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凯尔泰斯·伊姆莱

首先，我要做一个特别而坦诚的自白：自从我登上飞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起，我就很不习惯地感觉到，有双漠然观察者的锐利目光尾随着我；在这盛典时分，当我突然变成公共视线的焦点，我却感觉自己与那位冷静的观察者更为贴近，而不是这位一夜之间拥有了全球读者的获奖作家。我唯一期望的是，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获奖演说化解这种双重性，帮助自己将并存于体内的两个分裂的自我整合为一。

到目前为止，就连我自己都不很清楚：我的作品及我的生活，与这个崇高的荣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也许，我在独裁统治下，在充满敌意、绝望陌生的精神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以致萌生出一种特殊的文学意识：根本无须琢磨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告诉我，我始终围绕着一个所谓的“主题”而进行的各种思考，既不合时宜，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凭着自己的信念执著地认为，写作始终是一桩绝对严格的私人事件。

私人事件，并不排除其严肃性。尽管在这个只看重谎言的世界上，这种私人事件的严肃性看起来显得滑稽可笑。根据不言自明的哲学真理，世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然而在1955年一个明媚春日，我突然省悟：只存在一个惟独仅有的客观现实，那就是我自己，我的人生。这是一个脆弱易伤、载着困惑时代之记忆的礼物，它被一种外来的陌生暴力所掠夺，被收为国有，被强行管制，被盖印封存。我必须从所谓的“历史”手中、从恐怖的魔鬼手中夺回，因为它只属于我自己，只能由我守护珍藏。

总之，这使我与周遭的一切决绝对立，即使不是客观的，也是毋庸置疑的生存现实。我所讲的是共产的匈牙利，是“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假如世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那么，个体之人——甚至对其自身而言——也不过是件客观事物，他们的人生故事只是一些偶然发生、互无关联的历史碎片，他们只能惊诧叹息，但也无可奈何。没有必要将这些碎片拼凑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某些情景客观得超过了一个主观自我的承受能力。

一年后，也就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了。顷刻之间，整个国家变得主观。然而，苏联的坦克很快又恢复了先前的客观。

听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但请诸位认真想想：20世纪的语言变成了什么？词语变成了什么？我敢断言，我们时代的作家们首先最感屈辱的发现，就是语言的转变。我们从世纪前的文明时代所继承的语言，居然变得无从表述一个现实过程，无力阐释一个本无歧义的概念。让我们想想卡夫卡、奥威尔吧，旧的语言在他们笔下解体了，仿佛被他们投入火中，随后，他们向人们展示残灰余烬，灰烬中闪烁着新奇、陌生的表征。

不过，我还是想回到写作——这个“严格的私人事件”的话题上来。这儿有几个问题，几个别人在我这样的位置上不会提出的问题。比如说，萨特专门写了一本小书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很有趣，但可能也很危险，我应当感谢命运，以前从来没有必要思考过它。让我们看看，它到底危险在哪儿？假如我们瞄准一个社会阶层，不仅出于欣赏，而且还希望能影响它，那么，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否具有感召力。作家很快就会心怀疑虑——问题是，他肯定要花很多精力来审视自己。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可能知道读者的期望，他们究竟喜欢什么？他显然无法逐一询问。即使能问，也无济于事。结果他只能假设自己的读者群，猜想他们的需求，推测自己对他们所能施加的、预期的影响。说来说去，作家究竟为谁写作呢？答案毫无疑问：为他自己。

我至少可以这样说，我没有走任何弯路就找到了这个答案。确实，我的情况比较简单——我既不拥有读者群，也不想影响任何人。我从事写作既没抱任何目的，也不为写给别人看。如果说我的文字真有什么可以用语言表述的目的的话，则是在形式和语言上忠实于题材，此外别无所求。有一点必须澄清：这是在既荒唐又可悲的、受控于国家的所谓“责任文学”时期。

另一个值得质疑却更难回答的、并非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写作？在这桩事上我也很幸运，因为我想都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在题为《惨败》的小说里特别记录了这一事件。我站在一栋空空荡荡的政府机关办公楼内，除了从走廊交叉口的方向传来的咚咚脚步声外，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股特别的亢奋捕获了我，因为脚步声正朝我走来，尽管脚步声发自一个我看不见形体的人，但我突然感觉耳畔听到的是千军万马的步伐。仿佛一支部队在朝我逼近，步伐赳赳，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抗拒的吸引力。在这儿，在这个走廊里，我在短短的一分钟内理解了这种自我奉献的欣狂和这种融入大众洪流的陶醉之美，就像尼采所形容的那种——尽管语境不同，但我仍想引用——酒神的欣狂。仿佛某种物理的力量推我拖我，将我拽进队列，我感觉自己要靠到墙上，紧贴墙壁，以此抵抗这股极具诱惑的磁力。

我这样记述了这个我亲身体验过的强烈瞬间——如同一股喷发于梦幻的源泉，并非涌自我的体内，而是来自外界某个地方。每位艺术家都熟悉这样的瞬间。有时，我们称之为灵感爆发。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并不能归为艺术创作体验之列，我视之为对自我存在的发现。我从中得到的并非艺术——在很长时间内，我还在寻找艺术的手段——而是我的生命，我早已丢失了的生命。这是对孤独的体验，对艰难人生的体验，我在开始时就已经谈到：要从精神麻痹的队列里走出，要从剥夺个性与命运的历史走出。我惊恐地发现，在我从纳粹集中营回来十余年后，换句话说当我走到人生的中途，始终笼罩在斯大林的恐怖咒语之下，而这一切，如今只剩下杂乱的印象和几条传闻。正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好像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显然，这种幻象的瞬间源于漫长的早期经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能会追溯到某种创伤体验导致的心理压抑。谁知道他说的对不对。由于我自己也倾向于理性探索，因此任何盲动与崇拜，对我来说都格外陌生：既然讲到一个幻象，我势必理解为一种有着超自然形态的某种现实；有一个日趋成熟的思想在我身上突然——可以说革命性地——爆发，我借助于一个古老的惊叹来表达：“Heureka！”——“找到了！”可是，我究竟找到了什么？

我曾经说过：所谓的社会主义对我来说，就像将一小块奶油蛋糕浸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茶水里，有股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1956年革命遭到镇压后，基于必须跟自己的母语打交道的原因，我决定留在匈牙利。从那之后，我不再作为孩子，而是以成人的大脑，观察独裁的制度到底如何运转。我看到了，全体人民如何否定自己的意识，看到人们小心翼翼以求顺应的样子。我懂得，希望乃是魔鬼的工具，康德有关“绝对命令的内在道德”的道德学说，只是为了维护自我生存的奴颜婢女。

在作家投身其中的那个受限的、倦于表述的甚至日趋衰败的独裁统治下，究竟有没有可能幻想更大的自由？六十年代，匈牙利的独裁制度得以巩固，甚至获得了全社会的拥戴，西方世界后来以轻松谅解的口吻戏称为“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乍看起来，熬过艰难的开始阶段，匈牙利式的共产主义摇身变成了受西方人欢迎的共产主义。在那滩全民拥戴的泥沼中，一个人或者彻底放弃挣扎，或者寻找一条可以通向内心自由的崎岖小径。作家的杂费十分便宜，创作的工本只需一张纸和一枝笔足矣。每天早晨我刚一醒来，厌恶与抑郁就立即将我带入一个我想要描述的世界。我必须承认，我以另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描绘抱怨极权主义逻辑之人。毫无疑问，我将语言变成了具有多重影射意味的媒界，并用这种语言撰写小说。我以真诚之心回首审度自己当时的处境，我不知道：假如我在西方，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是否还能同样写出被瑞典学院授予殊荣的、题为《命运无常》的小说呢？

不会的，我大概会追寻其他的东西。我并不是说，我不会追寻真理，但也许会是另一类真理。在自由的图书和思想市场上，我自己也会开动脑筋，尝试一些赚人眼球的小说形式：比如说，打破小说的时间界限，仅仅讲叙一些扣人心弦的情景。只是我的小说主角在集中营中过的不是自己的时间，想来，他既不拥有自己的时间和语言，也不拥有自身的个体。他记不得什么，只是存在。因此，只能将可怜的孩子置放在一个乏味的、单线条的灰色陷阱里，并且无法摆脱痛苦的细节。在小说中所要经历的，并不是一系列沉重的悲剧瞬间，而是悲惨的、几乎一成不变的全过程，甚至整个人生。

不过，这导致一个令人震惊的教训。单线条的叙述方式，要求描述出真实场景的精准细节。比方说，我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跳过二十分钟时间，因为这二十分钟时间是横亘在我跟前的陌生、可怕的漆黑沟壑，或是一片万人坑。我所谈论的二十分钟，是在比克瑙灭绝营（Birkenau）火车站度过的，人们爬出车厢走向那个负责拣选的军官跟前。我大致记得那二十分钟，但是小说要求我不要相信记忆。无论我读过多少幸存者的记录、追述或回忆录，全都一致表示，当时的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无法看清楚：他们听到车厢门被砰然撞开，人声尖叫，警犬狂吠，男人女人被突然分开，在一片嘈杂之中，他们已到了军官面前。军官朝他们扫了一眼，随后抬手指了指什么，很快，人们发现自己都穿上了囚衣。

我对那二十分钟的记忆与别人的不同。我查找可信的原始资料，先读了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残酷、清晰、几近自虐的多篇小说，其中包括那篇题为《女士们，先生们，请到毒气室去》的作品。之后，我搞到一系列美国军人在已被解放了的达豪集中营的原党卫军军营里缴获的图片，这些图片是一位党卫军士兵在比克瑙车站接收一列运囚火车时拍摄的。我惊诧地看着这些照片：漂亮、微笑的女人面孔，目光聪慧的年轻人，他们充满善意，乐于协作。现在我明白，这徒然耗过、可怜无助、令人羞辱的二十分钟，究竟为何，究竟如何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了。如果试想，所有这一切都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长久地以同样方式回放，我突然洞察到这令人恐怖的机制，我明白了，让人类的天性转而与人类自身为敌，是一件可能之事。

我就这样继续前行，一步一步地沿着获知的途径走下去，可以这么说，这就是我寻找的手段。我很快意识到，我对“为谁写作”和“为什么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将我与文学、思想以及与文学概念相关的精神分隔开来——就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条界线的名字，就叫奥斯维辛(1)。我们要写奥斯维辛，就必须知道：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维辛中断了文学。关于奥斯维辛，只能写黑色小说，莫怀真诚。换句话讲：从奥斯维辛开始的、“未完待续”的流行小说，一直延续至今。我想说的是，自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可能铲除或抨击奥斯维辛的事件。在我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

或出于赞赏，或出于抱怨，人们总说我只写一个题材：大屠杀。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就某种默契而言，我为什么不能占据在图书馆里专门为我指定的那一层书架呢？想来，今天哪位作家不是带着大屠杀印痕的作家？我的意思是说，并不需要直接选择大屠杀的题材，只需倾听欧洲现代艺术家们几十年来持续发出的撕裂的声音。进一步说，没有一件优秀、真诚的艺术品不让人感觉到“破裂”，就像一个人熬过噩梦之夜，颓丧无措地环望世界。在以“大屠杀”命名的问题领域，我从来没有将它仅仅视为“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从不相信，犹太人苦难史的新的一章，是对早先磨难的逻辑性衔接；我从不认为这是“历史上一次偶然的脱轨”或“比以前历次都更严酷的考验”，从而将其视为“以色列复国的先决条件”。在大屠杀中，我认识到人类的基本状况，是欧洲人在两千年道德伦理文化之后所抵达的一次大冒险的终点。

现在，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从这里继续前行？奥斯维辛的问题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否该在这个词下划一条终止线？是保存记忆，还是将它在历史的档案柜里封存？是否建立纪念碑以追悼数以百万计被屠杀的亡灵？这座纪念碑该建成什么样？奥斯维辛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已经发生了。无论最善良、还是最邪恶的意志，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最严重的情况，匈牙利基督教诗人皮林斯基·亚诺什（Pilinszky János）恐怕已经给予了最准确的命名，当时他称之为“丑闻”。显然，他认为奥斯维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内发生的，对那些具有形而上学精神的人来说，永难痊愈。

古老的预言说，上帝死了。毫无疑问，奥斯维辛发生后，我们变得孤立无援。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价值，我们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通过道义工作来创造价值，最终奉献于天下，可能将会为新的欧洲文化进行洗礼。瑞典学院认为我的作品符合获奖条件，我认为这个奖表明：欧洲需要再次见证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的经历。我认为——请允许我这样说——这表明一种勇气，乃至决心。因为他们希望我出现在这里，他们肯定猜到了我将在这里讲些什么。通过“最后解决”与“集中营世界”所传达的信息不容曲解，幸存和珍守创造力的唯一可能，即对零点状态的认知。为什么这种清晰的认知不会结出果实？即便基于无法逾越的悲剧，在重大认知的深处总是隐埋着最崇高的欧洲价值，也就是自由。自由将我们的生活点缀得丰富多彩，并唤起我们对生存现实的意识以及为之承担的责任。

我尤其高兴的是，我能用我的母语——匈牙利语表达这些思想。我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母亲那支来自艾尔代依地区的科洛日瓦尔市（Kolozsvár），父亲那支则来自巴拉顿地区的西南部。我的祖父母还依照旧俗，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点燃安息日蜡烛，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匈牙利化了。对他们来说，很自然地将犹太传统视为宗教，将匈牙利视为祖国。我的外祖父母死于大屠杀；祖父母的生活则被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式的共产主义所摧毁，犹太人被迫迁居到匈牙利北部边境地区。我觉得，这一简短的家史浓缩了、象征了这个国家痛苦不堪的近代历史。这一切教给我，祭奠中不仅有苦痛，也掩藏着别样的道德。作为犹太人，我认为，今天首先面对的是道德责任。假如大屠杀如今创造了一种文化——这已不可否认地发生了，其目的只可能有一个，通过精神之路来补救无法补救的现实：净化。欲望激发了我所有的创作灵感。

尽管我的演讲快要结束了，但我还得承认，我仍未找到我的人生、我的作品与诺贝尔奖之间可以令人心安的平衡。现在，我只感到由衷的感激——对爱的感激，这种爱拯救了我，并支撑我活到了今天。但是，让我们想想，在我难以言表的生涯里，在我权且称为“事业”的属于我的生涯里，有着某种令人动情的、某种荒谬的东西，某种抛开关于冥世的慰藉、命运的救赎与形而上的公理的信仰支撑便无法彻底进行思考的东西；或者说，人类不跌入自我欺骗的陷阱中，不触礁翻船，不濒临毁灭，不与千百万惨遭灭绝、从未获得宽恕的同胞割断内心深处的痛苦纽带，便无法彻底进行思考的东西。作为一个例外，并不容易。既然命运让我们成为了例外，我们就得接受作为条件的荒谬体制，将我们的人生祭献给带着行刑队式癫狂的灭绝人性的权力与邪恶恐怖的独裁。

另外，就在我撰写讲稿期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从某种角度讲，这件事使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有一天，我从邮局收到一个棕色的大信封，是布痕瓦尔德纪念馆馆长沃尔哈德·尼格博士（Volkhard Knigge）寄来的。除了热情洋溢的贺笺之外，还附上了一个小信封。他事先写明了里面装的东西，并提醒我说，假如我没有足够的心力，不必拆开。我在信封里找到一份1945年2月18日的关于集中营囚犯每日记录的原版复印件。我在“损耗”一栏里获悉：64920号犯人，凯尔泰斯·伊姆莱，1927年出生的犹太人，工厂劳工，死亡。其中有两处伪造：生日和职业，是我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登记上去的。为了不被归为孩子，我多报了两岁，我之所以没报学生而报工人，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他们更有使用价值。

也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一回，因此才得以存活下来——也许这就是我真实的故事。倘若如此，我将这部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的作品，献给千百万死难者，献给所有还在缅怀死难者的人。但是，由于我归根结底还是在谈论文学，根据贵学院的观点，是一种具有见证意义的文学，因此我的作品或许能对未来有益，甚至，说心里话：或许能够服务于未来。我觉得，我一思考奥斯维辛造成的精神重创的影响，就会联想到今天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思考奥斯维辛，或许方式有些反常，或许可以使我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

(1)　奥斯维辛（Auschwitz）位于波兰境内。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那里建起了被称为“死亡工厂”的集中营。从1940年兴建到1945年1月27日被苏军解放为止，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110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后来，这个地名成了大屠杀的代名词。

（一）出航　驶向浩瀚的水面

1961年。我开始写小说一年了。

我必须抛弃一切。

我踩着松软的落叶在公园里漫步。深层的草还是绿色的，上面覆盖着黄色的败叶，其他那些挂在周围橡树上的枯叶，就像无数只沮丧的手低垂着。我感觉到：如果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奇迹将会发生。

1963年圣诞节。假如那类无休无止地沉溺于幻想之中的（悲剧性的）人一旦不复存在，那么“艺术的可能性”将是什么呢？悲剧的主人公既是自我的创造者，也是毁灭者。但在今天，人类已然只会适应。

功能性的人。功能性的人生活在一个如同密闭良好的蒸馏器般的现代生活模式与机制里。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的人是被与世隔绝了的人，但还是没有成为时代的英雄。他：这个被与世隔绝了的人，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人，即便选择的实质是放弃，但他仍是被选择了的人。放弃了什么？放弃了现实与存在。总之，功能性的人毫无用途：功能性人的现实，是象征性的现实，是替代了生活的生活，功能替代了他的自身存在。尽管功能性人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悲剧性的罪过与失误，但却缺少所该具有的悲剧性结局；或者说，悲剧性的结局缺少悲剧性的前提，这些强加于人的悲剧性结局，并非取决于人的个性与行为的自身规律，而取决于根据社会体系的需要所进行的权衡。就个体而言，这种权衡总是非常的荒谬。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种类似于生活的象征符号，事先已经被人圈定了范畴，被人指定了位置，只需要他来填充。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活在自己的现实里，他们只是行使自己的功能；其生命的存在性生存，对一个没有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只能意味着一个工作——自己完成的工作——的对象。功能性人的地平线，既不是“繁星满天的夜空”，也不是“隐匿在人们体内的道德规范”，而是自身世界的疆界：一个已经提到过的象征性的现实。

所有这些，在艺术上都表现为一些技巧问题：不，它们缺乏真实性，功能性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在他们的命运里没有一丝光亮闪烁，仿佛这些命运并不具有任何隐蕴着悲剧可能性的意义。

“人文”危机，是设在“艺术家”脚下的“人文”陷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与道德的共生——“道德化”，还是站在“好与坏的分水岭”？假如所有的社会道德焦虑在集体里全都得到了排解，那么，就只剩下了严峻的生存。这是一道指令：你可以着手解决生活的所有问题，但是唯有生活本身你不能作为问题去解决。也可以这么讲，生活是一道指令。在监管之下，争议是被严格禁止的。自杀，实际是一种逃遁。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只想看到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而不想看到生活基本问题的艺术（文学）本身也并不是真实的，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实用性、象征性的艺术。在这里，天赋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只是意味着不利与负担。“方法”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令人压抑的要求。

1964年。“艺术家刚好处于必须开始创作的精神状态，就像罪犯马上要去犯罪一样。”德加(1)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目前，官方部门对待那些较为出色的艺术家，就跟对待罪犯一样。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著。无论怎么讲，艺术并不是科学，而科学也不是艺术，而且在当今，两者已分别归属到不同的领域——不管我们如何称谓，它们所归属的两种范畴是相互截然对立的。

假如，艺术试图在20世纪后半叶将生活表现为“和谐统一”、“可以操控”、“可以套上纯粹的、科学和人文意义的牛轭”的话，那么（让我们用美化了的修辞来讲）拙劣的艺术也便由此产生。温善的时代已悄然流逝。时尚的生活文化变得不再真挚，总是带着好斗、暴怒的特征出现。在形形色色的环境下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个问题。

在艺术享受中隐藏着不道德。观众并非与作品同悲同泣，而是予以赏玩。

没有任何的艺术门类可以将生活再现为一种具有逻辑关系的综合系统。另一方面，所有的艺术品（艺术创作）都是逻辑关系的综合系统。

闷热的夏日上午。教堂里。冷漠的玛利亚们，蜡做的婴孩们，几位祷告者。垂手肃立，俯身跪拜，躬身施礼，彼此的偷窥，虚荣的虔诚。我们能否接受世界的不可知？能否接受这个能让我们的一次性生命彻底毁灭的念头？不仅毫不怀疑地接受，甚至从中汲取力量？然而自由就是从这里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虔诚。

7月。我在德国逗留了两周。我去了布痕瓦尔德和蔡茨(2)，去了那里的工厂。我辨认出了那条沙土路。路上，有一位身穿工人制服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走过，他仔细打量着我。大概我看上去像外地人。（这条路）比我记忆中的那一条要窄一些。工厂向我致意：高大的冷冻塔发出咳嗽样的声响。虽然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但还是马上听了出来，而且唤起了何种的回忆！我觉得（甚至几乎相信），我找到了蔡茨集中营的旧址。旧址上兴建了一座国有农场和一个很大的牛栏。我并没有感受到故地重游的重大瞬间。时间，这相当久远的时间，正像普鲁斯特大师所言：“事实上，我所熟悉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还说：“很遗憾，这些房子、林荫道和街巷，就跟岁月一样倏然流逝。”

悲观主义的变种——教条的悲观主义。大多是一些迷途的小市民。教条的悲观主义，通常忙于进行教条主义的世界改良。教条的悲观主义与艺术相仿：总是道德的说教。说教的话题总是忧伤（对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或对一段漫长的垂死过程所做的令人不快的、毫无起伏的、臆断而低劣的描写，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人不免一死》）。道德化了的艺术家，最终也只能完成个人事件，只能做徒劳的反叛。

浪漫的悲观主义。在拒绝世界的同时，又附在我们耳畔悄声地倾诉它们的秘密。就像一个偶尔为之的骗子，骗取了我们吝啬的、隐藏着的同情心。根据其潜在的倾向来看，这种悲观主义归根结底是怨艾、屈降与求饶，是以最坏的形式裹藏着的，对“清醒理智”的召唤。这种对胜利世界的上诉，总是能够找到倾听者。其结果是：情绪被阴云笼罩，刽子手饶恕牺牲者。然而要小心的是，对一个封闭性形式的企望，就像将物品塞到一块玻璃板后，虽可清楚地看到，却伸手难及。

我对道德主义者的最终看法是：他们总是固守在封闭的领域内。他们总是受人摆布地充当某种角色，但却以为是他们自己在扮演。道德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世界，而是凌驾于世界之上进行判决，他们只是如此这般地从事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证实着自己，先是补偿性地、后是出于复仇地自始至终为那些道德的说教者指出其牺牲者——指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对他们进行嘲笑的人。道德，虽然在现实中是这样的必不可缺，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个人的品行而言，它又是一种最容易被丢舍的元素；迄今为止，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未能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的正直乃至自身优越的道德主义者呢。这并不是道德，而是在意识与生活意志的影像里，在有趣、完美的极权统治的境况下与之角逐把玩的游戏。

极权主义与戏剧：这是一种隐伏已久了的制约关系。剧院成了娱乐性场所。观众群体的退化。被孤立隔绝了的艺术感受，变成了观众群体的愉悦与美妙：他们感受到的并不是诗意的内涵，而是紧扣他们心弦的阴谋与伎俩，是将受害者在糖浆中溺死的毛茸茸的手。恐怖从喜剧的智慧中诞生。

不良的事物也有其自身的道德规范。道德是一道可以透射所有材料的奇异之光；假若没有这道光的话，一切都会变得可疑莫测和无法把握。它的出现，能够平息所有的冲突：显然，它与死亡有着密切、沉重的关系。

在人的生命里，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我们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的体内都拥有天才的胚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使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天才是存在的天才。我斗胆地说，几乎一切并非直接产生于我们自身的知识都是徒劳无用的。

“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莎士比亚语(3)。

布克哈德(4)在谈论乔托(5)时说，他“洞察到所有事实的最重要的一面”。

假如一个人不面对现实，而总是一味地谋求与事实的和谐，那就是因循守旧。什么是现实呢？简而言之：我们自己。什么是事实呢？简而言之：无能为力。两者的关系，简而言之：道德的生活，命运。或者说：没有联系，对这一事实的接受是一个偶然与适应的过程。因此，因循守旧本身也变成了事实与无能。失掉了它的自由，炸毁了它的中枢，而将事实散落在自身的空洞之中。这些生疏、远离的毒性碎片，永远不能再拼凑成一条陌生的生命。人变成了与自身相矛盾的对象：变成了机器、精神病患者和魔鬼。人将要变成受害者和刽子手。

1965年2月。海明威说：“有时我很幸运，能够写得比我有能力写的更好。”

萨特说：“不存在个性，只有‘跌入陷阱的自由’，而出逃的方式则是人的价值。”典型的道德主义者。但是从小说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句重要的评断。

总之，一个武断的、仅凭个人喜好而选择的因素：风格唤起对基于主题的哲学需求的关注。假如生活恰如风格所期望的那样，那么，隐含其中的判决也只可能是拒绝。然而这种（指绝对专制的）行径与经过周密组织的无能相互匹配：两者合二为一，成为厌恶与梦幻感的基础。

5月1日。“一部关于Sorstalanság (6)（命运的失落）的小说”——可能作为标题使用，至少作为副标题使用。

我将什么称之为命运呢？不管怎么说，命运都是“悲剧的可能性”。外部的意志是一种侮辱——某种特殊的极权将我们的生命逼迫到一个无助的境地，并使之受挫失落：假若取代了我们（相对而言）对自身自由的需求，而始终将这种“作为处罚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意志”作为一种现实予以忍受，我便称之为“Sorstalanság”（命运的失落）。

从本质上讲，意志总与我们自然的理解和我们的愿望处于矛盾之中，就这样，“Sorstalanság”（命运的失落）便以清晰的状态呈现在眼前。

自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变形为我们的意志（卡夫卡变成了多爪的甲壳虫），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可以尝试使我们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反叛，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牺牲品。不过，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式，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得不将自己的意志当作现实而接受（我们必须像接受自然之物那样接受一种完全来自外部的决断；另外还要知道，从理论上讲，人类的权力具有从属性，我们终归无权改变它），而这种意志的力量，这种无能的权势，同样在我们身上施展威风：为我们起了本不属于我们的名字，并使之物化，我们为了其他的什么而诞生。

这是我的“穆斯林”(7)式的两难抉择：怎样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操纵命运。然而，这种意志已无法延续：从历史上说它已经失效，所有的人都加以否定。因此，除了肉体的痛苦记忆之外，从中什么也未能留下。而且，呈现在眼前的是“较新的意志”的远景。

6月。纪德引入了“acte gratuit”（没有理由的行为）一词。与之相反：我则发现了“没有理由的忍受”。

这部小说我写了四年——是否应该说“我是在自己身上劳作了四年”？我怎么看这件事？如果看到了，又该怎么说呢？

一个人之所以写作，可能并非由于某种天赋的驱使，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语言和现成的概念。我起初认为，人仅仅只是非常的愚蠢，每个人都要比另一个“马上就能理解一切的人”更为愚蠢。一个人开始从事写作，就如同一位想要从重症中康复的病人，想要成为精神疾患的主人——至少在他还能够写作的时候。

人类意识是如此盲目，每每让我感到震惊。当人们谈论着午餐和午后休闲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靠的沙发床，竟是他们的棺材。

我永远充当不了另一个人的父亲。

在他的体内既没有反叛，也没有仇恨。这是一名受到医生悉心护理的、顺从的士兵。在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位怀着满腔憎恨的年轻人。经过一段长久的沉默，他几乎咬着牙对妻子说：“春天又要到了。”——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另一个人来说，这种言行究竟会有什么用处？到底是什么驱策着人们？他们究竟被什么盯梢？到底是什么使他们疯狂？徒劳无益的监视。

就在濒临死亡的这个阶段，他突然感到一股烦躁。他闭上眼睛躺着，打着嗝儿，好像丧失了意识一般。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把戏。就当我母亲将身体背向他、收拾桌上东西的瞬间，他将眼睛睁开一条缝，突然朝我母亲瞥了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某种从未见过的狡黠。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弟妹，可只好又垂下眼帘，接受了她的存在。他快速地用手冲着我和母亲这边做着一种叫人沉默、让人安静的动作。这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仿佛要埋头于某种需要格外专注、严禁惹他心烦的工作之中。椅子的吱呀声和一切细碎的声响都使他感到异常地厌烦，这种痛苦似乎并非由于这些碎响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打扰了他的工作。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呼吸、心跳和疼痛之上，并极力维系着它们的关系；显然，这种工作要求他保持孤寂。装香蕉的纸袋伴着揉搓的碎响被撕破了。他痛苦地偏过头，却又带着一种神秘的欣悦：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他是对的。

1966年。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

1.比例：尺度与素材问题。

卡夫卡与福克纳。（尤其在《八月之光》一书中）繁杂的生活素材过分丰富、过分琐碎地表明了生活的黑暗统治。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卡夫卡对生活知道得更多，而且更了解黑暗的秘密。那么，为什么他的作品更为出色：是因为他的作品更开朗，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更令人慰藉？——法学家使得雕塑家缄口不语。

2.个性的陷阱，心理学，个人偏好。“在我们中间，对于激情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真实？在我们体内，正确成份究竟能占有多少？”——斯万的故事(8)。默尔索的枪击(9)。

进一步看：在极权国家的刑讯室里，展示着独特的行为心理动机。然而这一切都徒然无用，因为在这里，只有角色才是实质，换句话说：人就像那些能使死亡机器运转的轴承，无论是做刽子手，还是做受难者，都要好自顺从：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是值得被关注的个别事件。在这里，假若有谁能被轮上说一个字，那才是特例呢；即便这样，他们最多也只能哀悼逝去的时光。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人性，不存在复杂多重的性格，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个性。因为，“雷同”恰恰是极权的实质。

3.小说主人公：假若一个人不是别的，而是他所置身其中的处境，那又会怎样？——或许，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可以被拯救，一点点扭曲的东西，某种最后的滑稽与挫败；也许，这就是生存意愿的信号，而且总能唤起人们的共鸣。

接下来的问题是“功能性人的无法描述性”。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要描述，那么这个问题也只能成为：我们该从哪个视角去描述？

假如我们看到了处境的悲剧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为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而哀恸，为展现在奥斯维辛前（并通向奥斯维辛）的、文明世界的虚假认知哀恸，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人文主义哀恸。难道这不是荒诞迂腐的事？难道这不是荒诞无辜的事？或者说：难道这不是谎言？

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极权的视角进行描述，而又不将极权主义的视角变为我们自己的视角呢？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人的话，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人；所谓的“犹太人”，实际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境遇。

叔本华说：“并不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着计划与统一……而是在个体生活之中。”他又说：“个体即现实。”他还强调：“无论是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生命的过程，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不过这也是事实，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存在。”

对我来说，这个“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我的秘密工作以及与之相伴的生命体验”的念头竟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我可以毫不紧张地跟任何人开自己的玩笑，而且自己用不着觉得有丝毫可笑。

我有没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对集中营的生活进行见证？这可不可能就是“自己独具的生命体验”和“自愿的自我囚禁”的更深层意义？我可不可能通过小说的完成而获得与众不同的自我解放？

克尔凯郭尔(10)说：“接受这种‘现状’，就意味着对习俗以及命中注定的偶然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罗伯——格里耶(11)说：“既然没人对世界这个概念提出疑问，那么这个短篇小说也就算不上是什么问题。”（在上个世纪里）他随后又说：“总之，没有什么会比精确更奇妙的了。”——他在谈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时说（当然，精确也不过是虚构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该隐与亚伯。毫无疑问，该隐与上帝的对话最为精彩。先是几近挑拨性的警告，继而是上帝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将保佑的手臂朝杀人犯伸去。这是一种怎样的“灵魂上的自私自利”！就像一个大独裁者。

1968年7月28日。这些导言是何等有趣！我们可以在《判断力批判》冗长的导言里读到（其目的为了庇护读者，以防受到康德的影响）：美学、对美学的感觉和唯美主义“从人类学上看，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属性”。的确，人类被掠走了一切，被掠走了他们永恒的、不可变更的、想其所想为其所为的法则，从而变成了顺服于极权主义的、丧失了自我本质的生灵，变成了功能性的人。

吉尔伯特(12)的著作《纽伦堡日记》，和我的写作有着十分特殊的联系。以凯特尔(13)所说的那些话为例，他认为希特勒试图说明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宿命”，然而这种宿命根本就不是那样，它本来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发生，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发生。这就是命运失落的体验，只是发生在另一个领域里。在极权主义之下，一切都贴着“宿命”与“命运”的标签进行。这些命名并不能掩饰什么，什么都不能掩饰，它制造的毕竟是堆积成山的尸体、毁灭与凌辱。

吉尔伯特是这样描述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他留给我的印象很一般，从情感角度上讲，他是个正常人，但他实际是一个具有精神分裂式的冷漠、麻木和缺乏内心情感的人……”这个诊断非常准确，不仅对赫斯而言，而且适用于所有受到极权体制的毒菌感染的病人。也恰恰因此，我对吉尔伯特后来所进行的“试图解析赫斯行为动机（父母、教养、婚姻、性生活等方面）的努力”毫无兴趣。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种特定的情感冷漠并非个人的产物，因为在赫斯的下级、上级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身上所表现的症状与赫斯本人的完全相同，而他们个人的行为动机却截然不同。

他们遭到贬低，因此也可以被称为：被贬低的人。

用处理表层的方法潜入人物与概念的深层。只公布可以公布的东西；要相信，那些仅仅根据“可以公布的东西”所创作的作品的完成（以及沉默）本身，将会讲述更多的无法公布的东西，就像我想直接获取它们一样。一个被剔除掉个性的故事却如同具有个性一般地、严酷无情地缓慢展开。借用说教性的陈腐词汇，表述不可能表述的东西。用不着去想尼采（这个“第一位非道德论者”），用不着去想他，你只需去想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没有信仰，也不存在否定。在“偶然形成”的一次性与“形成系统”的普遍性的矛盾中，行为——根据一种影响深刻的、痛楚的秘密——表现为其自身的独特性与单发性，而不需要任何必须依从的价值体系。——话说回来，从欧洲的（一种特定的道德文明与传统的所谓“创伤性的过渡”）生存形式与个性类型的角度来看，国家极权主义的经验因此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不仅彻底推翻了个性的神话，还推翻了个性的概念。

这是一种虚假的兴致，就好像人们要商洽一个既不体面、又不自然的事情，比如谈一个新生儿——从母亲体内，通过女性器官——降生于世。

1969年10月。在下一章里我将抵达奥斯维辛。

我们很难抛开呕吐的希姆莱(14)去想象明斯克大屠杀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窥视窗。毫无疑问：他是这样注解康德的绝对律令。德拉鲁（Delarue）对希姆莱做了精辟的描述：他严肃考虑了道德问题。拜尔医生（Bayle）的分析我不能苟同：“他从一出生就对抽象的概念不敏感。”与之相反，我认为他只对抽象的概念敏感，而苦于缺乏基本的想象力，其实，我们从所有的“领袖”身上都能观察到这一点。这“可以说是几近病态的思维，就像一台机器机械性地运转”。不过，他也确实患有这样的疾病，因而缺乏通常的现实感受力与想象力。从本质上讲，这跟吉尔伯特为赫斯所做的“精神分裂症式情感淡漠”的诊断相同。

1970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早上。兴奋与踌躇。我需要奠定小说写作的条理和理论基础。看哪，这就是我忙的事情：我在阅读阿多诺的作品时再次清晰地看到，我的小说写作在技巧上，依照了十二平均率——或者说是“序列”——的作曲方式。剔除不羁的个性，排除对小说情节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在这里，个性只是栖身于“统治于小说之外的总体结构”之中的主题；所有这样的主题都要上升到结构的层面，所有独特的、可以洞察的深度都已被填埋。这些主题只能依从于作品结构的主导原则：个性在我们与命运失落的关系中“发展”、变化。这对于小说来说也是如此。结构预先为小说设定了主线，情节只是对一些推委和一些逸事的细节性处理，在这里根本谈不到能使人放松或者幻想的因素，也不可能存在“例外”。心理学的论断全部遭到重挫，小说受到结构的全然支配，我们在核查之中需要澄清的是：在该结构的建构之中，我们到底占据了多少位置。过程和主题都是直线性的——没有“重复”，也不可能折回或者重绘；当作品写完或者加工完后，尽管所有的可能都已在唯一的可能性中耗尽，但是如此这般的结束还是留下了敞开的大门。这意味着，取代“描述”的，是作品变成了“描述”本身：外部结构变成了道德结构，社会法则变成了写作技巧的法则。行文本身并非描述，而是历史；作品并非阐述什么，而是时间与现实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它总是实质的功能性表现，从来不是“表面的”或“作家式的”，换句话说，从来不是空洞的文字。写作的出发点并不是个人的性情、心理或是形而上学的冥思，而是他的生命、他的存在与社会结构——积极或者消极——相互结合的唯一区域，是他所付出、或者从中占有的东西。就结构主义小说而言，个人的其他基本元素都被视为可以被屏弃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可以屏弃的。因此，某种缺欠——美学理论所要求的“完整生活”的缺欠——将成为小说的特征，不过，这种缺欠恰好与这个伤残的时代完全吻合。另外，这种技巧只有在不“可听”的时候才能算成功，就像在十二音体系的音乐作品中一样。然而，假如这种偶发性、这种幻想（精确的幻想）、这种时间的流逝与命运的无常作为生动的体验从而影响写作的话，那么这种技巧就会取得成效。

1971年4月。我必须着手处理那些已经查阅和可以查阅的资料。这些资料非但不能避开，而且还要必须对它们严格守职：装入车厢，沿途押解，到达奥斯维辛，选择分组，洗澡和更衣——所有这些是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准确地说，就像中世纪描写基督受难的戏剧中记述的、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中信徒们恪守的职责一样。总之，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处理好资料与整理原则之间难以跨越的断崖？如何避开那些经过修饰、反复出现的狡黠窥望的剧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简直绝无真实可言，只有被回忆强加进去的所谓“历史”，这个由人创造的概念，最终禁锢了那些本来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发生的事件。

上帝（阅读麦卡锡(15)的书）。但是上帝啊！重要的并不是存在或不存在，而是一个惟独仅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相信存在或者不存在呢？

整个上午都在核查地图。我开始弄清：站台上标为“右侧的”和对负责将苦役犯分组的军官来说位于“右侧的”，从我的视角来看都是“左侧的”。借助于放大镜，我发现了那些到站犯人的照片（也许是曾在“艾希曼(16)案”中扮演过角色的、来自马拉穆列什地区的佳切夫人？）。微笑，开朗，自信。是啊，这些人即使置身于极权统治的处境下，仍旧执著地生存，实际上是执著于对极权统治的维护：这就是管制的简单诀窍。借助一种与世隔绝了的陌生感，人们可以在任何的境遇之下维系自己与极权统治的联系，只有通过对它的认知才能予以屏除。这种认知以及对认知的接受，是自由的行动，对自由来说，这就是行动；然而，这种启蒙——以及部分的接受——总是与幸存者的禁忌相抵触。失落的命运就是这样诞生的，人就是这样从一种孤寂迈进另一种孤寂，这样一切都永远不会有终结，即使死人也会受到复活的威胁。

那些在文学上得益于纳粹集中营的资料而取得胜利（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一定是在欺骗和扯谎：你要这样写你的小说。

就语言而言，我们总要注意，极权主义将人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放逐。

魏宁格(17)曾在维也纳的一次公开讲演中，试图将少数民族小市民在特殊处境中形成的特殊性格渲染成犹太人性格。这是一种有着无数追随者的、谋杀性的愚蠢。最可恶的特征就是愚莽的自我憎恨，这是一种可怜的奴仆意识，一种痼疾，这根本不是“犹太人的”、少数民族小市民的病态；这是一种可怕的屈降，是匆忙地扑向刽子手的屠刀。从这个角度说，奥斯维辛以自己恐怖的火焰（可以这样说）清洁了空气。在奥斯维辛的火光里，魏宁格看上去只是一个特殊的、有虐待狂邪性的“Capo”(18)，他在闲暇的时候，不仅折磨别人，也折磨着自己。

1972年。怪事与奇闻。显然，这也只能证实为这个结构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历史要素。因此从结构上说，补救方式同样是一种无能，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和对集中营资料的研究，借用音乐上的说法，就如同按部就班的音高次序，但是（或者说，不过）从本质上讲是同出一辙。

6月。我认为，我所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他完全孕生于诸多的决断、省思与愿望。对他来说，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仅仅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痛苦折磨，而他却缄口无言；他从来不曾对这个世界说话。（就像对默尔索的描述那样，比如：“天是绿色的，我感到心满意足(19)”，“我没关窗户，我们感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身体上流动”等等。）

1973年8月。浴场，游泳。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斯塔夫罗金恰恰就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以另一个角色出现的）阿辽沙一样笔势宏伟，气度磅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同样，一切全都笔势宏伟，气度磅礴。假如一个民族感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总会产生《圣经》或者圣经式的文学作品；而这种无神论，与没有未来的民族自由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少从广义上讲，我认为是这样）。

权力，在文学的投影里。对客观事物的合法特权。

我们很值得从这个角度对诸多世纪的诸多精神现象进行一次透彻的通观。用我的话讲，这将是一次真正的研究，是权力的精神历史。

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经太迟，已经不合时宜；说我应该早点讲“这个话题”，至少应该在十年以前……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的神话”：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里述说。无论我看到什么，都是极端愚蠢的言行。而且这肯定（十分肯定）不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对欧洲人来说，奥斯维辛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东西（现在又有什么会与之无关呢？）是自基督受难之后的最大重创，尽管可能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人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假如不能，也没办法。那么，我为什么写作？我为谁而写呢？

执法者们不会为被挫败的人类的叹息而痛苦。就好像在行刑室内播放音乐唱片，为的是压盖住受刑者的嘶嚎，借此用所谓“人文主义文学的丑陋喧嚣”掩盖真理的沉闷嘈杂。

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

歌德与席勒的通信。噢，多么绝妙动人！有些词语发自我们被从那里永远逐出的、上帝的天堂。

塞尔伯·安陶尔(20)曾于1942年撰写了赞颂链子桥(21)的文章和秘密的誓言。两年后他被杀害，链子桥被炸毁。

1974年。何等的空虚！何等的堕落！

“没有死亡的毁灭，被诱引到迷醉之地/一旦被厄运的黑色臂膀紧紧搂抱，有谁/能够忍受自己像人一样地活着。”（阿格里帕·多比涅(22)）

“就像艺术家的言行方式想要披上现实主义的品行外衣，试图帮助那些已被肢解了的生命跨进将要到来的冰川纪时代。” （阿多诺）

加缪说：“要记下所想到的一切。”（但是什么都没有想到）

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古典主义就像希特勒的独特思想，（在阿尔伯特·施佩尔(23)的著作中写道）对摩登充满了深刻的恐惧。每位独裁者都试图剥夺艺术表达力，而只是将它简化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古典主义是最好的，因为在古典主义中可以同时找到纪念碑式的东西；尽管某些摩登主义也试图效法，但空洞无物，并不比装饰好多少。

尼采的激进主义，也未能克制住自己而不去充当先知。自我矛盾，但从这个角度讲，他要比康德更激进一些：他除了批评之外什么也不想——这种架势，倒是货真价实的激进主义。

相信不可能，就跟相信通向可能、甚至通向抵达可能之路的旅行大本营差不多。

我对此只是感到惊讶，但并不感到满足：没有在暴政的铁爪下呻吟，而是打呼噜。

卡夫卡。经常头痛。从事写作，焦虑、愤懑地保持着作家的创作效率，一刻也不相信他人的理解与接受，一点也不相信自己——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的——成功的可能性。在艺术上，只有违规的行为，才是可以想象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个原因：布拉格（布达佩斯）。

我翻阅着自己的《船夫日记》：我每天的日子都在哪儿呢？我的生活又在哪儿呢？我是越来越不存在了，还是一个如此羞惭的人，也许以此掩饰自我？最大程度的削减着信念！……到底有什么需要做呢？我总是很少相信“文学”和虚构。人类不仅在消费，人类也在被消费；那些对艺术家来说曾经恪守的东西（最有滋味的美味），看起来也在逐渐耗竭。剩下了些什么？也许是比艺术多或比艺术少的“存在”。虽然这需要证实，可我还是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是最后一个能够活着、能够说话的人，而且我的话总是面对那些从洪水、酸雨或冰川纪等《圣经》时代——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和喑哑的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人种，介入了人类的处境；集体，就像一群仓皇奔逃的野象群扫荡了世间的万物。

喑哑，即真理，但这是一种这样的真理：万籁皆喑，只有那些说话的人有真理。只有彻底的喑哑，才是上帝存在的时候；只有在上帝面前的喑哑，才是切实有效的喑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像对上帝提出想要提高天堂薪水的要求一样谈论罢工。

这种寂静，这种一无所有，是何等的沮丧。情绪变得愈加低落，对一切都漠无感觉。就这样吧——再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变个样子——或者什么也不变。

一个时代的哲学是社会学：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苦难。

要从精英的视角去评判一个时代。但是从哪种精英的视角呢？到底什么是精英？（如果在生活中他们已被遗忘了的话）这些人又是谁呢？

究竟存不存在精神的“合法延续性”？（加缪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我认为，这是引用了雪莱的话。）

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穿越巴拿马》。重大的发现。是不是真正作家的道路并非铺在自然的原野上？是不是我读理论读得太多了？是不是我太“文学化”、太政治化、太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的东欧味、哲学味太浓了？作家总要谈论大海之类的话题，总要装做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看到眼前的景物：关于大海，关于火山，关于自由自然的人。（存不存在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是非要写侏儒族的话。）

我将要讲述我苦难深重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什么是当时的根本问题？厌恶，不，更准确地说是恐惧，由于彻底的生存、写作与评论，由于对这种恐惧和这种本能的、批判性的理智主义（然而这是唯一的自卫手段）的扼杀及由此萌生的、永不泯灭的良心。承认周围世界的价值，而将自身的价值视为垃圾。结果一切都终将破产。不能好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难道我真想完成吗？），总是感到困乏、麻木、失神、完全缺少信念、无休无止的谎言和逃避，其实并不是逃避，而是躲藏。一种完全没用的感觉。这一切持续了很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这块钢板”在二十六七岁时开始粉碎。但是，这种不良的、至少是受到损伤的良心和犯罪感，至今仍在困扰着我。

他为什么会迷恋菲莉斯(24)？她是痛苦仰望的对象。她是超我的表征。仰慕与蔑视的需求：他本该这样活着——然而，这样他不能生活。他想娶妻成家，并希望与她生儿育女——与此同时，又总是逃避她，总是感到因她而产生的创伤，总是躲藏，甚至死亡。这一切都出于自然，真的自然而然。家庭生活的结局，是市民(25)——小市民美德的炼狱。教育：仅仅意味着播下种子，然后用精心的浇灌来呵护，留心不要让不良的心地发展成疾患。但是，人们不仅习惯于、而且喜欢上了痛苦，最终甚至将痛苦视为一种美德。

欧洲人是总以最强烈、最具挑衅性的形式惧怕死亡的人种。这从世界其他地域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因此，“自我实现”在那里也并不很重要。

加缪说：“在一出好的悲剧里，所有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Sorstalanság”（命运的失落）：十二个字母。这十二个字母的组合虽出于偶然，但这是一种富有特性的偶然。

一位我已经二十五年未见的朋友。他在谈论一个人，在谈论我——这个人曾经是我，是他曾经熟识的我。我瞠目结舌地听着，极力让自己符合那个他所熟悉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早已陌生了的角色。终于，我们分手了，我重又能够享受我自己的自由：一个生灵。这是一个早已不再是我了的生灵，一个只在我的躯壳内朦胧成熟的、无法命名的生灵，我正生活在这个生灵隐秘的生命之中。

