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陆林 1957年12月生，安徽望江人。1982年获安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文学院戏剧戏曲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出版著作有《元代戏剧学研究》（1999）、《知非集——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2006）、《求是集——戏曲小说理论与文献丛稿》（2011）、《曲论与曲史——元明清戏曲释考》（2014）；合作出版《元杂剧研究概述》（1987）、《明代戏剧研究概述》（1992）、《清人别集总目》（2000）；主编《清代笔记小说类编》（1994），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2008）。发表论文百馀篇。曾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多项。

彩插

【金圣叹纸本楹联书法手迹，原件藏于上海博物馆】

这幅写于四十一岁时的联语，将逢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浑浑噩噩，与特立独行的犟筋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构成巨大的表里反差，通过“消磨”和“洗发”等颓唐行为对个性追求的外在打压和人生意义的表面消解，建构起一种悲剧性的张力，凸现了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深刻的灵魂苦难。

——《导言·百年回眸与现状反思》

【徐增《九诰堂文集》书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2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圣叹史实研究/陆林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02－010770－4

Ⅰ.①金… Ⅱ.①陆… Ⅲ.①金圣叹（1608—1661）—人物研究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6699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装帧设计 肖 辉 赵 迪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11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9.25 插页 4

版 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70－4

定 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导言

- 一 生平简介与著述概说

- 二 百年回眸与现状反思

- 三 学术理念与方法心得

- 四 研究意义与结构内容

第一章 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

- 一 问题的缘起

- 二 一九八〇年代的讨论

- 三 一九九〇年代的讨论

- 四 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讨论

- 五 “庠姓”记载的文献依据

第二章 姓名字号籍贯异说考辨

- 一 原姓张与庠姓张

- 二 一名、改名及字号

- 三 唱经堂与贯华堂

- 四 喟与麟振（徵）疑伪

- 五 籍贯“吴县”说献疑

第三章 扶乩降神活动研究

- 一 泐大师其人其事

- 二 扶乩与文学批评

- 三 扶乩的深远影响

第四章 事迹编年订补

- 一 前期订补（一岁至三十二岁）

- 二 中期订补（三十三岁至四十八岁）

- 三 晚期订补（四十九岁至五十四岁）

第五章 佚作分类辑考

- 一 佚文辑考

- 二 佚诗辑考

- 三 联语、赠句辑考

- 四 语录辑考

第六章 莫厘王氏交游考

- 一 王子文——王玉汝

- 二 王斫山——王瀚

- 三 王公晋——王希

- 四 王道树——王学伊

- 五 王勤中——王武、王轮中——王宪度

第七章 周庄戴氏交游考

- 一 交游基本情况

- 二 周庄戴氏关系

- 三 相关人事略考

第八章 吴江沈氏交游考

- 一 交游基本情况

- 二 沈氏政治倾向

- 三 沈氏文学成就

- 四 馀论

第九章 甫里许氏交游考

- 一 许孝酌——许王俨

- 二 许祈年——许来光

- 三 许升年——许定升

- 四 许人华——许定贲

- 五 许竹隐——许（顾）虬

第十章 唯亭顾氏交游考

- 一 交游基本情况

- 二 与顾予咸关系考

- 三 顾予咸与清初史狱

第十一章 葑溪丁氏交游考

- 一 交游基本情况

- 二 二丁与哭庙案

- 三 哭庙案对丁家的影响

第十二章 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

- 一 徐增生平补说

- 二 徐、金交游实迹

- 三 徐集的史料价值

第十三章 邵僧弥：心仪的同乡画友

- 一 邵弥简介

- 二 邵、金关系略考

- 三 邵氏生年新说

第十四章 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

- 一 计百其人和

- 二 周、金交往实迹

- 三 计百何以慕圣叹

- 四 “弥天大人”所指

第十五章 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

- 一 “快饮达旦”诗本事考

- 二 “快饮达旦”诗交游考

- 三 圣叹辛丑仲春行迹

第十六章 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 一 “同时”“同友”考

- 二 “同好”“同情”考

- 三 周氏参刻金批考

第十七章 尤展成：纠结半生的才子争名

- 一 扶乩降神：创造与模仿

- 二 顺治帝的褒贬：心理天平的倾斜

- 三 自说自话的盖棺之论

第十八章 《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

- 王思任

- 沈幾

- 高承埏、高佑

- 王复阳

- 许之渐（兼及许之溥）

- 沈世奕（兼及沈元鼎）

- 宋德宜、宋德宏

- 秦松龄（兼及秦松年）

第十九章 《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考

- 申垣芳

- 吴晋锡

- 李瑞和

- 朱茂暻

- 叶奕荃

- 文从简

- 盛王赞

- 徐崧

- 吴愉

- 邵点

- 陈济生

- 姚佺

第二十章 《鱼庭闻贯》所涉交游考

- 鲁钊

- 殷丽

- 陆志舆

- 蔡方炳

- 史尔祉

- 章静宜

- 叶弘勋

- 毛宗岗

- 徐燇禧

- 嵇永仁

- 附：友人吴见思事迹新考

附录

- 一 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

- 二 《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

- 三 全书人名字号索引

- 四 本课题前期研究论文目录

- 五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十七世纪的中国，横跨明、清两大王朝，是一个动乱丛生、新旧迭起的时代，也是一个纵横睥睨、奇人辈出的时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8.7），便生活在这一时期。其博学多识，广涉经史子集和小说戏曲民歌，深究儒释道三教，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其极富才华且饶有争议，怪诞悖俗并饶有个性，一生因行止多义而留下诸多需要破解的密码。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1]，推动了传统俗文学走向近代的进程；对古文、唐诗的评点，时人“钦其神识，奉为指南”[2]，亦促进了文学经典的普及。因金圣叹而构成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现象繁复而生动，已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人们解读这一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集构成之历史时段的典型个案。

一 生平简介与著述概说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法号圣叹；别号唱经子，或称唱经先生，又号涅槃学人、大易学人；室名沉吟楼，堂号唱经堂。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人。生而颖异，敏感早慧。七岁读杜甫诗《远征》，感伤人生无常；十岁入乡塾，习儒家经典而意惛如；十一岁读《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传》、《西厢记》等，培养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十五岁向文学名家王思任问学，悟作文之秘。弱冠前补诸生，后因岁试文怪诞而被黜革；次年以张人瑞名补吴县庠生，故人称其庠姓张。从青年开始，至少以下几种活动可以表征金圣叹的人生轨迹。

扶乩降神的宗教经历。金圣叹自幼笃信佛教。二十岁时自称乃天台宗祖师智弟子的化身，以泐庵大师之名，带数名助手，在吴中一带开始了长达十馀年的扶乩降神活动，并在崇祯九年（1636）前后达到高潮。其先后在苏州名宦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宅中做法显灵。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崇祯八年六月在叶绍袁家，为之招来亡女小鸾之魂。泐师与叶女有关授戒、审戒的精彩对白，不仅当场引得小鸾父亲绍袁怜惜和感伤不已，亦打动了自钱谦益而下的无数文人。圣叹这种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降神活动，“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3]，一时间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主要体现为在选题上的“昭雪”辱者，在心态上的标新立异，在方法上的心理分析等方面。

才子书的经典评说。崇祯十三、四年间，随着人生兴趣的转移，金圣叹开始了评点“六才子书”的文学活动，首先完成的是《水浒传》的评点。《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初评工作，亦在明末就已开始进行了。入清后，于顺治四至六年撰著《童寿六书》、《圣人千案》、《南华字制》，顺治十三年（1656）批点《西厢记》，十四年完成《小题才子书》，十七年分解唐律诗刊行，《天下才子必读书》草成于顺治十八年，与《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均在身后刊行。除了从事评点工作外，金圣叹赖以谋生的身份便是做塾师。至少在其三十岁左右时，即已开始了教学生涯。其弟子以及“从其游者”今知者便有戴之儦（吴悦）、沈永启、顾参、史尔祉、韩藉琬、冯某等。与科举和作文有着直接关系的《大题才子书》、《小题才子书》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很可能就是从事教职的产物。但是，无论是评书还是授徒，似乎都没有给其生活带来经济上的明显改观。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已需友人接济；晚年从其妻子“贫穷因讳疾，井臼且伤生”（《妇病》）的境况中，亦可见其家庭状况的潦倒。

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顺治二年（1645）五月，随着清兵铁马金戈的南下，昙花一现的南明弘光王朝迅即消亡。江南的陷落，打破了金圣叹在明末虽然清贫但仍不失安定的儒士生活。晚明时期一些过从甚密的家乡友朋，或抗清失败、慷慨就义，如戴之傑；或以身殉节、自尽而死，如王希；或赴险寻父、丧身战乱，如叶奕荃。除了死难者外，还有抵抗失利、回里隐居的吴晋锡，晚明为廉吏、入清不仕的盛王赞。面对生灵涂炭、田园荒芜的劫后境况，在顺治初年，圣叹先后写下大量的感伤兵燹战乱、亲友流离，表达抵触新朝、同情反清的诗篇，仅现存者就有《外甥七日》、《讹传境哥被虏》、《喜见境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上元词》、《题徐松之诗二首》等（考虑到其诗歌是其女婿编选删存者，这类犯禁触忌之作肯定已被处理掉许多）。如《上元词》跋语云：

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兵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

最后数语，何其痛心、何其抑郁！再看其为徐崧所撰的《题徐松之诗》，第一首后四句“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后两句分别典出《史记》的《留侯世家》“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和《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4]，更是难以掩抑地流露出对于抗清失利的失望沮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想故国的情绪在逐渐淡化。像那个时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金圣叹慢慢适应了新的政权，至少在顺治中期已经表现出履新去旧的希冀。正是存有这样的情结，当友人邵点于顺治十七年（1660）归自京城，向他转述当朝皇帝所云“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许时，顿时“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春感八首》小序）；只可惜他没有听到顺治帝同时发出的“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5]的微词，否则是否会头脑清醒一点：一个被认为方法“穿凿”、思想“见僻”者，怎么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第五才子书》第六十二回，写宣赞奉旨礼请关胜出马，“关胜听罢大喜”。圣叹批道：“何遽‘大喜’？只四字写尽英雄可怜！”其实，《春感八首》何尝不写尽一位长期被人以“魔”相视的才士之可怜呢？

震惊天下的哭庙活动。或许正是因为受到当宁知音之评的影响，一向遇“世法中事，则掉头不顾”[6]的金圣叹，在新著《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问世不久、《天下才子必读书》甫成的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不幸卷入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哭庙案”中。二月初一，清世祖（1638—1661）逝世的哀诏传至苏州，官府设幕，哭临三日[7]。当地诸生因吴县知县任维初征索钱粮甚酷，且监守自盗，遂于四日借哭丧之机而群聚文庙百有馀人，随后拥至府衙，向江苏巡抚、按察使等大员跪进揭帖。巡抚朱国治大惊，上疏朝廷，酿成钦案，先后逮捕金圣叹等诸生十八人，审得“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8]，并于七月十三立秋之日，均被斩首于江宁（今南京）。因事起于聚众哭丧于文庙，史称“哭庙案”。在这场“学生运动”中，金圣叹所起的带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诸生因集众哭庙，其《卷堂文》为金圣叹所作，且在其家开雕”[9]，或云其“为《哭庙文》”[10]，总之不仅身参其事，而且亲撰惹事之文，难怪最后将其缉拿归案便“足以塞责”上峰呢[11]！是年，他才五十四岁。从此，金圣叹因“哭庙案”而平添浓郁的悲剧色彩，而“哭庙案”也因金圣叹而名列著名的清代冤案。说此次事变的政治性质，是不满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而借机抒愤，应该没有拔高之嫌；至于是否具有反抗新朝政权的民族色彩，至少从金圣叹对“先帝”的态度上，已难以得到佐证了。

金圣叹一生著述计划庞大、成果甚丰，仅见于《唱经堂遗书目录》者，就有“外书”十三种（其中“杂批未竟书”只算一种）、“内书”二十一种。只是由于其五十馀岁便遽然丧生，同时惨遭家产籍没、妻子流边的严惩，故未完成者永无完稿之日，已完成者亦未能尽传于世。其生前出版者约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大题才子书》（晚清尚存）、《小题才子书》；身后出版者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收书十一种），加上抄本《沉吟楼诗选》，以及被后人收入丛书的一些零简短篇，今所得见者共有篇幅长短不一的近二十种。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列表如下：

以上现存书目中，因《沉吟楼借杜诗》全见于《沉吟楼诗选》中，故实际为十七种，著述可谓丰富。

圣叹著述分内、外书，前者多为阐释佛教、易经的作品，后者多为评点古代文学和当代制艺的著述。从“内”“外”之分看，圣叹本人可能更重视前者，虽然后者的社会影响更大。对此，其友人徐增亦有同样看法，他曾指出金批《水浒》、《西厢》“乃圣叹之外篇，非圣叹之内学”，在其学术体系中只是“龙之一鳞、凤之一羽”[12]，并以“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13]概括圣叹的学术造诣。只可惜现存圣叹著述主要由文学评点类作品构成，故今人多以文学批评家视之。

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对“陈本”即原始文献的态度近于不讲学术规范。所批评的原文，不仅不注意与底本的比勘，还往往会根据自己点评的需要有所改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腰斩水浒”。他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就声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在编选《小题才子书》时，竟如此表白：

中间多有大人先生金钩玉勒之作，而辄亦有所增省句字者。此则无奈笥中久失原本，今兹全据记忆，自然不无忘失；而又临书之时，兴会偶至，亦多将错就错之心：是殆所谓小处糊突，大处即不敢糊突者也。[14]

不要说这些还是明末清初的时人之作，他会因为兴之所至而增减字句，即便那些一向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先秦两汉乃至唐宋古文，亦“间有改字增字处，尤为可怪”[15]。此即所谓“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16]，这既是他的篡改古人处，也是他的天才创造处：经过金圣叹的改动，大多作品已经不复古人原貌了，从此承载着他的文学观点，展示着他的审美趣味，并且与其评点文字互为桴鼓，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尤其是经其批改过的《水浒》、《西厢》文本，实际上反映了明末清初作家对小说、戏曲创作在结构、人物、情节、语言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观念；换言之，金圣叹的美学观念不仅仅附着于有关评点而存在，同样由其校改过的作品正文所承载，值得后人细加比勘和研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问世后，整个清代再也难觅《水浒传》、《西厢记》其他版本的原因之一吧。有学者认为金圣叹这种“常常在没有文本或史实依据的情况下改动原文，随后又用‘奇’、‘妙’等词语为自己的改动喝彩”的批评方式，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不可原谅的事”[17]。这不仅是将对文献学家的要求加于古代的批评家，而且也会限制对其批评思想和文本改造之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二 百年回眸与现状反思

所谓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是指围绕其生卒籍贯、主要事迹、生平交游等基本史实情况展开的实证研究，而不包括对其文学理论的价值评判等研究。本世纪初，随着上一世纪历史大戏的盛大落幕，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展开了对前此百年各类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估。近三十年一直处在热点之中的金圣叹研究，自不例外[18]。其总结的重点，依然侧重在金圣叹小说、戏曲批评理论成就方面。其实，有关史实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金圣叹研究中虽然并非占有主要位置，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断断续续地为学人所关注。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随着封建思想统治的弱化和西方文化风潮的东来以及东邻日本学者的关注[19]，晚清学人对以小说、戏曲批评而名世且被清廷杀头的金圣叹，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较为著名者，有俞樾（1821—1907）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的《茶香室丛钞》。在此书中，俞樾以经学大师的身份，汇集了多种有关圣叹生平史实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影响较大。十馀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1874—1941）撰《金圣叹批小说说》十则，高度评价了金氏小说、戏曲评点的成就，赞扬金在小说批评史上“集其大成”的历史地位：“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并通过圣叹与尤侗的生平比较而慨叹前者之际遇不偶：“苟非顺治辛丑岁，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不识者不几何以一轻薄文士了之耶！”同时写有《金圣叹死时语》[20]，对圣叹生平事迹予以勾勒。虽然文中并没有征引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其有关叙述却与金圣叹生平实际颇为吻合；邱炜萲对圣叹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的表彰和同情，无疑使之成为自清初徐增之后，金圣叹最有力和最深情的辩护者，亦必然激发时人进一步的探究热情。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如果说哪一位与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学创作与论争关系最密，依然要属金圣叹。从文本传播看，汪原放以金批《水浒传》为底本进行新式标点，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最早成果，阿英校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收入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则是对提倡晚明小品文给予资料支持[21]；从文学创作看，散文大家周作人早年写作便受金圣叹影响，林语堂年近不惑仍“日见陷没”于所谓圣叹文风，以致被讥为“病亦难治”[22]；从学术论争看，由胡适为亚东版《水浒传》作序催生了对金圣叹评点及其“古本”的褒贬和商榷，到鲁迅《谈金圣叹》等文引发的冷谈热议，举凡郑振铎、俞平伯、隋树森、刘半农、陈子展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甚至历史学家顾颉刚、陈登原、陈垣、房兆楹，墨子学家栾调甫，都发表过涉及金圣叹的文字。论争不仅彰显了民国学术的波折和演进，亦体现了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社会动向的关联。其中以孟森《金圣叹》（1916）、陈登原《金圣叹传》（1935）、周作人《谈金圣叹》（1935）、栾调甫《金圣叹生年考》（1936）、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在文献发掘上有所创获，其影响一直绵延于今。[23]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共发表有关金圣叹的报刊文章约百馀篇[24]。受制于整个学术风向和价值导向，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作者很少从史实角度进行研究。如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前期，就有学者已经发现并披露“在刘献廷选、金人瑞（圣叹）著的《沉吟楼诗选》中，留有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这一重要信息，可是其本人只是选录了《春感八首》、《辛丑春感》、《狱中见茉莉花》等数首，以证明金圣叹不过是“巴不得拜倒在清帝座下、俯首称臣”的反动文人[25]。只有邓之诚（1887—1960）先生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金人瑞沉吟楼诗选”题解和刘世德先生的《金圣叹的生年》（1962）等两篇短文，是对金圣叹生平事迹较为严谨的学术探讨。在此期间，美国纽约湍恩（Twayne）出版社1972年出版了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的研究专著《金圣叹》，设专章讨论“金圣叹的生平”，并附有简略年表（共七条）。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和缺乏阅读大陆所藏金圣叹著述的渠道，该书对圣叹生平的研究，仍主要依据金批著作中的自述文字。

自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1979—2000），金圣叹研究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这一热点的形成，在观念上是源于以张国光先生为首的学者对金圣叹的政治“翻案”：“总体上摘下了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为自由、科学、全面、深入地研究金圣叹铺平了道路。”在史料上则直接得益于珍本秘笈《沉吟楼诗选》的影印出版（1979），“提供了以往研究者所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为深入研究金圣叹的生平与思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26]。如果说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金学”的话[27]，那么，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抄本《沉吟楼诗选》，可谓当代金学研究的第一大事；而曹方人、周锡山先生标点的《金圣叹全集》排印问世（1985），则是金学研究的第二大事：“将三百年从未刊行的金氏诗作首次披露，其对作者思想情感、交游处世的研究，应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将当时已知金氏现存的著述点校整理、汇于一书，无疑为众多的金学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最易得的基本文献，扫清了资料难求的障碍。从此，为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金学’勃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8]。据《中国知网》数据库载，一九八〇至二〇〇〇年间在题目上有“金圣叹”三字的文章便有约三百二十七篇。在众多文章中，涉及到金圣叹生平史实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黄霖《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1979）、《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1980）、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1982）、《金圣叹“张姓”说辨疑》（1983）、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启功《金圣叹文》（均1985）、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1986）、薛正兴《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均1988）、梅庆吉《新发现的金圣叹著作——〈小题才子文〉》（1990）、徐朔方《金圣叹年谱》、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均1993）。此外，钟来因校注《杜诗解》（1984），对有关史实颇有涉猎；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1987）、陈洪《金圣叹传论》（1996）、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1998）等专著，亦均有讨论生平事迹的专门章节。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圣叹研究的势头更猛。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十三年间（2001—2013）约有三百三十篇论文，另有三部博士学位论文、四十本硕士论文论题与金圣叹有着直接关系[29]。然而对金圣叹史实的专门研究，除了笔者的三十馀篇专题考论外，只有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2002）、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2004）、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2005）、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2009）等寥寥数文。其中邬文在《九诰堂集》抄本中钩稽出金圣叹《怀感诗序》、《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等珍稀佚作和徐增《读第六才子书》、《夜怀圣叹》、《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等诗文，堪称当代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吴正岚《金圣叹评传》（2006）是继陈洪“传论”之后又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2007）是第一部金圣叹资料汇编，笔者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是第一部按文体编纂、收入《小题才子书》和其他佚作，并附录“年谱简编”和序跋、传记、哭庙案资料的金氏全集[30]。

新时期以来的这些成果，对金圣叹姓名字号、生平事迹有所考证，对金圣叹佚著佚文佚诗佚联有所发现，其中黄霖、陈洪对姓氏的辨析，黄霖、钟来因对临终家书的探讨，陈洪、邬国平对交游事迹的考证，启功、吴红、梅庆吉、邬国平对佚文佚著的爬梳，徐朔方对年谱的编纂，徐立、陈瑜对《哭庙异闻》的引用，陈洪、吴正岚对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描述，都引发或促进了有关史实问题的研究。此外，旅日学者、日本金城学院大学部张小钢教授的相关成果有《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成立——与周围亲友们的关联》（1995）、《金圣叹研究札记》（1997）、《金圣叹交友考略》一至三（2000、2002）、《金圣叹年谱略》（2004）等，惜均为日文，在国内影响不大。

纵观百馀年来有关金圣叹史实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尤其是得益于金圣叹爱好者的热心，在佚文佚著方面时有发现。对于死难者的后世遗存而言，一文一句的重现都难能可贵。然而，比较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关成果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缺乏基本的认同。对于圣叹基本史实研究之不足，可以从学术界至今对其姓名、字号、籍贯尚无统一认识得到证明，亦足见其生平史实颇有迷雾待廓之处。作为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除了“字若采”认识基本一致（亦有不同意见）外，至于本姓张还是金、名采还是喟、何时名人瑞、圣叹是字还是号、籍贯长洲还是吴县等，都存在着许多互歧的说法。为便于比较，将重要者列表如下：

权威工具书《辞海》（1979、1989、1999年版）“金圣叹”条“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有关三句话，句句存在商榷的馀地。连“一说”都能进入词条撰述，正是典型地反映了缺乏基本认同的研究局限。这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对于一位诞生距今约四百年的文学大家的研究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其实这种争议，多植根于晚清问世的《辛丑纪闻》“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和《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顶金人瑞名就试”的记载。其中“金人瑞”为“张人瑞”之误，“庠生姓张”之“生”为衍文。晚清和民国前期学者不明此理，而将“庠姓张”理解为“原姓张”，民国中期自陈登原始，将“庠生姓张”断句为“庠生，姓张”，后之学者昧于“庠姓”含义，遂生种种争执。

（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上列举的各种金圣叹研究论著，单篇文章勿论，即便是有关专著，亦几无对生平史实给予全面研究者，缺乏竭泽而渔的功夫。譬如，至今没有学者试图做过对圣叹交游进行全面考述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包括将圣叹著述中涉及到的约一百六十位友人钩稽出来，还要对未见其中而实有交往的人物给予研究。如浙江嘉善李炜（1621—1679）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

海内传［谈］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每倾玄辨心几折，别有深情涕欲潸。虎豹斗昏风雨黑，蛟龙蛰起瘴云殷［岁时艰］。何当携手濠梁上，赠以双珠明月还［环］。[31]

墨庵指明遗民嘉兴沈起（1612—1682），因所撰《学园集》未见传本，故此诗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最能直接说明四库馆臣所谓其“与金人瑞相善”[32]的史料。再如作品方面，早在一九八八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就影印介绍的“金人瑞手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末署“顺治戊子二月四日”即清顺治五年（1648）。正是这幅写于四十一岁时的联语，将逢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浑浑噩噩，与特立独行的犟筋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构成巨大的表里反差，通过“消磨”和“洗发”等颓唐行为对个性追求的外在打压和人生意义的表面消解，建构起一种悲剧性的张力，凸现了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深刻的灵魂苦难。诚如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二十馀年前所云：“从这两句话里好像就能想象出金圣叹一生的悲愤、挣扎和苦难历程。”[33]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哪怕是在金圣叹专论著作中，至今都很少有学者引用，又何谈全面认识其性格和思想呢？此外，是不注意利用学界新发现的史料。如邬国平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的《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不仅全文抄录了圣叹佚文《怀感诗序》，而且介绍了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等重要文献，有关文字被收入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但是后出之书却罕见征引，难怪依然对近于耳食稗贩之廖燕文字好评有加；即便引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也不是据徐增《九诰堂集》，而是引自《天下才子必读书》刻本。殊不知周亮工父子刊刻此书时，在一些关键性时间字眼上都是有所提前和模糊的[34]，据此而考证圣叹著述，准确性可想。

（三）缺乏宿业的专攻。先举一例：邓之诚先生晚年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宗冈）、徐而庵、武进吴见思（宗达子）、许庶庵为最著”等语（括号内文字为邓所注），指出“吴、许所评未及知，皆贫士乞食也”[35]。吴见思《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有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等）和《杜诗论文》五十六卷（见《四库提要》，有康熙十一年岱渊堂刻本）；许之溥评杜诗，见康熙初年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附刻《庶庵说杜》五首，跋云：

后五首，或亦以为贯华先生所说。以后有“庶庵”字，访之，始知为许庶庵笔也。庶庵高才异致，登华山绝顶，坠崖而死。与贯华先生游，情味特契，故议论往往相似。余不忍使其人文勿传，因为附刻于此。所说沉绵旷远，置《才子书》中，几或无辨，读者当亦共为感惜耳。[36]

《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早起》，编者金昌认为“或曰：此是晋陵许庶庵笔，为唱经所鉴定者。果有之，亦足想见庶庵。”皆不宜轻言“未及知”。吴宗达为常州府武进县显宦，崇祯二年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阁六年；许之溥出身世家，其兄之渐（1613—1700）为顺治十二年进士，亦不宜轻言吴、许为贫士。徐增顺治十七年撰诗赞扬吴见思：“望见君来便有风，毗陵有此士人雄。黄金十万曾随手，尽散交游顾盼中。”[37]见思“服膺”圣叹多年[38]，想必圣叹亦在“尽散”对象之列；圣叹顺治十七年致书《与许庶庵之溥》，结尾云“仰望援接，乃非一端”（见《鱼庭闻贯》），似有望其资助《唐才子诗》之意。邓先生为清代文史大家，所经眼清初别集之多，至今罕有匹敌，之所以论金圣叹而时有破绽，就是因为他专注于别集（包括《沉吟楼诗选》）而无暇细读圣叹之评点。所谓“宿业专攻”，是笔者套用韩愈《师说》“术业有专攻”而生造之语，即认为从事金圣叹这一类人物的史实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的顺带所及，亦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研究其他大家，亦无不如此）。许多学者热心于金圣叹文学思想研究，亦知在佚作、交游等方面有待挖掘者尚夥，故一有发现，便行文介绍。但由于先前缺乏对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沉潜，往往不能吃透有关文献的史实内涵。如邵弥山水长卷跋语的发现者吴红先生认为，圣叹“不只是因为喜欢邵僧弥的画，事实上这一次的长跋中竟一句也没有说到画”[39]。如果论者知道圣叹本人就是画家，那么或许就会从“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的跋语中，看出圣叹在画艺上意欲一较高低的好胜之心。此跋“崇祯甲申夏尽日”落款处的两枚印章分别为“圣叹”和“人瑞”，是能够证明在鼎革前就已名人瑞的唯一证据[40]，亦未见吴红及其他学者的关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国光先生。他毕生以主要精力用于金圣叹研究，成果极丰，在观念上拨乱反正的贡献尤为卓著，发现的文献线索也有一些，但是在史实研究上却乏善可称。其馀学者，或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下讨论金圣叹生平，或在陈维崧年谱编纂之馀涉及圣叹交游，贡献自有，但亦难免挂少漏多。

三 学术理念与方法心得

百馀年来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固然可以列举出上述成果，然就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研究一直是其中的弱点和冷门。本书拟以实证研究、文献考述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全面发掘和大量占有金圣叹以及有关人、事详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生平事迹、著述缘起、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生平事迹，不仅要对其姓、名、字、号、籍贯的纷纭众说，予以史源学的研究，而且要探索其各个阶段的活动，尤其是早期经历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著述缘起不仅是指研究其著作的成书年代，而且包括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时间及其涉及的当时之具体史实（即陈寅恪所谓“今典”）；社会关系不仅是指各种著述中涉及到的亲友，而且包括同时代对其有过相关评价的各色人物。这样的史实研究，本来就需要长期的史料爬梳和精到的文献考辨，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可能主要有四点困难：

其一，金氏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先后经历过山飞海立的鼎革兵燹和康熙乾隆的文字毁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相对稀少；其二，金氏是属于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在时人整理自己的著述时，往往会被删去，甚或转换态度，恶语相向；其三，金氏原本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多面体人物，既有温文儒雅、谦逊坦诚的一面，亦有行为怪诞、不轨于正的一面，即其友人所谓“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41]，古人已是如此，自不必说今人了；其四，金氏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加之许多原本只是以字号或某老相称者，仅仅是考出本来姓名，便不是一件易事，更何谈深挖交往的来龙去脉？所以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中，辗转因袭成说，缺乏独家发现，便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连照抄现代俞鸿筹（1908—1972）撰写的讹误多端、并因今人标点更添错谬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往往都浑然不觉[42]。

针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殊性和研究困难性（学术挑战性也自在其中），笔者自二十馀年前即开始尝试有关研究，在《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于一九九三年发表后，用了六年时间广泛收集史料，至二〇〇〇年始再发表《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等文，前者用家谱考述交游，后者用抄本诗集佐证行迹。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至二〇一四年共发表涉及金圣叹史实的专题论文近四十篇（其中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转摘十篇，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各一篇）。有关系列文章，十年前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如章培恒（1934—2011）先生在肯定运用西方文艺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时，特地荡开一笔指出：“像纯考证的文章，只要写得好也是很有意义的；以金圣叹研究而论，例如陆林教授对金圣叹生平、交游所作的一系列考证就是必须而有益的工作。”[43]勉励之意自在其中。

在长期的明清文学与文献的学习探索过程中，笔者逐渐形成这样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44]（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这种研究，不是为了出人意表而选择考述对象，不能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随意取舍史料，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它需要事无巨细的网罗，需要狮子搏兔的用力，需要“一事不知，学者之耻”的自警。所谓“反对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说法，不过是显示出对此门学问的隔膜：没有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习惯和功夫，何谈考大事、辨重典？不从一事一字入手，如何能发现大事重典？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需要多方面的学术素养和准备，追求文本阐释与文献实证的结合、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联姻；它需要长期沉潜其中，培植细腻的文献敏感性，激发热情的史实探求欲望；它需要耐得住书房的寂寞，淡漠于外界的精彩，尽可能多地掌握文献资料和历史文化风俗的相关知识[45]。在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下，始有可能盘活所有的史实线索，对疑难杂症给予一针见血的剖析，对历史迷雾给予拨云见天的廓清。史实研究重视的是文献与史实的结合，实证与解析的结合，生态与心态的结合；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既需考究生卒交游与活动轨迹，也要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求最大程度地考察古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近年有学者认为“复原历史文件中的每一个局部，将其重新嵌入到那个年代的时空中去，让它在完整的意义中被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是古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史必需前进的一个基本方向”[46]，所倡颇得吾心。至于这样的研究具备怎样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地位，具有怎样的效率和收益，则不必费神考虑。只有淡化这些功利的追求和评价，才能居书房如胜境，化寂寞为精彩，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术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早有学者认为：

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47]

其实从事史实研究，连考见古义与发现恒星同样“都是一大功绩”的攀附和联想都不应该有，庶几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接近“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层界，享受从事“性之所近”学问的人生乐趣，追求生命澄明之境与学术精进之心互为砥砺的历程。处世淡泊而治学执着，是从事此类研究尤其需要的品质和精神。

笔者从事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心得或方法主要有三点：在交游考证上充分利用家谱，在史料检索上努力有的放矢，在文献占有、文本细读上通过作品整理予以丰富和强化。

（一）家谱文献与明清文学史实研究

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家谱可谓是家族关系史。利用家谱从事“专人研究”，在学术界已有许多成果；但就整个研究领域而言，在古典文学的史实研究或文献研究中，对家谱的利用尚处在单一性或偶然性的阶段，还缺乏对家谱资料“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48]。仅以年谱编纂为例，通过寻找谱主的家谱来理清其世系、亲属和姻娅等关系，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但却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广泛利用旁族别姓的家谱，对谱主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更多地只是在正史、碑传、别集、总集、方志、笔记等常见文献类型中寻找谱主交游的传记资料。由于见于记载的金圣叹的交游，大多是没有功名官职的普通人士，在事迹考察上难度很大，许多人的事迹仅见于家谱记载。笔者对家谱的重视，起始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偶然获得一本内部印刷的《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这是一份仅有八十三页篇幅的小册子，著录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和常熟、吴江、吴县图书馆收藏的诸多家谱，而且大多出于旧时苏州府所辖各县的著姓望族，并且在正文第一条便有如下记载：

丁氏宗谱二十四卷 题清丁有铭纂 清光绪刻本 存二十三卷（一至十五、十七至二十四）苏州丁氏 有哭庙案（苏图）。[49]

由于在此之前，已经知道金圣叹有《丁蕃卿生日》七律二首，并已知道在哭庙案中被杀的十八诸生中有丁子伟、丁观生，于是心生疑问：金圣叹所贺者是何许人，家谱中是否有后二者的详细资料，三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呢？带着这些问题，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现为历史文献部）查阅了这一版本的《丁氏宗谱》。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仅发现丁蕃卿的本名以及三位丁氏的准确生卒及彼此的亲缘关系，而且有这三人及其妻女的小传，为了解哭庙案的详情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史料[50]。首战告捷，让我尝到了家谱文献的甜头。于是，将所收集到的与金圣叹有关系的百馀位人士，按照姓氏予以编排、考察籍贯。凡是获知籍贯的，便去查该地的该姓家谱；未知籍贯的，便系统翻阅苏州府有关各县的该姓家谱。加之《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很快出版[51]，更令这项工作进展顺利；至于三年后问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52]，提供了相关书目内容的描述，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有若干姓氏的家谱已经亡佚，还有一些家谱待查，但是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果，如利用南京图书馆藏《莫厘王氏家谱》，一下便解决了王子文、王其仲、王公晋、王道树、王勤中、王轮中等六人[53]，其中王其仲便是那位在金批《水浒传》中向圣叹口述“京中口技”、在《西厢记》中与圣叹赌说“快事”的王斫山；二〇〇一年岁末，在国图分馆翻阅了光绪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和乾隆修民国抄本《吴江沈氏家谱》等，了解到与圣叹有密切关系的五位顾氏[54]和十位沈氏[55]的身世情况。再如，圣叹有位友人朱茂暻，与柳如是也有交往[56]，我从国图所藏《秀水朱氏家谱》中找到其生卒和家世的记载，可以补充陈寅恪先生有关著述的语焉不详之处，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士人风尚也颇有帮助[57]。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迄今为止我在学术上的最大收获，便是充分认识到家谱“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之于以作家为中心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文献搜求

对于史实研究而言，家谱资料不是万用灵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许多人士的家谱未见流传，如圣叹挚友韩贯华、亲家韩孙鹤，门人韩藉琬、韩魏云，均是苏州人，我历时一年，始得阅［苏州］《云东韩氏家谱》，却未及此支。因此对与金圣叹有关的人和事，在知见所及的范围内，必须进行一定观念指导下的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搜求，尽可能多地掌握其生平和交游的史实情况。所谓一定观念，针对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是指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查找。地方文献，除了上面已及的家谱之外，就文献形式而言，一是方志，由省、府、县志而到乡镇志如（长洲）《吴郡甫里志》和（周庄）《贞丰拟乘》，以及山水专志《百城烟水》、《太湖备考》和轶事专志《吴门表隐》；二是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如《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据此可考毛宗岗补诸生的时间和排名）；三是郡邑乡镇诗文总集，如（太湖）《七十二峰足征集》、（长洲）《甫里逸诗》、《贞丰诗萃》。以上特殊文献，在金圣叹研究领域里，多数为笔者首先采用。此外，还广泛旁及其他各种别集、总集、野史、笔记、进士履历。在长时间寻觅、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后，始进入融会贯通式的考论阶段。如早就受到孟森、陈寅恪、陈洪关注的圣叹扶乩降神活动，直到笔者利用《午梦堂集》中的笔记史料，并结合《贞丰拟乘》、《半生自记》、《郑桐庵笔记》、《现果随录》等时人记载，先后撰成《〈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才对其扶乩活动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有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揭示。有关文章收入二〇〇四年南开大学主办的“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被列入“研究的深度颇有可观……在材料的发掘、理论的分说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之类[58]。笔者后又进而探讨扶乩降神“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59]，将理论分说立于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可以说深化了对其文学评点的学术个性的认识。笔者对圣叹在扶乩时与叶小鸾亡灵对话的反复征引和这一活动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重要性的强调，引发了学界从多层面探讨其文学史意义及其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60]。再如金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对其写作时间学者向有误解，笔者利用极其稀见的《西轩纪年集》和《古调堂集》，精确考证出“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次日晨（1661年3月23至24日）……乃当年震惊天下之哭庙事件爆发后之二十天也”[61]。对笔者的这一学术理路，吴正岚教授曾归纳道：“陆林以《〈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堪称后出转精，其高出前人之处在于综合运用谱牒、尺牍、笔记、别集等多种史料，通过考订金圣叹所交往过从的士人的生平事迹，揭示圣叹的精神生活状态。”[62]

（三）基本文献的系统掌握

作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用三年时间（2006—2008）整理出版了《金圣叹全集》。较之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首次对收入的所有著述，均努力以现存最早版本为底本，参校后出的主要版本。因圣叹著述曾遭禁毁，原刻本甚为稀见。本书以充分的文献调查为基础，网罗其著述的现存最早版本（《第六才子书》是现存最早的贯华堂刻全本），其中多数是原刻本，解决了一些向来悬疑的问题。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其中贾谊《治安策》自“天下之势方倒悬”起一大段原文和金批，因言及“匈奴”，被重刊各本删去而仅注“文阙”，从此相沿至今。此次据康熙二年初刻本整理，不仅数百年来首次示人以全璧，亦为研究清初文化生态提供了重要佐证。

2.首次收集整理了《小题才子书》以及新发现的佚诗、佚联、佚文三十馀篇，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小题才子书》极稀见，所收为明末清初文人科举考试之文，其中包含有丰富的金批文献，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和生平史实提供了新线索。如金批“昔者王遂东先生谓吾言：‘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吾尔时甫十五岁，便识此语是古人笔墨秘诀”，这是能够证明圣叹向晚明大家王思任问学的唯一史料，对研究其早年交游和美学思想的师承很有价值，学界从无论及。

3.首次在正文后编著了近十九万字的《附录》，分为年谱简编、著作序跋、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四个系列。其中《年谱简编》约四万字，对金圣叹生平、交游、创作等各个方面的事迹，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搜罗和考订。序跋资料中最珍稀的是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及总识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尤其是徐序，以湖北省图所藏《九诰堂集》抄本为底本，以康熙二年原刻本卷首序参校，既解决了两本的文字出入脱漏，又解决了刻本为避祸而有意误刻“必读书”刊刻时间的疑问[63]。

尽管因为整理《金圣叹全集》使得本书写作的完成大大延迟，但我绝不后悔耗时三年从事这项工作：“正是通过三年来围绕金圣叹著述的系统整理、反复校读，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对其思想心态有了更加细微的触摸，对其身世遭际有了更加具体的感知，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64]其实因整理全集而对其史实研究的促进，远不止此：如果不是为了整理全集、辑校文献，可能要迟到国图所藏《小题才子书》可供借阅后才能看到这部重要佚作，可能不会比勘序跋和正文都有较大出入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可能不会去杭州抄录《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正是其中明确指出“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可能不会发现王瀚对金批《西厢记》、王学伊对《释孟子》和《杜诗解》的深度参与，可能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查圣叹佚文《风唫集序》……尽管此部全集仍有许多缺陷，但是通过辑校整理工作，已经使得我对金圣叹史实研究史料的占有和熟悉，居于一个优先和便利的地位了。

此外，要说到对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利用。从总体上说，这类数据库对于史实研究、文献考证应该是如虎添翼。这里的“虎”，既指研究者，又指研究成果。前者是说研究者首先要谙熟史实研究的基本方法，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库考证有关问题；后者是说当研究成果基本成型时，利用数据库才会有锦上添花之效，如果八字不见一撇就一头闯入数据库，恐怕收效甚微。对待像金圣叹这样生平交游难以考证的对象，尤其是如此。《沉吟楼诗选》所涉亲友约七十馀位，其中近三分之二连本名都不得其详，在十馀年前笔者就开列过一份近四十人的名单，“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65]。如今《中国基本古籍库》和《雕龙古籍数据库》已经问世，在其十几亿字的容量内依然不见相关线索，故呼吁至今仍然有效。关于全文检索，想说的是：我庆幸在本课题资料尚未基本收集齐全时没有这类工具，我庆幸在最后合成阶段有了此类工具。至于今后如何从事史实研究或文献考证，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耳熟的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耸听的今言：“基本古籍库问世从此无考证”（或曰“雕龙数据库出而雕龙术亡”）。如果应了，责任绝不在任何古籍库（输入错误除外）。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害怕这类数据库的使用会取代文献实证研究的存在价值，而是担心后人会以为考据就是将某词输入其中检索一下那么简单。没有练就狙击手的能力，哪怕手持英国L96A1狙击步枪，也未必能击中笨熊，更别说是飞雀了。

四 研究意义与结构内容

本书所谓“金圣叹史实研究”，是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大视野下，以金圣叹的身世、交游、著述情况为研究中心，以史实考索的细密坚实为质量追求，以学术史评价为纵向考量思路，以问题研究、事迹编年研究和交游研究为架构形式，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厘清有关金圣叹的基本事实，以期凸显或再现其人其事的历史具体性，展示以金圣叹为中心的明末清初一批边缘文人的人生轨迹，尝试为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寻求深度推进和视域拓展之可能，并由此探索史实研究之于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其意义和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1.金圣叹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新时期以来，有关金圣叹的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界的热点所在，甚至有学者提出建立“金圣叹学”的主张。但是，有关成果绝大多是围绕着金圣叹文学理论而阐述，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史实研究一直是弱点所在。金圣叹身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其个人思想生平的丰富性，有关其基本史实的争议性，使对金圣叹史实的系统和深入研究具有了必要性和典型性，藉此可以达成由专门学术史梳理实现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进程的反省、由史实研究推动文学及理论研究的深化、由个体研究展开对某一文化阶层的整体观照、由个案研究达到对历史脉搏的细致把握等多重目标。

2.就金圣叹研究本身而言，史实研究是必做的独立性工作。金圣叹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经历过鼎革洗礼和康乾两朝的文字毁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相对稀少，加之其生前便毁誉参半、褒贬俱烈，晚年又卷入“哭庙案”而成为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往往会被遮蔽或删毁，种种因素造成今人对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生平的认识竟然模糊到连姓、名、字、号和籍贯都莫衷一是，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同时，以史实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指向，亦可建构起文献史实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的现象联系，有益于深化对其文学思想的认知，为金圣叹和明清文学研究尝试新路数。

3.对金圣叹史实的全面研究，将有助于明清文学和文化研究。金氏所交大多是遁世隐者、普通士人，对他的交游研究，势必要钩稽出明末清初一大批中下层文士的生平事迹，涉及到当时江南地区身处边缘阶层的普通文人的活动和情感，涉及到许多向来缺乏研究的、却是构成文学史和文化史丰满血肉和真实肌理的人和事的细节。因此，这一研究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江南地域作家群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也可由文人个体状态的勾画而达成对彼一时段相关事件的准确认识，对明清之际文学及文化研究应有参考价值。

4.通过本项研究体现和检验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独特方法。明清文学的史实研究所牵涉的文献种类和研究方法，比起前此各代远为丰富。学术界在唐宋文学史实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但在明清领域里范式性著作尚不多见。笔者长期沉潜于明清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对明清文学的实证研究和史实考证时有心得和创获。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各种事例的考述，展示研究者摸索多年、在明清文学文献史实研究方面具有高效度的独特研究方法。

5.通过本项研究探索和展示史实研究之视域边界和构成板块。从事史实研究，需要研究者沉潜坚守，以在同一领域的长期浸淫而形成的专业修养和学术敏感，获得突破和精进，从而将一个问题做透做实。金圣叹史实研究以笔者长期的学术积累为前提，形成了以基本史实考证为核心，以学术史梳理为基点，以原典整理、事迹编年、交游复现等为分翼的研究思路。其研究视域及板块构成，可以拓展史实研究的边界，为史实研究的纵深推进提供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

本书由二十章组成，在不同的章节内，注意梳理学术史的演进历程，评述以往研究的得失，介绍自己的学习心得。为了体现坚持学术史考量的研究思路，对于笔者前此发表文字中的学术性讹误或缺失，一般不予径改，而以行文自纠谬缺，或出注予以说明（个别笔误不在此列）。

第一至第三章，由《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姓名字号籍贯异说考辨》、《扶乩降神活动研究》组成，围绕着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最基本内容展开论述。第一章抓住引起诸多争议的关键所在，即对哭庙文献版本的不同看法这一牵一发动全身的焦点，反思问题的缘起、论争的历程及其学术史教训。在厘清有关文献认知后，第二章进而探讨原姓张与庠姓张，一名、改名及字号，唱经堂与贯华堂，金喟与金麟振的疑伪，以及籍贯不同说法的生成和取舍。第三章主要探考圣叹早年扶乩降神活动及其与文学评点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扶乩降神的基本史实、其中展示的精神风采以及扶乩降神对其文学批评的具体影响。

第四章是《事迹编年订补》，将圣叹一生主要行迹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以前此年谱、系年类成果作为主要订补对象，综合各家之说，对前此相关著述语有歧义处妄加商订、言或疏漏处试作补遗。第五章是《佚作分类辑考》，虽然在原始文献的征引上与第四章有所重叠，但侧重考述相关文献的学术史发现历程和文献价值，在叙述角度和详略方面各有差异。

有关金圣叹的交游研究，是本书的另一重点，也是一种从网状社会结构和脉络中分析人物的传统方法和视角，故接下来用十五章加以考论。行文的指向是人的生存状态和世道人心，试图感受金圣叹和他同时代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对相关阶层和类型文人的生平、交游的考述，既可丰富对金圣叹生活圈的认识，以细致体味其生存其中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生态，最大限度地复原其文学活动的人文生态和心灵轨迹，也有助于促进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文人群体的研究。

第六至十一章，分别探讨金圣叹与莫厘王氏、周庄戴氏、吴江沈氏、甫里许氏、唯亭顾氏、葑溪丁氏的交游情况，除了甫里许氏族谱尚未得见，主要依靠乡镇志来考察诸许亲缘关系外，其他五章都是基于家谱的利用而发掘出金圣叹与相关各家族群体的关系细节，也展示出谱牒资料之于交游考证研究的文献价值。

第十二至十七章，分别以“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邵僧弥：心仪的同乡画友”、“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尤展成：纠结半生的才子争名”为题，探讨了在圣叹生命中或不同阶段的重要人物关系，综合运用别集、笔记等各种文献，努力打通交游细节的考证与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心路历程的体认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十八至二十章，分别以《小题才子书》、《沉吟楼诗选》和《鱼庭闻贯》为中心，考察金圣叹著述中所涉及的人物交往，重点围绕相关人士平生经历中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文人心态和士子处境密切相关的某些史料，发掘其中具有心史价值、历史意味的方面，写法上虽以人物为单元，却文风不一，篇幅不拘，长则一两万，短则三五千字（资料过少者从略）；书稿前此已涉之人，或不再专门考述，或注意犯中见避。历来古代专人研究中都不乏“交游考”部分，在今日之学界已成赘疣或填充篇幅的“良方”。笔者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在此处荡开笔墨，努力写出所涉诸人之心灵和人生的特点，借以表达自己对某个相对熟悉的时代的世态人情的兴趣或看法，也是替向来被人诟病的交游考做个新例。只是想法虽好，着笔不易，幸亏面对的是明末清初那个精彩的时代、那么复杂丰富的依违出处的人生。

《附录》一为《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此文将上个世纪清末民国年间的史实研究，按照滥觞期（1900—1919）、演化期（1920—1931）、争论期（1933—1936）、沉寂期（1937—1949）四个阶段，评述有关研究的收获与缺陷，无论是对孟森还是陈登原、鲁迅还是周作人，既不妄加非议，亦不滥施溢美，以史实贡献为准绳，以“理解之批评”（与“理解之同情”有分寸的差异）观照古今，努力做到既充分理解，又批评不足，以求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总结以往的得失。鉴于本人的研究在当代成果中的比重，本书对建国后的研究总结不做专门讨论。

《附录》二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之所以将此旧文作为附录，是因为文字与正文有所重叠；之所以仍作附录，是因为保留了笔者撰于本世纪初的一篇文字，可以看出十馀年间的进步与停滞。

《附录》三为“全书人名字号索引”。是将全书所涉及的与金圣叹直接、间接相关的各色人物，将文中所涉及的字号、别称、室名、堂号等，做一综合索引，以供读者了解本书在交游考方面的创获与不足，并为明末清初文学研究者提供便于检索的参考。

《附录》四为“本课题前期研究论文目录”。将本人自1993年以来研究金圣叹史实问题的单篇文章目录予以罗列，是因为这份目录记载了笔者二十馀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蹒跚脚步和学术年轮，可供读者比较书稿中的文字与已经发表相关论文的差异。

《附录》五为“主要参考文献”。编排原则是：内容上不是将文中所有的参考书都在目录中列出，次序上不是按照拼音而是按照征引文献的逻辑顺序排列。我一向反对学位论文包括专著的参考文献按作者或题名的笔画或拼音排序，因为这样显示不出一部著作在文献阅读与征引上的学术逻辑框架；专著的参考文献，应该既能让读者审视该书在文献和知识结构上有无建树和缺陷，亦可给读者以按照怎样的文献或知识系统研究新课题的启示——可见反对和提倡，都是基于学理思考的。

[1]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2] 陈枚：《增补天下才子必读书》凡例，康熙十六年（1677）灵兰堂刻本。

[3]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4]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5]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康熙刻本。

[6]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7] 皇帝去世哀诏到日，苏州风俗在府学明伦堂哭临。佚名《中兴实录》尚载为崇祯帝所撰《苏州府长吴三学哭庙文》。

[8]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9] 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卷5“杀金圣叹”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0] 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第297页。

[11]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12]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唱经先生》。

[14]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自序，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按：全书以下金圣叹著述，均引自该书，不一一出注，出注时一般简称为“拙编《全集》”。

[15] 王之绩：《评注才子古文》凡例，康熙二十三年（1684）铁立居刻本。

[16]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拙编《全集》第2册，第865页。

[17] 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谈蓓芳据1972年版英文本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8]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魏中林、王晓顺：《20世纪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又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官春蕾、黄念然：《20世纪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述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9] 早在1897年，日本笹川种郎（临风，1870—1949）便在《帝国文学》第2卷3至4月号发表《金圣叹》（上、下）。该年6月，他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出版，第四编《清朝》第一章即《金圣叹》。1898年，其《支那文学史》出版，在其中“第九期”《清朝文学》中，设专节论述金圣叹。1903年，久保天随（1875—1934）《支那文学史》出版，第三编第五章为《金圣叹》。参见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1869—1912）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戏剧研究》2009年第4期。

[20]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7、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21] 林语堂《记翻印古书》：“翻印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340621致郑振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23] 本段详细内容，参见本书《附录》一《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

[24] 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乙编附录二《金圣叹研究论著索引·论文》，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80—188页。

[25] 郑公盾：《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谈评价金圣叹的两个问题》，《新建设》1963年7月号。

[26]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41页。

[27] 张国光先生著有《金圣叹学创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其所撰《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一文中，再次呼吁“建立‘金圣叹学’”，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8]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杜桂萍主编《学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29] 以上《中国知网》两个数据统计，由友生曹冰青硕士代劳。

[30] 以上提到的著述，具体的刊名、刊期、出版单位、时间，参见本书《附录》四《主要参考文献》。

[31] 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陈增新等选《柳州诗集》卷8，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按：邓汉仪《诗观二集》卷5亦收此诗，文字稍异，见引文方括号内者。

[32] 《四库全书总目》卷181《学园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9页。

[33] 徐中玉：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2页。

[34] 参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42—147页。按：该书所录《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九诰堂集》本与《天下才子必读书》本对校，出校勘记49条。

[35] 邓之诚：《记金圣叹》，《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页。按：此文写于1953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

[36] 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卷末，康熙刻本。按：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论及许之溥、之渐，未及两人关系，亦未见赵时揖辑《庶庵说杜》，仅说之溥“其生平事迹有待详考”。

[37]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6《赠毗陵吴玉虹》，康熙抄本。

[38] 参本书第四章《事迹编年订补》“清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条。

[39] 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40] 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4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42] 如张国光《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读后》说“俞鸿筹引邵宝所撰《王文恪鏊墓志》云：‘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金圣叹的志与才》，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是没有翻检邵宝（1460—1527）《王公墓志铭》，而将俞鸿筹推测之词“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视作明人邵宝的文字了。参见本书《附录》二《〈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

[43] 章培恒：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4] 其实，往往也不被理论阐释者视作基础或前提，至少从金圣叹研究来看就是如此。

[45] 如果了解明清士人纳妾状况，至少不会看见金诗《念舍弟》“记得同君八岁时”，就只是作双胞胎理解。

[46] 封龙君：《现实与幻想——在文学与美术的范式之间》（2011-02-08，11∶58∶50），http：//blog.sina.com.cn/fenglongjunlin。

[47] 胡适1919年8月16日致毛子水的信，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附录，《新潮》1919年2卷1号。

[48] 陆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浅谈家谱文献的整理编纂》，《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9] 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编：《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4页。

[50] 陆林：《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51]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2] 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3] 陆林：《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1期转载。

[54] 陆林：《金圣叹与唯亭顾氏交游考》，《艺术百家》2002年第4期。

[55] 陆林：《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6]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356页。

[57] 陆林：《〈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58] 陈洪：《既明矣，融当不远（代前言）》，《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9] 陆林：《“才名千古不埋沦”：金圣叹精神风貌和批评心路简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同年第12期论点摘编。又见拙编《全集》前言。

[60] 参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等。

[61] 陆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62]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3] 有关评价参倪培翔：《〈金圣叹全集〉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9年第9期；张小芳：《整理工作本身也是研究工作——陆林教授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评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苗怀明：《精雕细琢，嘉惠学林——〈金圣叹全集〉简评》，中华书局《书品》2010年第2期；吴迪：《一部原创性的古籍整理力作》，《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25日第4版《书评》；张小钢：《金聖嘆研究に吹き込んだ新風——陸林教授と彼の『金聖嘆全集』》（“吹入金圣叹研究的新风——陆林教授和他的《金圣叹全集》”），日本《东方》2011年第11期（总369期）。

[64] 陆林：《后记》，拙编《全集》第6册，第2页。

[65]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第81页。按：此文2001年底完成，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网络在线刊物《中国文学演变》2003年第1期，修改稿载于《学府》。

第一章 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

所谓“哭庙记闻版本”，主要指记载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苏州十八诸生哭庙案的有关文献《哭庙异闻》、《哭庙记略》、《辛丑纪闻》。此三题内容大致相同，文字各有出入，存在着细节上的重要差异，本章在非确指某本时用不加书名号的“哭庙记闻”代称。在金圣叹生平研究中，因依据哭庙记闻的不同版本而造成了对原始文献的不同理解，诸如其原姓、庠姓、籍贯的考证因此而歧见纷呈。这不仅是作家生平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更关涉着对其人生旨趣的臧否；有时会因之主宰主观评价的好恶，左右有关史实的认知。围绕着哭庙记闻版本的使用、讨论和争议，则从一个微小方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进步的艰难历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均值得回顾和总结。

一 问题的缘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为自身包蕴的揭露封建统治残酷暴戾的文化因素，因哭庙案而被杀的金圣叹，引起了当时热衷于反满复汉的民族主义人士的广泛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撰《金圣叹死时语》，云其：

名喟，又名人瑞，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为文俶傥有奇气。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文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遂再入吴县邑庠，而金人瑞之名遂仍而不易矣。[1]

当时所据哭庙记闻的版本，可能是《记载汇编》本《辛丑纪闻》，有光绪都城琉璃厂刻和《申报馆丛书》排印本，有关文字为：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

邱炜萲为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举人，知道“庠姓”为何物，如果以为“顶金人瑞名”不误，则只能将“庠姓张”理解成“旧姓张”了。

宣统三年（1911），乐天居士辑《痛史》出版，第一集收入《哭庙记略》[2]，有关文字断句为：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来（原文如此——引者注）。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

此本于民国初年多次重印，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哭庙案和金圣叹的最常见史料。当时博学如徐珂（1869—1928），亦云其“名人瑞，原为张采”（以下文字同《哭庙记略》）[3]，可见该文的影响。此后，诸如圣叹“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4]，“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5]的说法，似乎成为主流。于是有了陈登原（1900—1974）《金圣叹传》中的专门辨析，他首先正面立论：“圣叹姓金名人瑞”，引用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以及圣叹有族兄金昌等清初史料，有力地证明了“圣叹姓金，固确凿有据者”，对驳斥“张姓”说立功甚伟，故后来学者认为“金圣叹的姓氏，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中辨之尤力”[6]。同时，从反面驳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后者无论从提法还是从论证，却存在问题多多：

廖说谓名采，字若采，则沿袭“张若采说”之讹。考圣叹原名“张若采”之说，始见于无名氏《哭庙纪略》。《纪略》云：“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无名氏《辛丑纪闻》则多出“名喟”二字。谓：“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盖皆谓圣叹即张若采，以科举故，而改名也。[7]

这里有意回避、模糊或否认“金采”和“庠姓张”的历史记载，为论述需要和方便，漏掉《辛丑纪闻》本“姓张”前面的“庠”字，虚拟了“本名张若采”的“或谓”（按照其引文，也最多是说前人谓圣叹本名张采而非张若采），并以后世有乾隆末年进士娄县张若采而证晚明金圣叹不可能有此姓名，其文献和逻辑错误以及产生原因，笔者已撰专文评述[8]，此处不赘。此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尤其是将宣统《痛史》本《哭庙记略》中原为一句的“庠生姓张原名采”，断句成为“庠生。姓张，原名采”（而《辛丑纪闻》的断句则全据原文，造成“后以岁试……黜革”的前后两处引文句读疏密不一），使得“姓张”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以此为文献讨论的出发点，同时由此而彻底否定“庠姓张”的存在，以致此后数十年间罕见正面引述者，其中破绽也始终没有引起注意。《辞海》“金圣叹”条长期以来保存着“一说本姓张”的提法[9]，既是对经过陈登原改造过的原始文献的一种认同，其实也说明这一问题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何默《记金圣叹》当时便对陈登原的观点及其论证提出不同意见：“我以为这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是天下不能无同姓同名的人，如果偶然相合，就说一个是真货，一个是赝鼎，那在姓名还没有实行专有权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罢！”[10]

建国初，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不多。只有陈登原为了便于重申“圣叹姓张不足信”的观点，在撰写《金圣叹》一文时，再引《辛丑纪闻》中有关文字，干脆改动了原文，变成“原姓张，名采，字若采”[11]。1979年，是金圣叹研究史上重要的一年。埋没人间三百年的《沉吟楼诗选》抄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问世。黄霖先生为撰《出版说明》：

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拔第一，补吴庠生。

就个人观点而言，虽然“原名”“又名”之说未必成立，但在当代学术史上，首次明确（在我看来也是正确）地指出圣叹的籍贯和庠姓以及不提“鼎革后”号圣叹，功不可没！表面上看文字多同于《哭庙记略》，实际在关键点上采纳了《辛丑纪闻》。“庠姓张”是经过作者仔细“斟酌”后，始“认定此说可信”的[12]。不过认为圣叹“又顶金人瑞名就试”，也显示了对“庠姓”的隔膜。按照其后来质疑“庠生，姓张”语句不通的思路，同样存在疑问：金圣叹既然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次年，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发表。这是最早一篇全面介绍金圣叹诗集的重要论文。在考证其临难家书时，文章曾涉及过有关史料的先后问题：“关于金圣叹临刑以及哭庙的主要记载有多种，若以时间先后为序，当首推成于康熙六年的顾予咸的《遭难自述》和差不多同时的无名氏的《辛丑纪闻》（《哭庙纪略》当于（为？——引者注）康熙三十年后的《辛丑纪闻》的删改本）……”并在句末的脚注中，以文中细节的有无和篇名文字的差别，来说明自己判断的依据：

《辛丑纪闻》载：“是日，余适入城，寓养育巷陈毓承家，因见十八人及松交家眷入狱……。”可见，作者是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因此文章的标题就用了“纪闻”，而《哭庙纪略》的标题就显然有节略的意思。另外，今本《辛丑纪闻》的“县总吴之行”下，有双行夹注：“吴之行，《苏州府志》作吴行之。”《哭庙纪略》即改为“吴行之”。可见，《辛丑纪闻》至少早于康熙三十二年的《苏州府志》，而《哭庙纪略》则在《苏州府志》之后。[13]

应该说，“余适入城”之例是有说服力的，这三句在《哭庙记略》中被压缩改写成“籍没诸眷属入狱”。但是，用“纪闻”与“纪略”之别作为先后的判断理由，不够给力。因为以“纪略”之名详记某事，古今均不乏例证；如按其说法，题名“异闻”就更不可信，而《哭庙记略》一名《哭庙记》，尤足以说明这一旨意。此外，原文“吴之行”未必就能证明此本《辛丑纪闻》“至少早于”康熙府志。因为《辛丑纪闻》在记录事件过程时，面对的是实有的历史人物，且是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县吏，极有可能是不错的，错在后人抄录或刊行时；而所谓“《苏州府志》作吴行之”的夹注，亦不一定就是根据康熙本府志所校勘。事实上《苏州府志》康熙本卷八一、乾隆本卷七八、道光本卷一四五、同治本卷一四八的“杂记”类，均有哭庙案和“仓总”吴行之的记载；且有关夹注并非现存各种版本皆有，惟民国《又满楼丛书》本独有（无“州”字），无法据此判断“今本”是根据何种版本《苏州府志》所加注。同理，以《哭庙记略》已是“吴行之”来断定其晚于《辛丑纪闻》并出自府志之后，也是缺乏唯一性的：只有当此人的确名“之行”而非“行之”，据方志所改的推测或许才能成立；否则，何以见得就不是据史直书而一定是据志所改呢？

可以说，有关哭庙记闻版本和金圣叹庠姓张的争论和研究，现代是由陈登原引发，当代是由黄霖再起的。

二 一九八〇年代的讨论

由于黄霖在《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中对其基本正确的观点没有具体论证，其《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的考释又存在疏漏，并且不是针对“庠姓张”而发，故有关本姓、庠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在同一单位学者的有关著述中，仍有“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的提法[14]。随着《沉吟楼诗选》的流播和金圣叹研究的热行，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此事。如针对当时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说金圣叹“原姓张，名采”[15]，张国光（1923—2008）先生认为“纯系误传”：“在宗法观念很重的时代，少有改姓应试之理，如果真是冒姓中试，那中试后也应恢复原姓，岂能老死仍冒他人之姓？……这个问题三十年代陈登原著的《金圣叹传》已考证清楚，何以《全集》注释者在八十年代犹仍旧误？”[16]对“原姓张”反诘得有力，然依然是否定庠姓张的存在。金性尧（1916—2007）先生一九八三年就圣叹“原姓”“庠姓”问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圣叹的姓氏，后世曾有原姓张的传说，实系附会，《诗选》末俞鸿筹的《读后记》也已辨正，但出版说明中还说“庠姓张……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这里的“庠姓张”一语也很费解。照字面看，好象他入庠（乡学）时是姓张的，入庠前又另有姓氏。无名氏的《哭庙纪略》中曾说“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不知是否沿引时脱一“生”字，总之也是不足信的。

并在句末注曰：“金圣叹的姓氏，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中辨之尤力。”[17]一直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撰文批评本社出版物，可见其耿介。然而将原姓与庠姓混为一谈，将入庠误解为入乡学；对经陈登原加工过的《哭庙记略》文字深信不疑，以致视之为范本，凡写作“庠姓张”者就疑脱“生”字。难免在史实与文献两个方面都存在欠缺。

同年发表的陈洪先生《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是研究圣叹姓氏的首篇专题文章。其撰述起因，就是因为不满于多年来“认为圣叹本姓张，因故易为金”的这种“甚有影响的说法”[18]。文章在引述《哭庙记略》、《辛丑纪闻》、《菽园赘谈》文字后，主要以新近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和《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为例，来佐证“现代人仍沿用前说”的错误。陈洪的基本观点是“金圣叹本无易姓之事，更与张采无涉”。所论“易姓”，最后必然要涉及是否曾以“庠姓”试诸生，文章从考证基本文献的版本先后入手：

《哭庙记略》最早见于嘉庆己卯自［白］鹿山房所刊的《丛刻三种》。观其所记，除圣叹易姓外，尚有其他不确之处，可知成稿时距顺治已较远。而《辛丑纪闻》最早已见于琉璃厂排字本的《记载汇编》，虽无确切年代可证，然属晚清刻本则无疑。至于《菽园赘谈》乃中日甲午之战后所著，似又晚于《辛丑纪闻》。以《哭》、《辛》二文对照，内容虽大致相同，然《哭》文质直，《辛》文则润饰、剪裁之迹颇显。……如是文野之异不一而足，椎轮大辂之别显而易见。由此可知，《辛丑纪闻》实乃袭《哭庙记略》加工而成。

虽然没有提及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但对哭庙记闻版本的基本看法，是与之针锋相对的。通过这样的论证，陈洪认为“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哭庙记略》行文为‘庠生，姓张。’而《辛丑纪闻》则或漏钞，或漏刻，失落了‘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不察其不词，以讹传讹，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

此文自有其学术史地位：在方法上首次不是平行地比较晚清民国本的哭庙记闻文字的异同，而是努力向上查找时代更早的有关版本；在史料上首次在哭庙记闻常见本之外，提供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哭庙记略》这一重要版本，从而为“庠姓张”问题的最终解决，埋下了有力的线索（下面再谈）。这在“文革”结束不久、传统的治学风气不彰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显得十分可贵。然而文字比勘较为粗略，不仅没有比较白鹿山房本与《痛史》本之异同，就其具体引述看，仍然是经陈登原标点断句过的《痛史》本文字，从而与关键线索失之交臂，不能不令人惋惜。至于以“庠姓张”为以讹传讹的“不词”，亦是因不明确“庠姓”的史实文化含义而产生的武断。

针对金性尧、陈洪等学者的质疑，黄霖意识到有关“庠姓张”讨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姓氏问题，而且牵涉到全面了解金圣叹的身世、品格和正确鉴别金圣叹史料的问题。”[19]于是又撰文阐述己见。他认为“关键是要辨明《辛丑纪闻》与《哭庙纪略》的关系”，对陈洪从文献流播的角度认为“庠姓张”是漏抄、漏刻的产物，明确表示“这实在难以苟同”，并提出了一个在评价哭庙记闻各种版本时较为重要的看法：

其实，从目前所见的版本来看，两书刊刻的时间都在嘉庆以后，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因此，刊刻的先后难以证明两书实际成书时间的孰早孰晚。至于这两部书的文字，也很难作为区别先后的标志。这是因为后来者既可以把“野”加工成“文”，也可能把“文”剪裁成“质”。因此，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察辨两书内容的歧异。

并且通过五个方面的比较，最终“认定《辛丑纪闻》是一部早于《哭庙纪略》的、为当事人所记的、比较真实可靠的书”。前三点是拎出正文的异同，第四点是“纪闻”与“纪略”书名的差异，第五点是由《又满楼丛书》本的夹注推断《辛丑纪闻》早于康熙府志，可见是其《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基本观点与论证方法的展开和补充。并对“庠生，姓张”提出质疑，明确指出陈洪以为《辛丑纪闻》漏抄、漏刻“生”字是“想当然”：

只能反过来认为：《哭庙纪略》在《辛丑纪闻》的“庠姓张”中臆添了一个“生”字。事实上，细细琢磨这段文字，《哭庙纪略》因妄添一字而显得不通，金圣叹既然姓金名人瑞，怎么接着又说“姓张”呢？

这段话，是对《哭庙记略》经过陈登原加工、陈洪再次强调的“庠生，姓张”给予了文字质疑。关于“庠姓”的史实存在，黄霖为此两次请教朱东润（1896—1988）先生。朱老对此的解释是：

在旧社会，一些人由于出身寒微、侨居他乡或其他原因而不得不顶用当地某望族的姓氏而入庠，这就有了所谓“庠姓”。[20]

可见，黄霖努力从文献与史实两个方面试图解答金圣叹是否“庠姓张”的问题，不过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进一步完善或可供商榷的馀地。故多年后徐朔方（1923—2007）先生发表《金圣叹年谱》，不仅引用《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而不疑，在引述《辛丑纪闻》时竟以“庠姓张”不妥，而径改为“庠（生）。姓张”[21]。可见在经过陈、黄一个回合的争论后，仍有学者不以《哭庙记略》为“妄添”，而以《辛丑纪闻》为“漏刻”。

黄霖文章“附记”云：“本文成后，得苏州新发现顾丹午（公燮）笔记中有关金圣叹之材料数则”，在引述了“庠姓张，字若采，原名采。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后，指出“顾氏亦吴人，博学多识，著有《销夏闲记》等。此记不但可证‘庠姓张’之不误，而且也透露了金氏之所以‘庠姓张’的一点消息。”可能是在看校样时所添加，限于篇幅，在后记中没有就“顶张人瑞”有所议论，亦没有交代何为“之所以”庠姓张的“消息”。

就在此年六月，一直以抄本形式保存在苏州博物馆的顾公燮（1722—？）《丹午笔记》，首次整理出版。该书载有一篇题为“哭庙异闻”的长文，内容与已知的哭庙文献基本一致，这是近百年来学界发现的哭庙记闻又一新史料。其中有关圣叹的简介，除了“字若来”[22]，其他与黄霖“附记”全同。尤其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应试，使得长期以来“庠姓张”或“庠生姓张”又“顶金人瑞名就试”的扞格抵牾，一朝得到了化解。虽然首次披露者为黄霖，但率先明确将这条珍贵史料用于解决圣叹本姓、庠姓这一困惑学界近百年的疑难杂症的，却是两位至今在互联网上仍然查不到任何身份介绍的普通学者。正是徐立、陈瑜先生在其《文坛怪杰金圣叹》这部著作中，首次利用《哭庙异闻》“顶张人瑞”的记载，对“庠姓张”得出了“圣叹顶名应试不是顶‘金人瑞’而是顶‘张人瑞’，这就是说圣叹原本姓金，姓张是应试时改的”[23]这一正确理解。

只可惜这两位作者没有注意《丹午笔记》“出版说明”对顾公燮“生活于清乾隆年间”的介绍，仅仅根据书中所载《哭庙异闻》曾云遇难诸生丁子伟、周江“与予善”的记载，便做出了顾公燮“自述同哭庙遇难的丁子伟、朱时若是好朋友，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的糟糕判断[24]。至于《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的先后，他们认为当以前书“为最早”，后书撰写者“这个无名氏，可能就是顾公燮，因为所记基本相同……用无名氏发表，完全可以理解。要不然就是别人根据顾的手稿略加裁定写成”[25]。虽然作者引用《哭庙异闻》有关记载来证明金圣叹曾顶张人瑞之名应试，是有关圣叹庠姓考证中最有说服力也是最符合事实的一家，但是认为顾公燮是丁子伟、朱时若（周江）好友的明显误判，却使自己的重要见解受到质疑，引出了曦钟先生对《丹午笔记》写作时间的专门考证以及对于徐立、陈瑜研究成果的严厉批驳。

三 一九九〇年代的讨论

曦钟一九九一年撰文《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从顾公燮的生年、《丹午笔记》和《消夏闲记》纪事的最晚时间等有力因素，证明了顾公燮不可能“耳闻目睹此案”，所谓“顾公燮写成此书，估计也在康熙初年”[26]，当然也就成了“匪夷所思的凿空之谈”了[27]。并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是徐立、陈瑜“显然对古人的著作体例不大熟悉，误以为书中的一切都出自本人的手笔”；《丹午笔记》中的《哭庙异闻》“只是顾公燮根据前人记载作的摘抄或改编。古人的笔记中常常抄录前人的著作，或原文照录，或稍加变动”。这些批评或看法，除去“摘抄或改编”，其正确性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后来真的还有学者因“参见《文坛怪杰金圣叹》”而复述着顾公燮与金圣叹“一同陷入哭庙案”的错误[28]。

对《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哭庙记略》的关系，曦钟“由于这个问题较为复杂”而不想详论，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我们初步分析，《哭庙异闻》是根据后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极大，而反过来的可能性则极小”。其根据是：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哭庙异闻》中有一段关于金圣叹的话，与《辛丑纪闻》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哭庙异闻》提到哭庙案已经“载入志乘”，而且特意强调，说：“然此案已载入志乘，以雪诸生之冤，则此十七人者，固可因圣叹而传，又可因志乘而十八人相与并传矣。”所谓“载入志乘”云云，当指康熙三十年（1691）修撰的《苏州府志》记载了哭庙案。此亦可证《哭庙异闻》不可能成于康熙初年。

曦钟在文章开篇即郑重指出：“在运用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资料时，必须首先对资料的性质作一番分析考辨，如确定它的年代、真伪等等。否则，就会造成资料的误用。”这一学术原则，在其考订《丹午笔记》的成书年代中亦得到很好体现。可惜，可能与其“不想详论”“不准备来讨论”的基本态度有关，他对《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哭庙记略》关系的认定，并没有贯彻其“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真正解决问题”的原理。而是使用了以整书的年代考订代替其中一文的考订的简单方法，以书中记载了大量属于乾隆年代的事情，就怀疑“顾公燮的《哭庙异闻》究竟能否作为解决金圣叹姓名问题的确切根据”；同时，他将一个自己都未必有解决办法的问题，抛给了《文坛怪杰金圣叹》的作者和想利用《哭庙异闻》的学者：“除非考证出《哭庙异闻》另有作者，他耳闻目睹了哭庙案，而且他的记载比《辛丑纪闻》、《哭庙记略》更早更可靠，我们才可以说它‘纠正了《纪闻》和《记略》中的传讹的说法’。”

这里，曦钟并没有广泛收集资料，所以不知“庠生姓张”“顶金人瑞”的记载的确是晚清、民国本的“传讹”；他以《哭庙异闻》有“载于志乘”一段文字，就判断全文均在康熙三十年《苏州府志》之后问世，亦是不知各本哭庙记闻的抄录或刊刻者都是可以随意增损文字的；他在没有对所能看到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勘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判断《哭庙异闻》“只是顾公燮根据前人记载作的摘抄或改编”，既与自己“古人的笔记中常常抄录前人的著作，或原文照录，或稍加变动”的看法不同，亦是与《哭庙异闻》就是在抄录原文时稍加变动而绝非“摘抄或改编”的实情大相径庭的；至于所谓它是据《辛丑纪闻》、《哭庙记略》“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极大”，亦是缺乏根据的猜测，答案很简单，至少在黄霖、陈洪的已有研究成果中，《辛丑纪闻》、《哭庙记略》就是两种差异颇大的不同版本，即便据以抄录，也只会选择其中一种而非“两种”，尤其是“顶张人瑞”，更是难以据此“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总而言之，曦钟的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丹午笔记》的写作时间和顾公燮并非哭庙案的亲历者，却不能证明《哭庙异闻》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他对《哭庙异闻》有关记载毫无价值的版本判断，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认识更加模糊。

时至一九九六年，陈洪《金圣叹传论》这部研究圣叹思想和美学的重要著作出版。在有关传主“姓名问题”的讨论中，作者“排比古今有关记载”，罗列各家异说，在其《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的基础上，又增六种，其中首次披露了《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下年科试，顶张人瑞名……”这一新发现[29]。闭关多年[30]，收获可喜。然其基本观点却没有变化，论证路数亦多同旧文，只是在考述“本姓张”的文献来源时，对其所涉哭庙记闻各种版本的关系给予了更加明晰的梳理和裁断：

此说最早见于《哭庙纪略》，而刊于嘉庆己卯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与刊于道光庚寅的《甲申朝事小纪》本略有不同（《痛史》录自白鹿山房本）。稍后则见于晚清的《辛丑纪闻》。相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三者绝大部分内容相同，所不同之处则在个别文字方面。由白鹿山房本略事删削而成《小纪》本，删削、润饰而后更名，是为《辛丑纪闻》。比勘之下不难发现演变痕迹。明乎此，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白鹿山房本《纪略》的行文为“庠生，姓张。”而《纪闻》漏脱一个“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不察其不词，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31]

此段论述，执简驭繁，辨别明快，令人不得不信。并在句末出注：“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说明不仅不同意其《金圣叹“庠姓张”辨》认为《辛丑纪闻》“早于”《哭庙记略》的意见，并且以庠姓“尚缺”文献佐证为由，对朱东润的说法不予采纳。对照陈洪所举十例，细味其“尚缺文献依据”，当是指仅《辛丑纪闻》一家误书为“庠姓”，尚无其他此类史料出现此词。因而连孤证都谈不上，自然不予采信。与其《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相比，删除了“然《哭》文质直，《辛》文则润饰、剪裁之迹颇显……如是文野之异不一而足，椎轮大辂之别显而易见”百馀字，当是在基本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对黄霖批评的接受。只是不明何故，在黄霖文章附记，徐立、陈瑜专书和曦钟批驳文章中均已征引的《哭庙异闻》有关文字，为何在《丹午笔记》出版十年后，尚不被其所关注。

四 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讨论

笔者自一九九〇年代初开始涉足金圣叹的史实研究，十多年来一直侧重其生平事迹尤其是交游资料的收集整理，直到“辛巳大雪前五日”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日写成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32]，才首次因评述俞鸿筹“稗史有云本姓张氏，或云名喟，皆臆造不足据”云云，发表了对于圣叹“庠姓张”的看法，归纳起来为如下三点：

第一，为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之说溯源，认为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经过核对，发现其引《申报馆丛书》本的原文并非“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33]。猜测圣叹“姓张”是经陈登原片面征引所导致。其实不妨将《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视为一句，这样与“庠姓张”并无二义（考虑到“生”与“姓”在形、声上的相近，从校勘角度看，更倾向于“生”为衍文）。第二，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并列举了多条记载“庠姓”的文献实例和圣叹友人刘隐如、戴之儦、熊林及丁兰（十八诸生之一）弟丁王肃等皆是庠姓与本姓不一致者等史实。针对“庠姓”不词说，认为“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关于《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认为当属苏州顾公燮（1722—？）撰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丹午笔记》中所收的《哭庙异闻》为最早，其中有关金氏“庠姓张……顶张人瑞就童子试”[34]的记载“颇具参考价值”：顶张人瑞就试，较之后出之“顶金人瑞名”的记载或后人的“顶张采名”应试的理解，应该顺理成章得多。

在学术史上，这段文字首次较为广泛地征引了明末清初有关“庠姓”的史料文献，对其作为明清史实与古籍成词，进行了必要的考订；对“庠生姓张”的生成和含义，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今天看来，仍存在以下缺陷：

1.对陈洪、黄霖刊发于《江海学刊》上的专题文章没有参考，尤其是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早已引用《哭庙异闻》来解释“庠姓张”的成果未加征引，是不符合科研要求和学术规范的。陈、黄二文的确是失于知见、没有注意；徐、陈专著，一九九〇年代初就看过，可那时尚无考证“庠姓”的念头，待多年后考证此问题时，却早已将此书抛置脑后。

2.对《哭庙异闻》早于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问世约三十五年的提法并不正确，《丹午笔记》的“撰成”时间，绝非在乾隆五十年。因所记之事，有明确晚至“乾隆五十五年蒙圣明洞鉴”者[35]，且体味其“乾隆年间”的叙述语气[36]，成书或在嘉庆初年，故仅早于白鹿山房本问世约二十年。

3.将较早问世的本子视为“祖本”，虽然可以说是受到陈洪著作提法的影响并相信其对《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各本的比勘，但主要是自己沿袭古籍传播一般规律的思路，没有从事亲身校勘的结果。据所知各本比较，应不能说《哭庙异闻》是《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更可能的是它们各自有其“祖本”。

4.认为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其出处“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稗史”《哭庙记略》“名人瑞，庠生。姓张……”和《辛丑纪闻》“名喟，又名人瑞。姓张……”不够准确：在同治年间的笔记和善书中，便有“名喟”的说法；在陈登原将《辛丑纪闻》“庠姓张”改为“姓张”之前，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有很多圣叹原姓张的观点。

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缺陷，如果别人不愿接受对“庠姓张”自以为“毋庸置疑”的考述，笔者也无话可说。此后能够看到的有关论述，有陈洪收入自选集的《金圣叹姓氏辨疑及其字号的思想文化内涵》，文末未标具体出处，只注“1986.4”，似为写作而非发表时间（有关期刊数据库亦未查得此文）。看其具体论述，系以其《金圣叹传论》有关内容为主，兼采《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的部分文字，又适当增加、改写一些串联语而成。如“这样一位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姓名问题如此混乱而学术界竟熟视无睹，实在令人吃惊。何况，金氏的姓名字号还与其思想倾向大有关联，更应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37]，便是作者前此著述所没有，当为编入选集时所加，代表了对这一论题学术意义的新认识。

在金圣叹研究的学术史上，最为晚出的重要成果是吴正岚女史的《金圣叹评传》。在哭庙文献版本异同上，她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顾公燮《哭庙异闻》“当为目前可知的最早资料”、《辛丑纪闻》与其“内容接近而文字有不同”，同时指出《辛丑纪闻》“在同类史料中记载最为翔实……其底本的成书年代亦当较早”，痛史本《哭庙记略》“录自刊于嘉庆己卯（1819）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文字与《辛丑纪闻》最接近而稍略”，分别与黄霖和陈洪的意见相近。但是，这种梳理与其相关研究是疏离的，而非促进的。如关于金圣叹的姓名字号，面对不同说法，可能是作者认为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故仅“确认”了姓金、名采、人瑞为“后改之名”，在分析圣叹“屡屡游戏科场”时，征引的四种哭庙记略文献，均是从“为文倜傥不群”开始，[38]完全回避了“庠姓”记载的存在。甚至在说明其他说法“无据”时，引述“《哭庙纪略》、《辛丑纪闻》中‘姓张……后以岁试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金人瑞名’之说”为反证。尽管括注“参见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2—25页”且彼此观点相似，其实被参者是当不起漏掉“庠”字这个责任的。

对陈洪《金圣叹传论》中的有关论说，黄霖一直没有回应，故至今不详其《金圣叹“庠姓张”辨》“附记”所云“透露了金氏之所以‘庠姓张’的一点消息”的具体所指。在后来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六编中，袁震宇撰第五章《清代前中期戏曲批评》，介绍金人瑞“又名喟，号圣叹，本姓张”，黄霖撰第六章《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云金人瑞“生平已见第五章”[39]。这种建议读者参读的“已见”，是对有关观点的默认，还是对陈洪申说的妥协，不得而知。二〇〇八年在黄霖主编的一部新著中，又云圣叹“庠姓张，曾顶金人瑞名应科试，故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40]，既没有受到《哭庙异闻》“顶张人瑞”说的影响，而“或云”说是否也流露出一丝对坚持“庠姓张”的犹豫？陈洪于新近出版的《金圣叹传论》的增订版中，在有关提法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亦有些微改动：将最初文章中的“后人不察其不词，以讹传讹，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等文字[41]，继《传论》初版时删去“以讹传讹”并加注释“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之后[42]，又删去“不察其不词”，并将注释改换成“陆林撰文称有更早于此本三十馀年的《哭庙异文》[43]，已作‘庠姓张’，且称庠姓‘极为普遍’。此说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考虑到金圣叹生前及身后百馀年间并无‘张姓’之说，信从这种百馀年后的野史笔记，似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44]。虽然其书先后五六次正面引用更为晚出的同类文字《哭庙记略》来描述圣叹生平事迹，不因其为野史笔记而不予信从，但是自此认同“庠姓”为词，不再要求论者出示有关文献依据，还是说明了没有提及篇名的那篇拙文自有其学术作用。只是细味其“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评价，似乎是说拙文未能征引圣叹时人或身后百馀年内有关其“庠姓张”的记载，故再多的旁证亦无济于事。对此，笔者不予置辩，将此问题留待他人的裁定与探讨吧。

凡此，皆说明有关迷雾尚待廓清，讨论远没有达成共识，亦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

五 “庠姓”记载的文献依据

行文至此，笔者想指出的是：就文献而言，金圣叹“庠姓张”的讨论，早在三十年前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发表时，就已经应该结束了；然而这种结束，并非以否定“庠姓张”的文献存在为结论，而是相反。至少在一九八五年《丹午笔记》出版后，金圣叹“庠姓张”应该得到板上钉钉的确认。这样说，不仅有关学人会闻之愕然，笔者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线索，就是陈洪文章及其相关著作提到的“嘉庆己卯白鹿山房所刊的《丛刻三种》”本之《哭庙记略》。笔者所见为国家图书馆藏本，扉页作“哭庙记”，正文大题作“哭庙记略”，文中第三十六叶便是金圣叹小传所在，其中有关文字竟然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名就试”！

为了对哭庙记闻现存已知文献有关“庠姓张”的记载有个直观的比较，下面根据问世时间先后，依次对1.《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2.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3.《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道光十六年抄自隐兰逸叟《旅窗随笔》），4.光绪琉璃厂刻本《辛丑纪闻》（《申报馆丛书》本、民国《又满楼丛书》本文字相同），5.宣统《痛史》本《哭庙记略》列表以观：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扉页和第三十六叶B面）

且不论版本系统如何、各自问世先后，哭庙记闻原始文献在“庠姓张”“顶张人瑞”这七个字上的真实面貌（以及“名喟”为晚出一家之言），应该是不辨自明了。后世学人可以不认同金圣叹“庠姓张”这一史实，但是恐怕再也不能说哭庙文献所记不是这种说法；一切同意或反对金圣叹曾冒姓应试的观点，都应该以哭庙记闻所记的确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名就试为文献起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史料，就是由陈洪首次发现的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只是不知其为何会引作“庠生，姓张”并回避“顶张人瑞名就试”（其实这句更重要），所以上文认为是失之交臂，为之费解（莫非另有一种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在？）亦为之惋惜！

百馀年来因对哭庙记闻各种版本有关文字的不同理解和“庠姓”认识的模糊，产生了金圣叹是否“庠姓张”的种种歧见。归纳起来，某些学者根据“庠（生）姓张……顶金人瑞”而认为圣叹原姓张，固然不合圣叹姓金的基本史实，却是根据“庠姓”的原理，从后四字推断出来的，与金采和张采事迹吻合度的高低应无关系[45]；某些学者根据同样文献而认为圣叹就是庠姓张、顶金人瑞就试，则不明张、金于此犹如冰炭不同器，是只可存一的；某些学者坚持文献记载就是“庠生，姓张”，或许以为这样有利于对圣叹原姓张观点的驳斥，不料因回避“庠姓张”的文献事实及其与“顶张（金）人瑞”的呼应关系，而又没有去证明哭庙文献作为“野史笔记”在整体上的不可靠性，以至于越是坚持原始文献就是如此，越是容易导致更多的学者相信圣叹原姓张。《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长期以来保留着“一说本姓张”的异说，笔者以为便是对经过有关学者改造并屡屡论证的哭庙文献记载的就是“庠生，姓张”的认同，这可能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梳理围绕着这一现当代学术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学文献研究个案，笔者觉得颇有一些感受值得总结。

（一）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关于文献研究的重要性，早已是无须赘言的常识了。在哭庙记闻研究中，以曦钟《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开篇所论最透彻：

进行学术研究，需要广泛收集材料，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真正解决问题。有时候，一项新资料的发现，能够使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或者推翻旧有的结论。但是，在运用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资料时，必须首先对资料的性质作一番分析考辨，如确定它的年代、真伪等等。否则，就会造成资料的误用。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有几人能真正践行呢？在以金圣叹“庠姓张”为中心的哭庙记闻版本研究中，除了陈洪之外，包括笔者在内，都没有做“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功夫。如果说陈登原在一九三〇年代和黄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只能局限于光绪、民国本《辛丑纪闻》和宣统本《哭庙记略》讨论问题，从而也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在这些版本的话语系统内，无论是“庠生姓张”还是“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应试，都是难以调和、不可并存的矛盾记载），但是在一九八三年陈洪披露了嘉庆白鹿山房本之线索后，依然仅就光绪以来各本争论“庠生姓张”中“生”之有无，不去参校各本就判断《哭庙异闻》据《辛丑纪闻》、《哭庙记略》“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就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要想了解到较为珍稀的白鹿山房本，不仅要有追求严谨的文献研究之心，还需要走出书房、走出单位甚至需要奔赴外地，进行辛苦地实地调查（与今日可在互联网上查找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不同）。作为侧重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陈洪能有此心已属不易，且有此行，且持续此心此行多年更难能可贵，所以能够先后发现白鹿山房本和《甲申朝事小纪》本这两个相对早期的重要版本，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关键的锁钥和重要的参证。但是也必须强调的是，文献调查的目的终究应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证明已有的观点，因为这牵涉到对已发现文献如何使用。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陈登原为了肯定圣叹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人格精神，借助对《痛史》本和《申报馆》本哭庙文献的加工改造，彻底否认了“庠姓张”的文献与史实存在[46]；五十年后，陈洪对嘉庆本和道光本的先后发现以及后来对《哭庙异闻》的视而不见，也是为了继续佐证原本是“庠生，姓张”的认识。由其提供的文献线索最终证明其中“生”字仅是《痛史》本一家的衍文，且其后的逗号是陈登原所加。可谓徒有文献发现之劳，解决问题之功却拱手他人，个中原因，值得反思。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尊重前人与史料复勘

回顾数十年来的纷争，令人思考如何对待前人引述的史料证据的问题。引起圣叹是否“庠姓张”讨论的“厉之阶”，是陈登原《金圣叹传》征引的《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人，皆以为其原始面貌就是如此，最多是将句号改为逗号。不料现在经查宣统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这七字竟然为一句“庠生姓张原名采”。也就是说《痛史》本辑刊者在为此文断句时，并不认为圣叹“庠生。姓张”，这只是陈登原为了论证“姓张”不成立而特意如此标点的，所以拙稿前此曾多次说到这种标点是他的“改造”或“加工”。可是，无论是陈洪附和陈登原时的征引，还是黄霖觉得是《哭庙记略》臆添“生”字而显得不通，以及本人认为“庠生姓张”乃一句、“生”为衍文时，都没有想到对照原文。尤其是对于笔者的观点而言，原本就是一句，比拙文“不妨将有关四字视为一句”的悬拟，要有说服力得多！再如对待陈洪提出的所谓白鹿山房本亦是“庠生。姓张”，后来学者对此均坚信不移[47]，致使“庠姓张”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光绪以后《辛丑纪闻》“庠姓张”与《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谁是谁非的重复辩驳，难以形成共识。将复勘引文、查阅原著作为学术研究的原则，亦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老生常谈，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忘记，尤其是稀见古籍的核查，其中繁难亦一言难尽。这一个案再次告诉我们，前人在引用史料时，会因为种种原因误读、误书或省略所见文献。对待前人研究，既要有敬畏之心，又要有审视之念。其实践意义不仅是永远应对前此研究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且通过“复盘”前人对原始材料的取舍、加工，体会其对文献的独特理解，其学术的创获和疏漏亦自不难发现。胡念贻（1924—1982）先生曾示人以撰写学术论文之法：

除了遍读这一专题有关的材料之外，更要紧的还是要从相关论文中搜索它们引用了些什么材料，舍弃、遮掩、省略甚至歪曲了些什么材料。仔细揣摩、认真排比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作出驳议，提出商榷，更重要的是可把这个专题研究推向深入，引导出更深层次的结论来。[48]

真是经验之谈，堪称作文“诀窍”，也说明了我们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抱有怎样的学术态度。

（三）文献研究与史实研究

从事清代文学实证研究，要注意文献研究与史实研究的结合。在有关金圣叹“庠姓张”的研究中，陈洪偏重发掘哭庙记闻的各种文献，笔者偏重收集有关“庠姓”的各种史实，只有黄霖兼顾文献与史实。陈洪对珍稀文献有发现之功，然因先入为主，疏于综合比勘，没有从中得益，所用材料从本质上没有超出陈登原，观点自难成立；笔者收集明末清初“庠姓”史实颇丰，然哭庙文献正面仅引《哭庙异闻》一家之说，难成定论。在前此有关研究中，可以说黄霖从一开始就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其《金圣叹“庠姓张”辨》认为哭庙文献“刊刻的先后”难以证明“实际成书时间”的早晚，重要的是要察辨“内容的歧异”，更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为何其观点不被金性尧等许多学者所采纳呢？或许与在论证上存在缺憾有关。如其在文献方面认为考证是否庠姓张的“关键是要辨明《辛丑纪闻》与《哭庙纪略》的关系”，这一观点只是在辨析光绪以后各本时，才有意义，然而围绕着晚期各本文字异同而生的争论，当对方不想接受你的意见时，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无用功，缺乏一锤定音的效力，因为永远也无法解释“庠姓张……顶金人瑞”的矛盾。而一旦囊括了嘉庆、道光各本，在“庠（生）姓张……顶（金）张人瑞”的讨论内，问题就如上自然解决，也就没有研究哭庙记闻各种版本的太多必要。因为除了光绪以后各本的个别文字的刊刻之误外，嘉庆、道光各本大多是没有问题的。在史实方面，黄霖仅仅依据朱东润的口头解说，没有一条史料引证“庠姓”为“词”，难怪陈洪以“尚缺文献依据”为由而仍然认为“不词”，亦难怪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仍然通书回避“庠姓”一词。其实，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文献上利用陈洪提供的资料线索，确证哭庙文献的原始面貌就是“庠姓张……顶张人瑞”，还要在明清文献中找到大量以“庠姓”“榜姓”应试的史实事例，庶几可以说服不同意见者。当然，这一在笔者当年撰文时尚需积累史料多年的研究思路和实践，在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大行其道的今天，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实现了。

最后想简单地说一下笔者对哭庙记闻版本的初步看法：

1.光绪、民国间问世的各种《辛丑纪闻》为同一版本，唯《又满楼丛书》本有校勘者所加随文校记；陈洪指出《痛史》本《哭庙记略》录自白鹿山房本，完全正确，嘉庆以来刊行的各种《哭庙记略》均为同一版本。

2.黄霖认为《辛丑纪闻》早于《哭庙记略》的观点，基本可信，不能仅据后添出“名喟”判断其整体文献的早晚，然认为《哭庙记略》乃《辛丑纪闻》的删改本则未必成立，前者亦有其非得自删改之独家文字；陈洪认为《辛丑纪闻》是据《甲申朝事小记》本删削、润饰而成，似不可信，《辛丑纪闻》的文繁程度绝非润饰可达到。

3.《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和晚出的《辛丑纪闻》本之间，文字出入很大，恐怕不存在谁抄谁、谁改谁的可能，亦不能根据问世早晚判断谁早于谁。实情当是各自的抄写、刊行者，在面对同一祖本或由其衍生的各种父本时，均有删削和润饰，差别唯有程度的不同。

笔者今后想做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那个最接近原貌的本子来（如果有），同时找出其他本子中是否有比该本更接近原貌的段落或文字。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篇专题论文需要解决的烦杂棘手的问题了。

[1]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2] 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初版，1914年已印第5版。

[3] 徐珂：《水浒传西厢记》，《清稗类钞》“著述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34页。

[4] 罗暟岚：《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清华周刊》1924年3月《书报介绍副刊》第9期。

[5]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6]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7]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页。

[8] 陆林：《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2期转载。

[9] 《辞海》1979年版至1999年版，即第三、第四、第五版。

[10] 何默：《记金圣叹》，《古今月刊》1942年第1期。台湾1974年《中国文选》第88期、1979年《中华文艺》第18卷第1期、香港1983年《孔学月刊》第21期。

[1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按：据文末后记可知，此文乃1954年12月所写，系据“旧作《金圣叹传》”压缩改写而成。

[12]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3] 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1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15] 《鲁迅全集》第9卷第137页，第12卷第4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 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7]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18]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19]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0]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2页。

[22] 顾公燮：《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62页。

[23]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8页。

[24]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按：此处云“朱时若”当为笔误，该书第102页云“顾与此案遇难的丁子伟、周江是好朋友”。

[25]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103（脚注）、102页。

[26]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102、103页（脚注）。

[27] 曦钟：《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8] 周劼：《狷狂人生：金圣叹的人生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29]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0] 此书文末“赘语”落款为“1989.12初稿于无碍居，1996.1改定于幽斋”，第234页。

[31]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5—26页。按：此外在辨析“金喟”之不可信时，再次说明“《辛丑纪闻》出自《哭庙纪略》，已见前文。《哭》初成文于康熙；传抄中多有改动，而改为《辛》则为晚清事”，见第29页。

[32] 此文约两万字，因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约稿，次年寄呈。后因多时没有发表，恰被黑龙江大学《学府》邀约长稿，在征得复旦方面同意后，遂以《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为题转投，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次年压缩后以《金圣叹基本史实考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为题，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该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转载。近得友人孙甲智告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网络在线刊物《中国文学演变》2003年第1期亦刊发此文，“辛巳大雪前五日草毕”见文末。

[33]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34]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4条《哭庙异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按：此本系据嘉庆二十四年抄本整理，所引文字，经苏州友人徐刚城先生代为与苏州博物馆藏原抄本核校，准确无误。

[35]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5条《小旦王子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3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2条《召棠郇黍遗爱》，第185页。《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大力教师》亦记“乾隆年间”事。

[37] 陈洪：《沧海蠡得——陈洪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8]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63—64页。

[39]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50页。按：将金批的小说视作清初产物，值得商榷。

[40] 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41]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42]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9页。

[43] 此据网上所载陈洪文字剪贴，《哭庙异文》当为《哭庙异闻》的笔讹；纸质本作“《哭庙》异文”，疑为编辑所改：虽意思可通，恐非本意。

[44]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5、28页。

[45] 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据《明史·张溥传》“娄东二张”的记载，认为“其一亦名张采，俱为‘复社’人物。二人事迹亦见于《社事始末》。如此，金圣叹更不应为张采所化出”，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中国文艺研究丛书”，第17页。

[46] 陆林：《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47] 笔者也是直到2011年8月底腰伤初愈后，忽发奇想，着手整理一本设法兼容各种版本文字差异的哭庙记闻文本时，才开始按照陈洪著述提供的书目，收集嘉庆、道光各本的。也就是说，上面列表中的重要发现，不是因为“庠姓张”研究需要“详尽地占有材料”所取得，而是属于搂草打兔子的碰巧。

[48] 胡明：《文学所的五十年和我的二十五年》，《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第二章 姓名字号籍贯异说考辨

面对金圣叹姓名、字号、籍贯在现当代学术史上产生的如此纷纭杂乱的种种歧见，有学者先后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姓氏问题，而且牵涉到全面了解金圣叹的身世、品格和正确鉴别金圣叹史料的问题”[1]；“这样一位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姓名问题如此混乱而学术界竟熟视无睹，实在令人吃惊。何况，金氏的姓名字号还与其思想倾向大有关联，更应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2]。本章在广泛收集史料和参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原姓张”与“庠姓张”、“一名”或“改名”人瑞、字或号圣叹、唱经堂与贯华堂的关系、“名喟”及“名麟振”以及有关籍贯的各种意见，考辨其来源及正误，分析产生歧见的原因。

一 原姓张与庠姓张

梳理有关金圣叹姓氏，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即此人究竟姓什么？这个“问题”，大约产生在清末民初。邱炜萲（1874—1941）云：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为文俶傥有奇气。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文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遂再入吴县邑庠，而金人瑞之名遂仍而不易矣。[3]

徐珂（1869—1928）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为张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4]

看上去出入不大，两人所据的文献却有很大差别。一为光绪时流行的《辛丑纪闻》，一为宣统时刊行的《哭庙记略》，两文的文字如下（断句依旧，标点新加）：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补庠生。[5]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来。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6]

之所以说邱炜萲据《辛丑》，是因为他也说“名喟，又名人瑞”；而徐珂沿袭《哭庙》的文字，更是十分明显。作为光绪举人，两人自然懂得庠姓、本姓的含义，都看出了“庠（生）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势不两立的矛盾：庠姓张就不可能顶金氏姓，顶金氏姓就不可能本姓金；换言之，在这种矛盾记载中，他们必须在“原姓张、顶金人瑞名”和“原姓金、顶张人瑞名”之间，做出抉择。他们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前者。一旦如此，自然就是原来姓张名采了。有意思的是，末代探花商衍鎏（1875—1963）一九五六年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字若来，初为长洲生员，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第一，补吴县庠生。[7]

也就是说，在这三位清代举人、进士的眼中，“庠姓张”和“庠生姓张”都是一回事，只是他们不予采纳罢了。这就是金圣叹研究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姓张”或“本姓张”的由来。

其实，有关问题不过是因受到原始文献的局限或误读而产生的伪题目。后世不明就里，遂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观点纷呈，亦各有缺憾[8]。如陈洪先生曾着重“辨析‘张姓’说之源起”，他在列举了太仓张采（1596—1648）诸多事迹后总结云：

要之，张采与金采同名，且同时同郡，兼有数端相类之处，而金采又有改名之举，时代稍远，后人遂由更名臆及改姓，恰又有张采某些行迹尚存，拍之恰合，于是便有了《哭庙记略》中“本姓张”之说。[9]

可是按常理来说，正因为同时、邻地有另一著名之张采，才更加不会误以圣叹为张采的。根据陈洪文章提供的书目线索，综合各种有关哭庙事件的文献记载，笔者发现在嘉庆年间先后问世的《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和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文字都是“庠姓张……顶张人瑞”！由此可以判断：道光年间手抄《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姓张……顶张人瑞”，脱一“庠”字；据白鹿本排印的宣统《痛史》本“庠生姓张”，衍一“生”字；光绪、民国各本《辛丑》和《哭庙》“顶金人瑞”，均误书“张”为“金”。即便做简单的数据统计：云“庠姓张”“顶张人瑞”者各有三家，云“姓张”（语句明显不通）、“庠生姓张”（可作“庠姓张”理解）各有一家，云“顶金人瑞”（明显不通）有两家。在这些纷繁的记载中，今人应该不难做出自己的选择。围绕晚清刊行的《辛丑》、《哭庙》圣叹小传异文而存在了百馀年的有关圣叹本姓、庠姓的文献讨论，至此似可结束了。

作为科举史实，“庠生”，是为明清对府（州）、县学生员（诸生、秀才）的别称；“庠姓”，是指其在补诸生时，因种种原因不能用本姓参加考试，所冒的他姓。说白了，庠姓便是以他姓代替本姓去考生员，考中后贬之者称其为“冒姓”，说得好听些就是“庠姓”。故，庠姓一定不是本姓。如果此人补庠生后，继续以庠姓参考举人、进士，一旦中举，则为“榜姓”。与此相关，还有庠名、榜名、庠籍、榜籍。此类现象，虽明令禁止，如：

顺治二年定生童有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若有中试者，核实题参，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10]

对此明文规定，却上下熟视无睹，朝野心照不宣，甚至不以为非，视为常情。如法式善曾以歆羡之笔，记载“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无锡：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长洲籍），秦又会元也，己亥榜眼华亦祥（榜姓鲍），甲辰探花周宏（榜姓秦）”[11]。《历科进士题名录》著录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一甲第二名华亦祥“一名鲍亦祥”、康熙三年甲辰科一甲第三名为秦弘[12]，均不够准确；《清朝进士题名录》对秦原籍和秦弘原姓均未注明[13]，可见问题的复杂。秦、华亦祥、周弘（后世因避弘历讳，写作“宏”）三位有冒籍、冒姓前科者，后来分别曾任顺治十八年、十五年会试同考官和康熙八年山西乡试主考官[14]，当然对此类事情不会在意的。

对于庠（榜）姓、籍，在有关方志、郡邑总集和诸生谱、青衿录中都是直书不讳的。以同治纂修《苏州府志》为例：“陆琇，有传，本姓钮，拔贡；吴树臣，有传，庠姓王，拔贡，俱（康熙）十一年。”[15]两人均为吴江县人士，陆琇即钮琇，笔记小说《觚》作者；树臣为兆宽子、兆骞侄。此处的表述，恰恰代表了庠（榜）姓著录的一般方式，即或写作“本姓”某，或直接写作“庠（榜）姓”某。在诸生谱、青衿录中以前者为常，在方志中则以后者为常。如苏州府昆山县志记载了“万历年贡”李大经“庠姓魏，沂水知县”，“康熙年贡”李兆“庠姓龚，丙辰恩”[16]；名入方志《文苑传》的翰林编修、江西学政徐昂发，一直是以“管昂发”参加各级考试的，故县志便先后注明“庠姓管”“榜姓管”[17]，均直书其事，毫无隐讳[18]。如愿意，以后还可申请复姓、复籍。如圣叹友人长洲许虬（1625—？），榜姓顾，榜籍昆山，进士履历载其考中进士后，“礼部观政，奉旨复姓”[19]。再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镇名）。年未冠入太仓学，雍正初复原姓，归本学，十三年中式副榜。操履峻洁……”[20]有关冒姓、冒籍行为，并未影响到对其道德操守的评价。再如吴县金友理乾隆十五年撰《太湖备考》，在卷首“师资姓氏”所列六人中，于“华雨峰名鹏”之后，注明“庠姓朱”[21]，相关诸人均是给予此书编撰以直接帮助且在世者（华鹏负责绘图），注出其庠姓，可见毫无贬义。

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22]。如晚明吴县吴安伏（崇祯十年进士吴嘉祯之弟）便是“庠姓严，名龙”[23]。有人还把此类事情堂而皇之地载入年谱，如清水宝璐辑其祖水佳胤（1582—1651）（胤，清代避胤禛讳写作“允”）应试经历：佳胤原名相胤，万历二十八年十九岁时被取入鄞县“县庠”，该年入泮者超额录取六名，水相胤在其中；万历三十六年，“提学陈以公前系溢额所取，摈不与考”；万历三十九年三十岁条下记载道：

复应童子试，郡守戴业取公第一。县令江欲荐其门下士首选，禀于守曰：“水系黜生，难以服众……”郡守不得已，改作第二。翌日，郡守召公语之曰：“汝以不更旧名应试，致有此厄。吾欲为汝更名，送提学试，何如？”公固辞曰：“父命也，君子已孤不更名。”郡守必欲更之，乃仍父所命者留下“胤”字，将上“相”字更为“佳”字。

经过一番意意思思地推辞并改名，次年便被“提学王[24]取入郡庠第一名”[25]。郡守戴指宁波知府戴新，县令江指鄞县知县江秉谦[26]。此例虽是改名非改姓，借以说明改姓之某种原因和可能，还是有其说服力的。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隐如庠姓潘，戴之儦庠姓吴，同为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27]，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陆志舆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可能是存在着“冒认他人三代，恬不为耻”[28]的社会舆论，家谱中一般只会记载庠名、庠籍，对“庠姓”是不予记载的。如圣叹友人王学伊的女婿吴县申庄（1641—1719）“由吴江县庠生考授州同”[29]；圣叹的外孙吴江沈培祥（1679—1741）“庠名佳，字元兆……杭州府庠生”[30]；哭庙十八诸生中的苏州丁观生（1610—1661）“浙江嘉善庠生，改苏州府庠”，其堂弟丁观澜（1625—1661）“庠名兰，字紫迴，长庠生”；观澜弟丁王肃（1645—？）“吴庠增广生”[31]，而在诸生谱中无“丁王肃”，只有“王肃”并小字注为“丁柱波”，为顺治十八年诸生[32]。由此可知其本名柱波，庠姓王，庠名肃，亦知道此人为何要改姓应试了：该年七月，其亲兄和堂兄均死于哭庙案！丁柱波同年参加庠生试，如不冒名，恐怕很难被录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庠姓、榜姓的研究十分不够，包括专门的进士题名录的整理文献。如果说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查不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申时行”的名字，恐怕不会有人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甚至网上有篇《中华姓氏源远流长》之文，将“榜姓”列为第三十二姓，仅列一人为“榜姓徐：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年号休休居士。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博主注释曰：“榜姓的来源、郡望、人口分布等诸多情况，无从考究。仅查出一名历史人物明朝状元，且其他情况不详。”居然将以榜姓“徐”参加科举考试的申时行（1535—1614）[33]，视为姓“榜”、名“姓徐”者。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却说明了对于庠姓、榜姓史实文化含义的隔膜，这亦直接影响到对金圣叹的姓名和科举经历的研究。如黄霖先生将“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试”置于一体；张国光先生认为“在宗法观念很重的时代，少有改姓应试之理”[34]；金性尧先生认为“庠姓张”一语很费解，“好象他入庠（乡学）时是姓张的，入庠前又另有姓氏”[35]；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36]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朱东润对庠姓的解释中，至少“顶用当地某望族的姓氏”之说或有疑问：如果所冒姓氏皆特指，各府县学每次入学生员均有定额（顺治一朝十八年，长洲、吴县共录取十次诸生，每次名额分别约四十名[37]），且被取者多为出身文化世家的望族子弟，哪里还会愿意让外人来占其份额呢？从有关记载看，改后的姓氏可能只是一个与原姓名不同的符号而已。

二 一名、改名及字号

明确了圣叹姓金名采，曾以“张人瑞”之名考诸生，后遂名人瑞，存在的问题是“金人瑞”是其“一名”还是“改名”，以及使用这一名字的大致起始时间。就笔者理解，“一名”（亦名）说的含义，是指金采与金人瑞两名同时并存；“改名”说是指：将“采”改为“人瑞”，“采”为原名、旧名，遂废而不用。在学术史上，主“一名人瑞”说的学者较少，主要是民国版的《辞源》、《辞海》和孙楷第（1898—1986）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撰金批《水浒传》提要，多数提法都是“改名”尤其是“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38]，连最早利用《哭庙异闻》证明金圣叹庠姓张的学者也认为“因为顶‘张人瑞’名应试，所以入清后就废除了金采的原名，而改名人瑞了”[39]（这个“因为……所以”没什么逻辑关系），甚至有工具书干脆略去“原名采”之说，直接云“名人瑞，字若采，号圣叹”[40]。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黄霖“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的兼收并蓄，也就不难理解了。

固然金采因考试需要而改庠姓张名人瑞，此后遂有金人瑞之名。现在要讨论的是：一，由金采到金人瑞，大约在何时？二，用“人瑞”名后，是否还自称或被称为金采？

先看第一个问题。“明亡后改名”说之所以居于主流地位，是因为首倡者为时代较早的清初廖燕（1644—1705）。所撰《金圣叹先生传》云“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41]，后人多信之不疑。徐朔方（1923—2007）先生是首先予以否定者。他以“圣叹”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中“已用作自称”为例，指出“可见改名之说是后人附会的”[42]。陈洪亦不同意廖燕观点，以崇祯十四年《第五才子书》序言和十七年初春撰《赠顾君猷》诗均自称“圣叹”，认为“自号‘圣叹’为明代之事”；并进而以书中第二十二回批语“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推论“这条批语系‘六才子书’之说尚未形成时所作。那么，金氏自号‘圣叹’当在二三十岁间”[43]。他们都不赞同明亡后改名说，可是在金批《水浒》中又没有名人瑞的例证，所以徐朔方是将“更名人瑞，字圣叹”改作“改名圣叹”来笼统论说，陈洪亦只能含糊地指出“‘圣叹’为鼎革后与‘人瑞’一起所更改的字与名，亦不确”，无法直接证明廖燕“鼎革后更名人瑞”之说的错误。迄今所见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史料，见叶恭绰（1881—1968）《遐庵清秘录》。这是一部记其所知书画、金石文物的著作，在著录“金圣叹跋尾”的《明邵弥山水卷》时，除了全文过录圣叹长篇跋语，还记载了“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落款后的两枚印章的形制和文字：椭圆形的是“圣叹”，方形的是“人瑞”[44]。甲申指崇祯十七年（1644），夏尽日为六月末[45]（叶恭绰云为“甲申四月”[46]恐误）。此时清兵刚占领北京，黄河以南多在明朝治下，胜负本在两可之间。南明七月初五派左懋第等北上议和，尚有“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之论[47]。可见廖燕“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之说乃“臆测之词，事实是金圣叹在‘鼎革’前即名人瑞、字圣叹了”[48]。至于圣叹“顶张人瑞就试”的时间，据圣叹乡人郑敷教（1596—1675）说，金氏以泐大师降乩于吴中一带，当时是“倾动通国者年馀”，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49]。说明圣叹降乩的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馀”，约在崇祯八九年间，遂因科、岁试不利，“再经黜落”，因而渐渐退出此道，那么“顶张人瑞就试”，大约就在崇祯十年（1637）左右圣叹三十岁时[50]，具体时间待考。崇祯九年钱谦益尚称之为“金生采”[51]，至少此时尚未以“人瑞”行。

再看第二个问题：“人瑞”是“一名”还是“改名”，在有了“人瑞”名后，“采”是曾用名、旧用名，还是仍用名。这个问题，从金氏自己著述中找证据比较棘手，他似不喜欢以俗名而喜以法名“圣叹”自称，唯在明文从简潇湘八景图册的手书跋语下，钤有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写作时间是“崇祯甲申十一月几望”[52]，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半年前曾自称“人瑞”；此外，就是在其《葭秋堂诗序》的开篇和结尾，分别自称“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人瑞”[53]。可见“采”与“人瑞”是并用的。范良（1630—1664）顺治十六年评选《诗苑天声》，在卷首“海内订正诸先生姓氏”中列四百九十六人，第五十八人是“金采圣叹”[54]；徐增（1612—？）《九诰堂集》所载“诸名公旧序”和“赠言”，均有金圣叹之作，在“圣叹”之下，分别著录“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55]；吴江沈永启（1621—1699）“游同郡金采之门……采异之，故又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则皆金采所命也。”[56]寓居金陵的周亮工（1612—1672）在康熙初年刊刻的尺牍选集中，或称“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57]，或干脆以“金彩”列目[58]。长洲徐增是圣叹“非常亲密”的友人[59]，吴江沈永启是圣叹“相与潜究性命奥窔”的弟子[60]，久居江宁的周亮工于圣叹生前身后刊刻其著述多种[61]，根据他们对圣叹名字直接和间接的表述，结合上引文献，可知“金采”是伴随其一生的用名，人瑞是中年后始用名。至于在什么场合下用采，什么场合下用人瑞，何为主，何为从（是否存在着主从，或仅是一个习惯问题？），则不得而知。似乎友人著述多称金采，身后文献多称金人瑞。并非绝对的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是否“金人瑞”更接近于改回本姓后官方注册之学名，有待研究。

关于金采字号，亦存在两种异说。一，字若采还是若来；二，圣叹是字还是号。有关第一点，《辛丑纪闻》云“原名采，字若采”，《痛史》本《哭庙记略》作“字若来”（嘉庆白鹿山房本同）。“若来”说认同者寡（只有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除外），一九三〇年代陈登原引《痛史》本时就直接写作“若采”。直到《丹午笔记》于一九八五年出版，其中《哭庙异闻》亦云圣叹“字若来”，遂有学者以此为佐证，指出“字也不是‘若采’，而是‘若来’，《哭庙纪略》是对的，《辛丑纪闻》搞错了”[62]，后来也有人附和这一提法[63]。从哭庙文献看，《哭庙记略》系统和嘉庆抄本《丹午笔记·哭庙异闻》作“字若来”，《辛丑纪闻》系统和道光抄本《甲申朝事小纪·哭庙纪略》作“字若采”，均有形近生讹的可能，无法据“采”否定“来”或相反，只能从时人的称谓中找证据。除了上引徐增的记载外，另如嘉善李炜（1621—1679[64]）顺治初年曾寄诗其师沈起（1612—1682）问候圣叹，有“海内传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之句[65]；顺治十六年临济宗高僧道忞（1596—1674）奉召进京，顺治帝问他是否知道“苏州有个金若寀”[66]（此两例亦可间接证明“名采”是伴随圣叹始终的），都说明了是“若采”而非“若来”。

有关第二点，多数学者受康熙时廖燕“更名人瑞，字圣叹”的影响，将之视为字；部分学者认为是号，亦可从乾隆时王应奎《柳南随笔》“圣叹其法号也”找到根据。早在康熙初年，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即云：“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陈洪在引述这段文字之后，对此有很好的辨析：“圣叹以此为号，纯属明志之举，既非与‘人瑞’相配之字，亦非与‘喟’相配之字。后人因疑‘圣叹’与‘人瑞’之不相关，转造出‘名喟’一说，与事实相去更远。金昌为圣叹兄弟兼学友，其字为长文，而号为‘圣瑗’，亦可证‘圣叹’非字。”[67]首次将“圣叹”非字分析得如此明晰！近年来有关研究又有新见，吴正岚女史敏锐地发现：“从金圣叹兼容儒释道三教的学术特征来看，圣叹之号很有可能受到了儒学之外的典籍的启发。”如金圣叹将佛教先哲也尊为“圣人”，比如《圣人千案》称禅宗法师为“圣人”，又如《语录纂》卷一称儒释两家典籍为“一切圣人文字”。故“圣叹”之“圣”，还有可能是佛门之“圣”。并且从《法华经·譬喻品》中，找到一段文字“汝等当知，此三乘法，皆是圣所称叹。……是诸众生脱三界者，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皆是一相一种圣所称叹”，认为这可能是“圣叹”之号的另一个来源。因为，“圣所称叹”可直接简略为“圣叹”，比起从《论语》“夫子喟然叹曰”推演出“圣叹”来，“还少一转折”：“金圣叹自幼就研读《法华经》，又好尚天台学，这当是他抽取《法华经》上述文字以自号‘圣叹’的原因”[68]。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三点补充意见：

其一、要重视金氏本人的说明，他曾在著作中正式署名“金人瑞法名圣叹”[69]；其友徐增在《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和“赠言”中两次著录金氏时，亦都是以“圣叹”而非以金圣叹、金采或金人瑞立名（在“赠言”中先后录入“圣叹”“圣文”的诗作，分别在两名下注“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庄严，旧字友鸥，震泽塔寺”）。“法名”指皈依佛教者所特取的名字，又作法号（法记当即法号）、法讳、戒名，即出家僧尼于剃度仪式举行过后或在家居士于皈佛受戒时，由法师授予的名号[70]。圣叹“自幼受得菩萨大戒”[71]，说明受戒得名之时甚早。既为师父所授法名，故取义应与佛学教义有关，只是不当为“自号‘圣叹’”或“圣叹以此为号”。圣叹熟谙此道，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吴江叶绍袁家扶乩时，为皈依门下的其亡女叶纨纨、小鸾和亡妇沈宜修授戒，分别赐予“法名智转，法字珠轮”，“名曰‘智断’……字曰‘绝际’”，“法名智顶，法字醯眼”[72]。此种佛教信徒取法名的宗教习俗，在江南一代，不仅盛行于当时，至晚清依然如此。浙江绍兴的鲁迅回忆其早年：

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73]

这段轶事，对于理解和了解“圣叹”之为法名及其得名时间，不无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金氏“成年后改名喟，法名圣叹，为儿子命名雍，字释弓，全都采用《论语》的成句”，以此证明“像他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反对孔孟之道，那是难以想象的”[74]。在当代学者的论述中，这是笔者仅见的指出“圣叹”是“法名”的记载。可既是法名，必非取义《论语》；且金雍有的字号亦是具有佛教含义的，徐增在撰于顺治九年（1652）的《怀感诗》中，称其为“金十力释弓”[75]，赞其是“师子国中金作界，象王家内玉为人”，十力、狮子国、象王均是佛典中词汇。即便是“释弓”，亦可能是“帝释弓”的简称，即虹的佛学名称。圣叹女名法筵，意指佛门法事之坐席，可见圣叹一家与佛教的渊源甚深。

其二、圣叹友人，亦有法名“圣□”者。如圣叹族兄金昌自署“矍斋法记圣瑗”[76]。再如帮助其刊刻金批小说、戏曲和唐诗的“贯华堂”主人，徐增《怀感诗》著录其字号和名便是“韩贯华圣住”，徐增本人则法名圣行[77]。值得注意的是，在《怀感诗》“韩贯华圣住”之后，依次是唱经先生、云在法师圣力、开云法师圣诵、童真法师圣首、庄严法师圣文、解脱法师圣供[78]。唱经即圣叹，以下诸人除了童真外，皆见于《鱼庭闻贯》并多见于《沉吟楼诗选》，都是圣叹与之交流诗艺的苏州诗僧。包括圣叹、徐增在内的八人，很可能是一位高僧所赐法名。韩氏，在金批著述中，或写作“韩贯华嗣昌”[79]，此人不仅助刻其书，还参与批评《西厢记》：“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惊梦》金批）可能此人名住（圣叹亲家韩俊，当为其兄弟行），一名（或字）嗣昌，法名圣住，法号贯华。然据《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以及家谱“学伊，行四，字公似，号道树”[80]判断，王伊却非道树之名。此处当是三人为佛门师兄弟，传承辈份的演派字为“圣”，按古人称呼惯例，可省略法名中之共用一字。如木陈道忞，时人一般称为“木陈忞”。也就是说，很可能王学伊法名圣伊。圣叹弟子史尔祉撰《九诰堂甲集后序》，凡四言“叹先生”、两言“我叹师”，虽写于圣叹身后之康熙五年（1666），似不应理解为忌讳株连或尊师避讳，或许只是对法名一般的习惯简称。也就是说，由“韩贯华圣住”判断，假如不是徐增过于尊崇圣叹，对“唱经先生”的规范著录或许就是“金唱经圣叹”：即法号唱经，法名圣叹；“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则是其俗名、字。但是，脱略礼法的圣叹，自己却不甚讲究辈分问题，如为弟子沈永启“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在降乩时，以泐大师身份出场的他，自称法名智朗（其师法名智），给叶小鸾母女起的法名都是“智”字派。《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鲁达出家，长老赐法名智深，圣叹特为批出：“竟与长老作弟兄行。”当是对其日后证果非凡的一种预许。

其三、最初只是具有佛学含义的法名“圣叹”，后来被使用者本人赋予了儒家人格内涵。清初赵时揖所云邵然转述的“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现代学术史上，由周作人首次在《谈金圣叹》［附记］二中所征引，这是有关金氏自释“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圣叹服膺于《论语》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之志。周作人经过与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比较后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81]洵为确论。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82]，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闾里传闻而来。近人征引廖氏《金圣叹先生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四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三十五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撰金圣叹传，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如廖云圣叹“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不无犯鬼神所忌”[83]，所谓“说者”云云，就是对赵氏序言“夫泄文章之秘，岂诚造物所忌耶”[84]的暗引和生发。时揖字声伯，号晴园，杭州人，与李渔有交往，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大理寺司务[85]。金批杜诗由其首次选刊，自序云“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86]，可见其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即圣叹可能自青少年得法名圣叹后，随着人生思想的变化，中年后赋予此佛教法名以儒家人格的某些认同。这种对“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既有“洒落疏狂”[87]的一面，亦包含着自甘清贫而闲适的享受自然、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实乃以洒脱随性的处世方式和忘世自乐的生命态度，代替了对功名事业的兢兢业业和富贵利禄的孜孜矻矻。这种人生志向或境界，一定不是在顶张人瑞名应试时所具备，恐怕是其遭遇坎壈、生活窘迫的晚年所生发出的理解。甚至在鼎革之际以“涅槃学人圣叹”为邵弥画卷题跋落款时，可能还没有对曾点之志的认同，那年圣叹三十七岁。

三 唱经堂与贯华堂

与金圣叹关系至密的室名斋号有两个：唱经堂与贯华堂。在现当代的金圣叹小传中，记载其号唱经、室号唱经堂的学者不是太多，最早是隋树森说“唱经是他的堂号”[88]，当代有查洪德、李军指出圣叹“喜学佛，书斋名唱经堂，人称唱经先生”[89]。在圣叹生前身后，世人或称之为“唱经子”[90]（“子”系尊称），或称为“唱经先生”[91]、“唱经主人”[92]；或简称为“唱经”，如族兄金昌仅在《唱经堂杜诗解》正文评语中就提及“唱经”六七次。此外，刘献廷因为曾读明乌程潘基庆“会解”本《南华经集注》，“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遂问圣叹之子金雍是否见过“潘本”，金雍答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93]今存清抄本《沉吟楼诗选》，附一圣叹著述书目，共载所著“外书”十三种（包括“第一”至“第六”才子书）、“内书”二十一种（包括易学、佛道之书），数目之丰、记录之细，非知其创作内情者不能办。而就是这份书目，却被总题为《唱经堂遗书目录》[94]；换句话说，在此目编纂者眼里，无论第几才子书都应冠之以唱经堂。其资料来源，或系辑者沈重熙（圣叹女婿）据金昌刻《杜诗解》卷首《才子书小引》末附《唱经堂内书外书总目》增补，或系选者刘献廷得自圣叹子金雍，或系沈氏子得自圣叹女法筵[95]，可信度极高。从这些记载看，“唱经”及其相关名称，是圣叹的别号和斋名，是毫无疑问的事。

至于贯华堂，作为首篇金圣叹传记的作者，清初廖燕云圣叹“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鼎革后，绝意仕进……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96]，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徐朔方先生便据此认为“圣叹所居名贯华堂，廖燕记之于身后，圣叹季女《悼二侄女》诗亦云‘贯华堂畔长青苔’，无可怀疑。圣叹有诗《贯华（韩住）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痁不已》，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也。”[97]对此，笔者认为其有关“贯华堂乃金圣叹斋名的辨析，于理欠顺，于事有疑”，曾撰文商榷[98]，并于发表前寄徐先生请教，得其热情鼓励。十馀年来，笔者对此问题继续有所思考，现综合新知、扬弃旧文，重加考论，阐释如下。惜先生已归道山，无以赐教了。

徐著所论，就理而言，本来圣叹自述应该更可信，却说不得以此为据；廖燕自云“予于丙子岁来吴”[99]，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知之圣叹，多自“读先生所评诸书”得来（如上引对“圣叹”何义的解释，当得自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却言无可怀疑，故难免给人以于理欠顺之感。邓之诚先生早就指出：“燕尝至吴门，访人瑞故居，莫知其处。盖去人瑞之没已久，不能详其事，故误谓人瑞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100]就事而言，有两种事实，一种是今存《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选批唐才子诗》最早刊本，版心皆镌“贯华堂”，甚至书名亦冠此三字；稍晚的著述亦有著录其撰《贯华堂集》[101]或“字贯华”[102]者；尤其是圣叹死后，钱塘赵时揖从其“故友”金昌等人处“搜求遗稿”[103]编成的“评选杜诗”和金昌辑刊的“才子书汇稿”，均冠以“贯华堂”。另一种事实，则是金氏自己还曾多次提及友人“贯华先生”，如《第六才子书·惊梦》批语“知圣叹此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其诗另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或称其为“韩贯华”[104]。故陈登原一九三〇年代就指出：“韩贯华名住，字嗣昌，贯华其法号也。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世以为贯华堂主人，即金圣叹，实误。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六《艺文》类，有云：‘金彩《贯华堂集》，无卷数，吴县人。’实即相沿所误。”[105]此后，分别有邓之诚云“贯华乃韩氏堂名”和黄霖先生云“贯华，系金人瑞的好友韩住字贯华的堂号”[106]。

故仅就上举两方面的事实，实难判定贯华堂为何人斋名。然而就逻辑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是根据圣叹“自有唱经堂”[107]包括“遗书目录”是如何冠名[108]，来判断其非“贯华堂”主人。因为圣叹是可以既有“唱经堂”又有“贯华堂”的，犹如不能据“唱经堂”而否认“沉吟楼”一样[109]，古人即便只有数间陋室，亦可一室一号，此无关乎贫富。同样，亦不能根据韩住号“贯华”，来认定其斋名就一定是“贯华堂”，钱谦益号牧斋，也没有个“牧斋堂”啊。徐朔方说“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不无道理。要说明这个问题，需找到更加有力的例证。

例一，本人的视角。《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自言“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十二岁用时五月评《水浒》，真实性此处无意置喙，只是想说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抄”，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对此早有贤者高论在前，陈登原即以此为据，认为：“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110]

例二，友人的视角。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聂先欲请徐增介绍去拜见圣叹。徐遂回忆起遇见圣叹的两次经历：“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聂先遂问究竟可以“在何处见（圣叹）？”徐增答道：“不在唱经堂见，（就）在三千大千世界中见。……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111]结合其曾对王学伊说“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112]，可见唱经堂乃圣叹家居之所，而慧庆寺与贯华堂，则是其出门讲经、讲学时常去之处，属于“三千大千世界”。慧庆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五里地，是去虎丘必经之地；而贯华堂，则应与在同一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中所说的“贯华、道树去见，圣叹即现身为贯华、道树”之韩贯华有关。

例三，家人的视角。圣叹有一子三女，子为金雍，季女名法筵。故法筵所撰《悼二侄女》诗，所悼者必为金雍次女（侄女指兄弟之女）。其诗曰：“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闺扃不开。梁燕旧时曾作伴，不胜哀怨一飞来。”[113]金雍生于崇祯五年（1632），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圣叹遇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114]。发配流边时，独子金雍始二十九岁，已有两女，自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如果年稍长而又未至及笄之龄，则须与其父一起被押送至流放地，荒凉之宁古塔无所谓“贯华堂畔”；但假如次女其时尚幼（完全可能），按照规定“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115]，则可幸免押解，故其长成后，仍可嫁在苏州。其“寂守”之“孀闺”，按常理应是夫家居所，故邓之诚云此人“为人瑞孙女之适韩者”[116]；但韩氏是其外家（《鱼庭闻贯》第二十六条为《答内父韩孙鹤俊》[117]，即韩俊乃金雍岳父，与韩住当为兄弟行——取名皆以“亻”为傍），固然母系近亲结婚在古时很常见，然金二小姐亦有非嫁韩家的可能。据当时情境猜想，或许是在家难发生后，苏州城内的金家房产已荡然无存，年幼的二小姐被托付给韩俊。其成人后，外祖父为其择嫁，不幸丈夫早逝，因种种原因夫家难居，只得退居韩家。至于“贯华堂”，可能是韩氏兄弟共有之堂号（如未分爨，此为常见现象），悼诗中“长青苔”“扃不开”始有可能。就已知文献来看，不知此种解释于情于理，是否可以差强人意。只是可以肯定，金雍之女无论是否嫁给韩家，守寡后孀居之贯华堂，绝非房屋家产早已充公的金氏之屋。

除了以上三个视角外，其遗书刊刻的蛛丝马迹亦不能放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初刻本”[118]之《唱经堂才子书》，记载五家收藏。其中人民大学图书馆查无此书[119]，江西铅山县文化馆藏书待查，其馀各种包括南京图书馆藏《贯华堂汇稿》，扉页均是：横书“新镌”两个大字，下为三栏，右栏为“吴门同学诸子编次”，中栏即书名为“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左栏为四行小字：

一刻杜诗解 一刻古诗解 一刻左传释 一刻释小雅

一刻释孟子 一刻欧阳永叔词 一刻通宗易论 一刻圣人千案

一刻语录纂 一刻随手通

一刻唱经堂诗稿 外文集 嗣刻 读易堂藏板

卷首为《叙第四才子书》和《才子书小引》，次为《唱经堂总目》，分别为《外书总目》九种、《内书总目》十三种。书目后有征稿启事：“同学有得遗稿者，乞尽录篇目，寄学易堂，以便征刻。”当为金昌所撰。卷首的一叙、一引，均出自圣叹族兄金昌之手。正文收书十种附一种，共十五卷，依次为“圣叹外书”六种附一种：《杜诗解》四卷附《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古诗解》、《左传释》、《释小雅》、《释孟子四章》、《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各一卷；“圣叹内书”三种：《通宗易论》、《圣人千案》各一卷，《语录纂》二卷；“圣叹杂篇”一种：《随手通》一卷。[120]所有的书名（除了《借杜诗》）在正文大题中，均冠以“唱经堂”三字！故从《中国丛书综录》以来的对该书的著录[121]，都是出自今人的理解而非原貌的反映。问题是：为何实质上应是“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的这部丛书，要在扉页上冠以“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的总名呢？金昌为这部书撰写的总序《才子书小引》曾交代刊刻缘起：“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而金昌又怕“万一其书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夫人生世上，不见唱经书，即为不见如上诸书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遂于“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辱同人饯之水涯，夜深偶语及此，皆慷慨欷歔，若不胜情。仆曰：‘岂有意乎？’皆举手曰：‘敬诺！’因遂呼笔识之如左。仆既竟去，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从“识之如左”分析，原文是有一份“同人”“诸子”名单的，当是在付印时被删去。看来，此部丛书乃圣叹之“吴门同学诸子编次”并醵金付梓，其中当由金昌负主要的编辑之务，韩贯华一如既往地任主要的刊刻之责。所以，才会各子目均冠以“唱经堂”三字而扉页题作“贯华堂才子书汇稿”。

说到这里，不能回避一条材料：《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为《鱼庭闻贯》，乃金雍所辑其父致友人讨论唐诗的信札。在开篇题记中金雍说明，在“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馀条”。细检其书，得自“唱经堂”东、西柱或东壁者，有第五、十九、四十三、五十九、七十八条等五段，而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仅第三十五条“人本无心作诗，诗来逼人作耳”两句。固然以数量多寡来判断“何为‘寒家’斋号，似已呼之欲出了”[122]略嫌草率，即便仅一条亦可得自自家堂柱啊。可是，我们不能无视以上种种迹象，仅据此一则，便认为贯华堂是金家之堂。因为，毕竟金雍“寒家壁间柱上”云云，只是在总体上交代《鱼庭闻贯》所辑一百馀条其父论唐诗的来源之一，而非讨论“贯华堂”的归属。考虑到此百馀条中还包括圣叹与亲家韩俊的书信，而称呼皆以金雍口气拟之，金雍即便视韩氏“贯华堂”为“寒家”，不为大过；而且《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与韩贯华又有着密切关系，收入与之长函两封，且极可能得其资助始能出版，阑入一条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亦属自然。那么，圣叹批诗之心得为何会贴在韩家堂柱上呢？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圣叹的批书方式。其“性疏宕，好闲暇”，评点诸书并非正襟危坐于自家书桌前苦思冥想之产物，而是随时随地“兴至评书，奋笔如风”[123]，故“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124]，随手将灵感来临时的笔记纸条贴于友人之堂纯属自然之事；应该说，除了自家唱经堂外，挚友韩氏贯华堂可能是其最为常居的批书之所。这就带出来了第二个问题：金家与韩家的距离。金诗《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后两句云“今夜一庭如积水，关窗塞户两衰翁”，说的是自己与韩住的邻居关系；另外在《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中，叙及与金雍岳父韩俊“鸡飞相及为德邻”的亲密之景：“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可见金、韩两家同居一巷、相距甚近，且为通家之好、姻娅之亲，所以贯华堂应是圣叹“素所往还”之最频繁、金雍收集批语最便利的处所。民国蔡冠洛即云其“常踞贯华堂上讲解经义”[125]，“常踞”比之廖燕“所居”，措辞准确得多。

另外一类史料亦不可视而不见：这就是《赖古堂尺牍新钞》初集卷五“金人瑞”小传“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和《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金彩”小传“字贯华，吴县人”。两书一刻于圣叹死后的次年（康熙元年），一刻于康熙六年（1667）。此两部书均由清初著名文人周亮工（1612—1672）主持刊刻，此人与圣叹渊源颇深，在圣叹在世时，就刊行过友人王仕云“评论”金批《第五才子书》，在康熙二年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刊刻圣叹遗书《天下才子必读书》[126]，并“不远数百里驰书”[127]向圣叹挚友徐增求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尺牍新钞》中对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名“彩”就是“采”之误，至少“字”圣叹就不够准确（金氏自称“法名圣叹”[128]），“字贯华”亦从不见他人称述，故其云《贯华堂集》并不可信。那么为何在对圣叹的介绍中出现如此随意的现象呢？《尺牍新钞》均由亮工子侄周在浚、在梁、在延抄录，分别大约收入二百三十和二七九人，难免在小传方面凭印象为之而产生粗疏讹误，如周亮工与之相交十多年的嵇永仁（1637—1676）[129]，在康熙元年刻本《尺牍新钞》和康熙六年刻本《藏弆集》的卷二中，先后被写作“吴门人”、“江南吴县人”，而实情是“祖居虞山（常熟），父中书君以官居金陵，（永仁）先生尝游梁溪（无锡），乐其山水，家焉”[130]，籍贯与苏州何尝有关系？故我们既不能据《尺牍新钞》判断著录者对被著录者毫无了解，亦不能据彼此交往的实迹认为所著录的一切皆翔实可靠。

至于“西泠赵声伯重订”金批“评选杜诗”二卷冠以“贯华堂”，则未必是出于对堂号归属的认同，极可能依据的是“贯华堂”刻第五、第六才子书和唐才子诗的惯性，毕竟“唱经堂”在出版界和读书界还是一个很生疏的名号，尤其是在苏州以外的地方；版心下署“贯华堂真本”，未必真的得自贯华堂，以“真本”相号召，显示出刊刻者对招徕读者的市场性的关注（金昌辑刊“才子书汇稿”糅合“贯华堂”和“唱经堂”，或许也不无兼顾市场和存真的考虑）。同样是刊刻于圣叹死后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有徐增撰于康熙二年（1663）之序，因出自金陵著名书商周亮工及其长子周在浚，故全书无一处可见“贯华堂”三字，更不要说加在书名之上了。仅此一条，似可说明“贯华堂”乃是一个与刊刻者有关的字号，与著述者金圣叹没有直接关系。

四 喟与麟振（徵）疑伪

就圣叹“名喟”的说法而言，给予现当代学者影响较大的晚清以来的文献，当为邱炜萲《菽园赘谈》和一九一八年石印本《才子尺牍》（署名尤侗撰序）卷首之《金圣叹先生小传》。《才子尺牍》全名《金圣叹陈眉公尺牍》，书中内容为实用书信文体分类样本，绝非金圣叹著作。民国新修地方志，已云“十八人祠在阳山，祀清初哭庙案金喟等”[131]，可见影响之大。最早对圣叹名喟予以否定的，是陈登原。他分别从文献和意思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辛丑纪闻》页十一云：‘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但他书无言圣叹名喟者。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并进而猜测“非关其原名为喟，因生圣叹之号；殆先有圣叹之号，而后有喟名者欤”[132]。建国后，他将《金圣叹传》压缩成三页纸的短文时，可能是认为“他书无言”不确，又补充了“尤侗《金圣叹传》：‘先生生于绝续之际，原名喟，字若采。相传先生之父供孔子像，忽闻像上起喟叹，而先生适生。因命名曰圣叹云。’”并注出处为“《才子尺牍》卷首”。然在按语中，只是针对“圣叹姓张”予以批评，笼统地说“《纪闻》之说，自无足据”[133]，并未对“名喟”说明确否定，较之原著，观点反而模糊了。但是当代多数学者并不采纳他的意见，如何满子先生依然认为“以圣人自拟，就是他自名喟，字圣叹的原因”[134]，赵景深（1902—1985）先生并因此而发挥：“自名喟，字圣叹，是自比圣人，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135]，黄霖先生自《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之后的各种著述也坚持“名喟”说。

对此，陈洪先生是唯一提出异议者，也是对自己“又因圣叹之号，转生出别名为‘喟’（取《论语》中孔圣‘喟然而叹’语意）”[136]旧有观点的修正。他归纳前人的意见为两点：有无“金喟”之名；如果有，是“初名”还是最后一次的改定名。继而辨析了《辛丑纪闻》、《才子尺牍》与《清代七百名人传》“均为清末民初之作”，故认为“金喟”说的问世不早于晚清，“至于清中叶以前，特别是金氏亲朋友好的著述中，从无‘金喟’之说。因而，金圣叹并无‘喟’之一名，自然也就不存在‘喟’为本名还是最后定名的问题了”[137]。陈洪以金喟不见于亲朋友好之相称，来判断其伪，甚为合理；认定《才子尺牍》是“托名无疑”的伪书，亦极正确。然云该书有“所谓尤侗的《金圣叹传》”则不确，是沿袭陈登原《金圣叹》的提法。卷首的《金圣叹先生小传》是没有署名的，当为该书民国出版者所撰。陈登原所引篇名、作者皆有误，文字亦非小传原文，原不足据。故引《艮斋杂说》对圣叹的诋抑以证所谓“尤传”实不足据云云，不是太有必要。二〇〇九年新版《辞海》增加了“又名喟”三字，说明这个问题尚需再论。

在陈洪所征引、辨析的三例中，后两例均为民国读物，无足重轻，唯有光绪《辛丑纪闻》一家来源较早，且是哭庙文献中唯一云“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者。晚清率先附和此说的邱炜萲，所据就是《辛丑》。固然“名喟”这两个字的确不是哭庙文献原本就有的，但也并非光绪时刊行者所添加，自有根据。在上海毛祥麟（1812—1883）《墨馀录》中，已云“金喟，字圣叹”了[138]。这篇题名就是《金喟》的六百字短文，其所记内容不出光绪时始刊行的《辛丑纪闻》和《哭庙记略》，堪称此类文献的压缩改写版。然细究其具体文字，似乎出自《辛丑》，例证有三。

其一，云圣叹“初补博士弟子员，以岁试文怪诞被黜，明年科试，易名人瑞，就童子试”，可见所据为“庠姓张……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只是因为毛祥麟看出“庠姓张……顶金人瑞名”的矛盾，索性回避了张姓、金姓的提法。

其二，“旋有教授程邑，参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见’之讪，又阴指抚臣”，“金人瑞‘十弗见’之讪”一句，事见《辛丑》，文字作“金人瑞因有‘十弗见’之笑焉”，“记录了金圣叹对任维初这个贪官酷吏的轻蔑和嘲笑，竟为《哭庙纪略》所无”[139]。

其三，此案判决是“拟不分首从斩决，妻子财产入官，于是同时死者一十八人，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姚刚、徐玠、叶琪、薛尔张、丁子伟、金人瑞、王仲儒、唐尧治、冯郅也”，十八人姓名顺序与《辛丑》相同，而《哭庙》“姚刚”在“薛尔张”之后。

由此三点可以判断，此文云圣叹名喟，当是毛祥麟照抄所见之《辛丑纪闻》的结果，而非其擅自添改。从《墨馀录》“同治庚午仲春上海对山毛祥麟”自序的内容分析，同治九年（1870）已成书，可见那时已流传有记载着“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的《辛丑》了。

在《墨馀录》之前，仍有圣叹“名喟”的记载。王利器（1911—1998）先生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便录有出处为周思仁《欲海回狂》的有关文字：

金圣叹（姑苏盛传）

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又著《法华百问》，以己见妄测深经，误天下耳目。顺治辛丑，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140]

周思仁（1656—1739），一名梦颜，字安士，苏州昆山人。生平以利济为怀，所著劝善书有《安士全书》四种传世，《欲海回狂》为其中第二种。卷首有“康熙壬戌十有一月既望姑苏顾萼青林氏题”，可知是书写于本年秋。乾隆彭绍升（1740—1796）撰《周安士传》，阐释其“博通经藏，深信因果”的言行，便主要依据其《欲海回狂》和《万善先资》行文[141]。但是，“金圣叹者，名喟”六字是否出自其手，尚属疑问。该书原刻本未见，王利器所据本不详，笔者所知最早者为同治四年（1865）问世的“江都映垣熊兆奎重刻”本（扉页背面署“同治三年夏月邗江熊氏重刻”，康熙原序后有“同治四年菩萨戒妙空子郑澄德拜序”[142]）。此本在上引一段后，另行有“原本作‘荆某’，讳之也。今则久远矣，特为订正”的说明。从“今则久远”固然可以推测改去荆某、直书名讳是同治年间事，可是在原文中，“金圣叹者，名喟”究竟是“荆某名喟”，还是仅为“荆某”二字呢？在道光年间问世的善书《桂宫梯》中，有如下一段：

江南荆某，博古嗜奇，才思英敏，自谓世无出其右者。多著淫书，以快其议论，所评《西厢》等书，极秽亵处，往往摭引佛经。顺治辛丑，以邪说系狱，受刑极隆，子孙为丐。[143]

《桂宫梯》为江西人徐谦撰，序文作于道光四年（1824），刻于道光十八年。此则，由编者辑自《祥云集》，较之上引同治版，在某些字句上却可能更接近《欲海回狂》的原貌。周思仁该书卷一首为《法戒录》，专讲“色欲”之害，共“因果二则，一法一戒”，可取法者为“冒嵩少”（如皋冒起宗，冒襄父）先进事迹，标注“出《冒宪副纪事》”；可戒者原本当作“荆某”，标注来源为“姑苏盛传”。而《水浒》并无“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的现象，故不涉及者反近原本。且《欲海回狂》写于哭庙案后二十一年，圣叹后人尚在，如果的确“名喟”，反而未必直书。所以，笔者同意陈洪的“金喟”问世不早于晚清的观点，只是具体化为同治初年。圣叹已逝世二百年，始冒出“名喟”之说，当然不可信。

相比较“名喟”说是由“圣叹”臆断出“喟然而叹”的名、字联想的生成之迹，有关金氏之名的又一说法“麟振”的出现，就十分蹊跷了。学术史上首次将这两个字与金圣叹联系在一起的，是周采泉先生对《唱经堂杜诗解》的解题：“人瑞，一名喟，一名振麟，字圣叹，别署贯华主人。曾冒名张彩应童子试……”[144]从其相信名喟、别号贯华和冒张彩名等，此小传的学术水准一般，加之没有交代“名振麟”的出处，研究金圣叹者无人注意。可是，此说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万曼（1903—1971）先生就指出“《八千卷楼书目》著录的还有金麟振《唱经堂杜诗解》四卷”[145]。只是研究金圣叹者没有关注杜诗学的研究成果，而周采泉著作中将“金振麟”与金圣叹联系起来又没有引起杜诗学者的注意，因此梳理清代杜诗学时，仍有“金麟振《唱经堂杜诗解》四卷”之说[146]，而有关金圣叹的专题研究中，从未有提及“名振麟”或“麟振”者。据万曼提供的线索，在民国排印本《八千卷楼书目》中，可发现多处有关著录：

《释小雅》一卷，国朝金麟徵撰，《汇解》本；

《左传释》一卷，国朝金麟振撰，《汇解》本——卷二经部；

《释孟子》一卷，国朝金麟徵撰，《汇解》本——卷三经部；

《唱经堂杜诗解》四卷附《古诗解》一卷，国朝金麟振撰，原刊本——卷十五集部；

《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国朝金麟振撰，《汇解》本——卷十七集部。[147]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几种书均出自金圣叹之手，见《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一名《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八千卷楼书目》二十卷，是晚清钱塘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所藏普本图书目录，由丁丙及子立中编纂，藏书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整体售予江南国学图书馆。所谓“汇解”，该馆书目有著录：“《贯华堂汇稿八种十二卷》清长洲金人瑞。原刊本。善乙。五册”[148]，列于“丛部·独撰类·清迄见（现）代之属”，故没有单出各子目。

该书现藏南京图书馆，善本书号为132627。每册封面墨笔手书题作“贯华堂汇解一册”、“贯华堂汇解二册”……；在各册书根部位，分别有楷书“一贯华堂汇稿、唱经堂杜诗解”、“二唱经堂杜诗解”、“三唱经堂杜诗解”、“四唱经堂杜诗解、古诗解、左传释”、“五止唱经堂释小雅、释孟子、欧阳永叔词、沉吟楼借杜诗、通宗易论、圣人千案”等。第一册正文前依次是“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扉页、金昌两篇序引、唱经堂外、内书目录，与常见的清初刻本《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无异，只是全书缺少《语录纂》、《随手通》两种。笔者在较长的时间内，都认为此本乃才子书汇稿的最早刻本，理由是：在形式上其书根颇似原刻所有，“五止”说明原刻只收此八种。但是在二〇〇八年十月的一次阅读中，意外地注意到其扉页被抠掉了左栏第三行（以前仅仅认为是正常的残破），对照他本，其文字是“一刻语录纂 一刻随手通”十字，而这两种恰恰是原刻本之最后作品并为此本所缺者。忽然悟出：此书乃书贾作伪而成！某人得到一部清初原刻《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仅缺最后两种，为卖善价，遂做如下处理：1.抠去扉页有关书名；2.将原为《杜诗解》附录的《沉吟楼借杜诗》移至《唱经堂批欧阳永叔词》之后；3.重新装订，在各册封面上杜撰书名“贯华堂汇解”，在书根处楷书题写各子目。最后一招最具迷惑性（至少对于笔者来说），第一招（笔者在叙述时列为第一，书贾在作伪时却可能是最后的举动）却恰恰暴露了主观造假的马脚。《八千卷楼书目》的作者根据封面将此部丛书略称为“汇解”可以理解，但是将各卷大题下均标有“圣叹外书”并无一处提及“麟振（徵）”的金氏评点著述，著录为“金麟振（徵）撰”，同时又将《西域风俗记》和《唐才子诗甲集》，均正常地著录为“国朝金人瑞撰”[149]，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莫非八千卷楼主人当初在收入“汇解”时，作伪的书商就是如此相告的？“汇解”既为伪名，依附而生的金麟振（徵）便值得怀疑；且一作“振”，一作“徵”，又非形近而讹，音也存在韵母的不同，显示出书写时的随意；加之时代晚出，毫无史料参证，金圣叹“一名麟振”的说法难以成立。定稿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代的《清续文献通考》，作者刘锦藻（1862—1934）将《释孟子》亦著录为“金麟徵撰”，然在《西域风俗记》“金人瑞撰”后，记其“字圣叹，江苏吴县人，诸生”等[150]。按照该书体例，人名后皆有小传，光秃秃的“金麟徵撰”四字，当是据先行问世的《八千卷楼书目》而来（包括“西域”是“西城”之误），是以讹传讹的产物，不足为佐证。

五 籍贯“吴县”说献疑

古人在籍贯方面与今人无甚差别，这与字号繁多的文化现象不一样。犹同今人有祖居、寓居、祖籍、学籍地一样，古人的籍贯亦会因为相同原因而造成著录的歧异。金圣叹籍贯异说的产生，与祖居、迁居无关，却受制于圣叹庠生学籍由长洲而改吴县，且吴县、长洲皆为苏州城的附郭县[151]等历史文化因素。以下试予辨析。

（一）籍贯三种说法

金圣叹的籍贯，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历来说法纷纭，主要有三种：吴县、长洲和苏州。其中尤以吴县说占主流，常被学者引用的史料主要有：

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五

金彩，字贯华，吴县人。——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

金人瑞，字若采，江南吴县人。诸生。——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

金彩，《贯华堂集》（吴县）。——［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六《艺文二》

由于这些文献的权威性，使得吴县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如建国以来的各版《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持此说。

至于长洲说，在古代较少直接的史料。唯有道光年间张穆（1805—1849）撰《阎潜丘先生年谱》引《行述》，云阎若璩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152]。至现代，谭正璧先生是较早在工具书中主张是“江苏长洲人”[153]的学者，陈登原先生首先征引乾隆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等记载，指出圣叹家在长洲[154]。稍后蔡冠洛亦云“金人瑞，长洲人”[155]。建国后较有影响的两家，一是黄霖先生撰影印本《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一是陈洪先生撰《金圣叹传论》，均持此说：

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长洲（今苏州吴县人）。[156]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家居憩桥巷。[157]

陈洪并出注说明“据《吴县志》，憩桥巷‘兼隶长洲县’，故金圣叹事迹载于《吴县志》”，可见思路与陈登原一致。只是没有说明为何“兼隶长洲县”即亦同时“兼隶”吴县而遂认定为长洲人。唯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虽持长洲说，但对史料的具体理解却有不同。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哭庙记略》载“金圣叹，长洲人”，该书“成书时间距金氏较近，记载较可靠。如别无更有力的证据，难以否定《记略》中金氏为长洲人之记载”；二是认为金氏“原居长洲乡村，后迁居苏州西城，该区属吴县”，其根据是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认为“此地在苏州西城，乃是金氏中年以后之住址。其出生与早年生活地应在长洲乡村”[158]。只是在通行本《哭庙记略》甚至现存哭庙文献中并无圣叹籍贯的明确记载，而憩桥巷在苏州西城之说亦不够确切，由此而生的长洲说不够有力。

在吴县说占据主流地位的同时，亦有泛指金圣叹为苏州人者。康熙中期，松江华亭孙辑《皇清诗选》，于卷首“姓氏”著录“金人瑞，圣叹，苏州，《贯华堂集》”，卷十八收入《燕子来舟中》，署作者为“金人瑞，圣叹，江南苏州人”[159]；康熙后期吴江周廷谔《吴江诗粹》收金法筵诗，云其为“吴趋采之幼女”[160]，雍正五年（1727）吴江李重华撰《沉吟楼诗选》序，云“吴趋金先生”[161]，吴趋即吴门，代指苏州。此处的“苏州”，不是指作为行政区划的苏州府，而是自然地理区域，类似今苏州市区。针对一九八一年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有关金圣叹的注释，或言长洲人（一处），或言吴县人（四处），张国光先生撰文指出：“金圣叹本是苏州城市居民，当时吴县、长洲各方分管苏州城之半，故金圣叹实为今之苏州市人，似不应注云‘今江苏吴县人’。”[162]

之所以会产生这三种说法，是源于吴县、长洲与苏州的密切关系。秦置吴县，后为苏州治所；唐析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两县同城而治（吴县在城西南，长洲在城东北），即同为苏州的附郭县。这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如江宁府的上元（城东北）、江宁（城西南）县，杭州府的仁和（城北）、钱塘（城南）县，嘉兴府的秀水（城西）、嘉兴（城东）县，湖州府的乌程（城西南）、归安（城东南）县，绍兴府的山阴（城西）、会稽（城东）县，均为同城而治的附郭县[163]。在这些经济发达同样也是文化发达地区，出现了大批著名文人，其中一些籍贯的记载往往就会夹缠不清。在研究金圣叹籍贯的诸学者中，似乎只有张国光曾意识到吴县、长洲在苏州城区里同城而治的历史现象，但却否定其具体的县籍归属，笼统地认为是“苏州城市居民”，无疑是不够妥当的。

（二）“吴县”说献疑

在金圣叹籍贯的三种说法中，唯有吴县说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一是一九八七年发表的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一是二〇〇四年发表的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金苏不同意陈登原将憩桥巷视为长洲和张国光的圣叹故居在海红坊的说法[164]，认为“憩桥巷、海红坊，均属吴县城区，两地相距亦远。金圣叹故居，若在憩桥巷，海红坊则非，若在海红坊，憩桥巷则非”，且《苏州府志》、《吴县志》亦无金圣叹故居之记载。文章的重点在于，通过金圣叹诗文中的自述，认为其“世居农村”。最后根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文中谈及金圣叹祀奉之神即“慈月宫陈夫人”，“其归神之地曰上方”，认为“金圣叹既然在此操卜筮之业，而其故居，当亦在此”，其结论是“金圣叹故居不是憩桥巷，或海红坊，而在吴县农村上方山，故居今已不存。”[165]李金松认为长洲说是对《哭庙记略》中“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这句的误读，如果金氏确为长洲人，《哭庙记略》的叙述应该为“少补邑博士弟子员”即可；而指明金氏为“长洲”博士弟子员，恰恰说明金氏非长洲人：“因为金氏非长洲人，才需要如此特地指明。”同时指出：“在有关述及金氏籍贯的材料中，就笔者所经目过的材料，以吴县说最为丰富，而且可靠性强。”[166]文章主要论述的是这种说法相关史料的可靠性。

暂且不论金圣叹籍贯具体属地，先看有关学者对这些史料可信性的论证。

1.吴翌凤《东斋脞语》：“张锻亭先生（景崧），字岳未，余师素存（乃翼）、雨蕉（应诏）两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进士，官乐亭知县。……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素相得也。”[167]

《东斋脞语》所记张景崧父亲张瀚与圣叹为友，并曾被“圣叹纠往哭庙”，以及圣叹家居之地，是研究金圣叹的重要史料。在学术史上，是陈登原首先引用，并旁及乾隆《苏州府志》卷三“有憩桥巷，兼隶长洲”等记载，来论证“圣叹之家”之所在[168]，后遂明言“圣叹家在长州憩桥巷”[169]。陈登原的文献发现之功固然不可否认，但其论证却过于粗略，对府志的征引亦有偏颇，故虽有陈洪响应其说，亦不乏质疑的意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1）时间方面。金苏根据吴翌凤（1743—1819）的生年（实生于1742年），指出“吴翌凤生，金圣叹死，已隔八十一年。吴翌凤以憩桥巷为金圣叹故居之说，系出于他塾师的祖父张函西之言。传闻之说，隔有三代，已难遽信。”[170]而同样是否定长洲说的李金松则认为：“此则有关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即使不出于张锻亭，必闻之于乃师素存、雨蕉两先生之一。由于张氏与金圣叹所居相距‘不数武’，因此，即使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必得自于长辈的口耳相传，应该说，此则关于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可见根据叙述者距离圣叹逝世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这一史料的可信与否，实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据有关史料，张景崧为康熙三十年（1691）诸生，其父张涵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诸生[171]，其后来的功名，并非如吴翌凤《东斋脞语》所言“中乙酉副榜，与锻亭同科”（乙酉指康熙四十四年，乃景崧中举之年），而是景崧中进士的前一年，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副榜贡生[172]。景崧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乐亭知县[173]，假如二十岁中秀才，其父张涵约生于顺治中期（如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则中副贡生时已六十岁）。无论是就其年龄之小，还是获得诸生身份之晚，其似乎不应该曾经参加过“哭庙”案。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吴翌凤有关记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只是觉得被圣叹纠往哭庙而未果者当是张涵之父而非其本人。

（2）地理方面。如金苏云：“陈登原将憩桥巷视为长洲，为不明苏州府城区划分而致误。按明末清初，苏州府城区辖吴县、长洲两县。而吴县、长洲之界，向以护龙街（今称人民路）为线，西属吴县，东归长洲。憩桥巷在苏州府之西，属吴县城区”[174]；李金松经过查检《苏州府志》卷三“城池”附录“坊巷”，发现述及吴县的坊巷时，提到有两处“憩桥巷”：“东憩桥巷（兼隶长洲），西憩桥巷”，后者“专属吴县”[175]。金苏为苏州人（作者介绍云“在江苏省苏州市第四光学仪器厂工作”），所谓旧时吴县、长洲的城区界限，亦大致可信。“卧龙街横亘吴城中，东为长洲界，西为吴县界”[176]；府城“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177]，后因乾隆南巡在此接驾而改名护龙街[178]。但是金苏只是依据憩桥巷的现代位置，认为属于吴县城区，而未及曾经“兼隶长洲”的历史。其实在明代有关记载中，东憩桥巷一向是专属长洲县的，如洪武《苏州府志》卷五“坊市·长洲县”、正德《姑苏志》卷十七“东南隅巷”[179]、隆庆《长洲县志》卷十二《坊巷》。只是不能仅据东憩桥巷属于长洲，就认为整条巷子都与吴县无关；更不能仅据乾隆府志“兼隶长洲”的记载，做出圣叹家在长洲的判断。李金松在发现陈登原文献征引破绽的同时，又认为金圣叹所居“极有可能”为东憩桥巷，“因而有人误认他是长洲人”。这个“极有可能”，也仅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毫无文献依据的猜测；而且，假如真的是极有可能，那么就不能说圣叹是长洲人为“误认”了。

不仅憩桥巷有东西之分、兼隶两县，与该巷相距甚近的“乐桥”，也是一个隶属不明的地点。该桥“正居市心”，明代以其“桥下少北十字街，界其坊市为四隅”[180]。隆庆《长洲县志》卷十二《桥梁》首列便是乐桥、饮马桥[181]等，清代府县志云此二桥为吴县、长洲“合治桥”。这两座桥分别是横跨卧龙街的十桥之一[182]，由明人对饮马桥位置的描述：“苏城辏集街市也，府与卫在桥之西；长、吴二县，一在桥之东南，一在桥之西北”[183]，可见乐桥之东、西，分属长、吴二县，故亦不能据这一与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的桥梁位置，来佐证圣叹的籍贯。比如世居乐桥之南的张景崧二子，乃翼为雍正六年吴县籍诸生，应诏为乾隆元年长洲县籍诸生[184]；再如吴翌凤生前所刻《与稽斋丛稿》每卷大题下自署“长洲吴翌凤”，可见至少在心理上是自视为长洲人的，因此与“吾里”连带而及的圣叹所居，可能在叙述者的心中，亦是指长洲所辖的东憩桥巷。

2.对于周亮工《尺牍新钞》“吴县人”的著录，李金松认为“周氏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赖古堂尺牍新钞》广收晚明清初文人的尺牍，而且，他仅小于金氏四岁，与金氏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生平屡过吴门，说不定与金氏有一定的交往。因此，其说必有所实据。”

周亮工的确与金圣叹关系密切[185]，但是不能据此就得出所云“必有实据”、对金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正确的结论，而且《尺牍新钞》小传云其一名彩、字贯华，著《贯华堂集》，就是缺乏根据的信笔而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名号、书名著录的不确，就简单论定其说必不可信，否则便与前人犯同样错误。《尺牍新钞》先后出版三集，每集收入二百多人。从初集的著录来看，每卷由其两位朋友“选”，由其两位子侄“抄”（后两集无友人参选，均由三位子侄抄录），故周亮工所起的作用是主编（包括向友朋约稿、凡例的制定、序跋眉批的写作）。入选作家小传的填写包括目录的编订等事务性工作，不应出于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时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之手。再看《尺牍新钞》有关苏州人士的籍贯著录，三集约收入三十人（次），限于篇幅，我们不去一一考察该书对其籍贯著录的正误，只就其中出现两次且籍贯先后著录不一致的列表如下：

此四人中，对袁于令、尤侗籍贯的记载是先错后对，赵宧光和汪琬则相反，故这种在各集中的籍贯变化，不是精益求精的结果，正反映了一种对同城而治的两县著录的随意性。最典型的例子是《结邻集》连续选入两兄弟的尺牍，小传分别为：“李绳远，斯年，浙江嘉兴人”；“李良年，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186]，令人无所适从。

《尺牍新钞》对后世有关圣叹的著录，影响甚大，如乾隆、同治府志均在“吴县”人氏中载“金彩，《贯华堂集》”。李金松据此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乾隆中叶所修的《苏州府志》、《吴县志》，其时虽去金氏之死已百年，但两《志》的《艺文志》皆称：‘金彩，贯华堂集’。由吴县县志对金氏著作的著录，我们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方志所言，系采访或据确实文献所得，决非出于传闻。”首先要指出的是，乾隆十年刻本《吴县志》卷九三至一一二确为《艺文》，但其中所收乃是与吴县相关的具体的诗文作品，而非专收著述目录的经籍志，只有在曹允源主纂的民国《吴县志》之《艺文考》中才有同样的记载[187]。其次，仅仅依据“方志所言，系采访或据确实文献所得，决非出于传闻”，便判定“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尺牍新钞》的确属于确实文献，但并不等于确实可靠，方志所言亦时常有误，即如此例，人名、书名皆错，难以说籍贯就一定正确；而且用这样的预设某书或某人说法一定可靠来判断所云吴县说之可信的逻辑推论行文，是很难有什么说服力的。如对于清初廖燕所倡的“吴县诸生”之说，李金松认为：“廖氏生平对金氏极为景仰，他虽然与金氏算不上是同时代人，但他的这一说法，得自于亲身到苏州探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实，作为广东人，当他于康熙三十五年首赴苏州时“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圣叹诸事，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里巷传闻而来，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周作人早就指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188]此外廖燕所谓“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则属臆造[189]，故不能因其曾亲赴苏州就一定可靠。再如其论证《清诗别裁集》“江南吴县人”之可信，即云编者沈德潜“虽然在金氏死后十二年才出生，但由于他是长洲人，长洲与吴县接壤，即使他不曾获得最直接的文献，但必得自于吴中故老，因此，他传金氏为吴县人，应该说是可靠的”，均为猜测之词，似乎颇有道理，其实并不解决问题，且“接壤”说正说明对“同城而治”的含糊。

3.对于长洲说的来历，李金松指出：“这是对《哭庙纪略》中‘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这句的误读。因为‘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并不意味他就是长洲人。”[190]

此文敏锐地发现长洲说与“哭庙”文献的关系，却存在三个问题：

（1）在史料征引上断章取义，《哭庙记略》于“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一句后，接着尚有“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诸句；此段话，在现存最早的《哭庙异闻》中为“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191]。按照确为某县就应略去县名的逻辑，根据“少补长邑诸生……补入吴庠”的叙述，金圣叹就既不属于长洲，亦不属于吴县了。

（2）确为某县就会略去县名的行文习惯，在古代的确存在，如某县志中提及该县某人为“邑诸生”或“邑庠生”（此为承书省略），或者某文前面已经介绍过某人为某县人而后提及其为“邑诸生”时（此为承前省略），或者是特殊的作者及言说对象如对本县人说话（此为承人省略），一般都无需再标某某县名。但是，《哭庙记略》或《哭庙异闻》却不同。从全文看，说的是苏州辛丑哭庙案始末；从此段看，说的是金圣叹小传；从作者和阅读对象看，并非自称是长洲人或只是给长洲人看，没有一个具体县名的前提，无法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

（3）这种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的行文习惯，只是就一般而言，不是必须的，仅举圣叹本人的例子：顺治四年吴县知县汪爚南（字涵夫）代理长洲县事，圣叹写诗贺之，如果按照必须省略的写法，诗题就应该是“贺本邑汪明府摄篆长洲”或“贺吴县汪明府摄篆本邑”，可是偏偏写作《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清初佚名苏州人撰《吴城日记》载此事，亦作“四月初旬，吴邑汪令兼署长县事”[192]。可见据“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或“少补长邑诸生”判断金圣叹非长洲人难以成立。

（三）“长洲”说新证

《哭庙异闻》中有关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一段文字，的确是长洲说的最直接来源。如张国光就认为金圣叹籍贯是长洲县人而学籍是吴县庠生，所引史料为无名氏《哭庙记略》和顾公燮《哭庙异闻》而并无其他论证[193]。因为此类史料说明圣叹本名金采，一名人瑞，年轻时即考中本县（长洲）诸生，后被黜革，遂以张人瑞名冒籍考中吴县诸生。故吴江沈祖禹乾隆初年编辑《吴江沈氏诗集》称沈重熙妻金法筵是“吴县诸生圣叹公人瑞（一名采）季女”[194]，亦不为非；乾隆五十年沈光熙主修《吴江沈氏家谱》言重熙妻为“吴县金氏”[195]，当是据此著录并按体例省略“诸生”。诚如严云受所云：“金氏后来补吴庠生，故有人称他为吴县诸生，《苏州府志》将其著作属吴县部。但不能据此判定其籍贯为吴县。但如果考虑到长洲本自吴县划分而置，故笼统地说，亦可称其为吴县人。”[196]

笔者据《哭庙异闻》认同圣叹籍贯“长洲”说，主要是依据古人报考诸生的惯例而得出的。这一惯例就是：如无特殊情况或特殊说明，古人一般均在本县应试，少数人中式后因事黜革，才会改名或改籍至他县应试；亦有直接因事以他名在他县应试者，则会对庠名、庠籍予以说明。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宝山人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宝山镇名）。年未冠入（苏州府）太仓学。”[197]所谓庠名、庠籍，一定不是原本而是假冒的姓名、籍贯。再如长洲戴氏家谱所载《明清故诸生从伯叔祖石房俟俺戴公合传》“俟庵公，讳镐，初名之仍，字云叶。十五能文章，十八游黉序，师事仲兄石房公，家学渊源，时有‘大小戴’之称。辛卯浙闱拟元，为忌才者所黜，后复为长邑诸生。”此人顺治八年辛卯赴浙江考试，肯定与其兄之儁顺治四年抗清而死有关；后改名镐，可能是为了回原籍再考。

问题是仅据圣叹身后百馀年始问世的野史笔记就判定其籍贯长洲，恐难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虽然其文字流传有序。以下试举三条旁证，说明圣叹籍贯长洲之可能。

1.从金墅看籍贯。金圣叹顺治十七年给嵇永仁写过一封信：“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挐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至左右。”[198]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时圣叹是住在三小女金法筵之家。自接触此序以来，笔者便心存疑惑：如说法筵已出嫁，何不云“三小婿家”？且其女婿为吴江沈氏，而何以仍在长洲乡下？金墅，旧镇名，位于苏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处之太湖东北岸，明清属长洲县，在今苏州郊区通安镇境内，尚存石板老街。可是，“方沥米作炊”“因遣使迎医”均为主人、父亲语，不似客人、岳父语；“忽患疾蹶，其势甚剧”，又颇类少儿高烧痉挛昏蹶之症。故若云已嫁，于意难安。经李真瑜先生《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女作家汇考》的提示，查民国抄本《吴江沈氏家谱》卷五载沈重熙“顺治庚寅年（1650）四月二十一日生……康熙壬寅年（1722）二月四日卒，年七十三岁”，其妻金法筵“康熙乙酉年（1705）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四岁”，即法筵顺治九年（1652）生，顺治十七年重熙十二岁、法筵年方十龄，不应已经婚嫁[199]。可见太湖之滨金墅镇之草屋，乃圣叹乡下故居，冠以“三小女”，可见其对幼女法筵的喜爱。有学者不仅认为圣叹此序说明其晚年“住在三小女金法筵之家”，而且“从其嫁女农村来看，也可证实金圣叹世居农村”[200]。这一推论，至少是不明此际圣叹为何居此。他在该年春夏，曾致函同邑友人徐增：“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鱼庭闻贯·答徐子能》）可见他是因修葺城中居所才暂时与小女一起搬至乡下旧居的。

2.从金诗看所居。苏州城区“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201]，上面所引那首从题目并不能看出籍贯归属的七律《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其诗意似乎暗含着作者的居处所在。该诗颈联为“杼轴东方无大小，榛苓西望足歌思”，分别化用《诗经》之《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和《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的传统理解[202]，来对应自己所处的苏城东部在原来县令田本沛治下的破败荒凉，表达对贤者各得其所的西部盛世的翘首期待。“西望”，点明了作者所处位置恰在“东方”。再看尾联上句“从今礿祭同承福”，礿祭是古代君王具有的祭礼，此句暗用《易经》第六十三卦“既济”中“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之意，说明从此居于东部的人们与西部同样能得到上天的福佑，亦是立足于东而言的。此外，七言古《下车行》开篇数句，以当地人士口吻欢迎新来长官：“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不及吴县而独言长洲，自居何地似乎彰明。

3.从自述看里籍。明崇祯十七年“夏尽日”，金圣叹为已故邵弥遗画撰写题跋，云：“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203]由于圣叹面对的都是苏州城内的僧人，这一“生既同里”的表白，就不是泛泛地在说“我们都是苏州人”了，而是有着更加具体的指向。邵弥为长洲人是毫无争议的事[204]，但其家在城区还是郊县？晚明钱谦益曾撰诗《赠陆墓邵叟，是僧弥之父》[205]，说明其父所居地；晚明吴县葛一龙送杨补回长洲，托之问讯邵弥[206]，清初邢昉访杨补是到陆墓[207]，亦间接说明邵弥之里。陆墓位于苏城北郊阳澄湖西，明清为长洲县辖镇，与金墅相距三十里许，“陆墓镇，县北八里，以有唐陆宣公墓故名；金墅镇，县西北四十里”[208]。陆墓因镇北有唐宰相陆贽墓，故名。一九九三年改名陆慕镇，今属苏州市相城区。

根据以上诸条出自圣叹本人笔下的史料，笔者以为其籍贯长洲说较之吴县说似乎理由更加充分，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其究竟是金墅镇还是陆墓镇人。

由于同城而治产生的籍贯著录的复杂性，不仅在金圣叹研究中存在，不少苏州或与其沾边的文人都有这个问题。如著名藏书家吴翌凤，几乎所有的文献包括方志，都认为是吴县人，这也是有可靠证据的，石韫玉为撰墓志铭言其为“江南吴县人”，来源于“孤子宝芾以次年（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葬先生于太仓山之原，先期乞铭”[209]，且《诸生谱》著录为乾隆三十一年吴县籍诸生（卷四），应该可靠。可是“尝书楹帖赠之”的友人钱泳，云“吴枚庵先生名翌凤，长洲人”[210]；“交尤莫逆，得佳帙必互相传抄”的吴骞，亦云其“本休宁商山人，与予同宗，徙家于吴，遂占籍为长洲诸生”[211]，均言之凿凿。以致周中孚在一书中竟然有“吴县吴枚庵”和“枚庵长洲人”[212]两说。现在虽然在其自著中找到“长洲吴翌凤”的主观认同，也很难说其客观县籍不是吴县。再如圣叹友人嵇永仁，祖籍苏州府常熟县，迁居常州府无锡县，却考上顺治十四年苏州府学诸生第四名[213]，娶长洲杨氏为妻[214]，故周亮工《尺牍新钞》说其是“吴门人”、“吴县人”亦非空穴来风。康熙四十三年，江苏巡抚宋荦奏“长洲县生员嵇永仁……从容就死，妻杨氏艰辛守志……照例请旌”[215]，在官方文书中又变成了长洲人；事还未完，其独子嵇曾筠，进士题名碑录载其为“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乾隆《苏州府志》卷四十《选举五》列其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施云锦榜”长洲籍进士，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一、道光《济南府志》卷二九和民国《清史稿》列传九七，均载其为长洲人。这父子两代，如何从常州府无锡人变成了苏州府长洲人，可能与外家杨氏的籍贯有关，但如今要想完全弄清来龙去脉，恐怕很难了。

回顾百馀年来有关金圣叹姓名、字号、籍贯歧见的生成过程，邱炜萲、徐珂及商衍鎏等认为原姓张名采可以理解，这是基于《辛丑纪闻》和《哭庙记略》话语系统的逻辑判断和原文误解，与是否受到当时另有文社领袖张采（1596—1648）的影响没有关系，与后人为了便于阐述己见而删改引文也不是同一性质。这些在晚清有科举经历的学者，之所以误读“庠姓张”为本姓张，是因为他们都不曾对金圣叹从事过专门研究，故不知圣叹本姓金是毫无疑问之事，而一旦认为“顶金人瑞”名应试为正确，就必然是本姓张。陈登原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位专门研究金圣叹生平史实的学者，一九三五年撰《金圣叹传》影响了金性尧、张国光、陈洪等后世学者，他对圣叹本姓金、不姓张的考证可为定谳，但以乾隆有个张若采来论证圣叹明末不可能名张采、因赞许圣叹特立独行的人格而否认“庠姓张”的文献存在，均是其论证的破绽处；尤其是他将研究此问题的基本文献《辛丑纪闻》“庠姓张”先后抄作“姓张”“原姓张”，将《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标点为“庠生。姓张，原名采”，更是后来纷纭众说的始作俑者。黄霖主张“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试”，真知与错误并存，将两个不可并存的姓氏置于一体，必然引起学者争论。陈洪以嘉庆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行文亦为“庠生，姓张”，来否定“庠姓”说的文献可靠性，多数学者遂依据“庠生，姓张，原名采”甚至标为“庠生。姓张，原名采”而无视“庠姓张”的文献存在。《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问世，学界始知尚有“庠姓张……顶张人瑞”之说，但因为是孤证加之不明“庠姓”的史实文化含义而极少采信。笔者所见白鹿山房本恰同《哭庙异闻》，可证有关哭庙文献中圣叹小传均为“庠姓张……顶张人瑞”，或因衍脱、讹写“庠”“生”“金”而生异文。其关键在于对“庠姓”缺乏了解，所以既发现不了“庠姓张”与“顶金人瑞”的扞格，也意识不到与“顶张人瑞”的联系。除了黄霖、严云受等少数学者，对于“庠姓张”可谓集体失明或规避。名喟说的流行，亦与哭庙文献版本研究不够有关，仅《辛丑纪闻》一家如此记载，此外最早文献不早于同治初年，可证陈登原、陈洪观点正确。名“麟振”的说法出自清末民初，无任何早期史料证明，可不予采纳。前人多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相信名人瑞、字圣叹为鼎革后之事以及原名采改名人瑞，从其序跋印鉴款识和友人徐增别集抄本可证：金采是其一生所用之名；人瑞是庠名，后遂亦以自称；“若采”是与名采相配的字，“若来”是其误书。“圣叹”不是字，亦非一般的号，而是早年所得法名，所谓曾点之志的向往，当为入清后因环境遭遇的变化始产生。后人因对“圣”字在当时的使用，理解得过于神圣，亦强化了圣叹性格疏狂放诞的色彩。对于金圣叹的籍贯，自古以来就有吴县、长洲和苏州三种说法，多是因为同城而治以及原籍和学籍的不同造成的籍贯著录的模糊，根据其乡居之所、所撰诗歌以及有关自述，可以基本上认定其为长洲人。

综上所述，金采，字若采（“寀”同“采”，“来”是误书），法名圣叹，号唱经，苏州府长洲县人，曾以张人瑞名参加吴县诸生考试（即庠姓张，庠籍吴县），后遂亦名人瑞。又号涅槃学人、大易学人[216]（顺治十四年自序《小题才子书》落款）。可见其姓名、字号、籍贯并不复杂，不足以用来佐证其“厌恶平凡，喜欢标新立异，巧立名目”的性格[217]，比起同时的“归奇顾怪”之繁复名号，要单纯得多。在诸家异说中，本姓张，是对庠姓张的误解；“原名采……改名人瑞”，字、号圣叹，以及室号贯华堂，不确；名喟、麟振（徵），晚出无据。从某种角度来说，圣叹姓名、字号、籍贯的种种异说，均主要出自近世以来的臆断、误解、篡改和盲从。

[1]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 陈洪：《金圣叹姓氏辨疑及其字号的思想文化内涵》，《沧海蠡得——陈洪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金圣叹死时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4] 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水浒传西厢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34页。

[5] 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第14—15页。

[6] 无名氏：《哭庙记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版，第10页。

[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8] 详细分析，见第一章《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

[9]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10] 《科场条例》卷35“冒占民籍例案”，咸丰刻本。

[11] 法式善：《槐厅载笔》卷4，嘉庆刻本。

[12]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9、2652页。

[13]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148页。

[14] 法式善：《清秘述闻》，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5、393、41页。

[15] 同治《苏州府志》卷66《选举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16]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9《选举表三》“历朝贡生”，光绪六年（1880）刻本。

[17]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8《选举表二》“历朝举人”、卷17《选举表一》“历朝进士”。

[18]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管昂发，江南长洲，清康熙39/2/2”，《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2载康熙二十年科试录取诸生，长洲县第一名为“管昂发（复姓徐，改名大临）”。可见其庠试、榜试亦存在冒籍问题。

[19]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20] 光绪《宝山县志》卷10《人物志·文学》，光绪八年（1882）刻本。

[21] 金友理：《太湖备考》卷首，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 邵涵初：《锡山游庠录》卷上“杨廷珪”注，咸丰四年（1854）序刻本。

[23]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36“东山吴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依绿园刻本。

[24] 据友生裴喆告知，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浙江提学副使是莆田王畿。其“莅郡三载……为天下治行第一，用异等锡宴光禄勋。会浙学使缺，上命督视。时士子宾兴期逼……甲寅擢参知江右”（《墓志铭》）。据光绪《杭州府志》卷100《职官二》，王畿万历三十六年任杭州知府。据乾隆《浙江通志》卷119《职官九》提学道，王畿在“已上俱以副使督学”者中。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浙江提学为毕懋良。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979—3983页。误。

[25] 水宝璐辑、张杞编：《向若水公年谱》卷1，光绪十八年（1892）水嘉谷刻《四明水氏留硕稿》本。

[26] 雍正《宁波府志》卷16上《秩官》，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27]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岁贡·国朝》，清抄本。

[28] 《科场条例》卷35，咸丰刻本。

[29] 申祖璠：苏州《申氏世谱》卷4《文定次房支第十三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30] 沈光熙等：《吴江沈氏家谱》卷5《韫所公支十四世》，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按：李重华序《沉吟楼诗选》中提到的“元一、元景”，即培祥的兄、弟，因过继给堂叔沈始熙为子而未及。

[31] 丁士涵：苏州《丁氏宗谱》卷1《世系·八世》，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32]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33] 哭庙记闻文献中所谓“申衙”，就是指申时行府第。如介绍朱嘉遇，号鸣虞，“居申衙前文定公旧宅，著名阳山朱氏”，此二句，《辛丑》无，《记略》为“住申衙前，即杨山朱氏”。此人乃当时著名富户，所居为“申衙”即申府，乃前明申时行（官至首辅、吏部尚书，谥文定）旧宅，故不可能住在“申衙前”。《消夏闲记摘抄》卷上第30页《赵朱斗富》：“康熙初年，阳山朱鸣虞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文定公旧宅。”故有关文字宜作“申衙（前文定公旧宅）”。时行祖父申乾，因过继给舅徐氏，遂改姓。

[34] 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35]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36]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6、29页。

[37]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38] 参《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页。

[39]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

[40] 《辞源》“金圣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55页。

[41]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康熙刻本。

[4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引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43]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7页。

[44]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手稿本。

[45] 尽日指农历月末最后一天。褚人获《坚瓠续集》卷2《大尽小尽》：“月满三十日为大尽，少一日为小尽，月之尽日犹年之除夜也。”

[46] 叶恭绰：《明金圣叹遗文》，《遐庵探艺录》，繁体竖排本，第98页。

[47]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2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48] 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49]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50] 参拙撰《金圣叹年谱简编》，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31页。

[5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52] 启功：《坚净居随笔·金圣叹文》，《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按：此文是友人刘立志先生赐知。

[53]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雍正刻本。按：嵇永仁为顺治十四年苏州府学庠生，故圣叹自称“同学弟”。

[54] 范良：《诗苑天声》卷首，顺治十七年（1660）旋采堂刻本。

[55] 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康熙抄本。

[56]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沈隐君永启》，清抄本。按：周廷谔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永启“引为忘年交……故知隐君生平特深”。其《吴江诗粹》卷30《闺秀》“金氏”小传，称金法筵为“吴趋采之幼女”。

[57]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5，康熙元年（1662）刻本。

[58]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康熙六年（1667）刻本。

[59]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

[60]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沈隐君永启》。

[61] 详参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62]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

[63] 周劼：《狷狂人生：金圣叹的人生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4] 周焕卿：《李应机及其年谱》，《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65] 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陈增新等选《柳洲诗集》卷8，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66]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67]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8页。

[68]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69]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序，拙编《全集》第1册，第94页。

[70] 参《汉语大词典》第5卷“法名”、“法号”，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7、1045页。

[71]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40条《与邵兰雪点》，拙编《全集》第1册，第107页。

[72] 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9、522、523页。

[73]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

[7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引论，第709页。

[75]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76] 金昌：《才子书小引》，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77] 徐增康熙九年（1670）所撰《书〈泽公传〉后》落款为“庚戌夏五月望后三日吴门大易学人圣行徐增拜识”，见徐增、范骧《池上篇》不分卷，稿本。

[78]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

[79] 金圣叹：《鱼庭闻贯》第14条，拙编《全集》第1册，第101页。

[80] 王季烈：《莫厘王氏家谱》卷4“承天公支（二房）”，1937年石印本。

[81] 周作人：《谈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页。按：此文刊于1935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无［附记］二；7月25日增写，收入《苦竹杂记》，同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

[82]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康熙刻本。

[83]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

[84]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6页。

[85]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2《常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86]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6页。

[87]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8页。

[88]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89] 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90]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卷4《唱经子赞》，康熙抄本。

[9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怀感诗》；刘献廷：《广阳诗集》卷下《题唱经先生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92] 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诗题注：“释弓，唱经主人子。”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7，乾隆五年（1740）刻本。

[93]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6页。

[94]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95] 参见本书第八章《吴江沈氏交游考》。

[96]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

[97]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

[98] 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二《贯华堂是谁斋名》，《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99]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跋。

[100]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8页。

[101]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小传，康熙元年（1662）刻本。孙：《皇清诗选》卷首入选诗家“姓氏”，康熙二十九年（1690）凤啸轩刻本。

[102]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金彩小传，康熙六年（1667）刻本。

[103]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5页。

[104] 金圣叹：《鱼庭闻贯》第14条《答韩贯华嗣昌》、第41条《与韩贯华》，同上第1册，第101、108页。

[105]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4—25页。

[106]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338页；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页。

[107]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5页；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第338页。

[108] 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就是将“唱经堂遗书目录”视作贯华堂不属于金圣叹理由之一的。

[109] 《才子书汇稿》收《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另有《沉吟楼诗选》抄本行世。

[110]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5页。

[11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12]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答王道树》。

[113]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次句“寂守孀闺”，徐著第730页引作“寂守香闺”。

[114] 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115] 顾公燮：《丹午笔记》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16]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第338页。

[117] 内父即岳父。凡涉亲属，皆以整理者金雍身份或口气称呼，此系《鱼庭闻贯》通例。古今多不明此，选圣叹致堂兄金昌信，皆照题为《与家伯长文昌》，始作俑者为周亮工辑《尺牍新钞》。

[118]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0页。

[119] 人民大学郑志良2008年10月24日电子邮件来信：“我在人大图书馆没有找到您说的书。我查了人大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录，没有《贯华堂才子书》或《唱经堂才子书》，我按照您所说的，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里，看到上面记载人大图书馆有收藏，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人大图书馆善本室的主任，他的答复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可能记错了，他让我去查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也未发现。人大善本书中只有‘金人瑞选批，金雍辑并补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八卷》，顺治间刻本’，另有《唱经堂杜诗解四卷》，民国八年上海震华书局石印本，除此之外，没有金圣叹的书。”原信照录，以志谢忱。

[120] “善本书目”著录该书为“唱经堂才子书十种十五卷”、“清初刻本”，均不够确切。如谓10种，当不包括《借杜诗》，则只能是14卷；如谓15卷，则必含《借杜诗》，则应为11种。

[121] 顾廷龙主编：《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

[122] 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二《贯华堂是谁斋名》，《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123]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124]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125]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民国世界书局本，第1740页。

[126]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127]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128]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序，拙编《全集》第1册，第94页。

[129] 周亮工：《扬州梦传奇引》“余与留山交二十年”，嵇永仁《扬州梦》传奇卷首，康熙葭秋堂刻本。按：此序撰于康熙十年。

[130] 贾兆凤：《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钱仪吉《碑传集》卷119，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131] 民国《吴县志》卷79《杂记》，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排印本。

[132]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0页。

[133]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第500页。

[134] 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135] 赵景深：《金圣叹全集》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首第1页。

[136]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155页。

[137]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6页。

[138] 毛祥麟：《墨馀录》卷4，《笔记小说大观》第21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396页。

[139]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40]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141] 彭绍升：《居士传》第五十五，乾隆四十年（1775）长洲彭氏刻本。

[142] 有关文字为陈丽丽博士代抄，特此致谢。

[143] 徐谦：《桂宫梯》卷4，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144]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2页。

[145] 万曼：《杜诗叙录》，《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收入《万曼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6]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47] 丁丙、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丁氏1923年排印本。

[148]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下册卷18，中国文化合作公司印务所1948年排印本，第6页。

[149] 丁丙、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卷8《史部》、卷19《集部》。

[150]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259《经籍考》第3、卷267《经籍考》第1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十通》本。

[151] 附郭，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用语，指县政府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设置于同一城池内的状态。

[152] 张穆：《阎若璩年谱》，邓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页。

[153]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93页。

[154]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按：引文“憩”均误作“甜”。

[155]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740页。按：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云：“近人蔡丏因《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谓：‘金人瑞，长洲人’。谭正璧先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亦沿袭这一说法。”（《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谭不当“沿袭”蔡说。

[156] 黄霖：《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57]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58] 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324页。

[159] 孙：《皇清诗选》，康熙二十七年（1688）凤啸轩刻本。

[160]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30《闺秀》，康熙抄本。

[161] 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162] 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63] 参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164] 海红坊为圣叹故居的说法，最早见于半谷《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载《国艺》1940年第1卷第2期。

[165] 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66] 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67] 吴翌凤：《东斋脞语》第3页，杨复吉辑《昭代丛书》庚集卷24，道光世楷堂刻本。

[168]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

[169]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金圣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

[170] 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71]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2，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172] ［乾隆］《苏州府志》卷40《选举五·贡生》“吴县·康熙年”：“张涵（涵西），副榜贡；朱之枚（念箴），副榜贡，俱四十七年。”乾隆十三年（1738）刻本。

[173] 乾隆《乐亭县志》卷7《官师》“张景崧，吴县进士，康熙五十九年任”，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174] 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75] 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76] 王鏊：《姑苏志》卷19《桥梁上》，《四库全书》本。

[177]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苏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78] 江洪等主编：《苏州词典》“护龙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179] 朱元璋吴元年（1367）以在城四隅分隶两县，吴县割西南、西北二隅，以东南、东北二隅属长洲县。参明嘉靖昆山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上《吴县境考》、卷2下《长洲县境考》，《四库全书》本。

[180] ［洪武］《苏州府志》卷5“坊市”，洪武十二年（1379）刻本。

[181] 此桥当即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之前身“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也”之饮马里，可见圣叹青年时的活动范围。

[182] 王鏊：《姑苏志》卷19《桥梁上》，《四库全书》本。

[183] 周孔教：《周中丞疏稿·江南疏稿》卷8《荐举防守苏城将领各官疏》，万历刻本。

[184]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3、卷4。

[185]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186]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卷16，康熙九年（1670）刻本。

[187] 民国《吴县志》卷56下《艺文考二》“吴县·清”，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排印本。

[188] 周作人：《谈金圣叹》［附记］二，见《苦竹杂记》，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

[189] 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190] 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91]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192] 佚名：《吴城日记》卷中，《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193] 张国光：《再论清初吴县的“抗粮哭庙风潮”——兼考金圣叹组织“哭府学文庙”及其被难经过》，《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2年创刊号。

[194]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卷11，乾隆五年（1740）刻本。

[195]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196] 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324页。

[197] 光绪《宝山县志》卷10《人物志·文学》，光绪八年（1882）刻本。

[198]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雍正刻本。

[199] 参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200] 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201]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第1页。

[202] 扬雄《法言·先知》：“田亩荒、杼轴空之谓。”晋李轨注曰“民厌苦也”，指败坏。朱熹《诗集传》认为《简兮》是“贤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国，而思盛际之显王”。

[203]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明邵弥山水卷》，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叶氏抄本。

[204]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6《邵山人僧弥墓志铭》“吾故友长洲邵山人僧弥”，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2页。

[205]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归田诗集》下，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206] 葛一龙：《葛震甫诗集·客雪吟》卷上《送杨曰补还长洲因讯邵僧弥虞山卜筑》，崇祯刻本。

[207] 邢昉：《石臼集》后集卷2《陆墓访杨曰补即与道别》，康熙刻本。

[208] 乾隆《江南通志》卷25《舆地志·长洲县》，《四库全书》本。

[209] 石韫玉：《独学庐稿》四稿卷5《吴枚庵墓志铭并序》，清刻本。

[210] 钱泳：《履园丛话》卷6《枚庵先生》，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211] 吴骞：《愚谷文存》卷5《重刻罗昭谏谗书跋》，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

[212]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64《耆旧续闻》、卷70《梅邨诗集笺注》提要，民国《吴兴丛书》本。

[213]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214] 乾隆《长洲县志》卷28《列女·历年旌表贞节》“嵇永仁妻杨氏”，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215]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七十三，光绪十年（1884）刻本。

[216]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自序，拙编《全集》第6册，第543页。

[217] 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

第三章 扶乩降神活动研究

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中，最为缺乏的是对其晚明时期活动的了解。具体说来，便是崇祯中期金圣叹有过哪些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对其后几年开始的文学批评有着何种潜在影响。有关探讨，对认识这位后来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青年时代的思想意识、创作才能、社会交往及其“神气霞举，襟想高上”的风采[1]，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无疑是其史实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和棘手的问题。说其是基本问题，是因为牵涉到如何认识金批《水浒》、《西厢》的理论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说其是棘手问题，是因为这段时间圣叹年在三十左右，尚未成名，有关记载十分罕见。虽然史料难求可以说是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共同困境，但是其前期事迹的缺乏尤为突出和明显——对于研究者而言，此一论题的吸引力和挑战性可能都在其中了。本章在前贤有关整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论这一时期金圣叹的扶乩降坛的活动，探讨其中表现出他怎样的神情思想，以及这种活动与稍后发生的文学批评具有怎样蛛丝马迹的联系。

一 泐大师其人其事

扶乩一名扶箕、扶鸾、扶卟，其术由来甚久。据晚清俞樾考证，“唐世已行矣”[2]。扶指扶架子，乩指卜以问疑。据说其基本方法是由术士制一丁字架，其直端顶部悬锥下垂，架放在沙盘上，依法请神，木架的垂锥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以示神旨，或与人唱和，或晓以吉凶，或示人处方。因种种行为均属神灵降下旨意，故亦称之为扶乩降神，简称“降乩”、“降箕”、“降笔”。以今人看，属于迷信活动之一种，应是毫无疑问的。在古人则疑信参半者居多，聪慧文人相信此事的更是不在少数，到晚明时，此风愈烈，苏州一地尤盛。故后人指出：“崇祯时，吴中士大夫家盛设乩坛。”[3]正是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自“儿时”便自负超人，“恰似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的金圣叹[4]，大约从其弱冠时起，走上了扶乩降神之路。此事始于其二十岁左右时，至而立之年达到高潮，今可考知者有四件，分别发生在吴江叶绍袁家、常熟钱谦益家、吴县姚希孟家和长洲戴汝义家，以下分述之。

（一）《午梦堂集》中“泐大师”

汾湖在苏州府吴江县（今吴江市松陵镇东南二十一公里处），又名分湖，以南半分属浙江嘉善。其东岸为芦墟镇，为江浙交界“著名山歌之乡”[5]。叶氏吴中分湖派，乃叶桯—筠（次子）—岫之后，为当地大姓，在晚明更是文人辈出，其中尤以叶绍袁家族最为著名。绍袁次子世偁崇祯五年（1632）撰《汾湖石记》：“松陵水乡也，汾湖为特著。予家即在湖之西北，葭汀蓼渚，风帆钓艇，朗朗日夕在目也。”[6]便说明了其家的具体地点。绍袁一家明末的文学创作，主要保存在绍袁所编《午梦堂集》中，传世版本甚夥，以今人冀勤先生辑校本搜罗最为丰富，其版本源流在整理前言中有详细交代；有关其家世和妻儿子女的情况，已故邓长风先生曾有较为精审的考证[7]，此处皆不再赘述。惟其家与金圣叹的交往未见前人道及，以下绍述之。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粟庵，别署天寥道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娶同邑文学世家沈氏女，名宜修（1590—1635），字宛君，其父沈珫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山东兖东道按察司副使，共生十一子，如自曾、自继、自徵、自炳、自然、自皆有名，人称其“家世清华，一门鼎盛，父子兄弟，皆擅词藻”[8]。绍袁与宜修皆擅诗文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提及一位降临其家扶箕显灵的“天台无叶泐子智朗”者：

……我痛与儿苦，何时重诉陈？肝肠碎复碎，生死终参辰。缅彼泐师力，爰清六根尘。含言垂慈悯，慨允拯沉沦。耿耿玉壶漏，漫漫星汉津。披衣起仰视，阴云覆层轮。拊膺叩幽颢，愿回飞廉辚。不日曀且故，感恻徒伤神。——《亡偁百日夜大风雨候禅侣不至》[9]

碌碌浮沉无息机，生涯回首总云非，劬劳未报肠空断，儿女相牵泪暗挥。幻境亦知难解脱，虚华不定更依违。迷途仰望垂哀悯，愿指慈航鉴所祈。——《呈泐大师》[10]

在绍袁的其他著述中，提及“泐师”、“泐公”、“泐庵大师”之处更是不胜枚举。此位频繁出入于吴江沈家的“泐大师”究竟是何人，在笔者有关专论问世前，现当代学界似乎无人道及，也使得扶乩降神与其文学批评关系的探讨难以深入。但是，这位泐大师不仅在绍袁一家感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因《午梦堂集》在明末清初“海内流传殆遍”的广泛影响[11]，加上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为之张大声势，所撰叶小鸾传，便是据叶父绍袁《午梦堂集》有关文字摘编改写而成，言及“吴门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度化小鸾[12]，“天台泐子”降乩叶氏的逸闻遗事更是为清初文人喜闻乐见，故对泐大师其人的来龙去脉，实有必要予以详细考证。

绍袁于明崇祯四年（1631）即因无意宦情，“以请告终养在家，萧然野色，聊以自娱”[13]，整日与妻子儿女吟咏唱和。绍袁与宜修共生八男五女，皆才貌双全，即其所谓“才逊子安，咸有滕王之序；貌凌徐惠，早拟小山之文”[14]。谁知好景不长，次年（1632）十月，三女小鸾（1616—1632）于婚前五日忽染微恙而遽亡，年方十七；长女纨纨（1610—1633.2）因哭妹过度哀伤，于除夕前数日逝世，得年仅二十三。家庭悲剧并未到此结束，至崇祯八年（1635），先是十八岁的次子世偁（1618—1635）因科考失利，于二月间抑郁而死；三月，绍袁母冯太宜人因伤爱孙之殁而去世；四月，八子世儴（1631—1635）五岁夭折；九月初五之夕，连遭打击的妻子沈宜修终因呕血病逝，四十六岁便“长辞去矣”[15]。故绍袁在崇祯十七年（1644）回忆道：“最惨莫乙亥为尤甚，一岁三丧（引者注：实为四丧），泪痕相续！”[16]。正是在崇祯八年前后，因迭生家难，悲哀郁积，不堪屡丧亲情之惨痛，其家与善于降神召魂的“泐大师”有了多次来往。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崇祯八年“四月，八儿儴患惊风痫疾，内人遣傛往求泐公”。傛指三子世傛（1619—1640），时年十七岁，后取妻沈宪英（1620—1685），为沈珫五子自炳（1602—1645）的长女（是沈宜修的侄女加儿媳，属近亲结婚）。“泐公”此次未至其家，只是告知：“不但儴不生也，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亟须以黄绢画准提菩萨像，朝夕礼拜，持诵准提咒不辍，庶可保耳。”[17]沈宜修所撰《呈泐大师》有“迷途仰望垂哀悯，愿指慈航鉴所祈”之句，当即写于此时而由世傛面呈者。

其次是当年六月上旬叶氏夫妇“恭设香花幡幢，敦延銮驭”，迎请泐大师“降跸”其家，为道其家已亡、未亡各人的“往昔因缘、今时栖托”。最离奇者是泐师告诉绍袁：“君前生为秦太虚，前之前为梅福，一会琼章（引者注：其女小鸾字琼章）。琼章时为女子，名松德。又前之前为鲁仲连，更一相会。君夫人即秦太虚夫人，苏子美小女；又前为蔡经妹，亦一会琼章。君家诸眷属都有奇迹，查不能清耳。”遂又在绍袁的恳求下，将小鸾亡灵从“蓬山弱海”之仙府“招魂来归”，“女云：‘愿从大师授记，今不往仙府去矣。’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审问小鸾是否“曾犯”佛教反对的十种恶业[18]，即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六恶口，七绮语，八贪欲，九瞋恚，十邪见。泐大师“先审戒”，问她对佛教基本戒律是否违反，即是否“犯杀”、“犯盗”、“犯淫”，这既为恶业前三种即身业三种，又为佛教基本戒律五种的前三种；接着，“师又审四口恶业”，即“曾妄言否”、“曾绮语否”、“曾两舌否”、“曾恶口否”，这四种“口业”，乃恶业十种的中四业；最后，“师又审意三恶业”，即“曾犯贪否”、“曾犯嗔否”、“曾犯痴否”，除了最后一业“犯痴”与“邪见”略有差别外，即为恶业十种最后之“意业”三种。小鸾一一给予正话反说的精彩回答，如问“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泐师对已死三年的小鸾亡灵大为赞赏[19]。

其三是该年八月叶绍袁于妻病重之际，“遣儿辈往求泐公。泐公不能致力，儿归已瞑目矣”[20]。沈宜修所作《病中上泐大师乙亥八月绝笔》：“四大幻身终有灭，茫茫业海正深时。一灵若向三生石，无叶堂中愿永随。”[21]当即写于“遣儿辈往求泐公”之时。

其四是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六日泐师来约，将率已入“无叶堂”的绍袁妻宜修、长女纨纨、三女小鸾之亡灵“振锡还家”。次日果“引三人同至”，泐师与三人联句吟诗，绍袁与已逝之妻、女相互问讯，煞有介事[22]。此次，宜修弟自炳（字君晦）在座。

其五是该年八月叶绍袁“送季若入都报命，同候泐公。泐公赠余二语：‘秦世身为鲁高士，汉朝我识梅仙人。’”[23]季若为绍袁从弟绍颙（1594—1670）之字[24]，此际任广东巡按，明末官至大理寺卿。

在上述文字中频繁出现的“泐大师”，其现世装扮者其实就是金圣叹。之所以能将泐公与圣叹联系在一起的，是叶绍袁《续窈闻》的开场白：“吴门泐庵大师……能以佛法行冥事，钱宗伯《灵异记》详矣。”[25]“吴门”道及“大师”所居之地乃苏州城里，钱宗伯指郡人钱谦益，《灵异记》即其所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孟森首次征引此文。但这只是就现代而言，其实在古人眼中，此事所指之人是从无疑问的。如圣叹同乡尤侗（1618—1704）曾回忆道：

