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

[美]詹姆斯·希恩 著

贾青青 李想 刘辛未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推荐序

序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卷一 在和平中备战（1900-1914）

第1章 “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

第2章 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第3章 暴力世界中的欧洲人

卷二 战争铸就的世界（1914-1945）

第4章 战争与革命

第5章 休战20年

第6章 最后的欧战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第7章 战后世界的基础

第8章 平民国家的诞生

第9章 为什么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后记 平民国家的未来

致谢

版权页

政治，直到历史的尽头，

都将是良知和权力交汇的场所，

人类生活的道德因素和强制因素会在那里相互渗透，

在犹豫和不安中相互妥协。

——［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献给

娜塔莎、亚历桑德拉和萨莉

推荐序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Gone to graveyard everyone…”

（“士兵们都去了何处？

“一个个全进了坟墓……”）

这首脍炙人口的反战歌谣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十分流行，想必很多“50后”都耳熟能详。

皮特·西格和披头士等民歌歌手们当年吟唱“士兵们都去了何处”时，内心是悲愤的；但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希恩用这句歌词做他这本书的主标题时，心下却一定欣欣然：因为他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欧洲由军事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他笔下的那些“士兵”——那些曾遍布欧洲嗷嗷求战的士兵，如今全都遁入了历史，或者说全都变成了坚决反战的“平民”。

欧洲，曾经的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怎么突然就金盆洗手、誓不言战了？欧洲政治文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这一翻转，又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希恩这本书要谈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20世纪欧洲从好战到反战的转变，无疑是一个令人欣慰且能引人浮想联翩的历史现象。我甚至感到，说这一现象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某种转折，预示着世界大同、永久和平的美好远景，也许都不过分。所以一切能对这一现象做出认真思考的研究作品，都能引起我的兴趣。

希恩是19世纪德国史和现代欧洲史的著名专家，而德国以其强劲的经济活力，对现代欧洲战和取向的影响又一直十分关键，所以以希恩对德国历史和社会心态演变的通晓，他对欧洲非战化现象的考察应该是能发现某些实质性的东西的。果然，希恩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信息量却异常丰富，不仅展示了百年来欧洲发生的主要思想和政治事件——从20世纪早期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军事主义运动的博弈、两次世界大战的来龙去脉、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直到柏林墙倒塌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民运动，而且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独到见解——如民主化和工业化一方面能大大提高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另一方面也能为暴力的衰落准备所有必要的条件；如20世纪上半叶军人国家压倒平民国家只是暂时现象，有关工业社会发展会促使权力由传统武士向工商业者转移的19世纪理论仍属灼见；如欧盟不可能成为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民族国家，因为以往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战争建立的，而欧盟却是和平的产物；如在暴力革命中崛起的苏联最终在和平中落幕，反映了战后西欧暴力衰落的现象在东欧的蔓延，等等。这当然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背景知识和一些有益的思考路径。同时，希恩的写作风格也很平实，虽然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却没有多少学究气，很多地方的文字都是口语化的，可以说是一部公共史学的佳作。

希恩的许多文字满满的都是和平主义的正能量，读来赏心悦目。但通读了全书后，我还是有一种不小的遗憾，觉得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希恩并没有说到位，这里仅举一例。希恩的书明示，所谓“暴力的衰落”，作为极度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一种物极必反效应，只是欧洲的特殊现象，与此同时不仅欧洲的周边种种暴行不断，而且一直和欧洲同属西方阵营的美国也十分尚武，以至欧美关系竟因伊拉克战争渐生嫌隙。而对于美国人何以比欧洲人好战这一问题，希恩的解释非常简单：那只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真正吃过战争之苦。可是，事情好像并不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就事论事，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并不能这样就事论事，因为在事实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微妙的东西在明里暗里地起着作用，而如果无视这些东西，一些深层的道理就显不出来，一些说法就会似是而非。譬如，我们能说战后欧洲一体化只是受够了战争之苦的欧洲人民的无奈选择，而完全没有卢梭和康德以来欧洲联合思想传统的影响吗？而且，既然欧洲已被认为是“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欧洲联合的经验可能有全球示范意义，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强调欧洲战争苦难的特殊作用似乎也不大对头。再如，说到当下美国人比欧洲人好战的原因，除了美国人没有真正吃过战争的苦之外，是不是也应考虑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陆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呢？更何况，现在的美国人是不是真的“好战”似乎也很难说。波士顿大学历史教授安德鲁·贝斯维奇就曾坏笑着告诉世人：事实上美国人只是在战争不会让他们自己送命，或上战场的只是别人家孩子的时候，才是罗伯特·卡根说的“火星人”（好战者）；虽说小布什已经向国际恐怖主义宣了战，但他内心里根本不想让美国人去参战，相反他实行减税，还鼓励美国人多去迪士尼乐园。[1]这是不是说明，弥漫于战后欧洲的“平民”风气，其实也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的深层社会心态呢？

但贝斯维奇把当今美国说成是可以和欧洲各国等量齐观的平民国家显然也有些过。也许对两次世界大战祸害的惨痛记忆，或对经济福利问题的特别重视，在战后欧美都很普遍，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使欧洲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比美国人更悠久、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使欧洲人在建设平民国家方面比美国人有更大的自觉，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希恩褒扬欧洲的“金星人”（反战者）倾向，赞赏欧洲人坚持尽可能以非战或非暴力方式解决各种争端的主流立场，其实就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抵制在当下美国时时泛起的新保守主义战争喧嚣。

高毅

2017年10月1日草于巴黎

[1]World Affairs,Vol.171,No.1(Summer 2008),pp.104-105.

序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2003年2月15日这个周六，欧洲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1]，抗议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挤满了抗议民众，人数约百万之众，从泰晤士河河堤到欧斯顿火车站的路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巴塞罗那和罗马的游行人数也达百万；马德里约60万人参加游行。50万人不畏严寒，聚集在柏林的提尔公园坚持抗议，相当于夏日参加“爱情大游行”的人数。各地的抗议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很少有人被捕，也没有暴力行为。游行群众身份各异：身着皮衣、表情严峻的青少年，围着巴勒斯坦式头巾或身穿无政府主义标志性黑衣的年轻人，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身穿大衣、脚蹬舒适鞋子的体面市民——领退休金的老人、中年学者、工会成员、高中生和大学生。许多家庭都全家出动，包括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没再游行过的父母和祖父母，第一次参与政治游行、既兴奋又不安的孩子。一家德国报纸称这次游行为“一次普通人的起义”。

许多示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一些是由活动组织者提供的，剩下的都是人们在家自己做的，这些横幅和标语的内容表明了他们上街游行的各种动机：“还巴勒斯坦自由”“不要用鲜血换石油”“停下吧疯牛仔”“美国，真正的流氓国家”“要喝茶，不要战争”，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别再有这种事儿了”。与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不同，这次没人对被攻打的一方表示同情，没人举着伊拉克国旗或是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英国埃塞克斯郡巴西尔登区一名73岁的退休律师托马斯·埃利奥特解释了自己参加这次政治游行的理由，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游行。他告诉记者：“我记得曾经的战争，记得伦敦大轰炸后的样子。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发动战争。”14岁的朱迪思·罗德和里卡多·林德纳是就读于柏林当地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们很吃惊人们会问他们参与这次游行的原因。他们说：“战争无法解决问题。”77岁的老兵希尔德·韦彻克对于参加游行的原因做了补充：“解放柏林时我们尝够了战争的滋味，希望战争不要再来了，绝不再要战争。”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中最常见到的标语往往单写一个“不”字。

一些观察家认为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认为，在这一天，一个新的“欧洲国家”[2]诞生了。几个月后，在一篇最初名为“2月15日：是什么使欧洲人民团结一致”的文章中，两位欧洲知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呼吁欧洲国家“在国际社会层面和联合国内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抗衡”。[3]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与卡恩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欧洲对于“美式军国主义”的抵制可以为欧洲塑造新的身份，一个将反战视作国策之本的新身份。

2月5日，就是大规模游行发生前10天，罗伯特·卡根的著作《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问世。卡根曾在里根政府短暂任职，早期便倡导用美国的力量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他是最早呼吁攻打伊拉克的那批人之一。这本书迅速赢得大众青睐。这本书是在一篇名为“实力和弱点”的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开的，该文于前一年春天发表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政策评论》上。卡根试图借用一本当时新近出版的关于性别差异的图书书名，来总结欧美间的差异，他称，“在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4]欧美的分歧并不仅仅因为欧洲人民反对美国某一举措或是不认同某一届美国政府政策。卡根在书中写道：“别再自欺欺人了，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世界观根本不同，他们本就不在一个世界。”欧洲人民不再重视权力，只想生活在后历史的天堂中；而美国人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力和军事力量依然必不可少。“欧美间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卡根的分析以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于塑造新的欧洲身份的呼吁，无不反映出欧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回到对这些争论的探究上。但现在，依照卡根、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三人对欧美间差异的分析，我们足以认识到核心差异所在：21世纪初，认为暴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必要手段的美国人要比欧洲人多得多。2003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5]，询问人们是否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战争是维护正义的必要手段，55%的美国人对此表示认同；在法国和德国，持相同观点的人仅有12%。

21世纪初的欧洲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并不想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欧洲各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实力反映在经济、文化和法制层面，展示出它们处理欧洲各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与之相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更注重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与众多国家结为同盟、签订军事协议，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权力不可小觑。美国已经成为提摩西·加顿·阿什口中的“最后一个真正的欧洲单一民族主权国家”[6]。过去，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主权国家的传统必备要素，如今这一传统有所改变。本书将主要探讨这一改变过程，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改变过程。

早在伊拉克问题揭示欧美关系破裂前，一些学者就指出战争的效力已经远不如前了，不仅是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在其著作《逃避世界末日》中指出，与国内冲突和有组织犯罪不同，如今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了。米勒称，人们一度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和设想如今正在瓦解，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也不相信“胜利”真的值得用惨痛的代价去换取。因此，战争并不是人们生活固有的组成部分，相反，它最终会像其他表面上无法根除的陈规陋习一样渐渐消失，比如决斗和奴隶制。1989年米勒第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时[7]，一些评论家尤其是研究军事与战争的学者，比如迈克尔·霍华德和约翰·基根对此提出质疑，都不相信自己作为专家穷尽一生所研究的内容将慢慢被历史遗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基根和霍华德以及其他许多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开始质疑，质疑战争与国家之间长久以来的联系可能确实要走向终结。

本书的中心论点有两个：其一，战争的终结并非国际现象，而是欧洲根据自身独特的20世纪的历史情况所做的选择；其二，1945年后，战争的消失既在欧洲范围内催生了新的国际体制，也使新型欧洲国家得以诞生。

我们将看到，导致欧洲现代战争破坏性如此强大的历史进程，也正是最终将国际暴力从欧洲社会中驱除的原因，这也是欧洲漫长的血腥历史中第一次产生对暴力的抵制。例如，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使得欧洲政府有能力调集人力资源，组成规模空前的军队，大大提高了战争规模和强度。但同时民主化也让人们意识到，那些一直以来承担着战争负担的普通人，有权选择国家何时作战或是否应该作战；同时人们还坚信如果让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后者。再比如，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能力创造并应用具有惊人破坏力的武器；但同时工业化也拓展了国与国、人与人的联系，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网，要求并支持持续的和平交流。许多人意识到，大规模战争会损害或者毁灭这些依存关系，为欧洲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不可想象的创伤。

1900年，欧洲各国领导人对欧洲战争的潜在威胁心知肚明。为了防止发生战争，政治家们煞费苦心地创建了一套精良的体制来维护和平，或者说，即使不能维护和平，至少也可以控制国际暴力。然而我们无须对“欧洲协调”遏制暴力的结果期待过高。因为欧洲外部依然战事频发，而欧洲内部也没有完全摆脱战争的威胁。体制的制定一直以欧洲自身利益为重，正如所有国际体系一样，通常情况下会牺牲弱者以使强者获益。尽管如此，20世纪初形成的国际秩序似乎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与18世纪和血腥的20世纪相比，19世纪战死沙场的欧洲人的人数显著下降。1648—1789年，欧洲国家共发动战争48场，其中有些战争，比如18世纪中期的英法七年战争，持续多年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1815—1914年，欧洲仅发生了5场战争，涉及2个强国，这5场战争的持续时间都不长，作战范围也有限，其中只有1场战争的参与国超过了2个。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各国一直和平共处。这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无战事时期，直到20世纪末，这一记录才被打破。

我们可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和平时期中，挖掘到平民政策和平民体制的历史根源，这些平民政策和体制最终将主导欧洲人的公共生活。这些政策和体制具有内部指向性；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商业发展，为人民提供新型服务。正如1945年以来那样，这些发展离不开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迅猛。尽管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人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有所上涨。虽然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但是到1900年，欧洲逐渐变得更加有序、和平和繁荣了。

尽管20世纪初的欧洲人民拥有和平的生存环境，但他们仍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1879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对一位俄国外交官说道：“当代的强国就像一群旅行者，彼此不了解，经命运安排坐进了同一辆马车。他们看着彼此，其中一位把手伸进了衣服口袋，坐在他旁边的人见状迅速掏出自己的手枪，想要先发制人。”[8]但凡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就不会放松警惕，将目光从对手的身上移开，因为他永远也无法保证不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掏出武器。为战争做好准备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责任，虽然还有其他职责，但备战的任务最为紧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商业活力和完善社会福利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国家稳定性，但是一旦国家安全成为问题，那么以上目标皆为空谈。国家安全意味着建设并维持能够参与且赢得现代战争的军队。正如19世纪末一位德国政治家所说的：“若是被哥萨克人攻打，国家都不保了，最有效的社会改革又有什么用呢？”[9]

1914年夏，各强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除了参战别无选择。部分领导人可能对欧洲战争早就有所期待，但是战争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拼尽全力动用人力、物力，却只落得个自相残杀，拼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一战”。

“一战”是一场全民战争，它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同时它也是一场工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和破坏成了经济生产的首要目标。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人都很年轻，这些都是白白浪费了。这场战争瓦解了旧体制，扰乱了新创建的经济体系，打破了自1815年来为控制强权而精心谋划的布局。

战争结束后，看着废墟瓦砾，许多人都认识到确实应该杜绝大规模战争，欧洲注定无法再承受第二次这样的战争了。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和平来得太快，人们还没有获得胜利，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社会中的毒素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对这些人来说，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纪律和友谊的终极体现，也是新的政治秩序的来源。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出现了许多对立阵营，如民主与独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右翼与左翼，但最重要的分歧就是支持还是反对国内外政治暴力。最终，支持暴力的人占了上风，他们将欧洲拖入了第二次更为残暴、规模更大的战争，这就是“二战”。“二战”中，大众和工业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战争的无用性，而且这样广泛的共识足以保证和平的话，那么只需一次世界大战就可以让人们认清事实。但是战争与奴隶制或决斗不一样，后两者会随着其文化根源的消逝而消失，而前者不会，因为只要有一个国家有实力并愿意开战，战争就会到来。在俾斯麦的比喻中，马车上的所有人都必须确保同车的其余旅行者不会掏出武器。安全是整体的，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单独存活。

1945年后，美苏冷战为欧洲带来了新秩序，将欧洲分为两大阵营，构成了一个十分稳定和平的体系。于是，尽管可能性如此之小，和平的种子还是在欧洲生根发芽了。在这种稳定的体系中，西欧国家逐渐开始转变。它们变成了平民国家，变成了有能力发动战争却对战争毫无兴趣的国家。转变的结果便是暴力的衰落：暴力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而且暴力经常会被其他东西所代替，比如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公民安全的需求。暴力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场缓慢而悄无声息的革命，发生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其重要性堪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革命。想要了解这一革命的特点和重要性，我们必须先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欧洲国家仍将战争视为生活重心的时代。

[1]关于这场示威活动的描述参见以下报纸：Guardian,February 17,2003；Observer,February 16,2003；Berliner Zeitung,February 17,2003。

[2]Garton Ash,Free World,p.46.

[3]Habermas,Westen,p.45.哈贝马斯—德里达宣言由哈贝马斯撰写，于2003年5月31日以另一文章名发表于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4]Kagan,Paradise,pp.3-4，关于Kagan观点的批判性分析，见Lindberg的文章。关于Kagan的职业生涯，见Packer的17–24页。

[5]Economist,June 5,2004.

[6]Garton Ash,Free World,p.119.

[7]Mueller,Retreat;Keegan,War;Howard,Invention.另见Joas和Michael Mandelbaum的著作和文章。阐述米勒理论的最新作品是Remnants。

[8]Bond,p.27.

[9]Friedrich Naumann in 1895,quoted in Mayer,Weber,pp.45-46.

卷一　在和平中备战（1900-1914）

第1章　“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1]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柏林大学最大的礼堂做过一系列有关政治的演讲，场场爆满，颇受学生欢迎。本章标题“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就是其中一句演讲词，这一观点的一个例证当然就是他的祖国——德国，一个当时刚刚诞生于三场战争的国家。对此，无论是听众还是特赖奇克本人都无异议。但是，他认为其实所有国家的起源与存在都有赖于战争，并且坚称：“我们所知的每个国家都是战争打造的，以武力保护公民始终是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重中之重。”[2]

若想证实他的观点，即战争与国家密不可分，听众们只需走出特赖奇克的讲堂，顺着菩提树大街（连接勃兰登堡门与皇家宫殿、横穿柏林大学的主干道），来到柏林大学前、历史学院图书馆的对面，因为这里矗立着雕刻家劳赫的作品——腓特烈大帝骑马雕像，正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勇士之王的英勇善战才确保了普鲁士的强权地位。劳赫刻刀下的腓特烈身着大帝平时常穿的束腰外衣。腓特烈大帝是欧洲最早把军装当作日常服饰的君主之一，以此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这既是皇权的象征，也是皇权的执行者。与同时期其他君主一样，腓特烈大帝身兼数职——立法者、艺术家、国家元首、教会首脑，但是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他都着一袭军装。因为他的政治权威、立法权威、文化权威统统依赖于他对军队的领导。腓特烈大帝的军事身份是最为重要的，劳赫的这座雕像让所有人都对此毫无疑义：在雕像的底座部分，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和腓特烈大帝在一场场战役中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将军们；其次是非军事领域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的贡献也没有被忽视。例如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在大帝坐骑的马尾之下。

菩提树大街还是军队游行的必经之地，弗朗茨·克鲁格1827年的画作《剧院广场上的游行》[3]，记录了当时俄国储君到访柏林时的游行盛况。其实这里的场场游行都与当年画作中所绘如出一辙：精锐的近卫步兵夹道而立，身着勃兰登堡第六铁骑军制服的皇家访客骑马行进在街上，引领着一个中队的士兵。这幅作品的角落则画着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聚集观看的平民，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和他的三两好友，他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游行。这样的游行是一个国家欢迎重要访客、庆祝皇室成员诞辰和婚礼以及各类全国性节日的常见方式。威廉二世曾在世纪之交时指出，这样的游行庆祝活动不仅仅唤醒了以往的辉煌，而且游行活动本身就是“对男子气概与严明纪律的检验，得以展示个人自律自强的意愿，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能力”。[4]换言之，游行中的士兵正是国家所需要、所期待的国民的生动写照。

柏林的城市文化通常给人以高度军事化的印象，在维也纳军事游行也曾十分普遍[5]，每天都能见到军容齐整的方队在街上行进。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首都，即便是在像为恭敬耶稣圣体的圣体节这样极具宗教色彩的节日里，庆祝活动中也少不了教会、皇室和军队三体合一的景象。从世纪之交时留下来的老照片上看，圣体节游行时，士兵列队站在道路两侧，哈布斯堡家族的男丁们身着军装，随圣礼队伍前进。

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同样代表着国家，尽管法国政府与军队常有不和。1871年，就在法国战败、同德国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后不久，年迈的麦克马洪元帅就率领12万人横跨巴黎的隆尚平原，在众多恭迎者的阵阵欢呼中一一拥抱了新政权的平民代表，以此表示了军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拥护。1880年，法国确立7月14日（巴士底日）为国庆节。起初，在隆尚举行盛大军队游行活动来庆祝这一节日，最终演化成在法国任何一个有驻军的城镇都有游行活动。1894年，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在沙特尔检阅军队时赞扬“军队是爱国主义大学堂”[6]。尽管欧洲各国军队的公共职能各不相同，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军队都是佩里埃总统所说的“国家形象”[7]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国理想中的国家形象的象征。

能唤起人们关于国家军事历史记忆的事件，如同丝线一般被织进了每一座欧洲大城市的蓝图。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60年代重建巴黎时，就用几场战役命名了几条主干道。这些战役分别是1806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军队的耶拿战役，1855年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以及1859年法国军队与意大利军队进行的马坚塔战役。此外，每个首都都会有一座胜利纪念柱，比如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矗立着纳尔逊纪念柱，纪念1805年英国海军大胜法国；巴黎的凯旋门，是拿破仑攀上权力顶峰后在1806年下令建造的，以纪念他的伟大军队；柏林的胜利纪念柱，建于1869—1873年，以纪念在德国统一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取得的多次胜利。

此外，无论是伦敦圣保罗教堂里威灵顿肃穆的花岗岩棺，抑或鎏金圆顶的荣军院里拿破仑精致的地下墓穴，国民英雄的陵墓都已成为每个首都里的一道道亮丽风景。除去这些闻名遐迩的圣地，数千座名不见经传的朴素纪念碑也铭记着国家的战争史：譬如普鲁士小镇上简单矗立的石碑，镌刻着牺牲在克尼格雷茨或色当的战士们的名字，借此寄托崇敬与追思；偏远的苏格兰村落墙上嵌着的木牌，上面刻着那些驻守在帝国边远哨所而葬身他乡者的名字。由此可见，战争一方面是宏大而遥远的，离不开伟大壮举和手握大权之人；但另一方面，它离我们也很近，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每个现代国家都是一个假想的共同体，因为其过于庞大和复杂，难以给人以直接的感受，所以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说的，一个国家“只有人格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见，象征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爱，意象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思”。[8]因此，一直以来欧洲国家灌输给国民的政治想象总是离不开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而在20世纪初，这些象征和记忆则带有明显的战争属性。总之，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责任感是每一个国家所渴求的，因为这不仅能引领国家走向胜利，也使其经得起挫折。而军人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些国家立足所需的品质，比如，陆军和海军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自律性和凝聚力。毫无疑问，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就没有20世纪早期的国家，甚至连关于国家的憧憬都没有。因此，无论多小、多羸弱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

战争已经深深根植于欧洲各国，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基因。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制造着战争，而战争也成就了国家。”[9]尽管战争与国家总是密不可分，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却在不断演变。截至1900年，两方面的发展改变了战争，也改变了国家。首先，两者都趋于大众化了：大规模后备军的出现使得军人数量猛增，参军人数远远超过民众预期。其次，两者均受到工业化的深刻影响：科技化武器的应用前所未有地扩张了军队，也提高了军队的复杂性，使得军事开支大增。国家不断发动战争，战争也不断塑造国家，但是20世纪初各国准备要打的这场战争是史无前例的。

18世纪末伟大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战争的全民化。尽管大规模革命军队拥有政治权力和军事效力，大多数欧洲国家长期以来还是不愿意大面积武装和训练自己的国民。因为有了拿破仑的前车之鉴，所以大部分国家还是青睐于它们以往一直依赖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专业性更强的军队。然而这些国家的征兵制度却带有社会歧视，穷人家的孩子被征兵入伍，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服役时间为6—20年不等。

除了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几乎所有人都很满意这一征兵制度。富家子弟庆幸自己不用参军服役。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任何人在征兵抽签时抽到“倒霉数字”，都可以雇用一个替补去代替自己参军。在法国，每年有多达1/4的新兵都是替补，多半是为了这笔钱而再次入伍的老兵们。军队将领当然愿意接纳这些已经在军队吃过不少苦头、训练有素的老兵；政府对这些随时准备保卫国家长治久安、镇压国内暴动、抵抗外来入侵的老兵也是十分放心，因为参军多年，这些老兵已经与平民生活脱节。当一个政权遭遇煽动性暴动的时候，其命运可能就掌握在作战稳健的军队身上，这一点已经在革命时期得到了印证。

欧洲国家之所以抛弃了这些规则，只是因为它们相信，国家想要生存，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而各国寻求这种改变的压力之源就是普鲁士[10]，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自从普鲁士17世纪末建国以来，就一直被视作各大强权中最弱的一个。1806年遭拿破仑击败之后，普鲁士几乎就在地图上消失了。之后，普鲁士逐渐复苏，并与其他反法联盟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虽然普鲁士不是联军的主力，但其作用依然不可小觑。1815年后，普鲁士成为唯一一个保留普遍征兵制（现役2年、预备役5年、民兵役11年）的大国。由于财政限制使得入伍新兵规模相对较小，以致后备军的士兵缺乏训练，军队的军事效力和政治可靠度也就令人生疑了。而且，普鲁士军队也缺乏实战经验。他们既没有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也没有参加过意大利战争，更不像英国、法国、俄国的士兵，经受过殖民战争的洗礼。1861年，普鲁士军队曾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一位法国观察家对此嗤之以鼻，评价说：“他们简直有辱军人这一称号。”[11]

然而1861年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开始了彻底的改变。3年前，威廉王子的兄长多次中风，失去了执政能力，于是，成年后在正规军军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威廉王子开始摄政。在陆军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的帮助和鼓励下，威廉开始对军队进行改革。他将军人的现役时间延长至3年，加强对预备役部队的管理，弱化民兵役的作用，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进行一系列革新。1857年，赫尔穆特·冯·毛奇出任总参谋长，他是欧洲为数不多的认识到铁路可用于军事活动的官员之一，而且他知道怎样通过铁路来快速、高效地部署军队。毛奇对铁路的战略性运用是技术与战争的融合，现代世界的格局将由此改变，就这一点来说，其他任何一项创新都难以与之比肩。

普鲁士时任首相俾斯麦雄心勃勃、能力过人，他想用军事手段吞并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的日耳曼国家，因为他相信改革后的军队定能迅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1864—1871年，普鲁士分别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发动了三场小规模战争，均取得胜利。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联手）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丹麦军队，这一结果实属意料之中。相比之下，真正让其他国家感到惊讶的是，普鲁士在开战后的短短7周内，一举打败奥地利。其后与法国的交战，虽用时稍长，但也大获全胜，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取得这些胜利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普鲁士军队的战略和战术并没有明显优于奥地利和法国，而且武器也并不占优。任何军队的士兵，只要领导得当都会在战场上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究其根本，战争胜利之源是比敌方更加充分的准备、更加周密的计划以及更加妥善的组织分配。普鲁士正是做到了以上三点，才能够动员更多的士兵，迅速调配得当，并为他们配备好武器。1903年，斐迪南·福煦这位未来的法国元帅在法国军事学院授课时，为学生们总结了与普鲁士交战的经验教训：准备充分和兵源充足是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12]

因此，想要效仿普鲁士必须从两方面着手改革。[13]其一，国家必须有数量充足的常备军（1870年普法战争时，普鲁士与其德意志同盟国家向法国前线输送了100多万名士兵），这就需要很大一部分的男性公民都得应征入伍。出于不可长时间缺失劳动力的考虑，这些士兵服役2—3年后就会退伍，回归平民生活，但他们仍然属于一级预备役成员。其二，国家必须做好可以快速、高效地调动和部署大规模军队的准备。普鲁士军队早已改变了战争的节奏和规模：现代通信技术，尤其是铁路的使用，使国家可以快速、高效地部署军队。然而组织军队方面的困难也随之而来。1870年，法国还未从初次动员集结军队的混乱中恢复，由于计划不周，法国军队的通信系统瘫痪了，运输士兵和军用装备的火车到达目的地后却没有接到卸载装备的指令，导致士兵和装备常常“分道扬镳”。法国军队还没来得及对此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就已经被普鲁士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国家需要随时待命的大规模军队，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克服重重阻碍。这些阻碍来自各个阶层：军官会阻止，因为他们希望减少士兵数量，与此同时提高士兵的素质，增加士兵服役时间；中产阶级会阻止，因为他们想免于服役之苦；左翼政治家会阻止，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一个军事化社会；普通纳税人会阻止，因为他们不想支付惊人的军事预算。伟大的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知道需要做什么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这句话本就是针对作战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战争准备工作。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更迫切地需要进行军事改革，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改革比法国更困难。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遭受重创，也使其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1872年，法国通过了兵役法修正案，扩大了征兵规模，征召各个年龄段符合要求的士兵入伍。士兵服役时间由抽签决定，服1年或是5年。虽然当时已经不允许花钱找“替身”入伍，但是一些家境殷实和受过教育的人还是可以躲过去，而那些上不起学的年轻人可能要服5年兵役。1889年，不顾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兵役法将士兵服役时间缩短为3年。1905年，兵役法又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法国男性都要义务服2年兵役。1913年，为了应对人口减少和德国军队扩张，服役时间又延长至3年。

欧洲各国在进行军事改革时遇到的阻碍稍有不同。法国遇到的阻碍主要来自不愿承担服兵役的义务的富裕家庭，其次来自共和党政府和保守且极度崇尚君主制的官员们的互不信任。相对于法国的兵役法来说，意大利的兵役法让更多男性免于服役，家庭中的独子更是享有免于服役的特权。[14]征募来的新兵若是能满足受教育程度的最低要求，并且支付得起自己的军装费用的话，就有权只服1年兵役。1909年，大部分免于服役的权利被废除，现役期限定为每人2年。

奥匈帝国在军事改革上遇到的阻碍并非社会和意识层面，而是来自国家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虽然奥匈帝国军队仍然是一个受德国管辖的皇家机构，但预备役分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两种军事单位。而匈牙利议会的财政不足和政治对立限制了军队的扩张，使得军队规模较小，且军事装备落后。尽管军官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由于收入较低，有其他选择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倾向于选择这一职业。

像其他国家一样，俄国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了军事改革[15]，将服役年限缩短至6年（1861年之前，服役期限为25年，19世纪60年代缩短为8年）。尽管俄国政府努力为士兵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采取更为人道的管理措施，可大部分普通士兵还是过着伙食差、装备差、管理严苛的生活（俄国政府在每名士兵身上投入的资金仅是法国政府投入的一半）。恩格斯对俄国军队的批判一针见血——“俄国采取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然而它们的文明程度根本没达到那个水平。”[16]

英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试图在短期征兵和现有预备役的基础上构建大规模军队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军事改革[17]，将志愿兵役期限从20年缩短为12年（6年现役加上6年预备役），并且禁止买卖军官资格。这些改革的弊端在布尔战争期间显现出来，英国虽在此战中获胜，但损失巨大。1900年，一位奥地利高级官员告诉同僚们：“在谈论英国的军事危机时，我们指的不是其驻扎在南非的军队，而是由于士兵外调，英国兵力不足的事。”[18]

1905年12月，曾是律师、改革者和教育创新者的理查德·霍尔丹出任英国陆军大臣，在当时，军队的规模仍然是重点问题。上任一个月后，他宣布：“坚定不移地加强国民教育，增强组织性，以保卫国家安全，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长久以来，英国的国防政策都是招募志愿兵，军队的规模达不到理想预期，然而霍尔丹并不想对此做出改变。他坚信只有职业军队才能随时做好出战的准备，通过征兵招募来的士兵既不愿，也无力远离家园作战、保卫帝国安全。而不列颠群岛自身的安全就交给皇家海军来负责。霍尔丹希望地方预备役的规模可以大幅扩张。尽管在开始阶段，地方预备役部队人数有所增加，然而没过多久，地方部队的入伍士兵人数开始减少，征兵的难度也有所增加。人数之少令《泰晤士报》军事记者查尔斯·阿·科特·雷平顿坚信，“强制征兵的日子到了”。[19]

20世纪初，除了英国（当然，还有一直跟欧洲步调不一致的瑞士），欧洲各国都建立了大规模预备役军队。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男性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军事训练：1870年，法国和德国可随时参战的男性分别占其男性公民总数的1/74和1/34；到了1914年，这两个数值升为1/10和1/13。在人口众多的俄国，适龄男性中有35%都受过军事训练。由于面临人口危机，法国受训男性比例高达85%，德国和奥匈帝国分别为50%和49%。

按人均计算，欧洲范围内，最为庞大的军队都在巴尔干半岛诸国，后文中我们会看到，那里依然存在战争的可能性：1909年，黑山的人口大约为25万，这样一个小国却能够往前线输送3万—4万名士兵，几乎囊括了其国内18—62岁的所有男性。保加利亚的士兵人数为35万，大部分身体健康的男性需服预备役至46岁。1910年，一位保加利亚将军骄傲地宣称：“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视军事力量的国家。”[20]俄国、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几乎全民动员，士兵数量分别达到了340万、210万、180万和130万。[21]如果欧洲各国间真的爆发战争，数量空前的军队将迅速被派遣到前线作战。同时，大部分男性公民和国家相当多的财政收入被用来为这一可能性做准备。

大规模预备役使千百万的欧洲男性有过服役经历，军事机构成为社会的中心。招募、训练、武装、供给和部署上百万名平民士兵绝非易事，各司其职的行政机构、精密昂贵的军事设备和完备的基础设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富足、组织严密，能负担并维持此类军队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位于强国之列的国家名单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因。在步入20世纪前，除了不可小觑的日本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有能力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

在1894—1914年这20年，各国在军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尤其是1912—1914年，由于国际环境恶化，各国开始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资金的投入就更多了。欧洲各国经济繁荣、势头强劲，足以支付这笔开销。因此，虽然国防费用增幅巨大，但从其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重来看，就远没有绝对值增加得那么夸张了：以英国为例，1893—1913年，在大规模建设海军的情况下，其国防费用仅从国民生产净值的2.5%增至3.2%。[22]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军事预算都是政治争论的根源，这不仅因为它数目大，也因为它是基于税收结构的。虽然最终军队的大部分需求还是会得到满足，但总免不了意见不合与激烈争辩。即使是在地缘政治不安全、军事机构向来强大的德国，议会势力和民政当局还是会给军队的扩张计划设下限制。

国家想要建立并维持大规模预备役部队，除了需要钱，还要能够测量人口数据、统计人口数量，并在必要时强制征兵。很显然，政府需要知道哪些人是潜在兵源以及去哪儿找到他们，这些信息看起来很容易获取，实则不然。例如，一些法国村庄在人口普查时会多报新生女婴的数量，而新生男婴则不会出现在官方记录中。躲到另一地区或是像很多意大利男性和俄罗斯男性一样移民海外，是逃避兵役的常用方法。1888年，意大利出台一项法律，禁止32岁以下男性出国，但收效甚微。有时候，被征召的年轻人根本不露面：一个法国城镇里，到了需要服兵役的时候，18名被征召的年轻人中只有1名出现。没人知道其他人在哪里。

要想征兵，政府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义并规定哪些人需要服兵役。1842年，普鲁士就上述问题颁布相关法令，将判定一个人是否为普鲁士国民、是否符合服役条件的权力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普鲁士国民可在王国范围内迁移，但是适龄参军的国民需在得到允许后才能移居。为了征兵，法国在1889年颁布的法令中，允许外国定居者的孩子享有公民权，当然还附带了参军资格。法国政府意识到，如不这样做，外国定居者将持续享有本国居民所得不到的优惠政策，这并不公平。因此，法国政府也推出一些只有本国公民才享有的优惠政策。随着服兵役现象愈发普遍，公民的身份与义务、权利与责任之间的联系也愈加密切。[23]

除了定义哪些人需要服兵役，政府还需想办法筛选出身体健康、符合参军条件的公民。所有待招募的公民一律要接受体检，测量身高、体重，测试视力，检查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或精神疾病。对于那些以健康状况或特殊困难为由，申请豁免入伍的人，相关机构会严格审查他们的请求。同时，一些特定人群可申请服非常规类型的兵役，对这些兵役加强监管也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如果一个年轻人因学历上的优势得到了某些特权，那么政府机构一定要确认他的教育资质的真实合法性。例如，在普鲁士，非职业教育中学毕业生可申请只服役1年，之后成为预备役的候补军官，相关政府机构会裁决哪些学校的毕业生能享受以上特权。公民身份的判定、体检标准、教育资质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政府规定都与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构建有直接联系。[24]

登记、训练和联系预备军士兵的工作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工作日益展开，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一级预备役士兵需定期接受集训，一旦战争爆发，必须强制入伍，离开日常生活，奔赴指定地点，接受相应的武器装备，然后赶往前线，与成百上千的其他部队一起并肩作战。计划周密、准备充分、领导得当以及供给充足都是顺利动员部队的前提条件。编码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呈现，铁路时刻表需提前安排好，军需库要准备好充足的武器弹药，伙食、医疗救助和传令部门也要随时待命。军队规模越大，所用军事设备越高端，组织起来就越困难，军队行动出现混乱、差错和延迟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精英队伍是所有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核心所在，这支队伍由军官、士官和军龄较长的士兵组成，军队的效率最终是由他们所决定的。他们会定出战略计划和战略方向，通常是在一个按照普鲁士模式组建的总参谋部内进行。此外，他们还负责训练每一批新兵。而招募、培养和激励这些专业精英同样需要国家投入财力、物力，组织得当。国家的福利政策首先体现在给退伍军人提供的经济补贴、医疗和其他福利方面。在某些地方，这甚至是唯一的福利政策。国家的军事义务再一次使其权力膨胀，进一步加深了国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

这台复杂的军事机器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平民到士兵的转变。这是所有军队都要面临的任务，极度军事化、所有男性都要参军打仗的社会除外。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的士兵入伍前都没受过什么训练，他们不愿意入伍，但又无法逃避征兵。于是他们不得不接受高强度训练，受到严格管理，面临严苛惩罚，最终成为一名军人。这样的方法对于由平民士兵组成的预备役军队来说是不适用的。[25]首先，军事机构受到大众的长期监督；其次，体罚士兵的残忍行为在传统军队中普遍存在，且由来已久，批判此类情况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令议会蒙羞。政治家们常呼吁废除体罚制，进行军事司法改革。大部分职业军人都抱怨，虽然平民士兵跟自己一样身着制服，可他们只会降低军队的专业性；但同时职业军人也理解，对待这些暂时接受军事训练、很快就会回归平民生活的士兵，能采用的手段太有限了。法国元帅利奥泰认为，不能把士兵当作牲口来对待，而是要把他们看作法国国民。[26]

当然，军队也离不开强制性管理。毕竟，应征入伍的士兵必须要学习如何打仗，也就是学习在战场上存活所需的知识、技能，并锻炼耐力，这意味着他们要抛弃在平民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精神。崭新的制服、利落的短发以及兵营生活的种种严格规定，都是为了帮助士兵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服从上级命令，无条件地帮助战友，毫不留情地对待敌人。法国军队的士兵们所接受的教育是“纪律就是军人的信仰……军队是学习服从、锻炼坚强意志和展现男性尊严的学校”。[27]

尽管职业军人坚信服从和守纪是军人的美德，大部分专家还是认为这种绝对服从已经不是现代战争的基础了。尽管绝对服从可杜绝逃兵，使传统步兵们冒着枪林弹雨、面对尸横遍野依然保持阵型，勇往直前，但随着新型的、更加致命的武器的出现，对战术机动性、个人主观能动性要求提高了，但对军队的阵型却无须那么齐整了。20世纪，想要增强军人的纪律性不应再靠无休止的训练和残酷惩罚等手段，而应该教化他们，向他们灌输爱国思想，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现代军队不需要只会被动服从的士兵，正如国家不需要只会被动服从的公民一样。士兵在战斗时，应该怀着保卫国家的忠心和保护战友的决心，而不是出于恐惧而战。要让新入伍的士兵坚信，国家的安全，甚至是国家的存亡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否愿意履行军人的义务，接受武装杀敌的命令，关键时刻是否愿意牺牲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现代士兵应该为信念而非被迫杀敌。因此，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是具有主动性的公民，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个体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征兵经常与社会和政治解放密切相关。法国反改革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认为征兵是普遍选举权的“孪生兄弟”，“二者都会引领或主宰未来，既盲目又可怕”。[28]而军事理论家、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则认为，“义务兵役制在散播民主方面，已经超越了普遍选举权，尽管表面看起来并非如此”。[29]泰纳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18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进行了革命战争，“举国皆兵”的现象开始出现，自此，普遍征兵就与民权扩张和公民参政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1806年后的普鲁士，还是1861年的俄国，其农奴制的终结都离不开一个相同的因素：在不断变化、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创建由平民组成的军队。与现代国家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征兵制将解放与强制、自由与限制、赋权与纪律结合在一起。

为了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军人，新兵们必须学习一些与战斗并不直接相关的知识。对大多数新兵来说，军队生活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村庄外的生活：一切行为都要遵照时间安排，符合军中规定和特定的检查标准。在法国，军官会教士兵一些生活中的实用技能，一些卫戍部队甚至将训练场拿出一部分用来培养新型农作物。所有新兵都要学习国家官方语言，了解肥皂和热水的好处，品尝以前没有品尝过的食物，感受皮鞋的质感，知晓工业制品的优势。兵役制的倡导者、英国上校F.N.莫德认为，军队生活使士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他们培养了适用于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学会遵守纪律可以间接“为工业经济服务”[30]；培养责任感可以“保证现代工业的效率”[31]。

尽管在军队中都会教授士兵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当然效果各不相同），但在政治课程方面，每个军队教授的内容有所不同。

在法国，军官们不仅要增强新兵的军事纪律性和军事能力，还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和爱国情操。1898年，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叛国罪引发丑闻。该事件暴露出军官团在政治上的不可靠性。从此，法国政府要求军官候选人必须要学习正确的政治观和社会观。正如一本法国士兵训练手册中所说的，虽然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免受他国侵害，但同时它还有其他任务，那就是“传递尊重共和政府、尊重合法地位的观念”。[32]因此，军队也是“士兵们学习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以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公民的课堂”。

德国军队中也有一些政治课程，只是内容和法国大不相同。德国士兵受到的教育是要对君主和国家忠心耿耿，以及虔诚和顺从等传统美德，这些被认为是国家政权的基石。第18集团军司令冯·艾希霍恩将军在1909年提醒他的下属，一定要将手下的士兵塑造为“忠实的臣民”。他说，一部分新兵在参军前已经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但他们还年轻，错误的政治思想是可以改正的；错误思想就像疾病，而服兵役“就像一股有治愈能力的清泉，可以将疾病从体内清除”。[33]士兵们在军队中慢慢养成服从的习惯是“抵御社会主义教条大肆传播的最好方法之一”。

在意大利，由于地方主义持续破坏国家凝聚力，因此政府主张每一支部队的兵源都要来自两个不同地区，并驻扎在第三个地区，尽管这样做为动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873年，意大利一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写道：“军队是一个大熔炉，在这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融为一体。”[34]

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英国的军事机构扮演着极其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角色，尽管如此，世纪之交时，“服兵役是公民教育的形式之一”这种理念依然传遍了整个英国。纵观英国历史，大部分时期，军官都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职业，但普通士兵通常都是穷人和落魄分子。任何有声望的人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去当兵，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危险重重、收入微薄，还要被发配至边疆。19世纪末期，军队作为一个机构似乎变得更受欢迎。步枪协会、童子军（由一位陆军将军于1908年创立）这样的准军事组织以及志愿兵制度都会传授军事技能，传播价值观。霍尔丹——其任职期间所进行的军事改革，需要更多志愿兵入伍[35]——认为“英国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是由私人出资的学校）的学生普遍有较强的军事主义精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请求他们帮助，同时也让拥有军事主义精神的他们壮志可酬”。[36]乔治·奥威尔在回忆自己的学校经历时写道：“英国大部分中产阶层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开始为战争受训了，这里的受训不是指技术上的训练，而是精神上的。”[37]

在欧洲，所有兵役制的拥护者都强调军队作为公民学校的功能。斯潘塞·威尔金森是牛津大学首位战争学教授，他于1910年写道：“想让一个公民成为一名士兵，就要赋予他为国家效力的责任感和完成责任的政治觉悟，倘若全体公民都具备责任感和觉悟，那么一个国家就诞生了。”[38]换句话说，改革军队就是创建国家。20年前，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特赖奇克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真正的国家军队是唯一能唤醒公民意识、团结公民的政治机构。只有在军队中，祖国的所有男性子民才能够团结一致”。[39]

军队就是男人的世界，充满阳刚之气。在军营内外，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男子气概，而男子气概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崇尚强健的体魄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而另一方面，酗酒、滥交和随意施暴这些恶行也无法避免。[40]如果真像特赖奇克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军人才是理想的公民，军队才是国家的学校，那么很明显，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男性公民的纪律性、责任感和为国献身的意识是国家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男性才有真正的公民身份。

女性作为士兵的母亲和妻子，在充满军事色彩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只不过与男性相比，她们扮演的都是次要角色，只起辅助作用。巴黎市政厅中专供新人举办世俗婚礼的房间里有一幅壁画，这幅画生动捕捉并再现了女性和男性间的这种关系。画的背景是古代高卢[41]，一名身材健硕、成熟稳重、正值壮年的男性要加入一队武装士兵中，准备开赴前线，而他的妻子领着孩子们前来送别，举止中可见其对丈夫深深的爱与鼓励。女性的家庭美德和男性的军事才能都是国家所需要的，但毫无疑问，男性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比女性在家庭中的默默付出重要得多。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尖锐地指出：“与动物相比，人类的高贵之处不在于能孕育生命，而在于敢拿生命去冒险。这就是为什么能够结束生命的男性比能够带来生命的女性地位高。”[42]

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存在使得国家随时有能力发动战争，上百万人因此有了服役经历，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穿华丽制服的职业军人不再是军队的唯一化身，一群群满脸紧张要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年轻人、休假回家的乡村少年、每逢周六晚上就聚在一起谈论服役经历的老兵，这些人都是军队的象征。在各个首都城市和公共建筑周围，士兵的存在尤为显眼，然而在偏僻的城镇，照样也有供预备役人员聚集的屯驻地和训练营、储存军备的军械库、照顾年老和体弱士兵的医院。军队就像学校、邮局和铁路一样，将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国家价值观和地方实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就是国家的学校，借尤金·韦伯著作的标题来说，即农民变为法国国民（或者德国国民和意大利国民）的地方，也就是将农民教化成国家公民的地方。

虽然军队与联系紧密的各个国家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但其与各机构仍有一处本质区别：来到军队，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也是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在谈到军队时曾经说过的“国家野兽般的力量”[43]，也就是国家主宰生死的力量。军队所依赖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已经很难适用于现代社会了。想要过好普通人的生活，就要会评估个人优势，努力工作，牺牲短暂的欢愉换取长久的回报。普通人的生活稳定有序，有看得见的未来。军队生活则大不相同，讲求效忠集体、无条件服从和过人的勇气。军人必须为潜在的动乱、无法预知的暴力世界做好准备，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根本没有时间思考长期计划。一个个极其复杂的军事机器缔造了并维持着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然而它们也遭受持续不断的质疑：平民士兵（这些由工人、农民、店主和公务人员演化来的士兵）是否愿意并且能够经受战争这一严峻考验？虽然军事领袖担心士兵可能无法摆脱平时的生活习惯，因而无法服从命令保卫祖国，但是1871—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民过着和平的生活，因此另有些人还是希望这些生活习惯得以保持，希望战争永绝于世。

[1]Treitschke,vol.1,p.72.On Treits-chke’s lectures,see Dorpalen,p.226f.

[2]Treitschke,vol.1,p.72.

[3]克鲁格的画作藏于在柏林国家美术馆，Nationalgalerie Berlin第218页有其摹本。

[4]Vogel,p.29.

[5]关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军事游行，见Stone和Rothenberg。

[6]Vogel,p.98.

[7]Vogel,p.98.

[8]Walzer,p.194.

[9]Tilly,Coercion,Chapter 3.

[10]关于普鲁士军事改革有一个很好的概述，见Craig,Politics。

[11]Craig,Königgrätz,p.38.

[12]Ropp,p.196.

[13]关于法国军事改革，见Challener和Ralston的作品以及Pedroncini的作品第三卷。

[14]关于意大利军队，见Ceva。

[15]关于俄国军事改革，见Wildman。

[16]Kiernan,p.153.

[17]关于英国军队，见Dunlop。

[18]Dunlop,p.129.

[19]Luvaas,p.311.

[20]Glenny,p.219.

[21]关于各国军队的规模的数据，见Van Creveld,Command,pp.148-149;Ferguson,Pity,pp.93–94;Stevenson,pp.39–40。

[22]军事预算的数据来源于Stevenson,pp.2–6。

[23]关于兵役制和公民权的影响，见Gosewinkel。

[24]关于兵役制如何有助于国家扩张，见Weber，Peasants以及Frevert。

[25]关于19世纪的欧洲军队，见Gooch,Armies。

[26]利奥泰元帅的话引自Ropp,p.199。

[27]Zeldin,vol.2,pp.881–82.

[28]Jouvenal,pp.10–11.

[29]Janowitz,p.186.

[30]Maude,p.92.

[31]Maude,p.13.

[32]Zeldin,vol.2,pp.881–882.

[33]Kiernan,pp.148–49.

[34]Gooch,Army,p.118.

[35]关于霍尔丹的改革，见Spiers。

[36]Spiers,p.137.

[37]MacKenzie,p.255.

[38]Wilkinson,p.191.

[39]Treitschke,vol.2,p.357.

[40]关于兵役和男子气概，见Frevert。

[41]高卢，是指现今西欧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荷兰南部、瑞士西部和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带。——编者注

[42]Beauvoir,p.64.

[43]Schmitt,Begriff,pp.45–46.