卡夫卡之后，小说创作完全依附于现实存在的要求，这与萨特所说的“职责”有着天壤之别。“屈身”于命运的作家，也可以称为撒谎的作家，说教的作家，有偏好的作家。然而，真实的声音只能在命运的深处倾听，只能是通过命运的扣击，而不可能从那些在诸多命运之间挑三拣四的人嘴里听到。

《日记》里有一段加了括号的笔记：（Ich finde die K häßlich——我发现了两个十分丑陋的K (26)，sie widern mich fast an——我对他们几乎感到厌恶，und ich schreibe sie doch——但我还是写下了他们，sie müssen für mich sehr charakteristisch sein——这种特性与我十分匹配。）他跟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也总是与自我为敌地工作。在物质化的过程中，艺术家——不外乎通过直白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表露自由——将自己视为一种实体的极端性需求，将世界的历史性瞬间视为一种合乎规律的结晶：这就是小说《城堡》与《判决》中让卡夫卡厌恶的K们，虽然他们都提炼于卡夫卡自身，但在他们转化成真的过程中，可以说并不存在任何的个性，只有一些变得陌生、却又合理的普遍性。卡夫卡对所有激进的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样板，满怀厌恶地走过了整条人生之路。这种厌恶是对自我迷醉（美丽）的拒绝，是对“因循守旧”以及“用小市民的手段进行的思想粉饰”（对自我属性的赞美和心灵深处的神话）的判决。

早在20年代，米哈伊尔·巴赫金(27)就在他关于小说理论的论著中指出：有必要就小说的形式进行切实的研究。他被捕入狱，这并未能阻止他工作。虽然他又被投入刑讯室，但他不但怀着哲学的冥思安然勤奋地坐在写字台前从事对小说形式的分析研究，而且天真地坦白了自己，甚至（谁知道呢）他可能还以此为荣。近来，他的著作开始片言只语地传播。他写道：“就像人不可能被迫陷入一个永恒的自我境地一样，世界也不能永远被囊括在一种被命名的语言中。”他还说：“唯一的语言神话，突然随着大一统的语言神话而灰飞烟灭。”是啊，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听到生活在独裁专制下人们的呐喊，可以听到那些在语言中藏身的逃难者的呻吟——但是看啊，即使在语言的疆界也难匿身，他们被赶入了集中营的“真实境地”之中。

生活的计划，生活的秩序，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就像活在战争之中，无家可归是最诱人的前景。

语言问题：信也好，不信也好，与别的一切相比，我感到这是我的使命。这与曾经的情况不同。我能想象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包罗万象，交替混杂。如果人们想理解的话，一切都可以理解。问题是思想的澄清：究竟是语言问题，还是——换句话说——精神的本能？这个问题只能以尝试来回答。

“你们是否知道，究竟什么是一个——在香槟酒的国度里，一味沉溺于自我迷醉之中的——自我庆贺者的孤独？好吧，我等会儿讲给你们听……”

“大法兰西人”早在1930年代之前，就已经喜欢在落笔前周密想好要写的东西。即使这样，仍可以相信他们是在向人类告知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不能知晓，他们的过去就是我的未来。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唯有奥威尔的头脑最清醒。

狄尔泰(28)。对一切历史框架之梦的大规模放弃。德意志精神，有如一场“宏伟的建设”与“壮观的坍塌”的舞台剧。这个国家，这些乡村，辽阔的莽原，葱茏的森林，忧伤的海滨。南方的欲望。对纯粹、决断的精神境界的欲望。梅克兰堡州。浓密的大雾。巴伐利亚共和国。农业，畜牧业。中部的德国：中世纪，现代工业。商业贸易。黑格尔。精神的客观化即历史。客观的精神，例如纳粹主义。绝对的智力，例如奥斯维辛。哦，真是这样。“黑格尔以形而上学的方式阐述；我们进行具体的解析。对人类生存的今日分析，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脆弱易伤的感觉，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险恶本能的力量，由于朦胧与错觉而感到痛楚，这种感觉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生活里，甚至那些大众生活的最高级形式也诞生于此。因此，我们没有能力理智地理解这种客观的精神，而需要折返到生命的个体在群体之中维持下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上来。”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大约写于1910年（《命运无常》的历史观）。

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并不能被原谅；可以说在苦难贫困的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道德行径。

这是个真理，也许是我的真理？这是我的真理。假如这不是真理呢？那就是个错误，但这是我的错误。

1975年4月，《命运无常》出版。扪心自问：我感到自由而空虚。我没有任何期望，也没有任何感觉。顶多感到在出版过程中的某种羞耻。号角声停止了。“我们胜利了！”指挥官在一声叹息之后，咽了气。

齐美尔(29)说：“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人而言，只有遵循我们的自然之道，才可能对一切持有见解，并具有说服力，假如我们对自身天性的展露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这就是自由；唯有我们身上的那些与他人无法交换的东西才是保证，保证我们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并非出于他人的胁迫。”

哲学家和思想家毁掉了我的思想。我背离历史，转向终极的可表述性。

究竟什么是自由？在北极圈的黑暗岁月，我们踉跄地迈开脚步，朝我们自己选择的那颗星光靠近；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颗星星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星星呢？显然，这是由于黑暗。一个问题导向另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绕着一个圈子打转，而且，这是一个无法走进的怪圈。

我已然知道了，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叹息，思索，决断。我们活在具体的现实里，却渴望着决断和无所作为——因为，死亡是具象的现实与抽象的决断的恐怖遭遇，和对主人公来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统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主人公并没能体验到这些，因为死亡不可能体验。

魔鬼撒旦。克尔凯郭尔对唐璜与浮士德的注释。默里克(30)的莫扎特。中世纪在艺术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表达方式。非常诱人。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后，艺术是否会重新折返到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默尔索不是撒旦吗？K们不也是撒旦吗？——什么是中世纪？什么是类型？什么是摩登？中世纪——魔鬼撒旦；中产阶级——善于社交的（相对而言）人；摩登——体制、消费者与消损了的（人）。丧失理性的表白（我指的是我的刽子手小说）——朝向魔鬼本性的突破，不过，这是技巧娴熟、指导有方，而且由国家组织的、有秩序的突破，不过，这些还不是真正的突破：不管怎么样，撒旦的体验永难实现。不过，看起来还是形象地表达出了各种美学的、描述性的、可以传播的（精神的）东西：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浮士德博士》是一个最伟大的范例（或者失败？）。既是虚假的，也是真实的。魔鬼撒旦——虽然确实，但又抽象；摩登的真理是，由于生存的体制，魔鬼还是未能得到满足。魔鬼的欲望是绝对的，然而这种绝对的确切事实是强权主义——而在奥斯维辛，存在的只是腐臭的尸体、排泄物和无法度量的肉体的痛苦。由于这个团体，由于这个官僚体制，由于这个集体的和这个集体性团体的道德准则，在这个团体中，撒旦的本性是无法彻底体验的。理查三世(31)的中世纪体验——他也不仅是中世纪精神的传播者。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心理学的现实主义，时间和体制，在这个三角地带里，需要切实把握魔鬼的本性，准确地说，把握传达魔鬼意志的可能性。

对待魔鬼撒旦的现代手段。由于灵魂（心理……）是个体的，所以魔鬼不是灵魂；然而魔鬼具有返祖性，他的世界是象征的、幻觉的：魔鬼既是超级的个体，又是低级的个体。我们应该留意撒旦在历史进程中的现身，它随着历史，抹杀了人格。与此同时——从人格的角度看——这种抹杀是一种悲剧，是心理的悲剧。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悲剧对心理来说，又是如此的宝贵——正是这种悲剧，表现出了每个时刻的即时特征以及存活在那个时代中的心理的价值，表现出了完整的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你只要读一下《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书里不就是这样写的吗？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以中世纪的手段代表了一种创作类型，但他同时建造出一个悲怜的、圣经时代的典范世界，而不是一个构造论者。）

假若我对什么东西仍怀揣希望的话，那就只有希望自己还没有真理。然而，这个希望的实现，理所当然地扼杀了那位寄生在我体内的小说家。

我们今天熟悉的“犹太”的概念出自中世纪，说什么也不是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更不可能出自《圣经》记述的远古时代。

我的国家，就是流亡。

然而，假如自由并非是确凿无疑的话——因为，自由是些并不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莫非也只能从心理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既定的目标？而这种心理，又是否确凿无疑呢？最后，我们需要在生存的体系中审视生存的价值。我们将会发现，这个体系的绝大部分受制于外界的因素（“社会——历史的因素”）。啊，就在残存的一丝缝隙间隐藏着炸药。谁也不知道导火线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引爆，但是，这条断痕在转瞬间裂开，突然吞噬了整个的强权。我们所要寻找的、难以预料的隐秘因素，就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藏在一个不能看到、不能意识到的“自由角落”里——在这里，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这个原由，尽管权力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最大限度地操纵受其管制的人们，但还是不能强求，也不能达到所有的一切。有朝一日，一个人会突然完全彻底地直面自己的人格——这种己任，并非是在经历过诸多完全不愉快的尝试之后才意识到的，也并非必须予以实现的最高要求。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自由的问题终于涉及一个人的“存在”与“个性”的诸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所以明智的人不会严肃认真地谈论自由。即使这样，自由仍是人类最严肃的问题，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严肃的话，那么就不得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我下楼买报纸。我只需走到大街的对面去买，所以我心里很清楚，知道自己马上就会回来，于是插上了电热咖啡壶的电插头。最后，发生了什么，我回到了家。瞧啊，我怎么竟然变得如此的自信？

“哈姆(32)：一个早已输掉的游戏的结束，是失败的结束。”我则认为：失败还没有结束。贝克特式的乐观。

加缪的观点：“极权主义找到了灵丹妙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可能比极权主义本身更坏。”

作家创作出来的人物并不是现实的生灵，总是（只是）一个玩偶。如果将其视为现实的生灵去处理的话，那很愚蠢。

人啊！活着，但不具生命；思考，但一无所知；生活在畜群里，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却又不能独自地生活，虽然从属于自然，但却粉碎了能将社会建设得更好的自然属性；最终，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摧毁了自然，也摧毁了社会。不过，他们最大的麻烦是，他们为自己制订了法律，却无力遵守。因此，就迫不得已地生活在谎言与自卑之中。

真理，是脆弱易伤的东西。假如数以千计的青年用坚定、嘹亮的嗓音在每条街巷里吼叫的话，那么即使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也会马上变成谎言、暴力与恐怖，而且迟早会变成为谋杀效劳的借口。

精神虽然在燃烧，但并不温暖躯体。因此，人们转向更实惠一点儿的精神，将之填入炉膛，并用它烧炖午餐。

“我不能离开这里，”K说，“我之所以到这儿来，为的是留在这里。所以，我也就留了下来。”随后，他开始满心矛盾地自言自语，好像并非试图解释什么似的补充道：“除了留在这里的欲望外，还有什么东西会将我引诱到这般荒凉的村野里来呢？”

存在一种严肃的和一种不严肃的思维方式。利益、国家权力、生意、秘密警察以及各个时代的统治原则，代表着严肃思维的方式；而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圣哲等所有无足轻重的人，则是不严肃思维方式的代表。

我不能回答任何一个基本的问题——至少是那些仅用一个“不”字不足以回答的问题。

阿尔伯特·施佩尔的著作《回忆》。德国式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病案。他为了争取能让妇女更大规模地投身到军火业中而奋斗。他谈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军火生产上，妇女“从事”劳动和受雇佣的比例很大。可是他根本从未想过，那些自由之邦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与那些彻底翦除个性、彻底霸占个体的极权主义国家有着天壤之别。盎格鲁–撒克逊的妇女，将军火生产视为自己道德的责任和自由的选择；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而且具有自卫的意义。然而，极权主义总是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同时，动用国家机器，通过组建各种暴虐的机构将抢劫杀人合法化，而与个体为敌；另一方面，他们慈父般代表着那些被上帝优选出来的臣民的社会利益。希特勒、格林和绍克尔(33)对施佩尔的理论不屑一顾。取而代之的，是绍克尔公开颁布法令，以“为了维护德国妇女的健康与力量”为名义，将四五十万妇女劳工遣送进帝国之中。显然对极权主义而言，在他们尚未衰弱到不得不采取行动反对自己的逻辑与天性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手段才最合逻辑，并且切实可行。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二十年之后，施佩尔都对此执迷不悟。他在二十年后所著的书中写下了他的独到见解：在针对他而进行的“权势之争”中，格林和绍克尔“胜利”了。下面罗列的是施佩尔积在心中的怨艾，他认为：当时他想更好地领导战时经济和军备产业，但是，他的努力由于“领袖”的不理解和愚蠢的纳粹党领导层的阻碍而付诸东流。经验教训：纳粹的战争本可以得到更好的指挥，甚至可以在没有纳粹的情况下继续下去。在施佩尔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毫无矛盾，都符合逻辑，都富有人性，都很德国化，然而用工程师的眼光审视苦难是很沉痛的。他著作的抒情笔调，是从受伤的苦痛中汲取的营养，他的许多读者显然将为此而感伤。

并不是上帝死了，而是生存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这些价值分崩离析，而是它们的可利用性变成了问题。并不是真理发生了改变，仅仅是人们在以另一种方式使用它。这种与世隔绝的生疏感大概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即使在远古（甚至在今天），也绝对有可能会这般堂而皇之地存在过（存在着）。个体的存在只是幻想。与之相似，所有的价值——在未能变得比存在更重要之前——也只都是虚幻。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当价值变得比存在更重要的时候，人类历史才会从本质上发生某些新的改变；那将是历史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人类将改头换面，以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方式生存，并非简单地存活于固有本能的水平上，而是根据价值而生存，并将价值视为生存的主要条件。不过，有些人会因此感到由衷的不满，显然，这对人类来说需要经历一段生物学的转变；而且问题是，这种发生了转变的生灵是否有能力在这种——恬不知耻地将“自身的简单存活”宣告成唯一可以遵循的道德法则的——大自然中自给自足地存活。

“法国式的疯癫不像德国式的疯癫那样厉害，因为，正如波洛尼厄斯(34)所说，德国式的疯癫有其逻辑方式。”海涅《论浪漫派》。

9月17日。诸国的惩罚。至今为止，人们仅将唯一的国家——执政短暂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审判台。假若能够听到真正的指控！——假若整个世纪所有被无辜处死的人能从骨灰盒里站起的话，假若他们的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话，假若数以亿计的骷髅的指骨指向所有负罪累累的国家，并指出在那些国家里将国家视为己有的统治者、那些毫无胆颤之心地猖狂犯罪的罪犯、那些毫无良心可言地进行屠杀的杀人犯以及那些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的富人的话！——那才是审判。国家将那些至今为止始终扛在肩上的人摔到了地上，并踩得稀烂。有谁能忍受这些可怕的负荷？莫非只有那些正从国家监狱的铁窗里朝外张望、渴望晚餐的晦暗面孔？夜里，他们被关入囚牢；白天，建造关押自己的监狱。他们的看守要为他们效劳，他们又要服侍他们的看守。假若失去彼此，一切将不存在，他们推动着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又推搡着他们，恰似岩石与西西弗斯，彼此互为情同手足的墓穴。

创作《命运无常》期间的日记体笔记。我怔怔地注视着我们一个生活阶段的瞬间记录。继续前行。望着我们曾以为是家乡但已然离弃了的故土，却感不到思乡之情。向前，向前，继续向前。就这样沉浸在一个创作者的世界里，仿佛是在一个可能存在的真实世界里。此外，所谓的“客观”又意味着什么？呼唤毁灭，欣慰于我们曾是半个人的过去。

“……我面对两种选择：动物园或是马戏团。我没有犹豫。我对自己说：积聚你身上所有的力量进马戏团吧，这是条出路。动物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笼，你一旦到那儿，就会失去自己。”卡夫卡《写给科学院的报告》。

既非左派，也非右派。总之，将政体视为行动的范畴，对他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事实上，他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战斗，而是大众的彻底屈从，这是一种无论何时何地的彻底屈从，而且希望能向人（假如愿意的话，他能向全宇宙的人）发出消极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没有抗议，也没有伴随假借他人名义而亢奋地挥动武器。只带着低声、郑重、无法动摇的否定与完全冷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或者说：他能够不抱信仰地活着，但是依旧对艺术以及人类的思考怀着充沛的爱心。

多伊彻(35)的《非犹太的犹太人》。犹太综合征的类别：有“犹太纳粹主义”的犹太综合征；有“财阀统治的超国家主义”的犹太综合征；有“革命性国际主义”的犹太综合征；有“极左”的犹太综合征；有“同化”的犹太综合征，表现为对居住国纳粹分子种种企图的逆来顺受，和高谈阔论者的大声叫嚷，犹太族的匈牙利人，要比匈牙利人更匈牙利化。犹太族的反犹者。最后，无论是在宗教领域，还是在古代或中世纪里，犹太综合征都喑哑无声，内在的静止性与外在的适应性互为表里。

我从未想过自己是犹太人，除了在那些灭顶之灾的时刻。在那种时刻，犹太属性的显露并不具有“内在的意义”，而总是仅仅意味着消极、局限和从外表上的认定——这么说吧，就好像人类在海里将自己视为鲨鱼的活饲料、在森林里将自己视为老虎的活食物一样。然而，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只充当他人食物”的现实。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宗教，我对犹太教的了解，就像对（比方说）佛教、火神祭祀、迦梨神侍徒的膜拜或对摩门教的了解一样匮乏。不过，我通过自己的“犹太属性”多少还是体验到了什么，这是在极权主义下屈膝求生者的存在体验。既然我是犹太人，我就这么说：我就是“否定”的化身，我要否定所有人类的尊严，否定安全感，否定宁静的夜晚，否定平和的精神生活，否定因循守旧，否定自由选举，否定民族的骄傲——我是胜利典籍中的一张无字的黑页，我是“否定”的化身，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对世人的否定，密切关注着极端压迫的凶兆。

这条船是大家共有的。你们建造了它，我们一起乘它出航；不过，我们无法操纵那将我们席卷的水流。既然这样，你们还需要船长、舵手、大副、二副和水手们做什么呢？

“当然，你是活在月球上。”人们总是由于我所谓的“幼稚”而这样说我。“不过，你们又怎么样呢？”我想，“按理说，你们活在地球上：可是你们为什么还这般没有立足之地呢？”

上帝：“如果我举目环顾这片我曾自以为是创造物的废墟……”

一个法律的冷漠世界。或者说一个家长式的、热心肠的恐怖统治。

加缪从萨德身上，从浪漫之中，从伊万·卡拉马佐夫等人身上归纳出一条适于屠杀的法则。与此同时，几近疯狂的警察正在电击你的舌头，那些上校、独裁者、秘书长或者伊斯兰教的法典释义官正在滥用自己手中无限的权力，这些人有生以来从未听说过什么卡拉马佐夫，既没听说过上帝和康德，也没听说过道德危机，只是从事自己的职业。“假如没有上帝，一切都放任可行”这个理论的得出是不是有什么错误？——在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允许、什么都有可能的世界里，对这样的激情者，人们只能耸耸肩，权当回答。

加缪的幻想是关于历史的（《反抗者》）大手笔评论，但是他也同样喋喋不休地说“要怎样”还是“不要怎样”——“要”还是“不要”我们的个体生活，要不要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不要被限定，等等。但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既不自由，也不被限定；既非个体之人，也非历史的产物，而是一种能在任何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境况下存活下去的——能够承受一切的生灵，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适用于屠杀的理论奠定虽然最有特色，但是一点也不那么重要。人们可以无须暴动地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屠杀，就像他们以暴动的名义与上帝为敌一样。也许，加缪认为这些点缀人类精神的摆设和道理很重要，可以将其包围，并掳获为奴。说来，也只有“将其包围，掳获为奴”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事实与现实，而并无其他，只是文字，文字，文字——这是一场游戏，为的使人们在被刽子手们选中的同时，仍能有条不紊地劳动。民众并非由于暴动而变成的纳粹（或者类似的什么）——假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会愈加认为是由于与之相反，是由于循规蹈矩。从这点看，奥威尔的头脑比加缪更明白一些。认为暴动者是杀人犯的古老传说并不正确，至少在今天来看并不正确。我认为：在今天，暴动者不是杀人者，他们更是不杀人地活着。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另外，很难做出定论：各种理论的动机原来都不过是构想。无论怎么说，在我来看，事实上宽容的暴动才是时代性的暴动。

我一直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即便如此，我以后还会死掉。

也许，在我的生命深处并不具备创作的天赋，啊——这个问题听来挺虚伪的——假若我无论如何还是决定投身创作的话，那么就会搞错时间、素材、地点，总而言之，我会搞错所有的一切。

所有相信真理的人都是对的，只有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才是错误的。

11月9日。刚好开始我的第四十六年人生。但是，我的生活又能怎样！我的屈辱，我的高傲，两者都无穷无尽。一个个人的世界，充满了失败的胜利，终于化成细弱的、像国歌一样的声音飘向了高天。

“不存在孤独的人：这是19世纪毋庸置疑的发现。”加缪说。

有些问题根本就不能回答，而且同样的，根本就不能提出。

这座城堡真的那样神秘吗？想来已经准确地描写在纸上了。它坐落在村边一座——说近也好，说远也罢，但不管怎么说都很容易走到的——土丘上。小说还告诉读者，有一条路通向城堡。显然，这条路不仅从城堡通向村子，而且还可以沿着它从村子走向城堡。不过，村里有一个被当成合法协议而敬奉的信条，所有的人不仅相信，并且还欣然接受：这座城堡不能进。因为，我们看到：全村人本可以踏上已经铺好的、直通城堡的道路，并能沿着它走到尽头。城堡的城墙既没有火炮、也没有机枪护卫，书里更读不到有关士兵或警察的描述。他们本可以请求进入城堡，或者干脆闯进城堡的大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村里人达成协议：城堡不能进，或者说，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只有特定的人才可以进入城堡。他们接受了一个精心制订的法则，一个游戏规则，并将自己的生活筑于其上，这个法则似乎是生活与自然之法则。K的自由是他的决定（进入城堡），他的罪过是接受了公差；结局：精神崩溃。K，是自由的罗英格林(36)，只是他没有返回格拉尔的骑士城堡，大概死在了人群之中。在卡夫卡的另一部作品《诉讼》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句针对小说《城堡》的关键语：“将谎言敬奉为世界性法则。”《诉讼》，描写的是对它的认知；《城堡》，则是讲述这条世界法则的小说。显然，所有的价值都蕴涵在小说之中。例如：进入城堡的努力，弗里达，阿玛利亚，等等。唯有城堡本身暗示出某种玄妙的象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诗人的比喻：生活，就像一座永远没有人能走进的城堡。但是，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这句可怜的、可怜之极的暗喻所创作的。城堡，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被真实描写在纸上的建筑——钟楼，城墙，碉堡等一堆建筑群。是啊，这时城堡在绚烂的阳光中折射成影，而这个折射出的影像，是我们透过认知的光束看到的。看来，小说的重大发现并非上面提到的拙劣比喻，而是小说的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请允许我继续借用这样的说法：自由的罗英格林；他来到这个村子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打破这条公共的协议，而进入城堡。透过人们在小说里的讨价还价，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K可以在这个村子里留下来，也就是说，假如他能够接受这些为外乡人制订的可以忍受的条件的话。然而，与预设的目的截然相反：K并不想当一个村民（他并不是由于这个艰难、冷酷的任务来到这里的），而是想走进那座城堡。小说并未在K为什么想进城堡的问题上耗费笔墨，然而我们仍很清楚：他是为了一个道理，为了打破世界秩序。正像我所说的，卡夫卡无可置疑地描述了城堡的客观真实，没有一个字可能让人产生“这个城堡并非作者眼里看到的、笔下描写的那座城堡”的错觉。总而言之：这座城堡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合法奴役”的物质化身；天才，尽管这样说有些过分，但还是真的：这是“合法奴役”的物质化身。所有的东欧人都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惊恐地保持着沉默，惊恐地尾随着西方（那里的人不会理解这部小说的），城堡带着某种玄妙的色彩，与此同时，人们惊诧地看到：这是对东欧生活的准确见证，是“合法奴役”的物质化身。

加缪说：“奴役，是20世纪的癖好。”（但是，卡夫卡还是未被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被理解；因为在地中海地区，奴役的含义与在东欧不同。）

唯有燃烧在体内的、足够强烈的仇恨与蔑视支撑着他；我可以这样说，他是靠复仇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并履行着对自己天赋的诺言。有时，我也感到仇恨与蔑视在自己的体内燃烧。但我担心，这些感觉并不能在我体内维系太久，不足以将我带向某种境地。

有时，我很想战胜希望；但是近来，这些希望已经自生自灭地消失了。（这句话本身就含着辩驳——但还不是谎言。）

开始用外语写作，是一种何等精彩、开心的游戏。每个选挑的词汇都是绝妙的发现！每一句老生常谈都令人激动万分！对最陈腐的文法的每一点顿悟都是何等的新奇！我简直不能相信，即便那么庸俗的东西，也都令人如此兴奋，用不着添加任何的发现、创新与狂喜，也用不着假借任何令人耳目一新、瞠目惊叹的东西，否则就将变为那些在母语作家笔下的可能是最陈腐的文字。

走啊，走啊，穿过沙漠，走进沙漠；在沙地里蹒跚，在荒凉的莽原上踯躅，已经到了《圣经》里记载的四十岁（再加六岁）；天上不降吗哪(37)，到处找不到一口水井或一眼甘泉，不但见不到一支鲜花，甚至连天上的彩虹也没有。

小心：与自由调情，就是与暴君同床。

为了日常道德规范的精神体验：在道德的意义上，可以——甚至有必要——矛盾地活着，但不能妥协地苟活。

有一条自杀的路能使人重生；但还有另一条自杀的路将人引向彻底的毁灭，而且这条路比前一条更舒适些。

魏尔伦在泥洼里打滚写出最优美、最诚挚的诗歌，我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恰恰相反，通过这个事实，我了解了这些理想的法则——想来，所有的美与道德都不过是欲望；而这种欲望的力量，就是艺术家和所有创作者的力量。莫非这个词的物质性不真实？那么，色彩、味道和爱情都是真实的吗？（尽管可以说前两者是物质性的自然——但对每个人、每个生灵来说，却有着另外的意义。）欲望的力量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欲望，即使在垃圾堆上也能够存活，甚至只有在垃圾堆上绽开的花朵才最鲜艳。

在两个工作日之间，是淘金者的欣狂、自醉的兴奋。

缺少内心生活的平衡，仿佛是一条将人缠绕、轻轻飘拂的精神面纱，使我们感觉到女性之美。

托马斯·曼在评论《城堡》中的K时说：“一个特殊的犹太人，但又是一位向人们敞开胸襟的艺术家。”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K是不是犹太人？”如果他愿意接受自己是一名犹太人的话，他可以进入城堡；即便他不跟别人一起，他也可以作为犹太人进去。假如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可以在胸前缝一枚“黄色的六角星”，那样就肯定可以进去了。托马斯·曼错误地认为“K试图砍断这个坐落在城堡脚下的村庄里的老根”。并非如此，因为小说自始至终讲的都是，K想走进那座城堡。根据小说所设计的结局，假如城堡的贵族们允许K在村子里定居的话，那么，这也只不过是要将K挡在城堡之外的另一个种手段。即便从其他更聪明的角度来看，其结果也会跟他在小说开始时作为固执的土地测量员受雇的情况一模一样。这种“可以在村里定居的许可”恰恰是对付犹太人的方式，他们用接受K的手段来排斥他。在这种情况下，城堡将K定义为犹太人。在允许他能够作为陌生人在这里定居的同时，还责成村民们要忍受他的出现，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他这个陌生人。这就是卡夫卡式应对城堡打击的巨大的、地狱般的讽刺。显然，K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许可。他，就像是自由的罗英格林，他想继续得到所有他所想要的东西，而且毫无遗漏：完成自己的公差，同时变得自信；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激情，或者说，他想进入城堡……

什么是真理？答案竟是如此简单！真理，就是彻底忍受。

如果我放弃，就会变得憔悴。如果我变得憔悴，就会化成精灵。如果我变成了精灵，就会成为艺术家，成为一个无所作为、悠闲度日的隐居者。不过，我更愿在一条激情的路上成为一个精灵、一个艺术家、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一个彻底的生存者。

那种时候，我对自己会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但是，这种时候，我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寄居在我体内但远远超过了我的人。也可以这么说，那个人并不是我。

也许，幸福的要求与创作——至少在创作以道德的形式出现的领域里，或者说，在艺术、思想流于某种形式的领域里——很难彼此相融。幸福度过的生活是简单的生活，因此是哑然无声的。与叽喳唱歌的鸟儿不同，人们倾诉的大多只是怨艾。思想，是人类发出的呻吟；对生活怀疑多少，就会思考多少；只有那些在元气中窒息的人，只有那些未能使元气在体内自然运行的人，才会对这种能够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元气产生怀疑。

在这个已建成屠杀体系的世界里，恐惧不再有效。自奥斯维辛之后，某种旧日的行为准则也不再有效。拒绝，并且藐视抱怨，有如一种最合理的抗议手段。《命运无常》是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而且人们将永远不会原谅它（也不会原谅我）。

米莱娜·耶森斯卡(38)是一位美妙绝伦、与卡夫卡极为般配的女人，她在拉文斯布吕克(39)集中营里说：“啊，假如我不必死亡就可以死亡的话……”

突如其来、令人惊讶的变化。我恍然悟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是——打个比方说——那条我曾经当了两个星期的小狗了。我重又变回成一匹狼，假如我喜欢的话，还可以变成一条狐狸或者一只豺，变成一只小心翼翼地孤独疾走的、会谨慎保护自己的狡黠动物。

1976年3月。诚实属于一种不可能的范畴。只有在直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在直接的生活中，就像唐璜一样，就像克尔凯郭尔用美妙的文笔所描写的那样；在这里，还存在着保持智力差距的问题。但是，用文字表达诚实——并不是事物性的表白，而是心灵上的触碰——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一方面，由于它只是脱口而出的话语，只是在直接的生活领域中呼唤人们去历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深深封冻的字句——这就是文学——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转达形式，诚实在这里仍不过是被间接表达的，可以这样讲，只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才得以公开。

自虐是何等诱人！不幸是使自己幸福的痛苦。我有心坦白，并想从中获得类似小说《惨败》(40)这样的东西。但会更加个性化，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化。不过，所获得的仍不是小说。那会是什么？

当正在屈从中充满自虐地欢娱时，我又该怎样自卫呢？

人的自我意识——与其出生及生活的极端偶然性相比——严肃得令人不可思议。

假如你在自己的路途中绕开地狱的话，最多也只能走到一片迷人的绿地，但永远不能抵达真正的天堂。

他向我伸出手，我突然认出了他。他用圆滑的话语说着谎，他用像妖精一般乔装粉饰的面孔说着谎，但是，他的手却说不了谎：他的手冰冷枯槁、柔软无力，酷似一条垂死的蛆虫。.

5月。在夜晚的朦胧中，在西格利盖特(41)用石子铺成的林荫道上。悄然翻飞的小鸟。苍白的圆月和一扇夹在松树缝隙间、亮着灯的方窗。我的整副身心都在无声、无形、无法抚慰地呜咽着。游戏变成了生活，变成了命运，变成了满足的痛苦，变成了痛苦的记忆。“看起来，与痛苦相比，伟大的心灵不太惧怕痛苦，而更怕不能够持久的现实。”（加缪）我斗胆地说，我不具有伟大的心灵；对我来说，这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安慰。

乘车去黑维兹(42)温泉。橡树的味道。从百彩山远眺。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玄武岩山峦，黄昏中澄清无雾的巴拉顿湖(43)，深浅不同、色调丰富的蓝色，远处朦胧起伏的山峰和葱郁的土丘，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岛屿。我们在山脚下的温泉湖里游泳。好似一个男低音：痛苦，时而锐利，时而沉闷地隐痛——但是，又总带着甜蜜的余音，好像缓缓应许着承诺。

一位瑞士女人：安妮塔。假如人们能够稍微地自然一些的话，一切都会那样自然而然。我带她看了公园，然后送她到了汽车站。抛出轻吻之后，她转身走了。

西格利盖特。仍然是19号。午夜一点半。白兰地，神经麻痹剂。屋外暴风雨大作。远处明镜般的水面，突然烧起了红彤彤的火焰。终于有了一种迷狂的感觉，终于感到一种解放，终于酝酿出一个计划：“起始”——一部尚未诞生的小说的交响乐（作为副题）。谈论，自白，讲述一颗灵魂获得解放的故事，这也不是：我想讲述一个关于宽恕的故事。

与年迈而感人的托洛克·山多尔(44)谈话。他指出了在我的文体与结构之间所存在的细微区别。的确：既是尚未经过结构设计的小说，同时也是小说前的小说。

6月。我必须养活自己，看起来，近来这将是我最艰巨的任务。这有意义吗？千万别这么说（撒谎）：“为了小说，有意义。”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这个问题假如被提出的话，我们应该这样回答。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关于思维的，是对生活的否定，是发自内心深处、萌生于根部、迸发于席卷一切的火山之中的自杀的决心，然而现在，我的火山岩层岿然不动，甚至，折磨着我的、看上去已全然失误的生命，在这深深的岩层里，回响着某种充满挑衅的、轻快洪亮的钟声。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最后，我终于具备了基本的条件，终于拥有了头脑和桌子……

下面这句令人困惑的话是一句谎言，但能给人带来欣悦，这句话听起来是这样的：如果我走在不幸的路上，会有两种可能摆在我的面前，可以由我做出决定——做一个牺牲品，或者自杀。两种选择都是骗局。显然，作为牺牲品而存在，就会充满隐秘的希望以及隐秘的、被禁止的虚伪等待。然而，自杀则是关于我“离开了幸福就不可能承受生活”的公开自白。因此，这也并非一条不幸之路。超越与自杀一起，只有一个诚实应对的手段：活下去。

7月。仍还活着；怀着藐视生命的勇气……

门诊室里。有一个不用寒暄就直接开始聊天的人。他不时摸摸我的肩膀，拍拍我的胸脯，我没能避开他。那人五十一岁，曾犯过三次心肌梗死。“每次我都活了过来，但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活着呢？”他喋喋不休地唠叨。他说，他是个手艺精湛的镟工，酷爱自己的职业。但是，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绕回到战争的话题。看起来，他在我身上嗅到了什么……我也搞不清楚。莫非他认出了我是犹太人？他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已经过世。他被人带进了匈牙利箭十字党部(45)。一个聋哑的箭十字党卫兵用手指指点着将他唤到跟前。他带着各种证件，证明自己是来自佐洛(46)的难民。党部里的人相信了他，但是那个聋哑卫兵却不相信。当他跨出大门时，那个聋哑卫兵正持枪等在那里。他无法加快步伐。这件事发生在李斯特·费伦茨广场。广场和大街都被尸体、废墟和垃圾覆盖着。他慢慢跨过一具具尸首，绕开成堆的瓦砾，等待将在背后响起的枪声。但是，枪声未响。“您看，我现在还活着。但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活着呢？”

“只有身材高大的女人才能使我感到幸福。”司汤达迷恋人的形体，相信女人与幸福。普鲁斯特已然知道，“爱情”总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新派散文是一个巨大的发现：人从事件的核心内被驱逐出去。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小说（还有诗歌）被篡改成了单纯的文字，主观性被从中剔除，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和庞大的结构轰然崩塌，人的个性被简化为单一的脉动。

“所有自然之物，都是卑贱的。”波德莱尔说。

星期五，明察与决定之日。地狱般酸腐的酷热。眼前的树叶瑟瑟作响。《起始》变成了《惨败》。一个极其严肃、冷静、坚决的计划。

最深之处？总还有更深的地方。

普鲁斯特说：“我决定（为我的作品）奉献出我的精力。我的精力正在羞愧地自我消损，似乎只留给我最后一点时间，太平间一旦建好，我可以为我自己打开停尸间的房门……”

这是对个体生存的深刻感悟。与此同时，个体的存在是宇宙间最大的失误。假如可以添加类似注释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个体的存在是宇宙间最大的讽刺。尼采在《瞧，这个人！》中重复说道：“本来可以存在完美的、能够看透谎言的悲观主义，可是，同时又无法放弃理想：意志与认知之间的断崖。”精神分裂，我喜爱的话题。

随后，海森堡(47)，知识，上帝，信仰——似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东西。造物的秘诀。人类的道德生活。莫非我们被赶出、被驱逐、被流放到了残缺不全、无能为力、现实存在以及个体生存之中？也许，个体生存就是人类的“原罪”？——海森堡再一次证实（我总是相信于此）：逻辑与思想，只能使用于自然界中的某种事物。当然，我不能苟同这个观点：“自然是可以认知的。”我认为，人类只能在自然界中辨别方向，而且也只能是在自然界中。因为，相互符合（尽管是有限的）恰是我们的生命秘诀；人类的天性；也许，即便人在最复杂的岔路口也能够辨别方向，但只有一桩事情不可能做到：人类永远永远不可能超越它，更谈不上认知。“自然的法则”，就是我们的法则、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机会，这一切能使我们更加明确地知道自己对自然的从属和归属，这些法则只是我们握在手中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自然界中搜集信息的线索：同时，这一切只是强化了恰恰置于我们所掌握的法则之外的真理。这是独一无二、无法认知、难以表述的真理，是关于存在的真理。看吧，哪里没有了因果关系（康德的三个“先验论”之一），法律马上就会在那里失效，并会出现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是我们意识到自己无知的意识。莫非我们还是能够借此制定法律？但是它们所能表现的，想必又是人类的可能性与人类的局限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游离于我们的法律之外，另外，我们也只能通过自己的法律将之记录下来。与形而上学的检验相似，在检验这些素材时，恰好暴露了人类生存无能为力的制约。

如果你不用你的生命支付的话，那想用什么呢？

我用探究的目光无聊地四下环顾：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剩下某种能让我施展自己的机会？

有一些人，假如你跟他们谈了话，你马上就会搓搓手，或者用最龌龊的脏话咒骂许久。

这是个什么样的念头？只有一条生命可以成为真正的征服者。

卡夫卡的旅行日记。卢加诺——巴黎——艾伦巴赫(48)：“9月4日。有关霍乱的消息：交通办事处，《晚邮报》（Corriera della Sera），《北德意志–劳埃德报》（Norddeutscher Lloyd），《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等等。随后写道（第384页）：“Reise nach Mailand……von Mailand nach Paris aus Angst vor der Cholera……（米兰之旅……怀着对霍乱的恐惧，从米兰到巴黎……）”等等。

日期：1911年，《死于威尼斯》的创作之年。霍乱，既出现在小说里，也出现在卡夫卡的旅行日记中。卡夫卡与托马斯·曼在同一年里去了意大利，又从同一场霍乱中逃离。

这是一本跑了调的小说。到底什么是小说的基调？一个断然的、道德的低音基调，一个随时都在那里低声哞叫的基调，究竟是否存在这样的基调？即便存在，也已然消耗殆尽。这是一本这样的小说，在小说里，无论何种既定的道德都找不到位置，只有活着的原始形态，只有词义纯粹并具有神秘内涵的生命体验。

“人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何要将殊荣奉献给一幅幅艺术作品。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作品，他们只是在作品中发现了——正像他们所以为的那样——成百上千的独特之处，并以此证明他们理当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真正理由却难以捉摸：只是同情而已。”《死于威尼斯》。

在哪儿能够读到这个寓意深刻的贵族与男仆的故事？人们询问一位隐居的年轻贵族，问他为什么不享乐生活？这个问题使贵族吃了一惊，问：“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社交、竞争、朋友、娶妻、置家。”大家告诉他。“原来是这样，”贵族回答说，“假若这就是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男仆就可以代我料理了。”

1977年6月，漫长而落寞的苦夏。一种我可能应该更好利用的关系：自卑与创作成果之间的关系。

艺术，是人类最为自然的非自然的自然。这类生灵的最大特点是：大自然之所以造就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满足于自然。

自然界里，除了人类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幸的（并非受苦，只是不幸的）生灵？另外，它们的幸福，动植物与大自然的幸福不可能与人类的幸福相混淆，因为人类具有关于幸福的概念。

世界很糟糕，因为我很糟糕。

我想写小说——对于这个念头，我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我需要成百上千次地将这个愿望揉碎，并予以否认；想要将它变成滑稽可笑的东西，要么毁灭，要么我将迫不得已地写小说。也许，这已然违背了我的意愿。

我是这样构思小说的。小说中要有惨败，其中要包括出卖、告密的事件：一方面，是沉默；另一方面，是理想的实现。那种摆出“创作”姿态的、自以为是的艺术，是一种天生幼稚的“天才”举止，是对人类境况的毒害，本身就与艺术背道而驰。

弗什特·米兰(49)在评论电影《基督山伯爵》时有关复仇可能性的阐述。这种感觉的恒久性，激情与时间的尖锐冲突。这是基本道理，但是假如没有幽默感的话，是不可能理解的。（尽管人们会立即联想到哈姆雷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台上出现的特殊角色，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这样那样的、至今为止仍然生效的戏剧表演艺术。）

有人这样讲：“创作战胜死亡。”至少，这句话的反义肯定正确。创作——假若配得上这个词的话——诞生于死亡的怀抱。简单地说，死亡就是创作之道；仔细想想，它也是生命之道。

文字的跌宕起伏，思维过程的曲折，颇有特色的修饰，可给人辨知的内涵，让人无法混淆的语句音韵……这一切对读者来说，都是作家能被人欣然接受的标记。话说回来，被我们称为“风格”的东西，对作家来说则是痛苦的呻吟，是一副总想挣脱但总是将他拽向地面的镣铐。

爱，要比公正更容易一些；也许更公正些。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人冒更大的风险。而且，爱不仅仅容易些，但是，同时也更困难许多。

作家的真诚热望：某种可以浴血其中的东西。

写作，是为了别让人认出——这个人是我：坚韧意志的终极产物，偶然的瀚海沉船，一个效力于生物电的人，惊诧于自己惹人生厌的脾性……

他需要认真地思考：自己到底痛苦于什么？为什么总受到良心的责难？究竟怎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听凭自己被卷入一个符号的世界？总之，他需要彻底弄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写成了一本书？

“好书？坏书？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其实对他来说，无所谓，是写了一部书，还是从湖底捞起了一块形状不整的灰色卵石，重要的只是使人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深渊；无所谓，是清扫了奥吉亚斯的马厩(50)，还是用哈气擦净了一块巴掌大的玻璃，以看清窗外通向某个目标的风景……”等等。“一本书（这本书）对他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他通过写书所体验到的东西……这就是抉择与奋斗。”等等。

他写过几本很平庸的书，现在觉得自己可以跟艺术以“你”相称了。假如我的动作稍有迟缓，他就会向我提一些建议。即使这样，我也能感到在我逃避的脊背上响着善意的鞭挞。

自从上帝离开了这个世界，客观就不复存在。究竟谁的眼光可能是客观的呢？莫非是那些专家治国论者？这些人缺乏内心的情感世界，他们将人变成一些与自身生存完全无关的机械配件，将人纳入了统计程序，埋在了数据的坟冢里。真实可信的文化——与统治者的文化，或者说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化——大多与生活相背离（被人剥离开）。少数人变成了邪教徒，变成了被盲人指控为盲目的导盲者，他们也许出于同情心和奉献精神，也许由于疲劳或是受到蠢人的影响，也许因为自己清晰的视力而感到羞惭……最终，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瞎子。

唯有真诚，才可能是赎罪的唯一手段。在这种真诚中，没有任何夸耀性的袒露，所有的一切都被用来惩处我自己。

我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了寻找更加锐利的苦痛。

我偏执地选择幻象，偏执地在空虚的大气中筑巢。我知道了暴风雨到来的可能性与它的降临，不过，我是在人的叫喊声中，根据空气振动与声学原理的新的平衡推测出来的。

晚上，在昏暗的托洛库街上散步。十月的气味。小说所展示出的大体轮廓。主题：在一个人体内嚎叫的生存。情节：走向启蒙的旅程。从表面上的一系列简单的情节看，最终这是一个折向自己内心的回归。史诗性的文学结构，不待任何刻意的雕琢；避开讽刺文学与一切政治因素的诱惑；用不着辩解；克维什(51)不是牺牲品，小说要讲的并不是有多少恐怖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而是他自己——通过简单的生存与简单的体验——创造了一个恐怖的世界！这是他的正直与美德——和他超乎一切的罪孽。这种渴望的、与自我为敌的负罪感，需要渗透进字里行间。“人类要付出什么，才能赎回自己的灵魂？”

诚然，这一切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但是，究竟是什么态度迫使我——像一台电子起搏器似的——立即行动起来，汇入人流之中？为什么我的举止总是跟我所希望的相反？从我第一句直白的话里，就已经马上供出：这个冷漠、刚强、受伤的男孩，是我根据自己所编造的理想。可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竟这样惧怕他们——我的同胞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编造一个并不真实的理想呢？到底是什么供出了我：是我的举止？还是我所编造的理想？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是我的所为？还是我的所想？

奇怪的是，所谓的“长生不死”从来未曾、也从来不会引起我的丝毫兴趣。每个人都想在生命里、都想在生活中留下某种痕迹。我却希望无踪无迹地彻底消失。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下，因此我要为我所写下的东西负责。可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们写下来呢？假如我所写的真是我所想的（我因此为之负责），那我到底为什么要写下来呢？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怎么供出了自己？到底什么是真实？

西蒙娜·薇依(52)说：“官方的观点对我来说仅意味着这些……当它被狂热吹捧的时候，我不会追随这样的冲动——哪怕它发出的是根本就不可能执行的命令，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在我看来，最为美好的生活是：不管环境如何迫使，不管这种刺激如何强烈，任何的选择在这样的生活中都无足轻重。”她接着又说：“我已经获得了验证，无论什么样的人，哪怕有着什么都不能匹配的天性，都可能走进这个属于天才的真理帝国……”（我将这个称为“生存的天赋”。）

“哪怕它们使用同样的词汇，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集体语言与个体语言……从它们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可以推断，两者绝无任何共通之处。”西蒙娜·薇依。

假若事实只是一个事实——某个事实——的“影子戏”的话，那么，所写的东西是什么？

思考的过程，就像成批生产的服装一样在社会的大百货商场里等着我们。我们从里边蹿出来，从其他角度对一切进行深刻地思索。就连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其既定的模式。

“假若我们不付出特别努力的话，所有的一切，就连精神的发展也将开始沦落、退化。”穆齐尔(53)。

看来，对艺术家来说，当今艺术的意味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这是一个质的转折，其实质是，彻底生存的要求，取代了单纯的“天赋”。可以探究其中的原委。也许，是因为坍塌的规模竟如此之大，以至于废墟之间不再有任何可以装饰的东西了。

有时，我意识到周遭的寂静。就像一只在夜里突然四下窥伺的野兽，警惕的并不是什么直接的危险，而仅仅出于自己的谨慎，为了证实，可以继续踏实地睡觉。这种沉静，有如由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已经对我做出的缓刑判决，这个判决是这样说的：“干吗要杀他？他自己也会死掉。”

作为一个可以想象的、具有反面效果的范例，（穆齐尔）有一篇空洞乏味、甚至语句不整的散文。值得思忖的是，贝克特喜爱的小说家是普鲁斯特。

一月份的阳光下，两位老人站在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墙角里，大概是在晒太阳。虽然那两个灰色脑袋突然生硬地隆起，但还是模糊于灰色的院墙之上，看上去犹如墙上的浮雕。这些面孔，无论经历过多少的生活沧桑，现在已经回到了——虽然寂静却惊人忙碌的——处理风化物质的作坊里。假如死亡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生命又能有什么意义？假如死亡有意义的话，那么活着又为了什么？显然，理性的和道德的关系完全匮乏。所有理性的和道德的东西，都导向另一个世界；然而，这个“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