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后坐事见法。牧斋为《泐子灵异记》，盖亦以异人目之矣。[26]

尤侗字展成，号悔庵、艮斋，小于圣叹十岁，为其熟人（金氏曾就评选唐诗事请其声援[27]）。可见金圣叹年轻时曾以佛教天台宗祖师智（538—597）弟子化身的名义，在吴中一带扶箕降坛、广行法事，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金圣叹“以鬼神身说法”事从天启七年（1627）五月始，延续十年左右，是金圣叹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尚可考知的重要活动。仅就其交游论，他与吴江望族沈氏的密切关系，极有可能是与吴江叶氏之交互为波澜、互相推动的。他与沈珫长子自曾子永辰、次子自继子永启、三子自徵子永卿、五子自炳子永荪、七子自然子永筠等，皆有着历久不衰的深厚友情[28]；而叶绍袁妻沈宜修便是他们的亲姑母，不仅其父辈自继、自徵、自炳、自然的名字在《午梦堂集》中屡见不鲜，自炳（字君晦）还亲历过崇祯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泐庵的扶乩降坛活动，圣叹爱徒永启亦与叶氏有吟咏之作。金圣叹在青壮年时期交游圈的形成和扩大，吴江叶氏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金圣叹对叶家的影响更是甚为深远。崇祯九年（1636）绍袁因“去年天台泐师降跸余家，余扣问往世因缘，师云在宋为太虚秦观，余心独私自喜也”，遂改室号为“秦斋”[29]。此后仍时时念及泐大师，如崇祯十三年（1640）三子世傛去世，令其想起了泐师当年“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之预警[30]，并祝祷世傛“死而有知，其往智者大师前永为法门”[31]；同年秋，其次女小纨撰《鸳鸯梦》杂剧（有《午梦堂集》本和华玮编校《明清妇女戏曲集》本），通过谱写“三位兄弟的感情”以纪念自己与亡姊纨纨和亡妹小鸾的深厚情谊。其剧情是：

这三位怀才不遇的少年，前生分别是天上西王母、上元夫人与碧霞元君的三位侍女，因为“偶语相得，松柏绾丝，结为兄弟”，被西王母以其凡心稍动，而谪罚降生人间。三人长大后重逢，再度结成弟兄，然未久，其中二人却相继谢世。剩下的主角（作者化身）因念生死无常，遂往终南山访道寻真。经吕洞宾点化，醒悟人生聚散，有如梦幻泡影。三友旋即团圆，一齐重归仙班。[32]

可见小纨创作构思，基本上不出泐大师借神道“说法”的套路。崇祯十四年五月，绍袁因请一位“浙中冯生”来家“致仙”，忆及当年情事，不禁闪念：“泐公平昔凿凿，果亦无可疑耶？”[33]再如南明弘光元年（1645），绍袁身处鼎革之际，又回忆起泐公当年“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的预言[34]，如今不幸被其言中。但是在其著述中已无与“泐大师”直接交往的记载了，更多的只是在预言成谶或物是人非的悲情逆境中，亦真亦幻地回想着这位能招致亡灵的神奇大师的种种睿智言行。

值得一提的是，金圣叹于崇祯八年四月所云“君家雁行还有凋伤”，照现代科学观点看，只能是故弄玄虚之语。可是，造物有时竟然会如此无情。绍袁诸子，不仅如上所述很快次子、八子、三子先后凋丧，随后又有五子世儋于崇祯十六年（1643）去世，年仅二十岁；四子世侗和七子世倕于清初隐居杭州皋亭山，误食毒菌而卒，得年分别仅为三十七和二十七；两年后，四十五岁的长子世佺亦死，时在顺治十五年（1658）。八子中惟一高寿者乃第六子世倌（1627—1703），此人便是后来改名叶燮、以《原诗》著称于后世的已畦先生。他在晚年选其母、姊（纨纨、小鸾、小纨）诗各数十首，编为《午梦堂诗钞》，于凡例介绍《返生香》时，对当年“郡人有能为鬼神之言者，凭乩自称泐大师，言琼章仙去”诸事，认为是“其言无征近迂怪”[35]。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点较其父兄远为理智和科学的认识，才使叶燮本人跳出其家八男三女大多短命的怪圈，首先在心理上克服乃至战胜了由“君家雁行还有凋伤”的不经之谈导致的自我暗示，最终成为寿终正寝者。

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为绍袁妻、女招至亡灵、唱和赋诗之事，在清初几至人所共知。总体来看，信者多，疑者少，反对者不是没有，但鲜见诸文字。钱谦益感慨自己“往撰《泐子灵异记》，颇受儒者谣诼，今读仲韶《窈闻》之书，故知灵真位业，亿劫长新；仙佛津梁，弹指不隔。聊假空华，永资回向云尔”[36]，故乐为之宣扬。尤侗曾云：“神仙降真……钱蒙叟《泐子灵异记》、叶天寥《窈闻》，俱在疑信之间。今以予所见证之，则天人相感，未尝不呼吸可通也。”[37]也就是说，他本来对此类事情付之以半信半疑，但因自己后来亦有过相似经历，故态度为之转变。周亮工（1612—1672）虽然并不认为“泐师演说无明缘行，生老病死因缘”属于可信，却对其“招琼章至，琼来赋诗”的具体对答颇感兴趣，他曾详记其事始末，并于结尾云：“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38]泐师与小鸾对话一段，多被后人误以为实有其事。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按：小鸾，粤人，笄年入道，受戒于月朗大师。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陈平生过恶，方许忏悔。师问：‘犯淫否？’……”今人亦沿其说，将小鸾有关回答视作“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例证[39]。其实，事既荒唐，缛丽之句的著作权便不属于叶小鸾，而是出自《灵异记》所谓“乩所凭者，金生采”为首的、“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魏生、顾生”参与的这一神怪文学“创作组”，故可视为研究青年金圣叹思想的重要史料，从中不难窥见其肯定《西厢记》的意识渊源。

清顺治五年（1648），叶绍袁卒于姑表兄弟浙江平湖冯洪业别墅耘庐，享年六十。消息传至苏州，其族侄叶时从撰《挽虞部叔》诗三首，其二为：

在周仲连逝，在宋太虚亡。死者原非死，生者心彷徨。譬之芳筵散，后会不得常。泰山颓于前，梁木仆于旁。纵解幽明理，悲恨与时长。萧然作野僧，抛家如敝屣。撒手出门去，再拜辞考妣。今日绿溪头，明日碧山里。可仰不可追，飘摇无定趾。此正后人师，长卧不复起。天府聘修文，奚以安姻里。[40]

并在开头两句后注曰：“泐大师降箕，云叔前身为秦太虚，前之前为鲁仲连、梅福。”凡此，皆可见十馀年前金圣叹假托鬼神、游戏人生之举对当时人的深远影响在。时从“字子先，号大立，庠生”[41]，从其《挽虞部叔》题注曰：“叔居汾湖，世变弃家。予在洞庭，未能相从。”此人或为晚明诸生。在吴中叶氏十派中，是由洞庭西山支头岭派迁入郡城派者。叶绍袁为汾湖派二十四世，故时从称其为“叔”。另据《七十二峰足征集》小传，叶时从乃太湖西洞庭山人，著《拜石居稿》一卷。顺治九年仲春，徐增撰《怀感诗》怀念友人，咏“吴江叶仲韶绍袁”云：“汾湖女史擅青箱，绣户春风笔砚香。胜韵晚年消散尽，皈依文佛几回伤。”[42]

顺治十四年（1657），圣叹选评《小题才子书》，收入叶绍袁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总评曰：

此题选文成林，悉以存商立论，吾不知此何兴会耶？有题眼应觑前，有题眼应觑后，授题者手中明授此题，而受题者眼乃觑前觑后，夫是以行文为最乐之事也。尽若诸文不觑前后，但率胸臆自作评论，则又何劳借径于先师遗经乎？如“管叔以殷畔”等题亦然。吾愿与后贤一禀先生此文为式，快洗从前恶习，真乃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也。[43]

对于被自己善意地忽悠了半辈子的亡友，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纪念了。

（二）其他降乩活动略考

1.降乩钱谦益家考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府常熟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进士，天启年间官少詹事，因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被除名。崇祯朝召还，官至礼部侍郎，遂遭周延儒、温体仁倾轧，复被削籍。南明时召为礼部尚书，此后事迹昭著，毁誉参半，无须赘言。在所著诗文集《初学集》中，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一文，此篇乃揭示金圣叹青年活动的重要文献，亦是打通各种相关记载与金圣叹关系的关键，故节引于下：

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夫人而泐师者何？夫人陈氏之女，殁堕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现，而冯于乩以告也。乩之言曰：“余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也，年十七，从母之横塘桥，上有紫衫纱帽者，执如意以招之，归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腊也。”其归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宁，宫曰慈月；其职司则总理东南诸路，如古节镇，病则以药，鬼则以符；祈年逐厉、忏罪度冥，则以笺以表。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今九年矣。问其宿因，则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堕女人身，生于王宫，以业缘故，转堕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师记莂，俾以鬼神身说法也。”问“本师记莂”云何，则曰：“大师以宿昔因缘，亲降慈月宫，为诸神设法，吴人尚鬼好杀，故现鬼道救杀业，善巧方便，渐次接引，归于台事而已。”……乩所冯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或问于钱子曰：“慈月之事，子以为信乎？诬乎？”余曰：“信也！……”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44]

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最早从浩瀚的明清史料中钩稽出这则珍贵文献的，是史学家孟森先生（1868—1938），他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金圣叹》中，便是以此则史料的征引为开篇的[45]。稍后问世的首部《金圣叹传》，作者陈登原先生（1899—1975）也多次引用该文，以说明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四十”之间和“圣叹于吴中，非无地位者也”[46]。在当代学者中，陈寅恪（1890—1969）在论及“牧斋实不免迷信之诮，此点可参《初学集》拾《崇祯诗集》陆《仙坛唱和诗十首》，同书肆叁《泐法师灵异记》”，首次钩稽出《仙坛倡和诗》这一新史料，并明确按曰“此事亦涉及金圣叹，颇饶兴趣”，并指出“关于是时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风气，限于本文范围，不欲多论。但当时钱氏一家见神见鬼之空气，亦可推见也”[47]。陈洪先生在此文献发现的基础上，对钱、金二人在这一事件中反映出的思想意识，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分析[48]。所惜者是，因未见《续窈闻》及拙稿下述降乩姚、戴家诸事，故对圣叹扶乩始末或有语焉不详之处[49]。

金圣叹为钱谦益所撰扶乩诗，当时看过者云“辞意郑重，书法遒古”。牧斋乡人苏先撰写“仙坛倡和”次韵诗以赠“泐大师”，诗序曰：

大师降乩，自言吴门陈氏女子，未嫁死，为神妃，主慈月宫。后为天台智者授记，号泐子。今年乙亥，降吴门金生家，为人言休咎悉验，能诗文立就，皆秀丽有法，多警策语。赠宗伯一诗，辞意郑重，书法遒古；谈时务切中时弊，又以功名相劝勉。请为立传，表白台事。订五月十三日降宗伯家，为先太淑人主法事，资冥福。宗伯为和其诗，广至十章。余继和如数，以赠师，并呈宗伯云。[50]

此则史料，由人民大学郑志良先生首次征引[51]。苏先，字子后，号墨庄，晚明常熟人。江庆柏先生云其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处为《江苏艺文志·苏州卷》[52]。《苏子后集》卷四《癸酉元旦二首》其一第三联“未登蘧子知非日，已是茅君得道年”，自注：“茅君四十九岁得道。”蘧子知非，所用乃《淮南子·原道》“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之典，可知苏先崇祯六年癸酉（1633）四十九岁，故当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53]。那么，卒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2.降乩姚希孟家考 姚希孟（1579—1636），字孟长，苏州府吴县人，与舅氏文震孟（1574—1636）并负时名。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翰林检讨。天启中被劾为缪昌期党，削籍归里。崇祯二年作《开读始末》，记乡人颜佩韦等五人义事；五年赴召为日讲官，温体仁忌之，出为南京少詹事，移疾还家，崇祯九年卒。《明史》有传。所著《风唫集》，卷首有崇祯八年（1635）“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鹓止堂”的序言一篇。此条史实，王重民（1903—1975）先生首次著录，而不知与圣叹的关系，谓“智朗降乩一序，盖希孟所自托也”[54]。是徐朔方先生在金圣叹研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实为金圣叹所作也”[55]。姚氏有《清全集》八十九卷，为明崇祯刻本，《风唫集》为其中一种。

姚希孟与钱谦益为挚友，早在万历末年就有来往。天启年间，姚希孟、钱谦益和文震孟（字文起）因忤阉党而并受排挤打击，同病相怜；崇祯帝即位，三人又“同日赐环”回朝[56]。钱谦益曾撰文言及三人友谊：

余与孟长定交二十有五年，登堂拜母，于太孺人有犹子之谊，而文起则太孺人之稚弟也。奄祸之方炽也，以余三人为党魁，刺探之使，朝于吴门而夕于虞山，匈匈如不终日。[57]

此文写于“崇祯改元之六月”。故金圣叹崇祯八年先后在两家降乩之举，或为姚、钱之间相互介绍。从时间来看，钱氏《仙坛倡和诗》虽然编于《初学集》卷十《崇祯诗集六》，前第三题为《乙亥中秋……》，前第一题《北客》有“秋草萧萧锄不得”句，似亦写于秋季，然“倡和诗”十首无一字言及“秋”，且第九首有“师许五月十三日降于余家”之注，故降乩当在该年仲夏，则金氏先至姚家可能性较大。

3.降乩戴汝义家考 戴汝义（1596—1652.1.2），号宜甫，长洲周庄镇（今属昆山市）人，庠生。徐汧（1597—1645）为其父士鳌撰《墓志铭》，言及“次君宜甫，少游太学，慷慨仗义，喜狂饮，往往以直戆忤时辈”。此人与金圣叹、泐大师的关系，见《现果随录》：

苏州孝廉戴星归，讳吴悦。父宜甫，从兄务公、石房，皆名士也。悦生而俊慧，父质其功名于无叶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及长，某年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罗其恶款，控于工部。工部鞫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所言“工部终身”者，乃毙于工部、以终其身也。[58]

《现果随录》作者为释戒显，俗姓王名瀚，太仓人，与吴伟业同年诸生，入清隐于浮屠。他在此则笔记下按曰：

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谓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师竟藏隐语耶？

可见按语云云，是戒显未出家时亲见之事，与《现果随录》题记所谓“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正合。文中讲的戴吴悦（1630—1665），字星归，号素斋，初名之儦，顺治二年（1645）以吴悦姓名入庠，八年中乡试，年方二十一岁，可谓少年得志。圣叹为其启蒙师[59]，时在成童（八岁）之前，恰在崇祯八、九年（1635、1636）之际。

综合以上各种记载，可知金圣叹自诩二十岁鬼神附体、开始降乩，时为天启七年（1627）五月。他以佛教天台宗祖师智（538—597）弟子化身的名义，在吴中一带扶乩降坛、广行法事，至崇祯八年（1635）而达到鼎盛，时年二十八岁，先后降乩于退休乡绅、遭贬官僚、殷实富户等人家中。所谓“泐庵”是金氏所托称的法师之号，或敬称为“泐公”、“泐师”、“泐子”，法名则为智朗，虚构慈月宫、无叶堂，广收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共三十馀人。《续窈闻》开篇所谓“陈隋宿德”是指其佛学渊源于陈、隋之际的有德高僧（宿德原指年高德邵者）；“智者大师”指陈、隋年间著名高僧智，此人为荆州陈氏子，出家湘州果愿寺，后入天台山，住国清寺，创天台宗，后世尊之为天台四祖，陈后主以国师礼迎入太极殿，隋炀帝赐号智者大师[60]；“现女人身”即《灵异记》所云“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亡后为“慈月宫陈夫人”。而他（她）们所凭依现身者，主要便是金圣叹；参与其事的，还有同为秀才的“戴生、顾生、魏生”。或云此三人便是金氏《沉吟楼诗选》提及之戴云叶、顾君猷、魏德辅。云叶名镐（1619—1666），原名之仍，小于圣叹十一岁，崇祯九年（1636）十八岁始“游黉序”为诸生[61]，故不太可能是钱谦益崇祯八年所说的“戴生”。此“戴生”当是云叶二哥之傑（1609—1639），为长洲廪生。此二人乃汝义兄汝仁之子、吴悦堂兄。当然，戴云叶后来似亦参与过圣叹降乩之事。吴县汤传楹（1620—1644）卒于崇祯十七年，该年岁末，云叶向汤氏友人尤侗“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引者按：指汤传楹）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令思念友人不止的尤侗颇感慰藉：“平日与兄论李长吉、石曼卿故事，辄为色舞。今兄已先着鞭，且得与嫂氏携手同归，使青华府中更添玉女，其乐何极？”[62]

（三）从泐大师看金圣叹

由于资料的缺失，在今人的眼里，青年金圣叹的思想面貌向来是模糊不清的。本小节试图通过扶乩降神中泐庵大师的言行举止，窥视一下其中折射出的金圣叹的现实影像。

明末清初吴中一带，扶乩降神者甚多，如圣叹友人吴江吴晋锡就说自己年轻时“广有仙缘，先是王文成师、唐子畏师、王右丞师、韩忠武师，各以夙缘降，所师事者不一家；曰仁、青萍、秋云、鹤史、飘云、游霞、子负诸师兄，亦各以夙缘降，所兄事者不下数十家”[63]；长洲尤侗自述亦有东坡、太白、文昌右局大夫、广寒散史、桂香右局、蓬池远客、文昌宫使、太乙宫使、南宫选仙使者、元皇等先后降乩其家，唱酬诗文皆记录在案，且“所遇元皇及右局二大夫，皆朝夕教诲，如临师保，不仅文字相酬而已”[64]。何以这些装神弄鬼者的本身是谁，后人多不知晓，而惟独金圣叹以泐庵大师的身份设坛降乩，却在当时搞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这固然与钱谦益撰《灵异记》“以耀于世”不无关系，亦颇得益于叶绍袁《续窈闻》的传神记录。但钱、叶二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来的清初文人对因文学评点而成名的金圣叹早年逸事的津津乐道，对于崇祯八年泐庵在“乩学界”已有的大师级地位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譬如在钱谦益撰《灵异记》之同时，圣叹便已降乩于显宦姚希孟家；而该年四月叶绍袁妻子就曾遣人由吴江赴苏州“往求泐公”，更说明泐大师在此之前已享名吴中了。根据现存史料分析，金圣叹在降乩过程中的表现，或者说通过泐大师降乩所看到的青年金圣叹，有以下几点特殊之处。

1.文思敏捷，才华出众 圣叹辞藻华美，文采艳丽，擅长四六文，颇有六朝骈俪之风。仅其所作有关降乩的散文，今所知者便有尺牍三封、序文两篇、笔记杂著一种、叶小鸾像题词一则。如崇祯八年五月降坛于叶绍袁家，索阅叶氏新辑《彤奁续些》（所收为众人悼念其妻、女之诗文）。阅迄，泐师问：“意将欲不朽之邪？”（可见不是圣叹靠绍袁成名，而是相反）叶氏当即泣而请序，只见泐师“精言丽彩，挥洒错落，笔不停手，应接靡暇。鸿文景烁，灵篇晖耀，真上超沈、谢，下掩庾、徐也”。泐庵所撰者即《彤奁双叶题辞》，载于《午梦堂集》本《彤奁续些》卷首，文长不录[65]。圣叹写得一手好字，周庄镇永庆庵正殿匾额“散影千江”四个大字，便是其降乩时所书，人称“铁画银钩”；并长于绘画，曾以乩仙身份为戴吴悦作《鱼化龙》和《大士出山图》，“均非凡品”[66]。扶乩时当场作画，不比寻常可以慢慢描绘，而需一挥而就，以此达到震慑人心、炫耀神力的目的，因此对绘画者艺术功力的要求就更高。如一次至叶绍袁家作法，“诘早降跸，亟索泾笺”，一气为画四幅花卉，“挂置佛前，作天女曼陀华供，观者咸赞叹不可思议功德焉”，进门伊始，便泼墨挥毫，技惊四座，令观者折服。次年四月，将绍袁妻沈氏亡魂招至叶家，叶绍袁与金圣叹或其助手假扮的沈宜修有段对话：

余问：“君今道装邪？闺装邪？”云：“闺装，搭戒衣。”余问：“何衣？”云：“红襦，天蓝戒衣；昭齐绿襦，紫色戒衣；琼章鹅黄襦，水碧戒衣。”[67]

“余”即丈夫，答所问者乃其妻亡灵，“昭齐”、“琼章”乃两人亡女。在想象中对三位女性襦衣和戒衣的颜色搭配，显示出虚拟者对色彩的敏感。“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68]，这是康熙初年人对其画艺的评价。其画作《枯木竹石图》，咸丰年间尚在世，人称“寓意深远，落笔神妙”[69]。

2.褒贬忠奸，关心时政 天启、崇祯年间，是明代政治最为黑暗、时局最为动乱的时代；其内忧外患的交织、贤愚忠奸的错综，即便置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生活于其时的青年士子，虽仅为一介诸生，身无半职，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国是民生与生俱来的焦虑，使得金圣叹的政治意识无所不在，浸润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崇祯十四年批《水浒》、顺治十七年批唐诗时屡屡表露，在崇祯八年前后扶乩降神的活动中也不时地有所展示。《仙坛倡和诗十首》其八前四句为“日薄悬车气尚昽，未应衰晚羡群公。勋名行辈皆纶阁，位业交游半岱宗”，钱谦益自按曰：“师称应山、江阴俱为冥官。”徐朔方指出“应山、江阴”分别为杨涟、缪昌期，先后“于天启五年、六年以忤魏忠贤被害”[70]。此二人在天启朝皆为东林党人、反阉之士，钱谦益“与诸君游，于杨忠烈公谊尤笃”，因此而“除名”在家[71]。圣叹称二人死后皆为“冥官”，既有劝慰钱氏之意，亦表示出自己对烈士的景仰。“倡和诗”其四为：

金阙寥阳晓气昽，绿章促数上天公。帝方蒿目忧黎庶，君亦斋心相祖宗。狐鼠乱行凭虎豹，鱼虾波及为蛟龙。灵风肃穆帷中语，凭仗神工斡国工。

钱谦益按曰：“师忧时闵世，每笺奏上帝，情辞恳恻，故云。”（钱仲联标校本无）泐庵大师对时局十分忧虑不安，以至于希望通过法术来辅佐朝政。所谓“狐鼠乱行”，所谓“鱼虾波及”，当是对正纵横于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蔑称，可见青年金圣叹对造反者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并非无端猜测。当时苏先即认为金生降乩时“谈时务切中时弊”[72]；叶绍袁于清初（顺治二年）亦曾回忆：“乙亥年泐公曾有言：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今乙酉，正十一年也。”[73]乙亥年即指崇祯八年，所云流贼渡江与否、明朝国运如何，应该是圣叹“忧时闵世”的重要内容；而所预测的两点皆准确应验，其对政局的分析判断，与纸上谈兵者有异，难怪叶绍袁对泐大师的信奉至死不渝。

3.别出心裁，洞幽烛隐 今所知者古人扶乩降神之举，大多是假扮所降之神仙，或预言吉凶，或诗词唱和，皆小打小闹行为；非无一二助手，亦不过是帮其扶木架、画沙盘的角色。圣叹则不然，凡事不做则已，一出手便气势不凡。他要降临作法，先则派人打前站，如据叶绍袁记载，崇祯八年五月“午间，先有女史傅遥遥至，云：‘师待下舂时，方可至此。’”再如次年四月“先是清晨，慈月宫人曹文容，致师翰函”，约定午后驾到。正式扶乩时，则动辄有多人相助，阵势甚大。如一次“师引三人同至”叶家，分别以其亡妻宜修、亡女纨纨、小鸾的身份出现，又是与泐师联句赋诗，又是与绍袁款叙别情。此三人者，当即钱谦益所云“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也。泐大师降乩，或畅述前缘，或召现亡灵，无不言之凿凿、触隐探幽，既有故弄玄虚的铺叙前因后果，也有扣紧主家情事的闪烁其词。如叶女小鸾（字琼章）许嫁张氏，于婚前五日忽然病逝，其中颇含隐情。其家后来重印《鹂吹集》，对沈宜修《季女琼章传》有关死事的一段记载多有删节。今人李一氓先生曾敏锐觉察到：“删去这一段，想掩饰什么？此段文字隐隐道出小鸾之死为婚事也。”[74]叶绍袁曾专为此事询问过泐大师：

余问：“与张婿何缘？”师云：“曾一见耳。张郎前身姓郑，浙中一巨卿公子，郑之前身固参宗师，亦龙姿也。当其为郑生时，少年高才，自谓曾修玉京女史。寒簧偶闻斯言，即于其读书楼下，花架之中，一现仙女天身。郑生见之，亦诧本处闺质，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顺二年三月初三事。张之今有是缘，盖前以未得详观奇丽踪迹，悒悒不遂，故又寻至耳。”余问：“若缘，何以终不得合？”师云：“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因复自悔，故来而不与合也。”[75]

鸾母沈宜修撰《季女琼章传》，亦隐约流露小鸾“深悔”所字匪人，欲“自悔”婚事而不被其父允许，是导致“惨祸”发生的主因[76]。《鹂吹》初刊于崇祯九年，泐大师与叶绍袁的对话乃是上一年事，可见其对小鸾与张婿之缘的解释，是得之于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的。从形式到内容均高出常人一筹，无怪乎其扶鸾降乩之举在当时引起轰动。

对于此类行为，徐朔方曾说：“若非有意欺世，定是精神失常所致，或两者兼而有之。”[77]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思维分析，相信这一套（包括降乩者和信奉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世纪病（譬如圣叹友人吴晋锡便痴迷于此）。那么，其目的何在呢？晚明曲家汤显祖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坐隐乩笔〉记》一文里，曾对同为曲家的汪廷讷“精神常与纯阳通，提醒假寐，仍见于乩仙语沥沥，绿字丹书，独于先生泄其秘义”而撰成《坐隐先生订棋谱》颇生欣羡之心，认为汪氏“行无辙迹，言无瑕谲，夫岂自见自矜，亦岂炫奇骇世哉！”[78]可见在汤氏看来，凡以乩仙言事者多出于“自见自矜”和“炫奇骇世”的目的，言行朴实的汪廷讷则不在此列。按照这一观点，喜好大言欺人的金圣叹化身泐公行法事，其出发点亦应不外“自见自矜”和“炫奇骇世”两端。故陈洪认为金圣叹编造“仙缘”的目的“主要在于求名当无可疑”，因为此举“有助于扬名，是获得社会承认的快捷方式”。至于圣叹是否有借降乩而谋钱财的企求，你看他动辄舟车数十里赴吴江、常熟，率领戴、顾、魏一干人等，“羽葆葩轩，顿辔蒿室”，车驾行头，皆需资费，按常理自然会接受主家的谢礼报酬，但这绝不是其主要目的。郑敷教云：

请仙之法，世多有之，大约文人才士精神之所托。有金生者，通于其术，诡称一陈夫人号曰慈月智朗，与生有婚姻之缘，在某年宜续之。请之辄来，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无行生某某，因之为利，筑宫塑祀，造为礼忏文……[79]

郑敷教乃圣叹乡人，崇祯三年（1630）举人，崇祯十四年已参修《吴县志》。所记“乩仙”事，为同乡褚人获（1635—1703）截取前半文字，载于《坚瓠集》中[80]。其实，褚人获所抄录者皆为常见文字，所省略者对于金圣叹早期事迹研究却相当重要。譬如，所谓“无行生某某”等句，正说明圣叹本人不是以之为利的。

然而，仅以求名看圣叹，似亦略有片面处。据其自述“本师记莂”[81]即受命于天台智者大师之教，因“吴人尚鬼好杀，故现鬼道救杀业，善巧方便，渐次接引，归于台事而已”，也就是所谓“俾以鬼神身说法也”，借扶乩降神来宣扬佛法（台事指天台宗）、劝人为善，皈依佛门。按照叶绍袁的话，便是“吴门泐庵大师，陈隋宿德也。亲受天台智者大师止观之教……以佛法行冥事”[82]。关于这一点，举三个例子：一是据叶绍袁说，崇祯八年四月其八儿儴患惊风痫疾，曾往求泐公。泐公云：“不但儴不生也，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亟须以黄绢画准提菩萨像，朝夕礼拜，持诵准提咒不辍，庶可保耳。”希望叶家坚持诵礼念佛以祛灾趋祥[83]。一是钱谦益所云：

天台泐子后身为慈月夫人，以台事示现吴中，劝人蠲除杀业，最为痛切。其言曰：“鱼虾之属，方下箸时，犹唧唧悲鸣，入喉方止。惟天耳能听之，而人与鬼神皆不知也。”现身鬼神道中，劝诱血食者俾受佛戒，虽未尽奉行，亦有为减膳者。[84]

连钱氏亦为之感叹“呜呼，可以人而不如鬼乎？”一是友人魏德辅生病，写诗相慰，真诚地提醒其“无忘礼佛是医师”[85]。圣叹“自幼学佛”（金批《西厢记·酬简》），十一岁病中自由选读之书，“最初得见者”便是《妙法莲华经》[86]，虽然因为个性疏狂而对佛教的清规戒律时有触犯（如《酬简》尾评自云“绮语未除”和尤侗说其“每食狗肉，登坛讲经”[87]），但其对宣扬佛教的虔诚和劝人向善的信念，至少可以说是认真的。其一生与众多的僧人交往密切，甚至有生死不渝的友情，如释敦厚曾赴江宁狱探望圣叹，其批“《离骚》、《史记》、《孟子》、《左传》诸书”遗稿残篇存于总持、不二、解脱三位禅师处[88]，似亦可见其与佛教界关系之深。今日学人往往为无神论者，更极少信奉宗教的举动，对古人此类言行难有设身处地或感同身受的体会，故有时亦容易忽视从这种角度分析有关问题。

二 扶乩与文学批评

乾隆初年，常熟王应奎（1684—1757）曾说金圣叹“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乩所冯，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89]。王应奎与金圣叹同为苏州府人，又素以谙于明末清初逸闻旧事著称，是他将金氏的扶乩降神与文学批评首次联系在一起，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当主要有以下三点表现。

（一）创作实践的尝试

金圣叹一生著述甚丰，但今存者大多为其文学批评类作品，属于其个人创作者只有收诗三百馀首的《沉吟楼诗选》，但叙事类作品尤其是小说、戏剧之作则未见记载。虽然《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十五回卷首回评所记《京中口技》，可视为笔记小说，足见其文笔的细腻传神，但毕竟是出自友人王瀚之口述，至少在构思上应属合作的产物。而在其青年时期从事扶乩降神的有关言论，则差可以小说、戏剧的雏形视之，从中可以看出金圣叹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初步实践和一定才能。例如，叶绍袁曾问及亡子世偁（1618—1635）的前世因缘，泐大师的回答是：

偁之前身，生于云间，已聘一女，将婚而死。因悟世法无常，遂出离家俗，为高行律师。女于梦中，时往视之，觉而邪心萌动，动即堕戒，遂至于此。然此事甚奇，因缘在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偁为奚氏，顾为杨氏，俱武水人，中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悦，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终不能成其志，为各选婿。二女不相期约，俱于一日剪发成尼。父母亦无可奈何，遂创立梵舍，听其同处，精参内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后一女先卒，终时谓其一云：“我生生世世必不舍汝，然我计之，为兄弟则各有室，为姊妹则各有家，不若迭为夫妇可耳。”然而数载薰修，人天证明，不容破戒，于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为夫妇，愿力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妇，戒力也。今夕当重与授记，开解此结。[90]

此段叙述，融言情与志怪于一体，哀婉曲折，悲切缠绵，犹如一则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若置之于汉魏六朝古小说中，亦不逊色，显示出金圣叹小说创作的潜质。据绍袁说：“师有《瑶期外纪》，云‘轩辕时，王屋山小有清灵之洞，真人侍女名成璈，即琼章最初前身也’。纪甚详，未完。”瑶期为小鸾别字，此书当即其外传。既然情节“甚详”，近于传记小说无疑。惜未传世，无从详考细究了。

其次，圣叹的戏剧创作才能通过降乩亦有所表现。如崇祯八年六月在叶绍袁家，为之招来亡女小鸾之魂后，泐师与所谓叶女有如下一段对白（括号中文字是引者添加）：

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汝仙子曾犯杀否？

女对云：曾犯。

师问：如何？

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

（师问）：曾犯盗否？

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

（师问）：曾犯淫否？

女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

师又审四口恶业，问：曾妄言否？

女云：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

（师问）：曾绮语否？

女云：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

（师问）：曾两舌否？

女云：曾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

（师问）：曾恶口否？

女云：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

师又审意三恶业：曾犯贪否？

女云：曾犯。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

（师问）：曾犯嗔否？

女云：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

（师问）：曾犯痴否？

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

师大赞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91]

这段著名对白，不仅当时引得小鸾父亲绍袁怜惜和感伤不已，亦打动了自钱谦益而下无数的古今文人。钱氏赞小鸾“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92]，指的就是这段文字；时人周亮工亦曾详记其事始末，云：“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93]殊不知，事既荒唐，缛丽之句的著作权便不属于已逝三载的叶小鸾，也不属于与之对话的“泐大师”，而是《灵异记》所谓“乩所冯（凭）者”金圣叹预先构思好的降乩之作。笔者感兴趣的，是这段乩语中所蕴涵的浓郁的戏剧张力。你看，每一回合的问答均是正话反说，出人意表，各组骈语均包含着很强的动作性、表演性，似乎就是专为舞台演出而撰写。“女云”诸语，既通俗浅近，颇有元曲豁达尖新的风味；又俊雅清丽，于玉茗诸剧中似曾相识。前人评之为“骈俪”之语或“缛丽”之句，似仍是隔靴搔痒的浮泛之论。其实，金圣叹在戏剧方面的才能还远不止此，他不仅能写出精彩的戏剧片段，而且凡是有“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灵异记》）参与的较大规模的降乩活动，都应该类似于一次由其编剧、导演的完整的戏剧演出。金圣叹同时兼任固定不变的主要角色——“泐庵大师”，戴、顾、魏三生则视降乩人家的情事不同而分别扮演各种人物（亦可能诸种角色均由其一人扮演）。比如崇祯九年四月，圣叹“引三人同至”叶家，从绍袁《续窈闻》的记载看，当分别装扮其亡妻宜修（字宛君）和亡女纨纨（字昭齐）、小鸾（字琼章）。入门后，四人首先联句吟诗五言四十四句（颇有《木兰辞》的韵味），以烘托情景、渲染气氛。诗毕，便由扮宛君者率先向主人（即丈夫）叶绍袁主动问讯。其中既有预设的情景构思，又有当场的随机应对，问答了无破绽，演技个个称职，与后世先锋派演剧的当场与台下观众交流，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金圣叹后来虽没有继续其小说、戏剧的创作，或者说从现存史料看，他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此类创作，但这种类似于小说戏剧的构思、布局和编剧、导演的艺术实践，固然是起因于并服务于特定的扶乩降神之举，但是对于一位文学家的成长和锻炼，至少会起着触类旁通的启发作用。

（二）文学批评的演练

关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特点，古人周亮工与徐增同时提出圣叹评书“一支笔”说[94]和“从无二法”说[95]。所谓一支笔或从无二法，其实这在圣叹乃自觉行为。如他在介绍自己研究“六才子书”的心得时，便不无得意地指出：

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问题是何为其一副手眼或一支笔？今人对此一般是从“文章论”的角度进行解释。但是，无论其理论自述，还是其批评实绩，他还有一个贯穿在各种文体的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手眼”或笔法，即设身处地的心理分析方法，如谭帆先生认为金批《西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心理分析之作”[96]。

这种心理分析方法，按照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开篇第一句的概括，便是：“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也就是金批《水浒》序三强调的“因缘生法”和“忠、恕”原则：

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美籍华裔学者王靖宇教授在引述了这段文字后，对“恕”的原则解释道：“它似乎只是指让自己做到设身处地，从而充分认识万事万物在世间的存在方式。一旦达到‘恕’的原则，我们就能成功地‘格物’。”[97]这大概就是圣叹所说“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的意思。他化用《中庸》“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的观点，而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中，取得了极富个性的成就。

读书“先要”了解作者，在理论上并不稀罕，其实就是《孟子·万章下》“尚友”论的翻版。笔者看重的是，在实践上为何古代独有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对“尽人之性”具有如此强烈的主观追求和深刻理解？应该说，这与他长达约十年之久的扶乩“工作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金圣叹“因缘生法”的文学批评观，实萌芽于“天下事无大无细，洵皆因缘哉”的扶乩观（《续窈闻》引泐庵尺牍）。诚如学者所云，透过这种“仙坛倡和”的演练，“可以约略接触到他的某些重要观点的苗头。如《水浒》评语有‘因缘生法’之说，解释作家对作品人物的心理模仿，主张一个人可以模仿体验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又如《西厢》评语提出作家应‘设身处地’，体验人物的微妙情态。据《列朝诗集小传》，金圣叹在降神时曾同时成为‘陈夫人’、‘醯眼’、‘珠轮’与叶小鸾的代言人，并一一切合于各自的身份、修养。这种亲身体验，在形成其上述的理论观点时，无疑是会起到触媒以至启悟作用的。”[98]自二十岁（1627）“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到二十九岁（1636）达到扶乩“事业”的顶峰，按其批《水浒》序三的话，圣叹也算是“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了。在最忙碌之时，他长期率领戴、顾、魏等人从事扶乩“事业”，整日穿行于世家望族的厅堂大院，为满足形形色色人家的各种各样需求，而承担着类似于今日之心理咨询和疏导的“业务”。事先的周密策划、细致揣摩，当场的机敏应对、圆满应答，这一切均取决于“因缘生法”、“忠恕”之道，套用《水浒》读法，便是“大凡扶乩降神，先要晓得主家是何心胸识见”。故一旦出手，必然奏效。例如崇祯九年率三人同至叶家的那次，叶绍袁与所扮叶妻宛君亡灵者的有关对话，所答言语屡屡直攻其情感的软肋：

余问：“君有何言？有所需用，当焚寄之。”云：“一无所欲，只是放君不下。宦海风波，早止为佳。偕隐是不能矣（一语千泪，伤哉悲哉！），孤隐须自计。”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时同苦（伤哉悲哉！），苦在一地；死后同苦，苦在相望。”余问：“诸子在前，见否？”云：“皆见。”余问：“有言嘱否？”云：“读书守分，素有志节，我又何言？但不见其成立（痛哉！），我自感伤耳。”

令叶氏事后记之于《续窈闻》中时，仍然情不自禁地难掩“伤哉悲哉”的凄凉情怀，不时写下自己痛彻肺腑的种种感受。一旦改行转向，便将他认为可以裁量世界万物的斗斛、刀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中，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副手眼”。不仅对叙事性作品如此，即便是议论文和诗歌，他也主张“从来作文，于‘见景生情’四字，安可不亟讲耶？”[99]认为诗歌“并无一句写景，故曰‘诗言志’”[100]，因此分解时特别重视作者的“极厚心地”，注意分析诗歌对作者那种“将到家人闪闪忽忽心头”[101]的细腻表现。正是这种长于心理分析的批评特色，使得古代文学批评从片言只语的点评，发展为容量适当的阐释，由方法的更新导致了形式的突破。

（三）批评心路的形成

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其深刻性是无可置疑的。至少因此长期被人以妖魔对待，“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102]，“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103]，甚至牵连为其写《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的钱谦益也“颇受儒者谣诼”[104]。如此境遇，自然要在其心理上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105]此种令其无法抬头的精神压抑，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证明自己的人生追求，以致于认为即便是“荒村老翁，曲巷童妾，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称道不歇”亦不失为“立言”[106]，因此而选择文学批评为“盖代无双”[107]之业；也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反抗传统的思想意识，一旦从事文学批评后在选题和心态上，自然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批评性或评点性著述，是金圣叹一生心血所系和性命所在。其临终时不放心两件事，一是如何安顿“读书种子”儿子金雍，一是“只惜胸前几本书”[108]，即那些早已计划而一直没有竣稿的“才子书”选题。圣叹的评点选题，主干即著名的“六才子书”和唐诗“分解”，辅枝为“才子古文”和“才子时文”等。为何他有“六才子书”之选而将《水浒传》、《西厢记》最早评点问世，按照徐增的说法，是因为“自少至老，自智至愚，无不读之、无不爱之者也”[109]，主要是从普及性着眼的。其实，关于自己批书的目的，圣叹说过这样的话：

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110]，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馀弟皆不惜。——《鱼庭闻贯》第十六条《与任升之炅》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展示了圣叹选题为古人“昭雪”的自觉意识，即将那些向来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公正评价的文史名著，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其向被埋没的历史地位。联系到《西厢记》、《水浒传》向来有“诲淫”、“诲盗”的恶谥，批评者在主题倾向上的“昭雪”之意便分外显明了。晚年与友书信说惟有评点事业是己一片寸心，其馀皆不足惜；临终绝命之诗说“只惜”庄、骚、马、杜尚未完稿，令其放心不下：作为一个长期被正人君子“辱在泥涂”者，他把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完全寄托在为“古人几本残书”的翻案上。可以告慰他的是：

先生未批以前，《水浒》贼书，《西厢》淫书。今而知《水浒》之变幻离奇，直进于《易》；《西厢》之缠绵浓郁，直进于《诗》。[111]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对作者还是评者来说，这样的褒奖都足以让人感到无上荣光了。

在具体的文学评点中，金圣叹有着标新立异的强烈追求。他在《小题才子书》自序中，曾将“依倚陈本”、“依倚师口”归纳为做学问必须祛除的“六不祥”之列。这种不依傍前人的治学精神，在其评点著作中具有充分体现。如评《水浒》而反对“忠义”说，主张“独恶宋江”；评《西厢》，反对“淫书”说，又不满于旧本描写的“狂荡无礼”；评唐诗，在分期上反对“初盛中晚”说，在方法上提倡“分解”说；评杜诗，反对诗歌“写景”说，痛斥刘辰翁各种观点。金圣叹这种耻于为“古人之奴”[112]的创新追求，“显示出某种好争善辩的倾向”[113]，既是一位天生大才者深溶于血脉之中的人生律动所使然，亦是在特定舆论的长期打压下养成的桀骜不驯的生活态度。以翻案来立新说，对传统观点采取针锋相对的批判理路，不仅形成其抵抗外界的思维习惯，而且亦构造了其批评类著述的基本模式。这一特点，在其反对派的眼中是十分鲜明的，他晚年在与友人嵇永仁的书信中感慨道：“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114]这种牢骚虽然因唐诗“分解”而起，其实是其一生遭遇的愤懑总结。至于赞扬者则是如此肯定其评点：

杜诗尽多粗率处，刘会孟所憎不为过也。乃自先生说之，粗率尽为神奇。夫粗率尚为神奇，而况神奇者乎？得此读书法，不惟不敢轻议古人诗文，能从古人诗文渗漏处奥思幻想，代其补衬，则古人之神奇、粗率，无一不足以启人慧悟。[115]

连牵强附会之解说，都被溢美地总结为其独家的“读书法”，至少说明了标新立异的个性存在。

经过以上三点分析，对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说“圣叹自为乩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以致文学评点“手眼独出”之论，应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或者说，这位古人对金氏扶乩行为与其文学批评艺术成就的关系的认识，早已先得吾心了。

三 扶乩的深远影响

（一）由扶乩至评点的人生转换

从现有史料判断，金圣叹登坛扶乩之举持续时间甚久，如崇祯十七年（1644）初春撰《赠顾君猷》尚言及“今年甲申方初春，雨雪净洗街道新。西城由来好风俗，清筵法众无四邻。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村妇艳》亦是为扶乩所撰[116]。此外，圣叹诗歌中涉及扶乩请仙的诗句还有：

今夜是何处，持忧问金仙。金仙知我忧，秘钥开灵篇。——《天行篇》

登坛又得维摩诘，借宿空劳李药师。佛说上天真有帝，僧知下雨定无疑。咒龙一夜仍虚钵，望毕千年乃见箕。借问金轮谁译得，圣人垂绝使人悲。——《登坛一首戏示同学》

说经夜夜鸡三唱，圆梦朝朝水一盆。——《失题》

可见他会持轮降乩，会登坛请雨，会盆水圆梦，手法甚多。但是令金圣叹全力以赴、完全投身其中的时间并不长久。据其乡人郑敷教说，当时是“倾动通国者年馀”，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117]。此则文献值得注意者有二：此事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馀”；原因是金氏科、岁试不利，“诎于试事，再经黜落”，而渐渐退出此道。如以崇祯八、九年为其“倾动通国”之时，那么，“其说渐寝”也就在崇祯十年前后。此章第一节已考证出，共襄其事的“戴生”当是长洲廪生戴之傑（1609—1639），从戴生卒于崇祯十二年八月分析[118]，金氏“渐寝”其事或与得力助手翛然早逝不无关系。其后由于人生旨趣的转移，可能已不再将主要精力用于装神弄鬼了，其诗所谓“我欲治经今日始”、“众经未成章”便在崇祯十三、四年间[119]，随后便是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自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问世，“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的效果已经显现。而最能体现扶乩降神经历的影响的，除了在总的文学批评思想上以“因缘生法”（《水浒》序三，又见第五十五回总评：“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为指导，最有趣的是在具体的评点中还曾留下过对自己此类经验的总结。如金批《水浒》第六十回主要情节为“吴用智赚玉麒麟”，对有关吴用扮成算命先生至卢俊义府上卜卦一节的描写，圣叹时以过来人或个中人的口吻予以评说：

金圣叹对此节吴用说动卢俊义出外避难描写的批评，充分展示了他的那段特殊经历对其小说评论的影响，从点出吴用询问“哪个员外”的破绽，到逐层赏评吴用“说法鉴机”的秘诀，一个没有与算命先生有过类似活动的人，是很难说得如此到位，分寸、尺度拿捏得如此准确的，无不让人从中看到那个在崇祯八、九年间整日奔波于吴中一带，为各色人等降乩说法的忙碌身影。周作人当年首次引用清初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认为“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也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不知为何在他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120]，前一句可见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后一句应该说是失察之论。

（二）扶乩情事对后世小说的启发

《午梦堂集》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在清代前中期，先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鸾传为之张扬其事，随后的江南文化名人尤侗、周亮工、陈维崧、袁枚等人对泐庵扶乩创造出的叶小鸾形象皆有所称道[121]。其中清初无锡邹漪（字流绮）对《续窈闻》的记载不仅坚信无疑，而且认为小鸾形象是兼仙人、才子与佳人于一身者：“仙人可赝，绝代之才子、绝世之佳人不可赝；若才子佳人中挟仙气者，尤不可赝。夫鸾，则既兼是三者矣。”[122]这种三者得兼的美丽形象，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启迪借鉴作用，是可以想见的。从《午梦堂集》与《红楼梦》的粗略比较中，可以寻绎出前者对后者至少有这样几点影响：

1.女胜于男的思想。《红楼梦》“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的思想意识以及宝玉所谓“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性别观，在泐庵乩语中已经有所显露。如《续窈闻》泐师解说绍袁亡儿世偁前身与所配“在三世以前，本皆女也……中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悦，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终不能成其志，为各选婿。二女不相期约，俱于一日剪发成尼”；而亡女纨纨则是前世为男子，“发愿为女者，向故文人茂才也。虔奉观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回向，求为香闺丽质。又复能文，及至允从其愿……宴尔之后，不喜伉俪，恐其不洁也。每自矢心，独为处子”，其中流露出的对男化为女的向往，与《红楼梦》多有相通之处。

2.叶小鸾与林黛玉。后人通过《午梦堂集》所感知的叶小鸾形象，是多愁善感、聪慧伶俐、才华出众、明艳绝伦、风神秀丽、孤高自许的多面体，活脱脱便是林黛玉的前身。这一形象，既是通过其诗集《返生香》、其母所撰《季女琼章传》和其父的零星回忆反映出的真实人物，也是借助泐师扶乩招魂塑造出的艺术人物。尤其是与泐师对答时表现出的犀利辩才和丰富情感（其实出于圣叹创造），以及原本隐隐约约，经泐师强化的十七岁时体弱多病的她亦因不满婚姻而死，与后世的林妹妹何其相似；此外，甚至连乩语所谓“戏捐粉盒葬花魂”的“犯痴”之举，亦被曹大师巧妙借用，有“侬今葬花人笑痴”之吟。在叶小鸾文学形象演变史上，叶绍袁强化了其女的仙气和宿命，金圣叹添加了她的可爱和反叛，尤侗《钧天乐》等使其陷入平庸和俗套，只有到了曹雪芹笔下，这一形象才在绍袁、圣叹的基础上得到浴火重生——虽然此时已经不能用“叶小鸾”形象来论了，但是毕竟说明了这一形象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最好的归宿——在它本身发展之内，遇见金圣叹是其运气；在它发展到了尽头时，遇见曹雪芹更是其福气，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福气。

3.午梦堂—无叶堂—大观园。叶绍袁与妻沈宜修皆工于诗词创作，所生五女八男亦多有文才，一室风雅，赓唱迭和，当时便传为美谈；加之妻党为著名文学世家吴江沈氏，子女复有联姻，妗舅婿媳，相与吟诵不绝，从而构成了以年轻女性为主干的家族文学创作群体（作品见冀勤辑校《午梦堂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泐师“于冥中建设”即扶乩虚构出的无叶堂，据叶绍袁介绍，乃是专收类似叶家母女这样端庄聪颖的女子亡灵，“凡女人生具灵慧，夙有根因，即度脱其魂，于此教修四仪密谛，注生西方”，人数多达三十馀位，并另有侍女“纨香、梵音、嬿娘、闲惜、提袂、娥儿甚多”，则安排在慈月宫居住。无叶堂虽是虚构，却依托实体建筑存在，具体设在修竹森森的竹堂寺。晚明吴县汤传楹（1620—1644）《过竹堂寺访泐师于无叶堂》诗[123]可证。寺在苏州城内东南，属于长洲地界，原名正觉寺，因多美竹而得名[124]。这种聚集众多明慧灵秀女子于一堂的奇特构想，与叶氏家族以女性为主的文学群体的生活真实相结合，很可能便是启发天才小说家创造出人间绝无的“大观园”的基因。

金圣叹扶乩过程中创造出的以审戒答吟为核心的叶小鸾形象，除了在精神气质上影响了《红楼梦》，在具体手法上于后世小说创作中亦时被借鉴。在乾隆沈起凤的文言小说《娇娃皈佛》中，十五岁少女沈绮琴与戒律僧慧公的对话即模仿了泐大师与“叶小鸾”。如其中“断六根”一段：

慧公趺坐蒲团，高声提唱曰：“如何是无眼法？”曰：“帘密厌看花并蒂，楼高怕见燕双栖。”“如何是无耳法？”曰：“休教擫笛惊杨柳，未许吹箫惹凤凰。”“如何是无鼻法？”曰：“兰草不占王者气，萱花莫辨女儿香。”“如何是无舌法？”曰：“幸我不曾犁黑狱，干卿甚事吐青莲。”“如何是无身法？”曰：“惯将不洁调西子，谩把横陈学小怜。”“如何是无意法？”曰：“只为有情成小劫，却因无碍到灵台。”[125]

作者明言此“与叶小鸾参禅一案，并为词坛佳话”，所采用的亦是七言两句和正话反说的形式。再如西泠野樵的白话小说《红闺春梦》，有一段以圣叹与小鸾“参禅”作为酒令的情节。此令名“少妇方丈参禅”，得令者“当恭敬在座‘老僧’一杯，拜为师父；须再别其格，以法叶小鸾贪、嗔、淫、杀四说”：

小儒笑了笑，问道：“你可犯过酒戒么？”五官答道：“犯过，洞房喜饮合欢酒，画阁祥开庆寿筵。”小儒又问道：“可犯过色戒么？”五官答道：“眉黛时教夫婿画，衾绸惯与小星争。”小儒问道：“可犯过财戒么？”五官答道：“姑嫜每赐添妆锦，儿女同分压岁钱。”小儒又问道：“可犯过气戒么？”五官答道：“嗔婢掐来花带叶，怪郎笑对谑兼嘲。”[126]

对话形式与金圣叹扶乩之语也如出一辙。以上的模仿，虽然在文字表达上不再“清丽晓畅、明朗如画”，在文学情感上不再具有“诗意建构”、“人文内涵”，“缺乏意境、情韵和灵性”，但是“作为小说的有机部分，乩文对于小说文体的参与构成了作品的最大特色，其不仅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丰富了小说文体的形式，也显示了对文体形式的拓展”[127]，可见金圣叹文学创造能力的深远影响。

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在古典文学学术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其有关史实的研究向为薄弱的一环；论其文学批评思想理论内容的成果，近些年来可谓汗牛充栋，然能从其生平事迹出发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世传圣叹行为多放僻邪侈、不轨于正密切相关，亦与其人处明清易代之际，身遭籍家杀头之惨，正面史料留存极少不无关系。拙稿试图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其中得益于近年出版冀勤先生辑校的《午梦堂集》者尤多），从基本文献入手，对自古以来争议较大的金圣叹扶乩降神事迹的来龙去脉予以粗浅的考述，以求对其人其事有一更加具体深入的认识。

[1] 叶绍袁：《琼花镜》，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5页。

[2] 俞樾：《茶香室丛钞》卷14《扶箕》，《笔记小说大观》第34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88页。

[3] 《震泽县志续·名媛》“玉霞内史”条，1920年抄本。

[4]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3《黄鱼》评语，拙编《全集》第2册，第769页。

[5] 单树模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江苏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0、426页。

[6] 叶世偁：《百旻草》，叶绍袁辑《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1页。

[7] 邓长风：《关于叶绍袁家世史料的几点补正》，《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15页。

[8] 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卷2评沈自炳词作语，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 叶绍袁：《秦斋怨》，叶绍袁辑《午梦堂集》，第624页。

[10] 沈宜修：《鹂吹》，叶绍袁辑《午梦堂集》，第82页。

[11] 殷增：《松陵诗徵前编》卷8叶绍袁诗评语，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1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5—756页。

[13]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辛未”年，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一，第887页。

[14]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五年壬申”，同上，第848页。

[15]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八年乙亥”，同上，第850—851页。

[16] 叶绍袁：《甲行日注》甲申年十二月三十日，同上，第933页。

[17]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庚辰”年，同上，第895页。

[18] 在佛教中，“业”指人类一切有意识的行为活动，分三类（身业、口业、意业），恶业是身、口、意造下的罪恶行为。

[19]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18—522页。

[20]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八年乙亥”，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一，第853页。

[21] 沈宜修：《鹂吹》，《午梦堂集》，第120页。

[22] 叶绍袁：《续窈闻》，同上，第523—526页。

[23]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九年丙子”，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一，第854页。

[24] 邓长风：《关于叶绍袁家世史料的几点补正》，《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25]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18页。

[26] 尤侗：《艮斋杂说》卷5，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27] 见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68条《与尤展成侗》。金圣叹与尤侗关系，参见本书第十七章有关内容。

[28] 参见本书第八章《吴江沈氏交游考》。

[29] 叶绍袁：《秦斋怨》卷首《小引》，《午梦堂集》，第595页。

[30] 叶绍袁：叶世傛《灵护集》附《清明祭文》，同上，第490页。

[31] 叶绍袁：《灵护集》卷首《小引》，同上，第447页。

[32] 华玮：《明清妇女戏曲集》卷首《作家与作品简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3页。

[33]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一，第899页。

[34]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同上，第905页。

[35] 叶燮：《午梦堂诗钞述略》，《已畦集》附《午梦堂诗钞》卷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刻本。

[3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

[37] 尤侗：《艮斋杂说》卷6，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38] 周亮工：《书影》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39] 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40]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73“西山叶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41] 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续己”集“世系表·郡城派”二十五世，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4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43] 拙编《全集》第6册，第667页。

[4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1126页。

[45] 《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按：次年改为《金圣叹考》，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史丛刊》二集。

[46]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国学小丛书》本，第8、13页。

[47]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54—555页。

[48] 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49] 虽然在1936年问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已经收入点校本《午梦堂集》，然而直到冀勤辑校本出版后，才有笔者《〈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2004年）、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文，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50] 苏先：《苏子后集》卷5《次韵钱宗伯和泐大师降乩诗十首》，稿本。

[51] 郑志良：《〈柳如是别传〉补正三则》，《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52]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53] 参郑志良：《〈柳如是别传〉补正三则》，《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54]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1页。

[55]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56] 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7]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4《书姚母旌门颂后》，第1773页。

[58] 释戒显：《现果随录》，吴震方辑《说铃后集》，道光五年（1825）聚秀堂刻本。

[59] 参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

[60]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碛砂藏本。

[61] 戴观成、戴观家：《戴氏族谱》，嘉庆十三年（1808）重修抄本。

[62] 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3《再哭汤卿谋文》，康熙刻本。

[63] 吴晋锡：《半生自纪》，吴燕兰辑《吴氏囊书囊》甲编，稿本。

[64] 尤侗：《艮斋杂说》卷6，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65] 见本书第五章《佚作分类辑考》。

[66] 章腾龙、陈勰：《贞丰拟乘·古迹》，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

[67] 叶袁绍：《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25页。

[6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69]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15著录刘鼎臣《溪南八景》跋：“吾友睡山先生，风雅性成，品藻识高。……犹忆辛亥秋，予于睡山壁间，见所悬方正学公《无可与言图》、周忠介公《雪中山茶图》、金圣叹先生《枯木竹石图》，寓意深远，落笔神妙，皆希世之珍。”（宣统乌程庞氏上海刻本）江暄字睡山，安徽青阳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繁昌教谕。

[70]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26页。

[71] 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第4页。

[72] 苏先：《苏子后集》卷5《次韵钱宗伯和泐大师降乩诗十首》。

[73]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午梦堂集》附录一，第895页。

[74] 冀勤：《前言》，《午梦堂集》第8页。

[75]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20页。

[76] 沈宜修：《鹂吹》，《午梦堂集》，第203页。

[77]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26页。

[78] 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5页。

[79]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80] 褚人获：《坚瓠十集》卷1《召乩演戏》，康熙刻本。

[81] 记莂：佛教语，指佛为弟子预记死后生处及未来因果等事。

[82]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18页。

[83]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午梦堂集》附录一，第905页。

[8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6《题刘西佩放生阁赋后》，第1807页。

[85]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闻德辅病却寄一律，时予亦小疾在卧》，拙编《全集》第2册，第1221页。

[86]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1序三，拙编《全集》第3册，第19页。

[87] 尤侗：《艮斋杂说》卷5，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8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7页。

[89]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90]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19页。

[91]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22页。

[9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

[93] 周亮工：《书影》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94] 周亮工：《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尺牍眉批，康熙元年（1662）刻本。

[95]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96] 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97] 王靖宇：《金圣叹生平及其文学批评》，谈蓓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98] 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99]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卷3郑鄤《朱张》解题，拙编《全集》第6册，第680页。

[100] 金圣叹：《杜诗解》卷3《孤雁》，拙编《全集》第2册，第750页。

[101] 金圣叹：《杜诗解》卷2《北征》，同上，第663、666页。

[102]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03]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谈金圣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10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

[105]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引金圣叹语。

[106]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7《惊梦》总评，拙编《全集》第2册，第1079页。

[107]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春感》之七，同上，第1235页。

[108]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4《绝命词》，同上，第1213页。

[109]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110] 《左传·襄公三十年》“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是以“泥涂”比喻低下的地位。

[111] 余扶上：《十松文集》卷1《圣叹六才子书删评序》，康熙刻本。

[112]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1序一，拙编《全集》第3册，第15页。

[113] 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谈蓓芳据1972年版英文本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14]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

[115]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6页。

[116]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4，拙编《全集》第2册，第1196页。按：清初长洲钱尚濠《买愁集》集二《恨书》选此诗，署名“泐大师”，诗前题曰：“泐大师（吴中古佛现女身，入上方宫度世者）附乩作《村妇艳》诗云。”

[117]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118] 戴观成、戴观家：《戴氏族谱》，嘉庆十三年（1808）重修抄本。

[119] 参本书第六章《莫厘王氏交游考》。

[120] 周作人：《谈金圣叹》，《人间世》第31期，1935年7月5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680页。

[121] 参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三《诗文评说》。

[122] 邹漪：《女仙传》，《午梦堂集》附录一，第1090页。

[123] 朱隗：《明诗平论》卷20，清初刻本。

[124] 王鏊：《姑苏志》卷29：“正觉禅寺，在城东南隅……园亭最胜，尤好植竹，至今美竹蔓延，犹称竹堂寺云。”《四库全书》本。［同治］《苏州府志》卷41《寺观三·长洲县》：“正觉寺在王府基……寺多植美竹，故俗称竹堂寺。唐寅尝画罗汉像（康熙《志》作达摩像）于壁，并书赞。今寺圮，画像亦毁，而赞犹存，并于其旁建太阳宫。”

[125] 沈起凤：《谐铎》卷3，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32页。

[126] 西泠野樵：《红闺春梦》第49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页。

[127] 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第四章 事迹编年订补

金圣叹的“事迹编年”，是指将其可以确切或大致考知时间的诗文、行迹，主要以编年体形式给予研究和体现的成果。一九八四年成书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仅著录一种：《金圣叹年表》，版本为“稿本《金圣叹生平及编著考》（见存）著者自藏”[1]，惜至今未见发表。作者宇文西林，曾编著宋代《唐庚父子年谱》、明代《高明年表》、《吴承恩年谱》、清代《袁于令年谱》、近代《吴趼人年谱》等，刘修业先生在其研究吴承恩的著作中两次引用其意见[2]，可见水平。此后问世的有这样几种：徐立、陈瑜先生著《金圣叹年谱》（约一万字）[3]、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约两万字）[4]、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约两万字）[5]和笔者《金圣叹年谱简编》（约五万字）[6]。虽然从问世时间看，徐立、陈瑜著为最早，但是从《文史》杂志的发表周期看，当以严云受写成在先。严文被学者评为“颇见功力”[7]，并被孙中旺先生收入《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8]，传播较广。该文主要是利用《沉吟楼诗选》和常见笔记史料，将明确有时间记载者加以编年，有资料汇集之功，缺乏深入细致的考证。徐朔方在此基础上，利用府县志和《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新成果，对圣叹诗歌系年颇多新见，然亦有未必尽当之处。此外，陈洪先生《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9]虽不以“年谱”、“系年”为题，在金圣叹研究的著述中，却是对圣叹诗歌写作时间考证最多并影响较大的早期成果，并为其《金圣叹传论》（1996）和《金圣叹传》（2012）基本保存。笔者综合各家之说，对前此相关著述语有歧义处妄加商订、言或疏漏处试作补遗。为行文简便，以下征引不再出现篇名、书名，直接以作者代之。

一 前期订补（一岁至三十二岁）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戊申 一岁

圣叹生日，严云受云“阴历三月三日生”，徐立、陈瑜云“3月3日”，徐朔方云“三月初三日（公历四月十七日）出生”，出处均为“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

【商订】一，杨书《文曲星》条第二句作“而圣叹亦于是生”[10]，陈登原引文作“而圣叹亦于是日生”[11]，即当代诸家皆为转引；二，杨书成于民国六、七年（1917—1918），多为传说轶事；三，文曲星即文昌帝君，生日在二月初三：如是文曲星转世，则生日是二月初三，如是三月初三生，则与文曲星无关。

圣叹里居，徐朔方回避，严云受一据“《哭庙记略》：‘金圣叹，长洲人。’”认为该书“成书时间距金氏较近，记载较可靠。如别无更有力的证据，难以否定《记略》中金氏为长洲人之记载”；二据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认为“此地在苏州西城，乃是金氏中年以后之住址”，即金氏“原居长洲乡村，后迁居苏州西城，该区属吴县”。徐立、陈瑜云“生于苏州甜桥巷，故居在今苏州市海红坊海红小学内”；据“乾隆《苏州府志》有甜桥巷，兼隶长洲，故圣叹应为长洲人”。

【商订】无论圣叹籍贯何地，一，《哭庙记略》没有“金圣叹，长洲人”的文字；二，憩桥巷横跨吴县、长洲，分属两地，不能简单地说属吴县还是长洲；三，“甜桥巷”乃“憩桥巷”之误植，是照抄陈登原书的结果[12]；四，憩桥巷、海红坊，均在苏州城区，但两地相距较远，“金圣叹故居，若在憩桥巷，海红坊则非，若在海红坊，憩桥巷则非”[13]。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 八岁

严云受和徐立、陈瑜均引《念舍弟》，后者指出“有人认为他们是双胞胎兄弟”。

【商订】该诗首联为“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徐立、陈瑜所云之“有人”，或是指何满子先生。他以疑似的口吻说兄弟“年龄很接近，看来可能还是双胞胎”，又云“同君八岁”云云，“分明是说兄弟同年的了”[14]。稍后陈洪先生进而认为“似只能作双胞胎解”[15]。与孪生之稀见相比，或一正出一庶出，或两皆庶出的可能性较大。如圣叹友人吴晋锡第四子兆宜，“生崇正丁丑年六月十三日”；第五子兆宸，“生崇正丁丑年九月二十二日”[16]，均生于崇祯十年（1637），即分别为继妻杜氏和侧室李氏生。周亮工顺治十二年（1655）“是年生第四子在建、第五子在都”[17]，有关家谱记载其为“锦八十公在建”和“锦八十二公在都”[18]，其间还应有一位排行“锦八十一”的堂兄弟，可见在建、在都似非同母所生。当然亦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虽同年同母生而非双胞胎者，这种现象较之孪生更为稀见。如徐增《沈留侯君山母太夫人八十》“怀中绣虎曾双抱”注云：“留侯、君山俱壬子生，留侯正月生，君山十二月生。叩仙，乩云‘二子一秀’。”[19]沈自南，字留侯，“万历壬子正月二十六日生”，沈自东，字君山，“万历壬子十二月十一日生”，其母钱氏，为沈珫侧室[20]。

【补遗】此际读杜甫《送远》“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心中闷闷不乐。顺治十四年评点顾贽小题文《四饭缺适秦》曰：“幼读杜子美‘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不知何故，便胸前十日作恶，是时某才七八龄耳。”见其情商颇高。

明天启二年（1622）壬戌 十五岁

【补遗】从文学名家王思任问学。顺治十四年评选《小题才子书》，于万应隆撰《修其祖庙》解题曰：“昔者王遂东先生谓吾言：‘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吾尔时甫十五岁，便识此语是古人笔墨秘诀。因持以遍相《左》、《策》、《史》、《汉》等书，无不大验也。逮于蔚宗《后汉书》以降，则已不能多得，因又入咨先生。先生笑曰：‘小子休矣！尽能是，即不必与子说。’”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号遂东，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南明鲁王监国时，官礼部侍郎。清兵破绍兴，绝食死。从圣叹评语中可以看出，在其少年时期，曾多次向遂东先生请教为文之道。王思任次年撰《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盛赞“天下高才”，历数古人有“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等，直接启示了圣叹“六才子书”之说。详参本书第十八章《〈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王思任”。

明崇祯八年（1635）乙亥 二十八岁

徐朔方云“钱谦益为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和“姚希孟《风唫集》序署‘崇祯乙亥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鸩止堂’，实为金圣叹所作也”。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补遗】五月十三日，降乩钱谦益家，为钱母做法事。钱氏为撰《灵异记》，并撰《仙坛倡和诗》十首。组诗陈寅恪最先征引[21]，陈洪[22]、徐朔方亦先后言及。此日，常熟苏先似乎在场，撰写次韵诗以赠“泐大师”，诗序曰：“大师降乩……订五月十三日降宗伯家，为先太淑人主法事，资冥福。宗伯为和其诗，广至十章。余继和如数，以赠师，并呈宗伯云。”其诗十首为：“踏云归处海曈昽，珠琯群真接待公。悟彻生死皆幻境，识超门律透真宗。还乡已化辽东鹤，救疾先逢震泽龙。香箧粉奁都谢却，绿章□笺自能工”；“前世今生慧日昽，剜身乞脑了还公。瑶坛降笔言如鉴，青简成书学有宗。峰顶分形调化鹤，岩前截耳戏乘龙。含豪待写拈花相，犹自丹青愧国工”；“法海珠升景渐昽，舍身求道事何公。柏梁素鄙神君祀，莲界能参智者宗。接待不离金粟象，按行还御赤鳞龙。往来说法兼游戏，仍作歌辞付瞽工”；“师云圣政正曈昽，端为东山有谢公。星藻右旋当泰步，江河东注本朝宗。相逢注定三生石，应会须乘八步龙。若问苍生□底事，补天浴日仗神工”；“仙语冷冷日正昽，剧嫌人世未全公。风波不但横江海，磐石终还仗祖宗。让路岂能防国狗，投章聊以托天龙。中原便欲还麐凤，谁向沙中数财工”；“觚稜天半日昽昽，仿佛宣历□上公。窃怪几年拘藻党，会应一梦寤殷宗。仙枝分许巢灵凤，智刃还须制毒龙。底是苍生要霖雨，也缘天数也神工”；“积翠中天瑞日昽，上真仪从半王公。纵横仙笔真才笔，郑重儒宗比法宗。得失人间嗤塞马，酌量天上补山龙。还因结习相赓和，副墨名山本自工”；“灵旗飒飒曙光昽，飞敕虞山报社公。凭藉宰官成大事，发挥文字表台宗。山城冉冉迎青牯，里鼓填填雩白龙。若向人间作方便，愿分多惠与农工。（余乡以五月十三日为顶山白龙生日，每岁以是日一来省母。母本村姥，姓蒋，居顶山，得异梦而生白龙，时梁天监元年。今有龙母墓。）”[23]据郑志良先生《关于苏先及其与钱谦益的关系》考证，苏先，字子后，号墨庄，常熟人，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是“一个不得志的儒生，早年做一些官僚的幕宾”，自天启元年起“与钱谦益唱和赠答的诗极多”[24]，似为钱谦益的门客。《苏子后集》稿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有关文字由郑志良先生抄录，并慷慨允诺在此披露，特予说明，志谢铭感！苏先善画仕女图，嘉、道时常熟单学傅曾记其事迹：“苏画师先，字子后，号墨庄，写仕女尤为时所重。诗才豪逸，生于明代，少时以新柳诗见赏巨公，殁于康熙四十五年。庭中手植梅着花甚繁，作短歌云：‘去年梅开花尚少，今年花开多益好。花开岁岁春长在，种花之人花下老。君不见拂水山庄三十树，照野拂衣如白雾。又不见卧雪亭前雪一丛，千花万朵摇春风。花正开时主人出，地北天南看不及。幽禽空对语关关，夜雨徒沾香裛裛。见花忽忆倚花立，索笑不休相对泣。百岁看花能几回，人生何苦长汲汲。’《病起》云‘一家明月清风我，三事孤琴独酒诗’；《避兵》云‘水村莫作桃源看，农户家家尽买刀’，自有清致。子，字骏声，亦能诗，弗逮也。”[25]从苏先的出生年代看，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绝无可能；然据《避兵》诗句，至少在顺治乙酉清军下江南时，苏先仍在世。

六月十日，圣叹率弟子至叶绍袁家降神，有泐庵大师与叶小鸾亡灵著名的审戒十问答（即“曾犯盗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云云），见叶绍袁《续窈闻》[26]。泐庵即圣叹扶乩时名称，尊称泐公。叶绍袁字仲韶，吴江人。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娶同邑沈宜修（字宛君），共生八男五女。绍袁致仕后，三女小鸾、长女纨纨、次子世偁、母冯氏、八子世儴先后逝世，因悲哀郁积，其家与善于降神招魂的“泐大师”便有了多次来往，并专以笔记《续窈闻》详述来往本末。在没有影像资料保存的古代，有关笔记可谓最详细地记录了金圣叹以泐庵大师的身份扶乩降神的真实过程。圣叹曾预测时局：“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余病中，因思乙亥年泐公曾有言……今乙酉，正十一年也。”[27]

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丙子 二十九岁

【补遗】四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复至吴江叶绍袁家扶乩，为其“招致”妻、女亡灵，并与之联句赋诗。见叶绍袁《续窈闻》：“内人以哀深婴疾，杪秋五日，又复奄然。余怀痛伤，非可言尽。自冬及春，每致问大师，仅以牍札往返，烦雁鱼耳。幸于今兹释迦佛诞之月，二十六日，大师羽葆葩轩，顿辔蒿室，披沥苦悰，获垂昭示。”[28]叶妻崇祯八年九月去世，此“今兹释迦佛诞之月”只能是次年的四月（佛教以四月初八为释迦佛生日）。

约从此际始，在周庄戴汝义家为塾师。严云受将此事系于崇祯十年（1637）丁丑三十岁时，云“家境日渐贫困，时以授馆为生计”，并引“周亮工《现果随录序》：‘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金氏授馆课徒，约在三十岁后。”徐立、陈瑜和徐朔方未及此。

【订补】所谓“周亮工《现果随录序》”云云，首见民国周作人引用：“释戒显著《现果随录》一卷，有康熙十年周栎园序，其十九则纪戴宜甫子星归事，附记云：‘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29]所省略之“戴宜甫子星归事”为苏州戴吴悦“生而俊慧，父质其功名于无叶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及长，某年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罗其恶款，控于工部。工部鞫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所言‘工部终身’者，乃毙于工部、以终其身也。”[30]宜甫，为戴汝义（1596—1652）之号，长洲周庄镇（今属昆山）人，庠生。室号香熏斋，周作人、严云受均误作“香勋斋”。作者释戒显（1610—1672），俗姓王名瀚，太仓人。与吴伟业同年诸生，晚明入复社，入清隐于浮屠。王瀚在此则笔记下按曰[31]：“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谓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师竟藏隐语耶？”可见按语云云，是戒显未出家时亲见之事，与《现果随录》题记所谓“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正合。文中讲的戴吴悦（1630—1665），为宜甫独子，字星归，初名之儦（为戴之仍云叶嫡堂弟）。圣叹为其启蒙师，时在成童（八岁）之前，恰在崇祯八、九年之际。顺治八年中举后为非乡里，康熙四年被江宁巡抚韩世琦处死。详参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

徐朔方云“作诗《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见沉吟楼佚诗。诗云：‘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据《永州府志》卷十一下，吴朝儒今年任推官。推官，司理也。”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订补】吴兹受，名晋锡，长洲邻邑吴江人。早年入复社[32]，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因后曾参与抗清，康熙《吴江县志》无传，仅于卷二十八《科举表》中注“仕至永州府推官”而略其于南明朝最终仕履。其生卒向无著录，今据吴江《吴氏族谱》第十三世小传，得其生卒为一六〇〇年至一六六二年。晋锡南明时以郴桂道加大理寺卿，全楚既失，督师奔滇。因见事不可为，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削发为僧，间关回里，隐居而卒。生平详见族谱卷十一收长洲韩菼撰《墓志铭》（韩氏《有怀堂文稿》、《慕庐文稿》不载）。吴晋锡既为崇祯十三年进士，按常例《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即可系于该年。然据《半生自纪》载，晋锡三月传胪后，“以疾不得赴六月大选”，请假回乡，再上京城，只得永州一缺，九月离京，十月抵家。自此至次年正月中旬，皆在经营先人墓葬，“二月朔，余送余父祀乡贤，冠盖云集，称一时之盛云。二三日赴任永州，诸子送至芜湖”。故金诗可能的写作时间是崇祯十三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系在崇祯十四年一月下旬前后，或较接近实情。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吴晋锡”。

明崇祯十年（1637）丁丑 三十岁

【补遗】吴县友人王瀚此际曾赋诗赠之。《第六才子书·闹简》第十一节【石榴花】夹批：“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文孙也……盖斫山二十年前曾与圣叹诗，早便及之，曰：‘风雷半夜吴王墓，天地清秋武相祠。一例冥冥谁不朽，早来把酒共论之。’”《第六才子书》批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王瀚，字其仲，号斫山，晚明吴庠附例生。擅长绘画，为明代户部尚书王鏊（谥文恪）曾孙禹声之孙，故非王鏊文孙。两人为毕生挚友。其弟王希和学伊，皆为圣叹友。详参本书第六章《莫厘王氏交游考》。

明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三十二岁

【补遗】与同邑少年宋德宜相识。顺治十四年选批《小题才子书》，选宋德宜撰小题文《吾十有五》，解题曰：“余初识先生时，年犹未能十五也，不只读书，便已养气，真仲尼之徒无忝也。此文即是此时所作。”宋德宜（1627—1687），字右之，号蓼思、蓼天，崇明籍，长洲人。入清以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圣叹初次与之相识时，既然“年犹未能十五”，故当为其十四岁时事。详参本书第十八章《〈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宋德宜”。

二 中期订补（三十三岁至四十八岁）

明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 三十三岁

严云受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十一岁条内，云《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作于三十岁后”。未及维茨、公晋何许人。徐立、陈瑜和徐朔方未涉此诗。

【订补】《沉吟楼诗选》有组诗《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十二首。此诗是作者于秋季送两位吴县友人赴南京所作。一是申垣芳（1589—1652），字维茨，号申如，又号蔤文，明庠生，圣叹另有《题申蔤文像》诗；一是王希（约1610—1646年2月15日），字公晋，号知我，乃圣叹友人王瀚弟、学伊兄，为嘉兴府秀水县庠生，乙酉除夕自尽。第四首首联“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上句间接标明写作时间，然“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结合圣叹其他诗作，“今年”约其三十三岁，时在明崇祯十三年。此时，年方及壮的金圣叹已鬓发早衰，可见其用脑过度。颔联“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可与其《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参读（见下条），此诗即写于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初，首联“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便可移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的注脚。圣叹《杜诗解》卷二评杜甫《三绝句》云：“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前此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已衰白相逼。”亦可并观。申氏事迹，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申垣芳”。

明崇祯十四年（1641）辛巳 三十四岁

徐朔方云“作诗《送朱子庄赴任宜春》。”并引《宜春县志》卷六曰：“朱茂暻，字子庄，秀水人。崇正十四年令宜春。”复据同卷《职官表》著录“又云十三年任”，而无辨析。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补遗】秀水朱氏，为江南望族，在明末清初政界文坛声名甚著，仅以与朱茂暻密切相关者论，便有明万历状元、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朱国祚，以及其从侄朱彝尊[33]。作为名门显姓之子弟，茂暻在明末亦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少年才俊，曾拜访过尚名花无主的江南名妓柳如是。柳氏作《朱子庄雨中相过》记其事，并以“骚人杰士真我谋”[34]深相赞惜。陈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别传》时，认为“其诗颇佳”而全文过录，并从道光《宜春县志》“名宦”门录出茂暻传略：“朱茂暻字子庄，秀水人。崇祯十四年令宜春。（寅恪案：表作‘十三年’，传作‘十四年’，相差一岁。疑传有误，当从表为是。）精勤莅治，剔奸戢豪。性喜延揽，与诸生课文品题，竟日无倦色。”[35]此外，于子庄生卒、字号、功名、仕履并无多言。今据《秀水朱氏家谱》得其简历如次：朱茂暻，字子庄，号旭序，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崇祯九年举人，十三年（1640）进士，次年“辛巳选授江西袁州府宜春县知县”（故其任职宜春之准确时间当从传为是），十五年（1642）充江西乡试同考官，次年罢官归；南明朝曾报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未赴任。卒于清顺治四年（1647），仅得年三十[36]。其死因，据陈著所引曹溶《挽朱子庄》第二首所云，乃是“服药媚红颜，终为悦己死”[37]。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朱茂暻”。

金圣叹有《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二章》，陈洪认为“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此诗当作于崇祯十三、四年之间。而诗中称‘牲璧遍山川’，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诗中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定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秋”。徐朔方“据《松江府志》卷三十六《职官表》及卷四十二本传，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八年起任松江推官，今年召为监察御史。”即将诸诗系于崇祯十四年。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

【订补】李瑞和（1607—1686），字宝弓，号顽庵，崇祯八年以进士官松江府推官，张溥崇祯九年撰《李宝弓司李稿序》（《七录斋文集》近稿卷三），述及与其堂叔李世奇为进士同年的交情；王彦泓崇祯十三年撰《和司李李宝弓咏雪狮二首》（《疑雨集》卷四）；圣叹送其应召考选之诗，当撰于十四年。从金诗“公代豸冠来按事，我从鹢首得陪游”看，豸冠当借指纠察、执法的官员，似乎李瑞和曾代理苏州推官，两人因此相识；诗句又有“三年师弟龙门合”“叔孙弟子望传宣”等句，两人似有师生之谊。瑞和入清后家居不仕，年八十卒。《小腆纪传》云“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乃是“四十二年”之误。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李瑞和”。

明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 三十五岁

【补遗】秋，苏州圣默法师欲介绍徐增见圣叹而遭徐拒。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38]徐增（1612—？），字子能，号而庵，长洲人，是圣叹平生最重要的友人，为传播其学术思想做出许多贡献。圣叹被时人“妖魔化”（此一提法，是二〇〇三年秋初会周绚隆先生时，得其启发），有种种记载，但均不如徐增之行为和言语来得真切传神。“怕人，怕人！”真实地传达出其形象在时人心目中已被歪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

明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 三十六岁

【补遗】族兄金昌从其学《易》。金昌《才子书小引》：“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私以之为师。”落款“顺治己亥春日”。金昌，字长文，号矍斋，法号圣瑗，长洲人。顺治十三年岁贡生，康熙初年官合肥训导，参与金圣叹文学批评，受托编辑遗书《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己亥为顺治十六年（1659）。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认为署作“顺治己亥春日”书的金昌《才子书小引》因有“不讳”“身后”及“能不痛哉”等悼惋之词，“作于圣叹逝后甚明”[39]。故将金昌撰《才子书小引》的时间视为康熙初年，姑拟为康熙元年，上推二十年，为崇祯十六年，即金昌初从圣叹学《易》时。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甲申 三十七岁

此时江南仍在明朝治下。

【补遗】春，与徐增初会于西郊慧庆寺。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邬国平先生《徐增与金圣叹》认为：“金圣叹生前死后，徐增是为他洗刷‘坏名声’的第一‘辩护律师’。”[40]但这位“辩护律师”对金圣叹的认识，实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徐增此次与圣叹相会，当为两人正式缔交之始，只是其时尚“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慧庆禅寺在阊门外白莲泾西，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四十一年壬午七十四岁”：“辑《明诗综》，开雕于吴门白莲泾之慧庆寺。”徐增云“余生于白莲泾上，家去慧庆寺数百武，每清风东至，辄闻法鼓之音”[41]；汪琬《重修慧庆寺正殿记》“出阊门沿漕河而南，为虹桥；未至桥数百歩，有慧庆禅寺在焉”[42]。阊门位于苏州古城西北部，虹桥在今阊门下塘街中段。《沉吟楼诗选》有《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花图吟此》诗，疑亦作于此时，圣月为钱光绣，浙江鄞县人，久居吴门。八月，圣叹为徐增父撰《徐庆公生日》诗，末句“青芝紫气若函关”指位于苏州光福镇的青芝山。由徐增此年撰《送家大人赴青芝山居，时八月初七日，即六十初度之明日也》[43]，可见居青芝山之徐庆公即其父。

五月，崇祯皇帝哀诏至吴门。缙绅先后两次在府学明伦堂哭临，“先帝宾天哀诏未到吴门，巡方周一敬吉服谒文庙。诸生拉巡方于门内，而剥去其服。次日，巡方挂牌，命师儒议服色何等。时有吴生者，集绅衿于府学先举哭临三日。有介眉山人者，遍刊《忠君灭（以下原阙——刊本原注）”[44]；“五月初九日起，十一日止，士民数万人，匍匐奔哭，号渤零天”，有《苏州府长吴三学哭庙文》传世，文曰：“维皇明崇祯十七年，岁次甲申五月戊子朔，越九日丙申，直隶苏州府、长、吴三学诸生沥血为文，哭我大行崇祯皇帝于苏州府学之明伦堂，其辞曰……”[45]圣叹想必参加，亦可见苏州士子的“哭庙”习气。

【订补】六月末为邵弥遗画山水长卷撰跋：“余不识先生者，而余甚识圣法师；则见先生不得，见法师如见先生：此余所以肠痛于先生也。后之人不识先生，并不复识圣法师也；则恃有此笔在，见此笔如见先生，遂亦如见法师，则又安知余亦幸不附此笔而为后人所肠痛也？书之不胜三叹！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四川吴红首先披露此篇佚文，认为落款值得注意：“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为满清军败，退走西安；四月二十九日，满清入京，建立清王朝，改元顺治，从此开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新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是金圣叹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仍坚持用的故国年号：‘崇桢甲申夏尽日’。故国之思是很浓厚的。”[46]徐立、陈瑜据吴湖帆题跋“此卷有圣叹跋，是在甲申四月”而不同意吴红观点，因为“清军于六月到达北京，十一月清世祖福临才来到北京”[47]。据权威史书载，五月一日“多尔衮入北京”，十月一日清世祖在京“即皇帝位”[48]，而“夏尽日”亦非四月，而是六月末。南明福王五月于南京即位，改明年为弘光，此年仍为崇祯年号，故吴红与徐立、陈瑜所云皆有不确处。详参本书第十三章《邵僧弥：心仪的同乡画友》。

【补遗】春季，以泐大师名义为友人汤传楹扶乩。尤侗此年三月撰《再哭汤卿谋十首》之七“鼎湖龙去恨如何，独倚江楼涕泗多。还忆青华香案吏，春风重唱故宫歌。”诗注云：“十九日登君山哭先帝，遂哭卿谋。时有降乩者云：先帝本青华帝君，汤子侍书金童也。”[49]岁末撰《再哭汤卿谋文》云：“前戴子云叶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50]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自尽日；戴云叶即圣叹友人戴镐。圣叹扶乩，亦不忘怀念“先帝”，此时江南仍在弘光朝廷治下。

冬十一月，为文彦可《潇湘八景图册》撰跋，云：“此册出于彦翁先生手，仆从圣点法师许观之，又何其袅袅秋风、渺渺愁余也。”末尾落款为“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学人圣叹题”。此为佚文，见启功（1912—2005）先生《金圣叹文》。画跋下押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文中“彦翁”指文从简，明代画家，字彦可，号枕烟老人。长洲人，文征明的曾孙，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例得学博，不赴选，入清隐居为遗民；“圣点”之点，繁体作“點”，当为“默”字，圣默法师乃圣叹友人；“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指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644.12.12）。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文从简”。

约于此年撰《暮春到虎丘看石观音像与门人释曾坐树阴中最久》。释曾姓顾，名参，苏州人。徐增此年夏秋撰《咏帘次顾释曾韵》，顺治九年撰《怀感诗》，云其“年二十竟卒”[51]，故暂系金诗于此年。徐增说顾参为“阿难第四人”，当指其为圣叹的第四位弟子。阿难即阿难陀，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一位，被称为多闻第一。

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 三十九岁

陈洪考金诗《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云“汪涵夫，《吴县志》卷六十四有传：‘汪爚南，字涵夫，麻城人；举人；顺治二年豫王选知吴县。时兵燹未息，流亡载道。招徕安集，人民始定。……四年，丁母艰去。’……据《苏州府志》，长洲知县沈某于顺治三年二月调升，八月方由田某接任，空缺计半年。汪涵夫摄篆长洲当即此半年中事。圣叹此诗可断作于顺治三年二、三月间”。徐朔方亦云“涵夫名爚南，麻城人。去年六月知吴县，明年以忧去。诗或今年作”。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订补】清初佚名苏州人撰《吴城日记》：“长洲县令田本沛，丁内艰去任。四月初旬，吴邑汪令兼署长县事。”由前此有“丁亥新正”云云，可知此四月在顺治四年（1647）；旋又记叙“是时，长洲田令丁艰去，陈太尊赴常、镇兵宪，吴令汪爚南亦丁母忧谢事，郡无一正印官”，接着叙述“丁亥四月下旬”事[52]，可知汪氏署理长洲知县当不满月，故贺诗必作于该年四月而非顺治三年。汪爚南，字涵夫，一字拜石，湖广黄州府黄冈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顺治八年知贵溪县，十四年知河南府；“卒年五十二，工诗文，著有《天镜堂遗稿》”[53]。彭而述《曹疑冢记》“予以岁乙未秋，携起儿赴武试北上，宿邺北丰乐镇（在今安阳境内——引者注），见壁上题铜雀台诗甚苍壮，诗人为‘楚黄汪拜石’。惜其太骂，不足服曹公。”[54]对曹操持太骂的态度，可见持论偏激而不够通达。作为晚明举人，汪爚南任吴县令后，对当地士人颇为礼遇。如请徐枋应举书[55]，言辞恳切，情理备至：

徐枋（1622—1694），崇祯十五年举人，长洲人，清初著名三遗民之一。父徐汧以晚明进士官至南明弘光少詹事，乙酉闰六月清军下苏州时投河自尽。在汪爚南来函前，已有苏松兵备道王之晋和长洲知县田本沛（即所谓田寅翁）致书请出，徐枋均已明确拒绝并分别答之：“知执事当不以世法苛垂死之人而罪其不恭也”；“所欠惟一死耳！执事试思鲜民之生也如此，而尚能扶之而起令入世法乎”，颇有以死相拒之意。汪书动之以私淑之情，晓之以触忌之理，并邀前明贤令牛若麟（字鹤沙，黄冈人，崇祯十年至十五年吴县知县，丁艰去官），始说服徐枋愿意呈牍有司。田本沛顺治三年七月令长洲，次年四月丁母忧。故徐枋《答吴县知县汪爚南书》与圣叹《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写作时间仿佛，两人对新朝官员和政权的态度固别若天壤，然以徐枋的家世背景看其虚与委蛇，圣叹作为普通士子在兵燹战乱之际希望新令施以仁政，亦在情理之中。

【补遗】冬夜，读徐增诗作，感而赋诗。《沉吟楼诗选》有《冬夜读徐悬瀑诗》，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亦载此诗，题为《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题下注曰：“子能丙戌梦游匡山，看瀑布，曾改名匡杖，字瀑悬。”邬国平先生《徐增与金圣叹》首次披露《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指出“徐悬瀑”即徐增，“此诗作于顺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以后不久”。“悬瀑”当为“瀑悬”倒文。

清顺治四年（1647）丁亥 四十岁

年谱诸作者均记该年撰《丁亥仲冬过松陵访来止》，严云受并云：“岁暮风寒，年衰衣单，可见金氏已贫甚。”

【补遗】来止，姓沈名永辰（1616—1674），吴江人，“字子拱，号来止，万历丙辰年十一月九日生，康熙甲寅年十月二十三日卒”[56]。该诗首尾二联是“万古陶边家士家[57]，门庭耿介绝喧哗”和“我来岁暮衣裳薄，四顾同人生怨嗟”，分别可见子拱家风和圣叹境况。

清顺治五年（1648）戊子 四十一岁

【补遗】二月四日，撰行书七字联，颇寓遭际感慨。见其行书手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落款“顺治戊子二月四日”[58]。

此年徐增同圣默法师见圣叹。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

清顺治六年（1649）己丑 四十二岁

徐立、陈瑜和徐朔方均记此年撰《圣人千案》，并引其序：“己丑夏五，日长心闲，与道树坐四依楼下，啜茶吃饭，更无别事。忽念虫飞草长，俱复劳劳，我不耽空，胡为兀坐？因据其书，次第看之：看老吏手下，无得生之囚，不胜快活；看良医手下，无误用之药，又不胜快活。同其事者，家兄长文、友刘逸民，皆所谓不有博弈，贤于饱食群居者也。”徐朔方指出“道树，王伊也，字学伊”。严云受未及此文。

【补遗】言道树为王伊极是，只是谓其字学伊则不确[59]，其事迹亦未涉及。在金氏友人中，除了王斫山，便数与王道树最为亲密了。《沉吟楼诗选》有《病起过道树楼下》和《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另《拟唐王季友鹦鹉洲诗》乃金、王合作之诗。《鱼庭闻贯》第一条即《答王道树学伊》，第三条《与徐子能》云道树“知弟最深、爱弟最切，弟有不当，能面诤之”。王道树（1619—1665），原名伊，改名学伊，字公似，号道树，长洲人。圣叹挚友王瀚亲弟。明诸生，鼎革后隐居苏州西郊胥庄。民国王季烈撰《重修胥庄享堂记》、《胥庄屏迹图记》等文有其传记资料，陈乃乾编《清代碑传文通检》早有著录，只因以王学伊为传主姓名，故从未被研究金圣叹交游者所注意。详参本书第六章《莫厘王氏交游考》。刘逸民，事迹罕见。康熙三十年修《吴县志》卷六《乡贡·本朝》顺治十四年北闱举人一栏有“潘隐如，字逸民，本姓刘，拔贡，以科场事遣戍”。综合光绪《长元吴三邑科第谱》等各家著录，可知其名隐如，字逸民，本姓刘，庠姓潘，室号学经草堂[60]，吴县人。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顺治二年（1645）诸生、十一年（1654）监生、十四年（1657）顺天北榜举人，因科场案被发配流边。顺治十年读《思辨录》而致函作者陆世仪：“两日从研兄处，得见《思辨》尊录，携归急读。一读而骇，又再读；再读而悲，又反复读；反复读而乐，不知手舞足蹈为何如也。此人、此书，吾敢望吾生得亲见哉？今我生同时，又同地三十馀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畴三为我称之，又得研德为我详称之，乃回思三十年中所谓人伦冰鉴、月旦品题者，若于此人、此书井水天风，孟德叹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骇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乐谋者，七尺为广，旦暮为修；而我道老所持筹者，纵则万年，横则四海，所谓‘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亦奚怪哉？特恨和氏之璧，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专玩于随掌。斯不能不掩卷叹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下之宝与天下共之，共之请先自隗始。研兄来郡，望尽发其书，付我卒读！今所先读二本，已抄过一本，其一尚未抄竟，早晩仍归研兄处也。至其书中之所以然与读是书者之知其所以然，则惟研兄知之矣。天下虽大，曾有几人哉？亦岂竟无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信中，“研兄”指“研德”，为侯玄涵（1620—1664），晚明诸生，苏州府嘉定（今上海所辖区）人；“畴三”即逸民邻人宋德宏（1630—1663），长洲人，宋德宜弟。顺治八年举人，后以母丧，哀毁而卒。顺治十七年圣叹撰《与宋畴三德宏》尺牍，与之讨论唐律诗创作特点（见《鱼庭闻贯》）。对隐如“先‘自隗始’”之请，陆世仪回书曰：“逸民其无怀耶？葛天耶？抑皋、夔、稷、契、许由、巢父其人也？岂此世其唐虞耶？……弟得研德、得畴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侣为不孤矣吾！”[61]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太仓人，同属苏州府（郡）。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方志所谓“遣戍”者，是指刘隐如因牵连丁酉科场案而于次年冬发配尚阳堡[62]，遭此难者与金圣叹相关之人，还有吴晋锡三子兆骞。陈维崧约在顺治十七年撰《五哀诗》[63]，恸怀因科场案而被发配边塞的五位友人，其四《潘逸民隐如》云：“昔余丙申岁，读书长洲县。章华宋大夫（自注：宋右之德宜），相与共笔砚。夹河幽巷绕，入市清溪漩。风物本芳嘉，追随悉英彦。刘惔宋家邻，尤与陈生善。流连说生平，跌宕多顾盼。君也性温慎，十步必缱绻。及其感慨时，焱［奕］然闪岩电。酷爱《湖海集》，搜录日不倦。虿尾与银钩，错落铺黄绢。吴城七月秋，别我赴京甸。同门八九人，联袂临流饯。君时醉起舞，长袖风中卷。赠以珊瑚鞭，饰以黄金钿。莫矜红颜好，宫中妒娇面。莫言白璧完，连城轻自眩［炫］。运至慕荣华，愁来忆贫贱。刘生方策名，欻遘贤关变。是时盛苞苴［苞苴行］，富人工汲援。铜山砉然开，中有集贤院。乌倮作主司［鱼目颇混珠］，郑白联翩荐。谁令黔娄生，误厕时流选。昆冈一旦焚，玉石何由见。刘生恬淡人，竟受谗言煽［可怜博学科，误入钱神传］。白月照圜扉，不是昭阳殿。凄凄范蔚宗，恻恻书团扇。戍君玄菟郡，插君白羽箭。君躯绝短小，何以能征战。君身非金石，何以堪忧怨。刘琨绕指柔，夙昔曾百炼。江东西风起，莼鲈可以膳。待君君不来，泪下如流霰。”[64]沈德潜评此诗曰：“逸民才人，亦中丁酉北闱，与汉槎诸人同戍口外者。后被盗，夫妇皆遇害，尤可伤也。诗中闵其矜才众妒，致白璧受玷，为连城自炫者痛下针砭，岂独为逸民一人。”所谓“矜才众妒”，亦可为圣叹写照。刘隐如康熙七年前死于戍所[65]，“逸民死尚阳堡，其妇为盗所害”[66]。

清顺治七年（1650）庚寅 四十三岁

徐朔方引金氏“作诗《题渊明抚孤松图》”，未及该图作者；另言“据第六句，诗作于明亡后第六年”。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订补】金氏另有《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逸诗”一首，可知所题《渊明抚孤松图》出自文从简之手。

清顺治八年（1651）辛卯 四十四岁

【补遗】幼女金法筵生。《吴江沈氏家谱》载，沈重熙妻金法筵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年五十四岁。即生于顺治八年。

清顺治九年（1652）壬辰 四十五岁

《沉吟楼诗选》有七古《下车行》，陈洪认为“此诗乃顺治九年为秦世祯按吴事作”[67]，并据《清史稿》本传和《苏州府志》名宦传，指出：“秦世祯按吴三年，主要政绩之一是严惩贪官污吏。关于当时吴地吏治情况，《苏州府志》记载甚详……圣叹诗中‘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正是这种黑暗吏治的生动写照。秦世祯按吴后……‘诸冤滥久系者悉清出之，自是民得安枕’；‘方农时，半月无雨，人以为忧。世祯一日雪数囚，雨大降，民呼为御史雨’（《苏州府志·名宦传一》）。圣叹所云‘十年疮痍果苏息’，‘灵雨一至驱耕牛’，似皆非泛语，而为实指。”后又云“这首诗对秦某实是颂扬备至，竟以白太傅（香山）、韦苏州（应物）相期许”[68]。吴正岚也认为“此诗写的是顺治九年（1652），秦世祯按吴，惩办贪官污吏，深得江南民众拥戴的情形”[69]。年谱诸作者皆未及此。

【商订】《下车行》全文为：“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五马行行复止止，切问小麦能全收。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上天阴雨总□阁，日照誊黄满墙头。‘我从都门闻，恶卧通夜忧。小臣无廉隅，得非大臣羞。请与父老约，贻汝此来牟。且得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十年疮痍果苏息，然后便宜无不求。’嗟呼下车第一章，仁君之言何宽柔！照临万万沟中人，朗如晶壶悬素秋。儿童合掌妇女拜，三年有成我能讴。白太傅，韦苏州，千秋万岁，肹蠁与俦。”体味诗意，“且得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并非是说实际已经下雨，而是该官员与百姓的约定：由其开仓赈麦（来牟），使饥民聊得果腹，一旦下雨，便驱牛耕田。这就是此人“下车”到任伊始的施政计划、约法“第一章”。再看方志所谓“御史雨”的实际情形，顺治九年夏秋间徐增撰《秦御史喜雨歌和王周臣昆仲》有云：“娄东三月不肯雨，冤狱一昭天降雨……只今一州先得雨，次第六郡皆有雨”[70]，看来只是太仓一地的毛毛雨，江南普降喜雨还有待来日。诗中所用与官职相关的典故，“诸侯”一词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长官，最接近秦世祯巡按苏松常镇监察御史的身份，可是各级地方主官均可称“侯”，如“邦侯”（地方长官）、“郡侯”（知府）、“邑侯”（知县），即此处“诸侯”亦可泛指各级地方长官。其次为“五马”，汉朝太守出行，用五匹马拉车，汉乐府《陌上桑》有“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之句。使君，汉代称呼太守、刺史，相当于明清的知府、知州，“以五马为太守美称”[71]，此典似与巡按御史无关。其三看“白太傅，韦苏州”，唐代韦应物（贞元初年）、白居易（宝历元年）都曾做过苏州刺史，而且均以惠政著称；用太傅代称白居易（曾任太子少傅），并非暗指赠诗对象的实际官职，而是带有祝福其将来官运亨通之意。因此判断，《下车行》非为已经莅任一年的巡按御史作而为刚刚到任的知府作也。那么，此人是谁？“十年疮痍果苏息”之句，指明乃顺治十年上任的苏州知府。据清初佚名《吴城日记》载：顺治九年十一月，长洲知县李廷秀“以贪酷被拿禁，提往江宁审究”；十年正月二十日，“知府王光晋被拿，并及衙役五六十人”，同年八月，“知府高文秀［芳］到任”[72]。据方志载“高文芳，奉天贡生。十年八月任。（按王先［光］晋九年秦世祯奏劾）”[73]。因此，《下车行》是为高文芳所撰无疑。从长洲知县李廷秀到苏州知府王光晋的贪酷及数十衙役的横暴不法，可能才是“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的直接所指。

【补遗】二月，友人长洲徐增撰《怀感诗》，怀念友人，其中《唱经先生》即为圣叹作：“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掩耳不听真怪事，却从饮酒看先生。”[74]徐增《怀感诗引》：“壬辰仲春，贫居僻陋，宾朋都阔，末疾既剧。复益以他病，伏枕累月。因念曩时相与，生离死别，二者各半。聊各赋二十八字，以写其大概，而余事迹亦略记于此。言本至痛，与泪俱出矣。”“壬辰仲春”即顺治九年二月。诗第三句，是指自己当年闻圣叹之名，“急掩耳曰：‘怕人，怕人！’”（参“明崇祯十五年”条）

三月，为友人徐增《怀感诗》作序。《怀感诗序》：“徐子能先生《怀感诗》四百二十绝句成，手钞示余。是时三月上旬，花事正繁，风燠日长，鸟鸣不歇。乃余读之，如在凉秋暮雨、窗昏虫叫之候；如病中彻夜不得睡，听远邻哭声，呜呜不歇；如五更从客店晓发，长途渺然，不知前期；如对白发老寡妇，讯其女儿时、新妇时一切密事；如看腊月卅日傍晚，阛阓南北，行人渐少渐歇：一何凄清切骨、坏人欢乐也。……同学人圣叹拜手。”徐增《怀感诗》写于顺治九年二月，而金圣叹读到徐增抄呈之《怀感诗》“是时三月上旬”，时间正好前后延续，故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认为“这篇《怀感诗序》写于顺治九年”。

清顺治十年（1653）癸巳 四十六岁

【补遗】圣叹在本县浒墅关署，与榷使严我公及遗民李雅谈及评点事。李雅序潘江《木厓集》云：“往余晤金圣叹于严生庵司徒署中。圣叹之言曰：古才人皆一枝笔，侬自许是两枝笔。”署“竹溪同学李雅芥须撰”[75]。李雅，字士雅（一作嗣雅[76]），号芥须，江南桐城人。南明朝寄籍广东，为高州籍拔贡生，永历时选授江西崇义教谕，庚寅（顺治七年）归[77]。严我公，字端溪，一号生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明贡生，南明时任右副都御史，顺治六年正月，“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舟山伪佥都严我公率知府许珖等投诚，兼献进剿机宜，愿充乡导。下兵部议”[78]；同年九月，清军大帅欲对东南反清力量施行招抚，“会稽严我公，鸷猾士也，闻其说，亟造为告身银印，曰：‘请自隗始。’遂授都御史。”[79]顺治十年，“实授户部郎中，榷关浒墅”[80]。据关志记载，“奉敕招抚舟山，著有功绩。迁户部，折节下士，不遑宁处。且秉性严毅，果于厘剔，关政肃清。署中匾额联对，多所更题”（下任陈襄，十一年任）[81]。随后在京城户部任职，谈迁顺治十二年在京，九月“辛卯，过刘北渔（名世鲲，山阴人，刘宗周侄——引者注），值其居停严郎中生庵（我躬）”；十月“癸酉，阴，山阴严户部生庵（我躬）招饮”；顺治十三年正月“辛巳……值严生庵，留饮”[82]，此年已任户部主事（参《东华录》“顺治二十六”三月）。李雅称之为“司徒”，是对户部官员的雅称。圣叹《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只道梅花又早开，却看桂子缀珠胎。小山学士忍寒坐，金粟先生赴腊来。灵隐五言虽绝唱，肩吾短赋亦清才。未闻冰雪惊人句，兹日重吟我欲猜。”当为严我公作，颈联言其文才，与擅写匾额联对亦合。“关使君”，在明清语汇中不是指姓关的使君（州郡长官），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榷关（即钞关）的主官，即榷关的使君。榷使均由户、工部派出，故称“榷部”。古代“持节岀使者曰使君”[83]，所以“榷使”又称“关使君”，全称“榷关使君”[84]。朱长春《朱太复文集》卷十九《冰阻吴门寄太仓陆震卿》诗注“关使君李叔玄”、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二《护松篇为马仲良关使君作》、邹迪光《始青阁稿》卷八《秋日送关使君张我程还朝》、董其昌《容台集》诗卷二《己巳子月饮关使君浴元林司农署中》、陈仁锡《无梦园遗集》卷五《关使君许平远像赞》、王时敏《王奉常书画题跋》卷上《题自画赠关使君袁环中》，诗中的“关使君”，都是指榷关使，他们是李开藻、马之骏、张大猷、林日瑞、许豸、袁枢，分别于万历十七年至崇祯十六年在浒墅关任职（孙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江南文人与浒墅官吏的交往，远较其他钞关为密，这是与当时“通计天下户、工两部关桥一十有七，浒墅居首，额最重，非他关可比”（孙珮《浒墅关志》卷三《建置》）密不可分的，暗含着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钞关的密切关系。

清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 四十八岁

徐朔方云“杨复吉为跋《西城风俗记》”，根据是此跋末署“乙未初夏，震泽杨复吉识”。

【商订】杨复吉跋《西城风俗记》今存者为《昭代丛书》本，然此《昭代丛书》并非张潮原辑、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诒清堂刻甲至丙集本，而是道光年间续辑、二十九年刊别集本。过去笔者曾据后一刊行时间认为杨跋于道光十五年乙未，其实这与系于顺治十二年乙未一样，前后均整整错出一个甲子。杨复吉，字列欧，号慧楼，吴江震泽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截取知县不谒选。张士元《嘉树山房续集》卷下有传，然未载生卒年。据近人张惟骧增辑《疑年录汇编》卷十二“生乾隆十二年丁卯，卒嘉庆二十五年庚辰”[85]，可知其生卒为一七四七至一八二〇年（二十六岁中进士）。其跋《西城风俗记》之“乙未初夏”，应定在乾隆四十年（1775），时年二十九岁。所辑《昭代丛书》稿本，今藏中科院图书馆，《西城风俗记》收在“新编五十种”内[86]。

【补遗】怀应聘（1626—？）此际过苏州，拜访金圣叹。所撰《吴门赠金圣叹》：“怀刺三年意未倾，相逢沽酒醉旗亭。吴王洲上花如锦，半似江淹笔底生。”[87]首句可见仰慕之久。应聘字莘皋，清初浙江嘉兴县人。晚明诸生，入清后为嘉兴府文社咸集社领袖，曾参加苏州七郡文社大会和嘉兴十郡文社大会。后以太学生选职州同知，似未实授[88]，年六十八尚在世。所著今存有《高愉堂诗集》、《冰斋文集》。诗集按体分类，各类下署“槜李怀应聘莘皋著”。初集涉及游历苏州的作品甚夥，与圣叹友人相关者有《彭云客、吴敬生、施尔恭、汪苕文、宋既庭、右之、畴三、孙赤崖、蒋庶来、钦序三、刘逸民招集虎溪》、《酬宋子建、陈定斋》、《同叶圣野、沈石均、匡来、韩倬、康生、许孝酌、钱炼百、宫声、赵明远、王禹庆、其长、惟夏、次谷、郁计登、郑若水、李西玄、蔡九霞、章素文、鹤书、九仪、序昭、湘御、范羽玄、管予宁雨泛山塘》（“七言律”），《许孝酌、祈年、升年、竹隐寄赠家集赋酬》、《虎阜雅集晤吴兹受……诸前辈》（“七言绝”）。其中，吴愉、宋德宜、德宏（兄弟）、刘隐如、陈济生、沈元鼎、世奕（兄弟）、王复阳、蔡方炳、章静宜、许王俨、来光、定升、虬（从兄弟）、吴晋锡，皆是圣叹友人。《吴门赠金圣叹》前第二首为《毗陵道中与李素心学宪话旧》，李愫字素心，江南华亭人，顺治十年任河南提学道；诗集初集卷首“顺治丙申年春日，友弟龚鼎孳题于长安公署”序云：“莘皋鸿才硕学，为江浙声气领袖，工文复工诗。今就试北闱，渡黄河，过漳邺，入燕市，与士大夫投纻缔交，行吟赠答，集诗一帙，请正于予。”丙申，指顺治十三年（1656）。加之顺治十四年刘隐如便涉科场案，姑且将《吴门赠金圣叹》暂系于顺治十二年，当是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途中过吴门而与圣叹相会。

三 晚期订补（四十九岁至五十四岁）

清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 四十九岁

徐立、陈瑜云“是年，刻《西厢记》”；徐朔方云“评点《西厢记》在今年或略后”；严云受于顺治十四年云“批《西厢记》竣……金氏批《西厢》是五十岁左右时事”。

【订补】严云受主要据《闹简》〔石榴花〕金批“吾友斫山王先生……今与圣叹并复垂老”而推，不确。徐朔方引《辛丑纪闻》“丙申批《西厢记》”后指出“年四十九，与《石榴花》评语‘垂老’云云合。古人近五十即作嗟老之辞，非今日比也”。徐立、陈瑜另引徐增《才子必读书叙》：“董西厢评十之四五，散于同学箧中，皆未成书。……同学诸子，望其成书，百计怂恿之。于是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丙申），又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正二月。”其实，徐增原序“历三年”后，无“丙申”二字，此是据陈登原转引[89]；“正二月”，陈氏即误，原为“止二月”。顺治原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七最后一页，标有“顺治丙申四月初三日辰时阁笔”一行字[90]，加上卷八所谓“续之四章”，当批竣于四月上中旬之际。

【补遗】《西厢记》评点参与者有友人释密训、总持、韩住、王伊、王瀚等。卷七《惊梦》总批：“吾闻《周礼》，岁终，掌梦之官，献梦于王。夫梦可以掌，又可以献，此岂非《西厢》第十六章立言之志也哉，而岂乐广、卫玠扶病清谈之所得通其故也乎？知圣叹此解者，比丘圣默大师、总持大师、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圣默大师，释名密训，是圣叹毕生方外友人，曾多次劝促徐增拜访之；圣叹所跋邵弥遗画，也是得之圣默。《沉吟楼诗选》有《怀圣默法师》、《题圣默法师画梅》。总持大师，金圣叹《通宗易论》第一章《五十》下有“西堂总公”四字，当即总持大师；另圣叹《沉吟楼诗选》有《寄总持法师》和《人日怀总持法师》。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离骚》、《史记》、《孟子》、《左传》诸书，闻各有数十首，存松陵总持、不二、解脱三禅师处。”徐增《怀感诗》有《解脱法师圣供》，《沉吟楼诗选》有《病中寄怀解师》、《般若解脱二法师来住数日竟失晤》。贯华先生韩住，与圣叹为挚友，又见《鱼庭闻贯·答韩贯华嗣昌》，以《鱼庭闻贯》署名惯例，韩住似又为以字行者。此人或与圣叹亲家韩俊（金雍岳丈）为昆季（名皆以“亻”为偏旁）。《沉吟楼诗选》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贯华先生病寓寒斋余亦苦痁不已》、《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

王伊已前见，另《第六才子书》引述友人王瀚（斫山）的言论甚夥。徐朔方认为“斫山，名瀚。明内阁大臣王鏊（1450—1524）之裔孙也”，另于《引论》中曾注“斫山（前内阁大臣王鏊的孙子瀚）”[91]。文孙是旧时对他人之孙的美称。言王瀚是王鏊（谥文恪）之孙，始于金圣叹“文恪之文孙”之说，经俞鸿筹“文恪之孙”[92]而几成定论。徐先生能细心地发现实际上的不可能（鏊生于一四〇五年，圣叹生于一六〇八年，相距约一百六十年，后者友人一般不可能为鏊之孙），在谱内审慎地注明瀚为鏊之“裔孙”，实属不易。王瀚，为王鏊五世孙，王道树二哥。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与圣叹交往数十载，互相服膺。至于在金批《西厢》中为何会出现以“文孙”之典（出《尚书·立政》）指称挚友王瀚，笔者倾向于这是一个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造成的笔误，“文孙”当为“玄孙”的形近之讹，即远代子孙之意。

约五月，徐增致信友人王学伊，谈及欲购刚刚问世的金批《西厢记》。徐增《答王道树》：“……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93]徐增《答王道树》写作时间难以确考。将其先后所撰《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与《答王道树》对读，则可推断徐增之会见金圣叹主要有三次：崇祯十七年为初次，顺治五年为二次；由于前两次仅相隔四年，故“逾八年得一相见”必为第三次，至顺治十四年恰为“逾八年”，故徐增“不到唱经堂”的下限当为顺治十三年（取其整数云十年，亦不为过）。徐增《读第六才子书》当写于该年五月，次第三首为《淮上舟社赋百年一闰端阳杜湘草属和》[94]，该年闰五月。

徐朔方引及《四库全书总目》沈起《学园集》提要“与金人瑞相善，故熏染亦深。其与李炜书，自称近来评点《会真记》，颇多奇解。……其所见解，颇与世所传人瑞六才子书议论相近也”一段文字，文后未涉沈起、李炜事迹。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补遗】沈起（1612—1682），字仲芳，原名方，浙江嘉兴人。崇祯十年师从查继佐。二十八岁为诸生，乙酉削发弃世，为东禅寺僧，法名铭起，改字墨庵，世称墨公。传记见曾王孙《故明秀才墨庵沈公塔铭》[95]、黄容《明遗民录》卷十、孙寰镜《明遗民录》卷二十四（名沈方）等。据沈起撰其师《查东山先生年谱》，继佐崇祯十二、十三年（1639、1640）曾两至苏州，尤其是后次，“先生胜集吴门，风雅照耀，海内遐企”，得交诗歌选家姚佺（圣叹好友，参见下条），两人“志趣极合”（《东山外纪》卷二）[96]。此行沈起如随侍，“与金人瑞相善”或即始于该年。故在现有史料条件下，系其人于顺治十三年[97]，虽无甚可堪挑剔之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从沈起师从、著述、秉性看，其与圣叹相善绝非偶然。如：查继佐是位戏曲家，还曾改编过《西厢记》[98]，沈起参编过士子考试“程墨”多种、自编《临秋集》等（金氏有《程墨才子》、《小题才子》），自著《大易测》、《春秋经传引》、《测杜少陵诗》、《宗门近录》（金有《通宗易论》、《左传释》、《杜诗解》、《圣人千案》）；好奇尚义，亦曾于“谒文庙”时戏弄郡邑官员皆“怵惕”的直指使者；治学“通经史百家言，不拘笺注，能自出意解，皆成确论”；为文“拔新领异，探幽抉奥”，“文势纵横，不可方物”（参曾王孙文）。李炜（1621—1679）字赤茂，号格斋，浙江嘉善人。明诸生，沈起弟子。入清多次参加科岁之试[99]。曾撰《寄怀墨庵兼询圣叹》云：“海内传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每倾玄辨心几折，别有深情涕欲潸。虎豹斗昏风雨黑，蛟龙蛰起瘴云殷。何当携手濠梁上，赠以双珠明月环。”[100]可见诸人友谊。

《沉吟楼诗选》有《赠夏广文》诗。陈洪指出夏广文即夏鼎，并据《吴县志》卷四职官表“（夏鼎）十年正月任，十四年十一月劾去”，指出金诗中所咏“十年梦断”、“重来坐”，“皆指夏鼎修整学宫事。这是他任内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金圣叹赠诗的直接原因”；徐朔方云“作诗《赠夏广文》。见《沉吟楼诗选》。诗云：‘潦倒诸生久白头，十年梦断至公楼。杏花廊下重来坐，药草笼中实见收。弟子歌诗环震泽，劳臣碑记在长洲。圣朝日月如清镜，下考终居第一筹。’‘见收’，或指补廪膳生。可见此年前后圣叹犹未忘情科考。据《吴县志》卷四，夏鼎字象也，顺治十年一月任吴县教谕，十四年十一月被劾去职。”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笔者于顺治十四年下编入此诗，并撰文云在此年“给吴县教谕夏鼎所写的诗句中，已经表现出履新去旧的希冀”[101]。

【订补】（一）陈洪所引《吴县志》：“夏鼎，字象也。江浦（人）。……顺治十年为吴县教谕，勤于课士，修整学宫。督捕万，猾吏，侵占学基，伐树筑室。鼎申巡抚，督学卒按其罪，毁其居，基址遂清。”查民国修该县志同卷，“江浦”作“江宁人”（卷四《职官表》作“江浦人”，亦不缺“人”字）；“督捕万，猾吏”作“督捕厅猾吏”；“鼎申巡抚，督学卒按其罪”，意似应为“鼎申巡抚、督学，卒按其罪”（据《东华录》雍正二十三“各府督捕厅专司督缉”，似不归学政辖制）。此事康熙县志夏鼎传有更加具体记载：“学宫颓废，锐意修缮。时刑厅狡胥余茂卿依势侵占学基，伐殿傍树，筑室其址。鼎申巡抚都御史周国佐、督学道张能鳞，檄苏州府推官杨昌龄诣学勘视，卒按其罪，毁其居，基址遂清。”[102]（二）夏鼎为江宁府江浦（今南京浦口区）人，明崇祯九年举人，十七年任常熟教谕；清顺治十年春赴任吴县教谕，龚鼎孳撰诗送之：“《长杨》词赋薄乘轺，立马儒宫锦络骄。天际晓鸿辞朔雪，江南帆影动春潮。琴开石虎花千涧，杖倚垂虹月一桥。终信平津经术贵，肯因微禄傲耕樵。”[103]康熙县志、同治府志均云夏鼎顺治“十四年摄长洲县篆，以事去（官）”，不确。据顺治十八年江宁巡抚韩世琦奏疏所记：“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行苏松道，六月二十三日转行长洲县……吴县教谕夏鼎于十一月初四日接署”；“（长洲）该知县王任，至顺治十二年二月三十日拘齐各犯解厅，计迟四个月零五日……该推官杨昌龄于十一月十一日行县送审，该署县事吴县教谕夏鼎，于二十四日造册解审，计迟一十三日”[104]，可见夏鼎是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就曾以吴县教谕代理长洲知县事（十四年上半年第二次署理）。（三）由于吴县县学自清朝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以来，“本朝鼎兴，庙庑堂阁倾圮，敬一亭廨宇斋舍俱颓，射圃、启圣旧址为奸民所侵，伐树筑室，直逼内地”，夏鼎不仅收复失地，而且“捐俸协修”[105]，从而恢复旧观，使当地诸生有了修学的场所，故此事影响很大。陈洪谓“是金圣叹赠诗的直接原因”，甚确，由此可断《赠夏广文》当撰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前（如在此后，就不会仅称之为“广文”了），顺治二年至十二年为整整十年，“十年梦断至公楼”当是实指吴县县学有关建筑已经坍毁十年。陈洪从《妙法莲华经》和《旧唐书·狄仁杰传》找出“药草笼”的出处，认为是“意谓夏鼎恩泽广被，己虽不才，亦忝在受惠之列”。有关诗句，可能亦有以吴县诸生的口吻赞颂夏鼎使之重新有了读书求学场所之意。

《沉吟楼诗选》有《寿吴明府》，陈洪因此诗与《赠夏广文》均有“药草笼”的典故，云“吴明府为吴明相，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任吴县知县，故知《寿》诗与《赠夏广文》同时，可参证”，后又明确先后关系而含糊赠诗对象：“此后不久，金圣叹赠吴县知县的诗中，再用‘药草笼’语。”[106]徐朔方将“作诗贺吴县知县吴明相生日”列于“作诗《赠夏广文》”之后，并云“《沉吟楼诗选》有《吴明府生日》两题，俱为七律，作春景。另有《寿吴明府之一》亦为七律。后诗云：‘文字因缘千里合，冰霜怀抱一时开。’《吴县志》卷二云，吴明相字容之，长治人。去年三月任，明年被劾去职。”吴正岚亦云“顺治十二年（1655）至顺治十四年（1657）之间，金圣叹与吴县知县吴明相交往频繁……所作寿诗今存《吴明府生日》二首和《寿吴明府》之一一首”[107]。

【商订】陈洪在论及吴明相时仅提《寿吴明府》，是其谨慎处。《吴明府生日》两首与《寿吴明府之一》虽然均“为七律”，赠诗对象恐非一人。从题目看，某某“生日”与“寿”某某便不一致；从时序看，一是作浓郁“春景”：“朝雨万家催种急，春园百处卖桑齐”，“菖蒲夜雨平郊埛，桃李春风动学墙”（次首），一似冬春之际：“实爱高寒愿学来……冰霜怀抱一时开”；从地点看，一云“西子溪头浪拍堤”，一云“文字因缘千里合”。在圣叹生活的明末清初，吴姓任吴县知县者有两人，一是崇祯十七年吴梦白，一是顺治十二年吴明相。吴梦白，字可黄，号华崖，浙江仁和（今杭州）籍崇德（康熙元年改名石门，今桐乡）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任吴县知县。其进士履历为“浙江仁和县人。号□霖，治《诗经》，辛亥生，乡试54名，会试366名”[108]，可知其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其父吴中台，万历四十年举人，官建平知县。梦白“尚气节，工诗文……知吴县，有惠政，未几明亡。唐藩建号，走闽。闽破，挂冠归……优游林下垂四十年，生平著作甚富，晚年悉取焚之”[109]。针对仁和籍的浙人，圣叹贺诗“西子溪头浪拍堤”甚合。吴明相为山西长治人，家乡距离苏州约两千里，而苏州与杭州仅隔两三百里，“千里合”只能是指吴明相。此人在吴县任上的具体起讫时间为“自顺治十二年五月十三日行县……至顺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离任”[110]，将《寿吴明府之一》系于十三年亦可。

《沉吟楼诗选》另有《吴邑黄明府新婚》，吴县自万历至顺治，无知县姓黄者，“黄”字当属抄误。

清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 五十岁

【补遗】三月，七岁小女金法筵摘花欲为父插之。据《吴江沈氏诗录》载，金法筵“七岁能诗，圣叹爱之，为赋‘左家娇女惜馀春’之句”。全诗尚存，名《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见《沉吟楼诗选》。法筵今年七岁，姑将此诗即此事系于该年。

三月二十四日于本县疁关（浒墅关的别名）舟中撰《小题才子书》序。序曰：“先是，余有世间《六才子书》之刻。去年高秋无事，自督诸子弟甥侄，读书学士堂中。每逢三、六、九日，即依大例，出‘四书’题二，观其揣摩，以验得失。而二三子都苦才多，每日晨朝磨墨，伸纸摇笔，未几，余试掣而视之，则已溢出题外。若是乎‘四书’白文之决不可以不讲，而先辈旧文之决不可以不读也。因不得已，搜刮宿肠，寻余旧日所暗诵者，凡得文百五十首……顺治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大易学人圣叹书于疁关舟中。”在当代学术史上，是梅庆吉先生首先披露此书的存在[111]。该书扉页署作“小题才子文”，版心题为“小题才子书”。按照圣叹“六才子书”的取名惯例，当以版心之名为是。明清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文命题曰“大题”，以“四书”文命题曰小题，先考小题文，后考大题文。圣叹曾评选《大题才子书》，道光年间尚存世。此序落款为“顺治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大易学人圣叹书于疁关舟中”，可知写于顺治十四年。有学者认为“欲了解金圣叹晚年思想、心态，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字”，同时又指出“这篇文字的中间一段，特别是所谓‘五功’，文字风格、文字水平与金圣叹一贯的风格、水准相去太远，且刊出于圣叹身后，不无可疑之处。可能是刊出时他人增补”[112]，可备一说。只是说《小题才子书》刊于圣叹身后，可能忽略了周亮工于圣叹逝世次年所云“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113]，可见是刊行于身前的。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云该书“历三年”，是指其边评边刻，历时三载。与圣叹自序始于“去年高秋”之说，在时间上有出入。或是包括今已不见的《大题才子书》，抑未可知。

八月徐增来访。撰《访圣叹先生》：“恐冷灵均梦，来登杜甫堂（家有杜甫堂）。菊花秋正好，兰叶晚逾芳。学道多生幸，为诗一世忙。蛩声凉露下，唧唧月苍苍。”[114]言及圣叹“家有杜甫堂”。

冬，王仕云批评本《第五才子书》刊行。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水浒》一书七十回，为一百八人作列传。……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岂作者之意哉？吴门金圣叹反而正之，列以第五才子，为其文章妙天下也；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余则补其所未逮，曰：《水浒》百八人非忠义，皆可为忠义。是子舆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论，而创为性善之意也夫。岁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王仕云《水浒传总论》：“《水浒》可不传，而圣叹评其文，望如评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在金氏在世时，有明确时间而且不是贯华堂刊刻的《第五才子书》，惟有醉耕堂顺治十四年刻本。仕云字望如，一字过客，歙县岩镇人，随父寓居南京，顺治九年进士，历任广东程乡、平远县令、衡州、潮州知府，皆有政绩，与周亮工是生死之交。“醉耕堂藏板”是始自周文炜（1583—1658.12.31）大业堂的一个家族出书标记，明末“大业堂重梓”《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扉页就已钤“醉耕堂藏板”之印。至清初，亮工弟亮节以此堂号“较正”刊行过唐孙思邈辑《银海精微》等，可知“醉耕堂”是其父子共享之堂号。

约在此年为浙江裴一中《裴子言医》撰序。该书凡例云：“是帙谬辱楚中毛槐眉、吴门金圣叹、云间蒋斧山、四明张振仲、武林赵声伯、禾郡朱子若、同邑钱孺西、胡孝辕、陈则梁诸先生，各赐瑶序弁其首，是无异蝇之附骥，不难不千里行矣。第皆奖借过实，大非凉德所堪，用是怀惭，不敢遽梓，仅自序其略焉耳。”[115]此则史料，首见于孙中旺先生征引[116]。裴一中，字兆期，号复庵，世居浙江海宁。其兄绍中，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约万历三十九年任海盐教谕。一中随任，“因家焉”，遂为海盐人，“缘试厄，遂隐于医，所投辄效。性倜傥，仗义疏财，勿屑屑家人生产。有急者倾囊周之，无德色。所著有《自惩要则》、《裴子言医》、《删润原病式》等书”[117]。由裴绍中考中举人的时间，可见其弟一中当为万历前期生人。“楚中毛槐眉”指毛一骏，字翰如，号槐眉，湖北天门人，崇祯三年举人，顺治十二年至十五年任海盐知县[118]。“四明张振仲”指张应麟，号振仲，鄞县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顺治十三年署平湖教谕[119]。平湖、海盐两县毗邻，均属嘉兴府。据此大致可以推断金圣叹为《裴子言医》写序的下限。

清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 五十一岁

徐朔方记“正月，阎若璩及其父来游，作诗为别”，并于下第一段引张穆（1805—1849）编著《阎潜丘先生年谱》记载阎若璩于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语辄诎，逡巡别去”[120]；于第二、三段引金诗《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121]，快饮达旦，绝句记之》、《牛叟阎子游元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六》、《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之一》等为证。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订补】据所列资料，此处实际上讲的是两件事：一是据阎氏年谱，圣叹于此年曾至镇江访若璩；一是某年春季在苏州西北郊邓尉[122]、虎丘（上有悟石轩、生公台、千人石诸名胜）先后与阎修龄、若璩乔梓、丘象升、象随昆季和姚佺、张养重等人观梅、欢会。前事是否确有，虽从圣叹著述中尚未找到佐证，但亦不宜轻言其无；后事据有关当事人的诗作，已可确定发生在顺治十八年辛丑一、二月间[123]。如康熙刻张养重《古调堂集》收有《粤游春别》七绝一首，诗前小序曰：“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校书。”可证虎丘欢会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即“哭庙”之后约二十天。此外，丘象随《西轩纪年集·辛丑集》有五言叙事诗《泛虎丘》，详细歌咏了其事始末，其中“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诸句，可见圣叹风采。详参本书第十五章《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另徐朔方言张氏著有《一家言》（当据《阎潜丘先生年谱》）。据乾隆《山阳县志》卷二一《列传三·文苑·明》张养重传，该书为其侄镇世撰。圣叹为阎修龄所作诗，今存另有《青溪行》，胡介《旅堂诗集》卷一同名诗《青溪行为阎再彭赋》当即据此改写。

【补遗】嘉兴沈起向海宁潘廷章推荐《第六才子书》。潘廷章诗集《述略》云：“禾水褚研耘，总角交也。新葺学圃东塔殿其北，爱奇花，购异书，所藏不多，而颇多别本。戊戌下帷其园，沈子默庵亦时挟秘录来聚。聚必经时，多所论难，三人相得甚欢。《西来》说意，提笔在此时也。因沈子颇然伪本，故激而为之。”[124]潘廷章（1612—？），字美含，号梅岩，又号雪铠道人、海峡樵人，浙江海宁人。早有文名而功名蹭蹬，曾参加抗清，后隐居教授，著《渚山楼诗集》、《西来意》等[125]。后者是《西厢记》评点本，力反金批本观点。《渚山楼诗集》及《西来意》中提及金批《西厢》均称“贯华堂伪本”。《西来意》起因于沈起对金批《西厢记》的推崇。诗集卷九有《拙评〈西来意〉谬辱高城霞许可，见贻二绝，依韵奉答》其二云：“本是烟波一钓徒，十年浪笔漫书蒲。随身竿木逢场戏，未许天魔属老狐。”末句注曰：“谓近日《西厢》伪本。”研耘为褚廷琯（约1614—？）之号，字研民，一字砚云，崇祯六年举人，明亡隐居；默庵为圣叹友人沈起之号，亦为嘉兴人。

冬，西粤谢良琦初读金批《第五才子书》。谢良琦《才子必读书序》：“生平不识金圣叹。戊戌冬，从阳羨徐二玉所读《五才子书》，方慨然想慕其人。”[126]此文由陆勇强先生首次介绍[127]。徐二玉，陆勇强未涉其人。其名珏美（1620—1695）（《说文》“二玉相合为一珏”），字尔玉，一字二玉，号忍仙[128]，常州府宜兴人，庠生[129]。晚明知府徐懋曙（1600—1664）二弟懋晓（1601—1637）之子[130]，子元（1645—1678）[131]。陈维崧与其父子为友人[132]，赠元琜文云“其尊甫二玉先生，烈才峻性，复磊砢负正骨，诗文墨妙，荫映艺苑”[133]。家谱云珏美“工书，丰神俊朗，邑志列《文苑》”。顺治末年欠赋抗粮，“率众咆哮，拥入县堂，毁官抗比”，于康熙元年六月被江苏巡抚韩世琦以“劣衿逋赋，抗法辱官，病国饥军”的罪名，上疏刑部，“遵照新例，黜革枷责，以示创惩”[134]。谢良琦（1624—1671），字仲韩、石臞，号献庵，广西全州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官淳安令，顺治十五年任常州府通判，康熙元年去官[135]；康熙六年任福建延平府通判。其《才子必读书序》的价值，蒙学者大赞：“由于此人与圣叹同时代，且在较长时间任职、闲居于常州（落职后居于常州武进），又对金圣叹抱有浓厚兴趣，故而所论比起那些身处异地、相隔百年的道听途说之野史杂记可靠许多，甚至比起撰写《金圣叹先生传》的廖燕，其材料也更扎实一些。”[136]此文主要表现了谢氏对金圣叹的理解之同情，就史料而言，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与徐增有关赠序书序相比，逊色许多。

清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 五十二岁

严云受云“金昌于是年春日作《才子书小引》”，并认为“《小引》所说的无力刊印之书，可能指金氏研讨《易经》、佛学等一类著作”；徐立、陈瑜云“是年金昌为圣叹的《杜诗解》作《才子书小引》”；徐朔方云此年圣叹“族兄昌为序《杜诗解》”，又云“另有《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

【商订】《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一名《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卷首，依次为《叙第四才子书》（即《杜诗解》序）和《才子书小引》（落款时间为“顺治己亥春日”），接着就是《杜诗解》正文。学界向来因此认为《才子书小引》是为《杜诗解》撰。其实大错。后者虽在《叙第四才子书》和《杜诗解》之间，却是整部《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的引言，细读即知，无需举例。不能因为装订颠倒便认为是《杜诗解》序。徐朔方言《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自然不错，而说顺治十六年己亥金昌序《杜诗解》则未必尽妥。周采泉先生认为署为“顺治己亥春日”书的金昌《才子书小引》因有“不讳”、“身后”及“能不痛哉”等嗟叹之词，故“作于圣叹逝后甚明”[137]。笔者认同周先生的观点，并补充几点愚见：（一）金昌序曰“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据乾隆《吴县志》卷四十七《选举·贡生》，金昌为顺治十三年岁贡，后此果有“试事北发”之行，必为赴北闱举人之试。清代乡试在子、卯、午、酉年，故顺治十三年后仅有十四年丁酉、十七年庚子两科[138]，一般没有于己亥“北发”之理。（二）此篇“小引”短短五百馀字，有八处直接提到作者，但从不言及“金圣叹”三字，而是无一例外地以“唱经”代之，似其时金氏其名已不能提起，而此时不当在己亥年。（三）金昌序曰“今唱经年亦已老，脱真不讳，是亦为人生之常；而万一其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说此话若在己亥，则圣叹仅五十二岁，“脱真不讳”尚不能称为“人生之常”；若非遭籍家流放之惨，即便“不讳”临身，亦不至于其书遂以“一夜散去”。（四）有不少史料可证《杜诗解》于顺治十六年远未写成，固然序写于成书之前古今不乏其例，然结尾“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云云，似此书已结集待刊矣。另徐先生言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甚确。叙中除了提及绝命辞外，尚有“兹淝上归”一句可资为证。淝上指合肥（清为庐州府治所在县，今为安徽省会），古称淝水，今为肥河。查合肥方志，康熙朝第四任即“金昌，苏州人”[139]。虽历任具体时间均缺署，按常规其离任总也应在康熙四年后吧，下限则在康熙十年前[140]。

【补遗】正月，范良（1630—1664）评选《诗苑天声》，在卷首“海内订正诸先生姓氏”中列四百九十六人，第五十八人是“金采圣叹”。自序落款为“大清龙飞顺治十六年岁次己亥春王正月上浣吉旦黄海范与良眉生氏题于淮阴寓舍之幽草轩”，序文中又自称“小子良”。可知其名良，庠名与良[141]，室号幽草轩，出生徽商，寓居淮安，与阎修龄齐名，所著《幽草轩诗集》七卷今存。方文顺治十三年撰《湖嘴漫兴》七律二首：“久客长淮莫怨嗟，尚馀诗酒作生涯。狂吟痛饮之何处，不是阎家即范家”；“眷西堂不恼人过，幽草轩能召客多。最是难忘可怜夜，红儿歌罢雪儿歌”。末句注云“阎有眷西堂，范有幽草轩。红、雪，二妓名。”诗题注云“湖嘴在淮安新城外，友人多家于此。”[142]喜与遗民隐士交游，孙枝蔚《寄题范眉生幽草轩》诗云：“范生湖海士，幽草却相亲。庭户如空谷，交游半逸民。诗能存雅体时有《诗苑天声》之选，病不厌歌唇。意态飞扬甚，终知异隐沦。”[143]其生年，据方文顺治十六年己亥撰《补寿范眉生三十》“长淮风雅地，小范最知名。九月逢初度，扁舟往润城”，可知生于崇祯三年（1630）；卒年据其亲家赵吉士所记，乃康熙三年（1664）暮春：“甲辰闰三月十二日，明经范子眉生卒于都城报国寺。龚芝麓都宪来灵前哭之。越二旬发引，润州潘江如、古歙孙梦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吴子谋、汪禹成暨其内侄黄敬明，扶榇登舟；予从陆路至淮，先经营家事，不负死者所托。因与其兄元敷、其弟临万，共立继子宣绩奉眉生嗣，而三分眉生之业。元敷敬予一尘不染，因以闺女许配予长儿。道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赠余诗，道其事最详。诗云：‘吾乡范良湖海士，九州结客燕都死。生平不少游侠人，远隔关河千万里。赵侯藉藉邦之彦，匹马承明方谒选。长安趋走无时闲，十日因依视含敛。范生笑入广柳车，左右竞出临危书。书中絮絮意何如，托君茕茕藐诸孤。诸孤远在江之沚，饥鹰卧虎眈眈视。谁将一矢解重围，全凭义气换征衣。黄沙北走雁南飞，故人骸骨须臾归。拔剑坐使风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忆昨钱塘胡彦远，临死不问家人产。伸手大书作‘丘’字，老父娇儿都不辨。一朝白马来柴荆，下马自称丘季贞。身从江北来江浒，身是胡君好俦侣。胡君身后身任之，应为养亲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绝，媲美者谁赵天羽！”[144]。诗中以“饥鹰卧虎眈眈视”形容家族中人对暴死的范良家产的觊觎，颇为怵目惊心。

六月，为顾予咸题园林匾额。长洲顾震涛《吴门表隐》：“雅园即桤林小隐，在史家巷，顾吏部予咸所构，今仅存一池一阜，中有爽致轩金圣叹书。”[145]圣叹书“爽致轩”的时间，约在夏季。据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此年由吏部主事告病归乡，“四月抵家，屏迹闲居，辟邻园废址，帖石栽花，为菟裘计。我祖父世居弦歌里，舍南有旷土，俗呼野园……因垒土规池如村墅，无粉饰，撤墙与仲氏园并。吴语‘野’与‘雅’音相似，易其名曰雅园。未数旬，海寇猝发……会大帅梁化凤提兵来援，寇大溃。”海寇猝发，指的是张煌言与郑成功合兵攻镇江、逼江宁，时在六月间（长洲尤侗《悔庵年谱》此年载：“六月，海寇犯京口，江宁被围，三吴震动，赖梁都督化凤击破之。苏城士女争出避乱。”）故其请金圣叹书轩名当在五月。顾予咸，字小阮，号松交，长洲唯亭镇人。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所著有《雅园居士自叙》等。圣叹与其弟予鼎、亲侄嗣曾及从侄慈旭、陈昽等，皆关系密切。详参本书第十章《唯亭顾氏交游考》。

冬，顺治帝曾向木陈忞问及金批《西厢》、《水浒》事。木陈忞《奏对别记上》：“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146]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首先引述上则史料，并认为“顺治以《西厢记》考和尚，和尚曾翻阅，可见和尚外学之博。和尚还以《红拂记》考顺治，顺治亦能批评其道白不佳，深中肯綮，顺治读书之博亦可见。”[147]据陈垣先生考证，顺治帝本年“闰三月召木陈忞……九月廿二日木陈忞至京面帝”，故两人议论金圣叹，当在该年冬季。木陈忞（1596—1674），广东茶阳（今大埔）人，俗姓林，出家后讳道忞，号木陈、山翁。顺治十六年应召入京，深受礼遇，赐号“弘觉禅师”。所撰《奏对机缘》载，九月十八日“上携学士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赐坐”，与木陈忞参禅。孙承恩、徐元文分别为苏州府常熟和昆山人，或与邵点会面谈及此事。

清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 五十三岁

徐立、陈瑜将《人日孙鹤携酒过看予新选唐人律诗，率其二子来，予二婿亦适至》系于此年，并首先指出“孙鹤，即韩孙鹤。圣叹有同他讨论唐人律体的书信。此信金雍编入《鱼庭闻贯》时，称孙鹤为‘内父韩孙鹤俊’，故知韩孙鹤乃金雍之岳父，与圣叹为儿女亲家也。”陈洪亦云：“韩俊，字孙鹤，为金雍的岳父。疑与韩住相关。俊与圣叹‘鸡飞相及为德邻’、‘一巷来往无人嗔’，交谊不逊于韩贯华。”并注曰：“长洲韩氏为望族。据圣叹赠韩俊诗，知其父号醉白先生，为一清廉大僚。疑即万历年间的礼部左侍郎韩世能。”[148]严云受、徐朔方未及此。

【商订】《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圣叹自序云：“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人日”为正月初七，只能是次年事。韩世能（1528—1598）字存良，号敬堂，长洲（今苏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累官礼部左侍郎。著有《云东拾草》十四卷。就圣叹亲家而言，韩俊之父应是十六世纪下半叶生人，故不可能是韩世能。今存嘉庆《云东韩氏家谱》，所记即其兄弟六人之“宗支”，“世”字辈的下一代，均行“逢”，并非单名，如长房世贤子为逢隆，二房世能子逢禧，四房世正子逢阳，再下一辈行“氵”，如世隆子韩治，逢阳子韩洽（即写《觱篥行》者），亦与韩贯华、韩孙鹤之行“亻”无关，圣叹其他韩姓友人如韩藉琬、韩魏云亦不见该家谱记载。韩俊父非世能之辨的实践性，还在于“故宗伯韩敬堂宅近迎春坊”[149]，否则会以此判断圣叹居处。明代长洲清廉大吏，除了韩世能，稍早还有韩雍（1426—1482），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生三子：韩文、韩敩、韩敞[150]，或许是他们的后裔。韩俊岳父为长洲顾所居（1578—1648），所居三子一女，长子予升（1599—1647），次子恒（1606—1661），季子兆先（1609—1688）[151]，他们是韩俊的妻兄弟，韩俊生年可推，即与圣叹仿佛。予升独子慈旭、兆先长子陈昽，与圣叹有书信讨论唐律诗。

【补遗】金诗《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悠悠罢弹铗，顿顿食无鱼。卧病烦同学，提携过草庐。加餐倍珍重，醉后默踌蹰。冥报成何语，相敦自有初。”当撰于此年初春。稍后《答韩贯华嗣昌》云“辱垂注，弟比来体中粗好。连日日长无事，止是闲分唐人律诗前后二解，自言乐耳。乃复有人谓弟奇特，不知弟正复扯淡，何奇特也！……佳酝拜领，如何可谢？”（《鱼庭闻贯》第十四条）五月撰致嵇永仁书云“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到“弟比来体中粗好”，必在春季。

二月，徐增撰文送友人拜访金圣叹。此际骂圣叹为魔之声已稍缓。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庚子春仲，一日，三耳生突如其来，曰：‘我欲见圣叹先生。’余曰：‘我爱子，慎毋见圣叹先生为也。’三耳生曰：‘何居？’余曰：‘圣叹先生，乃一世人恶之忌之、欲痛绝之者也。从其游者，名士败名，富人耗财，僧家则无布施处：其为祟也大也……’余曰：‘子果何见而欲见圣叹之切乎？’三耳生曰：‘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余曰：‘此得之悬揣。’……余曰：‘吾后来不骂圣叹而赞圣叹故也。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一时至友辄怪予，曰徐二园着魔。余曰：此皆爱我之人也，我感之。虽然，十年后骂圣叹者当定，则人之骂余亦定，且以余为虫鸟识风气之先也。至今日，而余言亦颇验矣。盖圣叹不好名人也，骂之不惊；又无我人也，骂之不揽取；又不适用之人也，譬如五石之匏，大而无当，浮之于江河则得矣，而欲举之则坚而不能也。人但请之说法，则应。除说法外，又极闲，人召之饮酒，则应；其他世法中事，则掉头不顾。又性不喜见贵人，干旄临门，罕见其面；又不报谒，人多尤之。人盖无有不爱惜其羽毛者，与圣叹相接，则不列于人，于是惟恐少沾其气息，务必骂之，遂同声附和，而初不知圣叹之如何当骂也。圣叹负从来未有之奇，目中所未见之人故疑之，疑之不解，结而为骂；人或有信之，信之则见我不如圣叹也，又忌之，忌之则势亦必至于骂。于是，举世无有不骂圣叹者矣。吾尝恨天何必生圣叹而使人费唇舌也，又恨圣叹何不生于三千年前而生于今日，为人费唇舌也。自见圣叹后，辄思天生是人，必有所用之处，岂供人骂者？然圣叹正欲人骂，尝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奔竞之士决不肯来，所来者皆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也。不来者邀之不来，已来者攻之不去。我得与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同晨夕，苟得一二担荷此大事，容我春眠听画看声了也。”今之从其游者，其先皆同仇雠，乃知不骂圣叹者与圣叹无缘（录者注：原无此二字，据上下文意、句法拟补），骂圣叹者与圣叹有缘，大骂圣叹者与圣叹大有缘。盖圣叹夙生福本深厚，故缘之大有如此。今之赞圣叹，即前日之骂圣叹之人；然则今之有骂圣叹者，即后日之大赞圣叹之人也。吾所以惟恐人不骂之，故问子曾骂过否也。’三耳生曰：‘有不骂圣叹而遂喜圣叹者否？’余曰：‘有。吾友中有龙门子，在我案头读《第六才子书》，曰吾见圣叹，当作八拜礼，先四拜以表平日向慕之心，后四拜则拜其批此《第六才子书》也。’……三耳生曰：‘在何处见？’余曰：‘不在唱经堂见，在三千大千世界中见，譬今之桃花如是红，李花如是白，山如是青，水如是绿，光如是放，声如是响而已。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吾尝于清早被头，仰观帐顶，圣叹宛然；尝于黄昏灯畔，回看壁影，圣叹宛然；尝于梁溪柳岸，见少妇艳妆，圣叹宛然；尝于灵岩雨窗，闻古塔鸟声，圣叹宛然；乃至风行水活、日暖虫游，圣叹无不宛然者：此吾之见圣叹法也。’三耳生瞿然曰：‘如子言，则余见圣叹不啻久矣熟矣！吾五年来修普贤万行，在在处处皆是菩萨，我今乃知在在处处皆是圣叹也。’余曰：‘果若是，不独子已见过圣叹，而圣叹亦熟见吾子，而我亦不必作文送子矣。’三耳生曰：‘请留此，以志见圣叹先生因缘。’遂录之而去。”此文是研究金圣叹的最重要的几篇文献之一：详细绍述了徐增在思想上认识、了解金圣叹的具体过程；在金圣叹众多的崇拜者之外，又增加了“三耳生”（苏州聂先，编选《百名家词》传世）、“龙门子”两位；文中直接征引圣叹言论，展示了他的“性不喜见贵人”“又不报谒”的孤傲性格。归庄在圣叹逝世后撰《诛邪鬼》，想必是未见徐增此文矣！

徐朔方云金氏“五月，寓三女家，校订《选批唐才子诗》”，并以嵇永仁《葭秋堂集》金序“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而再见迟留，因遣使迎医”为证；复据《吴江沈氏诗录》，考得“沈重熙字明华，号六书……其妻法筵，圣叹之三女也”。严云受未及此。徐立、陈瑜将此事置于顺治十六年，云“作《与嵇永仁书》，即《葭秋堂诗序》，圣叹《选批唐才子诗》，亦置于卷首，说明圣叹对此文的重视”，又云“是年，评《唐才子书》”，并引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为证。

【商订】（一）金氏有关文字，实为答嵇永仁书信，被《抱犊山房集》的刊刻者作为序言，刻于卷四《葭秋堂旧刻》卷首（《四库全书》本删去），即为金氏佚文。在学术史上最早发现者为民国栾调甫[152]，一九六〇年代则先后有刘世德[153]、邓之诚[154]征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金圣叹全集》，以“葭秋堂诗序”为题，置于《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而未注明原始出处，遂使人以为这是《唐才子诗》原刻所有者。如有学者在辨析此文的原名和出处时，就曾指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葭秋堂诗序》……然金圣叹之文实是书信，非是诗序，《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刻者因《抱犊山房集》而误以为题。”[155]其实这只是当代排印本所造成的误会。（二）圣叹与嵇永仁书撰于顺治十七年无疑，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二年刻本云“己亥评《唐才子书》，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之“己亥”，实与金昌《才子书小引》落款“顺治己亥春日”同一道理，徐增此文又见清抄本《九诰堂集》文卷一，首句为“庚子评《唐才子诗》”。故徐立、陈瑜将一书误为两书。（三）徐朔方所引，不知可否理解为是指金氏是至已嫁之法筵家中整理己作。陈洪亦云“小女名法筵，最受圣叹钟爱，能诗，善书法，嫁沈姓，居城外太湖之滨。圣叹晚年常居其家”[156]。金墅为长洲乡下[157]，信中“方沥米作炊”、“因遣使迎医”均为主人、父亲语；“忽患疾蹶，其势甚剧”，又颇类少儿高烧痉挛昏蹶之症，不类已嫁时事。至读李真瑜先生有关大作所引［吴江］《沈氏家谱》，始知沈重熙妻法筵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一月二日，年仅五十四岁[158]。可知顺治十七年法筵年方十龄，不应已嫁。此际，可能是金家城内房屋正在修缮，而大女、二女皆已出嫁，惟有三小女需人照顾，故送至乡下老屋中。参《鱼庭闻贯·与徐子能》有“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之语。明乎此，便可理解“收束残破数十馀本”，可能指的是其随身带来的家中所有的著述手稿；“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补遗】《唐才子诗》卷二为《鱼庭闻贯》，由金雍所辑乃父平时与友人通信涉及评选唐诗者。其中，事迹较详者见本书第二十章《〈鱼庭闻贯〉所涉交游考》，事迹过于简略者介绍如下：

《鱼庭闻贯》第七条《与吴稽苍灏》，吴灏，字稽苍，吴县人。据《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一载，为顺治十一年（1654）县学第十五名诸生。金书末句“外《入蜀记》未如《吴船录》，当觅出呈览”，当因吴灏向其借阅宋陆游《入蜀记》，而转向其推荐宋范成大《吴船录》，两书皆为游记，属史部地理类纪行之作。

第十八条《与家叔若水丽》、第八十六条《与家叔若水及舍弟释颜》，金丽，字若水，康熙十四年恩贡[159]。圣叹名采，字若采；此金雍“家叔”名丽，字若水，或为圣叹胞弟。《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忆舍弟》，“七言绝”有《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不知是否为金丽作。

第二十三条《与张才斯志皋》，张志皋，字才斯，吴县浒墅关人。镇志于张天麟传内载：“族兄志皋，字才斯，读书不仕。知府陈鹏年书‘耆年硕德’额赠之。”[160]似为布衣之士。陈鹏年（1663—1723）康熙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任苏州知府。

第三十四条《与熊素波如澜》，熊如澜，字素波，吴县人。其父秉鉴，字紫珍，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崇祯间官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参政（“宪副”）。长洲申绍芳第四女“适庠生熊如澜（宪副讳秉鉴子）”[161]。申继揆《同熊紫珍宪副探梅玄墓有怀孟登内兄》（《诗持一集》卷三）。《诗南初集》卷七收熊如灏《晚秋杂兴》五律一首，首联和末联分别为“千载兴亡恨，临风一怅然”和“青山空在目，犹忆义熙年”，作者颇有遗民意识，或为如澜昆季。

第四十六条《示顾祖颂孙闻、韩宝昶魏云》，由“示”字可以判断，此二人乃圣叹弟子，当为苏州人。顾孙闻还是《唐才子诗》的校勘者，该书每卷之后，均有“学人顾祖颂孙闻校过”诸字。

第四十九条《与刘生三古洵》，《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八丁雄飞《与刘生三》：“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复天谴，夺以慈帏。我两人青衫欲破，白雪满身，情绪悲丝，何日向虎丘、龙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与家严，同以慈悲愿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问矣，岂乐行时哉！林下之味，数百亿堂上也。承欢色养，弟与仁兄勉之。”虎丘、龙潭，指苏州虎丘山和南京乌龙潭，分别说明刘生三与丁雄飞的家乡，后者更是雄飞父的筑园之所。丁雄飞（1605—？），字菡生，江浦（今南京）人；其父丁明登，字莲侣，一字剑虹，以进士官至衢州知府，后因不满阉党，隐居金陵乌龙潭。明登为万历三十四年举人、四十四年三甲进士，同榜举人苏州籍者二十八人，仅“刘锡元，长洲人”与刘生三同姓；同榜进士苏州籍者十三人，无一刘姓者[162]，此人名锡玄（因避玄烨讳，后均写作“元”），故丁雄飞所称“老年伯”，当指与其父为同科举人的刘锡玄。锡玄字玉受，连捷中进士，任贵州提学佥事，崇祯中官至宁夏参政。顺治二年清兵下南京，雄飞父明登避兵湖熟而死，据札中“老年伯与家严，同以慈悲愿力而出”之语推测，此函写于父尚在世之明末，由信中充满了愤激感慨之情，或写于甲、乙之际。由此可以认为金圣叹致函之“刘生三”与丁雄飞友为一人，名古洵，长洲人，晚明官吏刘锡玄之子，早年入复社。蒋逸雪先生《复社姓氏考订》著录松江府青浦县“镏古沟（生三）”[163]，镏当为刘之误，沟当为洵之讹，由此可以推知古洵为明末青浦籍庠生。其兄弟多人，一名古江，字生西，为晚明吴县庠生，乙酉五月避兵至昆山，依妻父葛锡璠以居，七月六日昆山城破，古江自缢，妻女投河，一门俱死[164]。另，清顺治四年（1647）苏州府学诸生有刘古汝（《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顺治八年昆山县诸生有刘古润（《国朝昆新青衿录》），当为古洵诸弟。圣叹与刘锡玄长孙亦为友，《小题才子书》刘锡玄《乡人饮酒》解题曰：“此文从先生冢孙越慧社兄家乘中搜得，无态不尽，无妍不极。先生常教越慧兄：‘作文必须字字飞，又须字字膩，不膩不飞，不飞不膩。’……今世之同学兄弟，尚未读吾越慧兄新制，其飞腻、腻飞，真是祖父单传，不许外人也。”越慧，其名待考。

第五十八条《吴周维之升》，吴之升（1629—1713），吴江人。据吴江《吴氏族谱》：“之升，恂第三子，字周维，号栎庵。生崇正己巳年七月十日，乌程庠生。康熙丁未入国学，己酉考授州同知。卒康熙癸巳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五岁。配邑沈氏，壬辰进士蓬莱县知县自南女。生崇正壬申年三月二十一日，卒康熙癸未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二岁。”[165]可知之升为晋锡族侄。其父恂之高祖岩，为晋锡高祖山之弟。其岳丈沈自南（1612—1666），顺治进士，著述甚丰。

第七十一条《与周静香荃》，周荃（约1605—1672），字子静，一字静香，晚号花溪老人，苏州人。晚明贡生[166]，入清因安抚江南四郡历任青州道。此人乃清初较有名气的书画家，“善山水花草，各得大意。小幅及册页笔趣尤敏妙动人，题句书法皆有生气。其图章有‘齐楚观察’”[167]。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宝龙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上，一副落款“周荃”的花鸟立轴，印鉴：周荃（白）、书卷静中缘（朱）、耐岁寒（白），估价六至八万，最后以十万三千五百元成交。题画款识为“戊戌小春过云伴阁，适孔彰社翁出北宋人真本，余展玩快目，不忍释手，翎毛如生，蔼然可爱而意趣有余，其花渲丽而石亦小变。淡雅点染之妙，不足为外人道也。见之技痒，携归对临，与赏音者鉴之。时年六十有九，周荃。”明末清初有两位画家字“孔彰”，且均为浙江嘉兴人，一是项圣谟（1597—1658），一是陈嘉言（1599—1678）。由现存多幅陈氏绘画均有“云伴阁”款识或印鉴，题跋中所谓“孔彰社翁”当指陈嘉言，似亦合榫。戊戌为顺治十五年（1658），则周荃似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其卒年是有明确记载的：“壬子入都，道卒。”[168]壬子指康熙十一年（1672）。邓旭（1609—1683）该年冬撰《壬冬闻周邻藿先生至白门，即由菱水返棹赤石矶，去城如咫不敢入。承同钱湘灵过晤，追述顾松交、周静香诸亲旧强半物化，夜寒不寐，感而成咏》[169]，可为旁证。如确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则享年八十三岁。在古人属耄耋高寿了。问题是，尚有文献史料质疑着“时年六十有九”的书画款识！清初大和尚道忞禅师（1596—1674）曾撰《寿静香周居士六旬初度》[170]，如按照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算，则写于顺治六年（1649）。周荃书画章有“齐楚观察”和“荃字静香”二印[171]，前者是指自己官至山东青州兵备道[172]，时在顺治八年至十一年间。寿诗中已经言及“齐楚勋名何足论，清闲赢得鹤随身”，即从道员任上致仕回乡，故写作时间必在顺治十一年后，因此周荃必不可能顺治十五年戊戌已经“时年六十有九”；从书画鉴定角度论，无论那幅“花鸟立轴”绘画如何精美，绝非出自苏州周荃之笔。再看释道忞《布水台集》所收诸诗，皆按照时间排序，如卷五第一题为《世祖章皇帝哀词》写于顺治皇帝“哀诏遽颁”之时，即顺治十八年（1661）春；第四题为《世祖章皇帝御书佛字颂有序》写于康熙元年（1662）壬寅；第十二题《寿息斋金太傅七旬》，吴江金之俊（1593—1670）康熙元年（1662）七十岁；第十六题和第十八题，均写于“壬寅季冬”“壬寅冬季”；第二十六题《癸卯夏五上雪窦，为同门奇和尚封塔赋感，兼赠山夫正侄》，写于康熙二年（1663）夏；第三十三题即为寿周荃诗，假设此诗写于该年，则周荃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迟不过三十三年（1605）。顺治十七年刻《传社唱和》一卷，《赠言》第五叶收录“周荃静香，吴县”所作诗。生平事迹详参拙撰《清初周荃“安抚”苏州事略及与“密云弥布”匾诤关系考论》（待刊）。

第七十六条《与蔡蔼士芬》，清初蔡馠若，当即蔡蔼士。李善注何晏《景福殿赋》“蔼蔼萋萋”为盛貌，“馥馥芬芬”为香气[173]，可见蔼、馠皆与芬相关。丹阳蔡芬与王仲儒（1634—1698）为友，仲儒集中多有与之诗。如康熙二十年撰《雪夜罗亦蒿、蔡馠若来饮》、《酒后别蔡七》，二十二年撰《过丹阳不得访二蔡蔡芬馠若、蔡莟若》，二十五年撰《因蒋坤维寄蔡七，恐辄反丹阳，不得同访李九》、《怀蔡七》，三十年撰《因履冰寄丹阳蔡馠若、若兄弟》，三十二年（1693）癸酉撰《蔡馠若六十》，注云：“蔡以十月生，自辛丑定交，兄事余，情好无间。”[174]可见蔡芬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十月，行七，有一弟名莟，字若，镇江府丹阳县人。王士禛顺治十八年撰《九日风雨往淮阴舟中，怀珍示、不雕、我建、元式、正求、馠若归吴中二首》和康熙元年撰《同杨西印副使、蔡馠若秀才夜登观音山眺曲阿后湖放歌》[175]，可见其为诸生。

第八十条《与高元丹茂梓》，据《长元吴三邑诸生谱》，顺治十三年吴县诸生第六名为高茂梧，茂梓或为其昆弟。

第八十二条《答沈允兼志斌》，据乾隆《吴县志》卷四十六及《长元吴三邑科第谱》，沈志斌，字允谦，吴县人。顺治十四年北闱举人，治《易》，科场案磨勘回学，以廪监考授中书，官至衡州同知。康熙《衡州府志》卷九《秩官·同知》载其简历“贡监生，由内阁中书典籍升秩，康熙十三年正月到任，卒于官”，下任赵士龙康熙十八年到任。

第八十五条《答俞安隐汝钦》，汝钦字安隐，一字安甫，长洲人。《传社唱和》之《和韵》第三十八叶收录“俞汝钦安甫，长洲”所作诗。

第八十九条《答熊焦易林》，熊林，字焦易。《国朝昆新青衿录》顺治十三年岁试第三名为“张熊林焦易”。此人或为吴县人，昆山籍，庠姓张。

第九十八条《答韩释玉藉琬》，韩藉琬，字释玉，一字来鹤，吴县人。顺治四年长洲县第十七名庠生，《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释玉忽然作诗佳甚，寄此相勖》，藉琬似为其弟子。善医，宋代韩琦之后，明初太医院使韩凝为其先祖。著《伤寒意珠篇》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今存抄本（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与昆山徐氏兄弟有交。康熙十六年九月，与徐元文、徐崧等游虎丘山堂[176]；二十二年（1683），徐乾学为其医书撰序：“《伤寒意珠篇》者，吴县韩来鹤所以阐发张长沙仲景书也……来鹤，魏国忠献公之后，在宋市药之禁甚严，而其家以忠献故得市，当时谓之‘韩府药局’者也，其子孙因医名于世，明永乐时有院使公茂者[177]，与戴元礼齐名，传之来鹤之大父，俱精于其术，则非直三世而已也。来鹤少而工为文章，有声乡校，困于举场者久，读书益多，以其馀闲，通其家学。”[178]后为葬先人，入京师以医术募金。韩菼记徐元文轶事有云“邑子韩藉琬谒公邸寓，问其来故，曰：‘吾三世未葬，将以医于京师贵人，得二百金，吾事办矣。’未几卒于旅，公方宴客，罢会而哭之。为归其丧，而属家人贷金付其家，如其所欲之数，不令赍志地下也”[179]。元文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以文华殿大学士致仕，藉琬当卒于其前。

第九十九条《与杨云佩廷章》，杨廷章，字云佩，一字公式，吴县人。《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卷二“顺治十四年丁酉科”举人：“杨廷章，公式，廷覆除名，吴。”可见亦为顺治丁酉科场案之受害者。《沉吟楼诗选》“七言律”有《赠杨公路郊居》，公路或为公式昆季。刘献廷《广阳诗集》有《过杨公路南塘村居》，如系一人，寿算尚丰。

【补遗】张芳致书陈允衡，盛赞金圣叹评选唐诗及其他各书。张芳《与陈伯玑》：“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而王、李一派恶套诗，大抵不明于此说，以至村学究坌气狺声，涂墙缀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180]此札上有周亮工眉批：“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有关书信和评语，在金圣叹研究史上由民国初年孙癯蝯首先征引[181]，惜未引起注意。张芳（1612—？），字菊人，一字鹿床，号淡翁、裓庵，镇江句容人，江宁籍。顺治九年进士，历官常宁、宜江知县，旋引疾归。周亮工评之：“张菊人罢官后，并四壁亦无。文人作吏，能自刻苦，高品无第二人也。”[182]陈允衡（1622—1672），字伯玑，号玉渊，江西新城人。久寓南京、芜湖。顾中庵指顾梦麟（1585—1654），字麟士，号织帘，一号中庵，太仓人。明崇祯六年副贡，集三吴名士为“应社”，为时所宗。

【补遗】吴见思赋诗赠徐增，表达对金圣叹和徐增的敬仰。吴见思撰《奉赠子能道兄先生》诗：“余也僻陋生毗陵，出门四顾无良朋。乡里琐琐何足数，睥睨千古成骄矜。及今四十心始小，迁居吴苑亲贤能。十年曾识金圣叹，笔墨高妙才崚嶒。天之生贤岂孤特，复有徐子相凭凌。诗名今已遍海内，愧于今日方师承。道气深静无可语，舌侨不下徒兢兢。徐子爱我赠诗句，使我意气仍飞腾。从此学道应有益，脱略礼法人所憎。自甘蔬水薄富贵，孔氏之子犹曲肱。勉哉相与守贫贱，我于二子长服膺。仙山既近羽翼长，下士大笑如苍蝇。”[183]吴见思（1621—1680），字齐贤，号玉虹，常州府武进县人，著有《史记论文》、《杜诗论文》。“子能”为徐增之字。从“及今四十心始小……十年曾识金圣叹”等自述中，可知此诗当写于见思四十岁（顺治十七年）时，认识圣叹已有十年。

清顺治十八年（1660）辛丑 五十四岁

徐朔方记金氏“二月，作诗贺人得子”，并引其《陈定斋太仆辛丑春初索得雄，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五言律为证。徐立、陈瑜云此诗是“是年春康熙登基，圣叹赋诗纪瑞”。引诗后均未涉陈定斋其人。严云受未及此。

【订补】此诗主旨为贺友人生子，而非皇帝登基。定斋为陈济生（1618—1664）之号，字皇士，长洲人。其父仁锡（1579—1634），天启二年探花，官至南京国子祭酒，谥文庄。著述甚丰，有《潜确居类书》和评点古文、时文多种传世。故圣叹于首篇诗题下，有“文庄藏书悉在潜确居”之注。济生于崇祯十六年，荫官太仆寺丞，入清隐居为遗民，门人私谥节孝先生。此人是清初重要的诗歌选家，在明代遗民文学史上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普门诞日”此处当指观世音诞，佛教《法华经》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苏州旧俗，相传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郡人竞游支硎山，士女联袂进香。《清史稿·世祖本纪》载世祖遗诏玄烨“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而据同书《圣祖本纪》“二月癸未，上释服”，即位在二月三日（1661.3.3）。十六、七日诏书到苏州，如快马驰驿，时间亦或可能。详参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交游考》“陈济生”。

【补遗】二月下旬，先后与友人姚佺，阎修龄、若璩父子，丘象升、象随兄弟，张养重等聚于郡城郊区邓尉、虎丘。期间作诗多首，二十四日送别。参见第十五章《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

徐朔方记金氏“四月，以哭庙案被捕，解送江宁，七月十三日（公历八月七日）被害”，于征引文献第二条曰“据《松陵诗征》卷三，沈自继子永启至南京为圣叹殓葬”（当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文后未涉沈永启其人。严云受和徐立、陈瑜未及此。

【补遗】沈永启（1621—1699），字方思，号旋轮，吴江人，是圣叹平生交游的重要人物，金氏佚诗《题平坵沈君善木影》，即是为其父自继（1585—1651）撰[184]。乾隆吴江袁景辂辑《国朝松陵诗征》，于永启小传后引“周笠川”云：“方思性颖敏，诗文词皆立就，师事郡人金采。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独方思往询候。采被刑，殓其遗骸，复奉棺置所居吴家港家庵中，人重其气谊。貌古朴，喜禅理。即之若悃愊，与之谈诗文，辄若悬河，倾注不竭。”此即为“永启至南京为圣叹殓葬”之由来。原始出处为周廷谔（1670—？）《吴江诗粹》；永启为其乡前辈，“引为忘年交”。圣叹与方思之交，详参本书第八章《吴江沈氏交游考》。

[1] 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页。

[2] 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2页。

[3]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308页。

[4] 《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339页。

[5]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1—751页。

[6] 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

[7]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按：此文云王靖宇1972年英文版《金圣叹》“后附简略年表”（第339页），未见谈蓓芳译本《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

[8] 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26—148页。

[9] 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10]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两友轩1919年版，第78页。

[11]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

[12]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1页。

[13] 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4] 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中华文史论丛》第26辑，1983年第2辑，第273—274页。

[15]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6] 吴安国：《吴江吴氏族谱》卷17第十四世小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17] 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年谱》“乙未四十四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18] 金溪《戌元周氏族谱》卷5《科目仕宦》，1916年刻本。按：周亮工父子为江南支，另有开封支，此为金溪支族谱。

[19]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2，康熙抄本。

[20] 《吴江沈氏家谱》卷5，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21]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4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54—555页。

[22] 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23] 苏先：《苏子后集》卷5《次韵钱宗伯和泐大师降乩诗十首》，稿本。

[24] 郑志良：《〈柳如是别传〉补正三则》，《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25] 单学傅：《海虞诗话》卷1，1915年排印本。

[26]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冀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8—523页。

[27]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第523页。

[28]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第523页。

[29] 周作人：《谈金圣叹》，《人间世》1935年第31期。

[30] 释戒显：《现果随录》，吴震方辑《说铃后集》，道光五年（1825）聚秀堂刻本。

[31] 即周作人所谓“附记”，严云受误作“周亮工《现果随录序》”，乃未见原书所致。

[32] 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吴县、长洲及苏属各邑数以百计的复社闻人，金圣叹都没有与之交游的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第276页。

[33] 国祚长子大竞，为彝尊祖；三子大治，为茂暻父：彝尊应呼茂暻为堂叔。

[34] 柳如是：《戊寅草》，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3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356页。

[36] 朱荣：《秀水朱氏家谱》“世系表五”，咸丰刻本。

[37]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3《挽朱子庄》，雍正三年（1725）刻本。

[38]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康熙抄本。

[39]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40]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

[4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又4《慧庆寺自如禅师坐化记》，清抄本。

[42] 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33，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0页。

[4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康熙抄本。

[44]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补逸》，《丁丑丛刊》本，1937年版。

[45] （明）佚名：《中兴实录》不分卷，抄本。

[46] 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重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47]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48]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2页。

[49] 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康熙刻本。

[50]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康熙刻本。

[5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卷5，康熙抄本。

[52] 佚名：《吴城日记》卷中，《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53] 乾隆《黄冈县志》卷9，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54]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18，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

[55] 徐枋：《居易堂集》卷1《答吴县知县汪（爚南）书（附来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56]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懋所公支上十一世》，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57] “家士”，或为“衆士”之形近误抄：众士，古代泛指读书人；严云受“疑为”居士。从格律看，首句第五字应为仄声，“居”为平声。

[58]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59] 系沿现代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之说，见《沉吟楼诗选》影印本第1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0] 陈维崧：《陈迦陵俪体文集》卷6《刘逸民学经草堂制艺序》，按：约撰于顺治十四年（1657）。

[61] 陆世仪：《论学酬答》卷4《答郡中刘逸民书》，同治十三年（1874）刻《小石山房丛书》本。按：此书下为《答吴门陈皇士书》“忆自戊子岁，兄翁东过娄中……曾几何时又五阅春秋矣……今乃于逸民兄处忽尔天作之合，岂此中亦有气数存耶？”戊子，指顺治五年（1648）。

[62]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康熙四年条内引方拱乾《大方广佛华严经墨迹》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阎若璩年谱》，第28—29页。该经乃“同罹诸君子”三十四人于发配出关前在京合抄，中有“刘隐如书一卷”。

[63]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6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11，袁世硕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449页。按：此诗亦见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湖海楼诗集》卷1，与别裁集本稍异，异文见引诗方括号内。

[65]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66] 尤侗：《看云草堂集》卷5《伤刘逸民夫妇》，康熙刻本。按：撰于康熙七年（1668）。

[67] 陈洪《金圣叹传论》又说此诗是“顺治八年”所写，第5页。

[68]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115页。

[69]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70]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康熙抄本。

[71] 梁章钜：《称谓录》卷22，光绪刻本。

[72] 《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36页。

[73] 《江苏省通志稿》第4册《职官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74]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75] 此条由邓晓东博士2009年3月16日提供，特此致谢。

[76] 张英《文端集》卷6《东皋草堂诗》诗末注：“李子嗣雅，名雅，一字芥须，同里人，能诗，晩年居东皋。”《四库全书》本。

[77] 蒋元卿：《皖人书录》，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619页。

[78] 《清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35页。

[79] 邵廷采：《东南纪事》卷7《王翊》，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48页。

[80] ［康熙］《会稽县志》卷19《选举志·特用》，1936年排印本。

[81] 孙珮：《浒墅关志》卷8《榷部》，雍正刻本。按：一般著录此书为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然记事至雍正二年。

[82] 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8、122、128页。

[83] 梁章钜：《称谓录》卷23《钦差》。

[84] 屈大均：《翁山诗外》卷5《送榷关使君》，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85]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4页。

[86]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6页。

[87] 怀应聘：《高愉堂诗集》初集“七言绝”，顺治刻本。按：该集不避“玄”字讳。

[88] ［光绪］《嘉兴府志》卷48《选举五·舍选》嘉兴县“怀应聘（以上俱州同）”，康熙府志卷18云其“考职州同”。

[89]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55页。

[90] 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扉页书影，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9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第700页。

[92] 俞鸿筹：《沉吟楼诗选》卷末“读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

[93]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康熙抄本。

[94]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0。

[95] 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卷4，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

[96] 沈起：《查继佐年谱》，汪茂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6页。

[97]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9页。

[98] 《罪惟录》传三十一《王嘉胤高迎祥诸部贼》查氏论曰：“吴中金生圣叹批评此传为《第六才子书》，于文无害，而□别案无故见杀，耐庵、贯中之笔良可畏也。”（《四部丛刊》本）可见其对金氏的关注和同情。

[99] 周焕卿：《李应机及其年谱》，《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按：李应机为李炜次子。

[100] 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陈增新等选《柳州诗集》卷8，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按：邓汉仪《诗观二集》卷5亦收此诗，文字稍异。

[101] 陆林：《“才名千古不埋沦”：金圣叹精神风貌和批评心路简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2] ［康熙］《吴县志》卷40《宦迹》，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103]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22《夏象也之吴县广文》，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

[104]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18《报陈心垣一案迟误职名疏》、卷35《题左得胜一案迟误各官疏》，康熙五年（1666）刻本。

[105] ［康熙］《吴县志》卷23《学校》“吴县学”。

[106]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94页。

[107]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第124页。

[108] 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109] ［道光］《石门县志》卷14《人物上》，道光元年（1821）刻本。

[110]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15《覆朱观一案迟误疏》。

[111] 梅庆吉：《新发现的金圣叹著作〈小题才子文〉》，《北方论丛》1990年第5期。

[112]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11页。

[113]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尺牍眉批，康熙元年（1662）刻本。

[114]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1，康熙抄本。

[115] 裴一中：《裴子言医》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刻本。

[116] 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页。

[117] ［光绪］《海盐县志》卷19《人物传·隐逸》、卷14《名宦录》，光绪二年（1876）刻本。

[118] 参见廖元度《楚诗纪》卷1、［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光绪］《嘉兴府志》卷38《官师三》。

[119] ［光绪］《平湖县志》卷12《宦绩·文秩》，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120]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页。

[121] 金诗抄本误作“卧”石轩，见《沉吟楼诗选》影印本第65页。

[122] 邓尉：山名，在苏州府城西郊七十里光福里；因后晋郁泰玄葬此，一名玄墓，康熙时避玄烨讳改元墓。

[123] 详参本书第十五章《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

[124] 潘廷章：《渚山楼诗集》卷首，康熙刻本。

[125] 张小芳：《〈西来意〉撰者潘廷章生平考》，《中华戏曲》2009年第1期。

[126] 谢良琦：《醉白堂文集》序类，康熙刻本。

[127]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128] 金堡：《遍行堂集》文集卷2《徐忍仙字说》，乾隆五年（1740）刻本。

[129] 《义兴洑溪徐氏家乘》卷5下《复斋公世传·慕冲房》，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

[130] 许楚：《青岩集》卷5《徐二玉招同马束庵、谢定之、陈善伯燕集洑溪，观令叔暎薇太守家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

[131] 《义兴洑溪徐氏家乘》卷6下《复斋公世传·慕冲房》其小传云：“字渭文，号似仙，行二，擅山水花鸟，迦陵太史称其绘事空苍秀润，识者叹为绝作。邑志列《艺术》。”

[132] 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25《题徐二玉小像》，康熙二十八年（1639）刻本。

[133] 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3《赠徐渭文序》，《四部丛刊》本。

[134]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7《徐珏美等招疏》，康熙五年（1666）刻本。

[135] ［康熙］《常州府志》卷13《职官·通判》。

[136]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第70页。

[137]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6年版，第475页。

[138] 参《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9] 嘉庆《合肥县志》卷16《职官表》“国朝”训导，嘉庆九年（1804）刻本。

[140] 据友生裴喆博士告知，国家图书馆藏有胡献珍修、朱弦纂《庐州府志》抄本，仅存《秩官表》二卷。“金昌，苏州人”，康熙间第四任同他本，一样没有任职年份。但此本的纂修年份可考。朱弦为龚鼎孳的同乡好友，嘉庆《庐州府志》卷54《叙录》里有一篇龚序，云：“今上龙飞之十一年……特咨臣部通晓天下省、府、州、县，修成通志，以备宸览。太守胡公献珍适当其会，开局分曹，征文考献，十阅月而稿成，三千里走函索序于孳。予职在秩宗，方欲汇天下之全书以进御，其敢先序一郡之志乎？”则此志经始于康熙十一年。龚鼎孳次年九月二日乞休得允，序必作于此前，则此志完成必在康熙十二年。金昌继任还有两人，则金昌任职当在康熙十年以前。

[141] 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4商籍一《贡选》著录清初恩贡生有“范与良”名。

[142] 方文：《嵞山集》卷12。

[143]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5，康熙刻本。

[144]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145]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46]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147] 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年12月《辅仁学志》第7卷第1、2合期；收入《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8]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106、108页；《金圣叹传》［增订版］，第119、121页。

[149] 佚名：《吴城日记》卷中，《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第217页。

[150] 刘珝：《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韩公墓志铭》，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39，《四库全书》本。

[151] 顾光昌：《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1《世系》第五世、第六世，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152] 栾调甫：《金圣叹生年考》，《华北日报》1936年1月20日，第7版，《图书周刊》第64期。

[153] 刘世德：《金圣叹的生年》，《文汇报》1962年6月20日。

[15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6页。按：此书成稿于1959年5月。

[155]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明清文学论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156] 陈洪：《金圣叹传论》、《金圣叹传》［增订版］，均第19页。

[157] 金墅：旧镇名，位于苏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处之太湖东北岸，清属长洲县，今属吴县通安镇辖。

[158] 李真瑜：《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女作家汇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159] ［乾隆］《吴县志》卷47《贡生》。

[160] ［嘉庆］《浒墅关志》卷14《人物·本镇》。

[161] 苏州《申氏世谱》卷3，道光赐闲堂刻本。

[162] 参［民国］《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第218—219页。

[163] 蒋逸雪：《张溥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5页。

[164] 参［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26《忠义》、［民国］《江苏省通志稿·人物志》卷59《忠节·苏州府二·明》。

[165] 吴江《吴氏族谱》卷20“第十四世”小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166] 乾隆《江南通志》卷137《选举志·贡监》在“国朝”一栏中有“周荃，字静香，苏州人，佥事道”的记载，时间恐误。

[167] 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上，乾隆刻本。

[168] 《浒墅关志》卷14《人物》，道光七年（1837）刻本。

[169] 邓旭：《林屋诗集》卷7，道光刻本。按：前三首分别为《壬子小春总戎沈恒文邀陪大司马王玉铭先生游东山》、《壬子初冬，维舟濑上，晨起偕马寅公樊又新唐庶咸登永寿塔，晤石舸、语山两开士，即席赋赠聊寓》、《代友人和韵》。顾松交即苏州顾予咸，卒于康熙八年（1669）。

[170] 释道忞：《布水台集》卷5，康熙刻本。

[171] 张照：《石渠宝笈》卷4《名画荟萃二册》（上等天一），《四库全书》本。

[172] 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青州战国时为齐楚之地。

[173] 李善注：《六臣注文选》卷11，《四部丛刊》本。

[174] 王仲儒：《西斋集》，康熙刻本。

[175]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袁世硕主编，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29、360页。

[176] 徐元文：《含经堂诗集》卷5《九月十五日愚谷伯父、顾大让表兄见过荒园，同家二兄及松之、韩来鹤、顾予闻泛舟山塘，登山玩月，过三益园小憩，还就大让霖雨堂饮四首》，康熙刻本。

[177] 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78《太医院判韩凝传》，万历刻本。

[178]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0《伤寒意珠篇序》，康熙刻本。

[179] 韩菼：《资政大夫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状》，《碑传集》卷12。

[180] 周亮工：《尺牍新钞》卷8，康熙元年（1662）刻本。

[181] 孙癯蝯：《金圣叹》，《心声半月刊》1923年第1卷第3期。

[182]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8，康熙九年（1670）刻本。

[183] 徐增：《九诰堂集》卷首，康熙抄本。

[184] 参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第五章 佚作分类辑考

作为布衣文人、一代才子，金圣叹可谓是有幸有不幸。幸者是，生前即著作天下传，连深居禁中的顺治皇帝也多次评说其所批才子书[1]，人称“一时纸贵”[2]，真是风光十足；不幸者是，后参与哭庙，因撰《哭庙文》而惨遭杀身之祸。因文荣而又因文死，幸与不幸都在其中了。就原始资料而言，其评点性著述传世较多，自古至今都是书坊的刊行热门；但其个人诗文作品却留存很少，没有文集，诗作亦仅存“什伯之一”[3]。作为一位被钦案杀头者，且妻子流边、家产籍没，无论是生前著作的收集保存，还是身后遗著的整理出版，都是很困难的事。加之其一生以评点著称，而不以诗文创作显，“平生吟咏极多”却“不自惜”（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故佚者多而存者少。当年其族兄金昌辑《唱经堂总目》，于《内书总目》下有《唱经堂诗文全集》书目[4]，注明“嗣刻”而终未能刻[5]；今人整理其著述即便号称“全集”，一般亦不附录佚文佚诗，其原因不外于此。但是，稽考佚作，既是深入研究对象之必需，亦是全面文献整理之当然，故本人最初对金圣叹的研究，就是从对其“佚文佚诗佚联考”入手的[6]，从此开始了时断时续的个人对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时光过去十五年后，在二〇〇八年秋完成《金圣叹全集》的辑校整理之馀，撰写了其佚文和佚诗佚联新考之文[7]，此后对其佚作又有所发现，现予合并，并新辑“语录”一类，同时对前此拙文中的谬误给予订正，特此就教方家。各篇佚作排列之先后，大致以其问世时间为序。

一 佚文辑考

1.《致茂卿老丈》

圣叹今年必欲死！今见吾丈，遂可超生，且能延年；即死，亦不堕落凶暴地狱矣！何也？吾丈能指人以不迷，圣叹迷久，故必得遇丈乃可；圣叹不死，并可指吾丈之迷，吾丈亦必得遇圣叹乃可。十六日，圣叹手启，致茂卿老丈。

此篇尺牍，由日本金城学院大学部教授张小钢先生二〇一一年提供，拙编《金圣叹全集》失收。原件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书影收入该校附属美术馆The John B.Elliott Collection在日本展览会的图录里[8]。原无题，以意拟补。以“茂卿”为字号者，明清并不多见（参杨廷福、杨同甫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兼顾地域、年龄、内容等因素，此“茂卿老丈”极可能是晚明夏树芳（1551—1635），字茂卿，号冰莲道人，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耽于著述，卒于崇祯八年，享年八十五岁。所著《消暍集》，卷首有“崇祯元年初夏长洲友弟文震孟书于药园之清瑶屿”、“崇祯元年孟夏长洲友弟陈仁锡书于无梦园之介石居”、“吴门友弟姚希孟撰”等序言，可见崇祯年间与苏州人士来往的密切。圣叹友人陈济生编《启祯两朝遗诗》，卷八目录有其人。圣叹尺牍中多有佛教用语，而夏茂卿颇喜编纂佛学书籍，劝人向佛，著有《法喜志》（为“佛教史传书，辑录在俗名士中参禅学道有关的人物共208人”）和《冰莲集》（“专载说佛故事，用复法师写经，掷笔层冰生莲花故事，故名”）等[9]。另撰有《酒颠》二卷，“侈引东方、郦生、毕卓、刘伶诸人，以策酒勋”[10]，董其昌曾赞“茂卿其酒人之雄乎”[11]，圣叹后来亦被时人“却从饮酒看先生”[12]，在生活习惯上两人亦有相同之处。此“茂卿老丈”如是夏树芳，写作时间当在崇祯初年，圣叹二十五岁左右时，当属现存圣叹早期文字。

2.《风唫集序》

释迦说法，而摩耶比丘尼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后几千百年，而现闻居士乃于其母文太君处，以旋陀罗尼印入诸佛密心。然则道之在子或复在母，若是其不同乎？曰：是不然。悉达初生，指天画地，作狮子吼。如此者，非母之所得而为也。现闻居士内菩萨，外现宰官。如此者，亦非母之所得而为也。曰：然则居士之以“风唫”名其集也何居？是有说焉。生而夙植佛本者，此固非母之所可得而为矣。生而能以其伟然丈夫身，不以衣食计而遽夺其心志，使以草莽老，乃能勉其礼乐，绳其先人，而又以其馀力悉殚于五时诸乘，俾所有声闻知见，悟入无上最妙，顶心如此者，则非母之为，而谁为之？故居士之以“风唫”名其集也，志感也。吾尝考之春秋时书，见有“树欲静而风不宁”一语，窃叹以为失喻。反复分比，而终无有当意者。此语乃兴也，非比也。及今观于居士命集之意，而始悟兴之中又有比焉。何则？当夫春之夜、夏之日，而刁刁，而调调，众枝齐举，万响初越。居士听之，忾然如闻北堂之和训焉；又如法身大士坐华严会上，而听圆顿之微诠焉，蔼乎其入人之怀，而油油乎其生孝子之心也。甚矣，此风之惠而和畅也。忽复有日而众柯怒号，枝立叶脱，拉然如铁骑之西驰，镗乎其若广陵之崩涛也。居士闻之而凛然，如受圣善之小杖焉，如诸声闻之被弹诃焉。严哉，风又何其凛冽而不敢卧也。于是居士抚流悲往，叹日月之易迈，悼光景之不复；母德未章，即是佛恩未报。于是泪澌宵澍，哀愫晨展，不敢一字及乎户外，而唯以隃麋不律，日从事于西方圣人之学。至今开其卷，皆闻瑟瑟太息声，读未竟而风声铿然穿纸而过，心悸魂栗，竟罢去矣。然则《风唫》一集岂徒咏叹佛事？此盖居士数十年来，机中荻下，缕缕亲承，而今以呕血描摹成帙者也。刻之以贻于世，以正告天下之为人子，与夫学佛事而从甘得入不知苦味者乎？崇祯乙亥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鹓止堂。[13]

《风唫集》，明崇祯刻本，作者姚希孟（1579—1636），字孟长，号现闻，吴县人。生十月而丧父，母文氏含辛鞠育；稍长与舅氏文震孟同学，并负时名。万历进士，崇祯初因与温体仁修怨，以少詹事外贬南京。《明史》有传。《风唫集》现存三卷本和六卷本两种版本。三卷本极罕见，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首次介绍：“是集专载礼忏文及佛寺佛徒碑记等。希孟母文氏好佛，大概为丁母忧后所作，故以‘风唫’名集，详见卷端所载《风树堂缘起初述》，智朗降乩一序，盖希孟所自托也。下书口刻‘大隐堂’三字。”[14]乙亥，此处为崇祯八年（1635）。六卷本，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四家馆藏：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全集》本《风唫集》，卷首为由戴之傑手书上板的刘锡玄所撰序，时为“崇祯丁丑（十年——引者注）四月下浣”，作者换人、时间移后、文字全新。许培基、叶瑞宝先生对《清全集》的版本著录为“明崇祯间张一鸣刻本”，并指出：“此集的版本较复杂。崇祯六年先刻五十八卷，为绛趺堂刻本。张一鸣于同年又刻《秋旻集》《二刻》《续刻》。十年，苏州书林大隐堂买绛趺堂版，增刻《公槐》、《棘门》、《沆瀣》三种，得此全集八十九卷本。后大隐堂又卖版给张一鸣。张氏在张溥序后，署刻‘吴门张一鸣叔赖绣梓’一行，而书口上仍有‘绛趺堂’、‘大隐堂’之名，故而全集行格不一。”[15]许、叶先生，皆是研究苏州地方文献的专家，对《清全集》的版本流变，交代得甚为清楚，惜未见大隐堂刻崇祯八年序《风唫集》三卷本，故忽略了此集的重要变异。

王重民先生虽然最早著录“智朗降乩序”，却误以为姚希孟自撰，而不知“天台泐庵智朗”（文末有“智朗之印”“天台泐子”两印）的确指；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是徐朔方先生首次指出此序“实为金圣叹所作也”[16]。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17]载，圣叹自二十岁开始从事扶乩降神活动，托名智朗，号泐庵，自称为天台宗祖师智（538—597）弟子化身。此序，在现存金圣叹的著述中，既是以泐庵为名的首篇降乩作品，也是时间确切可考的最早文字，时年二十八岁。

3.《彤奁双叶题辞》

吴汾诸叶，叶叶交光。中秀双姝，尤馀清丽。惊才凌乎谢雪，逸藻媲于班风。湘涛晨卷，新文与旭彩齐晖；金穗宵垂，细慧同夜钟较静。裁繁花于皓腕，剪秋月为冰心。莲舄能飞，翠妩皆语。一则天末凤栖，爰随箫史；一则春塘鸳睡，未许山阴。真连璧之倾城，洵多珠之聚掌。影金闺，或惟母认；名镂紫琬，不许人知。岂期赋楼虽有碧儿，侍案复须玉史。妹初奔月，姊亦凌波。嗟乎伤哉，天邪人也！观遗挂之在壁，疑魂影之犹来。痛猿泪之下三，哀雁字之失二。左思赋娇，不堪更读；中郎绝调，今复谁传？于是检厥遗文，花花卸泪；吟其手泽，燕燕窥窗。或崔徽真在卷中，即夫人俨临殿外。授之梨氏，用告邦人。观其瑶情蕙质，洵天遗以暂来；知夫雾骨烟姿，定人留而不住。东家有女，请莫效颦；南史若来，幸为编传。遂于忏除绮语之馀，有此不揣揄扬之赘。弁诸册首，留作新谭。天台无叶泐子智朗槃谈撰。[18]

此文撰于崇祯八年六月九日下午。“双叶”即指叶纨纨（1610—1632）和叶小鸾（1616—1632）。其父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吴江人，天启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其母是出身同邑望族的名媛沈宜修（1590—1635）。小鸾十七岁时于婚前五日遽然离世，大姊纨纨伤悼而亡。绍袁辑《彤奁续些》，专收亲友哀祭悼念纨纨和小鸾的诗文，有明崇祯九年（1636）序刻《午梦堂集》本。“天台无叶泐子智朗槃谈”所撰《彤奁双叶题辞》，见该书卷首。关于“泐子”即金圣叹，学术界久为人知；且早在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就曾概述过“吴门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度引小鸾亡灵之事[19]。然将《午梦堂集》所载泐庵降乩叶家诸事与金圣叹研究联系起来，当自拙文《〈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20]始。故学者指出：“泐大师其人，前辈学者如孟森《金圣叹考》、陈登原《金圣叹传》已曾提及；陆林教授有关金圣叹史实研究之文，则首次通过翔实考证将之与吴江叶家联系在一起。”[21]这一考证结果，既为研究“有关降乩言行与叶小鸾形象关系提供了史实前提”，就金圣叹研究本身而言，它至少有这样三点作用：在叶绍袁编辑的《午梦堂集》中，对泐庵大师降乩其家的包含丰富细节的描写和记录，为认识金圣叹降神活动的具体过程呈现出近乎现场录像般的典型个案；金圣叹在扶乩过程中表现出的艺术才华、文学想象和心理分析能力，为研究其文学批评特点的形成和成就的取得，提供了有利的佐证[22]；在整个活动中，圣叹以泐大师的身份创作了一些诗文，可视为其佚作，应该加以收集研究[23]。

关于《彤奁双叶题辞》的写作，叶绍袁在专记泐庵降乩其家事迹的笔记杂著《续窈闻》中，有详细记载：“吴门泐庵大师……能以佛法行冥事，钱宗伯《灵异记》详矣。昨旃蒙渊献之岁，月会鹑星，日盈龙首，余家恭设香花幡幢，敦延銮驭。午间，先有女史傅遥遥至，云：‘师待下舂时，方可至此。’余同诸人屏气伫候，良久，师至，下坛即云：‘顷散花女史，称有《彤奁》两集，可借观乎？’余拜谢曰：‘但恐上渎圣灵，敢烦云借？’举集呈阅。阅迄，师云：‘意将欲不朽之邪？’余跽而进曰：‘昔者两女沦徂……倘邀莲座之雕英，俾振芜香之弱蕊，紫铣一言，青筠千古，曷胜死生之感。’余泣而请之。师云：‘不嫌荒陋，当僭弁词。’精言丽彩，挥洒错落，笔不停手，应接靡暇。鸿文景烁，灵篇晖耀，真上超沈、谢，下掩庾、徐也。时日已虞渊，爰返翠华之驾，归真道山。”[24]旃蒙渊献，是以太岁纪年指代干支乙亥，乃崇祯八年（1635）；月会鹑星，代指六月，古以“鹑炎”称六月[25]；日盈龙首，指九日，古人解释《易》卦，认为：“乾盈九不用，则所盈之九隐乎坤……九为龙首，故不见其首。”[26]此篇序文，全为骈俪之辞，文采斐然，除去落款共二百九十二字，乃当场一气呵成之作。故令本身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叶绍袁十分佩服，竟夸张地说水平超过了南朝骈文高手沈约、谢朓、庾信、徐陵。值得注意的是，序文极可能是圣叹事先打好腹稿的。从时间上看，“午间”派人至叶家，通知“下舂”即日落之时始到，虽实际上提前抵达（因返回时才“日已虞渊”即日影西斜近黄昏时）[27]，但也经过了“良久”；从起因分析，是泐庵主动提出要为之作序：“不嫌荒陋，当僭弁词”，说明他是有备而来的。只是叶绍袁身在局中，受其迷惑而已（抑或互相利用亦未可知）。

4.《与叶仲韶》之一

世法之必轮转，神仙误认游戏，取苦果为乐事，哀哉！实感于斯。盖其来也一笑成因，其去也爱尽即灭；来则翩翩以降，去则纷纷星散。二爱之蔽帏，斯其先征已；今兹之变，故其所也。是故学仙终不如佛，仙是有尽漏身，佛是常住法身。若仙人，不过朝蓬壶、暮弱海，往来瞬息耳。岂惟夫人，明公亦应早自著脚。仙人情重，情重结业，业结伤性，性伤失佛。失佛大事，死又不足言也。明公固宜俯念鄙言，早学佛事。今后再入仙班，别无握柄。人生百年，喻如转烛，不可又忽忽也。观二三年光景何如哉！不尽，可见大概耶。

此封尺牍，录自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八年乙亥》：“内人病亟，遣儿辈往求泐公。泐公不能致力，儿归已瞑目矣。仅得泐公一札……”[28]叶妻沈宜修逝于“九月初五之夕”，故此函当撰于九月初。原无题，以意拟补。本年叶家丧事迭出：二月、三月、四月，十八岁次子世偁、叶母冯太夫人和五岁幼子世儴先后病卒，最后便是其妻呕血而亡。正是在这种“死者在床，哭者在侧”[29]的家庭状况和情感背景下，叶绍袁才会有渴望救助亲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抚慰的心理需求。

5.《与叶仲韶》之二

世法无常，电光石火，最后一着，惟有自性称陀。夫人来自蓬瀛，非以下女子，一念好事，遂堕五浊，今日是火聚中一服清凉散也。惟使君秋心之士，得无以爱根缠杀佛根耶？大海茫茫，坏舟失舵，深为可虑。勉旃学佛，暂别永聚，可图也。不然，一别永别，如之何得重晤哉？

此封尺牍，录自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八年乙亥》“十月又一札云”[30]，撰于崇祯八年十月。原无题，以意拟补。

6.《与叶仲韶》之三

即日接来信，知诸君在汾干甚快事，此约已久，拟赴之，直至今夕。天下事无大无细，洵皆因缘哉！午后不肖当过，幸少俟我。本堂今日修普贤观未成，诸公当约明日振锡还家耳。午后，某独到也。某稽首。

此封尺牍，录自叶绍袁《续窈闻》崇祯九年“释迦佛诞之月”二十六日，“先是清晨，慈月宫人曹文容，致师翰函云”[31]。佛教以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故撰于四月二十六日。原无题，以意拟补。文末所谓“某稽首”的“某”，当是避讳省略了“泐子智朗”之类的圣叹自称。“诸公”是指死后“皈依”泐大师的沈宜修和纨纨、小鸾母女，是由降乩招至的虚幻亡灵。圣叹每次较为重大的降乩活动，都要提前一天派人打前站，然后亲至事主家中踩点，了解当下主家的实际状况和心理状态，以便为次日的正式降神准备对策。此次也不例外，下午来时特地嘱咐明日“万勿及家事”，其内在原因当是，一旦问及人家闺阁具体私事，降乩者恐有穿帮之虞。信中“天下事无大无细，洵皆因缘”，实乃圣叹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崇祯十四年评点《水浒传》时，便将“因缘生法”作为其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序三）。

7.《叶琼章题辞》

是邪非邪？立而俟之，风何肃穆其开帏。是邪非邪？就而听之，声瑟瑟其如有闻。步而来者谁邪？就而问之，泪栏干其不分明。瞥然而见者去邪？怪而寻之，仅梅影之在窗云。丙子夏日，写绝子小影不得，拟李夫人体叹之。

此文录自叶绍袁《续窈闻》“余言：‘亡鸾未及留照。乞师为写影神。’师云：‘此事甚难。’因题一词云”[32]。撰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七日，即上封尺牍之次日。原无题，以意拟补。叶小鸾（1616—1632），字琼章，叶绍袁、沈宜修季女。《第六才子书》“酬简”〔混江龙〕“彩云何在”批语：“每叹《李夫人歌》真是绝世妙笔，只看其第一句之四字曰：‘是耶，非耶？’便写得刘彻通身出神。”可见在文学渊源上，此题辞对《汉书》所载汉武帝追思李夫人之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迟”[33]有所借鉴。《与叶仲韶》尺牍之三约定次日去叶家降神招魂，二十七日“翼明”即至其家，泐庵与沈宜修母女三人亡灵联句吟诗，绍袁并与三人多有对话。其中，幽明永隔之恩爱夫妻，仅凭沙盘降乩进行对话，就生者叶绍袁而言，可谓句句锥心；就扶乩者圣叹而言，最见其煽情能力：“余问：‘君有何言？有所需用，当焚寄之。’云：‘一无所欲，只是放君不下。宦海风波，早止为佳。偕隐是不能矣，一语千泪，伤哉悲哉！孤隐须自计。’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时同苦，伤哉悲哉！苦在一地；死后同苦，苦在相望。’”[34]引文中“余”即作者叶绍袁，答者为已逝七月的其妻，小字批语乃绍袁所记自己当时的心理感受，可见圣叹所设计的亡灵乩语，处处击中生者的情感软肋，体现出很高的“专业”水平。降神活动结束时，叶氏因女小鸾遽然离世而没有画像，遂“乞师为写影神”。此一要求，当非圣叹所能预料；即便预计，也无能为力：这倒不是能力的问题，圣叹本身就是画家，绘画也是其在降乩时用来炫耀神力的重要手段，问题是世家大族深闺小姐，岂是他所能见面者？而生前没有见面，死后又无画像留存，让他如何画出一幅能够得到死者父亲首肯的影像来呢？“此事甚难”真是其心里话！好在他善于随机应变，避实就虚，以题词代替了绘画；题词写风吹闺帷，写履声瑟瑟，写泪痕模糊，写梅影在窗，依然是避实就虚，无一字涉及长相如何、才华高低，却烘托出一位亦幻亦真、身形袅娜、情感忧伤、品位高洁的大家闺秀形象，令人对小鸾的不幸遭遇、美丽容貌和绝世才情产生不尽的遐想。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记崇祯十四年，有一“浙中冯生”能招魂传神，遂请之绘沈宜修母女像：“共一幅画之，参差立于云中，俱仙装”，叶氏的观感是“影殊不似”[35]。金生与冯生，智愚高低真有天壤之别。

《续窈闻》就此结束，从此也不再见有金圣叹降乩文字的记载。

8.《春郊演剧集四书文》

与众乐乐，好事者为之也。夫人幼而学之，必有可观者焉。乡人皆好之，亦为之而已矣。达巷党人曰：“于戏！是人之所欲也。”暮春者在野，经始灵台，抑为采色，选于众，若是班乎，使之一本。当是时，其徒数十人，填然鼓之，管钥之音翕如也。于此有人焉，请问其目，衣锦尚，听其言也，如之何，如之何，有始有卒，此其大略也；彼哉，彼哉，抑末也。其次，正其衣冠，南面而立，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坐以待旦，曰：“吾生也。”杖者出，望之俨然，如五六十，冕衣裳，加朝服拖绅，外也。景丑氏，素以为绚，达于面目。凡同类者，其三人，胁肩谄笑，手之舞之，无所不至，非人之所能为也。若此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群居终日。行乎患难，行乎富贵，可立而待也。朝觐者，讼狱者，讴歌者，声音笑貌，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似不可及也。此一时也，近者悦，远者来，达乎四境；闻其声，观其色，众皆悦之。冠者五六人，则之野，又从而招之，筑室于场，得其所哉；童子六七人，食无求饱，往于田，疾行先长者，道听而途说，鲜能知味也。将为君子焉，斯文也，春服既成，赫兮喧兮。其子弟从之，揖所与立，訚訚如也。将为野人焉，农夫也，衣敝缊袍，其颡有泚，襁负其子而至，立之斯立，皇皇如也。或为大人，长一身有半，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众恶之曰：“彼丈夫从而掩之，吾何以观之哉？”或为小人，则具体而微，引领而望之，出语人曰：“吾未尝得见也，易地则皆然，如之何则可也？”有妇人焉，衣服不备，不能出门户，讪其良人，乞诸其邻而与之，蒙不洁巨屦，其为士者笑之。有贱丈夫焉，则慕少艾，以左右望，睨而视之，眸子瞭焉。恶声至：“无耻！”又顾而之他。有丧者，无目者，虽闲户可也。亦北面而朝之，难矣哉。彼将曰：“尔为尔，我为我，来者不拒，恶得而禁之？”和也者，道也者，出家而成教，反经而已也，自修也。此亦曰：“某在斯，某在斯，均是人也，吾何为独不然？”为间，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茫茫然归。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散而之四方。蹶者，趋者，皆曰：“今日病矣，归与，归与！而今，而后，如有复我者，吾不欲观之矣。”或曰：“迨天之未阴雨，择其善者，再斯可矣。”

