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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于2017年3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那些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新概念

著者：【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编著

译者：李慧中

字数：367000

电子书定价：47.99美元

This Will Make You Smarter by John Brockman.

Copyright©2012 by Edge Foundation, Inc.

目录

版权信息

各方赞誉

总序

推荐序

Edge年度问题：哪些科学概念能让你更聪明？

01 正和博弈

02 非生即死

03 失败造就成功

04 不可预知的世界

05 万物恒动

06 十进制

07 相关不是因果

08 悖论

09 黑天鹅技术

10 知识就是假设

11 双盲控制实验

12 实验法

13 控制实验法

14 思想实验

15 唇齿之依

16 寻找框架

17 异常与范式

18 不在与存在

19 寻求根本原因：人类的“黑匣子”

20 “证明完成”时刻

21 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22 独一无二的我们

23 宇宙无用论

24 我们每个人平凡却独特

25 我们的感知桌面

26 主体世界

27 生命密码

28 关键消费者

29 人类世思维

30 心灵生活的盲点

31 “科学”

32 科学的生活方式

33 源于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

34 技术的倾向

35 恐惧未知的分寸

36 真理是一个模型

37 科学还是表演

38 科学家就应该是科学家

39 科学方法不止适用于科学

40 科技为人类铺平道路

41 时间内思维与超时间思维

42 “深度时间”与遥远的未来

43 开放系统

44 尺度分析

45 递归结构

46 检索指数

47 个人资料的开发

48 纠缠

49 相变与型变

50 崩坏思维的解决方法：信号检测理论

51 自利性偏差

52 不确定性

53 随机性

54 外部性

55 约束满足

56 二象性

57 二象性

58 可消除性

59 随附性

60 可复制性

61 幸福感五要素

62 大都市性空间关系学

63 天无免餐

64 亚自我和模块思维

65 理性无意识

66 现象透明自我模型

67 人格-错乱连续体

68 气质维度

69 热跟踪导弹

70 理解和交流的对象

71 情境型超级生物

72 因果关系、道德冲突和错误判断

73 构建偶然

74 最佳解释推论

75 感官与多重感官

76 负能量是一种深刻治疗

77 集体智慧

78 断言往往是能通过大量证据解决的经验问题

79 你可以证明有些东西绝对危险，但没法证明它绝对安全

80 人类智慧

81 迷失于思

82 认知的卑微

83 变动基线症候群

84 预测性编码

85 隐藏层

86 相生相在

87 他者

88 判断时距

89 外部记忆与中立观察的神话

90 日常真理妄想症

91 循环

92 偏见的背叛

93 确定性无用论

94 因为

95 无法估算的风险

96 怀疑的经验主义

97 基本概率

98 以太

99 理解虚构

100 文化循环

101 整体观

102 合众为一

103 认知负荷

104 自下而上地思考

105 累积误差

106 信息流

107 系统性平衡

108 投射性思维

109 风险素养

110 性别选择

111 理解科学过程中的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

112 帕累托法则

113 中庸法则

114 哥白尼原则

115 比较优势法则

116 扩大的内群体

117 吉布斯景观

118 爱因斯坦的奥卡姆剃刀刀锋

119 定势效应

120 维克效应

121 假安慰剂效应

122 控制你的注意焦点

123 聚焦错觉

124 命名游戏

125 “微妙”的简化抽象概念

126 棘手问题

127 深度

128 设计你的头脑

129 路径依赖

130 糟糕经济学

131 满是垃圾的认知工具库

132 非天生遗传

133 微观统治世界

134 学习本能

135 固定行为模式

136 后猿类物种

137 自我的适应性退化

138 生命游戏——寻找本源

139 生态学

140 感性智人：能感觉和推理的动物

141 生命是一种副作用

142 创新

143 发明创造的万花筒

144 拟物化

145 策展

146 文化吸引子

147 自由爵士乐

148 拼合爱好者

149 八卦主义

150 艺术商业并行论

151 做戏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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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赞誉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相信一定能令处于喧嚣互联网领域，四处寻找风口、争辩什么上下半场的人们，静下心来，聆听伟大头脑的思想脉络；相信也一定能令身在互联网江湖，满世界追逐独角兽、执念于什么颠覆还是创新的人们，慢下脚步，认真端详萦绕在伟大头脑心中的大问题。

伟大头脑的伟大之处，绝不在于他们拥有“金手指”，可以指点未来；更在于他们时时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意识的深海，他们发问，不停地发问，在众声喧哗间点亮“大问题”“大思考”的火炬。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建筑学家威廉·J.米切尔曾有一个比喻：人不过是猿猴的1.0版。现在，经由各种比特的武装，人类终于将自己升级到猿猴2.0版。他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原子之身呢？这是今日顶尖思想者不得不回答的“大问题”。

胡泳

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中，每一本都是一个思想的热核反应堆，在它们建构的浩瀚星空中，百位大师或近或远、如同星宿般璀璨。每一位读者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星际穿越，你会发现思考机器的100种未来定数，而奇点理论不过是星空中小小的一颗。

吴甘沙

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一个人的格局和视野取决于他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他未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现在的阅读。这本书会让你相信，生活的苟且之外，的确有一群伟大的头脑，在充满诗意的远方运转。

周涛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

在这个科技日益发达的多维化社会中，我们依旧面临着非常多的“大问题”：虚拟现实技术会让真实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吗？虚拟与真实会错乱吗？技术奇点会很快降临吗？我们周围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这与基因有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作为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和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邀请了世界上各个领域的科学精英和思想家，通过在线沙龙的方式展开圆桌讨论，而这套“对话最伟大的头脑·大问题系列”正是活动参与者的观点呈现，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最强大脑”的独特视角，从而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启迪。

苟利军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第十一届文津奖”获奖图书《星际穿越》译者

雾霾天，反正出不去，正好待在家里读书思考。全球化失败、爱欲丧失、基因组失稳、互联网崩溃、非法药物激增……看起来好像比雾霾还厉害。未来并非如我所愿一片光明，看看大师们有什么深刻思考和破解之道，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更放松一些。

李天天

丁香园创始人

与最伟大的头脑对话，虽然不一定让你自己也伟大起来，但一定是让人摆脱平庸的最好方式之一。

刘兵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以科学精神为内核，无尽跨界，Edge就是这样一个精英网络沙龙。每年，Edge会提出一个年度问题，沙龙成员依次作答，最终结集出版。不要指望在这套书里读到“ABC”，也不要指望获得完整的阐释。数百位一流精英在这里直接回答“大问题”，论证很少，锐度却很高，带来碰撞和启发。剩下的，靠你自己。

王烁

财新传媒主编，BetterRead公号创始人

术业有专攻，是指用以谋生的职业，越专业越好，因为竞争激烈，不专业没有优势。但很多人误以为理解世界和社会，也是越专业越好，这就错了。世界虽只有一个，但认识世界的角度多多益善。学科的边界都是人造的藩篱，能了解各行业精英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玩味这个世界，综合各种信息来做决策，这不显然比死守一个角度更有益也有趣么？

兰小欢

复旦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如果每位大思想家都是一道珍馐，那么这套书毫无疑问就是至尊佛跳墙了。很多名字都是让我敬仰的当代思想大师，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他们都曾给我无数智慧的启发。

如果你不只对琐碎的生活有兴趣，还曾有那么一个瞬间，思考过全人类的问题，思考过有关世界未来的命运，那么这套书无疑是最好的礼物。一篇文章就是一片视野，让你站到群山之巅。

郝景芳

2016年雨果奖获得者，《北京折叠》作者

布罗克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催化剂”。

斯图尔特·布兰德

《全球概览》创始人

总序

1981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1997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Edge。

在Edge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Edge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乔治·戴森（George Dyson），都会聚在一起策划“Edge年度问题”——常常是午夜征问。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启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现实俱乐部

1981—1996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缘，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1971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Jimmie and Johnny）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发表。

1997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Edge）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600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4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100位最聪明的人聚于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100位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70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1971年发生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拜尔斯的宏大设计得到了真正执行。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个Edge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1991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一文和1995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The Third Culture：Beyond the Scientifc Revolution）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和网络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Edge是一场对话。

这里有一套新的隐喻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Edge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才是我们期望中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Edge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Edge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Edge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与17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数学家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这个学会的主旨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其成员。总之，Edge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Edge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本书的“年度问题”，经由史蒂芬·平克提议和丹尼尔·卡尼曼的附议，被定为詹姆斯·弗林的一个概念——简化抽象概念（shorthand abstractions，简称SHAs）。詹姆斯·弗林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政治学知名专家和名誉教授，他将“简化抽象概念”定义为科学的产物，并认为它现在已经成为语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因为具有普遍适用的模板而更聪明，如“市场”“安慰剂”“随机样本”“自然主义谬误”。弗林认为人们完全可以将抽象作为单个的认知模块用以思考和辩论。

约翰·布罗克曼

推荐序

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智者。回想一下，20世纪初期有聚集在布鲁姆斯伯里[1]的文人，20世纪中叶有美国那些为《党派评论》等小报撰文的墨客。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几乎都来自认知科学、进化心理学和信息技术等跨学科领域。这些深受丹尼尔·卡尼曼、诺姆·乔姆斯基、爱德华·威尔逊、史蒂芬·平克、史蒂夫·乔布斯和谢尔盖·布林等影响的思想家们，奠定了当今的思想走向。他们提出了极富见解的根源性问题，并在公众领域积极发声，施加影响。本书的作者群就是这样的思想领袖。他们幸运地傲立于这些前沿学科的巅峰，更幸运的是，他们彼此相遇了。天才般的版权代理与知识分子代言人约翰·布罗克曼，让这些思想家齐聚一堂，安排他们进行座谈会，并发起网络会话，让这些人的聪明才智通过Edge网站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约翰·布罗克曼让这些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鼓励他们与不同领域的人们对话，从商界领袖到普罗大众。

学科结构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它强调的是严谨的方法论，却往往脱离现实。（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心理学就只能研究内在活动，而选择了社会学就只关注外部生活，即使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和微不足道？）如果想要营造一个更加活力四射的知识界，就要将科研者从他们幽暗的书斋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布罗克曼与Edge的创举。

你手里的这本书完成了两个目标，一个颇有深意，一个简单清晰。

就前者而言，这本书让你得以一窥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家们正在钻研的领域，了解他们对于科技改变文化和人际互动的乐观或焦虑。你将在书中频频看到对演绎思维的扬弃，转而推崇整体性和生成性思维模式[2]。

阅读此书，你还能体会到这群学者的情感：他们喜欢利落的智力游戏和“酷酷”的问题。分形理论创始人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很早就问过那个非常有名的问题：“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这些人的思维乐趣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里蕴藏着百科全书。曼德博说，英国海岸线有多长取决于你选用的测量工具——你在地图上描出海岸线然后根据比例进行估计，会得到一个数值；如果你围着海湾和峡湾的岩石，沿着每一块鹅卵石、每一粒沙去丈量，得出的肯定是一个与前者相差甚远的数值。

这些问题计算起来复杂又简单，而且答案往往潜藏在表象之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本书中的作者带领我们深入意识思维之中，去发掘更为高深的生活境界。我想，我们已经被硅谷的精神气质深深影响——在那里，人们痴迷于英雄式的创新，从不为进取中的失败感到丝毫羞愧。他们积极乐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冷酷的宿命论者。在这一群人的影响下，认知科学及相关科学旁征博引，甚至从小说和人文科学中汲取经验。在本书中，乔舒亚·格林在介绍科学与人文、脑成像和《麦克白》的区别时，采用了非常精妙的开场白：它们是相互关联且互补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文化已经融为一体了。

所以本书的第二个目标“简单清晰”，那就是明确地给大众提供更容易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虽然这本书出自科研者之手，但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实用。

无论是随手一翻，还是仔细研读，你都会发现很多文章都在描述世界的形态。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等很多作者都声称，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的部分无法具备整体的全部属性，你必须观察整体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盲人摸象。斯蒂芬·亚历山大大概是世界上最强调二象性的作者之一，他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同时具备两种属性，就像电子可以同时具有波动性与粒子性一样。克莱·舍基强调，我们总是喜欢用钟形曲线描述现象，但事实上帕累托原理更为适用，即事情往往疯狂地倾向于峰值。比如，在一个团队中，往往是20%的员工干了80%的工作，而这20%员工里的前20%则做了这个团队的绝大多数工作。

当你阅读这些试图理解世界形态的文章时，你将发现一些惊人的事实。对我来说，我就从不知道，在印度拥有手机的人数是上公共厕所人数的两倍。

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与“元认知”相关，即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的思考。丹尼尔·卡尼曼的《聚焦错觉》，保罗·萨夫的《判断时距》，约翰·麦克沃特的《路径依赖》，叶夫根尼·莫罗佐夫的《定势效应》等，都让我大开眼界。如果你是一个领袖，或从事其他一些需要思考世界的工作，这些思维工具都会让你如有神助——它们能让你在当下更好地理解世界，并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认识局限和偏见，使你终身获益。

最后，我仍想再次强调：这些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思维工具。我知道“工具”听起来显得非常功利，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能够细细品味，你就能洞悉他们的文化圈子、情感和精神气质，并弄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尽管有些真相并没有那么美好。格洛丽亚·奥里吉写文章描述了“糟糕经济学”，即在交易中双方都有低就质量结果的倾向。但是，罗杰·海菲尔德和乔纳森·海特却呐喊着“唇齿之依”：进化不只是竞争，而且是深入合作和利他主义。海特还俏皮地说，“我们都是利他主义的长颈鹿”。关于我们自己的本质，既有诗情画意的一面，也有平淡无奇的一面。

本书的作者们引领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成就在此书中也可见一斑。但是我觉得读者关注的应该不只是他们的天马行空，更是他们字里行间透出的谦逊和敬畏。书中很多文章都在强调：我们对完美地理解世界仍相距尚远，我们的知识也还残缺不全。本书的作者还非常尊重科学方法和团队合作，因为他们了解个人力量的渺小之处。这本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表露出的勇气与谦虚的完美结合。

戴维·布鲁克斯

Edge年度问题：哪些科学概念能让你更聪明？

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广义上的理解，即获取关于万物知识的可靠途径，不论是人类行为、组织行为、星球演变，还是宇宙的未来。“科学概念”可以来自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法理学或其他任何分析学科，只要它表述精炼并能广泛应用于对世界的理解。

01POSITIVE-SUM GAMES正和博弈

01　正和博弈

Steven Pinker

史蒂芬·平克

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著有《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白板》。

所谓零和博弈，指的是在某一次互动中，一方的收益正好等于另一方的损失，即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正好相抵，更准确地说，是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相加之和一直为零。体育竞赛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非零和博弈则是双方的行为互动之后产生净收益（正和）或损失（负和）。牧民用剩余的羊毛和牛奶交换农民剩余的谷物和水果，人们利用各自的空闲时间互惠地轮流照顾彼此的孩子，这些都是典型的正和博弈案例。

在零和博弈中，总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必将导致对方的损失最大化。而在正和博弈中，一个理性自利的行动者的选择可能会惠及做出同样选择的其他人。简而言之，正和博弈就是双赢，也就是所谓的“人人都是大赢家”。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提出了“博弈论”的数学理论，引入了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等概念。谷歌的书籍词频统计器显示：以上这些关键词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成为热门词，而“双赢”一词直到20年后的70年代才变得热门。

在多人互动的情境中，人们做出的选择无法决定他们将进行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因为博弈就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一些选项，人们可能会将一个非零和博弈当成零和博弈，而且最终真的会导致收益损失相加为零的结果。因此，如果人们知道了人际互动中的博弈理论结构（也就是正和、负和还是零和），他们无须假装圣人就能做出有价值的选择，让大家变得更安全、更和谐、更富足。

例如：争执不休的同事或亲人将能达成一致，他们会收敛傲慢，并承担各自的损失，实现共同的和谐友爱，而不是为了能让自己占据上风而争吵不休；谈判双方将改变刚开始的各执己见，转而求同存异达成一致；离婚的夫妻会意识到可以重新起草离婚协议，他们完全可以结束没完没了的诉讼，省下支付给律师和律所的高昂费用，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财富；人们会意识到中间商（精通此道的通常是少数族裔）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并不是以消耗美国资源为代价获取的，他们是正和博弈的缔造者，而且使每个人都越来越好；各国也会意识到国际贸易并不是损己利人的，而是可以促进双方获益，由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转为开放经济，让每个人都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富起来，并如最近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所言那样有效防止战争与种族灭绝；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将纷纷放下武器，放弃得不偿失的胜利，分享和平带来的红利。

当然，人类活动中也确实存在零和博弈，生理上的两性伴侣竞争就是如此。甚至在一个正和博弈中，某一方也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共同福利。深刻理解博弈理论框架下的风险和代价，特别是在反复活动中，某一轮欲望的满足可能遭致下一轮角色逆转后的惩罚，能抵御各种短视之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零和及非零和博弈的理解的增加真的带来了全球和平与发展吗？这并非天方夜谭。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博弈理论也日益盛行。无独有偶，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经济大发展，各种形式的暴力都空前减少，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种族屠杀和流血冲突都减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影响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崇尚阶级和民族斗争，转向了崇尚正和博弈式的市场合作。

早在当代博弈概念提出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正和博弈带来的富足和安定了。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奥瑞思·桑斯马利（Eörs Szathmáry）认为正和博弈式的生物进化主宰了生命史上每一次的重大转折：基因、染色体、细菌、有核细胞、有机体、有性生殖和动物群的出现。在每一次重大转折中，生物因子都被放入了更大的整体中，在此整体中各种因子产生分化、互惠互利并互相制衡。著名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他的书《非零和时代》（Nonzero）里也描述了这一现象，并将此推及人类社会。有识之士对正和博弈及相关概念的准确理解，将会把几十亿年来自然世界的决策法则带入人类决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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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史蒂芬·平克“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02LIVING IS FATAL非生即死

02　非生即死

塞斯·劳埃德（Seth Lloyd）

麻省理工学院量子机械工程学教授，著有《为宇宙编程》（Programming the Universe）。

我将讨论一下人们理性对待不确定性的能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学好处理未知，将不仅会提高个人的认知能力（可能是比远程控制更强的能力），也会造福人类。

很多年来，数学中的概率理论都是处理未知的科学方法。概率就是反映不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人们并不擅长测算概率，不仅是因为不擅长加减法，而且也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错误——他们常常夸大了那些偶然的惊人大事件的发生概率，如夜闯卧室的盗窃，却低估了那些寻常但危险的事件的发生概率，如血脂的缓慢累积、二氧化碳的不断排放。

我对人们理解科学概率并不持乐观态度，一碰到概率问题，人们基本上都会犯错。洛克菲勒大学乔尔·科恩（Joel Cohen）曾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和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某大学关于一群研究生的报告指出，女性申请研究生的成功概率显著低于男性，其申请成功者人数是男性的2/3，这样的数据模棱两可。据此研究，这一群研究生起诉了这所大学，指控其招生时的性别歧视。但是，当他们到每一个院系去查询录取数据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每一个院系里女生的录取率都高于男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能摆脱直觉，答案显而易见。更多女生申请了那些招生名额较少的院系，而院系只能录取非常小比例的申请者，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相反，男生申请的院系往往名额更多，所以录取率也相应更高。在每一个院系，女生申请成功的概率都比男生高，只是因为很少有女生申请那些容易录取的院系。

这种违反直觉的结果说明招生部门并没有性别歧视，但这并不表示偏差不存在。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生奖学金很大程度上是由联邦政府决定的，他们会为不同学科领域分配不同额度的科研经费。抱有性别歧视的人不是大学而是整个社会，他们会向那些偏向男性的领域投放更多的资源和研究生奖学金。

当然，擅长概率论的人也并不少。汽车保险公司如果不能准确计算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能就会破产。事实上，当我们为了偶然事故购买保险时，我们就是在向保险公司购买事故发生的概率。驾车是一种非常常见却危险的行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低估危险发生的概率。有一些人并不想购买汽车保险，因为大多数司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值。州政府之所以强制市民购买汽车保险，正是因为人们总是低估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

让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医疗保险是否应该立法的争论。生命就像是驾车，是一个常见却危险的过程，而人们也总是低估危险的概率。事实上，危险的概率是1，非生即死。

03FAILURE LIBERATES SUCCESS失败造就成功

03　失败造就成功

凯文·凯利（Kevin Kelly）

《连线》杂志第一任主编，著有《失控》《科技想要什么》。

无论是从成功还是从失败的实验中，我们都获益颇多。我们不该逃避失败，而应该迎头而上。不仅在实验室研究中，在设计、体育、工程、艺术、商业，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该如此。只有经过千万次的失败，我们才能达到胜利的顶峰。一个伟大的平面设计师肯定有很多想法，并且知道其中绝大部分都将被毙掉。一位优秀的舞者深知大多数创作的新动作都会失败。建筑师、电气工程师、雕刻家、马拉松跑者、启动程序专家和微生物家皆是如此。那么，难道科学必须从失败而非成功中学习吗？这样理解这个思维工具是有偏差的，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在抵达胜利的途中，我们要做好多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我们要将自己的调查和成果如实而详细地呈现出来，尤其是过程中的突变、失速、崩溃或失败。

失败并非一直如此高尚。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失败并不能转化为成功。失败被当作无能的象征，这一耻辱让人们不敢尝试第二次。很多地方的孩子都在教育中形成了失败耻辱观，所以他们集中自己的优势，只求成功不许失败。但是，西方的崛起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对失败的高耐受力。很多移民在失败耐受力很低的文化中接受教育和训练，一旦移民到失败耐受力高的文化中，便会脱颖而出、如虎添翼。所以，是失败释放了成功。