第2章　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1898年8月24日，驻俄国的各国外交官员照例与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召开例行周会。他们收到一份沙皇尼古拉二世亲拟的备忘录，备忘录的开头就十分惊人：“各国政府期待的理想状态就是维持广泛和平，适当削减军备，大规模军备着实让各国不堪重负。”沙皇接着写道，在过去20年里，希望世界各国达成和解的呼声在欧洲越来越高；武器的破坏性不断加强，其造价也与日俱增，各国人民都苦不堪言。暂停武器生产以释放各国资源，努力维持国际和平势在必行。尼古拉二世为此召开会议，邀请各国政府官员前来商讨上述问题，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带来切实改变，“成为此后和平生活的序曲”。[1]

尼古拉二世的邀请受到了欧洲各国的热烈欢迎，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对其表弟这样肯定：“您治理国家，向来以谋求和平为最终目标，此次提议再一次凸显了这一纯洁、高尚的目的，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护。”[2]而事实上，威廉二世认为这一提议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一方面，当时俄国经济下滑；另一方面，尼古拉二世自己有一套“毫无实际意义的人道主义说辞”以及“争夺霸权的小心思”。威廉二世坚信这一提议只不过是以上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英国驻柏林使节高夫勋爵告知德国外交部官员，英国政府完全赞成召开此次会议。只不过，他会心地一笑，继续说道，可惜英国议会不在开会期，否则反战决议一早就通过了。当然，高夫还说，关于维护和平与裁减军备的声明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结果，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3]

尽管各国都对此提议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邀请。然而对于谁有资格参加此次会议，各国意见不一。意大利坚持认为梵蒂冈不能参加；英国认为布尔人不能参加；俄国设法邀请了保加利亚，尽管当时保加利亚仍属于奥斯曼帝国。最终26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会，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日本、几个拉美国家、中国、波斯以及奥斯曼帝国。大多数代表团由一名高级外交官，通常是大使带队。美国就选派了前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他当时是美国驻柏林的外交代表。最重要的几个强国还派遣了军事专家，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著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及日后成为英国海军改革和海军扩张的主要策划者的约翰·费舍尔爵士。

1899年5月18日，国际和平会议正式召开，130名代表齐聚荷兰海牙森林宫（一座17世纪的宫殿）。代表们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在此进行了数场演讲。由于事先已经明确会议不会谈及政治问题，全面裁减军备也很快被代表们抛之脑后。最终，会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组问题上：严禁使用某些特殊武器，对1864年和1868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所起草的战争条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一些国际争端。这三组问题分别交由不同的委员会进行讨论。

不出意料，与会的军事专家强烈反对签订任何有约束力的裁减军备的协议，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会让心怀不轨的敌人有可乘之机。他们争辩说战争本就是野蛮残酷的，为什么要对细节斤斤计较呢？正如海军上将费舍尔所言，仁慈的战争如同仁慈的地狱一样让人难以想象。马汉上校则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补充道，从来没有人仅仅因为武器看起来很残忍就拒绝使用。话虽如此，民间人士还是一致认为，文明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禁止生产某些武器，如毒气炸弹、开花弹，以及炸弹投掷装置，如气球和潜水艇，而且至少要试行5年。

代表们就受伤或被俘士兵的处置问题争执不下，火药味儿十足——大家都很重视每个国家的士兵享有何种福利政策。代表们还商议要保护海上商船，限制海军对陆上非军事目标的轰炸，这两项提议都意在尽可能地保护平民。德国与法国曾在1870—1871年交战，德军当时吃尽了法国游击队的苦头，对此德国代表还犹记在心，于是他们坚持要求对常规军队和平民百姓进行严格区分。只有常规军队才是合法参战人员，其他任何武器持有者都应被镇压，不受战争法保护。大费周折之后，与会代表们都做出了一定妥协，最终找到了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海牙会议讨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提议，许多代表认为这是最有可能通过，也是意义最重大的一项提议。没有国家计划依靠仲裁来解决争端，因为这意味着其主权和自卫能力会受到限制。但是许多外交官都认为，一个有可能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庭还是有必要的。美国代表非常支持仲裁，因为他们认为仲裁一旦失败，大洋天堑会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为军事行动做准备。而德国代表反对仲裁恰恰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们有理由担心，敌对一方可能会利用仲裁作掩护，暗中做军事准备。这样一来德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唯一的优势——动员迅速——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尽管不情愿，德国还是和其他国家一同接受了这一原则。“当面对合法性，尤其是解读和应用国际公约时遇到的问题，如果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仲裁就是签约各国所认为的最有效且最公正的解决途径。”[4]于是，从此建立了海牙仲裁法院。然而实际上，各国依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仲裁，且仅限于不涉及国家荣誉和重要利益的问题。

7月29日，海牙会议在闭会前发布了一项最终法案。法案包括3项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和海战法规）、3项宣言（5年之内不得生产特定类型的武器）和7项决议，这些文件体现了各国代表对一系列问题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希望召开下一次会议的意愿。而这些条款中，所有国家一致通过的只有那些无关紧要、不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条款。包括美国在内的数个国家，都对已签订的条款持保留意见。

如此看来，海牙会议只不过是一群心怀鬼胎的政治家聚在一起，隐瞒自己的真实企图，打着和平的幌子欺骗他人罢了。可笑的是，这一和平会议正是即将到来的世纪悲剧的序曲。会议结束3个月后，英国与布尔人在南非开战；不到5年，海牙会议的两个主要与会者——俄国和日本进入交战状态；1911年，意大利无缘无故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袭击，导致了巴尔干一系列的血腥冲突，并最终引发了1914年的大灾难。20世纪上半叶，暴力之潮来势汹汹，终将吞噬欧洲，短短数周的海牙会议早已淹没在百万民众的鲜血之中，杳无踪影。尽管海牙会议并未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但值得牢记的是，在各国自私的言辞、虚无的信用、虚伪的妥协背后，有一个问题将会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被反复提及：究竟该如何抑制由民主政治和技术进步转化而来的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力？

欧洲各国尽管对海牙会议的实质性作用充满质疑，但还是同意参会，因为它们不想给世人留下它们对和平漠不关心的印象。它们意识到，也正如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最初的宣言中写到的，“过去20年中，寻求和平的意识已经根植于每一个文明国家”。甚至连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这样一名对和平主义嗤之以鼻的德国官员都认为，“裁减军备的想法不会消失”。[5]在欧洲，只有少部分民众相信完全可以消除战争，相信能够彻底裁军的人就更少了，可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相信战争并不是可取的政治手段，是可以避免的。德国外交大臣、后来出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完全理解民众祈求和平的心情，他对在海牙参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做出以下指示：“这次会议的结果一定要能够向本国人民证明，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同时，我们也规避了不实际的、危险的解决方案。”[6]比洛认为，大多数德国人与其他大部分欧洲人一样，希望政府能同时带来两样东西：和平，如果可能；胜利，如果必须进行战争。

人类历史进程中，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战争正如苦难和死亡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于19世纪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少数勇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战争向来是展示英勇气概和累累战果的好机会；但对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不幸受到战争牵连的无辜民众来说，战争意味着烧杀抢掠的士兵、荒芜的田地和大火蔓延的村庄。如同天启四骑士[7]带来灾难毁灭世界一样，战争通常伴随着饥荒、瘟疫和死亡。18世纪，康德等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战争或许可以从文明社会中消失，战争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而非应当忍受的灾难。19世纪中期，亨利·梅因爵士写道：“似乎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战争，但和平可以说是一项现代发明。”[8]

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使得人们相信和平有可能实现，这其中就包括对于人性的乐观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坚信和平会到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惊人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改变了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战争似乎变得不切实际且毫无必要。例如，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认为战争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战争中，打得再漂亮的仗也是最大的不幸……为了取胜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根本不值得。”[9]与萨伊同时期的英国教友会成员、工业家约翰·布莱特认为，“对一个贸易大国来说，制定战争政策是愚蠢至极、近乎疯狂的行为……最成功的战争也无法与和平媲美”。[10]贸易世界应是个人和企业为经济利益和平竞争，而非各国为了生存而大动干戈。在商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科布登写道，市场规律就像宇宙中的重力的法则，“人们因此聚集在一起，彼此的种族和信仰间的矛盾以及语言不通都不是问题，对永久和平的向往使人们团结一致”。[11]这些商业纽带可以加深人们彼此间的联系，而国家和政治对维持这种联系的作用自然而然就被削弱了。1842年，科布登说：“自由贸易可以改善国际交流，增强国家之间的依赖性，最终必定使得政府会丧失将民众推进战争泥潭的力量。”[12]

出于经济因素考虑，和平倡导者在英国尤其常见，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是自由贸易的中心，也是欧洲最文明的社会，同时得益于自然地形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保护，英国本土未遭受过侵略。

和平运动的支持者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基督徒，他们出于宗教信仰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也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过是剥削和阶级冲突的另一种形式；还有很多谴责战争的人道主义者，因为它带给世人太多苦难。出身贵族的奥地利女作家、反战者贝尔塔·冯·苏特纳在其作品中强烈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1889年，她最受欢迎的一本小说《放下武器》出版，书中采用编年体叙述的手法记载了战争对一个与她自己家庭相似的奥地利贵族家庭带来的影响，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

尽管在整个19世纪，欧洲政治演说的内容一直不缺乏反战主义（这一说法于1901年第一次被提出），但19世纪90年代，大众在讨论战争的危害性以及和平的必要性时，危机感变得更加强烈。表达这种情绪的作品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不朽之作《战争的未来》。此书于1898年第一次出版，初版是俄文，共6卷、4000页，之后又有法文版、德文版和进行了大量删节的英文版。该书作者伊万·布洛赫最初是华沙街头的一名商贩。26岁那年，他为沙俄政府修建铁路，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赚下了人生第一桶金，共计100万卢布，于是他资助沙俄政府。据布洛赫回忆，1894年登上皇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研读了俄文原版的《战争的未来》，并传召他前去商谈书中提出的观点，之后他便决定努力维护和平，于是便有了1899年的海牙会议。1901年12月，布洛赫突然离世，直到去世前他还一直致力于宣扬战争无用论。

布洛赫不仅精力充沛、才智超群、财富过人，还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这些都使其成为欧洲和平运动中颇受欢迎的人物。不断有人邀请他发表演讲，为他提供经济资助，他还是各种宴会的常客。但他的价值观和他对未来局势的预测与其盟友大不相同。不像他的朋友苏特纳，布洛赫坚持认为他对战争的批判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不是感情用事。与有宗教信仰的和平主义者不同，布洛赫反战不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比如，他认为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冲突，他称之为“边界争端”[13]，以及每个国家都会卷入的一些小纠纷是无法避免的。

布洛赫的出发点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观念，他坚信他所生活的时代与众不同。他认为在过去20年中，战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历史经验虽然在不断累积，却对理解战争的本质和含义毫无帮助。技术在商品生产和分配中的应用改变了战争，同时也改变了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布洛赫认为最明显的例子当属全欧洲军队配备的后膛装弹、小口径、带弹匣的步枪。这种步枪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命中率（最远可命中2000米外的目标）和射速（从每分钟1发提高至4—5发）。如今，直接进攻敌人阵地几乎是不可取的。因为需要竭尽所能躲避敌人，所以士兵们会分散开来，作战场地相应扩大，指挥和控制士兵也变得更加困难。交战双方都会深挖战壕，挖战壕的铁锹已经取代了肉搏的刺刀，成为存活的关键。因此，所有战役打到最后，双方相持不下，陷入僵局，那么战争便无法结束并一直拖延下去，难分胜负。难怪布洛赫的仰慕者之一——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16年在西部前线写道，他正在目睹一场“布洛赫式战争”[14]。

布洛赫的作品之所以家喻户晓，并非是他对现代武器做了详尽的描述，其实大部分内容在当时特有的军事文学作品中实属老生常谈，关键在于他对使用武器的后果有着深刻见解，他知道这些武器将如何改变战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布洛赫意识到生产武器将持续消耗资源，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负担；战士在战场上厮杀时，平民也不得不面临社会秩序混乱、物资短缺和强制征税等问题。这些苦难使得战争更难结束，因为获胜方会索取更多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战败方“没能获得预想的胜利，就很容易引发革命运动”[15]。最终的结果便是社会结构瓦解，政治秩序崩溃。布洛赫在书中写道，战争带来的后果“不是打斗，而是饥荒；不是军人互相厮杀，而是国家相继破产，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战争只会带来破坏，与其说它是邪恶的，不如说它是愚蠢的。或者更好听一些，战争之所以是恶魔，就是因为它如此愚蠢。

和平运动的领袖们认为1899年的海牙会议标志着历史与他们站在了同一边。比如，男爵夫人苏特纳就将沙皇的会议邀请视为“文化天堂里的一颗新星”[16]。她坚信世界定会与此前大不相同。苏特纳、布洛赫等一众维和者都参加了海牙会议，希望各个强国能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布洛赫分4次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论述为何战争不再有任何意义，台下几乎座无虚席。其他维和者尽可能多地在正式接待会或是气氛闲适的私人晚宴上与各国代表交谈，宣扬和平观念，并认真聆听代表们的回答，希望从对方言辞中获得希望与鼓励。

20世纪初，欧洲和平运动的成员们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战争潜在的灾难性影响，他们因此深受鼓舞，更加紧了维护和平的步伐。每个国家的和平主义者都会建立或者扩大维护和平的组织，还会举行会议，出版期刊，赞助反战演说。世界和平大会和诸国议会间会议这两个国际团体每年都会举行相关会议。1892年后，这两个团体都在瑞士伯尔尼设立了固定办事处。1903年，美国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捐款在海牙修建了和平宫，供于1899年设立的海牙仲裁法院使用。宫殿于1913年夏天竣工，次年“一战”便爆发了。

虽然推动国际合作的各种努力不断，但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运动都大不相同，有宗教信仰的群体与无宗教信仰的群体持有不同的理念，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认识也有所差异。有一部分和平主义者呼吁裁减军备，是因为他们相信军备制造商在挑拨离间各国；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仲裁可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一些人鼓励多多建立像1910年成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还有一些人，比如英德友好协会的成员，会留意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的源头。这些不同的态度和举措说明了和平运动的参与者之众，活动内容之广，然而也正因如此，才导致决策者和民众对和平的呼声感到麻木。

1907年，第二次国际和平大会于海牙召开。这一次的发起者不是俄国，而是美国。其实美国早在3年前就发出会议邀请，不过当时俄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因此和平大会只能暂时搁置，待到战争结束再举行。第二次和平大会较之前规模更大（共有44个国家的代表团与会），准备更充分，组织更精细，持续时间也更长。虽然和平游说团体的努力可谓是有目共睹，英国记者斯特德还为此专门发行了一份刊物，但8年前，将苏特纳等人吸引来的那种寻求和平的氛围、那种对和平的希望与期待如今却不复存在了。与会者间的互不信任、相互讥讽甚至更为明显了。例如，德国首相比洛对德国代表团做出指示，要签订能够保护中立国的条约，以便在战争时自保，尽管事实上德国正计划入侵比利时。比洛写道：“和平时我们不应引起他国怀疑，作战时我们不应手下留情。”[17]正如这句话所暗示的，无论在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和平大会上，各国政府都不想让人觉得它们是和平之路上的障碍，尽管它们都希望会议结束后，自己发动战争的能力不会有丝毫损伤。

1910年，名不见经传的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出版了《大幻觉：论国家军事力量同经济和社会优势的关系》一书，随即便成为和平运动中的一颗新星，这本书也成为20世纪初最为畅销的作品之一。该书反复修订、再版，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受到广泛地谈论、称颂，当然也有批评。安吉尔主义成为欧洲和平运动中一股与众不同的潮流。截至1913年，英国有50家诺曼·安吉尔俱乐部、10个诺曼·安吉尔辩论协会。依靠一些赞助者的慷慨支持和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达3万英镑的资助，安吉尔得以开展一系列巡游讲座，并通过月刊《战争与和平》传播自己的理念。安吉尔于1967年逝世，尽管他一生著作无数，投身于各项事业，但《大幻觉》依然是其成功的基石，1931年他因此书被授予骑士身份，两年后又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8]1935年，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将《大幻觉》评为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25本著作的第10名，排名低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但高于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

安吉尔，全名拉尔夫·诺曼·安吉尔·莱恩，1872年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大家庭，家境虽不是很富裕，生活却也闲适安定。与他后半生一心投身于和平事业相比，其早期职业生涯可谓曲折：他曾就读于多所学校，做过多份工作，在美国生活了7年，其间在漂泊者的圣地南加州待过一段时间。回到欧洲后，他在法国做过记者，最终回到英国，受聘于英国新闻事业家诺斯克利夫勋爵，负责《每日邮报》法文版编辑工作。出版《大幻觉》一书时，为了让大家客观看待这本书，忘记作者的记者身份，他决定只用两个中间名署名。因此，他在40岁时迎来了自己的新名字——诺曼·安吉尔。这个新名字不仅给他带来一个新的职业，还带来了生命中全新的使命。1912年，他辞掉了诺斯克利夫提供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讲师，让更多的欧洲人民知道战争只会带来灾难。

与大多数名著一样，《大幻觉》的内容并非都是原创。它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安吉尔有能力为众人皆知的概念赋予全新的意义，使之成为急需了解的热门知识。他和布洛赫一样，在开篇便提出，过去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早已不适用于现代世界：“国际政治依然被过时的条款所主导，而这些条款所适用的条件已被现代社会进程完全废止。”[19]主流经济学中的元素劳动分工推动了这一现代社会进程，而“沟通的便捷性”（安吉尔如此形容）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互相交织、不断扩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同时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实行大规模劳动分工，不仅会加快全球化进程，还可以增进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经济依赖性。各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关系不断发生改变，当改变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世界经济自然产生质变。这些都说明了科布登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战争扰乱了全球经济发展，那么所有国家都会遭受损失，战争持续时间越长，损失就越惨重。

安吉尔认为，国际贸易扩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本质及其来源，领土控制和资源控制都不再是生财之道了。在早期社会，征服者占领肥沃的土地或是掳掠像黄金和宝石这样的物品，以获取财富。而在现代社会，代表财富的股份、合同和债券都是无形的，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由制度构成的脆弱体系，一旦体系崩溃，没有人会获益。战争中的获胜方即便吞并了战败方的领土也无法抵消战争成本，因为对领土的直接控制已经无法带来经济利益了。例如，德国虽然在拉丁美洲没有领地，但其在与拉美的贸易往来中获取了大量财富。相比之下，德国从阿尔萨斯—洛林（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领土）地区获得的经济利益就少之又少。要求战败国赔款与要求其割地一样徒劳，这样做不过是削弱了潜在贸易伙伴的能力，于己无益。正如1871年法国于普法战争战败后，被迫向德国缴纳巨额赔款，德国所获的利益是有限的。因此，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财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想法不过是种错觉，毫无依据。瑞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军事力量虽然薄弱，经济却很繁荣。还有一种危害性更大的错觉，即认为军事胜利无论如何都会增强获胜方的力量，但其实无论取得的胜利多彻底、多轻易，对获胜方的力量都没有太大影响。对每一个人来说，战争都是徒劳的，按安吉尔的话来说，因为它无法捍卫“现代文明中人类需要的道德需求和物质需求”。[20]

严格意义上来说，安吉尔和布洛赫一样，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安吉尔在1914年写道：“我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我坚信侵略行为应该，也必须受到抵抗，我将为此竭尽全力，投票赞成抵制侵略行为……直至最后一个便士、最后一个人。”[21]他还坚信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是重中之重，必要时，“文明”国家应该用武力展示秩序的重要性。为了增强国家力量而发动战争是错误的、无益的行为，但若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序的社会而动用军事力量则是正确的、进步的。例如，安吉尔认为德国在1871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极其不明智的举措，但是美国当年把加利福尼亚州纳为领土则是理所应当之事。除此之外，安吉尔还得出结论：德国试图在近东地区建立秩序，英国不应对此表示反对。“与其让无组织、无秩序的小亚细亚独立，不如让德国对其进行治理，建立良好的秩序，这么做更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利益。”[22]但“大部分国家”具体指谁，安吉尔并没有明确说明。军队只有在扮演警察角色，为商业繁荣营造良好氛围时才是必要的、有效的，因为商业繁荣会使全球社会获益，而非只有利于某个国家。

昔日在和平运动中与安吉尔并肩作战的大多数盟友，都不赞同他的这些观点。E.G.史密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所有形式的战争，他担心在安吉尔的影响下，人们会“渐渐忘记自己的信仰，将道德抛之脑后，那么和平运动也会因此变为一潭死水”。[23]他说，《大幻觉》可能确实让一部分读者相信“战争是件得不偿失的事”，但这还远远不足以抵抗民族主义者的狂热病，“安吉尔的疫苗救不了他们”。

事实上，布洛赫和安吉尔所宣扬的和平主义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是切实根据现代社会状况做出理性评估的结果。这二人的思想与自由主义传统思想极其相似，都强调了科技创新和贸易关系的转变性力量，但二人都认为这些发展与和平之间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他们不像康德那样认为民主的发展会创造出一个和平的世界，也不像科布登那样认为战争会随着商业的发展遭到淘汰。他们畅想和平未来的原因是他们有所恐惧，害怕现代战争会制造出更多致命性武器，摧毁现代经济赖以生存的、脆弱的关系网。他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破坏力，从而对此心怀畏惧，使人们相信战争无用论。在他们提出这些观点之前，发明了炸药、大大增强了战争破坏力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曾经写道：“希望我可以创造出威力惊人的物质或是机器，制造大规模破坏，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发动战争了。”[24]20世纪，战争的本质就是高效、杀伤性极强的武器之间的竞争，直到1945年7月，一枚核弹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的高原沙漠引爆，满足了诺贝尔骇人的期望。

理智的人不会怀疑，欧洲列强大规模预备役军队之间的战争有多危险，充满意想不到的意外。但是很多人相信，为了追求一些至关重要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保卫国家，战争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对这些人来说，布洛赫和安吉尔的论点压制了民众意愿，也就破坏了现代战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是不可取的。历史学家们并未过多关注20世纪早期的和平运动，但当时有很多欧洲人都兴致勃勃又充满警惕地思考这些观念。

例如，布洛赫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军事活动的抨击。最早且最严厉地对布洛赫提出指责的人中包括柏林大学军事历史学教授兼知名政治杂志《普鲁士年鉴》的编辑汉斯·德尔布吕克。德尔布吕克对布洛赫的学术成就毫无兴趣，他只关注布洛赫的基本论点：现代武器使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战争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要相信这种观点呢？德尔布吕克问道。战争向来可怕，但历史上各国也还是相互交战。如果武器的破坏性确实能够降低战争发生的概率，那么可想而知，裁军也不会带来和平。19世纪，欧洲各国之所以对开战有所顾忌，正是因为它们都具备十分强大的军备，裁军反而会提高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德尔布吕克并不否认现代经济无法承受战争的摧残，但他相信国家自会找到生存之道，使经济武器成为自己的优势所在。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也不该因为担心经济受损而放弃战争。战争背后的原因仍然有很多，比如，德国是为了享有在世界资源中应得的一杯羹而战，德尔布吕克认为，“为了争夺资源，即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25]

马汉一直以来都不赞成安吉尔的观点，1912年，马汉于《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安吉尔，其主要论点便是仍然有些事是值得为之一战的。72岁的马汉当时已经退役，但仍被视为海军战略理论方面的权威。当时旨在消除暴力的和平运动在世界各地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这让马汉以及许多军人出身的人感到十分不安。马汉坚信和平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的：首先，法律和秩序，“小到一名警察的管制，大到终审法院的审判”[26]都要依靠武力威慑才得以生效；其次，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公正的。安吉尔主要错在臆断各国都是因为物质需求而战，战争的代价又十分高昂，根本得不偿失，因此反对所有战争。而马汉认为，其实国家选择战争是因为某些更为崇高的原因。过去50年间，人们曾为结束奴隶制而战，为国家的诞生而战，为摆脱暴政而战，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战。在这些崇高的目标面前，安吉尔对得失的衡量就显得粗俗不堪、无关紧要了。马汉曾参与过基督教和邪恶力量间爆发的战斗，孰胜孰负全凭各自兵力强弱，在这种伤亡极为惨重的战斗面前，得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马汉提醒大家，如果欧洲各国真的要裁军，其后果将是文明的崩溃。

欧洲所有国家中，和平运动氛围最为强烈的是英国，因此英国的和平主义批评家尤其担心这些运动将会对民众意愿产生影响。批评家们认为，英国的和平主义者都秉持一种错误观点，即英国不会遭受袭击，因此善良的英国人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私人生活，追求物质繁荣，忽略了国家安危。为了让如此得意自满的同胞警醒，许多英国作家创作了以外敌入侵为题材的小说，第一位创作此类作品的作家是上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其作品《多尔金战役：一位志愿兵的回忆》于1871年发表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1913年，萨奇（本名赫克托·门罗）的畅销小说[27]《威廉降临之日》的问世则标志着这类文学作品的顶峰时期的到来。切斯尼的经典之作为此类题材确立了中心思想：战败是由于人民过于看重物质而导致的。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位老兵，曾参与书中德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多尔金战役，他向孙儿解释英国之所以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法抵御德国入侵，是因为：国家经济过于富足，个人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人们沉溺于“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中，这种经济繁荣将一直持续下去”[28]这种错误的想法中。战败带来的教训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人民若是只考虑自身利益，不愿保卫国家自由，那也必定无法拥有自由。”正是人们这种只关注自身经济利益的自私心理，致使科布登和安吉尔相信发动战争是没有必要的。

威尔斯对于未来战争意义的描述最为让人不安。他与切斯尼及许多其他作家一样，惊讶于人们的自得与自私心理竟让现代社会如此不堪一击，对于外来侵略毫无抵抗力。威尔斯于1898年出版了一部主要描写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小说《星际战争》，书中的外星人藏匿身形，也没有声音和性格。其实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并非火星人，而是英国社会对于外来侵略的回应：人们不但没有团结起来，反而分化成成千上万的小群体，相互独立，意见相左。入侵的外星人轰炸伦敦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完全陷入恐慌之中……逃亡的人群如滔滔江水一般涌向火车站，在泰晤士河畔因争相登船而大打出手，人们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向东、向南逃亡”。[29]中午时分，公共秩序已然瘫痪，“社会体系迅速瓦解”。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外星人因为感染疾病而被消灭，而英国人民虽然刚刚经历过血淋淋的教训，但是战胜敌人后，他们的态度又变回之前那样——得意自满，并不打算为未来必将到来的危难做准备。

威尔斯的《对机械和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反作用的预期》（1901）一书中论述战争的章节显示出布洛赫的《战争的未来》对他的影响。威尔斯和布洛赫一样都强调了技术发展的影响，战争越致命，获取决定性胜利也就越困难，但是威尔斯对这些新型杀人机器坦克、潜水艇，尤其是飞机的描述更加形象生动。他于1908年写道：“如果现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没人能预测到其破坏性究竟会有多大。不用多久真正的飞行器就将投入使用，到时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加无法想象。”[30]事实也正如威尔斯早期所料，战场上的胜利早已无法保护国家免遭破坏，因为飞机可以攻击民用设施，在民众中造成“无法预估的恐慌”。“这些新型杀人机器究竟会使人们残暴无情到何种程度？”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问题。

既然威尔斯能够预想到未来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他是和平的拥护者，他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出一分力”。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威尔斯对过去50年间军事机构的扩张持有非常肯定的态度。若是没有威尔斯口中的“军事紧急状况”，现代社会也无法克服“自私主义”，接受军事纪律性，而这种纪律性是在战场上生存的关键。武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文明，但“大众脑海里肆意妄为的思想”才是破坏文明的真凶，因为这种想法会让人们毫无顾忌地运用武器。在积极乐观的态度下，威尔斯预言军事组织会逐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而服兵役也成为“大部分人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所学所获是绝无仅有的，是其他学习途径所无法提供的”。[31]“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奉献，锻炼身体，拼尽全力，承担责任”，这些都是军事机构的培养目标，而人们只有养成这些习惯，才会渴望世界和平，才会真正实现世界和平。换句话说，想要拥有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军事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中的论点与威尔斯大致相同。1906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时，第一次以此论著为内容作讲座。虽然詹姆斯反对国际暴力，但是他认为战争是“一名护士，虽然沾染了鲜血，却能增强社会凝聚力”[32]。没有战争，社会就会面临失去活力、丧失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能力的危险。詹姆斯坚信，和平并不可取，除非各国紧紧抓住“军队纪律中某些老旧的东西”[33]不放手。比如，建立为国服务机制，让年轻人到煤矿、铸铁厂、渔船和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培养人格尊严，学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短短数年之后，类似的想法脱去了和平的外衣，帮助像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学者认识到，干预欧洲战争会使美国政治和社会获得新生。

在世纪之交时，威尔斯和詹姆斯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发现使社会团结一致的纽带正在失去张力；物质主义、社会原子化和自私心理慢慢变成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将对这种情况的恐惧心理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该书于1895年出版，再版了45次之多，被译为17种语言，其中包括吸引了众多读者的英文版，名为The Crowd（意即人群）。对勒庞来说，这一社会组成明显是现代的产物。在威尔斯的《星际战争》一书中，逃离伦敦的暴徒们在很多方面都符合“乌合之众”这一称呼，他们四分五裂、乖戾固执、易于操控和动辄惊慌失措。威尔斯曾拜读过勒庞的著作，对其评价甚高。他们都认为，社会中的分裂力量造就了乌合之众，而军事纪律是抵御社会分裂力量的最佳途径，进而巩固社会秩序，提高社会凝聚力。在1910年出版的《心理学统治世界》中，勒庞提出培养“军事精神”是仅剩的可以让法国人民“耐心、坚定和具有牺牲精神”的方式了。[34]爱国军事主义犹如“巩固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帮助法国人民渡过分裂和战败的双重危机，摆脱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潜在影响，免受德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威胁。

像勒庞这样的社会批评家总是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尤其易受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瓦解的影响。所以，德国的理论学家与勒庞有同样的顾虑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也担心现代社会，尤其是德国社会的凝聚力在逐渐丧失，英雄主义也因此磨灭。德国前军团司令兼总参谋部历史科科长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发现德国大部分人（当然，他指的是城市工人阶级）不再秉承国家价值观，对此他感到很失望。因为人们都活在当下，想要体验平凡生活中的乐趣，所以他们忽视了生存所必须的奋斗。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早有见解，他先于达尔文若干世纪就提出：要生存就得斗争。伯恩哈迪认为军事层面是生存奋斗的一部分，并对此大为宣扬，这种观点在威尔斯和詹姆斯看来断然不可取。但尽管语气不同、意图不同，其实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和伯恩哈迪基本一致：战争的危险性和军事纪律性让人们意识到了个人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集体存在。他们都会同意伯恩哈迪得出的结论：兵役制度“不仅可以帮助训练国民的战争能力，还能够发展国民维护和平所需的智慧知识和道德品质”。[35]

虽然伯恩哈迪的观点经常被视作典型的德国军事主义，是不同寻常的军事主义，但其实欧洲各国都不乏持此种观点的思想家。英国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于1905年写道，“现代文明越来越不符合传统的军事美德标准”[36]，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军少校马汉、法国作家勒庞和许多其他欧洲人的支持。牛津大学的斯潘塞·威尔金森担心英国正在慢慢丧失作战能力。1910年，他感慨道：“英国已不再是一个国家，人们已经忘记了国家的意义，如今的英国只是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和宗派的组合罢了。”[37]对于这种病症，威尔金森开出了他的药方：唤醒国民的义务感，而义务感最好的表现就是服兵役，以便重塑国家的自我认同。英国未来的命运由此决定。

实际上，和平主义者和军事主义者在其作品中对于现代社会症结的描述并无二致。例如，伯恩哈迪坚信：“如今，对和平的期望在人们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使得大部分文明国家失去活力，也标志着人们精神和政治信念上的退化。”[38]除非这一退化情况得以扭转，否则英国在敌人面前将毫无反击之力。尽管他们表达时使用的术语有所区别，安吉尔与伯恩哈迪持相似观点。安吉尔发现武力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渺小，他不确定当代人是否还保持着作战所必需的天性和能力。他也有较为乐观的时候，比如，他怀疑正是由于这些改变，欧洲各国才“慢慢失去了侵略邻国的冲动”[39]。无论在军事主义者的思想里，还是在和平主义者的观念中，希望与忧虑总是矛盾共生的。军事主义者希望战争可以重塑国家的信念，同时他们也担心现代社会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平主义者希望社会发展繁荣富强，不再需要战争，同时他们也担心战争一旦爆发，脆弱的文明体系将被摧毁。

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形成环境相同[40]，二者互相催生、互相强化。社会若是将战争看作理所当然，那么和平无法实现；战争就像疾病和死亡，虽然可能是不幸的，但依然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中，军事主义也显得多余。表扬战士的冲锋陷阵、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没有必要强调战争本身具备道德意义或社会功能。只有当战争存在消失的可能性的时候，战争的鼓吹者才有必要坚称作战可以去除现代发展的弊端，可以杜绝每个国家都面临的社会乏力、文化退步的现象。因此，和平与一种新型的军事主义密不可分，这种新型军事主义将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容掩盖在华丽厚重的幕布下，人们只能看到其表面的光鲜。

在置身和平却为战争做好了准备的欧洲，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同时存在。未来究竟会如何？这个问题较之前更难回答。布洛赫对于现代武器破坏能力的预测大多成真，安吉尔对现代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结果也早有定论。然而至少在1914—1945年，军事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掌控了许多强力机构，动用了大量宝贵资源，向社会要求纪律性和人民的牺牲精神。这30年间，战争需求一直引领着欧洲社会。直到“二战”，军事主义遭到彻底唾弃后，历史的天平倒转，另一个世界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中，勒庞和伯恩哈迪的思想都像史前文物一样陈旧了。

[1]Lepsius et al.,vol.15,pp.142–143.Düffer的作品中有对两次海牙会议的最为精彩的描述。

[2]Lepsiu et al.,vol.15,pp.147–48.

[3]高夫的言论引自Dülffer,p.76。

[4]Proceedings,vol.1,p.159.

[5]Rich,vol.2,p.603.

[6]Dulffer,p.137.

[7]天启四骑士，来源于《圣经》中的《启示录》，四骑士分别是战争、瘟疫、饥荒和死亡。——译者注

[8]Howard,Invention,p.1.

[9]Silberner,pp.72–73.

[10]Semmel,p.72.

[11]Silberner,p.61.

[12]Condliffe,p.197.

[13]Bloch,Future,ix.

[14]Werner,p.100.

[15]Bloch,Future,p.91.

[16]Suttner,p.vi.

[17]Dülffer,p.302.

[18]关于安吉尔的影响，见Marrin的第107页以后内容。

[19]Angell,p.51.

[20]Angell,p.v.

[21]Ceadel,p.179.

[22]Angell,p.149.

[23]Laity,p.192.

[24]Marrin,p.69.

[25]Delbrück,p.229.

[26]Mahan,pp.31,39.

[27]原文是play，但其实这是一部小说，而非戏剧。——译者注

[28]Chesney in Clark,pp.47–48.

[29]Wells,War,p.91.

[30]Wells,First and Last Things,pp.205–6.

[31]Wells,First and Last Things,pp.207–8.

[32]James,p.1283.

[33]James,p.1289.

[34]Nye,p.106.

[35]Bernhardi,p.116.

[36]Travers,p.267.

[37]Wilkinson,p.4.

[38]Bernhardi,pp.36–37.

[39]Angell,p.217.

[40]关于军事主义与和平主义齐头并进的发展史，见Ceadel。

第3章　暴力世界中的欧洲人

1913年10月，20岁的普鲁士第99军团中尉冈特·冯·福斯特纳男爵被派往阿尔萨斯区的扎本[1]镇驻守。尽管刚到任不久，但他向来因酗酒和狂暴出名。当他得知手下两名新兵在射击训练场推搡打斗时，便告诉他们，如果真想好好打一仗，应该去镇里，还补充道，如果他们能顺便杀一两个瓦克人——对阿尔萨斯人的蔑称——就赏他们10马克。当一家当地报纸曝光他的话后，镇上的民众和当地守备部队之间、德国人和阿尔萨斯人之间、平民和军事机构之间的敌对情绪瞬间被点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扎本发生了多起抗议事件，年轻人成群结队上街游行，投掷石块以示愤怒。一天晚上，当地驻军总指挥在警察无力维持秩序后，终于失去耐心，派自己手下的士兵逮捕了许多百姓，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刚下班回家，无缘无故就遭到拘留。第二天早晨，这些人又被全部释放。最终，福斯特纳中尉忍不下去了；一些当地人诘难他时，他难以压制胸中怒火，抓住了往附近鞋厂跑去的人，用军刀刀身击伤了他的头部，砸出一个长达2英寸的伤口。这是示威一整个月以来唯一一起伤害事件。

12月，德国议会对扎本的情况[2]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议会成员，除保守党成员外都对军队的行为表示谴责，认为政府为维护军方所采取的举动很不得体。然而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表决没有通过，并且无论是福斯特纳还是其不称职的长官，都没受到公开的惩戒。这一结果使得扎本事件日后被众多历史学家当成经典事例，用以说明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军事机构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议会则形同虚设、软弱无力。这倒也不错，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福斯特纳中尉的丑闻的另一个教训：类似的事件总能煽动广大民众的愤怒情绪，引起政治辩论，这说明20世纪早期，人们几乎无法容忍普遍存在于欧洲范围内的公开暴力行为。虽然扎本事件中无人死亡，甚至没有人受重伤，但足以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了。

事实上，与以往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相比，20世纪初的欧洲都是一片和平之所。自1817年以来，强国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不仅如此，连暴力革命都似乎丧失了劲头，既没有威胁统治者，也没有煽动平民。如今，包括恩格斯在内的众多欧洲革命者都相信，像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那样推翻统治阶级的武装革命都已经成为历史。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以渐进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运动的成功，决定用政治宣传、选举胜利和工会活动来获取胜利。

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中，上百万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径大大减少了。街灯和人行道投入使用，警察管制更具效力，这些都使得欧洲城市较以往更为安全，为市民创造了新型的社交环境。法国印象派画家极尽笔墨描绘的景象：温馨的野餐、家庭出游、惬意的散步，在几十年前那个又脏又危险的巴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同时，人们对公共暴力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死刑不再当街示众，而是在监狱中执行，或者像法国规定的那样转移到城市的偏僻之地执行；残忍的熊犬相斗和斗犬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或转为地下；街头斗殴和家庭暴力还是很常见，但逐渐上升为社会问题，可通过严格的管制和相应的改革解决。

随着社会上的暴力行为逐渐减少，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得到相应提高。1899年，英国政治哲学家伯纳德·鲍桑葵指出了这一改变的重要性：“黑格尔注意到，人们认为在夜晚可以安全回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家不觉得应该为此付出什么。人们觉得生活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理所应当，而这可能是国家安定富强的最为有力的基础……大体来说，文明社会中的民众在他们的生活中见到的只有秩序，他们无法适应除此以外的社会生活。”[3]

正是人们为有序生活而循规蹈矩的行为使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人希望欧洲人抛弃对暴力的渴望，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人们展现英雄主义的能力也随之消失殆尽了。对现代社会进行一系列分析之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欣慰地发现暴力行为有所减少，尚武思潮也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贸易、精于算计以及人们与战争背道而驰的生活习惯。[4]19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社会理论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写道，如果“道德厌恶和经济利益”可以使强国在未来60年内继续保持和平，“那么现代军队所依存的爱国精神，人们为之做出大量物质牺牲的军事战争精神，就可能无法传给子孙后代了”。[5]莫斯卡对人性毫无信心，表示了对这些变化的担忧。

20世纪初，就像21世纪开始时那样，欧洲内部虽相对和平，其外部世界却是险象环生。其中大部分的动乱都是由于欧洲试图维持或扩张其帝国统治而直接导致的。随着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移民向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挺进，他们愈发需要自己国家的支持，于是这些欧洲国家经常与当地统治者发生冲突。这就是全球化进程中暴力的一面，也被许多自由思想家看作国际和平与合作的起点。

1898年9月2日，在苏丹恩图曼城外发生的一切就是例证[6]。当时，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将军率领英国、埃及、苏丹三国联军击败了6万名马赫迪信徒所组成的军队。马赫迪是当地一位伊斯兰教传教士，自称是真主派来的救世主，他发动起义，旨在把埃及人逐出苏丹，净化伊斯兰教，建立严格奉行伊斯兰教义的神权国家。1883年，马赫迪军击溃英埃联军；次年，他们从恩图曼出发，横跨尼罗河，一举占领苏丹首都喀土穆，同时击毙了英国指挥官查尔斯·戈登上将。1885年，马赫迪去世，哈里法·阿卜杜拉继任马赫迪运动的领袖。之后，英国便派基齐纳将军攻入苏丹，旨在击败马赫迪军，一雪戈登将军战死苏丹的耻辱，同时挫败法国要在尼罗河流域这个战略要塞筑建前哨的企图。

恩图曼之战声名赫赫，这要归功于温斯顿·丘吉尔，他于1899年出版的《河上的战争》一书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战役。满满三十多页，洋洋洒洒，铿锵有力。丘吉尔完整地描绘了马赫迪军被彻底击溃的过程，从天刚破晓，英方火炮齐鸣，气势汹汹地拉开了战争序幕，到最终马赫迪军被英军骑兵扫荡，不出几个小时，就见大批马赫迪残兵落荒而逃。上午10点左右，英国的骆驼骑兵团在河畔遭一众马赫迪士兵围困。以下就是他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英方的炮艇抵达，架起马克沁式机枪、急射机枪和步枪的士兵们连番扫射，瞬时一片硝云弹雨，炮火连天。距离很近，威力无比。过后，硝烟缭绕，白色的炮艇悠悠漂浮在水面，仿佛一个外表俊美却腹如蛇蝎的恶魔。科莱里山对着河的斜坡上聚集着数千名前进的士兵，山脚下尘土飞扬，碎石激溅；迎面冲来的德尔维希[7]在纷繁的战火中倒地身亡。[8]

很显然，基齐纳的这场胜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的自动步枪、机关枪和火炮，这些武器对战争的革命性影响着实让伊万·布洛赫吃惊。当哈里法的军队向开阔地域冲锋，他们就等于暴露在了敌军无情的枪林弹雨之中，而敌军几乎毫发无损。所以最后，英埃联军45人阵亡，近400人受伤；而马赫迪军则有9700人死亡，约1万—1.6万人受伤，另外还有5000名士兵被俘。

除了所向披靡的强大火力，基齐纳将军还为这一战做了长期而系统的准备，这虽不及军火带来的效果一般立竿见影，但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工程师出身的基齐纳知道军粮充裕、军火充足是胜利的关键。因此，他煞费苦心建造了一条横穿沙漠的铁路，以便在河流不能通航的干旱地区构建起运输网。丘吉尔曾在战后总结说，哈里法是“输在了铁路上”[9]。因为如果没有铁路和轮船，殖民军只能长途跋涉，依靠马匹运送军需，而且途中常常险阻丛生。正如查尔斯·卡尔韦尔上校在《小规模战争》（最早记录殖民战争的佳作之一）中所写的一样，这些战争“与其说是与敌军作战，不如说是与自然作战”。[10]

在《河上的战争》1932年版的导言中，丘吉尔称恩图曼之战对“苏丹的和平、重建以及有序发展”[11]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在我们看来，欧洲的殖民扩张向来充满暴力，其对反殖民者的压制亦是如此，而恩图曼之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殖民与战争向来如影随形。18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可以看作欧洲内部冲突在海外的投射，但1815年以后的殖民战争则多发生于欧洲人和原住民之间。这其中一些是直截了当的扩张战争，但大多数还是绥靖战争，是殖民者对于像马赫迪这样试图摆脱殖民统治的势力的暴力镇压。

当殖民遭遇抵抗时，暴力手段就会被推向前台，因为其他形式的政治游说几乎没有被实施过，或者一经尝试就很快被摒弃了。例如，在德属非洲西南部，当地的德国首脑曾试图满足一些非洲居民的需求，却遭到德国移民和国内支持者的拒绝。而紧跟政治失败而来的往往就是军事征服和人员伤亡。这也是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因为她曾写道：“一旦丧失了力量（游说、吸引、指挥的力量），纯粹的暴力统治就上台了。”[12]尽管所有政治都离不开武力，但是帝国主义所崇尚的武力是没有节制的，“为了权力（并非为了法律）而执行的武力就成了毁灭性的存在，会变得无休无止，直到再无可以施暴的对象”。[13]

其实有时候，对于政治和战略因素的考虑就能使欧洲国家间的某些冲突得以缓和，但是在殖民战争中，绝无这样的可能，没有可以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没有可以征服的领土，没有可以占领的都城，没有可以协商让步的政府。作战经验丰富的陆军元帅沃尔斯利曾写道：“在计划同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作战时，首要目标就应该是掠夺其最为珍视的东西，摧毁或掠夺可能最快结束战争的东西。”[14]那么除了牲畜、田地和村落，这些东西还可能是什么呢？也许是妇女和孩子？无论是在北美大平原征服印第安人，还是在坦噶尼喀南部高地屠杀部落族人，全面战争，即无节制地使用暴力是激烈殖民冲突的固有体现。

19世纪，欧洲各国中最为好战的一个显然是大英帝国。通常我们都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对和平、包容，恰与奉行军国主义的德国形成对比。但其实，整个19世纪英国军队都在世界各地征战。[15]例如，基齐纳将军在苏丹作战时，英国的另一支军队正在阿富汗和印度交界的西北边境浴血奋战，那里从古至今都是多战之地。1898年3月，他们重新夺回了三年前失手于阿富汗叛军的战略要地——开伯尔山口。1899年，哈里法辞世后不久，英国就伙同其他大国进军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派兵至南非，与布尔人开战。

所有帝国都在暴力中诞生，也借助暴力得以生存壮大。19世纪30年代，法国强行统治阿尔及利亚就是十分典型的殖民扩张战争。因为同许多其他个例一样，这一战渐渐演化成了绥靖的持久战，因为法国企图将其统治扩张至其境外领土。作为帝国主义强权的后起之秀，德国则不同于英法两国，海外流血战争相对较少。但是，在20世纪的前10年里，德国在其非洲殖民地打了两场恶战，可谓残酷至极。这两场战役都源于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也都以给当地社会造成惨重伤害告终。[16]

回顾历史，帝国主义无疑是冷酷残暴的，但当时比属刚果的境况尤为野蛮残暴、惨无人道。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刚果盆地侵占了一大片土地，面积之大几乎等同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个美国，这里成了他的私人领地。利奥波德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大面积的橡树，自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就有了公安军。这支由非洲雇佣军和欧洲军官组成的队伍负责维持秩序，同时使用一切手段将当地居民驯化成为顺从的劳动力。屠杀、残害和大规模奴役使非洲人口减少了大约1000万。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曾于1890年到过刚果，便以这里为背景创作了《黑暗之心》。他认为，在此发生的一切是“最卑劣的掠夺行径，泯灭良心，惨无人道，定要遗臭万年”。[17]

19世纪90年代起，一批改革者开始组织国际运动，抗议比属刚果遭受的一切暴行。人们自发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召集证人，听取证人的证词。大型的公众集会发起请愿运动，也为日后持续的抗议运动筹集了资金。议员们则努力争取政府的支持，以向国王利奥波德施压。除了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统治，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同样令舆论哗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指责屡见不鲜。同时，这一战也催生了一部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主义评论作品——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于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另外，德国在非洲西南部进行的赶尽杀绝的战争也在其国会引发了激烈争论。尽管众多代表极力支持这一战争，但是两个最大的党派——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却对此予以谴责。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这个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产物逐渐引来了反对的声音，成为争论和辩护的话题，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推动反帝运动发展，唤起和平之风的文化和政治潮流奔腾激荡：对战争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越来越多；反对用暴力解决人类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帝国主义宣称殖民经济好处多多，然而人们对此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但在世纪之初，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反帝人士都只得到少数欧洲人民的支持，而他们的力量也远不足以插手政策的制定。比属刚果受尽蹂躏，哀鸿遍野，激起普遍民愤，这也许是殖民主义批判运动中参与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是即便如此，对殖民世界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然而在20世纪初，反帝国主义运动难引起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人民对殖民的了解十分有限，因为殖民行径在欧洲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政治集团为支持殖民施压。军队在殖民地打的胜仗会激发本国民众的热情，而军队在殖民地打的败仗也会让他们怒不可遏。像亨利·M.斯坦利这样的非洲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这样的传教士和喀土穆的戈登这样的军官都颇受本国民众拥戴，因为他们都是殖民战争的功臣，生前备受赞誉，死后也广受悼念。但是真正直接参与到殖民事务中的人少之又少，这其中包括一些公司，专门进口殖民地生产的原材料，期待能从殖民投资中获利，但往往是徒劳的；还有几千名服务于殖民地行政机关的政府职员；由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组成的庞大的传教士队伍，远赴异乡传播教义，受尽磨难，只为让当地居民皈依天主教或新教。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欧洲人对帝国主义的感受都是间接而模糊的，他们参与殖民的方式就是给海外传教团提供资金支持，或者迎接凯旋的战争英雄，或者在通俗小说的描写中，抑或在大众报纸的报道中通过分享英雄们的冒险尽力找到一些间接的参与感。

18世纪，欧洲战争和海外战争常常纠缠不清，但1815年之后就大不相同了，各个大国不愿意因为某个帝国问题而大打出手。例如，基齐纳将军曾屠杀大批苏丹叛军，但仅仅两周过后，他在法绍达遇上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法国军队时，态度就与从前大相径庭了——两军互邀共进晚餐，丝毫没有火药味儿。不断的殖民竞争的确使得欧洲各国的关系日益紧张，1890年以后更是愈演愈烈。“一战”爆发前的几次激烈交锋加剧了原本就紧张的气氛，这其中就包括法德两国对摩洛哥的争夺。但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殖民地危机中，交战各方终于看清事态，悬崖勒马。各国都意识到比起殖民扩张，维护欧洲稳定要重要得多，而且为远隔重洋的几块殖民地大打出手，进而危及欧洲安全与稳定，实在是得不偿失。

所有欧洲国家都不愿意派应征兵来保卫帝国，意大利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大大的例外，最后以1896年意军在阿杜瓦溃败而告终。其实，除了正规军和像法国外籍军团这样的特殊殖民军队，帝国的军事力量还依靠当地军队，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是数量相当少的欧洲长官和士官。[18]例如基齐纳在恩图曼之战中所率的2.6万名士兵中包括大约8000名英国正规军和1.7万多名埃及和苏丹士兵。基齐纳在法绍达遇上的法国军官让·巴蒂斯特·马尔尚上尉当时所率的部队是由7名法籍军官和150名塞内加尔籍轻骑兵组成的。除此之外，利奥波德国王在比属刚果的私人军队有多达6000名士兵，其中只有大约200名欧洲人。有时这些当地士兵来自尚武部落，比如传奇般的廓尔喀雇佣军，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殖民当局利用当地矛盾拉拢反对派为盟友，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中南半岛的天主教皈依者等。而这些盟友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这样就能把帝国自身的人员伤亡降到最低。[19]这也就是为什么军国主义色彩最为寡淡的英国也能在捍卫其泱泱帝国时穷兵黩武、大动干戈的原因了。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英国人都能毫无异议地接受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参与的“小规模战争”，因为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这些战争势在必行，它们是国家含义的一部分。

欧洲外围（始于西北部的爱尔兰，延伸至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止于沙俄广袤领土的弧形区域）的境况则通常与殖民世界十分相似：相对软弱无力的国家体制，有时还落在被当地人认为是外国势力的手中；大面积的贫瘠荒凉之地，对中央政府来说常常鞭长莫及；经济落后；民族和家族意识根深蒂固；国民意识薄弱等。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合法性备受争议，政治暴力在反抗现有制度的运动中司空见惯，而在政府的镇压手段中则更为常见，且更为致命。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会发现1914年欧洲战败后，其外围的不稳定性逐渐渗透到欧洲腹地，帝国主义暴力便伺机“卷土重来”了。

19世纪后期的爱尔兰是体现半殖民体制下暴力的一个范本。少数愈发激进的爱尔兰人视英国为侵略者[20]，同时，由于经济萎靡、民族和宗教分化严重、物质匮乏和社会敌对情绪加剧了国内冲突，而冲突不断也使得物质条件愈发恶劣、敌对情绪愈发高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伤害家畜，还是杀一儆百的谋害地主，或是刺杀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这一系列形式各异的政治暴力都让当时处处杀戮的胁迫感愈发强烈。1900年后，为应对爱尔兰问题而精心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在爱尔兰新教徒的抵抗中一再受挫，这些新教徒多聚集在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他们逐渐认识到独立会让他们成为这个天主教国家中永远的少数派。截至1913年，地方自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在爱尔兰南部和北部建立起了私人武装。这样看来武力似乎成了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必经之路。但是，英国军人和这些阿尔斯特志愿兵多有家族关系或社会联系，所以双方是否真的会大打出手实在难下定论。而这次直接挑战国家独有的合法暴力的运动到底如何收场？直至1914年“一战”爆发还是没有结果。

