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
Author: 張純如
Date: 2018-10-15T00:00:00+00:00
Publisher: 遠足文化

各界推荐

“内容丰富而钜细靡遗。在类似的导论式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过这本层次分明且字里行间充满情感的《美国华人史》。”

──耶鲁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引人入胜！……张纯如的《美国华人史》以华人在美国的奋斗经过为主题，细数他们曾付出的代价与受到的伤害，是一本鸟瞰全局并且可读性极高的史书。……非常吸引人，充满热情。”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发人深省的概观，而且显示出华人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的成就堪称典范。”

──《基督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无所不包，文词优美，分析鞭辟入里且充满热情，是新世代美国华人历史的最佳代表作。张纯如以精彩的手法将美国华人的种种经历融入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史。”

──曾以《蝴蝶君》与《花鼓歌》荣获奥比奖与东尼奖的剧作家黄哲伦

“充满戏剧性的一本书。……张纯如的《美国华人史》不但诉说着美国采矿营地与中国城的许多故事，也把故事场景拉回到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写来充满说服力。张纯如找到一个很棒的主题，她的故事也都值得一读。”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图书世界”专刊（Book World）

“值得美国借鉴的一本书……张纯如这本书的出现时机非常恰当，值得家家户户与各级学校阅读，因为她记录了华人族群如何辛苦奋斗，赢得与其他美国人一样获得公平对待的应有地位。”

──《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作者把故事说得钜细靡遗，请态度充满自信……对我们的历史来说很重要。在二十一世纪初，如果我们想了解现在的美国人，必然要先了解过去的美国人是怎样过活的，为何会来到这里。张纯如书中的故事面面俱到，而且是美国史的重要部分。”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os Times）

“这本书记录了一场永不停歇的人权与自由之争，内容充满戏剧性，而且观点往往能鸟瞰全局。”

──波特兰市《奥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

“深具知识性与启发性，读来也很有趣。”

──美国《亚洲人周刊》（Asian Week）

“这本书有可能成为诉说美国华人经验的最权威史书。”

──《亚特兰大宪法报》（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观点令人信服，透过许多人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华人在美国的际遇。……散文文笔清丽且意蕴深远。”

──《圣荷西信使新闻报》（San Jose Mercury News）

“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记录了美国华人的奋斗史与种种成就。……张纯如可说是年轻史家中的佼佼者，她透过犀利的笔法将无所不包的研究材料化为文字，成就出这本广受读者欢迎的独一无二史书。”

──《沃斯堡星报》（Ft. Worth Star-Telegram）

“如果你嗜读美国史，想了解美国人的经验，那么这本《美国华人史》是你非读不可的。我们何其有幸能遇到张纯如这位无与伦比的作者及时把这重要的故事说给我们听。”

──《硫磺岛的英雄们》（Flags of Our Fathers）作者詹姆斯．布莱德利（James Bradley）

“叙事相当可观……虽是史诗钜作，但读来毫不费力，整个阅读过程深具吸引力而感人，且可以吸收许多信息。……这不只是一本所有美国华人该读的书，所有新来的移民，还有想要了解美国民主制度有何缺陷的善良公民，都该一睹为快。”

──太平洋新闻社（Pacific News Service），顾屏山（George Koo）

无法遗忘的不平之鸣

单德兴（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二○一四年我于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族裔研究图书馆（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查阅麦礼谦（Him Mark Lai, 1925-2009）先生捐赠的上百箱资料与档案（即“麦礼谦文件”〔Him Mark Lai Papers〕）。其父麦沃炳于一九一○年以假文件冒充黎广泮之子（paper son）前往美国，是第一批遭留置于旧金山天使岛（Angel Island）上的船客，见证了美国移民史上对华人的歧视。麦礼谦土生土长于旧金山唐人街，自幼深爱文史，因为目睹华人于美国社会遭到不同程度、或明或暗的歧视，所以选择以工程师为职业，业余时间在夫人张玉英（Laura Lai, 1933-2014）协助下，全力投入美国华人历史研究，两人甚至决意不要有子嗣，这在当时华人社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麦先生通晓中英双语，经多年努力，为美国华人研究开疆辟土，不仅出版许多中英文论述，而且促使亚裔美国研究进入学院建制，享有“华裔美国历史教父”（ the dean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的美誉，因此他本身就是美国华人史的一则传奇。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在撰写本书时曾多次向他请益，〈谢辞〉中第一位感谢的学界人士就是他，坦言其研究成果“帮这本书奠定了基础”，并尊崇他为“美国华人研究之父”（the father of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我翻阅麦先生捐赠的一箱箱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数十年来他辛勤蒐集的多家华文报纸剪报，赫然发现其中有关张纯如的剪报奇多无比，数量远超过任何一位华人。这些剪报中许多是关于她的成名作《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九三七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1997，萧富元译，天下文化，一九九七）出版后的消息、访问与回响，以及她于二○○四年英年早逝的报导。虽然我对张纯如的生平与著作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随着时序翻阅一张张大小不一的剪报（有些已经泛黄），仿佛进入这位美国华人奇女子的时空，看到一位年轻、认真、热情洋溢、才华纵横、充满正义感的文字工作者的努力、奋斗、成名以及殒落，心情随之起伏，为之唏嘘，久久不能平复。

张纯如为第二代美国华人，出身书香世家，祖籍中国江苏淮安，祖父张迺藩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任江苏省的县长，来台湾后曾任中国国民党党职、教育部主任秘书与元培医专校长；外祖父张铁君在中国大陆时集诗人、学者、记者于一身，在台湾曾任《中华日报》总评论员。父亲张绍进与母亲张盈盈幼时随家人来台，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后，一九六二年前往美国，双双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为物理，一为生物化学），后来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可谓典型的移民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也符合美国主流社会心目中“模范弱势族裔”（Model Minority）的印象。

张纯如在一九六八年出生于纽泽西州（当时父母分别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成长于伊利诺伊州。从有关她的一些报导，尤其是母亲张盈盈在她过世后所写的《张纯如：无法遗忘历史的女子》（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 2011，王若琼译，天下文化，二○一二）可以看出，她自学生时代就立定明确的目标，有志从事写作，并主动自我充实，积极把握机会磨练写作技能，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获得新闻学士之后，继而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她的文字生涯中，时常与家人，尤其是母亲，分享她的写作计划，所见所闻。

张纯如在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之旅中，更精确地说，在八年之间，出版了三部掷地有声的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the Silkworm, 1995，张定绮、许耀云译，天下文化，一九九六）、《被遗忘的大屠杀》与《美国华人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2003）。这对任何作家都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对年轻作家更是难得，既证明了她先天的才华与后天的勤奋，更令人佩服她针对题材全力以赴的精神与成果。

第一本有关钱学森（一九一一──二○○九）传记的〈缘起〉中提到，撰写该书并非来自作者个人的规划，而是一九九一年应著名出版集团哈泼．柯林斯（HarperCollins）旗下基本书局（Basic Books）资深编辑拉碧娜（Susan Rabiner）之邀，可见时年二十二岁、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研究生的张纯如，写作才华已受到肯定──当然她的华裔背景也是重要因素。张纯如本人很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的高难度”（六），包括个人专业知识的不足，中文阅读能力的限制，档案资料的欠缺，以及传主钱学森拒绝接受采访，也不愿有人在生前为他立传。

尽管困难重重，张纯如仍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广为蒐罗美国（包括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以及学术期刊、一般出版品里的资料，透过电脑资料库检索中国大陆的新闻报导，并找人译成英文，更多方采访钱学森在美国与中国的同事与学生，包括一些中国火箭科学界的菁英，甚至当面采访在加州一家台资电脑公司工作的传主之子钱永刚。传记中追随着钱学森的足迹，由出生地杭州，童年生活的北京，到就读大学的上海，再经过留学考试赴美。多年的留学与科研成果树立了钱学森的顶尖科学家地位，却因冷战时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恐共气氛，让他一夕之间跌到谷底，遭到逮捕与软禁。历经五年的悲惨岁月，透过中美交换俘虏会议，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回到中国，成为中国首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带领中国在飞弹与航太科技上突飞勐进，而享有“中国飞弹之父”的美誉。因此，《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认为此书“首次揭开了钱学森悲剧却又成功的一生”。

这本书出版次年便出现了天下文化的中文版，足证台湾出版界对此书的高度兴趣。高希均在〈出版者的话　　改写中国懦弱历史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之谜〉中，把传主誉为“把中国加速带进‘核子俱乐部’的大功臣”（II）。但他也指出，钱氏在跨出自己的专长领域时，却又成了“呼应农业大跃进、斗争同僚、推崇特异功能、批判民运份子”的“一个难以理解的‘谜’”（VII）。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在中共飞弹威胁下的台湾读者阅读这部传记时，对这位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却又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有着许多超人意表的言行的钱学森，感受恐怕不是一个“谜”字足以形容。无论如何，张纯如凭借她的天赋与努力，果然不辱使命，完成了这部传记，实现了自幼以来的作家梦，为个人的写作生涯树立了第一座里程碑。

钱学森视当年在美国的遭遇为奇耻大辱，表示除非美国政府对当年加诸于他身上的羞辱公开道歉，否则绝不踏上美国的土地。类似的情形出现在对日抗战中南京大屠杀里的受害者与慰安妇，至今依然等不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张纯如下一部不平之鸣之作，就是为她赢得最高声誉、但也招来最多批评，甚至损及身心安定的《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盈盈在《张纯如》一书中提到父母亲于一九三七年与大批难民一道逃出南京，自己于一九四○年出生于对日抗战的陪都重庆，“日后，我父母常对我们讲述空袭后目睹的惨状”（三一）。在《被遗忘的大屠杀》的〈缘起〉中，张纯如自述幼时便从父母口中听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我的父母亲虽然不曾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闻这些故事，然后将这些故事传承给我。”因此，“在整个童年中，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我心深处，隐喻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八）。就此而言，她的处境如同贺希（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后记忆”（postmemory）的观念，这种记忆并非出自幸存者本身，而是未亲临现场者自前人传承而来。直到一九九四年她参加“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Asia）于加州库柏提诺（Cupertino）主办的会议，看到会场展示的南京大屠杀相关照片，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张盈盈的书中称之为“改变一生的照片”（第十章章名）。张纯如自道，这些照片让她认知，“丧失生命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因别人一个奇想，他们的生命就此猝然殒落，隔天他们的死亡就都没有意义了”（十一）。因此，她体会到，“悲剧可能随时会重演，除非有人硬要世人记住它”（十一）。张盈盈在为当初协助张纯如走访幸存者的学者杨夏鸣所译的简体字版《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二○○七）〈中文版序〉也特别指出，“纯如在书中强调，她写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煽动仇日的情绪。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是为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五）。

张纯如起先纳闷，为什么没有美国作家或学者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或论文，后来发现部分原因在于“受难者一直保持沉默”，以致此人寰惨剧不像犹太人大屠杀那般广为人知。此外，让她“困惑、难过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过去这段历史”，“许多日本著名政客、学界与企业界领袖，即使面对如山铁证，仍顽强地拒绝承认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十四）。这种现象迥异于二次大战后，德国官方与人民对纳粹政府犯下的犹太人大屠杀所进行的深切诚挚的反省、道歉与赔偿。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截然不同，所招致的结果也迥异，如今德国在国际间普受尊重，而日本依然为许多国家所疑虑，其来有自。在张纯如看来，若是把南京大屠杀比喻为“强暴”（英文用字为“rape”），那么否认罪行、遗忘屠杀就是“二度强暴”（“a second rape”），这正是该书第十章的副标题。

面对这个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悲剧，受害者的沉默以及加害者的抵赖，深具正义感的张纯如决定挺身而出，提起如椽巨笔，伸张正义。因此，《被遗忘的大屠杀》面对与处理的是“两种相关暴行”（十六），亦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本身，以及世人对该大屠杀的漠视与遗忘，尤其是日方的否认与掩饰。她探寻各方资料，前往南京寻访大屠杀受害者，取得第一手资料，甚至录像存证。此外，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还发掘出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John Rabe, 1882-1950〔此为现在通行译名，他名片上的中文名为“艾拉培”〕）尘封了一甲子的日记，为这桩耸人听闻的事件增添了重要的证据。张盈盈也提到爱女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发现当年金陵女子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为“华群”）的五百页日记，内容让她既震撼又感动，原本计划在《被遗忘的大屠杀》问世之后协助出版，但成了未竟之业（一五九──一六一）。

此书于一九九七年出版，适逢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由于先前未有类似的英文书籍，出版后即受到各方瞩目，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十周之久。张纯如也因此声名大噪，到各地巡回演讲，并曾上美国公共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简称PBS）与日本大使斋藤邦彦公开辩论，在现场直播的节目要求对方为南京大屠杀诚心诚意道歉，实为正气凛然，勇气可嘉。然而，名之所至，谤亦随之，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书中若干资料有待商榷，但小疵不掩大瑜，张纯如也愿从善如流加以更正，使资料更为翔实。更严重的威胁来自否认大屠杀的人士，尤其日本右翼份子更是不断攻击。张盈盈的书中虽只列举其中荦荦大者，已足以让读者看到一波波压力连绵不断地涌向这位年方三十的年轻女作家。一向乐观的张纯如虽然勇往直前，为所当为，但情绪显然受到相当影响。

所幸，比起著作引起的争议，更多人受到她的启发，开始热切关注这个议题，多少达到她原先设立的目标。如小说家哈金和夏威夷第三代华裔诗人林永得（Wing Tek Lum）都坦言受到此书的影响与激励，分别以自己擅长的文类，写出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 2011，季思聪译，时报文化，二○一一）与《南京大屠杀诗抄》（The Nanjing Massacre, Poems, 2012）。而此书英文版问世同一年正体字中译本便出现。简体字版第一个译本由孙英春等译（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二个译本由马志行等译（东方出版社，二○○五），第三个译本由杨夏鸣译（东方出版社，二○○七），第四个译本由谭春霞等译（中信出版社，二○一五）。由此可见华人世界对此议题的重视。其中杨夏鸣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而且是当年协助张纯如走访幸存者的人士，他的〈译者后记〉（二九七──三一三）提供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辛，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大陆对此议题的忌讳，与后来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设立国家公祭日的重视，不可同日而语。笔者二○一六年三月与杨夏鸣在南京见面时，他娓娓道来当年协助张纯如的情形，更让人了解当时在中国大陆蒐集相关资料的艰难与风险，也因此让人更佩服作者的勇气与毅力。

张纯如在下一本著作《美国华人史》的〈前言〉指出，该书诞生也与南京大屠杀的书有关。《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作者应邀到各地巡回演讲，“结识了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有十九世纪铁路工的后代、拿奖学金来美国念书的新移民、不识字的工厂工人、顶尖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躲过日军残酷暴行的年迈幸存者，还有被白人父母收养的华人小女孩”，再加上她身为第二代美国华人的背景，因此对华人复杂多元的历史产生高度兴趣。华人在美国的遭遇，尤其是受到的种种不公与歧视，再度激发她的义愤，成为触发她撰写下一部书的动机。

《美国华人史》的〈前言〉提到，本书试着处理两个故事与一个迷思。第一个故事涉及“前因”，也就是一向安土重迁的华人为何会踏上离散（diaspora）之途，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简言之，这种现象来自一推一拉之势。中国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欠缺机会，百姓的生存受到威胁，这种情势产生一种推力（push）（〈第一章　古国：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相对地，新大陆的环境安定，经济繁荣，可望提供生活的转机与生存的保障，则会产生一种拉力（pull）（〈第二章　新大陆，新希望〉）。其实，在华人漫长的历史上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古时为了避免天灾或战乱，黎民百姓离开故土，前往异乡，那是国境内的内部移民（internal migration）。海运开通、交通发达之后，人民的活动范围扩及海外，而形成移往国境之外的外部移民（external migration）。

第二个故事则涉及“后果”，也就是这些移民来到美国这块所谓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甚或“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后，他们的遭遇如何（〈第三章　“别害怕，你们会很幸运”：前往旧金山的旅程与抵达之后〉）？是如愿以偿，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甚至安家落户，实现了心目中的“美国梦”？还是理想未遂，梦想幻灭，甚至梦魇现前？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族裔的因素而遭到歧视、打压与迫害？如何寻求融入美国社会？主流社会的接纳情形如何？在同化的同时，如何、甚至有无维持与原来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在华人社会中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第一代出生于华人地区，纵使来到美国，也试图维持与故国在文化上、心理上的联系；第二代由于生长在美国，致力同化于美国社会，避免被视为异己，因而接受了主流价值观；第三代已在美国社会安稳立足，重十对故乡的感情联系，试图追根溯源，寻根问祖。

本书也有意打破一个迷思。张纯如提到许多美国人对华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他们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淘金热来到美国。其实美国华人的历史与其他族裔一样，都是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动态且绵延的过程，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甚至波涛汹涌，至今不断。正如〈前言〉所指出的，“‘美国华人史’是一个横跨一百五十年的史诗故事”，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华人既是前来淘金（〈第四章　金山的淘金客〉），也在淘金热结束之后参与了美国多方面的建设与经济发展，其中尤以兴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闻名（〈第五章　建造横贯大陆铁路〉）。之后他们先在美国西部寻求发展（〈第六章　在大西部求生存〉），再绵延、扩展到新大陆各处（〈第七章　在美国各地开枝散叶〉）。然而这只是第一波华人移民潮，之后由于中美历史环境的变迁，还先后出现了两波移民潮。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出现于一九六○年代。当时美国移民政策大为放宽，提供国外各地移民更高的员额，华人因此机会大增（〈第十五章　新移民，新生活：混乱的一九六○年代〉）。另一方面，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关系密切，许多人或为求学、改善经济，或为离开戒严统治下的台湾，纷纷前往美国（〈第十六章　来自台湾的美国华人〉），再度出现了一拉一推的态势。

类似情形再次发生于一九八○年代，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加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九年正式建交，双方关系改善，于是出现了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形成了第三波华人移民潮（〈第十七章　竹帘升起：中国大陆移民与“少数族裔模范”〉）。书中对不同时期移民潮的背景、现象、特色、结果都提供了说明，有些地方更用上家族经验以及个人访谈。如第十六章〈来自台湾的美国华人〉逾两万字，为以往美国亚裔或华裔历史专书中难得一见，便用上不少张纯如的家族经验作为见证，不仅作者写来亲切，读者读来也特别有感，为本书特色之一。

综观书中所写的一百五十年美国华人移民史就会发现，在美国的华人有时受到欢迎，有时受到歧视与排斥，甚至因而命丧他乡。这些情形主要涉及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因素。内在因素就是美国内部的需求，包括社会需要与经济情势，如十九世纪需要廉价劳力建筑铁路便进口华工，二十世纪科技发展则需要大批科研人才。然而美国经济情势不佳、就业率低落时，华人往往就沦为代罪羔羊，成了非我族类的异己，遭致各式各样的威胁与打击，甚至发生冷血的屠杀案（〈第八章　仇恨在各地掀起波澜〉）。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官方也“俯顺民情”，推波助澜，落井下石，于一八八二年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裔订定的排除法案（〈第九章　排华法案〉），成为美国移民史上的重大污点，直到一九四三年，美国在两年前珍珠港事件后对日本宣战，与中国成为战时盟邦，此法案才宣告废除，前后超过六十年。

外在因素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两国关系友好时，华人就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待遇，然而两国关系有变、甚至恶化时，华人往往就遭另眼看待。如二战时中华民国是美国的盟邦，华人的地位就随之提高（〈第十三章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二次世界大战〉）。到了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时，尤其是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恐共气氛造成类似猎巫的现象，以致许多华人受到怀疑与迫害，张纯如第一本书的传主钱学森就是明证（〈第十四章　“大规模审讯与迫害”：冷战、国共内战与麦卡锡主义〉）。到了一九九○年代，中美竞争的态势益为明显，造成华人处境上的困难（〈第十八章　草木皆兵的一九九○年代〉）。一九九九年爆发的李文和案，后来证明是乌龙一场，也是针对华人的明显案例（〈第十九章　处于美国社会两端的华人：“高科技”与“低科技”〉）。

张纯如站在新的千禧年，以后见之明回顾一百五十年来的美国华人移民历史，多方蒐集资料，当面访谈，并链接上自己的家族历史与个人经验，对于其中的高低起伏有着深切的感受。末章以“前途未卜”（“An Uncertain Future”）为名（第二十章），是她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华人历史以及教训中得到的结论，可见其审慎之处。对照当今美国总统的反复无常，对外关系的混乱无章，对移民的仇视无情，更加印证了张纯如从美国华人历史中鉴往知来。至于未来发展如何，就让大家拭目以待。

总之，从张纯如这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特色：首先是不平则鸣，基于知识与道德勇气，为遭遇不公不义的人发声，充当长久遭到压抑的弱势者之喉舌；其次是从族裔出发，三本书所处理的题材，不论是钱学森、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或是在美国的华人，都是炎黄子孙；第三是善加蒐集资料，广用多方文献，进行访谈，甚至运用家族记忆；第四是叙事周全，条理清晰，文字平易近人，容易为社会福斯接纳；第五则是致力于挖掘历史真相，从中汲取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而，张纯如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反而不断自我挑战，思考新的写作题材。张盈盈透露，张纯如规划的第四本书是有关二战期间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的美籍老兵，已于二○○三年到美国中西部走访过几位幸存者，他们诉说的故事让誊打录音稿的小姐都为之落泪。母亲认为如此悲惨的内容会加重爱女的身心压力，但张纯如表示“不能背弃这些老兵，不能让他们的故事被历史遗忘”（三○八）。由此可见，基于义气与勇气，她有心再度发出不平之鸣，为长久被遗忘的弱势者发声，而且视野更为广阔，超越了华人的族裔界线。可惜进行这本书期间，由于各方压力过大，终至难抵心灵的创伤与忧郁，二○○四年十一月九日于加州举枪自尽，留下这个未竟之业。世人对年仅三十六岁的张纯如死讯之震惊与哀思，由当时媒体的广泛报导可见一斑。

回顾张纯如的著作与译作，或许可用“双重的‘三缺一’”来形容。第一重的“三缺一”是关于她的著作──在完成了三部有关华人的作品之后，下一部作品因为她的英年早逝而告终。鉴于前三本书的成果，尤其是第二本书所引发的热议，计划中的第四本美国二战老兵的故事，势必在美国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响。只可惜壮志未酬，空留遗憾。第二重的“三缺一”则涉及她的作品中译。《中国飞弹之父》在原文出版第二年便有正体字中译本问世（简体字版《蚕丝：钱学森传》〔鲁伊译，中信出版社〕则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版〕。《被遗忘的大屠杀》的情况更为热烈，正体字中译本与原文同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出版，之后又有四个不同的简体字版问世。尽管如此，与张纯如的家庭以及个人成长经验最切身的《美国华人史》，原书自二○○三年出版后，却一直不见中译本，成为她一生三本书中独漏之作，殊为可惜。因此，中译本的出版弥补了第二重的“三缺一”之憾，让华文世界的读者终于得见这位充满才华与正义感的作家毕生著作全貌。

要翻译这么一本书实属不易。译者陈荣彬先生为辅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国立台湾大学翻译硕士学程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主要为文学翻译与现代华语小说英译史，已出版五十种翻译作品，包括近期翻译的《齐瓦哥事件》（网络与书出版，二○一六）与《战地钟声》（木马文化，二○一六）等文学名著，并以《绘画与眼泪》（左岸文化，二○○四）、《血之秘史》（网络与书出版，二○一四）与《我们的河》（天下文化，二○一五）三度获得“开卷翻译类十大好书”奖项，足证其译作普遍获得肯定。尽管已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与卓越的成果，然而此次翻译《美国华人史》依然面临重大挑战，其中最困难的就是中文名字的还原，尤其其中许多是按粤语发音。笔者先前从事华美文学研究时，遇有这方面的困难便请教有“活字典”之称的麦礼谦先生，因为他根据多年蒐集所得创建了一个中英对照的资料库。由本书〈译序〉诉说的翻译背后的故事，就可发现往昔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其难处在于立新正名，发挥创意；本书译者则是“一名之觅，上网下地”，其难处在于发挥侦探精神寻本探源，还原许多书中人物的中文原名。笔者在翻阅书稿时发现两处漏网之鱼，如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Asia依其网页的中英对照名称为“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而谢辞中的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族裔研究图书馆华裔馆员Wei Chi Poon的中文名字为“余慧子”，若非因系笔者旧识且进一步向该校族裔研究系荣休教授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查证，否则不可能还原。此事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译者适时添加的译注，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凡此种种，都可看出译者用心之处。

本文名为〈无法遗忘的不平之鸣〉，一方面旨在彰显张纯如正像母亲张盈盈所言，是一位“无法遗忘历史”、充满正义感的女子，运用自己的写作才华发出不平之鸣。另一方面则是张纯如过世时虽仅三十六岁，却留下了三本各具特色、发人深省的著作，为她流星般的一生留下了光辉的印记，成为她的读者“无法遗忘的不平之鸣”。

张盈盈表示，“纯如”这个中文名字来自她的主意，带有“纯净、未受污染”之意（二六），也符合《论语．八佾篇》中此二字所寓的“纯正和谐”之意。英文名字 Iris 的典故则出自希腊神话，为“彩虹女神，负责在天上与人间往来传递讯息，所过之处便留下彩虹”（二五──二六）。张纯如的写作一直维持着正直纯净的初心，一生正如彩虹般短暂而多姿多采。

二○一六年我前往南京进行相关研究，住宿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就是当初张纯如下榻之处，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看到她的铜像，手持那本闻名国际的著作（另一座铜像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另一方面，她求教的麦礼谦先生，地方文史团体感念他毕生对美国华人历史研究的贡献，于他谢世后特地向市政府请愿，将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华埠分馆重新命名为“华埠／麦礼谦图书分馆”（the Chinatown Him Mark Lai Branch Library）。先后两位都以文字为美国华人历史做见证，也因为各自的卓越贡献，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美国华人历史中，成为华人离散历史长河中的一页。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于台北南港

为华人发声的浩繁大作

陈荣彬（台湾大学翻译硕士学程专任助理教授）

从《被遗忘的大屠杀》到《美国华人史》

提到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华人世界与北美地区读者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她是《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九三七南京浩劫》的作者。这是她的第二本作品，或许因为推出时刚好赶上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一九九七年），极具话题性，且内容揭露了过往鲜为人知的日军暴行，因此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周之久，张纯如也成为继谭恩美［Amy Tan，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作者］之后第二位登上该畅销书榜的华裔作家。

张纯如出身江苏世家，祖父张迺藩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在江苏省担任县长，来台后历任国民党党部职务、教育部主秘与元培医专校长，退休后移民美国；外祖父张铁君则是担任过《中华日报》总评论员，著作颇丰。她的双亲张绍进与张盈盈都是从台湾前往美国留学，分别取得物理学与生化博士学位后落地生根，在美国发展，她自己则是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巴纳校区附近长大，从伊大取得新闻学位后又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获创意写作硕士学位。

成为一位历史作家，感觉起来对她而言是理所当然，因为她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是新闻与创意写作；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其实她的作品都是扣紧着自己的华人身分，两本书分别讲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在美国蒙冤的经过与南京大屠杀，到了第三本她更把视角扩大，从一八四九年加州发现金矿开始讲起，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详述华人对美国“高科技”（电脑、生医等产业）与“低科技”（制造业的血汗工厂）产业的贡献──但基本上，“为华人发声与伸冤”的主轴是不变的，唯一的差别是，《美国华人史》的任务让她走遍美国国家档案局、加州天使岛（美国移民局用来拘留华人移民，进行移民审查访谈的地方），足迹遍布美东、中西部与西岸地区，而且处理的资料量之庞大，从每一章注释之详细都可以看出来。这也让她从一九九九年年初就开始动手撰写，但初版时已经是二○○三年四月了。

为何与如何撰写《美国华人史》？

张纯如早年的职业生涯其实并不顺遂，或许因为这样，让她对美国华人的处境际遇有更深切的体悟，下笔时更能深入华人内心世界去描述他们的恐惧、脆弱、疑惑、愤怒、骄傲等种种情绪。她在本书第一章就道出自己写《美国华人史》的初衷：

在受邀前往美加各地针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进行演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充满活力的美国华人社群，先前我压根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结识了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有十九世纪铁路工的后代、拿奖学金来美国念书的新移民、不识字的工厂工人、顶尖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躲过日军残酷暴行的年迈幸存者，还有被白人父母收养的华人小女孩。

与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华人接触，让她跳脱自己中上阶层华人的身分，走入原本不熟悉的华人社群，倾听他们的故事。

看完《美国华人史》，我想张纯如已让读者充分了解到华人移民的能动性：他们从西岸淘金客变成大西部的铁路工，结果在铁路完工后遭无情解雇，接着迁居东岸与南方，在全美各大城创建起中国城，随后又因为美国社会经济情势的改变而陆续离开中国城，迁居白人居民为主的美国郊区。（当然，在美国于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后，也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回到中国探亲后就被移民局拒绝入境了，只能黯然返回故乡。）

透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她也让我们知道，美国华人的处境并非各地划一，像是在南方，华人因为数量不足以对白人构成威胁，反而能获得比非裔美国人还高的社经地位。而且张纯如也用心描绘许多华人在美国社会力争上游的过程，摆脱原本的农工、洗衣工身分，借由华人的诸多特质（充满韧性、勤俭、懂得相互扶持）成为华商，并且因为重视教育而让下一代有机会成为学者、知识份子，甚至因为社会与政经情势变迁而从政。有时候中国国内情势也会影响华人的命运：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内战战败而垮台，成千上万滞美华人知识份子、学者、学生有家归不得，所幸美国政府伸出援手，但这些优秀华人往后也对美国社会做出娶多贡献。《美国华人史》写的不只是华人史，也是美国社会史的一部分。

华人的未来

自从前往加州当淘金客之后，华工与白人劳动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许多白人坚信自己的工作机会因为华人勤劳刻苦，愿意领取低薪而遭到剥夺，这可说是《排华法案》问世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华人的形象在美国社会开始获得好评，与其说是美国民众的观念改变，不如说是因为珍珠港事变后日裔美国人变得比华人更受到厌恶，因为美国与中国成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战友。

可想而见的是，如同张纯如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福斯对华人的印象往往是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好坏：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到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二十几年之间，美国又开始对华人保持戒心；一九九一年苏联垮台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但留下的强权空缺又由中国补上，导致美国又开始提防华人。上述两段时期分别发生过举世皆知的“钱学森案”与“李文和案”，虽然两人分别来自中国与台湾，但对美国社会甚至美国政府来说，华人就是华人。

到了《美国华人史》接近尾声之际，张纯如所关切的问题愈来愈明显：无论是来自中国、台湾或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为何都要承受那么多冤屈？一九八二年，华人工程绘图员陈果仁在底特律惨遭一对失业的白人父子残杀身亡，但凶手却只受到薄惩，他母亲陈余琼芳痛诉：“我丈夫（陈炳兴）生前曾为国家卖命打仗。我们向来也都老实纳税，认真工作……我以前真心喜爱美国，但这件事让我愤怒不已。”陈案的结果不仅让陈余琼芳自此离开美国这个伤心地，回中国定居，也让更多华人感到愤怒，并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族裔身分问题。

在这本书出版的两年前，二○○一年海南岛“美中撞机事件”才刚发生。美军侦察机上二十四位机组员遭解放军羁押，美国社会再度掀起一股反华怒潮，华裔美国人社群内部也激辩了起来，张纯如观察到，“某些移民开始把问题归咎于自己太过自满，只顾追求事业与照顾家庭，不敢冒险出面介入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务。”她认为，或许更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华人往往鼓励自己的小孩远离政治、在社会上保持低调，选择科学研究与科技发展为自己的职业，但放弃从政与社会参与的结果却导致华人社会地位原地踏步。张纯如认为，为未来计，华人的共识是应该要起身采取政治行动。这是她生前向美国华人提出的最后睿智建言。

翻译问题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备极艰辛，即使本人原本自认对美中两国历史的掌握度不低，但有关地名与人名的翻译却需要进行大量查证工作。例如，在纽约的华语报纸China Daily News，难道要直译为《中国日报》？经过多方查证后，才能确认其实应该是《华侨日报》（或《美洲华侨日报》），“谷歌图书”（Google Books）提供了许多查证上的方便。

人名的查证由于作者完全没有附上中文，在查证上有时需要更多灵活运用网络资源的巧思。例如，加州华人女医生张玉燕（Bessie Jeong）之夫，作者只写他名叫Wing Chan，是某位旧金山的中华民国领事。按照我平常使用搜寻发动机的习惯，我以Wing Chan Bessie Jeong 为关键词，选择“谷歌图片”（Google Images）后居然搜寻到张医师与其夫婿合葬的坟墓墓碑，上面清楚写着Ying Wing Chan（因此，Wing Chan应为作者笔误），且标注其中文姓名“陈应荣”。经过进一步查核后发现陈应荣即中华民国旅美名记者陈香梅女士之父。

人名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许多美国华人都来自广东地区，其姓名即使查不到中文原文，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按照粤语发音来音译：例如书中提及某位因为种族歧视而遭柏克莱大学拒绝的香港裔学生Yat-Pang Au，按此原则就应该翻译成“欧逸鹏”较为合理，而非“欧亚邦”。

最后要声明的是，翻译这本书时我秉持小心查证的精神，即使如此应该还是有许多未能完善之处，尚祈读者见谅，并希望各界专家能指正错误。

前言

《美国华人史》是一个离散飘泊的故事，过程中许多人离开文明古国──中国，前往美国这个年纪最轻的文明大国落地生根。想当年，华人大批迁居时，年轻的美国仍然百废待兴，能有今日这番成就，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移民在获得美国收留后，于各个不同领域做出贡献。《美国华人史》是一个横跨一百五十年的史诗故事，但若与华人离散飘泊全球的故事相较，仍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数千年之久，相较之下一百五十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海外华侨人数至少超过三千六百万人，三百万美国华人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这本书所诉说的基本上是两个故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既然离乡背井是一件很困难、很可怕的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间点，却有那么多中国人决定离开祖国与同胞，到美国去开创新生活？与这世上其他许多国家的移民一样，美国华人也是一方面被逼着不得不走，另一方面受到某个新环境的吸引。一般而言人类都是安土重迁，不愿随意改变生活方式。一定是故乡的状况糟糕透顶，同时有另一个地方充满诱惑，否则不会轻易移民：这几乎可说是某种从部族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类本能，任何人都很难抗拒的。

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华人到美国之后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是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努力挣扎着？办到了吗？即使办到了，过程中他们因为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情结而多吃了多少苦头？一般而言他们是怎样融入美国社会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第一代美国移民没两样，在美华人刚开始也是竭力避免自己的小孩被美国社会给同化。但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效果如何？

这本书也会打破长久以来一个很常见的迷思：华人都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同一波移民潮之后迁居美国的。只要丢出“华人何时来到美国？”这个问题，一般美国人的答案大都是，十九世纪中叶有许多中国移工到加州去做“淘金梦”，结果最后变成铁路工，帮助兴建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轨。就连许多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也会这么说。

这十几万中国移工大都来自广东省，他们的确是在一八四九年加州发现金矿后，前往美国去淘金的。但当时中国的政情紊乱、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一波移民潮，这十几万人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当时许多中国人去了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选择美国的人，都是深信加州金矿蕴藏量够多，能让他们快速致富，然后就能衣锦还乡，而且这些人之所以能忍痛离开故土，都是因为对自己许以重诺：无论如何，有朝一日肯定要返乡。但他们大都留了下来，忍受美国人的偏见与歧视，努力工作糊口，如今从西岸旧金山到东岸纽约，美国各地都仍留存着许多地小人稠的中国城，就是他们当年的聚居地。不过，如今他们的后代子孙大都已经不是劳工，也没继续住在唐人街，其中许多人甚至看起来不像具有中国血统，因为他们的祖先与其他移民一样，也早就和美国人通婚了。如果我们把美国华人的范围限缩在“祖先来自亚洲各地，具有纯正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那么势必会排除掉许许多多已经混杂了其他种族血统的华人移民后代。

上述一切只是“美国华人史”的开端而已。光从数字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绝大多数的在美华人都不是那些淘金客的后代，因为后来又出现了几波移民潮，而且即使淘金热已经过了一百多年，陆陆续续还是有许多华人移居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的一百年后，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钜变：中共革命成功后，许多官员、专业人士与富商巨贾发现中国已非未来的栖身之所，他们带着财产家私离开祖国，而且通常像是逃难那样匆忙。我爸妈与他们的双亲都是这一类难民。离开中国后，有些人的目的地是美国，也有人前往香港，但大多数人和我的家族长辈一样到了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人”坚决反共，渴望归乡。事实上，当年许多立委都认为国民政府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只是因为国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才不得不暂时避居海外一蕞尔小岛，以台北为临时国都。不过，他们的小孩在心态上就截然不同了。到了一九五○、六○年代，许多在台外省第二代渴望能够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一流大学就读，以此为无上荣耀。播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规定，只有英文能力顶尖者才能去美国读书。

因此，这第二波美国华人移民潮的参与者不只是那些反共菁英，还有他们那些智力过人、受过科学训练的儿女。我爸妈和他们的许多同侪一样，也是拿奖学金到美国读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当上教授。他们在全美国有许多华人朋友，无论其职业为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学者，都与他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与经验：小时候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然后移居美国。

这些新移民大都未定居于老旧的中国城，只会到那里观光，居住地则是邻近各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城区与郊区。因为他们并非难民，而是以知识份子自居，所以并不怎么关心该如何将自身的中国传统保存下来，反而想积极融入现代的美国社会，甚至希望最后能成为美国公民。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所谓“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一词当初就是用来形容他们的，在美华人也就被塑造成某种固定形象：工作勤奋、不求名利、从不抱怨。如今这已经是个让许多在美华人感到五味杂陈的词汇。

不过，在二十世纪中叶这波移民潮中来到美国的华人，也不是每个都能变成成功人士。有许多政治难民不是到美国念书，他们最后往往会落脚在中国城，到工厂与餐厅当起了被人剥削的廉价劳工。一九五○、六○年代期间来到美国的两类华人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们在美国形成了两极化的华人社群，无论从财富、学历与社会阶级来说，双方的条件都天差地远。

不过，故事并未就此打住。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又出现了第三波华人移民潮。有趣的是，这些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社经群体与背景，而这一波浪潮的历史背景则是中美关系破冰，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共产政体开始跌跌撞撞地转型成为带有些微资本主义味道的国家。

尽管这三波移民潮是因为不同理由而在历史上的不同时间点出现，三批华人移民却共享着某些相同经验。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般而言华人会把他们的某些文化特色带来美国：例如，崇尚“勤勉”、“节俭”、“忠于家庭”等价值，重视教育与企业精神，而这也促使许多人能很快在美国获得成就。举例来说，许多在美华人于职场上都扮演着“少数族裔中间人”（middleman minority）的重要角色，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中居间协调。如同经济学家汤玛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注意到的，一般而言这些少数族裔中间人在移民前就已经具有较好的学历背景，也养成了一些技术以及适切的工作态度，像是懂得勤俭创业，也愿意承担风险。有些人一开始当杂工积攒资本，接着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商人、零售商、承包商与放贷业者。而他们的小孩通常会在医药、法律、工程或金融等领域成为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

不过，与其他少数族裔中间人一样，海外华人通常很容易成为有钱人与专业人士，但比较困难的是在落地生根的国家成为实际掌权者。所以就像史家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所说的，华人在国外便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敌人”──当地人需要也很怕他们。回顾美国的历史，政府与业界都曾利用过华人的劳力或脑力，但却拒绝把他们当成美国同胞。上流社会的美国白人菁英与劳工阶级总是以“非我族类”的心态来看待华人，需要时就开放他们移入，反之则加以排拒驱逐，无论怎样做都很方便。十九世纪经济萧条期间，白人劳工曾经为了抢工作而杀害华人，并且游说政治人物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到了二十世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强化国防而对华人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开方便之门，到头来却还是怀疑某些华人会把核武机密泄漏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是充满反讽的：失败者固然可悲，但成功者却也很危险，因为每当华人的表现优异超群，无论其工作是杂工、学者或生意人，这时在美国的白人社会就会出现杂音，认为他们并非做出贡献，而是带来威胁。福斯媒体也用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描绘华人：一方面贬损其人格，另一方面则是将其妖魔化，暗示华人是可以随意剥削的次等人种，或者是该加以摧毁的敌人。这也对那些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造成认同问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人不同，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异类，觉得别人都会用更高的标准来检视、评断他们。

在美华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是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美华人往往被当成忍气吞声的受害者，被欺负时也只是默默接受，但在这个迷思背后却是一段悠久的政治抗争史。事实上，华人自从来到美国后就开始懂得上法庭对抗种族歧视，这也为往后的民权法案奠立了稳固基础，其他少数族裔通常因此受益。但自从《排华法案》通过后，曾经整整八十年都没有大批华人移居美国，华裔美国人的人口甚至一度缩减到只剩几万人。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通过新的法案后，才让第二、三波华人移民潮得以涌现，但也迫使这些新移民在创建政治同盟的关系时几乎像是从零开始一样。不过他们还是做到了。

从这本书的许多故事看来，在美华人的社群始终处于某种危疑不安的状态中。自古以来，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情势，而近几十年来，则是与中、美两大世界强权的关系密切相关。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在美华人就会被当成友好关系的大使与模范公民，可以为两国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扮演桥梁的角色。等到中美关系恶化，他们就会被毁谤成敌人、叛徒与间谍──不是只有美国这样看待他们，中国也一样。某位在美华人曾说：“我们就像一颗在两个大盘子之间磙来磙去的鸡蛋。”这句话深刻地描绘出此一族群的社会地位有多脆弱。

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有华人移民抱持着某种天真的错误概念：假使美国的情况变糟，待不下去了，他们总是可以“回中国去”，甚至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也这么想。但是，有些人在历经切身之痛之后才体悟到，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想法：朝鲜战争与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曾有某些回归中国的华人因为先前与美国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族裔研究教授高木罗纳（Ronald Takaki）曾说，美国华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都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陌生人”。我打算在此基础上提出更进一步的说法：历史上美国华人屡屡在太平洋两岸都被当成陌生人看待，美国人觉得他们太像中国人，中国人觉得他们太像美国人。

一九八○年代初期当我还在读初中时，班上某位白人同学以不带恶意的直白语气问我：“如果美国与中国开战，你会站在哪一边？”年仅十二岁的我一直都住在伊利诺伊州的某个大学城，别说中国了，连台湾都没去过。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就继续问我：“你会离开这里帮中国打仗吗？或者是待在美国支持中国？”在那当下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美国华人的处境肯定悲惨无比，无论美中双方都会痛恨他们。我已经忘记自己的确切答案，只记得我含煳其辞，大概的说法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试着努力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

这问题听来天真无邪，但却打中要害，直指如今美国华人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尽管许多在美华人都已是美国公民，家族定居美国已有数代之久，但也有晚近才移入的华人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献给这个国家，以取得公民资格为目标。这两种人虽已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国家，但实际上却无法摆脱种族上的差别待遇，多少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外国人。多年后，我才发现美国史上许多地位显赫的华人也都面对过这个问题，从杰出的航空学教授到美国国会席位候选人皆然。这种问题的起源是反华情结作祟，而为了让这本史书能忠实地再现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我不得不把此一情结背后的种种心态与假设描述出来。我那位初中同学可说是“无心插柳”，但她的问题让我起心动念，最后造就了这一本书。

不过，我真正开始对美国华人的复杂历史感兴趣，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当时我与外子迁居旧金山市湾区（Bay Area），发现当地有个非营利组织，也就是后来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Asia），其创立宗旨是向世人揭发日军在太平洋战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在此之前，我认识的美国华人都是学者或者科学专家，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充满理想性的社运人士，他们的热情我只有在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等机构见识过。这些美国华人与其他族裔背景的领袖们密切合作，为世界各地人权受损的被害者大声代言。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最后引领我写下《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为中国故都南京那几十万被奸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发声。

在受邀前往美加各地针对《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进行演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充满活力的美国华人社群，先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结识了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有十九世纪铁路工的后代、拿奖学金来美国念书的新移民、不识字的工厂工人、顶尖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躲过日军残酷暴行的年迈幸存者，还有被白人父母收养的华人小女孩。很荣幸的，我也曾与一些引领业界或学界风潮的美国华人对谈过，像是以《蝴蝶君》（M. Butterfly）一剧获得东尼奖的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以鸡尾酒疗法帮助过成千上万爱滋病患的知名医药科学家何大一（David Ho），还有流行服饰品牌Nautica的创办人朱钦骐（David Chu）。

很快的我就发现美国各地都有华人团体忙着举办活动，借此述说美国华人的历史与未来展望，要让美国社会听见他们的声音。当时，洛杉矶奥翠国家中心（Autry Museum of Western Heritage）正在准备一个以美国华人为主题的大型展览。某间美国华人史博物馆也即将在洛杉矶开张。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十年，华人移民要前往旧金山之前往往会被拘留在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接受讯问，他们在住处墙上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该市的华人社群为此四处奔走，希望政府能够更为妥善地保存那些墙面。研究美国华人的学者也要求政府，应该让那些保存在加州圣布鲁诺（San Bruno）国家档案馆分馆的移民申请案史料开放调阅。还有，一些以华裔、亚裔美国年轻读者为诉求对象的新杂志，像是《亚裔美国人》（A）、《单眼皮》（Monolid）、《脸庞》（Face）与《翠玉》（Jade）陆续问世，数量激增。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意味着关于美国华人的故事是如此宏大而激励人心，有待人们娓娓道出。

1990年代期间，许多美国华人团体组织起来，致力于揭发日军二战期间的暴行与大屠杀行径，希望能为所谓“太平洋地区大屠杀”的受害者讨回公道，“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Asia）就是其中一个团体。（照片来源：Iris Chang, September 8, 2001,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刚开始我怕这个主题的范围太过庞杂，但我一心想要深入探究华人同胞的历史，此一念头始终萦绕不去。此外，有鉴于那些贬损美国华人的刻版印象长期以来流行于美国新闻界与娱乐圈，我深感自己有责任将关于美国华人的真实历史写出来。周六早上电视播放的卡通往往把华人描绘成暴牙留辫的夸张角色，脸上长着一对丹凤眼。小学图书馆里还收藏着许多过时的种族歧视教科书，从书里一些图片与文字的描述看来，中国人都是留着爪状的长长指甲，把腌制蜗牛当菜肴。在好莱坞电影里，华人扮演的角色不外乎是一些卑躬屈膝的马屁精、间谍或黑帮老大，女人则是泄欲的玩具或者娼妓。美国流行文化很少把华人描绘成值得仿效的角色，华人形象甚至非常不人性化，欠缺人类该具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一点让我感到忧虑不已。照社会的期待行事是人类的倾向，因此我想应该有许多亚裔美国人以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结果遭遇了信心危机。而且更糟糕的是，根据我过去对于大屠杀文献的研究，如果行凶者不把眼前的受害者当成人类来看待，那就比较有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惨剧。想要折磨与屠杀某个族群之前，不可或缺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以非人性化的方式去看待他们，把他们降格为东西。那些书籍、电影与电视节目就是用非人性化的方式来描绘美国华人，截然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华人同胞：实际上他们是如此有趣又充满复杂性，而且成就斐然。

美国华人的经验本来就没有任何奇特之处。说到底，华人所遇到的问题与其他移民没两样，都是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问题：为了糊口，为了提供食物、住处与好的教育机会给孩子们，他们必须不断努力和挣扎。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为了维护珍视的价值，他们殚精竭虑。在失去故土后，刚开始来到新的国度时，任何人都不愿放弃那些在过去文化背景中养成的习惯，不愿冒险与人创建新关系──结果多年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放弃了那些习惯，而且也不断创建新关系。

如果说美国华人史是一个离散飘泊的旅程，对我自己来说，写这本书也是一个旅程：因为写书让我埋首数量庞大的史料中，包括口述历史、自传、华文报纸、日记、法庭记录、移民记录等，我不但从中看出华人的种种经验，也看出我的同胞如何成为美国实际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透过这本书我试着展现出美国华人从过去到现在的实际状况：还原他们多样化的真实面貌，将他们描绘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追梦人。而我对读者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忽略人种差异，试着去发掘华人共有的人性特色。＊

＊关于用语和拼音方式的说明

这本书里大多数地名与其他中文词汇都是以华语拼音系统书写的。少数的例外包括某些源自于广东方言的词汇，或者某些人名、地名、机构或事件名称等，如果过去长期以来都是采用威妥玛（Wade-Giles）拼音系统，那么我就会沿用惯例。华语人名在习惯上都是先写姓氏再写人名，因此我在书写人名时都会采用这种方式，除非遇到某些已经采用西方姓名书写方式的人（先写名，再写姓），或是以西式姓名闻名于世的人物。

第一章

古国：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

《老子》有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第一波美国华人移民潮的故事不应该从十九世纪的美国说起，而是该看看那些华人离开时，中国的状况如何。

对西方人而言，中国可能是最神秘的国家。中国仿佛远在天边（至少距离西方世界是很远的），而且国土广袤无垠。如今中国领土的面积将近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是世界第三大国。尽管只比美国稍大，但中国境内土地风貌多变，令人屏息赞叹。在南北两边，中国分别与俄国的西伯利亚山区、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区接壤，东边各省人口稠密，由北而南分别滨临黄海、东海与南海，北边又有几乎无法住人的戈壁沙漠，朝西边往内陆地区前进，则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中亚高原。

不过，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之所以是宏伟肃穆的国度，并非因为幅员辽阔与距离遥远，而是因为它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来各种习俗与传统都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许多史家都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体制组织能够维持得像中国那么久。而且中国的人口数也是世界之最：十三亿人口（译注：中国是在二○○五年一月达到十三亿人口；这本书出版于二○○三年）整整占全世界人口数的五分之一。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已是帝国晚期，清朝仿佛日薄西山。清朝的统治者原本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洲，执政时间已达两百多年之久，但国力宛如强弩之末。钜变即将降临中国国土，不但把所有国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也让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由于少数真正去过中国的西方作家、传教士、旅人与商贾留下了一些游记，再加上绘画与诗歌作品的深远影响，当时西方人一想到中国，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人民温文儒雅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到处都是古雅的佛塔、雕刻精细的石桥，水里莲花绽放。不过，就算真的到过中国，很少外人能够了解中国人的语言与文化。大多数人都注意到中国是个奠立在传统之上的国家，尊崇社会、经济与家庭等各领域的传统，而这种文化环境也促使中国人发明出纸张、印刷术、火箭与火药，还有许多精致的美食、丝绸与香料都是从中国流传到西方──尽管这些观察都很精确，但中国的真实面貌远比这些表象来得复杂。

很少旅人的足迹遍布整个中国，所以他们都不了解各地的地貌差异甚剧，每个区域的风俗文化之间也因此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在欧洲，我们要穿越国界才会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但在中国国内即使只是穿州过省，我们也能发现每个地方的差异有多大。

西部的面积涵盖中国一半以上的领土，地形跌宕起伏，在沙漠、崎岖山地与绿草如茵的山谷之间，散居着各种少数民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蒙古人与藏人。沙漠中一个个绿洲被兴建为城市，它们散布在古称“丝路”的信道上，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Marco Polo）就是沿着这一条路径来到中国，在各地发现了种种令人目不暇给、宏伟辉煌的奇观，日后他将这一切写成游记，许多欧洲人觉得那都是他想像出来的。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家，他们擅长骑射，以牧羊维生，生性极其独立、粗犷，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猎人与战士。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许多地方的村落与石塔都兴建在悬崖边，看起来孤绝又凄美。熘索是藏人往来于某些峡谷两端之间的交通工具：所谓的“索”其实只是一条用竹篾编织而成的粗索。（通行时，藏人会坐进垂挂在粗索上圆柱状大的篓子里，双脚高高翘起，滑到半空中之后，双手轮流使劲抓握粗索，让篓子一边摆荡，一边往峡谷另一头移动。）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中（有些人现在的想法还是一样），西藏是个绫罗绸缎用不尽、佛塔遍地矗立的人间净土，但真正能符合那些印象的西藏人物与景象可说少之又少。事实上，从五官看来某些藏地居民显然很像南欧人或阿拉伯人，而且穿戴着中东服饰、珠宝。

知名的扬子江（译注：即长江）和黄河都是以西藏高原为发源地，从这两条一南一北的大河顺流而下，就能够抵达华东海岸地区。这两条大河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重大，就像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摇篮一样，位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古代中国所谓“中原”地区：此地沃土千里，是一片由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遍布着湖泊、河流与运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倚赖长江与黄河为生，但夹带着大量泥巴的黄河诡谲难测，屡屡氾漤成灾，许多村落深受水患之苦，甚至惨遭淹没，因此向来有“黄祸”之称。（译注：鲁迅着有〈黄祸〉一文，收录于《淮风月谈》，文中有言：“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

戈壁沙漠占据了中国中北部的大片土地，东北则是满洲与大兴安岭。东北许多丰饶的平原上种满了小麦、小米，但也有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开垦而沙漠化了。冬天的冰冷强风肆虐平原，村落里许多农夫选择盖土墙屋来御寒，或住在山边陡峭崖壁的深邃洞穴里。

往南一点，空气变得潮湿温暖，田野间阡陌交错，小径上铺着石板，灌溉用的渠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波光粼粼。原野上举目尽是中国自古即有的乡村美景：处处是竹丛柳林，银丝似的运河流淌于城镇之间。农夫种植桑树丛来养蚕，邻近村庄里的农妇们将蚕蛹丢进一盆盆热水里去煮，抽出来的蚕丝又细又长，是用来织制华丽丝绸的原料。迷雾缭绕、林木葱郁的小丘上，到处矗立着优雅的凉亭、寺院与茶馆，还有一座座雕工精细、状似蟠龙的桥梁，有温泉的地方建了许多浴池，许多人在里面泡温泉──这一切都散发着文明古国的风韵。

这些地貌多变的地区都有各自的族裔传统与历史，但凌驾于各地之上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强势政权，维系其运作的是人类史上历史最悠久的官僚体系之一。这个国家的体制之所以能够充满凝聚力，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尽管中国各地方言混杂紊乱，但却有共享的文字系统。就在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之际（译注：西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根据“书同文”的政策颁布为数三千的隶书字，这些象形文字有别于西方使用字母的语音文字系统，成为后来现代中文语汇的基础。就是因为有统一的文字系统，中国官吏才得以带着公文到各地去办事，即使当地使用他们不会讲的方言，有读过书的人还是能够看懂公文。因为有这套统一的文字，尽管各地方言截然不同，中央政府还是能够有效地统治百姓──不过，事实上大多数百姓很少远离自己居住的村庄，与统治者和官员们也很少有机会互动。八股科举制度在清初（十七世纪）确立了下来，这也有助于公务系统的体制化。随着中国历史来到现代，这一群官僚还是能够设法掌控三种非常不同的老百姓：他们分别是内陆、海岸地区居民，还有中国的菁英阶层。

到了晚清（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内陆居民都是生长在赤贫如洗的家庭。当时有百分之八、九十中国人都是乡间农夫，他们是整个国家最辛苦的劳动人口。这些人的服装几乎是一成不变，华南与华中的农民大都身穿裤管宽大的棉裤、草鞋或皮革凉鞋，头戴用来遮阳的宽缘大帽。他们的生活模式随着四季更迭，不停地运转：在水牛身后犁田，准备播种，然后在水深及踝的田里插秧，一边往后退，一边插出一排排的整齐秧苗。秋收时他们用镰刀割稻，在坚硬的泥土地上打谷。简单来说，这些世代务农的人口手边总有做不完的农务，过得非常辛苦。

这种工作极其烦闷，但却常可以看见他们发挥创意：例如，有些农夫发明可以用来抽水或放水的复杂灌溉系统。他们打造水轮、水车等特殊设备，充分利用水力。在乡间，随处可见农夫站在农田旁的抽水机上左踩右踏，姿势好像踩飞轮的现代人。这些新奇设备展现出的创意往往让十九世纪造访中国的西方旅人赞叹不已，同时把那些农夫当成中国这个伟大经济体的功臣。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群人像农夫那样辛勤工作，但收入却如此微薄。一般农村居民都是在泥土地上铺埝子睡觉，头靠在竹枕或木头矮凳上。他们吃得很简单，但很营养：主食是米饭蔬菜，配一点鱼肉家禽，都是用一口铁锅煮出来的。只要有一桶燃料就能让十几个人取暖，煮饭给他们吃。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让他们善加利用，就连屎尿也能当作耕种的肥料。饥荒时老百姓除了一点米之外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为了熬过苦日子，有些人会吃树皮，甚至泥巴。农作物当然不是只有稻米，但它却渐渐演变成中国人的主食，主要是因为富含营养价值，同时可以养活大批人口。与小麦相较，稻米每年收成的次数较多，而且中华文明有非常悠久的稻作历史，在还没有文字记录时就存在了。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在自己的农村度过一辈子，对村外的世界不太了解。农夫离开村庄大都只是为了到邻近城镇的市集买卖货物，在泥土路上他们也许会巧遇同村居民骑马、走路或者推着手推车。旅途上常见的景象是，比较有钱的旅人或商贾会带着挑夫帮忙挑行李。挑夫把竹竿摆在肩头，两端吊着行囊，他们扮演着和驮兽一样的角色。到了夜里，挑夫们投宿的旅店和马厩一样粗陋，以公用的肮脏破布梳洗一番后，在泥土地板上倒头就睡。

所谓“天高皇帝远”，很少农夫有机会亲眼看到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统治阶级成员。晚清中国的权力核心是首都北京城，虽然位于遥远的北方，却是整个中国的政治中枢。在那里，少数几位高官与他们手下公仆只要大笔一挥，就能改变天下苍生的命运。

许多象征权力的建物在城里矗立不语。天坛是一座三层圆顶建物，被圆顶的阴影笼罩着，四周有好几英亩地面都以大理石铺设而成，任何人看到它都会自觉渺小。但气势最为惊人的还是紫禁城，那里是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的住处，兴建于明初（十五世纪），向来被称为“城中之城”，早已挤身全世界最伟大建物之行列。

紫禁城里完全是一番“天上人间”的景象，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天界的看法。各种各样令人屏息的艺术品，包括大理石飞龙、青铜狮子、直接雕在栏杆上的镀金神兽，它们镇守着迷宫般的巨大殿阁、花园与厅堂门口。紫禁城是天子居所，城内结构曲折复杂，前方矗立着一道又一道超大的拱门，一直延伸到北京城的边缘，而且整个紫禁城的所有建物，就连最后方的一座院子，都坐落在以龙椅为中心的中轴线上，这种建筑形式反映出整个天下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唯我独尊”思想：皇帝是天子，是宇宙的核心。

矗立在京城北边的是全世界最长的建物：长城，它是历朝各代修筑增建的成果，唯一的功能就是用来保护中国最主要的民族──汉族，让他们不受外族侵扰。长城绵亘一千多英里，像蟒蛇一样由东往西蜿蜒延伸，穿越山区与蒙古高原，充分展现出古代汉人驱逐外族的决心。汉人创建的明朝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在这段时间内曾经成功阻绝北方蛮夷入侵。但来自东北的游牧民族满人创建后金政权，在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突破长城的阻碍，征服了汉族。

汉人向来把征服中国的满人视为蛮夷，但实际上满人的武力强大，部队以迅捷、效率与睿智著称，夺下北京后建都立朝。满洲皇族入主紫禁城，他们所创建的大清一朝就此迁都北京。满人很快就采纳了先前明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各种体制习俗，善用其基础建设、法律体系，也大量起用前明官僚，不过也做了一些调整。清朝下达“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所谓薙发令，规定汉人剃发留辫，否则就会被当成叛国而砍头，这对汉人来说无非是奇耻大辱。为了维系满人的优越地位，政府规定满汉不得通婚。由于满人自知是少数民族，也禁止汉人迁居满洲，希望能借此保留退路，将来有一天如果遭驱逐到关外，至少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安然引退。

但满洲人最厉害的统治武器其实是科举制度，这种公务员考试制度以八股文为题型，考试范围不脱四书五经。科举考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乡试、会试、殿试，脱颖而出者方可取得官职，并逐级晋升。这种考试创造出某种“政府唯才是用”的假象，让人以为自己就算不是世家子弟也能靠勤学苦读而获得权力与威望。因为有这种考试制度的存在，而且考试内容是相当强调教育的儒家思想，再加上中国人向来尊重传统，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崇尚才能够始终维持不坠。

每个人从小就被灌输“将相本无种”的观念，所以他们也可以力争上游，出将入相。不过，就像所有用来鼓励孩童积极进取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只有某些特定族群才能够参加考试（女性一律不得应考），而且权贵世家才有门路为自己的应试子弟聘请最棒的私人教师，因此与出身穷苦的应试者相较，他们大占便宜。大多数中国乡村都有私塾与私人教师，但只有富农与地主的小孩才负担得起学费。

此外，满人处心积虑针对科举考试做出种种安排与规定，其居心相当歹毒：让汉人为了争夺圣宠而不断相互竞争。更重要的是，一直到晚清，这种考试制度都能够压制百姓的反叛之心。因为只要背诵精通经书就能找到出路，这让举国上下最有志气与天赋的年轻人都把精力投注在读书应试上，而不会公开质疑挑战体制。科举制度于清初确立不久后，其力量很快就胜过千军万马，因为汉人纷纷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这种制度。

而且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并未承担起领导汉人的重责大任，反而以科考出仕为荣，帮助满人压迫自己的同胞。清朝设计出这种官制的目的就是要把老百姓中最有才华的人拣选出来，让他们脱离其他人。年轻人一旦通过初等考试成为秀才后，就算是有了“功名”在身，终身享有许多特权，在衙门也不会受到刑求，他们等于是脱离了老百姓，成为另一种阶级。当上官员后，没有人会想要离开官场。这种体制不会鼓励他们为民服务，因为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可以交办给手下的胥吏，不会直接接触受苦受难的百姓。科举制度让考生只想着通过下一阶段的考试，就像官僚体制一样，让官吏们只会梦想着加官进爵。

还有，这些官吏在自己的辖区里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官员如果违法，几乎不会受罚，因为他们等于是法律。当时的中国地方官能把盗匪的罪名强加在任何农民身上，把他们打入监牢，没收其财产，甚至以他们在牢里惹事生非为借口加以处决，完全不用担心会遭到报复。如果地方官垂涎村里某个小姑娘，就会逼迫她父亲就范，把女儿送给他当小妾。地方官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所以有个中国人曾经对西方旅人说：“宁为中国知县，不当美国总统。”

京官人数只占整个官僚体系的一小部分。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后，大多数人都是被分发到全国各地去担任知县。京城的职缺令人趋之若鹜，但只有考试名次在前面的人有优先选择权。大清京官分为“九品十八级”，从官服可以轻易分辨出他们的官阶。每位官员都身穿丝质补服，上面绣着一块代表官阶的方形动物图案，头上的帽子称为“顶戴”，也可以从帽顶“顶珠”的不同材质与颜色辨认不同官阶。能够让老百姓立刻看出官阶大小的，不只是官员的服饰，还有官轿、官车的豪华程度与随员人数。大清官员自认地位崇高，不愿像一般人那样走路，所以到哪里都是搭乘马车或轿子，只有奉召参加廷议时才会下来走路，因为除非特别获得恩准，入紫禁城后是不能骑马乘轿的──此一规定更强化了紫禁城的皇朝气宇，上从王公、下到小官都觉得自己如此渺小，仿佛可有可无。

在中国，能与世界接轨的地方只有沿岸各大城市。上海、广州与香港等海港不只是靠海而建，也临近各条能够深入中国内地的大河。它们是国际贸易与商务的枢纽，是中国内地各种产品，例如丝绸、茶叶、瓷器等的集散输出地。因为常有海外船只到港，常与外国商贾、探险家互动，中国的海港和世界各地海港无异，本来就比较具有国际性，比较进步，比本国其他地方更不受文化传统的束缚。在北京，最重要的莫过于地位，但中国沿岸各港市却通常更“向钱看齐”。

与中国其他地方相较，政府想要掌控沿岸各城之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们深受海外商贾影响，因为有大量商业活动进行着，而且居民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外国的观念与外国人。广州是广东省的首府，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港市之一，它向来非常独立，这在中国是广为人知的。最早从唐初（西元第七世纪）开始，就有大食、波斯、诃陵等国商人与石忽人（译注：分别为今日的阿拉伯、伊朗与印尼；石忽人即犹太人在唐朝的古称）前往广州进行交易。千年之后，到了明末清初时（十七世纪），一种顽强的反清传统开始在广州创建了起来：许多明皇室王孙以广州与华南地区沿岸各城市为根据地，与刚刚入关的大清政权展开殊死战，激烈反抗多年后才被镇压，反清首脑纷纷被捕就义。不过，当地居民却把新的统治者恨到骨子里，成立了许多以反清复明为使命的秘密会社。

虽然广州人痛恨满人歧视汉人，但他们倒是能欣然接受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在海岸地区，真可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富人的生活方式与王公贵族几乎没两样。晚清时（十九世纪中叶），上海的商业区里有许多店家大发利市，店头都挂着红底金字招牌，商人用算盘算帐的速度丝毫不输使用计算机的现代人。富商巨贾的宅院里有许多内院与园林。任何人走进这些上流社会人士家里都会觉得自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举目所及尽是雕工精细的红木家具、彩色玻璃灯笼、漆器与黄金、珠宝制品，珍版书籍与艺术品收藏也都非常可观。这些富商家里用的餐具都是瓷器，筷子为象牙或纯银材质。他们的女眷也都明艳动人：身穿闪闪发亮的锦缎旗袍，头发经过精心梳理，套在缎子绣花小鞋里的是一双双畸形的“三寸金莲”（因为古代汉人遗留下来的缠足风气，她们的脚从小就绑了起来），仿佛她们也是家中珍贵的艺术收藏品。

宅院外面处处可见的却是赤贫的百姓。事实上，在沿岸各大城，这些商贾与苦力（出卖劳力的血汗劳工）之间的社会差距就像是无法跨越的鸿沟，情况很像内陆地区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差距。上海曾于道光年间晚期（一八四○年代末期）发生大饥荒，许多穷人饿死在富商宅院门外的路上。遇到好心的富商放粥赈饥，这些穷人就到处苦苦乞讨粥票，只求能喝到一小碗稀饭。

不过，这些地区因为比较靠海，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劳工阶级出身的小企业主。广东省的船夫、农夫与商贩之间的交易来往密切，为当地经济做出重要贡献，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内地是很罕见的。广东珠江江面的是许多蜑户聚居的地方，这些水上人家靠载货或捕鱼为生，以舢舨为家，居无定所，也因此看遍了生活的悲欢喜乐。某些广东人则是靠山吃山，但因为土地过于贫瘠而让他们“穷则变，变则通”。该省地形多山、土壤含砂量过多，许多乡间居民必须自寻生路，例如自制手工艺品或是当掮客。而且，因为吸取了来自广州等港市的活力，广东的许多乡村也培育出很多专业人士，像是医生、工匠、房地产投资客与教师。这一类企业家是最渴望到海外游历发展的。

中国人曾是充满冒险精神与干劲的世界旅人，早在满清尚未入关以前，明朝就曾于全盛时期从海岸地区发动过好几次世界探险之旅。不幸的是，到了明朝创立将近百年后（十五世纪中叶），某位皇帝怀疑这些归国旅人容易煽动民心思变，老百姓最好还是不要想着云游四海，应该留在家乡才能够好好照顾祖坟，于是突然实施海禁，禁止海外探险，从此打开了明朝长时间闭关自守的与世隔绝状态。到了清初，历任皇帝则是深恐百姓出海后会投靠在台湾岛上的明郑反清部队，密谋推翻政府，因此也颁布了禁海令，违令者以砍头论处。当然，那些藐视王法的出海者一旦离开中国就无法追究其刑责，所以法律也规定，暗助他们出海的官员也会遭处斩。至于捕获企图出海者，则是可以累积绩效，有利于升职。

但事实证明这法令很难执行。有清一朝，数以百万计大多来自海岸地区的中国人不畏死刑威胁，出海到其他地方谋求更好的出路。事实上，清末（十九世纪）也许是中国史上人口出走数量最高的一个时期。

清末也是中国急速衰颓，退出世界强权之列的时期。许多世纪以前，中国曾普遍获得国际间赞誉与尊崇，号称全世界最强盛的文明大国，比世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富庶，也远比中世纪的欧州社会先进。中国的版图不仅比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还大，历史也更为悠久。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终于尝到了长期闭关自守的苦果。欧洲各国早因工业革命而在科技发展上远远领先中国。科技发展无法跟上脚步，这几乎可说带来了致命伤，很快将会导致中国惨遭西方列强羞辱。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衰颓的问题，当时西方人获得了许多令人感到疑惑的矛盾信息。某些十九世纪欧美旅人到中国后看出了问题，但仍宁愿沉溺在古代中国的荣耀中，依旧赞叹中华帝国是如何成就辉煌，整个国家沐浴在孔孟的遗风中，几亿人口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在一个几近乌托邦的社会里生活与工作。不过，也有其他西方旅人去过后对中国的观感产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终于发现许多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脏污、暴力与贫困的环境里。这两种不同看法当然都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是：清朝终于不堪自己长期腐败的结果，就要垮台了。清政府大而无当，愈来愈没有效率与无能，无法控制住逐渐增多而且蠢蠢欲动的人口。

诸多问题之一是满人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清朝为满洲的八旗子弟创造出菁英阶级独享的福利体制，例如男孩一出生就和军人一样有钱粮可领。这个政策的原意是规定满人只能从军，禁止务农经商，但后来却演变成满人独享的津贴，无论是否从军都可领取。腐败的统治方式让满人可以耽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但面对挑战时却又往往无动于衷。在这个背景之下，统治阶级很容易就开始以“寅吃卯粮”的方式度日。清朝中后期（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政府管理资金的效率不彰，导致国库虚空。乾隆皇帝登基那年（一七三五），清朝国库存有六千万两白银，但挥霍无度的情况让国家财政每况愈下，到了一一五年后（道光三十年，即一八五○年），国库存银已经锐减为九百万两。1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却增加了两倍有余。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时，中国仅有两亿人口，但因为国内长期处于和平盛世，到了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人口数已经暴增为四亿两千一百万。不可避免的是，过剩的人口导致耕地短缺，进而促使地主可以调高佃农的地租，因此财富就更为集中于地主手里。而且，作物也不足以喂养国内嗷嗷待哺的人口。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中国都必须从外国进口稻米。广东省因为土地贫瘠，作物仅足以养活三分之一人口。很快的，全国各地人民就开始自谋生路。农夫砍掉大河边山上的整片森林，空出土地来耕种更多作物。结果造成土壤流失，导致严重水患，最后反而带来饥荒与疫病，数以千万计百姓丢了性命。

贪婪的欧洲帝国主义行动让中国的惨况加剧。多年来，西方一直希望打入广大的中国市场，但清政府始终不准。西方商人到世界各地寻找毛皮等货物，想要在中国贩卖，但清政府蔑视那些货品，也瞧不起外国商贾，指定他们只能在少数几个地方居住与经商。不过，到了嘉庆初年（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走私贩终于打开了中国市场，只是他们凭借的并非食物、衣服等合法贸易货物，而是把鸦片这种毒性与成瘾性都很高的毒品引进中国。鸦片是从英国殖民地印度栽种的罂粟花所提炼出的毒品，结果士农工商等各个阶级都趋之若鹜，从想要解闷的社会名流到希望能减轻劳动后身体疼痛的苦力，都开始服用鸦片。无论是抽鸦片烟或者食用鸦片饼，严重上瘾者终将陷入近乎不省人事的恍惚状态，最后身体瘦成皮包骨。由于需求激增，鸦片进口量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的三万三千箱增加为二十八年（一八四八）的四万六千箱，接着又在三十年（一八五○）变成五万两千九百二十九箱，导致清朝大量白银外流（每一箱装有一百三十到六十磅的鸦片）。数以百万计中国人的身体渐渐变差，慢慢地因为鸦片而走向死亡。

清政府努力尝试，但始终无法成功阻挡鸦片交易。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皇帝指派官员林则徐为钦差，要他前往广东禁鸦片烟。林则徐在广州没收了英国商人的两万箱鸦片（重达三百多万磅），并下令将鸦片全数倒入销烟池里，混入盐卤、石灰与水，然后排入海中。2英国政府深信自己有权力把鸦片这种危险毒品倾销到外国，因此采取反制之道，对中国发动一连串军事行动。英国早就想要打破中国设下的贸易藩篱，终于等到这个借口，于是英军入侵了沿岸各港口，包括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南京，直到中国投降。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将一些港市开放通商口岸，并且缴付巨额赔款，甚至必须继续允许鸦片公开进口到中国。英国在厦门与上海创建起租界，把一个叫做香港的多岩小岛变成殖民地。在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联手合作之下，这些国家得以在各个通商港市享有治外法权，行使各种管辖权。在这些租界里，欧洲人可以不遵守中国国法，中国居民虽住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级为二等公民。

从后来的种种轶事看来，白人在中国的港市往往横行无阻，比地痞恶霸还要嚣张。某位年轻的美国银行出纳员曾经自夸，上街时如果有中国佬敢不让路，他就会拿手杖出来“打断那家伙的鼻梁，就算把人打死也无所谓，反正最糟的状况就是那些中国佬跑去找领事告状。就算因为犯下微罪而被判罚一美元好了，但我肯定能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打人。”3

与西方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也对乡村造成危害，因为清政府把赔款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逼迫他们多付税款。因为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再加上一些消耗品的开支，他们早已与农奴无异，收获仅足以糊口。每逢发生不可抗拒的天灾，他们都必须独自承担各种可怕后果：例如天有不测风云或者发生水患，导致作物严重受损，他们都只能自认倒楣，但中央政府发下来的灾银却总是进了地方权贵手里。穷人的背早已被沉重负担压得挺不直了，如今这些新条约签订后，大批农民发现他们累积的债务变得更多了。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变卖所有家当还债，包括耕田用的牛与犁，甚至自己的小孩。如果付不出来，收税的胥吏与地方官有权逮捕他们，打入牢里。

没有人想要待在中国的监牢里。从囚犯的惨况可以看出清政府有多残酷：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关在脏污不堪的牢笼里，生病垂死也没人理会。有些人甚至和腐尸鍊在一起，完全遭到狱卒遗忘。有一种活动的囚禁方式叫做“枷号示众”（cangue，译注：一般枷号示众是只在犯人项上戴一片大大的枷锁，没有笼子，因此将cage一字略去），让囚犯游街，遭人嘲弄唾弃。囚犯在脖子上戴着由两片木板构成的木枷，整个头部在木板上方，每次被人用力推挤时，都会让他们的脖子被粗糙的木枷边缘用力摩擦。

累积的民怨最后终于以暴力的形式向政府展开反扑。晚清时期中国的民变不断，规模之大可谓前所未见，导致数千万人死于动乱之中。最严重的一次是爆发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的太平天国之乱，这次民变的领袖叫洪秀全，是一个向来胸怀大志的年轻广东人。洪秀全本为一介私塾教师，屡屡参加地方科举考试，但连秀才都考不上，也因此断绝了仕途。落榜数次令他身心俱疲，大病一场，病愈后认为自己乃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他讲道的方式慷慨激切，因此能招揽教徒，数万信众大都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街头游荡的无家农夫、失业渔民，或是烧炭工人。不过，其中也有受过军事训练或者身怀某种技艺的人，像是盗匪、海盗、退役士兵，还有懂得如何使用爆裂物的矿工。他与信众从广东北部南下，在各个城市之间移动，一边设法夺取武器，一边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更多人马。

可悲的是，农民才是太平天国之乱的最大输家。他们的部队在乡间打家劫舍，把田里的作物抢走当军粮。当满清政府终于剿灭叛军后，就开始拿许许多多无辜的乡下人出气，而他们和叛军压根就没有关系，顶多只是变乱的目击者而已。

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后的十年内又陆续发生多次民变，百姓家破人亡，土地惨遭战火蹂躏。许多世世代代务农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农家发现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他们为了寻找耕地或工作而在全国各地游荡，同时躲避内战战火与收税的胥吏。在饥荒与兵祸的逼迫之下，许多中国人宁愿以身试法，因为他们若继续维持现状，再不自寻出路，早晚也是死路一条。因此，有些人就选择远离祖国。晚清的几十年间，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迁居东南亚、西印度群岛、菲律宾、新西兰、澳洲、非洲与南北美州。即使清政府规定汉人不得移居东北的满洲地区，但那里地广人稀，因此还是吸引了很多汉人非法移民。

最迫切需要移居他方的莫过于广东人。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因为许多珠江沿岸的仓库被几家英国银行抽了银根，快营运不下去了，而导致广东省爆发信债危机。4曾有超过一整年的时间，整个广东省的贸易活动几乎完全停摆，十万劳工因此失业。5刚好在这个时候许多人道听涂说，发现海外有个地方简直是“遍地黄金”，而那个地方就叫做“金山”。

“金山”其实就是加州。一八四八年在加州发现金矿后，当地某个华人居民写信给一位住在广州地区的朋友分享这消息。6很快的许多广州人就开始跃跃欲试，“金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唯一话题。在他们看来，去一趟金山必定能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

大多数广东人对于美国的生活几乎没有概念。很少人真的见过美国人或任何西方人。他们只听过白人传教士会绑架中国儿童来吃的谣言，还有那些红发碧眼的外国蛮子看起来有多奇怪。出国当然要冒很多风险，前途茫茫也会令人感到恐惧，但若与赚钱谋生的机会比起来，这一切算得了什么？透过许多传闻，中国人得知外国蛮子的种种粗暴行径，但也知道金山是个遍地财富的地方：只要走在路上就能挖到金块。当然，这类故事都大同小异，听来充满吸引力，所以才会有世界各地的淘金客络绎不绝地前往加州，后来又到了阿拉斯加。眼见财路当前，所有的恐惧都会化为乌有，自古以来才会有无数人为财冒险。难道哥伦布船长（Christopher Columbus）不是为了前往东印度群岛寻找天堂般的“黄金城”（El Dorado），才会在无意之间发现美洲新大陆吗？

大批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了淘金梦。这些穷人以为只要离开祖国一小段时间就能衣锦还乡，让自己成为新富阶级。也许他们只要能弄到一点黄金，就可以逃离日常生活的拖磨：看是要做个小生意，或者买一块地，再也不用忍受地主的粗暴对待，也可以盖一间令人称羡敬佩的宅院，甚至帮孩子们聘请家教，让他们考试当官──简而言之，他们想要取得的无非是过去因为出身不好而始终与自己无缘的财富、权势与地位。

许多广州地区的人都准备走了，一股淘金热潮已蓄势待发。他们向亲友借钱，卖掉水牛或珠宝，或是与某家劳工仲介公司签约，取得预付款，购买船票，代价是要把未来在美国赚的钱分给公司。这一切当然都是非法的，但只要塞点钱，官员都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眼见这些年轻人要到金山去挣钱了，虽然家属知道这一去也许不用几年，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但还是觉得应该要设法强化故乡对他们的牵绊。为了让他们记得这一趟金山之旅只是为了赚钱带回家，家长们通常会帮他们娶一门媳妇，而且最好在他们离家前的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里能够让媳妇怀孕。之所以让他们成家，一方面是希望他们能因此有了责任感，才会寄钱回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下自家香火。

对于那些年轻人，每个家庭可说都寄予厚望，而且充分反映在当时广东台山地区一首简简单单的童谣小调里：“燕雀喜，贺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得金银成万千，返来起屋兼买田。”7

至少，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盘算的。＊

＊　关于十九世纪前往中国的西方旅人所留下的见证，请参阅以下书籍：Mrs. J. F. Bishop (Isabella L. Bird),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99);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London: J. Murray, 1856);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of Wa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 Murray, 1847); John Scarth, Twelve Years in China; The People, the Rebels, and the Mandarins; By a British Resident (Edinburgh: Thomas Constable and Company, 1860); Bayard Taylor, A Visit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 1853 (New York: G. P. Putnam, 1862).

1　请参阅：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30-31.

2　请参阅：Gernet, p. 537.

3　请参阅：Paul Carus, “The Chinese Problem,” Open Court XV (October 1901), p. 608, as cited in Robert McClellan, The Heathen Chinee: A Stud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 1890-1905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8-89.

4　请参阅：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

5　请参阅：Ibid., p. 25.

6　请参阅：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21, 1878.

7　这段童谣的英文译文引自：Marlon K. Horn, “Rhymes Cantonese Mothers Sang,”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9), p. 63.

第二章

新大陆，新希望

对于许多怀抱希望的新移民而言，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是个发光发亮的地方──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新移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当时北美殖民地叛离英国后创建美国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身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国家，美国向全世界展示出一种不被老旧传统绑死的粗犷新文化，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欧洲那些僵化官僚所固守的古代习俗。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发现自己被现况困住，苦无出路，没钱没工作，无房无地也无未来可言，但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个空间开阔的大国，似乎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还有大批无人居住的疆土（不过，前提当然是要把北美原住民长久以来的居住地先排除掉），他们大可寄予厚望，相信无论男女，到美国后都能把过去抛诸脑后，从头来过，改头换面，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慷慨提供空间：大家都能拥有足够的土地，至少他们听到的传闻是这样说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口仅仅两千三百万人，1但同一时期与美国面积相仿的中国却已经有四亿三千万人了2：简单来说，美国的人口几乎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美国民众住在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人以上的城镇。3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小型农场或小村落里。东岸已经算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了，但任何人只要徒步行走个几天，都会发现自己始终看得见森林。至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更是放眼望过去大都是人烟杳然之处，全世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温带国家会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情景。

与欧洲的大型国际化都会相较，美国的都市都比较小，而且仍带有浓厚乡村气息。当时，巴黎已有一百多万人口，伦敦则有两百多万。4相较之下，在美国却只有六个城市的人口超过十万人，5其中更只有纽约市的人口超过五十万。6即使纽约是美国最大的都会，但也很难和今天高度都市化的样貌联想在一起：当时纽约的范围只限于如今位于市中心的曼哈顿地区，居民还会在后院养鸡；至于布鲁克林则是街上仍可见到猪、牛四处闲逛的村庄。7

在第一波华人移民抵达加州的很久以前，许多欧洲穷人早就已经做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国梦”，而这些人大多数来自英伦三岛，也有来自法国、日耳曼诸国（译注：当时还没有德国）、意大利与东欧的。快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时，一百多万爱尔兰人因为国内发生土豆歉收而导致的大饥荒，也来到美国的东海岸地区。早在大饥荒发生前的几十年期间，为了逃避英国人的压迫与在国内受到的宗教歧视，而且不愿再承担不合理的租金与税金，本来就一直有少量的爱尔兰人迁居美国。只是大饥荒让他们有不得不走的迫切理由，因此在一八四○年代抵达美国的移民里几乎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对他们来说迁居美国不只是为了追求新机会，更是想要求生存：到美国才有机会躲避无所不在的大饥荒，否则就会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同胞一样，成为街头饿莩（译注：爱尔兰大饥荒造成一百万人死亡）。8

事实上，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可说是“一个国家，两个世界”。东部地区是该国一半人口的居住地，根据社会与经济状况可以区分为南北两边，而且过没多久双方就打了起来，导致美国内战爆发。最大的美国都市都坐落于东北各州，该地区也是全国的工业重镇。欧洲移民通常可以在北方的工厂里找到工作，只是工资微薄，童工尤其如此。而南方主要是一个庞大的农业经济体系，基本上靠黑奴提供的劳动力来维持运作。无论是南北两方，都不可能提供太多机会给自行创业的小企业主，理由在于创业需要资本或土地，但很少移民手头有足够的资本，而且他们也会发现要取得土地极其困难，而且耕作不易。

到美国展开“新人生”的移民除了必须面对经济困境，而且无论他们来自何方，也都会遇到被歧视的问题。除了根深柢固的种族歧视以外，在南方还会有阶级歧视：被歧视的都是那些自己做小生意的人或者自耕农，他们都没有蓄奴。小型农场的主人通常都是一些文盲，他们营养不良，在那些庄园老板眼里简直是笑话，而且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尽管肯定好过田里那些黑人奴工，但若与庄园宅院里的黑人家仆相较，却又不如了。讽刺的是，一八三○年代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南方白人蓄奴。

尽管各国移民来到新世界后也许可以获得以往在祖国所欠缺的机会，但如果他们原本以为在美国可以过上好日子，并且快速致富，那肯定会感到失望痛苦。透过数字描绘出来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风情，无论是对美国公民或者新移民来说，通常都是非常悲惨的。人口的平均寿命并没有远高于中国，而且就某些特定人口来说，甚至远远低于中国。一八五○年时，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为三十九岁，只比中国北京男性市民平均寿命多四岁。美国黑人则是比白人少十六岁，也就是二十三岁。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禁感到纳闷：白人家庭的婴儿每五个就有一个早夭，黑人家庭则是有三分之一活不下去。9当时的家庭究竟如何忍受这种常常失去家中小宝贝的悲痛？因为卫生设备缺乏、排水系统不良与卫生保健做得太差（有时候只是因为欠缺干净的水源），所以美国城市常爆发传染病疫情。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美国产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较为恶劣。在新英格兰地区许多工业城镇，高大的烟囱不断喷出乌黑烟雾，无论白天或黑夜，城镇与四周乡间都被层层灰烟笼罩着。至于铁工厂与木工厂的工人，则是分别被弥漫在空气里的煤烟与锯木屑呛到不能呼吸。东北各州的生意人盖了数以百计的血汗布厂，工人大多是被称为“织女”（spinsters, 译注：因为织女通常未婚，因此spinsters一词后来也意指已有相当年纪却未出嫁的女子）的女工，她们负责把从南方运来的棉花加工成窗帘、床单与衣服所需的布料。因为每天要上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的班，在充满棉絮与粉尘的环境里工作，许多织女都早早因为支气管炎、肺结核而去世，终生未嫁。

美国人之所以渴求土地，是因为希望土地能带来机会，于是他们持续往北美大陆的内部迁居。最大的一股迁居西部热潮于十九世纪初涌现，许多拓荒者开始在俄亥俄与密苏里的谷地披荆斩棘，他们定居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中西部，但当年在一般人眼里却是文明边缘的蛮荒之地。

美国人渐渐地开始习惯他们在“大西部”（out west）的新生活。举目所及，除了一整片树木残干之外，就是分散坐落其间的几间一白如洗的小屋，正面铺了一片片随便砍噼出来的木瓦。有些住屋甚至更简单，像是用原木匆匆搭建起来的小木屋，或者以大草原草皮为主要建材，拿木条箱来充当门板的草棚屋（sod hut）。如今美国中西部的那些大城市在刚刚创建时，都只是一些泥泞不堪的边境聚落，街上行人的数量比牲畜还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得靠手工制作，非常费劲。农夫若想要把大草原变成农田，就必须想尽办法拔除那些顽强的老旧草根，因此翻土时必须使用铁犁。他们的妻子则是整天有做不完的烦人家事：清洗全家衣物、准备三餐、制作蜡烛、肥皂，打奶油。尽管东部已经有很多布料工厂，以裁缝机大量制造出来的衣服也很普遍了，但大多数的中西部妇女还是会以手工制作衣服：梳理羊毛、纺纱织布，然后一针一线把衣服缝出来。手工劳动甚至变成了一种休闲活动，因为在一起剥玉米壳、制作亚麻布或者做针线活的时候，家人正好可以联络感情。10

尽管从十九世纪初到中叶美国中部的人口相对于东部来说非常稀少，随着愈来愈多新家庭的抵达，许多农夫开始觉得地方变挤了。对于现在的都市居民来说，也许会觉得他们对于“拥挤”的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因此他们总是有一股想要往西迁移的冲动。有个男人之所以决定要离开伊利诺伊州，是因为“愈来愈多人在他眼前定居下来”11──而所谓“在他眼前”，其实是指十二英里外。

到了一八四○年代，从中西部继续往西迁移的家庭大增，他们定居的地点是北美大平原：位于密西西比河与洛矶山之间的高原地区，从北边的加拿大一路往南延伸到德州。他们的篷车队经过先前拓荒者留下来的车轮痕迹，一路上连绵不绝的大草原是庞大野牛群的栖息地，眼前的绿草如海，真可谓一眼望不尽，举目所及都是平坦的草地。

与此同时，一种认为美国有权力主宰北美大陆的民族沙文主义愈来愈高涨，也强化了此一扩张主义。一八四○年代期间，因为北方奥勒冈州边界的问题，联邦政府威胁要与加拿大开战，并且发动美墨战争，逼使南方邻国墨西哥割让大片西方领土，也就是后来成为加州、新墨西哥州的地方。记者约翰．欧萨利文（John L. O’Sullivan）自创“昭彰天命”（Manifest Destiny）一词，用来形容当时美国人一种普遍的自大心态，认定整个北美大陆都属于他们，就好像是天意神授。接下来的三十年内，总计有二十五万美国人由东往西迁居。

最具冒险精神的拓荒者穿越平原，抵达加州，而且就在发现金矿的消息于一八四八年成为世界要闻之后，大家更是趋之若鹜。在抵达西岸之前，这些自驾货车或搭乘驿马车的拓荒者必须先后翻越洛矶山与内华达山，仰赖向导与侦察人员带领他们穿越那些比较好走的山隘。事实上，这趟直接前往加州的路程是如此凶险，有些人甚至因此挑选其他两种比较迂回的走法，距离都要多上几千英里。有人从东岸搭船，绕过南美洲尾端后北上才抵达加州。也有人的旅途结合了陆路与海路，先搭船到中美洲，搭车前往太平洋海岸区，然后搭船北上美国西岸。

对于横跨太平洋、前往加州的中国人而言，最大的威胁并非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是美国人残酷的对待，此外他们所深爱的“金山”其实是个种族歧视根深柢固的地方。以《美国宪法》序言里的话来说，当年开国元勋“草创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义精神……确保我们自己与后代子孙得以享受自由”，但他们却把黑人的自由排除在外，而且他们所创建的社会也容不下美洲原住民。在白人人口扩张与往西迁移的过程中，因为那些本来是贸易伙伴的原住民已经没有用处了，联邦与各州政府便开始压迫残害他们。美国政府凭借着军事优势，在十九世纪初逼迫原住民签订条约，逐渐把那些最丰饶的土地割让给白人，然后把他们驱赶到荒凉的保留区。有时候政府甚至会采取更为直接而残酷的方式来灭绝原住民，而且这一切都是法律允许的。加州法律曾经规定，凡是上缴印地安人头皮者都可以获得赏金，有人为此成为赏金猎人。最后，许多原住民遭谋杀，病死、饿死或者在哀痛中亡故。一七九○年时，美国印地安人几乎还有四百万人口，但是到了一八四四年，密西西比河以东已经剩下不到三万人，而这些印地安人对白人来说虽然还是眼中钉，但已经远比先前更好管理。12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某些受到压迫的族群开始为自己发声。某些女工发动罢工，有些采取暴力手段，以砖块、石头攻击美东的工厂。她们要求受教权。第一位从医学院毕业的美国女性在这时代出现，全美第一间女子医学院也在宾州问世。一部分前卫大胆的女性丢弃旧时代的束腹与衬裙，改穿一种裤管宽大、状似礼袍的“灯笼裤”（bloomers），也因此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如果穿裙子活动，往往会因为露出腿部而遭受批评。一八四八年，史上第一场关于女权的大型会议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举行，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也就此展开。与会代表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发表一份宣言，要求女性也应该比照男性享有财产权、受教权与投票权。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受到最严重压迫的族群，也就是美国黑奴，将会看到全国都有人起身帮他们争取人权。在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与索杰娜．特鲁丝（Sojourner Truth）的感召之下，许多废奴运动人士纷纷展开抗争，许多原本自己居住的州没有奴隶的美国人，也因此不得不开始正视奴隶制种种可怕之处。海莉耶．碧绮儿．史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于一八五二年出版，也让全世界都注意到奴隶的生活有多骇人听闻。

从历史纪录来看，阿芳妹（Afong Moy）是史上第一个前往美国的华人女性，1834 到 35 年之间在纽约某博物馆成为文化展览的展出人物。某些最早前往美国的华人都是到美国去参加剧团与马戏团演出的。（图片来源：Museum of City of New York）

尽管这世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但是当淘金热潮开始时，全美国的华人居民可能还不到五十人。13这极少的华人人口由商人、退役水手组成，还有几个被带往美国去公开展示的“怪人”。美国人向来迷恋充满神秘感与异国风情的东方世界，再加上那些“怪人”可说是奇货可居，也变成了抢手商品。从现存文件看来，阿芳妹（Afong Moy, 译注：音译）是史上第一个前往美国的华人女性，她在一八三四年来到纽约市，成为某个文化展览的展出人物。策展人员布置出一个摆满了中国家具与各种中国物件的展出空间，让年方十六的阿芳妹坐在里面一张充满东方风味的花格椅上，身穿丝袍与拖鞋，像奇珍异兽那样供人欣赏，并且在纽约与布鲁克林的一些博物馆巡回展出。参观民众看着她用筷子吃东西，一边用算盘算数一边念念有词，用她那一双“小得离谱的”三寸金莲小碎步走路，看到浑然忘我。14几年后，美国马戏团先驱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hineas T. Barnum）找来第二位华人女性，让她成为博物馆展览的主秀，才六天就吸引了两万人参观。15还有一位“身上有双关节的中国侏儒秦刚”（Chin Gan, 译注：音译；所谓双关节是指可以随意把手指、手脚往前或往后折的特殊身体构造）也来到美国供民众欣赏。16不过，在这类被展出的奇特人士里面，最成功的莫过于那一对分别名叫“恩”与“昌”，后来改姓邦克的暹罗双胞胎（Chang and Eng Bunker）：他们是只有一颗肝脏、两人躯体以皮肉和一条五吋长韧带连接在一起的连体婴。尽管邦克双胞胎因为畸形身体而声名大噪，并且让“亚洲人都是怪胎”的印象深植美国人心，但如今我们也该佩服这对兄弟档非常有生意头脑，也擅于自我推销，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让社会福斯接受他们。17

最早前往美国的某些华人甚至变成了名人，其中包括这对分别名为“昌”与“恩”，后来改姓邦克的暹罗双胞胎（Chang and Eng Bunker）。他们巡回全世界演出，以“暹罗双胞胎”为名闻名全世界，多年后回美国南方退休定居，甚至取得公民权，并各自娶了白人女子，以庄园主人的身分度过余生。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们各有一个儿子为投效南军。（照片来源：Hulton Archive）

这对兄弟的生平简直就像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的少年励志小说。一八一一年，他们在暹罗（即今天的泰国）出生，父亲是个贫穷华裔渔夫，因为外表让同胞感到极度厌恶不安，政府甚至曾考虑处死他们。后来一位英国商人发现双胞胎，说服家人让他们从一八二九年开始巡回世界供人欣赏，每个月领固定薪水。后来这合约在两人二十一岁生日当天到期，他们便开始自己当起了老板。接下来的七年内，他们靠巡回欧美展出而发了财，并且开始与欧洲贵族及西方的上流社会人士往来。双胞胎在一八三九年造访并爱上了北卡罗莱纳州小镇威尔克斯城（Wilkesboro），决定退出娱乐界，到那里定居。他们彻底融入美国南方的社会文化，除了经营自己的庄园，手下还有三十三个黑奴，跻身威尔克斯郡富商之列。尽管根据一部在一七九○年通过的法案，只有白人才能够归化为美国公民，但双胞胎还是设法取得美国公民的身分，为了对某位姓邦克的朋友表示敬意，他们还特地把自己的姓氏改成邦克。邦克兄弟还娶了当地两位白人妇女，总共生了二十一个小孩。（南北战争时，他俩分别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在成年后即刻加入了南军的部队。）

或许美国人也不怎么喜欢，只是容忍着邦克兄弟，不过他们也受到自己在国际间的名气与大量财富的保护。他们的邻居似乎把他们当成朋友，认为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毕竟他们只有两个人，对于既有的体制与生活方式不会造成威胁──如果是一群华人移民，情况就不同了。而且，因为他们蓄奴，更让其他庄园主人觉得他们和自己有相同的看法与思想。要是他俩在十九世纪美国不幸成为悲惨的工厂工人或者小农场主人，那些靠别人辛苦干活才得以优渥度日的庄园主人也许就不会对他们如此客气了。

这就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潮。当时，华人的存在并未引发太多种族问题的争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还不足以引发恐惧与猜疑。但再过不久就会有许多华人来了。

1请参阅：Clyde A. Milner II, Carol A. O‘Connor, and Martha A. Sandweis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14.

2请参阅：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210.

3请参阅：Clyde A. Milner II, Carol A. O’Connor, and Martha A. Sandweiss, p. 814.

4请参阅：Adna Ferrin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50.

5请参阅：Robert Sobel and David B. Sicilia, The Entrepreneurs: An American Adven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p. 119.

6请参阅：Adna Ferrin Weber, p. 450.

7关于纽约与布鲁克林的描述，请参阅：Ruth Barnes Moynihan, Cynthia Russett, and Laurie Crumpacker, eds., Second to Non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p. 209.

8关于爱尔兰与日耳曼诸国移民的描述，请参阅：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0), pp. 129, 146.

9关于中国人与美国人平均寿命的资料，请参阅：James I.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4; Michael Hain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2000), p. 159; Michael R. Haines, “Estimated Life Tabl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0,” Historical Methods 31:4 (Fall 1998).

10　关于美国中西部生活状况的描述，请参阅：M. H. Dunlop, Sixty Miles from Contentment: Travel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Interio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Catherine Reef, An Eyewitness History: Working Americ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0), p. 7.

11　请参阅：Lillian Schlissel, Women’s Diaries of the Westward Journey (New York: Schocken, 1982), p. 20.

12　关于美国印地安人的人口数，请参阅：Clyde A. Milner II, Carol A. O‘Connor, and Martha A. Sandweiss, p. 175;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first Perrenial Classics edition, 2001), p. 125.

13　关于淘金热之前的美国华人人口数，请参阅：Him Mark Lai, “The United States,” in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1.

14　关于关于阿芳妹的描述，请参阅：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834.

15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Staging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Chang and Eng Bunker and Phineas T. Barnum,”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6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6), p. 119.

16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7.

17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Staging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pp. 93-131; 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in the Civil War: Ten Who Served,”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6;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p. 106-13, 134-42; Irving Wallace and Amy Wallace, The Tw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第三章

“别害怕，你们会很幸运”：
前往旧金山的旅程与抵达之后

“美国人真的都很有钱。他们希望中国人可以去美国，非常欢迎。到那里之后你们可以领高薪，住大房，锦衣玉食。你们随时都能写信给朋友，寄钱给他们，我们会负责把东西安全送到。美国是个好国家，没有大官或兵卒的欺压。人人平等，大人物没有比小人物了不起。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中国人了，你们到那里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中国的神也在那里，也有我们公司的仲介人员。别害怕，你们会很幸运。”──清末一张被翻译成中文的传单内容，由香港某家仲介公司张贴于广州地区1

那些中国人以为在加州能够实现所有的梦想，充满希望，种种“一夜致富”的故事让他们冲昏了头，但没有人事先提醒他们：从广东前往金山的路上危机四伏。对于那些天真的广东人来说，他们会遇到的第一个危机也许是最可怕的，而且在离开家乡几英里后，就会在繁忙的港市广州找上他们。

所谓coolie，其实就是中文里面的“苦力”一词，指做苦工的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常常聘他们当家事帮手或者找他们来打零工。可是到了道光末年（一八四○年代），“苦力”一词的内涵已经有所改变：当时欧洲大资本家在南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经营的殖民庄园，普遍有人手不足的问题，于是在一些无良中国仲介商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些仲介商就是所谓的“牙人”（crimp）］，许多亚洲奴工纷纷签下卖身契，自此成为非洲奴工的替代人力。这种人口贩运的勾当在沿岸的港市如厦门、澳门、香港与广州最为常见。经过清廷彻查之后，此类行径虽在同治、光绪年间（一八七○年代）遭政府严禁，但据估计已经有七十五万中国人遭哄骗或绑架，被卖掉当奴隶，而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苦力”交易。2

缺人时，这些中国的“牙人”有各种手段可以帮忙解决问题。他们的目标包括欠下一屁股债的人、参与敌对宗族之间械斗后被捕的囚犯，还有不想被饿死的人，他们都很好骗，但最容易上当的莫过于那些刚从农村来到沿岸大城的天真小伙子。他们把人骗进茶馆，说一些中国人到海外致富的故事来灌迷汤，让人就此签下前往南美工作的卖身契。若是哄骗不成，牙人就直接动手绑人，就像某位英国领事所观察到的，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人离家后“都有被绑架的风险，牙人往往以欠债或犯罪为借口，把人带走后卖为苦力，牟取暴利，那些人被运往海外，从此音讯全无”。3

一旦落入苦力交易的商人手里，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苦力会被囚禁在一种叫做“巴腊坑”（barracoon, 译注：另一种中文译名是“卖人行”）的奴隶收容所，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猪仔馆”，总之就是一个脏污不堪的地方，很容易染病。就是因为这种人口贩运的买卖很肮脏，所以才会被戏称为“买卖猪仔”。澳门有间猪仔馆因为呼救的声音实在太嘈杂，所以牙人用敲锣与放鞭炮烟火的方式来把声音压下去。厦门的猪仔馆则是会把抓来的人脱光，在他们的胸膛盖上字母印记，代表会被卖到哪里去，例如P就是秘鲁（Peru），S就是夏威夷的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然后全都赶到船上去，锁在竹笼里或鍊在柱子上。与当年非洲黑奴的交易一样，船上如果能够挤进愈多的苦力，牙人每一趟船的利润就愈高。当年黑奴在非洲海岸被绑架、拘禁的过程中，其中大约会有百分之十五到三十死掉，后来到了横越大西洋的航程上，又会有百分之十到十五送命。至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苦力，他们在被运送前往目的地时的死亡率也是介于百分之十五到四十五之间。4

同治十二、十三年（一八七三、七四），清廷曾派官员前往南美了解这些苦力的惨况，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无比。〔清廷派官员前往古巴调查苦力问题，最后促使中国与西班牙政府于光绪三年（一八七七）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借此正式终结苦力交易，至于派代表前往秘鲁后也让中、秘两国签订一连串条约，保障秘鲁华人移民的权利，以法律规定来禁绝华人人口贩运问题。〕古巴蔗糖庄园的华人奴工每天被迫工作二十一个小时，每餐只能吃三根尚未成熟的香蕉，很多人没多久就因为饥饿与力竭而死。其他人虽然可以多撑几年，但身上留下了屡屡遭人鞭打的伤痕，也有人可能是因为曾经试图逃脱，而被打到残废，甚至肢体不全。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有人割喉或吞鸦片，也有人跳进水井自尽。

秘鲁的状况也很可怕。华人被卖到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s）去工作，因为当地盛产鸟粪，是出口到欧洲与北美的肥料。不幸的华人苦力来到这里之后必须在烈日之下工作，同时还要忍受鸟粪的恶臭。体力较弱、无法站立工作者，就跪在地上，负责把鸟粪里的小石头挑出来。跳海游水是他们能够逃离这种悲惨人生的唯一方式，所以岛上的海岸边都有人站哨。

所幸，绝大部分华人移工都有某些比较有责任感的掮客出面保护他们──这些掮客被称为“头家”（towkay）。从头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并不是什么大善人，重点还是透过剥削移工来牟利，但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想移民、却不知前途险恶的华人，他们的确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保护措施。在等待开往美国的船只时，华人移工透过头家的安排，住进香港与广州等港市的专属客栈。此外，在旗下移工于美国工作期间，这些头家会负责帮忙送信、汇款、传递消息给他们留在太平洋彼岸的亲人。

如果移工没有盘缠，没钱买船票，也可以赊帐。中国头家通常会预借相当于四十美元的金子给他们，收取大约百分之四到八的月息，最多分五年偿还。5移工也可以选择打工偿债，某一段时间不拿工资，由雇主帮忙还钱。

跨越太平洋的航程备极艰辛，而且险象环生。前往加州所需的航行时间每一趟都不相同，完全取决于天候状况，还有他们搭乘的是中式平底帆船、小型船只或者汽船。在淘金热期间，从广州出发前往旧金山的航程往往需要四到八周，一趟航程所需花费则介于四十到六十美元之间。一八四八年以前，航行的状况本来就很差了，在淘金热潮开始后，船长与中国船东更是为了揽客而刻意压低票价，然后靠增加乘客人数来弥补差额。每个乘客都必须自备铺盖，睡觉的地方是甲板下的木头铺位，上下两个铺位之间相隔仅十七英寸。如果买的是最便宜的船票，乘客就必须与人共享铺位，连睡觉都得轮班。乘客通常吃不惯船上的食物，状况最糟时，东西甚至难吃到无法下嚥，而且大家身上的体臭与货物的味道更是让人没有食欲。6“船上的食物和我以前吃的东西不一样，我根本不喜欢，”当年某位乘客曾说，“因为我不敢吃蛮夷提供的食物，差点在旧金山饿死。”7而且船上的疾病丛生：例如，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在海上航行了八十天之后，自由号（Libertad）终于抵达旧金山，可是已经有一百八十名华人乘客死于热病或坏血病──占所有乘客的五分之一。8船长常常命人把死尸丢下船，因此屡屡有中国旅客捐款集资，拿钱要求船长不要这么做，死者的尸骨才得以归返祖国。

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所属船舰阿拉斯加号上的华人乘客。透过这一幅1876年完成的版画，我们得以窥见第一波华人移民前往美国的景况。（图片来源：California History Room,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Sacramento）

在船上的寂寞夜里，这些华人移工可曾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甚至怀疑自己有办法活着抵达美国呢？还是他们都有办法克服恐惧，展望未来？如果是后者，他们可曾想像过未来会是怎样的光景？旧金山会和广州一样吗？还是和香港一样？美国人呢？他们是怎样的民族？真的像招募广告海报上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欢迎华人移民吗？或者美国人痛恨华人，会欺压甚至杀害华人？加州于一八四八年发现黄金之后，许多中国青年都是为了追求新人生而搭船前往美国，那些人在船上做过什么美梦？有多少人能够实现梦想？这第一批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都是把美国当成跳板，希望有天能够衣锦还乡，在老家成为有身分地位的人。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返乡。对于某些一穷二白的华人移工来说，美国的确是能够帮他们“镀金”的地方，让他们赚了许多钱后回家，但为数更多的华人最终却归化为美国人──这些美国华人永远把家乡深藏在自己最珍贵的过往回忆中，但却在美国找到自己未来的路。

第一批前往“金山”的中国人在汪洋大海上待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抵达旧金山的码头，美国给他们的第一印象肯定是难以忘怀的。那些华人移工看到码头附近岸边停靠着几百艘空无一人的帆船，主人都是从中美洲来的淘金客，把船任意弃置，留待美国政府处理。

淘金热问世之前，旧金山是个到处是沙丘与山丘的荒凉地区。旧金山是西班牙人在一七六九年发现的，之后一直被当成军事要塞，大致上只有一间小教堂还有几间用杂草、蒲草搭成的小茅屋，将近有一世纪之久，都是文明人绝迹之处。到了一八四八年，沙加缅度河（Sacramento River）附近的萨特锯木厂（Sutter’s Mill）发现了黄金。9

旧金山本来就是个很棒的天然海港，成千上万的淘金客借此便利在海边上岸，然后前往萨特锯木厂。第一批淘金客抵达时，因为码头之间并不相通，他们还必须用木板充当桥梁，但过没多久，码头之间就盖起一条条市街。从码头往内陆走可以看见数以百计的帆布帐篷与简陋木屋，泥土路只要一遇雨就会变成处处泥淖。居民在一坨坨烂泥上面铺满垃圾，就变成了克难人行道。有一条路面很不平稳的小路则是用一袋袋面粉、烟草箱子，甚至从钢琴拆下来的木板铺成的。为了兴建小木屋与商店，他们还把码头边那些开始腐烂的帆船拆掉当建材。10

一八四八到一八五○年之间，旧金山从荒僻的小村落摇身一变，快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大约相当于芝加哥，有高达三万人而且仍持续扩展的城镇。11到了一八五一年，数以千计的华人移工开始来到旧金山，它已经是全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但美国东岸那些历史较为悠久的大城都散发着庄严可敬的气质，旧金山却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它就是一个喧嚣的边城，浮夸而野心勃勃，腐败而贪婪却一点也不以为耻。旧金山就像一个不想韬光养晦的暴发户，完全不在意自己浑身是罪。粗鲁的年轻人在街头四处游荡，挥金如土，反正金子再挖就有。旧金山的第一批两层楼建筑并非教堂、市政厅或法院，而是饭店与赌场，到了一八五三年该市已经有四十六间赌场、一四四间酒馆与五三七个卖酒的地方。12旧金山的发展速度快到令人头晕目眩，才几年光景那些淘金客就变成暴发户，从破烂棚屋搬进了皇宫般的豪宅，每一餐吃的都是装在金樽玉盘里的二十道菜肴。

与许多淘金城镇一样，获得暴利的不光是淘金客，还有那些为他们提供重要用品与各种服务的人。做小生意也能赚大钱，而且这些人原本也都是淘金客，他们靠着贩售食物、装备与衣服而赚取庞大利润。每颗鸡蛋要价一美元，从一八四八年的一张物价表看来，一磅奶油可以卖到六美元，一双靴子一百美元。李维﹒史特劳斯（Levi Strauss）预见淘金客需要坚固耐用服装的商机，用帐篷的丹宁帆布布料制造出我们现在所谓的“牛仔裤”，最后发展出自己的服饰品牌帝国。就连那些帮忙做家务，例如洗衣服的人，也都赚了大钱。据某位淘金客的孙女回忆，当地有个浣衣妇身穿披巾，上面别着一支钻石胸针，“跟皇后的行头没两样”。13

旧金山的女性居民少之又少。14大多数的淘金客都是单身汉，或者是不愿把妻小带来这个荒僻的边城。在这个男女人口比例高达十几比一的城镇，大家光是听到有女性即将抵达的消息，就都会从酒馆、旅馆冲往码头，引发一阵骚动。在这方面，旧金山其实与整个加州没两样：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百分之九十二的加州居民都是男性，其中九成一的年纪介于十五到四十四岁之间。15某位前往加州拓荒的女性写道，“当年的盛况可以用‘母猪赛貂蝉’来形容。以我自己为例，即使在我最漂亮时也没有任何热烈追求我的仰慕者会称我为美女，但到了加州，却有四十英里外的男人翻山越岭，只为了见我一面。”16

这人口结构无疑是妓院生意兴隆的最佳保证。17某些很有生意手腕的旧金山妓女一晚可以索价一百美元──在美国其他地方，这笔钱已经可以用来买房子，相当于一般人整年的薪水。为了提高接客的效率，这些从事人类史上最古老行业的女人每天可说是马不停蹄，在一个个淘金营地之间奔波。

既然城里居民大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家通常是选择以暴力手段来平息纷争。在旧金山，没有人会过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也没有官员会查核你的各种纪录，自然会让各路江湖好汉趋之若鹜，杀手、骗子、职业赌徒都群聚于此。一八五○年之前，旧金山没有法院也没有警局，到了一八五三年加州政府才设了地政事务所。所以，只要遇到财物与土地纠纷，当地人不免都会用武力来解决，最后的赢家通常都是那些不介意动刀动枪与打架，或者对这方面比较在行的家伙。也因为旧金山居民都是一些和疾病、土匪、冰天雪地与荒漠搏斗过的死硬派，他们个性凶狠且野心勃勃，也难怪当地在一八五○年代初期平均每六天就会发生五桩凶杀案。18

因为没有人民足以信赖的地方政府，旧金山也变得私刑充斥，常有人被公开处以绞刑，尤其是许多外国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状况下当了替死鬼。旧金山人在一八五一年成立了所谓的“保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都会把澳洲来的人当成各种刑案的嫌犯，一律将他们当成恶棍，只因澳洲是英国用来流放罪犯的地方。吊死嫌犯对于这些“保安委员”来说根本是小事一桩，而且他们压根不把当地人力有限的政府人员放在眼里，甚至曾经绑架胁持过某位加州最高法院法官。

不过，奇怪的是，旧金山也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地方。在当地大行其道的并非只有罪犯与资本家，还有知识份子，因为吸引他们前往旧金山的不光是一夜致富的机会，还有浪漫的冒险精神。到了一八五三年，旧金山已经开了十几家报社，而且许多作家也在当地形塑出某种兴盛的次文化。它很快就变成全美国拥有最多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尽管刚开始只是个荒僻村落，但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为美国西岸最有文化的地方，就连那些双手长满老茧、满面风霜的淘金客也会去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因为知识份子的到来，让旧金山培养出相当程度的包容力，居民喜欢任何有所不同的东西，但奇怪的是，在这包容的表面之下，却又潜藏着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甚至动刀动枪的可怕怒气。19

所以说，第一波抵达美国西岸的华人移工所见识到的旧金山，是某种奇特的文化混合体：居民一方面贪婪又暴力，但也对新观念与新经验充满强烈好奇心。假使旧金山一开始并未排斥华人移工，也许是因为几乎每个旧金山人都是外地人。一八五三年时，旧金山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20而且在这个人人见钱眼开的城市里，没有人在乎你的肤色，因为唯一重要的颜色似乎就只有金黄色。

不过，这情况即将有所改变。

1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Dubuque, Iow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1993), p. 5.