科学带来的最大创新是发明了应对谬误的方式。错误被保持在小型、可控、连贯且可追踪的范围内。失败将不会很复杂，只要细细梳理，就能从中吸取经验，也就是所谓的反败为胜。科学本身就是如何利用负面结果。因为失败经验太多了，大多数的失败教训都无法共享，导致知识传播的速度降低。但是现在，失败成果的发表（包括那些不显著的实验结果）越来越成为科研方法中的一种基础工具。

接受失败的心态还和破旧立新有关，尤其是面对那些复杂的事物。通常情况下，强化复杂系统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它的局限性，并以各种方式让这些局限性失效。在测试最复杂的人造系统——软件时，一帮工程师会想尽各种办法攻击系统来测试其品质。同样的，要排除复杂设备的故障（可修复的故障），只能在设备的多种功能中寻找失败点，这样才能确定真正发生故障的部分。优秀工程师对破坏的崇尚有时会让外行十分惊讶，就像非科研工作者很难理解科学家对失败的耐心一样。但是，我们要明白：接受失败是获得成功最基础的技能。

04THE WORLD IS UNPREDICTABLE不可预知的世界

04　不可预知的世界

鲁比·拉克（Rudy Rucker）

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赛博朋克（cyberpunk）[3]先驱，科幻小说家，著有《吉姆与弗利姆斯》（Jim and the Flims）。

媒体总是试图解释那些意外收获与飞来横祸，人们总在竭力抵抗灾祸的发生，而立法者们却总是徒劳无益地查缺补漏，充当着事后诸葛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物基本上都是无法预测的。很久以前，计算机科学家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预测一个事件是预知某个结果的捷径，但从算数的常识上来说，我们都知道不存在所谓的捷径。因此，大多数的过程都是无法预测的。另一种更深层的解释是，如果你能预知自己的行为，那么你也完全可以干预和改变它，这不正好会导致预测失败吗？

对于不可预测性的常见假想是，它是由更高意志的随机设计造成的，或者来自量子泡沫的内幕（lowdown quantum foam）。但是混沌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告诉我们：非随机同样能创造奇迹。龙卷风安全着陆就像是在赌博机上赢钱一样——机关算尽不如灵光一现。这个世界可以既是确定的，又是不可预知的。

在物理世界中，最准确的天气预报就是等待24小时后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即使你能掌握一切信息也无法达到与事实一致的准确性。整个宇宙随时都在飞快而高效地预测天气，其他任何模型的准确性都无法与之媲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对个人来说，哪怕世界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一样被设定了，我们依然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的预测方式包含了心理模拟，而心理模拟比我们自己的运算要慢得多。你不能超越你自己的思考速度，就像你无法站在自己的肩上一样。

别再费心琢磨那些能精确计算未来的神奇小理论了，我们既不能预测，也无法控制。接受不可预知会帮助我们获得自由和内心平和，这样我们才能融入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畅游于混沌无章的宇宙。

05EVERYTHING IS IN MOTION万物恒动

05　万物恒动

詹姆斯·奥唐奈（James O’Donnell）

乔治城大学古典学者兼教务长，著有《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没有什么能比人类的抽象、推论和计算能力更神奇的事物了，它们孕育了能创造奇迹的定律、法则和法典。人类是唯一能驾驭自然的物种。当然，我们可能会失败，但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天方夜谭。

然而，同样也没有比人类的自省能力更糟的事物了。Edge的年度问题正好说明：我们既智慧又愚蠢，我们创造奇迹，却也自我迷失、混沌徘徊。可惜我们的认知工具总是用时方恨少，并且我们常常不可理喻，明明有“扳手”可用却硬要用“牙齿”卸“螺丝”。

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我将来谈一谈最古老的“简化抽象概念”，这要从苏格拉底之前的赫拉克利特谈起。“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他的核心哲学思想就是“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我们常常忘记万事万物都在永恒地运动。巨大的星系在以超物理的速度运转，而亚原子粒子虽然构建了我们，却限制了我们理解其整体运动的能力。而此时此刻，我们待在这里，像个懒惰的臭虫，仿佛在积蓄奋进的力量，却无法将自己拎出堕落的泥潭。

因为我们所有的思维和行动都限定在人类的时空维度之中，所以我们自我欺骗而不自知。前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研究认为，“恒星”围绕着地球以一年一周的速度运转，而且该事实不证自明。古希腊人将看不见的“原子”视为构成一切物质的最基本单位，这是科学的进步。后来，我们又将原子分离为了原子核、电子、中子等微粒。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落感到困惑，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罗马帝国能持续如此之久是一个奇迹。科学家在发明抗病化合物的过程中发现，疾病的病变速度超过了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

请谨记赫拉克利特的思想遗产，在认识事物时秉持“万物恒动”的原则。稳定和连续都只是幻像，就算人类意志和毅力发展到了顶峰，我们的成就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如果我们想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必须不停地追赶河流，否则就不如索性让它流淌而去吧。

06POWERS OF 10十进制

06　十进制

特伦斯·谢诺沃斯基（Terrence Sejnowski）

计算神经学家，萨尔克生物研究所（the Salk Institute）弗朗西斯·克里克讲席教授，与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合著《智脑》（The Computational Brain）。

我认为科学认知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中进行思考。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十进制；其次，必须将广阔时空维度中的数据都用对数标度表达出来；最后，要理解等级标度的概念，如我们会用分贝来形容声音的大小，用里氏震级来表达地震的强度。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思维工具。但是，我发现哪怕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非科学工作者，也常常会被对数标度搞糊涂，他们甚至只能模糊区分里氏6级和8级的差别（事实上，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6级地震的近1 000倍）。这种标度思维应该作为一种基本思维工具，与整数一起，在小学生课堂中进行教授。

自然界中也有比例定律。1638年，伽利略指出，大型动物的腿骨比小型动物的腿骨要厚得多，因为这样才能支撑它们的体重。动物的体型越大，它们的腿也相应越粗壮。因此，这种发现导致了一种预测：腿骨的厚度应该是长度的3/2次方。

还有一个有趣的比例定律，根据对大脑皮层区域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科学家发现了大脑白质（皮层远程联结功能区）和灰质（信息处理区）的体积之比。就哺乳动物而言，从最小的陆地哺乳动物姬鼩鼱到最大的大象，它们的重量差距超过了五个数量级，但它们大脑内的白质的体积都是灰质的5/4次方。也就是说，大脑越大，白质与灰质的体积比例就会急剧增大。

我担心我的学生们会失去十进制的乐趣。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用的是游标卡尺，而如今的学生却只会用计算器。在使用游标卡尺时，我们需要对一些数字进行一系列的乘除法，然后利用十进制进行估算。而现在，计算器会为你代劳一切。但如果你输入的数字错误，误差可能是10的数量级，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在那些对数量级没有概念的学生身上。

十进制能提升我们认知能力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秒？10的9次方秒。

秒是一种固定的时间单位，但它同时也受到我们经验的影响。因为人眼快速的移动（即“眼急动”），我们的视觉系统每一秒能进行三次快照。运动员的胜负之差往往就在一秒之内。如果你每一秒能赚一块钱，你就会变成亿万富翁。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会感觉一秒钟就像一分钟那么长，而美好的周末好像一下子就结束了。小时候，我觉得暑假无比漫长，现在却觉得它短如一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主观时间是一种神奇经验，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消失。也许生命就是一种面向终点的对数式时间尺度。

全球GDP总值是多少？10的14次方美元。

曾经的10亿美元是个天文数字，而现如今亿万富翁已不足为奇。美国政府近期借给了银行数万亿美元。我们对万亿美元没有概念，YouTube上面一些有趣的视频给我们呈现了用百元美钞堆成的万亿美元的物理形态及其购买力。据此你可以思考一下全球经济，想象一下更多的万亿美元。这儿一万亿，那里一万亿，你马上就能具象化地想象钱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万亿富翁呢。

我们的大脑里有多少个突触？10的15次方个。

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通过突触联结的，突触是大脑的计算单元（computational unit）。一个典型的大脑皮层突触的直径小于一微米（10-6米），接近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极限。大脑中的突触活动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用全球经济做个比喻：如果大脑中的每个突触都是一美元的话，整个大脑的财富能支撑10年的全球经济。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每秒钟激活一次，也就是说每秒能传输1 000兆字节，比互联网骨干网（Internet backbone）的带宽还要大。

太阳还将发光多少秒？10的17次方秒。

太阳已经闪耀了10亿年，还将继续闪耀10亿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宇宙还将保持稳定的状态，但在遥远的未来可能因充满激烈运动而丧失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同样是巨大的。我们的时空轨迹只是宇宙中微小的一部分，但我们起码可以利用十进制来理解它。

07CORRELATION IS NOT A CAUSE相关不是因果

07　相关不是因果

苏珊·布莱克摩尔（Sue Blackmore）

心理学家，著有《意识概论》（Consciousness：An Introduction）。

“相关不是因果”（correlation is not a cause, CINAC）这句话对于科学家们来说非常熟悉，但是并未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只要人们随时牢记这一句话就能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思考能力。

这句话之所以未能深入大众，大概是因为它不太容易理解。在我讲授看护、心理治疗和其他对照组的实验设计时，我才明白让人理解这句话有多难。我最爱举这样一个例子：想象你站在地铁站，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站台上站满了人。嘿！说时迟那时快，来了一辆车。是这些人引发了列车抵达（A引发B），还是列车引发了这些人抵达（B引发A），或是这两者都取决于地铁的时间表（C引发了A和B）？

我意识到，这个例子带来的因果思考转瞬即逝，我不得不每一堂课都换一个例子激发同学们的思考。我可能会说：“好了，假设我们发现吃了更多番茄酱的小朋友考试成绩更差，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同学们会马上反驳：这个观点不对。我不得不重申一遍他们需要思考的重点。但还是有同学会说：“如果番茄酱有害的话，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警示信息的。”（天哪！能不能就假设这是真的，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接下来，同学们会接受这个假设，开始思考因果关系。“因为番茄酱里可能含有某种伤害神经系统的物质”“吃番茄酱会让小朋友看电视的时间更长，所以减少了做作业的时间”“吃更多番茄酱就意味着吃更多薯条，这会让人变胖变懒”。

“是的，是的，你们说的虽然不一定对，但却是很好的因果关系例子，继续……”

同学们接下来又给出了一些观点：“愚蠢的人总有奇葩的口味，不会喜欢番茄酱的”；“可能是他没有通过考试，回家后妈妈又恰巧给了他番茄酱吃”；最后还有一种观点是“穷人家的孩子吃的垃圾食品会更多，他们的在校成绩也更差”。

到了下一个星期，我又给出了另一个例子：“假设我们发现频繁占星和占卜的人寿命会更长一些。”

“这不可能是真的——占星净是些鬼话。”（唉，咱就不能暂时假设它是真的吗？）

接下来，同学们开始扩散思维。“占星者对那些相信占星的人来说，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魔力”“预知未来可以避免死亡”“知道自己的星象，能让你更健康更幸福”。

很好，很好，继续。

“人的年纪越大，他们就越相信占卜”“在健康的状态下，人会更有精神，因此也就会寻求精神引导”。

很好，继续，这都是可以验证的观念。

最后还有一个观点：“女人更喜欢占卜，而她们的寿命比男人要长。”

如果我们能谨记“相关不是因果”，我们的思维就会不断扩散。一旦你能不偏不倚地听每一个科学故事（不偏不倚听起来有点儿像个冷笑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在思考：“如果A没引起B，是否是B引起了A？是不是存在能同时引起A和B的第三因素？A和B的本质是不是相同？发生了什么？我还能不能想到其他的可能？我是否能验证这些可能？我应该如何求证哪个是真的？”这样你就形成了批判性思维，可以像一个科学家那样思考了。

占卜的故事虽然能吸引眼球，但是对于当今的重大科学事件，只有“相关而非因果”的理解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去探讨问题。例如，我们知道全球升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升高有关，但是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呢？“相关而非因果”的思维就是在讨论社会事件和地球命运中，追问谁是因谁是果，以及有没有共同的第三因素。

有人可能会说，意识是科学面临的最大难题。人类看似是拥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但是我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越多，就会认识到意识在其中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对于这一难题，流行的方法是寻求“意识相关神经区”，比如，我们知道大脑中运动皮质和额叶的部分区域的活动与有意识的决策行为有关。但是，到底是我们有意识的决策激发了大脑活动，还是大脑活动激发了决策，或者两者都是由另一个因素决定的？

还有第四种可能：大脑活动和有意识经历是同一回事，就好比光不是电磁辐射引起的，它本身就是电磁辐射，热的产生是因为分子的运动。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意识就是大脑活动，但是我认为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一旦我们完全掌握了人类思维本质的奥秘，我们将发现其实没有更深的谜团，我们的意识经历只是脑中所想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意识就没有神经的相关区了。但无论是否如此，都要记住“相关而非因果”，小心地对相关进行因果分析，才是我们解决意识这一难题的关键。

08THE PARADOX悖论

08　悖论

安东尼·阿吉雷（Anthony Aguirre）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物理学副教授。

当多个合理的证据相互矛盾的时候，或者违背无法置疑的直觉知识时，悖论就会出现。悖论令人沮丧却也令人着迷。很多人会回避、掩盖或完全忽略悖论。但是，我们应该寻求它们。如我们能找到并将其突出，把它推向极致并期待着解决方案自己显现，一定就会有真理出现。

历史充满了例证和失败的教训。我个人最喜欢的悖论是奥伯斯佯谬——假设宇宙里一直以来满是均匀分布的星星，遥远的星星之所以看起来更暗，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一部分，但是那个部分应该和太阳的表面一样亮。但是，在一个恒定且无限（或者有限却无边界）的空间中，每一个角度上都会有星星，所以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就应该像白天一样明亮。由此，仅仅一瞥夜空，我们就知道宇宙是动态的，它在不断扩张和演变。天文学家已经研究了几个世纪，都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案。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他想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宇宙之中，寻求一个行不通的永恒静态模型。他将后来被称为最大失误的方程式引入其中，也没能创建出大爆炸的宇宙学理论。

本质会和它的稀有性相互矛盾，因此，悖论能让我们揭示那些重要的假设和必然失败的发现。但是，一个好的悖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它不仅能揭穿错误的假设，而且能形成消除谬误的思维方式。粒子还是波？没有什么答案，只是方便的模型而已。整数和整数平方的数量正好相等吗？如果有了奇数，这就不是什么疯狂的事情。“这句话是错的”，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说，这是任何自洽系统的基石。例子不胜枚举。

下一个伟大的悖论是什么？我绞尽脑汁列出了我的名单。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如何成立的？除非宇宙的初始条件设定了我们无法通过该定律之外的所有理论进行解释。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而我们实验的结果也会无数次出现，那科学还怎么进行？

那么，困扰你的不可能是什么呢？

09BLACK SWAN TECHNOLOGIES黑天鹅技术

09　黑天鹅技术

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

科斯拉创投公司（Khosla Ventures）技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凯鹏华盈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Byers）原普通合伙人，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创始人。

回想10年前，谷歌才刚开始起步，Facebook和Twitter还没出现，智能手机也没有问世，没有谁能构想到现在成千上万的苹果手机的APP应用程序。过去10年里，少数几种影响巨大的技术（相对于稍微有所进步的技术）就是黑天鹅技术。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在他的书《黑天鹅》中，将小概率、大影响并只有回溯可预测性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种影响随处可见。而且，我认为黑天鹅技术之所以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一种认知工具概念，是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太严重了，以目前已知的防御方法已经无法解决。

我回想起15年前，当我们刚开始创办瞻博网络公司（Juniper Networks）时，绝对没有想要取代传统的电信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协议，因为它们毕竟有着数千亿美元投资的基础设施，看起来不可撼动，就像现在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样。传统智慧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否认黑天鹅的存在可能性。未来可能并不是传统计量经济学预测的那样，而是今日的不可能成为明日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谁在2000年会疯狂到预测2010年印度人中使用手机的人数是上公共厕所人数的两倍？手机曾经是有钱人的专属，但随着黑天鹅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受限于基础设施、预测或市场，之前的假设被轻易打破了。

很多人认为，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替代性的能源技术了，我们就应该尽快运用起来。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黑天鹅技术的潜在可能性，由此可能因为错将不可能视为不重要，从而错失了技术的美妙而让其魅力大打折扣；也可能在过时的保守信条上花费大量金钱。更重要的是，这不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关注短期发展的方案只会让我们丧失“全垒打”的机会——能根本改变能源和社会资源的机会。虽然现存的技术，如薄膜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完全可以满足当前的发展需要，但它们加起来也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它们的出现可能只是为了好玩或者为了某些大生意，对能源和环境的议题却丝毫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投资那些成功概率很小的跳跃式进步的技术。我们必须创造黑天鹅技术，让只有技术能创造的资源成倍增长。

那么，什么将会是下一代技术、能源中的黑天鹅技术呢？它们是冒险的投资，因为失败率极高，但一旦成功就能带来震撼世界的技术飞跃。它们会让太阳能比煤还便宜，或能达到无补贴模式；也可能会让电灯和空调的效能提高80%以上。想象一下效能100%的汽车发动机、超低价的能源储备，以及无数我们无法想象的技术飞跃。这样的投资当然不可能一发即中，但是，如果一万次尝试中能有10个像谷歌一样的成功案例，就将颠覆传统智慧和计量经济学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这会颠覆我们的能源未来。

为此，我们必须用一整套未来假设，来利用和激励人才重塑社会的基础设置，追问“什么是可能的”，而不是问“这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创造性和集体智慧的有活力的环境，从跨学科中激发创新想法并走向成功。我们必须鼓励乐于承担创新风险的社会生态系统。向企业家、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大众传播正确的观念，最基本的就是推广黑天鹅技术的概念——任何事情（甚至可能是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根据正确的市场信号和奖励机制来使用和激发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观点，那么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想象的东西都会成为明天的传统智慧。

10KNOWLEDGE AS A HYPOTHESIS知识就是假设

10　知识就是假设

马克·佩奇尔（Mark Pagel）

英国雷丁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圣菲研究所外聘教授。

众所周知，德尔斐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2 000年之后，认为改变历史的数学家雅各布·布朗劳斯基（Jacob Bronowski）强调，在20世纪70年代典型的纪录片《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的最后一集里，人类陷入了以为知道一切的自负的危险之中，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暴行一样。苏格拉底所知道的，以及布朗劳斯基领悟到的就是“知识”——真正的知识，是很难得到的，或许根本是不可能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很容易被误解或者反事实，最重要的是，它从不可能被精确地获得。对那些通过观察获取的东西，我们总会抱有一些怀疑。

是什么在促使我们怀疑知识？不仅是因为生活的复杂性，也是由于我们测量的任何东西都有不确定性。无论你的测量如何精确，都可能有误差。

如果你告诉我，我的身高有183厘米，可以精确到毫米。但是我实际上可能是182厘米或184厘米，但你看不出这些差别。如果事物真的非常小，我们将无法对其进行测量。如果它真的非常非常小，使用光学显微镜也不一定能观察到，因为透过光学显微镜，你的双眼其实只能看到比可见光最短波长要长的物体。

如果不断重复测量，结果会更精确吗？

这确实会有所帮助，但是想一下重量和长度的国际度量衡，我们就会处于尴尬之中。在巴黎赛弗尔的某个玻璃盒子里有一块金属，它是国际单位制“千克”的度量衡。根据定义，它的重量就是一千克。但神奇的是，它从来没有两次测重结果是一样的。当它不足一千克的时候，你在杂货店买东西就亏了；当它超过一千克的时候，你就赚了。

大众媒体对科学发现欢天喜地的报道掩盖了发现可信知识的艰难过程。截至目前，高度和重量都是单一维度。但是，很多事物其实很难被测量。智力应该怎么衡量？食肉过多导致癌症的概率是多少？大麻应不应该合法化？气候是否真的变暖了以及为什么会变暖？“简化抽象概念”或“科学”到底是什么？药物滥用导致精神疾病的风险有多大？减肥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强迫人们接受国家的工作福利是否会更好？监狱是否能威慑罪犯？如何才能戒烟？每天一杯酒是否对身体有益？3D眼镜是否会损伤儿童的眼睛？什么样的刷牙方式才是最好的？这些问题中真正被测量的是什么？什么人应该被测量？测量对象应该与谁进行对比？测量多久？他们是否和你我相似？是否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这样的结果？

知识不可琢磨的本质让我们明白，应该在理解和使用它的时候更加小心，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同时包容和质疑他人的答案。知识应该被当作一种假设。最近揭露的一份资料表明，布朗劳斯基（他的家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曾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皇家空军一起计算如何在第三世界投掷炸弹才最好（炸弹可不长眼睛，根本不分好人坏人）。布朗劳斯基后来展现的人性可能来自于这样的领悟——我们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会影响他人的生活。科学的狂热反对者会对这样的观点手舞足蹈，急于证明“没有什么是真的”，科学就是它自己的产物，和人类构造的艺术或宗教没有任何差别，它肤浅、无知且幼稚。

测量及由此产生的“科学”或理论必须被精确使用，因为它们是我们理解和运作这个世界的直接的有效方式。观察可以重复进行，即使其并不完美，而且其他人也会赞同根据其测量方式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测量智商、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贫穷、将蛋白质折叠成三维结构的速度方面，还是在测量大猩猩有多大这样的问题上。