此乃游戏文字，录自顾公燮《丹午笔记》[36]。圣叹自幼不喜圣贤之书，却又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即所谓“此等文，只为幼时怕先生朴，不免读得烂熟”[37]。年轻时“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不以功名为重；治学为文“多不轨于正”[38]，好评稗官戏曲仅其一，善辑儒家经典以作游戏之文又其一。这在封建社会属于大不敬行为，正统文人自然要认为他“太亵越”、“无忌惮”了[39]。无锡钱泳（1759—1844）便将此文视同“侮圣人之言”，云“吴门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羁，每以经文断章取义，或涉秽亵语，作四书文，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则慕少艾’、‘男女居室’为题，令人不能卒读，较《西厢制义》、《春郊演剧》尤有甚焉。……大凡喜于侮圣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40]此“某秀才”所指不详，但可见圣叹《春郊演剧集四书文》影响之广。

顾公燮（1722—？）[41]，字丹午，号澹湖，苏州人，乾隆年间在世，谙熟于明末清初吴中掌故。所著《丹午笔记》之《哭庙异闻》，是现存最早站在客观角度详细记述哭庙案的史料，《辛丑纪闻》、《哭庙记略》皆出其后，亦是少数记载金圣叹“顶张人瑞就童子试”的珍贵文献之一。

9.《邵僧弥山水长卷跋》

昔嵇叔夜临终顾视日影，索琴自弹，既而叹曰：“《广陵散》于兹绝矣！”又有哭王子敬者，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嗟乎，读斯两言，能不痛哉！群天下之人，无虑亿万万。至于其卓荦俊伟者，每每间百十年乃一生，生于世曾不五六十春，又必先此无虑亿万万者以先去。然则造物者真于世间有惜不惜之分别者也。其不惜者，如所谓无虑亿万万者是也，富贵寿考莫不具备。执途人视之，皆是公也，然而我特无取焉。若其所惜者，则如嵇叔夜、王子敬，既不肯屡生于世，生又每每不能与富与贵遇。于是资生艰难，憔悴枯槁，身非金石所成，不逸一旦遂没。嗟夫，人生世上，往往鹿豕聚耳，亦又何乐而不顾，恋恋不能去乎？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而天之不吊先生，竟已先赋楼去。余未死者，则既为造物之所不惜，至今日犹得与群公者睹先生之遗迹，而慨然追慕其人。尝试通前通后计之，余之追慕先生，亦复为时几何，安能更有馀力为先生多叹息哉！余不识先生者，而余甚识圣法师；则见先生不得，见法师如见先生：此余所以肠痛于先生也。后之人不识先生，并不复识圣法师也，则恃有此笔在，见此笔如见先生，遂亦如见法师，则又安知余亦幸不附此笔而为后人所肠痛也？书之不胜三叹！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

此篇跋文，录自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二[42]。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首次披露，见重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原无题，以意拟补。邵弥，字僧弥，号瓜畴，后以字行。晚明画家，卒于崇祯十五年（1642）。圣叹所跋邵画，为绢本山水长卷，乃邵氏自崇祯十四年冬动笔，次年“涉夏”始竣稿，故为绝笔之作。圣叹跋于崇祯十七年（1644）“夏尽日”（当即六月末），落款处有阳文印章两枚：一为“圣叹”，椭圆形；一为“人瑞”，方形。

此篇跋文有助于解决圣叹史实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籍贯。对此，清人说法不一。廖燕《金圣叹先生传》[43]、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44]、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45]，均称之为“吴县诸生”，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作者小传称其为“吴县人”[46]。在这篇画跋中，圣叹自称与邵弥“生既同里”，邵乃长洲人，吴伟业《邵山人僧弥墓志铭》“吾故友长洲邵山人僧弥”一语可证[47]。二是名号。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48]，皆云圣叹“鼎革后更名人瑞”，金氏落款和钤印则说明此属臆测之辞。事实是金圣叹在“鼎革”前即已名人瑞、号圣叹了，因为此际江南仍在明朝治下。所号“涅槃学人”，更是此跋提供的新信息，可补历来有关圣叹字号记载之缺。

邵弥这幅有金氏长篇跋文的山水长卷，咸丰时归两淮盐运使李恩庆，民国时由叶恭绰收藏。如今，真迹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49]，金氏文字则分别为叶恭绰的书画著作《遐庵清秘录》和《遐庵谈艺录》所过录[50]。前者为影印叶氏手稿，后者为铅字排印，两文略有出入，此据手稿本。

10.《文彦可潇湘八景图册跋》

皇舆纵横万里，其中名山大川，指不可胜屈。而相传乃有潇湘八景图，独盛行于世。创之者，吾不知其为何人，大约负旷绝之才，而不见知于世，如古者屈灵均之徒，于无端歌啸之后，托毫素抒其不平者也。顾后世手轻面厚之夫，既非旷绝之才，又无不平之叹，于是□（此字残，只存右旁页字）笔□（此字残，只有下半心字）纸，处处涂抹，容易落腕，唐突妙题。天下滔滔，胡可胜悼？此册出于彦翁先生手，仆从圣点法师许观之，又何其袅袅秋风、渺渺愁余也。上有屈夫子，下有文先生，必如是，庶几不负中间作潇湘八景题者。江淹有云“仆本恨人”，对此佳构，不免百端交集。又未知圣师将转何法轮，超拔一切有情，不落帝子夫人队里耶？书罢为之怅然。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学人圣叹题。

此则佚文，见启功（1912—2005）先生《金圣叹文》，拙编《金圣叹全集》失收，由友人刘立志博士二〇一一年秋提供。原无题，以意拟补。此画跋下押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是仅见圣叹自署“金采”的文献资料。文中“彦翁”指文从简（1574—1648），明代画家，字彦可，号枕烟老人。长洲人，文徵明的曾孙；“圣点”之点，繁体作“點”，当为“默”字误认，圣默法师乃圣叹友人；“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指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644.12.12）。启功云：“金圣叹文名奇著，在后世，实以批小说、戏曲之通行，在当时，则以所批制艺，最为风靡也。而余近三十年搜罗八股文，略盈箱箧，竟不得金批一字。其他诗文，更无论已。偶于北京中国美术馆观所藏名画，见明文从简画潇湘八景图册，后有圣叹跋语。其文思剔透，与所批才子书呼吸相通；而笔调开阖，则俨然大家时文，亦足慰积时悬想矣。”在过录全文后，启功评价其写作手法云：“此虽画跋，犹每见忍俊不禁处，与才子书批语正是同一机括。‘上有屈夫子’四句，综古今画史，以结此题，最见制艺之法，非名手不能。而两间作者，正前文所谓‘手轻面厚之夫’，声东击西，可称妙谛。读至‘帝子夫人队里’之说，尤属顶门针砭。此时余方将为友人题二姚图，不觉嗒然笔落，急毁其稿。”[51]

11.《怀感诗序》

徐子能先生《怀感诗》四百二十绝句成，手抄示余。是时三月上旬，花事正繁，风燠日长，鸟鸣不歇。乃余读之，如在凉秋暮雨，窗昏虫叫之候；如病中彻夜不得睡，听远邻哭声，呜呜不歇；如五更从客店晓发，长途渺然，不知前期；如对白发老寡妇，讯其女儿时、新妇时一切密事；如看腊月卅日傍晚，阛阓南北，行人渐少渐歇：一何凄清切骨、坏人欢乐也！因致问先生：“始作是诗，是何缘起？为是无端忽触，为是有意构成？夫诗之为物，通于鬼神，关乎躯命，吾见甚有悲凉之调，恐是疾病中身之相，亿实屡中，不如弃去。”先生笑曰：“是诗胡能祟余？余则有故为诗耳。十年以来，贫、病两剧，饘粥尚难，何况汤药？幸而死则亦遂已耳，今既不得遂死，则此贫与病二者，实将以何法遣之？冬既苦其夜长，夏又苦其昼长，贫与病于我何有，我实无奈此长何也。因念平生最贪成癖，无逾友生一途。仰卧簟床，目注帐顶，默念流光，疾于瀑水，心期数百，如云渐散。虽有存者数子，亦俱景逼中晚，时移事变，既极知尽无有愉乐。又况余既以软脚病不出门户，则虽诸子悉在，余已先住异国。当此茫茫，悲从中起，人生到此，无言可说。明知千载之上，千载之下，其人如我，其心必然，彼皆不言，我亦可已。然则贫则无事，病更多闲，寄身白发之下，送怀食牛之岁。翻苦为乐，从闲觅忙，既代按摩，亦当参术，人各一诗，诗各一境，既是四百馀诗，便是四百馀境。我分身住四百馀境中，不愈于独住贫病一境中耶？我日夕与四百馀人周旋，不愈于独与一贫病人周旋耶？本不必示人，亦不必不示人；何必不示四百馀人已外之人，亦何必定示四百馀人中人。我言我尔后更不作诗，只此我亦不自云是诗；我言我尔后更不见馀人，只今我已先不得见如是等人。呜呼哀哉！一一人皆我心头血、眼中泪，而一从病废，便若永诀。天幸今日犹在世间，虽不得睹其面，犹得哦其名。设更不讳而舍此遂去，彼诸君子岂遂无人于黄昏灯下、清早被中，诵此音徽、感其遗事耶？而我即长已矣，不复能相思矣。我是以不能自已，而为此诗；又不欲弃去，而留作自娱也。”盖先生之言、之志如此。余闻而悄然以悲，又爽然以失。先生学道固甚力，诚不意其妙果及此。此皆一切圣人行处，所谓如幻三昧，月爱三昧，一切佛集三昧，宿王游戏三昧也者。先生自不作佛氏语耳，盖四百馀绝句，审尔则皆佛氏之至言要道也。遂不觉欢喜踊跃，而僭书其端。

同学人圣叹拜手。

此篇序言，录自清抄本徐增《九诰堂集》。凡两见：一见卷首，无落款“同学人圣叹拜手”；一见正文卷六《怀感诗》末所附，无篇名“怀感诗序”，仅题作“附圣叹序”；文字亦有小出入（如“悄然以悲，又爽然以失”，卷首序作“悄焉……爽然……”），此据正文过录。徐增（1612—？），字子能，号而庵，江南长洲人[52]。钱谦益弟子[53]，明末即有诗名。《初学集》卷二十和卷三十二，分别有《徐子能黄牡丹诗序》、《徐子能诗序》。钱氏在后文中云：“乙亥之秋，子能访余于虎丘，肤神清令，翩翩美少年。出其《芳草诗》，名章绣句，络绎奔会。余与西蜀尹子求[54]共叹赏之。更数年，而子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南昌徐巨源为之序，颇引余言以为子能重。”另有评选类著作《而庵说唐诗》、《九诰堂诗选元气集》、《珠林风雅》等今存。详参本书第十二章《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

《怀感诗》是徐增“壬辰仲春”即顺治九年（1652）二月所作，“因念曩时相与，生离死别，二者各半。聊各赋二十八字，以写其大概，而余事迹亦略记于此。”[55]即以七绝咏怀故人，兼及自己半生形迹。圣叹所撰序文，乃在孟春三月上旬，可见徐增是在写后第一时间内即向之请序的。这篇金圣叹重要的佚文，由复旦大学邬国平先生首次披露，从而为研究徐增以及徐、金两人关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56]；尤其感人的是，先生知道我多年来一直关注金圣叹的史实问题，遂主动将抽印件赐下，使我很快得以使用有关成果，并开始了彼此的学术交往。

12.《与西林》

流光迅速，人寿无几；世事无常，顷刻变幻。一帘之外，与我公看尽世人蝇营狗苟。

此短札，录自周亮工辑《藏弆集》[57]。内容表现了作者冷眼观世人、淡泊于名利的隐者心态；慨叹人生、词锋铦锐，亦是圣叹作文的常态。

西林，其人待考，圣叹又称之为“般公”。金诗题涉西林或般公者，今存五首：《住般公别院旬日有虚，粟仲见访》、《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画图吟此》、《春日坐西林别院，有以画鹤索题，书此自笑》、《迎春日还西林般公》（“还”或为“怀”，参见下首诗题）、《立春日又怀般公》。从有关诗题看，西林似为僧人。“过慧庆”之慧庆，是佛寺名，在苏州阊门外之白莲泾西，旧属吴县[58]，是圣叹经常讲学处[59]，西林或出家于此。

13.《与升公》

为儿子时，蚩蚩然，只谓前亦不往，后亦不来，独有此身，常在世间。〔于是〕【予】读《兰亭序》，亦了不知佳定在何〔所〕【处】。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前此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是〕【已】衰白相逼，中间壮岁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见。【夫】而后咄嗟弥日，渐入忽忽不乐苦境。【此“斩新花蕊未应飞”一句，正是初入苦境之第一日也。“风吹尽”，“雨打稀”，总是一般零落，而又必宁“醉里”、莫“醒时”者，老死一事，】〔夫〕既〔以〕【是】无法可施，则莫如付之度外，任其腾腾自去，何得〔将〕如〔此〕【是】苦事，【又】刻刻置诸怀〔抱〕，终日愁老以老、怕死而死也。〔公高朗，想不昧此语〕。【读之使晚年人不敢不寻快活，妙绝。为此一绝，生出下二绝来】。

此封尺牍，见《藏弆集》卷三。笔者一九九三年撰《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时，因认为与《唱经堂杜诗解》卷二《三绝句》之一的金批文字大同小异（以上引文中，用“〔〕”括住的文字是《与升公》独有者，用“【】”括住者为《杜诗解》批语独有者），而未予介绍，拙编《金圣叹全集》失收。此文虽然在内容上不出金批杜诗，但是，一者的确是一封有接受者的书信，二者信中有专致升公语“公高朗，想不昧此语”，三者此信有助于研究《杜诗解》的成书过程和方式，故仍应以佚文视之。升公，其人不详，待考。

14.《与嵇匡侯》

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年五十有三矣。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殁，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觊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拿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至左右。夫足下论诗，以盛唐为宗，本之以养气息力，归之于性情，旨哉是言！但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足下身体力行，将使盛唐统绪，自今日废坠者，仍自今日兴起。名山之业，敢与足下分任焉？弟人瑞，死罪死罪，顿首顿首。

此文录自嵇永仁《抱犊山房集》雍正刻本，《四库全书》本已删去。雍正刻本卷四为《杂诗》，一名《葭秋堂旧刻》，卷首有文三篇，依次为金圣叹书、“射陵同学弟宋曹拜题”和“芝山同学弟徐增书”；各篇皆无单题，总题及版心作“葭秋堂诗序”，故后人多以此为金圣叹文的真正题目。宋曹和徐增之文皆为序，徐序又见《九诰堂集》，名《葭秋堂五言律诗序》。然从格式来看，圣叹所写乃书信，据《鱼庭闻贯》第一〇二条《与嵇匡侯永仁》例，拟名如上。较早郑重指出金文是信不是序的，是邬国平先生《徐增与金圣叹》：“金圣叹之文实是书信，非是诗序，《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刻者因《抱犊山房集》而误以为题。现在人们引用金圣叹这篇文章，依然沿袭旧说，称其为‘序’，不称书信，这有待纠正。”结论完全正确，惟“《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刻者因《抱犊山房集》而误以为题”一句，需有所解释。笔者所见旧本《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有清顺治十七年（1660）贯华堂原刻本、康熙初年贤文堂刻本及民国年间有正书局排印本，均无这篇文字；且《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成书于顺治末年，《抱犊山房集》问世当在嵇永仁（1637—1676）身后，不太可能存在前书“刻者”因后书而误题的问题。邬先生的立论来源，大概是今人一九八〇年代整理之《金圣叹全集》[60]。该集入选各书皆无版本交待，不知将金氏此文置于《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根据何在。

这封尺牍，是惟一涉及圣叹准确年龄的史料，对于金圣叹史实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可由此揭开其生年之谜。在金圣叹学术史上，最早发现并准确使用这一书信的，是山东栾调甫：“嵇永仁《抱犊山房集》，载有圣叹致永仁书”，并结合《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序“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说唐诗七言律体；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及其第八卷后云“顺治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说唐人七言律诗竟”等材料，指出“以是年庚子，圣叹五十三岁，推其生年，当在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至辛丑罹难，为顺治十八年，时圣叹已五十四岁矣”[61]。邓之诚一九五九年写成的《清诗纪事初编》：“嵇永仁《葭秋堂诗集》，附人瑞手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62]只可惜推错了一年。刘世德先生稍后发表的《金圣叹的生年》亦云“可知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63]，只可惜往前多走了一小步，云其“生日也可考见”，时间为三月三日。所据杨保同《金圣叹轶事》，类似今日“戏说”之作，不足征信。陈登原早年曾引日人辛岛骁之说，指出“此乃民众惊其才情，故文饰之”[64]。

15.《董玄宰楷书千字文跋》残句

虽临池小道，而读书养气之力兼睹其胜。

梁章钜《古瓦研斋所藏历代书画杂诗》第八十三首：“蓉冠羽帔迥离尘，耄岁挥毫益有神。养气读书见真实，不须仙骨讶君身。”诗末注云：“董文敏楷书千文册，作于崇祯甲戌岁，时年八十。金耿庵跋谓‘耄年作此，疑有仙骨’，而金圣叹跋谓……则尤为探本之论也。”[65]原无题，以意拟补，拙编《金圣叹全集》失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号退庵，祖籍长乐，迁居福州。嘉庆进士，官至广西、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所著《归田琐记》卷七中，对金圣叹有正面介绍。

16.《临终家书》

杀头，至痛矣；籍没，至惨矣。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

此系遗书，录自顾公燮《丹午笔记》第二二四则《哭庙异闻》“金圣叹狱中寄家书云”[66]，约写于顺治十八年七月一日，又见《辛丑纪闻》、《哭庙记略》。原无题，以意拟补。此为绝笔短札，以似乎漫不经心的笔调，述至痛至惨之事，准确地表达出绝望与希望并存、悲愤与困惑交织的复杂心境。各家野史笔记多记此为“临刑”语，且无“若朝廷有赦令”诸句。如乾隆时王应奎云：“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矣！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67]同时金宗楚《豁意轩录闻》云：“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矣！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而将狱中家书文字写成：“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68]民国蒋瑞藻《花朝生笔记》、易宗夔《新世说》、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亦有此类记载，皆源出《豁意轩录闻》，自不足信。据《哭庙异闻》所记当时事曰：“十八人在狱，有一守卒白姓，凡饮食起居，左右维持必尽力。七月初一日，当换班，乃入谓十八人曰：‘众相公亦良苦矣，但都爷与你们作对，罪已深重，不可挽回。我今日去，恐不能复相见矣。倘有家书，可速付我，当为带去。’于是众人皆作书，或残柬，或旧纸，或草纸，付与白卒。初五日至苏，止十五封，倪用宾、薛尔张与姚刚独无。”可怜十五人“书内皆有恩赦一言，而不知实守卒之慰问也”[69]。上引圣叹家书中，语意亦有盼望“大赦”的成分，当即由狱卒捎至家者。黄周星（1611—1680）《人天乐》传奇第十五折《不邪》，剧中小生扮成玉甲云：“相传圣叹以冤累遭刑而死，死时遗有数行字，云：‘杀头，大痛也；抄家，惨祸也，圣叹以无意得之，呵呵！’”[70]剧本撰于康熙十五年[71]，是距离圣叹逝世最近、由当时人传说的临终家书的文字，可以用来佐证各类记载之真伪。后之所谓“盐菜与黄豆同吃”云云，作为狱中遗书，于情于理不合，无疑属于稗官者言。

二 佚诗辑考

圣叹虽不以诗名，却“平生吟咏极多”，只是“不自惜”[72]，生前即无有意识地收存，故今存于《沉吟楼诗选》者仅二百八十馀题。今从典籍文献及书法作品中辑得数首如下：

1.无题五律一首

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

此首五律诗，可能是现存最早的金圣叹诗作，录自其《唱经堂杜诗解》卷二对杜诗《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等五首题解，原无题。民国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首先指出：“《杜诗解》卷二有附录圣叹幼年所作五律一首……今‘诗选’内不载，其遗佚固已多矣。”[73]“幼年所作”四字，“读后记”墨迹有细笔改乙，勾为“所作幼年”；今人整理《金圣叹全集》遂标点为“所作《幼年》”[74]。然据金圣叹《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早起》等五首题首总评“曾记幼年有一诗……”云云，细笔改乙之痕迹似不应出自俞鸿筹之手，不知谁自妄作解人；“全集”点校者未核引文出处，遂将“幼年所作”诗，理解为“所作《幼年》”诗。如不细审“诗选”读后记手迹而仅据“全集”本排印文字，读者会以为错在“读后记”作者身上。另原诗首句“营营共营营”，俞鸿筹误将第三字抄作“复”，这些都是引用俞氏“读后记”时需要注意的[75]。

2.《拟叶琼章仙坛奉呈泐师》

身非巫女惯行云，肯对三星蹴绛裙。清吷声中轻脱去，瑶天笙鹤两行分。

叶绍袁《续窈闻》记载崇祯八年六月初十，泐大师降乩其家：“至夜，师云：“琼娘已到。”命之礼佛，拜祖母灵几，即云：“试作一诗，用观雅韵。”女辞：“不敢。”师云：“不妨。”女即作云……”[76]原无题，以意拟补。

3.《拟叶琼章仙坛奉呈父母》

帏风瑟瑟女归来，万福尊前且节哀。

叶绍袁《续窈闻》记载叶小鸾亡灵咏上诗后，“至中庭，见母即出。出即作诗，呈父母云‘……’二语即止，似哽咽不能成者”。原无题，以意拟补。

4.《拟叶琼章仙坛咏故房诗》

汾干素屋不多间，半庇生人半庇棺。黄鹤飞时犹合哭，令威回日更何欢。

叶绍袁《续窈闻》记载叶小鸾亡灵咏上诗后，让其“引我房去”时“又作一诗云”。原无题，以意拟补。叶绍袁对亡女不识旧屋的解释是“盖初入时至庭中即出，实未及入其故房，且房亦稍改也”。

5.《拟叶琼章将受戒再呈泐师》

弱水安能制毒龙，竿头一转拜师功。从今别却芙蓉主，永侍猊床沐下风。

叶绍袁《续窈闻》记载当晚叶小鸾亡灵欲皈依受戒，“女即作诗呈师，云：‘……’。师云：‘不敢。’女云：‘愿从大师授记，今不往仙府去矣。’”原无题，以意拟补。《列朝诗集》将此诗题为“将授戒再呈泐师”，不妥。在泐大师的话语系统中，“授、受”之别，是很清楚的。如接下来泐师便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77]

在明末以前，“神仙降真……而诗文绝少”[78]，然金圣叹在有关活动中却时常有诗文创作（如曾“用洪武韵作长句”赠钱谦益，现仅能从牧斋《仙坛倡和诗》钱曾的笺注中得其要旨[79]），这或许可能就是其为何能打动许多文人雅士的重要原因。此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从总体上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例外的是以上三首半诗，均是金圣叹至叶绍袁家降乩时，在乩坛上由叶小鸾亡灵“作诗”，时间为崇祯八年（1635）六月十日夜间，前三者为魂灵初至时泐庵命之所作，后者为受戒前“女即作诗呈师”。此日小鸾已逝两年八个月，像钱谦益那样直接视为其创作，并分别将第一和第四首收入《列朝诗集》，拟名为《仙坛奉呈泐师》、《将授戒再呈泐师》[80]，固然煞有介事得可笑；但如果将之列在圣叹佚诗名下，恐怕也有窒碍之处。因为此数诗乃圣叹代言之作，他要以小鸾的身份为基准，来揣摩心思、照应风格、模拟口吻。其创作目的，是要将作品写得像是出自小鸾之手，尽可能与其存世的其他作品相似（至少在叶绍袁看来），故虽属圣叹创作，却不能视为其佚诗。犹如《红楼梦》中有那么多诗词，除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五绝一首外，都不能算是曹雪芹的佚作。但是那些以“泐庵”身份写下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圣叹与泐庵时常是融为一体的，或者无须刻意与本身不同，往往直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学水平，表达其当下对待事物的感情态度，可以借此透视其内心世界和创作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81]，以上三首半诗没有收入拙编《金圣叹全集·沉吟楼诗选》之“辑佚”部分。拙编出版后，陈洪先生撰文表示“很希望在重版的《金圣叹全集》中看到增加了：1.托名叶小鸾的三首绝句（即‘身非巫女’、‘汾干素屋’、‘弱水安能’）。2.托名‘泐大师’与叶小鸾的‘审戒’文字，特别是系于叶小鸾名下的‘破戒’十吟——金圣叹的才情与想象力于此有十分突出的表现。3.为求‘完璧’，不妨把那未成篇的一联也补进来。”[82]其理由是如下四点：

首先，从传统、惯例来看，“代言”之作收入自己的文集，似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易性“代言”，其中多有揣摩、体认所代者心情、口吻的作品。最为典型的自然是屈原的《九歌》，皆为揣摩、体认所代者之身份、口吻而后成文。再如陆机有《为陆思远妇作诗》、《为周夫人作赠车骑诗》等，均为此类作品；而其弟陆云更有《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分别揣摩夫妇二人口吻，反复酬答。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似乎向无疑义。

其次，从本书体例看，既已收录了托名“泐大师”的金氏作品，就意味着认可了“托名、代言”的写作方式。仅仅以是否“揣摩、模拟”对方心理、风格，就把同类的托名“泐大师”与托名“叶小鸾”者判然划分，而是否之际很难有明确的依据，一取一舍似非妥当。再进一步说，《全集》收有《降乩联句》，如前所述，其中既有托名“泐大师”的，也有托名叶小鸾、沈宜修与叶纨纨的，三人所吟计31句，“泐大师”则为13句，也就是说主要是托名三位女魂的。而其中托名叶小鸾的多达12句，几与托名“泐”者相等；托名沈宜修的则备极揣摩之能事，已见前述。所以，既已收录《降乩联句》，便没有理由不收托名叶小鸾的其他诗作、联语。

再次，考虑到金圣叹一生的名山事业，主要在批点《水浒》与《西厢》。而他在批点中两个重要的富有个性的手法就是自我作古与悬想揣摩，这也表现在他的小说理论中。寻根溯源，金圣叹年轻时装神弄鬼的数年做作，特别是这种代言的写作经验，实在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了解这一段经历，分析产生于这段时光的金氏所有文字，对于深入、全面认识这个人物，对于准确把握他的批评理路、理论特色，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氏以“降乩”的方式写下的所有文字，不仅不应轻视、忽视，而且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最后，如本文前面所论，金氏降乩活动写作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构建出的女性世外乐园，对后世的文学史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在他的“全集”中遗漏了这方面的文献材料，实在是一个遗憾。

虽然笔者并不同意这些“增加”和“收入”“叶小鸾”的三首半诗和“泐大师”与“叶小鸾”的审戒对话的理由，因为这牵涉到对创作作品和别集佚文之区别的不同理解，以及史料重要与否完全不能成为视为佚作的根据。但是，诚如其所云：“这个问题也存在着换一个角度思考，从而做出不同处理的可能。”我的考虑是：其一，我在辑其佚诗时，不把此类作品视作圣叹别集作品虽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它们毕竟是出自其手，属于其创作无疑，应该出现在拙编《金圣叹全集》的正文中（现仅见于前言和年谱）。否则，就“全集”而言，确为疏漏。如果非要放入“全集”，就其著述形式看，三首半诗亦只能勉强置于圣叹佚诗之列。当然，这一不得已之举，是金圣叹全集编纂中的特例，不宜作为通例，将古代作家在戏曲、小说中所创作的诗词均视为其佚作而辑入别集中。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样属于“揣摩、体认所代者之身份、口吻而后成文”的金批《水浒》第五十回白秀英所念诗“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尽管周作人早已“怀疑是他（金圣叹——引者注）所加入的”[83]，金性尧先生也说过：“此诗为百二十回本所无，倘为圣叹添作，倒也是他的好诗。”[84]笔者并不将此定场诗看作圣叹“全集”的佚作，更不要说视为其佚诗了。其二，清初长洲钱尚濠编《买愁集》，载有《村妇艳》一诗：“西施尽住黄金屋，泥壁蓬窗独剩侬。寄语梁间双燕子，天涯可有好房栊？”目录署名“泐大师”，诗前题曰：“泐大师（吴中古佛现女身，入上方宫度世者）附乩作《村妇艳》诗云。”[85]长洲褚人获《坚瓠集》亦载此条[86]。按：此诗又见《沉吟楼诗选》，然诗前之注已删，看不出附乩作诗的任何痕迹，亦难以辨别究竟是以“泐大师”身份还是拟“村妇”口吻创作。但是至少说明，圣叹亲属和友人在为其编辑遗诗时，是将此类降乩之作视为其诗歌作品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两个因素，觉得陈洪认为“此类文字应视为金圣叹作品，以收入其‘全集’为宜”的基本观点[87]可以采纳，并感谢其建议换一种思路的启发。

6.《降乩联句》

灵辰敞新霁，密壶升名香（泐师）。神风动瑶天（宛君），道气弥曲廊（昭齐）。憨燕惊我归（宛），疏花露我床（琼章）。宿蛛罥我钗（宛），飘埃沾我裳（昭）。锈花生匣锁（宛），虫鼠游裙箱（琼）。遗挂了非我（宛），檀佛因专房（琼）。新荷为谁绿（昭），朱曦惨无光（宛）。君子知我来，清涕流纵横（宛。叶黄）。舅氏知我来，不复成趋跄（昭）。兄弟知我来，众情合一怆（琼。叶平声）。婢仆知我来，洒扫东西忙（宛）。请君置家业，观我敷道场。须弥已如砥（师），黑海飞尘扬（琼）。月亦沉昆仑（师），日不居扶桑（琼）。帝释辞交珠（师），迦文掩师幢（琼）。万法会有尽（师），一切皆无常（琼）。独有芬陀华，久久延奇芳。灵光顶上摇（师），慈云寰中翔（琼）。断三而得三（师），遮双即照双（琼）。父兄亦众生，母女成法王（师）。感应今日交（宛），围绕后时长（昭）。思之当欢踊（琼），何为又彷徨（师）。

原无题，以意拟补。此联句诗，录自叶绍袁《续窈闻》“二十七日，师引三人同至，即联句云……”[88]，撰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七日。各句末所注，泐师即金圣叹，宛君为叶绍袁妻沈宜修字，昭齐为长女纨纨字，琼章为三女小鸾字。后三人，当时均已逝世，故不仅注明为“师”作者出于圣叹，其他诗句亦实乃其扶乩所为。全诗渲染家破人亡的哀婉氛围、凄凉景象，为接下来的正式活动营造出一个充满心理暗示的悲伤前奏。其中，“舅氏知我来，不复成趋跄”后，有叶绍袁注“时沈君晦在也”。沈君晦，名自炳（1602—1645），山东按察司副使沈珫第三子，宜修弟。后入复社，明亡抗清，失败“赴水死”[89]。其子永荪、永筠，顺治末年曾与金圣叹讨论唐诗分解的问题（见《鱼庭闻贯》）。吴江诸沈出身宦门望族，为人敦信尚义，与金圣叹多有来往，在哭庙冤案发生后，为之收敛遗体、收留幼女。关系至密者，或为其弟子（沈永启），或为其亲家（沈世楙）[90]。身为普通士子的金圣叹与这些世家子弟的最早交往，或许就是得益于因降乩而结识的广泛人脉。

7.《题平丘沈君善木影》

平丘老去成枯木，木刻平丘却宛然。海岸檀香堪作，黄杨树子不成禅。水潭雁影我将往，雪被冰床汝作缘。设使有人求答话，维摩自古最堪怜。

此首七律，录自《百城烟水》吴江县之“村”条[91]。由薛正兴先生首次披露[92]。沈君善，名自继，号碍影居士，晚明吴江人，国子监生。沈珫长子。性耿介放诞，鼎革时于“乙酉岁”削发为僧，以明末江南高僧紫柏、莲池皆姓沈，遂刻私印自号“江东沈姓第三僧”，隐居于邑内吴家港南的沈氏南庄，庄东北名平丘，即村附近。从首联看，诗当作于沈自继死后。据《吴江沈氏家谱》载，君善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清顺治八年（1651），故此诗写作时间亦约在此年或稍后。

圣叹与君善相识或友善的程度，今已不可确考，但君善子永启（1621—1699）乃圣叹弟子。《国朝松陵诗征》引周廷谔语曰：“方思性颖敏，诗文词皆立就，师事郡人金采。”[93]所谓“方思”，即永启之字。哭庙事发后，“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独方思往询候。采被刑，敛其骸骨，复奉棺置所居吴家港家庵中，人重其气谊。”（周廷谔语）可见沈家父子都是有风骨、讲气谊的人。在当时家产籍没、妻子流边的境况下，圣叹能免于陈尸刑场，后来能归骨家山，落葬于苏州郊外五峰山下，非永启则不能成其事。

8.《寓慈云寺旬日留别》

震泽多精舍，慈云狮子林。家私惟古佛，眷属总玄心。后汉人何在，微言乃至今。相逢遂欲别，舍此更何寻？

此首五律，录自《百城烟水》吴江县“慈云禅寺”条[94]。由薛正兴《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首次披露。慈云寺，在吴江震泽镇东，宋咸淳中建，明正统年间僧道泽重建。《百城烟水》乃记载苏州府所辖各县的山水名胜之作，首辑者徐崧为圣叹友人。

9.《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

先生有病不须医，正合清榷是此时。摩诘在床仍论义，仲尼落职遂删诗。朝闻夕可真奇事，天上人间今属谁？与子岁寒成此约，春来只问雪塘师。

此诗录自徐增《九诰堂全集》卷首“诸名公”《赠言》，共收圣叹诗歌三首，亦由邬国平先生《徐增与金圣叹》首次介绍，此诗为末首。前两首虽见《沉吟楼诗选》，均有校勘文字和史实研究之助。如第一首《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徐集题下有注曰：“子能丙戌梦游匡山，看瀑布，曾改名匡杖，字瀑悬。”“诗选”题作《冬夜读徐悬瀑诗》，无注文；末句徐集为“此外不闻有啼鸟”，《沉吟楼诗选》中间三字为“更无一”；尤其关键的是，徐增之字，一作“瀑悬”，一作“悬瀑”，一时似难依从。故邬国平先生在过录《九诰堂集》所引金诗时，六处涉及这两个字，有四处作“悬瀑”、两处作“瀑悬”。其实在徐集所引金诗中，出现此二字共两题三处，皆作“瀑悬”，可证“诗选”作“悬瀑”乃后人抄误。可以用来参证徐增字瀑悬的，还有叶绍袁《甲行日注》丁亥二月二十三日的有关记载：“晓雨午晴。徐瀑悬名匡秋遗书长篇连札，推许太深，愧无杂佩报之。……子能原字高才也，诎于病蹇。”[95]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即徐增改名字之“丙戌”次年。惟所改新名之末字，一作“杖”、一作“秋”，皆为孤证，暂时只能以徐增本集所引为据。第二首《看梅思知至先生在病》，“诗选”题作《看梅思知止先生》。邬国平先生介绍：徐集“所载此诗题为《看梅思至先生在病》，题下注曰：‘子能法号知至。’据题注，‘思至先生’‘至’前当阙‘知’字。知至、知止为同一人的法号，都是指徐增”。经核原本，清抄本诗题并无文字脱漏，徐增的法号亦可能仅为知至或知止（如同在没有发现新佐证时，不能说匡杖、匡秋均为徐增改名一样）。第三首《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不见《沉吟楼诗选》，为佚诗无疑。邬先生认为，据诗题“岁暮”云云，第七句“与子岁寒”之“寒”字，“疑‘暮’字之误”。该句音律属仄仄平平平仄仄，不当为仄声“暮”字，“寒”字恐不误。

10.《宿野庙》

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

此首五绝，录自《随园诗话》，由孟森《金圣叹》首次揭示[96]。袁枚云：“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殊清绝。”[97]这首五言绝句，与《沉吟楼诗选》五律《佛灯》前四句“人响渐已定，虫于佛面飞。众窗关夜雨，四壁得清辉”文字略似。但是，既然诗题一是“宿野庙”、一是“佛灯”，诗体一是五绝、一是五律；并且诗句除了第二句完全相同外，其他三句皆有较大的出入，故于《宿野庙》不妨以佚诗对待。同一诗意而文字稍作改动后即分见绝句和律诗者，在古人亦有先例。关键是从文献来源看，《佛灯》仅存于《沉吟楼诗选》，该集数百年来只有一种抄本（俞鸿筹一九五一年跋本另有一影抄本，那也是近事了）。在圣叹身后，除了选者刘献廷、序者李重华，没有迹象显示曾有他人见过此书，更谈不上征引了。袁枚于乾隆时期引述的《宿野庙》，不太可能是后人据“诗选”《佛灯》而节引者，或是依据当时仍然传世的圣叹手迹而过录的可能性较大。

雍正五年（1727）李重华序《沉吟楼诗选》时，已云所存圣叹诗作仅“什伯之一”；那么，三百年后所能补充的佚诗，最多也只能是千万之一了。此外，康熙孙辑《皇清诗选》，收入金人瑞《燕子来舟中》[98]，系据《沉吟楼借杜诗》[99]抄录，因第三句“旧岁未成为地主”，在《沉吟楼诗选》中“成”作“曾”。诗末孙评曰：“乌衣知己，含蓄无穷”，可谓知音。乾隆沈德潜选《清诗别裁集》录有金人瑞七律一首，诗名为《愁》，评曰：“此拟杜作，似夔州以后诗。”[100]亦分见于《沉吟楼诗选》和《沉吟楼借杜诗》。因后者有刻本，流传较广，“别裁集”当据此录入。邓之诚题解《沉吟楼诗选》时，全文过录“别裁集”此诗，并云“不载此集（指《沉吟楼诗选》——引者注），知散佚甚多”[101]，当为失察之论。但正因其首次向学术界介绍圣叹这部诗选，可能才有新时期上海古籍影印出版的问世，对于研究金圣叹而言，其功至伟。

此外，随着近年来书法作品收藏、拍卖的热潮迭起，时有名为金圣叹的诗歌手迹问世。如无题七绝之三首：“城角斜阳塔影移，鱼梁通水绿差差。莫嫌艇子蜻蜓小，半载秋云半载诗”；“茶盟酒社故人招，为看红枫叶未雕。小雨初晴泥路滑，骑驴缓缓过山桥”；“万物都从静里观，抚松倚石且盘桓。凭将双眼明如镜，要看烟云世界宽”；无题五古一首：“说是我爱女，青眼异众娇。既当世故熟，又复慧心调。百凡听筹划，相倚若颠夭。吾素破此说，俗见总难消。其实扬治语，如隔梦境迢。朅来叹老至，鬓发已衰凋。一切闲是非，付与忘忧条。随意学养生，动静时自料。唯念东床疾，不免愁绪嫽。更怜弱质苦，侍奉劳终宵。所希解讽咏，喃喃慰寂寥。机转魔自退，退亦不崇朝。无妄勿药喜，语不羲圣祧。但抉六爻蕴，无劳百盏浇。更读《太玄经》，遐想寄九宵。吐水能解祟，非如赤舌烧。”七律有《虎丘竹亭看雨》“半山云树小亭幽，百亩琳琅带雨秋。水洗粉妆清气冷，风翻银浪翠光流。潇疏颜写湘灵怨，断续声连宓女愁。极目万家图画里，一天烟雾锁丹丘。”《济公赠秦美人落霞》：“银烛青烟哀凤裀，兰堂桂栋玉为人。龙绡巧剪云中锦，雀扇娇回月下春。湘水鸳鸯犹是幻，巫山蝴蝶恐非真。好将碧落吹箫约，先向桃源问姓秦。”五古有《题太素宫》：“天辟玄奇境，山开太素宫。峰峦环殿陛，轮奂接穹隆。日月闲今古，乾坤贯始终。八埏垂化育，四海沐玄风。大位尊北，真修迥自东。长生双字碧，延寿九舟红。旦暮安期侣，吾将共此中。”《和王丈秋园晚兴》：“芳园秋气晚，乘兴坐萧然。闲赋花前句，时逃醉后禅。素心青海外，雅志白云偏。惠远招诗社，淳于结酒缘。穿林题竹粉，拾叶爨茶烟。窗浸松间月，桥欹柳下泉。菊英清入馔，石林佐调弦。屋设留徐榻，溪倚待戴船。自高濠濮想，人□汉阴贤。不谓龙门客，翻为鹤氅仙。临交惭季重，迭和郢中篇。”《登绣岭》：“绣岭耸千仞，上与玄云续。岧峣摩青冥，嵚崎危游躅。天门起岏，飞虹走寒玉。峭壁鬼工虚岩欹，石屋崒屼万峰奇，变匆那可测。古树蜕龙鳞，怪石俨虎伏。高仙常此栖，云霞覆香谷。丹垆气尚青，药井水仍绿。倏忽来长风，天香散林木。攀萝陟其巅，俯视天地促。挥手摘星辰，青云生我足。何时谢尘寰，超然骖白鹿。”《古游侠》“少年负胆气，慷慨多武威。一手畍两虎，双目生寒辉。胡兵合沙漠，烽火连金徽。纵横万里去，天山独解围。不贵万石侯，一剑风尘归。”

以上十首，均录自金圣叹书法手迹。其中，前三首为一条幅，引首印为“如是观”，末钤“金人瑞印”“圣叹”两印；第四首为一条幅，后六首为一手卷，均落款“金圣叹”，后者并钤“若采”“圣叹”“金人瑞印”。除了最后两首《登绣岭》、《古游侠》为楷书外，其馀皆为行草或草书，由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研究专家薛龙春先生代识，特此致谢。从史实研究的角度看，各诗或无题，或题目皆不涉及具体人事。这一现象，不是说圣叹没有创作过填写具体上款的法书，而是在他不幸遇难后，那些作品可能大多都被受者销毁了。如圣叹与友人论分解唐诗尺牍，名《鱼庭闻贯》，列于《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首。此书康熙初年贤文堂刻本，就删去了顺治十七年原刻本所有的友人姓名，仅存“与”、“答”等动词，便可间接说明当时的环境压力。第四首五古“说是我爱女”一诗，写儿女情长和晚景寂寥，可与末首《古游侠》参看，显示出作家内在情感的多面性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第七首所题“太素宫”，位于道教胜地齐云山（在今安徽休宁境内），全名玄天太素宫，故首句云“天辟玄奇境”。钱谦益有《登齐云岩》诗三首，之二即《三月朔日谒玄天太素宫是世庙禖祀所建》[102]。“世庙”指明世宗，年号嘉靖。顾炎武云其山沿革要言不烦：“西北曰齐云山，一名齐云岩，有勅建玄天太素宫（嘉靖壬辰改‘岩’为‘山’，至丙辰敕建太素宫）。”[103]此诗如是圣叹亲临其境所题，则宁国府休宁县当为其足迹所涉最远之地。绣岭，其地待考。然因世风日下、造假日甚，难以判定有关圣叹诗歌书法作品均为真迹，录此存疑待考。

三 联语、赠句辑考

楹联创作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由春联单一的迎新送旧功能，演变成与诗文一样，具有抒情写景状物咏怀赠答的作用，并多以“联语”归类，而被收入所作诗文集中。如李渔《笠翁一家言》卷四，即专收此类作品。圣叹所撰联语，笔者所见有五副，三乃为其墨迹，二乃见于著录。其中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荃鹤未知”一联，据友人孙甲智告知，乃宋人杨大年成句（见《诗人玉屑》卷十七），已误入拙文《金圣叹佚诗佚联新考》和拙编《金圣叹全集》[104]，此处不再视为佚作。另有赠句两首，一并录于此处。

1.七字联语一：

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

此联录自金圣叹行书手迹。末署“顺治戊子二月四日”。撰于清顺治五年（1648）。

2.七字联语二：

半窗树影棋僧去，满棹萍风钓伴归。

此联录自端方《壬寅销夏录》“国朝二”“金圣叹草书轴”[105]。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以举人历任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收藏书画极多。

3.八字联语：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

此联录自金圣叹行书手迹。

4.五字联语：

老拳通大道，儿口嚼新书。

此联录自李放（1884—1924）《皇清书史》，原为“纸本楹帖”[106]。

以上几副联语的文字内容，或放诞新奇，出人意表；或禅机道趣，哲理深涵，与圣叹其文甚相契合。尤其是首幅联语最见作者心迹。圣叹平生好酒，友人多有记载。如徐增云其“好饮酒，日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107]，赵时揖云：“先生饮酒彻三四夜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108]连其文学欣赏和评点，有时也是在酒酣耳热之际进行的。如《西厢记·前候》总批云：“吾尝春昼酒酣，闲坐樱桃花下，取而再四读之。”[109]评杜诗，“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110]，故时人多以酒徒视之，即徐增所谓“却从饮酒看先生”[111]。正是这幅写于四十一岁时的联语，凸现了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精神痛苦。

有关联语作品，亦显示出圣叹较高的书法造诣。李放言其五言联是“字大如斗，气势惊人”；“雨入花心”联，据行家品鉴，通体墨泽字润，单体结构别有姿致。如“甘”、“仙现”等字，已脱离常规；“花”字弯钩写成一挑，“入”字一捺回笔向内，均非循规蹈矩、墨守陈范之墨，而有别出心裁、随机应变之妙[112]。叶公绰《遐庵清秘录》评价邵弥山水长卷的圣叹之跋是“汪洋超隽”，当亦是兼指其文章和书法而言的。

5.赠叶仲韶句：

秦世身为鲁高士，汉朝我识梅仙人。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九年丙子》六月与友人游杭州径山，七月“正三伏中……与吴门泐公有约，故遂亟归，游未一二，深负山灵耳。八月，送季若入都报命，同候泐公，泐公赠余二语……”[113]叶绍颙（1594—1670），字季若，为绍袁堂弟，十五岁从学于绍袁家，两人同榜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入清隐居。

6.赠许庶庵句：

庶庵死日原无病，圣叹生来只有贫。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许之溥小传：“字观生，号庶庵，之渐胞弟。县诸生。恃才旷放，与吴门金圣叹称同调。金尝赠句云……后游华山绝顶奇峰，举首遐观，鼓掌大笑，失足坠崖而卒。金诗‘死日原无病’者，殆其谶欤？有《赋闲楼诗集》。”[114]这是迄今为止介绍许之渐和金、许两人关系最详细的资料，详参本书第十八章《〈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此前，人们仅注意到圣叹在顺治十七年“分解”唐代七律诗时，收入《鱼庭闻贯》中的与许之溥的信。如陆勇强先生考金氏友人，已引及此札，云：“其人事迹罕见……其生平事迹有待详考。”[115]

四 语录辑考

陈洪先生曾建议，拙编《金圣叹全集》应将“金圣叹的才情与想象力于此有十分突出的表现”的“泐大师”与“叶小鸾”的“审戒”文字，特别是系于叶小鸾名下的“‘破戒’十吟”收入[116]。所谓“十吟”，即泐大师在叶绍袁家，对小鸾亡灵授戒时“一一审汝”，小鸾的回答，即“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云云。问题是：这些由叶绍袁《续窈闻》中记载的有关十答，形式上虽为七言对仗，却非诗歌，不能以“吟”对待，是“受戒一刻，随口而答”的口头语言（至于是否真的是“随口”而出，则未必）。虽然其呈现方式一定是由圣叹降乩助手记录在纸的，如小鸾吟咏“汾干素屋不多间”之后，“诗竟，即书‘红于’”，再如泐大师在回答叶绍袁“亡妇沈氏，已在无叶堂中，授何法名？”一大段后，叶的记载是“书讫，回銮”[117]。这些记录在纸的文字，在形式上仍应视之为口头语言。如何将此类与金圣叹本人密切相关的话语辑录起来，既方便后人的研究，又符合古人编选文集的惯例，是一个挑战古籍整理者智慧的问题。好在古籍已有先例：古人在为前贤编纂文集时，往往将作者的零散言论以“语录”为目编入，如宋张咏《乖崖集》卷十二，就是李畋编“语录”；《四库全书》所收清代潘天成《铁庐集》，为其门人许重炎所编，卷三为《语录》，“重炎与蒋师韩记天成语也”[118]。记载语录有两种方式：一是完整记录对话，一是仅录本人言语。前者如“公问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则未也，此一任应稍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119]以下兼用两种方式，选录《金圣叹全集》之外的有关言论，以圣叹扶乩语为主，兼及其日常生活中与友人语。金圣叹以“泐大师”名义降乩，只言片语见于《午梦堂集》者甚夥，《牧斋初学集》亦时有可见。如叶绍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末尾云“悲哀莫释，欲见无由，魂魄尽消，肝肠寸碎。已矣，泐大师云：‘勤学佛事，后会有期。’”《亡室沈安人传》末尾引“泐师云：‘来自澎瀛，非凡女子，一念好事，遂堕五浊。’”[120]与诗文辑佚不同，这类缺乏研究价值的片段言论，一般不予辑录。

1.天台泐子后身为慈月夫人，以台事示现吴中，劝人蠲除杀业，最为痛切。其言曰：“鱼虾之属，方下箸时，犹唧唧悲鸣，入喉方止。惟天耳能听之，而人与鬼神皆不知也。”现身鬼神道中，劝诱血食者俾受佛戒，虽未尽奉行，亦有为减膳者。[121]

此段话语，见钱谦益《题刘西佩放生阁赋后》，撰于晚明。可见圣叹曾劝人不吃鳞介之属。

2.余（叶绍袁——录者按）又叩问亡儿世偁。师云：“偁之前身，生于云间，已聘一女，将婚而死。因悟世法无常，遂出离家俗，为高行律师。女于梦中，时往视之，觉而邪心萌动，动即堕戒，遂至于此。然此事甚奇，因缘在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偁为奚氏，顾为杨氏，俱武水人，中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悦，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终不能成其志，为各选婿。二女不相期约，俱于一日剪发成尼。父母亦无可奈何，遂创立梵舍，听其同处，精参内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后一女先卒，终时谓其一云：‘我生生世世必不舍汝，然我计之，为兄弟则各有室，为姊妹则各有家，不若迭为夫妇可耳。’然而数载薰修，人天证明，不容破戒，于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为夫妇，愿力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妇，戒力也。今夕当重与授记，开解此结。”[122]

崇祯八年（1635）六月十日，圣叹以泐大师名义“诘早降跸”叶绍袁家。叶世偁（1618—1635），字声期，乃绍袁次子，该年十八岁，二月呕血而死。

3.余（叶绍袁——录者按）又问亡女叶氏纨纨往昔因缘、今时栖托。师云：“天下最有痴人痴事。此是发愿为女者，向固文人茂才也。虔奉观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回向，求为香闺丽质。又复能文，及至允从其愿，生来为爱，则固未注佳配也。少年修洁自好，搦管必以袖衬，衣必极淡而整。宴尔之后，不喜伉俪，恐其不洁也。每自矢心独为处子，嘻亦痴矣。今归我无叶堂中，法名智转，法字珠轮。恐乱其心曲，故今日不携之归来耳。”

以上亦是崇祯八年（1635）六月十日上午事。叶纨纨（1610—1632），字昭齐，绍袁长女，嫁袁俨之子。三妹小鸾逝世时，哭妹而卒。[123]

4.余（叶绍袁——录者按）又问亡女小鸾。师云：“月府侍书女也。”余问：“月府，即世所传‘广寒宫’邪？”师云：“非也，固别有耳。”“然则何故下谪？”师云：“游戏。”余问：“游戏，何以必至我家？”师云：“神仙游戏，固必择清节之家，且昔与君曾相会故也。”余问相会之时，师云：“君前生为秦太虚，前之前为梅福，一会琼章。琼章时为女子，名松德。又前之前为鲁仲连，更一相会。君夫人即秦太虚夫人，苏子美小女；又前为蔡经妹，亦一会琼章。君家诸眷属都有奇迹，查不能清耳。”余问：“鸾今往何处？”师云：“缑山仙府。”余问：“即今嵩高缑岭，在中州者邪？”师云：“非也。云霞之外，在月府。”“何名？”师云：“寒簧。”“今往仍复旧名邪？”师云：“否也。即名叶小鸾矣。”余问：“与张婿何缘？”师云：“曾一见耳。张郎前身姓郑，浙中一巨卿公子，郑之前身固参宗师，亦龙姿也。当其为郑生时，少年高才，自谓曾修玉京女史。寒簧偶闻斯言，即于其读书楼下，花架之中，一现仙女天身。郑生见之，亦诧本处闺质，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顺二年三月初三日事。张之今有是缘，盖前以未得详观奇丽踪迹，悒悒不遂，故又寻至耳。”余问：“若缘，何以终不得合？”师云：“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因复自悔，故来而不与合也。”余泣恳大师神通道法，招魂来归。师云：“魂在仙府，恐不得招。且蓬山弱海，路甚远也。”

以上亦是崇祯八年（1635）六月十日上午事。叶小鸾（1616—1632），字琼章，绍袁三女，婚前五日忽逝，年十七。

5.女（指叶小鸾——录者按）云：“愿从大师授记，今不往仙府去矣。”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汝仙子曾犯杀否？”女对云：“曾犯。”师问：“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师又审四口恶业，问：“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曾绮语否？”女云：“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曾两舌否？”女云：“曾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女云：“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师又审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女云：“曾犯。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赞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然子固止一绮语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断”。女即问：“何谓智？”师云：“有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又问：“何谓断？”师云：“断尘沙惑，断无明惑。有三智应修，三惑应断。菩萨有智德断、德智断者，菩萨之二德也。”女云。“菩萨以无所得故而得，应以无所断故而断。”师大惊云：“我不敢复以神仙待子也，可谓迥绝无际矣。”遂字曰“绝际”。

以上是崇祯八年（1635）六月十日夜间事。此处所谓问答，其实不过是书于纸上的扶乩之语，出自圣叹构思无疑。

6.午后师至，即问云。“太虚别来无恙？念之，念之。”余（叶绍袁——录者按）拜谢敬问：“亡妇沈氏，已在无叶堂中，授何法名？”师云：“法名智顶，法字醯眼。摩醯首罗天王顶上一眼，大千世界雨，彼皆能知点数，取此义也。今教持《首楞严咒》，以断情缘。绝子（绝际也）则天上天下第一奇才，锦心绣口，铁面剑眉，佛法中未易多见。醯子当与不肖共竖新幢，珠子（珠轮也）则佐母氏而鼓大音，亦奇杰也。明日当同三公来（谓醯眼、珠轮、绝际也），尊兄父子不必如今日设供，酌水采花，以尽端节之欢。前者犹是世缘，于今已成法眷。看绝子口吐珠玑，惊天动地，亦世外之乐也。但万勿及家事，醯公愁绪初清，恐魔娆又起耳。若绝子，则虽以万戾丝令之理，亦能一手分开；以热汤沃其顶上，能出青莲朵朵。固不妨以愁心相告也。”

以上是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六日午后事。“亡妇沈氏”指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叶绍袁妻，上年卒，年四十六。

7.往余（李雅——录者按）晤金圣叹于严生庵司徒署中，圣叹之言曰：“古才人皆一枝笔，侬自许是两枝笔。”尝观其五种才子书及唐诗前解、后解，所评所论，但一枝笔也。

此段话，见潘江《木厓集》李雅序，署“竹溪同学李雅芥须”[124]。李雅，字士雅，号芥须，江南桐城人。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崖，桐城人。均为明遗民。严我公，号生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明贡生，南明时任右副都御史，后降清，顺治十年榷关苏州浒墅[125]。

8.昔在问疾院与叹先生论诗，谓“诗至少陵其既圣矣乎，摩诘则禅矣，白也才而不律；后有作者，未易登其堂，况入室乎？”盖叹先生眼中自有真诗，其不轻可一世，明矣。

此段话，见史尔祉撰《九诰堂甲集后序》，载徐增《九诰堂集》卷首。可见圣叹于唐诗，分别以“圣”、“禅”、“才”推许杜甫、王维、李白，馀不轻易许可。史尔祉，字夔友，一字汉功、汉谷，号霁庵，长洲沙墟村人，昆山籍庠生，为圣叹弟子。《九诰堂甲集后序》约写于康熙五年（1666），详参本书第二十章《〈鱼庭闻贯〉所涉交游考》有关考述。

9.圣叹正欲人骂，尝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奔竞之士决不肯来，所来者皆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也。不来者邀之不来，已来者攻之不去。我得与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同晨夕，苟得一二担荷此大事，容我春眠听画看声了也。”

此段话，见徐增顺治十七年撰《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该年“春仲一日”（二月），有“三耳生突如其来”，求其引见圣叹。徐增问其“曾骂过圣叹否”并在引述了“圣叹正欲人骂”一段后，指出：“今之从其游者，其先皆同仇雠，乃知不骂圣叹者与圣叹无缘（原无此二字，据上下文意、句法拟补——引者注），骂圣叹者与圣叹有缘，大骂圣叹者与圣叹大有缘。盖圣叹夙生福本深厚，故缘之大有如此。今之赞圣叹，即前日之骂圣叹之人；然则今之有骂圣叹者，即后日之大赞圣叹之人也。吾所以惟恐人不骂之，故问子曾骂过否也。”[126]此段话与“消磨傲骨”联并观，可见圣叹对蝇营狗苟之士的鄙夷，对遭受正统舆论打压的反抗，是研究其中年以后心态的最重要的自述史料。

10.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然则何不与坊之人刻行之？”又颦蹙曰：“古人之书，是皆古人之至宝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宝也。吾方且珠椟锦袭香熏之，犹恐或亵，而忍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凡如此言，皆其随口谩人。[127]

此段对话，出自金昌《才子书小引》，见清初原刻本《贯华堂才子书汇稿》。金昌乃圣叹族兄、挚友，并深度参与了圣叹遗著的整理编纂。关于《才子书汇稿》的刊刻时间，因小引落款为“时顺治己亥春日同学矍斋法记圣瑗书”，故一些馆藏以为全书乃顺治十六年（1659）（如上海图书馆）。对此，周采泉先生曾予以辨析：“盖圣叹之被祸在顺治十八年，后于成《叙》之三年，而《叙》中已有临命之句，《小引》中虽云‘今唱经年亦已老’语，继即有‘不讳’、‘身后’及‘能不痛哉’嗟叹之词，则《叙》及《小引》作于圣叹逝后甚明。特以其被祸惨酷，故作迷离惝恍之辞，读者当体此意也。”[128]虽然所谓圣叹死难“后于成《叙》之三年”尚属牵强之论（此叙并无写作时间，他是据小引的落款而推论的），但其对《叙》及《小引》作于圣叹逝后的判断，应该能够成立的。与常规颇异的是，第一篇叙，乃是明确为《杜诗解》所撰；第二篇小引，则应为整部才子书汇稿所题。中如“唱经室中书，凡涉其手者，实皆世人之所并未得见者也……万一其书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云云，皆非专指某一单本，而是统称其所有遗著。按说，《才子书小引》应该在前，而《叙第四才子书》应在后，或置于正文《杜诗解》之前才是。后之翻印本，惟有民国年间上海锦文堂“依据唱经堂原本校印”（牌记）之《金圣叹全集》，才是引在前、叙在后的。

11.圣叹尝言之：“适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间欲作，而为他事所夺，失却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当更另有一篇文字。”

此段话，见六十岁的徐增为重修《武林灵隐寺志》所撰序[129]，时在康熙十年（1671）辛亥夏六月望日，是圣叹挚友徐增见于记载的最后文字。或为徐氏据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二十一条“仆尝粥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改写。

[1] 见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七律《春感》小序和木陈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

[2] 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列皇小识》本，第297页。

[3] 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4] 圣叹著述分“外书”、“内书”，其“诗文全集”在《沉吟楼诗选》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中，列在“外书”之末。“外书”其他十二种，皆为评点之作，列入诗文集，或有误。见《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156页。

[5] 金昌辑《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卷首，康熙读易堂刻本。

[6] 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7] 陆林：《金圣叹佚诗佚联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金圣叹佚文新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8] 大阪市立美术馆编辑：《渡过大海的中国书法》，日本：读卖新闻社发行，2003年版，第113页。按：有关出版线索，由2012年3月12日张小钢先生电子来函告知。

[9] 宫爱东主编：《江苏艺文志·无锡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0页。

[10] 陈继儒：《陈眉公集》卷7《酒颠小序》，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

[11] 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3，崇祯三年（1630）刻本。

[1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怀感诗》“唱经先生”，康熙抄本。

[13] 姚希孟：《风唫集》3卷本，明崇祯刻本，缩微胶卷。此文由友生裴喆代抄。

[14]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1页。

[15] 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3、504页。

[16]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17]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18]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73页。

[1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5页。

[20] 陆林：《〈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 4期。

[21] 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22] 陆林：《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3] 参见陈洪先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24]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上册，第518页。

[25] 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附表《月名异称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4页。

[26] 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16，《四库全书》本。

[27] 《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下舂”、“高舂”，参《汉语大词典》的释义。

[28]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下册，第852页。

[29]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下册，第851页。

[30]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下册，第852页。

[31]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上册，第523页。

[32]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上册，第526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将“丙子夏日，写绝子小影不得，拟李夫人体叹之”诸字另起一行，笔者整理《金圣叹全集》辑佚此文亦仅止于“仅梅影之在窗云”，见第6册第968页，即漏掉“丙子夏日，写绝子小影不得，拟李夫人体叹之”诸字。承蒙陈洪先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注释第26条指出“《午梦堂集》此处标点有误，想陆林兄未及详察”，特此致谢！1936年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午梦堂全集》下册《续窈闻》与其所云一致。

[33] 《汉书》卷97《孝武李夫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52页。

[34]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上册，第524页。

[35]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下册，第898页。

[3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184条《金圣叹〈春郊演剧集四书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135页。

[37] 金圣叹：《唱经堂释孟子》第四章，拙编《全集》第5册，第51页。

[38]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39] 陆文衡：《啬庵随笔》卷5，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

[40] 钱泳：《履园丛话》卷21《侮圣人之言》，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41]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首有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自序：“今则花甲又阅四周。”《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第993页云“自序于嘉庆二年（1797）”丁巳，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622页均注其生年为1734，或有误。

[42]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明邵弥山水卷》，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本。

[43]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康熙刻本。

[44]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乾隆五年（1740）刻本。

[45] 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30，乾隆三十二年（1767）爱吟斋刻本。

[46]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5，康熙元年（1662）刻本。

[47]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2页。

[48] 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4页。

[49] 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50] 叶恭绰：《明金圣叹遗文》，《遐庵谈艺录》，现代铅印本，第98—99页。

[51] 启功：《坚净居随笔》，《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52] 《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和《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对其生卒、籍贯的著录皆有误。

[53] 明崇祯十六年刻本《初学集》程嘉燧序，便是“吴郡门人徐增敬书”。

[54] 钱谦益《有学集》卷46《题尹子求临魏晋名人帖》：“子求谢黔兵事还蜀，不远东吴万里，吊我于削杖中。期以三年后携家出蜀，相依终老而不得遂，卒骂贼尽节以死。”尹伸（1578—1646）字子求，四川宜宾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官苏松兵备参政、河南右布政使。

[55] 徐增：《怀感诗引》，《九诰堂集》卷首，康熙抄本。

[56]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57]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康熙六年（1667）赖古堂刻本。

[58] 乾隆《苏州府志》卷24《寺观》，乾隆十三年（1738）刻本。

[59] 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九诰堂集》文卷3，康熙抄本。

[60] 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61] 栾调甫：《金圣叹生年考》，《华北日报》1936年1月20日，第七版《图书周刊》第64期。孙甲智小友于2010年12月31日代抄于国家图书馆。

[6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6页。

[63] 刘世德：《金圣叹的生年》，《文汇报》1962年6月20日。

[64]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国学小丛书》本，第12页。

[65] 梁章钜：《退庵诗存》卷22，道光刻本。

[6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67]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68] 许奉恩：《兰苕馆外史》卷9《撷录豁意轩录闻》之四《金圣叹》，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45页。

[69]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0页。

[70] 此则珍贵史料，由邓晓东博士告知。该剧第十三折《不嗔》小生自称“泗滨成玉甲，表字爰斗”，即戚玾（？—1687），字缓耳，号莞尔，江南泗州盱眙人，著《笑门诗集》。

[71] 王汉民：《黄周星行实系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72] 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73]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74] 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页。

[75]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2006年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6]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1页。

[77]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2页。

[78] 尤侗：《艮斋杂说》卷6，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79]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335页。

[80]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四《叶小鸾》，顺治九年（1652）汲古阁刻本。

[81] 参拙文《金圣叹佚诗佚联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

[82] 陈洪：《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83] 周作人：《饭后随笔·〈水浒〉的诗》，《亦报》1950年11月6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84]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按：笔者曾就此请徐雁平先生向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候选人许景昭先生咨询，2012年2月16日得其回复：“金批水浒传第五十回白秀英所念之诗是金圣叹独创的，其他版本都没有。袁无涯本（一百二十回本）及容与堂本（一百回本）只写道白秀英‘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至于那首诗的内容却没有明文交待。”特此致谢！许景昭撰有《论金批〈水浒传〉的文本革新》，载《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85] 钱尚濠：《买愁集》集之二《恨书》，清初刻本。按：此本不避“玄”字讳，当为顺治刻本。

[86] 褚人获：《坚瓠集》五集卷1《村妇艳诗》，康熙刻本。

[87] 陈洪：《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摘要”，《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88]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上册，第523—524页。

[89] ［乾隆］《吴江县志》卷31，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90] 参见本书第八章《吴江沈氏交游考》。

[91]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4，薛正兴标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92] 薛正兴：《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文教资料》1988年第4期。

[93] 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3，乾隆三十二年（1767）爱吟斋刻本。

[94]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4，第341页。

[95] 冀勤辑校：《午梦堂集》下册《附录一》，第982页。

[96] 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后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史丛刊》二集。

[97] 袁枚：《随园诗话》卷1，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98] 孙辑：《皇清诗选》卷18，康熙二十七年（1688）凤啸轩刻本。

[99] 金昌辑，金圣叹《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康熙初年读易堂刻本。

[1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6，袁世硕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10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7页。

[102]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8，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8页。

[10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三编史部，《四部丛刊》本。

[104] 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和拙编《全集》第2册第1260页。

[105] 端方：《壬寅销夏录》卷25，影印稿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678页。

[106] 李放：《皇清书史》卷22，《辽海丛书》第五集，辽海书社影印1931至1934年版。

[107]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10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109]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6，拙编《全集》第2册，第988页。

[110]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11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怀感诗·唱经先生》。

[112] 周倜主编：《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4页。

[113] 冀勤辑校：《午梦堂集》下册《附录一》，第854页。

[114]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1，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115]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116] 陈洪：《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

[117]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1、523页。

[11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3《铁庐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杭州重刻武英殿本，第1526页。

[119] 张咏：《乖崖集》卷12《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0] 叶绍袁辑：《鹂吹》附集，《午梦堂集》上册，第214、229页。

[12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6，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7页。

[122]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19页。按：以下五条亦见《续窈闻》。

[123] 冀勤：《午梦堂集》前言，第5页。

[124] 潘江：《木厓集》卷首，康熙刻本。按：此条史料由友人邓晓东博士2009年3月16日提供。

[125] ［康熙］《会稽县志》卷19《选举志·特用》，1936年排印本。

[126]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27] 金昌：《才子书小引》，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3页。

[128]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129] 徐增：《灵隐寺志》卷首，康熙十年（1671）刻本。按：此则史料，由友人邓晓东博士2008年6月提供，特此致谢。

第六章 莫厘王氏交游考

莫厘山，位于苏州太湖之滨东山镇，又称东山。该地王氏是世家大族，自明代中期王鏊（1450—1524）任至户部尚书、大学士的高官显宦（谥文恪），后代名人辈出。因均为苏州人，故金圣叹与文恪公后裔的交往，就先天性地具备了“地利”之便。关键是“人和”：王鏊长子延喆（1483—1541），以父荫官至大理寺右寺副，诰赠尚宝司卿；延喆长子有壬（1518—1583）以祖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壬之子已无荫可袭，长子俨，吴县庠生，入北雍；次子禹声，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联捷成进士，官至湖广承天府知府，生卒均已不详。禹声有两子，长永熙、次永焘，皆以诸生终，时在明末。如果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包括官运的话，从王鏊父琬（1419—1503[1]）以岁贡生任湖广光化县知县算起，至此恰为五世。自万历末年以后，文恪公后裔已从显赫的官宦门庭而变为一般的富家大户，这便为其子弟与普通才士的交往铺平了道路。遍检金圣叹现存诗文和批评著作，所涉及的王姓友人共有六位：王斫山、王道树、王子文、王勤中、王轮中、王禹庆。经与清道光刻本苏州太湖王氏《太原家谱》（以下引用简称为“家谱”）对读，不无意外地发现，除了第六位之外，前五位以及一位圣叹称之为“公晋”者，皆系出文恪。为便于行文，以下按其长房、次房顺序，分别予以考述。要申明的一点是，在圣叹所交王鏊后裔中，无论是读圣叹诗书者人人耳熟能详的王斫山、王道树，还是鲜为人知的王子文、王公晋，有关其生平事迹，在学术界至今尚无人论及。

一 王子文——王玉汝

金圣叹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名为《王子文生日》，诗曰：

人在山中无历日，客从海上得筹星。未须灵寿承荣赐，正学参差引上真。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

此诗首句后五字，出自北宋李颀《古今诗话》所录“太上隐者”撰写的《答人》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按照圣叹“分解”唐诗的做法，此诗前四句似指主人正隐居学道，圣叹却不请自到、前来贺寿；后四句似指主人热情以酒相待，圣叹感叹能隐居世外（“沉冥”指幽处匿迹，语出扬雄《法言》）便得桃源仙境，无须更求成仙之路。

王子文者，何许人也？据家谱卷十一《世系表·文恪公长房尚宝公支》，禹声长子永熙共有四子：其宁、玉汝、其宜、其宠。这其中，次子玉汝“字子文，号愚庵，附例生，乡饮大宾。万历辛亥四月十五生，康熙庚午十二月十三故，寿八十五（‘五’字当为衍文——引者按）”。故其小于圣叹三岁。具体生卒中国历史纪年及对应公元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然既亡于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其卒年的准确公元则应为1691年1月11日。据此可推知其人是以明诸生入清隐居，故《王子文生日》先后共用了四个与隐士有关的意象、典故或语词（山中无历日、学上真、陶潜饮酒、沉冥）来首肯其遁世避匿。玉汝崇祯十一年名列《留都防乱公揭》，参与反对阮大铖。其馀事迹已不可考，只知其有四子：长鎏，字筑岩；次庭植，字位三；三家彦，字兼三；四成芳，字谦六。除了王鎏为附例生外，后三子均为太学生，生卒皆无记载。另家谱卷十三《传》类，有玉汝同高祖王有壬的族（再从）侄王焸所撰《景雍公传》记其父永熙（与王焸祖永思为堂兄弟）事甚详，略抄如下，可见其家风：

叔祖讳永熙，字景雍，先太傅文恪公四世孙也。为人厚重古朴，衣不喜新，食不兼味。经年兀坐一室，非春秋祠祀，未尝履于户外。……年至耄耋，从未干谒当事。惟有敬天好施，和宗睦族，轻财重诺，以示后人。

如果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从永熙为人自然不难看出对其子王子文隐居乐道的影响；而对于研究金圣叹来说，则《王子文生日》诗的颈联最值得注意。上句“曾点行春春服好”，可与金氏对自己法名“圣叹”的解释参看。此句典出《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命诸弟子“各言其志”，曾点以“眼前真乐在己者可凭，事业功名在人者难必”（清李惇语）[2]而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闻罢，“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南宋黄震（1213—1280）认为，此段话表达了“曾点之狂，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潇洒之趣”。孔夫子以“吾与点也”相许，当是如黄震所言，是因“夫子以行道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点言，不觉喟然而叹：盖所感者深矣！”[3]曾点所言，亦为圣叹之平生追求，他自幼得法名圣叹，后期已被其赋予了儒家的狂狷之义。其死后不久，于康熙初年，西泠赵时揖赴吴门，向金氏“故友”邵然、邵点、金昌等人，访求其批杜诗的遗稿，并问诸公“先生之称圣叹何义”，邵然答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之自以为狂也。”[4]邵然者，字悟非，明末清初馀姚人，与弟邵点（号兰雪）寓居吴门[5]，与金氏交契[6]。故此解与稗说耳食者异，当是得自圣叹亲口所言。而《王子文生日》诗之第五句，不仅印证了赵引邵言之可信，亦再次说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潇洒疏放，于圣叹既是心向往之，又是身躬践之的。他正是在这种心境或心态下，于暮春季节，身着薄衫，踏青访友，饮酒致醉，是何等惬意之事。有的学者认为金氏“法名”圣叹是“自信可以得到圣人的赞叹，这是他的自负”[7]。笔者则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自负在这里或许只是次要的或表面的，骨子里当主要是表达了金氏晚年对曾点之志的追求和肯定。

颈联下句“陶潜饮酒酒人亲”，是继首句“人在山中无历日”之后，再次赞美友人王玉汝的隐逸风范，同时也让我们注意到圣叹对酒的嗜好。他以“酒人”——好酒之人——自居，并因主人善饮而倍感亲切。这种好酒的自白，可与熟知其人者的有关介绍参看：

圣叹性疏宕，好闲暇……又好饮酒，日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金昌《叙第四才子书》

先生饮酒，彻三四昼夜不醉。诙谐曼谑，坐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

然而，圣叹之于酒，既有喜好的成分，也有借之佯狂、消己块垒的因素。他在七言律《题渊明抚孤松图》中，曾说自己对陶潜的仰慕是“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在清顺治五年（1648），甚至写下直抒胸臆的楹帖一纸，其文曰：“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8]疏狂不羁也好，傲骨雄心也罢，欲借酒食游戏加以掩饰遮盖或开脱排解，这才是“酒人”金圣叹的真面目或真心境。

二 王斫山——王瀚

前贤研究金圣叹，当关涉其交游时，无不有一共识，即其所交皆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又几乎无人不提到一位王斫山。诚如金氏仰慕者曲江廖燕（1644—1705）撰《金圣叹先生传》所言：“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9]的确如此，圣叹在自己的著述中，曾数十次提及此人名号，这主要集中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清顺治十三年（1656）批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据不完全统计，金批《水浒》，分别于第二十、四十二、六十一、六十五回，四次引述“吾友斫山先生”的大段言论；在金批《西厢》中，更多达二十三处，在《琴心》总批“盖圣叹于读《西厢》之次，而犹忾然重感于先王焉。后世之守礼尊严千金小姐，其于心所垂注之爱婢，尚慎防之矣哉”之后，复有一段小字批语：“赖婚后，寄书前，真乃何故又必要此《琴心》一篇文字？岂为崔、张相慕之殷，前写犹未尽意，故更须重言之耶？今日读圣叹批，方恍然大悟，遂并篇末‘走将来，气冲冲’等语都如新浴而出。圣叹眼，真有簸箕大也！”当亦出自斫山之手。此外，《沉吟楼诗选》中亦有《为斫山题菊花》、《斫山喜食鹅戏为绝句嘲之》七绝两题四首；《鱼庭闻贯》收有《与王斫山瀚》论诗书信两篇。然其中约略涉及王瀚籍贯和家世者仅两处，一是《水浒》第二十回首句“话说宋江别了刘唐，乘着月色满街”正文之下，引了三段对月色的感慨文字：

〇月毕竟是何物，乃能令人情思满巷如此，真奇事也。

〇人每言英雄无儿女子情，除是英雄到夜便睡着耳。若使坐至月上时节，任是楚重瞳，亦须倚栏长叹。

〇见夜月便若相思，见晓月便若离别。然其实生平寡缘，无人可思；生平在家，无人可别也。见此茫茫，无端忽集，世又无圣人，我将问谁矣？

于下注曰“已上皆吴趋王斫山先生语”，可知其为吴门即苏州人（吴趋指吴地，意近吴门，门外曰趋。另苏州有吴趋坊，在阊、胥门之间）；一是《第六才子书》《闹简》〔石榴花〕曲批语“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文孙也”，明指王瀚是王鏊后人。

由于“文孙”之词典出《尚书·立政》，在古人常用于对他人之孙的美称，故现当代学者多将王瀚径视为王鏊之孙。如一九五一年常熟俞鸿筹跋《沉吟楼诗选》曰：

斫山为长洲王氏，按《西厢·闹简》批语有云“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孙”……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10]

自一九七九年《沉吟楼诗选》影印问世后，此说影响较大，从来无人提出异议。甚至导致俞鸿筹对王瀚父、祖的猜想，在有的著述中竟一变而为“王斫山，根据邵宝撰写的其父王文恪的墓志推测，可能是昭圣皇后的外甥”[11]。出现这样的猜测，可能是没有翻检邵宝（1460—1527）所撰《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太傅谥文恪王公墓志铭》[12]，也没有仔细领会俞鸿筹“或即其所出”的含义，更没有去推算一下一位在一五二四年即已去世者，是否其孙会有可能与一位一六〇八年生人有着数十年“并复垂老”[13]的交情。在有关论著中，只有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在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评点《西厢记》在今年或略后”的有关按语中，审慎地注明瀚为鏊之“裔孙”[14]。按：昭圣皇后指明孝宗张皇后，父张峦（1445—1492），兴济（今河北青县）人，国子贡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其女被册为贵妃，后因女贵而被封为寿宁侯。邵宝所撰王鏊墓志载王氏“配吴氏，继张氏”，并“与寿宁故有连，既贵而能远之，其正可贵也”。其实据家谱载王鏊《年谱》，继妻张氏乃丹阳令蔡寔（原姓张，过继蔡氏，后又复姓）之女，沧州人，与张峦最多有点瓜葛亲。

但是，话要说回来，瀚为鏊之孙的始作俑者，正是王瀚挚友金圣叹本人。笔者不太相信“文孙”这一在旧时十分常用的美称，博学多才的金圣叹会不知道其准确含义，只能说是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造成的一个笔误。因为金氏不可能不清楚王斫山为何许人也。其《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八条已交代：“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据家谱卷十一《世系表·文恪公长房尚宝公支》载，王鏊曾孙禹声有两子（永熙、永焘），皆以诸生终，时在明末。永焘有四子，长子名曾，生卒未载；次子名瀚，“字其仲，号斫山，吴庠附例生”。此人，便是金氏在自己著述中曾数十次言及的“吾友斫山先生”。斫山生卒家谱未著录，然其父永焘“字景照，长庠生，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十二生，天启五年八月初十故，寿四十二”（即生卒为1584年12月13日—1625年9月11日）。如果永焘二十岁（1603年）左右生长子，而斫山又略长于一六〇八年生人金圣叹（金批《第六才子书》卷五《闹简》：“彼视圣叹为弟，圣叹事之为兄。”），可推知王瀚生年约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左右，上下误差当不超出两年。

由家谱《世系表》并可推知圣叹书中所谓“文孙”，当为“玄孙”的形近而误。玄孙有两义：一指自身以下第五代，据《尔雅·释亲》“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瀚当为鏊之来孙而非玄孙；另一义指远孙、裔孙，即远代子孙，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及而玄孙，无有老幼”，而称瀚为鏊之远孙应不为错。说圣叹本意是称玄孙即裔孙，还可举一较为直接的旁证：据清修苏州《申氏世谱》记载，作为万历首辅申时行的后裔，其家族于清初有五位女子嫁给王永熙、王永焘的子、孙为妻；而在此谱中，对那些已远离先祖王鏊、且分属两代人的王氏子弟，无一例外地均用“文恪公元孙”来指称他们与王鏊的关系[15]。此处“元孙”是道光时人为避康熙帝玄烨讳而对“玄孙”的改写（圣叹顺治十三年批刻《西厢》时，玄烨尚未登基，故仍书作“玄孙”）。

王瀚事迹家谱《世系表》所记甚略，仅知其娶昆山朱氏，生二子，长政，字方朝，吴县庠生；次森，字方茂，无功名，馀皆不详。然对其字的准确著录，才使我们能将释中英撰《赠王其仲居士》诗，与圣叹“吾友”相联系：

三槐馀荫世灵长，奕叶孤枝岁茂芳。震泽发祥为柱石，千城济美擅文章。画图吞吐山河影，刀剑磨……[16]

中英和尚，字朗如，明末清初居吴门，与文从简（1575—1648）、徐波（1590—1663）为方外交。诗中“三槐”为王氏代称，宋王祐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宋史·王旦传》）后其子王旦果入相，天下谓之三槐王氏。震泽为今江苏太湖古名，语出《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吴县王氏祖居邑西太湖洞庭东山（一名莫厘山，距今苏州市区四十公里），故又称“莫厘王氏”。民国吴廷燮（1865—1947）主编《江苏省通志稿》注鏊父王琬的籍贯便是吴县“太湖人”[17]。王鏊所著有《震泽先生集》，一名《王文恪公集》，今存有“震泽王氏三槐堂”刻本。此堂号子孙相沿不替，清顺治间刊《杨维斗先生手定王文恪公家藏未刻稿》及《文湛持太史手评王文恪传世已刻稿》，即均署“王氏三槐堂”刻[18]。又，陕西王相业，顺治初年任凤泗兵备道，曾撰《雨中宿虎丘僧阁，同史沅草、王其仲、慈公夜酌谩兴》[19]。

此“王其仲”即为王瀚，还可由这样一则史料来佐证：

王瀚，字其仲，自称香山如来国中人，吴人，与金俊明同时。山水秀润，能集诸家之长，而别具风旨。金俊明题跋。[20]

金俊明（1602—1675）字孝章，号耿庵，吴县人。明末诸生，入清杜门佣书自给。工绘事，善山水竹石，墨梅最工。其跋所谓长于山水的画家王瀚，既字其仲，又为吴人，生活时代亦复相同，与释中英所赞“画图吞吐山河影”的王居士和金圣叹友人王斫山（《鱼庭闻贯》载金氏《与王斫山》以画法比喻唐诗创作：“自来唐律……一二落骨，以待三四皴染；三四皴染，以完一二落骨。”），三者应并为一人，必无疑问矣。以下以圣叹所述为主，兼及传记、家谱和画史资料，对王瀚其人基本情况予以勾勒：

1.字其仲，号斫山，别署香山如来国中人，王鏊五世孙。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曾参祭顾予咸），卒年待考。

2.博学多识，豪侈不吝，“目尽数十万卷，手尽数千万金”；“读尽三教书，而不愿以文名；倾家结客，而不望人报”；“瓶中未必有三日粮，而得钱犹以与客”（《闹简》金批）；“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千金与先生（金圣叹——引者按），曰：‘君以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斫山一笑置之”[21]。

3.潇洒倜傥，儒雅礼佛，“有力如虎，而轻裘缓带，趋走扬扬；绘染刻雕、吹竹弹丝，无技不精”（《闹简》金批），使人很自然地想起其高祖延喆“歌舞靡曼，穷日夕为娱乐，时出从所善客，驰骋燕游，舆马鼓吹，纵横道中”的风采[22]。擅画，所作得当时名家金俊明赏识。

4.谐谑嘲弄，谈吐风趣，“妙言奇趣，口作风云”（金批《水浒》第二十回）；“其灵唇妙舌，日有千言，言言仿此，盖其心清如水，故物来毕照，非他人之所得及也”（第六十一回）。“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斫山，一倾倒其风流也”（《请宴》金批）。

5.与圣叹交往三十馀载，相怜如一日，亲如兄弟，互相服膺，“彼视圣叹为弟，圣叹事之为兄。有过吴门者问之，无有两人也。嗟乎！未知馀生尚复几年，脱诚得并至百十岁，则吾两人当不知作何等欢笑。如或不幸而溘然俱化，斯吾两人便甘作微风淡烟，杳无馀迹”（《闹简》金批）。早在青年时，即赋诗相赠金圣叹：“风雷半夜吴王墓，天地清秋伍相祠。一例冥冥谁不朽，早来把酒共论之。”两人曾“同客共住”，风雨联床，“赌说快事”（《拷艳》金批），相濡以沫（《鱼庭闻贯·与王斫山》“贱恙遂得愈，不以为分律忧也。承注念，谢谢！”），切磋诗法。顺治十三年五月，徐增购得新出金批《西厢记》，撰《读第六才子书》二绝，其一之首二句曰：“薄命书生欲老时，石榴花下忽相思。”[23]栝的就是《第六才子书·闹简》〔石榴花〕曲金圣叹批语对金、王二人“并复垂老”、始终不渝的友谊。“薄命”一词，亦可谓是一语成谶了。

6.所著有《斫山语录》“行世”[24]，未见流传，家谱《艺文》也未著录；断章片语及逸诗一首因保存于金批《水浒》、《西厢》而得见；此外，《第五才子书》第六十五回总评“吾友斫山先生，尝向吾夸京中口技”一篇，《第六才子书》中《请宴》总评“圣叹平日与其友斫山论游之法如此”一篇，以及《拷艳》总评“不能辨何句是斫山语，何句是圣叹语”之“快事”三十三条，这两篇散文和一篇随笔，亦可视为斫山与圣叹的共同创作。

7.深度参与批评《西厢记》。在《第五才子书》中，王瀚虽然出场四次，却并没有参与《水浒传》的批评，圣叹对其言论的引述，均是与小说没有关联的“妙言”“妙语”“妙舌”，是圣叹对挚友的有意宣传。《第六才子书》则有显著不同，在与王瀚有关的二十四处文字中，固然有九处延续着《第五才子书》引述斫山妙言妙语的传统（有一处为一般问话[25]，姑入此类），其馀的十五处，主要是对圣叹批语的评价，如：

斫山云：“怪哉圣叹，其眼至此！我疑此书便是圣叹自制。”——《借厢》

斫山云：“圣叹肠肚如何生？”——《闹斋》

斫山云：“若不得圣叹注，则此一行与下‘小梅香’句，岂不重复哉。我圣叹读书，真异事也！”——《寺警》

斫山云：“若不如圣叹注，则莺莺不欲夫人提防，其意乃欲云何？此岂复成人语哉！”——《寺警》

斫山云：“我读此一章，洋洋然，泠泠然，不知其是张生琴，不知其是双文人，不知其是《西厢》文，不知其是圣叹心，盖飘飘乎欲与汉武同去矣！”——《琴心》

此外，有四处王瀚本人对《西厢记》的评价，如《请宴》〔小梁州·后〕“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一曲后，有“斫山云：试问红娘为说今日，为说闹斋日？我最无奈聪明女儿半含半吐，不告我实话也！”《赖简》〔沉醉东风〕“是槐影风摇暮鸦”一句后，有“斫山云：从来只谓人有魂，今而后知文亦有魂也。如此句七字，乃是下句七字之魂，被妙笔文人摄出来也”；亦有个别评语兼有评原剧和评金批的成分：“斫山云：意欲写其去，却反写其回；意欲写其急，却反写其迟。彼作者固是神灵鬼怪，乃批者亦岂非神灵鬼怪乎？”（《请宴》）凡此，皆可见王瀚对圣叹评点的推举和对戏曲赏析的精通。

三 王公晋——王希

《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组诗《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十二章（首），从“秋日凉风动，两贤同载行”（其一）、“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其十）诸诗句中，不难看出作者是于秋季送两位友人赴金陵白门，一位字号为维茨，一位字号为公晋。前者是申垣芳（1589—1652），吴县人，明庠生；后者当姓王。清初吴江徐崧（1617—1690）所辑《百城烟水》曾提及此人，该书于吴县“怡老园”下注曰：“怡老园，王尚宝公延喆创，为父文恪公讳鏊归老之地……文恪没，尚宝始自有之；再传之太常及光禄……复归光禄闻孙公晋氏。”[26]《七十二峰足征集》于“东山王氏合编”收入其诗《顾狷庵席上赠朱枝昌》一首[27]，可知此“公晋”亦为王鏊后裔，乃苏州太湖东山人，其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前文说过，王永焘共四子，长曾、次瀚，三则为希。道光家谱《世系表》著录王希仅有“字公晋，号知我，嘉兴府秀水县庠生”诸字，然于其家族后裔王季烈（1873—1952）民国重修《莫釐王氏家谱·忠义》所引蒋赓壎《贞义编》，言其于“顺治乙酉除夕自尽，遗命以幅巾敛，墓表称‘故明王知我先生’，后人从之”[28]。乙酉除夕，即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三十日（1646年2月15日），可见是感愤于明朝的覆亡而自绝于世，亦可算作南明烈士了。其生年虽未见记载，然其长子宪文既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若其时王希约二十岁，则其当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后，小于次兄王瀚约四岁，小于圣叹约两岁。其父永焘天启五年（1625）去世时，王希已约十六岁，当可自立矣。其姊妹三人，亦各得其所：“适附例生吴升闻，适附例生秦渔，适顺治甲午副榜、禹州知县许定升”[29]。王希“娶刑部员外申继揆女……五女：适太学生顾埴，适顺治乙未进士、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适庠生丁章序，适康熙丁巳举人、苏州府学教授陆世恒，适太学生徐昌炽”[30]。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组诗，从创作系年和交游考证的角度论，第四首较为重要：

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二公又离别，一秋无纪纲。得归幸及早，有约毋相忘。

首联上句间接标明写作时间，然“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二、三皆可云“外”。结合圣叹其他诗作，笔者认为“今年”是其三十三岁，王希则在三十一岁左右，即时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此时，年方及壮的金圣叹已鬓发早衰，如非天生少年白，可见其用脑过度了。颔联可与圣叹《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参读，此诗即写于崇祯十三年，首联“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便可移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的最好注脚。次年松江司理、友人李瑞和赴京选官，撰诗《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之一云：“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那可罢谈经？”[31]上句指友人，下句当自指，亦涉及治经的问题。再看《送维茨公晋……》组诗之四的颈联，“二公又离别”云云则显示出圣叹在“说经”事业上对维茨和公晋的仰重，“纪纲”意指起着统领法度准则作用的人，这里比喻二公对自己的重要性；组诗第五首“二士今为客，孤灯谁说经”、第十首“我或读经罢，独行观水痕。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则是从反面渲染了友人之于自己的“纪纲”作用，悬想他们离别后无人参与“说经”的孤寂冷清。

因史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一一确认圣叹所说之“经”具体包括哪些书目。过去笔者认为“众经”不包括《周易》、《左传》之外的儒家经典，并主要是指其心爱的“才子书”[32]。吴正岚女史认为“这一理解似乎依据不足”，圣叹“治经是兼及儒释道三教的”[33]，所云有理。圣叹室号唱经堂，又号大易学人、涅槃学人，由取号便已流露其治学倾向。圣叹“六部《才子书》”的先后顺序，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即“盖尝三七思惟矣：欲先评《南华》，庄生之言，似乎奔放，实合圣道，不得先事，《第一才子书》也；欲先评《离骚》，屈子忠于君国，凄迷缠绵，其义甚深，又不得先事，《第二才子书》也……至夫《南华》，则尝与同学论之而未评；《离骚》尝评二卷许，名《恸哭注》，中止”[34]，可见“众经”应包括《南华经》和《离骚经》[35]；对“天上岁星真妙士，山中宰相是神仙”的徐增父亲徐庆公，圣叹“便欲执经来就正，青芝紫气若函关”[36]，所执之经亦应为道教经典。他对儒家经典的解经之作，今存《唱经堂通宗易论》、《唱经堂释小雅》、《唱经堂左传释》、《唱经堂释孟子四章》。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春，（徐增）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37]，可见所说之经必然涵括佛教经典。圣叹学贯三教，有打通儒释道之心，如劝僧人读《庄子》：“法师试作金经读[38]，定叹东人未让西。”[39]友人赞其“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40]。从现存的一份《唱经堂遗书》的目录中，对其所撰“内书”有如下记载：

《大易义例私钞》，二本。《大易讲场私钞》，四本。《涅槃讲场私钞》，共十一期一本。《□（法）华讲场私钞》，一本。《法华三昧私钞》，一本。《宝镜三昧私钞》，一本。《一代时教私钞》，一本。《第四佛事私钞》，一本。《圣自觉三昧私钞》，一本。《内界私钞》，一本。《法华百问》，一本。《南华前摩》，未竟，一本。《五智印图》，未竟，一本。《讲场仪轨》，一本。《杂疏》，一本。《西域（城）风俗记》，一本。《童寿六书》，一本。《离文字说》，一本。《圣人千案》，一本。《通宗易论》，一本。《庄子字制》一本。[41]

这份目录，再加上以上所述《离骚经》、《释小雅》、《左传释》、《释孟子》等，大致可以看出圣叹从崇祯十三年左右开始的，其一生所治“众经”的基本规模。

圣叹治经的重要形式之一，便是“讲经”。在其诗歌中，亦不乏这方面情况的自述。如“说经夜夜鸡三唱，圆梦朝朝水一盆”[42]；有时是“门人抱经来，旨酒为淹留”[43]；感叹友人早逝，不复听讲：“去岁西方止观经，妻儿待米不曾听。今春古寺重开讲，无复杖藜声到庭。”[44]圣叹讲经的感染力极强，能令听者“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45]，以致使得同有“三吴才子”之名的尤侗，亦不得不带有醋意地承认：“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46]后世崇拜者廖燕，更是添油加醋地赞美圣叹的讲经风采：“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47]将儒家典籍与释道诸典融会贯通并自出机杼，的确是圣叹的“学术特征”[48]。

当然，除了自崇祯十三年开始的“治经”外，其他如小说、古文和杜诗的评点，亦陆续展开。据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载，此年之前，圣叹尚无著述问世；而在此年之后，首先是崇祯十四年二月“改编《水浒》为第五才子书”（据《第五才子书》序三自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其次“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49]而评选《天下才子必读书》也“成于（似应为“始于”——引者按）今年或略后”[50]（圣叹子雍崇祯十四年方十岁，正当启蒙之际）。此外，据《哭庙异闻》记载，《唱经堂杜诗解》“从事”于“亥、子之交”[51]，即清顺治十六己亥、十七庚子年（1659—1660）之间，然卷四《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诗后，有圣叹堂兄金昌（矍斋）注曰：“余廿年前，读此诗解，合什大士前，颂其青莲法眼。”卷二《三绝句》之一，圣叹评语中言己“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此前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已衰白相逼”。顺治十六年（1659）的二十年前，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圣叹始三十三岁，故《杜诗解》亦当始评于此际（注意“衰白相逼”与组诗“旧镜新霜”之合）。

《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组诗除了使后人知道南明烈士王希为圣叹挚友外，还告诉我们，圣叹的确才华横溢，其“说经”之举，不似常人按部就班、次第进行，而是全面开花、“众经”齐治，并能在几乎同时，完成不属“众经”的《第五才子书》的评点，并开始了《杜诗解》的撰述，不愧其为才子。

四 王道树——王学伊

在金氏著述中出现的诸位友人中，除了王斫山，便数王道树最为频繁了。就涉及多寡看，《圣人千案》自序、《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韦元旦《兴庆池侍宴》）各有一处，《鱼庭闻贯》、《沉吟楼诗选》各有三处，《释孟子》有五处，《杜诗解》有六处。在这二十处中，一般称之为“道树”，只有一处为“王道树学伊”[52]，此外便是在谈到友人对自己批评《西厢记》的理解时，曾郑重记下他的名号：“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惊梦》）这样一来，以至后人对王道树名、字的理解形成两说，一是现代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首倡的“道树王伊，字学伊”之说[53]，未言“道树”是字是号；一是今人整理本《杜诗解》卷一《赠高式颜》后对“道树”的注释“道树——姓王，字学伊”[54]，似以道树为名。

其实，仅就现有资料分析，无论是字学伊还是名道树，都是难以成立的，证据便在《鱼庭闻贯》中。此书载于《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之首，收入圣叹与友人论诗尺牍近百封，所署对方姓名字号，均是按姓在前、字号在中、名在后的顺序，凡笔者能查出本名者无一例外。据此，学伊必为其名，道树为其字号；至于圣叹为何称其为“王伊”，如果无文字脱漏，只能推测“伊”为其原（曾）名了。而借助家谱，则可基本解开这个谜。

据道光家谱《世系表》载，道树名学伊，字公似，号道树，长洲庠岁贡生，为永焘第四子，亦即王瀚幼弟。从其三兄皆单字为名，可证其当原名伊。其族侄王焸撰《景雍公传》言永焘去世时，学伊年“方七龄”，伯父永熙（字景雍）抚养其成人，为之“延师择配，置田宅，买奴婢，无不殚其心力；且就所遗千金，计岁积息，得现帑什倍，家中物件，俱已完备，然后交付”。由此可见，待王学伊成人时，亦与其兄王瀚一样，已是坐拥万金的“富人”了。

学伊身后无志传，家谱亦未载其事迹，惟于其直系裔孙昆曲专家王季烈（1873—1952）所撰文字中，尚可窥其崖略：

出苏郡胥门，西北不二里，有庙巍然，曰三乡庙。南滨河，有村落，是曰胥庄，我九世祖道树府君实葬于此。府君王氏，讳学伊，字公似，晚号道树老人。明岁贡生，文恪公五世孙也。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七岁而孤，世父景雍公抚之成人。景雍公节用好施，澹于荣利，府君承其教。甲申之变，以世受国恩，不忍剃发易服，遂隐居是地，并营生圹以终老。伏处数十年，未尝一履城市。亲朋绝迹，故生平行事无人知。卒于康熙四年二月，身后亦无志传，邑志家乘俱弗载焉。[55]

王季烈是学伊九世孙，身距明末清初人事已有三百年左右，对于先祖入清后“以明诸生隐居胥庄，终身不入城市，未改明冠服”[56]之义举，固可以得之于家族父老之口碑相传，亦可从学伊残存著述中领略其对明清鼎革的愤懑，如王学伊《重修先文恪公〈长语〉〈纪闻〉二书后序》“每思重付杀青，藏之家庙……而遭时多故，倾跌百状，一切废阁，略无举行”（家谱卷十八《序》），便可感知其在山飞海立的明末清初的实际遭际和主观态度；然于九世祖生卒年的准确记载，尚需验证一下：“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之说，当是根据《景雍公传》所载父死“方七岁”推考而出，其父永焘卒于明天启五年（1625），上溯七年，恰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此年仲兄王瀚约十四岁，友人圣叹十二岁）；“卒于康熙四年二月”之说，亦非无根芝草，季烈于《胥庄屏迹图记》自注学伊“女夫”即女婿申庄自撰年谱“载府君卒于乙巳仲春”，查苏州《申氏世谱》，可知申庄（申时行重孙）“生于崇祯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戊子十二月十三日”（1642—1709年1月23日），其妻为“国学讳学伊女，生于崇祯辛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己亥三月二十二日”（1641—1719）[57]，故此“乙巳仲春”必指康熙四年（1665）二月。因此季烈所谓先祖学伊的生卒起讫，皆是查有实据的。道树家境虽裕而人事坎坷，徐增顺治十三年五月《答王道树》书云：

弟两年来馆于江枫，去同学甚远，离群索居，言念道树，无刻不为之悲凉。初闻道树鼓盆，继而折玉，又继之以副弦中断，乃人生大不堪事。道树处之夷然，真大丈夫之能事也。顷承大教，云寒疾后，绝不记平生所学，幸而再生，则又应酬如故，若一向未尝有病也者，又若此后更不病、更不死者也。[58]

可见王学伊情感生活的不幸和个人性格的达观。

圣叹与道树的交往，也是历时已久的。大约在明崇祯四年（1631）道树年方十三岁时，两人便开始相与论学了（参见下文）。当时已二十四岁的圣叹不以其为童稚，除了学伊可能也是英气过人的早慧少年，必与其兄斫山的提携引见相关。入清后，王氏虽隐居胥庄，不入城市，然所居既离城西胥门不远，而圣叹又家居城中憩桥巷[59]，往游当亦甚便。如金氏于“己丑夏五，日长心闲，与道树坐四依楼下，啜茶吃饭，更无别事。忽念虫飞草长，俱复劳劳，我不耽空，胡为兀坐”而撰《圣人千案》[60]。己丑，指清顺治六年（1649），四依楼或即为道树胥庄之居。圣叹曾撰《病起过道树楼下》诗：

小弟三秋病，先生每日心。晚床新试坐，轻杖便相寻。喜跃征童仆，暌违指树阴。巷中无饮酒，楼下对弹琴。

所过之楼，当即四依楼。“暌违指树阴”，确系一居城内、一居乡间者之境况，而圣叹一病两人便无从相晤，说明道树确系“不入城市”者；“巷中无饮酒”，也自是乡间风貌，同时显现出道树入清之后“遭时多故，倾跌百状”的窘境：曾拥万金之人，已时常家无滴酒了。尽管如此，他对圣叹仍十分关心，此诗首联即为一证。圣叹又有《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七言律（仍是自己“不入城市”），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圣叹在“篱豆畦蔬一例迟，瓶空罍倒四邻知”的饥馑穷困之际，忽获道树相馈，“惊得公书唾满颐”的心理和生理反应。

王学伊与金圣叹的密切关系，从徐增的有关书信亦可看出：“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61]然而，圣叹与道树并非只是饮茶啖饭、醋往酱来之交。道树之于圣叹，算得上古人所谓“诤友”了。此有圣叹自白为证，他在顺治十七年（1660）与友人徐增论选批唐诗的尺牍中，曾解释为何将部分书稿给学伊先览：

所以先呈道树看者，道树与弟同学三十年（引者按：上推三十年，即为两人初交之时），其英分过弟十倍；又且知弟最深、爱弟最切，弟有不当，能面诤之。昨亦恐有不当，欲其面诤，故特私之也。——《鱼庭闻贯·答徐子能》

这种学术上的砥砺切磋，不仅在《鱼庭闻贯》中有确凿记载，如次条《与徐子能增》云“昨道树有手札，微讽弟注书应如刘孝标”，在《释孟子》和《杜诗解》中也多处留下了学伊参评的痕迹：

道树问：“别有书云：‘夫仁义固所以利之也。’可见‘利’只是‘利益’字。如何孟子于下节，却把作‘富强’字？只今试代梁王细贴语气，‘利’字毕竟轻轻用来。必若硬要他认作‘富强’字，语气不通，教人如何服？”

道树云：“邻不见其往，我不见其来，遂以为不王，然而安能不王耶？此句反写最妙。”

问：“倘有老而无子之人，奈何？”道树曰：“是以王者教民以孝，又必教民以弟也。”

道树曰：“刃所以杀人固也，不闻梃亦以杀人。杀人何事而乃以梃？此以梃杀人之人，何人乎？为梁王者，便应惊问，今却不然，可知渠不把杀人放在意里。然此还是影句，若至下以政杀人，则分明道着下官，真可谓骇绝矣。渠亦只是不把来放在意里，故下文孟子狠下辣语。”

道树曰：“‘如之何其’，妙。通篇辣语，独至此句，忽作呦呦咽咽之声，想是‘无后’二字，刺心失色过甚，故特变一调收之。”

——《唱经堂释孟子四章》

道树云：“富贵是我本无，固不望其到我；少年是我本有，奈何亦见夺耶！多哭老，略哭穷，先生别样血泪也。”（杜诗《赠高式颜》评）

道树云：“洗杓时，洗杓是开酝；拭盘时，洗杓是洗杓。是也。虽然，口腹之事关于性情，终不可忍也。上二句文过是文过，下二句不觉已溜然脱之于口。呜呼，真绝世妙笔矣！”（杜诗《归来》评）

道树云：“曹将军外，忽请出一江都王；九马外，忽请出一照夜白、拳毛、狮子花，悉是我意已到。至于韦讽外，又请出支遁，真是思入风云，更不得料矣！”（杜诗《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评）

道树云：“此四句专写草堂，不写树；虽通篇亦专写草堂，不写树。”真知言也。（杜诗《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评）

某常与道树晨夕闲坐，细论此诗：若谓是咏物，既全不是咏物；然欲谓是写怀，又无一字是写怀。总之先生妙手空空，如化工之忽然成物，在作者尚不知其何以至此，岂复后人之所可得而寻觅也。〇道树云：“一、二、三句，‘峡里’字、‘云安县’字、‘江楼’字、‘翼瓦’字、‘山木’字，一得‘子规啼’字，便觉字字响。乃子规响中实实坐一先生，故再得‘终日’字，便又觉若干字字字愁也。”……〇道树云：“‘那听此’妙，便如仰诉子规，求其曲谅；‘故傍人’妙，便如明知客愁，越来相聒。写小鸟动成情理，先生每每如此。”（杜诗《子规》评）

道树云：“‘北城’句，还在床上；‘东方’句，直出门前矣：二句之跳脱如此。”……道树云：“语云‘相随百步，犹有徘徊之意’[62]，何况数月憩息？故悲也。”（杜诗《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评）

——《唱经堂杜诗解》

而且在《沉吟楼诗选》中，甚至保存有他们协同创作的诗歌，《拟唐王季友鹦鹉洲诗》便是这样的作品，诗序云：“好雨着时，未审感何美政。鲁宣十六年《春秋》，时书‘大有’，程氏断云‘灾异’。圣人之笔，吾又乌能知之？且图一养苗、二作凉，有斯二益，便须欢喜耳：因与道树闭门弄笔改此。”凡此可见，王学伊以其英分、耿介和友情，即便入清后屏居乡村，圣叹仍与之保持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见，王学伊与其兄王瀚一样，同样深度参与了圣叹的有关评点工作；与其兄不同的是，王瀚长于戏曲，学伊长于诗文。昆季分别以己之长，支持着友人从事的文学评点事业。

五 王勤中——王武、王轮中——王宪度

《鱼庭闻贯》第五十条和九十三条，分别是《与王勤中宪武》、《答王轮中宪度》书。度其命名、取字之规律，两人似为兄弟行。据道光王氏家谱《世系表》，王希有子六人：

长子宪文，字昌中，吴庠生[63]；

次子武，字勤中，号忘庵，吴庠岁贡生；

三子会，字鼎中，号冷庵，岁贡生；

四子宪度，字轮中，吴江县庠生；

五子华岳，字载中，府庠生；

六子申荀，字咸中，号真山，廪贡生。

上述六子中，四子宪度是圣叹与之答书者，固无疑问，只是事迹未见他书记载，身世不得不付之阙如了，《七十二峰足征集》于“东山王氏合编”收入其诗《寒食节放舟之莫厘峰》一首[64]；二子名武（1632—1690），是清初颇有名气的画家。他虽与“宪武”有一字之缺，然而，姓、字皆相同，昆季取字皆有“中”，父、伯、叔均与圣叹友善，其弟宪度亦名列《鱼庭闻贯》；故此，王宪武与王武当同为一人。至于为何一人而有两名，笔者的猜测是勤中原名或榜名宪武。顺治七年（1650）吴县第二十五名秀才，便是一位名叫王宪武的[65]。此人与上引王武的“吴庠”身份恰合，如系王武，则其入庠之时年在十九岁（亦正当其时）；顺治十七年与圣叹讨论诗法时，年已二十八。可见其名去“宪”存“武”，那已是中年以后之事了。

在金圣叹所交诸王中，王武颇似其伯王瀚。《丹午笔记》曾记其逸事：“以镜自画小照，朝内寝，曰：‘怕见俗人。’识者睹其脑，即知其人，传神曲肖。”[66]可见其才艺出众和卓荦不群。王武于诸王中又是在后世最有名气的一位，起码占有四个惟一：他是惟一一位有别集存世者，所著《雪颠存稿》二卷，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民国七年（1918）上海仿宋书局排印《书画名人小集》丛书本，则有多家馆藏；他是惟一一位有画集传世者，民国年间曾出版珂罗版印本《王忘庵花卉册》，苏州等地图书馆有藏；他是惟一一位有同时名人为之作传者，长洲汪琬（1624—1690）于王武死后曾为之作传；他亦是惟一一位名入正史者，《清史稿》卷五〇四有其传，赞其“画花草，流丽多风，王时敏亦称为‘妙品’，学者宗之”。在日趋式微的文恪公后裔中，自王武始，其族始具振兴之象。正如时人陈元龙《忘庵公墓表》所云：“门第不足以重先生，而先生实为高门华胄之砥柱也。”（家谱卷十五）

由于汪琬所撰王勤中传是圣叹所交王氏由同时代人撰写的惟一碑传，对了解诸王的性情神采亦颇有参考价值，故节录如下：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孙也。以诸生入太学，少时风流傥爽，不屑意举子业。自读书赋诗外，若投壶、蹴鞠、弹棋、马射、技击之术，与夫艺花、种树、豢鱼、笼禽之方，无不通究；而尤长于画，素擅鉴赏。当王氏家门鼎盛，其先世所遗及平时购获者，率多宋元明诸大家名迹，往往心摹手追，务得其遗法。故其所写花鸟动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饶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产，数为徭役所困；又性好施予，亲故间或有负之者，亦概置不问，计一岁所入，辄缘手尽：以是其家遂落。甫壮，乃屏绝诸好，独以高洁蕴藉自持。所居为文恪公故第，其旁怡老园，有亭榭花木水石之胜。恒与宾从及诸昆弟，具蔬果酒食，觞咏其间。值其空无时，亦必清坐相对，谈笑移日不倦，家既益落……[67]

从王勤中的多才多艺、慷慨好施、澹泊名利、隐居遁世，后人尚依稀可见其父辈们如子文之隐[68]、斫山之豪、公晋之节和道树之义的神情风貌。

综合分析圣叹所交王氏兄弟子侄，有这样几点值得一提：

1.王氏兄弟子侄均是仅为秀才的普通文士，没有一位考中举人者。而且凡在明代已为诸生，入清后皆隐居不事科举，甚至有捐躯报明者；凡入清后中秀才者，亦多有隐逸倾向，对功名无进一步的追求。

2.王氏诸人多有财兼有才，家道中落之后，仍好客不衰，且津津乐道于其先祖王鏊对才子沈周、唐寅、文征明的礼遇和器重[69]，承继了祖上的豪侈之气和爱才之风。

3.王氏兄弟子侄大多深浅不同地参与了金氏评说“众经”及诸才子书的文学活动，不仅金氏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因之而得到激活或受到启发，而且他们的许多见解也部分地保留在金氏的批评著作中。

4.以金氏与诸王为中心的文化圈，还泛射及王氏的姻娅之亲。如据《鱼庭闻贯》载，与金氏书信往来、讨论诗法的，还有许定升、宋德宏、陆志舆。其中，许氏（1623—1700）乃明戏曲家许自昌三子元任之子，为王瀚、希、学伊幼妹婿；宋氏（1630—1663）兄德宜是王希次女婿、王武的表弟[70]，陆氏榜名吴世恒，是王希小女婿（参见王氏家谱《世系表》）。另外，圣叹曾撰七言古《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一首，孙鹤姓韩名俊，为圣叹子金雍岳父（见《鱼庭闻贯·答内父韩孙鹤俊》），金氏在诗中叙及挚友同居一巷、鸡飞相及的亲密之景：

王生与之情最亲，家有二叔皆俊民；瘠者金子髯者申，鸡飞相及为德邻：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

此中，除了金瘦子是圣叹自称，王书生和申胡子今已难以确指了，然联系到金氏与诸王的交情，以及王希所娶为申继揆之女，学伊女嫁继揆长子申庄为妻[71]，王生与申髯其人，已呼之欲出了。

最后，为便于读者了解圣叹所交诸王相互之间及与王鏊的关系，特将其谱系汰去枝蔓，列成简表附于章末。

附录：金圣叹莫厘王氏友人亲缘图

[1] 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著录王琬生卒为1420—1503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8页右栏）。本文据清道光刻《太原家谱》卷14王鏊《先世事略》“先考生永乐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故定其生年为1419年。

[2] 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95页。

[3] 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第195页。

[4]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5] 今人或以为“邵悟非名兰雪……为圣叹学生辈人”，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整理本《杜诗解》前言第5页。此说有误，仅据赵时揖自序，即已明言“邵悟非、兰雪昆季”为圣叹“故友”。

[6] 邵点便是著名的“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的邵兰雪，见金圣叹《春感八首》序。

[7]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引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8]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6，拙编《全集》第2册，第1260页。手迹书影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9]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康熙刻本。按：该书卷7《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附记曰：“予于丙子岁来吴。”丙子此处指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据此可推测其撰金圣叹传的大致时间。

[10] 俞鸿筹：《读后记》，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第161—162页。按：文末有“辛卯孟春俞鸿筹读后记”。据其文中所谓“十馀年前，张仲仁一麐撰《阳山十八人祠记》”（文见1947年线装排印本《心太平室集》卷3），可定此辛卯为1951年。惟张氏《祠记》撰于1932年，至此已二十年，“十馀年”当为凭记忆大约言之。

[11] 傅晓航：《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校点前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2] 邵宝：《容春堂集》续集卷16，《四库全书》本。

[1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5《闹简》，拙编《全集》第2册，第1005页。

[1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35页。

[15] 申祖璠：《申氏世谱》卷2、3、4，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16] 顺治刻本《灯传集》所收中英诗集《龙华院稿》，该书仅国家图书馆有藏，此诗恰又有缺页，故无从校补。

[17] 《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卷16《明贡生·苏州府》，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18] 参见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19] 邓汉仪辑：《诗观》二集卷1，康熙刻本。

[20] 盛辑：《清代画史增编》卷16，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影印民国排印本。

[21]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

[22] 陆粲：《陆子馀集》卷3《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2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9，康熙抄本。

[24]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25《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拙编《全集》第3册，第382页。

[25]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8《泥金报捷》总评：“圣叹尝语斫山：‘惜乎其文不传，此必与某甲一样妙绝。’斫山问：‘何以知之？’圣叹言：‘此是甘苦疾徐中人，渠所争只在一字半字之间也。’”

[26]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2，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27]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4，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28] 王季烈：《莫厘王氏家谱》卷16，1937年上海元昌印书局石印本。按：蒋赓壎，字虞扬，号篆香，清长洲人，监生。民国《吴县志·艺文考三》著录其有《外集杂著》、《阐幽编》、《晚节轩散体文》等，均未见传本，《阐幽编》或即《贞义编》。

[29] 道光《太原家谱》卷11《尚宝公支》王永焘小传。

[30] 道光《太原家谱》卷11《尚宝公支》。按：计东《改亭文集》卷15《宋恭人诔》序云：“宋母王恭人者，吴门国子监祭酒宋公之室，明相国王文恪公孙女，太学王公晋女也，以康熙戊申十二月五日卒于京邸……年仅逾四十而早殁。”言其为王鏊孙女，误。

[31]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拙编《全集》第2册，第1215页。

[32] 陆林：《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1期转载。

[33]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34]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35] 金圣叹《唱经堂随手通》收入其《序离骚经》，见拙编《全集》第6册，第900—906页。

[36]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徐庆公生日》，拙编《全集》第2册，第1222页。

[37]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38] 指《金刚般若经》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39]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云在法师西山读庄子》，拙编《全集》第2册，第1219页。

[40]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唱经先生》。

[41] 清抄本《沉吟楼诗选》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57—159页。

[42]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5《无题》，拙编《全集》第2册，第1247页。

[43]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3《长夏作》，拙编《全集》第2册，第1185页。

[44]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4《哭刘伯玉》，拙编《全集》第2册，第1213页。按：此诗是化用杜甫《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诗后四句：“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

[45]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46] 尤侗：《艮斋杂说》卷5，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47]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

[48]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第128页。

[49]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2《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拙编《全集》第2册，第856页。

[50]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29页。

[51]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按：顾氏系乾嘉年间吴县人，其所抄录者为哭庙文献的最早版本。

[52]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1条，拙编《全集》第1册，第96页。

[53] 俞鸿筹：《读后记》，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第161页。

[54] 钟来因校注：《杜诗解》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55] 王季烈：《螾庐未定稿》卷1《重修胥庄享堂记》，1934年石印本。

[56] 王季烈：《螾庐未定稿》卷1《胥庄屏迹图记》。

[57] 申祖璠：《申氏世谱》卷4《文定次房支第十三世》。

[58]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康熙抄本。

[59] 吴翌凤：《东斋脞语》，道光刻《昭代丛书》本。

[60] 金圣叹：《唱经堂圣人千案》序，拙编《全集》第6册，第922页。

[6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答王道树》，康熙抄本。

[62] 此语见《荆钗记》第二十九出《抢亲》〔忆虎序〕“我当初嫁你，也是明媒正娶。又不是暗地里偷情，强来随你。相随百步，尚有徘徊之意。”

[63] 据《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载，为顺治二年县学诸生。

[64]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4，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65]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按：王宪文为顺治二年吴县诸生。

[6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44条《王忘庵之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67] 汪琬：《尧峰文抄别录》卷2《忘庵王先生传》，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7—2178页。

[68] 陈元龙所撰《墓表》记载王武“以诸生入太学，一踏省门，即绝意于进取，慨然曰：‘吾才不足于济世，而徒为世俗所役，曷若师友造化，自全吾生也。’于是杜门不出，养性保真。”可与汪琬所撰传记参看。

[69] 汪琬《忘庵王先生传》曾引王武语曰：“如文恪公诸客沈征君、唐解元、文待诏之属，其人皆能为画重，不则画岂能重人乎？”见《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第2178页。

[70] 宋德宜：《答内兄王勤中寄画，并悼内母亡内》，邓汉仪《诗观》二集卷2，康熙刻本。

[71] 此处辈分有些错位，但却是两族家谱互相明确记载的，而且并非孤例。如《申氏世谱》卷3《文定长房第十二世》载，申用懋四子腾芳（1603—1665）女，嫁王永熙四子其宠；而用懋五子荐芳（1606—1683）女，嫁王永焘（永熙弟）之孙王咨牧（王曾次子）；又如同卷《文定次房第十二世》载，申用嘉（用懋弟）长子继揆女嫁王希，而用嘉四子绪芳（1609—1655）女却嫁王希长子宪文。真不知当时申、王两家大聚会时，互相之间如何称呼。当然古人必有变通之法，我等无须自做杞人。

第七章 周庄戴氏交游考

周庄镇，古名贞丰里，如今为著名水乡。元代属于苏州长洲县，明中叶属松江华亭县，清初复归长洲，雍正三年（1725）后，约五分之四属元和县，五分之一属吴江县，建国后将原属吴县部分划归吴江，一九五二年后归昆山县（今昆山市）[1]。位于玉山镇西南三十一公里处，在今昆山、吴江、上海青浦区交界之地[2]。在金圣叹一生事迹中，与当时长洲戴氏相关的至少有三件：一是早年扶乩降神时，共襄其事者为“戴生、顾生、魏生”；二是其稍后在一戴姓人家设馆为塾师，弟子为戴悦；三是其后期频频与一“戴云叶”诗文唱和，今存尺牍、诗歌多篇。其中还牵涉到“宜甫”、“务公”、“石房”、“蒨老”、“德辅”诸人。如果只是简单地推断，不仅对诸事的来龙去脉无法清楚辨析，而且难以理清诸戴及相关各人之间的错综关系，更谈不上对金圣叹这位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大家的人际交往的基本了解。笔者尝试利用家谱、笔记、方志、别集等文献史料，对与金圣叹有关的戴氏情况做综合考察，希求初步解决其与戴氏交往的基本问题，以推动金圣叹研究的深入。而且诸戴中有人在抗清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探索有关史实，对清初征服江南历史的研究亦或有裨益。

一 交游基本情况

综合各家文献，金圣叹与戴氏的交往有如下记载：

（一）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一文，此篇乃揭示金圣叹青年时期降神活动的重要文献，节引于下：

夫人陈氏之女，殁堕鬼神道……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今九年矣。……乩所冯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3]

此文以神头鬼脸之说，揭示了世传金圣叹擅长扶乩的荒诞之举是确有其事的，时在明崇祯八年（1635）夏季，参与者有友人“戴生、顾生、魏生”，地点在钱谦益家。已故徐朔方先生曾具体指出“牧斋所记戴、顾、魏三人，当即《沉吟楼诗选》所提及之戴云叶、魏德辅、顾君猷”[4]，从而将“戴生”与戴云叶明确联系在一起。

（二）释戒显《现果随录》笔记第十九条，此则史料的价值在于以亲见之人记述了金圣叹曾为苏州戴宜甫家塾师，填补了其中年前后生活经历的一段空白：

苏州孝廉戴星归，讳吴悦。父宜甫，从兄务公、石房，皆名士也。悦生而俊慧，父质其功名于无叶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及长，某年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罗其恶款，控于工部。工部鞫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

《现果随录》作者释戒显，晚明诸生，入清隐于浮屠，所记是其未出家时亲见之事。由此可知圣叹五言绝《清明前一日集香熏》：“绵上草初绿，祠前春正长。却忘禁烟节，洗手欲烧香。”当即为戴宜甫父子撰。《现果随录》这一史料线索，首先由周作人于一九三〇年代披露、征引：

释戒显著《现果随录》一卷，有康熙十年周栎园序，其十九则纪戴宜甫子星归事，附记云：“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也是很有兴味的事。[5]

建国后唯有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在“崇祯十年”内提及：“周亮工《现果随录序》：‘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金氏授馆课徒，约在三十岁后。”[6]惟将释戒显按语误为周亮工序语，相差太远；似乎所阅非原作，或据周作人文章转引。《贞丰拟乘》载圣叹为镇北永庆庵题写匾额，及作画赠弟子戴之儦事[7]，可见金圣叹与周庄戴氏往来密切。永庆庵，在周庄镇北，坐西朝东。内有“四义士祠”，亦为“周庄八景”之“钵亭夕照”所在地。

（三）圣叹《沉吟楼诗选》所收与“云叶”诗三首、《鱼庭闻贯》所收尺牍两则，是现存由金圣叹本人所撰直接记载自己与戴云叶友情的诗文。《沉吟楼诗选》所收涉及“云叶”诗均为五言律：

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世礼共疏阔，玄心互苦辛。香边无异息，灯里识分身。不信除吾子，人间更有人。——《赠戴云叶》

密叶全经雨，疏花未点泥。避人成晚步，着屐到幽栖。夜饮消膏烛，春城杂鼓鼙。偷欢真不易，明日又东西。——《春雨同德辅、云叶舍》

父老江东尽，星辰此室多。威仪成梵纲，咳唾入伽陀。尚有无双士，应居第一科。思之不得见，回首指明河。——《夜与无动语因及德辅、云叶》

《鱼庭闻贯》第二十八条《与戴云叶镐》：“前解之一二，极似猛虎只待振威出林，更不怕三四无有风沙相助；又如竹林到雷动后，斗然发起丈许大笋，更不怕三四不笑出凤尾般枝叶也。”第三十七条《与戴云叶》：“承订同过蒨老，弟翘足相待三日夕，都不见台驾来，岂竟忘之耶？抑有别冗乎？蒨老天分高、心地厚，唐律诗分解一事，弟直望其一担挑去。……”[8]三诗写作时间不详，二信则撰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圣叹评选《唐才子诗》时。可见戴云叶名镐，为其晚年挚友。徐朔方复据《吴县志》卷五十七（当为民国所修者），考出戴镐“原名之仍，号俟庵。明诸生。有《燕台草》”[9]。

二 周庄戴氏关系

以上学术界对金圣叹所交戴氏的介绍仅限于此。虽然在清章腾龙撰、陈勰增辑的《贞丰拟乘》和清陶煦撰《周庄镇志》之中，对有关的戴氏亦有所记叙，但并不能解决诸戴之间究竟为何等关系的问题。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早年在比较方志与家谱的史料价值短长时，曾经指出：“（方志）往往不能教你明白两个出自一家的人物彼此究有多么密切的血缘关系”，譬如说甲是乙的从兄弟，那个“从”字并不能说明两人是所谓“嫡堂呢，再从呢，或三从呢？”[10]何况与金氏相关的戴氏分别有“戴生”、“宜甫”、“吴悦”、“戴镐”及所惮的云叶兄（“子兄吾所惮”）。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四位戴氏：宜甫、吴悦、戴镐及其兄。我们除了知道前二位是父子，至于他们各自生于何时、年岁几何，“戴生”是否如学界所认为的即戴云叶，云叶兄为何许人，与“戴生”又有何种关系，更非家谱而不能提供答案。所幸者是，世间仅存的一部苏州戴氏家谱，恰恰便是周庄戴氏家族之谱。

该书名《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不分卷，为清戴观成、戴观家重修，有嘉庆抄本一册，藏于江苏苏州市博物馆[11]。《中国家谱联合目录》在此家谱前冠以“江苏吴江”四字[12]，研究苏州戴氏者容易对此视而不见，其实将“贞丰里”归于吴江，是不准确的。

卷首为“康熙一十有七年岁次戊午仲春月同郡年家眷弟李模”撰《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初修序》，次有“顺治八年岁次辛卯冬十有一月长至日第十世孙”戴之佐撰族谱《初修小引》，末为“嘉庆一十有三年岁次戊辰中秋月之望日第一十四世孙观成”撰族谱《再修小引》。戴之佐撰《小引》叙其家族迁徙、家谱纂修之始末甚详：

吾始祖仲明公籍系江都，以居址稍近琼花观，故世号“琼花戴氏”。元末避兵于吴，遂卜居于茂苑之贞丰里，家颇登，有司举公为乡赋长。迨四传，为东轩公讳升，字景辉，补诸生，贡入国学，继任鸿胪寺，品行文章，望隆当代，以故克膺是选。五传为一溪公，亦守耕读。六传为守溪公、南园公，颇能恢宏祖业，里中数百武，间属者几半堂构……嘉靖间，伪倭乘机焚劫，室庐灰烬，并奕世相传之族谱，同畀于炎火。自此宗支衰落，世系弗详，诚阙事哉！季父宜甫……有意补续而犹未逮。辛卯秋，从弟悦捷南宫，遂命以纂修，汇成斯编。既而复命佐参考订正，务期核实。

可见此族谱自明嘉靖年间焚毁后，重修于清顺治八年，主事者为戴宜甫，执笔者为戴悦，现存者为清嘉庆十三年再修本。所谓“守溪公”即戴士鳌，由《小引》可知是明嘉嘉靖、万历年间周庄著名富户。

据族谱“第九世”小传，发现金圣叹馆于其家的戴宜甫名汝义，号宜甫，“上庠生”（引者按：或指其为上海县学诸生[13]），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卒于顺治八年辛卯十一月二十一日（1652.1.2）。传称其“孝友性成，才略天授，崇礼尚义，乐善好施，矫矫绝群者也”，似为谱牒中的套话，参考意义不大。但是晚明长洲徐汧（1597—1645）崇祯八年为戴士鳌撰墓志铭，曾言及“次君宜甫，少游太学，慷慨仗义，喜狂饮，往往以直戆忤时辈”[14]，则颇能凸显汝义的性情风貌，尤其是“喜狂饮”一事，令人想起关于圣叹“好饮酒”的种种记载。

戴悦为宜甫独子，“字星归，号素斋，初名之儦，一字羽噍，顺治辛卯孝廉，考授司李”。生于崇祯三年（1630），卒于康熙四年乙巳八月初一日（1665.9.9）。族谱回避了为何仅“享年三十六岁”的问题，与《现果随录》“讳吴悦”的记载亦有小出入。前者可以理解，因行为不轨而瘐死于狱，后裔修谱当然要讳莫如深；后者当非疏漏，可能亦属旧时士子之瑕疵。据长洲诸生名录的著录，清顺治二年（1645）岁试第二十名为“吴悦（辛卯），本姓戴”[15]，“辛卯”是指其为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例如县志著录此年举人，即有“吴悦，星归，本姓戴，名之儦”等文字[16]。冒他人之姓参加科举考试，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其事实总不宜记之于家谱之中。桐城姚孙棐（1598—1663）顺治九年游吴，撰《戴星归年丈招游观音山》二首，其一曰：“香烟游冶外，剩有夕阳天。汲涧烹茶甲，披榛采蕨拳。尊开谈并剧，曲度鸟如传。杖屧山边路，徘徊未肯前。”其二有注“寒山夜酌，妓石卿云在座”[17]。刚中举人的戴悦，与明遗民畅饮剧谈、招妓度曲，是现存稀见的戴氏交游诗。观音山即支硎山，在苏州西部，因山有观音寺而得名，“三春香市最盛”[18]。

至于戴镐，乃汝义的侄子，戴悦的堂兄（其父汝仁，为汝义之兄）。戴镐字云叶，号俟庵，初名之仍，长洲县学庠生。生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康熙五年十月初七日（1666.11.3）。《现果随录》所谓“皆名士”的戴悦“从兄务公、石房”，分别是戴镐的长兄之儁和次兄之傑。据族谱载：戴之儁，字务公，号介心，长庠增广生，补入上庠。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卒于顺治四年四月十六日（1647.5.20）。戴之傑，字万公，号石房，长庠廪生。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崇祯一十二年八月初八日（1639.9.5）。陈子龙《与戴石房》云：“忆曩时受知京山先生之时，皆在英妙，今来屈指十有三载。……足下既负大略，又通宗趣，必有身世咸宜之用。”[19]说的就是戴之傑。清初朱隗《明诗平论》卷十六收其《同贞卿、孟如村中步眺》七律一首。在族谱中，有其侄孙戴绵生康熙后期撰《明清故诸生从伯叔祖石房俟庵戴公合传》，对之傑和戴镐有集中介绍：

石房公者，讳之傑，字万公，才高学富，弱冠为诸生，声噪海内。及门诸子暨里中子弟会讲五经，环皋比而听者不可胜纪。摄衣升座，声出金石，虽老师宿儒，亦执经问难于前。公依方辨对，咸出人意表。……其书法钟繇，擅绝一时。如购得其片纸者，珍逾拱璧焉。……其弟俟庵公，讳镐，初名之仍，字云叶。十五能文章，十八游黉序，师事仲兄石房公，家学渊源，时有“大小戴”之称。辛卯浙闱拟元，为忌才者所黜，后复为长邑诸生。生平能急人之难，解人之厄。……

此传对大小戴的才华、学识尤其是戴镐的“急人之难，解人之厄”的勇略和侠情，有着具体真切的描写，向为编撰方志者所采信（参见《贞丰拟乘·人物》和《周庄镇志》卷四《人物》），同时可见戴镐也冒籍浙江秀才考举人的经历。从金圣叹事迹考证的角度看，这一合传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在下节中再作辨析。

三 相关人事略考

理清了周庄戴氏之间的父子、叔侄、兄弟关系后，始可进而考察与金圣叹有关的诸人情况。

（一）钱谦益“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之“戴生”

对于参与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的三位秀才，学界一般认为即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中所提到的戴云叶、顾君猷、魏德辅。然而，当知道戴镐的生年及简历后，“戴生”即戴云叶之说便可予质疑。戴镐生于万历四十七（1619），小于圣叹十二岁，至钱谦益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之崇祯八年（1635）夏季，充其量不过十七岁。如果此际即参加金氏的扶乩，名列其后的顾生、魏生便更不知年幼为几何了。而在圣叹诗歌中提到戴镐时，此人总是位于魏德辅之后，如《春雨同德辅、云叶舍》、《夜与无动语因及德辅、云叶》，可见戴生长于魏生而德辅长于云叶。从叶绍袁《续窈闻》记录的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引三人同至”叶家，分别以绍袁妻宜修、长女纨纨、三女小鸾之亡灵“振锡还家”，其间泐师与三人联句吟诗，绍袁与已逝之妻、女相互问讯[20]，对“相与信受奉行”即协同合作者的素质要求甚高，绝非十六七岁之少不更事者所能胜任（尽管扶乩的全过程肯定是出于金圣叹的事先策划）。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侄孙戴绵生撰《合传》，称戴镐“十五能文章，十八游黉序”。游黉序指的是入学为秀才，即其为崇祯九年诸生，而钱谦益在此前一年撰《灵异记》时，无论如何是无法预知此事而称其为“戴生”的。

那么，此戴生会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很可能便是戴镐二哥戴之傑。此人仅小于圣叹一岁，同为长洲庠生（很可能是同年），“及门诸子暨里中子弟会讲五经，环皋比而听者不可胜纪。摄衣升座，声出金石，虽老师宿儒，亦执经问难于前。公依方辨对，咸出人意表”，其风采与圣叹“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21]何其相似。尤为重要的是，据圣叹乡人郑敷教说，金氏以泐大师降乩于吴中一带，当时是“倾动通国者年馀”，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22]。此事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馀”，原因是金氏科、岁试不利，“再经黜落”，因而渐渐退出此道。如以崇祯八、九年为其“倾动通国”之时，那么，“其说渐寝”也就在崇祯十年之后。从戴之傑卒于崇祯十二年八月分析，金氏“渐寝”其事或与得力助手翛然早逝、从此乏人共襄其事不无关系。由此亦可大致推算出《哭庙异闻》所谓金氏“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23]的时间。

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戴生”可能是指戴之傑，并不是说其幼弟戴镐与圣叹没有关联。恰恰相反，从《赠戴云叶》“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中，更可看出这种情感上的递进关系，并且戴镐后来也参与了圣叹主持的扶乩活动。如顺治元年岁末，云叶向尤侗“传示泐师乩语”[24]，或许便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

关于顾君猷、魏德辅，《沉吟楼诗选》中仅存《赠顾君猷》、《访魏德辅不值》、《闲坐舍边小桥上思德辅不知在何处》、《闻德辅病却寄一律时予亦小疾在卧》、《昨夜梦看德辅庭中野树记之》等诗，两人事迹待考，甚至其名亦难以知晓。惟族谱所载戴绵生撰《明故诸生从叔留庵戴公传》中，云戴之佐（1612—1693）“在胜国时，与杨维斗、朱云子、叶圣野、魏德辅诸前辈为文会”（之佐祖士锦与之傑祖士鳌，为同一祖父的堂兄弟），而这段文字，到了晚清修纂的《周庄镇志》卷四《人物》传中，却置换为“尝与杨廷枢、朱隗、叶襄、魏风诸名人结文会”。维斗、云子、圣野，的确分别是长洲杨廷枢、朱隗和吴江叶襄（长洲籍诸生）之字，是应社或复社骨干，均于崇祯十一年列名《留都防乱公揭》[25]，可见皆一时名流。惟有魏风其人未见各书记载，身世不明。从所交诸人看，当亦为晚明该邑诸生。

（二）释戒显《现果随录》“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之“时”

弄清戴悦的生年，对考证金圣叹何时至周庄戴汝义家为塾师甚是关键。据《现果随录》按语“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成童”指八岁左右少儿，释戒显见戴悦已成童，当在崇祯十年（1637），说明圣叹在此之前已经为其启蒙师，时间恰在崇祯八、九年之际。而这两年正是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频繁降乩于吴中的高潮期。戒显俗姓王名瀚，字原达，太仓双凤里人，崇祯元年为诸生，与吴伟业同学，是清初著名以遗民而隐于僧者。其生卒向无著录，笔者曾据道光《双凤里志·戒显传》“年二十入州庠”、“跏趺而逝，年六十三”[26]，以及清抄本《明太仓诸生谱》崇祯元年（1628）第二十一名“王瀚元达”等记载，推考出其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27]。后由陈圣宇博士告知：

老师《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考论》中定释戒显生卒年为1609—1671，但未注出处。释戒显的生卒年一向不详，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卷一中提及他，谓“晦山卒年岁数无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学生通过资料检索，偶然发现此人的生卒年有确切记载。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十八《晦山大师塔铭》云：师生万历庚戌（神宗三十八年，1610）七月一日戊时，告寂康熙壬子（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十七辰时。[28]

由此可知其准确生卒。王瀚小于圣叹两岁，游庠时间当亦仿佛，为复社文人[29]。其“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等自述，对于金圣叹史实研究，有着多重史料价值：首先，可以证明钱谦益所谓“泐法师……乩所冯（凭）者，金生采”，指的便是金圣叹。其次，从“时往扣之”云云，可以看出此王瀚与圣叹来往颇密，是其早期友人（另外还有一吴县王瀚，则是圣叹挚友），而且从整条笔记对“圣叹降乩”言行毫无贬义[30]，对戴悦因横行不法而丧命亦根本没有怪罪其师之意，考虑到《现果随录》乃成书于圣叹身后（戴吴悦死于康熙四年），可见作者对他的褒贬。其三，据《双凤里志·戒显传》载，王瀚入庠后，“知州钱肃乐重之，延为西宾”。钱氏（1606—1648）为浙江鄞县人，崇祯十年（1637）以进士任太仓知州，南明时为大学士，忧愤绝食死，谥忠介。由此层关系，令人想起圣叹有《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花图吟此》七律诗，所谓“圣月”，极可能是肃乐堂弟钱光绣（1614—1678），圣月乃其字。此人“久居吴门”[31]，所撰有《金阊舟中》、《虎丘中秋竹枝词》等[32]，且亦笃信扶乩之事，曾于康熙六年撰《先忠介时传为郡城隍庙神，屡于黄静涵仪部家降乩示异，赋此展谒》[33]，详情待考。

（三）金诗《赠戴云叶》“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之“子兄”

据族谱载，戴镐有兄三人，除了已经介绍的戴之儁、戴之傑之外，还有三兄戴禹（1616—1671.1.26），字符功，初名之偁，长庠生。戴禹在家谱和方志中均无事迹，可能只是一位碌碌无为之辈，且小于圣叹八岁，故金氏所敬畏的戴镐之兄，或可能是戴之儁、戴之傑二位，或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之儁、之傑，一长圣叹六岁，一仅小于圣叹一岁，早年均为复社旧人[34]，在当时同辈眼中，已被视为“名士”（释戒显《现果随录》）。之傑的“才高学富”，已见侄孙戴绵生撰《合传》；之儁在明季“无志进取而慕义勇为”[35]，入清后更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举动，即于顺治四年（1647）说服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复明，事败与母、妻同时被杀，而且牵连华亭陈子龙（1608—1647）等人遇难。这段史实，在清初《明季南略》卷四“吴胜兆”和“徐尔谷钱旃夏完淳”条提到的“长洲诸生戴务公”[36]，以及《小腆纪传》有关吴县杨廷枢“丁亥四月，以门人戴之嶲通吴胜兆被逮”[37]等记载中，皆有涉及，其中“戴务公”“戴之嶲”均是指周庄戴之儁。至于戴之儁鼓动小于自己六岁的陈子龙抗清一事，在今人朱东润先生（1896—1988）《陈子龙及其时代》第十三章《坚持斗争，永远斗争》中，曾有一节绘声绘色的描写[38]，可以参看。“子兄吾所惮”之“惮”字，语义甚重，非之儁无以当之。惮指敬畏，《汉书·东方朔传》：“昔伯姬燔而诸侯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惮，敬也，敬其节直也。”[39]惮即敬其节直，用之于对戴之儁的态度，是十分恰当的。

戴之儁的反抗清朝之举，并非始于顺治四年，其实在清兵于顺治二年五月攻下南京、挥戈南下后，他便在家乡聚众抵抗，此即史载“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儁、钱邦芑起陈湖，黄家端、陈子龙起泖，吴易起笠泽”[40]。当年八月初六日夜，“陈湖啸聚之众，系戴务公、沈自炳、陆监生等为首。舟至黄天荡，陈兵发炮”[41]。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其三弟、四弟由之偁、之仍改名为禹、镐；尤其是其堂弟戴之儦，在参加顺治二年九月开考的苏州府岁试时，便已经以“吴悦”应试，连姓带名彻底改过了。不难想象，当清军兵临苏郡之际，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身为戴士鳌长房长孙的之儁，招集伯叔两门兄弟，郑重宣告自己准备起事抗清，叮嘱诸弟改姓易名，以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说完掉头不顾，隐身于烟波浩淼的澄湖之中（陈湖即澄湖，在今苏州葑门东南三十三里处，位于周庄北部，跨今苏州吴中区、昆山和吴江三境，面积今约四十五平方公里[42]）。后人云清初之时戴氏“族人俱变姓名”[43]，其原因即在于此。

（四）金氏尺牍《与戴云叶》“承订同过蒨老”之“蒨老”

金圣叹在其晚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曾因从事《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的评点，给戴镐写过两封信，其中一封提到了一位“蒨老”：

承订同过蒨老，弟翘首相待三日夕，都不见台驾来，岂竟忘之耶？抑有别冗乎？蒨老天分高、心地厚，唐律诗分解一事，弟直望其一担挑去。——《鱼庭闻贯》

在有关交游的史实研究中，最棘手的便是这种无姓无名、仅取其字号中一字相称者。名人还好办一点，如明末清初称“牧翁”者，在多数场合都是指钱谦益。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以“蒨”为字号者有十三人之多[44]。那么，这位“蒨老”会是谁呢？我以为圣叹所谓“蒨老”并不在此十三人之内，而是指清初苏州顾贽。其父顾，“手录经史及先秦以来诸名家数十种，口授考功及次君赞，考功得以弱冠成进士，而次君亦且以高才生需翰苑选”[45]。据《国朝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进士“顺治六年己丑黄冈刘子壮榜”内，有“顾贽蒨来，戊子，吴，吏部郎中”[46]。此人是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举人，连捷成进士，为“江南吴县”人，中二甲七十四名[47]，顺治十一年（1654）以大理寺评事出任广东乡试副主考[48]，官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在当时、当地颇有声望。圣叹于顺治十四年三月选评八股小题文，曾入选其《四饭缺适秦》，总评曰：

幼读杜子美“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不知何故，便胸前十日作恶，是时某才七八龄耳。既长，又读《南华经》“送君者自崖而返”，不知何故，耳目尽废，如病忘中酒，惝恍且百馀日未已也。今既老矣，又读此文，便愈不可奈也。

将其艺术感染力与杜甫、庄子并提，可见评价之高。两人同处一城，应该相识。时人（亦与圣叹相识）尤侗（1618—1704）曾记顾贽辞官回乡事：

吾乡顾松交、顾蒨来两吏部，同时归里，声势赫然。一老友戏之曰：“两公非乡先生，乃绝世佳人也。”或问之，曰：“岂不闻‘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乎？”两公亦为失笑。[49]

顾松交即顾予咸（1613—1669），亦为苏州人。由此人乃是于顺治十六年（1659）春以病请归[50]，可知顾贽归里的时间下限。圣叹《鱼庭闻贯》第九十七条《与顾尼备嗣曾》所说的“弟前年有一书，松老大以为不佳”，所谓“松老”即指以吏部员外郎告归的嗣曾三叔顾予咸[51]。予咸比圣叹小五岁，顾贽则少于予咸。吴伟业《顾母施太恭人七十序》：“举进士，年才二十馀……家居四五年，以今岁春正月寿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适亦届于强仕。”[52]《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故其生年约在1625年。进士履历言其“己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吴县籍长洲人”[53]，即崇祯二年（1629）生，按照当时履历都往小里说的惯例，顾蒨来与顾松交年龄相仿。因当时民风是“官无大小，皆称曰老；人无老幼，皆称曰翁”[54]，故称以吏部郎中致仕的顾蒨来为“蒨老”，十分自然。无独有偶的是，在《与顾尼备嗣曾》中，圣叹亦将自己刚刚评点好的《唐诗选》抄本托嗣曾代呈“令叔”予咸请教。

圣叹在顺治十七年评点《唐才子诗》时，由于采用了“分解”法来解释唐人七律诗，一时间争议颇大，既有来自朋友的不理解，亦有出自恶意的攻讦。如他于此年夏给嵇永仁（1637—1676）的信中曾说：

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55]

故《唐才子诗》选批过程中和完稿后，他先后送请多位友人征求意见，希望得到舆论上的支持，如第六十八条《与尤展成侗》末尾云：“弟无似，人不肯信，得先生三吴才子一言，实为重轻！”从这则《与戴云叶》和上引《与顾尼备嗣曾》尺牍进而可以看出，圣叹为了自己这部新书能得到当地文化界的认同，还曾寻求苏州著名缙绅如顾贽、顾予咸的支持。

金圣叹《与戴云叶》书信中提及的“蒨老”是指顾贽，还可从戴绵生撰《清故诸生从叔祖俟庵戴公传》的事迹介绍中得到证明：

己亥，值海寇之乱，松江提督马惟善拥兵至苏，与乡绅顾予咸有隙，以语吏部顾贽，将甘心焉。予咸惧，谋于贽，乃遣弟赞，偕俟庵公载酒犒军。时吴民讹传屠城，皆匿走。马闻之大怒，因擐甲以待，见俟庵公举止异众，疑其窥觇军事，缚之，公立撰《军容诗》四十韵。惟善喜，问所从来，公从容曰：“予咸请罪状。”惟善意解，事遂寝，吴民亦赖以安。

己亥指顺治十六年（1659），海寇之乱指郑成功沿长江上溯内攻；马惟善指当时的松江总兵马进宝，初为闯王将领，号“马铁杠”，降清居松江，残忍好杀。据史载：

马进宝，字惟善，辽东籍，山西隰州人。镇守松江，贪淫酷虐，士民无不被其毒者。有妾八十人，每夜阄签而卧。其母劝减妾，进宝语诸妾：“愿去者拈签。”拈者颇众。进宝佯谓母曰：“今将嫁之矣。”悉斩之。母大骇。一妾有疾，召医视脉，医者曰：“此孕也。”进宝以妾众，亦竟忘之矣，怒曰：“宁有此事！汝止此，如有孕，不杀汝；若非孕，当斩汝矣！”顷之，内托一儿出，乃刳妾腹而得者。医者惊悸，进宝赏五十金。其不仁如此。及降海事发，解北磔之。[56]

面对如此喜怒无常、残酷暴虐之武夫，而能巧妙斡旋、化解刀兵，足见戴镐的胆略和才智，并可证明其与“蒨老”顾贽及其弟顾赞的密切关系。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金圣叹要等待戴镐来，将自己引荐给顾贽了。

（五）弟子戴吴悦之死因

戴吴悦是金圣叹弟子中唯一考中举人者。晚清地方志的编纂者，根据《现果随录》、《贞丰拟乘》等书，记载了此人中举后的不法行为：“及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时人呼为戴痴。而受害者众，控之于祁工部，鞫之得实，加严刑毙于狱，年三十有六。”[57]这是一个“富二代”为非乡里、鱼肉百姓，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典型事例。时任江宁巡抚的韩世琦，于康熙四年专门为他向朝廷上疏，“特参豪恶黜绅以除一方民害事”：“长洲县黜革举人戴吴悦其人者，向日逋粮负罪，奏销处分，乃不思悔艾迁善，仍敢以乡榜自居，畜养狼仆陈二、戴香等，以为爪牙，私设黑阱，擅用墩锁，奸淫赌博，诈害良民。兹据苏常道参政安世鼎暨苏州府推官龚在升揭报[58]，臣谨胪列恶款，为皇上陈之。”计开戴吴悦罪行劣迹十八项：

一、恶私设墩锁在家，康熙四年四月诈僧人天霖、午晖，要银一百二十两不遂。喝党仆陈二、朱重、戴香等捉归墩锁，极刑拷打；一、恶自恃势豪，鱼肉良善，私设黑阱，诈欲不遂，辄擒锁阱中，饱诈始放；一、恶见张二郎年少，于康熙元年五月捉归奸宿，不从，拔剑砍去，张二郎用手拦挡，斩折手指，二郎仍被占宿；一、恶见顾子若殷厚，康熙四年三月恶亲统党羽陈二、李成、李君德、戴香、朱云台等，登门局赌，又要丰盛酒席，逼银一百八十两；一、恶探知长洲县灯夫顾二积蓄百金，康熙三年二月挽腹请归，恶即称三亲翁，局赌一空，打骂逐出；一、恶觑钱大舌妻沈氏少艾，康熙三年六月乘大岀外，统狼仆陈二、戴香、朱重、李成、朱云台等抢归强奸，钱大舌畏势迁居；一、恶见观音山进香者多，遂起贪心，康熙四年三月统众陈二、戴香、朱重、李成、朱云台等到山设立栅栏，恶自居中，每一焚阡者要钱五文，每日计婪僧家香火钱十馀千；一、恶于顺治十八年三月，嗔家人张亥正言触怒，墩锁庭柱致死，恶抛尸城外，将亥妻别卖灭口；一、恶在娄门内强占民地民房，设立烧人坛获利，康熙元年起至今现在，如见少妇及良家子弟，百般调戏，人人切齿；一、恶窥顾鉴台富厚，康熙三年七月差奴陈二、戴香、李成、朱云台等假扮旗下，到家抄捉，挽腹浦俊卿说合，台央尤彦先馈献，命银一百两又十匹；一、恶窥陈彩的女一姐姿艾，康熙三年七月恃势占奸，恶又吓吿一姐之夫李一，亦畏势莫撄，逼李一立写退婚，又逼收取茶礼银一百两，恶尽入己；一、恶于康熙三年九月在家开设斗蟋蟀场，见富户潘齐明、周正之、李逢泰可啖，遂起风波，借得罪为由，夺取蟋蟀，喝仆拷打，将随身带银二十两馈送，又逼借三十金；一、恶于康熙二年五月挟妓小李一并姹童张季先同游元墓，因先父母无处寻觅，卜问追踪，比有吴仲思闻风报知，寻访到山，遇在舟中，恶恨仲思漏风，霹指钻舱，喝令家人船户蜂擒拷吊，炙银二十两；一、恶于康熙四年三月知米铺周介儒、邵承美殷实可啖，嘱差轿夫陈亥，借挑米角口起衅讼县，炙诈下气礼银各三十两；一、恶于康熙三年十二月借无踪死尸，统戴顺园、戴增、朱云台等多人擒胡君甫，阱殴断臂，狼仆朱公采说合，逼银五十两；一、恶与妓小李一情密，于康熙三年六月挟一虎丘饮酒乘凉，探知三茅庵僧没累殷实可啖，密令李一诱骗到悟石轩，用酒灌醉，计授一同房，恶即令家人朱能、蒋珍、朱云台发喊擒拿，诈银三十两释放；一、恶有宠童张珍，因伊父张大身故，恶询知先曾与同业姚成之角口，于康熙三年四月霹陷人命，挽腹王子才说合，得银三十两始释；一、恶于康熙三年二月路遇张元卿仆沈园，嗔园乘牲口不下，喝令狼奴朱君仲、李君德、朱云台等连骑擒拿，带归锁吊，元卿献银二十两赎取主仆。[59]

奏疏中之“恶”字，就是戴吴悦的代名词。有关十八项罪行，仅仅是戴氏因奏销案褫夺举人功名后之新犯，最晚者为康熙四年四月事。巡抚韩世琦在文末指出：此人“诚顽冥之凶豪，害民之蟊贼也，若不亟为剪除，则闾阎何以帖席？”吴悦当年八月初一即被行刑，看来皇帝是采纳了韩巡抚的处置意见的。戴吴悦中举人后就喜狎妓游山、度曲饮酒，后来又发展为相互勾结、设局讹诈，风流倜傥有时是很容易滑向奸邪下流的。时人很少保存与戴吴悦的交往诗，其死亦无人感叹伤悲，原因当即在此。作为封建士子，能如此为非作歹、罔无忌惮，亦算是江南士人众生相中的奇葩另类了。

由《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首次披露的《戴氏族谱》，不仅是“拟乘”“镇志”中戴氏记载的原始出处，更重要的是，因它而盘活了所有的已知文献，串联起相关人物的种种关系，解决或初步解决了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且此谱还显露出长洲戴氏与苏州顾氏的姻缘关系。如谱中于圣叹东家戴汝义小传里记载：“一子，悦；一女，适同邑庠生顾五玉，诰封文林郎恒甫顾君子。”戴悦小传：“一子，浣；一女，适同邑廪生顾溯，元庠生五玉顾君子。”按：“元庠生”指元和县学诸生；五玉顾君，即汝义女婿顾予鼎（1619—1665）。此人为明崇祯四年（1631）长洲庠生（“元和县”至清雍正二年始析长洲之半而设县，故“元庠生”必为“长庠生”之误，出自嘉庆重修者之手），为顾所载（字恒甫）第五子，其三兄予咸（1613—1669），即圣叹尺牍所谓“松老”者，是“哭庙案”的重要人物，金氏与其兄弟子侄关系密切。戴悦女嫁予鼎子，就汝义而言，为孙女嫁外孙，毫无疑问属近亲结婚，而戴、顾两家的姻缘，从圣叹为汝义子塾师看，或由其牵线抑未可知。从而便一点一点地交织起金圣叹的世俗社会的关系网，并使之在这样的网状结构中，慢慢地复活过来。当然，至于他最终是否能够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努力，而且受制于历史究竟保存下来多少史料。方法不是一切，孤立的文献也只是废纸一堆，只有当方法与文献、识见完美地结合时，庶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的史实研究的学者来说，这大概永远只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或理想愿景。

附录：金圣叹周庄戴氏友人亲缘图

[1] 陈益等：《九百岁的水镇周庄》，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 单树模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2页。

[3]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5] 周作人：《谈金圣叹》，《人间世》第31期，1935年7月5日。

[6] 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页。

[7] 章腾龙、陈勰：《贞丰拟乘·古迹》，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

[8]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拙编《全集》第1册，第105、107页。

[9]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26页。

[10]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3卷《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11] 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编：《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1986年内部印刷，第82页。

[12] 国家档案局等单位编：《中国家谱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5页。

[13] 《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第十世”载戴之儁亦是“长庠增广生，补入上庠”。

[14] 徐汧：《明故处士怡川公戴先生暨配蔡硕人合葬墓志铭》，《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清抄本。

[15]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16] ［民国］《吴县志》卷14《选举表》六，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排印本。

[17] 姚孙棐：《亦园全集》五集，清初刻本。

[1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吴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9]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8，王英志辑校《陈子龙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按：周亮工辑《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收入此信，未署作者之名。

[20] 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3—525页。

[21]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

[22]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刻本。

[23]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2页。

[24] 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3《再哭汤卿谋文》，康熙刻本。

[25]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537页。按：《留都防乱公揭》一名《南都防乱公揭》，为明吴应箕撰，今存道光刻《复社姓氏录》本。

[26] 时宝臣纂修：太仓《双凤里志》卷4《人物志·佛老》，道光六年（1826）活字本。

[27] 陆林：《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文史哲》2005年第4期。

[28] 陈圣宇博士2008年9月9日来信，时在本校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笔者忝为联系导师。特此引述，并致谢意！

[29] 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6页。

[30]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乩仙”条同记此事，则斥之为“末世妖孽”。

[31]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1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32] 邓汉仪：《诗观》初集卷8，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33] 黄渊耀《骑箕集》卷首，《钱忠介公集》卷22“附录二”，《四明丛书》本。

[34] 蒋逸雪：《张溥年谱》《复社姓氏考订》，第67页。按：惟两“戴”字“土”下的“異”字，均写作“二”，令人费解。

[35] 章腾龙、陈勰：《贞丰拟乘·人物》戴之儁传。

[36] 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7、275页。

[37] 徐鼒：《小腆纪传》卷49，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38]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39]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56—2857页。

[40] 《清史稿·万寿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22页。

[41] 佚名：《吴城日记》卷中，《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42] 单树模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第424页。

[43] 陶煦辑：《贞丰诗萃》卷1戴之傑小传，同治三年（1864）仪一堂刻本。

[44] 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603页。

[45] 宋征舆：《林屋文稿》卷9《赠中宪大夫仲晋顾公墓表》，康熙刻本。

[46] 陆懋修辑、陆润庠补辑：《国朝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47] 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1页。

[48] 法式善：《清秘述闻》卷1，张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页。

[49] 尤侗：《艮斋杂说》卷5，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50] 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赵诒琛、王大隆辑《戊寅丛编》，1938年排印本。

[51] 参本书第十章《唯亭顾氏交游考》。

[52]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0页。

[53] 《顺治六年己丑科会试四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54] 董含：《莼乡赘笔》卷中《三吴风俗》，吴震方辑《说铃后集》，道光五年（1825）聚秀堂刻本。

[55]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

[56]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第494、496—497页。按：所谓降海事，即计六奇（1622—？）《郎廷佐大败郑成功》载：顺治十六年“七月，南京被围既久，廷佐檄松江总兵马进宝及崇明提督梁化凤入援。进宝不奉檄……初成功入南，进宝递书降”（第494页）。

[57] 陶煦：《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1882）刻本。

[58] 安世鼎，镶红旗奉天人，康熙四年任苏松兵备道，官至江西巡抚；龚在升，嘉善人，康熙二年任苏州府推官。

[59]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29《参长洲县黜革举人戴吴悦恶迹赃款疏》，康熙五年（1666）刻本。按：该疏最后文字为“除一面行道提审外，缘系”，文似有阙。

第八章 吴江沈氏交游考

明末清初金圣叹以批评小说、戏曲而著称，约略同时的吴江沈氏以词曲创作而闻名；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吴江县与长邑同郡而比邻。在金氏不算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吴江沈氏家族是极其重要的一支；在其五十四岁的短暂一生里，与吴江沈氏友人的交往，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师徒、翁婿、生友、死葬。对金圣叹与吴江沈氏的关系予以系统的梳理探究，将使我们对金圣叹其人其事的认识更为清晰而具体，有助于对其文艺活动、思想意识的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以下通过圣叹诗文著述与吴江沈氏家谱、家传及诗集的综合研究，试图弄清金圣叹所交吴江沈氏诸人的基本情况，以期推动金圣叹研究的深入。

一 交游基本情况

考证金圣叹的交游情况，基本文献最主要有两种，一是其诗集《沉吟楼诗选》，一是其《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所收尺牍《鱼庭闻贯》。今以此二书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史料，可得与其有关系的沈姓人士共十馀位，除了吴县沈志斌、沈元鼎、沈龙升和嘉兴沈起，馀皆出自吴江沈家。该邑沈氏，自沈汉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始“起家为宦族”[1]，资产饶裕。沈汉所生诸子中，后人与金圣叹有直接关系者，主要是次子嘉谟（其弟嘉谋为戏曲家沈璟之祖）的后代。据乾隆时沈光熙修《吴江沈氏家谱》（传世者仅有民国传抄乾隆五十二年刻本）[2]，嘉谟次子名倬（1540—1570），字道章；倬虽早逝，所生三子，长名琦、次名珫，这两位便是金氏所交沈氏的祖、曾辈。为叙述方便，先从沈珫（1562—1622）说起。珫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山东兖东道按察司副使，共生十一子，如自曾、自继、自徵、自炳、自然、自皆有名。金圣叹主要是与他们的子弟有密切的交往，以下按其长房、次房顺序予以考述。

沈永辰 《鱼庭闻贯》第九十六条《与沈子拱、沈松年》：“弟每见有人言唐某人某诗，其一结更精，使我读之一时渺然无际，此最是可笑。夫一结渺然无际者，必其五六先已渺然无际者也，如之何乃但说其‘一结更精’？”关于“沈子拱、沈松年”，一般整理《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者，对此六字皆中间不加顿号，其实为两人。据家谱世系图和卷五小传，子拱为沈珫长子自曾的独子，名永辰，“字子拱，号来止，万历丙辰年（引者按：即四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生，康熙甲寅年（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3]（1616—1674），享年五十九岁。生平事迹不详，然从其号来止，可解决金圣叹一首诗歌的考证问题。《沉吟楼诗选》七言律有《丁亥仲冬过松陵访来止》：

万古陶边家士家[4]，门庭耿介绝喧哗。海鸥容玩有时下，老树禁春也复花。震泽天风无琐细，水田阡陌听横斜。我来岁暮衣裳薄，四顾同人生怨嗟。

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已将此诗系于清顺治四年（1647）[5]，只是未及“来止”其人。从其诗首联、尾联四句看，分别可见子拱家风和圣叹境况。

沈永启 《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雨夜喜沈方思见过》：

暮色正愁坐，雨声殊恼人。扁舟高士过，寒夜草堂春。妙句难酬对，玄心共讨论。云山本异地，何幸得相亲。

此位沈方思，名永启，见《鱼庭闻贯》第二十五条《与沈方思永启》：“且先生亦试思：文人除不动笔即已耳，文人才动笔，便自眼底胸前，平添无数高深曲折，此殆非数十百行之得以速了者也，而如之何乃以八句相限？今限之以八句，而彼仍得极尽其眼底胸前之无数高深曲折者，只赖分前分后，则虽一寸之阔之纸，而实得以恣展其破空之行故也。……”此人据家谱世系图和小传，可知为沈珫次子自继的独子[6]，名永启，“字方思，号旋轮，天启辛酉年（元年）十月十九日生，奉祀生，康熙己卯年（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卒”[7]（1621—1699）[8]，享年七十九岁。

沈永卿 《鱼庭闻贯》第九十二条《答沈鸿章永卿》：“唐律诗三四五六，多有用‘秋’字、‘晚’字者。若在五六，则是转调高唱，以生七八之感也；其在三四，只是平写现景，以证一二之事也。虽同只得二字，而句体乃极不同。不信，但试取三四之用‘秋’字、‘晚’字者，强欲与之结之，看可下得结语否。”据家谱世系图和小传，永卿为沈珫三子自徵的长子，“字鸿章，崇正戊寅年（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生，治《书》，补邑庠生，康熙丙申年（五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卒”[9]（1638—1716），享年七十九岁。据其母李玉照于清顺治三年（1646）所写《丙戌秋日，从子方思过吕山相探，赋赠，且订其来岁课二子》诗题和“二雏顽石似，藉尔琢磨频”诗句，永卿于清初曾师从“才大宜居晦，时危且食贫”[10]的堂兄沈永启。

沈永荪 《鱼庭闻贯》第七十五条《答沈湘完永荪》：“唐无讥切朝政之诗，或间有之者，乃是殷鉴既往，人所共见，则始婉引之以戒将来耳。”据家谱世系图和小传，永荪为沈珫五子自炳的长子，“字湘芄，号左轮，天启甲子年（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生，治《书》，补邑庠生，康熙庚申年（十九年）八月三十日卒”（1624—1680），享年五十七岁。

沈永筠 见上引《鱼庭闻贯》第九十六条《与沈子拱、沈松年》，后者据家谱世系图和小传，可知其名永筠，“字松年，号岷来，崇祯壬申年（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生，钱塘县庠生，康熙丙寅年（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卒”[11]（1632—1686），享年五十四岁。永筠为沈珫五子自炳的次子，自炳因弟自然（沈珫七子）无子而早卒，将永筠出继为自然之嗣子。自然性至孝，居母忧，不胜悲痛而卒，时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仅三十八岁，友人私谥孝介先生。

除了以上五位，与金氏直接有关者还有两人，一位系出礼部主事沈琦（1558—1606），一位则是沈汉长子嘉猷的后人：

沈世楙 《鱼庭闻贯》第八十八条《与沈初授世楙》：“唐人作律诗，不由五六，则无由结耳。非于三四后又欲为五六也。”据家谱世系图和卷五小传，世楙为沈琦长孙永迪的独子，即琦之冢曾孙，“字旃美，一字初授，号默斋，万历己未年（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康熙甲子年（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卒”[12]（1619—1685.1.22），“处士刘公继庄志墓”。家谱云享年六十六岁，如按公元，则多一年。

沈永令 《鱼庭闻贯》第六十四条《答沈文人永令》：“诗非无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缘故，当时欲忍更忍不住，于是而不自觉冲口直吐出来，即今之一二起句是也。但其冲口直吐出来之时，必要借一发端，或指现景，或引故事，或竟直叙，或先空叹。当其作势振落之际，法更不得不先费去十数来字，而于是其胸前所有特地之一缘故，乃竟只存得三四字矣。因而紧承三四，快与疏说，此固万万不得不然，一定之常理，亦初非奇事也。”据家谱世系图和卷四小传，沈汉长子嘉猷生化（次子），沈化长子名瑾，永令为沈瑾三子士哲的次子。永令（1614—1698）字闻人，一作文人[13]，“号一指，万历甲寅年（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生，治《春秋》，补秀水县庠生，顺治戊子（五年）浙江副榜，覃恩贡入监，乙未（顺治十二年）廷试，中试十名，丙申（十三年）授陕西韩城县知县，丁酉（十四年）丁内艰，庚子（十七年）服阕，补陕西高陵县知县，康熙癸卯（二年）致政归，戊寅（三十七年）正月十日卒”[14]，享年八十五岁。永令康熙元年致仕[15]，先后为官不超过四个春秋，而后家居三十六载（家传和方志皆言其“家居四十馀年”，误）。永令是金圣叹所交诸沈中之最有名者，《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国朝画识》有其小传。

在上述诸位中，可以考知与金圣叹有着亲密关系的是两人：沈永启和沈世楙。这两位一人早已成为圣叹之弟子，一人后来成为圣叹之亲家。

有关圣叹与永启的师生之谊，较为常见的是乾隆年间编修的《震泽县志》卷二十四《别录》和《国朝松陵诗征》卷三的“师事郡人金采”之说；所据之根源，一云“本《诗粹》”，一本“周笠川云”，其实是一回事。周氏名廷谔，字美斯，号笠川，吴江人，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辑成《吴江诗粹》三十卷[16]。在所收沈永启诗前，有小传一篇，后之关于永启事迹之记载，罕有出其外者。传曰：

永启字子思，其父太学君自继曰：“此并先中丞所命名与字也。儿将冠，欲为字说授之。吾舅陆庄简公嫌同‘述圣’（引者注：孔伋字子思，元至顺二年赠为“述圣公”），宜易之。然命自中丞，礼有不更名之义，乃谋诸友人周安期，存其一字，故又改字曰方思。”方思幼颖慧，读书了了大义；稍长，游同郡金采之门，相与潜究性命奥窔。逾月而学进，采异之，故又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则皆金采所命也。会国变……[17]

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1.永启确为圣叹门人；2.师从金氏约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前后，时年圣叹三十四岁、永启二十一岁；3.沈自继（1585—1651）对圣叹甚为尊重，听其为子更名取号。周廷谔生卒无考，据其门人高鉴写于清雍正九年（1731）的《笠翁近稿序》所云“今先生年逾六十矣”[18]，可推其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雍正十一年（1733）尚在世[19]。平生热心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除了独力辑成《吴江诗粹》，还曾与兄周嵚辑《吴江文粹》[20]。永启长其约五十岁；且康熙三十八年（1699）永启去世时，廷谔亦才三十岁，按理周氏之说未必是知情之论。然而，廷谔对此在小传结尾已予以解释：“予生虽晚，隐君乃引为忘年交，数过敝庐，坐语移日；而长公时栋尤与予忝同社，以故知隐君生平特深。”即对永启与圣叹的关系，多得自永启之子时栋（1656—1722）之亲口讲述，故对《吴江诗粹》有关金圣叹史料的可信度，不应有所怀疑。

金圣叹共生一男三女，为儿子（名雍）娶妻韩氏，亲家名俊（字孙鹤）；第三女生年甚晚，《吴江诗粹》有传：“金氏名法筵，吴趋（金）采之幼女，吴江沈重熙之妻。氏七岁能诗，采怜爱之，有‘左家娇女惜馀春’句。”[21]据家谱卷五世楙和重熙小传，可知重熙乃世楙之子，“字明华，号六书，顺治庚寅年（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生……康熙壬寅年（六十一年）二月四日卒”（1650—1722），享年七十三岁；所配“吴县金氏，康熙乙酉年（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四岁”[22]，故金法筵生于顺治九年（1652），至其父圣叹逝世之顺治十八年（1661）才十岁。按常理，当属圣叹生前与世楙为各自的小儿女所订的婚约。

二 沈氏政治倾向

明中后期，吴江士人多重名节，持清议。尤其是自该地“崇祯初复社之创，继迹东林……士之卓然能以忠义相摩切者，实出其中。故明亡而向有闻望者多遁迹林泉、不求仕进，清风亮节，指不胜屈”[23]。而邑内沈氏自沈汉正德年间中进士、官刑部后，有明一代其孙、曾辈登进士第者竟有六人之多[24]。其中汉孙倬所生三子（长琦、仲珫、季珣）一门三进士，人称“三凤”[25]，于千年科举史上，亦可谓极家族门庭之盛，算得上是世受国恩了。故至山飞海立的鼎革之际，琦、珫、珣的子侄（行“自”）孙（行“永”）曾辈，虽仅多为诸生秀才，却仍然或行揭竿反抗之义举，或秉韬隐遁世之高风，以下仅就与金圣叹密切相关者予以考述。

吴江地处太湖之滨，乃江浙之要冲，“东南有事，水陆之师必由吴江，北通常、润，南接嘉、湖，西环具区，东贯三江……虽无极险之名，而有极险之实”[26]。故在清兵攻下南都后，邑内同居于柳胥村的吴、沈两大姓[27]便筹划联手抵抗。顺治二年六月苏州陷落后，崇祯十六年进士吴昜在江城中起义，“三日而集三千”义士[28]；沈氏则响应于太湖之滨。沈自徵（1591—1641）早在晚明即“知天下将乱，预造渔艘千，匿湖中，事未集而殁”；至是时，五弟自炳、八弟自返自扬州史可法营中，不仅以其艘佐吴昜，又另外“造舟五百，号箭艘”[29]，与长洲诸生戴之儁“合众应之”[30]。不幸于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兵败，次日自炳（1602—1645）、自（1606—1645）俱赴水死。清初邑人过其梅里别业，“每徘徊掩泣，作诗以吊”[31]，最有名的是明遗民吴有涯诗句：“家亡亦为君恩重，池馆当年何处来。”[32]诵者无不感叹。沈自炳这位苏郡著名的抗清烈士，圣叹友人永荪、永筠便是其子。

除了在天崩地裂的甲、乙之际毁家纾难、以身赴义者外，清朝定鼎之后，绝意功名、避世匿迹为遗民者亦大有人在。如沈珫次子自继，字君善，号碍影居士，于晚明虽仅为一普通的太学生，“国变后遂谢去巾舄……至是竟为僧，隐居平坵，终日闭门寂坐”；有新朝“贵人”登门拜访，曲致款洽，而自继“瞠目直示，不交一语……其避炎嫉俗多此类”[33]，死于清顺治八年（1651），享年六十七岁。此后，金圣叹曾撰七律《题平坵沈君善木影》怀念之[34]。

沈自继对新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子永启人生道路的选择。入清之后，永启“遂绝意进取”，从此不事科考，人称“隐君”。刘献廷《题方思先生小像》曾赞其曰：

昔我来松陵，药树郁成林。今我来松陵，黄鹂无好音。惟有平坵松，凌冬常阴阴。世运有往复，吾道无古今。临山百仞枝，贞干挺千寻。天风吹海涛，大地张清琴。树下何老翁，科头披素襟。独立万象表，观化聊沉吟。材大非世用，万牛亦难任。我将与此翁，相视忘高深。无何有之乡，莫逆于此心。[35]

高标遗世，特立独行，无愧父子两代遗民身份。此外，沈世楙亦是“乙酉后绝意进取，弃其城西旧第，奉母避兵下乡，与同邑顾有孝、吴旦、周安等，偕隐相唱酬，人以隐士目之”[36]。所交友除吴旦抗清而死外，顾、周皆为遗民。诸沈之间亦互相劝勉激励，如世楙《方思叔客秦将归赋此志喜》次联“战伐十年同避世，江山两地各题诗”[37]，便流露出一种对尚义励节的无怨无悔。而这种政治态度，必然导致吴江沈氏家族于清初在总体上呈现出式微之相。世楙堂侄始熙（金圣叹第二个沈姓外孙的嗣父）于康熙间“过南庄祖居”，所见已是“颓舍乱飞新至燕，荒庭争发旧栽花”的破败景象了[38]。

三 沈氏文学成就

吴江沈氏是一个著名的文学世家，仅从沈珫一支看，时人称其“家世清华，一门鼎盛，父子兄弟，皆擅词藻”[39]；《吴江县志》于诸沈传后，引叶燮语曰：“自继、自徵、自炳、自然、自、自南兄弟六人，皆以文学有盛名，乡党以为美谈。”[40]与金圣叹关系密切的诸人中，见于著录的诗文词曲集有：永启父自继著《平坵集》，永启著《逊友斋集》，永启子时栋著《瘦吟楼词》，永启长女友琴著《静闲居稿》，次女御月著《空翠轩稿》；永卿父自徵著《脍残编》；永荪父自炳著《丹棘堂集》，永荪长姊宪英著《惠思遗集》，次姊华蔓著《端容遗稿》；永筠嗣父自然著《来思集》、《闲情集》；世楙父永迪著《南庄遗稿》，世楙著《听斫斋集》，世楙子重熙著《珠树堂稿》；永令父士哲著《澄翠轩稿》、《百忍堂集》，永令著《深柳堂集》，永令次子沈澍著《浣桐稿》[41]。

沈氏诸人文学创作在当时人看来，还是成就颇高的。如自继“为诗诸体皆擅，而集句为优，晚年尤嗜音律”[42]；永令“诗文典赡藻丽，兼善音律”[43]；世楙是“人晋而诗唐，文亦不在南宋下”[44]；永启“性颖敏，诗文词皆立就”[45]。

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喜好词曲创作，不仅自继、永启、永令、世楙皆有此类作品传世，永启子时栋还曾编刊《古今词选》十二卷（今存康熙五十五年瘦吟楼刻本）。康熙十一年（1672）邑人周铭辑刻《松陵绝妙词选》，对诸沈词作均有好评，如：

君善词多集唐人句为之，非强记深思，不能至也；若其转换自然，无复补缀之迹，虽使秦、黄再起，殆无以过。——卷一评沈自继

所著诗馀，如百宝流苏，光采焕发。——卷二评沈自炳

其词颇窥稼轩之奥，至秾情逸韵，则蕙草雪消不足方也。——卷三评沈永令

初授词清丽不入凡艳，足以砭俗。——卷三评沈世楙

沈词坚韧有力，不以鞶帨为工。——卷四评沈永启

在戏曲方面，永卿父自徵著有《渔阳三弄》杂剧三种（今存），世楙祖父自昌著有《紫牡丹记》传奇，永令著有《桃花寨》传奇；尤可注意的是，沈家“至自、永两辈，精于曲律的大有人在”[46]，可能是受到族叔、祖沈璟的影响，沈琦、珫的子侄亦热衷此道。诚如冯梦龙于顺治二年孟春造访沈自继时所云：“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47]故沈自晋于清初重新修订族叔沈璟所编曲谱《南词全谱》时（沈自晋为沈汉四子嘉绩的曾孙，沈璟为沈汉三子嘉谋的孙子），“从弟君善实怂恿焉”[48]。沈自继不仅怂恿鼓励之，为该谱作“述”两篇，还率领本支子弟共襄其事：在《重定南九宫新谱》的“仝阅”人中，“自继君善”名列前四卷，其子“永启方思”、其侄“永卿鸿章”、从侄孙“世楙旃美”分别名列卷十二、十四和二十四。可以说，与金圣叹关系最为密切的沈氏子弟，皆参与了这部重要曲谱的编订工作。

金圣叹与吴江沈氏这一文学世家的密切关系，起始于晚明，历时二十馀年。其间，圣叹多次赴吴江访友，沈氏如永启亦曾驾舟来长洲拜望业师。云山异地，有幸相亲，足慰圣叹落寞平生。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与永辰、永启、永卿、永荪、永筠、永令、世楙交流选批《唐才子诗》的心得体会，更表现出一种砥砺切磋的纯真友谊。虽然尚无证据说明金氏将元杂剧《西厢记》视为“第六才子书”并于顺治十三年批评问世的学术选择，喜好词曲的吴江诸沈是否在其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一旦将金圣叹的文学活动置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来考察，或者说一旦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还原或恢复他的生活环境，对其所作所为的历史必然性，或许会有一份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不同以往的观照。譬如，今人在研究金批《西厢记》的底本问题时，注意到晚明的《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许多方面独与金批本相同或近似，更可以证实它与金批本的继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它是金批西厢的底本”[49]。张深之本刊行于崇祯十二年（1639），早于金批问世约十七年，其“参订词友”中，有“吴江沈自徴君庸”。当发现沈自徴即永卿之父、永启之叔时，金本以张本为底本的资料来源，应该说是又多了一份人事关系上的佐证。

四 馀论

吴江沈氏与金圣叹的关系，并未因后者在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被害于江宁三山街而告结束。相反，金氏死于哭庙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新起点，赋予了沈、金之谊以远较常情为深厚的内涵；此事像一块试金石，考量出吴江诸沈对金圣叹的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吴江沈氏延续了金圣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无论是其精神之作品，还是其血脉之嗣承。以下分数事说之。

（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哭庙案中十八诸生遇难后，倪用宾、薛尔张、周江三人由邑绅顾予咸出资殓葬，其馀诸位“皆有亲人为之殓，其骸骨犹不敢归故里，恐官司有所稽察也”[50]。然而，为金圣叹收尸之人，却非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而是曾“相与潜究性命奥窔”的学生沈永启。此事《吴江诗粹》、乾隆《震泽县志》、《国朝松陵诗征》皆载，以《震泽县志》所记为最详，未见征引，迻录于下：

顺治中，（金）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永启独与圣寿寺僧敦厚往诇候。采被刑，永启收其遗骸，棺殓之；复奉棺置所居吴家港家庵中，与从兄永辰等上食，皆号哭失声：人重其气谊。[51]

该县志主纂者为沈彤（1688—1752），其曾祖父沈自南（1612—1666），圣叹《小题才子书》选其《不亦说乎》，并赞云：“何意浸月于潭，停云于天，有先生如是之雅人妙制也。”自南是永启父自继的十弟，且永启去世时沈彤已十二岁，故上引虽为五十馀年后的追忆，基本事实应该是可信的。圣叹墓康熙初年尚在吴江，钱塘赵时揖为搜集金批杜诗而赴吴门，舟过吴江时，“闻先生墓在松陵之第二保”而“望空酬酒”[52]。《震泽县志》所记祭祀圣叹时“与从兄永辰等”皆号哭失声，不仅点出重气谊者并非永启一人，还再次印证了永辰、永卿、永荪、永筠，甚至还有其他尚不为后人所知的沈氏子侄，亦并与金氏有着非同寻常、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盖其敦信尚义，天性然也”[53]。此外，圣寿寺乃吴江第一佛寺，“在县治西北延寿坊”[54]。释敦厚的事迹虽一时无考，但金圣叹与之亦有来往，所作有《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诗和《答敦厚法师》尺牍。前者当写于清初大兵占领吴江时，作者十分关心寺僧的安危，希望“远公踢倒莲花漏，深入庐山是此时”；后者是作者逝世前一年（1660）选批《唐才子诗》期间所写，直斥以初、盛、中、晚论唐诗乃“近日妄一先生之所杜撰”，告诫敦厚“今后万不可又提置口颊”，足见两人为学术上之诤友。

（二）金圣叹被害后，其家产籍没，妻子流边，七月十八日即从府城起解。当时，除了婴幼儿可以幸免（“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外，“至五、六、七岁皆手扭，其长大者皆械系”。当其时也，父母送女，公婆送媳，兄姊送弟妹，弟妹送兄姊，亦有女送母，媳送婆与夫，岳送婿，婿送岳父母者，“相与哀号，驱出阊关”，远徙宁古塔[55]。以金圣叹亲人论，其老妻、壮子（金雍此年恰三十岁）必在发配之列，长女、次女当已出嫁或可免难；惟当时法网甚严[56]，时已十岁的幼女法筵何以能够逃脱厄运、留在故土，令人费解。极有可能的是：哭庙案判决后，当知道罪人家属要流放北疆时，吴江诸沈为存金氏一脉而将其惟一未嫁之女突击收娶为童养媳。以其收骸存棺之义举侠情，未必没有此种胆量。法筵丈夫沈重熙此年十二岁，抚养教育法筵之责必由其父世楙承担。将圣叹幼女娶为自己的独子之媳，世楙完全可以告慰亡友的冤魂了。虽然有关文献记载法筵出嫁后因“家苦贫，无暇吟讽，然纺绩之馀，犹往往不废笔墨”[57]，所作有诗歌《惜春轩稿》一卷，“词意老成，时有道气”[58]。但是以家破父亡时自己才十龄的金法筵而能有如此文学修养和诗歌造诣，可见吴江沈氏不仅收留了她，而且培养了她，在沈氏这个文学家族的呵护濡染下，金圣叹在其身上埋下的诗学之种（“七岁能诗”）才有可能抽芽扬枝开花结果。法筵诗今存九首，如《家兄归自辽左感赋》、《偶然作》、《悼二侄女》等，铅华洗尽，悲愤感伤，满纸人世苍凉，绝无脂粉气色；如《勖诸儿》一首：

人生少壮时，旭日初升天。金光浴沧海，照耀无中边。致身贵及早，东隅岂迟延。惜阴计分寸，千古称圣贤。逝者本如是，白驹况加鞭。老大有伤悲，谁为挽百川。[59]

沉郁中洋溢着昂扬之音，出自死于冤狱者之女的笔下，难能可贵。重熙与法筵共生三子，长子培祉“字元一，号大坤，康熙丙辰年（引者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生，国子监生……乾隆癸亥年（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卒”（1676—1743），享年六十八岁；次子培祥，“出为从叔始熙后”；三子培福，“字元景，号东溪，康熙壬戌年（二十一年）八月七日生，国子监生……乾隆戊午年（三年）五月十日卒”[60]（1682—1738），得年五十七岁。从长子出生时间推测，世楙为重熙与法筵合卺之时当在亲家逝世十年（1671）之后。重熙后来将岳丈所作诗歌抄成《沉吟楼诗选》，培祉、培福兄弟则将外祖的“残书”悉数保存，于雍正五年（1727）交请同邑进士李重华（1682—1755）作序，欲刊刻传世。李序中所谓“外孙元一、元景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61]，说的就是培祉、培福具有金圣叹的风范，母夫人是指金法筵。培祉事迹不详，培福事迹见《吴江沈氏家传》，言其“外笃于师友，内孝于亲。平居无事，恂恂似无他奇；及当患难死生之际，则一种敦悫恳挚之性，有非人所能及者”[62]。此是指“弱冠师事戴褐夫，褐夫贵，招之入都。未几，褐夫见法，无以殓，元景与其所亲醵金棺殓而归葬之”[63]。其师戴褐夫，便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南山集》案以大逆论斩的戴名世。培福的品格，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其族曾叔祖永启和其祖父世楙的为人。看来其母法筵在授书之馀，想必会时常以自家两代蒙受沈氏之恩惠和沈家“敦信尚义”之天性来教育诸子的。古人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史记·汲郑列传》“太史公曰”引翟公语）以永启为首的吴江诸沈，于此两句何多让焉！

（三）金圣叹逝世至今三百五十馀年，在前六十年即整个康熙朝（1662—1722），对金圣叹最为关注亦最为赞许的后人是大兴刘献廷（1648—1695），他对圣叹的推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喜读金批诸书。从其著述中可知刘献廷曾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即金唱经《六才子》中所谓‘挪辗’法也，今已亲证之矣。”挪辗，见金批《西厢》卷六《前候》批语，写作“那辗”），比勘过金圣叹定本《庄子》与潘基庆《南华会解》之异同[64]；2.整理金氏遗著。今存清抄本《沉吟楼诗选》各卷大题下均署“吴趋金人瑞圣叹著，广阳刘献廷继庄选”，无怪乎他在笔记中能随手全引金诗《病中无端极思成都忆得旧作录出自吟》，并调侃道：“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65]3.赞美圣叹其人。刘献廷有《题唱经先生像》七绝一首：

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66]

唱经堂是金圣叹的堂号，因被“贯华堂”之鼎鼎大名所掩，故“唱经先生”反不为人注意，以致这首诗歌似乎很少被人引述。只有张国光先生曾撰文指出“刘献廷所称的‘唱经先生’，必是金圣叹无疑”，此诗避实就虚，无一字道及像主的地位和贡献，却充满了景仰崇拜之情，所用意象皆为纯洁无瑕、超凡脱俗之物，“描写了一位卓尔不群、志洁行廉之士，他象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朵芙蓉，又象迥离尘俗的一位仙子”[67]，烘托出绝尘欲仙、不沾烟火的高洁形象；与金氏去世不久昆山归庄（1613—1673）所撰《诛邪鬼》之污词痛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刘献廷如此“心折”圣叹，后人颇不理解。如为刘氏立传的全祖望（1705—1755）便在传文跋语中指出：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68]

作为长于经史的学问家，全祖望视金氏为“学无根柢”的小才，自不足为奇；只是以刘继庄许可金圣叹为怪事，则起码在史实上疏于考察（另外还有思想上的认同，见张国光文）。从时间上看，刘献廷是于康熙五年（1666）才从大兴迁至吴地，即所谓“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69]，故绝无可能认识金圣叹。然而，当知道其所寓之地乃吴江，所交之友为诸沈时，一切都显得是那么自然而然了。《吴江县志》载刘献廷“康熙中寓居吴江圣寿寺，西沈之好古者，无不资其讲习，献廷亦乐而久留焉”[70]。又是与金氏甚有关联的圣寿寺，又是住在邑西的沈氏（县志沈自徵传亦云其明末“隐于邑之西乡”[71]），故圣叹的沈氏之亲友亦随即成为刘献廷之友人。如刘氏与沈永启为莫逆之交（《题方思先生像》后四句“我将与此翁，相视忘高深。无何有之乡，莫逆于此心”）；与圣叹亲家世楙亦相互服膺，世楙诗作有《刘继庄移寓临安》[72]，继庄则赞其为人有魏晋风度，并为其撰写墓志铭（家谱）；圣叹女婿沈重熙辑抄《沉吟楼诗选》，“曾属刘先生手校”[73]：凡此均显示出刘献廷心仪追慕金氏，必与深情怀念着圣叹的吴江沈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绝非“大不可解”之事。

附录：金圣叹吴江沈氏友人亲缘图

[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沈璟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 郝存厚、冯尔康：《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8页。

[3]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懋所公支上十一世》，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4] “家士”，疑为“衆士”之误。众士，古代泛指读书人。

[5]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32页。

[6] 邓长风《昆剧演出史料钩沉》之三“君张女乐”所列沈氏世系简表，著录永启为沈琦次子自籍的儿子，当为误记。见《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7]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懋所公支上十一世》。

[8] 齐鲁书社1985年版《全清散曲》第713页沈永启小传言其“顺治十八年（1661）生，康熙三十八年（卒），年三十九”，误。既为自继（1585—1651）子，便不可能于顺治十八年始生。

[9]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懋所公支上十一世》。

[10]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乾隆五年（1740）刻本。

[11]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懋所公支上十一世》。按：沈永筠家谱材料，由张廷银先生2001年6月8日代为补抄。特此致谢！

[12]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韫所公支上十二世》。

[13] 沈永令字闻人，或书作“文人”，见《松陵绝妙词选》卷3“沈永令，字文人，号一指”，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3壬子撰《邓尉看梅同沈文人……》（同音替换是古人字号书写的常见现象）。今人整理《鱼庭闻贯》，径改为“沈丈人永令”，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50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第67页，恐误。

[14]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4《客庵公支上十一世》。

[15] 据［乾隆］《西安府志》卷26《职官》高陵知县：“沈永全［令］江苏吴江人，顺治十八年任。许琬顺天高阳人，康熙元年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16]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首《凡例》末署“丁酉二月望日”，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3月27日）。

[17]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清抄本。

[18] 周廷谔：《笠泽诗钞》卷首，清抄本。

[19] 周廷谔：《笠泽诗钞》卷32《顾墟集》。

[20]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46《书目》，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21]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30《闺秀》。

[22]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韫所公支中十三世》。

[23]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38《崇尚》。

[24] 邓长风：《昆剧演出史料钩沉》之三“君张女乐”所列沈氏世系简表，《明清戏曲家考略》，第321页。

[25]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28《沈珣传》。

[26]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1《形胜》。

[27] 乾隆《吴江县志》卷10《墓域》：“山东按察司副使沈珫墓在柳胥村西原无圩”、“征士沈自徵妻张倩倩墓在柳胥村西原无圩”、“兵部尚书、长兴伯吴昜墓在柳胥村。按：昜殉节杭州，未归骨，衣冠葬此，其地即昜故宅。”据卷3《乡都图圩》柳胥村在“县治西五里”之二都北四图。并参陈去病《明遗民录·吴昜传》。

[28] 陈去病：《明遗民录》吴昜传，谢正光、范金民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29] 陈去病：《明遗民录》吴昜传，谢正光、范金民辑《明遗民录汇辑》，第187页。

[30]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58《旧事》。

[31] 沈彤：《震泽县志》卷38《旧事》，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

[32]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5。

[33]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0。

[34]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5] 刘献廷：《广阳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第182页。

[36] 沈桂芳辑：《吴江沈氏家传》下，同治六年（1867）重刻本。按：《震泽县志》载其人入《隐逸》。

[37]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3。

[3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39] 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卷2评沈自炳语，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40]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32《文学》。

[41] 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2]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0。

[43] 沈桂芳辑：《吴江沈氏家传》下。

[44]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0引刘献廷语。

[45] 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3，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

[46] 邓长风：《昆剧演出史料钩沉》之三“君张女乐”，《明清戏曲家考略》，第322页。

[47] 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沈自晋《南词新谱》卷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

[48] 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沈自晋《南词新谱》卷首。

[49] 傅晓航：《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50]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51] 沈彤：《震泽县志》卷24《别录》。

[52]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同上，《附录》第98页。

[53]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

[54]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11《寺观》，首即圣寿禅寺。

[55]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1页。按：“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和《辛丑纪闻》同此，《哭庙记略》嘉庆刻本和宣统排印本“不解”作“不释手”，《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无此句。“释手”即松手、放手之意，是取“解”（jiě）之“脱去、松开”意；此处“解”（jiè）当为解送、押送，即押送犯人。“不解”即免于押送。《哭庙记略》的抄写者不解“不解”，而将其径改为“不释手”，遂使原来是分别说明“抱持者”、“五、六、七岁”者与“长大者”不同处置的全句，变得似通非通了。由此可见《哭庙异闻》、《辛丑纪闻》与《哭庙记略》何者更为接近原始记录。

[56] 据《哭庙异闻》载哭庙案“十八人罪不及父母”，然将王仲儒父母误入押解名单。“或求郡伯余公开释，公曰：‘此非有司所得而主也。’”即知府都无权擅自捉放某人。

[57]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30。

[58]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

[59]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

[60] 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韫所公支中十四世》。

[61] 李重华：《沉吟楼诗选》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62] 沈桂芳辑：《吴江沈氏家传》卷下《东溪公传》。

[63]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0。

[64]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梁质人留心边事》、卷3《忆予年十四时》。

[65]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湖口县下石钟山》。

[66] 刘献廷：《广阳诗集》，第321页。

[67] 张国光：《“独上瑶台十二重”——读“负绝世之学”的刘献廷对金圣叹的赞美诗》，《金圣叹学创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68]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8《刘继庄传》，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

[69]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大兄云》。

[70]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36《寓贤》。

[71] 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32《文学》。

[72]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0。

[73] 李重华：《沉吟楼诗选》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4页。

第九章 甫里许氏交游考

长洲甫里镇，在县治东南约五十里处。旧时长洲与昆山分壤处，今为苏州甪直镇所辖村。镇有河水“南北通六处，因名六直，甫里居右，西隶长邑，六直居左，北隶昆邑。镇中分界处，又在东美一桥”[1]。甫里许氏，因晚明文学家许自昌而闻名，“过甫里，不入许玄祐园林，犹入辋川不见王、裴也”[2]。自昌生六子，依次为元溥、元恭、元任、元方、元毅、元超[3]。圣叹所交许氏，多为自昌孙辈。在当代学术史上，陈洪先生首次对此有所考证，他在讨论易代之际“金圣叹的遗民情绪”时，曾举金诗《赠许升年》和《吴县志》为例，考证升年其人[4]。近年来，陆勇强先生曾撰有关金圣叹交游考证的文章，此文价值在于对谢良琦《醉白堂文集》所载《才子必读书序》的首次披露（然谢良琦“生平不识金圣叹”，置于圣叹“友人”之列略显不伦不类）。作者看过笔者的有关文章，并注意到针对何满子《金圣叹》“吴县、长洲及苏属各邑数以百计的复社文人，金圣叹都没有与之交游的记载”[5]的判断，笔者曾指出“金圣叹与近十位复社成员有过交游、并与多位关系至密”[6]，于是在其大作中补充了许王俨、许之渐两人；此外对许之溥、许定贲、许定升、蔡方炳、宋德宏等人的片段史料给予勾勒[7]，未及苏州诸许的籍贯、功名、生卒、家世、关系等问题，尚有很大的研究馀地。在现存文献中，与金圣叹有关的甫里许氏计有五位：许王俨、许来光、许定升、许定贲、许虬（另有许氏之渐、之溥昆仲，为常州武进人）。

为行文方便，在讨论以上五位事迹之前，先引入嘉定李流芳（1575—1629）晚年为许自昌生母陆氏所撰“行状”，该文涉及陆氏之孙和曾孙（即自昌子和孙）：

孙男七（六）人：元溥，邑庠生，娶郡守王公临亨女；元恭，太学生，娶太常王公世懋子、藩幕公士女；元礼，庠生，娶孝廉王公腾程女；元方，邑庠生，娶宪副顾公自悦女；元毅，娶别驾胡公宁臣女；元超，聘大参徐公镆子、文学君浤女。……曾孙男六人：定泰，聘封仪部刘公隽子、文学君锡寿女；定升，聘孝廉朱公日女，俱元溥出；定国，聘邑令陈公允坚子、文学君礼锡女；定祚，未聘，俱元礼出；定震，元方出；定豫，元毅出，俱未聘。[8]

此文写于天启末年，与清代文献相比虽有一些出入，仍是研究诸许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史料。

一 许孝酌——许王俨

顺治十七年，圣叹撰《与许孝酌王俨》：“弟比日随手抄得七言律体六百馀篇，尽是温柔敦厚之言，甚欲先生为我一订正之。”（见《鱼庭闻贯》）此信约写于该年仲夏，陆勇强据清人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中国书店据道光十一年刊本影印本，1990年）、今人蒋逸雪《复社姓氏考订》（《张溥年谱》附录，齐鲁书社，1982年）著录其曾入复社，并考其人曰：“许王俨，《复社姓氏传略》卷三云‘许王俨，字玉酌。’”又据顾光旭《梁溪诗钞》卷十四“黄秀才家舒”条和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四十《杂识》，指出长洲许王俨名列明天启、崇祯年间无锡文社“听社十七子”。

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中，是将许王俨置于常州府无锡县，字孝酌而非玉酌；蒋逸雪（1902—1985）《复社姓氏考订》在“长洲县”和“无锡县”分别录入“许洄（孝酌）”和“许王俨（孝酌）”[9]。两名（洄、王俨）、两地（无锡、长洲），是何关系，蒋、陆均无辨析。

许孝酌，长洲甫里人，许自昌的长房长孙，即长子元溥之长子。许虬《从嫂陈节妇传》云：

从嫂节妇陈，本郡长洲人，赠詹事允坚孙女、附例太学生礼锡女……嫂年二十，归吾从兄质，字言初，多病，世父叔尹文林公课之严……时大母诸太孺人尚在堂，吾群从昆弟十馀人，文学孝酌兄，与兄同乙卯生，为最长，孝兄之嫂刘，郡居，岁时乃集江乡。[10]

孝酌与许质同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由其妻姓刘，可知谱名为“定泰，聘封仪部刘公隽子、文学君锡寿女”，许质谱名为“定国，聘邑令陈公允坚子、文学君礼锡女”[11]。

许元溥（1596—1645）[12]），字孟宏，崇祯三年举人。张溥（1602—1641））该年冬撰《许年伯母诸太孺人寿序》，云“予兄洛尹又幸托婚孟宏犹子”[13]，徐朔方据此文认为张溥“自云其兄为自昌孙婿”[14]。其兄即沈京应，字洛尹，“本张溥之兄，继于沈氏，为黎阳大司马[15]婿，饩于庠”[16]，为太仓王在晋（官至兵部尚书）的女婿；从年龄看，张溥小于元溥，因两人同为崇祯三年举人，故称其父为“年伯”，母为“年伯母”；京应与元溥相仿，所谓“托婚”，当指京应女许配元溥侄。因着这层姻亲关系，张溥与元溥交往甚密，曾撰《贺孟宏子孝酌采芹》：

一夜春庭开碧甤，阳秋此日荷新知。科名可设光童子，礼乐当兴在圣儿。宅相江东白玉麈，家风少岳汝南碑。从今读《易》兼群典，漫笑诗人刺佩觽。[17]

同卷收录下年秋季《贺祝尊光秋隽》、《寿龚仲和六十》诗，分别为常熟祝谦吉（崇祯六年举人）和嘉定龚方中（1573—1634）[18]撰，可见孝酌为崇祯五年（1632）诸生，时年十八岁。据府志载许王俨为“元溥长子，《复社姓氏》贯无锡”，可见其庠籍不是长洲而是常州府无锡县，其庠名亦非许定泰，而是许泂（“洄”是后人误书），字孝酌，典出《诗经·雅·大雅·生民之什》“泂酌彼行潦”（晚明鄞县朱泂，亦字孝酌）。吴应箕（1594—1645）崇祯十年秋撰《许孟宏元溥招饮，因观其藏书，令子孝酌泂在坐》[19]，当是以许泂为名入学的。至于“王俨”，当是其后来其庠籍“从无锡改归”长洲[20]，重新取的学名。

在圣叹诸友中，许王俨是比较热衷参加文学社团之人，不仅晚明参加复社、听社，清初参加慎交社（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六“《慎交姓氏》云字孝酌”），顺治十二年乙未还与昆山友人共倡“桂子轩文社”，鼓励友人“值盛世弘文之日，尤吾党励志之秋”[21]。由于父子均是复社成员，在明末清初颇有影响，“孟宏先生暨长君孝酌，父子先后俱负重名，四方拏舟造谒者，日夜相望”[22]。在学术上，许王俨继承其父“于经艺罔不淹通，尤邃于《易》”[23]的家学，刘城（1598—1650）云：“余治《易》，好为象数占变之说，又好讲图义……同学中，吴门则许孟宏、孝酌父子讲此每有胜义。”[24]许氏父子对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楚文”向有好评，崇祯十三年为新进士黄冈万曰吉刊行《万允康近稿》，请湖南攸县刘友光为之序：

今年春，予以病废行歌吴市，虎阜之石、寒山之钟，皆得以轻舠容与。因寻素所表章楚文之许子孝酌，披帷肃肃，古今之色照耀阶除，剪韭抽帘，平生之欢殆尽。[25]

入清后，孝酌似乎以隐居为主，康熙二年间（1663），堂弟许虬曾撰《寄家兄孝酌兼劝北游》诗[26]，不知是否进京求取过新朝功名。但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地方上的慈善事业，康熙十三年与堂弟定升等首创苏州育婴堂[27]，《吴郡甫里志》“庠员·明朝”有其小传：

许玉俨，字孝酌，长洲（从无锡改归，元溥子）。积善著书，文名遐播，从游者甚夥。赈饥民，赎难妇，建桥梁，创育婴，孳孳以终。康熙癸丑，膺宁郡守云鹏聘，预修府志。[28]

其制义之文，晚明被收入《吴中十六子新稿》[29]；所著有《轫园杂志》、《闻樨园文集》、《沧浪亭集》、《代萱草》、《予怀集》、《岭怡草》、《蔗庵诗草》[30]，惜无遗存。圣叹顺治十七年选评唐七律诗时，致信表示“甚欲先生为我一订正之”，亦是对其文学才能的一种肯定。

二 许祈年——许来光

在评选《唐才子诗七言律》时，圣叹曾撰《与许祈年来光》：“弟读唐人七言近体，随手闲自抄出，多至六百馀章，而其中间乃至并无一句相同。……此岂非其一字未构以前，胸中先有浑成之一片，此时无论云山乃至虫鱼，凡所应用，彼皆早已尽在一片浑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云一山一虫一鱼，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来光”，此据贯华堂原刻本，今人整理多据民国有正书局排印本作“来先”。

许来光，是许元任的次子。缪彤《赠君许叔尹先生传》云：

许先生元任，字叔尹，长洲人，中翰自昌第三子……卒年七十二。以季子定升贵，赠文林郎。长子质，邑诸生，赍志早殁；次子来光，甲午科试第一，是冬恩拔贡生。[31]

李流芳为许自昌生母陆氏所撰“行状”，记自昌第三子名元礼，并云“定国，聘邑令陈公允坚子、文学君礼锡女；定祚，未聘，俱元礼出”[32]。元任当为后改名，定国、定祚，当为许质、来光的原名。方志有传：“字祈年，长洲人，浙江桐乡籍。顺治十一年拔贡生，榜姓朱”[33]；“许来光，字祈年，号辰圃，浙江桐乡庠，长洲人。治《易》，顺治甲午科恩拔贡，未仕。（榜姓朱）”。所著有《辰圃吟草》，未存，佚诗有《同升年弟宿铨部韦广寒斋，询孝酌兄高阳旧刻、竹隐弟黔中宦况，次韵赋酬》七律一首[34]。

徐达源（1767—1846）《国朝甫里人物志》在许来光小传后曰：“明经庠姓朱，初入太仓州学，科试不利，遂去而之浙。所居在里之东美桥北隅，选拔后同其弟升年入都，不得志归。”复引曹鉴平《送祈年伯仲南还》：

忆昨同君赋远游，雁行才藻重神州。芙蕖江上搴征袂，杨柳天边绾别愁。路入蘼芜吴苑雨，梦回砧杵锦帆秋，怜余留滞犹为客，独对旗亭倒玉瓯。[35]

并云：“诵首句，似同乡结伴出门者，惜不得其里居，附此俟考。”[36]曹鉴平，嘉兴人，“字掌公，号桐旸，尔堪子。康熙壬子举人，官中书舍人，著《南溪集》”[37]。从许来光《同升年弟宿铨部韦广寒斋，询孝酌兄高阳旧刻、竹隐弟黔中宦况》诗可大致判断，他与其弟赴京时间，至少是在许虬顺治十八年（1661）赴任贵州思州推官之后。

许来光返乡后，隐居不仕。嘉兴李明嶅（1618—？）《访许祈年不值》诗云：“野外编茅满径苔，钓鱼师蹋夕阳回。水边篱落秋云锁，不许闲人看竹来。”[38]描写出在夕阳西下时，一位肩背鱼竿、踏着乡间草径悠然而归的隐士形象。