2　请参阅：Robert J. Schwendinger, “Investigating Chinese Immigrant Ships and Sailors,” in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1980), p. 16。据估计，从道光二十七年到同治十三年（一八四七到一八七四）之间，约有二十五万华人被贩运到古巴，另外还有八万七千华人被运往秘鲁。请参阅：Laura L. Wong,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Colonies and Frontiers,” in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 37.

3　请参阅：H. F.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7), pp. 409-10;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 21.

4　有关苦力买卖的细节之描述，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1994), pp. 67-69;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p. 34;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p. 49-50。陈国维（John Kuo Wei Tchen）在他的书里描述了美国船工所打造的苦力贩运专用奴隶船，而这些华人苦力所采集的鸟粪，全都变成马里兰州烟草庄园所使用的肥料。

5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e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p. 14-15; William Speer, An Humble Plea (San Francisco, 1856), p. 7。史家刘海明在博士论文中写道，从广东搭船到加州所需盘缠与船资大约介于四十到六十美元，航程耗费三十五到四十五天。请参阅： Haiming Liu,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Trans-Pacific History of the Chang Famil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1996.

6　有关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状况，请参阅：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 23; Sylvia Sun Minnick, Samfow: The San Joaquin Chinese Legacy (Fresno, Calif.: Panorama West Publishing, 1988), p. 8; Liping Zhu, A Chinaman’s Chance: The Chinese on the Rocky Mountain Mining Frontier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7), p. 24.

7　请参阅：Lee Chew, “Life Story of a Chinaman,” p. 289, as cited in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9; reprinted by Penguin Books, 1990), p. 68.

8　请参阅：Jack Chen, p. 23.

9　关于旧金山于一八四八年之前的状况，请参阅： J. Hittel, A History of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and Incidentall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and Company, 1878), pp. 398-400; Edward Kemble, “Reminiscences of Early San Francisco,” in Joshua Paddison, ed., A World Transformed: Firsthand Accounts of California Before the Gold Rush (Berkeley, Calif.: Heyday Books, 1999), pp. 309, 315.

10　关于旧金山在一八四八年时的状况，请参阅：Christopher Lee Yip,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5, p. 11; Joshua Paddison, ed., A World Transformed: Firsthand Accounts of California Before the Gold Rush, p. 311; David E. Eames, San Francisco Street Secrets (Baldwin Park, Calif.: Gem Guides Book Company, 1995), p. 51.

11　请参阅：David E. Eames, p. 44.

12　请参阅：Ibid., p. 48.

13　请参阅：Lucius Morris Beebe, San Francisco’s Golden Era (Berkeley, Calif.: Howell-North, 1960), p. 12.

14　请参阅：David E. Eames, p. 44.

15　请参阅：Clyde A. Milner II, Carol A. O’Connor, and Martha A. Sandweis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p. 815.

16　请参阅：Curt Gentry, The Madams of San Francisco: An Irreverent History of the City by the Golden Gat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4), p. 33.

17　关于当地妓院生意的描述，请参阅：Mary Ellen Jones, Daily Life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ronti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8), p. 152.

18　请参阅：David E. Eames, p. 66. 36 “Committee of Vigilance” history: Ibid., pp. 68-78.

19　关于旧金山文化发展状况的描述，请参阅：Ibid., p. 66.

20　请参阅：Julie Joy Jeffrey, p. 143.

第四章

金山的淘金客

之所以会出现淘金热，是因为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都有很多人生活困苦，极度绝望，他们心想如果放手一搏搞不好真有机会能改变宿命，摆脱那种毫无尊严的日常生活，甚至能够跻身权贵阶级。某些人对于前途的看法比较保守，也许会认为淘金客根本像是“用肉包子打狗”，把所有的钱都孤注一掷在不切实际的希望上──而且在中国有这种看法的人向来特别受到重视，因为保守的人通常都是长者、上司或官员。不过，凡是对未来不敢抱任何希望的人，只要能看到自己的一线生机，都会紧抓着不放，更何况早有传言指出某些人因为前往金山而累积了巨富。

与数以千计前往旧金山追求财富的他国人士一样，这些中国人也很快就前往金矿矿场出发。一八五○年代初期，加州的华人居民里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投入了河边矿场的淘金工作。接下来的许多岁月里，他们在西部荒野四处奔走，有时候听到几百英里外有人发现了金矿，就会步行前往。他们原本带着丝质瓜皮帽或草帽，没多久就会换上牛仔帽，脚上的手工棉布鞋也会换成比较坚固的美式靴子。但除了蓝色棉袄与宽大长裤以外，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某种清朝子民的传统特色：总是有一条乌熘熘的长辫在背后晃啊晃的。1

白天里，金矿矿工总是弯着腰在河边淘金。住处往往是粗略的帐篷、茅屋、废弃的小木屋或者用剩余木料、踩扁的煤油罐草草搭建起来的棚屋。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国矿工总是独来独往，就像某位《旧金山先驱报》（San Francisco Herald）特派记者所说的，即使人数多达二、三十人，他们还是宁愿挤在一个“两三个美国人待在里面就没办法呼吸的狭小空间里”。2尽管如此，就如同十九世纪中叶作家约翰．大卫．伯思维克（J. D. Borthwick）造访某个华工金矿营地后所描述的，他们把环境维持得“洁净无比”。在目睹华工们就寝前的种种准备之后，他写道：“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梳洗一番，把头皮上长出的短发刮掉，或是把发辫编好”。3尽管时间紧凑，地方狭小，做的又几乎是疯子才会干的工作，许多华人仍然维持着严格的个人卫生标准──换成其他人，根本没有时间或精力顾及文明社会所要求的这些最起码的条件。

华工们的勤奋也是远近皆知的。“他们沉默寡言，温驯有礼，不会酗酒，”马克．吐温（Mark Twain, 译注：大师级美国小说家，早年曾在美国西部当记者）以赞叹的笔触写道。“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佬有骚乱的时候，至于偷懒的，更是没人目睹过。”4更让其他白人大感震惊的是华工们懂得利用物性来发挥巧劲，尤其擅长用长杆子挑重物。令《麦迪逊人日报》某位编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有个华人矿工居然可以把一包米、两大卷毛毯、两个大桶子、几把沉重的挖矿工具、一个淘金槽全都用挑杆挑着，让所有的东西一边在身后摇摇晃晃，一边走下一条冲沟，于是在报上写道：“没人知道那中国佬为何有办法搬运那么沉重的东西，而且连吭都没吭一声。”5

在加州淘金的华人矿工。淘金热期间，曾经有成千上万第一波华人移民前往美国，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金山”，去追求财富。（照片来源：Hulton Archive）

淘金热期间，偶尔会发生华人移工斗殴的事件。1865年7月15日，两派人马在加州威弗维尔（Weaverville）大打出手。（图片来源：Hutching's California Magazine, California History Room,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Sacramento）

有些华工纯粹是因为走运而发财，一天内之就找到足以花用一辈子的金子。有群华工找到一块重达四十磅的金块，他们明智地切成一块块，连同切割时掉下的金粉一起卖掉，一来是可以确保公平，大家都能拿到自己的那一份，二来则是因为不会引人觊觎。6两位华人矿工本来每天挣得的钱不会超过两美元，但却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块价值超过三万美元的两百四十磅重金块，这金额在当年已经可以说是一笔横财。7与当年大多数的淘金客一样，华工也是会因为听信谣言而四处寻金。一群华工在一八五六年离开加州，前往洛矶山山区，还有奥勒冈地区（Oregon Territory）的博伊斯盆地（Boise Basin，目前为爱达荷州南部），在友善的休休尼族（Shoshone）与班诺克族（Bannock）印地安人的指导下，找到适当的河段淘金，过没多久他们每个人身上的鹿皮皮衣都装满了金块。8

一般华工若想发财，都必须同时靠运气与努力，但也有人是因为知道如何善用科技。在美国，最早把水轮用来淘金的正是华工。淘金用的水轮改造自中国水田农夫使用的灌溉工具，华工们用水轮把河水引出来，从河里的砾石中淘洗出金子。9此一引水术的灵感不光是来自中国农业，其实本来就已经有好几个世代的广东人到马来西亚当锡矿矿工，而这也是当地矿场用来采锡的技术。10

也有些华工则是因为愿意通力合作而受惠。加州中北部一群华工知道犹巴河（Yuba River）某个河段的河床下面有富饶的金矿矿脉，于是共商兴建水坝，拦水采金。11在犹他地区（Utah Territory），另一群华工则是开凿了一条从卡森河（Carson River）延伸到黄金峡谷（Gold Canyon）的灌渠，让一个沙漠地区变成可以淘金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摩门教徒都对此表现感到印象非常深刻。12

到了夜里，单身汉喜欢的各式各样休闲活动在各个金矿营地活跃了起来。华人矿工拿起从祖国带来的乐器，组成了乐队。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们的乐风。一八五一年曾有某个作家如此比拟当地华人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听起来就像一千只猫在叫春，再加上一千只孔雀、火鸡、驴子与狗的尖叫、咕咕叫、嘶叫与吠叫。”13

华人矿工也会赌钱，而赌博也许是华人在美国西部干过最坏的事了──就像马克．吐温所说的，“每三个中国佬就有一个是开彩券行的。”14中国人的赌档往往吵吵闹闹，大家赌得热血贲张，赌博的方式从掷骰子、抽签到掷币都有。某位蒙大拿州的编辑抱怨华工们在入夜后还是嘈杂喧闹，“我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只希望他们能像一般人一样好好入睡，只希望他们别再吆五喝六地赌个不停，让人小睡一番。”15

不过，华人矿工在西部的生活和美国人几乎没什么两样，因为西部就是个粗暴而无法无天的地方。当年华工的遭遇到底如何？或许透过某本在旧金山出版的会话课本可以看出端倪，因为里面列出了华人矿工们必须学会的英语：

我没有挑衅就被他攻击。

他侵占了我的金矿……

他想要勒索我的钱。

他诬赖我偷他的表。

他被抢匪用套索勒死了。

她是个没有用的女人。16

与任何无法无天的地方一样，在一切都诉诸武力解决的状况下，特别倒楣的总是那些比较和善或者手无寸铁的人。乡间盗匪横行，华人矿工若不多加小心，往往会有金子被抢走之虞。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群盗匪，首领是来自索诺兰（Sonoran）沙漠地区的年轻人华金．穆里埃塔（Joaquin Murieta），他常常入侵华工的金矿营地，把所有的人抓起来，将他们的发辫绑在一起。他与手下会从容不迫地慢慢拷问华工，直到其中有人供出金粉的藏匿地点，接着全部的华工都会被穆里埃塔用猎刀割喉。一八五三年五月，加州州政府终于一千美元的悬赏金来捕捉穆里埃塔，而且死活不计，该州华人又捐出三千美元加码。从某些资料看来，两个月后悬赏金已经涨为五千美元，而且据说就在此时穆里埃塔遭一支民团队伍伏击，被开枪打成了肉酱。17

这个案例显示刚刚成立的加州州政府的确会对所有矿工（包括华工）伸出援手。但是从一年前州政府对外国矿工开征两项新税看来，却也显露出某种排外心态。由于民间有一股声音是希望加州的金矿能留给美国人开采，所以加州州议会便提出要禁止所有外国淘金客到矿场工作，除了华工之外，墨西哥、智利与法国来的也不行。马克．吐温对华工的勤勉感到印象深刻，但那些一样要来加州改变自己命运的美国矿工却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他们发现淘金这种事和天下大多数事情一样，运气总是眷顾着勤劳的人。与其他外国淘金客相比，华工在外貌与文化气息方面与美国人较为不同，所以就成了众矢之的，因此加州州议会所属的矿藏与矿业委员会（Committee on Mines and Mining）便宣称，“他们来加州只会让道德沉沦，危害社会，他们就像社会这一张美好脸庞上的介癣，像我国政体身上的流脓伤口，简单来说，就是不受欢迎人物。”18

州议会发出宣言的一周后，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 Bigler）更进一步敦促议员们针对那些华人“苦力”课以重税，借此阻止“亚洲移民潮”。加州州议会在一八五二年做出回应，对华人课以两种新税，藉其中一种税阻止他们来到美国，另一种则是对已经在矿场工作的华工相当不利。

根据乘船税（commutation tax）的规定，每艘船抵达加州后船长都要为船上的每位外国乘客缴交五百美元的押金。20如果不给押金，也可以直接付钱，所需费用从五元到五十元不等，大多数的船长都直接把这笔钱转嫁到船资上。这些从华工身上所榨取的血汗钱则是全都用来补助加州各大医院。不过，尽管这些乘船税最后有一半都是由华工支付21，但政府却不准他们到旧金山市立医院看病。22

至于外国矿工税则是规定任何华工都不能在他们找到的金矿开采地工作，除非他们每个月都支付一笔金粉开采费，而且这费用在未来几年内又因为州议会任意调涨而水涨船高。这税制美其名是用来“保护外国人”，但因为法条宽松，执法不严，所以效果适得其反。某些收税员把矿工的执照有效日期往回追溯，要求他们缴交原本不用缴的税。也有些收税员在矿工缴钱后提供假收据，将钱中饱私囊，让矿工日后还是有可能因为欠税而被追缴。23某位收税员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钱可以过圣诞节，所以就卖假收据给那些‘清狗’（chinks），收了九元。”24那些最恶劣的收税员甚至以人身威胁的手段，逼迫华人矿工每个月缴交一次以上的税：他们把华工绑在树上鞭打，骑马追赶华工，从背后鞭打试图逃走者。25除了贪污问题之外，法律也没有针对索税手段进行规范。“我拿刀刺了那个可怜的家伙，”某位收税员写道，“我很遗憾，但依法收税本来就是必要的，这样我才有赚头。”26

然而，这些华工来到美国之前生活在不顾人民死活的清政府底下，与贪官污吏交手的经验相当丰富。为了躲避收税员，他们想出了各种预警手法，例如安排专人在各个村庄之间赶路，把收税员下乡的消息告诉大家。27因为这些手法实在太厉害，州政府发现有必要聘请美都族（Maidu）印地安人来追踪那些逃税的华人矿工。28

尽管这两项最早针对华人矿工实施的不公平税制让他们背负了沉重压力，但伤害最大的还是美国法律禁止华人上法庭指证犯罪的白人。一八五三年，在审理华人凌欣（Ling Sing，音译）遭谋杀的案件时，加州内华达郡（Nevada County）大陪审团起诉了乔治．霍尔（George W. Hall）与其他两人。后来检方找来三个华人与一个白人作证后，霍尔被判有罪，应以绞刑处死。霍尔的律师提出上诉，因为根据加州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eding Act）的规定，“凡黑人、穆拉托人（译注：mulatto，指黑白混血儿）或印地安人皆不可出庭提出有利或不利于白人之证词。”29在这加州人民起诉霍尔（People v. Hall）的知名案件中，后来加州最高法院撤销了霍尔有罪的判决，理由是“该法之立法意旨显然是在保护公民之身家财产安全，若要达此目的，则必然应确保公民不会因为次等族裔成员之有害影响而陷于不利境地。”此外，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修•莫瑞（Chief Justice Hugh Murray）的一项裁决更是能够反映出那些加州法匠们的观念有多荒谬：莫瑞认为，华人其实应该等同于印地安人，所以适用该法规定，理由在于当年哥伦布船长（Christopher Columbus）曾经误把加勒比海上的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当成中国海的岛屿。“从古自今，”他写道，“美洲印地安人、蒙古人或亚洲人，向来都被视为同一人种。”

他肯定料到外界会认为他对法条的解读不具说服力，为了强化自己的论据，接着莫瑞宣称：即使亚洲人并非美洲印地安人，所谓“黑人”一词也应该被理解为囊括了所有非白人的族裔。30莫瑞特别援引一七九○年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来自辩：既然该法禁止华人或其他非白人归化为美国公民，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他的判决是有必要的，因为若该州华人获准出庭作证，那他们肯定会陆续当上“选民、陪审团成员、法官甚至州议会议员”31。这么一来岂不是没完没了？

当刑案发生时，即使被害人并非唯一，也往往是最主要的证人，所以若他们出庭作证的权力被剥夺了，那么就根本无法起诉罪犯。在霍尔一案发生前，其实早就有许多白人以暴力手段赶走华人矿工，强占了比较理想的采矿地点。一旦白人矿工发现这判例让他们可以恐吓华工营地而不用接受法律制裁，接下来他们只要用招牌就能警告华工立刻离开。一八五六年，马里波萨郡（Mariposa County）曾对华人下达通牒，限他们十日内离境，否则“一律会被鞭打三十九下，并且由郡政府派武装人员将其驱逐出境。”32至于在埃尔多拉多郡（El Dorado County），则是屡屡有白人矿工烧毁华工帐篷与采矿设备，甚至将满载着华人乘客的马车推倒。33如同当年某位学者写道，莫瑞大法官的判例“为各种歧视华人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华人遭伤害、打劫与谋杀，更别说那些比较不严重的罪行……只因没有白人会为他们出庭作证。”34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 “a Chinaman’s chance” 这个词组──意思是根本没什么机会可言。

既然华人无法受到法律保障，屡屡遭到迫害，自然也就沦为淘金浪潮的边缘人。华人矿工无法直接与白人竞争，只能接收别人不要的采矿地点。35自此以后，能够成功的华人大都是靠耐心苦干与省吃俭用，但也有不少人是凭借着聪明才智。例如有个名叫阿山（Ah Sam，音译）的聪明人就敢孤注一掷，花二十五美元买下一间小木屋，因为他从过去的采矿经验判断出，如果把屋子的泥地淘洗一番，应该可以获得不少金粉，大赚一笔。结果他真的洗出了价值三千美元的金粉，购买木屋也变成了一笔利润丰厚的投资。36

最后，华人矿工在美国靠淘金获利总计超过几百万美元。几十年间，某些人回到中国，把钱用来买农地而成为大地主。也有人留在美国，赚的钱足以供儿女甚至孙子花用。根据某些美国华人的家族口述史纪录来看，有些人说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是因他们的父亲靠淘金发了大财。37在那华人金矿矿工饱受种族歧视，法律规定不公的环境中，甚至有少数几人得以摇身一变成为矿业大老板：他们有自己的矿场，自聘矿工，把小生意发展成大企业。王祈（Wong Kee，音译）是华人矿主中最有钱的人之一，他的采矿公司员工多达九百人。38

少数华人移民的确实现了他们的“金山梦”，但更多人的美梦以心碎与失败收场，下场凄凉寂寥。有人到了美国后就一直当矿工，多年后身故时只留下足以支付葬礼费用的金子。在报上屡见不鲜的是某些华工的失败案例，他们并未衣锦还乡，反而是以自杀了结了可悲的人生。绝大多数华人移工并未发大财，但下场也没那么凄惨，他们意识到淘金梦实在过于虚无缥，所以务实地把目光转向他们当年抵达美国时上岸的地点：旧金山。愈来愈多人决定不当矿工，前往旧金山寻找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角落。

根据知名史家修伯特．班克洛夫特（Hubert H. Bancroft）的研究指出，第一艘从广州开往旧金山的船舰是美国老鹰号（American Eagle），时间为一八四八年二月，也就是人们在萨特锯木厂发现黄金后的隔一个月，远远早于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间点。船上有两男一女，总共三个中国人。39同一年四月，据《旧金山星报》（San Francisco Star）报导，“有两三个‘天朝子民’”40〔这的确是当时对于中国人的某种通称；译注：中国向来被称为“天朝”（celestial kingdom），所以中国人才会有“天朝子民”的外号〕在该市找到工作。此事之所以会见报，正意味着这两三个人也许是第一批在三藩市落脚的中国人。

随着来到美国的华人愈来愈多（根据某个统计数字显示，一八四九年有三百二十五名华人抵达加州，41然后在一八五○年则为四百五十人，42不过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很快就前往乡间的采矿区工作）43，在旧金山居留的华人开始聚集在沙加缅度街（Sacramento Street）与杜邦街（Dupont Street），而且这个区域很快就逐渐扩充为十个街区，区域的最外围包括加州街、杰克森街（Jackson Street）、史塔克顿街（Stockton Street）、卡尼街（Kearney）与太平洋街（Pacific Street）。这个一度被称为“小中国”、“小广州”或“中国区”（Chinese quarter） 的华人区最后演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旧金山中国城（Chinatown）。44这个地方和旧金山市其他区域没两样，变得愈来愈拥挤，原本布满一间间小棚屋，后来发展出建物栉比鳞次的都市景观。有些华人就地取材，自己搭建出简陋小木屋，也有人的建材是从香港运来的树木枝干，加工后才组装在一起。华人在小屋里营造出类似于旧家的氛围，除了砖炉之外，烟囱搭建在靠窗的地方或阳台上，若不是以砖头砌成，就是在铁皮箱中填土，变成可以排烟的克难烟囱。他们称旧金山为“大埠”，意即大城市。

当地很快也出现了一些专卖中国杂货的店铺。如同当时某个白人所观察到的，杂货店里摆满了茶叶、火腿、鱼干和鸭肉等货品。小贩们用竹竿挑着手工编织的篮子兜售蔬菜水果，也有人在人行道上铺埝子，卖起了猎物的肉。这个地区到处都可以闻到鱼腥味，因为有很多华人渔夫在湾区捕鱼，卖给当矿工的同胞。他们在地上把鱼弄干，然后以麻袋、箱子或桶子分装。有些鱼肉则是洒上盐巴，摆到碎石屋顶上，在烈日下腌制成鱼干。

旧金山的华人社群愈来愈庞大。到了一八五一年，已经有至少二七一六位华人新移民在旧金山上岸，45隔年这数字更暴增为两万多人，46不过其中有许多人只是暂时停留就分散到各个金矿矿场去了。此外，大概在这时候也开始有愈来愈多华人矿工回到旧金山，很多人光是靠卖吃的给他们就赚了大钱，而且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为了满足华人需求的各种生意也随之开始蓬勃发展了起来。

在各国文化中，吃东西通常不只是为了摄取营养，社交功能也很重要。不过中国人向来主张“民以食为天”，因此几千年来不仅将菜肴当成生活必需品，而且是某种崇高的艺术形式。所以，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只要有华人矿工的地方，很快就会开起中国餐馆。最早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旧金山的《艾尔塔加州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曾经报导过，大约三百个华人聚在杰克森街上的某家广州餐厅里吃饭。47在那餐厅里，即使只有一个晚上，大伙儿还是可以暂时忘掉自己是孤寂的新移民，家人都远在几千英里外的老家里。

但喜欢吃中国家常菜肴的旧金山居民并非都是华人。过没多久，中国城变成各国人士趋之若鹜的觅食地点。最早成立的中国“餐馆”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开在地下室的便宜小吃店，只要花一美元就能大快朵颐，也可以把骨头吐到地上也无所谓，现在店家纷纷挂起了黄色的丝质三角旗帜，好让游客们辨识。不过，很快地就有更气派体面的餐馆问世，红绿相间的阳台上挂着点亮的灯笼。餐馆内部的装潢散发着富丽堂皇的氛围，里面摆着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木质屏风，还有煤气吊灯、大理石与雕花红木家具，给顾客享用的是燕窝汤与鱼翅羹等罕见菜肴。48

各族裔的旧金山人实在是太爱中国餐馆，这些餐馆很快就变成能帮旧金山招徕全美各地观光客的卖点。这一时期的旅游指南往往会向人们推荐旧金山的中国菜肴，其中某些把中国餐馆的菜肴称为“中式杂烩”（Chinese “chow chows”）。

矿工威廉．萧（William Shaw）曾在他的回忆录《梦醒金山》（Golden Dreams and Waking Realities, 一八五一年出版）写道：“旧金山最棒的觅食处都是天朝人开的中国风味餐馆。菜肴大都是装在小碟子里，以辣酱、切碎的菜肉与原汁肉块烹煮而成，因为实在是太美味了，我舍不得询问他们用了哪些食材，以免坏了胃口。”49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餐馆的菜肴都真的是源自于中国。根据淘金热时代的一则传奇故事，某天深夜一群醉醺醺的白人矿工闯进一家旧金山餐馆。尽管要打烊了，但那华人老板很识相，决定让他们留在店里吃饭，以免他们闹事砸店。他的厨子把剩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翻炒，做好了一道有菜有肉、浸润在肉汁里的菜肴，并称之为“杂碎”（chop suey）。这道刚刚问世的中国菜让那些矿工惊艳不已，很就变成旧金山的一道名菜。50

在餐饮业大发利市后，华人很快就开始寻找其他赚钱的方式。讽刺的是，许多华人意识到家事服务是一门能让他们发财的生意。在那还没有防皱布料的时代里，洗衣烫衣真是一桩既困难又无聊的苦差事，而且大多数白人都不屑去干那种活。大家都觉得那是女人该做的事，但当时西部的女人少之又少，家事人力极度缺乏。淘金热时代的许多加州人无论是华人或白人都是把脏衣服运到香港去洗，但价格极其昂贵（十二件衬衫要价十二美元）51，而且往返需要四个月52。然而，与运往美国东部去处理相较，把肮脏的亚麻衬衫运往亚洲清洗还是比较便宜而快速。檀香山的洗衣工很快就掌握住这商机，以十二件衬衫收费八美元提供服务。最后，旧金山的男性华人发现这庞大市场存在，于是动手抢生意。该市史上第一位华人洗衣工是李华（Wah Lee，音译），他在一八五一年挂了一面写着“洗衣烫衣”（WASH‘NG AND IRON’NG）的招牌，做起了生意，帮人洗十二件衬衫只收五美元。53

1870年代一家位于爱达荷州德拉马矿区（DeLamar）的华人洗衣店。在人口以男性为主的美国大西部，华人找到一个有利可图的商机：为前往大西部拓荒的男性提供家事服务。图中一位洗衣工在他的小木屋前弹奏二胡自娱。（照片来源：Idaho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华人也开起了古董店，吸引许多白人矿工拿出金粉来换取各种收藏品，包括瓷瓶、象牙雕饰、宝石艺品、东方象棋、水墨画卷轴、扇子、披巾与茶壶等。如果是小店，店家往往只用俗艳的招牌与红丝带来做宣传，气派的古董商则是会在店头设置玻璃橱窗，在店内摆设豪华的镀金神坛，以丝质卷轴和祭拜仪式的器具来装饰。54

到了一八五三年，杜邦街基本上已经是华人的天下，也是旧金山最棒的零售商店聚集区之一。尽管那一带的房子几乎没有任何可观之处（如同《艾尔塔加州日报》所报导的，那些房子都“只是一些空壳与易燃建材，只要有一丁点火花就能烧起来”55），但地理位置绝佳。大多数华人都是赁屋而居，并未自购住宅或店铺，而白人房东也宁愿把房子租给他们，因为与其他国家的白人相较，华人通常愿意给较高的房租。例如，租一间房子给白人，每月能收取的租金为两百美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天价），但租给华人却可以收到五百美元。56一个蓬勃发展的华人商业社群很快就在杜邦街与其他街道出现。到了一八五六年，在一本名为《东方》（Oriental）的工商名录里列出了三十三家商店、十五家药行、五家草药店、五家餐馆、五家理发厅、五家肉铺、三家民宿、三家木料行、三家裁缝店、两个银匠、两个烘焙师、一个雕匠、一个刻字工、一位口译员，还有一个帮美国商人拉生意的掮客。

这些华人移民并不是人人都识字，所以这新生的当地社群很快就需要提供写字服务的人。甚至某些广东人的教育程度较好，很快就学起了外语，其中少数甚至不只会讲流利的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他们大都被聘为抄写员，帮不识字的华人写信给老家的亲戚。少数几位具备新文书写的技能，于是创办了一些在旧金山与加州流通的华文小报。在一八五四年问世的《金山日新录》（Gold Hills News）很可能是第一份在美国出版的华语报纸。57两年后，《沙架免度新录》（Chinese Daily News）在加州北部城镇沙加缅度开始印行，以至于后来当地某位史家评论道：“我们这个城市有那么多日耳曼语（译注：当时德国尚未成立）和法语人口，但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居然是以华文印行的，真是有点奇怪。”58如果这位史家知道华人向来注重教育，也许他就不会感到那么讶异了。

华人移民也对艺术与娱乐有强烈需求。一八五二年，第一家华人剧院在旧金山落成，它的所有建材都是在别处制造，然后运来组装搭建而成的。59这座剧院是以佛塔为造型，院内的表演厅可以容纳一千名观众，舞台后方的壁板上铺着刺绣的布料，四周墙面都以金漆粉刷，墙上画有闪闪发亮的人物、动物与海怪图案。常有广东的剧团受邀来此演出粤剧，一演就是好几个礼拜，观众有华人也有因为好奇而来捧场的白人。有时候演员会在戏文中详述整个朝代的史诗传奇故事，为观众的夜生活提供娱乐。某位观众曾说：“想要把一出戏的所有戏码都演完，通常要两三个月的时间。”60看戏时，这些离乡背井的华人移民可以沉浸在台上演出的英雄故事里，暂时忘却他们在美国的卑下地位，也不去想还要多久才能实现美梦。

看着华人社群日益茁壮，而且蓬勃发展起来，有些旧金山的白人居民感到神奇与不可思议，也有人觉得恐惧与厌恶。尽管相关细节都描述得极其简略，但最早来到旧金山的华人是受到热情欢迎的：当地人心中夹杂着兴奋与好奇的情绪。到了一八五○年，因为美国总统萨克利．泰勒（Zachary Taylor）去世，旧金山的父老们还特地邀请当时为数仅仅几百的华人参加纪念仪式，在纪念游行行列中帮华人安排了显眼的位置。61同一年，约翰．格里市长（Mayor John Geary）与其他官员还举办了一个表扬华人的特殊仪式，等到加州加入联邦政府，成为美国的第三十一州，华人也受邀参加了热闹铺张的庆祝活动。62《艾尔塔加州日报》甚至在一八五一年五月大胆预测，“未来这些中国小子们会和我们的同胞一样享有投票权，也会去上学上教堂。”63

但是，随着华人人口的增长，某些白人心里的惊恐也与日俱增。一八五二年四月，比格勒州长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通过一项排华法案来阻止华人的移民潮。尽管联邦政府置之不理，但是在社会上逐渐浮现的排华氛围中，他也许是第一个发表这种意见的官员。也许是被比格勒的言论给激怒了，或是心里感到惊恐（抑或是因为又惊又怒），几位旧金山的华人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来回应，为华人同胞的品行辩护，也表示他们有能力融入当地社会。“我们已经有很多人改信你们的宗教，未来也会成为好公民，”他们写道：“如今已经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好人定居于美国，如果华人获准移民，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人携家带眷前来此地，他们都是一些学养丰富的有钱人。”64

不过，让某些白人最感惊恐的，就是华人可能会融入当地社会。《艾尔塔加州日报》的编辑团队在一八五三年改组，本来支持华人的论调改为具有强烈种族歧视的态度，支持比格勒州长的立场。该报刊登的一系列社论都宣称“华人的品行远远不如我们社会上的黑人。他们是拜佛的，生性狡猾奸诈，好色淫荡而且言行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他们的确有足以弥补缺陷的优点，像是手艺灵巧、勤奋与节俭，而且和其他较为低下的人种一样，‘他们也曾有过许多发明’。但华人绝非美国人可以当成伙伴或者认同的民族。就算他们会永久定居在这里，无论现在或未来，他们都不会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不会与我们打成一片，而且也不应该如此──不为什么，只是因为与他们接触可能会让我们堕落……让他们留在这里，对我们没有一丁点好处。他们绝对不可能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人。”65

在隐隐约约之间，华府的情势似乎也与此一社论相互呼应。此时几位参众议员开始表达担忧之情，因为他们认为华人不但会在美国定居，而且终究会开始争取美国的公民权。某些人认为，因为华人的宗教信仰与美国人不同，所以应该排斥他们。例如，亚拉巴马州众议员威廉．罗素．史密斯（William Russell Smith）曾在一八五五年提出，不能让华人取得公民资格。“先生们，等到这些令人生厌的拜佛异教徒已经达到百万之众，他们是不是可能很快就会开始要求投票权，借此决定美国基督徒是否能够进入国会？”他问道。“是不是很快就会有某位异教徒得以进入这国会殿堂，代表他的选民来问政，并且有权插手干涉我国政府的各个委员会？”66史密斯坚持主张应该透过立法来彻底消除此一可能性，“我们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 译注：又称为“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是一八五○年代美国的排外运动政党］要求立法阻止此事。”

不过，因为一八五○年代的美国已经慢慢走向南北战争爆发的边缘，这些发生在国会殿堂上的讨论几乎不会直接影响到加州华人的日常生活。对许多华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是否享有投票权与竞选公职的权力：他们并没有成为政府机关成员的雄心壮志，只是想要糊口谋生而已。而且事实上当时西岸虽弥漫着排华氛围，但这种氛围在华府政界却还不成气候。许多华府人士将华人视为珍贵的人力资源。很快的，等到战争爆发，再加上许多人纷纷提议应该兴建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美国的资本家们更是认为勤奋的华工可以帮他们完成这个人类史上最具企图心的工程壮举。

1　关于中国服饰的描述，请参阅：Edward Eberstadt, ed., Way Sketches; Containing Incidents of Travel Across the Plains, From St. Joseph to California in 1850, With Letters Describing Life and Conditions in the Gold Region by Lorenzo Sawyer, Later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New York, 1926), p. 124; 转引自：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4.

2　请参阅：Gunther Barth, p. 114; San Francisco Herald, November 28, 1857.

3　请参阅：J. D. Borthwick, Three Years in California, 1851-1854 (Edinburgh: Blackwood and Sons, 1857 [also Oakland, Calif.: Biobooks, 1949]), p. 44; 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 13.

4　请参阅：Vardis Fisher and Opal Laurel Holmes, Gold Rushes and Mining Camps of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Caldwell, Idaho: The Caxton Printers, Ltd., 1990), p. 272.

5　请参阅：Ibid., p. 262.

6　请参阅：Pauline Minke, “Chinese in the Mother Lode (1850-1870),” thesis, California History and Government Adult Education, 196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 27。（这本硕士论文后来以书籍形式出版，出版社与出版年为：San Francisco: R and E Research Associates, 1974）

7　请参阅：Ibid., p. 27.

8　请参阅：Liping Zhu, A Chinaman’s Chance, p. 28.

9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1991), p. 29.

10　请参阅：David Valentine, “Chinese Placer M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xample from American Canyon, Nevada,” in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 (Walnut Creek, Calif.: Alta Mira Press, 2002), p. 40.

11　请参阅：Isaac Joslin Cox, Annals of Trinity County (Eugene, Ore.: John Henry Nash of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1940), p. 210, as cited in Pauline Minke, p. 26.

12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 A Joint Projec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Los Angel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1994), p. 113; Jack Chen, p. 256.

13　请参阅：Charles Dobie,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teton-Century Company, 1936), p. 42; 转引自：James L. Boyer, “Anti-Chi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 1851-1904: A Case Study on Traditional Western Behavior,” master of arts thesis,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p. 112.

14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A Great and Shining Roa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99.

15　请参阅：Vardis Fisher and Opal Laurel Holmes, Gold Rushes and Mining Camps of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p. 262.

16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6.

17　关于华金•穆里埃塔的相关信息，请参阅：Pauline Minke, Chinese in the Mother Lode, pp. 34-35.

18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p. 32.

19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 35。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John Bigler, Governor’s Special Message, April 23, 1852, p. 4.

20　请参阅：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5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5), p. 91.

21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reprint edi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9; original published in 1877 by Hitchcock ＆ Walden in Cincinnati), p. 321。吉布森在这本书中引用了旧金山当地华人团体中华公所（Chinese Six Companies）曾在一八七六年提出的抗议声明：当时华人必须缴交私人财物税、外国矿工税、每年的人头税（加起来要缴二十万美元），还要缴给旧金山海关的两百多万关税。

22　请参阅：Robert J. Schwendinger, “Investigating Chinese Immigrant Ships and Sailors,”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1980), p. 21.

23　关于外国矿工税收取状况的信息，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Chinese Prejudice in America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 4, 11; 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p. 91; Chen-Yung Fan,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of San Francisco in Relation to Family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 in education, Duke University, 1976, p. 44.

24　请参阅：Charles Dobie, p. 50, as cited in James Boyer, p. 119.

25　请参阅：Pauline Minke, p. 46.

26　请参阅：Vardis Fisher and Opal Laurel Holmes, p. 261; Charles Dobie, p. 50.

27　请参阅：Pauline Minke, p. 47.

28　请参阅：Gunther Barth, p. 145.

29　请参阅：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p. 100.

30　请参阅：Ibid., pp. 101, 140。莫瑞的见解之全文可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p. 3-43.

31　请参阅：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p. 101。也可以参阅： People v. Hall case file, October 1, 1854, California State Archives, Sacramento.

32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32.

33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1973), p. 37.

34　请参阅：Elmer Clarence Sandmeyer,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1939), p. 45.

35　据史料显示，华人矿工的淘金手法是非常钜细靡遗，不可能有任何遗漏的。如同当时某位人士的观察，“被中国佬淘洗过的泥土砂石就算能找到金粉，剩下来的金粉连臭虫的嘴巴都塞不满。”请参阅：Nelson Chia-Chi Ho, “Portland’s Chinatown: The History of an Urban Ethnic District,” in Paul D. Buell, Douglas W. Lee, and Edward Kaplan, eds.,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1984), p. 31.

36　请参阅：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Peters, pp. 143-45, as cited in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p. 116.

37　例如，可以参阅：Rodney Cho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38　请参阅：Sue Fawn Chung, “Destination: Nevada, the Silver Mountain,” 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p. 119.

39　请参阅：H. Brett Melendy,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4), p. 15; Hubert Howe Bancroft, History of California, Vol. 7 (San Francisco: The History Company, 1890), p. 336.

40　请参阅：San Francisco Star, April 1, 1848.

41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9; reprinted by Penguin Books, 1990), p. 79.

42　Ibid., p. 79.

43　请参阅：Laverne Mau Dicker,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A Pictorial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9), pp. 355-370; 转引自：Qingsong Zhang, “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Eagle: 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from U.S. Citizenship, 1848-1943,”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4, p. 196.

44　关于旧金山“小中国”的相关讯息，请参阅：Christopher Lee Yip,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5, pp. 85, 90-94; Chin-Yu Che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1850-1882,”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Idaho, 1992, p. 27; Curt Gentry, The Madams of San Francisco, p. 55.

45　请参阅：Chin-Yu Chen, p. 29.

46　请参阅：Ibid., p. 29.

47　请参阅：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December 10, 1849.

48　关于中国餐馆的描述，请参阅：Christopher Lee Yip, pp. 144-46; 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p. 70-71; Chin-Yu Chen, p. 95.

49　请参阅：William Shaw, Golden Dreams and Waking Realities (1851); 转引自：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 57.

50　请参阅：National Public Radio, All Things Considered transcript 2320-9, August 29, 1996; Robert Cross, “Chop Suey: Alive and Selling Well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Beginnings of the Cuisine Lost, but Popularity Remains High,”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11, 1988.

51　请参阅：Jack Chen, p. 58.

52　请参阅：Ibid., p. 58.

53　请参阅：Paul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in 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6.

54　请参阅：J. D. Borthwick, Three Years in California (Oakland, Calif.: Biobooks, 1948), p. 61; 转引自：Chin-Yu Chen, pp. 28-29.

55　请参阅：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November 22, 1853; 转引自：Christopher Lee Yip, p. 86.

56　请参阅：The Oriental, as cited in Chin-Yu Chen, p. 28.

57　请参阅：Gold Hills News, May 4, 1868, in Chin-Yu Chen, pp. 28, 41.

58　请参阅：Edward C. Kemble,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Newspapers 1846-1858; Reprinted from the Supplement to the Sacramento Union of December 25, 1858 (Los Gatos, Calif.: Talisman Press, 1962), p. 161.

59　请参阅：L. Rodecap, “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 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 23:2 (June 1944), p. 101; 转引自：Christopher Lee Yip, p. 149.

60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p. 78-79.

61　请参阅：Theodore Hittel, History of California, Vol. 4 (San Francisco: N. J. Stone, 1898), pp. 98-99; 转引自：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5, p. 88.

62　请参阅：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May 12, 1851, p. 2.

63　请参阅：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May 12, 1851; 转引自：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2.

64　请参阅：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p. 55. Also in Victor Low, p. 2.

65　请参阅：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May 21, 1853, p. 2; 转引自：Victor Low, pp. 2-3。也可以参阅：H. Brett Melendy,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s, p. 30.

66　请参阅：Qingsong Zhang, Ph.D. dissertation, 1994, p. 46.

第五章

建造横贯大陆铁路

“从大西洋到波光粼粼的太平洋！”〔From sea to shining sea. 译注：这原本是一句歌词的一部分，引自美国爱国歌曲〈美哉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一八四○年代的美国人对于上述愿景感到着迷不已，而且彻底体现于“昭彰天命”的思想中，他们认定自己的国家有权力也有责任把民主的生活方式散播在美国大陆上：也就是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从南方的格兰河（Rio Grande）到北方的北纬五十四度线，任何人都要奉民主为圭臬。这个国家在一八四○年代陆续把德州、加州与奥勒冈州纳入版图，因此自信满满，人口持续增加，许多美国人都希望往西边迁居，尤其是因为金矿而声名大噪的加州，而理查．丹纳（Richard Henry Dana）的《两年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一书细数了他从东岸到加州的冒险旅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实现这愿景的过程可说是险象环生，充满挫折。前往西岸的旅途中人烟稀少，而且也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或路线。穿越美国大陆时必须承担的种种风险包括病死、饿死、渴死、热死或冻死，被盗匪或原住民杀死。想要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东岸地区前往刚刚加入美国的加州，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大西部，但却没有任何一条安全路线可言，那些直接前往加州山区的淘金客当然是风险最高的族群，但不只有他们对此感到泄气。加州居民都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够收到从东岸运过来的邮件与补给品，早就开始不耐烦了。华府当局也体认到，如果能够把东西两岸之间的交通路线创建起来，不但有助于经济发展，也能让政局更为稳定。美国西部有广袤无垠的农田可供美国人开垦定居，还蕴藏着大量金矿、银矿等待开采，政府更可借此收税。只要有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就可以让更多人迁居西部，也可将西部天然资源以安全又便宜的方式运回东岸各大城的市场贩售。

美国大陆上只有两条前往西部的路线：一是翻越洛矶山，二是穿越阿帕契人（Apache）与科曼契人（Comanche）居住的地区，但两者都是险路。若是从密苏里州以东的任何地方搭船前往加州，虽然路途较远，但几乎总比陆路更为安全。上船的地方在大西洋海岸区，或是南边的墨西哥湾区，然后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经过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然后往北航行后抵达加州。如果前往中美洲东岸登船，就可以大幅缩减航程，不过必须先搭马车穿越一座座峡谷，然后改搭往北的汽船到加州去。（最后，在美国工程师的努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兴建完工。）

尽管当时南北战争已经爆发了，但兴建横贯大陆铁路的呼声是如此之高，在林肯总统的支持下，国会甚至立法规定政府可以用销售债券来筹措铁路所需资金。铁路的兴建工程由两家公司分头进行。一八六二年，由利兰．史丹佛（Leland Stanford）、科里斯．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与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等“四大巨头”合伙经营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取得铁路工程的合约，负责铺设沙加缅度以东的铁轨，至于该公司的对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则负责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欧马哈市（Omaha）开始往西铺设铁轨，因为那里是可以借由既存铁轨连接东岸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在中间点会合，盖出一条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海岸地区的横贯美国大陆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程都是在平原上进行，因此远比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山区工程容易多了。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工程师们誓言克服天险，但华人铁路工流血流汗，贡献不小，而且在很多地方都能适时献计，促成铁路工程的完工。

他们刚开始就遇到最大的挑战：必须设法把矗立在加州、内华达州境内，仿佛西部最后一道屏障而且崎岖不平的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凿穿。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工人们冒险犯难，不但要负责在山区凿出一条条隧道，还要在干旱燠热的内华达领地、犹他领地的沙漠里铺设铁轨。某些工程师远远地勘查地形，断言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央太平洋公司展开为数五千人的大规模招工计划，将传单发放到加州境内的每一间邮局，以高薪吸引白人劳工。但此一手法只招到八百人。1既然可以靠金矿一夜致富，何苦为了那一点薪水干得要死要活的？用该公司工程总监詹姆斯．史卓布里吉（James Strobridge）的话来说，许多签约的人都“不够稳定，也不可靠。有些人只待了几天，也有人根本就不上工。也有人待到发薪日，拿了一点薪水就去买醉，然后拍拍屁股走人”。2公司曾考虑过请求联邦政府战争部（War Department）派五千个南军的战俘来当工人，但罗伯．李将军（Robert Lee）旋即选择在阿波马托克斯法庭（Appomattox Court House）向北军投降，这计划也就随着战争结束而泡汤了。

所幸，中央太平洋公司还有广大的华人移民可以招聘，而且他们又便宜又好用。到了一八六五年，加州的华人人数已经逼近五万人，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都年轻力壮。3那年春天，白人劳工要求加薪，并且威胁要罢工，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大股东查尔斯．克罗克便下达命令，要工程总监史卓布里吉招募华工。这招果然管用，白人劳工都同意返回工作岗位，条件是不能雇用华工，但这时候公司方面已经占上风了，所以还是聘了五十个华工，他们都曾是矿工、洗衣工、家仆或者卖菜给市场的菜农，往后将负责把路面整平、铺设铁轨的苦差事。4许多人宣称，此举是铁路公司想让白人劳工记住：随时都有人可以取代他们。无庸赘言的是，这肯定无助于促成白人劳工与华工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然，最早开始歧视华人铁路工的并非白人劳工。起初，工程总监史卓布里吉对公司的政策非常不满。他咆哮道：“我才不要当这些中国人的总监！”5并且暗示中国人太过瘦小，干不了这种苦差事。（华人的平均身高只有大约一百四十七点三公分，五十四点四公斤。6）但克罗克却说，既然他们盖得出万里长城，当然也就能盖铁路。7尽管百般不愿，史卓布里吉还是得让华人上工，但只叫他们做一些轻活，像是把废土装进推车里。

让许多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五十位首批华工的表现极为杰出──不过，显然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感到太意外。不但严守纪律，学东西也都很快，所以铁路公司很快就派其他工作给他们，像是把巨大岩块切碎。后来，中央太平洋公司又聘了五十名华工，接着再聘一批，也是五十人，就这样该公司旗下最后终于有了好几千名华工──而且已经变成铁路工的主力。查尔斯．克罗克的兄长艾德温（Edwin B. Crocker）写信给共和党的加州参议员柯内里乌斯．柯尔（Cornelius Cole），表示华工的工作量几乎与白人一样，却远比白人更为可靠。该公司董事长利兰．史丹佛（史丹佛大学就是他后来创立的）则盛赞华工“沉默而温和，有耐心又勤奋，而且节俭”。8〔不过，在这方面史丹佛可说是个墙头草。先前在该州弥漫着反华氛围时，他曾经说加州华人是亚洲的“人渣”，是“低等”民族。9但几年后他在写给安德鲁．詹森总统（Andrew Johnson）的报告里，为了证明中央太平洋公司大批雇用华工是正确的，却对华人大加赞赏。到了后来，尤其是在一八八四年，他为了竞选参议员职位，又与那些赞成华人移民禁令的人站在同一阵线上。〕

华工的生产力让该公司高层非常满意，因此极力赞成更多华人移民到加州。“我非常赞成你把更多中国佬弄到这里来，”公司“四巨头”之一科里斯．亨廷顿曾在一八六七年写给查尔斯．克罗克的信里表示，“如果在一八六八年能有五十万华人移民到这里，我们公司与加州都有很大的好处。”10

中央太平洋公司印制传单，并且派遣招募人员前往中国招募新的华工，尤其是广东省。该公司与一家汽船公司协商，帮忙华工取得较低的船票售价。11而且非常幸运的，清廷与美国政府的外交关系也为华人移居美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清廷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就是《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为了取得美国在贸易方面给予的“最惠国待遇”，清廷同意在条约里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12

这些华工新血乘船抵达旧金山后，立刻就改搭河船前往沙加缅度，然后登上中央太平洋公司自家的火车前往铁轨的最末端，那里有一个移动式的工地。13公司把华工分配成一个个小队，大概每十几个人就由一位华工工头带领14，工头负责与公司的领班沟通15，而且每一队都有人负责当厨子。华工必须自己出伙食费，也自己料理食物，甚至可以弄得到一些特别食材，像是乌贼、竹笋与鲍鱼。16晚上他们睡在公司提供的帐篷里，或是地面上挖出的土洞中。17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的颠峰期，中央太平洋公司最多曾经聘用了一万多名华工。18

华工的数量多到惹毛了白人铁路工。就像铁路工朱立（Lee Chew，音译）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起当年的状况，字里行间颇以自己的华人身分为荣：“华人之所以被迫害，是因为太优秀了，而不是因为太糟。如果能聘得到华人，任何人都不想聘雇爱尔兰人、日耳曼人、英国人或意大利人，因为我的同胞远比他们更为诚实、勤奋、稳定，不会酗酒，又刻苦耐劳。”19查尔斯．克罗克也公开赞赏华工的工作态度。在进行某个隧道工程时，他曾聘一组来自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的矿工（都是来自英国康瓦尔郡的移民），还有一组华工，两者分别开挖隧道的两端，事后他的评论是：“华工的工作绩效总是高于那些康瓦耳矿工。也就是说，他们切割下来的岩块数量总是高于康瓦耳矿工。这可是一桩苦差事，必须不断敲打岩石，非常费力的工作。”20康瓦耳矿工最后撒手不干，还撂下狠话：“我们再也不会跟中国佬一起工作。”据克罗克回忆，很快的“整个隧道工程就被那些中国佬吃下来了。”

清同治七年，清廷派往美国出使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节团。在这之前，蒲安臣（照片中间站立者）曾是美国驻华公使，后来获清廷任命后，出使美国，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促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得以“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

白人铁路工开始觉得，因为华工太过勤奋，逼使其他工人要和他们一样认真，而且领的钱还比较少。克罗克回忆道，加州奥本市（Auburn）有个绅士问起某位白人劳工的薪水。“我想我们付给白人劳工的月薪是三十五美元，并提供伙食，但中国佬却只领三十美元月薪，而且伙食自理，”21克罗克表示，“那绅士说：‘这薪水可真不错啊！’结果那一位白人劳工说，‘是啊！不过，要不是有那些该死的‘黑鬼’（译注：原文是nagur，也就是nigger，本来是黑人的蔑称，但在此指华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华工看起来都是一副黑黑瘦瘦的模样），我们就可以拿到五十美元薪水，而且只做不到一半的工作量。’”22

某些中央太平洋公司的白人铁路工酝酿着要把华工赶出公司，但是查尔斯．克罗克听到了风声，便威胁要用华工取代所有白人。23最后白人劳工只得作罢，公司也许祭出了安抚他们的手段：宣称只有白人有资格被提升为领班。而且，华工越多，白人劳工就越少，所以也提高了每个白人晋升为领班的机会，因为竞争对象变少了。还有，领班的薪水比华工多好几倍。

在北加州、内华达州与犹他领地铺设铁轨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有华工、爱尔兰工人、日耳曼工人与其他国家的工人）把这世界最大片的林地之一夷为平地，而且有些树根是如此之深，通常需要十桶火药才能够把它们炸掉。24这工作非常危险，因为常有巨石松脱砸落、山崩地裂，碎石四处喷飞。等工程进行到了内华达山山脉，危险性甚至变得更高了。

在开凿穿山隧道时，最理想的状态是有重型机具可以使用。不过这工程无法使用，因为要运输那种机具要花很多钱，而且会碰到许多困难（必须把所有的桥都改建，才能够将机具运到工地）。迫于无奈，华工们只能使用手持式钻具、炸药与铲子来凿穿花岗岩山壁。25在某些地方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斑岩山壁，即使用火药也无法从正面炸穿。26平均来说，他们一天只能够凿穿七吋厚的山壁27，等于每一哩隧道的造价为一百万美元28。

在内华达山脉地区兴建横贯大陆铁路的华人铁路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兴建铁路期间，以最少的薪水雇用华人进行最危险的工作，用炸药沿着一片片花岗岩绝壁开出一条道路。等到火车铁轨完工之际，死亡华工人数几乎达到十分之一。（照片来源：California State Railroad Museum）

一八六六年夏天，为了加快工程进行的速度，铁路公司安排了好几班工人日以继夜赶工。29华工们肩并肩干活，焚膏继晷，凿石钻洞，吸入大量花岗岩粉尘，在微弱闪烁的烛光下流汗喘息，就连其中最健壮的也会因为体力耗尽而昏倒。

最后，公司为了赶工而把硝化甘油都拿出来用。只有一些华工过去有处理烟火的丰富经验，所以愿意使用这种非常不稳定的炸药，用法是在花岗岩岩壁上钻洞，把炸药塞进去引爆。30无数工人死于爆破意外，但中央太平洋公司并未把数字记录下来。

不过，铁路工们还是继续面对重重险阻。有个可怕的工地位于一座绰号叫做“合恩角”（Cape Horn，译注：真正的合恩角位于南美洲的最南端）：那是一个美国河（American River）经过的三哩宽峡谷，位于加州科尔法克斯（Colfax）以东三哩，沙加缅度以东五十七哩处。他们必须先在一片又长又陡的峭壁边开出一条平坦的路基，为此某位华人工头向工程总监史卓布里吉建议，把中国人在长江峡谷边兴建碉堡的古法应用在这里：他们可以把补给品摆在芦苇织成的篮子里，从峭壁顶端的山边往下垂降，让峭壁上工地的工人使用。31

公司很快就请人从旧金山把芦苇运送到合恩角。华工们连夜把芦苇编织成很大的篮子，系上牢固的绳索。一切就绪后，他们用篮子把某些工人垂降到岩壁边，工人就在篮子里凿洞，把炸药塞进洞里，这样把几乎垂直的岩壁雕凿出可以铺设铁轨的地方。运气好的话，在爆炸前就被人用篮子拉到上面；运气不好的话则是会被花岗岩、页岩碎片喷到，掉进下方山谷里，死无全尸。

各国铁路工因为气力耗尽，普遍染上了各种疾病，但华工的状况却比白人好。白人的主食大致上都是腌牛肉、土豆、面包、咖啡、已经坏掉的奶油，很少吃蔬菜，但华工因为自己开伙，所以饮食比较均衡。32白人铁路工油腻腻的汤桶里只有一支大家共享的汤勺，为此常常腹泻，但华工喝的是用开水现泡的茶，存放在已经不用的威士忌酒桶或者火药桶里，茶桶吊挂在竹竿的两端。33他们也不喝酒，“就是喝不惯威士忌，”如同当时某人在观察华工后表示，“他们也比较不会打架，礼拜一上工时也不会精神不济。”34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卫生习惯很好，因此可以避免细菌传染。某位作家写道，“白人好像有恐水症似的，不爱洗澡。”但华工却每晚在晚餐前把空火药桶装满热水，在里面洗澡。35

工程进行到内华达山区时，铁路工们刚好遇上了美国史上最可怕的两年寒冬。一八六五年，积雪高达三十英尺厚，有好几个礼拜他们都无法上工，只能忙着铲雪。36隔年，也就是一八六六到六七年之间的冬天，则是被称为“超级严冬”（Homeric winter） 37，天候状况之恶劣可以列入史上前几名，各地平均降雪量高达四十英尺，山区积雪更是在八十英尺以上38。他们把十二辆火车头并联起来，用于推动扫雪机，勉勉强强才完成铲雪的任务。39为了确保尚未完成的铁轨不被积雪压垮，他们必须搭建木棚，但即使木棚用的是最好的木材，还是会崩塌。40天候状况最恶劣时，任何人都无法在雪地里行走，有时候马匹会把结冰的地面踩破，马脚遭锐利的冰片割伤，伤口深可见骨。41负责送信给铁路工的邮差是一位挪威移民，多亏他越野滑雪的功夫了得，才能完成使命。42

华工们把危机变成转机，在厚重的积雪中造出一座工作用的超大雪屋。雪屋里以油灯照明，宛如迷宫的隧道在屋内穿梭蜿蜒着，还有烟囱以及通往地面的台阶。在雪屋里他们持续为了铺铁轨而整地，所有的工具与材料都是从通气孔往下传递给他们的。43

许多人为这工程牺牲性命。曾有一整组华工遭雪崩掩埋。一八六六年圣诞节当天，《荷兰平地村询问者报》（Dutch Flat Enquirer）做了以下报导：“一群中国佬铁路工……遭到雪崩掩埋，在把他们挖出来以前已经有四、五人罹难。后来，大雪下个不停，一整个工地的中国佬全都在夜里被埋了起来，在本报的消息来源离开现场时，还有好几组人马正在开挖。”44等到春天雪融以后，铁路公司发现华工们的死尸全都站得直挺挺的，结冻的手仍紧握着十字镐或铲子。45

寒冬不是他们遭逢的唯一阻碍。铁路工们还得面对其他各种情况。好几吨土壤在山崩时往下冲，把整条铁轨埋住，挡住信道，也常有铁路工被闷死。46雪融后到处泥泞不堪，马车、手推车与驿马车全都陷在大量污泥里。47工程离开山区后，铁路工们必须面对的是内华达州与犹他领地里四处可见的酷热沙漠。沙漠的气温有时会骤降至摄氏零下四十五﹒五度，把地面冻得仿佛岩床，必须爆破后才能开凿。48但有时候却又突然飚升至摄氏四十八点八度高温，让许多人中暑脱水。49

华工们每周有六天都必须从日升干活到日落，每一班的工作时间十二小时。50他们只有在礼拜天才有时间喘口气，缝补衣服、聊天、抽烟，当然还有赌博。51〔白人铁路工嗜喝威士忌，华工则是好赌。这些华工赌鬼甚至在内华达州留下了踪迹：该州赌场把十九世纪华人铁路工当成“基诺”（keno）这种赌博游戏的创始人，而且是由一种叫做“白鸽票”（pak kop piu）的中国彩票赌博游戏演变而来的。〕因为遭到铁路公司高层以各种手法虐待与歧视，原本就极其乏味的生活变得更难捱了。华工的工作时间比白人长，要求也更严苛，但薪水却比较少：因为华工必须自付伙食费，因此折算起来薪水只有白人的三分之二52、白人领班的四分之一53。（就连每一匹马每个月的伙食费也高达五十美元，比华工的平均薪资还要高二十美元。）54最糟糕的是他们还得吃监工的鞭子，受到奴隶般的待遇。55

最后，华工们终于起身反抗了。一八六七年六月，中央太平洋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后来，据史丹佛描述，曾有两个礼拜公司金库里没有任何现金）56，内华达山区的两千名华工集体罢工。57他们罢工的方式非常温和有礼，与其他许多行径一样，在白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指派几位工头向工程总监史卓布里吉反映，提出一连串要求，包括加薪、减少隧道里的工时。58他们还自制中文传单，用来解释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发送给所有同胞。59事后回顾起来，华工们能够团结起来罢工，真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毕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记录显示华工们往往会拉帮结派，互相看不顺眼就拿起铲子、铁撬与尖铁来械斗。但他们的确成功发动了这次罢工行动。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很快就做出回应，而且完全不留情面。查尔斯．克罗克愤怒不已，与各家人力仲介公司联络，想要聘用那些刚刚被解放的美国黑奴来取代华工。60他把华工的薪水都扣住，也切断粮饷的供应，以饥饿攻势成功逼使他们回到工作岗位。61因为华工大都不会说英语，在别处也找不到工作，而且没有返回加州的交通工具，所以罢工只持续了一周。62不过，这次罢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因为公司的确帮华工加了两元月薪。63更重要的是，华人完成了十九世纪的第一次罢工行动，借此让他们目前与未来的雇主认清一个事实：尽管华工任劳任怨，非常好管理，但如果被逼急了，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即使胜算不高也在所不惜。

后来，铁路公司高层甚至盛赞这是一次井然有序的罢工行动。“假使有那么多白人罢工，肯定会有人被杀，一堆醉鬼把场面搞得乱七八糟，”克罗克用惊讶的口吻表示，“但中国人罢工简直就和礼拜天休息时没两样。他们全都待在营地里。他们会出来四处走动，但都没有人说话，也没做任何事。整条铁路的各个工地都没有发生持续性的暴力事件。”64

不过，华工当然还是有动手打架的能耐。就在铁路工程接近完工时，华工在铁路的中间点第一次遇上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爱尔兰劳工。两家公司的工地仅仅相隔一百英尺左右，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爱尔兰工人用嘘声奚落华工，对他们丢掷土块。华工相应不理，爱尔兰人便拿起十字镐来对着他们挥舞，但让在场所有的白人感到震惊的是，华工们展开反击。双方的敌对状况持续升高。因为白人在工地偷埋火药，导致几位华工因为火药爆炸而受伤。几天后，一次神秘的爆炸意外夺走几个爱尔兰铁路工的性命。大家都认为是华工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白人铁路工面对华工的态度就开始没那么嚣张了。65

华工与爱尔兰人之间虽然常有嫌隙，但有时候也会展现出些许工人情谊。一八六九年四月，两家铁路公司举办一次比赛，看谁能够以最快速度铺设铁轨。这次竞赛的起因是查尔斯．克罗克吹牛，表示华工一天可以铺设十英里长的铁轨。66（在某些地区，联合太平洋公司平均一周只能铺设一英里铁轨。）克罗克对华工的实力信心满满，甚至还愿意和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副董事长汤玛斯．杜兰特（Thomas Durant）对赌一万美元。67比赛那一天，八名中央太平洋公司的爱尔兰工人负责把铁轨材料卸下来，华工则负责把铁轨钉在地上、算好距离，最后栓起来，铺设铁轨的速度飞快无比。他们打破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纪录，在十二小时又四十五分钟内就铺完了超过十英里的铁轨。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从东边与西边开始铺设的铁轨终于要在犹他领地的普罗蒙特瑞角（Promontory Point）会合了：中央太平洋公司铺设了六九○英里的铁轨，68联合太平洋公司铺的铁轨则更是将近一○八六英里。69此时这条铁路终于把东西两岸连接在一起。在这一条横贯大陆铁路完工前，横跨美国必须耗时四到六个月。但如今可以搭火车，只消六天就可横跨美国。此一成就为美国史上镀金时代（Gilded Age, 译注：指一八七○到一九○○年）的大亨们创造出无数财富，但铁轨却是许许多多劳工用血汗与性命换来的。平均来说，每铺设两英里的铁轨就有三位劳工丧命，70最后华人铁路工丧命的人数高达一千多人，运回中国的尸骨重达两万磅。71〔多年后，某些华人铁路工回到内华达山脉去寻找同伴们的遗骨。他们称这种追寻旧人的活动为“找殉友”（jup seen you），四处寻找旧墓──但所谓坟墓，其实只是在铁轨附近把尸体用石堆掩埋起来，然后插一根木桩，以玆辨别。开挖后往往会看到骸骨旁有一个用蜡封起来的瓶子，里面摆着一块布，上头写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与家乡。〕72如果没有华工贡献出劳力与技术，这条铁路也无法完成。尽管如此，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还是尽可能把华工该有的一切都剥夺掉。他们想要把华工的贡献从历史上完全抹除掉。华工们不但无法参加完工仪式，73就连公司董事长史丹佛把最后一根长钉（纪念性的金色长钉）插到地上，庆祝完工时所拍的那张有名照片里，也只有美国的白人劳工与他合照。对华工们造成最直接问题的是，中央太平洋公司立刻把大多数华工解雇了，74连原本说好要把他们载回加州的诺言也不遵守。75公司只留下几百名华工来进行铁路的维护工作，其中某些人的余生就在铁路沿线的一个个偏远小镇度过，76其中少数更是只能住在改装的货运列车车厢里。77

其他被解雇的华人铁路工此刻除了失业，也无家可归，而且置身于一个非常不友善的恶劣环境里。他们必须自谋出路，有些人在美国的内陆地区四处流浪，寻找得以糊口的工作机会，而这一趟旅程也让他们分散流落到全国各地。

1　请参阅：Tzu-Kuei Yen,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h.D.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76, p. 34.

2　请参阅：“unsteady men, unreliable”: David Haward Bain, Empire Express: Building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New York: Viking, 1999), p. 208.

3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A Great and Shining Roa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95.

4　请参阅：Tzu-Kuei Yen, p. 33.

5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e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 44.

6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p. 150.

7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p. 96-97; 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Makin’ Tracks: The Story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the Pictures and Words of the Men Who Were There (New York: Praeger, 1975), p. 27.

8　请参阅：Southern Pacific Relations Memorandum, The Chinese Role in Building the Central Pacific, January 3, 1966；也可以参阅：Charles Nordhoff, California, A Book for Travelers and Settlers (New York, 1873), pp. 189-90。两者都是转引自：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5.

9　请参阅：Tzu-Kuei Yen, pp. 40-42.

10　请参阅：William Deverell, Railroad Crossing: Californians and the Railroad, 1850- 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5；也可以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243.

11　关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华工的方式，请参阅：Central Pacific recruitment tactics: David Haward Bain, Empire Express, p. 331. 查尔斯．克罗克聘了一位中国艺术家，把招聘信息刻在印刷用的木版上，印了五千份传单，张贴在中国与加州各地。

12　请参阅：Erika Lee, “Enforcing and Challenging Exclusion in San Francisco: U.S. Immigration Officials and Chinese Immigrants, 1882-1902,”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7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7), p. 3.

13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161.

14　请参阅：David Haward Bain, p. 221.

15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4.

16　请参阅：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Makin’ Tracks, p. 32.

17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5.

18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1) p. 30.

19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153.

20　请参阅：Charlie Crocker’s testimony, November 25, 1876.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克罗克还表示，华工“值得信赖又非常聪明，花钱聘请他们实在是非常值得。”

21　引自：“I think we were paying $35 a month and board to white laborers”: cited in David Haward Bain, p. 222.

22　请参阅：David Haward Bain, p. 222.

23　请参阅：driving the Chinese off the job: Tzu-Kuei Yen, p. 36.

24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15.

25　请参阅：Neill C. Wilson and Frank J. Taylor, Southern Pacific: The Roaring Story of a Fighting Railroad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 18.

26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15.

27　请参阅：Ibid.; 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p. 40.

28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26.

29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29; Neill C. Wilson and Frank J. Taylor, p. 19.

30　请参阅：Neill C. Wilson and Frank J. Taylor, p. 18. Also, John Hoyt Williams, p. 133.

31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156.

32　请参阅：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p. 32.

33　请参阅：Ping Chiu, Chinese Labor in California, 1850-1880: An Economic Study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for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3), p. 49; 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p. 32.

34　请参阅：Tzu-Kuei Yen, p. 35.

35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98。转引自可能是在一八七六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B. S. Brooks,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36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30.

37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43.

38　请参阅：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p. 52.

39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23.

40　请参阅：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p. 52.

41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43；转引自：George Kraus, High Road to Promontory (Palo Alto, Calif.: America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 148.

42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44.

43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p. 143-44；也可以参阅：Wesley S. Griswold, A Work of Giant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2), pp. 191-92.

44　请参阅：Dutch Flat Enquirer, December 25, 1866, as cited in 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5.

45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86; Railroad Record, October 31, 1867, p. 401，转引自： John Hoyt Williams, p. 161.

46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15.

47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21.

48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32.

49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208.

50　请参阅：Tzu-Kuei Yen, p. 37.

51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p. 125.

52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11.

53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30.

54　请参阅：Ibid., p. 130.

55　请参阅：Ibid., p. 38; Stephen E. Ambrose, p. 241。从历史文献看来，史卓布里吉根本不把华工当人看待。“当我刚刚接手这工程时，曾跟史卓布里吉吵过架，”公司大股东克罗克向某位传记作者表示，“我说，‘别用那种口气跟他们讲话，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啊！别动不动就辱骂他们。’他则对我说，‘那是必要的，以后你就懂了。别用对绅士讲话的口气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不是绅士。他们几乎跟畜牲没两样。’”请参阅：David Haward Bain, p. 208.

56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81; Tzu-Kuei Yen, p. 28.

57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5.

58　请参阅：Tzu-Kuei Yen, pp. 130-31; 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6。根据这本书的三位作者表示，华工们要求把月薪增加到四十美元，将隧道里的工时降低为八小时。

59　请参阅：Tzu-Kuei Yen, pp. 130-31.

60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81.

61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p. 181.

62　请参阅：Tzu-Kuei Yen, pp. 39, 130-31.

63　请参阅：Ping Chiu, p. 47.

64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242.

65　关于爱尔兰铁路工骚扰华工的举动，以及华工采取的报复手段，请参阅：Tzu-Kuei Yen, pp. 143-44.

66　请参阅：David Haward Bain, p. 639.

67　请参阅：Stephen E. Ambrose, p. 348。这次竞赛的某位目击者卯起来赞扬华工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井然有序的工班，他们就像行军的部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段又一段铁轨。”引自： Stephen E. Ambrose, p. 350.

68　请参阅：“Condition of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Transmitting Report of Isaac N. Morris, one of the Commissions appointed to examine the unaccepted portions of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June 3, 1876, 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Pacific Railroad. June 20, 1876, Ordered to be printed. Forty-four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x. Doc. No. 180.

69　请参阅：Ibid.

70　据估计，这一万到一万两千名的华工里总计有一千人丧生。请参阅： The Asian American Almanac, p. 46; Connie Young Yu, “Who Are the Chinese Americans?,” in Susan Gall, managing ed., and Irene Natividad, executive ed., The Asian American Almanac: A Reference Work on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95); Lynne Rhodes Mayer and Kenneth E. Vose, 28。另一本书则是指出华工总人数介于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之间，请参阅：The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 219。根据某位华人铁路工后代的研究结果，平均来讲，每铺设两英里的铁轨就会有三位华工死于意外，请参阅： William Chew, Salt Lake Tribune, May 11, 1999.

71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1994), p. 55.

72　请参阅：Connie Young Yu, “John C. Young, A Man Who Loved History,”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89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9), p. 6.

73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 31.

74　请参阅：Ibid., p. 32.

75　请参阅：Ibid.

76　请参阅：Ibid., p. 32.

77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p. 129.

第六章

在大西部求生存

自从第一批华工开路先锋踏上旧金山港的码头以来，二十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九年，已经有数以万计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许多华人已经不年轻了，有些人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将近二十年，而且大家都过着漫长又寂寞的苦日子，能休息的时间很少，报酬微薄。若换成其他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尽管生活艰困，但还是可以靠妻子陪伴与儿女带来的欢笑而继续过下去，但他们却必须在他乡异国独自苦撑。也许最悲哀的是，他们没有旅费可以常常回国，也有人是因为一败涂地而不好意思回去，某些人则是透过信件得知，他们来到美国前妻子所怀上的儿女已经成年了。这一切值得吗？

对于那些多年来工作始终不稳定，从来没有好表现的人来说，答案肯定是“不值得”。也许，最可怜的是那些还在淘金的人。距离金矿的发现已经二十年了，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单打独斗，拿着筛子与淘金盘，再买一匹小驴当驮兽就够了，而是变成大企业的独门生意，因为采矿时必须使用昂贵机具去挖掘结晶石块，然后靠大批廉价劳工从石块中提取出黄金。仍待在金矿业的华工此时大都已沦为大公司的廉价劳工，而且在薪资待遇上饱受种族歧视──白人的日薪为七美元，华工却最多只能拿两美元。1不是只有金矿业有华人矿工，煤矿与汞矿也有，而且有些人因为吸入过多含汞废气而生了重病，最后会变成“不停颤抖的无牙残躯”，已经药石罔效。2这些人年轻时曾想来美国实现“黄金梦”，如今美梦早已永远成为泡影。他们唯一看得到的未来，就是在这异地接受死神的召唤。

的确有数以千计的华工来到美国后只是被用完就丢，未曾尝过一丁点美国梦的滋味，但并非所有华工的下场都是如此，而且这也不是最常见的状况。少数运气较好的华工的确在“金山”发了财（有些是靠淘金，但更多人是因为变成了勤勉的企业家），按原订计划回到了广东，再也没回美国。对这些人来说，去美国只是为了求财。至少从美国华人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故事是以喜剧收场。有些华人新富回中国买地，在乡下兴建大宅院，实现了下半生要变得“有钱有闲”的美梦。他们和儿孙述说关于旧金山、关于加州金矿的故事，也许还会提到美国西岸的其他地方。他们所描绘的金山就像拍立得拍出来的快照，注定会随着年月消逝而褪色。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美国混得很好，会定期回中国待一小段时间，与家人团聚叙旧之后就回美国。尽管十九世纪美国华工的薪水往往比白人还少，但已经足以改善老家亲戚们的生活。不过，正因为如此，华人前往美国的移民潮也造成了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负面影响。

十九世纪的这个时期，美国人一周的薪水相当于中国劳工好几个月才能挣得的收入。因此，尽管美国华工的薪水微薄，但却已经足以在广东造就出一个新富阶级。许多当时所谓的“金山家庭”享受着老祖宗们恐怕连做梦都想像不到的荣华富贵，而这全都是因为美金具有汇兑上的优势，再加上他们在美国的华工亲戚愿意做牛做马，忍受漫长的工时。华工拿着在外国赚到的美金回国帮家人盖屋买楼，甚至购入暑假专用的别墅，为孩子们聘请东翁先生，甚至送他们去上相当于大学的西式学堂。很快的，这些人普遍出现一种心态：既然有亲戚在美国赚大钱，干嘛还要工作呢？

例如，广东省台山县是华工汇款数量最多的地方，原本当地人克勤克俭的工作精神早已在二十年间消失殆尽。3金山华工的妻子们本来都很节约，持家有方，甚至会刻苦地自制手工艺品在当地市场贩卖，贴补家用，如今她们将手工的工作交给了家仆。举凡金山华工的儿子、兄弟、子侄，本来都是勤奋的农夫，如今却开始聘用农工帮自己做事，甚至任由农田与灌溉系统荒废，花钱从其他地区进口食物。看来，再这样下去，台山人迟早要拿外国汇回来的钱去购买外国的米，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船只偶尔不能开，厨房马上就断炊。”4台山县原本是全中国最有企业精神的地方之一，在一八五○年代时尚能自给自足，但短短几十年间却变成人人“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只因很多老婆都有个华工丈夫在千里之外刻苦耐劳、日以继夜地工作。

除了原来的工作技能与冲劲渐渐丧失之外，更具伤害性的，是他们开始培养出各种需要花很多钱的品味。这些“金山家庭”的数量愈来愈多，而且大家开始沉迷于追求享乐。女人买起了珍稀艺术品与珠宝，男人则变成烂赌鬼，染上鸦片烟瘾，或者花钱买小妾。当时某位地方官后来在书中如此批评台山地区：“宁邑地本瘠苦（译注：“宁邑”指新宁县，是台山的旧称。台山县是一九一四年以后的正式称呼），风俗素崇俭朴，”5但“自同治初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靡奢，风气大变。”6这一切都是因为台山的年轻人出国赚钱，为当地带来许多巨大改变。

某些家庭有先见之明，懂得存钱，但其他家庭则是大肆挥霍。因为海外资金源源不绝流回家乡，谁也没想到要去质问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所幸，并非所有的钱都被虚掷在个人享乐上面。许多“金山家庭”慷慨解囊，创办新的中小学、大学、图书馆，或挹注在其他公共建设上。据《台山县志》引用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出版的《新宁县志》所载：“近年藉外洋之赀，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译注：“宣讲堂”即新式学堂；“育婴堂”即孤儿院；“方便所”即收留游民的地方），不过“民风转入奢靡，冠婚之费（译注：即弱冠之礼与婚礼的花费），动数百金。田既硗薄，力复不济。”7

另外一个问题则令人感到更为忧心忡忡。台山地区人士原本恪守儒家道德与伦理，就在这些传统价值几乎荡然无存之际，当地社会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从道光、咸丰两朝（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广东地区的民变屡有所闻，而且常常在爆发后演变成庞大的叛乱势力。例如，秘密会社洪门所属的三合会（Triads）就曾在这里组织红巾军起事，意图推翻满清。在起事之前，三合会的贼人早已长年恐吓乡村地区，胁迫农夫入会，并且向各个城镇勒索保护费。到了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广东地区的三合会会众以“红巾军”之名叛变，各地村民被迫把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乡。两年后红巾军才遭剿灭，七万五千人因为有附匪之嫌而在政府秋后算帐时被砍头。8

同样令广东陷入腥风血雨的，还有所谓“本地人”（Punti，即广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又被称为“土客冲突”）：而且此一冲突的漤觞甚至早在清朝创建（一六四四年）以前就已经存在。讲粤语的“本地人”早在宋元之际（十三世纪）就先在广东的低洼地区落脚，他们占有的土地较为丰沃，至于客家人则是因为比较晚移居广东（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被称为“客人”），不得不找地力贫嵴的丘陵地栖身。土客之间生活条件如此悬殊，所以就打开了两个族群之间历史悠久的对立关系，双方不只争夺土地，也竞相鼓励子弟透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结果客家人的表现太过杰出，清廷还得特地针对他们设定名额限制，但这更是让客家人蒙冤含恨。土客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咸丰年间（一八五○年代）陷入白热化，而且可说是红巾军之乱带来的后遗症。村民们为了对抗红巾军而把自己武装起来，此时则是转而把武器用来进行械斗。据统计，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六年（一八五四──六七）之间，有二十万人因为土客冲突而丧生。9

从美国汇回家乡的钱显然让这情况更为恶化。在广东人大量移居美国的二十年之间，该省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盗匪猖獗，因为失业的人深信中国的腐败已经无药可医，所以老实人根本无法出人头地。打家劫舍、绑架与武装抢劫等案件发生的频率骤增。那些“金山家庭”如今在一般人眼里已经与地方士绅无异，所以也就变成了盗匪的肥羊，结果他们就需要家人从海外汇更多钱回国，才能用来购买武器、兴建碉堡高墙，抵御外人入侵。最讽刺的是，华人移工在海外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让家人有好日子过，没想到有钱之后，他们的日子反而过得比以往更不平静、更不安稳。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群美国华工返乡的目的与其他华工大不相同。有些华工事业有成，回国鼓励子侄、兄弟也踏上他们的移民之路，到美国帮忙打理生意。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充满种族偏见与歧视，但还是处处都有机会──至少相对来说，比中国还多。他们并未怀抱着思乡之情，留恋故人亲友，而是展望未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带到美国去过新生活。美国的确有种种不是之处，而且当然也不像过去那样欢迎华人了。问题在于，这些华工就是有一种“回不去了”的感觉：每次返乡，他们总觉得自己与过去在中国的人生愈来愈脱节了，而且渐渐觉得美国的生活才是他们想要的。就在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家人们倒是都先看出来了。从流传后世的一些轶事看来，他们的种种行为举止，包括喝咖啡、戴美国人的帽子或者在与人聊天时不经意地混用英语和广东话，总是让仍然住在乡间的亲戚们感到困惑不已。

直到多年后回想起往事，华工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改变有多大。例如，纽约华埠第一中华长老教会创始人许芹牧师（译注：许芹牧师，一八五四──一九三四），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永宁村）曾表示，他记得小时候在广东曾听说白人都是一些“满脸是毛……红发碧眼的洋鬼子”，而且都是一些“野蛮粗暴的恶人。”10等到后来归化为美国人了，对于自己以前居然曾经深信那些鬼话，他感到非常好笑。

有些华人即使没有把美国当成一个奇怪的地方，还是觉得有某些小事让他们惊讶不已，而且印象深刻。某位十九世纪华人移民回想起自己抵达旧金山那天的情景，他说：“走在街上，我们只觉得美国人的长相与服装实在太有趣了，所以大家全都笑了出来。”11有些人则是对于白人身穿合身的西装而感到很震惊，因为中国人都认为，绅士应该是身穿宽松的长袍马褂才对。“我过了很久才开始习惯那些穿着紧身外套的红发洋人，”李恩富（Yan Phou Lee, 译注：一八六一──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人，后来在官方资助之下赴美留学，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在他的自传《中国的童年往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里如此写道，“他们怎么有办法走路或跑步？”此外，也有人眼见白人女性穿着又长又宽的礼服，下摆在街上的泥土中拖行着，实在非常可笑。参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Burlingame Treaty）的翻译人员张德彝曾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在他的〈鸥兰记〉一文中以讪笑的笔调称白人女子为“番妇”，并且表示她们“曳长裙如狐尾拖地，竟体香气袭人，虽莲船盈尺（译注：暗讽白人女子的脚没有缠足，像船一样大），亦具袅袅婷婷之态。”12

在华人看来，美国的某些风俗习惯更是奇怪而可笑。例如，让张德彝感到最荒谬的是：他们为何不用筷子用餐，而是用刀叉？结果吃饭时“声音错杂，叮当而响”。13还有一些肯定是美国特有的传统礼仪，像是握手问好，张德彝在日记中表示是“拉手道名问好”，结果他“拉毕自觉手腕酸楚”。在名片上签名，交换名片，更是让他觉得“不胜其扰”。14不过，也许最令华人大惑不解的是接吻这种礼仪──就是张德彝所谓的“接唇为礼”。15颇受欢迎的上海杂志《点石斋画报》（译注：由上海的《申报》报社出版）就曾论及外国的接吻礼仪，编辑们对此几乎不知如何下笔，只能表示：“又闻亲嘴之法须唧哩有声，西语谓之恰斯。不通翻译者遂谓其声如鱼吃水，则误矣。”16

不过，时间一久，总有一天这些华人移民回国时，在亲友眼里他们不像中国人了：因为在新大陆住惯了，他们总会有一些行为举止上的改变。

横贯大陆铁路于一八六九年完工后，数以千计的华工遭铁路公司开除，他们顿失生计，也无法继续汇钱回家，必须找新工作。尽管事实证明华工充满干劲又懂得如何创新，但还是无法找到一般比较正常的工作，只因他们并非美国人。不过，这些在美华人还是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勤奋的特质来解决这个问题，及时把握任何机会，即使工作环境脏污危险也不在乎。

横贯大陆铁路开通后，从加州运送新鲜农产品到美国其他地区已经变得有利可图，所以该州居民将许多沼地与谷地开垦成农田，也因此需要大量农工。某些比较有生意头脑的华人乘势做起了人力仲介的生意。因为他们会说粤语，所以可以招募、管理大批华人移工，而且由于他们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也能与持有农地、农场的白人谈出比较好的条件。

这些华人仲介两边收钱，向华工收取帮忙找工作的钱，也向白人收仲介费。华人仲介也可以帮华工弄到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借此收取费用。我们不知道这些仲介是否曾主动从中国招募新的劳力，或者只是使用那些既有的铁路华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确在劳资双方之间扮演了某种实质性的必要角色。许多白人地主很想雇用华工，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贵，而且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强。例如，这些华人农工会在契约中与农地主人商定，伙食由他们自煮自理，或者另聘一位厨师。他们也会睡在自己的帐篷，或者在室外找地方睡觉。没几年光景，华人就已经变成农工的主力：在一八七○年，只有十分之一加州农工是华人；17到了一八八四年，比例已提高到二分之一，18在一八八六年，比例已逼近十分之九。19

华人是当时美国西部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负责播种、犁田，到最后加州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蔬菜都是华人种出来的。20多亏华工们流血流汗，加州水果的输出量才得以飚涨：一八七○年代初期有近两百万磅，十五年后变成一千两百万磅。因为华工人力的大量投入，谷物很快就超越矿产，成为加州的最大收入来源。到了一八七○年代，加州已经变成美国的“小麦谷仓”。

不过，无论上述种种贡献再怎么重要，也比不过华工在开垦沙加缅度──圣华金河三角洲（Sacramento-San Joaquin River Delta）时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每年春天，沙加缅度河与圣华金河这两条加州的主要河川都会发大水，在两者交会处形成一个面积高达几百平方英里的三角洲。一种叫tule、生长在湿地的芦苇，腐烂后堆积出一种被称为“泥炭土”（peat）的肥沃土壤层，但若是要使用这种充满养分的土壤，农工必须先把水抽干，将三角洲的土地加以清理翻动，并且兴建出许多堤坝沟渠，以免农作物遭遇氾漤之灾。因为马脚会直接陷入烂泥中，所以必须有人来做种种粗活，但很少白人愿意把脚踩进深度及膝（有时甚至及腰），而且蚊蚋肆虐的沼地烂泥里。只有华人愿意干这些苦差事，在烂泥里工作，用刀把绵延数英里的腐烂芦苇割掉，并且用双手打造出许多水门、沟渠与堤坝，形成一个仿佛超大迷宫的灌溉系统。21

待在加州沙加缅度三角洲包装工棚里的华工。在西部各州，许多地主剥削华人移工的廉价劳力，用他们来发展农业。到了1886年，加州农工里的华工比例几乎已达90％。（照片来源：Frank Cowsert）

在三角洲沼地开垦出五百万英亩农田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华工因为生病、感染或过劳而死亡？并没有相关的记录流传下来。在某些地主眼里，华工的性命甚至不如牲畜重要。像是在一八七八年水灾时，许多华工为了用沙包把堤坝加高而拼死拼活，弄得满身泥泞，但地主派小船到上游却只顾着抢救谷物，任由华工自生自灭、向经过的大船嚷叫呼救。22我们非常清楚华工对地主的贡献：要不是华工们对于雇主交代的工作肩负着极其顽强的使命感，也不可能将沼地变成良田。此外，在垦地期间华工也发明出一种给马穿的“芦苇鞋”，让它们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工作。23据某位土地测量人员估计，这些地主从联邦政府手里买下土地，往往每一英亩仅需两三美元，24在开垦工作完成后土地价值暴增为每英亩七十五美元──而他们付给华工的薪水，却是每移除一立方码的废土只需要付大概十美分。25如果将铺设铁轨与开垦沼地这两个庞大建设计划的产值加起来，华工对于加州经济成长的贡献可说相当于当时的好几亿美元。26

尽管远洋渔业的危险性相当于、甚至可能超越三角洲垦地的苦差事，但对华人来说也是个工作机会。某些华人承包商帮他们的同胞们找到了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地区的工作：鲑鱼罐头工厂根据华工的工作生产量付钱给承包商，承包商发给华工的却只有固定薪水。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薪水给付的制度产生了一个负面影响：华人承包商变成苛刻的工头，而罐头产业的工作环境则变得极度恶劣。在前往阿拉斯加的船上，华工没有水可以梳洗，所以他们居住的船舱里虱子与跳蚤为患。某位船长在检查华工专用的船舱时，甚至必须换上胶鞋，以免染上寄生虫。27到了一八八○年代初期，美国西北部海岸区的罐头工厂雇用的华工已经超过三千人，28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度恶劣，所以英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参观某罐头工厂后在信里写道：“这种工作只有华人在做，而每当有阳光穿越裂缝、洒在地板上时，阳光下的他们看来仿佛沾满血迹的黄皮魔鬼。”29另外也有人在看到罐头工厂里的场景后表示，“那些人在工厂里处理堆积如山的鲑鱼，但看起来不太像人类，倒是挺像一条条在鲑鱼鱼群之间扭曲蠕动的蛆虫。”30

华人承包商有两种增加利润的手段：用最低的薪水压榨华工，逼他们动作快一点。某位渔业局（Bureau of Fisheries）调查员在报告中写道，承包商催促华工工作的模样，“简直像车夫用鞭子抽马”，他并且表示，“制作罐头的速度可说是前所未见，只有东部的刷子工厂可以与之比拟。”31

他们的工作速度的确惊人。某位哥伦比亚河地区的华人杀鱼工一天内可以将重量高达十八吨的两千尾鱼砍头去骨。32这些西北部海岸区罐头工厂的华工被当成机器来使用，但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写下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工安意外或疾病。几十年后，有人发明了一种杀鱼的机器，工厂的劳力需求也从几十位华工减少为两个操作员。因为华工惊人的工作量，杀鱼机的制造商特别把机器命名为“铁制清狗”（the Iron Chink）──在肯定之余，也带有强烈的歧视。33

华人有生意头脑，但并不是非得压榨自己的同胞才行。许多华人来自广东海岸地区、珠江沿岸的渔村，或曾住渔村附近，在他们看来，加州的丰富海洋资源蕴含着无限商机。北从奥勒冈州海岸，南迄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Baja California），都可以看到华人撒网捕鱼。数以百计华人迁居加州蒙特瑞湾（Monterey Bay），在海滩上搭建小木屋，将鲍鱼肉摆在屋顶、栏杆上，晒成鱼干。

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地区，许多罐头工厂都曾经聘雇华工，一直到他们的劳动力被一种名为“铁制清狗”（the Iron Chink）的机器所取代。（照片来源：Manuscripts,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W9422）

不过，接下来他们将见识到白人渔业对于政界的强大影响力。就像白人矿工曾促使加州政府对华人矿工征收特别税，在白人渔夫的游说之下，州政府也从一八六○年开始对华人渔夫收取每个月四美元的捕鱼执照规费（但这捕鱼执照规费后来在一八六四年撤销了）34。此外，整个一八七○年代，同样靠捕鱼为生的希腊、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等其他地区移民联合起来对州议会施压，要求限制华人捕鱼网的尺寸，借此缩减他们的渔获量。在一八八○年，加州政府曾一度决定撤销华人渔夫的捕鱼执照：表面上规定任何无法归化为美国人的外国移民都不能捕鱼，但事实上只有华人无法归化，所以等于是针对他们。35尽管后来法院宣告此一规定违宪，但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华人捕鱼业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华人经营的商店。华商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在美国则较高。（照片来源：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 Tucson, AHS #78213）

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在美华人纷纷开始做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意，形成一股风潮。都会区的华人愈来愈多，为了谋生，其中某些人看准加州乡间的华人矿工与农工有许多需求，所以选择在沙加缅度（当时也被华人称为“二埠”）、史塔克顿（当时被称为“三埠”）、马里斯维尔（Marysville）与佛雷斯诺（Fresno）等地方开发出小型的中国城。也有华人前往洛杉矶发展，那里本来只是个为淘金客提供马车、装备与牛肉的驿站，附近有些牧场，后来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城镇，赌客与娼妓云集，华人在当地开设赌场与各种商店。其他华人则迁居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区一些快速成长的城镇，像是塔科马（Tacoma）、波特兰（Portland）与西雅图，在那里开餐厅、洗衣店，或做起了各种与渔业相关的生意。不过，若以人口数来看，最重要的华人社群首推旧金山的中国城：到了一八七○年，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加州华人住在那里。36

旧金山港是许多华工在一八四九年抵达美国的第一站。如果有任何华工在时隔二十年后重返旧地，肯定会有景物全非之感。淘金热期间，旧金山的市容肮脏混乱，建筑物要不是粗制漤造，就是一些棚屋、帐篷，沙滩上到处散落着行李箱、大皮箱与铲子。但一八七○年代的旧金山已改头换面，到处高楼林立，市容变得美丽又气派。马车行走的泥泞小路已经扩建成铺设平整的道路，从港区一路延伸到城里的丘陵地。沿途一栋栋石造或砖造建筑富丽堂皇，采用哥德式、意大利式与其他各种古典建筑的设计风格。城里原本四处可见满脸胡渣、不修边幅的矿工，他们大都身穿格纹衬衫与丹宁帆布长裤，如今在银行、饭店与办公大楼林立的街头，都是一些穿西装戴礼帽、气质优雅严肃的男士。37曾有某位移民回忆道，“旧金山的街道曾是如此狭窄、脏乱不堪，各个广场上堆满了污土与动物的粪便”，可是到了一八七○年代，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认不出旧金山……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城市”。38

不过，尽管在外地人的眼里，这奇迹似的改变仿佛于一夜之间发生，但实际上却历经了难熬的过渡期。淘金热消退后，旧金山曾历经萧条贫穷，也曾发生过好几次可怕的大火。所幸当地企业家们总能将危机转化为商机。因为屡次大火发生后，他们都充分利用那些被烧坏的铁质建材，于是一家家铸铁厂应运而生，为修船产业提供非常需要的铁材，也帮石英采矿业制作出许多装备。横贯大陆铁路完工后，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透过铁路把它们的产品运往全美各地销售。有些企业家则是开设食物加工厂，把小麦磨成面粉，或腌制包装肉品。其他人则输出烟草、布料等比较不会腐坏的产品。到了一八七○年代，旧金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旧金山的华人也设法适应此一改变。尽管有华人用扁担挑着篮子在街头卖菜，数以千计的中国洗衣工也仍控制着该市的洗衣业，但其他华人却成为制造业新世界的一份子，而且大多数在这过渡期中变成工人。到了一八七○年代，该市四大产业（包括制鞋制靴、羊毛、雪茄与烟草、缝纫）的劳工几乎有一半是华人。39此外，旧金山羊毛工厂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华人，40雪茄工厂的华工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41

不过，如今这些华工的老板可能就是在美华人。而且对这些华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经商环境：在中国，经商者长久以来往往饱受谩骂，甚至因为儒家有“士农工商”的说法而被列为四民之末。不过，美国是个崇尚成功生意人的国家，这种态度对于华人圈与一般社会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旧金山中国城的居民几乎都是单身汉。大部分十九世纪的华人移民都是男性。（照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Arnold Genthe Collection）

到了一八七○年代，有五千个华人在旧金山做生意，其中许多都非常成功，也是当地白人极大的竞争对手。42一八六六年时，该市的雪茄工厂有一半为华人所有，43到了一八七○年，十二家拖鞋工厂里有十一家的老板为华人，而且雇用的也几乎是华工。44这五千位事业有成的华人，有些是贩卖或仲介农产品，也有零售商、用强力水柱来采石英矿（hydraulic quartz mining）的矿主，以及华工仲介或劳务承包商。他们不怕显露自己的财富与成就，其中许多人都住在旧金山的豪宅，金碧辉煌的家中摆满了水晶、瓷器与象牙饰品，而且仆役成群。45这些华人老板的生活与华工相较可说有如天壤之别──华工的工厂开在公寓，住在里面，也在里面卷雪茄、缝衬衫或制作靴子、拖鞋。对这些按件计酬的制造业华工来说，工厂与住家并无区别。“尽管公寓才十五平方英尺大，但却常见里面至少有十几个劳工工作，而且制作三、四种不同的产品”，有人在亲眼目睹旧金山华工的工作环境后表示，“有些挑高公寓里面设有夹层，十几个工人就在屋里忙着各种不同的制造活动，至于吃饭、睡觉等事，则全都在他们工作的板凳与桌子上面或下面搞定。”46

就像数以千计的欧洲移民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纽约贫民区里，旧金山的华人也必须忍受昂贵而差劲的居住环境。为了节省租金，他们凑合着住在拥挤的房间里，充分利用房里的每一寸空间。一位当年在制造业黄金时代来到旧金山的卢姓华人移民（J. S. Look，音译）回忆道：“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睡在地板上，因为中国城没有足够的床给当地居民。”47

因为许多华人买不起家具，他们把街上捡来的木条箱做成桌子与橱柜。48因为床铺很少，他们必须轮班睡觉，或者像钉层架一样，把铺位钉在墙上，分上下铺睡觉，整个公寓看起来就像陆军营舍。49最不幸的是那些住在肮脏地窖的华人，就像有人在亲眼目睹后所说的：“他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光线，也呼吸不到任何纯净新鲜的空气。房间里上下铺交叠的景象简直像是帆船或汽船上的卧铺，借着油灯幽暗闪烁的微光，住在那里的可怜虫必须爬回自己的可悲铺位。”50他们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生活条件？在寻求解答时我们必须牢记两个因素：首先，他们深信自己的牺牲能让老家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其次，其中许多人显然认定自己只需要忍受暂时的不适，不愿承认往后长期都会过这种苦日子。

随着新的经济情势发展，中国城也开始出现层级分明的财富与社会地位阶级，而且很快的有一个非正式但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权力结构创建了起来。这结构的底层是由所谓的宗族（clans）所构成，每个宗族都会照应所属华工的基本日常需求，像是帮他们找地方住。中间那一层由同一个侨乡的不同宗族组成会馆（civic associations）。至于顶层，则由势力最庞大的六个会馆把持，这些会馆原来被称为“六大公司”（Chinese Six Companies），后来更名为中华公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America）。51“六大公司”以中国城的最高权力机关自居，表面上以排解纷争、保护成员与捍卫整体侨社福利为宗旨。“六大公司”的权势惊人，因此在一八七○年代第一间驻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出现以前，它们可说扮演着非正式大使的角色，是清廷在美国的代言人。52

“六大公司”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因为新兴的华人商业菁英阶层觉得必须有人出面维持秩序。事实证明，白人政府并不会保护华人的利益，只会加以打压。53旧金山华人商界自组会馆的历史最早或许可以回溯到一八四九年，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一八五○年有一群广东移民创立冈州会馆（Kong Chow Association，冈州是珠江三角洲新会地区的古称），是全美最早问世的华人组织。54但冈州会馆内部其实包含了广东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的各路人马，时有龃龉发生，闹翻后三邑会馆从冈州会馆独立出去，而两者就是“六大公司”里面最早的两家。55后来在一八五○年代又有人和、阳和、宁阳、合和等四个会馆问世，各馆办公室都设在旧金山市闹区。56

任何刚来的华工从抵达旧金山码头的那一刻起，就会受到这些会馆的影响。会馆总是派代表前往码头，把行李装上马车，将人带往中国城，表面上是帮忙安排食宿与工作，但主要是为了确保新人能够加入其中某个会馆，并且说明他所缴纳的会费绝对划算，因为“六大公司”会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这话的确没错：它们帮旧金山华工建构出一个社会安全网络，缺钱就借钱，生病就帮忙照顾。“六大公司”也帮会员排解纷争，开设一间华语学校，固定进行华人人口普查，并且透过各会馆把会员的钱汇回乡下老家。57

“六大公司”的服务也扩及信仰的领域，捐钱给佛堂、宫庙，让华工有地方寻求内心平静与祷告冥想。在那个年代，华人移民可以光凭阳台上的金箔或者雕在阳台扶手上的龙，就断定自己眼前的建物是不是佛堂或宫庙。58走进去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在香火氤氲的空气中听到人随着锣鼓声响祷告诵经。佛堂、宫庙里的一切摆设，包括木雕或泥塑的佛像、神像，还有红字或金字写成的书法、装满油的玻璃灯笼，以及以中国神话故事为主题的雕刻作品，这一切似乎都能让礼佛拜神者暂时神游于一个超越中美的世界。

“六大公司”也花大钱帮忙举办葬礼，规模极其盛大，简直就像制作一齣大戏。一般而言，葬礼都是先在往生者的家里或店里举办，由身穿袈裟的和尚一边诵经，一边摇铃敲钹。葬礼后由送葬队伍将往生者送往孤独山墓园（Lone Mountain Cemetery），“六大公司”在园内的各个不同角落各自拥有专区。身穿白色丧服的家人一路边哭边撒纸钱，纸钱则是象征着往生者前往西天路上所需旅费。

墓园入口通常架着一个顶篷，再进去是一座砖炉、一张桌子，坟墓顶端立着一面刻有中文字的板子。朋友们在尸体旁边焚烧符纸、纸扎的童男童女和纸钱，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送给亡者的礼物，不久后就会在火焰与灰烟之中随着亡者的三魂七魄一起消失。不过他们不会把尸体埋起来，而是把肉刮掉，将骨头摆在阳光下曝晒，以白色棉布捆包起来，运回中国。“六大公司”为这些死者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遗骨运回中国，借此履行了保护他们的承诺──就算人死了，也会把他们送回乡下老家。59

“六大公司”自成一格的社会体系，也许会在无意之间强化了华人的异邦人形象，让外人认为华人终究并非大熔炉般美国社会的成员，但这负面的形象影响不大，真正对华人构成威胁的，反而是与“六大公司”截然不同的一种团体：一种被称为堂会（tongs）的秘密会社。

那些会加入堂会的边缘人，要不是与各姓宗族没有沾亲带故，就是已经被他们所属的会馆驱逐除名了。这种堂会模仿的对象，是中国广东的三合会：一个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地下兄弟会。三合会的宗旨是为穷人代言，帮平民申冤，招揽大量穷苦自耕农、受地主压迫的佃农，与科举始终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成为该会各级会员──总之就是任何对体制感到愤恨不平，想打倒地主与清廷的人。堂会发明出一套精细的入会仪式、暗号切口与特殊手势，并且立下血盟，誓言永为兄弟：“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60

不过，与三合会不同之处在于，堂会并未以明确的政治动机为他们的行动宗旨，而且很快地他们就为了捞油水，而把数以千计的中国女人与少女带来美国服务单身的华人男子。这些女性大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变成残花败柳。

娼妓与奴隶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每逢饥荒，总是有一些快要饿死的中国家庭为了保全其他家人，而把家中年纪最小的女儿卖掉。清廷发现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必须这么做才能存活下去，因此也准许他们这么做。当然，许多家长并不是直接把女儿卖断给别人，而是卖给别人当丫鬟，也就是粤语中所谓的“妹仔”──但如此一来也决定了她们的悲惨命运。61这些“妹仔”在其他家庭当丫鬟，理论上到了十八岁就能与人结婚，恢复自由之身。尽管有些丫鬟比较幸运，受到善待，但是被虐待、强暴，转卖到妓院的也不在少数。既然为数众多的男性华工在白人的世界里几乎不太可能找到女伴，所以就有一些“妹仔”最后被带到美国为他们服务。

这些女性通常生在中国社会的赤贫家庭中，因此不识字，所以大都未留下回忆录。不过，还是有一些辛酸惨烈的故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由传教士与记者记录下来。一个叫荷台（Ho-tai，音译）的人回忆道，尽管家人都快饿死了，“四周有很多人陆续死去”，但她的母亲说什么都不肯把她卖掉。结果，有一晚母亲不在家，父亲就以几两银子的价钱把她卖了。船开走时，母亲最后一次在她眼前短暂出现，看来快要发狂：“她的衣襟打开，露出胸口，头发凌乱飞散，眼睛因为一直哭而变得又肿又干，悲惨地呜咽，在黑暗中踉踉跄跄，想要找我，但船已经开走了。”62

当过妓女的陈丁香（Lilac Chen，音译）回忆道，他们家因为父亲把所有的钱赌掉而变得一贫如洗。她六岁时父亲说要带她去找她向来很喜欢的祖母。但等到高高兴兴地上了渡船后，她才发现不对劲：“妈妈在哭，但我是要去找祖母啊，真不懂她干嘛要哭。于是我对她说：‘别哭了，妈妈。我只是要去找祖母啊，很快就回来了。接着我那一无是处的爸爸就在渡船上把我卖掉了。他在别人讲价时还把我锁在船舱里。’”丁香又踢又叫，但最后她被放出来时，她的父亲已不见踪影，她就这样踏上美国的航程。63

有些妇女则是被骗去美国。那些皮条客用花言巧语哄骗天真的女孩和她们的家人，说了许多美国让人致富与悠哉度日的故事。有个陌生人谎称自己是有钱的洗衣工，要带她到金山去结婚，十九岁女孩王阿素（Wong Ah So，音译）就跟着去了。旅途中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即将前往一个“自由的大国，所有人都是如此富有快乐”。64不过，抵达旧金山后阿素才发现自己要被迫当妓女，她不但心碎了，也感到惊骇莫名。

通商口岸的西方政府官员有责任预防与侦查这种涉及女性与儿童的人口贩运案，但那些皮条客却只要出钱贿赂就可以轻易通过安检程序。港口官员会透过盘问来确定她们来到美国是否出于自愿，所以航程中那些人蛇会教女孩们怎样应对，命令她们背下一些关键语汇。有些人蛇威胁道，如果她们答错了，就会一辈子都被关在“美国的洋鬼子监狱”。65只有机灵的女孩懂得在船上或到港时引起骚动，尖叫着哭喊求救，说自己被绑架了，哀求路过的人救她们一命，才因此逃过一劫。66所以有少数被解救了，后来被送回中国，但大多数刚到美国的女孩都没有机会争取到自由，也无法获得同情，与此尤其有关的是，旧金山早年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治安可言、由男性主宰的边境城镇。

这些年轻女性总是感到恐惧又疑惑，被囚禁在“巴腊坑”里，遭人脱光检查，然后在拍卖会上由出价最高者买走，而且售价将会决定她们会被带往哪一种等级的妓院。尽管严格说来加州并不算是蓄奴州，但在南北战争之前，州政府对于贩卖女性的恶行可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华人女性的拍卖会更是厚颜无耻地在码头上公开举行，大批围观的群众里甚至还有警察。67到了一八六○年代，当地社会的道德氛围变得比较浓厚，才开始不允许拍卖会公开进行。但拍卖会并未因此喊停，只是改在中国城的室内空间里进行，例如某家中国戏院甚至寺庙、佛堂。68拍卖会上最年轻貌美者通常都被卖给中国城里有钱的商人、贸易商或公司行号的老板当情妇或小妾。相对来说，这些女孩算是比较幸运的，不过她们也只是财物而已，并未享有任何权利，男人可以随意将她们卖掉或处理掉。次一等的女孩则被卖到一些以柚木、竹子与绣花丝绸等豪华物件装饰起来的高级“交谊厅”（parlor houses），总是把自己打扮得优雅芬香，费心取悦男人。大多数女孩的下场，则是沦落到被称为“小木屋”（cribs）的低下妓院，妓院坐落于阴暗窄巷中，室内空间最多也只有一六八平方英尺，里面家具极少，只摆着一个脸盆、一张竹椅与床。69这些在粤语中被谑称为“老举婆”（lougeui，意思是她们必须老是张开双腿）的妓女被迫提供性服务，华工、水手与酒鬼一个个很快地轮流上阵，每接一个客人她们只能分得二十五分美金的微薄酬劳，并且以哀伤的歌声来揽客：“两比特（bit，译注：一比特相当于八分之一美元，也就是十二．五分）可以看，三比特可以摸，六比特可以做！”70

这些妓女如果是被带往大西部的矿工营地，因为身在荒郊野外，那就更不敢脱逃了。曾有一名被卖到内华达州的华人女性逃离主人，在山里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双脚都严重冻伤，必须截肢。71到了内陆地区，她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男多女少的状况甚至比旧金山的中国城更为严重。她们还必须忍受白人矿工的侮辱与虐待，被人用“女中国佬”、“大眼小脚”和“女异教徒”称呼。72

与此同时，为了争夺地盘控制权与利润，各个贩卖妓女的堂会之间不断彼此争斗。尽管敌对的状态未曾消失过，但在正式开战之前，他们总是必须编造某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例如声称被对方羞辱，或者有妓女被对方掳走。华人堂会之争在西部地区屡见不鲜，偶尔会有妓女遭掳，要其他堂会拿钱来赎，但也有妓女在堂会交火时死于非命。某次恶名昭张的争斗中，卡姆斯托克矿脉（Comstock Lode）有四个妓女遭掳，被发现时只有一个活着：她被囚禁在钉死的木条箱里，那箱子是从旧金山运往内华达州雷诺（Reno）。73

到了一八六○年代，性产业几乎都控制在堂会的手上，自己做买卖的人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层级最低的妓女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许多人被旧金山妓院的老板剥两层皮，白天必须到衣服工厂做女红，晚上还得出卖自己的身体。74遭受虐待也是家常便饭：大多数常常遭人以棍棒伺候，用手枪威胁，甚至被烧红的火钳烧伤。如果赚不到足够的钱，老鸨会“以火钳毒打她们，用来折磨与处罚她们的各种残忍方式还包括扯头发、踩脚趾等”。75有个华人演员因为痛恨自己必须与别人共享某位妓女，而用酸液泼她的脸。76有些女人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而自杀，最常见的手法是吞生鸦片或者纵身跃入旧金山湾。77

对某些沦为娼妓的女人来说，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死亡。有些人想要尝试其他方式，却发现自己必须对付的是一整个腐败的体系：除了堂会，还包括与它们关系密切的鸦片商、赌馆，还有警方、法院甚至“六大公司”。一八七○年，平均每一家妓院都有九个妓女在卖身，78每人平均每年可以带来两千五百美元的净利（相较之下，男性华工每年的平均收入却只有五百美元）79，而且因为性交易的油水实在太多，堂会把这些金鸡母视为禁脔，聘请一些“职业恶棍”（highbinders，指华人流氓）来监控旗下妓女。堂会在每个被带来美国的华人妓女身上花了四十美元保险费，每周或每个月还有特别雇用警察来监视她们的规费。80妓院强迫妓女签署不平等契约，规定如果她们生病或因为月经、怀孕而无法上工，就得被罚钱，让她们就此几乎无法摆脱奴隶的身分。以下这种契约内容是很常见的：

月琴（Yut Kum，音译）同意借由接客卖身来帮助美咏（Mee Yung，音译），为期整整四年。等时间一到，就不需继续卖身或还钱。如果月琴生病十五天，就必须卖身一个月来补偿。如果怀孕，就必须多卖身一年。如果这段时间内有任何人想帮她赎身，相关的条件必须经过美咏夫人同意才有效。如果月琴逃走后又被带回来，那么就永远不会期满。假使美咏夫人致富后衣锦还乡，回到中国了，那么月琴还是必须在另一个人手下卖身，直到期满。81

到了一八七○年代，在发现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后，许多基督教的社运人士开始为华人女性设立庇护机构，主其事者大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旧金山有两处庇护机构：一是由欧提斯．吉布森牧师（Reverend Otis Gibson）创办的美以美会女性传教士协会（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另一个则是女性西方协会（Woman’s Occidental Board）设立的长老教会之家（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很快的，陆续有许多妓女逃离她们的“小木屋”，请求庇护。为了把人带回来，妓院老板会派人到教会，要求与他们旗下的妓女见面，只要交谈几分钟就好。如果获准了，他们会哄骗那些女人，如果她们拒绝回去就祭出威胁手段，把人吓哭。82有时妓院老板甚至会派律师出马，到教会去递交人身保护令，要求放人。83

为了保护这些华人女性，教会总是想尽办法把她们藏起来，充分利用折叠门之间的夹层，或是地板下的隐密空间。曾经住在长老教会之家的某人回忆道，堂会份子总是会“翻遍整间房子，甚至检查我们的米箱，看有没有妓女躲在里面！”84长老教会之家的主持牧师唐纳狄娜．柯麦隆（Donaldina Cameron）甚至遭堂会骚扰，把教会的窗户砸破，在门槛与地基摆放炸药。85

但勇敢的唐纳狄娜并未放弃自己的理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她甚至想出一种更激进的新策略。她不再等人找上门来求助，而是主动出击去找人。在警方的帮助之下，她开始大胆突袭妓院：先到隔壁建物的屋顶上，然后爬往妓院的屋顶，从天窗爬进去。86为了瓦解这种最新的攻势，堂会也设计出一种先进的警报系统，让妓院的人手知道警方要去突袭。87这种大胆攻势当然也促使媒体注意到中国城的犯罪问题，最后西岸的华人妓院会遭到全面禁绝，与媒体的报导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表彰唐纳狄娜毕生功绩，长老教会之家在一九四二年更名为唐纳狄娜．柯麦隆之家（Donaldina Cameron House）。据估计，在她与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获得营救的华人女性总数高达一千五百人。88

这些女性被救出来，或者自己逃出来之后，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某些人居然变成老鸨，甚至开始经营妓院，善用自己的经验来剥削其他华人女性。最有名的例子是阿彩（Ah Toy，音译）。她也许是第一个到美国卖淫的华人女性，而且很可能是为了“改善自己生活”才自愿远度重洋。89她在一八四九年年初从香港抵达美国，在陋巷的小屋里开始自己的“老举婆”生涯。没多久她就变成旧金山最成功的交际花，在精华地段开起了妓院，其身分地位和名人几乎没有两样。如同某位男性用兴奋口吻所描述的，在她最有名的时候，为了“一睹阿彩的迷人风采”，许多亚洲或白人男性情愿付出一盎司金子的代价，而且排队排了好几条街。90她的事业有成，有一部分须归功于她坚强的意志与自我推销的手段。中国黑帮没办法控制她──尽管有一些堂会想要勒索她，但都斗不过她。蒙骗她的男人则会被告上法院（例如，曾有人付钱给她时用铜屑混充金粉）。她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尽管她的同行女性大都早逝，但阿彩却很长寿。据说，她安详去世时只差三个月就是百岁人瑞了。91

另一个案例是水馨（Suey Him，音译）：五岁时父亲以一块金子的代价把她卖掉。十二岁再次被卖掉时，售价为三把金子。她当了十年妓女，后来嫁给一个爱她的穷困华人洗衣工。他辛辛苦苦省钱存钱，花了八年时间才从妓院老板手里买回她的自由。但后来她的丈夫生病去世，迫使她重操旧业。不过这次她变成资方，从中国引进五十名年轻女孩来帮她工作。后来她改信基督教，不再当老鸨，让旗下所有的女孩恢复自由之身。92

不过，仍有其他众多的妓女融入主流社会，结婚生子。我们显然可以从统计数据看出这一点：尽管住在美国的华人女性人数在一八七○年代期间是下降的，但华人家庭主妇的人数却从一八七○年的七五三人成长为一八八○年的一一四五人。93许多女性摆脱妓院生涯后都嫁给华工，也有少数嫁给白人。波丽．贝米斯与丈夫查理（Polly and Charlie Bemis）的事迹在美国西部一直是最有名的爱情故事之一，而且华裔小说家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以他们的人生为蓝本，写出了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小说《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一九九一年改编为同名电影，主角是赵家玲（Rosalind Chao）与克里斯．库伯（Chris Cooper）。

波丽．贝米斯本名拉露．纳顺（Lalu Nathoy，音译），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出生于中国的贫困农家。由于作物严重歉收，农村又遭土匪洗劫，父亲不得不以两袋种子的代价将她卖给土匪。在美国被人以两千五百美元的价格再次卖掉后，她成为奴隶兼小妾，买主是在爱达荷州华伦镇（Warren）开设交谊厅的华人洪金（Hong King，音译），结果他又在某次扑克赌局上把波丽输给了查理．贝米斯。查理受过良好教育，来自新英格兰名门，他还给了波丽自由之身。此一义举很快就获得她的回报：有个矿工在查理的脸上开了一枪，波丽用剃刀帮查理开刀，救了他一命。查理复元后向她求婚，两人共度下半辈子，在爱达荷州鲑鱼河（Salmon River）河谷的谷地里开了一间牧场。波丽．贝米斯善用中国草药的知识，救了许多病童，深受当地邻居的喜爱。94

不过，有些女人却永远逃脱不了卖淫的人生。有些女人为了逃离妓院而匆匆与人结婚，没想到丈夫还是个皮条客。她们急于脱身，所以很容易被下流男人骗婚，这些男人逼她们重操旧业，一点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有些女人离开妓院后嫁给爱她们的老实人，但却在丈夫离家时被流氓掳走。根据唐纳狄娜．柯麦隆表示，即使她们结婚后迁居偏僻农村，还是有可能被华人流氓寻获，遭到绑架。95（有些女人即使不是娼妓，但一样也被堂会份子视为禁脔，没有人权可言。例如，在西雅图有个华人寡妇屡屡拒绝帮会份子的求婚，结果被下了最后通牒：“她若不想嫁给其中一位堂会份子，就必须回中国，”某位邻居回忆道，“这寡妇找我哭诉，她说孩子们都是在这里出生，她不想回中国，想要继续待在这国家。”不过，在堂会的逼迫之下，最后她还是回到中国。）96

旧金山中国城的娼妓，拍摄时间大约在1896-1906年之间。早期华人移民美国时绝大多数把家眷留在故乡，因此造成了男女比例悬殊的美国华人社会。因为华人女性人数很少，也造成了性产业的蓬勃发展。（照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Arnold Genthe Collection）

随着时间流逝，无法离开妓院的女性就会变成社会边缘人，同样受到华人与白人蔑视。等到她们老了病了，她们会被妓院像丢垃圾一样，遗弃在街头。美国西部的医院无法帮助她们（在旧金山一些白人医生的游说之下，政府规定医院不能医治华人妓女），其中也很少人有钱接受中医的治疗。97各宗族与“六大公司”都曾设置疗养机构来收留离开妓院的华人女性，但那些阴暗的病房又脏又小，甚至没有床铺，只铺了一些埝子，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等死的地方”。98有人在参观过那种疗养机构后这样描述里面的模样：走进低矮的门之后，只见一个挂着昏暗中国油灯的房间，“房里又湿又臭……有四个人躺在地上，身形像是女人……她们都染上了最可怕的恶疾。”99

一位嫁到爱达荷州波夕市的年轻美国华人新娘。尽管这是在1927年拍摄的，但新娘礼服仍是十九世纪的款式。（照片来源：Idaho Historical Society）

至于那些嫁到美国的华人女性呢？中国社会向来要求女人以家庭生活为重心，从小就要担负照顾家人的责任，至死方休。根据儒家所谓“三从四德”的规范，凡女性皆应“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而这就是“三从”。

因为一般美国华工太穷，无法成家，所以大多数移居美国的华人女性若非娼妓，就是商人之妻。她们大都来自广州附近农村的小康家庭，但家里不会太有钱。这一类家庭都是中产阶级，因为上层家庭不容许女儿远嫁外国。但她们也不会是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因为许多美国的华商认为劳工之女配不上他们。

一般来说，只有最富裕的华人才能在美国娶妻成家。旧金山中国城的居民李刚（Lew Kan，音译）是一位人力仲介商与店主，图为他和两个身穿绫罗绸缎的儿子在街道上漫步。（照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Arnold Genthe Collection）

这些华商之妻一般都是从小生长在与世隔绝的闺阁中，在移居美国以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离开过。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中产与上层阶级从九百年前的宋朝就开始帮自家女儿缠足，所以女性的小脚向来有“三寸金莲”之称。其实，无论是西方社会女性以马甲束胸的陋习，或是中国的缠足传统，主要都是象征着她们所属家庭的权势，用来向外界展示他们家有经济能力让女儿不事生产，像饰品一样摆在家里。

许多嫁到美国的商人之妻都认为自己不过是镀金鸟笼里的囚鸟，是备受珍惜的禁脔。某些华商之妻可以轻易地回想起自己一辈子出过几次门。“我父亲曾云游四海，”如同某位美国华人回忆道，“但他的老婆却连上街都不能自己去。”100其中只有某些人在假日时获准出游，但必须由女伴陪同。蒙大拿州比尤特市（Butte）某位华商之妻回忆道：

当年我嫁到美国时，想都没想过自己其实即将面对监狱般的人生……

我一年只能在新年时出门一次。跟着家人到别人家里拜访吃饭。我们会穿上手工的织锦百褶长裙，那是我们从中国带来的嫁妆之一。上半身则是穿着长袖的锦缎或织花短外套。我们把所有的珠宝戴在身上，别上珠宝发饰。

孩子的爹会雇一辆密闭式马车，带我和孩子们出门拜年。不过，因为中国习俗的规定，他当然不会跟我们一起去。就算只是到不远处去拜年，我们也是搭马车，因为已经成家的女人不能走路。马车会一直等我们，那得要好几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些女人家很少见面，所以要好好聊一聊，知道彼此从上次见面后过得怎样。

离开前，我们会先叫孩子们出去看看街上有没有男人。在街上遇到男人是很失礼的事。如果街上有男人时却一定要出门，我们会用丝质扇子把脸遮住，然后快步通过。101

无疑的，许多华人男性都觉得自己应该严加看管与保护妻子。因为美国西部的女性居民很少，而且暴力事件在边境城镇丛生，他们的妻子的确有很高的风险会在街上遭人绑架或骚扰。而且若真是有人要发动攻击，这些缠足的女人既逃不了也挡不住。事实上，她们有一些脚趾都因为缠足而烂掉，几乎都走不远，甚至连站都站不久。从十九世纪加州史料中的一些案例看来，屡屡有可怜的华人女性遭人推进烂泥中，或是扯着头发拖行、被石头砸，连衣服与耳环都被扯了下来。

所以，待在家里或许是比较安全的，尽管人生会因此变得比较乏味。有个华人妻子就与仆人打牌来打发时间，或是照顾儿子、与邻居聊八卦，找人来家里帮她做头发，也可以请女性说书人来家里讲故事。以粤语的“水仙花”（Sui Sin Far）为笔名的伊荻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 Eaton）是个英中混血儿，她曾在〈美国华人妻子〉（“The Chinese Woman in America”）一文中稍稍透露这些女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她们偶尔会到对方家里串门子，就算是最平淡无味的话也能逗得她们开怀大笑，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足以令她们惊声尖叫。她们对彼此的服装发型品头论足，聊自己的丈夫、小孩还有食物，因为小事而吵嘴后再和好。她们用碗吃饭，也吃剁碎的鸡肉，还有竹笋与蜜饯。102

相反的，其他华人妻子就没有悠闲度日的好命了。有一些女性嫁给工人，所以必须和丈夫一样做苦工，每天工时都很长。到了一八七○年代末期，我们发现有些华人女性开始当女仆，或者做起了缝衣工、洗衣工、衬衫裁缝、园丁与渔夫等劳力密集的工作。有一些家庭式小本生意，像是洗衣店或杂货店，店主本身就必须做苦工，所以为了节省经营成本，许多华人妻子不得不和丈夫一起工作。

尽管日子不好过，但与待在乡下老家相较，美国还是一个能让华人女性展现更多力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她们可以摆脱婆婆的蛮横对待。在中国，常有住在夫家的媳妇必须要等生出儿子才能不再受到婆婆的刁难虐待。只有生男孩才能确保媳妇在家里的地位，获得家人尊敬。每多生一个儿子，媳妇的力量就愈大，等到自己变成婆婆，那气势更是不可一世，取得了虐待媳妇的传统特权。

但此时美国的华人家庭都是小家庭，夫妻不用与长辈同住，而且媳妇通常不用忍受公婆的虐待。此外，女人在美国工作是非常自然的，不像中国人那样对职业妇女有偏见。在农村的老家里，女性只要工作就会饱受外人嘲弄或同情，因为这表示她丈夫或夫家太穷，让她必须为了生计而抛头露面。但美国某些华商妻子却能在家里靠针线活打发时间，因为帮单身华人男性缝补衣服而赚进数千美元。其中少数几人甚至自己开起了裁缝店。娘家非常珍视这些女性的劳动成就，因为她们会汇款回中国，甚至变成了老家亲戚们的救命钱。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华人移民之妻也养育了一群小孩，尽管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少数，但他们终究会变成美国人。根据“六大公司”的估计，一八七六年时美国共有几百个华人家庭，养育的小孩也许有一千个。103这些婴儿是第一代华裔美国人，长期来看，他们在美国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与特权都会多过来自中国的父母。当时他们大多数年纪太小，不可能知道国会与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些充满种族偏见的讨论，各种关于公民权的协商也在进行中，终将对他们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

1　请参阅：Leigh Bristol- Kagan, “Chinese Migration to California, 1851-1882: Selected Industries of Work, the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Exclusion of a Temporary Work Force,”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 38.