没有其他获得知识的系统能和科学相媲美，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谦逊谨慎对待科学结论的原因。当爱因斯坦说“目前为止，我们对真实的所有科学测量都是小儿科的”，但“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的时候，他已经深谙其精髓。

11THE DOUBLE-BLIND CONTROL双盲控制实验

11　双盲控制实验

Richard Dawkins

理查德·道金斯

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著有《自私的基因》《道金斯传》。

并不是所有由科学家提出的概念都能提升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我们在此书中寻求的不是有利于科学家进行科研的工具，而是帮助非科研者更好地理解科学，并在此后的生活中能用它们做出更为正确的判断。

为什么美国有近1/2的人相信有鬼，近3/4的人相信有天使，近1/3的人信仰占星术，3/4的人相信有地狱？为什么近1/4的美国人会认为由于一个人出生在美国境外就不能任职美国总统？为什么2/5以上的美国人会认为宇宙开始于狗被驯化之后？

我们先别着急反驳，也别嘲笑他们的愚蠢——这或许正是问题所在。让我们保持乐观并关注那些可以补救的方面：缺乏批判思维的训练，不知如何根据已有证据评判个人观点、偏见和事件。在补救方法方面，我相信双盲控制实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它不仅是出色的研究工具，也是训练人们如何批判性思维的利器。我并不是为了让人们体验认知能力提升而专门去进行双盲控制实验，而是要让人们理解基本原理，明白这样的方法为何必要，并为它的魅力所折服。

如果所有的小学教育都会教学生如何进行双盲控制实验，人们的认知能力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提升：

◎我们将懂得不要从个例中概括真理；

◎我们将学习如何评估某个重要效应发生的随机概率；

◎我们将会了解消除主观偏见的难度之大。主观偏见并不是简单的不诚实或腐败，而是有着更深的寓意——它能帮助我们抵制权威崇拜，尊重他人的观点；

◎我们能不被那些江湖骗子所蒙骗，他们注定是要破产的；

◎我们将学到批判和怀疑的思维习惯，这不仅仅是有用的认知工具，更是拯救这个世界的重要力量。

注：本文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自传《道金斯传》（全2册）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12EXPERIMENTATION实验法

12　实验法

罗杰·尚克（Roger Schank）

教育引擎公司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著有《教育僵化思维》（Making Minds Less Well Educated Than Our Own）。

我们的教育系统摧毁了一些科学概念，它们本该用来解释那些每个人貌似理解实则不明的概念。

我们在学校学习了实验法。然而我们学习的是科学家们如何做实验，在高中我们甚至会复制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得到他们已经得到的实验结果。我们学习科学家做的实验，通常是关于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属性的实验，并且我们知道他们会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此，我们开始觉得科学很乏味，它们只是科学家们的游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做实验。婴儿在实验什么可以吃，幼儿在实验哪些行为能成功，青少年则在实验药物、摇滚和性。但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事情的实验性，不认为这些都是在收集证据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在不停地实验，也因此不觉得需要学好实验法。

我们每一次服用处方药的时候，都是一次实验。但是我们不会每一次服用之后都详细记录反应，我们也不会进行控制，因为每次都不止变化一种操作，所以混淆了变量。因此，当药物发生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真正的诱因是什么。人际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人际关系一旦变差，我们很难确认原因，因为每个人每次所处的环境都不同。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进行实验控制很难，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在我们从事一份新工作，在游戏中使用新策略，或者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甚至是当我们试图理解别人的感受和自己的状态时，事实上都在做实验。

如果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理解为实验，我们的理解就会更透彻。否则，我们就无法基于收集的信息进行理性推导，也无法仔细思考实验条件，更无法反思自己的实验时机和实验程序。围绕实验方法的科学活动都是为了根据实验获取的证据进行清晰思考。因此，那些不把自己的行为看作实验，也不知道如何依据数据进行推导的人，从生活经验中的收获将远少于有实验意识和思维的人。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枯燥的初三科学课上学到了“实验”这个词，长久以来都将科学和实验贬低为与生活无关的东西。如果学校能在教授“实验”等基本认知概念时，结合日常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只关注教孩子们进行推理的代数课，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地思考政治、儿童养育、人际关系、商业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3THE CONTROLLED EXPERIMENT控制实验法

13　控制实验法

蒂莫·汉内（Timo Hannay）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旗下数字科学公司总经理。

大多数人能理解和利用的科学概念之一是“实验控制”，这个概念也几乎定义了整个科学的概念。

当需要做出决策时，非科学从事者的大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就是内省，或者召集一帮人开会。但科学方法教导我们，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进行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优越性不仅在于能够真正揭露世界的真相，更重要的是，科学是如此违反直觉而又具备思维韧性，例如：哥白尼原则、进化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因此，我们通过实验（而不是通过常识、共识、资历、启示或其他途径）获得的真相将消除我们的先见、偏见和想象力匮乏。这让我们从直觉的桎梏中挣脱，更好、更自由地理解宇宙。

但令人尴尬的是，只有科学家们在做实验。想象一下，如果商人或者政策制定者能在直觉和信息不对称的辩论上少花点时间，而多花些时间通过客观途径寻求最佳答案，我想他们一定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这一喜人的势头已经在某些领域出现。一些互联网公司，例如亚马逊和谷歌，它们没有煞费苦心去设计网页界面，而是采用控制实验，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版本的界面，直到迭代出最佳选择（只要根据网页的流量，这样的个体测评在几秒钟内便能完成）。当然，这些互联网公司受益于网页快速获取数据和产品迭代的功能，但更有利的因素是这些公司的领导者通常具备理工科背景，因此能采用科学或者说实验性的思维。

从学校教育、拘留判刑到税务征收，政府政策的制定将从使用控制实验中大大受益，但这样做将会触动某些人的神经。将一些非常重要且有争议的话题作为实验对象，诸如儿童教育和刑事监禁，似乎冒犯了他们的公平感和人人平等的深刻信念，因为如果区分了控制组和实验组，必将有一个群组被淘汰。但是我要说，事实远非如此！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个组的表现会更好，这也正是我们做实验的意义所在。只有当潜在信息实验不被执行时，真正的失败者才会出现，也就是将获益于实验这一结果的后代。人们不喜欢实验的原因只是他们不习惯在这样的领域进行实验而已，毕竟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其发生在临床试验等关乎生死的严肃领域。

话说回来，实验也不是万金油，例如：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且实验结果常常是不确定的，对此科学家也只能耸一耸肩、双手一摊承认还没有定论。对于商人或者立法者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轻松，他们总要被逼着做出确定的决策。但这一切都不能摧毁实验是探索世界真相的最佳途径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所有需要的时候运用这样的科学方法。

14GEDANKENEXPERIMENT思想实验

14　思想实验

吉诺·塞格雷（Gino Segre）

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著有《普通天才》（Ordianry Geniuses：Max Delbrück, George Gamow, and the Origins of Genomics and Big Bang Cosmology）。

思想实验或者说思维实验的概念，从其诞生开始就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工具。我们可以在脑子里使用某种设备运行某个简单的实验，以证明或推翻一个假设。很多时候，这样的思维实验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们无法通过真实的实验来验证假设，比如黑洞。

思维实验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像玻尔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都曾通过传奇的思维实验测试他们类似不确定性原理和波粒二象性这样的想法。许多思维实验已经成为时代流行语，例如“薛定谔的猫”，人们好奇那只猫如何既死又活。而在经典力学中，研究对象总是被明确区分为两类：波和粒子，思维实验在这里是理解量子力学及其含义的工具。

思维实验的主题不必极尽标新立异，我个人最爱的是伽利略推翻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实验：论证质量不同的物体在真空中下降的加速度相同。你们可能会认为：真实实验可以用来检验假设，但是伽利略只要我们想象用一根线系着的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大小石头的下落速度不同，那么大石头将拉着小石头下落，小石头会降低大石头下降的速度。如果假设连着两块石头的线很短，那么两块石头趋于一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的质量为两块石头质量之和，所以它下降的速度应该比它们都快。两个结论显然相互矛盾了。因此，真空环境下所有物体下落的速度都相同。

不管我们有没有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进行思维实验，甚至在不同领域不断进行这样的思维实验。但是，如果我们能明白它们如何进行并且知道如何积极应用它们就更好了。当我们面对困难时，我们该如何用思维实验来解决呢？也许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专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决策，能达到更理想的结果。

15THE SNUGGLE FOR EXISTENCE唇齿之依

15　唇齿之依

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

《新科学家》杂志编辑，与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合著《超级合作者》。

每个人都明白为生存而战的道理。根据达尔文的革命性成果，我们意识到了竞争是进化的核心。在残酷的环境中，只有适应者能赢得这无休无止的竞争。正如达尔文本人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些爬行、水生和飞行动物的祖先都比它们的竞争者繁殖得更为成功。

久而久之，人们已经将生命看成了一场竞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总是在追求胜利，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我们的基因也被描述为自私的基因。

但是，竞争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生物历史。

我猜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悖论：赢得生存之战的方法之一是合作。

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合作，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中都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合作。例如我们早晨会在咖啡店门口停下，买一杯卡布奇诺和一块羊角面包作为早餐，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享受也得益于多个国家的劳动力，而咖啡和面包的运输还依赖于大量的思想，它们依靠全球各地的人们通过语言代代相传。

如今，我们对于合作的认识已经加深。根据前人的研究，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提出了五种合作的基本机制。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能像牛顿计算苹果落地一样，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人类的合作。这一最新发现意义重大。

人类的合作正在面临一个极限：越来越快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发展导致了人口激增（这本身也是合作的一种胜利），却也导致地球对人类的支持越来越乏力。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挑战归根到底几乎都来源于同一种矛盾：对人类社会有益还是对人类个体有益？在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贫穷、饥饿和人口问题中，几乎可以发现这样的矛盾遍地存在。

正如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曾经说的那样，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保护地球并将人类的历史延至最长——绝不能仅靠技术来解决。如果我们一心想在生存之战中逞莽夫之勇，那我们只能约束人类自身非凡的创造力，但这是人类合作能力的倒退。

马丁·诺瓦克的研究颇有寓意。以前我们认为只有两条基本的进化路径——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也就是说在前人身上形成了基因的多样性，后人只能遗传这些特性用以适应给定的环境。现在，我们认为合作是进化的第三条路径：从基因到有机体，再到语言，甚至到支撑着当代社会的超复杂行为，合作将会显现出进化的能动性。

注：本文作者罗杰·海菲尔德著作《超级合作者》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6FIND THAT FRAME寻找框架

16　寻找框架

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

理论神经生物学家、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著有《全球变暖》（Global Fever：How to Treat Climate Change）。

“比较与对比”的思维不仅能提高我们的论文分数，而且能提升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例如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比较：随着摇滚音乐的旋律摆动就好像我们在波浪中舞蹈，我们更多地是上下跳跃而非左右摇摆。

当想确定某些想法是否合适，想寻找某些记忆和锻炼建设性批判思维时，比较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进行比较，你就可能陷入他人的错误框架之中。你常常需要知道问题的起因，这时比较与对比就是你的好助手，你能以此寻求认知框架。当人们假设被省略的总是不重要的部分时，框架中被剔除的某些部分就可能导致人们错误的推断。比如，每次我看到“2049年全球将升温2℃”的论述就忍不住补充一句：“除非明年会发生气候突变。”

全球温度的加速上升是气候学家目前已知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一，这也正是问题的来源。虽然这能产生重要的见解，比如即使是大规模的节能减排也能只能将升温2℃的期限推迟19年，但这其实忽略了1976年以来的气候变化，1982年世界干旱面积翻了一倍，到1997年已涨到三倍，到了2005年又回到两倍。这个发展态势更像是高矮不一的台阶，而不是一个顺滑的坡道。

即使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气候突变的机制，如引起洪涝灾害的季风，但烧掉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气候突变。混沌现象中的蝴蝶效应认为，在大的变化发生时，我们依然无法预测其规模。这样看来，气候变化就像是心脏病，你无法预测它什么时候发作，你也不知道发作起来是无甚大碍还是致命性的。但你可以对此进行预防——清除超标的二氧化碳！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是典型的做减法，将其从目前的气候框架中减除。目前若仅仅节能减排，只是亡羊补牢而已，收效甚微。而政治家通常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样能以最低成本表现得有所作为。减排只能降低气候恶化的速度，但是二氧化碳的总量一直在持续上升，人们常会混淆年度排放量和造成环境问题的总量这两个概念。另一方面，减少二氧化碳确实能够降低气温，阻止海洋酸化及海平面上升等情况的恶化。

我最近听到一位生物学家抱怨昆虫社会行为研究的模式，他说：“全都是避重就轻！”科学家一般会首先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定量研究结果无法根本脱离定性模型的本质，如果出现计算上的麻烦，比如突变，或其假设无法被证实，他们通常会直接忽略这些问题。当圈外人一再诘问时，“‘圈内人’都知道”的说法就不再奏效了。

所以，我们应该寻找框架并弄清哪些因素被排除在外了。像突发的气候变化或清除二氧化碳，它们都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

17ANOMALIES AND PARADIGMS异常与范式

17　异常与范式

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

神经科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脑和认知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揭开人类本性的奥秘》（The Tell-Tale Brain）和《探索心灵的奥秘》（Phantoms in the Brain）。

我们是否需要语言来进行复杂思维，还是因陋就简地表达所思所想？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位科学家马克斯·米勒（Max Mueller）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之间的辩论。

“范式”是一个已经被纳入大众字典的日常科学词汇，“异常”一词的命运却正好相反。自从它被科技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引入以来，“范式”目前已经是被科学及其他领域使用和误用最多的词汇了，以至于其本义都开始模糊。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人类的语言与文化基因中，因为它们不能进行清晰合理的基因遗传。现在，“范式”经常被滥用，尤其是在美国，它被用来指称所有的实验程序，诸如斯特鲁普（Stroop）范式、反应时范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范式。

不可否认的是，范式的正确使用对于我们的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了科学家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与之相关的被更普遍使用的词是“怀疑论”，来源于古希腊哲学，人们对“怀疑论”一词的使用比“异常”和“范式变化”等更为频繁和随意。

有一种所谓的统治性范式，也正是库恩对常态科学的称谓，被我调侃为学科死胡同中的相互吹捧。在这种学术集团中，通常有“教主”、层级结构、助手和一系列指导性假设，并对某些模式有着宗教般的虔诚。集团成员也会相互资助，相互进行论文评审并颁发奖励。

而这也并非完全无益。正是因为所谓“常态科学”的逐步发展，学科才以一种添砖加瓦的方式不断改进。如果一个实验结果威胁到了学科的整座大厦，会被称之为“异常”。正常科学界的典型反应是忽略或掩盖它，这种心理上的否认在我的同事中竟然非常普遍。

这不是一种不良反应，因为大多数异常值最终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真正的异常能存活的基本概率非常低，追求这样的存活可能会浪费掉整个研究生涯（想一想“聚合水”和“冷聚变”的例子）。但是这样的失败异常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们鞭策科学家去质疑专业领域的基本公理。由于人类的群居特性，在科学领域墨守成规会让人感觉更舒服，而异常值的出现会逼迫大家进行定期检查，尽管这些异常值常常被证明是虚惊一场。

更为重要的是，不时出现的异常值挑战着现状的合理性，敦促着范式的转换，并最终导致了科学的革命。与此相反，对异常值的不成熟的怀疑会导致科学发展的停滞。科学要进步，我们就必须同时保持对异常值和现状的双重质疑。

我曾经看到有人用自然选择来比喻科学的发展和进化。进化以停滞期（常态科学）为标志，基于某些突变（异常值），不时会有短暂的加速发展阶段（范式变化）。这些突变中的大多数都是致死的（错误的理论），但也有一些会导致新物种的产生和系统变化（范式变化）。

由于大多数的异常值都是错误的（用意念使勺子弯曲、心灵感应、顺势疗法等），所以很多以此为追求的人可能会浪费一生的时间。人们怎么会选择某个异常值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呢？显然，他们会不断试验不断失败，在枯燥乏味中坚持尝试。

我们可以举四个众所周知的案例：大陆漂移、细菌转化、冷聚变和心灵感应。这些曾几何时都是异常值，因为它们并不符合当时的常态科学。所有大陆都是由一块超级大陆分裂漂移形成的，当20世纪初魏格纳提出这一理论时，简直是让世人大跌眼镜。但是这一理论却证据凿凿：海岸线的完美匹配，巴西东海岸的某些化石和非洲西海岸的完全匹配等。但怀疑论者仍然花了50年才接受这样的理论。

细菌转化在发现DNA和基因密码的几十年前就由格里菲斯（Fred Griffith）发现了。他发现，把肺炎双球菌R型无毒株与已被杀死的S型有毒株混合，注射至小鼠体内，小鼠体内就会出现活的S型有毒株，使小鼠患病死亡。大概15年后，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swald Avery）发现能在试管中复制这一实验结果。在细菌转化实验中，S型菌虽然被杀死了，但菌内的DNA未被破坏，其DNA控制着某些遗传特性，如形成荚膜等的基因片段等，这些片段通过转化进入R型菌，从而使R型菌获得了形成荚膜等的特性。后来的其他相关实验也获得了成功，这就像“把1只死狮子和11只活猪放在一个房间里，最后可能出现12只活的狮子”。但是这样的研究发现被忽视了很多年，直到沃森和克里克解密了转化的机制。

心灵感应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错误信号。

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法则。大陆漂移和细菌转化之所以没有被忽视，是因为当时缺乏的只是实验性证据的支撑。即使是一个孩子也可以看出各个大陆板块的海岸线非常吻合，也能看出那些各个板块上化石的相似性。该理论被忽略只是因为它不符合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陆固定不动的大观念。在发现板块构造之前，人们无法理解大陆漂移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同样，对于细菌转化的长期忽视也是因为它挑战了生物学的基本原则——物种的稳定性。但我们发现，对于心灵感应，大家的拒绝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与当时的常态科学背景不符合；其次，它很难复制。这正是我们要说的关键：保留那些能通过重复实验来证明的异常，忽略那些仅仅提出了新鲜机制的异常。不要在尽管一再尝试却未经实验证实或随着尝试次数不断减弱的异常上面浪费时间。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范式或某种稳定的“物种”，它们通过意义的不断积累逐渐发展，偶尔突变成新的词语表达全新的概念。它们可以整合为有意义的模块（名词）来激发新思维，创造新联想。作为一个行为神经科学家，我正在努力证明这种语言的结晶是人类大脑TPO左区（颞叶、顶叶、枕叶联结处）特有的功能。假以时日，我会证明这绝不是胡思乱想。

18ABSENCE AND EVIDENCE不在与存在

18　不在与存在

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e Finn）

考古学家、记者，著有《硅谷产物》（Artifacts：An Archaeologist’s Year in Silicon Valley）。

我第一次听到“没有证据并不意味着证据不存在”这句话是在大学考古系一年级的时候，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卡尔·萨根对愚昧证据的反驳，当时它被教授用作帮助我们理解发掘文物过程的思维工具。

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概念，但在考古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却很容易被理解。当我们在审视我们挖掘的是什么东西时，这个概念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其他不在场的可能性。我们寻找、观察和挖掘出的是遗存和幸存的物质和古器物，也是这些物质和器物沉淀的结果。关于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历史记载（比如一个史前炉床的炭层），但一个在洗手间或实验室发现的东西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证据。正是那样的概念能让我们明白那些看不见的线索，出土文物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可参考文献的时间点，却还能通过历史的来龙去脉被理解。

有些强大的东西钻进了我的脑袋，我在哲理之外寻求更多的例子。据我所知，主攻中东历史的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伊拉克挖掘公元前3 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时，发现了并没有挖到实物的乐器。开挖层中发现的一些洞，一看就是曾经存在的木制器物留下的痕迹，他根据这些洞铸造了原物的模型，并意识到这就是乐器。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震惊，觉得他完全是在进行艺术创造。竖琴就是他创造的物品，同时也是被复原的文物。而最近，英国艺术家瑞秋·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因其对残缺信息的理解而声名鹊起，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从房屋浇筑到室内外装饰。

意识到不存在的证据，不是强加一个形状在无形的东西上，而是承认一种不在场的可能性。如果能将“不在”看作一种正面的概念，我想肯定会发生些有趣的事情。多年以来，中东的考古学家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在北非的沙漠中会有一些孤立的浴室和其他建筑的遗址，但此地曾有人定居的证据在哪里？其实这样的线索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建筑的使用者其实是游牧民族，他们只会留下骆驼的脚印。他们的住处都是一些临时的帐篷，如果它们被留下来，到现在也早已化为灰烬。如果我们再进行观察，航拍人们重新进驻这些沙漠废墟的照片，会令人非常难以忘怀。

在数码证据之外，我们已经被证据的缺失所包围。

我父母去世后，我继承了他们的房子，收拾他们的房间既是一种情感寄托，也是一次考古。客厅里摆满了35年婚姻生活的各种东西，照片、昆虫标本、海边捡回的东西、装着奇怪按钮和旧硬币的盒子等。我很好奇，如果一个陌生人，如法医或考古学家，要根据眼前的这些东西进行整理排序，他们会怎么做呢？当我灵光一闪把这些东西拆开时，我感受到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一些看不见也无法量化的东西，让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有了归宿。