与爱尔兰一样，西班牙的难于治理也绝非空穴来风。英语中的“游击队”这个词就诞生于西班牙游击军队抵抗拿破仑入侵的持久战。19世纪末，西班牙的境况同爱尔兰如出一辙，同样有来自地域、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又在伊比利亚半岛长久以来的政治不稳定性和频频内战中进一步加剧。许多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21]都认为设于马德里的国家政府是外来异端，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他们做好了武装推翻这一政府的准备。在南部的农村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工人聚居区，贫穷、腐败和压迫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兴起，而这些组织都主张动用暴力行动以推动政治革新。[22]

与爱尔兰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不同，1859—1870年，一批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得偿所愿，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个新建国的“意大利”国力羸弱，也缺乏广泛支持。其实民族主义愿望和现实国家之间往往存在鸿沟，而这个“意大利”就成了展现这一鸿沟的典型案例。187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意大利政府要求人民按时纳税，征召大批年轻人入伍以充实兵力，却没有回报国民足够的福利，意大利人民自然对政府的统治不满。疏离感在南方最为强烈，在那里，国家制度的软弱无力给了不受法律约束的黑帮以可乘之机，它们为人们提供庇护、解决争端，甚至制定了自己的一套规则来管理当地事务。在众多这样的黑帮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西西里黑手党了。他们效力于当地的精英群体，其合作关系却十分复杂而矛盾——黑手党成员往往对当地法规不屑一顾，但同时又能维护当地精英的权益。其实黑手党权力的核心手段就是杀戮。一位知情人曾如此形容道：“黑手党确立并巩固其黑帮地位的手段就是一系列的威胁恐吓，再加上残酷的暴力行为。”[23]因此，尽管中央政府的弹压政策接连不断，导致死于南方绥靖的意大利人比死于19世纪90年代民族统一战争的人还要多，但是像黑手党这样的黑帮组织不断涌现，客观上凸显政府无力维持合法的暴力垄断。

除了地方政治暴力，基本淡出西欧社会的大规模社会骚乱也一直是外围地区的潜在威胁。1848—1917年，欧洲唯一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就发生在沙俄。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惨败，这加剧了沙俄由来已久的社会动荡与政府压迫。政治危机直指沙皇专制政体核心，随之而来的还有种族暴力和社会动荡。革命直接导致约1.5万名沙皇统治的反对者被处决，2万人受伤，另外约4.5万人被流放至殖民地。[24]1907年二三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横扫罗马尼亚，[25]最终遭到军事镇压，造成约1.1万人丧生。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果发生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当时在西欧，诸如罢工、抗议、示威游行一类的运动只是偶尔会有人受伤，但几乎不会死人，更不会导致大规模伤亡。

20世纪初，欧洲暴力的集中地非巴尔干半岛莫属。当时那里的霸主奥斯曼帝国正在经历异常缓慢且痛苦的衰落过程，众多新生国家纷纷要摆脱其控制，谋求独立。这些国家大都经济贫困，又刚刚改朝换代，因地域、民族和宗教对立而搞得四分五裂。但它们全都野心勃勃，企图扩张领土，统一——或者照它们自己所宣称的，重新统一——其境外的少数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就都垂涎马其顿这块地盘，尽管当时马其顿还多少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虽然各自胸怀大志，其实这些国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境内建立稳定有序的政体。比如在黑山，家族仇恨、族系之间的血腥仇杀时常上演，强盗横行，人心惶惶，这一切都使得暴力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26]未来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就成长于此，因此他把其成长经历的自传式记录命名为“没有正义的土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没有正义的国家同一群强盗无异。

和爆发在爱尔兰、西班牙或意大利南部的政治冲突不同，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直接影响国际秩序。因为这里的地区暴力活动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同时激起了各大强权之间的竞争，其中实力最弱的两个尤为敏感，那就是奥匈帝国和沙俄。1900年后，地方动乱、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强权竞争开始相互强化，最终混为一体，彻底终结了欧洲长期以来的和平。

漫长战争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就是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奥斯曼帝国管控下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意大利人按照罗马惯例将这个地区重新命名为利比亚。[27]这一无端爆发的入侵战争恰恰说明，在20世纪初期各大强权相互影响，愈发贪婪。1911年夏爆发的一场战争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法国为扩张领土入侵摩洛哥，这不仅给了意大利调兵遣将的理由，也令其意识到若不尽快采取行动，可以侵占的土地恐怕就所剩无几了。结果自然是一场典型的殖民战争，但是意大利军队迅速占领海滨地区后，却发现想要管控广阔的内陆地区就如煎水作冰。战争持续了十多年，其实最终意大利控制的领土同其战后一个月的成果几乎无异。

虽然绝对称不上作战典范，但是意大利的这次战役象征着20世纪武装战争的重大创新突破：在战争初期，意军动用飞机作战，先是高空侦察敌军位置，部署舰炮，之后又向敌军投射手榴弹。意军总参谋部就曾在其联合公报中评价这次轰炸“极大地打击了阿拉伯人的士气”[28]。此后，飞机就开始了其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之旅。值得一提的是，支持空军作战者起初是从心理和士气层面来诠释空中力量的影响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还是一遍又一遍这样解释的。

就像法国入侵摩洛哥刺激了意大利的参战欲望，意大利攻打四面楚歌的奥斯曼帝国也同样勾起了巴尔干地区内各国的贪欲。1912年上半年，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在北非和东地中海地区激烈交战，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则暂缓彼此间的敌对关系，联合一致向奥斯曼宣战，企图就此彻底终结奥斯曼帝国。当年10月，这一仗开始打响了。起初，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军队同仇敌忾，骁勇奋战：前者推进到距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不足20英里[29]的地方；后者一举攻下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最终疾病、恶劣天气和后勤问题还是拖累了联军的进展，给了奥斯曼帝国喘息之机。同年年末，面对来自各大强权的压力，交战各国不得不休战，并于1913年5月在伦敦签订了和平协定。但是一个月后，保加利亚就因为协定中分赃不均而举兵入侵塞尔维亚和希腊在马其顿的领土，将往日的同盟情谊抛诸脑后。后来奥斯曼和罗马尼亚加入战争，保加利亚则被迫寻求停火，丢掉了其前一年的大部分战果。

其实巴尔干战争不仅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国际冲突，同时也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各大强权都在本国的焦虑、野心和敌对情绪中自顾不暇，无力维护这一地缘临界区域的秩序。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多来自衰落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塞尔维亚这样的好战国——都渐渐对国际体制失去了信心，开始相信暴力才是维护国家权益的唯一手段。因此，军备竞赛——国际冲突的又一诱因兼表现——则以无法预期的速度日益升级。各个国家都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战争做好充足准备，某些决策者更称这些战争是大势所趋。[30]

然而巴尔干战争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人类的巨大灾难，预示着那个世纪最残酷的暴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就表示，在巴尔干地区做驻地记者几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令他惊骇不已，但他自己在不久后就指挥了一场同样残酷的俄国内战。以下就是他对1912年年末阿尔巴尼亚战后境况的总结：“横尸遍地，混杂着公牛的残骸，散发出阵阵腐臭；座座村庄在漫天火海中化为灰烬，‘年满12岁的人们’惨遭杀戮；每个人都成了残暴的化身，再无人性可言。这一切都表明，战争首要的特点就是邪恶残暴，人们只需掀开卓越的军事行动这片幕布的一角就可以看清这一点。”[31]

强奸、屠杀，没有一个参战士兵对此有异议，他们屠戮村庄，令无数“敌方”百姓无家可归，农田、家禽更是难逃魔爪。但是当地平民也绝没有“置身战外”：联合友军袭击平民，或是报复被逃兵抛弃的伤员。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施暴者，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一天一变，形成了一个暴行、复仇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1913年7月，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残忍暴行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重要成员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注意，那里的残暴行径令他瞠目结舌，于是他决定要行动起来，抵制战争。他请求美国国会参议员、前内阁官员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伊莱休·鲁特授权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探究事实，找出拖延战事、残忍施暴的罪魁祸首”。很快，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就成形了，并动身前往巴尔干地区，当时第二轮交战已近尾声。委员们耗时5周，亲临战场、搜集证据、采访证人，最终完成了一篇长篇报告，生动描述了人类为战争付出的沉重代价。[32]

该委员会主席是曾于1899年和1907年代表法国出席海牙和平会议的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他遗憾地表示：“所有参战国都违反了国际法中与陆战和处置伤员有关的全部条款。”[33]而战争最恐怖的一面就是“挑起战争的不仅仅是军队，而是这些国家……因此这一场场战争才如此血腥，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才会以整个地区的覆巢破卵而告终”。[34]

尽管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杀戮并没有得到遏制，但是委员会成员们还是对未来满怀信心。他们相信把血淋淋的现实公之于众，就能唤起社会对和平的向往与支持。而且，各大强权都避免战火蔓延，这也让委员会看到了希望。1914年初春，在调查报告的导言中，德斯图内勒主席就曾写道，每个大国“都已经意识到，最为发达富有的国家才是战争中最大的输家，每个国家最为渴求的就是和平”。[35]与此同时，这个委员会中的两名英国成员之一、见多识广的记者布雷斯福德，也做出了如下预测：“除了动荡的巴尔干地区，以及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交界处，欧洲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了。各国的国界划分终于有了定论，这是无疑的。我个人相信这六大强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36]

尽管部分欧洲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其他人虽然带着越来越深的绝望，但还是倔强地希望继续生活在和平之中。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出访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时遭枪杀身亡。凶手就是黑手社（与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合作的秘密社会团体）遣往波斯尼亚的六名年轻成员之一——加夫里若·普林西普。许多欧洲人都担心斐迪南大公之死会重新触发巴尔干冲突，有些人甚至担心这会导致各大强权之间的战争。但这样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刺杀事件之后的数日里风平浪静。斐迪南大公的叔叔、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还在巴特伊施尔的夏宫享受悠闲夏日；德意志皇帝整个7月都乘游艇在北海上游玩；法国总统暨总理前往俄国，完成原定的非正式国事访问。这样一来，普通欧洲居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同这些领导人一样继续享受夏日了。

但是就在这一派祥和的景象背后，一小部分人正在谋划一系列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即将诱发现代历史上最为沉痛的灾难之一。首先行动的就是奥匈帝国，企图利用斐迪南大公之死消除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对其的威胁。可是，沙俄作为塞尔维亚的后盾，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那么这就对奥匈帝国的行动构成了威胁。意识到这一点后，奥匈帝国明白自己需要进一步巩固与其唯一盟国德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德国对其的支持。而接下来又一个糟糕的决策就来自德国。7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回应了奥匈帝国强化同盟关系的请求，表示将全力支持一切奥匈帝国觉得适宜的行动；次日，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对这一决策表示肯定。之后，奥匈帝国就起草了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但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截获奥匈帝国情报的沙俄警告奥德两国，称其绝不会任由塞尔维亚置身水火而袖手旁观。另外，此时恰好在沙俄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暨总理则敦促其沙俄盟友站稳立场：无论是在战略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法国能否立足欧洲都倚仗它和沙俄的同盟关系，7月23日，奥匈帝国最终还是向塞尔维亚发出了这道限时24小时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自然无法满足奥匈帝国提出的全部要求，如此一来，奥匈帝国便与塞尔维亚断交，并于7月28日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次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就遭到了奥方的连番轰炸。至此，各国的一系列行动坐实了这一冲突必将升级为大战的可能：几番纠结之后，沙俄开始动员军队；德国曾试图缓和事态，不管其初衷真诚与否，反正收效甚微；法国表明了坚定支持沙俄的立场；沙俄于7月30日全面动员武装力量，引起德国不满，于是德国先下最后通牒警告，最终于8月1日对俄宣战。此时，英国政府内部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曾几次试图劝服奥匈帝国，劝其接受调停，但英国政府本身的目标也不明确。此后德国想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于是英国以保持比利时中立国地位的名义向德国施压，在德国断然拒绝后，英国于8月4日正式向德国宣战。

为什么一个不受拥戴的哈布斯堡皇储之死就能终结欧洲长久以来的和平？对此，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他们的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见解认为德国是“一战”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在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231项条款中是有记载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各国政府郑重声明，且德国表示同意，德国及其盟国侵略别国，发动战争，给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的政府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因此德国为此承担主要责任。”[37]20世纪20—30年代，这一德国负罪论一度失宠于各路历史学家，但是60年代期间，这一观点又在德国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的影响下再度风靡，而且在适当改良后，至今仍然是最广为接受一种观点。[38]

第二种见解则恰恰与第一种相反：这场战争不应归罪于任何人，或者应归罪于所有人。预测失败、错误连连、意外不断，这都是“一战”的诱因。很显然，这应该是战争的主角们所持的观点，他们在战后回忆录中就充满了这样的言论。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精辟见解恐怕是最为家喻户晓的了：“‘一战’就像一口大锅，各国沿着锅边，纷纷滑进了滚沸的锅中，义无反顾，毫无忧惧。”[39]

第三种见解则认为“一战”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因为战前各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战”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其他人则认为，这源于国际形势紧张，而且改革国内政治体制的呼声遭到了保守派的压制。其实无论战争到底源于什么，欧洲各国间的这些矛盾就像大陆板块之间的地震能一样，愈积愈强，终究要爆发。即便1914年没有爆发，这一战也不会等太久。

在我看来，这些对于战争原因的解读，没有任何一条是完全可以信服的，何况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多年以来顺延下来的。但是每一种见解中，都有一点是显而易见而且毋庸置疑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各国都是自愿参战：它们打仗，是因为它们把武力视为最佳选择，而且所有参战国都坚信若不参战，就会威胁自己强权大国的地位。尽管弗里茨·费舍尔对德国参战动机的评定难以服人，但是毫无疑问，鼓动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这一行为确实使得这一局部冲突快速演化成了一场全欧洲的大战，德国对此自然是罪责难逃。尽管各国都选择了战争，但是它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战争的后果。（试想，如果各国的决策者能够在7月时预见到6个月后的情形，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坚持发动战争吧？）这样看来，“一战”的确是所有参战国错误预测的产物。再针对第三种见解来看，“一战”在1914年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其他时刻想要避免这样一场大战也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当时欧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已经令越来越多的激进小国感到不满，也逐渐在各个大国自身的入侵行径中分崩离析，在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失衡，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奥匈帝国也摇摇欲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和平过渡，实在难以想象。“一战”不一定要在1914年爆发，战争的形式也不必如此残酷，但是欧洲各大国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是大势所趋。

还有一种对“一战”的解读，很难站住脚：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各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危机。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决策者发动战争是为了转移国民对国内问题的关注，逃避政治改革，远离社会变革。[40]这简直毫无根据，这样的观点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参战国很难休战，但和战争原因毫无干系。还有人认为各国参战是迫于民族团体的压力和受爱国主义者的煽动，这同样是无稽之谈。无论各国国内普遍的民族主义长久以来在激发国际矛盾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它对“一战”的影响绝对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毫无影响。因为就以7月末的柏林为例，人们聚集在这里，焦急等待着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消息，此时的人们是焦虑的，是谨慎的，绝不是好战的。大部分人对战争的热情是战争爆发后瞬间被激发的，而不是战前。

这不是说各国决策者在1914年所做出的决定全然没有考虑民意。各国民众无法强迫政府做出任何决策，而各国政府的行为都会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例如，在塞尔维亚，违背民意，接受奥匈帝国最后通牒中各项要求的政府势必垮台。这与冲突期间塞尔维亚政府换届也有关。沙俄政府似乎也觉得自己对塞尔维亚责无旁贷。沙俄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就曾在奥塞冲突期间告诫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不对塞尔维亚伸出援手，那么沙俄永远不会原谅你。[41]无论如何，许多参战国像沙俄一样都担心外交挫败会在国内引起消极反响。即使决策者觉得这不值一提，这样的担心还是让战争成了最吸引人的选择。各国中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英国了，当时英国民众大多抱有反战情绪，这种反战风潮甚至蔓延至国家决策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此十分关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迟迟不愿表明英国的立场，直到来不及阻止德国，决定开战。

所有政府都明白现代战争离不开民众支持，正如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于1913年在写给奥匈帝国总参谋长的信中所说的，“阁下必定清楚，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需要民众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充沛热情”。[42]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各国就不得不让国民相信自己所参加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关乎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例如，奥匈帝国就坚称它们只是抗击塞尔维亚的侵略；德国则自称正在无私援助其盟友，抵御入侵；沙俄表示不忍心看塞尔维亚亡国；法国又说不能眼看沙俄遭德军蹂躏而坐视不管；英国则坚持要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而这些虚伪的说法似乎真的骗过了各国民众。参战仅仅3周，德国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敌人来袭，这一战我们不得不打，每一位德国国民都对此心知肚明，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然而，如果是摩洛哥危机[43]引发了这场战争，那人们就不会如此理解和支持。”[44]对这样的言论，想必俄、奥、法、英各国的决策者也甚是认同。

许多年轻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冒险；是检验男子气概的绝佳时机；是披戴荣光，载誉而归的好机会。对一些人来说，参战能逃离无聊而机械的日常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参战能给予他们人生目标和方向。比如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一战”爆发时他只有27岁，风华正茂，满腹经纶，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现代诗人，但他还是不满自己的现状，找不到归属感。直到战争打响，他看到了圆满人生的机会。之后他便作了一首诗，极为讽刺地命名为“和平”[45]。在诗中，他兴奋地表示，这场战争终于要把“我们”（显然是指他们这一代人）从一个“老旧、冰冷而劳倦的世界”中解救出来了：

现在，感谢上帝，让我们与他同在

抖擞青春，撇开混沌

擦亮双眼，严阵以待

像利落的游泳健儿，跳脱劳困……

可惜1915年4月，年仅28岁的布鲁克就因感染疾病而死于东地中海。但是他仅存的战争主题诗歌却流传下来，首首饱含对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颂扬，慷慨激昂。远离战场的人们得以从诗句中体会战争，这一战中“最恶劣的朋友和敌人就仅有死亡而已”这样的诗句就让人们浮想联翩。

而比布鲁克小两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对这个世界抱怨多多，除此之外，两人再无相似之处。希特勒欢迎战争，认为战争能带来某种意义。他曾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我激情澎湃，难以压制胸中热火，因而双膝跪地，感谢上帝让我有幸生在这个时代。”[46]

奥匈帝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前要求希特勒回国参军，但那时，也就是1914年8月，希特勒已经逃到了德国慕尼黑。“一战”正式打响之后，慕尼黑的奥登广场上挤满了为此狂欢的人们，希特勒正是其中一员。几天之后他就加入了巴伐利亚军队，10月，他已经在西线作战了。很快，骁勇善战的希特勒就被授予了下士军衔，光荣负伤的他还因战功赫赫而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以他的军衔就获此殊荣的人实在鲜有。

除了年轻人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最拥护这场战争的显然就是知识分子了，或者说看似如此，因为正是他们留下了对“一战”最为完整的思想和记录。在维也纳，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十分欣赏其祖国奥匈帝国果断出击塞尔维亚的决定，称其为“释放紧张情绪的英勇之举”。[47]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克服了自己对祖国的矛盾情绪，宣称“我所有的生命力都献给了奥匈帝国”。而德国学者、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爱国情怀则要比弗洛伊德坚定得多，他对“一战”的热情始终如一，曾评价说：“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战都是绝妙而伟大的。”[48]在法国巴黎，而唯一可与韦伯一争高下的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也是“一战”的忠实拥护者，他相信这场战争将会促进“社会团结意识的复苏”。[49]

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到底传播的有多广？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希特勒在慕尼黑所参加的庆祝战争游行，绝非个别现象，为这一战而欢欣鼓舞的人群随处可见。例如在柏林，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王宫，向德皇威廉二世欢呼致敬，而这样的时刻对威廉二世来说实属罕见。在圣彼得堡，数周之前反政府游行的动乱早已不见踪影，此时冬宫前的广场上满是高唱爱国歌曲、祈求胜利的人们。据当时所拍摄的照片显示，人们簇拥着欢送正要踏上列车奔赴战场的士兵，将鲜花、糖果抛向他们，送上满满的祝福。向西而行的德国军列上草草写着“开往巴黎”，向东而行的法国军列则标记着“开往柏林”。然而，照片上这些满怀信心踏上列车的年轻人，谁也到不了目的地，其中大部分人战死他乡。

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完全扼杀了反战运动的希望。例如在英国，和平运动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再没有机会将其和平理念普及给民众。英国作家、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7月有一部分时间在白金汉郡领导主持一个国际和平运动的研讨会，因此错过了危机的早期阶段。7月27日，安吉尔回到伦敦，此时，塞尔维亚已经拒绝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尽管安吉尔在开战前最后几天的日子里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走，但他力量有限，不过组织了一个由知名人物组成却遭到孤立的反干涉团体。除此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对欧洲大陆而言，问题在于自卫而不是入侵，那么和平运动就更加踌躇难进。敌军压境，支持战争的爱国主义者随处可见，再加上监察部门和警方的强力压制，这一切都让和平主义者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中一些甚至志愿入伍，像当时参加安吉尔在白金汉郡组织的国际和平运动研讨会的一名德国和平运动者就转而参军去了。

和平运动失败连连，已然让人大呼意外，唏嘘不已，然而更加让人出乎意料、意义也更加重大的则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没落。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原本致力于反对激进的民族主义，促进国际合作，而当下，尽管对军国主义的反对依旧是众志成城，但社会主义领导者和拥护者针对国家自卫的问题已是分歧重重。眼看国际危机马上就要酿成一场大战，可是没人知道如何化解。所有人都强烈谴责侵略战争，但谁也没准备好反对一场自卫战争。一直没有认识到冲突严重性的第二国际最终错失了行动的关键时机，直至7月29日，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天真地认为原定的内部紧急会议将于8月9日如期召开。欧洲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在对战争的矛盾情绪和内部分歧中渐渐麻痹。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核心人物维克多·阿德勒当时就知道采取行动已经毫无可能：“我们的政党孤立无援……街上到处是亲战游行……我们的整个组织和媒体都岌岌可危。我们30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而这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结果。”[50]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一样，维也纳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社会主义者最终还是难敌亲战风潮，选择支持战争。

尽管“一战”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计普通欧洲民众对战争的热情，这种亲战热情并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强烈。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近乎疯狂，有些地方对战争还是颇为不安的。在许多城市的街头，未见欢呼庆祝的人群。另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送青春正好的年轻人奔赴前线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充满不舍的。一位美国访客曾回忆在纽伦堡火车站所见的场景：“许多人脸上都写满了惶恐与不安，根本不是一派兴高采烈的景象：我们看到的只是被迫应召入伍的年轻人，满脸忧郁，缄默不言。”[51]这样的景象和柏林记者西奥多·沃尔夫的回忆如出一辙。1916年7月，他坚称德国人并没有欢呼雀跃地迎接战争：“我们的人民心情沉重，呼之欲出的战争就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让我们时常难以入眠。我们参战的决心并不源于迎战的喜悦，而是公民的责任感。”[52]然而这些文字因为没有通过审核，未能见诸报端，沃尔夫负责编辑的报纸甚至因此被停刊4个月。德国政府极尽所能传达给国民这样一种信息，即各地民众群情激奋，要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53]其他参战国也是如此。因为战争的负担越沉重，社会分化也就越深，那么各国就越需要维持这种万众一心、满怀希望的虚假景象。

法国人类学家罗歇·凯卢瓦曾把现代战争比作古老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里，人们要远离“自己的家人，抛弃自我和隐私，组成新的疯狂的集体，把所有的财富和权力抛之脑后，来证明其统一、完整、不可分割”。[54]对一部分欧洲人来说，这也许就是他们从1914年的战争中获得的体悟，至少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同自我、同家人的联系是没有这么容易被切断的。村民们忘不了还有干草要垛起来，有水果要摘，牛奶要挤，家禽也要喂，精壮的年轻人如今都背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参军入伍了，哪还有谁来做这些繁重的劳务？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和爱人都清楚，他们匆匆的一句再见也许就是永别。没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收入来源，上百万的家庭都在担心日后要怎么生活。

民众不顾自身的焦虑，毅然决然地响应国家号召去参战了：有些人是出于高涨的爱国热情，有些是长久以来就习惯了服从，有些则是为了逃离无聊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以多快的速度、多彻底的方式改变他们的世界；不知道这场战争即将瓦解1871年以来就一直保持和平的国际秩序，摧毁一度带来惊人增长和大繁荣的经济模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欧洲人民卷入其避之不及的残酷暴力。我们谁也不能预见未来，但在1914年，这尤为令人痛心。英国现代诗人菲利普·拉金就曾在他的“MCMXIV”[55]一诗中写道“再也不要这样天真”，[56]不仅是不明战争之苦，勇敢迈向灾难的士兵不要再天真，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们也不要再天真，不要忘记从灾难中汲取的教训。

[1]扎本，法国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法文名为萨维尔纳，德文名为扎本。——译者注

[2]关于扎本事件，参见Wehler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以及Schonbaum的修正主义观点。

[3]English and Townshend,p.168.

[4]“当战争不再是生活重心，战争时期的社会结构慢慢转变为由工业社会主导的社会结构。”From Freedom to Bondage(1891)，收录于Man的第497页。

[5]Mosca,p.242.

[6]关于恩图曼战役，参见Vandervort的171–177页。

[7]德尔维希为波斯语，即乞讨者、托钵僧。它是苏非派的一种，苏丹圣战的主力。——译者注

[8]Churchill,p.279.

[9]Churchill,p.163.

[10]Callwell,p.57.

[11]Churchill,x.

[12]Arendt,Violence,p.53.

[13]Arendt,Origins,p.137.

[14]Callwell,p.40.

[15]“在漫长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她的士兵在世界各地为她和她的帝国浴血奋战，没有一年不是如此。”Farwell,p.1.

[16]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见Horne；关于在非洲的德国人，见Bley和Hull。

[17]Hochschild,p.4.Hochschild以雄辩的言辞控诉了利奥波德在刚果的种种行径，记录了与之相关的种种争议。

[18]关于对当地武装的利用，参见Vandervort的第2章。

[19]Farwell写道，在英国，为保卫这个帝国，“不计一切代价，不会有良心上的谴责，也不会后悔，甚至不加考虑”。Wars,p.1.另见Porter,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20]关于1913年在爱尔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见Dangerfield。

[21]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加利西亚人是西班牙20个少数民族中最重要的三个。——译者注

[22]关于西班牙政治暴力的极端典型，见Ullman。

[23]Blok,p.8.

[24]关于俄国的数据来自Figes的第202页。

[25]See Hitchens,p.176f.

[26]Djilas,Land Without Justice.若要了解巴尔干地区，见Glenny和Mazower。

[27]关于土（耳其）意（大利）战争，见Romano。

[28]Paris,p.99.

[29]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30]关于军备竞赛，见Stevenson和Hermann。

[31]Trotsky,p.272.关于巴尔干战争的军事史，见Hall。

[32]该委员会报告由卡内基基金会再版，The Other Balkan Wars。

[33]Carnegie Endowment,p.13.

[34]Carnegie Endowment,p.148.

[35]Carnegie Endowment,p.17.

[36]Howard,War,p.71.

[37]《凡尔赛和约》见Avalon Project Web网站。

[38]关于弗里茨·费舍尔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观点的表述见其著作Griffnach der Weltmacht的开始数章，初版于1961年问世。

[39]Hamilton和Herweg合著，第38页。

[40]关于战争的内因，见Maye。

[41]McDonald,p.218.

[42]Mombauer,p.151.

[43]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又称为丹吉尔危机，发生于1905年3月至1906年5月，是欧洲列强间因摩洛哥作为殖民地之事而引起的国际危机。——译者注

[44]Mombauer,p.107.

[45]Brooke,p.107.

[46]Kershaw,vol.1,p.89.

[47]Jones,vol.2,p.171.

[48]Hamilton and Herweg,pp.502–3。

[49]Hamilton and Herweg,pp.502–503.

[50]Joll,p.183.

[51]Verhey,p.64.

[52]Verhey,p.7.

[53]Becker最为全面地研究了大众对于战争爆发的反应。

[54]Callois,p.164.

[55]MCMXIV，这一串罗马数字只有在旧式的座钟上或阵亡士兵的墓碑上才能看到，意思是“1914”，即“一战”爆发的年份。——译者注

[56]Larkin,“MCMXIV,”Collected Poems,p.127.

卷二　战争铸就的世界（1914-1945）

第4章　战争与革命[1]

1914年7月31日，法国圣西尔军校[2]的毕业生们被授予军衔。其中，刚刚成为中尉的加斯顿·瓦扎尔沉浸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借着此刻的热情号召同学们一起发誓：他们有一天会身着全套军礼服，包括羽毛帽子和白色手套，一起为祖国冲锋陷阵。然而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些衣着华丽的圣西尔军官真的参加了对德战争，伤亡惨重，因为他们带领着士兵以血肉之躯抵抗德军的一次次机枪扫射。1914年毕业的这些圣西尔军官没有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幸存。就在瓦扎尔和他的同学们发誓一周之后，英王陛下的第九枪骑兵团军官、格伦费尔家族[3]的弗朗西斯·格伦费尔和里弗代尔·格伦费尔两兄弟就带着六匹马、两名仆人和佩剑加入了英国赴比利时远征军。兄弟俩出身显赫的军人世家（他们的一位兄长牺牲在恩图曼之战），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如今就要冲锋陷阵的这场荣光之战而摩拳擦掌，但是他们没有等到配得上他们出色的训练和上等装备的战斗。里弗代尔几乎是一上战场就牺牲了；他的双胞胎兄弟也是几次身受重伤，在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于1915年丧命于佛兰德斯。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警醒世人说：“每一场战争都极具讽刺意味，因为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为糟糕。”[4]而“一战”也许是众多战争中最为讽刺的一场，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好期望最终难敌残酷现实；满满希望不过虚空一场，瞬时幻灭；无数的牺牲并未换来所谓的成就。期望与现实如同天堑相隔，难以逾越。

每一个在1914年奔赴“一战”战场的欧洲人都坚信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坚信胜利必定属于他们，坚信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一名资深的英国和平运动成员亨利·诺尔·布雷斯福德曾在1915年写道：“所有交战方都沉浸在各自的美好理想当中，备受其鼓舞，因为政府想要人们为国家冲锋陷阵，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人们相信这是迫在眉睫的自卫战争，是捍卫正义的战争。”[5]的确，为了让战士们保持昂扬斗志，持续奋战，各国政府就不得不宣称这一战是迫于维护正义的无奈之举，不得不打；而这样的说辞反过来一定会激发战士们的爱国热情，让他们更加英勇作战，这样自然会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胜利。

但关于胜利，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曾于开战后三个月问道：“打赢这一战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收益，才能抚慰人们无数的血和泪？”[6]战争已然酿成了血泪成河的惨状，所以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安定民心势在必行。它们向人们许诺这些血泪都不会白流，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这一战的凯旋，而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引领人们走进一个光明的未来。政治家和战略家也认为，任何性质的“非胜利”，也就是指以任何性质的妥协换取了和平，而没有实质性的扩张领土，都会带来沉重的后果，而这后果的承受者无疑是那些做出和平妥协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都会遭受重创。各国的决策者都一样，无论为何种政体的国家服务，无论是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还是独裁专制等，他们都宁愿让人民背负更沉重的负担，也不愿承认人们曾经的负荷都毫无意义。所有的交战国都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做出的牺牲越大，胜利就越发不可或缺，就越需要更多的牺牲，循环往复，直到终有一方彻底崩溃。

在1914年，职业军人普遍认为主动进攻是取胜的关键。法国战略家让·柯林就相信，“天生不喜欢进攻的人绝不能做军队指挥官”。[7]英国陆军中校、战地记者查尔斯·考特·雷平顿也曾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观点，称工程兵应该致力于铺路造桥，为进攻创造有利客观条件，而不是建造防御工事。他坚称“战争是积极的、主动的、运动的”，[8]“消极防御定会削弱我军士气，而助长敌人气焰，终将走上灾难之路”，挖战壕的军队“是注定要败北的”。英勇无畏、精力充沛、纪律严明，这才是打胜仗的人必备的素质和精神。同时，科技进步使得武器越来越先进，马克·布洛赫在他书中对此做过阐述，大部分士兵也对此心知肚明，而决胜的个人品质就在武器的进步下显得愈发不可或缺。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虽损失惨重但终大胜沙俄，就是例证。

因此在这样积极作战、主动进攻的风潮之中，所有欧洲军队都制定了积极进攻战略，加入了“一战”，准备好在决定性战役中给敌人致命一击。其中最简单且最直接的当属法国的“第十七号计划”。这一计划制订于1913年，旨在号召法军把火力集中在东部战线。虽然第十七号计划没有具体细化地部署军队，但其基本原则十分明确：“集中全部兵力，全力打击德国军队。”[9]而且法国动员士兵也进行得十分顺利，远远超出了预期：军方原本预测也许会有近13%的士兵不去其所属部队报到，可事实上，几乎没有几个士兵临阵脱逃。在8月的前10天里，4300趟列车载着150万名士兵开往军需站，补给军需之后一路向东行进。这些法国步兵身着19世纪的制服：蓝色束腰外衣、红色马裤，头戴软呢帽子，终于在8月15日越过疆界，踏上了德国领土，却遭到了德军的猛烈反击，伤亡惨重。

尽管伤亡人数不断增长，但是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还是竭尽所能让军队保持进攻态势。这样的指挥官如果胜了自然是英勇果敢、毅然决然；但若是败了，就不免显得刻板呆滞、不懂变通，也白白葬送了许多战士的性命。正如马克·布洛赫所预言的，在现代军事火力面前，士兵的勇气微不足道。一周之内，法军就已经无法再进攻了，军队节节败退，其中一些部队甚至丧失近80%的有效兵力。对法国而言，这几场开局之战是在“一战”之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单单在8月22日这一天，就有2.7万名士兵战死沙场，8月20—23日的几天时间里，法军的阵亡人数超过4万人。参战仅3周之后，第十七号计划就以失败告终，法国想要迅速取胜的愿望也随之落空了。

积极作战的战略正使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丧生在东部战线，德国却依然在执行它们自己的主动进攻战略，并以其制定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的名字命名。施利芬曾于1891—190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他并没有制订出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但他明确指出了制胜的关键：迅速将兵力集中到西线，攻打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后同敌军展开一系列关键性的激烈交战。他坚称“一定要将法军彻底消灭”。[10]而且同法国一样，德国的士兵动员工作也十分顺利。3万辆列车、6.5万辆客运汽车和80万辆货运汽车成功把德军的25个集团军及其马匹、武器和各类军需运送到了目的地。但是离铁路越远，德军就越难保持进攻态势。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施利芬的接任者、与其叔父赫尔穆特·冯·毛奇（普鲁士19世纪60年代几场胜利的指挥者）同名的小毛奇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即使小毛奇的决策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最根本的问题也不在于他领导无方，而在于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阻力”，即指挥官的计划不适应当时的作战环境，而军队规模越大、军队行进速度越快、行进里程越长，阻力就会越大。小毛奇不能及时有效地同其军队沟通，也没能力管控好麾下兵力。同时，他对敌军部署情况的了解也是模糊不全的。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他麾下疲惫不堪的士兵也没能按时拿到至关重要的军需。

眼看德军指挥失利，正渐渐迷失作战方向，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趁机努力从第十七号计划的挫败中吸取教训，恢复实力，企图扭转局面。面对潜在的危难局面，他临危不乱，在战略储备军和之前的幸存者中集结起一支精良部队。德军部队向南转战时，法军于9月5日撤至马恩河以南，趁机攻打其侧翼。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这场血腥的战斗持续了4天，德军无法继续前进，高涨士气随之败落，迅速取得胜利的愿望也化为了泡影。这样看来，德军的施利芬计划也和法国的第十七号计划一样陷入了僵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交战双方都试图重新夺回主动权，但是截至12月中旬，战争态势明显已经胶着。从瑞士边界到英吉利海峡，英法联军设立了一条防线与德军对峙，防线上布满了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长达4年的“一战”当中都没有太大变动。

施利芬曾臆断德军会在东部战线持续进行防御性战斗，直至在西线击溃法军为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出乎意料的状况再次发生：8月末，时年66岁，已经解甲归田的保罗·冯·兴登堡将军被紧急召回，带领德军第8集团军设计了一个陷阱，在坦能堡战役中以少胜多，击溃俄军。而这一战也是德军当年唯一一次大获全胜的战役，自然让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但这并没有让德国赢得东线战争的胜利。在接下来三年的战争中，东西线战场最根本的差距在于空间差异：在西线，作战区域相对紧凑，双方都筑有严密的防御工事，难以施展；而在东线，战线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一直绵延了近千英里，双方想要行动或是调遣兵力都有很大空间。但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两军都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只有等筋疲力尽的俄军彻底崩溃，双方的比拼才能见分晓。

德法在开局的战役中均以失败告终，这将19世纪军事思想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和学说假想彻底摧毁。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丘吉尔就意识到“这场战争非同寻常，这是各国之间的殊死搏斗”。[11]在生死存亡的两极之间，战争也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和章法，恰与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政治已经成为战争的辅助手段，外交成为各国追求军事目标而另辟蹊径的手段。

战争真正的关键点在西线战场显而易见，1914年一系列的进攻战略逐一失败，随后就陷入了长达三年半的僵局。僵持的军事原因简单至极：重重铁丝网、严密的防御工事、机枪和速射火炮都给了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以绝对优势，而进攻方则需要穿过大片开阔地才能发动攻势。恩图曼之战的胜利者、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基奇纳勋爵在战壕里远望，说道：“我也无计可施，这不是战争。”[12]但将军们又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也许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战争，却是他们不得不打的一仗。起初，军队以为大规模轰炸足以摧毁防御方的作战意志，使其麻痹，但即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把这样的战术成果转化为彻底的战略胜利。因为防御方总是能重建其防御工事，继而反击过于分散且有时完全孤立的敌军。截至战争的最后一年，交战双方都开始制定综合性的战术，涵盖速度、分散指挥和机动火力等各方面，但那时的德军已经输掉了这场消耗战。

一个个充满杀戮的战场展示着无休止的西线战事给人们带来的苦痛，每每想到这些名字，人们就会想起为战争付出的毁灭性代价，而这些代价却什么也没有换回，战争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对英国来说，最刻骨铭心的应该是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13]这一战的指挥者就是新上任的英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他对这一仗胸有成竹，坚信定会取胜。在6月的最后一周里，黑格的炮兵毫不留情地猛轰德军阵地；7月1日，13个师的英军士兵冲出战壕，向德军阵地挺进，其中大部分是前一年响应基奇纳的号召自愿应征入伍的士兵。但很快英军就发现黑格的预测完全失误了——德军防线的铁丝网完好如新，其防御工事也未有丝毫缺损，士气依旧高涨。对德发起进攻的10万名士兵中2万名阵亡，很多人死在离本方战壕仅几步之遥，另有4万名受伤，少数冲锋到德军阵营前的英国士兵最终也都溃败而归。

英国经受了索姆河战役，法德两国也经受了同样血腥的凡尔登战役。和黑格在索姆河的激进攻势一样，凡尔登一战的参战国也将其视为一场决胜战，认为参战就必须胜利。德军指挥官埃里希·冯·法金汉之所以选择了历史要塞凡尔登作为进攻点，是因为凡尔登是巴黎的东部门户，是法军整个战线的支撑点，他相信法国一定会为之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战略要地。冯·法金汉的作战目标并非捣毁法军在凡尔登周围的防御工事，而是要将法军置于死地。一旦法国奄奄一息，英国自然会倍感压力，主动求和。凡尔登战役于1916年2月打响，双方一直苦战到同年10月。众多兵力都被布置在了凡尔登防区内，一支支部队进进出出，所以绝大部分法国士兵都经历了这一战。（常常会听到法军士兵说：“我参加过凡尔登战役。”）[14]所谓“参加”就是指从巴勒迪克出发，乘装甲车一路向凡尔登挺进，在这条“神圣之路”上，每14秒就会有一辆满载士兵的法国装甲车经过，一天24小时不间断。而在战地等待士兵们的则是难以想象的满目疮痍：树木、房舍甚至整个村落都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废墟，泥泞不堪，尸横遍野。交火10个月后，德方伤亡人数为33万人，法方为37.9万人。最终德国不得不放弃最初攻占的大部分地区。但这还不是“一战”的终结，两年后，也就是1918年“一战”才彻底结束。

有很多组数据都可以衡量凡尔登之战的骇人听闻，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恐怕就是这一组了：法军损失的37.9万名士兵中，有10万多名被列为失踪。其中一些人可能侥幸逃离了战场，但是大多数葬身在战火之中，有些被飞溅的泥土掩埋而不见尸首，有些则被重重火炮炸得面目全非，甚至尸首全无。在“一战”当中，法军有130万人丧生，其中约30万人都难以辨明身份。[15]这些数据揭示了“一战”中所有战斗的本质：大约近70%的死伤都是火炮造成的，而死在刺刀或是军刀之下的人不足1%，其余则丧生在枪林弹雨之中。因为大部分死者都是面目全非，士兵们不会知道他们杀了谁，也看不到是谁杀了他们。而且杀戮是无日无休的：与人类不同，只要有炮弹，机械构造的火炮轰炸就可以一连持续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几夜。同时，一轮火炮打出去，到底谁会葬身其中是没有定数的：在一个远离战场的僻静角落，死亡也会突然降临；或是在战壕里，一些士兵不幸被击中而牺牲，但与其比肩的战友却能幸免于难。很多情况下，士兵们根本难以进行自我防卫：在无情的炮火面前，历经沙场的老兵和初出茅庐的新兵无差别。火炮攻击就是这样无情、无眼，又十分持久，这就让士兵们更感无力，因此给人们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创伤。莫兰勋爵曾在英国皇家火枪兵团做了两年半的随行军医，他冷冷地评论道：“对于身处战壕中的士兵来说，最严峻的考验就是烈性炸药，它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了那一刻前我们所不了解的自己。”[16]

“二战”时，莫兰勋爵是丘吉尔的私人医师，其间他曾写下《解剖勇气》一书，在书中将勇气定义为“意志力，没有谁的意志力是无穷无尽的……勇气就像资产，而人们总是在消耗自己的勇气。前线的士兵们就像到银行支取他们的勇气，这可能就是日常花费，但也可能是一份突如其来的付款通知单，要付的款项之大可能就耗光了这些士兵平生积攒的勇气，面临在勇气银行销户的威胁”。[17]每支军队里都有不能坚持作战，或是即将放弃作战的士兵，因为他们的勇气已经耗光了；有时他们就会患上“炮弹休克症”[18]，其临床表现有很多，包括极度焦虑、失眠、出现幻觉，以及明显的失语、失聪等。如果幸运的话，炮弹休克症的患者可以得到人道关怀，但是更多情况下，这些士兵只会受到一些粗劣的治疗，只为让他们尽快回到前线继续契命。甚至有时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会被认定是装病，继而受到严苛的惩罚，甚至是枪决。

到底有多少士兵饱受炮弹休克症之苦？因为九死一生的经历，或是尤为激烈的轰炸而暂时留下心理阴影的士兵可能数不胜数，但真正因此完全丧失战斗力的似乎十分罕见。例如，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军7—11月在佛兰德斯发动了数次进攻，但据官方报道，在参战的50万名士兵中仅有5346名士兵患有炮弹休克症，患病率约为1%。[19]在参加“一战”的诸多士兵中，最令人钦佩的当然不是抵不过层层重压而崩溃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多数冲破重压、持续作战的士兵。

尽管如此，在1917年的战争中也可以看出士兵们对痛苦的承受就要到达极限了。一整年里，每条战线都是状况频频，军纪开始涣散，令人忧心忡忡。当年5月，部分法国部队违抗上级命令，拒绝前往位于贵妇小径的阵地；10月，卡波雷托战场的意大利军队彻底崩溃，整个军团全体向埃尔温·隆美尔这位魄力十足的德军中尉投降；11月，残酷血腥的伊普尔战役过后，英军内部抗命、酗酒的状况愈演愈烈。但是除了沙俄之外，各国都及时重振军心，恢复了军事效力。例如，贝当将军软硬兼施，明智地孤立了法军内部兵变士兵，继而实施镇压；英国重建军纪的过程也十分顺利；意大利则鼓舞士兵团结一致，努力击退德军进攻。在战火依旧纷乱的最后12个月里，尽管置身险境，身心俱疲，死亡近在咫尺，大多数士兵仍然恪尽职守，服从命令坚持奋战在前线。

然而，即便在斗志最为昂扬的军队里，也有强制措施。“一战”期间，每支军队都有督战队，他们的工作就是加强军纪。士兵们如果在站岗时打盹，对敌作战时畏战，面对危险时临阵逃脱，都有可能被施以严酷的刑罚，甚至是死刑。[20]长官偶尔会直接枪决抗命的士兵，但多数情况下，这些士兵会被送至军事法庭。“一战”期间，法国处决了约600名士兵，意大利有750名，英国大约为400名，德国为48名。只要军令和军纪的地位不被撼动，那么违抗军令、违反军纪的代价就会十分惨重。想要逃脱军纪的唯一方式就是做一个逃兵，或投靠敌军（任何情况下都十分冒险，在战壕战中尤为困难），或者尝试躲到一个远离战场的地方。但只有零星几个逃兵可以逃到中立国，或是回到家乡隐姓埋名，大多数还是被抓回来，审讯、受刑。

战争总是充满危险，没有定数，很少有人能从中感到愉悦。德国作家、战争英雄恩斯特·荣格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他回忆说，奔赴战场时“热血沸腾，几近疯狂……杀戮的欲望吞噬了我，我简直激动得要飞起来了”。[21]但是，大多数士兵是带着令他们难受的决心而非杀人的狂热参战的。他们因服从、畏惧和对亲密战友的忠诚，才去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爱国主义情怀、英雄主义的回馈、祖国的感恩——在和平安定的家里可能听起来分外吸引人，可到了前线就远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伟大的中世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也曾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就认为参战的勇气并非来自民族情感：“除了最为高尚、聪慧的士兵，几乎没有战士会在奋勇杀敌时想到自己的祖国。更多时候，引领他们的是一种个人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在团体作战时就更加强烈。”[22]

在战场上，国家似乎很遥远，爱国主义也显得空洞而抽象，对战士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同其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彼此依靠，必要时，他们甚至可以为战友受苦受难，赴死也在所不辞。有时候，战友之间的情谊在和平时期就建立起来了，他们可能来自同一方水土，或者在各类协会、俱乐部，甚至在专业的军事集训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英国的“兄弟团”就是如此，那里有一起入伍的志愿军、同一个板球俱乐部的球友、同一家保险公司的同事、同一家银行的职员，或者同一所学校的教师等。但是即便没有这些战前的感情基础，日常的军事训练和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能让士兵们建立起初步的集体忠诚。战争和战友之间绝不是爱屋及乌的关系：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一书就是对战友情谊最为动人的记录。这本书既呈现了战争的徒劳与残酷，也描绘了战友之间美好而恒久的情义。

但是初步的集体忠诚并不能保证军队的有效性和战斗力。那么为了凝聚这一串串情义，使之成为马克·布洛赫口中增强“个人荣誉感”的媒介，这些小团体间的友谊就不得不被安置在一个更大的机构关系网中——统一的指挥系统、正常运行的文明社会、相对有效的供应系统。正是这些为发动战争提供了法律保障，指明了作战方向，确定了作战纪律，也为战争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如果这一“网络”运行顺利，那士兵们自然能保持士气高涨，保证长期全力奋战，一旦军队同社会之间这些交织错杂的联系出现了问题（如指挥失利、军需不足、社会动荡，那么士兵们就会开始质疑这个社会对待他们是否公正，自己奋不顾身投入的事业是否正义，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一旦疑云丛生，起初团结军心的战友情谊就会让士兵们众志成城地抗命、哗变、解体。

和诺曼·安吉尔一样，施利芬也认为一场大战会给欧洲经济带来致命影响。因此他把自己的战略计划构建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如果一个国家贸易畅通、工业进步才能立足，那长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23]恰恰因为未来的战争会是速战速决的，施利芬才坚信战前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继而快速夺取胜利。大多数欧洲人也和他一样臆断战争会在几周之内结束。1914年，未来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18岁牛津大学学生，当时，他最难割舍的心结就是觉得自己就要错过这个上阵杀敌、载誉而归的好机会了（后来麦克米伦得偿所愿，加入了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战功赫赫，在索姆河战役中险些伤重身亡）。1914年8月中旬，也就是战争爆发两周后，英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德累斯顿音乐学院1915年春季音乐会的广告；“鉴于人们的生活很快就要摆脱战争的阴霾，回到正轨”[24]，这家报纸承诺还会为读者刊登更多票务信息。9月，《经济学人》解释了“为什么说从经济和财政上看，按照当下战争的规模，再持续交战几个月是不可能的”。[25]

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他们臆断参战各国只会投入其眼下的兵力、物力，量力而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都预留了大批的后备军，储备了看似用之不竭的军备、军需。但是很快这些军需就供不应求了，谁都没有预料到消耗速度会如此之快，军方也束手无策。小毛奇的一个手下曾提醒他军需弹药即将告罄，他却恶语相向地回应道：“别拿经济学烦我，我正忙着指挥战争。”[26]有人向法军将军霞飞建议应该把士兵们的软呢帽子换成钢盔的时候，他则认为等工厂及时制造出足够的钢盔，战争早都结束了。

“一战”爆发前，主动进攻战略的拥护者众多，都牙尖舌利，法国元帅福煦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参战一个月后的所见所闻就让他感触颇深。他逐渐认识到，军队要想取得胜利，全靠“可供支配的作战机器正常运行。单凭人的力量，无论他多么英勇无畏，都无法和机械抗衡，因为没有了机枪火炮的士兵就是软弱无力的”。[27]作战机器完全不受区区血肉之躯的束缚，只要加满燃油、装上弹药，它就能持续作战。但是如果燃油、弹药这些军备的供应中断了，那一架架所向披靡的作战机器就成了一堆堆毫无用处的废铁。1914年的这一场大战并未如各国将军所预测的那般发展，而机械化战争就此成为战争的铁律。

其中最为重要的作战机器就是速射加农炮，这种火炮所需的弹药量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一战”爆发时，德军为每一门加农炮准备了1000发炮弹。鉴于1870—1871年法德两国耗时5个月的战争中，每门火炮大约只发射了200发炮弹，德军为此准备的这些弹药似乎十分充裕了。但是，德国参战6周就用光了所有弹药。与此同时，法国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作战一个月后，军方的弹药储备就消耗了一半；法军的加农炮每天要发射8万—10万发炮弹，而军备厂每天的炮弹产量却不足1.2万发。随着战争慢慢演化成相持战，各国对枪支弹药的需求日趋增加。例如，1916年6月24日到7月1日期间英军向德军在索姆河的阵地疯狂炮轰，总共发射了150万发炮弹，发动攻击前1个小时，就发射了25万发。1918年，大部分火炮一天发射的弹药量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战前预期，预测3—4周的量一天之内就消耗一空。当时，法国工厂一个月可以生产约1000门加农炮，一天就可以生产26.1万发炮弹和600万枚子弹。[28]