2　请参阅：Edwin Clausen and Jack Bermingham, Chinese and African Professionals in California: A Case Study of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p. 14.

3　请参阅：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p. 42.

4　请参阅：Madeline Y. Hsu, p. 42.

5　请参阅：原文出自清朝李钟珏着《宁阳存牍》（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版）；转引自：Madeline Y. Hsu, p. 40.

6　同上。

7　请参阅：“various charities are everywhere”: Madeline Y. Hsu, pp. 41-42.

8　请参阅：Jack Chen, p. 16.

9　请参阅：Madeline Y. Hsu, p. 27.

10　请参阅：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eds.,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6; Lee Chew, “The Life Story of a Chinaman,” in Hamilton Holt, ed., The Life Stories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New York: J. Pott, 1906), p. 285.

11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Mr. J. S. Look,” Seattle, August 13, 1924 by C. H. Burnett, p. 1; Major Document 182, Box 2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archives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从华人移民的回忆录看来，最令他们感到兴味盎然的，莫过于美国白人的发色、衣服与男性追求女性时的某些惯例与礼仪。）

12　请参阅： 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p. 34.

13　请参阅：Ibid., p. 34.

14　请参阅：Ibid., pp. 35-36.

15　请参阅：Ibid., p. 38.

16　请参阅：Ibid., p. 38.

17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1971), pp. 35-36; Carey McWilliams, California, the Great Exception (New York: Current Books, 1949), p. 152.

18　请参阅：Ibid.

19　到了一八八六年，加州农工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七都是华人。请参阅：Susan Auerbach, Encyclopedia of Multiculturalism, Vol. 2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1994), p. 372.

20　请参阅：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 84; Origins ＆ Destinations, p. 437.

21　一位雇用华工的地主C. D.艾伯特（C. D. Abbott）声称：“白人拒绝在水深及膝的烂泥与污土里工作。”请参阅：Sandy Lydon, Chinese Gold: The Chinese in the Monterey Bay Region (Capitola, Calif.: Capitola Book Company, 1985), p. 286.

22　请参阅：Julian Dana, The Sacramento: River of Gold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39), pp. 160-64；转引自：Sucheng Chan,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00,” in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1980), p. 71.

23　请参阅：Sylvia Sun Minnick, Samfow: The San Joaquin Chinese Legacy (Fresno, Calif.: Panorama West Publishing, 1988), p. 69; Jack Chen, p. 87.

24　请参阅：Tzu-Kuei Yen, p. 103.

25　请参阅：Ibid.

26　据估计，透过铺设铁轨与开垦沼地，华工所创造出的产值大约相当于一八七六到七七年间的两亿八千九百七十万美元。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e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 56；也可参阅：Jeff Gillenkirk and James Motlow, Bitter Melon: Inside America’s Last Rural Chinese Tow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 9.

27　请参阅：Robert A. Nash, “The ‘China Gangs’ in the Alaska Packers Association Canneries, 1892-1935,” The Lif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60, Proceedings/Paper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July 10, 11, 12, 1975,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6), p. 273.

28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42. 到了一八八一年，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流域地区的罐头工厂总计已经雇用了三千一百名华工。

29　请参阅：Rudyard Kipling, From Sea to Sea: Letters of Trave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23), pp. 33-34；转引自：Chris Friday, Organizing Asian American Labor: The Pacific Coast Canned-Salmon Industry, 1870-1942, p. 25.

30　请参阅：Chris Friday, p. 30.

31　请参阅：Ibid., p. 40.

32　请参阅：Ibid., p. 30.

33　请参阅：Ibid., p. 84.

34　请参阅：Jack Chen, p. 100; Arthur F. McEvoy, 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1850-198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2-14.

35　请参阅：Arthur F. McEvoy, pp. 112-13; Sylvia Sun Minnick, p. 74.

36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9; reprinted by Penguin Books, 1990), p. 79.

37　关于一八七○年代的旧金山市市容，请参阅：Roger W. Lotchin, San Francisco, 1846-1856: From Hamlet to Cit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p. xxxvii.

38　请参阅：Ibid., p. xxxviii.

39　请参阅：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p. 76.

40　请参阅：Jack Chen, p. 111. According to Jack Chen, 80 percent of the shirtmakers in San Francisco were also Chinese.

41　请参阅：Stephan Thernstrom, ed., Ann Orlov, managing ed., Oscar Handlin, consulting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p. 219.

42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59.

43　请参阅：Ping Chiu, Chinese Labor in California, p. 122.

44　请参阅：Chin-Yu Che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p. 86; Jack Chen, p. 113; 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p. 51.

45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 102.

46　请参阅：Otis Gibson, p. 54.

47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Mr. J. S. Look,” Seattle, August 13, 1924, by C. H. Burnett, p. 1.

48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p. 70.

49　请参阅：Ibid., p. 69.

50　请参阅：Otis Gibson, p. 54.

51　关于这个非正式权力结构的描述，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p. 64-66.

52　请参阅：Chin-Yu Chen, p. 35.

53　请参阅：Jack Chen, p. 28.

54　请参阅：Christopher Lee Yip,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5, p. 37.

55　请参阅：Ibid., p. 37.

56　请参阅：Ibid., p. 94.

57　有关“六大公司”所提供服务的描述，请参阅：Chin-Yu Chen, pp. 34, 37.

58　请参阅：B. Lloyd, Lights and Shades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and Company, 1876), pp. 272-74; Pauline Minke, “Chinese in the Mother Lode (1850-1870),” thesis, California History and Government Adult Education, 196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59　以上有关葬礼与出殡过程的描述，请参阅：Linda Sun Crowder, “Mortuary Practices in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p. 33-46; Sylvia Sun Minnick, Samfow, p. 292; B. Lloyd, p. 367, and San Francisco Daily Alta California, September 1, 1868, April 4, 1868, and June 1, 1867，转引自：Christopher Lee Yip, pp. 109-13. 直到一九九二年，旧金山还存放着一千三百副尚待运回中国的华人尸骨，请参阅：Chin-Yu Chen, p. 18; Sandy Lydon, Chinese Gold, pp. 131-32.

60　请参阅：Lynn Pan, p. 20.

61　有关“妹仔”的描述，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37-39.

62　请参阅：Elizabeth Cooper, My Lady of the Chinese Courtyard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14), pp. 13-14；转引自：Benson Tong, p. 18.

63　请参阅：Victor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84.

64　请参阅：“Story of Wong Ah So.” Major Document 146, Box 26,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f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后来王阿素被旧金山中国城的女传教士唐纳狄娜．柯麦隆（Donaldina Cameron）解救，改信基督教，学会用英文读书写字，并且嫁给了爱达荷州波夕市（Boise）的一位华商。她曾在一九三三年写信给唐纳狄娜，表示她有个主修细菌学的女儿即将从华盛顿大学毕业。

65　请参阅：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p. 57.

66　请参阅：Ibid., pp. 58-59.

67　请参阅：Ibid., p. 69.

68　请参阅：Ibid., p. 70.

69　关于交谊厅与低级妓院的描述，请参阅：Stephen Longstreet, ed., Nell Kimball: The Life As an American Madam by Herself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pp. 226-27; Herbert Ashbury, The Barbary Coast: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San Francisco Undergrou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3), pp. 174-76; Judy Yung, pp. 27-30.

70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9.

71　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 57.

72　请参阅：Ibid., p. 57.

73　请参阅：Ibid., p. 57.

74　请参阅：Ibid., p. 59.

75　请参阅：Otis Gibson, p. 156.

76　请参阅：Benson Tong, p. 142.

77　请参阅：Judy Yung, p. 33.

78　请参阅：Huping Ling, p. 59.

79　请参阅：Lucie Cheng Hirata, “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utumn 1979. As cited in Judy Yung, p. 30.

80　请参阅：Otis Gibson, p. 137.

81　请参阅：Benson Tong, p. 201；转引自：Congressional Record, 43rd Cong., 2d sess., March 1875, 3, pt. 3:41.

82　请参阅：Otis Gibson, p. 208.

83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88.

84　请参阅：Ibid., p. 88.

85　请参阅：Benson Tong, p. 185.

86　请参阅：Lynn Pan, p. 104. For additional sources on Donaldina Cameron, see Mildred Crowl Martin, Chinatown’s Angry Angel: The Story of Donaldina Cameron (Palo Alto: Pacific Books, 1977); Peggy Pascoe, Relations of Rescue: The Search for Female Moral Authority in the American West, 1874-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rol Green Wilson, Chinatown Quest: One Hundred Years of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1874-1974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1974); Sarah Refo Mason, “Social Christianity, American Feminism, and Chinese Prostitutes: The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 San Francisco, 1874-1935,” in Maria Jaschok and Suzanne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44); Laurence Wu McClain, “Donaldina Cameron: A Reappraisal,” Pacific Historian, Fall 1985.

87　请参阅：“Statement of Chun Ho, Rescued Chinese Slave Girl, at the Presbyterian Rescue Home, Miss Cameron, Matron, in the Matter of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Highbinder Societies,” p. 9. File 55374/876, Box 360,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88　请参阅：Judy Yung, p. 35.

89　请参阅：Huping Ling, p. 24.

90　请参阅：Curt Gentry, Madams of San Francisco: An Irreverent History of the City by the Golden Gat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4), p. 52.

91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34.

92　有关水馨的一生之描述，请参阅：Ibid.

93　请参阅：Huping Ling, p. 61.

94　有关波丽．贝米斯生平事迹的描述，请参阅：Huping Ling, p. 79; Benson Tong, p. 22; Vardis Fisher and Opal Laurel Holmes, Gold Rushes and Mining Camps of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Caldwell, Idaho: The Caxton Printers, Ltd., 1990), pp. 273-74.

95　关于华人流氓绑架女性的经过，请参阅：Benson Tong, p. 172.

96　请参阅：Major Document #154, Box 26,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97　请参阅：The Chinese Hospital of San Francisco (Oakland: Carruth and Carruth, 1899), p. 1;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1, 1871;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First Biennial Report of the State Board of Health of California for the Years 1870 and 1871 (San Francisco: D. W. Gelwicks, 1871), p. 46. 以上全都转引自：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p. 105.

98　请参阅：Benson Tong, p. 106.

99　请参阅：Ibid., p. 107.

100　请参阅：Origins ＆ Desti 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p. 83.

101　请参阅：Rose Hum Lee,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p. 252.

102　请参阅：Sui Seen [Sin] Far, “The Chinese Woman in America,” Land of Sunshine, January 1897, p. 62.

103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318.

第七章

在美国各地开枝散叶

根据一八七○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美国有六万三一九九名华人居民，1其中百分之九十九．四分布在西部各州与尚未加入联邦的各地区，2而且这些居住在西部的华人绝大多数（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八）都住在加州。3假以时日，这些华人将会翻越洛矶山脉，继而横渡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迁居其他地方。有些华人横跨了整个美国大陆，来到大西洋海岸区，也有人在劳力承包商的帮助之下，最后在美国南方落脚。这些华人都必须面对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种族争议，并且试着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华人族群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美国华人史中最奇特的插曲，莫过于许多华工在战后与南方许多棉花庄园主人签署了劳动契约，而基本上此举也让他们变成黑奴的替代人力。所幸，此一插曲的结局对华人来说算是相当愉快的。当时许多南方庄园主人刚开始都以为，能与华工签约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华工的勤奋与配合度可说是有口皆碑。不过，这些庄园主人很快就会发现，尽管华工手脚俐落又任劳任怨，但他们大都了解契约内容，而且也希望劳雇双方都能忠实履约。

相对来说，到南方农田谋生的华工还是比较少，因为任何一八五○、六○年代的美国居民都了解奴隶制对少数族裔所造成的伤害。既然这些庄园主人已经习惯于蔑视劳工的种种权益，别说是好雇主了，他们可能连公平地对待劳工都做不到，因此不难想像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取代黑奴的劳工。这些庄园主人大半辈子都深信一个道理：如果想要增加生产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工头鞭打劳工，让他们乖乖听话。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尊重劳动契约，并且把与他们订约的华工当成有资格享受同等权益的劳方？

结果，无论是在南方或在地方，在美华人都不打算默默忍受白人种种的歧视手段，也不想永远屈居人下。华人深知美国人向来是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把黑人与美国原住民当成文化较为粗劣的族群，因此很快就体悟出一个道理：如果白人把任何一个族群拿来与黑人和美国原住民相提并论，就等于是在歧视该族群。例如，一八五三年某位加州法官曾禁止华人出庭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供，理由在于华人族群的地位应等同于印地安人与黑人。结果，当地华人认为不能出庭作证事小，他们自觉受到冒犯之处是被人拿来与印地安人、黑人相提并论。当时有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在旧金山华人商界广为流传，某位华商在信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有几千年之久，美国白人怎敢“将我中华民族与印地安人、黑人混为一谈？印地安人向来对社会关系一无所知，也不知互敬互重，且衣不蔽体，赤足行走，居住于荒野与洞穴。”4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态度当然也点燃了其他少数族群的怒火，他们认为既然自己长久以来都必须忍受白人的不公平对待，华人凭什么有所不同？就像加州政府要把该州中部草谷市（Grass Valley）的印地安人迁移到保护区时，酋长威玛王（King Weimah）就曾提出激烈抗议：凭什么华人可以在美国各地自由来去，而他的子民却要被政府围捕，将他们隔离于美国社会之外？5

南北战争以前，大多数州的法律本身就有很多充满种族歧视的条文，一直要等到战后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才确保了所有公民的权利，包括让“所有土生土长或者归化的美国人”都享有投票权，而第十五条修正案则是确保了美国人都应拥有投票权，不因种族、肤色或是否曾为奴隶而有所不同。但在战后重建的时期，南方各州还是透过种种“吉姆．克劳法案”（Jim Crow laws，译注：“吉姆．克劳”是非裔美国人的谑称，相当于“黑鬼”），坚决不让黑人享有投票权，其手段包括：不缴人头税就不能投票，甚至以暴力手段阻挠投票。

从北方各州的观点来看，南方有许多充满种族偏见的措施都是不义之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西部的政治人物也普遍反对让华人取得投票权。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内里乌斯．柯尔曾经提出警告：“如果华人获准投票”，恐怕“我们这个党就要走上绝路了。”6很多人害怕华人移民开始申请归化为美国人，在取得公民权后进而获得投票权，而这些人曾在一八七○年代获得重大胜利：不但国会宣称华人是外国人，因此没有资格取得公民权，所以立法禁止华人申请归化，同时联邦法院也做出一样的裁决。7但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后，情势大变，不但确保了非裔美国人应该获得完整的各种公民权，同时也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生来就具有美国的公民权，结果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就这样取得了公民权。尽管美国国会还是不让华人移民申请归化为美国公民，但根据重建时期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不得否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具有公民权。换言之，第二代华人移民与爸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公民权受到宪法之保障，这随后也成为华人注意到的一个区别。

一八七○年代以前，住在美国“旧南方”（Old South，译注：旧南方是指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中位于南部的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有时也包括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各州的华人可说屈指可数，有几个在当医生，不过大都是经商、开店或者当厨师。其中有些华人选择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与纽澳良（New Orleans）等港市落脚。但是到了南北战争结束后，黑奴获得了自由之身，南方的庄园主人们听说华人都是模范劳工，而且没有公民权，于是打算招募华人来当农工。西部各州的统治阶级唯恐华工带来竞争，影响白人权益，但南方的庄园主人却认为引进外国人力是个好主意，而且引进华工更能对他们以前奴役过的黑人施压，逼使他们接受过去奴隶制时代的劳动条件，回到田里的工作岗位上，“解放黑鬼等于是宠坏了他们，让他们离开了农田，”《维克斯堡时报》（Vicksburg Times）的社论如此写道，“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够繁荣，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把那些荒废的田地重新整理好，所以我们呼吁，应该引进苦力，而且也可趁机让他们改信基督教。”8无疑的，他们最想让华人学会基督教的美德之一，就是“被打了右脸，就要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人打”。但显然他们打的算盘不是为了解救华人的灵魂，而是想借此牵制那些已经被解放的黑人。如同某位庄园主人的妻子写道：“若能把五百万个华工引进到这密西西比河河谷，我们不但能够生产出足够让全世界使用的棉花，更能让那些黑鬼学会怎样才是守本分。”9

美国南方权贵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来讨论对策。一八六九年，数以百计代表性人物来到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市（Memphis），参加美国的第一个华工会议。会议第二天，一位名叫胡大全（Tye Kim Orr）的华人基督徒在所有与会者面前发表谈话：先前他曾在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创建过一个华人社群，此时已迁居刘易斯安那州。他向听众保证，温顺、听话又勤奋是华人的特色──简单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操弄剥削的种族。10这个大型会议引发媒体瞩目，尤其是与会者还包括全美国最知名的华工进口商柯内里乌斯．库曼夏（Cornelius Koopmanschap），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都是他帮忙招募来的。他的谈话深具吸引力，因为他对听众们保证，大约只要二十美元月薪，华工将会很乐意从旧金山迁居美国南方，至于从中国募集华工到美国，绑五年合约，月薪更可能低到仅十美元。 11与会代表们认为苦力能够帮他们打造出一个崛起的新南方，于是决议筹集一百万美元来执行库曼夏的计划，而且他们也选出了一个招募委员会，负责促成五百到一千个华人迁移到南方来。

会后，南方各州开始如火如荼地招募华工。有一些本来在古巴蔗糖庄园工作的华人苦力在一八六六年来到南方。为了帮助吸引更多华工，几家美国快船公司在华南地区的一些港市发送传单。“如果来到纽澳良工作，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赚大钱，”其中一份传单宣称，“老百姓也可以变得比国内的大官更有钱。”12有些广告打包票，表示中国劳工在前往美国的航程中，“住得好，吃得好。有各种游戏可以完，而且不用工作。”传单催促中国人要赶快把握机会。“这是个很好的国家，比中国好。没有疾病，不用面对死亡威胁。来吧！立即动身。再等就会后悔莫及。别跟老婆商量，也别理会敌人的威胁。你还是中国人，但可以到美国去工作。”13

大动作招工的结果，是让南方各州在一八六九与一八七○年网罗了大约两千名华人。有些人前往刘易斯安那州的庄园与养虾场工作。其他人则是到了密西西比州与阿肯色州，成为黑人的替代人力。14也有人成为火车工。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大约两百五十名华人前往美国，成为休士顿──德州中央铁路公司（Houston ＆ Texas Central Railroad）的雇员。15隔年八月，因为亚拉巴马州正在兴建一条通往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Chattanooga）的铁路，也招到了一千名华工。16

不过，到了一八七一年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冲突的迹象，而且劳资双方对彼此都感到幻灭。某个庄园因为有名华人奴仆遭鞭打，结果华工们发起罢工。17另一个庄园则是有一群华工企图对某位华人仲介动用私刑，理由是他骗了他们，营造出南方生活的美好假象。18还有些案例是庄园主人压榨华工，引发反叛，结果导致一些华工遭主人枪杀。19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南方庄园的主人早已习惯完全掌控手下的劳工，因此认为他们与华工之间的关系为主奴关系，而非资方与劳方。与此相反的，华工们则是认为他们只是拿钱办事，那些庄园主人可不是什么封建时代的大老爷，所以认为主人应该以雇主身分履行合约的条文。这些南方的庄园主人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而且华工的地位与黑奴不可同日而语，此时他们显然占上风。

一群华人农工在刘易斯安那州某个蔗糖庄园里工作的情况。南北战争后，一些南方庄园主人曾经尝试以华人劳工来取代黑奴，但却被华人倒打一耙：他们雇用翻译人员帮忙协商契约内容，并且控告那些侵权的雇主。（图片来源：The 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理由之一是，华工们按照劳动契约内容工作，而让南方权贵们感到不悦的是，很多华工在进行劳资谈判时都很精明，动不动就提出告诉。为了解契约的细节，华工聘请双语口译人员，这些人不只帮忙翻译，也是代理人与律师：其职责是针对契约的条文帮忙讨价还价，向雇主转达华工的种种抱怨，如果华工对工作不满意，还要负责找新工作。若庄园主人有违约的情事，他们还要代替华工提出法律诉讼。20

其次，南方的华工可以把雇主告上法院。例如在一八七一年，因为与工头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华工死亡、两人受伤，华工于是提出诉讼。当地法官不但允许华工出庭用华语作证，而且后来还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就这方面而言，与当年华人在加州的情况相较，南方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障，因为加州法律明文规定华人不能出庭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词。21

还有，因为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深深怀疑南方各州总是以各种小动作来压迫少数族群，所以华工也受到联邦政府的较多保护。最早在一八六七年八月，美国政府就已经禁止南方各州招募华工，除非华工能出面作证或提交书面资料，证明他们是自愿前往南方，而且劳动契约的签署也是出于自愿。由于政府的警觉性很高，南方的庄园主人们很难将华工当成黑奴那样对待。22

对南方的权贵来说，招聘华工的实验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结果却仿佛一场灾难。短短几年内，大多数的华工都选择不继续履行契约，也找到了薪水更好的工作。许多人受到纽澳良等都市的吸引，到城里开设店铺。有些人则是毁约逃走，但大多数的主人都没有资源可以把他们抓回来。到了一九一五年，几乎没有任何南方庄园仍继续雇用华工。23

透过引进华工，南方人打的算盘是借此牵制已经被解放的黑奴，而北方人想要牵制的，却是他们的白人劳工。北方人试着引进华工的时间点，是马克．吐温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是一个以浮夸虚伪著称的时期，“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正好可用来形容它，因为当时美国潜藏着许多腐败的弊病。一堆心狠手辣所谓的“强盗资本家”（robber barons）在这个时代取得政经大权，他们发迹的故事不像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写的那些少年励志小说，主角的成功全凭努力打拼，堪称典范：这些资本家能够成功，都是凭借着全面的贿赂、勾结与恐吓。有钱人在这时代挥金如土，大肆血拼，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劳工阶级的绝望与幻灭。

南北战争期间，本来该去从军的大资本家如J. P. 摩根（J. P. Morgan）、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与詹姆斯．美隆（James Mellon）都是付钱给人帮他们上战场。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持续扩大，但在战时已极为悬殊。许多北方沃尓沃借由贩售劣等军品给北方的联邦军，大发战争财，而变得更有钱。到了战后，阶级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格兰特总统（U. S. Grant）任内：他虽然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名将，却治国无方。他当政时政府弊案丛生，联邦官员始终袒护那些愿意贿赂他们的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视若无睹。因为法院与国会都已被买通，在前者的默许与后者的帮助之下，那些所谓的强盗资本家肆意扩张事业版图，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他们打败、并吞。在买通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后，银行钜子与铁路大亨靠股票敛财，以铁腕征服劳工，创建事业帝国。在股票秃鹰企图垅断黄金市场失败后，华府不得不拿出数百万纳税人的钱来帮华尔街善后。

随着资方愈来愈贪婪，美国劳工的挫折感也逐渐累积攀升。忠勇的北军士兵为国卖命，甚至断手断脚，在战后却四处碰壁。他们回到城里破烂的小公寓，贫病交加，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们抢工作，其中包括比他们更穷困的欧洲移民，这些欧洲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愿意接受工厂的最低薪资，忍受各种有害健康的危险环境。同样要找工作的还有无法靠务农赚钱谋生的农夫，他们因为付不起昂贵的设备费或者火车大亨要求的昂贵运费，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煤矿工人暴动，各种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事件，许多人饿死街头。为了与大企业对抗，白人劳工开始组织工会，为了争取合理的劳动条件与薪资而抗争。

为此，资方必须赶快想出掌控局面的新方法，并找到新的劳动力来源，借此证明他们不一定需要工会会员，于是东岸的资本家便开始将脑筋动到华工身上。一八七○年，麻州北亚当斯市（North Adams）一家女鞋女靴工厂闹罢工，劳工要求把工时降为八小时并加薪，而且享有查帐的权力。工厂老板喀尔文．参森（Calvin Sampson）把他们都开除掉，但劳工所属的圣克里斯平秘密骑士会（Secret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Saint Crispin）是全美最大，而且可能是最有力的工会，所以他根本找不到愿意替代他们的白人劳工。不过参森还是拒绝接受自家工人所开出的条件，后来他在报上看到有人撰文称赞旧金山制鞋工厂的华工工作效率很高，于是便和某家移民公司（即Kwong, Chong, Wing ＆ Company）签了一纸三年合约，由该公司负责从西岸派七十五名华工到参森的鞋厂工作。24参森是美国史上第一个为了终结罢工事件而将亚洲工人送到洛矶山脉以东去工作的制造商。25

这些罢工终结者抵达北亚当斯市车站时，在场民众无不看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根本不是要搭车，纯粹是出于好奇心而来围观，因为大部分新英格兰居民都没有看过亚洲人，但也有很多人来骚扰甚至恐吓那些华工。《国家周刊》（The Nation）写道：“一大群充满敌意的群众到火车站去堵人，骚扰他们，对他们大呼小叫甚至丢石头。”26在三十名警力的护送之下，华工们前往工厂宿舍，而且宿舍大门深锁，还有保护他们的警卫。后来，有人在工厂墙上涂鸦写道：“非工会劳工，还有鼠辈，都不准来此地。”但并未发生暴力事件。27

事后看来，参森雇用华工的决定是有用的。《新哈泼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在报导中指出，“没有任何劳工比他们更为忙碌、更为井然有序了。”28仅仅几个月内，华工的表现已胜过工会员工，制作鞋靴的速度甚至比罢工劳工中比较有经验的那些人还要快。《史氏月刊》（Scribner’s Monthly）则指出“华工的工作表现规律，工时很长，而且不会因为礼拜天狂欢而导致礼拜一心情低落，也不会在假日时无所事事，浪费时间。”据这篇文章估计，每周华工可以帮参森省下八百四十美元，一年下来几乎可以省下四万四千美元，而且如果整个美国的制鞋产业都雇用华工，那么一年可以节省三百五十万美元。29

北亚当斯市试用华工的状况获得媒体的广泛报导，这也让其他东岸的资本家起而效尤。参森引进华工三个月后，纽泽新贝勒维尔市（Belleville）帕塞洗衣厂（Passaic Steam Laundry）的老板詹姆斯．赫维（James B. Hervey）也把旗下的爱尔兰女工换成来自旧金山的华工，理由是她们屡屡罢工，导致他利润下滑。华工的到来引起东岸各州白人劳工的恐慌。詹姆斯．赫维收到好几封威胁信，其中一封表示，如果不把华工开除，就要杀了他。30宾州水獭瀑布镇（Beaver Falls）一家制刀工厂雇用了一百多位华工，几位镇民在提交给国会的请愿书里抱怨道，雇用华工“显然是想要试着恢复奴隶制”。31

许多资本家之所以雇用华工，就是要让白人劳工对他们的未来感到莫名的恐慌。参森在北亚当斯市成功引进华工后，好几家公司藉他的例子说服罢工的白人劳工返回工作岗位，而且还减薪百分之十。32

但华工其实并不如资本家预期的那样温驯听话。让赫维后悔莫及的是，新来的华工和爱尔兰女工一样难搞，他还抱怨华工“愈来愈像他们的白人邻居了”。33最后他不再爱用华工，他的助理在一八八五年把所有华工都开除掉。34

赫维无法预见此举为东岸各个城市的中国城撒下种子。他的许多华工被开除后迁居纽约市，或者纽泽西州的纽华克市（Newark），然后从新的居所写信给亲戚，邀请他们一起来创业，自己开设洗衣店。

直到此时，纽约市的华人人数还是很少。其中有些是直接从中国移居美国东岸，他们本来是水手，转行后换了很多工作，从当小贩到自己开民宿，或者待过制作棒棒糖、卷烟的工厂。35根据一八八○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尽管曼哈顿的总人口数超过一千两百万，却只有七四八位华人居民，这数字虽微不足道，但曼哈顿已经是内华达山脉以东最大的华人聚居地。36不过，就在赫维把华工都解雇后，短短几年内大纽约地区（译注：即metropolitan New York，也可译为纽约都会区。整个都会区以纽约市为中心，范围扩及纽约州、纽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等三州二十几个郡，以及宾州东北部一个郡）已经有大约两千家华人经营的洗衣店。37

美国东岸华人史并不完全是由华工打开，因此并非只是关于华工如何遭人剥削，成为资方破坏罢工行动的工具。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存在着某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最后的结果也与华工在全美各地挣扎谋生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些华人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华工的路。有几个华人学生获准进入东岸地区一些预科学校（prep school，译注：专门帮学生准备名校考试的学校）与常春藤名校就读。这些学生的教育背景终将让他们对美国与中国都产生极其庞大的影响力。

帮助这些中国学生打开学校大门的是一些基督教教会。教会不只在礼拜天为工厂的华工开设英语课程，随后也开始赞助华人学子到东岸的中学与大学就读。甚至早在第一批华人因为淘金热而前往加州的二十几年前，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二五年之间，就已经有五位华人青年来到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康沃尔镇（Cornwall）的传教士学校就读。38其中一人名叫阿伦（Ah Lum，音译），后来回国获聘为翻译人员，其雇主即为烧毁大量英国鸦片，导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清廷钦差林则徐。39

不过，在十九世纪所有接受教会赞助的华人知识份子里，最有名的也许是容闳。他的故事堪称最具代表性，让我们得以了解华人学者虽然总是很容易就能融入美国社会，但却总是因为身分认同的问题而挣扎不已，尤其是容闳希望自己能够促使中国更为壮大，但与此相互冲突的是，他愈来愈觉得自己与祖国和同胞们渐行渐远了。

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容闳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南屏村，与葡国殖民地澳门仅仅相距几英里。七岁时，容闳随父亲前往澳门一家新设立的教会学校就读。40后来他在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写道：“当时中外交流刚刚开始增多，我的父母预测这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种潮流，觉得值得抓住时机……。”41清道光二十年（一八二○），容闳的父亲病逝后，母亲与四个孩子顿失所依，学业也突然中断。为帮助家庭生计，他在街头卖糖果，也下田工作，在印刷厂帮忙折纸。眼看着他一辈子就要这样过下去了，澳门那所教会学校派一位医生传教士找上门，邀请他前往澳门的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就读。容闳在校期间，该校创办者美国牧师萨谬尔．勃朗（Reverend S. R. Brown）与他交好，随后勃朗牧师在返美之际邀请他与其他两位学生到美国读书。他们在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抵达东岸，进入麻州西南部知名预科学校孟松学院（Monson Academy）就读。

在美国，容闳努力向学，希望借由他获得的知识来帮助祖国。孟松学院的校董们提议帮他支付大学学费，前提是他毕业后必须当传教士，但容闳的志向更为高远，且充满决心，所以拒绝了。“我想要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此才能把握每个机会，在中国做出一番最有利于国家的事业。”后来他在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决定，“当时我的确很穷，但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受制于贫穷，不会让贫穷逼使我为了眼前的好处而出卖我心中的远大志向。”42他的杰出表现克服了贫穷。勃朗牧师帮容闳在佐治亚州萨凡纳市（Savannah）找到好几位赞助人，容闳在他们的支持下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进入耶鲁学院就读（一八八七年之后，耶鲁学院才改名为耶鲁大学）。令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大学期间容闳曾两度获得英文作文比赛的首奖。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容闳完成大学学业，成为第一位从美国知名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回到中国，他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同时也因为些许的自负，容闳对母亲说：“知识即力量，力量比财富更重要。我是第一个从耶鲁学院毕业的中国人，所以你何其有幸，在目前全中国成千上万个母亲里，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母亲能宣称自己的儿子是美国一流学院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这实在是罕见的殊荣。”43但他很快就会知道，想要在中国推动重大改革，光凭他的美国大学学历是远远不够的。

容闳没想到重新融入中国社会是如此困难的事。回国后他与某位传教士一起住在广州，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清廷的腐败与对人民的欺压。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夏天，容闳亲眼目睹政府以血腥手段镇压当地乱党。在这之前，两广总督叶名琛已经下令处斩了七万五千人，他们大都是无辜冤死的44，而容闳的居所与刑场相距仅半英里之遥。“喔，那真是可怕的景象！”他在回忆那情景时表示，“地上流满了人血。车道两旁都堆满了无头尸体，等着让人带走埋葬。”

无疑的，容闳的理想主义与独立精神肯定是美国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这也让他回中国后几乎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全职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很久。为了生计，他一开始帮某个美国人当秘书，接着又到香港高等审判厅当通译，但后来他宣称英国律师串通好要把他赶走：“如果我当上了律师，他们全都要打包行李回英国了，因为我精通中英文，最后所有中国的法律业务都将由我包办。”45不久后，容闳离开了龙蛇杂处的香港司法界，前往上海的海关翻译处工作，但仅仅四个月就又辞职了。他对于海关各个层级收受贿赂、狼狈为奸的情形深恶痛绝，于是决定再也不碰公职。他很快就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茶商。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他放下利润丰厚的茶叶生意，加入清廷要员，也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提出购置机械以壮大中国的实业计划。他辅佐曾国藩在上海附近创设江南制造局，并返回美国为该局添购机械设备。曾国藩对容闳的表现印象深刻，因此承诺帮容闳实现梦想，送中国学生出洋接受西式教育。在总督的支持下，容闳说服清廷，推动所谓的“泰西肄业”计划，挑选幼童前往美国接受教育与训练。

容闳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大使般的人物，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获清廷任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监督中美两国官方赞助的第一个留学生计划。此外容闳也当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成为打开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首批外交官之一。结果，幼童出洋肄业局总共享官费派了一百二十个男童出洋留学，他们的年纪都介于十到十六岁之间，寄宿于民间，在英格兰各地的学校就读。

根据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位总督联名向朝廷提出的〈幼童留洋肄业事宜折〉，这些幼童会在美国留学十五年，而且最好是前往西点军校与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等军校就读，然后在三十岁时回国，因为那是“他们为祖国效力的最佳时机”。46但直到多年后，清廷才会意识到这些到美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在心态上已经改变。他们并未带着西方知识回来报效国家，中国反而把一些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拱手送给了美国。

幼年是人类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任何被送往新环境去读书的人，自然都会因为生活经验而造成不可逆的改变。以这一百二十位学童为例，他们的改变就非常大。这些中国幼童很快就融入新英格兰的生活。除了将中国学生穿的丝绸袍子与瓜皮帽换成西装与蓝色法兰绒长裤，他们还把发辫藏在衬衫的领子里，要不然就是全部剪掉。47他们也参加美国人的体育活动〔中国学生锺文耀（Chung Mun-yew）加入耶鲁学院的划船校队，成为舵手，一八八○与八一年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帮助耶鲁击败哈佛校队。另一位学生梁敦彦（Liang Tun-yen）则是中国学生棒球队的队长，曾带队拿下好几场胜绩〕，甚至出席派对与跳舞，参与教会举办的社交活动。48其中许多人改信基督教。他们与美国人的友情与日俱增，其中有些人不免也会和白人女子约会，进而结婚。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清廷突然终止了幼童留洋肄业计划，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西点军校拒绝中国学生入学，有辱国格，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学生受到美国价值的潜移默化之后，恐怕将背弃中国的传统价值。不过，清廷终究无法抵挡改变的潮流。中国人有愈来愈多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的自由观与民主观，这些观念最后将会启发革命党起而推翻满清，接着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当年那些赴美留学的幼童即将在新政府中位居津要，成为外交、运输、海军、矿务等部门的领导人。就像当初清廷的计划，他们的确都带着西方的知识回来帮忙中国了。〔这些学生有幸目睹十九世纪美国产业与科技革命的颠峰：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电话，还有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留声机与电灯泡，都是在一八七○年代，也就是清廷执行幼童留洋肄业计划的年代。〕──不过讽刺的是，这留学计划的受惠者竟然是推翻清朝的新政府。其中一位学生唐国安当上了北京名校清华学校（译注：即后来的北京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另一位学生唐绍仪则是在一九一二年当上了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还有一个学生则是到耶鲁大学的雪菲尔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就读，将所学用来帮中国设计与督造铁路，帮祖国创建火车工业。49

从许多华人在美国各地颠沛流离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旅程可说是心灵之旅：因为在这过程中，他们跨越了一条隐形的界线，从“在美华人”变成了“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美国各地开枝散叶，并未返回中国，尽管大家做的工作各有不同，但每个人的细微改变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心态上渐渐转变，为了在美国落地生根而决定把过去深植内心的中华古老文化予以调适修正。此一转变跨越了阶级界线，无论是华工、华商或华人知识份子都无不同。华人刚开始来到美国时，几乎全都在加州定居工作，若非当矿工，就是为矿工提供各种周边服务。后来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华人开始分散成一个个不同的小团体，而且无论是个人或者小团体之间，落脚地方的距离都变远了，大家的改变也变得愈来愈快，而且改变通常是更为深远的。

与西部各州相较，美国南方与中西部的华人社群规模非常小。在许多地区，华人的人数根本少到不足以形成中国城，这也促使华人移民更密切地与其他种族的人进行互动。在纽澳良等南方城市，因为华人人数有限，不足以威胁当地白人，所以华人有幸逃过非裔美国人所承受的种族压迫与隔离。华人毫无挂碍地在南方城市的民宿里与白人同住，只不过在此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们的许多邻居是欧洲移民，而非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中西部的状况也与此相似，华人并未与意大利、波兰移民或黑人一样创建起群居的模式，像芝加哥后来发展出所谓的中国城，其实比较像是华人的社交中心，但他们的住处还是遍布于城里各个角落，或在郊区一些较小的城镇。

与大部分移民的故事一样，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们这些异乡旅人也很难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从生命中哪一刻起发生改变的，因为改变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们的改变一开始通常微不足道，像是决定在美国改用英文名。（根据十九世纪末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东岸的某些华人移民已经改用西方名字，有些人甚至连姓都改掉了。）不过，最能让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改变的时刻，莫过于返回祖国探亲之际，他们会发现改名换姓往往不如真正的改变那样影响深远。即使只是迁居别州后隔几年才回老家一趟，许多美国人已经觉得不太适应了。理由是他们珍爱的地标可能已经不见踪影，家人变老，以往那个到处是朋友的小镇变成住满了陌生人。就像汤玛斯．沃夫（Thomas Wolfe）小说的书名：《再回家，家已不是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那是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如果是迁居他国，返乡的经验可能会让人感到更为诧异恐慌。

亲戚老友通常会觉得震惊不已，觉得回家的那个人已与当年判若两人。他们会养成一些新习惯，接受新价值，行为举止也有很多不同，讲话时英语偶尔脱口而出，大家对他们都报以异样的眼光。吕金功（Lue Gim Gong）的经验非常有助于了解个中道理。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吕金功年仅十岁就离开台山，一开始在旧金山工作，后来前往麻州北亚当斯市的制鞋工厂当工人。他利用礼拜天学习，与教他的女老师蒲芬妮（Fanny Burlingame）交好──这位老师有个大名鼎鼎的外交官堂弟，名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芬妮发现吕金功实在聪明绝顶，于是收他为养子。芬妮死后他继承了一万两千美元，还有两栋位于佛罗里达州德兰市（Deland）的房子。由于德兰是该州柑橘作物的重要产地，他把一生都贡献于开发新品种水果：有一种得奖的柳橙以他的名字命名，不但不怕结霜，也禁得起长途运送，不会坏掉。还有一种抗霜葡萄柚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他也开发出新品种的蜜苹果、樱桃与醋栗的混种水果，以及一种能够在感恩节以前熟成的温室水蜜桃。尽管他的成就在美国深获好评，但回到中国乡下老家，他却发现自己是文化上的孤魂野鬼。他的邻居敌视他，搞不懂他为何迷恋于各种农业实验。吕金功引水上山种植柳橙树，他的树丛却遭当地农夫破坏，他们抱怨他的树挡住了风水，违反了中国某种强调和谐、均衡的古老设计原理与环境哲学。更糟的是，此时吕金功的父母坚持帮他安排婚事，为他选了一位适合的婚配对象。家人不顾他的反对，只管筹办婚礼。

到了婚礼当天早上，吕金功逃离老家，返回美国，再也没回中国，恼火的亲戚们将他从族谱上除名──在美国社会，这就像爸妈因为某个儿子挥霍浪荡而把他的名字从传家《圣经》（译注：传家《圣经》是某些外国家庭代代相传的老旧《圣经》，上面写着这家庭世世代代的许多相关信息）中杠掉。50

就许多华人而言，初次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在美国而非中国的关键时刻，是他们与异族通婚时。“因为中国女性很少或根本没有，前几代美国华人只能与先前已获得认可的其他族群成员通婚，借此融入社会。”史学家露西．科亨（Lucy Cohen）在《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的华人》（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一书中写道。其实她自己就是华人与犹太人通婚的后代。她还指出，与白人、黑人通婚相较，白人与华人通婚在社会上的接受度更高，主要是因为华人的种族地位含混不清：美国社会还没有针对华人发展出一套种族分类的方案，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混血民族’”。51

异族通婚在东岸华人知识份子社群中是常见的现象。容闳自己就娶了白人，与玛莉．凯勒格（Mary L. Kellogg）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结婚。至于他带到美国去读书的中国学生中，也有好几位违反清廷规定，娶了白人女子后定居美国。（“泰西肄业”计划之所以遭到清廷终止，理由之一就是许多中国官员不认同这种异族婚姻。）十九世纪晚期，爱尔兰女子与华人男子之间的通婚也是纽约市常见的社会现象。

爱尔兰女性与其他欧洲移民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往往是只身前来美国，无依无靠，而且有时人数比爱尔兰男子还多，比例为二比一。52所以，她们自然而然会与那些女性成员较少的移民族群发展恋情。最早在一八五七年，《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就注意到纽约有许多华人雪茄小贩娶了卖苹果的爱尔兰女性。53到了一八五九年，《纽约时报》也指出，在纽约经营民宿的华人男性大都娶了爱尔兰或日耳曼女性。54

华人抢走了白人女性，白人的焦虑心理往往会转化为种族对立的情绪。这是人类社会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的现象，因为根据当时的惯例，部落冲突结束后，落败部落的女性往往会沦为胜利方男性的禁脔。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某些报纸往往将华人男子描写为性掠夺者，把穷苦的天真白人女孩当猎物。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暗含这种意味，描写某位“漂亮但却衣衫褴褛的年轻白人女孩”沦落到了华人开的鸦片烟馆。据说那烟馆老板向记者表示：“喔，纽约的景气不好啊，年轻女孩饿肚子。很多都来我这里。中国佬总是有东西吃，我们喜欢年轻的白人女孩啊！嘿嘿！”55

华人娶白人的现象往往不只是这样遭人污名化，各种冷嘲热讽更是常见。纽约演员兼剧团经理爱德华．哈瑞根（Edward Harrigan）制作的喜剧里往往会出现一些强化刻板印象的角色，像是“都柏林太太”（爱尔兰女洗衣工），还有名为“猪眼”（Hog-Eye）的男性华人洗衣工。56商店橱窗里也可以看到造型为华人男子与爱尔兰女子共舞的机械玩具。57一八五八年三月，幽默杂志《洋基概念》（Yankee Notions）的封面是一幅漫画，描述华人丈夫与爱尔兰妻子之间的对话：

张菲周起太太（不远处那位天朝子民的老婆）：好吧，张麦克你现在跑回家，带着派特──周和鲁尼──辛回去，等等帮你爹爹把那剩下的小狗派带过来。还有，你这小坏蛋，也帮妈妈带一些土豆过来好吗？

（转头对丈夫说）张甜心，你还好吗？

张甜心：叽哩哌啦，呜啦啦，嘻哩呼噜，吧啦吧啦。58

尽管备受嘲讽，但华人与爱尔兰人的婚姻似乎都没有问题。《纽约世界日报》（New York World）的记者对两位爱尔兰妇女说，她们该嫁给白人，为什么要嫁给华人呢？其中一位表示，她们的丈夫和任何人一样“白”，甚至比她们大多数邻居“更白”。59某些华人丈夫到夜校学英文，在美国社会力争上游。一八七四年二月，《纽约太阳报》（Sun）某位作者描述自己探访一家华人会馆的见闻，还有他与“一位刚刚满十八岁的年轻漂亮爱尔兰女孩”之间的谈话：

“今天我们晚餐吃得很好，有鸡肉和其他东西，那些男人和老婆现在都在抽烟，还喝酸酒。那些妻子都是爱尔兰女孩。我也已经结婚了。”

“喔，嫁给中国佬吗？”

“当然，”她用自豪的语气说。“两周前的今天才结婚的。”然后她呵呵大笑，接着表示，中国佬都是“好家伙”，他们工作认真，上夜校读书，也都很爱老婆。60

许多华人移民并没打算与外族女子谈恋爱。以宋查理（Charles Sun，音译）为例，他在一八七八年来到加州，后来迁居伊利诺伊州某个小镇去帮洗衣工表亲苏福（Fook Soo，音译）工作。某次苏福去送洗好的衣服时，认识了富有白人家庭的女儿，两人偷偷谈了两年恋爱。她怀孕后，苏福逃离小镇，回中国和中国女人结婚。查理对表亲抛弃的爱人深感同情（她家立刻与她断绝来往，然后又充满怨恨地收留她），先是用金钱接济她，接着又向她求婚。最后他们一起扶养了四个小孩。“要我不理会她实在太难了，”后来他向某位访问他的人表示，“她好可怜！尽管当时我没打算娶白人女孩……也没打算一辈子都在小镇生活，但事实上当时我已经爱上她了。”61

某些华人男子在老家已经结婚了，不过那是家人为防万一而在他们到金山以前就帮他们安排好的婚事。而且，其中某些人肯定也真的很爱老家的妻子，年复一年都遵守丈夫的本分，固定汇钱回家。不过，等缘分到了，有些华人移民还是会在美国认识其他女人，此时那些留在中国的糟糠之妻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渐渐模煳的记忆罢了，与美国的新欢却充满了浓情蜜意。

与外族女子谈恋爱，通常是促成华人快速融入社会的转捩点。本来讲话时习惯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了新欢之后，会改口说“以前在中国时……”。有些男人交了美国女友，甚至另外娶妻，还是会继续汇钱回中国老家，但也有人就不汇钱了。尽管这些人远在千里之外的金山，老家的亲人还是会靠一些时事通讯与公报掌握他们的消息。双方很快就开始心照不宣。只要他们持续汇钱回家，即使他们另结新欢也无所谓，但他们的老婆却不能变心。只要丈夫持续付钱扶养小孩，即使他们在美国已经娶了别人，家人还是会希望这些金山华工的糟糠之妻能够守活寡。不过，如果他们不再汇钱了，那情况就相反了：就算那些糟糠之妻选择改嫁，村人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华人在美国各地开枝散叶的过程中，许多人与白人妻子生下了混血小孩。不幸的是，迄今仍没有人针对这些后代的生活状况进行全面性的研究。不过话说回来，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相关统计数据本来就很少，更别提他们的后代了。在一八六○年的人口普查中，全美国各州只有加州把华人列为个别族群。62各州人口普查的类别通常只有白人、黑人与黑白混血等三种，而华人通常被归类为白人或黑人。

有时我们会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关于这些混血儿的报导。就像某位纽约的记者曾写道：“我们可以听到这些混血小孩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有时和母亲说爱尔兰语，有时和父亲说华语，真是太奇怪了。”63而且在这些混血儿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地他们会针对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做出选择。也许大多数混血儿都选择当白人，将当地社群的价值奉为圭臬，例如那对改姓邦克的知名暹罗华人连体孪生兄弟在南方娶妻生子后，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但其他人则是回归华人血统的文化传承，例如容闳的两个儿子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迁居中国，娶的也是中国老婆。64

在南方，华人男子娶了白人、黑人、印地安人或者克里奥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取得了某种相当具有弹性的族裔身分。在某些场合，他们的子孙可以选择当“白人”，其他时候则选择了自己的“有色人种”身分。对他们来说，族裔身分不是受到社会制约的结果，而是出于自己个人的选择。露西．科亨曾访谈过一位华人移民的孙子，他说自己因为具有多重血统，即使有些商店挂着“只准白人进入”的招牌，他还是可以进去。不过，他也认为自己可以算是“墨西哥人”或者“印地安人”，因此他“可以选择自己要当哪一种人”。65科亨也遇过某个华人移民的混血孙女，她说自己有些家人选择当白人，因此否认或遗忘了自己华人血统的传承，而其他家人则是谨记着关于华人祖先的记忆。这位混血孙女回想起某天她儿子被一位远亲称为“黑鬼”，但偏偏那远亲的肤色比她儿子还要黑。“我被惹火了，于是对他说：‘我爸和你爸是表亲呢，你这个只有一半是白人的贱──。我们的祖父母是华人和克里奥人。’”66

这些华人后代在长大后是不是会对自己的族裔身分感到五味杂陈？对于自己能够摆脱种族的窠臼，能够被好几个不同人种的族群接受，有些人是不是会感到很快乐？或者是他们毕生都会因为自己的混乱身分而感到痛苦不已？我们只能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来揣摩他们当年的感觉。伊荻丝．莫德．伊顿是最早把这种混乱情绪记录下来的混血亚裔美国人之一。她在一八六五年出生于英格兰，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华人，在加拿大长大，后来迁居美国，在美国以“水仙花”的笔名当作家。伊顿可说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先驱，作品不只刻划出充满敌意的美国白人社会让华人必须挣扎求生，也诉说自己因为具有一半华人血统而备感冲突的复杂情绪。一九○九年，伊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往事的文章，名为〈一位欧亚混血儿的心情札记〉（“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她写道：

大家都说，在所有人种里，我母亲所隶属的那个人种对于感情是最麻木不仁的。不过，回首前尘，我却清楚看出自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悲伤与哀恸各种不同的样态与细微差异，而且这几乎让我痛苦到无法忍受。妈妈会跟我们述说中国的许多故事。尽管她小时候就离开祖国，但却记得很清楚，而且她那关于自己怎样遭人从家里偷走的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一遍又一遍，她说起了自己与我父亲在上海认识的经过，还有结婚后的种种浪漫往事。我幻想着自己在一片大火中死去，在火焰中化为精灵，对着那些嘲讽我们的人大声说：“看清楚了！中国人是一个伟大高贵，有着光荣历史的民族！”一有机会我就会熘到图书馆，把每一本有关中国与中国人的书看完。我发现中国是这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也学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满十八岁时，让我最感困惑的不是自己的华裔身分，而是其他人居然不知道我身上的血统比他们更为优越。67

伊顿在回忆录中以懊恼的语气问道：“为什么我母亲的种族会被鄙视？”在未来的世世代代，许多其他的混血儿仍会持续提出这问题。“我仔细端详父亲与母亲的脸庞。难道她看起来不是跟他一样可亲而美好吗？为什么？为什么？”68

1　关于十九世纪美国人口普查中的华人人数统计数据，请参阅：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 e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 19, table II.

2　请参阅：1870 U.S. Census. Table II in 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根据这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八七○年时有六万两千八百三十个华人住在西部各州。这个时期很少华人住在东岸或中西部。根据官方数据， 一八七○年时只有一个华人住在伊利诺伊州，到了一八八○年该州华人人口数则是成长为二○九人。少数几个住在中西部的华人都是从东岸的都市迁移过去的，而不是原来住在西岸。请参阅：Douglas Knox, “The Chinese American Midwest: Migr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Ethnicity,” unpublished paper；也可参阅：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s Among Ghosts: Chicago, Peru and Hawai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p. 241.

3　请参阅：1870 U.S. Census. Table II in Thomas W. Chinn, H. Mark Lai, and Philip P. Choy；根据这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八七○年时有四万九二七七名华人住在加州。

4　请参阅：Lai Chun-chuen, Remarks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of San Francisco on Governor Bigler’s Message, translated by W. Speer,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转引自：Charles J. McClain, “California’s First Anti-Chinese Law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5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5), p. 102.

5　请参阅：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p. 145.

6　请参阅：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p. 447.

7　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 14.

8　请参阅：“The Coming Laborer,” Vicksburg Times, June 30, 1869；转引自：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88;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viii, 22.

9　请参阅：Eric Foner, pp. 419-20.

10　请参阅：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 31.

11　关于柯内里乌斯．库曼夏的相关信息，请参阅：Andrew Gyory, p. 31. Also, Gunther Barth, pp. 191- 95.

12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p. 53-54.

13　请参阅：Ibid.

14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 82.

15　请参阅：Ibid., p. 82.

16　请参阅：Ibid., p. 82.

17　请参阅：Lucy M. Cohen, “George W. Gift, Chinese Labor Agent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5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5), p. 174.

18　请参阅：Jackson Weekly Clarion, November 20, 1873；转引自：James W. Loewen, p. 31.

19　请参阅：Ibid.

20　关于这些精通中英文的口译人员的信息，请参阅：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A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3.

21　请参阅：Lucy M. Cohen, “George W. Gift, Chinese Labor Agent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 74.

22　请参阅：Ibid., p. 159.

23　请参阅：Powell Clayton, The Aftermath of the Civil War in Arkansas (New York: Neale, 1915), p. 214, as cited in James W. Loewen, p. 31.

24　关于北亚当斯市罢工的信息，请参阅：Andrew Gyory, pp. 39-41.

25　请参阅：Andrew Gyory, p. 60.

26　请参阅：The Nation, June 23, 1870, p. 397.

27　请参阅：Andrew Gyory, p. 41.

28　请参阅：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December 1870, p. 138；转引自：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98.

29　请参阅：William Shanks, “Chinese Skilled Labor,” Scrihner’s Monthly, Vol. 2, September 1871, pp. 495-96；转引自：Ronald Takaki, p. 98.

30　关于詹姆斯．赫维的信息，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99; Gunther Barth, pp. 203-6; 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10; Arthur Bonne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1800-1950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 pp. 26-27, 30-32.

31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 42.

32　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98.

33　请参阅：Renqiu Yu, p. 9.

34　请参阅：Arthur Bonner, p. 32.

35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p. 77, 81, 227, 233-35.

36　请参阅：Ibid., p. 225.

37　请参阅：Renqiu Yu, p. 8.

38　请参阅：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ed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6.

39　请参阅：Carl T. Smith, “Commissioner Lin’s Translators,” Chung Chi Bulletin, no. 42, June 1967.

40　关于容闳的相关信息，请参阅：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p. 177-78.

41　请参阅：Yung Wing, p. 2.

42　请参阅：Yung Wing, p. 35.

43　请参阅：Yung Wing, p. 50.

44　请参阅：Jack Chen, p. 16.

45　请参阅：Yung Wing, p. 60.

46　请参阅：Timothy Kao, “Yung Wing (1828-1912): The First Chinese Graduate from an American University.” Paper presented during “Chinese Pioneer Scholar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S.: A Little-Known Aspect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conference, Yale University, September 21, 1998, p. 2.

47　请参阅：Ibid., p. 4.

48　请参阅：Ibid., p. 3.

49　关于唐国安、唐绍仪与詹天佑的相关信息，请参阅：Ibid., p. 6.

50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ersonal Histories 1828-198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88), pp. 33-39; Ruthanne Lum McCunn, “Lue Gim Gong: A Life Reclaimed,”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89, pp. 117-35.

51　请参阅：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 176.

52　请参阅：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p. 142.

53　请参阅：Harper’s Weekly, October 3, 1857；转引自：Gunther Barth, p. 210.

54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June 20, 1859.

55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873；转引自：Ronald Takaki, p. 101.

56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 pp. 127, 219-20；原文的出处：Edward Harrigan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sect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57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 128.

58　请参阅：Yankee Notions, March 1858；转引自：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 124-27. 译注：原文为“Sky we po kee bang too, mucho puck ti, rum foo, toodie shee sicke.”这一段话应该是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用来嘲讽华人的英文很烂。

59　请参阅：New York World, January 30, 1877；转引自：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 229.

60　请参阅：New York Sun, February 16, 1874. 到了一八八二年，《纽约太阳报》则是刊登了一篇报导，表示华人“是莫特街与公园街（Mott and Park Street）那些时髦俱乐部的成员……在切森广场（Chatham Square）搭马车，带着大量烈酒与香烟……身边有他们的爱尔兰妻子作伴，她们很多都是年轻女孩，丰满而有魅力。”译注：切森广场位于曼哈顿中国城。

6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Paul Siu in Douglas Knox’s unpublished paper, “The Chinese American Midwest: Migr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Ethnicity”。

62　请参阅：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 2.

63　请参阅：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p. 228.

64　关于容闳之子（Morrison Yung与Bartlet Yung）的信息，请参阅本书作者与容闳之孙（Frank Yung）的通信内容。

65　请参阅：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 170.

66　请参阅：Ibid., p. 171.

67　请参阅：Edith Maud Eaton (pseudonym Sui Sin Far), “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Independent, January 21, 1909.

68　请参阅：Ibid.

第八章

仇恨在各地掀起波澜

任何多元族群社会都有潜藏的族群冲突持续酝酿着，但通常要等到经济危机爆发了，大家才会将礼貌的面具摘掉，让酝酿已久的仇恨就此衍生出各种暴力事件。当生计发生问题时，谁都会狗急跳墙，因为家人的三餐眼看就要无以为继了，爸妈也担心孩子们没有未来可言，所以自然而然会怨天尤人，觉得命运太过残酷。这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刻，很容易把问题归咎于那些“非我族类”的人。也许人类从远古时代就是这样，每当受到威胁时，总觉得与族人聚在一起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无论确切的理由为何，历史的一般规律似乎是：当人们愈是觉得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就愈会和身边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某个异族族群发动攻击。

在一八七○年代美国各地陷入了经济萧条的惨况，华人成为代罪羔羊，而且在华人群聚的情况最明显的地方尤其如此。先前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某些华人迁居白人聚居的地区，或是与白人签约做生意，也许就此被一种生活安稳的假象给骗了。等到经济变差了，华人才发现他们的白人邻居与竞争者有多讨厌，甚至痛恨他们。

187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期间，白人劳工开始把高失业率归咎于华工与他们抢饭碗。随着反华情绪高涨，美国媒体也开始把华人移民描绘为鸦片烟鬼与吃老鼠的人，为了省钱而挤在上下通铺上。1878年，《淘气精灵》（Puck）杂志刊登了这则充满种族歧视意味的漫画，并加上了一行文字说明：“雇主们请瞧一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靠40分钱日薪过生活，而我们不行。”（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这种种族仇恨最强烈的地方莫过于加州，因为各种促成种族冲突的要素都在该州出现了。金矿挖完后，所有与挖矿、探勘有关的产业也随之崩盘。铁路工也随着铁路完工而失业。成千上万的失业矿工与铁路工在加州地区四处游荡，寻找工作机会，其中有白人也有华人。南北战争期间，许多人上了战场，全国劳动力都处于吃紧的状态，看来加州的经济体系本来是足以消化这些人力的，但偏偏南北战争在此时告终。北军与南军的士兵全都在此时解甲归乡，急着找工作，有些人前往西部的加州，只因那里是“黄金之州”。

南北战争前，因为穿越美国大陆的旅费太昂贵，交通不便，只有充满决心的人才能抵达西岸。不过，横贯大陆铁路完工后，求职者很容易就能前往西岸，所以不管是东岸或南方的南北战争老兵，或刚刚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全都络绎不绝地搭火车到加州去。即使像旧金山与洛杉矶这种快速成长的都市，也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够消化这些人力。

更糟的是，横贯大陆铁路并未带来许多加州人原本所期待的经济荣景。尽管铁路的确可以帮忙将西岸制造的货物与一部分农作物运往东边的市场，但也让某些来自东边的低价产品进入加州，伤害了当地产业。东岸的工厂都是历史较为悠久，商誉卓著，旧金山的新工厂无法与之匹敌。许多人逃离东部的血汗工厂与工业城镇，想到西岸去寻觅新的机会与人生，结果却发现当地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市场非常竞争。1许多求职者都是华人：以旧金山为例，到了一八七○年年底，平均每份工作都有一名华人与两名白人抢着要做。2

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不景气时许多加州生意人都急着想削减成本，所以都雇用华工，因为他们通常愿意拉长工时，而且工资不到白人的一半。与东岸的状况一样，某些生意人也利用华工来牵制白人的罢工行动，这更进一步促使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升高。某位前往加州的旅人在一八七○年出版的书里写道：“旧金山工厂的劳工一律都是爱尔兰人，他们的日薪是三美元，以金子支付。他们罢工，要求加薪为四美元，结果很快这三百个劳工全都换成华工，他们的日薪只要一美元。”3

大量华工都不是工会会员，他们愿意接受较差的条件，只要有工作就好，而这看在那些为了加薪而罢工的困苦爱尔兰劳工眼里，肯定是怒火中烧。当然，大多数的华工可能都不了解“非工会会员”（scab）是什么概念；此外，由于工会不收华工会员，他们自然也不用效忠或支持工会。尽管如此，这两个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还是愈来愈紧张。一八七○年九月，《大陆月刊》（Overland Monthly）刊登了知名报人、作家兼诗人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的一首打油诗，内容描写爱尔兰与华人族群之间日渐高涨的敌意。那首诗原名为〈老实人詹姆斯讲的坦白话〉（“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但最后世人几乎都只记得它的另一个诗名：〈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这首诗描写两个虚构角色之间的扑克牌牌局，华人名叫阿辛（Ah Sin），还有爱尔兰人威廉．奈伊（William Nye）。尽管奈伊公然在袖子里藏牌，但还是不断输给阿辛。最后失去耐性的奈伊咆哮道：“廉价华人劳工毁了我们！”然后他攻击阿辛，一脚踹过去，把阿辛藏在袖子里的牌踹了出来。

哈特比较想要嘲讽的，到底是华人，或者爱尔兰人？如果他的诗把华人刻划为厉害的老千，那么爱尔兰人就是技逊一筹，即使他不断作弊，但还是赌输，而被迫诉诸于暴力。无论哈特的原意为何，〈异教徒中国佬〉在美国社会引起广大的回响，成为整个一八七○年代该国最流行的一首诗。有人把这首诗配上乐曲，而且美国几乎每一份报纸都重刊过，而且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搭配插画，摆在书报摊上贩卖。4《纽约环球日报》（New York Globe）刊登过两次，而且一八七一年一月某家商店在店头橱窗里展示了插画版的〈异教徒中国佬〉，引来数百人驻足围观，该报报导：“据本报对纽约的了解，这种事在百老汇可说是前所未见。”5哈特与马克．吐温甚至还合作将〈异教徒中国佬〉改编成剧本，以《阿辛》（Ah Sin）为名推出舞台剧。

“灭鼠灵”（Rough on Rats）──一则推销虫害控制产品的广告。这广告引用当时流行的反华标语“一定要把华人赶走！”（They Must Go），而且暗示华人不只吃老鼠，他们自己也是像老鼠一样的有害动物，必须消灭殆尽。（图片来源：Daniel K. E. Ching collectio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Fransisco）

尽管这首诗令人发噱，但笑声背后却暗藏着对华人强烈的恐惧，在加州尤其如此。有关华人的一切，从面相、语言、食物到发辫，在许多白人看来无不感到奇怪，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将华人予以妖魔化。眼见华人的竞争导致生计受到威胁，许多白人开始感受到华人仿佛是某个庞大阴谋的共犯，想用较低工资抢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抱怨有一部分是以事实为根据，华人的工资的确较低，也很少花钱，只和自己人做交易，在华人开的杂货店购物，连食物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他们也深信，华人把部分收入汇回中国，导致美国的资金外流，经济体系大失血，但完全忽略了华人在美国的贡献事实上大于他们所受到的回报。加州各地的反华团体很快就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旧金山市政府甚至因为这些团体的施压而通过了一连串不利于华人的市政法规，希望借此将华人赶走。

其中之一是在一八七○年通过的《立方空气法》（Cubic Air law），该法规定所有的民宿必须为每位成年房客提供至少五百立方英尺的开阔空间。6表面上看来这法规并不具针对性，但市政府却在华人群聚的地区严格执法，对于白人贫民区却总是轻易放过。市府官员屡屡在半夜逮捕华人，把他们从床上拖走，“像牲畜似的”丢入牢里。7讽刺的是，市政府在囚禁华人时却触犯了自己通过的〈立方空气法〉：如同某份报纸所报导的，每个华人在牢里只有二十立方尺的空间可以使用。许多华人采取消极抵抗的策略，拒付罚款，因此等于是到牢里去静坐抗议。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对此也祭出报复手段，以恶名昭彰的所谓《剪辫法》（queue ordinance）来反制：男性囚犯若拒付罚款，头发都会被剃掉，只留一英寸长的平头。这严重打击了华人的士气，因为剃掉发辫者会遭清廷以叛国罪处置，而且没有了发辫就等于是失去社会地位。8

另一个排华法规是一八七○年的《人行道法》（sidewalk ordinance），该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城里用扁担挑篮子行走就是违法。9这规定当然是冲着华人而来的，因为在城里到处都能看见华人洗衣工以肩挑扁担的方式送干净衣服给客户。市政府还规定，所有的洗衣店都必须用马车送衣服，而且使用一辆马车者每季都必须缴交两美元规费，两辆马车则为一季四美元，如果不用马车则是十五美元──几乎所有的华人洗衣工都是徒步送衣服，并未使用马车。10这些法规的动机很明显，即使无法瓦解华人洗衣业，也能予以重击。

这时期的华人移民特别脆弱无助，因为他们没有投票权。尽管《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确保了“美国公民都应拥有投票权，联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都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是否曾为奴隶等理由而否定或限制其权利”，但在修正案于一八七○年通过时，美国国会却宣称亚洲人是“没有资格取得公民权的外国人”，刻意否决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也借此夺走其选举权──因为他们必须先归化为公民才能投票。11华人移民的儿子因为在美国出生，年纪到了就能够投票，因为出生地在美国这一事实让他们自动拥有投票权，不过他们大都太年轻，还不能投票，而且即使能投票，人数也太少，无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成年的华人居民就因为这样而无法参与民主政治，尽管他们都有缴税，但却不能透过投票来决定谁能代表他们制定法规。既然华人无法透过选票来表达他们的感谢或不满，所以白人政客也就几乎没有理由关照华人的需要与利益。而且，白人劳工所组成的排华团体无论在数量或影响力上都与日俱增，任何加州政治人物若想当选，即使心里不认同，表面上也要呼应他们的反华情绪。不可避免的是，在政治领袖的公开煽动之下，这种情绪将会演变成公然对华人施暴的事件，而且加州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该州华人不仅无法投票，甚至也不能出庭指证白人。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一次华人帮派冲突过后，许多洛杉矶华人惨遭暴民蹂躏杀害，这就是所谓的“华人大屠杀事件”（Chinese Massacre）。据说事件的起因是两个华人堂会为了争夺一个华人美女而发生枪战。白人警察听见中国城的黑鬼巷（Nigger Alley）地区传来枪声，于是到现场进行调查。那警察遭人枪击负伤，血流不止，大声求救。尽管目击者高呼“有清狗开枪啊！”12但某个白人不顾警告，冲过去帮忙，很快就在帮派枪战中中弹身亡。此时有一群为数好几百人的暴民群聚，打算要整个华人社群血债血偿。“有美国人流血身亡了，”后来其中一位参与者在信件中回忆道，“而且华人居然敢开枪杀害白人，这无法无天的行径令人震惊不已。所以我们才会都聚集在中国城，愤怒咆哮，而且就像有人注意到的，在兴奋之余大家都感到非常愉悦。”13

在“吊死他们！吊死他们！”的呼喊声中，暴徒把无辜的华人居民从家里拖出来，开枪打死或在街头动用私刑。14他们把华人家中的金子洗劫一空，随意将民宅砸出破洞，在室内开枪。惨遭杀害的华人也许多达二十几人。某位备受尊敬的华人医生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求饶，结果还是遭公然套上绞索吊死，钱都被偷走，一个暴民拿不下他的戒子，索性割断他的手指。15暴民还抓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悲惨下场被记者多尔尼（P. S. Dorney）记录了下来：“那小家伙还不满十二岁。他才刚来美国一个月，压根就不会说英语。恐惧似乎令他无法动弹，脸色铁青惨白，目瞪口呆，像个白痴一样。结果他被吊死了。”16

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屠杀反映了群众公开仇恨华人的心理，而且在过度投机促使经济衰败之后，仇恨又更为强化了。东岸某家大银行倒闭后，发生了一八七三年大恐慌（Panic of 1873），继而导致美国发生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工业大萧条。东岸与中西部有大量工厂关门大吉，迫使更多美国人前往西岸找工作。

城里工作难找，有些白人避居乡间，希望可以当小农过活，但还是遇到华人的竞争，而在当时社会动乱与财经崩盘的背景下，这竞争被更多白人扭曲理解为用来对付白人劳工阶级的大阴谋，华人则是共犯。美国政府兴建横贯大陆铁路时，将大约一千万英亩的土地转让给铁路公司，并且规定未来要把这些土地卖给美国人民。17不过，等到该出售土地时，那一块块土地的售价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一般美国农家根本买不起。火车大亨们把土地拿来投机牟利，卖给有钱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大量雇用华工，将土地开垦成耕地。

战后，美国的工业产能与资源逐渐被垅断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trust）〕掌控在手里，经营这些企业的金融家深知，消灭竞争对手就能提高利润。美国白人斗不过铁路大亨、土地投资客与其他工业钜子，他们被逼入绝境，被华人给害惨了。旧金山的白人劳工开始举行反华示威游行。参与者举牌抗议，上面写着“我们不要贵族也不要奴隶”、“大批起用苦力，只会让我们饿死或丢脸”，还有“谁把我们变成蒙古奴隶一样惨，谁就要注意了：我们都有投票权”。18雇用华工的旧金山生意人很快就面临商品被抵制、工厂被纵火与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问题。

在如此情绪化的冲突中，许多人早就失去理智。某些白人试着把各种社会问题归咎于华人，声称华人让美国的监狱、救济院与医院人满为患。但从统计数据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华人往往必须面对歧视性的税法规定，因此他们缴的税远远高于该负担的税额，但却常常遭到医院拒诊，也享受不到旧金山市的其他公共设施与资源。根据旧金山的欧提斯．吉布森牧师表示，一八七五年时该市市立与郡立医院的所有病患里，华人只占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19但病患却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是爱尔兰移民。20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表示：光是一年内，迁居美国的欧洲移民人数是先前二十五年之间华人移民人数的两倍之多。美国各家公立医院、救济院、监狱与其他矫正机构每年收容的欧洲移民人数，平均也多于华人移民。21他说，这些反华人士根本是“搞错了抗议对象”。22

但那些仇视华人的白人还是罔顾事实，持续提出一些颠倒黑白的主张。有些白人医生宣称，华人把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带来美国，而这等于是在帮反华运动背书。早在一八六二年，亚瑟．斯道特医生（Dr. Arthur Stout）就出版了一本《华人移民与我国民族衰败的心理因素》（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the Nation）的小手册，主张华人严重威胁美国人的健康。23到了一八七五年，连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都出面支持某研究结果，表示梅毒在美国的散播与华人妓女有关──但事实上这种研究结果根本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24不过，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美国医学会的理事长还是提出严重指控：“就连八岁、十岁大的男孩也被那些低三下四的可悲女人传染了梅毒。”25而且某家医学期刊甚至刊登了一篇编辑室报告（editorial），题名为〈华人女性正用病毒污染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血液〉（“How the Chinese Women Are Infusing a Poison in the Anglo-Saxon Blood”）。26这些因为种族仇恨而迷惑愤怒的医生找不到任何数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而往往诉诸不具科学性的华人神话形象，借此加深群众的恐惧。如同某位史家所说的，当时许多专家都认为华人的疾病是“数千年野兽般劣根性引发的结果，任何现代医疗手法都无法治愈”。27

面对白人铺天盖地而来的仇恨言行，一部分华人开始后悔移民到美国，但也知道自己回老家后也没办法谋生。他们觉得华人社群还是有遭人血腥屠杀的可能性，于是开始囤积武器，好像准备要开战似的。许多旧金山的当铺老板都表示曾经卖了大量的布伊刀（译注：即“蓝波刀”，一种刀背带有锯齿的利刃）与左轮手枪给华人顾客。28一八七六年，该市某间枪铺曾在一天内卖了六十把手枪给华人。29华商急着想让族群冲突的氛围暂时冷却下来，于是开始对祖国的同胞提出警告，要他们千万别到美国来。一八七六年四月一日，华人的“六大公司”发布了一则通告：

华人本来想到这里待个两三年，赚点钱后就回家。谁想过会碰到重重困难？房租与生活费都如此昂贵？一天没工作就没得吃。正因为如此，尽管工资很低，华人还是被迫每天工作，过着穷困的生活，也没办法返回祖国。……有人说，六大公司买了许多中国佬，进口到美国来。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传言？我们六大公司每年都写信回国，劝同胞们别来这国家，但没有人理会我们的劝阻，还是一直过来。30

许多华人根本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苦撑，等待情况改善。不过，情况反而变糟了──真的很糟。一八七七年，股市因为两件大家没意料到的事件而应声倒地。首先是一场重创美国西部果园、小麦田与牧牛场的干旱，31其次则是内华达州卡姆斯托克矿脉的产量锐减，银矿开采量只剩先前的三分之一。32旧金山人在过去的淘金热潮中就曾充分展现过鲁莽的大无畏精神，后来又成为非常激进的股市投资客。如今金融市场崩盘了，许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赔了进去，而且从高高在上的火车大亨到专业人士、店铺主人、办事员与仆人，各阶层的投资客可说无一幸免。一八七六年冬天，该市本来已有大约一万失业人口，如今在街头游荡的人更多了，大家都抢着竞争所剩无几的工作机会。33而且和往常经济萧条时一样，又有许多人流浪来到旧金山，他们大都是破产的矿工、农工与来自欧洲的移民，大家都急需一点收入，但情况的演变却令他们感到愤怒又困惑。

在这社会福斯普遍感到绝望的背景下，爱尔兰移民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在政治圈崭露头角。年轻的科尔尼本来是个水手，他大量购入矿业公司的股票，在股市崩盘时变得一无所有。破产后他痛苦不已，开始在旧金山市政厅附近一块当地人称为“沙地”（the sandlots）的空地上滔滔不绝地演讲，毫不在乎听众有多少人。一开始他的听众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和游民，但等到一些郁闷的工人开始于晚间聚集在“沙地”上，听众已经扩大到几千人之多。在营火与火炬的照亮下，“沙地”上许多演讲者开始解释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害大家的生活变得如此辛苦，并挑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始作俑者是那些铁路公司与垅断生意的大企业，华人是阴谋共犯。

三十一岁的科尔尼很快就深受群众喜爱，他呼吁大家鼓起勇气，以暴力手段亲自解决问题。他宣称：“为了免于在这个国家饿死，我甚至会割人喉咙，夺走他身上的一切。”34他呼吁工人“把那些暴君的面具都扯下来，还有那些好色的债券大王、像贼一样的政客、仿佛抢匪的铁路大亨，然后发现他们都是被恶魔附身的猪猡，全都该被丢进海里。”35他总是一边发表挑衅的言论，一边脱外套，好像准备好干架似的。他还提倡推翻政府，答应要带队冲进市政厅，把警察干掉，吊死检察官，将所有法典烧毁，为工人撰写新的法规。他还提议对铁路大亨们动用私刑，并且把炸药绑在气球上，空飘到中国城，炸死所有的中国佬。他显然非常懂得运用大家的反华心理，每次演讲结束前都会高声呼喊：“一定要把华人赶走！”36

许多社会评论家发现这个现象实在太讽刺了：反华运动中最活跃的代言人怎么刚好都是爱尔兰人？明明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自己不是也曾在一八四○、五○年代亲眼见识过反爱尔兰移民的“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 movement）热潮？在征人的告示后面往往会加上一个附注：NINA，也就是“爱尔兰人勿应征”的简称。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曾在《美国游记》（The Amateur Emigrant）里写道：“没多久之前，人人喊打的是爱尔兰人。现在又换成华人要被赶走了。”37无论如何，科尔尼靠着他的反华伎俩在一夜之间变成名人。对数以千计的受挫加州劳工（其中有许多是爱尔兰人）来说，他的火爆措辞与街头演出颇能泄恨，他们并且在一八七七年成立了加州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丹尼斯．科尔尼获选为主席。

随着经济萧条的情势加剧，旧金山爆发了多次反华暴动。煽动大师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带领着加州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在一个叫做“沙地”的地方示威抗议。（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

某些倒楣的华人移民刚好在反华热潮的高峰期来到旧金山。一位见证者曾在一八七七年生动地刻划当时新的华人移民下船后踏上码头的情况。他说，在前往中国城的路上，骚扰他们的白人如影随形，简直像是“在野地里一边走路，一边被一群野人拳打脚踢”38：“中国佬走在街上，他们跟在后面，咆哮尖叫，想要吓唬他。他们抓住他的辫子，把他拖下马车，对他投掷砖块和各种东西，而这些可怜的异教徒中国佬通常都是在签了劳动契约后来到这基督教国度，当他们抵达中国城时身上已到处是伤口与瘀血，甚至沾满了鲜血。”39华人安德鲁．甘（Andrew Kan，音译）回忆起那黑暗时代，他说：“初来乍到时，华人受到的待遇连狗都不如。喔，那真是可怕，太可怕了……我们被流氓、暴徒和小男孩扯辫子，挨他们巴掌，还被人丢掷坏掉的蔬菜与臭蛋。”40

华人深知自己随时会被杀掉，而且凶手很可能不会遭到处罚，因此人人自危。回想起一八七○年代的旧金山，许芹牧师（Huie Kin）表示：“我们都像惊弓之鸟，天黑后只能躲在室内，唯恐出门时会遭人在背后放冷枪。走在路上连小孩都会对我们吐口水，骂我们是鼠辈。”41光是走在路上也可能会遭人平白无故的攻击。卢姓华人移民（J. S. Look，音译）的回忆和许牧师很像：“我记得我们走在路上时会被美国小男孩拿石头砸。”到了夜里，“所有华人开的商店都必须用厚重的木门挡住玻璃橱窗，不然会被小男孩丢石头砸破。”42

加州各地小镇与城市一样危险：因为偏僻封闭，甚至更为危险。因为华人愿意拿较低的工资，工作机会受损的加州中部劳工便开始纵火烧毁华人的住宅，如果有地主不愿解雇华人农工，谷仓与农田就会被烧毁。一八七七年三月十三日，一群武装白人闯进加州奇可市（Chico）某间小屋，五名华人农工遭击毙，尸体被人浇油焚毁。其中一位凶手后来坦承，教唆犯案的就是加州工人党。43

一八七七年七月，冲突情势升温，大屠杀事件再度爆发，而且余波荡漾，这也许是旧金山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暴乱。当时在东岸铁路工人罢工的带动之下，全国各地劳工群起作乱，旧金山也有一万人集会，对罢工表达支持之意。44某个反华团体上台后，把群众的怒火点燃，现场情势就此完全失控。他们一边高呼“走！到中国城去！”一边在城里作乱，砸毁华人的洗衣店、纵火烧掉华人的房舍，甚至开枪攻击街上的华人。到隔天早上，政府已经召集了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还有数百名市民主动组成民兵队伍予以支持，但还是无法弭平暴乱。暴民企图焚毁码头与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的船只──因为数以千计的华人移民就是由这公司派船载来的。想要灭火的消防员甚至也遭到攻击。暴民四处纵火，到了暴动第三天，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之下，四千名自愿帮忙的市民才将城里各地的大火扑灭，最后总计有四死十四伤。45

加州的反华气焰最为张狂，整个东岸地区延烧着反华怒火。一八七七年纽约市雪茄工人大罢工，资方利用族群之间的对立情势来牵制工人。据工会报刊《纽约劳工标准周报》（New York Labor Standard）指出，“就连中国佬也透过这次罢工展现出男子气概，并借此维护了美国工会成员的尊严。”46尽管华工也加入罢工的行列，但资方却企图分化工会而散播谣言，表示他们将会从外地引进并不隶属于工会的华工。为此，有雇主雇了某位华人在他的工厂厂区走进走出，目的只是为了让工会纠察队相信资方已经从旧金山引进华工来破坏罢工行动。47还有制造商雇用一群白人穿上华人服饰，戴上假辫子，伪装成华工。48最后这些伎俩奏效了，罢工工人起了内哄。白人劳工开始把非工会劳工和华人画上等号：如果有白人劳工家庭屈服了，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卷雪茄，就会被其他工人谩骂：“中国佬！”49罢工工人还把一个象征非工会劳工的人偶吊起来，上面写着警语：“我们会这样伺候中国佬！”50

过没多久就会有一连串法令通过，导致华工几乎找不到工作。修正后的《加州宪法》于一八七九年通过后，该州也通过新法，规定华工只能当自营商或者为个人拥有的公司工作，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不能雇用他们：“任何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管、董事、经理人、成员、股东、办事员、仲介、仆人、律师、员工、受托人或者承包商……都不能以各种方式或职务……雇用任何华人或蒙古人，违者即犯下行为不检之罪。”51这种敌视华人的情势导致一波华人出走潮在一八八○年发生。某些付得起船票路费的人返回中国老家，其他人则迁居美国各地，搭火车翻越洛矶山，到东边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宾州、纽约州与纽泽西州等地方的城市落脚。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种出走潮将会持续不断。52

不过，出走潮发生后西岸的政客仍不肯善罢甘休，因为他们想赶走所有的华人。有些政客决心促使联邦政府立法禁止华人进入美国。在加州政客的施压之下，格兰特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修改了一八六八年与清廷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可说是反华运动的一大胜利，因为该条约的条文确保华人可以移居美国。格兰特总统卸任后，高调进行世界之旅，他在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来到天津与清廷官员会面，商讨是否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禁止华人移民美国。53当时清廷深恐俄国会发动军事攻击，与日本又有可能开战，只能默默接受美国提出的新约要求。在隔年签订新约后，虽然还是没有权力完全禁止华人移居该国，但美国可以针对移民行为进行各种限制、规定，甚至予以暂停。美国就此克服阻碍，准备好要通过一部名叫《排华法案》的新法，在未来几十年这法案也将一直让美国华人社群感到困扰烦忧。

1　关于一八七○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信息，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p. 46-47.

2　请参阅：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p. 29;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105.

3　请参阅：John Todd, The Sunset Land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70), p. 283.

4　请参阅：Ronald Takaki, pp. 104-5; Arthur Bonne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1800-1950, pp. 33-34.

5　请参阅：Arthur Bonner, pp. 33-34.

6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p. 361-62; Origins ＆ Destinations, pp. 57-58;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order no. 939，转引自：Cheng-Tsu Wu, ed., “Chink!,” pp. 65-66 (see also pp. 13-14).

7　请参阅：Otis Gibson, pp. 361-62.

8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33; Cheng-Tsu Wu, ed., “Chink!,” p. 14.

9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p. 33.

10　请参阅：Ibid.; Otis Gibson, p. 282.

11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43.

12　请参阅：Stephen Longstreet, All Star Cast: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Los Angele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7), p. 80.

13　请参阅：Stephen Longstreet, p. 80.

14　请参阅：Ibid.

15　请参阅：C. P. Dorland, statement delivered at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January 7, 1894；转引自：Cheng-Tsu Wu, ed., “Chink!,” p. 151.

16　请参阅：David Colbert, ed., Eyewitness to the American West: From the Aztec Empire to the Digital Frontier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Saw It Happen (New York: Viking, 1998), p. 172.

17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 31. 转让给铁路公司的土地到底有多少英亩，取决于各种不同计算方式，总数介于九百万到一千一百万英亩之间。

18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38.

19　请参阅：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364.

20　请参阅：Ibid., p. 364.

21　请参阅：Ibid., p. 22.

22　请参阅：Ibid., p. 23.

23　请参阅：John Hoyt Williams, A Great and Shining Road, p. 95；也可参阅：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161。亚瑟．斯道特医生出版的小手册《华人移民与我国民族衰败的心理因素》 主张梅毒与“精神错乱的心理状态”（mental alienation）是华人的特色。

24　请参阅：Stuart Creighton Miller, p. 163.

25　请参阅：Ibid.

26　请参阅：Ibid., pp. 164, 237；原文出处为：Mary Santelle, “The Foul Contagious Disease. A Phase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How the Chinese Women Are Infusing a Poison into the Anglo-Saxon Blood,” Medico-Literary Journal, I (November 1878), pp. 4-5.

27　请参阅：Stuart Creighton Miller, p. 163.

28　请参阅：Otis Gibson, p. 306.

29　请参阅：Otis Gibson, p. 306.

30　请参阅：Otis Gibson, p. 300.

31　请参阅：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p. 40.

32　请参阅：Ibid., p. 40.

33　请参阅：Ibid., p. 40.

34　请参阅：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p. 115.

35　请参阅：Ibid., p. 113.

36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43.

37　请参阅：Robert Louis Stevenson, The Amateur Emigrant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95), p. 131；转引自：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 93.

38　请参阅：Otis Gibson, p. 50.

39　请参阅：Ibid., p. 51.

40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Andrew Kan,” Seattle, Washington, August 22, 1924, by C. H. Burnett, p. 2. Major Document 178, Box 2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41　请参阅：Huie Kin, Reminiscences (Peiping, 1932), p. 27；转引自：Ronald Takaki, p. 115.

42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Mr. J. S. Look,” August 13, 1924. Major Document 182, Box 2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43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22; Andrew Gyory, p. 94.

44　请参阅：Lynn Pan, p. 95.

45　请参阅：Andrew Gyory, p. 96.

46　请参阅：Ibid., p. 98.

47　请参阅：Andrew Gyory, p. 99.

48　请参阅：Ibid.

49　请参阅：Ibid.

50　请参阅：Ibid.

51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53；也可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Anti-Chinese Prejudice in America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 14, 69；原文出处为：Criminal Laws and Practice of California (A. L. Bancroft and Company, 1881)。加州宪法同时也明文禁止华人投票：“凡原籍中国、痴呆与疯狂者，还有违犯重罪与挪用公款者，都不得在本州行使选举人之特权。”

52　请参阅：Andrew Gyory, p. 177；报纸上之相关报导，请参阅：New York Times, March 6, 1880；St. Louis Globe Democrat, March 5, 1880.

53　请参阅：Andrew Gyory, pp. 186-87.