当我有这样的领悟时，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那是一只四肢很长的猎犬，是古希腊作家斯特拉博笔下的“名贵猎犬”之一，传说它们从古代英国被贩卖到了罗马帝国。我跪在2 000年前的古墓前，小心翼翼地移动它的每一块骨头，就好像我正在进行雕刻一样。那时，我感受到一种非现场的存在感，我很难描述和量化这样的感受，但那就是看不见的“存在”，赋予那只猎犬真正的意义。

19HUNTING FOR ROOT CAUSE：THE HUMAN“BLACK BOX”寻求根本原因：人类的“黑匣子”

19　寻求根本原因：人类的“黑匣子”

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遗传学教授、斯克里普斯诊所心脏病专家。

根本原因分析（root-cause analysis）对工业、机械和质量控制等领域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概念。最经典的例证就是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时，我们总要找到飞机的“黑匣子”，它能记录事件数据且无法篡改。虽然这个匣子通常是鲜艳的橙色，但“黑匣子”这个术语象征着暗物质的感觉，表示里面藏着那些能解密的重要信息。获取黑匣子里的记录只是分析飞机失事原因的一种做法。

借由数码身份和网络曝光，我们本身也逐步变成了一个事件数据的记录者。我们不仅发布自己的信息，有时候其他人也在不知不觉地发布着我们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永久存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信息也是无法篡改的。随着生物传感器的使用，高分辨率的成像（想想我们现在的相机和摄像机，更不用说我们的数字医学影像）和DNA测序的发展，人类事件数据的记录将会越来越丰富。

在繁忙的互联网生活中，随着无休止的交流和眼花缭乱的信息流和消遣，基本的趋势已经偏离了我们想要深入理解世界的初衷。医疗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医生不再寻找根本病因。如果一个病人的病情很常见，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哮喘，医生就会开一些常规处方药，而不是去探寻每个人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哪怕病人得了一种新的慢性疾病，只要他有这些症状，就会被同样对待。这些疾病通常都有特定的病因，但医生不求甚解。更极端的情况是，如果患者因不明原因死亡，医生也极少进行尸检。医生常常在寻求根本原因的时候就退缩了，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持有这种态度。但讽刺的是，这发生在我们本应最有能力去寻求答案的时代，可惜我们太忙了。

在信息绝对丰富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应该尽全力去理解那些大事件、那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型科学概念。每个人都是出色的事件记录者，也是万物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再深入一些，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未知之谜。

20QED MOMENTS“证明完成”时刻

20　“证明完成”时刻

巴特·科斯可（Bart Kosko）

美国南加州大学电气工程学教授，著有《噪音》（Noise）。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证明”是什么，它让其他的所有信念都沦为次等。证明位于随着怀疑而变化的认知置信区间的顶端，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它。

只有在证明中才能体会证明。引用书中或大师的某一个证据，并不能称为证明。只有当推演到最后一个逻辑步骤后，才能体验到证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庆祝“证明完成”（QED，全拼为quod erat demonstrandum或quite easily done）。证明完成表明我们已经证实或阐释了我们想要证明的命题。证明并不一定要是原创或耳目一新的，它只要能逻辑正确地达到“证明完成”时刻就行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只要一种证明就够了。

唯一能保住证明这一称号的是数学和形式逻辑。每一个逻辑步骤都必须有足够充分的说明，这样每一个逻辑步骤才能具备二进制的确定性，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会是一个二进制的确定性。就好像如果证明者在证明中的每一步都增加了数字1，最后的结果仍然是1，也就是最后结果为什么能保证“证明完成”。而这也是为什么证明者如果有一步无法证明就必须停止的原因。任何的盲从、猜测或偷工减料都将破坏证明，它必须有二进制的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实际上只能证明重言式逻辑。

伟大的二进制数学真理逻辑上仍等同于“1=1”或“绿色是绿色的”这样的重言式逻辑。这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会说“松针是绿色的”，或者说“叶绿素分子反射绿光”。这些现实性的描述只能是近似。它们在技术上是含混模糊的，而且它们常常伴随着概率的不确定性：松针有很高的概率是绿色的。

请注意，最后这一句有三重不确定性。第一，“绿色的松针”是非常模糊的，因为在绿色与非绿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程度上的模糊；第二，松针是否有绿色的特质存在概率上的模糊性；第三，概率本身的大小具有模糊性，概率大小被模糊地描述为“很高”，这里的高概率或低概率之间也没有确定的界定。

没有人曾经创造过一个100%二进制的数学定理那样的真理，即使最精确的量子力学的能量预测都只保留了几位小数。二进制式的真理需要无数位小数保证其正确性。

大多数科学家都明白这一点，数学模型的逻辑前提是现实世界，它只是大致匹配和声称匹配模型。现在，我们完全不清楚这种深刻的不匹配对模型预测的影响有多大。

每一个被污染的步骤都可能影响到最后结论的可信度。现代统计学中，只要有足够的样本量，这些样本又足够接近模型的二元假设，我们就可以应用置信区间。这样至少可以让我们用硬币的正反面获取更好的确定性数据。

从这样不完美的科学推理到近似三段论推理法是一大退步。辩护者坚持，相似的前提必然会导致相似的结论，但是，这种相似性涉及它内在的近似模式，如其固有的因果行为的模糊模式，或诸如意图或预见性的潜在精神状态。

法官最终接受或否决提议实际上都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个不合理的推论。0到1之间的任何数都是小于1的，所以当演绎不断进行时，结论的可行度只会下降。所以法官的小锤对“证明”来说并不必要。

在使用自然语言时，这种近似推理可能最接近“证明完成”的时刻，从而使我们脑海里萦绕的那些日常推理都达到了逻辑高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达到“证明完成”时刻必须至少体验一次证明过程，从而至少真正达到一次“证明完成”时刻。这种稀少又美妙绝伦的理想的确定性，能让我们将证明和其他事情不混为一谈。

21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21　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J. Craig Venter

克雷格·文特尔

“人造生命之父”，基因组学家，著有《生命的未来》。

除了在太阳系外发现生命，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件能对人类产生更大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主义主宰着大多数的文化思考与社会思考。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生命起源和生命形态的发现将会对每一个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微观星球上。在海洋、湖泊和和河流里，在地球内核以及大气层中，每一立方厘米中都包含了100万个微型细胞。每一个人体都由100万亿个细胞组成。地球上有能够承受上千万拉德电离辐射的微生物，也有能抵抗足以溶解人体皮肤的酸碱度的微生物。微生物能在寒冰中生长，也能在超过100℃的高温环境下繁殖，它们能在充满二氧化碳、甲烷、硫磺和糖等的各种环境中生存。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人类和火星的“来往”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带入太空中，因此，如果我们在太阳系，尤其是在火星上，没有发现微生物，那将非常令人惊讶。

最近，迪米塔尔·萨塞罗夫（Dimitar Sasselov）和他的同事们对太阳系以外的地球及类地行星的发现，包括对水的发现，都极大增加了发现新生命的可能性。萨塞罗夫预计，在银河系中，有大约10万个类似于地球或超级地球的行星。宇宙还很年轻，因此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微生物，都意味着那里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智慧生命。

对太空的持续探索将会永恒地改变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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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克雷格·文特尔著作《生命的未来》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2WE ARE UNIQUE独一无二的我们

22　独一无二的我们

马塞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自然哲学阿普尔顿教席教授、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著有《不完美的宇宙》。

要想提升每个人的认知能力，科学概念就必须是广泛适用的，它必须要让整个人类有所变化。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定位人类角色的关键因素。科学概念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此”，而且能够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指导集体性的未来。它让我们变得重要！

当今最接近这样定义的概念应该是：我们。在孤独星球上的人类，是独一无二且无比重要的。但是，哥白尼的信徒们真的认为我们对宇宙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人类渺小吗？我必须为现代科学申辩，人们总是指责它让人类的存在变成了空洞宇宙中无足轻重的偶然。但现代科学的旨意正好相反：人类确实是空洞宇宙的一个偶然，但是这个意外实在是太“偶然”了，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等等！真的如此吗？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认为宇宙中有无数种生命，而我们只是其中之一吗？毕竟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围绕其他恒星转动的系外行星，惊人的世界正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而且，如果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可以在宇宙中通用，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生命在宇宙中无处不在。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大声疾呼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生命与智慧生命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的智慧生命并不意味着聪明的乌鸦或海豚，而是指拥有自我意识和科技思维能力的生命类型。也就是说，智慧生命不仅能就地取材，而且必须能用各种材料制造需要的工具来完成各种任务。我认为，尽管单细胞生命来自复杂的物理与生化环境，但绝不是我们星球的“特产”，因为，首先，这种生命几乎在地球生命条件刚刚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没有经过几百万年的沉淀与稳固；第二，“极端微生物”能在高温、酷寒、极酸性、放射性、缺乏氧气等极端情况下生长，这说明生命具有超凡耐力，完全能够在任何一种生态下生存。

然而，单细胞有机体并不一定就能进化为多细胞有机体，更不用说智慧的多细胞有机体了。生命总能在其环境中寻求最佳的生存之道，一旦环境变化，它们必须在新环境中努力求生。在这样的发展中，没有人能保证一旦出现生命，只要耐心等待，就一定会出现高级生物。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智慧生命。这听起来有点像生物目的论，也极大地迷惑了人们，因为这样说起来我们就像是某个伟大计划的目标产物。地球的生命史无法证明进化是以智慧为导向的。在生命发展史上，有许多向复杂生物过渡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不是惊心动魄的：从原核生物到真核单细胞（之后30亿年内没有新的生物诞生），从单细胞、多细胞，到有性生殖，再到哺乳动物、灵长类哺乳动物，甚至Edge网站……每次质变都环环相扣，如果有毫厘之差，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让我们端详一下我们的星球，以及那些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要素，我们就会马上意识到我们所在的星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历史悠久、具有保护性并富有氧气的大气层；得益于唯一的卫星——月亮——十分稳定的转轴倾角；让地球表面生物免受致命辐射的臭氧层和磁场；能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全球温度的板块构造；太阳，作为一个相对较小却相当稳定的恒星，不太容易释放出大量等离子。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还一味相信宇宙中到处充斥着和我们一样的智慧生命的话，未免太过天真。

此外，即使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智慧生命（当然，我们没法排除这种可能，科学只能探索现实事物而没法排除可能性），那距离我们也非常遥远——事实上，我们很孤单。即使SETI[4]发现了其他智慧生命，我们也不会主动发起紧密合作。如果我们是孤独的，而且只有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与生存的重要性，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宇宙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比前哥白尼时代认定人类是造物主宠儿的中心地位更有意义。我们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并且深刻理解自身的与众不同。

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宇宙之中，同时我们在这个有时显得有些愚蠢的宇宙里发明了语言和宇宙飞船，这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发现其他智慧生命之前，我们的思考就是宇宙的思考，当然，有其他智慧生命的陪伴也无妨。

23THE POINTLESS UNIVERSE宇宙无用论

23　宇宙无用论

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

加州理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著有《时间的终极理论》（From Eternity to Here：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Theory of Time）。

世界由遵循规则的事物组成。如果你刨根问底地追问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什么”，那么最终的答案只能是：因为这就是宇宙状态和自然法则。

这显然不是人类的正常思维。如果从人类中心论的角度出发，我们总会将事物理解为因果关系或自然状态。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以目的论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下雨是因为水低于空气，而动物和奴隶天生就是低人一等的。

人类一开始是持怀疑主义的。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是最早的自然主义者，他们规劝我们要通过有规律可循的物质来理解世界，而不是追寻最终原因和根本目的。直到诸如阿维森纳、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拓展了我们对物理现象的认识后，我们才开始明白：宇宙在凭借己力逐步演化，不依赖于任何外界的指引和支持。

神学家们时常说是上帝在“维持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明白：世界并不需要被维持，它本来就是那样。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5]准确描绘了世界遵循的特殊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宇宙（或者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某一特定瞬间的状态，物理定律将告诉我们它下一刻会怎样。同样，我们能预测它一段时间之后是什么样的，直到我们勾勒出完整的宇宙历史。宇宙并没有朝着某个确切的目的发展，它只是以一种牢不可破的模式运行着。

这种位于物理世界核心的观点，也同样影响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和理解。人类坚持认为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孩童的死亡、一架飞机的坠毁或者一次随机射杀，一定会被理解为一个阴谋。当罗伯逊（Pat Robertson）说飓风“卡特里娜”是上帝对美国道德堕落的惩罚时，他只是试图对令人费解的事件给出一个解释。

自然对我们的教育另有旨意：事情发生只是因为自然法则如此，它就是宇宙状态和自然进化的必然。地球上的生命并非什么伟大宏图的实现，而只是失衡环境下熵增的副产品。我们如此惊人的大脑，并非是因为生命在朝着更复杂更智慧的方向发展，而是基因、生物和环境之间不断机械互动的产物。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我们在宇宙的基本框架下发现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创造的事物才有意义。宇宙只是根据它的规则在持续运转，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它并赋予其意义。

24EACH OF US IS ORDINARY, YET ONE OF A KIND我们每个人平凡却独特

24　我们每个人平凡却独特

塞缪尔·巴伦德斯（Samuel Barondes）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生物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著有《人格解码》。

我们每个人都是既平凡又独特的。每个人的生命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产生于一个受精卵、养育于一个子宫，有着一样的生命历程以及必然死亡的最终结局。

但是，我们每个人又都是独一无二的，独立拥有人类基因组中某个特殊的基因，在各不相同的家庭、文化、时代背景或群体中被养育。因为天生就拥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会采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并理解自己。

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我们既普通又特殊——是由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提出的。现在，它已经不证自明，但我们仍有必要将它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因为它意义非凡。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共同之处能让我们富有同情、谦虚、尊重和慷慨之心，而了解我们的独一无二则能让我们自信、上进、创新，并获得成功。

这样辩证的观点也会拓展、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它让我们能同时享受平凡带来的自在之感和独特带来的兴奋之情。

25OUR SENSORY DESKTOP我们的感知桌面

25　我们的感知桌面

唐纳德·霍夫曼（Donald Hoffma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认知科学家，著有《视觉智力》（Visual Intelligence：How We Create What We See）。

我们的感知不存在对错，我们对于时空和物质的感知——玫瑰易凋零和柠檬味道酸——组成了我们的“感知桌面”（sensory desktop），它的功能就像我们的电脑桌面。

电脑的图形化桌面已经存在30年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它可以轻而易举掌握有用的概念。图形化桌面可以引导适应性行为。在我们所有的知识中，计算机比绝大多数工具都复杂。电脑桌面上不同颜色、形状和位置的图标能帮助我们理解计算机的复杂性，但同时电脑也限定了我们使用电脑的方式，比如只能通过鼠标的移动和点击，打开、删除或操作文件。在这个意义上，图示桌面指导了我们适应电脑的行为。

图形化桌面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指导适应性行为和报告事实是不同的。桌面上的红色图标并不表明里面的文件都是红色的。事实上，文件没有颜色，但是红色能引导适应性行为，比如表示优先级或是否更新。图形化桌面可以有效引导行为，但并不代表事实。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电脑里的复杂逻辑和磁场毫无意义。

图形化桌面让我们更容易分辨效用和事实的差别。效用推动了自然选择。因此，弄清效用和事实的差别，有利于我们理解决定我们的肉体、心理和感觉经验的力量。

以外貌吸引力为例，当我们看到某人的脸，就能立刻形成其吸引力的评价，常常是漂亮或不漂亮的印象。那种感觉既可能激发诗性，也可能引发厌恶感，也可能其美貌倾国倾城。外貌当然会影响恋爱和婚姻。进化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吸引力的感觉也是对适应性行为的引导。如果是为了寻求伴侣，对于他人外貌吸引力的感觉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引导，因为外貌姣好的人意味着其能繁衍出更优的后代。

正如红色图标不代表红色文件一样，漂亮也不能代表真正的外貌吸引力。文件本身没有颜色，外貌本身也没有吸引力。人为设定的图标颜色代表了文件的效用，而对于外貌吸引力的评价也代表了伴侣的效用。

通感现象能帮助我们理解感官经验的本质。在通感中，刺激某一种感官（如声音）会自然引起另一种感官体验（如颜色）。一些有声色通感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一种声音，都会感到看到了颜色和简单的图形，而一些有味触通感的人则在他们每次进食时都会产生触感，手的触觉也会引起同样的味觉。所有通感中，最特殊的是声色通感，因为它可能是最任意的。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声色通感的人不能再感受到听觉刺激而只能接受视觉刺激，那么他就会将我们接收到的听觉体验全部转化为视觉体验。原则上，他们能够接收其他人接收到的听觉信息，除非这种听觉信息是以颜色而非声音表现出来的。

至此，我们就要介绍感知桌面的概念了。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的感官经验都可以被视为进化为引导适应性行为的感知桌面，而不是报告客观事实的途径。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官经验。如果事物闻起来恶臭，我们就不能吃；如果听到响尾蛇的声音，我们就应该赶紧离开。我们的感官经验经过进化能有效引导我们的适应性行为。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感官经验，同时也不能盲从，这也是感知桌面概念的另一个含义。我们重视图形化桌面上的图标，比如我们不会轻易删掉某个图标，因为那样会丢掉很多珍贵的文件。但是我们也不能盲从这些桌面图标，它们无法还原真相，只能促进有用的行为。

不同的物种有着不同的感知桌面。对我们来说惊为天人的美貌，对猕猴来说可能毫无吸引力，而令人作呕的腐肉却是秃鹫的美食。我们的味觉会指引我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因为吃腐肉我们可能会死；而秃鹫的味觉也会指引它做出适当的行为，因为腐肉是它们的首选食物。

自然选择中的许多进化都可以理解为不同感知桌面之间的竞赛。猎食者和猎物的感知桌面的差别发展出了模仿和伪装，而改变感知桌面以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基因突变，体现了选择上的优势。这种发展和修正交替出现的循环就是进化的动力。

在个体层面，感知桌面的概念能够强化我们对感官的认识，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我常常发现人们会把自己看到的当作事实，比如因为感受到时空和物质，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些感受是客观真理，或者接近客观真理。但感知桌面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它让感官经验脱离了想象的范畴，空间、时间和物质可能只是智人感知桌面的某一特定部分，它们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洞察，而只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一些生存习惯而已。桌面就只是桌面而已。

26THE UMWELT主体世界

26　主体世界

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

神经科学家、贝勒医学院感知与行为实验室主任、神经科学与法律协会创始人，著有《隐藏的自我》。

1909年，爱沙尼亚生物学家雅各布·冯·魏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提出了“主体世界”概念，他用这一概念描述了一个简单却常被我们忽视的现象：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动物会注意到不同的环境因素。他以壁虱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种昆虫没有视觉和听觉，只能依靠感光和对丁酸味道的敏感度生存。无背鳍鳗则依赖于电场。对蝙蝠来说，空气压缩波才是最重要的信息。不同的动物感受到的世界都是它们的“主体世界”，而更大的世界，不管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称之为“世界”（umgebung）。

有趣的是，几乎每一种动物都将自己的主体世界等同于“外在”的整个世界。同理，作为人类，为什么我们不想想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吗？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名声斐然的楚门的所有生活其实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真人秀节目。最后，有一个观众问节目制片人：“你凭什么认为楚门最终也不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呢？”制片人颇有信心地说：“因为我们只接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我们总是止步于自己的主观世界。

如果要理解那些生命里的未知，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条猎犬。我们的长鼻子上密布着20亿个嗅觉细胞，我们湿漉漉的鼻孔能呼吸各种气味的分子，而鼻孔中间的缝隙能让我们在嗅的时候气体流动更充分。哪怕你拖着软塌塌的双耳走路，挡住了很多味道，但这仍不会影响你的嗅觉。有一天下午，你尾随主人出去溜达，你突然想到：没有发达嗅觉的人类是如何生活的呢？当味道微弱的时候人类如何感知世界呢？如果追寻不到气味的来源，他们岂不是很痛苦？

我们肯定不会因为嗅不到气味而痛苦，因为我们只接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没有猎犬一样敏锐的嗅觉，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一个孩子直到上学之后，才会明白蜜蜂能感受到紫外线，而响尾蛇能感受到红外线，才能明白大量的信息通过我们的感官系统是无法获得的。根据我的非正式调查，我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人体能感受到的电磁波谱只是整个波谱的十亿分之一。

色盲可以很好地阐释我们对主体世界的浑然不觉：如果不是发现别人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颜色，色盲者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颜色存在！而先天失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片黑暗”或是本应该充满光亮的“黑洞”。就像猎犬对人类的猜想一样，我们对盲人的猜想也是有偏差的，他们没有失去视觉，因为他们不会意识到这种失去，可视的光谱不是他们主体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潜在感觉通路的研究愈多，我们就愈认识到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只是现实环境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生态系统里，我们的感觉系统还勉强够用，但一旦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就捉襟见肘了。

如果主体世界的概念能深入大众，就一定能发挥作用，因为它描述了有限知识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那些我们无法获得的信息和无法想象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回头想一想你每天听到的政策批判、宣传口号及各种声明，你就会明白，我们应该出于对未知的敬畏而更加明智、谦逊地去表达想法。

27LIFE CODE生命密码

27　生命密码

胡安·恩里克斯（Juan Enriquez）

美国Excel风险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著有《新财富宣言》，与史蒂夫·格兰斯（Steve Gullans）合著《人类进化者》（Homo Evolutis：Please Meet the Next Human Species）。

每个人都知道数字代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IT。而生命密码（life code）很快也会成为我们的讨论对象。