除了弹药，士兵们还需要军粮、军靴、绷带、毯子、炊具、冬衣、蜡烛、烟草、肥皂、袜子等各类生活必需品。据估计，德军每周就要消耗6000万吨面包、1.31亿吨马铃薯和1700万吨肉。[29]在整个“一战”期间，英军用来清洁步枪的法兰绒长达3万英里；记录作战胜败起伏的纸张有几吨重，长官们审核之后，耗费了5万枚橡皮图章来给这些记录盖章。

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各国军方纷纷建立起了庞大而密集的交通网络。英国铺设了近7000英里的铁路，来为其在法国的军队运送军备。1914年之前，卡车几乎未用于军事用途，但“一战”爆发以后，就成了军需站和前线之间的必要纽带，汽车和摩托车也同样成了运送士兵和传送情报的工具。另一项近代发明——飞机，则在侦察敌军、支援地面部队、空袭平民目标等方面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截至1918年，英国制造了2.5万架飞机，法国为2.4万架，德国为1.7万架。但是即便在机械化时代，各国依然延续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传统，即骑兵作战：1917年，英军在西线战场投入了52万匹马、23万头骡子，英军在“一战”中共损失了近50万匹骡马。

1914年，所有国家都没有为这场必打之战做好经济准备，因此各国都必须快速地做出大幅经济调整，以满足空前的物资和服务需求。和平时期的日常生产不得不接受转型来满足军需供应：生产婴儿车和自行车的工厂被迫关门，因为其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都要转而用于制造机枪和飞机。为了生产枪支、火炮等作战武器，各国都在搜刮各个领域的劳力、原料等，其经济自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大规模动员年轻人参军入伍，导致工厂难以运转，田地无人耕作；国内市场面临崩溃，国际贸易陷入停滞，致使原材料供应短缺；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入侵或是长期战争带来的损失使得各国经济基础大幅缩水。例如，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就让法国损失了几家效益最好的工厂。在每一条战线上，士兵们都摧毁了大量的村庄、矿藏，污染了大面积的农田。

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曾于“一战”期间写道：“我们发现现代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机器。”[30]管控战前经济生活的法律制度和商业结构已经不足以引导当下的经济运行了。供需、盈亏和相对自由的资源流动都难以承受战时无情的重压。长期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度无论有多高，都不值得信任，因为国家存亡还是悬而未决的事情；当求生成了第一要务，就没有“长期”这一说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评论，战争时期，“‘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理论变得无关紧要，又愚蠢至极”。[31]正如军人对作战战略和治国政策之间的关系一直有着错误认识一样，民众对市场效率和经济计算的作用的臆断也成为战争的早期牺牲品。

战争对国家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先一批对此有所领悟的欧洲人中就有德国犹太实业家、业余哲学家瓦尔特·拉特瑙，他也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早在1914年7月，也就是马恩河战役爆发的时候，他就写信给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并称德国要打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然后，他又毛遂自荐，说服陆军部让他负责管理军工生产。拉特瑙和同事们耗时6个月调整生产，疏通必要原材料的流通渠道，同时想方设法冲破英国海军封锁，从而为德国的战时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由此，每个参战国都被迫建立起相关机构，以保证军事物资的生产、重要商品的定量配给、劳动力市场的管控以及控制物价等。但是每个国家的方式又稍有不同，比如，只有德国军方深入参与计划和管控工作。各国的系统也都有不足之处，比如趁机渔利、肆意浪费等。然而，包括沙俄在内的所有参战国的战时经济管控系统都足以有效支持其军队作战。

为了维持威尔斯所说的经济这台“战争机器”的运行，各国要做的远不止调节经济活动。欧洲人曾经来去相对自由的边界地带如今已戒备重重，护照在国际旅行中也变得必不可少；居住在敌国的侨民面临拘禁或惨遭驱逐；外来人口需办理新的身份证明。各国都限制人员流动，定量供给食物并强制实行“无肉日”。政府推行夏令制以节省能源；严格限定酒吧提供啤酒的时间以提高生产力，减少发生社会骚乱的概率。通过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为其监管制度打下了基础。即便日后这些强制履行的战时法令废止了，这样的监管制度仍然可以延续下来。平民社会再也回不到战前的模样。

社会进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信息流动。没有一个国家会把战争起因、发展和特征等真实的一面暴露给国民。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文件，宣称参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从战地发回来的官方报道也与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就像伦敦肯辛顿花园里展出的战壕模型一样，干瘪而失真。有关战争的文章和报道都要在军方或民用机构的监控下严格审查。出格的报社可能就此被关停，批判政府决策的期刊和书籍也统统遭到封杀。各国为了隔绝一切消极的战地报道，建立起了严苛的军方审查系统。以沙俄为例，监控由来已久，“一战”爆发后监控力度又大大加强了：1914年之前，警方每年要拆阅38万封信件，然而“一战”期间，这是一个军区的审查委员会3天的工作量。[32]

除了严控消极报道和批判观点，各国还力图加强民众对战争的认同感。政府经常举办某些仪式和庆典，鼓吹战争可以帮助国家夺取霸权，或是通过学校教育、选举活动和新闻媒体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在战争的催化下，类似的决策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极端。甚至各国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生活合理运行而做出的努力也在战争的影响下变得畸形，宣扬爱国主义美德以及谴责敌军罪恶行径成了各国顺利作战的必要条件。

“战争情报”部门印发了成千上万的战争宣传册和海报，组织集会游行，为战斗英雄安排公开露面，展出所缴获的武器。除此之外，影视作品是诱发大众对战争想象力的有效媒介。仅法国就拍摄了600多部新闻纪录片，描述法军英勇作战，为国家带来无上荣耀。[33]其实，各国的宣传攻势都有一个共同点——贬损敌军。例如，英国就尤为擅长把德军塑造成残暴野蛮的形象，头戴尖盔，身形庞大仿佛猿人，常常残害无辜少女，残暴无度。“一战”爆发后第一周，英国媒体就迅速抓住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并添油加醋，以示这些“野蛮人”与生俱来的残暴无度。其实，参战各国在谈及敌军暴行时都有自己的说辞，有些还算基于事实，如关于比利时的恐怖故事；有些则是讹传，目的在于丑化敌军，将其塑造成毫无人性的形象。

欧洲绝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迫不及待地施展各自的才华，利用各自的威望诋毁敌国，捍卫本国战争的正义性。毫无疑问，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影响了一些普通民众，并对证明自身战争的合法性起到了一定作用。杰出文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身边的舆论引领者——教师、牧师、记者、工会领袖和行政人员，因为这些人才是大众的信息源和导向标。诸如此类的地方媒介让置身战火的人们更加从容地应对战争的压力，承受因之而来的种种悲哀与不安，也慢慢接受“战争必定带来牺牲”这一事实。

各国的宣传工作到底有何成效？快速取胜的愿望破灭后，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又持续了多久？其实，某些地区和部分团体对战争的热情一直饱满高涨，从未消退。德国记者兼历史学家赛巴斯提安·哈夫纳曾生动地记录了他硝烟弥漫的年少时代，其中他提到当时从前线发回的报道都称“我军捷报频频”，像哈夫纳这样的年轻人都对这类战报十分关注，就好像战争是什么不得了的恐怖游戏。[34]每个国家都有这样执着于胜利梦想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战争英雄爱戴有加。但是在整个欧洲更为普遍的是类似法国伊泽尔省的状况。当地居民一直坚定地支持战争，这并非出于狂热的爱国主义，而是他们笃定这就是正义的战争，胜利一定会到来，无论需要多大的代价，胜利都比失败好得多。

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都像这些固执又软弱的伊泽尔农民一样继续支持着战争，在工厂做工、收割粮食、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送往战场。除沙俄之外，各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保持高涨，几乎直至战争结束才褪去；甚至在战败国，接连战败也没有磨灭人们对战争的热情，直到军方首次出现彻底崩溃迹象才诱发了社会分化。尽管战争让所有参战国家的人民背负了巨大压力，但是国家权力和人们生活习惯的结合依旧维持着社会的整体性。

1914年破灭的幻想不计其数，比如有观点认为一旦欧洲爆发战争，“军民有别”这一事实无法撼动，非战斗人员会被区别对待。前面我们提到过，早在1899年的海牙会议上各国就想方设法保护非战斗人员，不仅是平民百姓，还包括战俘以及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同时，参会代表们一致坚持只有身穿制服的军人才有资格配备武器，才算作真正的士兵，其中德国代表对此的呼声尤为高涨；非正规军由于既不属于军人，也不属于平民，因此被看作盗匪，不受军事法或民事法保护。迈进文明社会后，各国为限制暴力做出了长足的努力，明确把“军人”这一按照国家命令行动的特殊群体同平民区分开来正是其中一种方式。和平时期，国家垄断暴力以维持公民秩序；战争时期，法律规定只有身着制服的正规军才有权使用暴力，也是这种暴力的唯一承受者。

然而“一战”几乎瞬间颠覆了这种局面。战争刚刚爆发，交战国就把“不袭击平民”的共识抛之脑后。1914年8月末，德国一艘齐柏林飞艇向巴黎投射了一枚炸弹，造成1人死亡。自此，交战双方开始间歇性地袭击对方的城市。例如，1916年6月，法国空军直接命中德国卡尔斯鲁厄的一处马戏团帐篷，154名儿童丧命；1917年和1918年，德军战机共向伦敦投掷了300吨炸弹，导致1413人丧生。[35]德国潜艇击沉开往大英帝国的客轮，许多无辜的生命陨落；1915年5月，英国远洋游轮卢西塔尼亚号遭鱼雷击中，船上1200人溺亡，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截至当时，英国已经实行了海上封锁，封锁德国的出海口，企图让德国陷入饥荒。这样的海上封锁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导致成千上万人丧命，还有更多人患上严重疾病。尽管“一战”各参战国对平民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同“二战”带来的全面性毁坏相比，但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袭击平民所带来的战略优势。1918年1月，英国总参谋长就曾写道：“只有长时间不间断的远程轰炸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打击敌方士气的效力，炸弹时时到访才能使每一个遭受轰炸的区域持续笼罩在焦虑之中。”[36]而这位军官所说的看似礼貌的“到访”二字其实意味着成吨的炸弹犹如大雨倾注一般，过着平常生活的男女老少则在纷飞的炮火中瞬间丧命。

每一条战线上除了驰骋沙场的士兵，其他人也被卷入了暴力的漩涡。上百万的男性，包括大部分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都离家奔赴战场，深入敌境，他们对战争反应过激，甚至爆发恐慌的可能性非常大。关于战争中的暴行，研究最透彻的案例当属1914年夏季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作所为——德军残害了6000多名无辜的平民，号称是对当地所谓“游击队员”的以牙还牙，实际上基本是臆想罢了。[37]另外，哈布斯堡军队对待塞尔维亚西北部地区的残暴行径虽不及德军暴行一般臭名昭著，其凶残程度却也毫不逊色——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平民惨遭屠戮，令人发指。瑞士犯罪学家R.A.赖斯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之后立即对其展开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至今仍是对残酷战争最为骇人听闻的记录之一。赖斯首先客观描述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之后得出结论：这些精神正常的士兵“也许私下和蔼可亲”，他们最初“集体化身为虐待狂”，对无辜平民施以暴行，是因为害怕自己成为被施暴、被残杀的对象；而之后“一看到鲜血”他们就变成了“嗜血的禽兽”，折磨、杀害一个又一个平民，毫无缘由，也绝不手软。[38]

任何敌占区，比如受制于沙俄的东普鲁士、受制于法国的阿尔萨斯、受制于德国的比利时及法俄部分地区，都是暴力的温床。入侵者所到之处充满了纵火、强奸、杀戮，处处尸横遍野，民不聊生。

然而，“一战”期间无辜百姓所承受的最为残忍的暴行并非出自敌军之手，而是他们本国的刽子手。1915年4月，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发起了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旨在灭绝本国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奥斯曼政府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致使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惨遭杀戮，或是流离失所。除少数幸运儿躲进避难所，大多数惨死在奥斯曼正规军以及宪兵、准军事组织、土匪，甚至普通民众的手里。这一系列屠杀事件备受争议，具体的伤亡人数没有定论，更无法精确，但可以确凿的是截至1915年仲夏，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都被消灭了。[39]

究其原因，尽管亚美尼亚人和奥斯曼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十分复杂，但是如果没有战争催化出的暴力环境，1915年的这场种族大屠杀也不会发生。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些种族灭绝政策，其他欧洲强权要么静观其态，要么无能为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自然不愿插手，英、法、俄三国为其敌手，更有心无力。欧洲各国就这样麻木不仁地目睹了一场种族灭绝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里，这并非各国最后一次做出如此选择。

“一战”的前3年里，俄军迫使近600万（约占其总人口的5%）的俄国民众背井离乡。其中一些人被困在绵延千里的东线战场，另一部分则随着撤退的俄军一路向东逃亡，以躲避敌人的杀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清除战区中所谓的“不可靠”群体，这是大多数难民被迫流亡的原因。德裔居民虽然已经几代生活于沙俄，却也惨遭驱逐，被流放到东部，其土地和财产一律充公。1915年1月，军方下令“所有犹太人和可疑人员”都要离开其所在战区。[40]另外，吉卜赛人、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以及波罗的海附近各省的民众也被迫迁移。在许多沙俄城市，匪徒们肆意袭击犹太人，纵火烧毁商店，只因为店主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

各国政府很快意识到可以借此挑唆敌国的民族矛盾。例如，奥斯曼帝国就针对其敌国掀起了一场“圣战”，企图煽动英、法、俄三国殖民地的穆斯林反抗殖民统治。但是英国反将一军，以“民族自治”为交换条件，劝服阿拉伯领袖加入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1917年，英国政府还号召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筑民族家园”，意图为英国及其盟友赢得犹太人的支持。德国也不例外地玩起了民族分裂的把戏。1916年4月，德国政府为爱尔兰分裂主义者的领导人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提供军事支持，想要掀起爱尔兰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凯斯门特很快就以叛国者的罪名被捕，德国的愿望也随之落空了。但德国并非没有任何成效，它们利用比利时佛兰德人和瓦隆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并煽动俄国西部边境的少数民族奋起反抗。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秩序稳定一直得益于各国明确划分的国内外政治界限，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战”时，这种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在所有交战国看来，搅乱敌国内政都是作战需要，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如果敌国有国民可以被劝服，反抗本国政府，那么这些人是可以免遭杀戮的。德国陆军将军马克斯·霍夫曼曾写道：“我可以向敌人的战壕发射子弹，同样，我作为他们的敌人也有权开启宣传攻势。”[41]霍夫曼参与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干涉敌国内政事件。1917年3月，德军把列宁等30余名俄籍政治流亡者带上了一趟密闭的列车，决定将他们从瑞士送回他们的祖国，以激化二月革命在沙俄触发的政治动乱。

1917年年初，沙俄经历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军事、社会、政治剧变。尽管每一场动乱的诱因都是积蓄已久，但也都是战争无法避免的直接产物。1914—1915年的俄军因军备落后、缺乏有力指挥而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时又一再顽强地重整旗鼓，坚持作战，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直到1916年年末，俄军士气终于日渐低迷，上百万的士兵厌恶战争，渴求和平。此时城市社会也深陷重重困境，由于不堪战争的重压，基础设施遭受重创，食物供应严重短缺。战场上损失连连、国内资源匮乏、穷困潦倒，这使得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滋长，政治信心也渐渐倒塌。帝国统治慢慢失去了国民的拥护，不仅因为沙皇昏庸无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围绕着皇后及其精神顾问拉斯普京圣徒的腐败和叛国丑闻等诸多谣言。1916年11月，杜马中的一名自由党成员列出了沙俄近期遭受的苦难，包括国内暴动在内，每一项都佐以一个颇有预见性的问题，“这是一时愚蠢？还是决意叛国？”[42]这一举动恰恰反映出政界精英们心有戚戚。

1917年2月，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零星散布的反抗运动很快演变成全面起义。城中守备部队拒绝镇压反叛运动，恢复社会秩序，这意味着统治了沙俄几个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温和的改革者领导的临时政府。二月革命的胜利看似水到渠成，实则是政界精英和数百万普通沙俄民众自发联盟的成果。然而，前者反对“一战”的方式，而后者则反对战争本身，这一本质区别成为关键。所以当临时政府采取全新的军事进攻战略时，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很快显现出来，因为这一政策旨在先集中精力夺取“一战”胜利，需要暂时推迟对于民众而言十分关键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样一来，俄国国内仍然游行不断，各处可见政治示威运动。农民洗劫地主的宅邸，瓜分土地；士兵发动兵变，袭击各自的长官，同敌军沆瀣一气，擅离职守的逃兵也越来越多。一位俄军长官就曾写道，这是他同自己的士兵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他们看来，二月革命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如此一来，他们就认为自己作为基层的士兵才是赢家，而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军官则是败寇”。[43]

同年4月6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列宁对革命的执着是决绝而鲜有的，他命令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抓住“一战”带来的良机，果断发动革命。欧洲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的许多同志都认为，“一战”各交战国之间是有差异的，但列宁是个例外。俄国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未完的战役，守卫刚刚赢得的自由，使其免受德国军事主义叨扰，列宁却全盘否决了这样的号召。然而这也绝不说明他是个和平主义者。由于深受克劳塞维茨作品的影响，列宁也认为战争是正当的政治工具，尽管对他而言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而非国家间的争斗。列宁相信，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战争能够消灭反动分子、削弱专制制度、动员广大群众，因而战争扮演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积极角色。他的目标就是把当前这场战争转化成一场全球性的革命运动，让世界各地遭受剥削的阶级，包括欧洲以外的各殖民地人民，都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由于“一战”带来的特殊环境，布尔什维克党有可能在俄国成功夺取政权，而后势必可以为这场全球的反帝运动推波助澜。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俄国民众都呼吁苏维埃政府（1917年2月，由夺取政权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等群众组建而成）掌握政权，呼吁立即停战，把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列宁为了掌权，表示支持俄国民众的这些呼声，尽管这些政策的实行很有可能会诱发政治混乱、国家耻辱和社会动荡。同时，列宁也促使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洪水般涌入俄国社会。他的追随者虽少，却有组织、有纪律，十分精干，他们帮助列宁推翻了软弱无力的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就这样，列宁一边稳固自己手中的政权，一边静待一场全球性大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沾满了敌人的鲜血，而操纵暴力革命的正是列宁本人。例如，1918年8月，他指示在奔萨的同志们“绞死至少100个富农（农村土地所有者）、有权有势的人、剥削者（无论如何都要用绞刑，这样广大人民感受更直观）”。列宁坚持对阶级敌人采取暴力，绝不手软，“我们誓死作战。我们必须打起精神，用暴力手段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44]俄国的夺权之战愈演愈烈，暴力手段也随之慢慢升级——不是西线战场上无情而机械，也非针对性的暴力，而是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暴力，直截了当，毫不留情。这样的残酷源于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愤怒和反击的欲望，但新建的政权同样唆使、煽动人们使用暴力。

1918年秋，列宁的革命热潮似乎波及西部，团结了中欧地区的激进群众，从而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新政权找到了新的支持。9月末，德军最高指挥部意识到败局已定；英法联军成功抵住德军最后一轮全力进攻，又有源源不断的美军前来支援。面对失败将至，德国将军们争先恐后逃避责任，整个德军也逐渐涣散，军纪和政府管理公共秩序的能力也随着战败一同动摇了。11月的第一周里，尽管各国已经开始商议停战，不安的情绪还是席卷了整个中欧。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德军元帅兴登堡和参谋总长鲁登道夫被解除指挥权，与此同时，德国士兵、水手和工人等基层民众也炮制俄国的先例，自发团结起来对抗摇摇欲坠的临时政府。从莱茵河直到俄国前线的政府办公楼皆是红旗招展，持有武器的工人和士兵沿街巡逻。

“一战”战败使得政治暴动在整个中欧和东欧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革命还是没能走出俄国。虽然称霸亚欧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一样统统退出了历史舞台，没能在“一战”中幸免，但事实证明，各国19世纪打下的制度根基远比人们所希望或惧怕的要强悍得多、坚实得多，其自我修复能力也十分出人意料。“一战”让战场内外的数百万欧洲人饱受折磨，所以1917年年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满都事出有因，是人们对战争合情合理的发泄，几乎不具任何非凡的意义。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尽管掀起了暴乱，然而人们适可而止，没有提前发泄这种不满，也没有给国家造成动摇根基的严重伤害。

虽然“一战”引发的革命不够强大，不足以摧毁欧洲的社会秩序、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但是战前支撑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种种制度确实在战争中渐渐瓦解了。1815—1914年这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之间虽有冲突，但都得以和平解决，这是因为人们善于合作、乐于妥协、勤于克制，然而“一战”过后，这一切都不见踪影了。此外，战前欧洲大部分国家经济繁荣，增长势头强劲，大众生活水平较高，政治稳定，4年战争对经济的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原有经济基础遭受重创，兵荒马乱之中的任何经济都是夹缝中求生存，难有发展空间。同时，在战争的环境中许多国家难以维持社会秩序，甚至难以守住国家作为唯一暴力机构的权威：社会骚乱、政治暗杀、革命威胁屡见不鲜，给欧洲人民带来长期恐慌。但是，一切战时变化并没有令人们因此停下生活的脚步，民众依然在工作和家庭中寻求生活目标，实现个人价值，祈盼着富足的日子和安稳的未来。当然，战争中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不得不在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1918年以后战争在欧洲文化中的地位已大不相同。19世纪的欧洲一直和平稳定，人们根本不懂战争之味，所以尽管希望和平永驻，人们也不排斥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居安思危的品质已经深深根植于欧洲平民的心中，这也是大批募兵的必备素质。和平长存是美好的愿望，而可能爆发战争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士兵们就在这样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一边祈求和平，一边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可是“一战”不仅彻底摧毁了这种平衡，还在平民价值观和军方价值观之间、民事制度和军事制度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对数百万欧洲人（可能是其中大部分人）来说，“一战”残酷地印证了诺曼·安吉尔的预言：战争是不值得的。战后，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惨剧不能重复上演，要不计一切代价避免下一场冲突的爆发。但是也有一部分欧洲人（其中一小部分，却十分激进、好战）支持暴力。因此，20世纪20—30年代，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都十分盛行，对各国政治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两者相互借势，在敌对中共生。

[1]关于“一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研究，例如Stevenson,Strachan和Keegan的作品。

[2]关于圣西尔军校，见LaGorce的第93–94页。

[3]关于格伦费尔家族，见Hynes的第34–35页。

[4]Fussell,p.7.

[5]Stromberg,p.150.

[6]Joll,Intellectuals,p.96.

[7]Colin,p.335。关于主动进攻精神的重要性，见Howard,“Men.”。

[8]Luvaas,p.301.

[9]Williamson in Kennedy,p.147.

[10]Hamilton and Herweg,p.153.对于施利芬计划的最新解读，见Zuber。

[11]Ousby,pp.30–31.

[12]Ousby,p.35.

[13]See Keegan,Face.

[14]Ousby,p.9.

[15]关于凡尔登战役中伤亡情况，见Ousby的第7–8页。

[16]Moran,p.67.

[17]Moran,p.x.

[18]在“一战”中，英军将战场上发生的应激伤害称为“炮弹休克”，形象地说明了枪、炮、地雷等武器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对官兵心理的影响。——译者注

[19]see Shephard,p.53.

[20]关于军事处决，见Oram。

[21]Gray,p.52.

[22]Bloch,Memoirs,p.166.

[23]Hardach,p.55.

[24]Hardach,p.24.

[25]Havighurst,p.129.

[26]Doughty et al.p.554.

[27]Cohen,Supreme Command,p.67.

[28]关于产量与消耗的数据来自Van Creveld,Technology,p175;Smith and Audoin-Rouzeau,p.63;Van Creveld,Command,pp.184–185;Challener,p.92;Winter,Death’s Men,p.236;Morrow,pp.190–191.

[29]关于德国战时经济动员，见Feldman的经典作品Army。

[30]Porter,War,p.xix.

[31]D.H.Robertson quoted in Condliffe,p.757.

[32]Holquist,p.208.

[33]Smith and Audoin-Rouzeau,p.53.

[34]Haffner,pp.19–21.关于伊泽尔省的情况,见Flood。

[35]空军的战斗情况：Herwig,p.191;Titmuss,p.4;Morrow,pp.190–1。想了解英国军事封锁的效果，见Downes。

[36]Carr,Crisis,p.136.

[37]Horne and Kramer.

[38]Andoin-Rouzeau and Becker,pp.47–48.

[39]关于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见Akçam。

[40]Lohr,p.138.关于强制性人口迁移，见Gattrell。

[41]Carr,Crisis,p.137.

[42]Paul Miliukov guoted in Treadgold,p.119.

[43]Wildman,vol.1,p.245.

[44]Yakovlev,pp.20–21.

第5章　休战20年

1918年11月11日黎明时分，西线各军正面交战，纷纷派出了突击队。部分战区大炮持续开火，直到当日上午10点59分才告一段落。11点整，各军终于平息下来，交战各国艰难达成的停战协议奏效了。零零散散的几个士兵陆续爬出战壕，穿过无人区拥抱他们之前的敌人；也有一些战士走出战区，想要找酒喝；但是更多的士兵还是原地不动，依旧难以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其实，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战争确实还在继续。中欧、东欧和中东地区的战火又肆虐了3年，当地武装力量奋力压制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零星散布的残余势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随着“一战”告终而偃旗息鼓了。然而这像一场燎原之火过后的点点火星，随时有复燃的可能。

1919年上半年，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首要目标即重建战后世界秩序。[1]尽管官方称各战胜国都有发言权，但此次巴黎和会实际操纵在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三大巨头手中。战后，英、法、美三足鼎立，出席巴黎和会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三人自然各怀心思，其参战经历、政治诉求和利益关注点截然不同，因此会议最后能够达成协议，签订一系列以战败国为承受对象的条约，是这三大巨头艰难协商、忍痛让步的结果。而决策者们做出的让步往往以不在场者的利益为代价，这是司空见惯的做法。1919年的巴黎和会就是很好的例子。首先，战败方，尤其是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三国，为和平背负了异常严苛的条约；其次，如意大利、日本这样的诸多战胜国，也就是三大巨头的小盟友，根本没有如预期分得别国领土。

尽管巴黎和会的诸多细节存在缺陷，但总体来看这次会议具有深远意义，其显著成就在于重新描绘了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版图，将曾经雄霸于此的哈布斯堡王朝永远地送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自治原则下的几个独立国家。鉴于巴黎和会上各国分歧巨大，任务沉重，这样的成就着实了不起。而究其缺陷，协定中的种种细节无疑暴露了本次和会的诸多败笔，最大的败笔体现在各国根本难以通力合作，将协议付诸行动。就美国而言，尽管威尔逊在协商过程中得偿所愿，但他无法说服参议院批准协议。而且除了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美国没有为和平做出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努力。同时，虽然国际联盟的构想源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美国也十分看重这一构想，认为这可以避免重蹈“一战”的覆辙，但是美国自己后来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相反，英国如数签订了相关条约，也成为国联的一员，却几乎马上对和平协定提出了疑义。例如，英国可能愿意守卫它的“一战”盟友法国的国家安全，但对东欧各新生国家的安危就不愿插手了。另外，俄国战时本是协约国一方的元老，如今由于其处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所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了。意大利和日本虽为战胜国，但也对现状十分不满。毫无疑问，战败国更对当下的和平与公正充满异议，认为这一局面从根本上缺乏合理性。如此一来，在“一战”中遭受人员和经济双重重创而实力不足的法国成了唯一一个全心全力拥护战后和平秩序的大国。

当然，战后秩序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德国。尽管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其军事力量严重受损；经济负担沉重，战时已经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战后还要承担给予协约国的巨额赔款；政府接连遭袭；本国社会也在冲突暴乱中四分五裂……但德国依旧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奥匈帝国和沙俄覆灭，法国和意大利损失惨重，这都令德国的相对力量大胜从前，只是在1918年时人们还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而德国究竟将如何使用这样的实力优势，取决于魏玛共和国的温和拥护者同其极左或极右翼敌手之间的政治斗争。斗争结果直接决定了德国所持权力的走向：只要德国政权掌握在温和主义者手中，欧洲的和平就有希望得以延续。一旦他们的政权不稳（如1919—1923年、1930—1933年），和平就会受到威胁；而在1933年，温和主义者彻底败给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么欧洲的和平就烟消云散了。

1918年11月“一战”宣告结束时，大部分德国人都相信德国是战胜国，而且这样的想法也确实合情合理。因为德国人眼看着自己的军队占领了东欧大部，同时也坚守住了深入法国腹地的阵地，距巴黎只有60英里。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春季进攻失利使得德军疲惫不堪，也没有考虑到涌入西部战线的美军越来越多，不仅切实增强了协约方的战斗力及作战信心，还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停战协议一经签订，德国对胜利的期待瞬时破灭，随之消散的还有支撑德国民众4年之久的战争希望。当时一位德国人曾说道：“我们以为自己是罗马人，事实却证明我们是败在罗马人手下的迦太基人。”[2]这怎么可能呢？许多德国人都相信他们原本战无不胜的军队一定是因为“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才输了这一战。暗算军队的要么是政府（军方成功把罪责推给政府），要么就是一个邪恶的包括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其他暗中与德国为敌的人在内的阴谋集团。

德国上下还没在战败的惊愕中缓过神来，战后协定中的种种条款又让德国人再一次万念俱灰，战败感愈发真实而强烈。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公示和平条约之前的这段时间被德国著名神学家恩斯特·特尔慈称为“梦境”，德国人相信既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如此热情地宣扬民主与民族自决的理念，他一定会允许德国新建的共和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协商，调解各国矛盾，共商和平。但是1919年6月，梦想终归没有照进现实。德国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其严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德国民众的想象：国家每条边境都要割让领土，放弃德国现有殖民地和武装商船队，裁军至10万人，接受外国驻军西部各省，支付给战胜国巨额赔款。除此之外，第228—231条条款令德国尤为恼怒，条款要求德国将战时领导者视为战犯交予审判，同时承认本次战争完全归咎于“德国及其盟国的扩张野心”。[3]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拒绝为“一战”承担全部责任，也全盘否定《凡尔赛和约》的道义基础。

欧洲各大强权不仅要塑造并维持欧洲地区的和平，还要解决世界各地殖民地人民掀起的一场又一场反抗。英属印度叛乱频频，埃及的独立示威游行也接连不断；法属叙利亚、英属伊拉克、意属利比亚和西班牙属摩洛哥的武装叛军纷纷叛乱，反抗殖民统治。爱尔兰是英国最早也最难驯服的殖民地。1916年，爱尔兰反动军再次起义，可惜由于计划不充分、缺乏强劲后盾而惨遭镇压。3年后，爱尔兰爆发独立战争，反对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统治，最终于1921年7月与英国签订《英爱条约》，天主教徒居多的南爱尔兰获得独立，但新教普及的北爱尔兰地区必须留在英国。

但凡有抵抗运动，欧洲各国都选择以极端暴力予以镇压。例如，1919年4月，英国将军雷金纳德·戴尔为了给当地居民以“士气上的打击”[4]，就派军队朝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城内的平民开火，造成379人死亡、1200人受伤。另外，为了镇压爱尔兰新芬党的武装起义，英国组建起了爱尔兰皇室警吏团，即一支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准军事部队，如若爆发任何动乱，这支部队都会以暴力压制，造成无辜伤亡也在所不惜。在世界各地，殖民霸权都动用新型军事科技以强行达到各自目的：事实证明，殖民帝国如此庞大、面积甚广，飞行侦察与空袭是监视和镇压殖民地人民尤为有效的方式。毒气这种化学武器在欧洲战争中较少使用，但1919年，英国为镇压阿富汗叛军，就向当地起义民众空投了毒气弹，1920年镇压伊拉克叛军时也是如此。各国纷纷效仿：1923年、1924年，意大利投射毒气弹镇压利比亚动乱（1935年对抗埃塞俄比亚叛军时就消耗了500吨化学药剂）；1921—1927年，西班牙镇压摩洛哥暴动依旧沿用这样的战术。时任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曾在1920年表示，“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动用毒气这样大惊小怪，我个人就十分支持对那些野蛮部族使用毒气”。[5]

“一战”告终，中东地区同欧洲一样暴乱频频，各国为抢夺奥斯曼帝国的原领土，大打出手。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结盟加入了“一战”，事实证明它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18年10月末，奥斯曼接受了停战协定，至此其辖内的阿拉伯地区爆发动乱，外国战舰已经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英国也正准备进军君士坦丁堡。而后奥斯曼的情形进一步恶化，意大利驻军安塔利亚；希腊军队入侵士麦那（今称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一港口城市），同时开始进军奥斯曼腹地。对奥斯曼威胁最大的当属希腊的入侵，希腊人野心勃勃，企图建筑起现代的拜占廷帝国，而且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籍民众也加入希腊侵略军，掀起横扫全国的暴力冲突。

奥斯曼帝国第36代暨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亲见自己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他惧怕遭人暗杀，也唯恐政治陷入瘫痪，因此一直藏身于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年仅38岁的帝国驻叙利亚武装部队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走上了权力的舞台。1915年，他两次率领土耳其军队成功阻击协约国的登陆，守住了加利波利半岛，他也因此扬名。凯末尔以苏丹的名义行动，在此过程中慢慢赢得民众认可，增强自身号召的合法性，树立权威。截至1923年，他成功击溃希腊侵略军，同协约国协商停战并签订新的和平条约《洛桑条约》，废除了封建的苏丹制，建立了共和制国家。为了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影子，凯末尔迁都安卡拉，这是一个远离旧都君士坦丁堡、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部的小镇，丝毫不见往日帝国的骄奢景象，象征着土耳其共和国崭新的开始。凯末尔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其军事成就。1922年11月，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军队、强权和暴力让我们迎来了独立。”[6]

同样1918年3月，列宁已经劝服同僚们接受了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接受残酷的和平。因为按照《布列斯特和约》，苏俄要割让其在欧洲1/3的领土，这意味着苏俄丧失了近一半的工业及农业生产力。列宁认为《布列斯特和约》十分必要，它可以支撑布尔什维克长期存活，以便同他所希望能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相结合。因为一旦革命政权立足柏林，双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就会握手言和，从而达成永久的和平共识。但是当年5月，4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囚犯夺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控制权，这明显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当局的不堪一击。得到美、日、英、法几国支持的反革命军很快就从数条边境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了威胁。紧随而至的三年内战，大面积饥荒，加之传染病蔓延，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布尔什维克党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这取决于敌军组织涣散、战斗力低下，同时也离不开布尔什维克基于理想信念、爱国热情、社会敌对情绪而建立的有效的军事和政治体制。

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内战胜利，苏俄经济却陷入瘫痪，饥荒连连，对此列宁不得不向小农生产者和小工商业者做出一系列妥协，统称为“新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其实就像3年前的《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权宜之计罢了，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的现实。1921年，列宁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于1924年去世，因此他终究没有看到自己的继任者如何针对本国社会进行了一场漫长的革命。

回到1919年3月，列宁正忙于建立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已于1915年垮塌），并致力于把莫斯科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新源头的革命事业推广到全世界。而与此同时，本尼托·墨索里尼和几个同僚在米兰成立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民间军事组织“战斗法西斯”，迈出了进军政坛的第一步。三年后，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7]如果没有战争的大环境，无论是列宁还是墨索里尼都不会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巅峰。1914年，这位意大利的未来领袖还是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欧洲战争爆发后，墨索里尼本人强烈支持意大利参战，也因此很快和反对参战的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决裂。此后，他参加军队，奔赴战场，负伤回国。当时的意大利政坛一片混乱，而墨索里尼也借机获得了一席之地。起初，墨索里尼的政策除了结合极端民族主义之外，还受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经历影响，带有反资本主义和反教会干政的特征。但是他很快就成为右翼的一员，拥护君主制和教会，承诺保护财产，维护社会秩序。

像墨索里尼这样缺乏经验、决策模糊的人都可以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领导人，可见战后的意大利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1915年，意大利同英、法、俄三国结盟，加入“一战”。战争不仅没有带来干涉主义者所保证的民族荣誉、领土扩张和政治复兴，反而让意大利陷入重重困境：意军在战场连连败退，扩张领土的目标没能达成，政治体系也因不堪重负被逼上了崩溃边缘。1919年，数百万愤愤不平的老兵回到故土，要求国家履行“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的承诺。当时的意大利经济衰败，社会全面暴乱，部分地区政局动荡，目睹了国家摇摇欲坠，由退役老兵、学生和热衷暴力的年轻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成为许多体面的意大利人眼中的盟友，以期共同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

用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的话来说，苏维埃共产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都是“‘一战’的孩子”。[8]如果“一战”没有爆发，列宁还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政治运动的流亡领袖，墨索里尼也只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杰出发言人。

一名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就曾说道：“对我们而言，战争永远没有尽头，只是外籍敌人换成了国内敌人罢了。”[9]托洛茨基宣称，军队“就是一所学校，国家政党让这里的学生们学会自律、学会自我牺牲，同时提高其心理素质。”[10]墨索里尼在1932年同样写道，“战争可以激发人类的潜能，有勇气迎战的人就是人们眼中高贵的人。”[11]1914年以前，只有少数理论家宣扬战斗、暴力和战争的再生能力，“一战”告终之时，欧洲各大国的掌权者都对此表示认可。

数百万欧洲人都认为战前的价值观和假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人不再相信自由秩序的存在，不再相信由商业和利益驱动的世界的存在，不再相信由和平抗议和议会辩论左右的世界的存在。另外，他们也无法接受对传统治国战略和方针的限制，不再像战前那样相信政治目的可以将军事手段正义化，国际对立与国内党派争斗大不相同。极左和极右人士都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哪怕使用野蛮残忍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尽管有人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但毕竟数百万人没那么幸运，永久地离开了人世，所以幸存者将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中。战时共有7000万人被动员参战，其中945万人丧生。按比例计算，越小、越弱的参战国损失越惨重：塞尔维亚损失了超过1/3的兵力，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均是1/4，保加利亚则超过1/5。各大国情况如下：法国所损失兵力占其原有兵力的比重最大（16.8%），德国次之（15.4%），然后是奥匈帝国（12.2%）、英国（11.8%）和沙俄（11.5%）。[12]战后人们发现某些部队的伤亡率尤其高，各国军队都是如此。例如，希特勒所在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原本由3600名士兵组成，1914年秋在对抗经验丰富的英国正规军时，不到一个月就有3000人丧命或负伤；近一年后，该团只剩少量原编制的士兵还在继续作战。另外，苏格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精英军团的兵源地，其伤亡率高达25%，是整个英国平均伤亡率的2倍多。

各国中没有一个显赫家族试图让自家的儿子逃脱兵役以免受战争之苦。1914年，福煦元帅就在几天之内先后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婿；一个月后，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大儿子在东线战场身受重伤，不幸身亡；1916年，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痛失爱子雷蒙德，他对此一直难以释怀。据估计，近1/3的英国贵族家庭至少损失一名家庭成员。尽管死亡面前无论财富多少、社会阶层高低、教育背景好坏人人平等，然而战争中逝去的却多是年轻人。例如，在英国9%的45岁以下的男性在战争中丧生。在法国，1911年、1912年以及1913年刚刚入伍的新兵中有近25%战死沙场；1890年出生的47万名男性公民中有一半在战争中丧生或负伤。人们不禁会想，各国决策者怎么能够不断地亲手把自己子孙的性命葬送战场？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决绝而无情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曾给一位朋友写信，提及自己儿子的死，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在此我不得不保持缄默。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杀戮的阴霾中，所以个人没有抱怨的权利。”[13]

丈量这些杀戮的惨重程度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的破坏力，但是想要理解战争究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多大影响，我们就不得不铭记这些数据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悲剧。“一战”过后，300万妻子失去了丈夫，多达1000万的孩子成为孤儿，还有不计其数的以泪洗面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和朋友。其实，每一个欧洲家庭中都有家庭成员葬身战场，或是身负重伤。幸存者们永远不会忘记噩耗传来的恐怖时刻：电话或电报，站在门口一脸肃穆的官员或是农田里郑重地招呼他们的村长。英国女作家维拉·布里顿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兄弟和两位挚友，她曾在书中写道，战争迫使她“一生都活在一个没有信心和安全感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爱似乎永远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幸福也像建在散沙上的房子，随时可能倒塌”。[14]

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各国政府就意识到纪念每一位牺牲的普通士兵的必要性。1915年，法军的伤亡率远远超出了政府预料，因此法国不得不建造新的烈士陵园，同时扩建现有的民用公墓。1916年，英国决定为此单独成立一个机构：大英帝国战争公墓委员会（即后来的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允许人们把家人的遗体运回家乡：70万名被辨明身份的战士残骸中有30万被掘出并重新下葬。而英国则把牺牲的战士们留在了军人公墓，尽可能埋葬在距他们阵亡比较近的地方。这超过百万的坟墓的主人来自大英帝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陵墓整齐成列，散布在从各低地国家到伊拉克沙漠的各个地方，碑上标有姓名、生卒年，统一由公墓委员会悉心打理。[15]

尽管现代战争的民主性把“纪念牺牲士兵”这件事摆在了重要位置，但是科技化战争往往使之难上加难。每场大战过后，战场上都散布着残缺不全、难以辨别身份的尸首，故而无人料理。而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这些地方还会冒出一堆堆无名的白骨，令人惊骇不已。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英法两国军方一直雇用相关专家，试图认定新出土的白骨所属何人。尽管两国做出了诸多努力，依旧有成千上万的残缺尸骨身份不明。在法国，这些无名遗骨的最终归宿是为存放牺牲士兵遗骸而建的四大藏骨堂——凡尔登附近的杜奥蒙、加来海峡的洛雷特、马恩河畔的多尔曼和位于阿尔萨斯的哈曼斯维莱霍夫。法国政府坚称，这些地方存放的都是法兰西圣骨，绝没有混进任何敌军残骸。然而究竟如何精确无误地辨别法德两国士兵的尸骸，一直是个谜。

1920年11月11日，伦敦和巴黎率先建起“勇士之墓”，并随机选出一位士兵的遗骨埋葬于此，来纪念所有葬身于战争中的人们。之后，几乎各个参战国都纷纷效仿。法国和英国的勇士之墓分别坐落在凯旋门下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这位“唯有上帝知晓其身份”的勇士之墓逐渐成为每年各国纪念战争仪式中的焦点，也是到访高官悼念战争亡灵的地方。当然，只有当人们假设所有逝者都被辨明了身份，其陵墓刻好了碑文并由相关部门悉心照料的时候，这位无名战士才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但是从大部分战争史来看，只有最伟大的几位战士才能名垂青史，对于余下的大多数士兵来说，人们只是草草埋葬罢了。直到20世纪，无名尸骨遗留在战场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而非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例外情况。[16]

战后，除苏俄，欧洲各国都矗立起千千万万座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一战”亡灵的名字。法国的36000个城镇里都竖有纪念碑，纪念每一个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孩子。在教区教堂、大学礼拜堂、工作场所等诸多地方，纪念碑和牌匾也随处可见。例如，在伦敦的利物浦街车站就有一块精致的碑碣，纪念着丧生于“一战”的大东铁路公司的员工们，他们的名字整齐地被刻成了11长列。这样的纪念碑就十分准确地迎合了个体和集体对战争纪念的期望：在大部分碑上，每一位亡者都同等重要，姓名大小一致，通常不会按照社会阶层排序；同时，这些碑碣也会明确列出逝者生前所属群体，如村庄、社区、教区、学校、企业等，这些群体中的幸存者就有责任纪念逝去的伙伴。纵观这几千个群体，其实就是搭建起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块块砖瓦。

20世纪20—30年代，欧洲人用强调牺牲、悲伤和哀悼的各种仪式来纪念战争。战后，每逢全国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式；卫兵们也依旧身着华丽的戎装在公共建筑前站岗；战争英雄的雕像纷纷问世；许多街道以一场场胜仗命名，以铭记战争中的重大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纪念碑和仪式都不断让人们反思战争的真实模样究竟如何。过去，像特拉法加海战或滑铁卢之战这样的大型战役会诱发人们对勇气的感叹、对幸存的感恩，但是“一战”中的索姆河之战、凡尔登战役、帕斯尚尔战役这几场大战从另一方面则会让人们想起这种勇气的代价有多惨重，想要求生又要承受多少苦痛折磨。

对许多欧洲人而言，战争给个体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个人的伤痛完全融进了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失望和不满。战胜国的民众希望胜利带给他们经济繁荣、国家安全以及领导人在战前所承诺的“为胜者打造的生存之地”。1919年6月，协约国各政府质问德国政府，“总要有人来承担战争的苦难”，而承担苦难的到底“是德国，还是被德国残害的民众”？[17]事实证明，正如凯恩斯在其伟大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所陈述的，战胜国在对德国的苛刻政策中获益甚微。凯恩斯认为，德国不会也无力承担战争的全部后果，强加给德国的严苛的和平条件会滋生出一个“效率低下、失业率高涨、动荡混沌的欧洲”[18]，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会因此遭受重创。当然，这同诺曼·安吉尔多次强调的观点如出一辙，在他1921年出版的《胜利的果实：“大幻觉”续》一书中，该观点更是频频出现。无论凯恩斯和安吉尔所持观点中有多少细节值得商榷，他们的核心论点是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果实干瘪又苦涩，战争的代价惨痛又深重。

停战协议签订10年之后，逐渐涌现出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和回忆录，均反映出大众对战争的幡然醒悟。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描绘士兵的战斗经历，继而体现出战场的残酷同战前所期待的、领袖所承诺的、战场外芸芸大众所一直坚信的大相径庭，披露了战争真实而丑陋的面目。这些作者笔下的战争褪去了英雄主义壮举和爱国主义牺牲的虚伪外衣，充满暴力，荒谬而毫无意义。在战场这片无主土地另一侧的士兵不是敌人，只是又一群饱受折磨甚至无辜丧生的同类罢了。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是这台残暴无情、贪得无厌的机器，其所到之处定是满目疮痍。“战争已经赢了，接下来也会一路赢下去”[19]，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登在前线时曾这样想。

除了对战争的幡然醒悟，战后文学还揭露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普通士兵愿意忍受战争的苦痛。雷马克、布伦登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对战争的无情描写得最为打动人心，他们也同时描绘了战友们面对战争长久不衰的勇气。然而，“一战”过后，这还有可能吗？既然士兵们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现实有多残酷，还愿意奔赴战场吗？骇人听闻的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过后，人们还如何相信区区肉身也许能够战胜愈发强大而致命的战争科技？1914年前，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大国都把国家安全寄托在通过大规模征兵制募集来的军队身上，现在这种方式还有未来可言吗？

关于这些问题，许多肩负备战职责的职业军人都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不出所料，英国果断废除了其1916年建立的征兵制度。停战两年后，英军减少至30万人，驻守在大英帝国的四面八方。诸如李德·哈特和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等英国战略家的态度也和战前大不相同，他们不再执着于大规模征兵带来的道德效益，转而强调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的军事优势。德国迫于无奈同样裁减了军队，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的武装力量不得超过10万人。尽管部分将军和政客竭力规避这些严苛的条款，但是大部分德国的军事规划者还是像英国一样对大规模军队的价值心存质疑。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就曾写道：“战争的未来完全掌握在机动部队手中，这些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作战能力极强。”[20]西欧各国中，只有在普法战争和“一战”中损失颇为惨重的法国仍然心有余悸，没有裁军，但服役年限一再缩减——先减至18个月，后又减至1年，无视戴高乐等军事改革者的改革陈情，法国政府还是一再缩减军事预算，使得国家安全愈发依赖东线筑起的要塞群。

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殷切地祈盼自己国家的军队不会再被派去打另一场像“一战”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和平远不止是人们恳切的愿望，更是当下必不可少的急需品。如今，所有人都见识了伊万·布洛赫和安吉尔曾经预言的战争令国家蒙受惨痛损失，苦不堪言，也给上百万无辜的男男女女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和平主义再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无端想法，而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英国政治理论家麦基弗曾于1926年写道：“假设各国混战的时代已去，这并不是欠缺科学性的乌托邦式幻想，因为长远来看，国家体制需要迎合大众需要，而这一假设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合理推断。”[21]许多欧洲人恰恰认为当下大众最需要的莫过于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降临。

麦基弗的自信反映出20世纪中叶欧洲政坛正兴起一种全新的、更为积极的思潮。“一战”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22年，各国矛盾上升至巅峰，一触即发。因为德国拖欠战后赔款，法国联合比利时侵占德国鲁尔区。1923年年底，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出任德国新一任外交部长，他出台相关政策，旨在通过调和手段而非正面冲突，让协约国一方做出让步。很快，施特雷泽曼发现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十分愿意合作，因为白里安认为只有一方面加强与英国合作，一方面对德国采取更为灵活宽松的政策，才能保卫法国国家安全。施特雷泽曼和白里安二人的并肩协作使两国于1925年在洛迦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从而保证了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次年，德国加入国联，同时参加了全面裁减军备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另外，一直困扰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也有所进展，各国最终达成一致，将赔偿控制在德国应该愿意接受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可能这个时代中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就是世界各国于1928年8月齐聚巴黎，签订了谴责战争的公约。《公约》中各国严肃声明，“它们以各自人民的名义，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一公约以其发起者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的名字命名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实际宣判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著名论断不具合法性，同时保证各类国际争端都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看似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法律基础。[22]

回顾历史，截至1929年，欧洲事务的和解之风已经渐渐退去。但是这股和解之风吹来的乐观主义却在国际气候开始变化后依旧弥留不散。例如，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多年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热情拥护者，在1930年9月，他提出：“根据合理预测，下一代人会越来越推崇科布登主义。”[23]这使得人们不断追忆起19世纪杰出的和平主义拥护者。次年，巴特勒获颁诺贝尔和平奖。1931年9月10日，英国塞西尔勋爵在国联的讲话甚至更为乐观。他说道：“当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24]但是后来的事实无情地推翻了塞西尔的论断。他讲话结束仅仅8天后，日本就在中国沈阳发动战争，意图以此为借口入侵中国东北，就此点燃了东亚地区长达20年的暴力战火。尽管距离欧洲大国间爆发冲突还有8年，但是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为“二战”埋下了祸根。

回顾短暂的和平主义，美国有代表人物巴特勒，欧洲也有塞西尔勋爵这样纯真的和平信徒，然而再试图点燃曾经烧得炽热的对和平的希冀，已十分困难。总之，人们之所以会抱有这种希冀，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下一场战争同“一战”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1926年1月，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说道：“如果西方再爆发一场战争，几个时代以来的文明就会像罗马一样伴着一声声惊呼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点哪个欧洲人不知晓？”[25]即便像李德·哈特这样与和平主义背道而驰的人都在1928年承认：“很明显，任何同‘一战’作战方式类似的战争都会把欧洲文明付之一炬。”[26]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唯恐欧洲文明灭亡的恐惧感虽然深刻，却还是不足以让和平长存。