第九章

排华法案

一八八一年二月，美国国会内部有一场激烈争论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向来以反华态度著称的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提出一部法案，要让华人在未来二十年内都不能移民美国。在立法意旨上，他的论述充满各种对于华人的嘲讽与厌恶，如今读起来反而像是在赞扬中国人勤奋的工作精神，承认他们对美国西部的建设有伟大贡献，只是语气不太甘愿。米勒把华人移民比喻为“外星人”，说他们“神经迟钝.……宛如机器，几乎不受冷热影响，一身铜筋铁骨，都是像自动发动机一样的血肉之躯，而且很有耐性、麻木不仁，没有情绪……总是仿佛兽群似的聚在一起。”

在米勒看来，美国是白人国家，而且只容得下白人。他梦想着美国成为一个“到处都听得到金黄发色孩童的甜美声音”的国度。米勒吁请其他国会议员保卫“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使其免受坏疽似的东方文明的污染或混杂，”而且他认为族群本来就该根据血统来区分高下，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能区分高下呢？为什么要让那堕落的劣等族群成员……在我国日渐壮大，且散居四处，任由他们生出愈来愈多劣等子孙？”

许多国会议员打从心底赞同米勒的提案，但麻州参议员乔治．佛瑞斯比．霍尔（George Frisbie Hoar）却没有因为当下的热烈氛围而迷失自己，独排众议，试着提醒其他议员：这法案其实还涉及一些更重要的问题。霍尔是个想法先进的政治领袖，他曾反对奴隶制，并支持劳工的基本人权。他深信，如果不看个人表现好坏，光凭族裔身分来排挤别人，那美国开国先贤当年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所揭橥的种种崇高理想不就沦为笑话了？霍尔痛批种族主义是“人类最终必须克服的一种妄想症”，“种族主义的影响力曾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无法抹灭的丑陋污渍”，他还炮轰那些诉诸种族偏见的美国政客都是一些伪君子，“我们自夸民主有多伟大，一再强调我们自己有多优越与强大，”他说，“对于这世上的各个民族，我们的国旗闪烁着希望的星星。十万个华人前往加州后，改变了一切。……但不证自明的真理却变成了不证自明的谎言。”

无论在国会或全美国，没有多少人认同霍尔。他的言论在媒体圈与政界都招来严厉批判。《纽约时报》宣称：“以这种愚蠢的心态思考根本就是在打混。”《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将霍尔封为“半吊子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西部各州的议员则指出，许多签署〈独立宣言〉的开国先贤其实都是奴隶主，某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却坚称白人“智力较高也较活泼，因此有权力看不起这世上的其他人种”。

尽管全国普遍支持，但这法案却遭到切斯特．亚瑟总统（Chester Arthur）的否决。他宣称禁令长达二十年实在是太久了，但显然他害怕清廷会对这法案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关闭中国的各通商口岸。亚瑟总统在某次演说中盛赞华人移工帮助兴建横贯大陆铁路与发展美国工、农业，贡献卓著，这显然是为了强化美中外交关系，而且他还主张米勒的法案可能会损及美国的经济利益。“从过去的经验看来，与东方的贸易活动不但关乎国家财富，也能确保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他说，“无庸赘言的是，若我们采用这政策，那肯定会直接得罪东方各国，也会促使他们和其他更为友善的国家进行贸易与商业活动。”1

社会福斯很快就开始对亚瑟总统采取报复手段。西部各州到处都有人把亚瑟的人偶吊死，也常有愤怒的暴民焚烧他的肖像。与米勒同属共和党的加州众议员何瑞斯．佩吉（Horace Page）立刻提出一个折衷法案，把禁令的时间从二十年缩减为十年。此外，佩吉的法案也规定禁止华工输入美国，惟独具有商人、教师、学生（还有以上三者的家仆）这三种身分的华人可以入境。

参众两院通过了佩吉的法案。这次亚瑟总统一定已意识到上次否决法案的后果，所以未再度反对。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他签署了《排华法案》。如同某位学者所说，“美国史上最恶名昭彰、最悲剧性的法案”就此生效，“随后多年内的移民问题争论就此定调，想要前往美国寻求庇护与自由的外国人也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2

种种新的法律限制没能安抚民众的怒火，火势反而一发不可收十。反华势力在成功地阻挡绝大多数的华人移民之后，开始推动要赶走所有的在美华人。这就是目前被称为“驱逐运动”（the Driving Out）的恐怖时代，当时美国西部有好几个华人社群遭到暴力攻击，激烈的程度直逼种族屠杀。

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某个西雅图市反华聚会上的几位代表性人物签署一份宣言，声称要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把所有华人赶出当时尚未加入联邦的华盛顿领地（Washington Territory，译注：华盛顿领地在一八八九年才加入联邦政府，成为美国第十二个州）。为了向华人发出期限将至的最后通牒，他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在塔科马市与西雅图市挨家挨户传达讯息。3到了十月底，大多数华工已经离开，但许多华商因为不愿意放弃货物，还是继续留下来。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三日，数以百计白人说到做到，对塔科马市中国城发动大规模突袭。他们破门而入，把华人居民拖出来，在暴雨中六百名华人被拖往北太平洋铁路（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火车站，在白人的看管之下露宿了一夜。4结果有两名华人男性因此冻死，5一名华商之妻被逼疯，6其他人则是被火车解救，将他们安全送往波特兰。

在史上称为“驱逐运动”（the Driving Out）的时代，美国西部各个垦荒地屡屡发生白人劳工攻击、折磨与残杀华人移民的惨案。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暴力惨案之一发生于怀俄明领地的岩泉市（Rock Springs），事件肇因于白人矿工罢工，结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聘雇华工来取代他们。虽然联邦政府派部队前往弭平动乱，但已经有28个华人惨遭暴民杀害。（图片来源：“Massacre of the Chinese at Rock Springs,” Harper's Weekly, September 26, 1885, California History Room,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Sacramento）

战争部部长派兵前往西雅图，至少暂时避免了另一次反华大屠杀。7但部队对华人的伤害之大，几乎与暴民不相上下。某些士兵决定对中国城居民征收某种“特别税”8，他们本该以保护人民为己任，却反而抢夺了许多现金。也有士兵加入暴民行列，把某个华人男性的发辫剪了下来，另一个被他们推下楼梯，还有一个遭人丢入海湾。9

部队离境几个月后，白人又于隔年二月在西雅图作乱，再次将城里剩余的华人居民拖出家园。华人在睡梦中被拽下床，被逼打包行李，全都送往一艘要开往旧金山的汽船上。这次即使未被大批暴民包围，大多数华人都急于离开，却没有钱购买船票。其中八十名华人有钱，很快就用现金付了船资后离开，其他至少三百人只能在码头区发抖，包围在四周的群众非常坚持不让他们返家。最高行政长官华生．斯奎尔（Watson C. Squire）发布命令，要求暴民解散，许多志工获政府聘为警察，负责保护华人难民免于受伤。警卫队（Home Guard）护送华人回家，两千名暴民发动攻击，在交火的过程中暴民一死四伤。一阵骚乱过后，美国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发布戒严令，派联邦政府的部队进驻西雅图。10

一八八五年，怀俄明领地的岩泉市（Rock Springs）某个采矿地区发生了更悲惨的事件。当地银矿采矿量减少，导致矿工人力过剩，白人矿工无法与接受低薪的华人矿工竞争，因此计划联手将华人都赶走。他们拿着刀斧、棒棍与枪枝，前往当地的中国城，沿路洗劫枪杀华人。到了中国城之后，他们命令华人居民在一小时内离开。华人很快打包细软，但白人暴民等不及了，开始点火烧毁华人住的棚屋，许多从大火烟雾中逃出来的华人都被射杀。也有人被迫回到陷入火海的屋里，惨遭活活烧死。设法逃走的华人躲进山区，因为吃睡都成问题，有些人被冻死，或是沦为狼群的食物。好几百个华人流离失所，被路过的火车解救。最后据说这场大屠杀夺走二十八条人命，当地市政府无法平乱，请联邦政府调兵来保护华人。11

清廷外交官为此愤恨不平，要求美国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但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解释道：怀俄明尚未加入联邦，所以对于发生在当地的犯罪活动华府没有管辖权。后来，美国政府不情愿地付了十四万七千美元给清廷当财物损害赔偿，但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华气焰高张的时代，连清廷派驻美国的外交官也无法免于受暴力攻击。据《纽约时报》报导，一八八○年清廷派往美国的钦差大臣陈兰彬（其官位相当于驻美大使）曾在纽约遭“一群年轻流氓以石头攻击辱骂”。警察只是袖手旁观，哈哈大笑。12

再来就是一八八七年发生于奥勒冈州的蛇河大屠杀（Snake River Massacre），史家大卫．史特拉顿（David Stratton）曾说这事件是“发生在华人身上的最恶劣暴力事件，但最鲜为人知”，案发地点在该州地狱峡谷（Hell’s Canyon），一群白人牧场工人与中学生觊觎华人矿工身上的金子，同时也想让当地华人绝迹，于是将三十一名华人矿工打劫杀害后分尸。一位侦办此案的联邦官员表示，“从我一八四九年来到加州以来，就我所知，这是西海岸地区的凶案中最为冷血且令人不齿的。每个受害者都遭人枪杀、分尸，剥掉衣物后丢进河里。”显然凶手还把一些尸体部位保留起来当纪念品。史特拉顿说，“有个华人被杀掉后头盖骨被制作成糖碗，在某个牧场的住宅厨房里摆了许多年。”州政府找出凶手后，只有三人遭审判，但全都获无罪开释。一位白人牧场工人后来针对此事评论道：“如果被杀害的是三十一名白人，我猜应该有人会被绳之以法，但陪审团成员都不认识那三十一名中国佬，对案件也不怎么了解，所以就把人给放了。”13

不过，最令人痛心的事还在后头。在各地暴力事件频传后，联邦政府继续透过修法来限制华人的生活。

一开始，受《排华法案》规范的仅限于新的华人移民。但两年后，国会又在一八八四年修法通过，只有在一八八○年十一月（美中之间最新条约的签署时间点）以前就来到美国的华工有权力自由地往来于美国与中国两地。这些华工获颁特别证书，确保了他们在离开美国后再度回来的特权。所以对于在这个日期以前来到美国的华工来说，他们还可以选择离开美国。但是到了一八八八年，《排华法案》修正通过后没几年光景，国会又通过了《史考特法案》（Scott Act），借此取消了美国政府原先对那些早期华工所做的承诺，将这些华工持有的重新入境证书全都取消掉。14在《史考特法案》生效后，非常不幸的有两万华人刚好不在美国，尽管美国政府曾给予保证，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置产或还有生意与家人，但却不能回去。15法案生效时，大约六百名持有特别证书的华人正在返回美国的船上，到了之后却未能获准下船。

《史考特法案》通过后，清廷的驻美钦差大臣（译注：此时清廷驻美钦差大臣是张荫桓）曾对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国务院却不予理会。16有关该法的排华意图，克里夫兰非常清楚地指出相关措施的必要性：因为事实证明，让华人与美国人混居的实验是“不智、失策而且有害的”。17他还说，如果华人在美国仍有财物，他们可以到法院去收取，“因为那里是绝对不会对华人抱有任何一丝歧视的地方。”18

法院真的像克里夫兰说的那样不会歧视华人吗？华人移民很快就一状告到了联邦法院。在“迟成平控告美国政府”（Chae Chan Ping v. United States）的知名案例中，迟成平是从一八七五年就开始定居旧金山的华工，后来在一八八七年离美返华时，手里持有美国政府颁发的再度入境证明，但在一八八八年十月七日返回加州时却不能下船。他的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结果判决结果支持《史考特法案》，判决书中宣称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属于其他种族的外国人虽然住在美国，但无法融入我们，所以有损于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将他们予以排除是有必要的。”19根据此一精神，最高法院还认定华人移民是“具有群聚性格的民族，只会遵从祖国的风俗习惯”。20因此，该法院认定在美华人是“居住于我国的异邦人”。21

四年后，《排华法案》所订的十年期限已到，但如果有人希望该法会就此走入历史，后来还是幻灭了。国会通过《吉尔里法案》（Geary Act）来取而代之，华人的移民禁令再度延长十年，而且还规定美国境内所有华工都必须在一年内向政府提出登记，才能取得合法的居留证书。22任何华人如果没有这居留证书，一经查获就会遭遣返，该法并且强制要求华人证明自己是合法入境与居留，华人移民在法庭上也没办法受到应有的保护，遭羁押时虽得以向法院提出抗辩，但无法申请保释。

许多在美华人深感受辱，拒绝遵守新法规定。某位清廷领事甚至呼吁国人不要去登记，洛杉矶与旧金山等城市的华人社群还把政府张贴的登记告示撕掉。23三位华人因为违反《吉尔里法案》而与政府打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以“冯越亭控告美国政府”（Fong Yue Ting v. United States）的官司为例，法院的判决是，只有国家有权更新移民政策，也有权强制所有的外国人进行登记。24一八九五年，最高法院审理“林孟欣控告美国政府”（Fong Yue Ting v. United States，“林孟欣”系音译）一案，判定往后各地方法院再也不能接受华人所提出的羁押抗辩，这判决结果等于让各个移民局处享有不受牵制的行政权，可以随意阻挡华人入境，或驱逐华人，不用担心会遭法院反对，因此也为各种贪污与漤权情事打开了方便之门。25（反华人士甚至把黑手伸往美国大陆以外，影响了刚刚成为领地的夏威夷群岛。一八九八年，美国政府开始在夏威夷群岛上实施各种排华法规。尽管在夏威夷成为领地的那一刻起，居民就都自动获得了美国公民身分，但华人却必须申请居留证──尽管许多华人家庭早在夏威夷居住了许多世代之久。菲律宾在一八九八年成为美国领地时，当地华人也遇到了相同的状况。）

在这反华气焰高涨的时代里，本该受法律保障的华裔美国人也难免发现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各种权利，甚至公民身分。约翰．怀斯（John Wise）是旧金山海关的收税员，每逢华裔美国人向他提供证明来主张自己的公民身分时，他只接受白人提供的证词。怀斯曾在一八九三年写给某位律师的信里自夸，他的对策“让华人几乎不可能证明自己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华人家庭从来不会找白人医生帮忙接生，而且二十年前华人出生时也都未曾留下出生证明”。26

一八九四年，旧金山市土生土长的二十一岁美国华人黄金德（Wong Kim Ark）回国探视父母。隔年返美时美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尽管先前两度受挫，美国华人还是针对这案子申请提审，黄金德主张他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所以应该享有美国公民身分。这官司同样也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27

这案子关乎美国公民身分的定义。美国最高法院会支持“出生地主义”（jus soli）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让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取得美国公民身分吗？还是会改采以种族为根据的“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让小孩能否拥有美国公民权完全取决于爸妈是不是美国人？理论上，在《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后，美国的公民权制度即使走上了“出生地主义”的路线，但政府却还是未能完整地保障美国黑人与原住民的公民权。从法律层次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美国出生的非白人是否能够和白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身分，还是注定永远被当成下等的外国人？黄金德的案子迫使法院做出最后决定。

最高法院以六比二的投票结果裁定黄金德胜诉，并且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告：即使爸妈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但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一出生便拥有美国公民的身分。首席大法官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在他撰写的不同意见书中坚称，所有华人无论是不是在美国出生，都不该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分，因为他深信华人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效忠大清帝国。但大法官何瑞斯．格雷（Horace Gray）代替其他五位大法官起草判决书，宣称“尽管国会或各种条约都不准许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事实上《美国宪法》的条文还是清楚明白地规定‘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都应受美国管辖，而且也是美国公民’，因此不能够排除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28〔包括黄金德的案子在内，华人在美国打了好几个重要的官司，而这些官司可以说都是美国人为了争取民权而展开法律大战的先例。另外一个代表性的官司则是“益和洗衣店控告旧金山警长霍普金斯”（Yick Wo v. Hopkins），这案子也为美国确立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标竿。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四年之间，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通过了十四条不利于华人的洗衣店法规，其中一条消防安全法规规定所有设立在木造建物里的洗衣店都应该由店主提出执照申请，否则就会被课以重罚并遭囚禁六个月。因为该市所有华人开的洗衣店都开设在木造建物里，华人认为这法规意在歧视华人，并企图打击华人生计。几乎所有华人提出的洗衣店执照申请都遭监督委员会驳回，华人洗衣工们以违背法规来进行抗议，让洗衣店维持正常营业。到了一八八五年，该会拒绝一家益和洗衣店（Yick Wo）的执照申请，但事实上在这之前该店早已拿到市政府的许可证，通过防火与卫生的检查。华人洗衣同业公会的反制之道是提起集体诉讼，官司还打到了最高法院，据最后判决结果指出：尽管该法规“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在执法时却不是如此。最高法院的结论是，任何法律如果在实施时不能毫无偏私，无论实施对象是美国公民或外国人，都是违宪的，因为这抵触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尽管最高法院判决让华人社群松了一口气，但打赢官司并不总是代表在美华人社群能够赢得敬重，也不一定能帮在美华人挣得民族尊严。相反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地方与联邦政府屡屡以各种可耻的手法霸凌华人，这让他们更进一步体认到，如果没有地方官员支持并实现法院的判决内容，那么任何判决都是没有意义的。

一八九九年，夏威夷的美国官员得知香港有少数人死于鼠疫。因为他们害怕疾病已经传染到檀香山，所以禁止该市华人登船前往美国。此外，该市卫生局还烧毁了檀香山中国城的一部分。29旧金山的卫生官员也有样学样，关闭所有华人开设的公司行号，并且规定华人在离开该市之前必须先接受预防注射。这些违法措施促使华人王伟（Wong Wai，音译）把旧金山公卫部门告上法院，结果在地方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都赢了。30一九○○年五月，法院命令旧金山公卫部门必须停手，但公卫官员不愿从命，还找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来助阵。过没多久，市政府不顾法院命令，把中国城包围起来，设下路障，借此进行彻底检疫，甚至还有官员提议放一把火烧了中国城，将其夷为平地。后来，经过“六大公司”与其律师团、华人媒体、当地中国领事与清廷派驻美国的钦差（即大使）的共同努力，才得以让市政府停止检疫，中国城也才得以免于彻底毁灭的命运。31

就在此时，中国爆发了庚子拳乱，这让华人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这些乱匪自称“义和团”，全都是一些赤贫的农民，他们把中国的经济不振都怪在外国人头上，在华北流窜的过程中围攻、屠杀了许多白人基督徒与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就连北京的传教士与外交官也无法幸免。尽管中国的民生凋敝绝非不能全然归咎于外国势力的影响，但道光年间（一八四○年代）的鸦片战争的确让中国的经济元气大伤，而且英国在战后获得了许多经济特权，中国也对列强做出了种种让步。八国联军发兵北京后义和团之乱才得以平定，战后清政府同意以黄金支付仿佛天文数字的赔款。尽管美国的华人移民与拳匪之乱毫无关系，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要让他们吃苦头。拳乱之前，清廷驻美钦差每每能够直接与华府对话，帮助美国的华人社群。如今中国国力愈加积弱不振，事实上几乎已成为列强的附属国，所以中国官员再也没有帮华人请愿的影响力了。

不过，华人还是持续针对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提出抗议。“我们帮你们建造铁路、开矿垦荒，帮忙打造出今日加州的伟大光景，”十多年后一群华人在写给总统的请愿书里写道，“结果这一切让我们得到什么回报？只有被虐待、羞辱与囚禁。我们恳求总统帮忙改变现状，让我们获得人道的待遇，而非动不动就被当成罪犯。”32

不过无论在西部或华府，一切都没有改变。《吉尔里法案》的禁令在一九○二年到期后，国会再度通过另一个排华法案，这次无限期地禁止华人入境，而且持续拒绝让在美华人得以归化为美国公民。一九○四年，旧金山市第一份华文日报《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的创办人伍盘照（Ng Poon Chew）描述了当时在美华人的处境：“无论是商人、官员、教师、学生或观光客，华人在美国都被当成是狗。因为是狗，出门前必须戴上能够证明法律地位的项圈。否则就会像没有登记注册的无主流浪狗一样遭到逮捕，关进拘留所。”33他所谓的“项圈”就是指华人必须申请的居留证明。

就在情况似乎不能更糟时，更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九○五年最高法院宣告了“美国政府与朱台诉讼案”（United States v. Ju Toy，朱台为音译）的判决结果。34

在此必须先加以说明，历年来的各种排华法案其实都没有达到完全排华的效果。即使当年由佩吉参议员提出并通过的第一个《排华法案》也规定了华人商贾、教师、学生（及以上三者的家仆）可以入境。所以从一八八二年到这时，还是有少部分华人可以入境，有些人在美国永久定居，也有些人本来就是美国公民，离开后又重返美国。但是针对朱台的案子，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往后若有华人移民在返美时遭到拒绝入境，即使他们宣称自己具有美国公民的身分，还是不能够到法院去申请驳回美国政府的决定。这等于是将美国华人能否入境的决定权交给主管移民事务的联邦政府商务与劳动部长。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声称，商务与劳动部长的决断“就是最终的结论与决定，即使请愿者声称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分也一样”。35

尽管最高法院先前在黄金德案中声称华裔美国人的美国公民身分是不能被剥夺的，但此时在判朱台的案子时却出尔反尔，而且显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这个新的判决结果等于让美国的华人公民失去了正当的救济途径，让主管移民事务的政府机关有权决定谁具有公民身分，其裁决结果完全不需经过法院再度审议。根据某位纽约法官所言，移民官员的权力大到“可以将某个外国人强行拖走关起来，然后丢上船，任何人都无法介入过问”。36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移民官员获得最高法院给予这等大权后，华人获准入境的比率开始大幅减少。从一八九七到一八九九年之间，七七六二位申请入境美国的华人里只有七二五位被拒绝，遭拒的比例为十分之一；37后来在一九○三到一九○五年之间，比例已经提高为四分之一。38

奇怪的是，面对美国的种种歧视措施，最激烈的抗议并非来自美国本土，而是在中国爆发了。一群有志之士发起抵制美国货、不与美国人做生意的活动，直到美国撤销各种排华政策。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朱台一案的判决发布后，上海的中国人展开全面抵制美国的行动。他们不但不为美国人开设的洋行当买办、翻译，不当美国人的佣工，也将住家与商号迁出美国人所拥有的建物，若有小孩在美国人开设的学堂就读，便办理转学。开设在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公司行号有百分之九十都挂出支持抵制美国的标语。（当时上海分为中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各国的租界，来自西方国家的租界居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清朝法律的规范。）中国商人纷纷与美国公司解约，并且拒绝购买或代销美国产品。抗议人士阻止美国船只卸货，各大报也拒绝刊登美国人的广告。

抵制运动本来只在华中、华南的沿岸大城进行（广州地区本来就是北美大多数华人的家乡，所以为这运动提供了大量金援），后来发展到中国的内陆省份与其他国家。抵制运动成为中国的全民运动，据当时前往中国造访某间山顶寺院的一个美国旅人所言，“就连一些老僧都想要跟我谈一谈。”39亚洲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也支持这个运动，美国与夏威夷的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捐款，常举行支持抵制运动的大型集会与募款活动。本来如同一盘散沙的各阶层美国华人，包括华商、华工、记者、基督徒甚至堂会份子，居然能暂时放下歧见，为同一目标努力打拼，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抵制运动的影响力重创了美国人在中国的生意，美国的贸易损失在三千到四千万美元之间。40受到伤害的包括美国北部的纺织工厂，还有南部的棉花庄园。在广州，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原本每个月有九万桶燃料的销售量，结果大幅减少为一万九千桶。41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商誉一落千丈，就连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都发现中国代理商不愿收他们的免费香烟。42

一年后美国政府介入，对清廷施压，要求打压抵制运动。清皇室在庚子拳乱后蒙受奇耻大辱，元气大伤，只能让步，这无疑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以免遭到美国报复。不过，清廷之所以愿意打压抵制运动，也可能是因为另一个理由。在当时，虽然抵制运动的目标只有美国人，但这个运动还是可能会演变成国内的反清革命，将王室推翻。于是光绪皇帝发布御令，要求地方政府打压抵制美国的运动。

虽然遭到清廷打压，但抵制运动在中国与美国都产生了具体的成效，尽管并未促使美国政府取消排华政策，但各种针对华人的恶劣凌虐的确已缓和下来。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发布行政命令给全美各层级的移民官员，要求不得虐待华商与其他合法的旅美华人，并且提出警告：如有官员不善待那些持有合法文件的华人，将会遭到开除。43在处理华人的入境程序时，美国政府一改原本推托延迟的习惯，并且放弃了要求华人注册的全新政策，还有那原本从一九○三年开始采用的“贝蒂荣身分辨识系统”〔由十九世纪法国警官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所开创的身体测量识别系统〕，也因为要求华人裸体接受测量有辱人格，而遭到取消。这些措施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成效。一九○三年，华人在取得美国驻华领事的签证后，还是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会遭到境管机关拒绝入境；但在抵制运动后，境管机关的拒绝率已于一九○六年降为只有百分之三。44

但更重要的是，老罗斯福总统以最高元首之姿为美国对待华人的方式定下了新的基调。罗斯福在国会演说时表示，“自从去年夏天的抵制美国货运动后，为我们带来许多麻烦，”他并且提出警告，“如果希望中国人善待我们的在华学生、贸易商与商人，我们就该以最宽宏大量的公义精神与礼仪来对待在美国的华人学生、贸易商与商人。”45

排华移民法规实施后，经年累月下来，导致新移民的人数大为锐减。《排华法案》通过一年后，有八○○三一名华人在一八八三年入境美国。46这里面有多少是回中国探亲后返国的美国华人，有多少是第一次前往美国？我们不得而知。到了一八八四年，入境华人的人数降为二七九人。47一八八五年为二十二人。48一八八七年更是只有十位华人入境美国。49能入境者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人士，像是学者、富商、专业人士与外交官。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遭到迫害与屠杀，许多在美华人开始迁居他乡。从一八九○到一九○○年之间，在美华人男性的人数从十万三六二○人降为八万五三四一人（当时在美华人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男性）。50

不过，虽然人数不明，但还是有很多华人无惧于《排华法案》的局限，即使耗尽积蓄、赌上一命，也要进入美国。理由在于，即使美国的情况再怎么恶劣，赚钱的机会还是比较多，这让他们愿意承担各种风险。有些华人先设法前往加拿大、墨西哥或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然后试着搭火车或搭小船偷渡入境。许多人没能成功。根据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边境巡警纪录显示，常有小船翻覆，华人偷渡客几乎溺死，也有华人上了前往美国的汽船，躲进米箱里。“检查人员会拿东西往白米里面戳刺，躲在里面的人有可能被戳死，”某位移民回忆道，“有时某些人会躲进棺材里，结果很可能被闷死。”51成功偷渡的人不多，因此人数无法补齐大量流失的在美华人人口。

讽刺的是，帮华人打开移民美国窗口的，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性天然灾害，许多华人与其他美国人的人生从此改变。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清晨五点十三分，旧金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和表亲睡在华盛顿街上商店的地下室里，”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华人梁修（Hugh Leung，音译）回忆道，“他叫醒我，我感觉到天摇地动，屋里的灰泥像下雨一样不断落下。我还以为自己在海上。我赶紧穿上衣服冲上街头。对街的一栋建物倒塌了。”52惊慌失措之余，旧金山中国城有数以千计的华人涌入占地广大的花园角广场（Portsmouth Square）。据一位消防员回忆当时的情景：“地震发生后似乎不到几分钟，那广场上就挤满了好几百名男女老幼的华人，身穿各种不同的服装，激动惊恐之余大家都叽叽喳喳，比手画脚讲个不停。”53

《中西日报》也报导了当地居民的狼狈模样：“大家拿着细软离开，一边走一边回头，有些人郁闷不已，也有人轻轻啜泣。”54比较有钱的华人害怕遭到白人暴力相向，选择逃离旧金山，但缺钱的穷人却只能留下来。由于过去遭白人迫害的记忆犹新，有些华人根本不敢到市政府设立的救济站觅食暂住。市府调兵维持治安，但有些士兵却抢夺华人的财物，55或要他们做苦工。56市政府的官员不太确定该把华人安置在哪里，安置场所一再更换，每次在迁移的过程中都有白人居民咆哮抗议，因为他们害怕华人会变成自己的邻居。

最后，市政府将华人灾民迁往普西迪要塞（the Presidio）旁的偏僻空地，结果却让白人得以彻底洗劫中国城。虽然当时中国城只剩下被烧焦的断垣残壁，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白人，到那里去搬走一袋袋被烧熔的铜器、水壶、茶壶、艺术品与其他珍贵物品。城里到处有人在洗劫财物，但因为政府不允许华人返家保护财产，所以许多华人开设的银行、商号及华人住家的银库与保险箱都遭盗贼洗劫。为了避免全城陷入烧杀掳掠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进驻中国城的陆军军官却袖手旁观，拒绝执行命令，声称他们无法分辨真正的盗贼与出于好奇而捡十物品的无辜百姓，57但这显然是荒谬无比的遁辞。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纪录显示，就连旧金山湾区一些高贵的居民也加入了洗劫的行列，《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指出其中不乏“铁路界高官”、“奥克兰与旧金山的社会名流与知名商人”，58就连军方也来凑一脚。清廷派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州长提出抗议，表示“国民警卫队把中国城里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抢走了”。59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过后，中国城变成一片断垣残壁，但也让非法华人移民有机可乘。尽管当时处于排华时期，但因为该市大量的出生纪录文件被烧毁，导致有些华人可以花钱购买假文件，宣称自己的父亲是具有公民身分的华人，母亲在父亲返国探亲时怀了他们。这些非法移民大都为男性，人称“假儿子”（paper sons）（照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Arnold Genthe Collection）

1923的旧金山移民拘留中心。为了把“假儿子”揪出来，新移民抵美后必须接受有关当局长时间的面谈，回答各种关于家庭史的详细问题。华人移民只要答错一题就有可能遭到遣返。（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地震引发的大火毁了城里很多地方，但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许多出生证明与公民身分文件都付之一炬。市政府失去了档案，这让许多移民可以主张他们是生于旧金山而非中国，借此取得美国公民身分。美国公民的小孩即使在外国出生，也具有美国公民身分，所以任何华人移民若可以说服美国政府，让自己取得公民资格，那么他就可以设法帮自己在中国老家出生的小孩取得公民身分。（一八五五到一九三四年之间，任何小孩即使是在海外出生，但只要父亲在他（或她）出生时是美国公民，出生前父亲住在美国，就可以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分。）60或者，即使在中国的妻子并未生儿育女，他们仍可向美国政府谎称自己在中国有儿子，然后把这虚构儿子的公民身分文件卖给某位渴望移民美国的中国青年。贩卖这些所谓“移民空缺”的人都是透过自己的亲友介绍，或者由移民公司代为兜售。长期以来这些人们通称的“金山公司”除了承揽进出口业务，也扮演了旅行社、旅馆、邮局与外汇银行等角色。他们是华人移民社群的重要仲介，也趁机就扮演起非法掮客的角色，负责把公民身分文件卖给那些“假儿子”。

这些假儿子自然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有关当局注意到，那些小孩在回祖国时出生的华人里，儿子的数量几乎是女儿的四百倍。61而且许多政府人员都感觉到实在有太多华人出面主张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分。某位联邦法官表示，“如果那些人在法庭上所言不假，那么在二十五年前，每个美国华人妇女生的小孩肯定至少有五百个。”62为了查出哪些人是假儿子，美国政府把华人暂时安置在移民拘留所（immigration station），进行时间冗长的讯问。

一开始，旧金山市的官员把抵港华人拘留在“棚屋”（the Shed），那其实是一间位于太平洋邮船公司码头上没有窗户的两楼木造建物。“棚屋”脏污不堪，去过的人说里面“虫鼠为患”，而且地下水与船底污水的味道非常恶心。63曾有位华商被拘留在“棚屋”一段时间，他宣称“美国人是像猪一样的民族”。64商人、专业人士与知识份子等上层阶级份子不受排华法规的限制，可以移民，但即使他们抵达美国时也必须面对拘留的屈辱，然后被官僚折磨好几周，备感挫折。

一九一○年，政府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上用围篱围出十英亩土地，用来兴建拘留中心。天使岛本来是美国军方的新兵兵营，也曾在美西战争期间，还有和印地安部族打仗时用来充当战俘营。65官方之所以看上那里，是基于两个优势：与附近的恶魔岛（Alcatraz）一样，都位于海湾里，所以成功逃脱的难度很高；其次，既然美国官员声称“那些来自东方国家的外国人满身是病”66，所以这种彻底隔离的状态应该可以算是有效的传染病检疫措施。

接下来的三十年之间，大约有十七万五千华人移民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一样，都必须先待过天使岛才能进入美国。67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华人必须一直被拘留到有办法证明他们的身分，但查证是需要详细调查的。68曼哈顿附近有个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更早被当成移民所在地，而且半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闸门，因此也成为天使岛的范本，但天使岛拘留中心的设置目的大不相同。埃利斯岛只是个中途站，大多数的移民只要办完相关手续，几小时内就能离开。但天使岛却是个长期拘留中心，许多华人被囚禁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现在回顾起来，光凭两者的营运方式就能看出埃利斯岛是一处能让移民更为便利的措施，但天使岛却是要让人知难而退。

移民局用在侦别华人时手法非常细腻。大船入港后，市府派人登船检查乘客的文件。也许会有几位华人获准下船，但大多数都改搭渡船前往天使岛等待更详细的申请案审查。拘留中心员工把男女华人隔开，即使夫妻也不例外，然后进行疾病检查。“他们像牲畜似的被丢在一起，”69某位目击当时状况的人写道：

那里根本没有隐私可言，各方面都让人不舒适。人与行李都被丢在一起……在男子拘留区里，某房间里有一群人在抽烟聊天。另一头远处则是有一些少年与成年男人在赌博。有些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起来也不太机灵，整个地方给人一种贫民窟的感觉，就连我们聊天时常常提起的“中国城”也没那种地方。70

若有华人移民在天使岛生病，那就倒楣了。因为旧金山市的医院仍拒绝收治华人病患，所以在岛上生病的华人只会被移往拘留中心附近，一栋曾被某位官员称为“超大型易燃物”的木造建物。71那木屋里面的空间并未按照疾病传染性的强弱区隔开来，即使是染上砂眼或被钩虫寄生等小病也和重症患者共处一室。若有华人染上脑嵴髓膜炎，移民局只会帮他在岛上的某个偏僻角落搭建帐篷，任其自生自灭。72

屡见不鲜的虐待案很快就浮上台面。一九一三年，几位检疫官员将一群华人学生囚禁在天使岛好几天，只因为他们搭船来旧金山时是住在二等船舱里。有一位华人男性（名叫L. D. Cio）虽持有各种必要文件，但官员还是要求他出示财力证明，结果他被迫拿出三百美元现金。一直等到有人从纽约的基督教青年会（New York YMCA）发电报给他（发电报者显然是他在美国的赞助者之一），官员才放他走，并准许他继续前往东岸。后来，在他的描述中天使岛是个“几乎没有任何空气与阳光的监狱。大家都很悲惨，全挤在一起，吃得也很差，牢头简直把那些无辜的人当牲畜一样对待。最糟的是他们未获准与外界通信。”73

西雅图的移民拘留中心也没好到哪里去。有些华人移民抱怨移民官把他们当“牛只”一样对待，他们“被丢进一个大概有七十五人的房间里”，“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睡觉的地板旁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马桶”。他们写道，“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第一印象。”74

有时候吃的东西不够。对于这种三餐不继的问题，天使岛的官方托词是：华人本来就习惯一天只吃两餐。75为了抗议这种状况，曾有年轻的移民在食堂里愤怒示威，76因此移民局还得设置一个用中文写的招牌，警告他们不能惹事或将食物丢在地上。77曾有被拘留者在一九一九年暴动，迫使政府派兵前往天使岛平乱。78

但最糟糕的是讯问的过程。移民程序已经恶化成移民官与移民申请者之间“谍对谍”的游戏，美国官员总是想要抓出那些假儿子、假女儿，采用手法是针对他们的过去与乡下老家提出一堆问题。许多问题实在是枝微末节，与他们有没有权利进入美国根本没有关系。抵达拘留中心后，无论身分是真是假，任何华人移民都必须牢记自己刚刚和移民官说了什么，理由在于，等到下次他们离开美国后，再次入境时也许会被抽问同样的问题。这些对话纪录通常长达好几百页，但即使只答错一题，无论那个问题有多微不足道，都很可能导致他们遭到遣返。即使答对了，也可能被怀疑，以下这对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问：你家是一层楼还是两层楼？

答：有个阁楼。

问：有通往阁楼的阶梯吗？

答：有。

问：阶梯有几个？

答：十二个。

问：你怎么知道？

答：我算过了，因为有人说你们会问这种问题。

问：所以有人教你怎样回答问题？你练习过怎样回答，把答案背下来，好让我们相信你是王兴（Wong Hing，音译）的儿子？

答：不不不！没人教过我。我真的是王兴的儿子，他现在住在旧金山。他说你们会问我这种问题，还要我搞清楚细节，才知道该怎样回答。79

在这种环境下，有些被拘留的人难免会因为压力而崩溃了。他们与家人分开，遭到充满敌意的陌生人讯问，深恐自己会被遣返，有些人就此完全失控。受伤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孩子被人带开的华人女性。一九二四年某机构在前往洛杉矶进行族群关系普查（Survey of Race Relations）时，卢姓华人移民（J. S. Look，音译）对访问人员表示，“许多华人妇女的丈夫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到拘留中心后遭到拒绝入境，但她们的小孩却获准了。”80心情欠佳的移民在被讯问时如果过于抑郁、惊慌失措或者歇斯底里，就会被丢到一间特殊的隔离室：那是一个只有三平方英尺大的无窗小房间，81在能够“冷静下来”以前他们都得自己待在里面，82有时一待就是几个礼拜。这种粗暴的移民程序维持了好几十年，导致某些华人妇女自杀未遂，也有人因此死去。［曾有一个“筷子自戕案”的受害者王氏（Wong Shee，音译）是一名纽约华商之妻，该案案情可谓恶名昭彰。一九四一年十月，王氏到了天使岛，结果移民局把她的九岁儿子带开。听说自己有可能会遭遣返中国后，王氏便用筷子往耳朵里插，自戕身亡。83七年后（一九四八），三十二岁的梁碧霞（Leong Bick Ha，音译）则因为讯问没能过关而在洗手间上吊自杀身亡。84在同一年，王乐（Wong Loy，音译）因为被告知即将遭到遣返中国而企图从移民局大楼的十四楼跳楼自杀。］

因为移民局禁止他们与外界联络，某些受过教育的华人移民便在拘留中心的墙上写下或刻下诗歌，借此抒发悲伤、挫折又愤怒的心情，有时候提到想要报复。有个署名“台山人”的移民写道：“埃屋三椽聊保身，仑麓积愫不堪陈。待得飞腾顺遂日，铲除税关（译注：税关指天使岛移民收留所）不论仁。”85另一个人则写道：“留笔除剑到美洲，谁知到此泪双流？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86〔这些墙上的诗歌因岁月的摧残而日渐模煳，但却未获得妥善保护。有些是用铅笔写的，一抹就掉，也会因为掉漆或者被水泼而消失。但有少数学者做了保存天使岛上诗歌作品的耗时工作，以免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烟消云散。韩玉珊在一九二六年来到美国的波士顿大学就读，首次看到那些诗歌作品。尽管这趟美国之行是由某位美国参议员赞助的，但他却未受到移民局官员的善待，遭人用“清狗”的字眼辱骂，还被关在天使岛上。被拘留时，他看到墙上的诗歌，深受感动，开始抄写、翻译。也有人设法把那些作品记录下来。有一位移民（名叫Smiley Jann）在一九三一年被拘留，抄录了九十二首诗；隔年，另一位（名叫Tet Yee）也抄了九十六首。他们抄录的某些诗歌与其他天使岛上的诗歌作品后来由史学家麦礼谦、林小琴与谭碧芳三人共同编纂，收录在他们的著作里。〕87

移民局官员也会写诗，不过他们的诗文流露出的情感与移民截然不同。某位移民官写了以下这几行充满讽刺意味的打油诗：

老林说可怜的王方病恹恹，

不吃燕窝也不唱歌。

为了让王方好起来，

只能送他回中国吃老鼠。88

即使获释离开天使岛，这些华人也不见得能够摆脱移民局的骚扰，因为排华时期的政策让移民局官员有极大权限，可以随意逮捕、拘禁华人移民。这些移民很快就会发现，只要有某个华人犯罪，整个华人社群都会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

一九○九年，一位名为艾儿喜．希格尔（Elsie Sigel）的白人女孩在纽约遇害，尸体被塞在自家公寓一个破旧的行李箱里，已经开始腐烂了。嫌疑最大的人是曼哈顿一家炒杂碎餐厅的老板梁威廉（William Leon，音译），他曾追过艾儿喜，但因为她后来和另一个华人男子交往而醋劲大发。艾儿喜的尸体被发现时，梁威廉早已不见踪影，肯定是逃之夭夭，即使没离开美国，人也不在纽约了。政府佈下天罗地网搜捕梁威廉，使用了各种违宪手段。结果，任何人只要看起来有点像华人，就会惹祸上身。89

艾儿喜的谋杀案之所以令人难忘，并非因为她悲惨的下场，而是因为举国上下都同仇敌忾，这对华人社群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纽约市警局开始规定，任何华人若要离开纽约就必须先经过警局核准，在车站与码头，任何身上带有火车票、传票的华人也会被盘问调查。每艘离开纽约港的船也会被搜查，所有的华人船员都要接受盘问。这案件余波荡漾，调查活动在全美各地展开，甚至扩及加拿大，从诺福克市（Norfolk）到芝加哥，从温哥华到英属哥伦比亚的雷夫尔斯托克（Revelstoke），都有华人遭到围捕，有些人是一下火车就被带走了。全国各地由华人开设的公司行号全被监视，罗得岛州普洛威顿斯市（Providence）警局局长甚至下令，该市所有的华人餐馆的每个房间、摊架与雅座都不得加装布帘，如此一来外面的人才能随时看到室内的动静。90甚至也有日裔美国人遭警方赶离街头或骚扰。到最后，尽管人不是他们杀的，但却有无数亚裔美国人变成嫌犯，但头号嫌犯梁威廉却未曾落网。华人在成为全美公敌之后，发现艾儿喜谋杀案让他们看透一件事：在全民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政府也认为事态紧急严重时，他们的各种权利很快就会遭到剥夺。

即使没有受到这个轰动谋杀案的影响，整个一九一○年代美国移民局官员本来就把侵入华人住家与商号当成家常便饭；而且即使没有搜索令与正当理由，他们一整天随时都可以进屋内搜捕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这些毫无理据可言的搜索行动大都以失败收场。克里夫兰市的华人曾抱怨道，这种突袭搜查行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任何结果91──尽管如此，移民当局甚至还会刻意在报社记者与摄影师面前上铐逮人，让他们拍个够，把华人带往拘留所，留下指纹后加以讯问，借此断定他们是不是危险的重刑犯。92

一旦华人遭到拘禁，社会福斯便很少有机会看到政府对待他们的方式。后来，许多华人都宣称他们被拘留了很久，移民当居都没有提供食物或水，有时候还“被单独关在乌漆麻黑的空间里。”93他们通常未能获准向律师谘询，甚至也无法得知政府打算用哪些罪起诉他们。许多被拘留的华人还表示，讯问时间都经过刻意安排，希望他们因为错过吃饭时间，又饿又累而表现失常，讲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好让政府可以借此把他们定罪。

移民官突然找上门时，通常会要求华人出示居留证明，因为那是能让他们待在美国的必要文件。有时移民官会把他们的居留证没收却不提供收据，导致证件持有人知道自己就此无法证明自己有权利居住在美国，有好几个月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无法提出证明文件，他们就必须解释文件为何会遗失，但偏偏许多人都办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甚至必须耗尽毕生积蓄聘请律师，雇用私家侦探找出能够帮忙作证的证人。

将华人递解出境的程序也很可怕。根据一九一三年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与洛杉矶华裔美国人公义促进联盟（Chinese-American League of Justice of Los Angeles）所提出的报告，移民当局把华人丢进“就连牛只也不适合待的火车车厢”，只提供少量食物，然后将他们赶到船只货舱里，当接近赤道时，“让人简直生不如死，尤其是在夏天时。”94华人无时无刻都必须面对遭到遣返的风险，这种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他们很容易被敲诈，无论官员或流氓都能残忍无情地剥削他们。有时华商会遇到白人提出的不实指控，威胁要告上法院，除非他们拿钱出来摆平。许多华人宁可用这种非法途径和解也不愿意找律师，因为后者要花更多钱。而某些最会敲竹杠的人根本就是知法玩法的恶劣移民官，他们可以随意决定让谁入境、将谁驱逐出境。移民当局手握大权，不受任何限制，因此许多官员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与公权力收取贿赂。

但并非所有美国白人都是无情的反华份子，也有人对于美国同胞的种种作为深恶痛绝。一九一六年，华府再也无法忍受甚嚣尘上的天使岛贪污传闻，于是联邦政府指派劳工律师约翰．丹斯摩尔（John Densmore）领衔进行特别调查。丹斯摩尔发现移民局内部有一个人蛇集团，集体贪污受贿的情况严重，而且最早从一八九六年就已经开始在台面下蓬勃发展了。该次调查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勾当已行之有年，最后导致华人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入境，而且官方纪录也遭到销毁，相关交易所涉及的贪污金额动辄以数十万美元计。”95

非法移民的勾当是一门油水丰厚的生意，全球各地都有人拿钱来贿赂移民官。某些美国政府的移民部门一年可收取多达十万美元的黑钱，96每个非法入境者要付出一千四百美元的代价。97这个共犯结构的成员不只是美国政府的高官，还有律师、公证人、摄影师与华商。他们共谋窃取文件、出售不实的生平信息、销毁或破坏资料、捏造新纪录、将照片移花接木，并且伪造官方图章与戳记。移民局内部的犯罪集团庞大无比，他们甚至在香港开设了一间教人怎样冒充美国华人之子的补习班，专门教那些即将移民美国的华人在抵达旧金山后如何回答问题。98

丹斯摩尔的调查行动导致许多人被逮捕，移民局也有多达四十位官员遭解职。99调查人员曾在一九一七年窃听某些电话通话内容，译文揭露了华人人蛇与白人官员如何勾结。以下是一位华人男子与某位姓麦考尔（McCall）的官员之间的逐字通话纪录：

五月二十七日晚间十点二十分，中国佬打电话给麦考尔。

麦考尔：喂？

中国佬：麦考尔先生吗？

麦考尔：我是。

中国佬：我是易进（Yee Jim，音译），路明（Louie Ming）怎样了？

麦考尔：证词都不对，恐怕他会被拒绝入境。

中国佬：给我两天时间，我会再派一个证人过去，这次改派一个不会有问题的。

麦考尔：好吧。

中国佬：那你觉得我有机会吗？

麦考尔：恐怕不行。

中国佬：如果我出双倍价码，就行吗？

麦考尔：那我就看着办吧。

中国佬：我会派一个好的证人过去。

麦考尔：派新的证人过来之前，你最好跟那律师见个面。100

在这个共犯结构中，不愿贿赂官员的华人通常会在入境时遇到麻烦。根据一位名叫陈克（Chen Ke，音译）的华人移民表示，他因为不愿贿赂波士顿海关某位口译人员而开始遇到麻烦。那一位口译人员的报复手段是向海关表示他使用伪造文件，害他遭遣返中国。后来陈克还是设法偷渡到美国，结果欠下六千五百美元的债，二十年后才偿还。101

种种经验让许多在华美国人深感羞耻、恐惧与不安。周保罗（Paul Chow，音译）是位退休工程师，在他的领导下天使岛上的移民局拘留中心才得以获得修复，成为历史古迹。他说：“每次我妈提到天使岛，总是说：‘天使岛，嘘……’结果让我以为真的有‘天使岛嘘’（Angelislandshhh）这个词汇。”102后来他才知道家人为何在提及岛上拘留中心时会感到尴尬：因为他父亲为了入境美国曾在一九二二年贿赂过某位移民局官员。

1　关于美国国会反华争论的各方说法，请参阅：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pp. 224-44.

2　请参阅：Ibid., p. 258.

3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p. 50-51; 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ersonal Histories 1828-198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88), p. 48.

4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p. 48; Lorraine Barker Hildebrand, Straw Halls, Sandals and Steel (Tacoma: Washington State American Revolution Bicentennial Commission, 1977), pp. 49-59.

5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p. 49.

6　请参阅：Lorraine Barker Hildebrand, p. 50。这位女性的丈夫蓝枚（Lum May，音译）如此说明其妻发疯的原因：“因为暴动过程中我们情绪激动又害怕，而且变得一无所有，她才会失去理智。她疯得无药可救，如果没人看管就会用小斧头或者其他武器攻击别人……暴动前她完全没有精神问题。”

7　请参阅：Doug Chin,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Examiner, January 6, 1982.

8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p. 51.

9　请参阅：Ibid.

10　有关第二次西雅图反华暴动的相关信息，请参阅：Harper’s Weekly, March 6, 1886; Lorraine Barker Hildebrand, pp. 69-74.

11　有关岩泉市华人大屠杀与培长的相关细节，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1; 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Land without Ghosts, p. 57; Tzu-Kuei Yen, pp. 153-62; Craig Stori, Incident at Bitter Creek: The Story of the Rock Springs Chinese Massacr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1880；转引自：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p. 59; Kim Man Chan, “Mandarins in America: the Early Chinese Minist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8-190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1, p. 127.

13　蛇河大屠杀的相关信息请参阅：David H. Stratton, “The Snake River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1887,” in Duane A. Smith, ed., A Taste of the West: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Athearn, p. 124；转引自：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64.

14　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p. 82-85.

15　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 2; 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54; Cheng-Tsu Wu, ed., “Chink!,” p. 16.

16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54.

17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57.

18　请参阅：Ibid.

19　请参阅：Washington Post, June 19, 1999.

20　请参阅：Ibid.

21　请参阅：Ibid.

22　请参阅：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75; Betty Lee Sung, p. 55; Cheng-Tsu Wu, p. 16;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 162.

23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55; Erika Lee, “Enforcing and Challenging Exclusion in San Francisco: U.S. Immigration Officials and Chinese Immigrants, 1882-1905,”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7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7), p. 9.

24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p. 91-92.

25　请参阅：Ibid., pp. 91-92.

26　请参阅：Erika Lee, p. 7.

27　请参阅：Charles Park, “American by Birth: One Hundred Years Ago, a Chinese American Man Won the Right for All American Born People to Claim U.S. Citizenship,” A magazine, March 31, 1998.

28　请参阅：Ibid.

29　有关檀香山中国城被焚毁的经过，请参阅：Sucheng Chan, p. 57; L. Eve Armentrout, “Conflict and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San Francisco, 1900- 1911,” The Lif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60. Proceedings, paper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July 10, 11, 12, 1975,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6), pp. 56-57.

30　请参阅：Wong Wai v. Williamson (1900).

31　有关旧金山市政府官员企图焚毁中国城的经过，请参阅：Sucheng Chan, p. 57; L. Eve Armentrout in The Lif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60, pp. 57-59.

32　请参阅：Petition to President Wil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914. File 53620/115 A, Entry 9, Box 22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33　请参阅：Silas K. C. Geneson, “Cry Not in Vain: The Boycott of 1905,”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7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1997), p. 30; editorial, “The U.S. Government to Extend the Exclusion Agreement, Part 6,” Chung Sai Yat Po, April 2, 1904.

34　请参阅：Silas K. C. Geneson, p. 29.

35　请参阅：Ibid., p. 29.

36　请参阅：bid., p. 29.

37　请参阅：Ibid., p. 29.

38　请参阅：bid., p. 29.

39　请参阅：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p. 58.

40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65.

41　请参阅：Silas K. C. Geneson, pp. 40-41.

42　请参阅：Consul General Julius Lay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Francis Loomis, September 28, 1905,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of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Canton, 1790-190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es；转引自：Silas K. C. Geneson, p. 34.

43　请参阅：Silas K. C. Geneson, p. 36.

44　请参阅：Ibid., p. 37.

45　请参阅：Ibid., p. 36.

46　请参阅：Erika Lee, “Enforcing and Challenging Exclusion in San Francisco: U.S. Immigration Officials and Chinese Immigrants, 1882-1905,”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p. 3.

47　请参阅：Ibid., p. 3.

48　请参阅：Ibid., p. 3.

49　请参阅：Ibid., p. 3.

50　请参阅：U.S. Census.

51　请参阅：Judy Yung interview with Mr. Chew, file 20, “Angel Island Oral History Project,” Asian Americ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52　请参阅：K. H. Wong, Gum Sahn Yun (Gold Mountain Men) (San Francisco: Fong Brothers, Inc., 1987), p. 187.

53　请参阅：Gladys Hensen, Denial of Disaster (San Francisco: Cameron and Company, 1990), p. 26.

54　请参阅：Chung Sai Yat Po, May 10, 1906.

55　请参阅：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e 10, 1906, and April 29, 1906；转引自：Erica Y. Z. Pan, The Impact of the 1906 Earthquak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5), pp. 43 and 54.

56　请参阅：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e 10, 1906.

57　请参阅：Erica Y. Z. Pan, p. 53.

58　请参阅：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9, 1906.

59　请参阅：Gordon Thomas and Max Witts, The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1), p. 259.

60　请参阅：Stanford Lyman,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 110.

61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99.

62　请参阅：U.S. Treasur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03, p. 98；转引自：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p. 75。报告中的引文出处为：p. 51 in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a Chinese-Exclusion Convention,” which was held in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1-22, 1901.

63　请参阅：Silas K. C. Geneson, “Cry Not in Vain,” p. 29.

64　请参阅：Ibid.

65　有关天使岛的描述，请参阅：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66　请参阅：bid., p. 13.

67　请参阅：Ester Wu, “Chinese Immigrants Remember Detention at Angel Island,”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21, 2000.

68　请参阅：Unpublished paper given to author by Bob Barde, Academic Coordinator of th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at Berkeley.

69　请参阅：“The History and Problem of Angel Island,” p. 3. Major Document #150, Box 26,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70　请参阅：Ibid., p. 1.

71　请参阅：Letter from the Special Immigration Inspector in Meredith, New Hampshire, to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 in Washington, D.C., August 21, 1915. File 53438-54, Box 208,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72　请参阅：Ibid.

73　请参阅：Letter from L. D. Cio to F. S. Brockman, July 19, 1913, p. 2. File 53620/211, Entry 9, Box 230,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74　请参阅：Letter from J. C. Huston, American Consul in Charge at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Tients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0, 1923. File 53620/115C, Entry 9, Box 22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75　请参阅：Letter,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Chinese Divisio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to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 June 5, 1915. No. 2513, File 53775-139 and 139 A, Box 235, Entry 9, Stack Area 17W3, Row 2, Compartment 17, Shelf 1,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76　请参阅：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 19。在某次口述历史访谈中，华人女性刘诗罗（Law Shee Low，音译） 曾描述过天使岛提供的伙食：“煮好的豆苗看起来很恶心，让人一看就想吐。有米饭，但却是冷的……食物都已经被蒸得干巴巴，闻起来很糟，也不好吃。蔬菜都太老了，肥腻牛肉的品质非常差。他们肯定把我们当成猪。”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Voic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16.

77　请参阅：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 19.

78　请参阅：Ibid.

79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102.

80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Mr. J. S. Look,” Seattle, August 13, 1924, by C. H. Burnett.” p. 3. Major Document #182, Box 2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81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p. 82.

82　请参阅：Ibid., p. 82.

83　请参阅：Case 4139/11-2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Pacific Sierra Region, San Bruno, California.

84　请参阅：Yen Le Espiritu,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Labor, Laws and Lov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55.

85　请参阅：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 94.

86　请参阅：Ibid., p. 84.

87　请参阅：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n their book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88　请参阅：Letter, Collector of Customs, Port of San Francisco, to Mr. H. A. Ling, Attorney, August 21, 1895, National Archives, Pacific Sierra Region, San Bruno, California. Given to author from the personal files of Neil Thomsen, archivist at NARA San Bruno.

89　关于这桩谋杀案的相关信息，请参阅：Arthur Bonne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1800-1950, pp. 120-22.

90　请参阅：Providence Daily Journal, June 25, 1909；也可参阅：Providence Sunday Journal, June 20, 1909，转引自：Origins ＆ Destinations, p. 423.

91　请参阅：Letter written on behalf of 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Ohio and the Chinese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Cleveland, Ohio, to William B. Wilson, Secretary of Labor, March 30, 1916. File 53775/139, Entry 9, Box 235,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92　关于华人遭逮捕与囚禁的情况，请参阅：Petition to President Wilson, stamped June 1, 1914. File 53620-115A, Box 229, Entry 9, Stack Area 17W3, Row 2, Compartment 1, Shelf 6,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93　请参阅：“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Immigrants by U.S. Immigration Officers.”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hinese-American League of Justice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anuary 4, 1913. File 53620/115, Entry 9, Box 228,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94　请参阅：Ibid.

95　请参阅：Letter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December 16, 1917. File 54184/138, Box 259,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96　请参阅：San Francisco Examiner news clip, October 1917. File 54184/138B, Box 259,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Valerie Natale, ”Angel Island ’Guardian of the Western Gate,’” Prologue: Quarterl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Administration 30:2 (Summer 1998).

97　请参阅：Valerie Natale, “Angel Island ‘Guardian of the Western Gate.’”

98　关于移民局贪腐的情况，请参阅：Letter, John Densmore to the Secretary of Labor, May 1, 1919. File 54184/138-B, Box 259,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Valerie Natale, “Angel Island ‘Guardian of the Western Gate.’”

99　请参阅：Letter, John Densmore to Alfred Hampton, Assistant Commissioner-General of Immigration, May 14, 1917, National Archives。也可参阅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商业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鲍勃．巴德（Bob Barde）提供给本书作者的个人研究资料。

100　请参阅：Page 16, “Copy of Complete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May 23, 1917 to July 4, 1917. Inclusive.” File 54184/138B, Box 259, Entry 9,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101　请参阅：Renqiu Yu, p. 23.

102　请参阅：Donald Dale Jackson, “Behave Like Your Actions Reflect on All Chinese,” Smithsonian, February 1991.

第十章

二十世纪初华人的工作与挣扎求生

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以后，几十年之间，美国华人在文化认同上始终如孤魂野鬼一般：一方面无法完全获得美国社会的接受，但也没办法（或者不愿意）返回中国，就此放弃他们在美国赚取的收入。由于美元在汇兑上的优势，某些华人的收入足以让远在中国老家的亲人过着相对非常奢侈的生活。对工资最低的华工而言，如果不寄钱回家，家人就活不下去。如今，在各种排华法规开始实施后，这些人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必须过着与家人长久分离的奇怪人生。即使只是回家探亲一趟，他们的命运就算是被握在移民官的手里了，因为这些官员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可以重返美国，若回不去了，就等于是永远失去了珍贵无比的收入来源。

还有另一个因素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尽管美国的法律处处与他们作对，但中国的政治环境却远比美国更为动荡与危险。到了光绪末年（十九世纪末），日本几乎已彻底击垮了清朝。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击败，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某些部分、台湾与澎湖割让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四个通商口岸。尽管日本与列强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清政府似乎不觉得需要找出富国强兵之道。同治皇帝离奇驾崩后，慈禧太后指派自己的侄子继位，是为光绪帝（译注：光绪也可以算是慈禧太后的外甥与儿子，因为他是慈禧之妹婉贞之子，后来过继给慈禧为子），但他却只是个傀儡皇帝，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手里。慈禧的豪奢贪腐在中国已是传奇，北洋海军亟需军费来打造现代化的船队，却被她挪用于夏季行宫颐和园里的“清晏舫”──一座只有装饰功能，不能开动的大理石石船。

随着民间的反清情绪日渐高涨，革命已经势在必行。过没多久，这些华人就会发现，即使他们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但因为天高皇帝远而享有他们在祖国无法想像的政治权力与自由。他们可以发起反清组织，不用害怕遭到报复，也能为国内的激进份子提供急需的经济援助。这些激进份子可以分为两类：一边是想要从体制内改革清朝政府的维新派人士，另一边则是想要推翻满清的革命志士。

维新派人士以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马首是瞻。他们原本的目标是透过变法图强来解救清朝。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有为说服年轻的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施行一系列将中国的教育、国防现代化的政策，又称“百日维新”。康有为同时也认为清朝必须仿效日本的明治天皇，改采君主立宪制。

这些改革尽管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关键，但慈禧太后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因改革而备受威胁。慈禧向来是宫廷政治的高手，这次又发动政变，把侄子光绪皇帝逮捕软禁于瀛台，迫使康、梁为了自保而逃离中国。流亡的康梁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又称为中国维新会），有许多美国华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这组织很快就开始在全美各地甚至夏威夷开了分会。一位名为荷马李（Homer Lea）的白人军事家向来梦想在中国闯荡出一番伟大功业，于是在加州成立了专门为康梁训练保皇军的西方军事学院（Western Military Academy），但这军校未能维持太久。

然而，不久后许多华人移民已无法继续忍受清朝政权的贪腐，不想继续追求保皇大业。事实上，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他们开始逐渐转而支持新兴的革命运动，以“推翻满清，创建共和体制”为己任。领导这革命运动的英雄是孙逸仙，与康有为同为广东人，而广东向来是反清份子的大本营。康有为是来自仕绅阶级的知名学者，但孙逸仙却是农家之子，无意支持既有体制。从早年开始他就胸怀大志，力争上游，这点很像许多在清末移民美国的华人。他的老家是广州附近靠海的翠亨村，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亲戚前往美国追寻更好的发展契机，其中两位在淘金热期间死于加州。其他家族成员则已定居夏威夷，他也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随母前往夏威夷投靠兄长孙眉。他进入一家教会学校就读，成为基督徒，也学会了西方民主体制的概念与运作方式。

多年来，孙逸仙一直在各地飘泊，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他就读香港西医书院，但英国殖民政府认为他的医术不够格，禁止他在香港行医（译注：孙逸仙行医的地点为澳门、广州）。后来孙逸仙曾草拟〈上李鸿章书〉，提出富国强兵之道，但满腔热血却遭当权者漠视。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孙逸仙于愤怒挫折之余在夏威夷檀香山创立秘密革命组织，名为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创会宗旨。该会与各地堂会创建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因为当时堂会在中、美两地虽然有许多非法勾当，但愈来愈倾向于投入反清大业。孙逸仙与广州附近其他的秘密会社共谋进行武装革命，但经费不足而且计划未尽周详，很快就遭当地清朝官员发现，举事失败。许多革命志士惨遭处决，但孙逸仙设法逃往日本。此时孙逸仙已经变成一个被自己国家通缉的革命人士──仅仅四年后，康梁也因为变法失败而走上了他这条路。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清廷原本只是想要孙逸仙的命，没想到却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满清驻伦敦公使馆绑架他，原本要用船将他运回中国。孙逸仙临危不乱，靠口才说服看守他的人帮忙传递讯息给一位朋友〔译注：解救孙逸仙的是他在西医书院时期的英籍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才得以获救。经过这次遭绑架未遂后，孙逸仙立刻变成英雄人物。西方媒体大幅报导他遭绑架后获释的神奇事迹，世人也开始对他的革命理想寄予同情。声名大噪后，孙逸仙才得以将他的革命运动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前往美国各地公开露面时，总能吸引数以千计的热情支持者，美国华人社群也帮忙募集大笔款项，用于推翻满清。

孙逸仙的革命盟友终究发动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政府派驻武昌的新军遭革命人士策反叛变，随后终结了满人在中国创建了长达两百六十七年的政权。革命人士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孙逸仙获选为临时大总统。这些革命人士仿效美国民主体制，自组国民党。国民党在华人聚居的各个美国大城创建地方党部，而美国政治文化对于孙逸仙治下的新共和国显然一开始就影响深远。他的三民主义论述，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都是以英文撰述，灵感源自于林肯总统盖兹堡演说中所说的，他将致力于创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不过，孙逸仙的中华民国早早就种下败因。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了避免中国爆发内战，他选择辞职，让位给大权在握的华北军阀袁世凯。尽管后来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袁世凯很快就僭取独裁政权，对国民党加以清算，打压媒体，清除了数千个政敌，刚刚萌芽的共和国就此遭他扼杀。在中国实施民主制的美梦告吹后，孙逸仙再次逃往外国。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猝逝后，大一统政府分崩离析，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1

就在中国陷入一片混乱、血腥战役屡见不鲜之际，数以万计华人移民也在美国默默地为自己的人生战斗，每天都必须挣扎谋生。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还不知道该怎样选择职涯才能获得机会，而不是走入死胡同。

许多人很快就发现，如果继续待在农业发展，日子将会愈来愈难过。许多加州华人本来还做着成为自耕农的美梦，但加州政府在一九一三年开始实施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Act）却令他们梦碎，因为该法规定，没有资格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即使有钱也不能购地。2〔《外国人土地法》原本的立法意旨是为了阻挡日本人移民加州。日本移民与华人一样也必须忍受美国对亚洲人的各种歧视，无法归化为美国公民，但美国并没有用《排华法案》那种铺天盖地的方式对付日本人。对于日本移民在美国海岸地区遭到排挤厌恶的情况，日本政府深感受辱，于是在一九○七年签署了《日美绅士协约》（Gentlemen’s Agreement），规定日本将会主动限缩、管制前往美国的日本契约工。不过，某些日本移民开始在加州购地放租，让该州许多政治人物觉得苗头不对，因此游说联邦政府立法阻止日本人移民美国。游说不成后，他们决定在州政府层级推动立法。因为认为日本人如果无法购地就不会移民加州，加州州议会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禁止所有亚洲人都不得在加州购置不动产，而该法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遭废除。〕因为没有购买与拥有土地的权利，某些华人移民只好被迫成为农工。在接受某次口述历史访谈时，华人移民孙宋（Suen Sum，音译）的说法让我们得以一窥华人农工的飘泊人生。他用钱买到“假儿子”的身分，来到美国加州沙加缅度──圣华金河三角洲地区的乐居村（Locke）定居，全村都是华人。他曾在许多农场当杂工，包办过洗厕所、砍柴、摘果子、照顾果园等各种工作。他回忆道：“白人好像把我们华人当奴隶使唤。”尽管他受过一点教育，在中国读到了中学，能用中文读书写字，但赚到的钱几乎连过活都很难：时薪十到二十美分，一天工作十小时。这收入让孙宋无法成亲，除了工作之外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有些时候他甚至没钱买食物。“每年的日子都没两样。年复一年都得工作，从年轻做到老，到头来我还是没有积蓄。”3

1905年，旧金山一间豪华的中国餐厅，大约拍摄于旧金山大地震前一年。对当时的游客来说，中国餐厅多楼层的装潢充满了吸引力。（照片来源：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Doheny Memori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26年加州乐居村（Locke）大街上的国民中学举行创校仪式。乐居村是全美仅存的全华人乡间村镇。（照片来源：Sacramento River Delta Historical Society）

在某些州，华人可以当地主，因此有少数人靠农业功成名就，但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特例。像是移民夏威夷的广东人林业举（Lum Yip Kee）在各地拥有许多芋头庄园与加工厂，因此得以称霸芋泥市场，赢得了“芋头王”的美名。4夏威夷的另一位华人移民陈阿芳（Chun Afong）则是因为经营糖业有成而变成百万富翁，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甚至以此为灵感写出了一篇名为〈陈阿成〉（“Chun Ah Chun”）的短篇故事。5某些加州华人因为可以租地给人，或者收成比其他竞争者更快而获利。尽管有《外国人土地法》的规范，少数华人甚至还是能设法购得土地。旧金山华人赵灿垣（Thomas Foon Chew）获得“芦笋大王”的称号。他的邻湾罐头公司（Bayside Canning Company）设在加州小镇艾尔维索（Alviso），是全美第一间制造绿芦笋罐头的罐头厂。该公司后来日渐发展茁壮，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罐头公司，仅次于德尔蒙（Del Monte）与利比（Libby’s）两家公司。6广东人陈龙（Chin Lung）年幼时体弱多病，移民美国后一开始前往沙加缅度──圣华金河三角洲开垦沼地，这工作让他常常手脚流血，每天晚上以泪洗面。存够钱后他开始在三角洲地区放地收租，最后成为当地的“华人土豆大王”。7

不过，大多数的华人移民能够获得较好发展机会的地方并非美国各地乡间，而是小镇与城市。假以时日，华人会全部离开农工的岗位，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日本、菲律宾与墨西哥的移民劳工。许多华人朝各种产业发展，最后几乎独霸了那些产业。

餐厅向来是一个颇受华人欢迎的工作选择。到了一九二○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华工都是在美国的餐厅工作。8这些餐厅都是家庭式餐馆，老板同时兼任厨子与洗碗工，如果有老婆的话，她们则是帮忙跑堂结帐。少数华人的资本雄厚，租房子开餐馆，内部装潢走的是奢华亚洲风，聘了许多主厨与男女服务生。

无论经营餐馆的规模大小，许多华人都意识到能让他们获利的并非纯正故乡风味，而是看起来有中国风，但却能收服美国人味蕾的菜肴。以煎面（fried noodles）为例，就是某个华人厨师不小心把一团中国面条丢进磙烫热油里而发明出来的。这种金黄色煎面酥酥脆脆，卖相极佳，顾客都很喜欢，因此才被放入菜单里。9这种新式面点立刻大受美国顾客的欢迎，其他中国餐馆也赶紧跟进。一九一六年锺大卫（David Jung）在洛杉矶开了一间面条公司，据说幸运饼干就是这家公司发明的。10（一般人都误以为幸运饼干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点心，但其实并非如此，甚至中国人也没有把字条摆进糕饼馅饼里的习惯。元朝汉人在起义时的确曾经将把秘密纸条摆进中秋月饼里，纸条上写着进攻计划，就此推翻蒙古人，创建明朝。不过，想到把生活隽语写在纸条上摆进脆饼里的，是在美国的华人。）至于“杂碎”则是一道将菜、肉炒在一起的杂烩菜肴，深受许多白人喜爱，到了二十世纪初甚至因为曾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一九二○年出版）里提及这道菜，而成为某种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元素。美国各地的杂碎口味不一，因为主厨都会根据当地口味进行调整。东岸某些中国餐馆的菜单上甚至还有杂碎三明治。

某些华人深谙传统中国医术，当起了中医。在十九、二十世纪，加州严重缺乏受过扎实训练的西医，而促使很多病患开始尝试另类疗法。有些白人宣称西医对他们药石罔效后会转而寻求中医的帮助。中医谭富源（Tan Fuyuan，音译）表示：“一般而言，白人都不愿意来看中医，除非他们已经试过各种既有的疗法。因此，每一个我们医好的病人都可以说是已经被其他医生放弃的案例。”11

某些中医诊断能力强且医术高明，因此客户源源不绝。尽管这些医生都是在华人地区开业，但大多数的病人都不是华人。〔最早在一八五八年就已经有旧金山的华人中医胡云晓（Hu Yunxiao，音译）使用英文招牌来招揽白人病患，12后来从一八七○年代开始则是有中医在加州的英语报纸上面刊登广告，有些甚至是半版广告，并且带有华人医生帮白人病患把脉的照片。〕13到了十九世纪末，西部地区各地的中国城至少有一位中医，有些甚至多达三、四位。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国际华人商业名录》（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of the World）上列出了二十八位洛杉矶华人中医的名字（但实际上华人中医的人数也许远多于此）──尽管当时全洛城的华人居民也不过区区两千人。14

与其他华人行业一样，中医药铺一般都是家庭事业。史家刘海明（Liu Haiming）在书中描绘美国华人中医张颐棠（Chang Yitang，音译）的日常生活。15他在一九○○年移民洛杉矶，家人住在楼上，一楼同时充当诊间、药丸工厂、药铺与茶馆。张颐棠在诊间帮病人把脉，然后诊断与开药。他的妻子奈莉（Nellie）负责在厨房泡草药茶，她的侄儿余白（Yee Pai，音译）拿饼干给候诊室里的病人吃。草药药丸是张家自制的，整个过程非常累人，需要好几个人通力合作完成。他们利用一种两边有手把，名为“药船”的沉重船状铁器，以双脚或双膝施力，把中药磨成细粉。将药粉筛滤之后混进蜂蜜，蒸制烤干后成为小小的药丸，然后装瓶出售。张家的药丸还能以邮购方式购买，事业蒸蒸日上。

某些中医之所以能成功，与其说是医术精良，不如说是行销有道。一九一○、二○年代期间，梁汤姆（Tom Leung）在洛杉矶经营中医药事业有成，主要就是因为他特别会包装宣传自己。尽管他宣称自己出身中医世家，而且毕业于北京皇家医学院（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of Peking，译注：这医院名称显然是梁汤姆自己瞎掰的，不过北京的太医院的确也有医学教育功能），但他女儿梁露薏（Louise Leung Larson）认为那些显赫身世经历都是父亲编造出来的。16梁汤姆常在洛杉矶各大报刊登广告，甚至寄圣诞卡片给病患，赠送上面印有“梁汤姆草药公司”（T. Leung Herb Co.）字样的日历与尺。除了在当地执业有成，他的邮购服务遍及全国，病患先填写问卷，描述病征，然后他就把草药寄过去。他最受欢迎的自制产品之一是“千奇油”（Thousand Wonders Oil），号称“能治百病”，从牙痛到蚊虫叮咬都没问题，宣传海报上还说它是“世上最珍贵但最便宜的药品之一”。梁汤姆的声名远播，中医药事业也愈做愈大，很快就有钱购买豪宅，家里摆设昂贵的中国艺术品，聘了许多女佣、厨子，还有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美国医界将梁汤姆这一类人物当成可怕竞争者，共谋对策，敦促政府把他们赶出医界。二十世纪初期，中医因为无照执业而被罚款或囚禁的事件屡见不鲜。梁汤姆就曾被捕超过一百次，但他却淡然处之。他体认到自己若要成功就必须以身试法，所以与政府之间的问题可说是他营业成本的一部分，甚至还把政府的逮捕行动列入自己的行程里，并且规定秘书在警察找上门那一刻就打电话给银行，安排保释金的给付事宜。不过，这些逮捕行动却成了免费广告，让他意外受益。他的老婆曾回忆道：“他愈常被捕，生意就做得愈大。”17

零售业是争议性远低于医药业的华人事业。二十世纪初，最有名的华人百货业老板是曾当过华工的周嵩（Joe Shoong）。18一九○三年，他在加州瓦列霍市（Vallejo）开了一家小店，后来扩增为名为“一元商店”（National Dollar Stores）的知名连锁店，到了一九二○年已经是公认的全美最大华人事业之一。尽管员工（还有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是白人，但管理阶层成员与股东却清一色为华人。短短几十年间，周嵩的百货王国让他成为全加州收入第二高的居民，他在西岸各州开了五十几家店，《时代》杂志也因此封他为“全美最有钱与最有名的华商”。19

当然华人开设的都是一些小店。美国南方的杂货店事业几乎可说是华人的天下，一般的店铺都是在前面的较大空间陈列货物与售货，后面则有个可供店主吃饭睡觉的小房间。华人移民周雷（Ray Joe，音译）在一九二○年代初期来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就开了那样一间小店，吃住工作都在店里。20白天他贩卖杂货、派饼、饼干与热狗，到了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个大行李箱并在一起充当的床铺”，他的兄弟“把四张板凳靠在一起，在上面睡觉──我们努力打拼，想要事业有成”。21

对于想要成为华商的人来说，在南方开杂货店的确会遭遇某些风险。因为英语不灵光，在当地又没有熟人，所以很容易碰上想占便宜的供货商，也常有顾客抱怨或者遭小偷。不过，华人移民也有一些优势。由于他们大都来自广东，有许多亲戚经商，所以不乏取得创业资本与商务经验的管道，因为亲族成员往往会凑钱给他们移民到海外创业。更重要的是，南方华人杂货商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可言。他们大都愿意每天长时间努力工作，换取微薄的利润，而这是南方美国人不会起而仿效的。

排华时期，许多华人移民家庭在美国南方各州开设杂货店。大多数是夫妻一起经营，老板与家人都住在店铺后方。（照片来源：Herbert and Diana Kai）

没有人想到庄园奴隶制会导致南方黑人与白人都难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竞争求生。如同《密西西比华人》（The Mississippi Chinese）的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在书中指出的，南方白人的问题是心态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甚至可说是思想封建。许多白人不愿从事服务业，因为那是一种必须服侍顾客的行业，即使有利可图，但在他们的文化看来却与奴仆无异，有损人格。至于黑人则对白人统治阶级有一种根深柢固的恐惧，因此不敢开自己的店。若有黑人经营事业有成，那在白人眼里简直就和造反一样，是一种“高傲的表现”，等于是蔑视社会体制。

特有的种族歧视文化让南方人严守阶级分际，但也导致零售产业变成一片荒地，这也为华人创造出商机。因为白人把零售交易当成一种低下的行业，所以不觉得华人杂货商对自己构成威胁。至于黑人则比较喜欢光顾华人开的商店，因为华人不像白人那样：如果黑人忘了称呼白人为“先生”或“老爷”，白人就会动不动对他们骚扰甚至打打杀杀。华人的地方型杂货店同时也具备非正式的银行功能，让黑人佃农可以赊帐或借贷，这都是白人不愿意提供的方便。

奴隶制严重斲伤南方人的企业精神，所以即使华人杂货商不懂英语也没关系，他们自然会找出不用说话的买卖方式。华人杂货店里大都摆了一根棍子，让顾客可以拿起来指出自己要买什么。22遇到需要补货时，华人店主也会把最后一个商品留下来，拿给批发商派来的业务员看。这些华人的商店不仅存活了下来，甚至从白人的标准看来，他们可以说是经营得有声有色。到最后，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等南方地区，华人的收入居然可以达到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23

但最受华人欢迎的产业还是洗衣业，而且自从淘金热以降，这一行在许多地区几乎都是由华人掌控着。根据一九二○年的普查结果，受雇华工里几乎高达百分之三十是洗衣工24：华工人数为四五六一四人，其中有一二五五九人在洗衣业工作。25许多华人移民喜欢开洗衣店，因为这样很快就能做起自己的生意。只要洗衣板、肥皂与熨斗就能开工，几乎不需要创业基金26，而且营运成本也低，因为洗衣店老板往往住在自己的店里，省下了租金。而且这工作也不需要接受特别训练。“以前啊，有些家伙真的完全没受过教育呢！”27一位洗衣工向史家萧成鹏（Paul C. P. Siu）表示：

他们连数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一堆衣服洗完后，他们必须把该收取的费用记录下来。可是他们根本不识字，也不会写数字。但还是有办法的，多么聪明的办法！懂吧？他们会画圈圈，跟半美元硬币一样大小的就代表半美元，跟一角一样大小的就代表一角，依此类推。等到顾客进门拿洗好的衣服，他们只要看看有几个圈就知道要付多少钱。这真是可笑的方法。

但洗衣业的现实面是很残酷的。大多数的华人洗衣工之所以能在这一行存活，是因为他们生活节俭，而且收费至少比其他白人洗衣工低百分之十五，这让他们的利润变得微薄无比。28庞大的工作量让他们几乎是睁开眼睛就得一直工作到睡觉前。他们工作时会吸入大量的蒸气与棉绒，地板又湿又滑，洗完后还得把衣服熨好，把重达八磅的熨斗摆在一具煤炉上加热，然后徒手把客户的衣服折好。最后一道工就是要把衣领、袖口等可以打开的地方及衬衫的前面上浆，除了需要细心之外也很费时。如果处理衣领时不小心就会皱起来。他们必须先用一具特制的轧布机把衣领压过，用一把小刷子弄湿，最后用手卷起来。几十年后，这些年迈洗衣工将会记得当年的日子有多惨：每天早上起床后到休息前，必须帮一千件衣服的衣领上浆。

过没多久，他们开始觉得洗衣间就像一个潮湿的牢房。一般洗衣工不只在店里工作，晚上也睡在那里。他们不太需要离开店里，因为许多供应商意识到有利可图，会自动找上门：推销员到店里贩售洗衣用品，也有人把煮好的食物用车载过来。有时候洗衣工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小时，连停手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爸曾经打趣说他的胃像橡皮筋一样充满弹性，两天没吃饭都没问题，”一位纽约的华人洗衣工之子回忆道。“一旦他吃了东西，又可以撑好一阵子！他没有时间照三餐吃饭。”29另一位洗衣工之子则是回忆道：“我听说有些洗衣工会从天花板垂吊一个面包下来，摆在身前，有时间就吃一口。”30

大多数的洗衣工在美国都没有妻子，但有些人设法让自己被政府认定为“华商”，把老家的妻子也接了过来。她们来到丈夫的洗衣房时通常会被吓一跳。“以前啊，中国女人觉得这里是到处黄金的地方，”一位资深洗衣工的老婆回忆道，“唉！是真的！他们本来是以为自己来金山捡金子的。难道你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来洗衣店工作的？”31

这些被丈夫设法弄来美国的妻子必须与丈夫并肩工作，还要在洗衣间后面的住家照顾小孩与煮饭。她们把小孩背着，弯着腰洗一堆堆衣服，长年下来变得颈部肌肉僵硬，双腿浮肿，有了静脉曲张的毛病。其中一位回忆道，她的血管膨胀成球状，“必须用布把两条腿缠起来。”32脏衣服多到令人筋疲力尽，几乎崩溃，她们也和丈夫一样，很少出门。某位洗衣工之妻向访谈人员表示，她在洗衣业做了三十八年，只出门过三次，另外还有一次是到其他城市去参加某次家庭庆典。33

他们之所以像奴隶一样拼死拼活，是因为知道自己能够让远在中国的老家亲戚过上更好的日子。“某些老一辈的洗衣工每天工作时间几乎高达十六小时，”纽约市容工洗衣店（Wing Gong laundry，音译）的经理黄安迪（Andy Eng，音译）表示，“他们能够多存几块钱，因为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他们不会把攒起来的钱花在任何其他地方，只会用来照顾远在中国或香港的家人。”34整个广东省有许多地方都因为这些钱而重获新生，获得了新的科技设备与路灯，也盖了公路与新学校。第一波美国的华人移民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广东台山县。多亏台山人从海外汇回庞大金额，当地的成人识字率到了一九一○年之际才得以成长为令人惊诧的百分之九十。35

亲人为了他们在美国做牛做马，但许多台山人却不知心怀感激。从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汇回家的钱通常都算是钜款，所以这些台山人把自家亲戚想像成美国衣服产业的富商，但移民华工往往也乐于遭人如此误解。在写回家的信件与偶尔返家探亲时，这些自豪的洗衣工总是语带含煳地提起自己是开“衣裳馆”的，意指他们是开“服饰店”或是做服饰生意的。36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作为。既在乡下老家被当成名人，可说是他们毕生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他们为何要说破呢？为什么他们要揭穿自己的真面目，宣称自己不是超人或英雄，只是卑微的华工？对大多数的洗衣工而言，他们毕生能称得上光宗耀祖的事迹，就只是让自家孩子们用赞叹敬佩的眼神看着他们。〔借由掩盖真相，他们也促使许多人误信了任何人到美国都很容易成功的迷思，所以渴望移民美国。而且这迷思还维持了好几十年。于仁秋（Renqiu Yu）是《旧中国，旧自己》（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的作者，该书主题是介绍纽约华人的手工洗衣业，当他为了相关研究而进行实地访谈时才发现，直到一九七九年许多洗衣工的后代仍然压根不懂父祖辈们所谓的“衣裳馆”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然而，为了维持住这个假象，他们也必须付出代价。许多亲友深信这些洗衣工在美国是大亨，所以在向他们要钱时完全没有罪恶感。透过芝加哥华人洗衣工萧得胜（Hsiao Teh Seng，音译）在一九二○年代和中国亲人之间的信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海外华人常常被亲人催讨金钱。家人写给他的信件只有一个共同主题：要钱。他兄长的小妾遭土匪绑架，他们家必须付两万美元赎人。某个表亲想要领养儿子，向他要了两百美元。亲族里的年轻晚辈求他给钱，让他们可以在广州买一个宅院，因为去广州度假时他们没有好地方可以待。（“我们真的很丢脸……拜托别把这当成不重要的事。”）得胜的乡下老家遭匪徒洗劫后，他的家人求他给钱，让他们可以盖一堵墙壁。（“所有村民的生死就操在你手上。可别忘了。”）还有个侄子因为“遭到某位叔伯窃占钱财，为了雪耻”而向他请求金援。就连那一位占人钱财的叔伯也向得胜求助，为了某件丢脸的事而向他借钱纾困。得胜的女儿写信向他要一支金表，她写道：“大伯的女儿们都有金表，但我们没有。至于表面需不需要镶翡翠，就由父亲大人您自行定夺了。”得胜之妻则骂他太过自私，她在信中表示：“每个月我都渴望你能寄钱回来，但收到的却只有信件。”她还写道，得胜待人过于慷慨，害他们家破产了。（“我现在很穷，甚至要靠典当才有钱买食物，但你还是在捐钱，想要帮自己‘戴高帽’。”）她还威胁得胜说，“我不想再帮你持家了。尽管你帮兄弟们做牛做马，但他们没人爱你。你干嘛同情自己的兄弟？”最后她写道：“广州附近有一间可以落发的尼姑庵，我去那里当尼姑好了，孩子就交给大伯小叔他们照顾了。我不是你的终身伴侣。请好好想想：等你老了，你的生活要依靠自己的小孩，还是兄弟？恳请你寄两百美元，这样我在尼姑庵里才有生活费。现在，我不管你在美国工作有多辛苦，我一点也不同情你。”得胜无法得知自己到了老年能够依靠谁，因为他隔年就去世了。37

尽管如此，美国的华人洗衣工还是为自己能照顾老家的家人而感到骄傲。对其中许多人来说，这是让他们能够继续忍受坚苦生活的唯一动力。也许，最能刻划出这种持久大爱与自我牺牲精神的，莫过于L. C. 宗（L. C. Tsung，音译）的小说《边缘人》（The Marginal Man）：书中的角色林查理（Charles Lin）走进一家洗衣店，即使过了晚上十点，他看到还是有个华人糟老头在没有灯罩的灯泡下用熨斗熨衣服。聊了几句后，老头对林查理说他自己已经在美国工作居住了四十年，寄钱回老家。他自豪地给林查理看一张照片。“照片中间有个坐着的白发老女人，她被十五或二十个男男女女包围着，其中有各年龄层的小孩……从这全家福照看得出大家都很满意，他们全都是这消瘦老头的子孙，他靠自己那一双皮包骨的颤抖双手养活自己与家人。为着这一大家子，他做牛做马四十年，这可以说是他的生存目标，他唯一的人生意义。那照片对他来说无异于学位证书，就像优等毕业生手里的成绩优异证明。”38

1　关于康、梁、孙三人的生平，请参阅：Eugene Anschel, 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4);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Radic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Jane Leung Larson, “New Source Materials on Kang Youwei and the Baohuanghui: The Tan Zhangxiao (Tom Leung) Collection of Letters and Documents at UCLA’s East Asian Library,”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L. 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Franklin Ng, “The Western Military Academy in Fresno,” 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Young-tsu Wong, “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1992; Robert Worden, “A Chinese Reformer in Exile: The North American Phase of the Travels of K‘ang Yu-wei, 1899-1909,”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1.

2　请参阅：Sandy Lydon, Chinese Gold, pp. 408-11.

3　请参阅：Jeff Gillenkirk and James Motlow, Bitter Melon: Inside America’s Last Rural Chinese Town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 89.

4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 73.

5　请参阅：Ibid., p. 73.

6　请参阅：Thomas Foon Chew: J. C. Wright, ”Thomas Foon Chew: Founder of Bayside Cannery, in Gloria Sun Hom, ed., Chinese Argonauts: An Anthology of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anta Clara County (San Jose, Calif.: Foothill Community College, 1971), pp. 20- 41; 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nd Its People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9), pp. 105-7; Eric A. Carlson, ”Fortunes in Alviso,” Metro, April 12-18, 2001, p. 15.

7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ersonal Histories 1828- 198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88), pp. 89-97；关于他生平的更详细介绍，请参阅：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06-12.

8　四五六一四名华人里，大约有一一四三八人是餐厅员工，请参阅：Asians in America: Selected Student Papers, Asian American Research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Working Publication #3, p. 31.

9　请参阅：Imogene L. Lim and John Eng-Wong, “Chow Mein Sandwiches: Chinese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in Rhode Island,” Origins ＆ Destinations, pp. 417-35; 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7, first edition, and 1996, revised edition), p. 34.

10　请参阅：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17, 1988.

11　请参阅：Tan Fuyuan,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 (Los Angeles, 1902), p. 11；转引自：Haiming Liu,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Ph.D. thesis provided to author, p. 96.

12　请参阅：Haiming Liu, p. 89.

13　请参阅：Ibid., p. 94.

14　请参阅：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Co., Inc., Wong Kin,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for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13 (San Francisco, 1913)；转引自：Haiming Liu, p. 90.

15　请参阅：Haiming Liu, pp. 97-99.

16　请参阅：Louise Leung Larson, Sweet Bamboo: Saga of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Los Angel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0), p. 19.

17　请参阅：Ibid., p. 71.

18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pp. 185-86; “Joe Shoong, Chinese Merchant King, Di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15, 1961;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252.

19　请参阅：Time, March 28, 1938, p. 56.

20　请参阅：Oral history conducted by Sam Chu Lin and provided to author.

21　请参阅：Ibid.

22　请参阅：James W. Loewen, p. 33.

23　请参阅：Ibid., p. 53.

24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1971), p. 188.

25　请参阅：Asians in America: Selected Student Papers. Asian American Research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Working Publication #3, p. 31.

26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190.

27　请参阅：Paul C. P. Siu,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28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Danny Moy,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archived in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70 Mulberry Street, New York City.

29　请参阅：Judith Luk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Tommy Tom, assistant manager of Wah Kue wet wash, January 9, 1981,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30　请参阅：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p. 26.

3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oy Wong, April 26, 1982,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32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p. 155.

33　请参阅：Yen Le Espiritu,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p. 38.

34　请参阅：James Dao interview with Andy Eng, manager of the Wing Gong laundry,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35　请参阅：Renqiu Yu, p. 38.

36　请参阅：Renqiu Yu, p. 28.

37　以上信件内容，请参阅：Correspondence of Hsiao Teh Seng, translated by Paul C. P. Siu and archived in the Ernest Burgess Papers, Regenstei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这些信件内容的精彩描述，请参阅：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s Among Ghosts: Chicago, Peru and Hawaii: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pp. 80-86.

38　请参阅：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p. 158-59.

第十一章

新世代美国华人的诞生

华人文化向来重视大家庭，但讽刺的是，美国的华人移民却无法享受养儿育女的特殊满足感。许多华人的确还是常常汇生活费给乡下老家的妻子儿女及其他亲戚，但这和能够看着自己亲爱的子女长大成人根本是两回事。不过，这本来就是华人男性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美国的华人女性人口极度缺乏。成千上万的华人就此必须一辈子打光棍，或者与家人过着长时间分隔两地的生活。

光从数字看来就知道他们有多惨。一八八○年，也就是在《排华法案》问世前夕，美国华人社群的男女人口比例曾高达二十比一：男性人口有一○六八六人，女性则为四七九九人。1到了一九二○年，因为许多华人男性日渐凋零或离开美国，造成人口减少，而少数女性在美国诞生导致人口增加，不过男女比例仍然高达七比一。2这种男女人口悬殊现象的主因之一，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禁止华工带妻子到美国来。根据法律规定，女性的身分类别附属于丈夫，所以如果丈夫是“劳工”，他们的妻子也是，在《排华法案》实施后就无法申请赴美。反观那些富裕华商的妻子若想要前来美国，则受到政府欢迎。

正因如此，早期很少有华人女性来到美国。从一九○六到二四年之间，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位华人女性以合法方式入境美国。3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开始实施后，更是禁止任何在外国出生的亚洲女性入境美国。虽然这主要是为了禁绝日本新娘的仲介交易，但美国华人社群也因此受到伤害：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没有任何一位华人女性获准入境美国。4

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的确不乐观，又有种种歧视华人的法律规定，但渐渐地还是有少数华人得以在这段时期组织家庭。因为一般华人移民没钱在美国结婚，政府也禁止他们把远在中国的妻子带来，所以有幸与家人厮守的几乎都是华商或者华人企业家，也就是美国华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家庭小孩（一般被简称为ABC，也就是新生代华人）通常都是位居社经阶层上端的美国社会成员。不过，如果从美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家庭也不算太有钱。这些新生代华人尽管不用像爸妈那样，为了在一个陌生国度安身立命而戒慎恐惧，拼命自我调适，但他们在社会上还是遭遇了一些别人不用面对的挑战。

第一个重大挑战是受教权备受威胁。因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华人社群比其他外国移民社群都更看重子女的教育，这也是他们在家里对孩子们谆谆教诲的重点。他们帮人洗衣服、在血汗工厂里打拼、进燠热的厨房里煎煮炒炸，以各种方式挣扎谋生，在背后支撑他们的动力是所有移民都难以忘怀的梦想：让他们的小孩，尤其是儿子，能够过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他们认为教育会带来身分地位，而且某些思想传统的华人父母深受儒家社会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所影响，说怎样也不希望孩子被贴上“商贾”的俗气标签，因此认定读书本身就是某种崇高目标，而不只是把读书当成学习技能的途径，可以借此获得生活保障或者功成名就。不过，对他们来说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要，也是因为接受教育后能带来直接而实际的成效。移民家庭的父母特别喜欢孩子当医生与工程师，这不只是因为这两种行业的收入与名声都相对比较高且生活稳定，也是因为两者都不需要政治人脉、庞大资本或者高超的英语技巧。“我爸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专业人士，”某位新生代华人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表示，“如果当年我的两位兄弟里有一位能够当上医生，我妈肯定会非常兴奋。”5

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许多爸妈也都相信，如果孩子们不能在美国当上医生、工程师或科学家，他们还是可以带着过去在美国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回到中国去当专业人士。只有教育是任何人都无法从孩子们身上夺走的，家长们也常常用一句格言提醒他们：“你可以赚到一百万，但接受教育比赚一百万更棒。你有可能会失去一切，但没有人能够夺走你过去所接受的良好教育。”6

不过，透过种种痛苦的经验，华人移民家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小孩在美国并无法直接享有受教权──就连上公立学校也一样。对他们来说，受教育是一种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的特权。最早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州政府就试着禁止美国华人小孩就读全都是白人学生的公立学校，置华人家长的抗议与请愿于不顾。

一八五九年，旧金山学校委员会（San Francisco school board）的委员们公然发表蔑视华人的言论，称华人为“狒狒”与“猴子”7，接着关闭一家专给华人学童就读的学校8──但事实上华人家长与该市其他居民没两样，也是要缴交学校税。在舆论压力下，州政府让华人学校重新开张，但后来还是在一八六○年代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法，亚洲人、美国原住民与黑人都不能到白人专属的公立学校就读。9过了十多年，加州政府又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立法准许黑人与原住民接受与白人隔离的公立学校教育，但亚洲人的受教权仍遭到漠视，各地教育官员有权关闭他们先前专门为美国华人学童开设的学校。10〔根据一八七○年的《学校法案》（The School Law of 1870）规定，黑人与原住民儿童的教育必须与白人学童隔离，另设学校让他们就读。〕

从一八七一到八五年，在全加州所有的族群中，只有华人学童无法就读州政府所开设的公立学校。11某些华人家长在家里教小孩读书，让他们就读私立学校，或者接受传教士的个别指导，但也有华人家庭穷到无法以这些方式提供教育。华人社群屡屡急切地呼吁学校委员会允许他们的孩子到公立学校就读，但总是遭到漠视。

最后，华人只能诉诸法律。因为女儿赵远香（Mamie Tape）申请到一家白人的小学就读遭拒，在中国领事馆担任口译员的赵洽（Joseph Tape）与摄影师兼艺术家的妻子赵玛莉（Mary）把旧金山教育委员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Education）告上法院。校方辩称，“若与华人学童一起受教，对白人学童的智力的发展不利，也有损他们的道德观”12，并且试图把赵远香抹黑成“生活习惯肮脏或有种种缺陷，以至于染上了许多传染病”13。赵家人提出医疗记录，显示远香非常健康，但该委员会拒绝让步。这就是史上知名的“赵洽控告珍妮．赫利诉讼案”〔Joseph Tape v. Jennie Hurley，赫利女士系春谷小学（Spring Valley School）校长〕，案件在法庭审理时刚好是加州反华暴力事件屡屡肆虐之际，州政府的督学们自认该择善固执：虽然禁止华人学童到公立学校就读有违宪之嫌，但有必要，因为他们“危及该州人民的福祉”。14某位教委会委员坚称自己宁可入狱也不会允许华人学童入学。15

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让正义得以伸张，并未屈从于公愤。高等法院的判决有利于赵家，而且上诉到加州最高法院后还是维持原判。后来，某些老师与校长准许让那些“蒙古学童”入学，教委会甚至做出了开除他们的决议，16某位法官对此提出警告，如果该委员会真的要执行决议，那么他就会以藐视法庭罪来惩处委员会的委员们。17

在法庭受挫后，旧金山学校委员会游说政府为华人学童创建另一个教育体系，将他们排除在白人的公立学校之外。因此加州州议会顺利通过某个法案，以“紧急条款”授权该委员会另外创设东方公校（Oriental Public School）。18赵玛莉怒不可遏，尽管措词有许多不合文法之处，但她写了一封情感丰富的信函给学校委员会，抒发己见：“莫德先生〔Mr. Moulder，译注：指旧金山市督学安德鲁．莫德（Andrew J. Moulder）〕，希望您永远都不会像赵远香小朋友一样被人迫害。生为华人是丢脸的吗？我们不都是上帝创造的嘛！！！您有何权力以我的小孩是华人后代为由禁止她到学校就读？赵远香绝对不会去您所创立的任何一家华人学校就读的！！！我会让全世界看到，当权力掌握在有种族偏见的人手上时，就根本没有公理正义可言！！！”19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这种采取种族隔离措施的学校并非只有在加州是合法的，其实全美各地都是如此。透过一八九六年“普莱西控告弗格森诉讼案”（Plessy v. Ferguson），美国最高法院创建起判例，接受了“隔离但公平”（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也借此认定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州政府有权禁止非白人学童去公立学校就读，并且不让他们享受其他政府资金支持的服务，但前提是必须为他们创设其他在各方面条件相当的教育机构。“隔离但公平”原则就这样成为美国的金科玉律，直到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在这一年审理“布朗控告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诉讼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译注：托皮卡市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判决结果推翻了先前普莱西案的判决，创立了另一个法律里程碑。

在普莱西案的判决出炉后，华人还是持续透过一次次的诉讼来挑战政府的隔离政策，但几乎没有成效可言。其中最著名的案子是一九二四年由密西西比州小镇罗塞岱尔（Rosedale）的华人杂货商林功（Lum Gong, 音译）提出的，因为当地白人学校禁止他女儿玛莎（Martha）就读而控告政府。20最后这官司也是打到最高法院，判决结果认定州政府有权将白人专属的学校保留给白人学童。

只有少数华人学童设法进入白人专属的学校就读。21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当地白人不反对，学校就能收他们，而这种情况当然也会促使华人学生养成温顺、恭敬的品行，并勤奋向学。不过，若过于用功、功课太好而招致白人忌妒，有时也会惹祸上身。例如在一九○五年，旧金山的华盛顿文法学校（Washington Grammar School）有一群白人坚称四位成绩顶尖的华人学生考试作弊，以中文偷偷交换答案。22于是校方将这些学生隔离，再考他们一次，分数出炉后还是全年级前四名。这些家长仍不肯罢休，把事情闹到该市教委会，结果该会把四名学生开除了。一九二八年在密西西比州某个白人社群决定禁止所有亚洲人就读当地白人专属的学校，起因是某个华人学童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23由于最高法院认定各地学校委员会可以随意或找借口开除华人学生，并不违宪，隔离政策就这样永远纠缠不休，随时可能伤害华人学童。

到了一九二○年代中期，加州政府若想将华人学童隔离开来，已经变得愈来愈困难，主要是因为华人社群愿意团结起来，以政治力量对抗政府。政府本来想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一间种族隔离的国中，结果因为华人社运人士与组织的高分贝抗议而作罢。虽然正式立法禁止种族隔离措施是好几十年后的事情，但种族的藩篱看来是早已渐渐被打破了。所以，这几十年间有愈来愈多美国华人学童得以前往种族融合的学校就读，而就在与白人学童开始接触之后，他们也开始对自己混乱的身分认同感到困惑不已。

在情绪上，大多数的小孩若不是对自己的华人传承感到极度自豪，就是完全唾弃自己的华人身分。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汇通中美文化的桥梁，不但为白人同学解说中国文化，在老师面前也扮演起模范学生的角色，仿佛他们动见观瞻，一言一行都足以影响中国的声誉。其他小孩则是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种族主义的毒害，最后变得痛恨有关中国的一切，甚至讨厌自己的长相。为了淡化自己的亚洲味，某些华人少女会把眼皮黏贴起来，看起来像是双眼皮，至于美国华人少年就比较不可能采用这种策略了，所以某些人在一九二○年代期间一定对自己的外形也感到非常焦虑。根据后来某位华人男性的回忆，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他还记得：“那一年我大概十一、二岁，某天中午我冲回家，绝望之余看着浴室里的镜子向上帝祈祷奇迹出现，希望自己的脸变成白人的脸。我是因为怕痛怕死才没自杀的。”24

少数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是白人。他们大都住在乡间，因为华人居民人数稀少，白人认为他们比较不具威胁性，甚至还鼓励他们成为主流社会的成员。柏妮丝．梁（Bernice Leung）在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加州佛雷斯诺市的农村，她记得小时候她与家中兄弟姐妹曾经不认为自己是华人。他们不觉得白人奇怪，反而看不惯亚洲人，甚至纳闷自己为何不是天生蓝眼金发。25蔡娜儿（Noel Toy，音译）生长在北加州某个小镇，他们家是唯一的华人家庭，后来到专科读书时遇到一个亚洲女同学，反而觉得很惊讶。“家人用纯粹白人、西方人的方式养育我，”她回忆道，“就读专科时，我遇到一位东方女同学。我说：‘东方人！天啊！东方女同学！’我从没想过自己就是东方人。”26

也有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挣扎，希望自己能够同时符合中华与美国文化的要求与预期。在旧金山出生成长的华人王维特（Victor Wong，音译）回忆道：“因为我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该怎么办。”27

想要在一个族群阶层分明的社会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某些ABC甚至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到。混淆的身分认同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是他们必须面对各种隐约或公开的种族歧视。若成长于白人为主的地区，通常要等到青春期他们才会感觉到种族歧视对自己的全面影响。“我们从来没有住过中国城，都是住在美国人为主的地区，”梁莉莉（Lillie Leung，音译）于一九二四年回忆道，“我和所有的小孩处得非常好，很自在，但等到我大概十二岁了，他们就开始疏远我了。我的感受非常强烈。在那之前，我未曾意识到自己有何不同，但后来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了。”28（二十世纪初，对许多ABC而言，即使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却不是白人，“白人”与“美国人”这两个词还是可以交替互换的。不过，这种语言习惯只会让他们更强烈地认为自己是美国社会里的外国人。）

那些就读白人专属学校，或是学校没有种族限制的华人学生最能强烈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创痛。旧金山华人女性王爱忒（Esther Wong）还记得自己的法文老师从不讳言自己有多讨厌华人。上课时那位女老师要求她朗读课文，然后说：“哼，你读得还可以，但我就是不喜欢你。你那些同胞会对传教士吐口水，真是脏死了。”29

在课程与教课书中，种族歧视也无所不在，这在华裔美国人与他们的白人同学之间形成了一道围篱。“读小学时，我曾经成功混进他们的‘小圈圈’，”一位出生于美国的华人女性如此回忆自己于一九一○年代的童年生活，“儿童通常不会仔细思考自己的‘社会身分’，而且既然我的英语和他们一样好，会玩他们的游戏、穿同款式的衣服，所以没有被当成外人。”30不过，等到地理与历史课教到中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等课堂上教到了中国，其他学童会转身瞪着我，仿佛我是编号A的教具。记得有一课讲的是中国古代史，让我觉得特别糟糕；课文用字详细无比，提及“古怪矮小的中国佬，留着辫子，眼睛歪斜”……接着把中国人描述得简直不像人，最多也只是不文明的人。即使当时我年纪还小，却非常厌恶那些被其他小学生当成金科玉律的夸大描述。我还想过那天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手段可以逃课，就算是突然生一场重病也无所谓，或者是猝死，但恼人的是我非常健康，所以不得不尴尬地坐在那里，把那一小时课上完。31

放学返家后，他们必须面对另一种挣扎。许多华裔美国孩童不仅每天都必须面对白人的歧视，回家后还得应付爸妈早在中国就养成的严厉态度。基于恐惧与不安的心理，许多华人家长总是设法不让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受到外在世界的异国文化影响。“母亲总是紧盯着我们，”冯苏爱莉（Alice Sue Fun，音译；译注：Fun是这位华人女性的夫姓）回忆起一九一○年代她在旧金山的成长经验时表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得对她说。除非有兄长、姐姐或某人的陪伴，我们是不能出门的。”32

某些家庭会要求女儿从小就开始分担家务。许多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家教甚严，除了要做很多家事，而且家长严令她们不得外出，不过她们的兄弟却可以到街上去玩。就读东方公校的冯苏爱莉每天回家后都必须“帮母亲做许多家事，像是洗碗、用手搓洗孩子们的衣服，或帮她做针线活。”她说等到八、九岁大时，“我已经会煮饭。如果把米给煮焦了，就会被打头。”33

男孩也必须尽早养成勤奋工作的习惯，只是他们所受的家教和姐妹们不同，通常可以离家工作。加州某个华裔美国人的家境贫寒，不得不在放学后去打工，有时候就连上课前也得去：

小时候我们只能图个温饱。如果没其他东西可吃，就吃饭配水。怎样都好，反正就是把饭冲下去。我曾经在早上七点起床，到花市打工。一小时后去上学。花市位于第五街和教会街（Mission Street）路口，我会一路骑脚踏车到伽利略中学（Galileo High）。下课后我会到某一间公寓去清洗厨房或者做家事，一小时后回家吃晚餐。然后在五点开始上中文学校。从五点到八点，读中文三个小时。课后我会回家洗衣服或者打扫家里什么的，接着做完功课才上床睡觉。34

某些家庭不准小孩在家里讲英语，要求他们放学后再去上学中文的特殊学校，每周上六天。第一波华人移民总是渴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能够学习某些中华文化传统，中文学校就代表他们在这方面抱持的希望与做出的努力。最早期的中文学校并不是正式的，看来比较像是华人家长请老师帮忙教小孩。这种类似私塾的小型学校通常会被冠上“馆”的名号，在老师家里上课，一班学生只有二、三十人，学习基础的中文、书法、哲学与古典文学。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全美国约有五十所中文小学与六家中文高中，大都位于西岸地区。35

对于这种额外的教育，孩子们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成长于一九一○年代的梁露薏（Louise Leung Larson）回想起小时候学中文的情况：“我愈来愈觉得学中文很痛苦。既然我一直都会住在美国，实在看不出自己为什么必须学中文。学中国字时我老是记不住发音，只能在旁边注记音标。”36住在洛杉矶的周罗尼（Rodney Chow，音译）有个中文老师对待孩子们“态度非常专制”，他说：“他只会要我们背诵、写字与阅读，而且非常非常严格，因为他真的会拿棍子打我们。”37

就算老师不会体罚学生，孩子们也很难专注学习。有个问题与华人的许多方言有关：如果学生的爸妈在家都讲粤语，中文学校却错把某位讲国语的老师聘来教书，学生往往会非常挫折，半途而废。但通常他们只是无心学习而已。来自洛杉矶的华裔美国人刘裔昌（Pardee Lowe）成长于一九二○年代，史丹福大学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学位，他曾描述自己在中文学校的痛苦学习经验：“并不是我完全不想学中文，而是我的脑袋无法中英并用。每当我背对着老师，嘴里想把那些关于历史、地理或者伦常的中国文言文念好，但心里想的却是碉堡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的细节，还有卡斯特中校（George Custer）与印地安人的最后决战，或者莫尼特号（Monitor）与梅理马克号（Merrimac）之间的海战。”38

不过华人家长深信，若想维系家庭与祖国之间的链接，让孩子牢记自己的华人身分，这些课程是必要的。一位生于洛杉矶的华人女性回忆道，一九二四年时“因为父亲谆谆教诲，表示我永远当不了美国人，因为我是黄种人，而只有白人是美国人，所以我不得不开始学中文。”39

然而，无论是中文学校或者华人家长都无法让孩子们免于美国文化排山倒海般的影响。在中国城与华人家庭的狭隘生活圈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呼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封闭的少数民族聚落里，流行文化也无孔不入，因此华人青年的欲望也受到牵引，并借此接触到新价值、新观念，这是家长无法控制的。新生代华人以聆听收音机为娱乐，也阅读英文报刊，阅读那些从附近药房买来的漫画书与通俗小说，周六下午泡在当地的廉价电影院里看电影。特别为孩童举办的公民团体与宗教团体活动也会促使新生代华人设法融入社会。教会纷纷前往中国城开设教堂，而且到了一九二○年代，几乎所有的旧金山新生代华人（人口接近一千）都会去上主日学。40旧金山中国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常常举办足球、棒球之类的运动赛事。（随着较多华人移民家庭的财力足以负担孩子们的休闲活动，垒球、网球与高尔夫也渐渐成为受到中产阶级华人欢迎的运动项目。）与此同时，新生代华人也开始自组社团。一九一四年，八位华人少年聚集在旧金山一家卫理公会教堂附设的操场上，一起研究童军手册，决定自创童军团。结果他们组织了旧金山的第一个童军团，而且也很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华人童军团。41

随着新生代华人的年纪增长，他们想要吸收和接受美国社会风俗的动力就愈强。无论在电影与广告中，及在学生以白人为主的公立学校中看到什么，青少年的新生代华人都无不热切渴求。到了美国史上经济最繁荣的一九二○年代，新生代华人一方面受到家长的制约，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文化却又充满诱惑，这两股力量愈来愈让他们感到挣扎不已。在那个年代里，大都市里的华人聚落已经彻底改头换面，让第一代华人充满景物已非的感叹。旧金山《中西日报》的创办人伍盘照博士曾在一九二二年写道：“从各方面看来，现在的中国城已经和往日截然不同了。”伍盘照与其他华人注意到中华传统已被美国传统取代：愈来愈少人穿中式服装与戴瓜皮帽，大家都留起了俐落的短发，身穿西服。华人妇女也赶时髦，以娃娃头或者大波浪卷发为流行发型，脚踩高跟鞋──但年迈华人妇女仍是用三寸金莲踩着摇摇欲坠的小碎步。42

不过，最戏剧性的改变是只有仔细观察才能查觉到：新生代华人的思想、态度与价值观也改变了。伍盘照指出，新生代华人习惯讲英语，而且满嘴美式俚语。新生代华人女性独立而有主见，喜欢与心仪的人约会，也会自寻婚配对象，而不是听任家长安排。另外，伍盘照也观察到华人学生都是企图心强烈且热爱美国，渴望取得第一流大学的学位。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已有不少新生代美国华人帮家长实现美梦，接受良好的教育，如今已进入西海岸各大学（其中以加州的大学为最），而他们的爸妈大都是做小生意的。但这些家长与学生很快就会发现，在美国即使获得了大学学位，也不一定能受人敬重、事业一帆风顺，有时候连找工作也有问题。

在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华人男性大都是洗衣店、餐厅与农产品市场等服务业的工作人员。许多华人在大学毕业后取得工程、建筑或科学领域的学位，渴望成为专业人士，但却发现自己很难进入白人所控制的大公司服务。加州的种族歧视传统未曾间断过，因此许多大公司对于聘用亚洲人都有相当具体的规定。根据史丹福大学就业辅导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Placement Service）在一九二八年提出的报告，“无论是第一、二代的华裔或日裔毕业生，想要辅导他们取得任何与工程、制造或商业有关的职务，几乎不可能。”43

刘裔昌在为自家写的回忆录《父亲与繁盛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里，道出自己在求职时所面对的种种歧视，就是有某些白人无法摆脱刻板印象，总觉得华人是家仆或苦力。就读史丹福大学时，刘裔昌曾应征某位银行家妻子的司机职务，她坚持用洋泾滨腔的英语说话，问道：“你素中国男孩还素日本男孩？”44“当然是中国男孩，不过是在这国家出生的。”刘裔昌惊讶地答道。“偶不喜番你，偶不喜番中国男孩。”她说。刘裔昌想哈哈大笑，但强忍住了，他答道，“比特恩夫人，我完全能够了解。”

刘裔昌沮丧不已，也能清楚看出自己之所以求职遭拒，并非资格不符，而是肤色不受喜爱。即使他的英语无懈可击也很文雅，但仍无法破除雇主对华人的偏见。他写道，“我四处碰壁，他们觉得我很烦、可笑，同情我或者被我惹恼，但最后得到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45

“很遗憾，”他们总是会说，“这职缺已经找到人了。”自信满满的我很快就开始失志了。我意识到这肯定有哪里不对劲，非常有问题。怎么可能所有的职缺都在一夜之间找到人，尤其是在这种大家都嚷嚷着人力不足的时候？我开始起了疑心。父亲曾说过什么？“美国大公司一般是不会雇用华人的。”为了印证他的话，隔天早上我又把报纸看了一遍，随后一周也一样，结果如同我预料的，那十个征人启事都还刊登在报上。46

若是到白人开的大公司去应征，美国华人大学毕业生不但无法获得专业职务，有时候连最低微的工作也没他们的份。在排华的年代里，连加州以外的公司也严禁雇用亚洲人。“最近我有两个朋友写信给全美国至少五十家大公司应征工作，希望能在自己的领域里获得一些经验，但全都被拒绝了，”华盛顿大学毕业的王佛瑞（Fred Wong，音译）在一九二○年代曾向访谈人员表示，“他们到东方上将航运公司（Oriental Admiral Line）去应征船上的杂役。主管原本说，该公司的政策是只能雇用美国人。他们说他俩都是在美国出生，不在排华限制之列。和那位主管又谈了一下，最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年轻人，真的很遗憾，我就是不能雇用你们。’”47

华人往往被当成外国人，甚至求职时必须符合较高的语言条件，但公司对白人就不会有这种要求。某些雇主希望美国华人必须精通中英文，希望他们能够在白人与华人社群之间扮演沟通的桥梁。例如，某家洛杉矶银行聘了一位新生代华人，要他专门帮美国华人客户服务。尽管他的英语很流利，但却因为中文不够好而被解雇，为此他父亲还特别送他回中国去学中文。48其他雇主则是希望新生代华人的英语能力较差，中文要流利无比。例如某个华人在应征教职时以道地的英语腔调回答问题，结果居然被质问：“你就没有腔调吗？你可是华人诶。”49

某些华裔美国人学会了忽略种族歧视，凭着自己的企图心勇往直前。法兰克．赵（Frank Chuck）是夏威夷某位华人教师之子，前往史丹福大学就读时口袋里只有二十五分美元。由于缺钱又没地方住，他知道该大学宿舍向来不欢迎华人学生〔他回忆道，当年曾有个华人学生“被撵出恩席纳厅宿舍”（Encina Hall）〕，法兰克找上该校某位教授，帮他煮饭，换取食宿，最后在史丹福一路读到博士：一九二二年他取得有机化学学士学位，后来在一九二五年成为化学工程博士。

透过接受教育，法兰克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有美国民众的饮食习惯。毕业后他拿到洛克斐勒奖金（Rockefeller Fellowship），曾短暂在中国教书，后来在一九二七年成为西方浓缩公司（Western Condensing Company）的化学研究人员，而该公司就是康乃馨牌牛奶（Carnation Milk）的母公司。他在做研究时发现如何将牛奶脱水，并且将乳清予以稳定的化学机制，借此发明了奶粉与即溶可可粉。后来，在那球虫病（Coccidiosis）肆虐家禽养殖业的年代，他又找出了预防方法。他同时也研发出家禽专用的维他命，对美国食品产业的贡献卓越。50

另一个为了追求事业而不屈不挠、全神贯注的新生代华人是陈春荣（Chan Chung Wing）。他出生在加州纳帕市（Napa），小时候被送回中国，扶养他的祖父是一名商人。九岁时他回到纳帕，当时已经快要二十世纪。早年他读书时就显现出聪颖的天资，一年内从一年级直接跳级到四年级。后来他前往旧金山湾区继续接受教育，先后从洛尔高中（Lowell High School）与柏克莱大学毕业，主修工程。祖父希望陈春荣当工程师，但他却选择法律这条路。后来他从圣依纳爵法学院（Saint Ignatius School of Law，译注：旧金山大学本名圣依纳爵学院，所以这是旧金山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毕业，律师考试以九十六分通过，是史上最高的分数之一，随即成为第一位在加州执业的华人律师。

朋友们纷纷告诫陈春荣，说他当律师可能会饿死。的确如此，就像他在回忆时所言：“我发现要帮我的客户们辩护很难，因为那时候华人普遍受到歧视，甚至许多法官都想把我赶出法庭……但我不屈不挠，很快就发现如果常跟一些法官与地区检察官打高尔夫球，就有机会与他们讨论华人社群的问题。”过没多久，华人发现陈春荣总是能仗义直言，为他们的公民权辩护。例如，某一次陈春荣发现旧金山警察常会攻击失业华工，用警棍打他们或者把他们赶出城，于是对警方提出多达三十件诉讼，结果有效阻止了这种暴力行径。51

新生代美国华人女性也是许多领域的开拓者，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华人男性更为严峻。二十世纪以前，因为家境的关系，绝大多数华工家庭最多只能让女儿读到小学毕业。但美国在一次大战后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因此无论是华人女孩或男孩，能从中学毕业的人数是一样多的。52不过她们大都无法就读大专院校。事实上，就在她们出生的三、四十年前，女子如果出门抛头露面，往往会被当成不够端庄娴淑，而且无论白人或华人女性都是如此。此外，许多美国华人家庭在教育问题上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劝儿子接受大学教育，女儿则只要待在家里或赶快结婚就好，而且丈夫最好受过教育──在这方面，其他移民家庭或者绝大多数白人家庭也一样。在自传《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中，华人女性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写出了一九二○年代她年轻时在旧金山度过的悲惨岁月，书中就曾提及父亲因为要送她的哥哥就读医学院而拒绝资助她的大学学费。53

即使这些新生代华人女性获得大学学费资助，开明的家长也给予鼓励，她们却没有什么可以仿效的模范人物。十九世纪时，无论是在美国或外国出生的华人女性，能从大专院校毕业的人数真是屈指可数：从一八八一到九二年，总共只有四位华人女性获得美国大学的医学学位，而且她们都是由教会资助。54据信她们就是史上最早在美国读书的华人女性。即使在中学层级，想要帮华人女孩找女老师来教她们也是很困难。直到一九二○年代，旧金山的公立学校体系才开始雇用华人女性教师。55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女性需要特别强韧的毅力，并且加倍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目标。

教育只是第一道门槛而已。既然新生代华人男性的工作环境已非常艰难，华人女性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在一切讲求“白人优先，男性第一”的劳动市场中，她们可说是地位最低下的族群。无论出生地是否在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华人女性劳工大都是在按件计酬的低新产业工作。缝纫与剥虾壳等工作逐渐从家庭手工业走向工厂形态，有许多女性在这些血汗工厂里充当廉价劳工。一战后，华人移民女性开始主宰制衣产业。白人制造商把案件发给各地华商承包，他们开的血汗工厂往往通风不良、灯光昏暗，也没有恰当的托儿服务，许多母亲在厂里工作时都背着婴儿，或者让孩子们在工厂里满地爬来爬去。在回溯最早的童年记忆时，某些在旧金山、纽约中国城长大的新生代华人都记得母亲总是不发一语，伏在缝纫机上拼命工作，筋疲力尽。

不过，如果与她们的移民母亲们相较，这些新生代华人女性的确得以享受稍好的机会。她们受过教育、英语流利、熟稔美国文化，因此不用再被局限于劳力密集的产业，可以找到各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到了一九二○年代，我们可以看出有愈来愈多充满天分的新生代华人女性得以力争上游。这些高中毕业的女性精通中英文，在工厂工作可谓大材小用，于是开始到中国城的礼品店或当地公司行号上班。有些成为旧金山中国城电话交换台（Chinatown Telephone Exchange）的接线生，这工作必须精通英语与中国各省方言，同一省方言还有各种不同的腔调，同时还得记住两千两百组电话号码，因为交换台每天平均须处理一万三千通电话。56

然而，想到中国城外面去找工作仍是一大挑战。她们之中有一些成为所谓的“粉领族”，进入白人的大公司当秘书、办事员或仓储人员，主要是因为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华人工作认真又温顺。但性别歧视让种族歧视问题雪上加霜。白人公司雇用华人年轻女性只是为了利用她们的外表，穿上亚洲风制服，到华人百货公司当柜姐、电梯服务员，或戏院带位员、餐厅服务生，借此让白人顾客感受到异国风味。但这只占华人女性中的极少数，她们绝大部分都是求职碰壁，就连薪水最低、毫无发展机会可言的工作都找不到，许多公司甚至直言不讳，表示他们“不会雇用东方人”。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年代，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一群华人女性的专业人士阶层。原本由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宰的职场，例如教学、护理与图书管理等，也开始出现新生代华人女性。一九二六年，方玉屏（Alice Fong Yu，结婚后她冠上夫姓，因此也可以称为尤方玉屏）被旧金山公立学校体系聘为教师，成为全美第一位华人女教师。57此外，三位旧金山华人富家千金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成为该行业的开拓者：方玛莎（Martha Fong，音译）是第一位当上护理学校老师的美国华人、方米琪（Mickey Fong，音译）是第一位美国华人公卫护士，而方玛莉（Marian Fong，音译）则是第一位华人口腔卫生师。58受过大专院校教育的新生代华人女性也进入了以男性为主的职场。梁细苏（Faith So Leung）在一九○五年当上牙医，应该是全美第一位华人女性牙医59，朱朵丽（Dolly Gee，音译）则在一九二九年成为第一位华人女性银行经理。60

职场的阻碍重重，因此女性要特别有毅力才能登上顶峰，张玉燕（Bessie Jeong）就是一个例子。她是全美国最早成为内科医生的华人女性之一，早年她就清楚看出女人不能把人生的主导权交给丈夫，否则下场会很凄凉。十几岁时，爸妈帮她的姊姊张萝丝（Rose Jeong，音译）安排了两位结婚的对象，其中一位才二十几岁，另一位是五十岁的厨师，但萝丝都只看过照片，要靠家人的指点才能做选择。爸妈的建议是，“与其帮年轻人做牛做马，不如嫁给老人疼爱。”所以她选了老厨师。结果那厨师却是个善妒多疑的霸道丈夫──如张玉燕所说，“像个严厉的工头”。萝丝年方十六，尽管只在公立学校读过两年书，但美国味太重，教育程度也太高，不对他的胃口，随后她发现自己的婚姻陷入愁云惨雾，一生都与贫穷为伍，而且人生的机会愈来愈少。他们住在加州威德市（Weed）某个伐木场里，住的小木屋既不隔热也无法保暖，萝丝的丈夫做生意屡屡失败，她甚至得卖掉婚礼上戴的珠宝，来填补他的损失。最后萝丝实在是体弱气虚，才二十六岁就因为流感而病逝。

张玉燕决心不要步上姊姊的后尘。当父亲开始邀请一些男人来家里，然后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她认为这次轮到自己要被嫁掉了。“或许他可以因此得到聘金，也可能他只是想要履行父亲的义务，”张玉燕猜想，“但我还是变成待价而沽的女人，就像获奖的乳牛！‘贝西’这个名字总让我联想到一只肥美的母牛！”一九一五年，十四岁的张玉燕逃家，到旧金山投靠唐纳狄娜．柯麦隆牧师，她所主持的长老教会之家专门收留逃出妓院的华人娼妓或者被家暴的华人妻子。在柯麦隆牧师的庇护与资助之下，张玉燕先后从拉克斯女子师范学校（Lux Normal School）与史丹福大学毕业（她在一九二七年成为该校第一位华人女性毕业生），最后又从宾州女子医学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取得学位。为了赚取医学院的学费，她曾经做家事打工，包括清扫、洗衣、当保母，也帮忙煮晚餐。

与许多成功人士一样，张玉燕生来乐观，而且能屈能伸。对她那非常传统的家庭，她可以说是毫无怨尤，甚至还与父亲和解，父亲后来也接受她拒绝回中国的决定。（父亲曾去探视她好几次，但在她从史丹福大学毕业以前就去世了，没有机会看到她成为医生。）她的交游广阔，有很多华人与白人朋友，还宣称自己毕生未曾遭受过任何种族歧视。张玉燕也是位职场家庭都能兼顾的职业妇女，选择嫁给了学养俱佳的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陈应荣（译注：陈应荣有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博士学位，二○一八年年初刚刚过世的美国华人记者陈香梅女士就是他的女儿。陈香梅的母亲在中国病逝后，陈应荣才在旧金山续弦，娶了张玉燕医生，两人育有一女陈杏竹），婚姻生活幸福美满，自己开业，行医将近四十年。61

不过，像张玉燕这种女性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华人女性还是常常被迫把家庭放在事业前面，为此承受庞大压力。许多年轻女性虽然决心走入家庭，但因为传统观念逐渐消散褪色，她们也开始怀疑自己在恋爱与婚姻中该扮演哪一种角色。

就恋爱观与婚姻观而言，华人家长与新生代华人的看法大相迳庭，不可避免的也造成许多误解。二十世纪初，尽管有些华人已经用美式约会的方式谈恋爱，但还是有人固守着中国的古老习俗。某些新生代华人接受父母安排的媒妁之言，也有人起身反抗。“我爸妈的观念古板，想帮我挑选丈夫，但我不接受他们的选择，”洛杉矶居民梁莉莉（Lillie Leung，音译）曾在一九二四年向族群关系普查的访问人员表示62：

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媒妁之言，由家长帮忙安排亲事，但我们年轻一代的华人却觉得这很可笑。每次只要有某个年轻的华人朋友要回中国，我们就取笑他：你要回去娶老婆喔？这已经变成我们的老梗，就连年纪较大的华人也把这笑话给学了起来。

一旦接触到西方的爱情观之后，许多年轻的美国华人也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一九一○年代期间，旧金山中国城的青少年往往无视于父母的告诫，在杜邦街上“打啵拥吻”（spooning）。63按照爸妈的老规矩，这些青年男女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聚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公然亲吻的画面往往被老一辈中国城居民视为丑闻。

联谊是一种比较能被接受的社交行为：例如，由基督教青年会等信誉较佳的西方组织主办的短途旅游。这类活动有主办单位派人陪同，无论是野餐、参观博物馆或者去教堂参加晚宴，都是形象比较正面，而且能帮青年男女制造认识交往的契机。许多新生代华人都是在这类活动中认识未来的配偶。一对旧金山的新生代华人夫妻向史家谭碧芳（Judy Yung）表示，他们相识于一九二○年代，一直等到参加联谊活动四年之后，他们才开始单独约会。64

在新生代美国华人之间逐渐兴起的一种次文化，也让他们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婚配对象。由于被白人的兄弟会与姊妹会排拒在外，加州的美国华人大专院校学生也开始自组一些以希腊字母命名的联谊会。一九二八年，六位主修工程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华人学生自组“拍──阿尔发──菲”兄弟会（Pi Alpha Phi，别名“菠萝”）。65两年后，州立旧金山师专（San Francisco State Teachers’ College）的华人女学生也筹组了美国第一个华人姊妹会，名为“西格玛──欧米克隆──拍”（Sigma Omicron Pi）。66

在中国城规模较大的城市里，例如洛杉矶与旧金山等，当地高中与大专院校都会筹组美国华人专属的联谊会，让学生可以在会馆里办舞会与派对。一九二九年，旧金山某位记者发现一张大海报里有个时髦华人女郎与年轻华人男子拥舞，两人都身穿正式服装，海报上写着一排说明文字：“华人大学生大秀舞技！”67“那些老一辈中国佬如果有机会看到此情此景，会怎么想呢？”那位记者写道。“这旧金山华人学生办的舞会如此热闹，爵士乐流泄其间，云裳秀衣，美女如云，所有人都尽兴享乐，就像某个舞会参加者所说的：‘除了不能喝酒之外，什么都行！’”在华人社群规模较小，或者只有少数华人居民的地区（例如美国南方），某些新生代华人则是愿意大老远前往别的地方与其他年轻华人交谊共欢。王艾德（Edward Wong，音译）回忆道：“我们的爸妈总是谆谆告诫，要我们娶华人。我们也会办舞会。我们也曾在周六夜里大老远从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开车前往纽奥良或休士顿参加舞会，当晚又开车回家。”68

这种新的自由氛围让某些华人家长感到忧心忡忡。许多华人移民仍然珍视“三从四德”与“百善孝为先”等儒家理想，深信他们的儿子只有在出生于中国的新娘身上才能找到这些美德。他们担心在美国出生的年轻华人女性“被宠坏了”、“美国味太重”，将来成为媳妇一定很难搞。曾有人回忆道，当年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如果家里娶到来自中国的媳妇，爸妈总是感到特别骄傲，因为那才是“理想中的好媳妇”。

此外，某些华人家长希望女儿嫁给在中国出生的中国籍丈夫，但法律规定与文化隔阂却往往变成无法跨越的鸿沟。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女性如果嫁给中国人，将会失去美国公民的身分。根据一九○七年的《放弃国籍法》（Expatriation Act of 1907）规定，女性在嫁给丈夫后就必须改归化为丈夫所属国家的国民，69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又改实施《凯伯法案》（1922 Cable Act），规定美国妇女只要嫁给了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籍的外国人，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分。70

某些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尽管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也认为自己是现代人，但并不总是能够认同美国社会赋予女性的高度自由。一九二○年代的新生代华人女性有多自由，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家庭都无法想像的，包括她们可以离家工作、为了各种社会理念而去当志工、自己选择丈夫，并且采取避孕措施。看到美国男女之间那种毫不拘谨的亲昵表现，某些中国人甚至会被吓一跳。中国学者韩玉珊说他在一九二六年来到美国时，某位朋友的女友在打招呼时亲了他一下。受到惊吓的他后来参加芝加哥举办的文学奖，比赛题目是〈我最尴尬的时刻〉，他就用自己被亲的经验写了一篇散文。他没有获奖，后来他自己也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美国，被女孩主动亲了一下根本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71

马遂赫（Mar Sui Haw，音译）出生于中国，是个在西雅图力争上游的第一代移民，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宣称：“在这里出生的华人女性通常都是一些时髦女郎。”72早年他曾到旧金山帮叔父的商店与报社工作，把英语学好，然后从一家商校毕业。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个美国化的现代人，但仍然渴望娶到一位传统的中国妻子：

她们［美国华人女性］根本没有任何美德可言。中国女人来到这里后也受她们影响，根本不会试着去学自己该学的东西。在中国，没有任何女人是不守妇德的。这里的女人则什么都不在乎。我在这里很难找到配偶。我想要结婚，自组家庭。在新的移民法规开始实施以前，我想我还可以回中国娶老婆，但现在不行了。真令人难过。这个国家的华人女孩全都什么不在乎，无时无刻都在表演，在跳舞。我不能忍受那种女人。

不少其他男人也深有同感。“在中国出生的华人男子不该娶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老婆，”江安德（Andrew Kan，音译）宣称，“他们不会快乐的。与中国女孩相较，那些华人女子所接受的教养不同，对于家庭的感觉也不一样。”73住在纽约州水牛城的华人移民李华立（Wallace Lee，音译）在一九二○年寻找结婚对象时，他有个堂哥曾经告诫他，“不要在美国结婚！这里的华人女孩一天到晚把自由挂在嘴边，自由！自由！太自由了！太新潮，太新鲜，当不了好老婆。”74

然而，还是有许多禁忌有待打破。某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因为与他族通婚而遭人讪笑、排斥、指指点点，许多州甚至根本就以法律全面禁止异族通婚。而对许多华人家长来说，这种婚姻根本就是无法想像的。某些家长无法忍受儿子、女儿与华人以外的美国人结婚，也有少数美国华人回想起当年的状况，表示自己只是因为与日裔或韩裔美国人结婚就遭到亲友排斥。甚至还有少数家庭的要求更为严格，光与华人结婚还不够：周罗尼（Rodney Chow，音译）说，当年他的祖父母甚至希望后代子孙的结婚对象都是和他们讲同样方言的。75

不过，异族联姻的情况还是比我们想像中更常见。根据某些研究显示，所有涉及华人的婚姻里居然有高达四分之一是与异族通婚。米尔顿．贝隆（Milton L. Barron）曾调查过一九二四年到三三年之间的九十七桩华人婚姻，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三．七是与异族通婚。76他也针对同一时期内纽约州（不包括纽约市）的六百五十桩华人婚姻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五十个人的配偶并非华人。如此看来，华人与异族通婚的比例实在是远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日裔美国人只有百分之六．三，至于非裔美国人更是仅仅百分之一．一。

不久后，开始出现了一些足以超越偏见藩篱的异族通婚案例。例如，在天使岛担任口译人员的华裔美国女性梁亚娣（Tye Leung）嫁给了白人移民官员查尔斯．舒尔兹（Charles Schulze），结果他俩都被旧金山市政府开除。许多华人也奚落他们。一开始，中国城居民把这种异族通婚夫妇所生的小孩谑称为“番鬼仔”。77但舒尔兹夫妇最后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被接受，或许是因为梁亚娣奉献出自己许多宝贵的时间，帮华人社群当志工。后来她回想起婆婆与自己的爸妈都“非常不认同”他们的婚姻，但如同她所说，“坠入爱河的人是不会顾及未来的。”78

尽管某些华人家长对于孩子们的言行感到头痛不已，但是让更多家长忧心忡忡的却是老家亲戚们的安危。一九二○年代，美国在各方面都繁荣鼎盛，但中国却变成无法无天，整个国家落入了贪婪成性的军阀手里。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终于出现了中华民国得以存续的希望与迹象。年轻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崛起，结束了国家分崩离析的状态。蒋介石出身东海岸省份浙江，是个商人之子，具有日本军校的学历，后来获得孙逸仙的赏识，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与军事体系。一九二六到二八年之间，他担任北伐总司令，击败各省军阀，统一全国，巩固了国民党政权。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定都南京，而蒋介石更在北伐结束不久前取得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旋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不过，此时的中华民国仍然纷扰不断。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支持北伐的，但在这个军事行动开始不久后，蒋介石即于一九二七年发动“清党”，消灭国民党内部的共党势力。他与许多黑帮组织密切合作，屠杀了数以百计的左翼工运份子，其中又以声名狼藉的上海青帮出力最多。屠杀共党人士的行动扩及华南各个地区，迫使该党残部遁入山区。接下来的几年内，蒋介石数度剿共，希望能斩草除根，共党部队却和他打起了游击战。

日本政府认为国共内战是他们在中国进行军事扩张的大好机会，因此屡屡发动无情的军事攻击，让蒋介石腹背受敌。其实这外患的恶兆早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浮上台面。一九一九年签订《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时，西方列强决定把山东省的德国租界归还给日本，而非中国。此举点燃了中国百姓的民族怒火，五四运动就此爆发，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在北京与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尚未取得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势力薄弱，无法阻止日本的种种侵华举动。不到十年后，日军于一九二八年炮轰山东省济南市，导致中国军民死伤七千多人。79日军在一九三一年窃占东北地区，将其改名为满洲国，扶植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君主。隔年，日本又派陆战队进攻上海，但遭中国守军击退，史称中日淞沪会战。

透过华语报纸与亲人的来信，美国的华人社群成员得以时时掌握中国国内情势的发展，常感心情沉重。许多华人移民希望能帮这尚处于萌芽期的民国对抗日本入侵，但除了寄钱回家给自己的家人，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但就在不久之后，他们对于能否继续汇钱也不太确定了，因为美国即将陷入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危机，他们也自身难保了。

1　请参阅：1880 U.S. Census.