我们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读懂生命密码。正如孟德尔早期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达尔文虽然对生命密码有所了解，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拒绝发表一些具有争议的文章。就连DNA双螺旋结构也在1953年被发现后沉寂了多年，虽然现在很多公司的产品描述都以此为卖点。近10年来，还是没有多少人认识沃森[6]和克里克，他们在1960年之前甚至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尽管他们发现了生命密码的编写奥秘。

生命密码最开始是被忽略的，然后是有所争议，而现在对其的挖掘已经从解读进入了复制阶段。1952年，蝌蚪就曾被成功克隆，可是直到1997著名的克隆羊“多利”诞生，克隆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和恐慌。体外受精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直到201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才引起关注，可那时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已经32岁了。动物克隆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大家不再讨论“我们该怎么认识克隆”的问题，而是在纠结“我们该不该食用它们”。

我们在解读和复制生命密码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并不太了解它们。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编写并改写生命密码，这也是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意识到生命密码其实关乎工业、经济、政治和文化。如果我们开始改写现存生命的密码，就会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细菌可以被编程用来解决数独谜题，而病毒可以用来搭建电路。我们在进行克隆的同时，克雷格·文特尔（J.Craig Venter）、汉密尔顿·史密斯（Hamilton Smith）等人，还有埃克森公司都在极力改变世界的能源市场。用反转录病毒转录出基因，基于涂片制造器官以及合成细胞，都是新近取得的重大进展。

我们会看到生命密码将改变越来越多的行业，如能源、纺织、化学、IT、疫苗、医学、空间探索、农业、时尚、金融和房地产。“生命密码”这一词条2000年时在谷歌网站上只有559条搜索记录，到了2009年增加到近50 000条，成为大家日常话题中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数字科技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比如：Digital、莲花、惠普、IBM、微软、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全球500强中的很多公司，在未来10年内都将会需要对生命密码了解和应用。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通过改写生命密码改变人类才是真正的变革。我们已经从与环境相互塑造的类人动物，变成了能直接设计人类自身及设计其他物种进化过程的“人类进化者”（homo evolutis）。

28KEYSTONE CONSUMERS关键消费者

28　关键消费者

珍妮弗·雅克（Jennifer Jacquet）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

在利用公共资源方面协同合作的失败，往往是由于对消费控制的失败。在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经典的“公地悲剧”理论中，每个人都在过分消耗资源，共同造成了公共的损失。但其实一小部分人就能造成其他大部分人的资源损失。

生物学家都知道“关键种”（keystone species）的概念，1969年罗伯特·佩因（Robert Paine）的潮间带排斥试验建立了这一概念。佩因发现，如果从海滩上清除一些无足的食肉动物（一种紫色的海星，被称为锗石海星），海滩上的捕食动物和贝类的死亡率将大大上升，而且动物多样性也会大幅度下降。没有这样的海星，贝类的数量将超过海绵。没有海绵，也就没有了裸腮动物。海葵也会大量饿死，因为它们以海星驱逐过来的物种为食。可见海星是整个海滩生物圈的关键种，如果没有它们，整个海滩将只剩下贝类。像紫色海星这样的“关键种”，就是那种重要性和数量不成比例的物种。

在人类的生态圈中，我将疾病和寄生虫看作和海星一样的角色。如果根除某些疾病并增加食物，人类就会毁灭。人类必须重新构建他们的环境，但不是所有人对环境的消耗都一样。如果所谓的关键种在构建生态系统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所谓的关键消费者（keystone consumers）就是决定某种资源市场的群体。一小部分人的强烈需求会形成相应的植物群和动物群。

关键消费者形成了各种市场：鱼子酱、仙履兰、虎鞭、钚、灵长类宠物、钻石、抗生素、爱马仕和海马等。美国、欧洲和亚洲对蛙腿的需求几乎耗尽了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和巴西的蛙类总产量。高档餐厅中的海产品消费者让大西洋中那些生长期较长的海产品几近灭绝，比如大西洋胸棘鲷和鳞头犬牙南极鱼。中国富人对鱼翅的追捧更是导致了某些鲨鱼品种的灭绝。

1/4的哺乳动物（地球上5 487种哺乳动物中的1 141种）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6世纪以来，至少有76种哺乳动物因为一小部分人的捕杀已经灭绝，比如袋狼、大海雀和大海牛。由此看来，世界生物的灭绝完全有可能是由一小部分人造成的。

人类对非生命资源的消耗也是不平衡的。居住在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15%的全球人口消耗的资源（如石油和金属），是其他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85%人口的32倍，他们也造成了32倍的环境污染。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温哥华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其周边乡村居民的13倍。

在发达国家中，城市居民和富人是决定资源需求的关键消费者。以水资源为例，美国用水量的80%源于农业，因此大型农场就是关键消费者。可为什么保护水资源的保守势力总是对准生活用水而不是农场的水资源使用效率呢？答案就是，关键消费者能让保守势力的投资回报率更高。

和关键种一样，关键消费者同样能造成与其自身数量相应的歧化影响。生物学家将关键种定义为优先保护物种，是因为它们的消失会导致很多其他物种的损失。在市场中，关键消费者也处于优先级，因为他们的流失将带来资源的回流。人们应该保护关键物种，限制关键消费者，因为其他人的生命与此息息相关。

29ANTHROPOCENE THINKING人类世思维

29　人类世思维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

心理学家，著有《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你知道你使用的洗发水的PDF吗？PDF（partially diminished fraction）指的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断面，如果你的洗发水含有婆罗洲热带丛林里的棕榈油，那它就非常值钱了。你知道洗发水的DALY吗？这个词来源于公共卫生领域，意即“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也就是因长期暴露在某种工业化学品环境下而导致机能丧失的时间。如果你的洗发水含有致癌物二氧六环或丁基羟基茴香醚，它的失能调整生命年就会增加。

生态系统断面和失能调整生命年都位于人类思维的顶端，体现了人类系统是如何影响全世界的生命系统的。地质科学研究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互动。如果进行推广，这种视角能有效地启发我们解开唯有人类面临的难题：人类生态位的灭绝。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加速发展，我们的星球从地质学所谓的“全新世”进入了“人类世”，人类系统破坏了那些支撑生命的自然系统。如果以人类为中心，日常的能源、交通、工业、商业都正在无情地吞噬全球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如碳、磷和水循环。最严重的数据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爆炸式的快速膨胀，将在几年之内因为不同系统的崩溃而达到临界值。二氧化碳浓度增量的一半都来自近30年。生命支持系统和碳循环系统都已经濒临崩溃。这样“触不到的真相”是典型的慢性自杀，但这还只是一部分。支持生命的八大系统正经受着我们的日常破坏。

人类世思维让我们觉得，问题并不一定是来自商业对能源的破坏，而是来自期待商业能变成自我维系、创新发展与创业的动力。人类世的真正困境源于我们的神经结构。

虽然到了人类世，我们大脑还只是进化到了“全新世”水平。当我们置身在沙沙作响的灌木丛中，我们会本能地担心是不是有蜘蛛或蛇，这样陈旧的反射依然适用于我们的神经预警系统。

除了这种无法匹配威胁的认知盲点，我们也没有器官能直接感受人类世的危险——它们总是太小或太大，以至于我们无法感知到。我们体内组织中沉淀了一生的有毒工业化学物质，但我们对肉身的这个负担毫无知觉。

我们完全可以测算二氧化碳的增量和血液中丁基羟基茴香醚的浓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数值微不足道，我们的大脑对此也不以为然。

如果要反抗那些支持人类式发展的力量，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科学的影响。地球科学当然拥护这样的反抗，但是他们并未解决问题的根源——人类行为。最有力量的科学却最缺失人类世思维。

真正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学科包括了经济学、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它们的交叉学科。因为聚焦于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这些学科能推动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如何保存物种。但是，它们必须首先接受挑战，因为大部分真相尚处于未知状态。

脑神经经济学何时能够解释为什么大脑会忽略那些行星毁灭的新闻？神经盲点又是如何分布的？有朝一日，认知神经科学能否让我们的集体决策摆脱鼠群模式？在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或者大脑科学中，会不会发现一些颠覆我们观念的信息？

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是一位荷兰大气化学家，因其对臭氧的形成与分解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在10年前创造了“人类世”的概念。后来，除了在地质学和环境科学领域，“人类世”几乎无迹可寻，更不用说在文化中产生广泛影响了。谷歌搜索中，“人类世”只有78 700个词条（主要在地球科学领域），而“安慰剂”这样曾经那么晦涩的医学术语如今却得到了广泛传播，其谷歌搜索词条已经超过了1 800万条，而因为世界杯流行起来的“呜呜祖拉”词条已经达到365万。

30WE ARE BLIND TO MUCH THAT SHAPES OUR MENTAL LIFE心灵生活的盲点

30　心灵生活的盲点

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

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心理学系客座教授。

人类大脑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具。当我们关注日常生活时，我们的大脑在意识的表面下处理着非常庞杂的信息，而正是这些外部的信息微妙地塑造了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并决定了那些重要事件的结果。我有一本书即将在企鹅出版社出版，我将从中摘出三个简洁有力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1.色彩

色彩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尽管我们很少注意这一点，除非色彩非常明亮或者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色彩的影响很大。罗彻斯特大学心理学家安德鲁·埃利奥特（Andrew Elliott）和丹妮拉·尼斯塔（Daniela Niesta）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男人穿上红色的外套，对女人的吸引力会稍微变大；同样，如果女人的照片镶上红色边框，她们对于男人的吸引力也会增大。在低阶物种中，红色同时代表了浪漫和占有，而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英国杜伦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拉塞尔·希尔（Russell Hill）和罗伯特·巴顿（Robert Barton）的研究揭示了红色和浪漫的联系——在一些体育运动中，穿红色衣服的选手更可能胜出。但是红色并不总是好的，我们也会将它和错误、危险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红色会让我们警惕性提高，但也让我们的创造性下降了。这些效应有生物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依据，却并未引起多少关注。

2.天气与气温

每个人都知道晴朗夏日让大家拥有好心情，但大家并不知道天气和气温对我们的心理还有另一种作用：下雨天会让我们内省和思考，因此也强化了我们的记忆力。在Forgas的研究中，人们对商店特征的记忆雨天比晴天更准确。晴天的股市也比阴冷天气的股市更加平稳向好。当然，最让人惊讶的是天气变化与自杀率、抑郁、暴躁和各种意外的相关性，这些都被解释为由环境中电的状态变化所导致。

越温暖越善意，这句话并不只是个比喻，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人们正捧着一杯热咖啡的话，他们对陌生人的第一印象会更好。而且，如果人们感到被社会排斥，那么他们感觉到的气温也会偏低。

3.符号与图片

城市景观由无数的符号和图像组成，这些符号和图像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那些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在看到十字架时会有更为诚实的表现，尽管他们不一定意识到自己看到了十字架。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的心理学家马克·鲍德温（Mark Baldwin）做了一个实验，结果发现，如果在不经意间向基督教徒呈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能达到宗教权威要求的道德水平。

符号与图像也有它的积极作用，例如，当苹果公司的logo出现时，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就会增强；或当白炽灯亮起时，人民的思维也会更具创造性。很多人认为苹果公司的logo和灯泡发亮象征着创造力，这种隐喻一旦被激活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

同样，国旗能增进团结。事实上，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以色列人，一旦他们看到以色列国旗，他们就会更加认同对方的观点。而一些美国人，在面对着美国国旗时，对穆斯林的态度会更积极。

有很多因素会对我们的思维、感受、行为和决策都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色彩、天气、符号与图像正是这些因素中的成员。一旦我们能发现这些线因素并理解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灵生活，我们就能更好地控制和利用它们。

31SCIENCE“科学”

31　“科学”

Lisa Randall

丽莎·兰道尔

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著有《弯曲的旅行》《叩响天堂之门》《暗物质与恐龙》。

“科学”一词本身或许就是本书Edge年度问题的最佳答案。系统地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基于已有知识做出预测，同时对我们的知识边界进行评估和分类，这对我们的思维至关重要。人们用一些词来表达科学的本质，比如“因果关系”“预测”“实验”等，还有一些描述结果可能性的词，如“平均数”“中数”“标准差”“概率”等，它们能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科学”，知道怎么理解和应对世界。

“有效理论”是科学中乃至现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之一。只要有足够精确和准确的测量工具，有效理论就能决定你测量和决策的结果，并找到与之匹配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并非终极真理，但它能最大限度接近你需要的真相，而且无论你在什么时间进行测量，它都是你的极限。人们有理由不相信有效理论，但是根据一些我们已经得到检验和证实的结果，有效理论在这个范围内被证明是有效的。

牛顿运动定律就是例证之一，它描述了我们抛出球的时刻发生了什么。即使我们现在知道是量子力学在其中起作用，但是我们没法观察到量子力学如何影响了球的运动轨迹。牛顿定律就是有效理论，最终被并入了量子力学。但牛顿定律在其自身领域依然保持着实践有效性和真理性。在你看地图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逻辑：根据距离确定合适的比例尺（是出国旅游，还是去楼上，抑或是寻找最近的杂货店？），并用这样的比例尺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某些指代具体科学结果的术语有时是有效的，但一旦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或者不能被科学研究所证实，它们就可能具有了误导性。然而，寻找、检验和确定问题答案的科学方法，以及了解我们知识的有限边界，都是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更好地理解科学建构的稳定性和局限性，以及概率性结果和预测的局限性，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扫码关注“湛庐教育”，回复“那些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新概念”，观看丽莎·兰道尔TED精彩演讲视频！

注：本文作者丽莎·兰道尔“宇宙三部曲”丛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32PROMOTING A SCIENTIFIC LIFESTYLE科学的生活方式

32　科学的生活方式

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精确宇宙学研究员，基础问题研究所（Foundational Questions Institute）科学总监。

我认为最能提升人们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就是“科学概念”。尽管在科研成果方面享受盛誉，全球科学界依然在教育公众时经历了巨大的失败。

2010年，海地烧死了12个巫婆。最近一次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39%的美国人认为占星术是科学，40%的美国人认为人类历史不过一万年。如果人人都能理解“科学概念”这一概念，这些调查结果的比例应该是零。而且，如果人们都能科学地生活，依据正确信息进行决策，世界将变得更美好，人们成功的概率也会最大化。能够进行理性购物和选举决策，人们也同样能加强在公司、组织和政府中的科学决策。

为什么科学家会如此一败涂地？我想答案主要在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需要科学地收集信息并利用信息，但是这两者都存在陷阱。如果我们能全方位地掌握所有的信息和证据，我们当然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实现这样的前提。比如说：很多人是没办法获取信息的（阿富汗只有3%的人能上网，201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92%的阿富汗人不知道“9·11事件”）；很多人无法获得更多信息是因为粗心大意或者难以集中注意力；还有很多人只从能印证他们先见的源头寻求信息。即使是在网络中或没有审查制度的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信息也难以被掌握，因为它们被淹没在不科学的媒体爆炸中。

其次是我们使用信息的方式。科学生活方式的核心就在于当你面对与你相悖的观点时，你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避免思维惰性。但是我们很多人会崇拜那些“坚决”坚持自己观点的领袖。尽管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将“不相信专家”推崇为科学之本，但是从众心理与对权威人物的盲目崇拜却日益兴盛。虽然逻辑形成了科学推理的基础，但往往是侥幸心理、非理性恐惧和其他认知偏差主导着我们的决策。

我们如何才能过上科学的生活呢？

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提高教育水平。在一些国家，普及基础教育意味着巨大的进步（在巴基斯坦，只有一半的人能够阅读）。如果削弱原教旨主义和狭隘主义，暴力和战争都将减少；如果让妇女拥有权利，贫穷和人口激增也会得到缓解。

虽然在一些国家推动教育，情况能够显著好转，但学校本身就像是博物馆——他们只呈现那些过去的旧物，并不塑造未来。我们的课程不应该是一个人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演讲，而是应该根据时代的需求，教授如何增进关系、保持健康、避孕、管理时间、批判思维以及识别传道与宣传。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会一门外语和打字比学乘除法和草书更好。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我的身份也有所变化：我不再是信息的传导者，因为我的学生能从网络上轻松下载这些内容，我变成了科学生活方式的倡导者，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动力。

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最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让科学的生活方式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并不断壮大呢？

在我出生之前，理性的人们就针对更好的教育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但一些证据证明，教育并不是一直在进步，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教育和对科学生活方式的坚持可以说一直都在恶化。为什么？很明显，因为有一股反对的力量在其中推波助澜——有些公司意识到科学意识会影响自己的利润，从而搅了这一趟浑水；而一些脆弱的宗教团体则担心这样的科学生活方式会导致人们质疑他们的伪科学主张，并威胁他们的势力。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科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走下神坛和庙堂，承认我们的宣传策略失败了，并积极寻求更好的策略。科学家拥有更好的观点，却苦于没有反科学联盟那样富裕的资金。

但讽刺的是，这些反科学联盟竟然也是通过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如果一个公司想要改变公众的看法并提升自己的利润，他们会应用科学高效的营销工具。人们今天相信什么？我们希望他们明天相信什么？我们能利用他们的什么？恐惧、不安全感、希望，还是其他情绪？什么是改变他们观点的最有效的工具？策划一个方案——执行——完成！

这些信息是否过分简化或充满误导性？这些信息是否会导致无效竞争？如果是用来推销最新款的手机和香烟，这样的信息的确可以奏效，但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他们反科学就认为他们对产品的理解截然不同，就太天真了。

事实上，我们这些科学家就是常常天真地自欺，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完全能够使用非科学的手段击败这些企业原教旨主义联盟，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当我们在餐厅里用餐时抱怨说“我们才不会折腰求好呢”或“人们应该改变”时，当我们面对记者背诵统计数据时，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论点造成了这样令人不满的不同之处呢？基本上，科学家们都会说：“坦克太不道德了！让我们用剑对抗它吧！”

想要告诉公众什么是科学概念，以及如何通过科学提升生活质量，我们首先应该科学地应对，倡议科学的新组织；必须和反科学联盟一样，采用科学的营销和募款策略；必须应用那些让反科学联盟闻风色变的工具——能最有效地宣扬我们意图的广告，以及对目标群体的游说。

但是，我们不用为了成功而曲意逢迎到不诚实的地步。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毕竟拥有最强有力的武器——事实。

33THE PESSIMISTIC META-INDUC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源于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

33　源于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

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

记者，著有《我们为什么会犯错？》。

是的，“源于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是一种糟糕的表述，而且我要说明，我并没有夸大其词！科学哲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讨论这一表述了。它说起来很拗口，也很难记，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概念。事实上，正如“元”这个字表达的意义，正是这一概念才让其他所有的概念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因为有太多过去的科学理论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必须假设，如今的大多数理论也将在未来被证伪——这就是悲观元归纳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适用于科学，也适用于万物，如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宗教、医学、育儿和教育。无论是在生活的哪个领域，一代人笃信的真理常常在下一世代就变成了谬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历史的一切有了悲观的元归纳。

优秀的科学家能理解这一观念。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处在无限逼近真理的漫长过程中，自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的只是建构模型而非揭示真相。同样，他们身处不确定性之中却并不焦虑。这些不确定性中，“数据能否证实我的假设”的不确定是非常有限的，而真正毁灭性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在不断追求绝对真理的同时总是遭遇打击。

但是，我们其他所有人常常会不自觉地持有一种自己的时代例外的论调，认为当下与那些容易迷信“天圆地方说”、“地心说”和“冷聚变”的时代不同，我们幸运地身处人类智慧的鼎盛时代。文学评论家哈里·莱文（HarryLevin）对此曾有妙语：“将个人的年纪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巅峰画上等号，将个人的村庄定义为宇宙的中心，将个人的眼界描述为人类认知的极限，这种明显错误的惯性思维却惊人地常见。”最乐观的情形是，我们明白知识积累的渐进性过程，并承认未来的人们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但我们总是忽略或刻意拒绝这样的事实：知识一旦产生就必然面临瓦解的危险，而那些我们自己最坚守的信念对后人来说极有可能是谬论。

事实上，虽然冠以“悲观”之名，但元归纳的本质并不悲观。更确切地说，只有你害怕犯错时它才显得令人沮丧。相反，如果你认为发现自己的错误是修正和提升自己对世界理解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么，这实在是个令人乐观的领悟。

元归纳背后的理念是：我们所有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暂时错误或者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将元归纳作为一种认知工具，那么，我们就能带着好奇心去更好地倾听，更加理解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左的人，更能关注相反的证据，即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有点儿怪诞，更加神秘，没那么纯洁和完美的异常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坚持自己的信念时有所敬畏，并对未来的理论充满信心。

34TECHNOLOGIES HAVE BIASES技术的倾向

34　技术的倾向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

媒体理论家、纪实作家，著有《编程或被编程》（Program or Be Programmed：Ten Commands for a Digital Age）。

人们总认为技术和媒体是中性的，只有其使用方式和传播的内容决定了它们的性质，好比枪不杀人，是人杀人。但是我们知道，和枕头相比，枪显然更容易被用来杀人，尽管很多枕头也被用于谋杀。

因为我们不能识别甚至不承认技术的倾向性，所以我们也难以真正获得它们的力量。我们只看到了iPad、Facebook账号和汽车的表面价值，并将其作为先在条件，而没有将它们看作是具有倾向性的工具。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警告我们：媒体的影响绝不仅限于那些它们传播的内容。他自己的观点也被传播媒体断章取义了，这样的情况可以推及所有技术的应用中。汽车的动力源无论是汽油、柴油、电还是氢，我们都可以开着汽车去上班，这让我们忽略了不同汽车在距离、交通、地区和能源消耗方面的适用性。

