事件。

伯明翰骚乱就是为电视制造的，而电视带给全国的画面是史无前例的：官员在街道上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公牛康纳的警察带来了他们的狗，电视上可以看到狗站起来抓咬女人的大腿。由于警察不能在监狱放下更多的黑人抗议者了，他们开始用消防水枪驱散街上的抗议者，那些消防水枪的高水压能将树皮剥下；他们拿那些水枪对准女人和孩子们，猥亵地扬起了女人身上的裙子。抗议者躲到树后面，于是警察用水枪追着他们。然后有一天晚上，黑人示威者们站在一起，狗开始扑咬，他们突然一起唱起了歌“我们会克服”。正如马丁·路德·金计划的那样，伯明翰黑人和白人之间尴尬的关系通过电视将恐惧带到了全国。引用肯尼迪的话说，公民权利运动应该感谢公牛康纳——他做出的贡献就如亚伯拉罕·林肯做出的贡献一样大。

电视将伯明翰的对抗传播到了全国，波及越远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就越大。受到隔离的黑人们找到了彼此。“你应该知道，”一个有思想的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者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国家每个黑人家里都有一台电视机，晚上他会坐下看电视。”这场风波影响到了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之外。在1963年的5月和6月，美国政治在街道上集中爆发出来，他们会在这十年的末尾周期性地爆发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是电视将政治带到了这里，但是公众还未意识到的是政治背后让人愤怒的真相。整个国家都沸腾了：国民警卫队被派到了马里兰州的剑桥市；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警察用催泪弹对街道示威进行清除；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和弗吉尼亚周的夏洛茨维尔都报道了暴力事件。然后，就在电视把公牛康纳和杰弗逊·戴维斯当作敌人，欢迎每个黑人抗议时，麻烦已经传到了北方。黑人在萨克拉门托、底特律、纽约、费城和芝加哥静坐罢工或者发生骚乱。在伯明翰运动之后的10周里，司法部统计全国共发生了758次示威，光在南方几个州的75个城市里就逮捕了13786名示威者。当然了，这些最初的示威者仍然被信奉马丁·路德·金哲学的无暴力领袖们领导着。后来才发展到了全国性的杀戮、枪击和狂欢一样的洗劫。确实可以说，如果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野蛮没有在那时进一步发展，是因为肯尼迪抓住了事件发展的节奏，并驾驭了这一节奏，还将街上的暴乱转化成了磋商，这样国会才得以制定法律。

我相信，就是在这段立法的时间里，肯尼迪最近地碰触到了历史，最终他在有着电视媒介的新世界中学会了统治的艺术。

肯尼迪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新世界里时间的感觉、对电视夸张作用的感觉、对知识分子时尚圈的感觉都是无与伦比的。在1963年的春天，流血随时有可能发生；令人感到棘手的救世主似的马丁·路德·金带着时刻准备受苦的勇气出现了——而他也是在道德上正确的人。但是肯尼迪，作为总统，没有法律去让他行动，在金生死攸关的时候出现并纠正那让人苦恼的事态：对黑人的侮辱。现在，1963年6月，巧合为行动提供了转机，全国电视等着报道这一跳跃。那时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私自决定禁止黑人学生参加亚拉巴马大学在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夏季学期。肯尼迪，私下称华莱士想要的不是对决，而是一场象征意义上的作秀，他突然集合了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军，派他们带着枪去迫使州长允许黑人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州大学，因为联邦法律要求他这样。1957年，艾森豪威尔在小岩城用了美国空军第101号空降师；1962年，肯尼迪自己在密西西比大学用了第82和第11号空降师加上美国第二步兵团的16000名军人；现在，他只用了亚拉巴马州自己的人，自己的国民警卫军，派他们去解决种族纠纷。没有人反对。华莱士屈服了。

但是总统只能（或者应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使用武力。那时候最贬低人格的侮辱就会让黑人蜂拥到街道上，但是任何法律都无法管辖。

怎么办呢？

那天晚上，刚通过他们提前安排的武力作秀征服了乔治·华莱士，总统又马不停蹄地为在下周的国会上介绍新的公民权利法案做演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动人政治演说之一。

就和所有好的演讲一样，它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新时代需要新法律。这条信息关乎美国人，关乎的是，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法律都必须一视同仁。老话说，每个触犯法律的错误行为，法律自身都会提供解决办法。但是不仅是在塔斯卡卢萨、亚拉巴马州，而且是整个南方，法律都没有覆盖到黑人们遭受的人格侮辱；因此，没有法律，就没有解决办法。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中，肯尼迪将要做的提议完全是新的一大跳跃。这样一个法案已经由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里的一群人准备了好几周。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法律赋予政府解决人格侮辱和黑人的合法冤情的权力，政府就不能维护稳定。为了消除真实存在的恶意歧视，法律——还有法律的执行者们——都必须管到以前没有法律管到过的范围。

用粗俗的话说，有个“尿尿问题”，在国会辩论中被说成是“公共设施问题”。然而，“尿尿问题”是悲痛的，并不好笑。一个黑人的证人在国会面前平静地解释道：如果你是黑人，驾驶在南方的一条公路上，你的小女儿要尿尿，你该怎么告诉一个小女孩她不能在下一个加油站上厕所，因为她是黑人，大多数加油站只为白人提供厕所设施。这种痛苦简直不能忍受，但是那时候没有法律能够解决。没有法律涉及午餐柜台、宾馆、公寓、电影院或者超市的种族隔离。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的决议已经认可了黑人与白人平等但与白人相隔离的权利；种族隔离已经正式被不止伍德·威尔逊一个自由主义者实施到设施建设当中。法律再一次开始保护黑人是在1957年，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公民权利法案。但是那个法案只是触及了公共生活，而没有触及私人生活；它强调了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学校决议的力量，还有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投票有效权。艾森豪威尔的法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学校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合并，南方的黑人慢慢获得了投票权（在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有40万名黑人登记在册）。肯尼迪的立法则走得远得多，而且由于它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地对它进行检验，这样之后我们就能从它衍生出平等机会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会在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政治斗争中留下印记。

公民权利法案在1963年6月19日由约翰·肯尼迪呈现在国会面前，那是亚拉巴马州的年轻人被调动起来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革职的8天之后，在全国人民对电视显示出来的画面感到义愤填膺时实行的。但是这个法案比让它得以实行的情感要复杂得多。直到那时，战后几乎所有黑人的进步不是来自最高法院就是总统的行政命令。（其中一个范例就是杜鲁门在1948年用武装力量废除隔离的行政命令，其意义在于推行那年的义务兵役法案。）战后第一个成为保护黑人法定权利的国会法案，是1957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但是那个法案自身限制在了公共、政府和官方活动中。那个法案说，美国政府一定不能有种族歧视。

肯尼迪1963年的公民权利法案将“歧视”的概念推进了几光年的距离。它说，不只是政府不能有歧视，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私人团体也不能有歧视。

1963年的公民权利法案进一步形成了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是具有革命性的，而它出自约翰·F.肯尼迪的个人决定。它不但加强了联邦政府在全国各地监管行使投票权利的能力，它还继续进步。它成为联邦司法部在各地保护黑人权利的工具——拥有检举有种族歧视行为的地方政府的权利，对地方学校种族不平衡的当地政府组织控诉的职责。它使种族平等成为享有联邦拨款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歧视黑人的州、镇、管辖地区或者郡会得到联邦拨款。由于那时南方地区是联邦拨款收益最大的地区，它意味着南方没有地方可以使用联邦拨款——从北方地区缴纳的税款——来建造黑人们不能使用的学校、医院、博物馆或者游泳池。

然后，具有批判性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条法律保证所有的黑人有使用所有被新定义为“公共”设施的权利。黑人们不能被排除在学校、大学、宾馆、旅店、参观、运动场、剧院之外，不管它们是由政府、企业还是假想公寓的主人假想的“墨菲小姐”管理。如果墨菲小姐的公寓里有6间或以上的房间，那么她不能拒绝敲门进来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流动的黑人木匠、黑人传教士、黑人游客还是神秘黑人。

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推动美国进入了一个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现代政府都没有涉足过的生活领域。“法律之下司法平等”是美国生活的惯例中的教条之一。但是现在，在这个新法案的规定之下，一条消极的法律无法产生足够的司法平等。在新法案之下，联邦政府驱使它的司法部进入各州、各城市、各社区去发现不公正并将其带上法庭。联邦政府不需要再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请求公正；有了对种族罪行的新定义，联邦政府的作用一定会超过黑人领袖。从数据推测，不管在南方哪里，只要有理由认为黑人的投票权被剥夺了，司法部长会被赋予资格和使命惩戒该地区。突然之间，自由主义者们要求“实行公平雇佣”法案长达20年的哭诉已经过时了。新法要求“平等的工作机会”，还为了实行建立了一个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不管是谁，只要跟联邦政府有关系的，不管关系有多远，最终都要受到政府的管辖。政府已经开放了政府可以开放的功能——军队、官僚、福利、学校和大学。现在政府要开放私人地域——至今关闭的私人学习中心，高速路沿线的每家餐馆、厕所或者旅店都在联邦政府州际贸易的管理之下。如果一所大学接受了一项联邦研究经费，或者一家杂志接受了军队的入伍广告，它就会成为一个联邦契约签订者，要求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接下来的15年里，这种审查会发展成为一套错综复杂到难以解释的体系，起码有18个重叠的机构交织在体系中。