尽管德国官方拒绝和平解决争端，但是德国绝大部分民众都做好准备，支持施特雷泽曼的和解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深知战争的代价有多惨重。战后的德国也同其他所有参战国一样，沉浸在悲痛之中。“一战”期间，德国动员了85%的年龄在17—50岁的男性公民共1350万人，在各国参战人数中是最多的。其中，200多万名士兵战死沙场，近430万人身受重伤。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惠伦曾做过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残疾老兵及其家属或死难士兵的幸存家属占整个德国人口的10%。当然，在英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着战争的重创，身心俱疲，然而德国民众不仅要承受这样的痛苦，还要向战胜国做出妥协，在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经济失调的国内环境中服从战败后的种种苛刻条款。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一战”中获益。胜利对于胜方而言也许没赢得什么，但战败国的确输得一败涂地，而且对战败国而言，战败条款带来的重重负担使得个体丧失亲人、饱受折磨的悲痛感愈发强烈。

尽管德国人建筑了数千座纪念碑和数百万处龛位以纪念在“一战”中的亡灵，但是政治纠纷导致德国一直没能创建一个全国统一的悼念方式。例如，1924年8月，一场在柏林举行的追悼活动在不同党派参与者的殴斗中不了了之。另外，德国最大也最为活跃的老兵团体钢盔党，一直煽动大众的不满情绪，不断提醒人们战争未消化的遗留问题。英国的国家战争纪念日在11月11日，而魏玛共和国却无法在纪念日的选定上达成共识。因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撒克逊人和普鲁士人纪念战争的方式各异，时间也不统一。由于一系列的地区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德国直到1931年才开始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无名士兵。自此，柏林皇家宫殿对面的岗亭——新岗哨被改造成一位无名士兵的陵墓（其实当中从未埋葬任何士兵的遗体），用于纪念在“一战”中阵亡的德国士兵。[27]

“一战”刚刚结束时，魏玛共和国国内危机四伏：国内对战败的责备之声此起彼伏；急需签订在大部分德国人看来毫无合理性的苛刻条约；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货币制度崩溃；1922年，因拖欠赔款惨遭法比两国入侵；还有极左和极右翼分子掀起一场场武装暴动。温和派拥护者历经了千难万险才守住政权，实在令人赞叹。共和主义者的优势可以阐释为两点：第一是数位领导人能力过硬、勇气可嘉，尤其是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的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第二点更为重要，尽管魏玛共和国饱受争议，四面楚歌，但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抗衡的对象。1922年和1923年，无论极左抑或极右翼的势力都不足以暴力夺取共和政权，或是通过人民选举掌握政权。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魏玛共和国的优势也随之消失了。共和国先前的支持者被其保守派的对手策反，因为纳粹党构造出了一个反民主政体，完全可以推翻现有的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政府成员于1933年将权力让给了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希望借助纳粹的人气来推进共和方针，这和192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掌权事件如出一辙。然而，希特勒比墨索里尼更为机敏果断，也更心狠手辣。他掌权后立即排除或拉拢了他的右翼盟友，胁迫国内反对派投降，并废除了原有体制。希特勒只用了14个月就完成了共和派14年也没有达成的目标：全面控制德国政府及社会，无人质疑或试图挑战他的权威。[28]

墨索里尼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战争，希特勒则较之更甚。1914年，他还是个处于社会边缘的一事无成的无名小卒。参军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也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一战”结束后，希特勒的长官鼓励他投身政局动荡的慕尼黑，至此，希特勒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煽动他人，强烈谴责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如共产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犹太人。从此，希特勒掌权路上的每一个关键点都离不开战争对他的影响：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激发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夺权的欲望；1929年，德国国内爆发反抗运动，抵制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最终决定，希特勒趁机结交了一众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为其日后推翻共和政权招纳了盟友；1933年由于前一年再次出任德国总统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年事已高，希特勒被指派为德国总理。

“一战”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使其生根发芽。首先，1914年“一战”的爆发为其扫清了极端主义的障碍，因为这一政治态度基于法治，需要活跃的经济环境以及广泛的爱国热情。而“一战”则诱发了尖锐的政治矛盾，使经济严重失调，带来了深重的民族挫败感，这均同极端主义的根基背道而驰，因而正中纳粹主义者下怀。其次，“一战”完全毒化了平民生活，使德国民众逐渐适应了暴力，慢慢摒弃了对法律秩序的坚持。1913年年末，一名普鲁士军官因为虐待扎本的部分平民诱发了政治动乱，仅仅5年后，德国民众就能够接受对其政治敌人采取包括谋杀在内的极端暴力手段。如果不是在残酷中丧失善良本性，数百万原本可亲可敬的普通百姓又怎么会支持残暴无度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突击队？纳粹政权同正派与文明的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纳粹崇尚绝对暴力。例如，1932年8月，一些醉醺醺的纳粹突击队员在西里西拉一个名为波滕帕的村庄将一名共产主义者殴打致死，纳粹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一如往常的宽恕，甚至还予以赞赏。

纳粹主义的内部诉求向来分歧重重，各派怀揣不一的恐惧、仇恨，或是特殊利益。在部分纳粹主义者看来，犹太问题最为棘手，这样的观点在希特勒的心腹团体中尤为盛行。而对于其他人，特别是1930年后投靠纳粹主义的大批有产阶级而言，反共产主义才是关键。另外，由农民和小商人为主体组成的纳粹主义者则认为，纳粹政府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抵制，似乎可减轻1929年经济大危机中德国遭受的经济重创。尽管纳粹主义者各执一词，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共识，即“一战”战败令德国伤痕累累，不堪重负，而且战败的罪魁祸首就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产革命者和金融操纵者。在他们看来，这些异端势力在1918年背叛了故土，至今仍是德国人不满的根源。因此，纳粹主义的核心主张就在于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桎梏，重塑民族荣誉感，夺回德国作为强权大国的国际地位，实现民族复兴。这明确划分出了纳粹主义者与其极左翼敌对者之间的界限，也为其与右翼上流人士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十分擅长将自身经历与整个德国的战争记忆联系起来。例如，1914年8月因德国民众支持“一战”而诞生的民族共同体，对希特勒本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就以此为范例来说明个体与民族紧密相连，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是他一再强调的政治主张。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曾做出过颇具洞察力的评价，“希特勒接下来的心血都投注于此，为了享受这一刻的到来……即德国在历史中觉醒，再一次意识到其军事力量所向披靡，并为此欢腾雀跃，凝聚力量，万众一心。”[29]彼得·苏尔坎普是一名“一战”老兵，也是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他曾回忆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几个月让他不禁想起“一战”爆发后的前几周。街上到处是服装统一的人群，还有列队游行的士兵和突击队队员，国内洋溢着毅然决然的氛围，国民的民族目标空前一致，这一切都唤起了德国民众对战争最初的热情。苏尔坎普着实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没有之前的战争，当下这样纯粹的军事主义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30]

无论对于纳粹主义运动还是纳粹政权，兵役制度都不可或缺。由老兵带领的纳粹突击队身穿褐色制服，采取军事编制，他们不仅再现了现役老兵曾经在战壕里结下的深厚情谊，也唤起了那些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过却间接经历过“一战”的青少年对这种战友之情的向往。纳粹政府高呼：因“一战”中致残的老兵们是德国的“一等国民”，他们的名字被刻上光荣纪念碑，也在集会中享受大众的崇敬爱戴。而实际上这些老兵的现实境况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希特勒和阿尔伯特·斯佩尔企图打造一个全新的柏林，在那里建起一座巨大的凯旋拱门，既作为纪念“一战”的纪念碑（设计时计划将每一位德国战死将士的名字刻在门上），也是纪念“二战”胜利的纪念碑。卡内蒂曾说：“对于希特勒的本质，没有更为简明的总结了。他并不认可‘一战’战败，反而将其转化成了自己的胜利……在‘一战’中牺牲的人们是他的民众基础……希特勒认识到正是这些逝者让他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没有‘一战’的亡灵，就没有他的今天。”[31]

尽管对纳粹主义不乏反对者，但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恨意同纳粹并无二致，大家都认定这是不可否认的民族耻辱。在大部分德国民众看来，战后赔偿极为不公，这给德国招致灭顶之灾；割让德国东部领土更侵犯了德国的自治主权；缩减德国军事力量也只是和平说辞掩盖下的伪善手段，实则剥夺了德国的自卫权。1933年以后，大众的广泛共识为希特勒欲在欧洲重振德国雄风的企图打下了群众基础。但是对希特勒本人及其狂热追随者而言，修正当下不公的和平现状仅仅是第一步而已，是打造欧洲乃至世界国际新秩序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新秩序中，世界不再是各国共存的社会，而是不同种族为各自繁荣而互争地盘的竞技场。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注定要称霸东部的土地，像“一战”战胜国统治其原有海外殖民地一样操控这片土地——殖民、攫取当地资源、征服这些卑劣民族。

希特勒相信自己可以利用其余欧洲各国的弱点及彼此之间的分歧，通过外交手段扭转受制于《凡尔赛和约》的和平局面，但想要实现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国需要借助战争向东扩张，其国内的种族革命也离不开战争营造的大环境。因此，要为未来放手一搏，最终德国国内外政治的界限将不复存在，二者需要相互借力，相辅相成，这些都离不开极端暴力，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英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称20世纪30年代为“卑劣虚假的10年”。[32]同时，这也是极具破坏性的10年。纳粹政权在暴力中崛起；法国动乱不断；奥地利爆发了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内战；西班牙的冲突更为残酷，1936—1939年近50万人丧生。1935年10月，墨索里尼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掀起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血腥战役，致使军备落后又寡不敌众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损失了5.5万—7万名士兵，意大利也损失了9000兵力。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实行帝国主义统治，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而后又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残暴无度。法西斯主义党徒却试图为他们辩驳，找出其残忍行径的正义的一面。西班牙内战期间，数千名志愿者前往西班牙援助共和军，但是绝大部分欧洲人还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任由事态发展，偶有几次走过场的抗议，对大局毫无影响。似乎这一桩桩事件并没有触及其余欧洲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不值得各国插手，以防引起一场像“一战”一样的大灾难。

20世纪30年代，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欧洲大陆，到处暴力横行，这恰恰为希特勒正在柏林策划的政治攻势营造了适当的氛围。1933年2月3日晚间，希特勒出任总理仅仅4天就私下会见了德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对于希特勒扩军的承诺感到满意，但对希特勒对于在东部打出“生存空间”的模糊表态又有些不安。当年10月，希特勒召回了参加国际裁军会议和驻国联的德国代表，其实当时的裁军会议只是20世纪20年代和平乐观主义的残余罢了，气数已尽。两年后，希特勒单方面宣布《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武装力量的束缚不再具有任何效力。随后，即1936年3月他出兵非军事区莱茵兰（1919年建立以保护法国免遭德军突袭）。之前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意大利入侵非洲之角已经让“一战”后的和平局面备受挑战，如今希特勒在欧洲中心的举动更是使之彻底垮塌。

事实证明，面对一步步摧毁和平现状的一系列暴力侵略，所谓战后秩序显得十分无力。英法两国作为国联成员国以及践行《凡尔赛和约》的担保国，只是对此表示抗议，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既然无论各国政府还是全体民众，都没有准备好承担另一场世界大战，各国还能作何反应呢？1936年9月，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除了战争，什么都可以接受！任何都可以！……哪怕是法西斯控制西班牙……法西斯也控制法国。苦难、奴役在战争的威力面前都不值一提，只要没有战争，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是希特勒。”[33]一年后，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对伦敦街头一群欢呼的民众说：“即使纳粹军愚蠢到入侵英国，人们也应欢迎，因为即使暴力反抗成功了，它所造成的损失也大于和平接受征服。”罗素还补充道：“纳粹军会在英国人民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就此褪去他们的死气沉沉。”[34]尽管像马丁·杜·加尔和罗素这样对和平始终如一的欧洲人少之又少，但是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当下的种种事态，如中国东北危在旦夕，德军大举扩张，埃塞俄比亚惨遭意大利占领，莱茵兰地区丧失非军事区地位等，都不值得欧洲各国插手，以防招致一场世界大战，搅乱人们的生活，甚至葬送整个欧洲文明。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集德国外交部长以及海陆空各军将领到刚刚竣工的新总理府，商议诸多远景目标。这次会议长达4个小时，希特勒的助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记录下了会议大致内容[35]，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此次会议是一张战争蓝图，但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希特勒的核心目标在会议中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即“保证民族共同体的安全，使其存活下去并进行扩张”。希特勒还坚称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生存空间。与会的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伦堡元帅、陆军司令冯·弗里奇将军和外交部长冯·纽赖特对希特勒的野心有所担忧并提出疑义。几个月后这三位高官纷纷因此落马，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言听计从的人。

11月9日，出任英国首相6个月的内维尔·张伯伦在伦敦市政厅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纵观这次会议，无论发言人还是会议本身都与希特勒在富丽堂皇的总理府召开的会议大相径庭。张伯伦出身政治世家，此家族在英国商界也根基极深，这次会议也是伦敦金融区商业精英的年会。这是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的世界，一个充满计算与交易、协商与让步、生产与消费的世界。在这里，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这个“永生噩梦”[36]显而易见。张伯伦在会议上说道：“只需简单定义一下战争与和平，就能确定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竭尽全力防止噩梦再次降临，死死守住和平这唯一可能带来幸福的希望。”此次会议结束3天后，英军指挥部门委员会又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绥靖的理由：罔顾潜在的盟友可能给予的支持，该委员会坚称，“我们无法预计我们的自我防御能力何时才能足够强大，能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同时入侵的情况下，保护本国领土、贸易和重要利益不受侵犯”。[37]

1938年3月，希特勒首次将罪恶的触角伸向了德国以外的地区。当时，奥地利纳粹主义运动风头正盛，希特勒趁机胁迫奥地利政府接受德军进驻奥地利，并同意德国兼并奥地利，即“德奥合并”。显然，由于奥地利人民十分愿意加入德国，希特勒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本次吞并，而其他大国也只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已，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英国外交部次长亚历山大·卡多根在给英国驻德国大使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奥地利终于被解决了……我不禁在想我们对那个国家的民意了解得实在太少……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气愤的了，除非希特勒还要把手伸向其他国家。”[38]

然而卡多根可能也心知肚明，这正是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随后即把侵略矛头转向了东欧仅存的一个议会制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当地讲德语的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并愈发拥护纳粹主义，所以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有法俄两国为盟，看似难以攻克，希特勒还是计划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为突破口，最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5月，面对德国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边动员军队，一边寻求英法两国对其的明确支持，希特勒见状不得不搁置入侵计划。但他绝对没有放弃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目标，他曾告诉自己的军队将领：“我绝对要在不久的将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其彻底摧毁。”[39]

当年夏天，受德国精心策划的极端宣传攻势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种族暴力运动频发，战争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了。英国首相张伯伦见状，竭尽所能想要避免灾难发生，因而于9月接连三次赴德访问希特勒：第一次到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成功使希特勒做出了让步；第二次到莱茵河畔的哥德斯堡，以希特勒反悔此前让步而告终；第三次到慕尼黑，最终让希特勒阴谋得逞。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扬·马萨里克得知张伯伦的企图后，回应道：“如果牺牲我的祖国，可以保全整个世界的和平，那么我第一个举手赞同。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先生，愿上帝拯救你的灵魂。”[40]

至此，慕尼黑成为因放弃抵抗侵略而造成不可避免的灾难的象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也成了软弱无能的代名词。1945年“二战”结束后，“慕尼黑教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说明面对各类外敌，各国必须做出果断清晰的决策。但是，无论1938年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功过如何，人们都有必要知道绥靖政策本身并非完全消极。外交官们在试图和平解决争端的时候，通常不得不借助妥协手段，满足对手的要求。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如果张伯伦在1938年不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就意味着英国要同其开战。希特勒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而且仅凭战争威胁根本抑制不了他扩张的野心，就像当年5月，面对备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虽果断做出了战略性撤退，但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狼子野心始终不灭。

新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二战”提前一年在1938年爆发，那么情况是否会更为乐观？1938年，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大强权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那么，尽管同盟国不会在那个秋天轻易击溃德国，但是其作战机会也许会优于1939年或1940年。然而，张伯伦一次次访问希特勒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打败德国，而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这正是绥靖政策失败的根源所在。试图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再妥协依旧无法满足希特勒的野心，那又应该做何打算？对此不做丝毫考虑，就是极不负责的罪行。

关于1938年的绥靖政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欧洲人眼看这一政策似乎奏效了，都欢欣鼓舞。寥寥几个质疑者指出未来可能出现的灾祸，但是人们都沉浸在法国社会主义者莱昂·布鲁姆所说的“懦弱的解脱”之中不能自拔，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逃过了另一场大战的浩劫，以致淹没了少数质疑者的声音。慕尼黑会议之后，回到巴黎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以为法国民众会聚集到机场指责他的决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纷纷到机场欢迎他回国。《慕尼黑协定》签订一年后，法国开展的首次民调显示，57%的民众仍然支持这一协定。张伯伦仿佛英雄凯旋一般带着“和平时代”[41]的承诺回到英国，受到人们热烈欢迎。此外，令希特勒大为恼火的是，这位英国首相在大部分德国民众当中也备受爱戴。原本迫在眉睫的战争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中渐行渐远，德国人民因此觉得甚是宽慰。

然而《慕尼黑协定》的效力仅仅维持了不足6个月。1939年3月，德军入侵布拉格，并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没有保护受攻击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这样的托词，希特勒不能再以民族自决为借口，为其破坏国际秩序正名。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42]其实在德国进军布拉格之前，英法两国民众对绥靖政策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前了，但两国政府还对和平的延续抱有一丝希望。

对希特勒而言，战争是势在必行的。德军刚刚进驻布拉格，他就下令入侵波兰，旨在从国际政治版图上抹除波兰。此时，大战已无法避免：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一样，波兰民众奋起反抗纳粹德国的入侵。张伯伦对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和波兰政府达成同盟，承诺波兰一旦遭受攻击，英国将提供援助。法国先前已经同意向波兰伸出援手。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把西方各大强国的举措放在眼里，因为他同苏联成功联手使同盟国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同时也使波兰从东西两侧腹背受敌，所以希特勒并不认为英法等西方强权真的会同其开战。

德军即将越过波兰边境时，英法两国的部分政客妄想同德国达成和平协定。9月2日，战争已经打响，法国政府为寻求和解做了最后的挣扎，可惜无果，因为战争已不可避免。9月3日周日，张伯伦对下议院发表演讲，表达的是消极的浓浓悔意，而非动员大家积极应对战争：“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都是悲惨的一天，然而我的悲伤是无人能及的。我从政期间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寄予希望的一切、坚信不疑的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43]时年49岁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还是菲律宾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上校，看似没有出头之日。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从广播中听到了张伯伦的这番演讲，便在日记中写道：“对欧洲而言，对整个文明世界而言，这都是悲惨的一天。以智慧自诩的人们竟能容许事态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44]

1939年“二战”欧洲战场爆发时，整个欧洲的应战情绪和1914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曾写道：“所有的战争动员都是鸦雀无声的。人们也缄默不语。没有条幅，没有战歌，也没有人高呼‘进军柏林’或是‘誓死打倒希特勒’。”[45]法国罗讷河地区的行政长官这样描述辖内民众对战争的情绪：“没有放弃抵抗，却也没有迎战的决心。”[46]伦敦的境况也大体如此，人们随时准备好承受德军的轰炸，同时陆续把孩子们送到人员稀少的乡下。达勒姆教堂的主任牧师仍记得“一战”初期波及全国的战争热情，并表示此时要适当压制爱国主义布道，以免激起教众的不满。

即便在“二战”发源地柏林，大众对战争的热情也并不高涨。希特勒驱车前往国会大厦宣布战争打响的时候，街上空无一人。没有欢呼雀跃的人群，没有人表现出油然而生的喜悦、空前的团结，也没有带着一脸笑容抛洒鲜花的女孩子。德国人无论多么希望希特勒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也都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明白或自以为明白胜利的代价是什么。

1939年9月1日，“二战”欧洲战场爆发当天，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正身在纽约。能够远离战争，他感到既庆幸又失落，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首诗也预示前方等待人们的是什么：

启蒙之灵消亡，

疼痛之根难除，

乱世忧伤，

我们必须再度忍受。[47]

最悲伤的莫过于诗中的“再度”二字。

[1]有关巴黎和会最近的著作是MacMillan的作品。

[2]Schivelbusch,p.197.

[3]《凡尔赛和约》参见Avalon Project Web网站。

[4]Sayer,p.145.

[5]Balfour,p.127.Balfour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的帝国主义暴力，极具参考价值。

[6]Macfie,p.198.

[7]Lyttelton对法西斯夺权的描述堪称经典。最新一部墨索里尼传记的作者是Bosworth。

[8]Furet,p.19.

[9]Bosworth,p.163.

[10]Odom,p.203.

[11]Ceadel,p.26.

[12]关于战争伤亡情况，见Ferguson,Pity,p.295;Winter,Sites,p.254;Smith and Audoin-Rouzeau,p.69。

[13]Jarausch,p.264.

[14]Brittain,pp.469–470。

[15]关于对战争亡灵的纪念，见Winter,Sites。

[16]Sherman的著作分析了无名战士的象征意义。

[17]Schuker,p.5.

[18]关于凯恩斯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见Sontag,pp.24-32.

[19]Fussell,p.13.

[20]Strachan in Chickering and Förster,p.40.Strachan的论文很好地介绍了“一战”后人们战略视角的转变。

[21]MacIver,p.249.

[22]关于《白里安—凯洛格公约》，Ferrell的著述被视为典范和标准。另见Steiner，其作品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际关系的最新论述。

[23]Carr,p.36.

[24]Carr,p.36.

[25]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8,p.9.

[26]Liddell Hart,Remaking,p.90.

[27]关于德国的损失和纪念死者的相关问题，见Mosse,Fallen。

[28]关于纳粹崛起的最新记录来自Evans。若想了解波滕帕一案，见该书p.296。

[29]Canetti,Crowds,p.181.

[30]Schivelbusch,pp.240–241.

[31]Schivelbusch,p.371.

[32]Auden,“September 1,1939,”in English Auden,pp.245–247.近期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见Large。

[33]Weber,Hollow Years,p.19.

[34]Sontag,p.310.

[35]霍斯巴赫备忘录见Avalon Project Web网站。

[36]Sontag,p.316.

[37]Woodward and Butler,2nd series,vol.19,p.513.

[38]Murray,p.166.

[39]Murray,p.173.

[40]Wheeler-Bennett,p.171.

[41]Wheeler-Bennett,p.181.

[42]关于战争的直接原因，Watt有明确的记述。

[43]Sontag,p.381.

[44]D’Este,p.250.

[45]Jackson,Fall,p.145.

[46]Weber,Hollow Years,p.262.

[47]Auden,“September 1,1939,”收录于English Auden,pp.245–247.

第6章　最后的欧战[1]

1939年9月1日，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轰炸了波兰位于但泽港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守卫部队，标志着最后一场欧洲战争打响。同时，三支德军部队闪击波兰领土，不出一周，寡不敌众的波兰军队被逼退至首都华沙的郊外。战前，希特勒向德军指挥官下达指示，称入侵波兰的战略目标并非“攻破哪一层防线”，而是“将波兰现有军力赶尽杀绝”，换言之，就是要摧毁波兰，使其彻底亡国，连同其社会和文化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希特勒强调，面对接下来的战争，德军需要“极度残暴，绝不手软，毫不留情”。[2]因此德军横扫波兰的过程中，所到之处狼藉一片，残忍暴行令人发指：枪杀囚犯，烧毁村庄，抓捕再处决人质。“二战”爆发的前几周里，我们已见识到之后6年战争中横行各大陆的极端暴行：肆意杀戮无辜百姓、暗杀政界领袖、纳粹开始残害犹太人。大部分暴行的施暴者都是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但常规军队也并不清白，冷血凶残的侵略行径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而愈演愈烈。

想要透过战争体会一种令人嗟叹的讽刺，感受颇为哀痛的道德困惑的话，看看波兰就足够了。原本英法两国已经对德宣战，支持其盟友波兰抵抗希特勒的入侵，然而后来却没有向波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法军仅在9月中旬对德国发动了一次短暂的进攻，之后就撤军至防御阵地了；波德两方开战4个月，英军也仅在西部战线损失了3名士兵。这样一来，波兰并没有从西方得到任何实质性援助，相反，位于其东部的苏联则依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录，吞并了波兰的一大部分领土。面对这两大劲敌，波兰军队骁勇奋战，可惜战果甚微。10月初，军事行动基本告一段落，10万波兰人丧生，100万人被俘。尽管波兰正规军已经覆没，但是数百万幸存的波兰人还在坚持抵抗德国入侵，有些加入揭竿而起的波兰救国军，有些加入同盟国援军。

法国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认为，“世界进步到一定程度才为现代战争创造了条件，但是战争真的爆发之后，所有进步都彻底销毁了”。1914年，欧洲因为塞尔维亚而燃起战火；1939年，因为波兰而掀起战争，但是战争结束时，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最初的盟友，谁又真的在意这两个国家呢？战争因何而起，又如何结束，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也就是阿隆所说的“为战而战”。[3]

谈及“二战”的作战方式，有三点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最为重大。第一，比“一战”更明显，“二战”的性质完全是由德国这个参战国决定的。可以说没有德国，就不会有1939年爆发的这场欧洲战事。德军初期早早得胜，最终虽然战败，却消耗了敌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惊人的军事力量绘制了“二战”的作战轨迹，确定了最终结局。因此，战后数年乃至整个20世纪，“德国问题”都是欧洲政治的关键，这一点毫不奇怪。第二，“二战”东西战线作战方式完全不同。起初，德国下定决心不仅要占领东部敌国的领土，还要摧毁其社会和政治制度，这样才能推行殖民独裁统治。无论同德国是敌是友，东部战线都是致命而彻底的：截至1945年，从苏联边境到莱茵河的所有政权，无一幸免。第三，“二战”是一场全面战争，“不攻击无辜平民”的作战原则在“一战”中就已经被抛之脑后，在“二战”中更是不复存在了。无论东部战场的陆战，还是以平民为目标的战略性轰炸都葬送了无数百姓的性命。综合以上三点，“二战”成为一场破坏力空前强大的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地理版图，也重划了其文化版图。就战争后果而言，这场1939年始于波兰港口但泽，6年后以柏林沦陷而告终的战争绝对是欧洲战争史上空前的一笔。

攻占波兰后，希特勒迫不及待地展开他更重要的民族帝国主义计划，这就意味着把矛头转向德国暂时的盟友——苏联。希特勒首先需要击败法国以保证德国西翼的安全，接着就要把英国从欧洲大陆上赶走。10月10日，波兰战事刚刚结束，希特勒就召集各军指挥官，令其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西进攻。然而将领们不愿马不停蹄地投入下一场战役，加之军队需要重新部署、补足军备以及天气恶劣等一系列原因使得这一战推迟到了来年春天。德国正在积极总结波兰一战的经验教训，而英法两军却毫无作为，在德军对别国发起战争前的这8个月里一直自欺欺人，懒洋洋地度过了德国的“虚假战争”[4]。

西方各盟国在马其诺防线后静观其变，这是一条建于法德边境的军事防线，长达140千米，易守难攻。实际上如果结合积极的战略战术，马其诺防线也许能够成功守卫法国的国土安全，但这条防线实则成为法军疲软涣散的借口以及能力欠缺的掩护。盟国军队安扎在军营过日子，打理打理花园，静待德军主动开战，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丧失了机动性，也毫无士气可言。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挺进，然而法军最高指挥部却错误估计了德军进攻主力的走向，将其精英部队遣往了北部的比利时。德军趁机悄然穿过了马其诺防线的遗漏地带——法国东北部的阿登森林。在接下来的混战中，德国装甲部队迅速向英吉利海峡推进，法军却无力攻打其暴露的侧翼。不出两周，法军开始溃败，败局已定。6月22日，法国无条件接受德国拟定的停战协议，签订这一协议的车厢正是1918年11月德军签订“一战”战败协议的那节车厢。20多年前的“一战”之中，法德交战持续了整整4年，而20多年后的今天，仅仅4周，法军就丢盔弃甲。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法军军事力量羸弱，最高指挥将领尤为无能。用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说，法军将领“无法意识到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究其本质，德国凭借智慧夺取了这场胜利”。[5]倘若法军将领能目光长远，更有力地领导军队，再添上一点好运气，那么法国还是有能力粉碎德军颇具风险性的“闪电战”战略的。但是布洛赫及其诸多同代人都曾总结称，法国如此迅速且彻底地溃败，政府陷入瘫痪，难民落荒而逃，从这一派混乱的景象，可见这次战败暴露出的是法国内部社会及文化的萎靡不振。1940年6月，法国诗人保罗·瓦勒里写道：“法国自作孽，不可活。”[6]保罗所谓的自作孽是指当时的法国软弱无能、自我放纵、社会也分裂涣散。凡尔登战役中大放异彩的民族英雄贝当元帅后来却出任维希政府元首，使法国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他曾悻悻地表示法国国内的“享乐主义”已经埋没了“自我牺牲精神”[7]。

经历过“一战”的大灾难后，法国民众自然有理由认为自己为国家做出了足够多的牺牲，享受一点乐趣也无可指摘。1919年后，法国和其他各民主政治国家一样忽视了本国的国家安全需求，一部分原因在于各国民众连同领导人都认为不会再有人愚蠢到在欧洲挑起再一场大战。1940年，法军覆没后，法国社会对和平的渴望甚为殷切，这无疑源自人们对战争的惨痛代价还心有余悸。

在1940年溃败覆灭的不仅仅是法国，还包括西欧的全部民主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1939年前曾不负责任地试图保持一直以来的中立国地位，可惜被纳粹国防军迅速侵占；英国在对抗德军攻势时，同法军一样以战败告终。1914年的英国远征军虽然规模不大，却在巩固西线战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转眼到1940年，英军节节败退，最终被逼退至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小城，士兵们只好抛下武器和所有重型装备，从这里逃回英国。这次匆忙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却被各盟国视为一种胜利，可见德军的敌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夏天多么渴求一点点儿好消息。6月末，英国东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英国在政治失误与军事溃败中绝处逢生的唯一屏障。

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也许希望英国能够受到震慑，继而袖手旁观，任由他在东方推行自己的民族帝国主义。然而，1940年5月10日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偏偏坚持参与战争。丘吉尔的决策得到了广大英国民众的支持，其中一部分人看到法国溃败后竟因无须再担心法国这样懦弱又不可靠的盟友而倍感宽慰。这样一来，德国就不得不采取强迫英国投降，比如发动空袭以在英国民众中引起恐慌，若不见效，最后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本土发动进攻。英德两国空军在不列颠群岛上空胶着对战3个月后，英国皇家空军拼尽全力终于击败了纳粹德国空军，迫使希特勒推迟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尽管英国上空的战斗依旧激烈，但希特勒已经着手攻打苏联了。他认为，一旦苏联成为德国的手下败将，英国自然就会意识到负隅顽抗是愚蠢之举，毕竟英国全指着苏联会以盟友的身份加入“二战”。另外，希特勒相信德国很快就能在东部轻松取胜。因为既然纳粹国防军能够在几周之内击溃英法联军，那么面对苏联红军，纳粹军岂不更是所向披靡了，苏联连打败芬兰这样的弹丸小国都要艰苦作战一整个冬天（1939—1940年的冬天）。7月，希特勒命令其麾下军队为下一场大规模战役做好准备，其目的不仅在于打败苏联军队，还要摧毁苏联的政治体系。这不再是传统战略家认知中的战争，即两个国家为了争夺政治利益而大打出手，而是一场意味着征服与灭绝的战争，和欧洲列强的殖民战争别无二致。据说，希特勒曾经指出：“苏联会像我们的印度殖民地一样归顺于德国。”[8]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曾经在大清洗运动中镇压和迫害了成千上万的苏联民众，只因怀疑这些人可能反对他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个人竟不愿相信希特勒正计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德军的军事动向是正在备战，但是斯大林却害怕跳进英美两国设的陷阱，他坚信英美希望看到苏联士兵为拯救资本主义而战死沙场。1941年6月22日，德军跨过苏联边境展开进攻，这无疑是惊人一击。对整个苏联而言，无论怎样衡量都是恐怖的灾难。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苏联损失了8000架飞机、1.7万辆坦克，还有400万条人命。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两地遭德军占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包围，苏联诸多富饶的农业区和工业区也落入德军手中。10月4日，希特勒刚刚从东部指挥部回来就到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告诉欢呼雀跃的德国人民，“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战”[9]已经彻底摧毁了苏联。莫斯科城外只剩一条薄弱的军事防线，由疲惫不堪、军备简陋的军队防守，莫斯科无疑会向德军投降。希特勒暗自决定，这座城市将永久地退出历史舞台，彻底淹没在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之下。

尽管德军取得了最初胜利，却没能摧毁苏联政体及苏联人民抗争到底的决心。虽然听起来无力甚至偶尔骤停，但是苏联的心脏还在跳动。10月，德军新攻势在斯大林坚守的莫斯科西部停滞。入冬以后，德国显然无法克服两个密切相关的难题：一是后勤问题，由于补给线不断拉长致使军队经常面临燃油、弹药以及其他重要军备短缺的问题；二是装甲部队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出现问题，这使得部分苏联军队得以趁机突围。其实，真实的闪电战同人们对其的固有印象是有差距的。当时，德军只有几个师是机械化部队，大部分士兵还是依靠步行。1941年6月，纳粹军队只有3350辆坦克，却有65万匹马。[10]在法国这样的小战区，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可控的，但是在广阔的东部战场，这些短板就极大地限制了德军的进攻能力，其受限程度足以为苏联红军留出撤退空间。

1941年12月的第一周里，相距数千英里的两场战斗打破了德军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成为战争的转折点。第一场战斗发生在12月5日寒冷的凌晨，苏联红军在苏联腹地向德国国防军发起了反击。这一战虽没有像斯大林所期待的那样击溃德军，但的确为莫斯科解了围，同时显示出苏联红军惊人的恢复力。第二场战斗发生在12月7日阳光明媚的清晨，日军轰炸机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12月11日，希特勒同日本结盟，对美国宣战。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他想：“这样一来我们已经赢了这一战……战争的结果已毫无悬念……我心情澎湃，情绪激动，睡了一个好觉，只有那些终于从水深火热之中被解救出来，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人才能体会这种心情。”[11]

1939年以来，德国在“二战”中一直一家独大，当下苏联幸免、美军参战，使大败德军开始成为可能。为了击溃德军，苏联必须继续战斗，连接美国和其欧洲盟国的海上航道也必须保持畅通。因此，从1942年直到1943年，战争的结果都取决于苏联战场和大西洋战场的诸多战役，任一战场出现失误都会将整个同盟国的军事行动置于险境。

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二战’期间，唯一真真切切地令我恐惧的就是纳粹德国的U型潜艇了。”[12]丘吉尔的惊恐绝对是凿凿可据的，三年来德国凭借U型潜艇似乎一直在大西洋战场占据上风。1940年6—9月，德军潜艇击沉了274艘船，却只损失了两艘U型潜艇。1942年，随着美国参战以及大西洋海运吨位的显著增加，同盟国一方的损失以惊人的速度急剧攀升，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海军拒绝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连对东海岸实施灯火管制这样明显有效的御敌举措都不考虑。沿海城市灯火闪烁，映照出同盟国一方船只的清晰轮廓，成为潜伏的德军潜艇的猎物。起初，尽管同盟国能够破译德军的加密情报，却也不足以对抗敌军强劲的战斗力，弥补不了战略失误。后来情况慢慢好转。截至1943年2月，同盟国一方制造的船只吨位超过了损耗量；而在5月，德军的U型潜艇损失过多，纳粹最高指挥部不得不缩减军事进攻。大西洋战场的战斗是典型的消耗战，缓慢积累的战果使敌人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使他们无法承受。

1942年6月，同盟国还在海战中处于劣势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财务部长亨利·摩根索说：“我们能否打赢这一战，完全取决于苏联。”[13]当时，苏联的胜算不超过5成。当年5月，斯大林下令向德军发起进攻，可惜由于准备不足，苏军反而损失了10万兵力，另有20万名士兵被俘。紧接着，德国又向苏联发起了主动攻势，最终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率领的第6集团军没能攻下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德军的进攻态势被迫停滞。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德双方都是极尽残酷，而且多为近身肉搏战。1943年2月，德军反遭苏联红军围困，苟延残喘的第6集团军也不得不向苏军投降，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德军损失惨重，此役成为军事行动中遭受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惨败。而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爆发的坦克会战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更为惨烈，德军损失大量兵力和军备，以致后来再也无法恢复实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库尔斯克战役只是德国遭受的大灾难之一。几乎同一时段，英美联军在北非战场击溃德意两军之后又成功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7月底，墨索里尼在一场政变中下台。1943年7月爆发的“二战”中极为惨烈的一场大空袭，导致德国汉堡的3万名无辜民众丧生，另有50万人无家可归。“二战”初期，德军准备充分、善用战略突袭、战斗力极强，从而使德国在“二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如今的德军大势已去，取胜已绝无可能。德国不得不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同时对付多个敌人，而敌方的人口数量明显更多，资源更为丰富，生产能力也远超德国。面对这样的敌军，德国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江河日下。例如，1943年德军生产了24807架飞机、270艘战船（全部为潜艇）、17300辆坦克、27000门火炮；而美、英、苏三国则生产了147161架飞机、2891艘舰艇、61062辆坦克和210044门火炮。[14]

1943年夏季过后，最有趣的问题不是盟军缘何得胜[15]，而是德国为什么这么久才败下阵来。1944—1945年的战争中，继在苏联、北非和意大利南部战场挫败之后，德军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是节节败退；德军潜艇舰队被击沉；空军垂死挣扎着试图保卫德国城市免受同盟国轰炸时也遭彻底摧毁。1944年6月，同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之后的3个月里，德国100多万兵力或战死，或被俘。英美联军的一支军队已经占领了意大利罗马，另一支军队也正横穿法国。苏联红军驻军维斯瓦河畔，已经攻下了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尽管实力每况愈下，德军仍然持续不断地给同盟国一方造成大量伤亡，使其为每一场胜利都付出惨重代价。例如，在西西里岛登陆战中，约6万名德国士兵在没有空军或海军援助的情况下坚持了整整38天，抵挡住了48万敌军的进攻，最后还有序撤走了大部分士兵和装备。[16]

为什么在毫无取胜希望的时候，德军还能坚持作战这么久？部分德国士兵可能相信希特勒还会发明出新的秘密武器来拯救他们，就像“二战”最后几个月中德军投入战场的喷气式战斗机和火箭，让德军转败为胜。希特勒及其心腹则坚定地认为同盟国终会垮台，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线希望。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便没有怀抱这样渺茫的希望，除了继续作战，似乎也别无选择。纳粹领导者和大部分德国人都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如大规模残杀犹太人；在东方推行卑劣无耻的占领政策；虐待上百万苏联战俘，将其弃之不顾或摧残致死。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意识到一旦这样的纳粹政府倒台，他们作为附庸者也定难逃一死。如今只有纳粹政府能为他们挡住那些曾经饱受他们折磨的人的怒火。既然纳粹政府绝对不会投降，那么也只能将一切都托付给战争了。

但德军明显寡不敌众，有时甚至面临以一敌七的状况，基本没有空军支援，必要军备还经常短缺。这样的状况下，又是什么支撑着普普通通的德国士兵继续奋战？对一些士兵而言，理想信念尤为重要。例如纳粹党卫军中的精英部队以及许多只知道第三帝国的年轻人坚定不移地在战场厮杀，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和民族大义忠心不二，坚信敌军就是邪恶的化身，胜利一定属于德国。其他士兵则像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一样，为了战友而战。就像美国军事思想家爱德华·勒特韦克所写的一样，德军作战效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军内部有诸多协同作战的小团体，这种团结作战“可以超越任何个人精神力量，帮助士兵更好地承受住战争的残酷打击”。[17]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德军坚持作战是因为他们不敢不战，他们不仅可能成为苏联的战俘，还有可能因为当逃兵而被处死。“一战”时，德国处死的本国士兵很少，而在“二战”中士兵被处以死刑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东线战场，约1.5万名士兵被处死，相当于一个步兵师就此覆灭；在西线战场，试图逃跑的德国士兵眼看同盟军就在几条街外了，却还是没能逃脱被绞死在路灯杆上的命运。

与“一战”一样，“二战”也是一场消耗战，战败方的衰败是日积月累的痛苦过程，战胜方的胜利也并非一蹴而就，同样缓慢又艰辛。两场大战间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战争规模。较“一战”而言，“二战”规模更大，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战场遍及亚欧大陆、全球各大洋以及各大陆的领空。每场战役都牵涉了大量的人力和武器：例如库尔斯克一战中，7000辆坦克在面积仅相当于一半英国的土地上激烈交战；苏联在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这条漫长的战线上部署了670万兵力，为最后一波攻势蓄力。

这样的战争史无前例。无论“一战”多么血腥、物质代价多么惨重，“二战”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二战”损耗了更多人力、资源和武器。世界各地约有5000万人丧生。各军投入了不计其数的弹药：1945年4月，苏联仅在施劳弗高地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就发射了100多万颗子弹。武器的淘汰速度也分外惊人：以苏联为例，一门野战炮可以使用18周，坦克和战机约3个月。1941—1942年，战况最为激烈时，苏联每周都要损失一半的战机和1/10的装甲车。

同“一战”相比，“二战”吞噬了更多生命，不仅战士，还有许多无辜的平民。1914—1918年，战争的破坏力主要集中在战场，死伤多为奋战在一线的士兵。而1939—1945年，战争毫无界限可言，交战双方都刻意以敌国的平民为目标[18]，致使平民的死亡率远高于士兵。例如，德军围攻列宁格勒一战中，丧生的男女老少足有65万人，比英法两国在整个“二战”中损失的兵力还要多。战争结束时，欧洲大部分重要城市面目全非，柏林[19]、德累斯顿、华沙、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在消耗战中，没有哪一场战役是决定性的，任何能够削弱敌军装备、消耗其战斗力的做法都有意义，在军备厂里组装坦克的平民工人和驾驶坦克上阵杀敌的士兵之间没有明显的战略区别。所以，每一位战时领导人都十分认同一位美国军官曾经的言论：“攻打日本的时候，没有平民这个概念，我们要搜出、消灭所有敌人，无论是谁都绝不留情，歼灭人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20]

空袭是最有效的灭敌方式，完全不受地理限制。20世纪20—30年代，军事思想家就开始构思如何将空中力量用于战争，因为这势必能够打破“一战”时双方僵持不下的胶着战况。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欧·杜黑将军也曾是一名飞行员，1921年，他发表了个人代表性著作《制空权》，明确表达了对空袭的支持。书中称飞机能够恢复战争的速度和机动性，从而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一点在很多同类作品中亦有提及。就像1914年“一战”爆发前主动进攻战略的拥护者一样，这些支持空袭的战略家也强调了战争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当然这里说的“大众”不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们，而是参战各国的普通民众，因为一旦死亡与毁灭如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那大众应战的热情自然烟消云散，只剩下无边的恐慌。面对这样的攻势，当代社会尤为不堪一击，因为就像李德·哈特所说的，“这张社会网过于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李德·哈特认为，“一场大规模的突击空袭”能够在几小时之内、最多几天之内就让“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陷入瘫痪。[21]

让众多拥护者趋之若鹜的这些战略优势也恰恰成为大部分欧洲人惧怕空袭的原因。1932年，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下议院发表了一次之后被广泛引用的演讲，称“街上的行人”必须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遭空袭身亡。“任何防卫的说辞都没有意义，没人能够逃过轰炸。”[22]鲍德温还总结说，唯一的自卫方式就是先于敌人发动更为猛烈的空袭，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保护本国的平民、妇女和儿童，就要先下手为强，抢先炸死更多敌国的平民、妇女和儿童”。飞机的发明自然让人们联想到了另一个发明者反被发明所威胁的著名发明。英国和平运动的倡导者海伦娜·斯万维克在1934年写道：“人类就是弗兰肯斯坦，而科学，尤其是航空科学就是他一手创造的怪物。我们能否学会控制它？”[23]贯穿整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35年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开始筹建空军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轰炸中陷入火海，各国社会也四分五裂，人们对和平的渴求愈发急切。[24]

英国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庇护，别国难以对其发动地面战争，因此英国人特别害怕空袭。1939年9月“二战”欧洲战场爆发时，英国政府就已经将175万名妇女和儿童从人口密集的城市疏散到农村。在张伯伦冷静告知民众战争已经打响后不久，9月3日英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人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其实，英法两国起初尽量避免袭击平民，即便是毫不手软地轰炸了华沙的德国在西线也有所收敛，不以平民为目标。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夏，希特勒开始轰炸英国，英国自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英国在欧洲大陆没有部队，因此必须使用其他方式打击德国。即便反对者要求只对军事目标实施轰炸（显然也没人这么要求，当时的技术也是不允许的。1941年夏，英国经调查发现英军只有约1/3的炸弹落在了目标范围5英里以内，其余炸弹则偏离了目标，最多者偏离了75英里。1942年，英军不再自吹自擂可以进行精准轰炸，开始明目张胆地袭击德国城市以破坏其平民社会。美国对轰炸精准性的执念虽然延续了更长时间，但最终还是认识到作战需要扩大轰炸区域，而非找准轰炸目标。英美联军从此不再执着于精准度，取而代之的是对空袭规模的追求。它们不断扩大炸弹的直径，轰炸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而使超大规模的突袭成为可能，比如1943年7月，德国汉堡近5平方英里的市区在一场轰炸中被夷为平地。

然而，这样的空中力量仍然不能满足一部分极端拥护者的野心。直至战争末期，德国经济还能持续运行，其实1943—1944年，尽管随着空袭战愈演愈烈，德国的军备生产量反而在增加。轰炸让各国民众饱受折磨，人心惶惶，但是并不像杜黑等人所预想的那样，空袭既没有彻底磨灭人们应战的士气，也没有激发人们反战的决心。在大规模的空袭中，各国民众不得不依赖本国政府以获取生活所需，更甚者，轰炸可能也让人们逐渐丧失了独立行动的意愿。但面对空袭，各国也并非毫无抵抗能力。尽管不可能拦截所有轰炸机，但还是有很多轰炸机被对方战斗机或是防空炮火击落了，以致在同盟国轰炸机机组就职成为“二战”期间最危险的工作。

尽管空战的代价惨重，也有一定的战略局限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同盟国打败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空袭，击溃日本更是如此。某些具体案例说明轰炸的作用是十分直接而明显的。例如，德军的火箭研发计划就在敌国的阵阵轰炸中被迫延迟。总的来说，空袭摧毁了德军原本用作他途的其他资源；1944年德国的军备生产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如果没有空袭，上升趋势会更加明显。通过攻击德军必须防御的目标，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动空袭使同盟国有机会逐步瓦解并最终摧毁德国空军。如果从诺曼底登陆到“二战”结束，纳粹国防军在漫长而血腥的防御战中得到了空军援助，那么同盟国则要耗费更多时间来夺取胜利，双方伤亡也会更加惨重。

数百名英美空军飞行员在德国城市上空打着这场消耗战，与此同时，上百万苏联红军也正在自己和他国的领土上浴血奋战。鹿特丹、考文垂、汉堡、德累斯顿城内火光冲天，平民与士兵没有丝毫区别，在东线战场也是如此。1941年6月到1944年夏的3年时间里，苏联西部地区爆发了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几场战役。德军首先大举进军苏联，苏联败退，之后战局渐渐扭转，这期间众多不幸的人惨遭战火蹂躏。对于敌国民众来说，交战双方各取所需，然后再毁掉其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隆冬时节，德军把苏联农民赶出家园，烧毁他们的房屋，抓壮丁去修路或挖坦克陷阱，其余人则只能自生自灭。战时的欧洲大陆四分五裂、残暴血腥，即便如此，苏联人民遭受的痛苦还是尤为突出。当然一系列战争数据必然缺乏精准度，但与现实相差不大，这足以表明战争是一场多么沉重的悲剧：“二战”期间有680万士兵战死，约1690万（也许多至2400万）平民丧生。所以，在5000万“二战”亡灵中，至少有一半是苏联人。[25]

要评判苏联的成就，就一定要以这一灾难作为背景。苏联的核心成就体现在军事方面：苏联红军抵挡住了德军的猛烈攻势，虽损失惨重，但之后慢慢恢复了实力，重振雄风。除了稳步提升军事实力，苏联的经济计划与生产也不同凡响。尽管大部分生产力强大的地区都遭德军占领，苏联还是有能力保证人民温饱，按时供给军备。苏联工兵迅速拆解转移了一部分工厂，同时也在非德军占领区建起新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战争期间，大部分男性被征兵入伍，所以女性成为主要劳动力，占工业劳动力比重的38%—53%，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也超过了70%。苏联民众一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各项供给都不足，燃料使用受限，生活用品极为短缺，生活十分艰辛。然而凭借异乎寻常的努力，苏联制造出的军备虽然有些简陋却不影响使用，而且数量十分庞大：10万辆坦克、13万架飞机、80万门野战炮和迫击炮、5亿发子弹、600万把全自动手枪、1200万支步枪。

为鼓舞民众，苏联政府借助各种各样的信仰，包括传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是对东正教的虔诚信仰。面对德军入侵，有些苏联民众受够了斯大林的暴政，以为投靠德国就远离了独裁与暴力。他们以盐和面包迎接侵略者，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了纳粹统治的残酷，又果断回到苏联怀抱。[26]归根结底，奠定苏联胜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其本性和它所建立的政治体系，即井然有序的社会和全国上下万众一心。苏联在“二战”中之所以居于上风，正取决于其政体的这些特质。这样说来，苏联的整个体制都是为准备一场全面战争而生的。

“二战”并非一场单一战争，而是诸多战争的合体：战场上的厮杀、战场外的空袭、一系列规模较小在大型军事冲突的内部或边缘展开的附属战役。德国军事力量时涨时落，这些附属战役由此而起。尽管如此，每一场战役也都有各自的深层次诱因，结果之惨烈同样深刻而持久。

希特勒一直认为德国在同时跟进两场截然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战争，一场是对抗敌国的国际战争，一场是对抗所谓异端种族的种族之战。在希特勒看来，正是这些人让德意志民族置身水火。国际战争是终结种族争端的手段，然而如果种族革命失败，单纯的军事胜利也失去了意义。所以1933—1939年，希特勒一边为“二战”胜利打好政治和战略基础，一边在意识形态和体制制度方面为自己的种族霸权铺就道路。[27]无论这些计划的细节多么不明确，其终极目标都毋庸置疑：德国的种族敌人只有死路一条，终将被征服、被奴役。