软技术也是一样。从中央货币政策到心理咨询，它们在基本假设构建中的倾向性和具体操作中的一样多。无论我们如何使用美元，其实都在强化银行和集中资本。如果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来访者互换位置，他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心理诉求，因为咨询关系的设置前提就是如此。Facebook的设置是让我们通过“喜欢”的东西来认识自己，而iPad则是要让我们开始为媒体付费并停止自造媒体。

如果技术具有倾向的观点成为常识，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意识且更有目的性地使它们。否则，技术及其影响还会继续困扰甚至威胁我们。

35A SENSE OF PROPORTION ABOUT FEAR OF THE UNKNOWN恐惧未知的分寸

35　恐惧未知的分寸

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

老年学家、SENS 基金会首席科学官，与迈克尔·雷（Michael Rae）合著《终结衰老》（Ending Aging）。

爱因斯坦的至高荣誉不仅源于他对科学的持续践行，也因为他有许多将科学置身现实环境的至理名言。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这一喜闻乐见的观点为其他领域的许多专家所认同，它巧妙地混合了大众对于专家工作难度的同情与鄙夷。

当今科学家的首要困境就是如何与大众沟通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大众一般会认为，专家比其他人更熟悉和明白当下的社会问题，但科学家很难让大众明白所谓的“比其他人更明白”并不意味着明白“所有事情”。尤其是哪怕专家只是熟悉某一方面的知识，但公众却要求他们必须了解如何从中做出最优选择。而且，这样的选择必须被品头论足，无论是在实验室、新闻编辑室，还是政策讨论办公室。

当然，很多专家并不擅长向公众解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因为专家很少参与公众交流，也不会刻意去培养与公众打交道的能力。一般的大学新闻办公室可以提供这样的训练和建议，但专家们往往很少利用这样的资源，而需要利用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但在我看来，这还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常常与公众进行沟通的科学家，我可以肯定地说，经验的帮助非常有限。一个最根本的障碍是：非科学从业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持有关注不确定性管理的顽固本能，这种本能通常是奏效的但截然不同于科学技术中的最优化原则。当然，在这里技术更重要，因为技术就是让科学和现实世界结合并有效沟通的途径。

这样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无论是猪流感、禽流感、转基因作物，还是干细胞，大众在这些技术上的观点与科学家彻底背离，这使我们不得不同情科学家犯的错误。就像细胞核移植被称为“克隆”，最终结局就是在随后几年里，相关的重要研究都被叫停了。

但是，这一问题的突出危害在于公众的自残——风险规避。当不确定性涉及道德（例如细胞核移植）或经济政策（如流感防疫）等领域时，如果规划合理，这些问题是可以规避的。但是公众绝不会对风险持这样的态度，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在一次有争议的自闭症疫苗研究之后，针对儿童疾病的疫苗研究大大减少了。另一个力证是，因为某次实验中有一人死亡，此后至少一年内所有采用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都被监管了，这一决定当然是管理机构审定的，却也符合民意。

对前沿技术风险收益比率的态度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一种扬弊抑利的非理性保守主义，这对于未来生活的质和量，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危害。如果“恐惧”意味着“谨慎”，那么对未知的恐惧并非多么不理性。但人们往往过于谨慎了，如果公众能对新技术开发的风险评估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为了未来的巨大获益而忍受短期的风险，那么所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医药技术，都将突飞猛进。

36TRUTH IS A MODEL真理是一个模型

36　真理是一个模型

尼尔·格申斐尔德（Neil Gershenfeld）

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智造：一场新的数字革命》。

对于科学最为常见的误解，是认为科学即寻求真理。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只是在创造和检验模型而已。

开普勒用柏拉图多面体来解释星球的运动，因为有行星运动定律、牛顿运动定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支持，他的理论在预测星球运动方面准确性很高。开普勒的理论并没有因为牛顿是正确的就变成错误的，牛顿的理论也没有因为爱因斯坦是正确的而变成错误的。这些连续模型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假设、精确度和应用性的不同，其真理属性却是一样的。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生活中因为理念不同而引发的战争。无论是政治党派，还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总是非此即彼，争得你死我活，双方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

建模不是宣布真理，而是一个永无止境地探索和改进的过程，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或者达到目的。在对未知的探索过程中，有不确定性是正常的，并非是需要避免的耻辱。出现错误正是我们的机会，因为与预期结果不同为我们改进原来的模型提供了机遇。我们应该通过对什么能更好地起作用的评估来做决定，而不是固步自封于已知的智慧。

这些都是科学家的基本功课，正如一个婴儿不可能跳过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的阶段，直接跳入语言和平衡的习得阶段。科学家建立和测试模型的阶段就像是婴儿牙牙学语的阶段。但是，天生的心理模型是无须专业训练的，我们生而有之。我们不应该为了绝对真理的确定性，就抑制思维的探索。想要弄明白任何事情，都意味着要设立能预测结果并验证观察结果的模型。真理即模型。

37SCIENCE VERSUS THEATER科学还是表演

37　科学还是表演

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

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信息安全工程教授，信息安全经济学及心理学方向研究者。

现代社会在安全措施上耗费了无数资源，但其实这样的措施只能提供心理安慰而不能真的降低风险。那些从事安全工程的人称之为“安全表演”，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搜查恐怖分子根本不会袭击的地方；在社交网络中建立一小撮人的“朋友圈”，诱使用户公开他们会被广告商利用的个人信息，用户没有得到隐私保护，只是得到了隐私场所。环境政策是第三个例子。减少碳排放要花费很多钱，也会流失很多选票，所以政府只是做出姿态，颁布那些表面高调实则收效甚微的政策。专家们都知道，政策中大部分声称要保护地球的动作都只是表演而已。

剧场式的表演增加了不确定性。只要风险难以测量或结果难以预测，人们就更容易控制表象而不是实质。减少不确定性，弥补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差距是科学的主要任务。

过去的经验是，人们要痛苦地积累关于理解风险、选择和结果的知识。但是表演绝不仅是无知的一种偶然副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更了解剧场机制的复杂性。科学的传播者要善于打破表象，照亮舞台的幽暗角落，揭示面具下的真实面目。

38SCIENTISTS SHOULD BE SCIENTISTS科学家就应该是科学家

38　科学家就应该是科学家

格雷戈里·保罗（Gregory Paul）

独立研究人，著有《飞翔的恐龙》（Dinosaurs of the Air：the Evolution and Loss of Flight in Dinosaurs and Birds）。

科学思维的最大敌人是聊天，正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已经受够了和他人交谈。说真的，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见并信以为真，哪怕他们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聊天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这都是我们两耳之间那个硕大的脑袋干的好事。人类也许是目前地球上最理性的物种了，但这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只要你想到第二理性的物种是黑猩猩。

神创论、全球气候变暖和父母担心的儿童疫苗问题都是现在社会中的热点问题，美国有大量政治团体都否认进化论和古生物科学，而且认为上帝造人就是近代的事情。这一切让科学家们费解：这些人的脑子进水了吗？创世说已经成为大众反科学思维的典型案例。我不打算解释创世说如此流行的原因，而是想说一说那些推崇科学的人对那些否认达尔文理论的人的看法。

几年前，有一部反对创世论的纪录片——《一群大笨鸟》（A Flock of Dodos）上映，这部片子反响不错，有力抨击了那些反对进化论的人。但当它试图解释美国人为什么排斥进化论时，完全没抓住重点，原因在于电影导演兰迪·奥尔森（Randy Olson）没有找对问题所在的对象。这个片子里有个很妙的场景：一帮哈佛大学的进化科学家围着桌子打牌唠嗑，抱怨为什么雅虎不喜欢他们的研究结果。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错误做法，因为这些进化科学家只在进化科学的专业领域里才是真正靠谱的。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大众会有那样的思维，你就要去问问这个领域的专家——社会学家。《一群大笨鸟》没有这么做，所以观众们也不会理解，为什么在如今的科学时代，创世说还是如此繁荣，更不理解如何才能驯服伪科学这头魔兽。

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最近的10年里，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理解创世说的流行。基本上，创世说只有在功能严重失调的社会才会盛行，压制这种错误观点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好好地经营社会，当创世说赖以生存的宗教势力成为弱势力量后，创世说自然会衰败。

换句话说，运转良好的社会才会让大众接受进化论。但是，说出这句话越来越难了。那些夸夸其谈创世说为什么会是个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它，将会继续作为大家关心的话题，而赞成创世说的阵营依然会坚如磐石，尽管随着持无神论信念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进化而不是上帝。

不仅是进化，科学家思想对话带来麻烦的一个经典例子还有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对维他命C的迷恋，这导致许多人质疑科学家群体。当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之外的学科贡献出站不住脚的观点时，往往都不会有好结果。

那么，科学家们应该做什么呢？理论上，解决方式非常简单，科学家就应该是科学家，不应该去染指那些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争议话题。但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就应该将自己的观察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一个科学家也可以是自学成才的棒球专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在通过一切方式去积极普及科学。

事实上，科学家也只是个正常人。所以，我才不会翘首等待启蒙大众的真相大讲堂。这虽然很糟糕，却很人性。我曾经试图不要扔掉自己那些尚未被证实的闲置论文，当知道我能证实它们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我觉得我的尝试很成功，这让我省了很多麻烦。

39SCIENCE’S METHODS AREN'T JUST FOR SCIENCE科学方法不止适用于科学

39　科学方法不止适用于科学

马克·亨德森（Mark Henderson）

《泰晤士报》科学版块编辑，著有《你不可不知的50个基因秘密》。

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只有一两种，认为科学是关于世界的理解与知识，包括重力、光合作用和进化等，或是这些知识产生的技术，比如疫苗、计算机和汽车等。但是正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中解释的那样，除了以上事物，科学也可以是别的事物。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逐步接近事物真相的方式。

科学是开放性的，只要有新证据就会接受改进。它是反独裁的：任何人都可以有所贡献，也都可能会犯错。科学总是在积极检验各种命题，能在不确定性中安身立命。这样的特点让科学方法成为发现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因为某些关于“科学的”成见，科学方法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发挥作用，而不仅只是在实验室。但是，目前科学在公众生活中依然是缺失的。政客和公务员几乎没有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用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甚至能帮他们赢得选票。

例如，在教育和刑事司法中，干预措施往往会在没有被恰当评估的情况下实施。而这两个领域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最有效的科学技术——随机化控制实验。但现实是，在新举措落实到位之前，这样的科学方法都不会被使用。实验试点往往少得可怜，根本收集不到能有效评估政策的数据。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希拉·伯德（Sheila Bird）批评了英国政府在一塌糊涂的试点之后，就颁布了“毒品治疗和检测令”（Drug Treatment and Testing Order）的做法，因为他们采用的实验对象太少了，而且也没有设立随机测验和对照组，而法官也没有被要求记录他们是如何审判违反者的。

公共服务的文化可以吸收自我批判的科学文化的经验。正如英国卡迪夫大学的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herd）教授所言，社会治安、社会关怀和教育领域缺乏如医学般兼具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核心力量——有些人能实践，有些人能科研，但这些人往往不是同一群人。警察、老师和社会工作者不会像医生、工程师和实验科学家们一样去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你想想有多少警察局会搞研讨会？

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能让“科学”不再孤单。如果科学能帮助我们理解微秒的产生或者核糖体的结构，那它也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当下的社会问题。

40TECHNOLOGY PAVED THE WAY FOR HUMANITY科技为人类铺平道路

40　科技为人类铺平道路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考古学家，著有《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进化过程》（The Artifcial Ape：How Technology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认知工具”这个词也完全是我们认知工具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如，因为实际的物理工具和我们的思维工具之间有着深刻而悠久的关系。

进化和人类前史等思想实际上和地球是圆的一样确凿，只有偏执狂和被误导的人才会怀疑它。所有人应该也都知道，历史上第一件石器出现在至少50万年前，早于人类思想的传播。

技术来源于人性，并为人类在进化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科学观点应该是每个人都掌握的认知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借助并超越具体事物进行思考，并在大脑中进行虚拟操作，是我们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抽象的方法内化我们的创造，并把“已经存在”的工具变成心理机制才能让整个科学获得更大的发展。

41THINKING IN TIME VERSUS THINKING OUTSIDE OF TIME时间内思维与超时间思维

41　时间内思维与超时间思维

Lee Smolin

李·斯莫林

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物理学家，著有《时间重生》。

人类有一种历史悠久且非常普遍的思维习惯，我们总认为自己思考的问题的答案就是所谓的“永恒真理”，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些已经存在于永恒领域的答案。例如，物理学家常常认为，万事万物的终极真理已经存在于柏拉图式的数学对象的空间里了。这就是超时间思维。

如果科学家们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创造新颖的观点和用数学模型来描述新发现的现象，那么他们就是在采用时间内思维。如果我们进行超时间思维，我们就会认为这些观点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我们之前。如果我们进行时间内思维，我们就不会那样假设。

我们在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很多领域，都能观察到时间内思维和超时间思维的差异。当面临某一个技术或者社会难题时，我们假设解决方法已经由某些绝对的先在条件所决定，这就是在使用超时间思维。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只有不断创造出新颖的观点、策略和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技术、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进程，我们就是在进行时间内思维。

真理是永恒的且存在于宇宙之外，这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据此我们可以将人比喻为一种奴隶，我们对真理的发现其实只是将真理记住了而已。这样的思想也体现在柏拉图学派的数学哲学中，他们认为世界有两种存在：一般物质存在于宇宙中，具有时间性和运动性；而数学对象存在于宇宙之外的永恒领域。在完美永恒真理的包围下，将世界划分为充满时间感的世俗领域，如生、死、变化与衰变，这是古代科学和基督教义的基础。

如果物理学的目标是发现与世界同构的永恒数学对象，那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存在于宇宙之外的真理。这是我们常常忽略其荒谬性的一个思维习惯：如果宇宙就是存在的全部，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既在其外又与之同构的东西呢？而且，如果我们想一想时间的现实性，就会知道不存在与世界完全同构的数学对象，原因之一就是现实世界总是处于某一时刻，数学对象则不然。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言，如果我们想要理性地理解为什么某些物理定律成立而另一些不成立，我们就应该假设物理定律是从世界历史中发展而来的。

超时间思维常常意味着存在一个想象的领域，处在宇宙之外，蕴含着真理。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思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解释最终都会指向经验世界之外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宇宙之外不止没有抽象概念和数学对象，而且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宇宙中寻求各种现象的原因。因此，时间内思维也就是在我们经验范围内的宇宙中对现象进行思考。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时间内思维的原型，因为其核心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自然进程会塑造出新的生物形态。新的形态诞生了，那么相应也会出现新的定律。进化动力学探讨的是生物可能性、DNA序列、蛋白质或生物定律，它不需要抽象而广阔的空间。因为太难以预测，太依赖于整个生物系列，扩展性适应很难被分析和被编码成DNA序列。诚如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所言，我们最好在时间的框架内，通过对生物圈的研究，将进化动力学作为一种对关联可能性的探索。

同样，对技术、经济和社会演变的研究也应当如此。认为经济市场趋向独立的均衡并孤立于历史之外的贫乏思想，显示了超时间思维的危害。与此同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7]等人发现的路径依赖性表明，我们应该了解现实市场，这是时间内思维所忽略的东西。

时间内思维并不是相对论，而是某种形式的关系论。如果真理是关于那些在进化中或由人类思维产生的客观物质，那么真理既可以是有时间边界的，也可以是客观的。

当我们在时间内进行思维时，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发明创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当我们对现存组织与社会进行超时间思维时，我们毫无疑问会遭受所谓的绝对真理的束缚与打击，而不得不去寻求改变这样的压迫。如果我们在时间的框架内思考这些组织，我们会意识到，它们的每一个特征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们能在方法的创新中得到改善和进步。

扫码关注“湛庐教育”，回复“那些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新概念”，观看李·斯莫林TED精彩演讲视频。

注：本文作者李·斯莫林著作《时间重生》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2“DEEP TIME”AND THE FAR FUTURE“深度时间”与遥远的未来

42　“深度时间”与遥远的未来

马丁·里斯（Martin Rees）

英国皇家学会荣誉会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著有《我们最后的世纪》（Our Final Century：The 50/50 Threat to Humanity’s Survival）。

我们必须得拓展我们的时间观，说得具体些，相比于过去，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未来。

我们当前的生物圈是40亿年进化的结果，我们能将太空的历史追溯到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这一惊人的进化历史已经成为当前文化和思维的常识，尽管这样的常识性概念并未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虽然每个天文学家都已深谙宇宙未来的时间观，但一般人还知之甚少。

太阳的寿命还不到一半——太阳形成于45亿年前，目前它距离消亡还有60亿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它会突然爆发，吞噬所有的内行星，并蒸发掉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太阳灭亡后，宇宙的扩张还会继续，宇宙也会变得更寒冷更空虚——这是宇宙学家们最远且最佳的预测了，毕竟没有人能肯定几十亿年后会发生什么。

“深度时间”的观念尚未普及。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只是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信此为真的人）都认为人类是历史进化的顶峰，但是天文学家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人类是否意味着进化已经进行了一半都很难说。“后人类”进化还会有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遥远的其他星球，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终将出现更丰富的物种，甚至是比从单细胞有机体到人类的进化更伟大的质变。如果我们意识到未来的进化将不再以达尔文式的百万年单位进行，而是在基因改造和先进智能机器推动下以加速度进行（当然还有寻求地球之外栖息地的环境压力），这样的观念就更容易理解了。

达尔文意识到，“没有一个物种能在没有适应和变化中长久存活”，但是我们见证了远超达尔文想象的进化与发展。而且，为生命提供发展空间的宇宙也比他想象的更为广阔和变化多端。因此，人类绝不会是进化树中的终端分支，而只是带着多元进化的使命，出现在宇宙早期历史中的物种而已。当然，这并未削弱我们的地位——人类作为第一个已知的能够塑造进化史的物种，享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

43OPEN SYSTEMS开放系统

43　开放系统

托马斯·巴斯（Thomas A.Bass）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英语教授，著有《越南战争与范春安的危险游戏》（The Spy Who Loved Us）。

Edge让我确认一个可以提高所有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我还不足以凭一己之力提出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我只能投票给其他现成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必须是科学概念中的瑞士军刀，具备探索认知难题的多种强大功能。所以，我想到了“开放系统”，这个概念先后影响了热力学和物理学，然后是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当它影响计算机科学时，更是发展出了开放源代码、开放标准等相关概念。

开放标准使非专业人士也能参与计算机系统的设计，便于系统的提升、互动和扩展。这种标准的优点在于公开、透明且广泛可得，供所有人免费使用。开放标准能推动互联网的创新，并让互联网成为蓬勃发展的创新和商业空间。

但遗憾的是，一些公司并不喜欢开放网络的概念，他们热衷于有围墙的花园，以及那些专属系统、应用程序、分级访问设置和其他能将网民转化为消费者的小算盘，他们喜欢的网络一定包括那些能盈利的跟踪系统。这样的系统也同样为警察国家所中意，因为它们在封闭和监视的系统中拥有既得利益。

经过20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历了混乱的泡沫式创新阶段，我们必须抵御那些有可能封闭互联网的力量。同样，对于那些可能导致封闭的系统，我们也应该不断抗争。“人民啊人民，用开放的思想武装自己吧！”

44SCALE ANALYSIS尺度分析

44　尺度分析

朱利奥·博卡莱蒂（Giulio Boccaletti）

物理学家、大气学和海洋学家，麦肯锡咨询公司专家副董事。

有一种很有名的说法：如果要将宇宙分为线性物质和非线性物质，无异于把它分成香蕉和其他的东西。香蕉之外有万事万物。

非线性是现实世界的标志性特征。每当系统运行结果不能表示输入信息的总和时，就会出现非线性，哪怕每一条输入的信息都是简单的连续数据（但在庞大的结构中很少出现简单的连续性数据）。非线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复杂性，而线性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复杂。但是现实中的大多数系统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线性特征，并产生一些复杂行为。像水龙头流出的水就在内部简单性中隐藏着非线性特质，而像天气这样的信息就能被大家明显观察到非线性。非线性的复杂动力系统随处可见：无法预测的变化、引爆点、行为的突变、滞后作用等，这些都是非线性世界的表现。

非线性的复杂性带来了高速运算，也因为缺乏一般的线性解决方案而带来了难以管理的弊端。因此，我们必须以线性模型来观察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必须借助灯光找钥匙一样，没有光我们只能抓瞎。理解需要简化，复杂性应尽可能被去掉，只留下问题最重要的部分。

联结线性与非线性、简单与复杂的最佳桥梁是尺度分析，也就是物理系统的维度分析。只有借助尺度分析，我们才能利用简单模型来理解复杂的非线性现象。但这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对于即将到来的问题（往往不会是大家期待的问题），什么东西的数量是最重要的？第二，这种数量的理想幅度和维度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它抓住了最简单却最重要的基本问题：物理现象必须采用稳定的单位进行计量。如果用非行业术语来表达尺度分析的概念，你可以将它称为“系统性地聚焦于某一时空中的关键”。

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事实能证明尺度分析比简单的等级比较更具效力。最有利的证据之一就是尺度分析可以通过尺度系统使用，哪怕在不知道精确等式的系统中也可以使用。激励着无数后来者的伟大物理学家杰弗里·英格拉姆·泰勒（G.I.Taylor）曾对这一看似简单的方法进行了经典的演示。在20世纪50年代，原子弹的威力还是被小心守护的秘密，美国政府精心释放出了一些核爆炸的非保密性照片。泰勒意识到，尽管爆炸的细节非常复杂，但问题的根本可能就在于几个参数。从维度争论开始，泰勒坚持认为应该有一个尺度不变的数据联结着爆炸半径、爆炸时间、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和周围空气的密度。仅从那些照片中，泰勒就估计出了爆炸的时间和半径，对释放能量的估算也相当精确。