在战后国内历史的所有大事件中，《非故意结果法》后来可能成为肯尼迪的立法中最棒的杰作之一。一个新的法律体系正在展开，不是有意的但却注定建立新的特权。不仅仅是黑人，还有一连串的，美籍亚洲人、印度人、说西班牙语的人、阿留申人，很快都会被划入新公民权利法律体系之下，将能够获得特殊的补偿性权利。然后，随着新公民权利法律体系多年的发展，它可能并将会逐渐地包含女性、年轻人、囚犯、男女同性恋者。以团结为目标的法律会将美国人分成不同的类别。而作为权威的政府会被召入一些曾经是由社区法规或者惯例决定的领域。

肯尼迪政府的成就中，不管是税法还是与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导弹危机中的对抗，重要性都没有超过1963—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甚至1963年我就觉得肯尼迪提出的公民权利法案是一篇历史上立法的杰作。但是所有都有赖于它的执行。我才刚开始对它发展出来的东西有模糊的认知。我希望能有时间与他谈论这个法案。

如果肯尼迪活到了公民权利法被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生活方式的法律体系那一天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个猜想。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慢地推动它的发展——在进一步进攻之前更谨慎地探索刚刚占领地区的地势。我在1962年重新加入了《时代》《生活》杂志大家庭，1963年的秋天那几个月，我都在为《生活》对全国范围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如果公民权利法案得到通过会意味着什么呢？为了适用南方小镇的条件而提出的这个法案，能否为黑人人口显著膨胀的北方大城市提供解决办法吗？我报道的语调与1963年幸福而充满希望的秋天显得完全不和谐。报道的标题是“大城市中的种族矛盾”，西奥多·怀特报道，警示着除非法律得到明智、谨慎和公平的补充，否则很可能会引发流血和骚乱。内页的标题是：“冲向没有法律能管控的最后决战……白人和黑人都不会诚实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到20年时间，黑人也许就会成为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主要人口……对于沮丧的黑人领袖来说，白人都是阴谋”，然后宣布了这个系列的下一部分，“黑人的要求——可能实现吗？”《生活》杂志承诺我可以就此大做文章。

《生活》给了这篇报道相当大的空间，但只是杂志背面的空间，为的是不破坏肯尼迪时代独特的欢快气氛。这件事抓住了一个瞬间。它以在百老汇上演的一个非凡的故事展开，它完全包裹着金箔而带着荣耀和成功陨落。一个年轻的新剧作家，尼尔·西蒙（Neil Simon），成功上演了一场叫《赤足在公园》的戏。他会成为自乔治·萧伯纳以来最成功的剧作家，而《生活》与西蒙的年轻新主角罗伯特·雷德福德、漂亮的新女演员伊丽莎白·阿什丽（Elizabeth Ashley）还有年轻的新导演麦克·尼克尔斯（Mike Nilchols）分享了关于他成功的报道。那是属于愉快的时代里的一件愉快的事：就像圣诞节给孩子们的新玩具，给时髦女孩们的新化装晚会面具。广告上提供有从汤到坚果各种特色食物，还有威士忌、新立体声系统、电子仪和香波——还有汽车。汽车简直要从页面上杀出来一样，“嗡！”炫耀着车盖下面的动力系统；汽油每加仑30美分，能源短缺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件事的日期是1963年11月22日，它简直反映了一个10年的结束和另一个10年的开始。杂志的大部分篇幅都充满了欢快，但我在这件事上的那篇报道，并不是唯一一条阴暗的报道。在庞蒂克的新车广告背面，是一篇预示着不详的社论。标题是“将越南推进战争”。《生活》（还有亨利·鲁斯）根本不能抑制他们对最近吴庭艳和吴廷瑈政权的颠覆的热情（他们将吴庭艳遭到刺杀称为“出乎意料的黑点”），并催促说：“现在是时候加点燃料了。”但是除了杂志前面这篇猛攻越南的劝告和我宣告未来黑人骚乱的噩运，杂志总体上反映了当时一切进展顺利时感恩节的无忧无虑和快乐。《生活》杂志的大主编，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K. Thompson），作为对时代气氛的回应，他开启了一系列报道，在那些报道中，他，一个乡村男孩，可以尽情沉醉于他对色彩、华丽和同时提高自我的渴望。乔治·亨特（George Hunt），经理编辑，决定将一篇微不足道的怀旧报道——1913年和平的欧洲，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时候“美好年代”和“黄金昨天”都已经消失了——放在我写城市黑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之前。亨特在杂志中插入了一张精心为《生活》绘制的折叠式插页，画面是关于1910年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展现了已经成为传奇的一个世纪所有的辉煌。各国皇帝们跟在一匹无人骑的黑马后面。自成吉思汗死后留下的纪念习俗是，他的马会穿着服饰，跟在棺材后面，没有马鞍，马镫上的骑靴反着挂在马身上。那是太久之前的历史了。但是《生活》将通过下一个事件让这匹无人骑的马跃过华盛顿。

在记忆中留下褶皱的历史瞬间很少，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出现得比100年前要频繁得多，因为通讯更发达了。我这一代人有标志性的三大记忆：珍珠港偷袭，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约翰·肯尼迪被杀。如果我们能记得，在那些改变我们世界的意外发生时我们是怎么想的，而不是我们都记得的当时我们在哪里，那么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能写一本他自己的关于我们时代的历史书。

当时我正要开始报道1964年的竞选。当时我正与一个老熟人，战时记者詹姆斯·谢普利（James Shepley）吃午饭，那时他自从成为时代集团的主席之后就是《生活》的助理出版商。因为他在1960年与尼克松走得很近，之后又傲然与他决裂了，我想从谢普利那里弄清楚，关于艾森豪威尔在纽约的周末行程，他所知的事情，或者他不知道的事。传言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一个秘密集团，要找到一位洛克菲勒以外的候选人来阻止巴利·戈德华特得到1964年的共和党提名。我已经忘了谢普利到底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会议了。我只记得一名服务员靠近我们说：“谢普利先生，广播说肯尼迪被枪击了。”我们都站了起来，没有埋单；凭着记者的直觉，我们都回到了《时代》办公室的收报机旁，读着咔嗒咔嗒的声音，同样在午餐时被打断的研究者、记者和编辑们开始聚集在这个房间，最后收报机终于吐出了这条噩耗。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生活》不上班，印刷机正要印刷——所有700万份杂志。就在《生活》的经理编辑亨特吃午餐回来，像斗牛士脱下袍子那样脱下外套时，谢普利和我冲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亨特张嘴说话之前我喊道：“这是我的报道。”前海军指挥官亨特说，“好。现在就去达拉斯。”没有时间思考，我开始筹钱，因为报道需要现金；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了我钱，让我凑够了300美元，然后我冲了出去，直奔达拉斯。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让出租车停一下，跑进我家里拽出了衣服、打字机和刮胡工具，让司机直接开到艾德怀特机场，求他加速前进。但是出租车声音巨大的收音机当时正播放着，肯尼迪的遗体正在被送往达拉斯机场的路上，要从那里被送往华盛顿，于是我让出租车直接去拉瓜迪亚——华盛顿航班。我会截获回家的总统。在华盛顿，我将一把钱塞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出租车司机手里，雇他夜行把我送到安德鲁空军基地，那是所有总统的私人降落地点。

我不知道我会在那里看见什么，或者是否有一个正在谋划的阴谋，或者弗吉尼亚军事区是否在被隔离——但是我觉得，我长久以来在那么多次的旅行中伴随过这个优雅的男人，在他最后达到华盛顿时，我应该在场。所以那天晚上之后的所有时间，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都很壮观，就像密苏里河上日本的投降仪式那样壮观。那些天眼前不断闪现当时的画面，我绝望地将它们整理起来带到了纽约，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历史在我面前断成了碎片，而我不知道要追寻哪一片。这一次，不像日本投降，我是哭着写完我看见和报道出来的东西，只有当现在事情有了结果，这些东西才有了意义。