三 许升年——许定升

在金圣叹的著述中，有数处涉及“许升年”。诗歌有《赠许升年》：“舍南舍北吴淞水，年尾年头天竺书。身值义熙无号后，人当欢喜发心初。莲花滴漏声声切，木槵为珠粒粒疏。便有桃源最深处，那知秦汉事何如。”顺治十七年曾与其多次通信：“来教云：‘一二定而三四定矣。’甚善甚善！此始为知唐律诗三四者也。但弟愚意尚有进者：一二定而全诗皆定，岂直三四定而已哉。盖一二发笔，其直至全诗与止到三四，其间大小、厚薄、深浅、高低，乃至是非，相去极远。故谓一二定而三四定者，此自是门下深看三四，洒然有得之语。谓之知三四则可矣，要未可谓之知一二也”（《答许升年定升》）；“独有唐律诗是一片心地，一段学问。前四句多出自心地，后四句却出自学问。学问，非用得几个字句之谓而已”（《与许升年》）。

陈洪先生首次对《赠许升年》有所考证，他在讨论易代之际“金圣叹的遗民情绪”时，曾举此诗为例：“据《吴县志》，‘许定升，字升年，顺治甲午副榜，授禹城知县。’由此可知许升年较早地参加了清王朝的科举考试，非遗老一流人物。而此诗以逸民相许，似赠于许出仕前，或在顺治十年以前；又‘义熙无号’，也可察知其时易代未久。”[39]首次据方志考出许升年本名及功名官职，功不可没。只是三十年后他已忘记自己当年的文字，在论及“这位许升年在顺治十一年出仕，任禹城知县，终于走出了‘桃源最深处’，却是圣叹作此诗之时所不能料及的”时，出注云“参见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40]。其实，陆勇强倒完全可能是根据陈洪早年有关著述提供的线索，在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列传六》中查到其小传，并全抄文字：“许定升，字升年。顺治甲午副榜，授禹城知县，决断明敏。俗多投缳赴井以中冤家。定升览牍，立察其虚实。受事三年，止定真命两案，凡词中牵连妇女者，尽勾去不问。邑有豪奴高士伟、李重荣等，倚巨室势横里中。定升以计掩捕，立毙杖下，一时有菩萨变金刚之谣。邑中丁籍前此虚增二千有奇，核实悉与减除。建乐采亭于泮池南以课士。漯河石桥久圮，修复以利渡者。治声大著，引疾归里。力行善事，与同志积粟赈饥，倡设育婴堂，乡里称之。”无一字按考。

许定升（1623—1700），是许自昌三子元任（原名元礼）的第三子，字升年，号香谷，甫里人。长兄许质早卒，次兄许来光。生卒向无著录，今据汪琬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仲秋撰《赠许升年序》“岁之仲秋，升年年六十”[41]，尤侗自撰《悔庵年谱》康熙三十九年（1700）“是年吾乡耆旧、少年作者数人，如王却非尚书、盛诚斋侍御、彭羡门少宰、许鹤沙观察、许香谷大令、吴楞香祭酒、彭瞻庭侍读、董观三庶常、吴琇弁、郑汉崔二进士，先后去世，皆可惜人也”[42]，知其具体出生和逝世时间。在李流芳为许自昌生母陆氏所撰“行状”中，云：“定泰，聘封仪部刘公隽子、文学君锡寿女；定升，聘孝廉朱公日女，俱元溥出；定国，聘邑令陈公允坚子、文学君礼锡女；定祚，未聘，俱元礼出。”[43]将定升列为元溥次子，当有误。乾隆府志在“元溥长子”许王俨之后，为许潍，注其为“元溥次子，字箕屋”[44]。那么，“定升”是否会是许潍原名呢？许潍所聘为长洲姚氏女，姚希孟天启七年为其先考、先妣所撰《行状》，言己次子宗昌长女“字许潍，孝廉元溥子”[45]（许潍后来实际所娶为本邑熊氏，“熊湄《碧沧道人集》一卷，字涤庵，许潍室，长洲人”[46]），而许定升聘的是万历四十年举人昆山朱日女。所以，这个许定升应该就是许元礼的第三子。后来不知是何原因，他并没有娶朱氏女，而是最终以苏州王永焘小女为妻[47]，金圣叹的挚友王瀚、王学伊，则是他的妻兄弟，这或许也是圣叹多次与之唱酬商讨的原因之一。

民国县志文字虽详，但信息并不全面，据康熙《吴郡甫里志》载：

许定升，字升年，号香谷，长庠，治《易》。顺治甲午科副榜贡，镶红旗官学教习、禹城知县，政声甚著，载在朱孝廉之铨《禹城治略》及徐大司寇健庵、韩大宗伯慕庐《禹城行》中。居乡更好施乐善。如浙闽之变，倡赎难妇，生全甚多。于郡城则建育婴堂，以牧养遗婴；于里则创同善会，以积粟赈荒。他如识拔寒畯、助葬故旧、奖劝贞节，善难枚举。性端重方严，复和蔼近人。四方知名士，咸敬慕之。著有《高阳社近言》、《归田杂志》等集。[48]

所著另有《香谷林文集》二卷、《清荫阁诗集》四卷[49]，皆未见传世。

作为顺治十一年（1654）乡试的副榜贡生，许定升与其兄来光（同年拔贡生），大约在顺治末、康熙初曾赴京入国子监，亦曾谋求选官，但无功而返。参见前引许来光《同升年弟宿铨部韦广寒斋，询孝酌兄高阳旧刻、竹隐弟黔中宦况》和曹鉴平《送祈年伯仲南还》诗。此即汪琬所云：

升年在群从中尤号杰出，为人问学淹博，工于场屋之文，秀雅雄丽，辈行推服，而独坎坷不偶。甲午秋，误中副车，贡入太学，于选法当得县令，辄退避不赴选人。读书好古，屏迹吴淞之滨；间一入郡城，则又乐行善事。[50]

在没有选上县职时，被友人善意地解释为“误中副车”“退避不赴”。镶红旗官学教习，当是在国子监肄业后以监生选授之职，即所谓“大司成选教习，先生以师道自尊，朝夕训诲不怠，旗下子弟，彬彬称盛。三年期满，例得令，先生久不赴选曹，家居廿载”[51]。回乡后，热心公益，康熙十三年，与同乡蒋德埈、堂兄许王俨等“悯穷民遗弃子女”，在城内雷尊殿西建育婴堂，“收养遗孩，月给乳母，好善者迭司其事。刻有《岀入汇记册》”[52]。

对许定升出任禹城知县的时间，方志没有明确记载，以致陈洪认为“在顺治十一年出仕，任禹城知县”。这一判断当有误，《禹城县志》列其名于康熙朝知县第十人[53]，常理当在康熙十年后上任，至少不会在顺治年间。关于赴任时间，昆山徐乾学（1631—1694）所撰《送许升年先生赴任禹城序》标注时间为“康熙丙寅春日”[54]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并述及此前在家乡创建育婴堂“主其事”。经理慈善事业，想必也锻炼了这位书生的行政能力。在山东禹城任上，县志云其“受事三年……引疾归里”，回乡十馀年后逝世。可以纠正方志所载宦绩事迹在前、行善事迹在后容易给人后者乃致仕后所为的错误印象。如乾隆元年修《江南通志》其传记，在叙述其宦绩后云：“引疾归里，力行善事，与同志积粟赈饥，复倡设育婴堂，乡里称之。”[55]一“复”字，更加凸显了对先后次序的颠倒认识。其子廷（1680—？）康熙六十年重游禹城故地，感慨赋诗，追忆先父“林居三十载，乐善日不遑，晚出膺民社，单骑走岩疆”[56]，亦可大致判断定升出仕时间。

陈洪认为圣叹赠升年诗写于顺治十年以前，是有道理的。诗中“义熙”，是东晋安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两年后晋亡。“身值义熙无号后”，既用的是“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的典故[57]，又说明此时当在清初大局未定之时，很可能就在南明福王、唐王时期（顺治二三年间）。许定升有《恭谒文山先生祠》诗：

吴都瞻石像，燕市叹南冠。血作千年碧，心留一寸丹。谁言填海易，不信补天难。剑佩今犹昔，庭空白日寒。[58]

对宋末忠臣文天祥碧血丹心的景仰感佩，对英雄末路无力补天的惆怅叹惋，似乎也创作于这一时期。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许定升在甫里诸许中，都是声名较著的一位。其重要原因是，长洲状元韩菼（1637—1704）曾撰写五古长诗《禹城行》歌颂许定升的政绩：

圣皇御极久，民牧简循良。济南之禹城，令贤闻四方。借问贤令谁？许君系高阳。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南方风气弱，矫哉君子强。见义乃必为，大勇不可当。爱护我人民，冬日与秋霜。采风倘有听，请听《禹城行》。言言皆实录，一一民所详。始令下车时，威棱整纪纲。邑有豪黠奴，高李最强梁。高士伟、李重荣，事详《禹城事略》。乘马入富家，无端索金偿。不者辄系去，拷掠遍瘢疮。书契献田宅，攫取如盗囊。令闻而大怒，抵几髯戟张。岁除霹雳签，掩捕无走藏。高既毙杖下，李亦尸路旁。欢呼咸往观，桓东少年场。主人谢受教，嚄唶更称扬。其馀大猾徒，根断无芽萌。往往弥尾青，大枷名，见《北史》。不虚设南墙。嘉谷待膏雨，必除莠与稂。一时民欢谣，菩萨是金刚。民间有“菩萨变金刚”之语。呜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淹系久，两辞俱败伤。令到不勾摄，立往决其平。生者得有家，死者得埋葬。往还只半天，胥役无奔忙。民间有“随到随审只半天”之谣。其或连妇女，一笔与勾将。何来六曲屏，闺人感称觞。为妾护娇羞，除是爹与娘。词中牵连妇女者，尽勾去不问；涉命案，亦在家候审。寿日，里民制锦幛，另一屏是妇女名，讶之：乃皆词讼牵连免到官者。户口稽以实，成丁必一床。蠲除皆冻梨，更豁小而黄。宁甘耗减罪，毋乃增羡坊。禹城人丁，前次增报二十有奇，悉核实减除。垦田亦如之，劝耕杏与菖。辛苦粒粒珠，要使鸡犬宁。催科即抚字，亭午退堂皇。农民输赋归，墟落犹日光。比较日中而毕，民无暮夜守候之苦。里正与衙前，不须雇钱充。小邑日奔命，徭役无劳攘。所过一切办，而不破积仓。前年翠华来，万马天腾骧。百姓但纵观，不知有糗粮。往昔苦逋逃，邻里罹祸殃。至今断株连，荒阅无一亡。往者苦盗贼，裹足贾与商。至今夜行卧，付与使君装。水旱之不时，祝宁丁我躬。虫乃不为灾，境亦不入蝗。犹恐疫疠作，给药味自尝。视事或牵衣，苦问饮何汤。亟命与善药，多起羸与尫。比较日常有牵衣求药者，肉鼓吹中乃有此佳话。暇时兴学校，所拔必才英。春秋行乡饮，礼让何煌煌！山东大秀才，突而恂且庄。往时威夏楚，今可鼓笙簧。山东诸生挟制官府者，名“大秀才”，尝申请褫其尤者，俗一变。治化一以孚，小大咸悦康。当令悬弧日，争愿杀羔羊。劳苦诸父老，义不受篚筐。树木如树人，厚意当无忘。一时献寿柳，春色满林塘。所植柳，人称寿柳。植之乐采亭，亭新建泮池南，以课士。胜似永丰坊。大道万千株，暍者荫清凉。风流真可爱，人以比甘棠。年未及悬车，丘壑思徜徉。上官留至再，谷园诗琳琅。上官及同僚各赠诗，有《谷园唱和集》。父老闻令去，哑啼如儿婴；少年闻令去，牵裾如父兄；妇姑闻令去，掩泣不施妆：自悲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奈何，空村岀遮行。争跪前致辞，明府彻底清。在县惟饮水，民今进酒浆。滴滴皆恩波，以祝身无疆。在县常布褐，民今制衣裳。丝丝结去思，尺寸民自量。一路临江南，花枝曳红长。漯河小西湖，丰碑傍石梁。西门外三里为漯河，称小西湖，石桥久废圮，修复以利涉，去后民建去思碑于此。石阔不得语，但攀新垂杨。漯河旁亦多新栽柳。岁时走祠下，一国翻若狂。时时从南人，起居问无恙。谁言怀砖俗，鸮音食我桑。谁言作吏难，百里直秕糠。弹琴久绝弦，制锦烂成章。歌以贡民情，枳棘此鸾凰。他日并千秋，安阳与桐乡。

诗前小序曰：“香谷许先生令禹城三年，县大治。世言县难为，上官难事，例难破，令一摇手不得。香谷为之，绰绰馀裕，令而尽香谷若也，民其有瘳乎！余欲为作传，而其事皆可爱，笔不忍割，乃括而托于民间欢谣之义，为作《禹城行》。”[59]许定升莅任三年而因病致仕，时间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年六十八岁。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曰悬车，故诗中云“年未及悬车”。其生性达观，勘破生死，七十岁后，“作《生圹志》，不亚于司空侍郎之王官谷；作《辞吊文》，更达于陶彭泽之自祭”[60]。逝世后尤侗写诗悼之：

昔年曾读《禹城行》，政绩犹存人已亡。亭柳依依今尚在，长看遗老祀桐乡。

生圹先营自志铭，不须谀墓乞公卿。高风直继王官谷，十字堪题甫里生。

半生辛苦育婴堂，天赐佳儿续瓣香。还望生来仍坐此，万家黄口拜高阳。[61]

邑后辈彭绍升（1740—1796）乾隆后期为之撰“行述”：“许升年，名定升，江南长洲人。顺治十一年举副贡生，康熙中授禹城知县，一月而颂声作，三年教化大行。无何乞休归。苏人韩元少作《禹城行》歌其德政之美，辞曰……定升居乡，尝破产创育婴堂；岁荒散粟赈饥，多所全活，老于家。”[62]山东王培荀（1783—1859）道光年间再次评价此事并引述此诗：“诗以纪事，故称诗史。然必其人足重，而后所言可凭。如韩元少先生《禹城行》一篇，可作循吏传。”[63]浙江张应昌（1790—1869）同治年间编《国朝诗铎》，于卷十八《循良歌颂》中亦载此诗。可谓德政长存，良吏不死。

四 许人华——许定贲

圣叹在与许定升通信后不久，又撰《与许人华定贲》讨论评选唐诗事：“弟昨与升兄书，有唐律诗出自一片心地之语。此何必臣忠子孝、思家恋国等煌煌大篇，方为合弟此意？只是寻常即景咏物之章，固莫不从至诚恻怛流出，是以为可贵可美也。弟见吴下，独有高阳诸许纯是一片心地；今又用弟此言，再看得唐人律诗一遍，知必有进焉者也。”汉、魏时期，河北高阳（今保定所辖县）和河南汝南分别形成许氏两大郡望，此处是指甫里许氏系出望族。

陆勇强先生对此人有所涉猎：“许定贲，字华人，其人生平事迹难以考索。”仅引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十二“文苑补遗”马华传及同书戴颖昉、管鸿的传记，说明马华（应为马万）、管鸿、戴颖昉、许定贲、许虬于明季曾结五子社[64]，对定贲的籍贯、学历及与许虬的关系均未涉及。

许定贲，《吴郡甫里志》卷八《庠员·国朝·顺治间》：“许之先，字人华，府学。”同卷《雍泮诗》载马万《舟行云间道中，得许中翰〈樗斋诗草〉，读之因怀其孙人华》。徐达源《国朝甫里人物志》有传：“许之先，字人华，甫里人。郡学生，力学淹贯百家，著有《高阳家乘》。”徐达源按曰：“人华顺治十三年岁试，由吴县拨府……受知于张玉甲文宗能鳞”[65]，《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一，载其为“顺治十三年丙申张宗师岁试”吴县第三名，“许之先（一作光）”。可见许定贲，字人华（陆勇强云“华人”，当为笔误），长洲甫里人。自昌孙，庠名之先，顺治十三年（1656）由吴县庠生提为苏州府学生，与以上诸许为堂兄弟。今上海黄裳（1919—2012）所藏《甫里高阳家乘》[66]，不知是否即许定贲编著。

康熙五年（1666），同里布衣之士蒋楛（1628—？）撰《寄许人华》七古诗：

春暮怀人隔江汜，短衣小冠走花雨。渺渺孤帆天际来，招之不得正东逝。眼倦归来吟旧作，回鸾宛转天花落。高山流水更谁知，朗月清风重离索。与君离索动经春，两地心期江水清。君不作诗具诗骨，君不嗜酒多酒情！忆昔江头秋月明，芳园对酒秋风生。口诵余诗劝余饮，红兰受露苍梧冷。意气文章早见君，醉入烟萝不愿醒！

句末注云：“人华名定贲，竹隐堂兄；祖元佑公，名自昌，梓《杜少陵集千家注》行世。”[67]竹隐即许虬，为自昌第四子元方的长子。里人马万亦曾颂扬定贲的卓越风姿和饱学勤奋：

许生风雅流，立身在天表。铜盘承云华，玉树临风皎。入世多不可，灵和以自抱。每闻卫玠言，平子为之倒。大雅久不作，举世事纤巧。目如岩下电，浮云随意扫。牙签信手触，所过靡不了。秘书十万卷，倾来犹恨少。当其神往时，永和与天宝。辞寄故清婉，语默俱成好。清风朗月中，曲室谭逾晓。坐惜茂陵人，读书苦不早。[68]

可见定贲家富藏书，崇尚东晋永和文学的玄言清谈和盛唐天宝诗风的沉郁苍凉。曾编选《唐诗总持》，马万以“直接毛诗与楚辞，沉吟点窜意迟迟”[69]赞之。圣叹与之讨论唐诗评选，良有以也！

晚明李流芳撰许自昌生母陆氏“行状”，涉及陆氏曾孙（即自昌孙），时有六人：“定泰，聘封仪部刘公隽子、文学君锡寿女；定升，聘孝廉朱公日女，俱元溥出；定国，聘邑令陈公允坚子、文学君礼锡女；定祚，未聘，俱元礼出；定震，元方出；定豫，元毅出，俱未聘。”[70]元方子定震即许虬。既然已有许虬，作为其堂兄的许定贲必在此六人中。上文已指出定泰为许王俨，定国为许质，定祚为许来光，定升仍旧名，那么，定贲原名当为定豫，为自昌第五子元毅的长子。

五 许竹隐——许（顾）虬

陆勇强在考述许定贲时，曾提及“另一位五子社友许虬，字竹隐，号敏庵，元和甫里人，昆山籍，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湖广永州府知府，《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十称其‘少颖异，补诸生，与从兄弟俨、定升辈有高阳八才子之目’。”[71]未及此人与金圣叹之关系。乾隆府志在许定升后，著录“许虬《周易注解》、《万山楼诗抄》十二卷（定升弟）”[72]。元和县，是雍正二年（1724）从长洲县分出其南部所设立，与长洲、吴县同治于府城之内，故不能说顺康间人为元和籍。

在甫里诸许与金圣叹关系的考述中，许虬不仅因与诸许是堂兄弟而被提及，同时，他还是圣叹的重要友人。在圣叹评点著作《小题才子书》中，曾引许竹隐评宋德宏《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曰：“览其文势，似不欲止者，总是步步要耐，不喜遽尽，而于忽然转接处生出许多不测来，真奇观也。”此外，还分别选入作者为“顾虬”的三篇小题文字，分别是《二》、《所恶于左》、《又称贷而益之》。八股文分大题、小题，小题文考诸生，大题文考举人、进士。在圣叹顺治十四年完成的《小题才子书》中，共选入明末清初一二八人的一六三篇小题文，除了黄淳耀入选四篇，选入三篇者仅五人，顾虬居其一，为顺治举人（其馀四人刘侗、吕一经、张溥、陈际泰，均为晚明进士），并评曰：“先生以格物君子行菩萨行，结发弄翰，便有小题百十馀轴，脍炙海内。吾不能遍选，选此以例其馀也。”[73]可见圣叹对此人的熟悉和器重。

顾虬，即许虬（1625—？），字竹隐，号湛庵，又号敏庵[74]，长洲甫里人。清初姚佺《诗源》收其诗《无题》，署作者为“许顾虬”[75]，《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有传：

许虬，竹隐，《易经》。乙亥年二月初二生，昆山籍，长洲人。辛卯二十四名，会试二百十九名，二甲二十四名，礼部观政，奉旨复姓。曾祖朝相，龙安府照磨；祖自昌，中书科舍人；父元方，庠生。

即其为许自昌第四子元方长子[76]，原名定震，昆山籍，榜姓顾，顺治八年（1651）举人、十五年（1658）进士，是许定升的同祖堂弟而非同父胞弟。许虬生年向无记载，此据康熙三年（1664）撰《甲辰仲春朔四十初度客思唐叶邓林常省斋招饮》，次联为“试问吾生来乙丑，何如屈子降庚寅”[77]，乙丑指天启五年（1625），仲春朔指二月初一。进士履历便览作崇祯八年（1635）乙亥生，乃是明清人惯例，具体生日“二月初二”当是“初一”之误刻，亦间接证明履历有关生日月日的记载是大致可信的。

许虬仕履，《清诗别裁集》云“官绍兴知府”[78]，四库馆臣云“官至思南府知府”[79]（《清代诗文集汇编》同此），均有误；《清诗纪事初编》云“官思州府推官，升思南府同知，调绍兴府同知，终永州知府”[80]，全面而不准确。作为顺治十五年二甲进士，许虬因其母次年逝世[81]，丁内艰，迟至顺治十八年始任贵州思州府推官[82]，康熙五年由思南府同知任知府，曾撰《丙午除夕时初任思南》（诗集卷十五），方志载其事迹云：

许虬，江南苏州人。进士，康熙五年任。敷政宽平，才名博雅。精举业家言，公退之暇，每进子衿讲究，教以读书作文法，思南文风为之一振。历任三年，丁艰去。[83]（下任康熙九年）

可见其父约卒于康熙八年。回乡守孝间，曾与蒋楛相会于吴江，后者曾撰《松陵道中遇许竹隐话旧》三首，首尾两首分别是：

宦海征途十送春，相逢俱是再生身。孤舟枫落吴江夜，万里罗施鬼国人。赠答依然盈箧笥，飘零何故恨风尘。片时促膝言难尽，究竟无言各怆神。竹隐初任思州司李，思州为古罗施鬼国。丁外艰旋里。

剖竹何堪计岁华，蛮烟瘴雨道途赊。一官跋涉难将父，五马归来已破家。泉下那知风木恨，望中如到斗牛槎。三迁荒裔无休日，衰绖加身始及瓜。自思州司李迁思南司马，又升太守。[84]

从最后一句诗意，可知第一首诗注“丁外艰”，不是指思州推官（司李）任上，而是指思南知府任上。康熙十五年任浙江绍兴同知（司马），“以慈为政，温文尔雅，鼓厉人才，士林至今称之”[85]，十九年升湖南永州知府，下任为二十二年[86]。许虬此后事迹不详，卒年待考，诗集篇目中涉及纪年最晚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见卷十七），据女婿陆廷珪云其“殁后篇什舛乱，不无鲁鱼亥豕之讹，余惧其久而散佚也……自丁丑小春至戊寅腊月，凡两阅冬而卒业”[87]，可见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已经去世。王遵晦撰《重过梅墅追哭竹隐先生》：

五载茫茫念逝波，辟疆耆旧更谁何。茶烟禅榻聊凭寄，瘴雨蛮云半耗磨。宋玉文名北面久，贾生官绩左迁多。追随莲社音容隔，画卷诗篇俨啸歌。[88]

诗中未涉致仕后生活，似乎卒于永州任上或任后不久。

许虬出生书香门第：其父元方（1602[89]—1669），著有《季通草》；其母顾道喜（？—1659），字静帘，吴江人，万历进士顾自植女，著有《松影庵词》，“性癖书，博雅名通。顺治戊戌进士竹隐虬，其次子也[90]。一门风雅，咸出渊源”；许虬四女，长女心榛，字阿秦，与妹心碧（阿莼）、心檀（阿苏）、心澧（阿芬）“唱和为乐”[91]。尽管许虬有诗集二十三卷词一卷传世，并入《四库全书提要》存目，然在当时，其文化影响主要还在八股文方面。在任职绍兴同知期间，曾将其制艺文字辑刊为《燕台近草》，诸暨余缙（1617—1689）为之序：

先生自通籍后文章噪海内，岂唯雒下楮腾，抑后学之藉津致通显者。阅制科凡几变矣，而近作益清新淡永，能令读者炎海变为清凉，讵非极文章之乐事欤？大抵先生之文，胚胎《左》《史》，囊括秦、汉，呼吸六经之膏髓，驰骋八家之胫翼，而性灵遒异，思力精研。[92]

同治《苏州府志》在其小传中，于基本仕履之后，仅云“其制艺文稿，家弦户诵”（卷八十八），佐证了当许虬尚是举人之时，圣叹对其小题文“脍炙海内”之评的准确。

《万山楼诗集》现存“一千五百馀首”（陆廷珪跋），所收顺治二年作《乙酉秋避家浮皋荷庄敬和慈大人韵》（卷十三），为最早纪年诗作。然通篇不见一首与金圣叹交往者，亦没有与堂兄祈年、升年、人华的唱酬之作（仅有与孝酌的数首），恐非创作原貌。

甫里诸许的曾祖许朝相，经商致富，财雄于吴，乐善好施，尝曰：“吾但知积善以贻子孙，而暇积珠玉乎？”[93]祖父自昌儒而好佛，广交文学之士。这样的家风，对子弟影响很大。如甫里镇海藏禅院，原为许自昌梅花别墅，顺治三年子元溥舍建。尤侗《海藏庵碑记》：“甫里之有海藏庵，自高阳许氏昉也。……后子弟群起，如孝酌、祈年、香谷、竹隐辈，并著文名，兼参佛法。”[94]提及的四位，均是圣叹友人：许王俨（孝酌）、来光（祈年）、定升（香谷）、虬（竹隐）。徐乾学亦云：“许子与难兄孝酌、祈年、难弟竹隐之持坛坫，素以文章行谊与余交。”（《送许升年先生赴任禹城序》）足见“并著文名”并非尤侗一人之虚誉。马万撰《秋夜同孝酌、竹隐过饮人华斋，兼阅鄙制乐府》：

所谓伊人不可群，谢家兄弟又逢君。高吟但捉青丝拂，醉墨谁题白练裙？早促移灯因顾曲，才当把酒更论文。屋梁月照伤心调，牢落人间旧见闻。[95]

记载了许氏兄弟延续着其祖对戏曲创作的兴趣。马万，长洲甫里人，“字士延，乡贡致远孙也。性不谐俗，贫而介。善古文词，诗学有名，尤著于练川。有《旃檀阁集》，脍炙人口，卒年七十七。”[96]尝流寓嘉定（练川），“积学善诗，尤工词曲，授徒邑中，性僻而介，非义赒之不受……后竟以穷饿死，其稿多散佚”[97]。所著今存《青莲阁风人稿》和《风人近稿》各一卷（稿本），另有“填词”《西山拾翠》、《虎阜芳踪》（《吴门补乘》卷五《人物补》据《甫里志》）。许氏兄弟之主持坛坫，一个主要表征就是参与或倡导文社，如许王俨参加复社、听社、慎交社，并倡桂子轩文社，许定升辑有《高阳社近言》，许定贲、许虬参加五子社等。他们与祖辈一样，诚心向佛，以参佛之心积极投身乡里的公益慈善事业，许王俨“赈饥民，赎难妇，建桥梁，创育婴，孳孳以终”；许定升“岁荒，与兄孝酌、弟竹隐煮粥，以食饿者”[98]，并参与创建、管理育婴堂。金圣叹《赠许升年》“莲花滴漏声声切，木槵为珠粒粒疏”，评价许虬“以格物君子行菩萨行”[99]，都涉及到他们儒而好佛的家族特点。

附录：金圣叹甫里许氏友人亲缘图

[1]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1《地里》，清抄本。

[2] 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8《中书舍人许玄祐墓志铭》，崇祯三年（1630）刻本。

[3]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胄监》，清抄本。

[4] 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5]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6] 陆林：《〈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7]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8] 李流芳：《檀园集》卷9《许母陆孺人行状》，《四库全书》本。

[9] 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7、77页。

[10]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11《贞节文》，清抄本。

[11] 李流芳：《檀园集》卷9《许母陆孺人行状》。

[12] 生年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许自昌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乾隆］《吴郡里志》卷6《人物》云其卒年五十。

[13] 张溥：《七录斋文集》近稿卷5，崇祯九年（1636）刻本。

[1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许自昌年谱》，第481页。

[15] 沈起元《敬亭文稿》卷8《王鹤亭小传》：“明讳世荣者以征调至太仓，遂居焉，州中称黎阳王氏。至司马公在晋，思庙时用捣巢复城功，世袭锦衣。”乾隆刻增修本。

[16]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60《杂缀三》，嘉庆七年（1802）刻本。

[17] 张溥：《七录斋诗集》卷3，崇祯九年（1636）刻本。

[18] 张世伟《自广斋集》卷12《太学龚仲和先生墓志铭》：“君生万历癸酉九月十一日，殁崇祯甲戌四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19]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25，《粤雅堂丛书》本。

[20]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庠员·明朝》，清抄本。

[21] 许王俨：《桂子轩文社引》，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4《古迹文》。

[22] 汪琬：《赠许升年序》，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选举文》。

[23] ［同治］《苏州府志》卷87《人物·长洲县》，光绪八年（1882）刻本。

[24] 刘城：《峄桐文集》卷3《方密之易义序》，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25] 刘友光：《香山草堂集》不分卷《万允康近稿序》，康熙刻本。

[26] 许虬：《万山楼诗集》卷10，康熙刻本。

[27] 高晫《育婴堂募疏》：“独吴郡尚未克举，今许王俨等诸子奋志力行，条陈悉备，余跃然心喜。”同治《苏州府志》卷24。

[28]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清抄本。

[29]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6《吴中十六子新稿序》，康熙抄本。

[30] ［乾隆］《苏州府志》卷76《艺文·长洲》，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31]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封赠文》。

[32] 李流芳：《檀园集》卷9《许母陆孺人行状》，《四库全书》本。

[33] 乾隆《长洲县志》卷20《本县学贡》，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34] 参见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岁贡》、《举贡诗》；徐达源《国朝甫里人物志》卷2。

[35] 又见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举贡诗》，题为《许祈年、升年先余南还，诗以送之》。

[36] 徐达源：《国朝甫里人物志》卷2，清抄本。按：该书资料由江庆柏先生2012年7月提供。

[37] 阮元：《两浙轩录》卷1，嘉庆刻本。

[38] 李明嶅：《乐志堂诗集》卷4，康熙刻本。

[39] 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40]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43页。

[41]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选举文》，清抄本。

[42] 尤侗：《悔庵年谱》“康熙三十九年八十三岁”，康熙刻《西堂全集》本。

[43] 李流芳：《檀园集》卷9《许母陆孺人行状》，《四库全书》本。

[44] ［乾隆］《苏州府志》卷76《艺文·长洲》，乾隆十三年（1738）刻本。

[45] 姚希孟：《棘门集》卷6，《清全集》本，崇祯刻本。

[46] ［同治］《苏州府志》卷139《艺文四·列女·国朝》。

[47] 道光《太原家谱》卷11《尚宝公支》王永焘小传。

[48]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岁贡》，清抄本。

[49] ［乾隆］《苏州府志》卷76《艺文·长洲》。

[50] 汪琬：《赠许升年序》，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选举文》。

[51] 缪彤：《禹城治略序》，乾隆《吴郡甫里志》卷21《艺文》。

[52]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53] ［嘉庆］《禹城县志》卷7《官守志》，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54]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选举文》。

[55] 乾隆《江南通志》卷140《人物志·宦绩》，《四库全书》本。

[56] 许廷：《竹素园诗抄》卷3《辛丑五月重过祝阿，追慕先公遗泽，酸心销骨，而成是诗》，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按：祝阿乃禹城古名。

[57] 《陶渊明集》卷3“诗五言”题解，《四库全书》本。

[5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忠烈祠”，第226页。

[59] 韩菼：《有怀堂诗稿》卷3《归愚集》，康熙四十二年（1703）长洲韩氏刻本。

[60] 缪彤：《禹城治略序》，乾隆《吴郡甫里志》卷21《艺文》。

[61]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举贡诗》，清抄本。

[62] 彭绍升：《二林居集》卷20，嘉庆刻本。

[63]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1，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64]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65] 徐达源：《国朝甫里人物志》卷2，清抄本。

[66]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许自昌年谱》引，第459页。

[67] 蒋楛：《天涯诗钞》卷2，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按：《甫里志稿·著述》载其有《天涯布衣集》。

[68] 马万：《高阳许定贲》，《国朝昆山诗存》卷3，道光八年（1828）刻本。

[69] 马万：《岁杪人华招过少轶居选唐诗总持有赋》，周秉鉴辑《甫里逸诗》卷下，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

[70] 李流芳：《檀园集》卷9《许母陆孺人行状》，《四库全书》本。

[71]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72] ［乾隆］《苏州府志》卷76《艺文·长洲》，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73]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卷3《二》题解，拙编《全集》第6册，第646页。

[74]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进士》，清抄本。

[75] 姚佺：《诗源》吴一之二，顺治刻本。

[76] 许元方：《寄长子虬》，周秉鉴辑《甫里逸诗》卷上。

[77] 许虬：《万山楼诗集》卷15，康熙四十九年（1710）陆廷珪跋刻本。

[7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5，袁世硕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79] 《四库全书总目》卷182《集部》35《别集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4页。

[80]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24页。

[81] 许虬：《万山楼诗集》卷14《己亥秋恭挽慈大人》。

[82] ［康熙］《思州府志》卷2《文职·推官》，民国抄本。

[83]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4《职官·知府》，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84] 蒋楛：《天涯诗钞》卷3，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85] ［康熙］《绍兴府志》卷29《职官志·郡佐·同知》，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

[86] ［同治］《永州府志》卷11上《职官表·府寮·知府》，同治六年（1867）刻本。

[87] 陆廷珪：《后跋》，许虬《万山楼诗集》卷末。

[88]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进士诗》，清抄本。

[89] 许元方《自题墓道》：“万历壬寅初夏诞，季通其字讳元方。”《甫里逸诗》卷上。按：此则史料由友生曹冰青硕士提供。

[90] 此处或有误。［康熙］《吴郡甫里志》卷8《胄监》载其有弟：“许□，字□初，长洲人。（进士虬弟）”□为原缺字。

[91] 周铭：《林下词选》卷12《国朝词》，康熙十年（1671）刻本。

[92] 余缙：《大观堂文集》卷16《燕台近草序》，康熙三十八年（1690）刻本。

[93]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胄监》，清抄本。

[94] 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5《寺院文》。

[95]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8《雍泮诗》。

[96]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9《耆硕》。

[97]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50《人物·流寓·嘉定》，嘉庆七年（1802）刻本。

[98] 缪彤：《禹城治略序》，［乾隆］《吴郡甫里志》卷21《艺文》。

[99] “格物”是古代儒家人生的第一步骤，见《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

第十章 唯亭顾氏交游考

唯亭乃长洲镇名，在今苏州市境内，位于市区东北十六公里处。在三百六十馀年前发生的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哭庙案”中，有两人首当其冲：一是苏州唯亭乡绅顾予咸（1613—1669），一是文学才子金圣叹。可以说，此案因顾氏始锻炼成狱，因金氏而天下闻名。虽然，在追忆自己一生遭遇的《雅园居士自叙》中，顾予咸无一字道及与金圣叹之关系；但是，在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所附《鱼庭闻贯》里，却收有与顾姓五人的论诗尺牍。通过与光绪重修《唯亭顾氏家谱》的对读，竟然发现其中四位皆是顾家兄弟子侄；联系其他史料记载，还可知金氏与顾予咸本人亦有来往。与苏州唯亭顾氏的交游，是金圣叹晚年事迹的重要部分。

一 交游基本情况

唯亭顾氏，世为吴县珍珠坞人，自明成化间始由顾升迁居长洲之唯亭，“力行善事，筑塘御水患。里人德之，名其地曰顾巷”；其子顾云，“以赀雄于乡”[1]。云子名俸，字君荣，号小山，移居苏州城内弦歌里，“治织室，日事机杼”，以经营织场起家，长子应麒，字国祥，号兰台，师从华亭冯时可[2]，为长洲庠生[3]。“兰台公领袖儒生，名闻于时”[4]。自此，唯亭顾氏始渐以读书治学名世。应麒所生诸子中，次子名所居，字仁甫，号镇阳；三子名所载，字恒甫，号岳宗。金圣叹所交唯亭顾氏，便分别为此二人子孙。以下按其辈分、年龄先后，予以考述。

1.顾予鼎 《鱼庭闻贯》第七十二条，为《与顾五玉予鼎》：“弟每举唐人三四侧卸之法，二三同学兄弟闻之无不雀跃。然弟则又见其于侧卸之中，又另有拗一句与陪一句之法，此殊不可总以‘侧卸’二字漫付之也。……每见先生新作，最为顿挫如意，知其于此法甚深。故弟特地举似，用相怡悦。长夏无事，尚欲过香轮堂中快领馀教。”顾予鼎，字五玉，号菊存，《元和唯亭志》有传。据家谱“世系”六世小传记载，为所载第五子，予咸为其三兄。“增监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生，康熙四年乙巳七月二十六日卒”（1619—1665），享年四十七岁。予鼎年十三补诸生，故方志称之是“生而颖异，父最宠爱，有昂昂千里之目”[5]。清顺治十四年（1657）赴北闱秋试，“名公巨卿争相迎致”，而予鼎“不屑由径窦”夤缘；后科场案发而未被牵连，人服其“能安义命，不妄干也”[6]。返乡之后，“绝意进取，寄情诗酒”[7]。嘉善魏学渠过苏州，曾访顾予鼎不遇，留诗以“美人迟不见，芳草慰相思”誉之，并相约“明晨期再访，拂石勒新诗”[8]。家谱卷九和《元和唯亭志》卷十九《艺文》皆未载顾予鼎著述目录，然从圣叹尺牍“每见先生新作，最为顿挫如意”一语中，可知顾五玉颇擅律诗创作。值得一说的是，五玉所娶乃长洲戴氏，“监生宣甫公女”。此宣甫当为宜甫之误，即周庄戴汝义，所生一子一女，子为圣叹早年的弟子戴吴悦，女“适同邑庠生顾五玉，诰封文林郎恒甫顾君子”[9]，即五玉之妻。后来他们的长子璘英（1645—1683）所娶为“辛卯举人吴悦公女，顺治四年丁亥八月初一生，康熙十一年壬子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六”[10]，可谓亲上加亲了。

2.顾慈旭 《鱼庭闻贯》第十二条、第二十条分别收《与顾掌丸》书信两封，另第六十六条为《示雍又与顾掌丸》。雍即金雍（1632—？），为圣叹独子。从第八条《答顾掌丸慈旭》，知其名慈旭。据方志载“顾慈旭，字掌丸，长庠”[11]，即为长洲生员。据家谱卷一“世系图”，顾所居长子名予升（字南征），慈旭为其独子。“世系”七世有小传，著录其为“附监生，明崇祯五年壬申九月初九日生，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十三日卒”（1632—1681），享年五十。从慈旭与金雍同庚，并与之同受教于圣叹，顾掌丸极有可能是金氏弟子。圣叹与其尺牍有云：“诗非异物，只是一句真话，弟近日所以决意欲与唐律诗分解也。弟见世人说到真话，即开口无不郁勃注射者，转口无不自寻出脱、自生变换者。此不论英灵之与懵懂，但是说到真话，即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来一句，连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二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诗正复如此……承快许与弟共事，便请携箧相过，弟颙望颙望！”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顾慈旭的器重和赏识。

3.顾嗣曾 《鱼庭闻贯》第九十七条，为《与顾尼备嗣曾》：“一夏所说唐律分解，共成八卷。今先以抄本奉致，望于文课之暇，私以尊意试呈令叔。令叔如有不然，便乞先以示我。盖弟前年有一书，松老大以为不佳，弟则逾年而后始心降也。”据方志载“顾嗣曾，字尼备，吴庠”[12]，知其为吴县生员，为顺治四年吴县诸生第三十九名[13]。据家谱卷一“世系图”，顾所载次子名之玑（字在钦），嗣曾为其独子。“世系”七世有小传，著录其一字省吾，号樗金，“廪监生，明崇祯六年癸酉十月十五日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卒”（1633—1709年2月3日），享年七十六岁。方志称其“敦行孝弟，耿介自持，和睦宗族，修葺谱牒。晚年栖隐上沙，罕至城市。冢宰宋公荦抚吴，夙称同好，屏轩从，造访山居，仅一接见报谒，当事高之”[14]。晚年改名樗，以隐居之地沙村为自号[15]。

4.顾陈昽 《鱼庭闻贯》第七十条为《与顾晦年陈昽》，陈昽之“昽”，民国有正书局排印本《圣叹选批唐才子诗》作“陇”，此据《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顺治十七年初刻本。今人整理本多排作“陇”[16]，然云“以顺治十七年的原刻本为底本”[17]，就令人奇怪了。据家谱“世系”七世小传记载，顾陈昽，字晦年，为所居三子兆先（字与几）的长子，“明崇祯七年甲戌四月十八日生，康熙八年己酉九月十二日卒”（1634—1669），年仅三十六岁。无科考身份，乃布衣之士。

在上述四人中，以顾嗣曾最有文名，年十五补诸生，顺治十四年为增广生（《行述》），“才气蜂发，放笔自豪，睥睨一切，谓功名根学问，盖慨然有志于时者也”，后遭辛丑家难，虽事解而破巢复安，然从此于名利“遂浩然不屑也，屏居山中，图史自娱”（《浣雪山房记》），笔耕不已。据其诸子撰《行述》云：

凡诸子百家、《性理大全》诸书，无不涉猎，而尤寓意于诗，以故朝夕吟咏，斯须弗去……甲子以前多出游之诗，甲子以后皆山居之诗，卷帙浩繁，所刻《小雅山房》一集及《江萍诗草》，特其管斑耳。[18]

甲子指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前的确在时人作品中有与之唱和之作。王士禛康熙十八年（1679）撰《送顾尼备之聊城即归吴省觐二首》，之一云：“策士持高节，吾钦鲁仲连。君过射书处，乔木剩苍烟。未屑千金寿，犹思玉貌贤。谁知轻世者，怀古有新篇。”[19]陈维崧《满庭芳·送顾尼备南归为太夫人寿》“凭君说倚阑，游子脉脉只思乡”[20]，当亦写于同时。钱澄之康熙二十年秋撰《顾母陈太君七十尼备索诗》：

顾子别我十年馀，年年为客向江湖。前年踪迹滞山左，手裁长句遥寄我。去年寿母遍征诗，云无老狂诗不可。闻君对策留京师，正值群儒待诏时。鸿词博学夙所擅，掉头不顾意何居？荐君者多劝君止，白云笑向吴天指。孀闱有母寿七旬，承欢在此不在彼。以兹交亲争谢绝，叱蹇南来留不得。倾都赋诗侑母觞，顾子得诗喜动色。母方倚闾君已归，称诗上寿愿无违。龌龊羞捧毛生檄，斑斓自著莱子衣。噫嘻，古人养亲养志耳，区区禄养何足齿？君之母氏志在斯，如君养者真孝矣！[21]

回忆了顾嗣曾于康熙十八年被荐入京参加宏博试，因母老辞归。“倾都赋诗侑母觞”的盛景，可在上引王士禛、陈维崧的诗词中窥视一二。《唯亭志·艺文》著录其另有“《寄蜀诗》二集（俞玚序）、《忆蜀联吟》、《雁行集》、《周易补注图说》、《唯亭顾氏近谱》十卷”多种[22]。今传世之《唯亭顾氏家谱》，即是由顾嗣曾于康熙七年（1668）始修，馀皆未见传世。就诸顾与顾予咸的关系看，除了予鼎与予咸为昆季外，慈旭、陈昽为予咸从侄（堂兄弟之子），嗣曾为予咸亲侄（其二哥之子），似已昭示着金圣叹与顾予咸并非互不相干之人。然其交往的具体内容，尚需费些笔墨始能探微发覆。

二 与顾予咸关系考

顾予咸，据家谱“世系”六世小传记载，字小阮，一字以虚[23]，号松交，为顾所载第三子。“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十月初四生，康熙八年己酉七月初五日卒”（1613—1669），享年五十七岁。清顺治三年（1646）举人，联捷成进士，唯亭顾氏有功名者自予咸始。此后历官宁晋、山阴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入京为官刑部，次年“以内艰归里”[24]，时在十月。十四年春服阕，补刑部主事，秋改官吏部。次年秋升稽勋司员外郎，冬转考功司。因思“功司典剧”（考功司乃吏部四司之一，掌文官考课、黜陟之事，职繁责重），“即洁己若不及，恐以膻名浼之”[25]，遂决计以病请归，时在顺治十六年（1659）春。事迹见所撰《雅园居士自叙》和韩菼撰《顾先生墓表》等。予咸与圣叹同居苏城，两人来往的时间主要为两段，前期是自少年至予咸中进士之前，后期便是顺治朝的后数年。前期事迹已不可知，后期可考者如下：

（一）圣叹选评顾氏小题文

圣叹于顺治十四年三月选评八股文，曾入选顾予咸两篇作品，分别总评曰：

此卫辄题也，非夫子题也。“夫子不为”，则卫辄可知也；非不为卫辄，则夫子可知也。颇见有人呆写“不为”，便纯教夫子吃官司，朴作教刑，所不免已。此文一眼看破，入时口中有“卫君”字，出时口中已并无“卫君”字，只向此处讨明白，而本题“夫子不为”四字，不言已毕矣！孰谓作文不要讲书耶？吾最敬人讲书。——《夫子不为也》

昌黎尝言：欢愉难工，忧愁易好。岂不洵然？然吾私以为有不尽然者。即如先生此文，岂非通篇忧愁之言？然我计必于欢愉之时为之。何则？文章入妙时，固以忧愁为欢愉，所由来旧也。看他起，看他纵，看他落，看他将庄姜、太王当面转换，看他连呼孔子、文王，看他要孔子、文王作诗，看他不要貉稽作诗，皆是饱食徜徉、极意排荡之笔。——《“诗云忧心”一节》

作为同居一城之人，圣叹无论在选评之前需要征得同意，还是在成书之后需要赠送样书，都必须与作者本人发生联系。在上引金圣叹与顾嗣曾的短札中，有这样一句值得注意，即“弟前年有一书，松老大以为不佳，弟则逾年而后始心降也”。从“令叔”云云，所谓“松老”者必指嗣曾嫡亲的三叔父顾松交予咸。从“前年”云云，所谓“一书”者，极有可能指的是金批《小题才子书》。《鱼庭闻贯》所收书信皆写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春夏，故其“前年”似应是顺治十五年。那年所能见到的圣叹新著，则为《小题才子书》。至于所提是何种意见而让心高气傲的金圣叹过了一年才接受，则已不得而知了。十年前笔者在研究金圣叹与顾氏交游时，因未见《小题才子书》，而认为“在顺治十七年以前，金批著作名世者仅两种，一是明崇祯十四年（1641）问世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一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问世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并由此认为“顾松交批评金氏著述并令其心服之事，笔者倾向于是指金批《西厢记》”[26]，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二）顾请金题书室名匾额

长洲顾震涛（1790—1834）所撰《吴门表隐》，有这样一则记载：

雅园即桤林小隐，在史家巷，顾吏部予咸所构，今仅存一池一阜，中有爽致轩。金圣叹书。[27]

顾震涛虽非唯亭后裔（乃仁孝里顾氏，参何景雄《吴门表隐》跋），其书《吴门表隐》亦迟至道光中期始撰、刻，然从此条文末附注“顾达尊记”四字可知，史料的提供者与雅园主人却是大有渊源的。陈洪先生最早据此指出顾予咸“与金圣叹有往来”[28]。据家谱世系图所载，顾达尊（1786—？）是予咸的玄孙，曾祖嗣立（1665—1722）乃予咸第八子（顾达尊世系为：予咸→嗣立→曰炽→孙诒→达尊），因此所记必有根据，或者“爽致轩”匾额在达尊生活的嘉、道年间尚存，亦未可知。至于金圣叹书“爽致轩”的时间，约在顺治十六年（1659）夏季。据顾予咸自叙，此年告病归乡：

四月抵家，屏迹闲居，辟邻园废址，帖石栽花，为菟裘计。我祖父世居弦歌里，舍南有旷土，俗呼野园……因垒土规池如村墅，无粉饰，撤墙与仲氏园并。吴语“野”与“雅”音相似，易其名曰雅园。未数旬，海寇猝发……会大帅梁化凤提兵来援，寇大溃。[29]

海寇猝发，指的是张煌言与郑成功合兵攻镇江、逼江宁，时在六月间（长洲尤侗《悔庵年谱》此年载：“六月，海寇犯京口，江宁被围，三吴震动，赖梁都督化凤击破之。苏城士女争出避乱。”[30]）故其请金圣叹书轩名当在五月。在今苏州市临顿路北段西侧仍有史家巷之地，东起临顿路，西至皮市街[31]，不知金圣叹为之书匾的桤林小隐遗址尚在否？行文至此，令人不禁遥起无限遐思。

（三）金请顾指教《唐才子诗》

顺治十七年（1660）春，金圣叹应儿子金雍请求，选讲唐代七言律诗，耗时两月馀，“分解”说诗约六百首。因其观点尖新，方法更属独创，故“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32]。为了得到理解和支持，他先后写信近百封，对象既有年龄相仿的师友，亦有年仅二十馀岁的后学（如沈鸿章永卿时仅二十三岁），广泛征求意见（圣叹其实很谦虚）。正是在此背景下，他请顾嗣曾将自己“一夏所说唐律分解，共成八卷。今先以抄本奉致，望于文课之暇，私以尊意试呈令叔。令叔如有不然，便乞先以示我”。而顾予咸在苏郡不仅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诗歌造诣亦非凡手，其官刑部时即以“诗酒自豪，人目为西翰林”（《雅园居士自叙》），对唐人诗作更是颇有研究，所著有《注李昌谷集》四卷、《注温飞卿诗》九卷等[33]。那么，为何要请顾嗣曾代送《唐才子诗》给顾予咸呢？除了（甚或主要不是）因其有叔侄关系，当与两点有关：其一，叔侄两人比邻而居。上引予咸自叙修葺雅园时曾“撤墙与仲氏园并”，所谓仲氏当指二哥。予咸二哥名之玑，正是嗣曾之父。其二，嗣曾以才能为予咸所器重。据嗣曾子顾瀚等撰《显考尼备府君行述》载，“己亥，考功叔祖谢病休居，督课子弟，以府君为群从长”[34]。在诸子侄中以嗣曾为“长”，长之所指虽不详，参顾嗣立《闾丘先生自订年谱》康熙“十四年乙卯”（其父予咸已逝世六年）载“年十一，延从兄尼备嗣曾于家授经”[35]，“为群从长”至少也是协助叔父予咸教育诸侄。

金、顾交往之行迹，以上三项为其显者，已足见两人相互服膺推重。据《金圣叹轶事》记载，顾松交曾语人曰：

余少读山阴徐文长文而好之，辄怃然想见其为人。余官铨曹时，适钱唐布衣胡彦远来，盛道圣叹不除口，谓圣叹之才亦文长之流亚也。余遣人招之，竟不至。比余以病归，圣叹顾时时来，相与抵掌谈心，间出其所著诗文。读之多妙悟见道语，沁人心脾，似非今人所能为。使其与文长同时，《白鹿表》何足道哉！——《是徐文长一流人》[36]

胡彦远名介（1616—1664），明末儒学生，入清为遗民，与金氏友人淮阴张虞山、丘季贞，延津周计百，金陵王望如，苏州宋畴三、刘隐如、姚辱庵友善，顺治年间屡赴吴门，其诗集中甚至收录了与圣叹《青溪行》同题并且文字基本相同的七言古风，亦尝数游京师，无论是盛道圣叹，还是拜访松交，皆在情理之中。近人杨保同于民国六年（1917）据“各家笔记”抄录纂辑《金圣叹轶事》，笔者向因其称圣叹为文曲星转世而轻视该书，今仅据此条，已知所见必有今人尚未得见的“秘籍”；虽真伪杂芜，介乎史料与稗说之间，惟在用者如何鉴别矣。

三 顾予咸与清初史狱

“史狱”一词，不见于各种词典，乃是由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于其成名之作《晚明史籍考》中所独创。该书卷十六专辟“史狱”一门，单收“记明清之际史狱之书”[37]。据各书提要归纳，所谓“明清之际史狱”，乃是指庄氏明史案、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科场案、《南山集》案等。而一身与其中三案有牵连者，顾予咸似乎是唯一之人。

（一）顺治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为乡试之年，秋闱后因情弊丛生、物议沸腾，于顺天和江南，北南两闱先后事发；次年审决，北闱受贿考官斩首五人，南闱处死十九人，相关之家属和士子皆发配东北（圣叹友人刘隐如亦在其列）。顾予咸此际正在吏部为官，其幼弟予鼎亦赴京城与试，“名公巨卿争相迎致，交欢款洽”，予咸“方严自立”、不妄交接，予鼎遂名落孙山；“是秋闱事果变，论者服考功先几之哲”[38]。在南闱案中，士子有桐城方章钺，因与主考方猷联宗而获中，事觉遣戍，其父少詹事方拱乾，其长兄侍读学士方孝标、次兄监察御史方亨咸、四兄举人方膏茂均牵连谪徙。此桐城方氏与顾予咸颇有渊源，如方拱乾所云：“岁丙戌，予长儿孝标、仲儿亨咸，与比部顾子松交同举于乡；丁亥，仲儿同举南宫，同为令畿北、同调越，以七年卓异令入为比部。”[39]两榜同年，情同手足，一旦有难，必伸援手。对此，顾予咸曾有自述：

桐城方氏，长君娄冈讳孝标、次君邵村讳亨咸与余为同年友，称莫逆交，遘科场之祸，阖门戍宁古塔，亲故皆敛足。余奔走求救不得，问所欲，两君各言有幼女未字。余以二幼子与之缔姻，并抚其冢子云旗为子，挟之以归。——《雅园居士自叙》

这件事情，在家谱中是可以查证的：其第五子顾延，“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初九日生，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七；配方氏，顺治丁亥进士、陕西道监察御史邵村公女，例赠孺人，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二十九日生，雍正二年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40]。可见这是在方家落难后缔结的婚约，于患难危急之际，颇显其古道侠风。

（二）辛丑哭庙案

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此案概而言之，有谢国桢的《辛丑纪闻》按语：

邑令任维初以苛征民赋，平仓获私，人士皆为之不平。于是诸生倪用宾、沈玥、金圣叹等，遂有抗粮哭庙之举，适清世祖哀诏至苏，抚臣朱国治以哀诏初临之日，正臣子哀痛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列罪不可逭者三条，乃穷治其罪，自倪用宾、金圣叹以次十八人，皆坐斩。惟顾予咸独免于难。[41]

据清无名氏《辛丑纪闻》、《哭庙记略》诸书载，事由诸生哭庙而成狱，与在籍乡绅顾予咸何干？一般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哭庙之后曾对来访官员说：“任令似不可再胜民社之责矣！”巡抚朱国治“知其言，恨之，故及于难”（《哭庙异闻》[42]）。而据邑人韩菼所披露的实情是，之所以将“顾先生诬指使、论至死”，是因其“素有直声，巡抚朱国治时方昵令，畏先生，造而请焉，若求援状，曰：‘令无罪，当罪诸生。’先生正色曰：‘诸生讦令事皆实，何罪？当罪令！’乃愕然去”[43]；加之朱国治刚莅吴时，曾拜访予咸，所语皆讲情之事，而顾氏均答以道义之理，以致国治“退而言曰：‘此老倔强，利不可动，将来必长短我！’而杀机伏矣”（《雅园居士自叙》）。故一旦哭庙案发，“及狱具，榜掠诸生万状，必须引先生；不承，乃强之”[44]。此乃哭庙案何以牵连顾予咸的隐情所在。

（三）江南奏销案

此案主其事者亦为朱国治。顺治二年（1645）清朝平定江浙，改南直隶省为江南省，设江宁巡抚驻苏州，辖五府。顺治十六年朱国治莅任巡抚后，不顾江南大荒而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并将江南士绅一万三千多人，列名造册，上报朝廷，指为“抗粮”，“凡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销。绅士继黜籍者万馀人，被逮者亦三千人”[45]，其时亦在顺治十八年辛丑。无论就时间还是从规模看，与奏销案相比，哭庙案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两案颇有关联：其一，造案兴狱者皆是酷吏朱国治；其二，因奏销而起哭庙：“朱抚正起奏销案狱，于是诸生倪用宾等有哭庙之举”[46]；其三，顾予咸是“连接”两案的关键人物，他于哭庙案本拟处死，临难之际侥幸获免，但“不坐哭庙被绞，卒坐奏销落职”[47]。其于康熙六年（1667）痛定思痛，反思朱国治何以会在自己哭庙“祸甫脱，复以抗粮之罪加三吴”，认为表面上“虽三吴之劫运，而实余阶之厉也”[48]，即是因自己一向“直言无隐，往往触当途忌讳”而得罪朱国治所致（《雅园居士自叙》）。此说固然有把新朝因当时“海贼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顾先生墓表》）而弹压江南桀骜士绅的历史事件简单化之嫌，但确实显示出顾予咸在此两案中的特殊地位；而且因为个人之间的龁龃龉而触发大事变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

在清初江南尤其是苏州的历史上，顾予咸以其“出则为良有司、佳吏部，处则为缙绅大夫之贤者”[49]的品格风范，在当时拥有极高威望。哭庙案中，“当公系狱时，苏城汤火沸腾，视前明吏部周忠介公忤珰北逮也，悲号填路，后先一辙矣！”[50]几于酿成民变；得释归里后，“倾城求见，雅园三径，肩相摩、趾相错”[51]，凡此可见公道人心。其于康熙八年七月初五（1669.8.1）去世，阖郡哀之，于仲秋分两批“公奠”（似按乡绅与布衣或诸生身份之不同来组合）。参与祭奠的人士，除了“姓氏不能尽载”者外，见于名单的就有二百三十四人，其中周荃、沈志斌、许来光、杨廷章、许定升、王瀚、王玉汝、金昌、吴愉、许王俨、沈元鼎、王复阳、徐燇禧、蔡方炳、王宪武、陆志舆等（见金之俊撰《公奠皇清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松交顾公文》和郑敷教撰《公奠大台柱铨部松翁顾老年台老先生文》[52]），皆是与圣叹生前过从甚密者。不知他们在“呜呼哀哉尚飨”之际，是否会在心中默默地怀念着已经冤死九泉的友人金氏。只是无论顾予咸当时有怎样的哀荣，在后世已渐渐被人淡忘；即便在今人专谈哭庙案的文字中，他亦往往被忽略不论，尚不如其有“留一个不要钱的新会令，成一个不昧心的苏州人”之联的第七子顾嗣协和因编纂《元诗选》而得名的第八子顾嗣立之稍在人口。相反，金圣叹不仅早已跻身为哭庙案的主角，其大名更是随着贯华堂《才子书》的广泛传播而声震遐迩、妇孺皆知，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中的幸与不幸，留于后人评说吧。

附录：金圣叹唯亭顾氏友人亲缘图

[1]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3《人物》，1934年元和沈氏三益堂铅印本。

[2] 冯时可：《处士顾小山先生暨配张硕人合葬墓志铭》，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0《冢墓》。

[3]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2《生监·生员》。

[4] 顾瀚等：《皇清廪膳国学生显考尼备府君行述》，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7，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5]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3《人物》。

[6] 顾嗣曾：《文学季父五玉公墓志铭》，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8。

[7]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3《人物》。

[8] 魏学渠：《访顾五玉园居不值》，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5，《四库全书》本。

[9] 《贞丰里戴氏族谱》第九世小传，清抄本。

[10] 顾来章：《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1《世系·七世》。

[11]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2《生监·生员》。

[12]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2《生监·生员》。

[13] 《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14]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3《人物》。

[15] 韩菼：《浣雪山房记》，民国《吴县志》卷39上《第宅园林·吴县》，此文未见《有怀堂文稿》。按：《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著录顾尼备名嗣昌，并未载其一字省吾、号樗金、改名樗、号沙村、室号浣雪山房。“昌”乃“曾”之误。

[16] 《金圣叹选批唐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519页；曹方人、周锡山标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52页；周锡山编校：《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4月版，第69页。

[17] 周锡山：《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编校前言，第2页。

[18] 顾瀚等：《皇清廪膳国学生显考尼备府君行述》，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7。

[19] 王士禛：《渔洋续诗集》卷12《己未京稿》，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907页。

[20] 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13，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21] 钱澄之：《田间诗集》卷23，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481页。

[22]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9《艺文》。

[23] 此字未见《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记载。

[24] 顾予咸：《家社缀言》，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5。

[25] 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1938年排印《戊寅丛编》本。

[26] 陆林：《金圣叹与长洲唯亭顾氏交游考——兼论顾予咸与清初三大史狱之关系》，《艺术百家》2002年第2期。

[27]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28]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9] 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

[30] 尤侗：《西堂全集》附录《悔庵年谱》，康熙刻本。

[31] 江洪等主编：《苏州词典》，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32]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

[33]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19《艺文》。

[34] 顾来章：《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7。

[35] 顾嗣立：《闾丘先生自订年谱》，《秀野草堂合编》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36]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两友轩1919年版，第31—32页。

[37]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版，第723页。

[38] 顾嗣曾：《文学季父五玉公墓志铭》，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8。

[39] 方拱乾：《顾岳宗暨配鲁孺人墓志铭》，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10《冢墓》。

[40] 顾来章：《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1。按：《方孝标文集》卷6《祭顾松交文》“公子虽夭，谊比朱陈”，故家谱未载顾子娶方孝标女事。

[41]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716页。

[42]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43] 韩菼：《顾先生墓表》，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8。

[44] 韩菼：《顾先生墓表》，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8。

[45]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55页。

[4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55页。

[47] 孟森：《奏销案》，《心史丛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页。

[48] “阶之厉”意指导致祸害的人，语出《诗经·大雅·瞻卬》：“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49] 尤侗：《雅园居士自叙》跋，《雅园居士自叙》附录。

[50] 彭定求：《雅园顾公祠记》，顾来章纂《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4。

[51] 顾用霖：《雅园居士自叙》识语，《雅园居士自叙》附录。

[52] 顾来章：《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卷12。

第十一章 葑溪丁氏交游考

葑溪，水名，“溪值葑门东，故曰葑溪”[1]；地处苏州城内的长洲境内：“吴城东为长洲境，其南曰葑门”[2]，在今苏州沧浪区东部。在哭庙案死难的十八诸生中，有两位姓丁者，他们的父辈也有与圣叹交往的记载。研究这一家族的身世遭遇，对了解金圣叹后人在哭庙案后的境况，亦不无参考价值。

一 交游基本情况

在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中，有《丁蕃卿生日》七言律二首：

大谷名梨方妙日，小山丛桂正深秋。天街尚伫无双士，海屋谁传第一筹。诸葛隆中关气运，长房壶里学遨游。双悬日月如无恙，肯置苍生度外不？

令子方今是大儒，先生昔日我闻之。端居小阁身兼母，独立庭前父作师。三世传经成国宝，一门孝弟得天知。试思并受明王福，好爵联翩下玉墀。

丁蕃卿其人，未见前此研究金圣叹者涉及，从诗中仅可看出：生辰在深秋，为隐居学道者，其子学业有成，其妻似已去世。至于其乡贯、生平、年龄等，则不得其详；翻检有关明清人物传记资料工具书，也未见可资查考的线索。然熟悉金圣叹遭遇者皆知，在十八诸生同赴难的“哭庙案”烈士名单中，有两位丁姓者。据乾隆年间吴县顾公燮《丹午笔记》所录清初无名氏撰《哭庙异闻》（此系《哭庙异闻》一名《辛丑纪闻》、《哭庙记略》的最早版本），此二位，一为“丁子伟，名澜，本字紫洄，长庠生”；一为“丁观生，字仲初，紫洄之堂兄”[3]。此“二丁”与丁蕃卿有无关系？这一联想不仅为丁蕃卿生平考证找到一条值得勘查的头绪，或许也能为“哭庙案”研究提供一些新史料。在此思路启示下，从光绪刻本苏州《丁氏宗谱》（以下征引简称“宗谱”），觅得丁蕃卿、丁子伟、丁仲初三人有关身世资料，现披露如下。

苏州城内丁氏，“自明正统间由太仓之双凤迁郡城”[4]，居城东葑溪，始迁祖为丁谦[5]，至五世祖元复（1525—1609）始贵。元复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参议。其子肇亨（1567—1622），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由署玉田县令官至南京大理司务。肇亨有四子：汝昌、汝翰、汝桢、汝宣。其中季子汝宣，便是圣叹为之贺寿者。宗谱著录其字号、生卒及配偶、子嗣如下：

汝宣（肇亨四子），字蕃卿，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九月七日生，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一。配郭氏（监生师南女），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四月十二日生，崇祯六年癸酉九月三十日卒，年三十一；副室范氏，天启五年乙丑七月二十日生，康熙十六年丁丑六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三。子三：观澜，郭出；王肃、哲，俱范出。[6]

据此可知丁蕃卿名汝宣，其生卒时间为公元l603年10月11日—1673年6月3日，长于圣叹五岁。生辰在重阳节前两日，与金诗“小山丛桂正深秋”甚相吻合；其妻郭氏早卒，无怪乎蕃卿既当爹又当娘；“方今是大儒”的“令子”，必指郭氏所生之观澜，因二、三子均为副室范氏生，且王肃（1645—？）至圣叹死时也才十六岁，不可能是诗中所咏学业已成且母亲已逝的“令子”。

蕃卿三子观澜、王肃、哲，乍看起来，似均与哭庙案中的“二丁”无涉；然再看宗谱同卷《世系一·八世》，于观澜名下有如此记载：

观澜（汝宣长子，庠名兰），字紫迴，长庠生。天启五年乙丑六月十八日（1625.7.21——引者按）生，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日卒，年三十七。

虽然在宗谱与《哭庙异闻》中，丁观澜与丁子伟于名（庠名兰—本名澜、观澜—子伟）和字（紫迴—紫洄[7]）的著录多有小出入；但据其卒年的具体时间，已可判定宗谱中的丁观澜与哭庙案中的丁子伟实为一人。因为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661.8.7），在《哭庙异闻》中是一个何等惨淡而又重要的日子！当天江浙十大案人犯同时在南京三山街行刑：

辰刻，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土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8]

屠夫之残酷，死者之无辜，亲友之悲愤，亦尽在此“而已”之中了。

可证丁观澜便是丁澜的文字，还有同在“八世”有关丁观生的记载：

观生（汝昌次子），字仲初，浙江嘉善庠生，改苏州府庠。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月二十五日（1610.3.19——引者按）生，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日卒，年五十二。

可见观生与观澜是同祖（肇亨）的堂兄弟，观生父汝昌是观澜的大伯父。故观生长于观澜十五岁，确为“紫洄之堂兄”。

二 二丁与哭庙案

丁氏二难之卷入哭庙案，《哭庙异闻》与宗谱的记载，既互有详略，也各有侧重。据前者载，致祸之由大致为：为反抗吴县令任维初假公济私，苏州士子借顺治皇帝哀诏至郡、设幕哭临之机，群聚而哭庙，丁紫洄先向府学教授程邑请得文庙钥匙，“从而至文庙者诸生百馀人，鸣钟击鼓，即至府堂，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堂兄丁观生亦“偶往府进呈词，遂罹于祸”[9]。在宗谱的《仲初公》传中云：

顺治辛丑，三学诸生以吴令任维初赃款告。公道经府治，挤入公禀。巡抚朱国治闻而大怒，连系府治；续有诸生哭庙之举、乡绅秉公之议，国治愈怒，捏词疏请严惩，议斩十八人。[10]

与《哭庙异闻》所记虽有详略之别，事实基本相同。而在《紫迴公》传中，对丁观澜之卷入案件的经过，则有如下描述：

辛丑之祸，从兄仲初拘系府治，公弗闻之也。因日者半仙言：期百日内，犯血光灾。公慎避之，家人亦秘不告。是日期满，益慎不敢出。日且暮矣，渐可逍遥于门。甫及门，而诸生金人瑞等适至，备道所以，挟与俱[11]。配顾孺人曳裾而泣，公决眦椎胸，大呼曰：“宁有兄罹急难而暇自全者乎？平日读书谈大节，亦惟此孝友耳。烈士锐身赴义，诚知所处也，我独非夫哉！”掉臂而去，哭不绝声，而半仙之言则验矣。[12]

可能是为了强调先祖的凭空罹祸、覆盆沉冤，这里已经略去观澜领头请钥、进递揭帖的率先义举，而平添出百日血光、宿命难逃的传说色彩。无独有偶的是，后人对金圣叹之不免于难，也有类似叙述：

国初诸生金圣叹，才俊不羁，好评论奇书小说……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指其评书——引者注）仅欠一日，以为幸免矣。……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13]

记载此事的毛庆臻，字润甫，亦为苏州吴县人，但作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距离清初已远，“百日之厄”的说法，当不可信。诚如学者所云“圣叹与丁观澜大约在四月二十日即已被捕，前后仅七十馀天，怎能说他已潜藏近百日之久呢？”[14]

虽然丁观澜在哭庙案中的作用向来不为今人所注意，然在当时人的眼中，他却是与金氏齐名的领袖人物。对此有两点可证：其一、据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哭庙时，所捕仅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15]、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观生与焉，而观澜、圣叹皆不在其内；至四月中旬，始由苏州府教授程邑“唤门斗供出丁子伟、金圣叹二人”。程氏尚欲牵扯他人，因听从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长洲钱中谐“有丁、金二人足以塞责”之劝始罢。于是“四月廿六日，严檄唤丁、金二人，廿七日起解至省下”金陵，从此“遂无波及者”[16]。其二、《丹午笔记》作者顾公燮录其“曾大父”即曾祖父（当即《哭庙异闻》的作者）所撰“吊十八人”七绝，诗云：

丁澜侠骨世无伦，哭庙焉能遂杀身？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埋沦。[17]

吊十八人仅咏丁、金两位，所下笔墨又平分秋色，可见丁澜（兰）在当时的影响。捕二人足以塞责上峰，挽二人足以概括其馀，无论是罪尤所归，还是声望所孚，均可见丁、金二人名声的旗鼓相当。而在后世出现相似的百日之灾、届满遇难的传说，或许恰恰说明在悲剧结局的十八诸生中，他俩是后人最感惋惜或遗憾的。然而，两人于相当中也有相异之处，这便是挽诗所强调的，一为“侠骨”无伦，一为“才名”千古。金圣叹的“才名”是否千古不埋沦，今已得到三分之一的证实。但是丁观澜的“侠骨世无伦”，仅从《哭庙异闻》、《哭庙记略》、《辛丑纪闻》的文字记载，尚难窥其端倪；而借助宗谱《祖德传》的描述，一位“甘蹈于死、成大义”的侠士形象，已是英气勃郁地跃然于纸了。这或许便是剥离了“半仙”预言之类的荒诞粉彩之后，给后人留下的最具真实意味的历史影象。它侧重记录了在四月二十六日“严檄”至苏州后，丁观澜不避险、不畏祸、慷慨赴难的义胆侠情。

三 哭庙案对丁家的影响

但是，这种义无反顾的侠骨义气，却给其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哭庙案判决后，遇难诸生有八人均“家产入官，妻孥流徙”[18]，七月十八日即从苏州府城起解，发配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古塔村附近）：

当其时也，父母送其女，公姑送其媳，兄姊送其妹弟，弟妹送其姊；亦有以女而送其母者，亦有以媳而送其姑与夫者，亦有以岳而送其婿者，亦有以婿而送其岳母与舅者。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数行下，而唾骂抚（指巡抚朱国治——引者按）之惨刻者。[19]

在这拖老携幼的远徙行列里，当然有金圣叹的老妻和其所遗“书种”——独子金雍。金雍发配北疆后，有幸得遇汉军正白旗人于嗣昌。此人为河南项城人，于大海之子，以父荫，康熙九年任奉天府治中[20]。“迩时复有金雍字拾弓者，传为圣叹子，以罪为军。嗣昌令洗沐坐书室中，初至若呆若痴。及坐数日，偶检伊父著述，哭不自禁。久之予以笔砚，为文挥毫不辍。为赎而出之，其怜才好士为何如者”[21]。如记载可靠，金雍于康熙十年间当即恢复自由了。据民国吉林《宁安县志》载，圣叹“妻子发配于此，今县治南十馀里，有地名金家沽者（金家沽疑为金家窝堡）多金姓，意即圣叹之裔欤？”[22]

至于丁观澜的后人则无此幸运。他与顾氏所生四子二女，除了长女已嫁、次子早夭、小女尚幼而免于押送（《辛丑纪闻》“子女之抱持者不解”——《哭庙异闻》“解”作“释手”）之外，长子旦、三子望、四子适，无一幸免。在踏向悲剧命运终结流放地的漫漫苦旅中，忍受着夫死之痛的三十八岁的顾氏，携诸子而行所受的艰辛，可想而知。谱载其“率三子籍没尚阳堡，至即自赎，居尼庵终”[23]；至于这三子的下落，在宗谱《世系·九世》中，均仅有同样的“籍没无考”四字。旦、望、适兄弟三人，长者不过十七八岁，幼者尚在五六岁之间，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在那冰天雪地的遥远北方给披甲人为奴，其结局是不难悬想的。即便有子后来“应旗主采办”，也改变不了为旗人家奴的地位。

死难者和流边者固然不幸，幸存家乡者心境的凄凉和生活的悲怨，也是足令后人感伤的。先看观澜之父丁蕃卿，“辛丑之祸家破，哭子目盲，晚景屯亶极矣！”[24]失去了才华出众的嫡长子（也是唯一的嫡子）及三位嫡孙，对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来说，打击自然有着难以承受之重。再看观澜长子旦之聘妻郭氏，因“旦罹家难戍边，氏矢志不字，与夫妹（丁观澜次女）因父缘事被诛，痛愤终身不字，同嫂祝发，苦节终身”[25]。此即宗谱所谓“闻夫家罹祸，祝发守贞”[26]。以未嫁少女而为聘夫守节终生，除了礼教道义之外，也应该有对夫家不幸的同情和对“惨刻者”的仇恨在其中起着作用。最后看蕃卿孙女即观澜幼女，宗谱称其为“贞女”者，辛丑祸起时，女尚在襁褓，故寄养于乳母家，而未随母、兄同徙。可是她的人生之旅同样难以摆脱家难的阴影：

及长，闻家难，大恸且哭曰：“若此，吾无生矣！”乳母字之，强不可。削发为尼，居百般庵，悲愤卒。与伯兄聘室郭孺人称“双节”。[27]

无论是行将抵达人生终点的垂暮老者，还是生命之帆刚刚扬起的髫秀少女，只要是其家族中人，在哭庙案之后，悲愤而卒便只能是其共同的命运和必然的归宿。苏州丁氏家族这一支的不幸命运，可为观照金圣叹家族后人提供一个参照。

为了便于对圣叹之友蕃卿和“哭庙案”十八诸生中的“二丁”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最后将宗谱《祖德传》中有关三人及《懿行传》中观澜妻的传记资料抄录于下，以飨学界同好：

蕃卿公

公讳汝宣，字蕃卿，肩吾公第四子也。少随肩吾公任玉田，复至留都，所得庭训为多。先世遗事，出公口授，详且确，公于谱牒洵有功矣！为文章冲淡演迤，务纳之于正雅。多病学废，稍长持家。秉敦节俭，能自恢廓其业，以厚赡族属之死丧、疾病、婚嫁诸不举者。思其配郭硕人贤孝，终身不再娶。辛丑之祸家破，哭子目盲，晚景屯亶极矣！既免于祸，以终其天年，天之报施不薄哉！

仲初公

公讳观生，字仲初，禹卿公第二子也。明末入浙江嘉善庠，改苏郡。倜傥练时务，诸所条陈利弊，如仓漕官兑官收法，至今赖之。顺治辛丑，三学诸生以吴令任维初赃款告。公道经府治，挤入公禀。巡抚朱国治闻而大怒，连系府治；续有诸生哭庙之举、乡绅秉公之议，国治愈怒，捏词疏请严惩，议斩十八人，而吾宗居其二，即公与从弟紫迴也；斩籍没者八人，紫迴与焉，而公仅得免。世为十八人惜者，尤重为吾宗二人惜，以其素行无他也，呜呼，岂不冤哉！

紫迴公

公讳观澜，字紫迴，原名兰，蕃卿公之长子也。顺治初入长洲庠。天才俊逸，依马万言，若决龙门、倒三峡，万夫莫能挽。性豪放，广接朋交，恣游名胜。画舫笙歌之费，一日百金不惜也。崇尚气节，矜名誉，销患解纷，其智勇往往出人上。辛丑之祸，从兄仲初拘系府治，公弗闻之也。因日者半仙言，期百日内，犯血光灾。公慎避之，家人亦秘不告。是日期满，益慎不敢出。日且暮矣，渐可逍遥于门。甫及门，而诸生金人瑞等适至，备道所以，挟与俱。配顾孺人曳裾而泣，公决眦椎胸大呼曰：“宁有兄罹急难，而暇自全者乎？平日读书谈大节，亦惟此孝友耳！烈士锐身赴义，诚知所处也，我独非夫哉！”掉臂而去，哭不绝声，而半仙之言则验矣！近传同难十八人已为神，如公之甘蹈于死、成大义，宜精爽之不泯没云。孺人率三子籍没尚阳堡，至即自赎，居尼庵终。

顾孺人

孺人顾氏，紫迴公之配也。太子太保顾公讳其志孙女，荫生讳敬熙女。辛丑之祸，孺人年三十八岁，挈子男子三人役两仆，没入宁古塔尚阳堡旗下。至则资赎，居尼庵，同宗丁君飞涛与有力焉。舜一公云，顷有自彼来者，谓言氏子负器干，应旗主采办，颇植基业，而氏亦抱节没云。同治十三年学宪马，给“性贞志洁”额，附祀长元节孝。

[1] （明）朱存理：《楼居杂著·葑溪编序引》，《四库全书》本。

[2] （明）吴宽：《葑门塘改造二桥记》，《吴中金石新编》卷4《桥梁》，《四库全书》本。

[3]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按：整理本将丁子伟的名字误点作“名澜本，字紫洄”。

[4] 潘世恩：《移建参议丁公祠堂碑记》，《丁氏宗谱》卷23《艺文》三，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5] 丁士涵：《迁葑溪始祖以上太仓支祖系图》，《丁氏宗谱》卷首。

[6]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1《世系一·七世》。

[7] 紫洄，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白鹿山房刻本《哭庙记略》中，作“紫泗”。

[8]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0页。按：是日共处死121人。

[9]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55—156、162页。

[10]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3《祖德传》。

[11] 有关引文，在拙文《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中首次披露，被误点为“而诸生金人瑞等适至备道，所以挟与俱”，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徐朔方先生该年9月21日赐函指出：“‘备道’后之逗号，当移在‘所以’之后，想系手民误植”。前辈指点后学之不吝与温婉，令人感怀——2011年10月14日记。按：笔者撰写此文时，尚不知张国光先生《金圣叹学创论》亦曾提到其“于1984年访得的《丁氏族谱》”（第21页），令人费解的是文中无一处该谱原文征引。本人素无张著，由湖北师范学院胡素芳博士2004年9月赠，后冯保善教授又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赠送，特此致谢。

[12]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3《祖德传》。

[13]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1927年徐乃昌影印道光刻本。

[14] 张国光：《再论清初吴县的“抗粮哭庙风波”——兼考金圣叹组织“哭府学文庙”及其被难经过》，《金圣叹学创论》，第22页。

[15] 《哭庙异闻》无“张韩”，据《哭庙记略》、《辛丑纪闻》补。此人乃顺治十三年（1656）吴县第八名诸生。

[1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58页。

[17]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2页。

[18] 康熙《苏州府志》卷81“杂记”二，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19]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第161页。

[20] ［康熙］《盛京通志》卷14《职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按：下任陈子俊，康熙十一年任。

[21] ［宣统］《项城县志》卷22《人物志·名宦》，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

[22] ［民国］《宁安县志》，1924年铅印本。

[23]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3《祖德传·紫迴公》。

[24]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3《祖德传·蕃卿公》。

[25]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1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26]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1《世系·九世》丁旦传。

[27] 丁士涵：《丁氏宗谱》卷5《懿行传》。

第十二章 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

徐增与金圣叹都是明末清初的长洲（今苏州）人，以选评唐诗而被后人并称。尤其是当金圣叹“备遭非议之际，徐增竭力为他辩护，表现出批评家非同寻常的识力和胆识”[1]，堪称金圣叹最优秀的辩护士。在当代，因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多在金圣叹，涉及徐增的成果寥寥，更鲜有论及徐、金关系的研究了。邬国平先生二〇〇二年发表的《徐增与金圣叹》，是首篇专题论文，以较为充分的篇幅探讨了“徐增的生平、与金圣叹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诗歌批评”[2]，并介绍了圣叹的两篇珍贵佚作，可谓当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成果之一。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关注，蒋寅先生《徐增对金圣叹诗学的继承和修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便是此类成果。如今，稀见的《九诰堂集》已经影印出版，为我们的文本细读提供了极大便利。本章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史实研究为中心，努力更加细致深入地考述徐增及其与金圣叹交往的生平事迹，并顺带指出前此研究中的一些不确之处。

一 徐增生平补说

在徐增的研究中，首先涉及的是生卒问题。樊维纲先生据徐增康熙七年（1668）自称年五十七、康熙十年自称年六十[3]，及张寅彭先生和笔者先后撰文，均指出其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4]。那时尚未见徐增《九诰堂集》，笔者是根据方文（1612—1669）康熙七年作《题徐子能小像》“何幸同生壬子年，苦吟端不让前贤”的自注“予与子能皆壬子生”[5]，而得其生年的。邬国平据作者《五十自寿》诗自序“壬午岁，余年三十有一……今年辛丑十一月有九日”，首次准确指出“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九日”（1612.12.1）。关于徐增生卒年，邬国平、蒋寅均注意到李灵年、杨忠先生主编之《清人别集总目》定为1603—1673年，蒋寅云“未知所据”，邬文仅指出生年有误，并均以康熙十年（1671）徐增《重修灵隐寺志序》称年六十，云此年尚在世。新近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介绍徐增“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参考文献为“《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五、《江苏艺文志·苏州卷》”[6]，生、卒年就是分别依从这两部书的记载[7]。生于1613年的错误自不待言，问题是甚见功力的《江苏艺文志》关于徐增的生卒源自何处？它也是《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徐增生卒的来源[8]。《江苏艺文志》对徐增的介绍有两处蹊跷：一是说他乃“吴县光福人……生6岁而孤”，一是说其“继父志修族谱，建宗祠，编次《光福志》，未竟而卒，年71。子傅，成其志”，皆与清初徐增事迹不符。《光福志》卷首有徐傅自序，言及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冬夜”编定该书，“以继先君子未竟之志”；徐傅字月坡，其父名增，方志载其“字二逵，号蘅川，靖节廿四世孙，生六岁而孤……继父志修族谱，建宗祠”，著述仅“编次《光福志》，粗有端绪，遽易箦……卒年七十有一”[9]，故非字子能号而庵者。至于如何从乾嘉时的徐增“卒年七十有一”，推导出明末清初之徐增的“1603—1673”，则不得其详；抑或的确曾发现清初徐增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可靠记载而上推生年，尚有待证明。

徐增年轻时即患脚疾，遂弃科举，专心诗学，即钱谦益所谓“子能年甫壮而得末疾，须人以行，衣冠质雅，宛如古人，杜门扫轨，日晏忘食”[10]。徐增三十一岁撰《奈何歌答梁溪华仲通》七古长诗，亦云“我患足兮君患目……我须蓝舆君须杖”[11]，顺治八年（1651）撰《黄云孙诗序》时还曾夸张地说自己“弱冠得末疾，闭门谢交游”[12]。自称“以软脚病不出门户”[13]，此病因“毒风流于脚膝，行立不得”，“江南多有此疾，号为软脚”[14]，可能即今人所谓“足下垂”。故平生行迹多在苏州，早年赖亲为生，三十岁《示弟》诗自谓“善病亏吾弟，谋生累老亲”（卷二），晚年以选诗评诗为业（如康熙七年上半年曾至金陵，寓吴之甲笋香楼选评近代诗歌[15]；康熙九年仲冬，入杭州灵隐，“有《珠林风雅》之役，因从和尚诗选起”[16]），事迹本无太多变化。邬文根据陈宗之《梅鹤诗人传》并参以有关资料，亦属可行之举。唯以陈宗之云“子能岁路未强”，而判断此传“作于徐增生前”，稍嫌笼统。“岁路未强”，语出南朝梁张充与王俭书“丈人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可谓德盛当时，孤松独秀者也”[17]，只是泛称人年事未高，不足以推论写作时间。陈宗之，字玉立，长洲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朱彝尊选其诗八首入《明诗综》卷七十三，并论曰：“启、祯间，景陵流派盛行于吴中。虽有林若抚力持唐调，然而捷敏未免率易。玉立矜炼，独操正始之音，八门七堰六十坊，可以独步。”[18]王铎（1592—1652）《陈玉立诗集序》云：“余在姑苏，交玉立陈君，其门多芜草，其人耻逢世，淡声利嗜欲，专于丘索，赞生通志。”[19]可见其人品格风标。陈宗之因与徐增老师张世伟（1568—1641）交密而与徐增为友，曾撰《首夏寄徐子能》二首，之一为：

栖迟萧寺辘轳床，水木空青湛竹房。几落瓦花桐广碧，槛悬蛸蠹桂坳芳。携尊喜逐忘机友，闭户粗知省事方。闻道西郊徐处士，突烟晨冷鹤无粮。[20]

陈宗之死于顺治二年（1645）十月[21]，此为《梅鹤诗人传》写作时间下限，徐增仅三十四岁。

关于徐增的生平，邬文主要涉及三点：字号、行迹和著述，以下围绕这三点，略加匡补。

1.字号。邬文首次记载其字子益、无减，改字子能，别号梅鹤诗人，法号知至，曾改名匡杖[22]，字瀑悬，多道人所不知。然认为徐增“叫而庵”，并引陈鉴《而庵说唐诗序》等资料，指出“而庵或是他的室名”，这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吴县殷丽《访而庵道兄话旧适有禾中之行留诗别余次酬二首》注曰：“子能号而庵”[23]，而庵不是室名而是号，其室名有天心阁等。邬文据陈函辉《徐子能天［水］（心）阁咏业序》“人目之南州徐孺子也”，认为这也是徐增的别称，其实此处是说他像东汉著名隐士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一样博学多识而淡泊明志[24]。徐稚因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而名益彰，古人多以“徐孺子”称后世徐姓贤者。此外，“徐二园”未必是“别人对徐增的讥称”，其《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一时至友辄怪予，曰：‘徐二园着魔。’”（文卷二）既出挚友之口，着魔是讽，二园非讥。其《挽陈玉立孝廉》诗第一首末句为“憔悴吴侬说二园”，自注曰“泌园，谓张异度师；匏园，先生别号”（卷二），“徐二园”或许与纪念师友有关。徐增另有四个别号，一为“而庵道人”，见《元气集》顺治十七年自序落款；一为“而庵居士”，见康熙刻本《而庵说唐诗》卷首自序落款；一为“大易学人”，见康熙二年刻本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所撰序言落款；一为“十足道人”，见康熙十年刻本《珠林风雅选灵隐诗序》落款。此外，康熙九年（1670）所撰《书〈泽公传〉后》落款为“庚戌夏五月望后三日吴门大易学人圣行徐增拜识”[25]，可见其与友人圣叹在法名上是同辈的。

2.行迹。古代有关徐增小传，多云其“晚年得末疾，须人以行”[26]，“暮年患足，不能步履”[27]。邬文引陈宗之《徐子能诸刻序》“齿未三十，邑邑自伤。每就余商出处。余曰：‘为君熟筹之矣。天挛君足，不攦君指，色力故盛，盍为千秋业计？’于是绝意进取，杜门莲泾[28]，蓬蒿自封”，证明约三十岁时已经患足病，暮年得疾之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可纠历来文献之误。唯据集中《黄子羽舅氏六十寿序》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余亦有留都民部之命”云云（文卷七），推测徐增“似明末曾一度在南京被授职，所授何职不详。对于这次唯一的仕途机会，徐增放弃了”，恐怕是对有关文字的误读。黄翼圣（1596—1659），字子羽，号摄六，苏州太仓人，崇祯十一年以保举授四川新都知县，十六年升浙江安吉知州。明亡弃官归隐，皈依佛教，钱谦益为撰《黄子羽墓志铭》、《莲蕊居士传》。徐增称其为舅，即母为黄氏。《黄子羽舅氏六十寿序》言“子羽为鸣宇先生之令子”，鸣宇（一作“明宇”）为黄翼圣父黄元勋之号，徐增不当直接称外公为某某先生；序云翼圣该年“六月四日称六十，其亲知以余交子羽深，而属余为文以寿”，亦非有甥舅关系者所宜云然；序云“余幼时从缪西溪太史所，闻子羽尔雅韶令，初以为文人之豪，以不得相见为恨”，缪西溪指江阴缪昌期（1562—1626），苏州城与太仓毗邻，外甥见舅，应在外公家或己家，不应舍近求远；序云崇祯十六年子羽“擢安吉州刺史而余亦有留都民部之命，岁暮会于巴城”，绕道黔粤返江南，“夜则吾两人兵聚一室，谈所历之山水为乐”，撰者如是徐增，当已非布衣之士。据此数事可断，序语不是出自徐增口吻，乃是其代笔之作。由序中“壬午余在蜀臬，以吏事相接见”可知，所代者为江阴张有誉（1589—1669），明末由四川按察使（臬使、臬宪）擢南京户部（民部）右侍郎，入清隐居苏州灵岩为僧。

3.著述。徐增一生以选评古今诗歌为主业，问世者甚丰。在其五十五岁撰《上龚芝麓大司寇》自荐时即云“所刻拙作十馀种，流传南北”（文卷三）。邬文对徐增存世著述介绍了六种，分别是《九诰堂集》、《池上草》、《而庵说唐诗》、《而庵诗话》、《元气集》、《灵隐寺志》。《而庵诗话》、《灵隐寺志》皆常见，以下仅就其他四种略作补说。

《九诰堂集》三十七卷（赋一卷诗二十五卷文八卷诗馀一卷史论二卷），该书一般工具书都著录为“清抄本”，由文中避“玄”字讳而不避“丘”字讳，当为康熙抄本。书中多钤以“谦牧堂藏书记”阴文印，为各卷起讫。谦牧堂乃康熙时大学士揆叙（1675—1717）藏书处，揆叙为明珠之子，纳兰成德（1655—1685）之弟。康熙初年，钱塘赵时揖搜集金圣叹评杜诗云：“闻先生遗稿，珍藏燕都巨公之家。倘得赐教天下，此少陵快事、先生快事、普天下万世之大快事矣。”[29]由徐增别集抄本之收藏，不仅令人遐想圣叹遗书之下落。《九诰堂集》书首，有约六厘米见方的朱文大印“诒晋斋”，为清高宗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的藏书印，可见此书流传有序。《九诰堂文集》的许多篇目，都是徐增代他人所作（只有少数篇名下注明“代”或“代某某”）。如卷六《贺陈啇卿堂落成序》云“余尝过吴门”，卷七《王玄珠司寇顾淑人七十寿序》“癸未春薄游吴门”，卷八《黄君五十寿序》“过吴门则主张□□家”，皆非家住苏州西城阊门外者的习惯用语。再如卷五《祭叔祖母李夫人文》云“吾叔太仆公出而有功宗社”，指的是太仓徐宪卿（1563—1644），作者自称“某等忝属犹子”，看似徐增口吻，然宪卿比其父年长二十二岁，徐增不可能称其“叔”。此外，卷六《刘子制义序》“吾师姜燕及……则主庚午南闱试，以第一人荐予者也”，是代崇祯三年南直隶解元吴县杨廷枢（1595—1647）撰；卷七《河南谢相明五十序》“岁在辛巳，予奉命使益藩，还息里中……予职在太史”，可知代长洲徐汧（1597—1645）撰；卷七《田怀逸六十寿序》、卷八《顾母金太君七十寿序》、《承天寺鉴微上人五十寿序》诸篇，自述“岁在辛卯乞假归里，间与儿子世濂辈访问地方安危”，“己未上春官，遂叨一第”，自称“待罪宰相”，“母丁太夫人”，“内弟严子叔韬”，所涉都是吴江金之俊（1593—1670）的事迹和亲属，所代者自明；卷七《徐参微五十初度寿序》自称“早通仕籍，读中秘书……予家本孟津”，自是为王铎代撰。后人在研究这些作品时，不仅不能将“作者”自述视为徐增本人的事迹，也要审慎看待其中表露的思想，因为毕竟这是代言之作。同时，大量的代言作品在其文集中的出现，是否也说明了手不能缚鸡、脚难以着地的落魄书生，代文润笔亦是其重要的谋生方式之一？

《池上草》当即《池上篇》，因稿本藏南京图书馆，邬文语焉不详。该书二册不分卷，署“池上篇五十二首吴门而庵道人增著”，故有关书目多著录为“清徐增撰”[30]。其实为徐增与友人范骧所撰诗文合集，其中徐增撰诗文四十二题，范骧撰十题（含词一阕）。范骧（1608—1675），字文白，号默庵，浙江海宁人。晚明贡生，善书法。顺治十一年举贤良方正，坚辞不就。康熙初年因庄廷明史案被捕，后无罪开释。著《爱日堂文集》。《池上篇》卷首有徐增题记：“西寺有池，此名泉也，余过海昌寓其上。‘海昌西寺里，借住得名泉。命自水中赋，诗成《池上篇》。凭轩殊洗濯，煮茗更流连。看彼朱鱼乐，为余作客缘。’”所收诗文时间最晚者为“六月朔日”所撰《天岳和尚诗序》“庚戌四月，余买舟到海上访范文白先生，寓西寺池上轩至五月”，具体赴海宁时间为“今庚戌四月望前三日，余发舟再往海昌”（《书〈泽公传〉后》）。范骧《池上轩四绝句呈而庵先生博笑》第一首“经藏楼前叹劫灰”注云：“西寺为唐盐官大师藏经楼，久废。”可见徐增所居之地和此集命名之由：徐增于康熙九年四月因访友人范骧，而舟赴海宁，寓居惠力寺，因寺中有池上轩而将相关诗文结集后取名为《池上篇》。其中《范爱日报我栎下先生蒙赦喜赋》三首，有助于了解徐增与周亮工的交往和友谊。惠力寺“俗名西寺……殿西有舍利阁，唐宋时藏经之所”[31]，位于今海宁市硖石街道西山南麓，坐北朝南，北倚紫微山（西山）。

《而庵说唐诗》，邬文对其刊行时间和分卷体例有所考证。如针对陈鉴等人所撰《刻元气集例》“《说唐诗》三百十九首，共七卷”，徐增《元气集凡例》“有《说唐诗》七卷”的记载，邬文认为这是因为该书“对选入的诗歌分为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排共七体，每一体多则四卷，少则二卷，共二十二卷。所谓‘七卷’，实是指七体。这说明，《而庵说唐诗》原先拟一体一卷，共七卷，将全书分为二十二卷是后来才确定的。”然而，七卷本的确仍然存世，扉页正中为“说唐诗”三大字，右上为“吴门徐而庵先生”，左下为“芸经堂藏版”朱字，书眉横书“周元亮先生鉴定”[32]。与九诰堂刻本相比，七卷本卷首仅有“康熙丙午小春华岳李图南撰”序，无陈鉴序和徐增自序，卷首目录同，正文中却没有“唐帝年号”内容；芸经堂本正文卷次与目录不同，目录七卷（按体分卷），正文则为九卷（七言古与七言律分列两卷），故亦可称之为九卷本。该版本最大的特点或奇异处在于，将徐增实际最后完成评点、在九诰堂刻本中为第二十至二十二卷的五言排律（卷末亦为杜甫《太岁日》，有徐增“癸卯九月二十日识”）置于第一卷，且无陈鉴原序（云“今徐子将半百”，约撰于顺治十七年）和徐增自序。故芸经堂本与九诰堂的先后关系（即便它在九诰堂本后问世，其祖本是否早于九诰堂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徐增与金圣叹说唐诗孰先孰后的问题，邬国平、蒋寅先生都有所讨论。笔者以为，就起始之时而言，无疑圣叹要早，如金昌云：

唱经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楼借杜诗》。庄、屈、龙门而下，列之为第四才子。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33]

其评杜诗《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曰：“余廿年前，读此诗解，合什大士前，颂其青莲华眼。”可见：（1）在崇祯十四年（1641）《第五才子书》问世时，圣叹已有批第四才子书杜诗的计划；（2）在长期的阅读批评的过程中，手稿四处可见，友人只要想看，都可直接间接看到；（3）金昌整理《杜诗解》在圣叹身后约在康熙初年，上溯二十年，可见圣叹于甲乙之际即有说杜（唐）诗篇什流传。故，今人考察两人说唐诗的影响，决不可只是根据徐增自序云解说唐诗开始于顺治五年（1648）、动笔于顺治十四年，而圣叹解说唐七律开始并完成于顺治十七年，就说前者早于后者，尤其不能说“比金圣叹解说杜诗的时间为早”；其实，直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徐增说唐诗才完成最初的几卷[34]。至于圣叹选评唐七律诗，即便是顺治十七年二月八日到四月望日完成的唐诗六百首评点，套用徐增《而庵说唐诗》自序的话，如果没有长期的“说诗”积累，是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能“笔之于纸”的。能证明笔者这一推测的，不仅仅是金昌“廿年前读此诗解”之言，顺治十七年夏，圣叹致嵇永仁书云“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云云，亦值得玩味：由“数十馀本”与“先理唐人七律”之关系，可见所说唐诗远不止七律；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自序所谓“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始说之诗评手稿，何至于到五月端午便已“残破”了呢？后者分明是对兀兀穷年、摩挲反复的旧稿之描状。加之圣叹学术影响力在精神层面上对徐增巨大的震慑作用，所以，笔者同意蒋寅的观点：“在诗学观念上，主要是金圣叹影响了徐增，而金圣叹受徐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元气集》又名《九诰堂诗选元气集》，封面正中题“名家元气诗选”，右上和左下分别是“吴门徐子能先生定”和“九诰堂藏板”。卷首为徐增《元气集序》，落款“顺治庚子长至前三日吴门而庵道人徐增子能氏书于西城之黄鹂坊”，次为《周栎园司农来书》（与《说唐诗》卷首《周栎园先生书》不是一文）、再次为《刻元气集例》、《元气集凡例》，以下为正文。岭南陈鉴、梁溪钱肃润、武林鲁得之、虞山陆元泓“同定”《刻元气集例》云：

徐子潜心风雅将三十五年……弱冠时，有刻集十馀种。一时大君子，若粤中陈文忠公秋涛、何相国象冈、黎忠愍美周、天台陈学士木叔、孟津王相国觉斯……吴门杨解元复庵、陈孝廉玉立、金文学圣叹、朱文学云子、丘文学天民、章明府子充、姚文学仙期……南昌徐文学巨源辈，皆为之序，海内无不盛称子能者。至改革后，子能以末疾杜门，究心内典。

顺治庚子为顺治十七年，友人所撰例言，大约成于同时。《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将现存《元气集》的版本著录为“清顺治十七年刻本”。其依据大概就是这篇自序落款。其实，是书每卷的刊刻时间并不一致，邬文已据其中《四照堂集》徐增评语涉及“乙酉春”作者卢见周亮工事，指出“至康熙八年尚在断断续续进行之中”，因此《元气集》只能是清康熙刻本。在徐增撰《凡例》中，有两条涉及当时江南刻板、印刷和评点的收费标准：

吴门刻宋字者，每刻一百字，连写与板，计白银七分五厘；有圈者，以三圈当一字。《元气集》每一叶，字与圈约有四百字，该白银三钱。今加笔墨纸张、修补印刷之费一钱，每叶定白银四钱。

刻三十首诗，约有十馀叶；刻一百首诗，约有四十叶。有欲刻入选者，即以梓金同寄到，使子能照资选刻。少者一月竣工，多者两月竣工，便可报复矣。[35]

从字体选择与加圈抵银，到作品篇数与用纸用时，皆有明示，不仅是明末清初江南资助出版的耗资详单，而且包括评点者的智力费用，堪称珍稀史料，亦可令人想见徐增入清后的主要生活来源。此《凡例》与后出之《而庵说唐诗》卷首“附白”之语“今《说唐诗》已刊行，廊庙显达暨林泉高隐，如以为可，新诗望即邮寄吴门，勒成二书[36]，则增亦得附唐人选唐诗之后，何幸如之”一段，先后呼应，同为徐增向时人征求选诗评诗的广告之语。邓之诚一九五三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撰《记金圣叹》，云：“徐评《制义》及《诗》，为人选刻诗集，须纳刻资，声光不敌金，而贫过之。”[37]想必是看过《九诰堂元气集》的，令人佩服其腹笥丰赡。

徐增现存著述可补一种，即《贩书偶记续编》和《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已著录之《珠林风雅》，属集部总集类，康熙十年刻本，不知为何不见邬文提及。该书上下卷，署“吴门徐增子能甫选评”，选录戒显、元舆、正瑞、元通、德玢、元迥、通贤（毗陵人）、显赤、寂证、普映、方璇、海云、等琏、定雨、通贤（杭州人）、性质等十六位僧人诗作，每人有小传、总评和各诗评语，徐增卷首序云：

庚戌仲冬杪，余入灵隐，晦山和尚为设一榻于方丈静室中……山中诸上首谬以余为能知诗者，争以诗出示我，一一罗列案头……方知和尚下此一榻有深意在也。余方有《珠林风雅》之役，因从和尚诗选起，合成十六座，录上下卷，诗各有解数，得唐人甚深三昧。[38]

将此序与邬文已引之《灵隐寺志》徐增自序“九年冬，余过灵隐，时晦山和尚住持，属余重修之”对读，可见该年冬季徐增应释戒显之邀至杭州灵隐寺，做了两件事：重修寺志和选评僧诗。徐增另一部现存评点著作是《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作者释上暎，明末常州宜兴人，俗姓徐，诗集五卷，“以四时四声次第歌咏”，自序于崇祯五年“岁在壬申夏仲后”，有严我斯、史夏隆和周亮工（署“白下亮老人”）序，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各卷大题下双行署“东吴而庵徐先生拈阅，晋陵可园许先生评颂”。晋陵为武进古名，可园为许之渐（1613—1701）之号[39]。每卷之末，均有两人评语。

二 徐、金交游实迹

在邬国平大作发表之前，人们只知根据《鱼庭闻贯》中的《与徐子能增》、《答徐子能》两封信及《说唐诗》卷首与同学书中的一些评论来分析徐增与金圣叹的关系。是邬文首次从《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和“赠言”中，钩稽出金圣叹《怀感诗序》和《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子能丙戌梦游匡山，看瀑布，曾改名匡杖，字瀑悬）》、《看梅思知至先生在病（子能法号知至）》、《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不仅头尾文、诗为珍稀佚作，中间两诗亦能校补《沉吟楼诗选》抄讹或所无文字，如第一首诗题，在金诗中作“冬夜读徐悬瀑诗”[40]，无题注，可知“悬瀑”为“瀑悬”倒文；第二首诗题，在金诗中作“看梅思知止先生”[41]，亦无题注，可知“知止”为“知至”之误[42]。邬文在考订《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写作时间时，根据第四句“仲尼落职遂删诗”，认为“删诗”是指徐增著《诗论》或评选《而庵说唐诗》，时间在“顺治十四年以后，故此诗或作于顺治十四年至十七年之间”。所论不无道理，只是末句“春来只问雪塘师”却无意中规定了一个时间下限：圣叹有诗《丁酉深秋重观雪塘法师遗笔》，首句为“雪塘已归雪山久”，可见此僧顺治十四年便“久”已去世，故“岁暮”诗不太可能作于此年及以后。金氏这些诗文，诚如邬文所云“或肯定徐增诗歌的悲苦声调，或赞赏他的诗人才华，或与徐增共同切磋诗歌批评，或表达对徐增不顾疾病缠身，努力评诗、著书精神的敬佩”。

邬文的贡献还在于，从《九诰堂集》中首次找出“五题六篇作品直接与金圣叹有关”：诗《读第六才子书》（七绝二首）、《夜怀圣叹》，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并高度评价有关作品之于认识金圣叹的意义：“这些诗文贯穿着一个鲜明而突出的主题，就是大力肯定金圣叹人格、学识、才华，对当时众多文人雅士强加给金圣叹的各种苛责作了严正驳斥。可以说，金圣叹生前死后，徐增是为他洗刷‘坏名声’的第一‘辩护律师’。”徐增诗歌，是按照时间排序的，邬文认为“其中《读第六才子书》、《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作于金圣叹生前，《夜怀圣叹》诗也以作于金圣叹生前的可能性为大，其他二篇则作于金圣叹被害后不久”，稍嫌笼统，亦不够准确；仅据《九诰堂集》上述数篇研究两人关系，亦略显取材不够广泛，且有疏漏。以下以《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这篇被邬文视作“全面为金圣叹辩诬”的文章为核心，结合两人现存著述，考述彼此交往的史实历程。

明崇祯十五年（1642）秋，圣默和尚欲介绍徐增认识圣叹，“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后遇圣默几次，渐疑之”[43]。时年徐增三十一岁，圣叹三十五岁。徐增以自己“掩耳不听”之举，形象地说明了在晚明金圣叹已被“妖魔化”到何种程度。

明崇祯十七年（1644）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慧庆寺，即慧庆禅寺，“在阊门外白莲泾西”[44]，位在徐增家宅附近[45]，徐、金二人初交于此。圣叹此年撰《徐庆公生日》：

城中岂有甲申年，叹绝先生独断然。天上岁星真妙士，山中宰相是神仙。二方兄弟予同学，两海文章世异传。便欲执经来就正，青芝紫气若函关。

徐庆公此人向无考证，末句“青芝”，即青芝山，“在邓尉西南”[46]，位于苏州西南六十里处光福镇，简称芝山、芝坞，由此可知徐庆公与金俊明（1602—1675）《送徐庆翁赴芝山隐居，并以为寿，时甲申中秋》[47]为一人。徐增此年撰《送家大人赴青芝山居，时八月初七日，即六十初度之明日也》（卷二），可见居青芝山之徐庆公（翁）即徐增之父，二金寿诗约撰于该年八月。徐增《五十自寿》诗自序“壬午岁，余年三十有一，先君是年五十有八……戊戌先君见背”（卷十九）。可知其父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顺治十五年（1658）。此人家有“九诰”，为进士黄元勋之婿，却本名无考、事迹不详，徐增文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及传记亦从来不涉及其家世父祖，实为怪事。圣叹诗句“二方兄弟予同学”，典出后汉陈寔长子元方、四子季方，二人均有高名，是说自己与徐增兄弟的关系[48]。足见两人自春天相识后，至秋季交谊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顺治五年（1648），“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蒋寅据此认为“戊子即顺治五年，这是徐增一改对金圣叹的态度、转而信奉其学说的开始”[49]。这是顺治十七年徐增回忆旧事所云，撇开圣叹寿其父诗已云彼此为同学不说，五年前之听其说法的精神状态即听课感受，已说明徐增态度早已开始转变并接受其学说了。无论如何，从此徐增成为圣叹最积极的辩护人。金圣叹《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两诗当撰于此际。

顺治九年（1652）“壬辰仲春”，徐增撰《怀感诗》四百二十首怀念友人，其中《唱经先生》为：“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掩耳不听真怪事，却从饮酒看先生。”（卷五）检讨了当年自己的偏见，盛赞圣叹如海似天的儒、佛造诣。诗成后，请圣叹为撰《怀感诗序》，圣叹如此写下自己的读后感：

是时三月上旬，花事正繁，风燠日长，鸟鸣不歇。乃余读之，如在凉秋暮雨，窗昏虫叫之候；如病中彻夜不得睡，听远邻哭声，呜呜不歇；如五更从客店晓发，长途渺然，不知前期；如对白发老寡妇，讯其女儿时、新妇时一切密事；如看腊月卅日傍晚，阛阓南北，行人渐少渐歇：一何凄清切骨、坏人欢乐也！[50]

在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大好春光的背景下，以一连串令人凄怆悲凉感伤落寞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对徐增创作《怀感诗》复杂而独特心境的深刻体悟，正如邬文所云，“笔墨间流露出他对徐增生理的病痛极为同情，对他精神的苦闷也极为理解”。

顺治十三年（1656）夏，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贯华堂原刻本卷七有“顺治丙申四月初三日辰时阁笔”）问世。五月，徐增撰《答王道树》：

弟愚昧，又宿业为祟，病日益深，向安之，今则反有大不安者。此无它，为不得随逐同学诸公，以致虚度日时，故辄思无故得数十金，为举讲场一二次，以阅《私钞》，总不及身提面命之为快，而道树以为《私钞》妙处尽传，不必听讲。在道树久学能然，而弟则未敢遽以为然也。弟迩来又大闷，同学兄弟不知何故，反多参差。窃以为所说有未尽欤？今既决当矣；窃以为所学有未至欤？今既证修矣。然则结习不可除，而反于道成之日发露耶？弟不免大疑。愚汲汲欲建讲场者，良为此也。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九诰堂集》文卷三

中间一段，似乎说明友人对圣叹学说产生疑问和非议，徐增欲建讲场以正视听。此信末尾有“前委史沅草两先人诗，弟几忘之。昨宵灯下草一通请正”，即诗歌《书史沅草职方所撰其尊人锺奇先生暨蔡夫人朱夫人行略后》，诗序曰：“余与同学王子道树尝品量当世人物……丙申春，王子以先生所著其先人行略见示，余展读卒业”（卷八），亦可佐证《答王道树》写作时间。王道树名学伊（1619—1665），王瀚（号斫山）胞弟，圣叹挚友。所谓“私钞”，当即“圣叹内书”所载《大易义例私钞》、《大易讲场私钞》、《涅槃讲场私钞》、《法华讲场私钞》、《法华三昧私钞》、《宝镜三昧私钞》、《一代时教私钞》、《第四佛事私钞》、《圣自觉三昧私钞》、《内界私钞》之类[51]，是徐增最看重的体现金圣叹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论著。徐增向道树表示希望能够为圣叹设立讲堂，亲听圣叹讲座，而不愿仅仅阅读其讲稿，既见徐增服膺之深，亦见圣叹讲学感染力之强（如上“百家讲坛”，必是好手）。该月即购得新出金批《西厢记》，撰《读〈第六才子书〉》：“薄命书生欲老时，石榴花下忽相思。六时工课无多子，一卷双文窈窕词”；“才子应须才子知，美人千载有心期。彩云一朵层层现，爱杀先生下笔时”（卷十，此诗下第三题为《淮上舟社赋百年一闰端阳，杜湘草属和》，作于顺治十三年闰五月）。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徐增撰《访圣叹先生》诗：“恐冷灵均梦，来登杜甫堂（家有杜甫堂）。菊花秋正好，兰叶晚逾芳。学道多生幸，为诗一世忙。蛩声凉露下，唧唧月苍苍。”（卷十一，下第五首为《九日》）这是两人九年以来再次会面。《答王道树》上年云“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乃夸张凑数之词，《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余既病痼，见圣叹不数数，曾逾八年得一相见”（文卷一），顺治五年至今，恰逾八年。

顺治十五年（1658）夏，撰《私评〈会真记〉》：“苏州近日有《西厢》，侬喜看他字字香。应是双文重得度，世间才子好心肠。”（卷十三《和沈紫房艳诗》之四）此诗赞扬圣叹通过评点，为《西厢记》淫书说翻案。沈紫房名约，苏州人[52]。弱冠有《玉林诗草》，徐增为之序（文卷六）。

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春仲”，为友人聂先撰《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赞美圣叹无处不在：

譬今之桃花如是红，李花如是白，山如是青，水如是绿，光如是放，声如是响而已。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吾尝于清早被头，仰观帐顶，圣叹宛然；尝于黄昏灯畔，回看壁影，圣叹宛然；尝于梁溪柳岸，见少妇艳妆，圣叹宛然；尝于灵岩雨窗，闻古塔鸟声，圣叹宛然；乃至风行水活，日暖虫游，圣叹无不宛然者：此吾之见圣叹法也。

此段文字，语言清丽雅致，以大量充满了生命律动的生动意象，比喻金圣叹的思想精神的巨大感召力。三耳生乃聂先别号，字晋人，号乐读，编撰《续指月录》，卷首江湘序曰：“吴门聂子乐读者，研穷经史，复沉酣于宗门家言。继瞿公幻寄《指月录》，辑宋南渡后上下五百馀年宗乘微言，钩索源流，详核世脉，汇为一书，名《续指月录》。”吴绮《募刻续指月录弁语》曰：“近今复有三耳生，赋诗铭物多能声。续成此录在患难，猿槛鸡笼浑不惊。”是书卷首及各卷大题下署“庐陵聂先乐读编集”，另编《百名家词》行世[53]。苏州方志载：“聂先《十二家诗钞》四册、《西湖三太守诗钞》一卷、《西湖六君子诗钞》二卷。字晋人，吴县人。”[54]当是祖籍江西庐陵而寓居吴门以编书为业者。杭州三知府之一之刘廷玑（1653—1716）记其人云：“聂晋人先，吴人，才学颇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吕文兆狂士，犹呼之曰‘聂怪’，其为人可知矣。”[55]吕文兆即吕熊，《女仙外史》作者。春夏之际[56]，圣叹与徐增就《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的评选有多封书信往还：

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然其已解也。知比日选诗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来接引后贤，老婆心热，无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与徐子能增》

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先曾有王摩诘十二首在道树许，或可索看。……看有不当处，便宜直直见示。此自是唐人之事，至公至正，勿以为弟一人之事而代之忌讳也。——《答徐子能》

第一封对“唐律诗分解”的解释，或有助于理解彼此诗学的互动关系。徐增因看过圣叹此稿及其评杜诗，以致自己后来《说唐诗》时几欲回避：“七言律，已经圣叹选批，尽此体之胜，余说唐诗，初欲空此一体，故止说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馀十首，不过是凑成帙而已，总不能出圣叹范围中也。”[57]

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三日，圣叹因哭庙案被斩首于江宁，徐增现存诗集中此年无涉及圣叹者。文集卷四有《唱经子赞》：

末法将兴，先生出世；千圣微言，晰如掌示。是为前知，斯文在兹；岂其法运，尚非其时？口唱大易，乃至明夷；文昌有厄，先生当之。仲尼心伤，释迦掩泣；麟生徒然，凤死何急。力破象法，其身何有；法破身存，亦先生疚。无我之学，喻如虚空；三千大千，奚处不逢？天上天下，浩浩苍苍；千秋万年，先生不亡。

这当是现存唯一悼念圣叹的文字，或即撰于该年。“口唱大易，乃至明夷”云云，与时人所谓“讲《易》至‘明夷’而止”[58]相吻合。《明夷》卦为“利艰贞”，《周易》“彖”的解释是：“‘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作为“利艰贞”之卦，“明夷”的卦象是“日入地中，隐晦其光明”，正像贤人那样，“内难而能正其志”，即“处于艰难之境，然能秉中持正，不降志辱身”；箕子就是这样的人：“内秉光明之德，外处艰险之境，被殷纣王贬为奴隶，囚于牢狱，仍能坚持正道，至死不渝。”[59]退隐守正，其光辉形象千古不灭。宋人刘克庄云：“读《书》至‘殷诰’，然后知微子遁去之意，否则宗祀绝矣；读《易》至‘明夷’，然后知箕子养晦之义，否则彝伦矣。”[60]尤其是在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记载着某人“讲《易》至‘明夷’”而止，更是有其深刻的含义。顺治十四年（1657）去世的兴化遗民李长科，晚年撰《读〈易〉至“明夷”》诗云：“明夷悲故国，芦管沸烟霄。遁尾豺狼逼，同心鹿豕遥。尚馀车马客，孰问水云瓢。片石青山路，弹棋对古樵。”[61]同样表达了坚定艰贞的隐逸精神。

康熙二年（1663）癸卯，周亮工在南京刊刻金圣叹评点历代古文，“岁暮”由长子周在浚“不远数百里驰书”向徐增请序，徐增撰《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余为知圣叹，非余不能序圣叹之书”。该文与《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可并称为时人所撰研究金圣叹生平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与此二文相比，无论是史实价值还是评价力度，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都不值得受到过高评价。如果说《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侧重于从整体上高度肯定金圣叹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风范，并尖锐抨击正统人士对圣叹的恶意诋毁，《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则侧重于介绍六部才子书的生成特点和评点者的艺术才华，对圣叹的性格亦有更加具体的描述，如：

圣叹固非浅识寡学者之能窥其涯岸者也，圣叹异人也，学最博，识最超，才最大，笔最快。凡书一经其眼，如明镜出匣，隐微必照；经其手，如庖丁解牛，腠理剨然；经其口，又如悬河翻澜，人人快意。不啻冬日之向火，通身暖热；夏日之饮冰，肺腑清凉也……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九诰堂集》文卷一

不同的是，一写于圣叹生前，一写于命丧钦案不久后；相同的是，两文都洋溢着徐增对金圣叹无限的敬仰之情，不吝给予无以复加的赞美之词。

康熙四年（1665）春，徐增《过慧庆禅院同大音、解脱诸法师话旧》，撰诗曰：

桑田今变海，佛刹只依然。水绕莲花地，经开龙马年。舣舟循旧路，入室忆前贤。犹是木猴岁，三春礼法筵。

为数来游处，看看过廿年。是时余未老，今日各苍然。学道多生事，论交历劫缘。唱经人去后，血泪不唐捐。

法王遗广厦，末劫费撑持。七圣弥天力，双轮特地奇。人亡琴在此，树老岁难知。连日更连夜，深谈只是伊。

——《九诰堂集》诗卷二二

同题三首，首首都是回忆自己在慧庆寺与圣叹的交往，句句都在追思不幸遇难的先哲。“犹是木猴岁，三春礼法筵”，是指自己服膺“前贤”圣叹起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佛教木猴年）春日；“唱经人去后，血泪不唐捐”，更是点明自圣叹逝世后自己的悲愤和感伤的持续力度；“七圣弥天力，双轮特地奇”，是以七圣人赞扬圣叹的佛学造诣，双轮当是指圣叹说法时所用的法器，是以法器的双轮比喻其思维的敏捷。徐增亦曾以之喻诗法，云：“释迦说法，妙在两轮，故无死句。作诗有对，须要互旋，方不死于句下也。”[62]对于令徐增深为叹服的甲申春日佛学讲座，圣叹在《赠顾君猷》诗中有所介绍：

今年甲申方初春，雨雪净洗街道新。西城由来好风俗，清筵法众无四邻。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

正是那段时间在慧庆寺的频繁说法，令徐增从此顶礼膜拜。康熙四年秋冬，徐增撰《夜怀圣叹》（后七首作于“丙午”）：“圣叹分身无不在，虫之臂与鼠之肝。我今寒夜挑灯坐，只此灯光是圣叹。”（卷二十三）分身无不在，是徐增对圣叹的一贯评价；虫臂鼠肝，金圣叹临难前《绝命词》即“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典出《庄子·大宗师》：“以汝为汝肝乎？以汝为虫臂乎？”言人死后随缘而化为微小之物。金诗显勘破生死的达观之意，徐诗寓颂扬逝者的怀念之思。这可能是《九诰堂诗集》中涉及圣叹时间可考的最晚的文字了。

此外，徐增还在多篇文章中表彰圣叹。如为嵇永仁（1637—1676）撰《葭秋堂五言律诗序》，云其“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于一诸君子，皆其莫逆友也”（文卷一，亦见雍正刻本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四《杂诗》之首，惟无“于一诸君子”五字）。山期为苏州姚佺（？—1662），于一指南昌王猷定（1598—1662），序当写于圣叹生时；再如评董汉策《寄怀倚杜少陵韵》“鸣琴方在床”诗句，曰：

金圣叹酷爱杜少陵，嫌其不能兼王摩诘，帷儒其兼之矣；圣叹谈庄子其学同于孔子，扫开世人理障，帷儒其无理障矣。惜圣叹已兵解，不得与之同论帷儒诗。[63]

此则评语必写于圣叹身后。董汉策（1622—1691）字帷儒，董说从侄，浙江乌程人，清初廪贡生，著有《榴龛居士集》传世。徐增《而庵说唐诗》卷首《与同学论诗》又云：

圣叹《唐才子书》，其论律分前解后解，截然不可假借。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胆识。但世间多见为常，少见为怪，便做无数议论。究其故，不过是极论起承转合诸法耳。然当世已有鉴之者，余不敢复赘一辞也。

写于康熙七年（1668）之前。大约在此同时，金昌为圣叹整理评杜诗遗稿。因系圣叹生前未完之作，故金昌多处以徐增《说唐诗》补之，如在《秋兴八首》解题末尾注曰：“唱经批《秋兴》诗，止存五首，中多脱落处，酌取而庵说补之。”在《宾至》结尾注曰：

此下五首，从《说唐诗》录入，因《唐才子书》无杜律。凡而庵所批，皆为分解存之。杜诗单行全稿，不欲混于四唐之内，此唱经意也。今既不可得，而七律所缺过半，而庵其有意乎？矍斋识。

可见《宾至》、《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黑鹰》、《燕子来舟中作》五首七律皆出自徐增《说唐诗》。金昌知道两人的学术关系以及徐增说唐诗与圣叹风格方法的相似处，并希望他能完成圣叹的未竟之业。后人在研究相关诗作时，应注意徐增《说唐诗》“被”金昌采入圣叹遗作中的这一现象[64]。如果认为“《宾至》也承金圣叹之说，解作不耐烦留客之意，属于以市侩心肠度君子之腹，未免有损于为人厚道的杜甫形象”[65]，至少在承续关系上是不够准确的。

康熙十年（1671）夏六月望日，六十岁的徐增为重修《武林灵隐寺志》撰序，引金圣叹话曰：

圣叹尝言之，适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间欲作，而为他事所夺，失却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当更另有一篇文字。[66]

该序是徐增在世的最后痕迹。自甲申服膺圣叹之学后，徐增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扬誉，使两人从此共同生活在这个对彼此都甚为艰难的世界上。即便在哭庙案后，只要徐增还在世，圣叹就会鲜活地存在于他的笔墨中，真可谓处处“现身”“可见”，处处“无不宛然者”（《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三 徐集的史料价值

所谓“徐集的史料价值”，是指《九诰堂集》之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文献价值。金圣叹对徐增甚为器重，希望与之声气相通、学术相规，由《鱼庭闻贯》即可见一斑。黄翼圣在引述“当时之大宗匠”评价徐增的话时，“谓其诗之大者，金圣叹也”[67]。圣叹堂兄金昌亦说：“而庵，唱经畏友也。”[68]两人见不数数，“每相见，圣叹必正襟端坐，无一嬉笑容”[69]。但徐增之于金圣叹，不仅仅是一般的挚友，而且是最倾心的辩护士、最热情的拥戴者，且拥有最大批的共同友人。在《九诰堂集》中，不仅存有大量的自撰评价金圣叹的正面文字，且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中，对“六才子书”的评点和刊刻有着最为细致的顺序介绍：

先评《水浒》，此《第五才子书》，出最早也，贯华堂本亦既盛行于世，天下皆知圣叹评《才子书》之意矣。至夫《南华》，则尝与同学论之而未评；《离骚》尝评二卷许，名《恸哭注》，中止；《史记》评十之二三，杜诗评十之七八，董解元《西厢》评十之四五，散于同学篋中，皆未成书。……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此最久。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隙、诸子迫促而成者也。庚子，评《唐才子诗》，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圣叹苦之，间许其一出。书成，即评《天下才子必读书》，将以次完诸《才子书》。明年辛丑，《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挂吏议，故未有序，许诸子于囹圄中成之。

——《九诰堂集》文卷一

这些都是研究圣叹著述的关键性史料。

此外，在《九诰堂集》中还保留了许多研究金圣叹生平交游的珍稀文献，相关诗文多是研究圣叹友人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线索。下面将徐增集中涉及到的圣叹友人及亲属，与圣叹著述及其他文献列表作一对照，以见徐增与金圣叹在交友方面有着多大范围的叠合。

上表中，在徐增名下的篇名，加书名号者，是友人为徐增著述所撰序跋或唱和酬赠之诗，见《九诰堂集》卷首；不加书名号者，均为徐增所撰相关诗文，见《九诰堂集》诗文正文。考虑到徐增交游诗的集成《怀感诗》原作四百二十首，集中仅存一百一十八题（人），必定还有数量甚夥的共同友人已不可考。即便如此，三十四人的交集，在圣叹其他友人现存著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其中原因固然多重，但《九诰堂集》中交游重叠的庞大阵容，毕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特殊。

《九诰堂集》记载的这些友人，有些为圣叹交游考证提供了关键的锁钥。如圣叹诗有《题申蔤文像》，笔者曾多次翻检苏州申氏家谱而无所得，直至发现徐增《申蔤文垣芳》，才轻而易举地找到其小传，并进而确定金诗《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中的“维茨”就是申垣芳（1589—1652）了。如果没有徐增《申蔤文垣芳》，圣叹这两首诗的写作对象都无从考证。此外，徐增与某些友人交往的兴趣点就是金圣叹，如上面已经引述过的《答王道树》和与慧庆寺僧人“话旧”诗作，通篇的中心都是围绕圣叹而发的。其友人有关徐增的序跋题咏，亦多与圣叹密切相关。如在《九诰堂集》卷首，“赠言”有武进吴见思（1621—1680）撰《奉赠子能道兄先生》诗“十年曾识金圣叹，笔墨高妙才崚嶒。天之生贤岂孤特，复有徐子相凭凌。……自甘蔬水薄富贵，孔氏之子犹曲肱。勉哉相与守贫贱，我于二子长服膺。仙山既近羽翼长，下士大笑如苍蝇！”这些人犹如徐增一样，无论写什么文、作什么诗，都要连带上金圣叹。他们对圣叹的情感不因生死而变化，不因时过境迁而稍减。这些保存在《九诰堂集》中的作品，为研究金圣叹的人际关系及其与徐增的交往，提供了重要而新鲜的史料。

关于徐、金关系，四库馆臣评价云：“增与金人瑞游，取其《唐才子书》之说，以分解之说施于律诗。”[70]其实徐增之于金圣叹，从闻名掩耳、视之为魔，到奉若神明、最终成为铁杆辩护士，有着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显示出徐增对圣叹认识的巨大变化。吴伟业曾云：“如子声名早，相闻尽故人。”[71]可见徐增少年成名，享誉吴中。就年龄而言，他仅比圣叹小四岁，何以会对四十馀岁的金圣叹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性格而言，其舅父认为他是“一崛强人也”[72]，时人甚至以“性褊急”[73]概括之，徐增也检讨自己“余以病废无状，好论人之诗，少所许可，而当世诗人皆诧以为狂”（文卷一《许玉晨金陵游草序》）。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圣叹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难道仅仅是风范相同、遭际相似[74]？这些问题的深入钻研，才会有助于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金圣叹。本节只是侧重于“徐增与金圣叹”交往的史实层面，更加全面的研究尚待他日。

[1]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提要，《明清文学论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按：原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提要”是编入文集后所加。

[2] 按：文章发表后，邬先生于次年7月15日将抽印件主动寄下，不仅由此开始了彼此的友谊，而且使笔者对在参编《清人别集总目》时就已注意到的徐增《九诰堂集》更加重视，并于2004年8月赴湖北图书馆，查阅了此书。如果没有先生此文，以笔者的懒惰不喜动，可能要一直拖到2011年《清代诗文集汇编》上市后，才能看到《九诰堂集》。

[3] 樊维纲：《说唐诗》校注前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4] 张寅彭：《清代诗学书目辑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陆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5] 方文：《嵞山集》续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刻本，第1171页。

[6]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册卷首作者简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页。

[8]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2页。

[9] 徐傅编、张郁文校补：《光福志》卷6《人物》，1929年苏州毛上珍排印本。

[10]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32《徐子能集序》，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2页。

[1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康熙抄本。按：以下再引此书，一般只括注卷数。

[12]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康熙抄本。按：以下再引此书，一般只括注卷数。

[13] 金圣叹《怀感诗序》引徐增语，《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

[14] （宋）董汲：《脚气治法总要》卷下，《四库全书》本。

[15] 参方文《嵞山集》再续集卷1《酬徐子能见赠之作并柬吴公令》“徐子来旧都，假馆吴郎宅。吴郎好风雅，亦复好宾客。矧君同里人，海内称词伯。……下榻恒在兹，琴书颇自适。因取近代诗，排比供弹射。能以汝南评，直夺钟嵘席。我虽未见君，神交本夙昔。今春才握手，欢然成莫逆”，卷3《七夕送徐子能归吴门》，吴之甲，字公令，号鹤村，清初吴县人。杜首昌《绾秀园词选》之《江城子·王隆吉孝廉招游秦淮画舫同徐子能邓孝威》或亦作于此时。

[16] 徐增：《珠林风雅》卷首序，康熙十年（1671）刻本。

[17] 《南史》卷31《张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2页。

[1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

[19]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29，顺治十年刻本。

[20]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8陈宗之诗，顺治刻本。

[2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4《和陈玉立怀友诗》引：“乙酉春暮，颙溪陈先生有《湖居怀友诗》一律……颙溪即于是岁冬十月逝去。”

[22] 叶绍袁《甲行日注》卷5丁亥二月二十三日载：“徐瀑悬（名匡秋）遗书长篇连札，推许太深，愧无杂佩报之。”冀勤辑校《午梦堂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82页。据此“匡杖”或作“匡秋”。

[23] 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康熙抄本。

[24] 参见《后汉书》卷53《徐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6页。

[25] 徐增、范骧：《池上篇》不分卷，稿本。按：此书有关文字，系友生李玉硕士代为抄录，特此致谢。

[26] 黄容：《明遗民录》卷5，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

[27]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作者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6页。

[28] 陈宗之《梅鹤诗人传》云徐增“生吴阊西五里白莲泾上”，白莲泾，在苏州阊门外。

[29]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7页。

[30]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28页。

[31] ［乾隆］《海宁州志》卷6《寺观》，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刻本。

[32] 有关芸经堂本的文字，由陈丽丽博士代抄，特此致谢。

[33]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34]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6《五月二十夜余录说唐诗二十字成帙……》。按：二十字指五言绝句。

[35] 此则史料，是笔者2002年11月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评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抄于上海图书馆，并将有关发现在会上做了口头发布。后告知友生王卓华博士，由其撰文发表。

[36] “二书”指“附白”前此所云“庚子岁避暑恭寿堂，为选《元气集》，每人刻一卷，约百馀首，欲满百家，以尽当代名公之胜……丙午春，复为《说今诗》，每人不过数首，贵在必传，亦未成书”。

[3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页。

[38] 徐增：《珠林风雅选灵隐诗序》，《珠林风雅》卷首，康熙十年刻本。按：有关文字由友生李玉硕士代抄，特此致谢。

[39] 杨锺羲《雪桥诗话馀集》卷3在言及康熙末年庄令舆、徐永宣辑《毘陵六逸诗钞》的收录人选时，云“邑中诗家，前辈董易农文骥、黄艾庵永、许可园之渐、邹程村祗谟、杨秋屏大鲲、孙风山自式、杨芝田大鹤、陶艾圃自悦，通籍者诗不录”。

[40]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第82页。按：邬著《明清文学论薮》引《沉吟楼诗选》此题作“冬夜读徐瀑悬诗”，不确。

[41]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132页。

[42] 邬文认为“知至、知止为同一人的法号”，笔者以为“知止”为同音笔误。

[43]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44] ［同治］《苏州府志》卷40《寺观》，光绪八年（1882）刻本。

[45] 徐增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撰《慧庆寺自如禅师坐化记》：“余生于白莲泾上，去慧庆寺如百武……长而移家会通桥畔，与寺疏者十馀年，今复家于泾上，时得随喜于斯焉。”《九诰堂集》文卷5。

[46]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薛正兴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47] 金俊明：《耿庵诗稿》不分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手稿本。

[48] 徐增有数弟，顺治十四年有《雨阻入山遥哭六弟》诗，见诗集卷11；一卒于晚明，见陈宗之《梅鹤诗人传》“母亡，其弟与子复同卒”，当即《怀感诗》中所悼之《子三弟垣》，注曰“余异母弟也，早卒”。

[49] 蒋寅：《徐增对金圣叹诗学的继承和修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0] 金圣叹：《怀感诗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康熙抄本。

[51] 《唱经堂遗书目录》，金圣叹《沉吟楼诗选》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抄本，第157—158页。

[52] 杨锺羲《雪桥诗话馀集》卷1记录常熟罟里瞿氏四世遗像题词，有“归祚明元恭、徐增子能、施晓庵、方夏南明、陈济生潜确、施惟明古完、沈约紫房、林云凤若抚、徐晟祯起、金俊明不寐、李实如石、程棅杓石、杨补古农、陆世鎏彦修，皆遗民也，词翰均美”。

[53] 以上有关“三耳生”与聂先的资料，由友人孙甲智告知，特此致谢。

[54] ［乾隆］《苏州府志》卷76《艺文二》，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55]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2，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0页。

[56]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自序：“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

[57] 徐增：《而庵说唐诗》卷首《与同学论诗》，康熙九诰堂刻本。

[5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7页。

[59] 沙少海：《易卦浅释》“明夷第三十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60] （宋）刘克庄：《后村集》卷85，《四部丛刊》本。

[61]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李小有诗》，顺治刻本。

[62] 徐增：《而庵诗话》，《昭代丛书》本。按：友生张小芳博士论文《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研究》曾引此比照金圣叹的评点思维特点：“无死句，无定解，随说随扫，层层遣执，放弃解读中心，停留、踟蹰于解读过程中，就是圣叹对某种确定不移、单一性解读目的的否定方式。”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第113页。

[63] 董汉策：《窥园集》，徐增选评《九诰堂元气集》，康熙刻本。

[64]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云“金圣叹在《杜诗解》中收录了徐增说杜诗两条……金圣叹对此叹赏不已”，同时又注云“也可能是金昌收录而庵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1页。

[65] 蒋寅：《徐增对金圣叹诗学的继承和修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6] 孙治：《灵隐寺志》卷首，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按：此则史料，由友人邓晓东博士2008年6月提供，特此致谢。

[67] 黄翼圣：《徐子能甲集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

[68]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3《秋兴八首》总批“矍斋云”，拙编《全集》第2册，第753页。

[69]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70] 《四库全书总目》卷194《集部·总集类存目》四《说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1页。

[71]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赠徐子能》，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按：《九诰堂集》卷首“赠言”题作“赠子能词仁兄”。

[72] 黄翼圣：《徐子能甲集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

[73]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作者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6页。

[74]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与徐增《李挺生蒲塘合草序》“余说唐诗三百十九首，言之详矣，而人辄畏而避之，以为诗一经徐子能之眼之手，遂无完璧”（文卷1），何其相似。

第十三章 邵僧弥：心仪的同乡画友[1]

晚明邵弥字僧弥，号瓜畴，苏州府长洲县人，是明代重要书画家。在今人所编的一部介绍中国古代著名画家的著作中，于明代仅收十二人，邵弥便榜上有名，与王履、王绂、夏昶、沈石田、文征明、唐寅、徐渭、钱谷、董其昌、崔子忠、陈洪绶比肩并列[2]。人赞其“山水学荆、关，清瘦枯逸；书法锺繇，圆秀多姿”[3]。在金圣叹的传世著述中，有两处提及这位画家，一是曾撰《题邵僧弥画》七绝：“我有剡溪藤一幅，无人重写妙莲花。叹息瓜畴去何处，西风吹渡夕阳斜。”一是《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泥金报捷”总评：

吾亡友邵僧弥先生尝论画云：“夫天生恶树，我特不得尽斩伐之耳。若饭后无事，而携我门人晚凉闲步，则必选彼嘉树，坐立其下焉。无他，亦人之好美嫉丑，诚天性则有然也。今我乃见作画之家，纯画臃肿恶树，此则不知其何理也！”圣叹闻之，击节曰：人诚生而厉风，则诚天为之也。甚可徐步雅言，持身如玉，而又必胁肩丑笑，囚首鬼面，此真不知其何理也。惟文亦然，不幸身为盜贼，被捉勒供，与夫忽丁大故，讣告亲族，则是不可奈何也。幸而窗明几净，砚精笔良，而又不择取妙题，抒写佳制，而顾恶骂丑言，如土坌集，此真不知其何理也。

一是为邵弥画作题诗，感慨作家已不在世；一是引述邵弥画论，为批评《西厢记》第五本而发端。既然称为“亡友”，僧弥与圣叹之关系自在梳理之列。

一 邵弥简介

邵弥在清初的享有盛名，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吴伟业（1609—1672）关系密切。因梅村曾将其名列“画中九友”作诗伤悼，使之在后世士人之口常被称道。其诗曰：

风流已矣吾瓜畴，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瘦如黄鹄闲如鸥，烟驱墨染何曾休！[4]

可见其性格迂癖，不合世人之眼，怪诞傲俗。

邵弥出生书香门第，其祖父为举人而早卒。晚明长洲陈仁锡《邵鹿嶙论赞》言及其祖父鹿嶙、父亲康衢事迹：“康衢三世以孝闻，闻诸朱完天[5]，不知其人视其友也。五龙堂晤康衢，古君子也。令子僧弥致乃祖鹿嶙公行述于京师，鹿嶙公才高而乙榜，年少而修文召之，不与世人争名寿耳。”[6]僧弥“生而韶秀”，“天资聪颖”[7]，志向远大，友人称其“对麈操觚，便已志在千秋”，曾受业于钱谦益，学举子之业，“未久辄弃去，一意师古，即绘事小道，而气骨苍秀，神法高灵，醒目照怀，奕奕森动”[8]。其才华颇得牧斋赏识，崇祯元年（1628）正月，师徒曾共同游览苏郡之郊的横塘和光福寺等名胜，并赴洞庭西山探梅。钱谦益作诗《正月十四日与邵僧弥看梅西山由横塘抵光福》、《美人诒折梅一枝僧弥叹赏请余同赋》、《西山看梅归舟即事示僧弥》以记其盛：

放舟出横塘，喜与烟郭远。远景宜日斜，清游取春浅。嫩柳绿未疏，寒条翠将展。近水树乍明，遥峰月渐显。同舟得佳侣，静好有馀善。行看烟峦纡，坐爱溪桥转。约略云树间，西山累甑甗。山容如高人，作意任偃蹇。……[9]

牧斋以有邵弥伴游而深感高兴，赞之为“佳侣”。

邵弥自幼体弱多病，中年又得糖尿病，体质日渐惫衰，时人徐泰曾为之作全身画像（图片名称：邵弥像轴，作者：徐泰，蓝瑛补景，见《中国绘画全集》第二十卷［清代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像主已是“面容憔悴、眼眶深陷、骨瘦如柴、髯发垂耳的逸老，坐在一棵盘曲的树根节眼上，右腿搁在左腿之上，双手抱住右腿的膝盖。画面的背景凄凉空寂，使人难以辨认此位就是邵弥”[10]。不久，他就去世了，时在崇祯十五年（1642），正是三百年基业的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末世之际。

邵弥逝世后十年即清顺治九年（1652），其友吴伟业“不忍负君”，追忆其生平事迹，为撰《邵山人僧弥墓志铭》：

君讳弥，僧弥其字。清羸颀秀，好学多才艺。于诗宗陶、韦，于画仿元、宋，于草书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绝称工。平生挥洒，小帧尺幅，人皆藏弆以为重，或购之累数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访蜼彝及图章玩好诸物，此外萧然无办。题所居曰颐堂，置一榻其中，以药炉茗具自娱。性舒缓，有洁癖，整拂巾屐，经营几砚，皆人世所不急，而君为之烦数纤悉，童仆患苦，妻子窃骂，终其身不为改。宾客到门，謦欬雅步，移时始出。与人饮，不半升颓然就睡，虽坐有重客弗顾。中年得下消疾，览方书，多拘忌，和柔燥湿，饮啖多寡，不能适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业于牧斋钱先生，同里若文文肃、姚文毅雅所推许。居恒于人材消长之故，扼腕抵掌，慷慨极论。及与余遇，既惫且衰矣。尝共登鸡笼山，东望皖、楚，忧生伤乱，泣下沾襟，余乃知君非迂僻者也。[11]

在这篇不算全面、更多是勾勒之笔的墓志中，邵弥的怪诞孤僻、率性独行和忧时伤乱、慷慨激昂的多面性格，已被凸现无遗。文中所谓“文文肃”指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谥文肃），“姚文毅”指姚希孟（1579—1636，字孟长，谥文毅），两人为甥舅[12]，皆为苏州人，并负时名。值得一提的是，姚希孟崇祯八年（1635）署“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鹓止堂”的《风唫集》序，“实为金圣叹所作也”[13]。

二 邵、金关系略考

就是这样一位“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的落魄书画家，金圣叹却专为其遗画写过一篇长跋，其中涉及自己与邵弥的关系文字如下：

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而天之不吊先生，竟已先赋楼去。余未死者，则既为造物之所不惜，至今日犹得与群公者睹先生之遗迹，而慨然追慕其人。尝试通前通后计之，余之追慕先生，亦复为时几何？安能更有馀力为先生多叹息哉！余不识先生者，而余甚识圣法师；则见先生不得，见法师如见先生，此余所以肠痛于先生也。[14]

这篇跋文，写于明崇祯十七年“夏尽日”，题在邵弥的画作上而传世。此时皇帝朱由检早在三月前已经自缢于京城万寿山。江南虽仍为明朝治下，但南明小朝廷的不争气，给其子民带来的只能是失望。深沉哀悼、无限痛惋，慨叹造物不惜人才，感伤知音从此不再，充满了愤世嫉俗、人生无常的悲悯情怀，除了蕴涵着对“肠痛”对象的追慕之思，亦自有山飞海立之际因前途灰暗而生的迷惘和绝望，是研究金圣叹明末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

对于研究金圣叹，该文的史料价值另有三点：

1.在金圣叹籍贯、字号、姓名研究方面，其籍贯向有吴县、长洲两说，而邵弥则是毫无疑问的长洲人，“余与先生，生既同里”之句，有助于认定其乡贯。从落款“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知其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十七岁时，已别号“涅槃学人”，可补历来有关圣叹字号记载之缺。从“圣叹书”及所钤“圣叹”、“人瑞”印章判断，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所谓“鼎革后更名人瑞”纯属臆测之词，至少在鼎革之际便以名人瑞、字号圣叹了。

2.从“余不识先生”可知，圣叹与邵弥并不相识。在邵弥逝世两年后的崇祯十七年，明确地表明自己与之无缘一见；在邵弥死后十四年的顺治十三年（1656），金批《西厢记》中称其为“亡友”。看来这种“亡友”之说，更多的是圣叹单方面的心仪，即所谓“追慕先生”，是一种在晚年因对逝者人品、画艺的仰慕而生的人生幻觉。圣叹与友人王瀚赌说快事之一有云：

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馀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卷七《拷艳》

由此甚至可以看出，所谓“吾亡友邵僧弥先生尝论画云：……若饭后无事，而携我门人晚凉闲步，则必选彼嘉树，坐立其下焉”云云，亦不能排除圣叹融入自身生活感受的臆造成分。指出这一点，其实并不有损圣叹对落魄潦倒的邵弥的由衷赞赏，也使后人对圣叹文风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斫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盖斫山之奇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斫山，一倾倒其风流也！”（卷五《请宴》）在圣叹现存著述中，当亦有不少此类“风流”之笔。

3.“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一段，乃是出自圣叹亲口的自白，清楚表明他不仅是文学批评家，而且是画家，并且自以为艺品不在著名如邵弥者之下。“支许”为晋高僧支遁和高士许询的并称。两人为友，皆善谈佛经与玄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后以喻僧人和文士的交情。圣叹诗歌《访周粟仲不遇》“支公说与许都讲，昨夜世尊入灭那”和《怀山居》“缁流自古在山中，试看支公与远公”，皆是如此用法。但是，也有在友人之间相与析疑辩难的意思上使用这一典故的，如《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七条云：

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去也。

再如圣叹评杜诗《巳上人茅斋》“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辞”曰：

支遁、许询，皆晋时人。昔支公说法，必以许长史为都讲。盖一时机扣相入，虽云兴百问，瓶泻千酬，亦无不可。先生于巳公，谦不敢以都讲自居，故云然也。

此段诗评，恰恰可以借来理解“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之意。他说杜诗谦辞“空忝”，意为不敢以许询自居，正说明其将“试作支许”与“鹿死谁手”的并用，不仅表明他以不能与邵弥快谈而生憾，且有与之欲争高低的不谦之心。问题是：圣叹欲与画家邵弥“试作支许”的内容，难道仅仅是各逞“云兴百问，瓶泻千酬”之谈锋吗？此固然是“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15]之金圣叹的强项，却非“迂僻”不擅交游的邵弥赖以名世者，又何谈“鹿死谁手”呢？联系到时人对圣叹“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16]的评价，其欲较者一定是在邵弥擅长的绘画领域。

这种欲与邵弥一比画艺高下的好胜之心，在圣叹始终是难以泯灭的，此章开篇所引“我有剡溪藤一幅，无人重写妙莲花。叹息瓜畴去何处，西风吹渡夕阳斜”就是明证。邵弥擅以泼墨画莲花，他于天启六年（1626）中秋曾作《莲花大士像》（图轴，纸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画的是一位大士，把一根枯木手杖放在右肩之上，凌波而行……池中的几朵莲花以泼墨来写，通幅画以白描和泼墨互相渗合，起到了很佳的艺术效果”[17]。在其死后，圣叹还叹息从此无人为自己所作“剡溪藤”添画莲花了。无独有偶或不无巧合的是，圣叹还写过一首题画诗，赞颂观音大士的送子功能：“通夜檀香接手焚，香烟微感普门君。上天三十六麟子，挽取当中第一员。”这首《题大士像》诗的编排位置，恰在《题邵僧弥画》之前，或许同为僧弥所撰亦未可知。作为画家的金圣叹以及由此给其交游和文学批评带来的影响，是一个从来无人涉及的题目，其实还是有其探讨价值的。

三 邵氏生年新说

作为明代重要书画家，对邵弥生卒年的著录，在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不注生卒年，而认为其“明末清初”在世[18]；一是“？—1642”，即生年不详，卒于明崇祯十五年[19]；一是“约公元1594—1642”[20]和“约1592—1642”[21]。概括言之，关于其生年有两种看法，一是不详，一是约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3）前后；关于其卒年亦有两种看法，一是明确卒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一是清朝初年尚在世。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导致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一部书中，竟会既说其一六四二年卒，又记其康熙元年（1662）“冬日”作《墨梅图》[22]。下面对有关看法略作讨论。

先说卒年。认为邵弥活至清初并非空穴来风，倡论者亦为美术史著名专家，其根据是今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所作《墨梅图》；认为卒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亦有确凿证据，如张慧剑即注明其所据是《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九《〈泉隐图〉跋》。而对邵弥卒年最早做出精确考证的，是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23]。他从故宫博物院藏邵弥《设色山水小卷》一画中，辑得诸家题跋五则。其中江宁顾梦游“去夏舟过吴门，与僧弥晤别殊草草，今自闽归，岂知不得再见。曰补出此卷，与去尘（陆案：吴拭字去尘）、孝章（陆案：金俊明字孝章）共观，为怆然永日”、新安吴拭“辛巳僧弥画是卷，壬午没世”云云，直接言及邵氏逝世之事。顾梦游之文题于“癸未”年，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与吴拭所言合观，可知邵弥卒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的下半年。另查近人陆心源所录《邵瓜畴泉隐图卷》文柟跋曰：

僧弥别予已阅五载，昔年哭之，至不忍诗，今日僧弥宜哭予矣！翛然长逝，天夺僧弥早，所以厚僧弥也。此观泉图，仿佛松雪翁笔，若使松雪翁当时如僧弥之不永年，其声价不更增十倍乎？乃知僧弥之与松雪，书法、画品则略相似，而遭遇相去远甚。友人索题，因识卷末。丙戌秋，文柟。[24]

文柟（1597—1668）为文从简子，与邵弥同为长洲人，又同是书画家，明庠生，入清随父隐居。丙戌指清顺治三年（1646），是时清军平定江南不久，而文柟有感于新朝之血腥屠杀，故有“今日僧弥宜哭予”之叹。从一六四二至一六四六年，恰“阅五载”，即连首带尾五个年头了。故由徐邦达先生首先发明的邵弥卒于1642年之说，应为毫无疑问的确证，功不可没，值得重视。

再说生年。文柟《泉隐图》题跋除了可以佐证邵弥的卒期，还流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时人眼中，僧弥是一“不永年”的早逝者。但是，到底年岁几何可称“不永年”，“天夺”其命到底“早”到何种地步，却是一个在理解上因人而异、有着很大弹性的极其宽泛的说法。在徐邦达著作所引及所附有关题跋中，涉及邵氏得年者有方夏的“乃年未满艾，忽已蝉蜕，尔时痛切，殆难为怀”和金俊明的“未五十而遄归，先丧乱而高迈”之语。古人以“艾”称年龄五十，《荀子·致士》“耆艾而信”，杨倞即注“五十曰艾”。故徐邦达推测：

如果假定他活了四十八、九岁，那末，上推应当生在万历二十年壬辰或二十一年癸巳（公元一五九二、一五九三）。

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假定邵弥活了四十八九岁，按古人算法，是否即生于一五九二或一五九三年。古时称人年岁，多是从出生那年即算一岁。因此，如假定方夏和金俊明所说是指邵氏得年在四十八九岁，那么，相应的生年也只能是四十八岁→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十九岁→万历二十二年（1594）。由此可知，生年“约公元1594”和“约1592”，皆源于徐邦达的假定，所不同的是前者推算是合乎古人惯例的，后者则是沿袭徐先生之说的误算。如果生于一五九二年，在古人看来，卒于一六四二年的人就不是“年未满艾”，而是享年五十一岁了。

其二，邵弥友人所谓“年未满艾”或“未五十而遄归”，是否只可能有“四十八、九岁”这一种假定。从客观上说，“年未满艾”等固然是说“年纪不到五十岁”[25]，但在说话（题跋）者主观上是否可能包含着这样的叹惋、痛惜、悲悼的意思在内：仅仅四十馀岁就去世了，连五十岁都没有活到呵；哪怕年过五十也不算早逝，可偏偏刚过四十不久就遽而化去！这种感伤的情怀，在徐先生所引诸家题跋及拙稿上录文柟跋语中，都是不难体味到的。只是仅据感受到的文字表面之下的情感因素，尚难提出新说。

由此可见，上引金圣叹跋文，对于考证邵弥生年可谓重要！这幅山水长卷，有邵弥自己的题识，言及作画起因是“辛巳冬，中行索余为图，以当晨夕晤言，适符余志。自冬涉夏，结构略成”。辛巳指崇祯十四年（1641），“自冬涉夏”始画完，必为第二年事。金圣叹既然称之为“遗笔”，也说明他对画者卒于1642年下半年十分清楚，似亦可以说明他对画者的生年也是明了的。金氏由此而想到“造物者真于世间有惜不惜之分别者”，由此而引出了嵇康、王献之两位昔贤：“昔嵇叔夜临终顾视日影，索琴自弹，既而叹曰：‘《广陵散》于兹绝矣！’又有哭王子敬者，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此二人在金氏跋文中的出现，并不只是要说邵弥的死之于自己是知己已亡、知音不再，而且是要借助这两位特殊的古人，说明在天下之人中“其卓荦俊伟者”往往活不到“五六十春”，便会“如嵇叔夜、王子敬”一样生活艰难、“一旦遂没”，邵弥就是如此。也就是说，金圣叹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将当时之乡人与古时之嵇、王相联系的，一是皆为卓荦俊伟者，一是皆为无缘富贵者，一是皆为吝于寿考者。对于此节的主旨来说，这第三点尤为关键：嵇康（225—264）、王献之（344—386）都是于史有征的短命之人。就金圣叹来说，虽然未必能像今人一样确知嵇、王两人的生卒起讫，但嵇康遇害“时年四十”（《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和献之“卒年四十五”（《世说新语·伤逝》梁刘孝标注）却是博学的金才子所必知者，他是以两个年仅四十馀岁即夭亡的著名古人来比照邵弥之寿考长短的。

假如以上分析尚不牵强，笔者以为邵弥在世时间约四十五年（取圣叹所举最长者），即约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下举例证明1598年之说比较可信而1594年之说不太可能：

1.从金圣叹生年看邵弥生年。金圣叹出生于1608年，假如邵弥生于1594年，则长其十四岁；如生于一五九八年，则只长十岁。前者基本上相差有一代人的年龄，后者庶几与圣叹自叙“年又不甚相去”（即两人年纪有差别，但是不很大）吻合。

2.从杨补生年看邵弥生年。徐邦达引《设色山水小卷》杨补题跋曰：“如僧弥者，诚吴门风雅续命丝哉。乃一旦玉楼召去，世莫不哀之，而余则契在髫龄，感固百于人矣！”可见杨补与邵弥为幼年总角之交。杨补为吴县光福里人，生于一五九八年。如邵氏生于一五九四年，则长于杨补四岁。相差四岁，在成年人并不妨碍互相交往，但对于童年小儿来说，可能就玩不到一块去了。为此画题跋者另有江宁顾梦游、吴县王节，顾、王二氏亦生于一五九九年。

3.从挚友生年看邵弥生年。据郑威先生撰《邵弥》的研究，文柟、方夏、金俊明是邵弥“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三人皆为长洲人，在邵氏画作中，后来常有他们的依次“轮题”[26]。从居首的文柟生于一五九七年，居末的金俊明生于一六〇二年，即不难推出其大致生年。三人中惟有方夏的生卒学术界向来不详，今据长洲徐枋（1622—1694）撰《题竹石赠方南明六十》“丁酉春，方子南明六十初度”云云[27]，“丁酉”指清顺治十四年（1697），由此可知方夏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方氏跋《设色山水小卷》云“僧弥与余同里闬，自垂髫缔好”，可见邵弥亦年相仿佛。

4.从已知最早邵画看邵弥生年。据郑威辑编《邵弥书画作品编年表》，其已知最早的作品是泰昌元年（1620）画《江山秀树图卷》（现存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28]。如邵弥生于一五九八年，则此画作于二十三岁时，从时间上完全有此可能，如唐寅十七岁作《贞寿堂图卷》、陈洪绶十二岁作《芙蕖图轴》[29]。

结论：根据现有史料分析，晚明书画家邵弥约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仅在世约四十五年。传统的约生于一五九二或一五九四年之说，皆难以成立。至于康熙元年（1662）“冬日”作《墨梅图》，仅从自明崇祯十六年（1643）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十九年间邵弥无一书画作品传世（参刘九庵先生《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即可判断此画必为赝品。只是摹仿水平太高，以致书画鉴定大家也会走眼失察。而能够推翻成说的关键史料，在笔者看来，便是金圣叹跋文引以相比的两位古人的享年和“年又不甚相去”的自比之语。套用金跋结语的话，便是：“后之人不识邵弥生年，则恃有此跋在，见此跋如见邵弥，亦如见圣叹：书之不胜三叹！”圣叹原以为自己“幸不附此笔，而为后人所肠痛”；不料恰恰相反，邵弥因有其跋而生年始为今人所了解。正如现代书画名家吴湖帆（1894—1968）先生所云：“读圣叹此文，可以知其志矣，惜瓜畴之不得见耳；瓜畴此画得圣叹跋以张之，亦可以知瓜畴矣！”[30]

[1] 2001年12月17日始草，数日后因撰写《王渔洋事迹征略》书评而搁置。2002年3月26日重写时，文思全无，草率成篇。附记。2012年4月6至10日补写。再记。

[2] 郑威：《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3] 李浚之：《清画家诗史》甲下，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3页。

[4]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11《画中九友歌》，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按：“九友”另八人，依次为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骢、张学曾、程嘉燧、卞文瑜。

[5] 朱完天名祖文，吴县人，晚明诸生，曾醵金救周顺昌，《清忠谱》演其事。

[6] 陈仁锡：《无梦园遗集》卷6，崇祯八年（1635）刻本。

[7] 郑威：《邵弥》，《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389页。

[8] 方夏：邵弥《设色山水小卷》题跋，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9]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正月十四日与邵僧弥看梅西山由横塘抵光福》，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10] 郑威：《邵弥》，《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392页。

[11]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6《邵山人僧弥墓志铭》，第952至953页。按：有关写作时间的考订，参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第243至24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2]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8《诰赠宜人陆氏墓志铭》：“文起之甥，今詹事姚君孟长。”第1423页。

[13]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14]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明邵弥山水卷》，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叶氏抄本。

[15]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4《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拙编《全集》第3册，第38页。

[16]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17] 郑威：《邵弥》，《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405、412页。

[18]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张之等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7页。

[19]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2000年出版光盘1.1版。

[20]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32页。

[21]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4页。

[22] 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页。

[23] 徐邦达：《邵弥生卒年岁考订》，《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9页。

[24]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29，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25] 徐邦达：《邵弥生卒年岁考订》，《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第48页。

[26] 郑威：《邵弥》，《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396页。

[27] 徐枋：《居易堂集》卷11，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按：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1《方南明六十》，亦撰于顺治十四年。

[28] 郑威：《邵弥》，《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412页。

[29] 郑威：《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第242、475页。

[30]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明邵弥山水卷》。

第十四章 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

金圣叹何许人，世皆知之；周计百何许人，则知者甚少。而金圣叹与周计百的交往虽为前者晚年重要的交游活动，其内情却鲜为人所了解，起码近代学者对此已语焉不详；在当代的金圣叹研究中，有关论述对这一话题更是付之阙如。笔者仅就知见所及，对有关问题试加考述。

在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之后，其友人无锡嵇永仁给寓居江宁的黄虞稷写过一封短札，文字不长，俱录如下：

近有一绝异事，周计百使君司李南，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遣使赍舟车之费，往迎之。圣叹适有唐诗选，未赴也，然业已心许之。越明年，使君梦一人披发跣足，耸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圣叹也！”使君晨起，谓客曰：“圣叹休也！”遣使再至吴门，始知使君梦中之夕，即圣叹绝命之晨也。嘻，异矣！仆为之作纪梦诗、追悼诗，足下和之。

这封题为《与黄俞邰》的书信（虞稷字俞邰），不知何故未收入雍正刻本嵇氏《抱犊山房集》[1]，却有幸为周亮工康熙初年辑评的《赖古堂尺牍新钞》所采。此部尺牍总集，收录明末清初诸大家书翰“甚富甚精”，行世之后“海内翕然奉为中郎帐中秘”[2]。编入此书卷二的嵇永仁书信，也自然引起部分有心人的注意。如近代学问大师俞樾，便在其所撰著名的学术笔记《茶香室丛钞》中，以“金圣叹身后异事”为题，节录了嵇氏尺牍的主要文字，并加识语曰：“按此圣叹身后之事，世罕知者。惟‘南’不知何地，‘’字亦未识，疑有误。”[3]

俞氏此则按语，虽仅二十七字，却有三点可议之处。其一，曰嵇氏所述为圣叹“身后”之事，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金氏生前与周氏交往的事实，而凸显了周氏梦境的荒诞色彩；其二，明明不知周计百为何许人却不直说，殊不知曰“南”不知何地，恰说明于计百不知何人；其三，曰“”字未识，则是这位精小学、善考证者的百密一疏[4]。应该承认，《茶香室丛钞》的引述扩大了嵇氏尺牍的影响，但同时有关按语也给阅读者造成一个印象：这只是一个人名、书名皆无法坐实的怪异不经之谈。影响所及，使得现当代金圣叹研究者多数人对《尺牍新钞》所提供的这则重要史料均视而不见，从无论及；个别学者或只是照抄有关文字而视为“圣叹身后异迹”[5]，或审慎地仅言“嵇永仁为之赋诗追悼”[6]、“嵇永仁为之悲悼”[7]而根本不评价有关事迹。如果说金圣叹与周计百之交在后世已成为一个谜，那么谜语的制造者便是俞樾了。至于此谜的解开，还需从金圣叹自己的著述入手。

一 计百其人和南其地

欲知周计百其人其事，首先是要弄清其名字：

1.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有金雍所辑其父圣叹生前与友人往来书信及读诗札记百馀则，总名为《鱼庭闻贯》，第三十条便是《答周计百令树》。按照圣叹书写惯例，姓后诸字均是字（号）在前、名在后，如《与徐子能增》、《答韩贯华嗣昌》、《答王斫山瀚》等，相关人士的姓名便分别是徐增、韩嗣昌、王瀚。由此首先得知一条重要线索：周计百此人名令树，字计百，一字拙庵。

2.嵇永仁尺牍言计百曾“司李”南，司李即司理，明代对推官的俗称，为正七品府级属官，掌理本府谳狱之事，明末清初多以新进士任之，清康熙六年（1667）停设。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中《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赠诗对象皆为中进士后首任即为推官者。

3.据此试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8]，果然查得周令树为河南延津人，顺治十二年（1655）三甲二十四名进士；其进士履历有如下记载：“周令树：拙庵，《春秋》房。癸酉年正月初十日生，辉县籍延津人。辛卯三名，壬辰会试三十四名。三甲二十四名，兵部观政。”[9]可知其一字拙庵，顺治八年辛卯河南乡试为全省第三名，所以方志称之为“经魁”（乡试前五名）[10]，次年会试名列前茅，未殿试，三年后中进士。

为行文方便，周计百介绍暂且止此。至于“南”虽为“赓南”之误，然古今亦未见有“赓南”地名。据周令树经历推论，“赓”（ɡēnɡ）字或为“赣”（ɡàn）字音近相转，或为“虔”字形近而讹：

其一，康熙《延津县志》记载周令树履历为“仕江南赣州府推官，历升山西大同府左卫同知、太原知府”；乾隆刻《赣州府志》卷十九《秩官表·府秩官表》清顺治十五年（1658）一栏中，著录周令树此年始为推官。“赣”为江西省简称，因赣江流贯省境而得名；赣州则在省境最下端，南与广东接壤，故又称之为赣南。

其二，虔州，州名，因虔化水而得名。隋开皇九年（589）设，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改为赣州。后世好古之士，仍喜以虔州称之。如平湖陆世楷有《送虔州司理周计百改淬云中》[11]；亦称“虔阳”，桐城方文《留别周计百司理》有“邀我来虔阳，同舟且促膝”之句[12]。

在上述两种推测中，笔者倾向认为前一种（即赓南—赣南—赣州）的可能性较大。又，古人好以“虔南”称赣南，如清初苏弘祖顺治十五年以左佥都御史官南赣巡抚，方志称其“抚虔南……著有《抚虔草》”[13]，故也不能排除形近而讹的可能性。其实，当知道周令树自顺治十五年始便为赣州推官（司李），赣州是如何成为“南”的，已无关紧要了。所以笔者认为：如曰“南不知何地”，实因“计百不知何人”。

二 周、金交往实迹

交往时间 嵇永仁既言“圣叹适有唐诗选”而未赴计百之请，则此事必发生在顺治十七年（1660）间，具体时间约在上半年。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曰：“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该书卷尾金雍注曰：“顺治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说唐诗七言律体竟。”圣叹《葭秋堂诗序》对嵇氏说：

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14]

由此可见该年二月八日（公历3月18日）至五月初五（6月12日），圣叹均在忙于“分解”唐诗而无暇他顾。在此年之前，没有两人的交往记录，只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评点成书的《小题才子书》中，收入周令树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一文，圣叹不仅赞其文章“以《滑稽传》之笔，写《货殖传》之事，而读之乃纯是《游侠传》之气色，则以眼光注射全文，甚快也”，并总评其写作之妙：

作者若于下笔出题时手法略乱，便更无法可得相就，所谓毫发之差，遂成遗憾，盖作文每有如此苦事。今看先生以妙眼觑着，以妙手赴之，无极不臻，有孔必透。文虽一篇，读必万遍；读得一遍，便抵万篇。不知何时得晤，吾欲倾倒其笥也。[15]

从结尾云云判断，至少在此时，两人尚未晤面，同时可见金圣叹强烈的晤面之思。

交往过程 时为赣州推官的周令树，因读《才子书》而对圣叹十分倾慕，或许通过《小题才子书》的评语也感应到评者的厚爱，遂遣使携财物远赴苏州，欲接圣叹至赣著书立说，圣叹因故而未成行。这一过程，不仅可据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而得出，圣叹《答周计百令树》书也很能说明问题。首先，“答”某某，正说明周氏先有信先来或遣使致信；其次，金氏答书开篇即是：

承惠砚材，便付好人手开斫去矣。后来凡有点注，请皆从此砚出，不敢没知己之盛心也，感谢、感谢！

君子之交不言财，对周氏厚赠“舟车之费”而以感谢“承惠砚材”作答，何其雅也。第三，赠以名贵砚坯亦正说明周氏曾细读过《才子书》。《第五才子书》第五十六回，写呼延灼连环马被战败后，独骑踢雪乌骓而逃，投宿之时，替马“松了肚带”。圣叹于此批道：“我常言美人爱青镜、名士爱古砚、大将爱良马，此处又一写出。”可见周令树是以“名士”待圣叹的，确为“知己”。其四，令树的确曾经盛情邀请圣叹赴赣，《答周计百令树》结尾即说：“来教正与鄙意如掌中书字，独奈隔此数千里何？”所谓“来教”，当即嵇永仁信中所说遣使往迎；所谓“与鄙意如掌中书字”，亦即嵇氏所说“业已心许之”。“掌中书字”，典出唐代释贯休为王贞白改诗事。贞白唐末甚有诗名，自以五律《御沟》为最佳，中有“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之句。将诗呈僧贯休：

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字于掌中。逡巡，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泽。”休将掌中字示之，正同。[16]

此则诗话，在《唐才子传》、《锦绣万花谷》、《山堂肆考》、《诗话总龟》、《唐诗纪事》等书中均有记载。出自正在从事唐代七律诗评选的圣叹笔下，何其自然。

周令树邀请金圣叹赴赣著述，这是一个本可无意中改变被邀请人悲剧命运的举措，却因圣叹嫌苏、赣二州相距太远而未成行。似乎冥冥之中早已预先设定了一切，谁也无法改变历史自己的进程。

三 计百何以慕圣叹

身为官府中人，并远在千里之外，周令树为何会主动交结金圣叹？并且不是一般的致信表示仰慕，而是赍资携物、遣使来迎的盛情豪举？这不仅仅是《与黄俞邰》书中所云是缘于“读《才子书》”，因为自有金圣叹以来，读其书而破口大骂者并不稀见。读其书而慕其人、并有超常举动者，必有其自身原因在。粗略分析，大约有如下几端：

1.喜交文士。时人潘耒（1646—1708）称计百“雅好文学之士，所至延揽才俊如弗及：隐居岩穴者，或身造其庐；过客有一艺，必款洽使得意去；海内名宿未识面者，远致书币通殷勤。”[17]其中“海内名宿”云云，已经是将周、金交往之事约略点出了（潘是吴江人，与金氏邻邑，当知有关内情）。而计百一生“雅好”的文士，多为遗民隐士或下层士子。前者如明遗民阳曲傅山[18]、昆山顾炎武[19]、桐城方文[20]、华亭吴懋谦；后者如宣城高咏[21]、吴江潘耒[22]，金圣叹亦为此等人。周氏任赣州推官时，便以好与友朋谈文论艺而著名：“往往词客来湖西，称说虔州常在口。”[23]方文多年后忆起在赣州受到的礼遇，还写下了“痛饮难忘司理署”的诗句[24]。在清初动荡的年代里，僻处一隅的赣州府城，正是因为有了周计百这位古道热肠[25]、善待文士的推官，才使得这一地名在文坛上常常被人提及。

2.极富才情。从风度和气质上说，周令树“天资英异，意气伟然，笼盖侪辈；议论踔厉风发，精敏绝伦”[26]。从治绩与创作上说，福清魏宪曾回忆道：

曩余访崆峒，计百周先生司李虔州，中丞佟先生啧啧称先生有经济才，余心志之；迨选《诗持》于白下，夫子复出先生诗见贻，啧啧称先生且兼风雅焉，余心又志之。[27]

中丞佟先生，指的是时任四川巡抚的佟凤彩（1622—1677），此人于顺治十六至十七年任江西布政使，故了解下属周令树的经济才干和诗学风雅。从词曲爱好和修养上说，友人高咏（1619—？）曾赞许令树是“楚妃殊色众皆叹，公瑾风流不可当。……欲识雅音重可作，还问当年顾曲人”[28]。对于周令树之才，后来当其任太原知府时，即使是待属吏极其苛刻、连逼三名知府“俱告病归”的山西巡抚达尔布，也不得不承认休宁赵吉士所言：“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29]可谓是一位集才情与才干于一身的“才子”。其实，当令树尚任职赣州时，人们便已经以“天中才子古称奇，虔州使君独高手”（同上高咏诗）和“崎历落真名士”[30]相赞许（崎历落，喻人品格卓异超群，语出《世说新语·容止》）。被人以“才子”“名士”称许者，仰慕以“才子”“名士”自居者，也算是惺惺相惜了。

3.慷慨好施。对那些困窘的遗民隐士和落魄的士子布衣，周令树不仅是喜交游、好接纳，而且是慷慨挥金、豪爽不吝。这一点，从上引潘耒《周君墓志铭》“必款洽使得意去”和“远致书币通殷勤”等文字中已概括领略。此处再举一个具体事例，以与厚待圣叹相印证：明遗民方文年迈无子，老母“命文出游继室，冀生子延宗祀”[31]。也就在圣叹遇难的那年秋季，他薄游至赣州，不仅受到计百热情款待，“作客二十日，日日饮君酒”；临别之时，周氏“更念客游苦，分金至四镒”，赠银八十两，劝其“还家置侧室”。此举令方文感动不已，“挥涕难具述”[32]。

4.清高狂傲。周令树既有才情，又有才干，论文论政皆是“手眼俱高”者。故于“王公贵人，往往傲睨，不以屑意，卒坐是困。君才望既高，视世事若不足为；又好面折人，见人媕阿媚权贵、取美官者，辄非笑之。名其堂曰‘不媚之堂’，颇使气忤物，同列多忌之者”[33]。虽然一人当官，一人为民；一人从政，一人在野，然此等性格、此等遭遇，与圣叹何其相似！不禁让人想起金氏所曰“一帘之外，与我公看尽世人蝇营狗苟”[34]的冷眼观世和“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35]的受嫉于人。然而，清高狂傲者并不一定决定着会对另一同类人物由衷仰慕，此种性格有时更容易导致对金圣叹一流人的排斥。如当时同样是清高的昆山归庄，在著名的《诛邪鬼》一文中即将圣叹骂得狗血喷头；同样是狂傲的常熟冯班，更视《才子书》如“毒蛇蚖蝎”[36]。或者因同郡（昆山、常熟、长州皆属苏州府）而相轻，亦未可知。而周令树则非此种人，他所敬仰礼遇者，如傅青主、顾亭林之孤高耿介，人皆知之，无须饶舌；而不太为今人所知的方文，其性格也够“恶劣”的，为之作传者都不讳言其“为人獧狭，又任放好嫚骂，刻意为诗辄嫉愤，举世无当其意者，以故多龃龉”[37]。就是这位不为世俗所容的难缠头，“洪都久客正艰辛，邂逅逢君得所亲”[38]，周令树与之一见如故。看来，金圣叹在《才子书》中表现出的狂放不羁、肆无忌惮，恰合令树口味，为其所欣赏，并引为同调。

上述四点，并非在计百与圣叹交往时已展露无遗；然而作为资质、作为禀性，却早已形成，起码在顺治末年均已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了。在上述诸点中，熟悉金氏者也应能不同程度地看到圣叹的影子：这或许便是计百何以慕圣叹的深层原因。

四 “弥天大人”所指

约在周计百邀金赴赣不果后七八个月，即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日（1661.3.4），在苏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哭庙”事件。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金圣叹被押至江宁，七十四日后被斩（参《辛丑纪闻》、《哭庙纪略》）。而上一年金圣叹与周计百那一次馈赠答谢之交，对分处事件内外的两人，都颇有影响。

1.金圣叹《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为谁而作。众所周知，圣叹临难前曾写下遗诗三首，除了《示儿子雍》明示受诗人外，其馀两首分别是《绝命词》和上引《临别又口号……》，均未标出为谁而作。《绝命词》曰：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据金昌事后云：“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39]可知是写给其堂兄金昌的。如果说《绝命词》是“托书”（圣叹真是书生），那么《临别又口号……》主要目的当在“托孤”。其诗曰：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儿子雍，累君青眼看何如？

仅看诗题，似为“遍谢”普天之下喜读其书之人。然“大人”一词，旧时多为对官长的尊称；而“万里来寻圣叹书”的诗句，更只能是特指某人；至于希望对遗孤垂青相顾，这种托付也应该只是就某一具体对象而提出的。一个将死于非命的人，不太可能把爱子仅是泛泛地托给“弥天”大人或“弥天下人”[40]。那么，这位被圣叹称为“谬知我者”的“大人”究竟是谁，对读前引圣叹《答周计百令树》所云“知己之盛心”和“隔此数千里”之句，再参照嵇永仁书“遣使赍舟车之费往迎之”，遗诗中所谓“万里来寻圣叹书”的大人，当即是指派人至苏州以迎圣叹的赣州推官周令树。在金氏后期外地友人中，也似乎只有周氏有能力对其所留“书种”予以关照看顾；就圣叹临难遗诗时的心理分析，他除了想到可以托书的堂兄和寄予厚望的儿子，很难不在脑海中闪现上年此际曾盛情邀己赴赣的周令树周大人，甚至或许会对未成此行而深深懊悔：眼前的灭顶之灾本是可以避免的呵！再看金、嵇诸诗、书，“万里来寻”与“数千里”“往迎”，“知己之盛心”与“谬知我者”诸句，事实或语意之合，照搬圣叹的话头便是：亦如“掌中书字”！当明白此诗是写给某一具体对象时，便很好理解作者为何在诗题中不直书其名而假托“弥天”了，此与《绝命词》不提金昌同一原因：害怕株连友人。要知道圣叹遇难后，“恐官司有所稽察”[41]，亲友连尸骨都是不敢归葬故里的。

2.周计百梦境之真假。当代学术界之所以不喜引用并非稀见的嵇氏《与黄俞邰》书，当与信中所言圣叹身后“异事”、“异迹”颇有神头鬼脸或曰“封建迷信”之嫌有关。其实，从各方面来分析，周氏曾有此梦的可能性极大。其一，哭庙案是“奉旨”、“确议”、“拟罪具奏”的钦案[42]，当时可谓震惊天下；朝廷也必有文书下达各地、尤其是江南邻省州府，责令注意当地动向；加之周令树本人又是肩负一府刑侦案狱之责的地方官员，故虽相隔遥远，周氏也必会及时得知其事。其二，周氏与圣叹关系特殊，“事不关心，关心者乱”，故必对哭庙的案发、审讯、判决特别关注。其三，圣叹自被捕至被杀，历时两月半，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周氏以刑谳官员对此案性质的了解，必然会为圣叹的命运担忧焦虑，日夜萦怀。最终导致噩梦的出现，完全是合乎情（常情、友情）、理（心理、事理）之事。只不过“梦中之夕”即“绝命之晨”是否会如此之巧，尚有悬疑，但也很难说必无此事。类似记载，在古代诗文中并非仅见。清初董以宁《寄书与章湘御到日已亡》其二末句注云：“湘御亡后一日，见梦于钱宫声，托以作传，云‘密友无如子者’。”[43]释函罡《哭澹归释子》第一首次联“木兰花发诗频寄，山菊霜零梦已先”句末自注云：“去春有诗促归，今秋梦来辞行，数日即得讣音。”[44]清中叶方苞所撰《吏部员外郎王君墓志铭》：“乾隆四年冬至后一日，梦金坛王若霖盛服过余为别，冠履皆新，心恶之。寻……得其凶问，果卒于至（指冬至——引者按）日。”[45]乾隆五十六年（1791），刘墫在其弟子沈清瑞临终之际，“恍见芷生来，惊疑不已。因专人至吴门，致书询芷生近吉。乃知刘公所见之时，即芷生易箦之候”[46]。凡此，皆为梦与死大致同步者。

无论是遗诗还是做梦，都说明了在圣叹赴难前夜，虽然相隔千里，周、金二人均不约而同地在遥想和思念着对方。

为便于读者对周令树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最后再对其生平作一简要勾勒：

周令树，字计百，号拙庵，河南延津人。高祖咏（1533—1595），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右都御史；曾祖嘉瑞，锦衣卫掌印都督；祖兴祚，铜仁知府；父淓，沈丘教谕。令树于清顺治十五年起任赣州推官，至康熙二年辽东盖平林天擎任南赣巡抚，“捃摭其罪，入弹章，几至重辟”，不知与金圣叹的联系是否有关。王岱（？—1686）曾撰《答周计百韵》“磊落虔州宦，崎岖道未亡。火攻奴献策，百炼铁成钢。得失马归塞，逍遥蝶化庄。更怜门下客，荣辱浑能忘。”诗题有注曰：“虔州司李被逮，有门下客患难不舍，昭雪后复任，公改名周庄。”[47]康熙六年任大同同知，十年任太原知府，旋告病归。后入京补官，为“素相厚”之某御史“发其居间事”[48]，下狱论死。系狱几二年，输金得赎。不久病逝。故吏赵吉士买棺以殓，资其丧归，布衣旧交潘耒为撰墓志铭。所作诗文，主要见于《皇清百名家诗》和赣州、大同、太原府志及所属县志。另吴懋谦《豫章游稿》（一名《苎庵遗集三集》）卷首，有其序文一篇。

周令树生卒向无著录，潘耒所撰《墓志铭》亦仅言“不幸病死，死时年五十有六”，而于具体时间含糊其辞。十馀年前据友人吴新江、刘勇刚博士代抄其进士履历，知周氏于顺治九年（1652）以辉县籍参加会试，名列第三十四位，因故未与殿试，下科补试，中三甲第二十四名。据“癸酉年正月初十日生”，认为可以“考得其约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顺治十七年遣使交结金圣叹时，年仅二十八岁，康熙二十七年（1688）卒”[49]。然据曾灿《送周计百觐毕返大同兼贺太原新命》言及计百“四十专城揽大荒……虎竹新符领晋阳”（其二）[50]，如此处“四十”是实指，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若是概言其年龄在四十上下，亦可能生于崇祯三、四年间，其卒年亦大致可推。履历官年与实际年龄如此相近，在清初尚不多见。专城，指担任主宰一城的州牧﹑太守（清代为知府）等地方长官，语出汉乐府《陌上桑》“四十专城居”。

数年后，故友潘耒因事经过河南，悼死悯孤，感慨赋诗：

飞沙卷马过延津，挥泪无端感故人。气盛早年多忤物，才高晚岁不谋身。才成坟墓西华夭，尽废田园季豹贫。惭愧授餐称国士，蹄涔无计润枯鳞。[51]

家园败落，妻死子贫，这就是富于才华而拙于自谋的周令树身后之事。从此，延津周计百在历史上已鲜为人知。

[1] 此刻本卷4之首尚保存金圣叹所作《葭秋堂诗序》，《四库全书》本已删去。故不收《与黄俞邰》及有关诗作，或另有原因在。

[2] 张静庐：《尺牍新钞》跋，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27页。

[3] 俞樾：《茶香室丛钞》卷17《金圣叹身后异事》，《笔记小说大观》本，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4] 是赓的讹字。《集韵·烛韵》：“续，古作。”清方成珪《集韵考证》：“案：赓，此作‘’，非是。”

[5] 孟森：《金圣叹考》，《心史丛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0页。

[6]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5页。

[7]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金圣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

[8]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进士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10] ［康熙］《延津县志》卷4《人物》，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11] ［乾隆］《赣州府志·艺文志·国朝诗》，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12] 方文：《留别周计百司理》，《嵞山集》续集《西江游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刻本，第783页。

[13] ［乾隆］《江西通志》卷58，《四库全书》本。

[14] 嵇永仁《葭秋堂旧刻》卷首，《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

[15]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卷3，拙编《全集》第6册，第664页。

[16]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8，拙编《全集》第1册，第561页。按：拙文《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认为“掌中书字”乃是“旧时小说戏曲中常见的关目，出自圣叹笔下，何其本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恐不准确。

[17]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9《太原知府周君墓志铭》，康熙四十九年（1710）序刻本。

[18] 潘耒《遂初堂诗集》卷1《双塔寺雅集诗》记周氏任太原知府时，“标拔尘之概，结人外之契”，“屏驺从、挈壶觞，躬造于庐”，拜访隐居城外的傅山。傅氏热情相待：“茗酒净松筠，须眉照冰玉；俯仰同所怀，斟酌幽趣足。”

[19] 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十年（1671）：“为太原太守周计百令树点定荀悦《汉纪》。”道光六年（1826）刻《太原县志》卷13所收周令树《重建晋祠碑亭记》载有顾氏告其有关碑刻的知识掌故。

[20] 方文《留别周计百司理》叙与周氏之交云：“世情慕荣显，谁肯敬隐逸？今秋南浦游，饥困人莫恤。邂逅遇君子，倾盖成胶漆”；“君闻我归去，惆怅若有失。华堂夕开宴，所召皆我匹。……未忍轻别离，鸡鸣宴始毕。”可见周氏真是珍情重意之人。

[21] 高咏康熙十一年（1672）贡生，后中博学宏词。与周氏交往则在顺、康之际。

[22] 潘耒《太原知府周君墓志铭》：“余布衣时，蒙君国士之知，尝读书太原署中。”

[23] 高咏：《周计百先生见示〈渡江草〉作歌寄赠》，乾隆《赣州府志·艺文志·国朝诗》。

[24] 方文：《嵞山集》续集卷4《题周计百看山楼》，第1068页。

[25] 吉水李元鼎《客虔欲归矣，适周计百司李自章门来，招饮衙署，酣饮几于达旦……即席赋赠》有“古道有河洛（计百洛人）”之诗句和注文，见同治《赣县志·艺文志·国朝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26]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9《太原知府周君墓志铭》。

[27] 魏宪：《周计百小引》，《皇清百名家诗》，康熙刻本。

[28] 高咏：《周计百先生见示〈渡江草〉作歌寄赠》，乾隆《赣州府志·艺文志·国朝诗》。

[29]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囊底寄·警敏”，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第31页。

[30] 方文：《赠周计百司理》，《嵞山集》续集《西江游草》，第818页。

[31] 朱书：《方嵞山先生传》，《嵞山集》续集卷末，第1186页。

[32] 方文：《留别周计百司理》，《嵞山集》续集《西江游草》，第783页。

[33]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9《太原知府周君墓志铭》。

[34] 金圣叹：《与西林》，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康熙六年（1667）刻本。

[35]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葭秋堂旧刻》卷首。

[36] 冯武：《钝吟杂录叙》，《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

[37] 朱书：《方嵞山先生传》，《嵞山集》续集卷末，第1186页。

[38] 方文：《赠周计百司理》，《嵞山集》续集《西江游草》，第818页。

[39]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40] 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怀疑“弥天大人”当作“弥天下人”，《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41]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42] 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43] 董以宁：《正谊堂诗文集》诗集五言律，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44] 释函罡：《瞎堂诗集》卷15，道光重刻本。

[45] 方苞：《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据稿本排印，第101页。

[46] 朱海：《妄妄录》卷1《魂访旧友》，道光十年（1830）刻本。

[47] 王岱：《了庵诗文集》诗集卷10，乾隆刻本。

[48]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9《太原知府周君墓志铭》。

[49] 陆林：《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0] 曾灿：《曾青藜诗集》卷7，清抄本。

[51] 潘耒：《遂初堂诗集》卷14《延津怀周计百太守》。

第十五章 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

金圣叹著述现存者甚丰，然别集仅有清抄本《沉吟楼诗选》一种传世。在该书“七言绝”中，有这样一题组诗值得关注，题目甚长：

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

故以下文中简称为“快饮达旦”诗。组诗共“七章”，第三、四、五章分别“为虞山”、“为曙戒”、“为季贞”所作，文中根据需要再作征引；首尾各二章关涉“快饮达旦”事情始末，故先抄录于下：

珍重千声始下楼，苍茫一点又来舟。诸天天眼微微笑，昏黑重须到上头。

何处墙头不见来，谁人袖里放教回。大呼秉烛忙迎看，白面青眉天下才。

歌长烛短客如泥，遮莫邻鸡四面啼。一滴不胜重拍满，明朝各不解东西。

杨柳今朝北去船，杏花明日仲春天。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

说“快饮达旦”七章诗需加注意，除了所涉之人或是当时已声名藉藉的明遗民、文选家（姚佺、阎修龄、张养重），或是稍后便在及已在学界文坛取得斐然成绩之硕儒俊彦（阎若璩、丘象升、丘象随）；还在于此题组诗揭示出圣叹人生末期一次重要的交游活动，可填补其事迹研究的一段史实空白。

然而，要确证此诗写作时间，也绝非一蹴可就之事，虽然并非没有捷径可寻。即就此诗题目而言，提及的六人今有年谱易见者为《阎潜丘先生年谱》（另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尚有丁氏抄本《张虞山年谱稿》；此外据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今人丁步坤撰《丘曙戒先生年谱》、《丘季贞先生年谱》稿本，惜均未见），是嘉、道间人张穆（1805—1849）编著，他据谱主长子阎咏所撰《行述》，记载阎若璩（字百诗）于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语辄诎，逡巡别去”[1]。早在民国前期，顾颉刚先生（1893—1980）在谈论“金氏在清初极有势力时”，便引用此则史料，来证明在当时他亦有“势力不到之处”[2]。由于所撰文章只是四行字的补白，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直到张慧剑先生（1906—1970）六十馀年后撰《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再次据《阎潜丘年谱》而改述曰：“山阳阎修龄就医镇江，晤吴县金人瑞，论不合，人瑞怫然去。”[3]始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如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即于此年下著录圣叹事迹：“正月，阎若璩及其父来游，作诗为别。”[4]并引抄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和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及上引诗作为证。

据当事人之一的年谱，固为诗文系年之捷径，但有时却易令人误入歧途。即就已知线索来看：阎若璩年谱明言顺治十五年“就医镇江”[5]，未及曾有苏州之行；明言“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李楷，字叔则，陕西朝邑人，清顺治二至三年官扬州宝应知县，以直废，曾留滞江南），未及侍父牛叟同游之事；明言“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由苏州来镇江），未及阎氏乔梓“来游”吴门之举。故金圣叹与姚、阎、张、丘诸人之会的准确系年，尚需另辟蹊径。

一 “快饮达旦”诗本事考

除了年谱之外，金氏所会诸人有别集传世者，尚有张养重《古调堂集》、丘象升《南斋诗集》、丘象随《西轩纪年集》（各种人名辞典多沿《清史列传》之讹，误作《西山纪年集》），尤以首尾两种稀见，博雅如邓之诚（1887—1960）著《清诗纪事初编》、袁行云（1928—1988）著《清人诗集叙录》，于二书皆未著录。《古调堂集》不分卷，仅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丘象升刻本[6]。在该书一百十页，收其《粤游春别》七绝一首：

我浮南海别君遥，春夜吴门带雨招。绿酒花笺名士屐，画船银烛美人箫。

诗乃寻常酬赠告别之作，无足重轻；然诗前有一小序颇具价值，它使本节对金氏“快饮达旦”七章诗写作时间的精确考证由难变易。序曰：

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较书。[7]

此序较之金氏诗题，提供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它有助于将《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及《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六》的创作具体月份明确下来；邓尉，山名，在苏州府城西郊七十里光福里；因后晋郁泰玄葬此，一名玄墓，后避康熙帝玄烨讳，改作“元墓”。《浮生六记》中曾写道：“邓尉山，一名元（玄）墓，西背太湖，东对锦峰，丹崖翠阁，望如图画。居人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望如积雪，故名‘香雪海’。”[8]二是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那么，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云云，可证虎丘欢会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圣叹此诗（亦即此事）系于正月或二月，表面看来仅一月之差，似无关宏旨；但具体到此年此人却关系甚大，下面再予申说。

张养重《粤游春别》诗序固然为金诗系年提供了一把锁钥，然欲详知诗中所言之史实即欢会过程，仅凭金、张二诗则仍然难以解决问题，尚需引入丘象随《西轩纪年集》有关作品，并取圣叹、虞山诸作互参，始有可能通解金氏“快饮达旦”七章诗。

《西轩纪年集》从无刻本，仅有康熙三十三年抄稿本一种传世。所收皆诗，不分体，不分卷，以时为序，年各一集（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五十卷”[9]，其实此本已缺多集。在《辛丑集》中收《泛虎丘》一首，所幸非言简意略之七绝，而是五言八十四句中篇叙事诗，详细歌咏了二阎、二丘、张、姚、金虎丘欢会之经过。文献珍稀，得之不易[10]，迻录于后，以享学人：

西轩纪年集·辛丑集·泛虎丘

是时送家兄曙戒，同张虞山道经虎丘，阎再彭、百诗寓焉，访之。即邀同姚山期、金圣叹、僧闻善，泛舟山下；达旦，复携妓镜怜再泛。操舟千里来，送客越江去。昨夜过梁溪，欲改南昌路。中道不回帆，且一登玄墓。昔我未出门，阎子约此聚。久要未可忘，况看梅花树？梅花积雨消，故人亦迁寓。西寻虎丘山，滑滑多沮洳。拾级上讲台，寒烟迷四顾。纡殿长廊折，一僧忽大呼。但闻淮人音，掉首即前步。相随曲径深，握手故人住。是时松龛下，先已高朋具：姚子别经年，长揖快良晤；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逡巡进春岕，清啜增幽趣。依槛纵远望，云峰如奔赴。阿兄意气豪，群邀下阶阼。画舫张明灯，美酒出野渡。曲曲后山摇，万绿搅苍雾。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唤呶，忘形无礼数。逼侧舍扁舟，复陟山高处。席地借佛堂，解貂恣重醵。下临可中亭，鹤涧东窗布。山暝静逾深，竟夜酣盘踞。泠然晨钟闻，未散天欲曙。卜夜何足欢，平原风当溯。春天苦不晴，意兴难轩翥。还桡半塘浮，彼美忽焉遇。宛转娇蛾眉，细腰新柳妒。狎之联锦缆，再倒糟床注。四座群无声，清歌入云驻。张子迥风流，屡顾曲中误。高烛照瑶琴，为鼓求凰句。悠悠微月佳，娟娟清光吐。竞作镜怜诗，含悲独殷庶。盛会从不长，旅境岂久据。矧伊琼海涯，何以能乐孺。行行上游送，归欤阎子赋。当宴折杨柳，空江冷春露。

综合上引金、张、丘三人诗作，似已可得此次聚会之基本事实：顺治十八年春，因连日阴雨连绵，金圣叹、姚山期和阎牛叟、百诗父子困于苏州城西南郊之虎丘山寺，至二月二十三日已珍重告别，忽得张虞山和丘曙戒、季贞昆季来访阎氏。旧友新朋，率尔相遇，佛堂画舫，痛饮至晨，招伎唱曲，泛舟山塘，老夫少年，共发其狂，可谓尽一时之欢。至于众人何以敬“阎子”，丘、张何以有“粤行”，圣叹何以“滞”虎丘，欲得其情，尚需费些笔墨，对五位远道而来的淮安人士作一交代。至于姚山期，留待专文介绍。

二 “快饮达旦”诗交游考

该诗所涉友人多位，除了姚山期为苏州人士将列专节讨论，以下皆为淮安人士。

阎牛叟（1617—1687），名修龄，字再彭，牛叟其号，一号容庵。祖籍山西太原，自高祖之父始居山阳（今江苏淮安）。世“业盐，迁淮西后，世称素封”[11]。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明亡“聚儒衣冠而焚之”，从此遁世隐居。一时遗民如黄冈杜濬、太原傅山、南昌王猷定、宁都魏禧、铜山万寿祺皆与之交，牛叟“下榻相待……于世味泊如也”。诗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12]，惜无专集留存。牛叟与圣叹之交谊，向无记载，从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二“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不见汪伦直到今”和“快饮达旦”诗首章“珍重千声始下楼”诸句，足证阎、金二人友谊淳厚、情“深千尺”，直逼古之李白与汪伦。此年圣叹五十四岁，阎牛叟四十五岁。阎氏明末在金陵结识女妓崔氏，顺治二年为清军“百夫长”所夺，修龄撰《青溪传》记其事。《沉吟楼诗选》之《青溪行》，就是圣叹根据修龄鼎革之际的情感遭遇创作而成，可见两人相识已久。百诗为修龄子若璩（1636—1704）之字，号潜丘（后以经学名世，学者尊称为潜丘先生），此年二十六岁。金诗所谓阎修龄“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学山者即赵执信（1662—1744）《潜丘先生墓志》所云“山阳城东南之学山墩”[13]，徐朔方云“学山墩，在淮安城东南，今若璩墓地在焉”[14]，当据此。据明遗民方文（1612—1669）康熙元年壬寅（1662）作《学山草庐歌赠阎牛叟》：

学山在何所，乃在淮郡东南隅。大小累累数十丘，形如众星落平芜。中有一丘最灵异，四时草树长青翠。阎子卜葬其先人，兹山信是眠牛地。更向山边结草庐，春秋伏腊来此居……方生为作学山草庐歌。[15]

诗中所描述的，乃阎氏祖茔及牛叟庐墓之所。

张养重（1617—1682），字斗瞻，号虞山，山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诸生，入清隐居，与同里阎修龄、靳应升结望社，唱和甚殷，顺治四年（1647）有《三子秋心》之集问世。卓尔堪（1653—？）评其人其作是“侠骨文心，蚤有令誉，晚年诗益豪、品愈洁”[16]。此年因随丘象升游琼州（辖境相当今海南岛，清属广东，故张氏诗题为“粤游”）而至苏州。自琼归后，戴一椰子冠，遂号椰冠道人（参方文《椰冠道人歌》[17]）。近年所出《明遗民传记索引》署其字号为“柳冠”[18]，“柳”字疑误。

丘象升（1629—1689），字曙戒，号南斋，一号积公[19]，亦为山阳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十六年官至翰林侍讲。次年因事左迁，外调琼州通判。赴任途中，道经吴门，此年三十三岁。其弟象随（1631—1701），字季贞，号西轩，一号思道人[20]。清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此年三十一岁，因送兄赴粤而远至江南。象升“少与弟象随以诗文名于时，道德相资”[21]，时有“二丘”之目[22]，故圣叹以“白面青眉天下才”相赞许。象升以清华显贵翰林之官，外补穷僻蛮荒副贰之职，“开词林未有之例，同于迁臣谪官，必有排挤倾陷之者”[23]，然身后传志不言其故，仅云“涉炎海万里，冒风涛不测之险，人皆为公惜之”[24]，或系触犯圣上，深有隐情，不便明言；“或有所劫，不敢言也”[25]。方文康熙元年作《赋得万里一归人赠张虞山》言张养重：

虽贫懒出门，从未入都会。一朝万里游，直至炎海外。为有同袍者，谪居非其罪。安忍孱弱躯，孤征独狼狈？欣然别妻子，长途共行迈。[26]

既道出虞山之高谊，亦点明象升之谪非其罪。然使他人当之，“必且抑塞偃蹇，而象升勤于吏事，其诗深情一往，多友朋酬答之作。一时名士，无不交好，怀人诗六章，独拳拳于金堡、阿字、龚贤、张养重，皆高逸也，平生寄托可知”[27]。

丘氏兄弟的情致风采，不仅从象随《泛虎丘》“阿兄意气豪，群邀下阶阼”、“席地借佛堂，解貂恣重醵”等诗句已见一斑；在圣叹“快饮达旦”七章中，其“为曙戒”、“为季贞”所作诗，对二丘亦是赞许有加：与曙戒诗内含对其谪贬荒陬的同情，却正话反说，以调侃口吻出之，“一语语君君欲笑，不教君去不生君”二句，话语诙谐中自含劝勉宽慰之情，写出了丘氏的心胸豁达和金、丘二人的灵犀相通；与季贞诗“放他今夜天涯梦，梦作池塘第一篇”云云，用南朝宋谢灵运因梦族弟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之典，既巧妙地暗以“大小谢”比拟文采风流的丘氏二难，又风趣地劝说季贞送兄千里终有一别，为其胞泽情深所感动。

除了五位远道而来的淮安人士外，此次聚会还有一人值得一说，即金、张、丘诗诸题皆置于显要位置的“姚山期”。此人为著名遗民和重要诗歌选家，将在本书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考》的有关部分，设专节论之。

三 圣叹辛丑仲春行迹

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角度看，将其“快饮达旦”七章诗及有关唱咏之作综而析之，可对金氏其人在以下几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

1.交游。如果说圣叹交游考论在其整体研究中向为薄弱环节，金氏与明遗民的交往则更是鲜有涉及的弱中之弱。其实，他不仅与众多遗民关系密切（此外尚有王学伊、尹民兴、沈起、徐崧、徐增、盛王赞、陈济生、蔡方炳、鲁钊、钱光绣等），而且与其中部分人士声气相通、情谊深厚。

2.风貌。金圣叹时人多目之为大言无忌的纵酒狂士，而从丘象随《泛虎丘》“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逡巡进春岕，清啜增幽趣。……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唤呶，忘形无礼数”的直观描述，可见金氏实为温文儒雅之谦谦君子，只是于挚友亲朋之间，不讲虚礼、不尚矫饰，唯倡真率自然而已。

3.曲学。圣叹的曲学造诣，正如同时之李渔（1618—1680）所云，“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堪称戏曲作家知音；然亦自有一短，既“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28]。也就是说，李笠翁认为金氏精通戏曲文学而未谙演唱艺术。此点从《泛虎丘》诗咏艺伎杨镜怜歌舞一段，亦可侧面看出：“宛转娇蛾眉，细腰新柳妒。……四座群无声，清歌入云驻。张子迥风流，屡顾曲中误。”于歌伎演唱频频纠谬指误者，乃风流诗人张虞山，而非才子曲家金圣叹。此中景象，正可与笠翁所云互参。

才士金子未做顾曲金郎者，固然与其艺术造诣之偏重有关，抑或受制于此时此地之心情而无意于此，亦未可知。前此已确证此次虎丘之会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1661.3.23）至次日晨，前此亦已指出这一时间与金圣叹关系重大，那么此其何时？乃当年震惊天下之哭庙事件爆发后之二十天也。据《辛丑纪闻》、《哭庙纪略》诸书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日，世祖哀诏至苏，官府设幕哭临，吴县诸生数百人因不满县令任维初贪酷不法，群哭于文庙，复至府衙跪进揭贴。巡抚朱国治袒护任令而捏词捕生，先逮十一人，金氏不在其列；后因惊动朝廷，钦差满洲四大人赴江宁，于四月二十六日增捕圣叹等七人，并于七月十三日将其杀害，此即史称十八诸生哭庙案之概略。哭庙事发后，以四月二十六日被捕为界，金圣叹事迹此后者历历可见，此前者语焉不详，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曾约略道及：

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指其评书——引者按）仅欠一日……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29]

毛氏虽为圣叹乡人，然因其生也晚（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且语涉荒诞，史实可靠性自生疑问，故所言遂不为今人采纳。然“抵案陷辟，正落百日”固属妄言[30]，但参与哭庙后“避匿僻所”却是于诗有征的。此所谓“诗”，即金、丘、张诸人歌咏虎丘相会之作。虎丘，位于苏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沿山塘河可从西北阊门泛舟至此，山有云岩寺，遍布名胜古迹如生公讲台、可中亭、白莲池、养鹤涧、悟石轩（即金氏“快饮达旦”诗题中抄本误作“卧石轩”者）、剑池、千人石等。圣叹家居苏州城西憩桥巷[31]，离虎丘也就八九里地，且具舟船之利，张一油纸伞或披一蓑笠衣，伫立船头，便可悠悠回城矣。何至于因连日春雨即留滞山寺“甚久”？若非为“避匿”计，则令人费解。再看金氏“快饮达旦”诗之七，后两句“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看似平平淡淡的问答，置于这特殊事件或时间背景下，便既可看出姚、阎诸友对金氏此后命运的关注和担心（可与组诗首句“珍重千声”对读），也表现出圣叹对好友关心的宽慰和销声遁迹的打算。可能是风声愈来愈紧的缘故，此时的他，已无前些日子陪阎牛叟观梅邓尉时“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32]的从容心境，情绪已更加低落了。从对雨注残书到关窗只是眠，流露了诗作者心绪意志的消沉和前途未卜的惆怅。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不知此次虎丘之会后金圣叹是否立即返回城里，亦不知其至四月二十六日被捕之前还有何等重要举动，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只能知道此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金氏以年过半百之人，与新老朋友卜夜尽欢、畅饮达旦，堪称是其人生之旅中的最后一次欢会；虽然临歧分手之际流于感伤和略显低调，但亦无损其一生纵酒赋诗之才子风范。

至于其馀诸人，此后事迹略可一提的有：姚佺约于次年逝世，时间或在夏初，经理其丧者乃丘象随。同年秋，象随重游吴门，故友已逝，悲从中来，作《感逝》诗兼吊金、姚二位：

隔岁吴江重泊处，低回不尽故人伤。曾经彻夜吟诗老，那复高歌对酒狂。挝鼓祢衡三尺血，逃禅苏晋九原霜。分明画舫山塘路，秋风秋雨只渺茫。[33]