“我们对我们自己不觉得有丝毫的怜爱。”瓦莱里(54)。

夜里，我突然被白天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情惊醒。我好像——我只能这样措辞——恍然自悟。这是在准备什么？还是恰恰相反？一个个闪亮的瞬间照亮了我时间的黑暗牢狱。

总之，在小说之外，我最后还阐述了一个观点：分析既不能补偿、也不能代替任何的过程。另外，这种认知已使小说本身的写作技巧发生了改变。被分析的实质在分析的过程中连续不断地被剥脱，最后只剩下了分析本身，就像一个癌性囊肿，吞噬了能够维系其生存的养分，将被分析的实质彻底变成了分析本身。不过，最终还是留下一些介于分析之外的——为那些无法解释、难以捉摸的偶发现象以及冒险与生存留下的——地域和空间。

假如我为了未来焦虑，假如我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公正”，假如我由于贫困、绝望和生活机会的丧失而被恐惧捕摄，那么，就在这时，我忘记了自己选择了屈辱，而替代了自尊与满足；你瞧，如果人们像对奴婢一样待我的话，我会感到愚蠢的惊讶。“人类要付出什么，才能赎回自己的灵魂呢？”

关于我所写的作品，我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使它们掉在任何的肥土之上。因为它们证实的只是而且仅仅是那个将它们娩出的个体之人；因为这个个体之人是在无家可归中长大，所以即使他用梵语写作也一样，想来他既没有民族，也没有读者，他所表述的东西只是说给他自己的。我本来想问：难道我所希望的不就是这个？然而，我却换了一个问法：难道我不得这样希望吗？因为，这个问题使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日趋臻熟，而且，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可以始终防范任何错误的侵扰。与其坚持苦行者理想的枯燥真理，还不如患上精神分裂症——甚至可以这么说，与其要自己什么都正确，不如犯某种激情的错误：因为奋斗只蕴涵在激情之中，生存只蕴涵在奋斗之中。

美，是无法满足的欲望之梦。痛苦与美直面相对，始终是人类精神境界中最为明确的感情状态。

以后有朝一日，假若我的生活变得沉重得令人无法承受，我终归还是渴望死亡。这是对人类命运的最后讥讽，是人类最圆满的演出。

活过并写下了同一本小说。

曾几何时，人类曾与上帝较量，他们的视野曾是无限的宇宙，他们的前景曾是永恒的真实。今天则是监狱的高墙。如此完美、磅礴的文风，司汤达式恢弘的风格在今天仅仅意味着：我们总是怀着这样信念写作，这个世界不再属于我们。就连这段过度的时间、这片暂时的空间和这个我们至今为止始终存活着的崩溃的躯体，都不再属于我们。

1978年，西格利盖特。温煦的秋日。我孤独地在这里散步。散步途中，我固执地在柔和阳光下，在醉人的风景前垂着头。“我像杀手般迅速更衣。”

11月。小说。1.作品——这个词毫无意义。天赋——这个词毫无意义。杰出的艺术家——不复存在。惨败的状态，似乎就是人类的境遇。

2.客观性的压力。来自哪里？来自权力的欲望。K的创作欲望是由于他想讨还，想向历史索回自己的个性。他将这个“统治着他的世界”统治在自己的想象之下。（在某种意义上）复仇就像一种客观现实，不过，这种复仇只能裹藏在用严规戒律缝制的、艺术形式的长袍里，改头换面、引人入胜、感觉生疏地表现出来。对他来说，这还是历史吗？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对那些该对他们说话的人说话；在不协调的杂音中，可怜的主人公找不到音符，所有的声音都被占有了。他应该作为整体中的一分子而用客观的声音说话，大概这就是使命。（就像在《命运无常》中那样）在创作过程中，有着一副客观而冷竣的外表。

波德莱尔：“……也许，应该交替充当牺牲者和刽子手的角色。”（引自《我心赤裸》）

选择写小说，这意味着同时选择攻击与赎罪。K的生存之路。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上讲，那种值得关注的恋爱状态，是精神疾患的普通案例……”（摘自《图腾与禁忌》）

可以这么说，我生命中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最多只有我明确的回忆和错乱的计划。

1979年。一部书的写作，一个有机的、人的创作构思的完成——在今天，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幽默的行为（我还是别说是“滑稽的行为”）。在今天，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有机的、人的创作构思的完成，其中不可能不带有幽默的特征（我还是别说“滑稽并不存在”）。假如真能创作出一部这样的作品的话，只有幽默能够对其质量做出保证（我还是别说“滑稽可以予以保证”）。

“创作的罪恶感。”

我们所有的所谓“得以实施了的行为”，要在审判的想象中再重做一回。

就像C大调《“朱庇特”交响曲》(55)的乐谱——在一眼悄然、惊骇的环视之后——退出了这个世界，步入了自己华贵盛典的迷狂中……

客观主义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痼疾，这是某种伪客观主义，小心翼翼地左右权衡，所有的个性都慢慢遗落，而将地方让给了多忧多虑的精神分裂症——其根本病因是：外来的极权，侵占了被驱逐一空的主观空间。

这是自然的本性：谁若成了艺术家，他肯定不会再那么自然。

“一半的教养”是无法获得的：人类生来就有“一半的教养”。可以这么说，“一半的教养”，是智力——智力欠缺——的问题。

《图腾与禁忌》中的一个注脚：“正如我们所知，失败比满足更有助于道德的反应。”

话说回来，劳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德？是奴隶的美德。在较新的时代里，劳动到底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质变为了意识形态、道德，甚至可以斗胆地说：上帝的恩赐？“劳动”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行为，行动——并不是劳动，即便需要付出劳动，但也不是劳动。比方说，旧时的和古代的艺术家们所做的，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劳动”。狄更斯和左拉等人也曾劳动。他们的劳动则是征服，是原动力，是生活方式，甚至是表现为观察与观望生活之冲突的生活观。在观望之中，在更高级的生活舞台上，在贵族阶层里，劳动则显露为徒劳与寄生。这是革命，还是疯癫？也许是一种需求？技术知识的发展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但是假如没有技术知识的发展，人口就不会增加；假如人口没有增加，技术知识就不需要再发展。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事实。在今天，劳动蹂躏了一切，也证明了一切（作为极端的例子，我提一下奥斯维辛和西伯利亚）：劳动，成了唯一全能有效的上帝，彻底影响了人类的道德生活，无论它以伪装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现，哪怕扮成新的摩洛克神(56)，人类也会对它顶礼膜拜；劳动的道德将其他所有的道德（包括劳动自身的伦理道德）都一并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总而言之，完全属于自己，完全为了自己。但是，通过劳动建立起的自动化体制，会馈赠出一个包括“既无行动，也无上帝的”民众的社会：使他们能够继续过宗教化生活，随后有计划地使他们陷入毁灭之中；想来，即便人们最终找到了相应的劳动道德，毁灭也是一种劳动。显然，“人类水平的降低”导致了“劳动之神的胜利”与“劳动与基本道德分离”的开始。可是，“人类水平”又能够意味什么——想来，“水平”也是通过劳动形成的，最终也会融入全部劳动之中。

我过分地自作聪明。没有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间。我有太多的幻想！

莫非爱情本来就不是男人的事情？莫非男人的角色（和苦难），只是由于自身不符合条件而承继的（毫无出路的）苦难？莫非这就是男人通常在与女人的关系中表露出来的狡黠与圆滑的原因？

“……之后，爱竟如此猛烈地向他砸来，以至他后来的命运别无其他的出路，只是无终无止的逃避，逃避这种毁灭一切的爱……”

这不是真理，而是对真理的求索。这不是画面，而是对画面的雕琢。这不是胜利，只是斗争。这不是作品，而是存在。

这部纯洁无瑕的艺术作品已经不合时宜了，或者还未合时宜。

形式是什么？是一条最窄的——我们却要穿过它安全逃出的——缝隙。

9月。他对我总是那么友善，但是总未忘记欺骗我。

所有我们自己创造出的形式，都与我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形式起源于我们自身，但仍包括在自身当中，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个奇迹。

焦虑。所有的可助我攀登的支点都一分一寸地从我脚下滑走。我的幽默变得严肃，严肃的幽默。

9月7日。“这位老人站在书橱前。”一切似乎凝固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那里爬出来。不过，我的决心——就跟小说所描写的一样——是那样的坚定，感觉就真像有外来的指令，完全摆脱了心胸狭小的焦虑、脆弱易伤的性格以及对自我的把握不定。我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主观与美学的填充物，我从中汲取了饱含着无法抑制的欲望的激情。我不想理智地观察世界，怕它会以同样的理智反过来观察我；我不想要均衡。我想要生存，要直面人生；我想要命运，但我要的是不与任何人分享、不跟任何人沾亲的——我自己的命运。我想要一座焚烧的桥梁，我想要一种感觉——这些天来，这种感觉始终作为一种情绪控制着我：“无路可退。”

(1)　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印象派画家，以画舞台灯光下的舞女著称。

(2)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位于德国境内，是魏玛西边的一个小村庄。纳粹德国于1934年开始在这里设立劳役营，在那里屠杀了十万多人；1945年被盟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主营，附近还下设了174个分营，蔡茨（Zeitz）集中营是其中之一。

(3)　实际上为奥威尔《1984》中的一段话。译文引用自董乐山译本。

(4)　卡尔·亚考伯·布克哈德（Carl Jacob Burckhardt，1891——1974），瑞士历史学家、政治家。

(5)　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

(6)　 Sorstalanság是凯尔泰斯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或译为《无命运的人生》）的匈文书名。根据作家本人的释义，译为“命运的失落”会更为准确。

(7)　集中营内的用语，指挨饿的人。

(8)　指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

(9)　指加缪的《局外人》。

(10)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

(11)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法国现代小说家、电影导演。

(12)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Mark Gilbert，1911——1977），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二战后，他曾以犯罪心理学家的特殊身份参加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著有《纽伦堡日记》（The Nuremberg Diary）。

(13)　威廉·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1882——1946），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绞刑处死。

(14)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曾任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党卫军首领，对欧洲600万人的大屠杀以及许多武装党卫军的战争罪行负有主要责任。1941年8月，希姆莱在基辅目睹党卫军射杀上百名犹太人，当场呕吐。

(15)　戈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 ），美国著名小说家，被誉为是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唯一后继者。

(16)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领导人之一，战后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人发现捕获，并以非法手段押送到以色列，于1962年在以色列被判处死刑。

(17)　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

(18)　纳粹将集中营中的犯人分成三六九等，采用犯人管理犯人的体制，不同的“集中营管理人员”戴着不同颜色、写有不同字母的袖标。“Capo”为“营地卫兵”，在这里指那些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犹奸”。

(19)　译文引自郭宏安译本。

(20)　塞尔伯·安陶尔（Szerb Antal，1901——1945），匈牙利著名作家、文学史学家。

(21)　链子桥（Széchenyi lánchíd）建于1897年，坐落在多瑙河上，是布达佩斯第一座跨河大桥，将布达与佩斯连为一体。

(22)　阿格里帕·多比涅（Théodore-Agrippa d'Aubigné，1552——1630），法国作家。

(23)　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政治家，纳粹建筑师。

(24)　卡夫卡的未婚妻。

(25)　这里的市民指中产阶级，布尔乔亚。

(26)　 K，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

(27)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俄国著名现代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

(28)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最初属于新康德主义，后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所谓“历史理性的批判”，主张“历史的相对主义”，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生命。

(29)　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30)　默里克（Eduard Mörike，1804——1875），德国诗人。曾著有中篇小说《莫扎特去布拉格的路上》。

(31)　理查三世是内心险恶的英国君主，1483年他为了篡取王位，将年仅十三岁的幼主爱德华五世及其十一岁的胞弟理查关在伦敦塔暗杀。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将他描绘为一个驼背的恶人。

(32)　哈姆（Hamm），贝克特荒诞剧《终局》（Endgame）的主人公。

(33)　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纳粹德国政客、图林根地区党魁、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

(34)　波洛尼厄斯（Polonius），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丹麦王的朝臣，奥菲莉亚的父亲。

(35)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1967），犹太马克思主义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出生在波兰，二战爆发时迁居英国。他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在英国的新左翼中有着巨大影响。

(36)　罗英格林（Lohengrin），德国神话中的圣杯骑士，这里意为“自由的骑士”。

(37)　吗哪，《圣经》中记述的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到的天赐食物。

(38)　米莱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à，1896——1944），捷克记者、作家、编辑和翻译家。1920年4月她与卡夫卡在布拉格一家咖啡馆里相遇，成了卡夫卡的情人和挚友，两人留下大量的通信。

(39)　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位于德国境内，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曾在那里设立集中营，关押对象多为妇女。

(40)　凯尔泰斯的长篇小说（A kudarc，1988）。

(41)　西格利盖特（Szigliget），匈牙利维斯普雷姆州的一个村子，在巴拉顿湖的北岸。

(42)　黑维兹（Hévíz）位于匈牙利西部巴拉顿湖附近，黑维兹湖是欧洲最大的温泉湖，疗养胜地。

(43)　巴拉顿湖（Balaton），匈牙利也是中欧最大的湖泊，被称为“匈牙利海”。

(44)　托洛克·山多尔（Török Sándor，1904——1985），匈牙利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

(45)　匈牙利箭十字党是二战期间的匈牙利纳粹党。

(46)　佐洛（Zala），位于匈牙利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州。

(47)　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48)　卢加诺（Lugano）是瑞士的意大利语区，位于卢加诺湖畔。艾伦巴赫（Erlenbach）是位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小城。

(49)　弗什特·米兰（Füst Milan，1888——1967），匈牙利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

(50)　在古希腊传说中，奥吉亚斯国王有一个肮脏破烂、摇摇欲坠的马厩，只有主神宙斯之子——大力神赫尔克里斯才能够打扫。

(51)　克维什，是凯尔泰斯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中的主人公。二战末期，这个十四岁的犹太孩子被抓到纳粹集中营做苦役，并在经历了种种梦魇般的苦难后幸存了下来。

(52)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53)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

(54)　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散文家。

(55)　即莫扎特《C大调第41号交响曲》，创作于1788年，风格宏伟豪迈，气势磅礴，也被冠以罗马主神之名，称为《“朱庇特”交响曲》。

(56)　Moloch，在《圣经·旧约》中记述的、亚述人与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形象可怕，需要用儿童祭祀。

（二）徘徊　在暗礁与浅滩之间

最令人恐惧的未知因素是：自我。

“……这是一种奇怪的、激发人投入小说写作的行动欲望，这种欲望——反正不管怎样，都难以令人理解——因此人们用了一个更难理解的词，称之为‘天才’……”（那么，是什么东西激发那些没有天才的艺术家呢？）

“我相信，”我母亲含蓄地笑着说，“所有人的命运都已被写在一本巨著里了。”当然，这是一种新教徒的观点（附带说一句，这种说法实在让人惊讶）。同时，从这句话里还可以辨别出当代极权的感觉和无可奈何的呻吟。我所找到的最有特征的话是：文字，“都已被写好了”。可以这样看，我母亲的公务员生涯完全是为了别人，换句话说，是为了一个官僚的实体。但是，这里边也藏匿着人的自我表现欲，需要被人关注，需要有所成绩，需要拥有“尊严”：生活在人类世代相传的言谈、示意、对话之中，所有的举止都是某种表达。由于人类要时刻不断地“表达自己”，所以需要有一个接受其表达的另一方。这个双方中的另一方，则是上帝。一部辉煌、多彩的人类童话，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部童话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对同一个“尊严”活着。这种尊严已被人记载下来。而那些未被记载的人便会感到自我的失落——无论是天堂的守门人，还是监狱的守门人，什么人都可以被记载下来：人一旦缺少了尊严，就会从不被人记载开始，坠入彻底失落的黑洞。这就是该隐的精神状态。

肖斯塔科维奇(1)说：“……人们这样说，甚至这样写道：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们常听巴赫和莫扎特，他们喜欢并且理解他们的音乐，如果听舒伯特的话，甚至还会落泪。这一切我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会真正喜欢并理解艺术家的刽子手……”

里尔克说：“Rose， o reiner Widerspruch（罗莎，噢，完全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翻译秘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 Rose， o Rainers Widerspruch（罗莎，噢，莱纳的矛盾(2)）……”？

Textil，textúra（纺织品，编织品）。匈牙利语讲：szövet，szöveg（纺织品，文句）。颇具特色。

诚实的人即使在说谎的时候也很诚实：诚实地说谎。

如果相信人类是依照乌托邦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生活的话，那就错了；就生活而言，人类是根据自己感觉的需要而选择、接受乌托邦（或意识形态）的。黑格尔本来肯定可以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结果马克思将黑格尔据为己有，纳粹则选择了尼采——可以这么说，他本来肯定可以作为所有革命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效力，换句话说，他本来可以成为革命的圣人。行动是行动，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两者互为条件，但只有在行动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需要行动的情况下。即使屠杀也像圣礼一样，需要有自己的道德，而且圣哲恰恰也能从屠杀的意识形态中吸取，就像凶杀可以来源于神圣的教义一样。关键问题是：要具有适宜的教旨，别留下任何缝隙，别留下任何自由——因为，否则的话，圣哲和凶手都不会满意的。

你要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审视生活，要将它吸尽最后一滴；同时感觉到，假如环境允许或你自己希望的话，随时都能够放下杯子。

所有显露在暴力的长袍之下的软弱，都被人们当作暴力予以欢迎和尊崇。

本源：这不是开始，而是道路。我们要找到本源之处。这条道路所穿过的地方越是变化多端，越是丰富多彩，甚至越是陌生离奇，我们最终也能够越加肯定地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源。

1980年5月20日。我获得了去东柏林的奖学金，在德累斯顿逗留两日。柏林：毫无意义、庞然畸形的象征。一切杂乱无序，我们被困于高墙之间，这种作为“尚未结束的过去”而存在的生活在某个地方停滞了。唯一的事情，是要自噬未来。目前，还没有饱经悲怆的窘困。虽然幸存的目标本来就无法把握，我们在时间中前行，但却未（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朝着任何的方向。人们，就像面糊状的物质，就像令人窒息的粘稠物充填着石块之间的缝隙，排队站在商店、咖啡馆和饭馆前。这些人的粘稠物的道德，至少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体面的假面，仅被控制在众所周知的可能性之疆界内。不可思议的是，每天晚上没有集体屠杀、纵火、流血和抢劫，早上接踵而出地去单位上班。——“Danke sehr， bitte sehr.”（谢谢，先生，谢谢您。）

我在德累斯顿看到的，只是一些酷似茨温格宫（Zwinger）画廊内德国画师作品中的面孔：既然他们已被画到画布上了，还到这里做什么？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

为了买两个小圆面包和一点香肠之类的东西，我排队排了长达两个小时。之后，我在一张粗糙的纸口袋上发现了这样一行字：“购物是一种快乐”。

德累斯顿，尼瓦宾馆（Hotel Newa）：我读了我已经完成了的《惨败》手稿。这与眼前可以看到的废墟十分协调。——上午，我带上游泳裤、毛巾和肥皂，然后乘有轨电车去游泳馆。我左问右问，终于找到了。坐在收款台里的老人指了一下墙上醒目的牌子：“Für Privatleute nur dienstags， 20.30–21.15 h”，意思是“游泳馆只在星期二晚上八点半至九点一刻对个人开放”。我缓步离开。歌德是怎么说的？“我是作为个体的人诞生的。”而今，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职位。

德累斯顿。我为了能够吃午饭转悠了几个小时。国际饭店高大的餐厅里空荡荡的，但是，客人只有坐在室外的阳台上才会受到接待。然而，阳台上冷风呼啸。我朝新城区走去。冷清的街巷，在一个街角上，有个黑人女学生正操着撒克逊人的口音跟一个金发男孩聊天。我拐到易北河畔；远处是茨温格博物馆，庄园，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宫殿；巴洛克大桥，河对岸的日本宫，大学那边，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全部粉饰在奇妙色彩里的、令人目眩的野营式房屋。然而，这并不是度假村，而是新建成的闹市，这所有的一切，就像那些只抱着临时落脚的念头在城里定居的大篷车族的永久性家园。后面，则是破旧、荒凉的穷人区，好像以某种野蛮原始的方式突然掏出来的、原本好好藏在别处的内脏。我恍然醒来，就像提着油灯的第欧根尼那样观察着这些人。大多是些相貌顺眼、漂亮整洁的人，但是就像被人精挑细选过似的，每人身上都盖着醒目的公证印戳。我简直无法想象，在这座城里有谁会突然开始思考。终于，我找到了一家小餐馆。“Bauernfrühstück”（农家早餐）：下午四点，我吃了一顿名为农家早餐的午餐。

假若我细心地环顾四周，我会看到并不仅存在着历史环境，还存在着带有一种民众特征的本质。日耳曼人即使在失败情况下也保持着他们的攻击性、天真的善良、为了片刻满足的极度贪婪（此刻，这种贪婪最多只能表现在他们毫无节制地吃冰激凌上）、前所未有的忧郁和奴仆式的忠诚。

德累斯顿之夜，宾馆房间绿色的壁纸。外边雨丝细密。斩断一切事，隔绝一切人。我一手拿着《转折点》（克劳斯·曼），另一只手里拿的是加缪的《札记》（权作平衡）。

次日。寒风。我精神抖擞地在城里跑了一圈。战利品：三块点心，七张明信片。肉店挤不进去。总的来说，我很喜欢这片正对着我所住的十四层楼窗户的德累斯顿风景：火车站的穹宇，铁道上疾驰的列车，火车站后交错的屋顶，一根根奇形怪状的烟囱，拱形的屋顶，公鸡形状的风向标，大学的塔式钟楼，远处翠绿的山丘和隐在林间的小屋。从眺望火车站的第一眼起，我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不时身不由己地走到窗前，失神地、沉思地凝望着视野中的全景。今天我终于回想起来，1945年，我就是从这个火车站出发，离开布痕瓦尔德回国的。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出发之前，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对何时能够出发全无把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整个途中，我都挤在两节车厢间的金属板上。也许是在火车顶上？不会，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手持步枪的俄罗斯士兵从车厢顶爬下，我在吓呆了的状态下遭到他的抢劫。是啊，就是这个火车站。我扪心自问，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我诚心回答：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根本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夜晚：一位宾馆的维修工。他立即从我说的德语里辨出，我是个匈牙利人。他有一位匈牙利妻子。现在，妻子去佩斯分娩了，他的小女儿刚刚降生：这样的话，孩子将是匈牙利国籍。维修工说，等孩子长大后可以到处旅行，而不会像他这样。“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名罪犯。”他说。是的，无论朝哪儿看，我看到的只是这个。一个遭受惩罚的民族。但是，能够惩罚一个民族吗？假如可以的话（因为有惩罚一个民族的手段），能随便惩罚吗？

星期五。为了买肉，整整排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队。收获不小：烤猪肉，火腿，香肠。商店里，有位老妇人感到身体不舒服。两腿浮肿。妇人们把脚从凉鞋里解放出来。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有一种特别的忍耐，无尽的忍耐（难以忍受的忍耐）。莫非这意味的只是体质的问题吗？难道这种组织纪律性仅是偶然形成的吗？然而，不存在仅仅的偶然，环境是环境的产物。最终的结局则是：为了购买东西，为了维系生存而耗尽了人们本可以倾注于某个目标的能量。人们工作，排队，养儿育女——忽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毫无疑问，这条传送带颇有成效地运转：没有时间提高自己，既然没有时间提高自己，也就没有前途可言。队伍排得就像陈列商品的货架，似乎根本就没有从队列里退出的可能，队伍本身就已经牵制住人们行动的能量。在队伍的终点，有对掏钱购物的奖赏。另外，这种机械性运行既是如此完善，同时也如此令人质疑：把人变成了奴役。然而，这种奴役不但难以预测、冷酷残忍，而且导向毁灭。没人可以预测他们的个性会在哪一时刻彻底耗尽。

这就是真理的本质：如果需要它们，每个真理都可以随时取出。但是，需要并非取决于真理。因此，虽然存在真理，但真理就像上帝一样：是抽象的，也可以这么说，是聋子哑巴。

伊奈兹是被安排在我身边的“女随员”，她负责照顾我，并担任翻译（几乎可以肯定，她还是个“耳目”，估计她会带着相对良好的对我的成见来完成她最新的任务）。她说：“我们是前线国家。”说着耸了耸肩膀。

从这里，我突然看到了过去帝王时代的独特生活艺术，或者说，生活风范；来时的途中，在一名在“布拉格快车”的餐车里工作的捷克服务员的身上，就已然散发出某种弥散在他周围的、无法描述的、具有“中——东欧”特色的氛围。也许，从幸存中获得的体验，已经沦丧成一种欢愉——经历了幸运与苦难，也就经历了一切。

重又来到荒诞怪异而令人窒息的柏林。今天，我恍然找到了一种咔哒咔哒噪音的声源，在这座城市里，无论你走在哪一条街巷，这种噪音都会无休无止地伴随着你：原来，这是插在人行道石块路面的钻孔里的金属旗杆——由于高扬的旗帜在风中飘卷而晃动的声响。数不胜数的旗帜，数不胜数的节日，咔哒咔哒的噪音，整个城市都在抖动作响。数不胜数的乏味，数不胜数的屈辱与侮辱。一个微笑，一个如此自然的礼貌仪态，也会变成惊吓与攻击。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人性。——从德累斯顿回来。由于火车站失火，我在露天站台上“停泊”了一个小时。车厢里，坐着一个饶舌的柏林女人和她睡觉的丈夫。女人肯定患有神经症，她丈夫也一样。一个躁狂，另一个抑郁。我猜想，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症状会相互替换。为了等出租车，我顶着烈日在火车站前排了四十分钟队。一位部里的司机将我送到玛格达莱妮大街的住所。水泥板楼，窗户开向一个修车厂的水泥地庭院。我感到莫名的恐慌，随后决定立即逃走。匈牙利文化馆：他们接待了我，我在这里住下。不过，我却希望回家。假如我没说错的话，在人身上，总是发生与其相似的事情，于是不得不在这种无奈中——而且，是在充满了出卖与失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的无奈中——辨出自己。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保龄球馆。球道设在地下室内。滚球的回声，撞在墙上的、震耳欲聋的喊叫。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恐惧。一堆没有面孔的民众。这些民众与家乡的不同。这是一个大民族的民众，加上周遭的环境，更加吓人。当伊瓦里登大街地下通道的横杆急匆匆、神秘地抬起的时候，我仿佛生活在某种有预感的诡秘与时刻不停的超心理暗示之中，这些话（暗示）我一句都听不懂，反正我也是被关在其外。昨天下午，在位于宽阔、傲慢的大道边的电影院里，播放了《朦胧的欲望》。

5月30日：布兰登堡大门(3)前。围墙后面，停着西德的旅游轿车，好像是在指点这边的市景。我考虑着，我是否该留下来？是否能忍受这一切？工作我能够忍受。只是，我没有工作。

6月21日：这整个国家——不是国家，而是“国家”——的耻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团结。看起来，德国人的适应性完全与他们的处境相符，他们都将令人震惊的、讨人怜悯的“地方爱国主义”置于首位，即“东德——爱国主义”。使人麻木不仁。黄昏，散步到众所周知的、出名的查理检查站(4)。堵车，标志杆时刻不停地升起又降下，许多享有特权的车辆往来穿梭。我感到厌烦。昨天，跟克莉丝蒂娜这位从部里来的女士和一个奥地利人一起度过了疯狂一夜。一直态度粗暴的克莉丝蒂娜请我去议会大楼的地下室吃晚饭。她从谁那儿听说了我的过去。一个幸存的犹太人试着向德国女人施展他的性魅力。我们在屋角的一个桌子边坐下。一名服务员很快走了过来，并用粗鲁的声音命令克莉丝蒂娜将书包从一个椅子上拿走，并将一对情人安排到我们桌边。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位男子并没有像当地人那样莽撞无礼地立即坐下，而是躬下腰问：可不可以坐下？他打开一瓶葡萄酒，并向我们让酒。我们很快知道了对方，他是维也纳人，我是布达佩斯人。这种亲密的兄弟情谊让普鲁士人感到不悦。克莉丝蒂娜没有示弱。很快，他们就在频频倒酒的同时，引发了关于信仰的争论。克莉丝蒂娜凭借她的性别和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使她成了天使的化身，而可怜的奥地利人则被逼到了魔鬼的位置。不久，说到我的经历时，希特勒也被扯进了话题。他们尴尬地纠扯到德国人的内伤之中。我差点儿跟他们讲：孩子们，别闹了！和奥地利人在一起的是一位有点傻气的柏林女郎，从她略带羞涩的表情看，毫无疑问是在某个偶然的场合被男人套上的。克莉丝蒂娜问了女郎几句什么，仅仅这几句问话，就足以使奥地利人脸上发烧了：不管怎么说，女人都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情绪激动地离开那里，突然发现克莉丝蒂娜错过了最后一班回家的“城市小火车”。终于，留下了我们“甜蜜二人”，但我狠心地带她去了出租汽车站。夜里，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台的冷风里，我们从一点一直站到三点。叫到出租汽车时，克莉丝蒂娜漂亮、高傲、有些愚拙的日耳曼人脸上，显出了德国人冰冷的理智。从遥远波兰的上空，迎来一天灰蒙的黎明。凌晨三点半我回到家，泡了一个热水澡，以防感冒。

魏玛——艾森纳赫——瑙姆堡。在魏玛，我去了两次歌德故居。第二次是一个人去的，刚一开门我就进去，为了赶在随后涌来的旅游团之前多看两个房间，我付了不少的小费。思绪纷乱。只有在当时，只有在这里，他才可能以多产的方式背离当时无为无获的现实，这被称为“德国古典主义”。他为自己并不现代的天赋找到了现代的舞台。这是一种何等的脆弱，同时又是一种何等的屈从！我们只要仔细想想，那些现代的海涅，在德国就未找到他的位置，毕希纳(5)死了，克莱斯特(6)自杀了——转瞬之间，这里就出现了超现代的尼采。之后，我在城堡里参观了克拉纳赫(7)的收藏展。最后，是一场拼命猎逐，在不知疲倦的伊奈兹陪同下我跑马观花地在城里跑了一圈，每凡见到一家甜点店，她都要停下来买一块形状怪异的“Kuchen”（蛋糕），我精疲力竭，以至膝盖碰到了火车的门梯上，我的关节炎复发，并且暂时将我困在了我在柏林的旅馆房间里。柏林，柏林宾馆：外面寒风凛冽，房间里只有摄氏十五度。由于我不相信电话，所以便一瘸一拐地找到了宾馆维修部。一位非常友善的年轻人。我告他说，房间里很冷。他回答说：“要么这样，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派人给您送一只电暖炉去。”我高兴地应道：“那太好了。”电暖炉迟迟未到。一个半小时后我打电话说：我在等电暖炉。回答说：他们不知道这回事。我重又一瘸一拐地下了楼：那个年轻人不在，换了一个神情淡漠的女人。“什么电暖炉？”她问。我说：就是刚才那位年轻人答应送来的那个。“什么年轻人？”她又问。我回答说：就是刚才坐在她现在所坐的位子上的那位。女人说：没有人坐过她的位子，整个上午她都一直坐在这儿。我疑惑不解。总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告诉她：我很冷。女人说：这不关她的事。我强调说：既然我们住在最高档的宾馆，那就请送一只电暖炉来。“没有电暖炉。”女人回答。“但我很冷。”我说。我反复向她追问了两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回答？我没有听错，她确实是说：“Decken Sie sich zu！”（盖好被子！）我乘电梯回到房间，打开了我自己带来的、本来用做煮咖啡的小电热器，电热器的插头是我的一位叫K的朋友帮助改造的，为的是能够插进世界上任何一种墙上的电插座里。几分钟后，一股舒适的热流从我放电热器的台子上涌到我的脖颈后。我把那条病腿搭到一把椅子上，另一条腿蜷起，好把我的本子摊在膝盖上。膝盖疼痛，加上一无所获的两个月时光和最后的那次侮辱，让我继续忍受了大约八星期的磨难，回到佩斯后才好转。

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书里散发着霉味儿——这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和一个实现了的人生在宇宙中唯一可以改变传统的印记：书的味道。“1749年8月28日中午，我随着正午十二点的钟声降生到这个世界，在法兰克福的美茵河畔，我读道：‘当时的星相非常幸运：太阳恰好行至处女座位，并且是最炫目的时刻；木星与金星友好相望，水星也毫无敌意，火星和土星保持中立；只有月亮……’”——是啊，没错；人就应该这样降生，在这样的时刻，以人的尊严。在这同一个时刻，地球上肯定还有数不胜数的人呱呱落地，只是其他人未能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书香：因此他们无足轻重。这个幸运的时刻，是宇宙为唯一的一条新生命预先安排的，伟大的造物者就这样诞生，犹如一位神话的英雄。一个无人能够占据的宝座正恭候着他，他早就应该降临，大地已等得望眼欲穿，苦苦呻吟。现在，只需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星相，帮他度过出世的难关，帮他度过未卜命运的开端以及在跨入显赫的帝国辉煌时刻之前的彷徨岁月。从生涯的巅峰蓦然回首，在他的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偶然与不测，就像其生命本身也需要披上其形式的外衣。每个行动、每个念头都很重要，因为，“关爱”揣藏着动机，它的所有阐述都载负着一个范例性的“发展的象征符号”。后来他说过：“诗人要有自己的出身，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这真是最重要的事情。

话说回来，我出生的时候，太阳正好运行到至今众所周知、最大的经济危机的位置。从纽约的帝国大厦到曾经的费伦茨·尤若夫大桥(8)上的鹰鹫，人们随心所欲地从地球上所有的制高点纵身跃入水中、悬崖下或者碎石上，一个名叫鲁道夫·希特勒的党领袖在他那部书名为《我的奋斗》的著作里，将一张极不友好的面孔转向了我，在其他星座尚未到来之前，我的那颗被命名为“numerus clausus”(9)的星座悬在了我的头顶。所有地上的标记（我不知道天上的标记）都证明了我出生的多余性和无理性。另外对父母来说，我的出世只是个累赘：当时他们正准备离婚。我是他们的几次并不相爱的做爱的结晶；也许，是一个宽容之夜的果实。由于大自然的宽容，我在他俩中的任何一方可能稍加考虑之前，只扑通一下，就降生到了这里。我是个健康的孩子，长出了乳牙，开始咿呀学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开始在自己杂乱无章的事情里蓬勃滋长。我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儿子，但他们之间已没有了任何的关系；我是一家私人教养院的孩子（他们打离婚官司时，将我送到那里抚养）、“学校的学生”和“这个国家的贱民”。“我相信一个神，相信一个祖国，相信匈牙利的重生。”我在开始上课的时候这样祈祷。“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是国家，完整的匈牙利则是天堂。”从墙上那张用血红的颜料勾框的地图上，我读到这样的名言警句。“人必须乘船，但并非必须生活。”我在拉丁语课上用功苦读。人们在我的四周筑满了围墙，将我的意识据为己有：这就是教育。他们时而用关爱的话语、时而用严厉的教诲使我慢慢地成熟，他们在彻底毁灭我。我从未反抗，也不去努力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带着倦怠的良好意愿，晕厥在自己教养良好的神经衰弱中。我是一个为了与自己的生命为敌而缔结的沉默联盟的盟友，虽然谦虚努力，但并非总是无可挑剔地进步向前……

11月，西格利盖特。我跟小说的关系令人不安地冷淡了下来。我读着至今为止已经完成的书稿：冷静的认同，但心里却无动于衷。同时，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去德国的旅程中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事：我没有将它记到在那里写下的日记里。整个行程都惹人不快，使人蒙羞。伊奈兹问我想先去参观歌德故居还是先去布痕瓦尔德。“布痕瓦尔德。”我回答说。汽车站挪走了，挪到跟我最后一次去时（大概十五年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条路，这片风景，与当年我所熟悉的已大不相同。低沉的浓云聚积翻滚。我和伊奈兹一起走进了大门。游客很多，在我们前边有一队……我该怎么说呢？由死亡营导游带领的青少年团体。突然，暴风雨大作，我们跑到距离最近的房子里避雨；这里曾是历史上的火葬场。年轻人也涌到了这里。我被挤到一张用发黄了的白瓷砖铺成的解剖台旁。放头的一端，摆着用来冲刷台面的橡胶管，那位皮肤棕褐、面孔惹人厌的中年男向导，片刻不停地在室内用那副麻木不仁的嗓音讲解当年如何枪决囚犯、如何焚烧尸体，等等。他用手指着一个供囚犯站立的台子和台子上方为朝囚犯喉咙里开枪而设置的小孔。看得出来，年轻人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后边有对情人正在旁若无人地接吻。伊奈兹马上解释说：那些肯定是西德人。不管这个解释多么蠢，至少证明了她的尴尬和对我注意。其实，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受到伤害。如果说感到什么窘惑的话，也只是因为，“我的历史”强迫我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我在此时此刻丝毫不能认同的态度。此时此刻，我只能这样想：一切都毫无意义，就连布痕瓦尔德也已经毫无意义……我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布痕瓦尔德的小说，以后还要写一部说明这个特殊而忧郁的事实的书……“布痕瓦尔德已毫无意义”，我是多么希望我不再是我，他们不再是他们；多么希望什么都未曾发生，什么都未变成历史；多么希望我们这些恰好活在这儿的人能像诸神一样未曾有过命运（里尔克的观点）……雨停了，我们走了出去。伊奈兹想知道“小营”在哪儿，我未能指给她看。太阳从汹涌翻滚的云层里露出来。在光秃的土丘上，地里插了一块标记了什么地方的木牌——我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我都辨认不出，我没敢在伊奈兹面前流露出我想去一个感觉更舒适些地方的念头。随后，我们终于走上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杂草很高，野花上雨珠闪烁，我们漫步到一座庞大纪念物前。从半圆形平台似的山腰上，可以展望全部的风景。在柔和温煦的天光下，在这片辽阔的、诱人去野游的环境里，这个“an sich”（自身）看上去并不很差的雕塑群已完全失去了它的震撼力。我们走进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祭祀场，印第安土著部落的祭坛与现代的冷冻塔混杂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家园里。沿着高高耸立、斑驳断裂的高墙漫步，我的目光落到了摊在一个石匠用的操作台上的工作服、水桶和几个空瓶子上。这些带着人气儿的东西终于使我平静下来。之后，我们乘大轿车下山。午餐的时候，又开始了日常的繁规琐续（比如说，不许我们坐到我们想坐的地方，在大象宾馆不许我们去户外的平台，等等），我不再去想布痕瓦尔德了。但是我懂得了，该在什么地方划出对历史的接受能力的极限。宽容之心很难被人接受，但是，离开了宽容之心，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去理解另一个民族，甚至，不可能理解自己。我简直为此感到羞惭，我只不过是千百万被作为用来愚弄那些在精神苦海中饱受煎熬的人民的、具有堂皇理由的人之一，然而，人民被奴役、“被惩罚”的理由完全不是他们所证明的那些，因此，用偏激的话说，最终还是我将为此遭人憎恨。就在“遭受维斯·曼弗莱德(10)剥削的匈牙利人民”被以不可思议的手段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1)的同时，维斯·曼弗莱德的家人却获得了去葡萄牙的护照。对历史的虚假认知就是这样运转，就是这样被动运转的：伪造，疾病，神经症，以及强加于人们头上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最终结果导致了愤怒的攻击——可能的话，这种攻击就指向他人；如果没有可能，则指向自己。假若不许人们在物质、心灵和精神上超越自身处境的话，总而言之，假若人们根本毫无进取的话……这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

假如有一天我知道我到底是谁，是什么……

一篇关于萨特的评论。我再次痛楚地意识到，我是来自他的世界。我的根茎插入了战争存在主义的土壤之中：在这块土壤里，还能长出什么新鲜的营养作物？我基本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这并不是说，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不理解（没有兴趣理解）我。

12月。我跟我的小说和解了。前奏已经完全结束，我左推右拽，虽然变得更加羸弱，但至少像一位憔悴的、即使在破败的时候也保持着风度的贵族，赢得了这个虽然贫窘却引以为自豪的结果。什么东西不会破败？贝克特如此，加缪也如此，绘画、音乐等一切东西都会破败。繁茂的艺术不会萌芽于烧焦了的荒野上。有什么东西失落了，但是，有什么东西可能正是借助失落而逃生。

诚然，做死人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很可能就会习惯于此（就像习惯于其他事物一样）。

1981年1月。昨天晚上我在寒冷的多瑙河畔散步。在议会大厦前，一位波兰人用很蹩脚的德语招呼我。他是克拉科夫(12)的犹太人。我们聊了一会儿，但我不知道都聊了些什么，但是情绪悲凉，仿佛谈的都是一些冥府的协议。随后，我继续往前走。天色阴暗。大雾。潮冷。无可奈何。

要做好准备。千万别在街角遇到事故，遭到拦路抢劫者出其不意的当头一击。贝多芬：“不能死亡的人是痛苦的。”

尼采：《道德的起源》。法国革命是犹大山地(13)对罗马的胜利，但是，在短暂的瞬间内又出现了再现于拿破仑（这位从劣等人种向优等人种过度的人物）身上的高尚道德……晚上，阅读卡夫卡《日记》。如果和卡夫卡放在一起，尼采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德国畜生。

霍桑，《红字》 ：“有某种宿命，存在于人类不可战胜的本性之中；这种宿命就像最严厉的判决一样强大有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永远轮回；就像一种诱惑，将人诱向某个地方，在这些地方某些特殊的生命事件被染上了色彩，哪儿的颜色越黑暗，哪儿的诱惑就越令人难以抗拒……这块土地变成了她永世的、凄苦而悲凉的家乡。她身边的这片充满了她儿时的欢乐与少女时代记忆的英格兰原野已变得全然陌生……她被一条用铁环连成的锁链绑缚在这块土地上，这条锁链拴在她心灵的最深处，任何力量都不能从那里将它打碎。”卡夫卡，《日记》，1914年1月5日：“这些楚科奇(14)人为什么不离开他们可怕的土地呢，与他们目前的和他们所希望的生活相比，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更好地生活。但是他们做不到；可能发生的事，是发生了的；而可能发生的事，也只能是发生了的。”在《城堡》的某个段落里，K这样对弗里达说：“我不是为了逃离才来到这个荒凉之地。”

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替代任何人：这是一个替代他人之人的社会。假如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社会里都变成了象征和比喻，这毫不奇怪，只是这种比喻早就丧失掉了本意；在这里，生活也是一样，关于生活的梦并不存在，或者说，人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讲，但却早已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讲什么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芸芸众生在这里相互饕餮嗜血。那是怪诞的命运。”弗什特·米兰。

人们总是同时需要两种图景：一幅“真实的”和一幅“想象的”。但为什么要加引号呢？因为没有一种是完全真实的，也没有一种是完全想象的。

总之，一部小说很少能从美学的角度进行衡量。人们渴望一位能表达他们心声的艺术家的出现。

一株株光秃的橡树，将它们的枝杈戏剧性地插向飘着一道紫霞的黄昏的天空。隐在皇后长裙后的隐秘山谷，蜿蜒曲折的密林小径……

这就是有一次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他：戴着一顶小帽和一副墨镜，一个明显城郊人打扮的拦路汉。他早晚会在某个街角下手，但与我们的生活毫无相关。他不是法官，只是一个判决的执行者，而这个判决早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下达了。我们究竟害怕什么？怕疼吗？或者我可以这么说是怕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所有那些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东西，同时也会让我感到它毫无意义。

年龄与衰老，彻底改变了人们脸孔的原始线条，而将他们裹在了皱纹里，就好像穿上了制服一样。老年人的相同性，也许只是减低了我们对他们的注意。

即便那些生活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里的雇农或下等平民活得都像牲畜，但他们也不像20世纪的人民这样变成了东西。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事情反过来说都是真的。“上帝是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人类。”不对，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上帝。随后惊诧地发现，最终就跟上帝一样地失败。然而这一切都“menschliches， allzu menschliches”（人道，过分的人道）；在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人类生活（命运）之间，横着一道幽深无底的断崖，由于我们对这道断崖的存在状况与自然条件无从认知，所以没有架设任何桥梁的可能性。我们或者站在断崖的一端，或者站在另一端；或者是多余的存在，或者是生活。

我无可挽救地做错了一切，一切没等我真正地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我可以这么讲，我活过了人的生活。

作品代表着作家，艺术品流露出创作者的思想；比方说，一部小说的卓绝，在于它背后隐伏着一位无法捕捉又无处不在的作家（假如他真是作家的话），他神秘得就像那个上帝，传说是他创造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因此，我们要将这种卓绝之物从小说里剔除，这正犯了要将上帝从这个世界中赶走一样严重的错误；尽管现在犯这两种错误都很时髦。因此，无论小说也好，生活也好，都是一样的乏味无聊。

生活的质量，就像芸芸众生和少数的幸运者经历过的一样。消极、尖刻的德国格言在谈论后者时，听起来都简直如出一辙。一部分的精神生存者只能在投身于假想出的“大众需要”时，才能为他们的个体行动与存在找到证据，他们试图通过这种需求的方式说服自己放弃他们的信仰和思想之精华，不再做一个——（看起来）在当今的大众社会与大众生活里、在大众性毁灭与摧毁中唯一被证实为有据可查、真实可信的——充满否定的人。大众与精神，总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是，大众从来未曾像现在这样拥有过权力，更未曾拥有过这样唯一而绝对的权力；而这种将大众推上王位的大众权利，也从来未曾像现在这样公开地与精神为敌。大众——准确地说，是想借助大众而证明他所期望的合法性的权力——处于一种这样的状况，它能摧毁一切较为高等的生存形式，否则就没有生活的价值（恐怕，也没有生活的意义）。这就是20世纪的特征。

他是热衷于政治运动的人，我孩提时代的朋友。三十多年后，他突然找到了我。“从时间的最底层。”他提到我的父亲：“拉茨大叔，站在厨房里，用勺子吃红色的荤油，因为他想长胖。”他带着一种忆旧的微笑讲述的，是孩提时代地狱般的生活。他讲到了青少年时代的青年运动；从那之后他的信念也未曾动摇。他坦述了对人的爱。“我是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者”，“是的，我相信人”，“要是我能成为一个动机不良之徒的话，就不会再失望”，等等。总是徘徊在屠杀与使人屠杀的边缘，而写不出一句无论关于他人还是自己的死亡的话来。就跟所有的政治运动以及所有热衷于政治运动的人一样，极端缺乏想象力。他毫无掩饰地讲述了他幸福的婚姻和孩子们带给他的快乐。谈话中，他忽然失控，神经质地挥动起手臂。他猛然抬起手，做了一个像是梳理头发的动作，可他的脑袋几乎是秃的。这个动作，我曾见到另一位政治活动家G也做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位政党领袖生动感人、代代相传的动作。这位政党领袖到底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谈话间，我匆促地想着：这个动作到底是哪位领袖的？这个动作所传递的信息，是某种理想主义者的时刻准备好的状态，是某种共产主义者的灵魂的继续。这些可能会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的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失掉自身的意义，而都变成某种与本意截然不同的、便于人们识别的记号，变成一种变形了的语言，一种归某个特定人群集体专用的语言。或许，这些动作在传代的过程中屡经雕琢；可是谁会知道，这些用来区分不同态度的举止究竟从何而来？在它们逐渐散播的过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含义？是否会变成一种文化的伴随特征？