我在笔记中记下了一些片段，首先是一些小片段：出租车司机说，“我当然不想看到那个人死”，然后在机场的车流中躲闪，突然，在去安德鲁的车道上，我看见路堤上站着几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和漂亮的衣服坐在秋天棕黄色的草地上注视着车流，收音机不断地播放着新闻，所有人沉默不语，下巴放在弯曲的膝盖上，等啊等。然后是安德鲁基地：四周、里面和飞机跑道周围都是守卫，他们是戴着白色军帽、手持黑套手枪的冷酷的空军警察；轰鸣的直升机降落，红灯不停地旋转，机身的白光呈圆锥形，手提式收音机的声音听起来小了很多，嘟嘟嘟地发出声音。然后，在收音机的杂音之上，广播员对着麦克风喋喋不休地说话，电视镜头聚集起来，技术人员带着那时没有被注意到的精湛技艺，将实地与全国电视网络连接起来传达了视觉画面；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我看到他们慢慢地到达了。

我接触政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认识看到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有些只是知道名字，有些可以称为朋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的组合是很奇怪的。就像所有家庭的葬礼那样，年长的人与年长的人挤在一起，年轻人与年轻人挤在一起。在年长的人中最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站着很突出，他现在有点驼背——但是毕竟，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来他一直都是政府成员。在他周围簇拥着被风吹乱细发丝的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麦克·曼斯菲尔德、亚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还有最终还是加入了老人队伍中的休伯特·汉弗莱。年轻人独自成为一群——索伦森、施莱辛格、邦迪（Bundy）、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拉夫尔·邓根（Ralph Dungan），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还有其他人。所有人都很安静，除了必须实时报道这件事的新闻记者没有人在说话。那时媒体界的女人还不是很重要，所以被没有人性地安排去采访这些悲痛中的人。夜晚的薄雾中已经出现了半月，电视的光线传播着画面，制作人们刚刚将微波中转信号转到华盛顿——那时，载着总统的蓝白相间的飞机，空军一号，无声滑落在跑道上。飞行员顺利降落，关掉了飞机的引擎，让它安静地进入合适的到达地点，几乎是正好对准了面对全国观众的电视机镜头。

我记得现场的政府代表组里没有人破坏队形。除了在飞机里，没有人给他们任何命令。只有空军地面人员走向了打开门的飞机。其他人站着挥手，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说：“国王死了——愿国王安息。”

一开始飞机的后舱门开了，黑暗中出现了红铜色的棺材，由奥唐纳、奥布莱恩、鲍尔斯扛着送到起重机上，再由起重机放到地面。然后杰奎琳·肯尼迪覆盆子色的套装仍然沾有干涸的血迹，罗伯特·肯尼迪扶着她进入了装着棺材的灰色空军救护车。接着车没有闪烁红色信号灯就走了；没有人跟随它移动一步，因为领导人现在即将出现，以新总统的身份首次在他们和全国人民面前亮相。

林登·约翰逊从空军一号的前门出现，对着电视镜头说了几句话之后，约翰逊就被直升机带走了。指挥者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安排了这次转接。是他在得知肯尼迪死讯的时候通过电话催促新总统从得克萨斯州赶来，并与麦克纳马拉协商好了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场景。约翰逊曾指示邦迪，他只想要内阁官员在机场见他并授予他职位。但是美国内阁一半的成员那时都从各地回来加入了这次转接。约翰逊想知道，那天晚上他是不是会遇到国外出现的什么问题。同样困惑的邦迪和麦克纳马拉共同催促另一个人、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与他们一起上直升机。所以当直升机的红色信号灯旋转闪烁着，下机身亮着白灯，他们一起降落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四个就是美国政府对抗阴谋的代表。根据邦迪的话，在总统的直升机上约翰逊问过他们三个应该知道答案的人，那天晚上他是否应该做出什么决定。麦克纳马拉说不。然后鲍尔说不。然后邦迪说不。肯尼迪留下了一个国防上异常强大的国家，暂时还没有人胆敢乘人之危对美国进行打击。

我看着直升机起飞，急匆匆地穿过夜空前往白宫，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从那里离开的。我跟着去了他们将肯尼迪送往的医院；我有一刻看见了肯尼迪夫人，仍然带着血迹，表情呆滞到我无法开口与她说话，然后我穿过街道去了白宫。在门口，就在铺满秋叶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人们沉默地走着，大部分是年轻的夫妇在行走默哀；喷泉是开着的，楼上的灯亮着。我记得我走近门口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了，一个年轻人在我之前，自称是司法部长助理：“我有一份公告和备忘录需要约翰逊先生签字。”门卫打电话核实后批准：“总统在等着你。”门打开了，年轻人走了进去，我也凭着我的证件进去了。而在白宫里面，全是正在哭泣的人。我从这个伤心之地撤离，夜里逛到了埃夫里尔·哈里曼家，敲了他家的门，感觉这么多年了，他跟我已经熟到可以给我提供栖身之所了。他把我带了进来，之后三天在他家从早到晚，都有肯尼迪的朋友在此守丧。

我会溜出他家采集一些报道的片段，然后突然回来坐下通过电视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视终于迎来了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就能改变美国政治力量的时代。但是全国最高论坛对电视最终完全的接受，是在肯尼迪之死的周末才实现的。而对于我们老记者来说，那个周末在华盛顿不仅要经历丧友之痛，还要经历困惑和迷茫。坐在哈里曼的会客室里与朋友们一起看电视就是在接触现实，成为弥漫全国悲痛的一部分。而溜出去完成报道的职责，问一些必须提出的问题成了琐事，因为电视将人不可逆转地拽回失落的情感中。电视用无数个摄像机观察着整个国家，光是华盛顿就有44个摄像机。所有三大媒体网络的优秀报道员工已经超越了他们自身。

因此，现在，我回顾着我的笔记，很难知道哪些是我从哈里曼家电视上记下的，哪些是在白宫或其他地方观察和交谈时记下的。我记得，在点着蜡烛的黑暗东房里，我与亲如一家的朋友们在棺材前面鞠躬以示敬意；我记得我聆听着颂歌，闻见了葬礼上教堂里的香火味。我记得我在送葬的队伍中帮着劝说哈里曼戴上他的丝绸高礼帽，因为这是葬礼，人们会看着送葬的队伍。我记得我在黄昏的阿林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看着灵柩入土，红衣主教用他干涩和沧桑的爱尔兰调的波士顿嗓音祈祷着，保佑他的遗孀点亮的蜡烛会在他的安息之地燃烧。但是几乎我和其他人写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来自电视播出的盛况；而那个周末的电视，其画面如此盛大，形成一种统一、坚定的力量，使肯尼迪的入土成了一场部落庆典，也使肯尼迪成了一个谜。政界将与那个谜斗争多年。

肯尼迪比自林肯以来的任何总统都更是个谜。在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中最伟大的总统，当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很难说是个谜，来自乡村友好的地方法官，亲近的政治家，父亲形象。罗斯福是个伟人，因为他理解他的时代，还因为几乎在所有历史转折点，他都拿起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他如此正确而强大，挑战他简直是个笑话。但是肯尼迪在实现承诺之前突然被剥夺了生命，只留下了电视和他的遗孀杰奎琳来将他设计成一个传奇人物。史无前例的整整四天里，整个国家都在为这个一家之主感到悲痛和默哀。他的家庭和整个国家必须结束这样的状态，停止痛苦。这需要一段结束语，而杰奎琳·肯尼迪这样做了。

无意中，我成为她给这个谜打上标签的工具，因为她担心他会被遗忘在历史中，而想让我帮他被人们记住——所以，在一夜长谈之后，她恳请我用“卡米洛”一词来描述一切。她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一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我也一直在思考这到底是个谜还是事实。

它是这样发生的：

在肯尼迪遇害的周末，为了将报道写成它该有的样子，我让《生活》杂志新刊一直没有出炉，远远超过了它正常的发刊时间，代价高昂。直到周一的葬礼我都一直待在华盛顿，然后困倦而悲伤地回到纽约，等着将要与我们一起度过感恩节的母亲。

我在感恩节第二天上午离开了家去看我的牙医，被我母亲的一通电话从牙医那里叫了回去，说杰奎琳·肯尼迪打电话来找我。这听起来像是由于危机时期的不稳定而激荡起的一阵涟漪。但我立即回到家找我母亲，她那时候已经很老了，独自一人在家里，绝对无法描述电话打进来的混乱状态——从情报局、海厄尼斯港和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我打回到海厄尼斯港并发现我在跟杰奎琳·肯尼迪说话，她说她有一些话想让《生活》告诉整个国家，而我必须这样做。她会派一辆情报局的车来接我去海厄尼斯港。我打电话给了《生活》的汤普森让他保持杂志社的运行。我打电话给情报局，他们大概告诉我说肯尼迪夫人不再是总统夫人，她不能用他们的车了。他们很干脆。我还打电话得知了我不能租用飞机，因为科德角有暴风雨。我致电了我弟弟，那时美国天气局的局长，他说那天晚上没有飞机会在新英格兰降落或起飞，因为科德角将发生不是东北风向就是全风向的飓风，我们都从小就知道它的威力。我挂了他的电话，然后代他向我们的母亲问候——很显然这种事情给她带来了刺激，于是犯了心脏病。这将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我朋友的遗孀和我母亲都需要我，我该怎么办呢？南希做出了决定，她打电话给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哈罗德·里夫金（Harold Rifkin），他说他现在立即就赶过来，不管是不是假期，并会在我母亲的床边照顾她，而我必须去安慰总统先生的遗孀。