其兄象升康熙五年（1666）补武昌通判，官至大理寺左寺副，“终不复原官”[34]。后十八年，象随中己未博学宏词科，历仕司经局洗马。阎若璩同赴宏博不第，晚年入圣祖皇四子胤禛（即后之雍正皇帝）府邸，为“新朝太子师”。后人或视此举“上惭经学大师之称，下负克家令子之疚”，有负其父牛叟先生之“志行高洁”[35]。此种评价，含有清末鼓吹排满复汉者之偏激情绪在内，当否姑且不论；即以辛丑春日偕父与金圣叹邓尉赏梅、虎丘欢会等事观之，丘象升临殁刻成张养重《古调堂集》[36]，象随康熙三十三年（1694）手订五十年来所作诗（《西轩纪年集》自序），皆保留当年歌咏之作，无愧“深情一往”、“尤笃故旧”[37]之赞。而在阎若璩传世诸作中，不仅有关经历毫无记载，反而在其子阎咏所撰《行述》中，竟平添出五十一岁金圣叹主动赴镇江拜访二十三岁阎若璩（《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误作“阎修龄”）、并遭没趣之事。相形之下，不免于世态人心生出感叹。

[1]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页。

[2] 顾颉刚：《金圣叹的势力》，《小说月报》1923年第5号。

[3]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5]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7有《怀阎百诗就医京口》，撰于“戊戌”即顺治十五年（1658）。

[6]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页。

[7] 较书，即校书，是对乐伎、歌伎的雅称。书作“较”，乃是避明熹宗朱由校的名讳，体现出遗民意识。

[8] 沈复：《浮生六记》卷4《浪游记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9]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034页。

[10] 此是十馀年前的文献情况，参见拙文《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如今《清代诗文集汇编》本影印《西轩诗集》中，亦有此诗。

[11]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本，第3页。

[12]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本，第9—11页。

[13] 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聿鑫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444页。

[14]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第737页。

[15] 方文：《嵞山集》续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924页。

[16]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6页。

[17] 方文：《嵞山集》续集卷2，第941页。

[18] 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1990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排印本，第164页。

[19] 此号未见今人著录，清初刻《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卷1、卷3大题下署“积公丘象升曙戒”“同评”或“辩注”。

[20] 此号未见今人著录，清初刻所编《淮安诗城》“凡例”落款为“西轩思道人”。

[21] 李澄中：《侍讲丘公象升传》，钱仪吉《碑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清代碑传全集》影印光绪刻本，第230页。

[22] 《清史列传》，王锺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25页。

[23]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543页。

[24] 王士禛：《蚕尾文集》卷5《丘公墓志铭》，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875页。

[25]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543页。

[26] 方文：《嵞山集》续集卷1，第849—850页。

[27]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543页。

[28]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0页。

[29]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1927年徐乃昌影印道光刻本。

[30] 据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本），顺治十八年的二月四日（3月4日）至四月二十六日（5月24日），连头带尾始82天。

[31] 吴翌凤：《东斋脞语》，《昭代丛书》庚集，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32]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4《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六》，拙编《全集》第2册，第1197页。

[33] 丘象随：《西轩纪年集·壬寅集》，清抄本。

[3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543页。

[35] 陈去病：《阎牛叟先生传》，钱仲联《广清碑传集》，第195页。

[36] 王士禛：《蚕尾文集》卷5《丘公墓志铭》，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3册，第1878页。

[37]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543页。

第十六章 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祖居金溪栎林（今合市乡），后其父周文炜迁河南祥符（今开封市）并入籍，长期居住南京状元境。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任山东潍县令；入清后历仕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曾两度下狱濒死而获赦，屡遭仕途踬踣，饱经宦海颠沛，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和出版家。虽然在金圣叹身世研究特别是其人际关系研究中，其名向来罕见；但是今人所编的有关专题研究资料集，往往皆要引录周氏有关言论：

《水浒传》……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1]

从而使《水浒传》版本研究者和金批《第五才子书》研究者很难完全回避周氏这番言论。尤其是在上个世纪末由周岭先生引发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学术辩争中，提出“七十回之后断为”罗续即腰斩之说的《书影》这段话的学术价值，更是各家论者必须予以评说的。只是无论认为亮工之语可信或不可信，论者皆无直接证据。否定者仅据其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记载圣叹所著为《贯华堂集》，便说周氏“对金圣叹的情况很不了解，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2]；肯定者虽相信亮工“其言必有所据”而未具体举证，或者认为“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就不会是捕风捉影了”[3]，或者做出的只是“周氏与金圣叹同时，他又是目录学家，且当时是多种《水浒》版本竞争的时代；金本究是古本抑是删节本，一经比较，真相自明”的一般性推论[4]。略显幽默的是，面对同样一则《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撤毁书”《书影》“至于……皆传闻不得其实；……遗闻旧事，颇足为文献之征”的提要[5]，倡论者与驳论者各取所需而照样阐说无碍。今据读书知见所及，试图以金、周有关著述为基础，论证亮工之于圣叹不仅同时、同好，甚至不乏同情；如以一般标准来衡量，周亮工甚或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金圣叹研究者或批评者；更有学界闻所未闻之披露：周氏曾参与圣叹多部著作之刊刻。具体请看下文。

一 “同时”“同友”考

据康熙刻本《赖古堂集》附录周氏诸子所撰《年谱》，周亮工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壬子四月初七日”（1612.5.7），地点为“金陵状元境祖居”[6]；而金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地点为苏州。周比金仅小四岁，故两人客观上同时五十年（1612—1661）。在两人共同在世的半个世纪里，虽出生同在江南之地，且“姑苏、白下，一水可达”[7]，有舟船之便；但南京与苏州既非比邻州府，地理位置又距离遥遥（约二百八十公里），故少时当无相识之可能。成人之后，金圣叹长居苏城，足迹罕至他郡；周亮工虽十九岁时即与长洲林云凤在南京结星社，然此后因回河南原籍应试，中进士后复于山东为官，晚明多居北方；入清后自顺治二年（1645）官两淮盐运使起，至顺治十五年（1658）因事系京城狱止，期间宦游江淮、福建，始时过吴门，见于诗题自述和他述的有：

1.豫章郭生……去年姑苏，值其四十初度，顷将还里，索予补一诗。[8]

2.与陈阶六期于吴门，予未至，阶六已发云间矣。[9]

3.维舟吴门，欲探梅玄墓，不果。值七建商旅百馀人相过慰勉，涕泗交下，感赋一诗。[10]

4.禧与公同客吴门，心钦钦然，不敢以布衣见。既而闻公卒……[11]

5.今年相遇吴门，乃尽见其赖古堂诸刻。[12]

6.甲午，遇周子元亮于吴门，出《赖古堂文选》属余是正。[13]

7.吴门林若抚……老而贫。公宦闽过吴门，访之，而若抚以是日卒。遂厚遗其子，以为葬具。[14]

以上诸例，除了第一条时间待考、第三、四条似在金圣叹去世之后[15]外，第二条据周亮工《杭川舟中怀陈阶六》诗注“丁亥，阶六期予于吴门，不值”[16]，乃是清初顺治四年（1647），亮工此年任福建按察使（阶六乃友人陈台孙）；第七条，据周氏《书影》“吴门林若抚云凤”载：“予戊子北上，先数日订若抚出山，晤于舟次；予至之日，即若抚捐馆之夕。”[17]是次年之事；第六条“甲午”，指顺治十一年（1654），或与第五条为同年发生。

考察周亮工一生与金圣叹之同时，不仅可以指出同存于世五十载，而且不难证明周氏入清后曾屡赴苏州。其时《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早已行世，金圣叹在当地已颇有名气，故起码存在着周氏与苏人了解、谈论金圣叹的可能性；考虑到“同友”“同好”等因素（见下文），甚至不能排除两人相识之可能。同友，是指在周亮工的朋友中，有一些也是金圣叹之友。如周氏同榜进士吴江吴晋锡、嘉兴朱茂暻和无锡秀才嵇永仁等，此处只拟交代同为苏州人的徐增。

徐增（1612—？），字子能，号而庵，圣叹乡人，明遗民。为圣叹“畏友”[18]。虽然在今存赖古堂诗文集并无有关徐增的记载，但周亮工与之关系亦非同寻常，其一，徐、周两人不仅同庚，而且皆为壬子年生，明清时文人雅士因为陶渊明、杜甫、白居易皆生于壬子，且白居易有“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诗句（《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而对生年同此干支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情结[19]；其二，徐增九诰堂选刻《元气集》，所收七家，居首者便是周亮工《赖古集》，时在顺治十七年（1660）。此际周氏因事在京身陷囹圄已两年，徐增此举应该是有一定风险的。其三，在周亮工康熙元年六月辑刊的《尺牍新钞》卷八，收入徐增之作三篇。在徐增现存诗文集中，同年秋撰有《选〈赖古集〉毕呈周元亮司农》、《周栎园先生赴任青齐遥送一律》、《岱宗行再送栎园》、《候周青州元亮先生启》[20]，至少在选评《赖古集》之前，两人便应有交往。其四，苏州申绎芳（1610—1668.1.16）[21]康熙六年撰《与栎园》尺牍云：“昨日先生欲访徐子能，绎芳以子能所居僻远，且病不能肃客，可不往。先生必拉绎芳徒步往信心庵，与子能握手归。”可见周、徐情意。绎芳信中并请亮工为徐增刻书、作传：

念子能今年五十有六，两足不能步履者数年，贫病以僧舍为家。所选近人诗名《元气集》者，虽已刻数家，竟以贫不能卒业；所说唐诗已成集，竟未付梓；自著《而庵诗》，亦无能出而问世。子能度非久于人世者，先生当为传其书，并作一传，以传其人。[22]

周氏于此眉批曰：“子能著、诗皆可传，予欲为之梓，力不能副，徒有把其书浩叹耳。”流露出深深的遗憾之情。圣叹与申绎芳远房堂兄垣芳（1589—1652，号蔤文）为友，曾撰《题申蔤文像》诗。

与本节题旨密切相关的是，徐增绝不仅仅是金、周两人一般的朋友；在金圣叹与周亮工之间，他还是一位起过特殊作用的人物。关于此点，下面再谈。

以上介绍金、周共同的苏州友人，不仅是想论证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这些友人的转述[23]两人得以心仪神交；而且倾心于认同存在着一种并非无法实现的假设：金圣叹在世期间的周亮工某次吴门之游，因有热心且比邻如申绎芳者[24]的牵线导引，金、周两人从而相识结交——虽然在各自的诗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这点的直接记述。考虑到金圣叹因不良死而诗文之作大都亡佚，《沉吟楼诗选》为其婿所抄，仅存“什佰之一”[25]；周亮工所撰诗文无论稿本、刊本晚年“尽取焚之”[26]，今存别集乃其子后所辑刊，亦远非全帙：故今人自不必以各自别集中有无相关文字而定两人是否相识。

二 “同好”“同情”考

之所以说金、周二人存在着直接结交的可能性，还因为在主观上两人之间并无任何障碍。

就周亮工而言，在爱好上与圣叹颇有相似之处。因为出生于出版世家，亮工崇祯元年（1628）十七岁时“始操觚选事”即从事编选刊行之业，所选有“《小题血战》之刻，一时为之纸贵”[27]；入清后，先于顺治年间编成《赖古堂文选》二十卷（此书今存，分体编选明末清初之作）；至康熙初年，又次第选评刊行了《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尺牍新钞》扉页后有启事一页：

……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阊门外池白水书坊。

这段文字甚为重要，首次将著名的“大业堂”书坊与清初周亮工联系在了一起。在明末清初江南出版界，大业堂书坊的名头很是响亮。但是周亮工与大业堂并非选家与刻家的关系，而是主人与堂号的关系。周亮工出生在“金陵状元境祖居”，明清两代南京状元境是书坊云集之所，周氏更是自万历以来便活跃于此的出版或刻书世家。今存凡标明“大业堂”“周如山”镌刻之书，均出自其父文炜（字坦然，号如山）之手[28]。大业堂喜刻小说，传世者有《国色天香》、《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东西晋志传》、《李卓吾批评西游记》等；此外，周文卿、周如泉[29]当是文炜昆季辈[30]；万历时大名鼎鼎的万卷楼主人周曰校，刻书今存约三十种[31]，或为文炜长辈（曰校刻过《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小说）。此则启事，不仅坐实了周亮工即大业堂后人，而且也显示出他与苏州的联系之密：既有分号代为收稿，中人或亲自往返皆应是时常之事了。而一位既亲操选事，又继承出版家业的文化人，且具有“爱文章如真性命，访才人如佳山水”之天性[32]，加之“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而遭谗被谤、坎壈挫折，又如苏长公”[33]的性格遭际，以此品格风范，结识颇富才华、爱发奇论、喜评稗说的金圣叹，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何况金圣叹在周亮工最困难的时候，还曾主动示好，其顺治十四年（1657）选评《小题才子书》，不仅收入周亮工《父母其顺矣乎》之作，还赞美此文的写作：

唐小说写古刺客，飞刃插某公枕函前，其势犹一动一动。是夜某公受秘教，卧略下耳。不然，已血濡缕，顷刻成水。此事写来，妙于疾，妙于中，妙于无迹不止，妙于馀勇犹一动一动也。今看此文一动一动处，亦切须看其疾处、中处、无迹处。[34]

这时的周亮工，正因福建布政使任上的“贪酷”案，在福州已下狱受审一年多，未必能在第一时间得阅此书，但至少他是看过的（见下文）。

周亮工之与金圣叹，不仅有共同的爱好，而且对圣叹死于冤案颇有同情，这在其选评辑刊的明末清初“名贤”尺牍选集中有如下表现：

1.刊其书信。在康熙元年（1662）六月（圣叹遇害未满周年）始刻的《尺牍新钞》一书中，即收金氏《答王道树》、《与家伯长文昌》（卷五）；康熙六年正月陈维崧撰序的《二选藏弆集》，又选其《与西林》、《与升公》（卷三）。前两篇已见于《鱼庭闻贯》而非独家之文，但后两篇却属金氏佚作而为今人所不知者（《与升公》文字与《唱经堂杜诗解》卷二《三绝句》评语略同）。

2.载其友文。如所录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信，讲述了“南”司李周计百“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而两人神交的有关异事，嵇已作《追悼诗》，并请黄和之[35]。俞邰名虞稷（1629—1691），为亮工“及门”弟子，《赖古堂集》的参编者，因撰《千顷堂书目》而著名。另选入尹民兴《与门士徐叔子》：“金贯华才与之语，如在暗室睹蒸烛之光，情变郁陶而发其喜矣。”[36]尹字嘉宾，号宣子，湖广嘉鱼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南明时官兵部郎中行御史事，事败隐居。这封短简约写于清顺治末年，民兴此际已为遗民矣。除了友人文字外，周亮工还有意选入对圣叹有积极评价的书信，如“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37]这封书信，是张芳写给当时的诗文选家、南昌陈允衡（1622—1672）的。张芳（1612—？）字菊人，镇江句容人，寄籍江宁，顺治九年进士，十一年任湖南常宁知县，在任八年，此信约写于顺治十七年下半年。

3.抒己感伤。周亮工不仅借助选文来表露或认同对圣叹的纪念和赏识，有时还直接通过眉批抒发自己对这位才士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如在所录张芳《与陈伯玑》之上，周氏批曰：“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在嵇永仁《与黄俞邰》尺牍上，亦下眉批曰：“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叹惋怜惜，言简意赅，声似在耳，情溢纸面。考虑到“是集非标榜之书，间有评语，或照映苦心，或阐扬逸行……故宁失之严，勿失之滥也”的评价原则[38]和圣叹死于钦案不久的严酷氛围，这两段简评，直抵得一篇追悼长文了。尤可注意的是，前批“亦圣叹知己”之“亦”字，想必系以自己即“圣叹知己”为参照而得出；后批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云云，古今惟经周氏道及，始为人知：凡此，皆可见周亮工对金圣叹的了解。

以上这三点，固然是周亮工《尺牍新钞》选文原则的一种个案体现：

身既沉沦，著书不能自见；才虽英异，折玉亦遂无闻。是以奇编时出敝簏，佳构或等碎金。伯玉久困，非击碎鸣琴，则雅章几于奔散矣；长吉夭亡，使尽投溷厕，则丽句竟赴销亡矣！故是编于专集之未显扬者，或数篇之仅散见者，片羽旨佳，亦为录出，瑶篇书首，必纪芳名，以见予表章之素云耳。[39]

可见对那些英年早逝、事迹不显的境遇坎坷者，他一向抱有保存佳作、表彰声名的心愿，即其友人所谓“闻人有一艺之长、一言之善，则必记录而奖誉之，不问其老稚贵贱、大都僻邑”[40]。但是，考虑到周亮工的这些编选、评价行为，皆发生在圣叹因哭庙案而惨遭杀身籍家之祸的不久，是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足见金圣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亦见撰写有关《凡例》时其实是包括金圣叹的。

难能可贵的是，亮工对圣叹不仅知之细，而且知之深；不仅有感情上的同情惋惜，而且有理智上的思考评判。从其《书影》不同意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观点而加以质疑“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即可为证[41]（注意：表述语气如此委婉，已显彼此并非陌路不识之人）。同时，亮工对金批的艺术成就固然不吝好评，然而对其行文笔法和叙述风格，态度亦颇有保留。如他曾经指出：

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42]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几点：其一，周氏读过今存之《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及鲜为人知的《小题才子书》，视野之宽，时人罕匹。其次，周氏认为，金氏其人，文坛不可没有；所批各书，亦皆堪称妙绝，其中尤以《水浒》最佳，评价可谓充分到位。其三，他并没有因为《小题才子书》对自己的好评而滥施溢美之词，指出金批诸书的弱点是数见不鲜，即批评笔法和风格的大同小异，这是基于综合分析与总体感受而概括出的独家心得。

关于“一支笔”的褒贬，周亮工还通过选录弟子吴晋《与周园客》，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栎园先生谓金圣叹评书三四种，总是一支笔。此语惜圣叹不及闻。盲人无识，尚欲争学此一支笔，岂不可嗤？”[43]吴晋字介兹，上元（今南京）人，清初在世。栎园先生指周亮工，园客是其侄周在梁之字。针对“当时争相学习金圣叹批评风格”的文坛风尚[44]，周亮工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对此需要有所提醒。张芳对圣叹的赞扬，周亮工“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亮工对圣叹的批评，吴晋又“惜圣叹不及闻”。这一不约而同的“惜”字，表现出斯人早逝、不得与闻的深深感喟，以及纯粹学术评价上的深深叹惋。正说明在圣叹去世后，在南京以周氏为中心的文学沙龙中，对金圣叹感性赏识和理性商榷并存的基本态度。此外，周氏对晚明余大成（1580—1642）《答心灯》的评价亦堪注意。此信写法上是就所述观点以多种譬喻“反复浅言之”：

又譬如学打拳然，先学躲法，后学扑法。若单学得扑人，不学得躲人扑，一扑扑去时，早扑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学得躲法，不受我扑故；以彼人正躲时，便顺手有一扑扑我故；以彼人扑来时，我不学得躲法，便遭彼扑故。所以说教拳师，传尽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谓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须与拳师交手，须是多会几个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扑打几场，方信得过。适见来教云“此事须自己信得过”，恐是关了门，在自己屋里与自己撕扑。他日出得门时，蓦然撞见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蒋门神、任原去也。[45]

亮工批曰：“近金圣叹一派，早已自先生开之。”想必此时心中忆起圣叹以“唐小说写古刺客，飞刃插某公枕函前，其势犹一动一动”比喻自己小题文《父母其顺矣乎》，将金批视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派或流派，从纯文学的角度考察其渊源、成就、风格和不足，周亮工可谓古今第一人。

周亮工对于金圣叹的同情和批评、欣赏和保留兼有的审慎态度，在圣叹扶乩诗文的评价上亦有体现。对于圣叹以“泐大师”名降乩叶绍袁家，其亡女叶小鸾于受戒之时对审十恶业的精彩回应，“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46]，倾倒钱谦益以下无数文人，只有周亮工对“吴门有神降于乩”抱有清醒态度，同时对泐师与小鸾有关审戒十犯的具体对答颇感兴趣，他曾详记其事始末，并于结尾云：“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47]从而将事件的荒诞性和答语的精彩性区别开来，体现出政治家的清醒和文学家的眼力。

三 周氏参刻金批考

周亮工之与金圣叹，不仅是同时、同好和同情，或者说周与金的同好及对金的同情，还有着远比以上所述者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具体说来便是：在金氏生前，周亮工参与刊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在金氏死后，周亮工主持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

（一）周亮工参与刊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考

熟悉金批《水浒》版本者皆知，在金氏在世时，有明确时间而且不是贯华堂刊刻的《第五才子书》，惟有醉耕堂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该书扉页右栏顶格直书“王望如先生评论 醉耕堂藏板”，中间大书“五才子水浒传”[48]；卷首有“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的《评论水浒序》，次为望如所撰《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王氏对《水浒》作者并无的见，认为“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序）；对金批文字颇有好评，如说：“细阅金圣叹所评……余最服其终之恶梦”，“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总论）。仕云字望如[49]，号过客，徽州歙县岩镇人，随父寓居南京，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任广东程乡、平远县令[50]，衡州、潮州知府[51]，皆有政绩。翻检过《赖古堂集》者亦不难发现，这位金批《水浒》的批点（书内每回尚有其回末总评）者王望如，与周亮工竟是生死之交。周氏诗文为其所作者甚多，仅文就有卷十七《休休道人授书图记》（道人为望如师）、卷二十四《祭王瑞芝太翁文》（瑞芝为望如父承芳字）等。从中可见周、王两家“同金陵占籍”为世交，亮工父文炜（1583—1658）与仕云父承芳（？—1659）“雅相善”；亮工自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因事“革职，赴闽质审”（次年正月从南京启程），至顺治十四年时任泉州司理的仕云参与审理，将案情“上之按察使程之璿，事乃大白”[52]，所以才会有该年冬月醉耕堂刊行其评点金批《第五才子书》的问世；次年案狱再起，“王以不肯罗织周侍郎，下狱论死，终不更一语”[53]。方志称其“尝谳旧交狱失出，得祸无怨言……生平矜肝胆意气，与人尽诚款”[54]，当主要是就其与周亮工之事而言[55]。只可惜研究金批《水浒》者从未对上述“王望如先生评论”《第五才子书》与周、王两人之渊源的关联加以注意，故亦绝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醉耕堂”本金批《水浒》与周亮工关系甚密！以下举证说明：

1.“醉耕堂”号的主人著录。根据收罗最富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的著录，整个清代以“醉耕堂”为号者仅有两人，一为王仕云，一为周亮节。先看王仕云，其室名别称有“写心、四辰堂、醉耕堂、桐庵老人”[56]，据笔者所知，写心乃其别集名，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艺文考》；四辰堂源自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十二王氏小传“歙县人，家江宁，《四辰堂稿》”；醉耕堂、桐庵老人必据《评论水浒序》落款而得，后者有所著《桐庵笔随》为旁证，属仕云无可置疑，惟仅据“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而判醉耕堂与桐庵为一人，尚嫌武断。再看周亮节，该书著录其嘉兴籍而居江宁，字靖公，室号醉耕堂[57]，据笔者所知，此人籍贯与嘉兴毫无关涉。《藏弆集》有其小传：“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溪人，《醉耕堂集》。”[58]有关籍贯十字，与卷十四周在浚（亮工长子）名下著录者全同。据此复查亮工著述与年谱，可知亮节（1622—1670）为亮工唯一亲弟。至此，“醉耕堂”号的归属似乎不言自明。亮工《祭靖公弟文》言其喜交异士，“沧桑后，弟素所交游，或锋镝死，或意外触法网死，死之事不一，而得全者少”；“弟虽贫，然三十馀年亦未尝不足供宾客”，故“四方之士无不愿交弟”[59]。不知在众多的“四方”之士和“意外”触法网死者中，是否包括金圣叹[60]。

2.醉耕堂藏板本《水浒》的刻者。既然“醉耕堂”号为亮工之弟亮节所有而与王仕云无涉，而且亮节于清初“较正”刊行之唐孙思邈辑《银海精微》，板心下亦有“醉耕堂藏板”五字[61]，那么扉页和书口皆标“醉耕堂藏板”的顺治十四年（1657）王望如序评本《五才子水浒传》，其刊刻者是否便仅为周亮节一人呢？尚不能率而断言，因为从以下迹象判断，此号大约只在用于文集之名时，始专属周亮节。如周文炜明末“大业堂重梓”《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62]，扉页就已钤有“醉耕堂藏板”之印了[63]；此外，《审视瑶函》六卷，“明秣陵傅仁宇撰。其男傅维藩编。崇祯甲申醉耕堂刊。又名眼科大全”[64]；《新镌顾回澜先生历朝捷录大成原本》五卷，“（明）顾充撰，（明）钟惺评，明末醉耕堂刻本”[65]，亦均为明末清初刊行，那时亮节才二十一二岁，父兄均在盛年，主持刻书者定非其人，所以直到顺治年间问世的个别书如《新镌外科活人定本》醉耕堂刊本卷首，才会在卷首注明“大梁周亮节靖公甫鉴刊”的字样；而且康熙十八年（1679）问世之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本《三国志演义》[66]，板心亦有“醉耕堂”三字，此时周文炜、亮工、亮节父子早已去世，堂号的使用者必为亮工诸子。根据诸条史料，笔者倾向于认为“醉耕堂藏板”是始自文炜大业堂的一个周家出书标记，“醉耕堂”是其父子共享之堂号（此在古人为常见之事，如同时之宋荦有纬萧草堂[67]，其子宋至诗集则题为《纬萧草堂诗》；杨补号怀古堂，其子杨炤有《怀古堂诗文选》[68]），王望如序评本《水浒传》必为周家刊刻，此际周亮工未必亲与其事，但至少他是知情者、支持者、认同者，否则在顺治十四年如此的时间关节点，出版王仕云如此关系密切加暧昧的有关著述，周家除他无人敢于拍板。在周家状元境老宅中，亦自有醉耕堂之实地，这从王昊（1627—1679）康熙三年撰《醉耕堂中歌赠吴冠五》不难看出：

今春曾读司农诗，延州名士深予思。……司农尚滞青齐谪，黟山去天仅咫尺。不信长身玉立人，忽作醉耕堂上客。[69]

“司农”指周亮工，此时官山东青州海防道员，但其此前最高官至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俗称少司农），故以称之；冠五为休宁吴宗信之字，所撰《履心集》四卷今存。顺治十六年，周亮工被关押在京城刑部受审，“时狱事方急，亲友星散，独白岳吴宗信冠五时左右公”[70]，故两人为生死交。由此诗不仅可见“醉耕堂”并非空洞无物的书坊名号，而且周亮工亦为其当然的主人。至于王望如写序的醉耕堂之“墨室”具体所指，遍查诸书而未得其解。偶阅吴梅村集，见有《周栎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71]，始知亮工喜“蓄墨”至成癖，数达万种，必有专储之室。故大胆猜测，“墨室”者乃其“蓄墨万种”之室也，当为书房别号之一（2001年曾就此求教徐朔方、章培恒先生，皆云可能是室名别号）。《尺牍新钞》卷十一载吴山涛《致周减斋墨》，可见其“蓄墨万种”之来源。

3.醉耕堂本金批《水浒》插图的由来。贯华堂原刊和重刊本《第五才子书》一向有文无图，金批《水浒》配图自顺治十四年醉耕堂本始。该书上端横书“陈章侯画像”，卷首在王仕云《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后，收入陈老莲水浒叶子四十幅，“绣像雕刻精工，人物神态奕奕”[72]。水浒叶子是诸暨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悔迟、老迟）应张岱之请，为友济贫于崇祯末年而作。醉耕堂刻《水浒》时，老莲已去世五年。久从此业的周家想必不会违背行规不告而取，那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得到陈氏后人（老莲有六子）的允许？从现有史料分析，极有可能是由周亮工从中牵线洽商。早在明天启四年（1624）亮工十三岁，即因父官诸暨主簿而“得交章侯”，崇祯十四年（1641）“再见于都门……遂成莫逆交”；章侯卒后，“存诗一帙，余为藏之，后以归其子”[73]。在陈氏《宝纶堂集》和周氏《赖古堂集》中，互相怀念、唱和之作各有数篇；章侯先后为亮工绘画四十馀幅，死后亮工为之作别传[74]；并仍与章侯子来往不断，顺治十八年秋，亮工由京狱南还后，“今日章侯第四儿鹿头[75]涉江过慰，一衣带水，便是老迟埋骨处”[76]。以此生死之谊欲得故友画作的刻印权，实属易事。无独有偶的是，顺治十三年春亮工已被革职查办、赴闽“质审”[77]，考虑到“大谳者必欲杀予媚人”，临行前将章侯诸画托付给林嗣环，因为“予友自章侯外，惟一铁崖，而铁崖独未交章侯：予藉此为两家驿骑”[78]；次年醉耕堂刻《水浒》而“出像”，或许亦有为圣叹、章侯两家“驿骑”之意，至少在客观上使金批、陈画两美从此合一了。

与周亮工参刻《水浒传》考密切相关的，是其金人瑞尺牍眉批中的这样一句话：“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对其美学和史实内涵，在此再展开两句：就美学而言，金批《水浒》的“妙舌”“妙绝”即艺术成就，在金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问世之前，已达到“令海内想煞”的地步，如果据此“推论”此“海内”人士包括周亮工在内，“想”且以至于“煞”表达了周氏对金批《水浒》更为基本、更为全面亦更为充分的“肯定”态度，想必不会有太大疑问。就史实而言，王望如批评本《水浒》序于顺治十四年冬，那么醉耕堂主人决定刊刻其书或在此年稍前（刊成或在当年，或在次年）；而金圣叹被周亮工惜为出自“一支笔”的金批诸书《西厢》、《唐诗》并《小题》，评点《西厢》在顺治十三年，醉耕堂决定刻王评《第五才子书》在次年；《唐诗》指顺治十七年二月始评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远在醉耕堂刻《水浒》之后；《小题》指《小题才子文》，卷首有金圣叹顺治十四年三月自序，刊刻时间不难推测。笔者列举诸书，想说明的是醉耕堂决定刻《水浒》时，周亮工“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的这些金批著作，或均未问世，或仅出一种，还未令读者产生“数见不鲜”的阅读心理，金批《水浒》仍然具有“令海内想煞”的艺术魅力，无论出于文学家的喜好，还是出于出版家的精明，周氏兄弟刊刻王评金批《水浒》是不会有什么心理或好恶上的障碍的。

（二）周亮工主持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考

如果说考证“醉耕堂藏板”本《水浒》出自周家颇经一番周折，那么，周氏涉足《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发现，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天下才子必读书》收入其选批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秦、汉、晋、唐、宋等历代古文约350篇。此书版本甚多，所见最早者为康熙初年刻本，扉页上方横刻“圣叹外书”四字，中间竖刻“天下才子必读书”，除此之外无其他版刻记录。之所以定为问世于康熙初年，是因为卷首有序文一篇，撰写者便是那位前面已介绍过的金、周共同的朋友——徐增。该序文字甚长（近一千二百字），是研究金圣叹其人其事其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现当代学者自陈登原始[79]，便根据各人研究所需，时有片段征引。此处亦不例外，以下抄录皆为首次刊布并且涉及周、金关系者：

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书遂无序，诸子乃以无序书行。嗟乎，《天下才子必读书》乃圣叹绝笔之书也。从此，世不得复见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四才子书矣。《必读书》同学拮据刻之，兹周子雪客复之于白下。癸卯岁暮，乃不远数百里驰书于余，属为序，且谬以为余知圣叹，非余不能序圣叹之书。

嗟乎，宇宙茫茫，谁知圣叹？周子必心慕之不衰，而欲广传其书于天下：一人知己，乃在身后——圣叹可以无恨！余安能起圣叹先生于九京，毕诸《才子书》，而使周子尽传之世也？

以上所引，“癸卯”指康熙二年（1663），圣叹遇害（1661）始二载；“雪客”名在浚（1640—？），为亮工长子。此年亮工、徐增皆五十二岁，在浚二十四岁。

从表面上看，徐序之撰，起因于周在浚在南京刻印《才子必读书》。然而有关语句颇为含混：“拮据刻之”，刻完没有？印行没有？“复之于白下”，“复之”者是指补刻刊行、据原板刷印还是重梓重镌？圣叹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被斩，此书纯字数约二十六万字，在今天也不算是小书，笔者很怀疑以哭庙案发生地苏州的人际环境，在此后的两年间，是否会有“同学拮据刻之”之举；如真有之，何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又要“复之”，并且专请金氏“同学”之一的徐增作序？

其次，“复之”之事据徐增而言乃“周子雪客”所为，于事于理皆令人不无所疑：（1）周亮工上一年尚有始刻《尺牍新钞》之役、后四年、七年复有《藏弆集》、《结邻集》之刻，何以《才子必读书》要由长子在浚单独为之？（2）付刻案惊朝廷的死刑罪人的“绝笔之书”，而且是这么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如果不是周亮工策划、安排和拍板，尚未独立的其子在浚，怎么可能会在这种事情上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甚至“驰书”请序之举，若非名为在浚实为亮工所为，亦必是雪客奉父旨意而行。（3）“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多用于同辈，以徐增之与亮工同庚，对年少近三十岁的友人之子且科名仅为监贡生，应称“周生”为是。

据以上分析，笔者曾以为，其一，《才子必读书》或者根本没有“同学拮据刻之”在先，或者刻而未完即遭物议，经徐、周共商，转至白下复行其事，质言之，是书系经周氏始首次刊行（徐序结尾“使周子尽传之世”或已说明《才子必读书》因有周氏始传世）；其二，或是亮工直接致信徐增托其写序，或是亮工嘱长子在浚呈函致意，质言之，徐序之中凡言“雪客”处，背后皆是指亮工也。总而言之，在《才子必读书》刊行过程中，在浚复刻、求序乃表象，其父亮工实为主其事者。那么，为什么徐增要在有关问题上闪烁其词，并且只提“雪客”而不及“减斋”或“栎园”，甚至连圣叹死期都要提前一年（庚子指顺治十七年）呢？笔者以为，一是为了回避刚过两年、恶名（就清廷而言）仍在的“辛丑哭庙案”（此与金昌于圣叹身死后序《杜诗解》而署“顺治己亥”同一用意），一是为了避免使刚脱牢狱之灾的周亮工受到牵累。被金氏生前赞许为“老婆心热”[80]的徐增，既不愧圣叹知己，详细介绍其人；亦不负亮工信任，巧妙掩护其事。他与亮工共成“广传”《才子必读书》之业，有功于圣叹者甚伟——足见徐增这位周、金共同之友，在两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81]

以上的有关猜想，是没有看到徐增《九诰堂集》诗文抄本之前的产物。该书不仅收入《天下才子必读书序》，而且有康熙元年所撰涉及周氏父子的诗歌多首。依次是《周栎园先生赴任青齐遥送一律》、《周雪客从白门来访》、《岱宗行再送栎园》（下一首为康熙二年“癸卯”《元日复作诗即事》）[82]。将序文抄本与刻本相比较，发现有重要出入：

可见：1.在圣叹死后，苏州同学诸人的确有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之举，从未见此本流传看，极可能遇到麻烦才由周氏复刻于南京；2.在《九诰堂集》本序言中，徐增含蓄而如实地交代友人金圣叹的入狱和死难时间，是周家刻书时避祸改文，在徐增只是笼统说“周子乃遂欲余序其书”，而周家刻书时却要强调是“周子雪客”所为，只有身经百难的周亮工才会如此谨慎；3.由徐增诗歌《周栎园先生赴任青齐遥送一律》、《周雪客从白门来访》写作时间判断，周在浚来苏州时间是康熙元年壬寅冬（周亮工青齐海防道的任命在该年十月），可能正是此次的会面，周家与圣叹友人徐增等洽谈了“必读书”的刊刻问题，这样，才有一年后直接“驰书”求序之举。

经过以上颠来倒去、绕绞缠夹的唠叨，对金圣叹史实研究中以周亮工为核心的有关问题，笔者初步得出或产生以下几点结论或意见：

1.涉及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最早资料，并非顺治十六年周亮工《书影》卷一所云，而是顺治十四年（1657）王仕云所撰《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终之恶梦”之说。

2.同时在世的周与金并非互不相干之人，两人有着共同的友人和爱好，存在着他俩亦为朋友的事实可能性；周对金才华颇为欣赏、遭遇颇有同情，成就颇为肯定、不足颇有认识，堪称金圣叹研究古今第一人。

3.周家刊印过金批两部著作，一是在其生前刊其《五才子水浒传》（即今存之“醉耕堂藏板”本），一是圣叹刚刚被害便刻其《天下才子必读书》。周亮工在两部书的刊刻中皆起着重要作用。又据近人刘世珩《暖红室汇刻西厢记》“考据”云，徽州汪溥勋康熙八年《题圣叹批第六才子书西厢》序“最早见于大业堂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不见著录）”[83]，此书必与周家有密切关系。

4.周亮工出生于出版世家，其父“大业堂”以刻小说闻名当时，亮工自己亦是选业名手、版本内行（但说其是“目录学家”尚缺证据）。对其有关小说戏曲的言论，今后应予足够的重视。

5.康熙元年周氏辑刻《尺牍新钞》时，《唱经堂杜诗解》、《沉吟楼诗选》皆未问世，金批刊行之作仅为《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及《小题才子书》，而前三种恰恰均冠以“贯华堂”三字。不是清理遗书者如圣叹堂兄金长文或女婿沈六书，是不可能知道有所谓“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周亮工言其著作为《贯华堂集》，虽不够准确，亦无大误（毕竟当时所见金书主要为《贯华堂……》，且所选两篇亦均出自《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鱼庭闻贯》），更不足以此为据来论证《书影》言论之可靠与否。

6.《书影》有关《水浒》的议论，固然为顺治十六年所记述，然毕竟至康熙六年“丁未之冬”（周在延序）始定稿刊刻，是年亮工五十六岁。故研究这段文字，似应将其自四十六岁参刻《第五才子书》至康熙初年辑评《尺牍新钞》等书的有关言行并观，视为亮工晚年对金批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宜与前后诸事割裂。

7.弄清“醉耕堂”为周家自文炜至亮工、亮节父子、兄弟相沿不替的刻书坊号，并曾用此坊号刻过《水浒传》，对于探讨康熙十八年李渔序，醉耕堂刻，毛纶、宗岗父子批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刊刻者关系重大。从李序“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云云，知此书的刊刻，与金陵关系甚密；根据并见过两书的学术前辈陈翔华先生对“刊本尺寸”、“刻字风格”的鉴定意见“两本同出醉耕堂一坊”[84]，可以推测毛批《三国志演义》当为亮工子在浚兄弟所刻。康熙五年刻、毛氏父子批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纶“总论”云：“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老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至刻事中阁，至为可恨！”如果说此与毛纶同辈的“白门老友”便是亮工兄弟，应不出人意料。由此可以推定：康熙十八年“醉耕堂”刻、毛氏批评本《三国志演义》，乃是亮工诸子秉承父叔之志而为之刊刻者。

[1] 周亮工：《书影》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 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3] 王齐洲：《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江汉论坛》1998年第8期。

[4] 张国光：《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 《四库撤毁书提要·书影》，《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43页。

[6]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康熙刻本，第901页。

[7] 苏桓：《与客》，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7，康熙元年（1662）刻本。

[8]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59页。

[9]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7，第340页。

[10]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8，第391页。

[11] 魏禧：《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集序》，第3页。

[12] 钱谦益：《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诗集序》，第15页。

[13]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7《赖古堂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页。按：“周子元亮”，《赖古堂文选》卷首序作“栎园先生”，序末署“顺治甲午长至后三日虞山蒙叟钱谦益顿首撰”。

[14]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04—905页。

[15] 第三条，度其诗题和诗意，似为康熙元年被赦出狱后“秋游吴越间”（《年谱》）之事；第四条，据钱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载钱澄之于康熙十一年（1672）“过苏州，别姜如农父子，晤魏凝叔”，或可证魏禧（字凝叔）与周亮工“同客吴门”时间约在康熙十年之际。

[16]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8，第391页。

[17] 周亮工：《书影》卷5，第134页。

[18]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3《秋兴八首》总批“矍斋云”，拙编《全集》第2册，第753页。按：徐增与金圣叹关系，详参本书第十二章《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

[19] 参钱陆灿《题嵞山先生续集》“周栎园侍郎与尔止俱壬子，予亦壬子”及方文《题徐子能小像》诗注“予与子能皆壬子生，前贤柴桑、少陵、香山亦壬子生”，方文《嵞山集》续集卷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刻本，第845、1171页。

[20]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920、文卷4，康熙抄本。

[21] 申祖璠：《申氏世谱》卷3《文定次房第十二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22] 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9，康熙六年（1667）刻本。

[23] 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16就有周荃《招栎园饮》：“仆所居园……栎园以公事至，虽忙，然颇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树石间，看旧人画，听老夫娓娓述吴中逸事，以佐饮。”荃字静香，吴县人，《鱼庭闻贯》载有《与周静香荃》论分解唐诗书信。二周如说“吴中逸事”，金圣叹自会是话题之一。

[24] 据道光赐闲堂刊《申氏世谱》，知绎芳为时行次子用嘉第五子。圣叹与申氏子弟情义甚笃，其诗《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有“瘠者金子髯者申，鸡飞相及为德邻。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诸句。诗中除了金瘦子是圣叹自称外，申胡子其人虽不可确考，但金氏与同居一巷的申家情义可想。

[25] 李重华：《沉吟楼诗选》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26] 周在浚：《赖古堂集》卷首凡例，第25页。

[27]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04页。

[28] 文炜为亮工之父，参见《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周亮工履历和董以宁《董文友文选》卷3《坦然先生传》。

[29]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322页。

[30] 参周在浚撰其父亮工《行述》，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第976页。

[31]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133页。

[32] 李清：《三选结邻集序》，《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康熙九年（1670）刻本。

[33] 黄虞稷：周亮工《行状》，见《赖古堂集》附录，第973页。

[34] 唐传奇中似乎没有相应作品。惟与宋代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上所载南唐李胜事迹相近：“有道士尝不礼胜，胜曰：‘吾不能杀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闭户寝于室，胜令童子叩户‘取李秀才匕首’。道士起，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劲势犹动。”

[35]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8。按：参本书第十四章《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

[36]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4，康熙六年（1667）刻本。

[37] 张芳：《与陈伯玑》，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8。

[38]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首《尺牍新钞选例》。

[39]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凡例二十二则》。

[40] 魏禧：《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卷首，第7页。

[41] 周亮工：《书影》卷1，第16页。

[42]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尺牍眉批。

[43] 吴晋：《与周园客》，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12。

[44] 陈圣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45] 余大成：《答心灯》，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8。

[4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

[47] 周亮工：《书影》卷6，第165页。

[48] 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49] 王仕云生卒向无准确著录，今据方文康熙三年甲辰（1664）《送王望如补官北上》，言其“年华虽艾仍如少”（《嵞山续集》卷4），考得望如大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小于圣叹约六岁。

[50] ［乾隆］《歙县志》卷11《人物志·宦绩》，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51] 陈作霖：《金陵通传》卷26，光绪三十年（1904）瑞华馆刻本。

[52]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3—915页。

[53] 施闰章：《施愚山集》诗集卷26《喜王望如赦还》诗序，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45页。

[54] ［乾隆］《歙县志》卷11《人物志·宦绩》。

[55] 顾梦游《顾与治诗》卷7《送王望如之官闽中兼柬急难诸子》之二前四句为“谁言交道近难论，急友君能古谊存，飓海正翻偏著手，晴江未到早消魂”。

[56] 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2页。

[57] 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第1096页。

[58]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8。

[59]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祭靖公弟文》，第890—891页。

[60] 亮工《祭靖公弟文》回忆道：“弟少予十岁，两尊人以弟晚得，又予先通籍，心怜弟不能博一第以自显，恒为弟悒悒。顾弟殊豁达，不自悒悒也。恒寄之酒，以稍舒其志，多从酒人游。”与圣叹颇有相似之处。

[61] 孙殿起：《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62] 该书题“南雍周文炜如山镌”，明代称设在南京的国子监为南雍。而其清初刻书如《国色天香》，则署作“大梁周文炜如山重镌”。

[63]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756页。

[64] 孙殿起：《贩书偶记》卷9“医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65] 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编印，第73页。按：《历朝捷录大成》扉页注明起讫为“自盘古起，至弘光止”，此当为罕见的南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刻本，署“明末”刻本，不确。

[66] 此本已由刘世德、郑铭整理，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所撰前言没有涉及同为“醉耕堂”本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关联及“醉耕堂”的主人等问题。

[67] 宋荦《西陂类稿》卷17《六月苦旱忽蒙恩赐御笔书扇二柄旋得大雨恭赋纪事》诗附王士禛跋：“荦西陂有纬萧草堂、芰梁钓家诸胜，常属予辈赋诗。”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68] 杨炤《怀古堂诗选》卷10《常熟严武伯枉访》“茅堂此匾额，先公字精炼”注云：“‘怀古堂’三字，乃髻珠先生为先君子书者。”康熙刻本。常熟严栻，崇祯七年进士，晚号髻珠头陀；其子严能，字武伯。

[69] 王昊：《硕园诗稿》卷22，清抄本。

[70]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5页。

[71]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诗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72] 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73] 周亮工：《读画录》卷1《陈章侯》，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74] 毛奇龄：《报周栎园书》，吴敢点校《陈洪绶集》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页。

[75] 陈字（1634—约1713），原名儒桢，鹿头为其小名。后改名为字，字无名，孟远《陈洪绶传》云其“力学厉行，性慷慨，笃交游，其书画亦能绍其父。痛其父著作俱不存稿……搜集诗词若干首，梓行于世”。《陈洪绶集》附录，第589页。

[76]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第832页。

[77] 《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4页。

[78]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第825—826页。

[79] 陈登原早在1935年即出版过《金圣叹传》，1980年出版其遗著《国史旧闻》（第3分册）又列专节介绍金氏基本情况。

[80]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2条《与徐子能增》，拙编《全集》第1册，第96页。

[81] 见拙文《周亮工与金圣叹关系探微——兼论醉耕堂本〈水浒传〉和〈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刊刻者》，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397页。

[8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0，康熙抄本。

[83] 傅晓航：《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戏曲研究》第2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33页。

[84] 笔者在发现醉耕堂本《水浒传》的刊刻系出自周氏之手后，颇疑小说版本学家陈翔华先生首次披露的同一堂号刊行的《三国志演义》亦为其家所为。因两书皆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库，遂恭请陈先生代为鉴定。承蒙先生热情相助，于2001年11月29日赐函指教。特此说明，以致谢忱。

第十七章 尤展成：纠结半生的才子争名

尤侗与金圣叹，同为明末清初长洲人，均以“才子”著称于时。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尤侗（1618—1704）小于圣叹十岁。圣叹得名早，逝世亦早；尤侗得名稍晚，享寿则长。在他们共同存世的期间，以及圣叹去世之后，两人颇有交集，牵涉到明末清初的许多人事，甚至与顺治皇帝亦不无瓜葛。首先将尤侗与金圣叹进行比较研究的，当属近代文人邱炜萲（1874—1941）。所著“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起稿，越年丁酉五月成书”的《菽园赘谈》，在论及明末清初寂寂无闻之王斫山和汤卿谋，因分别得到圣叹和西堂的引述表彰而名传后世时，遂进而自问自答：“夫西堂之才，孰与圣叹妙？即至阿好，当不敢谓西堂优于圣叹。”其比较两人异同是：

西堂才子，圣叹才子；西堂名士，圣叹名士；西堂胜代遗逸，圣叹胜代遗逸；西堂以诸生誉满国门，圣叹以诸生称遍天下。而其后，西堂以戏作《西厢》八股，便传禁中，天子宣取其全集。偶然下第，怀愤谱《钧天乐》曲本，圣颜喜怒且为转移。“真才子”、“老名士”，亲受两朝玉音宠锡。以一穷走朔方、老就丞倅之人，忽而廷推剡荐，上试明光，膺录馆职，与修《明史》。继李西涯之后，成前朝新乐府，为一代作家。其遭际，亦极文士之隆矣。北辙南辕，扬铃分道。后此之圣叹，长年困青毡，对佛火，参禅挥麈，领略道人况味。达官贵人，同学交旧，远见而却避曰：“是狂生，不可近。”征辟无闻，出游无赀，积年成世，呕心耗血，所评赞选辑之庄、骚、马、杜各手稿，无力自锓，尘封连屋，身后随风散灭。惟五、六两才子小说，以其可以销售渔利，始得书贾出赀任刊。然垄断者他人，著书者作嫁，取办救贫之一策而已。馀外则两三篇社课八股文，亦为揣摩家作福，于自己正经学问名誉上，不曾增得些须荣光。苟非顺治辛丑岁，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无识者不几何以一轻薄文士了之耶？

作为二十三四岁的晚清士子，能够从目录学的角度分析诗文家与小说批评家的后世荣辱，“越今盖棺二百数十年矣，《尤西堂全集》，编藏书目，录者久共列入词章专家；而圣叹遗书，不幸无传，传者只此小说批评，均以无用置之、小技鄙之，经史子集，无类可从。一得一失，何相去之远甚乎？”[1]体现出为小说这一卑微文体鸣不平的进步文学思想；对尤西堂与金圣叹各自的命运遭际，亦有大致的概括比对。然限于史料的掌握，对两人的具体关系尚缺乏细致描述，更遑论揭示尤侗曾以“轻薄文士”看待圣叹，并自以为“优于圣叹”的历史事实。圣叹晚年，曾以“三吴才子”赞许尤侗，尤侗于其死后却以“天下之怪物”暗讽圣叹。探究其中的隐秘过程和个人心曲，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江南文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态，不无其学术价值。

一 扶乩降神：创造与模仿

金圣叹在晚明的名气，似乎并非因为崇祯十四年评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而是始于崇祯八年（1635）的扶乩降神的系列行为。此年，尤侗始补长洲诸生，圣叹先后在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等著名乡宦家中扶乩降神，所撰的扶乩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2]。记载其事并影响甚大的，除了钱谦益为之撰写《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和《仙坛唱和诗十首》[3]，便是叶绍袁《午梦堂集》中的相关文字。尤其是收入后者的《续窈闻》，详细记录了崇祯八年六月，圣叹以“泐大师”的身份，为叶氏已亡近三年的女儿叶小鸾（1616—1632），“招魂来归”、记莂授戒。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叶绍袁“问亡女小鸾”的“往昔因缘”，泐师告之小鸾前生是“月府侍书女”，名“寒簧”。其下凡原因是：“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因复自悔，故来而不与合也。”[4]

一是小鸾亡灵被招至叶家后，欲“皈依”泐大师时的有关对话：针对泐师是否曾犯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等“恶业”，“小鸾”均爽快地回答“曾犯”，并以“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等骈绮语句当场应答。泐大师大赞其文才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然子固只一绮语罪耳。”[5]

以上这些降乩文字，均是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书于沙盘之上，并非真的有人与之对答；即这些被后世文人视为展示了叶小鸾绝世才华而赞不绝口的精彩文字，其真正的作者是金圣叹本人。有关文字，对叶小鸾真实形象的文学塑造的价值与意义，早已有学者论述[6]，笔者此处想强调的是：在后人的阅读记忆和想象视野中所呈现的叶小鸾形象，是由其自身的言行容貌、诗文创作、家人的诗文缅怀描述和金圣叹的降乩言论等因素共同塑造的。尤其是在金圣叹精心设计的那段著名的降乩对话中，造就出一个与一切清规戒律相抵牾的活泼生命和天真烂漫的少女尘心，为叶小鸾本真形象灌注了新的灵魂，塑造出了一个更鲜活、更时尚、更新奇、更灵动从而更丰富、更可爱的精神世界[7]。这一崭新形象的问世，引发了众多文人的激赏。如钱谦益，不仅将“叶小鸾”在受戒前所呈泐大师之诗，以《仙坛奉呈泐师》、《将授戒再呈泐师》为题编入《列朝诗集》，而且在小传中赞赏“叶小鸾”的“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8]。即便是怀疑其事真实性的周亮工，亦“特爱其句之缛丽”[9]。

经过泐大师扶乩打造的“叶小鸾”的鲜活形象，也同样激发和规制了尤侗的情感想象、创作欲望以及其个体文化形象的“自塑”活动。在早期的精神生活方面，他受金圣叹扶乩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叶小鸾”的爱慕。尤侗对叶小鸾的情感表达有多种方式，如自号“三中子”，好友汤传楹认为是“心中事，扬州梦也，眼中泪，哭途穷也；意中人，《返生香》也’”，《返生香》即指叶小鸾，尤侗对这一解释“笑而不答”[10]即默认了。为了表达对小鸾的爱慕，尤侗“几个女儿均以‘琼’名”[11]，以与小鸾字琼章吻合；所撰诗词，涉及叶小鸾者有多篇，如晚明所撰《戏集〈返生香〉句吊叶小鸾十首》之四借小鸾原句组成新诗“疑是凌波洛浦游，不知香艳向谁收。海棠睡去梨花褪，只有多情宋玉愁”[12]，便直截了当地倾诉了对凭吊对象的“多情”意绪，可见“年轻之时尤侗把叶小鸾看作了悦慕的理想伴侣”[13]。这一组诗，看题目似乎是据小鸾诗集《返生香》集句而成，其实之二“粉蝶眠春随梦去，为怜花谢骂东风”和之八“镂雪装成幼妇词，镜台初拂晓妆迟”，均有出自《续窈闻》审戒问答的语句。“长洲尤侗悔庵康熙辛亥九日题于水哉轩”之《林下词选序》云：“松陵素称玉台才薮，而叶小鸾《返生香》仙姿独秀。虽使漱玉再生犹当北面，何论馀子。其对泐师语云：‘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请借两言，以弁林下之集。”可见出于圣叹扶乩时天才创造的小鸾仙姿，对尤侗情感世界的深远影响。

2.对扶乩降神的热衷。尤侗在晚明颇喜从事扶乩活动，如崇祯十五年“壬午陆灵长殁，予恳孙真人招魂来归”[14]。其早年不少诗歌都是此类活动的产物，如《五人墓诗赠颜大郎佩韦》，起因是“颜为游奕神，降乩索赠，走笔应之”；《太华行》小序云：“掌文真人孙过庭降乩云：元日同湘江诸侣游太华山乐甚。命予与花史作长歌记之”。与圣叹“乩所凭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魏生、顾生”[15]相似，尤侗亦有友人汤传楹、王复阳等参与其事，如崇祯十六年冬季“予召孙真人过庭，自云掌天上笔札，卿谋赋诗赠之”；“卿谋赋《梅花吟》赠花史，有‘何当封拜罗浮君，月落参横醉花史’之句，花史卷帘侍女，为卿谋属意，故云”。孙过庭即唐代书法家孙虔礼（646—691），尤侗称之为掌文真人，“卿谋亡而真人去矣”[16]；花史乃瑶宫花史简称，是尤侗虚构的降乩仙女，“花史何氏，小名月儿，明初山阳富家女也，年十六独在花下摘花，为一书生所调，父母怒而谪之，遂赴水死。王母怜其幼敏，录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孙过庭吿予云”；降乩起始于崇祯十六年，尤侗“读书王氏如武园，偶为扶鸾之戏，得遇瑶宫花史云”[17]。王氏即友人王复阳，在《悔庵年谱》中，亦自述该年“岁暮偶为扶鸾之戏，得遇掌文孙真人过庭，为予序《秋梦录》。又有瑶宫花史何月儿，降坛酬酢，言笑极欢，入梦未偶，因请于王母，令侍女楚江下世，以续宿缘。至明年三月，踪迹遂绝，事虽恍惚，亦可感矣。诗词甚多，真人题曰‘沙语’。予纂小传，撮其略焉，并作《落花赋》吊之”。

3.对圣叹创作的模仿。主要是模仿《续窈闻》记载的圣叹降乩写作手法，创作了《瑶宫花史小传》及《赠瑶宫花史和降乩韵》、《戏与瑶宫花史启》、《落花赋吊瑶宫花史也》等诗文。如《瑶宫花史小传》所载花史“初降坛，作诗云：‘片片落英飞骑客，翩翩独向风前立。缓行徐过小桥东，只恐春衫香汗湿。’其标韵如此”，令人想起小鸾亡灵初被泐师招至，即受命“试作一诗，用观雅韵”[18]；花史“寒夜尝与予联句云……自后相对多作断肠哀怨之语”，令人想起崇祯九年四月“师引三人同至，即联句云……”[19]即泐师与叶绍袁妻沈宜修、女纨纨、小鸾三位亡灵的联句诗；花史介绍其侍女楚江与尤侗的前世因缘，令人想起泐师对叶绍袁与亡女小鸾、小鸾与其女婿前世关系的描述；花史“年十六，独在花下摘花，为一书生所调，父母怒而谪之，遂赴水死。王母怜其幼敏，录为散花仙史”与“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亦有相反相合之处；“小传”结尾云：“《汉史》记帐中神君，不见其形，但闻其语而已[20]。至乩仙，并其语不可得闻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尝许予现形，一夕月明竹下，有云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测之哉？”[21]与《续窈闻》以泐大师为叶小鸾题词为结束语“是邪非邪？立而俟之，风何肃穆其开帏。是邪非邪？就而听之，声瑟瑟其如有闻。步而来者谁邪？就而问之，泪栏干其不分明。瞥然而见者去邪？怪而寻之，仅梅影之在窗云”，又何其相似。

4.对汤传楹声名的打造。汤传楹（1620—1644），字卿谋，吴县人，晚明诸生，是尤侗的青年挚友。崇祯十七年六月，传楹因哀伤崇祯帝的吊死煤山而遽然病逝，次日其妻丁氏亦亡。尤侗闻讯，倍感哀伤，有“卿谋既亡，知音断绝”之恸[22]，撰写了“祭文挽诗”百馀篇，总名曰《焚琴》[23]。通过这些诗文的反复渲染，一位创作与才情均仅为中人的年轻士子，被描写为在诸多方面都是当时当地的屈指一人：“侗尝与吾党屈指而论：谁为孝于亲，友于弟，宗党称其敬，朋友称其信，儿童仆妾称其爱者，曰唯卿谋！谁为温如玉，淡如菊，美如香草，静如秋水，寒山虽不言而四时气备者，曰唯卿谋！谁为学五车，才一石，笔惊风雨，诗泣鬼神，翩然独秀江东者，曰唯卿谋！则又屈指而论：谁为金门献赋，石渠较书，作紫衫郎、黑头公者，曰唯卿谋！谁为结社香山，写图洛下，从赤松子黄石公者，曰唯卿谋！”[24]被后人指为“实不脱天、崇时习气”[25]。尤侗对汤传楹的系列悼颂之诗文，固然“缘于彼此性情、趣味和观念的互相呼应和高度认可”，然而借助大批量的文学文本所烘托，“不但素描出一位历史的汤传楹、才子的汤传楹，也塑造了一位文学的汤传楹”[26]，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叶小鸾历史形象的文学塑造。有趣的是，金圣叹同样参与了汤传楹才子形象的创作，在尤侗崇祯十七年年末撰《再哭汤卿谋文》中云：“前戴子云叶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平日与兄论李长吉、石曼卿故事，辄为色舞，今兄已先着鞭，且得与嫂氏携手同归，使青华府中更添玉女，其乐何极。”[27]在《汤卿谋小传》中，尤侗曰：“卿谋死后数月，有仙降乩大书曰：汤传楹青华府侍书金童，丁氏传言玉女也。若是，则几乎仙矣！”[28]有关泐师扶乩语在《再哭汤卿谋十首》、《反招魂》等祭悼诗作中，亦反复出现。张潮评尤侗《瑶宫花史小传》曰：“古人云宁为才鬼，尤胜顽仙[29]。则谓才鬼为仙，亦无不可。”[30]正是因为有了泐师乩语，才完成了汤传楹才子成仙的形象塑造。由泐师乩语埋下的这粒“由凡而仙”的种子，最终在尤侗《钧天乐》传奇中生发出完整的戏剧构思，此处不赘。

崇祯八年（1635），为金圣叹扶乩降神轰动于世之时，十八岁的尤侗此年始补邑诸生，刚刚步入社会；崇祯十二年赴南京应乡试，两人应该同时落榜；崇祯十四年，金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问世，“才子书”的品牌从此为其独占；崇祯十五年（1642），尤侗“科试不录，遗试又不录，归而卧病”，故无缘当年（亦为明朝的最后一届）乡试，圣叹不知是否与试。三年后为顺治二年（1645），亦为新朝在江南的首次开考，尤侗“八月入城即就试”，被学政陈昌言取为第五名，“饩于庠”[31]，诸生身份获得新朝的认定，而圣叹似乎没有参加新朝试。这段时间，在文化声名上，圣叹因扶乩降神和评点《水浒传》而名播遐迩，尤侗只是寂寞无闻的两朝诸生，在各方面都身处下风的尤侗，对年长十岁的圣叹应该是自愧弗如、甘拜下风的。从其对泐师扶乩成就的全面接受，即可见一斑。

二 顺治帝的褒贬：心理天平的倾斜

入清后，圣叹继续自己评书、讲学和设馆的谋生之举，尤侗顺治五年考中拔贡，次年廷试后返乡，声名渐起，“武林坊人乞予存稿梓行于世”，顺治七年与友人彭珑、宋实颖、计东等举慎交社，顺治九年至京，五月选授“离京五百里”穷乡僻壤之永平府推官。在自撰年谱中引该年所作《赋得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早知上国蛾眉贱，悔不秦楼学采桑”[32]，自叹“亦可哀其志矣”，悲感于出仕“三年来，短衣匹马，往来寒冰朔雪中，形神疲敝，邑邑不乐”[33]。次年，因审理所辖滦州汉民邢可仕案，“初不自陈为投充也”（清初汉民投靠满洲人为奴，称为“投充”），被知州刘汉杰中伤，上官以其“擅责投充例”革职，结束了四年的府佐生涯。顺治十三年七月抵家，称其父“雅好声伎，予为教梨园子弟十人，资以装饰，代斑斓之舞。自制北曲《读离骚》四折，以自况云”。供养十人的家班，资费可想，看来上年所谓“吾少无宦情，为贫而仕，今为仕而贫矣”，并非尽属实情。

自顺治初年至十八年金圣叹逝世，两人可供比对的人生行为似有如下数端：

以上尤侗事迹，主要根据其“丁巳腊月自叙”之《悔庵年谱》上卷，丁巳为康熙十六年，尤侗年已六十，所记未必准确。如记载顺治十七年顺治帝向徐元文询问其业师尤侗事始末甚详：“上幸南海子，徐公肃状元从。上忽驻马问曰：‘尤侗尔师乎？’对曰：‘然。’‘《西堂杂组》有尔序乎？’对曰：‘然。’上曰：‘朕知之久矣！’因论集中文，大加称奖。顷之又问予何官、以何事降调、今当补何职、何为久不出也？顷之，又问予年几何矣、状貌若何也，徐一一奏对。一日之间，垂询者三焉，复叹息久之，若重有惜者。公肃寓书云：‘上爱吾师至矣！亟来，当有奇遇。’予答曰：‘不召而来，成何出处？且吾志栖隐，纵使天子下诏征我，将高卧不起[34]，况褰裳就之乎？’其后公肃亦服予知几。”细节如缕，包括师徒往来书信，惟不见彼此别集，略显蹊跷。然而紧接着记载的木陈忞与顺治帝谈及自己之事，即“木陈老人道忞者应诏供奉，赐号弘觉国师。一日坐次，上慨叹场屋中士子有学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仅以乡贡选推官，复缘事降调，岂非时命大谬之故耶。师曰：‘忞闻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难擢之高位？’上首肯曰：‘朕亦有此念。’”云云，尤侗却特意著录“语载《北游录》”[35]，还补充说明“其后师归，以上所书‘敬佛’二字墨刻贻予，予作《世祖皇帝御书记》，述其因缘，以志感焉”，来确证自己所受先帝赏识，不仅有书证，而且是亲耳听自《北游集》作者释道忞的。唯恐世人不信的心态，跃然纸上。

在有关事迹比对中，列举顺治十三年金圣叹批评《西厢记》和尤侗创作《读离骚》，或许会使方家产生疑虑：《读离骚》之作，缘于尤侗顺治十二年被中伤革职后的怀才不遇，与金圣叹评点《西厢》之关系无可资证明之文献。笔者的考虑则是：固然尤侗《读离骚》这部杂剧在素材选择上有其现实触媒，但在文本创作中，仍能看到金圣叹深刻影响的蛛丝马迹。首先，在结构的处理和情节的安排上，《读离骚》有一可玩味之处，即在第三折中突兀地、没有必要地安排了与全剧结构及主旨毫不相关的神女和宋玉的夙缘，并且详细地描写了二人欢合的场景。郑振铎曾云：“《读离骚》四折，谱屈原事，组织《楚辞》中之《天问》、《卜居》、《九歌》、《渔父》诸篇入曲，而以宋玉之《招魂》为结束，结构殊具别裁。”[36]其中应是有意漏述了同样被尤侗括入曲、由欢会情节而生的宋玉之《高唐赋》，因这一情节的插入对全篇结构造成了伤害。从剧情看，神女的出场只是为了告知宋玉屈原生辰，作者却奢费笔墨，大写特写神女的风姿和欢会的过程，的确令人费解。其次，《读离骚》第三折中，尤侗给宋玉安排的欢会对象是赤帝之季女“姚（瑶）姬”，尤侗描写其风姿为“似飞琼态，月下步瑶台”（〔小梁州〕曲），正与其集《返生香》词句“不见飞琼步月来”（原句见叶小鸾《减字木兰花·秋思》）呼应[37]！“秦庭醉响钧天乐，赵国欢闻姚女歌”，宋玉与神女梦中幽会后醒来的这句念白，应已逗露了《读离骚》创作与金圣叹及叶小鸾形象之间暗萦潜通的痕迹。其三，尤侗《梅村词序》比较当时文坛两领袖钱谦益与吴伟业的创作丰富性，指出“近日虞山号诗文宗匠，其词仅见《永遇乐》数首，颓唐殊极。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见梅村先生耳”[38]，以“兼长”为才人之胜。《读离骚》正作于《第六才子书》刊行之年，且是尤侗首次尝试戏曲创作，若将其文体的选择和文本的最终呈现结果，置于尤侗一生的心理结构中去考量，推见其“你会我也会，你能我也能”的模仿、争胜心理，应该无甚扞格之处的。

在清初的十六年间，随着评点著作的不断问世和广泛流播，金圣叹的声名越来越大；尤侗在前期则功名不顺、仕途坎坷。如作为慎交社领袖仅仅以副榜贡生结束其科举之路，是令素以才子自负的尤侗非常沮丧的（其友人许定升、吴愉皆为副贡生，均以“误中副车”来解嘲，一个“误”字写尽了当事人的无奈和羞惭）；在寒荒之地以诖误而罢职的四年佐吏经历，亦令其内心充满苦涩。即便到了晚年，在总结“一生多咎，百事逢凶”的人生经历时，还将“五年闱试，不登甲乙之科；四载宦游，难窃斗筲之禄”[39]作为平生咎凶的首选。为了与金圣叹评点《西厢》一争艺术才能之高下而创作的《读离骚》杂剧，是否当即引起皇上的注意，始终只是尤侗的独家自诩，而大量吸收、化用《续窈闻》所记泐大师降乩成果而撰的《钧天乐》传奇，不仅将金圣叹创造的美丽的“寒簧”形象，给予了化神奇为腐朽的改造，附加其“羡慕荣华富贵”的生活追求[40]；而且被有司“罗织”罪名[41]，差点为自己惹来牢狱之灾。惟有两件事足以让尤侗逐渐占据心理上风，一是年谱记顺治十五年，“往予戏作《临去秋波一转》制义，刻《杂组》中”，因学士王熙推荐，顺治帝索览全书，“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42]；一是次年门人徐元文考中状元，对于业师而言，同样是让其显赫乡里、风头盖过圣叹的荣耀之事。状元弟子亲侍帝侧，又直接引出“新贵僧”道忞顺从帝意、阿谀其“门生”[43]之启蒙师尤侗的才华。道忞转述的当朝皇帝的“才子”首肯，更可谓一词之褒“宠逾华衮之赠”。尤侗的心理天平因此失衡，足以让他从此傲视民间私加赞誉的同时各位才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圣叹于顺治十七年写信请尤侗支持其评点唐诗的学术观点：

唐人三四，如“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其法皆侧卸而下，最是好手。先生试一一寻出，连上一二抗声读之，便知近日中间四句之断断非是。弟无似，人不肯信，得先生三吴才子一言，实为重轻！

圣叹自称“无似”即不肖、不才、不贤，而称尤侗为“三吴才子”，其中固然有五十三岁的老才子的自谦成分在，亦是对正当壮年的新才子的话语权威性的正式认同，足令尤侗颇为自得了。有意思的是，在现存尤侗著述中，没有对圣叹来信的回函，亦没有与圣叹的诗文唱和。次年七月，圣叹死于哭庙案；九月九日，尤侗撰《续满城风雨近重阳》组诗，其十为“满城风雨近重阳，剪纸招魂满建康。一夜淋铃闻鬼哭，可知唱道念家乡”，诗注云“金陵戮士十八人”[44]。赫赫有名的金圣叹，在尤侗诗文集中，从此被淹没在“士十八人”泛泛之论中了。

三 自说自话的盖棺之论

金圣叹于顺治十八年便不幸惨死，而尤侗人生的精彩至此才刚刚起步。金圣叹的人生足迹没能踏入康熙朝一步，而尤侗在康熙朝滋润地生活了四十三年。仅据年谱概而言之，康熙十二年受聘参修《苏州府志》，“为修《山水》、《人物》二志”；十七年被荐赴京参试博学鸿儒，次年中试二等，任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十九年在京因撰《平蜀颂》而被康熙帝称为“老名士”，“闻者荣之”；三十八年康熙南巡，至无锡“接驾”，康熙书“鹤栖堂”三字以赐，“诸臣见者，莫不惊叹，以为异数云”；四十二年（1703），八十六岁，康熙再次南巡，“特升”尤侗为翰林院侍讲，晋阶承德郎。年谱至此结束，次年去世。叶小鸾、汤传楹的早逝，使他们成为世人寄托情思的载体，为其成名提供了机缘；尤侗的长寿，亦为自身成名和臧否世人提供了时间保障。王复阳、许之渐、宋德宜兄弟、吴愉、许定升兄弟、陈济生、陆志舆、毛宗岗、章静宜，这些金圣叹的友人，在尤侗的著述中，皆有正面记载。惟有金圣叹本人，这位在生前有交集、有计较的同乡，在尤侗别集中连姓名字号都不见提及；相反，声名狼藉如李渔者，不仅在《悔庵年谱》康熙十年隆重记载着“金陵李笠翁渔至苏，携女乐一部，声色双丽，招予寓斋，顾曲相乐也。予与余澹心怀赋诗赠之，以当缠头”，在其集中还保存有《笠翁席上顾曲和淡心韵七首》、《再集笠翁寓斋顾曲叠韵》（七首）、《李笠翁招饮观家姬新剧》、《李笠翁闲情偶寄序》、《名词选胜序》等诗、词、文作品。不仅如此，在刊刻友人汤传楹的诗文集时，尤侗将其遗稿“辄加删订，裁为六卷”[45]，不惜将汤氏与金圣叹的唱和诗亦删去。幸亏在清初刊行的朱隗《明诗平论》中，尚存汤氏《过竹堂寺访泐师于无叶堂》诗，才使得后人可以认知汤、金的交往事迹。如果说，这一现象只是说明了圣叹死后，友人为了摆脱株连干系而删除了记载着与之交往的诗文作品；那么，在自序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学术笔记《艮斋杂说》中如下一段议论，则远非这一理由所能解释：

李卓吾，天下之怪物也，而牧斋目为异人。其为姚安太守，公座常与禅衲俱，或入伽蓝判事。后去其发，秃而加巾，以“妖人”逮下狱，遂自刭死。当是时老禅何在，异乎不异乎？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后坐事见法。牧斋为《泐子灵异记》，盖亦以异人目之矣。〇凡诗绝句，截律诗四句也。即以杜诗论，“秋风袅袅动高旌”一首，截上四句也；“岐王宅里寻常见”一首，截下四句也；“锦城丝管日纷纷”一首，截前后四句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截中四句也。虽然，此论其体耳，非唐人律诗首首可截也。往见圣叹选唐律，竟将前四句为一截，后四句为一截，细加批注。予讶之曰：“唐诗何罪，腰斩了也？”此言虽戏，遂成圣叹身首之谶。——《艮斋杂说》卷五

康熙二十九年尤侗七十三岁，上距圣叹被杀恰好三十年。这时，尤侗的“才子”形象因先帝顺治的嘉许而为社会广泛认同，如康熙十七年在京候试时，尤妻曹氏病逝，同人挽诗、祭文一片声地以“才子”相称，如孙枝蔚“幸为才子妇，曾是女中师”、龙燮“虽看才子登科记，未报仙郎珥笔从”、陈维岳“才子燕台叹逝辰”、高咏“才子徒衔奉倩悲”、施闰章“先皇动色，嗟称才子”、宋实颖“才子翩翩，凌云兴叹”[46]。圣叹的各种评点类著述也已正常再版，其文名才名，更是遍传遐迩。此时尤侗再次在自己的新著中訾议圣叹，其性质恐非因其思想“趋于传统保守”、“与其为人处世的稳重老成有着内在的一致”那么简单，也并不比在圣叹死后不久归庄便以《诛邪鬼》咒骂圣叹“显得宽和”[47]。昆山归庄，乃典型的传统卫道士，且从不掩饰自己对圣叹的恶意，圣叹生时便曾对其门人云：“幸致意君之师，有同郡归玄恭者，见其书，闻其行，必欲杀之！”[48]快意恩仇，表里如一。与之相比，尤侗则略显行为猥琐、心理卑微。具体而言，其在《艮斋杂说》中非议圣叹之不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内涵上，尤侗介绍李贽经历“其为姚安太守……遂自刭死”，是压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而得；“当是时老禅何在，异乎不异乎”，则是讽刺钱谦益引袁中道赞许李贽“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和钱氏认为“卓吾可以当之”元好问“异人”之称[49]。尤侗论金圣叹，以恶名更甚的李卓吾打头阵，正显示出他对《北游集》卷三所载顺治帝与释道忞有关金圣叹的对话一直耿耿在心：“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50]顺治帝的评价虽只是褒贬参半，“才高”之说依然令尤侗三十年来时时不爽；道忞对圣叹“同一派头”的含蓄打压，却颇符尤侗之意，只是过于委婉，于是在“见僻”中又加入了“异人”意象。元好问《中州集》选诗列“异人”一类，是不带贬义的，入选者近于今之具有特异功能者。表面上看，尤侗以《泐子灵异记》为例说金圣叹为“异人”也不带贬义，可是“亦以异人目之”之“亦”字，说明在其心目中金之“异”与李之“异”是相同的，都有“妖人”的成分在。后人总结苏州一地“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折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51]，“儒妖”的恶谥与尤侗的吹风助火不无关系。

2.在细节上，别有用心地信口漫言圣叹“每食狗肉，登坛讲经”和分解唐诗为身首异处之谶。前者意在丑化言语对象，与“缁素从之甚众”已然矛盾；后者将诗学之争寓意为命中该死之兆，毫无对惨遭不幸者的悲悯情怀。所论看似冠冕堂皇、端庄正大，其实文笔轻佻、语气轻浮。就学术品行而言，尤侗以“异人”或“妖人”攻击圣叹亦极不妥当，因为其自身便是此类异人。不仅从上引史料中不难看出青年尤侗相信并喜好参与扶乩降神之事，自中老年仍沉迷不辍，自述年谱于康熙十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均有扶乩事的记载。如应“女仙降乩”邀请，为亡灵姚娟娟撰《木渎仙姬小传》及绝句十首，“娟娟喜甚，云：‘必有以报先生也！’”将此类事堂而皇之地记于一生大事之年谱，并将有关诗文收入文集，岂不是鬼话连篇？更有甚者，在《艮斋杂说》同书中，保存有尤侗参与扶乩、与各种大仙诗文唱酬的大量记载。颇为滑稽的是，尤侗往往借助降乩唱和来自夸，如康熙十八年春“扶鸾”，“太白先生”赠其《古风》二首，有“文章灼灼动时人，西堂才子尽知名”之句，“二诗未知于太白真赝，但愧不敢当谬赞耳”。此处模仿钱谦益与泐子（金圣叹）“仙坛唱和”之迹甚明，区别只是圣叹是凭借自身的扶乩才华令现实中的名人由衷赞叹，而尤侗则是假借虚幻出的乩仙来赞誉自己，类似唱独角戏。可笑的是自记康熙十三年“春朝元皇降箕，予与彭骏孙、凝祉、文洽，上公疏一通。元皇命各具誓词，发露忏悔”，尤侗的誓疏云：“窃念侗生在蓬茅，少攻铅椠……问鸟寻花，每题绮语……此则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兼斯五罪，宜堕三途。’”（《杂说》卷六）其叙述格式，完全是崇祯八年泐师与小鸾亡灵受戒、审戒对话的拙劣翻版。一生始终在模仿圣叹扶乩降神的尤侗，却讥讽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对圣叹此类异事的描写，岂不令人对其用心生疑？

3.在时间上，尤侗的评价是一个令对手无法回应的一家之言。圣叹不幸惨死三十年，以翰林院检讨致仕的尤侗，此时风光无限。对待前半生对自己有着重要影响的同乡熟人，没有怀念悼挽之心，也就罢了，如此随意评说圣叹事迹、学术，企图以此成为其盖棺之论，对于含冤九泉的金圣叹来说，犹如坟头泼粪。圣叹本人早已无法为自身洗刷污秽，能为之拍案而起的友人亦多谢世，即便在世者亦未必敢撄其锋芒。尤侗以自己的长寿，换来了一生暗战的最终胜利，完成了对同时同里且名声显赫的金圣叹的心理超越。只不过，如袁中道为李贽辩护时所云：“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蟾蜍掷粪，自其口出，岂足以污卓老哉？”[52]尤侗在顺治十三年间撰小品文《五九枝谭》时，因自身遭遇不偶而感叹“佳人薄命，才子亦薄命。虽然，不薄命何以为才子佳人哉？”，便已经认识到“贾谊、相如，必不产于金张之室”；“千金裘、万钱箸，非名士之风流”，“至今铜台金屋、红颜黄土矣，而怨女之名犹传；麟阁马门、青衫白骨矣，而贫士之文独著：天之报之甚矣厚矣，谁谓才子佳人为薄命哉？”[53]令其想不到的是，“贫士之文独著”会成为圣叹、尤侗后世声名正反消长之谶（即便想到，又有几人会为了文章独著而放弃千金裘、万钱箸）。

如同文学史中的经典文本一样，著名文人也会构成一种经典人格，对后来者形成“影响的焦虑”[54]。尤侗就是一个被金圣叹的巨大声响或身影笼罩着的可怜的后来者，模仿不成以致“反噬”。作为晚年的学术笔记类著作，尤侗在《艮斋杂说》中以一明一暗之手法，对去世三十年的同乡金圣叹予以人生的最后较量。明者表现为在卷五中以李贽比照圣叹，贬斥其为品行不端的异人；暗者表现为在卷六中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与诸位仙师的诗文唱酬。尤侗对此按曰：“神仙降真……诗文绝少。曹县王道元有《玉海》诗，纪天上男女二榜，事甚奇。钱蒙叟《泐子灵异记》、叶天寥《窈闻》，俱在疑信之间。今以予所见证之，则天人相感，未尝不呼吸可通也。”（《杂说》卷六）所举钱谦益、叶绍袁两文，恰恰暴露了对金圣叹早年因钱、袁有关扶乩诗文的记载而名扬天下的经历，尤侗数十年耿耿于怀的小肚鸡肠；“诗文绝少”四字，是明知在质量上永远写不出像圣叹以泐师身份创作出的那样精彩的灵动文字，而企图以数量取胜的不打自招。殊不知，这一暗里以数量争胜的做法，不仅使明招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还暴露了其试图诋毁圣叹的可笑心理。诚如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所云：“自我的塑造是一种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所组成。”[55]吴中的才子文化本以狂诞为型格，金圣叹以神秘宿慧、惊艳才华、传奇轶事等为“创作”原素，以生平为创作，使自身成为后来的“三吴才子”自我塑型过程中新的“造型力”。在此一登峰造极的“才子文本”面前，尤侗本可以走其他的路，但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固有期待和耳濡目染的心理定势，使之难以彻底摆脱前辈身形的拘囿。只是本非狂诞之人，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套用西人荣格“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的名言[56]，在尤侗对金圣叹的接受历程中，不是他决定了圣叹的荣辱毁誉，而是金圣叹激发或强化了尤侗大半生始终纠结于心的通过扶乩显示才华、一较高下的卑微情结。

“尤侗和金圣叹”是一个颇有文学包蕴的话题。尤侗的有关创作，多受金圣叹扶乩诗文的影响，是在争胜心态下促成的，实际上是对圣叹才华的接受和传播。其对圣叹的平庸化模仿，究其原因，固然有天赋才能的差距，亦有思想观念的不同。扶乩创作的质量或水平，似乎是两人命运恰成反比的状貌呈现。金圣叹游戏行为所塑造的无叶堂和叶小鸾形象，潜隐着对现存秩序的解构效果；尤侗的扶乩诗文，则不外是现实世界中同人对其才名赞许的复述。虚拟世界的高低，也是“创作者”自身境界高低的忠实反映。尤侗的平庸，也正在于他的“魔”化的浅表性，这也是其能得顺、康两代帝王宠眷，进入主流秩序、上层社会之中的原因之一。就整体而言，尤侗是一位“在时人中口碑甚好，而非爱妒忌谤议之人”[57]。如潘耒为之撰传云：“古来文人类多浮薄，或贪荣躁进，或扬己傲物，先生独笃厚谦冲，恬于荣进，有古君子长者风。”[58]正史亦载其“喜汲引才隽，性宽和，与物无忤”[59]。可是，尤侗与金圣叹持续半世的才名争较以及晚年对于圣叹的丑诋又是确实存在的。自现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不满于他的有关议论，如陈登原认为“圣叹有否吃狗肉，或系出于嫉忌者之中伤，亦未可知”，《艮斋杂说》中的相关文字是“痛诋圣叹”[60]；邓之诚更敏锐地指出：“人瑞在当时实有盛名，尤侗《艮斋杂记》讥其啖狗肉，登高座说法；又说律诗分两截如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又笑其凭卟，实则《杂记》连篇累牍皆卟语也。知侗之诋，为争‘才子’之名。”[61]本章以“争名”为切入点，研究尤侗作为主动一方与金圣叹数十年的才名较劲，并非旨在证实尤侗就是“爱妒忌谤议之人”，只是想说明自古文人相轻，为计较声名高低，有时会毕生于兹不懈，即便“宽和”如尤侗者，亦在所难免。比起古今中外那些为争一时之高下而不惜造谣诽谤者，尤侗的各种招数尚属文人的惯用手法。书此不胜慨叹！

[1]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7《金圣叹批小说说》，光绪排印本。

[2]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按：所谓“通国”，是指以苏州府为中心的苏南一带。

[3] 参见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4] 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9—520页。按：从末句可知小鸾于婚前五日遽然而逝，当与悔婚有关。

[5] 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522—523页。

[6] 参见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文。

[7] 参见本书第三章《扶乩降神活动研究》。

[8]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4“叶小鸾”，顺治九年刻本。

[9]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0] 汤传楹：《湘中草》卷6《闲馀笔话》，《西堂全集》附录，康熙刻本。

[11] 徐坤：《尤侗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按：尤侗有三女琼华、琼莹、琼英，分别生于崇祯十三年、十六年和顺治二年，参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7《先室曹孺人行述》及《悔庵年谱》。

[12] 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刻本。按：诗列撰于崇祯十六年的《赠瑶宫花史和降乩韵》。剩稿自序云：“予年十五始学为诗……自乙亥（崇祯八年）至甲申，十年之间，篇什遂多。……丧乱之后，十存二三，因辑为剩稿二卷。”另，卷下有《贫病诗和叶天寥先生韵十首》，所和为叶绍袁崇祯八年撰《乙亥秋日赠妇贫病诗十首》，见所撰《秦斋怨》。

[13] 徐坤：《尤侗研究》，第247页。

[14] 尤侗：《哭汤卿谋》诗注，《西堂诗集》剩稿卷下。按：陆灵长名寿国（1617—1642），长洲诸生，其弟寿名（1620—1671）字处实，顺治九年进士，与尤侗、汤传楹早年结四子社。见《西堂杂组》三集卷4《陆益孙稿序》。

[15]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16] 尤侗：《哭汤卿谋》诗注，《西堂诗集》剩稿卷下。

[17]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瑶宫花史小传》。

[18]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1页。

[19]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3—524页。

[20] 见《汉书》卷97上《外戚列传》“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帐帷，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21]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

[22] 尤侗：《西堂剩稿》自序，康熙二十三年撰，康熙刻本。

[23] 尤侗：《悔庵年谱》卷上“顺治元年甲申，年二十七岁”。

[24]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哭汤卿谋》。

[25] 平步青：《霞外攈屑》卷6《玉树庐芮录·湘中草》，民国六年（1917）刻本。

[26] 杜桂萍：《尤侗〈钧天乐〉传奇与明末才子汤传楹》，《中国戏剧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上），第221页。

[27]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按：戴云叶即戴镐，是圣叹友人和扶乩助手，参见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

[28]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

[29] 陶弘景《华阳陶隐居集》卷上《上梁武帝启》“毎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明正统《道藏》本。

[30] 张潮辑：《虞初新志》卷2，康熙刻本。

[31] 参尤侗《悔庵年谱》卷上“崇祯十五年壬午，年二十五岁”、“顺治二年乙酉，年二十八岁”。

[32] 尤侗：《西堂诗集·右北平集》，康熙刻本。

[33] 尤侗：《悔庵年谱》卷上“顺治十二年乙未，年三十八岁”。

[34] 年谱康熙十七年六十一岁记事云：“诏征博学鸿儒……檄下固辞，有司执不可，趣之，乃勉办装，六月遂行，七月入都，时同征者未集，上命待诏阙下。”

[35] 见于《北游集》卷2“上一日慨叹场屋中士子多有学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一段。

[36] 郑振铎：《西堂杂剧五种跋》，《中国文学研究》中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801页。

[37] 尤侗：《西堂剩稿》卷下，康熙刻本。

[38]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3，康熙刻本。

[39] 尤侗：《艮斋杂说》卷6奉元皇降箕“誓疏”，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40] 徐坤指出尤侗在《钧天乐》中以男主角沈白“自喻”，以沈妻魏寒簧“借影”叶小鸾，见《尤侗研究》第246—248页。

[41] 尤侗：《悔庵年谱》顺治十四年。

[42] 尤侗：《悔庵年谱》顺治十五年。参次年撰《寄王大宗伯书》“惟是刀笔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贤之教”及康熙十七年撰《上大司马宛平王公》“生平著书有《杂组》，公携一册呈先皇。天子飘飘凌云气，比之《子虚》与《长杨》。顾问及门重太息，举似高座加揄扬。人生遭遇真有命，九重赏鉴空茫茫”。王大宗伯指王崇简，王大司马指其子王熙。

[43] 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上一日同师坐次，侍臣抱书一束约十馀本置上前……至末一本有二百篇制艺，则洪武开科以来乡会程文。师曰：‘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顾不知那？朕要覆试进士文章，如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皆朕亲自擢取，的是敝门生也。’师曰：‘状元本称天子门生，今又出自陛下房中，则是亲上加亲矣！’上为大笑。”

[44] 尤侗：《看云草堂集》卷3，康熙刻本。

[45]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5《湘中草跋》，康熙刻本。

[46] 尤侗辑：《哀弦集》，康熙刻《西堂诗集》本。

[47] 徐坤：《尤侗研究》，第117页。

[48] 归庄：《归庄集》卷10《诛邪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49]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3《卓吾先生李贽》，顺治九年刻本。

[50]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51]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按：王子嘉即王紫稼，清初诗歌中所谓“王郎”者。褚人获《坚瓠集》广集卷4《恶人受报》载：“顺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访拏三折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三折即三遮，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1载“三遮本天平山佛寺住持，罪案以邪教惑愚民，造窟室窝藏妇女，为李访闻，与王郎同时立枷”；又名三拙，王士禛《池北偶谈》卷6《王李》条记李森先“巡按下江，清刚端劲，置淫僧三拙、优人王紫稼于法，江南人莫不快之”。

[52]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3《卓吾先生李贽》。

[53]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8，康熙刻本。

[54] 〔美〕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

[55]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6] 〔瑞士〕荣格：《荣格自传》，刘国彬翻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页。

[57] 徐坤：《尤侗研究》，第251页。

[58]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8《尤侍讲艮斋传》。

[59] 《清史稿》列传卷27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41页。

[60]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第34、43页。

[6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金人瑞》，第338页。

第十八章 《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

金圣叹曾评点、编纂科举范文（类似今作文辅导教材）多种，现存顺治十四年（1657）自序的《小题才子书》一种。金氏的此类著作，《唱经堂遗书目录》著录有“《程墨才子》和《小题才子》”[1]。此两种，当即分别是周亮工所谓“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和“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2]。对于前者，周氏云“已刻五百叶”，因圣叹遭难而中止，“今竟无续成之者”。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命题有小、大题之分。所谓小题就是以经书中的一个字至一句话命题，而大题就是用数句、一节、数节或全章内容来命的题。“小题一般用于童试，限从《四书》中出题，小题内容很不整齐，大多纤佻琐碎者。大题用于乡、会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题义一般完整明白。”[3]笔者在撰写《金圣叹全集》整理前言时，曾指出圣叹著述“生前出版者约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小题才子文》及《大题才子文》（晚清尚存）”[4]。陈洪先生对此有所注意：

据《唱经堂遗书目录》，金圣叹编有《程墨才子》与《小题才子》。而据陆林《金圣叹全集前言》，则称乃《小题才子文》及《大题才子文》两种。不过由于他未作说明，而“大题”也罢，“程墨”也罢，今［具］（俱？）散佚，故其书真相似已不可得知。[5]

“前言”的撰写较为简明扼要，故此中行文缺乏展开，以致一般读者不甚明晰有关情况。据顾炎武考证，自晚明以来“程墨”是特指某类八股文的：“至（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6]程墨文字，是指主持或参加举人、进士考试的官员和试子的范文，而“小题者，场屋命题之所不及，而郡县有司及督学使者之所以试童子者也”[7]。故就内容看，《程墨才子书》所选评者不包括《小题才子书》，很可能与《大题才子书》相同。从周亮工所言，可以明确《程墨才子书》开雕而未竣，而《小题才子书》已经刊行[8]；从晚清常州李兆洛、苏州祁文藻等人的有关序言中，可知《大题才子书》不仅道光十六年为李氏重刻[9]，光绪十五年复由祁氏石印问世[10]。

此外，徐增撰《天下才子必读书序》，还提及挚友圣叹的另外一部八股文评点：“于是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此最久。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隙、诸子迫促而成者也。……今《水浒传》有序，《双文记》有序，《制义才子书》有序，《唐才子诗》有序：此皆《天下才子必读书》之序也。”[11]可见此书是在生前问世的，故不是《程墨才子书》。“制义”即八股文，亦称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从题目看，可以包括“大题文”和“小题文”，但是，从圣叹顺治十四年三月有关自序看，似乎又与《小题才子书》无关：“先是，余有世间《六才子书》之刻。去年高秋无事，自督诸子弟甥侄，读书学士堂中。……因不得已，搜括宿肠，寻余旧日所暗诵者，凡得文百五十首，茫茫苍苍，手自书写。”《第六才子书》于顺治十三年四月间评点刊行，当年秋天因为教育子侄的需要，圣叹开始评选小题文，至次年三月已经完成评点（自序落款为“顺治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大易学人圣叹书于疁关舟中”）。在时间上仅历时半年，即便加上《大题才子书》的评点，亦不应该是“历三年，此最久”的《制义才子书》。不过，考虑到向来自序喜欢夸饰自己评点迅疾的不实之词，以及《小题才子书》和《大题才子书》的曾经刊行传世，笔者倾向于《制义才子书》是包括“小题”和“大题”的金批八股文的总名，总历时三年，具体问世有先后。至于《程墨才子书》，当是与《制义才子书》不同的另外一种金批八股文选，可能从来都没有完成刊刻过。在《大题才子书》有待发现的今天，上述解释希望能勉强做到差强人意。从见于著录和传世的《程墨才子书》、《制义才子书》、《大题才子书》、《小题才子书》等书目看，我们至少是不能根据后人所编《唱经堂遗书目录》来判断有关真相的。

关于金批小题文的书名，现仅存光绪石印本，扉页作“小题才子文”，目录作“历科小题文”，版心作“小题才子书”；《唱经堂遗书目录》作“小题才子”，当是简称。根据圣叹评点类著述的取名惯例以及徐增和周亮工对同类书名的记载，笔者在整理此书时统一为《小题才子书》[12]。

在这部成书于晚年的著作里，共收入一百二十八位晚明和清初文人的小题文。从评语中可以看出或涉及到的，或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判定与圣叹有交往关系的，有多位。其中，如钱谦益、周亮工、叶绍袁、顾贽、顾予咸、许（顾）虬、周令树等，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经有所介绍，此处不再涉及，以下对王思任、沈幾、高承埏、高佑、王复阳、许之渐（兼及许之溥）、沈世奕（兼及沈元鼎）、宋德宏、宋德宜、秦松龄（兼及秦松年）等略作考述。至于沈以曦（顺治二年任长洲知县，三年至十一年任苏州府推官）、程邑（顺治十三年至康熙元年任苏州府学教授）等当地官员，按理会有交往，但因评语中没有流露迹象，故亦不予涉及。

王思任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生于万历三年乙亥七月二十一日[13]，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进士，是稀见的进士履历著录生年与实际一致者[14]。历任兴平、当涂、青浦知县，万历四十六年“报移”袁州推官，以父老辞归。崇祯初年复任刑部、工部主事，九江佥事等。弘光元年清兵攻下南京后，马士英拟奉太后入越，致书以“吾越乃报雠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15]相拒。鲁王监国，以思任为礼部侍郎。次年七月绍兴陷，自号“采薇子”，九月二十二日绝食而逝[16]。有《王季重十种》传世。

思任少年多才，“十馀岁洞《易》义，通《性理》、《纲目》、《史》、《汉》、《左》、《国》诸书”[17]。各种文体兼擅，小题文字尤佳。万历三十九年（1611）任青浦知县时，曾将自己当年所撰小题文刊行，汤显祖为之序[18]；题名为《小题不朽》[19]，可见自负。金圣叹选其文《乃孔子则……苟去》一篇，截取《孟子·告子下》“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两句头尾而成。尤为重要的是，在万应隆《修其祖庙》小题文的解题评语中，有这样一段王思任指点少年圣叹的记载：

昔者王遂东先生谓吾言：“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吾尔时甫十五岁，便识此语是古人笔墨秘诀。因持之以遍相《左》、《策》、《史》、《汉》等书，无不大验也；逮于蔚宗《后汉书》以降，则已不能多得。因又入咨先生，先生笑曰：“小子休矣！尽能是，即不必与子说。”今只如此题，若摭拾“祖庙”字样，何止累牍不了？看他只是题外写来，早已极尽奇胜。洵乎，遂东先生不负我！

圣叹十五岁，即天启二年（1622）壬戌，此年王思任四十八岁，自万历末以父老辞官，居乡已多年，与老父“朝夕扶掖看青山”。二月，画山水立轴，题诗“虬松绣青铜，峭壁立积铁。下骨逃雪人，长啸空山裂。天启二年春二月王思任”。七月十七日其父卒（享年九十三）（自叙年谱）。此际当有姑苏之行。在王思任现存著述中，足迹涉及苏州的诗文有数篇，如《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太湖法海寺赠僧》、《西洞庭翠峰寺》、《宿包山寺空翠阁》、《虞山道中》等，除了游记撰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其他诗歌写作时间多不可考，然以王思任后来曾在九江、芜湖、南京为官，当多次经苏州，两人交往应不止一次。

后人在论述金圣叹的精神师承时，多以唐寅、徐渭、李贽为其先声，其实圣叹对于李贽颇有微词。《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写王英道“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之语，圣叹下评语曰：“骂世语，竟似李贽恶习矣。然偶然一见即不妨，但不得通身学李贽，便殊累盛德也。”他并不喜欢以牢骚骂世为尖锐深刻的当时风气。从各方面看，王思任对金圣叹至少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其一，王思任指教少年金圣叹，使之由此而悟“古人笔墨秘诀”，并用之指导自己阅读古代文史名著。这十个字，表面看只是从色彩的搭配说明衣着与场景的关系，其实包蕴了悲喜互衬、浓淡对比、动静结合、疾徐有致等一系列艺术辩证关系，王思任能不吝施教，金圣叹能深刻领悟。“洵乎，遂东先生不负我”的感叹，足见服膺之深。有关美学思想，十五岁受教，五十岁还记忆犹新。这里应该只是以“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一例，说明自己早年曾多次向王思任请教为文为人之道。

其二，王思任的处世风范，对圣叹应有影响。季重擅书画，“书法从米家，画仿倪迂”，圣叹亦精于书画；王思任语言诙谐调谑，“往往以口舌得罪”。晚改号谑庵，以自忏。“喜阴人，至有伪为有子之丧，乞举火者，书《易》示其子：乾初勿用，故能用九；大衍虚一，故能用万。有乙千二百四十。尝书同年商周祚山房柱联，有‘好色想西施’之句，盖无不谑也”[20]。清初谈迁记载王思任“恃才傲物”的言行：

乡人张汝懋，其门生也。过其家，闻鞭朴声。张曰：“命奴市鸭子，云主人不在。鸭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为之奴，鸭子独无主人乎？”[21]

张汝懋，元忭子，万历进士，官至大理寺右丞。“箕子为之奴”，语出《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王思任此处以“箕子”谐“鸡子”音，意思是说连儒家经典中都说鸡子有主人，鸭子当然也有了。有意歪曲经书，这在古代，是被视为辱没圣人的行为。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因《闹简》〔石榴花〕曲“几乎险被先生馔”而引发对通俗戏曲化用儒家经典的激赏：

〇用《论语》入妙。汤海若先生《牡丹亭》传奇，杜丽娘拜师，语曰：“酒是先生馔，女为君子儒。”用《论语》入妙也。

〇吾友斫山王先生……偶于舟中，时方九日，忽一女郎掉文曰：“何故此时则雀入大水化为蛤？”座中斗然未有以应也。先生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故雀入大蛤，皆化为水也。”一时满舟喧然，至有翻酒濡首者。此真用《礼记》入妙也。

以上所谓用《论语》、《礼记》“入妙”的语句，分别出自《论语·为政》“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爵即雀，“雀入大水为蛤”为寒露第二候，时间对应于农历九月初六日至初十日。传说鸟雀此时潜入大海而化为蛤类（大约是因其贝壳纹路与雀鸟羽毛相似而生发的联想）。斫山看不惯妓女当众拽文，信口所答“不解汝家何故雀入大蛤皆化为水也”，此系有意“参错其文字，故作误会而实以性事暗语相调侃，亦其放诞不羁之一例”[22]。两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亦相似：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燕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23]

（圣叹）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斫山一笑置之。[24]

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称其“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又可见其对圣叹为人处世的影响。王思任为人“有俊才，居官通脱自放，不事名检。性好谑浪，居恒与狎客纵酒，谈笑大噱。遇达官大吏，疏放绝倒，不能自禁”[25]；金圣叹则“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为酒人邀去”[26]，并自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奔竞之士决不肯来，所来者皆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也”[27]。可见两人精神风貌的相似。

其三，王思任学术兴趣也与圣叹有相通之处。万历四十一年（1613）曾编选“程墨”《壬癸合辙》，“行坊间，悉发作文之窍，翻刻遍天下，而纸为之贵”（自叙年谱）；曾赞许《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登峰造极”，“观其词章，变化高妙，入圣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渊，而终不出其位”[28]。尤其是其在天启三年（1623）癸亥评点汤显祖《牡丹亭》，认为“火可画，风不可描；冰可镂，空不可斡。盖神君气母，别有追似之手，庸工不与耳”；而自古以来可以达到这一境界的，《易经》而下，只有“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长、汤若士而已”，其中庄子、司马迁、杜甫、罗贯中、王实甫，与六才子书的作者人选有先后呼应的关系；序言中对剧中人物的性格点评：

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柳生见鬼见神，痛叫顽纸，满心满意，只要插花。老夫人眢是血描，肠邻断草，拾得珠还，蔗不陪檗。……春香眨眼即知，锥心必尽，亦文亦史，亦败亦成。[29]

亦直接启发了金圣叹对莺莺、张生、老夫人、红娘等人物形象的分析。

会稽徐沁（1626—1683）《赞采薇子像》云：“公以诙谐放达，而自称为谑，又虑愤世嫉邪，而寻悔其虐。孰知嬉笑怒骂，聊寄托于文章；慷慨从容，终根柢于正学。”[30]这段赞语，即便移于金圣叹，亦无多少扞格之处。

沈幾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曾选《夫公明高……何哉》一文，解题曰：

题最缠绵佶曲……如此放眼看题，便见此题一片纯是眼泪，一片纯是呻吟，一片纯是车轮往复。看先生字字眼泪，句句呻吟，行行车轮往复。某曾面赞先生，先生大肯。

此题出于《孟子·万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作者沈幾，字去疑，号大谷居士（《智囊序》），江南长洲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解元，入复社，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福建福宁知州。与冯梦龙、冯梦熊兄弟为友，所撰《智囊》序今存。如果中解元约在三十岁上下，其生当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前后，约长于圣叹十岁。

沈幾为启、祯时著名文士。昆山张大复（约1554—1630）曾撰诗《闻谭友夏沈去疑各解省喜而有作》[31]，贺其与湖广谭元春（1586—1637）同为两省乡试第一。尤以科举文字为时所称，蕲州顾景星（1621—1687）云：“有明以经艺取士，世庙前文体正，士交游不出于乡；神庙后文体驳，海内俊杰合梓其文，称大社。时则金坛周介生钟、简臣铨、仲驭镳、张公亮明弼、沈去疑幾、东乡艾千子南英、临川陈大士际泰、罗文止万藻、章大力世纯、乌程唐宜之时、无锡马素修世奇，各有选刻，风尚分驰。”[32]崇祯前期，便有制义文稿《沈去疑稿》问世，一时名家如陈仁锡（1579—1634）、姚希孟（1579—1636）、张溥（1602—1641）皆为之序，或赞其人品正大，气象端严：“沈去疑有道正人也，直肝义胆，其文雄深博大，予梦寐中严事之。云阳多树奇士，刻门人稿曰《练湖聚业》[33]；自名其新篇曰《后知集》，集中崭然义利之辨，想见诸贤摄受，如晤陆象山也。”[34]或赞其睦族亲党，刻苦勤学：“每闻维斗、云子诸兄弟称去疑：宫不及一亩而赡三族，槖无一铢而通十经，大家之业，卷登盈数，其则古昔者勤矣。”[35]姚希孟更评价其为文气势宏大、气韵飞扬，乃时文中的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

迩求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书》，徐文长、袁中郎诸集，汤临川诸传奇，后先行世，皆足以荡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笔胆，求之举业，无与并其妙也。然而醉读之醒，病读之瘳，喜读之忽变为嘘欷，悲读之忽起而跳舞，极性情之所至而惚恍莫测，时亦有之，独于吴人未数数耳。吴之文，争为轻扬婉丽，又或绵其词、揉其骨，以蕲入于人心。虽皆投时之善物，要于文章之道，颇觉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余私病之。若夫吴人而不为吴文者，吾于同社每叹服冯杜陵，最后复得去疑云。去疑才最高，所喜读者多非经生言；即读经生言，亦必非啁啾喔吚语也。故能以慧铓智锷，斩题中之蒙茸而无所棘碍；又能振音扬袂，如樊将军仰视重瞳，意气横厉而毕尽其欲吐。[36]

评价可为极高！姚希孟此文亦写得俊逸多姿，跌宕生风，关于吴地文风的臧否，对研究明末清初苏州文坛亦不无价值。

沈幾崇祯四年进士，光绪《福宁府志》卷十五《秩官》明代崇祯朝知州载其与巫三祝名，均无具体任职起讫，巫三祝接任为余之泰，乃崇祯九年（1636）任，故可推测沈幾任职时间约在崇祯五六年间。据尤侗云，是因为贪赃被褫职：

沈去疑知福州，以贪黜归，遇故友冯杜陵，问近况如何。冯上指头、下指脚，曰“与公同”；中指心，曰“与公异”。沈不解，冯笑曰：“我不过贫耳。”盖讥其贪也。沈大惭，其后沈家遂败。贪者必贫，信然。[37]

“贫”与“贪”的字形，上“八”“人”近似，下“贝”相同，只有中间的笔画不同。冯杜陵即冯梦熊，即上文姚希孟所“叹服”者；福州乃福宁之误。了解沈幾以贪黜归，就可明白为何清代方志中不见其传记[38]，亦可读懂晚清梁章钜（1775—1849）《制义丛话》中的一段文字：

徐存庵曰：沈去疑幾，崇祯辛未进士，有“布缕之征”全章。文中一段云：“夫民也，财力皆愿自效，拮据亦所不辞。尽而征之，讵敢言怨？所最苦者，既已殍、既已离矣，有司课民而不应，罪乃在民；司农课吏而不应，罪又在吏。朝廷以为此故额也，官府亦曰此故额也。指饥寒为不谋朝夕之愚夫，坐流亡为不事生业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伤者哉？由是观之，缓不缓之际亦危矣。”荆石筠曰：成法之所以害民者，以污吏奸胥借功令二字行其贪暴。一草一木皆足殃民，尺帛寸丝俱能破产，虽深山穷谷，何处可免征徭。去疑洞悉古今之通弊而为言，然在当日已知斯矣，孰知其更有甚焉者乎？[39]

题出《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是主张朝廷官府不要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徐存庵指徐越（1620—1687），字山琢，山阳人。顺治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迁兵部督捕左理事官。虽然由于不详“荆石筠”所指，故难以确认结尾有关沈去疑的几句是何人所云，但还是可以看出“其更有甚焉者”与“污吏奸胥借功令二字行其贪暴”之关系。

综合明清两代有关沈幾的资料，可以发现晚明多赞许，入清后几乎不再提起此人；偶有记载，亦含讥刺[40]，甚至以前的文章与以后的行事构成了反讽。可见一个人做过什么远比说过什么重要。只有金圣叹在自己的著述里仍然录其文、忆其事：“某曾面赞先生，先生大肯”，回忆着当年两人曾经有过的交往。

高承埏、高佑

金批小题文中，选录了高承埏的两篇文字，一是《论语》的《远之事君》，一是《孟子》的《相窥》。在前一题的解题中云：

先生第一辈人物，第一辈文章，兹不具论，今止论其小言。夫题中“事君”二字，此岂非小儒眼中天大干系耶？乃先生冷冷然、温温然，全副只是说《诗》，而“事君”二字不过附之自见。所以然者，此题本为教小子学《诗》，故连说到“事君”；非为教小子事君，故追说到学《诗》也。故作此题而满眼是君者，功名人也；满眼是《诗》者，性情人也。先生真正性情之人，我欲因念祖社兄，一拜稽古堂下，以伸十年仰止之思焉。

高承埏是何许人，圣叹居然给予其“第一辈人物，第一辈文章”的评价？

高承埏（1603—1648），字寓公，一字泽外，晚称鸿一居士，嘉兴新丰镇（在今嘉兴市东南十七公里处）竹林村人。其父名道素（？—1629），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以督造桂府宫殿坍塌论死，时论冤之。所撰小题文《一介不以取诸人》，亦为圣叹所选，赞许颇高：

是为先辈分水犀文字，题中细处，一一分得开；是为先辈珊瑚铁网文字，题中难处，一一做得出；是为先辈杀人刀、活人剑文字，题中魔佛不辨处，一一杀得明白、活得明白。后学须澄心静气，细细读其眼明处、手辣处、人做我不做处、人不做我做处，自然生出异样气力、异样筋节。先生《景玄堂集》上与日月争光，固不止此经生小言。然止就此论之，一何凛凛森森也！

承埏乃其独子，少好读书，有文名，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连捷成进士，因廷试“直言政府铨枢貂珰利弊，当局者抑置三甲”[41]。此后历知迁安、宝坻、泾县。其事迹值得一提的有数件：

崇祯十五年调任宝坻知县，是冬清兵围城，承埏集士民告曰“誓与城为存亡”，亲率部下“擐甲城守，飞矢雨集，外援不至，吏民皆失色。承埏风雪中蓐食宿城上，顾盼指挥，意气自如，凡九攻辄九却之，遂解围去”。次年四月，清兵自山东复围城，承埏“坚壁清野，竭力捍御，保孤城为京师屏蔽”，再次击退清军。得到崇祯帝“全城却敌，功在封疆”的褒奖，着从优任用。然“当事嫉其功，再调知泾”[42]。崇祯十七年，南都立，由泾县令迁工部虞衡司主事，上书白父冤，以葬父养母乞归，曰：“承埏非忘君国大仇，奈独子何？”[43]归乡隐居。

承埏入清隐居竹林村，稽古堂藏书七万馀卷[44]，“夙耽丘索，入其室嫏嬛宛委，触目奇秘。……既淹贯雠校，才思新绮，著作日新，有《稽古堂集》、《外集》、《藏书疏略》、《疑酉楼书目》各若干卷”[45]，另有《醉乡春秋》、《会稽女子录》、《宝坻全城记》[46]；所著今存有《自靖录》六卷（所辑自崇祯以来殉节诸臣），其子佑补，稿本[47]；《崇祯忠节录》三十二卷[48]，佑补，清抄本；辑刻《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二十一种七十九卷，“明末刻本”[49]，以其自中进士以来辗转南北为县级父母官，刻书之举或为辞官隐居后的产物。《稽古堂文集》中有《藏书序》、《稽古堂书目序》、《藏书录自序》、《书直编年序》、《书籍转轮录序》、《求书补书录序》，其于图书的收藏校勘，“可谓求之勤而嗜之笃矣”[50]。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列其要目。从《自靖录》、《崇祯忠节录》的编纂看，为其后来有病不治、谢医待尽的求死行为，早就埋下了伏笔。

顺治五年（1648）戊子“元日患疾，谢医待尽，越二十五日赋诗而瞑，同于元亮自祭矣。春秋四十有六，生万历癸卯正月十六日”[51]。所赋诗《病中述志》二首云：

八载京华梦，天涯几故人。和陶书甲子，吊屈赋庚寅。地下从吾父，堂前恋老亲。酬恩无一可，生死共沾巾。

白眼乖时俗，烦忧只自焚。五车聊作伴，百岁未平分。变境天同梦[52]，遗民史阙文。惟将前进士，惨淡表幽愤。[53]

绝笔而逝，年仅四十六岁。此题绝命诗，抒发了入清后效法陶潜不书新朝年号、屈原遗世独立披发行吟的忠节之举，表达了追随亡父与奉养老母的艰难抉择。此即钱谦益所谓承埏“遭乙酉之变，痛愤不欲生，念太夫人春秋高，终鲜兄弟，未能即自引决，盖其悲歌慷慨，低回结，以生为可厌，而以死为可乐也，决矣！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几从容就义者之所为，而去夫榻前牖下之徒远矣”[54]。

像这样在明朝父亲被冤死，自己以进士长期沉抑下僚的人士，入清以后，当新朝以国子监司业相聘时，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做识时务的“俊杰”，高承埏却以虽然谈不上惨烈，却同样令人有锥心之痛的死法，毅然去殉了那个已逝的王朝。钱谦益之后为其《稽古堂诗集》撰序，文中“弹丸左辅，烽火甘泉。百雉炮车，耻登楼而清啸；一墙坚垒，怆闻笛以悲吟。婴城之长句犹新，裹创之残血已碧”云云，其实赞许的就是高氏知宝坻、抗清兵的壮烈事迹；并认为仅以“文学世其家，为文士；出令冲边，乘城扞敌，为才吏；沥血带索，为父讼冤，为孝子”概括其为人风范，令人尚感叹“世之知君未尽也”，似有以“悲歌慷慨、以死为乐，为义士”视之的含义在，是研究钱谦益入清后思想的重要文献。序文开篇和结尾分别感叹：“呜呼！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荡、陆沉沧海之秋，怀忠抱义、抑没无闻者，可胜数哉”；“今之士大夫，读寓公之诗，为之发植毛竖、羽声变徵、酹酒而凭吊者，亦有人焉尔乎？如无其人，而忠孝之精气，复叠攒仄于尺幅之间，光怪陆离见于山川而烛于天，我知其不终没没也已”。金圣叹评其为“第一辈人物，第一辈文章……真正性情之人，我欲因念祖社兄，一拜稽古堂下，以伸十年仰止之思焉”，亦算是读寓公之文，以特殊的方式“为之发植毛竖、羽声变徵、酹酒而凭吊者”了。

圣叹顺治十四年（1657）初选评小题文，所谓“我欲因念祖社兄，一拜稽古堂下，以伸十年仰止之思焉”，可以想见九年前稽古堂主人高承埏的自绝人世，对他有着怎样的震撼，令其产生怎样的景仰；由此也带出了一个人的字号：念祖。高佑（1629—1713），字念祖，号怀寓主人[55]，为高承埏长子，贡生，候补州判。族弟高孝本（1649—1728）撰其《传略》云：

大兄为虞部公长子，虞部教子严，言小误，即正色诮让，未尝稍假借。以是兄学问得早成。虞部公即世，兄年甫二十，为谭扫庵先生婿。扫庵多读书，富著述，兄之古学，得力于妇翁者居多。后同朱竹垞太史入都，两载方归，自是游屐遍南北。兄博闻强记，于明季朝事及东林、复社门户分争始末，尤谙悉；故家旧族科第行辈，能凿凿言之；阅书籍有误字，即能指摘。虞部公撰有《自靖录》，兄增辑之，梓于金陵。自朝绅、庠士、农贾、傔从，搜访殆尽。作诗典雅，文详赡。八十外灯下作蝇头小楷，一行七八十字。今所存遗稿，非离娄几不能读。年八十五卒。子一，洪模。[56]

高承埏顺治五年（1648）正月二十五日卒。所谓“虞部公即世，兄年甫二十”，可推其生于崇祯二年（1629），梅文鼎（1633—1721）康熙四十七年（1708）戊子撰《寿嘉禾高念祖先生八十》，上推八十年，亦在崇祯二年；“年八十五卒”，可见其逝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其岳父谭扫庵，即谭贞默（1590—1665），字梁生，号扫庵，嘉兴人，崇祯元年进士，明季与同邑李肇亨“同主鸳社”[57]即鸳水诗社。圣叹称佑为“社兄”，或与此有关。贞默官至工部主事，入清隐居，拒绝新朝的国子监司业之荐，康熙四年七十六岁卒于家[58]。金圣叹小题文选其“以皮冠庶”四句一题。

高佑“夙承家学，文章之菁华，与名理之苕颖，皆成于胎性，根于种智”[59]。有着强烈的弘扬家族文化传统的理念。曾辑高、曾以下先人手迹为卷，随身携带，“一饭不忘其先与之言，非祖父之言勿道也。尝集其先世手书，装潢成卷，盖虽南游舒越，西北入于燕齐，梯涉数千里，必载以行，其用心勤矣”[60]。魏禧（1624—1681）题跋曰：“所搜辑皆亲旧往返手书，或告语子弟米盐琐屑语”，文字虽然“平平无奇”，而“当时朝廷得失、天下大利弊，可互推而得；先人清忠大节，烦冤离忧之状、学问之深造有得，皆一一如见。虽有谗口，吹毛求之不可疵也”[61]。魏禧的最后一句，其实暗中是与同时袁骏以表彰母节的《霜哺篇》请人题咏动机不纯[62]相比较的。高佑还曾辑刻《高氏三世诗刻》，请金堡（1614—1680）为序：“皆吉光片羽，而风雅之美，已洋洋乎三世大观矣。”[63]所著有《怀寓堂诗》，钱谦益赞曰“清虚婉约，么弦独唱，昔人所谓‘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庶几似之”[64]，惜无流传，“久佚无存”[65]。康熙三十二年纂《内乡县志》十二卷，卷首有其序。其父“晚辑《自靖录》，纪崇祯以来殉节诸臣，迄岁乙亥止，佑续之”[66]，即该书自崇祯九年起为佑补撰。

高佑与陈维崧、朱彝尊为好友，曾撰《迦陵词全集序》、《竹垞文类序》。康熙三年五月与朱氏北上入京，有关轶事经汪琬（1624—1691）笔记而广为流传：

朱十（彝尊）诗才隽逸，文尤跌荡可观。然性好饮酒，尝与高念祖（佑）入都，每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则朱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67]

康熙二十年（1681）从京城还乡，陈维崧作诗《送高念祖还嘉禾》二首相送，并云：“第二首并柬秋岳先生，先生赠念祖诗有云：‘贫许壁鱼依老鬓，怨深征马入通都。’且云：‘念祖在家时，频借书资我也。’故是章专及之。”[68]引诗见曹溶（1613—1685）《高念祖时为余借书，有事东游奉送》之一“盛时簪笔用珊瑚，兵后诛茅失壮图。贫许壁鱼依老鬓，怨深征马入通都。三馀本藉琅玕在，二酉新看剑镞无。倘遇轩咨访遍，莫忘传写到潜夫。”[69]看来稽古堂藏书，至少在高念祖手里尚未流失。

归安吴景旭（1611—1695）在逝世那年写的《为高念祖年丈题竹林书屋图》诗云：

竹林清节旧知闻，况是藏书备典坟。世业参天围古木，遗编拔地护香芸。炎京笔落东西并，豪士梦回上下分。为读一门忠孝史，正宜翘首对层云。[70]

赞扬了其父祖的气节、勋业，藏书、家学的熏染，以及忠孝传家的门风。宣城梅文鼎（1633—1721）康熙四十七年（1708）写诗祝高佑八十寿云：“先生忠孝裔，遗编绍先志。网罗历岁月，屐齿周粤蓟。参互析疑误，阐发吐生气。其人馀四千，搜辑犹未置。”说的就是“虞部手辑《崇祯忠节录》，先生续成之，且募梓焉”[71]。虽然此书似乎最终亦无刻本问世，历经网禁綦严的康乾时代而能以抄本流传至今，亦算是一个异数了。

王复阳

圣叹评李流芳小题文《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解题曰：“此文真天下之奇也……我眼中唯见吾王禹庆兄，实能追步先生耳，是文中之麒麟，夫岂得多遇哉？”另在《鱼庭闻贯》中，圣叹有《与王禹庆复阳》书信，解释为何所编《唐才子诗》要以杜审言开卷。可知王禹庆名“复阳”，信写于顺治十七年春夏。

王复阳，字禹庆，苏州府吴县光福镇人。与尤侗及其友人汤传楹（1620—1644）关系至密。崇祯十七年岁末，尤侗在纪念汤传楹的悼文中曾写道：“呜呼今日何日，岁行尽矣，又一日则去年迎春日也，弟与兄联袂东郊，薄暮饮于王子如武园，兄忆之乎？”[72]这位如武园主人，便是王复阳，三人相会时间为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一（汤传楹次年六月去世）。汤氏有《暮春偕展成、益州、禹庆游支硎》诗[73]，当即撰于该年三月。该年七八月间和次年九月，尤侗与王复阳两次游于吴淞江边之千亩潭：

癸未七月之晦，予与王子禹庆避暑于千亩潭。……至八月九日有事归，计居此潭者十日，恨不及一见芙蓉城。然四堤杨柳，依依学小蛮舞，有牵衣惜别意，长系人去思。今年遭国变乱离，王子益州因卜居于此。九月之望，予与禹庆再往访之，则秋风迟暮，芙蓉晓妆矣。[74]

这段时间，二人之所以频繁交往，是因为此际尤侗寓居于王氏宅中读书。《悔庵年谱》“崇祯十六年癸未年二十六岁”载：“予读书王禹庆复阳如武园，岁暮偶为扶鸾之戏。”[75]

此位圣叹友人，在今人的著述中亦偶有涉及，如在论及清代前中期的中篇传奇小说时，会说到“较重要的失传作品有侯纪原的《昔病记》、王禹庆的《冥异记》（见《西堂杂俎》）、张云璈的《鸳水仙缘》、王仲懋的《三桥梦》（见《咫闻录》）等”[76]。所谓《冥异记》，见尤侗《汪阿金小传》：

予友王禹庆，与新安汪周士、晋贤昆弟善，尝介而过予，盖沨沨乎庄雅士也。腊月既望，王子以书来，道周士丧其爱女，属予作传。予颇讶：古未有六岁女子立传者！及读王子所为《冥异记》，叹诧久之，曰是可传矣！[77]

从传中记载“女生康熙己酉四月”即康熙八年，可见传文写于康熙十三年（1674）。其实就传奇体小说创作而言，尤侗的另外一篇被收入《虞初新志》的名篇《瑶宫花史小传》，也与王复阳有密切关系，其创作缘起，就是因为崇祯十六年“予读书王氏如武园，偶为扶鸾之戏，得遇瑶宫花史云”[78]，当即《悔庵年谱》自述该年“岁暮偶为扶鸾之戏，得遇掌文孙真人过庭，为予序《秋梦录》。……至明年三月，踪迹遂绝，事虽恍惚，亦可感矣。诗词甚多，真人题曰‘沙语’，予纂小传撮其略焉”。

王复阳事迹可考者尚有如下数条：

明末，随杨廷枢（1595—1647）学。廷枢字维斗，长洲人，乡试解元，复社领袖，晚明在苏州沧浪亭内设馆授徒，“为其子焯择友会文，钱子锳炼百、章子在兹素文、王子发其长、王子复阳禹载、尤子侗展成、彭子珑云客、宋子实颖既庭与焉”[79]。“禹载”当为“禹庆”误刻。后来，前四人创立或参与同声社，后三人创慎交社，颇生龃龉。后人云“复社馀波分为两派，曰慎交社、曰同声社，各植门户”[80]，洵为确论。

顺治四年（1647），同门友人前明进士、长洲刘曙（字公旦）反清被戮，妻陈氏遁入空门，子刘葳尚在襁褓中，“为通门王君禹庆所抚”[81]。

顺治六年，友人章在兹（1619—1673）等创同声社。次年宛平举人金鋐来苏州寻盟，盟者十子：除章在兹，分别是金、彭珑、缪慧远、吴愉、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尤侗、汪琬。诸人“初与同郡章素文为莫逆交，素文有《沧浪社书》一选，其表彰诸子倍至；而后忽以言语相参商，与素文为敌国，遂跳而有‘慎交’之约”，“为三宋所主：德宜右之、德宏畴三、实颖既庭，而佐之者尤侗展成、彭珑云客也”，成立慎交社，各植门户。慎交社成立之日，邀集苏州府辖七县文士订立盟书：“与斯盟而复与他社者，是谓败盟，败盟之人，七邑之人共讨之。”意在攻击章在兹同声社，与会者人人“花押”表态。当天“章素文悒悒在家，而阴遣其友王禹庆、钱宫声随群而至。书押之时，禹庆执笔不肯下，众苦之，奋袖出”[82]，场景颇有趣味。苏州姚佺（？—1662）致仁和徐士俊（1602—1681）的尺牍云：“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吾老矣，姑岂年少，吾岂可以入其军中？”[83]这段写于顺治中期的私函文字，形象地描述了一些明遗民眼中的慎交、同声两社之争的热闹和可笑。

康熙初年，曾北上。吴江俞南史《次韵送王禹庆北游》末句为：“看君匹马长堤外，犹见轻装剑气横。”[84]康熙十三年间，亦曾寓居桐乡汪家。尤侗《汪阿金小传》“予友王禹庆，与新安汪周士、晋贤昆弟善”，所指即徽州（新安）休宁汪文桢（字周士）、汪森（1653—1726，字晋贤），与弟汪文柏（1659—1725，字季青）寓居浙江桐乡，建华及堂，招待四方文士。“周士、晋贤当山水绝胜之地，葺宇读书，而爱好词章。四方同人，拏舟往会，相与弹丝挥斝、刻烛飞笺，于青峰绿树间，洵可乐也。”[85]汪森有词《绮罗香·送王禹庆之漳州幕》[86]；汪文柏有七古诗《王子禹庆近有鼓盆之戚，时过桐川，汪子见其意兴萧索，神思若褫，为歌短章，用释其叹》[87]。嘉兴周筼（1622—1687）居汪氏华及堂时，有《王禹庆先生在馆时，遣侍史回光福，采摘家园杨梅，飞棹远饷主人，余因得饱啖……》[88]。吴江朱鹤龄（1606—1683）康熙十三年间为汪文桢诗稿撰序，曰：

周士之诗，忆癸丑冬，松之携以示余。见其清举韶令，叹为时贤第一流。今年冬，往过其庐，周士出一编相质。……余方欣赏不置，禹庆、青士起曰：周士才信美，抑诗道有进此者乎？[89]

癸丑指康熙十二年，松之是吴江徐崧的字，青士是周筼的字，都是华及堂的座上客。《华及堂视昔编》为诗歌总集，汪森所辑，乃友人吴江俞南史、徐崧，嘉兴周筼、沈进，长洲俞玚，常熟顾文渊“在梧桐乡倡酬之什，萃为斯刻……凡六家，各系小传”[90]。

康熙十七年（1678）尚在世。九月十九日，尤侗妻曹氏年五十八卒于家，与友人赴祭。宋实颖《同乡亲友公祭文》列名有：

年眷弟宋实颖、宋德宜，年家眷弟何棅、汪琬、钱中谐、李嘉猷、范必英、王复阳、管正仁、吴芹、陈宏、孟亮揆、翁天游、吴兆宫、孙旸，年家眷小弟王、周象毅、曹汉、顾丁瑮、蔡方炳，年家眷晚弟王式钰、项亦銮、席启寓，年家眷侍生韩菼，年家眷晚生金祖彭、金祖庚、金秉抡、陆世恒、王曾斌、张埙、李圣芝、顾嗣曾……[91]

其中不乏当年分属水火不容的同声、慎交两社之人，亦有数位如宋德宜、蔡方炳、陆世恒、顾嗣曾为圣叹友人。

与金圣叹赞许王复阳八股文造诣相关的，是晚清陶樑收藏的“韩文懿公家书”手迹中的有关文字：

五月末，上考满洲进士举人贡监秀才。有笔帖式胡里卷，甚被嘉奖，特许破例明年下场，且谕以“韩尚书理学名家，所选元墨名墨甚多，汝可往索取读之，笔下自与众不同”。胡里因来要选文，而吾所选坊中一篇无有，因取禹庆选本，精选百篇授之。此系真正法脉，吾欲公之于世，以维文风，刻成当印一二百部，以供应酬。即便将刻版寄归汝辈，可为我商所以行之之法，亦归老之一助也。[92]

“文懿”乃长洲韩菼（1637—1704）的谥号，即上面参祭尤妻曹氏的“年家眷侍生韩菼”。此人号慕庐，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1704）官礼部尚书，卒于任。这封家书，即写于此际。写过八股文专著的梁章钜，曾引其父梁赞图《四勿斋随笔》，推举“国朝制义，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93]。就是这位清朝八股文第一名家的韩菼，将王复阳的制艺选本视为“以维文风”的“真正法脉”，并指望致仕回乡后靠卖其书以补家用，从一个侧面亦可看出圣叹评价其为“文中之麒麟”当非虚誉。梁章钜编《制义丛话》据乾隆进士游光绎语，亦云笔帖式胡里奉旨从韩菼学为文，“先生为精选前明程墨百篇授之，正变源流，一一阐发，惜此选本今未之见”（卷九）。可见到清代中叶时，已经不知“禹庆”其人了。

许之渐（兼及许之溥）

《小题才子书》收入许之渐两篇文字，题为《入太庙每事问》和《虽存乎人者》，分别是出自《论语·八佾》和《孟子·告子上》，前者圣叹评曰：

慧中何难，难于秀外；金艳何难，难于玉轻；仙风何难，又难于道骨也。先生世笃忠贞，夙敦孝弟，与人言，意思全是上念庙廊、下念蔀屋，内念人心、外念风俗。而其投时小技，则又秀外如此，玉轻如此，仙风道骨如此。后学慎毋心高气高、眼高手高，自失利器也。

从文中对许“先生”的有关介绍，可知两人是相识的。

许之渐（1613—1700），字仪吉，号青屿，一号可园，晚号绣衣衲子，江南武进人。晚明诸生，曾入复社，崇祯六年（1633）已补诸生；顺治八年（1651）中举，十二年成进士，十五年由户部主事升任江西道御史，十七至十八年历任甘、陕巡茶御史。在乾隆初年吴县吴定璋（1679—1750）辑刊以太湖区域人士为作者的诗文总集中，有其小传：

之渐字仪吉，号青屿，鼎臣长子，登顺治乙未进士。初授户曹，旋擢御史。遇事敢言，弹劾不避权贵。巡按陕西茶马，悉心简阅，除一切陋规，厘奸剔弊，与当道者抵牾，遂落职。居林下者数十年，年近九十，儿孙五代，两举乡饮大宾，所谓三达尊者兼有之矣。[94]

汉代郑玄注《周礼》卷二引孟子曰“天下之达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齿也”。德行和寿享之达，许之渐当之无愧；可是官爵，他离“达”尚远，甚至可谓仕途坎坷！先由巡茶御史降为国子监助教，后因天主教“历狱”而被罢官免职。所以友人称其是“世路从教自崄，云行鸟迹真孤绝”[95]。关于其生平，陈垣《吴渔山与许青屿》[96]、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97]均有所研究，尤以张中鹏《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98]对其生平和涉案始末研究最为细致深入，故此不赘。可略作补充的，有如下几点：

生卒 之渐的生卒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江庆柏先生是据《击壤纪年笺·丙寅元日》和光绪《武阳县志》本传[99]；张中鹏博士《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对此亦有考证：

冒襄《同人集》卷九《海陵寓馆倡和》之许之渐《仍用前韵呈赠巢民年长兄》诗序云：“癸亥中元后二日，我巢民年长兄先生自雉皋来……时年长兄年已七十有三……余亦七十有一，较少两岁。”巢民年长兄即“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癸亥即康熙二十二年，可知许之渐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于卒年，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二《许之渐》载：“许之渐，字仪吉，号青屿。……年八十八卒。”则知应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陈垣《吴渔山年谱》亦持此说，惜并未标明史料来源。[100]

应该指出的是，张中鹏先生能够指出陈垣《吴渔山年谱》亦持此说，显示出不掩前人之美的学术规范，难能可贵；只是所据许之渐《仍用前韵呈赠巢民年长兄》诗序，早在张慧剑先生名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中，就已据此著录万历四十一年“武进许之渐（青屿）生”[101]。此外，太仓陈瑚（1613—1675）《虞山游草序》“侍御与予齿皆六十，而其朱颜玄发尚如年少，文章德业坚悍不衰”，此文撰于“今岁壬子冬仲”[102]即康熙十一年（1672），亦可参证之渐的生年；可为许氏卒年考提供较早佐证的，是乾隆初年刊行的《七十二峰足征集》，在其长子许维梴（1633—？）小传中所云“侍御年至八十八岁而殁，时维梴年亦六十八岁”[103]。

字号 袁行云认为“字松龄，一字青屿，号可园”[104]。张中鹏认为“字松龄，一字仪吉，号青屿，晚号可园老人”，并表示自己的说法是“采用方志之说”[105]。从其所引有关方志，并未见到包括“字松龄”的资料，甚至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二许之渐传关于字号的著录，连“号青屿”都没有；无论方志是否记载了“字松龄”，许之渐都不太可能使用它，原因是其长子维梴“字松年”。至于将“号可园”改为“晚号可园老人”，不是太有必要。宜兴释上暎《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各卷均署“东吴而庵徐先生拈阅，晋陵可园许先生评颂”，晋陵为武进古名，可园为其号。此外，许氏康熙十四年（1675）撰《吴渔山仿古山水册》跋，落款“康熙乙卯嘉平腊日绣衣衲子许之渐识”[106]；其康熙二十三年（1684）“岁甲子春前三日”撰《吴渔山赠湘碧山水跋》，落款“夫山绣衣衲子许之渐题于兴福禅居之西庑”[107]。晓青《绣衣衲子歌赠许侍御青屿》“绣衣衲子头如雪，虽在人间与人别。”[108]绣衣，汉代朝廷派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仗节，至各地办事。因此等特派官员本由侍御史充任，故后世代指御史。衲子即僧人，可见其晚年因沉迷于佛教而号“绣衣衲子”。此外，常熟钱陆灿（1612—1698）在许之渐“罢西巡茶马御史归”后，为撰《自笑老人小传》，“自笑老人”为其晚年又一别号[109]。

家世 许之渐的父亲为许鼎臣，字尔铉，号定于（一作定宇），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光禄丞，以忤魏珰归；后起本寺少卿，宁武兵叛，擢抚山西。请蠲租恤贫、增饷募士，兵民感赖，宁武遂平。在晋甫十月，前后八十馀疏，墨吏败将悉正其罪。旋奉命协剿河南流寇，为监珰论罢。”[110]据“许定于先生帖”刻帖许之渐跋语：

先大中丞公于崇祯辛未九月赐环膳寺，壬申十月奉命抚晋，癸酉八月解组归来。此三年邸署千里命诫之书也。鞠躬尽瘁，不顾家谋，维是蒿目时艰，疾呼痛涕，以特立之躯，整已残之局，致愠群小，功罢垂成。吠声者流，尚有訾为愤激忤俗者，又乌知当日之志哉！

由此可知，刻帖的内容乃是许鼎臣于崇祯四年（1631）至崇祯六年（1633）间“写给其子许之渐的家书”；《崇祯长编》卷六十三记载崇祯五年（1632）九月戊申（十三日）“升许鼎臣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今证以许鼎臣家书，说明《长编》的记载是正确”[111]。许鼎臣家有槐荣堂，尤侗《槐荣堂记》云：

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间矗然而挺、郁然而丰者有槐焉，盖乎许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为钱太夫人；冠带侍立者，大中丞公也。吾闻大中丞四岁时，太夫人指槐，语之曰：“此槐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验。……迨中丞即世，槐则枯矣。越岁辛卯，枯者复荣。于是青屿侍御登巍科，历膴仕，而诸孙孝廉、文学翩翩代兴。[112]

大中丞公指官至巡抚的许鼎臣。明代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以及被派遣到外省带有这些兼衔的总督、巡抚，均通称“都堂”。由其崇祯五年（1632）秋冬以右佥都御史赴任山西巡抚即官都堂，可以考出约生于万历十一年（1583）。堂记云“迨中丞即世，槐则枯矣。越岁辛卯，枯者后荣”，辛卯指顺治八年，之渐考中举人之岁，似乎其父约卒于顺治七年（1650）。但是，如果鼎臣真的死于该年，其子丁忧，则一定不会参加次年考试。家书刻帖另有一段跋语：

许定于先生当朝议袒分、阃谟瓦解时，力肩晋局，致为枢珰所螫而归，予向序其疏刻，淋漓言之。兹仪吉褒其千里缄牍，装成一编，何其蹙蹙喁喁，无半语及私营也。“首辅主抚，次辅主剿”，只此两言，便是束英雄之手，而助寇盗以焰，无论督府、中涓之琐琐者矣！唐玄宗亦英主也，剑门鸟啼花落，始思金铸九龄；先帝神武孤立，匆卒宾天，更无成都暂息地金铸定于。悲夫！丁亥菊月之再九日，旧年通家衲小友米顿首拜跋。

下镌白文篆书“米”字方印。有关学者对此“米”为何人，尚未能考出，仅从署款及跋语中知为僧人，与许鼎臣交谊较深；另外推知许鼎臣家书刻于清顺治四年（1647）丁亥九月。刻帖首题“先大中丞公手敕”，参以之渐跋语所谓“继述无闻，服训恐坠，爰裒而寿之石”，“推定许鼎臣卒年或在顺治四年前不久”[113]。撰跋者“米”为薛寀（1598—1663），字谐孟，号岁星，亦为武进人，崇祯四年进士，仕至开封知府，明亡为僧，法名米，号堆山[114]。从其用唐玄宗奔蜀后始思已亡的张九龄之典，许鼎臣当已去世。圣叹评许之渐的为人“世笃忠贞，夙敦孝弟，与人言，意思全是上念庙廊、下念蔀屋，内念人心、外念风俗”，可见是了解其家世的。

籍贯 张中鹏根据金玉相《太湖备考》卷七《选举志》，著录许之渐是“武进马迹山人”。马迹山，位于太湖西北部，古称夫椒山，是太湖中的第二大岛屿，明清属于武进，今属无锡市马山区。据有关文献记载，许氏先祖“自武进夫椒分迁蔡庄和耿湾。耿湾支越数世，明季鼎臣（字尔铉，号定宇）移居郡城”，鼎臣遂为郡城派“始迁之祖”[115]。郡城指常州府治所在地武进县城，同治重修宗谱许鼎臣小传云“鼎臣，号定宇，万历丁未科进士，历任山西巡抚，崇祀先贤，住武进西门”[116]。由尤侗“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间矗然而挺、郁然而丰者有槐焉，盖乎许氏之堂”云云，说明其祖居在马迹山脚下。

除了《小题才子书》，约在顺治十七年上半年，金圣叹为编选评点唐代七言律诗，与许之渐有过通信：

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今有新生之孩，其目未之能眴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支足屈，口中哑然。弟熟视之，此固诗也。……弟固知唐律诗，乃断断不出天下人人口中之一声。弟何以知之？弟与之分解而后知之。鲁桐声今在何处？弟欲与之往返十许日，搜尽此老诗学。——《与许青屿之渐》

《鱼庭闻贯》所收圣叹致友人书信或复函，多写于顺治十七年春季前后。那么，这一时段许之渐会在何处呢？据学者考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顺治十六年十月戊戌”许氏受命巡视茶马，十七年任甘肃巡茶御史[117]。极可能是十六年冬季至次年春季，许之渐在赴西北上任之前曾返家。正因为如此，圣叹才会顺便向其打听武进前辈鲁钊的下落。武进与长洲，虽分属两府，但分别在太湖的西北和东北，一苇可航，来往便利。此后不久，许之渐走马上任，并于顺治十八年七月圣叹遇难之前，因弹劾福建巡抚刘汉祚“赃私等款，在闽候质。巡按范平勘讯无据，之渐以妄奏议处”[118]，被贬为国子监助教[119]；康熙三年又因撰写《天学传概序》而牵涉进震动朝野的“历狱”，被迫罢官。五年后虽获平反，却因刚直寡谐，复官无望，遂返回江南，颐养天年。所著今存《击壤纪年笺》，乃康熙二十五年后六年诗；又据《清代毗陵书目》卷四载有《槐荣堂诗文集》（十卷），未见传世。

据同治重修《许氏宗谱》，许鼎臣生四子：之渐、之濬（府庠生）、之溥（县庠生）、之汾（县庠生）[120]。后三子均为诸生，以许之溥最有文名，与圣叹渊源亦甚深。如民国陈登原即认为彼此是“相率共鸣”的友人，并引“庶庵《与圣叹书》”云“昨读尊教，诗在字前，只此一语，而弟听之，直如海底龙吟。其声乃与玄化合并。岂复章句小儿，所得模量哉？感激感激”，证明许之溥“可见其倾倒圣叹之甚”[121]。在《鱼庭闻贯》中并无许之溥与圣叹书，同样文字见圣叹《与许庶庵之溥》：

昨读尊教，云“诗在字前”。此只一语，而弟听之，直如海底龙吟，其声乃与元化合并[122]，岂复章句小儿所得模量哉！感激感激！……弟比者实曾尽出有唐诸大家名家，反复根切读之。见其为诗，悉不在字，悉复离字别有其诗，因而忽然发兴，意欲与之分解，或使后世之人不止见唐诗之字，而尽得见唐诗之诗，亦大快事！然又自顾身手无力，胡便得济？仰望援接，乃非一端。

这里可见的是圣叹对之溥的器重，哪里“可见其倾倒圣叹之甚”？近年如陆勇强先生考金氏友人时，亦引及此札，云：“其人事迹罕见。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三十三《艺文志》载‘《赋闲楼诗》，武进诸生许之溥撰。’赵震《毗陵诗录》卷一亦载：‘许之溥，字庶庵，有《赋闲楼诗》。’并收有其三首诗《感秋吟》、《绿水词》、《病起怀杨序玉》。其生平事迹有待详考。”[123]其实，在《与杨云珮廷章》书信中，圣叹还曾提及“许子庶庵”，推许他为知己：

弟于唐律诗，不敢以难之心处之，为其诗则皆其人之诚然之心也，非别有所作而致之者也；又不敢以易之心处之，为其诗则皆其人生平所读万卷之诗之所出也，非率尔能为是言者也。知弟者，其惟许子庶庵乎，何故至今久不见来？

杨廷章为吴县人[124]，看来许之溥常从武进来苏州与金、杨等人相会。

许之溥生年大致可考：郑鄤《天山自叙年谱》“天启五年乙丑年三十二岁”记“九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银华。甫期月，中丞许定于公为其子之溥纳采”[125]；黄道周崇祯十七年（1644）撰《郑峚阳年兄曁元配周孺人墓志》云郑鄤“女六：长适庠生贺儒环，己酉举人府通判止叔公子；次适庠生许之溥，丁未进士廵抚山西右佥都御史定于公子”。由此可见，天启五年由许鼎臣与郑鄤为各自小儿女订下的娃娃亲，在明末已经正式嫁娶了。按照古人风俗，娃娃亲的年龄彼此相仿，故暂定许之溥生于天启四年（1624）。在顺治十七年与圣叹通信时，已经三十七岁。其为晚明诸生，性格孤傲，“恃才旷放，与吴门金圣叹称同调”[126]。光绪重修武进《马迹山志》有其传，文字略详：

许之溥，字观生，号庶庵，鼎臣三子。为人倜傥，行纯笃，邑诸生。弟早卒，抚两孤侄过己子，教之成立。之溥岁试，学使责其字多古体，遂终生不搦管，辄口授人书。闻闯贼陷京师，痛苦几绝。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后适秦，游华岳，自作祭文，醉饱而上，同游不敢从。溥独至昌黎恸哭处，无何攀援而下，鼓掌笑曰：“诸君何怯也！”失足堕而卒。之溥与金人瑞善，人瑞有句云：“庶庵死后原无病，圣叹生前只有贫。[127]”人以为谶云。著《赋闲楼诗》。[128]

可以看出，许之溥与金圣叹在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方面，亦有相似之处，甚至因学政嫌其试卷字多写作古体，遂终身不再执笔，当然也就不再参加考试了，比金圣叹“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张人瑞名就童子试”[129]，来得更加决绝。

方志言许之溥“闻闯贼陷京师，痛苦几绝。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痛苦几绝恐怕略有夸张，这倒未必完全是因为其父鼎臣在晚明不受重用，屡遭权奸、阉珰打击，其岳父郑鄤在崇祯朝的遭遇更是骇人听闻！郑鄤（1594—1639），字谦止，号峚阳，武进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因上疏弹劾阉党魏忠贤，被降级外调；崇祯八年入京补官，旋因得罪奸相温体仁，被弹劾入狱，科以杖母、奸媳、奸妹之不孝乱伦重罪。审判历时四年，过程异常吊诡，层层加罪，始合圣意。崇祯十二年，审理官员上奏：“事属影响，言出谤忌，革职太轻，遣戍太重，惟候圣裁”[130]，司官因此撤换；继任者“拟辟，上命加等，公遂死于西市。从来缙绅受祸之惨，未有如公者”[131]。所谓“加等”，就是皇帝下“脔割之旨”，即凌迟处死。八月二十六日行刑，地点在京师西市，“俗所云甘石桥下四牌楼是也”，行刑过程真是血腥扑鼻、惨不忍睹：

（黎明）时尚无一人，止有地方夫据地搭厂，与竖一有丫之木在东牌坊下。旧规，杀在西而剐在东也，厂则坐总宪、司寇、秋卿之类。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藏贮铁钩与利刃，时出其刀与钩颖，以砂石磨砺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峚阳停于南牌楼下，坐筐篮中，科头跣足，对一童子嘱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缓片刻。”稍停，从人丛中舁之而入，遥望木丫，尚闻其“这是何说者”连词。于极鼎沸中，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尽股栗也。炮声响后，人皆跂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亦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之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巅，众不胜骇惧。忽又将绳引下，而峚阳之头突然而兴，时已斩矣。则转其面而亲于木，背尚全体，丛而割者如猬。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飞电走，云以刀数报入大内也。午馀事完，天亦暗惨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疔药科者，遍长安市。[132]

常州无锡县计六奇（1622—？）康熙初年所撰《郑鄤始末》中的此则文字，可谓古代记载凌迟过程最富细节性的史料了。关于郑鄤是否有杖（继）母、奸媳、奸妹之事，自晚明以后众说纷纭。今人亦有专门研究，认为郑鄤案件是明末党争的产物，“虽然是温体仁首发，却被明思宗操控，用作打压清流舆论的工具”[133]。此处想说的是：许鼎臣与郑鄤结亲之际，正是后者降级乡居之时；郑鄤被磔的崇祯十二年（1639），鼎臣已由山西巡抚任上解职回乡六年，其三子之溥才十六岁。郑鄤四年身陷囹圄，最终被皇帝下旨脔割，许鼎臣始终不悔婚约，令人钦佩其品格；令人揪心的是，许之溥从十二岁始，就承受着有着一位身被如此不堪罪名的（准）岳父的舆论压力，与其女郑银华婚后，对岳父“淫恶”的臧否，依然蔓延于其经常往来的苏州地区。固然自晚明到清初，一些海内闻名的正人君子如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等先后上疏或撰文对郑鄤罹难表示同情，然同时亦不乏同样海内闻名的正人君子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如长洲遗民徐树丕（1596—1683）云郑鄤“淫丑之行，笔不忍书。至强淫十三岁之媳，遂至此女自缢，则古今第一淫恶矣！”甚至认为弹劾郑鄤致其死罪，是权奸乌程温体仁唯一令人快意之事：

乌程相立朝，无一善事，惟露章劾鄤，下狱论死，此举差快人意。有恶乌程者，并此举而非之，此非能爱能恶之仁人矣。然郑亦素附清流，故有左袒之者，则清流之识似反不若乌程，不可解也。[134]

遗民大儒昆山顾炎武（1613—1682）康熙二年（1663）撰《陆贡士来复述昔年代许舍人曦草疏攻郑鄤事》七律诗，前两联云“雒蜀交争党祸深，宵人何意附东林。然犀久荷先皇烛，射隼能忘侠士心？”诗中贬斥郑鄤为“宵人”，赞誉揭发者为“侠士”，以“燃犀”颂扬崇祯的洞察奸伪，可见对此事的毁誉态度[135]。作为郑鄤的二女婿，许之溥在晚明便因小故而放弃科考，并“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为何自视为社会的多余无用之物？为何自绝于科举求仕之路而借酒佯狂？从其长兄之渐以晚明诸生考中顺治年间举人、进士，应当不属于入清后的遗民行为，可能都与其岳父忤逆乱伦的道德名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至少后人可以从中体会许之溥自少年开始的精神苦难。钱陆灿在为其兄之渐作传时，曾言及常州与苏州的相同处：“常州盖吴之间一都会也，部所隶同，水土同，谣俗被服同，佣利佣名佣宦达、恐喝气势同。”[136]两地这种诸般相同的人文关系，当凝聚于徐树丕、顾炎武的有关言论时，只会加重许之溥的情感痛苦。

许之溥与金圣叹的“同调”关系，不仅是书信往来，他们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观点上，亦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早起》的末尾，编者金昌注云：“或曰‘此是晋陵许庶庵笔，为唱经所鉴定者’。果有之，亦足想见庶庵。”即当时有人认为这首诗的评点出自许之溥之手，连圣叹堂兄金昌亦莫辨真假。之所以会存在圣叹著述中掺有他人文字的可能，是因为作为生前未完稿的金批杜诗有着特殊的生成方式：“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137]从评语内容看，将《早起》题解首尾两段并观：“题最伤心。世间惟痴肥公子，夜饮朝眠，其他无一人不欲早起者”；“自叹二十年来昏昏醉梦，未知何时得早起也”，结合彼此的身份、年龄，如视为圣叹的夫子自道，不如看作是许之溥的有感而发更合情理。

康熙初年，钱塘赵时揖从金昌手中获得金批杜诗遗稿，辑刻《贯华堂评选杜诗》问世。在论及金批杜诗的影响时说：“读先生所说杜诗，令人跃跃皆欲说杜，许庶庵其跃跃中之先出者也。其人固奇人，其说亦由先生而悟入者。因为附刻，以为后起之唱。”[138]所谓附刻，是在《贯华堂评选杜诗》二卷之后，附录五首“说杜诗”，总题为“庶庵说杜”，赵时揖跋曰：

后五首，或亦以为贯华先生所说。以后有“庶庵”字，访之，始知为许庶庵笔也。庶庵高才异致，登华山绝顶，坠崖而死。与贯华先生游，情味特契，故议论往往相似。余不忍使其人文勿传，因为附刻于此。所说沉绵旷远，置《才子书》中，几或无辨，读者当亦共为感惜耳。庶庵，常州武进人，讳之溥，侍御青屿先生讳之渐者之弟也。

可见，在赵氏从金昌处得到的手稿里，至少有五首杜诗的评点是注明“庶庵”，而且两人的评点观点和文字风格都极其相似，以致令人“几或无辨”。难怪熟知圣叹如金昌者，亦不能判断《早起》的诗评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此跋亦是记载之溥因登华山坠崖而死的最早文献，如果写于康熙五年（1666）前后，许之溥在世不会超过四十五年。

沈世奕（兼及沈元鼎）

《小题才子书》选沈世奕文两篇。一是《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二是《赐也贤乎哉》，圣叹分别解题曰：

马快则尘不及起，刀快则血不及缕。先生姑射冰雪人，居恒吹气如兰；而一致临文，便如并州健儿：吾不能测才子之所致也。

纸上纯是墨，却又不是墨；因而问诸笔，却又不是笔；因而问诸腕，却又不是腕；因而问诸心，却又并不是心。然则此千枝万枝，离离新粉，无情有恨，烟啼露咽者，为是一片新斫青光，为是一片新写楚辞也。我欲直闯木天，把先生袖，特地问之。

“禹稷躬稼……”语出《论语·宪问》“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赐也贤乎哉”语出《论语·宪问》“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作者沈世奕（1625—1685），榜籍昆山，顺治八年（1651）贡生。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履历载：“沈世奕，竹斋，《书》二房，己巳年九月初四日生。吴县籍，昆山人。甲午六十三名，会试六十七名，二甲五十八名，钦授内翰林清书庶吉士。”[139]因此今人著录其生于一六二九年[140]。世奕出身世家，其父沈应明（1571—1641），字鸣熙，号笏林，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生四子：元符、元箕、元鼎、世奕，分别为原配徐氏和继配周氏生。女五，“庶出一，适章静宜”[141]。现存苏州《吴氏族谱》有其小传：“世奕，应明四子，字子美，一字韩倬，号青城，顺治乙未进士，秘书院编修，生天启乙丑九月六日，卒康熙乙丑六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一。”[142]可知其生卒为天启五年（1625）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生辰月日与进士履历近似而生年相差四岁。世奕顺治七年“赴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之南湖”[143]，为同声社领袖之一；十年参加虎丘大会，太仓王撰（1623—1709）《王随庵自订年谱》：“十年上巳，吴中两社并兴，慎交则广平兄弟执牛耳，同声则素文、韩倬、宫声诸公为之领袖，大会于虎丘，奉梅村先生为宗主。”[144]广平是宋氏郡望，“广平兄弟”指长洲宋氏同宗的三兄弟：实颖、德宜、德宏；素文指章在兹，韩倬指沈世奕，宫声指钱中谐。世奕十一年举人，连捷成进士，以庶吉士官翰林编修。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为会试同考官[145]。不久，因母老辞官归里[146]，所居在苏州城东白塔子巷内，名止园[147]，中有怀云亭[148]。从解题“居恒吹气如兰”、“我欲直闯木天”云云，圣叹对其颇为了解，木天乃代指入读庶吉士的翰林院。

沈世奕与冒襄、陈维崧、王昊、秦松龄友善，多有诗歌唱和。如冒襄（1611—1693）曾赞其“斑管料君饶著作，金阊自古擅风流”[149]。陈维崧（1625—1682）顺治十年虎丘大会时便与之相识，“眼中之人钱（炼百、宫声）与沈（韩倬），何日高歌还痛饮”[150]；太仓王昊（1627—1679）顺治末年撰诗，推许其才情、豪气与酒量：

君不见沈郎吴下文章伯，健笔凌云最无敌。少年谒帝入承明，一朝声动长安陌。奇才本合登天衢，却令吾党生颜色。忆昔倾盖逢吴门，意气直欲回乾坤。绮筵十日酒千石，爱客往往如陈遵。玉山嵯峨不知醉，胸中云梦争吐吞。[151]

康熙六年，陈维崧为沈母周氏八十大寿征诗撰文。世奕生母周氏，为其父应明继妻，“生万历戊子拾一月十四日，封孺人，卒康熙丁巳二月十三日，年九十”（《吴氏族谱》），即生卒为万历十六年（1588）至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为仲冬，故文中云沈母“兹以仲冬，荣登八袠”[152]。

沈世奕卒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作为当地名人，亦有异闻。长洲褚人获云：“康熙甲子，沈韩倬太史家，日有喜鹊数十，飞集庭中，攫所晒物，至拔其盆兰殆尽。未几太史遂卒。”[153]这是在未见族谱之前，记载其卒年最接近事实的史料。沈家四代五人进士，父子三翰林[154]，即便在功名鼎盛的苏州，亦可谓科举望族。

金圣叹不仅与沈世奕为友，且与其兄沈元鼎交好，顺治十七年（1660）两人曾通信讨论评选唐诗事。今存圣叹《答沈匡来元鼎》云：“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沈元鼎（1622—1680）为应明第三子，“字子铭，号匡来。附监生，考授州同知。生天启壬戌正月十八日，卒康熙庚申六月七日，年五十九”[155]，即生卒为天启二年至康熙十九年。戴镐有《送钱宫声、沈匡来北上应青城太史之招》诗[156]，钱宫声即钱中谐（1626—1693），青城太史即指元鼎弟世奕，两人早年“同砚席，尤相善，（世奕）馆选后（即为庶吉士），致先生邸舍中，教其子瞿庵编修”[157]。另王抃（1628—1702）顺治十四年赴北闱，“一路同行者，惟沈文人、匡来、伏庵三舟而已”[158]。看来其至少两次赴京：一是顺治十二年与钱中谐一起，应弟世奕邀请进京教其子；一为后两年参加北闱乡试，落第而归。王抃所谓“沈文人”即吴江沈永令（字文人、闻人），与戴镐均为圣叹友人，其母为“秀水县张氏，顺治丁酉年七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九”[159]，故此次亦是半途因丁忧而返。

宋德宜、宋德宏

清初苏州有“三宋”之说，如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慎交为三宋所主：德宜右之、德宏畴三、实颖既庭”。三人均为长洲人，其中宋实颖（1621—1705）年最长，字既庭，号湘尹，顺治八年举人，后官扬州兴化教谕，所著今存《老易轩文钞》。“既庭先生早得盛名，入都时，四方人士无不欲望见颜色。既为慎交社宗主，提唱后学，士林重之”[160]。太仓陆世仪（1611—1672）《既庭、右之、畴三三宋兄枉顾赋赠》云：“蓬蒿三径久蒙茸，惭愧高轩远过从。剑佩清光摇薜荔，文章佳气照芙蓉。鹏共羡河东凤，蠖伏谁为柱下龙。闭户虞卿穷已久，相逢遮莫笑疏慵。”[161]清中期江藩（1761—1831）曰：“顺治初，（彭珑）结慎交社，始则宋实颖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吴敬生七人而已。”[162]进而将此三人视为兄弟。其实，实颖与德宜、德宏并非亲兄弟，只是同宗而已。“宋既庭（实颖）与宗弟畴三（德宏）俱以孝廉知名，时称大宋小宋。”[163]实颖自有亲弟，为实栗、实方，母与实栗投井自尽于“乙酉闰六月剃发令下”兵乱时[164]。在当时另有“三宋之目”的[165]，是晚明进士宋学朱之子：德宸、德宜、德宏。宋德宸（1625—1686）初名德宽，后改名宓，字御之，号俭斋。学朱崇祯十二年巡按山东时，因抵抗清军，死于济南守卫战。“初宋公之死也，骸骨无存。其子孝廉宋宓年甫十四，号泣寻父尸，乞恩请恤，一时称为笃孝”[166]。康熙十六年为举人，终老乡里，有《山塘唱和诗》存世。与金圣叹有关系的，分别是其弟德宜、德宏。

宋德宜（1627—1687），字右之，号蓼天，学籍崇明，顺治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历官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年六十二卒于任，谥文恪。金圣叹选其小题文《吾十有五》和《既欲其生》两篇，前者题解曰：

善用兵者争上游，善弈棋者争先着。如此题“十五”字，虽是下文“三十”等字之务头，抽之拽之，则能令通章节节之上半句，无不应手而动，然终何如“吾”字之能令节节下半句，皆应手而动耶？看先生一入手，便疾取“吾”字，一弹三鼓，凡作十馀唤犹未止，皆争上游、先着法也。余初识先生时，年犹未能十五也，不唯读书，便已养气，真仲尼之徒无忝也。此文即是此时所作。

“吾十有五”，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两人认识时，在崇祯十二年（1639），此际圣叹三十四岁，德宜十四岁，正是其“入籍崇明，为学官弟子，岁在己卯”之年。《吾十有五》当即德宜入学之作。入清后，考中顺治五年举人，十二年二甲第三名进士，改庶吉士。当年因生母丧而归乡守孝：“以本生母丧归，持齐衰期年，服心丧三年”，有看到《小题才子书》出版的可能。服丧毕再上京师，庶吉士假满。“世祖章皇帝特授公翰林院编修，仍在馆读书，十八年始散馆。时江南大吏核逋赋，罗姓名以闻于朝，里胥误窜公名籍中，遂挂吏议”。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在圣叹惨遭杀害的同时，德宜也身陷江宁巡抚朱国治操控的“奏销案”中。后经“公具陈其诬，久之得白，补原官。康熙三年迁国子监司业……”[167]从此一路腾达。虽然他是后来最为显赫的圣叹友人，但因与圣叹无关，此处不赘。

宋德宜生年，一般著录为1626年，据《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三百八十五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署其“癸酉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崇明籍，长洲人”，癸酉为明崇祯六年（1633）的干支。据徐乾学《宋文恪公德宜行状》，德宜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六月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二”。根据笔者总结的进士履历出生月日基本可靠的规律，则其生当在天启六年丙寅（1626）十一月十七日（1627.1.4）。德宜娶妻，乃圣叹友人、苏州王希次女[168]。

宋德宏（1630—1663），字畴三，年十三补诸生，“少负才名，出两兄上”[169]，顺治八年二十二岁，与族兄宋实颖同时顺天乡试中举。次年进士不中，下第南返。四方之士“归之如云，户外屦常满，诗篇笔札相投赠，交错于道”。其少年风采，倾倒众人：

三月曲水觞，楼船燕高会。末座一少年，抵掌谈天地。开拓万古心，推倒千人气。四方惊属目，日岀青萍锐。吾道倚干城，匪独重才艺。[170]

畴三热情好客，无少年骄惰之色，“心思周密，于酬应事无敢忽，日出门启，远近同学毕集，敦盘高会，夜分不休”[171]。圣叹选其小题文两篇《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和《登泰山而小天下》，前篇题解曰：

钱炼百曰：“只为两个人。两个人者，孔子、灵公也。为说两个，因说四个。四个人者，弥子、子路与二妻也。今又为说四个，却反置两个。两个是主，四个是宾。”今已留宾失主，若依题衍写，则失本旨；不依，则势必径露下文。行文之难，莫难于是。看畴三忽然先唤出章中主，忽然倒接出题中主；忽然再牵章主为题宾，忽然倒落章宾为题主。穿插变化之妙，真乃如火如花矣。许竹隐曰：“览其文势，似不欲止者，总是步步要耐，不喜遽尽，而于忽然转接处生出许多不测来，真奇观也。”凡文莫不用才，至此文而天下之才尽屈矣；凡文莫不用法，至此文而天下之法皆备矣。笔之行止，畴三亦不自由。文凡七百二十四字，欲删其一字而不可得也。

钱炼百名锳，事迹稀见，康熙十八年宏博钱中谐（原名镛）之兄。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明末从杨廷枢学。陈维崧在历数苏州旧友时，曾提及其兄弟：“章生（素文）宋子（既庭、右之）真大才，记同骑马姑苏台。两家小弟半黄土畴三、湘御，旧游欲说心先哀。眼中之人钱炼百、宫声与沈韩倬，何日高歌还痛饮。”[172]“少受业于徐汧，为诸生，试辄冠其侪。居家孝友，年八十，无疾而终”[173]。许竹隐即许虬，事迹已前见。看来此二人皆与宋德宏为友。德宏八股文造诣，可从计东《宋畴三行状》看出：“既病矣，里中子弟犹相聚为城南社，以文章求畴三是正之。凡经指示者，其为文皆有法度，且有成进士者。”由此可见慎交社主的日常事务。

圣叹与德宏的交往，在顺治十七年仍有记录。该年圣叹以分解法评选《唐才子诗》，广泛写信，以求舆论支持。他在《与宋畴三德宏》中谈到“律诗如四时，一二须条达如春，三四须蕃畅如夏，五六须揫敛如秋，七八须肃穆如冬。先生澄怀味道之暇，试复尽出唐人名作，处处测之”。此年德宏三十一岁。其性格“平居见人一善，称之不去口”，“每得一良友，必以进之仲兄，凡其所奖誉，仲兄必深相信，为引翼之”。其仲兄即德宜，圣叹可能也是希望通过德宏，得到德宜的支持。

康熙二年，向来体弱的德宏“呕血数年而殁，年三十四”[174]。尤侗撰七百四十字五言长诗，痛悼这位与自己共创慎交社的友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友人去世原因的归纳：

仓皇戎马间，黄符捉逋税。郁郁忧伤人，形神日憔悴。消渴长卿亡，呕血长吉逝。修短虽天命，吉凶由人致。君素善豪饮，淳于一石醉。酒阑重秉烛，竟夕呼卢戏。精气坐销磨，颠倒失兴寐。颇好素女方，后房饶佳丽。自非枯木禅，未免为情累。雅学岐黄书，杂投参苓剂。扁鹊有后言，知医故不治。

看来，德宏之早卒，不像计东《宋畴三行状》所说的是“竟以哀不胜丧，体益清羸善病，病呕血数年而殁”，即因母逝世哭悼伤身那么简单。这里有奏销案的打压，酒色无度的斫伤，夜以继日的博戏，病不求医的耽误。尤侗历数种种致病原因，对此颇感自责：“愧我乏箴规，使尔耽凝滞。”一位颇富才华的世家子弟，空留下“孤儿襁褓内，爱妾拥帏啼”[175]，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大约就在德宏逝世的这一年季冬，因丁酉科场案流放宁古塔获释不久的方孝标（1618—1697），南行路经苏州，参加了当地官署为唐代文学家韩愈诞辰举办的纪念宴会，参与的绅士众多，然官位、功名多被褫革，只有三位尚穿官袍：“衮衮群公为奏销，悬车岂待北山招？辕门昨日昌黎寿[176]，止有三人衣锦袍。”[177]在苏州城中这一世家宦族猬集蜂聚之地，足见奏销案对豪门大姓的打击。

秦松龄（兼及秦松年）

金圣叹为秦松龄《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题解曰：

苏子由先生年十九时，自言尝欲一登泰山之高，一观黄河之大且深，更一观天子宫阙之壮丽，一拜当时钜公大人之英声伟观，然后毕收之于胸中，而发为文章，自当峥嵘浩汗，变状百起。今先生年又不迨子由，足迹曾不出于闺户，而其文章一何峥嵘浩汗、变状百起如是也！后贤逐段细读之，又通首疾读之，必能以一赋化为千赋也。

苏子由即苏辙，有关话语是据其《上枢密韩太尉书》改写[178]。秦松龄（1637—1714），字留仙，一字次游[179]，号对岩，无锡人，顺治十一年举人，连捷成进士，即与沈世奕为同年，时年十九岁。此后事迹家谱载之甚详：“改翰林院庶吉士，（顺治十四年）丁酉授检讨，寻以逋粮案罢归。（康熙十三年）甲寅以贤能荐湖广军前效用，（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博学宏儒荐召一等，还原官，纂修明史，（二十年）辛酉充日讲官起居注，江西乡试正考官，升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二十三年）甲子升左春坊左谕德，充顺天乡试正考官……生崇祯丁丑六月十九日，卒康熙甲午五月初一，寿七十八。”所著今存有《毛诗日笺》六卷、《苍岘山人集》五卷、《微云集诗馀》一卷。

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载了一位与秦松龄有关的诗人王朗，著有《孱提阁诗集》、《断肠草》和《古香亭词》，并引《妇人集》和《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小传，云其为“学博次回（名彦泓）女”，“无锡秦检讨松龄继母”[180]。继母，即生父再婚后的妻子或父亲的继配。其实，王朗只是松龄的嗣母，即过继给她做儿子的。嘉靖年间，无锡秦氏出了一位名人秦燿（1544—1604），以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长子秦埈（1566—1646）生三子：伯钦、仲锡、叔铭；次子仲锡亦生三子：德澄、德藻、德湛。德澄（1615—1638）字以时，“配金坛王氏，名诸生彦泓女，赠孺人，晋一品夫人，生万历癸丑七月三十，卒顺治戊子九月三十，著有《孱提阁集》。子二：嗣德藻子松龄，德湛子松岱。女一，适华实椒，王出。”[181]也就是说，德澄妻王氏仅生一女，因丈夫早卒，分别将夫家两个亲侄过继为子。可见，松龄为王朗（1613—1648）嗣子；明乎此，便明白王氏诗集取名“断肠草”的含义：自己“生而宿悟，诗歌书画，靡不精工”（《妇人集》），却多才薄命，丈夫早卒，身后无子，怎不令其肝肠寸断？丈夫死后十年，年仅三十六岁即卒。

苏州昆曲演唱家徐君见，曾向余怀（1616—1695）推荐自己的得意弟子：“得吾之传者，乃在梁溪，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龙二泉间，不可不见此人、闻此曲！”所谓留仙尊人，指的是松龄本生父德藻（1617—1660），字以新，号海翁，生六子，“长松龄，以大宗出继先兄文林公”[182]。德藻家班，后为松龄所承，康熙九年（1670）庚戌九月，秦德藻已去世多年，余怀道经无锡，“太史留仙则挟歌者六七人，乘画舫，抱乐器，凌波而至，会于寄畅之园”：

于时天际秋冬，木叶微脱，循长廊而观止水，倚峭壁以听响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纻衣，躧五丝履，恂恂如书生，绰约若处子，列坐文石，或弹或吹。须臾歌喉乍转，累累如贯珠，行云不流，万籁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岂欺我哉！”……俾知徐生之言不谬：良辅之道，终盛于梁溪；而留仙父子风流跌宕，照映九龙二泉间者，与山俱高，与水俱清也！[183]

此时的秦松龄，已因奏销案免职家居多年。风流跌宕的表面，不知是否流露出其内心的苦楚。

康熙十三、四年间，秦松龄在今江陵、武汉一带，写有《寄沈青城编修吴门》一首：

半世交深各鬓斑，悲欢何处不相关。三秋怨别千村雨，一路愁看万仞山。袱被关河明月冷，草堂风日落花闲。与君共入金闺籍[184]，往事沉吟泪已潸。[185]

在考证沈世奕与金圣叹交游时，一直读不懂为何诗意如此伤感。当在家谱中看到其简历，才明白秦松龄与进士同年、编修同事的沈世奕，很快便一因母老辞官，一因奏销罢职，而自己以十九岁金榜题名的才华俊逸，二十馀岁翰林编修的文采风流，如今却因奏销罢官，竟然需要利用三藩叛乱、国家用人之时，入湖广总督蔡毓荣幕府，屈身以什么“贤能”效用军前，整天与军弁武夫混迹行伍，怎不令其感伤落泪？王士禛康熙十四年撰《遥送嵇尔遐从军荆州兼寄秦留仙李屺瞻》，有句云“帕首靴刀气不群，秀才今复学从军”[186]，不无同情惋惜之意。嵇永福，字尔遐，江南无锡人。与王士禛、秦松龄为同年进士，松龄“罢翰林归，应蔡大将军毓荣之聘，（嵇）先生亦同时从军荆襄”[187]。直到康熙十八年中宏博，秦松龄才重新开始了人生的精彩，此后事迹不赘。

除了秦松龄，金圣叹还与一位秦氏有交往。他曾于顺治十七年撰《答秦齐祖松年》：“前解断然不是后解，后解断然不是前解。此譬如果核中仁相似，虽是两瓣只成一合，然定是一瓣略雌，一瓣略雄。诗有前后解，亦是一解略雌，一解略雄者也。”秦松年亦为无锡人，“字齐祖，长洲县庠生。生崇祯戊辰十一月初二，卒康熙丙寅七月初一”[188]，即生卒为崇祯元年（1628）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仅五十九岁。其父名德滋（1608—1676），是秦伯钦的长子，“原名渔，字以巽，邑庠生，中崇祯癸酉副榜，名著复社，见《复社姓氏录》，又入涯臻诗社。生万历戊申十一月十六，卒康熙丙辰九月廿八，寿六十九；配苏州王氏，太学生永焘女，生万历戊申九月廿一，卒崇祯己巳六月十六。子七：松年，王出；松丸、松承、松鳞，侧潘出；松五、松寿、松辰，侧李出”。

在秦埈诸孙中，长房长孙秦德滋在当时较有声名。明末入复社，崇祯六年（1633）附贡生。善书法，辑有《梁溪秦氏帖》[189]。崇祯十二年，曾与同邑友人黄传祖同游苏州虎丘，探访会试落第南归的番禺黎遂球（1602—1646）[190]。其所娶妻乃苏州王氏（1608—1629），亦望族名门之后；其岳父为明代长洲诸生王永焘，“四子：曾、瀚、希、学伊；三女：适附例生吴升闻，适附例生秦渔，适顺治甲午副榜、禹州知县许定升”[191]，次女所嫁秦渔，就是秦德滋。由于秦松年出生第二年其母即逝世，其后父亲又分别与侧室潘、李各生三子。可以想见为了便于照顾，德滋将年幼丧母的长子松年送回苏州外家，由王曾、王瀚、王学伊（他们在明末都是坐拥万金的富户）等舅氏抚养，并在长洲考取诸生——这大约就是无锡秦松年为“长洲县庠生”的由来。顺治七年苏州录取的诸生，长洲县学名单里有“王松年”其人[192]，极有可能就是秦松年以庠姓王参加长洲县学考试的名字。金圣叹在顺治十七年与其有书信往来，既是因为此人舅氏乃王瀚、王学伊等好友，似亦说明此际松年仍在苏州读书。圣叹对松龄撰写《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篇小题文字时的活动状态之了解：“今先生年又不迨子由，足迹曾不出于闺户”以及两人的交往，或许就与秦松年这位同曾祖的堂兄的介绍有关。

[1] 刘献廷选、金圣叹著：《沉吟楼诗选》卷末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第155页。

[2]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2嵇永仁《与黄俞邰》眉批、卷5金人瑞尺牍眉批，康熙元年（1662）刻本。

[3]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4] 陆林：《金圣叹全集》整理前言，拙编《全集》第1册，《前言》第18页。

[5]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6] 顾炎武：《日知录》卷16《十八房》，乾隆刻本。

[7]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4《己卯行书小题序》，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0页。

[8] 周亮工于“《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之后云：“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可知已经见行于世了。

[9] 李兆洛《养一斋集》文集卷6《金选大题文序》：“《金选大题文》，予先未尝见，有为予言之者，因借观焉。其评识之式与《小题》同……殆如士衡《文赋》、彦和《文心》，深识妙诣，畅然笔下。他选或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能言，则此真可师法矣。因怂恿同学续刊之。”该文前为《金选小题文序》，撰于道光十二年九月，见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养一斋集》文集卷6，收入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

[10] 祁文藻《小题才子书》序：“大、小题《才子文》，原系金圣叹先生评选，后经李申耆先生刻于江阴之暨阳书院内。‘大题’原缺两篇，李以别本虽有此文，而无金评，宁从缺如，其慎也如此。……迨庚申劫后，片板无存，文亦鲜有存者。文藻仅有‘小题’一编，遍觅‘大题’不得。戊子岁，才由荡口镇华若溪拔贡处，借得‘大题’文。爰凂朱淮庐世兄为之锓板，因记其缘起于末。时光绪十有五年春月，元和祁文藻识于青浦副学署。”见光绪十五年扫叶山房石印《小题才子书》卷首，收入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

[1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康熙抄本。

[12] 本章金圣叹《小题才子书》引文，均见拙编《全集》第6册。以下凡引此书，一般不注出处。

[13] 王思任：《王季重先生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14] 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王思任：顺天府宛平县，民籍，浙江山阴县人。字遂东，号乙亥，按《同年序齿录》下缺载。”《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5] 王思任：《让马瑶草阁部》，李渔辑《尺牍初征》卷1，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16]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2《明侍郎遂东王公传》，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17]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8《王思任》，《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手稿本。

[18]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33《王季重小题文字序》，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4页。按：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3册《汤显祖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19] 张岱：《石匮书》卷207下《董其昌黄辉陈继儒王思任列传》。

[20]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8《王思任》。

[21]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罗仲辉、胡明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0页。

[22] 蒋寅先生2013年10月4日赐函，建议可以点出喻意云云。按：陈洪《金圣叹传论》云“某年重阳，二人乘舟游湖，舟中一女郎有些冬烘气，忽然记起《礼记·月令》中有‘雀入大水为蛤’之说，便向同舟探问究竟，王斫山应声答道：‘我却不懂你家的雀为何入蛤化为水？’于是，满船哄然大笑。应该说，这实属恶谑，轻薄而猥亵。但在游船中谈《礼记》，此女亦有取辱之道。金圣叹兴味盎然地把这件事记到自己著述中，盛赞王斫山的机智道：‘此真用《礼记》入，妙也。’对其以性交鄙事曲解经典，大为欣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第118—119页）。理解略有差异，可备参考。

[23] 陶元藻：《全浙诗话》卷35《明·王思任》，嘉庆元年（1796）刻本。

[24]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王佥事思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4页。按：张岱《石匮书》、陈田《明诗纪事》王思任小传均据此。

[26]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27]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28]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王实甫西厢序》，任远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29]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第33—34页。

[30]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2《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引，第133页。

[31] 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6，崇祯刻本。

[32]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33《周钟遗集序》，康熙刻本。

[33] 云阳乃丹阳古名，练湖即境内开家湖，沈幾似乎曾在此地开设学馆。姚希孟《文远集》卷21书牍《冯杜陵》：“沈去疑十载丹阳，合三千、七十而教诲之，屡试屡挫，而诸弟子与其父兄之心终不变。”

[34] 陈仁锡：《无梦园遗集》卷3《沈去疑稿序》，崇祯八年（1635）刻本。

[35] 张溥：《七录斋文集》存稿卷4《沈去疑稿序》，崇祯九年刻本。

[36] 姚希孟：《响玉集》卷10《沈去疑稿序》，《清全集》本。

[37] 尤侗：《艮斋杂说》续说卷9，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38] 如［同治］《苏州府志》仅在选举志中记其名，另在艺文志中著录“沈幾《原易》、《原老》、《原庄》”。

[39]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7，咸丰九年（1859）刻本。

[40] 佚名《吴城日记》记载顺治二年六月初六日，清军下苏州后，百姓“争往大营纳款，庠生亦投邑往见，乡绅沈去疑为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41] 王岱：《了庵文集》卷9《高寓公先生传》，乾隆刻本。

[42] 陈鼎：《留溪外传》卷6隐逸部下《高主事传》，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43] 邹漪：《启祯野乘二集》卷1《高工部传》，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

[4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2《前进士高公墓表》：“嘉兴城破，誓墓不出，隐居竹林村窝，聚书八十椟，多至七万馀卷。”康熙刻本。

[45] 钱士升：《赐馀堂集》卷9《工部虞衡司主事寓公高公墓志铭》，乾隆四年（1739）刻本。

[46] 王岱：《了庵文集》卷9《高寓公先生传》。

[47] 另有《自靖录考略》八卷《外编》一卷，为高承埏撰，高佑补，王逢辰考证，咸丰八年（1858）嘉兴竹里王氏刻本。

[48] 《崇祯忠节录》和《自靖录》的序跋提要，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732页。按：谢氏云《自靖录》“所记以崇祯时忠烈事迹为主”，“故又名崇祯忠节录”（734页），然又将两书分置两处。

[49]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50] 盛枫：《嘉禾征献录》卷15，清抄本。

[51] 钱士升：《赐馀堂集》卷9《工部虞衡司主事寓公高公墓志铭》。

[52] 王岱《了庵文集》卷9《高寓公先生传》引此诗，“五车聊作伴”三句，作“抚时惭小草，抗志与浮云。故国天难问”。

[53] 陈济生辑：《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高寓公诗》，顺治刻本。

[5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6《高寓公稽古堂诗集序》，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49页。

[55] 《天乐鸣空集序》“秀水怀寓主人高佑念祖父识于新丰镇之竹林草堂”。

[56] 阮元辑：《两浙轩录补遗》卷1，嘉庆刻本。

[57] 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0《李太学肇亨》，《四库全书》本。

[58] 谭新嘉等纂《嘉兴谭氏家谱》卷3《宗支》谭贞默“万历庚寅八月二十九日生，康熙乙巳五月初一日卒，寿七十六”；女三，“三适高工部主事讳承埏子、州判讳祐”，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59]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6《高念祖怀寓堂诗序》，钱仲联标校，第751页。

[60]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3《髙念祖先世遗墨跋》。

[61]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2《跋嘉兴高念祖先世手迹卷后》，胡守仁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28页。

[62] 参见杜桂萍《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63] 释今释：《徧行堂集》文集卷7《高氏三世诗刻序》，乾隆五年（1740）刻本。

[6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6《高念祖怀寓堂诗序》，钱仲联标校，第751页。

[65] 李道悠：《竹里诗萃》卷3，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66]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2《前进士高公墓表》。按：“乙亥”原作“丁亥”，据杨凤苞《秋室集》卷2《南疆逸史跋一》改。

[67] 汪琬：《说铃》，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第2235页。按：又见徐《续本事诗》卷11、王晫《今世说》卷8《惑溺》、秦瀛《己未词科录》卷9、陈康祺《郎潜纪闻》卷12。

[68] 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8辛酉，清刻本。

[69]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36，雍正刻本。

[70] 吴景旭：《南山堂自定义诗》三订诗卷4《晩霞草》二，康熙刻本。按：此诗之后为《钱子蓼湑病后寄近咏》，然后就是《四时农唱》（追录）等三题，可见后三题为编者补录。

[71] 梅文鼎：《绩学堂诗文钞》诗钞4《寿嘉禾高念祖先生八十》诗、序，何静恒、张静河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27页。

[72]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再哭汤卿谋文》，康熙刻本。

[73] 汤传楹：《湘中草》卷1，《西堂全集》附刻，康熙刻本。

[74] 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5《千亩潭记》。

[75] 尤侗：《悔庵年谱》，康熙刻本。

[76] 薛洪：《传奇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

[77]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6。

[78]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

[79] 杜登春：《社事始末》，《昭代丛书》戊集卷16。

[80]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16，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81] 金吴澜：《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附《朱柏庐先生及门弟子》，光绪六年（1880）刻本。

[82] 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神州国光社1951年排印本，第284—285页。

[83] 姚佺：《寄徐野君》，李渔《尺牍初征》卷6，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84] 汪森编：《华及堂视昔编》卷1，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85] 邓汉仪：《诗观三集》卷4“汪文柏”，康熙刻本。

[86] 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70页。

[87] 汪文柏：《柯庭馀习》卷3，康熙刻本。

[88] 汪森编：《华及堂视昔编》卷3。

[89]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8《汪周士诗稿序》，《四库全书》本。

[90] 汪筠：《谦谷集》卷5《书华及堂视昔编后二首》序，乾隆刻本。

[91] 尤侗：《西堂诗集·哀弦集》，康熙刻本。

[92] 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5《国朝韩文懿公家书》，光绪八年（1882）刻本。

[93]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9，咸丰九年（1859）刻本。

[94]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1《许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吴氏依绿园刻本。

[95] 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3，康熙刻本。

[96] 陈垣：《吴渔山生平》，《辅仁学志》第5卷第1、2合期，1936年11月；《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7]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98] 林广志、夏泉、林发钦主编：《西学与汉学：中外交流史及澳门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99]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00] 林广志、夏泉、林发钦主编：《西学与汉学：中外交流史及澳门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01]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7页。

[102] 陈瑚：《确庵文稿》卷12，康熙刻本。

[103]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乾隆十年（1745）吴氏依绿园刻本。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2许之渐传后附录其传，名作“维梃”。

[104]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l册《击壤纪年笺不分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05] 张中鹏：《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西学与汉学：中外交流史及澳门史论集》，第51页。

[106]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14，宣统元年（1909）刻本。

[107] 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附录二《交游文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91页。

[108] 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3，康熙刻本。

[109] 钱陆灿：《调运斋集》卷1《自笑老人小传》，清刻本。

[110] ［乾隆］《江南通志》卷142，《四库全书》本。

[111] 周铮：《许鼎臣家书拓本笺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2期。

[112]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6，康熙刻本。按：许鼎臣长子维梴康熙八年举人，次子维楫康熙五年举人，故此文撰于康熙五年之后。

[113] 周铮：《许鼎臣家书拓本笺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2期。

[114] 顾公燮《丹午笔记·米堆山》云其“乱后剪发为头陀，居玄墓真如坞雪香庵僧舍，自谓：‘吾名寀，今不冠，当去宀；又剪发，当去撇，仅存米字。’玄墓有米堆山，因名米。”

[115] 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第5册［江苏武进］《许氏宗谱十二卷》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2页。按：此家谱非郡城支，而是蔡庄支。

[116] 许瑞泰：武进《许氏宗谱》卷5“细十五公派马迹”第十七世，同治九年（1870）重修德馨堂木活字本。

[117] 张中鹏：《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西学与汉学：中外交流史及澳门史论集》，第52页。

[118]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52刘汉祚《国史馆本传》，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本，第8册，第5366页。

[119] 张中鹏：《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西学与汉学：中外交流史及澳门史论集》，第54页。

[120] 许瑞泰：武进《许氏宗谱》卷5“细十五公派马迹”第十八世，同治九年（1870）重修德馨堂木活字本。

[121]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页。

[122] 元化即造化、天地。唐陈子昂《感遇》诗有“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之句。陈登原将“元化”径改为“玄化”，不知此书原版为顺治刻本，自然不会避玄烨讳。

[123] 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124] 康熙《吴县志》卷6《乡贡本朝》顺治十四年举人“杨廷章，字公式，治《诗》，经魁，廷试覆革”，可见此时因丁酉科场案，已被褫革举人身份。

[125] 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16，1932年活字本。

[126]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1《许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吴氏依绿园刻本。

[127]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41《许氏合编》许之溥小传亦引此诗句，文字作“庶庵死日原无病，圣叹生来只有贫。”

[128] 许棫：《重修马迹山志》卷7《孝义》，光绪六年（1880）活字本。

[129] 顾公燮：《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130]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郑鄤始末》，魏得良、任道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页。

[131]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2《郑峚阳先生墓表》，《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13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郑鄤始末》，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第262—263页。

[133] 叶军：《郑鄤研究：兼论明代后期党争》，2002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清凉黄昏《郑鄤案件的本末》，http：//zheng998ld.blog.cz001.com.cn。

[134] 徐树丕：《识小录》卷2《郑鄤》，《涵芬楼秘笈》影印本。

[135] 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卷4《赠陆贡士来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0—601页。按：在此诗的笺注中，王冀民先生对郑案是非真伪多有明快辨析，惟指出“此诗不符事实、不惬人心，旁观者多知之”，乃据鸣冤者言所立论，却对同时徐树丕之类旁观者的非议有所回避。其实，武进陆来复能主动向顾炎武表功，亦可说明至少在顺康之际的社会舆论，并非一边倒地倾向于同情郑鄤。

[136] 钱陆灿：《调运斋集》卷1《自笑老人小传》，清刻本。

[137]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13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139]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三百八十五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140]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141] 沈昌龄等纂修：《沈氏族谱》“守斋公后继岩公支”第十二世，民国抄本。

[142] 沈昌龄等纂修：《沈氏族谱》“守斋公后继岩公支”第十三世。

[143] 毛奇龄：《西河集》卷98《骆明府倪孺人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144]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4顺治“十年癸巳，四十五岁”条，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3页。

[145] 法式善：《清秘述闻》卷13，《清秘述闻三种》本，张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3页。

[146] 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10《简沈太史韩倬》之一有句云“乞归侍养终无忝”，康熙刻本。

[147] ［同治］《苏州府志》卷46。

[14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怀云亭，在东城，沈青城太史止园。”

[149] 冒襄：《巢民诗集》卷5《寄沈韩倬太史》，康熙刻本。

[150] 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2《赠王升吉兼寄吴中诸旧游》，清刻本。按：参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151] 王昊：《硕园诗稿》卷13《燕台行赠沈韩倬太史》，五石斋抄本。

[152] 陈维崧：《陈检讨四六》卷16《征沈韩倬太史母周太孺人八十诗启》，《四库全书》本。

[153] 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1《喜鹊恼鸦》，康熙刻本。

[154] 沈世奕及子旭初、朝初皆由进士官翰林；朝初子曾纯，后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

[155] 沈昌龄等纂修：《沈氏族谱》“守斋公后继岩公支”第十三世。

[156] 陶煦辑：《贞丰诗萃》卷1，同治三年（1864）仪一堂刻本。

[157] 韩菼：《慕庐文稿》不分卷《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候补京职钱先生行状》，稿本。按：瞿庵为沈世奕子旭初（1645—1683）的号，康熙十五年进士，官编修。

[158] 王抃：《王巢松年谱》“丁酉三十岁顺治十四年”条，1939年排印《吴中文献小丛书》本。

[159] 《吴江沈氏家谱》卷4《密庵公支上》沈士哲小传，民国抄本。

[16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6，袁世硕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161] 陆世仪：《桴亭先生诗文集》诗集卷4，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162]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彭珑》，《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录，锺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2页。

[163] 汪琬：《说铃》，《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李圣华笺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页。

[164]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3《宋烈母传书后》，胡守仁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3页。

[165]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33《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加一级宋文恪公行状》，康熙刻本。

[166] 李树德：《双忠祠记》，《济南府志》卷66，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167]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33《宋文恪公行状》。

[168] 道光《太原家谱》卷11《尚宝公支》。

[169] ［同治］《苏州府志》卷88《人物》15《长洲县》，光绪九年（1883）刻本。

[170] 尤侗：《看云草堂集》卷4《哭宋畴三》，《西堂诗集》本。

[171] 计东：《改亭诗文集》文集卷16《宋畴三行状》，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172] 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2《赠王升吉兼寄吴中诸旧游》，清刻本。

[173] ［同治］《苏州府志》卷82《人物》九《吴县》钱中谐传。

[174] 计东：《改亭诗文集》文集卷16《宋畴三行状》。

[175] 尤侗：《看云草堂集》卷4《哭宋畴三》，《西堂诗集》本。

[176] 韩愈生于丑月即十二月。据友人程杰教授与其高足黄浩然博士赐教，宋代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注释韩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末句云“建丑之月也”。

[177] 方孝标：《钝斋诗选》卷22《吴门竹枝词》之四，清抄本。按：黄山书社排印本此诗错字甚多。

[178] 原文为：“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浃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比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见苏辙《栾城集》卷22，《四部丛刊》本。

[179] 见《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三百八十五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按：履历记其“丁丑年六月十九日生”，与家谱完全相同。

[180]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181] 秦兰枝：《锡山秦氏宗谱》卷7上《第十三世》，同治十二年（1873）木活字本。

[182]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16《敕封孺人侯氏墓志铭》，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183] 余怀：《寄畅园闻歌记》，张潮辑《虞初新志》卷4，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84] 金闺籍 即金马门，汉代宫门名，学士待诏之处，此处当指翰林院。

[185] 秦松龄：《苍岘山人集》卷3《然竹集》，嘉庆四年（1799）刻本。按：此题上五首为《遣信先至江陵僦舍》，下五首为《过东湖》。

[186] 王士禛：《渔洋续诗集》卷8，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829页。

[187] 秦瀛：《己未词科录》卷6，嘉庆刻本。

[188] 秦兰枝：《锡山秦氏宗谱》卷7上《第十四世》。

[189] 高泉：《锡山历朝书目考》卷4，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190] 黎遂球：《莲须阁集》卷3《梁溪黄心甫秦以巽二子访予虎丘留诗失值》，康熙刻本。

[191] 道光《太原王氏家谱》卷11《尚宝公支》。

[192]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第十九章 《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考

《沉吟楼诗选》是金圣叹现存唯一的别集类著述，分体不分卷[1]，收录诗歌二百八十馀题，涉及交游约七十馀人。一九五〇年代初，俞鸿筹撰《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对“诗中所述诸人，姓氏可考者”如王斫山、韩贯华先生、王道树、阎牛叟、阎百诗、邵僧弥、文彦可、金长文等数人，有极简略的介绍，如“斫山为长洲王氏。按《西厢·闹简》批语有云：‘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孙。’廖燕撰圣叹《传》云：斫山为侠者流，与圣叹交最善。一日以三千金与圣叹，曰：‘君以此权子母。’甫越日，挥霍已尽，斫山一笑置之。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连本名都未考出，有很大的研究馀地。在七十馀位交游中，大致可分为四类：亲属、师友、释道、官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官员基本解决，僧人略有所知，亲属难得其详（如境哥、智哥），师友尚有魏德辅（魏风？）、周粟仲、升妙、泌斋、无动、圣月（钱光绣？）、冯鸣节、刘伯玉[2]、闵康之、徐尔赞、舒伯顺、周顺庐、萍洲师、草座先生、李兴符、赵居士、若兰、失庵、慧开、闻琴先生、翼明大士（僧？）、周茂庐、周直夫、休老、杭若栋、季秋文、顾君猷等，毫无姓名、籍贯、生平等基本线索，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以下大致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对前此文字中语焉不详或缺乏深考的申垣芳、吴晋锡、李瑞和、朱茂暻、叶奕荃、文从简、盛王赞、徐崧、吴愉、邵点、陈济生、姚佺等人，考述其有关事迹。

申垣芳

金圣叹曾撰《题申蔤文像》诗：“不求成佛与生天，诗卷茶铫洞下禅。长夏《南华》新有注，中秋水观久无边。东坡误入梦中井，工部偶行天上船。借问先生谁胜负，牡丹陆亘老南泉。”末句用的是唐代池州南泉普愿禅师者与宣歙观察使加御史大夫陆亘（764—834）参禅的故事，在佛教史上甚为著名，即明瞿汝稷《指月录》卷二十二所谓“南泉与陆亘对牡丹花”，典出《景德传灯录》卷八：

陆亘大夫向师道：“肇法师甚奇怪，道万物同根，是非一体。”师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罔测。

可见申蔤文佛学造诣颇深，对道家亦有研究，曾经注释过《庄子》。笔者曾多次翻阅苏州申氏家谱而未得其人。直到二〇〇四年看到徐增《九诰堂集》中组诗《怀感诗》，其中有《申蔤文垣芳》一首，才轻而易举地找到其小传：“垣芳廷诰子，字维茨，号申如，生于万历己丑二月二十日，吴县庠生，卒于顺治壬辰七月十五日。”[3]并进而发现金诗《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中的“维茨”就是申垣芳（1589—1652）。

《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约撰于圣叹三十二、三岁，时在崇祯十二、三年间。此时正是作者出版《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前夜。全诗共十二章，反映出圣叹与申垣芳、王希（约1610—1646，字公晋）的深厚友情。以下选录数首：

秋日凉风动，两贤同载行。缘江沙岸浅，迎楫水花平。独悟文言尽，相知心眼明。忽然逢旧事，元是石头城。（之一）

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二公又离别，一秋无纪纲。得归幸及早，有约毋相忘。（之四）

频年入秋夜，夜夜共冷冷。二士今为客，孤灯谁说经？月明何处起，江响若为听。此义无遥近，今宵有梦灵。（之五）

日光媚禾黍，寒景开田园。我或读经罢，独行观水痕。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白门不知处，水痕那可论？（之十）

庭月照江去，真成离别人。夜凉曾不減，君子叹何频。酒价今年重，菊花仍旧新。无因为九日，相望一沾巾。（十二）

组诗三次谈及自己释经、说经、读经之事，其主要内容，是可以从《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内书”《涅槃讲场私钞》、《法华讲场私钞》、《法华三昧私钞》、《宝镜三昧私钞》、《一代时教私钞》、《第四佛事私钞》、《圣自觉三昧私钞》、《内界私钞》、《法华百问》、《南华前摩》、《五智印图》、《讲场仪轨》等佛道著述中，看到端倪的。

垣芳卒于顺治九年七月，徐增该年二月撰写《怀感诗》怀念自己生平友人，咏申蔤文垣芳曰：“秉烛连宵游柰园，还如旭日照高原。庄严有路今超出，妙士由来自一门。”[4]此诗上为《顾释曾参》、《金十力释弓》、《金长文昌》，分别是金圣叹的弟子、儿子和族兄，可见蔤文与圣叹关系的亲密。柰园乃“禅门”别号，说明晚年申垣芳更加沉迷于佛教的修行之中。金圣叹在《西城风俗记》里，记录了一些自己与友人学佛参禅的言行，其中有：

又一日，指帘子影，云：“若有人会向这里寻取释迦文佛，犹如拨云见月。”无动笑云：“拨个甚么那？”叹便休。明日，举向衍兄。衍亦笑云：“见个甚么那？”叹又便休。茨翁闻而笑云：‘圣叹买弄枪棒，不意遭此两扑。”

指残局云：“将谓是局残棋，元来却是一座古殿。”茨翁云：“既是古殿，还我佛来。”叹云：“有佛即倒却殿也。”

问茨翁云：“还晓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晓得。”动云：“不晓得底是也？”衍云：“亦并不要汝晓得。”茨因问：“释迦当时还晓得否？”叹云：“晓得何以为释迦？适才致问，盖诚恐晓得耳。”

众生本住六波罗蜜海中，却是自己不会。因弹茶盏响不住，告茨翁云：“一声一声中，悉将全世界抛掷去也。”

清荫、无动齐呼圣叹。叹云：“如何得一声答话中，两边都周遍？”茨翁云：“止应一边，原来周遍。”

对话中“叹”乃圣叹自称，“茨翁”当即指维茨。维茨长于圣叹十九岁，称之为“翁”甚合！《题申蔤文像》诗末联“借问先生谁胜负，牡丹陆亘老南泉”，似乎以自己比陆亘，以南泉比年老的垣芳，以此概括两人谈经悟禅的美好经历。

吴晋锡

金圣叹晚明撰有《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这首被标为“沉吟楼逸诗”的七律是：

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不劳添品定知吉，大畏无情方始荣。出处规模真越绝，弟兄意思各峥嵘。临行执手各珍重，岂为悠悠离别情。

吴兹受，名晋锡，长洲邻邑吴江人。早年入复社，明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进士。因后曾参与抗清，康熙《吴江县志》无传，仅于卷二十八《科举表》中注“仕至永州府推官”而略其于南明朝最终仕履（乾隆《震泽县志》卷十六《人物》四有传，可见清朝政治风气的转移）。其生卒传记向无著录[5]，今据乾隆吴江《吴氏族谱》，得其字号、生卒及著述：

晋锡原名锡福，士龙长子，字兹受，号燕勒。生万历己亥年十二月十二日……所著有《半生自纪》、《壬遁奇门》、《玉棹银河集》、《孤臣泣血录》，卒康熙壬寅年七月八日，享年六十四岁。[6]

就公历算，其生卒为1600年1月27日至1662年8月21日，仅得年六十三岁。晋锡南明时，在湖南随何腾蛟（1592—1649）抗清，以郴桂道加大理寺卿。全楚既失，督师奔滇。南明朝任命其为衡永郴桂长宝巡抚，因见事不可为，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削发为僧，间关回里，次年五月抵家，隐居而卒。死前语其子：“某生不能死国难，死当表我墓曰‘前进士某人之墓’足矣！”族谱卷十一收长洲韩菼撰《墓志铭》（韩氏《有怀堂文稿》、《慕庐文稿》不载），记其晚明镇压民变、收编义军事颇详，文长不录。吴氏自传《半生自纪》今存，所记诸事更为细致。如云“生而多神灵仙缘”，屡蒙乩仙降临，“教以为文之道”，“所师事者不一家”、“所兄事者不下数十家”，既可见晚明风气，又可与圣叹扶乩降坛之举参看。他最尊奉的是“玉云师”，授其《玉枢上灵经》（似为道士做派），曾赠其谶言：“燕山一片石，四海谁人勒？后先寻铁盟，道力真道力。”因此而自号“燕勒”[7]。

吴晋锡既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司理一作司李，即推官，掌理一府刑狱之事，明代多以新进士为之。清康熙时废。据《半生自纪》载，晋锡三月传胪后，“以疾不得赴六月大选”，请假回乡，再上京城，只得永州一缺，九月离京，十月抵家。自此至次年正月中旬，皆在经营先人墓葬，“二月朔，余送余父祀乡贤，冠盖云集，称一时之盛云。二三日赴任永州，诸子送至芜湖”。故金诗可能的写作时间是崇祯十三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系在崇祯十四年一月下旬前后，或较接近实情；此年圣叹三十四岁，晋锡长其八岁。将金诗“临行执手各珍重，岂为悠悠离别情”，放在崇祯十三、四年之间来看：此际清兵占东北，李自成下中原，张献忠侵西南，在整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夜，友人此去五千里外的湖南赴任（“余家去永州五千里”），以一向“忧时闵世”[8]的圣叹对时局的判断和预测，此时的心情，就不是一般和平年代执手相别那么简单了。金诗首句“我欲治经今日始”，与其《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第四首首联“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和颔联“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可对读。

吴晋锡早年事迹，颇具时代色彩的，除了“余生而多神灵仙缘”外，便是自幼“喜习射”。按照韩菼所云，就是“微时见天下已乱，即讲习象纬、韬钤、骑射之学”。所著《壬遁奇门》，亦说明其对兵法颇有研究。在考进士的廷试时，他的武功是派上用场的。崇祯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试步箭，十四日，试马箭”，虽然成绩中等（“步中一，马中三”），“在诸同年中则云仅矣”（韩菼《墓志铭》云“殿试时，上亲临策问，试新进士骑射，公三发三中，天颜大喜”）。后来经历了种种兵燹战乱的艰难险阻而最终能全身返乡，与他的兵法和武功的修为应该存在着联系。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占领湖南荆襄常德，进逼长沙，吴晋锡受湖广巡按刘熙祚（1587—1643）派遣，前往长沙，与该府司理蔡道宪（1615—1643）谈兵甚洽，两人共赴岳阳见刘，“途行以策马为戏，两人策马驰，相去不离尺，以越尺许为负”。蔡道宪为撰《君马玄为吴燕勒作》：

君马玄，臣马黄，臣马不及君马良。君马迟，臣马促，臣马踟蹰让君足。歧路去东西，君行慎马蹄。不信观臣马，霜花破蒺藜。莫悲松锦长城下，汉上青磷栖殿瓦。骅骝带血独生还，不见将军归战罢。谁为君马秣生刍，鹿门山中草亦枯。古来隐士避兵处，尽资今人作霸图。只是英雄心未死，冢中兵气沉秋水。何劳仰面问苍天，功成不成止如此！君马自长鸣，臣马嘶无声。明河各回首，炯炯照平生。[9]

诗歌写于戎马倥偬、危势逼临之际，以《诗经·卷耳》“陟彼高岗，我马玄黄”起兴，抒发了视死如归的豪气，同时掩抑着志不获展的怨愤、以身赴难的悲情，所以吴晋锡为此慨叹：“嗟乎！其音哀以怨。”蔡道宪、刘熙祚分别于当年九月张献忠陷长沙、永州时被捕死难。后来高承埏在悼念隆武、永历初年死难的抗清志士时，有两句诗“平章归武吏，战守付儒臣”[10]，表达对南明朝政的愤懑，其实用之于晚明，亦是非常恰当的。

从顺治五年（1648）五月返乡，至康熙元年（1662）七月初八日卒，吴晋锡隐居不仕共十四年，韩菼仅以“终身闭户，蔬食以卒”八字了之，并冠之以“明故湖广永州推官燕勒吴公墓志铭”，隐蔽了他在南明抗清的行为，也掩盖了他返乡后遭受的冤案。此事被清初不少著名文士提及，今人不可忽略。

吴晋锡家居的前几年，尚能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顺治九年五月三日写就的《半生自纪》中多次说明自己家产“久析诸子，不自留馀地，田无半亩，屋无数椽”，但是仍然享有园林度曲之乐。武进董以宁（1629—1669）《吴兹受先生席上听小史度曲赋示汉槎》之二“东山太傅旧风流，丝竹清风坐上头。听罢伊凉伤往事，苍梧一望不胜愁”，注云：“时先生话巡抚楚湘旧事。”[11]可见在听曲品乐之风流的同时，难以掩抑其当年在南明朝大势已去时屡败屡战的悲愤，可以与《半生自纪》结尾“楚国之罪臣，生而死，死而生，不复闻天下事”的心境相映照。侯官许珌（1614—1672）《长至大雪，同年吴兹受中丞招饮园林观剧》末联云“一自五湖身退后，隐囊纱帽足生平”[12]，恐怕未必能得晋锡之真心！两诗均涉及“巡抚”、“中丞”，当即指吴在南明官至衡永郴桂长宝巡抚[13]，看来，当事人本人是很看重这一任命的。