泰勒的洞见无疑是惊人的：尺度分析很少能产生精确的结果。但是，它具备着非常广泛的适用范围，并启发和推动了从结构工程学到湍流理论等应用科学的发展。

那么尺度分析更广泛的应用是什么呢？对于尺度和维度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复杂问题，成为每个人的认知工具之一。例如，在商业规划和金融分析之中，尺度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对比率和基准的应用。“泰勒制”成为一种常用的管理工具绝非偶然（这个泰勒不是上文中的泰勒，而是现代管理学理论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科学管理”及其衍生物让他一鸣惊人。用这个例子说明用维度去推导数量之间的关系并不非常恰当，但限于篇幅，这里不过多论述。存货周转率、利润率、负债率、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都是表示尺度的参数，哪怕没有市场的详细信息和个人的商业活动，这些指数也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

事实上，尺度分析本身非常简单，所以几乎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量化信息，从预测投资回报的周期到我们生活消耗能源的密度。最终，尺度分析将成为我们数字能力的一种——万事万物的相对大小和维度都能引导我们对其意义和进化的理解。这具备了瓦尔堡的记忆图（Mnemosyne Atlas）[8]的普遍性和核心：一个分层的同一系统中，那些看似独立事物之间的远程相关能不断产生看待问题的新方式，并且能为我们开辟出意想不到的知识道路。

当然，只要将一个复杂系统转化为简单模型时，都会造成信息的丢失。尺度分析为个人所用时是一个有效工具，它并不提供答案也无法满足更深层的分析，但它确实是我们观察现实世界和理解“万物秩序”的有力工具。

45RECURSIVE STRUCTURE递归结构

45　递归结构

戴维·盖勒特（David Gelernter）

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镜像世界技术（Mirror Worlds Technologies）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著有《镜像世界》（Mirror Worlds）。

递归结构（recursive structure）是一种“简化抽象概念”，但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如果一个圆圈是由无数个圆圈组成的，我们就说这是一个递归结构。每一个圆圈本身都可能是由无数个小圆圈组成的，原则上你可以用圆圈组成圆圈，然后无限地画下去。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递归结构的概念逐步成形。计算机软件的最大难题在于控制软件系统并不过于复杂。递归结构让计算机软件从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变成了错落有致的法式花园，既（潜在地）保持了广阔而复杂的结构，同时又易于穿越和理解。

本华·曼德博最有名的发现是他的分形几何，这也是一种递归结构——无论你是从6英寸、60英尺，还是6英里之外看一条海岸线，它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递归结构还是建筑史的根本，尤其是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欧洲建筑，这一段历史几乎覆盖了13世纪至18世纪间的500年。而这个递归结构的特殊例子告诉我们，某种思维的缺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也表明了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有着多么大的鸿沟。而这一现象在艺术和自然界的重现，说明这是人类审美的重要方面。

同一形状不同大小的图形的重复使用是中世纪建筑的基本风格。但由于缺乏“递归结构”这一概念和表达，艺术史学家们不得不在每一次描述时都即兴发挥。这种眼花缭乱的即兴发挥，也导致人们无法了解递归结构的分布到底有多广。因此，研究中世纪后期的艺术史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描述，最终让陌生的审美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模糊。

例如，成熟的哥特式建筑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窗饰，一扇窗户被薄薄的、弯曲的、精雕细琢的石头隔板分割成很多小窗格。递归就是窗饰的根本。

窗饰由兰斯大教堂在1220年左右首先使用，随后马上传到了亚眠大教堂以及沙特尔大教堂，这两座伟大的建筑定义了哥特风格的巅峰。从兰斯大教堂到亚眠大教堂，其变化只是加入了递归结构。在兰斯大教堂，基本的设计是一个尖拱内部有一个圆圈，而圆圈是由两个小一些的尖拱支撑的。在亚眠大教堂，基本的设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每一个尖拱内部的圆圈更靠下一些，而内部的每一个尖拱又由更小的圆圈组成，如此循环往复。

在林肯大教堂，这样的递归结构更进了一步。尖拱内部有一个圆圈，圆圈内部由两个小尖拱支撑，正如亚眠大教堂一样。每一个小尖拱内部的圆圈是由两个小一些的尖拱支撑的，而在这些小尖拱内，又是由两个尖拱组成的圆圈。

中世纪的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着递归结构。

琼·博尼（Jean Bony）和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是20世纪两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史学家。很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递归结构，但他们都没有理解这个概念本身。因此，博尼没有说出圣德尼大教堂的递归结构，而是说它们“由一系列逐步分裂的渐小结构组成”。帕诺夫斯基也描述了另一栋相同风格的建筑，他将其描述为“逐步可分的原则”，可以看作是递归结构的一种模糊说法。

路易斯·格罗德茨基（Louis Grodecki）同样发现了这个现象——一个小教堂有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小型教堂的展示台，以及一个更小型的教堂模样的祭坛。格罗德茨基写道：“这就是哥特艺术的常见规律。”但他没有说这样的规律是什么，也没有进行一般性描述或者为此命名。威廉·沃林格（William Worringer）也注意到了递归结构，他将哥特式设计描述为“通过微型结果的复制表达整体的世界”。

每一位史学家都对这个基本概念进行了命名和描述，这让我们很难发现他们说的是一回事。递归结构是中世纪风格的基本原则——这一简单的描述很难被总结出来，甚至我们很难想到，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递归结构”是什么意思的话。

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历史中我们难以抓住中世纪艺术中递归结构的重要性，我们甚至很难发现同样的原则出现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中。

乔治·赫西（George Hersey）敏锐地发现，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中，包括“一个无比宏大的教堂、四个我认为的大型教堂、16个小型教堂和32个微型教堂”“这样的原则就像中国套盒，或者说是一种分形”。如果他能说“递归结构是布拉曼特的基本设计思路”，整个讨论会变得更为清晰明了，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风格之间的相关性将更为明显。

使用递归结构的概念还有别的益处。它能帮助我们理解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关联，让我们看到优秀工程师和技师的审美取向，以及每一次成功设计背后的清晰完美的思路。这种概念也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比如：技术人员必将明白，优美是设计的目标，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任何严肃的技术教育都必须包括艺术史。同样，我们应该理解伟大艺术和伟大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结。

如果没有适当的认知工具，新的递归结构的出现只能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复杂性中，而不是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美好的世界。

46FINDEX检索指数

46　检索指数

马蒂·赫斯特（Marti Hearst）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家，著有《搜索用户界面》（Search User Interfaces）。

检索指数（Findex）是指网络搜索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你对所需信息的需求。

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这个时代的我们才能够思考各种问题并在几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些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丰富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工具，这样的现实一直让我震惊。

尽管一些人讨论过信息过载、数据泡沫等问题，但我认为，只要有好的搜索工具，网络上的信息越多越好。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时候是直接通过搜索引擎，有时候依靠偶然发现的网页链接，有时候通过向很多社交圈中的朋友或在一些问答网站上提问。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真正的检索指数，但我们可以用信息检索领域的工具来确定一个。如果这样做的话，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如何帮助搜索者确定某条信息是无用的。

47PERSONAL DATA MINING个人资料的开发

47　个人资料的开发

戴维·罗恩（David Rowan）

《连线》杂志英国版主编。

谷歌公司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常说，从文化诞生到2003年，人类已经制造了5 EB的信息。而现在，我们每两天就能产出5EB的内容，并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在这个后隐私时代，大量社会媒体的分享、GPS定位、手机信号塔、无线传感监测、浏览器定位、人脸识别检测、消费意向调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的个人资料存在于我们无法控制的数据库中，而我们也无法基于这些数据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所以，是时候在市场营销公司的消费者信息、信用卡公司的反欺诈分析和国家资助的全面信息识别监管中开拓出数据挖掘的概念了。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挖掘我们的信息输出方式，提炼出将无序的个人资料整理成可操作并具有预测性的信息的方法。如果对个人资料的挖掘能进入大众视野，我们所有人都将受益。

微软公司在2006年9月看到了这样的机会，它的个人数据开发系统（personal data mining）申请了美国20080082393号专利。这一系统主要用于分析用户自己或第三方提供的个人资料，通过识别机会和提供建议来提高用户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用户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让微软使用其生活记录，但大家一般都很难拒绝这样的请求，因为使用说明中说到，个人资料的开发是“识别那些很可能被埋没的相关信息”的一种方法。

如果个人的资料数据能被开发出一些可操作的模式，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将受益。这样的开发能将那些杂乱的原始数据变成具有预测能力的数据，它们可以预测我的情绪，提高我的效率，让我变得更健康、更直观，显示出我的学习成绩和创造力。我还希望能发现某些隐藏的意义，揭示出那些我忽略的风险因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一个分享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数据驱动的自我探索。

一场快速发展的小规模自我跟踪运动已经显现出这种思维的潜力，凯文·凯利的“量化自我”和加里·沃尔夫（Gary Wolf）的“数据驱动式生活”启发了这场运动。通过移动传感器、APP应用软件和效果可视化，这场运动跟踪并测量着个体的运动量、睡眠质量、警觉性、生产力、药物反应、DNA、心跳、饮食、收支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分享分析结果，并将其纳入更大的数据库中进行分析理解。这就是对原始数据进行聚类、分层等分析以发现规律，基本上就是简单地从冗余信息中提取有效信号。

无论是像23andMe基因技术公司那样将个人资料加入资料库以获得科学理解，还是像traineo那样利用用户提交的数据来激发其他用户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思维能获得的累计回报将是互利性而非自利性的。事实上，正如丹尼尔·卡尼曼、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克里斯塔基斯和马丁·福勒（Martin Fowler）所展示的那样，个体层面准确的数据跟踪，是理解和量化人类幸福，理解社交网络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理解疾病如何通过群体传播的关键。

数据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只需要鼓励人们去利用它、分享它，并将其纳入知识之中。

48ENTANGLEMENT纠缠

48　纠缠

马可·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

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大脑定位中心经颅磁刺激实验室主任，著有《天生爱学样》。

爱因斯坦喜欢说：“纠缠的发生一定是因为别处有什么诡异的东西在起作用。”他其实根本不喜欢它，但有时候不得不接受它的存在。在量子物理学中，如果一个粒子的变化紧接着引起了另一个粒子的变化，就说明这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了。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我们会尽可能拆开那些纠缠的东西，但它们后来可能又会缠在一起。只要一个有了变化，另一个也会马上变化，哪怕它们的物理距离相隔很远，比如在不同的国家！

纠缠就像是一种魔力，我们真的很难看清它。但是它是一种真实的现象，也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测量和再现。而且，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纠缠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现象，只有在无限微小的量子物理世界里才会出现，而且极不稳定。但是最近的证据显示，纠缠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存在的范围比我们以为的要广泛得多。光合作用能通过纠缠起作用；最近的大脑数据表明，纠缠在远程神经元的脑电活动中也起着作用。

纠缠是一个非常好的认知工具，因为它冲击了我们的认知直觉。我们的大脑偏好用相对机械的因果论解释自然现象。当我们无法找出这样的解释时，我们就会诉诸不理性的思维，正如我们认为纠缠中有魔力那样。纠缠的粒子让我们知道，世界的运行是如何严重干扰了我们对它的理解。同时，它也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理论框架或某种科学预测下，坚持良好的科学实践原则，去观察、测量以及再现科学现象，我们就能理解万事万物，甚至是纠缠这样诡异的事情。

纠缠之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认知工具，还因为它暗示我们，那些不证自明的因果现象可能并不是真的因果。现代疫苗接种的发展可能是现代医学最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儿童自闭症的并发现象也逐渐显现。这种暂时的关联可能会误导我们认为，疫苗的研发引发了儿童自闭症。同时，这种关联也会让我们怀疑这种简单粗暴的因果关系，让我们仔细考虑，进行控制实验去验证疫苗和自闭症的相关性是否真的存在。我们现在已经确认没有这样的相关性，但不幸的是，这种相关的念头很难根除，有些父母可能因为相信这样的相关性而拒绝给孩子进行疫苗接种。

纠缠是人类思维差不多已经超出人类界限的例证，这里的关键词是“差不多”。因为一旦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做到”也就不证自明了。但感觉上是不是又没超出呢？只要我们能观察、测量和再现量子理论预测的现象，它看起来也不会多么“诡异”。（但还是有一点诡异的，是吧？）人类会本能地拒绝那些与自己信念不符的事实，而且一旦遇到这样的事实，人们就真的会强化自己的信念，将这些事实拒之门外。纠缠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我们没必要誓死捍卫自己的信念，我们可以理解事物，即使是那些诡异的事情。

49PHASE TRANSITIONS AND SCALE TRANSTIONS相变与型变

49　相变与型变

维多利亚·施托登（Victoria Stodden）

计算法律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助理教授。

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变”这个词，用来形容物理形态变化的状态，比如：由液体变成气体。这一概念已经被很多学术圈用来描述其他种类的过渡，从社会学（从狩猎到农耕）到统计学（将算法的陡变作为参数变化），但它尚未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相变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描述了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看似不相关的状态，所以提供了一种挑战我们直觉的现象模型。大家都知道水是液体，谁能想象在加热后会变成气体呢？物理环境中的相变有非常精确的数学定义，即使没有这种精确性，这个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更广的范围，尤其是规模突变和意外变化。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想象——一张纸上有一些圆点。现在，增加一个维度——圆点在一个立方体里运动。即使我们能继续想象四个维度，我们是否能猜出所有这些点都位于点的凸包上呢？如果维度超过三个，那么它们总是会落在凸包上的。在数学意义上，是没有什么相变的，但是随着维度不断增加，系统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变化。

我将这种变化称为“型变”（scale transitions），规模增加带来的意外结果。例如，一个系统里互动的人数增加就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大规模市场的运行常常是和直觉相悖的。租房管制法律会限制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而最低工资保障法会减少低工资的工作机会（詹姆斯·弗林赋予“市场”的“简化抽象概念”例证；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大型市场系统违反直觉的运行方式）。试想一下强化交流的偶然效应，如交流和人际沟通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新想法和创新点；大型计算竟然会降低科学数据和代码的再现能力；描述比分享更难。“型变”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只是当我们的本能在大型情境中行不通时的一种理解框架。

这和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Merton）的“意外结果”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型变，描述的是系统而不是个人的目的性行为，而且与规模增长带来的变化直接相关。我们的本能往往看起来会随着规模大小而分解和区分，但是我们需要将周围世界中违反直觉的变化进行概念化。数字时代的最大特征可能是在大规模数据存储、处理性能和联结性提供的便利下，能让我们处理各种规模的不同问题。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我相信型变也会越来越普遍。

50A SOLUTION FOR COLLAPSED THINKING：SIGNAL DETECTION THEORY崩坏思维的解决方法：信号检测理论

50　崩坏思维的解决方法：信号检测理论

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R.Banaji）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社会伦理学理查德·克拉克·卡伯特（Richard Clarke Cabot）教席教授。

我们通过感官认识世界。我们以大脑中介接收的信息形成对世界的基本理解，进而演变为普通和特殊的参与、预知、记忆、感觉和推理。通过这些心理过程，我们可以理解物质世界与社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当我在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写下这篇文章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评价。哪怕是我身边的人，也有人相信可以通过超越五种感官的超感来了解世界，他们相信那些未经检验的“天然”食材和知识获取渠道优于基于现实证据的食物和方法。比如：在印度的这次旅行中，我发现有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几个月不摄入卡路里，而依然存活下来（尽管他的体重会下降，但只有在科学的观察下才会发现这一点）。

本地治里属于印度联邦，被法国控制了300年（我窗外的景色曾是英法双方多次交战的地方），法国人直到印度独立几年之后才撤走。除了很多景点外，它已经成为心灵体验的圣地，吸引着人们（包括白人和本地人）放弃他们的世俗生活前来追求精神的净化，承受身体的磨练，追求更广阔美好的世界。

昨天，我遇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做了8年的律师，现在住在一个静修处并在它的售书部上班。你可能会说“法律允许一个善良的人追求精神世界，这没什么好讶异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职业和财富来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人却渴望着非理性的思维模式。

我不是想突出这座城市，也知道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人们在其中努力追求艺术、文化和我们欣赏的社会提升。但是，这个城市吸引的是某一特定类别的欧洲人、美国人和本地人，他们似乎更相信草药能治愈癌症，认为不应该有标准化的医疗保健（直到必须化疗时），认为周二不宜启动新项目，大脚趾的某个穴位控制着消化系统，而他们出生时的星盘位置决定了他们要来到本地治里，这是一种不可解释的崇高暗谕，或是“母亲”（掌管这一静修处和周边死亡区的已故法国女人，她对这里的管理时间比很多政治家任职的时间都要长）的愿景。

这种信念可能看起来非常极端，但我们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能看到它的存在。哪怕我们改变这种信念的内容，潜在的错误思维方式依然随处可见。比如：有人会认为，美国最近降雪深度达22英寸，毫无疑问，这是上帝在惩罚那些宣称全球变暖的科学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认知工具中有力量的单个概念应该是“信号检测”。事实上，Edge的年度问题我也正好思考了一段时间。我借用了戴维·格林（David Green）和约翰·斯威特（John Swets）的《信号检测论和心理物理学》（Signal Detection Theory and Psychophysic）作为原型，这一想法源于之前科学家对视觉与听觉中的光子波动的关注。

伟大的信号检测理论的基本思想非常简单：这个世界有很多噪音，不单单只有信号。听觉信息的弱化可能是因为声音传播的物理特质，或是因为接收器官的特质（比如听觉敏锐度）限制了体验和解释信息的方式，信息加工的环境（比如雷声）或动机（比如不感兴趣）。信号检测理论让我们将刺激和反应联系起来，了解数据在物理性和心理性传输时具有不确定性，从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终形成的决策的质量。

理解信号检测理论的关键在于，信号接收者（人类或其他）接收的每一条事件信息都被编码成了四种类型，并用一种语言来进行决策描述。一个维度关注事件是否发生（灯是不是亮了）；另一个维度关注接收者是否检测到这一信号（是否看到灯亮了）。因此，就产生了一个2×2的表格，它也可以表明很多不同的其他决策。比如：是否吃了顺势疗法的药物？病是不是好了？

正确：信号出现，且被检测到（正确反应）。

错误警报：信号未出现，报告检测到（错误反应）。

错过：信号出现，未被检测到（错误反应）。

正确拒绝：信号未出现，也未检测到（正确反应）。

如果信号很清楚，就像黑暗里的一束亮光，而决策者又有很好的视觉敏锐度和很强的检测动机，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正确”与“正确拒绝”，以及较少的“错误警报”与“失误”。这些选项的变化也会造成决策质量的不同。在普通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信号检测理论在评估刺激和反应质量方面非常有用，甚至对反应者特殊的决策标准（或分数线）也是非常有用的。

信号检测理论已经在多个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如：声纳定位、记忆质量、语言理解、视觉知觉、消费者营销、陪审团判决、金融市场定价预测和医疗诊断。每个科学家都应该掌握信号检测理论的原因，它为理解决策过程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具有数学精确性的框架。而这种思维逻辑之所以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认知工具，是因为它要求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命题的时候，都要使用四格分析，就像在对“本周将有良好的管理职位等着射手座”这样话语的判断上。

51SELF-SERVING BIAS自利性偏差

51　自利性偏差

David G. Myers

戴维·迈尔斯

心理学家，美国霍普学院心理学教授，

著有《迈尔斯直觉心理学》。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自己评价很高，社会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自利性偏差”，虽然它有时很有趣，但更多时候是有害的。

我们总是对成功和好事全盘笑纳，对失败和失误却急于撇清。

在实验中，那些被告知已经“成功”的人们总是笃信结果，并将此归因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一旦“失败”，他们就会把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例如，运气不佳，或者辩称那本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拼字游戏中获胜，是因为天资聪颖；而一旦失败，则只是因为“我只是卡在一个小儿科的问题上而已”。在那些赢得或输掉比赛的运动员、得了高分或考砸了的学生、盈利或亏损的企业管理者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自利性归因。只有当我们遇到挫折时，才会咆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遇这样的事情？”相反，人生顺遂时，我们却几乎从不自省。

优于平均现象：我有多爱我自己？让我来告诉你。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乌比冈湖[9]的孩子才智超群。在美国大学理事会一次针对82.9万名高三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没有人在评价自己“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时认为自己低于平均水平，6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前10%的水平，而25%的人认为自己高居前1%。与一般的同龄人相对比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更聪明、更好看、更公正，也更有道德感，还会认为自己更健康，将来可能更长寿。这就像弗洛伊德的那个笑话——一个男人告诉他的妻子：“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死掉，我就搬家去巴黎。”

在日常生活中，有超过90%的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一般的司机。在大学教员的调查中，超过90%的教员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同事更优秀（这导致一些人在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时感到嫉妒和气愤）。当夫妻判断自己承担家务的比例时，或者当团队成员评估自己对团队的贡献程度时，他们自我评估的比例总和往往高于100%。