在一辆租来的豪华轿车里，伴随着一位奇怪的司机，驾驶在暴风雨中，我就这样回到了新英格兰。司机时不时在加油站停车，这样我就能打电话给纽约得知我母亲的状况，结果她的状态稳定了下来。最后我让司机加大油门驶向海厄尼斯港。

现在是12月9日周五很晚了，肯尼迪遇害一周后。我再次要求《生活》杂志就像一周前那样暂不付印刷厂。编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们会保持运营，直到我知道了杰奎琳想要对整个国家说的话。但是由于对我而言要保持《生活》的运营，周六印刷厂多工作一小时就意味着3万美元的花费，他们希望我能尽快让他们知道是否有报道。每小时那么大的数字开销、极其担心我的母亲，以及情绪还没有从肯尼迪遇害事件中平复，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轻快地走进了肯尼迪在海厄尼斯港的家里。

我立即感到我轻快的心情明显是错误的。已经很多天了，她一直在试着逃离。没人比她在遇害和葬礼时承受过更多公众的关注，镜头聚焦、麦克风讲话、白花花的眼泪和孩子们将手缩在她的手里，她承受得太多了。很少有人表现得像她那样完美而庄重。我知道现在她想哭而不能哭。她从华盛顿和备受关注的压力中逃到了海厄尼斯港，远离那一切。但是当我走进房间时，还有好心的安慰者们与她在一起：戴夫·鲍尔斯（DavePowers），这个家的好友；“查克”斯波尔丁，杰克在哈佛的同学；帕特·劳福德（Pat Lawford），总统的妹妹；还有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唯一一个好奇地注意到我需要打电话回纽约看我母亲是否安好的人。

她与我谈话时不想要任何人在场。所以他们走了。他们也很久没有睡觉了，而且知道我是个“朋友”。我在一个小沙发上坐下，看着她，我记者的职业强迫症几乎让我自动记起了笔记：“……镇静……漂亮……穿着整洁的黑色宽松长裤，米黄色的套衫毛衣……眼睛比池塘宽……冷静的嗓音……”然后她开始与我交谈。

在林肯遇刺后与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交谈肯定没有这么令人有强烈的兴趣，因为杰奎琳·肯尼迪是一个优秀的妻子，一个优秀的人，并且很明智。但是在她开始讲话时，我就意识到，我将会听到的比我想听到的还多——她将我视为朋友并将我召来，我只是碰巧是个记者，而不是将她不确定的想法准确地印刷出来的那种记者。我还带了一个录音机，但是我没有打开它，只是坐下听她说，因为她在面对问题，而她将我视为朋友以及记者想向我倾诉。她没有流下眼泪，眼泪已经流干了，面色苍白。

接着，在非常清晰的头脑下，她做出了一个既不实际又不必要的请求。她说，她让我来海厄尼斯港，是为了让我确保杰克不会被遗忘在历史中。让美国历史记住肯尼迪的想法让我始料未及，我做笔记的铅笔字迹都有些不顺畅了。然后我意识到这个女人将我视为肯尼迪的“学者”朋友之一，而不是一个“爱尔兰”或者“摇摆不定”的朋友，她想说的东西多到如果我确实是个朋友（就像我仍然觉得我自己是的那样），我首要的职责是让这个伤心、憔悴的女士说出自己的悲痛，然后让《生活》的印刷机不管多长时间都等着我的回复。

困扰她的是历史。

在我来海厄尼斯港之前，她生气地在电话中指责几个记者，那几个记者已经开始写一些后续报道评价刚去世的总统的成就。她想让我将杰克从这些在历史中写他的“悲哀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她不想把杰克留给历史学家。

然后我担心她的伤感，我说，好吧，跟我讲吧。

之后，她的思绪像几条河流一样奔涌而出，相互交织了两个小时。这位崩溃的叙述者，刚从恐惧和凶杀的阴影中回过神来。叙述的内容包括历史，也包括一些太私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好出现在任何书中，除了她自己写的书以外。

我一直在我的笔记上修修补补，跳来跳去。因为那天晚上杰奎琳一开始是谈论她个人的苦恼，后来又是历史会怎样看待她的丈夫，之后是从他年幼的生平说到达拉斯，总是试着让我明白，我要向人们说清楚肯尼迪的一生中有多少神奇的事发生。她觉得她丈夫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人，每个妻子也许都会这样想。但是由于谈话中神奇的事实在难以把握，我必须重新安排我笔记的顺序，我频繁这样做，这反映了她由一个想法跳到了另一个想法，而不是她想要讲述的事情或者她想给出的信息。

好几次我们都漫无目的地聊着，然后那一幕上演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她一样：

“……机场来了一长串的摩托车队。热情。狂野。就像墨西哥和越南。强烈的太阳光线照在我们脸上。我根本戴不上太阳镜……然后我们看见了前方有条隧道，我觉得隧道里会很凉快，我觉得如果在左边太阳就照不到眼睛。”

“他们加大了摩托车的油门。有时会出现小逆火。有一声就像是那样。我觉得是一声逆火。然后我看见康纳利抓住他的胳膊说不，不，不，不，不，用拳头捶打着。然后杰克和我都回头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前面有一栋蓝灰色的建筑。然后杰克很干脆地将头转回去了，他最后的表情非常的干脆……你知道当别人问他关于一个火箭上的上万个零件之一时，他做出回答前脸上的表情。他看上去很疑惑，然后他低下了头。他伸着手……我能看见他的一片头骨脱落了。鲜红的颜色，不是白色——他伸着手……我能看见完整的一块头骨从他头上脱落。然后他一头栽到我的腿上，他的血和脑浆都在我的腿上……然后克林特·欣特（Clint Hint，情报局的人），他爱我们，他让我们活得非常轻松，他是第一个出现在车里的人……我们都在车里俯身侧卧着……我一直在说，杰克，杰克，杰克，有人喊叫到他死了，他死了。去医院一路上我都弯着腰对他说：杰克，杰克，你能听到我的话吗，我爱你，杰克，我一直将他头顶朝下放着，不让脑浆出来。”

我在一边麻痹地坐着，她回忆着他头颅内玫瑰粉色的脑脊，从这往下（她在自己的前额做着手势）。“他的头非常漂亮。我试着扶住他头别往下沉，也许我能不让它流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死了。”她讲的时候没有流下眼泪，她宽阔的眉眼甚至都没看我，像是自说自话。

现在我回顾笔记，她说过在去医院的路上，她被人试着从他身边带走：“这些大块头的得克萨斯实习生一直在说，肯尼迪夫人，你跟我们走吧，他们想把我从他身边带走……他们想带我走，他们一直试着抓住我，但是我说我不走……”她惊恐地接着讲下去：“在医院里戴夫·鲍尔斯看见我的时候哭着跑来见我，我的腿、我的手都沾满了他的脑浆……戴夫看见时他眼泪哗哗地流……我记得这条狭窄的走廊，我说我不会离开他，我不会离开他……我站在走廊上……10分钟以后这个大块头警察给我拿来了一把椅子。”

伯克利博士（美军前海军少将乔治·伯克利，总统的私人物理学家）走出来看见她，坚持说她需要一剂镇静剂。她回答说在他死的时候她要在他身边。伯克利将她带到了操作室，坚持说：“这是她的特权，这是她的特权。”马尔科姆·佩里（Malcolm Perry）博士（手术医生）想让她出去。她记得他是一个非常高的秃顶男人。但是她说：“他是我丈夫，他的血，他的脑浆，都流到我身上了。”

一切都结束了。找牧师。牧师走进来涂油。然后他们将床单掀起来：“……杰克身上盖着床单，他的脚伸出床单外面，比床单还白。我拿起他的脚亲了一下。然后我将床单拉直。他的嘴巴非常漂亮……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们在床单下面找到了他的手，牧师在行涂油礼的时候我一直握着他的手。”这时或者一会儿之前，她袖子上他的血已经干硬了，她把一只手伸给了“这个警察”，他将袖子扯掉了。然后她接着说：“……戒指上都是血……所以我把戒指放在了杰克的手指上……然后我亲吻了他的手……然后我问科尼你觉得这样做对吗……科尼说你将它放在属于它的地方吧……（之后）他从贝塞斯达医院将戒指带回给我了……”