和“二战”这场国际战争一样，德国的种族战争也有多条战线。纳粹政府的首个目标就是病入膏肓以及对社会毫无价值的德国人。1939年10月，希特勒秘密下达命令，即赋予一部分内科医生对指定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28]几十年来，类似残忍无情的安乐死政策在德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诸多国家都得到了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战争这一环境，这样的政策也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因此，希特勒在10月下达的命令要追溯到9月1日，即“二战”欧洲战场爆发的那一天，这十分重要。第一批受害者是5000名儿童，然后是7万名成年人。起初还是注射实施安乐死，1939年年末或1940年年初，开始投入使用毒气了，有时候安置在厢式货车里，有时候则是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1941年8月以后，希特勒不得不叫停安乐死政策以应对大众的抗议，但是部分科学家还在继续谋害无辜的病人，而在东方的德国占领区，这样打着安乐死旗号的谋杀行径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了。

德国种族战争的核心所在非犹太问题莫属。不同于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的所谓低劣种族，对待犹太人，只靠征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征服也难以终结犹太人对德意志民族构成的威胁，犹太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整个民族都过于阴险狡诈。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总结称，挽救德意志唯一的方法就是消灭犹太人，尽管当时他还没有决定如何铲除这个民族。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残害德国本土的犹太人，其实当地的犹太人占人口比重很小，并且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德意志民族同化。首轮暴力镇压结束后，纳粹政府开始将其对付犹太人的一系列卑劣行径“合法化”，比如犹太人不得在公共机构就职，限制犹太人的民事和经济权利，将其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等。而移民国外是得到纳粹政府支持的，所以截至1939年，已经有近一半的德国犹太人逃亡，剩下的犹太人或者没有能力移民，或者不愿相信自己的国家真的会抛弃他们。眼看国际局势愈发紧张，德国加快了迫害犹太民族的脚步。1938年11月，即希特勒成功通过《慕尼黑协定》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几周后，纳粹突击队就纵火烧毁了犹太教会，杀害数名犹太人，逮捕了更多人，他们还砸碎了许多犹太人商店的橱窗，玻璃碎了一地，这次摧残犹太人的事件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为庆祝自己出任德国总理6周年而发表了演讲，他做出了不祥的预示，“一旦国内外的犹太金融家”成功引发战争，那么结果并非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自然也不是犹太民族的胜利”，而是“犹太人从此在欧洲销声匿迹”。[29]

之前的安乐死政策、对斯拉夫人的征服都在战争中愈演愈烈，当下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不例外。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同时暴力不断、动乱频频，和平时期完全难以想象的极端暴力手段屡见不鲜。起初，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被送去集中营，或是被迫寄宿犹太人聚集区，同整个社会隔离。尽管杀戮不可避免，尤其是在闪击波兰初期，但是截至1940年年底，只有约10万名犹太人丧生——“只有”二字的用意在于提醒大家后面的暴行更骇人听闻。击败法国后，纳粹政权依旧没有停下将犹太人逐出欧洲的脚步，只是还没有确定用什么方法。希特勒企图将数百万犹太人流放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后来由于持续掌控海上霸权的英国没有退出战争，同时德军入侵苏联导致更多犹太人落入纳粹德国，所以这一计划被迫放弃。194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希特勒同其心腹敲定了所谓解决犹太问题的“终极办法”——将犹太人杀光。

最初执行屠杀任务的是德军的机动小分队，他们在东方整片德占区肆意残杀犹太人，惨遭屠戮的所有犹太人中有近一半死在这些人手下。后来，纳粹政府建起集中营，整个欧洲的数百万犹太人都被送往那里。有些人一进集中营就被杀害了，有些则成为苦力，一直做工到筋疲力尽地死去。从1942年3月到1943年2月，种族战争的残暴达到极点：截至2月，75%—80%受纳粹迫害的人丧生。大部分人都死在了德属波兰，死在了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贝乌热茨、奥斯维辛等纳粹集中营里。如今听到这些名字，我们依然为之惊骇。近600万犹太人丧命，1942年纳粹政府又将吉卜赛人列入了死亡名单，导致25万相关民众丧生。

希特勒的屠杀运动之所以有如此规模和强度，是缘于纳粹政府为这次种族战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纳粹主义者也是野心勃勃、团结一致，势必清除所谓低劣种族。无论这些犹太人住在波兰村落，还是藏身阿姆斯特丹的小小阁楼里；无论他穷困潦倒，还是受人爱戴，都逃不过纳粹德国的魔爪。只有一个高度组织化又怀抱如此乌托邦式愿景的现代国家，才会企图杀光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然而仅凭自己的力量，德国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德军都能找到合作者。例如，罗马尼亚的德军盟友打着反犹太主义的旗号，残害当地犹太人，其暴力程度让纳粹政府这个始作俑者都大吃一惊；或者维希法国政府比德国还急于消灭犹太人，这同样让希特勒惊喜不已。这样一来，残害犹太人的现象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法国的民兵组织、乌克兰的农民军、拉脱维亚的志愿军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都难脱干系。

“二战”期间，整个人类带给彼此的伤害异常惨痛，而犹太人经受的苦难无人能及，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整个种族的灭绝。只有犹太人要被赶尽杀绝，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其财富、社会地位、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然而尽管犹太人遭受的残害最为深重，但他们绝不是种族灭绝主义的唯一目标。法国人和布列塔尼人之间、佛兰德人和瓦隆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频频涌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时而联合对抗德国入侵，时而相互对立、大打出手，偶尔也联手残害犹太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都试图在冲突地区赢得管控权，或是保护自己不受别国侵袭。

“二战”不仅让公共秩序陷入混乱，也让暴力主义者有机可乘，上文提及的部分冲突即由此而来。但是战时绝大多数种族冲突实际上直接源于纳粹德国的政策。例如，1940年5月，纳粹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如何处置东方的异端种族”，他认为占领当局应该尽可能地宣扬种族分化：“我们没兴趣征服这些低劣种族，并不想把他们纳入团结而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也不想渐渐向他们灌输民族意识，植入民族文化，我们想要的是把这些种族击垮，使其化为碎片，令其再也没有重振的可能。”[30]希姆莱还补充道，德国会在这些种族当中发掘有价值的盟友，免其一死，让他们担任警察或是集中营的警卫。

后来希姆莱开始扩充武装党卫军，即纳粹党卫军的分支。他依照不同种族建立起一支支部队，这些士兵有些来自德占区，有些来自德国的盟国，所属种族不仅包括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佛兰德斯人等“日耳曼”民族，也包括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等。截至1945年3月，共有83万人在武装党卫军效力，其中德意志人只占40%。在最终的柏林一战中守卫德国国会大厦者正是查理曼武装掷弹兵师的幸存士兵，就是纳粹党卫军当时在法国招募的士兵。当时，这些亡命之徒已经无路可走了。

德国一系列种族政策激化了原有的种族矛盾，使之升级为一场复杂的内战，想要明白个中缘由，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31]“一战”后南斯拉夫成立，包括原塞尔维亚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斯拉夫省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但是同诸多在战后涌现的国家一样，南斯拉夫没能协调好国内的语言障碍、宗教差异和种族隔阂。1941年4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这一战虽然短暂却十分血腥，战败之后的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一部分地区被德意两国占领，一部分地区被轴心国的其他国家兼并或是管控。乌斯塔沙[32]使克罗地亚成功脱离南斯拉夫并获得独立，这个小型法西斯组织的领导者一直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为了“净化”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

面对乌斯塔沙以及德意两国的军事占领，两股势力揭竿而起，彼此相互较量。一方由前南斯拉夫官员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其成员多为塞尔维亚人；另一方则由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倡导者铁托领导，其成员则涵盖了各个种族。米哈伊洛维奇料到，一旦欧洲战争结束，战火就会转移到这里，所以为了保存实力，他不愿意出兵抵抗德国入侵。而铁托则凭借英勇果敢赢得了英美两国以及苏联的支持。之后，他同米哈伊洛维奇和入侵势力展开了漫长的搏斗，最终获胜。

纳粹主义笼罩下的欧洲到处冲突不断，南斯拉夫就是一系列动乱中的极端典型。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多维的；德国同其敌军对峙，投敌者相互对峙，抗敌者也分歧重重。无论在哪一场冲突中，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都土崩瓦解了，国内外争端的界限也不复存在。而在“二战”的大背景下，一系列附属战争的最终走向都取决于能否成功击溃德国。没有一个地区的抵抗力量能够单枪匹马击退德军，南斯拉夫同样没有这个实力；而少了德国这个后盾，也没有一个投敌者能幸存下来。

纳粹德军最终大败，曾依附于德国的各个政权也随之垮台。无论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这样被迫听命于德国的，还是像斯洛伐克神父约瑟夫·季索这样主动示好的，抑或克罗地亚领导人安特·帕维利奇这样狂热追随的，都在历史洪流中找到了各自应有的位置。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抵抗力量看准时机，立刻报复敌人。例如在法国，维希政权的8000—9000名成员被通缉并处死。许多叛国者被审判并接受了严苛的判决，约5万名法国人被判有罪，其中6700人被处以死刑，又有767人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就被处死了。[33]即便这样的报复情绪渐渐消散了，战争记忆也一直残留在人们战后的政治生活中。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一战”结束，而1945年没有某个确切时刻标志着“二战”的结束。德国代表的投降仪式完完整整地进行了3次：5月4日，在吕讷堡石楠草原对英投降；5月7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对美投降；5月9日，在柏林对苏投降，但是部分德国军队早在投降之前就已放弃了抵抗，而其他像纳粹党卫军这样的军队在德国投降后还垂死挣扎了几天。5月20日，党卫军还在匈牙利袭击了一支苏联军队。5月底，德国停止挣扎，彻底接受了战败的结果。美国曾担心巴伐利亚会成为狂热纳粹主义者的聚集地，以图最后一搏，也担心德军的“狼人”游击队会发起叛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毫无依据的担忧。曾经为了守卫纳粹政权，德军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战争，而如今政权垮塌，德军迅速而彻底地放弃了抵抗，着实不同寻常。

1945年“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名德国士兵沦为战俘，其中一些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幸运的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其余的则一直在苏联遭囚禁，最长者达10年之久。同盟国还逮捕了纳粹德国的几位领导人，并送交纽伦堡国际法院审判。其他纳粹首脑成功逃脱，要么更换身份、隐姓埋名，要么逃往他国。关于第三帝国的覆亡，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大量国民因不愿面对战败的事实而选择了自杀。其中不仅包括德意志第三帝国高层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还有110位将军、许多党内官员、地方行政人员和大量普通德国民众，有些人甚至带着妻儿一起自杀了，比如戈培尔。这样大规模的自杀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人们至今依旧认为这是德国人民对于绝望和恐惧的另一种表达，也有人相信这场空前的残酷战争让作为始作俑者的德国人无地自容而抱愧自杀。

“二战”及其余威令6000万欧洲人流离失所。数百万犹太人和波兰人被纳粹党卫军送往集中营；成千上万居住在第三帝国以外的德意志人被强制带回“家”，安置在殖民化的东部地区。50万伏尔加德意志人、50万车臣人和英古什人以及2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斯大林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驱逐出境。“二战”期间，数百万人为了躲避战火逃离战区，无家可归。军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见到无数人颠沛流离，他们可怜巴巴地拖着几件尚能负荷的行李，竭尽全力想要摆脱已经吞噬了他们生活的熊熊战火，绝望而无助。“二战”结束时，近1/4的德国居民沦为难民，其中500万是因空袭而失去家园无家可归的人（用英国轰炸指挥部的话来说就是“去住房”），还有上百万强迫劳工、战俘和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其中一些人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就马上回到了家乡，然而由于德国战败，那么之前居住在德属波兰、德属捷克斯洛伐克、德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出境，这样难民大军的规模又壮大了。而且在战争刚刚结束时，这样的驱逐行为通常离不开暴力，例如战后苏台德地区就迅速而残忍地清除了当地的德意志人，数千人惨遭强奸、殴打、屠杀。然而德意志人并非唯一的驱逐对象。为了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罗马尼亚人将匈牙利人驱逐出了自己的占领区；希腊人驱逐了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乌克兰人驱逐了波兰人，这些惨遭驱逐的人就住进了之前被逐出波兰的德意志人的房子。

1945年后，一些国家的国界划分有所变动，“一战”和“二战”之间属于波兰的领土变动尤为明显，但是“二战”后几次重大的疆界变动只在于人口迁徙，而非国界。数个世纪以来，东欧和中欧地区的人口迁徙不断，到此定居的人们络绎不绝，所以这里形成了各种族大杂居的局面，但是“二战”以后，当地的种族构成就简单得多了。曾经在萨洛尼卡这样的城市或是布科维纳这样的地区，不同宗教、语言、民族的人们比邻而居，有时甚至因此爆发骚乱。而战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战时被杀害，其他少数民族也逃往别处或是惨遭驱逐。“二战”结束时，同盟国各领导人接受了部分种族清肃运动，称之为解决内部争端的苦口良药。例如丘吉尔曾在1944年12月对下议院说：“只要还有机会看到，我们最终就会知道驱逐（德意志人）是解决国内动乱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有效性也是最为持久的。再也不会有种族混杂的民众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34]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召开，美、英、苏三国一致同意要将德意志人逐出东方，只是他们虚伪地称之为“人道而有序”地转移东方的德意志民众。[35]

无家可归的欧洲人在一个充满战争残骸的世界里游荡，在犹如被淘气的孩子们打碎的玩具一样的残破山河间飘零。上百条道路旁烧毁的坦克、损坏的野战炮，还有草草挖掘的坟墓，显示这里曾发生过一些不知名的小规模战役，一些士兵丧生于此。欧洲的许多河流也被断桥的残砖断石堵塞，港口遍布炸坏的船坞和沉船，城市也在陆战中被夷为平地，例如卡昂这个古老的诺曼要塞。从考文垂到基辅，遭受空袭的所有目标城市都化为废墟。对于经历过“二战”的人来说，这一战全面而彻底地搅乱了平民生活，同时葬送了千千万万条性命，包括驰骋沙场的战士，也有许多无助的平民。自17世纪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一战卷入的欧洲人口之多，造成的损失之惨重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战”给各处、各物、各人心灵留下的伤疤是之后几十年里都难以愈合的。

“二战”对苏联的影响最为深远而持久。没有一个主要参战国像苏联这样损失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过程中，也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一样历经苦痛，因为战后苏联将矛头对准了其自认为的叛国者和投敌者。[36]其中大部分都是1945年“二战”结束时身在德国的550万苏联民众：战俘、强迫劳工、为了躲避斯大林的暴政而逃往西方的人、投敌的苏联将军安德烈·弗拉索夫麾下的众多士兵。苏联政府视为敌人的不仅仅是被警察秘密枪杀或逮捕入狱的叛国者，甚至还包括那些不幸落入德军手中的无辜苏联民众。其中一些被直接处死，更多的还是被送去了劳改营。即使有些幸运儿得以回归正常的平民生活，他们曾为战俘的污点记录也一直伴随其左右。直到1995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才颁布法令，恢复了他们的全部合法权利。

苏联政府对民众的惩罚最为严酷，但其对战时广大苏联人民的丰功伟绩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表彰与纪念。在苏联，用以祭奠逝者、启示生者的纪念碑随处可见，其数量之多堪称各国之最。参战经历对于苏联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的重要性也是别国难以企及的。20世纪50年代，一位到访过苏联的外国人曾这样警告他的同事：“和苏联政客对话，你就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听他讲述他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各种经历。”[37]“二战”结束40年后，苏联才出现了第一批毫无“二战”经历的领导者，也是最后一代领导人。

和苏联一样，英国也在战胜国中赢得一席之地。数年逃避与迷茫之后，英国终于向纳粹主义发起反抗，拒绝向纳粹德国妥协，拒绝与之同流合污，为扭转西欧战局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敦刻尔克，英勇无畏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丘吉尔振奋人心的雄辩言辞，“闪电战”期间英国民众的沉着冷静，所有这一切都慢慢汇聚成英国光辉的历史遗产。然而与苏联不同的是，英国并没有一直把战争视为合法合理、意义非凡的存在，而是迫不及待地摆脱战争、阔步向前。所以1945年夏天英国民众没有选择让丘吉尔连任首相。在1944年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英国民众表示，比起纪念战争亡灵的纪念牌和雕塑，他们更喜欢公园和花园，因为“这对战争中的幸存者来说才是有用的，才是能从中汲取欢乐的”。[38]当然，英国也有纪念“二战”胜利的游行和纪念碑，但是无论数量还是象征意义都不及“一战”，至今英国人还称“一战”为“伟大战争”。

每个国家的身份与气节都在各自的历史中慢慢成形，“二战”对于苏联和英国而言可谓历史长卷中光辉的一页，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则是不堪回首的一章了。法国曾竭力试图将它们的“二战”作战史包装成一段英勇抗敌的光荣历史，但是法军大败、叛国投敌的事实世人皆知，这样虚构的故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最初作为希特勒的盟友参战的意大利于1943年才倒戈同盟国一方，目的是将本国归为正义光辉的“二战”参战国，这也成了意大利极尽鼓吹的作战史，同样不被放过的还有“二战”最后两年时间里意大利军队英勇抵抗纳粹军的事迹。德国则不时地称1945年为“元年”，即历史走到尽头时，过去与现在的分界点。战后德国没有纪念烈士的纪念碑，没有人赞颂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也没有任何纪念性或表示慰藉的仪式庆典。生活在战争废墟中的德国人每天都面对着战败的惨痛后果。柏林之战结束仅仅4年之后就诞生了两个全新的德意志国家，它们都声称自己代表着德国新的开始，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与之前滋生了纳粹主义悲剧的德国截然不同。

事实证明，纪念“二战”甚至比纪念“一战”还要困难。因为“二战”带来的苦难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是任何文字、碑石或仪式都难以准确表达出来的。所以，以“二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动人的通常都是对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的单独描绘，而不是对整场战争的聚焦：西蒙娜·德·波伏娃记叙法国抗敌的回忆录、贝佩·菲诺格里奥描写意大利游击队的小说、安妮·弗兰克令人心痛的战时藏身日记等。许多关于“二战”的伟大作品，比如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或是奥菲尔斯的电影《悲哀与怜悯》都与战时经历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关于“二战”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来生》[39]是战后初期出版的最优秀的文集之一。这本文集的主题就是讲述人们在经受了无尽摧残之后试图重新回归平常生活，但这种努力尝试有时是令人绝望的。1945年后，大多数欧洲人面临的问题不是生存的意义，而是求生：找到足够的食物、睡觉的地方、取暖的方式。为此，清理废墟、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打下基础势在必行。

[1]《最后的欧战》是John Lukac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939—1941年的事件。关于“二战”的杰出研究有许多。Wright的Ordeal of Total War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过时了，但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方面依然是对“二战”最好的诠释。Weinberg在World at Arms中完整而写实地记录了众多政治和军事事件。

[2]Rossino,p.9.Baumgart的作品对这些引文真实性的证据进行了讨论。

[3]Aron,pp.17–18.

[4]虚假战争，指纳粹德国在1939年攻占波兰和在1940年春天进攻挪威、丹麦之间的那段无战事的时间。——译者注

[5]Bloch,Strange Defeat,p.36.关于法国的衰落，见Jackson的两部著作。

[6]Weber,Hollow Years,p.5.

[7]Jackson,France,p.129.

[8]Overy,Russia’s War,p.61.

[9]Overy,Russia’s War,p.94.

[10]关于德国战略问题的解析，见Habeck。

[11]Kennedy,Freedom,p.523.

[12]Keegan,Price,pp.225–226.Cohen和Gooch描述了同盟国最初反潜艇措施的失败。

[13]Adelman,p.135.

[14]Overy,Why the Allies Won,pp.331–332.

[15]Why the Allies Won是Richard Overy的一部佳作的标题。

[16]关于西西里岛登陆战役，见D’Este,p.438。

[17]Luttwak,Strategy,p.84.Shils和Janowitz对小群体凝聚力的分析堪称经典。他们的观点后来受到了Bartov的挑战。若想更深入了解德军力量，见VanCreveld,Fighting Power。

[18]MacIsaac的作品中对制空权有很好的理论性介绍。

[19]关于柏林的毁灭，见Beevor。

[20]Colonel Harry F.Cunningham quoted in Schaffer,p.142.

[21]Liddell Hart,Remaking,p.106.

[22]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2,p.189.

[23]Bialer,p.7,其书中对作者和出版日期的记录是错误的。

[24]关于空战，见Biddle,Rhetoric和Overy,Air War。

[25]关于苏联的战争损失，见Overy,Russia’s War,p.288。

[26]Bartov在书中记述了纳粹国防军在东部的行径。Dallin对德国占领政策的描写十分经典。

[27]Burleigh和Wippermann强调纳粹革命的种族特征。

[28]关于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实施的安乐死政策，见Friedlander,p.67。

[29]Noakes and Pridham,vol.3,p.1049.

[30]Noakes and Pridham,vol.3,p.932.

[31]关于战时的南斯拉夫，见Glenny。

[32]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本意为“起义”。——译者注

[33]关于法国的清算行为，见Burrin,p.459。关于整个欧洲的清算行为，见Deák等人主编的作品集。

[34]Claude,Minorities,p.98.关于20世纪的宗族大清洗问题，见Naimark,Fires。

[35]关于被迁移的人口，见Marrus。

[36]关于苏联对“叛国者”的迫害，见Yakovlev。

[37]关于战时履历对苏联人的重要性，见Weiner。

[38]Connelly,p.230.关于战争纪念碑的问题，见Winter,Sites和Mosse,Fallen。这两部作品都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比较。

[39]见Bessel和Schumann主编的文集,请着重参考Pieter Lagrou的文章。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第7章　战后世界的基础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丘吉尔口中的“大联盟”的一众领导人在柏林旁的富庶城市波茨坦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4个月前，富兰克林·罗斯福突然去世，哈里·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乘着“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横渡了大西洋，在比利时北部的安特卫普登陆。彼时的丘吉尔仍未从领导战争的身心俱疲中缓解过来，他先去法国和西班牙边界处的山城昂代伊，借住在他人的别墅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之后才飞往波茨坦。会议召开10天后，英国大选的结果出来了，他的职位将由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斯大林比预期晚一天到达，他从莫斯科乘坐专列而来，他觉得仍由苏联控制的波茨坦，是他乐意西行的最远之处。

选在波茨坦开会是有实质性原因的。尽管在“二战”的最后一个月，这里遭到严重空袭，但仍然有足够的别墅可供与会者及其手下人员入住，并且居住环境舒适宜人。然而，所有人都清楚波茨坦的象征意义。这里长久以来与霍亨索伦王朝和普鲁士军队关系密切，霍亨伦索王朝的夏日行宫建在此处，普鲁士军队的一些精英军队也将指挥部设在这里。1933年3月，波茨坦加里森教堂——腓特烈大帝的葬身之处——举行了一场著名典礼，正是在此次典礼上，魏玛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似乎认可了希特勒继承普鲁士伟大传统的宣言。希特勒曾经的“千年帝国”如今就在数公里外，已变成一片残骸，空气中尽是尸体腐烂的臭味。杜鲁门在柏林迅速巡视了一圈，惊讶于这座城市竟遭如此重创，百姓苦难深重。苏联化为废墟的城市不在少数，斯大林已经见怪不怪了，因此并没有花费时间去查看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的残骸。

回顾当年，波茨坦会议已经决定了战后局势走向。最为显而易见的便是美苏关系每况愈下。东西方努力寻求合作以掩盖冲突，但在特定问题上的分歧实在无法忽视。波茨坦会议前一天，杜鲁门刚巡游柏林回来，传来了新墨西哥州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为日后的冷战埋下了伏笔。[1]波茨坦会议显然由杜鲁门和斯大林主导。英国领导人丘吉尔和随后的艾德礼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欧洲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代表出席，它们的利益基本上无人问津。战后的欧洲形势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并维持，这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足以分裂一个大洲，并为它赋予全新的秩序，同时核战争的威胁又加剧了双方冲突。因此，波茨坦既是欧洲前一个漫长章节的结束，也是新篇章的序幕。

美苏战时的冲突根源再一次印证了雷蒙·阿隆的观点；现代战争中最为关键的是作战形式，“为战而战”。英国和苏联加入“二战”后，对于作战方式都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可能会面临全面战败和国家灭亡，所以它们的任务非常单纯，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国家。美国在这一点上以及许多其他方面都有别于其同盟国和敌对国：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使得美国作战时没有国土安危这一后顾之忧。因此，不像其他交战国，美国的选择余地很大，比如训练多少军队、投入多少社会资源，以及作战重心放在哪里。

早在美国参战前，美国人就做出了三个重要的战略性决定：若是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作战，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德国；美军地面部队是取胜的关键；地面部队至少在1943年后才能准备就绪。1941年，包含这些决定的作战计划初次拟定，共动员了215个陆军师团，总数达870万人。1942年，陆军师团数目急剧下降，只剩90个步兵师，但空军和海军得到了巨大投入。换句话说，美国作战主要靠的是机械装备，这样人员伤亡能被降到最低。[2]

最终，约有1600万名男性和女性在战争期间为美国服役，但是无论是与其他交战方相比，还是较美国本身的军事潜能来说，美军一直维持着较小的规模，比日军规模稍大一些，比德军规模小一些，士兵人数不及苏联的一半。同时，美国并未将全部生产力投入战争。即使要为自己和盟友生产军备，美国依旧能够生产大量消费品。虽然物资时有短缺，粮食定量供给，实行薪资控制，但实际上，美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标准在战时甚至还有所提高。只需将其他交战国的情况与美国稍作比对，便能发现这是多么显著的成就。

美国参战时，苏联早已与德国交战6个月之久。起初，美国内部对于德苏冲突的意见分为两派。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杜鲁门建议支持即将战败的一方，这样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就能在势均力敌中两败俱伤。[3]然而，罗斯福政府早已意识到苏联对于“二战”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还未发生时，罗斯福政府就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为苏联提供10亿美元救助金的法案。美国参战后，苏联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盟友，旧时的敌对情绪早被抛之脑后，斯大林的公众形象也有所转变，从嗜杀成性的暴君变成了爱国的“乔叔叔”。

美国的军事动员规模小、速度慢，可想而知，欧洲三年来的陆战都是由苏联苦苦支撑的。英美两国延迟对西欧法西斯的进攻在同盟国看来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但是这对战后的政治局势产生两个严重后果：首先，英美两国不愿向斯大林施压，使其对战后欧洲前景做出承诺。因为苏联之前与德国签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有可能与纳粹讲和，出于这一顾虑，英美在与苏联意见不合时，或是谨慎地将问题暂且搁置，或是做出模棱两可的承诺，草草达成协议，为日后行动留有余地。其次，由于盟军推迟反攻法国以及向德国推进的速度缓慢，苏联便有机会在战争最后8个月内占领中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米洛万·吉拉斯说过的一句话经常被他人引用，“任何国家都要依靠军队来把自己的社会体制强加给他国，军队打到哪里，强加的范围就能扩充到哪里”。[4]1945年后苏联的政治体系证明这句话并非完全正确，但是它确实体现出了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所在。战争进行的方式让斯大林能够决定，谁可以取代被战争风暴摧垮的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想要挑战这些事实就要与苏联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即便是最为狂热地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愿为此铤而走险。

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坚定了打造共产主义欧洲的设想，但是所需的时间和方法还未可知。许多关于冷战的学术研究不是强调斯大林的长远目标就是着眼于他的战术策略。前者凸显了斯大林的雄心壮志，后者体现了他的灵活变通和严谨克制。实际上，这两者相辅相成。战后的国际体系纷繁复杂，是机遇还是厄运无人知晓，斯大林对此的判断也是因时而变，所以才导致了他灵活变通与严谨克制共存。但在某些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很是坚决：一定要将波兰纳入苏联版图；1917年前，属于沙俄的波罗的海诸国，如今要同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一起被兼并。这些地方都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约定的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虽已成为希特勒的头号征服者，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这些土地。苏联意欲扩张的触角也伸到了别处，尤其是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斯大林在那里伺机而动，不过当他发现美国有同样心思时，便主动放弃了争夺。在欧洲，斯大林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签订条约，比如1944年12月他与戴高乐签订协议；有时支持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地；有时暂时承认联合政府，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联合政府。

美国也同苏联一样，目标坚定、策略多变。华盛顿的决策者试图构建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杜绝出现像德国纳粹这样残暴的侵略者，便于传播美国价值观、销售美国商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都希望通过与苏联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并希望美、苏、英、中组成国际“四警察”，负责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维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秩序。罗斯福认为一旦美国在此次战争中获胜，就可以像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时和1919年“一战”结束时那样，遣散军队，依靠意识形态吸引力和经济实力来影响国际制度。这些目标表明人们对这个国家的真实利益已达成广泛共识。这些国家利益由国家的传统、生产力和独特的地理优势所决定。以美国的视角来看，世界各国的关系好比一个基于市场制度和开放交流得以运转的系统，当某些环节出现差错，系统就会崩溃，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尽快重建此系统。

战后，欧洲逐渐分裂，这并非东西方费心策划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冲突。各方逐渐意识到与对手的利益分歧及相对力量后，意欲探知对手的底线，又不愿接受自己的极限，于是不断调整应对策略，并最终导致欧洲分裂。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时，美国早已有决策者提出对苏联实施更强硬的政策。然而杜鲁门试图继续与斯大林合作，尽管他不像罗斯福那样信任苏联。1946年，美国政府中反苏的呼声愈发高涨且不可忽视，但由于政府各部门的意见不一，所以并没有制定出确切的应对政策。1947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因为这一年冷战正式开始。这一年的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全体成员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说，“我相信，”杜鲁门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5]尽管这是针对苏联对希腊和土耳其施压的直接回应，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还是具有影响全世界的潜力。

3个月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借此机会宣布了一个初具规模、充满野心的计划，帮助欧洲实现经济复苏。不过我们现在都知道马歇尔计划对经济发展的帮助并不大，其最大的作用在于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影响。总的来说，马歇尔计划是美欧之间的一个约定，因为美国愈发意识到物资短缺和社会不稳定会让共产主义有机可乘。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诞生反映出美国政府已经认清欧洲的现状，深知苏联扩张的危险，也意识到美国必须积极采取行动构建并保护自己理想中的世界。1947年年末，马歇尔与法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进行了重要会谈，试探性地讨论了欧洲安全新机制。

1947年也是斯大林进行重大策略调整的一年，之前他试图重塑欧洲整体的政治形态，如今他将精力集中于东欧，加强苏联对东欧的直接管控。1947年年初，共产党仍参与各国联合政府，不仅在东欧是这样，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是如此。这些联合政府一个个地垮台后，东西欧共产党的反应有所不同：西欧的共产党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东欧的共产党则效仿苏联建立了一党专政模式，红军在必要时予以帮助。同时，莫斯科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严明纪律，灌输统一思想，其间一个新版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接替斯大林在“二战”期间解散的共产国际。这一欧洲分裂的关键阶段终止于1948年2月。当时，苏联及其地方盟友公然违背民主宪章，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

10年前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出过多干预，如今它们也没有试图将其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中拉过来。尽管如此，布拉格政变还是使西方国家对于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担心明朗化，西方各国开始采取应对行动。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布鲁塞尔签署军事条约。那年夏天（苏联正在对柏林实施封锁），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与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进行秘密会谈。会谈的最终产物便是于1948年12月起草，次年4月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这一公约是美国承诺参与西欧军事防卫的里程碑，但在当时，这一承诺的确切性质还不确定。比如，第5条就有故意为之的模糊措辞，规定每个签约国都要做出保证，保卫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第一时间独自或是与其他成员国携手，采取公约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动用武力”。

正如“一战”后一样，“二战”后，欧洲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1918年的德国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1945年后“德国”不复存在，其主权被移交给同盟国。虽然所有曾与希特勒为敌的国家鲜有共识，但有一件事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即德国再也不应对和平造成威胁。通过希特勒的例子，我们看到，井然有序、社会高度发达、有资源调动能力的国家若是落入狂热的独裁者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许多人担心第三帝国坍塌后，会有新的元首试图效仿希特勒。因此，英美两国赞同苏联将德国东部的省份划给波兰，以弥补波兰在“二战”中遭苏联兼并的领土。同时，所有国家都认为德国必须做出赔偿，帮助法国和苏联重建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地区。

无论是对德国还是欧洲整体，斯大林采取的战略都大致相同：长远来看，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列宁及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在欧洲普及共产主义的关键。但着眼当前，斯大林意识到，先在苏联控制地区建立一个政权。处于西方国家控制下的联邦德国是德国的工业中心，斯大林尤其想从联邦德国攫取赔偿。1945年夏天的波茨坦会议确定了管理战后德国的初步方案，斯大林对这些方案深表赞同，因为按照这些方案，斯大林的长远计划和短期目标都有实现的可能：德国仍然是一个整体，由四国联合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进行分区管理，每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在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也是如此：由一个分为四个独立行政区块的联合政府管理。

对德国管理方式的改变最能体现出东西方分歧的不断加深。[6]1946年英美两国合并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并拒绝再给苏联任何赔偿。一年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希腊、土耳其、伊朗和东欧产生对立，使得盟国管制委员会陷入瘫痪状态，决策者逐渐变成各个占领区的指挥官。因此，德国开始走向分裂，民主德国由苏联控制，联邦德国由另外三个西方国家控制。到1947年年末，分裂已然无法避免。

在西方占领区，分裂离不开经济复苏与政治自治。英美都认识到重建德国经济是欧洲繁荣稳定的前提，法国虽然不太情愿，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因此1948年，美、英、法三国违反了之前签订的保持德国经济统一性的协议，在联邦德国引入了新的货币体系。于是苏联封锁了通往柏林的道路，以示不满。而美、英、法三国也不甘示弱，美英往柏林空投生活必需品，直到11个月后斯大林做出让步，解除了陆地封锁。这次封锁是柏林日后一系列危机的开端，也是战后世界格局形成的转折点，因为它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分裂，确定了美英帮助德国恢复经济的意愿，还标志着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有了巨大转变。仅仅3年之内，美国人便不再将柏林市民当作希特勒的帮凶来看待，而是把他们视为盟友，与其一同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部宣布成立，紧随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部宣布成立。

随着两个德国的先后诞生，战后秩序的基础也渐渐成形：联邦德国实行议会民主制，民主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人民民主制，两个德国分别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方面保持紧密联系。但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特例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南斯拉夫是正统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政治上不归苏联管辖；芬兰虽有民主政府，但其外交政策由苏联控制；奥地利仍处于四国占领的状态中，未来不知会如何发展；柏林也前途未卜，虽然解除了封锁，但处于政治和军事双重孤立的状态。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向对方的势力范围扩张，但又不愿为此动用武力。

两个超级大国对德国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时而危险，时而摇摆不定，总是充满各种问题，这也正是战后秩序的基调。1949年两个德国诞生之时，没人料到这一解决方案竟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德国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军事力量薄弱，但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柏林经常被卷入其中，这些危机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直到1963年，苏联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才达成共识，认为德国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所在。尽管后来欧洲已不再是冷战的中心，但美苏武装冲突仍旧频频发生于两德边界，给当地居民造成持续性危险。而分隔开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这一内部边界，既连接又隔离着两个超级大国，让它们共同守护战后秩序所依赖的两极体制。

重塑战后欧洲仅靠军事和外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自从20世纪30—40年代的大灾难以来，西方国家认识到国际安全与国家稳定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正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50年4月对一众报社编辑所说的：“国家内部问题和国家外交问题之间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它们都是同一类问题。”[7]成功的外交政策往往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方案的综合体，也就是艾奇逊所称的“全面外交”，既能抵御共产主义的颠覆瓦解，又能遏制苏联力量的增长。美国政府认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尤其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担心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有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国家有可能追随东欧的脚步加入苏联阵营，还由于美国一直希望西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自卫自强。

美国的欧洲盟友已经认识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间的密切联系，它们根据本国利益和经验来定义二者。英国政府认为，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不仅是欧洲国家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的目标；尽管英国实力和影响力均显著降低，英国政客依然满怀期望，认为英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帝国雄风。但是英国同样清楚，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它必须依附于美国。这是英国在1940年时就已认清的事实，当时法国沦陷，英国独自对抗希特勒，保全自己已实属不易，若是没有美国的帮助，根本无法取胜。于是1949年英国签署政策指导文件，敦促政府应在帮助欧洲复苏时遵循“有限责任”[8]这一概念。文件声明，对欧洲的援助行为决不能让自己“过于弱小，否则欧洲一旦崩溃，我们将无法成为美国有价值的盟友”。1940年的灾难有可能重现，只不过届时意欲一统欧洲的角色由德国变成了苏联。

1940年的记忆同样使法国人难以忘怀，只不过其对法国的影响与英国截然不同。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4年的“一战”和1940年的德国入侵，无一不证实了德国问题的重要性，对没有海峡保护（更不要说大西洋了）的法国来说，解决德国问题是关乎法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戴高乐道德意识强烈、脾气倔强、自信满满，“二战”期间他率领法军英勇奋战，成功使得法国跻身胜利者的行列。起初，他想通过在其盟友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控制德国资源这一方式来解决法国的德国问题。为了达成目标，他情愿在美苏关系恶化时选择置身事外：毕竟，美国和苏联很遥远，而德国近在咫尺。然而，戴高乐和他的顾问一致同意艾奇逊的观点，认为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已经融为一体。想要生存，法国不仅要抑制德国，更要增强自身实力，这就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引领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现代化。腐败、懒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实施绥靖政策而最终战败的法国必须要洗心革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化、效率高，愿意并能够引领欧洲走向新篇章的国家。法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全新的法国，他们必须重新看待德国问题。

若要问哪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联系最为紧密，答案一定是德国，并且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通过操控占领当局和跟随红军一起来的少部分德国共产主义者，苏联控制了民主德国的内政和外交。联邦德国人民和占领者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占领者一样具有政治主动权。后来，占领国提出给予联邦德国经济援助和更多政治自主权，联邦德国人民欣然接受，即使他们知道联邦德国的复苏和独立意味着他们必须与民主德国人民分离。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试图掩盖这一残酷现实，于是他一再强调“实力地位”最终会帮助德国实现统一，然而他所推行的国家政策和外交政策都需要人民清楚地知道并且坦然接受国家分裂的现实。

1949年，法国决策者认识到不应阻止德国复兴，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清了苏联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德国的经济资源和制度，整个欧洲的复苏都是痴人说梦。于是，决策者开始思考新的问题：法国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如何齐头并进？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在广播中发表演说，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对日后欧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影响。舒曼建议，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应当携手创建一个组织，控制煤矿和钢铁生产。舒曼的计划用对这一课题最有造诣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吉林厄姆的话来说，就是“大胆、简单、富有创造力和判断力——一场具有英雄主义成分的公共关系政变”。[9]尽管最终此计划对经济发展影响甚微，但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是革命性的实践。它为未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及其继任者欧盟创立了模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了一条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崭新途径。法国希望欧洲能在一系列实质性举措中，最终实现建立统一的欧洲的目标。舒曼宣称：“欧洲统一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完成一个计划就能实现的目标。它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成就建立，而在获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做到了团结一心。”[10]引用吉林厄姆的话说，5月9日之后，“‘欧洲’一词将与之前的意义完全不同”。[11]

舒曼不希望联邦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他想将联邦德国经济融入欧洲整体，试图借此举措达成目标。然而，舒曼计划宣布一个月之后，东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联邦德国扩军成为必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朝鲜军队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并威胁要摧毁人数上处于劣势的美国驻军。前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苏联核武器试验成功，以及如今朝鲜半岛的战争都标志着超级大国间的国际冲突的不祥转折。[12]虽然西方领导人知道联邦德国暂时没有危险，但是朝鲜半岛和德国同样处于分裂状态，并分别由超级大国占领，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如果斯大林试图通过武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谁能保证他不想控制位于欧洲中心、更有发展前景的德国呢？因此欧洲必须要做好强有力的防御准备，而且与欧洲的经济发展一样，欧洲的军事防御也离不开德国。

创建新的联邦德国军队自然会招来反对的声音，为了克服阻力，美国准备加大对北约的军事承诺，同意成立盟军最高联合指挥部，由一位美国将军担任总指挥，负责指挥在欧洲的美军和北约部队。事实上，美国政府不仅承诺帮助欧洲抵御苏联的进攻，还保证重新武装的联邦德国不会对其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为了强调这一保证的重要性，当时最有威望和成就军事领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任北约第一任最高司令。不到一年前，美国还只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中做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有限的承诺，而如今，美国已成为欧洲军事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13]

虽然德军重建势在必行，但军队的性质仍未确定。法国再一次率先发声，提议成立欧洲防卫共同体，由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共同派兵组成（英国一开始就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这支由上述国家组成的欧洲多国部队也是北约的组成部分。欧洲防卫共同体力量有限；它既不能代表任一成员国宣战，也无法制定任何战略。然而，它的成立是对欧洲政治传统的彻底突破：国家进行自我防卫的权利和能力受限，要想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就要牺牲维护主权的基础和手段。欧洲防卫共同体最被认可的一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舒曼曾骄傲地宣称“会有德国士兵，但不会有德国军队”[14]，只可惜法国也要面临同样的情况。大多数法国政治家都不愿接受法国军队就此解散的结局：1954年夏，法国国民议会在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

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夭折成为危机四伏的美欧关系传奇中最饱受争议的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这一计划的狂热支持者之一，他怒不可遏，认为法国的决定“明显意在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尤其是会影响美欧关系的外交政策”。[15]但是，北约最终存续了下来，就如同度过接下来的40年中的各种危机一样。北约成员国接受英国提出的妥协方案，同意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作为条件，联邦德国保证不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且将全部军队交由北约控制。欧洲防卫共同体解散后，北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也正因如此，美国作为反共先锋和一个能够压制重新拥有军队的联邦德国的国家，其地位也大大提高。英国外交家伊斯梅勋爵对成立北约的目的有着简洁明了的概括：“留住美国，赶走苏联，压制德国”。[16]

因为同意在西欧安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联邦德国得以成为主权国家。[17]1955年5月5日，距希特勒帝国投降过去了近10年之久，三个西欧盟国签订条约，结束了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并赋予波恩（联邦德国首都）政府“主权国家控制内政外交的全部权力”。然而实际上，全新的联邦德国并未拥有全部主权。该条约的第24条对其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权做出了限制，规定其国民必须遵从民主价值观，与西方国家团结一致。不仅如此，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时，还主动限制了自身权力，承诺不会制造特定类型的武器。最终，先前的占领国仍然具有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驻留军队的权利。1914年之前，没有哪个大国会接受这些限制条款，它们不过是主权理论和实践在战后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

1955年，赋予联邦德国新地位的条约签订仅1个月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便派出代表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会面，计划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这一次，主要目标依然是控制德国的实力。自1950年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例如，其工业产出在5年内几乎翻番，同时，其外贸在10年内翻了不止3倍。所有人，尤其是法国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仅靠煤钢共同体根本无法控制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

在长达近两年的激烈谈判后，六国于1957年3月25日签订《罗马条约》，成立了欧共体，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从一开始，欧共体的成立就基于理想和利益，比如，所有欧洲人民渴望摆脱过去残酷的敌对状态，渴望决策者不再对相对优势工于算计。回顾众多欧洲机构成立前的谈判过程，便不难发现国家利益在其中的持续性作用。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相信，这会使国家更强大，更能适应崭新而复杂的国际环境。[18]欧洲对他们来说好比美国社会科学中所描述的“一个理性的选择”。[19]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即意识到类似“利益”和“理性”这种模糊的概念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具体含义。只有在合乎超级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欧洲各国间密切的经济和法制合作才算合理。因此，新欧洲的诞生并非是催生1945年后长久和平的原因，相反，和平是新欧洲诞生的必要前提。

核战争的危险性之于战后欧洲秩序基础的加固作用就像钢筋之于混凝土。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危机连连、冲突不断，核战争的危险性还是让美国和苏联心有忌惮，不愿冒险在欧洲——世界上唯一一个双方军队直接对峙的地方——发生军事冲突。欧洲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战争的危险性和破坏力过于强大，各强国都不愿动用武力，这也正是伊万·布洛赫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所强烈期望、细致描述的。“二战”末期的产物原子弹和弹道导弹带来了绝对战争。克劳塞维茨曾认为，这种仅仅在理论上成立、现实中绝不可能没有任何限制与约束的战争马上就要伸出魔爪了。

冷战初期，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欧洲各国认为这些核武器非常必要，可与苏联过于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抗衡。不过，美国显然不可能永远是核武器的垄断者。早在1946年4月，英国一个高级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英国无法承受核武器的袭击：英国42%的人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镇，而这些城镇距离德国苏占区均不超过800英里。报告总结道，苏联在1952—1956年便会生产出“能够摧毁英国”的核武器。[20]实际上，苏联原子弹计划的进展速度比大多数西方专家预计的还要快。1949年，苏联进行了原子弹测试，5年后又进行了氢弹测试。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也就意味着苏联拥有了洲际导弹，足以攻击美国本土。

核战争的威胁暴露了新欧洲秩序的核心问题：欧洲大陆的安全由数千英里外的美国政客所决定，他们有着不同的，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价值观，追求的利益也不尽相同。美国会为了保护盟友而冒自己的领土变成焦土的风险吗？或者说美国会为了追求与欧洲人无关的利益而在欧洲发动进攻吗？因此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核战争的威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带来稳定，也有可能带来毁灭，人们因此更加向往和平、惧怕灾难。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战略一直是无论苏联对西欧发起何种形式的攻击，都要迅速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在苏联的核能力迅速增长期间，许多战略家开始质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判断，怀疑他所称的“大规模报复”是否具有可信度。正如英国将军约翰·考利爵士于1959年所言，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的两个选择皆不尽人意：“除非我们能动用核威慑力量，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动用了核威慑力量，那就是自取灭亡。”[21]这一悖论岂不是推翻了核威慑力的合理性？美国领导人会为了保护其他国家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安危，这一假设合乎情理吗？但是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欧洲又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呢？

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战略家设法拓宽战略选择的范围，他们制定了一项“灵活反应”政策[22]，旨在为决策者提供众多军事策略选择：从常规军部署到有限使用战略性核武器。如果这些可行方案都无效，他们才会迫不得已地考虑对平民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将是否使用核武器这一选择称为“屠杀或耻辱”，如今这项新政策虽然看似提供了该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然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它引起了不少麻烦。

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一系列冲突对抗，美国必须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如此一来，欧洲便自然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性。有一个问题与控制核武器的使用密切相关：灵活反应政策真的能够加强西方阻止苏联进攻的能力吗？苏联的常规武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斯大林会不会想要争夺欧洲的领土，让美国要么接受现状，要么拿国家安危冒险呢？尽管灵活反应政策使美国有能力与苏联进行有限核战争，但战争却是以欧洲的安全甚至是毁灭为代价，这让欧洲人民甚是担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发生了许多扰乱国际体制的危机，无一不加深了欧洲人民的忧虑：两个超级大国在柏林的数度对峙，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区域性不稳定事件，以及最为严重的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世界处于美苏核战争边缘，可谓千钧一发。

美国三个最为重要的盟友都根据各自的地缘政治状况和历史经验对核战策略做出了回应。英国同意进行核协作，并同意让美国主导合作，英国居于从属地位。英国有自己的核弹，但是与美国在巴哈马首都拿骚进行数次激烈谈判后，英国于1962年年末同意使用美国的“北极星”号潜艇来发射这些核弹。于1958年复出的戴高乐没有受邀参加拿骚会议，正如20年前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战时会谈时也经常忽略掉他一样。戴高乐认为法国也应该研发威力足以强烈打击意欲侵略法国的敌人的核武器。他对美英核垄断的抵制是他1966年决定让法国退出北约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也以此为动力继续追求建构一个更独立的欧洲，尽量减少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依赖。

在西方盟国试图就核战略达成共识，可以预见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德国举步维艰。因为联邦德国横跨两德边界，最易受到苏联攻击。联邦德国国土安全处境危险，加之北约离不开联邦德国士兵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联邦德国不应该参与制定战略决策，保全自己的国家吗？一些联邦德国决策者认为，参与核战略计划的前提是自己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是支持联邦德国研制核武器的领头人，1961年11月他在乔治城大学发表讲话，告诉听众核武器是“主权的象征，是衡量主权的决定性标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23]之后数年，美国设法制定一个既可以满足联邦德国诉求，又不允许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的机制，但并未成功。为防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苏联做了大量施压工作：强有力的证据表明，1958—1963年，苏联在柏林和古巴引发一系列危机，目的在于威胁西方国家，进而防止联邦德国拥有独立核能力。最终，联邦德国并未成为一个拥核国家，仍旧一直依赖于北约的集体力量，虽然并非每次都很愉快。

20世纪60年代末期，欧洲环境较为和平。东西方冲突从欧洲转移到了中东和东南亚。在中东，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中的胜利营造了新一轮的危机和机遇；在东南亚，美国对越南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且代价极高的战争。北约成功度过因法国退出带来的危机，并成功阻止了联邦德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1989年终于得以解决的柏林问题早已不再是欧洲事务的重心，两德是否有统一的可能也不再那么重要，因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已经愈发融入两极分化的政治格局中。虽然美苏在不断扩充自己的核武库，但它们在军备控制协商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尽管偶有冲突或是互相谴责，美苏还是为缓和关系做出了长足的努力，每一方都想方设法避免军事冲突。总的来说，东西方的关系就是相互敌对、互相遏制，并在竞争中共存，这也正是冷战的定义。回顾冷战的最后20年，虽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冷战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尽管欧洲战后秩序趋于稳定，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东西方的隔离地带部署大量致命武器。1986年，华约在民主德国共有94个师，3万辆坦克和3万辆装甲运兵车；北约有9000辆坦克和1.7万辆装甲运兵车。双方均有数千枚战术核武器、数十万吨化学药剂、数百万吨常规武器和弹药。德国记者特奥·索默写道：“如此多的士兵、军备和核武器集中在这样一小块土地上，全世界只有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如此了。如果东西方真有交战的一天，德国将几乎不复存在。”[24]而且谁能保证这样的战争发生后，交战场地会控制在欧洲范围内呢？最有可能的便是两德边境的战争开始后，会迅速升级为美苏间的核战争，双方会动用各自储备的全部武器，掀起漫天硝烟，其破坏力不可估量。

核力量数据冷冷地揭示了潜在的破坏规模，令使用这种武器越来越不可想象，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对大部分人来说越来越不可想象。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与发生自然灾难或患上致命疾病的可能性差不多。我们都知道地震、龙卷风、脑瘤和致命的心脏病可能而且确实会发生，但我们还是会像往常一样生活，好像这些事根本不会发生，除非有些东西让我们意识到隐伏在未来的危险。同样，欧洲人民知道核战争可能会爆发，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所计划，但大部分人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忽略这一潜在风险，似乎每一个明天都像今天这样可以安然度过。

核武器的破坏性不仅麻痹了人们的想象，也麻痹了人们的政治意愿。当国家存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大部分人并不会经常关心核问题。尽管呼吁削减核武器的运动激情满满，振奋人心，可支持者寥寥。而且大部分欧洲人也不愿意花费重金进行常规国防建设，尽管这样可以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性。每隔一段时间，为了进行改革，重振士气，北约都会制定一些军事目标，但很少有成员国能完成这些目标。欧洲政府在发展民防方面收效甚微，且并没有大批选民要求他们发展民防。因此，人们虽然了解核战争的危险，却并不把它放在心上。战后的人们早已学会将不时袭来的焦虑当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核战争的威胁便是其中一种。