8月。天气炎热。尼采《快乐的科学》——看看所摘的箴言，可说是《惨败》的尼采版。在各个时代的精神反叛者与各个时代的革命实践之间，横亘着一道致命的荒谬沟壑。当前的历史精神忧郁症。这个国家从18世纪启蒙的专制主义，经过种种逆境与磨难，到达了当今自由的极权主义。世间光阴，有如一台被藏在壶穴里面、疯狂作响的机器，现在，有许多小人(15)匆匆忙忙地朝这里汇聚，为的是将机器拆散，至少让它不再出声。在原罪的基础上，人类犯下了许多本来无辜、难以定罪、但不容怀疑的历史罪孽。（也许，所有的革命都是行之有效的游戏？）结果是：驻足不前，无可改变，生活就像一个终点永不可及的、向四下蔓延的、缓慢的腐朽过程。真理，不存在于灵魂之中，而应该在社会结构中找寻。现代真理是理性主义的，只是令人无法容忍。

不管人们相信什么，只要他们有朝一日拥有了权力，就要凌驾于生命与死亡之上，不管他们让人信仰什么，他们之所以想拥有权力，就是为了能够凌驾于生命与死亡之上。信仰！信仰！信仰！这一切所留下的，只是屠杀与统治。多么令人乏味的陈词滥调！当权者至少想要重现那些曾经真正拥有过权势之人的傲慢——没有同感和没有犯罪感的想法……

但是这种不合法理、没有罪疚感的想法，最终导致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成为那些恬不知耻、低级野蛮的刽子手的掌中玩物。

尼采经常或者根本就不理解这些事物，或者当他将现实与抽象相串联时，被因短路放出的精神光焰所威胁，这是烟花般零星的灾祸。

我躲避某种幸运的变种，就像躲避一种最大的不幸。

尊敬的夫人，请让我检查一下您的思想，询问一下您做的梦，探究一下您的情感，让我跟踪您的一举一动，紧随您的每个脚印，让我总是将您控制在我的视线之中——总之，为了让我能够爱您。

Pro memoria： memento mori（为了记忆：记住死亡）。

加缪《反抗者》有关希特勒的部分。在我看来，这是纯粹的动力，是动力的机械论。加缪说：“由于法西斯主义无视世间的普遍性，所以它不是一场革命。”我认为，即使这样，它也还可能是一场革命。但是这并不是这句话的实质，在这句话里，有着某种带着现代精神的、痛苦挣扎着的、古代的——民众的——种族的——中世纪的动机，有着一种恰恰是在“现代社会”里受伤的现代灵魂。好像突然有什么东西仅仅揭示在德国人面前，与宗教一同接受了的西方文明。匪首一声吼叫，匪帮扔掉了武器。这确实是虚无主义的论调，当加缪在西方文化的圈子里研究这一特性时，他又说对了。亚洲……哦，亚洲的情况不同。

曾几何时，文学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如何生活的；然而在今天，作家只能够讲述自己：讲他是如何生活（试图生活）的，讲他是何等的无所适从和无可救药。

极权主义未能达到彻底的极权。意识形态缓慢地耗竭。“体制”不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后者更具影响力，总而言之——就像某种经历了冰川时代、洪水时代而幸存下来的病毒——能够（乍看起来）消失于大众生活的表层，而退缩到行政制度之中。一个自由化的、潜伏着的、已然能够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极权主义，这才有着真正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将其翦除的灵丹妙药。

我的所有关系的诞生，都像是野兽与陷阱之间的关系。有时我陷进一条腿，有时则是我自己拖着一个陷阱，我强忍着，任凭自己为了生活而受伤、瘫痪。舒伯特说：“到底有没有欢乐的音乐？”

超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名字。但是，其超越性并未因此有丝毫的减损。

我相信超越与绝对的匮乏：我有自己的超常性，因此也有自己悲剧性的人间阅历。有人要求我别做什么人，有人要求我别当作家。人们之所以阅读所有作家的作品，是对作家的适应性和社交能力——最主要的是其超越的人间阅历——感兴趣。除此之外，只是娱乐、挣钱、闲侃和无稽之谈。但是，人类超越性的名字究竟是什么？一件祖传的家具，一种伦理。因为伦理既是个性的、无法回避的，同时也是共有的、传奇的。人的依附性与敏感性即罪孽，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是毁坏的、无可挽救的范畴；而且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可以作为命运感受到的范畴都是同样的熟悉。

“我们在渴望爱的同时，又是多么的屈辱！爱是一种怎样的胜利！一种怎样的专制！爱，犹如最血腥的惩罚所带来的羞辱，永远烧灼着我们的良心！”

这就是在这里生活的耻辱。从这个角度看，我承受了奴役；从这个角度看，简而言之，我还活着。我的精神产物到底有没有证明了什么？到底有没有证明了某些我自己并不想证明的东西？时间和空间是否在我身上盖上了宿命的印戳？反之，我是否宁愿自恨、自杀，也反对与任何类别的道德共生？因此，我在这里留下来，并将自己从悲剧与命运之下解脱出来，投身到喜剧以及由于偶然的机遇而混乱的、国家性的民众命运之中。我的作品，恰恰再现了这类喜剧，为这种共知的羞耻和无助的屈从提供了空间。不过，这已然熏染上了见证的色彩。在这里，存在主义的天赋、对一次性存在的深刻体验以及对生活的经历，可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在这里，个体的任务也一样，不管在哪儿都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惨败》的写作技巧，这就是《惨败》的小说世界。将历史的背景视为偶然的素材，从而使生存跨越了自己：尽管这个同时带着毁灭的胜利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个瞬间本身就是一部作品，正是通过它，正是这部之所以是作品的作品，创造了（也许用“实现”一词更为准确）自身的可能性。仅此而已，别无其他：达到了作品的可能性；随后（“谁在这里谈论胜利？”），作品本身早已隐遁，哪里都找不见时代的问题；这并不是作品，只是一条（如同作品的）通向它的道路。

马洛伊(16)：《土地！土地！》……激动人心。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流亡都是20世纪的生存方式；外部世界的流亡和内心世界的流亡。流亡与流亡：马洛伊与托马斯·曼。悲剧与喜剧，准确地讲（用马洛伊的话说）是讽刺漫画。马洛伊的“路标”是市民(17)之路。为什么说是“路标”？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这条路不会是悲剧性的，或者说是，既不那么激进，（从道德角度上说）也不那么高尚。在这里，市民从未真正地负责过（不过，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市民）：1945年的失败，是一出规模不大、水平中等的（可以这么说）资产阶级的戏剧。然而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能够建造一座像《浮士德博士》那样在指控、犯罪感、使命感与失败的梦魇之下呻吟的、哥特风格的摩天教堂。在这里，即便就像马洛伊那样的、最彻底的清算，至多也只能取得自省的结果，在生存之中有着某种类似漫画的东西。这种类似讽刺漫画的东西，就是匈牙利的无功能性。而且，即便在清算历史的时候也掺进了这种类似讽刺漫画的东西。市民所选择的并不是赎罪——说来，也没有赎罪的理由——而是离开现场，扬长而去。作为匈牙利市民，从特定的无功能性跨到了普遍的无功能性之中，进入了一种逃亡状态。在这里，这种逃亡并不代表任何人。远离“匈牙利的命运”这个寒酸的、无法抛弃的行囊，只是对命运的逃避，而且很难说逃避的就是命运；之所以很难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命运从来就未曾存在过。因此，我们不能断言：马洛伊的逃亡会与托马斯·曼的逃亡一样为整个的民族投上阴影；滋养这个国家的伟大精神已经与马洛伊一起抛弃了这个国家——无论从主观上讲，马洛伊曾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家精神的培养者”。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评价，除了说明马洛伊的伟大之处存在于其他方面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与其说他是在民族流亡的大军里，不如说是走上了个体独立之路，尽管从这个角度讲，在他身上也闪烁着钻石般的、道德榜样的光芒。无论是在市民生活里，还是在后来的集中营内，自由总是超越这种毫无保留的、前所未有的彻底屈从。尽管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种超越了自我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跨越了各种内在的社会道德与精英品德。假如我愿意的话，这种自由可以将我引到生死之门，可以将我引到知识宝库，可以将我引到一个直接通向纯粹生存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获得个体宽恕的机会。

“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马洛伊（1972年）。

11月。智力与一点道德的勇气：虽然工作到了那个阶段，需要具备有修塑的才能，但我几乎总能信赖于自己的这些暗淡无光的美德。

1982年1月10日。今天上午，我抱着一把母亲传给我的厨房座椅坐进了出租汽车，直奔旧家具店，在这里买了一张写字台，摆到了天使之地(18)居民小区公寓楼内、大姨家中的“小半间(19)”里感觉还不错（有一点冷），我装好了台灯。由于我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我每年要交两万福林的房租。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弄到这儿来的？近来，我热衷于搜寻一件件东西、一块块往事的碎片，这只是为了表面意义的记录、回忆。我将死掉。人死后能留下什么呢？印记着他们生活痕迹的，是几样家什和一两张账单。

感冒，卧病在床，读马洛伊的《一个市民的自白》（这是30年代的版本，当时文坛的禁书）。这自然跟《惨败》的境遇相似。环境的描绘，在《惨败》中堕落到了何等程度！假如我像一位作家那样——也许像一位民族作家那样——进行与时代完全脱节的思考的话，那么，我就不难发现，《惨败》是何等自然地融入了（我希望能够融入）一个生气蓬勃的文学历程；那么，空间的缩小和艺术问题的提出，就会具有何等的洞察性（这是一种追溯）和深刻的意义。现在，重又回到生存屈辱的话题上。M说：“在今天，无论在哪儿都要屈辱地活着。”

汉娜·阿伦特：Wo sind wir， wenn wir denken？（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她说：不在任何地方。这是可以预见的。

重又回到“市民”作家的问题上来。至于合法性问题，由于法律秩序的前提与前提相仿，因此，这成了他们的作家自己的问题。不过，只要作家认识到“他可以被杀死”，他就能跨进“世纪的真理范畴”，而且这并不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卡夫卡在《变形记》和《诉讼》中杀死了自己，在第一篇小说里化身为昆虫，在第二篇小说里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公务员。另一方面，我觉得并没有必要注重于这个——在当今世界只有在真正重大的场合里才不给人笑话——的观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表现为建设性，即悲剧性。这是一种保卫世界、维护世界秩序的态度：悲剧的态度，高贵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应该切实可信地根植于深深的传统和行之有效、不可动摇的意志之中——也就是说，生存于精英之中。然而，这种毫无根基的、强大的精英结构始终是一种伪装的结构，其内容异常简单，即变形了的结构，也就是说——“毁灭”。

据A(20)说，夜里我曾在梦里叫喊，高呼求助，紧张自语，焦虑呻吟；她还说，我把她惊醒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有一半的生命在活着，而且充满了某种无法命名的负罪感。我在——从某种类似于逻辑游戏的角度——审视与这种生活相系的真实关系时发现，人类——让我们这么形容——是在下棋，或是致力于在纸上抽象的筹算，然后从筹算的结果中发现存在着某种现实。比方说，用手将两根电线捏在一起，用一个螺丝固定，然后插进墙上的电插座里，按一下开关，灯就亮了。以完整的意识计算或然率，虽然其结果是在我们的预测之内，但仍很奇妙，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无法理解。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推论，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有理有据的可信度；写作也是一样。对我来说，这种工作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承受着日复一日的挫折。假如在这种时候有什么事情做成了，最惊讶的人则是我。这里面没有蓬勃的生命，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缺欠些什么。什么是我的存在？我为什么活着？ 我的本质又是什么？我徒然寻找着，当然我要找的并不是答案，而是多多少少有点可信的信号；我的躯体也是陌生的，它载负着我，最终会杀了我。

帕斯卡认为，一个人越有头脑，就会在人类身上发现越多的个体特征。要不就是我的理解有误，要不就是时代使人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昨天，读了福楼拜的书信。五十四岁的时候，他作为一位老者写到了自己：“很快，我就要满五十四岁了……”我五十三岁。在这个年龄，福楼拜早已就是福楼拜了，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福楼拜……“Gib’s auf！”（放弃吧！）

要在这个集体的世界里（疯狂与毁灭集结其中，没有个人的出路），要在这个集体的世界里作为个人而存在，并且坚持作为一个个体之人；此时此刻，我实在不知如何表述这种“更英勇的使命”。

总的来说，绝对的哲学更像是旨在逃避、不直面任何东西的哲学。看得出来，形而上学的伤害和沉默的道德条件（等等）；这是绝对的悲剧，也是极度的悲剧。与真实的存在相反，它已被所有人遗弃，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存在，独言独语，乏味无聊，并被用腐朽、毁灭的语句表达出来。也许，这是一种抑郁性精神分裂的状态，只是尽量对生存景象进行正确的描绘，或说是——创作；然而对于“正常的”意识而言，这种状态不仅仅无法接受，而且无法想象。人们将自己的意志与生存紧紧相系，同时对他们来说，生活却无法忍受。人类幻想着救助，准确地说，他们的理念过于匆促，很多时候，是以目标的理念、欲望的理念和认知的概念形式，仅仅游弋于生存之上；攻击（劳动是其形式之一）是欧洲文化与文明的基础资本，意思是说：反叛者的行为，是从存在与对死亡恐惧的怀抱中汲取能量。也许——假若我们突然会有一天能以纯洁的目光审视一下的话——我们因此感到在这种躁动之中缺乏真实。可以这么说，因为这种真实就是反叛行为所试图忘掉的实质。但是，这仅是现象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追求的想象再无力立足于根本的人类认知，无力捕捉住展现于事件之中的命运，无力把握事件的进程，这种日益高涨的想象损害了需要扩充的人类意识——道德意识与历史意识。与此同时，为了生存而将自己判给了历史，人们又无力接受历史，无力以历史的方式生存。可以这样说，人类失却了生存，失却了历史；诸多极权主义的存在，激化成一个日益尖锐的重大问题：它们到底怎么容纳——到底能不能容纳？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人类生活到底是不是人类的创作？我究竟想借此询问什么？我想问：到底是人类运用历史使呆板的生活占据了优势，还是历史将人类判给了这种呆板的生活？

根据雅斯贝斯(21)的这个“虽不太原本，但确有分量的正确观点”：他认为生活的整体不能与政治形势相分割。不管我做什么，我总要感到羞惭，而且这是我内心最好的感觉。

我能够将犹太性视为某种象征的符号、生活的状态和道德的义务。这种认知使我从中看到一种可能性，看到一所体验屈从、现代贫困与排斥的大学校。但是，假如将犹太性视为一族民众、一种信仰、一段历史——我们又拿它怎么办呢？如果作为“民众”，则无法与使他们感到孤独、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体验相一致。如果作为“宗教”，则与我直面死亡的勇敢和泰然相对立。如果作为“历史”，它又会与我在缺乏“历史使命感”时（假如我并未视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所承担的个体使命相矛盾。

一切都已然发生，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奥斯维辛和西伯利亚还没怎样触及人类的意识，就已然过去了（假如真的过去了的话），从伦理道德上看并未发生任何的变迁。所有的体验都徒然无益。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什么地方与这种体验潜在地、隐秘地共存。无论我们抬眼朝何处眺望，立刻跃入我们眼帘的都是一片单调刻板、慵倦乏味、在判决的打击下彷徨的风景，一切都在躁动不安，一切都与看上去的富足生活大相径庭。因此，精神生活是如此的萎靡堕落，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对上帝而言的生存释义。

匈牙利作家的问题，并不像他们近来所抱怨的那样——所谓“由于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与世界对话”。匈牙利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向匈牙利人讲话。“文化政治”的官方或半官方作家们，将文学摆弄成某种似乎极其严肃的东西，其实不仅不具严肃性，甚至恰非源于人的个性，而是被看成某种伟大的、公共的、大众的、国家的、我们大家的、甚至民族的使命——或者说，极其严肃地宣讲根本就不严肃的东西。似乎维护民族存亡的谎言要比损害民族利益的真理更重要；尼采的观点：病人用谎言医治自己。但是他们是否试想过，被他们时刻不断地盗用其名的“人民”，也许对这个真理根本就不感兴趣？

在我体内，有着某种独特的、与自身为敌的残酷，尤其是在涉及我写作的时候。我将一切置于自己的敌对面——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为敌，然后转向与自己为敌。赎罪，自罪，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仅仅因此也不敢降生于人世。我这样活着，仿佛是在两个确实重要的事务之间懊恼地打发一段淡漠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我的生活。

5月。西格利盖特。鸟儿在夜里叽喳私语，突然，开始像人一样的对话。啼啭的啾鸣，呢喃的私语，歌唱，谈情说爱似的咕咕叫声——可以说是幸福快乐。没有丝毫的粗暴，没有丝毫的激动，没有丝毫的饥渴。

梦样的氛围。轻度的抑郁。经常性的思绪阻滞。晚饭后，我漫步在残阳西下的余晖里。一道凹陷的低谷，夹在两座郁郁葱葱、相互依偎的山丘之间。雾气，在已经变亮的天光下，为远处形如棺材的山峦铺上一层致密、深色的地毯。我无法组织自己纷乱的思绪。在我体内，隐居着一种迟钝的、没有爱的感觉。一个个疑问在我体内萌生，聚集。为什么？为什么？我将自己的手从所有可以抓住的东西上松开。一种豁然开朗的内在感觉。这是恐惧，或许不是？这种内在的感觉，是不是诱惑？

我并没有必要像我现在这样写作。萨特的观点，人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话，但总是用别人的声音写作。他说的很对。

有一位乡下老人。开口打招呼。一个我为了描述那两副老人的面孔而苦想了几个月（但没有想出来）的词，突然在我的脑际闪现。现在，这个词就摆在这儿：衰沮。衰沮这词不仅适合这位老人，也适合那两副老人的面孔。

四年前我曾说过：这就是那块将要撞碎我们所乘之船的礁石。看哪，这块兀立的礁石，光秃，充满威胁，无法躲避；汽笛的鸣叫也无济于事。

我在与一位身材颀长、相貌友善的女士交谈。突然，情况发生了转折，就像一个隐姓埋名者忽然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可以从她的话里了解到一两件克鲁迪·久洛(22)的逸事：每天可以写满十六张“16开纸”（我直到现在，即使全力以赴地从事有酬翻译工作时，即使在对译文水平要求并不高的情况下，我一天最多也只能翻译十四页“32开纸”）。我追问道：克鲁迪去世后有没有留下日记或者什么私人的札记？回答说：只有一两张字条，上面写着类似“不能认输”等激励自己的话。他经常在夜里三点钟回到家，然后立即开始写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也就是当天）的中午。编辑部的差人已经坐在厨房里了，等着取走他刚刚写好的文章。他是一位时刻都不停止写作的作家，但仍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写作。他的著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来。我想，他早就忘了自己曾几何时开始写作的动机了，他要写的总是一个能够销售的故事。但是，他罕见的伟大作品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克鲁迪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评估？他通过《辛巴达》驳斥了克尔凯郭尔。他证明，敏感的天赋在散文中也可以体现出来，《辛巴达》系列是世界上最宏篇的唐璜式小说。他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才思枯竭，与世长辞。“五十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叫他‘久洛大叔’了。”某种可怕的宿命，某种天才的创作，他也因此沦为了牺牲者。深刻的社会苦楚，在匈牙利散文中从未得到叙事诗般的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体现为一种怀旧），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家在清晰地辨清自己之前失落了自己。他有的仅是一套深蓝色西装，一双灰色的、羚羊皮内衬的皮鞋。“没人知道他只有这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是的，忠实于所有使人毁灭的东西，忠实于“被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毫无意义的形式；在这里，天才重又获得了原本的、生命的意义——天才表现为一种发自痛苦和濒死境地之中的一种忍受：就像要在艺术家的永生之中，应该看到幸存者精神化了的能量。

阿谀奉承的眼神最终被阴云笼罩；在他们眼里逐渐勾勒出我真实的映象。

生活丰富多彩；与所有的衰落较量；做一个有分量的人，要比做一个无足轻重、不完美的小人物更难。

存在着历史体系，但也存在着心理体系。在为权力而屠杀的地方，权力看守着凶手们的焦虑；而那些为了权力而屠杀的家伙，永远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一切就这样地代代相传。

我是一位革命者，但我预先已经知道，革命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失败了。我是一位这样的革命者——他虽然憎恨这个现存的实体，却未做出任何推翻它的努力。从“客观”上讲，我偏好不良的事物，我的思维并非辨证的， 而是矛盾的；甚至，我视之为一种道德，确切地说，视之为一种我自己的道德。

我们所有人都服务于一位我们都憎恨的财神，这就是社会的体制。这种“生存的意志”像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至于真理，有时似乎拥有充满生机的价值。有时让人感到，在那些不能视真理为“充满生机的价值”的地方，生活就会在那里停滞；要么表现为攻击行为，要么淤滞成一洼生活的泥沼。不管现象是表现为崩溃、疯狂还是抑郁，实质都是一样。不管怎么说，这种文明还是把人类引领到某个地方，在那里，最终还是突破了道德、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真理，从而成为衡量的尺度。简而言之，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从另一方面看，真理的天性是能够分门别类；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承受、甚至公开诸多矛盾、而不想让自己汇入芸芸众生的社会？

8月。他是否变得比命运更加软弱无能？莫非仅仅由于他想成为幸福的人？对尸首进行蹂躏践踏，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免除毁灭？——这是一个有趣的困境。

鲍拉日·贝拉(23)的日记。混沌错乱的化身。先是尼采与康德，随后，继那些音乐般的理论之后而来的是马克思，接着是苏维埃、维也纳、柏林和莫斯科。就像一个火车头从制造厂里缓缓拖出，最初，火车头只欣悦于车轮的转动，仿佛在梦想自己飞速地疾驰；随后人们推拉启动杆，变速器铿锵作响，铁轨被车轮甩到身后，终于被推上或滚上了一条铁道（看上去，两者似乎合二为一），疾速冲向自己的宿命，沿途不再有其他岔路。女人们：她们在早期生活里还是男人的奴仆，遵守“超乎寻常的礼仪”；成熟期时：“在我周围蹲满了顺从的妇人。”之后，在温煦的早秋之夜，散步在肮脏、腐臭、令人恐惧的城市街巷里。这是些折磨人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动弹不得。莫非这是出于惰性？只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已将这种懒惰演化为自己的命运。我总这么说：命运与小说——因为这样说起来很好听，但在我这样絮叨的时候，它已然变成了我的真理。

我痛苦于真理，由于痛苦而变成了真正的真理。只要我的命运还未终结，或者说，在我未能经历完这些使我成书、甚至使我成人的基础体验之前，我就无法从这里离开。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一切都不可理喻；从生活艺术的角度看，这一切都愚蠢笨拙。然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依照我的释解，这个世界具有类似木偶戏的性质和自我解说的特征；我虽不满足，但还是无力改变它。这个世界看起来有着机器般的构造，有着某些原因，准确地说，有着瞬间爆发的驱动力。即便这样，哪怕我坚持自己观点，也不想卷入任何我并不熟悉、并不知道的东西里。这时，我可以创作“世界的画卷”，哪怕这幅“世界的画卷”所描绘的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景色，但这至少将成为我的世界风光：实际上到底怎样？谁会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存在的原因，也不知道存在的目的，更不知道为什么——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又要从这里消失？与此同时，我们还相信：大千世界，存在着永生，存在着我们与时间无关的灵魂。但是，假如神秘的事物不可揭示，那么只有其自发性才是真实确凿的。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可以切实看到、可以描绘出来的世界。

“没有比有人爱我们更令人窘促不安的感觉了。只有在冷静、客观的关系中，才有可能感到一点点真实与一点点愉悦。就连性爱，也只在远离之后才有享受；一个不知姓名的情人的肉体，转眼就会变得陌生，不再想占有；当不再想占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渴望占有。”这天下午，唐璜带着儒雅的微笑说。我看到，从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一把已经折上了的剃须刀。

流亡者的忧郁：不再躲避，活在别人的视线里，让自己听从判决。

继续阅读鲍拉日·贝拉的日记。令人生厌，但又很有趣。在许多琐碎、拙劣的文字间，不时夹杂着电闪般耀眼的伟大认知。“选择罪孽，”之后说，“不是他错了，而是他本身就是个错误。”（正像我已在《惨败》中写下的那样）他接着又说：“从道德意义上讲没有明天，永远只有今天”等等。 世纪之初，精神与生活的激奋卷入了运动的风潮。豪约什·埃迪特(24)怀着对生活的憎恨以及对生活的无奈的基本情感（作为市民家庭的孩子）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靠近。有一天，她仿佛突然获得了启蒙，摇身变成了一个热衷于世界变革运动的恐怖分子。“一种哲学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同一’，而这个‘同一的世界就像一个更迭补偿之物’。”卢卡奇·久尔吉(25)这样认为（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东西）。笃信，普遍性精神的攻击性，失败，之后是运动、斯大林等等世间的体验。这是东欧的、塞纳河右岸地区的典型进程。另外还有：B.B的性功能异常，与紧张和恐慌紧密相关；他的精神错乱和刚愎自负，与他狂妄自大的精神变态以及政治观点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虽然他所走的道路径直通向运动，但与此同时，他的理智（从根本上说，他的整个生活方式、整个身心及个性）又否定了政治性纪律。尽管他涉猎浅薄，风格平庸，尽管他心性错乱，与艺术家格格不入，但却总是刻意创作“伟大的艺术”。他浅薄外行，自欺欺人，将充满虚假意识的目光投向了自己，总想试图创作出某种——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来说都毫无价值的——“经典”，并未意识到系于自己身上的虚无与空洞。世纪之初，弥漫着宏伟思想的氛围，辽阔无际的激情生活最终导向的是一个封闭的、毁灭人类的、胜利而猥琐的权力世界；在这种理性的运动中，建立起用来拘捕人灵魂的秘密警察系统。他投身于苏维埃革命。他从街上听到了风声和传言，冲进了“总指挥部”（奥斯托利亚饭店(25)）。在人民军事委员会里，只找到一位女教师和一名“学生”守在电话机旁。他将学生赶到一旁，自己坐到了电话旁，接听并继续传送各种消息。几天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到底想不想这样？想，他想得到一切；出于他的好斗，出于他的贪婪，他就像渴望女人那样渴望革命。这种欲望受控于下半身，也就是说，这种欲望受控于五脏六腑，受控于各种无法抑制的兴奋与焦渴。有时，还划出了一道道电闪。最后，就这样结束了（在1922年）：离开了羞耻，再不能继续存活…… 但是，他真的感到羞耻吗？莫非他是将这种羞耻留给了我们和后人？

我是否对我的罪孽多少有一点理解？1. 我的存在。2.我怎么生存。3. 对他人来说，我怎么生存。

曼海姆(27)：“与生存相系的思想”。我的可能性（我的艺术家的可能性）就像我生存的、我作为奴役生存的函数。为什么再不能与生存的环境相隔绝？为什么要让监狱的高墙永远挡住遥望寰宇的视线？对我来说可能发生什么？不存在任何的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普遍，不存在任何的永远，不存在任何的“宏大文风”。只有打着我的生存烙印的、和我一样囚徒般的作品。我虽然能够跨越自己的境遇，但毕竟是从前一种境遇中出发的；我们可以抵达另一种境遇，但自己却拖着自己全部的衣物和某条路途上的风尘；即便B点作为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只能从A点出发到达B点，而且要背负着过去。我们只能从河流的旋涡中打一桶水，当然，将水桶放进多深的水位打水，其意义不尽相同。

在伟大民族的子宫里总是孕育着什么；伟大的语言里总会出现——一位作家并不需要弹毁整件乐器就可以发出的——自由之声。

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而是，我们怀着清醒意识所过的生活是不是值得？

“卢卡奇·久尔吉认为，”正如鲍拉日·贝拉所说，“每位杰出的作家，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的类型。”.

不存在一条从一个灵魂通向另一个灵魂的道路，只存在闯入与逃出，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不会由于恐惧或者傲慢而变成杀人犯。

昨天晚上，K，一位友善的年轻人，他读完《命运无常》后问我，我如何能够将惶然无助和我恰好与其相反的存在——写作——“结成一体”？我从所有看重我、甚至喜欢我的人嘴里听到他们这样议论我说：我杯里的水已经倒空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似乎这是对我处境的清醒认知与坦率直言。好像我该吊死自己似的。大概事实确是这样。只是我顽皮的天性，使我暂时与这种诱惑相敌对。引用某人的话说：“在一个人能耐心地坐下来写小说之前，要先战胜某种令人恐惧的烦躁。”我担心，我最终会像染上疾病似的投降，并且逐渐忘记了思考。二十九岁，我也曾经历过这个年龄：这是可怕的成型、选择与决定的年龄段。还是做老人好。

9月。对生命的颓丧无能和我们短暂创作力的徒然无奈，我都有了强烈的亲身体验：像是一种腐蚀性的幸福。植物神经性愉悦的调味剂：萎靡的秋日，一条伸向草坪的布达小巷，在那里，会使人联想起小说中真实的情节片段；半小时的游泳；沿着多瑙河畔的一阵短跑。我还活着。

“性爱，将人引向虚无。并非道德沦丧，而是毫无创造。人们可以将自己交付给一段自己不想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光。然而，个人的前行与心灵的纯净相牵系。”摘自加缪的《札记》。

“人类总归还是试图获取幸福”，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这里边隐含着不幸。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存在某种生命的活力。而且，只有在痛苦之中才存在着慰藉（这句话只是在第一瞬间让人感觉到矛盾）。

有机物只能从有机物中产生。我的生活有机物重新恢复了自己所谓“运动化”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我每天孤独的锻炼慢慢变成了一种折磨，最终还是使我在苦汗涔涔的痛楚中开了口。

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大使馆的午餐邀请。“那么，”她说，“请您拿出您的记事本。”我说：“您说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记事本。”一阵短暂的沉寂，随后在电话里响起一阵响亮的笑声。“您使我又重新对人有了信心。”女人这样说。随后，我们交谈起来。仅今日一天，她就要遇到多少傲慢自大、多少粗暴无礼和多少虚假自负的自我意识！现在才中午一点一刻。

谈到小说：至少目前我还很憎怨，这表明，看来我一直未能彻底完成它。

引用普鲁斯特的话：“这种——在我们生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造化之物突然从生活中无踪无迹地消失的情况——极少发生。”——勒南(28)：“我们对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迟钝、麻木；完成一项宏绩伟业，达到一个高峰或一种显贵，并使所有的个体的生存都从陈规琐矩之中解放出来。”——梵高：“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绘画中，我都可以离开万能的上帝而自在地活着，我只有在缺少一样东西的情况下会感到痛苦和不幸，这个东西比我和我的生命更加强大：那就是创作力。”（均摘自加缪的《札记》）

我永远学不会对简单的生活机器进行的简单操作。我永远不能像自动控制的现代人那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轻松地按一下电钮。（的确，有时按一下这个电钮会引起爆炸。）

10月2日。昨天，前天，在小说创作上发生了突破性的进展。极端的精神状态。晚上，散步在多瑙河畔。坐在布赫瓦尔德座椅(29)上吸了一根烟，对面是盖列尔特山，远处是山峦的轮廓，随后又望到坐落在不远处的、弧形的玫瑰山丘，黑压压的人群，微光闪烁的灯火，较为明亮的天幕，上面低悬着一轮初秋苍白的冷月。我服了安眠药入睡。今天凌晨，我轻松地醒来。我清楚地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斯万的故事。取之不竭的激情。其中积聚了不可思议的体验，苦楚；同时也是苦涩的知识。在这个指向唯一的一个人的持久激情里，隐含着某种非常本质性的、超越的因素；这种因素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绝然的徒劳。这种不幸，是激情的不可接近性和难以感受性；最后，则是另一个人的、无法移动的物质性以及令我们自己惊诧不已的、无法捕捉的陌生感。这段爱情是悲剧的，是孤独的（从另一方面讲，唐璜，这个永远反复再现的人物化身，恰恰也是这般的徒劳，由于他未能使人看到任何东西，所以更像是个喜剧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惧的瞬间：在许多年之后，当斯万的生活早已被这段持久的激情所摧毁之后，他才突然对自己的徒劳有了彻底的认识：“实际上，似乎我并不爱这个女人”他这样想到。（我们可以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体验，他在《诉讼》里写道：“我爱你吗？”就在这第一个瞬间，K 暗自思忖，随后一个念头在他的脑际闪现：“哦，当然了，我爱。”看起来，当激情尚未被控制、并埋在心底之前，它是指向自身的，是自检自责的，自己不但为之痛苦，而且变得自卑，仿佛是从自己的躯体内流亡。在激情灼烧的冲动中，莽原上可以吞噬一切的空虚令人惊骇。尽管所发生的情况很可能恰好与之相反：人们从空虚逃向并不真实的激情冲动，因此继续感到焦虑不堪，并且超乎寻常地、徒劳无益地经历过一场激情的痛苦冒险，这种冒险并非在激情之中，也就是说，并非在我们体外，而是在我们内心。显然，苏格拉底会这样说，要将激情转化成认知；并不是说你别体验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而是说不要误解这种体验的本质。你要掌握的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因为后者可能被掌握，而前者不能。就这样，用希腊式的语言来讲，激情具有自身的意义，但是仅在知识所及的范畴内。然而，这个观点需要屏弃，准确地说，需要转变，因为获取知识——也是一种激情，或许并不弱于自杀的激情。

人们将某些东西想象为幸福。他们以为，他们的幸福恰好与痛苦相反，他们的幸福是排除了痛苦的幸福。可怜的不幸者！

有一点弗洛伊德主义的色彩：毫无疑问，我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男孩的角色。一切都是这个角色扮演的结果。父子情结，还是母子情结？我的艺术，被视为心灵的补偿。我的诸多关系——被视为心灵的补偿。我重复性动机——被视为痛苦。我的痛苦——被视为灵感。从一切疾患中痊愈——被视为死亡。

迄今为止，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不仅是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就连马克思也是脱胎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马克思不仅启蒙了社会同情心，还将自己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从德国传出，传遍了整个世界；他用一种经济哲学替代了救世的信念，并将形而上学的观点导入了唯物论中，引向了革命性的未来。莫非很难将这样一位人物纳入德国人的行列？因此，即便对瓦格纳的作品，我们也别忘记托马斯·曼从瓦格纳身上所透视到的“浅薄外行”；假如我们仔细思考的话，在他来说，这种被认为是世界性灾难的“统一性艺术”的观点其实并非全然陌生。

看看你所写下的东西。风格：要看……

这种关于智力手段本质的观点，是由叔本华首先强调的，但是假如仔细读读康德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在他的书里也能找到。

我的写作，虽然有时像一个日常生活里的机器人，但仍然是沐浴在每日阳光下的节庆。当我无法相信这些节庆的日子会重新再来的时候，就是我陷入无限深沉的沮丧阶段。

这可能会是第一本（假如能够写成的话）囊括并展示了所有与个体相悖的素材但仍试图突破这个个体的小说。如果说这本书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蕴涵其内的“新的东西”。

我接到西德使馆的午宴邀请；这是一张卡片纸，上边印了只象征德国的老鹰。假如希特勒看到它的话……

博大的思想并不仅仅源于思想，还需要非思想的东西：这就是力量……

我觉得，那些我在所有作品里视为可信的、甚至科学的东西，首先被创作者毁灭于已知的真理之中，然后再通过他获得重生。否则非真理的东西就成为了真理。“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真理？”彼拉多(30)问。另外，我们只有尝试了我们所蔑视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捕猎尽最后一丝希望以及盘踞在我们体内的暴君意志，只有当我们在所有的承诺皆已兑现、但仍感失落之时，我们的退缩和被放逐才真实可信。假如有什么东西被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把它雕琢成一种纯粹的道德，显然，就跟在许多情况下一样（也许是在我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11月19日。在“天使之地”，沿着金属板一样灰色的多瑙河散步。脑子里从始至终想着昨天看过的电影，法斯宾德导演的《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超常的灵感。接着读到齐美尔关于自由的优美语句，自由只能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产生，总是与其他什么相敌对。我也在与什么为敌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假如真有过一点自由的话），我的自由也在与什么为敌的过程中变成了艺术，我的艺术是一种反抗什么的艺术。

圣诞节的变化。秋季的癫狂平息了。一切都有了秩序，而且一切都秩序良好。缓慢而谨慎地回到了人的世界。昨天，圣诞夜，在家里用晚餐，谢天谢地，没生出什么麻烦。有点拮据，但搞钱是男人的义务。通过朋友或许可以解决；我有几个朋友。在“天使之地”的大姨家，有我一个小得可怜但能工作的巢穴；有追求，还有许多责任，不过这就是所谓的能够提供给人立足机会的日常奋斗。我像一个男人似的活着，就像一个生来就是为了要在短暂的生命里每天奋斗的男人，而且还要照料那些他所牵挂的人。我是国王，我在操纵一场战争；毫无疑问，我将要输掉这场战争。

1983年1月。“突然，在他心里闪现出一个所有人早晚都会理解的念头：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与人建立关系不仅绝无可能，而且也毫无意义；怜悯的价值与憎恨相同；人们不会需要他做任何事情，用不着付出什么别的，只要付出一点点令人生厌的耐心，一点点相互等分的自制与感官的协作。”奥内蒂(31)：《造船厂》。

3月20日。昨天晚上，一直渴望欣赏的《帕西法尔》(32)。纷乱无绪的印象。费解的、明显的盲目崇拜。毫无疑问，这是从率真、自律的个体的倒退和畏缩；这一切无可名状，所退到的地方，并不是信仰。——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深层的移情作用和屏除一切偏见的审视发现，尼采的论点其实并非与基督教相抵触，而是与非基督教思想相对立，在他的著作里，他显然与本我相敌对，与潜伏在（实际令人惊叹的）本我艺术最深层的反叛者相敌对……

“我们只认识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这不是卡夫卡说的，而是歌德。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能够使意志发生改变。但是却将意志逼迫到了什么样的逢场作戏之中，想来大多数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做出一副惊诧的样子，像是来自外部的宿命。

人类的局限性是自身的理智。

歌德认为，我们要在老年的岁月里变得神秘。

但是（我认为）神秘就是神秘，是因为不承认智力的无限权威；不过也恰恰因此，它不能使我们——比在只相信理性的时候——有更多的认知。

复活节。巴赫：《约翰受难曲》。 灵感——不仅迸发，而且在我的周身从头到脚地涌流，这是真的。巴洛克风格的基督像（对我来说，这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督像）。男声中——低音。总而言之，既非革命者，也非救世主，更不是宗教的创始者。从天而降的陌生。“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人间世界，”不属于人间的永生之主如是说，他是睿智者，他是艺术家，“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传播真理。”彼拉多用同样的男低音回答说：“什么是真理？”这仿佛就像一部现代小说夸张而赤裸的对白。

我不知道，究竟是事情从孤单开始的，还是创作使人变得孤单？我认为，事情是从清醒的意识开始的，在这种意识中，人孤单地作为创作者袒露在自己眼前——孤单，因为这就是事实；而作为创作者，是因为人就这样抱怨孤单。

假如一个人凭借理性反对玄秘以及玄秘之物，那么其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

但是玄秘又是什么呢？是无法用语言概括的宇宙的整体，是隐逸于万象之后的宏大而静止的过程，是潜藏在历史深处的伟大历史，也许就是那个通过个体与理智而将我们屏除在外的、我们的生命本身。

最为沮丧的理性形式是历史性的理性，也就是限制和受限于历史的理性。

创造性思维，是跌撞于极端之间的思维；在“是”与“否”的秋千上摇荡，直到链条断裂；然而，正是载负于秋千之上的那些物质——那些有形之物，正是这个重量，使得秋千前摇后荡。

空泛的理性，是“客观”的盐碱荒野；事实上，空泛的理性从来就不是理性，而是一种自卫，是一种不适于精神历险的症状，是一种拒绝。空泛理论的特征与非理性、性欲和权力欲相仿。

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体验：我写下什么东西，各种即刻的情绪聚集、汇合，各种即刻的表述变得就像镜子上的污点；终归在我对自己的决断持以疑虑、进行掩藏之前，一下子蜕变成我的某种整体、完全、真实判断的镜像——几乎变成一种预言。里尔克说：“什么是时间？我们何时生活于现在？”

（以下是我为《生活与文学》周刊撰写的一篇介绍弗洛伊德的文章的写作大纲——不过他们最终并未向我约稿，准确地说，他们最终向一位比我“更合适”的人选约了稿。）

当我们试图评价弗洛伊德的时候，他的精神历史看起来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我们只是弗洛伊德的匈牙利读者，在我们的日历上所显示的年度是1982年……

“总的看起来，我们时代的问题表现于经济指数之中。我们时代的哲学是社会学。我们审视的目光看到的是一个结构，是代替个人的群体：国民，阶级，消费者，阶层，集团的全体……如果我们不极力改善落后的经济状态，社会的面貌就会扭曲，黑社会的水闸就会崩溃。我们清楚地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在这些地沟里繁殖；清楚地知道，它们一旦从地沟里爬出就会变成什么：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独裁主义，我们只列举几个戈雅曾在作品中描绘过的、具有猴子面孔和蝙蝠翅膀的妖怪；这所有令人悲伤的一切，都被弗洛伊德置放于一个人类的本能世界之中，它们之所以浮到表面，只是由于对社会位置的期待……

“让我们斗胆阐述一个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弗洛伊德是一位道德主义者（恐怕，并不只有我们持有这个观点）。苦涩的道德主义者，不过，道德主义者总是苦涩的。弗洛伊德大多是在疾病的症状之中表白自己，这种表白仅是蒙田的随笔、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尼采的道德批评的延续。世纪交替之时，这种严肃性披着科学院的长袍，在那个科学的时代里，如果不以实验为名义的话，没人能够听到自己的讲话；在那段岁月里——在那段可以清楚地听到道德大地震声音的时间里——这还是符合逻辑的：道德主义者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而是医生……

“‘弗洛伊德将目光决然地投向’‘潜意识的原欲世界的夜幕’之中（托马斯·曼语），在这个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里，人们早不再无知，尤其是对近来人数叠增的、接受或正在接受电视教养的观众来说，这始终是一个友善的巢穴。我们应该惧怕自己，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或者不能）胜任一切，这个我们并非从弗洛伊德那里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知道的；假如与此同时，我们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已然病入膏肓了的、然而以上帝的名义虔诚地压抑于内心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话，我们便会带着少有的平和的微笑沉浸到梦乡之中。弗洛伊德创造出这种产生于古代弑夫悲剧的自罪文化——假如从那以后并没有那么多的父亲、儿子、女儿和母亲惨遭屠戮的话，假如并未看到‘没有人为此感到罪恶’的事实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恹恹欲睡中平心静气地阅读它——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变得更聪明一些……

“到底是什么使我们将这种优势付诸笔端？也许由于我们比弗洛伊德更有道德或更有学识？一点也不。但是，我们比他更有经验。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人们以及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也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总之，我们不能驳斥这个或许有点可笑的探知：可以这么说，这似乎是研究者的幸运。可以看到，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看到这座该死的、原欲世界的火山爆发……然而，我们这些弗洛伊德之后的孩子，无论怎样也无法依据他的理论理解那些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一岁到三岁所经历的肛门期体验，在奥斯维辛则根本就无所谓存不存在……

“今天，我们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究竟怎样？假如弗洛伊德从他的著作里朝我们投来犀利、固执的一瞥，我们又会感到什么呢？感到一点转瞬即逝的惊诧。我们试图在他面前用惊慌的动作掩饰自己的综合病症（假如我们有的话）；试图使自己的原欲理性化（假如我们能够并且被允许的话）。假如我们的语言磕磕绊绊，我们则带着迟疑的微笑将日常的生活心理记录在自己的大脑里，努力清晰地讲话与思考。我们要努力把自己从上帝、从我们的父亲和前辈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要从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其他许多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弗洛伊德是犹太先知的形象，他用他的故事对罪孽发出了警告……

“在20年代发生了某种变化：尽管弗洛伊德继续将透入脏腑的苦涩视线系在人的身上，这副刚毅的目光现在已经洞穿个体，追逐原始而遥远的混沌……也许，在同一时代诞生了像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以及普鲁斯特、乔伊斯、布罗赫(33)和卡夫卡伟大的生存小说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犹如进入了冰川时代……’（阿多诺的这句话，摘自评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文章）……

“我们为什么最终还要将弗洛伊德的著作捧在手里？为什么不觉得他的著作应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案例是隐秘的问题。不合时宜……尼采曾为他的一部著作取名为《教育家叔本华》。弗洛伊德也是这样的教育家。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自己逐渐扮演了威严而压抑的父亲角色与态度，他心里最清楚：自己在儿子们的脖颈上是一种何等沉重但又无法卸载的负荷。在德国文化中的教育家角色（歌德）。所有伟大的教育家都是从精神分析开始——从自我认知开始的，这种自我认知随后传播给人、民族、世界，乃至生活……

“总而言之，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隐伏于我们体内的‘七宗罪’。作为一个伟大的又通常严肃得幼稚的19世纪的孩子，他将罪孽视为疾病，并试图用正确的信仰——理性主义进行医治……让我们这么说吧：今天，我们在他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位道德家。尽管他是奥地利的犹太人，但还是跻身于那些伟大的、落后的德国革命的个人主义反叛者之间，托马斯·曼在谈论尼采的说辞时曾对他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将自己钉到了思想的十字架上’……

“尽管与唯理论的心理学所描绘的人类形象相比，弗洛伊德所刻画的人类形象更加富有生气；但是若与人类从那之后在各种体制下表现出来的形象相比，还是不够生动……

“作为教育家，他的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东西；他所教的并不是理论，可以这么说，他的治疗手段现在也已经过时了。但是在他的教育中，有着让人无法超越的东西，我们只是借助于托马斯·曼的话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教导人们，要对人进行思考，思考的唯一本质对象是人……

从本质上说，人们并不对其他人感兴趣。只有作品能够真正地使他们沟通。

苏格拉底：他凭什么要为“神话是否有其自然的基础”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说来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在他尚未认知自己之前，他不会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感兴趣：“不过我以为，斐德罗，思考这类问题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愉悦方式，但这只是那类聪明绝顶、精力旺盛而且并非特别幸运的人所干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完成这类思考之后，他们将不得不先为人头马恢复原形，而后整治吐火的妖魔，之后成群的蛇发女妖、带翼的神马和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怪物如洪水一般朝他们头顶扑去；假若人们不相信它们的存在、而试图为每种神怪找出它们存在的自然依据的话，我经过审慎揣摩后认为，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我的朋友，我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的冥想，其原因是，（根据特尔斐预言）我没有‘自我认知’的能力；我连自己尚未认知，就去审查那些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东西，这在我来看荒唐可笑。”这是很好的范例，但你试试跟那些自称想不具任何道德观念地记录历史的现代历史学家解释一下这个道理……还有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是研究人员、艺术家，还是学者、道德家、自然科学家……

自我纪实是一种船夫的苦役。我像坚持划桨似的执著于此，饱尝磨难，艰辛向前。船行的方向是否正确？也许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克莫德（Frank Kermode）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小说家。”

温伯格的宇宙学。宇宙之初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尚未聚集成原子的炽热物质，后来在三分钟之内爆炸，变凉，之后成了它所变成的样子。那又怎么样呢？这能说明什么？万物之始？另外，那种极微小的、爆炸了的炽热物质的初始又是什么？存在于什么样的空间？又从何而来？人就像一个变活了的、打仗游戏中的玩具士兵；知道这个战场（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真的”了，知道别人在拿他游戏（尽管对游戏的规则只是一知半解），但是并不知道游戏的目的，任凭淘气的孩子们随意摆布，一会儿被推到这儿，一会儿被摆到那儿，被弄坏，甚至被折断；最终还知道，自己是用将会腐朽的材料制成的，早晚也要变成破烂。这些认知还可以扩展出一些其他的细节：除了在玩伙伴游戏的时候之外，这些玩具再没有任何用途，原因很简单，哪儿都没有他的地方，哪儿都不需要他的角色。