杰奎琳·肯尼迪的记忆非常零散，说话轻柔，用她独有的亲切嗓音就这样一直努力做出了这份声明——她将我叫来听她说话，就是为了做出这份声明。这封声明的开头是一遍一遍重复的开场白：“历史！……历史……是那些悲哀的老人写下的东西。”或者就是：“历史……”但是那就是她想要说的；所以，这样我将笔记中没有连在一起的部分拼凑到了一起，于是我靠着对意义的记忆重新编排了笔记之后，她想给出的信息是非常简单的：

她相信，约翰·肯尼迪也相信，历史属于英雄，英雄不能被遗忘。我们从晚上8点半聊到了半夜，而且只有在她将流血的画面从脑子里甩开时，她才将她想说的话说清楚：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当杰克引经据典时，通常都是很经典的……不，现在不要保护我……我一直对鲍比说，我一定要与谁说，我一定要见谁，我想要说这件事，这几乎成了我内心的执念，我一直在想的就是音乐喜剧的一句歌词，它成了我的执念。

“……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我们有一个老式留声机。杰克喜欢放些唱片。有时他的背会疼，地板非常凉。我会在晚上下床去给他放音乐，那时下床很冷……在一个10年了的老式留声机上——他最喜欢的歌是唱片的最后一首，《卡米洛》的最后一曲，悲伤的《卡米洛》：‘……不要忘记它，我们称作卡米洛的一个短暂而闪耀的瞬间。’

“……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卡米洛了……

“你知道我对历史的看法吗？……当时人们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历史吗？还有他们说出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历史就是悲哀的老人写出的东西。但是杰克如此热爱历史……没有人会知道杰克的所有事情。但是……历史造就了杰克……这个孤独而体弱多病的小男孩……猩红热……这个小孩病了很久，在床上看书，读历史……读圆桌骑士……他就是喜欢最后一曲。

“然后我觉得，对于杰克来说历史充满了英雄人物。如果历史让他成为英雄，如果历史让他看见了英雄，也许其他小男孩就会看见。男人是一种好坏的结合体……他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他又如此复杂。杰克有他对历史的英雄想法，理想的想法，但是他有另一面，实际的一面。他的朋友都是他的老朋友，他爱他的爱尔兰帮。”

“历史！”现在她又再次说回到了遇害现场，这个描述贯穿了整场谈话，话题一直在历史和死亡之间换来换去。“……每个人都在对我说放一条冷毛巾在我头上，将血迹擦掉（她现在在回忆死去的总统在机舱尾部，林登·约翰逊在爱田机场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时的场景和画面）……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整张脸都是血迹和头发丝。我用纸巾将它们擦掉了。历史！我觉得，没人想让我待在这。然后一秒钟之后我想，我为什么把血擦掉了？我应该把它留着，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拍照的时候我还是满脸血迹和发丝的话……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对鲍比说，历史和戏剧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有时她对我说：“卡罗琳问我她应该祈祷什么？我告诉她：‘上帝，请照顾爸爸，或者上帝，对爸爸好一点。’”

她现在对我说的是：历史，请对约翰·肯尼迪好一点。或者，就像她一遍遍说的那样，不要让悲哀的老人去写他。

接着，从她的所有话中，我作为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朋友，试着写出《生活》的编辑们在纽约等待的报道。我在一个雇员办公室里内心乱成一团，急匆匆地试着赶出报道，一个好几天没睡觉的情报局人员，突然冲进来对我咆哮道：“天哪，我们需要在这睡觉。”但是我继续写了下去，在45分钟内写出了她在等的报道，她想要传递的信息——美国人不能忘记这个人，或者我们称之为“卡米洛王朝”的时代。

《生活》在等着，而午夜两点我试着通过肯尼迪家厨房墙上的挂机将报道口授给他们。就在我给两个我最喜欢的编辑拉尔夫·格雷夫斯和大卫·马内斯口授报道时，她走了进来。作为好编辑，两位编辑都不在乎因为超时而花销大涨的印刷账单，而在我口授的时候还试着编辑和修改一些词句。马内斯注意到也许我在急稿中用了太多的“卡米洛”一词。那时肯尼迪夫人走进来，已经用铅笔对我的初稿进行了修改；她无意中听到编辑想要修改我的文稿，而编辑已经对她的话做出了很多修改。她摇了摇头。她想让“卡米洛”一词占据报道的首位。卡米洛、英雄、神话、传奇，这些就是历史的全部。就在我坚持必须用“卡米洛”一词的时候，马内斯从我的回复中察觉出了什么。他发现了我的紧张，他说：“嘿，现在她在听你打电话吗？”我捂住电话不让她听见，继续口授，然后马内斯采用了报道。

所以关于肯尼迪政府的墓志铭就成了“卡米洛”——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神奇时刻，勇士与漂亮的女人共舞，达成了伟大的功绩，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在白宫见面，墙另一头的野蛮人畏缩不前。

这对历史当然是一种误导。肯尼迪的神奇卡米洛王朝从未存在过。而事实是，从肯尼迪时代开始，政府努力面对复杂到人类思维几乎不能理解的事实。没有预言家对肯尼迪提出建议，他的下属中也没有人赢得显赫的地位。他的圆桌骑士们是有本领、坚强、野心勃勃的人，会仁慈，也会犯错，但是这个团队一般都是对的而不是错的，而且廉洁到让人吃惊的地步。让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伙伴关系的就是他们的领袖。在他们之中，肯尼迪是最强硬、最聪明、最有魅力的——内在的他，是最不浪漫的。他是人类中一个现实的交易者，理解思想的重要性的游戏大师。他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将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向前推进了。但是他也第一次提出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问题：我们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5年了，从我毕业那天和离开去中国开始，我曾沉迷于领袖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实力的关系、概念与政治的关系——最近是英雄与他的环境的关系。我就像小孩子那样对很多人都有毋庸置疑的忠诚，我还会在之后的岁月里对其他一些人付出牢固的感情。但是在肯尼迪之后，我不会再将谁看作英雄。我自己的人生中关于美国政治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1. 加拉格尔先生和谢安先生（Mr. Gallagher and Mr. Shean），是著名的经典喜剧秀《加拉格尔先生和谢安先生》中的人物。——译者注

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鲍比还是总统先生，都不喜欢这顶黑帽的样子，当罗斯得知肯尼迪兄弟都比较喜欢戴丝绸大礼帽时，他又动用了制帽联合会的极限。肯尼迪兄弟都有极大的头，要戴7¾尺寸的帽子，仓库里根本没有存货。罗斯最后找到了一位年长的制帽工人，仍然可以接丝绸帽子的急单，然后用船运了三顶帽子到华盛顿，另外一顶是给拉里·奥布莱恩的。

3. 第二天我与肯尼迪的计票员和幕僚们在国会辩论中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拉里·奥布莱恩是劝说国会的组长，每一个法案都是一场争吵。奥布莱恩说，宗教让他们失去了总统一般得到的大多数支持。他们在每个关键问题上都缺少10—20张赞成票。芝加哥和费城的议员说：“饲料法案去死吧，那是给农民的，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还试图让纽约的代表保持同一战线！在那之后，我从奥布莱恩的助理迪克·多纳休那里得知了现在的局势，他对肯尼迪任命的非政治人员不考虑政治限制这一点感到惊讶。比如，总统只是因为鲍勃·麦克纳马拉的才能任命了他。所以麦克纳马拉坚持任用有才能而非政界人士做助理。多纳休说，就这样上上下下，有任免权的人都坚持任人唯贤。比如，亚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urg）想在国会通过他的最低工资法案——但是同时，他想在自己的部门任用人才。多纳休继续道出了所有公务员职务任命的真谛：“就算是我们的临时雇工都拒绝接受他们部门里的其他政界雇工。但是如果你连低级别的职位都不能解雇，你怎么让高级别的法案得到通过呢？”

4. 电视在1963年刚刚达到了政治传播的最大速度，公牛康纳，伯明翰的反派人物，给摄像机镜头提供了一个充满戏剧性色彩的人物形象。美国黑人革命的影响自身就已经很惊人，电视的竞争和内在的政治斗争加剧了这种影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极力想从切·亨特利和大卫·布林克利的全国广播公司（NBC）那里夺回它在新闻和公共事件上的观众。我当时兼任哥伦比亚公司的顾问，我们会在电视行业道德范围内做任何事情来超过全国广播公司。伯明翰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所以在坚强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伯明翰发回的报道都一流、令人伤心欲绝而极具煽动性。公牛康纳是我们的镜头塑造的戏剧中一个基本的素材。因此一年之后这场战争胜利了，康纳受到反复的攻击、被铐起来并在亚特兰大民主党大会中被追责时，我们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根本找不到藏身之处，只能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围场中，在那里我们最优异的语言运用者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了这个被围困的人并羞辱了他。