可是，他虽不欲再闻天下事，却难免惹祸上身。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乡试，其三子兆骞中式为举人。年底科场案起，次年定案，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十六年（1659）闰三月，自京师出塞，同案的圣叹友人，还有刘隐如。吴伟业《送友人岀塞》“鱼海萧条万里霜，西风一哭断人肠。劝君休望令支塞，木叶山头是故乡”；“此去流人路几千，长虹亭外草连天。不知黑水西风雪，可有江南问渡船？”便是为“吴兹受松陵人”所撰[14]。周亮工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因在闽贪污案押至京师刑部候审，此际吴晋锡亦被押至，两位进士同年相见，周有诗歌记其事：

衰年更遣度幽遐，泪眼平增雾里花。万里夕阳人抱病，一行断雁老无家。鹑衣密补关门雪，鸠杖牢扶塞外沙。报尔奇寒吴季子，穷边词赋艳如霞。

吴家桂树郁芳丛，荒憬因留作寓公。舐犊谁能容尔老，屠龙枉自教儿工。残书浊酒西曹雪，幞被黄沙绝塞风。莫忆松陵烟月好，管宁白帽旧辽东。[15]

诗中所谓“吴季子”，指的就是其三子兆骞。值得庆幸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吴家父子兄弟，除了兆骞遭到流放，顺治十八年（1661）春天均被释放。黄冈王泽弘（1626—1708）此际撰《赠吴弘人、闻夏伯仲》、《赠吴兹受先生》，前诗首尾两联云“归家犹作未归身，岁暮悲歌到暮春”、“莫道此行新识面，论心已是廿年人”[16]，分别说的是吴氏父子获得自由的节令和作者与他们相识的时间。王泽弘“年十七，诗文为三楚第一，乃余（吴晋锡——引者按）观风所拔士”，崇祯十五年（1642）吴晋锡为湖广乡试同考官，又录取他为《礼》房副榜，入清后以黄冈籍鄱阳人身份中顺治八年江西乡试举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此时为翰林院编修，从崇祯十五年（1642）算，恰为二十年。吴江叶舒颖（1631—？）撰《喜吴弘人、闻夏出狱，侍燕勒先生南还》，前四句为“圜扉忽散紫宸春，兄弟还乡奉老亲。已是破家三岁后，依然连袂五湖滨”[17]，此诗写于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是金圣叹参加哭庙案的时间。当年七月，圣叹遇难；次年七月，吴晋锡逝世。

吴晋锡子多以文学名世。今人钱仲联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就收有两位，其中三子兆骞即吴伟业《悲歌行赠吴季子》之吴老三，是清初诗史上极有名的人物，兹不赘述；四子兆宜（1637—1709），字宪令，长于古代文学典籍整理研究，笺注《玉台新咏》、《徐孝穆集》、《庾子山全集》皆存，今人已“不详”其生卒。另长子兆宽（1618—1680），字弘（后避弘历讳，书作宏）人，复社成员，所著《爱吾庐诗稿》一册传世。有关吴晋锡诸子情况，笔者当年撰《〈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限于篇幅未涉及，以下抄录《吴江吴氏族谱》卷十七“燕勒公一支”十四世小传，以飨读者：

兆宽，晋锡长子，字宏人，生万历戊午年八月三日，邑增广生，卒康熙庚申年五月三日，享年六十三岁。康熙丙寅年以第三子树臣贵，赠奉直大夫、四川汉州知州。著有《周易广义》、《古香堂文集》、《爱吾庐诗集》。入邑志《文学》传。

兆宫，晋锡第二子，字闻夏，号椒亭，生泰昌庚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邑庠生，崇正壬午副榜，康熙己未年十二月七日卒于京邸，享年六十岁。——以上原配沈氏生

兆骞，晋锡第三子，字汉槎，生崇正辛未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邑庠生，顺治丁酉年同族叔兰友领江宁乡荐，被诬，夫妇同徙宁古塔，康熙辛酉奉诏归里，甲子年十月十八日卒于京邸，年五十四岁。所著有《秋笳集》。入邑志《文学》传。——侧室李氏生

兆宜，晋锡第四子，字宪令，私谥靖誉先生。生崇正丁丑年六月十三日，卒康熙己丑年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三岁。著有笺注《庾子山集》、《徐孝穆集》、《玉台新咏》、《才调集》、《致尧集》、《李义山集》。入邑志《文学》传。——继妻杜氏生

兆宸，晋锡第五子，字贡君，号玉亭。生崇正丁丑年九月二十二日，兵部候选，卒康熙壬午又六月二日，享年六十六岁。

兆穹，晋锡第六子，字弓高。生顺治庚寅年八月二日，卒康熙甲寅年八月五日，年二十五岁。——以上侧室李氏生

李瑞和

对金圣叹与李瑞和交游关系较早给予考证的学者是陈洪先生。他根据“《沉吟楼诗选》收有送李宝弓诗六首”，并引《小腆纪传》和《松江府志》“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等史料，指出“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此诗当作于崇祯十三、四年之间。而诗中称‘牲璧遍山川’，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诗中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定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秋”[18]。徐朔方先生则云崇祯十四年圣叹“作诗送松江推官李瑞和内召。见《沉吟楼诗选》中《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一诗诗云：‘七年一鹗坐云间。’据《松江府志》卷三十六《职官表》及卷四十二本传，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八年起任松江推官，今年召为监察御史。”[19]有关李瑞和的考证，有以下几点可以讨论。

（一）关于金诗题目。所谓“送李宝弓诗六首”，在陈洪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具体为“《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诗六首”[20]。此六首诗共为两题：一是《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

丹凤初闻出帝廷，花骢先已辟行人。六年冬日为慈父，两袖清风作客星。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那可罢谈经？感恩欲向登闻借，多恐时危急大屏。

为政云间成六载，得书天上入三台。神羊不独乘骢马，乌府悬知接凤台。主泽远从漳水合，相材新向朔方开。中原近日闻多事，快看楼船下濑来。

多年屏扆题名姓，此日夔龙入法筵。手结皂囊将有告，自听金钥不能眠。久知北斗天喉舌，真信严霜帝敕宣。但得圣人怜水国，为言牲璧遍山川。

三年师弟龙门合，一旦君王廌府开。流水正弹锺子调，秋风忽作美人怀。江南从此无山斗，渭北何当遇酒杯。密雨疏灯时在梦，鲫鱼那得一双来。

一是《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二章》（逸诗）：

七年一鹗坐云间，此日双凫到帝前。本是玉堂能赋客，终为金署读书仙。泖湖便借风云势，漳水新看日月悬。刘葛君臣真庆快，叔孙弟子望传宣。

姑苏城上有高楼，楼下胥江水漫流。公代豸冠来按事，我从鹢首得陪游。心于夫子初诚服，名动君王已诏求。沥酒赠行兼作券，定书师傅贮金瓯。

以上两题，很可能是一组诗歌的不同写法。徐朔方及笔者将后题理解为应召赴任监察御史，笔者并将下题系于崇祯十五年，恐误[21]。因为，从诗歌内容看，“终为金署读书仙”、“名动君王已诏求”，均非确知官封御史之言，徐先生注前句为“时或误传升转翰林院也”，其实是表示了圣叹希望友人官拜翰林的愿景，并非实有误传，也恰恰说明不是新职调令已下时的作品。当时陈子龙撰文为李送行，亦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自漳州李公宝弓以经术才行为我郡理也，本之以清静，行之以简易，绥之以慈惠，济之以明察，于是乎事省而民用弗扰。……是故公有恺悌之德，平易之治，持大体，解苛细，事不烦而理，刑不威而肃，黎民戴之，有成季冬日之谕焉。而公以暇日延儒生，讲经义，从容文章翰墨之间：登其堂者，忘乎为士师之庭，公真恂恂乎古德言君子矣。今天子嘉公之绩而锡之玺书，旦夕且召入为侍从之臣。夫公之才，岂惟治狱哉？[22]

从金氏诗题看，此时如果是履新上任，就不会说“司理内召”了，既然还是送“司理内召”，就是送其应“钦召考选”，选中何官，尚不得知。所以，还是陈洪理解正确，题目虽异，实为一组。

（二）金诗写作时间。陈洪云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徐朔方云八年起任松江推官、十四年召为监察御史，都是推论而无实证。在他们所引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孙星衍修《松江府志》中，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如书中《职官表·元明府秩表》“推官”一栏，署李瑞和始任之时为“阙年”，讫止之年为崇祯十四年，下任林慎起于“十五年”，故“在郡七年”当如徐朔方所云从崇祯八年算起，而圣叹送其应召考选之诗，当撰于十四年，季节则如陈洪云在秋天。一路风尘至京后经考试而选官到任，应已在次年了。此年三月“定考选诸臣”，李瑞和为“试监察御史”，七月“都察院考定御史”，才考中一等“准实授”[23]。进士履历载其崇祯十五年“壬午行取考选陕西道御史、两浙巡盐”[24]，可证。诗句“三年师弟龙门合”，似乎表明两人已相交三载。至于诗中或云“六年冬日为慈父”、“为政云间成六载”，或云“七年一鹗坐云间”，当如陈洪分析“盖取整数言之则曰六载，约略言之则称七年”，即七个年头、满算六年。

（三）关于卒年。陈洪所引《小腆纪传》作“寻擢御史，视盐两浙。丁艰归，家居十四载，竟不岀……国变后十二年而卒”。对照原文，“家居十四载”应为“家居四十四载”（“盐”为“鹾”）[25]。“国变后十二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但是所著《东集》最晚纪事为“丙寅”五月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26]，又不应卒于“国变后十二年”。瑞和为“崇祯十五年两浙巡盐御史”（下任李珽为崇祯十六年任[27]），其父亡于三月十日[28]，杭州至漳浦约两千里，闻讯至少一月后，故当在崇祯十六年；另其诗有《癸未九月削籍归里，自松江过武林，绍兴推官舟中谒别……》，癸未指崇祯十六年，削籍指革职[29]，与康熙漳浦县志[30]和《小腆纪传》所记“丁艰归”不同。如果“家居四十四载”按年头算，则约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恰为“国变”后四十二年。陈洪看出《小腆纪传》“家居四十四载……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间的矛盾，以前“四”为衍文而径删，易造成其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误解。有关清人诗文集工具书或云其“？—约1656”，或云“生年不详，卒于顺治十二年（1655）”[31]，皆与“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误导有关。

（四）关于生年。李瑞和，字宝弓，号顽庵，福建漳浦人。著有《学夫诗》、《莫犹居集》、《东集》。后者存康熙刻本，卷首有崇祯十五年黄道周序。全书分体不分卷，共六册。据《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似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康熙县志云“年八十以寿终”而未及家居多少载[32]，光绪府志云“（丁外艰）归，家居四十四载”[33]而未及享年几何。如据“年八十”推算其生卒：以万历四十二年（1614）生，则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则与国变后四十二年不合，可基本排除；以康熙二十五年（1686）卒，则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与自述不符。以下根据其母[34]生其年岁、其天启六年（1626）结婚[35]、崇祯六年（1633）中举（连捷进士）等因素，将其生年的两种记载列表比较如下：

不是说某人不可能生于母亲三十一岁时，或十三岁结婚，或二十岁中举，只是觉得种种并非古人常情之事不该高密度地集于一身，故，笔者倾向于《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或许不当理解为此年五十，或诗题、诗句文字有误，而认为其生卒约为1607至1686年。可为此说做旁证的是：《丙午老母生朝……》后三是《八月初七夜》，后六是《三山生日》，次首为《丙午放榜日作》（秋闱放榜在八月底、九月初），引这一串诗题，不仅能证明其生日当如履历为“八月二十一日”，且《三山生日》首联为“六十年来花甲周，那堪多辱复多忧”，康熙五年（1666）丙午为六十岁，其生恰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履历”记瑞和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八月二十一日生[36]，瞒九岁，此为晚明常态。朱茂暻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十三岁中进士，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榜龄却署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年八月十二日生”，结果在履历上就显示为十一岁中举。仅此一点，可见当时科举和吏治的无序。

从金诗用典来看，他们最初的相识，大约是“公代豸冠来按事”，即李瑞和曾以代理推官的身份，兼理苏州府刑狱之事。豸冠即獬豸冠，古代御史等执法官吏戴的帽子，一般代指御史，此处借指司法官员；“叔孙弟子望传宣”，典出《史记·叔孙通列传》“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说明后来李与金有师生之谊。“进士履历”载瑞和“丙子应天同考”即崇祯九年（1636）应天乡试同考官，时人太仓陆世仪记其事：“初丙子南场，《礼记》分房，松郡节推李瑞和才而佻，与华亭诸生潘扆通关节，有定约矣。编号者失检，初场卷号误编太仓增广生孙以敬，二三场则无讹。榜发，以敬魁选，扆落孙山。”[37]无论此事之真伪，“才而佻”的恶谥，代表着理学大儒对李瑞和、金圣叹之类人的评价。金诗云“三年师弟”，或许说明他自己亦曾参加过崇祯九年（1636）丙子应天乡试。果真如此，李瑞和真的就可以算是他的老师了。

在《东集》中，有与周亮工唱和诗多首，如《为陈叔举书卷次周元亮》、《为周元亮尊人偕寿》。约顺治九年撰《和周元亮城上感怀四首》和《赠周元亮》，时周亮工任代理漳巡道。后诗云：“跃马赢粮日，惟公救以文。正容能悟物，应变在多闻。千岁庐峰雪，四垂漳水云。乳余斥鬼啸，返我尚惊魂。”可见郑成功围攻漳州时城内绝粮的险境。康熙六年撰《书扇与小优》“装孤随处满，色艺肯谁同”、《小优一部，经年入侍，自服事他家，蓦然一见，几不能识》，可见其是有过家庭戏班的，可补当代研究所未及。同年《阅列朝诗》二首云：“论次能如是，博闻乃至斯。颇嫌是所善，不复阙其疑。峻气侵枯骨，平心代涕洟。竟陵尚可作，恐亦有微辞”；“当日论王李，亦难为苟容。治兵牙齿后，复雠枣梨中。诅楚今重见，惩荆此未通。春秋虽责备，褒贬孰云公”，对研究钱谦益《列朝诗集》不无参考价值。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叛清朝，台湾郑经响应，攻下厦门、漳浦、海澄等地[38]。在此过程中，李瑞和可能因家境富饶而被郑经部将征缴，受尽酷刑，九死一生，晚年多次写诗纪事。如《甲寅五月，受海上炮烙吊夹异刑，儿死非命，妻拶断指，等呼三先生冥中救护，幸获馀生，追感神佑，再用前韵》、《客腊缘讼牒来会城，道出同安三忠宫……因感甲寅变乱，为海上酷饷，备受炮烙吊栲异刑，长儿八夹殒命，老妻拶至断指。每瞑眩中呼三先生冥冥保护，今获残喘，追荷神佑，再依前韵，以当顶礼……》。同安三忠宫，位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洪塘镇，今名三忠庙，始建于明代，是纪念护主抗元的南宋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庙宇。令人不解的是，李瑞和身为遗民，为何会“受海上炮烙吊夹异刑”，他在受难时默诵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英名，这些抗元而死的烈士仙灵，何以会又如何能保佑他呢？或许他就是通过强调“三先生”的神迹，来暗示自己身受家难的真正原因。其卒后，外孙蔡衍（1661—？）有《哭外祖李顽庵先生》诗：“山阳一曲泪重重，独向斜晖哭太公。白简驱邪何慷壮，黄冠归路亦从容。碑踣元佑伤司马，星殒将营哭卧龙。无我文章谁独擅，外孙终愧色丝风。”[39]颈联两句用典，似乎暗示着逝者在弘光朝的被排挤和入清后的不甘隐居。

朱茂暻

崇祯十一年（1638）戊寅，晚明吴江名妓柳如是（1618—1664）曾写过《朱子庄雨中相过》：

朱郎才气甚纵横，少年射策凌仪羽。岂徒窈窕扶风姿，海内安危亦相许。朝来顾我西郊前，咫尺蛟龙暗风雨。沉沉烟雾吹鸾辀，四野虚无更相聚。君家意气何飞扬，顾盼不语流神光。时时怅望更叹息，叹吾出处徒凄伤。天下英雄数公等，我辈杳冥非寻常。嵩阳剑气亦难取，中条事业皆渺茫。即今见君岂可信，英思倜傥人莫当。斯时高眺难为雄，水云寥落愁空濛。鸳塘蓉幕皆寂寞，神扉开阖翔轻鸿。苍苍幽梦坠深碧，朱郎起拔珊瑚钩。风流已觉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高山大水不可见，骚人杰士真我谋。嗟哉朱郎何为乎？吾欲乘此云中鹄，与尔笑傲观五湖。[40]

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撰写《柳如是别传》时，认为“其诗颇佳”，全文抄录，并撰考证云：

曹溶《静惕堂诗集》贰玖《送朱子庄北上赴选》七律二首，其第壹首略云：“辞家北指蓟台云，射策恢奇海内闻。重忆先朝遗烈在，（自注：“谓其祖文恪公。”寅恪案：“文恪”乃明大学士秀水朱国祚之谥。）芝兰今日又逢君。”同书同卷《送朱子庄令宜春》七律二首题下自注：“时携广陵姬同行。”其第壹首有句云：“重喜明时早致身。”同书叁《挽朱子庄》五古二首，其第贰首略云：“并辔越承明，直入邯郸市。挟瑟燕姬床，容貎若桃李。惜哉青春姿，独处重帷里。服药媚红颜，终为悦己死。”今检道光修《宜春县志》“秩宫”门明知县栏载：“朱茂暻。秀水人，进士，崇祯十三年任。吴首昌。贵州人，举人，十七年任。”同书贰贰“名宦”门明朱茂暻传略云：“朱茂暻字子庄，秀水人。崇祯十四年令宜春。（寅恪案：表作“十三年”，传作“十四年”，相差一岁。疑传有误，当从表为是。）精勤莅治，剔奸戢豪。性喜延揽，与诸生课文品题，竟日无倦色。”又陈卧子评选《皇明经世文编》中，宋徵璧所撰《凡例》亦列有“槜李朱子庄茂暻”之名，可知朱子庄乃一年少貌美、豪气纵横之风流世胄。柳曹两诗所言颇多符合。故河东君诗题之朱子庄，即是此人无疑。[41]

陈寅恪先生在晚年极其困难的著述条件下，查阅多种古籍，对朱子庄名茂暻、乃秀水朱国祚孙的考证，功力不凡。与秀水曹溶（1613—1685）一样，金圣叹也曾写诗《送朱子庄赴任宜春》：

定拟凌云备上方，却教列宿试为郎。晨朝着舄因辞帝，秋日鸣琴不下堂。从此果能为父母，彼中先已诵文章。自惭无楫犹桃叶，不及清樽渡淅江。

可以说，陈先生的考证事先已经解决了金诗“朱子庄”的基本问题。在当时的文献条件下，或者还可以指出柳如是此时二十一岁，表达了对刚刚考中举人（这在清代浙江通志、嘉兴府志和秀水县志的选举门中都会有记载）的朱茂暻在才华、气度、容貌等方面的爱慕（曹溶亦以“丰姿江左璧为人”[42]形容其相貌），尽管感伤于自己的出身微贱，还是难以控制地流露出欲以身相许、同游江湖的愿望，就像西施陪范蠡那样。全诗结句“与尔笑傲观五湖”，大约是化用西施伴随功成身退的范蠡乘轻舟入五湖的民间传说。

对于研究朱茂暻至关重要的，是考证其中进士后的履历和生卒年。现据《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和《秀水朱氏家谱》，列表比较如下：

据家谱记载，朱茂暻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清顺治四年（1647），仅得年三十。进士履历云其为“丙寅年八月十二日生”，可正笔者多次指出的履历生年之月日记载的可供参考性，又再次证明了生年之不可信。作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生人，茂暻十九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加之其样貌秀美，无论其实际年龄还是外在容貌，都是非常年轻的，哪里需要瞒报生年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出生呢？而且，减少年龄八岁之多，岂不是十一岁就中举人、十五岁中进士了？如此荒唐的履历，竟然无人过问，可见晚明科举之风。朱茂暻各级科考之顺利，固然与其聪明才智的超群不无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其祖父朱国祚人脉背景的深远影响。崇祯前期任南京吏部郎中的徐石麒（1577—1645），曾给进士同年李宗著写过一封信，托他向当时的浙江学政说情，将年少的茂暻拔为诸生：

兹启先老师朱文恪公，位至宰辅，家业萧然，殆国朝之所仅见。诸孙如某等皆名流，黉中称为渠帅，旦夕脱颖去，盖天所以报之也。弟辈师恩未酬，窃念惟有汲引一节，可效涓涘。……老年台持斧一方，笃谊不让古人，定能鼎致督学使者，悉置前茅，当合词以恳。至其幼孙茂暻，应童子试，翩翩能文，统望留神超拔。[43]

信中“先老师朱文恪公”，指谥号文恪的已故宰相朱国祚。天启二年壬戌，朱国祚（1559—1624）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充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44]，嘉善徐石麒和莆田李宗著都是此年进士。李宗著崇祯四年至七年任两浙巡盐御史（盐院）[45]，茂暻在崇祯九年前以“府庠生”的优秀身份补诸生，应该这封信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进士履历与家谱既可互为补充，又均有语焉不详之处。进士及第当年在兵部衙门实习政事（“兵部观政”），就回答了为何金圣叹七律首联云“定拟凌云备上方，却教列宿试为郎”，是惋惜以友人朱茂暻的才华未能直接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解决了其实授知县为何会在次年的疑问。看来道光《宜春县志》时间的出入，应该以传为是，即曹溶《送朱子庄令宜春》和金圣叹《送朱子庄赴任宜春》的写作时间应该置于崇祯十四年。履历云“癸未调赣县，甲申革职”，在康熙《赣县志》卷八《秩官》中，是金廷韶自崇祯十五年任，后无著录；而家谱云“癸未罢官归，寻报升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未赴任”，一个“寻”字，在时间上含糊其词。据同邑盛枫（1661—1707）的记载：

（茂暻）年十九中崇祯丙子举人，庚辰进士。知宜春县，壬午充本省同考。甫出棘，献贼陷长沙。驰归防守，逻得奸细宋子凤斩之，又诛大盗蔡全六等。贼渐逼，乞师巡抚郭都贤。会都贤去位，师未及至，城破被论。总督袁继咸疏论杀贼功，乞弃瑕录用，不许。南台建，召为职方主事，不赴。卒年二十九。[46]

益阳郭都贤（1599—1672）崇祯十六年官江西巡抚，当年十月袁州被张献忠攻陷，被议去官，朱茂暻罢官当在同时。所谓的“职方主事”，即兵部职方司主事，是南明弘光朝所任命，家谱不仅以“寻”含糊了时间，而且用“南京”与明朝的陪都官制相混，其实，他被任命的不是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而是自崇祯十七年三月皇帝自尽后，福王朱由崧五月十五日于南京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光的南明朝兵部职方司主事。南台，本指御史台，但在《嘉禾征献录》中都是代指南明的。如吴铸“壬午复充应天同考，癸未以卓异行取，未至而京师陷。南台建，补仪制主事”（卷四）。

作为名门显姓之子弟，茂暻在明末堪称风流倜傥的少年才俊，江南名妓柳如是赞其“风流已觉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赴任宜春“时携广陵妓同行”，真是潇洒倜傥！可是入清后见大势已去，居乡隐居，卒于顺治四年（1647），仅得年三十。其死因据陈著所引曹溶《挽朱子庄》所云，乃是“服药媚红颜，终为悦己死”。像这样的暴死，家谱中当然是讳莫如深的。只是无论是他于晚明携妓赴任，还是在清初服药纵欢，均被文人雅士视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或满怀同情。如此世风包容和如此官吏构成的末世王朝，怎能敌得过那来自北方的蓬勃向上、豪气逼人的铁马金戈之旅；更别指望在清人定鼎之后，偷安苟且的南明小朝廷能够翻盘了。曹溶《挽朱子庄》之一云：

长夜惨不舒，恸我同乡人。灵帐辟中堂，玉颜难再晨。昔为簪缨胄，今为一丘尘。贤圣有尽期，少壮多悲辛。筮仕出岩邑，抱愤郁未申。戢身槁壤内，万事勿复陈。有子仅垂髫，世业行复振。醴酒泛元席，哀挽盈四邻。大运讵终否，丧此经国宾。

曹溶以晚明进士和御史，顺治元年（1644）即在京仕清，三年迁太仆寺少卿。之所以在诗中直接悲叹友人“筮仕出岩邑，抱愤郁未申”，是指明朝对朱茂暻的不予重视。在有关诗文中，清初不少贰臣或新贵能够直接同情那些在晚明为官而又入清隐居者，多数是因为被同情者没有明显的抗清行为；即便有，贰臣或新贵们强调的也是他们与李自成、张献忠的斗争，韩菼为吴晋锡撰墓志铭便是这一基调。

朱国祚长子名大竞，三子名大治。大竞长子茂晖，次子茂曙，康熙宏博、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1629—1709）为茂晖长子、茂曙嗣子；茂暻为大治长子。值得一提的是，彝尊长子昆田（1652—1699）有《题金圣叹诗笺》：“锻冷嵇中散，须亡谢客儿。一笺遗墨在，肠断是朱丝。”[47]此诗一方面是以嵇康的桀骜孤高和谢灵运的文学才华，赞美金圣叹的性格和评点；另一方面，是以嵇康被司马昭处死和谢灵运被宋文帝杀害，表达了对金圣叹死于非命的深刻同情。“锻冷”、“须亡”分别指涉：嵇康（官中散大夫）惨死，其打铁之炉灶早已冷却（相传其锻灶处在今河南修武县天门山）；谢灵运（小字客儿）堪称美髯，临刑施为菩萨像须。“朱丝”既可以说诗笺是织有红格的绢帛或画有红格的纸笺，亦可理解为“朱思”，即朱氏之思。茂暻为昆田的堂叔祖，诗笺的内容与情感的渊源，都是颇为令人遐想的，甚至不排除是金圣叹给其父朱彝尊的唱和诗。《题金圣叹诗笺》下第三首《同十八弟登金山》“廿载身为南北客，呼船屡渡杨子江”，如果朱昆田约二十岁外出谋生，此诗约写于康熙三十年（1691）。家谱载其小传为：“昆田，初名掌穀，字文盎，号西畯，太学生，著有《笛渔小稿》、《三体摭韵》，顺治壬辰八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己卯十月二十一日殁。”

叶奕荃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48]其研究钱谦益、柳如是之诗，便对属于“今典”的“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并指出今人根据当时诗歌研究明末清初文人史实，由于上距“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49]，因而难度甚大。在金圣叹《沉吟楼诗选》现存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有两首与友人“元晖”有关的五律，诗曰：

关河将雨雪，君子复何之？讵惜衣裳薄，诚忧盗贼时。渡江如绝域，分手更何期。敢道三春节，□□□□□。——《元晖渡江一首》

亡命真不易，受恩殊复难。纵然无戮辱，何以免饥寒。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亲朋连月泪，谁望尔生还？——《元晖来述得生事一首》

这两首诗歌所咏对象和所涉史实，向来未见学者论及。笔者在陈寅恪先生重视研究“今典”的思路启迪之下，就初步掌握的些许史料，试考金圣叹《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所咏之事和元晖其人。

（一）“元晖”诗本事

首先，从探索“元晖”所指为何人入手。

经查相关工具书，明末清初名号与之相关的仅有叶奕荃一人[50]。此人的常见传记见清咸丰间徐鼒（1810—1862）撰《小腆纪传》：

叶奕荃，字元晖，昆山人。由诸生入太学，刚直好义，工诗古文词。师事刘宗周、徐石麒、陈龙正，讲求性命之学。乙酉夏，以父榷杭州关，遇国变，往省。还至嘉善，为乱民所戕。[51]

此段文字与道光六年修《昆新两县志》略同。仅从这些简单介绍中，尚难以将叶元晖与金圣叹诗歌所咏之人事对应起来，还需要再找线索。

据《吴中叶氏族谱》世系表，叶梦得三子模生筥，其子愈之后为“昆山派”，二十四世叶国华有四子，分别为“奕荃、奕萃（不续）、奕苞、豹文”[52]。奕荃一字水修，别号格斋、南阳伯子。其父国华（1586—1671）字德荣，号白泉，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明末官刑部主事，因事免官，南明弘光元年（1645）起为工部都水司主事，不久“差榷杭州南关”，即为钞关榷税使，随即清军“破南京、下杭州，公与钱塘令顾公咸建渡江南奔，并为追者所及。顾公死之，而送公于督府”。后得“旧识”故明总兵、降清将领陈洪范相救而“放归”[53]。根据历史记载，清军破南京在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下杭州在六月十三日[54]，故所谓“渡江南奔”，必指在明潞王朱常淓为清朝巡抚张秉贞及陈洪范劝降，开杭州城门迎接清军之后，叶国华与时任钱塘知县的同乡顾咸建（1594—1645）渡钱塘江而欲向南追寻当时在台州的明鲁王朱以海，时间在六月十三日之后。

关于叶奕荃此际赴浙寻父之事，同时友人多有记载。其“同学姻友”葛云芝（1618—？，后名芝）曰：

乙酉之夏，君之尊人水部公绾榷务于武林。改革之际，流言一日数惊。君以亲在危疆，戒徒众，具舟楫，戴星蹈险，一月之中，往返数四。是时揭竿遍起，十步之内，画地自守。而君以孤舟仓猝行其间，为畴人所疑。至秀州，戎起莽中，而君不幸死矣。[55]

“同学弟”叶弘儒（1619—1675）[56]曰：

乙酉之变，国破君亡，余与水修同避难水乡，握余手流涕言曰：“身曰儒生而世受国恩，义不失身他姓。脱此地化为异域，我当披发入山矣！”寻作方袍、杖履诸道服甚具。然念严亲宦于杭，陷兵间，必欲出之而后往。于是，冒险阻，入戎旃，与水部公图归计。水部公未决，遣水修先归。行至嘉禾道中，为乱民所杀，与仆及操舟者共六人俱不反。[57]

云芝和弘儒均为昆山同邑人，前者与奕荃为儿女亲家（奕荃次子天机娶葛芝女[58]），后者与奕荃为同学友人，所云皆应重视。将两人所撰传记与金诗对读，不难看出有关诗句的本事出处：“是时揭竿遍起，十步之内，画地自守”即金诗所谓“诚忧盗贼时”，“国破君亡”即金诗所谓“鸾龙总破残”[59]，“戴星蹈险”“冒险阻入戎旃”即金诗所谓“亡命真不易”，“世受国恩，义不失身他姓”即金诗所谓“受恩殊复难”；至于与“鸾龙总破残”为对句的“豺狗方骄横”是指清军的铁蹄纵横、不可一世，尽管两篇传记中无直接描述，但是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就现有史料分析，金圣叹《元晖来述得生事》以及《元晖渡江》诗题中的“元晖”是指邻邑叶奕荃（昆山与苏州毗邻），当无太大疑问。

其次，看“渡江”和“得生”。

渡江之江，当指吴淞江。从上述传记“具舟楫……至秀州”和“行至嘉禾道中”的叙述可知，叶奕荃赴浙是驾船经嘉兴（嘉兴府五代吴越时为秀州，治所嘉兴县，秦名由拳，三国吴曾名禾兴，后更嘉兴，故又以“嘉禾”称之）至杭州的。而由昆山舟行至嘉兴，吴淞江是必经之地。此江乃太湖支流之最大者，水自湖东北流，经吴江、吴县、昆山进入今上海境内，合黄浦江入海，又名松江、吴江，与苏州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奕荃弟奕苞有《渡江二首》，当亦指吴淞江。其诗序曰：“舟人从黄天荡乱流而北，又乱流而南，扬帆拍浪，与阳侯争一日之命，危矣！”[60]此黄天荡在苏州城东南葑门外，旧为苏州水陆门户，为娄江旁溢之湖，入吴淞江。《渡江》后第五首为《渡澱湖》，澱湖即澱山湖（今作淀山湖）的简称，“北接昆山县界，吴淞江水汇流处也”[61]，即前后诸诗皆在苏州境内所撰。

“得生”的具体所指，需从葛芝《南阳伯子传》“君以亲在危疆，戒徒众，具舟楫，戴星蹈险，一月之中，往返数四”中找线索，当是指在奕荃往返于昆山和杭州之间的“数四”次中的靠前一次，由杭返昆之后，“来”至苏州，向友人金圣叹叙述其于兵荒马乱、烽火漫天之际的艰险遭遇。不料“亲朋连月泪，谁望尔生还”之庆幸，最终反成诗谶，当奕荃再次赴杭，从此便一去不返，没有生还了。

其三，两诗写作时间臆测。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如以大的时间段区分，叶奕荃《元晖来述得生事》当写于乙酉（1645）暮春或初夏。此后，奕荃可能尚有多次赴杭。如葛芝所谓“改革之际，流言一日数惊”如非泛指一般性的传闻，很可能便是因为国华与顾咸建两人同为昆山望族子弟（国华为叶盛六世孙，咸建为状元鼎臣曾孙）、同在杭州为官、六月十三日杭城降清、同时被捕而一死一囚，由此而造成的顾冠叶戴、你死我活之讹传。至于苏州一带，自五月南京陷落后，昆山闻讯而谋抗拒，清军以三十万众、数十大炮，载以巨舰，蔽空而下。七月六日城破，清兵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死于）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全县共死难二万四千馀口[62]。在此种兵燹惨烈之际，叶奕荃本打算出家隐居，但身为嫡长子自然要再次肩负起赴杭寻亲的重任，此即叶弘儒所谓“乙酉之变，国破君亡，余与水修同避难水乡……寻作方袍、杖履诸道服甚具。然念严亲宦于杭，陷兵间，必欲出之而后往”。谁料到，从此一去而永不回还了。

将《元晖来述得生事》写作时间拟定于1645年春夏之交，是与对另一首《元晖渡江》写作时间的推测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渡江”诗结尾“敢道三春节”（三春指春季的第三月）对“分手更何期”的重逢期盼，以及昆山驾舟赴杭实际所需往返时间，不妨将“关河将雨雪”、“讵惜衣裳薄”诸句视作对仲春天气的乍暖还寒景象的具体描写。此次渡江省亲，颠沛数十日后始返回家乡，故“得生”诗有“亲朋连月泪”之说。扣除诗歌艺术情感上的夸张，从“渡江”辞行到“来述得生”，也就由仲春至初夏了。当然，也可能传记“一月之中，往返数四”的“一月”，是对时间之短或赴险之频的压缩式强调；也可能既有形势紧张后的“一月之中，往返数四”，又有在此之前风声渐紧时的多次探望（并不矛盾），故不必拘执于“一月”与“连月”之小出入，而应试图从奕荃“往返数四”于苏、杭之间，来探考元晖“渡江”和“得生”之事。

此外，在圣叹晚年（顺治十七年）成书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鱼庭闻贯》中，收录友人书信甚夥，却不见有字号“元晖”者，似可间接证明此人早逝。

（二）叶奕荃其人

叶奕荃在苏州一带颇有声誉，与同邑归庄、顾炎武齐名。崇祯十三年昆山县文庙明伦堂摧坏，邑人“诸生叶奕荃、顾绛、归庄新两庑木主而正之”[63]。早年入复社，蒋逸雪先生撰《复社姓氏考订》，于“苏州府”昆山县内，即著录有“叶奕佺（元晖）”[64]（引者按：佺为荃之误），旋因不满于其中的追逐声势、蝇营私利而退出，此即《南阳伯子传》所云：

弱冠时吴中盛文社，以清流为宗，然倚以起者，游光扬声，时近押阖，君勃然曰：“是何营营扰扰者耶？”亟谢去，识者知其立意高远，非近今所有矣。[65]

关于其生年，家谱、传记均无记载。邓长风先生根据其于崇祯二年（1629）已有《己巳初夏看新绿因赠王荆生五十》诗作，推测“奕荃之生当不迟于1610年”[66]。此诗是现存所作最早的一首，邓先生大概是以其写于二十岁左右，来判断其生年的。虽然根据和逻辑不够充分和严密（十五岁亦不妨其写诗赠人），但结论却颇有参考价值。葛芝为其弟奕苞《经锄堂诗集》撰序，曾具体指出：

吾子之辱交于余也，子之兄水修实先之。时余之年，二十有五六矣。子之兄视余十年以长，吾子则少余十馀年也。[67]

葛芝一六一八年生（《五十初度自题小像》“丁未冬，余五十初度”[68]），奕荃长其十岁，则当生于一六〇八年，与友人金圣叹同岁，三十八岁即死于非命。

金圣叹鼎革之际与昆山叶奕荃的交情，或与其早年和吴江叶氏的来往不无关系。圣叹崇祯八年多次于吴江叶绍袁家扶乩降神，声震苏州郡邑，人称“倾动通国者年馀”[69]。而吴江叶绍袁早在其二十四岁时，便和昆山的叶国华、重华兄弟一同参加过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科乡试，试后候榜，“重阳之又二日，闱锁启焉，夜与陈发交、德荣（名国华，乙卯举人）、德玄（名重华，崇祯戊辰进士）相伫俟之”，不料皆名落孙山，诸人“相对唏嘘，泣别而已”[70]。此后，于崇祯二年（1629）赴京途中，因清兵入塞，“皇华梗绝”，听说叶重华在济宁州，“遂往就之”；三年（1630）又与“家仲昆香城名重华”共同任职于京师[71]。绍袁堂弟绍颙（1594—1670）曾举荐奕荃之师陈龙正（即陈发交）为官[72]。叶绍袁、绍颙与叶国华、重华，均是宋代吴县叶梦得次子叶桯之后，虽然分属汾湖、昆山两派，但辈分相同（皆为二十四世）、身份相近（皆为宦族），加之所居两县毗邻，来往便利，两叶家为挚友是顺理成章的；而奕荃“性俭素，自奉淡泊；而友朋或以急难告者，一无所拒”[73]；“喜援单门下士，因之有声者甚众”[74]，与叶绍袁关系密切的金圣叹结识国华之子奕荃，亦十分自然。

作为贵族子弟，叶奕荃颇有侠义风。友人呼谷《归元祉游乡校诗》小序记其崇祯十四年（1641）一事：“予总角时与同里归元祉等七人为兄弟交，元祉最长称兄，笃行能文，而久不得为诸生。岁辛巳，乡贵有利其妇翁多资者，嫉元祉，系之暗室中，予与朱子与升求之不能得。值侠士叶水修、眉初手断其锁出之。”[75]眉初即叶方恒，字嵋初，叶重华次子，为奕荃堂弟。这种急人之难的行侠仗义，在叶奕荃的身上，并未流于纨绔少年、以武乱法之路，相反，他有着严谨的自身修为。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指出“时方尚词章声名之学，水修独鄙而不屑为”。叶奕荃退出追逐声利、崇尚诗文的文社之聚后，转而研习理学。葛芝《南阳伯子传》云其“长好性命之学，咨扣参请，不名一家。其师事，则刘先生念台、徐先生虞求、陈先生几亭数公也”。刘念台名宗周（1578—1645），山阴人，万历进士，崇祯年间于里讲学，清兵南下绝食死；徐虞求名石麒（1578—1645），嘉兴人，天启进士，清兵陷嘉兴，自缢死；陈几亭名龙正（约1605—约1645），嘉善人，崇祯进士，明亡病卒。此三位浙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倡诚敬、慎独之说的理学名家，《水修府君传略》说奕荃“喜究心理学，好论古人大节”，当与这种师承不无关系。据传记记载，叶奕荃亦是一位立意高远、慷慨至性之人：“少而颖异，举止不凡；长乃任情倜傥，不事家人生产……自所期待，断欲为千古自命之人。”[76]曾游南海，登普陀山，“归而向人言：‘往者以扁舟泛大海，遥望水天一色，大风忽至，浪汹汹若崩山，孤舟飘荡其中，不足以当危叶。回视此身，未若醯鸡之在天地间也。’盖其一往不屑之气，犹可想见云”[77]。其治学，除了理学外，“若名僧高衲，亦多参承印证，故学问大旨，了了能言之，自所期待，断欲为千古自命之人”（《水修府君传略》）。明遗民陈瑚（1613—1675）曾目睹其弟奕苞“所藏格斋手迹，书法遒劲，原本家学，而其一歌一咏之间，皆具有忧时愤俗、忠君爱国之思，庶乎水修之为人，犹可概见！”赞叹其为“端人谊士、学修兼励”，将之与抗清死难的同邑著名文人陶琰、朱集璜并称为“三君子”，乃“一邑之中多不数人，得数人焉足以正人心、善风俗而有馀”，认为此三人在世风日下的晚明，有着昆山士人精神领袖的政治地位：“当烈皇帝之末年，风俗陵夷，教化衰息，朝廷急门户而不急人才，郡县修苞葺而不修政事，学校治声华而不治文行，盖天下之无人久矣。三君子者独能以布衣儒生侧身自好，砥砺廉隅，扶持名教于波回澜倒之中，斯真介然有守、独立不惧之士也！”[78]可谓是波流风靡之际的中流砥柱。

叶奕荃英年早逝，友人不胜哀伤，纷纷赋诗挽吊。呼谷《不归》诗曰：

西浙趋庭乱已成，扁舟杳杳霅中行。道逢狼虎归何晚，服混鱼龙竟不明。建鼓莫伤慈父意，忘机应识众雏情。暗垂宿草三年涕，独欠家人问死生。

诗前小序曰：“叶文学奕荃，字水修，有气义，能文章。省亲之杭钞关，中道遇害。人舟并焚，而从者独脱，至今未敢颂言于家。”[79]葛芝不仅撰《祭叶水修文》，追忆其为人之豪爽侠义风范：“兄为人直心而义形，直心则中无隐曲，洞然为人所谅；义形则缓急人无倦，当其慷慨赴义，不啻忘耳目手足以捍之也。故兄死，知与不知皆失声哭之者，不止吾党数人也。”[80]并有《赠别叶岳心有怀诸子兼悲往事》悲叹“叶子奕荃”的一去不还：

南阳皎皎凌霄姿，白云缭绕寄所思。杜鹃声中唤归去，公无渡河今何之。[81]

在感叹哀婉与追忆赞许的交织中，突出了其临危赴难、舍身寻亲的孝子形象。只可惜现存《沉吟楼诗选》乃后人所辑，仅三百馀首，并非金圣叹平生诗作的全部，已看不到圣叹对友人的悼惋了。

文从简

文从简，字彦可，晚号枕烟老人，“生于万历二年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卒于顺治五年戊子六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五”[82]（1574年12月31日—1648）。十五岁丧父，母为王稚登女，“甘贫守约，能训其子”。从简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已年逾六十，例得学博，“不就选而归。寻遭世变，隐于寒山之麓，居五年卒”[83]，属遗民无疑[84]。文彦可在明末清初文化史上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承天寺僧人掘井得《心史》手稿，系交彦可保存，陆嘉颖录副，张国维刻印，始得流传；一是其曾祖征明（1470—1559）、祖嘉（1501—1583）、父元善（1555—1589）皆为书画名家。从简女文俶（1594—1634），字端容，擅画草木昆虫，嫁赵均（1591—1640），为赵宧光（1559—1625）子[85]。其先人自征明以下，祖、父皆为书画名家，彦可“传其家法而少变，书则兼李北海，画兼云林、叔明”[86]。后人评其画“笔墨简淡，略带荒率之致，想见此老淡于荣利，不同凡笔”[87]。

据学者统计，陶渊明是《沉吟楼诗选》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古人”，共有十八首涉及[88]。其中有《题渊明抚孤松图》七律一首：

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三径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

陶渊明抚孤松意象，典出其《归去来辞》“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画面当是写隐士在夕阳落山之际，手抚孤松，徘徊反复，以松树的独立不屈、坚忍不拔，映照隐者的精神境界。按照圣叹分解唐七律诗的认知方式，该诗前解四句是赞美陶渊明晋亡隐居的遗民精神，后四句是抒发自己的人生感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诗歌大约创作于何时；二是“爱君我欲同君住”之君为何人。从“六年眼泪未逢春”句判断，当从崇祯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皇帝吊死在煤山开始算，大约是顺治七年（1650）所作。徐朔方就已指出“据第六句，诗作于明亡后第六年”[89]，未及该图作者。诗中所说的“君”，或指古人陶潜，或指时人即画师。前者是一千多年前即已去世者，同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同时的画师，则可能是圣叹同邑前辈文从简。这从圣叹另一首题画“逸诗”《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可以间接得到证明：同样是题“渊明抚孤松图”，同样是一位疏狂高节的画师。唯一不同的是，在最初保存的《沉吟楼诗选》中无画师之名，在后人收集增补的“逸诗”中才直书画师之名。由此不妨推测圣叹所题《渊明抚孤松图》亦出自文彦可之手，原作应该是有画家之名的。据“六年眼泪未逢春”将诗系于顺治七年（1650）固无不可，然既知画作出文氏之手，此处“六年”是否有可能与其有关呢？例如《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便是似乎兼赞画者和被画者而作：“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高节清风如在眼，何须虎贲似中郎。”后两句似暗讽鼎革之际缙绅士夫无忠义之心，否则何须“虎贲中郎将”才能保卫社稷。如果非要坐实“六年”之所指，考虑到文彦可卒在顺治五年，是否可能写于六年之后（1654年）？睹画思人、怀念逝者而悲从中来，再加以适度或过度的艺术夸张（圣叹时常好此），写出“六年眼泪未逢春”之句，不是没有可能的。草此数句，以备一说，实不敢言顺治十一年之必是而顺治七年之必非也。

之所以说“六年眼泪”可能与文从简逝世有关，还因为圣叹对自己这位乡贤一向就十分钦佩。早在崇祯十七年末，他还曾为其潇湘八景图册撰写过画跋，将之与屈原并提：

皇舆纵横万里，其中名山大川，指不可胜屈。而相传乃有潇湘八景图，独盛行于世。创之者，吾不知其为何人，大约负旷绝之才，而不见知于世，如古者屈灵均之徒，于无端歌啸之后，托毫素抒其不平者也。顾后世手轻面厚之夫，既非旷绝之才，又无不平之叹，于是□（此字残，只存右旁页字）笔□（此字残，只有下半心字）纸，处处涂抹，容易落腕，唐突妙题。天下滔滔，胡可胜悼。此册出于彦翁先生手，仆从圣点法师许观之，又何其袅袅秋风、渺渺愁余也。上有屈夫子，下有文先生，必如是，庶几不负中间作潇湘八景题者。江淹有云“仆本恨人”，对此佳构，不免百端交集。又未知圣师将转何法轮，超拔一切有情，不落帝子夫人队里耶？书罢为之怅然。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学人圣叹题。

此则佚文，见启功（1912—2005）先生《金圣叹文》，拙编《金圣叹全集》失收，由友人刘立志博士二〇一一年秋提供。此画跋下押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是仅见圣叹自署“金采”的文献资料。文中“彦翁”即指文从简（字彦可）；“圣点”之点，繁体作“點”，当为“默”字误认，圣默法师乃圣叹友人，无独有偶，文从简的《陶渊明抚孤松图》亦为某苏州高僧所收藏（大德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崇祯甲申冬十一月几望”，指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644年12月12日）。启功云：

金圣叹文名奇著，在后世，实以批小说、戏曲之通行，在当时，则以所批制艺，最为风靡也。而余近三十年搜罗八股文，略盈箱箧，竟不得金批一字。其他诗文，更无论已。偶于北京中国美术馆观所藏名画，见明文从简画潇湘八景图册，后有圣叹跋语。其文思剔透，与所批才子书呼吸相通；而笔调开阖，则俨然大家时文，亦足慰积时悬想矣。

在过录全文后，启功评价其写作手法云：“此虽画跋，犹每见忍俊不禁处，与才子书批语正是同一机括。‘上有屈夫子’四句，综古今画史，以结此题，最见制艺之法，非名手不能。而两间作者，正前文所谓‘手轻面厚之夫’，声东击西，可称妙谛。读至‘帝子夫人队里’之说，尤属顶门针砭。此时余方将为友人题二姚图，不觉嗒然笔落，急毁其稿。”[90]足见启功先生对此跋的评价之高。

潇湘绘画题材，起源于屈原笔下的《湘君》、《湘夫人》；潇湘八景，是中国绘画中的著名母题。最早记载相关绘画的，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91]似乎宋迪从屈原有关潇湘的作品中，化人物故事为更加虚灵的平远山水，而在这平远山水中又恰恰能让人读出渺渺愁予的意境，所以令人赞叹。现存明代文征明的同题组画，亦是纯山水而无人物的。金圣叹用《湘夫人》中的成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来概括文从简画作，将自己的审美感受用湘君的“目眇眇兮愁予”一句来表达。细味圣叹之意，似乎是对世间那些真以“帝子夫人”作为绘画之题材内容者作出了批评，而赞叹文氏以山水构思的画作。因为从山水到人物，特别是工笔人物画，无疑会破坏人们对潇湘境界的遐想。面对这一题材，应该在绘画史上曾存在画人物和画山水两种构思，虽然哪种构思更好，也未必就有定论，但金圣叹和启功的意思，应该都是倾向于山水构思，而反对人物构思的。金圣叹乃多愁善感、怜花惜玉之人，“此册出于彦翁先生手……书罢为之怅然”一段，应该是对文从简潇湘八景继承曾祖艺术构思的直接赞美，同时亦是为屈平借此寄托的不平而怅然，为人间美好屡遭唐突的世相而慨叹，故而“对此佳构，不免百端交集”。这段话引发启功共鸣的，是金圣叹对“手轻面厚”之徒的批评。作为一代书画大师，启先生碰到太多的庸才顺笔恣纸糟蹋好题材的现象，他理解的“超拔一切有情，不落帝子夫人队里”一句为：希望法师点化那些胆大妄为者不要轻易染指这些只有旷世绝才有资格染指的潇湘题材，所以他说这是“顶门针砭”。

据《文氏族谱》载，所著有《塞北事实》、《枕烟诗存》，皆未见；今存《文彦可先生遗稿》一册稿本，有邵弥跋，其中没有与圣叹唱和的作品。在同时代人的诗文集中，与文从简有题咏唱和关系的，除了金圣叹，还有徐增。不仅在其《九诰堂集》卷首“赠言”中，录有文从简《访子能兄词宗》七律，诗集中还有徐增崇祯十六年（1643）撰《文彦可先生今岁七十两举乡饮宾》，后四句“始知此席非虚设，共信名贤有独尊。圣主宵衣求治急，安车指日到高门”[92]。固然说崇祯帝会征召垂询治国方略近于梦话，亦可见从简晚年在当地的地位。顺治十四年（1657），徐增写诗给入清后一直隐居寒山的其子文柟（1596—1667）：“忆昔过从日，君家有老亲。步趋皆法度，衣履尽精神。不以乍交忽，翻为古道邻。十年频洒泪，手笔至今新。”诗后有注曰“彦可先生，君之尊甫也，与余最契。先生呼数年相与者为‘乍交’。”末联两句，是说其父从简虽然逝世头尾已经十年，睹画思友，仍令人伤怀感念不已，不禁让人联想到徐增挚友金圣叹《题渊明抚孤松图》“六年眼泪未逢春”的咏叹对象和写作时间，或许就是顺治十年（1653）为感怀乡前辈文从简而做呢。

盛王赞

金圣叹“逸诗”有《怀盛柯亭》：“四邻祀祖邀皆去，一尺缝衣买不能。惭愧兰溪遗爱庙，宽柴宽米守门僧。”此人名王赞（1588—1652），字子裁，号柯亭，祖籍吴江，榜籍吴县，榜姓王名赞。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十年（1637）进士，复姓盛，名王赞[93]，崇祯十三年（1640）知浙江兰溪[94]，南明弘光朝任东阳知县，丁母忧去官。入清削发为僧，后以教授村童自给。王赞乃名门之后，曾祖盛应阳，嘉靖二年进士，官至严州知府，有清节。据同乡潘柽章（1626—1663）的记载，王赞“少贫苦，依外家阳城张氏，后徙郡城”[95]。外家指外祖父，即其母为张氏；所谓阳城，即阳城村，在苏州府城东北二十里阳城湖（今阳澄湖）滨，村以南为东湖，以西为中湖。道光二十八年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于《第宅园亭》著录“兰溪知县盛王赞宅在阳城”[96]，当属于唯亭镇。

盛王赞的生卒是清晰的：顺治九年（1652）“壬辰六月卒，年六十有五”，五十岁中进士，五十三岁官知县。此后十二年，以顺治二年（1645）为界，前为县令，后为遗民。“强项之吏，洁己爱民”（《沧浪亭五百名贤像》石韫玉书赞），可谓其从政特点的最好概括。王赞赴任兰溪离开苏州之际，亲友饯之胥江，王赞酹卮酒于江边曰：“与诸公盟：自今凡有利于民、无利于官者，不可不为；有利于官、无利于民者，慎不可为！”可见其为官理念是不唯上、只唯民。乔可聘（1589—1675）以御史巡按浙江，“尝出巡金华，舟阻水涨，求纤夫不得。兰溪县知县盛王赞持手板立雨中，大声曰：‘村民方事东作，县令请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舆，冒雨去。”[97]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时任刑部侍郎的徐石麒（1577—1645）曾撰《为纠劾有司不职等事》题疏：

浙江司案呈覆廵按浙江御史左光先题前事，看得盛王赞之令兰溪，以严冷孤介闻。忽点御史台弹墨，求其故，则以巡方道经其地，县官不能治供张挽留，几困飓风，乃移怒令。夫地主之谊不笃，令固洵有罪矣，然亦何至污其生平？讯不得实，而犹以上台体拟杖，恐将求县令益争事逢迎，以博阿大夫誉矣！今浙之人苦于墨吏，尚思得是令而父母之！则如王赞者，其可苛议乎？相应敕吏部严核，或调或降，付之吏议，无枉纵也。[98]

此事当与潘柽章所记一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巡按王范行部，访逮奸蠧，王赞独无所举，屡檄不应。范怒，监司素不快王赞者，从而构之，范遂言其偏执乖张，当调去。”此事后来惊动崇祯皇帝，“问辅臣：‘有一贤令未用，忘其名。’辅臣莫能对。上乃手出一折，具载劾疏始末，曰：‘盛王赞也，此人宜在铨部。’”任命书未下，而皇帝吊死煤山。

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王赞丁忧里居，“闻南都破，闭自缢，为人救解，遂削发为僧，避居阳城湖滨，课村童自给。日无再食，尝采茨蒿之属，杂以麻麦，如僧家所谓璎珞粥者。家人或有难色，王赞先自饱食。衣每百结，辄自引线联络，负日于檐，栩然自得。时当道者多其故旧，尝遗书通问。王赞辄婉辞谢之，亦不复答。”圣叹《怀盛柯亭》诗，当为怀念僻居湖荡、足迹不入城市的友人，第三句“惭愧兰溪遗爱庙”，说的是王赞辞官回乡后，已被兰溪百姓立生祠以祭，“兰溪人立祠祀之，岁以生日为盛公会，民间吉凶事必告而祷焉”；第一句“四邻祀祖邀皆去”，是说他在家乡亦有神明之誉，时人徐树丕（1596—1683）即记其晚年轶事：

（王赞）当世鼎革，乃匿迹乡间，以教授为业七八年。至辛先三二年间，常梦身为城隍，受诸祭奠。有兰溪人来，云“人传公已仙去，吾县民建祠，凡水旱疾病，祷之必应，今已三四年矣。”此后乃夜夜梦之，亡何而卒。[99]

长洲徐树丕小于王赞八岁，入清亦为遗民。他的这段记载虽然有迷信色彩，却对王赞晚年行迹记载得十分准确：“以教授为业七八年”，王赞顺治二年家居、九年卒，恰为八年；“辛先三二年间”，是指顺治八年辛卯之前的数年，等到“亡何而卒”的顺治九年，兰溪人来告知立祠事，“辛先三二年间”事，便是“今已三四年”，时间丝毫不差。依此，兰溪立祠当在顺治六年，金诗约写于顺治七八年间。

王赞家本“贫苦”，晚年始为官。“洁己爱民”的结果，在清初这个特殊时代，势必穷困潦倒。然其安之若素，不失己志。长洲友人郑敷教记其“安贫得己，有为古人所难者”数端[100]，潘柽章将其压缩为日无再食、衣每百结和不通当道等。与其颇有神通一样，在其生时，其穷不改志就闻名当世。“令兰溪，秋毫不缁。归家，败屋三间，风雨漂零，漠如也。兰溪人过而遗金帛，不受，今杜户不出”[101]，是遗民谈迁（1593—1657）对他的记载。约在顺治五年，遗民金俊明撰《再寄盛柯亭》七律：

苦忆阳湖盛夫子，三年云卧狎渔矶。穷来吾道有贞吉，老去醉乡无是非。明月定知穿户入，白鸥长许望门飞。自惭旧志存沟壑，梦想沧江未得归。[102]

金诗“一尺缝衣买不能”，是如实概括王赞“衣每百结，辄自引线联络”的窘状，尚不如兰溪生祠守门僧“宽柴宽米”的生活裕如，与晚年王赞每日仅能一餐形成映照。

顺治九年二月，友人长洲徐增撰诗怀念《盛柯亭王赞》：“解绶归田即授经，农夫牧子尽忘形。桃源只在公方寸，流水浮花绕户庭。”末注：“先朝令兰溪，有奇政，改革后授经村塾以自给。”[103]六月，盛王赞去世。其屋旁有田一亩，卒之日属其子曰：“此吾祖父所贻也。”[104]

徐崧

金圣叹“五言律”有“逸诗”《题徐松之诗二首》：

徐子伤心士，斯文似《九章》。客虽乘白马，臣且牧羝羊。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

恸哭竟无极，归来且别图。榛苓人最美，冰雪道方孤。海水为多少，莲华定有无。君文能绣淡，恃此足欢娱。

陈洪先生在论及金圣叹“对气节之士是同情乃至赞赏的”时候，对此诗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

“副车”用张良博浪沙狙击秦皇事，“三户”用“亡秦必楚”典，二者联用，所指十分显豁。《明亡述略》称：“当是时（顺治二、三年间——今按），江南北州县起兵相应者：苏州徐汧、松江沈犹龙……不可胜数。”但皆举事数日，多者不过月馀便遭镇压。“副车皆不中”当指此。而弘光、隆武相继败亡，“胡蜂尽取青虫子”，即为“三户又沦亡”之所指。至于徐松之，生平未详，但曾参与抗清无疑。从诗中看，金圣叹同情其举动，惋惜其失败，而更突出的是对其人格的高度评价。“徐子伤心事，斯文似九章”，比之屈原；“客虽乘白马，臣且牧羝羊”，比之苏武；“榛苓人最美，冰雪道方孤”，更是对其品格操守的全面赞誉。[105]

并曾明确指出“此诗或作于顺治二、三年间”[106]。

徐松之，在民国编人名辞典中有简略记载：“徐崧，吴江人，字松之。有诗名，好游佳山水，与其友张大纯同著《百城烟水》。”[107]此小传甚简略，且书后索引和异名表皆漏排“松之”，难怪不为人注意。徐崧（1617—1690），字嵩芝，一字松之，号臞庵，乳名圣宠[108]，吴江人。其祖父名士烈，号屏石，邑诸生；父名元瑛（？—1632），号华国，私谥贞惠先生，“间授生徒”，与妻吴氏“蚕绩课耕，辛勤俭约，得给衣食”，崇祯五年去世，“遂至家计中落”。徐崧“少而失怙，长更多艰。播迁则屡失其赀，死丧则尽倾其产。遇而不遇，贫以益贫”[109]。徐崧本人对自己青壮年时遭遇的“播迁”和“死丧”，分别有“初迁钱家泾，乱时又迁八斥、廿八都村、双杨、曹村诸处”和“殇则有增弟、留妹、桂儿、明儿、盛儿、月女、殇女”的注释。其父“膂力过人，能举石臼”，可以想象徐崧在“副车皆不中”的反清活动中有着怎样的实际举动。其舅氏吴宗潜、宗汉，皆为抗清义士，入清结惊隐社，为坚贞遗民。徐崧入清后不事科举，曾入遗民诗社“远社”，别号岁寒居士，奔走于吴越淮扬一带，“操选政三十载”[110]，是清初著名遗民和民间草根选家。“好山水及方外者游，晚年贫甚，颇为世所厌屏”，呼为“戴包山人”[111]。编选《诗南》（与陈济生合作）、《云山酬唱》、《诗风初集》（与汪文桢、汪森合作）、《百城烟水》（与张大纯合作）等，今有刻本传世，后者收有金圣叹佚诗多首。魏宪《诗持三集》卷三、《华及堂视昔编》、《吴江诗粹》卷十七等诗歌总集有其小传，《百城烟水》卷四《吴江县》“徐贞惠先生墓”条，自述其父事迹和家境颇详。

其生卒，今人据民国杨钟羲《雪桥诗话馀集》卷一“同邑徐臞庵辑有《百城烟水》、《云山酬倡》，顾与茂伦互相诋訾。以庚午卒，年七十四”，著录为万历四十五年至康熙二十九年[112]。其原始出处，应为叶舒颖庚午年撰《哭徐臞庵二首即和八月初十病中口述韵》五律首联注释“殁年七十四”[113]。关于其生卒，还各有旁证：其父《助葬公启》“松之少而失怙”之句，他的自注是“华国先生崇祯壬申殁，时松之年甫十六”，崇祯五年（1632）十六岁，恰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嘉善友人沈进（1628—1691）有《庚午十月过桐溪草堂闻徐松之殁诗以悼之》[114]，张大纯庚午冬至撰《百城烟水序》，凡例云“今秋臞庵病亟……联缀成编，用以慰良友于地下”[115]，可见徐崧死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时间为秋末的九月间。

徐崧一生以编书为业，邓晓东博士《徐崧所编清诗选本及其他著述考》考之甚详[116]。据其统计，除了上述存世的四种外，徐崧编选的“清诗选本”有九种：《怀音集》、《缟纻集》、《南字倡和集》、《九日倡和集》、《江山留胜集》、《岁寒诗纪》、《鸥前集》、《善怀集》、《名家诗评》，“其他著述十种”：《岁寒堂诗话》、《实积录》、《镜人录》、《续灯录》、《诗馀谱》、《大雅集》、《应试论铨》、《香奁名咏》、《草堂诗馀近集》、《起信录》。此十种中，《起信录》当刻于康熙二十年（1681）间，其馀九种多未成书或未能刊行。

邓文收罗详细，可补者仅《秋吟》一种，见孔尚任康熙二十七年撰《徐松之秋吟跋》：“秋之气，高洁爽朗，多合于诗人之致。……松之居士，诗名噪江南而意味萧疏，特具秋气。偶于早秋出游北郭，与诸子分韵赋诗，景与人合，诗与境会，盖为广陵吟眺之倡矣。”[117]张慧剑先生已著录[118]，属于时人诗选无疑。然张慧剑云顺治八年（1651）“王弘撰序徐崧《起信录》（《山志》四）”（第641页），缺乏证据。王弘撰（1622—1702）《山志》云：

徐臞庵名崧，诗人也。家极贫，寄迹吴门法华寺，萧然自适，有野鹤孤云之致。著《起信录》，属予作序。予谓其有关风教，劝同志者助之梓行。然老迂之言，未必人听。臞庵又好佛法，至自称为彼教中法嗣，则予之所不敢许也。[119]

顺治八年，王氏仅为而立之年，何可自称“老迂”？此外，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六、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三八皆著录其有《东南舆地记》，必是据周廷谔“《百城烟水》者，山人所撰东南方舆纪也”[120]而来，只是以“方舆纪”来概括其书以江南名胜遗迹来汇辑古今诗文的编纂特点，与宗元鼎咏《百城烟水》诗云“舆考嘉隆后缺遗，百城书就最新奇”[121]之“舆地考”的用法，意思是相同的，并不是说曾撰《东南方舆纪》或《东南舆地记》。

其事迹最值得一说的，就是顺治中期编选《岁寒诗纪》。张慧剑云其顺治十年“此际辑抗清志士隐逸诸人遗事为《岁寒诗纪》（《诗南》八）”（第652页），所据当为嘉善钱继章（1603—？）《梥之别号岁寒居士，时集殉难及隐逸遗事为〈岁寒诗纪〉，赋赠二律》：

相看发老齿又新，落日紫扉倚钓纶。湖海飘零一樽酒，渔樵珍重五朝身。吟情历历恣游屐，党论悠悠废角巾。握手不禁惆怅甚，郑虔眉眼向时人。

十年师友痛离群，芝叹无由救蕙焚。蠹简已拚同永锢，虎贲犹复想遗文。高怀枫叶山边路，细语松涛定后闻。却恐中年损欢趣，共君陶写一溪云。

同卷还有武进薛寀（1598—1663）《梥之别号岁寒居士，时集殉难及隐逸遗事为〈岁寒诗纪〉，和钱尔斐韵赋赠》[122]。据此可知《岁寒诗纪》乃搜集歌咏抗清战死、殉难身亡及遗民事迹之诗歌作品而成的总集，在编选的当时就明白很难摆脱永被禁锢的厄运。钱与薛，分别是崇祯九年举人和崇祯三年（1630）进士，入清后都是铁杆遗民。钱诗“五朝身”或指南明弘光、隆武、鲁王监国、邵武、永历，“虎贲”指护卫君王的勇士，足见徐崧参与抗清的时间之久和政治身份的坚定，可与金圣叹“副车皆不中”对读。然“十年师友痛离群”，应该是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城陷、福王朱由崧被获算起，即写诗时间约在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后来，平湖沈季友（1654—1659）编《槜李诗系》，收入钱诗第二首，改题为《赠徐松之》[123]。在《四库全书》中能够保存“十年师友痛离群，芝叹无由救蕙焚。蠹简已拚同永锢，虎贲犹复想遗文”这样沉痛而不屈的叛逆文字，不知是显示出馆臣的宽容、昏庸还是玩忽职守[124]。

在汪森撰写的徐崧小传中，特地提及与“昆山果亭先生……甚相得也”，言果亭“家居时，每悬榻待君，风雨流连，不少辍”[125]。徐秉义（1633—1711），初名与仪，字彦和，号果亭，苏州府昆山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之弟，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之兄。康熙十四年，徐秉义典试浙江，秋以史馆纂修被征召入京，授左中允。次年冬因母丧，三兄弟同时丁忧回籍。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徐崧行迹多在昆山（见《百城烟水》卷六），当是在徐秉义家坐馆。同邑后辈叶舒胤（1631—？）时在武塘入馆为塾师，康熙十八年春曾撰诗赞颂徐崧“时命安摩羯，年华老蠹鱼。寄声金马客，不是少吹嘘”[126]，注云“臞庵馆徐果亭太史家，时方有荐辟之事”，说的是自康熙十七年开始的诏荐天下贤人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金马客，当是指那些已经由宏博而官翰林者。可见徐崧是拒绝了徐氏兄弟的荐举的。

徐崧与金圣叹的多位友人关系密切。如长洲陈仁锡故宅远耀堂，“顺治初，其长公太仆皇士讳济生助刻《诗南初集》，余尝寓焉”[127]；再如，在顺治乙亥春之前，“武塘李子赤茂约余同选《大雅集》”[128]。嘉善李炜（1621—1679）亦为圣叹好友，在顺治十六年前曾来苏州约徐崧共同选诗，可见亦为选家。

作为一位“掉鞅文场，名满吴越”[129]的当代诗歌选家，徐崧交游者甚多。在现存的诸多友朋唱和诗中，多数均是赞扬歌颂其遗民气节和诗选事业，如同乡著名遗民朱鹤龄（1606—1683）诗作“高士推徐孺，菰芦隐角巾。窗招云树霁，日展画图新。选胜游常卧（崧芝时选《揽胜集》），安禅道与邻。清名应尔占，莫怪甑生尘”[130]，便是代表。像金圣叹《题徐松之诗二首》这样直白地肯定其武装抗清行为，并以苏武赞美其尽忠守节之人格的篇什，极其稀见。或许只有吴骐《酬徐松之》意境相似而稍显委婉含蓄：“伤怀非一绪，触目更危疑。风雨垂天怒，蛟龙绝地维。三吴同大壑，兆姓恐靡遗。遥忆祗园客，乡心在水湄。”[131]吴骐（1620—1695）字日千，松江华亭人。崇祯诸生，明亡绝意仕进，自号“九峰遗黎”，以遗民终老。

靠着编书和坐馆，徐崧并不能摆脱贫困，“穷愁”可谓是其一生的关键词。其死后，乡人周廷谔作《伤逝诗》云：“怜君岁岁忍寒饥，彳亍孤吟道上时。究竟一生无个事，百城烟水一编诗。”[132]叶舒颖亦有悼诗：“南北饥驱日，长歌行路难。友无胶漆固，鬓有雪霜残。烟水抛幽计，云山隔旧欢。故应赍志殁，翻羡老渔竿。”[133]看来，在清初以文学编选为谋生方式，并不能给自己的生计带来多大改观。金圣叹即便不死于哭庙案，其晚景当亦与徐崧差别不大，虽然按照今天的现象看，一位是畅销书选评家，一位是自费发表出版家[134]。只是不知，假若受到时任部院大臣的宋德宜[135]之类友人的举荐，面对着朝廷“博学鸿儒”科的诱惑，金圣叹会像徐崧一样拒绝吗？

吴愉

宝林寺在苏州城内西北隅，属吴县，“在闾门内专诸巷东”[136]，因建造者元代圆明大师宝林懋而得名。金圣叹五古诗有《敬生诵经宝林寺访之作》：

我心初欢喜，天云又骀宕。渡桥入萧寺，美人正梵放。潜气不可知，哀音一何畅！龙鬼失颜色，墙壁尽回向。信子满月人，前身莲花匠。不然何今日，含泪访方广？稽首释迦文，听我作是唱。生才有如此，吾道正无恙。

敬生，当即吴敬生。圣叹顺治十七年曾致函其人，与之商讨唐诗分解事（《与吴敬生》）。吴敬生，名愉（1620—1689），其父临汉（1598—1640）有一妹，嫁太学生戴汝义，亦为圣叹友人。临汉生二子：长子吴愉，正妻姚氏（1600—1646）生；次子吴一蜚（1639—1713），侧室王氏（1620—1681）生。其异母弟一蜚为“崇祯己卯九月二十日生”，不满七月，即于“崇祯庚辰四月三日”遭父丧[137]，此年吴愉二十岁，真正是长兄如父了。

据光绪修家谱载：吴愉“字敬生，又字玉璐，号青尹，长庠生，岁贡生，溧水县训导。泰昌庚申十月二十七日生，康熙己卯二月七日卒，年八十，门人私谥端仁先生”。这里，“己卯二月七日卒，年八十”有误，应为“己巳二月七日卒，年七十”。吴愉生于泰昌元年（1620）应无问题，其撰父母行状，云“壬申，顾侍御延（其父长明公——引者注）至家为公子师，时余年十三”，壬申指崇祯五年（1632），可见其生年不误。关于卒年，长洲彭定求（1645—1719）为其长子廷和撰墓志铭云：“甲子补全椒，又五载丁先生艰，壬申补泾县”[138]，甲子指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五年恰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己巳。同邑顾汧（1646—1712）在有关文章中更直接说明：“康熙己巳春，先生卒；明年庚午冬，葬于虎丘新塘之阡门”[139]。两人都是吴愉弟子，后者姊嫁吴愉长子为妻，所记不会有误。家谱之所以记错十年，当是受乾隆、同治府志云其“年八十卒”的影响。

吴愉早有文名，崇祯十年（1637）补长洲县庠生[140]，近四十年后，康熙十五年（1676）始得岁贡，十六年五月起任江宁府溧水县训导[141]。“顺治年间，乡贡进士吴愉，文章品行为士林冠冕，执经问业者户屦常满，弘奖后进。每月朔望，聚诸门人课文于（文星——引者注）阁中，先后掇科第者甚夥”[142]。其“工举子业，授徒数十辈，日披阅数百牍，不少倦。每当省、会试，索阅闱牍，决其隽否，不爽毫黍，而愉独屡蹶”[143]，设馆课徒，就是吴愉养母抚弟的主要方式。他在回忆继妻陆氏生平时曾写到：“（陆氏）年十七归于余，时余年已二十有三矣。甫匝月，余即至馆舍。三十馀年以来，余无岁不馆于外。其家居，夫妇相举案者，终岁未尝过六十日也。”[144]长洲顾汧（1646—1712）为其弟子，庠名顾湄，在圣叹被杀的顺治十八年，与吴一蜚、彭定求（康熙十五年状元）等人同时考中长洲县学诸生，康熙十二年癸丑科传胪（二甲第一名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河南巡抚等。吴愉弟一蜚七月丧父，“兼遇岁荒兵乱，迁徙流离，赖伯兄端仁先生讳愉身代父师教养之任”[145]，为顺治十八年诸生、康熙二年举人、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可谓吴愉一生的最大成绩。

府志说他“生而端悫，言规行矩”，其实在中年以前还是苏州文坛的活跃分子。顺治七年（1650）曾参与十子结盟：“宛平金冶公孝廉来寻盟，盟者十子：彭云客珑、缪子长慧远、章素文在兹、吴敬生愉、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宋右之德宜、宋畴三德宏、金及予（尤侗——引者注）也。”[146]吴愉后又为慎交社首领，与亦为领袖之一的同邑彭珑为儿女亲家（长子娶彭女），彭珑子定求称之为“文坛祭酒”[147]，可见其在当地的影响。亦曾自负大才，志向高远。康熙二、三年间，吴江释晓青（1629—1690）撰诗劝慰他不要因科考屡屡失败而放弃人生追求：

吴子十年读书不得衣锦衣，尝疑所治圣贤之学将无非。彼胡为者市脍儿，目不识丁齿刺肥。高牙大纛骄里闾，一承盼睐生光辉。丈夫堂堂七尺躯，食甘藜藿歌无鱼。出门局蹐亏安车，怀中揣摩发幽奇。无庸自轻借吹嘘，有朝鸿鹄青云飞。援焚拯溺跻康衢，天下熙皞归唐虞。当世舍我其谁与，而吾何为郁不舒？[148]

康熙六年又撰《赠吴敬生》：“澹薄儒门内，如君有几人。器成宁悔晚，蠖屈始能伸。膏泽千秋志，云霄七尺身。文场重战捷，夺得锦标新。”[149]连看破红尘者都如此谆谆劝勉，固然说明被劝者的才华不群，亦显示出其事业功名之心的殷切勃郁。释晓青两次作诗的时间，分别是小弟一蜚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年份。作为如父的兄长，固然会为弱弟的成就由衷高兴，但亦难免感伤自己的文运不济。

可是，造化弄人，吴愉始终科举不利，如其所云：

余自壬午后，十试棘闱：乙酉误中副车，丙戌、戊子、辛卯俱守制，甲午至乙卯，每科望捷辄报罢，庚子、辛丑以来，门下执经受业者，每榜必发二三人，而余则犹然初服，与孺人相对叹息，甚至泣下。[150]

但是，随着年龄的老大，其心态也渐趋平和淡然。康熙十二年（1673）因事赴京，与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昆山徐元文（1634—1691）相会。这位顺治十六年状元赠其诗，有句云：“青云岂惜遭时晚，白发应知感遇深”，“帝城四月啼莺满，烂熳看君桃李阴”。末句注曰：“敬生门弟子多登第官京师者。”[151]五十四岁的吴愉，只能以弟子多成就来证明自己了。吴一蜚康熙十四年任山西大同府山阴知县，吴敬生视弟云中，居留五十日，赋诗十三首，题名《云中草》，尤侗为之题词，认为能够不受“塞垣萧条”的风物景色的影响，超越“吴越君子偶适其地往往感激而伤怀”，喜作“短歌长叹，多变徵之声”的窠臼，所作“大都天真烂熳、和平淡泊之言。信乎性之至乐，非山川所得而移也”[152]。这种冲和淡定、自然洒脱的精神状态，在同年三月为长洲友人曹林（1612—？）《洗砚图小像》的题词中，亦有同声之应的表白：

冠晋人之冠，寄托在嵇琴阮啸之间；服野人之服，位置在一丘一壑之麓。其骨清而不靡，其神闲而欲止。课涤砚于池头，坦幽人之素履。至其笃气谊而重人伦，乐诗书而敦善行，则又斯图所不尽传，而识者亦可见其表以得其里，所谓仪一而心结者耶。[153]

既喜魏晋风度，又重人伦气谊，也算是自我写照了。

吴愉逝世后的第二年冬季，诸弟子在苏州东城长洲县学附近的文星阁内“设主以祀”，这是他生前三十多年来几乎“每月朔望聚诸门人课文”之地。受众人的推举，顾汧追述其一生的道德文章：

我师敬生吴先生，德业行谊，为世模楷，学术纯正，专务躬行心得，教人子弟，咸有成法。其造就人才最多。从游者虽各因材质而受益，大都笃实斌雅，无伪学浮靡放诞之习。……先生孝于亲，友于弟，教子以义方，其内行淳如也。方社学争鸣，先生负才名，四方士无不愿交先生，而先生不立异、不苟同，务以诚信相与，道义相劘切，令人可亲可敬而不可狎。虽跃冶佻达者，接其词色，未尝不中心折服也。于书无所不读，尤精邃于洛闽之学。每会讲经书竟，必折取《性理》、《近思录》、《程朱遗书》，讲说一二篇。其教人专主居敬存诚，凡发言举步，默坐凝神，动静一于是。月举会课，必身自为文，无或敢笑语喧哗。一堂之上，俨若棘闱。每觇其甲乙评骘为轩轾，人莫不自奋。故登其门者，类皆醇谨自好、义命自安、不以名位之高卑、科第之得不得为荣辱也。其司训溧水，又能勤于课诵，不以微秩隳厥职，由是文教聿兴，尝见奖于学使者。而卒不得膺卓荐，惜哉！……仅秉铎一邑，终老其身，悲夫！解绂归，未二年而卒于家，又能预自知时，了彻死生之义，讵可测哉。[154]

由此可知，吴愉当年含泪访方广、诵经宝林寺，当与追祭祖父母（俱顺治八年卒）或母亲（顺治三年卒）之丧有关，而非笃于信佛者。

邵点

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正月，友人邵兰雪自京城归，转述了顺治皇帝对《才子书》的好评。时年五十三岁的金圣叹，对此感激万分，赋《春感八首》致意，诗序曰：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自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

第一首和第七首分别是：

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

张得朱丝久不弹，锺期更比伯牙难。何人立悟空山雪，似汝芳香竟体兰。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为邵子兰雪。

首句“绛县涂泥不记春”，典故出自《左传·襄公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是以“辱在泥涂”比喻“身处下贱”的地位[155]。故有学者认为《春感八首》最为鲜明地体现出金圣叹因长期受正统舆论的打压蔑视，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心情抑郁；“古文高手”云云，正是对平日疑谤者的诘嘲，使他扬眉吐气，产生了知己之感[156]。引发圣叹诸般感慨、被视为知己、知音的邵兰雪，究竟是何许人呢？

邵兰雪，赵时揖于圣叹去世后不久所辑之《贯华堂评选杜诗》序中，曾提及此人：“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今人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引此后指出：“邵悟非名兰雪，即金圣叹《春感八首》序文中提及之‘邵子’者，为圣叹学生辈人。”[157]悟非不是兰雪，兰雪不是名（是字）。昆季指兄弟，长为昆，幼为季。对邵氏兄弟的名字，赵时揖在《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中交代得很清楚：“邵兰雪讳点云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可见，兄名然，弟名点。邵点，字兰雪，太学生，浙江馀姚人，随父迁居苏州。善书画，乾隆《吴县志》卷六二《人物·文苑》有传。同治《苏州府志》入《流寓》，云其“入都游太学，见知于柏乡魏裔介，施闰章亦与之游，五试不售，卒于京”。善书画，“工书，得虞、褚法；画似云林，尝卖字画以养母”，所著“有《四可斋燕游诗》三卷，田髴渊、金俊明序之”[158]。“五试不售”，或指其在京师太学读书期间，曾五次参加顺天乡试而不中。参考时人所撰诗歌，可对其在京时间略作判断。

华亭田茂遇，即为邵点诗集作序的田髴渊，顺治五年举人[159]，因参加会试而长期留滞于京城。十二年（1655）九月，钱塘詹钟玉邀请同时寓京的龚策、邵点和田茂遇饮酒，茂遇“举觞尽醉而归，归而作短歌纪之”，并撰《再赠邵兰雪》诗云：

辛卯之冬与君策蹇北走长安道，西风握手意气好。越此春明君还赋壮游，余也金尽归欤早。自后三四年，不敢通只字。昨日相逢燕市旁，鬓眉仿佛犹可记。余也失意复如前，有才如君何不早着鞭？壶中且尽詹君酒，君里龚生吾友亦汝友。眼前数人乐已多，那有黄金印如斗，笑他孺子真黄口。[160]

可见最早在顺治八年（1651），邵点便曾与田茂遇共赴京城。茂遇另有诗作《午、未间羁栖燕市，与西泠詹子去矜、南兰龚子晋之、茂苑邵子兰雪朝夕过从，间事觞咏。今去矜客死东鲁，晋之远游西秦，天涯再觏，惟邵子耳，口占志感》，首联“羁栖犹是旧将迎，叹息年来聚散轻”[161]，说明此际在京；前数首为《上座主灵寿傅少司农以副宪擢今职》，说明时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夏季[162]。圣叹《春感八首》诗序所谓“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自都门归”，或即从顺治十五年一直留滞京城。

邵点此次返回苏州，参与了圣叹《唐才子诗》的评选。圣叹书信《与邵兰雪点》云：

弟固不肖无似，然自幼受得菩萨大戒，读过《梵网》“心地”一品，因是比来细看唐人律诗，见其章章悉从心地流出。所谓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乐善、改过四者尽之也。弟今乍语，亦知难信，何得此四者便是心地耶？且何得唐律诗乃是此四者耶？……

《梵网经》乃佛教大乘戒律经典，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鱼庭闻贯》第四十一条《与韩贯华》：“弟昨与兰老论唐律诗，曾云必须忍辱、知足、乐善、改过。此言除兰老外，窃恐河汉者不少。”圣叹尊称邵点为“兰老”，可见为同辈友人，不会是学生辈。

康熙七年邵点在京，宜兴陈维崧秋至，在部院大臣龚鼎孳席上见之[163]，为撰《贺新郎·送邵兰雪归吴门，仍用前韵》：

易水严装发，休回首、故人别酒，帝城高阙。九曲黄河迎马首，淼淼龙宫堆雪。流不尽，天涯白月。君去故侯瓜可种，向西风、莫短冲冠发。人世事，总毫末。 长洲鹿走苏台折，叹年少、当歌不醉，此非俊物。试到吴东门下问，可有吹箫人杰。有亦被、怒潮磨灭。来夜天街无酒伴，怕离鸿、叫得枫成血。亦归耳，住何益？[164]

所谓“仍用前韵”，是指前一首《秋夜呈芝麓先生》。龚鼎孳时任兵部尚书，此年八月二十九日《题邵与可所藏册子》，想起好友三原韩诗（？—1662）、长沙赵而忭（约1623—1661）[165]在京期间日夕过从，每当重九，必同至城南龙树寺龙爪槐石上赏菊饮酒，夜午始散。今又将到其时，而韩、赵均已去世多年，“见兰雪此册，如见故人。黄公垆畔，邈若河山，直自使人肠断。康熙戊申重阳前十日。”[166]与可，乃化用《论语·先进》中孔子对曾点之志的首肯“吾与点也”，当即邵点之字。冯金伯《国朝画识》云“合肥龚端毅、宣城施大参皆与之游”，看来是有根据的。海宁陆嘉淑（1620—1689）此际亦有《赠邵兰雪》：

达人耻营道，志士贱冯生。秉德苟自贵，御物弥复轻。之子南国彦，高躅谢氛缨。结佩纫奇服，逸轨遵修程。摩挲金石遗，振秀怀其英。时涉山水趣，兴言吐余情。钟索亦墨妙，严乐良笔精。千里或命驾，九域焉所营。洁矣白雪姿，幽哉芳兰贞。蓟苑我戾止，金台子徂征。良契偶并托，嘉期时并更。陶陶寄深意，愿言谐生平。[167]

“严乐良笔精”是化用江淹《别赋》成句，以汉代严安、徐乐赞誉邵点的文才。钟、索指魏晋书法家钟繇、索靖，与张芝、皇象当时并号书圣，这是在邵点交游诗中唯一涉及其书法造诣的。

此后，邵点再赴京城。沛县阎尔梅（1603—1662）撰有《灯节后四日集饮武林会馆，蒋驭鹿、邵兰雪作主》，此诗前五首为《徐原易、公肃招饮赠之，时原易新中探花》[168]。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字原一，一作原易（公肃指其弟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故此诗当撰于康熙十年正月十九日，此日江南诸友集会于京师杭州会馆。蒋（1625—？），字玉渊，号驭鹿，武进人。顺治二年贡生，康熙二十年与钱塘翁介眉辑刻《清诗初集》十二卷。上元纪映钟（1609—1681）此际亦在京，撰《送邵兰雪》：“家住姑苏烟水寒，燕山炎夏拂征鞍。尘中任锁书千帙，去钓香溪月一竿。”[169]邵点此后踪迹待考，《苏州府志》云其“卒于京”，当为康熙十年（1671）之后的事情。

在金圣叹的友人中，邵点以太学生的身份长期留滞京城，生活和精神境遇都是潦倒落魄的。无锡钱肃润（1619—1699）康熙十年撰《龚复园诗序》回忆“往者十五年前，京师人材辐辏，古寺偃松尚有如二痀瘘人偏袒肩而膝着地者。时云间田子髴渊置酒松间，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晋之与余皆与焉。”[170]说的是顺治十二年（1655）前后，在京的江南士子以田茂遇为中心的诗文唱酬活动。文字表述得意气风发，其实充其量只是反映了田茂遇顺治十三年编选刊刻《燕台文选》时人生状态的一个侧面或表象。这些北漂的士子，或是以遗民身份入幕（纪映钟）、坐馆（钱肃润、詹钟玉）于新贵府第，或是以举子身份肄业于国子监（龚策、邵点）、待试礼闱（田茂遇）。就在钱肃润所谓“云间田子髴渊置酒松间，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的顺治十二年，田茂遇写诗记九月七日与友人饮酒论文之事，诗题颇长：

重九前二日，詹子去矜呼余饮其寓斋。斋固偪侧，前一榻设两琴，左一几堆乱书史，五人坐其中如围焉。詹子纵谈天下事，论前史得失，余往复数四无稍忤，因举觞尽醉而归，归而作短歌纪之。同饮者詹子去矜、龚子晋之、邵子兰雪、去矜儿郎并余五人也。

詹去矜，名钟玉（？—约1658），钱塘人。谈迁顺治十二年在京，十一月十三日“访詹去矜不值。去矜馆于陈公朗爌。公朗迁山东右辖，将行”；十二月五日“借詹去矜文稿，读诸传记，亦吾杭能品也”[171]，即张潮《虞初新志》卷十六《记古铁条》的作者。陈爌（？—1661），字公朗，河南孟津人，顺治三年进士，十二年十月以詹事府詹事任山东右布政使，十八年卒于陜西左布政使任。龚晋之，名策（1596—1663[172]），武进人。晚明诸生，“顺治中，所厚故人在内阁，强之使游国学，例当得一官，遂客游秦晋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173]。田茂遇在诗中云：“邵子本风雅，龚君旧楷模。海内清流不数子，两君同我哭穷途……”[174]在“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纵谈天下事”的光鲜表面下，难掩这些身居寓居的狭窄处所，自诩为浊世清流，曾为晚明诸生，入清后不甘隐逸又苦无出路的北漂者的内心痛楚，犹如田茂遇同时所撰《席上赠龚晋之》诗结尾所云：“酒后耳热笑且哭，哭此眼前山中之魍魉。”[175]这种在京乞食的潦倒凄凉，在敏感而细腻的词人陈维崧首次进京时便已鲜明地感受到，所撰《贺新郎·送邵兰雪归吴门》“来夜天街无酒伴，怕离鸿、叫得枫成血。亦归耳，住何益？”已经发出居京无益、不如归去的呼唤。可是古今多少人，都是旁观者清，包括陈维崧本人。

龚策经历与邵点的过程最为相似：因为各自的原因，在京城国子监修学三年后，在等待保荐录用儒学教官或州县佐贰的漫长岁月里，或觅食四方，或屡参顺天乡试；而结局颇有差异：龚策十四年后终于谋得邓州同知之差，上任不数月而卒于任；邵点滞京多年，既未考中举人，亦未获得一官半职，最终客死异乡。时人汪琬（1624—1691）为龚策所撰墓表颇有意味：

既官本朝，为邓州同知，然犹以山人自命。乡曲熟闻者，亦遂号呼之，故不复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国矣，奈之何受官？予曰：非也。汉之亡也，梅福为吴市门卒；宋之亡也，诸名儒耆逸或不足于养，辄食书院山长之禄以自给。后之尚论者，莫能优劣也。归洁其身，于山人何疑焉？

作为晚明湖广按察使龚道立的孙子，且自身亦为明代诸生，龚策近六十岁时还带着十来岁的幼子士荐[176]，入新朝国子监以冀候选得官，他的内心是纠结的。这种赴京求官的主观选择，被修饰为是友人“强之使游国学”。又不是被绑架，何以能千里迢迢强迫其入京？明明已经担任清朝同知，却要标榜自号山人，具有“不忘故国”的隐逸之志，岂不难为撰写墓表的汪琬？其实也未必让其为难，汪琬为顺治十二年进士，顺治年间历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官，与龚、邵、田等人同时在京。作为新朝的顺风顺水者，其实自己亦徘徊在仕与隐的矛盾境地中，所以才会对老迈的龚策奔波于长安道上曲意回护，才会那么牵强地以著名的古代气节之士来比附龚策“官本朝”的履新行为。

作为畅销书评点者，金圣叹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至少在经济上无需通过食新朝之禄以自给；按照其自述和友人的介绍，他对名利皆较为淡泊：

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馀弟皆不惜。——金圣叹《鱼庭闻贯·与任升之炅》

盖圣叹不好名人也，骂之不惊；……又性不喜见贵人，干旄临门，罕见其面；又不报谒，人多尤之。——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夫唱经，实于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尽火灭，不复措怀也已。

——金昌《才子书小引》

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金圣叹《与任升之炅》均写于顺治十七年春夏，金昌《才子书小引》撰于圣叹身后，应该是对圣叹平生品格的总结，至少是其晚年精神风貌的概括。因此，他在《春感八首》中表达的受到赏识的感激和期冀入京的心愿，更多的是希望自己的名山事业得以传世，自己的文学理想得以实现。第六首最能体现这一思想：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敕闭门。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勒成盖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

他不愿做攻城略地的武将，亦不愿做征赋收税的知县，只想能够像扬雄那样校书天禄阁，像司马相如以闲散的文园令之职写出《封禅书》这样的雄文。司马相如官文园令和扬雄校书天禄阁的典故，在古诗中时常对举而出，用来表现怀才不遇、遭遇坎坷，如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和《夔府书怀四十韵》“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177]。熟读杜诗的金圣叹，却反用其意，用来表达自己受到赏识、一路青云的愿景，但终究也没有摆脱这两个古代典故固有的命运内涵，无意中却暗示了自己的不幸下场。

有学者认为，顺治帝见到的才子书“似当为‘天下才子必读书’”[178]。其实，这里指的就是崇祯十四年问世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顺治十三年问世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顺治皇帝对金圣叹的评价，又见于顺治十六年秋冬他与和尚木陈忞的一次对话。木陈忞（1596—1674），广东茶阳（今大埔）人，俗姓林，出家后讳道忞，号木陈、山翁。顺治十六年应召入京，深受礼遇，赐号“弘觉禅师”。有关评价，可能经由新科状元、苏州昆山徐元文等江南友人的转述[179]，才被居京的邵点耳闻。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同样的事实，便会有不同的侧重或强调。如木陈忞本人对此事就是如此记载的：

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180]

笔者认为，顺治帝对金圣叹才子书的评价可能是优劣参半、褒贬并存的，只是苏州人士徐元文、邵点所传只是正面的，而对圣叹抱有偏见的木陈忞所记只是负面的[181]。如果认为木陈忞所记为真而邵点所传为假或者相反，恐怕都是流于简单化了。令人服膺的是，无论是“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还是“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都显示出顺治帝对汉文化通俗文学的爱好和对金圣叹评点特色的把握。

固然金圣叹未必有着强烈的追逐名利的欲望（有也未必会说），但是，当听到友人传言自己所评才子书受到当朝皇帝的好评，还是不禁“感而泪下”、“叩首敬赋”。对此，今人可以认为是浅薄轻率之词、可笑可怜之举，甚至视为一生孤傲的金圣叹的人生败笔，只是在当时其友人金昌、邵点的眼中，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都会完全认同他的想法，否则金圣叹也不会将今人看来“骨头显得过于轻了一些”的这组诗歌，提供给友人看。在《春感八首》中，金圣叹同样面临着或展露了矛盾处境：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士子，当自己的才华受到当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时，他心中的高兴和兴奋，是完全正常的（其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一位长期受到环境舆论打压的“辱在泥涂”者，其扬眉吐气之感更是自然而然地喷发。他的希冀被朝廷任命为文学之臣，只是为了实现自己“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即有关才子书的系列评点计划，这便是他眼中的“勒成盖代无双业”，谁能帮助他完成，都是要感激不尽的，何况是当朝皇帝呢？所以要“首诵当今有道恩”。可是自己“平生性不求闻达”，只为眷眷数本书，这一平生意愿，“除却家兄说向谁”呢[182]？一旦被皇帝任用，势必会被人讥为“强烈的求名欲”，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理解。作为一位身处鼎革之初的封建士子，虽然其父祖似乎无人享受过明朝的俸禄，但毕竟自己曾为晚明诸生，故入清后虽无明确的因政治原因放弃科举的表示，对陶潜式的名节之士的仰慕却早已成为习惯，现在要赴邀的毕竟是新朝，“眼看梅蕊添春色”，希望此举不会被人误解，“心识松枝保岁寒”[183]。这种希望才华得到施展与“平生性不求闻达”的矛盾，客观上参与新朝事业与主观上“心识松枝保岁寒”的纠葛，在金圣叹是真诚的，虽然在组诗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前者。这一心态，与汪琬为龚策撰写墓表时要调和“既官本朝”之举与“不忘故国”之志的矛盾，均体现出许多清初士人面临出处选择时的微妙思绪。好在圣叹用临难《绝命词》“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证明了自己前此之所以对可能出现的皇帝征召表现出积极向往的态度，实在是他太看重自己毕生心血所系之才子书系列，太指望凭借最高统治者的力量支持自己完成这一事业了；通过生死关头的心愿剖白，亦再次说明前此“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馀弟皆不惜”的自白，不是虚伪矫饰，而是真情表达。方孝标康熙二年过苏州，写过一首讽刺诗：“翩翩褒袖说遗民，周粟夷齐颇入唇。闻得将军须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184]作为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前已经官至弘文院侍读学士的新朝进士，方孝标鄙夷那些整天将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挂在嘴边，却自诩能像入袁绍幕的陈琳写出令曹操读后能愈头风病的檄文，时刻觊觎新朝大帅幕府之职务者。金圣叹虽然不是遗民，但是他亦不同于这些假遗民。他对晚年人生道路的选择，唯以能否实现自己才子书计划为重。只是这种无论是在政治道路的关口还是在人生绝命之际均以学问为重的书痴态度，在一切都是敲门砖、充满着名利诱惑的时代，已经很难被理解了。

陈济生

在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中，有两首与“定斋”有关的“逸诗”，它们是抄录在一起的，题目分别是《陈定斋太仆辛丑春初索得雄，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和《定斋敬奉灵岩法旨，生子不得杀生，合十再赋》，均为五言律诗，韵脚亦相同：

泰卜占熊日，中天降象时。杏花连上苑，杨柳媚军持。不拔兰台业，无邪太仆思。风云有相济，新诏布康熙。

一子初生日，诸天共喜时。尸罗交口唱，秧敬心持。师友蒙谆切，亲明尽谛思。上方借汤饼，香佛笑颜熙。

以下依次对诗题、诗句相关文字给予解释。

（一）“陈定斋太仆”其人。据《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自序落款“长洲陈济生定斋谨识”，定斋为陈济生（1618—1664）之号。此人字尔勤[185]，后字皇士，一字白圭[186]，号忍庵、定斋，长洲人。因其父陈仁锡（1579—1634）曾官南国子祭酒，济生于崇祯十六年荫官，南明弘光朝任太仆寺丞，南都破隐居为遗民，门人私谥节孝先生。其生卒年，今人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著录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至康熙三年（1613—1682）。张氏所据为“《吴县志》参《启祯两朝遗诗》八”[187]，后者指林云凤《百龄合倡赠陈太仆皇士》“苕生在午年才立，我降维寅境屡迁”[188]，加之方志“卒年四十七”，令人佩服张先生读书的细致和推算的准确[189]。顺治五年间，陈济生与友人结远社，社名及成员仅见徐崧《陈皇士、陈鹤客诸子置酒石悟楼，招同李研斋、宋蓼天、张士至、家兰生、王双白、黄奉倩、郑士敬、陆履尝、姚文初、陆彦修、金孝章、陆翼王、归玄恭、侯记原、侯研德、陆予敬、叶圣野、俞无殊、舅氏吴方轮、九畹、家祯起、绥祉为远社之集，因赋》，诗句有云“新诗如赋就，春色上云蓝”[190]，属于诗社无疑。远社召集人为陈济生和陈三岛（1624—1660），皆为长洲著名遗民，地点在石悟楼，位于苏州虎丘悟石轩东侧。参与者除了徐崧（1617—1690），依次为：达州李长祥（1612—1679）、长洲宋德宜（1626—1687）、钱塘张中发（崇祯九年举人）、仁和徐之瑞（崇祯九年举人）、武进王廷璧（1604—1677）、太仓黄承圣（？—1653[191]）、长洲郑敷教（1596—1675）、太仓陆坦（1594—1654）、长洲姚宗典字文初（崇祯十五年举人），昆山陆世鎏（崇祯十二年举人）、吴县金俊明（1602—1675）、嘉定陆元辅（1617—1691）、昆山归庄（1613—1673）、嘉定侯汸（1614—1677）、侯泓（1620—1664）兄弟、吴县陆志熙（崇祯十七年贡生）、长洲叶襄（？—1655）、吴江俞南史（？—1680[192]）、吴宗潜、吴宗汉（1614—1654[193]）兄弟（徐崧之舅）、长洲徐晟（1615—1683）、徐燇禧兄弟（姚宗典外甥）；顺治七年，陈济生与遗民友人结“惊隐诗社”，姓名可考者“苕上范风仁梅隐、沈祖孝雪樵、金某完城、陈忱雁宕，禾中颜俊彦雪曜、朱临载扬钟、俞琴侠武陵、戴笠曼公，玉峰归庄元恭、顾炎武宁人，梁溪钱肃润础石，吴门陈济生皇士、程棅杓石、施又王，（吴江）同邑吴珂匡庐、宗潜东篱、宗汉南村、宗泌西山、炎赤溟、周灿昭、尔兴机高、抚辰其凝、安安节、顾有孝茂伦、樵樵水、朱明德不远、戴笠耘野、钮明儒晦、复綮荪如、王锡阐兆敏、潘柽章力田”等[194]。惊隐诗社一名逃社，见吴江叶继武《九日岁寒斋同逃社诸子祀陶元亮杜子美两先生》“龙沙嘉会结寒盟，修祀先贤荐菊觥。离乱家乡移酒郡，晋唐史历纪花名。一时共得南山意，千载同怀北极情。但愿久长持晩节，萧萧门外任浮荣！”[195]这些遗民诗人，当时的“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196]。他们在一起赋诗唱和，互相勉励，陈济生则将之编为《岁寒集》。吴江吴珂有《皇士选〈明诗奇赏〉及〈岁寒集〉征诗及余赋谢》诗[197]，昆山遗民葛芝为撰《岁寒唱和集序》：

定斋陈子以所刻《岁寒唱和集》示余，而命为之序。余读而叹曰：嗟夫！孔子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然春风骀荡，景物移人，昔之所谓松柏之茂，不化为桃李之妍者，鲜矣！或植根既固，而霜雪足以摇其本，风日足以瘁其质，向之见为苍然郁然者，未几过之，且为枯木朽株焉，乌睹所谓岁寒之松柏乎？是以昔之君子，其志既足以自持，必有学以辅之；志不能自持，则自视必卑；自视既卑，则逐物必移。其好迁也，如鸠之遇秋、橘之渡淮也。若志立而不益之以学，则其为人恒狷介而多怼。夫既贫贱拂郁，以穷其外，而复加之以易怼之性，我虞其敏于自贼而中道夭折也。今集中诸君子，余得而交之，知其不为鸠也、橘也；然我又安能保其不以易怼之性，处于贫贱拂郁之间耶？志以自命，学以辅之，得丧若一，遁世无闷，义在潜龙之初九乎？是余所望于岁寒诸君子也！[198]

在这篇约写于顺治十五年（1658）的序言的结尾处，四十一岁的葛芝用《易经》关于“潜龙勿用”的解释：“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来鼓励遗民友人要坚持信仰，不因为外物的改变而改变，不追求功名利禄，不为尘世的荣辱得失而烦恼，与叶继武“但愿久长持晩节，萧萧门外任浮荣”同一意愿。二十馀年后清廷举博学宏词，不乏遗民应诏者，济生早死，葛芝不改初志。

（二）金诗云“辛丑春初索得雄”，是指其顺治十八年（1661）春喜得贵子。第二首诗中“秧敬心持”之字，一般工具书查无此字，据东南大学古文献学家王华宝教授赐教，可能是的异体。经查《汉语大字典》，此字音shù，咒义。故“秧”或与生男民俗有关。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鹿葱”条转引《风土记》曰：“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莲，怀妊人带佩必生男。”这样，便与上句对佛教“戒行”尸罗的念诵，构成了对仗。第一首诗题的“普门诞日”，当指观世音诞，佛教《法华经》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苏州旧俗，相传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郡人竞游支硎山，士女联袂进香[199]。《清史稿·世祖本纪》载世祖遗诏玄烨“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而据同书《圣祖本纪》“二月癸未，上释服”，即位在二月三日（1661.3.3）。十六、七日诏书到苏州，时间亦无忤。故金圣叹贺陈济生生子诗，写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九日。此时，哭庙事件已经发生半个月，酿成案件的一切操作，已在巡抚朱国治的暗中进行中（据《辛丑纪闻》，二月十一日“密疏题参”已经送达京师），只是参与其事的金圣叹尚蒙在鼓里。

（三）第一首诗题小注“文庄藏书悉在潜确居，故五有‘不拔’之句”云云。济生祖父允坚，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诸暨、崇德；父仁锡字明卿，号潜确子，天启二年探花，授翰林编修，因得罪魏忠贤被罢职。崇祯“复故官，旋进右中允，署国子司业事，再直经筵，以预修神、光二朝实录进右谕德，乞假归。越三年，即家起南京国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福王时赠詹事，谥文庄”[200]。所谓“五有‘不拔’之句”，是指第五句“不拔兰台业”。“兰台”本为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东汉时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从济生父仁锡的历官看，无论是负责训导太学生的国子监司业，还是教谕皇太子的右谕德，都与“兰台”关系不大，对父业的“不拔”即承继，可能主要是指评选编刊文学作品的家学。陈仁锡著述极富，类别极广、现存极多，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便有九种。有的著作版本众多，如《潜确居类书》一百二十卷，属于子部典故类，现存有崇祯年间的徐氏大观堂刻本、陈智锡继志堂刻本、金阊映雪草堂刻本、尚义堂刻本、申氏赐闲堂刻本、松草庐刻本等，可见也是畅销书。其中陈智锡乃其兄弟，申时行的孙女婿。在文学方面，陈仁锡著述传世者，既有个人别集《无梦园集》，又有各种编选评点类的诗文词总集：《文奇》二十卷，万历四十六年云起堂刻本；《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三十四卷三续二十六卷四续五十三卷，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刻本；《秦汉文抄》八卷，崇祯刻本；《明文奇赏》四十卷，天启三年苏州书林陈氏龙山酉酉堂刻本；《奇赏斋古文汇编》二百三十六卷，崇祯七年刻本；《古今文统》十六卷，崇祯刻本；《新刊陈太史评选举业捷径古文争奇》十二卷，明周道英刻、书林李少渠印本；《皇明表程文选》八卷《策程文选》六卷，明崇祯白松堂刻本；《诸子奇赏》一百一十卷，天启蒋之翘三经堂刻本；《四六函》十三卷，明刻本；《类选笺释草堂诗馀》六卷续选二卷《国朝诗馀》五卷，万历四十二年翁元泰霏玉楼刻本[201]。这些只是陈仁锡现存辑评编选的著作的部分书目，尽管在“奇赏”类中可能有所交叉重叠，但是作为评选家的成就，已经十分显目了。此外，明本《锺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也是由“长洲陈仁锡明卿父较阅”的。金圣叹对潜确居的藏书之丰富、兰台著书之业的繁盛，是心有所羡的。

（四）“无邪太仆思”。自孔子以“思无邪”总结《诗经》（《论语·为政》），这三个字就成了诗歌的代名词。金圣叹此处是指陈济生的诗歌编选事业。济生是清初重要的诗歌选家，在清初遗民文学史上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独纂《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十卷，此际均已完成编选（编成于顺治十六年夏）和刻板，与卓尔堪所纂之《遗民诗》十六卷，合而成为有清一代收罗明遗民诗歌最为集中、亦最为丰富的诗歌总集双璧（“两朝遗诗”亦有一些是死于明末者，此另当别论）。“不拔兰台业，无邪太仆思”两句，可与遗民陆圻（1613—？）《赠陈皇士》并看：

陈子位列卿，华胄盛簪裾。励节托丘园，抱膝读赐书。左图复右史，缃帙千万馀。传志仿班掾，辞赋凌子虚。静入月室坐，动与禅喜俱。遣俗释纷累，契道冥散殊。每系苍生望，郁为世大儒。待用咸所适，穷年常宴如。

班掾指撰写《汉书》的班固，当是比喻陈济生继承父志，有关诗选具有诗史的价值。诗末注云：“皇士为明卿先生令子，著书满家。‘遣俗’二语，其寻微不减辅嗣[202]。”[203]陈仁锡富有园林，除了潜确居，在苏州葑门内织造府东有远耀堂，在孔夫子巷有无梦园别墅，“中有息浪、见龙峰诸胜”[204]。故陈济生至少可以算作官三代和富二代，入清后虽然隐居，仍频频资助遗民友人的相关著述，如顺治初年在远耀堂助刻徐崧的《诗南初集》；顺治十二年遗民梁以樟（1606—1665）撰《秋怀诗》，“为镌之板而往来邮致者，皇士也”[205]。济生自己编纂《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亦延请遗民昆山归庄（1613—1673）至吴门，“留葑溪僧舍，下榻今一月馀矣”[206]。

（五）第二首诗题“定斋敬奉灵岩法旨”。灵岩是指清初灵岩禅寺住持弘储（1605—1672），字继起，晚号退翁，通州李氏子，清初著名遗民僧人。晚明熊开元、赵庾、董说等著名文士，入清后皆皈依“灵岩继和尚”门下为弟子。灵岩寺，在苏州城西南三十里灵岩山，顺治六年“己丑，延继起储禅师行化，十年之后，百废具举，为禅刹巨观。初建法堂正殿，甲午五十寿，建天山、慈受二阁，又陈皇士建大悲阁”[207]，可见其与弘储佛源甚深。

陈济生逝世后，尤侗撰写祭文，情感的成分略欠，叙事的成分占优，对其身姿风貌、性格嗜好、治学特点、生活习惯、死亡原因、经济状况等，均有扼要的介绍，故全文抄录于下：

呜呼！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三岁孤儿；小妇蛾眉惨淡，诸昆雁羽差池。此固人生不幸，抑岂天道无知？相君体直方大，伟然丰下于思。素性豪饮善啖，血气壮盛非衰。本天怀之敦厚，尚太朴之未漓。近人情而和易，即受毁其不訾。书忍庵以自勖，立定斋以当规。果一定而百忍，奚圣贤之难为。虽世家之公子，思离俗而好奇。厌绮纨之炫耀，却狗马之驱驰。拥万卷于南面，时口吟而手披。汇百家之散籍，辑两朝之遗诗。纷缥缃于甲乙，淫铅椠于枣梨。壁上皆施图画，案头间设尊彝。每闭关而谢客，或下榻以延师。忽怀友于四方，盟岁寒以为期。常停长者车辙，遍乞名士题诗。筑圃灵岩之麓，泛舟洞庭之湄。探梅则登邓尉，试茶则入天池。饭千僧于兰若，装十佛于招提。颇参求于指月，勤持诵于陀尼。同善会既嗣举，广仁品亦频施。如此足称善信，百年谁曰非宜？夫何五阴四大，顿困二竖三尸。方传勿药有喜，溘焉挥手长辞！闻者惊疑不解，其故吾乃知之：君向不问产业，悉听内政总持。悼亡忽伤奉倩，大厦一木难支。遭徭役之烦苦，索敝赋而穷追。更漂摇兮风雨，杂外侮之忧危。谅人生非金石，虽肥者其成羸。气敛升而不纳，呼扁鹊以谁医？嗟一棺之遂束，恨万事之都隳。吾辈咸为扼腕，如君何必攒眉。生为文庄爱子，少年麈尾乌皮。家有赐书可读，田多负郭能治。曾上疏于北阙，薄游宦于南畿。数马冋伯之署，杖节临安之祠。再当厄于阳九，终跳身于流离。慕仲氏之乐志，安潘令之闲居。洎晚年而举子，似海果之生迟。计乐事之已足，惟抱膝而含饴。君所欠者寿耳，终贾更不如伊。信造物之缺陷，恒十全而一亏。何以慰君地下，不朽之名长垂！生平沾沾自喜，魂魄犹应念兹。请制挽歌千首，送君高冢累累。大笔特书墓道：有吴太仆之碑。[208]

康熙六年（1667），“莱州黄培逆诗之狱牵涉济生《启祯集》，会济生已殁，得不与祸”[209]。徐崧挽诗有“衣冠旧像功何在，忠节遗诗祸已休”之句[210]，“衣冠旧像功”是指陈济生入清后曾“命工传写有明三百年忠臣义士像，装潢成册”（《小腆纪传》卷五六），“忠节遗诗祸”即顾炎武《赴东六首》序所谓莱州姜元衡“以吴郡陈济生《忠节录》二帙首官”。至于《忠节录》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的关系以及“祸已休”之经过，请看王冀民（1923—？）先生对顾诗序文的精当笺注[211]，此处不赘。

陈济生是昆山顾炎武（1613—1682）的三姐夫[212]，但圣叹“赋诗纪瑞”所贺的此儿却与顾氏无血缘关系，且并未因了生日祥瑞而交上好运。此子名树葵，妾胡氏生，“阅二载，济生殁，遗孤甫离襁褓，氏保全之甚苦而力。及长，为延名师教训。甫成童，入黉序，以品行自励”[213]，可谓艰难成人。以三代仕宦的世家，父亲早逝后“以品行自励”而自立，五字中包含有怎样的人世酸辛？后来长洲何焯（1661—1722）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涉及陈济生与昆山徐氏的关系：

所问学徒陈生格者，其祖为顾亭林先生姊婿，字皇士，曾为太仆丞，于遗老中亦颇有声。东海兄弟小时，倚以自通于诸先达；既贵，则皇士谢世。陈生之父为诸生，虽文采不耀，然未尝乞灵于东海以博科第，亦不失为佳子弟也。[214]

东海，乃徐氏郡望（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此处是指清初功名显赫、仕途畅达的昆山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陈济生是他们的姨夫，即徐乾学所云“太仆夫人，余从母也”[215]。陈格为济生之孙，而树葵为济生独子，所谓“陈生之父……未尝乞灵于东海以博科第”，必定是说三岁丧父的树葵，在艰难成人的过程中，显赫的徐家没有伸以援手。何焯“性耿介绝俗”[216]，康熙二十四年由拔贡生入国子监，入昆山徐乾学学士、常熟翁叔元祭酒之门为门生，然“见事不符义且加讥切，其后交绝于翁，复干徐之怒，至辨讼于大府”，自削门生籍，“故累踬京闱”[217]。所以他对陈、徐关系的描述和评价，一定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

姚佺

二十世纪末出版的谢正光、佘汝丰先生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开启了当代学人对“清初人选清初诗”这一宏大课题的注意，近年来甚至已经扩展到整个“清人选清诗”研究。其实，不要说晚清要员徐世昌（1855—1939）民国时选《晚晴簃诗汇》已没有时人选时诗的在场意义，乾隆中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也早已失去身临其境的当下效应。只有像姚佺《诗源初集》、邓汉仪《诗观》三集等顺康前期问世的有关诗选和诗评，才符合这一课题“时人选时诗”的独特内涵。金圣叹晚年写过《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同时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首。除了姚山期，所涉为阎修龄、若璩父子、张养重及丘象升、象随兄弟，记载的是旧友新朋于苏州名胜虎丘彻夜欢会的盛况，时间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218]。后五位皆为江北淮安人士，此处专说《诗源初集》的编选者姚山期。

（一）姚佺生平概说

姚山期名佺，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辞典。广收博采如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于《明遗民》卷虽据《明诗综》录其佚诗《闻鹃》一首，然于其小传，亦仅言“字仙期，浙江秀水人”[219]；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著录其字号籍贯为：“仙期，辱庵，口山贞逸，山期，浙江绍兴”[220]。两家记载在今人著述中可谓填补空白，然亦有可议之处。钱氏云云，当从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而来，唯略去“居于吴”三字[221]，则为不当。谢氏记载姚佺其号为“口山贞逸”，源自佚名朝鲜人撰《皇明遗民传》[222]，而该书姚传全不出姚氏编选《诗源初集》“发凡”第五则及《静志居诗话》之外。据《诗源初集》自序落款印章，可知“口山贞逸”实乃“山贞逸民”之讹。至于籍贯绍兴之说，系沿卓尔堪《遗民诗》卷四作者小传之讹[223]，当为嘉兴之笔误[224]。近年出版以著录清人之丰而闻名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初版查无其人，再版于《乙编补编》中始有著录，记其籍贯误作江都[225]。下据有关史料，对其基本事迹予以勾勒：

姚佺，“旧字仙期”，“一字佺期”，后改字山期[226]，号辱庵（《诗源初集》“吴一”卷一大题下署“吴越姚佺辱庵删定”），别署山贞逸民、石耳山人（《西轩纪年集》卷首有“石耳姚佺山期”序，《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落款“石耳山人姚佺”）、耻斋子（《四杰诗选》凡例落款）。原籍嘉兴，寓居苏州虎丘山塘街，其评长洲郭兆骥《白堤十景》曰：“予家白堤之上，十景皆出宅之左右。……迩年田宅悉为人侵夺，予以出妻屏子，不暇营家，乃友朋深相不平。”[227]白堤，即虎丘山塘街，因白居易主持开辟而得名。他称长洲徐增为“余邑徐子能”[228]，友朋径视之为长洲人、吴县人或苏州人。如宫伟镠（1611—？）著录其“字仙期，长洲人”[229]，丘象随《春雨怀友》之二诗末小字注“姚山期佺，吴县人”[230]，吴绮（1619—1694）亦有《赠吴门姚山期》诗[231]。看来是原籍嘉兴（秀水）县，而寓居苏州，遂又自称“吴越人”（《诗源初集》自序和各卷多署“吴越人姚佺”撰或删定），看来是把苏州和嘉兴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此外，在《诗源初集》的《吴三》署“茶磨姚佺山期删定”、《秦十四》“石湖姚佺辱庵删定”，石湖为苏州西南郊的著名风景，在盘门外十馀里上方山东麓，茶磨山在其旁[232]。平湖沈季友（1652—1698）编《槜李诗系》，便著录其小传为“佺字山期，嘉兴庠生，居于吴”[233]。

姚佺存世著述不算少，时人与之唱和的诗作亦时有可见。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很少能看到对姚佺家世和年辈的介绍。姚佺天启年间从吴县周顺昌（1584—1626）学，丘氏《春雨怀友》之二第五句“气节自存周吏部”注曰：“山期为忠介公弟子。”《诗源初集》“吴之一”卷一下周茂兰（1605—1686）《泾南小筑》诗末，姚佺评曰：“此吾师周忠介公筑也。”周顺昌（茂兰为其长子）天启初官吏部员外郎，二年（1622）即告假南归，因忤魏忠贤，于六年（1626）逮京被杀，后谥忠介。既为顺昌弟子，其时当在周氏自吏部乞假归休之后（如果姚佺当时年约二十岁，其生也就在1602至1605年前后）。《诗源初集》“豫章三”，首选南昌黎元宽（1596—1675）诗，评语落款均为“门人姚佺识”。黎氏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任浙江提学副使，姚佺自称门人，可能由其拔为诸生[234]。“滇九”禄丰王锡衮（1598—1647）二诗评语亦落款“门人姚佺识”，此人崇祯五年（1632）由翰林检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235]，十年十二月为南国子监祭酒（十三年四月升礼部右侍郎）[236]，由此判断姚佺或曾入南国子监。屡试不第，至明末已收徒为塾师，曾编选《天咫楼会课》，崇祯十六年探花陈名夏为之序云：

乃者欲进其文于古人，则以学使者之法，绳其弟子，而兼以自惧。月之朔，集弟子于庭，相向长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相向而坐。姚子先拟《论》、《孟》诸题，置竹筒中，临期掣一签，令一人为巡，乃宣言曰某题。题既列，诸弟子各伏几案研思，罔敢出声息，有回视侧坐者皆罚。[237]

题目为小题文，所教习者当为童生或秀才。

姚佺崇祯时入复社（朱彝尊云其为“复社旧人”[238]），入清为遗民，“以振兴风雅为己任”[239]，从事诗歌编选出版之业。在苏州、扬州广结文社，如顺治七年为评选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杰诗”，“自春徂冬，一载告竣”，期间与姜埰等一百七十六人“联社邮筒往来”讨论，并与陈于鼎等十九人结“文游社”，与郑锷等十四人结“康山宝田社”[240]；同时对拉帮结派、彼此交攻的清初江南文坛风气颇有非议：“若过江以南，凡筑坛坫者，水行火流，林木相栅，蛮氏触氏战于牛角之上，每血地数千里。”[241]序言是要公开发表的，还有所含蓄；在致仁和徐士俊（1602—1681）的私函中，则明言矛头所向：

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吾老矣，姑岂年少，吾岂可以入其军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为之执鞭，所欣慕也。……恃吾党素心，愈少愈贵耳。[242]

徐士俊《雁楼集》顺治十一年（1654）序刻本有姚佺序，可参定此函的写作时间。姚佺平生性格孤傲疏狂，《寄徐野君》自云：“弟于一生甚孤，道心独往，如麞独跳，不顾后群。然世间怨诽，亦不无忧心悄悄。今者荆吴延访，阑入风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恨我而欲杀我矣！吾道其不孤乎！”即陈名夏所谓“性固喜豪上，又时以多言犯人之怨怒”。如《诗源》“吴一”评长洲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姚佺同情患有软脚病的作者“天笃其疾”，为其缺乏“相赏识者”鸣不平，竟然一语抹倒自己寓居之地苏州城内的众多豪门士绅：“金阊十万朱门，并无有好事载酒而过者，俗哉！”后来江都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鼓声犹记汉时挝”[243]的狂士祢衡形容之，可见姚佺的疾恶如仇、放言无忌。

在政治上，姚佺入清后不甘明亡，借出家为掩护，暗中参与反清事业。即便从事选评，亦往往有着强烈的宣传指向，如顺治中期，与张永贞“同评文文山、谢皋羽《忠孝集》”[244]。他对苏州慎交、同声社的鄙夷不屑、出语尖酸，或源于“吾性简放”[245]的疏狂个性，或与两社中人多热心功名富贵、热衷门户恩怨者有关。徐增顺治九年（1652）咏“姚仙期佺”有云：“义重当年鲁仲连，子房桥上石公编。”诗注云：“弃家披缁，客淮扬、金陵间，世称‘姚和尚’，近选诗。”[246]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谢翱老去空怀国，张俭名成已破家”概括其思想举止；明遗民余怀（1616—1696）《酬姚仙期》尾联云“莫叹相逢毛发改，荒鸡犹自叫刘琨”[247]。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黄石公于圯桥授张良兵书抗秦兴汉，东汉名士张俭弹劾宦官而遭朝廷通缉，闻鸡起舞的西晋义士刘琨志在报国[248]，南宋谢翱入元不忘故国，为著名遗民……从用典和诗注来看，姚佺在清初乃借僧而隐，四处逃难[249]，并似有谋划反清之举。难怪友人评价有关诗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往往相近。乃至此诗，非独赞‘逸’也”[250]。梁鸿（字伯鸾）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后借指隐逸不仕之人；要离为春秋吴国刺客，为阖闾刺杀欲伐吴的庆忌。两人并提却侧重在“烈士”义举，可见知者并不只是将姚佺视为不事科举、避居山林的隐士逸民（遗民）。

（二）《诗源初集》选评的时代内容

作为职业选家，姚佺的著述皆为评选编纂之作，传世者有“笺阅”唐人别集《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编选明人“丛编”《四杰诗选》二十四卷，编选清初总集《诗源初集》十七卷[251]。徐增顺治十三年（1656）撰《柬姚辱庵》有云“选诗常作故人思”[252]，指的就是自顺治八年“近选诗”选评的《诗源初集》。因入选皆为明末至清顺治时人之作，作者以明遗民居多，且不乏交往甚密的友人；作品直咏明末清初时事者甚夥，即所谓“著述多沧桑之感”[253]。故该书不仅文网严锢之乾隆朝被列入禁毁之列[254]，即在问世之初便已遭宵小攻讦，险遭不测。所选《四杰诗选》在当时却无多少反响，“人罕有宗之者”[255]。

《诗源》选诗对象为明末清初之作。姚佺在顺治七年，就介绍自己“有《诗源》之役”，选评目的是“惧诗之流而忘其源也”[256]。书以“诗源”作为书名，即是以孔子删诗之法对当时诗歌创作进行正本清源，从《诗经》和汉魏盛唐的经典之作中，寻求诗歌创作的“众源之源”。他认为创作诗歌当是“声源”、“化源”、“教源”这三个系统相互协调的结果。“触感而兴”的“声源”是诗人情感的起因；“化源”则是“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从而达到“审声以出治，而制其杀淫涤滥”，即通过情感的分类而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教源”，则是“本孝弟，正人心”、“明风俗”、“考阴阳而判内外”[257]，即对诗歌思想的规定[258]。他曾归纳自己选评《诗源》的标准是“或登高作赋，或涉江拟骚，或铭巾罍，或叙节概[259]，或述盛典、纪灾变，有关风雅颂者，然后收之；若寻常宴会，作酒肉账簿，及折柳折杨、无端赠别，则不胜选也”，即强调的是内容而非艺术的标准；分类方法是按地域分类而非按诗体，即按吴、越、豫章、楚、闽、蜀、粤东、粤西、滇、黔、豫、齐鲁、晋、秦、燕十五个区域，“诗分十五国风，以考俗之贞淫奢俭，叙地而不叙诗”。有别于当时其他总集“必集五言、七言而后定也”，并预告“期以辛卯春卒业”[260]，即预计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

站在清廷的角度论，该书的确是十恶不赦。不说在形式上避南明讳（如松江作嵩江），录诗涉及明帝，多上空一字，姚佺评语称崇祯为“先帝”，自称为“臣佺”[261]，还选录了许多与抗清死难密切相关的诗作。如“蜀六”严锡命《闻卢督师贾庄战死》颈联“空膏原野魂犹碧，未灭匈奴首不南”，“吴一”吴天放《哭史道邻相公》、吴遵晦《战城东》“哭麻子孟璿也”、张廷昭《赋得半世文章百世人，次尾绝命词》，所咏分别为卢象升（1600—1638）、史可法（1601—1645）、麻三衡（？—1645）、吴应箕（1594—1645），皆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死难的忠臣义士。对张廷昭歌颂吴次尾的诗作，姚佺评曰：“临刑之视死如归，他人视之以为极难，忠臣孝子视之真末耳。”此外如宜春袁继咸（1593—1646），明末以进士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应天等处军务。南明时抗清被俘拒降，押京囚禁，顺治三年六月就义。袁继咸慕文天祥为人，自号袁山。《豫章三》破例在卷首正文前“附袁山袁继咸公诗”，由姚佺与友人王猷定（1598—1662）、张自烈（1597—1673）“共索其绝命之词，刻之如左”，故特地说明是据“袁公燕都寄归手迹”。其后有评语一段：

姚佺曰：……今袁山公幽闭燕台，绝粒断水，复何等时？而乃云诗“不能多录”，则作之多矣！人情适意当前，则思如泉涌；志迫神沮，则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际，长歌曼声，沛然有馀，真所谓齐生死、一旦暮，塞乎天地者矣！

在《诗源初集》中，姚佺所下的评语很多，都是以姚佺期、姚山期、姚辱庵等字号相署，只有对老师和同宗长辈才以名相称。此处自称名，表达了对袁继咸正气塞乎天地、视死如归的景仰。

“豫章三”还选录了抚州傅鼎铨诗十首，如《辛卯四月八日被执崇安张村》：“浴佛传名日，孤臣竭节时。荆棘颠彩凤，猰狗获灵麒。断首玉宁碎，剖心山不移。争留巾履在，聊示汉官威。”《誓舌》：“顾影萧然衣栉凉，孤臣力竭告先皇。只存三寸常山舌，扪向章江骂犬羊。”都不乏直接辱骂满族权贵的字眼。傅鼎铨（1610—1651）字维源，号复庵。崇祯十三年进士，明末官至编修。南明朝参加抗清，永历时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为清军所俘，从容赴死。这十首诗均写于被捕后，姚佺评曰：“予选诗，存其存者；其亡者，有待留以为一代之选也。今复庵必死矣，乃今犹未死也。乘未死梓之，犹曰存则人耳。”他接着将故友傅鼎铨之死与姻亲顾所受之死予以比较：

复庵之死迟矣……死之最早者，莫过予姻顾东吴先生。先生当乙酉五月，不见一骑、未下发程之时，屹然独持《春秋》大义，作诗一首，沉于泮池，方巾布袍，挺立不仆而死。生儒百姓三万人，哭之擗踊踣地，皆不愿生。……今七八年，复庵殿焉，空谷足音久矣！虽然，安仁之战，虽无成功，然即博浪、伏桥之志也。犹幸一战而胜，此所以鸷伏于七八年之久。……乃是顾、傅二公者，一死最先，一死最后；一为予睦姻，一为予故友。亲亲，仁也；笃友，义也。仁义立，人心不朽！予之志也夫！

顾所受，字性之，号东吴，长洲诸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破，既而江南尽降，闻讯“晨起盥潄毕，洋洋如平时，旋整衣帻，至学宫肃谒文庙，拜且泣，跃入泮池而死，时为五月二十七日。检遗帨，有‘身是明朝老蠧鱼，眼看时事不胜嘘’之句”[262]。姚佺对故友和姻亲的表彰，所期盼的“人心不朽”，无疑是包含着对不与新朝合作的提倡。正是在对傅鼎铨诗的评语中，他表明自己还有另外一部收录入清死难者临难诗的专集《续间气集》：“故以绝命词多，如黄石斋先生诗，不入集中，俟专行一刻。而芝山周盛际、斗门张艾陵所贮录殉难诸臣甲科一百六十人，可谓表表矣！其绝命辞亦多不能具载，悉刻入《续间气》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评价，被那些“猰狗”、“犬羊”及其爪牙看到，当然会“将发大难”的；至清中叶而被禁毁，亦丝毫不令人意外。

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兼而有之的诗选家，姚佺选入并赞扬上述之作，并不奇怪。今人黄裳（1919—2012）题解此书云：“余旧藏《吴越诗选》，清初冠山堂刻，系魏雪窦、钱允武等选，所存明末遗民之作甚富，此亦其类也。当并储之。凡此类选本，多附评注，所存故实最多，甲乙之际史事，往往藉此以存，虽选本，实乙部之别支也。”[263]所存遗民之作甚富固然是事实，书中选入一些入清为官的明臣之作及相关评价，对研究清初政坛和文坛复杂性，对把握贰臣与遗民关系，同样具有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吴一”收入歙县汪作霖撰《陈太史复辟暑仁寿寺赋诗言别》：

不分朝市与山林，小大须同此隐心。金马犹讥名啸傲，终南未免迹浮沉。公馀暂息娑婆地，别后相思萝薜岑。兹日惟君能却热，荫人清冷树千寻。

汪作霖，字雨若，徽州歙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后于顺治十一年任江南蒙城教谕[264]；陈太史指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晚明官翰林修撰，南明因附李自成入从贼案。降清复原官，仕至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为宁完我所劾，以揽权市恩欺罔罪绞死。陈名夏曾参与《诗源》的评点，如“吴一”王仕云《清晨搽扫以观其气》诗，便有其评语，赞扬王氏因“抱秋无所为”绝句，“一日声满长安也”。汪作霖“赋诗言别”之作，称名夏为“太史”，或写于顺治初年，作霖当时极可能因谋求选官而在京，结句甚至寄寓了希望得到荫庇、提携的想法。有意思的是，选入汪诗，并不表明赞同此诗。姚佺评曰：

相勉以止足义，爱甚厚，不愧当年之一拜[265]。但钟鼎、山林，截然两境，遽欲薜、衮一致，难矣、难矣！杳然朱户若丧，邈然赤松可接，如韦逍遥公者[266]，能有几人？雨若失辞矣！虽云尚书郎，不及田野人。百史倘遇我于道上，我以拳枣啖之，当如齐君房忽然悔悟，向我抱头泣耳。

拳枣指“枣大如拳”，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267]。姚佺借此表达了希望故人陈名夏原本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同时对当年同社之友[268]、入清热衷仕途却侈谈隐逸的汪作霖直下贬语：“雨若失辞矣！”只是，无论是希望还是批评，不过是明遗民的一厢情愿而已。

同卷评龚鼎孳《张壮节公祠庙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三章赠令子浊民》[269]“贞松不尘处”和“志士爱沟壑”二首曰：

孝公佼佼自好者，不幸失足，为浮沉之士，乃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以效魏公子所为，非其质也。而世之残客，不原其心，方日借其名衔，奔走当路：所不得志，则借其名；其稍得志，则又狎之；狎而不能大得志，又狺狺私吠之，如蝇袭腥，散而复聚，可慨也。阅此二诗，则所谓“祝、宗祈死”者[270]，其愧心、畏心、厌心、悔心，亦数灭而数起矣！

并于第一首末句“沉饮非养生，庶于意不违”处夹批曰：“责躬自咎之旨。”合肥龚鼎孳（1616.1.5—1673），字孝升，崇祯七年进士，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受职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271]成为笑谈。顺治元年降清，顺治十年由太常寺少卿升刑部右侍郎，次年改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顺治十三年四月，因与冯铨等北党争门户，“以原任左都御史龚鼎孶为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272]。作为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诗人，被下放京郊去负责饲养鸡鸭鹅，可谓极大耻辱。这就是批语感慨所发的缘由或背景。姚佺对鼎革之际降李、降清者皆极为鄙视，如曾讽刺在李自成政权中为官者曰：“不能死，受伪署，毕竟贪心所发。猥云‘没奈何降贼’。一部仕籍，将题曰《无可奈何集》耶？但贼亦甚无谓，官家别用一番人，何苦旧窠寻兔？”[273]此处对龚鼎孳却独有理解之同情，未必是因为彼此在顺治六年有一面之缘的缘故[274]，更多的可能是眼见龚府许多门下客的蝇营狗苟的行为[275]，甚至不乏以遗民的身份行秋风之实者。“残客”一词，典出《梁书·张缵传》，指剩馀门客，义含对“趋炎附势”的针砭，用法犀利！他评价陈名夏为新贵能“据鼎不尝，一无所得，百史亦可谓能自砥矣；又生平无欲害人之心，所识穷乏者，皆经纪优赡，亦有志于学者也，谓之有隐心亦宜”，固然不乏对因与政敌宁完我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死于非命的清初“南党”领袖的原宥之词，亦体现了明遗民期待身居高位的贰臣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和人品。无论是肯定陈名夏经纪优赡落魄者的为人，还是归纳龚鼎孳“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的复杂意绪，对研究清初贰臣与遗民的文人心态，均可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点评。

此外，姚佺对明末士风世态及南明朝政亦有反思。如“豫十一”评侯方域《咏怀诗》“羌本名家子”云：“崇祯之末，士以鲜怒为豪举，不知龙豹韬为何物。状似苻坚之良家羽林、少年都统，安得不败？此必指此而言也。”只知鲜衣怒马、不谙兵法韬略的公子范儿，必然是于事无补，空谈误国。如江都郑元勋（1604—1645），字超宗，为扬州影园主人，以评选咏影园黄牡丹诗，“一时传为美谈，故有过广陵而不识郑超宗先生者，人以为俗不可医：当是时文章声气之盛如此”[276]，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因调节当地士人与驻扎扬州城外的四镇之一高杰的矛盾，被百姓误杀。“厥后清师入，卒屠城”，开封孟观撰《挽郑超宗枢部》“拭泪纪此”。诗中歌颂“超宗冰鉴拟凤雏，交游豪俊天下俱。淮之南，江之北，英姿磊落间代无。扪虱有时谈时务，击碎琉璃玉唾壶。丈夫襟况皎如月，昂藏宁惜七尺躯？腕中有鬼舌吐锋，睥睨一世之小儒……”[277]，均为积极正面的描述。可是对郑元勋这一“本意解纷息穴斗，哪虞右袒遂狂图”的悲剧人物，姚佺的读后感却是：

先辈云“英气最害事”。描写超宗一段志大才疏、力小任重痴态，真吴道子笔也。而上讥王公，下讥卿大夫逮士庶人，又婉而尽，竟是诗史矣！

要知道对于郑元勋的惨死，多数人皆持悲伤惋惜的态度，如冒襄（1611—1693）便撰有《挽郑超宗职方》七律四首[278]；孟观诗序中所谓“时遇冢君掌和于槜李道院”之超宗长子郑掌和，原名星（？—1664）[279]，亦为姚佺友人，编选《诗娱》，见《四杰诗选》凡例，可能就是与之共同“删定”编辑《诗源》齐鲁、晋诗之“郑履声掌和”。姚佺痛定思痛，敢与时论唱反调，且下笔尖锐，可见直言不讳性格之一斑和对世相人情体会之深刻。“吴一”选宣城沈寿民七古长诗《江上行》，有句云：

我生不及全盛时，攘攘欃枪天步危。屠城掠邑义士死，日月无光天地悲。此行不为饥所驱，亦不为寒所逐。天涯鸿雁久离群，把臂沧波尽一哭。一哭还一哭，泪枯血尽眼光绿。河山偌大不开颜，曾无寸土容吾足！

入清后被誉为“海内三遗民”之一的沈寿民（1607—1675），诗中痛心疾首的是南明时的家国沦亡。姚佺评曰：“忧思泣血，无言而不痛疾，可配《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刺周幽王昏暴、诸臣自私误国，政令如雨之多而皆苛虐。姚佺借此诗题旨，批评南明小朝廷的昏愦。

（三）姚佺卒年及其他

姚佺平生交游满天下（选家多是如此）。金圣叹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所涉山阳诸人，皆其旧友：《诗源初集》“吴一”收张养重、阎修龄诗各二首；与丘氏兄弟不仅是多年至交，《西轩纪年集·癸巳集》已有《送姚辱庵之中州》等诗三首，时在顺治十年（1653）。在文学事业上，彼此亦是相互帮助，姚氏曾为象随《西轩纪年集》、《淮安诗城》撰序，象升、象随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中分别参与卷一“同评”、卷三“辩注”和卷一、卷四的“辩注”，并刊行其书。至于姚佺与金圣叹的关系，两人既同城而居，又皆为选业名家，必相识已久；友情之深，可从金氏《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之一》窥其崖略：“不因风雨滞连朝，岂有星辰聚此宵。方悟毛诗真妙笔，篇篇风雨说萧萧。”因为能与好友彻夜聚首，那原本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潇潇风雨，也成了恰符心愿的天作之合了。全诗典出《诗经·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元朱公迁评此三章“喜幸之意，反复道之”[280]，清方玉润认为全诗题旨是“怀友也”[281]。同题之诗，一气呵成八首，其中饱含了多少情意在！姚佺与圣叹的崇拜者徐增亦为毕生挚友。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徐增就有《送姚仙期之江右》“郁郁过中秋，终日望把晤。……久别又远行，特送金阊渡”[282]。姚佺评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对作者“逸秀翩翩”却身患软脚疾的贫寒境遇深表同情：“岂天笃其疾，使之益工诗耶？古今诗人，病者甚多……后世所谓补天之缺陷，有不在相赏识者耶？”（“吴一”）为徐增赋集作序云：“吾性简放，过子能犹自颓然轰饮。子能不我秽，时时就近，分我五脏，出濯清光中。”[283]徐增亦不忘对好友的扬誉，如序嵇永仁（1637—1676）诗集，云嵇“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皆其莫逆友也”[284]，将金采与姚佺相提并论，推举为一时之“贤者”。

关于姚佺的卒年，有学者认为“当在顺治十六年或以前”，根据是孙枝蔚（1620—1687）《箧中偶检得亡友姚山期〈闻鹃〉一绝，读之泫然有作》“系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也”[285]。可为这一观点佐证的，是曾灿《赠周子佩》“故人生死各云天”句注云：“己亥子佩同姚佺期送别文德桥，而佺期遂死。”[286]只是一旦发现金诗《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等撰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孙枝蔚诗系于己亥就不足为据了，同时说明其诗编年未可尽信。孙枝蔚另有《挽姚山期》二首，是“辛丑”年所写三十一题“五言律诗”的最后一题；然前一题为《哭王于一》，据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王猷定卒于康熙元年（1662）壬寅春二月；挽诗前第五题已经是《岁暮遣怀》“冉冉入残年”、“含情爆竹边”，后一题则写于壬寅年二月中旬寒食节[287]。故从《寒食对酒有怀兄弟》始注“壬寅”看，姚佺卒于顺治十八年辛丑；从《哭王于一》以下三首诗的排列顺序看，姚佺卒于康熙元年壬寅春[288]。因此，仅据孙枝蔚诗集，无法确定死于何年。魏禧《与丘季贞》尺牍云：

弟于仲连先生许得知足下名字，中夏买舟奉访。及抵维扬，乃闻足下出白门纪姚仙期丧。天下朋友一道，不绝如线。平居相欺，不必其当患难；觌面相负，不必其异生死。而足下顾走七百里外，以急死友。弟行李因人，不能久须。然足下此行，正慊弟数千里命驾之意。虽不见面，何恨！[289]

从此封信中，可以看出姚佺卒于某年五月之前。仲连先生指沈光裕，顺天府大兴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晚明官赣州司理。由魏禧《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奉怀沈仲连先生在旴》[290]，可知顺治十八年五月沈、魏不在一地；《与丘季贞》信中的仲夏五月，魏、沈相晤，故必不在辛丑。再看康熙五年四月，魏禧在写给晚明曾官江西学政、将自己拔为诸生的益阳郭都贤（1599—1672）的信中，对自己入清以来行迹的汇报：

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祸，驯至乙、丙，东南益烈。禧亦遂弃帖括，窜伏草土，与同志十许人筑室金精之第一峰，讲《易》读史，盖二十年于兹矣……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形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291]

壬、癸之际，即康熙元年壬寅至二年癸卯之间。魏禧入清不应科举，隐居宁都城郊金精山翠微峰近二十年，至康熙元年始走出大山。对于由隐居到出游的这个时间节点，魏禧记忆十分清晰，他在“日录”中亦曾说过：“余壬寅、癸卯出游吴、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须炼得出门人情，出游须留得还山面目。”[292]故其仲夏乘舟欲访丘象随的时间，只能是康熙元年，即姚佺卒于该年春。徐增《寄丘季贞》“鲁仲轻财宁暇计，侯赢浅土未闻登”注曰“葬仙期”[293]，诗写于康熙元年秋；钱塘胡介（1616—1664）该年秋因读丘象随诗“姚佺无葬地，胡介少生谋”而感叹丘氏不负亡友：“则其千里相存、谊笃生死，岂漫然于山水朋友之间者耶？”[294]亦可间接证明姚佺的死亡时间。

对于姚佺的逝世，挚友在悲伤之馀，皆庆幸其能得善终：

已矣朱弦绝，伤哉白马稀。雠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架剩残书卷，棺藏破衲衣。无由说疏阔，松下但嘘唏。——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挽姚山期》之一

天意爱姚佺，经今死数年。才名犹惹妒，心血竟生燃。李白身终保，祢衡赋尚传。独零千古泪，为汝哭秋烟。——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甲辰集”《哭姚辱庵》

有关挽诗，不言姚佺死因（如是否病死），却同时强调“幸全归”和“身终保”，尤其是用李白参加永王幕府而被肃宗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而还的典故，暗示了姚佺因编选《诗源》评价时人时褒贬世事太过（“几人求月旦，满世畏阳秋”[295]），遭人举报，可能在死前曾短暂入狱，所幸书版已毁，查无实据，被释生还。丘象随自注颔联曰“山期有《诗源》一选，为时辈所疾，将发大难。余劝姚氏毁其板，祸始寖”，可为佐证。

金圣叹、姚辱庵这两位清初著名选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与淮安友人“滞雨虎丘……快饮达旦”的彻夜欢会后，很快一冤死于当年七月的哭庙案，一侥幸于次年春天贫困而亡；身后数百年间，一名满天下，一湮灭无闻。两人如远离政治，做识时务的俊杰，固然在当世或许会有较好的境遇，只是如无《诗源初集》的编纂，至少姚佺是不会为后人所关注的。该书卷首列其“即出”之“选订书目”：《诗源二集》、《嘉隆七才子诗》、《唐诗纲》、《晚唐诗选》、《宋元诗选》。看来，他是有着一个完整的历代诗歌评选系列计划的。方志云其著述有“《历代诗选》及《国朝诗古文源》”[296]，其实因为编选者的遽然逝世，这些计划从此失去了付之实施的机会。同样，随着姚佺这样刚毅坚贞的遗民选家的相继去世，随着文字狱的严厉打击接踵而至[297]，随着历史进入了统治更加稳固的康熙时代，清初人选清诗的编选活动虽然仍在继续，却不再有像《诗源初集》这样充满着悲怆愤懑的时代情绪的选集问世了，无论从入选作品还是所施评语来看，都是如此。即便是“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298]的鸿篇巨制《诗观》三集，亦伴随着康熙盛世的到来，而展现出迥异于《诗源初集》的别样风姿。姚佺及其《诗源》，只能属于那短暂的清朝与南明并存、人心向背大势未定、新朝文网酷而不密的顺治时代。其本人“出妻屏子”、出家为僧的了无挂碍，身死无葬、唯存破衲的潦倒穷愁，当亦是宵小之徒无利可图、无意举报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几乎同时问世的南浔富户庄廷《明史辑略》稍后酿成惊天巨案，便是一个可供比照的相反例证。

[1] 笔者整理《金圣叹全集》本，将古乐府为卷一，五言绝、律为卷二，五言排律、五言古、六言绝为卷三，七言绝为卷四，七言律、古为卷五，见《全集》第2册。本章凡引此书，一般不注出处。

[2] 苏州《顾氏家谱》卷1《世系·七世》“寅，字豹若，甘吉次子……配刘氏，文学伯玉公女，不详生卒，方笄守节”。顾寅一名予节，所树次子。

[3] 申祖璠：《申氏世谱》卷3《世系·处士房支第十二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4]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5] 今人《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仅有其事迹简略记载。

[6] 吴安国：《吴江吴氏族谱》卷17第十三世小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7] 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上，吴燕兰辑《吴氏囊书囊》甲编，稿本。按：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书。

[8]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仙坛倡和诗十首》之四末句诗注云：“师忧时闵世，每笺奏上帝，情辞恳恻，故云。”《四部丛刊》本。按：钱仲联标校本无此数句。

[9] 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道光十六年（1836）邓显鹤辑刻本。

[10] 高承埏：《偶简吴磊斋、徐宝摩、黄石斋三先生诗牍，兼悼先后殉难诸公，同吴巨手作》之三“挽戌、亥诸公”，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顺治刻本。

[11] 董以宁：《正谊堂诗集》七言绝句，康熙刻本。

[12] 许珌：《铁堂诗草》卷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按：许珌是崇祯十二年举人，与吴晋锡同年。

[13] 中丞是御史中丞的简称，明朝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位相当于御史中丞，因巡抚皆带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加衔，故称巡抚为“中丞”。

[14]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9，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第511页。

[15]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0《兹受吴公至，公以令子汉槎累，将徙塞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8—449页。

[16] 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卷1，康熙刻本。

[17] 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1，1919年刻本。按：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前言云舒颖为叶绍袁四子世侗的次子，1642年生，恐误。诗集中多次提及外祖父为金氏和自己生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人日。同治《苏州府志》卷131《列女·吴江县》载其母传云：“诸生叶世俨妻金氏，年二十七寡，子舒颖方周岁，事舅姑生养死葬尽礼。”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甲行日注》顺治二年（1645）八月二十七日“侄孙舒胤亦来，时年十五”著录其生年，可参。康熙十年刻周铭《林下词选》卷13云沈树荣“适同邑诸生叶舒胤，即仲韶先生从孙”，乾隆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31云沈树荣为“叶舒颖室”，可见原名舒胤，其死后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名。

[18] 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19] 徐朔方：《金圣叹年谱》，第729—730页。

[20]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82页。

[21] 陆林：《金圣叹年谱简编》，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40页。

[22]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5《赠郡司理李公考绩序》，王英志辑校《陈子龙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6页。

[23] 谈迁：《国榷》卷98“壬午崇祯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20、5921、5933页。

[24] 《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履历便览》，崇祯刻本。

[25] 《小腆纪传》卷57《列传》第50，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26] 以下所引《东集》文字，均由侯荣川博士代抄，特此致谢。

[27] 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1《职官》，同治刻本。

[28] 李瑞和：《东集》第1册《三月初十为先子讳日时在三山》，康熙刻本。按：诗云“别来十七载，啜泣如渐忘。……客冬偶告出，远游恕有方。春天震雷疾，儿又不在旁。念此门户计，黾勉为裹粮。裹粮粮亦尽，隔岁滞他乡。”此诗写作时间不详，然不似撰于为宦时，且似未奔丧。

[29] 李清《南渡录》卷4：“先是瑞和为死难左都李邦华纠，削职，以按浙不简也。”

[30] ［康熙］《漳浦县志》卷15《人物》“丁外艰归……年八十以寿终”，康熙四十七年（1708）增修本。

[31]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6页；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2] ［康熙］《漳浦县志》卷15《人物》。

[33] ［光绪］《漳州府志》卷30《人物》，光绪三年（1877）刻本。

[34] 李瑞和：《东集》第4册《丙午老母生朝，时在三山，赋此志愧》。按：首句为“八十三龄五代孙”，丙午指康熙五年（1666），知其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

[35] 李瑞和：《东集》第6册《丙寅花烛，计乙丑六十年矣，偶忆及戏题》。按：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

[36] 李瑞和《东集》第2册《三山生日》“六十年来花甲周，那堪多辱复多忧。……馀生齿发昂藏在，哭向煤山泪不收”，前第三首为《八月初七夜》，可证科举履历出生月日一般不差。

[37]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4，清抄本。

[38] 参见林乾《清通鉴》第4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6、1528页。

[39] 蔡衍：《操斋集》卷7，康熙刻本。按：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811页著录其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根据是所著《操斋集》卷7《乙卯秋雨》题注“于时予年十五矣”。此处错推了一个甲子，实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

[40] 柳如是：《戊寅草》，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41]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356页。

[42]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29《送朱子庄令宜春》之一，雍正刻本。

[43] 徐石麒：《可经堂集》卷7《公简盐院李用晦（名宗著）》，顺治刻本。

[44] 朱荣：《秀水朱氏家谱》第六世朱国祚小传，咸丰刻本。按：朱国祚生卒向无著录，此据家谱“嘉靖己未八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天启甲子七月二十五日卒，寿六十六”。小传甚长，由张廷银先生2001年代抄，时先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家谱方志部，书此致感。

[45] 参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1《职官》和谈迁《国榷》卷94。

[46] 盛枫：《嘉禾征献录》卷1，清抄本。按：卒年二十九岁与家谱记载略异，应以家谱为据。

[47] 朱昆田：《笛渔小稿》卷9，康熙刻本。

[48]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49]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0页。

[50] 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字号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51] 徐鼒《小腆纪传》卷53“列传”第四十六“儒林一”，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52] 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续戊集《世系表》昆山派二十五世。

[53] 魏禧：《前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叶公墓志铭》，《吴中叶氏族谱》戌集《贵贵传》。

[54]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5、78页。

[55] 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6]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13《祭叶母曹硕人》：“天崩地坼，中原沦丧，岳心于是入告于母，裂儒冠而弃之。当此之时，年才二十有七耳。”顺治二年（1645）二十七岁，则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县志载其享年五十七，故死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据叶均禧《昆山人物志》卷2云其“乙卯病卒，年五十七”（康熙抄本），以上推算不误。

[57] 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8] 叶沄《子兆兄墓志铭》：“娶葛氏，高士葛瑞五先生之女。”《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9] “鸾龙”即鸾与龙，唐武元衡《学仙难》诗：“玉殿笙歌汉帝愁，鸾龙俨驾望瀛洲。”将鸾龙与汉帝并称，意指帝王甚明。金圣叹“鸾龙总破残”诗句中的“鸾龙”，是比喻明代帝王政权。

[60] 叶奕苞：《经锄堂诗集》卷3，康熙刻本。

[61] 臧励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23页。

[62]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24《忠节》、卷39《纪兵》，道光六年（1826）刻本。

[63] 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民国《又满楼丛书》本。

[64] 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苏州府·昆山县》，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2页。

[65] 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66] 邓长风：《〈吴中叶氏族谱〉中的清代曲家史料及其他》，《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67]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8，康熙九年（1670）从吾馆自刻本。

[68]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6。

[69]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乩仙”，1935年《乙亥丛编》排印本。

[70]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830页。

[71]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840、843页。

[72]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81页。

[73] 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74] 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75]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5，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50页。

[76] 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同上。

[77] 葛芝：《南阳伯子传》，同上。

[78] 陈瑚：《确庵文稿》卷23《题格斋墨迹》，康熙刻本。

[79] 张潜之、潘道根辑：《国朝昆山诗存》卷1，道光二十八年（1848）读易楼刻本。

[80]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13。

[81] 张潜之、潘道根辑：《国朝昆山诗存》卷3。

[82] 《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生配卒葬志》，清抄本。

[83] ［同治］《苏州府志》卷87《人物·长洲县》。

[84]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其传于《隐逸》，今人《明遗民传记索引》未录其人。

[85]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5《赵灵均墓志铭》，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2页。

[86] 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7] 秦祖永：《桐阴论画二编》卷上，光绪八年（1882）刻本。

[88]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89]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90] 启功：《坚净居随笔》，《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91] 沈括：《梦溪笔谈》卷17，《四部丛刊》本。

[9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康熙抄本。按：同卷还有《文彦可先生画山》。下引五律诗，见卷11《寄文端文》之三。

[93] ［同治］《苏州府志》卷61《选举二》。

[94] ［嘉庆］《兰溪县志》卷11《职官》，嘉庆五年（1800）刻本。

[95] 潘柽章：《松陵文献》卷7《人物志》七《盛王赞》，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按：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据此文。黄容《明遗民录》卷2小传，似据其压缩改写。

[96] 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9，1934年元和沈氏三益堂铅印本。

[97] 陈鼎：《东林列传》卷24《乔可聘传》，《四库全书》本。

[98] 徐石麒：《可经堂集》卷2，顺治刻本。

[99] 徐树丕：《识小录》卷2《廉吏为神》，《涵芬楼秘籍》影印稿本。

[100] 郑敷教：《桐庵存稿·盛柯亭别传》，《丙子丛编》本。

[101]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4页。

[102] 王士禛辑：《感旧集》卷3，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10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

[104] 郑敷教：《桐庵存稿·盛柯亭别传》，《丙子丛编》本。

[105]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0页。

[106] 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107] 臧励龢主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789页。

[10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4《吴江县》“灵真道院”，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109] 徐崧：《百城烟水》卷4《吴江县》“徐贞惠先生墓”《助葬公启》，薛正兴校点，第353—354页。

[110] 王豫、阮亨辑：《淮海英灵续集》巳集卷3《席居中》，道光刻本。

[111] 魏宪：《诗持三集》卷3徐崧诗跋，康熙九年（1670）序刻本。

[112]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880页；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640页。

[113] 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8，1919年刻本。

[114] 汪森辑：《华及堂视昔编》卷4，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115] 张大纯：《凡例》，《百城烟水》，第1页。

[116] 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59—164页。

[117] 孔尚任：《湖海集》卷9，康熙刻本。

[118]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

[119] 王弘撰：《山志》二集卷4《徐臞庵》，何本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0页。按：魏宪《诗持三集》卷3云徐崧“喜谈禅，与诸知识究性命之业，殆游于方以外者，非迂儒曲士所能窥其涯际也”。

[120]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7“徐山人崧”小传，清抄本。

[121] 宗元鼎：《广陵宗元鼎诗文新柳堂集解注》卷4《与笠泽徐松之步广陵城东一带，时松之选〈百城烟水〉》，清刻本。

[122] 徐崧、陈济生：《诗南初集》卷8，顺治刻、康熙印本。

[123] 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1，《四库全书》本。按：第五句作“髙怀枫叶吟边露”。

[124] 此书提要末注：“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125] 汪森辑：《华及堂视昔编》徐崧小传，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126] 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3《徐臞庵过馆舍话旧》之二，1919年刻本。

[127]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远耀堂”，第192页。

[128] 徐崧：《诗风初集》凡例，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129]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8《缬林集序》，《四库全书》本。

[130]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4《过徐崧芝馆斋》。

[131] 吴骐：《颔集》，康熙刻本。

[132]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7“徐山人崧”小传，清抄本。

[133] 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8《哭徐臞庵二首即和八月初十病中口述韵》其二。

[134] 徐崧《诗风初集》：“近日征刻，大都篇之多寡，视其资。”

[135] 宋德宜康熙十六至十七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任兵部尚书、会试正考官。

[136]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吴县》，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37] 吴臻礼：《吴氏支谱》卷4《讱亭公后中石公支》，光绪八年（1882）刻本。

[138] 彭定求：《安徽泾县训导律公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39] 顾汧：《凤池园文集》卷6《吴端仁先生私谥议》，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140] 吴愉：《先父母长明公姚太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41] 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按：《溧水县志》卷5《官师志》作十七年，下任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光绪九年（1883）刻本。

[142]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文星阁”，薛正兴校点，第185页。

[143] ［同治］《苏州府志》卷88《人物·长洲县》吴愉传。

[144] 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45] 彭定求：《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三级恕庵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46] 尤侗：《悔庵年谱》“顺治七年庚寅年三十三岁”，康熙刻本。

[147] 彭定求：《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三级恕庵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48] 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3《寄吴子敬生》，康熙刻本。按：下五首《纪梦》撰于康熙三年“甲辰夏杪二十五”。

[149] 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5。

[150] 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51] 徐元文：《含经堂集》卷4《和韵赠吴敬生》，清刻本。

[152]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5《云中草题词》，康熙刻本。

[153] 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卷3《曹林洗砚图小像卷绢本》，宣统二年（1910）刻本。按：此画有曹林“壬子二月十九日自识于止寉草庐时年六十有一”诸字。

[154] 顾汧：《凤池园文集》卷6《吴端仁先生私谥议》。

[155] 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9页。

[156]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157] 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58] 冯金伯：《国朝画识》卷2，道光刻本。

[159] 秦瀛《己未词科录》卷7、法式善《槐厅载笔》卷13云田为“顺治丁酉举人”，《清史列传》卷70亦云“顺治十四年举人”，均误。所编诗歌总集《十五国风高言集》，被《清史列传》今人整理本点作《十五国风》、《高言集》，亦误。

[160] 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顺治刻本。

[161] 田茂遇：《水西近咏·寓庵诗草》，顺治刻本。

[162] 该年三月，河北灵寿傅维鳞（1608—1666）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副宪）改户部右侍郎，七月改左侍郎。

[163]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

[164] 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26，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165] 韩诗卒年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赵而忭卒年，据李圣华《方文年谱》第376页。王岱《了庵文集》卷11《祭赵友沂文》“呜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耳！”故约生于天启三年（1623）。

[166] 龚鼎孳：《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下，康熙刻本。

[167] 陆嘉淑：《辛斋遗稿》卷3，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按：此题诗前有《三子诗》（康熙二年癸卯之夏撰），清王简可《陆辛斋先生年谱拟稿》载其顺治十四年、康熙七年、十六年至十九年、二十三年、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五次在京。

[168] 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卷6，康熙刻本。

[169] 魏宪：《百名家诗选》卷48，康熙枕江堂刻本。按：纪映钟撰《戆叟诗钞》4卷未见此诗。

[170] 钱肃润：《龚复园诗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6上，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171] 谈迁：《北游录》，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4、125页。

[172] 据汪琬《天岳山人墓表》“邓州除目既下，颇壹郁不乐，欲弃其符，不果。之任未数月，竟殁于邓，寿六十八”，参［乾隆］《邓州志》卷1《职官》国朝同知“龚策，武进人，监生，康熙二年任”（下任为康熙三年），可推考其生卒。所著《晋之诗抄》三卷，今存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二龚先生集》本。《雪桥诗话》续集卷1云其“明季官州同”，误。

[173] 汪琬：《钝翁续稿》卷22《天岳山人墓表》，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4页。

[174] 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顺治刻本。

[175] 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

[176] 钱肃润《龚复园诗序》：“毗陵龚子彦吉，余故人晋之之子也，年方总角，携至京师。”龚士荐（1643—1714），字彦吉，号复园。龚策长子。

[177] （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31注此二句曰：“相如之见知汉武，终为谗间所害，寂寞无闻也”；“王莽篡位……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来，欲收雄，雄乃从阁上自投下”。

[178]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128页；《金圣叹传》［增订版］，第139页。按：可能是没有看过徐增序刻本的原因，陈洪先生对《天下才子必读书》刊刻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的事实不够清楚，故在《金圣叹传》［增订版］中引述谢良琦《才子必读书序》“今年秋，过吴门书肆，见圣叹所选古人之文，又曰‘才子必读书’”后，认为“由此可知，金圣叹身后不久，他的著作就重新‘上市’流行了”（第70页）。其实，此处指的不是已经刊行的第五、第六才子书的重新上市，而是在“癸卯岁暮，乃不远数百里驰书于余（徐增），属为序”的新书《天下才子必读书》。

[179] 释道忞《奏对机缘》载，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携学士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赐坐”。

[180]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康熙刻本。

[181]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对僧人多有贬词，最令木陈忞刺眼的，当是卷8《衣锦荣归》法本云“老僧昨日买登科录，看张先生果然及第”的批语：“偏是道人心热，偏是高士品低，偏是大儒不通，偏是名妓奇丑。如法本买登科录，偏是法本买登科录也！近日朝廷迁除的报，最是诸山方丈大和尚口中极真。”虽然圣叹批于顺治十三年，却道出了三年后“弘觉禅师”的行径和心境。

[182] 金圣叹：《春感八首》之八《为家兄长文》。

[183] 金圣叹：《春感八首》之七《为邵子兰雪》。

[184] 方孝标：《钝斋诗选》卷22《吴门竹枝词》之三，清抄本。

[185] 冯梦龙《甲申纪事》卷5跋其著述云“尔勤陈文学《再生纪略》一编”；胡正言《印存玄览》卷4著录“济生尔勤”。

[186] 孙：《皇清诗选》卷10，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187]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722页。

[188]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8，顺治刻本。按：林云凤生于万历六年（1578）戊寅，参《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云其万历七年生，是误看《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的结果。

[189]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9《陈定斋自述唱和诗序》“仆与定斋子生同齿也”与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8《祭陈皇士文》“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则是考证其生卒更为直接的史料。

[190]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悟石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191]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哭奉倩伯舅》，康熙抄本。

[192] 汪文柏《柯庭馀习》卷6《庚申二月得俞鹿床先生讣，同家兄设奠桐溪草堂，为文以哭之，犀月有诗志其事，次韵二首》其一末注“鹿床选宋金元诗，俱有定本”。

[193]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9吴振兰传，顺治刻本。

[194] ［乾隆］《震泽县志》卷38《杂录二·旧事》。按：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亦有一份名单，可参看。

[195] ［乾隆］《震泽县志》卷34《撰述四》集诗三。

[196] 潘柽章：《松陵文献》卷10人物志《吴宗潜》，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197]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顺治刻本。

[198]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9，康熙刻本。按：下第二篇《和〈众声诗〉小序》撰于顺治十五年秋。

[199] 参明代吴县令袁宏道《岁时纪异》、清代吴县顾禄《清嘉录》。

[200] 《明史》卷288《列传》第176。

[201] 许培基、叶瑞宝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502页。

[202] 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203] 陆圻：《威凤堂文集》诗部“五言古”，康熙刻本。

[204]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第192、193页。

[205] 归庄：《归庄集》卷3《梁公狄秋怀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189页。

[206] 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永历七年顺治十年癸巳四十一岁，归庄《归庄集》“附录”，第547页。

[207]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灵岩山”，第97页。

[208]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8《祭陈皇士文》，康熙刻本。

[209] 徐鼒：《小腆纪传》卷56，光绪刻本。

[210] 徐崧：《十月初旬闻陈太仆皇士归葬山中，苦未能送，诗以挽之》之二，《百城烟水》卷3，第193页。

[211] 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8—719页。

[212] 钱邦彦《校补亭林年谱》“万历四十一年”条注：“先生女兄三……次适陈皇士济生。女弟适徐开法，生健庵、彦和、公肃。”即陈济生是徐氏兄弟的三姨夫。

[213] ［乾隆］《长洲县志》卷28《列女》。

[214] 何焯：《义门先生集》卷4《与友人书》，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

[215]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寄陈皇士太仆》，康熙刻本。

[216]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9，咸丰八年（1858）刻本。

[217] 沈彤：《果堂集》卷11《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本。

[218] 参见陆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219] 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8页。

[220] 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2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5页。

[222] 有1936年北京大学影抄本。据魏建功（1901—1980）跋，书约成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五年间”。

[223]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468页。

[224] 秀水县旧与嘉兴县同城而治（入民国并入嘉禾县，又改嘉兴县，今为市名），故旧时秀水人或可称嘉兴籍。

[225] 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8页。按：此当据《明遗民诗》卷12“姚佺，字仙期，绍兴人，江都籍”。

[226] 姚佺：《诗源初集》凡例，顺治抱经楼刻本。

[227] 姚佺《诗源初集》“吴一”郭兆骥《白堤十景》“鸭脚名泉”。

[228] 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第23道，康熙抄本。

[229] 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19，康熙四十年（1701）刻本。

[230] 丘象随：《西轩纪年集·戊戌集》，清抄本。

[231] 姚佺：《诗源初集》“吴二”卷下。

[232] 莫震：《石湖志》，明刻本。按：《诗源初集》“吴二”下卷署“坞姚佺山期删定”，坞，地点待考。

[233] 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3，《四库全书》本。

[234] ［光绪］《嘉兴县志》卷25《文苑》云姚佺“籍嘉庠，高才博学，籍甚一时”。

[235] 卢上铭：《辟雍纪事》第15，崇祯刻本。

[236] 谈迁：《国榷》卷96、97，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95、5862页。

[237] 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3《天咫楼会课序》，顺治刻本。按：序文撰于陈名夏游苏州时，当在甲申、乙酉间，即南明福王因名夏降李自成而定其入从贼案之时，历时约一年，参卷1《凌二吉制义序》。

[23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第695页。

[239]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第468页。

[240] 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姓氏”，顺治刻本。

[241] 姚佺：《淮安诗城序》，丘象随辑《淮安诗城》卷首，顺治刻本。

[242] 姚佺：《寄徐野君》，李渔《尺牍初征》卷6，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243] 姚佺：《诗源初集》“吴一”。按：《四库全书》本《林蕙堂全集》无此诗。

[244] 姚佺：《四杰诗选》卷首“评诗姓氏”，顺治刻本。按：永贞字介客，事迹无征。

[245] 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第23道，康熙抄本。

[246]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卷5，康熙抄本。

[247] 陈维崧辑：《箧衍集》卷10，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248]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寄陈皇士太仆》亦赞姨夫陈济生“君志比刘琨，余才逊温峤。越石百炼刚，义与星辰照。”刘琨字越石。

[249] 徐增《怀感诗》亦云姚佺“只今南北身流浪”，吴绮《赠吴门姚山期》言其“补将布衲走天涯”。

[250] 吴绮《赠吴门姚山期》“黄坤吾曰”，姚佺：《诗源初集》“吴二”卷下。

[251] 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520、1595页。

[25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0，康熙抄本。

[253] 卓尔堪：《遗民诗》卷4，康熙刻本。按：姚佺诗及小传，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明遗民诗》见卷12，无此句。

[254]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255]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第695页。

[256] 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顺治刻本。

[257] 姚佺：《诗源自序》，《诗源初集》卷首。

[258] 参见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7—8页。

[259] 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美泉石则记之，耸节概则传之，触离会则序之，值巾罍则铭之，简散诞放，无所讳避，又安知文之是欤非欤？”

[260] 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顺治刻本。

[261] 姚佺：《诗源初集》“吴一”吴伟业《琵琶行》。

[262] 邹漪：《启祯野乘二集》卷5《顾秀才传》，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

[263] 黄裳：《来燕榭读书记》下册《诗源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264] ［民国］《蒙城县志》卷7《秩官志名宦》，后升江西德化知县。

[265] 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1《汪雨若虎丘近义序》“汪子雨若自新安来于吴之虎丘……予游于吴，见而定交”，陈游苏州当在顺治二年。

[266] 《北史·韦夐传》载北周韦夐志尚夷简，淡于荣利。明帝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

[267]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0《唐洛阳香山寺鉴空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513页。按：鉴空俗姓齐，名君房。

[268] 两人不仅同为复社旧人，姚佺顺治七年“庚寅联社，邮筒往来，评论《四杰诗》者”，亦有其名，见《四杰诗选》卷首“评诗姓氏”。

[269]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1收入此诗，题为《张瑶星招集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共四首，姚佺所选为中间两首。按：壮节乃明季死难左都督张可大的谥号。诗题文字在他人选集和自家别集中的差异，颇有意味。

[270] 赵生群注《春秋左传新注》成公十七年：“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页。

[271] 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南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

[272]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十六，光绪十年（1884）刻本。

[273] 姚佺：《诗源初集》“秦十四”东荫商《述怀》评语。

[274]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20《前岁人日客广陵，赵友沂、姚仙期、白仲调、吴园次、刘玉少、宗定九诸子过饮，三用杜韵寄怀》。按：据友生裴喆告知，“前岁”指顺治六年（1649），宗元鼎《芙蓉集》卷5《己丑人日同白仲调、姚仙期、赵友沂、吴园次、家鹤问，集太常龚孝升先生寓园，限韵四首》可证。

[275] 邓汉仪《慎墨堂笔记》载：“陈溧阳居相府，以题奖人物为己任。龚孝升太常虽导扬声气，而权位不敌，且与陈方有郄。三原韩圣秋（诗）日造龚所谈燕，而每通候。或谓翁曰：‘公与圣秋密，岂知其磬折溧阳之门耶？此时洛蜀相攻，恐有不便耳。’龚曰：‘此英雄失路，无可奈何之所为也。我既不能荐达天下士，而又阻其他往耳？’言者惭而退，其遇韩如初，闻者服其量。”

[276] 郑熙绩：《含英阁诗草》卷8《读影园瑶华集有感得十二韵有序》，康熙刻本。

[277] 孟观：《挽郑超宗枢部》，《诗源初集·豫十一》。

[278] 冒襄：《巢民诗集》卷4，康熙刻本。

[279] 据郑元勋《先妣张太夫人行述》，其子“为星、为昭”（《扬州休园志》卷6）。掌和当是郑星的字号，履声或是其改名。邹祗谟《倚声初集》卷4记载“郑星，掌和，江都人，有《树梦堂词》”；方文《嵞山续集后编》卷3甲辰撰《岁暮哭友》之五为“郑掌和太学”：“若翁蒙难后，门户费撑持。老不善生息，贫翻甚昔时。才华虽有异，口过亦难辞。近日江南北，争传戏谑诗。”掌和别号井铁，曾“选刻今人诗”，名《素心集》，见戚玾《笑门诗集》卷2《以诗代文哭广陵郑掌和》。

[280] 朱公迁：《诗经疏义》卷4，《四库全书》本。

[281] 方玉润：《诗经原始》卷5，同治十年（1871）刻本。

[282]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康熙抄本。按：徐增中秋不见姚佺而郁闷，是因为此日是姚生日，参宫伟镠《春雨草堂集》卷5《仙期姚开士中秋日初度诗》。姚入清为僧，“开士”是对和尚的尊称。

[283] 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

[284] 徐增：《葭秋堂五言律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杂诗》之首，雍正刻本。

[285] 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86] 曾灿：《曾青藜诗集》卷6，清抄本。按：子佩指周茂兰。

[287]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276—277页。

[288]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2《阎百诗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经营归榇，感其古谊，赠以诗》即写于壬寅。

[289]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8页。

[290] 魏禧：《魏叔子诗集》卷7，《魏叔子文集》，第1352页。

[291]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6《上郭天门老师书》，第266页。

[292] 魏禧：《魏叔子日录》卷1，《魏叔子文集》，第1087页。按：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门人弟子，魏禧的一再解释，都是想说：出门是为了学问修养的历练，而与节操的改变无关。可见真正的遗民对出行的慎重，因为足迹“不入城市”的确是此类人的一大象征。

[29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9，康熙抄本。按：侯赢，战国隐士，为信陵君客，荐门客朱亥击杀魏将晋鄙，夺得兵权，退秦救赵。

[294] 胡介：《旅堂诗文集》卷2《张丘同调集序》，康熙刻本。

[295]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5《挽姚山期》之二。

[296] ［光绪］《嘉兴县志》卷25《列传·文苑》。按：姚佺曾编过《文源》，《寄徐野君》云“急欲往云间、武林二处一征，便速竣《文源》之事”。

[297] 如康熙二年（1663）庄廷《明史》案，康熙六年（1667）莱州黄培逆诗案。

[298] 邓汉仪：《诗观初集自序》，《诗观初集》卷首，康熙慎墨堂刻本。

第二十章 《鱼庭闻贯》所涉交游考

《鱼庭闻贯》是一部书中书，见于《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它是金雍于顺治十七年春季请父亲金圣叹评点唐七律五百五十九首的同时，将自己“平日私抄家先生与其二三同学所有往来手札”和“先生居常在家之书，其头上尾后，纸有空白之处，每多信笔题记”之中“有关涉唐诗律体者，随长随短，雍皆随手割截，去其他语，止存切要”，辑成一卷，共一百零三条。取名“鱼庭闻贯”[1]，是化用“鲤趋而过庭，（孔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也。’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和“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管子·戒》）两个典故，说明该卷是其父金圣叹诗学思想的精华，读此可以贯通诗道。卷中其父与人书信占多数，涉及八十五位当时人物（其中鲁钊、顾予咸、顾贽是信中提及者），是考证圣叹交游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在这八十馀人中，王瀚、王学伊、王宪武、王宪度、徐增、顾慈旭、顾陈昽、顾予鼎、顾嗣曾、许之溥、许之渐、沈永启、沈永卿、沈永辰、沈永令、沈永荪、沈永筠、沈世楙、秦松年、戴镐、周令树、许定升、许定贲、许来光、许王俨、邵点、韩贯华、吴敬生、宋德宏、周荃、王复阳、尤侗及顾予咸、顾蒨三十馀人，已见前此相关章节，此章专门考述鲁钊、殷丽、陆志舆、蔡方炳、史尔祉、章静宜、叶弘勋、毛宗岗、徐燇禧、嵇永仁十位。剩下的四十馀位可分三类：一是圣叹同姓亲属，按照金雍的称谓，有叔祖正士佶、家伯长文昌、家叔若水丽、家叔胜私希仁、舍弟释颜等；一是诗僧，有总持、天在、庄严、栴檀、安庠、解脱、敦厚、云在、开云等；一是俗世的师友门生，有徐学龙、任炅、韩俊、李荣宇、陈慈宝、张梅甡、顾孙闻、韩魏云、闵云祈、季晋、陈汉瑞、沈龙升、张伦、陈济让、陈弘训等。这四十馀位友人约近半数事迹完全无考，另外半数，所知事迹过于简略，难成专文，只能在第四章《事迹编年订补》“顺治十七年”事迹中略作绍述而已。

鲁钊

在《鱼庭闻贯》第十三条《与许青屿之渐》书信的末尾，有这样几句：“鲁桐声今在何处？弟欲与之往返十许日，搜尽此老诗学。”鲁桐声事迹罕见，乾隆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收鲁钊所作诗《有所思》、《娇女词》两首，并撰小传曰：

钊字桐声，号剩住居士，明季宿儒，与义兴堵牧称至交。堵登崇祯癸未进士，督学楚中，遭国变，父子死王事。家贫，旅榇不能归。桐声不忍故人忠孝之骨终委异地，乃悬堵遗像，誓于神前，必归其榇，葬之山中，卒如其志，人皆义之。居恒俯仰身世，悲从中来，辄为阮籍、唐衢之哭，人目为痴，自署“鲁痴”。时常郡有“痴”名者十人，堵痴于酒，鲁痴于哭。所著有《编苕集》，率意放笔，不欲人知，亦不可使人知也。始居西村湾，后迁武、宜界之运村以老。[2]

光绪许棫《重修马迹山志》亦云“鲁钊字桐声，种学绩文，文有奇气。工篆刻，得洪仲弢之传。与义兴堵允锡善……”[3]许之渐（1613—1700）为清初常州武进人，祖居马迹山（一名夫椒山），与鲁钊为乡人，故圣叹向其打探友人消息。上引小传中，“义兴”为古县名，宋代避太宗赵光义讳改为宜兴，与武进县毗邻，即小传末尾所谓“武、宜”。堵牧即堵胤锡（1601—1649，后世避胤禛讳写作“允锡”、“荫锡”），字仲缄，一字牧子，号牧游。常州宜兴人，出生于武进。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长沙知府；南明桂王时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病死浔州营中，三军恸哭。武进陈玉璂撰《牧子先生传》云“牧子先生，不详其姓名……自号牧痴，少时纵酒无赖，尝与钊读书佘泽寺，醉出堕泥堑……又尝与钊率群少年列队伍、执器械，己将之，命钊为偏裨，具有纪律”，传尾介绍鲁钊为“武进人，自号桐声居士，桐声犹言同声云”[4]。可见堵胤锡与“其友鲁钊”为少年竹马之交，两人年岁仿佛，即鲁钊约比圣叹年长七岁。陈玉璂（1636—？）为许之渐女婿[5]，与堵胤锡、鲁钊为晚辈同乡，哪里会不知道“牧子先生”的姓名？这里是避清初的忌讳。

堵胤锡“年谱”天启五年乙丑二十五岁条堵氏自言“因与宋子北翔、鲁子桐声、蒋子冲之交，往来甚密，人皆哂之”[6]，为何与鲁钊等人为友会被时人讥笑？时人武进邵长蘅（1637—1704）《书牧子先生遗事》曾记载堵胤锡友人有“狂士”鲁钊：“所与交如钊辈者凡十人，号十钝，或曰十遁，亦号十痴。”后人记载鲁钊弟鲁铉，“少年气盛，与其兄皆自负不凡”（《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十五），均流露出鲁氏兄弟不讨世人之喜的性格特征。鲁钊崇祯十年（1637）秋为堵胤锡《耐可吟》撰序，在赞扬友人不改“寒陋”，于“旁午之馀，商素业，笃于儒生”的品格的同时，认为多数文人“穷达不齐，要无异辙，当其闷影孤对，守章句之残，目不识异书，交不遇异人，一旦幸售，必龌龊阘茸，肩高于顶，心逃于胸，又况其内行之不可问者哉？”[7]从序中对侥幸腾达、“龌龊阘茸”之士的鄙夷，对识异书、交异人的期待，可以看出鲁钊的愤世狂傲、矜奇尚异和不轨于正。

鲁钊曾为堵胤锡遗集撰序，涉及自己明末清初的行迹：“庚辰，予司其塾；甲申，复宾其幕……乙酉之春，予返自星沙，遂与终诀焉”：崇祯十三年（1640），鲁钊为堵宅塾师；崇祯十七年甲申，入堵胤锡长沙知府幕；南明弘光元年乙酉，从长沙（星沙镇乃长沙县所在地）返乡；落款“丁未闰四月五日，剩住老人鲁钊书”[8]，可见其康熙六年（1667）尚在世。顺治十年前后，与遗民俞塞在南京有交往。俞塞撰七律二首《腊中遇鲁桐声于白门道上，明日往候，见其囊稿，有记予为‘科头丈夫’一语，因实以二诗》，另有七古《答毗陵鲁桐声步韵》：

颓风吹冷十年心，蜀雪同埋一丈深。囊空冻杀媚人草，未饮哑泉声亦瘖。日夕脾神思巨鼓，灵鼍悬处梦登临。苦哉半学死，耳窗开者闻雷音。背涌大汗逢《七发》，不徒能愈头岑岑。脱我绝岸僰道左，携之右手步青林。[9]

俞塞（1612—1661），字吾体，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性孤介，好读书，终岁旅食，未尝轻受人一钱，亦不妄交一人”[10]，后遂改姓“独孤”以见志[11]。从性格的怪异和诗风的怪异来看，俞塞与鲁钊为友，亦算是习气相投了。

邵长蘅记载堵胤锡疾革临终之事：“十一月舟泊浔江，夜且半，遽索纸笔，草遗疏，复自题其像，掷笔呼左右，语曰：‘吾不能马革裹尸，今毙命卧榻，死有馀恨！’奋衣起，欲自沉于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寻卒。”文末描述了此后五六年，“其友人鲁钊走苍梧，觅遗骸不得，得遗像以归。其自题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诚身事亲。遭时多难，诚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儿逋臣。呜呼可哀也已！’钊字桐声，亦狂士。初先生未第时，所与交如钊辈者凡十人，号十钝，或曰十遁，亦号十痴。甲申之变，往往散去，后多不知所终，惟钊存。”[12]晚清东莞张其淦（1859—1946）咏鲁钊诗：“况复桐声老，旧游怀鲁钊。十钝号十痴，落叶随风飘。肃拜向遗像，怕听藤峡潮。”[13]其史实和情感依据即所谓“今典”，就是这段被海宁陆嘉淑（1620—1689）评为“结处意境苍凉，抵一幅《荆轲易水图》”的文字。

邵长蘅对鲁钊的好感，除了为人的认同，可能还有亲缘的关系。今释和尚（俗名金堡，1614—1680）《重修邵氏家谱序》云：

永定邵氏，代有闻人……今之修是者鲁桐声钊，邵之自出也。钊才而敏于著述，其属序于吾，不由邵氏；不由邵氏而序邵氏之谱，所以贤钊也。使世无薄渭阳之情，钊可也。[14]

“渭阳之情”指甥舅之情。《诗经·秦风·渭阳》有“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之句，传说秦康公送其舅重耳返晋，直到渭水之北。可见鲁钊母家是常州邵氏。

鲁钊所作词，《全清词·顺康卷》据《荆溪词初集》和《瑶华集》收《青衫湿·写怀》一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据《七十二峰足征集》收《踏莎行·记梦》和《锦缠道·新秋次宋子京韵》两首。“青衫湿”即《人月圆》，此首《写怀》又见丁绍仪辑《国朝词综补》卷二，与《荆溪词初集》或《瑶华集》本差异很大：

畦兰不碍栽花处，况是只栽花。老年贪静，编篱插竹，就圃为家。 日高方起，书慵辟蠹，字学涂鸦。从来无泪，把青衫湿，烂醉生涯。

——《荆溪词初集》、《瑶华集》

荒原不少栽花地，况是只栽花。老年生计，编篱当户，就图为家。 端居多暇，经翻耒耜，韵检尖叉。晚霞红处，更携鸠杖，闲数归鸦。

——《国朝词综补》

两首词，除了第二句“况是只栽花”，文字差别很大。因而，《国朝词综补》卷二所录《人月圆·写怀》，亦应收入“补编”中。

殷丽

《鱼庭闻贯》第四十五条为金圣叹《与殷嘉生丽》书，言及唐律诗“此体既以取士，则居恒揣摩之时，其才者组练，不才者抄撮。当时亦必有如今世之备考脚本，一时沿习既便，即不免父兄以教，子弟以学，纷然尽出于斯，而毫不以为耻者”。此人事迹稀见，顺治十七年刻《传社唱和》一卷，《和韵》第二十二叶收录“殷丽羽青，吴郡”所作诗；康熙十二年刻《过日集》卷八收其诗，卷首“姓氏”著录殷丽“嘉生，江南吴县人”；康熙四十九年刻《槜李诗系》卷四十一亦收其诗，小传为“殷丽，字嘉生，吴县人”。晚清长洲汪正（1803—1863）辑《木渎诗存》，卷一有其诗，小传介绍稍详：“殷明试，初名嘉生，又名丽，字羽青，诸生。梁佩兰《六莹堂集》有《寄题殷丽木渎山馆》五律三首。”[15]该书卷一，所收均为明人，可知殷丽为吴县木渎镇（在今苏州西南，属吴中区）人，当为晚明诸生，入清隐居不事科举者。

殷丽同辈文友多为遗民，如魏禧（1624—1680）所撰《明广西右参政通奉大夫申公家传》，文末有“殷嘉生曰：赞语顾盼处，风神独胜”的评语[16]；殳丹生有《倪彤文斋头喜逢殷嘉生即事》诗：“九龙山坞别，相遇郭西偏。诗律看来细，狂名老去传。雨晴江上路，樱笋暮春天。共酌尊中酒，藜床一醉眠。”[17]殳丹生（1609—1678），字山夫；原名京，字彤宝。嘉善诸生，清初改名。避居苏州吴江[18]。倪彤文名炜，张大受《倪生传》云：“倪生名山堂，字纪邻，先居浙江，故崇德县之龙湾，称龙湾倪氏，明嘉靖间迁长洲。父炜，字彤文，为县学生，有名。”[19]徐崧《百城烟水》卷三《长洲县·文殊庵》记载“康熙丙辰募修，里人倪彤文为疏”，并录倪炜诗《辛酉秋同臞翁过文殊庵访自公》。梁逸《蒋园同殳山夫殷嘉生分韵》云：“千秋蒋诩径，一为野人开。草色分游屐，晴光上啸台。洗樽黄鸟下，得句白鸥来。日暮凭君醉，无烦候骑催。”[20]此诗约写于康熙二十三年，可知殷丽在世时间。梁逸（1609—1694）为苏州昆山人，曲家梁辰鱼的后人，“字逸民，辰鱼曾孙，徙居吴县红叶村。同邑张辰家阊门外，湖州濮宗、新安汪子蛟并寓吴，四人以诗相友，有《游山唱和集》。逸归昆后，刻所著诗仍以‘红叶村’名，志所乐也。闲为篆刻，古朴得秦汉遗意。甘韬晦，不具刺轻诣人。年八十六卒，无子”[21]。《红叶村稿》卷二末首《新岁试笔》有句“入春甲子逢初度，七十六年转眼过”，此诗撰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此著录“万三七—？（1609—？）”[22]，由方志记载其享年八十六，可证其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

蒋园主人当为蒋垓，字兆侯，长洲人，顺治七年诸生，十四年举人，十六年会试副榜。“吴门园亭以蒋园为胜，乌目山人王翚、林屋山人王存愫均为绘图。国初蒋君兆侯凿池时，获一石，上刋‘绣谷’二字，遂以名园”[23]。

《木渎诗存》小传所谓《寄题殷丽木渎山馆》的作者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顺治十四年举人，康熙二十七年始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一年乞假归。长于诗，与屈大均、陈恭尹并尊为“岭南三大家”。《寄题殷丽木渎山馆》三首对殷丽人生旨趣和生活环境的描述，使用了诸如“高人”、“柴门”、“泉味”、“山心”、“野兴”、“幽期”、“松影”、“藓痕”、“把钓”、“听钟”、“窥猿”、“教鹤”、“闲云”、“寒瀑”、“竹杖”、“寻僧”等词语[24]，烘托出一位“赋诗千百首，天地亦忘形”的隐逸诗人的形象，诗当写于殷丽晚年。

陆志舆

晚清叶昌炽于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四月二十日记载一事：“谢瀛士见示邹乾一诗题词，诗集已亡，惟存题词，共装四册，皆手迹也。始于钱东涧，最后一跋名舒，不知何人也。瀛士属考其爵里，匆匆尠暇，姑录于此，以俟异日。”其中有一人是“素园陆世恒，‘陆印世恒’（白文方印），‘予载’（朱文方印）”[25]。叶昌炽（1849—1917）后来是否考出陆世恒的“爵里”，尚有待查证，此位陆姓人士却与金圣叹存在交往关系。

《鱼庭闻贯》第五十三条《答陆予载志舆》，赞美唐人景物诗“所用一切花木虫鸟等物，彼俱细细知其名字、相貌、性情、香气、疗治、占验，无不精切，先时罗列胸中，一齐奔走腕下，故有时合用几物，却是只成一义”，同时批评“今之人”写诗，“写一物只是一物，写两物便是两物，甚至欲作闲斋即事诗，假如庭中却有三五样物，彼则心手沾沾然，竟不知应写此物耶，应写彼物耶”。为清初昆山邹震谦诗集题词的陆世恒，与这位陆志舆实为一人。此人的籍贯、字号、姓名都有各种异说，是清初因为科举考试的需要而改动身份的一个例子。

在康熙年间刊行的徐崧、陈济生选评《诗南初集》卷九，收陆志舆《春日怀伯兄予敬客燕》七律；吴懋谦康熙五年（1665）自序的《豫章游稿》卷二，有《访陆予敬、予载素园，晚登南台》诗。由此可知陆予敬和陆予载为兄弟。道光《昆新两县志》有予敬传：“陆志熙，字予敬，吴县人，吏部郎中康稷子。明末由诸生选贡，尚气节，工诗文，承先志，不谒选人。康熙初迁昆山南星渎。”[26]陆志熙，字予敬，一字宇镜，崇祯十七年贡生，苏州府吴县人。其父陆康稷，字宇粒，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除贵溪知县，性刚介，有廉声，调繁庐陵，剖断疑狱辄奇中。举卓异，擢兵部主事。奉命祭陵，遇魏忠贤于道，不让，寻落职归。崇祯改元，起吏部主事，历文选郎中，掌铨政。以亲老乞终养，家居垂二十年，卒年六十。康熙志。”[27]方志对于其最后的仕履是有所遮掩的，陆康稷在弘光元年尚在南都任文选司郎中，因“勋臣干请不遂”[28]，唆使“惠安伯张养志论选郎陆康稷贪污，诏勿问”，时在乙酉（1645）四月初四日[29]，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朝灭亡。“时马士英用事，名器滥觞，康稷充位而已。南都破，归卒于家”[30]。由此可见方志所谓“家居垂二十年，卒年六十”当有一误：如系家居垂二十年卒，则约卒于康熙二年（1663），享年六十，则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其为万历四十年（1612）浙江秀水籍举人，九岁举人、十三岁进士，未见其传记记载，故不可能享年六十；如实享年六十，家居可能就不是将近二十年而是十年，即约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根据各种条件推测：陆康稷约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弘光灭亡后家居近二十年，享年七十，约卒于康熙二年（1663）。

陆志舆年龄较小，昆山徐乾学（1631—1694）说“为予兄弟总角交”。诸生谱的记载是“陆志舆（吴世恒，丁巳，无为州籍，苏州教授）”[31]，这里是说他本名陆志舆，庠名吴世恒，康熙十六年以“吴世恒”名冒无为州籍考中举人，后来官至苏州府学教授。具体任职时间，方志有记录：“吴世恒，予戴，无为州籍长洲人，举人，本姓陆。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任。乾隆志‘戴’作‘载’，康熙志亦作‘载’”[32]，下任苏州府学教授为安徽芜湖人朱端，康熙三十三年（1694）任，陆志舆大约卒于此际。这样，也就解释了一个现象：身为苏州人的陆志舆或吴世恒何以会出任当地府学教授，因其榜籍为安徽庐州府无为州。自考上举人后，陆予载在乡里以榜名为名，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六《人物·昆山县》盛献传中，有“康熙戊辰，教授陆世恒至甫里讲乡约”；入仕后在官方正式场合仍被称为吴世恒，如江宁巡抚汤斌康熙二十四年撰《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云“斯役也……司学事者，教授吴世恒、训导张杰也”[33]。

综合各种记载，对此人的“爵里”可作如此描述：陆世恒，字予载，一字宇载，号素园；原名志舆，榜姓吴，名世恒，后遂以为名。苏州吴县人，庠籍长洲，榜籍安徽无为州。顺治十一年（1654）长洲县庠生第七名，康熙十六年以吴世恒考中顺天北榜举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苏州府学教授。金圣叹顺治十七年致函称其为“陆予载志舆”，说明那时还没有以“世恒”名。其主要事迹如下：

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尤侗撰《怀陆氏素园》：“北窗独枕一弦琴，梦到西园昼影清。石径翠苔宜饲鹤，河桥杨柳尚留莺。风来解带迎秋气，月落弹棋听夜声。若使碧筒能醉客，何辞褦襶谢程生。”[34]

顺治十七年（1660），金圣叹致函与谈唐七律诗评选。

康熙五年夏季，王昊撰《家石玄颐园宴集，偕归元公、陆宇镜、予载、叶敷文，分得七阳》诗，“又得一东”诗曰：“嵇阮襟期四座同，机云才藻并称雄。玉山人坐今宵月，茂苑帆来昨夜风（谓宇镜昆友）。樱笋厨佳尊更绿，竹梧庭冷烛偏红。当筵授简皆能赋，那数西园在邺中（园在鹿城西郊，亦号西园）。”[35]以陆机、陆云赞美志熙、志舆兄弟的文才。王昊（1627—1679），字惟夏，太仓人。善诗词，名列“娄东十子”。诗题中“家石玄”指王晨，字农祥，号石玄，昆山人。其父为晚明王永祚（？—1645），字原修，号澄川，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郧阳巡抚，抗清而死。王晨少年丧父，顺康间遭遇奏销案，“以赋册诖误，不慕荣利，隐居西郊。亭馆参差，竹木掩映，临池染翰，吟啸其间”[36]。颐园，在昆山“留晖门外濠仓北，明中丞澄川王公置以养亲，故名。其堂曰观颐，有听松阁、万竹楼、雪舫、清荫堂、天香隐、无住、渡香诸胜。广袤数亩。……乙酉中丞公殉难，园渐芜废。康熙初长君石玄移家园中，念父祖继殁，颐观俱尽，目击心伤，撤其堂额，更名‘三勿堂’，取孟夫子集义之义。”后改名硕园，“以故宅都废，园如硕果云”[37]。“归元公”指归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诸生，著名遗民。叶敷文，名方蔚（1631—1696），昆山人。生具特操，母丧，三年戒酒肉，不居内室。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宏词，方蔚预荐，牍辞不赴。时兄方恒官佥事，方蔼官禁廷，俱以书促之。不得已就道，计试期已逾，乃抵京，作启以谢举者。既归，里中举行同善会，建社仓、育婴堂，皆力任其事，以岁贡终。

康熙十一年二月，陆氏兄弟与归庄、徐崧（臞庵）等友人再次聚于昆山王晨颐园，今存诗歌有归庄《同徐松之、陆宇镜、宇载、王石玄万竹楼即席限韵》、徐崧《二月晦日同归玄恭过王石玄观颐堂留宿，时陆宇镜、宇载、从有、夏钦若、严慎伯、唐与升、王翔逸在坐》、陆志熙《春日集硕园，同徐松之、归元公、夏钦若、家弟宇载，分得津字余字》、王晨《壬子仲春晦日宇镜、宇载、从有在斋，元恭、臞庵、与升适至，主宾得七人，分得归字》[38]。此年秋，詹事府录事高士奇（1645—1703）撰《寄陆宇载》：“词赋争夸陆士龙，麻衣归去隔春冬。相思遥寄吴江月，霜冷丹枫咽暮钟。”[39]

康熙十六年秋，在京考中顺天北榜举人，主考官为长洲彭定求。中举后曾蒙康熙帝召见：“丁巳……圣祖尝令掌院传谕，召问录事孙宗宪、举人吴世恒、及登春，平日所习何家书法。宗宪、世恒以御试钟、王录用对，登春以向习各家俱未能成对，并问及籍贯、履历。”[40]可见陆世恒长于书法，学钟繇和王羲之。许承宣《倪公陆宇载尚书合稿序》：“今天子锐意古籍，博求二帝三王之学，而公、宇载方在伏处时，海内久以公辅之器期之；今一旦并登贤书，奋而起，将不知所止。”[41]许承宣[42]，字力臣，江南江都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官工科给事中。倪灿（1626—1687），字公，上元籍钱塘人，康熙十六年举人，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官翰林院检讨。徐乾学《陆予载翁林一合稿序》“吴门陆子予载，为予兄弟总角交；虞山翁子林一，则山愚先生令嗣，执经于予者也。二子与苏子苞九、翁子宝林相友善，所处至阨穷，独能深研钻极，深求圣贤之指归，务为通经博古、明体达用之学。一时或姗笑之，不顾也。……予载、林一则又同登丁巳贤书，而向日姗笑之者，又从而叹羡欣慕之不置。”[43]常熟翁大中，与陆世恒同为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后中康熙三十六年进士，四十一年任福建上杭知县，“卒于官”（下任四十六年任）[44]。林佶（1660—？）《朴学斋诗稿》卷五有《赠上杭翁林一大令》。

康熙十七年，尤侗妻曹氏卒，宋实颖撰《同乡亲友公祭文》，陆世恒以尤侗“年家眷晚生”的身份[45]，名列致祭名单中。

康熙十八年春，在京参加会试，落榜南归。高士奇撰诗《送陆予载下第归吴门》五律二首，有“著述传新语，登临忆旧欢。冥鸿千里去，极目振飞翰”之句[46]。此际高士奇以中书舍人供奉内廷。

康熙二十一年，在京（或参加会试，或参加选官）。张云章撰古诗《壬戌上巳，总宪徐公招集祝氏园，效兰亭体，时同集者宋御之、范国文、仇沧柱、陆宇载、万贞一、丁燕公、张预章，及总宪家纯公、艺初、道积、敬思与余共十三人》[47]，张云章（1648—1726）字汉瞻，号倬庵，江南嘉定（今上海所辖区）人，游京师，为国子监生，客徐乾学之门。祝氏园，“在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祝氏园向最有名，后改茶肆，今亦毁尽。”[48]总宪徐公指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徐元文（乾学弟），仇沧柱即后来著有《杜诗详注》的仇兆鳌。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以无为州籍人士官苏州府学教授。此年秋，吴江叶舒胤（1631—？）撰《寄陆宇载学博》，诗题双行小字注释云“宇载家本吴门，籍属涟水，遂教授本郡。丁酉与余同出雷紫岩夫子之门”[49]。丁酉指顺治十四年，雷紫岩当指雷珽，字元方，四川井研人，顺治十三年至十四年任吴江知县。涟水即淮安府安东县，或是无为州之误记。同时说明陆世恒之所以能任本府儒学教授，与榜籍不在本地有直接关系。

康熙二十五年，为长洲知县徐弘炯向汪琬请撰重建县署尊美堂碑文。汪琬《重建长洲县尊美堂碑》云：“县治之有堂也……教授陆子予载与侯友善，每述士民之志，乞书其始末于石。”[50]此际，苏州儒学教官聚于吴江徐崧郡城寓宅，徐崧撰诗《王大席学博招同姚彦昭、张如三、王梦鹤、陆予载诸广文小集寓斋》记其事[51]，参加者除了府学教授陆世恒，依次为吴县训导王辂，字大席，句容人，康熙十六年七月任；长洲教谕姚文焱，字彦昭，桐城人，康熙十七年正月任；苏州府学训导张杰，字如山，桐城人，康熙十六年三月任；吴县教谕王晋，字梦鹤，庐江人，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任[52]。从姚文焱瓜代者上任为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可判断聚会时间下限。

蔡方炳

《鱼庭闻贯》第六十条《答蔡九霞方炳》：“三四自来只是承之一体，不必用力太过。……此只是唐人出手极平常事，人自不察。玄解如先生，必能许我。”蔡方炳（1626—1709），字九霞，苏州府昆山人。其父懋德（1586—1644），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李自成攻陷太原，自缢而绝，谥忠襄。方炳为其次子，年十七补长洲庠生，入清隐居，不事科举。《苏州府志》小传云其“康熙戊午举博学鸿词，报罢归，益潜心理学，体究良知之指”[53]。报罢指考试落第，然同书记载苏州府“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宏词、十八年召试”的有关情况是：

是科苏州共荐二十人，与试未用者八人，吴：黄始，长洲：宋实颖、金居敬，昆山：叶奕苞、叶方蔚，常熟：陶元淳、冯行贤、邓林梓；患病行催不到者一人，昆山：蔡方炳；未试丁忧者一人，吴：惠周惕；未试病故者一人：吴江：叶舒崇。[54]

考中翰林者八人，吴县：钱中谐，长洲：冯勖、汪琬、尤侗、范必英，常熟：周庆曾，吴江：潘耒、徐；特授中书者一人，昆山：朱钟仁。如果以民族气节论，蔡方炳当为最突出者；如果以处世艺术论，比起同邑朱用纯（1627—1698）《与陶康令》“此生未保若何，又安能以残躯勉应大典？”[55]拒绝荐举之决绝，蔡方炳要更加讲究生存技巧。

方炳著述甚丰，涉猎群籍，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所著史部《增订广舆记》二十四卷、《铨政论略》一卷，子部《愤助编》二卷；《清文献通考》另载其《历代茶榷志》、《历代马政志》各一卷；《清经世文编》收其有关“吏政”、“户政”、“工政”的文章如《长洲清田纪事》、《漕船支运议》等七篇；《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收其《海防篇》、《舆地全览》；《河东盐政汇纂》收其《盐课篇》。今存另有《广治平略正续》、《息关三述》等。康熙二十七年（1688），与浙江长兴进士臧眉锡合刻朱熹《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为《四库全书》收录，认为“颇得古人刊书谨严详慎之意”[56]。另著有《四书绎》、《历朝经济录》、《修齐录》、《正学矩》、《息关新本》、《墨泪集》、《秋寻集》、《愿学斋稿》、《未尊集》、《编年诗》等[57]。从上述书目中即可看出，在圣叹的友人中，蔡方炳是较少的一位讲究经世致用的理学之士。圣叹推崇其“玄解”，突出其青壮年时沉潜阳明心学之一方面，方志说其“博涉群书，于理学、政治、典故考订该洽”[58]，更全面地总结了其学术成就。朱彝尊（1629—1709）“强圉赤奋若”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作《题蔡征君方炳著书图》云：

先生忠孝门，早岁力埋照。逃名名愈随，只缘笔舌妙。中年巾柴车，起应鹤书召。人多留嚣尘，君乃返蓬藋。立意在千秋，肯贻北陇笑？渊源订伊洛，图书衍周邵。其言明且清，削繁领其要。今已七十馀，行不藉藜筱。请观息关图，钩膝但坐啸。淙淙石罅泉，丸丸松顶峤。山宜题六聘，洞可亚三诏。著书早晚成，先以语同调。[59]

方炳七十二岁时仍笔耕不辍，入清后韬光养晦、匿迹埋名的遗民生涯，反而使得其声名远播。“肯贻北陇笑”，化用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昔闻投簪逸海岸，今见解兰缚尘缨。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是以反诘的语气讽刺假托隐居以求利禄者。献嘲、腾笑、争讥、竦诮，均指嘲笑、讥讽。朱彝尊本身就是康熙十八年博学宏词科受益者，能写出“人多留嚣尘，君乃返蓬藋。立意在千秋，肯贻北陇笑”之句，难能可贵。

蔡方炳早年受阳明心学影响很深，晚年亦融通程朱理学。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曾在自己著名的《潜书》中记载一事：“息关蔡子，其父忠襄公尝梦见阳明子而问道焉。息关因画为图而以己侍侧，请唐子有以发而题之。”[60]其实这幅图由清初画家黄佐绘图，朱耷（1626—？）题名。晚清方濬颐（1815—1889）曾收藏过这幅“侍亲问道图”：

高一尺二寸，阔二尺一寸。巨石数卷，长松二株。幅中三人，其紫衣玄履、角巾布服、抱膝端坐石上者，盖阳明先生也；其幅巾黄衣朱履隅坐者，前明蔡忠襄也；其侧拱手侍立、蓝衣朱履者，忠襄仲子息关也。卷首八大山人题“侍亲问道图”五大字及蔡氏子孙自书跋语。[61]

蔡氏子孙跋语记载了蔡懋德崇祯二年（1629）在吉州梦遇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1472—1529）之事：“此先忠襄督学江右时自记也。昔吾夫子志在周公，故得见于梦；先忠襄学文成之学，经文成过化地，遂得问道于梦寐间。盖意中有慕悦之一人，虽梦寐犹将见之，岂偶然哉？爰摹陆包山所绘阳明先生像，合先忠襄遗像，存此梦中一段因缘，并以小子侍其侧，用寄瞻依仰止之思云。男方炳百拜谨识，孙泰嘉百拜敬书。”卷末另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彭定求（1645—1719）撰书之《侍亲问道图说》和康熙四十年徐（1636—1708）的题词。