总之，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毫无怨言地彻底屈从并饮尽最后一滴毒液更能使我们满足的了。

创作者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不是对事物做出反应，而是创造事物。

7月。在西德逗留了三周多。当我要在慕尼黑登上回国的列车时，我感到一种焦虑。

在海杰什豪罗姆(34)边防站，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乡村式的寂静。一位体胖的妇人赤着脚，拎着一只蓝釉的水罐。黑暗破旧的扳道工小屋，戴着红帽、执着小旗的扳道工：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一个穿着破旧制服的男人（或许是铁路工人？）走进了车厢，朝座位下面看了看——车厢逐渐恢复了平静。读日记。重新潜入自己的意识。尽可能地回避那类让人感到屈辱的体验。

交谈。他认为，当对世界的特殊性进行表述时，可以予以贬低。——艺术家恰好与之相反。

假若我不愿扮演这些令人生厌的角色的话，我为什么要逃到这个孤独、神秘的游戏中喋喋自语呢？

9月。将两副躯体厮磨得直到它们的痛苦迸发出无休无止的火星。

乔伊斯（当他听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分子式的闲言碎语时）说：“他们至少应该扯到一些种萝卜之类的话题！”

卡内蒂(35)说：“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东西的人会被遗弃，他们的民众也会被遗弃。”

真正使人震惊的到底是什么？是他们遭到了屠杀吗？不是。是对他们死亡的漠然无知。

生存的机械论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行为是有用的；但是，他们从来未曾想到过真理，人们只不过是这个历史屠宰车间里任凭宰割的鸡禽。

连他的想法也使我异常惊骇：“这一切，你本来应该从我这里知道，我的孩子……”

西蒙娜·薇依。1943年，她在伦敦随身只肯携带跟法国沦陷区的居民所能领取的一样数量的食品。至于那时候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能得到多少食物，她却只字未提。她记录更多的是在修道院里跟神甫们进行的、关于诺斯替主义异端(36)之类话题的争论（而且是在法国）。——古怪的生灵：庞大，却很颀长；深邃，却很狭窄。

永恒地生存，这句话的深层隐伏着某种虚假。离开了内在的历程，一切便失去效应。（“求求你们，别把你们的脑袋塞进永恒事物的沙土中。”）时代的材料不能丢弃。人类需要借助于内心的史料逆路寻踪，回归自我；自己则要随身带着、拖着那些粘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污垢）。

路易斯·约德尔(37)的自传与众不同（很少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完全与众不同”）。——有一个与之有关的历史学者的问题：德国民众到底知不知道集中营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学者的提问。他们知道些什么，当然，由于时间的变化，他们知道的东西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只要还存在这样的体系——人们在这个体系里被占有，被恐吓，被虏为兵役，被关进监牢，被限制消费，得不到食物，被炸毁住房——总而言之，只要生活还处于非常时期，那些非常的现象就会无可遏止地继续卷入具有非常性的自然法则之中。后来才发现，关于某种东西的知识是一种有罪的知识；从那之后，记忆便开始改变，在改变了的记忆的光亮里，知识也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时候，人们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说谎：只是在衡量——在相应的岁月里未做的事，在当时不可能做的事，因为当时的意识以及与这些事情相关的知识与现在的不同。可是，能跟一位学者或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这个道理吗？

冬天。大雪覆盖了西格利盖特。我在散步的时候遇到了L。他用他特有的生硬口吻抱怨说他没有孩子。他大约六十五岁。“我没有传宗接代，”他说，“我也知道，这要冒多少风险。”他沉思道。他是担心情感的僵化和衰老——要充分利用心理机能。

奥尔特加(38)的人类学理论。人类“根本就不是物体”，而是悲剧，或者说是历史事件。这是个体的“使命”。但是奥尔特加认为：使命是不能选择的，然而选择又是不可避免的。总而言之，个体具有令人疑惑的属性：老虎总是第一只老虎，他说。然而，人类从不是作为“第一个人”的亚当，想来，我们降生在一个由过去统治的体系中。

有一次，当我告诉Z“小说不要注意性格”时，他十分惊讶。所谓“性格”是那个当人还是什么物体的时代产物，最有意义的是：比如巴尔扎克，他是孕育“性格”最多的作家，仿佛是将原始材料拿给那些站在绞肉机旁的人看。比如说，吕邦泼雷(39)在机器中的痉挛唤起了我内心的蔑视，因为我觉得他对价值的评估是失败的；吕邦泼雷恍然相信，生活与社会结构是同一样东西，他变得服帖屈从，最后竟辨别不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他是一件产品，而不是一件创造物。恐怕作者看到的也是这一点。今天我们已然知道，作为“什么物体”的人不会有任何的机遇，人只有在物性之外才可能找到某种具有生机的东西，这是个简而言之的事实。真的，最终人类被严密地网住，无法挣脱。话说回来，又能挣脱到哪儿去呢？不管去哪儿，即便不归“公有”，也是“集体所有”；这话我说得很清楚，就像跟兄弟间的交谈。

过程，在小说里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人们正是通过它而索回生活。所谓小说的危机并非由于人们不需要小说，而是由于小说作者不知道他们的职责，他们不是蹩脚的工匠，就是巫师。不会每分钟都诞生一个普鲁斯特、卡夫卡或克鲁迪。但为什么有这样的作家存在，我们应该知道，小说唯一可能的对象是：重现生活，经历生存，哪怕在我们消逝之前只有珍贵的一瞬，也要让它充满我们的内心。

生命：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了多余的琐事上。“圣哲”的主要性格特征也许并非那样的激情、那样的偏执，而是害怕浪费时间。当时间尚未被恐怖的诅咒——衰老与死亡——充满之前，带着毫无意味的标记。在欧洲，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工作，准确地说，是通过劳动服务解决的。穿过底下通道，迎面涌来拥挤的人群。他们行色匆忙地去哪儿呢？这并不是一个与死亡有关的廉价问题，而是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如此重要。早上起床，然后洗漱，和家人碰面，随后赶车，八小时工作——做的大多是些与生存无关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之后是采购，重又乘车，少许的——几乎还是不触及生存的——娱乐，幸运的时候做一次爱，最后是睡觉或者夜里失眠。他们就这样从未涉足生活地度过了一生；他们从未涉及那些发生了的事情，但是最终还是要把那些发生了的事情视为他们的生活。我终于成功地从不具个性的命运里逃出；我最大的历险还是我自己。我怎么想，就怎么做。但是无论怎样，我还是一个饱受心灵创伤的人。我在深深的矿井下劳动：缄默无语，紧咬牙关。现在——尽管总还在“发生”什么——我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死神随时可以将我带走。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今夜的梦谷深处，一股巨大的无奈感将我吞没，像是一种似曾相识却还是令人惊诧的新感觉。我从自己体外看到了自己，看到这副蛋圆形、有点亚洲人的面孔，嘴巴里后边的金属假牙和带着伤疤的、毛茸茸的大腿。一种令人惊悸的深渊般的感觉，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个事实：自我与自己的这副躯体是同一个物体；更不要说我对包括自己的人际与言行在内的一切的一切——简而言之，对我的生活——的无奈了。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真实性，唯有犯罪感是真实的。不过，在这种通常激发出灵感的犯罪感里，我却连不幸和屈辱都感觉不到。就好像我从未写过什么似的，一切都被耻辱与陌生笼罩，尤其是我自己。

1984年2月29日。闰年——逃脱之年。但是往哪儿逃？逃到哪儿？……贝多芬《第八交响曲》。重又发现，艺术家的创作在演奏中总是表现出某种不人道的、木偶戏般的因素，将作品变成某种机械的、完全物化的东西。在我背运的时刻，当我翻着已经写好的小说手稿时，恰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切都是结构性的、动态性的，我疯了似的试图从中寻找出“人性”，但是徒劳；疾速旋转，闪出金属般的光亮，难以捕捉，无形地蒸发——用讽刺的手法、以机械速度的强化进行描述：这是一种只能让我们抱以希冀的形式，但是我们从来不可能知道，在这种形式之中是否隐伏着永远的静止？是否隐伏着某种静息的、无法描述的、勉强可以称为“灵魂”的超然尤物？

也许梦境能使人与世界、人类、动物与矿质统合为一；但是假如梦境不能做到的话，那么死亡也无能为力；莫非个体之人也不是生灵。

猫（在这儿，在租赁的住房里）。根据我的观察，这只动物的举止完全是理智的。除了一两下事关性命的惊恐、不可理喻的植物神经性反应（其生命不可理喻、令人惊恐，想来，变成一种生灵的类别，可能存在一种猫的灵性，或者用孟德斯鸠的话讲，可能存在一种人猫），可以看出，理智是一个安闲之所；如果饿了，感到痛苦了，智慧就会随之增强。但是，除了可以理解的贪婪外，既没有任何的喜怒无常，没有任何的疯癫，也没有任何的非理性行为。它没有“主见”，它不能理解这类事情：比如，当我烦躁地甩身离开冰箱，离开里面装着对它来说如同珍宝一般的肝脏和鸡脖子的藏宝匣时，尽管毫不理解，但它还是十分耐心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所有的反应看上去都很清晰明了，都符合理性——我找不出其他的说法。能使人的智力创造出逻辑性理智的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也“存在于”自然之中，否则无法用理性的手段理解自然。理性使人、动物和自然整合为一。另外，显然它只对现实的世界有效。有其他的什么在深层发生，理智则在发生之前将路径堵塞。因为，尽管这种理性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是客观的，这则是一个较高的、难以接受的生存层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主观存在的生灵；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人类探求真理的激情本原——这是唯一的、与其非理性形式并存的激情，更激烈的说法是，理智实际是非理性的，尤其当我们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并非被理智索去性命，然而我们的死亡是可以理喻的；只是濒死之人永远是理性的：这正是问题所在。理智也不过是一个我们只能用激情、用非理性相应对的陷阱：伴着反叛或顺从、傲慢或屈辱，理智也是一种可以借用但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如同也不属于我们的生命。

理查德·瓦格纳说：“……除了波兰人之外，还有谁会说波兰话呢？顶多只有俄罗斯的秘密警察。”

用一种被孤立起来的语言，做一名被遗弃民族的被人隔绝、遭人遗弃的作家。从人的角度上讲，从“创作者”的角度讲，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落寞。

3月。卡夫卡无法看透的人际关系体系与隐藏在其人际关系体系中的奇异空想。但是，现在我试图弄清，在可以看透的人际关系体系内是否隐藏着同样的奇异空想？没有忘记罗伯——格里耶的这句至理名言：没有比准确更奇异的东西了（这句话恰好是他在谈论卡夫卡时说的）。

反基督者。正像有人（或许是布朗戴斯）在评价托尔斯泰时指出的那样——说的是基督，想的却是马克思。总之，他的道德性批评在时代更迭之际——在19世纪后三十年里——极其富有预见性。尼采看到了民主主义的平民和消费者——更动听地说，大众。诸如“权力意志”、“美丽”、“力量”之类的“自然价值”，恰恰与“基督教”相反，换句话说，恰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不同。无论是尼采，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是对屠杀的召唤。无所谓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情形，看上去全都显得难以立论。一切都自然而然，最终对那些屠杀者来说，组织屠杀也成了重要的事情：先是对保守帝国的尝试，继之而来的则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尼采哲学的核心在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生存”（我再加上“要在任何环境下生存”），这句话至今都在耳畔铮铮作响。从实用政治的意义上讲，尼采可以说是一个外行：然而，他在“颓废”的问题上显然是正确的。归根结底，罗马帝国并非由于它的人道主义而败落，欧罗巴也并非由于基督教的道德观而衰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社会体系，一个社会结构无力从自己的领地里跨出，而是在疆界之内焦虑不安地原地打转，但却不能摆脱最实质的决定因素。另外，让我们换个角度做一下观察（这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始终是在19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屠杀问题只喧嚣于德国和德国以东的地区。——此外，当尼采大谈特谈“一个民众”的利益云云之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民众正作为民众消亡、改组之中，或者说，民众已不复存在，只是成为人群、消费者、社会阶层等等，以及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浸渍于意识形态之中的极权与极权主义者们。——事实上，尼采思想中饶有趣味的是过于诗意的激情与痛楚，是在他体内燃烧的愤懑与伟大的认知：我们的路已到尽头，我们必须做出抉择。之后，事情便这样发生了。人们被攥到了国家的掌心里，他们的生命逐渐变成了羞耻，不断堕落，他们的天赋被禁锢，再无须选择，因为否则他们会遭到加倍的蔑视，不会留有任何可能选择的空间。这曾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可以这样说，曾是一个理性的进程——舒适，慵懒，顺服，但仍可存活，这种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处于无奈的状态，阻滞于暂时与永恒之间。

西蒙娜·薇依：机械主义是我们错误的一次性选择——我们错就错在将自己交付给了机械主义，交付给了繁复的法律，交付给了盲目的自然力量。这种可能是有的。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些力量正是机械主义的天神，而所有试图跨越、突破的意志是人类积极的反叛——当然，这是徒劳无果的反叛，因为机械主义毕竟是某种力量、法律和死亡，不管怎么说，人们关于美好的零言碎语逐渐充斥了人间世界，总是徘徊于人间世界的疆界之内，而从不能越雷池一步。然而，应该小心的是，他们最终只是在语言逻辑上是正确的：这个谈话——从逻辑角度讲——只是无可理解的声音与符号的集合，所谈的都是些不可以谈、也不需要谈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天性、欲望、尤其是他们的行为、生活也显然无法被塞入这样的逻辑之中。一切都是如此令人疑惑的文字游戏！值得怀疑的是，所有这些语句与事实真相并没有过多的关联。的确：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显然，我们所知甚少。这个重要的“我”——这个奥尔特加之“我”向表层的漂浮，或者说，这个向表层漂浮的尝试过程是个体的使命——然而，这个重要的“我”难以从活跃的反射之网里挣脱出来，当自己作为人浮出表层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像火山或者瀑布般孤立的现象，而是变成了反射，变成问题与应答，变成总与具体事物相关的问题与应答，并在自己身上打着物质的烙印——说来说去，这个重要的“我”同样也是一种社会产品，还不过是一串反射的链条，技艺，构思，调色，作曲，交战，逻辑体系的创造，夜校的十二个学生以及所有那些匿于深层的、无法释义的符号：这种意志，这种本能的力量，这种升华了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什么是生活？谁会知道这个答案？想来生活只是我们借来暂时使用的东西；从来未曾清晰过，我们拥挤在人类的蚁穴里，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消耗与被消耗。

对于西蒙娜·薇依所认为的我们应该达到的“非个性化”，卢卡奇·久尔吉以风格独具的文字宣称，当然，他剔除了自我的个性，并非借助于上帝之手，而是借助于革命的客观现实。应该指出的是，卢卡奇也是一名犹太人，先是一位玄学家，后来投身到革命之中，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幸运和自己从属的信仰哲学（经院哲学）。命运是多么奇异莫测！尼采是对的，他那尖酸刻薄的唯物主义，伴着他那透入脏腑的锐利目光，所有的阐述都反身指向情性、人格、意志、“堕落”或是赞同。无论是西蒙娜·薇依，还是卢卡奇·久尔吉，他们都不能承受生命的沉重负荷，再加上个人乐于承受折磨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们生活得逆来顺受；他们高贵的个性升华为内在的思想，衍变成一种宽容的哲学，这种变化是应需而生。

聪明的人只在所限定的疆界之内生存。

不管怎么说，《命运无常》再版毕竟是个值得记录的胜利。由于我的著作权被人侵犯，于是写了一封感谢信。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出版社申明，这本书的版权在六年之内属于我，如果出版社再版，则应该按照法律规定重新向我购买版权。出版社总编辑V. 卡塔琳耸了耸肩，回答说：“三十多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总是只付再版的费用。”我请他们支付一定的预付款。对方回答说：“再版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给预付款。不过，我们已经写信给伊雷什·安德莱，告诉他我们将要再版这本书，请求他准许支付预付款。”一切竟像在中世纪的一个小地方的王公内府里办事一样简单。（席勒：“陛下真很喜欢吗？”“真的喜欢。”“那好，就让陛下封我为内府顾问吧。”果真封了他。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

4月。在工厂里发生的那部分情节无法改动。我已经有一年没再动这部小说了。关于伯格的那部分章节，还是在当时写的。眼前漆黑，惶惑无措。——昨天晚上，我在空气暖和、尘土轻扬的城里散步。坐在恩格斯广场（小说故事发生的现场）的长椅上，脑子里演绎着所有不同的情节设想。悲剧的手法不好，因为太真实了；自然主义的手法不好，因为也太真实了，更何况那段时间还未曾写到小说里；倒叙性的技巧不好，因为我已在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使用过一次；舍掉工厂和女孩的描写吧，又不可能，因为作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必须将它们写进去，等等。至今而止十分适用的场景描写技巧，到了这里一下子变得都不中用了。

晚上阅读帕斯卡的著作。未能从中找到任何的慰藉。

帕斯卡谈娱乐。一种我如此熟悉的相同的感受。人类对生存感到无法忍受，他们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唯有最伟大的天才才敢说出的、极其重要的认知。一方面是对生活的轻率放弃，另一方面则由于生活产生的焦虑，两者之间互不相容。这只不过是一种逻辑性思考，然而逻辑并不是生活。生活充满了矛盾。至少同时存在有两个矛盾。逻辑结构不可能接近生活，不可能接近我们所体验的真实生活。

帕斯卡谈论蒙田时说：“想描写自己，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意图！”这句话诱使我将它作为引言写在了《惨败》的开篇。

帕斯卡谈风格。帕斯卡有着水晶般纯净的风格。然而，带着某种傲慢的尊严。也许，他也正是因此而被卷入宗教的漩流之中。其感染力完全是一个风格问题。人们进行思考，一点也不是什么富有尊严的事，只是仅仅由于人们不能不进行思考——多数情况下，人们思考的时候，好像根本并不会思考，总是意识形态、道德动因云云，似乎有意阻遏其思维能力所酿生出的成果。帕斯卡的尊严并不是“人类”的尊严：只是帕斯卡的，在这个领域里，“人类”的思想根本就不想追随他。从历史的角度看，思考是人类的卑劣，是人类的失败。帕斯卡的宇宙观是在宏观与微观世界中对无限的表白：现代思想者，“现代”一词在这里意味着，用一只手冷酷无情地筑起一个废墟，而无需动用另一只手去拆毁它；而对他来说却需要，因此他最终在宗教之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他逃避什么？结果又将怎样？

帕斯卡比尼采聪明些吗？在一点上，他们二人都很愚蠢；在这一点上，虽然他们所说的相同，但仍然不能彼此理解。但是，帕斯卡知道这个，尼采很可能也知道，只是由于他的性格和脾气，他永远不会愿意承认这个。仅从性情这点看，帕斯卡终归还是聪明一些。

怎么才能写成小说——且抛开质的区别不说——当生活都不像生活的时候，小说却“如同生活”？

当然，帕斯卡与尼采所说的并不相同（偶有例外）。尼采是一个决意在黑暗中开战的人：“超越了善……”——自启蒙运动之后，思想者们都更加愚蠢——或许更加决断，但更加愚蠢。

帕斯卡没有提供证据。他说，怀疑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是正确的，不过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同样，与其理论相对立的基本原理也是正确的。因此，他将所有的一切都寄托于信仰。他是对的：因此，他就这样变成了一位奇妙的思想者，他即使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但却丝毫没有伪造生活。

那我们将会赢得什么？还是将丧失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权衡不决的问题上，帕斯卡却突然变得非常孩子气。他说：我们的信仰做出了真正的证明，我们不但什么都不会丧失，还可能得到双倍的赢获（在哪里做出证明？在什么时候做出证明？但愿不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过，我还不想死去，正如马拉所言）。这一切都像是某位以赚钱为本的编书者报价的回应：看起来，不论是传教者，还是信教者，都无法避开这样的筹算。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呢？为了不陷入困惑。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旦我们不为我们的死亡和消失所困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无需信主了。这不仅是对信仰选择与否的问题，也是对抛开信仰所言的伦理生活的选择，甚至这在我看来，这种选择更为英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更为高尚，我们不必因此而变成杀人犯；然而，信仰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变成杀人犯或道德沦丧者，甚至，根据历史的教训来看，事实恰恰相反。——莫非帕斯卡想使人们不要相信“在天主教教会的成员之外也可能存在善人”？真是荒唐之极！——帕斯卡的东西我实在看够了。

昨天晚上，我在布达昏暗的街巷里遇到了T。他的“处境绝望”。确实这样。不过，他到底期望什么样的处境呢？他期望能够明确地将自己与自己的处境相区分。如果被沼泽吞噬，我在溺死之后，只能作为尸首与之相提并论。集体的陷阱，归国家所有的、牲畜般的劳役角色，另外，我们还要像在扮演一个真实角色似的逢场作戏。不，并不仅是现代的国家和强权的体制将人们推进了集体的陷阱：人们自己也不能独自地站稳脚跟。

汤因比有趣的发现。他认为，自从人类出现之后，地球上再不可能造化出比人类更高等的生灵，由于人类置身于这样的处境，遂将所有较为高等的造物扼杀于萌芽之中。这是一句令人心悸的、指向未来的断言！（那么优等人种又将会怎样？）

彼勃·伊什特万(40)关于“反犹主义”的学术研究。令人震惊。究竟谁和什么毁灭于奥斯维辛？四百万犹太人？何止这些：而是所有的一切。这位民族教育家指出：我们要抱着一个实用——教育的目的审视一下问题的另一面。

5月25日。我接受了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翻译工作。由于埋头于小说的写作而耽搁了翻译，多少有点自我惩罚的味道。——怎样呢？也许，我终将变成一个以文学为生之人？“作家、文学翻译……”哈哈！

社会主义仍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创造了思想，也创造了民众。资产阶级——基督教的范畴与思想。那么鲁道夫·希特勒呢？人们无法从意识形态中获得解放，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映照下判断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偶然看到的过去与现状完全另样、原本，并且表明是来自其他的地方，而不是从我们看到的、经常想到或知道的地方。——意识形态表现所有的历史进程，但是，诸多的历史事件持续不断地将这种并不真实的表象切割成碎片。当事件依照自身规律发生了之后，意识形态又重新复苏，重又试着纠正事件的进程，直到下一个事件发生。就像一个蹩脚的女巫：不能预见将会发生什么，但等事情发生之后，却煞有介事地说，根据诸多预兆来看，事情只能够如此发生。就这样纠正了事情的必然性。

尼采犹如一个戏子冒火的复仇之剑。这是在所有人前的逢场作戏，是致命的、明察秋毫的暴怒。与这股怒火相伴而生的是知识分子的无奈。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无以命名的理想。且让我们称之为“狄俄尼索斯……”——鲁道夫·希特勒就像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尼采：乍看上去，像是一种或充满爱意、或有些玩世不恭或带着某种复仇性默许的微笑；稍许之后，则是惶惑的逃避和狂怒的敌对。这就是知识分子之路。不过，这一切实际只是一种感觉的失落：尼采与“纳粹酒神”之间绝无任何牵系。对于尼采思想我们更应该这样理解，在这个黄昏笼罩的世界里，酒神狄俄尼索斯已经只能以希特勒的形象出现了。

与这种矛盾观点相对峙的特殊性质与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亲缘。尼采已然预先洞察到无政府主义的虚假，愤怒地指出，这种毫无意义的冒险是不值得的。他的憧憬是欧洲式的，是对某种行政类的狄俄尼索斯的幻想以及哲学家、艺术家和专家治国的憧憬，也可以这样说，是对精英分子的恐怖统治的憧憬。继之而来的是取而代之的士兵、警察、工业巨头和城乡小商贩简单平俗的恐怖统治（所能发生的也只能是这些）；这就是理想，这就是民主，总会比国家极权主义和精神病态的独裁要好一些。——今日的观点又会怎样？可以这么说，什么观点也没有：一切都已注定。现在，我们只能借着历史背景的晖晕审视一切。欧洲已不复存在，最后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究竟是原因？还是征候？其实都是一样。它沦为了被奴役之地，成为其他政权的军火库和演兵场。无论它对自己是怎么想的，都无关紧要。它所想的东西（不管怎样，它总会想一些什么——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只不过是对自己已被逼迫到角落的处境的反射性思考），根本算不了什么。

6月。我为什么不喜欢跟其他作家那样借助一些异乎寻常的道具刻画我小说里的人物呢？例如：有一个年轻女士，总在包里带着一个小巧、红色、可以盖上的圆形烟缸，聚会的时候就掏出来，仿佛是掏一个首饰匣，她只会把烟灰弹到这个烟缸里。通常来说，作家们惯于搜集这类“特殊的”怪癖。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在这个只肯独自往自己小巧的红色烟缸里弹烟灰的特殊事例里，性的意味十分明显：那又怎么样？又有什么用呢？）阿多诺曾在谈论马勒时说，交响乐式的谐音组合的构思被具体细节的雕琢排挤到了幕后。（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因为，交响乐式的谐音组合的构思是由具体细节组构而成；不过对艺术而言，这种自相矛盾尤具特征性。）

我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与其说想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对他们的喋喋赘语感兴趣。

哲学家，总掩藏自己对事物总体的思考，只肯谈论他们对细节部分的看法；否则，他也成不了哲学家。

这就是世界的局势，在诸多信仰之外，在毁灭之前，自由虽然短暂，但却是伟大的瞬间。作家，以自我的赤裸将锐利的目光投向闪烁的人类生命，一种奴隶意识带着高傲的感觉，体尝某种巨大欺骗的渺小体验，再不会受任何“责任”的约束。

看起来，世界大战只给人留下了二者择一的可能：奴役或者被奴役……不过，只是以舒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何等的区别！

的确，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个帝国是由普通罪犯和比罪犯还普通的愚蠢家伙们统治着，他们开始寻找“历史原因”充当借口，冥想出诸如鲁道夫·希特勒的“战略技巧”。这个时代整个的所谓“精神生活”是一种何等的懦弱！

卡内蒂：《获救之舌》，使我想到自己写的《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我的童年时代变得无可救药，既无法重现，也无法更改（哪怕是间接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我并不想改变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对我说很难丰饶多产。我憎恨自己的童年；我“如疾患一般地”（尼采语）度过了少年的时光……等等。完全是自我剖析。我需要使尽自己的全部气力，以自己的决心将自己从并不存在的泥坑里拖出来。这是一个过程——突破来自方方面面、将我围困其中的否定——最终也只能借助于文学进行到底。但是，这已耗损了我的全部气力。我拯救了自己——就此我为这个过程划上了句号。似乎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横眉冷对的重大反叛，云云。

“错误是出于懦弱”：尼采在《瞧，这个人！》的导言中写道。（错误地理解为“将信仰引向理想”。）

为什么说是“创伤”？并不是因为六百万人惨遭屠杀，而是因为，六百万人在当时能够被屠杀。

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我不是在读帕斯卡，而是喜欢……”移情作用的有趣证据，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与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之间——或是一位反基督者与另一位反基督者之间，也可以是基督徒与反基督者之间——的情感与联系。

《命运无常》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由于我在《命运无常》中一点儿也没有讲述自己，所以它在所有讲述我生活的作品中最具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性，就是我为了追求高度真实而舍弃了其中所有的自我描述。这个经过较量赢得的“非个体性”，最终如何转化为对一个以哑然无声为特性的个体的突破与掌握。

《瞧，这个人》。尼采，爱神命运的尼采，他从未否定任何东西，他之所以偏爱那些导致失败的行动，正因为它们导致失败；他偏爱需求性，从不期望以任何与已发生的形式不同的其他形式发生：然而，尼采却自称是“革命者”。真很奇怪！

不过，在《瞧，这个人》中——且不考虑他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过分评价，因为这是一位伟大作家高度评价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多次看到相反的事例，甚至可以这么讲，我们只看到了许多相反的事例）——我并没有发现“疯癫的忧郁”（托马斯·曼语）。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富于极端勇气的杰出作品：过了一个世纪，诸如“为什么我是命运”这类的章节标题，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夸张。

尼采说：“虚无主义的原因可以在生理学或社会状态中找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句断言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尼采认为诸多原因既不是决定性因素，也不是生产关系之类的函数；不，而是一种认知，是认知的方式、程度、道德规范的问题（当然，假若它尚未与社会的内在机制彻底分离的话），因此，尼采（我也同样）认为认知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不是视之为某种享乐或在国家预算中扮演角色的“文化”。因而艺术也是人类具有生命活力的行为，是生命的功能。

我上次说过，我有着“客居异乡的天性”。真是这样。简单地说，我不可能忍受抵达的感觉和占有的天性；不可能忍受从被排挤的人跨越到“精英分子”之列，这个跨越当即伴随着一种思维的方式。我想起了自己跟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关于鲁道夫·希特勒的谈话。他说：“别这么讲，想来除了几个犹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纳粹主义。”尽管我知道这是他的个人看法，而且他说的很可能是对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质，跨进了一个并非敌意而是令我彻底窒息的境地。

《悲剧的诞生》：整个的现代德国的精神科学，都孕生于尼采的教袍之下。弗洛伊德知道的东西，他早就知道了。我满怀景仰与惊叹地品读他。他在梅斯（Metz）城的高墙下所体验的狄俄尼索斯，与我在纳粹集中营内和在“50年代”里所体验的几乎一样。阿波罗神的希腊人惊异地望着人们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服侍，那种惊异愈演愈烈，最终幡然醒悟，发现这一切距离自己并没有那么遥远。（作家V说：“我，刽子手”的观念。）伟大的现代体验。狄俄尼索斯化身为运动，狄俄尼索斯化身为摇滚。将野蛮人的狄俄尼索斯与希腊人的狄俄尼索斯相区分。看哪，这就是借助虚无主义为狄俄尼索斯效劳的摩登世界——去改变那些需要改变的东西：总会存在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但却无须阿波罗神的势力均衡。这样进行思考并蔑视平庸的历史主义观点是一桩多么惬意的事！——尼采也清楚地知道生活的无法承受性：早在当时！个体与个性就已然成了他所思考的问题。我总是与尼采一起同思共想，他的问题就写在我的血液里。事实真相被记录下来，即我的体验——里面没有任何建设性或理论性的言辞。有一个恶意的发现：“Zauberberg（魔山）”一词也出现在《悲剧的诞生》里，托马斯·曼是从这里摘出，并予以发挥的。

如果我阅读太多自然科学著作的话，就会慢慢地萌生出一种这样的感觉，感觉世界就是一个以适当的电子脉冲和原动力来启动的良好机器，一个为了吞咽、死亡、发生和繁衍而设计制造的自我封闭结构，在这种结构里，人类的出现只不过是偶然的退化——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有利的土壤条件所酿生的结果——这种退化了的生灵有意识地拆解……到底拆解什么？机械论。因为人们洞察到了自己的无能——的确，这种洞察只是对人类的意识而言；而且，也只有人类的意识才可能看到自己的无能。现在我们又该怎样想象上帝呢？因为，即便人类——这就是说——并非产品、作品或事先设计好了的现象，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某种东西的奴隶和创造者的奴隶，假如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讲——是粗制滥造之物的奴役。到底由于上帝的无能，还是因为懒惰？是关注事态发展又满怀好奇心的祈望者，还是暂时尚未找到解决方法的犹豫不决者？他们在一些岁月里这样看问题；而在另一些岁月里又是那样地看问题。我很喜欢将上帝看成一位幽默家，而且是一位有些残酷的幽默家，尽管在他身上并不缺少真正幽默家的智慧，也不缺少有限的善意。——当然，说“是人类发明了幽默”并不正确，幽默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上帝的不够格。假如上帝——以及与他同在的生活——完美无缺的话（可以看出，这是不具死亡和恐惧的东西），那么幽默也就不会存在了。

只管往前走，永远别回头，死亡就在前边——看哪，你是自由的。

7月。《惨败》——最后一部小说，我仅仅是用赤裸的生存符号撰写它。我察觉到，有一种玄秘在纠缠着我。“精神与物质的彼此玩弄……”是歌德说的吗？——通过这副疲惫不堪的躯体我感受到了繁杂的奥秘，以及毫无任何屈辱的自我丧失。“信心”。

伟大的艺术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至少在开始时要这样，直到无法承受为止。之后需要学习如何限制它的过度膨胀，并且驾驭它。（歌德）

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比如说，我不但对自己时代的科技成果一无所知，而且根本不感兴趣；我连汽车都不会开。昨天，来自美国的K对我说，阅读文化的确正在消亡。他的话顿时使我感到许多的宽慰：我写小说，是在从事一种十分不合时宜的职业。与此同时，我还是清晰地感觉到，这种小说灵魂的匮乏，正是这个时代的不合时宜——当然，生存问题还是符合时宜的问题。

逐页逐页地阅读《悲剧的诞生》。这是个性化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我始终知道，这是一个浪漫问题；不过，只要我们依旧浪漫，至少还能够承受生活的煎熬——因为浪漫仅仅意味着：承受生活的煎熬。在这里隐伏着对生活最为强烈的灵感——在这一点上，尼采是对的——理性的虚无主义已然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解体，还是精神的死亡，是因循守旧、衰退与毁灭。

我生存的每个侧面都是令人恐怖的，只是写作的那一部分除外：写作，写作，只不过是为能忍受自己的生存，更重要的还是为自己的生存作证。

8月。前天夜里，我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现在放弃小说写作，是不是件明智的事？我是否处于自己的颠峰期？一个令人神会的声音在我耳畔铮铮鸣响：“你要这样翻译，就像自己被囚禁在战俘营中一样。”在稍许的沉默之后，又对我说：“你就要这样地活着。”我说：“对。”

1985年2月。时间，时间，“饮之不尽的海洋”……经过六个半月的工作，终于翻译完了《悲剧的诞生》。有许多尚未能总结出来的教训。但是，这是一种梦幻般的命运：必须由我来翻译尼采的书。我正是从那个深邃的地方出发而抵达这里的。这种成就感的实质让人难以捕捉。第一次震撼，是在几十年前，当我只是听到这类语句的时候。——严重的感冒和平常的、折磨人的沮丧。严重的、可以感觉到的、无处不在无物不有的失落；到底失落了什么？回首往事：我搏斗了，我被打败了。在灰蒙的苍穹之下，等写完我的小说，也许还有一件真正的使命：《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之后，我将浑身僵冷、面色惨白地伸着懒腰，忘却这个我在五十六年前降生到的世界。

“即使小说不能转化成行动，但是行动仍可以转变为小说。”西奥多·赫茨尔(41)。

抑郁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它与所有高贵相矛盾，而且是生活中巨大的愚拙。

经过较长时间的搁笔之后，我必须找到自己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就是说，要抓住自己所做的事情。

当一名狱吏出于怜悯想使信奉基督的圣约翰免于鞭挞的时候，圣约翰问这位看守：为什么不对他执行他被判处的刑罚。

也许，假若人类从盲目狂热的世界里退出，也就没有必要落入中庸之道。我觉得——上帝不是狂热的，我认为——他怀着些许宽恕的理解对待自己狂热的信徒们；我能够与他友善地交谈，完全理解他最后的——并无恶意的——屠杀。

萨姆纳(42)说：“我们一旦触及到民俗，我们的分析之路便走到了尽头。”他又说：“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里，人群的道德观念是隐藏于民俗之中的禁忌与规定的综合，正是它们决定了人们正确的言行。不过，这些道德从不可能是本能的，而是一些历史性的、制度化的、经验主义的东西。”

话说回来，康德所赞美的人类的“道德感”并不存在。萨姆纳实际是尼采思想的反对者， 但他所说的还是跟尼采如出一辙。无论萨姆纳，还是尼采，他们至少在涉及道德与理性的问题上，所研究的都是“生活”的土壤。但是，什么是生活？生活似乎只是——至少萨姆纳这样认为——简单的存活、诸多的“利益”、对痛苦与折磨的回避以及对“享乐”的寻觅。显然，这是一种悲观的自然主义，跟理想主义有着相同的、道德与理性的基本观点。但是，它还是使人从表面上感觉到更丰富、更真实、更富有生命活力。不过——恰恰从生命活力的角度看——生活不会满足于简单自然主义的真实，因为那里边不具有任何诱人之处。事实上，生活非常需要理想与幻想，需要将所有虚假之物用博爱、伦理、信仰等等予以命名；其实，生活同时也需要进行幻想：正是这种生机勃勃的行动，产生和创造出许多具有生命活力的价值。人类不管怎样都想避开痛苦，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本不能苟同萨姆纳的观点：只追求幸福生活是美国人的思想，但是对生活的乏味和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总是为之设下各种羁绊。总之，既然思想者极少能使人们同时成为自然主义的悲观厌世者和提供理想的哲学家，那么个性本身就会受到既有目的、同时又被很勉强的结论所阻碍。因此，假如个性被我们赋予了价值的话，最终也会痛苦于思考，而不会抱怨被集体与“民俗”所套上的牛轭——假如我们不是在一个与集体、与活着的死亡相敌对的个体文化之中，我们的快乐又从何而来？ 从集体中逃离，只有一条与从个性中逃离相同的出路：死亡。另外，我们恰好可以借此名义与集体相对立，就像我们与自身相对立一样，因此——至少在我们濒临死亡的、生命正在消逝的瞬间里——我们确实可以成为没有谁能够代之生存、没有人能够代之死亡的个性与个人。

3月。写小说。我是否捕捉到使之成熟的东西？我从海关人员开始写起，借用《圣经》的箴言，起初我仅仅高兴于类似“ávósokkal (43)”的协音韵律——现在才发现，它的意义并非于此，而是有着更多的内涵：是它的世界……

“我曾经尝试过为风格定义，我这样说，风格是个人对客观事物的隐秘适应。”托马斯·曼说。

莫非神秘的事物并不是某种化身？难道并不是它所化身而来的东西？它又能够化身成什么？我们关于这个概念（关于理想的概念）的思考是否可以无需化身而存在？存在就是神秘的事物：是这个物质的世界。

萨姆纳在评论古罗马与拜占庭时说：“在这两个帝国里——在古希腊也一样——有系统地消灭精英。翦除精英的选择，是当时帝国不可缺少的、运转良好的唯一功能。”他接着又说：“虽然虚荣本身也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然而，仍能呈现于社会之中……”他的措辞精妙绝伦，并且就这样随手掷出一个次要的论点。——这是关于理想章节的引言：“理想完全是不科学的东西。理想与事实关联甚微，甚至毫无关联。”继而又说：“希腊人的历史证明，当人类大谈高尚事物的时候，确实可能在向深处沉沦。”“在所有时代里，都只有社会的精英进行思考……”云云。我这辈子还从未读过比萨姆纳更为沮丧的书。与他相比，叔本华是一位田园诗人。萨姆纳不满道德主义者们的人类憎恨：他对社会科学也深感兴趣。取代词义含混的警句格言，他将富于学识、无可指摘的大量资料阻塞在自己的道德主义与读者之间，他的说教也因此获得了客观的表象，与此同时无可否定，字里行间都是正确的。人种以（人的）并非涤荡一切的方式过着非理性的、难以证实的生活，并且将个性吞噬到自己体内，从所有的本性中除却个性，不再给他留下任何种类的个体价值。人类是时代的产物，人类行为是道德准则，人类思考是流行的时尚，个性在好的时候为追寻舒适的生活而效力——这种时候，它被理解，“受到颂扬”——在坏的时候它则不然：不管思考什么，哪怕是绝对正确，它也不能卓有成效地担负社会性的公众角色。萨姆纳并不了解个体的慰藉（自然，这种慰藉的本源也只能是个人的，也许是“自我的死亡”，但他并不了解！），也不了解个体的使命，不了解这种对他来说能够激励他进行写作的本能。基本可以这样讲，行为的准则暂时可以与个体的目标相安无事，但是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假若那些准则一旦在次日发生改变的话，个性便不再与公众、社会继续相容下去，个性将要对后者进行适应，并要舍弃自己的个人目标。我相信，这也是真的——就像我们部分看到的那样。不管怎么说，还是会得到某种教训：生活只是对少数人而言。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换句话说，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活着。

犹太人的命运与匈牙利一起，匈牙利人的命运与犹太民族一起沉沦：这是何等的荒诞！不过，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那就该从我自身之中摆脱出来，两者只是标记下本体的孤独存在，并要重重地划一条线予以强调；似乎有一个情人的声音透过事实诚劝我说：“你没有失误的必要。”

一个人愚蠢，也可以愚蠢得更明智或更愚蠢些。

另外，愚蠢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从道德上讲所选择的是一条轻松的路：最廉价的防卫是抵抗生存。

那么理智和理性呢？也许这也不过是对这个世界难以理喻的局限性的表达……

这是一部与《我心赤裸》相似的作品……将伦理与美学、生存与自我创作迥然分开。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因为我无法区分。但是至少应该知道，自我创作本性终归还是我的想象，纯粹是我的创造，可以这样讲，这是强迫性思维的产物（假若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纯粹性）；里面不包含现实性与需要性；正因如此，应该特别留意两者之间的物质代谢关系，并且在自我创作的创作期间，应该谨慎操控它的“渗出”（除此之外，我又能叫它什么呢）。要知道：自我创作是生存的仆役，每天从生存之中扯出几个小时，否则，从中摄取的养份将消耗殆尽。——天才、天赋等等：都是矛盾不堪的扯淡；创作并不是表面的上帝赐福，而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功能和存活手段。

我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在我的任务之中，有一项就是承担自己的职责。

波德莱尔的非理性主义作为德国的非理性主义，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到舒适的矛盾体。个性从来不是先知的预言，而是将社会视为一种环境污染，总是在工作上的失败或胜利，并在作品中渴望。在那个问题上也是这样：“……因为工作总不像娱乐那样的无聊。”

在诸多的主题之间，奥斯维辛之所以对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是因为艺术家们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他们就像残疾者一样，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蹒跚前行，目光盯在路面上，其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走弯路。他们丧失掉所有的勇气，整个一生都在深思熟虑、唯唯诺诺或者说闭着眼睛进行屠杀。

“隐喻文学”（马洛伊·山多尔）

6月。一个人坐在外地庄园的一间书房里，坐在一张写字台前。窗户的百叶窗已经关上，窗外是酷热、残败的黄昏。台灯投射出圆形的光影，下面摊着白色的稿纸。寂寞孤单。犯罪的焦虑，解脱的欲望。笔尖突然开始滑动。——某种次要的，某种轻松的，某种植物神经性的次要与轻松（莫非这就是幸福？）总是将我诱开，使我无法开口。

八点三刻。仍然明亮的天光透过刚才关上了百叶窗的窗缝投照在稿纸上。鸟儿叽喳鸣唱。整个的西格利盖特都弥漫着槐树花香。起初，我沿着国家公路，在天堂般的原野与树林覆盖的山丘间散步，回来的路上，迎面挂着正朝那片颜色变暗的山峦后隐去的腥红落日。可以清楚看到那球形的轮廓。夜雾逐渐笼罩了树林。这团红色的圆球释放出光明与温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不可信的是，借助于某种核心性的观察，那片由树林覆盖的山坡、那些在国家公路上奔波的人们、那轮败落的残阳和那些疯癫疾驰的汽车，变成一个可以捕捉的整体；而这个观察的中心就是——我，这个字饱含着全部的力量，给我生气，随后的结果是毁灭。

各种意识形态类的文学都是隐喻文学。即便反理论的文学也均是理论性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是见证文学。这种文学证实了什么？证实了自我的否定与对个体使命的放弃：一切都证实了失败。真正的非享乐主义：将生命毫无保留地从体制——诸多体制——的掌心里抠出；将所有的原因、效果以及最终的结局都归咎于我们，而对体制以及生死攸关、与一切为敌的社会结构保持缄默。但是，我们需要展示那道——一个人的生命有如从石缝中萌芽的草叶一样在其间顽强存生的——缝隙，因为这道缝隙切实存在，社会结构的风险也切实存在，与判罪相对的另一面是宽恕。就是这样的偶然，就是这样的非理性，但这是社会结构的偶然，是社会结构的非理性：机遇隐藏其中……但是，这又对何而言？

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虽然总是那样地吓人，但已成了老生常谈。S沉重忧郁的焦虑：匈牙利作为成员国。——（我今天上午读到的）卡瓦菲斯(44)的一首诗便是最恰当的回答：“为恐惧和怀疑所困扰/心绪不宁，眼睛警惕，/我们绝望地设法摆脱，/计划着怎样躲开那不可避免的/危险，它是如此可怕地威胁我们。/然而我们错了，前面并没有这种危险：/消息是假的/（要么我们没听到，要么没听清楚）。/另一场我们从未想象过的灾难/突然间暴烈地降临在我们头上，/趁我们没有防备——没有时间了——/把我们彻底消灭。(45)”

在《惨败》的导言里，我引用了卡瓦菲斯的另一首诗：“你会永远结束在这个城市。不要对别的事物抱什么希望：/那里没有载你的船，那里也没有你的路。”

1985年6月28日。写在《命运无常》创作时期的思想札记（借助小说再版的时机）。1. 这是一本无调性的小说。没有可以借之衡量各个音调谐和与否的基调。《命运无常》是根据自律性的主音调进行创作的，从而替代了这个“不自由”的传统（音调的）基调。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小说的第二章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毫无意义，因为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理性的问题，不存在理性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小说的中间部分对此进行了阐述。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存活下去？第四个问题是：在能够存活之后，能不能（可不可以）继续存活？2. 序列的作曲方式：在每段乐章的开始，便铺垫下整个的——整个由创作灵魂决定了的——音阶，或者说，由“乐句的十二音律”组成的音序及其变奏，直到“作曲的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个表现于每段乐章起始部分的主导思想。因此：在小说第一章里表达的是“得体的品行”，在第二章里表达的是“讥诮与清白无辜”，在第三章里表达的是“毫无因由的忍受”，在第四章里表达的是“世界末日与角色”等等。第三章：“结构性小说”。这与安东·韦伯恩(46)的阐述相同：“ （序列的）音阶并不是偶然的、也非自发的组合；是在某种特定的审慎思考的基础上刻意安排的。”对我而言，这种审慎的思考则是以描述对象的结构与小说素材的结构性组织之间的相似性作为全部思考的基础。

抑郁的无奈，是在人群中的沉陷。

上帝的颇为高尚的精神娱乐，可别窒息于理性的郁闷之中。

清凉的夏季。月亮。“散步于另一个世界”。节假生活的职责是，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的话语，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意味。

从很远很远——距离一切都很远很远——的地方。煮沸了的，都冷却了；经历过的，都变得抽象。就这样审视世界：奥斯维辛！啊，创作一部优秀小说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全部汇聚其中！

摘自索莫利(47)的小说：“世界上，并非任何人都降生。”他接着又说：“在这个黑暗的、无法探索的——可被称之为‘灵魂深处’的——洞穴里，只藏护着那些由于缺少道德天性而无法命名的情感。……即便如此，浓稠传送的毒素还是缓缓流遍了整个寂寥的心灵器官，到处都已然饱和，都伤痕累累，但是仍有一种‘还可以被伤害’的感觉。”等等。