5. 卡米洛（Camelot），源于15世纪的英国，传说中的亚瑟王是一位英勇睿智的君王，他的宫殿所在地就是卡米洛城堡。1960年百老汇上演音乐剧《卡米洛》，是根据亚瑟王传奇改编，肯尼迪非常喜欢这部音乐剧。——编者注

6. 一种宗教仪式。——译者注

尾声 对外拓展

讲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离开肯尼迪宅院的那天晚上跨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到达去纽约的高速主路上的时候天还下着雨，他来到了熟悉的地方。除了他个人的伤心和伤痛，一切看上去都像以前一样。那时他不知道他和其他所有美国人一样，在那一周里越过了划分时代的一层无形的膜。他不知道杰奎琳·肯尼迪即将告别的卡米洛王朝，将成为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国。

他更不知道的是，他自己要再一次进行对外拓展——就像25年前在1938年的大飓风之后离开波士顿，告别了他传统的过去那样，他确切地再一次告别了近期的过去。现在在大暴雨减弱后的细雨中，他试着睡上一觉，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直到灰色的黎明表明他快进入纽约了。他的母亲挺过了那个晚上，几周后就能起来活动了。所以他不能停下也不能思考，必须马上去华盛顿追踪1964年的竞选。

他的下一段旅程将要持续15年的时间，将他从所有的确定性，带向1963年的他既不能定义也预料不到，而又必须面对的未知数。

然而，在分水岭的那一周，他对所有问题和答案都很确定。如果那晚上他从在路上的瞌睡中醒来，他就会从记录标准的书中撕下一段几乎完美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标本。所有准确的话语和想法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正确的顺序出现。还有，如果有人要他总结，他从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他无疑会用当时老掉牙的话回答说，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的政治信仰总结起来就是机会。

在他的政治指南针中，机会基本上就是面向北方的点，他自己就是美国机会起作用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他第一次作为一个搭便车的少年在马萨诸塞州和曼哈顿之间的旅途。之后，他学会了怎样争抢一张票：在萧条时期，周末48小时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的往返票只用花两美元，如果你聪明到在波士顿南站或者纽约大中心站从单程旅客手中买一张未使用的票根，你就可以每趟只花50美分。72年前将他父亲引诱到美国的机会，现在租给了他一辆豪华轿车和一个司机，给了他地位、认可、接触伟人的途径和一栋在纽约可以回家的舒适房屋。同样的机会也把他最小的弟弟从伊利街同样的一所房子带到了同样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同样的哈佛大学、同样去华盛顿的道路，他已经在那里成为美国天气局的主管，监测着这场雨，还将要成为美国的首席环境科学家，对空气、海洋、内陆水系、沿海地区、飓风、鲸鱼、海豚等等进行监测。他另外一个弟弟，还在波士顿，编写着美国历史的教科书。这条路应该被标为美国一号路，就是相同的这条路将39岁的年轻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从波士顿带到纽约、到费城去参加1774年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之后又把61岁的他带到了命名为华盛顿的新首都，成为美国总统。而从华盛顿去某地的路，延伸出了他和他的兄弟以及包括所有的亚当斯们在内的其他人，享受到的承诺和机会。

在白修德看来，机会就是将美国历史从其他大陆的历史中分开来的东西。国界是机会，美国学校体系是机会，企业体系是机会。那时的他不能设想，机会这个美国信仰将会自我纠缠在矛盾当中，这些矛盾也导致法国大革命将自由与恐怖画上了等号。

这一次，他要在他那时的第一条政治信条上加上第二条，那就是对英雄人物的信念，他相信伟大的人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必要所有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都对英雄抱有信心。他年轻时倾向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从历史的辩证角度说，人物都不重要。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历史的火车头”在设定好了的轨道上驶向必然的终点。工程师也许会减速或者加速，但是不能使火车偏离轨道。对大事件的接触迫使白修德彻底抛弃了这个神话。在25年的报道生涯中，他遇到过如此多的身居高位或者掌握关键权力的大人物，他绝对无法忽视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他对周恩来的评价都是功大于过。而毫无疑问的是，抛开所有人的独特个性不说，让·莫内、皮埃尔·贝尔托、康拉德·阿登纳和他战后在欧洲认识的其他人，都为自由和人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是美国人。从约瑟夫·史迪威开始，到保罗·霍夫曼、大卫·布鲁斯、埃夫里尔·哈里曼，无数其他人，他的记忆中充满了杰出的权力使用者们改变他人生活的回忆。如果你不把这样的人算作关键因素，你就不能理解历史。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他们的英雄人物，但是美国英雄身上似乎有些不同的东西，就像美国历史也与其他国家历史有些不同。也许是因为一个美国英雄不会像其他英雄那样被人们记住，人们记住的不是他的战绩，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了机会。

在亚伯拉罕·林肯很早之前的杰斐逊时代，美国英雄就开始与众不同了，但是林肯是美国对机会的信仰中最伟大的圣人。林肯不但解放了奴隶，他还将国土向贫穷的自耕农开放；他通过法律赋予大学土地，将它们向所有视学习为机会的年轻人开放；在他的呼吁下建立了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从一条小裂缝打开了智者贤士进入政府的大门；他还给了铁路工人上百万英里的土地来打通西部。他被神圣地视为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总统，但是他对机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第一个罗斯福（指西奥多·罗斯福）、第二个罗斯福（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也有卓越的贡献。

约翰·肯尼迪也是。

之后会有很多关于肯尼迪的叙述或评论，那些认为卡米洛王朝真实存在的人看到后可能会高兴，可能会难过。关于肯尼迪和女人的东西，让白修德不止一点烦。他知道肯尼迪爱他的妻子——但是肯尼迪，一个政治家，权力会散发出麝香味，对很多女人来说都是催欲药。白修德很确信，他见过的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三位否认过那种催欲药给他们带来了愉悦——哈里·杜鲁门，乔治·布鲁尼和吉米·卡特。他非常清楚，他在追踪竞选时遇到过的所有人，都一次或不止一次地接受过临时性伙伴。噪音、尖叫、激动的人群，然后是权力，豪华轿车接送，像对男性的刺激那样刺激了女性的腺素分泌。在评价肯尼迪时远为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总统权力对这些手段的控制，标志着他的黑历史，这些手段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管制，并走得越来越远。后来美国情报部门暴露的问题也包括了。肯尼迪的干涉，和不接受这种干涉。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很久之后才会暴露的，而白修德只有在很久之后才必须与之斗争。

但是那天晚上，在他回纽约的路上，经过权衡之后已经深入他心里的想法不会改变。肯尼迪已经做了很多好事，在美国伟人的队伍里极大地扩大了机会。肯尼迪消除了甚多的旧局限，将很多新人请到了美国权力的竞技场，权力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来适应他们——政党体系、信息系统、工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在肯尼迪死后不久，美国会因为肯尼迪而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

那天晚上在从马萨诸塞州去曼哈顿的路上，他与假想中的提问者进行了关于历史的对话，他加入了很多自由主义教科书的教条，但是他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意外。

直到多年之后，讲故事的人才懂得了欣赏意外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相信英雄们，那么这个信念会让你对意外进行沉思——因为让英雄成为关注的焦点或者将他打垮的意外，可能会使历史发生转折。肯尼迪遇害的那一周，历史就发生了这样的转折。一段时间内可能不明显，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失去了控制。看起来它的方向似乎没变，但是它正朝一个点不断倾斜，到那里的时候轨迹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12月的那整整一周对白修德来说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有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并越发清晰，并在之后被他称为意外现场。

在他经过那条路回家的5天前，在肯尼迪遇害之后的周日，他去过华盛顿。电视机都将镜头对准了肯尼迪在议会大厦的圆厅里的灵柩，但是林登·约翰逊逃过了摄像机的镜头从后街赶到了白宫。他要在这里主持一场肯尼迪召开的会议，讨论美国在越南的未来；16732名美国人已经被“非正式”地卷入了战争。越南的独裁两兄弟，吴庭艳和吴廷瑈，三周前已经被谋杀了。现在约翰逊将议会日期提前了，要主导肯尼迪请来的成员：国防部长和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和拉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和中央情报局的主任麦克科恩；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应该在越南继续深入吗？