2　请参阅：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173。根据一九二○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华人男性有五万三千八百九十一人，女性则为七七四八人。

3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p. 89.

4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 25;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p. 176.

5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Herbert Leong, interview #141,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151.

7　请参阅：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p. 15.

8　请参阅：Victor Low, p. 14.

9　请参阅：Ibid., pp. 20-21。例如，一八六四年的《学校法》（1864 School Law）宣称：“黑人、蒙古人与印地安人皆不得进入公立中小学就读，除非有家长或监护人帮上述三种有色人种学童提出入学申请，其等便可迳向任何学区之委员会陈情，委员会即可用公立学校经费特别为黑人、蒙古人与印地安人学童另外设立一学校。”

10　请参阅：Ibid., pp. 26-27.

11　请参阅：Victor Low, pp. 37, 49.

12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48.

13　请参阅：Victor Low, p. 50.

14　请参阅：Ibid., p. 60.

15　请参阅：Ibid., p. 61.

16　请参阅：Ibid., p. 61.

17　请参阅：Ibid., p. 63.

18　请参阅：Ibid., p. 66.

19　请参阅：Ibid., p. 71。这封信的日期为一八八五年四月八日，后来于同年四月十六日刊登于旧金山的《艾尔塔加州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上。

20　请参阅：James Loewen, pp. 65-68; Sucheng Chan, p. 58.

21　请参阅：在加州圣荷西、夏威夷等地方，华人学童可以进入白人学校就读。这些地方的法律规定，只要没有白人家长反对，他们就可以去白人学校就读。请参阅：Darlene T. Chan, “San Jose’s Old Chinatown, Heinlenville, 1850-1930: A Historical Study,” Ph.D. dissertation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994, p. 26.

22　请参阅：Victor Low, pp. 109-10.

23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 Chu Lin, November 2002; Cheng-Tsu Wu, ed., “Chink!,” p. 147.

24　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 133.

25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Bernice Leung, interview #137,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26　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 78；原文出处为：Arthur Dong, Forbidden City, U.S.A., color video, 56 minutes, 1989,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27　请参阅：Victor Wong, ”Childhood II,“ in Nick Harvey, ed., Ting: The Caldron: Chinese Art and Identity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Glide Urban Center, 1970), p. 71.

28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illie Leung,” by Wm. C. Smith, Los Angeles, August 12, 1924. Major Document #76, Box 25,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29　请参阅：“Story of a Chinese College Girl,” p. 4, Major Document 54, Box 24,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Also Judy Yung, Unbound Voices, p. 301.

30　请参阅：Interview conducted October 13, 1924, in Los Angeles, unnamed participant. Major Document #233, Box 28,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31　请参阅：Ibid.

32　请参阅：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Alice Sue Fun, in Judy Yung, Unbound Voices, p. 269.

33　请参阅：Ibid.

34　请参阅：Grace Pung Guthrie, A School Divided: An Ethnograph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a Chinese Communit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5), p. 63.

35　请参阅：Haiming Liu, p. 19.

36　请参阅：Louise Leung Larson, Sweet Bamboo, p. 65.

37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dney Cho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8　请参阅：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43), p. 140.

39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Mrs. C. S. Machida,” by Wm. C. Smith, Los Angeles, August 13, 1924. Major Document #73, Box 25,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40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51.

41　请参阅：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nd Its People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9), pp. 122-25.

42　请参阅：Victor Low, pp. 112-13.

43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236.

44　请参阅：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3), pp. 191-92.

45　请参阅：Ibid., pp. 146-47.

46　请参阅：Ibid., p. 147。刘裔昌还是青少年时胸怀大志，想当美国总统，因为他的老师麦金泰小姐（Miss McIntyre）曾对全班同学说过：“你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但经过这次种族歧视的体验后，这他称之为“总统病”（Presidentitis）的热忱好像被冷水浇熄似的。据他后来回忆道：“我崩溃啜泣。这是我第一次承认了那残酷事实。常言道‘中国佬的机会’（Chinaman’s chance），几乎等于没有机会，所以我就是没机会当美国总统了。麦金泰小姐帮我编织的美梦破碎之际，我并未想到，其实无论是法兰西斯科．特鲁希略（Francisco Trujillo）、松山裕理（Yuri Matsuyama，音译）或者潘妮洛普．林肯（Penelope Lincoln）（以上皆为刘裔昌的同学），他们能当上美国总统的机会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

47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Fred Wong,” p. 6. Date and place given on document, August 29, 1924, Seattle, Washington.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48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Clarence Yip Yeu, interview #102,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49　请参阅：Victor Low, p. 170.

50　法兰克．赵的相关信息，请参阅：Connie Young Yu, Profiles in Excellence: Peninsula Chinese Americans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Area Chinese Club, no date listed, possibly 1986), pp. 19-23.

51　陈春荣的相关信息，请参阅：Lillian Lim, “Chinese American Trailblazers in the Law,”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Chi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July 9-11, 1999.

52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126-27.

53　请参阅：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original public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45; reprint edition, 1997), p. 109.

54　请参阅：Huping Ling, p. 45.

55　请参阅：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29.

56　请参阅：Ibid., p. 139.

57　请参阅：Ibid., p. 129; 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pp. 236-38.

58　这三位姐妹的信息，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31.

59　请参阅：Ibid., p. 133；也可参阅：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pp. 187-89.

60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138-39.

61　张玉燕的相关信息，请参阅：Interview with Bessie Jeong, interview #157,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Story of a Chinese Girl Student,” Major Document #5, Box 24,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131-33, 142, 165-66.

62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illie Leung,” by Wm. C. Smith, Los Angeles, August 12, 1924. Major Document #76, Box 25,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63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66.

64　请参阅：Description of Daisy Wong Chinn and Thomas W. Chinn in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67.

65　请参阅：A magazine, February/March 1995, p. 14.

66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28.

67　请参阅：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reams: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p. 145；转引自：Huping Ling, p. 104.

68　请参阅：Diane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86.

69　请参阅：Expatriation Act of 1907: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168-69.

70　请参阅：Sucheng Chan, ”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Wom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4, p. 124.

7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Yu-Shan Han, interview #152,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72　请参阅：“Mr. Mar Sui Haw,” Seattle, Washington, by C. H. Burnett, August 28, 1924, p. 11. Major Document #244, Box 29,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73　请参阅：“Life History and Social Document of Andrew Kan,“ Seattle, Washington, August 22, 1924, by C. H. Burnett, p. 12. Major Document #178, Box 2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74　请参阅：Lee family oral history project, 1991, p. 21；转引自：Erika Lee,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Buffalo, New York 1900-1960,” honors thesis at Tufts University, 1991.

75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dney H. Cho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76　请参阅：Milton L. Barron, People Who Intermarr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1-19；转引自：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258.

77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70.

78　请参阅：Tye Leung Schulze, ”Ting,” in Louise Schulze Lee private collection；转引自：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70.

79　请参阅：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7, p. 76.

第十二章

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华人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受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袭击。一九二○年代曾经是美国史上最璀璨华丽的时代之一，但就此结束了。这个年代也被称为“爵士年代”或者“狂飚的二○年代”，如今能让我们联想到的，往往是当年那些惊人的新潮事物与享乐，像是贩卖私酒的地下酒吧，身穿短裙的“飞女郎”（flappers）在狂野派对上跳着诱人的新舞步，那景象真可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大家似乎都很有钱。这种“美国钱淹脚目”的感觉源自于一九二○年代各种经济指数飚升，这是一个政府放手不管，任由美国商界大展身手的时代。一亿多美国人再也不用做单调乏味的家事了，因为汽车、收音机、洗衣机与吸尘器等新奇科技的发明一一出炉，从工厂生产线上诞生后立刻就被消费福斯买走。乐观无比的他们大都是用“先享受后付款”的方式购买。此时美国已经是世界史上最富庶的国家，国家总收入几乎可以抵得上欧洲与其他十几个国家。美国的大企业竞相兴建摩天大楼，藉这些超大纪念碑来展现财力。玩股票已非大亨们的特权，就连女仆与擦鞋匠都对股市趋之若鹜，希望能借此累积财富，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能赚钱。这个繁荣的年代似乎可以不断持续下去，有些公司甚至开始实施员工优先认购股票的制度，看来工会很快就要走入历史了。

不过，经过十年的疯狂投机炒作后，股市撑起来的泡沫经济终于垮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俗称的“黑色星期四”，华尔街股市第一次崩盘，接下来又出现一次次较小的跌幅，后来变成长期走跌，最终陷入全国性的经济大萧条。（根据另一种说法，股市大崩盘出现于十月二十九日，这是股市受挫最严重的一天。）这效应像涟漪似的从纽约往美国内陆地区扩散，银行与公司行号一家家倒闭，最后总计有两千万美国人失业，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六。

资本主义的轮子突然间转不动了。破产的公司高层一个个从高楼跃下自杀，希望能用自己的人寿保险金救自己的家人。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挨饿，而农产品的新价格比过去更低，导致农夫付不起运费，只好一把火烧了农作物。眼看抵押出去的农地就要被收走了，许多青年男女变成游民，跳上货运火车搭便车，为了找工作而横越全国，但希望还是落空了。愈来愈多无家可归的美国人睡在报纸、厚纸板搭成的破烂小屋里，这种聚落被谑称为“胡佛村”（Hooverville），用来影射胡佛总统没有挽救经济的能力。最后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就在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愈来愈悲观，觉得它无法自愈之际，许多年轻人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嚷嚷着要革命。

加州得以幸免于经济大萧条的最深祸害，主要是因为该州不同于高度工业化的美国东岸地区，经济发展仍以农业为主。不过，一九三○年代是加州农工劳动条件最糟糕的时代。经济大萧条刚好与中西部大平原地区（Great Plains）各州严重的干旱同时发生，原本已经过度耕种的土壤在烈日曝晒下，仿佛“巨碗里装成的灰土”。这个地区的白人农夫纷纷把家当装上老爷车（人数最多的莫过于俄克拉布何马州），逃往加州当农工，住进又挤又脏的私人劳工营地小屋里，遭受的待遇几乎与奴隶无异。这些不久前才沦为加州农奴的贫穷白人通称为“奥佬”（Okies），取代了几十年前华人农工在田里所扮演的角色，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透过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让他们的悲惨处境永留青史。

大多数的华人都得以避开加州乡间的动荡剧变。到了一九三○年代，华人大都已经住在大都市里，而且聚居在城里的某个区域。一九三○年代经济大萧条对于各地中国城的影响程度还不及一八七○年代的排华风暴，主要是因为华人社群都能自给自足。华人深知白人通常不会借钱给他们创业，这根深柢固的观念也促使他们早就养成一些自我保护的习惯，例如节约、仰仗亲族人脉，而且不随意举债。他们自外于美国的主流社会，对白人的银行充满不信任感，因此大多数的华人公司行号都是靠华人独有的非正式管道来融资。想把生意做大的华人企业家会向自家亲戚借钱，或与其他华人以“标会”的方式筹集资金，按月缴钱给会头，若有谁需要钱就把利息拉高，当月就由他把大家缴的钱拿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完全没有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随着愈来愈多美国白人失业，他们也就比较没有钱来支付华人所提供的服务，像是到华人餐厅吃饭或者光顾洗衣店。因为收入渐少，华人家庭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白人家庭一样，也必须想办法节流度日。“我记得小时候穿的运动鞋上面有很多破洞。”刘莉安（Lillian Louie，音译）回忆起自己在纽约中国城度过的童年时表示。她会自己用厚纸板把洞补起来，不让爸妈知道。“唉，我们不想去烦他们，他们要做的事已经够多了。他们都得拼命工作。”1

大萧条开始几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一些紧急法案来进行纾困。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在一九三三年入主白宫，他开始了一项名为“新政”（New Deal）的计划，要求联邦政府以各种措施来规范银行，展开新的公共建设计划，让失业人口获得工作机会。某些计划由政府提供职缺与经费补助，华人因此受惠。多亏了《联邦紧急纾困法》（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ct）的帮助，到了一九三五年，旧金山已有百分之十八的华人（相当于两千三百人）获得政府补助。2与一般美国福斯接受补助的比例相较（百分之二十二）3，这数字偏低，理由在于许多华人拒绝申请补助，蔑视这种措施，视其为施舍。“大萧条期间，我看到许多人都从学校领取罐头食物回家，”在美国出生的旧金山华人王马克（Mark Wong，音译）表示，“但我爸拒绝。他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不准带罐头食物回家，这没得商量。’我想华人的自尊心真的很强。就算吃的东西变少了，但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别人提供的食物，即使那可以用来填饱我们的肚子。”4

尽管华人讨厌接受政府补助，但是每当华人社群的利益受损时，他们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起身反抗。大萧条期间，纽约市的华人洗衣店曾遭遇白人竞争者打算以市府法规限制他们的发展，但华人群起反抗成功。几位纽约市议员提案，规定必须要有美国公民身分才能开洗衣店，并且把执照规费与保证金提高到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华人洗衣店所能支付的金额，因为这些店家大都是小本经营。如果这法案通过了，即使不会全面摧毁纽约市的华人洗衣业，业界也会受到重创。

他们立刻采取反制之道。华人洗衣店业者组织了华人手工洗衣业联盟（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简称CHLA），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他们如果不马上对抗这法令，“这国家将会有数万华人洗衣工失去立足之地，我们远在老家的妻子儿女也都会饿死。”5他们一起筹资聘请白人王牌律师，成功地迫使市府大幅降低执照规费与保证金，并且准许“东方人”即使没有美国公民身分也可以在该市开洗衣店。CHLA持续活跃好几年，会员人数在一九三四年达到最高峰，最多曾有三二○○人。6

有些华人奋斗求生的规模较小，历史意义没那么大，但一样也是很重要，都是华人在大萧条期间为了保住事业而努力挣扎的案例。有些华人家庭展现出相当了不起的毅力。李莉安（Lillian Lee Kim）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最早到巴尔的摩定居的华人家庭之一：李义友与刘幼欧〉（“An Early Baltimore Chinese Family: Lee Yick You and Louie Yu Oy” ，人名为音译）的自传，痛陈家人为了家业而奋斗的经过。在文章中她描述自己与兄弟姊妹们在大萧条开始就遇到双亲先后去世的惨剧。先是她父亲在一九二八年因病去世，后来他父亲前一任妻子生的儿子来和他们争产，导致母亲筋疲力尽。某天晚上母亲在吐血后就卧病在床，他们家洗衣店的营运全靠几位还在中小学读书的手足一起支撑。令人惊讶的是，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洗衣店仍能继续运作。他们的做法是找一家洗衣工厂帮忙在早上洗脏衣服，下课后他们匆匆返家进行分类、上浆与烫衣服的工作，其中年纪比较小的甚至还要站在凳子上才能使用烫衣板，就这样一直工作到睡觉前。年纪渐长后，他们找到周末的兼差工作，像是做家事、帮忙杂货店送杂货，或者帮忙贩售水果蔬菜。大无畏的团队合作精神让他们得以解救自家洗衣店，并且安然度过大萧条时期。7

大萧条期间，许多华人为了维持家庭事业而更拼命工作，另一方面，华人社群的领袖们也集思广益，为了增加收入而想方设法。观光业显然是可靠的财源。旧金山华商早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旧中国城在一九○六年遭地震与大火摧毁后，根据《旧金山纪事报》描述，华商重建的新楼房“非常现代化”，但却散发着“东方魅力与吸引力”。8在旧金山商会（San Francisco Chamber of Commerce）与华人社群自己的努力之下，再加上各种文章、手册、广告与当地媒体报导的大肆宣传，中国城已经成为该市的景点之一。为了吸引白人男性莅临观光，旧金山中国城在一九一五年举办了第一次选美会。主办选美会的王姓华商（H. K. Wong，音译）说他是为了“表彰那些让中国充满吸引力的美丽脸庞”。9参赛者个个身穿紧身绸缎旗袍（清朝女性传统服饰），展露出玲珑曲线。这些宣传活动果然奏效。到了一九三○年代，中国城的观光收入几乎已达该市观光产业总收入的五分之一。10

大萧条期间，旧金山华人对生意下滑深感忧心，因此加倍努力赚取观光收入，而且往往不择手段：“要让观光客想来，来了之后，我们要有东西让他们大开眼界！”11结果他们设法创造出一个充满活泼幻想的“邪恶东方”形象，善加利用各种最低级的华人刻板印象。旅行指南里把中国城的地下世界描写成一个神秘的迷宫，到处都可以弄得到毒品禁药，赌馆林立，妓院里关押着许多艳丽的性奴隶，有华人也有白人女性。中国城里甚至还有假的鸦片烟馆与痳疯病院，让观光客看得目瞪口呆。

美国各地的其他中国城也开始玩起招揽观光客的把戏。洛杉矶许多华人青少年在下课后帮白人观光客拉黄包车，赚取零用钱。12纽约市中国城的观光业则是已经蓬勃发展了几十年，许多向导都劝戒观光客，为了安全起见，在逛街时要手牵手。13当地华人居民拿钱上演行动剧，假扮成“抽鸦片抽到疯掉”的男人，为了妓女争风吃醋，拿刀在街头械斗。14

事实上，一九三○年代的中国城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暴力了。旅行指南里充斥着持斧帮派份子与流氓打手的故事，让白人读者看得如痴如醉，但那都是旧时代的往事，完全无法反映出现代华人帮派的组织化现象。二十世纪初的华人堂会在运作上早已变得更为专业化，比较不愿意打杀见血，以免把白人观光客吓跑。在过去，华商与堂会曾因为钱的问题争斗过，而此时他们为了寻求利润而开始合作。但事实上，华商常常加入堂会，借此扩大势力范围，甚至有些令人敬重的华商骨子里就是犯罪组织的老大。史家亚当．麦克恩（Adam McKeown）曾指出一九三○年代旧金山的协胜堂（Hip Sing tong）曾经是个会强索保护费的庞大犯罪组织，他们的会议记录与“股份有限公司”没两样。15全美各地支堂选出一“代表”前往总堂开会，为地方利益发声，会中讨论议题包括保护费的金额、勒索时该要求多少钱、付款期限，还有收入的分配方式。

在传教士与中产阶级华人有志之士的奔走努力之下，这个年代中国城的性产业已大不如前，但还是有观光业者持续靠出卖女性皮肉而获利。一九三○年代期间，刘英培（Charlie Low）在旧金山中国城开了一家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雇用数以百计的华人女性来表演舞蹈（她们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大学教育）。与纽约市哈林区知名的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一样，到紫禁城夜总会看秀的观众也大都是为白人，两者也都以少数族裔女性的才艺表演为最大卖点。刘英培安排旗下小姐裸体演出，结果被整个中国城视为丑闻，批评那些舞女与娼妓无异。怒不可遏的华人母亲禁止女儿到这家夜总会上班，甚至不准她们到那附近去。但许多年轻华人女孩还是持续在那里工作。以性为卖点果然好赚，紫禁城夜总会大发利市，每年都吸引了十几万名观众，其中不乏参议员、州长，而且至少有一个人当上了美国总统。16〔据闻当时还是个年轻演员的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就颇好此道。译注：二次大战期间，里根因为视力太差而没有到海外去打仗，只是被派往旧金山港服役。他就是在这段期间于一九四二年与紫禁城老板刘英培以及里根当时的妻子珍．惠曼（Jane Wyman）留下了一张合照。〕到了一九三○年代末期，因为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在旧金山举办，更是让许多中国城华商磨拳擦掌，充分利用白人猎奇的心态，为他们提供扭曲的华人女性形象，借此牟利。世博会当局砸了一百二十万美元在展览举办地点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建了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村庄，居然有华商建议，可以安排裸女从蛋糕里跳出来，肯定能吸引大批观众。17许多人对此勐烈抨击，表示这个构想不但下流无比，而且根本无法呈现真正的中华文化风味，提案也就胎死腹中了。

每当观光客造访各地中国城，许多当地居民其实都气愤不已。理由之一是他们不喜欢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供人欣赏，而且早在华商开始于大萧条期间主打观光产业之前，他们就已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怒。“一年到头，每天在纽约市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都停着一辆辆游览车，车上以日本纸灯笼为吊饰，车子前面挂着巨大看板，两三个人绕行车子四周，大声嚷嚷着：‘中国城，喔，中国城，只要一块钱就能去看中国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郑班杰（S. J. Benjamin Cheng，音译）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投书里表示，“你们觉得任何一位华人或者有血有泪的人类经过这种游览车，听到喊叫声时，会做何感想？”18

当时还有一个迷思是，城里存在着热闹的华人地底世界，许多华人对此也感到恼怒不已。“我从来没看过什么地底隧道，”某个华人男子坚称，“只有设在地下室的麻将间。”19洛杉矶居民并不觉得华人盖了什么秘密地底隧道，不过他们倒是记得中国城的小巷都是有天花板的，可以用来养鸡。20有些愤恨不平的华人威胁要把白人观光客痛扁一顿，而且偶尔的确有人真的动起手来。“我们讨厌那些观光客！”纽约中国城居民秦龙（Lung Chin，音译）宣称，“因为他们老是来来去去，说一些丑化中国的故事。”21最令他义愤填膺的是那些关于鸦片烟馆与年轻女孩沦为性奴隶的流言。他说，华人来美国“无非是为了赚钱，没有人会把白人女孩抓来当奴隶。”他还承认，“我们会和他们吵架。我常常会走上前对他们说：‘你们说谎！’然后我就动手打他们了。”〔许多白人深信这些流言蜚语。“去年夏季某天午后不久，有个身材高大健壮的中年美国绅士走入基督教青年会，故意用破烂的英文问道，那些地下隧道与鸦片烟馆在哪里？”某个旧金山人表示，“一听到没有那种地方，他大失所望，觉得‘中国城’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独具风味了。”十几岁的白人女孩则常常听说华人畜养白人奴隶的传闻，如此恶名昭彰的中国城却似乎让她们感到兴味盎然。根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报导，在前往教会学校的路上她们往往会在狭窄巷弄中寻找华人男子，也会成群结队到纽约中国城观光。〕

靠着营造华人社群的假象，也许这些华人从一般白人手上赚了不少钱，但他们也糟蹋了自己的传统，这可是非常昂贵的代价。在那个排华的年代里，许多白人观光客毕生唯一与美国华人接触的机会就是在中国城里匆匆的一瞥，但导游却让他们对华人心生疑虑，甚至开始感到恐惧。到底有多少白人在离开中国城后开始认定华人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白人观光客在看到观光业塑造出来的迷思后，自以为“亲眼见识了中国城的真实样貌”，结果加深了白人社会的种种误解，又有多少美国华人因此必须忍受种族歧视，求职时处处碰壁？这是两个我们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某些负面形象因为电影作品而得以遗臭万年，能看到的人可不是只有那些花钱到中国城的观光客，而是人数远多于此的电影观众。

好莱坞向来很擅长帮少数族裔塑造刻板印象。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影坛早就开始把一些残酷的笑话当成电影桥段来使用，美国华人也无法幸免。在一八九四年推出的默片《华人洗衣工》（Chinese Laundry Scene）里，我们看到某个华人角色与爱尔兰警察展开了你追我跑的戏码，电影借此取悦白人观众。一九○六年另一部默片《顽童》（The Terrible Kids）则是有一群恶作剧的男孩围攻一个华人，用力拉扯他的发辫。但很快地影坛又塑造出一个更为邪恶的华人形象。一九○八年，大卫．格里菲斯（D. W. Griffith）推出电影《千钧一发》（The Fatal Hour），里面有个名叫彭力（Pong Lee）华人恶棍角色，手下有一票会耍刀的流氓，许多无辜白人女孩被他们绑架，沦为奴隶。

到了一九二○年代，随着中国城观光业愈来愈蓬勃发展，傅满洲（Fu Manchu）这个角色开始出现在周六下午上映的电影中。亚瑟．萨斯菲尔．沃德（Arthur Sarsfield Ward）以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笔名写了一系列惊悚小说，把傅满洲描述为“梦想着由中国人来统治欧美的邪恶狠角色……他的存在对所有白人来说都是个重大威胁。”22罗默创造出来的傅满洲不仅是个天才，也是个怪物：“他生就一双仿佛巨猫才有的灵动大眼，闪烁着绿光……棕色皮肤散发着油亮光泽，剃着光头像是一只矮小人猿，充血的眼睛却宛如疯狗！他上下排白亮的牙齿都露了出来，紧紧咬在一起，嘴唇上沾着口沫。”23

除了傅满洲之外，也有个邪恶的华人女性角色。曾有一段时间，电影中的华人女性若非受害者、脆弱纤细的中国闺秀、永远屈服于白人男性的雄性魅力，就是女流氓、母老虎或者奸诈危险的荡妇。史上第一位美国华人（事实上也是第一位亚裔美国人）电影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整个演艺生涯就都是扮演这一类角色，例如傅满洲的邪恶女儿。

到了一九三○年代，不仅中国城观光业进入了全盛时期，电影也已经发展为全美国最受欢迎的娱乐产业。有声电影的发明引领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诞生，许多人走进巨穴般的电影院看片，至少可以暂时忘却大萧条时代的苦难，沉醉在光辉灿烂的银幕世界里。电影里的华人往往并非真实描写，而是影坛塑造出来的华人形象，借此满足白人观众对于他们不完全了解的民族所怀抱的禁忌情欲，也能符应于他们对华人的隐约焦虑。像这样在电影中把华人角色妖魔化或者在情欲方面过度描写，很像是某些疏于考证的小说家或编剧往往把意大利美国人描绘成黑手党成员，借此迁就福斯心目中将他们当成罪犯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无论过去或现在，绝大多数的义裔美国人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

大萧条期间，白人观众喜欢的华人角色神探陈查理（Charlie Chan），是一个集华人的神秘与滑稽刻板印象于一身的矛盾人物。一九二五到三二年之间，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在《星期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译注：这其实是一本每两周出版的杂志）上连载了六部“神探陈查理”系列侦探小说，后来陆续改编拍摄成四十八部电影。陈查理是个矮胖聪颖的华人神探，尽管并不邪恶，但和傅满洲一样浑身散发着神秘的东方气息。这个角色曾经由许多白人扮演过，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出生于瑞典的华纳．奥兰（Warner Oland），他们都被化妆成像是戴着一面古老中国面具，脸上挂着一抹扑朔迷离的微笑时，双眼总是眯了起来。他仿佛是孔子笔下老年智者的化身，随口能说出各种谚语，其数量多过坏人留下来的线索。但不可避免的是，他的行径却往往引人嘲笑。他那些隽语听起来就像引自幸运饼干里的字条，他的个性则往往被人简化，用中国餐厅的菜肴来加以比拟：在一九三七年的电影《剧场血案》（Charlie Chan at the Opera）里，某位白人警官说陈探长简直像“芙蓉蛋”，而且他对探长说，“你不赖啊。就跟杂碎一样，看起来神神秘秘的，不过是一道美味好菜。”

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第一位华裔与亚裔美国电影明星。（照片来源：Hulton Archive）

因为最好的华人角色都被白人抢走了，真正的华人反而难得有机会扮演好人。好莱坞电影把白人化妆成黄色脸孔，让他们饰演华人，这不但让华人无法演出主角，也让华人在银幕上饱受嘲讽。许多白人演员，包括约翰．韦恩（John Wayne）与凯萨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等一流红星在内，都曾在脸上打了厚厚的粉底，或者戴着面具演出华人角色，故意挤眉弄眼或者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话，心里一点也没有违和感。尽管有些白人演员很高兴能够借由扮演异国角色来挑战自己的演技，但他们大都未想到华人演员被剥夺了许多类似机会──因为无论是谁，想都不会想到要把华人化妆成白脸，由他们扮演白人的角色。但除此之外，即使他们想要演华人的角色，往往也争取不到。

在黄柳霜最红的时候，由赛珍珠（Pearl Buck）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大地》（The Good Earth）正在筹拍（这是少数几部以正面形像描绘中国的电影之一），她曾争取过女主角阿兰（O’Lan）的角色。结果饰演阿兰一角的却是露薏丝．蕾娜（Luise Rainer），而且还因此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公司曾邀黄柳霜饰演邪恶的小妾莲花（Lotus），她提出抗议：“在这部所有华人角色都由美国演员演出的电影中，因为我的华人血统，你们居然要求我演出整部片里唯一不受欢迎的角色。”24黄柳霜遭到电影公司怠慢，心碎之余，在洛杉矶出生的她远走中国，结果却在祖国饱受批判，“因为我太常在电影中扮演恶女，我的同胞觉得我并未真诚对待他们，”后来她向某位记者表示，“某天下午我用四个小时才说服中国政府并非这么一回事。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因为我觉得这实际上有助于拉近中国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能让他们更了解、更喜欢中国。”25

如果连黄柳霜这种巨星都没办法在一部以中国为故事背景的电影里拿到女主角的角色，其他华人演员的演艺事业前景当然就更黯淡了。在影坛工作的华人不多，大多数都只是跑龙套，很少有台词。他们之所以有机会露脸，大都只是因为故事以亚洲为背景，需要异国脸孔。26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多，往往要隔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会有人找上门。每当有中国故事为背景的钜片要开拍时，某些华人临时演员往往不敢离开电话旁，唯恐错失罕见的工作机会。

少数华人胸怀大志，体认到自己如果在好莱坞当经纪人，能赚到的钱可能远远多于当演员。这些比较有生意头脑的美国华人在好莱坞扮演起掮客的角色，专门帮白人电影公司找华人工作人员。女演员卢贝西（Bessie Loo，音译）在洛杉矶开起了自己的演艺经纪公司。亚细亚戏服公司（Asiatic Costume Company）的老板汤姆．古宾斯（Tom Gubbins）是中、欧混血儿，他可以同时靠华人演员与各大片厂赚钱。身为经纪人，《大地》（一九三七年上映）与《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一九三三年上映）两片的临时演员都是他找来的，他可从华人演员的片酬中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他也靠出租黄包车、戏服与道具给片厂而赚大钱。因为古宾斯精通粤语和英语（他在上海出生，成长于香港），他还有第三份收入：在片场担任口译人员，把导演的指令翻译给华人演员听。27在这些中间人的帮助之下，好莱坞为广大的美国观众创造出许多华人的形象，有时甚至以假乱真，连美国华人都信了。电影场景“是我们最接近中国的地方”，记者梁露薏（Louise Leung）曾于一九三六年在《洛杉矶时报》的礼拜天杂志上撰文写道。她曾如此描述华人临时演员的日常生活：这些“年轻人身穿好莱坞最流行的南美牛仔衬衫，头戴贝蕾帽，身边站着几位迄今仍未融入美国社会的中国城老爹。”临时演员走过片场里布置出来的华南村庄，“鸭肉干、香、腌制姜片与一卷卷芬香丝绸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让整个市场散发着最纯粹的中国味，这是中国城的味道，中国的味道。”那些来自中国的老爹们看着布景，乡愁浮上心头，就连某个装上假睫毛的年轻华人演员也喃喃说道，“天啊！中国肯定就是这一副模样。”28

对许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来说，中国所代表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他们在那里能完全被接受。一九三○年代在旧金山出生成长的华人王维特（Victor Wong，音译）表示，“老人家们总是说想要回家。他们老是说个不停：‘回中国后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再也不会受到歧视。’”29

即使在大萧条之前，某些华人移民家长就已经开始鼓励自己的孩子，虽然他们在美国出生，但仍然能够游走于两国之间：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回到中国去发展事业。张山姆（Sam Chang）是一位前往南加州垦荒有成的农场主人，在一九二五年他就曾这样劝诫儿子。他一方面劝自己的弟弟留在中国（其弟是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后来获聘为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但正在考虑回美国谋职），另一方面写信告诉儿子：“你叔叔如果现在回到美国，或许能赚得到一点钱，但名声与社会地位都会较为低下，他的知识也就浪费掉了。因为美国的社会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对黄种人有严重的偏见，所以他永远不会受到敬重。”30

大萧条似乎印证了这番话。根据美国劳工部就业服务处（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设于旧金山的东方人分处（Oriental Division）表示，一九三○年代期间，他们帮亚裔民众进行就业媒合的成功案例，百分之九十都是取得了服务业部门的职缺，而且主要为食物业。31某些华人工程师与科学家发现自己只能回到中国城，在洗衣店与餐厅打零工，这让他们泄气不已。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刘詹姆（James Low，音译）曾有个老板学的是矿业工程，没想到最后却沦落到衣服工厂工作，于是他说：“我爸曾对我说，‘看看你老板！本来他是要当工程师的，你看他的下场怎样！’”32有个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华人则是成为服务生。加州樱木镇（Cherrywood）有个华人社区叫做小广州（Little Canton），那里的居民曾回忆道，当地有好几名华人拥有工程学位，但却被迫在餐厅工作，因为别无选择。“喔，我们没办法在华人社群以外找到工作啦！理由很简单，看看我们的脸就知道！”一位拥有学士学位的年迈华人居民说。“我们是华人，不是美国人。所以就算我们拿到了十个学位又怎样？”33

那么，对他们来说也许中国是比较好的选项。一九三三年，声誉卓著的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曾公开呼吁年轻的美国华人回到祖国求职，他们在那里比较不会遭受到种族歧视。34某些年轻人即使未曾见过自己的祖国，但因为大萧条时期实在求职不易，他们会比较容易选择效忠中国。周罗尼（Rodney Chow，音译）记得他的美国华人朋友们都梦想着“回到”中国去，即使他们都不太会说华语，也未曾去过中国。35一九三五年在太浩湖（Lake Tahoe）举办的华人青年暑期会议（Chinese Young People’s Summer Conference）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与会者表示他们想要为中国效力，许多人甚至宣称那是他们的义务。36

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全国性论文比赛中，这种身分认同与效忠对象的冲突问题更是变得更加剧烈，因为比赛的题目是：“我未来的路在中国或美国？”（Does My Future Lie in China or America?）赞助此次比赛的是纽约市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创办的组织群鹰俱乐部〔Ging Hawk Club，译注：据悉“Ging Hawk”二字有“努力求知”（striving for knowledge）的含意，或许是两个中文字的拼音，但无法确定是哪两个字〕，结果这竞赛促使第二代美国华人进行激辩，最后入选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文摘》（Chinese Digest）周刊上。

首奖得主是哈佛大学学生邓罗伯（Robert Dunn），他认为自己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扮演沟通的桥梁。他写道，如果他在美国能够设法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理解、友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成就将会比较高。但他同样也表示，“自我有记忆以来，我爸妈、我的华人朋友与华语学校的老师都告诫我必须效忠中国。”37他们告诉罗伯，中国是有四千年辉煌历史的古国，既然他是华人就不能忘本，而且他也不该忘记华人在美国所承受的屈辱。“难道你不知道华人被人嘲笑、践踏、羞辱与吐口水吗？”他引用爸妈对他说的话。“你自己难道不是也曾经被人用一些下流的名字取笑吗？难道你不知道该爱惜自己的颜面，没有羞耻心和荣誉感吗？你怎么还会想要留在美国、效忠美国？”

不过，罗伯也觉得自己该为美国辩护。他写道：“令我深感荣耀与感激的，是美国所坚守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还有政府对我提供的保护，以及我过去接受教育的学校与机构。没有这一切，我当然无法成为今天的我。除了中国让我受惠良多之外，美国也一样。”他还写道，中国的工作机会不多，而且身为一个美国人，他应该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结论是，他还是要待在美国才能找到未来的路。

第二名是华盛顿大学的洪凯伊（Kaye Hong，音译），他一点都不感到左右为难。他说自己“在承受了那么多羞辱之后”，觉得该为中国尽义务。他写道，“中华民族常常受到嘲笑，长久以来令他感到义愤填膺。”他深信中国有更多工作机会可以提供给新生代的美国华人，因为中国如果要变成更伟大强盛的国家，就会需要他们。为了嘲弄向来反华的十九世纪美国报人何瑞斯．葛里利（Horace Greeley），洪凯伊故意误用他的话来鼓励自己也呼吁他人：“‘往西走吧，青年们！’没错，跨越太平洋，前往中国。”38（这两位比赛赢家最后的作为都违背了自己在论文中写下的初衷。邓罗伯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国际法学位后被国民政府雇用，成为某位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秘书。至于洪凯伊则是留在美国，经商有成。）39

某些新生代华人的确办到了。据估计，一九三○年代期间大约每五个新生代美国华人里就有一个移居中国求职。40不过他们大都只是过客，在祖国暂住几年后就返回美国。受过专业训练者获聘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授、社工、政府官员，或者经商。无论是美国大企业的外国分公司、美国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类似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教组织，都需要这些华人大学毕业生提供技术──中英文都很流利当然更好，但即使国语不灵通，还是可以教授英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正在寻找有铸造钢铁经验的工程师，上海航空协会（Shanghai Aviation Association）也在招募飞机驾驶员，政府甚至邀请美国华人农夫移民中国，承诺提供资金、农机与土地。41这些第二代美国华人以外侨的身分旅居中国（不过，其中有些人的确把自己当成热爱中国的华人），和他们的爸妈一样，生活水准比一般中国人还高：许多人居住在精华地段的住宅区，居民几乎全都是美国华人，家中仆役成群。

有趣的是，迁居中国后，某些美国华人却拼命想保留过去在美国的生活习惯──就像他们的爸妈当年迁居美国后，也是顽固地维持着过去在中国的生活习惯。以郑容金（Flora Belle Jan）为例，她丈夫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因为获聘为北京某大学教授而在一九三二年迁居中国。郑容金来自加州佛雷斯诺，是个新生代华人作家，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着在祖国定居，即使如此她还是无法与北京的中国人交心，因为她看不懂也不会写中文。她在美国战时情报局（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驻北京办事处找到工作，与许多会说英语的商人、外交官与学生变成朋友。自己的小孩在中国出生后，她也坚持要他们看美国影片、穿西方服饰、吃美国食物。42

无论他们个人对中国怀抱着怎样的情感，许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最后为求自保，都不得不回到美国。因为在美国渐渐脱离大萧条时代之际，国民政府掌权的中国开始面临史上最重大的危机之一，几乎让他们一切的努力都前功尽弃。

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illian Louie, p. 4,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2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83.

3　请参阅：Ibid.

4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Mark Wong, in 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 168.

5　请参阅：Chinese Nationalist Daily, April 24, 1933, p. 1；转引自：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p. 35.

6　请参阅：Renqiu Yu, p. 55.

7　请参阅：Lillian Lee Kim, “An Early Baltimore Chinese Family: Lee Yick You and Louie Yu Oy,”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4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4), pp. 155-74.

8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247.

9　请参阅：Judy Tzu-Chun Wu, ”The Loveliest Daughter: A Melting Pot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Fall 1997, p. 7.

10　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248.

11　请参阅：Ibid., p. 24.

12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dney H. Cho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洛杉矶中国城（China City）于一九三八年开张，但隔年就毁于祝融。重建后它再度于一九四九年付之一炬。请参阅：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nking Our Lives: Chinese American Women of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84), p. 16.

13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130.

14　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251.

15　请参阅：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s Among Ghosts,” p. 284.

16　关于紫禁城夜总会的信息，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p. 119-20;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202-3; author interviews with Chinatown residents.

17　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Of Orphans and Warriors: Inventi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5.

18　请参阅：Letter to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22, from S. J. Benjamin Cheng, a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ent；转引自：Arthur Bonne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p. 107.

19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71.

20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se Wong, interview #80,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21　请参阅：The Life and Times of Lung Chin: A Story of New York Chinatown, manuscript in folder labeled “Chinatown 19[15]-? Restaurants, Tongs, Opium, Sports, basketball, social culture,”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22　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p. 136-38；原文出处为：Sax Rohmer, The Return of Dr. Fu-Manchu (New York: McKinlay, Stone and MacKenzie, 1916).

23　请参阅：Ibid.

24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July 12, 1987.

25　请参阅：Hollywood Citizen News, 1958, as cited in Judy Chu, ”Anna May Wong,” in Emma Gee et al., eds., 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 (Los Angeles: Asian American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76), p. 287.

26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illie Louie, interview #135,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27　关于汤姆．古宾斯的信息，请参阅：Tom Gubbins: Interviews with Eddie E. Lee (#17), Gilbert Leong (#19), Mabel L. Lew (#22), Lillie Louie (#35), Bessie Loo (#38), Ethel Cannon (#64), and Gim Fong (#8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28　请参阅：Louise Leung, “Night Call in Chinatown,” Los Angeles Times Sunday Magazine, July 26, 1936, pp. 3-4.

29　请参阅：Victor Wong, “Childhood II,” in Nick Harvey, ed., Ting: The Caldron, p. 70.

30　请参阅：Letter, Sam Chang to Tennyson Chang, January 4, 1925；转引自：Haiming Liu,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 205；还有：Origins ＆ Destinations, p. 260.

31　请参阅：Hsien-ju Shih, ”The Social and VOCAtional Adjustment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an Francisco,”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37, p. 72；转引自：Gloria Heyung Chun, Of Orphans and Warriors, p. 17.

32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James Low, in 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169.

33　请参阅：Grace Pung Guthrie, A School Divided, p. 35.

34　请参阅：Haiming Liu, p. 20.

35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dney H. Cho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36　请参阅：Chinese Digest, July 3, 1936, p. 14.

37　请参阅：Robert Dunn, “Does My Future Lie in China or America?,” Chinese Digest, May 15, 1936.

38　请参阅：Kaye Hong, “Does My Future Lie in China or America?,” Chinese Digest, May 22, 1936.

39　关于邓罗伯与洪凯伊两人后来的发展，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p. 31.

40　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Of Orphans and Warriors, p. 26;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59.

41　关于美国各个组织在中国招募美国华人的情况，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p. 26.

42　关于郑容金的信息，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143, 169.

第十三章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在美国于一九三○年代努力挣扎摆脱经济大萧条之际，中国却比世界各国早了将近十年，提前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也就是由日本所挑起的历次战端，最后终于走向中日大战。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就借由发起九一八事变而夺取东北。后来日军又在中国各地寻衅开战（其中包括上海），每次都以粗暴手段残杀中国军民。中国政府积弱不振，且无法及早把军队予以现代化，导致日军屡屡得逞，在各地势如破竹。长期看来，光靠国民政府是没办法把日本人逐出中国的──这要等到日本被西方各国打败才能办到。

可叹的是，尽管这些侵略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日本根本把中国老百姓视如草芥，任意残杀，但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首先出面回应后，竟然没有任何国家跟进。日本拒绝接受国联的公开谴责，选择退出国联，偏偏这是该组织最需要公信力的时候，因此日本的退出也让它威信全无。国联身为世界和平的维持者，几年内又陆续受到意大利与德国的大胆挑战，进一步削弱其维和能力。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又来参一脚，派军入侵察哈尔等地，将势力范围扩及如今通称内蒙古的地区。

原本的侵略行动虽然是有计划的，但却只是在各地局部进行。不过，两年之后，日军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间展开全面性的侵华行动。日军将侵华战争予以升级的借口，其实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日军在北京市郊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结束后发现有名士兵神秘失踪。某位日军指挥官声称他遭到中国人绑架，于是挥兵攻陷了北京旁边的宛平城。尽管该士兵后来自己回到部队，而且显然未曾遭受侵犯或伤害，日本的攻势依旧没有放松，不到一个月就窃据了整个北京地区。

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规模，把部队派往华北、华中，还有位于东岸的全中国第一大城上海。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调派庞大兵力用来进行上海保卫战，但中国军队在训练与装备上都不是日军对手。在这史称松沪会战的战役中，中国国军的死伤高达二十五万人。1上海失守后，日军又在年底前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随即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这堪称二十世纪最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事件之一，日本皇军血洗南京城，遭到奸淫残杀的老百姓人数高达数十万，就此打开了中国的对日抗战序幕，在这八年内丧生的中国人口总计高达三千五百万人。

素来有美国侨乡之称的台山地区损失特别惨重。日军夺走当地农作物，充当军粮，许多台山人只能活活饿死。2后来，日军在一九四一年攻下香港，阻断了中美之间来往的重要据点。过去许多世代以来，香港早已成为各家主要移民公司的总部，让在美华人能够以安全可靠的管道汇钱给台山的家人。香港的陷落意味着此一现金流动的管道被切断了，许多“金山家庭”的生计也在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人间。他们早已跻身当地有钱有闲的中上阶级，因此受到的伤害特别大，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了为自己与家人谋生的技能。为了购买食物，一开始他们先典当珠宝、家具，接着卖掉房产，最后甚至把自己都卖了。3走投无路之际，某些金山家庭的妻子甚至必须卖身，把自己的小孩卖给别人当奴仆奴婢。在战争于一九四五年结束以前，至少有十五万台山人死亡或失踪，大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4

在美华人因为家人的困厄而深受刺激，日军的残酷行径也令其惊恐不已，于是他们齐心齐力促使美国福斯注意中日大战的战况。大多数的华人移民都不是在美国接受正式教育，英文并不流利，表达无法尽善尽美，但仍尽力让美国民众了解远东地区的状况。战事的消息除了在华人社群内部流通，他们也向社会福斯大肆宣传。一般来说，新近华人移民使用的宣传管道不外乎华文报纸、广播节目，并透过街头游行让华人同胞了解中国所遭逢的苦难，至于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人则利用英语媒体与巡回演讲，让一般美国人了解状况。纽约市的华人手工洗衣业联盟（CHLA）透过当地各家华人洗衣店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呼吁美国民众抵制日货。5

在美华人不只坐而谈，更能起而行。他们可以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飞航技术人力。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实力与日方的差距实在太过悬殊，根本无法造成威胁。能够安全应战的国军飞机一度不到九十架，6但日本空军却有两千多架飞机。7不过，为了因应日益剑拔弩张的中日情势，美国华人早在一九二○年代就已经创办了好几家私人飞航学校或俱乐部，借此将年轻华人子弟训练成飞行员，有朝一日得以保卫祖国，而这类飞行训练机构主要都聚集在华人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例如旧金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波特兰与匹兹堡。8［当上飞行员的美国华人女性也不在少数。最早的几位华裔美国飞行员中就有一位名为欧阳英（Ouyang Ying）的女性，早在一九一○年代她就发愿帮中国强化国防。不幸的是，她在一九二○年因飞机失事身亡，享年仅二十五岁，终究没能返回祖国贡献己力。另一位空中女杰是张瑞芬（Katherine Cheung），她在一九三一年成为首位考取飞行员执照的华人女性。张瑞芬因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优异飞行特技而声名大噪，屡屡登上旧金山各报版面。思想前卫的她曾批评国民党政府禁止飞行学校招收女性学员。张瑞芬曾想在中国推动训练飞行员的计划，但在某次飞机失事幸存后，她年老体弱的父亲恳求她别再开飞机，而因此作罢。］9某些毕业生日后成为美国空军的战争英雄，像是P-39战斗机飞行员刘史丹（Stanley Lau）曾在欧战战场上执行过五十几次飞行任务，总计击落七架德军军机，获颁飞行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10也有人加入中华民国空军，例如最后官拜二级上将的雷炎均（Clifford Louie）。11

在美华人也组织起来，设法阻止日本人取得美国的废铁，以免更多中国人死于那些废铁所制造而成的兵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九名旧金山华人水手拒绝把一批废弃钢材搬上即将开往日本的货轮，结果立刻被开除。12几个月内，纽约与美国西岸各地陆续爆发大规模的华人抗议游行，结果导致各种军用原物料都暂时禁运日本。其中一项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旧金山爆发。日商三井物产（Mitsui Company）租来将钢材运往日本的希腊货轮史皮洛斯号（SS Spyros）停泊于旧金山港，结果一些美国华人团体与支持者用尖木桩把码头给围了起来。两百名华人聚集在史皮洛斯号前面抗议，到场声援的希腊裔、犹太裔美国人与其他白人总计有三百人。13过没多久，愈来愈多华人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声援，最后抗议人数高达八千人。滂沱大雨把大家都淋湿了，那场景令人不忍卒睹：抗议海报上的红墨水不断往下流，用某位记者的话说来，他们的脸仿佛“沾满了血水与泪水”。14

但无论是不是这悲情攻势发挥了功效，总之码头工真的被打动了。国际码头工人工会（ILU）与仓库工人工会（ILWU）都通过了支持华人的决议，两会都声称“百分之百反对任何人越过那一道尖木桩栏杆”。15装船作业为此中断五天，在仓库工人工会与华人领袖几度磋商后达成协议：仓库工人工会将召开大会，推动全面禁运战争物资前往日本。在这次罕见的团结行动中，各工会一起加入中国战争援助协会（Chinese War Relief Association）、在美中国友人协会（American Friends of China）与教会联盟（Church Federation）的阵营，一起发动全国性的禁运活动。皇天不负苦心人，美国国会果真在一九四一年年初授权小罗斯福总统，暂时禁止美国贩售军火与某些物资到亚太地区（英国旗下各殖民地不在此限），此举也激怒了日本。

美国华人抗议人士把载运废铁到日本的货船挡下，同时也获得美国各界的支持，而促成对日本禁运。这照片是1939年2月在奥勒冈州港市阿斯托里亚（Astoria）拍摄的，在抗议人群的阻挡下，一整天货物都无法装上船。（照片来源：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二战期间，洛杉矶华人志工为了募款而办活动，合力举起巨型中华民国国旗。（照片来源：Chinese American Museum, Los Angeles）

除了推动禁运的抗议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也有许多为国民政府募集捐款与物资的活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旧金山中国城在街头举办了许多盛大的“饭碗派对”（“Rice Bowl” parties），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共襄盛举。16华人人口较多的纽约与洛杉矶等城市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但活动内容各自不同。这一类活动往往像纽奥良狂欢节（Mardi Gras）一样欢腾喧闹，五花八门，并往往持续几天之久。在缤纷纸片漫天飞舞的街道上，华人社群精心准备了舞龙舞狮、花车、烟火等表演，设法重现“老中国城”的情景，进行仿真空袭警报的演练，也贩售上面印有“人道关怀”等字样的小徽章。许多欣赏活动的民众慷慨解囊，支持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把钱放进饭碗里。当华人妇女高举一面巨大中华民国国旗在街头游行之际，他们则是把硬币或美钞丢到旗面上。

为太平洋战争募款的行动促使各个阶层的美国华人团结起来。无论华人移民或者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都挨家挨户募款与贩售战争债券。华人医生在纽约成立了一座血库，17也创办了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借此帮助日军入侵中国后暴增的病人与伤患。18华人志工纷纷投效红十字会，准备船运绷带、药品与疫苗前往中国。中产阶级妇女将她们报效祖国的行动和社交生活结合在一起，举办各种募款义卖会、舞会与时装秀。洗衣店老板把捐款箱摆在店头柜台上，用募来的钱购买并捐赠救护车、棉袄与药品给中国国军。19制衣工人利用宝贵的休闲时间为成千上万的负伤国军弟兄缝制冬衣。20就连青少年和孩童也不落人后，为国民政府募集铁罐、金属箔片等废铁。21

1938年，纽约中国城为日军侵华的受害者举办募款活动，参加者把街头挤得水泄不通。这些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举行的募款活动，就是所谓的“饭碗派对”（“Rice Bowl” parties）（照片来源：AP/Wide World Photos）

最后全美大约二十个城市总计为中国战争援助协会募到了两千万美元左右的款项，22此外在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华人社群捐给中国的款项也高达两千五百万美元。23这些捐款的金额看来并没有多了不起，但如果把华人人口数考虑进去，却很惊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大陆上的华人人口非常稀少：一九三○年代初期大约只有七万五千人，24过了十年之后也才增加区区几千人而已。平均起来，每位在美华人所募集到的款项为三百美元25──如果把两个因素纳入考虑，这数字可说相当可观：首先，一九三○年代的美元币值非常高，而且大多数中国城居民的生活并不宽裕，许多人都只能挣得到五、六美元周薪。甚至有些人把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捐给中国，一毛也不剩。26

尽管募款动机纯正高贵，但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这些款项对中国能有多少贡献，让他们最终能战胜日本。尽管有些钱的确用于添购衣服、毒气面具、蚊帐与飞机给国民政府，但谁也无法肯定所有募来的善款、物资究竟有多少真的用于中国士兵身上。如今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普遍有纪律与效率不彰的问题。抗战时往往有许多农夫是被部队绑架强征的，获得的配给粮食根本就吃不饱，而且常遭上级动粗霸凌。曾以美国华人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为主题拍摄纪录片《我们带着荣耀报效国家》（We Served with Pride）的导演谭立人（Montgomery Hom）表示，他深信本来应该捐给士兵的钱最后大部分都被贪污的国府官员给中饱私囊了。27

不过，这些感人的具体行动的确在美国华人社群内部累积出一股政治上的凝聚力。而且讽刺的是，由于和祖国仍保有直接关系的美国华人人口愈来愈少，本来已经没多少人效忠中国，但一股对于祖国的热忱却因为这些募款活动的进行而出现了死灰复燃之势。一九四○年，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比例首度超越了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移民人口。28因此，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华人已占多数，而且他们大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导致他们本人并不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只能透过父母来认同中国。就在这让华人彻底融入美国社会的动能逐渐增强之际，战争的爆发又把整个华人社群凝聚了起来。

到了一九四○年，中国的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已都遭到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将国府迁往战时陪都，也就是位于中国内地的四川省重庆市，不过日军对重庆的勐烈轰炸还是从未停歇。由于沿海地区落入日军严密的掌控中，国府能够获得外国军援的唯一信道就只剩滇缅公路了──这条泥土路面公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山区蜿蜒延伸，路况艰险。尽管中国的情势危如累卵，但这国家似乎就是打不倒，拥有无法彻底征服的广袤土地。中国以游击战与人海战术应战，令日军防不胜防，而且国土面积实在太大，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尽管美国各报刊登了那些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写的可怕报导，电影院也会播放关于日军侵华战况的新闻短片，但中日之战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仍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国民绝大部分都是欧洲裔，因此他们比较关注欧战，眼睁睁看着希特勒以闪电战攻势窃占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在希特勒崛起后，由于有许多难民流亡美国，因此得以诉说他们亲眼目睹第三帝国〔译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期（一九三三──一九四五）一般通称第三帝国（Third Reich）〕所犯下的可怕罪行，但美国民间的孤立主义氛围实在是太过浓厚了，因此无法刺激该国再度投入另一场世界大战。深谋远虑的美国领导人高声疾呼：如果美国不赶快参战，到时很可能难逃魔掌，来不及自救。即使这一句句警语仿佛暮鼓晨钟，但许多人仍充耳不闻，因此无法累积出足够的支持力量。因为民心大都倾向于不要介入战局，争取第三任总统任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年选战期间也将保持中立当成选战主轴之一。他向美国年轻子弟的家长喊话，承诺他们：“这句话我已经说过了，往后我还会一遍又一遍予以重申。你们的儿子绝对不会被派往外国参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对珍珠港发动突袭，这无疑是帮了美国政界领袖们一个大忙。

那一年稍早，罗斯福已下令禁止将战争物资运往日本，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禁令是合理的，美国华人在各大港口货运码头区进行的抗议行动可说是理由之一。深恐征服亚洲的计划会因此受阻，短视的日军高层遂向裕仁天皇倡议一次事后看起来简直与自杀无异的反制行动：对驻防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空袭。十二月七日破晓时分，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机轰炸了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总计有二十一艘海军船舰沉没或严重受损，摧毁了将近两百架停在地面美军飞机，海军将士与军方人员的伤亡人数大约为三千人。

从这一刻起，美国福斯不再认为太平洋战争是远在天边的亚洲战事。隔天罗斯福对国会发表演说，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称为“一个会让我们永远蒙羞的国殇日”，他并且请求参众两院对日宣战：“由于日军于十二月七日礼拜天在未受挑衅的状况下对我们发动了卑劣的攻击，因此美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此进入对战状态。”与日本为盟友的纳粹德国与意大利也迅速对美宣战，就此把一个本来采取孤立主义立场的超级强国卷入了东西半球的两大战区。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与日本形象几乎在一夜之间翻转，美国华人与日人的刻板印象也被重塑。突然之间，媒体开始把华人描绘为忠心耿耿的高贵盟友，日本人与日裔美国人则都是搞破坏的邪恶间谍。事变发生后，盖洛普民调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心目中的华人都是“勤奋、诚挚、勇敢、有虔诚宗教信仰、聪明且务实”29，至于日人则都是“奸险、狡诈、残忍又好战”──这两种说法与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华人形象几乎完全吻合，前者比较像是神探陈查理，后者则是傅满洲。尽管没有说出口，但许多美国人心里都有个疑问：到底怎样才能断定谁是好人，谁是坏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如何辨别我们的朋友与日本鬼子〉（“How to Tell Your Friends from the Japs”）的专文：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矮子……与一样是矮子的中国人相较，日本人可能较为矮壮，屁股更大。除了相扑选手之外，日本人很少是胖子，通常来说都是年纪越大越显得枯干、精瘦。中国人的体重往往比较重，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在中国，由于饥荒频繁，肥胖身形往往被当成“福态”，是可靠的象征）。中国人的毛发不像日本人那样浓密，他们通常长不出好看的八字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避免配戴厚框眼镜。尽管两者的上眼皮都是典型的内双眼皮（所以他们看起来才会生来一副丹凤眼），日本人的左眼与右眼往往会长得比较靠近一点。最了解他们的人通常都是凭借着脸部表情来区分两者：中国人的表情可能比较温和、和蔼、开明，日本人则是比较正向、独断与高傲……日本人在谈话时会显得比较犹豫、紧张，在不该笑的时候大笑。日本人走路时往往打直腰杆，显得比较僵直、硬挺。中国人则是步态比较轻松自在，有时候会拖着脚步走路。30

不过，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百分之百可靠的方式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的血统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即使人类学家拿出卡尺，耗费大量时间来测量他们的头部、鼻子、肩膀与臀部，有时候还是会搞错。”最后这篇文章提及该杂志的华府特派员蒋约瑟（Joseph Chiang，音译）“（他）的做法简单多了：他在西装翻领上面别了一个大大的徽章，上面写着‘我是华人记者，不是日本人，拜托别搞错了。’”

尽管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与珍珠港事变毫无关联，但事后他们的平静生活却被毁了。美国司法部在太平洋海岸地区与夏威夷逮捕了十万个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全都关进地处偏远的集中营里（位于怀俄明、犹他、爱达荷等州），问题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就是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美国，忠心耿耿的美国公民。小时候居住在洛杉矶的周罗尼（Rodney Chow，音译）还记得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他家附近儿童玩耍场地的“生态”。他回忆道，当时有几个日裔美国孩童仗着自己会几招日本柔术，常常在街头修理华人孩童。可是在十二月七日之后，这些恶霸突然间变成想要试着说服同学们，让大家相信他们是华人，并非日本人。后来他家附近的华人开始戴上徽章，借此与日本人划清界线。过没多久，那些日本孩童完全消失了，直到战后他们离开了那些安置中心，归返故里，周罗尼才又看到他们。31

有几位激进的美国华人帮在美日本人的权益仗义执言，夏威夷的社运人士金洪维（Hung Wai Ching）是其中一位，不过夏威夷的亚裔美国人本来就有历史非常悠久的社会运动传统，而且华人与日人社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尽管蒙受美国政府的歧视待遇，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还是充分展现出爱国精神，甚至为国捐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陆军第四四二步兵团成为战功最为彪炳的美军部队。）不过，美国本土绝大部分的华人在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民权受损时，都是选择沉默以对，并且在这短暂时期内接受美国社会关爱的眼神，成为较受欢迎的少数族裔。而且某些美国华人深恐被误认为日本人，他们甚至会随身携带中华民国总领事签发的身分证件，戴上写着“我是华人”的徽章，并且在店头橱窗挂上类似标语，以免有保安委员会的人来找麻烦。32

不过，这种往各个族裔身上贴标签的方式却对整体美国亚裔族群造成伤害。无可避免的，某些白人就是不愿意费心辨别，无论是效忠天皇的日本人，日裔美国人或华人，对他们而言都没两样。将所有的亚裔美国人归为一类，全都谑称为“日本鬼子”，不是比较省事吗？中国学者韩玉珊说他在战时曾于加州比佛利山地区赁屋而居，结果成为当地居民反日排外心态的受害者。33某些邻居深信韩玉珊是日本人，屡屡报警抓他，坚称他使用一台秘密的无线电发报机向敌国情报员通风报信。就连美国华人入伍服役后也难免遭受种族歧视与攻击。一位志愿役华人女兵曾回忆起自己在巴尔的摩街头遭到某个白人男子纠缠，对她大声吼道：“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要你把身上的军服脱下来！”34

华人形象才刚刚变好，某些美国华人认为终于等到拨云见日之际，可以趁机把一些排华法规撤销掉。珍珠港事变后，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人士（有华人也有白人）开始推动游说工作，希望能废除一八八二年就开始实施的华人移民美国禁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百八十几个美国白人成立了“废除《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主张无论是以道德为出发点，或者基于与战争相关的务实考量，美国都应该赶快废除《排华法案》与相关措施。35（公民委员会推动废除排华法案的举动也触动某些美国白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某位仇外人士写信表示，华人都是“美国人的公敌”，还表示“如果你们想让我们变成一个多语的混种民族，那就尽管撤销排华法案吧，跟黑鬼与中国佬都打成一片吧！”36）此一运动的领袖包括《中西日报》的编辑伍盘照、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作者赛珍珠（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曾长期在中国传教）、纽约出版家理查．华许（Richard Walsh，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不过，在整个运动中发挥最大影响力的，莫过于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

宋美龄出生于清末中国的一个名门世家。她的父亲宋嘉澍（Charlie Soong）是上海商界大亨，因为帮西方传教士印刷《圣经》而致富。他曾当过牧师，年轻时待过波士顿与北卡罗莱纳州，因此靠教会的门路把小孩送到美国留学。宋美龄初到美国时曾在佐治亚州梅肯市（Macon）求学，在那里学会了稍带南方口音的流利英语。后来在一九一三年她前往名校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就读，主修英国文学。回到中国后，她与家中那些都曾留学美国的兄弟姐姐们创建起“宋氏王朝”，在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呼风唤雨。她的二姐宋庆龄嫁给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姐宋霭龄的丈夫是山西巨富、热中于实业的孔祥熙，她的哥哥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曾负责筹集北伐行动的军费，帮助蒋介石击败华中、华北各省军阀，因此获得了财政部长职位的酬庸。

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总统邀请宋美龄造访美国。她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抵美，呼吁各界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入侵。隔年春天，她花了一个月在美国各地巡回访问，足迹遍布纽约、麻州卫斯理镇、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与洛杉矶。这次访美的成果丰硕，她的演讲有条有理，口齿清晰，为中国争取到成千上万支持者，也借由美貌、魅力与优雅气质掳获许多美国人的心。她堪称美国媒体的宠儿，各大报章杂志都刊登了她的照片。她最大的粉丝之一是《时代》与《生活》（Life）两大杂志的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鲁斯是传教士之子，对于中国的第一家庭笃信基督教这件事非常有好感。他把蒋氏夫妇的合照放上《时代》杂志封面，并且为蒋介石冠上“远东伟人”的称号。

宋美龄也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华人女性，并且博得满堂彩，议员全都起立为她欢呼──事实上在她之前全世界女性中也只有荷兰女王曾获此一殊荣。37据说后来曾有一位众议员低声嘟哝道：“天杀的，我还真没见识过这种场面。宋美龄几乎把我弄哭了。”38宋美龄访美后，华盛顿州参议员华伦．曼纽森（Warren Magnuson）提案废除《排华法案》，而且广获支持，他的提案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排华法案》自此遭撤销，不但为华人移民提供每年一○五人的名额，也让合法入境的华人享有归化为美国籍的权利。与欧洲各国移民的配额相较，这数字的确非常低，但在美国华人史上，曼纽森法案却是个里程碑：经过六十年的等待之后，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终于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了。

记者梁查理（Charlie Leong）表示：“我那个世代的华人普遍认为，二次大战是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那是我们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融入美国社会。”他写道，那一场战争让他们得以离开中国城的贫民区，穿上美国军装，被派往海外，在战场上成为“爱国的美军精锐部队的一份子，与敌人决一死战”。39

这是在华人社群中很常听见的一席话。因为美中两国在大战中面对同一个敌国，这让他们能够帮中国救亡图存，同时也为美国打赢战争。有些华人则是帮政府当口译员，或者破解密码、分析情报的人员。战功彪炳的陈运来上校（Colonel Won-Loy Chan）就是其中的楷模：他是一九三六年的史丹佛大学毕业生，珍珠港事变后进入美军军情局语言学校（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Language School）就读。成为军情局一员后，他加入史迪威上将（General Joseph Stillwell）的幕僚团队，后来被派往中缅印战区，接着当上了马里兰州里奇营区（Camp Ritchie）太平洋军情研究部（Pacific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search Section）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群翻译人员（其中某些为美国华人）负责蒐集与散布那些从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手里截获的文件。40

也有许多美国华人到前线去作战。如今，任何人在想像二次大战美军部队的模样时，脑海里的士兵都不会是华人面孔。不过，如果用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捐躯的华人人数可说非常惊人。据估计，在美军部队中服役的华人大约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之多，41相当于美国本土华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42与此相较，被征召入伍的美国人则是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六。43纽约市几乎有百分之四十华人应召入伍，44这个数字在该市任何一个族群中都是最高的。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比例，主要还是因为《排华法案》导致大多数美国华人人口都是没有家眷的单身男性，其中纽约市的华人大都是中国城的单身男性居民。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清楚看出，因为被应召入伍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所以这意味着华人在接获征召令时很少设法躲避征召。

“当纽约市中国城的华人发现他们是政府首先征召的对象，大家都高声欢呼，”知名女性华人社会学家谭金美（Rose Hum Lee）写道，“有些青少年的年纪太小，但为了入伍而谎报华人惯用的‘虚岁’，借此让自己多个一两岁。不过出生证明上的岁数可假不了，所以他们还是得耐心等待。”45

许多华人根本没等到政府征召就志愿入伍，甚至可说是迫不及待。李理查医生（Dr. Richard Lee）的父亲是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毕业生李克伦（Clarence Lee，音译）之子，李医生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写道：“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十二月七日礼拜天。当时我们在位于西伊斯里普镇（West Islip）的家里扫树叶，我爸一听到消息就很难过。我也很害怕！隔天他想要入伍，但军方说他年纪太大了。但他纠缠不休，一直去尝试，尽管有扁平足，视力不好而且年纪又大了，最后终于获准接受陆军军官训练。”后来，李克伦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训练指挥部（Army Air Force Bomber Training Command）的副参谋长，在一九四七年才以上校官阶退役。46〔李克伦的母亲是美国白人，其父李恩富（Yan Phou Lee）是满清末年“幼童留洋肄业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留洋后在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以最优等（summa cum laude）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所写的《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是最早的美国华人英文自传之一。〕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华人的确是因为政府承诺给予美国公民身分才入伍的，但也有些华人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美国，消除他人的疑虑才会投身军旅。但其他人加入部队的理由就只是纯粹因为爱国，而且这种人的人数也许最多。据社会学家谭金美所言，蒙大拿州比尤特市所有单身的华人男性在政府征召以前就全都自愿入伍了。美国华人颜大卫（David Gan，音译）曾在某次访谈中为无数华人同袍发声，他回忆道：“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入伍后我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如此高兴且自豪，即使这意味着我必须为国捐躯，我还是准备好随时都可以上战场了。”47

华人在美国部队中的地位非常特别，据某些人说，他们可说是处于某种灰色地带：尽管未能获得全面接受，但也没有像社会边缘人那样遭到迫害。非裔、日裔美国人的部队都是独立的，与白人是完全区隔开来，但华人的处境却有所不同，有一部分得以被编入白人的部队中。这种军旅经验恰好反映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往往模棱两可，而且就在华人被派往全国各地接受军事训练时，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也因各个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西部，某些华人新兵遇到某些未曾见过亚洲人的同袍，甚至有人问他们：你们是来美国受训的中国军人吗？48有些到南方受训的华人回忆道，当地白人还是用有色眼光看待他们，但若与黑人相较，他们却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例如搭乘公车时可以坐在黑人不能坐的白人专用座位上。

大部分参加二战的年轻人都是生平第一次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朝夕相处。有些人过去未曾与其他族裔的成员当过朋友，更别说和他们一起睡觉、淋浴了。尽管华人新兵因为有机会穿上美军军服而备感荣耀，但军服毕竟不是护身符，无法帮他们挡掉那些充满敌意的人。有名华人士兵说自己被称为“该死的清狗”，部队甚至把所有的肮脏差事全都指派给他，49另一位华人所有的衣物全都被丢出窗外，只因为某个白人拒绝与他睡在同一间寝室。50“有人跟我说，‘我不会准许我的部队录用任何中国佬当飞行员’，”宾威廉（William Der Bing，音译）回想起他加入海军前的遭遇时表示，“说这句话的人是名医生──海军军医。他在帮我做体检时对我说，‘你给我听清楚，我一定会在体检时用各种手段把你刷掉。’我盯着他说，‘如果你这么做，那你就是全美国海军最无耻的军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海军同袍呢？’”那位军医说到做到，果真把他刷掉，不过宾威廉设法让另一位军医帮自己做体检，终于过关了。51

尽管歧视他们的人如此明目张胆，但投身军旅终究是利大于弊。许多原本身处美国各地中国城，与世隔绝的华人就此获得了力量，也变得比较世故老成、见多识广。由于朝夕相处，对他们来说白人变得比较没那么具有威胁性，也没那么神秘。王保罗（Paul S. Wong，音译）原本认为白人总是比较优越，但等到他开始帮一群白人新兵教英文课之后，那种迷思就自动破除了。“看到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也不会加减乘除，我真是觉得太意外了。”52

军方也让美国华人有机会当英雄，高登．锺云（Gordon P. Chung-Hoon）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在檀香山出生的美国华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一九四五年春天，锺云当上了海军舰艇席格斯比号（USS Sigsbee）的指挥官，在九州岛外海摧毁了二十架日军军机。一架神风特攻队飞机撞上了席格斯比号，导致左舷发动机与船舵失控，锺云临危不乱，同时解决了这两大危机：一方面指挥地对空炮火御敌，另一方面则是设法进行损害控制，最后让船舰得以安全返航。出色优异的英勇行径让他荣获海军十字勋章与银星勋章。锺云最后官拜海军少将，海军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在他去世后于二○○一年将一艘搭载导弹的驱逐舰命名为“锺云号”。53

不过，对投身军旅的美国华人而言，因为从小爸妈就要他们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遵从各种中国的价值观，所以服役的最重大意义也许是让他们开始质疑自己的身分与价值。许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都把二战当成决定人生的关键时刻，那几年彻底改变了他们，让他们在心态上从“华人”蜕变成“华裔美国人”。

大约一千三百名成员被派往中国，全都是美国华人的美军十四航空地勤大队（14th Air Service Group，是所谓“飞虎队”的一部分），堪称此一转变的明证。陈罗伦（Lawrence Chen，音译）从小就时时聆听双亲的谆谆教诲：“中国是你的家乡。”54但在他加入美国空军，被派往太平洋战区之后，中国就再也不像以往与家人在晚餐讨论时那样是个美好的抽象概念，而是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人生。陈罗伦与美军其他新生代华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并非他们的“家乡”，而且往后永远也不会是。生活体验毁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各种浪漫幻想。让他们感到震惊不已的，除了国民党政府贪污问题的严重程度，还有那些只能穿草鞋（有时甚至打赤脚）行军的国军士兵，以及亲眼目睹许多农夫遭人从家中强行拖走，被迫当兵。55这些新生代华人的生命不仅受到日军威胁，国军部队有时候也充满敌意。〔新生代华人赵约翰（John Chuck，音译）遭到某位国军卫兵以枪枝威胁，要他拿钱出来，直到后来有人说他是美国人，那卫兵才罢手。〕56当时中国某些地区实在是一穷二白，家家户户都没有抽水式马桶、淋浴间或自来水，造桥铺路也全都靠人力，而且国府官员往往对于大批躲避日军侵害的饥饿难民视若无睹，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心烦意乱。就像一些年轻的新生代华人所说的，中国“非常落后，简直像停留在穴居时代”，“原始”而且“令人害怕”。57根据美国空军五五五飞行中队（555th Air Service Squadron）成员赖荣（Wing Lai，音译）的描述，中国人“都是如此穷困。天啊，那里的乞丐真是让人同情。任何人都会想要拿东西给他们吃，但到底要有多少东西才够？人数实在太多了。”

这些文化隔阂导致新生代华人在海外服役时无法与当地中国人创建起真挚的友谊。尽管许多十四航空地勤大队的新生代华人能够说流畅的当地方言，但该队成员总是觉得中国村民非常不信任他们。有些当地人甚至谑称那些美国华人为“洋鬼子”。也有当地人与美国华人士兵攀交情，但实际上只是看上他们可能帮自己移民美国。

二战对于十四航空地勤大队成员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把他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美国华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成员原本的身分背景都很相似。他们的年纪、出生地与文化背景可说形形色色，各自不同：某些小伙子还不到二十岁，但也有中年男子，而且不光是来自纽约与旧金山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位会弹吉他的蒙大拿州牛仔。有些人以华语为主要语言，但也有一些人不懂华语，或两者都很流利。但在共度二战难关之后，他们终究能够克服区域差异，一起创造出某种新的美国华人民族意识。

据林哈瑞（Harry Lim，音译）的回忆，在日军节节败退，失去华东海岸地区控制权之际，他曾与几位美国华人士兵一起沿着上海外滩漫步，但却遇到一件令他们内心惴惴不安的事，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有多不稳固，而且某些美国白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他们当成同胞。他们遇到一群日本战俘在路边扫地，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接触敌军士兵。“除了身上的制服不同，那些年轻士兵看起来就跟我们一样，”林哈瑞表示，“他们甚至与我们年纪相仿。我觉得震惊不已。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想起美国社会的双重标准，开始担心自己回家后会受到什么待遇。”58

先前在经济大萧条时代，华人曾经饱受种族歧视，工作也非常难找，但如今二战大大提升了华人的形象，而且美国战时的经济景况一片大好，需要任何有工作能力的人出来帮忙。随着新科技与新武器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各家工厂开始在生产线上制造一架又一架战斗机，华人可以在任何先前无法进入的工作领域找到职缺。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但却有上千万白人士兵到海外服役去了，美国人发现他们所遇上的劳工短缺问题可能是史上最为严重的。加州有许多国防产业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于是该州在一九四四年撤销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禁令，开始允许州政府与上市公司雇用华人。

结果，一个到处是机会的时代就此揭开序幕。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在业务蒸蒸日上的高科技产业找到工程师、科学家与技师的工作。在低阶劳动部门，华人也终于不用再干粗活，获准进入产业部门。成千上万名服务生与洗衣工在造船厂与飞机工厂找到工作，而且也拿到了工会成员等级的薪水与福利。大批工人为了薪水更高的工作而离开中国城，这导致中国城里那些小型家族企业发生严重缺工的问题。二战期间，在芝加哥、纽约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国城，中国餐厅往往只能靠人数较少的服务生来营业，因为人力都流向了匹兹堡、费城等城市。

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成长了好几倍。许多华人女性离开中国城，进入政府承包商开的公司当起了秘书、办事员与助理。美国的陆军航空队招聘许多新生代华人女性，全都编入妇女工作大队（Women’s Army Corps），负责航管、照片判读等工作。（这些陆军航空队所属的女性军人往往被称为“妇女工作大队的宋美龄”，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有多受尊敬。）59另一种备受尊敬的工作是进入美国陆军的护士军团（U.S. Army Nurse Corps），该团把许多华人女性训练成厉害的军方领袖。彭海伦（Helen Pon Onyett，音译）在二战期间曾于北非战场照顾无数伤兵，她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获得军功勋章（Legion of Merit）与其他许多重要勋猷。她退役时已官拜上校，是当时美军少数几位上校之一。60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军陆续在广岛与长崎丢下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二战就此告终。在太平洋战区征战四年后，成千上万浑身是伤的老兵复员返乡，急着想将战争抛诸脑后，渴望打开新人生，成家立业，因此带来了所谓的战后婴儿潮。这一批新生儿并非只有白人，其中也有华人。

战前许多华人男性因为女性人数实在是太少而无法娶妻成家。一九二四年美国政府通过一项移民法规，禁止华裔公民从外国进口华人新娘，这导致接下来六年内没有任何一位华人女性获准移民美国──数字真的是零。后来在一九三○年，美国政府网开一面，规定只要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前与华裔公民结婚的华人女性，都可进入美国，但这时间限制也导致能够移民的女性人数实在不多。61后来在整个一九三○年代，每年只有六十位华人妇女能到美国与丈夫团聚，而且只要是结婚的时间不长，在入境申请时就会被刁难。62

二战后，为了奖励那些为国效力的美国华人士兵，美国政府决定改变移民政策。一九四五年战争新娘法案（War Brides Act）通过后，他们获准在中国结婚，把新婚妻子带回美国。由于美国老家的华人女性人数实在太少（男女比例为三比一）63，许多华裔军人决定娶在外国出生的华人女性为妻。在战争新娘法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失效以前，将近六千位华裔美国士兵前往中国娶老婆回家。64由于法案时效与休假日有限的双重限制，许多人都没有时间遵循各种繁文缛节，也无法慢慢谈恋爱，培养感情。曾有士兵趁休假飞往中国挑选新娘，结婚后带她飞回旧金山机场，所有的事都在一个月的休假日内搞定。65由于这样匆匆结婚的华人很多，导致战后所有移民美国的华人新移民里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66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据旧金山华人医院（Chinese Hospital in San Francisco）的记录显示，产房每天都有两个华人新生儿出生。67据华人史家麦礼谦所言，进入待产的孕妇实在太多，其中许多人只得睡在走廊上。68一九四○年代美国华人人口之所以能够从七万七千人飚涨为十一万七千人，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多了这些新移民与新生儿。69

对这数以万计的美国华人男女而言，二战终结是值得欢庆的，新希望与新人生从此在他们眼前出现。但中国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日军战败后，中国又陷入长年的血腥内战，就此悲剧丛生。没有多少人能够预测得到，令人痛苦万分的八年抗战居然只是可怕的序幕，接下来还有另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叛军之间的战争，又称国共内战。

1　请参阅：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447.

2　请参阅：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p. 179.

3　请参阅：Ibid.

4　请参阅：Ibid., p. 180；也可以参阅 ：June Y. Mei, ”Researching Chinese-American History in Taishan: A Report,” in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i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1980), p. 58. 据华人刘詹姆（James Low）对那几年的回忆，他说：“我看见其他许多家庭在对日抗战与二战期间挨饿度日。为了赌博、买珠宝与吃东西，许多母亲早就把钱都用光了，才会这么惨。”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 173.

5　请参阅：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pp. 101-2.

6　请参阅：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31.

7　请参阅：Ibid.

8　请参阅：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7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7), pp. 79-81.

9　关于欧阳英与张瑞芬的相关信息，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162.

10　请参阅：Ibid., p. 99.

11　请参阅：Ibid., p. 98.

12　请参阅：Ibid., p. 110.

13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41.

14　请参阅：Chung Sai Yat Po, December 19, 1938，转引自：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42.

15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42.

16　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 107;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p. 239-40.

17　请参阅：Huping Ling, p. 108.

18　在许多美国白人名流的赞助之下，美国医药援华会曾在战时为中国提供过价值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援助。宋美龄夫人是该会的荣誉会长。相关档案文件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罕见书与稿件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取得。

19　请参阅：Renqui Yu, pp. 101-2.

20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44.

21　请参阅：Florence Gee, ”I am an American──How can I help win this war?,” Chinese Press, May 15, 1942，转引自：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373.

22　请参阅：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p. 94.

23　请参阅：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6.

24　请参阅：1930 U.S. Census (74,954 Chinese)；也可以参阅：Diane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179.

25　请参阅：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p. 94.

26　请参阅：Renqiu Yu, p. 100.

27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Montgomery Hom in Los Angeles.

28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to 197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ollection,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 288.

29　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Boston: Twayne, 1991), p. 121.

30　请参阅：Time, December 22, 1941, p. 33.

3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Rodney Cho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32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50; Jules Archer,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New York: Hawthorne Books, 1976), p. 106。看来中国大使馆也会发这种身分证件给华裔美国人，我自己就曾在华府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张，上面写着：“华府中国大使馆华人身分证件。此证件上照片中的证件持有人系华人。”请参阅：File #5608-505, Box 2168, Accession #58734, Stack Area 17W3, Row 13, Compartment 15, Shelf 1, Record Group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33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Yu-shan Han, interview #152, p. 1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34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56.

35　请参阅：Diane Mark and Ginger Chih, p. 98; Harry H. L. Kitano and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ns: Emerging Minori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8), p. 38.

36　请参阅：H. Brett Melendy, p. 28.

37　请参阅：Mur Wolf, “Madame Chiang Kai-shek; Week of August 14, 2000; Mayling Soong, who became Madame Chiang Kai-Shek, is the Wellesley Person of the Week.” Wellesley College 125th Anniversary Person of the Week. Office for Public Information, Wellesley College.

38　请参阅：Time, March 1, 1943, p. 23.

39　请参阅：Charlie Leong quote, in Victor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p. 154-55。关于梁查理的生平可以参阅：Sandy Lydon, p. 483。梁查理毕业于圣荷西州立学院（San Jose State College）与史丹佛大学，主修新闻学。他是第一位成为美国大学校刊编辑的华人，也是第一个获准加入旧金山记者俱乐部（San Francisco Press Club）的亚裔美国人。

4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Montgomery Hom, documentary filmmaker of They Served with Pride.

41　请参阅：Thomas Chinn, ed., Bridging the Pacific, p. 147; 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p. 99; 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52。（加入美国陆军的华人男性人数大约为一三四九九人，占全部华人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374; Gloria Chun, p. 44.）

42　请参阅：Him Mark Lai,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in America Dur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p. 99.

43　请参阅：Ibid., p. 99.

44　请参阅：Yen Le Espiritu,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Labor, Laws and Love, p. 50.

45　请参阅：Rose Hum Le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The War Has Changed Their Lives,” Survey Graphic, October 1942, p. 4444.

46　请参阅：Richard V. Lee, M.D., “A Brief Lee Family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1872-1881, at Yale University, September 28-29, 2001。

47　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interview with David Gan, former soldier with the U.S. Army. Gloria He-Yung Chung, Of Orphans and Warriors, p. 85.

48　请参阅：Christina M. Lim and Sheldon H. Lim, “In the Shadow of the Tiger: The 407th Air Service Squadron, Fourteenth Air Force, CB1, World War II,”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p. 27.

49　请参阅：Peter Phan, “Familiar Strangers: The Fourteenth Air Service Group; Cas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During World War II,”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p. 85.

50　请参阅：Ibid.

51　请参阅：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illiam Der Bing in 1979, in Diane Mei Lin Ma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p. 96.

52　请参阅：Peter Phan, ”Familiar Stranger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p. 87.

53　请参阅：“Navy Names Destroyer to Honor Rear Adm. Chung-Ho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release, October 10, 2000; “Navy Ship Named for Isle World War II Hero,”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2, 2000.

54　请参阅：Peter Phan, “Familiar Stranger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p. 78.

55　请参阅：Ibid., p. 91.

56　请参阅：Ibid., p. 90.

57　请参阅：Ibid., p. 93.

58　请参阅：Christina M. Lim and Sheldon H. Lim, “In the Shadow of the Tiger,”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3, p. 62.

59　有关美国陆军航空队所属妇女工作大队的相关信息，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Judith Bellafaire, Ph.D., curator of the Women in Military Service for America Memorial, Inc., January 27, 2003; Judith Bellafaire, “Asian-American Servicewomen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 1999 article available online from http://www.womensmemoriaI.org/APA.html and included in the Women in Military Service for American Memorial exhibit,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Arlington, Virginia; Rudi Williams, “Asian Pacific American Women Served in World War II, Too,”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May 1999.

60　请参阅：Judith Bellafaire, “Asian-American Servicewomen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 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 120.

61　请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p. 96-97.

62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41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 p. 89;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97.

63　请参阅：Yen Le Espiritu,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p. 55.

64　请参阅：Ibid.

65　请参阅：Rose Hum Lee, “The Recent Immigration Chinese Families of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Area,”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8 (1956), pp. 14-24，转引自：Huping Ling, p. 114.

66　请参阅：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p. 20.

67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p. 284.

68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Him Mark Lai, March 16, 1999, San Francisco.

69　请参阅：Yen Le Espiritu, p. 55.