几位荷兰人来到西格利盖特。我坐进他们的轿车，带他们到处观光。一位是身材魁梧、肤色黝黑、戴着遮阳镜的男人：怀着无限的亲情……（我真想将他描写为亲人）；另一位是操着饱经沧桑的嘶哑嗓音的妇人，在她身上洋溢着花香般的人性；后边坐的是一位八十五岁、阔绰的老母亲。男人出生于苏门答腊岛，战争期间，曾被关进日本人的集中营。应我的询问，男人简单讲述了几个可怕的故事。“这一切必须忘记，”他说，“你看，我的轿车是‘日本造’，我的相机也是‘日本造’。”战后，他回到家乡，他不能讲述自己的经历，人们总是摆摆手打断他说：这里当时的情况更加恶劣。他提到，他在白城(48)地区看到了“红军”士兵。我问：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说来，这是一个被占领了的国家。“假如你们有朝一日拔腿出发的话，”他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可以到英吉利海峡……”我说：“我敢保证我们是不会出发的。”他笑了。我又怀着令人震惊的失败主义的观点补充道：“即使你们真能跑得这么快……”我们再次开怀大笑。谈话间，我对这古怪的、毫不健全的西方人道主义进行着反思。荷兰人问：“您是匈牙利人吗？”我避开话题地应道：“我是犹太人。”（我是用德语说的：“Ich bin Jude”。）这只是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这个表态并没使我感到困窘。我注意到，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尴尬。也许，他们变得更加友好。我们站在卢考兰托(49)看着底下的湖湾，感觉像是从直升飞机的机头举目俯瞰。“这么多美丽的别墅都是国家的吗？”“根本不是，”我回答说，“它们都属于私人所有。”“怎么会是这样？”我说：“假如现在期望从我嘴里得到‘这里存在经济生活’的解释的话，那么大家肯定会失望，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不过，”我补充道，“对那些正在做什么的人来说，他们也不清楚，或许这是唯一可以让人感到宽慰的事……”我们重又朗声大笑；但是，我的这类幽默已经令我自己作呕；我感到，这种世界性的、富于感染力的、情绪高涨的非道德观已经在我的内心深处变成了沮丧；借助于这种非道德观——仅仅出于偶然，我从自身的磨难之中提炼出美德——我被永远地隔绝，被判处要承受无尽的忧伤、被肉体绑缚的贫困以及在心灵与精神上的苟活……

11月。我彷徨在林荫道的边缘，在随山势起伏的小路上，在布达，在一座座别墅之间——这些别墅，被笼罩在由残缺的街灯投射出的、充满仁慈的光影里……

创造价值的意味，就跟在一位宇宙人与一位宇宙神进行对话的形式上所表达的民族之内涵相仿：不，他们全然不知，尤其对那些满嘴唾沫飞溅、时刻不停地（就他们自己的垮台而言）将民族称之为见证者的家伙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创造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些不能对人诉说的话，可以对上帝诉说；那样的话，或许人们也会予以理解。

歌德：假如人类被赋予太多的责任，假如要求人类承担过多的责任，他们就连自己的权利也不会清楚，那样一来，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啊，这真是18世纪公民的思维模式！他想都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写法：那样一来，恐怖的程度将达到极点。

里尔克：“绿色的自然之绿……”

人总是在他人身上寻找自己最隐秘、最快感的、最娇气的本性。

我昨天（在谈到《惨败》时）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

在人称“天使之地”的居民区里，孩子们在窗下的游戏场上大声地喊叫，孩子们在走廊里、在左邻右舍、在四面八方大声地喊叫，仿佛是一座孵化场的暖房。我的耳朵里塞着耳塞，怀着一种情同手足的感觉想着卡夫卡：可怜的弗朗茨，他是多么地痛苦于噪音，痛苦于他的家人或房东的喋喋不休，痛苦于摔门的声响，痛苦于从远处飘来的钢琴声……韦菲尔(50)只能在宾馆里写作（而且必须要在最豪华的宾馆里），奥尔默曾在塞莫林有过一幢漂亮的房子。马勒则在一座离家较远的花园式住房里（凉亭里）工作。福楼拜在母亲去世之后，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家里、在他身边出现；卡夫卡在租赁的房间里尝试写作……（我呢——假如有谁万一对我感兴趣的话——只钟爱这间位于“天使之地”居民区板楼内的“小半间”。）

克鲁迪刻画的情景，克鲁迪使用的比喻，克鲁迪式对生活的讴歌。死去了的辛巴达(51)，在生者中显灵：假若我们通过风格理解我们与生活密切相联的关系的话，这种写作形式准确体现了克鲁迪的风格。

一部真正优秀的小说，必然具有自己的秘诀，这个秘诀同样藏守在那些与发现这个秘诀的作家相对应的读者身上。

近来，对于伟大心理文学使命的挑战（至少从这里，从东欧地区发出）出现了回应：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心灵的人，丝毫不比人们在19世纪里所相信的那么重要。不但无足轻重，而且可以被屠戮。

布罗代尔(52)说：“……重大的历史事件恰恰可以被人如此认知：它们仍在继续。”

主动的爱和主动的憎恨——痛苦折磨——几乎是同一种普遍性情感的两种不同形式……仅仅是……我可以这么讲：后者较前者更为笨拙。

“柏拉图式的犹太憎恨”（要知道，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犹太人的地方，也还会存在反犹主义：这句话正好可以引用）

翻译：霍夫曼斯塔尔(53)说，没有影子的妇人。——圣洁与色情狂，的确常常是种并无丝毫特别之处的交配。

摘自塞切尼(54)的《日记》他的文字“搅乱了匈牙利贱民的头脑”。他憎恨科舒特(55)“这个马拉”。在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到他与一切事物为敌的、甚至与自我为敌的魔鬼般的讥讽。女人们。极端的矛盾。他果断地将手伸向手枪。早在三十岁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该如何了结自己的生命了。

晚上，散步在冬日的多瑙河畔，由于读了一本阿西莫夫(56)的小说，我重又偏执地沉思于个体的隐秘。这种辨别感很可能是从饮食、防卫和繁衍开始的；但是，这种感觉又是怎样发展到对人类个体的变化需求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在心理学知识里（完全不同于所谓的“心理分析”），在关于死亡的意识中，通常在所有被称之为“智慧”的东西里，人们察觉不到任何的“进步”，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的电脑化，电子革命并没有冲击到这里。只要人类不再比以前更灵魂匮乏，只要人类不会最终变得灵魂丧失，这种匮乏就将被某种灵魂的赝品所补偿（当然是有目的的，而且非常具有目的性）。

回归到只能从孤独土壤里喷发的力量源泉。爱也会使之衰弱；所有的自白都是投降， 都是对一个最为艰难的解决办法的放弃。

由于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所以我不喜欢人们将我的神秘神秘化。

神秘并不是我们的语言，因此我们不能让人谈论神秘。（假如我们仍要试着这样做的话，只会导致令人生厌、庸俗和童话般幼稚。）我们应该用理智的语言说话，并且满足于不时的语塞或失声。

此时此刻，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力进行严肃的思考？

假如我们选择了严肃的思考，我们会不会成为不严肃的人？我们会不会说谎？（从不严肃的情况下开始）

究竟存不存在我们所能承担的负荷；究竟存不存在我们所能担负的责任？——个人生活；个人死亡。这里边隐含着一种无法言表的悲哀。我们被剥夺，我们被压迫；我们活着，而从我们手中被夺取的不是别的，正是生活。究竟被谁夺走？专制是一种沉重的东西，但是，也许它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出于防卫地（尽管是多余的）遮住我们眼前的天空。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样，就是这样；这至多表明，毁灭将与我的死亡相随相伴，这是我的母亲们和父亲们的毁灭，换句话说，这是我的民族和未来的毁灭。在一个正在毁灭和已经毁灭了的国家里，作为一个正在毁灭和已经毁灭了的民众的儿子，也许我始终隐秘而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也许始终隐秘地为毁灭做好了准备。（此外：生活，就像一个被一双手举在水面之上的包裹，直到河水将它淹没。）

没有认知地活着，否定认知，甚至驳斥认知，渴望拥有一个无字的坟冢……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与我的居所和我的生活相似的地方：里面没有光线，没有节庆，在一个过渡性的（可能很短的）时间内，我浑身不适、满怀焦虑地将自己蜷缩在里面。

在卡夫卡的青年时代，他曾在林中的草地上为一个年轻姑娘朗读尼采的书。

1986年3月22日。难以理解的、细小而神秘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体验，越来越多的顺从，尽管所能承担的工作负荷越来越大，或许仍存在较大的疏忽。我容易发胖。放弃了游泳等一切种类的运动。越来越少的理论，越来越多的现实。开始对我所生存的土地感兴趣，开始对当地文学感兴趣。巨大而典型的描绘变得温和，轮廓的边缘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加缪语）越来越少的自罪感，越来越多的自信心，一般来讲，言行举止（可以这样说）变得越来越富于男人气概。与此同时，极端性越来越少，自知之明的表述也越来越少；在灵感之中，激动与亢奋也变得越来越少。我很担心，我的内涵会最终枯竭；我很担心，我活跃而受尽折磨的细胞会最终耗尽，而正是这些细胞的毒素渴望流注于笔端，我已经只是出于习惯而写作。此外，我并不渴望激发灵感的幸福。莫非我在朝中庸者靠近？

但是，究竟与什么相比使我感到当今世界正在毁灭？那么说来，毕竟存在毁灭的价值。毁灭，不可以耽搁太久，被限定于特定范畴之内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自由与想象，也不能被耽搁太久。

博大的艺术曾存在于文化的时代；扣人心弦的艺术出现于文化的毁灭之后。

认识与这个空前绝后的恐怖时代相牵相连的关系，也就认识了这个时代。

爱心泯灭的一刻，是宇宙性的瞬间。毁灭预兆的、令人恐惧的空虚。基督教诞生的一刻，正是伟大帝国崩溃瓦解的时期。欧洲的虚无主义，是各种关于人类堕落的价值体系理论的非法性；而这种价值体系，是一种当今的、归乌合之众所有的、具有攻击性的、置身于法律之外的各种价值体系。令人窒息的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思想匮乏；伪装的行为，虚度时光，寻找幸运，积攒钱财。与世隔绝——假如人们明白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的话，人类对自己的生命竟如此陌生，并困惑不解地望着它发呆。

卡夫卡说：在身体与灵魂完全健康的地方，不会存在精神的生活。这是卡夫卡的突然顿悟。用他火一样燃烧的字句和比喻，能从那些看起来最无足轻重的东西里创造出生命，创造出伟大的生命。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跨过所有的门槛儿，撕破所有的面纱，前行，前行，直到抵达自我。这是绕行者何等令人惊叹的果断穿行，但是不管怎样，只有这些绕行者们，是的，只有他们才具有生命，因为生命的时间是属于绕行者的。抵达目的地——抵达自我——抵达的意义，与死亡无异。

5月。切尔诺贝利：死亡已经到来，别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你的时间。

早晨的雷阵雨。窗外，树林在雾气中缓缓飘浮，仿佛是一个画框里的画面。松树的树尖高高耸立，树干上露出一块块童话样的赤斑。倾泻的雨水使万物屏息。鸟儿在哪儿？暴雨乍停，缤纷的色彩缓缓苏醒，天籁之声重又泛起，好似是在天欢地爱的销魂之后，如此动人，如此幸福，如此羞怯。

深入的分析显示，从童年时代的斗殴倾向里，应该看到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轻度的蛮横，似乎是最简便可行的解决方式。性是否已然成熟？莫非这只是一种早年的认知：对我而言，所有的人都是问题——就像萨德所说：其他人都该死？

西格利盖特。我很早上了床，外面下着暴风雨，凌晨4点醒来，打开窗户，树梢在明亮的天光里摇曳，仿佛在做神秘的祈祷，昏暗的天穹下，一轮皓月在西边低悬，投射着苍白的光芒；与此同时，东方破晓，划破了墨蓝的夜空。

我总是一个二流的、被人误认并遭人误解的匈牙利作家；匈牙利语总是二流的、被人误认并遭人误解的语言；在举足轻重的世界文化里，匈牙利文化永远得不到一席之地，因为匈牙利文化总将自己视为一种二流的、被人误认并遭人误解的文化。我所创作的东西，全是虚幻，为此我耗费了自己同是虚幻的生命。而且就像蚂蚁，一旦巢穴被人踩塌或被雨水浸泡，便会立即重新开始用它们的触角搬运搭巢的材料。我也总是一次次地为一句话、为一个构思而反复斟酌，从新开始。这个有谁会看到？上帝看到了吗？

好的风格总是将一切变得真实可证，伟大的风格总是将一切变得更加宏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过是风格的问题，换句话说，一切都是谎言。

当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西格利盖特美丽的、精心栽培着花草的平坦山坡，心里越来越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

公共汽车向“天使之地”居民区运载的，是一张张被酒精泡皱了的面孔。脸上像海绵一样的皮肤，牙齿不全的嘴巴，胶冻似的眼睛，衰弱的躯体，眼神里透出一种狡黠或是印度人的虚无。他们活着，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不活着；他们因为生活而痛苦，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解脱。

晚上。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教堂。“我还从来不敢为你祈祷。”“这是什么意思：为某人祈祷？”郑重的话语。一阵沉默。稍后：“有点像是一个举报。”即便是固执和一味的装腔作势，但也徒劳无助。“下次你将怎么处理自己的事呢？”神甫问。“我将寻找帮助。”K说着，并抬起了头，想看看神甫将如何表态……“你总是过多地向陌生人求助，”神甫表示不满地说，“尤其是跟女人。你没有发现这并不管事？”这段摘自《日记》，在这里，卡夫卡谈的是不幸，谈的是自己的不幸，他认为这种不幸是有必要的，或说是正确的，然而难于启齿的是，这种不幸就是他的创作源泉。到底该不该寻找出路、逃避、借口、推诿与开脱？要是可以的话，到底该不该屏弃痛苦（哪怕只是可能的短短一段时间）？卡夫卡死了。事情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他突然从孩子变成了老翁，而越过了男人的壮年时期。那么，什么是男人的壮年时期？卡夫卡清楚地知道：那意味着要做爱国者、丈夫和父亲。或者说，意味着有责任去寻找幸福。

在19世纪里，人们非常喜欢将生活（幸福，准确地说，是肯定词“是”）与创作视为完全彼此对立的矛盾，是不是这样？需要询问一下古希腊人？需要询问一下巴赫？的确，在当今时代，不可能存在古典主义者，不可能存在任何从集体的——或说是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艺术。然而，在每部作品的要求中都隐含着认同，如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宣判艺术的不幸，仿佛这就是某种创作道德，或说是唯一的道德。这是一种道德的矛盾？还是一种伦理的矛盾？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针对创作的即时状态做出推论；与纯粹的创造力对自身所形成的威胁相比，这些矛盾总还是些积极的要求。——或许，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钉上十字架。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神话极少能被一两个像“奥林匹斯山上的歌德”那样的幸运称谓所打破，但是这个称谓也并非完美无瑕。

火车上，坐着三个吉卜赛女人，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不同辈份的、令人一目了然的精细缩影——时间，在这三个一动不动的人物身上突然显现；我无法将自己的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那位母亲是个十分现实的、粗俗、好管闲事的人，大女儿显然由于不满而感到窘促不安；小女儿明亮的（甚至闪烁的）眼睛，漂亮的面孔，干净、浓密的亮棕色头发，羞怯的、令人无法逃避的微笑。当她们打盹的时候，母亲那张黝黑、乐足的脸朝车窗方向仰着，打着鼾声，犹如一只远古的动物；小女儿的头歪向一侧，沉入梦乡的面孔显得格外细腻，就像一位上个世纪的、正在周游世界的贵妇人（她顶多不过十五岁）；大女儿是那类以大型工业形式批量生产的美女，在我身边轻轻的打鼾，怀里紧抱着装在塑料口袋里的财宝，身上弥散着稍带发霉的贫穷气息。透过小女儿令人神魂颠倒的美丽，可能使我第一次理解了唐何塞(57)之类人的命运（卡门的情人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人们致命地爱上这个小女孩，爱上这张碧眼明眸的、有着蒙古——印度人轮廓的面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结果只能是——毁灭。

人们从尼采执著而饱含诗人激情的格言里，提炼出了政治功效；人们即便出于偶然也不可能想到，尼采的政治信念会导致尼采的政治性胜利。因为，从尼采的话语里可以明确无疑地看到，他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就像憎恨反犹主义、暴徒以及所有类似希特勒（难道仅仅是希特勒？）所做的歹毒行径一样。

“人类是人类之狼”，是啊，不过在国家极权的“社会主义”里，在群狼相争的战斗中，取胜的总是耗子。这是一种耗子的政权，这种政权早已不再是极权的（耗子的）政权了，而只是某种毫无生气、停滞落后、不具面孔的终极产品，即便不想拥有权力，那也是政权，即便只是让自己背负重荷，那也是政权；这是一种权力，一种再不能从它手中解脱的政权；这是一种权利，是人们向它企望国王的恩赐与家长制惩罚的政权；这是一种搞音乐搞哲学、播放电视节目、维持监狱、幼儿园和四处出击的警察生存的、堕落的、无力行使权力功能的（理性功能、建设性功能）政权，也许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也许那只是一个千百万盗汗、憋闷、焦虑之梦的幻象。——人类能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摧毁他们的本能？怎样才能避免变成怒目相对、彼此撕咬的畜群呢？

“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度过你快乐的一天”，我在一辆挂着外国车牌的汽车后挡风玻璃上读到；在我决定留在这里之前，我好一阵失神……

许多年来，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注意小说的写作技巧：《惨败》并不是一部非时间性小说，它所描述的东西不是某些过程，而是某种状态；它不是用心理学的手段处理主人公，恰恰相反，而是创造一些跳跃性的状态，用斯威登堡(58)的话说：情态变化。在严肃、渺小、过时了的自然主义与心理学动机汇聚的公共游戏之后，我们可以借此找回一种宏大有力的表达方式。

两种伟大的思想方式（文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将人视为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生灵，另一个将人视为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的零部件。究竟奇迹何在？一个人多么容易就能变成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的没有灵魂的零部件。

12月。房顶宽阔的人字屋脊与回廊，窗户半圆型弧线的韵律，在灰色的水波后，我望见了防洪的堤坝：这就是我眼中的西格利盖特。

你要在——作为各社会体制中的真正胜利的——信念胜利的深处寻找恐惧。牢不可变的信念：由于恐惧导致的牢不可变的恐惧。

“幸福的家庭，”托尔斯泰说，“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等等。作为自然主义者的托尔斯泰之所以这么说，显然不是出于玄秘。想来，身体、秉性与灵感的统合，是多么令人崇拜的秘密。由于有着如此之多脆弱性和偶然性，人们的相遇是多么罕见，多么偶然；人的生活，就是人的命运。不管怎样，人的生活最终还是在相遇的信念中——至少是在相遇的希望中——进行。一个清晰的、转折性的凌晨瞬间，在这个瞬间里，结束了黑暗，跨入了光明，就像两只干渴的野鹿，站在已经冻结的涧水边，等待冰泉的融化。

霍桑：“如果依照他的口味的话，一点也不肯定他会读自己的书。”这句话里，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奋斗和我们所有奋斗的徒然。这样的话，只能见于伟大作家的笔端。

“他不仅极其优秀，而且过于伟大。”托马斯·曼在谈论歌德时这样写道。的确，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分裂：上帝与魔鬼（或说是撒旦），没有一个是在意识上有过一丁点儿瑕疵的人。

我总是很难相信，人类是从猿变来的：反之，我却能看到许多证据。

昨天晚上，我找到一些克鲁迪·久洛写的关于作家写作技巧的札记，我不但感到欣慰，而且获得了信心：这位伟大作家在谈论作家工作的时候，就跟吕邦泼雷一样地使我目瞪口呆。同样是他，曾在其他的地方满怀好感地记下了奥迪·安德烈(59)痛苦的伟大，并曾如此感动地站在布罗迪·山多尔(60)家的门槛上，用友好的、深深理解的目光打量这位作家，等等。但是，在当时这些古怪执著的表白里（“生活，是块用于狩猎的、带血的骨头……名声很难与人分享……”等等），隐含了多少高傲和痛苦，最后变得对痛苦多愁善感，为了伟大的天才和令人羞耻的、有限的命运而忍受熬煎……为了将自己从这种痛苦中拔出，为了获得慰藉，我最终开始翻看卡夫卡的书。

1987年1月。厚厚的积雪。灰色的、酸性的、现代的冬雪。覆盖了一切，填平了一切，令一切沉默，包括残留的余生。焦虑，莫名，细微的恐惧。腐烂，肮脏，泥泞，孤独。

的确，在多数时间里，我们之所以是好人，与其说是出于真正的愿望，还不如说是出于道德的怯懦。这个观点是否也适用于邪恶？那么，当公共道德将邪恶誉为仁善、将不道德奉为美德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道德的孤独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自持己见而承受大众舆论的压力——尤其是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的动物。当排斥（这在今天也经常发生）有可能公开地与唆使屠杀相提并论的时候，便是一种返祖现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动物群体的遗传承继；然而，即便在这种时候，排斥仍需要某种道德的、或与道德相仿的论据。正如帕斯卡认为的，动物的天性与人的天性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在我们身上还是有着很多的自然天性——也就是，动物的天性——这是我们需要的，甚至，我们会因此更觉自在。

蔑视，是需要的——不过，人做到蔑视其实很难。真正的蔑视，只有仆役和被雇佣者才会。

假如存在永恒的概念以及描述的永恒对象，那么，某种特定的事物（当然，只要描述尚还与描述的永恒精神相牵系）便会变得无法描述；即便那些试图表现为永恒的、至少会存留下去的事物也是一样。天主教会用了多少个世纪才在人类日常事物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才变得可以描述？然而党（P！）却作为一个无法描述的、次要的、特定存在的实体始终未能拥有自己的位置。在较高层次的文学中，这个词写不出来：无法运用于文句之中。无论怎么说，现实是保守的；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保守性憎恶，是一种确实的、由于伪造的生活表象而对生命感到恐惧的评价标准。

“矛盾的现实主义”有如伟大小说人物的塑造者（塞尔伯·安陶尔在谈迈莱迪特时说）：要知道，这是我在写作《命运无常》时反复琢磨过的问题，缺乏激情的创造力，能否替代同情？

我们怀着对他人的盲目崇拜而蔑视自己。人类的命运，准确地说，就是体现在人类身上的上帝的命运：需要等待，直到我们的或者他人的盲目崇拜消退，直到眼睛睁开，直到从心里接受。在这个世代相传的等待中，几辈人过去了，几个世纪过去了；而且永远不会终结，永远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时刻来临，那时，所有的人知道了所有的事，识别了所有的人，而且可以凭借认知的荣耀理所当然地说：发生了——完成了——够了。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为了缩短逃亡的路途——缩短逃亡，现在你暂且回来，回到你的桌前。

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深处，人们只对是否被拘捕感兴趣。

你要小心，没有任何东西是“客观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效的，只有你自己的错误思想。

总而言之，在“所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玷污同样的道德，而且总是在同一种道德的深层得到更新——假如有能力进行更新的话。从这个角度讲，基督教曾是一种最动人心魄的伟大事件：它的效应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从那之后，道德——比如伦理——看上去好像是个人的私事。从与上帝平等的角度看，毫无疑问，独立解放是一种创造（哪怕付出了贬低上帝、杀害上帝的代价）。至少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不要上帝：道德性地和非道德性地，创造性地和像那些妄想“自己就是上帝”的篡位者所为。然而，大众无疑遭到抛弃，失去了他们（作为人民）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个体感到了自我的丧失——阻碍就由此而生。这个阻碍就是极权主义，它带着令人失望的诱惑，有着各种不同的行动模式。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在今天有着更强有力的时效：“没有任何的艺术时代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这样，所谓的修养与真正的艺术竟会如此陌生地相互对立。”

一个社会，由于其权力结构和结构的权力滥用，而不能承受人类的创造力。说来说去，我们该在哪里寻找生命力呢？是该在深受象皮病折磨的政权中，还是该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为无法灭绝的创造力里？这些关系的不幸是否意味着疾病与垂死？还是恰恰相反，健康通过这些不幸的关系，而战胜了更大的疾患（比如说，极端的意识混乱，堕落为屠戮民众的嗜好，等等）？……谁会知道？……但是，那个像老鼠一样被病人漫不经心地攥在手心的弱小生灵又能说什么呢？经过长久的阵痛，病人现在越来越粗暴地将手攥紧，其实他并没留意手里的东西，他的手只是出于游戏而攥紧，直到那条小生命在他的手心里窒息而死。因为，情况差不多就与之类似。

过于个人的表述，也可以丧失个人的真理。这清楚地表现出人类思想的自然本性，以及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械工具。表述可以气势磅礴、并富于戏剧性地动人心扉，但是任何东西都不会因此而变化。我忽然想起了萨姆纳的表述，他认为希腊人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确实可能在大谈崇高事物之时，自己却在堕落。从另一方面看，这里面——恰恰就在这里——存在着某种慰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带任何罪恶念头地、超然地思考那些超然的东西。这毫无疑问地验证了什么。人类是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Prothese——Gott”。（到底应该怎样翻译这个词呢？残疾的神？）

无所作为的存活；是浮躁不实的生活。

“假如一个人教不了作家什么，也教不了任何人任何东西。”本杰明说。这位极其出色、但格外不幸的作家，将自己奉献给了关于阶级的思考。虚无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陷阱，总被用来使那些杰出的但并不坚强的人们永无止息地怀疑自我，并且自愿投身于自我毁灭之中，似乎恰要以此验证自身的力量。

汤因比说：“我们看到，在正在瓦解的社会体制中，闪着造物主的天才火花的个体在救世主的角色中找到了社会性的行为领域……我们意识到，只有那些想从社会中拯救自己，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著于自己目标的杰出者才能配得上这个头衔。想要从社会拯救自己的这些人，却滑进了拯救社会的角色里，他们就像自封为救世主一样地宣判了自己的失败。”

伟大的艺术似乎总想引导人们经受某种疾患。

道德意识对人在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十分反感，也许，更准确地说是美学意识？——莫非应该对这个世界下更准确的定义？

5月8日。Finita l’opera！！（剧终）——在这个胜利的日子里。 事后的思绪错杂纷纭。我写完了，小说就好像是自行完成的一样，我之所以坐在那儿，只是因为还是需要一个什么人对它进行监督。

5月9日。事后我才查到：《命运无常》恰好在十四年前（！）的5月9日下午完成的。《惨败》则在5月8日。——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意义或重要性？什么也没有。

获取胜利，是为了使失败变得荣耀。

你别想获得任何人的心灵，因为你一旦得到，就会发现，你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你并不想要它，也从未想要它。你试图摆脱它，但是它现在已经跟上了你，跟着你寸步不离，就像一根点着了的导火线的微弱火焰，你刚要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时，它就爆炸了。

西格利盖特。舒伯特“辉煌的”C大调交响乐，一遍又一遍地奏响。直到最后一个乐章，才用浑厚、奇异的低音声道出了音乐的主题……

燕子躺在路边，就像是一块被扔在那儿的抹布。蓝灰色的翅膀，红色的颈部翎毛，惊惧、困惑的小眼睛。捷如电闪的燕子也会死掉。然而，燕子并不是活着的生物，只不过是轻盈、翻飞、快乐的精灵。

歌德：假如我们生命的终点能以某种方式与它的起点相连，那才是最“辉煌的”事（他原文肯定用的不是这个词）。

7月1日。两天前，我突然开始动笔写《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思绪如潮、令人惊叹地向前涌流。

为了生存，我需要掌握某种技能，就像在战争或自然灾害时期那样：“活下来”。首先要把写作视为一种纯粹的私事，不但要彻底摆脱希望，而且还要摆脱绝望。我要像在监狱里写作一样，提几个问题：1. 我是否情愿在狱中写作？2. 什么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狱中劳动之后，我稍稍地躺一小会儿）3. 写什么？（只写实质的东西，只写那些反正也无法遏制的最终产品）

广告，是美国式的东西，宣传便由此而来；它是当前意识形态的“文化”，是能够渗透人们大脑的、毫无意义的颂扬；在这里，艺术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人类的现实生活——假若人类真有现实生活的话。

贝克特的小说。“我已经不是为成功而奋斗了，而是为了失败。”（《马龙之死》） 贝克特跃过了一道沟壑，在对面的悬崖上讲话。伟大的样板。

我近来的生活。在八月初的日子里。我的母亲。一家家医院。一个个场景。我的无能为力。偏执的孤傲。这里面毫无疑问地隐含着什么，或是源于《圣经》中母权的魔法、或是源于迷信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巫的邪恶。事实上，这是一种像演戏一样夸张了的生命力量，它掩饰了无力与无奈，想把周围的一切套上牛轭，为他和他的安逸与变化无常而效力。人是聪明干练的动物，总是能够借用戏剧表演的所有诀窍与宇宙作对，与对他造成威胁之人的漠然和濒临的死亡作对。

伟人们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如何在毁灭之前转危为安”的方法。我们要藐视卑微之物，要为那些我们视为高尚的东西而恪守自我。正如里尔克所言：要成为行动的执行者和抨击者。

里尔克：有某种古老的矛盾，紧张地存在于生活与伟大事业之间。

矛盾状态：需要幻象，但却需要真实的幻象！

在本该爱的地方，现在只驻留着焦虑，就像因玩忽职守所激起的恼怒。绝望像雨点似的从天上飘落。我周围的道德状况，就跟土耳其占领期(61)的第五十年、第六十年时相仿。社会基本状态的堕落与精神上的难以抚慰相牵相伴。创作所需的一点点良好意愿，距离我们有说不出的遥远，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萨姆纳意识到，古希腊人是一边大谈崇高事物、一边做着卑劣勾当的杰出榜样。问题是，假如人类对崇高的事物想都不想的话，他们的品行又会怎样。不管怎么样，这个样板现在已然足够牢固地根植在我体内（幸好我还未做卑劣的勾当）。通过这一切，那些没有能力在行动领域内脚步坚实地前行之人，仍能显示自己的伟大，仍可以成为法律的制订者。（因为萨姆纳毕竟看到了这一点：希腊人的“大谈崇高”连同《圣经》一起，成为了道德的基础。）我喜欢自己保持思想上的严格和行动上的实用主义——也就是说，生活制约着艺术——歌德在《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中说：“我们只对一件事情坚定不移：要将所有的工作与生活截然分开。工作要求人们严肃与严格，生活则要求人们变化无常；工作要求人们果断执著，生活则需要矛盾冲突。”

我们生活在流亡之中，我们是从自己身上、从艺术作品中、从这个国家里——这个最具特色的国家——流亡：这里面包含了某种苦涩的、能够暂时容忍的博大；过后，我们就会忘掉自己的出身、仅是成了一名流亡者——死亡也就从此开始。假如我们想要活下去的话，就不能在流亡途中思念永恒的祖国，这个最具特色的国家。

我每天都要去“天使之地”，去那个位于公寓楼内的“小半间”。我尝试写作，听自己可怜的、年迈的、可敬的姑姑在那里翻东找西，琐碎唠叨。人们对《惨败》的看法。与出版社，与文学界的官方刽子手们进行可笑的“谈判”，和通常一样的不欢而散。民族的自我压制。不可思议的、邪恶而愚蠢的“领导”。我的暗淡无光、朦胧如翳的生活。一首战后的流行曲：“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消逝/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假如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特殊事件使我感到尴尬不适的话，很可能我会出于无奈而过分夸大所有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唯一的渴望，仅仅是行而上学式焦虑的煎熬。似乎我不但没有蔑视它们，反而借此获取或耗损力量。

为什么我们总要将脸冲向屈辱活着？仅靠死亡的事实并不足以解释。

10月25日。几个月来没有写笔记了（然而，正是这些笔记，始终像低声乱弹的钢琴为我严肃而枯燥的生活乐章伴奏着）。昨天，我读了1976年的笔记。到处都是与《惨败》——甚至与《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有关的预感和见证。认知——幸福的认知——按照其自身的需求指导着我的工作，既富于我的特色，又能为我所用。艺术就这样与美学分离。因为——以《惨败》为例——它就这样在我的体内生长、发育，并像植物的果实一样与我的身体分离，这与文学和文学性思维有什么相干？！现在收获与否：那是他的事情。假如存有过任何外在目标的话，假如有过任何诸如深思熟虑之类的东西指导的话，那么我将会陷入可怕的处境，要么可以恭贺自己，要么可以厌憎自己：然而事实上，从纯粹艺术的角度讲，我却感到了植物般的宁静（尚未收割）。

松迪·利波特(62)的“艾希曼测试”。这是一种盲目诊断，测试结果是：特别危险的杀人犯。然而在当时，所创立的所有关于官僚——杀人犯的全部理论都失败无效。带着杀人的倾向杀人——本身是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因此，艾克曼不能完全替代艾希曼而获得“纳粹结构——动力说”的崇高赞颂——就像我自己想到的那样。这样一来，只剩下了最廉价的想象：罪犯夺取了政权，并以罪犯的手段进行执政。剩下的事情，则由其他人的怯懦、盲从、对赢获的欲望以及对事件所抱的实用主义心态来完成。这是何等平常的小事！我简直无法容忍，我就由于这种缺少真正原因的原因而被投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人类并不想理解生活，而是想要活着，并要活下去：仅仅因为这一点，人类首先是一种信仰的生灵。

强迫性偏执狂（我可怜的母亲）。重复——作为赤裸大脑的功能性症状——显示了什么？它使我们能以反向的、可怕的方式追踪从病态到正常的轨迹。重复，在大脑的自然功能中显然也是异常重要的机械活动；在病人身上，就像一支卡在一张坏唱片上、总是滑跳的唱针。魔鬼的禀性，仿佛撑在腐烂了的皮肉之下的骨架。它比皮肉坚持的时间更久，也更原本，至今为止覆盖其上的是整个的文化结构，其中还囊括了逻辑。所有这一切，所有我们视之为人类特殊战果的东西（比如客观性、真理性，等等），都是经过惊人努力的结果，而且脆弱异常。然而，即便这样，个体的特性仍会自我表现出来。可以这么说，疯癫只是不正常生活的延续（正如“地狱只是无序生活的延续”一样）。我惧怕什么？首先惧怕自己。我要将我从这个对我来说可能存在的、历尽艰辛才建成的处境中拖出来。通过他人获得了羞辱。我惧怕世界秩序的崩解。逃进了认知之中，观察之中，自我之中和疾病之中；从直接的关系中退出，就像是一位第三者，沉默而镇定地悉心观察，做出判定；尽管他带着无法收买的严肃，但仍是自由的人。

维特根斯坦：假如生活总被死亡缠绕的话，清醒的理智就总被疯狂缠绕。——西格利盖特。我无可奈何地翻阅着自己的日记。我的生活，是一部独特的小说。某种毋庸置疑的同一。我可以相信自己的性格，就像相信某种忠诚的家畜。需要喂养，需要看护，需要照料，需要让他干活。——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手记反映了由于东欧解体而值得格外关注的生活状态，但是恰是这些东欧的关系使它们变得没有丝毫意义，而成为值得关注的生活状态的纪实资料；之所以说不可理解，是因为它们没有提供生存的慰藉（不能提供，也不想提供），没有提供要保存这些手记的未来希望。为什么要保存它们呢？你看：出于爱，出于自我生存的愿望。我未能看到其中任何一种的迹象。

在维特根斯坦写于40年代的手记里，看不到一丝战争的暗示。应该惊奇？还是应该惊叹？我认为，对永恒事物的体验与表达，对那段表象的短暂体验起着决定性作用。将要逝去的东西要比永恒真实的东西更为深刻。

四处奔波。几递申请。在重度抑郁之后，在这个阴沉的冬日里，我得知了下列讯息：一家出版社（播种者出版社）寄出了关于出版《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的合同，另一家出版社（名为“文学出版社”）已将《惨败》送交给印刷厂……我的四周，布满了不幸生活的令人诅咒泥沼，我时刻不停地在里面扑哧扑哧地跋涉，踏着，踩着，似乎想去什么地方，我的头四下环瞻，然后朝前张望，手里高举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几叠稿纸，有的刚刚动笔，有的已经完成，上面写着一些连我自己也无从理解的文字碎片，我扑哧扑哧地跋涉，直到我将淤泥踩得像发酵的白面，直到我自己也粘在里边，或者脚下的淤泥突然变稀，最终使我彻底沉陷其中。

如果我不片刻不停地为自我而奋斗，那就要放弃我自己——为奋斗而失去的分分秒秒，可以顶替自暴自弃的一个整天，或者在能量上是以这样的比例进行划分的.你要成为你自己！

12月25日圣诞节。冬雾。我乘公共汽车穿过阿尔帕特大桥(63)，下面是金属色泽的河流。在灰朦、污秽的背景上，树木仿佛就像笔锋纤细的铅笔画。空气的味道，自由的感觉，几乎是幸福的感觉，就像我从孩提时代起每逢大雾都能感觉到的那种感觉。

美：“Eitelkeit der Gattung”尼采说。（我不想试着将这句话翻出来。）

勋伯格：“对艺术而言，真理就足够了。”（《和声学》）

1988年2月。要在一个由“构想性案件”、“偏执、封闭、致命性的指控逻辑”与“肆无忌惮性判决”所构成的情绪氛围里生存（我的天哪）。——某种轻俏的讥讽，一种闪烁着幽默光亮的清醒批评，使人感到慰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不应该仰视自己，而要将自己视为现实存在的拙劣自我，甚至将自己视为惹人厌恶的人：或许这是一种勇敢，但也是一种笨拙。如果我们从中提炼的不是美德——而是铸炼成力量的话，这种笨拙就会立即消失；这种力量是为了平和，它虽不能使我们自己美化，但可以使我们获得与创作者的灵魂相匹配的品行。

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启论的文化？因为造物主黔驴技穷。道德的生活，人类的道性伦理生存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所有听起来与那种意识不符的言语，都是不真实的。特别是存在着一种与之全无关联的另一类“文化”，是畅销书的文化，是不置成功与否的文化；再者说，人们活着，日复一日地活着，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道德文化不属于生活？之所以不，莫非恰恰由于道德文化已然只能屠杀，也就是说只能够屠杀生命？另一方面：无知的人们、“人民”、“群众”究竟想要什么样的道德？刚要向上起步，就立即与合法的道德、偏见、陈腐、禁区迎面相撞。看不到出路：“人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正如《等待戈多》中所说的那样。此外，道德的指令还是道禁令（对生活的禁止），生活禁止生活（被道德禁止）：由于世界的状况总是支离破碎，因此，在文化与其他庄重手段匮乏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灾难，能为体验并了解世界的状况而提供契机。

我生命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件实用的外衣，我穿着它溜来——走去，躺下——爬起，抵达——离去：就像一个该死的疖疮，总是在什么地方刺痛，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

什么是“正常的理智”？是秉性相似者所达成的共识，它跟“不正常的理智”完全相同，很难证明某些主观之外的或超乎理智的东西。不正常的理智是就跟正常的理智一样，能够“从世界取得答案”。黑格尔的智慧意味着：理智地审视世界，世界也理智地朝我们回望；另外，说“智慧使各类人（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朝世界观望，世界也同样朝各类人回望”的说法并不真实；至于如何回望，暂不考虑这个使人类变成哑口、目盲的强制性世界——这是一个决定于人的问题，并非决定于世界。这始终是人类的决定，不管怎么说，世界也不会朝人类回望，而只是存在；世界沉默不语，只是我们对他说话，假如我们能够片刻不语，就会以为，世界给予了回答。（与此同时，我们也“化身”为“世界”）

狂傲的时代与文化的伟大灵魂，总是梦想着永生——无论是以修炼的形式，还是以泛神论或者魂灵游荡的形式，其实都是一样。我经常把自己看得十分渺小，并且为了自己渺小的、根本不想知道永生是何物的灵魂活着，因此，我甚至放弃了宏大的风格，放弃了真正的、不朽的、属于人类的古代艺术；一切徒然，我只是这个时代的囚徒，只能有节制地、理智地梦想着监狱、一次性的生命以及永远的销声匿迹。

生命的感觉到底有多少改变？有谁想要永远活着？（马拉在谈论重生时说：“那么，我根本就不想死亡。”）

很多时候，我们形而上学的限制取决于这个地球的限制。

人是思考的生灵，然而障碍在于，在其体内思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某个人或者其他的什么。或者说是，我觉得人应该思考他想思考的事情：他们的思想是确定的。什么是自由思想？从表面来看，它不但不会效劳于我，不会使我感到安全，而且还自我为敌，甚至还可以与我作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也只是幻想。因为，与其说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还不如说它只是一种道德品行，的确，人类在精神上生存于道德之中，人类思想有着道德的品质，仅仅道德的领域就永远不会乏味无聊，因为那里的话题永远是应该怎样生活；人类不可能理解，他们只可能消受，只可能经历生活；人类是道德——信仰的生灵，其他都只是附带性的活动；如果是造化的生灵，也只是为了能让他们在道德上经历生活、倾吐他们的感受。人类是上帝的不良之心。

有人认为艺术传达情感，这是对艺术的误解。艺术传达体验、人间经历的体验及其道德性结局。艺术将生存传达给生存。我们要成为艺术家，恰恰应该掌握生存的实质，同样还要接受并掌握生存的实质。我们做的不能比这更少。假如这种形式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只能在这里寻找。

瓦茨大街上的鸽群。在三月末温煦的阳光里，在瓦茨大街的人行道上，在靠近莱海尔广场集贸市场的地方，有一群鸽子有组织地对一个成员残酷地发起了致命性攻击。这个场景，就像一场大屠杀。尤其是一只公鸽表现出众：它一次又一次地扑到那只显然病弱的鸽子背上，使劲用嘴啄它的脑袋。受害者还活着，甚至当我离开那令人憎恶的场景时，那只鸽子还没有流血。但是我知道：恐怖的勾当还在继续，只要凶杀没有完成，就不会有宽恕。病鸽对生活的最后记忆将是：静谧的、充满生机的阳光；自罪感的（因为很显然，疾病本身就带着罪恶感）、甜蜜的疲倦。其他鸽子，它的伙伴们，出于亢奋而涨红了脸，残忍地、不可思议地拼命攻击着它。

我们伟大的共产（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自相矛盾的格言：“我们需要美国的资本和苏联的军队。”

6月17日。《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完全自发地、一切都未经过“预先构思”地建立在《死亡赋格曲》之上……（可怕的日子，天哪，工作的停滞，那个国家，那些人，那种习以为常的分裂与衰弱，等等……然而我听到，有些人活着，他们生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在离这里最多不过几公里的、可以生活的地方；我能相信吗？）

从叔本华的《性爱形而上学》看《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叔本华一方面是水晶般清晰的逻辑与道德主义，另一方面却完全是孩子气。假如生命的意志如此坚定，假如这真是最强烈的本能的话，我们怎么竟会落到了否定生命的境地？毕竟还是通过认知的道路，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关于逻辑就讲这些。另外，顺便可以补充一句，其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使人存活下去的个体生存方式。当然，这是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然而，从死亡的角度则简直不可思议，换句话说，从死亡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只有想着生活，而从本质上讲，这个生活是悲剧性的、无奈的、忧伤的、毫无意义的、痛苦的，等等。等到我们想通了，我们也已经老了，死了。我们必须将享乐主义的想象跟死亡串在一起、跟性的本能绑在一起吗？那么，我们就该以萨德的方式进行思考。再说，这也是一个骗局，因为欲望的满足，也要添上希望的感觉。——昨天晚上，阅读科西玛·瓦格纳(64)在理查德·瓦格纳创作《帕西法尔》时期所写的日记，但是由于瓦格纳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品位而且令人无法理解的对犹太人的诅咒(65)，使我不得不停止了阅读——如果我不想无可改变地憎恨这个人和他的音乐的话。

这个世纪，20世纪，就像一个片刻不停地完成着自己职责的断头台。

我总是有自己隐秘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总是真正的生活。

“上帝啊，请别让欢乐抛弃我。”巴赫（摘自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世之后所写的日记）。

11月23日。昨天，雪，很厚很厚、早降的雪；今天阳光四射，（给我母亲）送午餐之后，我在湛蓝的天空下翻过布达群山，孤独，清爽袭人的空气，大雪覆盖的树林，短暂的瞬间，我感到一种毫无原由的自信。在一座白雪皑皑的花园里，在孤独的天空下，有一条孤独、年迈的维希拉猎犬(66)在孤独地吠叫。每叫一声，它的两只耳朵（我从后面看去）都朝上耸起，随后又无可奈何地垂下。犬吠声乞求、怨艾、无法理解地响起。生存的徒劳以及这种徒劳所致的完全的惶惑无措，换句话说，它在吠声中喊出了自己的愚蠢，这是渴望生存的生灵的天性愚蠢，这种愚蠢已经从失望中萌芽，萌生于“它的生活是一个既定了的、被证实了的事实”的错误想法，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向外部世界提出要求——比如说，给它吃的。

文学性的慰藉：以后让未来判断……是啊，只不过未来也是由现在形成的，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判断能力。

在今天，惨败是唯一可以实现的体验。（这是对“我为什么给自己的小说起一个这样的名字”的回答）

“就像别人天生就是性病病人一样，我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不知道我从贝克特的《马龙之死》中借用的引语是不是准确。

贝克特（《马龙之死》）：“…… 假如一个人等了足够长久，就将永远地等下去，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谁也不可能出现，除了徒劳无益的等待之外，再别无可能。也许，他的情况正是这样。”——这段话颇具意味。

12月27日。流感。躺在床上读舍斯托夫(67)的文字。某种刻薄的愤懑。假如没有克尔凯郭尔、帕斯卡这些最伟大的思想者们的修养，那么宗教哲学的冥思将是何等的乏味！自由——是的，自由的确是一个奥秘之物，但是并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而是我们自发的独立性和保持清醒头脑的可能性，是我们自发的、我们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然而，生活本身是这么简单：众所周知，所有的一切都注定了吞噬与死亡，死亡是彻底的、毫无保留的毁灭。诞生的规律是普遍性规律，但是死亡的法则是针对个体制订的：从一个出生的角度出发，一个人并不是必须要诞生，但是我一旦诞生，就必须死亡。事情就是这样。生活没有意义。生存没有目标。智慧不具有知识。事情就是这样。人类的意识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暂时短路，是某种像癌症扩散似的结果。归根结底，人类的意识是对生存以及不可避免的存在的终极认知。所有高等的、能够违反存在规律（准确地说是死亡规律）而产生的东西，是人类对这种存在规律（死亡规律）——也可以说是对上帝的——震撼人心的反叛。反叛——好。自然的东西并不好，自然——吞噬，战争，死亡：这就是规律，这就是程序。我在创作《命运无常》的时候就已经记述下了这些：假如人类愿意接受“他们的诞生并非必要的，他们的死亡意味着终极灭绝”的观点，那么所有的神秘都会最终消失。同时，以此可以为新的伙伴，或者说是，为信仰，为非物质化的人类理想世界提供了根基。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剩下的则是舍斯托夫逻辑混乱的阐述，被掩饰了的、伴着对早期宗教幻想掩盖对存在的不自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逃亡就是真理，就是生存，就是真实的宗教感受——所有的一切，都从此堕入了群众之中、愚蠢之中、独裁之中。

托马斯·曼的日记。他时刻不停地将整个生命当成写作的对象。这样形成的东西，简而言之：生命的风格——风格，是更高级别的存在，是存在的非物质化方式；是存在的可以承受的方式。至少，从这个角度我能够予以理解。但是，对生活事件的记录枯燥乏味，更何况在我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顶多是国家濒死的苦楚、对我来说毫无兴趣的政治以及我私人生活的恐怖。我的母亲，股骨颈骨折。医院。医院（亚诺士医院）的状况。孤寂的濒死，穷困，社会主义者，国家的衰亡。（我需要不断地付小费，我的口袋总要敞开着）。面对解手、口渴和被遗弃，我都束手无策。每天，当我推门走进散发着老虎臊气的病房，都会一次次感受到那种悲伤的恐怖。奥斯维辛。终极解决(68)。原则胜利了，一切都被击败。今天我为母亲清洁了一下身体，用打了肥皂的纸巾擦洗了她的腿。（大便和小便先是粘在跟腱和脚踝上，之后在皮肤上结成了厚厚的痂，这也勾起了我对集中营的回忆。）尽管总付小费，但我还是要偷布垫，好垫在她的身子下面。——我的母亲在她死亡的床上表现出了特殊的人格力量。出于自卫，她选择了偏执症，在折磨了我们所有人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当死神将近的时候，终于证明了这是一种上乘的手段：减轻疼痛，保持不任人摆布的意识。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即便躺在死亡的床上，她仍是指挥官——哪怕她的命令仅仅是冷嘲热讽，在稍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无能为力的空话。——走进冬日的阳光，去到我有事要办的政府部门，我在两位女士中间放松地闲坐了很长的时间，我用“故事”跟她们嬉笑，她们猜想不到，我只是由于失望而无力从椅子上站起来。