冷战创造的两极格局使欧洲人民和平共处，但其他地区的人们并非如此。20世纪下半叶，欧洲环境相对安宁，其外部世界则是动乱频频，犹如回到了1871—1914年。欧洲人曾深深参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进程，不过结果完全不同。本书第3章提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扩张屡遭抵制，于是欧洲军队携手当地盟友对反抗者实施残酷镇压。1945年后的情况有所转变，欧洲的军队接连在世界各地战败，或是直接投降或是撤退。造成“二战”后这种转变的最关键因素便是欧洲帝国时代的终结。

帝国时代的终结，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移交”，[25]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都令人叹为观止。1940—1980年，欧洲各国的海外殖民地中有超过80%（大约占世界人口的40%）获得了独立。去殖民化进程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血腥的。在某些情况下，殖民者会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试图维护殖民统治。例如，荷兰向印度尼西亚输送了10万军队镇压当地民族主义起义者，最终镇压失败，荷属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独立。1945年后，法国出兵中南半岛，试图重新将其纳入殖民版图，后来大败于1954年奠边府战役，只好接受越南的分裂。而分裂最终导致一场破坏力更大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支持反共的南越。殖民地独立后，经常有对立双方试图争夺政权的状况，残忍的暴行便随之而来。这样的不幸就降临到了印度次大陆：英国迅速撤军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间发生了惨烈的公共暴力事件。1948年，英国从巴勒斯坦更为仓促地撤退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其结果同样影响深远。

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在终结帝国主义暴力的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对法国殖民军，阿尔及利亚苦战7年，终于夺回了自由。[26]阿尔及利亚自1830年起便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至少在理论上来说，它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由法国内务部管辖，还受到北约的保护。阿尔及利亚有非常多的欧裔居民（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约有800万人，而欧裔居民大约有100万人），其中许多欧洲人一家几代都生活在这里，已经在此生根。这些移民者致力于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从而维护其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同样维护法国统治的还有法国军官，他们曾多次战败（上一次战败是在中南半岛），深感耻辱，并将战败原因归咎于共和政体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衰弱。他们坚信统治阿尔及利亚是他们挽回颜面、恢复法国世界强国地位的最后机会。

1954年11月，也就是奠边府陷落6个月后，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为独立走上武装斗争之路，与法军对抗之余，还对欧洲居民发动了几次袭击。战争过程都很类似：袭击者遭到反击，矛盾升级，移民者的抵抗更加坚决，根本没有讲和的可能。截至1956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部署了40万人的军队，其中2/3都是刚应征入伍的士兵。起初，绝大多数法国选民坚决支持法国军队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但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法国民众开始动摇。一些人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获胜，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通过协商取得和平，法国政府左右为难，难以决断，既没有足够实力赢得战争，也无法承受战败的重负。

1958年5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深陷危机，戴高乐复出，组建了新政府，他决心战胜阿尔及利亚起义军，重振法国雄风。然而经过3年苦战，他意识到获胜是不可能的。他不情愿地接受了战败的事实，随后开始压制国内的内战势头，平息了欧洲人反抗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的骚乱，其间戴高乐九死一生，躲过了数次暗杀。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部分欧洲人在逃离前大肆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弃昔日的穆斯林盟友于不顾，让他们独自面对胜利者残忍的报复行径。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军事方面，法国军队通过高压手段破坏城市网络来镇压叛乱，用无情的迁移政策控制农村地区。叛乱者无法取得军事胜利，尽管损失惨重，他们还是存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停止对欧洲居民的袭击，只不过袭击次数有所减少。暴力持续的时间越长，法国军队及其支持者就愈发意识到他们已经输了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公众的支持。在联合国内、盟友中间以及最重要的法国国内，均是如此。支持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弱，因为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开始认识到这一战既不道德又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根本不存在获胜一说。

如今回顾起来，法国的这场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简直是在与前进的历史车轮抗衡，试图逆着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的“变革的风”而行，这股风“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岛屿”吹遍了整个非西方世界。[27]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在战争初期力量薄弱，后来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依然赢得了战争，非洲和中东的其他殖民地深受鼓舞，纷纷效仿。许多人为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胜利感到骄傲，纳尔逊·曼德拉便是其中之一，他将这些勇士视为非洲国民大会的楷模。起义者领袖荣归阿尔及尔时，人们夹道欢迎，日后领导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也参与其中。不久后，阿尔及尔成为“革命者的麦加圣地”。[28]

20世纪60年代，欧洲各殖民地的人民借着那股变革之风相继奋起反抗，推翻殖民当局，获得独立。殖民当局战败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后，其实力早已不如从前，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起义者的军事武装升级，领袖领导有方，组织也更有效率。但是殖民主义溃败的原因不仅限于像奠边府战役这样的军事失败。实际上，欧洲各国不仅丧失了保留帝国的实力，更失去了保留的意愿：它们不再幻想自己能够并应该统治全世界。1945年前，欧洲国家若是打了败仗（在帝国主义侵略早期阶段战败时有发生），它们会奋战到底直至最终取得胜利。而1945年后，即使是大败敌军也免不了会做出妥协和撤军的决定，例如20世纪50年代英国进攻马来亚。或早或晚、不管是否经过战斗，欧洲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帝国。

殖民主义的终结归根结底是由于欧洲人民学会了用道德的眼光审视问题，更为确切地说，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随着被殖民者对独立的渴望愈发强烈，殖民当局开始思考，为了保留殖民地而损失大量兵力和财力是否值得？现在看来这种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将士兵送去保卫遥远的领土，资源不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反要用在别处，这些行为真的有意义吗？“帝国主义，”英国工党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写道，“已不再为发达国家带来可观的利益（但仍会给不发达国家带来毁灭）。”[29]斯特雷奇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了这一实用主义和罪恶感相交织的复杂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动摇了很多欧洲人对殖民使命的信念。如果殖民主义既不能为殖民当局带来利益，也无法改善被殖民者的生活，那么也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了。

拥有殖民地已经从欧洲政治得失算计中渐渐淡出，戴高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军人出身的戴高乐爱国情怀浓厚，一心一意维护法国地位，在许多方面，他可以称得上是传统爱国主义者的典范。若不是他对法国历史地位和使命的准确定位，法国根本无法在1940年的惨败后依然跻身战胜国之列。战争结束后，他意识到胜利的果实中必须包括法兰西帝国的重建，这也是法国获得大国地位的必要基础。他曾经说过，若是没有强大的帝国，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过相当于希腊在欧洲的地位罢了”。[30]无论戴高乐1958年复出时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最终，他明白了阿尔及利亚这一殖民地根本留不住，至少法国无法承受相应代价。1961年春，他向国民宣称，“我们为阿尔及利亚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去殖民化才符合我们的利益，才是我们的政策”。[31]戴高乐永远不会承认他放弃了追求大国地位的决心。但是他清楚如今的欧洲根本不是他1945年想象中的样子，经济繁荣、技术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已经取代了帝国统治的地位，成为国家实力的基础。

欧洲国家放弃帝国虽然心有不甘，但其实更多时候会感到轻松和解脱，因为如此一来它们便可将全部精力和资源投入其他事项。英国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曾写道，这些国家只是变小了，但经济实力依旧：“曾经，它们是广阔帝国的中心，如今，它们变成专注于本国琐事的小国。宗主地位已经远去，往日的荣耀也随之而去，而这曾是成为宗主的主要回报之一。”[32]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荣耀。下一章我们便会讲到，真正重要的是物质富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才是欧洲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的努力方向。现在看来，殖民暴力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是过时的、不合理的，属于一个已消逝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发动战争的能力曾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中之重。

[1]关于冷战最好的书籍出自Soutou。在英语作品中，Powaski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概述。

[2]关于美国的军事计划，见Kennedy,Freedom,pp.486–487。

[3]关于杜鲁门对于纳粹和苏联的论述，见Powaski,p.48。

[4]Naimark,“Stalin,”p.36.Naimark对苏联战后策略做出了明确、中肯的分析。

[5]杜鲁门的演讲，见Avalon Project网站。

[6]Trachtenberg,“Making,”p.103.关于德国问题的核心地位，见Trachtenberg和Eisenberg。

[7]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9–1950,p.66.

[8]Reynolds,“1940,”p.349.之后的两段内容都是以这篇佳作为基础。另见Hitchcock,France。

[9]Gillingham,Coal,p.231.

[10]舒曼的演讲，见Avalon Project网站。

[11]Gillingham,Coal,p.231.

[12]关于朝鲜战争的影响，见Stueck。

[13]《北大西洋公约》见Avalon Project网站。

[14]Schuman,“France,”p.355.

[15]Ruane,p.102.

[16]就如很多名人名言一样，对于伊斯梅究竟想表达什么还有很多争议。关于北约的发展历程，见Clevelan。

[17]关于德国主权的不明确性，见Herbst。

[18]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见Milward,European Rescue和Gillingham,European Integration。

[19]Moravcsik对于欧洲一体化项目做出了分析，提出经典的“理性选择”一说。

[20]Reynolds,“Security‘Lessons,’”p.311.

[21]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9–1960,p.103.

[22]Freedman对于核战略的发展历史做了详尽介绍。

[23]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1,p.45.

[24]Craig,“Militarization,”p.105.

[25]Herbst收录于Rotberg,p.312。Aber-nethy对于这一过程做了详尽的描述。

[26]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见Horne。Lustick对于法国人如何看待此次战争做了分析。

[27]Connelly,Revolution,pp.279–80.

[28]Connelly,Revolution,pp.279–80.

[29]Connelly,Revolution,p.31。

[30]Lustick,p.88.

[31]Lustick,p.324.Wall对于戴高乐的政策提出了批判性见解。

[32]Fieldhouse,p.394.

第8章　平民国家的诞生

1937年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发表名为“中日危机：军事国家对平民国家”的论文。这篇论文所针对的是数月前中日军队在北京以南的卢沟桥所爆发的抗日战争。另外，关于战争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一长期争论，他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本书第2章提到，许多19世纪的理论家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商业发展，传统的尚武阶层手中的权力转移到了商人和制造商手中，军事体制定会渐渐衰落。在拉斯韦尔写于“二战”欧洲战场爆发前夕的论文中，他对19世纪理论家的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由商人和其他谈判及妥协专家经营的平民国家，无法抵御“暴力专家构成社会最强权力群体”的军事化国家。[1]在这些军事化国家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生产、行政管理到文化交流都与战争密切相关，“所有的社会变革都转化为战争潜力”。

拉斯韦尔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结构”，过去仅仅不到10年时间，便已经有迹象表明军事主义国家确实处于上升趋势中。在这些国家中，军事人物处于掌权地位，其中既有职业军人，也有军事化政治运动的领袖。平民国家的领导人若是不能与军事主义国家达成一致或是不愿做出妥协，便会有遭受侵略的危险，出于自保，他们只好召集本国的暴力专家出谋划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乔治·奥威尔出版于1949年的反乌托邦式作品《1984》文采十足，对于拉斯韦尔想象中全副武装、时刻备战的国家有着极为经典的描述。许多人担心书中内容日后会变为现实。

实际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既没成为拉斯韦尔想象中的军事主义世界，也没成为奥威尔笔下不幸的主人公所处的极权主义世界。恰恰相反，在这片全面战争遗留的废墟上，欧洲人民建立起了平民国家。诚然，暴力专家依然存在，但其地位要低于谈判和妥协的专家。平民国家的目标是为人民带来和平而非战争；社会改变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基础，而非为战争做准备。

平民政权诞生的主要原因在上一章中已经做了分析：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下，世界形成两极格局，对欧洲国家来说，战争变得不可能。在两极格局中，西欧国家渴望并最终加入类似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共体这样的超国家组织。渐渐地，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国家原本稳固的自主权被消解，昔日坚决维护的国家主权，包括经济政策、法制体系以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落入这些组织的掌控之中。与以往相比，无论是地理边界还是制度划分，欧洲各国的分界都更为模糊，呈现相互交融的趋势。

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是促使欧洲国家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其全部原因。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这些变化导致了国家的体制结构和政治目的的改变。

如果说，冷战是1945年后欧洲各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经历的最为重大的改变，那么各国国内最为显著的发展非惊人的经济增长莫属，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影响。[2]这种经济增长虽然不太均衡，但足以使西欧国家从战争灾难中复苏。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损的城市得以重建，食物充足，商店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50年代末期，新型社会的雏形渐渐显现。要了解经济富足带来的全面影响，就不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战”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冲击。战后欧洲经济繁荣富强，有一部分政治和文化原因就是欧洲人民谨记战时和战后初期遭受的苦难。

20世纪50年代，无论在哪个方面欧洲经济的增速都前所未见：钢铁产量翻倍，粮食、奶制品和肉类生产先是恢复到战前水平，后又大大超过战前水平。1953—1973年，联邦德国的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三番；相比之下，英国虽然不如其他邻国，但这20年间其实际工资也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大多数家庭都有了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过去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能享有的商品和闲暇时光如今已经普及：拥有汽车的人、出国旅游的人和退休后安度晚年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要多。

经济繁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1953年，欧共体成员国的进口商品中有1/4来自其余成员国，截至196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3。截至1970年，欧共体内部出口额达1000亿美元，1980年接近3000亿美元，1990年超过7000亿美元。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努力，谈论到这一发展现状时，他说，“在我们国家，对外贸易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前提”，[3]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维系欧共体团结的国际体制中，还是在各国的国家政策里，贸易都是维护战后秩序的核心驱动力。

每个西欧政府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能力。各国交战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决策者需要想办法维持战时的生产活动，他们汲取了许多经验，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扩张经济、调控货币、缓解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因此，经济成功不仅反映而且增进了综合国力。政治家知道这些是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战后的民调一次又一次地说明，欧洲人民将经济列在政治优先目标的首位。[4]例如，1975年的一次民调显示，85%的联邦德国民众将经济问题（包括能源政策）摆在首位。美国社会科学家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做了许多次调查，来了解在欧洲民众心中的国家主要政治目标，统计数据的结果与联邦德国的民调一样：无论在哪个欧洲国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是第一或第二紧迫的问题，只有少数民众会提到提高参政程度和保护言论自由这种问题。

人们还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如今，除了教育工作，政府还要负责医疗保障工作，发放失业救济金、养老抚恤金、残疾抚恤金，建造安置房。其中有一部分福利政策在19世纪末期就已出现，但大多数还是始于“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后。威廉·贝弗里奇勋爵撰写了一份后来成为英国福利制度基石的报告。他于1943年写道，“战争的普遍作用”就是让“社区中每一名身心健全的人都成为社会财富”。[5]法国于1945年10月通过的《社会安全法》中提到，“兄弟情谊与和解精神标志着战争的终结”。[6]因此，国家愈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竭力满足人民的要求，使他们成为健康无忧的社会成员，为社会做出贡献。

国家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多，财政支出的增长与分配便是最明显的体现。1898年，英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一个世纪过后，这个比例达到了40%左右。1898年，英国政府将10%的预算分给了“教育、艺术和科学”；比重最大的是国防，占总预算的36%。1998年时，英国政府将预算的30%分给了社会保障，17%分给了医疗，12%分给了教育。[7]19世纪末期，德国的福利体系已相对完善，其社会开支的增长幅度虽不像英国那样巨大，但同样非常可观：1912年，社会福利支出占总额的40%；联邦德国1950年占69%，1975年为73%。1970年，荷兰的社会福利支出总额在各项支出中排名第四（位于教育、公共建设和国防之后）；10年后，其福利支出数目增长了9倍还多，在所有支出项目中遥遥领先。

这些数据不仅体现出国家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表明了国家主要职责的转变。20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最大的支出都是国防项目。[8]随着社会服务所用的资金不断增多，预算中的军事支出相应减少，有时缩减的幅度甚至非常大。例如，按不变价格计算，英国的国防支出数额在1955—1979年没有太大变动（258万—263万英镑），但其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有实质性的降低，从25.1%降到10.9%。同样，荷兰的国防支出也大幅下跌，从1960年政府预算的18.3%降至1980年的9.8%；同时，国防费用从国民生产总值的4.2%降至3.3%，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从415亿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增至3339亿基尔德。[9]换句话说，尽管经济增长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但这些多出来的钱款并没有用在军事领域。正如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鲁道夫·葛德雪曾经说道，“预算是国家剥去了种种迷惑人的意识形态外衣后显露出来的国家本质。”[10]战后欧洲国家的预算揭示出它们平民国家的性质。

国家分配给军事活动的资源越来越少，这精准地映射出了欧洲民众对安全问题态度的转变。例如，1973年，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发现，在受访民众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2%的比利时人和丹麦人、3%的法国人、5%的德国人和6%的英国人）认为“强大的国防”[11]在政治优先目标中占据数一数二的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试图呼吁国民重视英国国防问题，然而接受民调的人中，只有不到20%认为国防是首要政治问题，愿意增加军事支出的人就更少了，尤其是还要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为代价。当然，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欧洲人民不关心国家安全。没有人希望其他国家的军队侵犯本国边境或是入侵本国领土。但是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不可能会再次发生，所以他们希望政府将精力转移到其他更为紧要的事物上。欧洲人民愈发担心的安全问题并非是保护国家、阻挡外敌入侵，而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幸福生活。

1945年后，大规模应征军的变革过程清楚地体现出欧洲国家的特征在不断改变。英国历史学家维克多·基尔南曾经写道，征兵制“对于实行这一制度的社会来说一直是重要的社会指标，如果只是将其看作战争手段未免也太狭隘了”。[12]20世纪初，欧洲人民将应征军看作国家的学校，而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些军队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政治想象力，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基尔南的观点都得到了印证。

现代国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其征兵传统也保留了下来。英国迟迟不愿恢复强制征兵，直到1939年才不得已而为之。1945年执政的工党政府还是决定保留征兵制，这样做既是为了履行英国的国际责任，也是为了向美国证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和军事重要性。在法国，兵役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对职业军人的政治反感也由来已久。根据法国1950年通过的《法国国家服役法》，男性公民需要服18个月现役（最终增加到30个月）、3年一级预备役、16年二级预备役和8年三级预备役。也就是说服役期超过28年，并且几乎没有人可以豁免。[13]尽管少数人民强烈反对，大多数人民无动于衷，联邦德国政府还是于1956年开始实行征兵制，最终军队招募的士兵人数有50万。因此，战后不久，欧洲各国不是延续了其以前的征兵制，就是重新引入了征兵制。

1960年英国用职业军人取代了国民应征军，除此特例，其余欧洲国家一直到20世纪末期都在实行征兵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军队，其政治、文化和军事意义均大不如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不再增加军费支出，军队的规模、训练质量和军备质量都受到了限制。例如，法国政府为了减少军费支出，放宽了延迟入伍的人数限制（1967年，符合服役资格的人中有45%延迟入伍），提高了入伍的体格标准。大多数国家都缩短了现役期限（平均12—18个月），削减了预备役人数。这样的结果便是军队的数量逐渐减少，规模慢慢变小，战斗力大大降低。在殖民战争告一段落、欧洲各国也不太可能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有少数职业军人和战略家会对显著的军事变化表示担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应征军的存在，只有一小部分人强烈抗议，大多数人被动接受，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表示热烈支持。

为了应对来自公众的压力，一些军队放宽了纪律要求，降低了操行标准；少数军队，比如荷兰军队坚持多劳多得原则，区分了常规工作时间和额外工作时间，为超时勤务支付额外薪水，并且允许士兵建立工会组织。总的来说，军队试图让当兵成为一份与其他职业并无二致的工作。1914年前，公民通过服兵役变得服从纪律、热爱祖国，学会自我牺牲；而1945年后，平民世界的价值观和习惯对西欧国家军队的影响愈发显著。这一变化带来了与军事化相反的进程，军事社会学家雅克·范多恩称之为“平民化”[14]，意思是说军事机构接受越来越多的平民习惯和价值观。

为了消除大众对征兵制的抵触情绪，大多数政府日益放松了对兵役替代方式的管束。例如，1968年后，丹麦的应征士兵可以无条件选择一项非军事服务来替代兵役。在联邦德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提供民事服务，1964年有4000人；1988年有7.7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有一半被征召入伍的人都选择了民事服务。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服务和服兵役一样合理，也十分有意义。有些人甚至称在学校、医院、养老院和残疾人福利机构的工作经历才是真正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因为在那些地方，年轻男性可以学习如何照顾他人，而不是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是女性的工作。这些技能才是平民社会所需要的。[15]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为国家战斗甚至牺牲是（男性）公民的神圣职责；而国家有权将这一职责强加在公民身上，这正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及体现。1882年，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将国家定义为“由人们过去和未来的牺牲所构成的伟大共同体”[16]时，正是心怀这一神圣职责。1945年后，强制征兵制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它不再意味着杀戮和死亡，因此也就失去了代表国家的象征性权力和创造国家的实质性权力。20世纪末，迈克尔·霍华德写道：“死亡不再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17]无论在军队服役几个月也好，一年也好，都打断了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生活，可能有一部分人觉得新鲜，但也有人觉得困扰，但再也没有英雄主义思想或是因为有可能牺牲而心神不宁。

欧洲的去军事化过程难以被人们所发觉，因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变革趋于无形。19世纪末，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间的冲突升级，“一战”到“二战”的过渡期间，两者的矛盾依旧突出，而现在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间的矛盾已是过眼云烟。20世纪60—70年代，那些对欧洲现代社会和政治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18]军事机构和军事价值观就像由应征兵所组成的军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无声无息。

20世纪初期和末期，军事在欧洲社会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如果明白其中缘由，就能看清导致去军事化这一变革。1900年，每个欧洲城市都有无数身着军服的士兵，每一条街道都举行过军事仪式，见证过胜利的喜悦。到了2000年，军队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早已消失，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身着军服的士兵很少结队出现在公众场合，军服的颜色也愈发单一，没有明显特征，比较像邮递员和公交车驾驶员的制服，再无往日的光彩。20世纪初，军官多与贵族有关，是宫廷的骄子，是晚宴贵宾和新郎的理想人选。1945年后，职业军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以法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58%的受访者认为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最高，而选择高级军官的人只占6%。

当然，某些国家依然保留着传统。在法国和英国，阅兵式依然是庆祝国庆日或女王生日的必备活动；欢迎官员访问巴黎的、白金汉宫前站岗的仍然是身着华丽礼宾服的军人。但就算在这些国家，军事象征的文化和政治地位也有明显的衰落，它们都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景致，无法像从前那样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退一步说，无论在柏林、罗马还是维也纳，对于军事力量的公开展示都非常少。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由警察守卫，而不是身着军服的哨兵。

不久前，伦敦市市长提议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军事纪念碑移除。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通过，但也不会再有新的纪念碑出现了。欧洲城市最后一次建造纪念碑或以战役的名称命名街道是什么时候呢？在柏林，国防部对面的街道以1918年一位领导海军哗变的领袖命名，一侧的街道以反抗希特勒的德国烈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命名，另一侧的街道则以广岛命名。德国雕塑家劳赫的作品——腓特烈大帝仍旧矗立在菩提树大街，但是柏林最新的一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战争中的受害者而非英雄。

战后，暴力行径虽然鲜见于欧洲人民的公共生活中，但并未完全消失。“二战”结束伊始，流血事件依然不断：对叛国者进行打击报复，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爆发冲突，乌克兰的反苏势力发起反抗，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展开激烈战斗，最为惨烈的当属抵制死亡集中营中的波兰犹太人返乡运动。然而，与1918年后爆发的革命运动和国内冲突相比，1945年后并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暴力事件发生。除希腊在1944年爆发了决定未来国家性质的内战外，其余地区在超级大国骇人的军事力量威慑下均秩序井然，那些在战争中精疲力竭、意志消沉的人们俯首听命。暴力很快被限制到外围地带，像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还存在着种族和宗教冲突引发的杀戮行为。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无论是国内暴力还是国际暴力都应该引起警觉，并被制止，而不应得到赞扬或从宽处理。19世纪，许多人将战争和革命视作“历史的发动机”、进步的核心方式或是人类奋斗求生的必要表现；“一战”到“二战”的过渡时期，人们对暴力行径表示支持，如今这些观念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制度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激进的右翼运动都主张政治暴力，尤其是对军事价值的肯定。由于与纳粹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们对右翼运动的态度一落千丈。世界各地的右翼运动都遭到了禁止或是从政治舞台上消失。20世纪的经历似乎终于使欧洲人民认识到，那些动乱和战争并非常态，它们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人们应该像打击犯罪一样予以阻止、战胜它们。如今，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律被视为罪犯、狂热分子或疯子，与理想主义者、英雄或救世主这样的美名再不相干。

20世纪60年代末，一部分人担心政治暴力会卷土重来。1968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告诉总统林登·约翰逊：“无论在学生还是非学生群体中，持不同政见的情况都非常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19]这一事实，人人心知肚明。就像1848年革命热情似乎遍及欧洲各地一样，1968年的“持不同政见”也是一场国际运动。虽然各地发起运动的方式和目标不一，但所有抗议者的不满都来自相同的三个方面。其一，越南战争。这是美国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对适龄参军的年轻男性有着非常重大的实质性意义），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自从越南支持反美主义、反军事主义，表达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同情后，它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其二，有一部分人反对战后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主义，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应得的利益，虽然这两类人的不满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抗议的立场是相同的。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年轻人的经历。从美国的伯克利到德国的柏林，年轻人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而产生了认同感，这一点从他们唱的歌、穿的衣服和崇拜的革命英雄上可以看出来。1968年那一代人是战后的第一代，因为他们没有直接经历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所以他们也是欧洲第一批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群体，而不是只关心社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进步。

在1968年走上街头抗议的这群未来革命者坚信，他们会重新演绎那部始于1789年的历史现实剧。这一重现历史的信念在法国最为坚定，1968年的“五月风暴”[20]使巴黎再一次成为世界反暴政和不公运动的中心。在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搭起了路障，不眠不休地倾听冗长的演讲，与维护秩序的力量发生冲突。各地纷纷涌现出一批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他们明确表达政治诉求，并鼓动广大狂热民众。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都描绘出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画卷，将乏味单调的日常生活全部打破。

无论这些抗议多么接近当年的革命——甚至连戴高乐都一度认为他的政权可能不保了——1968年并非1789年，它与1830年、1848年或1917年发生的革命运动都无法同日而语。首先，这些抗议没有威胁到任何官员，社会体制也没有因此改变，政治制度有所动摇但并未被推翻。而且，与过去的革命运动相比，20世纪60年代末的抗议活动非常和平。1968年法国的44681起暴力死亡事件中，只有6人死于政治相关事件，其余几乎全是死于交通事故、犯罪案件或自杀。仔细研究联邦德国1965—1989年发生的约1767起“抗议事件”会发现，80%没有任何暴力参与，造成严重伤亡的不到2%。安全部队在维持秩序时会动用武力，甚至造成死亡，已是偶发事件。总的来说，西欧平民国家自我防卫时不会使用致命武力。

1969年，大众对抗议运动的热情开始消退。大部分抗议者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然而他们的领袖却开始了与政府当局漫长的和解过程，少数领袖最后因此在政府谋得职位，甚至担任部长职务。然而还有小部分抗议者走向了极端，从公开煽动转向暗中策划，将集会和示威游行变为绑架和谋杀。[21]

政治恐怖行为在意大利尤其凶残，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腐败无能，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恐怖分子中既有极左翼分子也有极右翼分子，造成了系统性政治危机。1969—1980年，意大利的政治暴力行为造成415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1978年，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时任总理阿尔多·莫罗，最终迫使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激进左翼团体的领袖先后遭到逮捕，其组织行动也渐渐失去效力。

虽然联邦德国恐怖分子的数目不及意大利，但其凶残程度丝毫不弱，无差别地随意施暴。由民主德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红军旅坚信联邦德国是法西斯政权，采取任何方式对其进行打击都不为过。而实际上，联邦德国是一个由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老兵维利·勃兰特领导的宪法福利国家，可红军旅并没有因此手下留情。德国恐怖分子制造了200起爆炸、69起银行抢劫案，还有数不清的绑架案，谋杀了28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红军旅的领袖不是死去就是入狱。虽然组织残余一直潜伏到90年代，但革命激进主义明显势头不再，丧失了感召力。

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为数不多的狂热的恐怖分子已处于社会边缘。他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仰慕者也屈指可数（通常都是敬而远之）。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敌对情绪进行动员，因此拥有足够多的群众基础。一切开始于1967年，少数天主教徒受到美国和欧洲抗议运动的激励，开始鼓吹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他们一开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斗争，但遭到了听命于新教的安全部队和来自新教的军事组织的强力压制。

双方一如往常不甘示弱，导致暴力行为升级。自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内战结束后就处于休眠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军，随着抗议运动的高涨再度活跃，他们下定决心要将英国人彻底驱逐出境。1969年，奉命前往爱尔兰恢复秩序的英国军队迅速加入这场冲突。1972年，双方敌对情绪达到高潮，共有467人被射杀或炸死。接下来几年中，死亡人数为每年200—300人，随后降至每年不到100人。[22]

在经济繁荣、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恐怖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现代社会在少数愿意使用暴力的人面前显得很脆弱。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可以得到些许支持，便能够利用发达社会流动性强这一特质，隐姓埋名躲避追捕。而且现代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潜在目标，如可以绑架位高权重的人、炸毁纪念碑以及暗杀安全部队成员等。另一方面，发达社会的防御能力很强。其社会政治体系可能有所损伤，但绝不可能因为恐怖袭击事件而瓦解。欧洲人民最终清楚地认识到绑架、爆炸和刺杀可能会导致民愤，引发危机，但绝不会使社会和政治秩序垮塌。20世纪70年代在西欧涌现的恐怖主义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像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恐怖组织一样慢慢消失，要么像北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受到压制，成为英国内政大臣形容的“可接受的暴力等级”[23]。实际上，暴力行径只要没有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便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出现的动荡只是对战后平民国家的考验而不可能摧毁它们。

20世纪70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并非是由暴力伪革命导致的，而是产生于一个相当和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专制政权转变为稳定的自由民主政权。

1949年，希腊结束了艰苦内战，经济脆弱，政治分裂，精神上疲惫不堪。[24]民主体制不仅受到左翼和右翼分子持续不断的攻击，还由于主要政要的一系列丑闻而遭到进一步破坏。1967年4月，雅典发生兵变，一个卑劣的、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政权“军政府”得以建立。军政府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徒劳地试图掩盖其依赖恐怖和威吓的本质。1973年，武装警察首领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将军成立了新政府，然而该政府不但残暴如故，还尤其无能。1974年7月，约安尼季斯在塞浦路斯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土耳其为了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以“保护国”名义出兵塞浦路斯，占领其北部领土。同为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为此曾一度差点交战。希腊资深国会议员康斯坦提诺斯·卡拉曼利斯恢复民间秩序，终止了危机。11月卡拉曼利斯在选举中获胜表明他的一系列政策获得了民众认可。1975年，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发动政变未遂。显然，希腊军事高压统治时代已经结束。

1974年4月，距希腊军政府下台还有3个月，一群葡萄牙军官因不满于非洲无止境的殖民战争，发动政变成立了新政府，由领导者安东尼奥·斯皮诺拉将军担任临时政府总统。[25]他并不完全赞成激进革命运动，出任政府首脑也是出于无奈，因此他上台后发起反政变运动，推翻了政变政府。当时局势依旧不稳，左翼和右翼分子都是威胁的来源，直到安东尼奥·埃亚内斯将军率领手下温和派军官夺权并举行新一轮选举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埃亚内斯当选总统后，任命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马里奥·苏亚雷斯为总理。尽管葡萄牙的民主之路不时出现坎坷，但新政权所获得的成就着实让人惊叹。短短两年时间，改革者便推翻了当权50余年的独裁政府，终止了一系列血腥的殖民战争，并成功抵御了一场企图恢复独裁的右翼分子的政变，而且也没有让政权落入反民主左翼的手中。同时，他们建立了民选政府并维持着与北约的联系，与欧共体关系也很牢固，从中获利也越来越多。

以最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的国家非西班牙莫属。[26]20世纪60年代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已经过去30个年头，国内动荡的局势愈发紧张。佛朗哥身体每况愈下，无心独裁，许多人担心新一轮内战即将爆发。温和派的独裁政权支持者意识到，佛朗哥体制如果离开他本人的指挥，那么既不可能也不值得存在，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也有许多人强烈反对改革，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是巴斯克分离组织。该组织成员见佛朗哥大势已去，便加紧对国家发动暴力攻击。誓死维护独裁政权的顽固分子也以巴斯克恐怖主义的复兴为理由，拒绝改革。

改革者有幸得到佛朗哥挑选的继位者胡安·卡洛斯国王的支持，他认为和平、繁荣的西班牙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之上。国王支持一系列宪政改革，保守派觉得力度太过，自由派又觉得力度不够，而大部分人为了避免暴力而接受了改革。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2年后的全国大选使西班牙正式告别独裁，迎来议会民主。1981年军事政变未遂标志着西班牙的新篇章真正开始了。

欧洲外围国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中向来不乏动乱和暴力，所以这些国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如此和平，这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意外。（美国中情局伦敦站站长曾说：“葡萄牙发生革命的时候，美国人不慌不忙地出门吃午饭去了。”[27]）其实这三个国家走向民主并非必然。首先，有些人物如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葡萄牙将军埃亚内斯、社会主义者苏亚雷斯以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没有加入维护民主制度的队伍，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其次，民主化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这三个国家在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前几十年中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势如破竹：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有大量外出务工者，其中绝大部分人去了西欧，同时又有大量外国游客来到这些国家，两方面因素都和经济大增长密切相关，并建立了连接西方新兴消费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纽带。再次，欧共体谴责暴力压迫行为，鼓励实行民主制度。此外，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的诱惑使得这样的支持对改革尤为重要。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改革者都试图让自己的国家加入欧共体，民主政权在这一漫长又艰辛的过程中逐渐趋于稳定。最后，一个由共同市场和平民国家组成的稳定、繁荣和民主的欧洲是改革者们内心坚定的期望，他们决心排除万难，推翻过时、低效的独裁政权。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和平转变为民主政权，是因为包括对改革心存疑虑的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公民，都认识到了暴力不再是合法的政治武器。维护独裁者即便能够阻碍民主的到来，也失去了为独裁政权牺牲或是杀戮的信念。斯皮诺拉将军在葡萄牙改革期间曾说：“宁愿国家默默无闻地存在着，也不愿它在光辉中消亡。”[28]欧洲战后的政治文化确实平淡朴实：向往和平而非战争，崇尚生活而非死亡，渴望平凡的生活而非光荣的牺牲。当初，促进平民国家诞生在欧洲腹地的历史条件也是如今欧洲外围和平过渡到民主政权的原因，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最先获得民主，随后苏联竟也加入其中。

至此，我们对于战后世界的评述多集中于西欧，暴力的终结不仅改善了西欧国家的内部状况，还缓和了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从许多方面来说，东欧都没有脱离暴力。武装冲突可谓其公共生活的家常便饭。苏联军队于1953年、1956年和1968年分别受邀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东欧国家政权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去军事化，它们依然保留大量军队，扮演“国家的学校”这一角色，年轻人在军队中学会了对抗阶级敌人所需的纪律和原则。然而，东欧还是和西欧一样迎来了战争的终结。冷战的两极秩序在这里同样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发生国内暴乱事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平民价值观和理念渐渐在东欧萌芽、发展，尽管发展得并不均衡，却也依然为1989年的和平演变打下了坚实基础。

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虽在和平中结束执政，但在初始阶段却伴随着政治恐怖事件、大规模驱逐、公审所谓敌人、没收农场和强制工业化。1945年后的几年里，匈牙利有20万人被捕，捷克斯洛伐克有13.6万人；罗马尼亚有18万人；阿尔巴尼亚仅有的100余万人口中，竟有8万人被捕。[29]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高度恐怖相比，这些被捕的人送命的不多，其中大部分被送进监狱或是淹没在密布于俄罗斯东部的强制劳动集中营中。1952年年底，民间出现了有人要刺杀斯大林的传闻，据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也参与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这一传言造成了恐慌，人们担心苏联会像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巅峰时一样，再一次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中风去世，苏联体制随后出现明显转变。政府采纳了新政策，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称之为“镇压但不消灭”[30]，因此恐怖事件逐渐减少，杀伤力也有所减弱。数万名政治犯被释放（包括1949年入狱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没有人继续谈论医生们的刺杀阴谋。自1938年以来便为斯大林操作恐怖机器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被捕，一个特别法庭宣判他有罪，随即将他处以死刑。他是最后一个因为内部权力斗争而死的苏联重要领导人。在后斯大林时代，压制手段变得更可预见，威胁到政权核心人物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也不再肆意杀戮。

尽管经历了如此深刻的变革，在被波兰的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称为“后极权”[31]的社会，人民的生活仍然受到严重限制。政见一致的压力依然存在；安全机构仍然随处可见，运转如常；强制劳动营的大门依然敞开着。成功需要纪律和服从，因此持有异见的代价很高。1956年，斯大林恐怖有了明显缓和，波兰和匈牙利的领导人对此反应过激，引来苏联政府的有力回击。匈牙利爆发全面内战，数千人死亡，上万匈牙利人逃离了家园。那一年，苏联第一次证明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名论点：革命在专制政权国家中尤为危险，这样的例证也并非最后一次。

1953年后，苏联外交政策也和国内政策一样有所改变，但改变的幅度相当有限。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番争斗后成功上台，他意识到核武器的破坏能力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本质。[32]他坚持认为完全可以避免与西方国家的武力冲突，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共存。1961年，官方将“和平共处”定义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式”[33]，这样的状态可以持续到共产主义最终取得胜利那一刻。同时，双方都无法承担大规模战争的代价，因为根本不会有赢家。当然，共存理念不能停止赫鲁晓夫向西方国家挑衅，例如威胁西方在柏林的地位，在古巴布置导弹。共存理念也不会妨碍大规模军事机构的继续存在，苏联的大量稀缺资源支持着一位专家所谓的“永久的战时经济”[34]。

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没有抛弃1917年列宁政权的根本要素：政党依旧垄断政治权力，国际阶级斗争仍旧是苏联制定外交政策的推动力。然而，国内恐怖气氛的减弱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可能都表明，即便在苏联，政治暴力的合法性也在降低。曾在20世纪下半叶导致西欧政治和社会发生转变的因素如今也可以在该政权的坚硬外壳下看到。

东西方暴力的衰退始终伴随着经济重要性的相应提高。赫鲁晓夫及其同僚相信他们不用暴力手段就能统治苏联，不用发动战争就能在国际中处于领先地位，因为苏联的经济可以完全压倒对手。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对苏联经济优势的信念似乎并不像现在看来这样牵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经济稳健增长，农业生产有所提高，有更多消费品可供选择。苏联人民开始购买电视机和电冰箱，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摆脱过去长期遭受的苦难。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环绕地球的太空飞船，这让苏联有了更多资本宣扬本国优势。赫鲁晓夫曾激动地宣称，过去苏联无法在经济对抗中与西方国家抗衡，如今苏联会通过经济比拼取得胜利，将资本主义敌手“掩埋”

而非诉诸武力。事实真能如他所愿吗？又或者像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预测的那样，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像。前者愈发服从于市场调控，后者则更加重视政府计划，直到双方将两种制度的优点合二为一，形成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新国家。

尽管赫鲁晓夫夸下海口，但苏联体制并没有超越西方国家。相反，其经济增长变缓，消费品生产很少能满足需求，东西方人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渐加大。领导人所承诺的经济繁荣大部分都没有实现，苏联继续依靠理想诉求与强制性和谐。

1968年，西欧和美国爆发公众抗议运动，东欧改革也势在必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最富活力，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一个新政权试图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一系列改革，并重新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邻国为此担心，这些改革最终招致华沙条约军队的入侵。杜布切克因为没能创建“人性化社会主义”而遭到降职，被放逐出权力中心。对一些人来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无情镇压说明了苏联已经准备好抵御任何试图革命的尝试。而了解内情的人意识到动用武力并非强大的象征，相反，它意味着衰弱。时任苏联秘密警察首脑、日后成为总理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后来说道，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是体制出现结构性危机的第一个标志。[35]

西欧国家试图寻求与苏联合作的新方式，这一尝试并未因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受到影响。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将这次入侵称为缓和国际关系过程中的“小意外”[36]。确实，如果排除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因素，对法国人来说确实如此。与美国坚持推行有条件地与苏联缓和关系的政策不同，欧洲国家认为自身的外交政策愈发去军事化，它们将缓解紧张关系视为这一政策的表达方式和强化手段。去军事化的外交政策以贸易和经济援助为基础，也就是说，把塑造西欧一体化的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当中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和一系列经济利益可以推动社会转型，这种信念曾推动西欧共同体的形成。如今，同样的信念也推动西方与东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短期来看，这样可能会强化压制性政权，但长远来说，东西方的每位公民都能从中获益。实现这一目标期间，欧洲人民更有可能生活在和平的生活环境中。

苏联领导人考虑缓和关系主要也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西方国家的贷款和援助以应对自身的经济问题。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危机时将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如今苏联和其东欧盟友也正遭遇这种不幸，它们试图通过采取会加剧其结构性缺陷的政策来渡过难关。它们接受西方贷款的数额越大，对国外货币的依赖性就越强，公民也会越渴望那些本国无法生产的商品。因此，无论是精英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丧失了对国家体制的信任，质疑其价值观和实际表现。20世纪80年代，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恶化，缓和关系的承诺不了了之。即便如此，苏联等对外国贷款的需求依然有增无减。1975—1985年，以可兑换通货计算，民主德国负债额从35亿美元增至67亿美元，苏联的负债额从74亿美元增至121亿美元，波兰从77亿美元增至277亿美元。[37]这些国家犹如最后一轮比赛上精疲力竭的拳击手，绝望地倚靠在对手身上，想要站立不倒。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以西地区发生一系列反抗运动，内部危机加剧首先体现在这里。正如带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向民主政权和平过渡的领导人一样，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被西欧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所吸引。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变革。亚当·米奇尼克在1976年写道：“想要通过革命推翻政党独裁的想法既危险又不现实。”[38]于是，像米奇尼克一样勇气可嘉的人们没有使用炸弹或设置路障以示抗议，而是通过贴公告、发宣传手册、和平示威来达成目标，他们还通过表演一些荒诞离奇的剧目来揭露政权的虚伪和荒谬。最重要的是，用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来说，这些反对运动试图“活在真相中”[39]，也就是说，拒绝相信政府一系列带有欺骗性的说辞和道德空虚。以暴力对抗国家，国家会展示其实力，而活在真相中则会凸显其缺陷。

尽管持不同政见者有时会为非暴力的抗议手段付出惨重代价，但是他们自觉抵制暴力既是以政府一方克制使用暴力为前提，又反过来加强了政府的克制。在斯大林主义的鼎盛时期，活在真相中根本没有用，因为看见真相的人都无法存活。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还是会阻挠持不同政见者就业，干涉他们的行动，甚至对他们实施监禁，但不会杀害他们。这就为反对者留下一线生机。即便在持不同政见者最为活跃的波兰，政府在自我防卫时也会尽可能不使用致命武力。波兰的反对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联手反对政府，事态一度几近失控，但是这一次苏联没有像1956年或1958年那样出兵镇压，而是决定不予干涉。1981年，一位波兰将领颁布戒严令，以镇压一场所有人清楚地知道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运动。这对那些自称无产阶级代表的人来说，便是理想破产最为明确的标志。

雅尔塔会议被视为战后欧洲分裂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1985年2月，《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纪念雅尔塔会议召开40周年。文章称，过去40年“是历史上罕见的瘫痪时期”[40]，那么“未来40年，欧洲有多大可能再次充满活力”？文章给出了4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最无趣也最有可能发生，即2025年以前欧洲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经济学人》的编辑显然认为欧洲不太可能发生变革，这不难理解。1985年年初，苏联阵营中大部分领导人已过古稀之年，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位数十年，例如，73岁高龄的托尔多·日夫科夫自1954年起便担任保加利亚领导人；1984年接替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病情堪忧，习惯于长期隐匿自己的行踪；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与日夫科夫和契尔年科一样固执而缺乏想象力，他们都坚决抵制苏联发生变革。因此许多专家相信当前的局面会再持续40年，这一点并不稀奇。

尽管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变革将近，但《经济学人》做出预测仅6周后，变革就开始了。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第二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是苏联第一位没有积极参与“二战”的领导人。他在政党中攀升速度很快。1980年，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与当时的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关系密切。安德罗波夫在其短暂任期内曾有过几次犹犹豫豫的改革尝试。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不能再迟疑观望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在眼前，如东欧民众不时发动起义；经济停滞，既无法生产民众需要的商品，也无法供应军需抵御西方国家的威胁；阿富汗战争失利，这些使他意识到深刻改革迫在眉睫。他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一样相信这样的改革势必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苏联在这种经济形势的支撑下才能继续。

戈尔巴乔夫并不想废除苏联体制，他相信政党权力垄断没有错，也坚信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为证明政策的正确性，苏联历届领导人无一不将列宁引为权威，他曾顶住各方压力，坚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与德国讲和，而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写道：“只有回头看时，才能自信地、言之凿凿地称列宁是正确的。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高瞻远瞩，他没有因为苏联处于转折时期而放弃一些基本目标。他挽救了革命。”[41]正如列宁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一样，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机制调整和改革开放新政是为挽救革命的权宜之计。然而妥协的最终结果却是无条件投降。

戈尔巴乔夫一边寻求方案解决国内政策所遭到的强烈抵制，一边在外交事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大胆举措。他提出新的裁军建议；清算苏联士兵为维护共产主义政权而奋战的阿富汗战争；最重要的是，他建议苏联不应强求东欧盟国与其保持一致性。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言，做出两个非同寻常的让步。首先，他宣称“武力以及武力威胁……不应是外交手段”，[42]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政府形式，这是“一个不存在例外的”普遍原则。其次，他表示愿意接受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学习它们的先进之处。他还说道，国际政治正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去意识形态化”。自1917年以来，由意识形态左右的国内外政策给共产主义国家对敌对友的态度定下了基调，这样的情形如今应该到此而止了。

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引起最为强烈的反响。1988年，爱沙尼亚发布声明宣布主权自治。1989年6月，共产党候选人在波兰选举中惨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出现大批示威游行，逼迫政府做出让步后又实施改革，最终导致整个政权被推翻。1956年和1958年时，苏联政府虽然鼓励实施一些改革，也适当干涉以防事态走向不可控，但这一次有所不同，所有异议者都有发声并不断提高要求的权利。民主德国发生革命时，40万名驻民主德国苏联士兵留在军营中，见证莫斯科最重要、最不屈不挠的战略盟友政权瓦解，街上尽是抗议人群和大批向西迁移的移民者。1989年年末到1990年年初，因解决德国问题而生、作为维持欧洲秩序基石的冷战渐渐落下帷幕。

苏联的终结与40年前欧洲失去殖民地的过程相似。苏联与殖民当局都放弃了统治权，因为它们有更重要的目标；为维护帝国而付出的代价甚至超越了帝国本身的价值，其他目标又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两者所做的权衡非常相似，但东西方帝国崩溃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43]西欧殖民当局迅速从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实际上，失去了帝国之后，它们有能力让社会更加繁荣富强。即使对法国和葡萄牙来说，虽然失去殖民地时还要应对各种政治危机，放弃殖民地的最终结果也是好的：更加稳定高效的政府诞生了。然而对于苏联来说，帝国解体只是一场致命危机的组成部分罢了，最终导致全盘覆灭。[44]戈尔巴乔夫为东欧带去了民主和独立自主原则，而这些原则很快又回到了苏联。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14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并分别成立新的主权国家。面对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抗争是徒劳的。1991年8月，一次无心的政变——类似当初那些为阻止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改革而未遂的政变——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无能以及除了改革外别无其他可行手段的现实。12月25日，苏联这个多年来无数人为之挥洒热血的国家和平解体了。

苏联领导人及其亲密的合作伙伴虽然仍旧控制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压制性极强的国家机器，但他们很快便放弃挣扎，接受现状。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规模的政治转变可谓史上鲜有，而且这样的转变没有伴随大量流血事件，则更是前所未闻。

苏联1917—1991年的历史进程强调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倘若没有列宁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他的激进革命小团体根本没有机会控制俄国；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固执地坚信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苏联共产主义也许不会迅速且和平地走向终结。尽管二者都创造了历史，但是他们所创造的都不是自己所期望的历史。苏联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存在巨大的判断失误，之后不久最令人不悦的意外降临了。列宁夺取政权是因为他相信一场欧洲革命迫在眉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挽救苏联。然而他们都并没有做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联缔造者和终结者间的本质区别。

当列宁的幻想破灭时，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维护政权；当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加速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灭亡时，他选择了顺其自然。这种差异源于两人的性格和经历，究其深层原因则是源于二者所面临的历史状况有所不同：列宁暴力夺取政权后不能轻易放手，因为他深知自己腹背受敌，无法在失败后存活；戈尔巴乔夫可以承担放弃的后果，因为他相信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反对者都不会置他于死地。如果欧洲于1917年没有爆发激烈的暴力运动，苏联政权就不可能诞生，而苏联政权的和平陷落则是以暴力的衰落为前提的。截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前提已经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国内和国际政治。

[1]4年后，Lasswell修改了他在1937年所写的文章，修改后的版本在接下来20年中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See Lasswell,Essays.

[2]Milward,Reconstruction.Data from Judt,p.338f.

[3]Garton Ash,Europe’s Name,p.244.

[4]Inglehart,p.49.

[5]Rosanvallon,p.28.

[6]Rosanvallon,p.28.

[7]Ferguson,Cash,pp.100–101.关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支出，见Flora的数据。

[8]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Yearbook 1976,pp.152–156,and Yearbook 1985,p.281.关于英国的军事支出,见Harries-Jenkins,pp.11,108。关于荷兰的军事支出，见Olivier and Teitler,pp.86–87。

[9]Martin的作品Warriors对国家军事预算的分析十分经典。

[10]Genschel and Uhl,p.92.

[11]Inglehart,p.49.关于英国民众对于国防的意见,见Shaw,p.123f.

[12]Kiernan,p.141.

[13]Scott,Conscription.关于法国征兵制，见Martin,Warriors。

[14]Shaw,p.74,另见Olivier and Teitler。关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事化发展，见Kelleher,Burk和Flynn的作品“Conscrip-tion”and Conscription以及Harries-Jen-kins主编，Moskos,Williams和Segal三人编写的论文集。

[15]关于可代替兵役的服务，见Bartjes。

[16]Hedetoft,p.281.

[17]Howard,Invention,p.100.

[18]例如，在GabrielAlmond、Sidney Verba合著发表于1963年的经典研究Civic Culture中，没有提到军队、征兵制、军事、安全或战争。同样的，于1964年冬第一次发表在Daedalus期刊、极具影响力的论文集A New Europe?中几乎没有对于军事机构的叙述。

[19]Suri,p.2.