白修德记得他在白宫的走廊上等着答案，他还记得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的发言人皮埃尔·塞林格爬上了一张桌子来发布消息。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肯尼迪的葬礼仪式的。房间里很挤，充满了记者们前一天淋过雨的防水上衣的潮湿味道，所有人都身心俱疲。有人机械地问塞林格：他们刚刚关于越南做出了什么决定？塞林格也很累，他把手放在耳后，好像是为了将问题听得仔细一点。他刚刚说了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就是延续了肯尼迪的政策。然后他就好像对此提问产生了怀疑似的回答道，我们当然会继续原有的政策。肯尼迪的国内与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不管是越南还是其他任何事。约翰逊会继续前进。

不管我有没有记错原话，回答都真实反映了那天的精神。还反映了一个经典的意外。白修德后来努力了很长时间，想找出肯尼迪在那个关键的一周中脑中最后的决定——到底肯尼迪会不会继续在越南进行大规模战争。很久之后，他通过肯尼·奥唐纳得知肯尼迪不会继续，除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泰德·索伦森之外，肯尼·奥唐纳是立即就能知道肯尼迪内心想法的人。根据奥唐纳的话，肯尼迪刚刚向参议院多数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保证，不仅要立即撤回在越南的16000美军中的1000人，还要在1964年选举之后撤回所有美军。当奥唐纳问肯尼迪他要怎么做的时候，肯尼迪调皮地说：“很简单，在这放一个想让我们离开的政府。”

如果这就是肯尼迪的意图——白修德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奥唐纳的话——那么肯尼迪遇害的意外就将50000美军和100万以上的越南人带上了通向死亡的道路。作为总统的肯尼迪自由决定维持或扭转局面。由于肯尼迪的遇害而临时被安排来主持会议的林登·约翰逊，无法在总统尸骨未寒时立即否决表面的政治政策。

这个意外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意外能够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或一连串的行为。比如，将沙皇俄国搞垮的，不只是一个患血友病的王子、一个患神经病的母亲、一个疯僧人、一个懦弱的国王连成串的意外。那是俄国中心统治思想的持续性中断而引发的连续崩溃。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亚伯拉罕·林肯遇刺的悲剧，就是统治思想与由于新发展而发生剧烈动荡的政治进程的不吻合导致的。当激进的国会共和党人和贪婪的共和党生意人联合起来让美国的重组和工业化过度的时候，权力引发的错误并不完全是意外。力量有贪婪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但是林肯的死让它们都冲向了过度。连在一起的思想被分开了。

约翰·肯尼迪的遇害也是这样。太多的活力，太多的繁荣，太多的教育，太多的军事实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被建立起来，以至于美国开始向外拓展、探索和实验。能量、知识、欲望的过剩，让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充满可能性。但是想法和规划还是要按顺序排好，交织在一起，交由国会形成法律和法案。在美国的体系中，议程、立法和行动的控制有赖于总统。不管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统候选人竞选时的思想必须与时代相适应。作为总统，他应该使它们相吻合。如果当选的总统意外地被除掉了，那么一些东西就会突然消失——在大事和大事的议程上对思想强行的控制。接替肯尼迪成为总统的人是一个有无穷大的权力欲和不顾一切的有历史野心的人，而且他就是不理解思想。无意中他好心地把美国带入亚洲的一场新战争中，并加速了美国大城市的衰退。相应的，那位总统也会被一个同样有历史野心而不理解美国自身的中心思想的人所取代，之后的这位总统将所有掌权人的恶意提高到了政策的高度——甚至于犯罪。还有11年的时间，意外才会再次带来一位讲故事的人可以信任其人品的总统，在那之后，还要再过几年，这位总统才能将具有内在力量的一系列思想带给美国，但也受到了强烈的争议。

如果说，讲故事的人于1963年回家途中，在更大层面上关于历史的思想成分看起来都很确定，它们之中最确定的一点被撤回了，也是几乎没有被意识到的——他对美国人道德品质的假设。

直到那时为止，他所有的报道最后都让他相信，美国不管犯了多大的错，在世界各地都是出于好心做事。

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会动摇讲故事的人的信念——不是因为美国停止做好事了，而是因为，美国人做的越来越多的好事会将它自己包围在一种精神绝对论中，这种精神引导美国从自以为是走向无情残忍。他将会见到正直的学者和规划者们威胁或者铲除美国大城市的社区，观察到无私的人将美国抛入最得不到好处的战争中，浪费两国的年轻生命。在他之后的报道中，对美国目标、道德和对机会信念的质疑会爆发到街道和美国政界，他称之为10年暴风雨。而讲故事的人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对美国的道德品质产生恐惧是在1976年，就好像被自己的错误给绊倒了，他回去拜访了自己的故乡，波士顿。

在美国，没有比波士顿在表面上和政治交流方式上被改造得更剧烈的城市了。从他年轻时的权势人士和盲信者的红褐色城市，到今天充满活力与朝气的中心城市，眼花缭乱的广场建筑和摩天大楼，老的市中心完全变了样子。但是贫穷的老年人怕波士顿。白人家庭从波士顿离开。富人、年轻人、学者和受压迫的人聚集在此。最后，波士顿是一个站在山顶宣告胜利的地方，就算是小偷也学会了像圣人一样公开发表讲话。

于是，1976年总统大选的开始，在1月的波士顿，讲故事的人非常合乎常理地，与这30年胜利和优越的美国好心对他年轻时所在的社区做出的改变，产生了摩擦。

事情是这样的：

乔治·华莱士，一个种族主义竞选者，在南波士顿势力尤其强大，所以白修德决定在南波士顿度过一下午的时间，来衡量在即将到来的马萨诸塞州初选会中华莱士的实力。花一点点力气就能发现，住在那些整洁老木屋里的工人阶级爱尔兰裔有多少恐惧和憎恶；所以白修德一时兴起就叫他的出租车司机将他从南波士顿带到了多切斯特的伊利街，去看看他在那里出生的房子。司机是一个学生，转过头来问白修德是否对那片街区很熟，然后说白修德要再付10美元给他，因为那片地区很危险。

要为距他出生地很短的路程多付10美元，实在让白修德很不高兴。但是随着他们深入这片区域，他开始明白了。他在美国的其他城市也见过如此荒凉的景象——空地，烧坏的大船，木窗，它就像市区内部的一颗坏牙，但是这就是家。尽管被他曾经向女孩们献殷勤和玩击球游戏的街道吓着了，但他还是继续往前走。富勒小姐曾经教他历史的地方，克利斯托弗·吉布森学校几年前刚被烧毁了。没有人能解释这场火灾，或者说这学校是怎么被肆意毁坏的。波士顿将其夷为了平地，再在学校曾经的地点莫斯街的顶端开拓了一块空地做停车场。布拉德肖街上的小希伯来学校，他曾经学习过和之后他教过《圣经》语言的地方，也被毁坏了。它也被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柏油铺就的地面。

他让司机在伊利街的角落转来转去。老树也消失了。他知道新英格兰州的栗子树都因为枯萎病消失了，但是所有其他的树，橡树、榆树还有枫树也都被砍倒了。仍然矗立在小市场里的几家商店门窗紧闭。曾经紧邻公园有母亲们带着孩子散步的街道，现在全是空荡荡的废墟。司机在这条荒凉的路上加速前进，越过了路标，白修德才意识到他已经经过了他自己的房子。他让司机开回去。那就是他的家——一栋被遗弃的房子，门柱上的锡制号码牌上写着“74”。这是伊利街74号院，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两边的房子早就拆了。但是白修德花了好几分钟才在脑中重新想起这个倾斜的小棚屋原来的模样，并且它漂亮的新英格兰花园使他童年记忆里的这个深红色小房子的样子浮现出来。通向走廊的台阶正在腐烂而且已经扭曲了，房子本身是斜的，他的外祖母曾经在楼上，像暴君一样统治这个家，窗户有的碎了，有的迎风大开着，有的被木板封上。带有名字的四个门铃表明最底下的一层楼住着四户人家，那里曾是大卫·怀特和他一家人的住所。他能看到他母亲的卧室还很完整并且有人居住，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但是从它的窗户向外望去不是一个花园，而是垃圾场，有三辆坏掉的车和两棵不知是死是活的树。没有草丛，花盆都不见了。

白修德正在窥视曾经是他出生地的花园里缠着电线的栅栏时，几个黑人小孩突然出现了，喊道：“嘿，伙计，你在做什么？”然后跟过来一个庄严而皱着眉的黑人，怀疑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伙计？”当白修德告诉他这里是自己60年前出生的房子时，这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挑衅道：“你在逗我吗，伙计？”白修德跟他说曾经都在这里的樱桃树、忘忧草、花园还有郁金香。这个男人的怀疑渐渐消失了，他们互相告知了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个小棚屋的主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如果白修德想的话，他可以打电话，他们会让他进去参观。黑人提供信息说，他们几年前搬进来的时候还有一棵梨树在后面，老葡萄藤也在。除此之外，这里再没有与过去记忆中的家相联系的地方了。