刽子手们和护士们有着相同的习惯：冷酷地谈论死亡的判决。

1989年2月4日。我所遭受的境遇，就跟古典悲剧中的一样，这是对我的考验：但是，境遇本身与我，与我的能力，与我的意志和愿望等等是如此无关，以至于我只能将这种考验理解为：来自外界的打击。从这种打击中我什么也悟不出来，也很难回避开，一切只是这样阿谀奉承地进行，只有确切的表述可以帮助我。我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适合用日常的方式予以分析。我认为，人类不适合对那些在他们来看十分陌生的事物，不适合对那些并非由他们自己为自己作为量度标准而确定的东西，不适合对那些生存的陷阱以及为让我们彷徨其中而设置的生存迷宫进行价值评估。另一方面，应该明确看到：在人类身上发生了对他们来说陌生的东西，并且最终变成了生存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在我们的意志之外确定什么——但我们终归还是将它们确定为量度标准，因为我们应该将它们确定为量度标准。存在着我们需要承认失败的处境，当我们再次选择幸存时，当这种“当然很卑贱的”选择再次成为一种耻辱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可是，难道我们并非为了过活而降生？难道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而发生”？莫非我就因为这一切而时刻不停地感到好似有把匕首插在我的喉咙？莫非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要面对向屠杀投降的问题？尤其是，我母亲住进了盛气凌人的“罗逊茨医生爱心医院”。《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的第一部分已被送去打字。第二部分我已经半年没有动它了。

昨天上午，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在瓦伦贝里(69)塑像旁站住。我旁边有一位年过花甲了的男人。我们凝视着，塑像前摆放着飘着蓝白红三色绸带的花环。男人自言自语地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接着说：“这个人曾在1944年救了一万人的性命。”“另外，他最后到底不是被德国人逮捕的，”他说，“话说回来，他们有逮捕他的理由。但那也没用。”他补充道：“不管怎么说，德国人终归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我只能惊诧地表示异议，这尊雕塑所证实的东西恰恰相反，要知道瓦伦贝里到底是从谁的手中拯救出那些性命的？“你说的对，”他回答说，“在当时确实是那样，但是后来……”随后，他毫不尴尬的、几乎得意地说：“俄罗斯人却逮捕了他，把他带到西伯利亚，并杀死了他。”他的讲述相当真实，但是毫无疑问地带着时光的烙印。

3月7日。西格利盖特。希望，将我引领到这里。特快列车，出租汽车。就像一个费阿刻斯人(70)。 正好就在一年前，我开始动笔写《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的新版本。当时我是何等焦虑不安，因为写作而感到何等紧张。现在，一切全无踪影。焦虑。好像要挣破铠甲一般，我跃过悬崖，以开始写作，抵达了另一个一切存在于其他空间里的世界，好像是从那里，从我出发的地方。我从混沌中出发，到了这个完好的、正常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不能长久地留在那里呢？莫非我就是混沌？

司汤达：“我认为，伟大的行动和巨大力量的意识总与喜悦相随相伴。”

逻辑的韵律结构：首先总要找到这个。

经常的行为与享乐的欲望，都是不幸意识的产物。革命，战争，征服——是特别不幸的、由于不幸和思考变得严肃、愚蠢了的时代的典型特征。（法国18世纪，随后是俄罗斯、德国和整个20世纪）

生存，毫无疑问，所有的生存都是清谈。毫无疑问，这种清谈所讲的东西总是如出一辙：生存。艺术对它们的听众清谈，是为了让那些希望听到这些清谈的人提炼加工的。因此，所有生命都是样板，所有生命都要作为样板而度过。所有的生命都是对某人而言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看——生命才有意义，尤其当生命意义本身被完全笼罩在朦胧之中。

4月26日。这些星期、这些月份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的创作环境。我的生活环境。又在新佩斯区，在水泥板楼内的半间小屋里。姑姑。医院。除了所有的压力之外，我的小巢、我的狗窝最后面的角落无人可以侵入，或是命运，这是上帝，或是随便什么人为我留下的角落。 这虽是怪诞之谈，但是我的生命还是从我的体内泄出了怨愤，或是敬仰。我选择了后者，并且试图从中了解宽恕。假如我愚蠢得让这种愚蠢伙同盲目崇拜将我击败，那么我就可以给自己做打算，在狗窝里困苦地度过我的一生，两百公里之外就是整个的世界，但是我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我还知道，只要那些力量支撑着我，我的生活最终将会变得可能够承受，我的事情最终将会变得能够完成。

(1)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i Shostakovich，1906——1975），苏联重要的作曲家。

(2)　莱纳是里尔克的名字。

(3)　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冷战期间，著名的“柏林墙”就是以布兰登堡大门为界垒砌的，将柏林，将德国，将欧洲分成了东西两半。

(4)　冷战期间，“查理检查站”是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边防检查站。

(5)　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作家。

(6)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作家。

(7)　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8)　Ferenc József híd。即现在的自由桥（Szabadság híd），跨越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

(9)　匈牙利政府于1920年颁布了一项名为numerus clausus（意为“限额”）的法令，对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制定了比例上的限制。虽然这项法令的标题里没提犹太人，但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制定的，被视为《犹太人管理法》的先声，迫害犹太人政策的开始。因此，作者在文中将它称为“第一部匈牙利犹太人管理法”。

(10)　维斯·曼弗莱德（Csepeli báró Weiss Manfréd，1857——1922），切佩尔男爵，匈牙利的大工业家，维斯·曼弗莱德钢铁厂创始人。

(11)　凯尔泰斯十四岁那年，在搭公交车去切佩尔岛工厂上班的途中被宪兵抓住，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12)　克拉科夫（Kraków）　波兰的南部城市。早在1305年到1595年曾为波兰首都。

(13)　犹大山地（Judea），又称中央山脉，巴勒斯坦中部地区，主要城市有耶路撒冷和希伯伦。

(14)　Chukchi，位于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一个自治区。第一批涉足楚科奇的是来自中亚和东亚的古西伯利亚猎人。

(15)　 “小人”指传说中“小人国”里的侏儒人。

(16)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1900——1989），20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二战结束后流亡西方，表示只要自己的祖国一天不自由，就绝不返乡，1989年2月在圣地亚哥家中开枪自杀。代表作有《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马洛伊日记》、《土地！土地！》等。他的作品和气节对匈牙利当代作家影响很大，凯尔泰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多次引用马洛伊的话。

(17)　马洛伊的大多数作品记述的都是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利市民阶层的生活画卷和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18)　布达佩斯十三区的别称。

(19)　指公寓中面积最小的房间。

(20)　A指作家的第一任妻子奥尔碧娜，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奥尔碧娜于1953年与作者相识，之后相依为命，直到1995年病逝。

(21)　卡尔·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德国内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哲学家。

(22)　克鲁迪·久洛（Krúdy Gyula，1878——1933），匈牙利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辛巴达和他的伙伴们》、《太阳花》等。

(23)　鲍拉日·贝拉（Balázs Béla，1884——1949），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导演、剧作家。

(24)　豪约什·埃迪特（Hajós Edith，1889——1975），匈牙利近代女社会活动家、激进主义分子、医生。鲍拉日·贝拉的妻子。

(25)　卢卡奇·久尔吉（Lukács Gyö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26)　奥斯托利亚饭店是布达佩斯市内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饭店，1914年开始营业，一战后曾为匈牙利民族委员会总部。

(27)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犹太裔社会学家，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生于匈牙利，后来流亡到德国和英国。

(28)　埃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作家、哲学家、宗教学家。

(29)　布赫瓦尔德座椅，特指由布赫瓦尔德·山多尔（Buchwald Sándor）设计生产的铁架木座的公共座椅，曾获1900年巴黎世博会金奖。后来大批生产并安放在布达佩斯街头。

(30)　彼拉多，判处耶稣死刑的罗马总督。

(31)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1909——1994），乌拉圭作家。

(32)　《帕西法尔》（Parsifal），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33)　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作家，他把长年钻研的群体心理学和政治理论应用于文学创作。昆德拉将他与卡夫卡、穆齐尔和贡布罗维奇列为中欧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

(34)　Hegyeshalom，位于奥——匈边境。

(35)　埃利亚斯·卡内蒂 （Elias Canetti，1905——1994），保加利亚出生、德语写作的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36)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或称灵知派），源于史前时代，后活跃于地中海与中亚地区。“灵知”（诺斯）在希腊语指透过个人经验所获得的一种知识或意识。诺斯替主义者相信能透过这种超凡经验脱离无知及现世。

(37)　路易斯·约德尔（Luise Jodl），德国当代女作家。

(38)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评论家。最著名的作品为《大众的反叛》。

(39)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是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的人物。

(40)　彼勃·伊什特万（Bibó István，1911——1979），匈牙利政治学者、作家。

(41)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记者和现代政治的锡安主义创建人，现代以色列的国父，著有《犹太国》。

(42)　威廉·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43)　匈牙利语，意为“跟秘密警察们一起”。

(44)　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is，1863——1933），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

(45)　译文引自黄灿然译《卡瓦菲斯诗集》。

(46)　安东·韦伯恩（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第二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47)　索莫利·德热（Szomory Dezsö，1869——1944），匈牙利作家、剧作家。

(48)　白城（Székesfehérvár），音译为“塞凯什菲海勒瓦尔”，匈牙利城市，冷战期间设有前苏联驻军的兵营。

(49)　Rókarántó，西格利盖特村庄靠巴拉顿湖的一片地区。

(50)　弗朗茨·韦菲尔（Franz Werfel，1890——1945），奥地利作家、诗人。

(51)　辛巴达是匈牙利作家克鲁迪小说《辛巴达和他的伙伴们》中的主人公。

(52)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代表作《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

(53)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戏剧家、抒情诗人。

(54)　伊什特万·塞切尼伯爵（István Széchenyi，1791——1860），19世纪匈牙利伟大的政治家、科技治国的倡导者。

(55)　科舒特·拉尤什（Kossuth Lajos，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领导1848年的匈牙利独立自由革命。

(56)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出生于俄罗斯的美籍犹太科幻作家与生物化学教授。

(57)　唐何塞和卡门均为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角色。

(58)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

(59)　奥迪·安德烈（Ady Endre，1877——1919），匈牙利诗人。

(60)　布罗迪·山多尔（Bródy Sándor，1863——1924），匈牙利作家。

(61)　从1541年至1683年，土耳其人占领并统治了匈牙利长达一个世纪以上。

(62)　松迪·利波特（Szondi Lipót，1893——1986），匈牙利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其设计的人格投射心理测试著名。

(63)　Árpád Bridge是布达佩斯境内的一座多瑙河大桥。

(64)　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1837——1930），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妻子，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女儿。

(65)　瓦格纳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此以色列至今都不上演他的歌剧。

(66)　一种凶猛、矫捷的匈牙利种猎犬。

(67)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21），俄国思想家、宗教哲学家。

(68)　德国纳粹在1941——1944年间将屠杀欧洲犹太人称为“终极解决”。

(69)　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 Wallenberg，1912——1947），二战期间瑞典驻匈牙利的外交官，曾救过许多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二战后死在苏联的战俘营里。

(70)　荷马史诗《奥德赛》记述，费阿刻斯人是一个居住在斯凯利亚岛的以航海为生、惯于漂泊的民族。

（三）放开　轮舵　收起　船桨　幸福

一位身材瘦高、吸着雪茄的年长男人，眼神涣散地走在街上（马赛尔·杜尚(1)）。他用严肃的面孔讲述着审慎的话语，这是一种（真正的）诗人般枯燥的最后智睿。他只对棋艺和美术家的绘画表意感兴趣，对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理会。——可以这么讲，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一种痛楚的诱惑；独处于世界之外，独处于时间之外。还有几个要写的主题，还有几本要读的书籍，还有几个需要实现的（需要部分实现的）冥想；还有几个想要散步、遐思的夜晚。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位老人的孤独与自由，以及某种敬而远之的严肃，正是我生活和看待生命的态度，我就这样看到了正从这条生命的尽头朝我俯窥，正迈着缓慢的脚步，情感淡漠地朝我走近的最终宿命。

我感动地认识到了《帕西法尔》前奏的结尾与马勒的《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之间的密切关联。

骨质疏松症的病发原因，就像是奥斯维辛自然法则的光荣物证。在完成了种族生存的瞬时任务之后，马上便扔进垃圾，马上埋入坑里。事实上，无限的权力——极权专制——是对自然的仿效，是自然主义。

人类不会改变，他们有着多种的境况，在每种境况下，都该给他起一个另外的名字，以表明：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我们在早先的境况下认识的那个人了。

集中营，只有作为文学的语句才是可以想象的，而不能作为客观事实。（即使在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或许，在那种时候更是不可想象的。）

6月。我并不存在“身份问题”。我是“匈牙利人”，因为没有什么要比我是“犹太人”更不可想象的了；我是“犹太人”，因为没有什么要比我根本就是个“犹太人”更不可思议的了。

我临时接了一份计划外的翻译工作，翻译一部6个印张的拼凑之作，这是一件挣钱的事，不过，首先出于道德性的纠正——调教和一般性的（继《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之后）警醒目的。——在服奴役的时候，人会时不时地胆大妄想，认为疾病能在肮脏的澡池里治愈，将水蛭放到自己身上，或者深深吸气直到窒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商贾们用锤子将精神从教堂里赶走。最上流的精神又重新成为次要的东西；所有严肃的事物都是非法的，就像一种最为严重的道德罪孽。

假若我们了解自己的习惯，那么就不会这样失落。

在轻视造物之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人类并不创造人类，顶多只能繁衍。人是因为理智而骄傲的生灵！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在自己的掌握之外，尤其是理智。

马洛伊关于士绅的、令人惊叹的定义：就像是对中世纪骑士的定义，就像是对那种总将自己与所有的理想相牵系之人的定义。

人类体能的、超验的孤弱无助。所有的迹象表明，生活也许并未彻底失误，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适合于人类的状态。人类能拿他们的经验做什么呢？道德规范又有何用？在纯粹生存的自然主义现实与存在着的知识分子认知之间，能否存在一个这样的断崖？我们为何在自己极度荒芜的生命中守望，既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又怎么会被囚禁在这荒芜的生命之中？思绪奔涌。早上，夏季的早上。到处是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不堪、没有面孔的城市人群、城市的灾难与堕落、毒害人的臭味、毒害人的噪音和毒害人的道德沦丧。我慢慢地朝死亡走近（或许是飞快地？）。我需要从命运的掌心里讨回我的时光——我余下的时光，或者说，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一缕缕清新的晨风从远处轻轻吹来，穿越所有的屏障，将远方幸福的芳香带到我的鼻下，从森林，从河流，从宇宙，谁知道到底是从哪里。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很幸福。既可以这样理解幸福，也可以这样理解不幸：不幸大概只是一种存在，那是杀人犯的存在。

资产阶级：贸易，然后是旅行，然后是船队，然后是保险，然后是银行，然后是工业，然后是船队、贸易、财政等等，法律，国家，宪法，自治，民主。毫无疑问，人类是在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属性中进入到成年期。至于这种成年人的属性到底怎样，尚可留待争论。有一点是肯定的：与资产阶级的特性相比，所有独裁专制、经济自立以及群众统治的形式都是超向青春期、朝向原始人属性的退化。

7月。昨天晚上。酷热。在幽暗的井泉谷大街和帕莎草坪孤独漫步。令人压抑的无能感、罪恶感和良心的谴责。原因有千般万种，但都像弥漫的云雾，将我变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使自己变得对自己冷淡、陌生。我远远看到了自己，如梦似幻；同时，我看到的自己，就像某种幻影，就像一团染血的乱麻，受到了致死的伤害，前途无望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在亚诺士医院，一位穿着考究的老妇引起我的注意，她正举止古怪、嚼着假牙在方砖地上围着红绿灯徘徊。“先生，”她突然招呼我道，“请帮我叫一辆出租，我觉得要发病了。”我为她叫来一辆出租车。虽然事情办得并不容易，但我心里涌动着巨大的热情。这个历险，我用非常自然、非常普通的手段处理妥善。重新回到自己的现实感觉当中，灰色的日常琐碎替代了杀人犯与慰藉者的统治。——事发之后，晚上，我看了一篇关于“打开性爱大门，寻找超乎常人的体验”的读物。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近的领域，或许，也是缺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我是作家，我就应该了解所谓“灵魂”的所谓“深刻性”。）迷幻，萨德，甚至革新者的圣约翰的性欲狂等；酒，毒品——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法接近的。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败坏，是真正的离经叛道、凶杀、爱的死亡——所有的一切都离我如此遥远，就像在电视上看的橄榄球赛，我既不知道它的规则，也不理解它的意义。人类的动物天性令人痴迷，群体的动物属性，本能与结群的生存（以老年妇人们为例，这些在“爱心医院”里的、神经兮兮、体弱多病、碎嘴唠叨的生灵，她们总还有余力去追逐比她们更剧烈的病痛、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了的濒死之光，等等）。我觉得，这种自我激发的迷幻状态徒然无用，充满了自欺欺人、盲目自娱的元素，充满了虚假、伪装的体验，是一种谎言。然而，这是一种执著的谎言：具有生命力的谎言。是疯狂吗？这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跨越，或者彻底跨入，或者全无可能；或许，（通过我们的第三种灵性）我们为同时维持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自我与理性的自我之间的关系而高兴：但这绝无可能。这样的话，人类当然要割断、要禁止那些与自己不同的现实，并且惊惧地思考疯狂与死亡，虽然这些东西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一些状态，就像正常人的状态、生存者的状态一样。但是，由于我们搅入了孩子气的、无法核查的文字里，这些问题便不可能坚持到底。人类被理智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统治着，当人类抛弃掉那种所谓“有意义的生活”时，这种法则便是可以理解的理性法则；准确地说，我们所抛弃的生活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为它承担着责任，进一步说，那只是我们个体的、牛角尖式的生活。

写下将要写下的东西——这话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有时，我就像等待一个约会似的等待着自己，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几乎可以肯定我不会来了，但是毫无保证的希望仍在我的心里磨蹭着：万一……

衰老，很快会流露于文字，就像很快显现在脸上一样。

可怜的人们，愚蠢的称赞就像拳头一样暴风雨般地落在他们身上。

8月9日。“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迪。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损毁了的、流逝了的、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为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摘自马洛伊《日记》：五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等待”，他放弃了，结束了“等待戈多”的生存方式，就向他所写的那样，投身于一种没有等待的生存，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尽管从实践的角度看也一样）全无可能，因为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朝向未来生存；他们顶多会发生变化，顶多会谨慎权衡，顶多是用褒贬评价的等待。说来全都一样。我，除了我所有的知识、所有清晰的理智和所有的骄傲，始终总是（现在也是）生活在戈多的标记里，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我知道，而且并不为此而羞惭——我的母亲到底怎样才能够活下去？作为脑血管硬化的俘虏，当她在一个意识不清的夜晚朝向灯光睁开眼时，在她的生命里究竟能有何种期待？她看到了什么？她的灵魂在哪儿？贪婪饕餮的本能——在完全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用什么、该怎样才能解释使这种全部的、看上去是生存的恐怖？这是最后的审判，它的意义究竟何在？爱又何在？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探望？是什么将我带到她的床边？到底存在何种真实的或者虚假的被动因素？想来，我的感觉在迟钝地自卫，我的理智认为：他的生活已不再有任何的意义——我只有出卖，只有自私，只有逃避。

当今艺术的魔鬼是官方的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是官方的；官方的艺术既不源于个人世界，所挽救的东西也不是个人世界，它不是一个作为己任、竭尽全力的个体范例，不过它毕竟还是一个例子，一个孤独的、难以捕捉的、排它的、被排挤的、使自己蒙羞的、无辜死亡的例子。

缺少宽恕往往导致懦弱，懦弱往往导致暴虐，暴虐往往导致残酷。

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消逝：对上帝来说是何等的老生常谈。是否做了档案记录、或是某种较为翔实的履历登记（宗教童话便以此得到启迪）？最终的判决和对提审的等待将会怎样？然后被分送到天堂或地狱及其各种类别的府衙？假如上帝是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是根据什么形象创造了奥斯维辛？

从集体大屠杀的角度看，完整的说辞是多余的。零碎的话语，说辞，讲演，人的无足轻重，等等。

由于挤在我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仿佛变成了博斯(2)的某幅画作中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角色。从这些将我团团围住的面孔里透射出可怕的威胁。生命的质量用末日般的结局威胁着我。逃亡，我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谁认真考虑过：“犹太国家是在罗马帝国的天庭下建立的”这个事实，对后来犹太人的离散异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永远的范本。尊崇外在的权势，采取永远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以要求自己的族人为此付出牺牲而得以实现。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尊崇异族，蔑视本族，这里蕴涵着某种痛苦的罪恶感和永恒的少数群体的家族之爱。然而可以这么讲，实质永远是为了异族的政权，为了某种有时是钱财上的、有时是人员上的恩赐而付出牺牲。在这种映照之下，人们强烈的共同感受不外乎是：以某种形式存守财产，为了能在必要的时候，有可以牺牲的东西。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也是一样。永久的犹太议会。犹太人的巨大资产，一方面，就像一个合理运营的实体（在异邦的国家经济中），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么说吧，对内，对犹太族人，则像一个家长制做派的大独裁者：一点点恩惠，一点点施舍，维持生命的、同时也是群体的生存，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任何时期祭献出牺牲品。——与这相比，当一个又一个富有的犹太人群体为了自我生存的目的，而极力试图摆脱贫穷的、使他们蒙羞的犹太大众，则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以斯宾诺莎时代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为例：这些富有的犹太人出钱给大批逃自德国、西班牙等国的贫穷的犹太人，然而给钱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继续往俄罗斯和东欧逃难。

人类准备死亡，就像准备创作最后一件作品。无所谓我们是否为了死亡而养活自己。无所谓我们是否为了死亡而致富。哪怕我们的成熟并非由于死亡，而是由于体会了全部生活的全部智慧，这种智慧是关于决裂的知识，并教授如何获得终极成熟的科学。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只不过是终极结果。

既然爱神无处不在，无物不有，为什么还要在看上去他显然会在那里逗留的地方寻觅呢？

在生活的最后疆界的边缘；在街上，穿越边缘地带的可能性是如此突然、如此骤烈，简直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我险些出于痛苦而吼叫起来。可是，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冲我咆哮。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半途而废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生活尝试。

什么能使我们相信，这个生活是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就是世界？

翻译期间，我想到了古斯塔夫·马勒，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力量，使他能够完成全年的戏剧与音乐会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关于“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幻想自有因由。首先：人类，因为是人类，他们只能创造出“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幻想。其次：既然人类的组成物质与世间万物的组成物质相同，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影响一切的物质呢？还有一点也与“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幻想相矛盾，即结构的构建者不可能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构建者只能置身于结构之“外”。我想即使这样，结构之中也该包含着其创造者的根本属性。——现在说起爱护关照，我感觉就像一种幼稚的“为人之父”的幻想。而且，我自然对此深信不移。也许因为我相信自己；但是我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因为在我体内存在着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并不是我的人。

有一个关于虚无主义的重要的论断：“什么也不是，它并不比是什么东西更有意义。”

近来，我每天聆听勋伯格的第一室内交响乐，我竟如此深刻地铭记在心，以至于我现在用他的声音呻吟。

汤因比：犹太人需要丰富西方文化，并要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迟到的认知（对我来说）。

哪怕地球仅仅停转一分钟，就有可能存在。（尼采语？）这是对所有艺术家们的努力的概论，是所谓“描写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所谓“模仿自然”的诀窍。徒劳的努力：地球不会停转，会继续转动，而且毫无意义可言。

“对坏事物的认知，是不真实的认知。”斯宾诺莎。

9月。我简直要成为疯子，才可能对艺术进行思考。否则，连想都不值得去想。

是什么使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与体制（各种体制）相敌对，我呢，这么讲吧，则是与上帝。

那些与某种体制敌对的人，需要相信另一个体制。而与上帝敌对的人，他们什么也不用相信，只需活着，在他们眼前：对信仰来说，这就足够了。

作为艺术家而活着，我很早就已经体验过了高兴或不高兴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像西蒙娜·薇依一样：对于所有的亲善，我都感觉是错误，就连单纯的客套也一样。她是作为工厂工人得到的体验，我则需要更沉重的教训，因为——看起来——我的感觉更加迟钝。

为什么自打奥斯维辛以来人们更加憎恨犹太人？是由于奥斯维辛。

不管怎么说，“形式”一词还是意味着，生活在一部作品里作为精神现象而重获新生；“形式”是生活的精神存在模式——并非意味着“小说形式”或某种特定的“诗歌形式”等等。但是，“形式”不仅是实质，是生活的要素，而且还具有相像性——一种对秘密的可能性的比喻。

11月。10月2日至30日。维也纳。休息。在人民公园，晒太阳。因为回国而感到焦虑。我享受了文明，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置身于这种文明之中。我觉得，自己是为了过更高质量的生活而诞生的，而不是为了所得到的这种生活。不过，这是一种高傲的表白，然而，从本质上讲，高傲总是愚蠢的。

经历了落在自己头上的生活，并且活得好像得到了完整的生活一样，不管我们在哪儿生活，这都是生活的任务。

东欧：资产阶级革命，却没有资产阶级参加。这种革命能够建立什么？

1990年1月。我做的是谁的梦？我讲的是谁的语言？

只要我们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正确的书写就很重要。不过，当我们生活在某种戒律之中的时候，它也同样重要。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2月。泥泞，水洼，疯癫。城市，就像一幅丢勒的版画，或许更像博斯关于世界末日景象的作品。猪的面孔，獠牙怪龇的野兽面孔，漠然的马和耗子的面孔，狗的面孔和许多许多从蜈蚣到蟑螂的各类昆虫。如果四周禁闭——例如在有轨电车里，在商店里——一句话在脑际闪现：“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所有希望）在这里出生并留在这里，是个多么大的错误——那条声带以最响亮的撕裂声在我生活中的各类噪音之间铮铮发语，我的更真实的灵性清楚地知道：这完全是堂皇之语，而且不存在偶然。偶然是投在个体身上的最丑陋的光亮（比如说，黄绿色）。偶然，是生命最大的笨拙，最彻底的破败。恰恰因为我的体内注满了幸福的感觉，因此我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感到一种超然的信任，使我顺从地就像一个靠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条生命看上去是我的，我活着，看上去实现了外在与内在行动（再加上外部的、所谓的“与我无关的环境”——假如存在着这类东西的话），我同时清楚地知道，面对它——我的生活——我是多么的无能为力，除了信任之外，我不具备任何手段。另外，对于养活和存活来说，信任就已经足够了：这种怪诞的方式，好像是彼此互动。“在较为强大的时代里”（是不是尼采的表述？），或许那种“在上帝面前签订了协约”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汲取的营养。今天，我更愿意这样说：几乎是年龄使然，以及死亡的临近。完全可以肯定，个体只是一座冰山；从冰山顶上看不到自己被海水掩盖了的、可能是一个集体的、现实的庞大实体。只是这种感觉：信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反的感觉：被遗弃感——这就是所能得到的有关讯息。超验的现实在周围环绕，犹如母亲的怀抱。这是唯一的常理，所有在我们看来是物证的东西，却有着千倍万倍的不确定性。由此看来，个人的悲剧在这种场合是一种错误；然而幸福却不是这样。上帝的灵光折射于快乐之中，仿佛就像造物者的念头或是创世主的思想；这种荒谬只是一种氛围——是的，这是人类与人类相互融洽的，而且是非常良好的、已经奠定下根基的氛围。

人们像经历崩溃一样地经历了从压迫下的解放。可能还将他们领入自由。

人们对谎言的贪婪需要。

东方与西方，神经质与正常类型。神经症类型：一个创伤的体验总是反复地重新发作，总是表现为同样的症状，直到成为永恒的真实，直到死亡。正常类型：创伤，错乱，随后是对创伤的有意识分析，理性的保险是避免旧病复发。一种是地狱般的体验：疾病状态持续不断、别无出路地重新发作；另一种是疏泻，布散，悲剧性的幸福之路。

如此看来，最原本的思想是正常的思想。

重又浸入这个包含着不确定物质的香槟浴保健浴池里，爱默生称之为“英雄大本营”。

一个从事仪器制造工艺的学徒，沉浸在一个疯狂的念头里：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当然，他也一样）。在孩提时代，人们一直瞒着他。他的父亲死在集中营。他因此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疯子，他用紫罗兰色的眼睛微笑地望着我说：“我怕。”“怕什么？”我不解地询问。“突然有两个人走到我身边。”他回答道。接着说：“嘿，走吧！”“去哪儿？”我追问。“我怎么知道：去那儿。”他颇有预感地说。在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前，一直完全正常，善谈，友好，在人群中随意自然。现在，整个世纪一下子砸在他头上，他只能用他所能做的唯一举止——用神经——精神疾患，用出色的模仿，用现代的掩护——予以回答。

重要的认知，更正确地说是发现：每个个体之人都是上帝的造物，在罗马帝国残暴压迫的辉煌时代；在中世纪传染病大流行的时代；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时代。什么是权力？实际上是现实？人类“什么也不是”和“谁也不是”的属性。权力是暴怒，是暴怒的激亢，是毁灭的、自我毁灭的、偏执的激亢行为，而与理性、与个体的不循规蹈矩（归根结底）与不驯服的个体相对立。这种暴怒表现为国家形式，而这种国家形式就是生存的形式。在这种环境里，团结——爱心——是一种亚文化。实际上，可信的团结、可信的爱心总是：亚文化。坦白地讲：反叛，反叛是唯一的、上帝赞赏的手段。上帝的反叛是针对不成功的创造物的反叛。

“艺术意味着：新的艺术。”（勋伯格：《风格与理想》）

假如你整个一生做的都是同样的事——由于这种行为对你自己来说是一种诅咒——你至少不要总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它。

一个时代已经逝去，看起来，人类某种特定的行为已像年龄、青春一样地一去不返。这种行为是什么？人类对造物的惊叹；对“作为可分解物质的人体不仅活着，而且还具有灵魂”的崇仰的惊叹；在对世界创立的惊叹之余，继之而来的——总而言之——是对生命的尊重、崇拜、快乐与爱心。在早些的时代里，杀人往往并不是件恶劣的习俗，并非像犯罪那样的坏事，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针对生命、针对其他生灵的、已经养成了的、实用的“自然”行为，生命阶段的症候或是最终阶段的症候，怎么说都一样。杀人作为一种生存观，作为一种杀人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本质的变化。尽管可以这样讲，人类对屠杀的发明，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但是，人类的屠杀经过了几年、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进行，已经连同与之共存的所谓“正常的日常生活”、儿童教育、恋爱的散步、医疗诊所的时光、事业，连同某些欲望、幸福与不幸感、文明的好奇、黄昏的忧郁、致富、失败或成功等一起，连同习惯、对恐惧的适应、默认、漠视、甚至厌恶一起，变成了一个人类屠杀的体系。这已然是一种新的、甚至是最新的发明。另外，其中的新内容是：屠杀已经被人接受。实践证明，屠杀的存在方式是可以承受的，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可以为此成立机构。——是的，或许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即便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这个念头有一回就像思想启蒙般地在我的脑海闪现：人类的人间使命，是毁灭地球，毁灭生命。但是，那时人类的举止或许很像西西弗斯：暂时从自己的使命、任务下逃脱，暂时从死亡的手掌里滑出，欣赏着那些需要在生活中摧毁的东西。然而这样，从一个较高的角度看——假如确实存在这种角度的话——可以这样说：由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人类推委作证的生活模式，人类并没有白白诞生。由此看来，所有上等模式与观念的形成，都该感谢人类的推委；各类艺术、哲学与宗教，是人类驻足的结果，是人类踌躇于自己使命——摧毁——的产物；这种踌躇解释了那些真正伟人无法医治的、沉湎于回忆的悲伤。

3月17日。“有谁会问：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能否存活下来？”佩索阿(3)。

你说：其实，纵观世界的历程，这些法律一向如此。首先，这话说得不对；另外，即便这话说得不错，这也不是一个多产的思维方式。

不可能性并始于天然，也并非源于冲动——天然与冲动的变化是有限的——而是产生于人的大脑。然而，蕴藏在人类大脑里的意念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推动力；不可能的思想，可能会变成行动。

性幻想：你可以在隐秘的梦境中想象一切，人们确实这样想象。更确切地说，这表明了人类并非自己进行空想；本源的东西很少属于可信的范畴。

我有着多个“自我”，每个“自我”都服务于唯一的“自我”——具有代表性的“自我”。但是，人们（我自己也一样）对所有的“自我”——具有代表性的“自我”——知道得最少。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如同养殖花草的土壤和肥料，对我来说，盛开的鲜花是陌生的；同样只能通过对自己的尊重，而能够在一个个短暂的瞬间感到由衷的赞赏。

3月19日。医院。脑血管硬化性老年痴呆，由于彻底的衰弱，那些完整的、甚至经过择选的语句，却没有任何情景、任何关联，因此全是一些空话。此外，再加上面部表演、情绪和跟话语相关的激情——只是无论是话语、还是所表现的激情，都毫无因由。令人惊惧的景象：这些话讲的是关于人的事情。讲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对事物的掩盖，还是揭示？相对而言，或许是前者：是对存在的掩盖，是对那些完全异样的、完全表现为其他事物的阐释。正常的存在是与生存背道而驰的存在；因为那些窥视存在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发疯”。——病房里有个人死了：“维尔米大妈”。她就像猫捉老鼠似地、狡黠地与死亡戏耍了一年；衰老嘶哑的嗓音唱着神秘自信的哀歌，简直是吹嘘的喋喋悲叹，她用身体挡住的床头柜的抽屉，从里边掏出炸好的鸡肉，躬着腰塞进嘴里，吃得一干二净——完全是抱怨的、生存的伎俩。随后去上厕所，对她来说，这总像一个重大的仪式：她将助步器拉到跟前，随手抓着椅子、门把手、房门等，有一回她还是突然跌倒。看起来，这一跤动摇了她生活的自信：卧床不起。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的系统治疗，她去世了。对于这些，她自己到底知道什么？她是否知道我们相信和了解的事情？简单来看，整个的过程都是在“潜意识”下进行的。但是仍不能称之为“潜意识”，因为意识是通过所谓“意识的意识”进行操控的。另一方面，这段（从死亡的角度来看）活动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她显然是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下度过的：这段时期正跟她的幼年时代一样的重要，人们对她也同样地一无所知。但是，这家医院给她的重要经验是：在这种可怜状态下，人不可能不触及他的心灵变化而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在我们体内隐伏着一头与古代民族所敬拜的神兽相仿的、虽然痛苦但仍自豪的动物，它不但使人缄口，还胁迫人们满怀神秘、惧怕和敬畏之心地侍奉它。人类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标记？

歌德想出了一个这样的名字：Gleichnis。

无论是他，还是别人，都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说。

勋伯格：“假如马勒写了《第十交响曲》的话，我们或许能够抵达伟大而秘密的领域：正因如此，才未能让他完成这部作品。” （《风格与思想》）

我们要将一切——要将天启之说、要将我们与生命相关的整个道德关系以及我们最主要的话语——都重新放置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这些话语，在我们听来已经感觉不到是语言，更别提是生活了。

3月31日。阳光普照。早晨，沿着兵营的院墙爬上了井泉谷大街。在消耗体力的散步之后，搭乘156路公共汽车，在下山路上，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妇与站在我斜后方的一个年轻男人对话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么，”年轻人的声音说，“在艾尔代伊(4)，生活水平有没有改善？”异乡人的口音，那种像西方语种里惯有的、词尾与句尾上扬的发音，给他的话语染上了相当傲慢的色彩。老妇说：一点儿也没有好转，那些免费运来的救济物资被政府部门拿去卖钱；“吉普赛人”偷盗救济物资，然后高价卖给“人民”；路德教会的神甫承担了发放救济物资的任务，便乘机以此为借口将物资运到自己家里，说是将从那里进行分发；但却只分给了他的朋友们，其余的留给了自己；她，老妇自己，在市长办公厅前排了三天的队，市长却去参加“什么婚礼”；后来，等到市长匆匆忙忙地从婚礼上赶回来时，“吉普赛人”大声叫喊说，以前的独裁要比现在好，等等。无可理解，贫困，邪恶，憎恨。年轻人说：“你知道吗，有两架德国飞机载着救济物资飞了回去，因为接收者们在机场上为了物资打了起来。”他始终操着赞同的、高傲的、带着西方人口音的声调，带着类似“fog lenni”（将会是）这样的语法转折，等等。飞机的飞回，使我突然想起了集中营的场景，当饿得皮包骨头的人们看到放在眼前的食物时，饥民们疯狂起来，那些营养良好的家伙讥笑地撇着嘴角说“没有纪律的贱民”，然后作为惩罚收走了那些他们根本就不想给予的食物。最后，我冷静地从我的座位上扭过脸，毫无掩饰地仔细打量了一眼那两位谈话者：他们突然沉默了，再没有开口——我至今仍感到纳闷儿：为什么？莫非我的眼神过于严肃？

我可怜母亲的疾病清楚地表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伊斯兰教徒状态（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脑血管硬化的状态（缺氧）。这些远离现实的记忆与想象的画面，以更为强烈的现实性去承受现实；聪明的孩子气与衰退，与梦境、洞穴、地方及环境完全相适，而无须具有我们那种普通人水平的、对一切事物的认知，等等。但是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苟活状态下，仍有灵魂与道德世界的光亮不时地闪烁。

知觉的诸多层次。植物，动物，人：完全的知觉是什么样子？完全的认知呢？

黑贝尔(5)的日记：“人类是梦想视野的瞎子。”——“伟大的天赋是上帝的恩赐，卑微的才智则是魔鬼的。”他在谈论杰出人物时说，他们向宗教升华；他在谈论留在地上的人时说，他们将永远留在下面。有某种十分相近的东西：“对永生的渴望，是一直折磨人的伤痛，这种伤痛是当我们与整个世界脱离时，是当我们像海蜇的须辫一样继续个体生存时获得的。”“树的果实并不是为了树而结下的。”之后又说：“世界：上帝的巨大伤疤。”非常令人兴奋：“快乐使人变得普通，痛苦使人富于个性。”他还写下了五行绝妙的文字：“人类将上帝的思想冻结成冰，由上帝吹进我们体内的神火与我们被冻霜包裹的躯体相较量；无论是火融化了冰，还是冰熄灭了火——人类都会在较量中死亡。”

4月。政治：应该这样理解，政治的转折将人们从政治手中解放出来，交还给习以为常的流放。

每个希望都是疑难，哪怕仅仅因为——根据自然规律——它指向未来（指向死亡）。——不管怎么样，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还没有人对这么多的希望进行过抨击。

匈牙利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治，但是并未从自己手中解放出来。

他提出了“是否以聪明人的方式利用了自己的痛苦”的疑问，歌德对斯特恩(6)的这句扪心自问的释语表现出了格外的兴趣。

为了每件琐事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为了最微小的意义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一道断崖将我们的生命与生活相分隔。

关于人类，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至少从这个角度讲）我已可以安然死去。

假如一个人以为用这样那样的机巧进行伪装是多么的聪明，那他就有多么的愚蠢。

5月。重度抑郁。感觉不错。毁灭的美妙，是自己独有的满足，甚至是一种自我方式的幸福。显然，不幸的尽头是幸福。能享受多少，就有多少。不幸，也载负着“性欲本能”。

病人惊悸的眼睛；眼睛，并不是用来看东西的，而是让别人看的东西；眼睛，变成了脏腑器官的无声、隐秘、独特的表达工具。

昨天，在打字机上敲写《死亡赋格曲》(7)的译稿。我在打字过程中发现，那令人赞叹的文字越来越令人赞叹：里面没有一个出卖性的词汇，诗歌完全将他从所有的世俗中解脱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桩这样的事件——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事件中深深潜伏着某种根本就不可能扭转的、藏着凶兆的宿命，而这种宿命会分毫不差地准确发生，确切无误地展开，并由此获得死亡的安宁。

道德与精神之人最尴尬的体验是，总要接受那些没有道德、没有精神之人的道德与精神的说教。另外，还要对他毋庸置疑的存在提供某种证明——直到他再也无法忍受。

6月。《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出版。冷淡，平和。身外之事。翻译施尼茨勒(8)的著作。沉闷的预感，无政府主义，疯癫，死亡。萨尔瓦多·达利笔下饱受折磨的淌血的胸脯、碎裂的骨头、变形了的头颅和扭曲的形体。周围鼎沸着滚烫的恐怖。良心的谴责，生命的罪孽，等等。一个个短夜。疑惑，用愚钝的目光四下环视。恐惧在我的血脉里流淌。

20世纪的两个重要的隐喻：集中营与色情文化——从奴役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彻底的屈从。仿佛大自然现在想通过对人类天性的无情揭露，而将灾难的一面转向人类、转向人的诞生。

即使抛开历史，也可以很好地理解《圣经》；但是抛开《圣经》，永远不可能理解历史。

在为无能效力的时候，才华必须被人祭献。才华的尘埋之辱。才华在持续不断的责令下变成了顺从的牺牲品，即诡辩、逃避和含糊其辞。

我们应该弄清：极权主义、群众、物质手段和凌驾于灵魂之上的统治，是教会的发明。不过，假如我们认为这太过分了的话，那也可以，就让它成为典范之语吧。

我离我的谈话、我的行为、别人的谈话、我的与别人的生活以及生存竟有多远啊！……

关于“我们的复活”：可是想来，我从来就没有活过。关于是否存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可是想来，我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关于我们的灵魂是否永生：可是想来，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意义与灵魂。我：是某种中庸的状态，顺从——别无其他。但是，的确：还有无奈无助。——只有这些，完了。

《C小调奏鸣曲》(9)（作品第111号）第二乐章的乐段，主题在那里消失了，从那里逃脱了，在那里缺失了（“Wiesen——grund”），钢琴试尝着离开主题而存在：孤独、困惑地彷徨，在午夜的月光下忧郁地沉思，等等。之后，当主题的缺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它突然带着磅礴的力量回来了，不久就要死亡。今天，谁会写这样的东西呢？为什么不呢？仅仅由于缺少才华，或是彻底丧失了情感、命运与真理？

只有现在才能真正看清独裁的秘密。人类没有安全保障，缺乏理解，期待，慌乱：指令并没有下达。当他们肯定地看到“指令不会下达”的时候，就变得野蛮起来：彼此攻击，憎恨，抢劫，杀戮，就像在独裁时期一样地猖狂无忌——并且更缺少自由。

一个所谓的主题——长篇小说的主题、短篇小说的主题等——就像感染一样耗人能量：被传染上了，头几天，还对病症是否发作而犹疑不定，试图预防，终于有一天恍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

马洛伊：“这条从一种文明回归的道路，要比人以为的短许多。”

人类自己制订了自己的道德法则，而这些法则就如同被设得太高的标杆，使跳高者接连不断地失败并因此关节扭伤、末肢骨折、烦恼、受挫感、“焦虑”。

马洛伊的《日记》，1944年的部分：“7月3日的早上九点半开始了至今为止最猛烈的空袭”——我确切地记得这次空袭。在改成了“犹太营”的布达考拉斯烧砖厂里，这个“九点半”的早晨对我来说已经感觉像是中午（或许由于持续饥饿的原因）。我们几个人沿着隔离墙爬上一个小山丘，并从小土堆上相对而言的制高点上举目眺望，想知道远处发生了什么。所发生的事情正像马洛伊所写下的：“此刻，天空真的就像一个溜冰场，溜冰者在上面划出变化莫测的线条；或者就像一面镜子，一只醉醺醺的手用钻石在上面划出弯曲的弧线。在高空中，偶尔有几十架银色翅膀、蝴蝶大小的飞机在阳光下闪耀。飞机的轰鸣长达两个小时……如果这时有谁去佩斯的话，就好像是闯进了一个缀满灯盏的房子……”等等。马洛伊乘坐当地的郊区小火车从少女屯进城：“火车途中经过布达考拉斯烧砖厂。在砖窑之间，七千名来自佩斯郊区的犹太人在这里等待着被驱逐。荷弹的士兵们持着机关枪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我会为马洛伊·山多尔看到了我而感到某种欣跃、感激的快乐。当时，他四十一岁，我十四岁。他在砖窑之间看到了一个戴着黄色六角星的孩子，并且知道这个孩子当时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他将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将这一切记到了他的日记里——除此之外，作家还能做什么呢？（而且这本日记成了那段岁月的最清晰、最概括和最重要的精神痕迹。）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特殊星座的位置那样地难以阐明。不管怎么说，我从中清楚地感觉到了某种深层的、与我们两人都不相干的意义，这个正在逐渐扩展的圈子里悄悄散射着，仿佛就像一种在日常喧嚣里极难辨听但却存在于大气里的、不能滤除的电波。

我看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1945年的崩溃，看到了苏军在1948年的占领，看到了1956年的瓦解和1957年的卷土重来，等等。这是多么雷同的戏剧啊！如果认为这仅仅是苏联帝国的衰败，而不是整个人类世界衰败的话，那很令人遗憾。这是道德与理性的世界的衰败。因为它维系了七十个春秋；几十年里，它的存在（包括维系了十二年的另一个帝国的存在）始终宣告的是没有意义的混乱、恐怖、下层人群苟活生存的可能。集中营，大屠杀，精神折磨，侮辱，压抑——这一切成为了日常的实践，与此同时，人们活着，出生，浪费了两代人的光阴，像废料似的被推进历史的垃圾箱里。最主要的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消亡，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条道路的失败是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全球性重挫。

一位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流行作家，鬓发斑白，迟疑不决，牢骚满腹。他坐在书棚前，等着请他签名的读者，然而读者们没有来。他抱怨说（他向我抱怨），他要饿死了。他怀念家长制恐怖统治的良好机构，怀念那些总是向他敞开襟怀的奖金来源，怀念中央的评论部门，怀念评论部门的名称，怀念对作家封号的吊销，怀念整个龌龊的昨日世界，与之相比，明天可能更龌龊，但至少有所不同。他现在才意识到，他是站在如此坚固的昨日土地上——这片土地的基础是如此坚固，就连文学评论的态度都可能要以他为证（或许虚伪地称颂）：评论的文字就像是散在亚洲坦克甲壳上的腐烂水果，他却对自己感到满足，只须抛出一枚欧楂，便不再为生存担忧。然而，他现在却感到由衷的、浑身颤栗的恐惧。

假如“共产主义”只能视为精神扭伤的话（不管怎么说，连同那堆得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的尸首），过去了的四十年终归曾是一种真实和现实，曾是我生命的阶段和舞台。今天，我已然很难理解，我是怎样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精神的居所，仿佛在我的周围什么都未曾发生，对物质与精神的贫瘠麻木不仁，对危险盲目无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引领？主要只是本能，就像蚂蚁带着对我们来说无法理解的目标和无法理解的方向感明确的长征。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时代精神永远不能与伟大的精神进程同步；当时代流逝之后，终归与伟大的精神进程突然接轨——已经变成了精神而存留。