第十四章

大规模审讯与迫害：
冷战、国共内战与麦卡锡主义

二战结束后，华人终于受到美国社会的热情拥抱，那情况是前所未见的。中美携手打败了侵略它们的日本国，两国之间在战时的友好氛围也在战后不久那段时间里持续着。民众对于华人的全新观感也促使政府改弦更张，新政策让美国华人的生活获得大幅改善。

不过，在接下来十年之间，国际局势的改变让战友的关系变质，美国华人很快又感受到美国社会的敌意。让情况恶化的种种事件包括冷战爆发，还有国共内战与朝鲜战争：首先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共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接着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成为敌国。

在以上三个国际事件中，最关键的是国民党部队在国共内战中挫败。中美关系恶化并非冷战或朝鲜战争导致，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崛起，在中国当家作主，让中美两国变成冷战中的敌对阵营──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决定帮助南韩击退朝鲜部队入侵后，朝鲜战争才会演变成中美两国大军之间的恶战。

中共成功夺权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不已。不过才十年以前，中共叛军曾经被蒋介石打得四处流窜。一九三○年，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共军在江西省的偏远地区创建了中共政权，号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蒋介石随即发动剿匪战争，看来几乎把中共剿灭了。为此，中共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开始往中国西北方撤退，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征程，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共军一路跋山涉水，备极艰辛，徒步逃抵陕西省，最后残部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1此时中共已不是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党，剩余共军只是一群筋疲力尽、几乎饿死的游击战士，根本无力威胁中国的中央政府。

然而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侵华，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带来了复活契机。最重要的是，日军侵华证明国民党政府无力保护中国人民免于外侮。此外，中共也借此获得了华北农民的效忠。中日之战开打后，乡间穷人的处境更为艰难，中共因为主张土改，加上招募武力抗敌，因此在乡村地区广获支持。日军残暴无道，实施“杀光、烧光、抢光”所谓的“三光政策”，不但让中国人民深深感受到国仇家恨，也迫使许多人加入中共的地下游击队。

毛泽东将击败日军定为游击队的优先战略目标，因此在战争初期那几年对日军采用“打带跑”的骚扰战术。（一九四○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但必须面临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全面围堵，也缺乏外国军援──理由在于，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于对抗纳粹德国的入侵，因此未能支持中共。译注：此时为一九四一年以后，共产党经过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六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在陕甘苏区盘踞多年。）不过共军部队的长远目标是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共频频在各农村举办所谓的“批斗大会”，这种集会和布道会一样狂热，会中共干鼓励农民上台分享自己被大地主剥削的惨痛经验。“批斗大会”颇有发泄情绪的功效，仿佛可以涤净人心，这让乡村地区的穷人对中共趋之若鹜，因此等到日军于一九四五年被逐出中国时，中共不仅在华北乡间盘踞坐大，同时也发展出成熟的政治力量与兵力，而共军也是训练有素，且信仰坚定，随时都可以重创国民党。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巨头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看似认可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合法政府地位。列强中唯一比邻中国的苏联甚至声称，“为了帮助中国与国军，解放长期以来遭日军桎梏的中国人民，苏联已经准备好要与该国政府签订一份友好盟约。”2

不过，任何国际外交辞令的一字一句都很关键，可惜西方列强并未听出苏联这一席话的弦外之音，自然未加追问：苏联表示要与之签订友好盟约的对象并非“国府”（即国民党政府），而是“该国政府”──换言之，就是任何能够在中国掌权执政的政府。

一九四五年年初，拖延多年的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苟延残喘的日军不久就要投降了，此时中共开始从他们位于华北各地的要塞对日军发动勐攻，不但解放大片中国领土，也攫取了大量日军武器。该年八月六日，美军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随即于九日对日宣战，派兵挺进满洲国，情势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愈来愈有利。

战后新中国的政治地盘逐渐成形，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忙着扩张他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区域。华北的中共部队很快就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并接收政权。美国担心中国步入俄国后尘，成为第二个赤化的世界大国，因此派飞机把国府部队空投到华北各个大城去接受日军投降，以巩固战绩，盼能借此避免共军控制的地区扩大。国共内战的舞台至此已搭好，毛蒋两人的最后决战看来已势不可免。

美国政府希望能试着阻止中国内战，因此派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来华为国共双方调停。他安排了毛蒋之间的数度会谈，但调停任务失败，赫尔利为此愤而辞职。随后杜鲁门总统派遣来华的总统特使是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他是二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离华后获杜鲁门拔擢为国务卿，而且起草了“马歇尔计划”，后来许多人都说多亏了这个计划，欧洲很多地区才得以免于赤化。到中国后，马歇尔希望能促成国共暂时停火，但就在洽谈停火条件之际，双方依旧没有停下备战的脚步。一九四六年夏初，苏联部队自东北撤出，共军随即进驻，停火期也就结束了。

即使中共已经坐大，身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党还是因为控制着沿岸各大城而显得赢面较大，应可拿下政权。不过，领导不力的问题早就导致老百姓开始不信任中华民国政权。国府从日军手下夺回南京后，并未严惩那些公认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中国百姓普遍认为那些汉奸之所以能躲过法律制裁，是因为他们在国府内部深具影响力。也有许多人指控国府接收日产之后就据为己有，并未归还给原来拥有那些财产的中国百姓。

此外，台湾光复后国府以专横手段统治百姓，也造成混乱局势──这个位于中国东南部外海的岛屿原本被葡人命名为“福尔摩沙”，后来清朝在甲午战败后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割让给日本。取得台湾的政权后，国民党政府常以接收日产为借口强取豪夺当地百姓的宅院与公司。当时有个台湾人表示，“任何稍具影响力的阿山（译按：指中国人）如果觊觎某个台湾人的财产，只要指控他在过去五十年间的日治时期曾当过汉奸，就能把财产弄到手。”3每当有媒体想要报导这种表达不满的新闻，国民党并未设法消除民怨，反而是选择逮捕那些爆料的当地记者、编辑或媒体发行人。此时有许多台湾人开始偷偷抱怨：这不是“狗去猪来”吗？日本人像狗，取代他们的国民党是猪，好像也没比较好。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民众对国民党积怨已久，终于爆发出来，在岛上各地掀起一波波民变。不久后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自大陆抵台，把这“二二八事变”视同叛乱，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结果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在数千到数万人之间。

此时国民党之所以会焦头烂额，不只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一波波政治风暴。整个国家其实已危如累卵，经济体系就要崩溃了。通膨问题在中日战争期间早已失控，当时国府采取的措施是对农民课以重税，并且逼他们以固定价格出售谷物。战后前几年，为了严格管制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国民党强迫民众拿出黄金、外币来兑换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因此许多人失去了战后本已所剩无几的财产，还导致恶性通膨。光是在一九四七年，国府至少发行了金额高达一兆的纸钞。4到了一九四八年，曾有一段六个月的时间内，物价居然上涨了八万五千倍之多。5一袋米的价格原本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十二元，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却已飚涨为六千三百万元。6为了购买少量日用品，民众居然必须用手推车推着一堆堆纸钞上街。据闻当时广东有一家造纸厂回收了“八百箱面额从一百到两千不等的纸钞，用来当造纸原料”，由此也可见当时国府所发行纸钞的价值居然不如纸料本身。7

许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化为乌有，其中不乏美国华人。在二战终结的欢乐氛围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华人与华人移民离开美国，前往中国探亲。有些人满心期盼着要去开新公司或者退休养老，带着全部身家到中国，结果看着自己的老本在几个月之内就全都变成泡影。例如，有个休士顿华人于一九四七年回广州开了一家旅行社和米店。结果没想到通膨把他所有积蓄都消耗一空，破产后他不得不返回休士顿，希望东山再起。8另一位美国华人在一九四八年于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存了六千美元，一年后他剩余的资金几乎连买一枚邮票都不够。9

就在国民党丧失民心之际，反观中共在华北的势力却快速扩充。苏联部队撤退后，中共开始取得掌控东北的实权，并且拿出惯用的伎俩来教化当地人民，要他们把刚刚爆发的内战当成一场阶级斗争。

由于投靠效忠的人数愈来愈多，中共已渐渐累积出兵多将广之势，而国军部队内部的不满声浪却和社会上的民怨一样与日俱增，导致战力与士气消磨殆尽。无论是八年抗战或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总是选择放过世家子弟，只征召农村青年入伍。这些国军士兵连吃都吃不饱，不但装备不足、薪水微薄，而且动不动就遭长官拳脚相向，因此一有机会就逃兵，而且常常转而投效中共部队。到了一九四八年，共军部队的人数已达一百五十万人，而且每打一场胜仗都能接收更多新的人力与武器。10

这段期间的情势发展让某些中国上层人士感觉苗头不对，于是开始出走。但大多数上层人士并没有立刻移民，即使是有钱人也不例外。理由很简单：往往只有勇气非凡、果敢卓绝的人才能够毅然离乡背井，放弃原有的事业或专业，把努力半生才争取到的财富与地位抛诸脑后，到一个新的国家重新来过──这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中国的权贵阶级似乎大都认为自己只要严阵以待即可，眼前的政治风暴只是一时的，一切很快就会回归常轨。

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共军先是在华北击溃国军，随即往南进犯华中。一个又一个省市陆续落入中共掌控，包括沈阳、东北、天津与北平。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华民国首都陷落，全国人口最多的上海市也于五月间遭共军攻下。此时国共双方的优胜劣败已非常明显，赢家已经出炉了。

大部分还没出走的上层人士，包括官员、商人与知识份子，如今才开始匆匆离开。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业、房宅与土地，将金条珠宝缝进皮带或衣服的皱褶里，甚至藏在鞋里，蜂拥挤上火车逃亡，因为乘客实在太多，许多人紧抓着车厢顶端或侧边，勉强搭上车。逃到后来，随身行李实在太过累赘，许多人不得不把装满珍贵传家物品的大大小小行李箱弃置路边。

这些新移民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与财力都优于先前几波华人移民，不过他们的计划也比较多样，并非全都是要到美国去。到底是要离开大陆地区，或者干脆远走他乡，离开中国这个是非之地？由于先前几个月的内战战火让他们惊魂未定，刚开始某些人还不是非常确定到底要怎样。许多人散尽家财，只为帮自己与家人买到飞往香港或台湾的机票、船票，离开大陆时身边只剩一些衣物。与第一波前往美国淘金的华人移民有所不同，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要改善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而是想躲避中共的迫害甚至杀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宣布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十二月蒋氏政权正式放弃中国，率领残部与大批黄金逃往台湾。清朝的国祚维持了近三百年，但中国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大陆上的时间却连四十年都不到。

中国的共产革命震撼美国的学术殿堂，因为大约有五千名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此受困，无法回国。11其中有些人是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或学者，但大部分却只是全美各地大专院校的在学学生，总计四六七五人。12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名门世家，也就是毛泽东夺权后损失最大的那些家庭。〔根据《一九二四年移民法》规定，从中国到美国读书的华人研究生首先必须已大学毕业，而且取得某家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除了英语程度要好，还得证明他们具有在美国生活的财力，也买得起回中国的机票或船票。能符合这些标准的当然只有名门子弟。据汪一驹（Yichu Wang）在《中国知识份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一八七二──一九四九）》（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一书中表示，一九四九年以前留洋中国学生的父亲主要都来自于四个行业：地主、专业人士、商人或政府官员。大多数学生的青少年时期都住在中国沿岸各大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皆为上海人或广州人，后来毕业于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大学，如南京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或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爆发的庚子拳乱遭平定后，美国把取自于清廷的赔款用来资助一项中国学生的留学计划，不过能够用这公费留学的只有少之又少的学术菁英，大多数的留学生还是得靠家长的金援。］他们原本都打算喝过洋墨水后回到中国建功立业。在国民党掌权的中华民国，拥有外国学历的人在社会上常常无往不利，能够走上别人无法进入的捷径。观诸在上海印行的一九二五年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我们会发现名册中大多数人（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七）都喝过洋墨水。“我们曾开玩笑说那就像镀金，”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杨曹文梅（Linda Tsao Yang）说。曾在一九九○年代被美国政府派往马尼拉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执行董事的她表示，“意思是你必须到国外读书，拿到一个很炫的学位，接着回国后就能夸口说，‘我去过美国，而且是一流大学毕业的。’”13此时一堆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必须面对他们未曾想像过的未来：由于山河变色，毕业后无家可归了。

过去他们所熟知的中国社会已在中共的重组之下瓦解了，许多学生对未来感到茫然惊恐。事实上，蒋氏政权溃败前夕他们都已收到家书，知道中国通膨失控的现象与中共即将掌权，也得知心急如焚的家人已经针对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措施开过家庭会议了。某些家长催促孩子们赶快回国，如此一来，无论是好是坏，至少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其他家长则是劝孩子留在美国，表示他们已决定抛弃家业家产，举家迁往香港或台湾。“我们走到了人生的叉路，不知道该挑哪一条，前途茫茫，”杨曹文梅回忆道，“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建议，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条小船上，都感到茫然。”14

如今，决定滞留美国的中国学生必须为自己的生存打拼，无法靠家长或国民政府帮忙支付学费，也没有人会寄发奖学金的支票给他们了。经过币值暴跌的恶性通膨之后，中共又发动了一场兼具社经与政治性质的革命，他们的家人早已散尽家财，许多人甚至沦为难民。这些学生在失去家庭金援后，亟需经济来源。到了一九四九年之际，这些中国留学生普遍陷入危机，不仅失去了国家，就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也付不出来。据《时代》杂志估计，有两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缴不出房租与学费。15

某些美国大专院校伸出援手，除了豁免中国学生的学费，也提供打工机会与贷款，但这问题太大，亟需联邦政府的介入。一九四九年之后，美国政府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紧急资金，无论他们是否打算归返大陆都能申请。一九四九到五五年之间，美国政府总计为滞美中国留学生提供了稍稍多于八百万美元的经费，帮助他们取得学位。 16

此时许多滞美中国学者决定留在美国，展开新人生。有人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其中难免有一部分是为了保留全职学生身分，避免签证遭撤销。已经有博士学位的，则是以访问学人身分获聘为各个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没想到还挺幸运的，这时间点对他们很有利：就在他们取得学位后不久，各家美国大学开始快速扩展版图。美苏之间的大规模军事竞赛导致美国政府将庞大预算投入科学与科技研发，这也让许多大学创办了各种新科系。与此同时，二战的复员战士趁着《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之便纷纷进入大学就读，教室门庭若市，因此校方必须聘请新的教授。由于有资格的大学教师供不应求，美国本土博士人力严重不足，来自中国的学者们很就成为学术市场上的抢手货。

当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换人当家作主，而且新的统治者又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政府形式，自然是举世关注的大事。在中国成为第二个共产大国的余波荡漾之际，感受最敏锐的莫过于美国华人。

美国各地的中国城开始了壁垒分明的国共之争，国民党的海外干员与中共同路人都想要强化己方对于美国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与掌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后，倾向于自由派的中国工人互助会（China Workers Mutual Aid Association）在旧金山中国城举办了一次庆祝大会。据一份华语报纸报导，突然间“一群国民党派来的打手”冲进大礼堂闹场，偷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还朝着与会群众喷洒蓝色染料。许多旁观者遭攻击，其中几位需要就医治疗。17然而，支持国民党的华语报纸却将这件事归咎于“共匪”。18

这场革命也震撼了华府那些中国外交官与官员的小圈子，还有全美各地的中国领事馆。这些人员都是由国府任命，如今对于未来将何去何从都感到茫然。尽管此时国府的治权范围仅限于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在美国的支持与赞同之下，中华民国仍会持续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实际上想要反攻大陆可说是缘木求鱼。

就在滞美中国人急于设法打开新生活之际，美国华人也得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许多美国华人从小坚信，如果他们无法在美国当上成功的专业人士，总是可以把中国当成退路，回祖国发展职涯。如今那个选项已经烟消云散，融入美国社会变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可能性。一九四九年在太浩湖（Lake Tahoe）举办的华人青年暑期会议（Chinese Young People’s Summer Conference）上，与会者鼓励华人青年不只要离开中国城，也该把中华传统完全抛诸脑后──他们深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19

然而，想要促进族群间的和谐关系困难重重，因为在这局势多变的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国家当成对抗世界各地进行中庞大共产阴谋的最后桥头堡。二战结束后冷战随即登场，尽管无声无息，但二十世纪两大超级强权美苏之间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纳粹德国战败后，一个又一个东欧国家陆续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消失于铁幕之后，这让美国愈来愈觉得苗头不对。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像传染病一样扩散，为了不让苏联的势力坐大，美国在一九四九年发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会员国包括美国与西欧各民主国家，相约若有任何一国遭攻击，其他盟国将会一起伸出援手。那年稍后，苏联成功试爆该国第一颗原子弹，终结了美国垅断核武的局面。

苏联的成就让美国陷入一阵歇斯底里。许多杜鲁门总统麾下的专家原本都认为苏联至少还要十五年才有办法研发出原子弹。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某些人则深信，光凭苏联既有的装备，他们也许永远无法制造出原子弹。这些人认为，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有外人帮助苏联。因此苏联的原子弹不但引发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双方对于珍贵科学机密的保密防谍工作都很在意，而且也对那些可能变节的人士展开猎巫行动。一九五○年一月，美国民众发现自己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曾在新墨西哥州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德裔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赫斯（Klaus Fuchs）因为把机密泄漏给苏联而遭逮捕。由于中国刚刚经历共产革命，中苏也逐渐发展出友好同盟关系，这使得整个华人社群都成为变节的嫌疑犯。

时隔一个月，善用舆论来带风向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Joseph McCarthy）在一九五○年二月宣称他握有一份一○五人的名单，里面全都是拥有共党党籍的国务院人员──尽管他未曾印证自己的指控，但却把国家搞得谍影幢幢。先前许多华府人士早就怀疑，中国之所以会遭赤化，是因为政府各部门都有人在搞破坏，如今麦卡锡的指控更将整个华府搞得沸沸扬扬。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大声疾呼，绝对要把那些“搞丢中国”的家伙揪出来，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们则是要求肃清整个国务院，指称那些远东专家“从中作梗”，涉嫌叛国，并以阴谋诡计把国民党逐出大陆。经过一阵大规模审讯后，好几位名声显赫的国务院中国专家就此断送了前途，尽管他们无法控制那些国际事件的发展，但却沦为代罪羔羊。

在保卫美国大纛的考量下，全国掀起一阵反共热潮，调查行动的范围可说无远弗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参众两院的反共调查行动把好莱坞、媒体界、学界与政界搅翻了天。政府立法禁止共产党，创建各种检验忠诚度的措施，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也持续进行开信检查与窃听的调查活动。在这股全国性的反共热潮中，华人特别容易遭怀疑，因为他们看起来像外国人，而且照理说都与刚刚选择了共产主义、放弃自由的中国有关。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美国政府早就开始监视中国城里那些左翼组织的一举一动。联邦政府屡屡骚扰华人手工洗衣业联盟的总部，对于一些自由派倾向的美国华人组织，像是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Chinese Youth Club）与《美洲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等都遭到严密监控。20尽管中国在二战期间曾经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但冷战却让它摇身一变，成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也就是美国潜在的敌人。

的确有许多美国华人希望美国社会的焦虑情绪会随着时间减退，美中双方的交流也会让更多美国人接受中国的新政府。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终究到了最糟糕的地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服膺共产主义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挥兵入侵南韩，几天之内就拿下了朝鲜半岛的百分之九十土地。杜鲁门总统深信莫斯科当局是这次入侵行动的幕后黑手，立刻呼吁联合国与美军一起携手军援南韩。在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的指挥之下，以美军为主干的联合国部队迅速将朝鲜部队驱逐回北方。由于朝鲜战争前南朝鲜双方以北纬三十八度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外交管道提出警告：如果联合国部队跨界，共军将会发动攻击。联军还是长驱直入朝鲜境内，于是在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他们已逼近中韩边界鸭绿江之际，中共真的说到做到，派出二十五馀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解救了退守台湾、已经命悬一线的国民党政权。朝鲜战争前，美国中情局曾预测共军将在一九五○年年底以前攻打台湾，至于国务院则已经准备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地位。不过，就在愈来愈多美国士兵遭中共部队屠杀之际，美国决定保护台湾，将它发展成亚太地区的反共基地。

在华裔美国人看来，朝鲜战争带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听说许多美国白人大兵惨遭杀害，或在战俘营被囚禁刑求的消息后，让美国民众备感纳闷的是：为什么不像麦克阿瑟将军遭杜鲁门解除指挥官职务之前所建议的那样，干脆用核弹攻击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华人已经开始面对充满敌意的社会氛围，处境与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颇为相似。旧金山中国城有家中国餐厅遭一群白人暴民砸烂，说是要为捐躯的朝鲜战争美国大兵报仇。21陆续也有一些报导指出华裔美国人惨遭攻击，房宅被人破坏。

华裔美国人社群感受到冷战阴影罩顶，同时政府也开始查他们的帐。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措施，不但禁止中国的货物输入美国，美国的资金也不能汇往中国。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国财政部引用《外国资产管制办法》（Foreign Assets Control Regulation）来禁止华裔美国人汇钱给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亲人。虽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为了防范美国华人钻漏洞，把香港当成资金转运站，所以将其纳入管制范围。这个管制办法并非纸老虎：违犯者可能被处以最高一万美元的罚款，并且遭十年以下刑期的起诉。由于台山等地区的人民向来仰仗美国的华人亲戚接济，这又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

这个管制办法不仅截断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金流，至少从下面这件事看来，也有助于打压中国城里的亲共声浪。一九五一年，美国财政部传讯几位报社记者，就此毁了他们的生涯：他们所隶属的《美洲华侨日报》，正是亲共的美国华人报纸中规模最大的。22隔年，司法部起诉了该报总编辑梅参天（Eugene Moy）与其他四位员工，理由是他违反《外国资产管制办法》，而且这也是该法令自从一九一七年通过后首次有人遭起诉。梅参天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出狱后没几年就去世了。23

为了把左派报社都搞垮，美国政府还想办法恐吓订户。联邦调查局探员挨家挨户拜访全美各地的《美洲华侨日报》订户，警告他们退订。调查局的纽约探员也审讯了左派工会华人手工洗衣业联盟的英语秘书陈育民（Tan Yumin，音译），一遍又一遍质问他：为什么你要订阅《美洲华侨日报》？陈育民被问到几乎发狂，后来从布鲁克林桥（Brooklyn Bridge）一跃而下（也可能是被推下去的），尸首遭河里污泥掩埋，几天后才被发现。24

在发现自己的邮件被拆过、电话有人窃听、在街上遭到跟监之后，某些中国城居民深深觉得自己生活在警察国家中。美国政府甚至还打探二战华人老兵的近况，在中国城游乐场上找小孩来问东问西的。有个华人发现遭联邦调查局探员跟踪后，双方开始公然互相咆哮，他说：“那探员也对我咆哮：‘你是个共产党员！’我走向前，用一根手指比着他的鼻子，也骂他：‘你是个共产党员！’他的气势就弱掉了。他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也依样画葫芦，没有任何证据就指控他是共产党员。”25

到了一九五三年，即使朝鲜战争结束了，美中之间还是持续着公然敌对的状态，情况未见缓和。事实拉近上，状况最糟的时刻可能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才来临：美国驻香港的领事庄莱德（Everett F. Drumwright）在他的外交文书中发布了一份报告，对整个美国华人社群提出许多指控，其中一项是他们共同参与了“伪造护照与签证的庞大活动”。26庄莱德坚称，几乎所有的美国华人都非法入境，就连十九世纪那些淘金客与火车工也不例外。庄莱德不仅提出各种包山包海的指控（他说华人擅长偷运毒品、使用假护照、伪造美钞，还有诈领社会福利救济金与退伍军人津贴），还暗指许多中国间谍冒充成美国华人的儿子，借此渗透进入美国创建情报网络。据其报告所言，中共政府只要把间谍派往香港就可以轻易买到能够证明他们具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文件。他说该有人设法“彻底摧毁那谍报系统”，以免“共产中国的诡计得逞”。27〔冷战期间，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J. Edgar Hoover）也深信美国华人社群里谍影幢幢。他曾在某次参议院听证会上发出警语：“共产中国的政宣攻势已在我国氾漤成灾。美国有三十几万华人，因为与中国人血浓于水，或者是因为有家人在共产中国被挟持为人质，其中某些人恐怕已经被中共收编了。”他还说，“中共从事情报活动的方式有两种，除了利用他们在第三国的代理人，也可以透过他们在美国华人中的同路人来进行。因为入境美国的华人数量庞大，中共刚好可以借此将卧底密探派来美国。”28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胡佛认为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与美国华人没两样，而且美国华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种族族裔。］

庄莱德的报告发布后，几乎整个美国华人社群全都遭联邦政府监控。任何人都无法免于调查：只要是华人，不久后就会有人“登门拜访”，询问关于生活的各种大大小小问题。《世界日报》（China World）编辑李大明（Dai-ming Lee）曾撰文写道：“我们整个民族都被扣上了‘图谋不轨’的大帽子，在这之前，类似的状况只曾在现代世界发生过一次。”29一九五六年，美国检察官洛伊德．柏克（Lloyd Burke）传唤了四十个重要美国华人组织的人员，要求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纪录与成员照片，并针对他们的收入进行详细说明。“整个中国城好像被原子弹炸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另一位则说：“自从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后还没有发生过这么糟糕的事。”30

中国城华人领袖们的反击方式是一方面向政治人物求援，另一方面也质疑司法部的调查行动是否合乎宪法。所幸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一名联邦法官终止了政府的传票攻势，表示那是“大规模审讯与迫害”。31但截至此时已经对华人社群造成很大的伤害。每当调查人员对东西两岸各地的中国城发动突袭，商业活动都得暂停。光是在一周内，纽约华商就损失了十万美元。美国政府也把庄莱德的报告泄漏给媒体，任其大肆报导华人社群的非法移民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美国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启动了一项“自首计划”，鼓励非法移民的华人自动出面认罪。不过，只要有人出来自首，每个案子都可能会有好几十个华人亲戚受到牵连，这些人为求自保，也必须与政府合作。旧金山大约有一万华人出来自首，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最后都获准留在美国。32不过也有少数华人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遭遣送出境。尽管遭遣返的人数不多，但却让整个华人社群惶惶不安。即使庄莱德所引发的大规模调查行动结束很久以后，各地中国城依旧杯弓蛇影，华人始终对政府心怀恐惧，沉默低调的习惯也就此根深柢固。

另一个容易遭受间谍罪指控的群体是在大学服务，其研发能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华人知识份子。随着共产中国日渐坐大，成为世界强权以及具有高科技实力的冷战敌国，许多美国官员开始认为华裔美国人与滞美中国人没什么差别，也常常怀疑两者会将机密泄漏给中共。根据国务院的新规定，也就是一九五二年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以及杜鲁门总统于一九五三年提出的文告，对于那些掌握的知识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人，美国政府有权阻止他们离境。结果，大约有一百二十位中国知识份子从此持续滞美多年，无法获准离境。33

其中一位就是顶尖的中国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博士。他曾帮助美国推动史无前例的太空计划，但后来却遇上了冷战史上最诡异的一桩“间谍事件”。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出美国政府在麦卡锡时代有多善变难测，还有当时的疯狂猎巫行动对美国的国防科技发展带来多大的伤害。

尽管钱学森后来的人生神秘低调，世人难以了解，但他早年的事迹相对就比较简单易懂的。当钱学森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考试通过后，他在一九三五年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后来又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快就成为自身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对美国科学发展与国防科技有重大贡献。他促进了流体动力学、结构挫曲、火箭科学与工程控制论等领域的革命性发展，进而帮助美国提早进入太空时代。当他还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时，就协助创立位于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射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并亲身参与设计美国某些最早期的导弹。因为他对二战的贡献非常有价值，美国政府持续让他保有极高的安全许可等级，所以尽管他是中国人，却能参加许多机密的政府计划。二战结束时钱学森已多次获得美国军方的奖章与表扬。

中国大陆易帜后，钱学森已决定挥别家乡，留在美国发展了。他申请加入美国籍，也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职位，并担任喷射推进实验室的主任。不过，他没有料想到美国进入冷战时期后会变得如此歇斯底里。联邦调查局在一九五○年指控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一九三○年代期间他曾与一些亲共的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相当友好。

尽管钱学森严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美国政府还是撤销了他的安全许可。有鉴于过去在二战期间曾帮美国做出种种重大贡献，他认为这实在是天大的侮辱。心高气傲的钱学森一气之下决定返回中国。他先告知加州理工学院，表示自己将请长假，归期未定，接着帮自己与家人订了回中国大陆的船票。后来某位海关官员发现他的行李中装有重达数千磅的科学论文，他才真的就此惹祸上身。那官员深信自己活逮了一个间谍，于是召开记者会，宣称他在钱学森的物品中截获一批“密码册子”。

洛杉矶媒体界见猎心喜，报上出现了“运往中国的行李中发现机密资料”等类似新闻标题。结果那些所谓“密码册子”其实只是一些对数表，而且政府介入调查后发现钱学森的行李中也没有暗藏机密资料。不过没有任何报纸刊登澄清启事，甚至也未进行后续报导，这让许多读者深信钱学森就是中共政府的间谍。

行李被政府没入后，几天内钱学森就遭逮捕，被囚禁在圣佩德罗（San Pedro）某个牢房里超过两周。即使他没有惊慌失措，肯定也感到困惑不已，甚至因此瘦了二十磅。知名物理学家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伸出援手，建议钱学森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结果他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一获释，美国移民及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就针对他召开驱逐出境的听证会，理由在于钱学森是个来自国外的共产党员，也是依法可驱逐出境的不受欢迎人士。

一时之间美国政府也无法决定该怎样处理钱学森，结果搞得他像是个无主孤魂，不知所措。有一派以国防官员为主的人士四处奔走，主张他的科技知识太过珍贵了，绝不能落入中共政府手里，希望把他留在美国，而另一派大都是移民当局官员，强烈主张该把他送走。在做出决定前，政府不准钱学森离开洛杉矶。从一九五○到五五年之间，长达五年时间他都生活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电话被窃听、信件遭打开检查，家人在街上也遭跟监。最后美国政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把钱学森与家人遣返中国大陆。

钱学森在美国时到底是不是共党份子？这问题迄今仍无定论，但从种种证据看来，他并不是。钱妻蒋英是介石麾下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而且某些人认定他所属的那个加州理工学院共党团体仍有些成员留在美国，他们都坚称钱学森并非党员。经过五年调查后，移民及归化局也找不出文件证明钱学森与共产党有任何瓜葛。不过，从事后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驱逐他根本与他的政治倾向无关。一批国务院文件在几十年后解密，世人才得知美国曾与中共做过一次交换犯人的秘密交易，用钱学森来换回一批朝鲜战争期间遭俘的美军飞行员。

美国如此亏待钱学森终究对自己的国防科技造成伤害。驱逐钱学森后，美国等于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科学家，而许多关于登月任务与发展导弹的计划也痛失一位珍贵的顾问。早在一九四九年，钱学森就已经预测人类将在三十年内登月成功，而且登月任务可以在一周内完成。对中共而言，钱学森的归国却是多了一个可以帮助促进科技革命的人才。后来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也就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负责监造中国第一代核子导弹，也就是“东风”系列弹道飞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计划也是由他提出与监督：也就是能够追踪与遥测洲际弹道飞弹的“东方红一号”卫星。34

美国政府如此无理迫害钱学森，对自身造成了什么伤害？也许看得最透彻的人是钱学森的辩护律师格兰特．古柏（Grant B. Cooper），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政府居然让这种科学天才回到共产中国去贡献自己的心力，可说是我国在本世纪发生的悲剧之一。”35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美国社会变得愈加封闭，好像唯有这样才可以避免遭到核武毁灭的风险。这是郊区蓬勃发展的时代，美国男人无不向往着到收入稳定的大公司去工作，社会普遍认定女性应该放弃职涯，专心扮演好母亲的角色。那些亮丽花俏的广告投射出一种美国人都该走入的理想婚姻生活：男人开着带有长长尾翼的汽车到城里的公司工作，无忧无虑的主妇们留在郊区家中厨房里做家事，四周都是闪闪发亮的新式家电。带有餐具与餐盘的料理包俗称“电视餐”，这种新发明让家人可以待在家里吃饭，而且往往都是聚在电视前接受福斯媒体的催眠。那是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富足年代，整齐划一的价值观麻醉人心。不过人民的内心却始终焦虑不已，深恐某位国家领袖失手，用核弹把整个国家毁掉。

尽管焦虑不已──或者应该说，正因为焦虑不已，所以战后婴儿潮衍生出某种几乎全然是为了满足孩童需求而存在的文化。年轻男女早婚，也会生比较多小孩，甚至曾让美国的生育率超过印度。熬过经济大萧条与二战的美国人决心让自己的小孩过着没有任何缺憾的生活，很快的整个美国社会都开始非常重视男女童子军的活动、儿童生日派对与家长会聚会。

本来生育率就比较高的美国华人也培养出一种甚至更重视家庭的文化。位于旧金山中国城的唐纳狄娜．柯麦隆之家（Donaldina Cameron House）本来是用来收容脱逃娼妓的中途之家，结果被改成美国华人儿童休闲活动专用的社区中心。儿童与青少年在那里举办外宿派对（slumber parties），睡觉的房间被漆成小木屋的模样，让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野营。36一九五○年代期间年少的史家谭碧芳（Judy Yung）曾住在旧金山，她回忆道：“与我年纪相仿的同学朋友们都努力融入美国社会，参加各族裔学生共襄盛举的中学社团活动，或者试着从啦啦队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也争取成为学生会干部或舞会皇后。至于我跟其他某些人则是忙着参加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柯麦隆之家、基督教教会或者华语学校的活动。”37

一九五○年代也是中国城逐渐衰微的时期。中国城的“老头们”，也就是那些独自在美国打拼，寄钱回中国养家活口的独居华人男性，在无声无息中日益衰老，生活也不若往日阔绰，有些甚至已一脚踏进棺材。在这些老人一个个辞世之际，正好也是中国城遭受双重打击的时代：一方面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中国城的商业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一九五○年的保守政治风气也重创了华人所开设的赌场与夜店。一九五四年联邦政府通过一部禁赌法令，导致全美国的华人乐透生意触礁，中国城失去重要的财源，促使许多居民出走，试着到别处寻找商机。38

同时，有能力过更好日子的年轻华人夫妻也不愿意在多数需要大幅翻修的老旧中国城公寓里养育小孩了。根据一九五○年的纽约州住房状况调查（New York State Housing Survey）结果显示，纽约市中国城的住屋几乎有三分之一并未装有抽水马桶，几乎有一半缺乏淋浴间与浴缸，几乎有四分之三没装中空暖气。39许多十九世纪末华人移民或者排华年代那些冒充成别人的儿子来到美国的华人都已垂垂老矣，他们的儿孙为了逃离如此贫乏的环境而大量出走，离开华人聚居的中国城，迁居郊区，与其他美国人一起毗邻而居。

即使是那些从小生活环境就不错的华人也急着想要离开，周威廉（William Chew，音译）是其中一个例子。尽管他的祖父当过铁路工、矿工，也曾以卖菜为生，但到了他父亲那一代，他家就已经跻身中上阶层。他父亲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当上共济会分会（Masonic Lodge）会长的华裔美国人，后来当上加州小镇艾列顿（Isleton）湾边罐头厂（Bayside Cannery）的监工。周威廉是工程硕士，后来曾负责设计航天飞机的实验，两个儿子分别当上了牙医和专业运动摄影师。不过，两个儿子小时候有个问题曾让他挣扎过，如他所说：“到底是该继续住在我从小生长的华人社区，还是迁居那些蕴藏着更多机会，生活能过得更舒适的中产阶级社区？”他说，尽管深知搬到白人社区终究会“降低家人对于华人文化与身分的认同感”，他还是选择离开，因为他实在无法抗拒各种强烈诱因。如他回忆道，“当时我渴望周末时能够在庭院草皮上割草，帮车子上蜡，带孩子们去上主日学，与邻居和友人一起举办后院烤肉餐会。”40

此时许多华人的财力已经能过这种生活了。一九五○年代期间，有愈来愈多拥有大学学位的华人晋身白领或专业阶级，当上工程师、医生、会计师、律师或商人等，很多人的父亲是移民华商，但也有人是因为打过二战，根据《美国军人权利法案》而进入大学取得学位。某些华人甚至成为全国性的名人，而且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这类杰出人士包括：曾被《时代》杂志封为“夏威夷的华人版洛克斐勒”41的大企业家何清（Chinn Ho，音译）、何清的中学同学邝友良（Hiram Leong Fong，第一位当上参议员的华裔与亚裔美国人）、黄锦绍（Delbert Wong，第一位华裔与亚裔美国法官）42，还有曾两度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世界级摄影师黄宗霑（James Wong Howe）。

到了这个时代，美国华人社群的整体收入已高于美国社会的平均值。以一九五九年为例，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为六二○七美元，43但美国人的平均值则只有五六六○美元。44华人中产阶级的财力已足以负担抵押贷款，购入郊区白人社区的高级房宅──但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入住白人社区，因此必须先排除这障碍。

几十年来，尽管某些华人已经完全融入白人的社会，但许多州还是有法令禁止华人入住白人社区或者就读白人的学校，其中以加州为最。二战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很快的都废止了这些法令。本来某些不动产法规规定白人屋主不能把住屋卖给华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成员，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让华人有权在任何地方购买住屋或土地。45加州州议员们也废止了种族隔离教育法规。

不过，没有了这些法规并不意味着郊区居民会敞开心胸欢迎新来的华人邻居。许多白人屋主深恐社区里出现少数族裔家庭会导致房价下降，当地许多房仲也顺应这种心态，拒绝带华人买家去看房子。不过这些排挤对策还是有破绽，有些华人可以直接向思想先进的白人屋主购屋，或是找白人朋友配合演出，先由他们买下住屋，然后很快脱手卖给华人。为了避免与不友善的白人邻居发生冲突，许多华人都在半夜偷偷迁入新居。46

从某些极端案例看来，少数白人住户为了赶走新来的华人邻居，会采用骚扰、破坏财物等手段，甚至动粗。常有迁居市郊高级社区的华人家庭发现门上贴着措词无礼的纸条，或有人乱丢垃圾到他们的庭院。“第一晚我家的窗户就被打破，但我没理会他们，”曾在洛杉矶某白人社区购屋而居的李蓝辛（Lancing F. Lee，音译）回忆道，“接着有人带狗上门来找麻烦。过马路时也会有人想欺负我们。”47

许多美国华人家庭很快就会发现，郊区看似平和静谧，但居民内心却暗藏排外情结。毕竟当时许多屋主都因为害怕核战爆发而自建避难设施，学童在学校的核导弹攻击演习时也会练习“躲到桌下，就地掩护”的动作，所以当时美国白人看到非我族类者会产生恐惧的情绪，即使太过非理性，也可说是一种本能反应。

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杨爱莉（Alice Young，音译）回忆道，她成长于华府郊区的弗吉尼亚州小镇麦克林（McLean），社区住户绝大多数都是保守白人，“在国防部、中情局工作”，她家是唯一的亚裔家庭。小学三年级时某天老师播放一部以共产威胁为主题的社会研究影片，片中出现的共党份子刚好都是中国人。“片尾时我们看到那影片说，若发现任何可疑人士，请向当地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人员举报，”她回忆道，“等到灯光打开时，我发现所有三年级的同学都已经把椅子从我身边移开了。”48

不过，年轻华人离开中国城，往美国各城市郊区出走的热潮仍持续不断。中国城的范围不但愈来愈小，有些甚至完全消失了。根据一九四○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美国还有二十八个中国城，49但到了一九五五年，数量已缩减为十六。50当时还有人预测，美国的各个中国城很快就都变成鬼城了。

但他们猜错了。到了一九六○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局，危急的情况造成一波出走潮，美国的各大中国城很快就会有大量的新移民入住。

1　请参阅：J. A. G. Roberts,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9.

2　请参阅：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 49,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the Staff of the Committee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produced online by the 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wwii/yalta.htm.

3　请参阅：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 284.

4　请参阅：张铁君着，《蘧然梦觉录》，分上下两卷。台北：学园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页二一一。

5　请参阅：Leslie Chang, Beyond the Narrow Gate: The Journey of Four Chinese Women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to Middle America (New York: Dutton, 1999), pp. 18-19.

6　请参阅：Leslie Chang, p. 19.

7　请参阅：Stella Dong, Shanghai, 1842-1949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p. 282.

8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p. 306.

9　请参阅：Ibid., p. 307。我的外祖父张铁君曾接受国府空军政战部的委托写书，而收到一笔预付款。等到他把书写完，从银行把预付款提领出来，因为币值暴跌，那笔钱甚至买不起一件衬衫。请参阅：《蘧然梦觉录》，页二一二。

10　请参阅：J. A. G. Roberts,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 p. 250.

11　请参阅：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p. 59;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17; Kitano and Daniels, Asian Americans, p. 42; Ting Ni, “Cultural Journey: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of the 1930s and the 1940s,”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April 1996, p. 142.

12　请参阅：Ting Ni, p. 81.

13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Linda Tsao Yang.

14　请参阅：Ibid.

15　请参阅：Time, February 28, 1949.

16　请参阅：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Interchange Policy,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55 (New York, 1956)，转引自：Ting Ni, pp. 24, 94.

17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394.

18　请参阅：Ibid.

19　请参阅：Gloria Heyung Chun, p. 84.

20　请参阅：Renqiu Yu, p. 191.

21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333.

22　请参阅：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p. 187.

23　关于梅参天的生平，请参阅：Renqiu Yu, p. 188; Andrew Hsiao, “100 Years of Hell-Raising,” Village Voice, June 23, 1998; L. Ling-chi Wang, pp. 439, 443; 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11.

24　请参阅：Renqiu Yu, p. 191.

25　请参阅：Ibid., p. 187.

26　请参阅：Kitano and Daniels, Asian Americans, p. 43.

27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425.

28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406;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p. 305.

29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423; Report from Drumwright on visa fraud. File 122.4732/12-955, LOCAtion 250/1/05/05, Box 720,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L. Ling-chi Wang, pp. 422, 423。华人学者王灵智（L. Ling-chi Wang）非常扼要地简述了庄莱德所提出的种种指控。

30　请参阅：Ibid., p. 418.

31　请参阅：Ibid., p. 422。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华人社群始终活在遭到大规模拘禁的阴影下。一九五二年，联邦政府曾耗资七十七万五千美元，在加州、亚利桑那州、宾州、俄克拉布何马州与佛罗里达州等六州各兴建一间拘留所。关于此事，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368.

32　请参阅：Ronald Takaki, p. 416.

33　请参阅：Yelong Han, “An Untold Story: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Spring 1993; 转引自：Ting Ni, p. 25.

34　关于钱学森的生平，请参阅拙着：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35　请参阅：“Made in the U.S.A.?,” 60 Minutes, October 27, 1970, CBS Archives.

36　关于柯麦隆之家在一九五○年代的功能，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Harry Chuck at Cameron House, March 17, 1999.

37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87.

38　请参阅：Ben Fong-Torres, The Rice Room: 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From Number Two Son to Rock’n‘Roll (New York: Plume, 1995), p. 53.

39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 515.

4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Bill Chew; Chew’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his private collection.

41　关于何清的生平，请参阅：Burt A. Folkart, “Known as ‘Chinese Rockefeller’ of the Islands; Hawaii Multimillionaire Chinn Ho Dies,” Los Angeles Times, May 14, 1987.

42　关于黄锦绍的生平，请参阅：Interview with Delbert Wong, interview #5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Sam Chu Lin, “Historical Society Commemorates WWII 50th Anniversary,” Asian Week, November 11, 1994; K. Connie Kang, “From China to California, a Six-Generation Saga: One Family’s Milestones and Challenges Tell the Story of a Changing World,”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9, 1997; Lillian Lim, ”Chinese American Trailblazers in the Law. 军旅生涯与联邦政府资助的法学教育改变了黄锦绍的人生。他是出生于加州的第三代美国华人，二次大战期间投效空军，曾在欧战战场上执行过三十次轰炸任务，获颁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在政府资助下，他先到哈佛商学院就读，然后在史丹佛大学研读法学，毕业后便开始长达四十年的司法生涯。

43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128.

44　请参阅：Ibid., p. 128.

45　请参阅：Ben Fong-Torres, p. 52。不过，许多社会藩篱仍未排除。以当时尚未获颁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为例，他曾于一九五四年想在纽泽西州普林斯顿购置一间房宅，结果买家突然把他的头期款归还，不卖了，并且说如果卖房子给杨振宁将会损害他的生意。请参阅：Zhenning Yang, Forty Year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Hong Kong: Sanlian Publishing House, 1985), pp. 11-12.

46　请参阅：Rodney Chow interview, interview #149,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47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ancing F. Lee,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48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Alice Young, Nightline, ABC News, June 28, 1999.

49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 144.

50　请参阅：Ibid., p. 144.

第十五章

新移民，新生活：
混乱的一九六○年代

在外人看来，一九六○年代的华裔美国人是一个共享文化、传统与移民经验的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他族群的移民也不是这样。美国社会对于各个移民族群的差别待遇一代代递减，促使移民融入社会的诱因也愈来愈强，光靠血缘关系很难把一整个族群团结在一起，因为人各有志，天赋也都不同。之所以会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移民就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前一批移民离开了贫民区，他们的位子自然会被后一批取代。

华人在一九六○年仍是备受美国社会歧视，不过并非所有的华裔美国人都像以前那样被困在中国城，要靠华人社群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维持生计，甚至保命。事实上，某些新的华人移民连美国的中国城都没去过，这些人包括辗转来到美国的中国知识份子、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菁英。因为英语流利，他们可以直接前往大学城与大都市定居。另一个有利于他们的状况是，尽管种族歧视的状况仍令人不忍卒睹，但这种状况很快就受到质疑挑战，因为《独立宣言》早已将这句话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人皆生而平等。”

这些定居美国的中国知识份子大都在美国读研究所，因为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易帜而滞美，他们交往与合作的对象可能都是一些华裔知识份子。不过，渐渐的这种知识份子社群已经变成了多元文化交流的前哨站，让中国学者得以积极参与大学城的社交生活，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因为自己的华人长相与英语腔调而感到不自在。因为双亲皆为学者，从小就生长在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附近的社区，还记得当时我会与家人一起驱车前往芝加哥的中国城，但理由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没两样，只是为了享用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而不是去找华人亲友。

此外，如前所述，到了一九六○年代，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人口已为数不少。如果别人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国人而非美国人，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了。尽管许多华裔美国人具有华人血统，但首先是把自己当成美国人，对于所谓“故国”的了解最多也只是透过爸妈与祖父母告诉他们的故事。与华人社会脱节情况特别严重的，是那些第一波华人移民的子孙，也就是我称之为“早已开枝散叶”的华裔美国人，他们的祖先都早已离开美国各地中国城了。如今许多这类华人都在美国各地郊区生活工作，他们的孩子相对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华人。从许多方面说来，这些郊区华裔小孩的生活与其他移民族群小孩已经没有两样。

不过，仍有某些华人觉得离开中国城会让他们没有安全感，居住的环境还是很重要，因为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向当地的有力团体求助。但是到了一九六○年代，他们的舒适圈遭到新一波的大量华人移民入侵，这些人大都是从中国大陆逃往美国的难民。就这样，已经准备离开中国城但尚未动身的华人，与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难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冲突。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一场“反右运动”在一九五七年爆发，肇因于他在前一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界公开批判中共。许多人信以为真，结果真的放声批判共产主义体制，最后都惨遭报复。数以千计的知识份子只因傻傻地提出改革建议就被打成“反动份子”，而被打入大牢或送去劳改。但也有一些知识份子始终保持缄默，悄悄申请出国签证。

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共执意在全国各地开始推动“大跃进”计划，增加工业产出量，并把七亿中国人民组织成一个个人民公社，要他们在后面搭建“土高炉”来炼钢。许多农夫被迫弃耕，才能够全心炼钢，甚至把家中所有铁材（包括锅碗瓢盆与床埝的弹簧）都熔化，但只能换取到微不足道的谷物。因为疏于照顾，牲口与作物全都死去，没多久全国陷入中国史上，甚至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危机。政府严格实施粮食配给，但还是有数以千万计的百姓饿死。最终中共放弃“大跃进”计划，就连毛泽东也坦承犯错，宣称自己“闯下大祸……应该绝子绝孙。”

为了缓解大饥荒的压力，中共高层突然批准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移民海外。一九六二年，七万人在二十五天之内陆续获准离开，他们大都为广东省居民。1与美国相较，移居香港容易得多，所以他们大都前往香港，希望日后可以移民美国。岂料这些未能“一步到位”的移民后来遭遇了各种挫折。

尽管此时他们已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但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仍然非常偏袒西欧各国，并严格限制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因此大多数中国移民的入境申请都遭到拒绝。根据移民法规《麦卡伦──沃特法案》，美国对于移民申请案的国别认定不是看他们的居住国，而是出生国。〔美国将百分之七十的移民配额都留给了英国、爱尔兰与西德等三国，但申请者却远低于此。至于南欧、东欧与亚洲的配额则都是少之又少，等待时间漫长无比。例如，意大利每年的配额为五六六六人，希腊三○八人，南斯拉夫九四二人。给华裔申请者的配额甚至更少，仅有一○五人。此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华裔外国人”（Chinese alien）的并非只有生于中国且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者，也包括那些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华裔血统，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假使有欧洲居民想要申请移民美国，但他（或她）却是华人，甚至华裔与欧裔血统各半，就会被当成华裔申请者，而非欧洲人，因此不能使用欧洲配额。〕因此，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若要申请入境美国并不会被当成英国人，其身分仍为中国人。根据配额规定，每年可以获准入境的中国人只有一○五人。2除了这个配额之外，特别法还规定某些中国人能以政治难民或杰出表现人士的身分入境，不过人数还是非常少。3

但有些中国人连香港都进不去。因为中国人从边界蜂拥入境，造成香港人满为患，迫使殖民地政府架起带刺铁丝网，不让他们越界，而且大规模搜捕难民，将他们送回中国。4香港政府对于中国难民的悲惨际遇可说是麻木不仁，再加上美国移民法规的严格限制，导致香港的难民问题日益恶化。这促使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签署一道总统指令，允许香港的中国大陆难民入境。5到了一九六五年，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中国难民迁居美国。6

美国修改移民法规后，能入境的中国人更多了。一九六三年肯尼迪总统痛批移民法中关于“出生国”的规定，斥之为“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认为这样“既无助于我国，对于国际社会也毫无益处。在各国必须互相扶持的时代，这种法规已不合时宜，因为申请者能否获准进入美国居然取决于‘在哪里出生’这种偶然事件。”7两年后，詹森总统（Lyndon Johnson）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签署新通过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又称为《哈特──塞勒法》（Hart-Celler Act）］，屏弃了过去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法规。〔这部法案的支持者们向反对者做出保证，表示立法意旨是为了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不会让美国充斥着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麻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表示，未来这法案将不会“打乱我国各族裔人口的比例”，“无论是任何国家、地区的移民，或者亚非两洲人口最多、最贫穷国家的移民都不会在美国人满为患”。夏威夷参议员邝友良（Hiram Fong）也附和此一论调，指出“亚裔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往后亚裔人口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一……美国固有的文化模式绝对不会有所改变。”詹森总统还说，“我今天签署的并非一部革命性法案。它不会影响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不过这些说法都错了──这一部新的移民法案从此改变了现代美国的移民史，也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据此新法，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每年都有两万个移民配额，而且如果是美国公民的家属（包括他们的配偶、父母与尚未结婚的小孩）要申请移民依亲，也不受配额限制。此一新法将会带来深远影响，大大增加美国的华人人口。在《哈特──塞勒法》通过以前，据一九六○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华人人数仅为二十三万六○八四人，只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新法通过后，美国华人人口几乎每十年就会翻倍。8

在夏威夷出生的邝友良（Hiram Leong Fong）在1959年成为第一位当上参议员的华裔与亚裔美国人。（照片来源：AP/Wide World Photos）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直接入住中国城。他们肯定不是广东省最穷、知识水准最低的居民，但来到美国时却大都已身无分文，因为所有家当早就变卖一空，用于购买前来美国的船票、机票。更糟的是，他们大都不会说英语，因此只能到华人开设的公司行号、餐馆或洗衣店等找工作。

一九六○年代末期，当时担任华人新移民服务中心（Chinese Newcomers Service Center）副主任的郭丽莲（Lillian Kwok Sing，译注：郭丽莲出生于上海，一九五○年代前往美国留学，毕业后成为社工。为了帮华裔美国人争取权益，后来她攻读法律，法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华裔女法官）曾做过一个小型研究，了解几位中国人在离开香港，来美国生活后的职业转变。从以下结果看来，他们显然都往社会底层流动了。9

新移民到来后，原本就住在中国城的华工失去了谈判优势。这些华工的英语也一样不够流利，所以无法到别处工作或者自己做生意。此时因为有大量人力流入当地，华商深知他们可以随意砍薪，并延长工时。华工一旦生病就很容易被换掉，有谁敢抱怨也会遭列入黑名单。由于劳资双方实力悬殊，雇主压根不想改善劳动条件。中国城许多工厂的工作环境恶化，促使政府多次介入调查。例如，旧金山人权委员会（San Francisc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调查后发现制衣厂女性华工没加班费可领、无法休假或请病假，也没有医疗补助。10某位劳工曾表示：“华人剥削同胞的问题严重到令人吃惊。”11〔在《车衣姆》（Sewing Woman）这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主角平珍（Zem Ping Dong）在移居美国后几乎时时刻刻都驼着背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她说：“我仍清楚记得当时我一脚不断踩缝纫机踏板，另一脚用来摇动克难摇篮，哄篮中的儿子睡觉，背上还绑着另一个儿子。有好几次因为儿子哭闹或我自己睡着了，结果机器上的针戳到我的手指。”〕

对某些家庭而言，连最低的工资都是无法企及的美国梦。〔马敏仪（M. Elaine Mar）在回忆录《纸女儿》（Paper Daughter）里回顾一九七二年他们家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丹佛市，当时她年仅五岁。父亲工作的中国餐厅是由某个亲戚管理，他穷到付不出上面绣有学校徽章的十元T恤。“你爸得工作很久很久才能够赚到十美元，”母亲向她解释道，“你以为我们家有多少钱？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英语没他们好，也不能去做麦当劳餐厅四美元时薪的工作！如果你爸会讲英语，你以为他不想去麦当劳工作吗？”12］于是某些新移民被逼急了，想设法脱离可怕的工作环境，但结果几乎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为了学英语，旧金山与纽约的新移民华工报名参加联邦政府补助的成人教育课程，但因为年纪太大，再加上每周都得工作六十个小时，很难专心上课。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整天被关在使用华语的工作环境里，接触不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以致无法每天练习英语。

许多新移民必须靠微薄薪资糊口，因此搬进了没有家具与暖气的单房公寓。“睡觉前，我们在两个油桶或者两把椅子上摆一片三合板，将就着睡觉，”一名华工回忆道，“所以我们都练就睡觉后完全不动的本事。”13她的家人一周只能洗一次澡，因为家里没热水也没浴缸，只有一个同时也用来洗衣服的镀锌铁缸。她坦承，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后，她“为了弥补以前的缺憾，每天洗两次澡！”

在疏于照顾与筋疲力尽的双重影响下，马上就有很多人生病，陷入绝境。大量难民涌入旧金山中国城后，当地成为全美国结核病比例最高的地方，比全国的平均罹病率还要高六、七倍。14许多走投无路的新移民以毒品、酒精麻醉自己，甚至自杀。旧金山中国城的自杀率也是全国最高的：从一九五二到六九年间，当地华人的自杀率每十万人就有二十七﹒九人，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 15

移民家庭的小孩也很难捱。一九六○年代期间，旧金山中国城的教师常看到学生上课时打瞌睡。追问之下，某些学童坦承他们每天放学后都还得去血汗工厂工作至少八到十小时。16负责该市中等教育业务的助理督学爱德华．瑞福（Edward Redford）深知理由何在，他说：“他们必须在洗衣厂或制衣厂工作到深夜，显然是因为当初他们家为了移民到美国而欠下大笔债务。”17

睡眠严重不足并非唯一的问题。另一个困境是，老师都用英语上课，但这些学童几乎都听不懂。尽管他们有些人小时候待过香港，但当地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学品质低落，在水准之下。

华裔美国小孩与那些从香港来到美国，“下船不久”的新移民华人学童常常打闹吵架。回忆录《华人游乐场》（Chinese Playground）的作者李比尔（Bill Lee，音译）是旧金山中国城土生土长的居民，他还记得一九六○年代初期头一批来自香港的华人家庭迁入后，中国城就开始变得鸡犬不宁。

这一切都是从新移民遭到骚扰开始。

“刚下船的！”

“该死的中国害虫！”

“清虫（Ching Chongs）！”

“哥们，看看他们土不拉叽的衣服！”

“不会说英语？”18

新移民的小孩也反唇相讥，称华裔美国小孩为“土著”（Tow Gee）或者“竹心”（Juk Sing）。过没多久，一群新移民青少年就拉帮结派，自称“华青帮”，李比尔表示他们总是会恐吓华裔美国小孩：

该是以牙还牙的时刻了，而且他们报仇的方式非常凶狠。这跟打打闹闹可不一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华裔美国小孩被逼得走投无路，常被打得很惨。放学后，一旦离开操场，他们就会到公车站或者有轨电车转运站堵我们。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报复。他们是见一次就打我们一次。只要嘲笑班上任何来自外国的同学，或者在走廊上撞到他们的兄弟、表亲，我们就会倒大楣。那些家伙从小就在香港与澳门的黑街上厮混，当地的黑帮都很厉害。他们有些人甚至小时候就在黑牢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19

新来的青少年没能及时把英语学好，学校表现太差，辍学后就到街头混。他们全身穿得乌漆麻黑，留着蓬头乱发，脚蹬高跟靴子，在中国城横行无阻，身后跟着许多把他们当偶像的小弟，帮忙拿枪。20敌对帮派之间常爆发冲突，几年内青少年之间打打杀杀的事件已升级为刀枪相见的械斗。记者方振豪（Ben Fong-Torres）如此描述那个年代：“如果用青少年乱斗来形容当年中国城的乱象，那实在是太保守了。有人横死街头，商家遭人勒索，帮派不只彼此开战，也把地方上的华人领袖与警察当攻击目标。”21

在暴力杀戮的外表下，这些年轻人也曾公开求援。一九六八年旧金山人权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华青帮于会中请求政府提供一间会所与为期两年的职训计划，让他们能够获得一技之长与中学文凭。22该委员会转而向中华公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America）请求协助，但这个从以往的“六大公司”发展出来的组织却冷淡地回应：“他们并未明白表达歉意或者要改过自新。他们威胁着整个华人社群。如果我们对这个帮派让步，只会引进数以百计的新移民，让我们遭受更多威胁，必须答应更多的要求。”23

不过，其他美国华人却认为这些新移民的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不拆弹的话迟早会爆炸，因此他们比较有同理心，想帮忙解决问题。“有些青少年说要弄一些枪械来大干一场，”某位知情人士表示，“我说这话不是危言耸听，是陈述已经存在的问题。”24一些关心社会弊端的美国华人开始回到以前住过的中国城当志工，帮忙辅导那些在外国出生的年轻华人移民，他们有很多是旧金山湾区的大学生与年轻教授。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的学生组织了一个“跨校大学生社会行动联盟”（Inter-Collegiate Chinese for Social Action）的团体，把湾区的年轻华人移民找来，教他们英语。25一群美国大学生与专业人士在一九六八年组成一个名为“热心华人青年行动改革协会”（Concerned Chinese for Action and Change）的组织，到旧金山中国城里游客熙来攘往的格兰特街（Grant Avenue）游行抗议，借此让大家注意华人社群内部的问题，盼能让华人菁英阶层感到没有面子，促使他们进行当地迫切需要的改革。26

由于早年受到华人家长影响，某些华裔美国人特别觉得自己应该照顾这些新移民。方振豪在回忆录《米房》（The Rice Room，译注：米房是指方振豪他家餐厅里放米的储藏室）里描述一九六○年代的他隶属于两个迥异的世界：他一方面是引领摇滚乐这种新潮流的DJ，也是《磙石杂志》（Rolling Stone）创立后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作家与编辑，而另一方面他则是奥克兰中国城某家中国餐厅移民老板的“次子”。每到晚上，他母亲都会从当地制衣厂拿一些零工回家做，一边工作一边和帮她拿着纱线的方振豪讲话。“我知道她都会讲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方振豪在回忆录里写道，“还有共产党怎样摧残我们的家乡农村，而且应该让我们家变有钱，这样才能接济老家的亲戚。”27

中共如同梦魇，在某些华裔美国人的心里挥之不去。尽管他们因为缺钱或者政府不允许，再也不能回中国大陆探亲，但偶尔还是会接到亲戚用航空信件寄来的薄薄家书，这也是冷战期间他们与中国之间仅有的一丝联系。知名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与国家书评人奖（National Critics Circle Award），她的许多小说作品是目前仍在世的美国作家中最常被拿来当教材的〕是加州士德顿市（Stockton）一家洗衣店华人移民老板之女，她在自传《女战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里写道：“我九岁时爸妈读了故乡来的家书，平常如此坚强的他俩居然都哭了。”28家书描述中共干部强迫她的叔伯跪在一地碎玻璃上，因为他们是地主，要坦白自己的罪行。他们有些亲戚被带到乡间的人民公社，有的遭处决或者人间蒸发。后来有几个在香港现身，请求她爸妈的帮助。“在香港的姑姑们要爸妈赶快汇钱过去，他们的小孩正在人行道上乞讨，有些人很恶劣，在摆钱的碗里放泥土。”29

一九六○年代弥漫着浓浓的救世精神，这促使某些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来的新移民伸出援手。这种社会运动的火苗在两股力量的助长之下越烧越旺。其中之一是金恩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所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这股企图终结种族歧视的运动缘起于一九五○年代南方黑人社会底层，在六○年代迅速扩及全国，因为电视的普及让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都能透过新闻摄影机看到，尽管黑人进行和平抗议，不过却遭南方警察出动喷水车与警犬攻击，景象惨不忍睹。社会福斯对于南方非裔美国人惨况的同情很快就变得更为广泛，大家开始关心各种人权议题，尤其是有色人种在社会上受到白人宰制的问题。

另一股力量则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势力。当时是美国史上大学生数量最多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福斯正激烈争辩着政府是否该继续派兵前往越南，另一方面全美校园陆续出现反战示威游行。电视再度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方式夸张报导战争，其次则是让美国白人意识到亚洲各个开发中国家人民的悲惨命运。

全美国大概没多少地方比旧金山湾区更积极参与政治。加大柏克莱分校与旧金山州立学院变成抗议的大本营，学生不仅反战，也批判美国社会的各种弊病。相对来说，这些学校的华裔学生是比较多的，不可避免的是，其中许多人都受到当时的热烈氛围感染，把那种热情带回中国城，决心扫除美国社会对于华裔美国人及中国新移民的歧视。

他们热心于社会服务，但结果好坏参半。原因之一是回到中国城后让这些热心的华人青年身陷险境。与他们非常不合的除了那些剥削新移民的华人大资本家，还有他们每天都要接触的凶险小混混。他们常遭到威胁骚扰，甚至有一位社工遭人谋杀。为此捐躯的是方振豪的兄长方巴瑞（Barry Fong-Torres，音译）：他是加大柏克莱分校校友，年仅二十九岁的热血青年，原本在当假释官，请了一年长假到旧金山中国城青年服务与协力中心（Youth Service and Coordinating Center）当主任。尽管他全心全意帮助误入歧途的新移民青少年，但当地帮派却始终怀疑他是卧底警探，他与某些敌对帮派的老大直接对话更让他们恨之入骨。结果方巴瑞在公寓遭人枪决，尸体附近还留着一张拼错字的纸条：“告密的混蛋总是年纪‘青青’就会死掉。”30

1960年代晚期，华裔与其他族裔美国学生联合起来陈情抗议，要求各大学设立多元文化的研究学程。1968年，由亚裔、非裔、拉丁美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原住民学生所组成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在旧金山州立学院发起美国史上时间最长，为期四个月之久的罢课行动，促成全美第一个族裔研究学程的创立，也鼓舞其他学校学生发动抗议。在这张拍摄于1969年1月28日的照片里，我们看到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园发动罢课，促使校方为回应学生的要求而创立了种族研究系。（照片来源：Douglas Wachter）

这些华裔青年在中国城的社会服务留下了他们原本没有料到的遗绪，也就是催生了美国的双语教育体系──但这也充满争议。在一九六○年代，旧金山的华人新移民家长常常抱怨他们的孩子听不懂老师用英语讲授的上课内容。一九六九年，致力于解决华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遭歧视问题的华人权益促进会（The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成立后，开始帮助华人学生对教育官员提起集体诉讼，借此让公立学校设法满足他们在语言上面的各种需求。这个案子后来在一九七四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也就是“刘氏控告尼可斯诉讼案”（Lau v. Nichols），结果法官驳回了某个下级法院的判决，但理由并非该判决违宪，而是因为法官们提出以下见解：“与会讲英语的学生相较，被告的学校体系提供给华语学生的益处显然较少，而减损了华语学生积极参与课程的机会──从种种迹象看来，这都是过去健康、教育与福利部（H. E. W.）透过各种法规所禁止的歧视现象。该部曾在一九七○年发布多项准则来释疑，其中包括：‘若本国少数族裔学生有听、说英语的能力问题，以至于无法积极参与学区提供的课程，该学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其语言能力的缺陷，借此让这些学生能够吸收课程内容。’”31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若强求所有学童在接受公立学校教育以前就必须具备最基本的英语能力，那无疑是“对公共教育的最大讽刺”。此一判决可说为美国教育体系内部的语言改革铺路，开了先河。

旧金山州立学院的华裔学生纷纷加入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而该组织的成立宗旨则是号召亚裔、非裔、拉丁美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原住民团结起来。32一九六八年，旧金山州立学院学生发动罢课，要求族裔研究课程中除了非裔美国人的研究之外，也要纳入亚裔美国人的研究。罢课行动持续四个多月，是美国史上最久的一次，不但促成全美第一个族裔研究学程的创立，也可说是亚裔美国人政治运动的漤觞。加大柏克莱与洛杉矶分校等其他学校学生很快也跟进罢课，同样也促成在这两项创立了类似系所。

尽管许多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但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城的底层社会。他们也趁机提出诉求，到了一九六○年末期已经有些好战团体提出发动革命的呼声。一九六九年，红卫兵党（Red Guard Party）在旧金山湾区成立，创党的华裔美国青年中有许多都在街头混过帮派，党名来自文化大革命期间誓死力挺毛泽东的红卫兵。33（一九六六年，为了与其他中共高层领袖争夺政权，他呼吁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要以“红卫兵”的身分帮他继续推动革命，扫除中国封建与布尔乔亚传统的最后余孽。）仿效中国大陆青少年研读《毛语录》（或可称为“小红书”）的风潮，红卫兵党的华裔青年们也在中国城的街头高举、挥舞手里的《毛语录》。不过，中国的红卫兵人数虽动辄上百万，红卫兵党却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红卫兵党与奥克兰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旧金山州立学院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结为盟友，并演变成一个接受武器训练的地下组织，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接受社会主义路线的华裔美国人通常只会夸夸其谈，但实际成果不大。不过，的确有少数几个团体帮中国城的工人阶级争取到具体的权益。一九六九年，纽约的华裔美国青年与其他亚裔美国人组织了一个团体，名称采用曾于清末中国作乱，残杀许多西方人的秘密团体：“义和拳”。34义和拳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周末在中国城进行结核病筛检，为老人送餐，为低收入户的居住正义问题奋斗。他们的另一个使命是与所谓的“誓死不搬迁委员会”（We Won’t Move）结盟，阻止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为了兴建电话交换所而把当地住户赶走，当地的华裔与意大利裔居民还曾经因此短暂团结合作。

不过，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中，华裔美国人并未在当年的激进社会运动里占一席之地。社会福斯根深柢固的印象是当年只有大批非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手臂勾着手臂，嘴里高唱〈我们终将克服万难〉（“We Shall Overcome”），后来有黑人民权倡议者与身穿杂染T恤、头绑一根根粗长发辫的白人嬉皮一起包围大学管理高层。至于另一群华裔美国人所发动的宁静革命，就更不具能见度了：这些人从小就远离了大城市的中国城，在郊区或小镇长大，后来到了一九六○年代，与融入社会相较，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出质疑。

任壁莲（Gish Jen）在一九九七年出版自传式小说《梦娜在应许之地》（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华裔美国人如何于一九六○年代生活在白人菁英为主的郊区。任壁莲的家乡是纽约州小镇史卡斯代尔（Scarsdale），被她改写为有钱犹太人居住的虚构小镇史卡斯希尔（Scarshill），小说中融入了许多她的童年回忆，主角都是当地某个富裕华裔美国人家庭的成员，他们家开了一间松饼餐厅。当时是一九六八年，如她写道，“种族意识尚未抬头，郊区仿佛一片暗黑的夜空，粉红的黎明尚未来临”，那小镇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华人居民，但过了十年后，“因为来了太多东方人住户，他们全都被通称为亚裔；熟食店太多，其中一家被买下来，变成日本杂货店。”35

任壁莲笔下的美国郊区充满各种矛盾，一方面年轻人奢言颠覆社会，另一方面却已准备好要前往东岸的主流社会去占取一席之地。每当梦娜与同学们未将大学入学考试、入学申请与奖学金放在心上时，他们总是幻想着用族裔身分来做实验，以为各种族裔文化好比设计师制作的套装，可以随意更换。梦娜决定要当犹太人，她的犹太男友想当黑人，某位非裔美国人朋友想当佛教徒。不过，梦娜的爸妈不能像她那样把自己的传统抛诸脑后──梦娜脑海里的小剧场往往透露出她对他们的不耐：

“唉，中国革命都已经是八百年前的事，你们可以忘掉了吧。没错，你们以前必须躲在花园里，听着炸弹从天而降的声响，而且曾经变得一无所有。的确，你们连自己的兄弟姊妹爸妈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还指望着寄点钱给他们。不过你们不是撑了过来吗？你们难道不是住在美国，一边看着广告，一边卯起来到店里预购东西？”她想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已经变成精打细算的购物专家了”……不过，就另一方面来说，她也知道这就像是要犹太人把大屠杀忘掉，或是要黑人把奴隶史抛诸脑后。任何经历过失去住屋、家人与国家的痛苦的人，对于过去无论如何都无法淡定处之。36

在自我认同之旅打开之后，郊区华裔居民即将发现他们可以把黑人文化挪为己用，借此创造一种新的叛逆姿态。作曲家侯维翰（Fred Ho）在一九六○年代发现爵士乐可以用来表达他与白人社会之间的疏离关系，还有他对美国华人资产阶级价值的排斥，以及他对于受压迫者、受欺侮者之间的强烈认同感。37父亲是知名中国政治史教授侯服五的侯维翰，从小生长在加州帕罗奥图（Palo Alto）与麻州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有钱白人社区，但白人同学都不接纳他，以至于他对黑人民权运动产生强烈认同，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坎X（Malcolm X）与金恩牧师的作品。侯维翰把他深深着迷的华人与非裔美国人文化融为一炉，用中国古代乐器来演奏爵士乐，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语汇。他的爵士乐专辑包括《缠足》（Bound Feet），对虐待女性的中国古代文化提出控诉，《起来！》（Chi Lai!）则是歌颂早期在美国奋斗的华工，芭蕾舞曲《西游记》（Journey Beyond the West）的灵感来自中国的美猴王孙悟空神话，歌剧作品《中国佬的机会》（Chinaman’s Chance）则是第一部以爵士乐谱写，描述华人移民经验的史诗歌剧。

另一位从非裔美国人社群摄取精神与政治养分的华裔美国人陈玉平（Grace Lee Boggs，又名Grace Chin Lee），她是出生在罗得岛州普洛威顿斯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华人移民之女，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拒绝融入白人菁英的社会。从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拿到哲学博士学位，随后投入知名西印度群岛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C. L. R. James）门下，政治立场转为激进。虽然加纳（Ghana）的第一任总统向她求婚，但她却选择嫁给非裔美国人詹姆斯．巴格斯（James Boggs）。巴格斯是名汽车厂生产线工人兼黑人民权运动家，自一九六○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他与陈玉平始终扮演着孜孜不倦的民权领袖角色，在底特律筹组工会，把市区的黑人社群重新集结起来。38联邦调查局称陈玉平为“非裔──华裔马克思主义者”39，但她不愿遭人如此简单划分。“她不屈不挠，并未坐着等待社会情况改善，迫不及待地着手探索她自己的身分认同，把过去的自己抛诸脑后，航向一个个新领域，”曾琼露（Louis Chung-lu Tsen，音译）在一封信里如此描述陈玉平，“她以一介女子的身分闯入男人的世界。虽然是个华人，她试着进入黑人的领域。虽然是个知识份子，但也设法融入工人的圈子里。”40

即使生活在那个许多人把自己当成叛逆份子的时代里，陈玉平仍是个货真价实的杰出社会运动家。一九六○年代期间，嘴里喊着反抗社会体系的美国华人何其多？但真能毕生献身此一理念的勇者可说少之又少。大多数的美国华人和美国社会福斯一样，宁愿接受也不愿质疑社会现状，而且最好悄悄远离各种社会问题，不要惹麻烦。

在全美各地，华裔美国人最小心行事的地方也许是在南方，当地的华裔人口较少，长期以来都保持低调沉默，避免与白人社群发生冲突。直到民权运动在一九五○年代爆发了，美国南方的华人才开始被迫重新检视自己遵循了一辈子种族规矩。41

南方华人主要是杂货店老板与华商，他们到了一九六○年时已经历了从“有色人种”过渡为“白人”的过程，跨越种族与阶级鸿沟，在主流社会中获得相当于白人的待遇。能够在南方社会崛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钱，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介于黑白之间的种族地位。尽管华人的顾客主要都是黑人，但白人活动的地方，像是教堂、学校、理发厅与戏院等，他们也可以进去。华人的小孩在白人学校的表现优异，处处模仿白人的习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华人之所以能够融入白人社会，并非因为有联邦政府介入或者大规模抗议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悄悄地与白人朋友交流往来，也与当地白人领袖进行各种台面下的协商交易。

这是宛如走钢索的高超技巧，必须面面俱到，因为华人商店大部分的顾客是黑人。过去几十年来，华人社群之所以能在美国南方存续，是因为华人总是能表现出友善的姿态，同时顾及黑人与白人的旨趣利益。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这种门面虽说还不至于无法撑下去，但已经变得愈来愈难维持，因为华商们发现自己被卷入黑白之间的种族战争。黑人民权领袖要求杂货店店主捐钱，要他们在店头橱窗悬挂政治标语。42但另一方面，最讽刺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居然要求华人也该加入他们成立的白人公民议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s），帮助反制黑人的社会运动。深知自己在南方社会的地位危疑不稳，华人都尽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有些人为了分散风险起见，虽然加入白人公民议会，但隐瞒黑人顾客，而他们捐款给民权运动的事也不会让白人商界菁英知道。这种策略并非十全十美，而且因为不愿选边站，他们终究还是激怒了黑人社群。一九六八年金恩律师遇刺身亡后，孟斐斯市的华商商店也成为黑人暴动时攻击的目标。

“如果我们选择支持白人，就会被黑人穷追勐打。但若是支持黑人，也会惨遭白人修理。”在密西西比州长大，后来到加州成为收音机与电视主播的赵帝恩（Sam Chu-Lin）表示。据其回忆，在他生长的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华人敢成为民权运动人士：“我没有看过抗议队伍里有任何华人──如果有的话，肯定会被杀掉或者遭社会排斥。”他说，美国南方的华人可真是“如履薄冰”，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即使稍稍违犯种族规矩也会招来暴力报复的社会，想生存就必须小心翼翼。一九六○年代，他还在密西西比州某电台当DJ，有两位年轻白人女性因为喜欢他的声音而到电台找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个华人。“她们是两个想要向DJ示好的女粉丝，”赵帝恩回忆道，“我跟她们说我只是电台清洁工，那个DJ正在忙。任何华人都知道那些跟白人女孩约会的黑人会有什么下场。而我赵帝恩并不想冒险。”43

从许多访谈内容可隐约听出这个年代美国南方华人的心里有多苦。华人与当地的犹太人社群一样成功接纳了白人文化，但却无法受到白人菁英百分之百的接受，有时甚至不能受到相当于白人的待遇。有些华人在与同胞相处时也不完全自在，尤其是不喜欢爸妈那种喜欢嚼舌根的社交网络。“我不会去参加华人举办的舞会，”某位华裔女子向社会学家詹姆斯．洛温（James Loewen）表示，“我爸妈总是逼我们参加，但我们非常不喜欢。我总是在爸爸看到之前就把邀请函撕掉。”44此外，受访者也常表示他们讨厌那些羞辱南方黑人社群的种族歧视法令。等到他们成年了，许多华裔美国人虽然嘴里不讲，但会用双脚表示抗议。许多华裔美国人渐渐从南方出走，离开从小生长的南方小镇，迁居北部与西岸的城市。

苏山姆（Sam Sue，音译）就是决定出走的人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克拉布克戴尔（Clarksdale）某位华人杂货店老板之子，父亲每周工作七天，每天都开到晚上十点，为黑人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他的杂货店不只是住家兼仓库，也扮演了银行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色。他父亲说的不标准英语夹杂着黑人方言，让黑人佃农赊帐，白人从未像这样给他们方便。当地白人地主提供给黑人佃农的条件相当严苛，简直与中世纪没两样，白人租给他们的粗陋小屋没有自来水与电力。黑人向苏山姆的父亲购买油灯用的煤油，还有高乐氏（Clorox）净水用品。从小在店里长大的苏山姆直到多年后才体认到他们家有多穷。“那居住环境跟廉价公寓没两样，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我甚至要等到离开那里后才知道我家有多穷。大家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后面有个厨房。那里也是储存商品的地方，所以到处都摆着箱子。在客厅里，我们只能坐在洗衣剂的盒子上。”45

最糟糕的是他们隐约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但大家却有默契：他们暂时在上流社会中享有一席之地。“我记得小时候去戏院时曾经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苏山姆向某位访问他的人表示，“在黑白隔离的时代，有色人种必须坐楼上的位子，白人坐楼下。我不知所措，所以坐在白人的席位，但没人有异议。所以整个成长过程里我都必须面对这类问题。这些经验让我非常痛苦。”

后来苏山姆到纽约当律师，但他父亲退休后仍待在密西西比，无论家人如何苦劝都不愿离开。“那是他唯一熟知的世界，”苏山姆说，他父亲“离不开那里──并不是说他有多喜欢那个地方，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里就是他的家乡。”

相对来说，有一群人在混乱的一九六○年代期间比较没受到冲击：也就是移民到美国来读书、教书或做研究的学者。华裔美国年轻人大谈革命，而这些出生在外国的移民早已经见识过真正的革命，或者躲过了革命的余波。此时他们置身封闭的大学、研究室或者大公司（通常是科技大厂）里，在心态上与其他美国华人截然不同。身为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与知识份子，他们往往是以观念来进行自我定义，而不重视自己的族裔为何，来自何处，他们是一群不受国界束缚的国际人。许多人深信，只要有工作可以谋生，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过活──学者与生活优渥的人尤其如此。

华人科学家张明觉（Min-Chueh Chang）是复方口服避孕药的共同发明人之一。（照片来源：Patrick O'Connor）

王安（An Wang）的成功仿佛是一则励志故事，他从六百美元的小额投资做起，最后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电脑帝国。

受访时他们往往侃侃而谈，自信满满。世界级建筑师贝聿铭（I. M. Pei）是上海银行大亨贝祖贻之子，他回忆起小时候他们家仆役成群，会到苏州去过暑假，读的是私立学校。他说：“印象中无论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46白手起家的电脑钜子王安（An Wang），父亲在中国当老师，当他二十五岁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我早就听说美国有很多歧视华人的事，但来到这里我仍是觉得自己可以放手打拼，并未感到不安。”47因为从小就在国际都会上海长大，美国对他来说似乎一点也不像外国：“坦白讲我觉得美国很像中国。”48也许最重要的是，身为一位应用物理学博士生，他非常熟稔那个领域的共通语言，这就够了。如他所说：“科学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这是我擅长的语言。”49

世界知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举办的仪式上演出，同时他也在仪式上获颁国家艺术奖章。（照片来源：Getty Images）

美国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 M. Pei）站在他设计的巴黎罗浮宫金字塔前面。（照片来源：Luc Novovitch for Reuters, Getty Images）

这些人尽管失去了过去在中国的一切，但很快就在美国东山再起，或者说靠自己双手拼出一片天。他们很快就功成名就，其中几位到了一九六○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级名人。贝聿铭设计出好几座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建筑。一九五一年，王安用六百美元创办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50在一九六七年让公司上市，创下史上金额最高的首次公开募股纪录之一，让他成为世界级的亿万沃尓沃。51出生于中国湖南省的黎锦扬（Chin Yang Lee）来到耶鲁大学读书，后来写了小说《花鼓歌》（The Flower Drum Song），一九五七年出版后很快就变成畅销书，接着于隔年由知名搭档罗杰斯与汉默斯坦（Rodgers and Hammerstein）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后来又被改编成歌舞片，在一九六一年上映。52一九五七年，李政道（Tsung-Dao Lee）与杨振宁（Chen-ning Yang）成为首位获颁诺贝尔奖的美国华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李政道与杨振宁被迫逃往云南昆明，学生时代两人就在国立西南大学相识。二战后，他们获得奖学金前往芝加哥大学就读博士班，由费米教授（Enrico Fermi）指导，就此打开了一段科学合作生涯，即使后来杨振宁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李政道到哥伦比亚大学，两人之间的合作仍然持续不辍。获颁诺贝尔奖时，杨振宁年仅三十四，在当时刚满三十一岁的李政道甚至是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会获奖是因为他们发现K介子衰变，打破了长期以来物理学界普遍认为“不可侵犯”的宇称守恒定律。53〔透过实验证明杨、李两人之理论无误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某实验室的女性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Chien-Shiung Wu）。吴健雄是当时世界级的顶尖女性物理学家，尽管许多人认为诺贝尔委员会也该颁奖给她，但终究没有。最后她荣获哈佛、耶鲁等十二家学校的荣誉博士学位，人称“核子物理学女王”。］54

其他一九四九年以后滞美的华人学者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同领域其他学者眼里个个都是学术泰斗。数学家陈省身（Shing-Shen Chern）研发出好几个微分几何理论，后来为此获颁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55，林家翘（Chia-Chiao Lin）是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他发现了一种可以用来解释螺旋星系旋臂结构的知名密度波理论（density wave theory）56。加大柏克莱分校的工程教授林同棪（Tung-Yen Lin）是桥梁与预力混凝土的国际权威之一，后来成立了林同棪国际顾问公司（T. Y. Lin International）。57［林同棪国际顾问公司后来完成几项堪称史上最大胆的建筑计划，例如旧金山莫斯康展览中心（Moscone Center）的巨大拱形结构，不靠列柱就能撑起全世界最大的地下室。〕在医学领域，剑桥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张明觉（Min-Chueh Chang）后来前往伍司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任职，除了参与复方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也利用兔子卵子完成体外人工受精，因此向来有“试管婴儿先驱”之称。58

上述华人都是学界典范，足以让一九六○、七○年代陆续来到美国的新一波华人知识份子效法。他们与前辈们一样都是来自名门世家，前往美国读研究所，进而追求财富。但这些人和前一代的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非直接从中国大陆赴美，而是来自蕞尔小岛台湾，也就是国民党流亡政府最后的复兴基地。

1　请参阅：Nicholas D. Kristof, “Hong Kong, Wary of China, Sees Its Middle Class Flee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87.

2　请参阅：H. Brett Melendy,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s, p. 66.

3　关于一九五三年《难民救济法》（Refugee Relief Act）与杰出人士的移民规定，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ollection,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4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p. 92-93.

5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p. 254.

6　请参阅：Betty Lee Sung, p. 93.

7　请参阅：John F. Kennedy,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pp. 594-97.

8　《哈特──塞勒法》相关的统计数据与政治人物言论，请参阅：“Three Decades of Mass Immigration: The Legacy of the 1965 Immigration Act,” Immigration Review, No. 3-95, September 1995.

9　请参阅：Testimony of Lillian Sing,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1970.” Employment Problems of the Community as Presented in Testimony Before the California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ssion, December 1970, p. 15；转引自：Stanford Lyman, Chinese Americans, p. 143.

10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p. 302-3; Cheng-Tsu Wu, ed., “Chink!,” p. 241.

11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28。“我们在这里就好像残障人士一样，”某位华人女性提及移民的弱点时表示，“我们跟耳聋没两样，因为听不懂英语。我们跟瞎了没两样，因为看不懂英文。我们跟没有脚一样，因为不认得路。”请参阅：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 151.

12　请参阅：M. Elaine Mar, Paper Daught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p. 98.

13　请参阅：Grace Pung Guthrie, A School Divided, p. 71.

14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 xxv; L. Ling-chi Wang, p. 509.

15　请参阅：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pp. xxv, 260.

16　请参阅：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p. 143.

17　请参阅：Ibid., p. 144.

18　请参阅：Bill Lee, Chinese Playground: A Memoir (San Francisco: Rhapsody Press, p. 1999), pp. 64-65.

19　请参阅：Ibid., p. 5.

20　请参阅：Stanford Lyman, Chinese Americans, p. 163; Bill Lee, Chinese Playground, p. 128.

21　请参阅：Ben Fong-Torres, The Rice Room, p. 193. 最惨烈的一次帮派暴力事件发生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四日，三名手持霰弹枪的蒙面歹徒闯入旧金山中国城的金龙餐厅（Golden Dragon restaurant）朝用餐顾客扫射，造成五死七伤的惨剧。

22　请参阅：Chiou-Ling Yeh, “Contesting Identities: Youth Rebell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1953-1967,” in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 p. 336.

23　请参阅：East/West, March 13, 1968；转引自：Chiou- Ling Yeh, ”Contesting Identities,” p. 336.

24　请参阅：Ibid., p. 337.

25　请参阅：Ibid.

26　请参阅：Ibid., p. 338; L. Ling-chi Wang, p. 576; Nick Harvey, ed., Ting: The Caldron, p. 101.

27　请参阅：Ben Fong-Torres, p. 59.

28　请参阅：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6;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 p. 50.

29　请参阅：Ibid., p. 50.

30　请参阅：Ben Fong-Torres, p. 209.

31　请参阅：Supreme Court opinion, delivered by Justice Douglas. Lau v. Nichols, No. 72-6530,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14 U.S. 56, Argued December 10, 1973, Decided January 21, 1974.

32　请参阅：Nick Harvey, ed., Ting: The Caldron, p. 103; William Wei,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请参阅：Nick Harvey, ed., Ting: The Caldron, p. 103; Stanford Lyman, Chinese Americans, p. 165.

34　请参阅：Lori Leong, East Wind magazine 1:1 (1982);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rky Lee, November 2002; Rocky Chin, “New York Chinatown Today: Community in Crisis,” in Amy Tachiki, Eddie Wong, Franklin Odo, and Buck Wong, eds., 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 A Project of the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1).

35　请参阅：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1996), p. 3.

36　请参阅：Ibid., p. 118.

37　请参阅：Wei-hua Zhang, “Fred Ho and Jon Jang: Profiles of Two Chinese American Jazz Musician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4 (Brisbane, Cali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4), pp. 175-99.

38　请参阅：Grace Lee Boggs,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39　请参阅：Frank H. Wu, 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p. 331.

40　请参阅：Letter, Louis Tsen to Grace Lee Boggs, May 22, 1996, in Grace Lee Boggs, Living for Change, p. xv.

41　关于华人如何跻身美国南方的上流社会，请参阅：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Prospect Heights, III.: Waveland Press, 1988, 1971).

42　请参阅：Ibid., p. 171.

43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 Chu Lin.

44　请参阅：James W. Loewen, p. 160.

45　请参阅：oann Faung Jean Le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al Histories of First to Fourth Generation Americans from China, the Philippines, Japan, India, the Pacific Islands, Vietnam and Cambodi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1), pp. 3-9.

46　请参阅：Carter Wiseman, I. M. Pei: A Profile in American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0), p. 32.

47　请参阅：Dr. An Wang with Eugene Linden, Lessons: An Autobiography (Boston: Addison-Wesley, 1986), p. 32.

48　请参阅：Ibid., p. 33.

49　请参阅：Ibid., p. 31.

50　请参阅：Ibid., p. 75.

51　请参阅：Charles Kenney, Riding the Runaway Hors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ang Laborato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48.

52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Chin Yang Lee; Heidi Benson, “C. Y. Lee, Fortunate Son: Author of the Enduring ‘Flower Drum Song’ Is Grateful for ‘Three Lucks in My Lif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18, 2002.

53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57.

54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97; The Guardian, May 13,1997.

55　请参阅：McGraw-Hill Moder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0), p. 201.

56　请参阅：Chia-Chiao Lin and Frank H. Shu, “On the Spiral Structure of Disk Galaxies,” Astrophysical Journal, no. 140, 1964; “On the Spiral Structure of Galaxies II: Outline of a Theory of Density Wav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 55, 1966.

57　请参阅：Tung-Yen Lin: MaryLou Watts, “Prestressed Concrete Pioneer T. Y. Lin Named Cal’s Alumnus of Year,” C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agazine, March 16, 1995; David Pescovitz, “Berkeley Engineers Changing Our World,” Lab Notes: Research from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vol. 2, issue 6, August 2002; “Builder of Bridges: Alumnus of the Year T. Y. Lin,” California Monthly, December 1994; file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T. Y. Lin to author; “Top People in the Past 125 Years,” Engineering News-Record 243:9, p. 27; “Famed Structural Engineer T. Y. Lin Named Cal Alumni Association’s Alumnus of the Year,” Business Wire, December 19, 1994.

58　请参阅：Amy Zuckerman, “M. C. Chang,” Worcester Magazine, July 27, 1988; Times (London), June 14, 1991;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91; Roy O. Greep’s comments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Min-Chueh Chang, October 10, 1991; letter from Isabelle C. Chang, widow of Min-Chueh Chang, to author, July 6, 1999。根据张明觉的遗孀写给我的信中所说，她的丈夫曾经六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第十六章

来自台湾的美国华人

在共党部队往南挺进千钧一发之际，支持蒋氏国民党政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在匆忙之间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大陆。这些人的小孩往后回忆起当年景况，一定都还记得，为了在最后一刻把家人与近亲全都弄走，爸妈的表现有多惊慌失措，甚至歇斯底里。他们突然间被迫抛下锦衣玉食的生活，挤上火车船只，踏上仿佛“出埃及记”的逃难征程，沿途充满恐慌混乱，而过去那种舒适安逸的日子将会成为这些世家之子永难忘怀的回忆。

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四九年年初，每天都有五千多名难民从大陆来到台湾，其中有许多人是蒋氏政权的各级官员。（后来许多台湾当地人都宣称台湾只是大陆难民“第三顺位”的选择：位高权重的中国人会选择“第一顺位”，也就是美国，而最有钱的人则是选择“第二顺位”，亦即香港。其他人则是都来到台湾。）1截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府正式撤出大陆为止，难民人数已高达一百多万人。2想像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把所有官员全都撤往蕞尔小岛波多黎各，迁徙的规模会有多大，情况会有多混乱？当年这情况曾在台湾出现过。

孩子们年幼天真，要适应新环境比较容易。许多孩子觉得台湾是个热带天堂，迁居那里实在是太美妙了。十六世纪葡萄牙人航经这个岛屿时将它命名为Ilha Formosa，意即“美丽之岛”，想必这些年幼新移民也有同感，因为他们常可饱览壮丽的自然风光。多年后让他们仍念念不忘的，是捕捉热带艳蝶与在市郊稻田里玩耍的童趣，还有芒果、木瓜、菠萝等多汁水果的美味。比起那些尝过大饥荒的苦头，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才得以迁居美国的毛政权难民，他们的日子好过太多了。不过，台湾这个新环境对这些孩子来说并非十全十美。尽管时移事易，与过去的中国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还是得生活在政府的压迫之下，因为此时国民党流亡政府决心把过去统治中国的那套极权体制与寡头统治方式移植到台湾来。

移民台湾的成人在各方面却都是叫苦连天。他们已经习惯了精致先进的都市生活，大都难以忍受岛上的潮湿气候与缓慢生活步调。过去他们住的是豪宅大院，如今居所变成以竹子为建材，房间只以纸张隔间，昆虫蜥蜴可以随意从开放式的窗户爬进室内。很多地方都没有电力与天然瓦斯，家庭主妇被迫使用煤球（煤末、泥土加水制作而成）烹饪。有些人必须挂起蚊帐，睡在草席上，忍受湿热难耐的空气。

不过，大陆难民最挂心的问题并不是如此粗劣的生活环境。短时间内百万难民涌入，许多台湾人仍感到震惊不已。国民党政府自战后不但随意将人民的财产充公，在一九四七年爆发二二八事变时还派部队血腥镇压，对此台湾本来就已经民怨沸腾，如今又有大量人口来抢饭碗，台湾人当然不会给新移民好脸色看。〔过去几百年来，台湾始终难逃遭人征服的命运，此时台湾人把国民党政府当成最新的征服者。十七世纪期间，台湾陆续遭荷兰、西班牙占领殖民，最后在康熙年间清廷击败明郑政权，收归中国所有。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甲午战败后，清廷蒙受奇耻大辱之余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半世纪后，二战结束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将台湾归还国府。起初许多台湾人欢庆日本的投降，心向祖国，但这兴奋的情绪很快就化为愤怒与失望。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的贪渎腐败引发台湾人反抗，但这二二八事变旋即遭国军血腥镇压弭平。〕最糟糕的是，赤化的梦魇如影随形，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新移民时刻要担心中共从大陆发兵攻打台湾。

早年有些大陆人不愿将台湾当成永久的家园，总是遥望故国山河。与许多大陆来台的难民一样，家母的家人都深信共军即将犯台。我的外祖父张铁君先生过去在中国大陆时期集诗人、学者与记者等多种身分于一身，迁台后的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年初之间甚感焦虑，不断查阅各种书籍，研究哪些国家的文化与地理比较适合家人定居。外祖父深信只有国府权贵才去得了美国，所以完全不考虑，但菲律宾或巴西还有可能。抵台一年后，外祖父家前往香港，想要以那里为跳板，伺机迁居亚洲或拉丁美洲某国。也许是太过天真了，外祖父毅然决定鬻稿维生，凭一己之力挑起夫妻俩与五个孩子在香港的生计。但如同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女士（Anna Chennault）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是文学与文化的沙漠。很少有作家能够靠写作为生，就连知名专栏作家写一篇文章的稿费也很少超过十美元。”3母亲与所有的家人以一个没有厨房的拥挤房间当住所，用走廊上的炭炉煮菜做饭。后来他们到别处赁屋而居，要用水煮饭、洗衣还得大老远到街上用水龙头汲水。当时外祖父笔耕不辍，为当地一家报社写社论与政治评论，但母亲还是得找各种活来做，像是炸豆子去卖、修补衣裤，借此贴补家用。几十年后，母亲对我说，当年她与家人差点就要流落街头了。

到台湾后即使待了二十年，许多大陆人仍然认为自己只是因为流亡而暂居异地，总有一天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到了第一代大陆人的孩子们成年之际，他们认为台湾与共产中国仅咫尺之遥，继续留在岛上成家立业的话前途会黯淡无光。所以在爸妈的鼓励之下，那些最杰出、聪明的外省第二代开始积极寻找出国的门路，想到外国展开新的人生。结果，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过去支持国府不遗余力的美国。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至七○年代初期，每年大约都有两千个学生离台前往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4

外祖父与那些预言中共即将犯台的大陆人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当时中共可说是枕戈待旦，随时要派精锐部队来攻打台湾，岂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成为死敌。美国政府一方面派兵帮南韩反攻，收复失土，另一方面将第七舰队调来巡弋台湾海峡，开始把台湾当成亚太地区的前进基地。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其主权不仅及于台湾，也包括整个中国大陆。直到此时台湾才获得美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也才让外祖父得以于一九五○年离开香港，搬回临时首都台北，随即成为固定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与大学教授。

因为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政府能否在台湾存续的关键，该党把庞大资源都用来与华府维系好关系。在美国，“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是由蒋介石的妻舅与连襟共执牛耳，也就是都曾任国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与孔祥熙。5（宋子文也曾任财政部长，藉职务之便把大批没有价值的法币兑换成美金，然后投入黑市套利，接着在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将所有资产变卖，购入黄金，就此迁居纽约市。）美国之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国游说团”与其众多支持者应该也出了很多力。接下来二十几年内，美国始终承认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事实上，由于美国深具影响力，即使国府已遭逐出大陆，人口不及两千万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却始终能够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统治人口超过十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连联合国的会员国都不是，而且这种情况维持了二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为止。“中国游说团”的本领足以扭转局势，以至于后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声称它的影响力在华府的各国游说团里仅次于以色列。6

不过，就在国民党倾全力于华府结交权贵的同时，他们在台湾本岛却未设法掳获民心。几年内，蒋氏政权在台湾岛上用人唯亲与贪赃枉法等积弊已经与他们过去在大陆时期一样严重。为了安插大陆人，新政权开除了成千上万的本土官员，同时以“共匪窃据大陆，国家进入动员戡乱时期”为借口停办各种全国性的选举，剥夺了台湾人民的投票权。7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国共内战尚未结束，因此先前在大陆选出的所有国代都可保有其权位，直到戡乱结束，重新办理选举为止。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复总统职。政府于一九六○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明订“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等于让蒋介石得以当一辈子总统，遂行终身独裁统治。8

一九四九年后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期间蒋介石麾下总统府国安局常以道听涂说与间接证据就入人于罪，几千人遭冠上“匪谍”、“亲共”等罪嫌。9政府以各种手段打压大地主家庭的知识菁英，使其噤声、入狱，或加以处决、暗杀，甚至有些国民党还没来到台湾之前就已经进行的活动，尽管毫无威胁性，却也遭到依法究责治罪。（例如，曾有某位大陆记者在迁居台湾以前曾经读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到台湾后遭政府判处好几年徒刑，因为有朋友在日记中记载此事，而成为他遭到定罪的证据。）国民党整肃异己，致使岛内民怨沸腾，也刺激许多台湾人成立以促进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

为了确保未来仍能握有政权，国民党也针对岛内青年进行思想控制，灌输忠党爱国的教条。“到了上小学时，政府就已经对我们洗脑，”来自台湾的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华人工程师凌狄克（Dick Ling，音译）回忆道。10他还记得，为了把孙中山塑造成神人般的英雄，让所有的学生都打从心底服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没有任何异议，校方规定他们都得参加各种学校集会与童子军活动。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初中时那些没完没了的各种典礼，他们得一边举着国旗，一边聆听校长与其他师长进行精神喊话，要大家“勤学苦读，爱党爱国，日后才能帮助民族救星蒋总统反攻大陆，解救遭毛匪荼毒的百姓”。与世上任何把独裁者塑造成偶像的国家一样，当时台湾也到处可见蒋介石的肖像，遍布于教室、走廊与街头。凌狄克表示，每逢双十国庆，学校会派大批学生前往总统府前挥舞国旗，口中高喊“蒋总统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了严格执行思想审查，许多情治人员随意以各种巧妙手法偷偷拆阅人民的信件。人们不仅失去隐私权，没有言论自由，许多信息也遭严格管制，无法取得。任何寄往台湾的外国出版品都会先由经手的官员处理过，像是《时代》、《生活》等美国杂志只要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都会被盖上“匪”字，以免天真读者的思想遭污染。任何文艺创作即使再微不足道，也会有人检查其中是否暗藏政治讯息。例如，在大学时代凌狄克曾画漫画投稿赚钱，某位台湾报社的编辑告诫他，绝对不能把笔下人物画成“留着八字胡的秃头老人”，否则就会有讽刺蒋介石之嫌。

许多人只是随口发表一些无心的言论就会受罚。许卡尔（Carl Hsu，音译）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曾回忆道，过去在台湾服役期间接受新训时（译注：这里作者用的是 boot camp一词，但从后面祸从口出者是学生看来，应该是指大专生参加的成功岭集训），军方曾下令整个单位一起参加批判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会。某个菜鸟说，法律根本就禁止读那种书，他哪有办法提出什么批判？“结果那个还是学生的菜鸟惹上了大麻烦，”许卡尔回忆道，“即使我们还都很年轻，却已经学会什么叫祸从口出，讲话要很小心。”11

国民党政府甚至立法禁止民众自制短波收音机，唯恐他们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播节目。短波收音机可以用来与大陆地区进行秘密通讯，因此持有者也触犯了间谍罪。“当年任何人都不能买真空管，”来自台湾的华人工程师靳鹏（Ching Peng，音译）回忆道，“国民党有严重的恐共情结，怕人们用真空管自组短波收音机。”12靳鹏有个亲戚遭当局发现持有短波收音机，即使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收听过中共的广播，结果还是惹来三年牢狱之灾。

年久日深，许多外省家庭的家长与小孩之间出现了代沟。某些爸妈对过去无法忘怀，下半辈子还是苦苦牢记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钱财与事业已沦为泡影。有些人始终把大陆时代的飞黄腾达挂在嘴边，难忘当年的豪宅与头衔、地位，还有家中成群的仆役，难忘一九四九年的共产革命让他们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也有人还梦想着国民党能够“反攻大陆，光复神州”，把中共赶下台后，所有迁居台湾的外省人全都可以回到大陆复归原位，但这憧憬随着一年一年过去而逐渐幻灭了。

他们的儿孙比较实际。尽管许多人记忆中的台湾是他们成长茁壮的美丽小岛，但大多数人都痛恨国民党政府，因为它患有狭隘的恐外情节，任由一群年纪老大的党内政客掌控全民，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几近僵化的氛围中。这些第二、三代外省人对于归返大陆没有多少兴趣，因为此时中国社会在中共掌控之下，受到比台湾更多的箝制。一旦这些年轻人体悟到自己留在台湾没有未来可言，心中就会浮现两个问题：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要怎样才能前往那里？

科技是让他们可以离开台湾的凭借。几年内台湾将会面临一次神速的工业革命，进而上演一场让全世界赞叹的经济奇迹。

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五○年代期间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就是必须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下打造出现代经济体系。与许多热带国家一样，台湾的粮食向来都可自给自足，不太担心贸易平衡的问题，因此当然也对发展出口贸易没有兴趣。庞大官僚体系的支出大致上还可以靠美援来打平，但国民党政府高层深知世界时势瞬息万变，如果没办法赚取收入，台湾也撑不了多久。

在国民党迁台以前，台湾基本上仍处于农业社会时代，大多数家庭的种地收入除了糊口以外，所剩无几。回想起那个年代，除了贫穷之外，很多人都还牢记着某种舒缓、简朴之美。与漫画家蔡志忠一同创作《台湾经济的苦难与成长》一书的温世仁在书中写道，他小时候居住的农村很少人家中有桌椅，家人都是围着一张摆放几道菜的木头板凳吃地瓜粥，或站或蹲。等到碗盘收走后，板凳又拿回树下给大家当打盹的地方。学童都是赤脚走路上学，直到读初中时家长才会买第一双鞋给他们。到了晚上，因为没有电可以用，大人会点油灯，小孩则去抓萤火虫装在玻璃瓶里来照明。13

但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一去不回了。几十年内，台湾从农业时代警醒，蜕变成世界级的高科技大国，而且人均所得排行名列前茅。

一九五○、六○年代期间，台湾有百分之四十的收入仰仗美援。14从一九五一年到六四年，华府每年资助国民党政府一亿美元资金，同时也免费扶植台湾的某些产业。15不过台湾的政府官员仍然记得，当年国民党会丢掉大陆就是因为美国不愿提供支持，因此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台湾。台湾必须培养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且因为采取大刀阔斧的计划经济策略，后来也真的做到了。

国民党政府首先执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等土改与财富重新分配计划，逼迫台湾地主把大多数农地以低价卖给佃农。稻米、肥料也采用政府专卖制，透过平稳价格来鼓励农民耕种更多作物，以这种“策略性诈取”的手段创造出剩余资本，用以投入非农业部门的产业。

其次，国民党政府刻意培植可以将产品出口的轻工业，鼓励企业主投资劳力密集产业，例如罐头食物、家电、纺织、橡胶与塑胶产品。后来当上副总统的省府主席谢东闵大力推行“客厅即工厂”的运动，如他所言：别抱怨没有工厂可以进行生产，任何人都能把家中客厅当成代工工厂。16这个政策推出后，台湾的家家户户都变成塑胶零件仓库，大家以手工制造出口产品，换取外汇。（某位不愿具名，来自台湾的华人表示他小时候家里简直像是个小工厂。从一九四八到七九年，他的父亲总共购入数吨铁桶装的奶粉，还有每批数以百计的罐头食物，他还说，因为罐头表面已经生锈，他和家中其他小孩“必须用砂纸把铁锈刮掉，让罐头看起来像全新的，以便出售。”）

台湾的出口产业非常成功，很快就累积出巨额的贸易顺差。到了一九六五年，美国因为越南战争缺钱而中断美援，但台湾已经能在财政上自己自足了──尽管军事上仍须美国协防。事实上，当时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傲视全球，扩张速度比任何其他经济体都还要快。一九七○年代，国民党政府开始把重心从轻工业移往重工业，投资石化、钢铁等产业。台湾的公司也从这年代开始制造计算机与电子游戏，就此为自己铺出一条坦途，随后进入快速成长的电脑产业，称霸其中某些部门。17

台湾的经济成长鼓舞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设法取得科技相关的学位，为未来的职涯打下基础。这是过去日治时期未曾出现过的新风潮，因为当时殖民地政府并未鼓励台湾人学习应用物理学或工程学，也许是因为担心那些专业技术会被用来制造抗日武器。世家子弟大都主修一些与国防无关的学科，像是医学与教育。但此时应用物理学与工程学已在台湾成为显学，因为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无论台湾或外国都对高科技人力求才若渴。（国民党政府亟需科学专家来填补政府中大量的科技官僚空缺，后来在一九七九年动土兴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招募了许多来自美国的科技人才。）

过没多久，台湾输出品中价值最高的已经变成留学的年轻人。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高枕无忧，因为中苏皆已开发出原子弹与导弹科技，有能力分别从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另一头攻击美国。唯恐输给冷战期间的两大共产对手，美国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科研经费，用来扩大国防装备的研发规模，也为各大学提供庞大的补助金额。就在美国补助各校研究所的金额大增之际，数以千计的台湾学生也开始实现他们留学海外的梦想。

“在学校，老师往往要我们别忘记反攻大陆的使命，”温世仁回忆道，“但学生却只关心能不能前往美国深造。”出国才有前途，所以很快的同侪之间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人往往赞赏不已，其中又以留学美国为首选。温世仁还提到，当年甚至有人虽然还没打定主意，但还是假装要去留学。“他们非得那样不可，因为任何女孩都不会和没打算留学的人约会。”18

事实上，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都必须苦读多年，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通过一连串艰难的入学考试，才能进入初中、高中、大学读书。为了升学考试，某些学生必须找家教来补习，或是周末去上补习班，甚至逼自己参加密集的升学补习课程，直到半夜。他们苦读进入明星高中，以那些学校为升学跳板，接着考入台湾大学等名校，如果在校表现优异，就能争取到奖学金，前往美国大学的研究所就读。把英文练好这件事对他们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能顺利取得美国的博士学位，也因为这样才能获得离台赴美的许可。大学生必须通过国民党政府与美国驻台使馆举办的英语能力口笔试，才能取得双方核发的出境与入境许可。

在这重重规定之下，导致台湾的留学大军成员几乎都是最聪明和企图心最强烈的年轻人。毫无疑问的，这段时期能取得奖助金前往美国留学的人（赴美后必须担任教学或研究助理），大都是名校台大的校友，而且他们的背景几乎都集中在应用物理学与工程学的相关科系。即使是从名望稍逊于台大的学校毕业，许多毕业生也会找到前往美国留学的门路。有些人会申请几十甚至几百间美国学校，直到某家愿意提供奖学金。也有人取得入学许可，但没有申请到奖学金，于是透过别的管道求助，例如向亲友借贷，或设法获得美国教会与基督教组织的赞助。这种状况创造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美国华人移民。一方面这些移民在某种程度上都具备勇气、企图心与冒险精神等条件，但另一方面美国华人社群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新的群体，也是因为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特别杰出，才获得青睐──而选择他们的学校有权决定他们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

许多台湾学生抵美时，美国正经历史上最激烈的文化转变过程。一九六○年代是美国年轻人反叛与挑战社会体制的时代。为了回应这些挑战，美国社会不得不在一九七○年代进行自我改造。因为社会动荡不安，就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备感困惑，但许多台湾留学生从小生长在饱受压迫的社会氛围中，如今眼看美国如此开放，政府面对人民反叛常常不得不让步，心里的感受想必更是震惊不已。那是个众声喧哗的年代，美国社会内部各个不同的族群变得愈来愈激进好斗。女权日益高涨，要求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呼声喊得震天价响。美国社会有三分之一大学学龄人口认为婚姻制已经过时了。金恩博士遇刺导致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破碎，一批新的黑人领袖崛起，其中许多人嚷嚷着要革命，要用暴力手段推翻美国政府。

那是个社会福斯幻灭的时代，政府威信荡然无存。尼克森总统曾誓言终结越南战争，但却还是派部队到柬埔寨去阻止北越将武器运往南越给当地的越共游击队，许多美国学生因此深感遭到背叛。这个决策引发许多美国大学校园的暴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有四位学生丧生。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在一九七三年爆发后，因为美国选择力挺以色列，触怒了阿拉伯国家，结果他们以大幅提高出口原油价格来报复美国，而美国各大石油公司更是趁火打劫，把油价抬得更高，结果导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飚升。德、日这两个二战期间的美国敌国也在一九七○年代崛起，成为美国经济的竞争者，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首度出现进口多于出口的情况。在美元币值大跌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飚升到百分之十以上。由于币值下跌的速度比国内薪水的涨幅还要快，美国中产阶级享有荣华富贵的美梦也开始动摇了。

在越南战争、政府贪腐与国家经济问题的多重刺激之下，许多美国青年变得愤世嫉俗，拒绝被社会体制同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决定挑战社会体制，其手段包括排拒消费主义，蔑视美国的大企业，并且以各种方式寻求精神体悟。他们群聚形成嬉皮社群，靠耕种自给自足。他们自发地选择接受某种泯除阶级界线的制服：单宁布牛仔裤。在摒弃传统布尔乔亚价值之后，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实验另类生活，包括同居不婚、同性恋，还有沉迷于迪斯可与毒品。许多人觉得这些改变颇具解放身心的效果，但其他人却认为这终究是愚蠢的享乐主义，象征着美国文明的衰亡。

来自台湾的新移民没遇过类似的经验，所以不知该如何看待这些乱象。刚到美国时，许多人连要记住美国白人的脸都很困难。“刚开始我觉得白人看起来都没两样，”我母亲回忆起她第一年就读哈佛大学的情况，曾这样对我说，“每个都是白皮肤大鼻子，刚开始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这样。”19尽管白人的眼睛颜色与发色深浅不一，她能记住的还是只有那些不会出现在华人身上的特征：白皮肤与大鼻子。

美国的食物让他们不敢领教。许多来自台湾的美国华人都记得刚来美国读研究所时，第一学期往往处于饥饿的状态，因为东西都吃不习惯。在他们看来，烤肉餐会上、大学食堂里提供的食物，还有中国餐厅那些不道地的中国菜都非常可怕。当时还是研究生之妻的蔡能瑛撰文表示，“尤其是刚到美国吃热狗时，热狗上浇红色蕃茄酱和黄绿色的芥末，看了就倒胃口。……牛肉饼（译注：指漢堡包）更是可怕，牛肉烤得半生不熟，然后加上生洋葱一片、生蕃茄一片。”20更糟的是，有些食物明明难吃得要死，为了不失礼还要把它们捧上天。某次她去别人家吃饭，呈上来的点心是去核苹果里面灌进梅子果酱，外面裹上糖霜，她吃了几乎吐出来，但却还是连说“好吃！好吃！”

不可避免的，语言问题往往也让这些新移民备感挣扎。刚开始他们大都听不懂美国人嘴里连珠炮似的英文口头禅。台湾的英语教育并未包含这个环节，所以许多俚语、词组里的字义都是他们未曾学过的。美国人的许多手势与脸部表情看起来都像是含有加密讯号，还有他们连笑话里的梗都听不懂。教授讲课的内容、教科书与学术论文里的某些段落都让他们一头雾水，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时，他们也往往辞不达意。

很多人都觉得第一个学期可怕极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一堆美国土生土长、一辈子都浸淫于英文中的研究生。如果美国人都觉得写一篇清晰有力的论文很困难了，那么对于他们这些试图要把英文弄好的学生来说，不是难上加难吗？如果成绩下滑，他们就拿不到奖学金与津贴。他们大都并非来自富裕的家庭，如果失去了经济援助，就无法继续求学了。事实上，有些学生根本就是举债留洋，向亲戚借了钱才能来美国的。如果辍学返台，家人亲戚必定会大失所望，他们也变成了废物。

即使有人帮忙，许多学生也得狠下心来全神贯注，节俭度日。我的舅舅张铮铮博士还记得他在一九六○年代来到俄克拉布何马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时，一心一意只想着要拿下高分，这样才能够转往加大柏克莱分校去攻读博士学位。他也毅然削减许多开支，存钱来支持自己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他可说是阮囊羞涩，所以若非必要开支，他连几分钱也不敢花，一分一毫也要省下来。他记忆犹新的是，某个尘土飞扬的燠热下午，他在一台可口可乐贩卖机四周来回踱步，始终无法决定是否要用一枚硬币来解渴。21

由于省吃俭用，许多留学生光靠学校给的津贴就能糊口，因此还可以寄钱回台湾帮助家人。与先前几代的华人移民一样，这些台湾学生也非常重视家庭，而且正因为他们对家人都很照顾，才会有络绎不绝的留学生前往美国。因为美金对台币的汇率大涨（一美元可以在台湾买到的东西，往往是在美国的十倍。译注：一九六○年代美金对新台币的汇率曾经飚涨到一比四十，再加上台湾物价远低于美国，所以美金的价值在美国与台湾并不一样），尽管他们汇回家的美金金额不多，但对于收到钱的人来说可说是发了一笔小财。最节省的学生往往可以支助他们的配偶、兄弟姊妹或爸妈移民美国。这些汇款同时也让台湾的年轻学子得以窥见美国能给他们机会，激励他们勤学苦读，申请到美国去读博士班。

经过一开始的适应调整，许多学生开始体认到美国的生活令人振奋，而且无拘无束。“因为我成长在处处受到政府控制的台湾社会，面对那种任何人都能为所欲为的自由风气，真是大开眼界，”英特尔公司微处理器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虞有澄表示，“我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22

不过，在自由自在之余他们心知肚明：即使远在千里之外，国民党政府仍会想尽办法监控美国的留学生。由于国民党政府向来非常在意美国如何看待它，所以就在成千上万年轻的台湾学生于一九六○年代开始离台赴美留学之际，国民党当局也在美国各大学安插了许多监控留学生的眼线。

惹麻烦的人总会付出惨痛代价，一回到台湾探亲就遭逮捕与囚禁。一九六六年，有关当局逮捕了威斯康星大学博士生黄启明，将他判处五年徒刑，理由是听说他曾在美国参加台独组织的聚会。23隔年遭起诉的是取得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的陈玉玺，因为他在该中心图书馆阅读共产主义文献，并且参与反越南战争示威。他获准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就读后，日本政府移民官员在几周内就将他交给国民党政府密探，解送回台。国民党以叛乱罪判他死刑，后来因为美、日双方都有许多社运人士四处奔走才将他减刑为七年徒刑。24最后到了一九七一年，在人权运动人士长期大声疾呼之下，陈玉玺才获释回美留学。

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的风险极高，许多台湾留学生都决定与政治划清界线，专心发展事业。多年后他们都已成家立业了，终究必须面对所有美国移民都会遇到的困难抉择：他们该申请归化为美国籍，就此定居美国吗？

台湾留学生获得学位后，返台定居的比率只有四分之一。25他们绝大多数留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政府实验室与大企业等机构的职位，很快就跻身美国社会的上层中产阶级。尽管前几代华人受到种族隔离法规或者社会规范的局限，不得不定居中国城，后来眼睁睁看着子孙陆续迁居郊区，这些来自台湾的华人移民除了到中国城吃饭之外，与那里未曾有过任何牵连。他们的生活模式和那些来自名门的美国华人比较接近。学者郭嘉玲（Chia-ling Kuo，音译）曾在一九七○年发表过一份关于纽约长岛地区华人移民的研究报告，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名门之后的生活概况。他们大都来自沿岸诸如上海等大城的世家，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早年就浸淫于西方文化。迁居美国后，他们在当时都已成为高薪的专业人士，像是大企业或银行的高层主管，生活方式几乎与白人邻居无异。他们坐拥豪宅，不但办舞会、宴会，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他们大都会固定上教会，也是白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常去打网球与高尔夫。比起和其他华裔美国人相处，他们的小孩觉得与白人交往更自在，因为他们的朋友与同学大都是白人。26

最有趣的是，在面对种族偏见时，许多长岛地区华人居民仍自信满满。当碰到歧视他们的美国白人时，他们不害怕也不难过，只会嗤之以鼻：“我不会把那些高傲的家伙当一回事，”某位华人移民向郭嘉玲表示，“毕竟我们是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就像孔老夫子说的，唯愚夫与小人难养也。”（译注：其实孔子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27

这种态度甚至让当时某些美国人主张，美国社会几乎已经不会歧视亚裔美国人口。一篇刊登于一九七○年的《纽约时报》文章表示，社会对于美国华人的偏见已大幅减少，“尽管过去他们的爸妈曾含辛茹苦，帮白人烫衣服或当园丁，但如今绝大多数华裔、日裔美人已经可以靠努力当上医生、律师、建筑师与教授，不会遭遇任何阻碍。”28这篇文章接着表示，许多三十岁以下的亚裔美国人并不觉得自己曾遭遇过种族歧视。该文引述了汉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副总裁朱权（J. Chuan Chu，音译）的说法，表示：“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而且可以适应美国人讲话、打扮与做事的方式，即使是华人又会怎样呢？”

许多华人功成名就的故事似乎印证了朱权的说法无误。事实上，才十几年光景，就有一批来自台湾的华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快速登顶。一九七六年，主持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某个研究团队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丁肇中荣获诺贝尔奖，理由是他发现了J粒子（J/psi particle）──这种粒子由一个魅夸克（charm quark）和它的反物质粒子所组成。〔丁肇中生于一九三六年，当时他父亲丁观海是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生，主修工程。丁肇中在两个月大时迁居中国，后来共产革命爆发后他们家被迫移居台湾，丁观海到台大任教，在台湾还没念到大学毕业丁肇中就在一九五○年代返美，到密歇根大学就读。〕时隔十年，另一位来自台湾的知名美国华人科学家，加大柏克莱分校教授李远哲，则是因为交叉分子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来自台湾的美国教授田长霖成为第一位当上顶级研究型美国大学校长的华裔（同时也是亚裔）美国人。29他出身书香世家，因此能有这番成就，除了坚毅的人格特质之外，也是因为家学渊源，向来对教育非常重视。

田长霖生于武汉，父亲田永谦系富裕银行家。田永谦是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的物理系毕业生。（多年后，田长霖曾解释道：“在那个年代，只要能取得大学学位，无论主修什么，就算是获得了相当于古代士大夫的地位，在社会上无往不利。”）因为有北大学位，田永谦得以累官至国府所属汉口市税捐稽征处处长，但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中国社会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日军侵华后攻陷武汉，田家失去房宅仆从，奢华的生活尽成过往，变得一无所有。他们为了躲避日军而离开武汉，住进上海的法租界。

田永谦的毅力过人，靠一股拼劲重十过去的富裕生活，最后成为上海财政局局长兼任上海市银行董事长。他们家又开始过起锦衣玉食的生活，仆役成群，每一辆车都配有司机，就像田长霖说的：“我们家的生活跟洛克斐勒家族没两样！”但好景不常，中共发动革命后他们纸醉金迷的人生再度化为乌有，全家人再度踏上逃难的险途，从上海逃往台湾时全身只带了一些细软与衣物。

“家父难以承受那次损失，”后来田长霖向《旧金山焦点》杂志（San Francisco Focus）的某位记者表示，“那是他第二度变得一无所有。”抵台时田长霖已经十四岁，田家总计十二口人全都挤进一个小房间。“里面的空间甚至小到让我们无法同时睡觉，”他回忆道，“我们只好轮流睡。”

某晚田长霖醒来后发现父亲坐在一片漆黑的房里发呆。“爸去睡吧，”田长霖对他说，“别担心我们。我们会找到工作的。”他爸用凄苦的口气反驳他：“我不在意我的小孩是不是没东西吃。我只担心我没钱让小孩读书。”这些话就此烙印在田长霖的幼小心灵中。

田永谦对过往的荣华富贵无法忘怀，崩溃抑郁之余心脏病发去世，年仅五十四岁。为了帮忙负担家计，田长霖中学、大学期间都会打工。台大毕业后，他决定不让运气主宰自己的人生，总计申请了美国两百四十家大学的研究所。结果肯塔基州的刘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提供他全额奖学金，于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借钱买了一张便宜机票前往西雅图，然后改搭灰狗巴士，踏上前往刘易斯维尔的七十二小时旅程。

在美国南方，田长霖第一次体验到美国人有多在意种族。一下巴士他就看到洗手间门板与饮水机上面都挂着“白人专用”与“有色人种使用”的招牌。他不知道自己被归为哪一类，但当地白人说他是美国的客人，可以使用白人专用的设备。田长霖内心对这种制度充满反感，不公平的现象令他义愤填膺。他还发现当地的巴士全都设有白人专用区，在巴士内部的前段，黑人只能坐在后段，因此他尽可能走路，避免搭乘福斯运输工具。

后来他发现种族主义不仅出现在一般社会上，连学界也没两样。刘易斯维尔大学某位教授总是称他“中国佬”（田长霖回忆道，“一开始我懵懵懂懂的，还以为那是昵称”）。最后他决定不再白白受辱。“有两个晚上我彻夜难眠，心里想着该怎么办。……当年我跟难民一样穷，生活无法安稳，只有靠他聘请我才能糊口。他大可开除我，我也许就只能回台湾了。我非常害怕。”最后田长霖鼓起勇气，要那位教授别再叫他“中国佬”。这勇敢的举动只成功了一半。那教授嘴里为自己辩护，表示田长霖这个名字的“外国味”太重，才会叫他“中国佬”，不过再也没有这样谑称他了。然而，教授还是用其他方式羞辱田长霖，让他常感不自在与没有安全感。有一次教授要他爬上梯子，把气阀关掉。结果他因为失足而不得不抓住一根温度高达华氏四百度（译注：大约摄氏二○四度）的管子，导致手部灼伤流血。但他连抱怨都不敢，唯恐遭人取笑。

若非田长霖坚毅过人，或许就会放弃学术生涯，不过他全神贯注，勇往直前。抵美一年后他就在一九五七年取得刘易斯维尔大学的硕士学位。两年后他拿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前往加大柏克莱分校的机械工程系任教。接下来的四十年他始终待在该校，很快就平步青云，陆续当上正教授、系主任、学术副校长，最后荣任校长。在处理繁忙的校务之余，他还曾设计过一款土星号（Saturn）火箭推进器，解决过美国航天飞机的隔热罩问题，而且他所进行的超绝缘（superinsulation）研究深具突破性，后来被日本的高速磁浮列车采用。

台湾移民除了把精力与企图心用于学界，在美国高科技产业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贡献卓著。人称李大卫（David Lee）的电脑先驱可说是硅谷最早的华人传奇故事之一。30在快速发展、竞争残酷的科技世界里，他之所以能够展现过人毅力，从他童年的际遇就能看得出来。本名李信麟（Sen Lin Lee）的他在一九三七年生于北平，幼年时中国正值八年抗战与国共内战，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可能遭逢骤变。

为了躲避日寇入侵与中共叛乱，在李信麟十二岁以前，他们家曾经十三度迁居，失去的财富愈来愈多。一九四九年，李家为了躲避内战而迁居台湾。年仅十二岁的李信麟身上的财物只有一身衣裤与藏在鞋里的两银元。唯恐中共入侵，李家于一九五二年离台迁居阿根廷。李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贝尔格拉诺（Belgrano）定居，他们没有做生意的门路，也不会说英语或西语，根本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急中生智之下，李家用公寓的客厅开了一家中国餐厅。李信麟的爸妈聘了一个会讲国语、西语的华人当服务生，在前头跑堂，李家大大小小则在后头忙着煮菜。餐厅的生意兴隆，没多久连卧室也被改成座位，隔年李家就用餐厅收入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最后大发利市。当时年仅十几岁的李信麟很快就学会了流利的西语，当起父亲的翻译。与卖家讲价的过程中，他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精确地翻译出来，学会了珍贵无比的经商之道，后来他觉得自己所学到的窍门和攻读MBA没两样。

李信麟从小因战乱而失学，父亲希望他能接受正式教育，具体来说是要他到美国的某间大学去读工程学位。一九五六年，李信麟前往博兹曼市（Bozeman）的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就读，在那里为了付学费他每个月必须工作两百个小时。“宿舍里的每一份差事我都干过，”后来他向某位记者表示，“打扫房间、铺床、当辅导员、备膳或洗碗──只要是你说得出来的工作我都做过。”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学的日子过得很苦，但整体来说对他算是有正面影响。一九六○年，他拿到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接着转往北达科塔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取得同领域的硕士学位。

刚开始，李信麟与一般人没两样，也是陆续到几家大公司去当工程师。一九六二年，他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的NCR公司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来转往加州圣利安卓（San Leandro）发展，进入当时全美规模第一的电子计算机大厂弗里登公司（Frieden）。他在那里设计了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的键盘，还有第一部计算机的打印机。不过，弗里登的几个员工在一九六九年离职自创魔鬼系统公司（Diablo），李信麟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在当时可说是孤注一掷之举，因为一九六○年代初期绝大多数来自台湾的移民都渴望成为教授，既有名望又生活安稳。若没有一头栽进学界，他们大都会到IBM或者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等大公司去当科学家或工程师。就李信麟的记忆所及，当时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也许不超过一千人，而且其中大都是领薪水的专技人员，而非企业家。很少华人敢自己创业。

李信麟在魔鬼系统这家新创公司里研发出第一架可以量产的菊轮打印机。由于IBM开发出来的高尔夫球打印机（ball-type printer）大行其道，全录公司（Xerox Corporation）亟欲找到能与其一较高下的产品，于是出价两千八百万美元买下魔鬼系统公司，李信麟因此赚进好几百万。全录延用他担任打印机部门主管，但却指派一位白人当他的上司──据他所说，那家伙对菊轮打印机根本一无所知。“当时业界普遍认为华裔美国人欠缺管理能力，”他回忆道，“许多公司都不想提拔华人，只想借用他们的工作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全录无法出头，于是便设法把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上司，一九七三年就辞职了。

离开全录后，同年李信麟与人一起创办奎茂公司（Qume Corporation），负责制造电脑周边设备，主要目标是开发出某种新式菊轮打印机来与全录公司竞争。到了一九七八年，ITT公司以一亿六千四百万美元买下奎茂公司，并且要李信麟留在公司负责营运发展工作。后来他升任奎茂公司的总裁，接着变成ITT公司副总裁，并兼任该公司旗下某间商务信息系统公司的董事长。

在李信麟的领导之下，奎茂公司发展成世界上规模第一的打印机公司与美国最大的软碟片生产厂。李信麟与许多华人开的制造厂密切往来，借此也帮助台湾的电脑产业发展茁壮。帮奎茂代工的三家台湾公司〔包括承包个人电脑订单的宏棋与神达电脑，帮忙制造终端机的金宝电子（金宝集团麾下还有一家泰金宝电通）］后来都成为业界龙头，让台湾蜕变为领先全世界的个人电脑与电脑周边设备出口大国。

回首前尘，李信麟发现许多来自台湾的美国移民都只敢打安全牌，避免创业，但他却倾向于──甚至渴望冒险。“时至今日我仍相信，任何人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算公司倒了，无论如何也都能找到普通工作，”他说，“家父不会讲西语，也没拿过了不起的学位，但当他在阿根廷创业时，所面对的环境远远比我们这个时代险恶。”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李信麟一样乐观。一九七○年期间，许多美国华人专业人士开始大声抱怨自己受到种族歧视，并且遭白人老板剥削。有些人觉得自己只是受到“等同于白人”的待遇，而白人压根没把他们当成美国同胞。他们深信自己无法在学界、政府机关与企业内部获得升迁，是因为受到人为因素的阻碍，某些人称之为“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译注：针对女性、少数族裔等做出的无形限制被称为“玻璃天花板”；这里所说的阻碍是针对华人而设置的，所以特别称为“竹子天花板”）。

许多人宣称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够被拔擢到公司内的次要职位。“东方学生总是如此勤奋、可靠与聪颖，但他们就像安维斯租车公司（Avis Rent-A-Car）一样，‘永远只能当老二’。华人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证明自己已经融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一九七○年秦詹姆（James W. Chin，音译）在旧金山的双语华人报纸《东西报》（East/West）上撰文写道。31

表面上看来，许多数字都可以用来反驳种族歧视的指控。一九七○年代的许多研究都显示，平均来说，美国华人的教育程度已高于白人，华人家庭的收入也高于白人家庭。但这些研究忽略了三个关键要素：首先，华人人口具有高度的地域集中性；其次，每个华人家庭的工作人口也多于白人家庭；最后，这些研究也没有考虑学历到底能为华人的专业发展加多少分，增加多少实质收益。因为大多数华人都住在生活费较高的都会精华区，所以即使收入较高，很大一部分还是必须用来缴租金与税金。〔一九六○年，美国本土有将近一半（百分之四十三）华人若非住在纽约，就是旧金山湾区，而这两处也是全美国消费水平最高的两个地区。〕还有，尽管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多于白人家庭，但那也是因为华人妇女当职业妇女的比例高于白人妇女，华人小孩打工的状况也较为普遍。

“学历”这个条件是许多华人新移民努力打拼、结果真的赢过白人之处。一九七○年，十六岁以上的美国华人男性有四分之一都有大专院校学历，但相较之下白人男性却只有百分之十三。32就硕士以上学历而言，华人的表现更是优于一般美国人口。不过，要用来评断某个少数族裔是否成功的正确标准，应该不只是看有多少人获得高等学历，而是该看他们获得高等学历后是否能在职涯中获得更多成就。但就这点而言，华人并不具优势：以当时的旧金山湾区为例，华人男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男性的百分之五十五。33

一九七○年，加州促进就业平等委员会（California State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ssion，简称FEPC）曾举办一系列听证会，这是美国史上首次针对华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在职场上遭歧视的状况进行的调查行动。那年，有五位在旧金山市政府公卫部门担任公卫稽查员的亚裔美国人声称受到种族歧视。34听证会期间，华裔美国人社群发现他们全都是加大柏克莱分校公卫学院的毕业生，但有好几个白人即使只有高中学历，也能被拔擢到高于他们的官职。其中一位亚裔公卫稽查员的笔试成绩最高，但却被指派担任最低阶的工作，理由是“他应该没有能力担任那种必须面对福斯的职务”。35

提出申诉的五位稽查员主张，口试内容非常主观，有种族歧视之嫌，而且调出口试录音带之后的确发现，口考官问的某些问题的确反映出对华人的负面印象。例如，顾锺（Chong D. Koo，音译）提及他偶尔会到雷诺市（Reno）度假，口考官亨利毕利斯（A. Henry Bliss）居然说，“我想你跟其他中国佬一样，也喜欢玩乐透。”36

加州促进就业平等委员会发现，华裔美国女性也饱受歧视。根据一九七○年的几场听证会显示，许多雇主深信“东方女性从小就被训练成在家里必须服从男性，因此是秘书的理想人选”。37那年的最高薪资等级是一万美元，但华人女性中只有百分之二﹒五赚得到那么多。整体来说，她们的平均所得只有白人男性的百分之二十七。38

《缠足》（Unbound Feet）的作者谭碧芳（Judy Yung）于书中写道，在那个年代，大家往往认为华裔女性行政人员温顺有礼，简直像“办公室妻子”，但与相同学历的白人相比，收入却较低。华裔美国女性必须加倍打拼才能获得相当于白人的认同。她发现：“事实上，我们的学历愈高，与同等学历的白人男性、女性与华人男性相较，我们的收入却差越多。”39

尽管华裔美国人很快就变成职场上公认的聪颖与勤奋员工，但大家普遍都认定他们不愿争取权力，对管理阶层职缺没有兴趣。对许多人来说，与其说这种刻板印象是对于华人的歧视，不如说这阻碍了他们在职场上的升迁，于是华人在发现了这种现象与他们因此而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之后，便决心要解决问题。

一九七○年代期间，一群华裔美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成员在贝尔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公司内部的研究，结果显示管理阶层中的亚裔美国人很少。40在贝尔实验室里工作的少数亚裔美国人主管大都占有较低的职位。于是这群人发起了“亚裔美国人权益促进会”（Asian Americans for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组织，简称“4A会”，其宗旨是改善美国大公司管理高层中很少有亚裔美国人的问题。

研究结果发表后，某些白人高层主管感到非常讶异，因为他们压根没想到华裔与亚裔员工会想要争取公司高层职务。目前已在朗讯公司（Lucent）担任副总裁的许卡尔是当年“4A会”的发起人之一，他说许多白人高层主管认定亚裔美国人只要有技术性工作可做就心满意足了，一点也没有争取升迁机会、成为公司高层主管的企图心。

许多来自台湾的华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刻板印象，理由之一是他们自己对于挑战权威本来就有一种根深柢固的焦虑感，他们的许多白人同事都看得出来──但这种焦虑感其来有自。许卡尔回忆道：“我们大都非常害怕遭到管理阶层报复。”41尽管有些时候只是他们多虑了，但“4A会”的某些成员的确担心管理阶层会怎样“对付”他们──他们深信这是某种本能反应，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九五○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任何人只要批判国民党很快就会遭殃。许卡尔表示，某些人因为惹上颠覆政府的罪嫌，而在半夜失踪了，从此生死未卜，音讯全无，别说接受一般法庭审判，就连军事法庭都免了。尽管这些来自台湾的华人如今已进入美国的大公司工作了，故国已远在千里之外，白色恐怖也是前尘往事，但许多人还是无法摆脱早年的本能反应，骨子里仍以为自己只要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甚至只是摆出不愿服从的姿态，就会遭受严厉报复，甚至小命不保。

一九七○年代初期，因为国际政治风向的改变，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面临严峻考验。一九六○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核武国家的行列后，国际社会对其心生厌恶之余，也对其敬畏了起来。很快的大家已经把它当成具有威胁性的军事大国，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再把中共视为叛乱团体，而是合法政府，陆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尼克森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世界现况”（State of the World）演说中提出联合国应该提供一个席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也承认台湾。可以预期的是，支持台湾的美国人纷纷愤怒大骂尼克森。亲国民党游说团的意见领袖之一陈香梅声称此举“比背叛忠实盟友更糟，简直是误判时势，刚愎自用”。42这提议让陈香梅震惊不已，她痛骂尼克森：“总统先生，如果你决定背弃台湾，那等于向整个自由世界宣告，你们再也不能仰仗美国的支持了。”43

不过，这些抗议无法逆转历史的巨轮。联合国不仅同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甚至让它在安理会中享有一席之地，并且把中华民国驱逐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这更让中共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合法性。在这次全球媒体瞩目的访问行程中，美中两国外交官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美国也承诺从台湾撤军，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进行贸易交流，推动美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如今，任何旁观者都很难想像美中两国宣布创建友好关系后，台湾有多恐慌。国民党政府向来认为台湾之所以没有遭并吞，关键在于始终享有美国的承认──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股能够阻止中共攻打征服台湾的力量。台湾政府与民间都深信，若失去了美国的公开与强力支持，将会引发中共犯台。

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许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华人愤怒不已，纷纷发起示威抗议。照片中一个名叫“自由中国之友”（Friends of Free China）的团体在新年期间于旧金山焚烧旗帜，借此展现对台湾的支持。然而，由于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冷战结束了，随即又打开了另一波新的华人移民潮。（照片来源：AP/Wide World Photos）

但尼克森的历史性访华行程结束后，他的政治威信却因为“水门案”东窗事发而一落千丈。尼克森在白宫里关于水门案的谈话录音带曝光，他亲自干预司法的“罪证确凿”，还没等到众议院对他进行弹劾投票，尼克森就已经先行辞职下台。尽管尼克森访华令台湾痛恨他，引发广大批评，但他下台的决定仍让许多台湾人感到困惑。“水门案期间，我们实在不懂尼克森为何必须辞职，也不懂为何一位总统想要掩盖自己的丑闻会让美国人那样大惊小怪。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家常便饭吗？”一九七○年代末期才离台赴美留学的奥斯卡奖大导演李安表示，“但美国不一样，因为它是个还很年轻的国家，在各方面仍很天真。”44

台湾的未来在一九七○年代变得危如累卵，不仅是因为尼克森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此时美国政府也开始重新思考亚洲的冷战政策。越南战争已成为让美国尴尬的烫手山芋。过去十年来，全球最有权势的美国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装备与人力投入越南，与那些第三世界的农村游击战士对抗，结果被打败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尼克森总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对手，连任成功，不久后美国便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与北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约》（Treaty of Paris），双方约定让南越保持独立国家的状态，而美军将会全面退出越南。不过，水门案爆发后北越意识到美国将不会履行协约内容，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派兵南侵，攻取南越首都西贡市。电视台新闻画面播出美国派直升机把大使馆人员撤出的景象，只见许多惊慌失措的南越民众死抓着直升机的降落架不放。许多台湾人深恐台湾将会是下一个遭美国背弃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台湾人最可怕的梦魇成真。卡特总统（Jimmy Carter）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三十年前定都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愤填膺的台湾群众焚毁卡特的人像，甚至把一地的花生踩烂，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有多痛恨卡特总统──因为卡特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佐治亚州农夫。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华府喜洋洋地庆祝大使馆开张之时，国民党政府的驻美使馆却遭贬抑降格，往后只能改称“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政府官员在华府遭到刁难甚至外交职权完全被剥夺的新闻传回台湾后，全岛陷入绝望低迷的氛围中。

中老年国民党官员争先恐后地离开台湾，到美国与儿孙团聚。但他们并非唯一一批受到世界局势影响的华人。过没多久，从一九八○年代开始，随着美中关系解冻，美国与中国大陆将会展开一连串公开交流，把原来阻隔在两国之间的竹帘扯碎，为一波新的移民潮揭开序幕。＊

1　请参阅：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 299.