[20]关于1968年的暴力事件，见Tilly,Collective Violence,pp.63（法国），71（德国）。

[21]政治恐怖主义的资料可在Chalk的著述中找到。

[22]关于爱尔兰政治暴力的死亡数据，见O’Day,p.18。

[23]Beckett,p.15.

[24]关于希腊，见Clogg,chapter 5 and 6。

[25]Maxwell的作品对葡萄牙革命做了详细描述。

[26]关于西班牙，见Preston的作品以及Carr和Fusi的合著。

[27]Maxwell,p.66.

[28]Maxwell,p.30.

[29]关于1945年逮捕人数的资料来自Mazower,Dark Continent,p.265。

[30]Todorov,Hope,p.43.

[31]Schell,p.195.

[32]Taubman对于赫鲁晓夫时代的评述十分精彩。

[33]Odom,p.12.

[34]Odom,p.63.

[35]Soutou,p.462.

[36]Soutou,p.482.GartonAsh,Europe’s Name有力分析了欧洲对东方国家所实施的策略的真实意图。

[37]关于债务的数据，见Maier,p.63。

[38]Schell,p.191.Kenney的作品中记叙了和平抗议的新的形式。

[39]Schell,p.195.

[40]Economist，February 2,1985,pp.14-15.

[41]Gorbachev,p.39.

[42]Gorbachev的演讲，见ColdWar Files网站。

[43]Mazower,Dark Continent,pp.376–377.

[44]Dallin的作品“Causes”对于苏联解体给予了不偏不倚的评论。Kotkin强调了苏联解体的过程非常和平。

第9章　为什么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1990年年初一个周六的下午，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的国王大道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一小群示威者正沿街游行，抗议声此起彼伏。见此情形，一位美国人问他的德国同事发生了什么，同事耸耸肩，回答道，“肯定与南斯拉夫有关”。之后他们继续工作。游行者抗议的内容似乎无关紧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其后数周内发生了各种意义重大的事件，如德国大选举行在即，盟国间必须进行艰难的谈判，自1945年便驻兵德国的军队将何去何从仍然有待商议。眼前的游行与这些相比便显得毫不重要了。南斯拉夫只是一个遥远的小国，在这场改变欧洲的伟大的和平革命中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南斯拉夫的问题再过几个月将愈发棘手，让人难以忽视。

我们现在知道，1990年年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走向分裂。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费拉尼奥·图季曼成功上台，他们决心摧毁“二战”后铁托创建的联邦结构。这一体制崩溃后，关于群体暴力事件的报道越来越生动翔实，也越来越触目惊心。欧洲人在电视上看到了大屠杀、种族清洗和有组织的强奸。他们发现那些受害者与自己没什么不同，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背着熟悉牌子的购物袋，里面装着一些个人物品。一些最残忍的暴行发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那里是欧洲人民非常喜爱的度假场所，阳光和海滩形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旅游开销也不大，每每想起这里，他们都心生愉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部队包围，这也许会使历史学家想起1914年的大战，但在大多数人印象中，萨拉热窝是1984年冬奥会的举行地。据众多驻地记者报道，被包围的萨拉热窝是欧洲的国际大都市，有文明的市民，然而这些市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早应远去的战争噩梦中。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对该区域的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但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战争不会波及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没有扩散。与1914年相比，现在的巴尔干半岛不再是将暴力事件从欧洲外围引入中心的导线。武装冲突的新时代没有到来，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尽管巴尔干战争没有扩散为大规模冲突，但也没有显示出掷地有声、致力于团结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作用。欧洲人不时对这场战争做出干预，但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这说明欧洲民众无法也不愿帮助居住在东南边界的人们恢复和平，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旧体制崩塌，新国家成立，中东地缘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一些欧洲机构在动荡之中还能缓慢成长，继续生存，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是欧盟的巩固以及北约的幸存。正如阿瑟·柯南道尔的短篇小说《银额马》中那条著名的“沉默之犬”[1]，思考这些机构为什么没有发生深刻变革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初欧洲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开始于1989年的新时代既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遇，欧洲平民国家的价值观和存在前提接受了考验，但并没有被改变。

冷战的结束威胁到欧洲国际秩序的基础。1990年10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境从政治版图上消失。过去40年来，它一直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治冲突的潜在爆发点，也是超级大国决心维持战后状况的标志。统一后的德国尽管仍紧紧依附于西方国家，但其主权已经完全不受外界限制。1个月后的巴黎会议，34个国家到场，北约和华约的成员国签订协议结束了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长久以来的领先地位。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不久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诞生于苏联政权残骸之中的俄罗斯联邦仍旧拥有强大的令人担忧的核武器军备，但是曾经威胁西欧的军队已经不复存在了。

1989年后，欧洲权力分布发生了很大转变，难怪约翰·米尔斯海默等政治分析家预测冷战秩序结束后会出现新的体系，他们相信“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点是战争或和平的根源”。[2]1994年，“务实主义”国际关系的著名拥护者肯尼斯·华尔兹写道，世界必须学会摒弃过去东西方两极分化带来的“敌我分明的单一性和安抚人心的平衡性”[3]，并学习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生活。华尔兹称，失去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维持的稳定局面后，欧洲国家将“重新找回自己过去的大国地位”[4]。找回之后，国际体系将回到固有的无秩序状态，粉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建立的体制框架。米尔斯海默预测“欧洲发生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可能会激增”。[5]

与预测相反，欧洲秩序不仅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一片混乱，其制度体系反而愈发强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即使是对刚刚统一的德国，这个务实主义者认为最有可能重新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也渴望留在欧洲的制度框架中，因为它在其中实现了良好的发展。事实上，德国的这个愿望还特别强烈。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于1990年10月所宣称的，“今天，主权意味着可以参与到国际社会中”。[6]欧洲各国没有找回它们之前的角色，而是继续维持40年以来的样子。毕竟这是欧洲人民所期望的，而且现在的状态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1990年7月，北约政府领导人在伦敦汇集，批准了一个“新战略构想”，以应对“极大改善”盟国安全环境的“深刻的政治变革”。[7]“构想”经扩充后被纳入“和平与合作宣言”，该宣言发布于1991年11月7—8日的北约罗马峰会之后。文件不仅认可北约存在的重要性，还承认需要重新考虑其主要任务。首先，新的安全环境可以使成员国削减其武装部队的规模，从而更加注重军队的行动速度和灵活性而非前沿防御能力，以及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其次，尽管成员国主张“军事行动依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已经明显将关注点转向北约的政治目标，包括与北约之前的东方敌对国开展对话，深化与其他欧洲组织的合作。这些改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难以察觉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安全的定义有所转变，如今，国际安全更注重维护国际秩序和稳定状态，而不是保卫领土不受侵犯。

因此，冷战结束后的欧洲虽然安全了许多，但仍是个复杂的地方。欧洲各国拥有许多机会和选择，这在苏联于东西方前线部署数十万军队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机会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与美国的关系，长久以来，欧美关系不平等并时常引发争议。

北约自从1949年成立以来，曾面临一个又一个危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德国重建、法国退出、入侵苏伊士、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缓和战略与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等诸多问题上均有分歧。欧洲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仔细掂量依赖美国的利弊得失，在美军带来的安全保障与美国政策带来的危险中反复寻求平衡。尽管一些欧洲人迫切想就此摆脱美国，但只要苏联还存在，那么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德国政治家沃尔特·基普于1972年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其著作的名称：“与美国挥别，之后呢？”[8]

许多欧洲人相信冷战结束后，基普的问题可能会有答案。团结一致的欧洲实力强大到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当一面。早在1989年之前，欧洲各国便开始着手创建一套新的欧洲制度。1986年，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单一欧洲法案》，这是自30年前的《罗马条约》以来，欧洲朝联合目标迈进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步。法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它将共同体中残余的经济壁垒一律消除，还提议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若干改革。法案最终目标是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及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指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政治一体化则指国内抑或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都由泛欧洲机构代言。

欧洲一体化的势头没有因苏联的衰亡而中断。1991年12月，欧盟正式成立。成员国签署以签订地点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命名的条约，并进一步扩展了《单一欧洲法案》的内容。1997年10月，欧盟成员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该条约主要是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微调并明确了许多欧盟基础性文件的内容，定于两年后生效。[9]这些协议均强调提升欧洲在外交事务中地位的重要性。例如，《单一欧洲法案》承诺欧共体会尝试“制定并实施单一的欧洲外交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声明，欧盟意图创建“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包括最终形成共同的国防政策，也许会逐渐形成共同防务体系，以此强化欧洲的地位和独立，（以便）促进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这一宣言的试探性质（也许会逐渐）反映出欧洲人民对于新政策本质看法的不同，尤其体现在新政策对北约的影响上。大量争论后，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将“详细制定和实施”安全政策这一责任交由西欧联盟负责，这一组织自1948年成立后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西欧联盟包括所有隶属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所以这看似提供了讨论安全问题的中立平台。然而不久后，大家发现西欧联盟的“复活”并未解决问题，反而意味着欧洲在寻求地位和独立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1991年11月，北约“和平与合作宣言”正式认可欧洲防务计划启动，同时认可西欧联盟职能的拓展。“新战略构想”承诺“加强联盟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新兴防御组织间的互补性”。“互补性”的含义很多，也因此掩盖了欧洲人之间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深刻的分歧。欧洲能够更多地对自身安全问题负责，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美国反对任何与北约竞争的欧洲独立安全机构。对此，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2月对其欧洲伙伴做出了警告。欧洲内部也有分歧：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北约仍然是维系安全的主要机构；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的安全体制应该更加独立自主。大西洋两岸的所有国家都声称希望欧洲能够更加独立，但这句话的含义和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却大相径庭。

冷战后，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辩论始于两次国际危机之间。第一次国际危机是由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的。科威特国土面积虽小，但石油资源丰富。1980—1988年，伊拉克与伊朗爆发战争，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因此伊拉克高压政权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想通过吞并科威特获取其石油资源，借此恢复伊拉克经济。通过占领科威特，萨达姆控制了占世界20%的石油资源，从而对占有30%石油资源的邻国沙特阿拉伯造成强烈威胁。最初，欧洲人除撒切尔夫人反对以外，都愿意将主动权交由美国，由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支持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派出军队参加联合行动，但北约和欧盟没有参与其中。这次国际联合行动于1991年1月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的实力和欧洲对其的依赖性得以凸显。

第二次重大国际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巴尔干半岛冲突。与伊拉克战争有所不同，由于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范围内，欧洲人根本无法忽视，也不好再交由美国处理。1990—1991年，美国忙于处理欧洲的冷战遗留问题以及波斯湾冲突，因此美国人告诉欧洲人，南斯拉夫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带着古希腊人都会认同的自尊心，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宣称“欧洲上场的时刻到了”。[10]实际上，欧洲对于巴尔干半岛冲突的干预并未起作用，不过是证明了自身的不稳定与分歧罢了。在德国强烈要求下，欧洲各国于1991年年末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这是欧洲人在巴尔干冲突上采取的最具决定性举措。然而外交上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等同于鼓励各竞争派系夺取土地，驱逐其他民族，这样做加速了南斯拉夫联邦结构解体，但人们并不考虑接替联邦结构的会是什么体制。同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掠夺性战争也因此加剧。随着前南斯拉夫的长久苦难不断展开，各个机构如欧盟、西欧联盟、联合国以及众多特别小组都试图结束这次流血事件，它们制订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但最终不过被交战各方玩弄于股掌之中罢了。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欧盟体制掣肘过多，无法给出统一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但比起这一弱点，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人没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对未来的憧憬。各国领导人只是进行谈话，做出威胁和谴责，根本没有采取进一步举措的意愿。一些欧洲政府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时，对参战程度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使得士兵陷入无助境地。欧洲领导人始终站在平民国家的角度看待局势，他们也就无法想象巴尔干半岛正面临的险境，无法理解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等人所做的残忍但理性的算计，正是这些权衡算计使他们选择了暴力手段。欧洲领导人将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原因解释为由来已久的民族仇恨、文明间的碰撞，或是原始暴力倾向，以期逃脱责任。毕竟，这种文化特质根深蒂固，文明世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认为“波斯尼亚的冲突是客观不可抗力导致的，没人能够控制”。[11]梅杰的评论使人们联想到了劳合·乔治对“一战”缘起的评论。宿命论往往是失败的借口。

1994年，南斯拉夫流血事件持续了两年多后，巴尔干半岛的状况有所改变。同年2月，美国政府不情愿地开始关注波斯尼亚穆斯林愈发悲惨的境遇。美国领导北约军队威胁塞尔维亚人，如若继续炮击萨拉热窝，它们就轰炸其境内目标。此后不久，波斯尼亚政府与克罗地亚政府达成协议，显著增强了军事力量，打破了军事平衡。民众强烈呼吁美国有所作为，阻止杀戮。面对公众压力，克林顿政府软硬兼施，试图离间米洛舍维奇与其在波斯尼亚的塞族盟友。

事件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7月，被美国划为“安全区”的波斯尼亚城市斯雷布雷尼察被塞尔维亚士兵占领，他们无视前来维和的荷兰军队，屠杀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男人和男孩。这一暴行使美国决策者最终相信不作为要付出更大代价。位于波斯尼亚的塞族武装力量无视停火要求，引发美国命令北约空军对它们发动空袭。被贝尔格莱德的主子抛弃，被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步兵威胁，又遭到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打击，波斯尼亚的塞族武装最终同意停战。11月，各方代表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郊的一个空军基地会面，漫长艰巨的谈判后，他们签订了一份条约，即根据种族划分领土，承认波斯尼亚独立。为确保条约如实履行，联合国派遣多国部队，北约向多国部队派遣了6万人。

波斯尼亚冲突的解决方式显示出北约对于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1995年年末，法国政府宣布将以“不损害法国主权”[12]的方式恢复同北约合作。但是法国依旧希望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1996年5月，法国国防部长在《北约评论》发表文章，强调法国在北约中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这让明确北约的欧洲属性更为重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计划必然意味着安全和防务问题将更多地在欧盟内解决。”他还论述道，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巩固北约，将联盟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的方式”。[13]6月，北约国防部长们召开会议，承诺创建“北约范围内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他们希望既满足欧洲人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同时又符合美国人提出的“不脱离”北约的要求，部长们同意设计一套“可分离但不可分割”的指挥和支持体系，让欧洲既独立行事，又不会与北约平起平坐或降低北约的地位。

然而，北约成员之间依旧互相牵制，这一点从欧盟和北约在接下来三年中发布的政策声明所用的外交辞令中可见一斑。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列举欧盟的一系列目标，其中一条为要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欧洲身份认同（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后），包括“逐步构建共同防务政策，最终也许会建立一整套共同防务体系”。[14]1998年5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圣马洛会面，双方同意“欧盟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以此为保障采取自主行动，不仅有权做出动用军事力量的决定，也必须有做决定的意愿”，消除了“也许会建立”这一措辞的不确定性。英国一直是北约在大西洋地区的忠实支持者，从这一角度来看，布莱尔朝着培养欧洲自主安全能力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9年4月，北约领导人在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他们又提出“新战略构想”，再一次认可欧洲的目标，并再次强调这些目标务必在北约现存的组织框架内实现。除了理论层面，北约还在实践中做出调整，使欧盟军队更容易部署其通信网络及其他设施。对于希望欧洲进一步实现自治的人来说，这些让步显然还是不够。6月，欧盟峰会于科隆举行。会上欧洲国家领导人重申，他们决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以此为保障采取自主行动”，即拥有自主决定权，并且指出行动时“不受北约所采取行动的影响”。[15]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一宣言有违几周前他们在华盛顿所达成的协议，并非没有道理。

1989年后关于欧洲安全的第一次争议伴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16]和南斯拉夫解体，而最后10年的争议也以巴尔干地区新的危机为背景。事件发生地科索沃是一个自治省，当地居民多为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法律上属于塞尔维亚族统治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历史上的科索沃还是塞尔维亚民族文明的摇篮。南斯拉夫分裂战争期间，科索沃的少数塞尔维亚特权阶级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恶化。科索沃最初的民权运动不包括暴力行径，但1995年后开始了一系列暴力抗议和更为残暴的压制行为。[17]

国际社会数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调解，始终无果。于是，世界各国电视上又一次出现熊熊火焰中的村庄、支离破碎的尸体、排着长长队伍的难民，其中一些人穿着传统服装，其他人则身着运动服和颜色鲜艳的夹克。1998年，25万科索沃人被驱逐到边境另一侧的阿尔巴尼亚，美国和欧洲民众的呼声越来越高，敦促政府尽快采取干预措施。1999年年初，北约在和平谈判破裂后开始轰炸塞尔维亚境内目标。一次短暂的强制外交演习，却演变为长达78天的空战，直到米洛舍维奇同意撤军。无论是对承受塞族军队怒气的科索沃人民，还是对成千上万忍受炸弹袭击的塞尔维亚平民来说，这场战争代价十分高昂，然而北约部队在战争中无一人阵亡。

欧洲人和美国人从北约第一次战争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一方面欢欣鼓舞，因为北约有能力发动战争又能保证自己不受伤亡，而另一方面则为北约的组织结构感到不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约部队指挥官也是美国驻欧部队指挥官，这正是美国承诺保障欧洲防务的最强有力表现。1999年，担任指挥官一职的是韦斯利·克拉克，他聪慧过人、雄心勃勃、作风强硬，期待着以大败塞族军队这样的决定性胜利为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画上句号。当轰炸过程持续时间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时，克拉克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愈发困难：他不认同华盛顿上级的意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美军伤亡；他不信任欧洲盟友，所以没有将所有情报都告知他们；敌对状况结束后，英军分遣队指挥官公然违抗他的命令，不愿阻止俄罗斯军队在科索沃的主要机场着陆。总之，结构上的缺陷影响不大，因为北约轻而易举赢得了胜利。但若是进行更为复杂的军事行动，北约指挥系统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则很容易酿成大祸。

科索沃战争再一次证明欧洲没有能力单独行动，也使其进一步意识到拥有自己的安全系统非常必要。1999年12月，欧盟峰会在赫尔辛基召开，与会者商定建立一支可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动员的大约5万人的多国部队，并维持一年的建制。峰会设立三个团体负责制定政策：大使级别的政治和安全临时委员会，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及为欧洲提供行动建议的军事参谋团。欧盟安全机构和北约间的关系仍旧模糊，双方的言辞含糊委婉，但是欧洲人似乎已经准备好更加独立自主地行动。

尽管科索沃战争可能强化了欧洲人追求更大的独立愿望，但也揭示了欧洲与美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法国外交部长休伯特·韦德里纳于1999年说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无论是就实力还是影响力而言，与人类历史已知的一切都毫无可比性。”[18]韦德里纳言之有理。20世纪末，美国独树一帜，它的超级大国对手苏联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复存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在世界各地均有体现。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令人刮目相看：军事基地遍布每个大洲，每个大洋都有美国军舰。20世纪90年代，美军参与了50个国家的100多次军事行动，是80年代冷战时期的5倍。不仅如此，美国还掌握了作战所需的先进技术，称作“军事革命”。这些技术不仅让美军在战场上享有绝对优势，还似乎能够使他们无须拼死作战就能给敌方造成严重损害。[19]就作战方式来说，美军一直重视使用军事武器，以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美军在伊拉克、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专家相信这种作战方式的效力已经达到了新高度。当欧洲人还在探索如何适应美国的强大实力所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时，北约如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一样，已被“9·11事件”震得七荤八素。

欧洲人对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同情，并予以支持和帮助。在两次历时较长的会议中，北约常设代表们同意启动条款5中的共同防御机制，这是北约成立以来第一次启动此条款。北约派出战机在美国上空巡逻。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不同声音，欧洲媒体、公众和政治精英都对此次恐怖袭击表示愤慨，并表示会与美国保持同一战线。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内阁部长们参加了巴黎举办的美国教堂礼拜活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悬挂着支持美国的条幅。袭击过去一个月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面向德国议会的重要讲话中表示德国“无论如何都与美国团结一致”，并承诺会给予其军事援助以保卫国家自由与安全。几乎2/3的德国民众同意总理的援助提议，支持他出兵阿富汗。[20]

然而，这些支持声音的背后隐藏着欧洲与美国在如何看待恐怖主义以及与恐怖主义斗争方式的观念分歧。美国人倾向于将恐怖主义视为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的国际运动。打击恐怖主义就要发动如“二战”时毁灭轴心国那样的大规模战争，之所以这样类比是因为“9·11事件”总让人联想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然而对于已经与本地恐怖主义抗争了数十年的欧洲人来说，恐怖主义是对国内秩序的持续性威胁，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国际威胁。对抗恐怖主义的合理方式是更有效的警力、更严格的法律和更好的监控。欧洲希望引渡恐怖分子，像对待罪犯一样审判他们，而不是对涉嫌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发动战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警告说，“反恐战争”是一个会引起误解的概念，因为“战争”这个词意味着期待并要求用军事行动对抗极易分辨的敌人……这将导致决定性的后果”。[21]很少有欧洲人质疑恐怖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但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美国的官方态度，即自9月11日起，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全球斗争已经开始。

尽管北约在纽约和华盛顿遭袭后立即向美国提供支援，但在这第一次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中，只有英国起了关键作用。军事行动目标是消灭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证据表明正是这一政权为“9·11事件”策划者奥萨马·本·拉登提供庇护。美国人对科索沃战争中的政治问题和紧张局势犹记在心，因此不希望此次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中受到盟友的拖累。美国计划将派出相对较少的精英部队出战，实施大量精确轰炸，并让各类当地的协助者参与。9月27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照会北约各国国防部长，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不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指出，反恐战争“将由世界不同地区的众多联合行动构成”。[22]不久后，塔利班政权垮台，事实再次证明美国有能力取得成本低、用时短的胜利，并且不必经过北约烦琐的指令程序，也无须遵守北约为交战制定的众多法律规定。

反恐战争使“北约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再度成为焦点。北约本为抵御苏联入侵欧洲而设，这样的联盟能够与流氓国家、难以捉摸的叛乱分子和个人恐怖分子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吗？2002年11月末，北约在布拉格举行峰会的主要目的便是探讨这一问题，这是1999年以来北约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北约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会议。峰会开始前，一名美国官员说道，本次会议“意在淘汰过去死板的北约结构，打造新北约，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23]一位法国外交官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评论道，北约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老妇人，而是充满活力的少女，这就意味着北约必须整容，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和痛苦”。

布拉格峰会的最终公报以一贯的乐观自信口吻表示，“北约将转型，迎接新成员，发展新能力，建设新的伙伴关系”。新成员包括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内，新北约共有26个成员国。新能力包括精简指挥结构，建立调动性极强的陆海空快速反应部队，运用更多高科技武器和支持系统。新的伙伴关系包括与之前的对手，比如俄罗斯进行合作，与欧盟和其他国际机构加强协作。总而言之，这份篇幅冗长、阐述细致的公报表明了北约“应对21世纪严峻的新威胁和安全挑战”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公报中“伊拉克”一词从没出现过。[24]2002年11月，伊拉克问题开始主导北约成员国间的关系，并最终几乎摧毁北约联盟，公报中却只字未提。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便在如何处置萨达姆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巨大分歧。美国通常会得到英国的支持，主张采取严厉的牵制政策，包括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设立禁飞区保护伊拉克的库尔德少数民族，不时向伊拉克空投炸弹，惩罚不配合联合国强制性武器检查的萨达姆。一些美国决策者认为仅仅实施牵制政策还不够，他们急切想要摧毁萨达姆政权。然而许多欧洲政府尤其法国和德国政府，不仅相信萨达姆会服从管束，还准备好欢迎伊拉克一步步重返国际社会，尽管这意味着对其放松制裁，停止惩罚性空袭。[25]

“9·11事件”后，美国决定将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头号目标，并在巴格达实现“政权更替”，以此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如此一来，欧洲与美国的分歧大大加深了。但是造成美欧不合的远不止伊拉克问题。越南战争曾经证明了人们对美国的所有恐惧和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众多美国政客的决定同样让欧洲政府不敢苟同：过度依赖军事力量，做出先发制人的威胁，公然无视磋商和合作。[26]此外还有执行死刑、不采取枪支管制、不注意全球污染等其他一系列引起不满的行为，这些行为或大或小，或真或假，总归都成为美国的标签。

然而，欧洲政府间的分歧并不逊于美欧间的矛盾。英美关系最为密切，且英国是北约成员中唯一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国家。法国则最想取得独立发展。就像其前任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一样，法国总统希拉克是寻求用外交手段代替战争的领导者。与密特朗不同的是，即使外交手段失败，希拉克也没有意愿策划军事行动。参加连任竞选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不仅要应对选举中的激烈角逐，还要处理国内经济危机。为拉拢选民，他强烈反对美国以军事行动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和其他地区问题的主要方式。施罗德内阁的一名成员将美国总统小布什比作希特勒，致使华盛顿和柏林的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2002年11月，就在布拉格峰会举行的前几天，美国与欧洲盟友在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共识，指控萨达姆——最终证明指控有误——没有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为违反之前的决议，但给他机会参与更严格的新核查程序。反对军事行动的国家对这个决定表示赞同，认为它给了萨达姆避免战争的机会。而将战争视作唯一选择的美国和英国不过是借此机会为日后的武装干涉做好法律和政治铺垫罢了。

2003年1月，大规模美军部队被部署到海湾地区，战争一触即发，北约内部分歧愈发明显和公开化。希拉克和施罗德在巴黎的一场记者会上谴责美国的做法；几天后，欧洲8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美国。月末，美国要求欧洲盟友采取有限行动支持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拒绝这一要求，它们认为参与计划也等同于支持这场战争。各国最终暂时达成妥协，但是美国驻北约大使所说的“信任危机”[27]依旧存在。对伊问题的冲突不知不觉间也深深影响了欧盟成员间的信任：争论双方不断调整并宣布各自立场，大家都忘了欧盟的作用本应是为欧洲各国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

仅有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个欧洲国家积极反对向伊拉克开战，其他欧洲国家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或者至少表示认同。但大多数欧洲民众，包括那些所在政府已经加入美国主导的联盟的民众，都强烈反对军事行动，并经常声势浩大地表达他们的反对。每个欧洲国家的民调结果都大致相同：2000年，78%的德国民众对美国持肯定态度，2002年时降到61%，战争打响后支持比例降到25%；西班牙政府加入了“意愿联盟”[28]，但只有14%的民众支持美国的行动；在曾经反对美国到自己领土驻军的土耳其，支持美国的民众仅占12%。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打响。这场战争似乎将成为美军凭借先进军事科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迅速取胜的战争。然而，几周后，美军才发现打败伊拉克军队仅仅只是开始。伊拉克处处有骚乱；誓死不屈的萨达姆政权拥护者、什叶派以及逊尼派民兵和许多外国志愿者一起袭击占领军，它们各自之间也是冲突不断。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就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里基本还保持着稳定有序的状态，但在其他广大地区，占领军及其伊拉克盟友都持续受到袭击。尽管美国官员经常谈到联盟的国际属性，但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的是美军以及少量英军。随着军事和政治状况的恶化，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国要么减少派军，要么直接撤回本就规模不大的派遣军。

第二次海湾战争造成的持续性死伤使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民众对美国的敌对态度有所加深，也使美国官员进一步意识到国际合作的优势所在。这一优势的最重要体现应该就是北约部队参加了对阿富汗作战。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迅速垮台后仍有余烬，新政府仍旧需要外国援助来维持秩序，维护政权。虽然北约在2003年8月接管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在阿富汗南部那些大部分战役发生的地方，美国驻军依然保持待命状态。2006年5月，一位英国将领统帅北约部队作战，越来越多的欧洲部队开赴战斗激烈的地方。[29]阿富汗战争的结果至今不明。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战争不像科索沃战争一样以空战为主，也不像波斯尼亚战争那样属于维和行动。这是北约第一次开展地面作战，并且在战场上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一旦应对挑战失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危及北约的未来。阿富汗这片埋葬了众多帝国梦的险恶土地很有可能变为北约的坟场了。

2003年春是伊拉克危机的巅峰时期，英国政治学家史蒂芬·黑斯勒在其同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一个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同的观点：“欧洲的基础防御和安全问题不需要美国的帮助，就像美国不需要欧洲的帮助一样。”[30]黑斯勒补充道，自1989年以来情况确实如此，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这就变成了欧洲制定新外交政策的基础。新政策的首次具体表现便是法德共同反对战争。黑斯勒预计反美联盟最终会扩散到整个欧洲，直至英国这个美国最忠实的欧洲伙伴也加入其中。他认为5年之内，欧洲便会形成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有自己的指挥机构、快速反应部队、核战略、通信卫星、空中投放能力和情报机关。他还补充道：“想要长期维持这样的安全体系不能只靠政府间的合作。寻求共同防务和外交政策体系的欧盟成员迟早会建立跨国家组织架构。”黑斯勒的最后一个观点非常值得注意：由于充实军备开销巨大，欧洲实现脱离美国的战略独立不能仅靠某一个国家的努力，欧洲自治需要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即便是像德国这样经济实力强大、国力雄厚的国家也不行。

2003年，有迹象表明欧盟意图让各国的共同力量走出欧盟边界。3月，身着各自国家制服、佩戴欧盟勋章的320名士兵接管了马其顿的维和任务，这是欧洲军队史上第一次投入军事行动。同年6月，另一支欧盟军队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为期3个月的任务。2003年年末，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首席外交官哈维尔·索拉纳发表声明，承诺“发展战略性文化，有助于实施早期的、快速的、必要时强硬的干预”。[31]所有欧洲安全声明中都必然宣称这些宏伟目标，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欧洲计划派出7000人的部队去波斯尼亚开展维和行动。英国外交大臣葛奥夫·胡恩说道：“这次波斯尼亚维和行动使我们可以用实践证明欧盟的防御政策是可行的。”[32]

尽管在2003—2004年，欧洲在发展独立安全系统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欧洲领导人经常宣称的目标相比这些成绩还远远不够。巴尔干半岛行动规模较小，环境相对较好，制定部署军队的政策也无须深思熟虑。在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维和任务没能证明欧盟有能力干预重大危机。本应在2003年年底训练完毕的快速反应部队迟迟无法投入战斗，欧洲人在许多关键方面，如空中投放能力、通信、情报搜集和精确制导轰炸都没有准备充分。欧盟军队无论在训练、设备还是行动方面都更像全副武装的警官，而不像军事部队。

欧盟如何才能建立起真正独立的安全体系呢？

很显然，这个体系不能建立在主宰了整个20世纪战略理论和实践的大规模应征兵的基础上。上文讲到，冷战结束前，征兵制已经光辉不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军队不仅面临经济问题，还欠缺足够的军事实力，于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取消征兵制或将服役期限缩短为几个月。现在欧洲军队的模板是英国于1960年废除征兵制后发展起来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职业武装。但是，这样的军队必须拥有现代战争所需的技术如电脑、激光制导武器、通信能力，才能具备作战效力。

军事科技通常造价不菲。一支大致相当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快速反应部队在军备上的花销高达500亿美元。[33]大部分欧洲国家不愿在军事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实际上，尽管军事装备的造价不断提高，欧洲国家的军事预算却在不断缩减。[34]1985—1999年，法国的国防预算减少了7%，德国减少了15%，英国减少了40%。2003年，美国的军事花销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德国只占1.5%。按支出水平来看，各国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了固定的人员开支，某些欧洲国家的人力成本占到国防预算的70%。例如，德国的财政预算约有2/3拨给人员开支，包括13万名文职雇员，他们每年工作220天，工作稳定。而用于购买新的武器装备的开销只占预算的13%，用于研发的预算则更少了。也难怪德国不仅能够随时投入战斗的部队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缺乏部署这些部队的能力。为了向阿富汗输送维和部队，德国不得不租用乌克兰的飞机。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想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大量增加军事预算，要么痛苦地重新分配资源。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35]创造了全球约25%的国民生产总值和20%的贸易收入。欧盟的人口数量高达4.45亿，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约有11万亿美元，欧盟成员国毫无疑问有能力出资打造一支高效率的军队。然而，它们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国防，尤其在各国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政府财政限制的情况下，就不得而知了。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表示希望欧洲成为超级霸权，但只有1/3的人同意加大国防开销。同时，军事开销占政府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德国的人均军事支出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低的，2004年的国防预算较上一年相比减少了30多亿美元。

如果欧洲人能完成创建有效的决策机制，他们就能找到增强军事能力所需要的资源。那么创建有效的决策机制有多难？我们需要了解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欧盟宪法下的处置方式。欧盟宪法于2003年起草，2004年欧盟峰会上讨论后通过，在2005年6月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这些政策又被否决。欧盟宪法本规定要由欧盟理事会任命欧盟外交部长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外交部长和整个委员会的任命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外交部长类似一个国家中同类别的官员，负责制定欧盟的外交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必须得到欧盟理事会一致同意，就像联合国秘书长要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认可，欧盟宪法对这一点说得不是很清楚。欧盟宪法对于使用武力的规定更为严谨。根据欧洲理事会投票表决结果，任何国家都有权做出不参战的决定，尽管“逐渐构筑防务”的承诺可能带来更多一致性的军事机制。

欧盟宪法对如何制定共同外交政策的阐述时而有意模糊，时而精准确凿，这说明欧洲国家不想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自主权。即使宪法得到各国认可，其烦琐的机制也不太可能顾全各国的不同利益、传统和制度文化，这些都影响着成员国的政策制定。欧盟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危机中的经历表明，在国际政治不稳定且充满潜在危机的情况下，让不同成员国实行共同政策、向着同一目标迈进的可能性很小。

例如，同制定财政或是农业政策相比，制定安全政策对于体制的要求更严格，审核政策的法律程序同样比制定政策更为复杂严谨。系统合法性的强度由其所解决的政治问题的重要程度决定，和平与战争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

合法性问题使人们想到“民主赤字”[36]，民主赤字经常被视为欧洲一体化计划中最显著的缺点。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一直是欧共体中效率最低的机构。它的议员最初由每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间接选举产生；1979年直接选举出现后依然没有统一的投票系统、明确的党派划分或是明确定义的欧洲议题。欧洲法庭无形中巩固了欧洲社会的法制，而欧洲议会的行动虽然公开，多数却徒劳无益。欧洲议会的局限性一直提醒人们，新的欧洲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因为它缺少可以作为代表的民众，也没有忠心于欧洲政治的参与民众作为民主主体。

比单一国家的公民权更甚，欧盟成员国的民众更注重他们能享有什么权利和特权，而不是需要肩负的义务和履行的承诺。20世纪初，习惯、风俗和体制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使人们对国家忠心耿耿。人们在学校、军队以及竖立纪念碑、举行仪式活动的城市街道上都能学到如何爱国，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1945年以来，无论在哪个欧洲国家，这样的体制和象征所发挥的增强爱国心理的作用都被大幅弱化了，欧盟中更是从未有这样的体制和象征。欧盟并没有为成员国打造相应身份，它不会要求成员国凡事以欧洲为重。相反，欧洲的身份认同是由国家忠诚、宗教忠诚和文化忠诚共同锻造的，没有哪个元素必须占主导地位。

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初始阶段，雷蒙·阿隆写道：“欧洲这个概念很空泛，它既没有弥赛亚式的超验主义理想，也没有具体的爱国主义内涵。”[37]阿隆说对了一半。欧洲的概念确实没有引发人们情感上的认同，它不会像国家一样偶尔激发人们的爱国心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之牺牲性命。但欧洲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或者说，只有与国家的传统概念相比它才显得空泛。欧洲的概念很充实，它不是民族热情和爱国热情，而是同心协力逃离过去破坏性极强的敌对状态，深切关注20世纪下半叶引领公共生活的经济利益和个人追求。欧盟并不需要卡尔·施米特所描述的控制生死的“强大力量”，不需要时刻准备英勇杀敌或献身的公民。它唯一需要的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并且这些人能意识到加入欧盟符合自身利益，可以提升个人幸福感。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部分欧洲民众对欧盟的成就相当满意。

从20世纪欧洲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便能理解欧盟为何没有成为，也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一个超级霸权。正如我们所见，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国家由战争（1914年之前）创造，也为战争（1914—1945年）而生。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则由和平创造，为和平而生。一些人认为或预测欧洲国家会消失，然而它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稳定、高效地运作。这些国家也确实发生了转变：如今，它们由平民体制主导，聚焦民生事项。欧洲国家仍有军队，正如军事国家也要发展经济一样。但是无论从政治、象征还是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军事机构都听命于那些按照平民意愿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包括：管理货币、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福利、保护人民免受动荡。过去，暴力是维护国家的关键所在，如今人们对于使用暴力的态度急转直下，于是新型欧洲国家得以诞生，无论是国家身份还是个人身份都与过去有所不同。因此欧盟有可能成为超级国家——一个超级平民国家，但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1]沉默之犬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之《银额马》中一条狗的称号。那条狗每次见到陌生人就会狂吠不止，但是案发当晚，人们并没有听到它的叫声。福尔摩斯以此为线索查案。——译者注

[2]Mearsheimer,p.6.

[3]Waltz,p.44.

[4]Waltz,p.72.

[5]Mearsheimer,p.6.see also Layne.

[6]1990年10月3日庆祝德国统一的演讲。Weizsäcker,p.194.

[7]“新战略构想”，见北约网站。

[8]关于基普著作的创作背景以及美国联盟潜在的根本问题，见Haftendorn。

[9]这些条约的文本，参见欧盟网站。

[10]Silber and Little,p.159.其他引言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说辞，具体来源无法追溯。Garton Ash对于这一说法的具体措辞虽不肯定，但其表达出的对欧洲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Free World,p.255,note 31.

[11]Mazower,Balkans,p.147.Simms的作品对英国政策做出了尖锐的批判性分析。

[12]Millon,p.13.

[13]来自1996年6月3日于柏林举行的北约部长级会议的新闻公报。See Cogan,p.84.

[14]《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文本，见欧盟网站。

[15]关于科隆峰会，见Cogan,pp.110–113。

[16]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见Freedman and Karsh。

[17]关于科索沃战争，见Bacevich、Cohen共同编著的论文集。关于这场战争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参见Cogan,p.104f.

[18]Ikenberry,p.270.

[19]若想了解“军事改革”的详细内容，见Sloan、Hirst和Latham合著的作品。关于军事改革对美国战略思想的影响，见Bacevich,New American Militarism,pp.166–173。

[20]关于欧洲人民对“9·11事件”的初始回应，见Gordon and Shapiro。关于北约对“9·11事件”的回应，见Deighton的作品以及Gordon的“NATO”。

[21]Gordon and Shapiro,p.61.欧洲民众支持这一观点：Gordon,“NATO,”p.94。See also Freedman,“Third World War”and Katzenstein,“SameWar-Different Views.”

[22]Gordon,“NATO,”p.92.美国进攻阿富汗时并没有通知欧盟主席。

[23]New York Times,November 4,2002。

[24]布拉格公报,见北约网站。

[25]见Gordon and Shapiro,and Garton Ash,Free World。关于反美主义的起源的影响，见Markovits。

[26]Garton Ash,认为“伊拉克的外交危机是一个例子，从中我们学会了不要试图统治世界”。Free World,p.37.对伊拉克事件的概要，见Gordon and Shapiro。

[27]Nicholas Burns quted in Gordon and Shapiro,p.138.

[28]意愿联盟，又称“暂时联盟”、“自愿联盟”等，它的原意指在联合国授权外擅自采取集体行动（多为军事行动）的国家联合体。最早提出在联合国之外组织自愿联盟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后被小布什用来指代在伊拉克核查危机和对伊战争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译者注

[29]2006年11月，北约及非北约伙伴向阿富汗派去3.2万人的部队。其中大部分部队的具体作战行动都受到交战规则的限制。New York Times，November 27,2006.

[30]Haseler,pp.15–16.

[31]该声明见北约网站。

[32]Economist,March 19,2005，p.60.

[33]关于快速反应部队的成本估算，见Wolf and Zycher。

[34]关于军事花销增长和预算缩减的对比，见Cusack和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2004)的数据。

[35]关于欧洲的经济实力，见Zielonka,p.91。

[36]民主赤字，指政府治理与民意相差巨大。——译者注

[37]Aron,p.316.

后记　平民国家的未来

这“越来越不合逻辑了”，法国战略专家巴斯卡尔·博尼法斯于2000年在谈到欧盟时说，“一个经济强大、贸易发达、科技领先的组织……战略上却很羸弱，这有悖于历史经验”。[1]他设想经济与法律一体化会自然地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单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即有着联邦体制、统一的外交政策、独立的军事力量。许多感叹欧洲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不匹配的人都十分认同这一设想。此外，其他一切都不合逻辑或者说不协调。因此，欧洲的空前繁荣与稳定一直脱离不了这样一个阴影：欧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承诺没有兑现、历史任务也没有彻底完成。

但是，为什么经济一体化就应该走向政治一体化？在19世纪的德国就没有发生：建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并非“自然地”由德意志关税同盟演化而来，而是在两场战争中诞生，一场对战奥地利，最终在中欧建立了普鲁士霸权；一场对战法国，加快了建国步伐。一场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一场确立北方地位的内战，还有极大提升联邦政府权力的两次世界大战，也为美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这个联邦国家也经常被视为未来欧洲的典范。至于欧盟，重申本书前三章的中心论点，它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和平的产物。

而且，当代欧洲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并不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共存，完全谈不上不合逻辑或是不协调。两者恰恰相辅相成。欧洲经济的繁荣和一体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促成了我所说的平民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所折射出的力量，无论代表本国还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都强调商业、法律和文化的重要性。换言之，各国都把重心放在了体现其平民国家身份的活动和价值观上。要改变欧洲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角色，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制革新，还有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只关注体制革新是欧洲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必定要根植于另一种平民文化之中，用另一种国家形式展现。

欧洲各国改变其平民属性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它们有什么理由做出改变呢？曾经软硬兼施的政策能够动员各国民众为国家而战甚至牺牲，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被其他欧洲国家侵略的威胁同样不复存在了：俾斯麦车厢里的乘客再也无须全副武装了。欧洲已经成为“非战争共同体”[2]，这就意味着欧洲人民生活在爱德华·鲁特瓦克所说的“后英雄主义时期”[3]，人人志存高远、雄心勃勃。21世纪初，保家卫国不再是每个人的责任；而是拿着军饷的职业军人的工作职责，参军就意味着要担起这份风险与责任。同警察和消防员一样，职业军人要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军人是必不可少又可亲可敬，但是没有人会将他们视为理想市民的代表，或者认为提供如此应急服务的工作岗位是“国家的学校”。保卫平民国家成为一份工作，与其他职业无本质区别。

回顾过去百年欧洲史，大多数欧洲人不愿意为英雄主义付出代价，不愿意拿自己辛勤建设的家园冒险，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成就，这令人惊讶吗？与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加深知战争真实的模样。尽管直接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士兵越来越少，但是关于战争惨痛的集体记忆却历历在目，伦敦大轰炸、法国沦陷、柏林之战，以及华沙起义、东线战场的苦难让人难以忘怀。以这些记忆为背景，或是以欧洲历史的任何时期为背景，我们会发现平民国家的创立似乎更是值得珍惜、庆祝和维系的事情。

平民国家离不开和平与秩序。因此，这些国家的未来取决于盘踞在欧洲史上许久的政治暴力会不会卷土重来。目前似乎很难想象各国会揭竿而起、相互为敌。事实证明，即便没有冷战时期酝酿出的环境，和平一体化进程的势头也已经足够强劲，蔚然成风。如果欧洲再次爆发暴力事件，那么这股暴力之风也绝非源自欧洲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欧洲人的平民化生活离不开的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

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暴力的衰落能从欧洲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研究者厄恩斯特·哈斯早在1958年就称欧洲为“活的实验室”[4]，人们在这里可以观察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和各国间相互理解的必要联系。如今，许多人仍然坚信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示范性项目。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表示：“欧洲成为新的‘山上之城’[5]。跨国管理的全新实验令全世界瞩目，各国都期待它能指明全球化大背景下人类应该何去何从。”[6]这番言论在美国国内引发不满，这种情况反而让这个与众不同的声音更加响亮。

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的确为许多处在欧洲边缘的国家树立了榜样。欧洲价值观、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带来强烈的示范效应。深受欧洲成就吸引的还有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尤其是在苏联最终衰败的时期。同样重要的还有，欧盟东扩时吸纳了大多数原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这有利于巩固民主体制，提升平民价值观。我们不应该忽视欧洲“软实力”[7]的和平扩张，它为在欧洲大陆创造繁荣稳定的环境做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我们也意识到传播欧洲平民价值观和体制面临着阻碍。在某些地区，国际和国内暴力仍旧是当地政治的核心，或者说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平民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例如，政治边界不明、敌对双方依旧为此对峙的地区就是如此，内战不断的国家情形更突出也更惨烈。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克什米尔和加沙地带、西苏丹和刚果共和国这些地方，安全高于一切，因为战争如今仍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奥利·韦弗尔所说的“非安全化”[8]并没有发生，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仍然排在为安全和求生进行的斗争之后。主权还是这些国家要保卫或争取的珍贵目标，而绝不是可以放弃或共享的。开放的边界、跨国的法律机构以及类似的政治探索意义都不大。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所写的，“如今，欧洲地区最为恼人的问题就是西欧和平地带和欧亚冲突地带的边界在哪里”。[9]至于到底谁站错了队，答案显而易见：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国家，如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由外籍军队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俄罗斯高加索山脉一带的无秩序地区，如印古什、车臣、达吉斯坦的政治前景还不明朗，各方还在激烈争夺中；还有亚美尼亚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阿塞拜疆艰难求生。许多其他国家面临冲突与和平两种可能性。斯洛文尼亚无疑是平民国家，但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呢？波罗的海诸国看上去都是平民国家，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又或者说，俄罗斯自身呢？

也许当代欧洲面临的最为严峻、也最具挑战性的边界问题就源于当下正急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土耳其问题很难解决，不是因为它是伊斯兰国家，而是因为显然它并非平民国家。众所周知，现代土耳其诞生于暴力，其缔造者、首任总统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也是军事胜利的策划者。军队在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都扮演着十分强有力的政治角色，有时被称为“深层国家”。土耳其军队屡次插手政治事务，以捍卫凯末尔的地位，他们自认为是凯末尔的真正守护者。军队最近一次干政是在1997年。不同于欧盟成员国（希腊除外），土耳其有大规模征兵制军队和几乎全民参与的兵役制度。除此之外，连续不断的政治暴力也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部分。据估计，近3万名土耳其民众死于持续的内战，其中大多为库尔德人。土耳其是北约颇具价值的盟友，也是十分重要的成员。土耳其能给欧盟带来很多利益，但是欧洲绝对平民化的政治和文化若要吸纳这样一个国家却绝非易事。[10]

当下，欧洲并没有面临来自外围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是，欧洲却在其他形式的问题当中遭受威胁：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都能轻易越过欧盟松散的边界。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爆炸事件；2005年7月，同样的惨剧在伦敦再次上演，这让欧洲人意识到他们还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如果不能整合欧洲越发复杂的人口构成，不仅会给欧洲的内部生活带来暴力隐患，也会使内部异端和国际恐怖分子之间建立起不稳定却颇具危害性的联系。

毫无疑问，欧洲当然不能同外界断绝联系，因为它们的商品需要市场，机器需要进口燃油，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也迫使欧洲需要引进劳动力。另外，人道主义共享精神，以己之财富、之权力帮助邻国更好发展的责任也让欧洲同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欧洲也许是一片和平而富足的土地，但是就像诗人所说的，无论在地理层面、经济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她都并不完整，因为欧洲只是整个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21世纪初，摆在欧洲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暴力四伏的世界里生存。尽管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是欧洲不能逃避，也无法成为提摩西·加顿·阿什所说的“大门紧闭，被穷苦的邻居和悲惨的贫民窟环绕的富人区”。[11]上一章的最后，我已经描述了欧洲人要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让欧洲独立登上世界舞台的军队有多困难。所以，欧洲可能还要继续依靠某些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不得不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种紧张局势和冲突。确实，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使欧洲依附美国成为必然，然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和体制又让这种依附关系很难把控。尽管和美国共处可能困难重重，若没有了美国，困难只会更多。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许许多多欧洲人的生活幸福安康，极少数人死于政治暴力，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诞生于启蒙时代，在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几十年里艰难存留下来的永久和平之梦，如今似乎终于实现了。当然，推动人类和平事业是无法停歇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为了维持欧洲的显赫成就，欧洲人不得不面对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众多挑战。这些挑战大多直接或间接来自连接欧洲及其邻国的漫长而模糊的边界。沿着这条边界，贫穷与富有、法律与暴力、和平与战争不断地迎面相撞，在艰难中共生。沿着这条边界，欧洲平民国家的未来即将尘埃落定。

[1]Cogan,134.关于欧洲未来的安全问题，各方见解不一，关于与本书中相反的观点，见Sangiovanni and Morgan。

[2]Wæver,p.69.

[3]Luttwak,“Post-Heroic.”

[4]Haas,p.4.

[5]源自《新约圣经》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代指美国。——译者注

[6]Rifkin,p.358.

[7]关于欧洲软实力在国际上的重要性，见Leonard和Zielonka。

[8]Wæver,p.69.

[9]Keohane and Nye,p.6.关于暴力的地理分布，见O’Louglin in Flint。

[10]例如，2006年1月，欧洲人权法庭判定：土耳其政府多次逮捕基于道德或宗教信仰原因而拒服兵役者，实施监禁，这违反了国际法。奥斯曼·穆拉特·于尔凯就因为拒绝服兵役而在监狱服刑700天。Agence France Press,January 25,2006.

[11]Garton Ash,Free World,p.149.

致谢

2001年春，我有幸治学于柏林的美国学会，当时开始酝酿撰写此书；2004年和2005年，我在斯坦福人文研究中心工作，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完成于那时。而本书最终定稿则是在2006年夏天，当时我就职于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如今这本书得以问世，自然离不开众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在此，我要感谢美国学会的史密斯、斯坦福人文研究中心的约翰·本德尔、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于尔根·柯卡，以及以上三家科研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热情相待慷慨相助。此外，对于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保罗·戴维斯家族以及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提供的资助，我同样不胜感激。

另外，在研究阶段，达尼埃拉·布莱、杰西·考夫曼和梅根·威尔科特斯–福格尔给予我诸多帮助。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肯尼迪和诺曼·奈马克则就本书的早期版本给予我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本书能够问世，我的经纪人唐·拉姆绝对功不可没。他全程参与了该出版项目，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这本书。还有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阿曼达·库克，她于公果敢严谨、一丝不苟，于私善于鼓舞、乐于助人，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每一页上都留下了她影响的痕迹。在从手稿到成书这段黎明前的漫长跋涉中，威尔·文森特不辞辛劳、工作出色。

而我最要感谢的还是玛格丽特·拉维尼亚·安德森，因为熟悉我们的人都知道她是我的完美读者、学术楷模，长期给我诚恳的评价和建议，她对我影响之深广实难言尽，仅此寥寥几笔，但心意深切，以表我无尽的感激。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2006年12月

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

[美]詹姆斯·希恩　著

贾青青 李想 刘辛未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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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字 数：24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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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066-8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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