为什么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的扭曲和谎骗？

人们为了他们的抑郁而求助于各种各样的谎言。对我的抑郁来说，真理就已经足够了。

我活得并不够激进。我仿佛是在期待永生似的活着，并非完全的销毁。或者说是，我活在自己未来的奴役之下，并非活在我无穷无尽的死亡自由之中。

死亡的恐惧，是善意地提醒人们“对死亡的思考尚未充分”的感觉。

这些仅仅为了连续而逝去的日子。不管怎么说，应该经历那些充满生命活力、具有灵感的日子，与此同时，在那些晦暗朦胧的时光里，在生命的热情尚未重新燃起之前，人们犹如死尸一般。生活本该美丽，但是肯定会令人疲惫不堪。而且归根结底，单调乏味。

无聊是生活的本质。

各种状态，城市，国家。环境开始恶化，就像一只已经染上了狂犬病的狗。

6月15日。我看到了一张加缪的老照片，感到了一种突然喷发的、几近痛楚的友情。我已然张开了拥抱的臂膀。意识苏醒的时期，自我改变的整个阶段，他始终是一位大天使。这一切，是一场寂静的、仅仅指向自身的“我的革命”……

假如达尔文是对的，那些从塑料和放射线中摄养的动物很快就该出现。开始可能先是病毒，之后是细菌，很快就会进化成吃得肥胖的怪物。那将是怎样的世界！

海勒·阿格奈什(10)的文章认为奥斯维辛“肯定不适于写进历史”。逻辑语言上的不可能性。总之，历史不是什么自然的有机体，而是上层建筑，是人类的精神结构。假如奥斯维辛不适于写进历史，那么错误就不在于奥斯维辛，而在于历史。

有轨电车上有一位士兵，矮小体胖，右手显得女气，手腕上有一条金手链，手指上戴着戒指，小手指上是一枚大得夺人眼目的黄色印戒。眼睛很小，脸庞臃肿，落腮胡子（有点喜剧效果的落腮胡子），额头不高。看得出来，他是个暴虐的色情狂。佩着下级军阶的标志。为了宣泄国家的愤怒，那只戴着黄金印戒的手将打在某人的脸上和嘴上，鲜血将突然从那张嘴里止不住地流淌。我在心里默默猜想，他会在哪种部门里“服务”？生活中到底是否出现过这种令人生厌的情况：一个人真可能跟他当面打过交道，真可能（哪怕只在一个仅有的瞬间里）把他纳入关于人的认知吗？

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

传统的重要性。只知道自己不属于哪里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自己不该属于哪里。

总之，我能将自己的思想方式藏守了四十年就已经够独特的了，更特殊的是，不从本质上讲，并不完全是谎言。

人类的关系，是人类与自身生命的、与在他的生活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个体的联系。历险，看起来总是其他之物或是其他之人，自由似乎并非构建在最重要的、个体存在的使命之中，并非构建在和最重要的人们相关的责任及其道德之中；而是构建在“其他之中”、想象之中和不存在之中，在最坏的情况下，构建在致命的生活错误之中。这确实是大自然独特的游戏，单调乏味引发了我们的激忿和人类的动摇。另一方面，在人类自身的、无法辨知的天性之中，还隐藏着某种冒险。虽然如此，我们仍要无条件地遵循，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各种痛楚、各种不忠。

要练习死亡，要熟练于死亡。——怎么做呢？首先，总要从死亡的角度（从悬崖的另一边）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具有优势：因为东欧人的生活教导人死亡。

当我低着头、垂着手在桌旁一坐长达几个月之久的时候，此地的守护神给了我如此之多的力量。

9月。巴达琼尼(11)的原野，尖耸的山上覆盖着浓密的白杨树，就像整齐林立的蜡烛。远处，是一座座融入蔚蓝的山丘。与人间相反，这种美丽简直无法描述。大自然，就像一只老迈、沉默的大象，总是耐心地载负着背上的重荷。在午后雾气蒸腾的葡萄园和原野之间，生活萧条得令人窒息。

行动，由于它的疏忽而为生活投上形而上学阴影的行动。正由于这种疏忽了的行动，卡夫卡才有了一个个重大的自罪感：行动，这种行动是不是一种“流亡”？（相比之下，《城堡》中所表现的动因主题尤为突出。）马洛伊、托马斯·曼的精髓，他们的道德荣耀与傲慢：难道不是以流亡为基础吗？——在东欧，个体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我是否要投身于某种思潮或选择哪种思潮的问题，因为无论我选择哪种，都只有杀人和唆使杀人，再加上毫无意义的杀人和唆使杀人；在这里，个体的道德问题是真实的问题，是流亡或在这里存留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形而上学的成分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并成为所有自罪感背后的唯一真正动因。

“警察的世界观”，马涅斯·施佩贝尔(12)。

“我们见证持久的灾害，需要做长期、坚韧的努力。”托克维尔说。

生活，走在艺术之前——从这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中引发出一种无聊的研究。

没有比思想者更富于文学色彩的角色了。因为，思想不仅是对自己或公众的威胁，不仅是取代所有激情的激情，思想是比一切冒险都更冒险的冒险，是不同于信仰的内在情感——而且，它还总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

萨德侯爵的流行时期。他的书，都是庸长的前言与后记。对我来说，我只对一点感兴趣，即所谓的“幼稚症”（从贬义上讲）对他的绝对支配。面对这个极端而庞大的道德世界，我似乎需要拥有更成熟、更男性的体魄与大脑。就罪恶政治的阴霾而言，也是出于同样的幼稚症，显然是利用不当。奥斯维辛是造物主或者萨德的世界的高度浓缩。只是建造奥斯维辛的人一般来说并没有获得到快感，只有极少极少的党卫军享受到了“翘首高天的生殖器官”。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些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某种特定的、行而上学的迫害的牺牲品，而不是生活的享乐者；而那些本来可能唤起他们性高潮的东西，则是可悲的。总而言之，假若我们试着思考萨德的放纵，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肯定是肮脏、腐臭、化脓的创口、流血以及排泄物的大杂烩，在自身颓丧的过去里，只能激发各种疯癫的快感，而不是充满恐惧与厌恶的参与。萨德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美学世界，而奥斯维辛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是一个只有借助于美学想象才可能予以思考的世界——这也同样唤起美学上的性高潮。特别是，就像人类挣扎于现实与想象之间那样；最终还是为了想象的犯罪，而忍受对现实厌恶的折磨，由于令人厌恶的现实的过去，而在想象中寻找慰藉。我并不认为，道德幻想的创造性活动不能唤起——与在“翘首高天的生殖器官”之间通过各种特殊的刑罚最终完成对一个十四岁孩子的凶杀一样的——满足性快感。不管怎么说，对健康的思维来说，一个也不能理解：无论是道德，还是被踢到一边的造物主的幻想，都不能被视为现实，由于它所创造的是一幅静态的世界图景，所以顶多可被视为一种总是非现实的想象游戏。奥斯维辛，是对上帝造物的回应；而国柏神父(13)或教导者，则是对奥斯维辛的回应。对上帝与造物主来说，我们的生命就是应答，生存即见证，是为了某人或某物的存在；而经历生存，似乎是为了获得生存之外的某种体验——无论我们用何物、用何人命名它，无论我们将之命名为“上帝”还是“集体性认知”（或潜意识的），或是我们想要称谓的什么。由此看来——也只能这样来看——我们可以引用一句俗语：“一切正常。”

10月10日。我们来自疯狂，我们被疯狂包绕，我们被困于疯狂之中；死亡——从某个特定的意义上讲——莫非不是一种肉体的疯狂？理性的瞬间：难道不就是生活本身？

前天，我在有轨电车上遇到了一个家伙，他简直就跟贝克特笔下的无家可归者一模一样。没有缎带的礼帽更像一张鼓起的毡包（没有系在下颌的带子：确实没有），多层的破衣服，肮脏的围巾（蓝白格），衣服口袋，两个塑料袋儿，他从一个袋子里掏出葡萄吃着，从一条看不见的藤辫上拽下一粒粒的果实；他看上去营养良好，外观健康，看得出来，他的心态平和，自我感觉良好，穿了一双叫人无法想象的鞋子；他用可以说是有教养的声音开口道：“对不起，这是59路有轨电车吗？”他关节粗大的手不停地动着，摸着，整理着衣服口袋，从内侧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一两张一百福林的和一张五十福林的，然后放了回去，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把很大的、打开了的折刀，放到敞开了的内侧口袋里，等等。看上去心里并没有什么不满。这是一个不能追随现实的人类世界的人。他置身于“大一统精神”之外，远离科技和意识形态，远离现在与过去：恪守了某种永恒的生活方式，出于无奈，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并非说他是对是错，不是要用感动之心去告之一个脆弱的时刻，而是要感知这个世界深层的、断裂并分离了的、带着灾难的谎言与不公——既非在道德水平，也不在物质水平，而是在单纯精神与意识的层面。达到托尔斯泰式的结局并不难；但是可以这样说，具有警世作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逝去了，举起的食指变得不合时宜，剩下的：是在两枚原子弹间，在大屠杀或类似之物中间的沉默、惊愕的摇头和频繁的点头。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每天穿行，低着头，不看四周，只在为了逃离而寻找一个可以尽早藏身、可以自由呼吸的孔穴，即使在今天，我仍在逃离所谓“生活”的、折磨人的幽影……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语——考拉琼·加博尔(14)赠书。事实上，我并非震惊于中国人、印度人智慧的源泉，而是震惊于这些源泉的涌流及其可能性的奥秘：他们降生于一个没有动力、没有革命、也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里——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思考这些问题的习惯。在这些社会里，即便有思考的习惯，也是习惯于思考生存与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正朝智慧接近，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其动力显然是疯狂和相伴而生的毁灭的社会里；我好像生活在一个我只能背离它而且必须活下去的社会里。在这里，生活是对死亡的思索，死亡等于解放。另外，这些应该通过某种其内在的、自我丰富的途径，通过某种毒素而发生，这种毒素不是破坏，而是激发；不是压抑，而是警醒；不是令人目盲，而是使人变得具有视觉、变得眼清目明。

“上帝存在与否”并不是什么问题。无论怎么样，人们只能像上帝存在似的活着。

夜里，寻找与“我的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沉默。只做了个令人困惑、使人不适的梦，某种混乱无序的、世界末日的、抑郁的碎梦。——昨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遭遇了一次痛楚的历险，一位二十、二十二岁左右、运动员体形年轻人的并无恶意的鲁莽。见证：不仅上帝死了，甚至没有领路人。——获得解放了的、完整的才智，被释放到薄弱的社会秩序残渣之上的暴徒。那些面孔，我从来没有见过。在那些脸上流露出苦痛，仿佛被地狱的烧炉鬼关到了阎魔的办公室内，在本来就绝望的情形下，他们只能在比他们更绝望的处境里，只能在因他们而烧得更旺的火焰上，成为在锅炉里煮沸的惹是生非者。现在，他们因脚底的灼烫而开始复仇。“在这条船上找个鬼？”我理想的榜样是一个消瘦男人——比如说杜尚——他除了热衷于自己最为精确的表达之外（以他为例，除了下棋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不出门娱乐，将生活内容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他没有朋友，没有精神生活和性生活，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性统治了他的一切举止。然而，他还是要为对艺术家和创作者来说看起来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奢华而处心积虑：他没有生活在欧洲——更不在东欧！——而是在纽约。

现代人将自己命中注定的、无法治愈的创伤体现在音乐之中：首先以贝多芬为例。四重奏，第106号奏鸣曲，等等。

彻底转向死亡。在那儿这样，在这儿那样。在奥迪身上，在克鲁迪身上，都体现了贝多芬式的致死创伤。

世界的自杀性特征表明了人类——这种有意义的生灵——命中注定的使命。

文化：是某种自然的、某种精神的某种现实，是某种生命。文化之外的存在，不是文化：而是个体的、悲剧性的、断裂无序的、荒谬的存在，是没有风格的存在，真实的死亡会与虚假的死亡接踵而至。

10月26日。严重的抑郁，在进行了几天破坏性的思考之后，昨天晚上发生了一次轻度但类似昏厥一样的意外。我在赶乘有轨电车的时候滑了一下，于是脚朝前、身子朝后地仰面跌倒。我几分钟未能喘上气，我的肋骨咯吱作响。有趣的是，跌倒的时候我的头高高地扬起：如果说这个意外也是一种自暴自弃倾向的结果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凸显出一种渴望存活的积极倾向。事实上，我应该将这个意外看作一场梦，看作一个许多天以来、许多星期以来为之徒然焦虑的自己的命运，看作“我的潜意识”：现在，做出了回答。的确，除了疼痛之外，我感到轻松，甚至感到如释重负。——今天，出租车司机罢工，沿着烈士大街步行示威，在商店前边排成蜿蜒的长队，混乱，不安，几个没有意义的姿态，焦虑，等待，这种气氛与1956年的几个“空寂”的日子有点相像：不过，由于有趣的、具有威胁性的无政府主义与疯癫，在四十多年的极度虚假之后，生活终于在今天显得真实了。《启示录》中描写的四位骑士，已经完全清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果真正朝这边走来。

10月29日。在罢工的三天里，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没有喊出一句意识形态的口号——以后是否会有人予以评价？肯定不会，因为那是一种反击，换句话说，是一种反击性的意识形态，是右派的。现在，很快又重新打出“民族”的旗帜，而那些人对民族的自我医治和自我清洁的过程一无所知。这些人只是需要面包、联合、欢笑。

11月16日。每天，只要世界还未瓦解，就可以视之为纯粹的胜利，至少从我工作的角度来看（《英国旗》(15)）。——小鸟的面孔，好像正在窗台上觅食，这是一些滑稽的，总体来说还算可爱、善良的面孔。只要留意它们的贪婪，就会对它们感到一种同胞之情，就会了解在它们体内起作用的动机，所有的生灵都一模一样。生命，这种生命作用在我们每个人体内，这种生命驱赶、追逐着我们每个人。用不着对这种力量感到惶惑：它不可能毁灭。只有我是可以摧毁的，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多疑的躯壳，在这个躯壳内（就我而言）——偶尔，更准确地说是临时——充斥着能量；看起来，个体的努力与生命的能量显然成反比，太强的生命力会将载负它的躯壳扫得一干二净，同样能量会蚀食掉自身的种核。

12月9日。在一个特定的年龄里，应该看到自我摧毁的本能是幼稚的行为；尊严的问题便由此而生——这个词只能秘密地写下来，要用隐秘的符号记下来；除了能在生活里存生的积极选择之外，别的我什么都理解不出——或者说，只理解包括于能在生活里存生的积极性决定本身的剩余之物。

我买了一本书，该书对匈牙利所谓的“人民——城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那么奇异，那么陌生，（可以这么说）就像阅读一本介绍大象性生活的专业书。——沉寂的满足，无论是在我的家乡、在人群里、还是在世界上，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要像另一个世界的代表似的完成我的任务——同时，我对另一个世界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顶多只知道它不存在。

以康德为例，他曾两次在哥尼斯堡大学作为大学老师申请教授职称，两次均遭到拒绝。不要将这件事看作一个习以为常的职称申请，而应视为一种权威。假如康德在一个哲学系里担任教授的话，其他系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没有颁给康德教授职称是对的，但是，却让他待在家里写《纯粹理性的批判》。相比之下，这个世纪的实践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会给他教授的职称，而且还要把他关进集中营，或者干脆杀掉了事。

12月15日。我既无能又无奈的生命既无从了解，也无法辨认。转瞬即逝的生命力推动着它，所谓的“个性”试图操控它；随后，至于谁或者什么将为它套上牛轭，到底能够用做什么，则是一个秘密。而且，横在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断崖越来越宽。

托马斯·曼的日记：自我省思被编年史所替代。准确地说：编年史就等于自我省思。

有一个可以重新体验到的评论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在所有大灾难的转折时期都能复活：失败主义者的乐观主义。

我的生存事实为萧沆(16)的一句话提供了见证：“每部书都是一次延迟的自杀。”

我总是行事匆忙，就像一个试图将生命尽早甩到身后而理解生活的人。折磨人的外部世界。有一封信夹在公文包里被我拎了好几天，仅仅由于不想进邮局，不愿在人群中拥挤，不愿站队。我的生活是对于生活的回避，与逃亡、隐藏、违法、抗议没有什么区别。我的生活到底表现了什么？表现了在这里生存的难以想象的暴力行为，表现了那些出于某种荒谬罪恶企图导致的、无可捉摸的、完全反自然的状态。——这种生活是反自然的。我们必须顺从那些被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强暴，必须顺从那些有权力野心的人们，必须顺从那些涂炭生灵的家伙，必须顺从那些《圣经》里记述的魔鬼，必须顺从那些在生活表象的调色板上以各种不同的法西斯色调亮相的人（从红色到绿色，反之亦然），必须顺从那些从医学角度来看通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或偏执狂的人。他们将会完成启示录里为他们预定的工作。而我们这些剩下之人，则要从头到尾地旁观这一切一切的——我们的所爱之物和所爱之人的——毁灭，然后在绞架之下，在世界灾难的打击之下如释重负地垂下我们的头颅。

卡夫卡从左向右写字，但却从右向左画画。——这是否意味着什么？这是否对什么东西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爱。幸存。就像耻辱，就像折磨。

我并不怀疑世界的不完美性，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不幸的人化之神创造的。

1991年1月5日。激进的道路和激进的领路人。过去的一年为证：我不可能离开激进主义和对自我命运的摧残而活着。（退出作家协会的声明）仿佛横眉冷对就是自由，就是对精神的唯一接受手段；严格地说，这是走向偏激的横眉冷对，是完全退缩到“社会”的边缘（我使用引号，是因为这里围绕我的，根本并非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横眉冷对，是冒一切风险的、付出牺牲的或是（这么说吧）牺牲者的横眉冷对。以托马斯·伯恩哈德(17)为例，他作为犹太人在海尔登广场内横眉冷对那些变成匪帮的官方道德代言人们；贝克特也是一个矛盾的例子；萨特，激进迷宫里的彷徨者，最终被人们放到了舒适的（尽管并不舒适）羊圈里。我决心已定，只要还存在着我生命的问题，我就要活着；只要我思考死亡，舒伯特令人解脱的死亡钟声就会响在我的脑际——他知道某种并不存在的快乐力量。

看来，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困惑和为了能使人类以某种方式逃离疯癫的不断试尝。

看来，人类需要一种这样的想象：只要他们活着，宇宙间的某个地方就该有一位高高在上的威严君主，行政部门则要片刻不停地运转——只是为了他们能够得到灵魂的幸福。

如果我这样讲：上帝，这当然只不过是个隐喻，其实就是所有我说的东西，准确地讲，就是所有我能说的、所有可能借助语言说出的东西。

1月22日。世界大灾难的气氛。“海湾战争”。对人对狗的恐惧。变节的行为。关于福柯：“这个我，是一个新的战略性可能”（保罗·韦纳(18)）。“这个我，将我自己视为一件将要完成的作品……”——这话虽无新意，但是鞭策；可以这么说，这是唯一的鼓励。

“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典型的马洛伊式转折。他还说：“新型的狂热崇拜，是腐败的狂热崇拜。”随后又说：“《声明》应该重写。我们是这样学的：‘A nagyvilágon e kívül nincsen számodra hely’（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这儿你再没有其他的去处）……但是，事实是：‘a nagyvilágon kívül nincsen számunkra hely’（除了这个世界，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去处），这个字母‘e’可以省略。”（第321页）

在失败面前，唯有胜利更受屈辱。

我不知道那位在我体内写书的作家是谁。其实这样也挺好。既没有毫无必要的勉强，也没有大作家常有的、严重的神经症，这样挺好。——另一方面：“这位”在我体内写作的作家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好像并不认识他，另外，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我好像漠不关心：这些问题我连想都未曾想过。即使这些问题摆到了眼前，我也会完全心平气和地面对它，我耸了耸肩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也完全无所谓”。

感谢奥斯维辛，而且还要感谢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另外，也要感谢那些要求甚至逼迫我们讲述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想听到，想知道——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

假若你死了，一定要享受安宁。

人们最终还会被迫成为贪污者，但是正由于这个无可避免的自卑，而使他们有朝一日会——对他人——进行永久的报复。

3月。“理性主义者”们，或者说是乐观主义的逃亡者们（完整的生命，是对荒谬与信仰的逃避）从来都不会理解，单纯“历史性需要”这个概念就足以导向奥斯维辛。然而若从“历史性需要”观点的另一面看，奥斯维辛“不可能被理性化”，因此，也并非应需而生。——这些话缺少深刻的含义，而所缺少的含义正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还有与之共存的奥斯维辛。

4月3日。昨天。早上。将《英国旗》的校订稿送回到出版社。灿烂的阳光，晴朗的天空，清爽的晨风。出版社里全是和蔼的面孔，乐于助人的态度，等等。在坐落在盖列尔特山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上，一位姑娘的黑色围巾被风吹落；但她并没有注意到；当我将吹落的围巾还给她时，她露出微笑。中午，在医院。我的母亲，就像一个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穆斯林。老妇们在走廊里大声聊天。“犹太人会被无辜地杀掉”，其中一个用粗厚、病态、响亮的嗓音大声喊道。她女儿在奥斯维辛被杀掉时，年仅十二岁。“谁会为此受到惩罚？谁？”她愤怒地叫嚷，但心怀恐惧，就像《圣经》里描写的老妇人。我跟一位身体肥胖、脸上多肉、东方人模样的护士长谈我母亲的情况。即使我把香蕉塞进她的嘴里，她也不吃。“你这么做能有什么意义？能有什么用？”她说，“什么用也没有。”她说我母亲很难熬到天暖：在炎热的五月，循环系统将会崩溃。我抱怨说，我跟母亲建立不了任何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守在垂死者身边”，因此，我很想安慰母亲，想握住她的手，想听她临终前的最后话语：总而言之，我无能为力。脑血管硬化，使语言不能与真实的意义建立联系。我头发蓬乱、汗流浃背地搭乘地铁回家。路上，我复印了一份将要寄出的稿件。家里有一封美国出版社寄来的信，告诉我他们想出版《命运无常》。由于我可怜的英文水平，我只读懂了一半，我该怎么办？我累得深睡了十到十五分钟。天色已晚。我与A道别，准备回土耳其大街的书房再写一点什么。在莫斯科广场，有一个男人挡住我的去路。详细地说，他看上去四十多岁，但是头发已经灰白，满脸胡茬，眼窝凹陷，面色灰暗，不修边幅，外表邋遢、鬼祟、狡黠，但是在精神深处疑惑不安，流露出乞求的眼神。仿佛他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家伙，更像一个就这么画出来的、像扮演一个落魄的佩斯人角色的演员所戴的舞台面具。残缺不全的牙齿，看上去似乎不久前还是齐全的。“看哪，看哪，”他招呼我说，“不管怎么说，艺术家不会变老”；接着，他说我将自己保养得如何如何好，或什么类似的话。他问我是否认出了他？并看到了我脸上的惊讶。无论我怎么穷思苦想，我都肯定自己从未见过这张面孔。“哦，70年代末您曾在哪里工作？”他问。那副与人算账的声调令人恐怖，似乎里面隐藏着什么——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像是一个梦。“我能在哪儿工作呢？在家。”我回答说。“你看，我说的对吧。”他带着一种莫名的得意打断了我。他用一种几近讹诈的口吻话中有话地表示，他很高兴我在那段时间里成为了“大艺术家”。随后说了一个名字，当然，我丝毫不能肯定那就是他的名字。他还补充道，他曾在出版社总编室工作过。我仔细打量着他，再次向自己肯定我这辈子肯定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另外，我从未去过他所说的那个单位。这时，他开始讲自己没头没脑的故事，说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他说的这个肯定是真的。他讲自己为什么坐牢，就像讲一个童话故事，丝毫没引起我的兴趣，一方面因为我没有听懂，一方面因为每个字都是谎言。“从那之后，我为新制度付出了一切努力。”他说。我不想听这些恐怖的话；他说，他是因煽动颠覆“人民共和国”而坐的牢，如此云云。我不想知道他到底因为什么坐牢，但愿是由于违反公共法规。即使由于政治问题，那也肯定是某种对我来说没有好感的政治原因。最后，他向我讨钱——这是我从一开始就等着的事。我如释重负。他开始跟我以“你”相称。“你看，你不是一个小市民，”他说，“所以我才跟你要。”他要我请他吃两顿晚饭和一顿午饭。从我心里涌出一股巨大的、手足情与厌恶感相混杂的、乐于助人的情绪。我给了他500福林。“再给一百吧，我好再买一包烟。”他说。我给了他。他跟我拥抱，并亲我的脸。我也亲了他的脸。我被由衷地感动。我嘴里唠叨着良好的祝愿，跳上有轨电车，就像一个人逃离巨大的险境。——昨天整整一天，我好像都是在梦里，最后以这个推向高潮的事件结束，直到今天上午，我还感觉到某种深层的、但难以言表的意味。似乎感到某种奥秘，似乎突然参加某种——出于令人无法忘记的原因的——秘密洗礼；似乎突然经历了传授秘诀的秘密仪式；我似乎谦逊地、竭尽努力地经受住了对自己考验。——今天上午，我感到更加疲惫，更加理智，整整一天的思考并未使我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仍旧感觉到了某种内在的、带着羞怯满足的感动与谦和。——罗得与寻找避难所的天使的相遇。

我从来未曾——像相信我所看到、所经历过的年代那样地——相信过有关这个年代的其他东西。现在我才意识到，人们始终相信着什么，相信于什么，并且以此度过他们所活过的人生，或者说，他们至少不相信自己度过的是自己所活过的人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正是这个给了他们幸存的可能，甚至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有时在生活中还体验到胜利的感觉；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与此同时也因此得了残疾。这种残疾就像是癌症，就像是巩膜炎，它如此这般地使人体钙化，并向创造力侵袭滋长，严重阻碍了人的创作活动；精神最终还是接受纯粹的存生，那样的牺牲者最终还是作为创作者从时代中脱离出来，尽管时代将他彻底践踏，但他仍未损伤。怪异的矛盾，创作者的罕见性表明了这种次要的、完全出于偶然的偶然主义。

无论是奴役还是自由：人们都是带着虚假的意识、虚假的历史意识和虚假的存在意识过活的。最令人慰藉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是当奴役被作为自由、自由被作为奴役过活的时候；这之所以令人慰藉，因为这样至少简单、同时又可笑。复杂一些的情况，则更严肃，而且大多很危险。

4月12日。前天，死了——

由于突然患病，刚刚取消了维也纳的行程。流感。牙齿脓肿。在星期二破晓的黎明，做了一个特别的、缠人的、具有警示性的（和威胁性的）梦。这个梦与三四年前的一个古怪的关于救世主的梦相似。不容误解的警告：救世主传递信息说，正处于被人忽视的危机之中，正准备惩罚我，也就是他自己。你必须注意，要去寻找与隐藏在万物深处的本能的欢乐与自然造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你必须写作，另外，要留心这个将我包绕的周遭世界——你要寻找孤独，甚至要酿造孤独，但是，尽可能不要抱着像你平常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心态，总是怀着犯罪感对待一切。

我们对“自己活着”到底能够肯定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有时是“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回答：多少要比我们对自己死亡的肯定少一些。

马克斯·勃洛德(19)在谈卡夫卡时说：“心灵忧郁——精神愉快”。他深深隐瞒了重度的抑郁症，总是作好大笑一阵的准备。

我开始看透，这个继纳粹集中营经历之后的“社会”将我从自杀中拯救出来，这个披着所谓“斯大林主义”形式外衣的“社会”对自由、解放、大肆宣泄等一切的一切进行了验证，世界上较为幸运地区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和哲学家们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显然相信，这简直不可能，对我来说，这个“社会”意味着奴役生活的继续，而且还摒除了各种失误和可能性。这就是失望的海潮为何没能将我吞没的原因，而对那些生活在较为自由的社会里、有着与我相似阅历的人来说，这股潮水先浸没了他们往前奔逃的双脚，之后逐渐上涨到他们的喉咙——不论他们跑得有多快都无济于事。几十年过去了，我逐一否定了那些令人迷途的自由、令人迷惑的口号；摒弃了“无法解释”、“历史性失误”、“无法理性化”等类似的同义语；拒绝了那些捧扬的言行；既没有捉摸不定的自怜，也没有真正的升华，甚至没有上帝的明察；但是我已然知道，在我的屈辱里不仅仅是屈辱，还隐伏着变化，只要我有足够的勇气作为宽恕而以某种确实残忍的形式来接受这种变化——在这种残忍的形式里能够辩识宽恕。不是拒绝，而是接受；不是说不，而是说是——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到达了生命的——现实的、未遭意识形态伪造的、洗掉了自我污渍的生命的——隐秘大门跟前。大门会开吗？

假如我拍死一只惹人不快的小昆虫，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以下的问题：既然它的存在能被这么轻易地抹去，或者说，既然它这么容易地就能被某个生灵拍死，或被某个生灵吞噬，那为什么还会存在小昆虫呢？既然它们天生的命运如此悲惨，它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繁衍，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之多的个体？或许可以这样明了地回答，为了防卫，为了存活，因为它们中有许多被拍死，被吃掉。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在这样多的个体身上仍还具有某种它们共有的个性呢？直白的回答显然是：为了让他们体内携有个体的死亡恐惧，它们正因如此才会竭力存活。——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过是为了使人明白：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朝没有意义引导；这种意义从来不可能导向真理，不可能导向上帝创造生灵、并使之存活的真理——即便这是真理，也不是整个的真理，而完全是其他的什么，不只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概念、自我的直觉揣测，但是，至少在我们还是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时候，或者说，至少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种类、任何式样的我们的感觉。

老子《道德经》：“……身退天之道。”(20)

也许，在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一个能让我感到彻底拥有自己生活的瞬间。但是，在我体内的那个想占有我的人是谁？活着的那个人是谁？——我生活的陌生属性，证明对死亡的需求。（莫非我的死亡将不会那样陌生？）违背自然地活着。（也可以称之为宽恕或者惩罚——与其说由于他人的喜好，不如说是根据其生命的要求。）

最后一次谈论所谓的“我的身份”：我是那个被作为犹太人遭受迫害的人，但是，我不是犹太人。

近来，有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世界性问题：“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无论叫它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但是从没有人问过，它到底为什么能够存活如此之久。

我唯一的——表面看来——好的本性与我自己并不一致，我的所有本性只在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时才是好的。

伟大的认知，会使我们有朝一日抛弃自己所有的日常习惯。

一个真正教徒的祈祷，是自省，哪怕在他被卷到远离信仰与上帝的地方。

6月30日。昨天晚上，奥地利电视台播放了纪念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节目。两位维也纳宫廷剧院的演员和克劳斯·佩曼。“我的疾病是我的资本”他们引用了伯恩哈德常说的这句话。有一天，他突然停止吃药。从那一刻起，他彻底在死亡面前缴械，换句话说，他像一名败军的俘虏，用这个惊人的动作举起了双手。有没有可能，我——事实上——总是在思考生命？也许这不该是错，但是……既然我思考生命，为什么不是生活激发灵感，为什么我却在被侮辱之中、在绝望之中、在死亡之中寻找灵感？难道这不是基本道德的沦丧，其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东西？莫非恰好生活做出了证明？我慢慢地已不再对真理感兴趣，而只是对灵感，因为灵感之中存有真理；灵感是尝试，是催化剂；但是，在我比较平稳的时期里，灵感消失了，仿佛溶解到了满足感的油性水之中。——伯恩哈德在晚年，总是认为自己是牺牲品，是犹太人，显然这是为了他的灵感。

7月4日。最终也可以这样表述：创造纯粹的意识。这种表述以什么为基础呢？在呈示的过程中，在予以介绍（和展示）的过程中，为了创造纯粹的意识所进行的较量：已经足够了——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结果并不是某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怎么会是呢，那仅仅是完整智力功能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可行性，准确地讲，是对可能性的见证。

7月15日。各种我们由之组成的、产生于我们躯体的、就是我们躯体本身的物质：指甲，头发，脚趾，胆道，延脑等等。事实上，胃酸要比盐酸更具毒性……就我生存的自然物态而言，也跟我的意识一样陌生；我的出生（时间，地点，另外比如我的犹太人属性）也跟我的灵魂、我的纯粹人的生存一样陌生。这是一种平常的思考？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怎么会在哲学领域和人类的日常思想中占着如此微小的比例？莫非这种思考会使人类本来就不安定的生存变得更不安定？或者恰恰相反：自从人类被逐出乐园，自从出现了柏拉图式理想的表述以及比它更加——更加古老的范例以来，自从衍生出成千上万种神话时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所谈论的都是这个问题。

我们活着，是暂时的。从被人忽略了瑕疵到被人忽略了的道德事件；想一想我们的躯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存环境……毫不在乎地挥手：至今为止都还不错，就这样下去吧……

在这个无可救药的、没有精神升华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向悲剧衍变，而所有的悲剧都在向灾难转化：如果没能看到这一点，那很遗憾。

今天凌晨的梦。我年轻的父母，好像在很老很老的老照片里。父亲乌黑发亮的头发，他的面孔。母亲女孩的脸，仿佛是在棕色的照片上，头上插着鲜花。他们也像准备拍照那样地坐着。父亲附在母亲耳边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甜心蜜意地嬉笑起来，母亲笑的时候捂上了嘴。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么做是为了讥讽——即使我没有突然醒来，“讥讽”这词我也听得最为清楚，我几乎带着某种可怕的怨怒禁止自己。我清楚地知道：父亲对母亲所说的所有这些话，都是为了征服母亲而向她示爱；爱情的游戏在我如此熟悉的这对年轻人之间发生了，并将导致我的出生，其结果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我接受了。我接受了他们，也接受了我自己。

假如某个人——而不是“人类”！——想要成为仅仅是自己生命的改变者和解决者，他需要用完全彻底的、强度惊人的、长期持久的内心劳作充斥自己的整个一生。人类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历史——和一种与之相比更智慧、更博大的童话世界，人类在这个世界里变成了天神和占星家；这个童话就跟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一样的神奇。

8月11日。一切已经结束，同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不过是从其他的地方开始的，也许会导向其他的地方。前天晚上，阳台上，一阵阵清爽的凉风，帕沙雷蒂大街巨大的、云朵般的漆黑树冠，树下闪烁的街灯——就在一个短短的瞬间里，似乎不再是那个我十分熟悉了的梦魇般的城市。深深的、深深的忧伤，记忆，仿佛被逝去的往事所萦绕，只有陈词滥调，只有现实，只有乏味的真理，就如同死亡。

相对而言，作家L通晓文学。与勋伯格“对艺术而言，真理就已经足够了”的观点相反，L认为“艺术应为幸存服务”。“因为，”他说，“假如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剩下所能做的事就只有悬梁自尽了——或者，吊死那些将真理展示给我的人。”这并非一种不寻常的言行；假如我们得知L是一位持家的父亲，假如我们知道他在为孩子们的未来做着他该做的事，我们就不会对他的言行感到惊讶。只是，相对的文学总是蹩脚的文学，不激进的艺术总是平庸的艺术：好的艺术只能述说真实，只能激进地述说真实，此外绝无它路。不过，我们仍能在生活里存生；因为，即使许多人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但是谎言并不是生活唯一的、仅有的条件。

近来，我经常想象有一个人，一个朦胧不清的人物，一个人的生灵，他的年龄不清，当然，这是一个年长的、至少是一个正在变老的男人。他走来走去，做着自己的事情，过着自己的生活，受苦，爱，出游，回家，时而生病，时而游泳，参加聚会，出门打牌；然而与此同时，只要有一刻的悠闲，就马上蜷缩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马上——充满玩乐之心地——坐到某个破旧的乐器前，弹几个和弦，然后开始悄声地即兴演奏。几十年来，他总是弹奏同一个主题的无数种变奏。没过多久，他站了起来，他要走了——但是，只要他又有了空闲时间，便又重新坐到乐器前边，好像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两次演奏间的、迫不得已的插曲而已。假如从这件乐器上发出的这些乐音（我们假设）可以凝滞的话，它们相互融合浓缩，好像冻结于大气之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使人联想到痉挛性强迫体态的冰晶幻象，再仔细端详，可以毫无疑问地辨别出某种渴望表白的、哪怕单调无趣的固执。假如偶尔有人将之记录成谱，或许最终还能找出一条能够逐渐汇成一首赋格曲的开放曲线，这条曲线确定无疑地朝目标伸延，只是目标被推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因此还是变得让人捉摸不定。——他为谁演奏？他为什么演奏？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甚至听不见自己的演奏——这也是最奇怪的事情。仿佛有一种魔鬼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命令他坐到乐器跟前，好像剥夺了演奏者的听力，为了让他只给自己演奏。——但他至少在听吗？（然而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我们自然应该想象这位演奏者是幸福的。）

(1)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法国现代派艺术家。

(2)　希罗尼默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在他的作品上充满了古怪、不合理性的神秘画面。

(3)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葡萄牙作家、诗人。

(4)　艾尔代伊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匈语音译，中世纪时曾是一个公国。后归匈牙利王国所有，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一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一部分。

(5)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德国剧作家、诗人。作品擅长处理人物复杂的心理动机。代表作有《吉格斯和他的戒指》、《尼伯龙根三部曲》等。

(6)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裔爱尔兰小说家，著有《项狄传》等。

(7)　Todesfuge，德国诗人保尔·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的作品。

(8)　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

(9)　指贝多芬的《第32钢琴奏鸣曲》。

(10)　海勒·阿格奈什（Heller Ágnes，1929——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久尔吉的女弟子。

(11)　Badacsony，巴拉顿湖两个湖湾间的一片山丘。

(12)　马涅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1905——1984），奥地利——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心理学家。

(13)　国柏神父（Maximilian Kolbe，1894——1941），天主教殉道圣人。

(14)　考拉琼·加博尔（Karátson Gábor，1935—— ），匈牙利作家、文学翻译家、哲学家、画家，曾译介《道德经》和《易经》等。

(15)　 《英国旗》（Az angol lobogó）是凯尔泰斯写的一部中篇小说。

(16)　萧沆（Emi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旅法哲学家，20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

(17)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最受争议的作家，被称为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等。

(18)　保罗·韦纳（Paul-Marie Veyne，1930—— ），法国著名的罗马史学家。

(19)　马克斯·勃洛德（Max Brod，1884——1969），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生前的最好的朋友，是他挽救了卡夫卡的大量文稿，并在他死后为他立传，著有《卡夫卡传》。

(20)　作者引用于《道德经》第九章最后一句“功遂身退，天之道”，有意删去了“功遂”二字。

[译后记]　感谢奥斯维辛

余泽民

我总是很难相信，人类是从猿变来的；反之，我却能看到许多证据。

无所作为的存活，是浮躁不实的生活。

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只不过他的哲思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冥想，而是酿生于他与生俱来的磨难，就像是伤口里渗出的浓血，就像是春野里蓬生的野花。大凡读过《船夫日记》的人，无不会为作家超人的睿智和骇人的冷静而震慑，无不会为作家星辰般闪烁的思想所折服。这位执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为那些充斥着物欲或遭受极权统治的人们在大脑上凿开了一扇透风透光的窗户。

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对不了解东欧历史与东欧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如果不读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就很难感受他貌似冷漠、悲观的作品深层所跃动的激情，就很难透解这个似乎并不合时宜的、执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船夫日记》是作家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哲学思辩，是作家对自己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残酷剖解。他之所以剖解自己，是因为对凯尔泰斯来说，这个“‘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我的秘密工作以及与之相伴的生命体验’的念头竟是如此陌生……”，是因为“在今天，惨败是唯一可以实现的体验”。

《船夫日记》出版于1992年，它与1997年完成的《另一个人》可以并称为“剖析自我心灵的姊妹篇”，是借助于独特的、晦涩而优美的文学手段对“存在与死亡”这个人类基本哲学命题的“自杀性思辩”： “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在人的生命里，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我们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的体内都拥有天才的胚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使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天才是存在的天才。”就在这一次又一次执著的“自杀”之中，一个屏弃了俗秽外壳的、一个自称为“另一个人”的真正的人诞生了。

《船夫日记》，凯尔泰斯选材于自己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与其说是日记，更准确地说是作家对自己平日（尤其是在读书过程中）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思考的哲学表述和文学记录，他不仅坦率阐述了自己“个体即现实”的文学观念，并且还坦率记录下了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作家）为了表述自己而在写作技巧上所进行的创造性试尝。通过《船夫日记》，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14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几乎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他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就掌握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手段——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一个振聋发聩者的无声呐喊。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凯尔泰斯说：“我所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他完全孕生于诸多的决断、省思与愿望：对他来说，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仅仅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痛苦折磨，而他却缄口无言；他从来不曾对这个世界说话。”作家所塑造的主人公，无论是《命运无常》、《英国旗》、《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和《惨败》中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克维什，还是《船夫日记》与《另一个人》中的“我”，其实都是一个“曾叫凯尔泰斯的”作家自己，都是那个一生都在从失落了命运的命运中逃亡的人，都是那个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却总是作为犹太人承受着迫害与歧视的犹太人。

凯尔泰斯，对屈从于集权意识的、沉迷于物质生活的、被剔除掉个性的人类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人类意识是如此盲目，每每让我感到震惊。当人们谈论着午餐和午后休闲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靠的沙发床，竟是他们的棺材。”

凯尔泰斯，对为了虚荣与浮华而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对那些为极权主义讴歌和在极权主义下无须个性就心安理得地从事所谓“文学创作”的“作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那些总想扮演人类的“教育者”、总想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伟大作家”进行了理智的评析：“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

凯尔泰斯，对人类已经习以为常了的、普遍接受了的苟活方式——即那种在极权主义高压下似乎合理的不合理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最后审判式的超然反思，他指出：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中，在形形色色的集中营中，“人类被掠走了一切，被掠走了他们永恒的、不可变更的、想其所想为其所为的法则，从而变成了顺服于极权主义的、丧失了自我本质的生灵，变成了功能性的人。”他所指的功能性，是指那种失掉命运、放弃个性、既不逃亡也不反叛的苟活。

凯尔泰斯对极权主义统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严肃的控诉，他指出：“极权主义将人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放逐。”而对于作家自己来说，他不仅是一个被放逐的人，更是一个主动的逃亡者，少年时，他虽然从肉体上逃出了奥斯维辛，但是一辈子都在做难以完成的精神逃亡。然而，他所选择的逃亡之路并不是忘记，恰恰相反，是铭记！他非但不想将奥斯维辛从记忆中抹去，反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奥斯维辛的恐怖进行反复的咀嚼……甚至，他，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里述说。无论我看到什么，都是极端愚蠢的言行……”

在边境火车站上，他听到了纳粹军人皮靴的声响和刑讯室里的哀号（《笔录》）；在万马齐喑的冷战岁月里，他环顾四望，看见的是看不见的监狱高墙（《英国旗》）；在静谧的田园，他幻视到了集中营的瓦砾，在繁忙的厂区外，他幻听到焚尸炉魔怪一样的喘息（《寻踪者》）；在推倒柏林墙后的东德，他在寂静的旅舍里竟感到随时可以被秘密警察抓走的恐惧（《另一个人》）……甚至，他用自己的思辩，发现了一种“大屠杀文化”。尽管，有不少人（包括许多匈牙利人）对凯尔泰斯一生近乎偏执的主题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凯尔泰斯仍我行我素，他预言道：“对欧洲人来说，奥斯维辛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东西是自基督受难之后的最大重创，尽管可能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人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

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是人类堕落的见证，人类必须面对它，必须在那里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记住奥斯维辛是人类对自我积极的拯救：“奥斯维辛以自己恐怖的火焰（可以这样说）清洁了空气。”

凯尔泰斯，是一位自觉肩负着人类责任的杰出作家，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总是不断地扪心自问：到底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对集中营生活进行见证？到底能否获取“自己独具的生命体验”和“自愿的自我囚禁”的更深层意义？到底能否通过小说的完成而获得与众不同的自我解放？

《船夫日记》可以说是作家对个人思想轨迹最为准确的描绘，作家跳出了肉体的躯壳，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边缘者”、一个“被放逐了的人”蹲在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里冷静地观察着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永远充当不了另一个人的父亲。”事实上，他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拒绝养儿育女，尽管先后有两个他终生挚爱的妻子与他伴行，但都没有生育。在《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他用理智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因为他害怕将孩子带到这个充满堕落、苦难、极权的（狭义与广义的）“集中营”内，害怕他那可能出生的孩子会像他一样地被迫丧失掉自己的命运；他对自己扮演父亲角色的否定，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杀性的、勇敢而悲壮的反抗！

正如同瑞典学院在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凯尔泰斯的授奖辞中所说：“凯尔泰斯以他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讴歌了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的执著抗争。”

凯尔泰斯是一位用心瓣当桨的船夫，他一生都在拼命地摇桨出逃，实际是在对虚假、残暴的现实进行持续不断的勇敢抗衡；他拒绝成为一名效劳于极权主义的功能性作家，拒绝做一个沉溺于物质生存的功能性人。

从文学体裁上讲，《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被评论家们定义为“日记体小说”。尽管除了作者枯燥的读书和偶尔的出游之外，读者很难在《船夫日记》中窥伺到作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尽管如此，《船夫日记》仍不失为一本真实记事的日记。只不过，它所记录的并不是日常的琐事，而是每日的思索。在这本历时三十年的日记里，凯尔泰斯像一个冷静、理智的科学家，用客观的眼睛（几乎可以说是上帝的眼睛），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散落的、每分每寸的思维碎片，他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大脑沟回中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他将生活描述与艺术表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书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尼采、叔本华、歌德、卡夫卡、加缪等大师的慧言智语，但是，他的引用不是简单的抄录，而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对特定的主题做出了独特的释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凯尔泰斯的思辨中，拥有了积极的意义。在凯尔泰斯的词典中，屈从即生存！逃亡即生存！屈从中，他借助于表述获得了个体的生存！逃亡中，他宣告了自己个体的生存！“就像别人天生就是血液病病人一样，我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借贝克特戏剧中的一句话这样评价自己，声明自己是一个真实为生、坦然待死之人：“如果我不片刻不停地为自我而奋斗，那就要放弃我自己——为奋斗而失去的分分秒秒，可以顶替自暴自弃的一个整天，或者在能量上是以这样的比例进行划分的。你要成为你自己！”

对我来说，翻译《船夫日记》就跟翻译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又跟随作者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探险，我追随着他，用心瓣当桨地在历史、社会与人类思想的瀚海上拼力划驶，驶向一个无边无界的精神世界。

凯尔泰斯的思考，是纯粹之人的彷徨，追随他的思想的踪迹，可以体验到人类思想的伟大与硬伤。毫无疑问，《船夫日记》不但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等其他作品，而且也可以触发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生命体验的中国人对生活、对自我、对人类、对社会、对文学的重新认知。

的确，与凯尔泰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荣幸，哪怕生活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幸；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种荣幸，因为我与作家一起进行一次漫长而惊险的心灵旅行；同样，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这部作品也是一种荣幸，可以从金钱、欲望、市侩、堕落的大潮里探出头来，辨识一下自己。

《船夫日记》依照时间的顺序，根据作家经历的心理历程，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二，徘徊（在暗礁与浅滩之间）；三，放开（轮舵）收起（船桨）幸福。对中国读者来说，品读《船夫日记》，是一次时间与空间的旅行，这本书载着我们漂过了漫长的三十个春秋。合上书，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地看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者，他沉着地慢慢收起桨，内心平和地坐在一叶泊于海上的小舟里……他感到的幸福并不是世俗的荣华，而是由于他历尽磨难，终于以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找到了自己在激流中失落的命运。我看到，老者朝着正困惑地徘徊于海滩上的我们微微发问：

“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

2004年2月23日，于布达佩斯。

版权页

Author： Kertész Im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under the title： Gályanapló

Copyright © 1992 by Kertész Imre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船夫日记/（匈）伊姆莱著；余泽民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495-5998-5

Ⅰ. ①船… Ⅱ. ①伊… ②余…　Ⅲ. ①日记体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74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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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品 人：刘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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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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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178千字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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