2　请参阅：Franklin Ng, p. 10.

3　请参阅：Anna Chennault, The Education of Ann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0), p. 92.

4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74), p. 45.

5　请参阅：Leslie Chang, Beyond the Narrow Gate, p. 18; Stella Dong, Shanghai, 1842-1949, p. 288; 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10.

6　请参阅：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ly 24, 1995.

7　请参阅：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p. 326.

8　请参阅：Ibid., p. 327.

9　请参阅：Ibid., pp. 145, 330.

1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Dick Ling, December 27, 2000.

11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Carl Hsu, February 28, 2001.

12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Ching Peng, December 27, 2000.

13　请参阅：Sayling Wen and Chi-chung Tsai, Taiwan Experience: How Taiwan Transformed Herself from Economic Difficulty to Economic Boom (Taipei, Taiwan: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p. 24-25.

14　请参阅：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p. 328.

15　请参阅：Ibid., p. 325.

16　请参阅：Sayling Wen and Chi-chung Tsai, p. 58.

17　关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故事，请参阅：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p. 374; Chun-Chieh Huang and Feng-fu Tsao,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thesda: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18　请参阅：Sayling Wen and Chin-chung Tsia, p. 45.

19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Ying-Ying Chang.

20　请参阅：蔡能瑛，〈旅美主妇话家常〉，收录在黄明惠编，《旅美散记》，正文书局（台北：一九七一年），页三四──三五；转引自：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Land without Ghosts, p. 219.

2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Cheng-Cheng Chang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22　请参阅：E-mail from Albert Yu to author, March 13, 2000.

23　请参阅：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15.

24　请参阅：Ibid., p. 15.

25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p. 45.

26　请参阅：Chia-ling Kuo: Chia-ling Kuo, “The Chinese on Long Island: A Pilot Study,” Phylon 31:28 (1970), pp. 80-89；转引自：Ting Ni, ”Cultural Journey,”p. 185.

27　请参阅：Chia-ling Kuo, p. 286; Ting Ni, pp. 186- 87.

28　请参阅：“Orientals Find Bias Is Down Sharply in U.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70；转引自：Cheng-Tsu Wu, ed., ”Chink!,” p. 220.

29　关于田长霖的生平，请参阅：Kate Coleman, ”Reluctant Hero,” San Francisco Focus, December 1996.

30　关于李信麟的生平，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David Lee.

31　请参阅：“Orientals are inordinately industrious”: James W. Chinn, EastlWest, December 2, 1970；转引自：Cheng-Tsu Wu, ed., ”Chink!,” pp. 231-37.

32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p. 472。到了一九七○年，四分之一的美国华人男性拥有大专院校的学历，这是全美国平均数据的两倍。请参阅：Him Mark Lai, in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p. 266.

33　请参阅：Ibid., p. 472.

34　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p. 215, 232, 233.

35　请参阅：Thomas Yang Chin and Shirley Takemorei, Third World News, December 7, 1970；转引自：Cheng-Tsu Wu, ed., ”Chink!,” p. 232.

36　请参阅：Cheng-Tsu Wu, ed., ”Chink!,” p. 237；原文出处为：Kai M. Lui, letter, East/West: The Chinese American Journal, September 1, 1970.

37　请参阅：Frank Quinn,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hearing transcript, December 10, 1970, p. 38.

38　请参阅：Pauline L. Fong,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October 9-11, 1980, San Francisco.

39　请参阅：Judy Yung, Unbound Feet, p. 288.

4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Carl Hsu, co-founder of 4A, Asian Americans for Affirmative Action; “The Founding of 4A,” 4A Newsletter 1:1 (January 1979); correspondence of Ron Osajima, co-founder of 4A, to author, February 18, 2001; “Request for a Comparison Study of White Males and Asian Americans,” Bell Labs memorandum, July 22, 1977.

41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Carl Hsu.

42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81; Anna Chennault, The Education of Anna, p. 242.

43　请参阅：Anna Chennault, p. 236.

44　请参阅：Jennie Yabroff,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Salon, October 17, 1997.

＊　译注：这章的英文标题虽为“Taiwanese Americans”，但其实并非所谓“台裔美国人”，而是包括一九四九年后迁居台湾（或在台湾出生），接着又移民前往美国的外省人。作者张纯如祖籍江苏，她的父母都在大陆出生，来台后在台大毕业，随即前往美国读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张纯如在纽泽西州出生。

第十七章

竹帘升起：中国移民与少数族裔模范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心脏病发作，病情严重，瘫痪了几个月。该年九月九日，他结束了充满传奇、几乎被捧为神话的人生，与世长辞。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后来登上如日中天的统治者宝座，享有无法挑战的权威，把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已蜕变为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但毛泽东的地位与现代皇帝无异。

共党高层以国葬之礼送毛泽东最后一程，其规格之豪华堪比皇帝丧礼。中共政府宣布举国哀悼八天，将毛泽东遗体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供民众瞻仰，陆续前往的人数超过百万人，随后将遗体安厝在广场南侧的巨大陵墓，也就是毛主席纪念馆里。

在当时，表面上看来是举国同哀，但许多中国人私底下却有松了一大口气的感觉。张戎在其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里写道，她得知毛泽东死讯时“内心感到欢欣鼓舞，一时之间却觉得有点茫然。但我的本能马上警觉到身边的人全都在嚎啕痛哭，我也得表现出悲伤的模样才不会有问题。”1

尽管毛泽东几乎已被神化为中国人民的救星，但事实上他当政的那二十几年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年代之一，除了连年饥荒导致哀鸿遍野，逆行倒施的暴政更是随处可见。为了让中国快速地工业化，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强推“大跃进计划”，计划失败后饥荒导致几千万人饿死。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间毛泽东誓言要帮中国“破四旧”，也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岂料他的青少年护卫大军红卫兵却毁了许许多多无价的中国文化资产，将图书馆、博物馆洗劫一空，破坏佛寺，许多珍贵书籍、档案与历史文物全都付之一炬。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到了毛泽东辞世时，中国各地许多建筑已成断垣残壁，举国工业凋零，知识水平倒退。从文化上来看，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处在于，当全世界都把科技发展当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时，文革世代的中国青年却变成失学的一代，未受过正规教育。一九八二年，中国进行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严峻的结果显示，全国有一半人口若非文盲，就是识字有限。2

毛泽东的死让后继者邓小平有机会帮中国止血疗伤。在邓小平统治下，中国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发展一种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邓小平扬弃了过去中国乡间的人民公社，允许农民保留缴税后的收益。务实的邓小平看重专业更甚于意识形态，这从他那一句名言就可看出端倪：“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企业活动开始大行其道，让当时积弱已久的工业开始发展，往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每十年就翻倍。中国农村不再像过去那样浪费盛行，效率不彰，很快就生产力大增，接着进入中国前所未见的普遍比较富庶的时代。包括以前的农夫在内，许多人的财富足以兴建广厦豪宅，连俗称“小耳朵”的卫星天线都有。少数人甚至买了私家飞机。大家都把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奉为圭臬，由此也可以窥见整个国家已经准备好走上一条新的经济道路了。

邓小平也开放中国，迎向世界。一九七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创建正式外交关系，打开美中友好的新时代。隔年，里根（Ronald Reagan）以压倒性胜利入主白宫，本来在冷战期间他向来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岂料在上任后他的行政团队竭力与冷战期间两大对手（即中苏两国）破冰，创建友好关系，令许多批评里根的人跌破眼镜。

里根政府与邓小平当权下的中共政权在一九八○年代期间签署了许多历史性协议，借此促进两国之间的科学、科技与文化交流。中国大陆的学生深知，若能喝点美国的洋墨水，未来即使不留在美国发展，回中国也是前途光明，于是对留学的机会趋之若鹜。一股“留美热潮”旋即席卷全中国，许多学生开始参加“托福”考试〔托福是“非英语语系英语能力测验”（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简称，是想要到北美或其他英语系国家留学的各国学生都必须参加的英语学力测验〕，每逢外国学者到校访问也会积极与他们接触。3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前，冷战时代美国大多数的华人留学生都是来自台湾。因为一九六五年《移民法案》通过，每年华人能够申请赴美的限额早已提升为两万人，不过申请者大都为台湾的华人（译注：包括本省人与外省人）。美中建交后，美国政府把华人申请赴美的限额加倍，中国大陆与台湾各自获得两万个名额。4此外，香港的限额则是分开计算，每年六百人，后来一九八七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把限额扩增为每年五千人。历经数次修正之后，每年能够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华人移民已经在四万人以上。

而且，若是取得学生、外交官与观光客等各类特殊签证者前往美国，也不在上述的四万多位华人移民的限额里。到美国定居后，许多不在限额内的华人移民申请改变身分，先取得永久居留权，继而成为美国公民。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已有超过八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学生等知识份子曾经赴美，形成美国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波华人学者移民潮。5

在邓小平与里根政府签署协议后，毛政权将近三十年的隔离主义从此走入历史，但就在外交活动促使中国升起竹帘迎客的同时，中美双方访客刚开始前往太平洋彼端造访之际，难免会遭逢一些胆战心惊的际遇。邓小平上台以前，很少美国华人有办法得知祖国的真实状况。偶尔某些访客有机会造访中国，所有的行程都是经过中共政府精心安排。一九七○年代期间，只有少数地位显赫的美国华人获准造访大陆，为了博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好印象，中共政府旋即从劳改营与监狱释放了很多学者。通常只要有某位美国华人造访，某人甚至某个家庭的命运就会在一夜之间翻盘。例如，一九七一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赴中国访问期间，表示想要见见老朋友，中共官方就释放了向来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邓稼先。6后来，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决定到中国大陆走一走，中共政府才急急忙忙将关于他家的一切恢复到遭红卫兵破坏前的原貌。7（袁家骝的祖父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领袖，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当上总统，接着又曾于死前短暂称帝。文革期间袁家惨遭迫害。没想到袁家骝突然从美国返中，从此改变袁家人的命运。总理周恩来直接下令要求地方官员把先前充公的宅院归还给袁世凯后裔，甚至帮他们升职。（不过，因为袁世凯墓曾遭红卫兵以炸弹毁损，无法及时修复。）8

不过，随着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未经中共擦脂抹粉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惨况也就渐渐曝光了。某些滞美学者（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后决定留在美国的华人知识份子）开始有机会得知他们的同学在国共内战期间回到中国后的人生际遇。电脑大亨王安曾回忆道，他在哈佛大学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一半都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决定返回中国定居。9几十年后他发现其中有些人在中共政府内部位居津要，但也有人在文革期间殒命。

另一位滞美学者杨曹文梅（Linda Tsao Yang）则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四十周年同学会上与某些留美同学重逢，其中几人目光低垂，向她表示家人曾经惨遭迫害，连孩子们读书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她说她永远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悔恨”，而且令她刻骨铭心的是，那些人选择回到毛泽东统治的中国，“不但毁了自己的前途，也断送了子孙的未来。”10

就在这些新发现让许多美国华人感到震惊不已的同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迁居美国的新移民也觉得新环境有很多令人惊诧之处。有些人曾经误以为美国是个地大物博的桃花源。梅里强（Let Keung Mui，音译）的家族原本住在华南地区，一九三○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曾经捱过“只能吃野菜与草根”的苦日子。11中共上台后日子也没比较好过。常有人为了争抢食物而大打出手，他最心爱的女儿也服毒自尽身亡。一九七九年，某位定居纽约的兄长帮他申请到移民纽约的许可，他只感到满心雀跃不已。“美国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他回忆道，“以前常听人说，美国的住屋地板上铺着黄金，以钻石为窗饰，处处高楼广厦，白人个个都有七呎高，留着红色八字胡。”

但真实情况截然不同。到了梅里强与家人搭机前往纽约时，他发现美国根本不是什么桃花源。“先前常听人说美国有多好，但在那当下我觉得都不是真的。我认为自己好像去错地方了。”他的兄长在中国城帮他觅得一处居所，是个破破烂烂的公寓，天花板快塌了，而且屋里只有三个窗户。住在那里只有一种寒冷又孤单的感觉，真的就像中国有句谚语说的：所有住户全都“自扫门前雪”，而且每到晚上听见邻居锁门的声音，他总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

某个开制衣厂的子侄在厂里帮他安插一份差事，梅里强总是得长时间工作，九点后下班可说是家常便饭，而且常常做到半夜，每周工作六天。工作不但辛苦，薪水也很低，而且尽管他是老板的亲戚，却未获得任何差别待遇。接着他表示：“我非常生气，所以打算不再依赖他们，开始自己找工作。”没多久他就找到一份餐厅厨师的工作，薪水远比先前高，然后又去某家面条工厂当机械操作员。他必须每天在工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每周上班六天，就这样过了五年，他才攒到足够积蓄，在纽约皇后区买房子。不过他对自己的生活还是充满失望。后来他向一位访谈人员表示，希望他的子孙可以不用过他那种日子，不用像他那样一辈子受苦受难。

其他中国人看到的美国则截然不同。一九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供两年奖学金给少数几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刘宗仁前往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就读，在政府支助之下有幸不用工作。不过他还是觉得美国人太过浪费，挥霍成性的物质主义盛行。到了伊文斯顿市（Evanston）之后他发现自己投宿的客房里居然有六盏灯（他说，当时他觉得很纳闷：“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六盏灯呢？”），就劝戒屋主应该要努力节电。12某次他在密歇根湖湖畔看到有个美国人拿着金属探测器，那景象也很令他震惊。得知那探测器要价一百美元后，他大声惊叹：“用一百美元买来的机器去找价值几毛几分的硬币！美国佬可真奇怪。”13

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过富足，刘宗仁总觉得他不可能成为美国人。一九八二年，就在他返回中国大陆不久前，他看了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执导，描述外星人受困于地球后与某个小男孩成为朋友的卖座钜片《外星人》（E. T.）。“我喜欢《外星人》这部片，但理由可能是大多数美国小孩都意想不到的。”后来他在书中写道。他的许多美国朋友都像片中那外星人的朋友们一样，“他们尽力帮助我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但很少人了解我，或者懂得我为何没办法融入美国社会，也不知道我为何比较喜欢住在比较穷的中国，以较为简朴的方式过日子。”14

为何新一批中国移民的印象与实际体验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一九八○年代期间，政府大幅削减最高收入族群的所得税税率，导致贫富差距骤增。那是美国富人备受艳羡的年代，极富与赤贫之间的对比堪称镀金时代与“咆哮的二○年代”（Roaring Twenties）以来之最。那也是整个华尔街贪婪成性，沉迷金钱游戏的年代。麦可．米尔肯（Michael Milken）与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等大亨因为收购与并购公司而成为亿万沃尓沃，而且通常会使出违法策略与内线交易等手段，漠视公益，也完全不顾某些劳工会因为这些交易而失业。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最有钱族群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例几乎翻倍成长，15美国前四百名沃尓沃的身价几乎增长为三倍。16一个由都会专业人士组成的年轻阶层也在这个年代崛起，他们通称为“雅痞”（yuppies），生活习惯以炫富为特色，信用消费是他们惯用的购物模式。

与此同时，因为联邦政府大砍社福制度的预算，许多刚在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浮现的新问题愈演愈烈。资本家不事生产，只靠买空卖空就可牟取暴利，实业凋零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中产阶级丢了工作。持续落没的都会区成为毒窟，高成瘾性快克古柯硷氾漤成灾。而爱滋病这种新型致命传染病之所以太晚被世人发现，可能是因为公共卫生的预算遭大幅缩减。〔对抗爱滋病的先驱是来自台湾的华裔美国科学家何大一（David Ho）。一九五二年，他出生于台湾台中市，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洛杉矶。取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后，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决定致力于研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疗法。何大一是世界知名爱滋病研究机构艾伦．戴蒙爱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位于纽约）的创办人兼所长，他研发出得以抑制HIV的“鸡尾酒疗法”，在医界发现长久以来使用的药物──叠氮胸苷（AZT）无效后，这让病人燃起一线希望。为了表彰何大一的革命性发现，《时代》杂志曾于一九九六年以他为封面人物，而且选他为年度风云人物。〕尽管这是个经济扩张的年代，如今回想起来是如此纸醉金迷，但无家可归的人口在当时却持续增加，少数族裔的下层阶级成员遭逢新的绝境。

一九八○年代也是个国债飚升的时代，美国从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国家的财富大都流入德国与日本的投资客手里。日本汽车业与美国截然不同，向来强调小而美，非常可靠且油耗非常低，在七○年代的能源危机中趁势崛起。反观美国汽车业一直都是垅断产业，而且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产品性能、安全性与耐用度等方面不求竞争。当美国消费者意识到日制汽车比较安全耐用，而且油耗又低，美国汽车产业就开始进入衰退期，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日益增加。

尽管美中关系已经解冻，美国某些地区的民众对亚洲人的怒火却仍烧个不停，但理由与中国完全无关。当时社会福斯普遍感觉到日本人（或者说所有亚洲人）是美国种种问题的根源，因为亚洲人以较低工资抢走工作，才会导致美国人失业。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华裔美国作家谢汉兰（Helen Zia）曾在一些底特律汽车厂工作，后来致力于社运，以凝聚中下阶层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为职志，她表示：“许多底特律的大企业老板、政客与意见领袖都把美国的经济萧条归咎于日本人。”17她认为这个现象可以从“底特律的许多汽车保险杆贴纸看得一清二楚”。有一张贴纸上面写着，“别忘了珍珠港，还有本田与丰田。”另一张则是：“美国人失业──日本造成的。”18但事实上，美国制汽车之所以遭市场淘汰，当然是因为管理阶层的策划与设计能力不彰，而不是输给了亚洲的廉价劳动力。并不是因为日本工人的薪水偏低，而是因为日制汽车品质比较好。

一九八二年六月，底特律某家上空酒吧里一对汽车工人父子误以为洗衣店老板陈炳兴的养子陈果仁（Vincent Chin）是日本人〔译注：本书第十三章结尾处曾提及华裔美军人员在战后可以带中国新娘回美国，事实上陈果仁的养父陈炳兴（C. W. Hing）就是透过这种方式与他的养母陈余琼芳（Lily Chin）结婚，带她回美国定居的。后来由于夫妇俩膝下无子，于是决定在一九六一年领养当时已经六岁的战争孤儿陈果仁〕，盛怒之下持棒球棍将他殴毙。二十七岁的陈果仁是名工程绘图人员，当时即将结婚，与三位朋友到那酒吧去是为了进行最具美国味的婚前仪式：“脱单派对”。凶手罗诺．艾本斯（Ronald Ebens）与其继子麦可．尼兹（Michael Nitz）都是失业的白人汽车工，他俩在酒吧里开始挑衅陈果仁与他的朋友们。他们骂陈果仁是“日本鬼子”，还咆哮道：“我们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狗杂种才丢了工作！”一阵辱骂后双方开始大打出手，后来他们被酒吧经理撵走，但艾本斯与尼兹从汽车后车箱里拿出一根棒球棍，在大街上追打陈果仁。二十分钟后陈果仁在一家麦当劳前被他们拦下，尼兹把他的双臂往后扳，任由艾本斯用棒球棍打碎他的头骨。亲友们本来要参加陈果仁的婚礼，没想到却变成去参加葬礼。

艾本斯与尼兹被控二级谋杀罪，结果他们与检察官进行认罪协商，宣称自己犯下过失杀人罪。在当时社会充斥的排外氛围之下，韦恩郡（Wayne County）巡回法院法官查尔斯．考夫曼（Charles Kaufman）显然不愿犯众怒，只判了他们三年缓刑，分别只需缴交三七五○美元罚金即可。他们根本连监狱大门都没进去过。死者养母陈余琼芳哭诉道：“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司法制度？”19“会发生这种事只因为我儿子是华人。如果两个华人杀了白人，他们肯定要坐牢，而且被判的也许是无期徒刑……这个国家真的有问题。”很多人都感到义愤填膺，某个华裔美国人大声痛骂：“这个年头，三千美元就连一辆好一点的二手车都买不到，但却可以买到华人的一条命。”20

怒火中烧的华裔社运人士发起“为陈果仁伸张正义委员会”（Justice for Vincent Chin Committee）的组织，促使美国民权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介入调查。结果联邦政府对艾本斯提起公诉，罪名是因为种族仇恨的理由而侵犯陈果仁的人权。重新审判后艾本斯被判二十五年徒刑，但却又遭上诉法院驳回。陈果仁的养母陈余琼芳深感受到司法体系背叛。“我真不懂美国怎会发生这种事，”痛心疾首的她表示，“我丈夫生前曾为国家卖命打仗。我们向来也都老实纳税，认真工作……我以前真心喜爱美国，但这件事让我愤怒不已。”幻灭的陈余琼芳从此返回祖国中国定居，远离伤心地。21

陈果仁（Vincent Chin）惨遭两位底特律失业汽车工谋杀后，激怒了美国华人社群。这齣悲剧驱使某些华裔美国人投身政治事业，为华人社群发声。（照片来源：Corky Lee）

这悲剧唯一的正面效应是让华人社群（无论是新移民或者在地华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突然间大家发现，只要他们生就一副亚洲人脸孔，全都可能成为遭人攻击的对象。陈果仁的凶杀案激怒了华人族群。华裔美国公民联盟（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成员冯哈洛（Harold Fong，音译）在旧金山的某个聚会上表示：“我一听到陈果仁是因为种族仇恨的原因而遭人攻击致死，就感到愤怒不已。”22王乔治（George Wong，音译）则指出，“《排华法案》是在一八八二年通过的，不是一九八二年。但陈果仁还是在一九八二年被杀了！”23许多人在陈果仁遇害后示威抗议、制作影片，这案件也催生了新一代的华人社运人士，以凝聚同胞们的政治力量为己任。多位华人社群的人权领袖就是因此投身社运事业，包括《亚裔美国梦》（Asian American Dreams）一书的作者谢汉兰，还有洛杉矶亚太法律中心（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的执行长郭志明（Stewart Kwoh）。

陈果仁凶杀案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媒体大幅报导，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真的变成容不下华人，他们的处境危险无比。一百年前，在《排华法案》的激化之下，各地的反华暴动曾经造成几十名华人遇害，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导，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无辜牺牲的几十条人命，不如说美国社会只是将其视为冷冰冰的数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华人社群对于美国社会已有较高的期待，而且他们也已经学会该如何把同胞蒙冤遇难的情况广为宣传。七年后，当另一名华人同样因为种族仇恨而遇害，有鉴于陈果仁的悲剧，社运人士已经学会了教训，知道该怎样用政治力量来动员。24

卢明海（Ming-Hai Loo，音译；又称 Jim Loo）是来自中国的二十四岁移民，为了读大学而在餐厅工作存钱。25一九八九年，卢明海与几位越南朋友在北卡罗莱纳州罗里市（Raleigh）的某家台球店打球，两个白人无故开始推挤他们。罗伯．皮榭（Robert Piche）与弟弟洛依．皮榭（Lloyd Piche）辱骂他们是“清狗”、“越南狗”，甚至把越南战场上大批美国人捐躯的旧帐都算在他们身上。“我不喜欢你们，因为你们是越南人，”洛依．皮榭说，“我们的弟兄们去了越南却永远回不来。”26他还威胁道，“今晚我要把你们都干掉。”经理把皮榭兄弟撵出去，但他们在外面等待，等卢明海等人走出来才发动突袭。罗伯．皮榭用手枪朝卢明海的后脑勺重击，导致他跌倒，头部撞在酒瓶上，结果被碎玻璃片刺穿脑部送命。

刚开始洛依．皮榭只被判定犯了两项小罪，包括伤害未遂与行为不检，兄长罗伯则是遭该州法院判定二级谋杀罪成立，还有一项用致命武器攻击的罪名，总计三十七年有期徒刑。但华人社群注意到卢明海之死与陈果仁一案之间的相似性，展开游说行动，要联邦政府介入。

美国政府介入后，改以联邦法院审理此案，结果洛依．皮榭遭改判四年徒刑，并且必须支付被害者家属两万八千美元赔偿金。

但一九八○年代某些华人的凶杀案并非由白人犯下。就在美中外交关系稳定改善之际，国民党政府的表现愈趋激烈，希望能完全掌控人在美国的所有台湾知识份子。例如，一九八一年曾发生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陈文成教授返台探亲却离奇死亡的命案。他因为学生时代参加过一些政治聚会而遭国民党当局侦讯，不久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死因看似从高处跌落。尽管此一冤案可能永远都破不了，但许多在美华人都深信这是国民党特务干的。27

三年后另一件命案再次震惊来自台湾的在美华人社群。一九八四年国民党政府所属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汪希苓派遣一群台湾的竹联帮份子前往加州戴利市（Daly City），到刘宜良家中将其处决。起因是刘宜良写了一本未经当局授权的《蒋经国传》──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当时已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大位。尽管刘宜良生前的身分也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单纯（显然他是个三面间谍，周旋于美中台三方之间），但最令美国华人社群与台湾知识份子阶层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国民党居然可以在美国进行暗杀行动，如入无人之地。28

许多华人发现，尽管人在美国还是有可能遭国民党政府报复，于是转而把精力投注在发展实业上，远离政治纷扰。他们的家庭大都因为国共内战而逃往香港、台湾或美国，曾亲眼目睹政治上“成王败寇”的风险。其中很多人的爸妈从小就谆谆告诫他们，如果想在他乡异国赚大钱，一定要看准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且不需要高超的英语程度，也不用靠关系。显然他们眼前就有一条康庄大道，也就是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

个人电脑（PC）在一九八○年代掀起了一波产业革命，从一开始许多在美华人就扮演着革命先锋的角色。一九八○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后来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林杰屏（David Lam）创办了林氏研究公司（Lam Research），该公司制造出史上第一台用来生产晶圆的全自动等离子蚀刻机。29他的公司后来发展成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品牌。一九八七年，生于南京、移居台湾后又前往加大柏克莱分校取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的王宁国，与其他人协力研发出一款多腔体晶圆生产系统，让晶圆制造过程中最复杂的两道程序可以合而为一，借此改变了积体电路的制程。30

从台湾移民美国的杜纪川与孙大卫因为记忆体模块而成为亿万富翁31，陈丕宏的致富之道则是研发软件。32王嘉廉幼年时跟着曾任上海最高法院法官的父亲王健迁居纽约，后来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公司──组合国际电脑公司（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在曼哈顿地区提供廉价的电脑服务，曾经必须靠信用卡借款才撑得下去。33但在二十年内这家公司发展为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独立软件制造商，其企业帝国版图遍布五大洲二十几个国家。

一批华人移民在一九八○年代崛起，成为新富阶级。就在中国在政治上渐渐获得美国撑腰之际，许多家境较好的台湾与香港华人深恐中共很快就要接收台湾与香港了，于是悄悄地寻找新的安乐乡。他们开始移民美国各大城，同时也带来了庞大资金。许多华人企业家带着家人迁入美国各地只有白人居民的社区，但也有人选择在某些地方聚居落脚，形成新的华人社区，而且地点大都在加州。大手笔投资房地产、银行、餐厅、购物中心以及华语报纸之余，他们的居住地也形成新的华人富商聚落，后来有“郊区中国城”之称。这些聚落的华人居民背景各异，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社会学家李唯（Wei Li）把他们居住的市郊社区称为“族裔郊区”（ethnoburbs）。34在这些封闭的聚落里，许多居民都是利用华裔身分成为商业掮客，帮港、台的金主与东南亚的华人人才配对。“比方说，我是越南华人，”某位记者解释道，“你是台湾或者新加坡，或是香港的华人。我需要钱，需要你用钱来赞助我的生意。……你有钱，不过你不懂要怎样经营我的事业。所以你调查了我的信用状况，也四处打听。……也许你就投资我，跟我合伙，或者借钱给我，我付你利息，六个月后还钱。这一套是可行的，因为我们都是华人。”35

洛杉矶郊区的蒙特瑞公园（Monterey Park）就是个有钱华人的聚落，向来有“华人版比佛利山”（Chinese Beverly Hills）之称。快到二十世纪末时，蒙特瑞公园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华人，36附近阿尔罕布拉（Alhambra）与圣马里诺（San Marino）两地的华人人口也已超过四分之一。37过没多久，南加州一个叫做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的地方则成为全美华人人口最多的郊区聚落，华人数量甚至超过许多美国大城的中国城。38

因为华人新移民的数量实在太多，导致某些白人认为这是庞大外国势力入侵的现象。蒙特瑞公园某位白人居民向《第一个郊区中国城：加州蒙特瑞公园的重建》（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一书的作者方提姆（Timothy Fong，音译）抱怨道：“我有一种置身外国的感觉，”还说“这里不再让我有一种家乡的感觉。”39另一位居民则是说：“我待在自己的家乡，但却觉得像是个外地人。”40有些车辆上的保险杆写着：“可以拜托最后一位离开蒙特瑞公园的美国人把国旗带走吗？”一九八六年，蒙特瑞公园的某家加油站也挂出同样的标语，还挂着一张上面画着两个丹凤眼的图片。41

反华笑话也开始流传了起来，例如提到某些老人穿着睡衣逛大街，还有出现了一些开车横冲直撞的驾驶人。42一张保险杆贴纸上写道：“我开车去蒙特瑞公园──没出车祸。”蒙特瑞公园被封为“全世界汽车擦撞发生率最高的城市”，而该市的大西洋大道（Atlantic Boulevard）更是有“自杀大道”的谑称，以至于白人居民声称“应该禁止华人开车”。不过，在这些嬉笑怒骂背后，白人是怒火中烧的，而这也反映出他们忌妒那些常常公开炫富的华人新移民。等到当地报纸《蒙特瑞公园进步报》（Monterey Park Progress）宣布报纸将会加印华文专刊，当地几家电影院居然遭有心人士攻击破坏，砸烂了窗户，在入口遮篷上泼漆。43

对于新移民怀有敌意的蒙特瑞公园居民并不限于白人，也包括当地的华裔美国人。在移民潮出现之前，直到一九七○年代初期，当地的华人人口主要是年轻的专业人士，通常是高薪的工程师，社会地位较高且生活方式低调保守的中上阶级美国华人。他们和白人邻居一样，没料想到居然会来了这么多港台生意人，讲话速度飞快，经商手法快狠准，而且将城市的街道变成一个粗俗的展示场地，每个人身上都是珠光宝气，穿著名牌西装，豪宅全都经过细心打造装潢。新移民让那些没本钱炫富的人感到怒火中烧，觉得炫富行粗鄙不已的人也有同感。“刚开始是那些炒房炒地的人来了，接着是开贸易公司的、大投资客，都是一些带着数十万美元现金的家伙，”吕威利（Wesley Ru，音译）回忆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賓士汽车，接着去找房仲看房子。”44

邻居被这些华人暴发户惹毛的另一件事，是他们的小孩在学校的表现太抢眼。美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愈来愈明显，华人优越的学术能力是导致白人感到焦虑的另一个原因。

到了一九八○年代，华人小孩已经不用再担心教育机会遭到剥夺了。在一代又一代民权斗士的争取之下，美国的种族隔离学校体系已走入历史，许多公立学校与公立图书馆都是由联邦政府出资，即使那些最贫穷的华人移民也能让小孩上学。与此同时，新的华人专业人士阶级崛起，他们有些是早期华裔美国人的子孙，也有教育水准与社会地位较高的华人新移民。这些族群的小孩从小就生长在精华地带，像是白人人口居多的郊区或大学城。他们的家长都是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或医师，并非需要小孩帮忙照顾家庭事业的洗衣店或餐厅老板。这些专业人士往往在教育费方面花钱不手软，送小孩到一流学府就读，让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读书，取得优异成绩。

此时，无论是那些上流社会子弟专属的私立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像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格罗顿学校（Groton）与迪尔菲尔德学院（Deerfield）等，或者是只录取资优生的公立学校，例如布朗克斯科学中学（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纽约史岱文森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与旧金山洛尔中学（Lowell High School）等，都有大批华人学生就读，而这些学校都是能够申请到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有利跳板。很多华人学生每逢暑假都会去参加史丹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名校为资优生举办的夏令营。到了一九八○年代，华人进入常春藤名校，还有赢得西屋科学奖〔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现已改名为英特尔科学奖（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都已是家常便饭，而且人数众多。

华人移民社群已经不把学业表现优异这件事当成奢望，而是对孩子们最低限度的要求。加州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吴兆麟（Franklin Ng）透过研究发现，台湾移民对小孩的要求都非常高，在书中他揭露了一则流传于台湾移民社群里的笑话：

“怎样的台湾小孩才是完美的”45（第一代移民的观点）

学力测验（SAT）要拿到一六○○分

小提琴或钢琴演奏要达到专业水准。

申请二十七间大学而且都要入选。

要有三种嗜好：读书、读书、读书。

不但要上常春藤名校，而且要拿到全额奖学金。

喜欢古典音乐，讨厌讲电话。

拿到西屋科学奖、总统科学奖，最后成为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得主。

小时候的志愿是当上神经外科医生。

嫁给台湾移民医生，生几个有成就的完美小孩（听孙子孙女叫阿嬷！阿公！）

喜欢听爸妈讲小时候的故事……尤其是那一段没鞋可穿但却每天走十几公里路到学校去的往事。

“怎样的台湾家长才是完美的”（第二代移民的观点）

不要看到小孩的穿着就大声说“唉哟！”

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去上哈佛、耶鲁、史丹福和MIT好处多多。

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小孩的生活隐私透露给其他台湾移民……

不要把你儿子的头发剪成西瓜皮，要女儿留长长的浏海……

到了一九八○年代，许多新一代华人“学霸”动辄成为媒体报导对象，那些全国资优生奖学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与西屋科学奖的得主尤其如此。一九八二年，《新闻周刊》（Newsweek）以一篇标题为〈少数族裔模范〉（“Model Minority”）的文章从正面角度报导华人学生的表现。46“少数族裔模范”是社会学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为了描述日裔美国人而发明的词汇，但很快就被媒体借用在所有亚裔美国人身上，其中也包括华人。主流媒体很快也出现赞赏华人成就的报导。一九八六年，“新闻时刻”节目（MacNeil/Lehrer NewsHour）与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Nightly News）都曾称赞华人与亚裔社群的杰出学术表现。47“为什么亚裔美国人的表现如此杰出？”CBS电视台“六十分钟”节目（60 Minutes）的主持人麦克．华勒斯（Mike Wallace）曾如此问道，“他们一定有什么优点。我们要学起来。”48

进入一流大学的美国华人人数飚升。过没多久，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被谑称为“台湾制造”，加大洛杉矶分校是“白人输给亚洲人的大学”（University of Caucasians Lost in Asians），加大尔湾分校则是“华人移民大学”。49（译注：这三间大学的名称缩写分别是MIT、UCLA与UCI，与外号的缩写相符。）某些科系的华人学生如果比较多（像是数学系与理工科系），该系的电梯就会被称为“东方特快车”（Orient Express）。50华人几乎已和工程学科画上等号。某位史丹福大学工程科系的教授曾责备一个白人学生考试分数太低，结果那学生居然回呛：“干嘛！你以为我是华人吗？”51加大柏克莱分校还有一个传说，主修工程学的白人学生进入阶梯教室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数人头：如果黑头发的人数太多，他们就会退选。某些华裔美国人甚至会在校园里戴上胸章，用来表明自己的身分：“我不是主修电机工程的华裔美国人。”52

就连华裔美国人自己也感到很害怕，他们通常觉得很夸张：大学校园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华裔学生？黄菲比（Phoebe Eng，音译）的父亲是在美国出生的广东裔华人，母亲则来自台湾，从小生长在纽约市郊的小镇西伯瑞（Westbury）。她说，当年到加州上大学时自己感到震惊不已，“因为不曾被那么庞大的亚洲脸孔与黑头发人群包围，”她在《战士守则》（Warrior Lessons）一书中写道，“对我来说柏克莱简直像中国。我花了一整年才学会怎样区分亚洲人的脸孔。”53

华人的成就在某些地区令人赞叹，但在其他地区也有恐华情绪开始滋生。各校校园里突然出现了各种反映出排华仇恨心理的涂鸦字眼：“阻止黄色人海！”“再不阻止华人，他们就会害我们被退学了！”“清狗！清狗！一堆只会作弊的清狗！”54到了一九八○年代，某些华裔美国学生开始感觉到成绩太优异反而会害了自己。某些人抱怨学校有种族歧视，坚称他们愈努力读书，一流大学就会把门槛设得更高，让他们无法入选。很多人宣称，负责名校校务的人士担心亚裔美国学生人数增加太多，会故意给予差别待遇，把人数降低。

一九八三年，由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名校亚裔美国学生组成的东岸亚裔学生联盟（East Coast Asian Student Union）分析了二十五间大学的入学申请资料，结果发现各校为了阻止亚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追求更好的人生”，居然设下“令人惊讶的障碍”。55这又促使许多其他相关研究的问世，而且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整个八○年代都有许多学生与大学校务管理人士想要找出种族偏见的证据。结果有人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亚裔学生入选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四，白人学生为百分之十七，至于校友的小孩则是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研究也显示布朗大学在一九七九年有百分之四十四申请者是亚裔学生，但到了一九八七却大幅降为百分之十四。史丹福大学的亚裔申请者占所有人的三分之一，但能获准入学者却只占全部学生的不到十分之一。许多人批评哈佛大学，即使亚裔申请者人数持续增多，而且“他们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人都还要好”，但亚裔美国学生获准入学比率却是各族群中最低的。某个校外研究团队在仔细检视了一九八二年的哈佛大学统计数据后甚至得出一个结论：“若要获准入学，亚裔美国人的学力测验分数必须比获准入学的白人平均高出一一二分。”56

即使州立的大专院校也会排拒那些够资格的亚裔美国申请者。一直以来，学业成绩顶尖的加州学生如果被史丹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与常春藤名校刷掉，至少加大柏克莱分校与其他加大分校应该是十拿九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学同年级学生之间成绩只要保持在前百分之十二点五，毕业后就可以申请到加大柏克莱或洛杉矶分校。不过，西岸地区的华人与亚裔学生人数实在太多，导致他们进入加州大学各分校就读的数量飚升。以柏克莱分校为例，从一九六六到八○年之间，大学部亚裔美国学生的比例从百分之五成长为二十，涨为四倍。57因此根据《纽约时报》在一九八一年的报导，加大柏克莱分校的校务管理阶层完全可以预想得到，亚裔美国新生的百分比将会在一九九○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不过，突然间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突然降低，不增反减。58

资深社运人士兼加大柏克莱分校种族研究教授王灵智（Ling-chi Wang）于一九八四年注意到，亚裔美国学生的录取人数在一年之间骤降百分之二十一。59他深信其中必定有鬼。“亚裔学生百分比开始达到双位数之后，某些学校突然间开始警觉了起来，”他向《洛杉矶时报》记者表示，“我不想主张什么阴谋论，但校务管理阶层肯定认为亚裔学生人数太多是个问题，所以他们开始设法把亚裔学生刷掉。是因为怕柏克莱成为一间亚裔学生的学校吗？他们怕到了骨子里。”60

为了调查此一状况，旧金山湾区一支由社运人士、法官与教授等华裔人士组成的志工团队在一九八四年很快成形。调查后发现，令人震惊的是，有些学业表现极其优异的学生被刷掉，但却有些学生居然在没有提交在校成绩与学力考试分数的情况下就获准入学。61媒体开始报导柏克莱的争议之举，并且指出，这非常像过去在一九二○到四○年代之间哈佛、普林斯顿与耶鲁等名校严格限制犹太学生入学名额的种族歧视措施。

经媒体邀访，许多深信自己遭柏克莱歧视的亚裔美国学生开始发声。一九八七年，柏克莱刷掉了一位香港移民之子欧逸鹏（Yat-Pang Au，音译），而他是加州圣荷西市刚德森中学（Gunderson High School）的明星学生。欧逸鹏不仅成绩全部都是A，甚至是毕业班致词代表，因参加课外活动而十度获奖，数度全程参加越野赛跑而获得证书，并且是学校仿真法庭的法官，甚至是学生营商体验计划（Junior Achievement）中某家公司的老板。62欧逸鹏收到学校寄给他的拒绝邮件后，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或者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他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表示，“我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读柏克莱，多年来想法始终如一。我在中学苦读就是为了读柏克莱，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把我刷掉了。”

欧逸鹏发现，有十个在校成绩与学力考试分数都比他低的学生居然获得柏克莱的入学许可，震惊不已的他找上媒体，公开抱怨校方并未公平对待他。在湾区各媒体开始报导后，欧家的住宅就遭人破坏，欧母害怕家人遭逢不测，还特地去买了一把枪，并且参加射击课程。欧逸鹏前往圣荷西附近的社区型大学德安扎学院（De Anza College）就读，两年后终于申请进入柏克莱。

一九八九年，NBC电视台“夜间新闻”节目访问了有台湾血统的学生洪景（Hong Kim，音译），他同样也遭柏克莱刷掉，但有两个成绩比较低的黑人朋友却被录取了。“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他向记者表示，“我想对他们说，我还是爱他们，不过……我想我的条件比他们好。”63

在引起华裔美国人社群的公愤后，联邦政府介入调查，最后也改变了政策。争议发生后，司法部与教育部开始调查某些大学是否有歧视华裔与其他亚裔学生之嫌，最后判定哈佛与柏克莱无罪，但加大洛杉矶分校的措施的确需要检讨改变。64〔一九九五年，加州大学董事会决定，各分校在考量是否录取学生，还有教职员是否可以获得聘用与升迁时，应排除族裔与性别的考量。隔年加州选民投票通过二○九号法案（Proposition 209），就此立法禁止在该州境内进行任何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的限额规定。〕

这种种族歧视甚至也出现在许多中学里。一九八三年，旧金山名校洛尔中学针对不同族裔学生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其中受到最严格对待的是华裔学生。65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提告后，旧金山教育当局提出和解条件，表示会要求该市明星学校多收黑人与拉丁美洲裔学生。根据和解协议规定，每个学校都必须招收至少四大族裔的学生，人数要达到一定比例，而且任何单一族裔的人数都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为了遵守此一限额，洛尔中学要求华裔学生的课业表现必须优于白人与其他族裔学生才能录取。入学考试成绩要达到六十二分，华裔学生才能申请入学（原来的规定是六十六分），至于白人、其他亚裔学生、拉丁美洲裔（与黑人），则分别需要达到五十九、五十八与五十六分。（在好几位华裔美国学生被中学刷掉后，他们的家长在一九九四年把教育当局、州政府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都告上法院，主张这种族裔限额规定非但不公平且违宪。六年后学校委员会与华裔家长和解，条件是取消那些为了促进少数族裔权益而采行的规定，让录取政策不偏袒任何族裔。结果黑人与拉丁美洲裔学生的录取比例马上骤降，华裔与白人学生人数飚升。一年内，学生族裔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就出现了。）

某些社运人士认为，对抗这种族裔限额制度其实是亚裔美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的斗争：为了争取有限名额，亚裔美国人必须与黑人、拉丁美洲裔与美国原住民等族群竞争。但是华人权益促进会（The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的执行长戴亨利（Henry Der，音译）主张，事实上“申请入学的亚裔学生是在跟白人竞争。”66戴亨利表示，不管是常春藤名校校友子女才能够享受到的“校友后代”规定（“legacy” programs），或者能够帮东岸名门子弟争取名额，进入各大名校就读的“老同学人际网络”（old-boy networks，译注：指的是曾经一起就读私立中学的老同学。这些同学大都系出名门，出社会后仍保持联络，维护彼此利益），都是维护白人既得利益的制度。戴亨利向《亚裔美国人》杂志的记者强调，有三分之二亚裔美国人都反对这种既得利益体制，“大多数亚裔移民的家庭都会要求校方录取学生时应该采用菁英制。但这些家庭根本不了解，学生能否录取从来不是取决于他们是不是菁英。”67

1　请参阅：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p. 495.

2　请参阅：Jasper Becker, The Chines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p. 210.

3　请参阅：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p. 28.

4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 276.

5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March 25, 1990; Jing Qiu Fu, ”Broken Portraits: The Dilemma of Chinese Student Leaders in the U.S.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master’s thesi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9, p. 1.

6　请参阅：Ting Ni, pp. 190-91.

7　请参阅：Ibid., p. 190.

8　请参阅：Ibid., p. 190.

9　请参阅：Dr. An Wang with Eugene Linden, Lessons: An Autobiography (Boston: Addison-Wesley, 1986), p. 42.

1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Linda Tsao Yang.

11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Let Keung Mui by Se Wai Mui, his son. Manuscript entitled ”Our Lives, Our Stories, Our Neighborhood. Vol. V Oral Histories compil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class. Our Neighborhood: The Lower East Side Experience. Seward Park High School, June 1988,”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

12　请参阅：Liu Zongren, Two Years in the Melting Pot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1988), p. 16.

13　请参阅：Ibid., p. 20.

14　请参阅：Ibid., p. 20.

15　请参阅：James D. Torr, ed., The 1980s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2000), p. 54.

16　请参阅：Ibid.

17　请参阅：Ronald Takaki, “Who Killed Vincent Chin?,” in Grace Yun, ed., A Look Beyond the Model Minority Image (New York: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89), pp. 26-27.

18　请参阅：Ibid., p. 27.

19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82.

20　请参阅：Ibid.

21　请参阅：Ibid.

22　请参阅：Ibid., p. 484.

23　请参阅：Ibid., p. 483.

24　关于陈果仁的其他信息，请参阅：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pp. 176-78; Christine Choy and Renee Tajima, Who Killed Vincent Chin?, color documentary, 90 minutes, 1988.

25　关于卢明海谋杀案的信息，请参阅：Sucheng Chan, p. 178;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Civil Rights Issues Faci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1990s: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February 1992, pp. 26-28.

26　请参阅：Seth Effron, “Racial Slaying Prompts Fear, Anger in Raleigh,” Greensboro News and Record, September 24, 1989.

27　请参阅：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16; Newsweek, August 3, 1981;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ugust 4, 1981.

28　关于刘宜良遇害原因的详细说明与分析，请参阅：David E. Kaplan, Fires of the Dragon: Politics, Murder and the Kuomintang (New York: Atheneum, 1992).

29　请参阅：Chris Rauber, “Tech Pioneer Signs On as CEO of Startup,”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 May 9, 1997; “David Lam Joins Tru-Si Technologies, Inc.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Business Wire, April 28, 1999; interview with David Lam by Joyce Gemperlein and Sandra Ledbetter for the 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s “The Revolutionaries” series, a joint project with 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 in 1997.

30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of David Wang; Applied Matters, April 1993; Kristin Huckshorn, “If It’s Here, It Must Be History; Smithsonian Enshrines 1987 Chip Machine,” San Jose Mercury News, March 4, 1993.

31　请参阅：Michael Lyster, “$1 Billion and Counting,” Orange County Business Journal, January 1-7, 1996;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 Economist, May 20, 1995; Greg Miller, “Memory Makers,”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6, 1995.

32　请参阅：“8 of 9 Newbies to Forbes 400 Super-Rich List Are Asians,” Business Times, September 20, 2000; “Code Warriors: The Forbes 400,” Forbes, October 9, 2000.

33　请参阅：Dan Barry, “Computer Mogul Refines His Game; Facing Rough Times, Charles Wang Tries a New Sty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97; John Teresko, “The Magic of Common Sense: How CEO Charles Wang Took Software Maker Computer Associates from Start-up to $3.5 Billion,” Industry Week, July 15, 1996; Amy Cortese, “Sexy? No. Profitable? You Bet. Software Plumbing Keeps Computer Associates Hot,”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1, 1996.

34　请参阅：Wei Li, “Building Ethnoburbia: The Emergence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San Gabriel Valley,”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February 1999.

35　请参阅：Origins ＆ Destinations, pp. 220-21.

36　请参阅：San Diego Union Tribune, January 10, 1999.

37　请参阅：Ibid.

38　请参阅：Wei Li, “Anatomy of a New Ethnic Settlement: The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Urban Studies 35:3 (1998), p. 480.

39　请参阅：Mark Arax, “Selling Out, Moving On,”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2, 1987.

40　请参阅：Ibid.

41　请参阅：“English Spoken Here, OK?,” Time, August 25, 1985;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25.

42　请参阅：Timothy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1.

43　请参阅：Ibid., p. 69.

44　请参阅：Timothy Fong, p. 48; Andrew Tanzer, “Little Taipei,” Forbes, May 1985, p. 69.

45　请参阅：Franklin 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8), p. 42.

46　请参阅：Martin Kasindorf with Paula Chin in New York, Diane Weathers in Washington, Kim Foltz in Detroit, Daniel Shapiro in Houston, Darby Junkin in Denver, and bureau reports, “Asian Americans: A ‘Model Minority,’” Newsweek, December 6, 1982.

47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74.

48　请参阅：“The Model Minority,” 60 Minutes, CBS, February 1, 1987.

49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79; Frank H. Wu, p. 48.

50　请参阅：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Asian American Admissions and Raci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1998), p. 60.

51　请参阅：Frank H. Wu, 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 p. 48.

52　请参阅：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p. 278.

53　请参阅：Phoebe Eng, Warrior Lessons: An Asian American Woman’s Journey into Power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9), p. 91.

54　请参阅：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p. 479.

55　请参阅：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pp. 26-27.

56　关于普林斯顿、布朗、史丹福与哈佛等大学的信息，请参阅：Ibid., pp. 7-29,30,33,39,41-42,67,69.

57　请参阅：Ibid., p. 21.

58　请参阅：Wallace Turner, “Rapid Rise in Students of Asian Origin Causing Problems at Berkeley Campus,”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81.

59　请参阅：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p. 25.

60　请参阅：Linda Mathews, “When Being Best Isn’t Good Enough: Why Yat-Pang Au Won’t Be Going to Berkeley,”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July 19, 1987.

61　请参阅： 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pp. 94, 109.

62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July 19, 1987; Tamara Henry, “UC Revises Admissions Policies Amid Protests,” Associated Press, as printed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0, 1989;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July 19, 1987.

63　请参阅：NBC Nightly News, July 26, 1989.

64　请参阅：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p. 9.

65　请参阅：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p. 171; Seattle Times, March 26, 1996; Asian Week, March 22, 2000; San Francisco Examiner, November 8, 1999, November 25, 1999, January 8, 2000.

66　请参阅：Daily Californian, October 8, 1987，转引自：Dana Y. Takagi, The Retreat from Race, p. 9.

67　请参阅：A magazine, October /November 1995, p. 87.

第十八章

草木皆兵的一九九○年代

就在一九八○年代即将走入尾声之际，中共领导班子面对了击败蒋氏政权以来的最大威胁。里根──邓小平时代本来出现前所未见的开放风气，但后来却遭到打压，人民内心深处对中共的种种不满随即开始浮上台面。此时这已经演变成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

刚开始只是个小麻烦。一九八六年，知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时任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同时也是中共党员）鼓励大家公开批评政府。接着又爆发了一次学潮，抗议中共政府贪腐问题，同时批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只是做做样子，人选根本都是内定的。等到学潮蔓延到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方励之不但被中共拔官，也开除了党籍。但严重伤害已经造成，中共高层选定的代罪羔羊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因为他向来敢言，常常公开鼓吹民主，要政府立刻进行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因心肌梗塞逝世，北京涌现大批悼念他的人潮。这一年恰巧也是许多值得纪念的周年，包括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周年及中共建国四十周年，而且在七十年前也刚好爆发了标榜西方民主、科学观念，提倡知识与文学革命的五四运动。为了鼓吹他们所要求的种种政治改革，北京的学生举办许多纪念五四运动的街头游行，大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该月访华，无异于火上加油，因为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正在进行一连串货真价实的改革行动，包括将要把人民带往资本主义道路的perestroika（经济改革），以及能让政府政策信息变得更为透明化，允许民众评论时政的glasnost（开放政策）。

到了该年五月底，北京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了“民主女神”雕像，其灵感来自于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超过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类似的集会活动也在北京以外遍地开花。这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民主运动，而且从人数看来，甚至也是世界史上之最。中美两地都有许多人认为，中国距离中国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或许只有一步之遥了。根据后来由不具名人士泄漏而曝光，并以《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为名出版的中共高层文件指出，这种乐观态度并非完全不切实际。许多高层官员一开始是想要与学运代表谈判妥协的。但终究他们还是得听命于一帮党内大老，其中包括邓小平，他认为应该宣布戒严并镇压学运才是明智之举。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到四日之间的凌晨，中共调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在坦克部队的助威之下冲往天安门广场上开火，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伤。有些最知名的民运领袖遭中共围捕入狱，而其他领袖则逃亡海外，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方励之夫妇逃往美国大使馆求救，安全离开中国，这让中共领导班子愤怒不已。

在国际媒体的大肆报导下，天安门大屠杀事件让美中关系留下了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疤。许多人把广场上死尸枕借的影片偷运出国，交给西方国家的电视台，引发世人对那些中国学生的无限同情。接下来数天内，中国电视台出示那些知名民运人士被捕后的照片，入狱没多久但状况却糟透了。长久以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刻板印象是温暖的，往往让人联想到满池莲花与水榭楼台，还有可爱的猫熊，如今却在一夕之间形象翻转，变成一个与苏联无异的残暴极权国家。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美国老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允许所有的中国人在美国居留。到了一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他又签署另一道命令，规定任何中国移民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到九○年四月十一日之间来到美国的，就享有居留权。布什在采行此一内政举措时也把国际政治情势纳入考虑，因为他清楚宣称：“任何外国国民只要来自强制采行人工堕胎、节育措施的国家……深恐自己会遭到迫害”，都欢迎他们在美国居留。1

许多中国学生根本不想回国。某位来自北京的法学院学生向采访者表示，回国根本就是“政治自杀”，“一辈子就这么白白浪费了。”2某位在加大柏克莱分校主修工程的中国学生表示，“从中共过去四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看来，他们一定会拿中国的知识份子开刀，当代罪羔羊。”3少数人表示想要回国，但也要等到那些党内大老过世后。史丹福大学某位博士候选人表示，“中国一定会改变的，因为情况已经不能再糟了。在某些老家伙去世后，政治改革也许会变得快一点。”4为了照顾那些多灾多难的民运学生，美国政府在一九九二年通过《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让五万多中国学生与学者取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5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也带来其他后果。在政治情势不稳的亚洲各国，恐惧的氛围在民间弥漫着，促使许多华人资本家前往美、加两地置产，创建第二个家园。其中对于未来最感忧心忡忡的，也许莫过于香港人，因为根据《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应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老掌权的中共手下，这些向来为所欲为的香港资本家还会有生路吗？没人敢打包票。为了稳定人心，中共提出“一国两制”的承诺，表示要让香港五十年不变，但许多香港人无法完全信任他们。“傻子才会相信他们的承诺，”某位抱持怀疑态度的香港人表示，“毛泽东也曾在一九四九年对上海人做过同样的承诺，但三个月后就破功了。我爸妈才会丢下一切，逃到香港来。”他特别提起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难道我们不该先离开，以免后悔莫及？”6

许多人觉得不能再等下去。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最想出走的当然就是那些会因为中共执政而损失惨重的人，也就是香港的资本家与专业菁英们。根据一项于一九八○年代末期进行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香港政府内部有博士学位的官员都想在九七年回归以前出走，至于律师与土木工程师想离开的比例也分别有百分之六十与四十。7从签证申请案件的资料看来，一九八七到九一年之间，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到十九的香港移民都有大学学历，但是有大学学历者占总人口的比率却只有百分之四。8一九八九年某单位针对六○五位港人进行电话抽查，发现家财愈丰厚者愈想出走。9事实上，许多移民都是百万富翁。一九九○年代期间，一般来说前往加拿大进行投资移民的香港人财产总值估计都有一百五十万加币，大约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美元。10

与一九四九年想要从香港去英格兰的难民一样，一九九○年代大多数想要出走的港人发现，尽管英格兰是最合理的去处，但想去却去不得。虽然以往英国政府总是会核发护照给所有在殖民地出生的人，但是却拒发护照给在殖民地时期出生的港人。护照是通往英格兰的捷径，因此许多港人觉得这是英国的卸责之举，理由是避免触怒中共，自己无疑是被捅了一刀。尽管英国曾统治香港一百三十六年，香港也曾帮英人创造大量财富，但看来他们完全不关心殖民地人民的命运。

所幸其他国家的政策对港人较为友善。以加拿大为例，当地移民法规本来就比较宽大，对于政治难民尤其如此。因此加国成为香港移民的首选，澳洲与美国次之。这些国家之所以对香港移民具有吸引力，无疑的除了申请政策较为自由，同时也因为它们都是英语系国家。在这一波迁居美加澳洲的移民潮中，每年离开香港的人数从一九八○年代初期的两万人飚升为一九九○年以后的六万人。11

但离开香港的路并非一条坦途，即使有钱也不见得顺利。最大的问题在于港人急着移民，很容易沦为骗徒的肥羊，就像某些香港家族变成冤大头，把大笔费用交给拍胸脯帮他们搞定移民文件的所谓“移民顾问”，金额通常在三万美元以上。12其次，迁居异国后有些人发现无法维持过去的商业成就。香港是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城，但美国政府的规范远多于香港，税金较高，劳动法规也较严格，而且州郡、联邦等各层级的复杂法规都必须遵守。某些企业家把几十万美元的毕生积蓄投注在新事业上，但过没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但令人讶异的是许多香港移民不以为苦。他们把那些失败当成移民美国的代价，只要获得公民权与美国政府的保护就好了。

渐渐的许多香港移民发现在香港做生意比美国容易，分散风险之道就是在两地都维持关系。他们把家人与家当都移转到美国，但自己留在亚洲做生意。很快的这些人就获得了“太空人”的称号：在香港与美加之间频繁搭机来去的“空中飞人”。

因此港式粤语就出现了“太空人”的另一个意思：“太太空掉的人”，意指那些独留香港工作的男人13，而他们的妻子则和中国清朝时期的“金山寡妇”一样，与丈夫聚少离多。这些香港“太空人”的人生与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倒是有几分相似，但时代改变了，生活模式并不相同。从清朝到民初，美国华人的生活处境极为吊诡：他们收入太低，不足以在美国养家活口，但汇回中国的钱却能让家人跻身乡绅阶级。这些家庭不得不分隔两地，妻子在广东乡间养儿育女，一家之主则是在大西洋彼岸工作，只能汇钱回家。一九九○年代随着“太空人”现象崛起，许多家庭又开始过起分隔两地的日子，只是金流的方向逆转了：妻子儿女住在美加地区，丈夫则是留在亚洲赚钱，让北美的家人能够优渥度日。

这些香港太空人的数量成千上万，有些只是事业有成的企业主管，但也不乏知名大亨。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包括佐丹奴成衣连锁店创办人兼报章杂志发行人黎智英，因为投资房地产而成为亿万沃尓沃的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还有“华人船王”之称但也跨足房地产投资的曹文锦，以及另一位船运大亨董建华（译注：董建华在香港回归后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他们全都频繁往来于香港和加州的住家之间。14

某些“太空人家庭”离开香港的蜗居后，住进美加地区的大宅院，像是被洛杉矶人称为“超大住宅”（monster houses）的豪宅，也有很多人迁居多伦多与温哥华等加国大城，像是温哥华居民就曾戏称自己住的城市是“香哥华”（Hongcouver）。不过，并非所有家庭都对这种新生活感到满意。过去在香港因为人力低廉，许多妻子有仆人可供使唤。如今在他们必须重新适应的新社会里，即使是中上阶层的美国家庭主妇也有义务自己煮饭、打扫，充当小孩的司机。此外，香港的社交生活较为快速刺激，主妇们忙着中午上茶楼聚餐，晚上去唱卡拉OK，还有各种餐会与夜宴。到美国后她们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较慢的社交生活步调，郊区的生活环境除了给人与世隔绝之感，她们内心深处也常觉得孤伶伶的。15

无可避免的是，配偶长时间不在导致许多人寂寞难耐，开始搞外遇。心理学家梁亚历（Alex Leung，音译）认为某些太空人回到亚洲后就进入了某种“二度单身期”。“香港向来以物欲横流与夜生活纸醉金迷闻名，”他撰文写道，“这些感觉自己像恢复单身的男人很容易误入温柔乡，把这些逾矩的行为当成逢场作戏。”16在此同时，某些移民的香港主妇在烦闷挫折之余与当地熟识的男子发展出暧昧的关系，然后又更进一步──这类事件也时有所闻。不管真的外遇或只是搞暧昧，许多太空人的婚姻就此触礁。某位香港银行界高层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旧金山，结果和某个男性未婚邻居变成密友，她老公醋劲大发。在遭到老公指控搞外遇的同时，这位人妻回呛：我也听说你在香港的夜店跟我不认识的女人跳舞寻欢啊！一听到这些话，她老公立刻飞回香港，一周后就诉请离婚了。

尽管婚姻触礁的案例不算少，但许多太空人夫妻还是熬了过去，并未离婚，但这种分居两地的生活模式还是让丈夫感到压力沉重，进而导致他们与家人的关系产生裂痕。例如，为了减低自己长期离家的罪恶感，某些华人父亲会试着透过昂贵的礼物来表达自己的父爱，像是购买最夯的玩具、名车，给小孩许多零用钱。但无论砸了多少钱，他们终究会发现自己的亲职无法用钱来履行。某些儿女最后只把父亲当成提款机，而非能够给予建议而又可靠的典范。因为缺少儿女的爱，许多父亲后来发现自己在心理与情感两方面都已与家人疏离。梁亚历在文章中提及某个案例李先生的小孩喜欢用英语讲话，不爱讲华语，等到他要求他们一定要用母语与他说话，他们就干脆不和他说话了。另一个案例王先生每次与妻子小孩在一起时，总是着了魔似的不断透过传真机与移动电话随时掌握大西洋彼岸的股市行情，而且通常都是在北美时间的大半夜。家人被惹火了要他别这样，他居然提出警告，要是他们一直抱怨他就再也不来了。

由于缺少一位坚强的父亲在身边，许多青少年开始走上偏路。某位香港太空人的女儿向访谈者坦承她非常担心自己的兄弟：“他开始赌博抽烟，跟中国城的帮派一起混，跟许多不正经的女孩发生性关系。他还有一次闯空门被抓的纪录。我尽可能帮他掩护。目前我爸妈还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后一定会非常崩溃。”17

不过，付出最惨痛代价的当然还是这些太空人本身，因为他们屡屡长时间搭机、每天在餐厅吃饭，常因时差问题而失眠。他们每天的行程经常都是这样的：在太平洋彼岸的某个城市开会，从机场传送电子邮件，然后搭乘深夜班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利用搭机时间打盹。某些太空人刻意养成连续工作好几天的习惯，等到要搭机前往太平洋彼岸与家人团聚才在飞机上倒头大睡。梁亚历特别指出，长此以往这些太空人很可能会失去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切，包括“婚姻、小孩，而且因为屡屡长时间不在移民国，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移民身分”。18

当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之际，亚洲地区并非只有香港人感到不安。从一九九○年代开始，许多台湾人再次开始感到很有压力，觉得应该要带着资金移民美国，以策安全。在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许多人开始担心邓小平时代以降的改革开放成果也许会突然化为乌有，大开民主倒车。后来到了一九九六台湾首次办理总统直选之际，国民党四十年来的统治受到挑战，中共则深恐独派团体也许会宣布独立建国，自此脱离中国，因此选择用武吓的方式干扰选举。解放军在邻近台湾的海岸地区进行一系列的军演，发射了多颗导弹，仿佛是向台湾人民宣告：在独立的议题上，只要台湾胆敢跨越红线，解放军随时可武力犯台。台湾股市顿时一泻千里，许多居民避走美国。但既然台湾并未正式独立，这一场台海危机终究还是安然度过了。投资人又回到台湾，两岸关系也又开始正常化。不过，台湾许多家庭被吓坏了，某些人认为应该把钱财和家人弄到美国才是明智之举，以免大难临头之际来不及逃走。

与香港一样，主要就是因为心怀恐惧，一九九○年代台湾才会有许多家庭必须忍受分隔两地之苦。台湾家庭最常见的分隔模式是所谓的“降落伞小孩”现象。太空人父亲是留在香港赚钱，小孩在母亲的陪伴之下迁居美加等地的郊区。至于台湾的“降落伞小孩”则是与爸妈分隔两地，自己远赴美国生活。他们之所以会做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并不单指是因为台湾在政治上前途未卜，同时也是希望让孩子们可以不用承受庞大的升学竞争压力。

台湾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背负大学入学考试的压力。为了挤进明星高中，许多学生从小就补习或请家教。到了国中，竞争压力更为沉重。“就算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人，还是有可能考不上大学，”某个降落伞小孩向访谈者表示，“在台湾每年举办的高中与大学入学考试里，大家真的要拼死拼活才能过关。”19

严酷的升学制度导致许多天资聪颖的学生遭到忽略，永远不得翻身。台湾有为数不少的工人阶级家庭请不起家教或付不起补习费，因此不敢奢望让所有的小孩都上大学。没有大学学历的台湾人，出社会后的机会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就读研究所，出国的机会很少。没有高中学历的辍学生就更惨了。一般他们只能进入技术层次较低的劳力密集行业，像是在家庭式工厂里负责组装工作。部分台湾家庭深知这些难处，他们把资源全都投注在一两个小孩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其他兄弟姊妹肯定无法企及的成就。

其他台湾家庭就比较精明，决定把小孩送往美国读书，借此避开联考。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体系是通往成功的捷径，有两大好处：一方面中学的课业比较没那么竞争，美国大学的名望更胜于台湾的大学。不过，有别于那些跨国企业老板等级的美加移民，这些小孩的父亲往往无法离开现有的事业，到美国重新来过。而且台湾的双薪家庭愈来愈多，许多母亲也没办法放弃自己的工作到美国陪小孩。所以家长只是把小孩送出国，交给专人或亲戚照顾，甚至有些小孩完全没人监管。令人非常惊讶的是，这些家长前往美国探视小孩的频率通常只有一年两三次。

根据黄海伦（Helena Hwang，音译）与渡边泰瑞（Terri Watanabe，音译）在一九九○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共有大约三、四万台湾小留学生自己住在美国，他们的年纪介于八到十八岁之间，没有父母的陪伴。20绝大部分的小留学生都是男生，因为爸妈希望儿子们可以不用服义务役。（所有台湾男性满二十岁之后就必须当两年兵，但若考上了大学则可办理缓征。）这些降落伞小孩遍布全美各地的都会区，不过其中大约有一万人住在西岸地区，居所大都在洛杉矶或旧金山湾区的精华住宅区。21

某些住在精华区的青少年仿佛置身人间天堂：没有爸妈管东管西，几点回家都没关系，钱多到用不完。其中最有钱的甚至有仆人、管家伺候，每个月的零用钱至少四千美元，常常开BMW或賓士名车上街兜风。22但很多青少年即使过着奢华的生活，却感到绝望郁闷。（根据研究显示，青少年本来就是最容易受伤的人生阶段，而且如果在这阶段从某个文化环境迁居另一个，只会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若无家长的保护与支持，他们就更容易受到种种伤害，甚至毁了自己的人生。）某些青少年向进行研究的人员表示，他们非常想念爸妈，害怕新环境而且常常啜泣。根据一份在一九九四年针对南加州一六二位台湾小留学生进行的研究显示，与美国当地出生的华裔青少年相较，他们因为没有父母陪伴而较为焦虑、沮丧、忧郁、偏执，也过度敏感。23有个从十二岁开始寄居加州亲戚家里的女孩向《洛杉矶时报》表示：“从外表看来他们是快乐的，但内心却很受伤。我希望别的家长不要这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她坦承自己“内心深处有个黑暗的角落”。偶尔她那十四岁大的弟弟会哭着来到她的房间说：“派蒂，我想找妈妈。”她只能尽力安慰弟弟：“有时候我们只能抱在一起痛哭，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24

这些降落伞小孩的行为模式通常如下：首先，他们会不断打电话回家哭求爸妈来美国陪他们（许多小孩在离家的前几个月光是电话费就耗去数以千计美元）。接着他们开始认命，对一切感到麻木。最后则是出现情感上的疏离现象。某些爸妈往往还清楚记得与小孩讲电话时话筒另一头的口气总是那样冷淡：隔很久都不讲话，对问题的回应也只是制式的“有”或“没有”，好像陌生人。

许多家长深信，为了帮孩子们争取到更好的未来，即使牺牲了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所不惜。不过家长大都因为与孩子分隔两地而有很深的罪恶感，因此他们和香港的太空人父亲一样，用钱来弥补。一九九○年代期间，这些来自台湾的降落伞小孩每年平均得花费一万五千美元，25如果把家里的种种开销加进去，数字就更可观了。根据《洛杉矶时报》在一九九三年的估计显示，一个降落伞小孩在美国每年所需开销大约为四万美元。26某些青少年深知一开口就会有钱，而且当憎恶之情渐渐淡去，一种“爸妈对我有亏欠”的心态油然而生，他们甚至会变成擅长利用家长的罪恶感来要更多零用钱。“把我丢在这里不闻不问的是他们，因此对我有亏欠，”某位降落伞小孩向访谈者表示，“那是我应得的。”27

由于爸妈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要管教小孩是很难的。有个男生表示爸妈总要他“认真读书，专心一点，别碰毒品别抽烟，也别约会，别做这个，别做那个。过一阵子之后那种电话内容就令人厌烦了。如今我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到了才会打电话回家。在电话里我实在没什么可以跟他们说的。”28为了紧盯孩子的功课，某些家长要求小孩把成绩单与作业传真给他们看，如果分数太低就扣零用钱。29许多青少年坦承，只要把功课顾好，他们可以对爸妈予取予求。所以某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简直和劳雇关系没两样：对于不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员工，老板如果觉得他们工作不专心，就可以透过扣薪水与奖金来“遥控”。

在这种成败全凭自己努力的环境里，某些降落伞小孩的课业表现非常杰出，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无法应付这种情况而被退学。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或华语媒体都已开始报导台湾降落伞小孩的一些严重问题。少年犯罪、混帮派与自杀等案例时有所闻，这一切都对美国华人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有很大的伤害。就大多数案例而言，降落伞小孩犯下的罪行都与暴力有关。一九九五年，年仅十六岁的台湾女孩在寄宿家庭住宅内引爆了一枚自制炸弹，结果被捕后遭到谋杀未遂罪起诉。30隔年，另一个在洛杉矶已经住两年的小留学生因为走私枪械到台北而被逮捕。31洛杉矶圣马里诺校区官员惊觉台湾小留学生的逃学率实在高得惊人，于是在一九九一年公布一道新政策：所有学生都必须与法定监护人（如法院指定的寄养家庭）同住，或者投宿亲戚家中，而且不能是远亲。违者将会被驱逐出境，或者把情况向移民当局报告。32

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台湾家长甚至必须面对降落伞小孩的另一种生活危机：锁定富家子弟的绑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家住加州圣马里诺的十七岁学生陈宽南（Kuan Nan “Johnny” Chen，音译）在自宅前车道遭几名绑匪绑走。33陈宽南是个降落伞小孩，他的爸妈长期往来于洛杉矶与老家台湾之间。他父亲办公室里某位秘书向绑匪透露陈家有多富裕，他们跟踪陈宽南一个多月才下手。他被掳走塞进旁边一辆在等待的车辆，在绑匪手里度过惊恐的两周，遭人戴上手铐脚镣，双眼嘴巴都黏着胶带。被绑后陈宽南立刻试图逃走，但又被绑匪抓回去，用槌子敲打他的头。他们向陈父索求一百五十万美元赎金，讨价还价后双法以五十万成交。不过，在赎金送达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当地警方与台美双方政府的通力合作之下，陈宽南获救了。后来，洛杉矶郡警局（Los Angeles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声称，陈宽南绑架案在华人社群中屡见不鲜，令人震惊的是有三分之二家长都不敢报案，选择给钱私了34──甚至有人说应该是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报案。35

降落伞小孩有百分之八十来自台湾，36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为促成这种现象的国家，其实也有大量青少年在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被送往美国，只是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数字。讽刺的是，就连某些中共高官也觉得美国才是孩子们的避风港，让他们可以不用遭受充满变量的中国政局牵连。

一九九九年，美国移民当局破获一宗似乎是要把中国青少年偷渡入境的案件。一群上海的名门子弟来到洛杉矶学英语，每个人都耗资一万九千美元，而他们的家长包括中共高层、银行家与企业领导人。37看来原本的计划是要让这些青少年能够进入合法的学校就读，借此取得学生签证，然后在美国待上好几年。只要他们持续保有学生身分，签证就可以无限期延长，同时家长们就能够在亲友或美国公司的协助下帮孩子申请归化为美国籍。无疑的，某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条取得美国公民身分的捷径。

就在他们原订要搭机返回上海那一天，那一群青少年从洛杉矶机场消失了。美国政府唯恐他们遭人绑架，引发国际危机，于是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早已返家，又注册就读另外一个英语研习课程。媒体舆论对这些上海的名流世家大加抨击，因此在中国有人提议禁止高中生出国游学。后来某些家长受访时说他们只是希望让小孩迁居美国，获得更好的机会。“中国政府只允许我们每家生一个小孩，”某位父亲含泪表示，“他们都是我们的王子与公主。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38

1　请参阅：Marlowe Hood, “Dark Passage; Riding the Snake,”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June 13, 1993.

2　请参阅：Jing Qiu Fu, “Broken Portraits,” p. 45.

3　请参阅：Ibid., p. 42.

4　请参阅：Ibid., p. 55.

5　请参阅：Him Mark Lai, “Chin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9, p. 19.

6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74), p. 166.

7　请参阅：Ibid., p. 35.

8　请参阅：Ibid., p. 31.

9　请参阅：Ibid., p. 103.

10　请参阅：Ibid., p. 32.

11　请参阅：Ibid., pp. 30, 103.

12　请参阅：Ibid., p. 55.

13　请参阅：Ibid., p. 11.

14　关于这些香港沃尓沃的信息，请参阅：Evelyn Iritani, “The New Trans-Pacific Commuters,” Sacramento Bee, February 9, 1997.

15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p. 171.

16　请参阅：Alex C. N. Leung,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No. 28-29, January-July 1992, p. 139.

17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p. 173.

18　请参阅：Alex C. N. Leung, p. 142.

19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Educational Policy 12:6 (November 1998) 。

20　请参阅：Helena Hwang and Terri Watanabe, “Little Overseas Students from Taiwan: A Look at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ssue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0; Chong-Li Edith Chu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of Unaccompanied Taiwanese Minors/Parachute Ki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ecember 1994, p. 1.

21　请参阅：S. Y. Kuo, Research on Taiwanese Unaccompanied Min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aipei: 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 Academia Sinica)，转引自：Chong-Li Edith Chung, p. 1.

22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23　请参阅：Chong-Li Edith Chung, pp. x, 87, 88.

24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25　请参阅：Ibid.

26　请参阅：Ibid.

27　请参阅：D. Hamilton, “A House, Cash and No Parent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4, 1993, p. A16.

28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29　请参阅：Ibid.

30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31　请参阅：Ibid.

32　请参阅：Chong-Li Edith Chung, p. 47.

33　请参阅：Jeff Wong, “‘Parachute Kids’: Latchkey Kids with Cash Vulnerable to Trouble,” Associated Press, May 15, 1999; NBC Nightly News, January 9, 1999.

34　请参阅：San Diego Union-Tribune, January 10, 1999.

35　请参阅：Associated Press, May 15, 1999.

36　请参阅：Min Zhou,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37　请参阅：Maggie Farley, “Shanghai Youths Test Welcome Mat in US,” Los Angeles Times, May 3, 1999, p. A1.

38　请参阅：Ibid.

第十九章

在美国社会两端的华人：高科技与低科技

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美国在一九八○年代取得了许多国际上的重大成就，也为一九九○年代的美国社会铺出一条通往暴富的路。与苏联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核武竞赛并非以战争的方式结束，而是因为苏联自行瓦解，东欧各国人民欢声雷动，德国人只靠榔头与双手就把柏林墙给拆掉了。附庸国一个个脱离苏联，到了一九九○、九一年，苏联旗下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美国发现自己因为对手弃权而成为冷战的胜利者。长久以来大家都害怕核战会引发世界末日，而且看来似乎也无可避免了，但奇迹似的这噩梦并未成真。敌手的瓦解把美国带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时代，因为如今美国已经成为独霸世界的经济与军事强权。

里根总统的支持者总是说他终结冷战的方式并非靠退出军备竞赛，而是加快竞赛速度。根据此一说法，他与苏联玩了一场赌注超高、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扑克比赛，两国都可能面临破产危机──所以比的是财力，谁的钱比较少就得弃械投降。到了最后阶段，军备竞赛为美国带来两个后遗症。首先是留下美国史上之最的庞大国债，但那么多钱并非全都用于武器，也用来研发赞助各种新科技，尤其电脑与信息处理。这些高科技一旦发展成熟，对美国的产业经济将会产生巨大压力，推动商务革命，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层面非常广。

在这新的经济体系中，谁能更快创造或控制新科技就能打败竞争者，进而掌权。毫不令人讶异的是，比尔．盖兹（Bill Gates）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首富，就是因为他身为微软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与领导人，靠电脑科技累积巨大财富。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据估计他的身价已高达八百五十亿美元，堪称富可敌国，而且他的钱也比全美国最穷的一亿人加起来还要多。身价排行全美前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在一九九○年崛起，坐拥该国百分之四十的资产，而且与二十年前相较，他们的财富已成长为两倍。1

在此同时，穷人变得更穷，他们都是因为未拥有高科技技术而遭新经济体淘汰。据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N. Wolff）统计，从一九八三到九五年之间，美国的贫穷、劳工阶级与中下阶层家庭，也就是财富排行全美后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身家；如果以一九九五年的美元当作基准，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他们持有的财产等于从四千美元缩水为九百美元。2他们的财产之所以会蒸发，理由之一是过去美国曾经因为制造业员工可以领取高薪而让工人与中产阶级保持生活富裕，但那些工作机会都因为大企业渐渐把工厂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而消失。

能感受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并非只有白人与黑人，华人也不例外。一九九○年代期间华人新移民逐渐发展出一种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能见度的菁英阶层在社会上崛起，另一方面，成千上万非法华人移工遁入地下经济体系，沦为不见天日的奴工，被迫忍受惨不忍睹的劳动环境。但无论这些华人移民位于“高科技”或“低科技”的一端，两者都曾因为华人身分而在九○年代遭逢一次又一次危机。

一九九○年代是“高科技”华人的淘金热时代，只不过这些人万里求财的去处并非金山，而是硅谷。一八四九年的淘金热潮在北加州涌现，到了现代，地点转换成旧金山南边的硅谷地区。一九七○年代，硅谷地区早已是个人电脑的诞生地，一场电脑革命由史蒂夫．贾伯斯（Steve Jobs）与史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在车库里创设苹果电脑公司开始，卖起了桌上型电脑。因为邻近位于帕罗奥图的史丹福大学、加大柏克莱分校与旧金山这个亚洲贸易大港，促使硅谷发展成全球高科技产业重镇。（旧金山湾区与亚洲之间早已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例如，硅谷的许多新公司负责研发硬件与软件，台湾则是制造中心，为全球电脑产业供应电脑元件与周边设备。）但一九九○年代爆发了一场比电脑革命更激烈网际网络革命。

网际网络的起源可追溯至一九六○年代，当时学界与政府的专家都已经想到要搭设一个即使核战爆发后仍可正常运作的全球电脑网络。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初始研究后，美国国防部所属高等研究计划署（ARPA）发案给该校继续研发，利用电话线路将全美某些名校的电脑串联起来。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一小群学界人士（大都是电脑科学家、工程师与图书馆馆员）开始把这电脑网络当成一个虚拟告示栏来使用，借此交换讯息，这就是联邦政府赞助开设所谓的电子邮件系统（e-mail）。

一九九○年代初期，因为美国线上（America Online）、CompuServe 与 Prodigybegan 等公司陆续开始提供网络服务，社会福斯开始知道这种新型通讯方式的存在，而且只要缴交月费就可以随时使用。后来这种电脑网络服务获得网际网络的正式称号，蓬勃发展的情况前所未见，一家家新创公司在硅谷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通称dotcom的网络公司通常由刚刚离开学校的年轻男女主持营运。为了吸引身怀电脑绝技的员工，这些欠缺资金的新创公司大都提供股票选择权以替代高薪。等到公司股票上市时，因为这新兴的网络产业看来前景无限，大家都想要分一杯羹，许多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就出现抢购现象。被看好的公司尽管大都还没有赚钱（后来许多公司的确也成了赔钱货），股价却一飞冲天。在网络泡沫化之前，大批华裔美国青年无论身为网络公司创办人或仅靠股票选择权，都能跻身二十几岁的百万富翁行列，而且可望在三十岁以前就成为亿万富翁。史丹福大学历史教授张少书（Gordon Chang）指出，这种新富现象翻转了年轻亚裔美国人的形象，让他们从“劳工或洗衣工之子”变成“未来的网络公司百万新贵”。

网络商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杨致远（Jerry Yang），他因为创办搜寻发动机与网络服务公司雅虎（Yahoo!）而成为亿万富翁。3杨致远在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台湾，青少年时代随家人迁居加州圣荷西。他们的公司因为一个非常单纯的理念而蓬勃发展：为全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上他最喜欢的网站创建目录。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只要在网址列上面输入任何网站的网址，就能找到那个网站。杨致远为全球信息网发展出第一个广受欢迎的搜寻工具，所以使用者只要在搜寻框里输入名字或关键词，按下输入键，搜寻发动机就能帮忙找到所有包含那些名字或关键词的网络文件。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杨致远仍是史丹福大学的电工工程博士班学生，与同学大卫．费罗（David Filo）成天待在校园的一个小小拖车办公室里，根据主题帮网络超链接分类，贴在全球信息网上。他们制作的网络目录深受网友欢迎，甚至因为流量太大而让史丹福大学的电脑挂掉，逼使他们把公司迁离校园。杨致远与大卫．费罗让雅虎成为上市公司，看着它的市值暴涨。到二○○○年三月雅虎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超过一千亿美元。〔在网际网络热潮最夯之际，除了雅虎之外，还有一些知名度比较不高的成功故事。例如，一样来自台湾，后来随父母迁居美国的哈佛学生谢家华（Tony Hsieh）与某位哈佛同学成立一家叫做 LinkExchange 的新创公司，随即卖给微软公司，据悉售价高达两亿五千万美元。（根据交易条款，他不能透露实际数字。）谢家华的爸妈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专业人士，一开始对于他的创业决定感到很沮丧。“一开始爸妈知道我要离开甲骨文公司（Oracle）的稳定工作去创业，感到有点诧异，也不太高兴，”谢家华表示，“事实上，一开始他们对于我去甲骨文公司就已经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至于他博士班要读什么，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只是希望我的名字后面可以加上PhD这三个字母。”〕

当然，并不是所有信息时代的华人大亨都是透过网络公司致富。也有人的致富之道是帮全球高科技公司当外包商，把台湾当成制造中心，张忠谋就是其中之一。4在台湾张忠谋向来有“高科技教父”的美誉，他原本是位曾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与史丹福大学受过教育的电子工程师，后来成为台积电公司（TSMC）的创办人与董事长，堪称积体电路制造业的开路先锋。张忠谋的公司一开始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金援之下成立，他体认到制造晶片需要庞大创业资本（一家半导体厂所需资金动辄高达数十亿美元），于是专门招揽美国晶片公司，要它们把制造工作外包到台湾。由于许多美国的独立晶片设计师无法与英特尔（Intel）、摩托罗拉（Motorola）与NEC等大厂竞争，台积电公司便为他们提供价格合理的制造服务，让他们可以全神贯注在晶片设计工作上。因此张忠谋的远见加快了全世界的电脑创新脚步。如今全球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能够靠他们的创新与大公司竞争，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到了二十世纪末，就连某些半导体大厂也开始为了缩减成本而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台湾。

任何淘金热都有几个赢家得以扬名立万，但更多人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而全盘皆输。美国国会在一九九○年通过《移民法案》，引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性移工适用的H1-B签证制度，但把签证持有人的工作年限定为最长六年，此举让许多华人移民陷入困境。在这之前，美国向来是热情拥抱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移民，但这法案却在一夕之间翻转了移民政策。一九六五年之后，只要是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外国华人想要申请移民美国，政府几乎没有设限。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惨案后，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甚至立刻获准取得绿卡。但对那些在一九九○年《移民法案》通过后才来的华人而言，情况截然不同。

站在高科技业的角度来看，H1-B签证制度深具吸引力，因为可以解决产业的劳力需求问题，每六年就让各公司汰换一批人，可以充分利用的人才。一般认为，这个政策是为了让国内产业可以有机会掌控外国移民的高科技人力资源，但又不用对他们的付出给予充分回报、助其取得美国公民身分。刚开始，国会把这签证计划的年度名额设定为六万五千人，5但九○年代的高科技蓬勃发展，导致电脑程序设计师、工程师与系统分析师的人力大缺，各公司都希望能从国外招募新血。在微软等大企业积极游说下，美国政府在一九九八年把限额提升到十一万五千人，6两年后再度提升为十九万五千人。7在借此制度取得签证的外国技术劳工里，为数最多的是印度人，中国人居次。（大部分持有H1-B签证的华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一九八○、九○年代期间，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台湾高科技人才往往会回流台湾。尽管一九六○、七○年代期间的台湾留学生往往选择留在美国，到了此时，更多台湾学生在取得学位后因为故乡的就业机会更好，所以会回到台湾。不过，中国的高科技员工更想留在美国。）

很快就有许多人批评H1-B签证制度是“白领奴隶卖身契”。8这些白领劳工的薪水最高有一半是被人力仲介抽走，而且签证持有者为了希望公司帮忙申请永久居留身分，也必须让雇主对他们予取予求。如果签证持有人想要换公司，新雇主必须为他们向移民及归化局提出申请，整个流程要跑好几个月。H1-B签证持有者必须等好几年才能取得渴望已久的绿卡，而且他门也深知自己的签证搞不好在拿到绿卡前就到期了。绿卡的申请案也就开始大排长龙，因为每一年每个国家申请者取得绿卡的比例都不得超过百分之七。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少数持有H1-B签证的华人开始组织起来。例如，来自中国的绿卡申请人燕晓哲（Swallow Yan）在一九九八年促成华人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协会移民事务委员会（Immigration Council of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的成立，借此一基层组织代表所有的签证持有者向政治人物游说。9但一般而言，H1-B签证持有者向来很怕惹事，所以不敢向媒体与立法机构陈情。当我为这本书进行研究工作时，曾采访过几位曾经持有H1-B签证的华人，但他们坚持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才愿意受访。

有一位女士，在此我姑且称她为锺莎莉，她声称H1-B签证让她一度成为“高科技奴工”。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一九九二年赴美攻读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当地公司找到一份软件设计师的工作，公司要她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周末也不例外，无法加薪也没加班费。锺莎莉对此当然感到不满，但却不能离职，因为申请绿卡的要件是必须有公司聘雇她。辞职意味着她必须重新申请一遍，而先前她投资在申请案上的一万美元法律谘询费用也等于泡汤了。因为向移民及归化局提出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导致整个流程所需时间从几个月起跳，甚至好几年，十分恼人。某次她抱怨自己的薪水甚至比同行菜鸟还要低，他老板居然把她从软件工程师降调为图书管理员，借此证明给她低薪是对的。不过老板还同时要求她做软件设计师的工作，帮公司设计一个电脑资料库程序。“我老板喜欢把我叫进办公室，关门后对我大吼大叫，”她说，“他说如果哪天我能说一口没有腔调的流利英文时才能加薪。他还说他只要在中国住一个月，就能把中文说得哌哌叫。老板威胁我，要是我再次要求加薪，就会被炒鱿鱼。”她说现在她“怕得要死，唯恐失业”。

除了H1-B签证制度之外，还有另一个新的情势也对“高科技”华人不利。苏联突然垮台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留下空缺，有助于中国在后冷战时代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军事大国。苏联本来就玩不起军备竞赛的游戏，结果瓦解后也拖垮了俄罗斯与前苏联所属各共和国的经济，相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长却出现飚升之势。毛泽东死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在一九九○年代几乎成长为三倍，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会成为竞争对手。在九○年代期间许多经济专家与史家纷纷断言，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的天下。

吊诡的是，九○年代期间美国既把中国当成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最强大的对手。这十年之间美中企业的伙伴关系呈现爆炸性发展，但美国社会也开始进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疑惧的时代。根据《华盛顿时报》报导，华府开始出现一个反中的“蓝队”（Blue Team），它是一个“关系松散的联盟，成员有国会议员、国会幕僚、智库研究员、共和党党工、保守派记者、支持台湾的说客、退休情报人员与几位学者，他们全都认为中国崛起后将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10从一九九○年代晚期以降，不到几年之间这个“蓝队”的成员陆续出版了许多相关书籍，像是孟儒（Ross Munro）与白礼特（Richard Bnstein）合着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毛思迪（Steven W. Mosher）的《中国新霸权》（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比尔．格尔茨（Bill Gertz）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还有爱德华．丁伯雷克（Edward Timperlake）与威廉．崔普烈（William C. Triplett）合着的《鼠年与红龙崛起》（Year of the Rat and Red Dragon Rising: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America），这些书一致指出，未来美中的对决已势不可免，呼应了早先的冷战主题，只是敌手已经换人。〔某些这一类书籍根据少量证据断言美国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收受中共贿款，已经出卖美国国安，而且美国许多军事机密皆已遭窃取，中共高层甚至把核武瞄准美国。〕

一九九九年，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多福．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发布一份七百页报告，指控中国大陆窃取美国的核武机密资料。11尽管这份报告后来遭许多美国科学家与导弹专家痛批，指出其内容多有扭曲事实之处，漏洞百出，但报告一发布后就广受媒体注意。《时代》杂志初步的回应是以封面故事报导，讨论美国是否有可能进入新的冷战时代，而这次敌手换成中国。

在对中国有所疑惧的氛围下，华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纷纷遭人用放大镜检视，唯恐他们有天成为中共间谍。从历史看来，美国华人的族群命运总是与美中关系的好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九○年代也不例外。就像钱学森与五○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其他华人受害者，到了九○年代，所有为国防产业工作的华人知识份子都背负着间谍的嫌疑，一来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二来也是因为有太多华人在高科技产业工作。

一九九二年，太空总署所属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开除了台湾移民工程师卢庆中（Raymond Ching-Chung Luh，英译），理由只是因为他被查到持有“一张上面写有中文的纸”。12隔年，丹佛的电脑科学家王安迪（Andrew Wang，英译）因为用电子邮件传送程序码给城里的一位朋友而遭法院判定在家软禁一年。这件事的起因是王安迪的雇主指控他为了自己创业所以窃取程序码，而且据说创业资金来自中国。联邦调查局本想用跨州犯罪来办这个案子，理由在于他的电子邮件是透过科罗拉多州以外的交换系统而传送出去的，但后来有关当局选择撤案，因为发现那程序码是雇主允许他复制的，而且内容根本无关紧要。王安迪的律师大卫．连恩（David Lane）将这整件事归咎于美国社会对于“高科技黄祸”的恐惧，还说当事人的生活有一年多根本过得“生不如死”。13

过没多久许多华人移民便开始面临“暗通中共”的指控，就连来自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人也无法幸免。后来因为政治氛围改变了，华人不再受到怀疑，许多人才敢出面坦承自己曾遭受美国政府的不当对待。例如，胡奇铭博士（Chih-Ming Hu，音译）就曾在无预警的状况下遭联邦调查局干员登门拜访。胡奇铭是台大毕业生，后来在马里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服务的企业电脑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是太空总署所属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艾姆斯研究中心的承包商，负责一项非机密的飞行仿真计划。干员质问胡奇铭是否曾经把机密资料与他的博士论文交给一位中国大陆的朋友，他说没有，还说他手上没有机密资料，而且他的博士论文早已公开发表在《化学物理学报》（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几天后那一位干员又找上门，这次指控他说谎，而且语带威胁地说要叫太空总署开除他。胡奇铭坚称自己说的句句属实，而且愿意接受测谎。那位干员并未接受，只是表示他怀疑胡奇铭有所隐瞒。一周后，太空总署以安全理由开除了胡奇铭，不过他并未遭到任何罪名的起诉。

可悲的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任何反制手段。“整件事发生得太快，我感到震惊又害怕，不知所措。”胡奇铭后来写道。他不敢反击，因为唯恐美国政府会报复他。“大多数来自台湾的人都记得一九五○到七○年代之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那白色恐怖时代，官员可以不凭法院命令就逮捕任何公民入狱，或者让他们人间蒸发。所以太空总署开除我之后，我一直很担心联邦调查局接下来会怎样对付我。”14

在遭到太空总署不公平的对待后，胡奇铭深感受辱，他表现得像一位强暴受害者，因为羞愧而与世隔绝。照理说他应该和许多蒙冤的美国人一样，找个王牌大律师控告太空总署、电脑科学公司与联邦调查局，反正官司赢了才需要付费──但他没有这样做，而这在外界看来无异于认罪。他的同事朋友开始认为他也许犯了罪，只是没有被查出来而已。所以大家都开始疏远他。在这段期间，据胡奇铭描述，自己好像“活在梦魇里”，失业了八个月。（“每当我到高科技公司去应征，把我的事情讲出来之后，没有人敢聘雇我，”后来他向一位记者表示，“谁敢雇用间谍呢？”15）朋友对他都避之唯恐不及，老婆也要求与他离婚。急需现金的胡奇铭曾当过房仲与保险业务员，但很少人愿意和他沾上边。最后他决定在求职时隐瞒过去与太空总署的关系，才回到了老本行。

但伤痛仍未痊愈。最后他终于在九○年代末期打破沉默。对于当时选择三缄其口，他深感后悔。“我很害怕，”后来他向记者表示，“早知道我真该反击的。”16当年的回忆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令他愤恨不平。“我是百分之百无辜的！这件事的起因纯粹是联邦调查局干员的鲁莽与漤权！这种事在中国文革期间常常发生，但谁想得到美国也会这样？”17

最恶名昭彰的是李文和冤案。他是来自台湾的科学家，原为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员工。一九九九年三月，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宣称中共之所以会取得W-88核弹弹头的技术，是因为有间谍。在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李文和就被解雇了，后来在该年十二月有关当局将他起诉，罪名是透过机密的电脑网络把核子机密传到一台不安全的电脑上，18然后又存进十张可携式磁带里，其中七张已不见踪影。联邦调查局干员随即逮捕他，指控他违反了《原能法案》（Atomic Energy Act），犯下五十九项不当处理敏感信息与泄漏机密的罪。19

在动用两百六十几位干员，进行一千次访谈与三年大规模调查后，20美国司法部终于承认查无李文和犯下间谍罪的实据，但这段期间他始终被羁押着，生活起居的状况特别糟糕。美国政府也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有关当局在调查之初若非已经知道，就是早该知道北京当局所持有的W-88核弹弹头设计机密不可能来自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中国取得的资料并非国家实验室的早期设计，而是较为后期的版本，而且这个版本早已传送给美国政府内部至少五百四十八个部门，全美国持有资料者若没几千人也有几百人。21

尽管许多关于李文和案的细节仍未解密，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无能以及屡屡犯下的漤权错误。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在一次侦讯中几位联邦干员企图逼迫李文和承认间谍罪，甚至以死刑威胁他。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他未能通过测谎，但事实上测谎时他完全没有问题，安全过关。22他们暗示政府可以借由泄漏案情来操弄媒体，后续报导的威力将会毁掉他的事业与人生，即使他真的无辜也一样。（“你真以为媒体报导都是真的？”一位联邦调查局干员向李文和表示。“你以为这篇文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媒体根本不在乎……你知道我在烦恼什么？你的名声会臭掉！……你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文和？大家都会看到这种报导，他们会认定你背叛了美国。”23）干员甚至威胁李文和，要是他不认罪并请求减刑，就会被处决。“你知道罗森堡夫妇（Rosenbergs）是谁吗？”（译注：Rosenbergs 指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冷战期间的美国共产主义人士，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后来在一九五三年遭处死。）联邦调查局干员卡萝．柯维（Carol Covert）问李文和。“在美国史上的间谍案里只有罗森堡夫妇没跟联邦政府配合。你知道他们的下场吗？他们被人用电椅处死了，文和。”24

等到司法部找不到李文和是共谍的证据，政府又转移焦点，紧抓住他在国家实验室里并未妥善处理资料的小辫子。后来李文和坦承自己曾将核弹程序码从安全的电脑系统传送到实验室里一台不安全的电脑，但他宣称这只是为了备份，以免系统当机损害档案。

停电后电脑关机导致档案损伤的事情很普遍，大部分有过类似经验的人都能理解他为何会违反规定。据李文和在自传《我的国家控告我》（My Country Versus Me）里表示，他曾在一九九三年因为国家实验室的电脑进行系统转换而损失好几个重要档案。他打定主意，绝对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储存了好几个备份档案。因为他的电脑没有磁带机，所以他向一位在实验室里非安全、非机密区域工作的朋友借用。李文和宣称，制作完备份档案后他把资料放在开放系统里，是为了避免以后又出现档案遗失的问题，而且他用三层密码保护那些资料。后来他承认自己的确犯了错，也违反了安全规定，但强调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不是刻意要泄密给谁”。25

据李文和的同事们表示，这种违反安全规定的情形很普遍，而且他下载的资料也处于安全级别的灰色地带，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受保护的有限制资料”（protect as restricted data，简称PARD）。这一类资料必须小心处理，因为里面可能含有敏感内容，但并不用遵守“极机密”（secret）或“机密”（confidential）资料的相关保护规定。科学家可以把“受保护的有限制资料”留在桌上后就下班，一位曾待过国家实验室的武器设计师也向《时代》杂志坦承他自己也曾犯过小错，让一叠PARD资料被风吹到窗外。26但在李文和被捕后，美国政府把可下载的PARD资料之机密等级大幅提高，改称“极机密的受限资料”（secret restricted data）27，但此一决策遭外界批评为带有政治动机，因为政府想要证明李文和并非受到冤屈。

为了把李文和的行为与其他人加以比较，他的支持者拿出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的案例来对照，相较之下多伊奇才是严重违反了许多安全规定。李文和只是把PARD资料从实验室里的某台电脑传送到另一台，但多伊奇却是真的把绝对机密等级的中情局档案放在手提箱里带回家。28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情局在他家中未受保护的电脑里发现一万七千页档案，里面有绝对机密的“黑计划”、总统批准的秘密行动资料，甚至还有他在中情局与国防部任职期间所写的二十六卷个人日记。29结果多伊奇家聘了一位“外国居民”当管家，每当他与家人不在时随时可以进他房间使用电脑。30常有人用那一台电脑上网（包括浏览色情网站），而且网络服务是由美国线上公司提供，既无加密保护措施，也没有安全的电话线路保护电脑不受骇客入侵。31中情局也得知多伊奇常把重要的记忆卡摆在车上，笔电里也存放了很多极度敏感的资料，很容易就能加以复制或者窃取。32