其交游，既有遗老隐士，亦有新朝达官。如友人遗民孙枝蔚（1620—1687）《鹧鸪天·又题蔡九霞小像》云：“颜沃若，意悠然，馀生惟愿老林泉。其如狗监知名姓，新奏凌云殿陛前？”[62]汉代司马相如因狗监蜀人杨得意向天子荐引而名显，孙枝蔚反用其意，赞扬蔡方炳拒绝荐举，甘心隐逸。遗民黄宗羲（1610—1695）康熙二十九年（1690）与吴县周茂藻（1611—？[63]）、长洲文点（1633—1704）、慈溪裘琏（1644—1729）等游苏州虎丘，撰《同周子洁、文与也、裘殷玉、芝儿至虎丘，遇蔡九霞、张茂深》，以“相亲却为党人后”许之[64]。徐增《怀感诗》以“慷慨衣冠欲裂秋”形容其气节[65]。同时，其友人亦不乏封疆大吏、地方大员。如顺、康之际，方炳曾“入滇南，谒三桂，赠以千金，留之不可，盖逆知有癸丑之事矣”[66]。宋荦康熙二十七年曾撰《夏日同蔡九霞、王勤中、姜学在、儿至游支硎、华山，用元遗山天涯山韵》[67]，宋荦（1634—1713）时任江苏布政使，治所在苏州，与当地友人游西郊名胜。王勤中即王武（1632—1690），清初著名画家，布政司署在苏城升平桥西北，即其先祖王鏊三槐堂旧第，亦为圣叹友人；姜学在名实节（1647—1709），号鹤涧，莱阳人，晚明礼科给事中姜埰次子，入清隐居苏州，遂为吴人。蔡方炳以自己的学问和品格，得到历任江南大员的尊敬。“睢州汤斌巡抚吴中，延与讲论；总督于成龙辟修《一统志》，并相钦服”[68]。于成龙（1617—1684）康熙二十一至二十三年任两江总督，汤斌（1627—1687）康熙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任江苏巡抚、宋荦康熙三十一至三十五年任江苏巡抚。从有关迹象看，似曾入于成龙幕府，康熙四十五至四十八年又入江苏巡抚于准幕。

虽为世家子弟，蔡氏入清后并无多少家产。其兄方熺，“痛父殉闯贼之难，绝意人事，隐居以老，虽屡空不肯干人，卒日至无以殓”[69]。方炳的谋生方式，似不以塾师为生，主要以编书为业。如先后为江阴知县陆次云编选过《澄江集》七卷，为昆山盛符升（1615—1700）《山居集》编选、作序；受聘编纂《江南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江南通志》卷首所列修志姓氏，总裁为于成龙等五人，纂辑人有蔡方炳等十人）、《长洲县志》（康熙二十七年刻本），编撰过八卷本汤斌《汤子遗书》；受江苏巡抚于准（？—1725）之托，重编其父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康熙四十六年刻），于准云：“吴门蔡子息关，夙侍先清端教，知先清端心，故属之编次。”[70]次年，又与方炳一起“编次增益”于成龙《正修录》三卷、《齐治录》三卷[71]。此外，还先后为句容王辂（1606—？）《万卷山房诗集》、嘉定吴屯侯《西亭诗》作序、仁和张竞光《宠寿堂诗集》、长洲张霨《香圃诗抄》作序（落款“康熙丁亥夏五月息关蔡方炳具草，时年八十又二”）[72]，为汉阳彭一楷《耕云堂集》[73]和长洲张冷《鸥庄集》作序[74]。康熙年间，还编选过八股文选本，收入宜黄应鼎、应升（康熙二年举人）科举文字，“蔡九霞选《房行八名家》，升兄弟在焉”[75]。从各方面判断，蔡方炳与臧眉锡合刻的朱熹《晦庵集》不会仅仅是对前贤著作的一般性整理。朱熹的著作，一向是明清各级学校和书院的必备书目，其市场性（即印数）应该是可以的。晚清张之洞在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为治下诸生开列阅读书目时而编撰的《书目答问》，就是将“蔡方炳刻本”[76]列为《朱子大全集》的唯一版本。

有意思的是，作为“渊源订伊洛，图书衍周邵”的理学家，蔡方炳对戏曲、小说同样具有兴趣。今存其咏剧诗《旗亭观剧》七绝三首：

翠管清笙出凤城，霓裳一曲已教成。而今不数黄幡绰，只许旗亭唱太平。

梨园新谱浣溪沙，才子乘春玩物华。不用周郎筵上顾，延年端是旧名家。

顷刻分身判乐忧，闻歌宜笑复宜愁。从来离合多成幻，大地何人不是优。[77]

此外，他与同邑通俗小说家吕熊为友人。吕熊以其纂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78]。九霞则为其《女仙外史》第三十回《吕军师献馘行宫，唐月君燕飨诸将》撰写回评：

蔡息关曰：献馘、饮至，军礼也。此似仿其意而行之。第月君以草莽一女称尊，坤之黄裳与乾之飞龙不同，说不得君臣一体、上下合德。然勤王之日，安能无歃盟设誓之举？今之奏凯，又安能无宴飨慰劳之典？若遽自尊严，岂不令豪杰解体？行文至此，可谓厄运。乃竟有本事平空截断，如神龙出没，但见其首而不见其尾，真化笔也。又恐二师来得突然，预在登郡大路曼尼从地底钻出，先为此处伏脉。噫，吾无间然。[79]

评语前半截，依照春秋礼仪说内容的合理性，又据男尊女卑说内容的不合礼，显示出理学家的迂腐；后半截，从情节安排的角度，评析细节设置颇谙照应、伏笔之道，显示出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在圣叹友人中，兼有戏曲、小说评论实践的，除了毛宗岗，可能就要数到蔡方炳了。

史尔祉

《鱼庭闻贯》第六十三条为《答史夔友尔祉》，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载其人“史尔祉，号沙墟，杭州人，善画”[80]，《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均据此著录。史尔祉的确是画家，所绘《山水册》和《山水册页》，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天津历史博物馆[81]。史尔祉被今人所注意，是因为其曾在清初著名画家吴历《吴渔山仿古山水册》留下跋语：

虞山山水之秀，真图画也。造化又以其不尽之秀，多生异人，使山川灵气还归笔端。吴子渔山亦间代一奇也。渔山之画，入前人之室，扫近代之靡，人尽知之。然余所推重者，则不止是。每见人之工画者，无不以其所工者自诩，因以其所工者骄人，且又多为赝本以欺世而射利。噫，真可鄙也！渔山之画足上人，而意每自下；技足乱真，而志取无伪。其澹宕自然之致，盖有道者流也。渔山之画固传，渔山之人将不独以画传，而渔山之画殆以其人而益传矣！兴福默上人常悬榻以相待，以是得渔山笔墨独多。余每过访，辄索其所存画一再展观。见其画如见其人，其画可思，其人更可思也。默公重其人，兼师其画，默公之能自得师并可贺。霁庵史尔祉题。[82]

吴历（1632—1718），字渔山，苏州常熟人，自号墨井道人。著名画家，中年入天主教为传教士。章文钦先生撰著《吴渔山集笺注》，附录此文，题名为《吴渔山仿古山水册跋》，注释作者史尔祉云：“字汉谷，又字汉功，号霁庵，居吴门。能诗善画，与渔山、徐增、戴雨帆和僧默容等为道艺交。”[83]应该说，章先生对史尔祉的简介是有建树的，“又字汉功”，颇稀见。“字汉谷”，当是据康熙六年徐增对此画册的跋语：“余幼喜藏画……近岁得史汉谷画而悦之，汉谷极口吴渔山画，因与定交。”“居吴门”则是含糊其词，回避了究竟是哪里人的问题。

康熙四十一年陈惟中修《吴郡甫里志》卷一录其《过淞水》七律二首，卷八《庠员》顺治朝载有“史尔祉，字夔友，昆山”，说明与金圣叹讨论唐诗评选的史夔友为清初苏州昆山甫里镇人（《国朝昆新青衿录》无此人名，或属冒名考试）。甫里原分隶两县，“属长洲（今吴县）的名甫里，属昆山（今昆山市）的名六直。现为吴县甪直镇”[84]。只是字夔友的史尔祉，与“字汉谷，又字汉功，号霁庵”者是否为一人，还要论证。在徐增《九诰堂集》目录中，著录“后序一道，史汉谷文学”，卷首载史尔祉撰《九诰堂甲集后序》，著录作者字号为“汉功，号霁庵”。这位在“后序”中一口一声“叹先生”、“我叹师”地称呼已逝的金圣叹的史汉功，一定就是圣叹与之讨论诗艺的史夔友。《吴郡甫里志》云“以上三人俱住沙墟”，据民国《吴县志》载，沙墟乃甪直镇村名，距苏州城二十四里。

徐增与史尔祉交往，在《九诰堂诗集》中首见于《陆秋玉同史汉功连次过访，感好我之意赋此，汉功有咏王之涣三人酒楼姬歌绝句一首，为千古绝唱，秋玉每见人必称“吾汉功”，说项美谈，仅见于兹，故并及之》（卷二十二），写于康熙四年（1665）。此卷另有《戴雨帆过史汉功斋头见余甲集诗有作见怀次韵奉酬》、《柬史汉功》、《连日雨窗怀陆秋玉兼调史霁庵、戴雨帆》、《赠史汉功》，卷二十三《史汉功先晤秋玉即下乡》，卷二十四（康熙五年撰）《汉功为我画牡丹》、《又画菊》、《分芭蕉与汉功栽》、《题史汉功南城诗兴图行》。诸诗所涉人物，秋玉指常熟陆泓，一名元泓（后避讳作“浤”），“有文誉，著《水墨庐诗》行世”[85]，今存康熙五年（1666）刻本。其事迹以同邑王应奎所叙为详：

陆元泓，字秋玉，邑之毕泽人也。诗学长吉、东野，颇尚新奇，某宗伯尝作《嗜奇说》以题其集[86]。晚岁无家，流落吴门，图己像于水墨尺幅中，自号水墨中人，诗亦名《水墨庐诗》。近吴门沈确士作刘学博剩庵传及之，称为“志士”，谓学博易代后守其高节，穷饿以死，泓乃与徐晟、陈三岛经纪其丧，葬之虎丘[87]。不特能诗，而其人亦可重也。[88]

徐崧《百城烟水》卷一录有陆泓《河北刘剩庵先生客葬半塘》：“太息我生本有涯，纵令归去亦无家。此间有甚死不得，犹恨多看十度花！”雨帆，一作“与凡”，即长洲戴顾质，乃康熙二十三年武举人，榜姓顾[89]。陆、史、戴三人为友，“陆老知交两人在，沙墟史君汉功尔祉杨城戴雨帆顾质”[90]，康熙初年因陆元泓而得与徐增为友，从此即相与切磋诗艺，“每与沙墟共忻赏，新诗一见一回惊”[91]。尤以尔祉能诗善画，而得徐增赏识。徐增《赠史汉功》以“词客与画师”赞之，云其“淡远简穆有深致，茫茫宇宙谁相知。吾友虞山有陆叟，与君水乳无分离。谓我斯人不世出，缔交翻恨言何迟！一刻不见余闷坐，一日不见余愁思。见君之画辄鼓掌，见君之诗辄开眉。余于世间无所嗜，获君片纸恐或遗……其人静修洁如玉，其心微妙游如丝。无大不包细不失，立德立功维其时”。谓其才华“不世出”，评价很高。

其实，徐增与史尔祉定交，绝非仅仅因其诗画艺术超绝。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建立，有个关键性的中介人物，即金圣叹。《九诰堂甲集后序》云：

昔在问疾院与叹先生论诗，谓：“诗至少陵其既圣矣乎，摩诘则禅矣，白也才而不律；后有作者，未易登其堂，况入室乎？”盖叹先生眼中自有真诗，其不轻可一世，明矣。后偕游南城珠树，夜阑酒半，与说古诗家宗支甚悉，已而语余曰：“子曾见徐先生子能否？诗今作手也。”时以鹿鹿，未即谋晋谒。客岁夏，始得同平原翁秋玉拜先生于华平园……近读《九诰堂诗甲集》，信乎为少陵的派，而亦惟才大，无所不可，故能合四唐、兼晋魏而自为鼓吹。因念叹先生所丁宁于向日者，其言果不诬哉！今叹先生以门兰见锄，为千古长恸矣。然得从先生游，气谊如云，才情如海，且不吝教我，至过加奖借，意肫肫欲成人之美者，不得复见我叹师，见先生如见我叹师矣！

此序写作时间，从“客岁夏，始得同平原翁秋玉拜先生于华平园……近读《九诰堂诗甲集》”，知徐增康熙四年（1665）始与史尔祉交，并将自己诗集稿本借给其看（《戴雨帆过史汉功斋头见余甲集诗有作见怀次韵奉酬》），那么“客岁”之后的“近读”，当是指由上年延续下来的康熙五年了。圣叹生前多次与之谈诗，可见史汉功即史夔友，乃圣叹弟子。由此可见，圣叹于唐诗，只许可杜甫、王维和李白三人。问疾院，似乎为寺院之处所。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著录有唐代阎立本《文殊诣维摩问疾图》，乾隆《鄞县志》卷二五记载城中开元寺有“维摩问疾相”。“文殊问疾”出自《维摩诘经》第五卷《文殊师利问疾品》，讲述佛陀遣文殊师利前往毗耶离城向维摩诘问疾的过程[92]。“南城珠树”，珠树或指常熟破山兴福寺，即史尔祉跋吴历画所云“兴福默上人常悬榻以相待……余每过访”之寺庙。该寺庭有唐代二老松，太仓陈瑚《破山璎珞树歌》有云“兴福寺庭双珠树，状如璎珞抱佳趣”[93]。然常熟在苏州城北部，与南城何干？详情待考。

史尔祉作为清初的画家，不仅今人早已不知其生平事迹，从《历代画史汇传》的著录，可知至清代中期其已经不为当地人所了解。彭蕴灿（1780—1840）是清初长洲慎交社领袖彭珑的后裔，将沙墟误为别号、苏州误为杭州，实在不该。有关史尔祉绘画创作以及古人诗画互动创作的研究资料，在徐增长诗《题史汉功南城诗兴图行》和《与史汉功》系列尺牍（文集卷四）中颇有涉及，有兴趣者可参看。

章静宜

《鱼庭闻贯》第六十七条为金圣叹《答章湘御静宜》：“三四必欲如崔汴州‘白云千载空悠悠’，此岂可复得哉？当时惟有李青莲‘芳洲之树何青青’，分明便是一笔脱成。然而上之三句，早已所失无算。沛公真是天授[94]，胡可以学之也？”崔颢《黄鹤楼》与李白《鹦鹉洲》诗，自古以来便有孰优孰劣之争，圣叹认为《鹦鹉洲》乃模仿崔氏之作，有天授和借鉴之别。所致书者章湘御，是圣叹友人中不多的几位诗文著作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作家，只可惜作品不存，唯有提要：

《吾好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章静宜撰。静宜字湘御，吴县人，顺治中诸生。此本凡诗三百馀首，列近体于前，而次古体于后。卷首具标姓字里贯如小传式，疑即从选本中析出者也。静宜尝从学于宋实颖，又与吴伟业酬赠，故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95]

静宜为顺治二年吴县籍诸生第四名，第五名为钱镛（后改名中谐），第九名为潘隐如即刘隐如[96]。提要云静宜尝“从学于宋实颖，又与吴伟业酬赠”，不知是否据《吾好遗稿》存诗而言。师从长洲宋实颖（1621—1705），必是其早年事，顺治中期实颖与静宜长兄章在兹（1619—1673[97]）分别创立慎交、同声二社，遂生龃龉。太仓王昊曾说“予共湘御同受知于吴梅村先生”（《哭章六湘御》“伤心宁独李膺门”诗注[98]），故后来可能向吴伟业（1609—1672）学诗，而非仅仅是一般性的“酬赠”唱和。

静宜卒年可确考，生年可略推：友人王昊顺治七年（1650）庚寅撰《赠章湘御》“悬知年少青云器，不数终军二十时”[99]；顺治十七年九、十月间撰《哭章六湘御》，可推章静宜生卒为崇祯四年至顺治十七年（约1631—1660）九月间。圣叹与静宜通信在顺治十七年上半年，他或许是唯一死于当年的友人。

所谓“章六”当是指叔伯兄弟的排行，其同胞者四人，静宜行三：“湘御为素文、鹤书之弟，九仪之兄，四先生并擅才华，名满大江南北间。湘御尤工于诗，近人鲜有知者。”[100]章氏四兄弟，在时人王昊《哭章六湘御》亦有涉及：“最痛长兄犹远道”诗注：“时素文游燕未归”；“雁影分时恸弟昆”诗注：“谓鹤书、九仪也”。其中长兄素文最有文名，其曾孙章照，为沈德潜外孙，沈氏曾赠诗曰：“过江王谢数门庭，群季通明共醉经。”并注云：“素文、鹤书、湘御、九仪四先生以经学擅声吴中，光重素文曾孙也。”[101]其在《清诗别裁集》中，对在兹、静宜兄弟的好评，血缘关系即在此。从“王谢门庭”看，章氏乃苏州望族，只是在现存史料中已无记载，静宜岳父为苏州沈应明（1571—1641），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生四子（元符、元箕、元鼎、世奕）五女，“庶出一，适章静宜”[102]。这位“庶”妾，由于没能为沈家生子，在家谱中连姓氏都没有，可以想见其女所嫁者的家族地位亦非鼎盛；“以经学擅声吴中”亦与史实有出入，章氏兄弟四人中，鹤书、九仪名已无考，即便是较为著名的章在兹（素文），在当时也是以编选八股选本《清音集》和创立同声社而声名遐迩。沈德潜在介绍其事迹时亦云：“我吴操选政，莫盛于杨忠文公之《同风》[103]，素文先生继之，每一部成，其序文文目，老媪仆人匿而不出，坊间演剧予金，始付之，此吴中佳话也。事载《质亡集》中。”[104]《质亡集》为吕留良编，后为禁书，仅存残本，所幸收录各人小传载入吕氏文集，在《章在兹素文（吴县）》中，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

素文得名最早，此犹其崇祯间社刻也。自辛卯、壬辰以后，《清音》选本行天下。每行卷房书出，各省贾人先纳值坊间，必待《清音》乃去。坊人具币聘，盛供给，每部数百金。有时序文目录既发矣，而为家人妇子所留，又必厚馈剧燕而后得。盖选家之盛，自周介生、范文白以来[105]，未有能及《清音》者也。然二十年间软熟浮滑之文，庸鄙荒劣之选，亦日滋月蕃。岂风气迁流，虽素文，固亦有不能自主者乎？[106]

“厚馈剧燕”之剧燕，即丰盛的宴席，始能与丰厚的馈赠互文见义。大儒沈德潜，将之说成“坊间演剧”，当因乐意传播“吴中佳话”而未目验《质亡集》原书。

沈德潜云静宜“名满大江南北间”，当非虚誉。如陈维崧康熙四年赠长洲王天阶（康熙二十九年岁贡）诗中，回忆旧游时云：“章生素文宋子既庭、右之真大才，记同骑马姑苏台。两家小弟半黄土畴三、湘御，旧游欲说心先哀。眼中之人钱炼百、宫声与沈韩倬，何日高歌还痛饮？”[107]这是陈维崧顺治十年赴苏州虎丘所交友人：宋既庭指宋实颖，右之指宋德宜（1627—1687），二宋为同宗而非同胞，畴三指宋德宏（1630—1663），乃德宜弟；炼百为钱锳，宫声为其弟钱镛（后改名中谐），与静宜为诸生同年；韩倬为沈世奕（1625—1685），是静宜妻兄（同父异母）。三宋为慎交社头领，章、沈、钱为同声社领袖。吴江计东（1625—1676）为王昊（字惟夏）《硕园诗稿》撰序云：

忆癸巳春，三吴友人方以文会之事，欲尽去异同之见。余与惟夏暨嘉定侯研德、吾邑吴汉槎、郡城章湘御，共饮酒于宋畴三家。各被酒起立，汉槎抚湘御背而泣，且大言曰：“昔袁本初死，曹孟德过其墓，哭之甚哀。人皆诃其诈，以余观之，诚然耳。”余与惟夏皆大笑，研德、畴三亦笑，其意气历历若昨日事也。不数年，研德、畴三、湘御相继早世，畴三、湘御且无子，研德有子孤贫不自振，汉槎久在绝塞万里之外……

汉槎为后来因流放而闻名的吴兆骞（1631—1684），乃慎交社首领；硏德为侯涵（1620—1664，原名泓），为慎交成员之一[108]，因其性格较好，故与“无党派”人士太仓周肇（1615—1683）、王昊、郁禾（1622—1678）等，成为在慎交与同声之间负责传话、调停者：“太仓如王维夏昊、郁计登禾、周子俶肇，则联络两社者”[109]；或云“从中传达者，研德、子俶两君，专为和合之局，大费周旋”[110]。周肇字子俶，江南太仓人，为吴梅村弟子，吴氏选《太仓十子诗选》，周肇、王昊皆名列其中。可见，由于吴伟业等人的调和，在顺治十年三月那短暂的灿烂春光里，慎交、同声两社成员曾暂时摒弃了“异同之见”。“岂知愈和而愈不和，愈合而愈不合”[111]，随着吴伟业赴京上任，两社的蜜月很快结束，继续着被遗民姚佺鄙夷为蛮争触斗的“血地数千里”的蜗角之战[112]。

由于静宜在世时间仅约三十年，加之其诗集今亦未见，故所知与之存在诗歌唱和关系者较少。陈维崧有《赠钱宫声、章湘御》：“作客三春信马蹄，百花洲对越来溪。遥思联臂行吟处，才挽青丝日又西。”写于顺治十年（1653）[113]。钱中谐（1626—1693），原名镛，字宫声，号庸亭，昌平籍吴县人。与静宜为同年诸生，顺治十四年北闱举人，十五年进士，康熙十八年宏博，官翰林院编修，充纂修明史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科举人而能连捷为进士，可非一般人能比，当时因科场案发，新举人均再次赴京，由顺治帝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于太和门“亲行复试”，“每人以一兵夹之”[114]。中进士后长期仅为“候补知县”[115]，可见惊魂未定。《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钱中谐，庸亭，《书经》。乙亥年正月二十八日生，昌平卫籍，吴县人。”清抄本《康熙十八年鸿博履历》：“钱中谐，字宫声，号庸亭，行二，丙寅年正月二十八日生，顺天昌平籍，江南吴县人。”今人据前者著录其生卒为“崇祯八年—？（1635—？）”[116]。韩菼《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候补京职钱先生行状》：“先生生于故明天启丙寅正月二十八日，卒于康熙癸酉五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117]其宏博履历，是较为少见的科举履历生年与实际完全一致者。考进士时虚报年龄九年，考宏博时始如实申报，前后之举的差异，或许正反应了用世之心的浓淡消长之迹。

静宜好友，除了同邑钱中谐，当属太仓王昊（1627—1679）。昊字惟夏，一作维夏，王世懋（世贞弟）曾孙，为文学世家子弟。弱岁能古文词，“与四方名士为文社，交游几遍海内”。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宏词，“廷试授内阁中书。命下而昊已先数日卒矣”[118]。顺治十二年撰《醉中放歌》赠静宜：

皇天之下后土上，丈夫七尺何莽莽。意气宁须让古人，文章终今归吾党。夫差城东星色高，章家兄弟皆人豪。章生十三负奇异，皎皎玉立扬清标。词场策勋推第一，作赋独有凌云笔。世间凡马亦不少，骅骝出倏空俦匹。……琥珀斝，琉璃觞，不如相携醉道傍。绿鬓红颜岂长久，男儿安得夸身强。要知词组足千古，胸中磊块有时吐。五侯七贵诚区区，造物小儿何其愚。[119]

在顺治十七年秋冬之际，当闻知静宜不幸早逝的噩耗，王昊一连写下四首同题七律以悼之，其一曰：“邻笛初闻第一声，橘花菰叶总凄情。要离墓近心应在，子敬琴亡恨不平。每讶避人疑厌世，岂知纵酒竟伤生。可怜夙昔相期意，绿鬓红颜谶已成。”自注末句云：“予昔赠湘御短歌，有‘绿鬓红颜岂长久，男儿安得夸身强’之句。”[120]武进董以宁（1629—1669）亦撰有悼诗五律两首，次首为：“昨岁梁溪道，匆匆最怆神。一樽情未毕，十载事空陈。渐觉知音少，难禁下泪频。尚怜交未密，佳传属他人。”末联说的是：“湘御亡后，一日见梦于钱宫声，托以作传，云密友无如子者。”[121]钱中谐为了替亡友求得董以宁写传，竟然编造出死后托梦相嘱的故事，不料被五十丧子而心绪不佳的董氏婉辞。

值得注意的是，章静宜的死因是纵酒伤生。三年后，宋德宏三十四岁死，尤侗总结其死因，亦有“修短虽天命，吉凶由人致。君素善豪饮，淳于一石醉”之句[122]。次年陈济生病逝，亦与饮酒有关。尤侗祭文云“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素性豪饮善啖，血气壮盛非衰”[123]。当时吴人喜饮，文人才子以之为潇洒，世家子弟以之为风流，其深层原因，或许是因为身处那个心路历程的传统轨迹被打乱或颠覆的动荡苦难的时代。圣叹好酒，“彻三四夜不醉”[124]，姚佺好酒，喜欢“颓然轰饮”[125]，两人能活到近六十岁，也算是万幸了。

《清诗别裁集》选章静宜诗六首，其中七言歌行《汴梁行》评语曰：“此感流寇决河灌城而作也，前写汴梁之盛，后形汴梁之衰，婉转悠扬，初唐风调。”可与《四库全书总目》“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特才华未为富赡，故边幅太狭，终不能与之抗行”的评价参看。评价创作贵在知人论世，如馆臣得知章静宜三十早逝，就不会将之与三十六岁才写下《洛阳行》这篇长篇歌行“成名之作”的吴伟业[126]，比较能否“抗行”了。

叶弘勋

作为“现存最早之蒙学诗法”[127]著作《诗法初津》的作者，叶弘勋事迹罕见。顺治十七年（1660）成书的《鱼庭闻贯》第七十九条，收录金圣叹《与叶有大弘勋》：“微闻四郊说有小警，辄更张皇其言曰：‘我于兵戈涕泪，乃更不减老杜。’呜呼，此好乱之民也。以后若见此等语，幸悉付火烧之，更共为昌明惇厚之言也。”这位圣叹与之谈论诗歌创作的叶氏，《吴中叶氏族谱》“蒋湾派”第二十六世有著录：“弘勋，字有大，庠生，娶张氏，子一。”[128]惜无生卒记载。

关于弘勋的籍贯，《贩书偶记续编》卷二十“诗文评类”著录：“诗法初津三卷，清震泽叶弘勋辑，无刻书年月。约康熙间德荣堂刊。附仪汐轩诗草一卷”[129]。所谓“震泽叶弘勋”，乃是据《仪汐轩诗草》自序落款“震泽叶弘勋有大氏漫识”过录；此外，《诗法初津》自撰绪论，亦署名“震泽棘人叶弘勋有大氏”。震泽，一般作行政区划名时，指的是苏州府吴江县，故有学者认为叶弘勋是“江南震泽（今江苏）人，因号震泽棘人”[130]、“自号震泽棘人，江南吴江人”[131]。前者是将“震泽”视为县名，可是历史上自雍正二年（1724）始析吴江西南境置震泽县，在清初江南省时，尚无此县名；后者是将“震泽”视为镇名，自南宋相沿至今，清初属吴江县辖，故可视为吴江人。可是《吴江县志》却没有此人的相关记录，且有关方志将其视为吴县人。如同治《苏州府志》在《艺文志·吴县》一卷中，即著录有“叶弘勋《庄子注》、《唐诗选平》、《诗法初津》、《仪汐轩稿》”[132]。吴中叶氏蒋湾派，乃宋代叶梦得次子桯—箕—峋之后。“吴之山有两洞庭者，东西相望于太湖中，太湖东隅曰蒋湾”[133]，由此可见蒋湾即洞庭东山，今名太湖东山。太湖古名“震泽”，《禹贡》“震泽底定”，汉代孔安国注曰“震泽，吴南太湖名”[134]。弘勋自署“震泽”，就是标明自己是苏州太湖人。故，清代中叶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即太湖地区诗歌诗集），于“东山叶氏合编”录叶弘勋诗九首：《江南曲》、《补钱塘破阵乐曲》、《补龙女还宫乐曲》、《金阊竞渡歌》、《塞下曲》、《雨后纳凉》、《扬州酒贵有叹》、《黄成子求婚未遂乃有怨诗次韵寄调》、《侍御陆竺庵母舅宦游两粤十年乃归感赋》，卷首小传曰：“弘勋字有大，郡诸生，绩学工文，有《庄子注》、《唐诗选平》、《诗法初津》、《仪汐轩稿》行世。”[135]可见是太湖东山（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东山镇）人，“郡诸生”是说他是苏州府学诸生。“棘人”，语出《诗经·桧风·素冠》“棘人栾栾兮”，郑玄笺：“急于哀戚之人。”后人居父母丧时，往往自称“棘人”，似乎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称谓。

《诗法初津》“意在传授诗法，是一部诗学教学讲义”[136]。卷首有顺治十五年叶子循序，次为陆枢序：

吾甥叶有大，小时即能为诗，不假学习，盖夙慧也。记其甫八岁，曾有咏雪句云：“莫羡高楼歌有酒，只怜贫户赋无衣。”虽近浅薄，然颇知用意矣。嗣后舅甥游处不恒，晤接稀简，而有大乃获侍葛震甫先生，与葛仲御、葛亮生、孔大文交，皆以英少而从事声律之学。其时《诗归》盛行，随俗宗法竟陵，颇伤清弱，然不掩其秀慧灵奇之气。震甫与诸子既后先谢世，有大年力益劭，自悔少作，复出入于长吉、义山之间，惊藻殊华，溢于行字。后缘避兵婴疾，抛掷儒冠，遂专志为诗。已乃游邗沟，望匡庐，泛大江，登黄鹤，眼际寥廓，胸次块磊，而诗愈苍劲，升李、杜之堂，排高、岑之闼，老干凌霜，枝叶刊落，凡萼纤卉，岂能与并？顾其生性不喜名，见啖名若渴之士，辄攒眉避去，以此不为人所知。近从楚中归，旅泊吴门，会士子蜂如，学为诗赋，载酒问奇者户外屦满。因辑为此编，以简应对之烦。署曰“初津”，谓为初学首途云尔，实未足以尽吾有大也。有大生平所著书及其诗集，行且次第问世。世有识者，定信吾言之非誉矣！

落款“五湖烟叟竺庵陆枢漫题”。古人“舅甥”，既可以指舅舅和外甥，亦可以指岳父和女婿。家谱载弘勋父名春辉，字熙台，“娶陆氏，继汤氏”，而弘勋妻为张氏，可见陆枢为其舅。陆枢字公荣，号竺庵，别署五湖烟叟，吴县人[137]，崇祯六年（1633）附榜贡生。吴门姚希孟游太湖，常宿其家：“从来佳客至洞庭，未尝无主；余独以通家故，过陆枢公荣，其它则借宿萧寺而已”[138]。陆枢序中云弘勋诗学“葛震甫”，即葛一龙（1567—1640），字震甫、震父，号台山，吴县太湖武山人。由贡生选授云南布政司理问，未几归罢。与“竟陵派”领袖人物谭元春多有唱和，诗名益噪。有《葛震甫诗集》传世。弘勋所交友人，“葛仲御、葛亮生”似为葛一龙后人。一龙子弟以诗名者，府志载“葛御夏《自求草》一卷，字无，一龙长子。葛昭夏《冬晴草》，字亮生，一龙叔子。”[139]然“仲御”似非长子的字号，经查太湖武山《葛氏家谱》，一龙共四子，次子御夏，“字无，号仲御，太学生”，三子昭夏，“字亮生，号叔夏，江宁县庠生”[140]，后人因“叔子”表述的含糊，误认为昭夏是“一龙从子”[141]；“孔大文”，名尚素，吴县诸生，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四《武山孔氏合编》录其《舟月》五律一首。葛氏和孔氏都是太湖武山人，地处“东山之东，水断桥连”[142]，东山叶氏与之交往自有地缘之便。

从陆枢序文中，可见弘勋晚明因受葛一龙的影响而诗法钟、谭竟陵派，后学晚唐二李。“避兵婴疾，抛掷儒冠”，当指其入清隐居，弃诸生，诗风亦转向李、杜、高、岑。这一诗歌创作轨迹，或许可以代表明末清初许多经历家国之变的诗人选择。《诗法初津》附录《仪汐轩诗草》自序云：

居恒苦为儒冠所缚，不得不课授生徒，砚涸毡寒，意气都尽。予近既谢去诸生，桎梏顿解，狂吟痛饮，俯仰有馀。乙未夏秋之间寄迹邗沟，盖浪游也。其时薄有题咏，亦复颓然自放，始知笔墨中有纵恣如意境界。因尽焚畴昔之诗，断自此为始。未识宇内宗工，谓我何如，而颇喜非复故我矣。

将晚明之作尽焚，可见与竟陵诗派的决裂。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录有叶弘勋《侍御陆竺庵母舅宦游两粤十年乃归感赋》，《仪汐轩诗草》未收，当撰于顺治十年至十二年（1655）乙未之间：

别来人世海桑迁，罄诉愁悰已十年。墨绶时艰戎幕寄，绣衣霜冷谤书传。遥思故国黄柑美，饱啖蛮乡锦荔鲜。江左风华方扫地，粤南兵燹又漫天。未容草檄销边燧，但得题诗压瘴烟。流寓岂堪惊唳鹤，归装端为感啼鹃。身家不系同游子，仕宦多忘似谪仙。莲社每邀元亮醉，兰帏空忆孟光贤。忧时匣抚雌雄剑，爱客囊空子母钱。花鸟春光清咏遍，莼鲈秋兴素盟坚。甘辞匠石留千载，拟卜桃源共一椽。喜见岩岩新白发，自惭孑孑旧青毡。琴尊且乐枌榆里，笔札应陪书画船。独愧小才依大厦，支离难续渭阳篇。[143]

“侍御”指监察御史。《七十二峰足征集》记其事迹颇为含糊，云：“枢字公荣，崇祯癸酉副榜。游粤值兵阻，十年不归。寄婚于闽，遂家焉。子文虎，纯孝人也，得其音耗，冒锋镝迎归。既归，喜居僧舍，自号竺庵。有《南中诗》一帙，死时殉之棺中，故不传。”[144]写诗题名“南中”且不欲传世，清初浪迹粤闽（两广福建）且遭锋镝之险，可见与南明有关；黄宗羲所云南明永历二年（1648，顺治五年）左都御史“袁彭年条陈宪规，察御史履历，适陆枢同道，刺书下衔。彭年劾请逮问，上批未允”[145]，当即此人。“墨绶时艰戎幕寄，绣衣霜冷谤书传”，墨绶指结在印钮上的黑色丝带，“绣衣”指“绣衣御史”。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使光禄大夫范昆等着绣衣，依照战时制度发兵镇压民变，非正式官名。叶弘勋此两句诗，隐约说明了陆枢投军南明王朝参加抗清，历时十年，曾官御史，却被权臣袁彭年陷害的遭遇。方志其子传云：“陆炳，字文虎，洞庭东山人。父枢，崇祯六年副榜，游于粤，永明王用为监察御史。炳未知父存亡，日夜号泣，冒锋镝间关赴粤。枢已弃官入闽，求而得之，遂迎归，人称为陆孝子。采吴明时祭文。”[146]可见晚清学者已经开始正视清初这段历史。

作为提供给初学者学习诗法的启蒙读物，叶弘勋《诗法初津》所辑为“宋元以来之诗学资料”[147]，“大体为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及宋元诗格，分类编排”[148]。在这一编纂大格局下，于卷三杜甫《刘九法曹郑瑕裘石门宴集》诗后，引当代“圣叹先生曰”，足见对圣叹批语的重视：

题中无“枉”字，又无“陪”字，然则先生不与宴集矣，如何又有此诗？及读“掾曹”、“能吏”二联，而后知刘乃枉驾，郑则夤缘。一段幽事，败于俗物，故不书“枉”、书“陪”。[149]

此段话，确为金圣叹所言，又见所撰《杜诗解》卷一《刘九法曹郑瑕裘石门宴集》总评，末句“故不书”作“故不复书”，此后并有“以明是日身直不在酬酢中。因叹一起一结之妙，正不止于傲然不屑而已”三句。据友人回忆，圣叹自十五岁开始就醉心杜甫诗：“唱经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楼借杜诗》。庄、屈、龙门而下，列之为第四才子。”其评点杜诗的方式亦很奇特：不是一气呵成，而是有感遂发：

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以为计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150]

故圣叹死难时，《第四才子书》并无成稿，钱塘赵时揖“向慕评杜之书而不得见，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零星收辑得若干篇，惧其久而湮也，亟授之梓，天下于是得读第四才子之书矣。”[151]命名为《贯华堂评选杜诗》，稍后又有金昌受圣叹临难遗诗“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托，“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兹淝上归，多方蒐缉，补刻又若干首，而后《第四才子》之面目略备”（《叙第四才子书》），此为《唱经堂杜诗解》的问世经过。《贯华堂评选杜诗》和《唱经堂杜诗解》皆成书于圣叹身后之康熙初年，而顺治十五年序刻本《诗法初津》已经收录了金批杜诗的有关文字，虽然仅有一则，却反应了《第四才子书》的成书经历，弥足珍贵！

毛宗岗

《鱼庭闻贯》第八十三条为《与毛序始》：“诗至五六而转矣，而犹然三四，唐之律诗无是也；诗至五六虽转，然遂尽脱三四，唐之律诗无是也。得便过我，试取唐律细细看之。”毛序始即毛宗岗，字序始，号孑庵，苏州府长洲县人。对毛宗岗生平研究最为详细、最有贡献的是陈翔华先生《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1989年），后出诸家论述，如刘世德《三国志演义》（醉耕堂本）校点《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正学《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刘海燕《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与评点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有关内容，皆无出其右者。笔者有幸在二〇〇一年浙江大学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纪念会上与陈先生相识，请其回京代为鉴定均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醉耕堂本《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否同出一坊，并顺告在《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中有毛氏庠籍和时间的记载。蒙先生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回信，云“寄示有关毛宗岗的补充材料，十分感谢”；“两本同出醉耕堂一坊，当非误言也”。以下便以所撰《毛宗岗年表简编（初稿）》[152]为基础，介绍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并略有删减补正。

明崇祯五年（1632） 壬申 一岁

毛宗岗生。父毛纶字德音，号声山。疑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或此前数年间。有文声，浮云客子称“其锦心绣肠，久为文坛推重”云（《第七才子书序》）。曾评罗贯中《通俗三国志》，但为人所窃据。又评高则诚《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行于世。

崇祯九年（1636） 丙子 五岁

友蒋之逵生。（按之逵事，见前。）之逵有胞兄蒋铭字新又，毛宗岗称之“吾友蒋新又”（《第七才子书·参论》），当生于此前。

陆按：“之逵事见前”，指文中对蒋之逵的考述：“蒋之逵（1636—1694）字云九，号佚圃，原名镐。蒋灿孙。本为蒋圻次子、蒋铭胞弟，因伯父垣（1613—1634）早卒而出嗣长房；为宗子。贡监生，候选知县。……他是毛纶的弟子，故毛宗岗作跋称之‘云九世兄’，亦当相与过从。”据道光刊本蒋氏家谱，蒋铭，“圻长子，字新又，长庠生……生于崇祯乙亥八月初四日，卒于康熙己酉三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五，著有《古文汇钞》，康熙戊申初编”[153]，即生卒为崇祯八年（1635）至康熙八年（1669）。陈先生根据的是国图藏同治稿本，不知为何反不如刻本详细。

崇祯十四年（1641） 辛巳 十岁

金圣叹已评点《水浒传》而成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毛宗岗后自称：“尝读《（第）五才子书》”（《第七才子书·参论》）。此书对毛宗岗之评改《三国志演义》甚有影响。

清顺治八年（1651） 辛卯 二十岁

父毛纶受前明故宦蒋灿之聘，为其孙蒋之逵授业。宗岗从其父始谒蒋灿请益，得蒙嘉许。此时，又与蒋铭、蒋之逵兄弟等相交。宗岗之识文学家尤侗，疑亦始于此时

陆按：毛宗岗此年以第三名拔为长洲县庠生，《诸生谱》署作“毛宗冈”，并注曰“冈一作渊”[154]。毛氏与蒋氏相交者，另有蒋之昂（1612—1691）。之昂为蒋铭、之逵堂兄，乃“元震第三子，字公若，长庠生。生于万历壬子四月廿三日，卒于康熙辛未三月二十日，年八十。喜读书，克承祖业，训后以义方，乡人推服。著有《来风楼诗稿》，名士金圣叹、毛宗岗等皆从之游”[155]。民国《吴县志》将此句改为“名士金圣叹、杭永年皆从之游”，依据仍是“《娄关本支录》”[156]。蒋元震为蒋灿的兄长。之昂小于圣叹四岁，“从之游”或有夸张。尤侗与宗岗父毛纶早已相识，顺治初年所撰悼念同邑友人汤传楹（1620—1644）诗“生友相怜寄慰真，一持慰语一伤神。九原有客知谁慰，秋雨空山鬼泪新”有注云“毛子德音寄诗慰予”[157]。

顺治十七年（1660） 庚子 二十九岁

毛宗岗与金圣叹有往来，并曾向之请益。圣叹有《与毛序始》论诗歌创作……即招宗岗来研讨。按圣叹有《选批唐诗》，而宗岗亦知唐诗。如其《第七才子书·参论》云：“尝读唐人诗，有一首之内而上下迥别者。……”（见清成裕堂本）。宗岗知诗，对他后来评改《三国志演义》甚有影响。

陆按：宗岗知诗，与圣叹引导应有关系；金批古文、杜诗，对毛批三国有具体影响。参见下引李正学先生之《毛评与金圣叹关系新辨》。

康熙三年（1664） 甲辰 三十三岁

约在本年前后，其父毛纶评《通俗三国志》，宗岗亦得参与，但书成，为人所窃。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云“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共一百二十卷。……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

陆按：“白门快友”或指南京醉耕堂书坊主人周亮工、亮节兄弟。

康熙四年（1665） 乙巳 三十四岁

父毛纶因双目失视，乃口授而使宗岗执笔代书，并参赞其事，评《琵琶记》而作《第七才子书》。七月十二日，同里尤侗为之作《第七才子书序》。

陆按：康熙刻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首有“康熙乙巳秋七夕后五日吴侬悔庵题于看云草堂”的落款。

康熙五年（1666） 丙午 三十五岁

夏末，友蒋铭过毛宅，赞成《第七才子书》之刻事。按蒋铭者，宗岗弟子蒋深之父也。于是，宗岗持《第七才子书》手录本，乞其师葑溪浮云客子作序。七月十五，浮云客子序成，称“予与毛子德音交有年矣……其郎君序始从予游，予喜其能读父书，以为有子若此，尊人虽失视，可无憾焉”云。

陆按：蒋铭赞成刻事，指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今夏之杪，蒋子新又偶过予斋，于案头检得此书。展看一过，即抚掌称叹，以为‘声山氏诚高东嘉（明）之知己矣。……盍急寿之梨枣……则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予感其言，即进梓人而以斯言告之。梓人亦以斯言故，遂不日而竣役。”蒋铭此年辑有《古文汇钞》十卷，现存，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为苏州交翠堂刻本[158]，家谱载“康熙戊申初编”即成书于康熙七年。交翠堂乃蒋宅堂号。吴伟业撰序云：“吴郡蒋新又，吾友韬仲佥宪公之孙也。刻其《古文汇钞》成，问序于余曰：此吾祖所以教于家者也，愿得一言以识勿忘。”[159]未见吴梅村年谱言及其事；姚文燮亦序此书云：“吾友蒋子新又，忧夫古学之终不可复也，间有一二好古者，或苦卷帖浩繁，目力不给，且家贫不能多得书，于是为《古文汇钞》一编。上溯周秦，下迨宋明，正据经史，旁罗诸子百家，莫不揽其要领，撷其精华，择其有益于举业者，汇而集之。而凡天下之事理、古今之载籍，大要是矣。”[160]姚文燮（1628—1693）字经三，江南桐城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时任建宁府推官，官至开化府同知。“浮云客子”即长洲彭珑（1613—1689），文革红女史据康熙刻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康熙丙午孟秋望日葑溪浮云客子题于衣言堂之南轩”的落款和印章，以及内容和写作时间，判定为彭珑[161]，可以成立。长洲彭蕴章（1792—1862）云：“前明崇祯间，七世祖敬舆公始筑堂于葑溪之滨，颜曰衣言堂。”[162]彭珑字云客，号一庵，德先（字敬舆）次子，为顺治十六年进士，此年因丁父忧而居乡[163]。彭珑与尤侗均为清初苏州文社慎交社领袖，毛宗岗为其弟子，或入其社。

康熙十八年（1679） 己未 四十八岁

十二月，李渔为毛评本《三国志演义》作序。李序谓毛氏批评，“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此本由醉耕堂刊刻（按醉耕堂顺治十四年还刻过《评论出像水浒传》），书名称“四大奇书第一种”，为今存最早之毛评刻本。

陆按：李渔序云“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因伯索序”。据陈翔华先生考，因伯即“李渔长女淑昭夫沈心友之字，赘于李家，主持刻印等事”。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既由其携自金陵，最终又由金陵醉耕堂刊行，此时周亮工、亮节已逝世多年，所谓“因伯索序”，当是心友受醉耕堂后人即亮工诸子所托。沈心友，字因伯，号克庵，杭州人。曾为冯娴《和鸣集》撰序。《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苏评孟子》二卷，“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所校，其子心友刻之”[164]。

康熙十九年（1680） 庚申 四十九岁

正月，作《庚申元旦宜振堂介五十寿》诗二首（见苏州市博物馆藏清嘉庆间敬承堂刊本《金氏重修家谱》卷八）。又有《题金豫音小像》一赞（见同上书卷七），未知所作年月。其赞曰：“斯何人？彭城佳士字豫音。予之与斯人交也，久已忘形，而兹乃遇之于丹青。”金豫音亦宗岗交游之朋辈也。

陆按：据嘉庆重修《金氏重修家谱》世系“兰谷公派云间公三房朴庵公支”记载，金豫音其人可考：“汝瑞，懋彬子，字豫音，号念曾，吴庠生。生于崇祯六年正月初一日，卒于康熙丁丑年九月初三日。”可见毛氏友人为金汝瑞（1633—1697），比宗岗小一岁。

康熙三十年（1691） 辛未 六十岁

友褚人获纂辑《坚瓠集》二集已成书，是年四月彭榕（号秤翁）为之作序曰：“《坚瓠集》二刻告成，以示秤翁”云云。其后，毛宗岗亦应约作《坚瓠三集序》，署“同学孑庵毛宗岗序始氏漫题”。毛序谓“及观所编《坚瓠集》，凡其睹记所及，古今人轶事，与语言文字之可资谈柄者，悉载焉，而劝戒之意，即寓于中”。又云：“此真儒者好事之所为也”，“然儒者自命，即不见用于世，要当立言以垂不朽”。此亦宗岗之夫子自道也。

康熙三十四年（1695） 乙亥 六十四岁

所作《戒角篇》，载于是年四月序刊本《坚瓠十集》。褚人获此集卷一《戒角文》则有云：“苏人好角，人有招之而即趋赴者。毛序始先生仿制义体，集《四书》句，作《戒角篇》曰。”下录毛氏全文。按此虽游戏文章，但寓劝戒之意。

康熙三十五年（1696） 丙子 六十五岁

是年，曲江廖燕（1644—1705）游吴门，作《金圣叹先生传》谓：“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安、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见清抄本《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宗岗评《三国》已为人所称许，但未知廖燕游吴时曾否访晤。

陆按：而安为而庵之误，即徐增，著《而庵说唐诗》；吴见思著《史记论文》、《杜诗论文》；许庶庵即许之溥，著《庶庵说杜》，皆为圣叹友人。廖燕《二十七松堂集》有清刻本、和刻本多种。

康熙三十八年（1699） 己卯 六十八岁

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五选录毛宗岗《孑庵杂录》二则：《朋友不通财》、《司帑有识》。在《朋友不通财》中，宗岗指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按《坚瓠广集》之记载，最迟有康熙“己卯八月初”事（见卷四《天关》），故知此书当成于是年。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庚辰 六十九岁

夏日，因邻人失火而焚及室庐，乃作《临江仙》词自叹所藏书尽燔。其词云：“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从今遣闷更无方。将何来下酒，一斗竟荒唐！”（见《坚瓠补集》卷五《焚书自叹》）

褚人获《坚瓠补集》选录毛宗岗的作品，还有：（一）《猫弹鼠文》（见卷一《毛序始猫弹鼠文》）；（二）词《西江月·咏鲞鹤》、《西江月·咏茧鹤》二首（见卷一）；（三）《美女灯谜》（见卷四《诗隐美女》）；（四）《僧道乞诗》（录自《孑庵杂录》，见卷五）；（五）《王贵学别子诗》（录自《孑庵杂录》，见卷六）。褚人获《坚瓠秘集》卷六，选录毛宗岗《孑庵杂录》一则：《秦桧日受铁鞭》。按此集有康熙庚辰尤侗序云：“今《秘集》又成焉”，故知成书于是年。

康熙四十二年（1703） 癸未 七十二岁

褚人获《坚瓠馀集》选录毛宗岗《孑庵杂录》二则，即《孝道明王》（卷一）与《陈学究》（卷三）。……按《余集》有康熙癸未张潮序云：“向传《坚瓠》大选，又成《余集》新编”，故知此书成于是年。

陆按：陈先生从《坚瓠集》中钩获之毛宗岗佚作甚备，可补者仅为《天干地支谜》（续集卷一）、《词赠周明娘》（补集卷六）。从褚人获所选录的毛宗岗诗词文谜，可见其诙谐幽默、以文为戏的处世风格，与金圣叹有相通之处。《坚瓠集》共收录其词四阕，分别为《西江月》咏鮝鹤、茧鹤各一，《临江仙》自叹室庐被焚，《白苹香》咏歌妓周明娘，可补《全清词·顺康卷》之阙。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己丑 七十八岁

是年春，为弟子蒋深所藏其曾祖蒋灿《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宗岗当卒于此后，但具体年月待详。

陆按：毛宗岗《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有云：“岁辛卯，先生延馆先君子，俾冢孙云九世兄受业焉。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古貌温言，如被春风，间亦略自道其为学与为政时事，以训后进。子屡以拙艺请政，辄蒙嘉许。时予方弱冠耳，而今忽忽已老矣。”陈翔华先生正是据此而推考出毛氏生年。蒋深是毛宗岗弟子，字树存，号绣谷、苏斋，乃蒋氏子弟较有文名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收其诗五首，评之曰：“绣谷以纂修《书画谱》得官，居官有政声，诗亦时露警句，名场中交重之。”[165]与查慎行、储大文、李绂、惠士奇、张大受等有交往。陈先生云蒋深为蒋铭之子，并据《苏州府志》得其简历和著述。今抄家谱小传补其遗：“深，廷镕嗣子，字树存，号绣谷，一号苏斋，晚号西畴居士，太学生，由荐举充武英殿、南薰殿纂修，特授贵州平越府馀庆县知县，署甕安县、平越县、石阡府龙泉县知县、思州府知府，升山西大同府朔州知州……生于康熙戊申正月初十日，卒于乾隆丁巳十月二十六日，年七十，分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韵府》、《皇舆全览》，注释《御选唐诗》。”[166]蒋深（1668—1737），是蒋灿第三子蒋铭三子，蒋灿第五子蒋垓独子廷镕的嗣子，此年四十二岁。

如果说毛宗岗生平研究以陈翔华先生贡献为著，那么，有关毛宗岗批评《三国志演义》中的金圣叹影响，则由青年才俊李正学先生之《毛评与金圣叹关系新辨》最富新意。李正学大作，不仅认为金批《天下才子必读书》中的《前出师表》评点，在《三国志演义》第九十一回中“全为毛评引用”，并且指出毛批所涉杜甫诗的评价亦“出自”金圣叹。根据其举例，列表如下：

经过以上的比较，李正学指出“毛评《三国演义》中，《前出师表》、《咏蜀先主》、《蜀相》、《咏诸葛孔明》评点，均袭用金圣叹的有关文字”。通过从毛纶、毛宗岗与金圣叹交往的考证，他认为“当是毛宗岗师承金圣叹。进一步说，毛本《三国》的诗文评点主要应由毛宗岗完成，而不是毛纶”[167]。无论其结论是否尚有值得深入辨析之处，从《三国志演义》中寻找诸葛亮文章和杜甫诗歌，并进而比勘毛批与金批的异同，无疑是研究金圣叹评点及其思想对毛批影响的聪明而有效的途径！

徐燇禧

《鱼庭闻贯》第九十四条是《答徐绥祉燇禧》：“来教说诗，可谓最精。夫唐人律诗，后解其于前解，政如善骨董人之急观其覆手也。”徐燇禧，字绥祉，长洲人。明遗民阎尔梅《徐武子携祯起、绥祉步过虎丘酌我》诗曰：“幅巾茅履出山塘，略似陈公挈二方。三十年前曾把臂，九千里外忽登堂。野民流涕归司马，孺子辞征老豫章。醉后放言无忌讳，满林松鼠跳斜阳。”[168]徐广字野民，仕东晋孝武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徐稚字孺子，东汉人，屡次被官府征召而不就。此处是用两个古代徐姓贤人的事迹，来形容徐武子及其子祯起、绥祉入清后的气节。

徐武子，名树丕（1596—1683），号墙东居士、活埋庵道人，长洲人。明季诸生，入清为遗民，人称“南国之耆旧，天下之逸民”[169]。所著有《识小录》、《中兴纲目》、《杜诗执鞭录》。其妻姚氏（1596—1669），为晚明东林党要员姚希孟的长女。魏禧《徐母姚孺人墓志铭》云：“长洲隐君徐公树丕之妻姚孺人，前诸生晟之母也，盖礼部尚书文毅公希孟之长女。自其生万历丙申以逮殁，享年七十有四。子晟以下，燇禧、廷俶、照隆凡四人，燇禧县学生。”[170]晟和燇禧，就是祯起、绥祉的名字。同邑徐增曾撰《徐武子先生暨姚夫人七十双寿序》，言及晟和燇禧：“先生丈夫子四人，祯起、绥祉名最著……增弱冠时，祯起、绥祉二子才名鹊起，谬与增结为兄弟欢……然与两兄游，辄愧逊不如，于时辈中得当我三人者盖鲜，迄今皆五十上下矣……今乙巳秋降辰前，二子辄以家贫、子职不修为辞。”[171]徐晟（1615—1683），原名煜兴，字祯起，更名晟，字损之，号陶园，晚明诸生，鼎革后随父隐居。父逝，哀毁卒。所著有《续姑苏名贤小记》、《成友札小引》。徐增所谓“乙巳”指康熙四年（1665），徐氏自己五十四岁，徐晟五十一岁，既云三人“皆五十上下”，燇禧当在四十八九岁之间，姑以四十八岁计，生年约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燇禧成名甚早，崇祯十五年（1642）苏州刘綦辑刻《通鉴全史汇编历朝传统录》，便由其“鉴阅”。刘氏自序云：“余自戊寅春，年未总角，受业于绥祉徐夫子。凡课习之暇，必讨论得失之林，讲求治忽之由。”可见崇祯十一年（1638）时已经授徒养家了。

徐氏兄弟入清后为“远社”成员，这是一个主要由遗民组成的文学社团，社名及成员仅见徐崧《陈皇士、陈鹤客诸子置酒石悟楼，招同李研斋、宋蓼天、张士至、家兰生、王双白、黄奉倩、郑士敬、陆履尝、姚文初、陆彦修、金孝章、陆翼王、归玄恭、侯记原、侯研德、陆予敬、叶圣野、俞无殊、舅氏吴方轮、九畹、家祯起、绥祉为远社之集，因赋》，诗句有云“新诗如赋就，春色上云蓝”[172]，属于诗社无疑。远社召集人为陈济生（1618—1664）和陈三岛（1624—1660），皆为长洲著名遗民，地点在石悟楼，位于苏州虎丘悟石轩东侧。成员共二十五人，其中长洲姚宗典为祯起、绥祉之舅，吴江吴宗潜、吴宗汉是徐崧之舅；姚宗典、郑敷教、陆坦（履常）、徐晟（名煜兴）、俞南史、陆世鎏（彦修）、归庄、侯汸、侯泓（浤），皆为复社旧人；陈济生、归庄、吴宗潜、宗汉（字九畹）为惊隐社成员，的确是“风光随日夜，人物震东南”[173]。此社从构成人员看，与吴江“高蹈而能文者相率为惊隐诗社”[174]性质相似。惊隐社又名“逃社”[175]，成立于顺治七年，与远社含义相同，皆有高蹈避世、逃名远害之意。从成员最早逝于顺治十年（1653）（黄承圣），其中宋德宜（蓼天）又于顺治五年（1648）参加新朝秋试中举，此次的远社集会，最晚不应超过顺治五年。

远社诸人，事迹较为稀见者为黄奉倩。此人名承圣，苏州太仓人，在《苏州府志》和《太仓州志》中均无记载。今人所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亦不见。陈维崧《箧衍集》卷十一收录其诗《小饮白堤茶馆》，王士禛《感旧集》卷四收录其诗《同何慈公李孟芳登秋水阁》，仅有字号籍贯的简单著录。《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收入黄承圣词作《好事近·宿秦馀绝顶》和《甘草子·看绣》两阕，出处分别是《萝窗词》、《清平初选后集》，小传为“字奉倩，江西梦江（今江西临川）人。著有《萝窗词》”[176]。奇怪的是，不仅这两阕均见于较早问世的邹祗谟、王士禛选评的《倚声初集》（见卷五、卷六），而且在这部被列入《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引用书目的重要清初词总集中，还收其作《醉太平·窗下写怀》（卷二）、《霜天晓角·晓别用高宾王韵》（卷三，又见佟世南《东白堂词选》卷二，名《春日小窗独坐闻鹧鸪声有感》）、《锦堂春·小淇园》（卷六）、《一剪梅·将适山阴宿西兴》（卷十二）、《水龙吟·咏荷珠》（卷十七）。即黄氏存词共七阕，其中《宿秦馀绝顶》“末二语有气蒸云梦之概”，《甘草子·看绣》“倦绣图，与大樽‘绣帘花散’异曲同工”，《水龙吟·咏荷珠》“后段咏物妙品”等评语，皆出于王阮亭之手；在总集卷首，并明明白白地记其里籍“黄承圣，奉倩，太仓人，有《萝窗词》二刻”[177]。承圣所作另有《樗园诗》，遗民刘城（1598—1650）序云：“娄江黄奉倩，壮为江上闻人，兄弟之名艺苑籍甚。近以‘樗园’名诗何与？余交奉倩，知其匡济之思，隐隐隆隆。读其诗如《苌楚集》甲申三月诸篇，忠爱恳款，是其中有《岀师表》、《梁父吟》焉。而欲逃之拥肿支离、不中绳墨，可乎？虽然‘苟全性命’，武侯为‘乱世’言，人非中才，时遭末流，杜陵潦倒于残羹，奉倩托喻于恶木，皆是物也，余愿从学焉。”[178]刘城卒于顺治七年，可见《樗园诗》编成于顺治初年，集中颇多遗民之思。同时太仓有黄子羽名翼圣（1596—1659），徐增《九诰堂集》分别称奉倩、子羽为“舅氏”（卷一），另有《子羽舅氏同伯舅来即入山》（卷三）和《哭奉倩伯舅》（卷六），后者诗题小注云“癸巳元日故”，可见卒于顺治十年正月初一（1653.1.29）。黄翼圣为万历进士、陕西参政黄元勋（号明宇）之子，由张世伟《王缑山先生贰室陈母墓志铭》“女一人，嫁文学黄君名翼圣，大参明宇公次子”[179]，故可推承圣当为元勋长子、翼圣之兄，乃徐增大舅。

徐燇禧颇能诗。据今人著录，在徐崧、陈济生辑《诗南》、顾有孝《骊珠集》、徐崧《诗风初集》、曾灿《过日集》等清初诗歌总集中，选有其诗[180]。此外，孙《皇清诗选》录其《感遇》一首：“古人重意气，刎颈报知己。生死岂徒然，长啸碧天里。相印轻弃捐，执辔过都市。煌煌公与卿，似为布衣使。所以国士恩，剑光白秋水。”（又见《诗南》卷一）辑者评曰：“寄意悲凉，知其胸中有一腔热血。”[181]可与其诗《要离墓》“专诸死后鱼肠碧，庆忌亡时江水丹。刺客传来埋骨少，要离独见古碑残。城边野戍牛羊卧，原上秋云禾黍寒。霸业已荒千载后，冢高荆棘白漫漫”[182]参看。徐崧《赠祯起、绥祉》五言古诗云：“世衰道不遂，志士卧蒿莱。东门非我思，遥遥望秦台。二难隐其下，辟若双剑埋。长君道德士，次君经济才。泛爱在他人，同姓古所怀。”[183]可见两兄弟入清皆为遗民。孙治《祯起、绥祉过狮林招余饮宴》，亦以“二子人伦范”“真隐庞公在”[184]赞之。孙治（1618—1682[185]）为浙江仁和人，亦为遗民。顺治十四年徐增撰《徐绥祉雨中过谈》诗，有云“宝剑星辰闷，青毡日月哀。腾骧君有待，我马却虺”[186]。徐增晚明因为严重脚疾而放弃科举，入清后与新朝并无抵牾，所以会以飞黄腾达去鼓励志不获展的徐燇禧。徐崧和徐增在咏叹徐燇禧的遭际时，皆有宝剑的意象，但是“志士卧蒿莱”与“腾骧君有待”的含义是迥然不同的。徐燇禧在《春暮偕诸同人集文星阁》诗中，自有展露胸臆之句：“自得烟霞趣，长违麋鹿群。舞雩差可并，把臂共论文。”[187]长洲文星阁，是当地名儒聚集生徒讲学之所。徐燇禧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淡泊明志、不求仕进的隐者情怀，并没有去追求人生的“腾骧”。

嵇永仁

金圣叹《鱼庭闻贯》第一〇二条为《与嵇匡侯永仁》书信。嵇永仁在文学史上，因创作传奇《扬州梦》、《双报应》和杂剧《续离骚》而被戏曲史研究所关注；在清代历史上，又因年仅四十即殉难于靖南王耿精忠叛乱而青史留名。其实此人是金圣叹生平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的存在，金圣叹的生年得到确考，金圣叹与周令树的交游得到确证。戏剧史上有关嵇永仁的研究，多侧重于其生命后期在福建总督幕府期间所作杂剧，关注其中表现出的因耿精忠叛乱而为幕府主人范承谟殉难的节义情怀[188]，以及早期传奇寄寓的对幕府僚属职业抉择的人生愿望[189]；关于其生平史实，虽有学人对前此有关著录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生卒年有误”、“先世的叙述有误”、“交游述之有误”、“行状有张冠李戴之误”等现象，给予了初步的考述[190]，然于其籍贯、家世、字号以及入幕前的生平事迹等向来含糊不清之处，尚乏深入涉及。仅从开场介绍“嵇永仁曾为苏郡长洲县学廪生，后随父亲中书公嵇廷用从金陵迁往无锡”云云，即可知作者于嵇氏生平是模棱含混的。

籍贯 嵇永仁生平的模糊处，首在籍贯。一般说他是常州府无锡县人，亦有苏州府吴县人或常熟人之说。如康熙初年周亮工辑刻《藏弆集》云其为“江南吴县人”[191]；乾隆五十七年倪赐纂、道光十四年苏双翔补纂《唐市志》云：“嵇永仁，字留山，世居嵇家荡……妻杨氏，青年励节，抚孤曾筠，仕至大学士，今籍无锡。”[192]唐市，镇名，一名唐墅，在常熟东南，西南与吴县交界；《清史稿》载其子曾筠为“江南长洲人”[193]，最有意思的是《清史列传》分别记载永仁为“江苏无锡人”和曾筠为“江南长洲人”[194]。据家谱卷三“中世系”，嵇氏自宋代为归安人，至明代成化年间嵇镇始迁常熟“琴邑王庄”，其子道昂卒葬“常熟嵇家荡”，祖父子孙皆为布衣之士。下传五世为嵇本，号蓉庄，“居常熟东塘墅之芙蓉庄，以贡士官广文”即县级儒学教官；其第三子廷用，字晋楠，为永仁之父，“官南京中书，遂居江宁，晚年至无锡，实为无锡始迁祖”。永仁祖、父及弟永翼，皆葬于南京（分别葬在“江宁雨花台乙山”、“江宁牛首之高家库午山”、“金陵瑶华门外十哒子坟之旁”）[195]。如以“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196]才算当地籍贯，嵇永仁还应该视为苏州府常熟人，故仍需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永仁葬于“邑军障岭前龟山之阳”[197]，军障一作军嶂，即军将山，一名“军帐”，上有真武庙[198]，在无锡太湖之滨，当地人云“吾邑滨湖诸山最高者称军嶂”[199]。其子曾筠、曾筠三子嵇璜及璜长子承谦进士籍贯均是“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且《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亦不见其拔取生员的记载，可见自嵇曾筠始，永仁后裔正式入籍无锡。相比而论，高邮贾兆凤言其“祖居虞山（常熟），父中书君以官居金陵，（永仁）先生尝游梁溪，乐其山水，家焉”[200]，虽话语含糊，却没有错误。

家世 永仁先辈为富足之家，祖父嵇本，字重勋，号立斋，又号蓉庄，“居常熟东塘墅之芙蓉庄，以贡士官广文”[201]。友人邹升云：

嵇子自言先世称素封，祖蓉庄公，以贡士官广文，仕至别驾，家于海虞，与杨子常先生有连，居第相接，交相引重，至今海虞有所为（谓？）芙蓉庄者，即公与子常先生故居也。公有环居之田数十顷，四围如一，溪水环之，人称之为方田，水曰嵇荡……至尊甫晋楠公官监纪，值迁徙流离，家遂落，寓居金陵。[202]

所谓芙蓉庄，顺治中期归钱谦益，即其顺治十一年“卜筑芙蓉庄亦名红豆庄”之所[203]。邹升，字九揖，无锡人。邹谦存次子，为“苏郡庠生”即苏州府学诸生；其祖邹期祯（1567—1642）“讲学东林，门子弟一千八百有奇”[204]。邹升与陈维崧为友，陈氏《江城子·题邹九揖像》云：“昔年同学半吴中，饮千钟，笔如风。”[205]杨子常名彝（1583—1661），常熟人，晚明岁贡生，官松江训导，入清隐居。

晋楠公即永仁父廷用，晚明官中书舍人，“与太傅范公周旋京洛，为故旧交”[206]；可是，以明朝微末小官，何以会与在后金时已任大学士的范文程（1597—1666）为友呢？详情待考。原配吴氏，生子僎（1613—1676.1.11），“字仲举，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六月十八日，卒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其葬地家谱记载阙如，但其二子曾式、曾毅，均葬于“江宁牛首黄泥岗”[207]，可见一直居于南京。仪征许楚（1605—1676）顺治十八年七月七日撰《辛丑七夕，喜逢周栎园于西湖昭庆寺。是夜栎园呼舟命酒，集诸君话旧达旦。即席属和龚芝麓送归白门之作，同搦管者吴门袁箨庵、南州陈伯玑、建业余澹心、嵇仲举、武林胡彦远、四明魏雪窦》[208]，亦称其为建业（南京）人。嵇僎就是在永仁诗文集中的所谓“放庵兄”，蒋熏《嵇放庵见访吴门（嵇僎）》云：“游燕交侠客，入洛揖公卿。仗剑五云过，通名一座惊。相闻扬季布，更是识侯嬴。问子将何往，观涛海上行。”[209]蒋熏（1610—1693）字闻大，号丹崖，又号南村退叟，海宁人，嘉兴籍崇祯九年举人，顺治初铨授缙云教谕，迁知陕西伏羌县。以季布、侯嬴相称，可见嵇僎入清为义士。桐城遗民方文（1612—1669）顺治三年撰《赠嵇仲举》，赞其“君家中散抱瑶琴，古调微茫直至今。之子风流标胜概，无言山水助清音”[210]。因为异母且分居异地，嵇氏兄弟两人交往不是太密切，如顺治十八年（1661）《寄家放庵兄》云：“达夫真好学，迟暮乃知名。莫以户庭累，重牵婚嫁情。问年将五十，读《易》晓生平。有子如徇外，买田须劝耕。”[211]对家兄的年龄尚需“问”才知。

吴氏早卒，嵇廷用继娶周氏（1609—1699），生七子：永隽，字异生，“生于崇祯八年乙亥七月初三”，卒年不详；永仁，“字匡侯，号留山，又号东田，别号抱犊山农，生于崇祯十年丁丑二月二十七日，苏郡长洲县学廪生，奉中书公偕兄弟迁无锡。……十五年丙辰九月十七日殉难”；永翼，“字师巢，号朝春，太学生”（其四女，三适南京汪、白、周，一适常熟王某）；永倩，字卫章；永俭，字仲文；永伟，字致远；永杰，字梁公，皆“生卒年月俱阙”[212]，且多数连诸生都不是。其中永翼稍有名，亦多托乃兄永仁提携。如长洲蒋楛（1628—？）约康熙五年撰《移寓止园，嵇匡侯、师巢见遗酒肉》[213]。次年永仁写信给浙江余杭人严沆，请之为留山堂绘图，并指点己弟作画：

江以南北莫不知有留山堂、留山堂云，然某实无堂也。年来方伯袁公、廉使金公赠买山钱，始得置屋溪上，而四方之熟识某者，仍在车尘马足间卜之，而不知某实有堂矣……请先生为作留山堂图……舍弟师巢亦粗学作画，特令赍缣造门，长跪以请，伏惟教诲，不宣。[214]

严沆（1617—1678）字子餐，号灏亭，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此时似官佥都御史或宗人府丞，当因省母请假南还。

字号 钱仪吉《嵇先生事状》云其“初字匡侯，字留山，又号抱犊山农”[215]，有准确处，有疏漏处。康熙元年周亮工辑刻《尺牍新钞》卷二，著录其字“尔谐”，其族兄永福“字尔遐”[216]。成年后字留山，乃遗民余怀（1616—1696）所起，“某少碌碌四方，余澹心为字留山，梵林图之”[217]，他的理解是：

昔先中散避难亳郡，土人名其居趾为嵇留山。仆虽无山可留，还忆巢由未尝买山而栖，则游屐所至，何处非仆之青山乎？仆近字留山以此。[218]

梵林，为僧人字号，《抱犊山房集》卷四有《休休庵同梵林暨师巢舍弟》，休休庵在苏州城中，位于吴县衙西北。又号“谐野”，见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嵇永仁“匡侯，号谐野，梁溪”。又号东田，源自“家于锡山，居里近城东讲堂，自名其庐曰东田”（王龙光《次和泪谱》），所谓城东讲堂，即晚明“东林讲堂”[219]；别号东田子，《抱犊山房集》卷一《吉吉吟引》自云：“东田子之死，非死于贸贸而欲鬻利危疆也，非死于懵焉瞑焉而不知速去以远害也，乃死于义也。”又号抱犊山农，同书卷一《憔悴吟》“余本抱犊人，东皋有荒田。荷锄将经营，课仆耕云烟。”其表面有耕读传家之义，深究起来，与仰慕其先祖嵇康有一定关系。宋任渊注释黄庭坚《次韵子瞻赠王定国》“惟思穷山去，抱犊长儿孙”句云：“按《神仙传》王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有素书两卷，与（嵇）康共往读之。”[220]（未见今本《神仙传》）

生平事迹 嵇永仁之所以有名史册，在文学上主要是因为创作了戏剧三种；在历史上是因为殉难而死，子曾筠、孙璜先后官拜大学士而屡蒙朝廷表彰。其三十七岁以后经历，单纯可考：康熙十二年（1673）入福建总督范承谟（1635—1676）幕，次年耿精忠反，拘范承谟兼及永仁，囚禁三年，范承谟被害，嵇永仁自缢死。“以诸生佐幕，尚未授官，而抗节殒身，义不从逆”[221]。各家碑传墓志，对此三年事迹均有详细记载，而于此前生平，则往往概括言之。以下综合各家文献，对其早年经历略作考述。

十馀岁时师从淮安张新标，此时当在南京。“少曾受业于鞠存张公之门，张公居江淮，所称东溪先生者是也。东溪教先生为诗歌古文词，手授《汉书》”（王龙光《次和泪谱》）。张新标（1618—1679），字鞠存，江南山阳人，顺治三年举人，顺治六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工司郎中。永仁从学时间当在张氏中举人后，中进士前。其致友人书云“余年十五尚寄篱下……好吟唐汉人诗歌乐府及宋元诗馀小说，暇则弹棋射覆，以成嬉乐，继而读书伧塘，万山之中，鸡犬阒寂，水乡屈折，鱼稻肥美，余常濯足溪流，棹歌横发”[222]，是其十五岁前后的生活状况。

顺治九年（1652）十六岁入学，顺治十四年（1657）二十一岁，顺天张能鳞官下江提学道，主持苏州科试，拔永仁为府学诸生第四名[223]。“少游无锡，乐其山水，因奉中书君卜居焉，就学吴郡”[224]，从南京迁居无锡，大约就在其弱冠之际。中诸生后，按照其难友的描述，是“噪声名场中，所为文章，往往为人传诵、辄取科第，己独屡挫场屋，郁郁不得志。以亲老、昆弟未成室，出就馆谷。当世知其具经济才，或聘治河，或诹荒政，历有成效，为庙堂所许可”（王龙光《次和泪谱》）。在永仁致林嗣环（1607—？）的信中，更有沉痛的道白：

某自结发读书，以家道中落，奔走饥寒，学殖荒落，无有一是。近因老亲垂暮，竭力不遑，私欲退处井闾，业于医卜，一终反哺之愿。但诸弟孱弱，耕读两失，若某一人朝夕自奉甘旨，不如督诸弟成立，各能扬名，亲心欢悦，尤甚于养。以此怵迫东西，手口交瘁。[225]

如果不看家谱，知其同胞五弟，除了永翼为太学生，其馀连诸生都不是，哪里会读懂“诸弟孱弱，耕读两失”八字中深藏的无奈和忧愁！以为只是套话的“督诸弟成立，各能扬名”，在述说者的心中却有着无比沉重的责任！

顺治十七年（1660）二十四岁，在苏州。金圣叹因选批《唐才子诗》与之多有通函，今存两封。一封题为见于《鱼庭闻贯》的《与嵇匡侯永仁》：“弟新述唐七言律体诗六百篇呈览。鄙意既在分解，便不及将心别注。中间或有疏脱，幸一一有以教弟。”一封被后人题为《葭秋堂诗序》：

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年五十有三矣。……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挐舟入城，一叙离阔。……但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足下身体力行，将使盛唐统绪，自今日废坠者，仍自今日兴起。名山之业，敢与足下分任焉？[226]

此信是考证金圣叹生年的唯一确证，亦可说明此际永仁居于苏州城中，以及圣叹在编选唐诗方面对他的器重。圣叹所谓“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与永仁自谓“直道事人，动辄得咎；能容于大江南北，而不能伸于咫尺之地；为当代贤士大夫所体貌，而受谗邪小人之间沮”[227]，以及王龙光所记“先生嫉恶如仇，多与小人龃龉，而鬼蜮含沙，害之者不少”，均可对读。长洲徐增（1612—？）大约同时为嵇永仁撰《葭秋堂五言律诗序》，云其“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于一诸君子，皆其莫逆友也”[228]，山期为苏州姚佺（？—1662），两人交往痕迹，今存永仁《与姚山期》尺牍，邀约至虎丘，“同坐生公石上，作数日卢仝”之饮[229]；于一指南昌王猷定（1598—1662），即自述“王子于一更劝读《尚书》”者[230]。《抱犊山房集》卷四《送徐子能归芝山》即为徐增撰，芝山在苏州郊区光福镇，是徐氏祖居。

约在此年，其族兄永福招其赴浙江严州一游，永仁答诗云：“一自之官去，翻令会面疏。……凭思好风景，行李漫踌蹰。”[231]嵇永福，字衣玄，一字尔遐，号漪园，无锡人，顺治十二年乙未进士，十六年任严州府推官（下任为康熙元年），降补（当因奏销案）山东历城县丞，署章丘知县，后保举湖广军前候用。今存其任严州推官时《与弟匡侯》短札：

吴门风景何如？自作吏后，恐彼地又少一酒人矣。富春二三月间，山涨陡发，滩势奔流。榜人扣舷作歌，瞬息百里。始悟猿啼不住、已过万山，皆眼前实事也，幸知之。[232]

永仁回诗云“行李漫踌蹰”，似为游资犯愁，不知最终成行否。今人据《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三百八十五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丙子年七月初四日生”，著录永福生于崇祯九年（1636）[233]，可供参考。“履历便览”记载永福“曾祖理，庠生；祖□华，冠带寿官；父士恒，乡饮大宾”。永仁高祖绵，子一；曾祖周流，生子二：本、立；嵇本为永仁祖父[234]，可见永福与永仁上至高祖，尚无血缘关系。后来与永仁相关者，如为《集政备考》一书作序的“给谏杨公自西”即海宁杨雍建，花五个月为留山堂绘图的馀杭严沆[235]，都是永福的进士同年。

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入浙江道员胡养忠幕。养忠辽东人，贡士，顺治十七年任金衢严道（下任康熙九年）。金华通远门外一里为通济桥，坏于兵火，“守宪胡公始至”而捐俸倡募，“阅三月而告成功”，永仁撰文记其事[236]。“某随大参胡公复过金婺[237]，偷暇读《汉书》一年，读唐宋诸子又一年，王子于一更劝读《尚书》”；因“窃叹古人学问有成，类皆牧牛耕犊，樵山渔水，于穷困发愤得之，未见有寄人篱下、温衣饱食而能窥文章堂奥者也”[238]，遂弃而返乡。由劝其读《尚书》的王猷定卒于康熙元年，可判断永仁在金衢严道幕府的下限。入幕机缘，或由时任严州府推官的族兄永福推荐？

顺治十八年七月，圣叹因哭庙案被斩首金陵。赣州推官周令树（1632—1687）梦见圣叹来告，“使君梦中之夕，即圣叹绝命之晨也”[239]。永仁知其事，“为之作《纪梦诗》、《追悼诗》”，并请南京黄虞稷（1629—1691）“和之”[240]。两诗虽不存，嵇永仁《与黄俞邰》信和金圣叹《葭秋堂诗序》，都是研究金圣叹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

康熙二年（1663）二十七岁，“迩以教授生徒，刺促寻丈之地”，即以课徒养家。此年冬即“癸卯冬，余从友人入燕舍”[241]，当即在京为塾师。在此前所致友人周禹吉的信中说：

仆少不自重，好诙谐杂剧，讥刺平生不当意者，自知获罪名教。复不肯刿心帖括，与二三少年驰骋场屋，猎取声华。长老先生每见余所为，则群起而嗔责之，谓之“怪诞”！比年念高堂垂老，乃始挦撦章句，谓可希世干进。然废日趋时，而学终无补；于古人充栋之书，又十未见其一二，然后悔此事之误人，而春华秋实之兼陨而落也。因遂尽弃其口诵手抄之文，复肆力于长老先生前所嗔责怪诞之事，又以学识未坚、探索未广，漫然行文，仅取佶屈聱牙、艰涩险僻者，以为差异今文，不知其大悖于古文也远矣！近益爽然失，惝然思，取《五经》昼夜读之，更取《孟子》、《左》、《国》，迁、固《史》、《汉》昼夜读之，又取唐宋韩、欧两子昼夜读之。方知圣贤文章，未有言不见道而能传于千百万世者也。

从文字上看，永仁似乎已经决定从只求科举便捷的时文之学转向以经史古文为基础的传统治学之路，虽然其内在目的并不矛盾：“道苟一日有成，高可以辨古今治忽善败、人品邪正真伪，如辨九宫黑凶白吉、黄平碧毒，分照天下也；即次亦可与少年驰骋场屋、猎取声誉，不至如时文轻脱滑利，故多其转折，空其字句，令人见之亦喜，然去之竟不思也。”[242]周禹吉，字介石，一字敷文，钱塘增生。

康熙四年（1665），“乙已春复至都门”[243]，与周亮工有唱和。周诗有《甲辰岁莫再至都门，幞被未解，嵇匡侯索留山堂诗，倚娄东诸同人韵，辄得一诗，悲感交集，似不独咏留山矣，反欲留山和我》[244]，即永仁与上年岁暮刚到京的周氏于此年春见面。不久又因“老亲弱弟，衣食不继，不得已，复走风尘”，入“观察祖公”祖泽深之幕。永仁自述经历云：

公稔某缘养亲而出，为预备父母百年事，恒驰寄菽水。某感其恩遇，条画治河数策。时河苦迁徙，口决运梗，中外惴惴。观察以策上河宪，河宪上大府，各嘉纳报可。不半年，功告成，某得抽身还吴。[245]

泽深（1636—1688[246]）字仁渊，奉天辽阳人，祖大寿子，康熙三年任分巡淮扬海道。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二有《酒泉子·咏画上香橼为祖仁渊赋》。《抱犊山房集》卷五《祭海神庙文》“康熙六年丁未秋九月，淮海道某谨以牲醴庶羞之仪，梨园曲部之乐，致祭于海神之灵”，就是代祖泽深撰。

康熙五、六年间，先后入浙江布政使、按察使幕。“年来方伯袁公、廉使金公赠买山钱，始得置屋溪上”[247]。信中方伯袁公、廉使金公，分别指时任浙江布政使的袁一相（？—1667[248]）、按察使的金维藩。此前致秀水曹溶（1613—1685）信中云：

客岁有伯乐之顾，益急图下帷，恐负知己，乃还视故乡，无一枝可栖为养亲地，又不得不担簦出游，冀越中当路稍润巾瓶，归买一亩之宫，率妻孥奉高堂甘旨，再出馀赀俾弱弟分半耕读，某亦得不忧饥寒，则三十年以后之心思气力，皆可不用之衣食而专精毕虑于文章，此某生平之荣愿也。[249]

看来其入越为幕，筹措营屋之资，事先是有所计划的。邹升为撰《留山堂赠诗》序，即写于永仁“游江淮、渡钱塘，后乃筑室于吾梁溪而得有是堂”之后。

康熙七年（1668）十二月十六日，嵇永仁娶长洲诸生杨撰初女十九岁杨氏（1650—1734.1.6）[250]。杨家三代皆“皆隐德不仕”[251]，即普通耕读之家。此际年近三十三岁，这在古人绝非寻常，足见其为了养亲督弟、四处入幕，一再延误了成亲时间。婚庆大喜之日，即父执范文程之子范承谟被任命浙江巡抚之时[252]，看来善“医卜”的新郎，并没有为自己选一个好日子。

康熙九年（1670）三十四岁，十一月二十六日，长子曾筠（1671.1.6—1739.1.26）出生（次子右丹，“幼殇”）。此年冬季，友人余怀居无锡留山堂（莫非是来庆其中年得子之大喜的？），促永仁写成《扬州梦》传奇，“雪花如掌，呵冻口授，命童子写成。湖州单舸梁溪，见此本叹赏”[253]。“湖州”，指原本“拟作”此剧的吴绮（1619—1694），撰有《鹊桥仙·题嵇留山抱犊图》[254]。此时刚从湖州知府任上罢官，暂居杭州[255]。次年十月，周亮工与之会于杭州西湖，为该剧撰序：“余与留山交二十年，知留山以古今文字驰骋当世，而尤留心经世有用之学。”[256]所谓“经世有用”之学，就是下面引述的“具经济才”，对于一位屡试不中的落魄书生，既是赞许勉励，亦是安慰同情。

嵇永仁先后入浙江地方大员之幕，其生平经历，展示了清初以幕僚为职业的下层士子的心路历程。幕主胡养忠、祖泽深、袁一相、金维藩、范承谟等，均为辽东人士，且多为汉军旗人，不知是否与其父“故与范文肃公相善”[257]有关系。这些地方大员，年龄与之相仿，水平一般，以辽东人士主政江南，无论是风土人情还是语言沟通，都有障碍；加之永仁是按照幕府参议的资质结构需要，进行文化知识储备的：“学期有用，凡天文象纬、兵刑礼乐、河渠荒政，罔不条分缕析”[258]；“兵刑钱谷、礼乐射御之事，以及天文地理、星纬经谶之学，无不毕著，又辑《集政备考》、《资治新裁》等书行世，凡有民社之责者，莫不奉为拱璧”[259]。凡事皆知一二，在这些辽东的汉军旗人眼中，也就算是“当世知其具经济才”了。此外，永仁又多才多艺，“尤精于医……到处负药囊，活人疾病，著《东田医补》”（王龙光《次和泪谱》），对自己的医术，永仁颇自负，曾希望赖此养家：“因老亲垂暮，竭力不遑，私欲退处井闾，业于医卜，一终反哺之愿”[260]；“又好为填词，工北曲”（王龙光），“好吟唐汉人诗歌乐府及宋元诗馀小说，暇则弹棋射覆，以成嬉乐”。具备如此多样的才能，在官邸衙门中既是有用之人，又是有趣之人，难怪得到幕主的赏识，考不中举人进士，亦自在情理之中。

附：友人吴见思事迹新考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散文著作是《史记》，最伟大的诗歌作家是杜甫。清初江南文人吴见思，仅存两部评点类著述，就是《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和《杜诗论文》五十六卷。其著其人，分别被今人视为“《史记》文学研究的代表作”[261]和“论杜大师”[262]，在清代学术史上自应有其重要地位。然吴见思生平事迹向来模糊不清，晚清博学大儒长洲叶昌炽（1849—1917），光绪十二年（1686）记载友人“见示《邹乾一诗》题词，诗集已亡，惟存题词，共装四册，皆手迹也。”邹乾一为清朝初年太仓贡生邹震谦，其诗集有武进吴见思和九思的题词，款识分别为“见思之印”（白文方印）”和“吴九思印”（白文方印）、“道贤”（朱文方印）。在吴见思名下，昌炽略有考述：

《武进合志·人物·文学传》有吴名思，大学士宗达子；《选举》“进士”，天启间有吴柔思，崇祯间有吴简思、吴方思、吴刚思；“副贡”，万历丙午吴尔思，崇祯癸酉吴职思，崇祯间“恩贡”有吴去思，独无见思、九思二人。当是桑海以后，吴氏以世为明臣，不岀应试。[263]

作为《藏书纪事诗》的作者，叶昌炽熟悉江南文化掌故，然对见思、九思事迹已语焉不详。邓之诚1953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撰《记金圣叹》，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括注见思为“宗达子”，指出“吴、许所评未及知，皆贫士乞食也”[264]，可见对吴氏了解之不足。拙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吴氏家谱、友人记载和见思自作诗，考证其家世、生平及与金圣叹的交游，以求订正和廓清前此的错误及模糊认识。

一 前人研究概说

在当代学术史上，许总的有关论文可能是首篇专论吴见思生平、家世和杜诗评点特色之作，著录其生卒为“1622—1685”[265]。作者认为“《杜诗论文》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付梓，吴氏自序云：‘有杜诗一编，已三易稿矣，今且五十，见解不益进……’据此，吴氏当生于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卒年则据《史记论文》相关序跋得出结论：“吴兴祚说受书已十年，时在康熙二十五年，而此时吴见思之墓已有宿草，则其逝于前此一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无疑，享年63岁”[266]；并依据龚鼎孳《杜诗论文》序得出判断：“吴氏自幼对官场之龌龊即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对其一生道路的选择有着极大的影响。入清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更使他坚定了‘闭户著书，不赴铨政’的信念。”有关生卒和政治态度的考订，至今仍有其学术影响，如“吴见思由明入清，绝弃功名，一生布衣”[267]；2008年出版的张富春《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博士论文和2011年问世的陈弘伟《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硕士论文，亦都是按照许文的思路考证吴氏生卒的。

吴见思，字齐贤，号玉虹，常州武进人。见徐增（1612—？）《奉赠子能道兄先生》诗作者简介“吴见思（齐贤，号玉虹，毗陵）”[268]；室号岱渊堂，康熙十一年刻《杜诗论文》，即“岱渊堂校定本”。明了不见今人著录之玉虹、岱渊堂的归属，便知乡后辈赵怀玉（1747—1823）所记宋拓兰亭序“此帖本唐襄文故物，旋入吴玉虹岱渊堂”[269]，就是分别指该邑明代唐顺之和清初吴见思。其生卒，据近代邑人张惟骧（1883—1948）考证，“生明天启元年癸酉，卒清康熙十九年庚申”[270]，即公元1621年至1680年，有关著作已据以采纳[271]。然吴氏康熙十一年（1672）撰《杜诗论文》自序云“今且五十，见解不益进，因翻旧编，命儿子守永录而藏之箧中”，将近五十，以四十九岁计，则生于天启四年（1624）（许总认为生于1622，或理解有误）。其卒年，据万树《史记论文跋》，知见思当年将《史记论文》原稿托付给吴兴祚，“属为授梓”，未几兴祚“迁闽臬”即福建按察使，并引吴兴祚语“今忽忽十年，齐贤墓草宿矣”。兴祚康熙二年至十四年任无锡知县，十五年超擢为闽臬。故知“属为授梓”约在康熙十四年（1675），二十四年（1685）时已经逝世多年[272]。

有关吴见思的家世，今人常见者，最集中的叙述是龚鼎孳康熙十一年撰《杜诗论文》序：“昔少陵气节，因抗疏论房琯不宜罢而贬；齐贤大父复庵先生，因抗疏论江陵夺情，受杖阙下。……况数十年前，尊人山公刺史忤触权珰，祸几不测，挂冠高遁。延州谱谍，以气节世其家。”吴中行（1540—1594）字子道，号复庵，因“首上疏劾张居正夺情事，廷杖削籍，直声震天下”[273]，官至侍读学士，事载《明史》，考出甚易，无需细说。关于见思父亲，陈玉璂《赠吴齐贤》“若翁真裕后，我祖并光前”诗注云“先祖与尊大人同榜”[274]。玉璂祖父陈睿谟，与吴襄为万历三十一年同榜举人，与吴奕为万历三十八年同榜进士，后者仅官龙溪知县，与“刺史”不合；在陈玉璂主纂之府志选举志中，于吴亶名下有小字注：“中行子，例贡，改名襄，知州”[275]。联系《江南通志》吴中行传“季子襄，由举人历沧州知州，以忤巨珰罢”之介绍，可以考定见思父亲就是吴襄，是吴宗达（1575—1636，中行弟同行的长子）的堂兄弟。许总对见思父缺乏交代；张富春据龚鼎孳序和《江南通志》吴中行传，于吴襄事迹仅有“举人出身，曾任沧州知州，因触犯宦官险遭不测，罢官后归隐”之介绍，稍嫌简略。

据方志记载，吴襄字服于，号愚公，武进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初任南平令，剔奸除弊，胥吏畏法。升沧州知州，时太监孙茂霖分守津、通，抵沧境，府县吏皆郊迎，襄独不谒，茂霖怒；及见，则衣锦绣，益怒。襄不为介意，遂解组归。筑别业青山庄，优游终老。”[276]吴襄崇祯八年任沧州知州（下任在十一年）[277]，此即龚鼎孳所谓“忤触权珰，祸几不测，挂冠高遁”。其时，太监孙茂霖任津、通（州）、临（清）、徳（州）分守中军太监，在吴襄卸任的那年即因抗清失利而失势，于次年被杀[278]。吴襄所筑园林青山庄，是武进的著名别墅。杭州厉鹗（1692—1752）《舟泊毗陵同吴长公游青山庄》之四“前朝丘壑擅，人说两愚公”诗，注云：“锡山邹彦吉为园，名愚公谷，此庄初主吴服于，亦号愚公。”歙县吴震生（1695—1769，字长公）《次韵同作》之三“昔者东床重，延陵俯仰宽”注云：“庄故主吴氏，宜兴相妇翁也。”[279]是说吴襄女婿为宜兴周延儒（1593—1643）。此人崇祯五年官拜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宰相），六年不敌温体仁被罢职，十四年复为首辅，十六年因虚呈捷报被崇祯帝赐死。吴襄堂兄吴宗达自崇祯六年至八年期间亦以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这就是吴襄由闽北小县南平令，升任北直隶省知州要职的家族背景。此外，见思曾自述其幼弟为道贤，如《杜诗论文》凡例末尾云：“以上数例，与潘子元白、董子舜民、家季道贤讨论所及，附识于此。”[280]万树康熙二十六年（1687）言“今年春，齐贤弟道贤来粤”[281]。《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匡庐纪游》一卷“国朝吴阐思撰，阐思字道贤，武进人”[282]；康熙《说铃》本署“武进吴阐思道贤著”，可见道贤名阐思。

二 《吴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及对传统说法的订正

据以上史料，可以确定吴见思是吴襄子，阐思兄。在民国修武进吴氏家谱中，有如下记载：“襄，中行五子，万历辛卯举人，北直沧州知州；配氏□□；子二，长文思，次阐思，生卒俱失考”；“文思，襄长子，康熙癸卯武亚元，配氏□□”；“阐思，襄次子，太学生候选州同知；配氏□□”[283]。康熙《常州府志》卷十七《武乡科》康熙二年（1663）癸卯科“宜兴吴文思（武进人）”，即文思于该年以宜兴籍考中江南乡试武举人。现在问题来了：身为吴襄子、阐思兄的见思，与家谱中记载的吴襄子、阐思兄的文思，是一人吗？如是一人，为何友人在与见思交往的文字中从来不提及其允文允武，为何从来不称其为武孝廉或武举人；如是一人，四十岁左右还在考武科功名，“拳怕少壮”，岂不精力衰退？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请教了长于清代文献学的江庆柏先生，得其2013年6月16日复函：“吴一清等纂《北渠吴氏族谱》八卷首一卷（光绪三十三年木活字本）卷三‘世表’（六世至十世），吴襄是北渠吴氏第九世，文思等为第十世；‘北渠’在宜兴和桥镇，距画家吴冠中的家乡闸口不远。吴冠中也是北渠吴氏一族。”并下载了他在网上帮我查到的有关家谱片段。江先生以其宜兴人对乡土文献的谙熟，能跳出“武进”和“毗陵”籍贯的思维限制，在宜兴吴氏家谱中找到关键材料，令人佩服。

《北渠吴氏族谱》不仅解决了有关吴见思家世生卒的研究问题，对研究宜兴迁入常州府城的“入郡始祖”、官至尚宝司丞、后代名人辈出的吴性一支即“郡城”支，亦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以下将吴性以下人物历来学界不详的生卒情况予以介绍。

台湾学者编纂《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载有小传的武进吴性及其子孙共六位，著录吴性生卒为“1499—1563”[284]。家谱卷三世表“大分郡城分”第七世载其“生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卒嘉靖癸亥九月十一日，寿六十有五”，即生于1500年1月17日，卒于1563年。生五子：、可行、中行、尚行、同行。“索引”无可行生卒，家谱第八世载其“生嘉靖丁亥十一月十四日，卒万历癸卯二月正月二十二日，寿七十有七”，即生于1527年，卒于1603年；著录中行生于1540年，卒年不详，家谱载其“生嘉靖庚子二月二十一日子时，卒万历甲午七月十四日”，即卒于1594年，年五十五卒。中行生八子：谱名为宗雍、宗亮、宗奕、宗玄、宗京、宗兖、宗亶、宗褒，宗亮改名亮（1562—1624），宗玄改名玄（1565—1640），清代避讳改作元，《明史》以“元”为名（今人多据此而误），《索引》均无生卒，家谱第九世分别记载“生嘉靖壬戌正月十一日卯时，卒天启甲子七月初三日，寿六十有三”和“生嘉靖乙丑十月十一日亥时，卒崇祯戊辰九月初八日丑时，寿六十有四”（长女“适丹阳庠生姜志寅”）。同行生五子，长子宗逸（其长女“适宜兴万历癸丑会元、状元、历任少师、东阁大学士周□□［空白］”），次子宗达（1576—1636），字上于，号青门，是吴性子孙历代官阶最显者，累官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谥文端，《索引》著录其卒于崇祯九年，家谱载其“生万历丙子十一月初三日戌时，卒崇祯丙子三月二十一日戌时，寿六十有一”。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吴氏，是中行第七子宗亶，榜名亶，改名襄（1577—1652），“字服于，号赞皇，别号北山公，万历癸卯举人。授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知县，敕封文林郎；升湖广长沙府茶陵州知州，补直隶河间府沧州知州……男五：闻思（庶毛出）、见思、闳思、闲思（俱庶杨出）、阐思（庶李出）……生万历丁丑二月初十日巳时，卒顺治壬辰八月二十九日申时，寿七十有六……所著有《延津杂记》、《茶陵杂记》、《沧州杂记》、《拙园小刻》”。见思（1621.7.10—1680.7.21）为其次子，“行三十，字齐贤，号玉虹，庠监生，考授州同知。娶董氏，万历丁未进士、浙江布政使讳承诏女。……生天启辛酉五月廿一日亥时，卒康熙庚申六月二十六日卯时，寿六十。……所著有《史记论文》《杜诗论文、论事》、《岱渊堂诗集》”[285]；其弟闳思改名文思（1641—1680），“生崇祯辛未七月二十八日戌时，卒康熙庚申六月十四日辰时”，二十三岁中康熙癸卯科武举人。见思幼弟阐思（1648—1709），行三十五，是中行诸孙最年幼者，“字道贤，号澹斋……生顺治戊子五月二十七日午时，卒康熙己丑七月十二日午时，葬北门青山庄。著有《秋影园诗》、《北游草》、《南游草》、《咏古杂诗》、《游庐山诗》、《旧忆录》等书行世”[286]。据武进《董氏家乘》“世表”载，承诏（1574—1635）次女“适万历癸卯举人、沧州知州吴襄子、郡庠生、例授州同知吴见思”；承诏本生长子文（1616—1650）“庠名来昌”，娶“沧州知州吴襄女”[287]，可谓换亲！

由宜兴《北渠吴氏族谱》的相关史料，可知：1.《毗陵宣庄吴氏宗谱》所载“高梅分世”情况基本不足信；2.乾隆吴震生所谓青山庄“故主吴氏，宜兴相妇翁也”，是将吴宗逸的女婿误作吴襄的女婿了；3.龚鼎孳《杜诗论文》序谓见思“尊人山公”，即“别号北山公”的吴襄，厉鹗称之为“愚公”，皆源出《列子》“北山愚公”；4.吴见思康熙十一年（1672）五十二岁自序《杜诗论文》时云“今且五十”，当是指整理该书的初始时间，故下文有“然不敢以□当代君子之耳目也久矣”云云，不能据以考证其生年；5.龚鼎孳序谓“齐贤闭户著书，不赴铨政。故于一饭不忘君父之馀，扬扢其焦劳忧愤，而不失其和平温厚也”，对照家谱小传，看来其是以清初监生“考授州同知”而未参加选官即“不赴铨政”，谈不上有什么“一饭不忘君父”[288]的遗民之思；6.见思父吴襄（宗襄）与宗达是同祖的堂兄弟，邓之诚云见思为宗达子，误，见思是其再堂侄；7.吴九思即阐思，为见思的异母幼弟。

梳理清楚吴见思家世，再来看其友人董元恺《苏武幔·寿吴齐贤先生五十》，便一目了然了：“紫马家声，青门世泽，争羡延陵公子。八斗才华，五车书卷，少小名驰万里。宝剑嘶风，画船泛月，咫尺云烟纸。更园亭北郭，青山花鸟，尽供驱使。忽翩然，历遍燕都，邯郸道上，列鼎重茵堪拟。脱屣功名，破除慧业，始觉昨非今是。松下长斋，竹间清磬，消得半生弹指。五十年细数，从前几叶，楞伽而已。”董元恺（？—1687），“字子康，号舜民，别号苍梧”，武进人，顺治十七年举人，“吏部考授知县”[289]，旋罹“奏销案”被黜革。曾参与《杜诗论文》的修订，即见思自序康熙十年“辛亥冬，偕董子舜民至宜兴”[290]，请潘眉资助《杜诗论文》刊刻费用二百二十金，并为撰序者。寿词首句“紫马家声”，是说其父吴襄为知州，相传谢灵运守永嘉，人曰“骑紫马者，太守也”，后以“紫马”代指知府、知州；次句“青门世泽”，是指其堂伯吴宗达的显赫官阶，宗达号青门；“园亭北郭，青山花鸟”之“青山”，并非泛称“青山绿水”，而是特指其父所构筑之武进著名园林青山庄。吴见思对董氏此词非常欣赏：“言之不能感人者，非至言也；文之不能动人者，非至文也。今人作词，安排字面，调协宫商，不过皮毛窠臼而已。舜民独能脱去一切，独流至情，将我五十年痴梦从头拈出，读之不觉泫然。即此便是一卷《楞伽》，何处更有佛法？”[291]元恺为董承诏本生次子文骕的长子，其伯父文是见思的二姐夫，其二姑是见思妻，换言之：见思是元恺二姑父，见思姊是元恺伯母。故寿词对主人家世生平了如指掌，并能触及情感深处！

三 吴见思与金圣叹交游考

金圣叹“六才子书”之倡，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水浒传》；吴见思评点者为《史记》和杜诗。金圣叹评点诸书，重在文法；吴见思“以文论诗，是《杜诗论文》的显著特色”，其“一反评点批笺之旧制，而都以文章之法，阐诗意之隐微”[292]，其实也是《史记论文》的特色。所以廖燕康熙三十五年撰《金圣叹先生传》云：“效先生所评书，如长州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然而，今人研究吴见思者，是台湾陈弘伟首次指出“可知吴见思与金圣叹关系密切，受金氏影响颇深”。其在研究吴见思《史记论文》之初，“虽能感受到评语连贯条理、具有系统，但要由散落各处的评语重建其系统，确有难处”，“直至寻到两笔资料后，始获契机”[293]。这两条史料，一即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一是万树《史记论文跋》。后者云：“吴齐贤先生为吾郡名宿，多读书，论古能自出手眼，识解独高。与吴门金圣叹齐名，亦雅相善。”由此可见交游考证与理论阐释之重要关系。在学术史上，是张忠纲等撰《杜诗论文》提要首先征引万树此段言论[294]；在金圣叹研究史上，则是陈弘伟首次用来说明金圣叹对吴见思的学术影响。只是曲江廖燕（1644—1705）远在广东，所谓“效先生所评书”之列名，当是根据相关著作而判断。尤其是康熙二十六年由两广总督吴兴祚主持刊刻的《史记论文》，必为其所易见；宜兴万树（1630—1688）生年较晚，未必有机会目睹金圣叹与吴见思之交往，彼此“雅相善”或得之耳闻。判断金、吴交往，尚需更加直接的史料。

在长洲徐增《九诰堂集》卷首，录有友人唱和诗多首，其中《奉赠子能道兄先生》诗为吴见思撰：

余也僻陋生毗陵，出门四顾无良朋。乡里琐琐何足数，睥睨千古成骄矜。及今四十心始小，迁居吴苑亲贤能。十年曾识金圣叹，笔墨高妙才崚嶒。天之生贤岂孤特，复有徐子相凭凌。诗名今已遍海内，愧于今日方师承。道气深静无可语，舌侨不下徒兢兢。徐子爱我赠诗句，使我意气仍飞腾。从此学道应有益，脱略礼法人所憎。自甘蔬水薄富贵，孔氏之子犹曲肱。勉哉相与守贫贱，我于二子长服膺。仙山既近羽翼长，下士大笑如苍蝇。[295]

从“我于二子长服膺”看，诗当写于圣叹生前；再看“及今四十心始小”，诗当写于顺治十七年（1660），圣叹次年遇难。徐增顺治十七年撰诗赞扬吴见思：“望见君来便有风，毗陵有此士人雄。黄金十万曾随手，尽散交游顾盼中。”[296]可见吴诗《奉赠子能道兄先生》与徐诗《赠毗陵吴玉虹》写于同时，此时见思已经由武进迁居苏州。吴诗“十年曾识金圣叹，笔墨高妙才崚嶒”，不仅表达了对金圣叹这位“贤能”之士的由衷赞美，也说明二人相识的起始时间约在顺治七年（1650）。

值得注意的是，吴见思在金圣叹人生末年对其精神境界的赞颂：“自甘蔬水薄富贵，孔氏之子犹曲肱。勉哉相与守贫贱，我于二子长服膺！”[297]《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茶淡饭、曲臂作枕而自得其乐，这不禁令人想起了金氏晚年解释“‘圣叹’何义”时对所谓曾点之志的认同：“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298]孔子所欣赏和提倡“沐沂舞雩”之志和“饭疏饮水”之乐，使后世那些物质生活匮乏、政治生涯窘迫而又希冀精神生命富足的下层士子，可以在儒家经典中得到一种交融着洒脱与坚韧、淡定与执着的精神鼓励，使平淡苍白的人生获得诗意与审美的慰藉。可怜吴见思这位世家豪富弟子，曾经“黄金十万曾随手，尽散交游顾盼中”的出手阔绰，十馀年后欲刊行所撰《杜诗论文》时，却已捉襟见肘，感叹“世道衰薄，人情险”，即垂髫挚友、同宗兄弟，一旦“贫贱富贵易位，当困穷之时，缓急一二金，无不面灰项赤，拒之唯恐不峻！”（自序）复可感叹的是，无论在《杜诗论文》还是《史记论文》的有关自序和评点文字中，均无提及早已死于哭庙案的金圣叹。以致近人郭象升（1881—1941）论《史记论文》有云：“吾意吴思齐（齐贤）者，金氏之徒也，其撰造此书纯用贯华堂法矩，但不肯一字提明耳。”[299]就吴见思的晚年遭际而言，当非是放弃了对金圣叹的“服膺”，极可能是出于避免惹祸的考虑。由此或可看出，在康熙十年间，金圣叹尽管已经死去十年，有关禁忌在苏南一带依然存在。

[1] 见拙编《全集》第1册。本章凡引此书，一般不注出处。

[2]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15“马迹山鲁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3] 许棫：《重修马迹山志》卷7《孝义》，光绪六年（1880）活字本。

[4] 陈玉璂：《学文堂集》“传一”，康熙刻本。

[5] 陈玉璂《学文堂集》“五言律二”《喜妇翁许侍御北归》有句云“主德原宽大，扁舟诏许归。臣冤何用白，朝议岂终违？”当指其丈人许之渐康熙三年因“历狱”而罢官。

[6] 张夏：《堵文忠公年谱》，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7] 吴骞：《拜经楼诗话续编》卷2，清抄本。按：吴骞全文抄录鲁钊序文，文长不俱录，诗集已佚，诗序赖此以传。

[8] 鲁钊：序，《堵文忠公全集》卷首，道光二十八年（1648）刻本。

[9] 俞塞：《大刚集》卷上，康熙刻《两孤存》本。

[10] 黄容：《明遗民录》卷6，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11] 《重修安徽通志》卷225，光绪四年（1878）刻本。

[12] 邵长蘅：《青门簏稿》卷14，康熙刻《邵子湘全集》本。

[13] 张其淦：《明代三千遗民诗咏》三编卷3《堵仲缄荫锡、子世明，鲁钊》，《清代传记丛刊》本。

[14] 释今释：《徧行堂集》文集卷6，乾隆五年（1740）刻本。

[15] 汪正辑：《木渎诗存》卷1，咸丰八年（1858）刻本。

[16]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17，胡守仁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04页。

[17] 陈田辑：《明诗纪事》辛签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1页。

[18] ［乾隆］《震泽县志》卷23《人物·寓贤》。

[19] 张大受：《匠门书屋文集》卷25《倪生传》，雍正七年（1729）刻本。

[20] 梁逸：《红叶村稿》卷3，康熙刻本。

[21] ［同治］《苏州府志》卷95《人物·昆山县国朝》。

[22]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2页。

[23]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7，同治八年（1869）刻本。

[24] 梁佩兰：《六莹堂集》前集卷6，道光二十年（1840）刻《粤十三家集》本。

[2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4，1933年石印本。

[26]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0《游寓》，道光六年（1826）刻本。

[27] ［同治］《苏州府志》卷81《人物·吴县》。

[28] 李清：《南渡录》卷5，清抄本。

[29]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任道斌、魏得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页。

[30] 盛枫：《嘉禾征献录》卷3《陆康稷》，清抄本。

[31] 《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32] ［同治］《苏州府志》卷57《职官六·国朝·苏州府·儒学·教授》。

[33] 汤斌：《汤潜庵集》卷上，《丛书集成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34] 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康熙刻本。

[35] 王昊：《硕园诗稿》卷24，五石斋抄本。

[36] 彭蕴灿辑：《历代画史汇传》卷29据《昆新合志》，道光刻本。

[37]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6《昆山县》，薛正兴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38]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6《昆山县》，薛正兴校点，第399—400页。

[39] 高士奇：《城北集》卷4，康熙刻《高士奇集》本。

[40] 杨锺羲：《雪桥诗话》馀集卷2。

[41] 许承宣：《金台集》卷下，康熙衣德堂刻本。

[42]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著录许承宣的卒年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然《东华录》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两次记载“工部给事中许承宣奏请”。

[43]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2，康熙刻本。

[44] 《上杭县志》卷4《职官·知县》，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45] 尤侗：《西堂诗集·哀弦集》，康熙刻本。

[46] 高士奇：《苑西集》卷1，康熙刻《高士奇集》本。

[47] 张云章：《朴村诗集》卷1，康熙刻本。

[48] 震钧：《天咫偶闻》卷6，光绪刻本。

[49] 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6，1919年刻本。

[50] 汪琬：《尧峰文抄别录》卷2，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64页。按：此文写作时间和知县姓名，见李圣华笺注文字。

[51]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吴县·吴县学》，薛正兴校点，第148页。

[52] ［同治］《苏州府志》卷57《儒学》。

[53] ［同治］《苏州府志》卷96《人物·昆山县·国朝》。

[54] ［同治］《苏州府志》卷63《选举·国朝·博学鸿词科》。

[55] 陆林、吴家驹选注评析：《朱柏庐诗文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56] 《四库全书总目》卷159《集部》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8页。

[57] ［同治］《苏州府志》卷137《艺文·昆山·国朝》。

[58] ［同治］《苏州府志》卷96《人物·昆山县·国朝》。

[59]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17，康熙刻本。

[60] 唐甄：《潜书》上篇《知行》，康熙刻本。

[61] 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17《黄匡民侍亲问道图卷》，光绪刻本。

[62] 孙枝蔚：《溉堂集》诗馀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48—949页。

[63] 葛芝《卧龙山人集》卷5有《寿周子洁五十》和《哭陈鹤客》，上年有《和申蘧园比部七十自寿诗》。

[64] 黄宗羲：《南雷诗历》卷5，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65]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蔡九霞方炳》，康熙抄本。

[6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8条《三番之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按：据《丹午笔记》载，方炳赴云南拜谒吴三桂，是因为三桂为明朝守备出身，其父蔡懋德“为兵备道时，曾录其功”。

[67] 宋荦：《西陂类稿》卷9《漫堂草》，《四库全书》本。按：次首为《御变诗》，序云“康熙二十七年夏六月余奉皇帝命抚江西”。

[68] 张潜之、潘道根辑：《国朝昆山诗存》卷3，道光八年（1828）刻本。

[69] 秦瀛：《己未词科录》卷5，嘉庆刻本。

[70] 于准：《先儒正修录》序，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

[71]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7页。

[72] 参见柯愈春：《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3] 丁宿章辑：《湖北诗征传略》卷7，光绪七年（1881）刻本。

[74] 陶煦：《周庄镇志》卷4，光绪八年（1882）刻本。

[75] 纪大奎：《双桂堂续稿》卷10《宜黄应升传略》，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76] 张之洞：《书目答问》集部，光绪刻本。

[77] 徐：《续本事诗》卷11，李学颖标点《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78]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2《吕文兆》，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3页。

[79] 吕熊：《女仙外史》第30回，《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0] 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42，道光五年（1825）刻本。

[81] 林树中、王崇人主编：《美术辞林·中国绘画卷》上册，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页。

[82]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14，宣统元年（1909）刻本。

[83] 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88页。

[84] 徐复、季文通主编：《江苏旧方志提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85] ［康熙］《常熟县志》卷12《封赠》陆柱小传附，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86] 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47《嗜奇说书陆秋玉水墨庐诗卷》，顺治十七年撰。

[87] 沈德潜《明学博刘先生传》云晚明长洲教谕刘永锡“穷饿死，弟子徐晟、陈三岛、友人陆泓经纪其丧，葬先生于虎丘之山塘。晟字祯起，三岛字鹤客，长洲人；泓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泓无家，图己像于水墨尺幅中，自号水墨中人”。

[88]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王彬、严英俊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74页。

[89] ［乾隆］《长洲县志》卷20《科目》“国朝武举·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顾质，雨帆，本姓戴。”

[90] 徐增：《九诰堂集》卷24《题史汉功南城诗兴图行》，清抄本。

[91] 徐增：《九诰堂集》卷22《戴雨帆过史汉功斋头见余甲集诗有作见怀次韵奉酬》。按：诗末注“汉功家沙墟”。

[92] 刘绍颖：《略论“文殊问疾”与唐诗》，《文学教育》2011年第1期。

[93] 陈瑚：《确庵文稿》卷1，康熙刻本。

[94] 《汉书·张良传》：“良数以太公兵法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95] 《四库全书总目》卷182《集部》3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2页。

[96] 《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97] 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8《祭章素文文》“今年五十有五，少予一岁”。

[98] 王昊：《硕园诗稿》卷18，五石斋抄本。

[99] 王昊：《硕园诗稿》卷8。

[1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15，袁世硕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01页。

[101] 沈德潜：《归愚诗钞》馀集卷1《外孙章光重照》之四，乾隆刻本。

[102] 沈昌龄等纂修：《沈氏族谱》“守斋公后继岩公支”第十二世，民国抄本。

[103] 晚明杨廷枢，字维斗，吴县人，“忠文”乃其门人私谥。

[10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5，袁世硕校点，第180页。

[105] 晚明周钟，字介生，常州金坛人；范骧，字文白，浙江海宁人。

[10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续集卷3《质亡集小序》，雍正三年（1725）刻本。

[107] 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2《赠王升吉兼寄吴中诸旧游》，乾隆刻本。

[108] 钱谦益：《钱牧斋尺牍》卷上《与吴梅村书》“论社”。参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九年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109] 靳荣藩注：《吴诗集览》卷12《癸巳春日褉饮社集虎邱即事》引程穆衡语，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110] 王抃：《王巢松年谱》“癸巳二十六岁顺治十年”，《吴中文献小丛书》本，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11] 王抃：《王巢松年谱》“癸巳二十六岁顺治十年”，第23页。

[112] 姚佺：《寄徐野君》，李渔《尺牍初征》卷6，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113] 陈维崧：《湖海楼诗稿》卷12，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按：参见周绚隆《陈维崧年谱》，第139页。

[114]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115] 施闰章：《同举诸先生公祭文》（祭尤侗妻），尤侗《西堂诗集·哀弦集》，康熙刻本。

[116]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

[117] 韩菼：《慕庐文稿》不分卷，稿本。

[118]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36《人物》。

[119] 王昊：《硕园诗稿》卷13《醉中放歌赠章湘御》。

[120] 王昊：《硕园诗稿》卷18《哭章六湘御》。

[121] 董以宁：《正谊堂诗集》五言律之二《寄书与章湘御到日已亡》，康熙刻本。

[122] 尤侗：《看云草堂集》卷4《哭宋畴三》，《西堂诗集》本。

[123]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8《祭陈皇士文》，康熙刻本。

[124]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

[125] 姚佺：《徐子能赋序》，徐增《九诰堂集》卷首，康熙抄本。

[126] 叶君远：《吴梅村评传》，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27] 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5页。

[128] 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未部《世系表·廿五世至廿九世》，康熙刻本。

[129]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见《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130] 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31] 蒋寅：《清诗话考》，第235页。

[132] ［同治］《苏州府志》卷136《艺文志·吴县》，光绪九年（1883）刻本。

[133] 陆廓如：《荫槐叶公墓志铭》，《吴中叶氏族谱》酉部《贤贤传》。

[134]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释》卷5，《四库全书》本。

[135] 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卷57，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136] 毕可娟、宋爱月、吕晓东主编：《文登市图书馆文集·文登市图书馆善本古籍藏书介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137] 《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乙编第431页著录其为“宿迁人”，误，或因李清《三垣笔记》下卷“陆枢曹奋飞（崇祯辛未，宿迁人）以耳重久废，为怀远侯常胤绪（开平王裔）荐”云云而讹。

[138] 姚希孟：《循沧集》卷1《山游伴侣记》，晚明刻《清全集》本。

[139] ［同治］《苏州府志》卷136《艺文志·吴县》。

[140] 葛士：吴县《葛氏家谱》“忠”字卷世系第十三世，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141] 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

[142] 金友理：《太湖备考》卷5《湖中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143] 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卷57，乾隆十年（1745）依缘园刻本。

[144] 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卷28“东山陆氏合编”。

[145]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碑志类”《文渊阁大学士文靖朱公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146] ［同治］《苏州府志》卷82《人物九·吴县·国朝》。

[147] 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第3页。

[148] 蒋寅：《清诗话考》，第235页。

[149] 此段文字及上引《诗法初津》陆枢序及《仪汐轩诗草》叶弘勋自序，皆由友生卢劲波硕士2012年5月代抄于云南图书馆，特此致谢。

[150]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151]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5页。

[152] 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此据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所收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据陈先生1993年撰《作者附记》云，此文据《文献》版“增补毛宗岗生平资料，并重新改写《毛宗岗年表简编（初稿）》”。

[153] 蒋堃贤：《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卷10“雪庵公支”，道光二十七年（1847）木活字本。

[154]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155] 蒋堃贤：《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卷3《声伯公支》。

[156] ［民国］《吴县志》卷57《艺文考·长洲县·明》。

[157] 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哭汤卿谋》第26首，康熙刻本。

[158] 许培基、叶瑞宝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159]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32《古文汇钞序》，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页。

[160] 姚文燮：《无异堂文集》卷1《古文汇钞序》，五石斋抄本。

[161] 文革红：《毛声山批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浮云客子序”作者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62]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2《古几赞》，同治刻本。

[163] 彭慰高《彭氏宗谱》卷3彭德先小传：“生万历庚寅十一月十六日，以康熙乙巳十月二十五卒。”同治六年（1867）刊本。

[164] 《四库全书总目》卷37《经部》第37《四书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7页。

[16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5，袁世硕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页。

[166] 蒋堃贤：《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卷10《兆侯公支》。

[167] 李正学：《毛评与金圣叹关系新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68] 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卷6，康熙刻本。

[169] 孙治：《孙宇台集》卷9《吴门徐武子先生寿序》，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170]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8，胡守仁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09页。

[17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2，康熙抄本。

[172]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悟石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173]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悟石轩》，第32页。

[174] ［乾隆］《吴江县志》卷58《杂录》三，民国石印本。

[175] ［乾隆］《震泽县志》卷38《杂录》二，光绪重刻本。

[176] 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6页。

[177] 邹祗谟：《倚声初集》卷4《爵里一》，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178] 刘城：《峄桐文集》卷2《樗园诗序》，光绪十九年（1893）养云山庄刻本。

[179] 张世伟：《自广斋集》卷12，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180] 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合编：《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181] 孙：《皇清诗选》卷2，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182] 顾有孝：《骊珠集》卷6，康熙九年（1670）刻本。

[183] 邓汉仪辑：《诗观三集》卷3，康熙刻本。

[184] 孙治：《孙宇台集》卷35，康熙刻本。

[185]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孙治《先妣沈太孺人行实》“母二十一而生治”和“母生于戊戌年五月十日未时”即1598年著录其生年，而不详其卒年。此据［康熙］《钱塘县志》卷22《人物·文苑》“卒年六十有五”推出。

[186]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1，康熙抄本。

[187] 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3《文星阁》，第185页。

[188] 杜桂萍：《鬼佛仙儒浑作戏 哭歌笑骂漫成声——论嵇永仁〈续离骚〉杂剧》，《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89] 吴春彦：《幕僚文士的市井情怀——论嵇永仁〈扬州梦〉传奇》，《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90] 胡萍：《有关嵇永仁研究存疑考述》，《长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91] 周亮工辑：《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2，康熙六年（1667）刻本。

[192] 苏双翔：《唐市志》卷中《人物·孝义》，抄本。

[193] 《清史稿》卷310《嵇曾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册，第10623页。

[194] 《清史列传》卷65《嵇永仁传》、卷16《嵇曾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册，第5171页；第4册，第1194页。

[195]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5《后世系表》，同治十年（1871）刻本。

[196] 《科场条例》卷35“冒占民籍例案”，咸丰刻本。

[197]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13《诰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杨太君墓志铭》，乾隆刻本。

[198] 金友理：《太湖备考》卷2《滨湖山》，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199] 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卷4《横山丙舍图记》，嘉庆刻本。

[200] 贾兆凤：《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钱仪吉《碑传集》卷119，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201]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5《后世系表》。

[202] 邹升：《留山堂赠诗序》，《嵇氏宗谱》卷7。

[203] 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十一年甲午七十三岁”。

[204] 邹仁溥：《邹氏家乘》卷15“全五支”，光绪二十九年（1903）活字本。按：无邹升生卒记载。

[205] 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8，康熙二十八年（1763）刻本。

[206] 王龙光：《次和泪谱》，《抱犊山房集》卷6附刻《同难二先生诗文》。

[207]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5《后世系表》。

[208] 许楚：《青岩集》卷3，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

[209] 蒋熏：《留素堂诗删》卷4《天际后草》，康熙刻本。

[210] 方文：《嵞山集》卷7，康熙刻本。

[211]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刻本。

[212]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5《后世系表》。

[213] 蒋楛：《天涯诗钞》卷2《浮淮集》，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214]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上严灏亭先生书》。

[215] 钱仪吉：《衎石斋记事稿》卷8《嵇王沈三先生事状》。

[216] 秦瀛：《己未词科录》卷6，嘉庆刻本。

[217]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上严灏亭先生书》。

[218] 嵇永仁：《索梵林画》，《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2。

[219] 汪份：《清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抱犊山房集》卷首，雍正刻本。

[220]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3，《四库全书》本。

[221] 《四库全书总目》卷173《集部》第26《抱犊山房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4页。

[222]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罗舍人入直西清序》。

[223] 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刻本。按：汪份《清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云其“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未几食饩”。

[224]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1《嵇留山先生传》，乾隆刻本。

[225]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寄林铁崖先生书》。

[226]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

[227]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寄林铁崖先生书》。

[228]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康熙抄本。按：此序亦见雍正刻本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是总题为“葭秋堂诗序”的三篇文字之一，惟无“于一诸君子”五字。

[229] 李渔辑：《尺牍初征》卷11，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230]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与曹秋岳先生书》。

[231]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家尔遐兄招过严陵》。

[232] 李渔辑：《尺牍初征》卷1。

[233]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5页。

[234]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3《中世系表》。

[235] 阮元《两浙轩录》卷1《严沆》：“先生能诗善画，尝为嵇留山作留山堂图，五越月始成。”

[236]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通济桥记》。

[237] 大参指布政使参政，清初道员多以此衔担任。

[238]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与曹秋岳先生书》。

[239]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0] 嵇永仁：《与黄俞邰》，《尺牍新钞》卷2。

[241]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罗舍人入直西清序》。

[242]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与周敷文书》。

[243]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罗舍人入直西清序》。

[244]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6，康熙刻本。

[245]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与曹秋岳先生书》。

[246] 汪景祺《西征随笔·张汧祖泽深之狱》“戊辰年六七月间事，祖竟瘐死狱中”（参《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9《荆南道参议祖仁渊墓志铭》“卒年五十有三”。

[247]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上严灏亭先生书》。

[248] ［雍正］《浙江通志》卷149载袁一相“字辅宸，辽东人，顺治十七年任浙江左布政使……后卒于官”，卷121载其康熙六年以左布政使兼理杭州北关监督（下任佟国瑜康熙七年兼理），《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六年李本晟任浙江布政使。此人与宋琬为友，见《安雅堂未刻稿》卷5《九日无酒戏赋四绝句从袁辅宸方伯索得四坛悉佳酿也》、卷7《同杭州绅士为左方伯袁辅宸祈子疏》。

[249]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与曹秋岳先生书》。

[250] 嵇有庆：《嵇氏宗谱》卷7《杨太夫人请旌事实》。

[251]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13《诰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杨太君墓志铭》，乾隆刻本。

[252]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巡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7页。

[253] 嵇永仁：《扬州梦自题》，《扬州梦》卷首，《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4] 吴绮：《林蕙堂全集》卷23《艺香词》，《四库全书》本。

[255] 汪超宏：《吴绮年谱》“康熙九年庚戌（1670）五十二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按：年谱似未载其单舸赴无锡，叹赏永仁剧作之事。

[256] 周亮工：《扬州梦传奇引》，见嵇永仁《扬州梦》卷首。

[257] 钱仪吉：《衎石斋记事稿》卷8《嵇王沈三先生事状》，道光咸丰刻本。

[258]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1《嵇留山先生传》，乾隆刻本。

[259] 徐旭旦：《世经堂初集》卷9《嵇义士传》，康熙刻本。

[260]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寄林铁崖先生书》。

[261] 张富春：《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6页。

[262] 许总：《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草堂》1983年第1期。

[26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4丙戌“四月二十日”，民国石印本。

[264]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页。

[265] 许总：《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按：修改后题为《吴见思与〈杜诗论文〉刍议》，收入所著《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

[266] 许总：《吴见思与〈杜诗论文〉刍议》，《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186页。

[267] 张忠纲等：《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7页。

[268] 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清抄本。

[269] 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集》卷7《宋拓兰亭跋》，道光元年（1821）刻本。

[270] 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录》卷1，1944年排印本，第9页。

[271] 张忠纲等：《杜集叙录》，第277页。

[272] 张富春：《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第9页。

[273] 乾隆《江南通志》卷142《人物志》，《四库全书》本。

[274] 陈玉璂：《学文堂集》五言排律，康熙刻本。

[275] 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卷16《选举·乡科》。

[276] 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卷24《人物》。

[277] 民国《沧县志》卷7《文献志·职官·知州》。

[278] 《明史》卷24《本纪》第24《庄烈帝二》崇祯十二年己卯“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

[279] 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5，光绪七年（1881）刻本。

[280] 吴见思：《杜诗论文》凡例，康熙十一年（1612）岱渊堂刻本。

[281] 万树：《史记论文跋》，吴见思《史记论文》卷首，康熙刻本。

[282] 《四库全书总目》卷78《史部》第34。

[283] 吴国瑞：《毗陵宣庄吴氏宗谱》卷7《高梅分世纪录》，1914年木活字本。按：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406至410页即据以介绍“苏南常郡高梅宣庄吴中行家族”。

[284] 王德毅：《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3页。

[285] 陈玉璂云吴见思擅书法：“素有临池兴，行随古彦肩。挥毫全用肘，买帖不论钱。草体神飞越，蝇头法邃延。”见《学文堂集》五言排律《赠吴齐贤》。

[286] 吴一清：《北渠吴氏族谱》卷3世表“大分郡城分”，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

[287] 董元恺：《董氏家乘》世表“博古公孟诚后洗流派”，康熙十八年（1679）苍梧草堂刻本。按：此则史料由侯荣川博士代为抄录。

[288] 语出宋楼钥《攻媿集》卷17《谢落职罢宫观表》“五年自放于江湖，一饭不忘于君父”。

[289] 董元恺：《董氏家乘》世表“博古公孟诚后洗流派”。

[290] 吴见思：《杜诗论文》序，康熙刻本卷首。

[291] 董元恺：《苍梧词》卷11，康熙刻本。

[292] 许总：《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草堂》1983年第1期。

[293] 陈弘伟：《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2011年硕士论文，第2—3页。

[294] 张忠纲等：《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7页。

[295] 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清抄本。

[296]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6《赠毗陵吴玉虹》，康熙抄本。

[297] 吴见思：《奉赠子能道兄先生》，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赠言》。

[298]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8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299]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附录

一 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

（一）滥觞期概观

滥觞期指清末至五四的二十世纪初期（1901—1919）。在当时对金圣叹的一片赞扬声中，时任东吴大学教授的黄人（1866—1913），在自己主持的《小说林》杂志上，以“蛮”为笔名，撰文反对金批《水浒》中对宋江的贬斥：

论历史之人格，当首溯郭解；而论小说之人格，当首溯宋江。史迁之进游侠，其旨趣与尊孔子无异，皆所以重人权而抑专制也。此其意惟耐庵知之，亦惟耐庵能绍述之。不幸而有奴性之公孙宏，悍然为当门之锄[1]；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说以取好于民贼。然宏之爰书数言，尚不失为解之知己；而采则驺从前呵，但知辟人以张乘舆者之威福耳。此则地下之耐庵有知，所当笑破唇颊者也。[2]

即便是在整个清代，像这样以如此不屑的口吻直呼其名、痛加贬斥的人，亦不多见。在当年，也就是归庄《诛邪鬼》一文可有一比。有意思的是，归庄是昆山人，黄人是常熟人，均属苏州府。如果说归庄的反感还可能是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有“苏州奇人”之称的黄人为何对这位乡前辈如此诋毁？正因为这种声音在清末民初可谓异响，发出者又是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本国学者，故有必要在此书写一笔。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四年（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由保定直隶官书局铅印出版。该书对《水浒传》的“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释义”在书中触目皆是。诚如当代学者所说：“作者与其说是在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3]。这位河北籍的评点者，从宣传西方“平权、自由”思想出发，认为《水浒传》乃“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并对金圣叹作如下批评：

《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纯重民权、发挥公理，而且表扬最早、极易动人之学说，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让欧西诸国莳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辞其咎欤？[4]

金人瑞者，奴隶根性太深之人也，而又小有才焉。负一时之人望，且好弄文墨，阅书籍。彼既批《三国演义》矣，既批《西游记》矣，既批《西厢记》矣……《水浒传》者，专制政体下所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者也，于是乎以文法批之。然犹恐专制政府大兴文字狱，罪其赞成宋江也，于是乎痛诋宋江，以粉饰专制政府之耳目。批评《水浒》，以钓赞成《水浒》之美名，其计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5]

此位名字不详的尚先生，把中国封建制度之延续、公理民权思想之不行，均归咎于金批《水浒传》。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批评模式，这种连基本史实都完全不讲（如将《三国》、《西游》之评归于圣叹）的话语方式，只有在六十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浪潮中，才能看到其嗣子裔孙的出现。作为一位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其对金圣叹评点小说的批判在学术史上亦非毫无反响：所谓“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云云，无疑直接启发了胡适十馀年后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八股“流毒”之论[6]；其政治身份“奴隶根性”的恶谥，似乎也类似于后之鲁迅《谈金圣叹》“近于官绅”的判断[7]。两位现代大学者对于金圣叹的在学术和非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评价，竟然能从一位名不可考、毫无学术根基可言的民主激进之士的偏激言论中溯源，未免令人觉得有趣。

除了以上两位的出格言论外，有关金圣叹史实方面的正面努力，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1.著作出版与生平简介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篇题为《廖柴舟金圣叹先生传》，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二十日[8]，作者署名“枚”。此人便是广东顺德人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风雨楼主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任上海《国粹学报》主纂。此文虽然只是一则纯粹披露金圣叹传记的文字，在其按语中亦无对传主只字评价，却有着相当的意义：它不仅最早向学界介绍了清初曲江廖燕所撰的《金圣叹先生传》，并开启了同为粤人的邓实对金圣叹著述整理研究的兴趣；或者从其数年后之行为，可见其对金圣叹的关注实与其排满复汉的民族思想密切相关。这篇传记，邓实是辑自日人盐谷世弘序刊本《二十七松堂集》[9]。可能是受到盐谷氏序文的影响[10]，邓实在按语中愤懑于廖燕之不为后人所知，原因乃是“夫群一世之人，趋于利禄之一途，而深仇大耻竟若可忘者”，指出“此所以神州终古而陆沉，而先生所为悲膺疾额也。读先生集，予不禁慨然于海外之民犹能存节义矣！”从《二十七松堂集》中选出金圣叹传发表，无疑亦有表彰近二百五十年前因哭庙而“罹惨祸”[11]者的用意在。只是在抄录原文时，依然“采名，苦采字”，扩大了这一误刊的社会影响[12]。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在上海发行的《宁波小说七日报》第一期“传记”一栏中，发表了蛰隐生《大小说批评家金圣叹传》[13]：

二十世纪之时代，一报章发达之时代也。其足以警聩发聋者，有若政界时评、教育时评、人物时评，以及杂评与夫评论之评论，类皆摘微抉隐、鉴空衡平，俾有益于社会，立批评之门目。以余所闻，早有人为之作导火线也。系何人？金圣叹先生是。

先生吴县茂才也。初名采，后更名人瑞，其字以圣叹者，沂水春风、童冠游咏，取宣圣叹曾点之言志也。先生由是以狂士自许，倜傥非常，有睥睨一切之概。其生平居，豪于饮，又善品评，每当酒酣耳热、上下议论，不屑屑拾人牙慧。

今者距清祖入关已二百馀年于兹矣。先生丁鼎革之变，屏足仕途。斯时也，有东林党，有非东林党，咸以讲学闻，而群为无规则、无用具之社会。先生则别树一帜，独于所居贯华堂内高坐谈经，经名《圣自觉三昧》，且自编稿本，纵横颠倒，闻者佥击节叹赏。至讲学之徒，虽非笑之、觝排之，亦不之顾。……

无何，先生因醉，狂谈杜诗中“青青河畔草”一章，竟因梦成谶而罹祸。临刑伸颈叹曰：“斫头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呜呼，以先生之高尚，其恶果乃如斯，岂杜诗必不可说耶！抑别有其故耶？或当时法网之所株连欤？要之一点热血留在人间，为不减云。

噫嘻，人生世上，百年一息，惟此自由言论永永不朽。先生虽逝，踵其后者以摩以荡。若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尤见称于学界，岂好为是雌黄乎？亦冀有益于社会耳。迄今报章发达，恨不能起先生而一质之。故本报崇拜先生，为之传其崖略如右。

此文可谓二十世纪第一篇当代人撰写的金圣叹传。虽然在史实上多出自廖燕传而缺乏创获，然其首次以“大小说批评家”为圣叹定位，并以“自由言论永永不朽”赞誉其精神“一点热血留在人间”，反映出世纪初年受时代影响之青年（作者以“青青河畔草”出于杜诗，似非饱学老儒）对金圣叹的基本态度。

与此同时，即从大清王朝的最后两年开始，金圣叹著作的出版逐渐呈现出一个全面展开的态势。圣叹存世著作，除了其《沉吟楼诗选》抄本外，主要有四大系列：一、戏曲、小说评点：即金批《西厢记》和《水浒传》；二、诗、文评点：即《唐才子诗》（七言律诗）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历代古文）；三、八股文评点：即金批《大题才子书》和《小题才子书》；四、其他遗稿：诸如《诗经》、《左传》、《孟子》、《古诗十九首》、杜甫诗、欧阳修词评点及所撰易学、佛学杂著，由堂兄金昌于康熙初年以《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为名刊行，其中最重要的是《杜诗解》四卷。在此四类作品中，第一类由于种种原因，有清一代屡禁不绝，竞相刊刻、版本众多；第三类因其有助于科举考试的实用价值，在道光、光绪年间尚有翻刻；第二、四两类，除了顺治、康熙原刻本、重刻本外，两百年来很少出版，以致晚清时期“圣叹遗书，不幸无传”[14]，“坊肆所盛传者，仅《水浒》、《西厢》及所序《三国》而已”[15]。但是，从宣统二年（1910）开始，有关二、四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大为改观。首先，邓实该年在所辑《风雨楼丛书》中，首次完整铅印出版了《贯华堂才子书汇稿》[16]；同年，国学进化社铅印出版《天下才子必读书》[17]。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唐才子诗》。入民国，苏州振新书社与上海有正书局分别石印、铅印《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18]；民国元年（1912），有正书局又将卷首《鱼庭闻贯》所收圣叹与友人书信辑出，以《圣叹尺牍》为名铅印问世[19]。至此，《唐才子诗》、《天下才子必读书》和《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均已出版。宣统三年，乐天居士辑《痛史》出版，第一集收入《哭庙纪略》和《研堂见闻杂录》[20]，从而为金圣叹生平思想和晚年事迹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此本《哭庙纪略》于民国元年（1912）、三年、六年多次重印，足见这一时期社会对哭庙案和金圣叹的关注。

与金圣叹著述大批重印相应的，是一些以逸闻轶事为核心的小传介绍逐渐发表。民国二年（1913），无锡孙寰镜（1878—1943）撰《金圣叹之死》，大力推举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就戮者十八人”，首列金人瑞之名；具体哭庙行为，亦是圣叹“率诸生抢入，进揭贴，继至者千馀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忿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馀言，为民请命，语多指斥一切”；对圣叹在当时的声名，更多溢美之词：

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绝艳，遨游其间，调和之力惟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21]

只是核之《辛丑纪闻》，颇多虚夸不确之言。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署名小横香室主人编纂的《金圣叹小传》问世。其感叹圣叹死于哭庙案数句，既合传主身世，又富时代色彩：

呜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如圣叹哉！[22]

惟所述史实，内容不出《辛丑纪闻》、《哭庙记略》。这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此类以哭庙案为焦点的金圣叹生平简介类小传的基本面貌。

这一时期的末年，即民国八年（1919），署名“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的《南亭笔记》出版[23]。在该书卷三，一连四条介绍金圣叹，系出自修订者胡寄尘（1886—1938）之手[24]。《南亭笔记》记载“清季”人事的诸条，可能均由这位早在民国二年（1913）就编写过《清季野史》者所阑入。因为逝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李宝嘉，是无从也不敢云清朝为“清季”的。有关圣叹的四条，分别抄录廖燕《金圣叹传》、孙寰镜《金圣叹之死》、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和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金圣叹》而成。虽然毫无建树，亦扩大了金圣叹的正面影响。

2.孟森《金圣叹考》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章或许是常州孟森（1869—1937）的有关考述。民国五年（1916），他署名“心史”发表了《金圣叹》[25]。有感于这样的社会现象：

自小说中有《圣叹外书》，深印于世人之胸中，而圣叹之轶事，往往流传众口。近日乃以谶纬鄙俚之言，有所谓《中国预言》者，亦以圣叹评定为名，致烦政府查禁。而圣叹之魔力，又跃跃有生气焉，可谓奇矣。

故其撰文目的是：“汇辑清初纪载，为爱谈圣叹轶事者，详所出焉。”文中共引文献十条，分为三类：“圣叹被慈月宫陈夫人所凭”类，收入钱谦益《初学集·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褚人获《坚瓠集》三则；“圣叹身后异迹”类，收入宋长白《柳亭诗话》、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尺牍新钞》引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三则；“圣叹轶事”类，收入无名氏《辛丑纪闻》、董含《三冈识略》、袁枚《随园诗话》、金宗楚《豁意轩录闻》四则。并时加按考和辨说，如最后一条按曰：

此则情理多未尽合。且法海督江南学政，在雍正元年。未知清初更有一学政法海否？圣叹并未灭族，本则亦自言寄信妻子，何以自相矛盾？当从《柳南随笔》作“籍家”。

再如其对董含《三冈识略》认为金圣叹批《西厢》是“直欲窃为己有。噫！可谓迂而愚矣”的批驳：

圣叹谓所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此意读《西厢》者共信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圣叹有焉。乃以为欲窃为己有，未免笨伯。

则显示出对圣叹评点特色的理解和文学观念的通达，亦直接影响了稍后胡适对金批《西厢记》的看法。

从学术史的角度，或认为“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中，对金圣叹作过认真研究的是史学家孟森。他所作的《金圣叹考》钩稽了金圣叹生前身后的许多原始材料，澄清了一些事实……所考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26]平心而论，即便置于民国初年的学术环境看，孟森此篇的学术难度也是不大的；作为一位明清史大家，其在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有限的。所涉十条史料中，有五条非其发现，在当时十分常见的俞樾《茶香室丛钞》中已“详所出”了[27]。其馀五条，据《柳南随笔》所引“钱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在《初学集》查出全文，并非难事；《辛丑纪闻》亦非珍本秘籍，自是研究金圣叹者所必读。只有《三冈识略》、《随园诗话》、《豁意轩录闻》为其首次征引，然其史料价值并不重要。此外，将《豁意轩录闻》的作者金宗楚，误写成其曾孙金清美，虽属小误，却遗讹久远。许奉恩（1816—1878）《撷录〈豁意轩录闻〉》按曰：

门人金仰之清美，吴门世家子也。高祖讳祖静，字安安，以进士官四川布政……。曾祖讳宗楚，字小笏，官中书舍人，著作甚富。仰之尝出示所撰《豁意轩录闻》一帙，予爱其笔意颇类唐人说部，姑撷录数条，以资谈柄。

在“撷录数条”后，许氏尚有跋语：

予闻小笏舍人，生平酷嗜吟诗，笔意在白、陆之间。归田后，与沈归愚、彭芝庭两尚书结社酬唱……全稿俱经两公评订，未付手民，遽煨兵燹，惜哉！[28]

按语与跋语两相对看，《豁意轩录闻》的作者只能是金清美的曾祖父金宗楚[29]。孟森误解“所撰”，言《录闻》作者为金清美，一直到后来知堂《谈金圣叹》及今人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亦如是。虽然只是轶事，出自乾隆中期（1765年前后）人和咸、同（1851—1874）人之手，可信度是大不一样的。

尽管孟森在文章导言中指出：“圣叹之为人，具见于所批诸书之内，只有文人好奇，并无神怪之迹。”（其实这段话不够准确：一、研究其为人，不能仅见其所批诸书；二、其为人的确是有神怪之迹的）然《金圣叹考》之问世，应该强化了圣叹“魔力”的社会印象。其文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生前即“以神怪耸动世人者”，一是身后因“文人不得意，以笔墨动世，世即以神怪奉之”。正因为著述重点所在为神异之事，故即便如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这样重要的交游资料[30]，孟森关注的只是圣叹托梦的说法，并未用力考证其背后史实，只是简单地照抄俞樾按语云：“此圣叹身后之事，世罕知者。惟‘南’[31]不知何地，‘’字亦未识，疑有误。”其实，即便在当时，孟森已对清初史籍谙熟于心，如在同年发表的《心史丛刊》的首篇《奏销案》中，不仅征引丰富翔实，且已多处引及与“哭庙案”相关之文字，可见其著述主旨对于资料搜集研究的左右：其兴趣既在神异，忽略真正的史实亦在情理之中，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虽然孟森于史料钩稽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但其文章结语所谓“当时毁圣叹者亦多，而崇拜圣叹者亦不少，身分正合”，却不仅是对“当时”现象之总结，亦暗合了其后很长时间的金圣叹研究状况，显示出史学家眼光的锐利。至于其“圣叹之于小说，犹路闰生之于八股，极意发挥奥窔，然圣叹见地自超，非路所及也”云云，虽然不妨认为是“首次将金圣叹的评点与八股的评点联系起来”，却似乎难以启发胡适认为金圣叹沾染了“八股选家的流毒”的观点[32]。从文意来看，孟森只是以嘉庆进士路德（1784—1851）评点八股文的造诣和特点[33]，来映照金圣叹在小说批评上的地位；从情感而言，孟森流露出对金圣叹的深深赞赏。

3.杨保同《金圣叹轶事》

在孟森《金圣叹考》发表的第二年冬，南京杨保同撰《金圣叹轶事》成[34]。书首自序云其于民国六年（1917）秋，以病困居上海，“读各家笔记，多有涉及圣叹事者，益狂喜，不啻见圣叹也。于是乃就榻前，随笔录之，约得若干则……金圣叹一生行事，庶几尽于是已”。据序言，知作者字异之，金陵人，生平“酷爱”金圣叹。惟《“夫妇之愚”两节文》自述“幼时闻蒙师与友人谈圣叹逸事……今已三十年，犹恍惚如昨日事”[35]，可推知其当时约四十五岁。全书八十五页，约两万字，共记“轶事”九十条，是第一部以书籍形式单独发行的有关金圣叹事迹的著述。卷首有圣叹画像，当出自民国人之手。

作者的阅读范围较广，除了《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如根据《唱经堂随手通》之《南华字制》编写《四十须眉尽白》）之外，还有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无名氏《辛丑纪闻》（或《哭庙纪略》）、袁枚《随园诗话》、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所撰《与王斫山交最善》、《评六才子书》、《圣叹与西堂之比较》等条，均系照抄或改写邱氏之作而成；《〈西厢〉不许狂且扮演》更直接引用“近人邱君”对金批《西厢》“只讲文情，不讲曲谱”的评价。除了根据以上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改编外，还有许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甚或胡编乱造之事。如将《先有鸡乎先有蛋乎》之问，亦归“为圣叹事也”；再如有的故事，人、事皆假，只是把当事人换上金圣叹之名。如《嘲江南主考联》，是将发生在康熙五十年无名士子讽刺江南乡试主考左必蕃、赵晋之事，提前至“顺治某科”，连主考官的名字都照旧。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就太糊弄读者了。对于金圣叹研究而言，则极大地影响了此书所载各事的可信度，亦挫伤了学者辨析其真伪的学术兴趣。其希望“当世不少心仪圣叹者，或将有取乎斯编”（自序）的编纂期待，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

然而，《金圣叹轶事》中有的故事，人真而难辨其事真伪。如《雅慕俞琬纶》条云：“万历间有俞琬纶者，字君宣，为圣叹同邑人。圣叹垂髫时，习闻其尊人啧啧琬纶不去口，心向往之，以不得及身亲见为憾。”（下面说的就是俞琬纶自己的“轶事”了）而从俞、金均撰写过有关口技的文章[36]，金家对俞氏的赞赏也是顺理成章的。又如《是徐文长一流人》记载：

松交尝语人曰：“余少读山阴徐文长文而好之，辄怃然想见其为人。余官铨曹时，适钱塘布衣胡彦远来，盛道圣叹不除口，谓圣叹之才，亦文长之流亚也。余遣人招之，竟不至。比余以病归，圣叹顾时时来，相与扺掌谈心，间出其所著诗文，读之多妙悟见道语，沁人心脾，似非今人所能为。使其与文长同时，《白鹿表》何足道哉？”[37]

松交指苏州绅士顾予咸，不仅杭州胡介确有其人，金、胡似乎存在一定关系[38]，而金与顾的交往亦有蛛丝马迹可循[39]。此外，《同戴耘野访徐介白》记载与清初苏州著名遗民戴笠、徐白的交游，亦绝非毫无可能。《金圣叹轶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文曲星》条“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40]。且不说圣叹是否文星转世，“三月三日”之说明显属于误植[41]。后人不察，如辛岛骁[42]、陈登原[43]、俞鸿筹[44]等，均照抄无疑；今人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杨子忱《金圣叹全传》等“戏说”体，也都重复着文昌帝君生于“三月三日”的误会。

上个世纪前二十年间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其著作的全面整理出版，长期以来坊间出于牟利目的只是不停地翻刻金批《水浒传》、《西厢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可以说，除了其八股评点和诗集抄本之外，所有的著述在此时期都有多种版本问世，从而为今后的全面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基本文献。至于单篇文章，无论侧重于生平简介的《金圣叹之死》、《金圣叹小传》，还是近似于专题资料收集的《金圣叹考》，以及被后人视为“研究专著”的《金圣叹轶事》，有关史实的“研究”均属稗贩耳食的皮毛之举。虽然这些文字也有助于激发学者研究的热情（或者本身就是某种政治热情的产物），亦不乏可贵的尝试（如孟森的某些按考），但是它们都不是将金圣叹作为文学批评家来研究的产物。所以，真正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实研究，尚有待于以后岁月的呈现。

（二）演化期概观

演化期指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一年。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从形式上说，是以学生为主要参加者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从内在追求来说，是以科学、民主为根本精神的文化运动。经此巨大事件之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均发生了极其重大的改变。打倒“孔家店”与宣扬新文化的并存，左右着此后中国长时期的思想文化走向。

1.金批水浒“古本”的讨论

具体到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民国九年（1920）八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了徽州绩溪汪原放（1897—1980）新式标点的《水浒传》，此书以金批七十回本为底本，却删除了所有的金批文字。胡适（1891—1962）为自己这位小老乡撰写了《〈水浒传〉考证》以作前言（脱稿于七月二十七日）。在这篇长文中，作者秉持着“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45]论述了《水浒传》故事衍化的详细过程；由于底本是金批本，故胡适不可避免地要说到金圣叹。在《〈水浒传〉考证》中与金圣叹密切相关的论述，是论金批《水浒》得失的第一节和考《水浒》版本的第四节。先看第一节，胡适在用开篇语交代了“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整理古籍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之后，以一句话作为楔入正文的第二段：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第1页）

这一提法非同小可，是提纲挈领地表述了胡适对金批价值的基本态度。可是，就在读者期盼着看他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偏偏在下面荡开了一笔，写下了“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的一段，肯定其文学眼光的大胆和小说意识的超前。在胡适，观念上不过是清末民初以小说“开启民智”说的重申，笔法上则不过是“欲抑先扬”的套路。因为，接下来他只用了一个“但是”，就将此节乃至全文对金圣叹主观方面的评价，扭转到彻底否定的轨道上来了。应该说在《〈水浒传〉考证》中，全面否定金圣叹小说批评是主干和宗旨[46]，空洞肯定其文学观念是枝节和铺垫，这就是彼时胡适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基本看法。

在现代金圣叹学术史上，《〈水浒传〉考证》是第一篇以现代科研论文的形式撰写的论文（全文分五节，共约两万八千字，文末附录“参考书举要”），“这典型地表现出‘五四’后一代学人受西方观念影响下的学风”[47]。作者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为友人整理《水浒传》而撰的序言，虽然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金圣叹的生平，有关史实的见解也还可以商榷[48]，但是以撰写者的特殊身份和文章问世的特殊时间，无疑会对此后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胡适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金圣叹的风气，假如以后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对金圣叹文学观点与《水浒》评点的研究能更好地引向深入”[49]。应该说，胡适固然在学术方法上开启了有关《水浒传》的现代意义的研究，但是，在具体观点上却有不利于金圣叹研究深化的因素存在。他的基本思想是“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的（第9页），金批对于现代读者也是不需要的，故首先肯定汪原放整理的“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文章整个第一节就是论述这个问题：在评点思路上，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有僵化机械的八股特点，应予否定，如指出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而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第2—3页）；从评点形式上，认为采用了新式标点和文意分段之后，金式评点便成多馀：“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第3页）在此节最后，胡适还总结性地表达了对金圣叹文学评点的鄙夷和对汪原放删除金批的赞赏：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第8页）

且不说其观点是否成立，仅就金圣叹研究而言，如果从此以后整理《水浒》、《西厢》均删除金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一旦无法或无需进行金批研究，其史实研究的动力和价值何在？故，此种观点不仅架空了胡适本人有关金圣叹文学观念的高度评价，对于金圣叹研究真可谓釜底抽薪之举。其论点对金批小说戏曲整理研究的消极影响，要到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

时年未及而立的北大教授胡适，采取的是先扬后抑的论述方式，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论文撰写的出发点至少不够纯粹：此文不是为了研究金圣叹及其批点而作，而是为了宣传其友人对《水浒传》的整理。据时人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二十三日访问胡适的记载：“小说之有新式标点本，始于汪原放君。汪君于版本、句读，研究煞费心力，非率尔为之者，并经胡君之指导……”[50]可见有关《水浒传》新式标点本之问世，胡适是有“指导”之功的。由于汪本是以金批本为底本，同时又删除了全部金批，所以胡适要为朋友解决两个问题：一、为何要选择金批本，二、为何要删除金批。前者造出一个金批确有“古本”的创见，后者便是催生出大贬金批之无用的八股“流毒”之论。所以说，在《〈水浒传〉考证》中表现出的胡适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未必是其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

民国十二年（1923）十二月，鲁迅（1881.9.25—1936.10.19）《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出版，在其中最后一篇，论及“七十回本《水浒传》”时，指出金批本《水浒传》：

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

同时也肯定金批本“字句亦小有佳处”，如第五回叙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金圣叹批语曰：“章法奇绝，从古未有。”鲁迅怀疑此等“奇绝”文字“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51]。次年七月，鲁迅至西安讲学，在说到《水浒》版本时又提起金圣叹，语气稍显严厉，如云其“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在分析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字时，指出：

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52]

在此前后，还撰文首肯汪原放和胡适在古典小说整理研究方面的优长，如指出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53]；又认为“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54]。联系鲁迅前此对金圣叹改窜和删削古本的反感，以及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反对胡适金批“古本”说的态度，其推举汪、胡在小说整理、评介工作上的首当其选，则只能理解为对汪氏整理《水浒传》删除金批、胡氏《〈水浒传〉考证》否定金批的认同了。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鲁迅写文章告诫善良的人们，要善于运用“别种方法”与“阴毒”的敌人战斗：

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55]

这一本来出自毛宗岗之手的文学批评典故，鲁迅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发表的《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和二十四年写信告诫萧军、萧红“上阵要穿甲”时[56]，都再次使用。对于这样的大文豪，一个虚假的事例使用了三四次，足见其厌恶圣叹之深。

民国十七年（1928），在金批《水浒》是否有“古本”的问题上，俞平伯（1900—1990）撰文支持鲁迅、反对胡适。其方法是：“我所用的，都是他（指胡适——引者按）找来的材料，但我又想把他的矛，攻他的盾。”即，主要是从逻辑上论证胡适观点之不能成立，而无史实和版本上的发现。在艺术性上，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他持有一种类似中间派的中性看法，认为“圣叹的大功绩（或曰大过失，随您的便），在乎毅然把七十回单行，把后边那些不讨俏的垃圾一起撇却，而不在文字的修改上”；在思想性上，认为金圣叹是“戴上一副‘痛恨流贼’的有色眼镜”去看《水浒传》，所以主张“强盗杀头而天下太平”[57]。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胡适借着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写序的机会，对六七年来“修正”其主张的鲁迅、俞平伯等给予回复，自称是“把这十年来考证《水浒》的公案结一笔总账”。在这篇长文的结尾部分，申述了他对金圣叹及其小说批评的总体看法：

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他在当日有才子之名，他的被杀又是当日震动全国的一件大惨案。他死后名誉更大，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那部假托“圣叹外书”的《三国演义》尚且风行三百年之久，何况这部真正的圣叹评本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呢？无怪乎三百年来，我们只知道七十回本，而忘记了其他种种版本的存在了。[58]

应该说，这段话表达了胡适对金圣叹才华的肯定、遭遇的同情、地位的褒奖和金批本的赞许。与十年前出于鼓吹友人新整理本而撰的序文中对金批形式无用论和方法八股论的强调相比，或许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更能代表胡适对金圣叹的基本观点。

2.孙癯蝯、顾颉刚、罗暟岚、李根源点评

在一九二〇年代，除了因为讨论金批“古本”之有无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对金圣叹的研究外，以“金圣叹”为题目的研究文章不是太多，在史实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者更是稀见。民国十二年（1923），报人孙癯蝯以读书笔记的方式发表《金圣叹》一文。该文依次抄录宋长白《柳亭诗话》、钱谦益《泐法师灵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嵇永仁《与黄虞稷》、刘献廷《广阳杂记》等文字，并予以简要评说，如引《泐法师灵异记》按云：“圣叹初名人瑞，字若采，后乃更名喟。今据牧翁所记，是圣叹亦名采也；天台泐法师，则陈夫人之法号也。”由此可见，此人考证水平一般。然其贡献亦十分显著，他首次全面阅读了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并将书中有关金圣叹的文字全部予以披露，内容有吴晋《与周园客》“栎园先生谓金圣叹评书三四种，总是一支笔。此语惜圣叹不及闻。盲人无识，尚欲争学此一支笔，岂不可嗤”；周亮工对金人瑞尺牍的眉批“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张芳《与陈伯玑》“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而王、李一派恶套诗，大抵不明于此说，以至村学究坌气狺声，涂墙缀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以及周亮工眉批“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59]。虽然其阅读《尺牍新钞》的思路必受孟森同题文章的启发，有关按语亦多不以为然之论，但是吴晋《与周园客》、周亮工眉批及张芳《与陈伯玑》，都是研究圣叹著述当时影响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在金圣叹学术史上，不仅由其首发，而且在迄今为止的八十年间甚少学者引用。孙癯蝯为民国报人，与郑逸梅为友，江苏兴化人，著有《小瘦红诗存》[60]、《小瘦红诗话》（载《消闲月刊》）等。民国十八年（1929）发行之《联益之友》第一〇三期，已经刊出“名宿孙癯蝯先生遗札”，可以大致判断其卒年。

同年五月，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曾写过一篇名为《金圣叹的势力》的短文，全文不过二百字，却据《粤雅堂丛书》本《阎潜邱年谱》顺治“十五年戊戌”条，首次引用了两条史料，一是全祖望所作刘献廷传，“知道刘氏也是极口许可金圣叹的”；一是阎若璩年方二十三岁时，圣叹访之，“语辄诎，逡巡别去”。由此“可见金氏在清初极有势力”以及“他的势力不到之处”。前者可以启发后人从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查找对圣叹的好评，十馀年后为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所利用；后者亦可证顺治十五年（1658）圣叹的行迹，七十年后，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始征引[61]。至于阎若璩以语诎之，从顺治十八年阎修龄、若璩父子尚游苏州与圣叹联吟酬唱[62]，可证当属年谱编撰者张穆（1805—1849）的臆断之词。此外，顾颉刚认为同为“才子”的归庄“非薄”金批小说戏曲为诲盗诲淫，“恐怕亦有争名之见”[63]。

民国十三年（1924）初，湘潭罗暟岚（1906—1983）为群声学会撰写了一篇《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的读书报告，因友人陈铨（1903—1969）之约，发表在北京《清华周刊》的“书报介绍栏”。仅仅从题目看，这应该是现代第一篇金圣叹生平和著述的专论文章，其实不然：内容大半仍是叙述逸闻轶事的老路。其文献来源，主要是孟森《金圣叹考》所引诸条，甚至连《景船斋杂记》误作“笔记”亦一仍其旧，连已被考出所记故事情理不合、时代有误的《豁意轩录闻》，仍然照样叙述不顾。有关生平和著作的两段文字如下：

他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吴长洲人——一说苏州人——因为冒金人瑞名入试，所以改作金喟，字人瑞，号圣叹。详细生年，不可考，大约生于天启末年与崇祯初年间。为人绝顶聪明，性情奇怪，恃（引者按：原文误作“持”）才傲物，狂放不可一世。

他平生著作，除批评的《西厢》《水浒》现在还存在外，其馀的均已失传。只有一本《圣叹尺牍》，是他死后，他儿子金雍，把他平日的残篇断简塞在壁缝柱头里的字纸，收集起来，就成了这一本《圣叹尺牍》。他作的诗很少，只有《随园诗话》里面有他的归庙一绝。

当时作者才十八岁，自称“浅学如岚，谬误自不能免，尚祈高（原文误植作“尚”）明读者，有以政之”[64]。作为一位当时刚刚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的湖南青年[65]，不知道江南长洲与苏州的关系可以理解；他对圣叹生年的推论，完全没有参考价值，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但是，他说金圣叹的“平生著作”现在只存金批《西厢》、《水浒》和《圣叹尺牍》（当时诸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均有石印、铅印多种版本流行），且前两种代表作看都不看（否则不会说大约生于崇祯初年，并只谈《圣叹尺牍》的文学价值），便对“诸同学”侈谈什么“在社会上占有大势力的金圣叹这个人，我们不可不知道他，要想知道他，非读我以上介绍过的他的著作”，却是大大地误人子弟（当然作者自己也还是人家子弟）。新文学青年，如果都是这样研究金圣叹，至少在史实研究方面难以有所创获。

这一时期的史实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对金圣叹墓址的实地考察。首先是民国十四年（1925）报刊上已经披露金圣叹墓地的具体位置[66]，次年三月李根源（1879—1965）又深入苏州西郊诸山，初七“上午八时入白阳山金井坞……入博士坞，访金圣叹墓。……走遍博士坞，终不得圣叹墓。适遇一老妇，询之，云：‘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前年吴探花重修之。’转入西山坞，经吴江史氏墓坊，山坞尽处为圣叹冢，建‘清文学金人瑞墓’碑，吴荫培书。”[67]只是因为其调查成果不是以专题文章的形式问世，所以长期以来不为学术界所关注。

（三）争论期概观

争论期指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胡适民国九年（1920）发表的《〈水浒传〉考证》，推动了《水浒传》的研究，却滞碍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的展开。前者应该不难理解。此文一出，引发诸多学者研究该小说内容演变和版本沿革的兴趣。仅就一九二〇年代而言，重要的成果便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的有关考论、李宗侗《〈水浒传〉故事的演变》、文华《〈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1925）、潘力山《〈水浒传〉之研究》（1926）、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本之有无》（192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等，使得学术界对于《水浒传》衍化、版本和作者的认识渐趋明晰和深入。说其滞碍了金圣叹研究，在今天或许会被认为是过甚之词。其实，这可以从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前期“接受”金圣叹的三个重要方面得到证实：一、专题研究，以金圣叹为对象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几无一篇[68]；二、作品整理，许多整理本删除批语，仅存白文；三、社会舆论，多数学者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金圣叹，评价不高。如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的两种七十回本《水浒》分别申言：“现在翻印这部《水浒》，把历来各家对于《水浒》的眉批评语，一律删去不刊”[69]；“盖金圣叹之评，多迂腐臆断之说，固不若由读者直接研究之为愈也”[70]，可见风气之一斑。物极必反，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金圣叹史实研究进入了它的实际上的高潮期。

1.隋树森、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论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七月间，山东招远隋树森（1906—1989）发表了《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71]，全文约二万二千字，分“圣叹小传”、“圣叹之文学评论”、“圣叹评释之研究”、“馀论”四大部分。此际隋树森刚毕业于北京师大国文系，从时间推测，此文或系其毕业论文。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此文应该被评为专论金圣叹生平和文学思想的首篇论文，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失其学术分量。之所以认为其为国内研究金圣叹专题论文之第一篇，不仅在于其文章内容和结构的“比较全面、细密”[72]，关键在于它打破了前此研究的模式——在内容上，或在政治上对金圣叹死于哭庙案而深表同情，或在文法上纠缠于以八股眼光评价小说的得失；在命题上，或侧重于小传简况的概略介绍，或因研究《水浒传》版本而连带涉及（如胡适的一些论文）——二十世纪经过三十馀年，中国学者继东邻学者之后[73]，终于将金圣叹从对哭庙案的殉难者、《水浒传》的删节者（或“古本”《水浒》的造假者）的研究中剥离出来，也不仅仅再局限于其小说评点的研究，还原其文学评论家的本来面目，给予金圣叹生平史实和文学思想研究以独立的学术地位。没有这一点，在这一课题内任何深入、专业的研究都无从谈起。

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角度分析，隋氏此文有这样几个特点或贡献：第一次是在阅读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金氏所有著作的基础上，才从事生平史实研究的；第一次将生平小传作为专门一节，给予较为细致具体的介绍，细化了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第一次根据金氏尺牍“行年向暮”，推论他被杀时“至少也将近六十岁了”（实际五十四岁）；第一次全面总结“圣叹的著作以及批解的书”的现存书目：“《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才子必读古文》及《西城风俗记》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坊间改称《金圣叹全集》”，仅见于道光本《昭代丛书》的佚作《西城风俗记》前人从未提及；第一次指出《国朝诗别裁集》在初印时尚收入金诗，再版时删去；第一次不是空谈“古本”之有无，而是用所谓施序“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与圣叹《岂不快哉》中“门临大河，嘉树葱然”的类似，来证明“此序乃圣叹伪造”[74]。

作为一位即出或刚出大学之门的青年学者，隋氏文章的可贵之处还有就是其现实针对性。如“圣叹评释之研究”用A至F条来介绍金批的长处，其中D条在举例后指出“这些地方，有了标点符号，自然可以担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圣叹批中所解释的意思，标点符号恐怕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吧？”其矛头直接指向汪原放删除金批的新式标点《水浒传》以及胡适在此书序言中认为采用新式标点后金批无用的言论。此外，在“结论”中也对“近年来时常有人对于他（金圣叹——引者注）的评释很表轻视”不以为然。尤其是文章的“引言”第一段：

金圣叹的名字，之所以能留存到现在，并且许多人还都知道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他评释过《水浒传》及《西厢记》。但是自从文学革命以后，旧小说和戏曲都陆续的被标点出来，标点本大半都是把“评释”删了去，而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照例又都要把旧日的“眉批夹注”讥讽斥责；金圣叹的评释，当然也在所不免，因此一般人往往对他很轻视了。

以及“引言”结尾隋氏认为“圣叹评释的书，是同类书中的权威，圣叹的文学观念，有许多是很难得的。——所以值得我们去研究他，因此我便作了这篇文章”。这些观点，是完全与当时那些津津于《水浒》究竟有几种版本以及七十回“古本”之有无的学术权威叫板的。“在新序或考证之中”一句，在时人看来，是会读作“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的。因为胡适所撰与《水浒传》、金圣叹有关的两篇重头文章，就是分别为七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新排本作序的产物，并在篇名中便有“考证”、“新考”或“序”之类的字眼。在后一序中，还“详细征引”[75]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考述。

应该说，隋树森以“时常有人对于他的评释很表轻视”来概括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领袖对金批的态度，是非常贴切的。不料其实事求是的翻案态度，却引发了鲁迅于次年（1933）五月末撰写了《谈金圣叹》一文。当代学者如陈洪认为是“由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引出”[76]；黄霖则进而补充指出鲁迅此文是在“读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之后所写的”[77]。就周作人所云：

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这在他所批点的《西厢》《水浒》等书上全可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但从他所作的两篇《水浒传》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主张来的，他能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同样当作文学书看，不将前者认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78]

后半截可谓重弹胡适夸奖圣叹“何等眼光！何等胆气！”[79]的老调，似不至于直接催生鲁迅的这篇颇有论战色彩的杂文；倒是周作人对圣叹思想和评点的盛赞，以及隋树森文中的意见，完全可能引起鲁迅的反感。而林语堂在其主持的杂志上新近对金氏文章艺术水准高度夸张的评价“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80]，也应该刺激了鲁迅的神经[81]。这里不去谈鲁迅对金批“小说传奇”即《水浒》、《西厢》的历史地位、美学成就和学术影响的褒贬是否成立，他判断金圣叹在政治态度“究竟近于官绅”，参与哭庙“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82]等等，不仅用语尖厉，而且与史实未必尽合，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有意思的是，其所谓“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馀”，与历史实际并不吻合。在重视戏曲小说方面影响金圣叹者，古今评价均首推李贽（1527—1602）而非袁宏道（1568—1610）。将对前人进步思想的继承、发扬视为“拾人唾馀”属一家之言，固无不可，但是将可作祖辈的李贽换成孙辈的袁宏道，便很难令人信服了。以致十卷本《鲁迅全集》于此加注说：“这里袁宏道应为李卓吾。”[83]其实，以鲁迅之渊博，不应不知道李贽在《焚书》中对小说戏曲的如潮好评，也不应不知道载有袁宏道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焚书》并称的《狂言》不过只是出自坊间的伪书[84]；这里以袁宏道为圣叹鼻祖，实乃夹枪带棍地讽刺乃弟周作人（1885—1967）当时对晚明公安派的推重[85]。

鲁迅这篇发表在《文学》创刊号上的不满千字的短文，将被封建正统人士视为离经叛道之异己的悲情人物，用“被官绅们认为坏货”的非学术字眼相描述，倒不是作者本人与封建官绅在政治、文艺思想上的保持自觉的一致，而实在出于情感上对金圣叹为人的鄙夷和为文的轻视。套用《谈金圣叹》的表述风格而评价之，所谓“经他一批……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实不过拾了燕南尚生、胡适辈的唾馀；“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将原本具有反对贪官污吏、反映民众呼声性质的正义之举，变成一个维护朝廷和官绅利益、借哭庙以求荣，因投机失败而被误杀的闹剧。读此一文，金圣叹为人为文的诚实、才华横溢的精彩，顿时化为负案累累（“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昏庸愚昧、机关算尽、反误性命的笑谈。

如果说《谈金圣叹》的题旨主要是批评提倡人权之“昏庸”，主张百姓反抗“坐寇”，那么，著名的《“论语一年”》则主要是文学论战之作。说其“著名”，乃是后人在议论林语堂时，无不要引用鲁迅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以致在特定的时代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86]。这一句，便出自《“论语一年”》中谈及为何“反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时，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87]

凶残化为一笑，的确是此段引文中最有文学张力的精彩之论，列入鲁迅十大名言亦毫无逊色；但在我看来，“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也意味深长。关于金圣叹的临难家书，版本甚多，真实文字应该是《哭庙记略》、《辛丑纪闻》所载：

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88]

至于其他说法，或经后人改窜，或为小说家言，不足取信。鲁迅不用《哭庙记略》等记载“哭庙案”的最常见史料，却用了经过乾隆王应奎为突出“一笑受刑”而改写的“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云云[89]，当是有意为之。理由有三：其一、《哭庙记略》、《辛丑纪闻》乃了解哭庙案的基本文献，在当时也非稀见之书，严谨如鲁迅者，研究金圣叹时必看；其二、从《谈金圣叹》“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可知鲁迅是研究过《哭庙记略》等书对哭庙案的记载的，供出“丁、金二人，足以塞责”[90]，正说明早被统治者认为是坏货；其三、“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恰恰显示出说话者的留有馀地，知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意思的亦正在此处：明明知道自己所引是笑话、是谣言[91]，却非要按照真话、事实去往下推理，殊不知一旦是笑话、谣言，还怎么能得出“但总之”的“一来”“二来”呢？而不当作真话、事实，就更不能得出“总之”来了。对于真实家书，稍早的邱炜萲的读后感是“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92]，鲁迅也难以将此与“幽默”扯上什么瓜葛，所以只能是弃之不用。可见，文学论战的客观需要和“一来”“二来”的自我偏爱，左右了鲁迅对原始资料的特殊选择。

由于《谈金圣叹》等文出自左翼文坛旗帜性人物之手，其影响是深远的：或者使一些学者放弃既有的学术兴趣而转务他事，或者使许多后起的学者将聪明才智用于批判而非建树、否定而非建设之上。隋树森或许就是前类学者的一个典型例证，其在自己的《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圣叹小传”结尾处曾感叹：

圣叹死于所谓“抗粮”罪，所以关于他的记载很少，考证他的生平，材料也就不很多。轶闻轶事自然是有些，但那不过是传说的故事而已。因此这篇小传，便也很简略了。

以其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其后来在编纂《全元散曲》、《元曲选外编》中体现出来的文献功力，此后如能继续从事以生平事迹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一定会有难以估量的创获。可惜从此不再涉足金圣叹，埋头于元曲整理研究数十年，成为曲学专题文献的一代大家。而后类以批判为能事的学者，固然在第二年就出现了拾鲁迅“近于官绅”之唾馀，认为金圣叹“反对招安”是受其“典型的士大夫”身份限制的周木斋（1910—1941）。此人可谓真正读懂了鲁迅在文学上反对金圣叹的深意，指出金圣叹“算得真道学了，他的性命就丧在真道学里面，道学原来不能当真的。近人似乎也把他派作‘言志派’、‘性灵派’、‘自我派’，诚然这样，他也不会被杀了。这也似乎没有细心读他评注的七十回本《水浒》的缘故。”这里是直指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金圣叹的归类。同时在政治评价上模仿鲁迅“坐寇”的说法，认为金圣叹“憎恶渎职的坐官，正因为憎恶流寇。渎职的坐官不铲除，流寇是不会绝迹的。这也可说‘歼厥渠魁之意’。不过，流寇可击，坐官却不可击。看罢，他还不曾击，只不过一哭，自己就被击了”[93]。但是此类作者在当时仍然较少，要到民国结束之后才会群起而出。至于《谈金圣叹》开篇“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不料却一语成谶，其文评价金批《水浒》的言论“就成为后半世纪人们批判金圣叹为‘反动文人’的重要依据”[94]，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促成了新的文字狱，这可能是当时不过一时性起的鲁迅所始料不及的。

难能可贵的，在一九三〇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尚能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当年十一月，一向“耿直不阿”[95]的陈子展（1898—1990）撰文发表不同意见，指出鲁迅观点是片面的，“其实，他的好处一面却也有不可埋灭的地方”，概括言之，即“金圣叹抬高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反抗文学上的传统主义……而且金圣叹究竟是因反抗贪官污吏而死，似乎也值得有志之士的同情”。认为所谓“拾了袁宏道的唾馀”说是不成立的，讽刺因参加“反抗贪官污吏”而被杀是“厚非”古人[96]。次年，刘半农（1891—1934）将所得明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影印，“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于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有力推动”[97]，就是对否定金批存在价值的有力反驳。刘半农在六月十四日所撰的序中，从三个方面赞扬金批本的长处：就版本的整体性而言，“就文学上的价值说，最好的也是这七十一回本。其馀诸本，只是学究们考究‘水浒史’有些用处”；就文字删改而言，“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他把旧本中要不得的部分削去了，把不大好的部分改好了”；就文学评点而言，“有许多人以为圈点和批语很讨厌……对于初学，我却以为正当的圈点和批语，是很有帮助的”。故其结论是：“他对于《水浒》只是有功，不是有罪，他的《水浒》总比其馀一切的《水浒》都好。”[98]

论争推动研究，接下来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是金圣叹研究前所未有的丰收之年。一月，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发表；四月，陈登原撰《金圣叹传》出版；六月，江寄萍《谈金圣叹》发表，史料主要据陈著[99]；七月，周作人《谈金圣叹》发表；同月，开明书店出版根据金批七十回本删削而成的《洁本水浒》，整理者宋云彬（1897—1979）赞许金圣叹“是有文学天才的人，他把《水浒》删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义后，就戛然而止，这是何等高妙的文学技术！”[100]十一月，陆树楠发表《金圣叹生涯及文学批评》[101]，史料主要根据陈登原和周作人的相关著述。此外谢苇丰标点《金圣叹全集》[102]、阿英标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103]也次第刊行。次年一月，栾调甫（1889—1972）撰《金圣叹生年考》发表，根据圣叹致嵇永仁书信“弟年五十有三”，在学术史上首次精确考出其生年[104]；三月，相继出版了沈亚公校阅《圣叹选批唐诗》[105]、《圣叹选批杜诗》[106]。看来真的已经到了陈子展所谓“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107]就不算风流时尚的地步了。其中值得专门介绍的，有陈登原、周作人的有关专题著述。

2.陈登原的贡献及缺陷

陈登原（1900—1974）《金圣叹传》共八十一页（包括两页“参考书目”），约三万七千字，虽然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金圣叹的专书。它出自一位史学家之手（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科，时任金陵大学研究员），自叙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该书以纲目体的著述方式[108]、丰富的文献征引和满腔的学术热情，对金圣叹的生平和著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并在很长时间内可谓后乏来者的考述。在《金圣叹传》中，陈登原高度赞扬“才子书六种”的提法包括史书、诗歌、子书、小说和戏剧之“代表”，堪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固亦只眼独具，压倒侪辈”[109]，明确表达了对传主死于哭庙的“悲惨之历史”的同情（第75页），直接与鲁迅“唾馀”说和“捞不到”教授说针锋相对。在一向薄弱且后来拓展进度相对迟缓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金圣叹传》主要有如下三点建树：

首次将金圣叹生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给予专门的研究。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只有当研究对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视之为重要人物时，才会有如此之待遇。这在学术观念上是一大突破，即这么一个传统士绅视为“坏货”的人，这个当代学术大佬鲁迅、胡适给予否定或消极评价的人物，也值得以历史科学的严肃方式进行传记体的全面研究。如关于姓氏字号、生卒时间、履历行迹、亲朋交游、性格思想、评点顺序、著述总目、被祸始末、墓地所在、身后馀事，在书中均有较为细致的考述。同时，作者还注意将传主置于晚明江南尤其是苏州特殊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阐述其“喜放诞，不喜拘束”（第8页）性格的成因；论其具有“率性任情，不为检制”、“侈言政事，诋斥君权”、“背蔑礼教，诡激自喜”三大特征（第32—34页）。在金批的总体评价方面，作者屡次引用邱炜萲、胡适的正面评价，来论证圣叹“开重视小说之风气、批评文艺之新路，要可谓有功艺苑”（第60页），而完全不理睬胡适的所谓“八股流毒”之说[110]。对于如何认识金圣叹反对宋江，当时流行的是由胡适所倡、鲁迅认同的观点，即“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111]。陈登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生于明末“痛恨盗贼”乃人之常情，圣叹“尚不至人之所恶好之”（第37页），然其评点“一则谓《水浒》诸盗，逼于情势，再则谓杀人如菅，大仁大慈”（第39页），体现出对造反者的同情，已然十分可贵，所以才“自无以逃归元恭‘倡乱诲淫’之诽、梁恭辰‘断子绝孙’之笑”（第40页）。他认为金批小说、戏曲的缺点主要是两条：“伪造《水浒传》之施《序》，窜改《西厢记》之原文，未免于大雅有乖。”（第45页）而对在当时几成定论的“腰斩水浒”[112]之讥、“八股流毒”之詈，传中无一字道及，可见其对前此胡适、鲁迅有关言论的抵牾态度。至于认定“哭庙”案性质为“学生运动”，体现出“书生对贪污之决斗”（第63页），恰恰是有意套用鲁迅“用近事来比例”[113]的话语方式，来直接回应其《谈金圣叹》的有关评价。

首次征引了研究金圣叹史实问题的许多新资料。该书不仅将此前学界所涉史料悉数利用，且贡献了自己的许多新发现。如，极其重要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徐增序言，“可谓圣叹生活写照”（第30页），仅见于该书原刻本；即便在今日，也有许多学者未看过此文。陈氏当年所见，亦为残本，所引序文，三处共缺六字[114]，而其无法补足，可见稀有。此外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吴翌凤《东斋脞语》、乾隆《苏州府志》、毛庆臻《一亭杂记》、赵经达《归玄恭年谱》等（按其“参考书目”的顺序），亦为其首先引述。从而使得该传在生平描述、生年考证、宅第墓址等方面，较前有了明显的细化。如据《东斋脞语》“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甚相得也。张函西先生涵，锻亭父也。一日堂上召乩，闻叩门声甚急……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则圣叹纠往哭庙也。”首次指出圣叹之家在苏州“憩桥巷”（第11页），后来“尝纠众哭庙”（第66页）。这些新史料的引入，使金圣叹生平研究更为丰满和可信。之所以看重其对新的研究史料的发掘和征引，是因为学界长期多局限于孟森以奇闻异事为中心所收集的十条文献，连结合圣叹本人著述来探索其行迹还是隋树森才开始的努力，故在生平史实研究方面，始终徘徊不前、鲜有突破。将视野扩大到总集、笔记、方志中，是由史学家陈登原《金圣叹传》首先付诸实践的。理路一旦打开，硕果终究可期！

首次详细辨析有关金圣叹基本史实的一些问题。陈登原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了已知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论。如关于圣叹之姓，在20世纪前期，因受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之说[115]的影响，无论是下笔随意的罗暟岚，还是出语审慎的隋树森，均说：“他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116]，“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117]，可谓相沿不疑，异口同声。诚如陈寅恪所云：“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118]陈登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圣叹有族兄金昌等史料，来证明“圣叹姓金，固确凿有据者”（第2页）。又如其本名，他细心地同时采用《辛丑纪闻》和《哭庙纪略》，比勘异同，指出前者“多出‘名喟’二字”（第1页），但仅为孤证：“他书无言圣叹名喟者。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第10页）可惜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又名喟”仍是主流观点[119]。又如以金批《水浒传》自序为据，言其室号非贯华堂：“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120]再如对圣叹生年的推论，最为精彩。在这之前，只有隋树森根据金圣叹顺治十七年有“行年向暮”的自述，曾经推测过“被杀的时候，至少也将近六十岁了”[121]；陈登原在借鉴日本辛岛骁（1903—1967）认为圣叹诞生于“明万历三十年代的末期”、被杀时“五十馀岁”观点的基础上[122]，从金圣叹《借杜诗》、《西厢记·闹简》批、杜诗《晓发公安》、《三绝句》批、金昌《第四才子书小引》、《哭庙纪略》中网罗线索，由证明“圣叹死时已老”入手，最后得出结论：

由圣叹死时已老之说征之，知伊死时，年事当在五十六十之间。非有此年，何来衰暮之叹？贯华堂刊《第五才子书》序文第三，末有“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字样。而叙文中又云：“今与汝释弓，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以此推之，知崇祯十四年时，圣叹子已十岁；圣叹当生在万历三十四十年间。……贯华堂刻《水浒传》，谓在崇祯十四年；此与《辛丑纪闻》所传小异。今假定为崇祯十七年批《水浒传》，又假定圣叹生子为二十五岁。则圣叹当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

且崇祯九年，牧斋为《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丁卯（七年，一六二七）事，已称金生，可知圣叹在启祯间，已成人矣。此亦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详《初学集》卷四十三）。（第7—8页）

应该承认，虽然在具体细节方面还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其结论为“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却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历史实际惊人地相近！从一个极其宽泛的年龄概念“老”字切入，却得出极其近似的生年判断，不能不令人佩服其史实敏感和考证功力。

如果说在上半个世纪的学术界，“总体上还是比较肯定金圣叹的，且逐步注意分析他的文艺思想”[123]，这种态势却是在陈登原《金圣叹传》之后才全面展开的。具体而言，民国的前二十多年，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学者对金圣叹并不重视；胡适、鲁迅的有关否定性评价，在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滞碍了金圣叹研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深入进行。《金圣叹传》之问世，有昭雪错案、廓清迷雾之功，促进了正面研究的全面开展。从这一点而言，陈登原的著述之于金圣叹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上半个世纪是无人比拟的。当代研究金圣叹的资深学者如此评价其地位：“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4年（引者按：应为1935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124]；“搜罗之勤、考辨之慎远出孟森之上，成为以后研究金圣叹的基础”[125]。笔者也曾从学术史的角度概括其研究贡献：“陈登原虽然没有机会经眼《沉吟楼诗选》，虽然在史料的利用上亦有不足（如不用方志、家谱，亦罕检别集），但是他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的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氏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1869—1937）汇抄史料而成的《金圣叹考》一文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专著、宏论皆不稀见，然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是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126]

也正是因为《金圣叹传》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如今人认为现代“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此书最为重要，“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127]。故对其存在的缺陷亦不能讳言。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

（1）该书所引资料，与原文多有出入，漏字、衍字、讹字现象颇为常见。如引《归田琐记》，竟然将原文“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漏掉“水浒传”三字（第12页）！引《四库全书总目》的《说唐诗》提要：“至于分解如古诗《陌上桑》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第24页），实应为“至于分解之说，始于乐府，如《陌上桑》等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字”[128]；甚至有个别极其怪异的错误，如引《赖古堂尺牍新钞》卷十二周圻（即周亮工）与友人信，竟将清初“林铁崖”错成元末“杨廉夫”（第9页），真是匪夷所思了。

（2）有些文献研读略显不够细致，理解不够准确。如引《西厢·闹简》金批“今圣叹犹是寒鸟啁啾，不忘故群”谈王斫山，遂认为由此“一语观之，似斫山卒于圣叹死前”（第22页），似乎没有在意数年后问世的《唐才子诗》卷首，尚有《与王斫山瀚》等书信；再如关于圣叹墓址的考述，陈登原据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认为在苏州西郊五峰山下博士坞，并云“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第70页）。笔者曾据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确证“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并对辛岛氏有所非议：“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129]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辛岛骁的“博士坞”说一直影响很大。近蒙日本华人学者张小钢教授来函赐知：陈登原所谓辛岛氏“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有误。原文应译为：“当时，我马上驰书托当地友人调查，然而，尽管那位异邦的友人热心探访，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辛岛骁并没有找到金圣叹的墓地”[130]。

（3）有些文献并不可靠，其结论自不可信。如引“相传”金圣叹所作《丁祭弹文》讥吴中诸生，中有“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几曾见这饿莩’”，遂据此指出：“所以自名为‘圣叹’，殆为痛哭秀才之延长耳。”（第11页）此“相传”之文，陈氏没有注明出处，颇与其书体例抵牾，而据光绪五年（1879）问世的《笑笑录》载，此乃明代正统进士、刑部侍郎滁州刘清“少为州学生”之事[131]；再如据一九一八年碧梧山庄石印本《才子尺牍》卷首尤侗题辞，论其乃是对圣叹生活“大有影响者”（第28页），书是伪书[132]，题辞假托无疑；至于认为圣叹“生也以三月三日，俗所谓文昌诞辰也”（第11页），乃以民国初年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为据[133]，便已传讹两次了。

此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评价其书不得不说的，即有关金圣叹“本名”的考证。就是在这个关乎圣叹早年生平的基本问题上，陈登原的论述却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开卷第一条：“圣叹姓金名人瑞，吴县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第1页）注意：这里第一句只说其名人瑞，第二句虚拟“本名张若采”，均皆大不妥。说其“只说”名人瑞不妥的是，陈书所述文献不少均记载着金氏原名采，如曾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金生采”，以证天启七年（1627）“牧斋已称圣叹为金生”（第12页），却避而不谈已直呼其名为“金采”。这种不谈，乃有意为之，因为引文中人名下的横杠线，便表明引者对此是非常明确的，有意回避关键史料，当然不妥。说其“本名”张若采是虚拟，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引文乃至全书中根本没有任何“本名张若采”的文献记载，因曲解而编造，似亦不妥。试看其引证资料：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无名氏《哭庙记略》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无名氏《辛丑纪闻》（第1页）

他对上述引文的理解是“盖皆谓圣叹即张若采，以科举故，而改名也”。且不说上段将原始文献中一句“庠生姓张原名采”自己重新加以标点是否歪曲了本意，下段“姓张”前实漏一个关键性的“庠”字[134]！即便按照其引文[135]，也最多是说前人谓圣叹本名张采而非张若采。即其认为殊不可信、应予批驳的，应该是“原名张采”而非“原名张若采”才符合事实，至少是才符合民国年间的认知水平。至于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之确凿无误的记载，理解为“廖说谓名采，字若采，则沿袭‘张若采说’之讹”（第1页），更是用意深远而又勉为其难的事。说其用意深远，是因为接下来他要用张若采“乃实有其人”的史实，在逻辑上论证“当不容有第二人焉”（第3页）。虽然在文字上“张采”更接近作为其“殊未足信”之立论的批驳对象，但由于与圣叹绝对同时同地有太仓张采（1596—1648），且更加名声显赫（复社领袖之一），反而不适合作为靶子了，因为他知道古代冒名者不会如此之傻。却不料用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娄县张若采（约1760—？）为例，来推论“且娄县与吴县不远，乾隆与顺治亦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第3页），同样难以成立：圣叹死在清初顺治，其变易姓氏、再考诸生事当在前明启祯年间，此且不论；即便按照陈登原延后的顺治年间（1645—1661），距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短也有一百三十年了，中间可隔五代人，怎么能笼统说“不远”呢？退一步说，无论时间远不远，圣叹在前，娄县张若采在后，前者怎么能预知后世要出现一个“张若采”来决定自己取何名呢？无论说圣叹本名张采还是张若采“足信”与否，这都不是陈登原的逻辑推理所能证明的。因为如此的论证太过牵强，连后世力挺其基本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认同：“张若采之说，则实未中肯綮。张采与张若采本非同名，且乾隆后期距顺治百有馀年（张若采，字谷漪，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不容有第二人’的推论难以成立。”[136]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只要将第十一页引用的“廖燕《圣叹传》：‘先生金姓，采名。……更名人瑞，字圣叹”与次页引钱谦益“金生采”的说法简单合并，便不难得出“原名采，更名人瑞”的结论；而且廖燕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此文，《辛丑纪闻》曾引著者之父赞美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之诗（第58页），足见两文问世时间可能难分先后。陈登原却一定要舍易就难，认为廖燕（1644—1705）《金圣叹传》“金姓，采名，若采字”，是“沿袭”无名氏《哭庙纪略》的“张若采”说（第1页），当然要荆棘遍生，处处挂襟掣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登原何以要如此牵强地说事呢？因为他认为圣叹不可能“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谓圣叹为应试顶名，当属决无此事”（第3页）。可是为何就绝无此事？除了“自负大才……不至以一衿而轻易其姓”（第5页）外，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明清易代之交，伊亦有家国之感。纵不能如黎洲、亭林等之屡征不起，然亦不当以鸡鸣狗盗之行，博新朝之小荣小贵也。（第3页）

原来，作者坚信圣叹于明亡之后，因怀“故国沦亡”的“时世之感”，当不至“改姓换名，颜应举”也（第5页）。应该说，这些判断与其“圣叹虽放诞，然亦见义勇为”（第66页）的基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是否曾经易名参试，在陈登原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古代青年博取功名的权变之计，而关乎传主才能和人格的评价了。出发点虽好，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其论证过程尚存在无法令人信服的种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137]。

平心而论，就陈登原所处时代而言，无论是“庠生姓张”还是“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应试，在《哭庙纪略》或《辛丑纪闻》的话语系统内，都是难以调和、不可并存的矛盾记载。但是，若非心里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主观在，至少不会对钱谦益、廖燕的提法完全视而不见，至少不会那么牵强地假设“张若采”、再用“以后证前”的逻辑去说明这一假设“殊未足信”。套用曾经流行过的两句谚语来总结陈登原论证“本名张若采”的得失，就是：他为了反对邱炜萲等“本姓张”之说，将圣叹“名采，字若采”一并抛弃，真可谓“泼洗澡水，将孩子一起倒掉”；他为了肯定圣叹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人格精神，彻底否认了“庠姓张”的史实存在，真可谓“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陈登原从事金圣叹研究之际，日本侵略军已占领遵化、唐山等地，向平津进逼，早已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了！他虽远在首都南京，却同样感受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险象逼临，故其卷末因圣叹遭际而感叹云：

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背友卖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怃然云。（第77—78页）

身处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黯淡无望之时代，目睹种种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之人事，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并选择以金圣叹生平研究来弘扬民族的文化精神，寄托个人的人格理想。这既是学术之幸，又是圣叹之幸！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金圣叹传》对圣叹“见义勇为”（第66页）之慷慨赴难的强调，对圣叹“杀身成仁”（第73页）之勘破死生的鼓吹，也不难理解作者为何评定圣叹墓可与“吴王墓”、“伍相祠”共为苏州名胜，有“得此而三”之誉（第69页）；对书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疏失以及由对真理的过度追求而产生的错谬，亦可以给予一定的谅解了。就金圣叹研究而言，给后人的启迪是：出自爱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不非要像新文化领袖一样，或因抨击对手的需要而对古人金圣叹讥语满纸，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臧否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换言之，正面的金圣叹研究同样可以寄寓民族精神的怀想。只是矫枉不能过正，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对传主品格的积极认可，对权威意见的不屑苟同，固然会激发著述热情，但是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从历史学家陈登原撰《金圣叹传》的得失中，不难体味此理。

3.周作人的史料搜集及评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周作人发表了一篇半专门谈论金圣叹的文章，这在周氏是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一篇半”，便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只算半篇）和《谈金圣叹》。之所以说“空前绝后”，是说虽然周作人对于金圣叹的喜爱与欣赏由来已久，如其多次说过在其青年时期颇受“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138]，在其民国二十四年之前发表的各类文章中，也曾不下十馀次表示过对金圣叹的好感[139]；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更将金圣叹视为继承晚明公安、竟陵派之长的清初代表性人物之一，并以“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一大段话[140]集中表达了他的有关认识。这段话，在其一生所涉金圣叹的近六十篇文章中，算是最长的了。当然这一判断不包括上面说的一篇半专论，除此之外，其再也没有专论金圣叹的著述问世。

这一篇半以史料介绍为主的文章，绝非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产物，应该说文献储备已久，尤其是后一篇，即便在今天的学术条件下，也很难在一两个月内完成。有些后来的学者长期专门研究金圣叹，都没有看过周氏所涉的那么多材料。只是在这么一个时间段（1934年11月至次年6月），一连撰写两文，还是有着强烈的目标指向，即针对近两年前鲁迅发表的同题之文[141]。按照写作和发表顺序，周作人首先问世的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142]，这半篇专论颇有意思：明明副标题是“墨憨斋编山歌跋”[143]，却偏偏要扯上金圣叹；明明首先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廖燕、刘献廷对金的评价，却偏偏在文章取名时要把“冯梦龙”放在“谈”的第一位。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作者随心所欲的无意之举，待看过半年后所写《谈金圣叹》这篇专文的“附记”[144]，一切恍然。“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及李笠翁等人”。“语堂”者，即同样大名鼎鼎的林语堂（1895—1976），《人间世》是其在上海主编的刊物。对于约稿，周的反应是“这事大难，我不敢动手，因为关于文学的批评和争论觉得不能胜任”（第679页），这些话便大有名堂！固然这种不屑争辩的态度是其一贯：

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的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145]

但是因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引起鲁迅的尖锐批评，所以先用对文学争论的“不能胜任”虚晃一枪；可是一方面说“不敢动手”，一方面又说因为日前看了福庆居士来信“雨中无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由此“记起金长文序中所说的诗，便想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拉杂写此”（第679页）。临了还不忘解释数句：

算是一篇文章，其实乃只几段杂记而已。对于圣叹的文学主张不曾说着一字，原书具在，朋友们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第679—680页）

福庆居士即俞平伯[146]（可见当时不满于鲁迅《谈金圣叹》之文者不仅陈子展一人），信中所谓“唱经堂稿”即《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一名《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由圣叹堂兄金昌（字长文）收集刊行；“庄骚马杜待何如”，是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所引圣叹“临命寄示”的绝命诗中的一句。

周作人此文，从题目看，是直接回应鲁迅的同题之作对金圣叹的批判；从附记“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看，可见此文所回应者还包括乃兄同年发表的《“论语一年”》对林语堂和自己提倡幽默的讥讽；甚至在文末特地去说林语堂的约稿，也与鲁迅文章开头“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相映作对，可谓绵里藏针、伏怨遥深。因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曾明确表示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态度：“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所举之例证，按照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未经“略加调查”的圣叹“死时的话”（鲁迅的说法是“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由此可见，周作人为了回答鲁迅对自己提倡幽默散文、宣扬公安三袁和金圣叹文学地位的讽刺和批判，至少酝酿了半年多时间，并先用半篇“谈”文来试水，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起来，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

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关于金圣叹的事迹”的新介绍。他虽认为孟森《心史丛刊》“说的颇详细”，却认为在后世佩服圣叹的人中，“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言下之意，对孟心史忽略了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和廖燕（1644—1705）《二十七松堂集》的有关评价略有不满。刘氏学问正大、洁身独行，为人为学皆属古今毫无争议之名门正派，引其认同圣叹之文字，无疑有利于说明问题；廖氏亦是有气节、讲操守之士，摘其《金圣叹先生传》跋语中“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和“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两段，用来抬举金批具有“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第503页）之作用，针对性也是明显的。

有意思的是，在廖燕跋语这两段之间，原文还有对圣叹死于哭庙案深表同情的一段：“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缘于对统治当局的畏惧以及个人文化兴趣的偏好，周作人有意回避了这一话题，与其兄《谈金圣叹》开篇就说“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写作主旨是迥异的。鲁迅是从政治入、从政治出（文末鼓动“小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反抗“坐寇”），其中兼谈文学；周作人是只谈文学而不及其他，这一宗旨贯穿其一生对金圣叹的谈论。只是略去了这一段，便使自己文中带有引号的“文章秘妙”，出处难寻、秘妙难悟，更别说会发现“秘妙”其实是“妙秘”的倒文。在这半篇专论由金向冯的过渡段落中，亦即谈金的最后部分，作者通过比较两人的异同，认为就“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冯梦龙“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第505—506页），间接地肯定了金圣叹足以“雄长当时”而“津逮后世”的文学地位。

此篇探路之作发表后，鲁迅并无反响。于是在鲁迅发表《谈金圣叹》两年零四天之后，终于有了同样著名的周作人同题文的问世。周作人《谈金圣叹》约四千字，主要由原始资料组成。从谈孟心史对圣叹事迹的“收辑”开始，旁征博引，夹叙夹议，看似拉拉杂杂，其实一共考证了四个问题：临死家书、著述次第、鬼神附身、佚诗佚文。其写法大多是先述《心史丛刊》已引过的文字，再辅以自己所见的种种新史料。占篇幅最多的是头一件事（约1200字），因为这与回应鲁迅文章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关于圣叹死前所写家书，乾隆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记是：“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此说流传甚广，至民国更被“论语派”视为圣叹幽默的代表性言论。针对鲁迅《“论语一年”》“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的讥讽，周作人化了大力气说明其是真话、是事实。他在孟森所引王应奎《柳南随笔》、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之外，又连续引用柳春浦《聊斋续编》、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和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更通过考证“生于清初”的廖燕至苏州的时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147]为近真耳”，又以传中记载了说明圣叹字号含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来佐证廖说之可靠。接下来，分别再引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临命寄示一绝”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人之不可方物”，来证明“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148]正是别一副面目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引的证据不可谓不丰富，拐的弯子不可谓不多，不外乎是要证明金圣叹天性幽默，临难诙谐家书实有其事。只是即便在其所涉史料范围内，亦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破绽：绝命诗“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是以遗著相托堂兄金昌，这种置生死于度外、视学术甚于性命的郑重严肃态度，与以“不意”获死为“大奇”的自我调侃和“胡桃滋味”的谐谑戏弄，自是两副迥然有异的“面孔”。固然，不能说人在临难前就不能有决然相反或不同的两副面目，但是不能说“与同学谈批书”和“对狱吏说谐语”，就是“一副面孔”，就是情感一致的“不妨”。为了证明己言有理，竟将十分庄重、毫无怪异可言的临难托书，作为“圣叹之为人盖甚怪”的典型例证，不能不说是善于体会世道人情的周作人的有意曲解！

在事迹资料收辑方面，周作人这一篇半专论成绩显著。两文共征引文献近二十种（篇），有许多是其首次披露或引用的。如《广阳杂记》引述的刘献廷对金圣叹的积极评价和新发现的金氏诗作，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嵇永仁《与黄俞邰》书眉批云“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等，都是前此学者没有看过的史料。譬如说《与黄俞邰》，虽然俞樾、孟森、陈登原都引用过，但是他们或者所见为后世翻刻本，或者干脆据前人转引，都没有提到过眉批的内容。周作人没有沿袭前人记录，而是从康熙元年初刻本《尺牍新钞》中，找到了可供研究圣叹评点著述和时人对其态度的重要文献，因为只有在初刻本中才有眉批。此外的重要发现是，在《谈金圣叹》发表后，他从弟子沈启无（1902—1969，室号闲步庵）处见杭州赵时揖序刻本《第四才子书》，卷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馀则，多记圣叹事，于是在七月二十五日又补写了［附记二］，当年十月收入《苦茶随笔》出版。此［附记］首次引用“总识”三则，介绍了“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和“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等说法，由于消息来源得自圣叹友人“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149]，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周作人在介绍资料的同时，对有关文献的史料价值，亦有简要的学术判断，如认为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此言甚是，这篇序是研究金圣叹性情风貌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指出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所记戴宜甫子星归事，“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如能发现周庄戴氏族谱，此说亦不难坐实[150]；根据袁枚、刘献廷所见佚诗，推论“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更是为后来《沉吟楼诗选》抄本的发现所证明；有关金氏晚年事迹和取号“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周作人经过比较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洵为确论，弥补了论证“圣叹”内涵材料的单薄。有关赵时揖序刻《贯华堂评选杜诗》极稀见（笔者所知现仅存世康熙原刻和乾隆翻刻本各一种），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似乎只见此篇［附记二］。至当代，周采泉（1911—1999）因研究历代杜甫诗集而见此书，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刻本著录，可惜的是，仅过录赵序，对“资料极丰富”的《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则，却“文长不具录”[151]，直到笔者新近整理《金圣叹全集》出版，才根据周采泉提供的线索，辑录了赵序和总识的全部文字。

在史料搜集方面，周作人的贡献固不可没，作为一位过于感性的文人，缺陷也难以避免。最重要的问题是与乃兄一样，他有意无视《辛丑纪闻》、《哭庙纪略》所载金圣叹临难“寄狱卒家书”这一研究圣叹临难的基本史料，当时可谓人皆知之。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金圣叹死时语》中介绍此“临危寄家人书”时，便深感“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152]；先周作人《谈金圣叹》发表的陈登原《金圣叹传》和江寄萍《谈金圣叹》，也已明确引此“《与家人书》”及邱炜萲的评价[153]，可见周作人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谈，乃是有意行为，因为即便他再有本事、再会游戏文字，也难以将“悲抑之情，见于言外”之信，说成与“胡桃滋味”同“一副面目”。他不行，他的哥哥也不行，这就是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回避。为此可是煞费苦心了，如当谈及“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这个话题时，他非常突兀地说“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从行文的表面逻辑看，这是一句完全没有必要的交代。同是，也是甘冒孤陋寡闻之诮，因为在那人人皆知，且“谈”金圣叹者必须一看的《辛丑纪闻》中，早已记载着顺治十三年“丙申批《西厢记》”，时人陈登原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54]。但周作人不得不这样做，他必须装着自己不知道天下还有《辛丑纪闻》这样的常见书和陈登原新近出版了《金圣叹传》这样的新鲜事，否则，他费心搜罗的体现圣叹诙谐幽默的临难家书，就会随着古人、今人的相关记载和邱、陈、江等人的相关评价而灰飞烟灭了。只是，他多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白。与周作人用全文的近三分之一篇幅（约1200字）的旁征博引，加以曲意周旋、刻意回避不同，其兄霸气十足地仅以区区十八字“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便撇开了所有史实妄断的干系，直接进入“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自说自话。然而，无论周氏两兄弟如何逞才使气、运笔如刀，套用周作人的话头，“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只是这个“不佞”已是不能为己辩护的古人金圣叹了。此外，诸如金清美撰《豁意轩录闻》、柳春浦撰《聊斋续编》、《尺牍新钞》眉批“当系周雪客笔”等，皆有史实方面的瑕疵[155]，以及“圣叹无我与人相”的标点错误，对于重在性情、不擅考据的作家文人，也就不必苛求了。至于其为洪葭卿标点的《午梦堂集》题写书名（一九三六年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四十九种），并于前两年撰文介绍该书：“天寥为明末江南名士，夫妇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为《午梦堂集》十种……《午梦堂集》和《年谱》我都读过一遍。”[156]却没有注意到其中所收《续窈闻》记载的泐大师降乩事迹与金圣叹“玩那鬼画符”的关系，则不能不说是周作人研究金圣叹史实的重要疏漏和遗憾了。