然后白修德离开了这条街道，这条街曾经在夏天的晚上飘着烤百吉饼香味，而在夏天的白天，充斥着男孩们用从沃尔科特街带来的带有金黄光泽的栗子玩指关节游戏的响声。都不在了，全都不在了。美国曾经给他离开这条街的机会，不知怎么的这条街成了废街，全是害怕的黑人，生活在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的美国。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亲眼见到这所房子了。下次他如果有机会回来的话，它一定已经不见了——就像克利斯托弗·吉布森学校和贝塞尔学校那样。人们会为了保险金而将它拆除和烧毁，或者在某个市区更新项目中被铲平。

第二天早上白修德起床了，他不再浮想联翩，继续报道1976年竞选的候选人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尤德尔议员是令人怀念和充满希望的60年代派往70年代政治的最后一位使者，那天他正要去白修德以前的老街区竞选。尤德尔首先去了艾略特广场。白修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场上帮他叔叔的商店送食品杂货给那片宁静的街区里模仿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裔家庭和谦逊的新教家庭。但是现在这个广场让人想起了埃森和柏林——就像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那样被夷为了平地。某个联邦项目在这个老广场上修建了一个混凝土和砖搭成的堡垒一样的药房。当地的贫困专家向候选人解释，为什么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在这个古老的广场上建设药房。但是45年前当白修德还是个递送东西的小孩时，在同一个广场还有好几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给附近的爱尔兰裔和新教居民提供服务。现在只有政府才能建造和巩固药房，它不会像环道边的大楼那样被洗劫一空，哥特人不会为药袭击药房，它也不会被蓄意破坏。这些为他们建造的联邦药房感到自豪的“贫困专家”们根本不懂历史；他们根本不知道艾略特广场以前的样子，那时候安全到角落的药房可以在晚上派小男孩们安全地给邻居家送药方。项目建设者们骄傲地向候选人展示他们的药房，并解释它与医疗补助计划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候选人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药店里走进来一位漂亮聪明的年轻黑人社工，带着几位走路蹒跚的白人老妇。她告诉他们，他们得在这些老人排队取药的时候每人手扶一位老人的肩膀。政府提供这些药和给她们的医疗指导，这些指导让她们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是这里不再有社区了。

之后的那天上午让白修德进一步沉思了。尤德尔先生与他的随从们从艾略特广场驶到了埃格尔斯顿广场，再去蓝山大道，驶过大道时车子加速，根本不看两边一个个衰败的街区。经过了3英里的高度行驶，候选人在市区一个局势紧张的典型分界障碍线停了下来，那是波士顿的一个叫马塔攀广场的地方。不断离开的白人和文明的黑人还在这里混在一起——最有教养的黑人和生活最悲惨的白人。这是一个“拍照机会”。从亚利桑那州来的好心和正直的候选人用简洁的话鼓舞大家选举他成为现代市区美国的总统。他在当地的一些员工误导他认为他在看的是和谐市区的田园风光，即使他实际看到的是几乎成为废墟的中途小站。他赞扬这个安静的“社区”证明了团结可以让兄弟之情、和平和联邦政府去做更多的事，然后他的一队人马直接加速，行驶到了纯白人居住的郊区，那里现在是环绕着波士顿市区的自由地带。在马萨诸塞州初选会上，自由地带是他唯一的胜利成果。南波士顿充满恐惧的白人投给了乔治·华莱士，白修德的出生地多彻斯特的充满恐惧的黑人们则投给了吉米·卡特，其他所有人都投给了亨利·杰克逊。杰克逊拿下了马萨诸塞州。但是白修德知道，没有哪个联邦政府项目或者联邦政府的承诺能保持他童年的街道上的宁静与安详。而这场竞选也不会深刻地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现在，是詹姆斯·厄尔·卡特总统任期的第二年，故事讲述者会回顾过去，并对自己感到吃惊。他即将写的一本书的结尾，与他当初想写的和他承诺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结尾完全不一样。

早在肯尼迪之前的那些日子，他的大计划就是每四年写一本关于总统诞生的书。因此，如果他在从1960年到1980年期间的每一个选举年都实践了他的计划，他的书架上就会出现覆盖了1/4个世纪美国政治的6本书。

现在，他不能了，1976年他在马塞诸瑟州初选会度过的一周，也许比其他所有事情都更为严重地扰乱了他的大计划。没有人对他出生地的废墟做出任何规划。确实，全国政界、州政界和波士顿政界中调动起来的每一点好心，还有数百万的美元都没有理会这样的废墟——它们都失败了。讲故事的人试图将故事与投票总额相适应。但是在美国除了竞选机制以外，目标和权力还有其他的联系，除了选票数量以外，还有其他评价目的好坏的合理方式。

随着1976年竞选的展开，讲故事的人已经投入了对这场竞争的长期报道和功课中，追踪候选人，参加辩论会，吃力地参加很多初选会，挤在集会的人群中，大选之夜在电视上发表意见。但是当竞选结束，是时候将它写成书的时候，他发现4年时间美国发生的事已经不再能够被压缩在总统竞选中，被雕刻成任意形状的大木块了。这一次，1976年，美国人已经选出了一位品格和道德都不用被质疑的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控制善良的力量，或者能不能检查它们是否绝对，或者能不能穿过冲突和矛盾引导它们成为达成共识的妥协，都是不清楚的。

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1976年的总统竞选对于美国总统职位的意义和未来影响，只有在他为自己和读者摆出经历过的证据之后，他才能说出，并讲述1980年的故事。大选一结束他就开始了，但是他意识到，他的成就是他在美国权力的气流中被吹来吹去时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意外让他吸进了那股气流成为记录者之一，他曾见到美国的权力在亚洲胜利的时刻达到顶峰，用至高的权威拯救了战后欧洲的自由和人民，然后他跟着它回到家发现了权力的源头，并顺着它的踪迹走进了美国政治。

因此在读者知道很久之前，讲故事的人就知道，他需要两本书来讲述他的故事。第一本书，就是这本，讲的是他目睹了美国权力是怎样被使用的。第二本书有必要回顾以往，并与第一本书有重叠的时间，因为它是关于人们是怎么得到权力的，这里指政治权力。在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事物真实的样子，而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每个国家在从事政治的时候对表面和交流的控制都不一样。在美国，这种控制在肯尼迪之前就已经在改变了，在肯尼迪死之后甚至会变得更快。因此，美国政治中将要发生的事会充满戏剧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肯尼迪遇刺事件肯定是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分界点，故事讲述者自己标注的“分水岭”或者“断点”。直到那一刻他都相信，只有机会作为一种信仰最突出地表现出美国政治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的不同。回顾肯尼迪篇章，我们已经能很清楚地看到，老的英式政治文化已经失去了对其他人的控制，而正是这些其他人充满在美国的辽阔空间和已成型的城市里。美国说多国语的民族之间，除了将他们绑在一起的思想以外，没有共同与生俱来的东西。肯尼迪之死的力量仍然影响着已建立的秩序。但是政治会对控制权力的人进行重组，而一个正在改变的文化会改变那些控制政治的人。1954年到1963年这快乐而平静的10年，将让位于60年代从1963年到1974年暴风雨的10年。在表面的旧政治文化之下，所有的竞争团体都会浮出水面，打着机会的旗帜宣告自己的特权。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美国是会以机会的名义被改造成为一个聚集着互相独立的团体、利益和传统的地方，还是继续成为一个所有传统都在政府统一思想领导下的国家。暴风雨10年的革命和它的余波会是一个考验，考验让美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老思想是否能走得更远，远到保持国家统一；考验一个新的文化是否能与已经消失的文化一样强有力、一样成功地滋润政治体系。

致谢

多年来我受到了太多朋友的祝福，从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到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沃特，如果我要列出这一路走来所有对故事有帮助的人，这本回忆录就必须延伸出第二本。

然而，感恩之心让我坚持要特别致谢那些帮助过我、让我将这些回忆形成了文字的人。

我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凯维特·霍夫斯泰德（Beatrice Kevitt Hofstadter），不但用她的感情和投入的精力，也用她作为专业历史学家的智慧和她在现代研究领域中的能力，支持着我写这本书。我的编辑，西蒙·麦克·贝西（Simon Michael Bessie），将近20年来，一直用他的热情和技艺鼓励着我——但是这一次，他对我的帮助超越了任何感情和义务。理查德·科勒曼（Richard Clurman）促使我开始了第一章的写作——最后两年之后，又对我的整篇稿件进行检查和评论作为支持。赫德瓦尔·哈达斯·格里根豪斯（Hedva Hadas Glickenhaus）以很多方式——作为编辑、研究者、评论家、道德顾问和管理者——对我进行了帮助，以至于我找不到任何具体的答谢方式，只能依照事实将她作为于我无法替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