等到多伊奇发现局里开始调查了，他立刻从个人电脑里删除了一千多个档案，33也拒绝局里干员针对此事盘问他。34因为他不愿配合，尽管中情局认定他已经违反了三项法律规定，却还是选择把调查行动搁置。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表示，该局几位安全调查人员想要向司法部告发，因为多伊奇“罪证确凿，已经明显犯下三条罪，但现任局长说不。”35那三项罪名包括未经许可就移除机密信息（刑度最高可达一年）、企图移除或销毁政府文件，或移除或销毁后刻意隐瞒（刑度最高可达三年），以及私自进行个人财务计划牟利。

司法部对待这两个案子的不同方式可说天差地远。李文和尽管未曾正式受到间谍罪起诉，却遭到囚禁并且不能保释，而多伊奇犯下的国安罪状远比他严重，却连监狱大门都没进去过。他所接受的唯一惩罚就只有安全等级遭到取消，但这已经是他犯行被揭发后两年半的事了。东窗事发后，他的生活与工作仍一如往常。在争取成为国防部部长失利后，他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教化学。更重要的是，也许多伊奇曾动用自己身为前中情局局长的权势来妨碍司法。诺拉．史莱金（Nora Slatkin）是负责调查多伊奇违反安全规定案的中情局官员，后来却获得多伊奇的推荐，成为花旗银行的高层主管。36一九九六年，多伊奇辞去局长一职，成为花旗银行董事，而诺拉．史莱金则在一九九七年获聘为该行副总裁。

这两案的双重标准让美国华人社群与某些非华人人士感到愤怒。加大柏克莱分校种族研究系主任王灵智在一封公开的电子邮件里写道：“多伊奇之所以能逃过法律制裁，是因为他凭借着自身的种族与阶级背景，可以为所欲为，好像国家的主人，就算他犯了法，仍是个特权人士。”37

事实上，多伊奇违法的事件并未引发众怒，也没有很多人跳出来讨论他是不是像李文和一样，也可能犯了间谍罪。《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罗伯．席尔（Robert Scheer）怀疑这是因为“多伊奇是情报圈资深人员里的领袖，但李文和不是。”38也有人怀疑这案子背后是否有牵涉种族歧视的因素。罗伯．儒曼（Robert Vrooman）曾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反情报部门主管，他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自己深信联邦政府之所以盯上李文和，理由在于他是华人，而且整个调查行动的根据完全是“子虚乌有”。39

许多批评者开始将美国政府对待李文和的方式比拟为冷战时代外国独裁政府的暴政。即使是被定罪的重刑犯，也很少人像李文和在新墨西哥州监狱里的处境一样凄惨：他自己在单人囚室里待了两百多天，一走出来就会被戴上脚镣，但每天也只有一小时放风的时间，家属每周仅可探视一小时。40“多伊奇备受呵护，”罗伯．席尔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写道，“但李文和却得蹲单人苦牢，而那些用谎话要他就范的联邦调查局干员简直像极权国家的暴徒，他们明明知道他已经轻易通过测谎，却骗他没过。”41许多人深信政府之所以不让李文和交保，是为了逼他认罪。“这案子实在臭不可闻，就算走和解程序也没多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表示，“如果他不认罪，他就必须待在监狱里，但如果他认罪，就能出狱。这跟苏联有什么两样？这根本不是美式风格。”42天安门大屠杀后逃出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兼人权斗士方励之也认为，李文和在狱中的经验与中国大陆对人权的侵犯没两样。43李文和在狱中的遭遇实在太不人道，就连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Plato Cacheris）也挺身抱屈，表示这情况比他自己的委托人奥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的处境糟糕太多了，但艾姆斯是已经定罪的俄国间谍。44

就在李文和案愈来愈站不住脚之际，司法部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在二○○○年秋天与他的律师们协商出一个减刑协议，把全部五十九项罪名几乎全部撤销，仅留一条，而李文和则必须同意与联邦政府当局配合。45后来法官甚至向李文和致歉，表示他“非常冤枉”46，并表示联邦检察官“让我国全体上下蒙羞”47。后来大家还发现联邦官员泄漏给媒体的消息不仅都是杜撰的，而且此举也有违法之嫌。司法部珍娜．雷诺（Janet Reno）部长下令调查后所制作出来的八百页报告有一部分在隔年解密，报告结论表示“联邦调查局一开始进行调查的根本就是一桩莫须有的罪。”48

李文和案让美国华人社群的心灵久伤未愈。他们不但清楚记得美国司法部有多跋扈高傲，还有不负责任的媒体扇风点火，触动了美国社会福斯对华人的反感。该案调查期间，许多媒体纷纷刊登残酷的讽刺画来揶揄华人，让许多史家想起了那些促使美国进入排华时代的十九世纪种族歧视漫画。

李案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须归咎于向来备受推崇的《纽约时报》，因为该报记者与编辑群轻易受骗，政府爆了一些没有真凭实据的料就被他们刊登于头版。几天内李文和的故事成为各地媒体的八卦报导内容。许多广播谈话节目与电视主持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华裔美国人与中国人都贴上了可能是间谍的标签。〔例如，“电台主持人朗恩．欧文斯（Ron Owens）的节目今早找来CNN电视台节目《交火》（Crossfire）的共同主持人，众所皆知的民主党支持者比尔．普瑞斯（Bill Press）来上节目，”一位听众刘艾迪（Eddie Liu，音译）写道，“我才听五分钟，普瑞斯就两度提及李文和是‘间谍’，口气非常肯定，并没有使用‘有犯下间谍罪之嫌’这种说法。”49〕各大报竞相发挥想像力，把几百万住在美国的华人都打成间谍，共同筹划着一个恶毒的诡计。“有人说，中国间谍的常见伎俩就是从居留美国的外国专家手里骗取资料，还有驱使成千上万海外华人把机密带回国，就像蚂蚁一点一滴把东西带回蚁窝，”《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人至少从西元前第四世纪开始就已开始执行这种累积信息之道，因为军事哲学家孙子在他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里强调了间谍的重要性。” 50

最后，《纽约时报》因为未妥善处理李文和的报导，不仅在社会上遭到抨击，报社内部也出现批评的声音。在打开整个《纽约时报》报导系列的那篇文章里，记者表示李文和曾从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 Express）位于香港某分行提领一笔七百美元的神秘款项，并且猜测那笔钱是他用来购买前往上海的飞机票。51不过，后来事实证明那笔钱只是他女儿用于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旅行而已。那些报导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借此证明李文和有罪。例如，在一次国家实验室的公开宴会上，某位中国核子专家见到李文和后与他热情打招呼，这是任何科学家无论在何时何地见到外国同行后都会有的反应，但却被《纽约时报》写成那中国科学家“拥抱李文和的方式看起来充满祝贺的意味，非常可疑。”52

美国华人社群应该还记得李文和案期间某些政治人物未经深思熟虑的评论，充分反映出他们心里有多排华。一九九九年三月，担任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主席的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理查．谢尔比（Richard Shelby）在NBC电视台《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上表示：“我们必须记得，就像我们的武器系统无所不在，华人也遍布各地──在我国制造、研发核武的各个实验室里有华人，甚至有些科技也是华人泄漏出去的。我们已经看过一些那种例子了。那都是真实案例。他们就在这里。而且就很多方面来说，华人都是诡计多端的。”53后来谢尔比透过办公室发言人解释，他说的华人是指中国间谍，并非指所有的美国华人，但他的谈话已惹火了亚裔美国社群。“他并未区分中国人、华人研究生，还有某些已经是第五代加州人的华裔美国人，”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吴华扬（Frank Wu）向《旧金山监督者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表示，“他只看到华人无所不在。这才是令人感到忧虑之处。”54

另一番让人忧虑的言论来自新罕布夏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史密斯（Robert Smith）把李案与李亮畴（Bill Lann Lee）的问题相提并论──李亮畴是克林顿任命的司法部民权事务助理部长，但其任命案始终无法获得参议院认可。“问题在于种族背景变成一种原罪，”吴华扬表示，“透过李案，亚裔美国人多少可以窥见非裔美国人所抱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老是被当成罪犯？”55

在媒体报导李案后，在全美各个国立实验室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也成为怀疑的对象。即使是进行最单纯的活动，各实验室的华裔美国科学家也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根据李文和的华裔律师孙治华（Brian Sun）表示，一位洛杉矶华裔美国人只是因为把笔电送修，就要接受侦讯。56在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提供给我的一份内部备忘录里，某位华裔女性员工觉得自己因为华裔的身分而被当成罪犯，她写道：“实验室当局把我当成嫌疑犯，不让我使用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脑，直到他们清查电脑后证明我清白才放过我……我热爱我的工作。拜托别开除我！”57

李案期间最令华裔美国人族群感到震惊的是，政府居然公开宣称，将会使用种族描述法（racial profiling）来当作查缉中共间谍的调查手段。曾在联邦调查局主管“中国反情报业务”的卸任官员保罗．摩尔（Paul Moore）表示，只要中共间谍“专门找华裔人士下手，不找其他族裔人士”，该局就一直会把焦点摆在华裔美国科学家身上。58

对于在各个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人来说，李案可说是一记警钟。这案件与后续影响逼使许多华人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来到美国的华人）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他们何必把自己的贡献给不相信他们的机构？如果能换到另一个更尊重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才华是否更能有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政府不愿回报他们的付出，或者是基于肤色、族裔的考量而迟迟不肯让他们升迁，他们何必把人生的黄金岁月奉献出去？他们开始抱怨工作环境里的裙带关系、种族歧视等问题，导致不够格者大行其道，而这一切问题都让华人无法获得认可。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所属华人移民工程师王乔尔（Joel Wong，音译）投书《科学》（Science）期刊，为科学界的成千上万华人发声：“目前在我们华人之间广为流传的是‘高科技苦力’一词──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如果我们认真工作，上头就会指派更多工作给我们。”59他与一些台裔美国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提出指控，表示有一层“玻璃天花板”让他们无法晋升到上层管理阶级。他们声称考绩制度“主观、武断又变来变去”，因为打考绩这件事总是秘密进行，难以核实，而且常常深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60

根据他们对实验室内部薪资结构的分析，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亚裔美国人与其他学历背景类似的员工相较，薪水较少的情况最多可达一万两千美元。61事实上，亚裔美国人能拿的津贴往往比白人员工少百分之十五到二十。62这一群科学家指出，种族歧视是违反联邦法律的，他们希望管理阶层能够“用同样的适当标准来对待所有人，别像现在这样，遇到某些人就改变标准。”63

有些人深信问题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各个国家实验室的管理阶层往往具有军方背景，但来自于学界的华人员工往往并非政策制定者或分析师，而是一般科学家。以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为例，最高阶层的管理人员大都是退役海军军官。好几位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华人科学家都深信自己的主管非常不信任所有的亚洲人，这是美国在亚洲参战三次（二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后所留下的负面影响。许多华人科学家宣称这种族歧视已根深柢固，就连歧视他们的人也不自觉。“他们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当成敌人，”该实验室某位台湾移民员工表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口音就不相信我们了。”64

许多华人移民科学家之所以会进入那些实验室，不只是因为它们看来是非常单纯的学术环境，而且也是因为早年饱受战乱所苦，实验室可以成为避风港。有很多人从小就屡次因为战争与革命而逃难，非常渴望安享平静与稳定。如今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怀疑。“若能从头来过，对很多事我都会有不同做法，”后来李文和写道，“也许我会做出不同的职涯选择，可能到民间产业去工作，或到大学去教书，而不是把自己二十几年的岁月贡献给各个国家实验室。”65

由于李案的缘故，许多人甚至劝华裔科学家不要进入国防产业工作。“我们要抵制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利佛摩与其他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某个声援李文和的网页上面这样写道。“别去应征那些实验室的工作。你们只会被当成高科技苦力，玻璃天花板会阻碍你的升迁，而且李文和的遭遇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尽管这并非有组织的抵制行动，但却发挥了效用。原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奖学金颇为热门，但二○○○年二月，无论是来自中国、台湾与美国本土，没有任何一位博士班华人毕业生去申请。66在李案发生之前，十位最后入选者大概有一半是华人。67

此次抵制行动也促成了各家国家实验室与美国华裔社运人士之间多次的协商，所花费的时间极其漫长，直到这本书付梓之前，仍未有结论出现。而且很快的在这次抵制行动后也出现了一次诉讼行动。二○○二年三月间，几百位华人员工提出集体诉讼，以种族歧视为理由，把劳伦斯．利佛摩实验室一状告上法院。68

九○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于华人所进行的针对性且非常过火的安全措施，到底是保护或者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问题的解答要等到一段时间过后才会有定论。根据史丹福大学物理学教授麦可．梅伊（Michael May）所言，美国之所以能够跃居全球科技龙头的地位，是因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产、官、学界都懂得善用外国移民人才。整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包括各大学、公司与国防研究机构等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端赖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才智之士贡献心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与匈牙利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等移民科学家让美国的科学研究更为丰富，同时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防科技的发展有所帮助。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亚洲移民也有卓越贡献。

华人对于美国学界的贡献度其实清楚反映在数据上。到了二十世纪末，华人移民是美国大学外国学生中为数最多的族群，而且他们大都主修理科或工科。69光就一九九七年而言，全美拥有博士学位的外国科学家大约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或台湾。70如果把来自其他地区但具有华人血统的科学家也算进去，那人数就更多了。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管理阶层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他们的确需要外国人力──光以一九九九年看来，他们要招募一位核子材料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员，结果二十四位申请者里没半个美国人。71他们体认到李文和案的负面影响，让他们失去好几位世界级的华人科学家。其中之一是可能解开阿兹海默症与帕金森氏症谜题的蛋白质研究专家盖逢（Feng Gai，音译）。能源部将李文和开除后，命令盖逢待在家里，等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把专门针对外国人而装设的保护系统建置好之后再去上班。就在此时，宾州大学以化学系教授职务与造价四十万美元的新实验室为条件，抢走了盖逢。72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资深科学家大卫．派恩斯（David Pines）在《新闻周刊》的“换我发声”（My Turn）专栏撰文写道，他曾经劝某位才华洋溢的年轻中国科学家不要接受该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职务，因为他觉得那位青年的“一举一动都会遭监视”。派恩斯表示，“搞不好我们因此失去一位能够对美国科学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一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73

一九九○年代期间，某些华人知识份子不想为政府工作，他们的际遇各自不同，可说有天壤之别。某些“高科技”华人赚了大钱，其他人则是饱受批评。媒体分别把他们描绘成大亨与天才，还有骗子与间谍。不过，无论他们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承受了多少压力，还是有一群不见天日的华人远比他们悲惨。我姑且称这群移民是“低科技”华人，他们来自最贫穷的社会底端，每个人的际遇有好有坏，完全取决于是否走运。

有一群新移民全都是小女婴，她们遭中国的原生家庭弃养，由美国的新爸妈领养。美国的不孕率居高不下，国内能够领养的婴儿又非常有限，但就在成千上万对美国夫妻濒临绝望之际，人口过剩的中国刚好能为他们解决问题──因为难免有许多中国的爸妈无法养活所有小孩。

这种移民模式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中国在社会工程方面所做的实验所致。因为毛泽东向来认为节育与种族灭绝无异，因此中国人口数量在他掌政期间出现爆炸性的成长。为了逆转此一趋势，邓小平麾下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制定了“一胎化”政策，规定任何一对夫妻若是只生一个小孩就能领取较多的政府津贴，违者将会被课以重罚，借此希望能在二○三○年把中国人口缩减到七亿。74

但千百年以来的传统很难灭绝。在中国历史上，女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她是否能生下子嗣来传宗接代。采行一胎化政策之后，某些地区的家庭开始认为女孩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甚至懒得帮女儿取名字。也有些地区的许多夫妻宁愿遭政府重罚与迫害，也一定要生个儿子来继承家庭血脉。

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后，政府发现国内人口已超过十亿人，因此开始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甚至可说是不留情面。为了规避法律，许多求子心切的中国夫妻把女儿藏在亲戚家里，比较极端的甚至选择杀婴或者弃养。公园、巴士站、孤儿院门口甚至路边开始出现许多女弃婴。有时候她们的衣服里会塞着纸条，其中一张写道：“因为当下的政治氛围与沉重压力，我们实在很难解释，总之把她生下来几天后我们就无法继续照顾她了。只希望这世上有好心人能照顾她。感谢你。宝宝，爸妈真的感到非常悔恨羞愧。”75

被弃养的女孩实在太多，中国的孤儿院在人力与财力方面都吃不消，很快地院内居住环境就变得非常糟糕。许多人亲眼看到并描述女婴饿死，或者喂食时因为被绑在床上而噎死的案例。她们没穿鞋袜，即使在天寒地冻时身上也只穿着薄薄棉衣，孩子们常被绑在椅子、婴儿床或马桶上，一绑就是好几天。一九九五年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曾撰文描述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院内惨况仿佛“孤儿的古拉格集中营”：

像舞厅一样大的房间昏昏暗暗，里面躺着很多婴儿与小孩──不，他们不是躺着，而是被摆放在婴儿床里：肢障的小小身体只剩下皮包骨。他们手脚乱踢，身子乱动，累了就睡在自己的尿里面，有些没穿衣服，有些只穿着肮脏的小外套。……年纪较大的孩子把死去的婴儿用几块脏布包起来，那就是他们的寿衣。然后他们把死尸往床底下塞，等到员工上班后才带走。若是碰到周末，尸体可能会摆在那里两三天。76

可能是为了减轻孤儿院的工作压力，中国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鼓励大规模的国际认养活动。那一年，美国的家庭大约认养了两百个中国孤儿。77，认养费用通常是暗盘交易（某家孤儿院要求美国养父母捐款三千美金，而且只能用百元钞票）78，导致美国媒体暗指这是营利行为。一九九三年，《纽约时报》周日杂志刊登〈中国女性孤儿的交易市场〉（“China’s Market in Orphan Girls”）一篇报导，文章中称呼那些女婴为“最新的中国出口品”。79为此，中共政府暂时中止了认养计划，但不久后又恢复，这当然是因为需要认养小孩的美国人实在太多，计划不能说停就停。

因为美国妇女往往为了追求事业而普遍晚婚晚孕，到了二十世纪末，无法生育因而渴望认养小孩的有钱夫妻变得更多了。不过，因为美国社会对於单亲妈妈的接受度愈来愈高，她们开始自己扶养非婚生小孩，因此有待领养的美国小孩变得愈来愈少。此外，美国官方的收养制度相关规定也变得更为复杂繁琐，再加上其他国家对国际收养的规定相当严格，偏好传统的异性恋年轻夫妻。若想组成家庭，许多美国人的唯一机会就是收养中国小女婴。因此在一九八五到二○○二年之间，美国人从中国收养了三万三千名以上的婴儿，中国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收养儿童来源国。80（因为提出收养申请的美国人实在太多，中国政府不得不在二○○二年开始实施每年限额的规定。）

收养中国婴儿的夫妻（或伴侣）通常都是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大的上层中产阶级成员。根据某项研究显示，他们的平均年纪为四十二点七岁，81大约百分之六十五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82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负担不起领养中国婴儿的费用（费用从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不等）83，所以一九九○年代期间这些领养家庭的平均收入都很高，介于七万到九万美元之间。84领养过程不仅所费不赀，而且繁琐累人，要先由联邦调查局做背景调查，接着由社工进行访谈，指纹由警方建档，并且向移民及归化局递交各种申请资料。一般而言，这些领养家庭光是等文书作业完成就要一年半。

对这些夫妻（或伴侣）而言，等待期是最折磨人的，特别是有些人还没到中国与小孩见面之前就已经打从内心深处牵挂着她们。例如，某位申请领养的麻州妇女已收到那个中国婴儿的照片了，没想到在那一篇《纽约时报》周日杂志的负面报导后，中共政府突然中止领养计划。在文集《心之所向：中国小孩领养家庭的家书》（A Passage to the Heart: Writings from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里，克莉丝汀．库卡（Christine Kukka）于〈等待的磨难〉（“The Labor of Waiting”）一文中写道：“整整八个月她好像生活在炼狱里，只能看着照片，心里想着她的小宝贝在那遥远国家的孤儿院里过得怎样。”85〈等待终于成真〉（“Surviving Waiting Parenthood”）的作者珊蒂．佛莱（Shanti Fry）回忆当年自己曾改变遗嘱：“我想如果我有个孩子的话，有朝一日杰夫和我可以陪她飞回中国，如果我死于空难，搞不好杰夫和她能够生还──在太平洋上等待救援！”86

运气好一点，长久等待的梦想终能成真。养父母会飞往中国，与孤儿院人员见面，在饭店房间或大厅里接到他们的小宝贝。终于开始养育小孩以后，他们一边忙着包尿布、喂奶，把哭闹的小孩哄到睡着，一边开始烦恼该怎样面对孩子的族裔问题。该按照美国人或中国人的方式养育小孩？孩子离开祖国后是否等于被剥夺了原有的文化身分？珍．希利（Jean H. Seeley）曾撰文回忆道：她对着小宝宝说，“跟中国说再见吧，我不知道你何时能返乡。”接着她心想，“把她带到她会成为少数族裔人士的地方去成长，是正确的吗？”87

从陌生人说的话看来，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显然会遭到种族歧视。某名洛杉矶警察看到一位白人妇女用鼻子磨蹭她那从中国领养来的婴儿，居然质问她：“你干嘛亲那孩子？”88许多养父母都没想到，花了那么多时间与金钱才领养到一个婴儿，却有可能被当成绑架犯或者恋童癖。美国同胞的反应往往如此粗鲁又不细心，令他们感到震惊。某些养父母听到有人称呼他们的小孩为“清狗宝宝”，89甚至也有人语带揶揄地说：“是领养不到白人婴儿吗？”90其他人则是被越南战争老兵恶狠狠地瞪着。某个家长甚至遇到一位越南战争老兵对她的宝贝说：我“杀过你的许多同胞”。91

他们深知孩子们总有一天会对自己的身分感到迷惑，也想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谜。某些婴儿被遗弃时身上带着爸妈留给他们的礼物92──有的是手镯、坠子或者一包米，也有人身上带着小小的伤疤或胎记。有朝一日这些线索能帮助他们的孩子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吗？孩子们自己也往往被身世的谜团搞得很难过，尤其是那些比较早熟的。某些中国女孩质问爸妈：我是不是生下来就变成孤儿了？在迷惘与气急败坏之余，她们会大发脾气，像某个女儿就说：“你们坏透了，我要找我的中国妈妈！”93

为了面对这些挑战，许多家长尽力让孩子们能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家长陪小孩一起看中国神话、《论语》，还有赛珍珠的中国主题小说。尽管这样的教育内容并非直接认识真正的中国，而是美国人所诠释的中国文化，但他们真的非常努力。一位对此感到自豪的妈妈宣称，“我们会一起去逛亚洲市集，参加节日。”94她的女儿们喜欢猫熊，可以在地图上指出中国在哪里，也可以朗诵儿童节目《芝麻街大鸟去中国》（Big Bird Goes to China）里的中文台词。许多养父母也常常透过“领养中国小孩的家庭”（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等网络组织进行交流，互通信息与教养小孩的秘窍。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许多女婴遭人遗弃，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则是因为想要收养这些女婴儿千里迢迢前往中国。到了1990年代，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收养儿童来源国。（照片来源：Stephen Wunrow）

在领养中国小孩后，许多养父母开始变得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很敏感。突然间他们注意到媒体常以粗暴的方式与刻板印象来呈现华人的形象，就连电视儿童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里也有一只雌性蠕虫玩偶名叫“萝面”（Lo Mein）。95他们也开始注意移民局和归化局如何对待外国人，并且为了孩子们的公民权积极参与游说活动。要帮那些中国小孩办理归化手续实在太过繁文缛节，那些养父母在恼怒之余要求修法，不但让孩子们能立刻取得公民权，也希望能帮助未来所有从外国领养到美国的小孩。结果这些孩子最后变成美国白人社会与华人族群之间的桥梁。“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孩子们与他们的‘许多不同之处’”，一位母亲解释道，“突然间非白人小孩再也不是‘非白人’了，他们‘就像我女儿’。”96

非常讽刺的是，某些在中国被弃如敝屣的婴儿居然成为美国某些富贵名门的掌上明珠，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却必须工作好几年才能换取自己到美国的旅费。这些成人移民并非学生也不是专业人士，而是最被白人社会忽略的族群，他们大都是隐身美国各地中国城里的非法粗工。

一开始，他们有些人是所谓的“漂流一族”：从乡间移居都市的中国农工，到二○○○年为止，据估计人数在两亿到两亿五千万之间。97他们在都市为中国的土豪暴发户工作，受到仿佛二等公民的待遇，因此为了追求更好的薪水，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着想，许多人都渴望移民。也有人本来是小个体户或者企业主，但中国的社会体制往往偏袒权贵，他们也要不断花钱打通关节才能糊口，所以他们基本上对于整个国家已经幻灭了。一位曾在福州开工厂的华人宣称，他拒绝贿赂当地官员，结果被栽赃入罪。“所以我才会匆忙离开，”后来他说，“几天内我就下定决心要走了。”98其他人的说法也反映出同样的不满心声。来自福州的小陈曾是非法移民，他说：“在现在的中国，除非你是官员的小孩，或者懂得如何走后门，否则完全没有希望可言。”99

对许多充满企图心的华人而言，看来他们能选择的路只有三条：认命，或者学会玩弄权术，要不然就得走人。在西方媒体的全球化影响之下，第三条路变成最具吸引力的选择。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人民透过俗称“小耳朵”的卫星天线或者卡式录像带认识好莱坞名人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许多人把美国与发财当成同义词，把他们在美国的亲戚当成“金山大叔”与大亨。许多在一九八○年代回中国造访故乡农村的美国华人都说很多人向他们要钱、要礼物，当地弥漫着一股贪婪的氛围。“所有的亲友都想跟我们要钱。”一位美国华人回忆道。令他感到非常诧异的是，他的那些中国亲戚居然还嫌弃某些礼物，像是黑白电视机，因为他们想要更贵的东西。“他们全都感到不满足，想要彩色电视机。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啊！”100）到了九○年代初期，福州地区因为艳羡美国社会的金山银山而掀起一股移民热潮。催生这股热潮的原因之一是电影、电视节目把两国之间的财富差距夸大了，但最主要的原因可以从数据窥见。一九九一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两万二○○四美元，相较之下中国则是介于三七○到一四五○美元之间，这让许多中国人深信到美国就能一夜致富。101“大家都为之疯狂，”《星岛日报》的一篇报导这样写道，“这个地区掀起一股热潮。农夫放下农具，学生把书丢掉，工人也都辞职了，大家唯一的话题是移民美国……如果人们发现有谁刚刚迁居美国，那个人家里肯定会变得门庭若市，挤满了熟人与陌生人，全都是为了打听要怎样去美国的。”102

尽管美国每年提供给中国的移民限额只有两万人，但能弄到签证的人通常都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与官方有关系或者有亲戚住在美国的人。这造成许多穷人或学历较差者必须当非法移民，向地下势力求援才能够实现美国梦。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选择走这条路，因为既然是非法途径，自然不会留下纪录。粗估非法移民的人数每年在一万到十万之谱，103但绝不可能算出精确数字，就像联邦调查局某位驻纽约官员所说的，“这根本是缘木求鱼。”104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中国移民与十九世纪前往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潮华人很像。这两波移民潮都是以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为主力，而且他们都把老婆和家人留在家乡。据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陈国霖（Ko-lin Chin）进行的研究显示，纽约市大多数的华人非法移民都是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已婚男性劳工，只有小学或国中学历。105不过第一波移民大都来自广州，而这一批移民的故乡则主要是福州──位于福建，是一个有五百万人口的华南商业港市，渔业也很兴盛。

与广州一样，福州市民也有移居海外，在其他国家创建聚落的传统。因为家族关系紧密，所以移民拥有国际资本与广泛的商业网络。福建省和广东省一样都是以独立与创业的精神著称。在历史上，福建曾经是个到处有不法之徒与冒险家的化外之地，有点像美国的大西部。福建人在中国向来给人的印象是大剌剌的、企图心很强，一心一意想要发大财。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华人沃尓沃榜里前四十名有过半若非来自福建，就是具有福建人血统。106

福建人以非法方式移民美国可说已有悠久的历史。头一批前往美国的福建人有部分是水手，二战期间在美国的军舰上工作，跳船后隐身纽约市或者东岸其他地区。一九四四到六○年之间，有将近六千位华人船员跳船滞美，其中有很多是福建人。107结果，很多福建人就因为有亲戚在美国而移民，这有助于福建省与美国之间的移民潮成形，而且福州人特别多。到了二十世纪末，据中共官方估计，违法滞美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福州。

显然有些福建人是为了逃离中共暴政而移民的。罗格斯大学陈国霖教授曾研究过几十名非法福建移民，在论文中列举出某些理由来说明他们为何要离开中国。其中一位说：“文革期间我被冤枉为‘反革命份子’，遭人毒打虐待。”108另一位说：“我是一胎化政策的受害者，中共政权让我感到厌恶。我老婆怀上第二个小孩时，在临盆前五天被抓去强迫堕胎。”109

但最多人移民的理由仍是为了求财，与政治无关。据陈国霖调查，在他的研究中有百分之六十一受访者都提出一个重要理由：赚钱。在他的访谈中有很多人都提起自己的发财梦。“我听说美国的一切都很美好，连走在路上都可以捡到金子。”110“来美国之前我还以为这里是个非常繁荣的国家，是装满黄金的天堂。”111“很多侨胞回国后花钱如流水……所以在我来以前曾经非常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时我觉得到美国就跟去天堂一样。”112“我们不觉得她象征自由，”某位来自中国乡下的移民如此向记者描述自由女神像，“她象征着机会。”113

因为非法移民的需求实在太庞大，许多俗称“蛇头”（因为他们鬼鬼祟祟且速度奇快无比）的黑社会人物开始把偷渡“人蛇”当成一门组织化的生意来经营。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偷渡人蛇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利润庞大的产业，每年总收入最多高达八十亿美元。114事实上，某些本来在运毒的国际帮派后来也改行偷渡人蛇，因为这门生意的风险低但利润高。

基本上，偷渡人蛇是人蛇集团与有关当局之间猫抓老鼠的游戏。第一个阶段只是例行公事，蛇头会和人蛇谈妥条件，说好偷渡金额（以二○○○年为例，偷渡费大约在六万到七万美元之间）。115在收到部分款项当保证金之后，人蛇集团会向人蛇要到一些亲戚的电话号码与地址（福建与美国两地都有），这些亲戚都是有能力帮忙付头期款的。

第二个阶段则是准备文件，相对来说也很容易。蛇头用钱打通关节，取得出国签证，人蛇一离开中国后就安排他们住进香港或曼谷等城市的安全藏身处，同时蛇头要设法取得前往美国的必要旅行文件。他们找专家制作假护照，有些是来自黑市的失窃护照，也有北美地区的贪官配合核发。

某些非法移民的等待时间极其漫长恼人。有个福建人说他被反锁在曼谷某家旅馆的地下室长达六个月之久，人蛇集团才安排他与其他人蛇搭小船前往非洲，然后再到美国去。116另一位移民本来是农夫，他被迫躲在泰国乡间的猪舍里好几个月，蛇头才安排他搭机前往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迈阿密。117

旅途才是真正最困难的部分。前往美国的路径有许多选择，所以中国非法移民会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抵达美国，交通也分海陆空三种方式。从移民及归化局的一份内部文件来看，澳洲、日本、关岛、巴西、西班牙与俄罗斯都有偷渡中国人的人蛇集团。118有时候这些中国人会搭机直接飞往美国：以一九九○年代初期为例，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中国非法移民是搭机进入美国的。119但远比这种方式更安全的做法是先安排他们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一旦到加拿大后，那些中国人可以躲在机场洗手间里，把身上证件用马桶冲掉，然后声请政治庇护。移民当局将其释放后，他们可以用伪造证件偷偷穿越边界，躲在后车厢或者搭乘小船、充气筏或者雪地机车前往纽约州。也有些移民是躲在冷藏卡车或者观光巴士里，从墨西哥偷偷越界。120

非法中国移民最常需要使用的是海、陆两路的交通工具。许多人都是藏身在开往中美洲的台湾渔船或者货轮上，或者先搭乘火车前往一些能用钱买通或安全措施较松散的城市，例如莫斯科或布达佩斯。某些移民必须先忍受前往东欧的漫长旅途，沿路只能靠少量米饭、坚果果腹，然后试图穿越国境到西欧国家。途中他们也许需要翻山越岭与游泳渡河。“偷渡过程艰险费力，很多人都没有熬过去，”伦敦律师周班恩（Beng Chew，音译）于二○○○年六月向记者表示，“去年我听说有名三十几岁的女人在山区筋疲力竭而亡。有些人不想离开她，但带路的人坚持要他们继续赶路。”121

与十九世纪中国移民的旅程相较，这种旅途的艰险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偷渡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要命的状况，例如有些偷渡船只是破破烂烂的木船，122曾有非法中国移民描述航程中船只进水，他们被迫不断舀水，以免沉船。123还有个案例是船已经坏了，船员在弃船时曾考虑把船只连同几百个人蛇一起炸掉。124一九九五年七月，美国海岸防卫队发现一艘渔船上载了一四七位中国偷渡客，据某位官员描述，“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烂，里外都生锈的船，真是不可思议。”125偷渡客全都挤在宽度大约相当于两辆车的空间里。船舱里都是脏水，恶臭难耐，因为舷窗都用三夹板挡了起来。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某些中国偷渡客的旅途终点是停尸间。一九九三年六月，载有两百六十几名中国偷渡客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在纽约市附近洛克威半岛（Rockaway Peninsula）的海滩搁浅。126船员要所有偷渡客跳船游上岸。距离梦寐以求的美国已经那么近了，他们决定赌上最后一把。结果十人溺毙，纽约市警方、移民当局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联手救起另外两百多人。欧洲向来被当成中国偷渡客前往美国的中继站，但有些人在那里就丧生了。一九九五年，十八位中国偷渡客在前往匈牙利途中因为窒息而死在一辆紧闭的拖车里。127隔年，一辆穿越奥地利边境的卡车里被发现有五具中国偷渡客的尸体。128二○○○年夏天，英格兰多佛市有关当局破获一起前所未见且惨无人道的偷渡悲剧：在一台装满腐烂番茄的巨大冰箱里，有五十八个中国人窒息而死。官员打开门之际，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强烈腐臭味，两位生还者伸出满是裂伤与血迹的手指，气若游丝地求救：“帮我！帮我！”129

1980年代初期之后，非法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增加了，主要肇因于中国的经济情势快速变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迁居国外。1993年6月，载有260多名中国偷渡客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在纽约市附近的海滩搁浅，偷渡客往岸边游泳逃生。如照片所示，他们大多数获救，但也有一些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溺毙。（照片来源：AP/Wide World Photos）

最可怕的偷渡方式是躲在封死的货轮货柜里。某些偷渡客被关在里面好几个礼拜，航程中始终待在几乎漆黑的空间里。有些人过得稍微舒服点，有扇子、埝子与手机可用，130但其他人抵达时则是“泡在屎尿里”，脏污的环境让移民官员必须穿上防护衣才敢进去。131许多人几乎饿死，因为获得配给的食物与饮水太少，例如曾经有个中国男孩在货柜里待了整整十二天，他说航程中他只有水和一些饼干可以食用。132他与其他偷渡客睡在埝子上，蜷缩在毯子里，用塑胶袋充当厕所，在手电筒下打扑克牌杀时间。

到了二○○○年代初期，美国移民当局发现人蛇集团开始改用硬顶货柜。随着移民官员的查缉手段愈趋强硬，开始利用缉私犬来查获偷渡客，人蛇集团也随之发明出更大胆的偷渡方式。洛杉矶有调查员查获十五名中国偷渡客藏身硬顶货柜里，货柜两侧各有一道门。133人蛇集团将门涂上环氧树脂与油漆，形成保护色，门枢装在货柜内侧，并且用风扇与汽车电池制作出克难的通风系统与逃生舱门。硬顶货柜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成为一具活棺材。如果没有秘门，中国偷渡客就必须等到蛇头切开一扇门让他们出来──或者在里面慢慢窒息而死。（以这种极端手段偷渡进入美国的当然并非只有中国人。对于各种偷渡客采用的夸张方式，移民官员都非常了解，随口就能说出各种花样，包括把自己绑在飞机的起落架上，结果可能会摔死或冻死），甚至将自己挤进行李箱里，希望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进入美国。134）

通常来说，对这些中国偷渡客危害最大的就是蛇头。一位二十四岁福建青年曾花四个月搭乘货轮横渡太平洋，他说如果有女性偷渡客不愿和蛇头性交，蛇头就会把水和食物扣住不给。135另一位男性偷渡客说，船员会在女性偷渡客的水里下药，迷奸她们。136一九九五年美国海岸防卫队曾拦截一艘破烂渔船，发现一四七名中国偷渡客的身心都有遭人凌虐的迹象。其中许多男性偷渡客遭性侵，有些男孩才十岁就被迫帮船员口交或遭鸡奸，甚至被迫一起自慰。137到了航程结束时，有些人身心严重受创，甚至想要自杀。

不过大多数中国偷渡客还是撑过去了，但却发现噩梦才要开始。在亲戚帮忙付款以前，蛇头会把偷渡客带往“安全藏身处”。这段期间如果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饮食等基本需求，就要忍受蛇头狮子大开口，结果欠的钱又更多了。曾有些非法移民表示，光打一通国际电话就要一百美元。138

尽管许多中国偷渡客都已在欠条上面盖血指印了，139某些人抵达美国时还是会被戴上手铐脚镣，和床框或重物鍊在一起，关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只有一点米汤可以喝。140如果亲戚无法及时付款，偷渡客就会遭人浸在冰水里或被毒打、挨饿。一九九一年，联邦调查局破门而入，在布鲁克林一间公寓里发现某位中国男子被铐在床边，身上佈满遭人用烟头烫伤与铁撬毒打的伤痕。141一九九四年警方逮捕八名来自福州的帮派份子，他们涉嫌将几位偷渡客绑在从天花板垂吊而下的铁链上虐待，拔指甲或者用烧红的铁条戳背。142有一位女性偷渡客因为家人无法及时付款，遭人连续强奸、毒打了好几个月，而导致她瘫痪。143某些中国偷渡客表示自己在遭囚时不断被虐待，到最后对暴力已经无感，情绪也完全麻木了。有人曾这样描述自己在蛇头手里的可怕待遇：“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后，因为每天都被毒打处罚，我甚至再也不会感到恐惧。”144

据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发言人俞书殷（Yu Shuing，音译）表示，蛇头常常对那些想要力争上游的偷渡客开空头支票，说“他们可以赚大钱，两三年或者五年内或许就能弄到一百万。”145但与现实根本是天壤之别。在没有合法身分与政府保护的情况下，这些中国偷渡劳工只能听任雇主摆布，通常只能透过中国城的职业介绍所找到一些粗工，像是洗碗工、服务生或者工厂工人。某些血汗工厂老板不愿支付最低工资，因为雇用非法中国劳工只要半价，有时甚至不用付薪水：当一批货完工了，某些老板会干脆把工厂关掉，搬到别处。这让某些偷渡美国的中国人悔不当初。146“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在美国就像垃圾，”有个建筑工人说，“我们在这里只能睡在地板上，像奴隶一样工作……那些跟我住在同一间公寓里的人老是哭个不停。”147

飚涨的房租让非法移民变得惨上加惨。一九八○、九○年代期间，就在大批非法中国移民涌入中国城之际，因为亚洲政局不稳，许多台、港生意人也随之到来，拿资金来投资美国房地产。结果造成投机风气盛行与房租飚涨〔纽约房地产委员会（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曾于一九八六年进行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房租高得吓人。以中国城的运河街（Canal Street）为例，租金一度比哈林区还低，没想到此时店面租金与售价却已超越华尔街。148〕，逼使许多中国血汗工厂老板必须进一步削减工资。纽约中国劳工常在密不透风的制衣工厂里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不但洒水系统故障，逃生铁门也都上了锁，工作环境之恶劣直逼那命运悲惨的三角内衣工厂（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一九一一年，该厂发生大火，夺走一四六条人命。149

收工后，许多中国工人返回肮脏昏暗而拥挤的公寓，通常是有严重鼠患的地下室，布满外露的生锈铁管、电线与石棉。许多人都不是自己住，而是每个月花九十美元租用上下铺的床位，大小差不多只有二乘四英尺，而且还是与其他非法移民合租同一个床位，轮班睡觉。150“我们大多数同乡都把美国当天堂，”美国福建公所（United Fujian American Association）主席杨功德曾向一位记者表示，“结果他们现在被迫住在地狱里。”151

尽管辛苦度日，这些非法中国移民勤俭成性，像是与人合租拥挤的公寓、在自己工作的餐厅搭伙，因此许多人可以在几年内清偿债务。陈国霖表示，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大多数的中国偷渡客都可以在四年内还清欠蛇头的债，而且绝大部分能在抵达后四年或六年内取得绿卡或美国公民身分。152“他们本来就勤奋苦干，非常有企图心，所以一开始才会来美国，”陈国霖说。“大多数人迟早都会设法取得合法身分。”153

他还提及，假以时日某些归化的非法中国移民会开始变得极为成功，自己开外带餐厅、制衣厂、装潢公司、杂货店与其他小型公司行号。“现在他们出入靠賓士车代步，住的是百万豪宅，”陈国霖说的是他几年前调查过的那些非法移民，“他们大都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学过什么技艺──所以不会从事电脑业，但他们都是很厉害的生意人。美国人不了解他们多有创意。”154

但即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最好的规划，也可能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毁掉，而且刚开始那几年总是最辛苦与危险的，非法中国移民一方面要拼命工作还债，另一方面也常可能遭勒索。众所皆知的是很多蛇头会威胁移民的亲戚，就算他们未迟缴款项，但还是希望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钱。“如果人蛇集团缺钱花用，他们会威胁要杀掉男人，把女人卖到妓院。”一位非法移民说。155一九九五年，中国移民讨债集团把三十八岁的女性移民裁缝师高丽琴（Gao Liqin，音译）从纽约市皇后区家中绑走。156绑匪打电话到福建，在半夜把她的家人吵醒，要求三万八千美元赎金。高丽琴对着话筒哭喊，哀求双亲配合绑匪。为了把女儿送到美国，高家已经欠下三万美元债务，根本筹不到钱了。绑匪切断她一根手指，用塑胶袋把她的头套起来，轮奸她后用电话线勒她脖子，然后把她往一台电视砸过去，导致头骨碎裂。令人惊诧的是，高丽琴的死并未让高家人打退堂鼓，他们还是按照计划移民美国。“如果能认真工作，别惹麻烦，一般人都会没事的，”高丽琴的兄弟说，“我们只是太倒楣了。”157

许多非法移民深信他们无法摆脱蛇头。金色冒险号船难的幸存者王立彬（Wang Libin，音译）表示：“我们可以躲个一两年，但躲不了一辈子。”到美国后他因为曾参与一九八九年中国民运而获得政治庇护，不过还是欠蛇头钱。158“任何人都有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此外也有家人。他们就是会设法找到我们，我们无处可躲。”159

结果许多移民只能任由蛇头为非作歹，不敢报案。理由在于，即使他们报了案，无论警方或者移民及归化局都没有人力、财力或时间用来扫荡中国人蛇集团的地下组织。官员也没有积极办案的动机。〔众所皆知，美国也屡屡有警务人员犯下反华的种族仇恨罪行。一九八七年一月，几位纽约市警察接获线报前往中国城某公寓查缉非法使用有线电视的案件。公寓住户一对王姓夫妻要求警察出示搜索状，结果他们显然直接把门踹开，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不磙回中国？”还打了夫妻俩。王太太的脸部遭手铐打伤，后来缝了十二针。王姓夫妻随即控告市警局，最后双方以九万美金和解。一九九一年一月，纽约市警员要求闯红灯的锺国庆（Zhong Guoqing，音译）把车停到路边。但中国移民锺国庆听不懂警察要他出示行照驾照，结果惹火了那名警察。他问锺国庆，“你是流氓吗？”结果警察把锺国庆铐起来，还打了他的头，导致他严重受伤，当晚必须住院，一眼视力受损。〕一九九○年代期间，很多批评者都指出美中双方政府都没有严格执行移民法规，因为美国成衣业必须靠剥削这些非法移工才能营利，而中国则是因为移工从海外汇款回国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既然情况这么糟糕，那为何中国的移民潮仍持续不断呢？那些考虑要移民的人当然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剥削。但他们也深知，若是汇款回家就能改善家人的生活。一九九○年代期间，因为移工辛苦打拼的结果，中国很多地方都改观了，尤其是福州的市容变得豪宅林立。许多都是带有传统拱门与圆窗的优雅石造房舍，也有看起来廉价俗丽的仿欧洲城堡建筑，上面铺着闪闪发亮的粉红或金色磁砖，很像赌城拉斯维加斯与迪士尼乐园的建物。160有些大楼楼高六层，电梯、泳池、房车与卫星天线齐备。这些豪宅的居民穿金戴银，手持移动电话，炫富的结果不但招来邻居艳羡眼光，也让更多人想要移民。161

与美国的市郊社区一样，这些中国的市区房宅里都只住着妻子与儿女，唯一的差别是一家之主不在城里上班，而是到另一个大陆去了。一九九○年代末期，福建省许多乡村的家庭里都只有妻子独守空闺，那些村子获得了“寡妇村”的称号。某些“寡妇”是一点一滴把豪宅盖起来的。在等待丈夫从美国汇款回来的过程中，稻田旁边往往矗立着盖一半的宫殿式房舍，有些内部的混凝土外露，还未完工。162这不禁让人想起广东台山那些“金山家庭”兴建的高楼广厦。事实上，此时福建人走的就是十九世纪广东人的老路子：中国移民在美国穷困度日，拼命工作，与奴工几乎没两样，但他们赚的钱却能让中国的家人跻身乡绅阶级。到了二十世纪末，福建省的年轻子弟已经养成一种普遍的闲适文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劳工在中国只能赚取四十美元的月薪，到美国后却能挣到两千美元。“所以在移民美国之前，村里没有人想工作，”某位移工的妻子向记者表示，“工作也没意义。”163

许多地区连妻子与母亲都不在家里。如同某位学者所说，某些村子变成了“鬼镇”，“居民只剩老人与他们照顾的幼童，年轻的爸妈都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制衣工厂，在全美五十州的各家外带中国餐厅工作。”164因为这些村里所有年轻力强的男女都不在，十八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居民几乎都远在国外，照顾小孩的责任就落在溺爱孙儿孙女但年纪老迈的祖父母身上。据《纽约时报》一九九九年的报导，制衣女工在生产后只要付一千美元与机票钱就能把自己的宝宝从纽约中国城送回福建家中。165所以，就在美国某些富裕家庭领养中国婴儿带到美国的同时，许多最穷的中国女工却把自己的婴儿送回故乡──这些生下来就具有美国公民身分的中国婴儿将会和故乡的家人一样，因为爸妈的汇款而成为中国的新富阶级。

许多非法移民认为即使要冒险、心碎，即使是家庭破碎，只要能赚到钱，一切都值得了。某些人甚至认为这种安排对自己的孩子终究是有利的，“尽管我牺牲自己，但却为家人带来幸福，”某位中国移工说。166其他人则始终紧抱着一个虚无缥缈但却非常迷人的愿景，深信自己有一天能前往那天堂。“一切都要向钱看，”曾两度想要离开中国但都失败的福州市民周李穆万（Cho Li Muwang，音译）对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如果去了那个地方后，即使在千山万水之外，要远渡重洋，做同样的工作却能够拿到十倍的薪水，你不想去吗？如果是二十倍呢？一百倍呢？你不想去吗？”167

1　请参阅：Edward N. Wolff, “Recent Trends in Wealth Ownership,”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Benefits and Mechanisms for Spreading Asset Own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University, December 10-12, 1998; Edward N. Wolff, Top Heavy: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New York: New Press, 1996); “A Scholar Who Concentrates ... on Concentrations of Wealth,” Too Much, Winter 1999.

2　请参阅：Edward N. Wolff, “Recent Trends in Wealth Ownership,” table 2,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1983-1997”.

3　关于杨致远的生平，请参阅：A magazine, June/July 2000, p. 10. “Yahoo,” (chapter 10), in David Kaplan, The Silicon Boys and Their Valley of Dream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9); “Jerry Yang Yahoo! Finding Needles in the Internet’s Haystack,” (chapter 6), in Robert H. Reid, Architects of the Web: 1,000 Days That Built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7).

4　关于张忠谋的生平，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Morris Chang, March 17, 2000; Mark Landler, “The Silicon Godfather: The Man Behind Taiwan’s Rise in the Chip Indust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0.

5　请参阅：Denver Post, June 18, 2000.

6　请参阅：Sara Robinson, “High-Tech Workers Are Trapped in Limbo by I.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2000.

7　请参阅：Ibid.

8　请参阅：Ibid.

9　请参阅：Author correspondence with Swallow Yan, July 2000; The Scientist, May 29, 2000.

10　请参阅：“Blue Team”: Robert G. Kaiser and Steven Mufson, “‘ Blue Team’ Draws a Hard Line on Beijing: Action on Hill Reflects Informal Group’s Clou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 2000.

11　考克斯的三册报告一般通称为《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 on Chinese Espionage, March 1999），其实是美国众议院于一九九九年一月三日发布的极机密报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之国安、军事与商业问题特别委员会最后报告》（Fin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lect Committee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解密版。这份报告显然误用我对于钱学森的研究成果，误用的细节请参阅：Perla Ni, “Rape of Nanking Author Denounces Cox Report: Iris Chang Tells Conventioneers That Her Research Was Misused,” Asian Week, June 3, 1999; Jonathan S. Landreth, “Arrested for Spying? Or for Being Chinese? Author Iris Chang on Dr. Tsien Hsue-Shen,” Virtual China News, December 23, 1999.

12　请参阅：Norman Matloff, “Democracy Begins at Home,” Asian Week, July 14, 1995.

13　请参阅：Sarah Lubman and Pete Carey, “False Spying Charges Have Happened Before: Valley Chinese-Americans Complain Allegations Have Destroyed Careers,” San Jose Mercury News, June 23, 1999.

14　请参阅：Correspondence from Chih-Ming Hu to author.

15　请参阅：Ibid.

16　请参阅：Jonathan Curiel, “Widespread Support for Jailed Scientist: Chinese Americans Eager to Help Le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uary 10, 2000.

17　请参阅：Chih-Ming Hu, March 16, 1999.

18　请参阅：Vernon Loeb and David Vise, “Physicist Lee Indicted in Nuclear Spy Prob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1999.

19　请参阅：The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0.

20　请参阅：Vernon Loeb and David Vise, “Physicist Lee Indicted in Nuclear Spy Prob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1999. 为了二十四小时监控李文和，联邦调查局动用了两百名干员。

21　请参阅：Vernon Loeb, “Ex-Official: Bomb Lab Case Lacks Evidenc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1999.

22　请参阅：Robert Scheer, “Was Lee Indicted, and Not Deutch? Spy scandal: Look closer and you can see the politics behind the cas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8, 2000.

23　请参阅：Unclassified transcript of FBI interview 004868-004950.

24　请参阅：Wen Ho Lee with Helen Zia, My Country Versus Me: The First-Hand Account by the Los Alamos Scientist Who Was Falsely Accused of Being a Spy (New York: Hyperion, 2001), p. 81; 也可以参阅：transcript of FBI interview 004868-004950.

25　请参阅：Wen Ho Lee with Helen Zia, p. 122; 关于更多细节，请参阅：pp. 119-22, 323-26.

26　请参阅：William J. Broad, “Files in Question in Los Alamos Case Were Reclassifi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2000.

27　请参阅：Ibid。复制PARD 并非违法，也没有违反安全规定。

28　请参阅：Daniel Klaidman, “The Nuclear Spy Case Suffers a Meltdown,” Newsweek, August 30, 1999.

29　请参阅：James Risen, “CIA Inquiry of Its Ex-Director Was Stalled at Top, Report Say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0.

30　请参阅：Robert Scheer, “CIA’s Deutch Heedlessly Disregarded Securit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9, 2000.

31　请参阅：Ibid.

32　请参阅：Ibid.

33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0.

34　请参阅：Ibid.

35　请参阅：Bill Gertz, “Pentagon Probe Targets Deutch,”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17, 2000.

36　请参阅：James Risen, “Deutch Probe Looks at Job,”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00.

37　请参阅：Ling-chi Wang, “Wen Ho Lee ＆ John Deutch: A Study of Contrast and Failure of Leadership,” public electronic mail statement, February 9, 2002.

38　请参阅：Robert Scheer, “Was Lee Indicted, and Not Deutch? Spy scandal: Look closer and you can see the politics behind the cas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8, 2000.

39　请参阅：“U.S. Lacks Evidence in China Spy Probe, Ex-Aide Says,” Reuters News Report, August 17, 1999.

40　请参阅：“Amnesty International Protests Solitary Confinement, Shackling of Dr. Wen Ho Lee,” public statement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August 16, 2000; Hendrik Hertzberg, “In Solitary,”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0.

41　请参阅：Robert Scheer, “CIA’s Deutch Heedlessly Disregarded Security”; “Spy Scandal: Scientist Wen Ho Lee Is Being Treated Unfairly, Especially as Compared to the Former Intelligence Chief,”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9, 2000.

42　请参阅：“Wen Ho Lee Reportedly Makes a Deal,”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1, 2000.

43　请参阅：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2, 2000; George Koo, “Deutch Is Sorry; “Lee Is in Jail,” San Francisco Examiner, February 8, 2000.

44　请参阅：James Glanz, “Scientific Groups Complain About Treatment of Weapons Scientist,”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00.

45　请参阅：James Sterngold, “Wen Ho Lee Will Plead Guilty to Lesser Crime at Los Alamo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00; Marcus Kabel, “U.S., Wen Ho Lee Reach Plea Agreement,” Reuters, September 11, 2000.

46　请参阅：Wen Ho Lee with Helen Zia, p. 2.

47　请参阅：“Lee Free; Federal Judge Apologizes,”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3, 2000; Vernon Loeb, “Physicist Lee Freed With Apology: U.S. Actions ‘Embarrassed’ Nation, Judge Say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0, p. A1.

48　请参阅：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26, 2001.

49　请参阅：E-mail from Eddie Liu, March 14, 1999.

50　请参阅：Vernon Loeb, “China Spy Methods Limit Bid to Find Truth, Officials Sa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 1999.

51　请参阅：Robert Schmidt, “Crash Landing: The New York Times shook the government with its articles on Chinese nuclear-missile espionage. But six months after fingering Wen Ho Lee as a spy, the paper said, in effect, never mind,” Brill’s Content, November 1999.

52　请参阅：Ibid.

53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May 21, 1999.

54　请参阅：Annie Nakao, “Spy Scandal Hurts Asian Americ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y 26, 1999.

55　请参阅：Ibid.

56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Brian Sun.

57　请参阅：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in-house report given to author.

58　请参阅：Vernon Loeb, “Espionage Stir Alienating Foreign Scientists in U.S.; Critics of Distrust Fear a Brain Drai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99.

59　请参阅：Andrew Lawler, “Silent No Longer: ‘Model Minority’ Mobilizes,” Science, November 10, 2000, p. 1072.

60　请参阅：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in-house report given to author。进行这份研究的人员包括凌狄克（Dick Ling，音译）、王乔尔与王卡莉（Kalina Wong，音译），以及几位希望保持匿名的亚裔美国科学家。不过这份研究遭该实验室官方批评为不够可靠，理由是研究对象并未囊括所有亚裔美国员工。“我们未曾宣称这研究绝对正确，因为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拒绝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所有亚太裔科学家的名单，”凌狄克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信里写道，“因此我们只能透过自己的了解，还有从员工姓氏去判断，借此列出所有亚太裔科学家。”

61　请参阅：Ibid.

62　请参阅：Ibid.

63　请参阅：Ibid.

64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Lawrence Livermore scientist, December 27, 2000.

65　请参阅：Wen Ho Lee with Helen Zia, p. 327.

66　请参阅：Dan Stober, “Lee Case Leaves Ethnic Chinese Shunning Lab Jobs,” 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20, 2000.

67　请参阅：Ibid.

68　请参阅：James Glanz, “Weapons Labs Close to Settling a Bias Lawsuit,”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0.

69　请参阅：Vernon Loeb, “Espionage Stir Alienating Foreign Scientists in U.S.; Critics of Distrust Fear a Brain Drai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99.

70　请参阅：Ibid.

71　请参阅：Ibid.

72　请参阅：Ibid.

73　请参阅：David Pines, “Why Science Can’t Be Done in Isolation,” Newsweek, September 27, 1999.

74　请参阅：Jasper Becker, p. 235.

75　请参阅：Kay Johnson, “The Revival of Infant Abandonment in China,”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Writings from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St. Paul, Minn.: Yeong and Yeong Book Company, 1999), p. 224.

76　请参阅：Jurgen Kremb, “Der Kinder-Gulag von Harbin,” Der Spiegel, No. 37, September 11, 1995；转引自：Human Rights Watch, Death by Default: A Policy of Fatal Neglect in China’s State Orphanages (New York, Washington, Los Angeles, London, Brussels: Human Rights Watch, 1996), p. 68.

77　请参阅：A magazine, June/July 1997, p. 35.

78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s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 Bergin and Garvey, 1999), p. 39.

79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1, 1993.

80　请参阅：根据网络组织“领养中国小孩的家庭”（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的统计，从一九八五年到二○○二会计年度截止，总计有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七个中国婴儿被领养到美国去。

81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 70.

82　请参阅：Ibid.

83　请参阅：Interview with Jean H. Seeley, September 23, 1999; 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p. 39, 42.

84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 70.

85　请参阅：Christine Kukka, “The Labor of Waiting,”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pp. 19-20.

86　请参阅：Shanti Fry, “Surviving Waiting Parenthood: Some Completely Useless Advice from One Who’s Been There,”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p. 3.

87　请参阅：Jean H. Seeiey, “Adventures in Adoption” essay, 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Jean H. Seeley and author.

88　请参阅：Martha Groves, “Why Are You Kissing That Child?,”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p. 264.

89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 149.

90　请参阅：Ibid.

91　请参阅：Ibid.

92　请参阅：A magazine, June/July 1997, p. 36.

93　请参阅：John Bowen, “The Other Mommy in China,”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p. 311.

94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 141.

95　请参阅：Richard Tessler, Gai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p. 114.

96　请参阅：Patty Cogen, “I Don’t Know Her Name, But I’d Like to Enroll Her in Preschool,” in Amy Klatzkin, ed., A Passage to the Heart, p. 166.

97　请参阅：Ling Li, “Mass Migration With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Emigration,” and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pp. 34, 58.

98　请参阅：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

99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June 13, 1993.

100　请参阅：James W Gi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101　请参阅：Newsday, June 21, 1993.

102　请参阅：Sing Tao Daily, December 2, 1996, as cited in Ko-lin Chin, p. 9.

103　请参阅：Ko-lin Chin, p. 6.

104　请参阅：Brian Duffy, “Coming to America,” cover stor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21, 1993, p. 27.

105　请参阅：Alex Tizon, “The Rush to ‘Gold Mountain’: Why Smuggled Chinese Bet Everything on a Chance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S.,” Seattle Times, April 16, 2000.

106　请参阅：Ibid.

107　请参阅：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p. 272。他所引述的数字“五八三四人”是根据美国移民局的年度报告。

108　请参阅：Ko-lin Chin, p. 24.

109　请参阅：Ibid., p. 24.

110　请参阅：Ibid., p. 14.

111　请参阅：Ibid., p. 25.

112　请参阅：Ibid., p. 24.

113　请参阅：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p. xii.

114　请参阅：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28, 2000.

115　请参阅：Shawn Hubler, “The Changing Fac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 a Child’s,”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31, 2000.

116　请参阅：Allentown Pennsylvania Morning Call, August 2, 1993.

117　请参阅：Ko-lin Chin, p. 52.

118　请参阅：Author’s visit to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119　请参阅：Asia, Inc., May 1993.

120　关于墨西哥与加拿大两国的偷渡客问题，请参阅：Kenneth Yales, “Canada’s Growing Role as a Human Smuggling Destination and Corri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Paul J. Smith, Human Smuggling, pp. 156-168; Ko-lin Chin, “Safe House or Hell House? Experience of Newly Arrived Undocumented Chinese,” in Paul J. Smith, Human Smuggling, p. 169.

121　请参阅：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une 25, 2000.

122　请参阅：Malcolm Glover and Lon Daniels, “Smuggler Main Ship Hunted on High Sea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June 3, 1993, p. 1.

123　请参阅：Ko-lin Chin, p. 71.

124　请参阅：Ibid., p. 71.

125　请参阅：Jan Ten Bruggencate, “147 Illegals Endured a Ship of Ghouls,” Honolulu Advertiser, August 23, 1995.

126　请参阅：Newsweek, June 21, 1993; Seattle Times, April 16, 2000.

127　请参阅：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une 25, 2000.

128　请参阅：Ibid.

129　请参阅：Ibid.

130　请参阅：Kim Murphy, “Smuggling of Chinese Ends in a Box of Death, Squalor,”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2, 200C.

131　请参阅：Chelsea J. Carter, “More Chinese Illegal Immigrants Arrive in Shipping Container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0, 2000.

132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4, 2000.

133　请参阅：Scott Sunde, “Chinese Smugglers Switch to New Tactics,”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February 10, 2000.

134　请参阅：Michelle Malkin, “Dying to Be an American,”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8, 2000, p. A12.

135　请参阅：New York Post, June 24, 1993;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 74.

136　请参阅：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 74.

137　请参阅：Anthony M. DeStefano, “Chinese Turned into Sex Slaves,” Newsday, August 23, 1995; 转引自：Paul J. Smith, Human Smuggling, p. 11; Honolulu Advertiser, August 23, 1995.

138　请参阅：Ko-lin Chin, “Safe House or Hell House?,”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p. 180;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 104.

139　请参阅：Honolulu Advertiser, August 23, 1995.

140　请参阅：Ko-lin Chin, in Paul J. Smith, ed., pp.183-84.

141　请参阅：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pp. 179-80.

142　请参阅：Ibid., pp. 184-85.

143　请参阅：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 110.

144　请参阅：Ko-lin Chin,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p. 187.

145　请参阅：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January 12, 2000.

146　请参阅：Downtown Express, June 21, 1993.

147　请参阅：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p. 130-31.

148　请参阅：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p. 262; L. Ling-chi Wang,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Repression,” p. 515.

149　请参阅：Alan Finder, “Despite Tough Laws, Sweatshops Flouris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95, p. A1.

150　请参阅：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p. 180.

151　请参阅：Dan Barry, “Chinatown Fires May Stem from a Hoax to Get Hous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995.

152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Ko-lin Chin, January 8, 2003.

153　请参阅：Ibid.

154　请参阅：Ibid.

155　请参阅：Alex Fryer, “Chinese Stowaways in America,” Seattle Times, January 23, 2000.

156　请参阅：Seth Faison, “Brutal End to an Immigrant’s Voyage of Hop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995, p. A1; Randy Kennedy, “Murder Charges Sought in Immigrant’s Slay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1995.

157　请参阅：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995.

158　请参阅：Ashley Dunn, “After the Golden Venture, the Ordeal Continues,”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94.

159　请参阅：Ibid.

160　请参阅：Antoaneta Bezlova, “Town Is Changed as Chinese Seek Fortunes Abroad,” USA Today, February 16, 2000; Interpress Service, January 24, 2000;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1, 1993.

161　请参阅：Marlowe Hood, “Sourcing the Problem: Why Fuzhou?,”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p. 82.

162　请参阅：Seattle Times, April 16, 2000; Elisabeth Rosenthal, “Despite High Risk, Chinese Go West; Emigrants Pay Snakehead Smugglers to Get to the Promised La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7, 2000.

163　请参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7, 2000.

164　请参阅：Marlowe Hood, “Sourcing the Problem: Why Fuzhou?,”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p. 80.

165　请参阅：Somini Sengupta, “Squeezed by Debt and Time, Mothers Ship Babies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99.

166　请参阅：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p. 18.

167　请参阅：Seattle Times, April 16, 2000.

第二十章

前途未卜

“我的祖父在将近一世纪前从中国来到这国家当仆人。现在我的州长办公室与当年祖父工作的地点相距虽只有短短一英里，但这却是我们家族花了一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我们只有在美国才能有这等成就。”

──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Gary Locke），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

我的书只能记录美国华人从过去到现在的旅程，但他们未来会往哪里走，仍是个未知数。在新事件的观照之下，每个新世代都必须重新发掘历史，所以我没有说完的华人故事只能留给未来的学者们去完成了。

此时当我在为这本书画上句点之际，我只能抱持着一个热切的企望：希望读者们能够把我的同胞们的故事，也就是把美国华人的故事当成是美国人而非外国人的故事。

从华人踏上美国国土那一刻起，他们的梦想就是美国梦了。他们来加州淘金。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与事业，也努力为孩子们争取进入美国各地学校，与其他美国人一起接受教育。他们和大多数美国移民一样，为了躲避战争、饥荒而来到这里，希望可以不再忍受迫害与贫穷。而且和其他第一代移民一样，后来他们的孩子已经把美国当成故乡了。

“美国梦”的典范。住在纽约法拉盛地区的吴家三兄弟都是哈佛大学的第一名学生。吴家爸妈是第二波华人移民潮的移民，他们和同时间前往美国的许多华人一样都是来自台湾的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他们在美国养儿育女，下一代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学府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照片来源：Magnum Photos）

如果没有华人的成就，美国社会也不会有今日这等光景。在一代代华人参与建设的努力之下，美国才会如此伟大。有些华人打过南北战争，也有大批华人兴建横贯大陆铁路，让东西岸的交通能够连成一气。为了追求正义，早期的美国华人努力打拼，奠定下来的法律基础也成为后来民权运动仿效的典范。华人帮助兴建美国最早的火箭，帮助美国成为冷战的赢家。华人对于硅谷与其他地方都有很大的贡献，帮助美国能在信息时代保持领先全球的优势。如今华人遍布于我们能想像得到的各行各业：发明家、教师、作家、医生、工程师、律师、企业执行长、社工、会计师、建筑师、警察首长、消防队员、演员与太空人等。1

但可悲的是，尽管华人的贡献历史源远流长，仍有许多美国华人被当成外国人看待。“磙回老家去吧！”──大多数新移民迟早都会遭人如此奚落。就像有人曾说过的，“我们亚裔美国人总觉得是住在别人家里，感觉无法放松，不能把脚摆在桌上。”华人的口音会变正常，也会变得与中华文化传统无关，但肤色与眼睛形状是不会改变的。外貌的特色会让某些人很容易就认为华人是外国人，就是不一样──如此一来他们当然不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2因此无论华人再怎样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上还是存在着一些顺理成章但与事实不符的刻板印象，将华人描绘成天生不同于美国同胞，不会改变。

这种分歧会对人造成什么冲击呢？曾经有位土生土长的加州西科维纳市（West Covina）华人市议员接到电话时听见话筒另一头有人对他说：“怪了，你听起来不像姓王的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美国人。”3电视上的医疗剧里几乎也未曾出现过任何华人医生的角色，但事实上全美国的医生里有六分之一是亚裔美国人。4也曾有一位知名华裔电影女明星虽然表现认真，备受好评，但她说导演总是要求她与其他人“讲话时要带着华人腔调，或者使出成龙或庞德女郎那种高踢腿的招式。”5甚至美泰儿（Mattel）玩具公司在二○○○年推出“未来美国女总统”的梦幻芭比娃娃收藏系列时，虽然里面有白人、黑人与拉丁美洲裔的芭比，但独缺华裔。（“大家喜欢身穿亚洲服装的亚裔美国人娃娃，但不喜欢他们变成总统，”加大柏克莱分校金惠经教授提出她的看法，“这反映出社会福斯对我们的观感。”6）一九九九年六月，成长于俄亥俄州，后来到加州读大学的美国空军上校刘云平（Ted Lieu）投书《华盛顿邮报》，文中写道：

“你是中国空军的吗？”我身边穿着优雅的女士问我。在那片刻我真是无言以对。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授勋晚宴，而且我身穿令我自豪的美国空军蓝色制服，上面有象征上尉官阶的两条杠、佩章以及勋章。她的问题让我感到震惊，也体认到，即使是蓝色空军制服也无法改变她一开始缺省的想法：只要是黄皮肤的亚洲人都不是美国人。我真希望这是个独立个案。不幸的是，如今仍有太多人把亚裔美国人当成外国人……身为美国空军军官，也许我某天会接受部队征召，为国捐躯。当我说“我的国家时”，如果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所指的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我只能说自己感到非常遗憾。7

别看那些华裔名人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无论他们的成就有多耀眼、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但几乎每个人都曾因为族裔身分而遭人质疑。

例如，宗毓华（Connie Chung）是美国史上第二位电视新闻网夜间新闻节目的女性共同主持人，她也曾在那不友善的新闻圈挣扎求生。成为新闻界少数几位女性翘楚已经够糟了，她还说，“从一九七一到七六年，我到CBS电视台之初，很多人都在我背后说什么‘黄种人新闻’，而这显然带有某种族歧视的涵义。”8而且最晚到了一九九○年，居然还是有华府广播电台主持人克里夫．金凯（Cliff Kincaid）称她为“康妮．清狗”（译注：原文是Connie Chink，理由在于 Chink 与 Chung 谐音）。9

林璎（Maya Lin）如今是全美国最有名的建筑师，但是在耶鲁大学当大学生的时代，她所设计的华府越南战争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于一九八○年的全国竞赛脱颖而出后，也曾遭人恶意攻讦：“政府怎么可以让越南狗设计越南战争纪念碑？”10某些退伍军人提出质疑。“这是怎么一回事？亚裔女性怎会获准为那些在亚洲打仗捐躯的美国男性设计纪念碑？”11〔译注：林璎后来曾特别强调自己忠于美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自己是华裔美国人，”她曾在一九九一年在《美国艺术界》（Art in America）月刊撰文写道，“我如果非得做出选择不可，我也会选择美国。我不是在美国出生，也不是在那里成长的，而且我爸妈所认识的那个中国也早已不复存在……除了美国，我没必要效忠任何国家，它就是我的祖国。”〕

在作品《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畅销热卖后，小说家谭恩美曾经努力了很久，才终于有好莱坞制片愿意帮她推出改编电影。电影上映前，某位电影公司高层曾向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Columbia TriStar）的华裔美国人总裁李公明（Chris Lee）抱怨道，《喜福会》里“没有美国人”。结果李公明反驳他：“里面的确有美国人，只是他们长得不像你。”12〔《喜福会》一书的故事以谭恩美的家族史为基础，融入了四位美国华人女性与她们的第一代移民母亲的故事，虚实交织。在出版史上，没有任何一本由亚裔美国作家写的小说比《喜福会》更为畅销：它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到了一九九七年已经卖出四百五十万册。由王颖（Wayne Wang）执导的电影版《喜福会》在一九九三年推出，剧本是谭恩美与朗恩．贝斯（Ron Bass）共同执笔的。〕

一九九八年冬季奥运期间，美国花式滑冰好手关颖珊（Michelle Kwan）输给队友塔拉．利平斯基（Tara Lipinski），屈居第二，结果MSNBC电视台下的新闻标题是：“美国选手打败关颖珊。”13该台新闻人员不假思索就把关颖珊当成外国人，惹恼了许多美国华人，因为她根本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并且接受花式滑冰训练。四年后关颖珊二度痛失金牌，败在莎拉．休斯（Sarah Hughes）手下，又有媒体重蹈覆辙。《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这样为一则次要新闻下标题：“美国选手打败关颖珊，斯卢茨卡娅〔译注：指俄国选手伊琳娜．斯卢茨卡娅（Irina Slutskaya）〕惊艳全场。”14。

一九九八年，加州州政府财政局长邝杰灵（Matt Fong）竞选该州参议员，记者纷纷问他：如果美中开战，他会支持哪一国？但事实上邝杰灵是第四代美国华人，加州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州务卿余江月桂（March Fong Eu）之子。15结果邝杰灵败选，后来他向《时代》杂志表示：“美国社会表层底下隐藏着刻板印象与种族歧视。”16

吴振伟（David Wu）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众议员，他曾在二○○一年五月要进入华府能源部时遭人挡了下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两度质问我是不是美国公民，”吴振伟后来表示，“两次都是在我出示自己的国会议员证件之后，而且刘泰德（他的助理Ted Liu，音译）也两度出示他的国会幕僚证件。”17

哈佛商学院校友赵小兰（Elaine Chao）曾先后当过联邦海事委员会（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主席与运输部副部长，后来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二○○一年任命她成为劳工部长，让她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内阁阁员。许多批评她的人攻击她与中国有生意往来，她的夫婿密契．麦康诺（Mitch McConnell，肯塔基州参议员）表示这反映出媒体有“微妙的种族歧视”，对于“黄祸”的惧怕与排外态度。18

美国华人社群内部总是屡屡出现这样的质疑：我们到底要通过多少白人设下的关卡，才能够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美国人？

这些种族歧视案例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而是有其背景。而且这些事的起因也都不光是因为当事人的外貌不同于美国人。别说美国社会，其实大多数社会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为了掌控整个社会，都会巧妙利用族群与种族差异，以此为烟雾弹，让社会福斯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控制了。种族主义也常常被用来分化美国劳工，为了不让他们在各种重要议题上取得胜利，刻意破坏白人与有色人种劳工之间的团结。此外在经济大萧条或战争期间，政府也能用这种伎俩来扩大政权的掌控范围。每到这种时候，领导人为了让社会福斯支持自己的解决方案，总是会毁谤、牺牲某个族群，而华人在排华法案时期的运命就是如此。

在这本书进入尾声之际，一股反华情绪再度于美国社会酝酿着，令人联想到排华法案通过之前美国人对于华人的仇视态度。此次这种情绪可说是顺势而起，源自于社会福斯对于国际局势剧烈变化的普遍恐惧：无论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与威望日强，都对美国产生了莫大冲击。

在这刚刚进入第三个千禧年的时代，中国已经因为经济与军力崛起而成为全球强权。因为工业与科技发展的速度飞快，早已有某些经济专家指称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许多外国记者与学者也都观察到，因为一胎化政策的结果，刚成年的新一代中国人从小在家里就是“小霸王”或“小皇帝”，而爸妈无论再怎样牺牲自己，花的钱再多，也都情愿让他们获得最好的教育。美国媒体注意到中国的幼稚园频频出现音乐与数学神童，还有许多中国高校生参加GRE考试（即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都拿到三科满分（八百分）。许多观察家都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很快又会出现许多科学、文学与艺术的天才，与美国相较或许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一年九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奠定了该国在国际贸易体系里所取得全面性的合法地位，很多美国人又开始担心了起来：会不会因为中国人愿意领取微薄薪资，导致他们的饭碗不保？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帝国已瓦解，再加上中国是全球第三核武大国与亚洲第一军事强权，也触动了许多美国人内心对中国的恐惧。一时之间连华府的立场也摇摆不定，一下子把中国描绘为美国的最新贸易伙伴与市场，但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又开始把中国当成后冷战时代取代苏联的最强敌国。〔例如，共和党在二○○○年十月推出一支电视广告，暗指民主党候选人高尔（Al Gore）如果当选总统，也许会导致美国遭中国以核弹摧毁。这广告宣称中国“有能力以洲际核子导弹威胁我们的家园”，因为克林顿与高尔担任正副总统时，“把国安出卖给共产中国，借以换取选举时的政治献金。”19这支广告由一个白人小女孩主演，她一边倒数，一边拔雏菊花瓣。她开始倒数后，突然开始出现核子导弹倒数的声音，接着就是核爆的画面。“可别冒险，”那广告发出警语，“请投票给共和党。”这电视广告其实是重新拍摄了詹森总统在一九六四年推出后备受批评的“雏菊女孩”广告，当时詹森总统暗指他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高华德参议员（Barry Goldwater）将会把美国带往一场美俄之间的原子弹大战。“雏菊女孩”广告触怒了美国华人社群，他们指控共和党的举动是大打“黄祸牌”。〕

能印证这一切的意外事件发生于二○○一年四月，一架中国战机飞越南海上空，显然与一架正在进行例行监控任务的美国海军侦察机靠得太近，导致美国军机飞行员突然转向，最后造成两机在空中碰撞，这也就是所谓的“美中撞机事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跳伞后下落不明，最后军方宣告他殉职，美军侦察机的二十四位机组员则是在中国海南岛紧急迫降，随后遭到解放军羁押。经过十一天密集磋商，以及美国政府发布一份措词谨慎的道歉声明后，中国释放了机组员，但此时美国的华人社群已遭到其他美国同胞的严厉抨击。曾得过普立兹奖的漫画家帕特．奥利芬（Patrick Oliphant）发表了一幅惊人的讽刺画：他将一位华人男性画成暴牙，戴着厚重眼镜，手里拿着一盘“香煎猫内脏”。20《国家评论》半月刊（National Review）则是抱怨中国人“不管煮什么都会加味精”，还宣称“如果我的狗在那批美国机组员里，恐怕早就被江泽明给吃掉了。”21（译注：某些省份的中国人的确会吃猫与狗，例如广东人，但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华人可说是充满种族歧视的刻板印象；江泽明是前中共国家主席。）

1997年，《国家评论》半月刊（National Review）刊登了一则充满排华时期种族歧视偏见的讽刺画，引发图中的美国华人在纽约发动抗议。（照片来源：Corky Lee）

据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位华人化学家马泰莎（Theresa Ma，音译）回忆，在美中撞机危机事件期间，某天有个邻居趋前问她：“为什么你不去中国把我们的人带回来？”尽管许多美国华人是美国公民，而且整个家族已经在美国定居了好几个世代，但那位邻居仍搞不清楚美国华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别。22某些媒体人甚至大放厥词，主张应该把所有的美国华人都驱逐出境甚至囚禁起来。伊利诺伊州春田市两位DJ 呼吁听众抵制所有美国华人开的餐厅，并表示应该把他们全都赶出美国，还随机查阅电话簿，看到华人姓氏的电话号码持有人就call-out去骚扰他们。23一位福斯新闻网（Fox News）主持人则向所有国家实验室喊话，应该开除所有的华人员工。24一个全国性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要求联邦政府应该把所有美国华人都关起来，就像二战期间把日裔美国人丢进集中营那样。25〔就连许多报社编辑也公开沉浸在各种反华刻板印象中。二○○一年四月，当时读大四的华裔女大学生梁艾美（Amy Leang，音译）开始到美国新闻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发行的会刊《美国新闻编辑协会报导》（ASNE Reporter）实习，某次该会在华府召开大会时，协会安排了一个喜剧剧团在开幕式表演，她获派前往拍照，结果惊愕地发现剧团表演的是一齣充满粗俗种族歧视桥段的美中关系讽刺剧。令她特别感到心烦的是，那些短剧的观众都是美国新闻界最具代表性的编辑。如同她后来写道，“两位白人男性演员扮演中国官员和他的口译员。那官员留着一条黑色发辫，带着厚重眼镜，讲起话来发出‘请请重重’的声音，假装在讲中文。那演员一边装腔作势，一边大声讲话。令我感到烦乱的不只是表演本身，而是台下那几百位编辑都可能是我未来的上司，全都在哈哈大笑。我觉得自己在一阵阵哄堂大笑中被吞噬了。每次那演员讲的‘中国话’变得愈刺耳，编辑们的笑声就愈大。尽管我深感受辱，但还是把工作做好，交出那些照片。隔天早上我起床后不禁哭了起来。”26〕

据某些研究显示，当时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的确非常高涨。盖洛普公司（Gallup）二○○一年的民调发现，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的确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危险的”。27另一项民调则是由游说团体百人会（Committee of One Hundred）与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委托进行，随机选择一二一六位成年美国人询问，结果发现其中近半数认为美国华人“泄密给中国政府，而这的确是个问题”。28另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相信，美国华人其实是更为效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美国。就政治领域来说，华裔与其他亚裔美国选举候选人顿时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这调查发现，许多人都觉得，与其投票给亚裔美国人当总统，他们宁愿投给女性、非裔或者犹太裔美国候选人。

对华裔美国社群而言，这些民调结果正好印证了他们最恐惧的事情：他们能否获得美国社会接受往往是取决于时好时坏、常常变动的美中关系，而非他们自己的特定行为。在距离《排华法案》通过已经一百多年的此刻，他们必须清醒起来，面对现实：尽管他们早已视美国为祖国，但迄今仍被当成外人。

反华怒潮在华裔美国人社群内部掀起辩论，促使很多人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从一九九○年代末期到二○○○年代初期，无数人激烈讨论到底是该想尽办法展现对美国的忠心，或者是把自己组织起来，对这些质疑声浪提出抗议？某些移民开始把问题归咎于自己太过自满，只顾追求事业与照顾家庭，不敢冒险出面介入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务。许多网络聊天室与公共论坛公开质疑华人传达给下一代的讯息是否正确。因为媒体业与艺坛比较容易影响社会对美国华人的观感，原本大多数华人家长都劝诫孩子们应该回避，鼓励他们投身可以保持低调的科学与科技业。但这或许是错误的？难道是他们自认这两个领域很安稳，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幻想？劝诫孩子们避开政坛，难道也错了？难道是因为上一代在亚洲受尽政府压迫，来到美国后只想找个避风港躲起来，结果却造成美国华人对政治始终冷感？

在华裔美国人社群遭受举国上下敌视之后，受到刺激的社群领袖与许多知名社运团体诸如华裔美国人组织（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百人会以及“八十／二十促进会”（80/20）等也开始高调地进行讨论。〔华裔美国人组织（OCA）是位于华府的民权游说团体，由王恭立（Kung Lee Wang）在一九七三年创立。至于百人会（C100）则是一个由华裔美国名人组成，不分党派的组织，其宗旨为促进中美关系，并解决华裔美国人社群内部的重要问题。至于“八十／二十促进会”的创办人则是曾当过特拉华州副州长的华裔医生吴仙标（S. B. Woo），其宗旨是游说百分之八十的华裔美国选民把票集中在某位获得政党背书的总统候选人身上，而且这个人是最可能透过政策为亚裔美国人族群谋福利的。〕某些人提倡选举时集中选票，借此增强华人族群的政治影响力。也有人讨论要把更多资源运用于促进公共关系与慈善事业。还有一部分人则鼓励华裔美国人在窗口挂上国旗。华人与其他许多移民族群一样长久以来对美国贡献良多，也早已把美国当成祖国。他们想要创造出一个能够以华人身分自豪，但又可以充分展现自己对美国的爱国心，这两者不会导致他们内心出现冲突感。

尽管对于该走哪条路通常有歧见，但大家的共识是：该是团结起来，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了。就像因为研发出爱滋病疗法而获选一九九六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的知名学者何大一对所有华人发出的警语：“在我等华人同胞蒙冤之际，就像非裔美国人有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与艾尔．夏普顿（Al Sharpton）等民权领袖，我们也该有人挺身而出，大声喊冤啊！”29

而且此举并非只是为了现在的华人，也是为了他们世代代代的子孙。许多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青年也开始以有力的声音说出他们自己的少数族裔成长经验，除了必定会面对种种困难与疑惑，还必须背负着三重压力：除了必须出类拔萃与融入白人社会之外，还得真心接受自己的华人传统，这在在都构成压力。有些人觉得他们得比别人努力，表现明明是白人的两倍好，却只会受到一半的肯定。也有人坦承对自己的身分深感羞耻，想要弃绝华人的传统。这一类华人通常都是只和白人约会，刻意不学习祖先的语言与传统，但也有一些极端的案例甚至动了眼皮手术，只为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不过也有其他人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只结交华人朋友与男女朋友，甚至前往中国寻找另一半，或者在中国透过研究族谱寻根。

如果要对抗种族歧视，并没有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也许只能冀望美国社会因为教育而改变，同时华人也要更积极参与美国的民主活动。华裔美国人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为自己发声：透过勇于表达意见而加强自己的存在感，摆脱别人套在他们身上的“少数族裔模范”枷锁，如此一来才能拒绝别人定义与规定他们，自己找出怎样才算成功，有多成功。华人的责任与其他美国同胞没有两样。身为美国公民，爱国是一种责任也是权利，我们必须同时予以履行和争取：投票、竞选公职、与各级议员对话、在更多媒体上表述我们的政治看法，并且揭发政府与其他社会体制内部的漤权事件与冤案。不过，光是讲话与挥舞旗帜并不够，我们必须坚定地挑战政府与自己，如此方能不辜负所有美国人共享的民权与自由。这是我们身为美国人的权利、特权与责任。

种族与文化其实都是一种不断改变的生命力量──但美国社会唯有透过教育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唯有开始诚挚地尊重所有人的人权，才能有足够的自信看出这一点。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我深信“美国华人”一词的定义会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得愈来愈复杂。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界线已愈来愈模煳了。美国华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联姻案例更胜于以往，因此“美国华人”概念也许会被“亚裔美国人”这个新的族裔概念所取代。同时，也有不少美国华人与亚裔以外的美国人结婚，他们所生出的新生代美国人也不愿被贴上过度简化的标签。甚至有些人开始觉得族裔身分的定义除了取决于无可争议的种族外表或传统，也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演员王赛（Cy Wong，音译）是个好例子。30一八六七年他的曾祖父从古巴迁往刘易斯安那州的庄园去当长工。契约结束后，他留在美国南部，娶了一位克里奥女子。后来他们生出来的儿子，也就是王赛的祖父，则是娶了一位身上兼具原住民乔克托族（Choctaw）与非裔血统的女子，而王赛的父亲娶的妻子也是混血，除了一样具有非裔血统，另外带有奇克索族（Chickasaw）血统。后来当上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理事长的王赛深知某些人很难接受他的华人身分。“有时候我必须面对某些偏见，尤其是某些非裔美国人面对我的态度，”他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写道，“他们会说，‘或许你看起来有点像华人，但你终究是黑人啊。’我不否认自己的肤色是黑色，但我们真正的颜色取决于内心。”31每当有人问王赛，“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他总是答道：“我是非裔、华裔、美国印地安裔的后代。但我真正的族裔是美国裔。我帮美国打过仗。我在美国海军待了六年。我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

另一个例子是《百年金山》（On Gold Mountain）的作者邝丽莎（Lisa See），她的高祖父是个草药师，在一八六七年来到美国。从脸上的雀斑与白皙皮肤、一头红发看来，邝丽莎不像华人，但她说了许多华人祖先在大西部奋斗的故事。即使邝丽莎的曾祖母、祖母与母亲都是白人，但她从小就浸淫于中国文化里，童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待在洛杉矶中国城的邝家古董店里。长大后，她很诧异地发现旁人都没把她当成美国华人。“我所采访的许多华人都说白人是‘老番’、‘番鬼’，是‘白鬼’，”邝丽莎写道，“他们不知道我听到之后有多震惊，因为长久以来我待在自家古董店里，也去了很多婚宴，始终以华人自居。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那些人都是我的亲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事实上我和外祖母一样留着一头红发，其他人的发色则都是全黑的……尽管我外观看来不像，但和外祖母一样，我内心认定自己是华人。”32

王赛与邝丽莎这种跨族裔美国人本来是例外，但很快就愈来愈常见。从一九六九到八九年之间，华人与白人配偶所生的小孩人数成长了超过三倍。33二○○○年，两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推估，多族裔血统的亚裔美国人人口数大约在七十五万到一百万之间。34〔一九六七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洛文控告弗吉尼亚州政府”（Loving v. Virginia）时宣称，所有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都是违宪的，在这之后跨种族通婚的人数也随之飚升。在这次判决以前，仍有十六州的法律禁止白人与其他族裔成员通婚，但这次堪称历史里程碑的判决后，促使跨种族联姻的配偶大量增加，也带来混血婴儿潮。〕

由于不少名人都是拥有华人血统的跨族裔美国人，这也促使大家注意到他们的族裔身分问题。世界高球球王老虎．伍兹（Tiger Woods）曾自创“白黑印亚裔”（Cablinasian）一词，借此把自己的白人、黑人、印地安人、泰国人与华人血统全都囊括进去。好莱坞也有愈来愈多明星，包括基努．李维（Keanu Reeves）、王盛德（Russell Wong）、梅格．提莉（Meg Tilly）、胡凯莉（Kelly Hu）、蒂雅．卡瑞拉（Tia Carrere）与菲比．凯丝（Phoebe Cates）等，都拥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在过去，能成为明星的欧亚混血明星实在少之又少，而且他们通常是扮演亚洲人的角色而非白人。最有名的两位哈帕（Hapa）明星非李小龙与关南施（Nancy Kwan）莫属：前者因为《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等中国武术电影而大红大紫，至于后者则因《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与《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两片的角色而于影坛永垂不朽。〕

尽管某些混血美国人遵奉中国文化，但也有人选择了全新的族裔身分。许多华人与白人配偶所生的小孩如今自称“哈帕”──这词汇源自于夏威夷当地语言，原义是白人商贾与夏威夷原住民所生的小孩，后来指称白人与日裔血统各半的夏威夷人，如今则泛指那些带有多种亚裔血统的人。35哈帕组织在美国各大学，诸如史丹福、加大柏克莱分校、哈佛、康乃尔与华盛顿等大学蓬勃发展。事实上，哈帕已经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以及迅速发展的社会运动，哈帕会议、哈帕杂志〔《行家》（Mavin）〕与哈帕联谊会都很普遍。甚至有一些大学开设了介绍哈帕历史的课程。

随着哈帕人数的增多，他们开始主张，无论是他们自己或者其他拥有多种血统的人，都应该能够自由地赞颂自身的多族裔背景。二○○○年的人口普查在进行时，史上第一次美国政府允许人们主张自己的多族裔背景，可以勾选好几个格子。王赛填写自己的普查表格时就勾选了三个格子，标明自己具有黑人、华人与美国原住民的血统，然后在表格旁边的空白处写上自己是“拥有三种血统的美国人”（Tri-ethnic and American）。36

这些风潮也促使人们提出新问题：种族身分到底是什么？由谁来决定？政府？专家？或者我们自己？

尽管很多人基于便宜行事，喜欢把族群看成铁板一块，而且若是与官僚体制之间有共同利益，很容易就会任其安排与控制，但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各自不同，不会甘愿受到这种整齐划分。无论过去或现在，实际上种族应该像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宽广光谱，不同颜色之间的界线毫无规则可言，而且在我们几乎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混杂在一起了。

也许某天世人会重新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掌权者也许有能力塑造与操弄我们的身分，但身分的本质终究取决于个人。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这个概念，只是未曾达到此一理想。

我们的建国先贤发愿创造一个独特的政府，一个少数人能够不受多数人欺压的民主体制，即使是一个人也享有这种权利。不幸的是，从过去到可见的未来，他们的梦想都无法在美国社会落实。尽管《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的陈义甚高，但实际上两份文件的起草者很多都蓄奴，也不认为自由的特权应该及于妇女、少数族裔，甚至没有土地的美国人。而且不幸的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待黑人、美国原住民与其他族群的方式一直都抵触了上述两份被当成建国基石的文件。结果美国史与其他许多国家没两样，长久以来始终无法摆脱族群身分问题所衍生的乱局，而且问题仍持续着，无法预见结果如何。

如果任由群体压制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极端民族主义，而且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战争与种族大屠杀都是以此为原因与借口。想当年，成千上万华人与其他移民之所以会离弃自己的祖国，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来到这一片陌生的土地，就是为了躲避族群身分的压迫，就是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代代相传严重的种族对立。他们来美国是否来对了？只有时间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答案完全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持续进步，最终实现它当初所倡议的平等主义基本理念──也就是〈独立宣言〉所说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理由在于，当初许多华人之所以远渡重洋，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高远的梦想，认为美国真是这样的地方。

1　请参阅：Mia Tuan, Forever Foreigners or Honorary Whites? The Asian Ethnic Experience Toda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2　到二○○三年为止，太空总署仍有两位现役的美国华裔太空人，也就是焦立中博士（Dr. Leroy Chiao）与卢杰博士（Dr. Edward Tsang Lu）。至于王赣骏博士（Dr. Taylor Wang）则在于一九八五年搭乘“挑战者号”（Challenger）执行史上第一个太空实验是任务（任务代号STS-51B）。

3　请参阅：Author correspondence with Ben Wong, West Covina City Council member, December 2000.

4　请参阅：Nightline, ABC News, June 28, 1999.

5　请参阅：Author correspondence with Rosalind Chao.

6　请参阅：A magazine, August/September 2000, p. 10.

7　请参阅：Ted W. Lieu, “A Question of Loyalty,” Washington Post, June 19, 1999.

8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nie Chung, August 28, 2000.

9　请参阅：Civil Rights Issues Faci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1990s, p. 44.

10　请参阅：Maya Lin──A Strong Clear Vision, 105-minute documentary,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Freida Lee Mock, produced by Freida Lee Mock and Terry Sanders, American Film Foundation.

11　请参阅：Franklin Ng, “Maya Lin and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i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4, p. 214.

12　请参阅：Howard Chua-Eoan, “Profiles in Outrage: America Is Home, but Asian Americans Feel Treated as Outlanders with Unproven Loyalties,” Time, September 25, 2000, p. 40; A magazine, summer 1994, p. 24.

13　请参阅：Joanne Lee, “Mistaken Headline Underscores Racial Assumptions,” Editor ＆ Publisher, April 25, 1998, p. 64.

14　请参阅：“American outshines Kwan”: Seattle Times, February 22, 2002; ESPN The Magazine, May 1, 2002.

15　请参阅：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 2000; Time, September 25, 2000, p. 40.

16　请参阅：Time, September 25, 2000.

17　请参阅：Al Kamen, “DOE Trips on Security Blanket,”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01; Sam Chu Lin, “Rep. Wu Refused Entry to Energy Department,” article provided by Lin during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我只是觉得那件事讽刺极了，”吴振伟提起那件事的时候表示，“因为我是受邀到他们那里参加亚太裔美国人传统庆祝大会（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的。”）

18　请参阅：Roxanne Roberts, “An Asian American Gala, with the Emphasis on American,” Washington Post, May 11, 2001.

19　请参阅：Leslie Wayne, “Infamous Political Commercial Is Turned on Gor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0.

20　请参阅：Cartoon on April 9, 2001, syndicated by Andrews McMeel Universal. Letter of complaint from Victor Panichkul, national president of 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to John P. McMeel, chairman of Andrews McMeel Universal, April 11, 2001.

21　请参阅：Jonah Goldberg, “Back to Realpolitik; Out with Hysterics,” National Review, April 4, 2001.

22　请参阅：Correspondence from Theresa Ma to author, September 22, 2001.

23　请参阅：William Wong, “A Great Wall of Unease; In Spy Plane’s Wake, Crude Jokes and Racist Stereotypes Make Chinese Americans Queas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18, 2001.

24　请参阅：Statement by George M. Ong,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April 11, 2001.

25　请参阅：Statement by Larry Golde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tudies and 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

26　请参阅：Amy Leang, “Walk, Not Just Talk the Talk,” ASNE Reporter, April 2001; Lloyd Grove, “Regrets, No Apolog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1.

27　请参阅：Business Week, April 16, 2001.

28　请参阅：Sonya Hepinstall, “Survey: Chinese American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Reuters, April 25, 2001。这是由百人会与反诽谤联盟共同委托，在二○○一年进行的研究，执行单位是马提拉传播集团（Marttila Communications Group）与杨格洛维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The Yankelovich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9　请参阅：Time, September 25, 2000, p. 40.

30　关于王赛的生平，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Cy Wong.

31　请参阅：Cy Wong, “East Meets South: Cy Wong, the Great-Grandson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raveled to Louisiana to Research His Colorful History,”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6, 1993.

32　请参阅：Lisa See, On Gold Mount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Vintage, 1996), p. xx.

33　请参阅：Joyce Nishioka, “U.C. Berkeley Hosts Hapa Conference,” Asian Week, May 26, 1999, p. 8.

34　请参阅：Janet Dang and Jason Ma, “HAPAmerica: The Coming of Age of Hapas Sets the Stage for a New Agenda,” Asian Week, April 19, 2000.

35　请参阅：Asian Week, June 10, 1998, and April 19, 2000.

36　请参阅：Author interview with Cy Wong.

谢辞

每本书的作者往往要等到终于完稿──等到有时间凝望着一堆又一堆用纸盒装起来的文件资料时，才真能了解自己欠了多少人情。在这引人入胜的漫长旅途中，我有幸与许多能人志士合作过。

我的文学经纪人苏珊．拉比纳（Susan Rabiner）眼光独到，从一开始就对我这本书抱持坚定信心，为此我非常感激她。她促成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 Penguin）出版这本书，书稿由该社卡洛琳．怀特（Caroline White）与温蒂．沃尔夫（Wendy Wolf）以精湛的编辑技巧与钜细靡遗的专注力帮我润饰叙事内容。该感谢的不只上述两位编辑，此外还包括维京──企鹅的其他员工，他们的专业精神是如此透彻，包括：锺晏（Yen Cheong，音译）、卡洛琳．柯本（Carolyn Coleburn）、克利佛．柯尔克兰（Clifford Corcoran）、凯特．格里格斯（Kate Griggs）、克莱儿．韩萨克（Claire Hunsaker）、希拉蕊．瑞德蒙（Hilary Redmon）、南西．雷斯尼克（Nancy Resnick）、金．泰勒（Kim Taylor）与葛芮丝．维拉斯（Grace Veras）等。特别值得一提的还包括审稿编辑卡罗．苏克霍夫（Carol Shookhoff），她仔细审阅过这本书的初稿。

就历史专业而言，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史家麦礼谦（Him Mark Lai），他是位气质罕见且令人崇敬的学者，在我看来他可说是“美国华人研究之父”。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于他那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以及毫不懈怠、毕生投入的工作精神佩服不已。因为他中英文学养俱佳，所以可以成为“美国华人”这个历史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而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汲取了前面许多相关研究的养分，不过他的研究成果帮这本书奠立了基础。麦礼谦曾花了许多时间与我讨论美国华人历史的广泛纲要与各种主题，我非常珍惜每次与他谈话的时光。

加大柏克莱分校种族研究系主任王灵智教授是一位资深社运人士，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重塑联盟（Rape of Nanking Redress Coalition）的发言人，在他的指点之下，我才有机会看到他那些收藏在加大柏克莱分校种族研究图书馆亚裔美国人典藏专区里精彩的美国华人史研究成果。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场学术研讨会，透过他的分享才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公民争取自由的政治史脉络，还有美国华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总是会去参加各种论坛，因此有幸获得他的启发，在各方面也常与他有所关联，而且他对于亚裔美国人研究以及人权在未来的发展充满热忱，值得敬佩。

因为常常造访华府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我已与该馆工作人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成为朋友，在那里工作已超过半世纪的他可说是镇馆之宝，而且对任何想找资料的作家而言，堪称最好的帮手。约翰是如此乐于助人且知识渊博又充满智慧，而且帮了我很多大忙。在进行前两本书的研究工作时他就已经在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此次一如往昔，我这本书的研究也因为他的丰富经验而受益良多。

在蒐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有幸可以获得许多重要专家的帮助。感谢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把他那些范围广泛的参考资料书目以电子邮件寄给我。美国华人史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现已改名为洛杉矶美国华人博物馆（Chinese American Museum of Los Angeles）］里面有大量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文献，当我在该馆进行研究时，馆方人员郑舒兰（Suellen Cheng）与其夫婿郭民生（Munson Kwok）为我提供无数协助。感谢佩姬．史匹泽．克里斯朵夫（Peggy Spitzer Christoff）与我分享她从芝加哥国家档案馆蒐集到的庞大档案，让我得以追溯美国中西部华人移民的生活史。道格拉斯．纳克斯（Douglas Knox）也大方与我分享他一篇未出版的论文，其内容是根据他在芝加哥大学所进行的研究。曾长年服务于圣布鲁诺国家档案资料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t San Bruno）的尼尔．汤姆森（Neil Thomsen）也给了我许多历史文献资料，都是他在该局工作期间发现的。加大柏克莱分校种族研究图书馆馆员余慧子（Wei Chi Poon）是该馆亚裔美国人研究典藏资料的专家，在我研究的早期她曾对我助益良多，每逢我谘询问题时总能亲切且有效率地回答我。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布鲁斯．尼可斯（Bruce Nichols）提供大量档案让我检阅。我的朋友玛莉安．史密斯（Marian Smith）是移民及归化局的历史专家，在我这写作计划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她曾提出许多具有洞见的评论，此外她在我调出国家档案馆那些好几十年未曾有人调阅的资料后，她也帮助我解读那种已经不再使用的早期移民资料索引系统，为我解谜。圣地牙哥华人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reater San Diego）的马维特（Victor Mar，音译）寄了十九世纪华商阿勤（Ah Quin，音译）的一本小传给我，还有阿勤手写超过一千五百多页日记的影印本。因为这本书篇幅有限，可惜未能囊括阿勤的生平，但透过阅读他的日记，我发现他从厨师变成仆人，接着又从人力仲介变成资本家，此一了不起的转变过程着实惊人。

其他作家与记者的观点也让这本书的内容更有力。谭恩美与宗毓华受访时都大方给予我充裕的时间。我的小说家朋友蔡美里（May-lee Chai，音译）曾是我在美联社工作时的同事，当年她常拿出自己用娟秀字迹写的社论以及对于美国华人社会的感人意见，另外也触及种族描述法与跨族裔经验等问题。赵帝恩（Sam Chu-Lin）堪称美国华人进入广播界的始祖，他提供了许多自制的家族访谈录音带和影片，让这本书变得更为丰富，也让我更加了解美国南方的华人。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热烈讨论美国华人历史的情景，还有他那些苦中带甜，而且通常是幽默风趣的密西西比州年轻岁月回忆片段。同样令我难忘的是，畅销作家爱德华．艾普斯坦（Edward Epstein）在我写这本书之初与我聊了很多次，提供许多睿智的意见。人权斗士兼《亚裔美国梦》（Asian American Dreams）作者谢汉兰（Helen Zia）曾经亲身见证现代华裔美国人社群如何渐渐发展出一股政治力量，对此她也为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信息。谢汉兰曾与李文和合作撰写他的自传《我的国家控告我》（My Country Versus Me），因此非常罕见的她也促成我参加一场私人的晚餐餐会，与李博士当面长谈，更深入了解他被美国政府囚禁时的惨况。

某些人士与机构针对我的提问往往能及时给予回复，为此我要特别表达谢意：亚利桑纳州历史学会（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美联社国际新闻部（AP Wide World News）的凯文．欧苏利文（Kevin O’Sullivan）、加州州立图书馆、加州铁路博物馆（California State Railroad Museum）图书馆馆员爱伦．霍特曼（Ellen Halteman）、华人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加州乐居村大来博物馆（Dai Loy Museum in Locke）的朱克莱（Clarence Chu，音译）、盖帝图像公司霍尔顿档案部门（Getty Images/Hulton Archive）的瓦乐莉．萨尔斯（Valerie Zars）、纽奥良历史典藏馆（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的莎莉．史塔西（Sally Stassi）、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的爱伦娜．丹尼尔森（Elena S. Danielson）与隆纳德．布塔洛夫（Ronald M. Butaloff）、爱达荷州历史学会（Idaho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 Photos）的麦克．舒尔曼（Michael Shulman）、美洲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the Americas）、奥勒冈州历史学会（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圣地牙哥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华人历史策展人李莫瑞（Murray Lee，音译）、华盛顿大学档案馆，以及陆荣昌亚洲博物馆（Wing Luke Asian Museum）的典藏部经理罗伯．费雪（Robert Fisher）。

我身边的人也提供很多帮助，包括两位兼任助理康妮．爱马若（Connie Amarel）与卡罗．拉格李奥（Carol Lagorio），她们在我的资料库里输入了几千笔资料，也帮忙在我为这本书进行研究的阶段把很多访谈录音带整理成文字档。她们不辞辛劳的付出令我感激不尽。

还有许多为我提供宝贵意见与协助的人，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以下仅为其中一部分：Steven Aftergood, Shirley Awana, Bob Barde, Ralph Ben-nett, Ronnie Chan, Gilbert Chang, Kuo-hou Chang, Morris Chang, Pamela Chang, Wen-hsuan Chang, Rosalind Chao, Anna Chennault, William Chew, Ko-lin Chin, Christine Choy, Frank Cowsert, Kent Dedrick, Ignatius Ding, Stella Dong, Phoebe Eng, Bernadine Chuck Fong, Kenneth Fong, Scott Forsythe, Dina Gan, Gloria Hom, Genevieve Hom-Franzen, Tony Hsieh, Carl Hsu, Chih-ming Hu, Kaimeng Huang, Liberty Huang, Liwen Huang, Susana Huang, Victor Hwang, Kay Johnson, Herb and Diana Kai, Joseph M. Kamen, Paula Kamen, Amy Orfield Kohler, George Koo, Stewart Kwoh, Peter Kwong, Ann Lau, Amy Leang, Corky Lee, C. Y. Lee, Robert Lee, Jennie F. Lew, Ronald Lew, Marvin Lewis, Christina Li, Dick Ling, Sara Lippincott, Haiming Liu, Dale Louie, Steve Louie, Sonia Mak, Barbara Masin, Barbara Morgenroth, James Motlow, Willard H. Myers, Franklin Ng, Patrick O’Connor, Ron Osajima, Ching Peng, Wena Poon, Richard Rongstad, Lisa See, Jean H. Seeley, Charles Shao, Charlie Sie, Lillian Sing, Betty Lee Sung, C. B. Sung, Julie Tang, Douglas Wachter, Anna Wang, David Wang, Dorothy Wang, Tow Wang, Jim Weaver, Priscella Wegers, Eugene Wei, Ben Wong, Cy Wong, Joel Wong, Jeannie Woo, S. B. Woo, Carolyn Wu, Judy Wu, Stephen Wunrow, Noelle Xi, Swallow Yan, Jeff Yang, Linda Tsao Yang, John Yee, Alice Young, Renqiu Yu, Frank Yung, Karen Yung, Richard Yung, Nancy Zhang。

若没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我就无法写完这本书。我的丈夫布莱特（Brett Douglas）以充满智慧、耐性与关爱的方式对待我，这十几年来他始终不变，是我生命的养分与原动力。我的弟弟张纯恺（Michael Chang）在这本书出版前帮我阅读了一部分初稿，为我提供独特见解。非常感谢伯父张绍远先生提供生动的家族史，他为我细数一九四九年共产革命期间我们家是如何逃出中国大陆的。透过我舅舅张铮铮的回忆，我也更加了解一九六○年代期间华人移民的留学生生活。透过另一位舅舅S. G. Tyan借给我的中文资料，我才能了解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最后我亏欠最多，永远无法回报的就是我的双亲张绍进博士与张盈盈博士，最开始让我对华裔美国人身分感到自豪的，就是他们。

大事年表

一八三四　阿芳妹（Afong Moy，音译）前往纽约市，成为某个文化展览的展出人物，是史上第一个前往美国的华人女性。

一八四七　广东人容闳在传教士资助下于抵达美国东岸，进入麻州西南部知名预科学校孟松学院（Monson Academy）就读。七年后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从美国知名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一八四九　加州发现金矿，大批华人矿工前往“金山”淘金，他们大都为广东人。

一八五一　旧金山市史上第一位华人洗衣工李华（Wah Lee，音译）挂了一面写着“洗衣烫衣”（WASH‘NG AND IRON’NG）的招牌，做起了生意，帮人洗十二件衬衫只收五美元。

一八五二　加州州议会开始对华人课乘船税（commutation tax）与外国矿工税（Foreign Miner's Tax），借此阻止更多华工涌入加州。

一八五三　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修．莫瑞（Chief Justice Hugh Murray）在“加州人民起诉霍尔诉讼案”（People v. Hall）中判定华人不能出庭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词。

一八五九　旧金山市政府规定华人不能就读公立学校。

一八六五　为了兴建横贯大陆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招募华工。

一八六八　当年清廷与美国政府的外交关系也为华人移居美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清廷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中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一八七七　中国与西班牙政府于光绪三年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正式终结华人苦力交易活动。

一八八二　五月六日，切斯特．亚瑟总统（Chester Arthur）签署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华工输入美国，惟独具有商人、教师、学生（还有以上三者的家仆）这三种身分的华人可以入境。

一八八五　华盛顿州多处发生暴力驱逐华人的事件。怀俄明领地的岩泉市（Rock Springs）某个采矿地区发生反华暴动，造成二十八人死亡。

一八八六　加州农工里的华工比例几乎已达百分之九十。

一八九二　国会通过《吉尔里法案》（Geary Act），华人的移民禁令再度延长十年，而且还规定美国境内所有华工都必须在一年内向政府提出登记，才能取得合法的居留证书。

一八九四　旧金山市土生土长的二十一岁美国华人黄金德（Wong Kim Ark）回国探视父母。隔年返美时美国政府禁止他入境，黄金德主张他是在美国土生土长，应该享有美国公民身分，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判他胜诉。这年，孙逸仙在夏威夷檀香山创立秘密革命组织，名为兴中会。

一九○六　旧金山大地震过后，该市大量出生纪录文件被烧毁，导致某些华人可以花钱购买假文件，宣称自己的父亲是具有公民身分的华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假儿子”（paper sons）。

一九一○　美国移民当局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上用围篱围出十英亩土地，用来兴建拘留中心，华人移民入境前都必须先被留置于此处。

一九一三　加州政府开始实施《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Act），规定没有资格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某些华人移民只好被迫成为农工。

一九四三　宋美龄女士访美后，华盛顿州参议员华伦．曼纽森（Warren Magnuson）提案废除《排华法案》，该案自此遭撤销，不但为华人移民提供每年一○五人的名额，也让合法入境的华人享有归化为美国籍的权利。

一九四五　当年《战争新娘法案》（War Brides Act）通过后，美国华人士兵获准在中国结婚，把新婚妻子带回美国。在这法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失效以前，有将近六千位华裔美国士兵前中国娶老婆回家。

一九四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千名在美中国知识份子（包括学生与学者）获得美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取得居留权。

一九五○　来自中国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博士遭联邦调查局指控为共党党员，五年后被遣返中国大陆。

一九五五　来自上海的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博士王安成立“王安电脑公司”。

一九五八　加州任命黄锦绍担任法官，让他成为全美第一位华人法官。

一九五九　共和党籍的邝友良当选夏威夷独立建州后第一任联邦参议员，也是全美第一名华人参议员。

一九八一　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陈文成教授返台探亲却离奇陈尸台大校园内。

一九八二　二七岁华人工程绘图员陈果仁在底特律惨遭一对汽车工人父子杀害，但凶手并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一九八四　祖籍江苏的美国华人现代主义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开始在罗浮宫前兴建。

一九八七　加州圣荷西市的香港移民之子欧逸鹏（Yat-Pang Au，音译）虽是高中明星学生，但申请入学却遭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拒绝，结果凸显出华裔学生遭到部分大学差别对待的事实。

一九九三　载有两百六十多名中国偷渡客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在纽约市附近的海滩搁浅，结果有十人溺毙。

一九九七　民主党籍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第一位美国华人州长。

一九九九　来自台湾的流体力学科学家李文和遭指控泄漏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核弹弹头技术给中共，一年后与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事实证明他并非间谍。

二○○一　共和党籍赵小兰（Elaine Chao）获美国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劳工部长，成为第一位美国华人阁员。

美国华人史

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

作者：张纯如
出版社：远足文化
出版日：2018年10月
ISBN：9789578630819
EPUB制作：
EPUB制作日期：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