（四）沉寂期概观

沉寂期指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可能是时过境迁、情随事变，或许是身体渐衰、精力不济，总之，对于陈子展、陈登原、江寄萍和周作人等人发表的有关意见，鲁迅均没有回应。同样，一旦失去最合适的言说对象，周作人本人似乎也从此失去强烈的写作动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他有缘经眼十分稀见的金批八股文之一的《小题才子书》。这或许就是他在《谈金圣叹》中讲过的“《制义才子书》至今极少见，问友人亦无一有此书者”之类似者，按说应该兴奋之情难以抑制，可是他除了在内封留下了不到三十字的短跋[157]，没有撰写任何介绍此书的文字，更不要说再次专门撰文谈金圣叹了。随着鲁迅的与世长辞（1936.10.19）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1937.7.7），尤其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整个学术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背景下，有关金圣叹的研究渐趋沉寂，更不要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沉潜其中的史实研究了。在这段时间内，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蔡冠洛（1890—1955）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出版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将金圣叹置于第五编《艺术·文学》。介绍圣叹里籍名号为“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未及姓张字若采，亦未及庠姓张，回避了这一有争议的记载。有关临终遗言，并录如下：

狱中寄书家中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临刑寄妻子书云：“字付大儿看，醃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见之，笑曰：“金圣叹死犹侮人。”[158]

一出自《辛丑纪闻》等，一出自《豁意轩录闻》，看来所持的是一种折中态度。此文以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哭庙案史料和有关文言小说、野史笔记为基本史料，多记逸闻轶事，足可采信者甚少。说圣叹临刑日为“时五月二十日也”，更是毫无根据的信口之言。一九八四年钟来因整理《杜诗解》（上海古籍版）将此传收为附录，同年《清代七百名人传》由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使之在近三十年来影响较大。

民国二十七年（1938），陈垣（1880—1971）的著名论著《汤若望与木陈忞》发表，其第三章在考述清初大和尚道忞的“外学”时，曾据《弘觉忞禅师北游集》节引了顺治帝与木陈的一段对话：

《北游集》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知。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159]

道忞（1596—1674），字木陈，住四明山天童寺，顺治十六年（1659），应召入京为顺治帝说法，赐号“弘觉禅师”，次年五月获准南还。这段对话，是研究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是其顺治十七年正月所撰《春感八首》创作背景的重要史料。此段引文后，陈垣按曰：“顺治以《西厢记》考和尚，和尚曾翻阅，可见和尚外学之博。和尚还以《红拂记》考顺冶，顺治亦能批评其道白不佳，深中肯綮，顺治读书之博亦可见。余至今尚未见圣叹批《西厢》顺治时刊本，顺治深居九重，乃能先睹当时新出之本，其求知之勤，实堪惊佩。”（第103页）《西厢记》的原刻本的确稀见，然以现代人之“尚未见”，证明深居宫中之皇帝“乃能先睹”为“求知之勤”，总觉于情于理有点怪异。释道忞以李贽派头褒贬圣叹，亦不奇怪。顺治十三年问世之《第六才子书》，于《衣锦荣归》法本云“老僧昨日买登科录，看张先生果然及第”之语，圣叹批道：“近日朝廷迁除的报，最是诸山方丈大和尚口中极真。”对于三年后道忞的行径，可谓提前言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岁暮，半谷撰写《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一文，次年发表。主要介绍“与哭庙有联系性的大案”——“奏销案”。文末附“苏州海红坊金圣叹先生故宅”照片，并撰说明云：“房内旧有一匾额，上署‘金圣叹先生故宅’七字，民国初年，该房改建为法政讲习所，近为海红小学，原额已无存。”[160]照片模糊不清，另附一张“金圣叹先生肖像”，不知得于何处。

民国三十年（1941），王楚材《哭庙案的金圣叹》因“清代各名家笔记暨近代各报纸杂志，记载金圣叹事甚夥，言人人殊”，遂于友人处借得《辛丑纪闻》，“削繁就简，间证以他书”，考述金圣叹陷身哭庙案的“原委”：苏州诸生倪用宾因愤知县任维初的贪暴，“拟于哭庙时，在大吏前面揭维初贪污状，议既成，邀圣叹署名，圣叹辞以疾”。事发后苏州府学教授程邑牵连到案，“承审各官员，坚令程供出素负时望的诸生二三人，以了此案。程不获已，供出金圣叹丁子伟二人，实则金、丁二人，初未与闻斯事”，故认为“圣叹之杀身，因为哭庙案，该案与圣叹本无涉，以圣叹夙负盛名，而卒遭波及”。有关叙述，似乎是与鲁迅“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161]作一呼应。只是在《辛丑纪闻》中绝无类似记载，论者亦没有交代其他出处。所记圣叹临难言论，除了“先于狱中寄家书云”系据《辛丑纪闻》外，又载“临刑时，其子往视之。圣叹口占云：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绝不言及家事。”[162]莲（怜）子、梨（离）儿之诗，见晚清《虫鸣漫录》[163]。

民国三十一年（1942），何默《记金圣叹》认为金圣叹的“生平实在也有胡桃滋味的，因此兴之所到，就随便把他记上一记”[164]。该文首先对陈登原《金圣叹传》否定“本来姓张，名采，字叫若采”的观点及其论证提出不同意见：“我以为这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是天下不能无同姓同名的人，如果偶然相合，就说一个是真货，一个是赝鼎，那在姓名还没有实行专有权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罢！”而且认为所谓金昌是圣叹“族兄”也难以成立：

这族字也毫无根据，因为金昌所作第四才子书小引，只云“唱经，仆弟行也”，称为弟行，也是朋友间的常事，岂得即为同族的明证？……至于圣叹称他为“家兄长文”，也不过因自己已改姓金，就随便加上一个家字，以与自己所改的姓相符契，恐怕也未必是同族的“确据”罢！

无论在现象上还是在逻辑上，何默的反诘都是令本有推理破绽的陈登原难以回答的；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从前科举场中，这种改名冒姓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何独疑圣叹不会出此，替他洗得一干二净呢？”关于《辛丑纪闻》多出“名喟”二字，陈登原含糊其辞曰：“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165]他明确指出：“那恐怕是杜撰，因为除它以外，在别书上没有说过他又名喟的。”同时，何默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陈登原研究的影响并有所发扬深化。如他认为金圣叹对梁山好汉“大有恕词”，反对所谓“深恶”盗贼之说，便是受到陈的影响；对于陈登原圣叹“十二岁而能月旦《水浒》，更不足信”，“开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的观点，他补充道：圣叹自云十二岁批《水浒》“这说并不可信，因为在他的批文之中，他的口气绝不是一个十二岁的童子”，并引第六十二回“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为证：“如果自己是一童子，而竟呼人亦为童子，那至少有些不伦不类。大约他十一岁读《水浒》是可信的，十二岁抄《水浒》也是可信的，所谓历四五六七八月而事方竣，必是手抄方竣”；在陈登原有关“贯华堂主人为韩住，字嗣昌”观点的基础上，何默进而指出“现在所流传的‘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就是圣叹所批，而由韩住所刻行的”，并引《第四才子书小引》金昌与圣叹的对话：“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然则何不与坊之人刻行之？’又颦蹙曰：‘古人之书，是皆古人之至宝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宝也。吾方且珠椟锦袭香熏之，犹恐或亵，而忍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来证明圣叹“不但自己无力刻书，也不喜人家替他刻书，贯华堂水浒传之所以被刻，大约是韩住怂恿而来，故冠之以‘贯华’，而不以他‘唱经’命之的”。对于尤侗《艮斋杂说》攻击圣叹“每食狗肉，登坛讲经”，何默引《水浒传》鲁达想吃狗肉时，金批“相传有此言，而实非也”，表示“那不能确定他也真有这么一回事了”。只是在文中从不提起自己对陈登原《金圣叹传》的继承或借鉴。

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清代名人传略》上卷在华盛顿出版，这是美国汉学界关于清史研究的重要集体成果。而其中“金人瑞”传记[166]，则是由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房兆楹（Fang Chaoying，1908—1985）所撰，一九三二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便是他与夫人杜联喆合编的。此文是首篇以“金人瑞”列目的传记，以“幽默作家”为其定性，体现出周作人的影响，被海外学者视为“迄今（1970年代——引者按）为止对金圣叹生平、思想的最佳描述”[167]。该传指出“有些说法，大意是他号名张采，但这似乎不确，显然是把他和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弄混了”，“他大概诞生在1610年，万历末年。他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童年”，都能看出对所列参考文献第一种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借鉴；所谓“评点《水浒》大约在1641年，1644年由韩住（字嗣昌）刻印”，大约是对金批《水浒传》崇祯十四年的自序时间与史料记载的崇祯十七年“甲申批《水浒》”的矛盾的最好调和。关于由金昌收集整理的遗著，“他的十六种著述题名《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刊行……这些著述在1744年再版”，指的是该书“乾隆甲子重订传万堂梓行”本；文中除了没有提及《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小题才子书》，涉及了当时学者所能看到的所有圣叹著述，大略可见传记作者的阅读范围。“大约在1659年，他的批点还受到清世祖的称赞”，说明作者已读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68]，也是在金圣叹专题研究中首次提及此事者。作为明清史学家的房兆楹，其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引用小说笔记中的传闻材料，也是唯一没有采用任何一种版本绝命书的金圣叹传的作者。

民国三十五年（1946），杨星荧《金圣叹传略》发表[169]。题记所云“兹据圣叹一生行略，纂辑成篇。凡事涉诡奇、迹近怪异者，俱所不采”，可见其学术旨趣。廖燕所谓“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之说，陈登原引而未加辨析，杨星荧表示“则非余所敢苟同。爰考圣叹批《水浒》当崇祯十四至十七年，其时已自称圣叹矣，则非鼎革更字可知也”；明确圣叹乃“苏州长洲人”，唯照抄陈传家在“甜桥巷”之讹；在陈传“生在万历三十四十年间”并具体为万历三十七年的基础上，“传略”同样说“生于万历三四十年间”而具体为“万历三十六年，西纪一六〇八年”；除了在引述金批《水浒传》“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等几处时括注“陈登原《圣叹传》”，很少正面指出对陈传的采纳；最有意思的是在辨析“贯华堂”、“唱经堂”的归属时，竟说明“陈登原尝考之，与余暗合”，否认了自己对前人的借鉴。不仅在观点、史料方面，该文亦采用“纲目体”的叙述模式，在形式上完全模仿陈登原《金圣叹传》，近似于陈著的简编本。

民国三十六年（1947），胡适通过将明崇祯刻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与百二十回本的比勘，发表《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170]，指出金批本除了万历帝“钧”字外，严格遵守规避明代诸帝的庙讳，如武宗名厚照，小说中照作“炤”；光宗名常洛，常作“尝”；熹宗名由校，校作“较”；毅宗名由检，检作“简”。故其在文末感叹道：“最有趣味的是避讳最严格的模范刻本偏偏是那位提倡白话文学、公然宣言‘《水浒传》胜似《史记》’、公然承认‘天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的金圣叹雕刻的《水浒传》！”按照避讳字改为本字的古籍整理规范，这一研究成果，对金批《水浒》的整理出版，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可惜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今人整理本金批《水浒传》，都没有注意过该文的重要意见。

概括近现代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著述整理与版本研究为中心的研究；二是以生平基本情况为中心的研究；三是以哭庙案性质为中心的研究。

在第一个方面，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署名阿英标点的《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整理出版[171]，对金圣叹现存著述的整理，除了《小题才子书》和建国后才为人所知的《沉吟楼诗选》外，圣叹著述皆有标点铅印本问世；而由胡适《〈水浒传〉考证》引发的对金批“古本”之有无的讨论，也促进了包括《第五才子书》在内的《水浒传》版本的影印和探讨。关于《第五才子书》的刊行时间，论者多据《辛丑纪闻》谓甲申（即崇祯十七年）评《水浒传》而贯华堂刊《水浒传》自序则有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认为“岂开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欤？”[172]“也许始于崇祯十四年，而终于十七年的”[173]。对《第六才子书》的问世时间，除了周作人云“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陈登原、杨星荧等都认为是顺治十三年。唯有何默将评点、刊刻时间区别开来，指出：批书“据《辛丑纪闻》在顺治十三年丙申”，但据徐增《才子必读书叙》，“则他应坊间请，已于是年刻行此书，是他动手或者还要稍前”[174]。正是有了这些研究基础，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学界对金圣叹现存著述的归纳[175]，除了建国后才发现的《沉吟楼诗选》外，与一九八五年版《金圣叹全集》已经完全一样了。

在第二个方面，自孟森《金圣叹考》开始，至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止，包括顾颉刚、李根源、周作人、栾调甫等学者，他们收集、发表了一批有关金圣叹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基本介绍方面，尤以陈登原《金圣叹传》贡献最大。“他把金圣叹的事迹搜寻得很多，引了许多人的笔记，是我们读过这本书，便能对于金圣叹有个很清楚的轮廓”[176]。其后，江寄萍、何默、杨星荧的文章都在许多方面直接受其影响。关于金圣叹的籍贯，始终吴县说和长洲说并存，缺乏专门讨论；至于其本姓，早期多认为他原姓张，后期除了何默仍然坚持旧说外，许多人已经摒弃张姓说，而陈登原对“庠姓张”的否定，消极影响至今仍在；关于室号，自清初廖燕云“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多认为贯华堂乃圣叹斋号，陈登原首次指出：“韩贯华名住，字嗣昌，贯华其法号也。……参之以圣叹在《水浒传》所作叙文：‘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杨星荧亦云“廖燕《圣叹传》称圣叹居贯华堂，后人多附之，不知圣叹自有唱经堂……贯华实其友韩住之堂也”。关于生卒，栾调甫的考证准确无误，惜未引起后人注意。关于交游，自廖燕云“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介绍圣叹友人必谈王斫山，然无论陈登原还是杨星荧，皆未指出其名瀚，更不要说发现王鏊之“文孙”的错误了。此外如徐增、许庶庵、韩贯华、王伊、金昌、尤侗，陈、杨都有所绍述，只是连《鱼庭闻贯》都没有很好利用，这样不仅还有许多友人未见考证，且连许庶庵、韩贯华、王伊等人的本名都不知其详。关于性格为人，江寄萍利用徐增“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之语，认为“这样看来圣叹非仅不是一个傲物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好交的人”。虽然资料全参陈登原《金圣叹传》，但所见不谬。只是仅据这一条旁述，尚缺乏说服力。

在第三个方面，除了鲁迅对金圣叹在该案中的表现持调侃与否定态度和周作人始终回避对哭庙案的介绍与评价外，多数学者均对圣叹死于非命给予深厚的同情：“圣叹之罹祸，在《辛丑纪闻》中记得很详细。他是死于反抗吴令任维初巧将漕米售银之役的”（隋树森）；金圣叹“为了参加反抗贪官污吏的合法运动而被杀”（陈子展）；“圣人之言曰：‘明哲保身’，圣叹不知此理，只徒快言于一时，而遭杀身之祸，悲矣！”[177]“圣叹素慷慨，义所不可，必力争之，遂有哭庙之举”（杨星荧）。即便是反对幽默说的王元化，也认为“根据较为可靠的记载说，金圣叹是死于抗粮哭庙案。这种说法，大约是真实的。抗粮哭庙案，在当时牵累的人很多，照金圣叹的脾气看来，他也是其中牺牲者之一，这是大有可能的”[178]。只有王楚材认为“该案与圣叹本无涉，以圣叹夙负盛名，而卒遭波及”，倪用宾等拟揭知县贪污状，“议既成邀圣叹署名，圣叹辞以疾”，后程邑供出金圣叹、丁子伟，“实则金、丁二人，初未与闻斯事”[179]。关于临难时语，除了隋树森，许多学者的记载，是既有真实家书，又杂传说之词。如蔡冠洛、何默等均引及“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的与儿书，仅从“字付大儿看”之开头，可判显然作伪；王楚材云圣叹“及临刑时，其子往视之。圣叹口占云：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绝不言及家事”，亦属说稗者言。[180]但是，他们至少都首先引用了见于《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中的真实家书，这是与鲁迅、周作人不同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公盾（1918—1991）发表《金圣叹新论》，其开篇和结束语分别为“金圣叹是中国文坛上有数的敢说、敢骂、敢哭、敢笑的文人，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有高瞻远瞩大胆精神的批评家。但他却不能见容于当世，被满清专制统治者的屠刀所杀害了”；“在暴君的国度里，谁敢纵情地放歌呢？但旧时代的叛徒金圣叹，却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揭起反抗的旗帜，为人民殉难了。冤狱固然杀害了金圣叹，但金圣叹的名字却永远辉煌在人民的史页上”[181]。可能就是这位作者，建国后先后撰写了《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谈评价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和刘大杰、章培恒同志商榷》、《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以上两篇与朱通合作）、《再论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评〈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182]等一系列论文。看来，金圣叹将沦为政治的“婢女”的命运，在建国前期三十年，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附论：1.长期“独秀”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

建国初年，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事频仍。古典文学研究的有待繁荣，自在情理之中。一九五二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慎重地订正了《水浒传》，剔去了反动的金批，揭穿了金圣叹怀着罪恶企图的窜改之处，使《水浒传》从金圣叹强加给它的缰轭下解放出来”[183]。这段话，是出自何满子（1919—2009）先生三十四岁撰写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引说”部分。在很长时间内，《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都是建国后唯一有关金圣叹的专论之著，保持这一纪录约二十年。这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校讫”、次年三月第一版的五万七千字的小册子，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已经第四次印刷，累计印数一万四千册，这在当时的出版条件和文化环境下绝非一个小数字，可见影响之大。

该书对金圣叹的基本评价是“就他的功罪，他的社会作用，概括而论之：金圣叹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伪恶者，一个貌似坏人的好人；对被统治的人民，是伪善者，是装好人的坏人”（第9页），“一个死心塌地、不计得失地为统治阶级效忠的人”（第13页）。出于揭露金圣叹“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使用何种伎俩，从而给《水浒传》带来了些什么毒害”[184]的写作目的，该书对金圣叹的生平有所介绍，对前人的有关评价和研究亦掌握较为充分。如古代、近代的钱谦益、尤侗、归庄、李渔、董含、廖燕、昭梿、王应奎、俞樾、邱炜萲、徐珂，到现代的胡适《水浒传考证》、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鲁迅、周作人《谈金圣叹》，陈登原《金圣叹传》、刘复影印金批《水浒传》序，均有关注。只是出发点有问题，遂致使断章取义的征引或以偏概全的引申充斥全书。如为了说明圣叹“为当时士林所侧目，这是无疑的。就连对他推崇备至的廖柴舟，生前和他臭味相投，死后为他整理遗稿的契友徐增，也不能为之掩饰”，居然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一段，截取出“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两句，将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略去前两句，以此证明这是廖燕、徐增说金圣叹“信口雌黄”（第7页）。将徐增“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理解为圣叹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打鬼腔，成了徐增所说的变化多端的油子了”（第50页）。其对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有关记载的解读，亦是随意曲解：“对他所敬慕的朋友如王斫山者，尚且如此油腔滑调，陶情笑谑，则对他人他事，亦必卖弄机智，倒（到）处插科打诨以娱己娱人……虽至刀架在脖子上，依然要发‘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这类玩世的自嘲，实是插科打诨的本性难移之故。”（第48—49页）

在金圣叹的基本史实方面，何满子曾考证过金圣叹姓氏的问题。他引用无名氏《辛丑纪闻》、《哭庙纪略》和邱炜萲《菽园赘谈》，认为这三种史料“说他原来姓张”不足为据。其实，除了邱炜萲有“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之说，何满子对《哭庙纪略》的引用和标点，全同陈登原；对《辛丑纪闻》的“引用”，则将原文“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有意无意地抄漏掉了关键性的“庠”字，说明出生于五四时期的作者，已经不了解何为“庠姓”了。在辨析逻辑上也完全采用陈登原的路数，如引《晚晴簃诗汇》张若采小传，证明“张若采实另有其人，娄县与长洲不远，乾隆与顺治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也”。具有创造性的，是据《明史·张溥传》“娄东二张”的记载，辨析“其一亦名张采，俱为‘复社’人物。二人事迹亦见于《社事始末》。如此，金圣叹更不应为张采所化出”（第17页）。惜乎后来陈洪先生未注意这一观点。论其“交游的人”，列举了“王斫山、徐增、王伊、韩贯华、尤侗等辈”，不出陈登原《金圣叹传》；将尤侗视为圣叹友人，其实亦属陈登原的误解。将事迹不详的陈豫叔、圣默、总持、许庶庵、杨廷章，均归之于“统治阶级”，亦过于武断。考王斫山为“王鏊之孙。鏊字济之，成化间乡会试均第一，累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39页），是受“文孙”之说的误导。就没有计算一下，金圣叹的友人是否可能是成化年间（1465—1487）人士的孙子。对于圣叹佚作，因为《丁祭弹文》有“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我在陈也曾绝粮，几曾见这饿莩”诸句，经与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云“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简单比照，就认为“《弹文》出于金，可信”（第40页）。这是受陈登原“相传圣叹曾作《丁祭弹文》讥吴中诸生”之说的影响。此事明清笔记多有记载，其中，唯有晚清《笑笑录》卷三所录题为《丁祭弹文》，清初《坚瓠集》卷二则名“刘侍郎谑词”，最早见于明弘治进士、苏州都穆（1458—1525）《都公谈纂》卷下，均属“滁州刘侍郎清少为州学生”事，怎么可能是出自明末清初金圣叹之手？将陈登原的疑似之说定为实有之事，最终导致今人将《丁祭弹文》收入金圣叹“佚文”[185]，在这一以讹传讹的传播链条中，何满子占有重要一环。

全书多次引用鲁迅对金圣叹的恶评，如在收煞处总结道：“鲁迅先生对金圣叹是否定的，他评金本《水浒传》，只说了‘惟字句亦小有佳处’一语，别无一字之赞。其高见卓识，实在令人钦服。当写完本篇时，不禁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兴起由衷的崇敬和感念。”（第111页）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鲁迅的有关言论对评价金圣叹的左右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何满子先生二〇〇四年六月曾应邀为这部旧作撰写题跋，流露了对当年作为有所反思：

此书为我早年涂鸦之作。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氛围下，缺乏不投时好的觉悟，率尔议论，思之常感愧恧。深盼其能绝迹于人世为幸。不意李辉兄竟觅得一本，重读之不胜汗颜，非仅通常“愧少作”而已。但此为既成事实，只能深自任咎也。[186]

除了思想评论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在史实问题上毫无建树、以讹传讹以及考证上的粗疏，亦是今天在梳理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历程时，该书乏善可陈的一个重要原因。

2.邓之诚对《沉吟楼诗选》的披露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五石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是现当代著名通史学家和清诗文献学家。建国后，他曾写过两篇有关金圣叹的专题文章，一为《记金圣叹》，写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即与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同时撰写，收入《骨董琐记三记》，一九五五年由三联书店将《琐记》、《续记》、《三记》汇辑为《骨董琐记全编》出版；一为《金人瑞》，为《沉吟楼诗选》提要，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全书有一九五九年五月自序，为生命末年之作，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五年初版。由前文尚未提及“诗选”，可见为此后才被邓氏收藏者。《沉吟楼诗选》的收藏与介绍，是邓之诚先生对金圣叹研究的重要贡献，虽然在建国“十七年”期间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其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金圣叹及其诗选的介绍（吸收了其《记金圣叹》的主要内容），全文不足两千字，却包含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在史实文献的披露方面，可与周作人《谈金圣叹》先后媲美。

与时论不同的是，一向反对“新派”、提倡“旧学”的邓之诚，对金圣叹的文艺思想颇有好评，如云“今新文学家表章古典文学，尚不越六才子范围。然则廖燕称其功开拓万世，信有验矣”[187]；至于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金圣叹的好评，甚至被初版《前言》当作该书的“可议之处”举例批评：“金人瑞对我国文学评论虽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不满农民起义，窜改《水浒传》原文，他的评说可说功过参半，而小传中却说金人瑞是李贽的继承者，并说‘人瑞见解未知视贽何若，而《西厢》、《水浒》至今流行，深入人心，似过于贽矣’。所论也不够全面。”[188]邓之诚不仅从总体上首肯金圣叹，在史实研究上亦建树颇多，归纳数点如下：

首次披露《沉吟楼诗选》。介绍该集体例、序跋、附录等，如云“疑先有选集，身后采辑增益者，皆以‘逸’名之”[189]；“诗集后附已成、未成书目，为考人瑞著述者得一确证”。对诗歌所涉当时史实，亦有所考证，如“凡涉禁忌者，似唯《塞北》一首，为江阴城守而作，然亦指江南士女不识亡国恨耳”。“似唯”云云，不知将《外甥七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上元词》、《题徐松之诗》等，置于何类。引《春感八首》诗序“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批评圣叹“以工于抨击、略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皇仁，令人发笑”，体现了论者的清醒。引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所收人瑞《愁》诗，云“不载此集，知散佚甚多”，乃失于比对。此诗既载于“诗选”七言律，又见于《沉吟楼借杜诗》。

首次征引《吴江沈氏家集》。此书是研究金、沈关系的重要线索，由此而考出圣叹三小女法筵所嫁女婿及其诗歌和小传：“法筵夫妇诗，今唯见沈祖禹《吴江沈氏家集》中。”所载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诗，可知圣叹独子后因“赂主者得暂还，而非释回；所戍者辽东，而非宁古塔”。为后人借助《吴江沈氏家谱》考证金、沈关系给予极大的启示。据法筵《悼二侄女》云“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闺久不开”，据此认为廖燕谓人瑞“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不知‘贯华’乃韩氏堂名”，所谓“二侄女”为人瑞“孙女之适韩者，人瑞自有唱经堂也”，所论甚确。然云人瑞手札谓“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似即法筵之家”，有误。

介绍圣叹交游。引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宗冈）、徐而庵、武进吴见思（宗达子）、许庶庵为最著”，括号中的注释文字，是邓之诚所添加。吴宗达是晚明大臣，这一父子关系，极少见于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吴见思《杜诗论文》提要，亦仅云“见思字齐贤，武进人”。邓之诚对于徐增亦极了解：“徐评《制义》及《诗》，为人选刻诗集，须纳刻资，声光不敌金，而贫过之。”（《记金圣叹》）“须纳刻资”四字，概括了清初诗歌选家收费评点出版的重要信息，说明论者是看过《九诰堂元气集》这一珍稀诗歌总集的[190]。邓之诚对尤侗于圣叹死后妄发非议是不满的：

人瑞在当时实有盛名，尤侗《艮斋杂记》讥其啖狗肉，登高座说法；又说律诗分两截如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又笑其凭卟，实则《杂记》连篇累牍皆卟语也。知侗之诋，为争“才子”之名。

同样的史料，在何满子著述中则多次被用来贬低金圣叹。

考证圣叹生卒。虽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栾调甫就根据圣叹致嵇永仁书信，发表了《金圣叹生年考》，精确考出其生卒年，但是后来的金圣叹研究者对此却毫无所知。如邓氏《记金圣叹》仍然根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推论“此知天启时已以金采为姓名，冯乩必在少壮之年。至顺治辛丑受祸时，其年或过六十矣”。到其晚年因遍阅清初诗文集，在嵇永仁《抱犊山房集》中再次发现“金人瑞书”，并在嵇永仁小传中全文抄录（见第457页），在金人瑞小传中则予以考证：“顺治十八年哭庙之狱，死者十八人，人瑞与焉。嵇永仁《葭秋堂诗集》，附人瑞手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由此可知，他认为金圣叹生卒是1607—1661年，顺治十六年（1659）五十三岁，即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问题是这封手札写于顺治十七年五月，故有关生年的推论便有一年之误差。在邓之诚去世后两年，刘世德先生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明晰的考证：“金圣叹五十三岁的那一年正是顺治十七年（1660）。由此再往上推，可知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死时，年五十四岁。”只是刘氏认为金圣叹的生日“也可考见”，其据民国初年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可以进一步知道他生于三月三日了”[191]。可是，传说为文曲星的文昌帝君生日是农历二月三日，三月三日绝不会是圣叹生日。

可能是出自晚年精力衰退的老者之手，《沉吟楼诗选》题解中所涉文字或数字多有错讹。今人在论及《清诗纪事初编》的学术贡献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书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疏漏”[192]。而在找到确凿史料之后，对金圣叹生年的误判应属于最遗憾的事情了。此外，如将圣叹外孙“元景”误作“元旦”；《春感八首》误“春”作“秋”；该诗小序为“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误“口”作“日”，标点为“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文末唯一引诗《塞北今朝》诗题漏掉后二字；所谓“凡分体诗三百八十四首”亦不可信（当受俞鸿筹“读后记”影响），如一首为一首，似乎有四百三十馀首；如一题算一首，似仅二百七十馀题。后人在使用时，均应注意。

二 《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

如果说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金学”的话[193]，那么，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抄本《沉吟楼诗选》（以下简称“诗选”）[194]，可谓当代“金学”研究的第一大事；而排印问世《金圣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195]，则是“金学”研究的第二大事：将三百年从未刊行的金氏诗作首次披露，其对作者思想情感、交游处世的研究，应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将当时已知金氏现存的著述点校整理、汇于一书，无疑为众多的金学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最易得的基本文献，扫清了资料难求的障碍。从此，为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金学”勃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金圣叹史实研究而言，对于这一基础的利用既不充分，也不准确；更多的是绕过这一基础，直接沿用未经核验的前人陈说。致使史实研究这一“金学”的基础性课题，不仅至今尚无明显改观，许多问题无人深究；反而到处可见的是错鹿为马、以讹传讹，或只知皮毛、语焉不详。即以上云第一、第二大事有关者论，对近二十年金圣叹史实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当数《沉吟楼诗选》所附俞鸿筹撰“读后记”[196]。在许多研究金圣叹的著述中，都不难发现借鉴或沿袭此文的明显痕迹。然而对俞鸿筹所云，何者为可信，何者为可疑，何者值得继续探析，何者必须明确纠误，至今尚无全面清理之文。拙文试图对此“读后记”所涉各条史料，就知见所及，逐一予以考论，重在探源、发覆、辨异、指误，并兼议“全集”因理解及其他缘故造成的标点问题，希望以此引起对金氏史实研究的进一步关注。为行文方便并为求醒目，以下将俞鸿筹撰《沉吟楼诗选》“读后记”以引文方式过录，分为若干段，分别进行评说。凡所论与笔者已撰专文内容相关者，或努力犯中见避，或此处行文从略。

《唱经堂著述总目》，见于金昌所刻《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四卷附页。其中《诗文全集》列入“内书”，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

陆案：据《杜集书录》著录，《唱经堂杜诗解》于金昌《才子书小引》后，原有“《唱经堂外书总目》：《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以上刻过），《杜诗解》四卷、《左传释》、《古诗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嗣刻）；《内书总目》十三种子目从略，《唱经堂诗文全集》（嗣刻）”[197]。然与“诗选”抄本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对勘，不仅《诗文全集》是列入“外书”之中，而且内、外书之具体目录及次序亦颇有出入。此“目录”系研究金氏著述总貌的重要史料，今人整理《杜诗解》[198]及“全集”不知为何未收。

以上最后一句“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引出陈氏其人其言。陈登原（1899—1975），字伯瀛，浙江馀姚人，曾任教于西北大学，现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是《国史旧闻》[199]。早在近七十年前，他即著有《金圣叹传》。“并未刊行”并非陈氏原话，他只在《唱经堂诗文全集》书名后括注“未刻”二字[200]。陈登原虽然没有机会经眼《沉吟楼诗选》，虽然在史料的利用上亦有不足（如不用方志、家谱，亦罕检别集），但是他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的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如所引徐增《才子必读书叙》，“全集”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和一九八八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版《金圣叹选批才子必读新注》便失收）；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氏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1869—1937）汇抄史料而成的《金圣叹考》一文[201]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专著、宏论皆不稀见，然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是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笔者知道此书之存在有年，然至二〇〇一年二月才蒙沪上友人之助，得睹其全貌，始知此人此书在金圣叹研究史上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位。该书结尾有感于时局之艰危、文坛之不堪，因王斫山赠圣叹诗“一例冥冥谁不朽”之句而慨然兴叹：“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卖友背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怃然云。”[202]足见作者之感时伤事、正直爱国。如今国运兴旺、民族自强，已非当时所可想象。然而，为无用之学，操酸丁之业，无济于经济繁荣，何助于文化昌盛，则一也；即便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恐亦难免被归在“私人化”之范围内而难当大用。故在肯定陈登原先生学术贡献之馀，于其“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的困惑而颇有同感。只是拙文刚刚开头，虽生“怃然”之叹，却不便率尔“掷笔”（应为“关机”），酸丁而非豪杰，恐怕正在此等之处，书此聊博识者一笑。

此《沉吟楼诗选》一册，录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有雍正五年吴江李重华序，云系圣叹之婿沈六书录出，大兴刘继庄处士选订。以钞胥字迹及纸色审之，应为乾隆初年抄本。并从李序中，知圣叹尚有外孙元一、元景，二人“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一节，为各家记载所未及，则此“诗选”流传必不甚广也。

陆案：此段所涉，除圣叹本人外共有六位：李重华、刘继庄、沈六书、元一、元景及其“母夫人”。后四位分别指吴江沈重熙（1650—1722），字明华，六书为号；元一名培祉（1676—1743），重熙长子；元景名培福（1682—1738），重熙季子；元一、元景之母即重熙之妻金法筵（1652—1705），乃圣叹第三女。前两位人所共知，值得一说的是李重华（1682—1755）乃雍正二年（1724）进士，为“诗选”作序时间是雍正五年“首夏”（农历四月），当在其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继庄即刘献廷（1648—1695），圣叹去世他才十四岁，且五年后始从大兴迁至吴地，然此人与金氏和沈氏颇有关系，因已撰文探讨，故此处从略[203]。

李重华与沈培福同乡、同庚，序云沈氏兄弟“幼受书母夫人”，当为亲见。金法筵七岁能诗，夫家生境苦贫却能不废笔墨。曾作诗勉励诸子：“人生少壮时，旭日初升天。金光浴沧海，照耀无中边。致身贵及早，东隅岂迟延。惜阴计分寸，千古称圣贤。逝者本如是，白驹况加鞭。老大有伤悲，谁为挽百川。”[204]其父不良死，母、兄皆远流，而诗中毫无消沉颓丧之感，充满昂扬奋发之气，词意老成，笔力不俗，故引为“幼受书母夫人”作一注脚。

圣叹原名采，鼎革后更名人瑞，稗史有云本姓张氏，或云名喟，皆臆造不足据。卒时为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日；其生年无可考，仅见杨保同所辑《圣叹轶事》云生于三月三日。又钱蒙叟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七年事，已称“金生采”，则当生于万历年间矣。

陆案：金氏原名、更名之说未必可信，鼎革后始改名更属臆测。此论始于粤人廖燕（1644—1705）《金圣叹先生传》（以下简称：廖“传”）“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之说[205]，经陈登原征引[206]而几成定论，其实大有再议的馀地。其一，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207]，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 廖燕有诗云：“我居岭海隅，君起吴门湄。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208]）及闾里传闻而来。自陈登原至今，征引廖“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三十五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今人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二，早有证据说明在“鼎革”之前金氏已名人瑞、字圣叹了。如崇祯十四年（1641）自序《水浒传》，便有“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云云[209]；另近人叶恭绰（1881—1968）旧藏明末邵弥所画绢本山水长卷，有金氏手书长跋，时在“崇祯甲申夏尽日”（1644）。时江南尚在明朝治下，故仍用崇祯年号。落款处钤有阳文印章两枚，一为“圣叹”，椭圆形；一为“人瑞”，方形。虽然跋文在叶氏《明邵弥山水卷》一文中[210]有详细记载[211]，但笔者始终以未见金氏跋文手迹为憾。今从有关著录中知此幅邵画金跋山水图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12]，不知何时能得有心者公之于世，以飨吾等“金学”同好。其三，虽然此后金氏多自署“金人瑞”“金圣叹”，但是称其为“金采”“金若采”者亦时有可见。如圣叹友人浙江嘉善李炜，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墨庵指嘉兴沈起），首句便是“海内谈经金若采”；再如稍后吴江周廷谔（约1670—？）编辑《吴江诗粹》，称金法筵为“吴趋采之幼女”[213]。廷谔生年虽晚，然与乡前辈、圣叹得意门生沈永启（1621—1699）为“忘年交”[214]，其言当有所本。就已知史料来论，笔者倾向于认为：金氏名采，字若采，一名人瑞；“更名”说缺乏证据，“鼎革”后更名尤难成立。“一名”说亦非独家首创，早在康熙初年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已著录“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215]，乾隆初年沈氏后人编辑《吴江沈氏诗录》亦云法筵之父为“圣叹公人瑞一名采”[216]。

关于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固然属“臆造不足据”之说，然考其出处，则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稗史”《哭庙纪略》“名人瑞，庠生。姓张……”和《辛丑纪闻》“名喟，又名人瑞。姓张……”[217]。查陈登原所列《参考书目》，此两书分别是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和《申报馆丛书》本。经与有关版本核对，“庠生。姓张”和“姓张”两句，不是所有版本皆是如此[218]；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申报馆丛书》本的原文在“又名人瑞”之后，并非“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219]。笔者不认为身为史学家的陈先生不知庠姓与本姓之别[220]，只能猜测圣叹“姓张”之“臆造”，是由于所引“稗史”版本不同，经陈登原先生（有意？）片面征引所导致。其实，如非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主观在[221]，即便是仅据《痛史》本《哭庙纪略》，亦不妨将有关四字视为一句，即“庠生姓张”，这样与“庠姓张”并无二义（考虑到“生”与“姓”在形、声上的相近，从校勘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生”为衍文）。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222]。如晚明吴县吴安伏（明崇祯十年进士吴嘉祯之弟）便是“庠姓严，名龙”[223]。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隐如庠姓潘，戴之儦庠姓吴，同为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224]，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丁兰（十八诸生之一）弟丁王肃庠姓王，顺治十八年诸生；陆志舆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225]（据复旦友人说，“某前辈”是朱东润先生）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226]。至于《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就现存文献分析，当属苏州顾公燮（1722—？）撰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丹午笔记》中所收的《哭庙异闻》为最早，先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白鹿山房刊行《丛刻三种》本《哭庙纪略》[227]问世约三十五年。其中有关金氏姓氏字号的一段颇具参考价值：“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228]顶张人瑞就试，较之后出之“顶金人瑞名”的记载或后人的“顶张采名”应试的理解，应该顺理成章得多。

金圣叹的卒年（1661），任何一种详细反映“哭庙”案经过的古代文献均有记录；其生年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今天也已不成问题，见《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权威著述（故得年五十四岁）。但是，在陈登原尚认为“独其生时，今无可考”，最后借助《第五才子书》序，推论其“当生在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229]。在未发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其结论能如此接近事实，陈氏的考辨功力令人服膺。而惟一涉及圣叹准确年龄的史料，是嵇永仁（1637—1676）《葭秋堂诗》卷首以《葭秋堂诗序》为题收录的圣叹致永仁尺牍。金氏此札开头便说“弟年五十有三矣”，由信中言及“自端午之日……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230]，知此年必为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231]。逆推五十三年，即得其生齿。予见也寡，在“金学”学术史上，所知最早引用嵇永仁此篇“人瑞手札”者，为邓之诚（1887—1960）去世前一年写就的《清诗纪事初编》（此书亦是最早向学界介绍《沉吟楼诗选》者）。所惜邓氏误认此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揣度其意，当以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圣叹生年（如其在文中复云“天启七年，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232]。以一六〇七年为金氏出生之岁，所从者甚少，惟钟来因先生整理《杜诗解》时“取邓说”[233]。

此段“读后记”所引杨保同、钱蒙叟云云，亦见于陈登原之书。前者引及杨氏有关文字为：“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圣叹虔祀文昌，或亦因此欤。”[234]后者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陈登原早以天启七年牧斋“已称金生”为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并注明钱文出自《初学集》卷四十三[235]，给后人直接引用提供了方便。

诗中所述诸人姓氏可考者：

斫山为长洲王氏。按《西厢·闹简》批语有云：“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孙。”廖燕撰圣叹《传》云：斫山为侠者流，与圣叹交最善。一日以三千金与圣叹，曰：“君以此权子母。”甫越日，挥霍已尽，斫山一笑置之。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

陆案：此段关于王瀚（号斫山）的文字对今人影响颇大。“文恪之孙”金批《西厢》原文为“文恪之文孙”[236]，“文孙”是对别人之孙的美称。廖燕撰圣叹《传》全名为《金圣叹先生传》，所涉王斫山的一段共八十六字，此处改写、节录为四十一字，且将“甫越月”抄作“甫越日”，更加强化了传闻的色彩。今人整理“全集”，复将“邵宝撰”之后诸字标点为：《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前三十八字均标在同一引号内，即均视为邵宝之言。此举误甚。邵宝（1460—1527）与王鏊（1450—1524）基本同时，如他在任何文字中谈及王斫山，那么斫山至少约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即邵宝去世时斫山起码约十七岁（否则难以看出有与延喆“相类”的“豪侈”之性）。这样算来，“圣叹事之为兄”的王斫山，在圣叹出生那年便已九十九岁，何谈“与圣叹并复垂老”[237]？“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等数十字，不见陈登原书，系由俞鸿筹首次征引。然查邵宝《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谥文恪王公墓志铭》，根本无后三十八字，大致可以对应的只是“吏部阙侍郎，侍郎韩公摄事，以公与寿宁故有连，既贵而能远之，其正可敬也，首荐而用之……子男四：长即延喆，中书舍人；次延素，南京中军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诸生；次延昭”等内容。[238]但是此段文字并非俞氏杜撰，前十三字当节录自《文恪王公墓志铭》，后二十五字乃出自《池北偶谈》：“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239]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清初王士禛（1634—1711）这段话除了“母张氏”和“性豪侈”之外，可信者不多。王延喆（1483—1541）为王鏊长子，而非少子；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与邵宝所云“既贵而能远之”可谓针尖麦芒；其母张氏（1462—1487）为王鏊继室，乃成化年间沧州人丹阳县令蔡寔（本姓张，少孤依蔡氏，故又姓蔡）之女（为省篇幅，略去出处）。据《明史》，寿宁侯张鹤龄乃孝宗昭圣张皇后之弟，他们的父亲为兴济人老寿宁侯张峦（1445—1492）。如延喆母张氏为鹤龄妹，则亦为张皇后妹，便必为张峦之女；从延喆母张氏生年看，乃张峦虚龄十八岁时所出生，为其女当然尚不勉强，但如要张峦在此之前先要生出一后、一侯来（只有如此，才能符合延喆母乃“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的说法），即便对于无“计划生育”约束的古人，亦颇让其为难了（此非主要指生理上是否可能，而是包括习俗、养育、经济、学业等多方面的考虑）。且据张峦《墓志铭》，其女张皇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应选太子妃时已“生十七年矣”（即生于1471年），王士禛之说便不攻自破了。考虑到沧州（今沧县）、兴济（今青县）为河间府毗邻属县，邵宝所谓“公与寿宁故有连”，如非指王鏊与张峦原本为友，亦只是指其岳丈张（蔡）寔与张峦略有葭莩亲。话要说回来，俞鸿筹虽不辨真伪随意征引《池北偶谈》，对今人的理解难辞误导之咎，但是必须指出：其一，“文恪之文孙”确实出自圣叹之书；其二，俞氏对“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的推测是非常准确的。笔者对王瀚与王鏊的关系已作考述[240]，此处只能极简单地交代如下：王瀚（约1606—？），字其仲，号斫山，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为延喆之孙禹声的孙子，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金批《西厢》所谓“文孙”，当为“玄孙”之形近误刻。后者有远孙、裔孙一义，如说王斫山为王文恪之裔孙，应是毫无疑义的。

贯华先生为韩住，字嗣昌；道树为王伊，字学伊。《西厢·惊梦》批语云：“知圣叹此律［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崇祯十四年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即嗣昌所刻。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有《贯华堂集》，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乾隆《苏州府志》亦沿其误，皆宜改正。

陆案：仅从“诗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241]和金批《西厢·惊梦》“居士贯华先生韩住”[242]，说贯华先生韩住字嗣昌固无问题；然据《鱼庭闻贯》第十四条《答韩贯华嗣昌》[243]，以《鱼庭闻贯》署名惯例，韩住似又为以字行者。此人或与圣叹亲家韩俊（金雍岳丈）为昆季（名皆以“亻”为偏旁），惜乏史料相证。今存《云东韩氏家谱》所记乃苏州另支韩氏，与圣叹友人诸韩（另有韩藉琬、韩魏云）均无涉，书此以免“金学”同好浪费精力。

据《惊梦》金批，认为王道树名伊自然无错，然说其字学伊却是误解。在金氏著述中，与“道树”联袂而出的称谓只有两处，一是俞氏明引的“道树先生王伊”，一是其暗引的“王道树学伊”。后者见于《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244]，如据此便判断王道树字学伊是难以成立的（排比一下《鱼庭闻贯》姓氏字号抄写顺序，即可发现何为名、何为字号的规律）。今综合各种文献考知，王学伊（1619—1665），原名伊，字公似，号道树，明末岁贡生，入清为遗民，隐居苏州胥门之郊，终身不入城市。为王斫山幼弟，现代昆曲大师王季烈（1873—1952）之九世嫡祖[245]。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采）有《贯华堂集》，确有此事，但却未必是“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所致。康熙元年（1662）周氏辑刻《尺牍新钞》时，于卷五所选金氏尺牍两封，为《答王道树》和《与家伯长文昌》。当时《唱经堂杜诗解》、《沉吟楼诗选》皆未问世，金批刊行之作仅为《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三种，而这三种恰恰均冠以“贯华堂”三字。不是后来清理遗书者如圣叹堂兄金长文或女婿沈六书，是不可能知道有所谓“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周亮工言其著作为《贯华堂集》，虽不够准确，但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他当时所见金书皆为《贯华堂……》，且所选两篇亦均出自《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鱼庭闻贯》[246]。退一步说，如果非要认为周亮工有误，也当主要是因为误以“贯华堂选批”之书为圣叹集名，未必与已刊行二十年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版心”有直接关系。今人或因周亮工著录金氏著述为《贯华堂集》，便说他“对金圣叹的情况很不了解，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247]。其实，周亮工对金圣叹的了解与同情，远远超出后人之所知；即以《尺牍新钞》卷二对《与黄俞邰》一信的眉批为例：“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此则史料在数十年的“金学”研究中，不知有几人注意过？在笔者看来，周亮工与金圣叹的关系是金氏史实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价值的题目，值得专题探讨[248]。

“全集”对“读后记”抄录的《惊梦》金批，点校上有两处失于核查：“知圣叹此律者”，“律”字原文为“解”，系由俞氏误书，宜径改或出校；在“居士贯华先生”之前，原文尚有“比丘圣默大师、总持大师”十个字，标点时宜加省略号“……”。

阎牛叟名修龄，善咏诗；百诗名若璩，为经学大师。阎氏顺治时侨居淮安，后归原籍太原，诗中同游邓尉、虎丘，正其寓苏之时。邵僧弥名弥，长洲人，吴梅村所咏“画中九友”之一。文彦可名从简，衡山曾孙，端容之父。

陆案：“诗选”中涉及阎修龄、若璩父子处，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等。[249]诸诗写作时间向无确考，今据张养重《古调堂集》所收其《粤游春别》七绝诗序“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较书”的叙述[250]，得知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云云，可证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即“哭庙”事件发生后之二十天。可与圣叹“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快饮达旦”诗相印证的，还有丘象随写于顺治十八年的《泛虎丘》古风一首，该诗详细歌咏了众人虎丘欢会经过，其中“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等诗句[251]，勾勒出金圣叹的儒雅风姿，并体现了诗歌作者对其由衷的仰慕。阎牛叟（1617—1687）名修龄，字再彭，牛叟其号。祖籍山西太原，自高祖之父始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明亡聚儒衣冠而焚之，从此遁世隐居。牛叟与圣叹之交谊，向无记载，从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之二“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不见汪伦直到今”诸句，足证两人友谊深厚。此年圣叹五十四岁，阎牛叟四十五岁。百诗为其子若璩（1636—1704）之字，号潜丘，此年二十六岁。以“经学大师”名世乃是以后之事。由于金氏上述诸诗是其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那年在遇害之前的重要作品，所涉姚山期、张虞山、丘曙戒、丘季贞亦皆为清初重要文化人，故笔者对有关问题已撰文考述[252]，此处只是将稀见史料的有关线索再作披露而已。

邵弥（约1598—1642），字僧弥，号瓜畴，善书画，性不谐俗。吴伟业（1609—1672）所撰《邵山人僧弥墓志铭》[253]，述其生平事迹甚备，惟于其生卒语焉不详。[254]梅村曾撰《画中九友歌》，对“风流已矣吾瓜畴”，以“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瘦如黄鹄闲如鸥，烟驱墨染何曾休”怀念之。[255]

文从简（1574.12.31—1648），字彦可，晚号枕烟老人，曾祖征明（1470—1559）、祖嘉（1501—1583）、父元善（1555—1589）皆为书画名家。从简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例得学博，不赴选，入清隐居为遗民。[256]其女文俶（1594—1634），字端容，擅画草木昆虫；嫁赵均（1591—1640），为赵宧光（1559—1625）子。[257]

“家兄长文”系圣叹族兄，名昌，字长文，号矍翁，法名圣瑗，曾撰《第二才子书离骚经跋》及《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序》。“诗选”中“鼠肝虫臂”一首，即临难时寄示长文之作。儿子雍，字释弓。按圣叹《才子尺牍》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哭庙纪略》载圣叹有一子，曾请乩仙题号，乩仙判曰“断牛”。及圣叹获罪，妻、子流宁古塔。“诗选”内亦有《与儿子雍》七绝一首，此可正梁拱［恭］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圣叹无子之误。

陆案：此处对金昌的字、号及与圣叹关系的描述甚确，原始材料见于其《才子书小引》和《叙第四才子书》的落款“同学矍斋法记圣瑗”“矍斋金昌长文”及“小引”文中所谓“唱经，仆弟行也”[258]，凡此皆已见陈登原征引[259]。关于金昌，拙文只有两点补充：其一，“家兄”与“家伯”之别。对于金昌，出自圣叹之口，皆称其为“家兄长文”，如《圣人千案序》“同其事者，家兄长文”[260]、《春感八首》序“家兄长文具为某道”及第八首尾注“为家兄长文”[261]；而在金雍辑《鱼庭闻贯》第十一、二十四条则分别署作“与家伯长文昌”和“与伯长文”[262]。由于“伯”在古代有长兄和父亲之兄等多义，故自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始，即将选自《鱼庭闻贯》第十一条“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中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一段，径题作《与家伯长文昌》，殊不知在《鱼庭闻贯》中，凡称与金氏有亲缘之圣叹同辈者，皆是以金雍之辈份或身份相称（恕不举例）。直言之，此处之“家伯”恰恰是对本家或同宗伯父的称呼。鉴于圣叹此篇与家兄长文的尺牍仍时常为今天编选古代家书或书信者所青睐，故将金氏著述中“家兄”与“家伯”之别略作辨正。其二，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曾言及自己是“兹淝上归”后，始从事“搜辑、补刻”圣叹遗著《杜诗解》的工作。淝上指合肥（清为庐州府治所在县），古有淝水（今名肥河）流经其地。查该县“国朝”训导名单，康熙朝第四任即“金昌苏州人”[263]，虽于康熙朝历任具体时间均缺署（康熙《庐州府志》同缺），但毕竟有助于推考《第四才子书》的刊行时间。

圣叹有子金雍（1632—？）字释弓，这在金批《水浒传》序三“今与汝释弓……今年始十岁”和《鱼庭闻贯》所署“男雍释弓集撰”[264]等常见金书中即不难寻到证据。俞鸿筹所谓“《才子尺牍》”，当是据《鱼庭闻贯》选编者，有民国七年（1918）上海求古斋书帖社石印本和上海大达图书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排印本等，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所引《哭庙纪略》有关“断牛”的逸闻，亦见于顾公燮《哭庙异闻》[265]，惟俞鸿筹于“妻、子流宁古塔”后，抄漏“其居室之后，有一断碑，但存‘牛’字，殆亦前定数耶？”诸句，不仅令人读后不知所云，亦失去了此段逸闻原有的宿命色彩。如果俞氏引此仅是为了说明圣叹有子，亦毋庸抄录“曾请乩仙题号”等十二字。据陈登原征引，“梁拱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266]，出自该书卷八。惟作者乃梁恭辰（1814—？）而非梁拱辰。“全集”点校有两误，一是“梁拱辰”之“拱”字宜径改或出校（误始于陈登原），二是“圣叹无子”并非梁氏书中原话，不宜标引号。查该书此条为：“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267]汪棣香名福臣，嘉庆、道光间钱塘人，辑有《劝毁淫书征信集》，存同治四年（1865）刻《琼瑶合编三种》本[268]。

以上俞鸿筹仅略考九人，其实“诗选”所涉尚有七十馀位，其中近三分之二笔者仍不得其详。他们的姓氏或字号是（以在“诗选”中出现先后为序）：魏德辅（魏风？）、境哥、周粟仲、升妙、泌斋、无动、圣默法师、明人法师、云在法师、雪塘法师、冯鸣节、解脱法师、刘伯玉、闵康之（名云祈）、徐尔赞、舒伯顺、总持法师、般若法师、次公、周顺庐、萍洲师、徐庆公、草座先生、李兴符、西音、赵居士、天雨法师、若兰、失庵、慧开、闻琴先生、翼明大士、周茂庐、周直夫、休老、杭若栋、季秋文、青莲法师、顾君猷等，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

《杜诗解》卷二有附录圣叹幼年所作五律一首：“营营复［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今“诗选”内不载，其遗佚固已多矣。

陆案：“幼年所作”四字，影印本有细笔改乙，勾为“所作幼年”，“全集”标点为“所作《幼年》”。然据《杜诗解》卷二《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早起》等五首的总批语“曾记幼年有一诗”云云[269]，细笔改乙之痕迹当为后人所加（何人所为？），“全集”点校者未核引文出处，遂将“幼年”作诗理解为“所作《幼年》”。如不细审影印本“诗选”而仅据“全集”本，读者会以为错在“读后记”作者身上。另原文首句为“营营共营营”，俞鸿筹误将第三字抄作“复”，整理本亦宜据原作径改或出校。

金圣叹一生作诗甚夥，据李重华序称，“诗选”所录者仅“什伯之一”[270]，可知佚者极多。笔者留心数年，才发现区区三首，即徐崧（1617—1690）、张大纯（1637—1702）辑《百城烟水》中的《题平坵沈君善木影》、《寓慈云寺旬日留别》和袁枚《随园诗话》中的《宿野庙》[271]；另在金圣叹友人徐增（1612—？）《九诰堂集》中，有其《岁暮怀悬瀑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佚诗一首[272]，可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博士坞，至今犹存。十馀年前，张仲仁一麐撰《阳山十八人祠记》，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象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象；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今阅“诗选”中如《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塞北今朝》、《元晖来述得生事》诸作，亡国之思，触处多有。当时文网綦严，犯者辄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则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

陆案：圣叹墓在博士坞之说，可能始于同治修《苏州府志》“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273]，而盛行于民国年间。如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日本学人“辛岛骁谓数年前，上海某书店曾刊《苏州快览》，一通俗旅行书也。内记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之博士坞。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274]；稍后所修《吴县志》沿用前志而有所补充：“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近道林精舍，吴荫培立碣。”[275]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然吴县吴荫培（1851—1931）乃光绪十六年（1890）探花，民国七年（1918）任《吴县志》总纂之一，按理不会有误。但是李根源（1879—1965）在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曾亲赴其地寻访：“上午八时入白阳山金井坞……入博士坞，访金圣叹墓。……走遍博士坞，终不得圣叹墓。适遇一老妇，询之，云：‘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前年吴探花重修之。’转入西山坞，经吴江史氏墓坊，山坞尽处为圣叹冢，建‘清文学金人瑞墓’碑，吴荫培书。右侧为白马涧通济庵僧觉阿遗冢，僧俗名张京度，著“通隐堂”、“梵隐堂”诗者也[276]，可谓德有邻矣。时坞中杜鹃盛开，有红、紫、黄、白四种，灿烂悦目，为诸山所未有，其圣叹、觉阿精灵之所集与？登五峰山……”[277]所不解者是：李根源虽为云南腾冲人，然自民国十二年（1923）即定居苏州（故居在今十全街111号，为市级保护单位），且亲身实地勘察，何以会在接替吴氏任《吴县志》总纂后，在新修方志中仍云金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

张仲仁者，名一麐（1867—1943），字仲仁，亦为《吴县志》总纂之一，《阳山十八人祠记》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俞鸿筹引文相关的内容是这样两段：“余去冬至浒关，丁君南洲方为区长，与余有中表谊，同游阳山。山之东麓有土地庙，塑像十八人，衣冠各异。丁君告余，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十八人之象”；“南洲又曰：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牢其家，获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278]。俞氏此篇读后记，撰于“辛卯孟春”即1951年，距张一麐写“祠记”整整二十个年头，故不宜云写于“十馀年前”；此外，“祠记”于“故借哭庙事以罪之”后尚有“一则议斩，一则斩且籍没”，说的是丁氏先人丁观生（1610—1661）、丁澜（1625—1661）。此二人是同祖的堂兄弟，于哭庙案同时遇难[279]，“读后记”省略了两个“一则”等十字，极易让人误解“获与嘉兴友人书”此处是指金圣叹。金氏虽在嘉兴确有友人且多为遗民，但从“祠记”的上下文判断（文长不录），“与嘉兴友人书”作者姓丁而不姓金。另其节录之文字，与原文颇有出入，整理时以不加引号为妥（“全集”标点作：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象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象”；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此段“全集”标点尚有两处显误：《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明是两题组诗，却标为《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将两首弄成一首了；《塞北今朝》之后二字，标成下一首《元晖来述得生事》[280]的前两字。出错之由，真令人难以猜想。

刘继庄生顺治五年，卒康熙三十四年。全谢山为立传，云年十九寓吴中，居吴江者三十年。则继庄始寓吴时，为康熙五年。金释弓已于前数年流宁古塔，而继庄所著《广阳杂记》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语，似释弓后曾归吴，方有此事，惜无他种资料可为互证也。

陆案：全祖望《刘继庄传》原文作“继庄年十九，复寓吴中，其后居吴江者三十年”[281]，俞鸿筹节录为十三字，“全集”加以引号，未必尽妥。所谓刘献廷“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事[282]，必发生在金雍自流放地归吴之时。与“释弓后曾归吴”可为互证的“他种资料”，今人知者有三则：一是沈永令（1614—1698）词“金释弓从辽归，代闺怨”：“自别河梁成永诀，十年梦绕辽西。梦中牵袂数归期。刀环真浪约，何日照双栖。 蓦地归来真是梦，归来日日分离。不如依旧在天涯。梦回鸡塞远，犹得到深闺。”[283]一是同一作者的《送金释弓还辽》诗：“鸿飞万里异翱翔，叫断寒云认故乡。嗣世可堪成汉史，十年无复说蒙庄。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塞外只今书种在，更谁笔札问中郎？”[284]一是金法筵《家兄归自辽左感赋》诗：“廿载遐荒客，飘零今始归。相看疑顿释，欲语泪先挥。郁塞千秋恨，蹉跎万事非。不如辽左月，犹得梦慈帏。”[285]这三首诗词说明金雍于发配后曾两次归吴，一在十年后，一在二十年后，前为暂返，后为终还[286]。据杨凤苞（1757—1816）注全祖望《刘继庄传》，献廷“于康熙六年丁未来吴，至二十六年丁卯入都”[287]，其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在后一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前两首诗词的作者沈永令，字闻人，一作文人[288]，吴江人，浙江秀水庠生、副榜贡生（今人或有因此认为永令乃秀水人），与圣叹所交吴江沈氏诸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鱼庭闻贯》有圣叹与永令尺牍，“全集”整理本作“答沈丈人永令”[289]，如非排印误植，当是整理者以为“文人”于此不讲而径改为“丈人”。

“读后记”正文考辨到此为止。从文末落款“辛卯孟春俞鸿筹读后记”和所钤白文方形印章“虞山俞鸿筹印”，可知此跋的写作时间和作者籍贯。俞鸿筹（1908—1972），字运之，号啸琴，别署孱提居士、舍庵居士，江苏常熟人。毕业于震旦大学预科及上海法政学院。曾从事爱国抗日活动，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遭日军逮捕，严刑不屈。战后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佐理”，旋辞职。著《松禅老人逸事》、《唐律疏义校注》、《舍庵诗词残稿》、《舍庵居士题跋》、《干禄字书笺证补》，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等[290]。其父俞钟颖（1847—1924），清末官至河南布政使，入民国参加复辟帝制的筹安会，而鸿筹自己又有着三青团干的特殊身份，其于建国后之境遇可想。郡人郑逸梅（1895—1992）一九八五年为《中国藏书家考略》撰写的前言中，有一段文字颇具史料价值：

这书上起秦汉，下迄清末，都七百四十馀人，可谓洋洋大观。直至前年，我友张慎庵来访，出示这书，书本的天地头满写了蝇头细楷，却增添了一百三十四人，订正了二百多处，钤有孱提居士印章，慎庵认为出于潘伯鹰手笔，并在封面上题写了几句。经我寓目，断为常熟俞鸿筹运之的订补。运之字迹虽类伯鹰，但伯鹰较苍劲，运之较秀逸，稍有不同。运之为俞钟颖嗣君，钟颖字君寔，号幼莱，又号遯庵，有时署南郭先生，为大儒俞钟銮之弟，与陆润庠状元为同治壬申同科，由总理衙门章京，出任琼崖道，擢河南布政使，署理河南巡抚。著有《耐庵随笔》、《归田集》等。运之渊源家学，工书，擅辞翰，精考证，以及版本目录，无不通达。我在陈季鸣的文旡馆，得见季鸣的《正反同形篆文汇录》，运之用正反同形篆文为题，工稳娴雅，妙造自然，始心仪其人。既而由钱释云之介，得识运之夫人庞镜蓉女史，藉知运之晚年病废，食贫励品，旋即谢世，镜蓉掇拾其遗著，名《舍庵诗词残稿》，委我为撰一序，他的作品，确有如李太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概。词亦精微婉约，饶有情致。那孱提居士，为运之的别署。[291]

虽然纸帐铜瓶室老人有所误记[292]，但是对于鸿筹一生学术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尤其有关俞氏后半生的境况是从俞夫人庞镜蓉女史处直接得知，故其真实性无须怀疑。而在“晚年病废，食贫励品，旋即谢世”寥寥数语中，不难体会到省略了多少难言的酸辛。

俞鸿筹此篇《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写于一九五一年其四十四岁时，前十数年战乱频仍、遭逢寥落，建国初之百废待兴、政治先行，在此背景下评估俞氏研究金圣叹的得与失，无疑应该更多地看重其宣传圣叹之功和保存“诗选”之举；相比之下，无论其文中有多少疏漏和缺憾，都是微不足道的。俞鸿筹擅诗文，精书法，于版本、目录和藏书研究颇有造诣，然今人所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985年修订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一九九三年版）等专书皆未见其名；二〇〇一年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虽收录其人，但生卒、著述、经历皆有所缺。如能因拙文而能将其事迹补入后出之有关工具书中，笔者固然可以于心稍安，逝者或许亦可瞑目于九泉了。

辛巳大雪前五日草毕

（原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网络在线刊物《中国文学演变》2003年第1期；修改稿载于杜桂萍主编《学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三 全书人名字号索引

例言

1.本索引以笔画为序，收录全书正文及注释所涉古今人物的姓名字号，唐以前者一般不予收录；为免繁琐，不包括金圣叹的相关信息，少数引文中与本书关系较远的姓名字号亦未录入。

2.本索引以姓名为主要条目，其他称谓如字、号、别名、绰号为参见条目，并将有关线索以笔画为序于主目后括注；凡是僧人，均以“释”归类入编；少量本名待考者，即以别称字号为主目。

3.本索引首次尝试以电脑的“引用—标记索引项”的功能加以编制，虽辅以人工的反复核验，疏漏或错讹间或有之，希望使用者不吝指正纠谬。

一至二画

一指—沈永令

一庵—彭珑

二玉—徐珏美

二园—徐增（长洲人）

二逵—徐增（吴县人）

丁士涵：57 315 317 320

丁子伟—丁澜

丁王肃（王肃，柱波）：41 57 315 680

丁元复：315

丁丙：79

丁旦：320

丁申：79

丁立中：79

丁兰—丁澜

丁有铭：19

丁汝昌：315 316

丁汝宣（蕃卿）：19 315 316320 321

丁汝桢：315

丁汝翰：315

丁观生（仲初）：19 57 76315—318 691

丁观澜—丁澜

丁步坤：374

丁明登（剑虹，莲侣）：173

丁绍仪：547 549

丁适：320

丁哲：315

丁章序：234

丁望：320

丁宿章：558

丁雄飞（菡生）：173

丁谦：315

丁肇亨：315 316

丁澜（丁兰，丁观澜，子伟，紫迴，紫洄）：4 19 37 38 41 57 76 315—322 661 667 680691

十足道人—徐增（长洲人）

人华—许定贲

九峰遗黎—吴骐

九揖—邹升

九畹—吴宗汉

九霞—蔡方炳

儿岛献吉郎：634

几亭—陈龙正

力臣—许承宣

三画

三中子—尤侗

三耳生—聂先

三折和尚—释三遮

三拙—释三遮

于一—王猷定

于大海：319

于成龙：558

于准：558

于嗣昌：319

士至—张中发

士延—马万

士敬—郑敷教

士雅—李雅

才斯—张志皋

大文—孔尚素

大立—叶时从

大谷居士—沈幾

大坤—沈培祉

大易学人—徐增（长洲人）

大席—王辂

与几—顾兆先

与凡—戴顾质

与仪—徐秉义

万曰吉：284

万公—戴之傑

万寿祺：377

万应隆：133 346 425

万树：602 604 608

万曼：78

上于—吴宗达

小山—顾俸

小阮—顾予咸

小渌天主人—孙毓修

小横香室主人：618 619

山夫—殳丹生

山贞逸民—姚佺

山翁—释道忞

山琢—徐越

山期—姚佺

久保天随：7

已畦—叶燮

弓高—吴兆穹

卫章—嵇永倩

子文—王玉汝

子先—叶时从

子伟—丁澜

子后—苏先

子庄—朱茂暻

子羽—黄翼圣

子求—尹伸

子拱—沈永辰

子思—沈永启

子美—沈世奕

子俶—周肇

子益—徐增（长洲人）

子通：638

子能—徐增（长洲人）

子常—杨彝

子铭—沈元鼎

子康—董元恺

子裁—盛王赞

子道—吴中行

子静—周荃

子餐—严沆

孑庵—毛宗岗

马万（士延）：293 294 299

马之骏：152

马西沙：663

马进宝（惟善）：260 261

马国柱：151

马蹄疾：394 397 626

四画

王士禛：66 176 304 305 379382 396 418 463 499 586683

王士：282

王大错：617

王之晋：145

王之绩：6 617

王子文—王玉汝

王子嘉—王紫稼

王开学：609

王天阶：566

王元化：667

王公晋：20 223

王玉汝（子文，愚庵）：20 223—226246 312

王世贞：530 568 630

王世懋：282 568

王节：359

王龙光：590 592 593 594 599

王平陵：640

王申荀（咸中，真山）：243

王仕云（过客，桐庵，桐庵老人，望如）：73 161 394—397 402 535 626

王汉民：201

王永思：224

王永祚（原修，澄川）：552

王永焘（景照）：223 229 233 238 239 245 246 288 464

王永熙（景雍）：223—225 229 238 245 246

王弘撰：502 503

王在晋：283

王有壬：223 224 246

王成芳（谦六）：224

王贞白：365

王光晋：150

王先谦：94 536

王廷璧（双白）：520

王延喆：223 227 231 233 246465 682 683

王仲儒：76 176 276

王仲懋：439

王华岳（载中）：243

王华宝：522

王伊—王学伊

王会（冷庵，鼎中）：243

王齐洲：385

王守仁：556 557

王运熙：12

王运熙、顾易生：43

王抃：456 567

王时敏：152 243 351

王利器：76 77

王希（公晋）：3 137 138 233234 237 242 244—246 458466

王应奎：62 115 123 192 201561 562 620 630 639 655669

王武（王宪武，忘庵，勤中）：20 223 243 244—246 312 543557

王其仲—王瀚

王其宠：224 245

王其宜：224

王英志：252 475

王范：498

王轮中：20 223

王卓华：332

王昊（惟夏，维夏）：397 455 551 564 565 566 568

王季烈：64 146 233 238 239684

王岳川：420

王岱：371 433 434 513

王泽弘：472

王学伊（王伊，公似，道树）：20 23 57 64 68 69 137 138146 154—156 223 237—242244—246 288 337 339 348380 464 465 543 666 670684

王肃—丁王肃

王承芳（瑞芝）：394

王绂：350

王绍曾：689

王政（方朝）：229

王相业：230

王树民：423

王斫山—王瀚

王临亨：282

王思任（季重，采薇子，谑庵，遂东）：1 22 133 346 424—429

王重民：107 184 185

王复阳（禹庆）：153 223 312 408 416 424 438—442 543

王俨—许王俨

王禹声：137 223 224 228 246683

王庭植（位三）：224

王咨牧：245

王彦泓（次回）：140 462

王宪文（昌中）：233 242—245

王宪武—王武

王宪度（轮中）：243 246 543

王晋（梦鹤）：554

王辂（大席）：554 558

王铎：326 329

王逢辰：434

王家彦（兼三）：224

王家祯：4 181 440 457

王朗：462

王培荀：293

王彬、严英俊：115 192 201 562 639

王晨（石玄，农祥）：551 552

王崇简：415

王琬：223 230

王朝：4

王森（方茂）：229

王紫稼（王子嘉）：418

王晫：437

王焸：224 238

王道树—王学伊

王曾：229 245 464

王勤中—王武

王献之：359

王楚材：661 662 667

王锡衮：529

王锡阐：521

王稚登：493

王简可：513

王腾程：282

王靖宇：7 9 12 17 119 123663

王猷定（于一）：342 377 533 540 594 595

王熙：168 415

王锺翰：379

王撰：455

王德毅：605

王遵晦：297

王鹤鸣：447

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19

王履：350

王豫、阮亨：501

王畿：56

王冀民：452 526

王鏊：86 127 137 155 223 227—230 233 234 密44—246557 666 670 682

王鎏（筑岩）：224

王瀚（太仓人）—释戒显

王瀚（吴县人，其仲，斫山，香山如来国中人）：16 20 23 137 138146 154 155 223 226—233237—239 242—246 288 312337 354 362 427 428 464465 543 647 666 669 670677 682 683 684

井上浩一：633

开云—释圣诵

天寥道人—叶绍袁

元一—沈培祉

元方—雷珽

元达—释戒显

元好问：418

元亮—周亮工

元晖—叶奕荃

元景—沈培福

无动：465 467 468 689

无—葛御夏

无殊—俞南史

无减—徐增（长洲人）

韦应物：150

云九—蒋之逵

云子—朱隗

云叶—戴镐

云在—释圣力

云佩—杨廷章

云客—彭珑

木陈—释道忞

木崖—潘江

五玉—顾予鼎

五湖烟叟—陆枢

友鸥—释圣文

尤侗（三中子，西堂，悔庵）：8 7475 87 88 101 103 109 115 126 127 142 143 148167 204 236 254 259 288292 299 307 312 347 404405 407—421 438—442 446447 457 459 460 507 508520 525 526 543 551 553555 564 568 569 576—578580 618 648 663 666 669670 673

尤琼华：407

尤琼英：407

尤琼莹：407

少陵—杜甫

日千—吴骐

中庵—顾梦麟

水佳胤（水相胤）：56

水宝璐：56

水相胤—水佳胤

水修—叶奕荃

水嘉谷：56

牛平汉：83

牛若麟（鹤沙）：145

牛叟—阎修龄

毛一骏（槐眉）：161 162

毛子水：18

毛庆臻（润甫）：317 318 381644

毛序始—毛宗岗

毛纶（声山，德音）：403 575—577584

毛奇龄：398 455

毛宗岗（孑庵，序始）：14 21 396 403 416 543 560 574—582 584 600 608 616629 666 673

毛效同：113

毛祥麟：76 655

升年—许定升

升妙：465 689

长公—吴震生

长文—金昌

长庚—鲁迅

仁甫—顾所居

仁渊—祖泽深

仇兆鳌（沧柱）：554

介心—戴之儁

介石—周禹吉

介生—周钟

介白—徐白

介兹—吴晋

公旦—刘曙

公令—吴之甲

公式—杨廷章

公似—王学伊

公若—蒋之昂

公肃—徐元文

公荣—陆枢

公盾—郑公盾

公晋—王希

公朗—陈爌

月坡—徐傅

风雨楼主—邓实

丹午—顾公燮

丹崖—蒋熏

殳丹生（山夫，彤宝）：548

六书—沈重熙

文人—沈永令

文元善：493 687

文从简（枕烟老人，彦可）：60 143 148 194 229 345 357465 493—497 685 687

文白—范骧

文华：633

文兆—吕熊

文庄—陈仁锡

文如—邓之诚

文含：687

文初—姚宗典

文虎—陆炳

文征明：143 244 350 493 496687

文革红：578

文柟：357 358 359 497

文点：557

文起—文震孟

文盎—朱昆田

文俶（端容）：493 687

文谠：461

文嘉：493 687

文震孟（文起）：107 183 184352

文德翼：255

文懿—韩菼

方文：166 324 325 363366—368 378 379 387 394538 591

方玉润：539

方成珪：362

方孝标：310 460 461 519

方亨咸（邵村）：310

方茂—王森

方苞：370 371

方轮—吴宗潜

方拱乾：147 310

方思—沈永启

方夏：351 357 358 359

方章钺：310

方朝—王政

方猷：310

方膏茂：310

方濬颐：556

斗瞻—张养重

计六奇：257 261 450 451 550

计东：234 411 459 460 566

计百—周令树

计登—郁禾

尹民兴（宣子，嘉宾）：380 390

尹伸（子求）：196

孔尚任：502

孔尚素（大文）：572

孔彰—陈嘉言

孔彰—项圣谟

以时—秦德澄

以虚—顾予咸

以巽—秦德滋

以新—秦德藻

允谦—沈志斌

予载—陆志舆

予敬—陆志熙

邓之诚（文如）：9 14 68—70 171 200 211 296 332 375379 382 421 600 606671—674 681

邓长风：97 100 267 270 273490

邓可因：641

邓汉仪：13 157 230 245 256441 527 537 542 587

邓旭：175

邓林梓：555

邓实（风雨楼主，枚子，秋实）：615617

邓晓东：151 201 220 221 343502 532

邓瑞：82 162 374 377

双白—王廷璧

五画

玉立—陈宗之

玉受—刘锡玄

玉虹—吴见思

玉亭—吴兆宸

玉渊—陈允衡

玉渊—蒋

玉璐—吴愉

正士—金佶

去尘—吴拭

去矜—詹钟玉

去疑—沈幾

甘兰经：681

节孝先生—陈济生

可园—许之渐

可黄—吴梦白

左必蕃：623

左光先：498

左轮—沈永荪

左懋第：60

厉鹗：603 606

右之—宋德宜

石玄—王晨

石耳—姚佺

石耳山人—姚佺

石房—戴之傑

石卿云：252

石韫玉：93 497

石雷：45

石臞—谢良琦

龙门子：170 171

龙燮：417

平步青：410

平襟亚—平衡

平衡（平襟亚，网蛛生，沈亚公，秋翁，襟亚阁主人）：642

东田—嵇永仁

东田子—嵇永仁

东吴—顾所受

东荫商：537

东溪—沈培福

东溪先生—张新标

北山公—吴襄

北渔—刘世鲲

占骁勇：662

卢上铭：529

卢劲波：573

卢：332

卢象升：533

归元公—归庄

归庄（尔礼，玄恭，祚明，元公）：171 278 368 417 489 520521 524 552 585 613 631669

叶小纨：101 102

叶小鸾（绝际，琼章，智断，瑶期）：2 21 63 65 98—100 102 103 110 112 113 116—118120 126—128 135 186 189190 203—205 207 215—219253 393 405—407 409 410414—415 419 421 659

叶天机：487

叶长馥：104 486 569

叶方恒（眉初，嵋初）：491 552

叶方蔼：552

叶方蔚（敷文）：552 555

叶世侗：102 472

叶世佺：102

叶世俨：472

叶世倕：102

叶世倌—叶燮

叶世偁（声期）：97 99 116 126 135 188 217

叶世傛：99 101

叶世儋：102

叶世儴：99 135 188

叶弘勋（有大）：543 569—573

叶弘儒：487 488 491

叶军：451

叶纨纨（昭齐，珠轮，智转）：6399 100 102 110 112 118 120 126 135 186 189 205207 217 219 253 409

叶时从（大立，子先）：103 104

叶国华（白泉，德荣）：486—490

叶昌炽：549 600

叶绍袁（天寥道人，仲韶，秦斋，粟庵）：2 63 96—104 110 112113 114 116—118 120 127135 136 186—190 203 204207 209 215—217 219 253326 393 405—407 409 420424 472 490

叶绍颙（季若）：100 215 490

叶春辉（熙台）：571

叶重华（德玄）：490

叶奕苞：486 488 490 492 555

叶奕荃（元晖，水修，格斋）：3 465 485—492

叶奕萃：486

叶恭绰：60 92 193 194 214 353 360 679

叶豹文：486

叶继武：521 522

叶琪：76 318

叶舒胤—叶舒颖

叶舒崇：555

叶舒颖：268 472 501 502 504505 554

叶德辉：434

叶燮（已畦，叶世倌）：102 272

叶襄（圣野）：255 520 521 585

申用嘉：245 388

申用懋：245

申廷诰：466

申庄：57 239 245

申如—申垣芳

申时行：57 58 229 239 388523

申绍芳：173

申绎芳：387 388

申垣芳（申如，维茨，蔤文）：138 233 347 348 388 465—468

申荐芳：245

申祖璠：57 229 239 387 466

申继揆：173 234 245

申乾：58

申绪芳：245

申腾芳：245

田本沛：92 144 145

田茂遇（髴渊）：511 512 514515

田继综：486

史大成：415

史可法：271 533

史尔祉（汉功，汉谷，霁庵，夔友）：2 64 220 345 543 560—563

史夏隆：333

生三—刘古洵

生西—刘古江

生庵—严我公

失庵：465 689

丘季贞：167 309 686

丘象升（南斋，曙戒）：162 163 179 373—379 382 527 539686

丘象随（西轩，季贞，思道人）：162163 179 348 373—377 379380 382 527 529 539 541542 686

仙期—姚佺

仪吉—许之渐

白圭—陈济生

白居易：150 387 529

白泉—叶国华

瓜畴—邵弥

乐天居士：30 618

乐读—聂先

尔玉—徐珏美

尔礼—归庄

尔铉—许鼎臣

尔谐—嵇永仁

尔遐—嵇永福

尔勤—陈济生

处实—陆寿名

务公—戴之儁

立斋—嵇本

冯行贤：555

冯时可：301

冯武：368

冯其庸、叶君远：352 566

冯郅：76

冯鸣节：465 689

冯金伯：511 513

冯保善：317

冯洪业：103

冯班：368

冯娴：579

冯梦龙：274 430 520 536 648653—655

冯梦熊（杜陵）：430 431

冯勖：555

冯铨：536

冯镇峦：1

玄恭—归庄

玄烨：162 174 179 229 375 449 522

玄宰—董其昌

兰生—徐之瑞

兰台—顾应麒

兰雪—邵点

半农—刘复

半谷：84 661

汉功—史尔祉

汉谷—史尔祉

汉槎—吴兆骞

汉瞻—张云章

宁完我：535 537

记原—侯汸

永瑆：328

永瑢：216 644

尼备—顾嗣曾

弘人—吴兆宽

弘觉禅师—释道忞

发交—陈龙正

圣月—钱光绣

圣行—徐增（长洲人）

圣住—韩嗣昌

圣宠—徐崧

圣说—沈永启

圣野—叶襄

圣瑗—金昌

对岩—秦松龄

台山—葛一龙

驭鹿—蒋

六画

匡杖—徐增（长洲人）

匡来—沈元鼎

匡秋—徐增（长洲人）

匡侯—嵇永仁

邢云路：187

邢可仕：411

邢昉：93

老迟—陈洪绶

老莲—陈洪绶

扫庵—谭贞默

芝五—梁佩兰

过客—王仕云

再彭—阎修龄

西轩—丘象随

西音：689

西堂—尤侗

西畴居士—蒋深

西畯—朱昆田

西溪—缪昌期

在钦—顾之玑

有大—叶弘勋

百史—陈名夏

百诗—阎若璩

存良—韩世能

存庵—徐越

而庵—徐增（长洲人）

而庵道人—徐增（长洲人）

达尔布：367

列欧—杨复吉

毕可娟、宋爱月、吕晓东：570

毕懋良：56

贞惠先生—徐元瑛

师巢—嵇永翼

光重—章照

吕一经：295

吕留良：565 566

吕熊（文兆）：339 559

因伯—沈心友

岁星—薛寀

岁寒居士—徐崧

网蛛生—平衡

朱一玄：614

朱大治：139 484

朱大竞：139 484

朱之枚（念箴）：85

朱日：282 288 295

朱长春：152

朱公迁：539

朱以海：486

朱书：367 368

朱东润：36 40 50 58 257680

朱由检：353

朱由崧：483 504

朱用纯：555

朱存理：314

朱则杰：674

朱时若：37 76 318

朱茂晖：484

朱茂暻（子庄，旭序）：20 139 387 465 478—485

朱茂曙：484

朱昆田（文盎，西畯，掌穀）：484485

朱国治：4 310 311 317 319 321 381 458 522

朱国祚：139 480 481 482 483484

朱明德：521

朱泂：284

朱弦：166

朱荣：139 483

朱耷：556

朱临载：521

朱钟仁：555

朱保炯、谢沛霖：55 258 363

朱祖文（完天）：351

朱海：371

朱通：668

朱常淓：486

朱章培：76 318

朱隗（云子）：127 252 255 416430

朱铸禹：279 692

朱集璜：492

朱嘉遇（鸣虞）：58

朱端：551

朱鹤龄：441 504 505

朱彝尊：139 326 433 436 437484 528 530 532 556

竹斋—沈世奕

竹隐—许虬

乔可聘：498

休老：465 689

延丰：166 476 483

仲仁—张一麐

仲文—嵇永俭

仲芳—沈起

仲初—丁观生

仲举—嵇僎

仲韩—谢良琦

仲御—葛御夏

仲缄—堵胤锡

仲韶—叶绍袁

任远：429

任炅：543

任渊：592

任维初：4 76 310 316 317 321 381 661 667

任道斌：45

任道斌、魏得良：550

华亦祥（鲍亦祥）：55

华玮：101 102

华国—徐元瑛

华实椒：462

华崖—吴梦白

华鹏：56

自西—杨雍建

兆宜—吴兆宜

兆侯—蒋垓

兆期—裴一中

旭序—朱茂暻

多洛肯：159 425

邬国平：10 11 13 61 141 145 151 172 197 199 209323 324 330 333 334 690

壮节—张可大

冰莲道人—夏树芳

庄令舆、徐永宣：333

庄廷：329 542

庄严—释圣文

刘九庵：187 194 356 360 679

刘大杰：668

刘友光：284 285

刘世珩：402

刘世德：9 171 200 574 674

刘世德、郑铭：396

刘世鲲（北渔）：152

刘古江（生西）：174

刘古汝：174

刘古洵（生三）：174

刘古润：174

刘立志：60 194 495

刘半农—刘复

刘汉杰：411

刘汉祚：448

刘廷玑：339 559

刘克庄：340

刘伯玉：465 689

刘侗：295

刘宗周（念台）：152 452 486491

刘绍颖：563

刘城：284 586

刘复（半农）：8 634 641 669

刘修业：130

刘勇刚：371

刘珝：169

刘隽：282 283 288 295

刘海峰、李兵：422

刘海燕：574

刘清：648 670

刘隐如（逸民，潘隐如）：41 57 146—148 153 154 309 471564 680

刘越慧：174

刘葳：440

刘鼎臣：111

刘献廷（继庄）：9 67 178 210268 271—272 278 279 422630 631 653—657 677—678692

刘锡玄（玉受）：174 184

刘锡寿：282 283 288 295

刘锦藻：80 81

刘綦：585

刘熙祚：470

刘墫：371

刘曙（公旦）：440

齐贤—吴见思

齐祖—秦松年

次回—王彦泓

次尾—吴应箕

次游—秦松龄

衣玄—嵇永福

江庆柏：55 106 286 324 444454 472 479 501 513 520548 567 587 595 604

江秉谦：57

江洪：86 308

江寄萍：641 658 659 666 667

江湘：338

江暄（睡山）：111

江藩：457

汤传楹（卿谋）：109 127 142 407—410 416 438 576

汤显祖：113 425 429 430

汤斌：551 558

宇文西林：130

宇载—陆志舆

宇粒—陆康稷

安士—周思仁

安世鼎：261

安甫—俞汝钦

安隐—俞汝钦

祁文藻：423

许之先—许定贲

许之汾：448

许之渐（可园，仪吉，青屿，绣衣衲子）：14 215 281 282 333 416 424 442—448 452 453543—545

许之溥（观生，庶庵）：14 215 281 424 442 448—453 543580 600 608 616 666 670673

许之濬：448

许王俨（王俨，许泂，许定泰，孝酌）：153 223 281—285 288289 295 298—300 312 543

许元方：281 282 294—296 298300

许元礼—许元任

许元任（许元礼，叔尹）：245 281282 285 286 288 295 300

许元恭：281 282

许元超：281 282

许元溥（孟宏）：281—285 288 295 299 300

许元毅：281 282 295 300

许心碧（阿莼）：298

许心榛（阿秦）：298

许心澧（阿芬）：298

许心檀（阿苏）：298

许廷：290

许自昌：245 281 282 283 286288 295 296 298 300

许来光（许定祚，辰圃，祈年）：153282 285 286 288 289 295298—300 312 543

许来先：57 680

许虬（竹隐，许定震，许顾虬，顾虬，敏庵，湛庵）：55 153 282 283285 286 293—300 424 459460

许豸：152

许奉恩：201 621

许质（许定国）：282 283 286 288 295

许泂—许王俨

许定升（升年，香谷）：153 234 245 281 282 285—290 292293 295 296 299 300 312414 416 464 543

许定国—许质

许定贲（人华，许之先，许定豫）：281 282 293 295 298—300543

许定祚—许来光

许定泰—许王俨

许定震—许虬

许定豫—许定贲

许承宣（力臣）：553

许珌：471

许重炎：216

许总：78 600—602 608

许珖：151

许顾虬—许虬

许培基、叶瑞宝：184 185 230 273 324 523

许庶庵—许之溥

许维梴（松年）：444 445 446

许维楫：446

许琬：268

许朝相：296 298

许棫：450 544

许鼎臣（尔铉，定于，定宇）：443 445—451

许景昭：206

许瑞泰：447 448

许楚：164 590

许潍（箕屋）：288

农祥—王晨

异之—杨保同

异生—嵇永隽

异度—张世伟

阮大铖：224

阮元：286 436 595

阮葵生：440

孙士毅：504

孙中旺：9 11 13 130 161 618 621

孙以敬：478

孙甲智：41 200 213 338

孙茂霖：603

孙枝蔚：166 374 417 539—542557

孙治：343 587

孙学雷：45

孙承恩：68 415

孙星衍：475

孙思邈：396

孙珮：152

孙虔礼：408

孙：68 83 210 520 587

孙楷第：12 59

孙殿起：396 569

孙毓修（小渌天主人，星如，恂如，留庵）：618

孙寰镜：156 618 619

孙癯蝯：178 630 631

阶六—陈台孙

如山—张杰

如山—周文炜

羽青—殷丽

羽噍—戴悦

观生—许之溥

纪大奎：558

纪昀：504

纪映钟：513 514

七画

寿宁侯—张峦

运之—俞鸿筹

贡君—吴兆宸

赤茂—李炜

孝升—龚鼎孳

孝介先生—沈自然

孝酌—许王俨

孝章—金俊明

声山—毛纶

声伯—赵时揖

声期—叶世偁

芷生—沈清瑞

花溪老人—周荃

芥须—李雅

苍梧—董元恺

严云受：10 82 83 90 95 130—133 137—140 143 145146 148 154 156 157 162164 168 171 179 180 249

严我公（生庵，我躬，端溪）：151 152 220

严我躬—严我公

严我斯：333

严沆（子餐，灏亭）：591 595

严栻（髻珠头陀）：397

严能（武伯）：397

克庵—沈心友

苏双翔：588 589

苏弘祖：363

苏先（子后，墨庄）：106 112134

苏（骏声）：135

苏桓：385

苏斋—蒋深

苏辙：461

杜甫（少陵）：1 78 133 138 161 220 236 259 330 337343 387 399 429 452 517563 573 582 584 600 617657

杜审言：438

杜首昌（湘草）：325 337

杜桂萍：10 21 106 128 186 406 410 437 588 647 694

杜陵—冯梦熊

杜联喆：663

杜登春：440 459

杜濬：377

巫三祝：431

李一氓：112

李大经：55

李开藻：152

李元度：622

李元鼎：366

李少渠：523

李长科：340

李长祥（研斋）：520

李玉：327 333

李玉照：267

李正学：574 577 582 584

李世奇：140

李本晟：597

李圣华：141 244 437 457 513515 554

李廷秀：150

李自成：111 142 469 484 530535 536 554 628 643

李兆：55

李兆洛：423

李兴符：465 689

李应机：157

李良年（武曾）：88

李灵年、杨忠：324 477

李明嶅：286 287

李图南：330

李金松：10 82 84—89

李放：214

李炜（赤茂，格斋）：13 62 156157 347 504 679

李学颖：92 259 349 351 455471 559 578

李宝嘉：619

李宗侗：633

李宗著：482 483

李绂：581

李荣宇：543

李畋：216

李重华：57 83 181 202 210 277 279 388 677 678 689

李珽：476

李贽：167 418—420 426 430 517 630 637 660 661 672

李真瑜：91 172

李桓：448

李根源：630 633 647 648 666690 691

李恩庆：194

李颀：224

李流芳：282 283 286 288 295351 438

李浚之：350

李梦阳：530

李逸侯：634

李清：389 476 550 571

李淑昭：579

李渔：66 213 380 403 416 425 440 530 567 578 594595 617 669

李惇：225

李绳远（斯年）：88

李森先：418

李雅（士雅，芥须，嗣雅）：151 219 220

李辉：671

李瑞和（宝弓，顽庵）：139 140 234 465 473—479

李楷（叔则）：374

李愫（素心）：154

李模：250

李肇亨：436

李澄中：379

李攀龙：530

杨大年：213

杨子忱：624

杨公道：622

杨凤苞：437 521 692

杨立诚、金步瀛：694

杨廷枢（维斗）：255 257 329 430 440 459 565

杨廷珪：680

杨廷章（云佩，公式）：178 312 449 670

杨廷福、杨同甫：182 258 395528

杨补：93 359 396

杨昌龄：158

杨星荧：664—667

杨复吉（列欧，慧楼）：84 152153

杨保同（异之）：131 200 309 622—624 648 674 678 682

杨炤：396 397

杨涟：111

杨谦：141

杨雍建（自西）：595

杨锺羲：333 338 501 552

杨撰初：598

杨镜怜：163 375 376 377 380686

杨彝（子常）：590

吾体—俞塞

辰圃—许来光

来止—沈永辰

来献琪：76 318

来鹤—韩藉琬

时宝臣：255

吴一清：604 606

吴一蜚：506—508

吴九思：600 606

吴士龙：468

吴山：174

吴山涛：397

吴山嘉：282

吴之升（周维，栎庵）：174

吴之甲（公令，鹤村）：325

吴之行：32 33

吴子林：622 634 636

吴天放：533

吴元—吴玄

吴历（渔山，墨井道人）：560 563

吴屯侯：558

吴中台：159

吴中行（子道，复庵）：602 604605

吴见思（玉虹）：14 178 179 346 349 580 600—602604—609 616 666 673

吴升闻：234 464

吴仁安：604

吴文思：604

吴方思：600

吴正岚：11 21 22 43 50 62149 159 235 236 343 493

吴去思：600

吴世恒—陆志舆

吴可行：605

吴旦：272

吴尔思：600

吴玄（吴元，吴宗玄）：605

吴有涯：271

吴同行：602 605

吴刚思：600

吴廷和：506

吴廷燮：230

吴伟业（梅村）：92 108 136 193 255 259 349 351 352397 414 471 472 533 536564 567 569 578 686 687

吴行之：32 33

吴兆宜（宪令）：132

吴兆穹（弓高）：473

吴兆宫（闻夏，椒亭）：441 473

吴兆宽（弘人）：55 473

吴兆宸（玉亭，贡君）：132 473

吴兆骞（汉槎）：55 148 471 472 473 566

吴兴祚：601 602 608

吴安伏：56 680

吴安国：132 468

吴红：10 11 15 142 193

吴应箕（次尾）：255 284 533

吴闲思：605

吴闳思—吴文思

吴尚行：605

吴国瑞：604

吴明相（容之）：158 159

吴易—吴昜

吴迪：23

吴岩：174

吴炎：521

吴性：605

吴宝芾：93

吴宗玄—吴玄

吴宗汉（九畹）：501 520 521585

吴宗达（上于，青门）：14 600 602 604—607 673

吴宗京：605

吴宗兖：605

吴宗泌：521

吴宗信：397

吴宗亮—吴亮

吴宗奕：605

吴宗逸：605 606

吴宗亶：605

吴宗雍：605

吴宗潜：501 521 585

吴定璋：56 104 215 233 243443 444 450 544 570 572573 680

吴春彦：588

吴珂：521

吴拭（去尘）：357

吴荫培：633 690

吴树臣：55 473

吴临汉：506

吴昜（吴易）：257 271

吴胜兆：257

吴亮：605

吴奕：602

吴闻思：605

吴恂：174

吴冠中：604

吴柔思：600

吴晋（介兹）：392 630

吴晋锡（吴锡福，兹受，燕勒）：3 109 113 132 137 148 153174 387 465 468—473 484

吴悦—戴悦

吴宽：314

吴家驹：555

吴职思：600

吴梦白（可黄，华崖）：159

吴阐思（道贤，澹斋）：604—606

吴：605

吴敢：398

吴翌凤（枚庵）：82 84 85 8793 132 240 381 644

吴骐（九峰遗黎，日千）：505

吴绮：338 529 531 598

吴敬生—吴愉

吴朝儒：137

吴景旭：437 438

吴铸：483

吴湖帆：142 360

吴愉（玉璐，青尹，敬生，端仁先生）：153 312 414 440 457465 505—509 543

吴锡福—吴晋锡

吴简思：600

吴亶—吴襄

吴新江：371

吴骞：93 545

吴嘉祯：56 680

吴震方：108 136 259

吴震生（长公）：603 606

吴遵晦：533

吴燕兰：109 469

吴臻礼：506

吴懋谦：366 371 550

吴襄（北山公，吴亶，服于，愚公，赞皇）：602—607

吴灏（稽苍）：172

园客—周在梁

我躬—严我公

邱炜萲：8 29 30 52 53 74 75 94 404 405 617 619623 639 643 644 651 658669

何本方：503

何景明：530

何景雄：307

何焯：526 527

何腾蛟：469

何满子：47 75 95 132 137 281 648 668 669 671—673

何静恒、张静河：438

何默：31 662 665—667

佚圃—蒋之逵

伯玑—陈允衡

伯鹰—潘式

伯瀛—陈登原

佟凤彩：367

佟国瑜：597

位三—王庭植

余大成：393

余之泰：431

余扶上：122

余怀：462 463 531 592 598

余茂卿：158

余缙：298

谷漪—张若采

彤文—倪炜

彤宝—殳丹生

邹升（九揖）：589 590 597

邹迪光：152

邹忠倚：55

邹祗谟：538 586

邹祗谟、王士禛：586

邹期祯：590

邹谦存：590

邹漪（流绮）：126 433 534

邹震谦（乾一）：550 600

应升：558

应鼎：558

冷庵—王会

序始—毛宗岗

辛岛骁：200 624 634 645 647648 690

忘庵—王武

闳林—梁章钜

闵云祈（康之）：465 544 689

闵尔昌：65 678

闵康之—闵云祈

汪文柏（季青）：441 521

汪文桢（周士）：441 501

汪正：548

汪北平：499 514

汪廷讷：113

汪份：592 593

汪作霖（雨若）：535 536

汪茂和：156

汪原放：8 625—628 635

汪琬：87 88 141 243 244 284 288 289 437 440 441457 514—516 519 554 555

汪超宏：598

汪森（晋贤）：440 441 501 502504

汪筠：441

汪溥勋：402

汪福臣（棣香）：689

汪爚南（拜石，涵夫）：89 143 144 145

沙少海：340

沙村—顾嗣曾

沧柱—仇兆鳌

沈士哲：268 273 280 456

沈元符：454 565

沈元鼎（子铭，匡来）：153 265 312 424 454—565

沈元箕：454 565

沈友琴：272

沈化：268 280

沈文人—沈永令

沈方—沈起

沈心友（因伯，克庵）：403 578579

沈以曦：424

沈世奕（子美，竹斋，青城，韩倬）：153 424 454—456 459 461463 565 566

沈世楙（初授，旃美，默斋）：207 268—270 272—274 276 277279 280 543

沈石田—沈周

沈龙升：265 544

沈汉：265 268 270 274 280

沈永令（一指，文人，闻人）：67 268 269 273 274 280 456543 673 692 693

沈永辰（子拱，来止）：101 145 266 274 275 280 543

沈永启（子思，方思，圣说，旋轮）：2 61 65 101 180 207 208266 267 269—275 277—280543 679

沈永迪：268 272 280

沈永荪（左轮，湘芄）：101 207 267 271 272 274 275 280543

沈永卿（鸿章）：101 267272—275 280 308 543

沈永筠（松年，岷来）：101 207 267 268 271—275 280 543

沈亚公—平衡

沈光熙：57 90 145 265—268 270 277

沈因伯—沈心友

沈华蔓：272

沈约（紫房）：338

沈自东（君山）：133

沈自昌：273 280

沈自：98 266 271 272

沈自南：133 174 272 274 275

沈自炳（君晦）：98 99 100 101 207 257 266—268 271—273 280

沈自晋：274

沈自继（君善，碍影居士）：98 101 180 208 266 267 269271—275 280 347

沈自然（孝介先生）：98 101 266 268 272 280

沈自曾：98 101 266 280

沈自徵：98 101 266 267271—274 279 280

沈兆宜：473

沈旭初（瞿庵）：456

沈寿民：538

沈进：441 502

沈志斌（允谦）：177 265 312

沈时栋：270 272 273

沈彤：271 275 527

沈应明（鸣熙，笏林）：454 565

沈启无：657

沈玥：76 310 318

沈昌龄：454 456 565

沈季云：579

沈季友：302 436 504 529

沈周（石田）：350

沈京应（洛尹）：283

沈宜修（宛君，智顶，醯眼）：6397—101 110 112 113 118 120 127 135 186 188—190205 207 219 253 409

沈始熙：57 272 277

沈括：495

沈树荣：472

沈重熙（六书，明华）：67 90 91149 171 172 270 273 276277 279 280 402 677 685

沈复：375

沈津：89 396

沈宪英：99 272

沈祖孝：521

沈祖禹：67 70 90 193 267 271 273 276 277 279 673678 679

沈珣：270

沈珫：97 99 101 133 207 208 266—268 270—273 280

沈起（仲芳，沈方，铭起，墨公，墨庵，默庵）：13 62 156 163265 380 679

沈起元：283

沈起凤：128

沈桂芳：272 273 277

沈倬（道章）：265 270 280

沈培祉（大坤，元一）：277 677277 280

沈培祥：57 277 280

沈培福（元景，东溪）：277 280677 678

沈清瑞（芷生）：371

沈琦：164 265 267 268 270273 280

沈御月：272

沈幾（大谷居士，去疑）：424 429—432

沈嘉谋：265 274

沈嘉绩：274

沈嘉谟：265 280

沈嘉猷：268 280

沈瑾：268 280

沈德潜：81 89 148 211 296 457 472 527 562 565 566581 673

沈澍：273

沈璟：265 273

沈藻采：301—303 305 308 310497

怀应聘（莘皋）：153

怀寓主人—高佑

完天—朱祖文

宋云彬：641

宋长白：620 630

宋永岳（柳春浦）：655 658

宋至：396

宋芬（采蘅子）：662 667

宋征舆：258

宋学朱：457

宋实方：457

宋实栗：457

宋实颖（既庭，湘尹）：411 417 440 441 455 457 459 507553 555 564 566

宋宓（宋德宽，宋德宸，俭斋，御之）：457

宋荦：93 396 557

宋曹：199

宋琬：597

宋德宏（畴三）：147 153 245 281 295 309 347 424 440455 457 459 460 507 543566 568

宋德宜（右之，蓼天，蓼思）：138 147 148 153 234 245 416424 440—442 455 457—460505 507 520 566 585 586

宋德宽—宋宓

宋德宸—宋宓

启功：10 11 60 143 194 195495 496

初授—沈世楙

君山—沈自东

君荣—顾俸

君宣—俞琬纶

君晦—沈自炳

君善—沈自继

灵长—陆寿国

张一鸣：184

张一麐（仲仁）：228 690 691

张九龄：447

张乃翼（素存）：84 87

张大纯：501 502 689

张大受：548 581

张大复：430

张大猷：152

张小芳：23 163 342

张小钢：11 23 182 645 647648

张之洞：558 559 619

张天麟：173

张元忭：427

张云章（汉瞻，倬庵）：553

张云璈：439

张友鹤：1

张中发（士至）：520 585

张中鹏：443—445 447 448

张玉兴：412

张世伟（异度，泌园）：284 326587

张可大（壮节）：536

张永贞：531

张有誉：328

张廷玉：490 589 598

张廷昭：533

张廷银：267 483

张伟：55 258 455

张伦：544

张自烈：533

张汝懋：427

张守谦：339 559

张志皋（才斯）：173

张芳（菊人，鹿床，淡翁，裓庵）：178 391 393 630

张杞：56

张之：356

张伯行：593 598

张应诏（雨蕉）：84 87

张应昌：293

张应麟（振仲）：162

张冷：558

张宏生：79 339 586

张其淦：546

张若采（谷漪）：31 94 649 650 670

张英：151

张杰（如山）：551 554

张郁文：325

张国光：9 15 16 34 58 83 84 90 94 278 279 317 318 385 675 692

张国维：493

张明仁：694

张忠纲：601 602 608

张咏：216

张秉贞：486

张岱：397 425 428

张采：34 41 46 54 649670

张京度（觉阿，祖观，莲民）：691

张庚：175 493

张居正：602

张春桥：641

张峦（寿宁侯）：228 683

张养志：550

张养重（斗瞻，虞山）：162 179 309 373 375—380 382 527539 686

张夏：545

张倩倩：271

张竞光：558

张能鳞：158 593

张梅甡：543

张深之：274

张涵（函西，苏州人）：56 85

张涵（思祖，松江人）：47 90

张惟骧：153 602

张寅彭：324 570 573

张韩：76 318

张景崧（岳未，锻亭）：84 85 87

张富春：600—602

张献忠：112 469 470 483 484628 643

张虞山—张养重

张照：176

张新标（东溪先生，鞠存）：593

张煌言：167 307

张溥：140 185 283 284 295430

张静庐：361

张慧剑：153 156 255 356 374444 501—503 520 631

张镇世：163

张德信：56

张潜之、潘道根：492 558

张潮：153 410 463 514 581

张鹤龄：683

张穆：82 147 162 374 377631

张霨：558

张瀚：84

陆元泓（陆泓，秋玉）：331 561562

陆元辅（翼王）：520 521 585

陆文衡：192

陆心源：357

陆世仪（桴亭，道威）：147 457478

陆世恒—陆志舆

陆世楷：363

陆世鎏（彦修）：521 585

陆廷珪：297 298

陆庄简：269

陆次云：558

陆寿名（处实）：408

陆寿国（灵长）：408

陆圻：524

陆志熙（予敬）：521 550 552

陆志舆（予载，宇载，陆世恒，素园）：57 234 245 312 416441 442 543 549—554 680

陆来复：452

陆龟蒙：532

陆坦（履尝，履常）：520 521 585

陆枢（五湖烟叟，公荣，竺庵）：570—573

陆泓—陆元泓

陆柱：561

陆树楠：641

陆炳（文虎）：573

陆费墀：504

陆勇强：10 14 148 164 215 281 282 287 293—295 443449

陆莘行：540

陆润庠：258 693

陆琇—钮琇

陆康稷（宇粒）：550

陆粲：231

陆锡熊：504

陆廓如：570

陆嘉淑：513 546

陆嘉颖：493

陆懋修：258

阿字：379

阿芬—许心澧

阿苏—许心檀

阿英：8 641 665

阿秦—许心榛

阿莼—许心碧

陈乃乾：146

陈三岛（鹤客）：520 562 585

陈于鼎：530

陈子龙：252 257 475

陈子昂：449

陈子俊：319

陈子展：8 640—642 654 659667

陈元龙：244

陈仁锡（文庄，明卿，潜确子）：152179 183 351 430 504 520523 524

陈允坚：282 283 286 288 295523

陈允衡（玉渊，伯玑）：178 391

陈玉堂：654 694

陈玉璂：544 545 602 603 606

陈去病：271 382

陈龙正（几亭，发交）：486 490491

陈田：428 548

陈汉瑞：544

陈礼锡：282 283 286 288 295

陈弘训：544

陈弘伟：601 608

陈圣宇：255 256 392

陈台孙（阶六）：386

陈名夏（百史）：530 531535—537

陈字（鹿头，儒桢）：398

陈丽丽：45 77 330

陈作霖：394

陈忱：521 626

陈际泰：295

陈枚：1

陈昌言：411

陈宗之（玉立，匏园）：325—327336

陈函辉：326

陈珂（季鸣）：694

陈垣：8 9 168 255 443 444660 661 664 666

陈树葵：526 527

陈洪：3 7 10 11 21 34—3639 40 42—50 52 54 58 59 62 66 75 78 82 8594 95 106 113 120131—132 134 139 143 149157—160 164 168 172 186189 204 206 215 281 287289 290 307 406 422 428473—476 500 510 618 626636 646—648 650 651 670680 681

陈洪范：486

陈洪绶（老迟，老莲，悔迟，章侯）：350 360 397

陈济生（节孝先生，白圭，尔勤，忍庵，定斋，皇士）：153 179 183326 340 348 380 416 434465 470 501 503 504 519—527 531 550 568 585

陈济让：544

陈恭尹：549

陈格：526 527

陈益：247

陈继儒：152 183

陈铨：632

陈康祺：437

陈惟中：57 281 283—286 288—290 292 296—299 561680

陈寅恪：16 20 21 105 106 134 139 480 485 644

陈维岳：417

陈维崧：15 126 147 148 164304 305 390 437 455 456459 512 515 531 566 567586 590 597

陈鼎：433 498

陈智锡：523

陈翔华：403 574 575 579 581582 617

陈登原（伯瀛）：8 12 27 30—36 41 42 47—49 6168 69 74 75 82 84—86 94—95 105 131 132 154186 200 362 399 421 448449 624 634 641—652 656658 659 662—666 669 670676—682 687 688 690

陈瑚：444 491 492 563

陈鉴：326 330 331

陈鹏年：173

陈慈宝：543

陈嘉言（孔彰）：175

陈睿谟：602

陈毓承：32

陈增新：13 62 157

陈襄：152

陈爌（公朗）：514

邵长蘅：545 546

邵兰雪—邵点

邵廷采：151 425 429

邵村—方亨咸

邵宝：16 227 228 465 682683

邵弥（瓜畴，僧弥）：15 66 92 93 142 155 192—194 214 350—360 465 496 679 685—687

邵点（兰雪）：3 66 168 225412 465 510—515 517 518543 574 657 674

邵悟非—邵然

邵康衢：351

邵鹿嶙：351

邵涵初：56 680

邵然（悟非）：62 65 66 225 511 574 657 670

忍仙—徐珏美

忍庵—陈济生

纳兰成德：328

八画

奉倩—黄承圣

武子—徐树丕

武元衡：487

武伯—严能

武曾—李良年

青门—吴宗达

青尹—吴愉

青屿—许之渐

青城—沈世奕

现闻—姚希孟

现闻居士—姚希孟

坦然—周文炜

抱阳生：45

抱犊山农—嵇永仁

幸田露伴：634

拙庵—周令树

其仲—王瀚

若水—金丽

若兰：465 689

茂卿—夏树芳

苗怀明：23

范与良—范良

范风仁：521

范文程：590 598

范平：448

范必英：441 555

范良（范与良，眉生）：61 166

范承谟：588 592 598

范骧（文白，默庵）：64 329 565

林一—翁大中

林广志、夏泉、林发钦：443 444

林天擎：371

林云凤：385 520

林日瑞：152

林佶：553

林树中、王崇人：560

林语堂：8 637 638 653 654

林乾：479

林嗣环：398 593

林慎：476

枚子—邓实

枚庵—吴翌凤

松之—徐崧

松年—许维梴

松年—沈永筠

松交—顾予咸

杭永年：576

杭若栋：465 689

枕烟老人—文从简

雨帆—戴顾质

雨若—汪作霖

雨蕉—张应诏

郁禾（计登）：566

郁泰玄：162

郁鹏程：615 625 636 643

欧初、王贵忱：152

轮中—王宪度

叔尹—许元任

叔则—李楷

叔夏—葛昭夏

卓尔堪：327 349 378 524 528532

果亭—徐秉义

国祥—顾应麒

昌中—王宪文

明华—沈重熙

明宇—黄元勋

明珠：328

明卿—陈仁锡

易宗夔：201 619

呼谷：491 492

鸣宇—黄元勋

鸣虞—朱嘉遇

鸣熙—沈应明

罗仲辉、胡明：427

罗暟岚：30 630—632 644

岷来—沈永筠

知至—徐增（长洲人）

知我—王希

牧子—堵胤锡

牧斋—钱谦益

牧游—堵胤锡

牧痴—堵胤锡

季贞—丘象随

季青—汪文柏

季若—叶绍颙

季鸣—陈珂

季秋文：465 689

季重—王思任

季晋：544

竺庵—陆枢

岳未—张景崧

岳宗—顾所载

佺期—姚佺

舍庵居士—俞鸿筹

金十力—金雍

金之俊：176 312 329 462

金友理：56 572 589

金长文—金昌

金玉相：447

金廷韶：483

金汝瑞（念曾，豫音）：579

金苏：84 85 86 92 132

金丽（若水）：173 543

金吴澜：440

金希仁：543

金昌（长文，圣瑗，矍斋）：14 3062 64 66—68 70—72 74 79 140 141 164—166 172 181 210 214 221 225 226237 312 330 331 343 344369 370 401 402 453 465510 511 516 518 543 574582 617 644 645 653 654656 657 662—664 666 676687 688

金佶（正士）：543

金法筵：61 64 67 70 83 9091 149 160 171 172 270 276—278 673 677 678 679692

金性尧：30 34 35 50 58 94206

金宗楚：201 620 621 658 667

金居敬：555

金俊明（孝章，耿庵）：200 230 231 335 357 358 359 499511 521 585

金振麟：78

金清美：621 655 658

金维藩：597 598

金：440

金堡—释今释

金释颜：543

金雍（十力，释弓）：64 67 70—73 121 155 168 172 173 245 276 302 303 308319 362 364 543 618 632645 684 687 688 692

金懋彬：579

采薇子—王思任

采蘅子—宋芬

受之—钱谦益

念台—刘宗周

念祖—高佑

念曾—金汝瑞

念箴—朱之枚

服于—吴襄

周士—汪文桢

周木斋—周朴

周曰校：389

周中孚：93

周文炜（如山，坦然）：161 384 389 394 396 403

周文卿：389

周计百—周令树

周孔教：86

周书田、范景中：139 480

周令树（计百，拙庵）：309 362—372 390 424 543 588595

周尔兴：521

周朴（周木斋，树榆）：640

周在延：73 403

周在建：132

周在都：132

周在浚（雪客）：73 74 340 388 389 395 400 402 403

周在梁（园客）：73 392

周廷谔（美斯，笠川）：61 83 180 208 269—273 276 503505 679

周延儒：104 603

周兆新：575

周庆曾：555

周江：37 76 275 318

周兴祚：371

周安：272 521

周安期：269

周如泉：389

周抚辰：521

周圻—周亮工

周作人：8 27 65 88 125 126136 206 248 249 629 631636 637 640 641 652—657659 663 665—667 669 672

周灿：521

周宏（秦宏）：55

周劼：38 62

周茂兰：529 540

周茂庐：465 689

周茂藻：557

周直夫：465 689

周国佐：158

周咏：371

周岭：384 685

周秉鉴：294 296

周采泉：78 140 141 165 221657 676

周荃（子静，花溪老人，静香）：175312 388 543

周思仁（安士，梦颜）：76 77

周钟（介生）：565

周顺庐：465 689

周顺昌：351 529

周禹吉（介石，敷文）：596

周亮工（元亮，周圻，栎园，减斋）：14 30 61 68 70 73 7481 87 88 93 103 117 118126 132 136 160 161 178193 197 248 249 252 330332 333 340 361 368 384—403 407 422—424 471472 478 577 579 588 592596 598 630 644 647 658679 684 688

周亮节（靖公）：161 395 396 403 577 579

周奕钫：680

周绚隆：140 148 455 512 567

周振甫：12

周倜：214

周淓：371

周梦颜—周思仁

周铭：98 272 273 298 472693

周铮：446 447

周焕卿：62 157

周维—吴之升

周粟仲：465 689

周嵚：269

周道英：523

周锡山：154 304 670

周筼：441

周嘉瑞：371

周瘦鹃：634

周肇（子俶）：566 567

庞元济：111 445 560

庞镜蓉：694

放庵—嵇僎

郑元勋（超宗）：537 538

郑公盾（公盾）：9 667

郑成功：167 260 307 412 478

郑志良：71 106 134

郑若曾：86

郑经：479

郑威：350—352 356 359 360

郑星—郑掌和

郑振铎：8 414 633 643 653

郑银华：449 451

郑逸梅：631 693 694

郑掌和（郑星）：538

郑鄤（峚阳，谦止）：120 449 450—452

郑熙绩：537

郑锷：530

郑敷教（士敬）：2 60 113 114124 142 254 256 312 490499 500 520 521 585

郑澄德：77

郑鹤声：381

单学傅：135

单树模：97 247 258

法式善：55 258 455 511

泌园—张世伟

泌斋：465 689

泽外—高承埏

性之—顾所受

学在—姜实节

宝弓—李瑞和

宗元鼎：503 537

定于—许鼎臣

定宇—许鼎臣

定斋—陈济生

宜甫—戴汝义

官春蕾、黄念然：7

宛君—沈宜修

房兆楹：8 663

祈年—许来光

屈大均：152 549

孟长—姚希孟

孟观：537 538

孟远：398

孟宏—许元溥

孟森：8 21 27 101 105 186210 311 362 619—622 625631 632 644 646 654—656666 677

函西—张涵（苏州人）

织帘—顾梦麟

经三—姚文燮

贯华—韩嗣昌

九画

封龙君：18

项圣谟（孔彰）：175

赵士龙：177

赵生群：510 536

赵吉士：166 167 367 371

赵执信：378

赵而忭：513

赵均：493 687

赵时揖（声伯，晴园）：14 22 6265 66 68 88 111 115 123155 214 225 226 275 328340 355 453 511 569 574609 657 670

赵怀玉：601

赵诒琛：680

赵诒琛、王大隆：259

赵居士：465 689

赵经达：489 524 644

赵晋：623

赵宧光：87 88 493 687

赵庾：525

赵晴园—赵时揖

赵景深：12 75

赵蔚芝、刘聿鑫：378

郝存厚、冯尔康：265

荆石筠：431 432

草座先生：465 689

胡介（彦远）：163 309 541 624

胡文楷：462

胡正言：520

胡可先：78

胡宁臣：282

胡守仁：436 457 548 584

胡里：442

胡明：49

胡念贻：49

胡适：8 18 615 620 622 625—630 633—636 638 642643 646 653 664 665 669

胡养忠：595 598

胡素芳：317

胡萍：588

胡寄尘：619

胡瑜：616

胡献珍：166

南征—顾予升

南斋—丘象升

药亭—梁佩兰

柯灵：640

柯亭—盛王赞

柯愈春：324 477 558

查洪德、李军：66

查继佐：156 425 427

查慎行：581

栎园—周亮工

栎庵—吴之升

柳如是：20 139 479—481 484485

柳春浦—宋永岳

柱波—丁王肃

树存—蒋深

树榆—周朴

咸中—王申荀

研民—褚廷琯

研耘—褚廷琯

研斋—李长祥

研德—侯泓

砚云—褚廷琯

斫山—王瀚

省吾—顾嗣曾

冒起宗（嵩少）：78

冒襄（巢民）：78 444 455 538

星归—戴悦

星如—孙毓修

昭齐—叶纨纨

昭梿：669

思白—董其昌

思祖—张涵（松江人）

思道人—丘象随

峚阳—郑鄤

钟来因：10 11 238 511 639 660 676 681

钟叔河：652

钟惺：396 630

钮明：521

钮复綮：521

钮琇（陆琇）：55

拜石—汪爚南

香山如来国中人—王瀚

香光居士—董其昌

香谷—许定升

秋玉—陆元泓

秋枚—邓实

秋翁—平衡

重勋—嵇本

复园—龚士荐

复庵—吴中行

复庵—傅鼎铨

复庵—裴一中

顺治帝：3 62 167 411—413 415 418 517 567 660

俭斋—宋宓

皇士—陈济生

禹庆—王复阳

侯方域：537

侯玄涵—侯泓

侯纪原：439

侯汸（记原）：521 585

侯泓（研德，侯玄涵，侯涵）：147520 521 566 567 585

侯荣川：476 606

侯涵—侯泓

俟庵—戴镐

俞平伯（福庆居士）：8 629 633654

俞汝钦（安甫、安隐）：177

俞汝庸：640

俞玚：305 441

俞运之—俞鸿筹

俞邰—黄虞稷

俞南史（无殊）：440 441 520 521 585

俞钟颖：693 694

俞钟銮：693 694

俞剑华：356

俞鸿筹（运之，舍庵居士，啸琴，孱提居士）：16 34 41 146 155193 202 210 227 228 238354 465 624 675 682 688689 691—694

俞琴侠：521

俞琬纶（君宣）：623

俞塞（吾体）：545 546

俞樾：8 96 361 362 621 622656 669

剑虹—丁明登

独逸窝退士：648

胤禛：56 382 472 544

亮生—葛昭夏

彦可—文从简

彦吉—龚士荐

彦远—胡介

彦和—徐秉义

彦昭—姚文焱

彦修—陆世鎏

施丁：642

施闰章：395 417 511 567

施：521

施蛰存：8 641 665

闻人—沈永令

闻大—蒋熏

闻夏—吴兆宫

闻琴先生：465 689

美含—潘廷章

美斯—周廷谔

姜元衡：526

姜志寅：605

姜实节（学在，鹤涧）：557

姜埰：530 557

兹受—吴晋锡

炼百—钱锳

洪仲弢：544

洪葭卿：659

洛尹—沈京应

恒甫—顾所载

恒慕义：663

恂如—孙毓修

觉阿—张京度

宣子—尹民兴

宫伟镠：529 539

宫声—钱中谐

宫爱东：183

宪令—吴兆宜

祖大寿：597

祖观—张京度

祖泽深（仁渊）：597 598

祝鸿杰：425

祝谦吉：284

祚明—归庄

退翁—弘储

退庵—梁章钜

既庭—宋实颖

屏石—徐士烈

眉生—范良

眉初—叶方恒

姚文焱（彦昭）：554

姚文燮（经三）：578

姚永朴：225

姚刚：4 76 201

姚孙棐：252

姚希孟（现闻，现闻居士，孟长）：297 107 110 133 183—185 288 353 405 430 431 571584

姚和尚—姚佺

姚佺（山贞逸民，山期，石耳，石耳山人，仙期，佺期，姚和尚，辱庵，耻斋子）：156 162 163 179 296 309 342 346 373—380382 440 465 527—542 567569 594 686

姚宗昌：288

姚宗典（文初）：521 585

姚辱庵—姚佺

姚娟娟：419

绝际—叶小鸾

十画

耘野—戴笠

秦世祯：149 150

秦兰枝：462

秦弘—周宏

秦仲锡：462

秦伯钦：462 464

秦松年（齐祖）：424 461 463464

秦松岱：462

秦松龄（对岩，次游，留仙）：424 455 461 462 463

秦叔铭：462

秦祖永：493

秦埈：462 464

秦斋—叶绍袁

秦：55

秦渔—秦德滋

秦德湛：462

秦德滋（以巽，秦渔）：234 464

秦德澄（以时）：462

秦德藻（以新，海翁）：462

秦燿：462

秦瀛：437 463 511 558 589592

珠轮—叶纨纨

素文—章在兹

素心—李愫

素存—张乃翼

素园—陆志舆

素波—熊如澜

素斋—戴悦

顽庵—李瑞和

振仲—张应麟

载中—王华岳

盐谷世弘：615

损之—徐晟

袁一相（辅宸）：597 598

袁于令：87 88

袁山—袁继咸

袁中道：418 419 637

袁世硕：148 177 211 296 304379 382 457 463 565 581

袁行云：375 444

袁宏道：430 522 637 640

袁枢：152

袁枚：103 126 210 620 623 657 690

袁俨：217

袁继咸：483 533

袁骏：436

袁彭年：573

袁景辂：180 193 208 273

袁震宇：43

都穆：670

耻斋子—姚佺

耿庵—金俊明

耿精忠：479 588 592

聂付生：653

聂先（三耳生，乐读，晋人）：69 171 338 339 348

茝中—梁章钜

茝邻—梁章钜

莲民—张京度

莲侣—丁明登

莫震：529

莘皋—怀应聘

晋人—聂先

晋之—龚策

晋贤—汪森

晋楠—嵇廷用

莞尔—戚玾

真山—王申荀

桐声—鲁钊

桐旸—曹鉴平

桐庵—王仕云

桐庵老人—王仕云

格斋—叶奕荃

格斋—李炜

贾兆凤：74 589

辱庵—姚佺

夏树芳（冰莲道人，茂卿）：182

夏昶：350

夏鼎（象也）：157

原一—徐乾学

原达—释戒显

原易—徐乾学

原修—王永祚

顾之玑（在钦）：303 308 313

顾云：301

顾曰炽：307

顾升：301

顾公燮（丹午，澹湖）：37 38 3941—43 70 89 90 191 192201 237 243 254 275 276311 315—319 370 418 447450 557 681 688

顾文渊：441

顾予升（南征）：169 303

顾予节—顾寅

顾予咸（小阮，以虚，松交）：32 167 175 230 259 260 275301 305—313 424 543 623624

顾予鼎（五玉，菊存）：167 263 302 305 309 313 543

顾用霖：312

顾有孝：272 521 587

顾达尊：307

顾光昌：169

顾廷龙：71 153 329 375 376434 532

顾伟业：76 318

顾延：310

顾自悦：282

顾自植：298

顾兆先（与几）：169 304 313

顾充：396

顾孙诒：307

顾孙闻：173 543

顾来章：301 302 304 305 308310 311 312

顾虬—许虬

顾应麒（兰台，国祥）：301 313

顾汧（顾湄）：506 507 509

顾陈昽（晦年）：167 169303—305 313 543

顾君猷：248 253 254 465 689

顾其志：322

顾苓：107 111

顾所受（东吴，性之）：534

顾所居（仁甫，镇阳）：169302—304 313

顾所树：465

顾所载（岳宗）：263 302 303 305 313

顾炎武：212 366 423 452 489521 526

顾参：2 143

顾咸建：486 488

顾恒：169

顾贽（蒨来）：133 258—261 424543

顾俸（小山，君荣）：301

顾埴：234

顾梦游：357 359 395

顾梦麟（中庵，织帘，麟士）：178

顾寅（顾予节，豹若）：465

顾颉刚：8 374 630 631 653666

顾敬熙：322

顾鼎臣：488

顾景星：430

顾道喜（静帘）：298

顾湄—顾汧

顾禄：522

顾媚：536

顾嗣立：307 308 312

顾嗣协：312

顾嗣曾（尼备，沙村，省吾，樗金）：167 259 302—306 308 310313 442 543

顾慈旭（掌丸）：167 169 302 303 305 313 543

顾溯：263

顾：258

顾樗：303

顾震涛：167 256 307 320

顾璘英：302

顾樵：521

顾瀚：301 304 308

致远—嵇永伟

钱士升：433 434

钱中谐（宫声，钱镛，庸亭）：318 441 455 456 459 555 564566—568

钱仪吉：74 379 589 591 598

钱邦芑：257

钱邦彦：366 526

钱光绣（圣月）：141 256 347 380 465

钱仲联：60 93 105 107 111 185 204 212 216 248 325352 382 408 435—437 469472 493 527 528 687

钱禄：386

钱伯诚：637

钱谷：350

钱陆灿：387 445 452

钱林：527

钱尚濠：124 206

钱国祥：57 58 85 87 93 243251 464 576 593

钱泳：93 192

钱实甫：598

钱肃乐：256

钱肃润：331 514 515 521

钱南扬：653

钱继章：503

钱谦益（牧斋，受之，蒙叟）：2 6069 84 86 93 97 98 100 101—107 109—112 114 117121 126 133 134 185 186196 204 212 216 247 248253 254 256 258 325 327345 351—353 386 393 405—408 414 417—420 424428 434—437 469 479 485493 536 562 566 590 620630 646 648 650 651 669673 682 687

钱锳（炼百）：440 459 566

钱澄之：304 305 386

钱镛—钱中谐

笏林—沈应明

倬庵—张云章

倪用宾：76 201 275 310 311318 661 667

倪师孟、沈彤：269—272 276279

倪灿（公）：553

倪炜（彤文）：548

倪培翔：23

息关—蔡方炳

徐乃昌：317 381

徐士俊：440 530

徐士烈（屏石）：501

徐之瑞（兰生）：520

徐开法：526

徐元文（公肃）：168 177 412 413 415 504 508 513 517527 554

徐元：164

徐元瑛（贞惠先生，华国）：501

徐中玉：13

徐世昌：491 527 644

徐石麒（虞求）：482 483 486 491 498

徐白（介白）：624

徐尔赞：465 689

徐立、陈瑜：10 11 37 38 4042 59 62 130—133136—140 142 143 146 148154 156 157 162 165 168171 172 179 180

徐弘炯：554

徐邦达：351 357—359 687

徐而庵—徐增（长洲人）

徐达源：286 293 294

徐刚城：41 681

徐廷俶：584

徐旭旦：599

徐庆公：235 335 689

徐：437 555 557 559

徐汧：107 145 251 329 459500

徐沁：429

徐君见：462

徐君浤：282

徐玠：76 318

徐坤：407 415 417 421

徐昌炽：234

徐昂发（管昂发）：55

徐秉义（与仪，果亭，彦和）：504527

徐波：229

徐学龙：543

徐珏美（二玉，尔玉，忍仙）：164

徐珂：30 52 53 94 669

徐树丕（武子，墙东居士）：452 498 499 584

徐复、季文通：561

徐宪卿：328

徐泰：352

徐晟（损之，徐煜兴，祯起，陶园）：521 562 585

徐凌霄、徐一士：627

徐朔方：10 11 36 59 64 6769 107 111 113 130—134 136—139 143 146 148 152154—157 159 162 163 165168 171 172 179 180 185225 228 236 237 248 250265 266 283 294 317 353374 378 397 425 474 475494 575 631

徐乾学（原一，原易）：177 290 299 457 458 504 513 527531 550 553 554 597

徐崧（圣宠，岁寒居士，松之，嵩芝，戴包山人，臞庵）：3 177 209 233 271 272 380 441 465500—505 507 520 524 526548 552 554 562 585 689

徐崧、张大纯：86 92 208 209233 252 289 290 335 455501 505 507 520 524 525552 554 585 588

徐崧、陈济生：503 587

徐越（山琢，存庵）：431 432

徐雁平：206

徐傅（月坡）：324 325

徐渭：350 426 430

徐谦：77

徐照隆：584

徐煜兴—徐晟

徐增（长洲人，二园，十足道人，大易学人，子益，子能，无减，圣行，匡杖，匡秋，而庵，而庵道人，知至，徐而庵，梅鹤诗人，瀑悬）：4 6 814 16 22 61—64 66 67 69 72—74 92 95 104 118121 122 133 140 141 143145 146 150 151 154—156160 161 164 169 170—172178 179 183 196 197 199209 210 214 220 221 226231 235 236 239 240 285323—349 359 362 380 387388 399—401 423 424 428445 466 467 496 499 500516 520 529 531 532 539541 543 557 561—563 569580 585—587 592 594 600601 608 609 616 622 643644 656 657 665 666 669670 673 676 690

徐增（吴县人，二逵，蘅川）：325

徐增、范骧：64 327

徐鼒：257 486 526

徐镆：282

徐燇禧（绥祉）：312 348 521 543 584—588

徐懋晓：164

徐懋曙：164

殷丽（羽青，嘉生）：326 345 543 547—549

豹若—顾寅

翁大中（林一）：553

翁元泰：523

翁介眉：513

翁同龢：694

翁叔元：527

卿谋—汤传楹

留山—嵇永仁

留仙—秦松龄

留庵—孙毓修

栾调甫：8 171 199 200 641 666 673

高士奇：552 553

高文芳：150

高孝本：435

高佑（怀寓主人，念祖）：424 434—438

高茂梧：177

高茂梓：177

高咏：366 367 417

高承埏（泽外，鸿一居士，寓公）：424 432—436 470

高洪模：436

高晫：285

高道素：432

高鉴：269

郭兆骥：528

郭绍虞：12 33

郭都贤：483 540

郭象升：609

唐尧治：76

唐顺之（襄文）：601

唐寅：127 244 350 360 426

唐甄：556

旃美—沈世楙

兼三—王家彦

海峡樵人—潘廷章

海翁—秦德藻

浮云客子—彭珑

涤庵—熊湄

流绮—邹漪

润甫—毛庆臻

悟非—邵然

悔迟—陈洪绶

悔庵—尤侗

容之—吴明相

容庵—阎修龄

朗如—释中英

诸伟奇：201 305 621

祯起—徐晟

谈迁：152 427 476 483 499 514 530

谈蓓芳：7 119 123 130 663

陶元淳：555

陶元藻：428

陶园—徐晟

陶渊明：387

陶琰：492

陶煦：250 258 261 456 558

陶樑：442

绣衣衲子—许之渐

绣谷—蒋深

绥祉—徐燇禧

继庄—刘献廷

继起—释弘储

骏声—苏

十一画

堵允锡—堵胤锡

堵荫锡—堵胤锡

堵胤锡（仲缄，牧子，牧游，牧痴）：544 545 546

堆山—薛寀

黄人：613

黄元勋（明宇，鸣宇）：327 335587

黄仁生：637

黄仕忠：7

黄传祖：464

黄佐：556

黄君坦：326 528 530 532

黄周星：201

黄宗羲：450 452 557 573

黄承圣（奉倩）：520 586

黄始：555

黄庭坚：592

黄浩然：461

黄家端：257

黄容：156 327 497 546

黄培：526 542

黄渊耀：256

黄淳耀：295

黄道周：449 452 477

黄虞稷（俞邰）：361 389 596

黄裳：294 535

黄震：225

黄霖：7 9—12 32 33 35—3739 40 42 43 47 49 50 52 58 59 68 75 76 82 94 130 369 615 620 622 626 634 636 639 640 641646 651 680

黄霖、蒋凡：44

黄霖、韩同文：68

黄翼圣（子羽，摄六）：327 328 344 349 586 587

菊人—张芳

菊存—顾予鼎

萍洲师：465 689

乾一—邹震谦

萧军：629

萧红：629

菡生—丁雄飞

梦鹤—王晋

梅文鼎：436 438

梅庆吉：10 11 160

梅村—吴伟业

梅岩—潘廷章

梅鹤诗人—徐增（长洲人）

桴亭—陆世仪

曹文容：112 189

曹方人、周锡山：10 199 202 304 675

曹允源：88

曹尔堪：286

曹冰青：10 298

曹林：508

曹雪芹：127 204

曹鉴平（桐旸，掌公）：286 289

曹溶：139 437 480 481 483 484 597

戚玾（莞尔，缓耳）：201 538

匏园—陈宗之

龚士荐（复园，彦吉）：515

龚方中：284

龚在升：261

龚贤：379

龚鼎孳（孝升）：154 158 166 512 513 536 537 601—603606

龚策（晋之）：511 514 515 519

龚道立：515

盛王赞（子裁，王赞，柯亭）：3 347 380 465 497—500

盛枫：434 483 550

盛符升：558

盛献：551

盛：230

雪客—周在浚

雪铠道人—潘廷章

辅宸—袁一相

晦山—释戒显

晦年—顾陈昽

啸琴—俞鸿筹

崔子忠：350

帷儒—董汉策

铭起—沈起

笹川种郎：7

符功—戴禹

笠川—周廷谔

敏庵—许虬

象也—夏鼎

逸民—刘隐如

逸民—梁逸

减斋—周亮工

庶庵—许之溥

麻三衡：533

康之—闵云祈

庸亭—钱中谐

鹿头—陈字

鹿床—张芳

章开沅：486

章文钦：445 560 561

章在兹（素文）：440 455 564565

章有谟：620

章侯—陈洪绶

章培恒：17 397 668

章培恒、王靖宇：7 9 130 620626 634 640 646

章照（光重）：565

章腾龙、陈勰：110 249 257

章静宜（湘御）：153 416 454 543 564—569

商周祚：427

商衍鎏：53 61 94 567

旋轮—沈永启

望如—王仕云

阎尔梅：513 584

阎立本：563

阎若璩（百诗，潜丘）：82 162 163 179 374—378 382 383465 527 631 685 686

阎咏：374 382

阎修龄（牛叟，再彭，容庵）：162 163 166 179 373—378 381—383 465 527 539 631685 686

清凉黄昏：451

鸿一居士—高承埏

鸿章—沈永卿

渔山—吴历

淡翁—张芳

涵夫—汪爚南

梁化凤：167 261 307

梁公—嵇永杰

梁以樟：524

梁生—谭贞默

梁辰鱼：548

梁佩兰（芝五，药亭）：548 549

梁恭辰：643 688 689

梁逸（逸民）：548

梁章钜（闳林，退庵，茝中，茝邻）：150 152 200 431 432 442619

梁赞图：442

惟夏—王昊

惟善—马进宝

谐孟—薛寀

谐野—嵇永仁

谑庵—王思任

隋树森：8 12 30 66 634 636637 639 644 645 667 669

维斗—杨廷枢

维茨—申垣芳

维夏—王昊

维源—傅鼎铨

巢民—冒襄

十二画

琼章—叶小鸾

超宗—郑元勋

彭一楷：558

彭而述：144

彭定求：312 506 507 552 557

彭绍升：77 293

彭珑（一庵，云客，浮云客子）：411440 457 507 563 575 577578

彭榕：579

彭蕴灿：552 560 563

彭蕴章：578

彭德先（敬舆）：578

彭慰高：578

蛰隐生：616

揆叙：328

斯年—李绳远

葛一龙（台山，震父，震甫）：93 571 572

葛士：571

葛云芝—葛芝

葛芝：487 488 490—492520—522 557

葛金烺：509

葛昭夏（叔夏，亮生）：571 572

葛御夏（无，仲御）：571

葛锡璠：174

董元恺（子康，苍梧，舜民）：606607

董文骕：607

董文：606 607

董以宁：370 389 471 568

董汉策（帷儒）：342

董汲：325

董含：259 620 669

董其昌（玄宰，思白，香光居士）：152 183 200 281 350 351

董承诏：606 607

董说：342 525

葆真：666

敬生—吴愉

敬舆—彭德先

蒋之昂（公若）：576

蒋之逵（云九，佚圃，蒋镐）：575 576 581

蒋之翘：523

蒋元卿：151

蒋元震：576

蒋廷镕：581

蒋圻：575

蒋灿：575 576 581

蒋垣：575

蒋垓（兆侯）：549 581

蒋（玉渊，驭鹿）：513

蒋铭（新又）：575—577 581

蒋逸雪：174 256 257 282 283489

蒋堃贤：575 576 581

蒋深（西畴居士，苏斋，树存，绣谷）：577 581

蒋寅：323 324 330 331 336 343 396 428 569 570 573

蒋楛：294 297 591

蒋赓壎（虞扬，篆香）：233

蒋瑞藻：201

蒋熏（丹崖，闻大）：590

蒋镐—蒋之逵

蒋德埈：289

韩文：169

韩世正：169

韩世贤：169

韩世能（存良）：168

韩世琦：136 158 159 164 261—263

韩孙鹤：20 168 169

韩住—韩嗣昌

韩治：169

韩诗：513

韩贯华—韩嗣昌

韩俊：64 70 72 73 155 168169 245 543 684

韩洽：169

韩倬—沈世奕

韩逢阳：169

韩逢隆：169

韩逢禧：169

韩菼（文懿，慕庐）：137 177 178 290 292 303 305 311441 442 456 469 470 484567

韩敞：169

韩敩：169

韩嗣昌（圣住，贯华，韩住）：20 64 67—70 72 73 154 168169 346 362 465 543 645663 664 666 670 684

韩雍：169

韩凝：177

韩藉琬（来鹤，释玉）：2 20 169177 684

韩魏云：20 169 543 684

朝春—嵇永翼

椒亭—吴兆宫

棣香—汪福臣

惠士奇：581

惠周惕：555

覃贤茂：624

粟庵—叶绍袁

紫岩—雷珽

紫房—沈约

紫珍—熊秉鉴

紫迴—丁澜

紫洄—丁澜

掌丸—顾慈旭

掌公—曹鉴平

掌穀—朱昆田

晴园—赵时揖

鼎中—王会

景照—王永焘

景雍—王永熙

畴三—宋德宏

嵋初—叶方恒

智顶—沈宜修

智转—叶纨纨

智断—叶小鸾

嵇士恒：595

嵇本（立斋，重勋，蓉庄）：589

嵇右丹：598

嵇立：595

嵇永仁（东田，东田子，尔谐，匡侯，抱犊山农，留山，谐野）：61 7391 93 123 169 171 199 260 308 331 342 345 349361 362 364 365 368 369387 390 391 422 539 543588 591—599 620 622 630642 656 673 681

嵇永伟（致远）：591

嵇永杰（梁公）：591

嵇永俭（仲文）：591

嵇永倩（卫章）：591

嵇永隽（异生）：591

嵇永福（尔遐，衣玄，漪园）：463 592 594 595

嵇永翼（师巢，朝春）：589 591593

嵇有庆：589 590 591 595 598

嵇廷用（晋楠）：588 589 590591

嵇周流：595

嵇承谦：589

嵇理：595

嵇康：359

嵇绵：595

嵇道昂：589

嵇曾式：590

嵇曾筠：94 589

嵇曾毅：590

嵇僎（仲举，放庵）：590

嵇璜：589

嵇镇：589

程千帆：441 692

程之璿：395

程邑：76 316 318 424 661667

程杰：461

程棅：521

程嘉燧：196 351

程穆衡：566

筑岩—王鎏

傅山：366 377

傅仁宇：396

傅晓航：228 274 402

傅维藩：396

傅维鳞：512

傅鼎铨（复庵，维源）：534

傅遥遥：112 186

焦易—熊林

储大文：581

御之—宋宓

御沟—王贞白

舒伯顺：465 689

释三遮（三折和尚，三拙）：418

释上暎：333 445

释弓—金雍

释天在：543

释天雨：689

释元迥：333

释元通：333

释元舆：333

释不二：115 155

释支遁：354

释中英（朗如）：229 230

释今释（金堡）：164 379 437 546 547

释方璇：333

释玉—韩藉琬

释正瑞：333

释弘储（退翁，继起）：524 525

释圣力（云在）：64 543 689

释圣文（友鸥，庄严）：63 64543

释圣供（解脱）：64 115 155 347 543 689

释圣首（童真）：64

释圣诵（开云）：64 347 543

释圣默：69 140 141 143 146155 170 192 194 235 335336 353 495 670 685 689

释安庠：543

释戒显（王瀚，元达，原达，晦山）：108 125 136 248 249 255257 333 346 656 657

释青莲：689

释性质：333

释定雨：333

释函罡：370

释显赤：333

释贯休：365

释总持：115 154 155 346 543670 685 689

释栴檀：543

释晓青：443 445 455 507 508

释般若：192 353 689

释海云：333

释通贤（杭州人）：333

释通贤（毗陵人）：333

释梵林：592

释雪塘：209 334 346 689

释寂证：333

释密训：154 346

释等琏：333

释敦厚：115 275 276 543

释道忞（山翁，木陈，弘觉禅师）：362 64 167 168 175 412 413 415 418 517 518 660

释曾—顾参

释德玢：333

释赞宁：536

释翼明：465 689

舜民—董元恺

鲁迅（长庚）：8 27 63 121 615 628 629 632—634636—638 640 642 643 646653—655 659 662 667 669670

鲁钊（桐声，鲁痴）：380 448 543—547

鲁铉：545

鲁得之：331

鲁痴—鲁钊

蛮：613

童真—释圣首

公—倪灿

道贤—吴阐思

道树—王学伊

道威—陆世仪

道章—沈倬

遂东—王思任

曾王孙：156 157

曾灿：372 540 587

湛庵—许虬

湘尹—宋实颖

湘芄—沈永荪

湘草—杜首昌

湘御—章静宜

温体仁：104 107 184 450 451603

寓公—高承埏

裓庵—张芳

谢正光：378 528

谢正光、佘汝丰：527 540

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587

谢正光、范金民：271 327 546

谢苇丰：641

谢良琦（石臞，仲韩，献庵）：163281

谢国桢：309 310 434 618

谢巍：130 374

谦止—郑鄤

谦六—王成芳

孱提居士—俞鸿筹

缓耳—戚玾

十三画

瑞芝—王承芳

摄六—黄翼圣

鄢琨：652

勤中—王武

靳应升：378

靳荣藩：566

蓝瑛：352

蒨来—顾贽

蓉庄—嵇本

蒙叟—钱谦益

献庵—谢良琦

槐眉—毛一骏

楼钥：606

裘琏：557

碍影居士—沈自继

雷珽（元方，紫岩）：554

雷梦辰：532

虞山—张养重

虞扬—蒋赓壎

虞求—徐石麒

睡山—江暄

愚公—吴襄

愚庵—王玉汝

路德：622

嗣雅—李雅

蜀藻—潘江

嵩少—冒起宗

嵩芝—徐崧

詹钟玉（去矜）：511 514

鲍正鹄：672

鲍亦祥—华亦祥

解脱—释圣供

靖公—周亮节

新又—蒋铭

褚人获：60 114 206 418 456579—581 620 623

褚廷琯（研民，研耘，砚云）：163

福庆居士—俞平伯

十四画

静帘—顾道喜

静香—周荃

瑶期—叶小鸾

墙东居士—徐树丕

嘉生—殷丽

嘉宾—尹民兴

慕庐—韩菼

蔡方炳（九霞，息关）：153 281 312 347 380 441 442 543554—560

蔡方熺：558

蔡芬（馠若）：176

蔡衍：479

蔡冠洛：12 73 82 201 659 660 667

蔡莟（若）：176

蔡梦弼：517

蔡道宪：470

蔡寔：228 683

蔡毓荣：463

蔡懋德：554 556 557

蔤文—申垣芳

熙台—叶春辉

蓼天—宋德宜

蓼思—宋德宜

臧励龢：488 501

臧眉锡：555 558

霁庵—史尔祉

裴一中（兆期，复庵）：161

裴绍中：162

裴喆：56 166 184 537

锺哲：457

锻亭—张景崧

箕屋—许潍

管昂发—徐昂发

管鸿：293

僧弥—邵弥

廖元度：162

廖燕：13 30 59 62 65—68 73 81 88 95 164 193 226231 236 254 340 346 354428 465 580 600 608615—617 619 623 644 649651 653—656 660 664 666669 672 673 678 682

端仁先生—吴愉

端方：213

端容：文俶

端溪：严我公

漪园：嵇永福

谭元春：430 571

谭正璧：12 82

谭贞默（扫庵，梁生）：436

谭帆：13 119 614

谭新嘉：436

褐夫—戴名世

熊开元：525

熊兆奎：77

熊如澜（素波）：173

熊如灏：173

熊林（焦易）：41 57 177 680

熊秉鉴（紫珍）：173

熊湄（涤庵）：288

缪彤：285 289 292 299

缪昌期（西溪）：107 111 328

缪慧远：440

十五画

慧开：465 689

慧楼—杨复吉

髴渊—田茂遇

蕃卿—丁汝宣

樗金—顾嗣曾

樊维纲：324

敷文—叶方蔚

敷文—周禹吉

震父—葛一龙

震甫—葛一龙

震钧：554

墨井道人—吴历

墨公—沈起

墨庄—苏先

墨庵—沈起

镇阳—顾所居

稽苍—吴灏

黎元宽：529

黎遂球：464

篆香—蒋赓壎

德玄—叶重华

德荣—叶国华

德音—毛纶

德辅—魏风

颜佩韦：107

颜俊彦：521

翦伯赞：142

潜丘—阎若璩

潜确子—陈仁锡

潘力山：633

潘天成：216

潘世恩：315

潘耒：366 367 368 371 372 421 555

潘式（伯鹰）：694

潘光旦：250

潘廷章（美含，海峡樵人，梅岩，雪铠道人）：163

潘江（木崖，蜀藻）：151 220

潘柽章：497 498 499 521

潘眉：607

潘扆：478

潘基庆：67 278

潘隐如—刘隐如

澄川—王永祚

鹤村—吴之甲

鹤沙—牛若麟

鹤客—陈三岛

鹤涧—姜实节

履尝—陆坦

履常—陆坦

豫音—金汝瑞

十六画

髻珠头陀—严栻

燕南尚生：614 615 638

燕勒—吴晋锡

薛正兴：10 56 208 209 233 335 501 505 507 552 554589

薛龙春：212

薛尔张：76 201 275

薛洪：439

薛寀（岁星，堆山，谐孟）：447503

翰如—毛一骏

冀勤：63 96—98 100 102 106112 126 127 129 135 209215 217 253 326 406 472490

默斋—沈世楙

默庵—沈起

默庵—范骧

镜怜—杨镜怜

赞皇—吴襄

馠若—蔡芬

儒桢—陈字

澹斋—吴阐思

澹湖—顾公燮

十七画以上

戴士锦：255

戴士鳌：107 251 255 257 264

戴之仍—戴镐

戴之佐：250 254

戴之偁—戴禹

戴之傑（万公，石房）：3 91 108109 124 184 247 248 252254—258 264

戴之儁（介心，务公）：91 108 247 248 251 252 256 257264 271

戴之儦—戴悦

戴包山人—徐崧

戴名世（褐夫）：277 423

戴汝义（宜甫）：97 107—109 125 136 247—252 255 263264 302 506 656 657

戴汝仁：109 252 264

戴观成、戴观家：109 124 250

戴吴悦—戴悦

戴禹（符功，戴之偁）：256 257

戴顾质（与凡，雨帆）：561 562

戴悦（羽噍，吴悦，星归，素斋，戴之儦）：2 41 57 108—110 136247—252 255—257 261 263264 302 412 657 680

戴浣：263

戴笠（耘野）：521 624

戴逸、李文海：60

戴绵生：252 253 254 257 260

戴颖昉：293

戴新：57

戴镐（云叶，俟庵，戴之仍）：91 109 136 143 247—250 252—254 256—258 260 261264 410 456 543

鞠存—张新标

曙戒—丘象升

若—蔡莟

魏中林、王晓顺：7

魏风（德辅）：109 114 247 248 253 254 255 465 689

魏忠贤：111 450 523 529 550

魏学渠：302

魏建功：528

魏宪：367 501 503 514

魏得良、任道斌：450 451

魏裔介：511

魏德辅—魏风

魏禧：377 386 391 436 457 486 540 541 548 584

襄文—唐顺之

翼王—陆元辅

瞿庵—沈旭初

瞿鸿烈：693

瀑悬—徐增（长洲人）

襟亚阁主人—平衡

蘅川—徐增（吴县人）

醯眼—沈宜修

矍斋—金昌

曦钟：38—40 47

夔友—史尔祉

灏亭—严沆

臞庵—徐崧

麟士—顾梦麟

四 本课题前期研究论文目录

1.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2.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3.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4.《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5.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0期论点摘编；

6.金批《西厢》、《水浒》的参与者：王斫山、王道树事迹探微，《戏曲艺术》2002年第2期；

7.金圣叹与长洲唯亭顾氏交游考——兼论顾予咸与清初三大史狱之关系，《艺术百家》2002年第2期；

8.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1期转载；

9.周亮工与金圣叹关系探微——兼论醉耕堂本《水浒传》和《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刊刻者，载《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删节本为：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10.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1.《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2.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13.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文史哲》2005年第4期；

14.金圣叹所作“元晖”诗本事考——兼论清初戏曲家叶奕苞的生卒，《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

15.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载黑龙江大学《学府》2006年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删节本为：金圣叹基本史实考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转载；

16.《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辨误——兼论“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来源，《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9期转载；

17.金圣叹晚明事迹编年，《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

18.金圣叹佚诗佚联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

19.“才名千古不埋沦”：金圣叹精神风貌和批评心路简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同年第10期论点摘编；

20.金圣叹佚文新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1.金圣叹清初事迹编年，《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

22.二十世纪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滥觞，《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23.胡适《〈水浒传〉考证》与金圣叹研究，《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24.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2期转载；

25.《诗法初津》作者叶弘勋小考——金圣叹交游考证一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

26.金圣叹籍贯吴县说献疑，《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转载；

27.唱经堂与贯华堂关系探微，《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1期；

28.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现代历程，载《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一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29.金圣叹姓名字号异说辨考，《文史》2013年第1期；

30.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文史哲》201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4期转载，《新华文摘》同年第10期转载；

31.哭庙记闻版本与金圣叹“庠姓张”讨论平议——清代文学文献研究个案的学术史回顾，《文史哲》2013年第6期；

32.清初姚佺评选《诗源》的时代特色，《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转载；

33.《小题才子书》所涉金圣叹交游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3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史实二题，载《辨疑与新说：古典戏曲回思录》，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35.金圣叹与武进许氏兄弟交游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

36.四库存目《吾好遗稿》作者章静宜小考，《书品》2014年第2期；

37.金圣叹事迹辑考订补，《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

38.毛宗岗事迹补考，《文献》2014年第4期；

39.清初书画家周荃生卒考，《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40.金圣叹交游考：徐崧与陈济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五 主要参考文献

（一）金圣叹著述

沉吟楼诗选，金圣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抄本。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刘复藏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本。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顺治贯华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傅晓航校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七言律，顺治十七年刻本。金圣叹选批唐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施建中、隋淑芬校订，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天下才子必读书，康熙二年刻本。

贯华堂评选杜诗，赵时揖辑，康熙刻本。

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康熙刻本。杜诗解，钟来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小题才子书，光绪十五年石印本。

金圣叹全集，曹方人、周锡山标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金圣叹全集，陆林辑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二）方志

［康熙］苏州府志，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乾隆］苏州府志，乾隆十三年（1738）刻本。

［同治］苏州府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康熙］吴县志，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民国］吴县志，苏州文新书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版。

［乾隆］长洲县志，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乾隆］震泽县志，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

［乾隆］吴江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嘉庆七年（1802）刻本。

［雍正］浒墅关志，雍正刻本。

［嘉庆］浒墅关志，道光七年（1827）刻本。

［康熙］吴郡甫里志，清抄本。

［乾隆］吴郡甫里志，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嘉庆］贞丰拟乘，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光绪］周庄镇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道光］元和唯亭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元和沈氏三益堂排印本。

［道光］双凤里志，道光六年（1826）活字本。

［光绪］光福志，民国十八年（1929）苏州毛上珍排印本。

［民国］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民国］江苏省通志稿·职官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百城烟水，徐崧、张大纯辑，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太湖备考，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三）小传、传记

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清秘述闻，法式善撰，张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复社姓氏考订，蒋逸雪撰，《张溥年谱》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小腆纪传，徐鼒撰，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昆山人物志，叶均禧撰，康熙抄本。

国朝甫里人物志，徐达源撰，清抄本。

吴江沈氏家传，沈桂芳辑，同治六年（1867）重刻本。

嘉禾征献录，盛枫撰，清抄本。

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履历便览，崇祯刻本。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崇祯刻本。

顺治六年己丑科会试四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进士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国朝昆新青衿录，余鸿钧辑，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国朝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陆懋修辑、陆润庠补辑，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钱国祥辑，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清代七百名人传，蔡冠洛撰，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

清代名人传略，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本，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明遗民录汇辑，谢正光、范金民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柳如是别传，陈寅恪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四）家谱、年谱

［苏州］申氏世谱，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苏州］太原王氏家谱，道光六年（1826）刻本。

［苏州］莫厘王氏家谱，上海元昌印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石印本。

［苏州］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嘉庆十三年（1808）重修抄本。

［苏州］丁氏宗谱，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苏州］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苏州］文氏族谱续集，清抄本。

［苏州］吴中叶氏族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苏州］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道光二十七年（1847）木活字本。

［长洲］彭氏宗谱，同治六年（1867）刻本。

［吴县］葛氏家谱，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吴县］吴氏支谱，光绪八年（1882）刻本。

［吴县］沈氏族谱，沈昌龄等纂修，民国抄本。

［吴江］吴氏族谱，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吴江沈氏家谱，民国二十年（1931）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武进］许氏宗谱，同治九年（1870）重修德馨堂木活字本。

［无锡］锡山秦氏宗谱，同治十二年（1873）木活字本。

［无锡］嵇氏宗谱，同治十年（1871）刻本。

［无锡］邹氏家乘，光绪二十九年（1903）木活字本。

［宜兴］义兴洑溪徐氏家乘，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

秀水朱氏家谱，咸丰刻本。

嘉兴谭氏家谱，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半生自纪，吴晋锡撰，吴燕兰辑《吴氏囊书囊》甲编，稿本。

雅园居士自叙，顾予咸撰，民国二十七年（1938）《戊寅丛编》排印本。

查继佐年谱，沈起撰，汪茂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阎若璩年谱，张穆撰，邓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吴梅村年谱，冯其庸、叶君远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陈维崧年谱，周绚隆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王巢松年谱，王抃撰，民国二十八年（1939）《吴中文献小丛书》排印本。

（五）诗文总集

尺牍初征，李渔辑，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赖古堂尺牍新钞，周亮工辑，康熙元年（1662）刻本。

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周亮工辑，康熙六年（1667）刻本。

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周亮工辑，康熙九年（1670）刻本。

松陵文献，潘柽章撰，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明诗平论，朱隗选辑，清初刻本。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陈济生，顺治刻本。

明遗民诗，卓尔堪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九诰堂诗选元气集，徐增选评，顺治、康熙递刻本。

皇清百名家诗，魏宪辑，康熙刻本。

皇清诗选，孙选辑，康熙二十九年（1690）凤啸轩刻本。

华及堂视昔编，汪森辑，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清诗别裁集，沈德潜辑，袁世硕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传社唱和，申继揆辑，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柳洲诗集，陈增新等选，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槜李诗系，沈季友选，《四库全书》本。

吴江诗粹，周廷谔辑，清抄本。

国朝松陵诗征，袁景辂辑，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

松陵诗征前编，殷增辑，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七十二峰足征集，吴定璋辑，乾隆十年（1745）依绿园刻本。

甫里逸诗，周秉鉴辑，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

贞丰诗萃，陶煦辑，同治三年（1864）仪一堂刻本。

午梦堂集，叶绍袁辑，冀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吴江沈氏诗录，沈祖禹辑，乾隆五年（1740）刻本。

（六）别集

牧斋初学集，钱谦益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牧斋有学集，钱谦益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王季重十种，王思任撰，任远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苏子后集，苏先撰，稿本。

抚吴疏草，韩世琦撰，康熙五年（1666）刻本。

吴梅村全集，吴伟业撰，李学颖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卧龙山人集，葛芝撰，康熙刻本。

弘觉忞禅师北游集，释道忞撰，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亦园全集，姚孙棐撰，清初刻本。

黄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九诰堂集，徐增撰，康熙抄本。

东集，李瑞和撰，康熙刻本。

古调堂集，张养重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丘象升刻本。

西轩纪年集，丘象随撰，清抄稿本。

赖古堂集，周亮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康熙刻本。

木厓集，潘江撰，康熙刻本。

静惕堂诗集，曹溶撰，雍正三年（1725）刻本。

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柳如是集，周书田、范景中辑校，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嵞山集，方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刻本。

西堂全集，尤侗撰，康熙刻本。

苍岘山人集，秦松龄撰，嘉庆四年（1799）刻本。

居易堂集，徐枋撰，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读史亭文集，彭而述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

遂初堂集，潘耒撰，康熙四十九年（1710）序刻本。

抱犊山房集，嵇永仁撰，雍正刻本。

慕庐文稿，韩菼撰，稿本。

叶学山先生诗稿，叶舒颖撰，民国八年（1919）刻本。

醉白堂文集，谢良琦撰，康熙刻本。

笛渔小稿，朱昆田撰，康熙刻本。

十松文集，余扶上撰，康熙刻本。

二十七松堂集，廖燕撰，康熙刻本。

退庵诗存，梁章钜撰，道光刻本。

养一斋文集，李兆洛撰，道光二十三年（1843）活字本。

螾庐未定稿，王季烈撰，民国二十三年（1934）石印本。

心太平室集，张一麐撰，民国三十六年（1947）线装铅印本。

（七）笔记杂著

哭庙异闻，佚名撰，嘉庆顾公燮《丹午笔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哭庙记略，佚名撰，嘉庆白鹿山房刻本、道光《甲申朝事小纪》抄本、宣统《痛史》排印本。

辛丑纪闻，佚名撰，光绪四年（1878）排印《申报馆丛书·记载汇编》本、光绪琉璃厂刻本、民国《又满楼丛书》刻本。

明季南略，计六奇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小腆纪年，徐鼒撰，咸丰十一年（1861）刻本。

复社纪略，陆世仪撰，清抄本。

吴城日记，佚名撰，《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裴子言医，裴一中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初刻本。

啬庵随笔，陆文衡撰，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

郑桐庵笔记，郑敷教撰，《乙亥丛编》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

买愁集，钱尚濠撰，清初刻本。

书影，周亮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现果随录，释戒显撰，吴震方辑《说铃后集》，道光五年（1825）聚秀堂刻本。

北游录，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论学酬答，陆世仪撰，同治十三年（1874）刻《小石山房丛书》本。

研堂见闻杂录，王家祯撰，《列皇小识》本，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艮斋杂说，尤侗撰，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坚瓠集，褚人获撰，康熙刻本。

莼乡赘笔，董含撰，吴震方辑《说铃后集》，道光五年（1825）聚秀堂刻本。

广阳杂记，刘献廷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在园杂志，刘廷玑撰，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吴门表隐，顾震涛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柳南随笔，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东斋脞语，吴翌凤撰，《昭代丛书》庚集，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甲申朝事小纪，王朝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一亭考古杂记，毛庆臻撰，民国十六年（1927）徐乃昌影印道光刻本。

豁意轩录闻，金宗楚撰，许奉恩《兰苕馆外史》卷九“撷录”，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

虫鸣漫录，宋芬撰，《笔记小说大观》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墨馀录，毛祥麟撰，《笔记小说大观》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茶香室丛钞，俞樾撰，《笔记小说大观》本，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菽园赘谈，邱炜萲撰，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壬寅销夏录，端方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稿本。

栖霞阁野乘，孙寰镜撰，中华图书馆民国二年（1913）排印本。

清朝野史大观，小横香室主人撰，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年（1915）版。

新世说，易宗夔撰，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民国七年（1918）排印本。

南亭笔记，李伯元撰，胡寄尘校订，上海：大东书局民国八年（1919）石印本。

雪桥诗话，杨锺羲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凌霄一士随笔，徐凌霄、徐一士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吴郡西山访古记，李根源撰，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十五年（1926）排印本。

皇清书史，李放撰，《辽海丛书》第五集，辽海书社影印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三年版。

骨董琐记全编，邓之诚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遐庵清秘录，叶恭绰撰，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叶氏抄本。

（八）工具资料书

四库全书总目，永瑢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杭州重刻武英殿本。

八千卷楼书目，丁丙、丁立中撰，丁氏民国十二年（1923）排印本。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中国文化合作公司印务所民国三十七年（1948）排印本。

中国丛书综录，顾廷龙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廷龙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沈阳：辽海书社2003年版。

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编，1986年内部印刷。

中国家谱联合目录，国家档案局等单位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家谱总目，王鹤鸣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杨廷福、杨同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清朝进士题名录，江庆柏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明代职官年表，张德信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江苏旧方志提要，徐复、季文通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苏州词典，江洪等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单树模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贩书偶记（附续编），孙殿起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增订晚明史籍考，谢国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1版。

清史论文索引，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张慧剑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明遗民传记索引，谢正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清诗纪事初编，邓之诚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重印。

清人诗集叙录，袁行云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谢正光、佘汝丰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撰，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江苏艺文志，赵国璋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至1996年版。

杜集书录，周采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王利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水浒传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水浒书录，马蹄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国榷，谈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东华录，王先谦撰，光绪十年（1884）刻本。

（九）现当代专题著作

金圣叹轶事，杨保同撰，两友轩民国八年（1919）版。

金圣叹传，陈登原撰，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

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何满子撰，“中国文艺研究丛书”，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

文坛怪杰金圣叹，徐立、陈瑜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谭帆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金圣叹学创论，张国光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金圣叹传论，陈洪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金圣叹的志与才，张国光撰，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

金圣叹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王靖宇撰，谈蓓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金圣叹评传，吴正岚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孙中旺编，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

金圣叹传［增订版］，陈洪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十）现当代专题论文

金圣叹，孟森撰，《小说月报》民国五年（1916）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次年改为《金圣叹考》，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史丛刊》二集。

金圣叹，孙癯蝯撰，《心声半月刊》民国十二年（1923）1卷3期。

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隋树森撰，《国闻周报》民国二十一年（1932）6—7月第9卷第24—26期；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谈金圣叹，鲁迅撰，上海《文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7月1日第1卷第1号，收入《南腔北调集》。

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周作人撰，《人间世》民国二十四年（1935）1月5日第19期，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

谈金圣叹，周作人撰，《人间世》民国二十四年（1935）7月5日第31期，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

金圣叹生年考，栾调甫撰，《华北日报》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20日，第7版，《图书周刊》第64期。

汤若望与木陈忞，陈垣撰，《辅仁学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12月第7卷第1、2合期；收入《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半谷撰，《国艺》民国二十九年（1940）第1卷第2期。

哭庙案的金圣叹，王楚材撰，《北华月刊》民国三十年（1941）第1卷第3期。

记金圣叹，何默撰，《古今月刊》民国三十一年（1942）第1期。台湾1974年《中国文选》第88期、1979年《中华文艺》第18卷第1期、香港1983年《孔学月刊》第21期。

金圣叹传略，杨星荧撰，广东文理学院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文理学报》第1卷第2期。

《沉吟楼诗选》读后记，俞鸿筹1951年辛卯撰，金圣叹《沉吟楼诗选》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抄本。

金圣叹的生年，刘世德撰，《文汇报》1962年6月20日。

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黄霖撰，《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陈洪撰，《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金圣叹“张姓”说辨疑，陈洪撰，《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何满子撰，《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金圣叹“庠姓张”辨，黄霖撰，《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金圣叹文，启功撰，《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吴红撰，《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重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金圣叹事迹系年，严云受撰，《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薛正兴撰，《文教资料》1988年第4期。

新发现的金圣叹著作《小题才子文》，梅庆吉撰，《北方论丛》1990年第5期。

金圣叹年谱，徐朔方撰，《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女作家汇考，李真瑜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陈洪撰，《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黄霖撰，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又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邬国平撰，《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收入所著《明清文学论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金圣叹的籍贯考辨，李金松撰，《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陆勇强撰，《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杜桂萍撰，《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柳如是别传》补正三则，郑志良撰，《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陈洪撰，《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1] 公孙宏即汉代公孙弘，据《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手下杀人，“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2] 蛮：《小说小话》，《小说林》第1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

[3]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4]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392页。

[5] 燕南尚生：《水浒传新或问》，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93—394页。

[6] 胡适：《〈水浒传〉考证》，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昭和十八年（1943）版，第3页。按：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曾指出，这一观点“在胡适之前，还有个叫燕南尚生的在《新评水浒传叙》中也提到过”，《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7] 鲁迅：《谈金圣叹》，1933年7月1日上海《文学》第1卷第1号，收入《南腔北调集》。

[8] 上海《国粹学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1号第23期。

[9] 即日本柏悦堂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刻16卷本。

[10] 盐谷世弘《刻二十七松堂集序》云廖燕生于明季，抱“忠肝义胆、孤愤深慨之气”，发而成文，为明末“大殿”。廖燕（1644—1705）生于清顺治元年，即便当时广东仍在南明治下，说其为明遗民亦勉强。

[11]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

[12]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的康熙、民国刊本均作“若采字”，惟日本刊本“若”作“苦”。《国粹学报》沿误。

[13] 此文未见学界提及，是友生胡瑜博士于2012年1月3日读书所见，特此附记。

[14]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7，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15] 王大错：《才子杜诗解叙》，《才子杜诗解》卷首，上海：震华书局，1919年石印本。按：所谓“所序《三国》”，乃是后人将李渔序伪托金圣叹作。参见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16] 此前，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翰墨林书局铅印《圣叹秘书》（《证曏社丛刻》本）；此后，1914年京鸿文斋石印《唱经堂集要》，皆是《才子书汇稿》的选编本。“秘书”和“集要”皆不见《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子目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沈阳：辽海书社2003年版，第4152—4153页。另，1915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汇稿”出版，民国间上海锦文堂楷书石印本《金圣叹全集》亦即此书的别称。

[17] 1918年上海有正书局铅印出版《天下才子必读书》；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清王之绩评注增补本《圣叹批才子古文》，1923年上海朝记书庄再次石印此书。

[18] 《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第3186页。

[19] 1923年振新书社石印《圣叹尺牍》问世，见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第173页。按：该书同时著录《金圣叹陈眉公尺牍》，为1918年求古斋石印本。此书当与同年碧梧山庄石印本为一书。卷首有署名尤侗的序，称“陈徵君眉公、金先生圣叹辑著尺牍各一编，一以富浅人之贫，一以增深人之慧”。正文卷首题款为“金人瑞圣叹氏鉴定，男雍释弓撰”。其内容为实用书信文体分类样本，绝非金圣叹著作。陈洪《金圣叹传论》早已指出“为托名无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0] 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1917年重版。按：据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编辑者“乐天居士，疑即孙毓修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1版，第1023页。孙毓修（1871—1922），字星如、恂如，号留庵，自署小渌天主人，无锡人。光绪二十—年（1895）诸生，三十三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主持影印《四部丛刊》。

[21] 孙寰镜：《栖霞阁野乘》，中华图书馆1913年铅印本。

[22]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11，第40页，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版。易宗夔《新世说》卷6《任诞第二十三》在金圣叹轶事下的注释文字，全引此段。见1918年版，第32页。

[23] 李伯元著，胡寄尘校订：《南亭笔记》，上海：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

[24] 从三点可辨非出自李宝嘉（1867—1906）之手。一、篇幅长短：《南亭笔记》为逸闻轶事体野史笔记，大多篇幅短小（二三百字），一事一记，即便有字数较多者，亦是仅及一人，而像连续以几大段记一人，在全书中除了张之洞外（卷16共45条，全记“南皮张香涛”事），可谓绝无仅有。二、资料来源。全书近七百条，皆不注明出处，之所以如此，因为作为生于同治年间者，顺康雍乾嘉道各朝名人事迹，几乎都是来自前人记载，如一一注明所据，不胜繁缛。但是，却有两条例外，即有关金圣叹的后两条，一注“圣叹之狱，具见无名氏所撰《辛丑纪闻》”，一引“王东溆《柳南随笔》云……”，均明确交代来源。三、内容雷同。前两条不注来源，却来源分明！第一条全抄廖燕《金圣叹传》，第二条与孙寰镜《金圣叹之死》相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李伯元死于孙寰镜《栖霞阁野乘》出版前，似乎只能是孙抄李文；但是，《栖霞阁野乘》出版早于《南亭笔记》六年，根本无从“抄袭”后者，而《南亭笔记》是在作者死后13年，经胡寄尘修订问世，故有关金圣叹诸条必出自胡手。

[25] 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按：次年改为《金圣叹考》，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史丛刊》二集。

[26]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0页。

[27] 俞樾《茶香室丛钞》卷17《金圣叹身后异事》依次引《与黄俞邰书》、《柳亭诗话》、《景船斋杂记》，《续钞》卷20《慈月宫陈夫人》引《柳南随笔》，《三钞》卷20《慈月智朗》引《坚瓠集》（又见《四钞》卷21《金圣叹请箕仙》）。此外，在《丛钞》卷17《评注稗官》、《续钞》卷13《〈水浒〉评本》、《三钞》卷23《李日华〈西厢〉》中，亦有涉及金圣叹文字。

[28] 许奉恩：《兰苕馆外史》卷9，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40、348—349页。

[29] 参本书第五章《佚作分类辑考》之《临终家书》。

[30] 参本书第十四章《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

[31] “南”字前原为空缺，据《心史丛刊》补。

[32]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认为孟森的话给胡适批评金批有八股气“以极大的启发”；次年发表的吴子林《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亦说胡适有关看法是“受到孟森的启发”（《东方丛刊》2003年第2期）。

[33] 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3载：清中叶后，“以制举业课士称极盛者”，首推关中路德，“每抉摘疵颣，排俗体，必极言其所以然，风气一变。其评骘改窜，皆闭目口授，侍书者腕欲脱，而汩汩不能休”。今存其八股评点注释之作十馀种。徐增序金批《天下才子必读书》亦云圣叹“评《唐才子诗》，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

[34] 自序云自民国六年“丁巳秋”开始收集资料，“抄录纂辑，凡三阅月书成”，故成书必在当年末，出版则在次年即民国七年。笔者所见该书版权页署：中华民国八年四月再版；编辑者：羊城杨公道；发行者：两友轩；印刷者：民友社；发行所：大华书局、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此书民国十年（1921）五月再版。

[35]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两友轩1919年版，第23页。

[36] 长州俞琬纶《挑灯集异》载其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在京听人口技事，见褚人获《坚瓠集》广集卷2。

[37]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第31页。

[38] 金圣叹《青溪行》与胡介同名诗作文字大同小异，粗略比勘，金诗“岂意狼烟移大内，岂知羯鼓满阛阓。铜驼行见卧蒿莱，海燕安能栖玳瑁”，胡介诗作“岂意哀笳起大内，繁华一夜悲销沉”；金诗“书生心怯百夫长，日日临流叹汉广。未能一剑去纵横，徒拥双眉坐慨慷。潢池初靖过长干，西巷无人白日寒”，胡诗无此六句；金诗“当时犹作来世盟，如今一笑隔三生。柳条不见章台色，桃叶空留古渡名。老妪殷勤通密迩，字题桐叶传凄楚”，胡诗为“侯门望断今如此，忽向天风桐叶起”，似乎胡诗是据金诗改编。

[39] 参本书第十章《唯亭顾氏交游考》。

[40]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第78页。

[41] 文昌帝君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亦称文曲星，生日为二月初三。其成为民间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与梓潼神张亚子有关，据《文昌化书》、《文昌本传》等记载，其生于晋太康八年（287）二月初三。

[42] 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艺批评》，《朝鲜支那文化研究》，日本：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年（1927）版。本书据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2页引。

[43]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12页。按：引文第三句，陈氏作“而圣叹亦于是日生”，与再版本原文相较，增一“日”字，或其所据为初印本而自有此“日”字？

[44] 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金圣叹《沉吟楼诗选》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抄本，第161页。

[45] 胡适：《〈水浒传〉考证》，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昭和十八年（1943）排印本，第62页。按：以下凡引此书，一般直接随文括注页码。

[46] 按照《〈水浒传〉考证》第二节的导语所言，即“我既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6页。

[47]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8] 如第41页“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是清初做的，那时圣叹评本还不曾很通行”云云，陈忱《水浒后传》最初付梓于康熙三年（1664），在此之前，不仅金批“贯华堂”本《水浒传》至少有四个版本，而且顺治十四年（1657）还刊行了王仕云评点本《第五才子书》。参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20页。

[49]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50] 徐凌霄、徐一士：《与胡适之博士一席谈·论新式标点》，《凌霄一士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5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5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鲁迅全集》第9卷，第335页。

[53] 鲁迅：《望勿“纠正”》，1924年1月24日发表，《鲁迅全集》第1卷，第431页。

[54] 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6月7日发表，《鲁迅全集》第3卷，第320页。

[55] 鲁迅：《空谈》，1926年4月10日发表，《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

[56] 鲁迅：《350313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408页。

[57] 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小说月报》1928年19卷第4期。

[58] 胡适：《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序》，《小说月报》1929年20卷第9期。

[59] 孙癯蝯：《金圣叹》，《心声半月刊》，1923年1卷3期。

[60]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14，1944年铅印本。

[6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按：徐著当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62] 参本书第十五章《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

[63] 顾颉刚：《金圣叹的势力》，《小说月报》1923年5月第14卷第5期。

[64] 罗暟岚：《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见《清华周刊》1924年3月《书报介绍副刊》第9期。按：《清史论文索引》著录此篇作者为“罗皑风”（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7页），误。

[65] 罗暟岚（1906—1983），湖南湘潭人。1922年入清华学校，1925年加入清华文学社。从事小说创作，1928年11月4日鲁迅致罗暟岚书，赞扬其所投短篇小说《中山装》“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02页）。1929年赴美国入斯坦福大学，1934年回国，1939年以后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从事外语教学，似不再有研究金圣叹的成果问世。参1985年三联书店版《二罗一柳忆朱湘》。

[66] 无名氏：《金圣叹之墓》，《兴华》1925年22卷13期。

[67] 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卷2，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铅印本。

[68] 井上浩一《金圣叹研究论文目录》（Web版），2008年3月5日。按：网上检索“贯华庵〈金圣叹研究室〉金圣叹研究论文目录（Web）”可见。

[69] 李逸侯：《水浒新序》，《水浒》卷首，上海新文化书局1930年版。

[70] 周瘦鹃：《水浒传序》，《水浒传》卷首，上海三民公司1930年版。

[71] 《国闻周报》第9卷第24—26期，1932年6至7月出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72] 吴子林：《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东方丛刊》2003年第2期。

[73] 隋树森日语较好，就读大学期间就翻译过日本文学博士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日本学者1932年前发表的有关成果，应该为其有所借鉴。如幸田露伴（ 1867—1947）《水浒传の批评家》，《帝国文学》大正七年（1918）第24卷第7号；《金圣叹》，《文艺春秋》昭和二年（1927）6月号。两文后收入《露伴全集》，日本东京：岩波书店昭和五年（1930）版。辛岛骁（1903—1967）《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艺批评》（此题系陈登原所译，见《金圣叹传》参考书目；黄霖将“之生涯”译作“的生平”，见《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333页），《朝鲜支那文化研究》，日本：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年（1927）版，第537—603页。

[74] 笔者《〈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辨误——兼论“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来源》亦引此例作证（《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以为是自己独具只眼，而不知早有前贤论及，惭愧！

[75] 胡适：《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序》，《小说月报》1929年9月20卷第9期；收入《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时，改名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76]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

[77]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331—332页。吴子林《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既说隋文“引发出”鲁迅文章，又说鲁迅在读了周书以及隋文后“便写了”文章。

[78]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

[79] 胡适《〈水浒传〉考证》，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第2页。

[80] 林语堂：《论文（上）》，《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81] 鲁迅《杂谈小品文》：“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1935年12月7日发表，《鲁迅全集》第6卷，第431—432页。

[82] 鲁迅：《谈金圣叹》，1933年7月1日上海《文学》第1卷第1号，收入《南腔北调集》。

[83] 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0页。

[84] 袁中道《游居柿录》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得《中郎十集》，内有《狂言》及《续狂言》等书，不知是何伧父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真可恨也”（卷10）。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即未收此类文字。

[85] 有关周作人对于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可参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86] 子通：《无门户的幸与不幸——有感于林语堂的“何人出卖旧家园”》，《出版广角》1996年第3期。

[87] 鲁迅：《“论语一年”》，1933年8月23日写，《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

[88] 无名氏：《哭庙记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1917年，《痛史》本，第8页；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89]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90] 无名氏：《哭庙记略》；无名氏：《辛丑纪闻》。

[91] 有关金圣叹临难家书的真伪辨析，参：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钟来因：《关于鲁迅论金圣叹哭庙案的辩证》，《鲁迅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50—451页。

[92]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金圣叹死时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93] 周木斋：《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1934年12月《文学》第3卷第6期。按：木斋本名周朴，号树榆，武进人。时任上海《大晚报》编辑，次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战爆发后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后人因为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写于1933年7月19日）中说过“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而将周木斋“视为‘反动文人’同俦，更是旷世奇冤”（柯灵《八尺楼小简（之二）》第4篇，见人民日报1987年5月25日，后收入《柯灵文集》）。

[94]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95] 俞汝庸：《我所知道的陈子展与郭绍虞》，《文汇报》2008年2月11日。

[96] 陈子展：《我也谈金圣叹》，1933年11月27日《申报》“自由谈”专栏。

[97]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3页。

[98] 刘复：《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五才子书》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3、4页。

[99] 江寄萍：《谈金圣叹》（上、下），《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8、10日。按：江寄萍《谈金圣叹》（上）云：“在这篇文章中我所引的笔记，都是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上的。”

[100] 宋云彬叙订：《水浒》卷首导言，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

[101] 《江苏研究》1卷7期，1935年11月15日。

[102] 上海：东方文学社1935年9月初版，次年6月再版。卷首及书口署《金圣叹奇书》。

[103] 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2月初版。按：据云这套丛书是施蛰存、阿英雇用张春桥等人标点的。见邓可因《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2月9 日，第5版。

[104] 《华北日报》1936年1月20日，第7版，《图书周刊》第64期。

[105] 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3月初版。署“金喟批选”。按：此书即《贯华堂评选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平襟亚（1892—1978），名衡，笔名网蛛生、襟亚阁主人、秋翁，江苏常熟人。赘于沈家，又名沈亚公。

[106] 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3月初版。署“金喟批选”。按：此书即《唱经堂杜诗解》。

[107] 陈子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1934年7月20日《新语林》第2期。

[108] 这种史书文体，由朱熹《通鉴纲目》首创，“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参见施丁：《中国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8页。

[109]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3页。按：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均只随文括注页码。

[110] 胡适：《〈水浒传〉考证》，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第3页。

[111] 胡适：《〈水浒传〉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59、61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19页，《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338页，《鲁迅全集》第8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2] 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载《小说月报》1929年9月第20卷第9期。

[113] 鲁迅：《谈金圣叹》，上海《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号。

[114] 《金圣叹传》第30页引徐增序有云：“肺腑清凉。□□□疾痼，见圣叹不数，曾逾八年，得一相见。每有□□，恨余不在其处，同学或来道之，又每相见，圣叹必□襟危坐，无一嬉笑容。”其中，缺字、讹字、漏字如下：“肺腑清凉。□□□疾痼”应作“肺腑清凉也。余既病痼”，“见圣叹不数”后漏一“数”字，“每有□□”所缺为“论断”，“□襟危坐”所缺为“正”字。

[115]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116] 罗暟岚：《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清华周刊》1924年3月《书报介绍副刊》第9期。

[117]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118]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119]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页。按：这是新版《辞海》的新提法，前此各版均无此说。

[120]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5页。按：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在辨析“贯华堂是谁斋名”时，亦据其自序判断“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抄’，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看来早有贤者高论在前了！

[121]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122] 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朝鲜支那文化研究》，日本：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年（1927）版。此据日本名古屋金城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张小钢先生2011年2月18日电子来函。张小钢在金圣叹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仅史实研究便有《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成立——与周围亲友们的关联》（1995）、《金圣叹研究札记》（1997）、《金圣叹交友考略》一至三（2000、2002）、《金圣叹年谱略》（2004）等。

[123]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124]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25]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5页。

[126]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杜桂萍主编《学府》（2006年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按：“不用方志”一句不确，书中曾两次引用乾隆《苏州府志》。

[127]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28] 《四库全书总目》卷19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杭州重刻武英殿本，第1771页。

[129]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2006年卷），第82页。

[130] 此据张小钢先生2011年1月10日电子来函。其1997年发表的《金圣叹研究札记》，早已根据《西山访古记》先笔者考证出金圣叹墓地的具体位置，见《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6号第60—62页。因系日文，只能看懂其引用李根源的文字。因此，笔者应对已逝的辛岛骁先生表示歉意，并要感谢新知张小钢先生的不吝赐教。

[131] 独逸窝退士：《丁祭弹文》，《笑笑录》卷3，《笔记小说大观》第2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99页。按：何满子《金圣叹》已云“明人刘清曾作《丁祭弹文》，冯梦龙《广笑府》曾收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132] 该书全名《金圣叹陈眉公尺牍》，卷首有署名尤侗的小序。书中内容为实用书信文体分类样本，绝非金圣叹著作。陈洪《金圣叹传论》指出“为托名无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133]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两友轩1919年版，第78页。按：文昌帝君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亦称文曲星，据《文昌化书》、《文昌本传》等记载，其生于晋太康八年（287）二月初三。

[134] 查陈登原所列《参考书目》，《辛丑纪闻》乃《申报馆丛书》本。经核对光绪四年（1878）排印《申报馆丛书》本，原文在“又名人瑞”之后，并非语句不通的“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另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和民国《又满楼丛书》本《辛丑纪闻》，此句亦为“庠姓张”。

[135] 《辞海》1979、1989、1999年三个版本，在“金圣叹”辞条中均云“一说本姓张”，就是受到陈登原错误引文的影响。2009年版删去此句。

[136]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137]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3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1961年2月26日写，《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25页。按：早在其1936年3月30日发表的《旧日记抄》里，便指出自己1904年所写《秋草园日记甲》序时“所受的影响，旧的方面有金圣叹，新的方面有梁任公与冷血”，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139] 鄢琨：《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第344页。

[140]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73页。按：以下凡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者，一般只随文括注页码。

[141] 鲁迅：《谈金圣叹》，1933年7月1日上海《文学》第1卷第1号。

[142] 1935年1月5日《人间世》第19期，文末自注写作时间为“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收入《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出版，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

[143] 冯梦龙辑《山歌》，上海传经堂1935年出版，顾颉刚、胡适、钱南扬、周作人、郑振铎等撰序。参见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44] 1935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文末［附记］后自注写作时间为“六月八日”。收入《苦竹杂记》，增加［附记二］，自注写作时间为“七月二十五日”。

[145]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49页。

[146] 周作人1944年撰《女人的禁忌》有云“福庆居士所著《燕郊集》”，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450页。《燕郊集》乃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作者即俞平伯。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没有著录。

[147] “廖说”指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所记圣叹“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148] “胡桃滋味”指《豁意轩录闻》所记圣叹“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

[149] 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5页。

[150] 参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

[151]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8《辑评考订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152]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153]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70页。江寄萍《谈金圣叹》（上、下），《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8、10日。

[154]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55页。

[155] 《豁意轩录闻》作者乃金清美曾祖金宗楚，柳春浦《聊斋续编》乃宋永岳《亦复如是》之假托、篡改，《尺牍新钞》眉批当出自周雪客父周亮工手。

[156] 周作人：《甲行日注》，《华北日报》1934年5月7日；收入《夜读抄》，同年9月北新书局版。

[157] 金圣叹评点《小题才子书》现存者为光绪十五年（1889）扫叶山房石印本。笔者所见一部，在内封处有墨笔题跋：“民国廿四年十月四日麦叔达君见赠，至廿四日改订讫，记此。”落款“知堂”并有同名朱文印章。另在目录下钤有“苦雨斋藏书印”。惟全书无一处改动痕迹。

[158]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740、1741页。

[159] 1938年12月《辅仁学志》第7卷第1、2合期。收入《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160] 半谷：《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国艺》1940年第1卷第2期。

[161]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第942页。

[162] 王楚材：《哭庙案的金圣叹》，1941年7月出版《北华月刊》第1卷第3期。

[163] 宋芬：《虫鸣漫录》，《笔记小说大观》本。按：作者原署“采蘅子”，此据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考证，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164] 何默：《记金圣叹》，《古今月刊》1942年第1期。台湾1974年《中国文选》第88期、1979年《中华文艺》第18卷第1期、香港1983年《孔学月刊》第21期。

[165]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0页。

[166] 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部，1943年版。此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本，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309页。引文译者为马西沙。

[167] 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谈蓓芳据1972年版英文本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68] 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引言”：“木陈以顺治十六年九月至京”，第83页。

[169] 杨星荧《金圣叹传略》，广东文理学院《文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46年12月1日，第44—53页。

[170] 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14日。

[171] 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2月初版。

[172]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54页；杨星荧《金圣叹传略》，广东文理学院《文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46年12月1日。

[173] 何默：《记金圣叹》，《古今月刊》1942年第1期。

[174] 何默：《记金圣叹》，《古今月刊》1942年第1期。

[175] 葆真：《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华光》1939年第1卷第3期。

[176] 江寄萍：《谈金圣叹》（上），《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8日。

[177] 江寄萍：《谈金圣叹》（下），《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10日。

[178] 王元化：《金圣叹之死》，《王元化集》第1卷《早期作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按：此文撰于1946年4月7日，发表刊物不详。

[179] 王楚材：《哭庙案的金圣叹》，《北华月刊》1941年第1卷第3期。

[180] 所引分别出自乾隆金宗楚《豁意轩录闻》和晚清宋芬《虫鸣漫录》。作者均苏州人士，然系闾里传闻无疑。

[181] 《人物杂志》第2卷第7期，1947年7月出版。

[182] 分别载于《新建设》1963年第7期、《新建设》1964年第10、11合期，《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光明日报1964年12月20日《文学遗产》第490期、《哲学研究》1965年第3期。按：这些文章，大多收入作者《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未见《金圣叹新论》，看来作者是悔其少作的。

[183] 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中国文艺研究丛书”，第1页。

[184] 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第4—5页。按：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均只随文括注页码。

[185] 周锡山编校：《小题才子书》，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69页。

[186] 李辉：《何满子点评金圣叹》，《人民日报》2011年1月23日第8版。按：有关言论是何满子先生为李辉先生所购《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旧书的题跋。

[18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页。

[188] 鲍正鹄：《清诗纪事初编》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6页。

[189]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金人瑞》，第336页。按：以下引文不注页码。

[190]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第一节的有关内容。

[191] 刘世德：《金圣叹的生年》，《文汇报》1962年6月20日。

[192] 朱则杰：《重读第一部清代诗歌文献学著作——〈清诗纪事初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93] 张国光先生著有《金圣叹学创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在其所撰《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一文中，再次呼吁“建立‘金圣叹学’”，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94]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95] 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6] 俞鸿筹“读后记”，上海古籍版《沉吟楼诗选》第161至164页，据手稿影印无标点；江苏古籍版《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878至879页，系标点排印者。拙文所引，由笔者据影印本重新标校。

[197] 周采泉：《杜集书录》“内编”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198] 钟来因整理：《杜诗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99] 见《国史旧闻》“出版说明”，中华书局2000年版。

[200] 陈登原：《金圣叹传》，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第58页。

[201] 孟森：《心史丛刊》，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1917）版。

[202]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77至78页。

[203]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4] 金法筵：《勖诸儿》，见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卷11，乾隆五年（1740）刻本。

[205]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见《二十七松堂集》卷14，康熙刻本；又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页下栏。

[206]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1页。

[207] 廖燕：《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见《二十七松堂集》卷7。

[208] 廖燕：《吊金圣叹先生》，见《二十七松堂集》卷17。

[20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金圣叹全集》第1册，第6页。

[210]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版，线装影印手稿本。

[211] 参见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邵弥此画完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拙文被排成“自崇祯十六年冬始画”，“六”乃“四”之误。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212] 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213] 周廷谔：《吴江诗粹》卷30《闺秀》“金氏”小传，清抄本。

[214]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

[215] 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5，康熙元年（1662）序刻本。

[216]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金硕人”小传。

[217]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页。

[218]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219] 佚名：《辛丑纪闻》，《申报馆丛书·记载汇编》本，光绪四年（1878）排印。另民国昆山赵诒琛辑刊《又满楼丛书》本《辛丑纪闻》，此句亦为“庠姓张”。

[220]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六五五〕条《金圣叹》引《辛丑纪闻》，此句写作“名喟，字人瑞。原姓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如非排错，此当以“庠”为误植，而径改为“原”。

[221] 陈登原《金圣叹传》：“圣叹深恶秀才！何至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耶？”第3页。

[222] 邵涵初：《锡山游庠录》“杨廷珪”注，咸丰四年（1854）序刻本。

[223] 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36“东山吴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依绿园刻本。

[224] 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岁贡·国朝》，清抄本。

[225]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6、29页。

[226] “庠姓”一词，除了上引《七十二峰足征集》外，另见道光刻本《国朝昆山诗存》卷7周奕钫《哭吴缄三》诗题注：“缄三名若海，庠姓余。”

[227] 白鹿山房本当为已知最早的《哭庙纪略》刊本，参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5页。

[228] 甘兰经等点校：《丹午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此本系据嘉庆二十四年抄本整理，所引文字，经苏州友人徐刚城先生代为与苏州博物馆藏原抄本核校，准确无误。

[229]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5、8页。

[230]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雍正年间刻本。

[231]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32页。

[23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6至337页。

[233] 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第1、7页。

[234]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1页。原文见金陵杨保同（字异之）《金圣叹轶事》，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民国八年（1919）版，第78页。惟陈氏过录时衍一字、讹一字。后人可据此验证有关著述是否为转引。

[235]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8页。

[236]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6，见《金圣叹全集》第3册，第133页。

[237]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6，见《金圣叹全集》第3册，第133页。

[238] 邵宝：《容春堂续集》卷16，《四库全书》本。

[239]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22《王延喆》，《笔记小说大观》本。

[240]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王鏊后裔交游探微》，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241]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790页。

[242]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7，见《金圣叹全集》第3册，第198页。

[243]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40页。

[244]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36页。

[245]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王鏊后裔交游探微》。

[246]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39页。

[247] 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248] 参见拙文《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249]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822、834页。

[250] 张养重：《古调堂集》不分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丘象升刻本。

[251] 丘象随：《辛丑集》，见《西轩纪年集》，康熙三十三年（1694）抄稿本。

[252] 参见拙文《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53]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3页。

[254] 邵弥生年，《辞海》据徐邦达先生《邵弥生卒年岁考订》（见《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著录为1592年，其实这是所谓“未五十而遄归”的误推。参见拙文《晚明书画家邵弥生年新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255]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11，第290页。

[256] 文含：《文氏族谱续集》，清抄本。

[257]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5《赵灵均墓志铭》，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2页。

[258] 金昌：《唱经堂杜诗解》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524、525、523页。

[259]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至3页。

[260] 金圣叹：《圣人千案》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3册，第731页。

[261]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858、859页。

[262]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39、42页。

[263] ［嘉庆］《合肥县志》卷16《职官表》，嘉庆九年（1804）刻本。

[264]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35页。

[265]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162页。

[266] 陈登原：《金圣叹传》，第69页。

[267] 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8《西厢记》，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268] 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8《淫书版》；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43页。

[269] 金圣叹：《杜诗解》卷2，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605页。

[270]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卷首，见《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777页。

[271] 参见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

[272] 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另一篇为《怀感诗序》），载《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此文首次披露了金氏两篇佚作，为邬先生主动赐下，特此鸣谢。

[273] ［同治］《苏州府志》卷49《冢墓一·吴县·国朝》，光绪八年（1882）刻本。

[274] 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日本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编《朝鲜支那文化研究》，第538页，见陈登原《金圣叹传》引，第70页。

[275] ［民国］《吴县志》卷40《冢墓一》，苏州文新书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排印本。

[276] 张京度字莲民，元和人，僧名祖观，字觉阿，道光、咸丰年间在世。所著今存有《通隐堂诗存》《梵隐堂诗存》，分别为出家前、后作。

[277] 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卷2，民国刊《曲石丛书》本。

[278]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3，民国三十六年（1947）线装铅印本。

[279] 参见拙文《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280] 所涉《沉吟楼诗选》各诗，分见于《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820、819、830、836、849、806页。

[281]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8，朱铸禹整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522页。

[282]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忆余年十四时”，《笔记小说大观》本。

[283] 沈永令：〔临江仙〕，程千帆主编《全清词》第2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48页。

[284] 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释弓唱经主人子》，《吴江沈氏诗录》卷7。

[285] 金法筵：《家兄归自辽左感赋》，见《吴江诗粹》卷30《闺秀》。

[286] 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张先生引《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二十年“颁发恩诏，罪非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为证，认为至此金雍“终于得以还乡”，颇有道理。

[287] 朱铸禹整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522页。

[288] 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卷3小传：“沈永令，字文人，号一指。”康熙刻本。

[289]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第4册。

[290] 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第二二编《藏书·著述》、第二七编《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2、878、1092页。

[291] 郑逸梅：《前言》第3—4页，见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92] 如俞钟颖（1847—1924）较俞钟銮（1852—1926）为年长，故前者不可能是后者之弟。钟銮之舅为翁同龢（1830—1904），则鸿筹所著《松禅老人逸事》必有可观之处。另郑逸梅文中张慎庵或为张明仁（1918—？），常德人，曾任教于上海光夏中学；潘伯鹰即潘式（1904—1966），安庆人，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陈季鸣即陈珂（1892—1972），江阴人，工铁线篆。参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续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1年版。

后记

有关《金圣叹史实研究》课题的缘起，说来话长！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工作不久，在完成与硕士导师南开大学宁宗一先生和田桂民学兄合作的《明代戏剧研究概述》之后，我便草拟了一个“金圣叹研究资料”的编选计划（1991.6），并陆续阅读了一批野史、笔记、方志、别集、总集等明清史料。那时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颐和路，我住水佐岗，骑车五分钟即可到达，索书又无当今诸般限制，包括《尺牍新钞》、《七十二峰足征集》、《吴江沈氏诗录》、《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等原刻线装书，《西轩纪年集》、《吴江诗粹》等稿本、抄本，均随意可借，每天如同上下班一样往来其间。便利的阅览条件与丰富的明清藏书，使我到一九九二年便先后撰成两篇文章：一篇是《〈金圣叹事迹系年〉订补》（6.15—7.2初稿），投寄商榷之文的原发刊物；一篇是《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刊于《明清小说研究》次年第一期。虽然前者迟至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才有编辑来函表示欲加采用（记得联系人是张□先生），十馀天后旋又直接退稿（稿件第一页已经被处理过，如用红笔标注“字数360×45”，版式为“顶格排，下同”等），但是后者的发表却转移了我从事资料汇编的撰述兴趣。承蒙萧相恺先生为了及时刊发拙文，将之插入《明清小说研究》该期的“明清小说研究会1992年年会专辑”的栏目中（当时我并非该学会的会员，更没有参加本届年会）。编选研究资料的计划终究束之高阁，因此抄录的几百页资料、近千张卡片却时时受用；“系年订补”虽然没有发表，但是其主要部分都化用在后来的文稿中。

那时，古文献研究所同时开展两个大项目，一是赵国璋先生主编的《江苏艺文志》，一是李灵年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两个项目在资料上互通有无，我参加的是后一项目。一次偶然发现艺文志组在使用一本内部印刷的《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1986），从此启发我在考证交游时对家谱使用的关注，后来又结合《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编撰了《金氏友人家谱待查目录》，在忙于《清人别集总目》的撰稿之馀，按图索骥地先后查阅了南京、苏州、北京等地的家谱馆藏，积累了许多可供研究事迹、交游的第一手史料。在沉潜八年后，发表了《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2000），此文与接下来问世的金圣叹与唯亭顾氏、莫厘王氏（2002）、松陵沈氏（2003）、汾湖叶氏（2004）、周庄戴氏（2005）的交游考一样，均主要得益于家谱文献的支撑。于是在二〇〇四年，以“金圣叹史实研究”为题、十二篇专题论文为前期成果，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会而未获批，遂被学校科研处列为国家项目的培育项目。本欲接着申报，不料次年春天，在万物欣欣向荣之际，二竖来袭，开刀、化疗中断了一切，那年是我本命年。二〇〇七年获得国家项目，由于身体的原因和整理《金圣叹全集》，直至次年才重新恢复研究。尽管两年后病魔从结肠转场腹腔，且至今为虐不休，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让我时时疲于应对，却再也未能真正阻滞过研究的进行。承担的国家项目历时五年初步完成，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以电脑字数四十五万的篇幅申请结项（次年元月以“优秀”通过），同时便继续进行书稿的增补修改，到今年五月申报社科优秀成果文库时，内容又增加了近二十万字。

“金圣叹史实研究”，是一个既与宏大叙事、中西贯通无关，又乏宏观架构、理论阐释的实证课题，能够先后获批、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和优秀成果文库，固然有天道酬勤的因素在，更体现出新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界对学术评价的多元和对实证学风的认可。早在十年前申报项目时，我便提出此课题旨在“以研究其身世、交游、著述情况为中心，以探求其文学活动的心路历程和文学思想的历史生成为指归。试图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实证研究，展示以金圣叹为中心的明末清初一批边缘文人的人生轨迹”，并有感于在文学史实研究中“明清领域里范式性著作尚不多见”，而试图“通过各种事例的考述，展示研究者摸索多年、体现了明清文学文献史实研究独特方法的心得”，即立志撰写一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如今书稿即将面世，内心日愈忐忑：宏愿既许，结果难期，虽已尽力，恐实未副，期待着学界方家的批评指正！

感谢徐朔方（1923—2007）、章培恒（1934—2011）两位学术前辈，早在十馀年前，他们便以不同方式，鼓励和嘉许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慷慨允诺成书后为之撰序。遗憾的是，由于我的拖沓，稿成之日，两位先生早已归道山了！

感谢萧相恺、陈洪、石钟扬、孟昭连、卜键、张强、周建忠、张小钢、吴颖文、姜建、曹书杰、李浩、廖可斌、朱万曙、孙之梅、杜桂萍、俞国林、柳宏、冯保善、王华宝、傅承洲、刘玉才、陈汉萍、刘培等先生，他们在学术上的勉励、道义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关切，使我在追求学问的漫长旅途中，从未感到过孤寂。

感谢谢正光、江庆柏、邬国平、张廷银、许隽超、孙书磊、郑志良、孙学雷、石雷、陈丽丽、刘立志、孙中旺、高晓成等先生，王卓华、张小芳、裴喆、侯荣川、邓晓东、卢劲波、吴春彦、张岚岚、胡瑜、刘岳磊、曹冰青、李玉、孙甲智等学棣，诸位或主动提供文献线索，或受托代查相关史料，令我享受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率和温暧。近年来出行举步维艰，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书稿的缺憾一定会更多。在正式交稿前和校样排出后，裴喆和韩石、刘立志博士受邀为全书把关，订正了一些文字标点错失和多处史实表述讹误，功不可没。

感谢我所供职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在基本不能上班的艰难处境下，我能勉强处理好学报编辑和学术研究的关系，离开各届领导和所有同仁的关怀、谅解和体恤，几乎不可想象！校社科处和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亦是有关此课题的各类项目得以顺利申报和完成的重要保证。

感谢周绚隆、葛云波、胡文骏先生。十多年前与绚隆先生首次相见时，他对此课题的热情约稿，使我最终决定拜请人文社推荐此书申报国家社科文库；收到拙稿后，云波、文骏兄的缜密安排和精心审校，促使此稿能按时顺利问世。

窗外天寒地冻，心内温暖如春。回首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虽然后半程时时伴随着生命的磨难，亦间或遭逢人世的诡谲，但更多的感觉是：行走在学术的坦途，沐浴着友情的和煦，景物娟丽芬芳，令我迷恋忘返。

陆林

甲午“大雪”日，草于金陵石头城西岸之丽景阁，“小年”改定

本书撰写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二期）、江苏省高校重点学科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