对自利性偏差及相关概念（盲目乐观、自我验证和内群体偏差）的研究都让我们领悟到文学和宗教的意旨——失败源于骄傲自满。积极地认知自我和我们的群体能让我们远离抑郁，缓冲压力并充满希望。但是，这也会带来夫妻不和、谈判僵持、倨傲歧视、民族自大甚至是战争。警惕自利性偏差能使我们摆脱虚伪的谦虚，培养出既认可自己天分又尊重他人才华的谦逊。

注：本文作者戴维·迈尔斯著作《迈尔斯直觉心理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52UNCERTAINTY不确定性

52　不确定性

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物理学家、起源研究课题组创立者及负责人，著有《量子人生：理查德·费曼的科学生涯》（Quantum Man：Richard Feynman’s Life in Scie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可能是我们最不熟悉的科学概念了。在公众的眼里，不确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意味着缺乏精确性与可预见性。例如，全球变暖尚不确定的事实被一些人用来质疑当今的所有环保行动。

但事实上，不确定性是造就科学的核心概念。将不确定性量化且嵌入模型之中，才能使科学是定量而不是定性的。事实上，没有什么科学数据、测量和观察是准确的，如果引用数据时不附上不确定性，它们将毫无意义。

大众之所以不喜欢不确定性，是因为它是相对的。例如，某年某点测量出的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是1.49597×108km，这个数值看起来很精确，因为小数点后六位表示我们能将这一距离精确到百万分之一。但是，如果小数点后第七位就不再确定了，意味着地球与太阳距离的不确定性大于纽约到芝加哥的距离的不确定性。

因此，具体数值是否“精确”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处理。如果我只关心太阳明天何时升起，那么上述的数值是精确的，但如果我们要发射一颗轨迹位于太阳之上的卫星，那我们显然要知道更精确的数据。

这就是不确定性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只有量化某一观点与预测的不确定性，我们才能理解不确定性的意义。对大众来说也是如此，公共政策如果不考虑定量的不确定性，或者根本不知道准确估计不确定性的难度有多大，那么这样的公共政策往往是糟糕的。

53CHARLES SEIFE随机性

53　随机性

查尔斯·塞费（Charles Seife）

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曾担任《科学》杂志记者，著有《数字是靠不住的》。

人类大脑天生就讨厌随机性。我们已经进化成了追求精准的物种。在科学出现之前，如果人们看到浅橙色的天空就会认为灾祸即将临头，看到婴儿涨红了脸便开始担心漫漫长夜。大脑对信息的理解逃不开解释现象和预测事态的窠臼。

我们之所以很难掌握随机性，是因为我们拥有探索模式的天性。如果实在找不到一种模式去解释，随机性就是我们心智的边界，我们会认为完全无法去预测。随机性虽然是宇宙的运行之道，我们却很难接受它。因为如果没有随机性，宇宙在我们眼中就变成了完全可以掌握的可测模型。

现在，我要声明：只有我们理解了三个定律（即随机性的三条法则），我们才能打破对可预测性的迷信，才能真正体验到宇宙的真相而非我们对宇宙的想象。

随机性第一法则：随机性确实存在。

其实我们都在使用避免随机性的心理机制。当我们在讨论“因果报应”时，我们说的是毫不相关的事件之间达成的宇宙平衡；我们相信有运气存在，无论是好运还是霉运，我们也相信祸不单行；我们甚至认为自己会受到月相和星运的影响；若谁不幸罹患重病，那一定是作恶遭了报应。

但是，很多事情无法完全预测和充分解释。对于好人和坏人，对于星运好和星运不好的人，灾难的发生是随机的。有时候你尽可以猜想未来，但随机性会击溃任何笃定的预测。有些肥胖者、瘾君子和超速摩托车手确实会比你活得久，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而且，随机事件也可以模仿非随机事件。即使最厉害的科学家也很难分辨真正的效应与随机误差。随机性可以让安慰剂变成灵丹妙药，也可以让无害的化合物变成致命的毒药，甚至能凭空造出亚原子粒子。

随机性第二法则：有些事情无法预测。

如果到拉斯维加斯的赌桌旁观察，你总会发现一些认为自己运气爆棚的人。他们刚赢了几局，就认为自己会一直赢下去，所以他们总是在下注。同样，还有一些输家，他们的大脑也会疯狂地驱动他们去下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输得这么惨，好运总该到来了吧。所以，他们不会离开赌桌，因为他们害怕一离开好运就来了。

和我们认为的相反，造就赢家的并非什么神奇的力量，也不存在否极泰来的宇宙公平。宇宙才不在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输赢呢，每一次掷出的骰子并无区别。

无论你多么细致地观察骰子的运动和那些赢家的一举一动，下一次还是会完全摸不着头脑。每一轮掷骰子的结果和之前的结果完全无关，所以试图通过观察建立赌桌规律是必定会失败的。在这样完全独立和随机的事件之间建立模型，显然是缘木求鱼。

随机性是人类智慧遇到的挑战，因为我们的逻辑、科学和思维能力对宇宙的预测仅限于当下。无论用什么方法，创造什么理论，用什么逻辑都很难预测下一个骰子的点数，你错误的概率总是5/6。

随机性第三法则：单个随机事件无法预测，但作为整体它们似乎可以被预测。

随机性令人望而生畏，哪怕是最精妙的理论也对其难有作为，对于神奇有趣的自然领域我们也只能置身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随机性就等同于不可知。

随机性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使得随机过程能够被理解和预测。

哪怕单个的随机事件完全无法预测，但是一系列独立随机事件作为整体却是可以预测的。这些随机事件越多，整体就越能被预测，这是大数定律的体现。大数定律是一种数学定理，即一件独立的随机事件无限重复后，它发生的概率就会趋于一个稳定的算术平均值。另一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是中心极限定理，它能告知我们独立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均值在正态分布中的位置。有了这些工具，无论面对看似多么杂乱和诡异的随机事件，我们终能进行稳定准确的预测。

随机性缔造了最稳定和最神圣的物理定律。若一个原子在充满气体的盒子里随机运动，它的运动轨迹完全可以用一系列确定的方程来描述。热力学定律也得益于大量随机事件的可预测性，它们的无可争辩性正是因为随机性法则是如此绝对。

这好像是一个悖论：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属性正好造就了最可靠的预测。

54EXTERNALITIES外部性

54　外部性

罗伯特·库尔茨班（Rob Kurzba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进化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著有《人人都是伪君子》。

当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时，可能会给别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但在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因为无意的伤害对他人进行补偿；同样，他人也不会因为我无意的善举而对我感恩戴德——这就是所谓“外部性”。在以联结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总是难免影响他人，所以“外部性”这一概念有着非常广泛而重要的意义。

外部性可大可小，可好可坏。我还住在圣塔巴巴拉的时候，那些一心想把自己晒得黝黑的阳光浴者就建立起了正外部性（虽然很小，却非常积极），他们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让那些陌生人身心愉悦。人们可以免费欣赏这样的风景，但是同一片沙滩上的轮滑者却破坏了这样的外部性，他们打破了人们在沙滩上数脚印的浪漫，制造了负外部性。

当下，外部性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因为某一个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地球另外一边的世界。为了生产出你所需要的商品，生产者可能会造成工厂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污染，这就是生产的副作用。只要污染水源和空气没有任何代价，我就不会尽力减少污染。

在个人层面，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对他人造成外部性。我开车，就会增加其他人遭遇堵车的可能性。你在看电影时收到短信，想偷瞄一眼短信内容，都会招来异样的眼光。

外部性的概念有很强的实用性，因为它能让我们关注到那些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如果你不曾关注过外部性，你也许会认为解决交通拥堵的最佳途径就是修更多的道路。这可能会奏效，但是另一种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是让创造负外部性的司机承担代价，向他们收取道路使用费，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在伦敦和新加坡等地，交通拥堵费制度正在被严格执行。如果我在上下班高峰期进城要付费，若不是非去不可，那我宁愿乖乖待在家里。

如果能够理解外部性，我们就明白在一个整合性的复杂系统里，任何一个小小的有意行为都可能带来非常复杂的结果，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杀虫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最初使用杀虫剂，是为了在蚊虫猖獗时减少疟疾的传播，但后来它造成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它毒害了许多动物（包括人类）；其次，它导致了蚊虫的耐受性增强。后来，杀虫剂的禁用虽然制止了这两种负面影响，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严重的副作用——那些对杀虫剂有高耐受性的蚊虫增加了疟疾传播的可能性。

外部性的关键在于迫使我们思考行为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世界越小，这样的问题就越突出。它强调了平衡的重要性，不仅包括某种政策的收益和预期成本之间的平衡，也包括这种政策和预期外成本之间的平衡。而且，外部性能让我们更好地处理意外伤害的问题，比如利用财务激励创造趋利避害的外部性。

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外部性，不仅能让我们更小心地避开自己对周围人的伤害，哪怕这些伤害根本是无意的，而且能让我们更好地进行决策，比如等到电影散场后再查看短信。

55CONSTRAINT SATISFACTION约束满足

55　约束满足

史蒂芬·科斯林（Stephen M.Kosslyn）

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影像与记忆》（Image and Mind）。

“约束满足”概念对于提升人们的推理和决策能力至关重要。“约束”指的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或进行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而“约束满足”就是一个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过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情况下都只有几种方法能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

举个例子，我搬了新家，妻子和我讨论如何摆放卧室的家具。我们有一个旧床头柜，因为太破旧了所以必须靠墙放。而其他家具的摆放也有各种要求（约束条件）：我们有两个小茶几必须摆在床头柜的两边；有一把椅子，阅读灯必须放在椅子边上；还有一张沙发缺了一个脚，需要用书垫着，我们想将沙发摆放得别人看不到垫沙发的书。这些都是我们在室内设计时必然会遇到的现实问题。答案总是这样的：一旦我们选定了床头柜的位置，叮！格局就全都确定了！只剩下一面墙能让沙发靠着摆放，而椅子和阅读灯也只剩下一个地方能放了。

通常来说，约束条件越多，能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方案就越少，尤其当这些约束条件都非常“强”的时候。所谓的强约束条件就像是小茶几的摆放位置，我们很难有其他办法去满足。相反，一种“弱”的约束条件，比如床头柜的摆放，就能有多种满足方式（可以靠着各个墙面放）。

如果遇到不相容的约束条件应该怎么办呢？如你家离加油站非常远，所以你想买一辆电动车，但是你的钱却不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约束条件都同样重要，只要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被“充分”满足，你就能获得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法。在上述例子中，尽管最佳的交通方案是买一辆电动车，一辆耗油量不大的混合动力车或许就是最好的方案。

而且，一旦你开始了约束满足的过程，你就会更轻易地找出其他的约束条件。如当你在决定要买什么车的时候，你可能会从预算和加油站这两个因素开始考虑。然后，你就开始考虑满足你需要的车的大小、保修时间和款式。你可能会有一些妥协，满足了一些方面的要求（比如油耗）就必须放弃另一些方面的要求（比如款式）。即使这样，其他的约束条件依然可能是决策的关键。约束满足无处不在，比如：

◎它是福尔摩斯和算命先生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每条线索都看作约束条件，寻求一个能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方案。

◎它是相亲网站的工作过程——找到客户的约束条件，确认其中最重要的条件，然后在对象库里寻求最符合这些条件的相亲对象。

◎它也是你找房子的策略——衡量各种约束条件的重要性，如房子大小、价格、地理位置以及邻居。

◎它也是你每天早上的必修课——挑选色彩和款式“搭配”的衣服。

约束满足之所以这么普遍，是因为它并不强求“完美”的方案，最终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和你有多少约束条件需要满足，以及满足到什么程度。

约束满足不是线性的，你完全可以同时考虑所有的约束条件，让它们混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仔细思考”似乎构成了无意识之外的所有约束满足。

总之，创新往往来源于约束满足。新菜品的诞生往往都是因为大厨找不到某种配料，所以不得不用其他配料替代，新菜由此被创造出来。创新也来源于约束条件的改变、排除和增加。爱因斯坦的主要突破就是从他意识到时间并不一定是从匀速运动开始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束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创新，而一个过于开放和无序的问题之所以很难找到解决方案，可能正是因为它毫无约束。

56DUALITIES二象性

56　二象性

斯蒂芬·亚历山大（Stephon H.Alexander）

美国哈弗福德学院物理学副教授。

我曾一直对纽约东北部的布朗克斯区里的一个街区抱有疑惧，这一次我却满面微笑前往，因为字典里的某个新词能唬住那里的小流氓——“二象性”！当我走到东225号街的2号站台时，小流氓们正等着我。我说：“嘿！你们知道什么是二象性吗？”没想到他们上前拥抱了我，并跟我狠狠地击了掌。然后，我就成功返程了。

在物理学中，二象性是最美妙却被低估了的概念之一，它让我们能从两个角度来描述同一种物理现象，我们常常需要灵光一闪来发现这两个角度。但是，二象性的能量远非对同一事件的重复表述，因为那没有必要在物理中用很多例子证明，单一的角度是没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的，某种“之外”的特征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我将用两个例子来阐释“突现属性”，并在最后进行总结。

我们最熟悉的是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这让光子（和电子）才能完美解释原子物理和化学的结合。波粒二象性认为物质（如电子）既有波的特质也有粒子的特质，神奇的是量子力学是如何体现波粒二象性的。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传统解释，波是一种行波振荡，所以电子可以在其中作为粒子存在。

在量子隧穿的例子中，生命会变得很奇怪。在量子隧穿中，电子因为其波性特质可以穿过障碍物。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个物体动能小于障碍物的势能时，物体是无法穿过障碍物的（如一座山）。但量子力学预测粒子可以穿过（或隧穿）障碍物，哪怕它的动能小于障碍物的势能，这也是你为什么可以使用U盘和CD播放器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认为金属中的电子传导是经典物理学的重要成就。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传导的发生就是因为电子的波性特质。我们称电子穿过周期性晶格金属的运动为布洛赫波。当电子的布洛赫波出现建设性的干扰就会出现导电现象。而且，波粒二象性带我们预测了超导性：电子（或夸克等）是如何实现无电阻导电的？

在目前的量子引力理论与相对论宇宙学研究中，理论学家们正在用另一种二象性来解释那些未知的问题。全息二象性这一先锋理论是由伦纳德·萨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和杰勒德特·胡夫特（Gerard’t Hooft）提出的，后来由胡安·马尔达西那（Juan Maldacena）发展为AdS-CFT对偶（Anti-de Sitter-Conformal Field Theory，反德西特空间-共形场论对偶）。这种理论一方面通过一般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加强版）描述了量子引力现象，另一方面也通过更低时空维度的非引力物理学对量子引力进行了双重描述。虽然已经有了波粒二象性，我们还是要继续探求这种二象性带来的新的物理学。

全息理论似乎对量子引力坚持另一种解释，比如：圈量子引力。研究者也在坚持弄清全息理论背后的真正意义，以及这些实验的潜在预测。

二象性使得我们能够超越单一分析角度去理解并利用物理属性。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某一天二象性将会超越物理的范畴而进入其他领域？时间的双重性将告诉我们一切。

57DUALITIES二象性

57　二象性

阿曼达·格夫特（Amanda Gefter）

《新科学家》杂志书籍和艺术版主编，文化实验室创始人、主编。

这是近代物理学最奇怪的概念之一，它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融合到了一起，它们有着不同的维度数、时空几何和物质基础。20年前，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两个完全迥异且相互排斥的世界。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有别的选择：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可以并存，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潜在本质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二象性这一概念出现的时候完全是反直觉的，但是物理世界充斥着二象性。当物理学家试图统一量子理论和引力理论时，他们发现有五种不同但同样有效的弦理论。这是一种尴尬的多产，毕竟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万物普适理论”，而不是五种。但是，二象性被证明是解释事物本质的关键因素。值得一提的是，这五种弦理论最终都被证明是互容的，是对单一理论的不同表达。

最为激进的二象性理论可能是理论物理学家胡安·马尔达西那（Juan Maldacena）在1997年发现的。马尔达西那发现五大维度的怪形宇宙中的一种弦理论在数学上与一般粒子的量子理论（适用于宇宙的四维边界）具有二象性。有人可能会说，世界是由粒子组成的或是由弦组成的。二象性让互相排斥的假设都变成了真理。

在日常语言中，“二象性”还有其他含义，它意味着明显的二分：男性和女性、东方和西方、光明和黑暗。但是，物理学领域的二象性概念提供了强大的新含义，让我们快速深刻地理解同时正确的两种不同事物。因为我们的文化话语正在不断地单极化，所以二象性的概念比以往更加陌生但更有必要。在我们的日常认知工具中，二象性能让我们摆脱典型的布尔逻辑、二值、零和思维，在这些逻辑和思维中，对错分明，没有共存一说。有了二象性，我们就有了第三种选择：可能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也可能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或者还有可能，我们的观点是二象性的。

这不是说我们会陷入一种相对主义，也不是说不存在单一的真理。而是说，真理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为微妙，它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果我们通过多种形态来理解它的话。

58DEFEASIBILITY可消除性

58　可消除性

塔妮娅·伦布罗佐（Tania Lombrozo）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心理学家。

从表面上看，可消除性因其逻辑和认识论的根源是一个温和的概念。如果一个推论可能被额外的信息“推翻”的话，那么它就是可消除的。与那些彻底的演绎命题不同，消除性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仍然可以被修改，无论它多么确定都只是暂时性的。

所有科学家的声明（无论是写进教科书的定论还是一般的猜测）都可以具有可消除性。所有的声明都永久接受被细化和推翻，永远对未来研究敞开，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这绝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科学伟大的原因之一。因为科学推论可以被消除，它们也就能接受开发和揭示，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最终偏离我们所钟爱的假设。

可消除性的概念在人工特质和自然智慧中非常有价值。无论是科学推理，还是日常推理，都要接受新数据的严格考验，它们可能会推翻目前的观念。有了新数据后，进一步深入检查就可能发现原来的古董可能是假的，所谓的罪魁祸首可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应对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习惯的认知系统，包括演绎和那些可消除的推理。

如果我们意识到可消除性不是一种艺术的温和表达，而是我们对所有思想的正确态度，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概念。在盲目信仰和极端怀疑主义之间，有很宽阔的人迹罕至地带。不可更改的包票是愚蠢的，会在无形中让人们放弃质疑。在应对不确定的世界时，可消除的信念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临时确定性。

识别我们意识中可以修正的部分是理性讨论和进步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在科学、政治、宗教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协商中，都是如此。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朋友和敌人，都能意识到他们的观点是可以消除的，并采取相应行动，该是什么样的图景啊，我觉得这肯定是我的福音。当然，也可能是我错了。

59SUPERVENIENCE！随附性

59　随附性

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

哈佛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哲学家。

世间有很多东西：树、车、银河系、苯、卡拉卡拉浴场、胰腺、渥太华、倦怠、沃尔特·蒙代尔。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一个词——“随附性”。随附性是一个简洁概念，来自英美哲学，为万物如何与其他事物相关联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框架。

随附性的操作性定义有些尴尬——随附性是两种性质之间的关系。一个由性质所构成的集合A和一个由性质所构成的集合B之间具有随附性，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东西x和y来说，如果x和y都具有B所包含的所有性质，即x和y相对于B是不可区分的，那么x和y也会具有A所包含的所有性质，即x和y相对于A也是不可区分的。

这一定义有着令人敬佩的精确性，却让人难以理解随附性到底是什么。随附性其实就是不同层次真相之间的关系。以电脑屏幕显示图片为例，在高层次上，即图片的层面上，可能展现了一只狗坐在划艇上，蜷缩在一件救生衣的旁边。但屏幕的内容可能被描述为像素——一系列的像素点及其颜色。图片随附着像素，因为屏幕的一个图片层次的性质（狗和划艇的存在）不能和另一个图片层次的性质不同，除非这两个屏幕在像素层次的性质上也有不同。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像素和图片是同一件事情。但关键是，它们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图片随附像素，但是像素不会随附图片，因为屏幕可以在有不同像素层次的性质时，却没有图片层次的性质差异。例如：同样的图片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大小和分辨率，哪怕降低一些像素，图片内容还是不会变。如果想更简单地理解随附的不对称性，可以思考“什么决定了什么”。像素能决定图片，但是图片却不一定能决定像素。

随附性的概念应该传播得更广，因为它能让我们清晰地思考很多事情，而不仅仅是像素和图片的问题。例如：随附性解释了物理为什么是最基础的科学，为什么物理研究的内容是最基本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其实不是，或不一定是。物理之所以是最基础的科学，是因为宇宙中的万物，从你的胰腺到渥太华，都随附着物质形式（可能我的说法会让“物理学家”心花怒放）。如果宇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那它就一定包括一个和我们的胰腺一样的胰腺，和一个加拿大的渥太华一样的渥太华。

当我们要解决三个相互冲突又紧密相关的事件时，随附性尤其有用：（一）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二）思维与大脑的关系；（三）事实和价值观的关系。

有时候，人文学家感觉科学就像一个帝国，野心勃勃地想要吞并人文，将一切都变成电子、基因、数字和神经元，这样就能将所有事情都“解释”为那些让生命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想法伴随着蔑视或恐惧，取决于这样的野心能否实现。在人文学家看来，科学家有时确实专横，认为人文学家的追求很幼稚，认为人文学家和人文科学都不值得尊重。随附性能让我们思考：科学与人文如何共存，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觉得科学在侵蚀人文的地盘，而且在多大程度上这样的感觉是有根据的或没有根据的。

我们能看到人文学家和科学家在研究不同的事情。人文学家关注爱、仇恨、美丽、残忍和我们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概念；科学家们研究的是电子和核苷酸。但有时候科学家貌似更贪心：物理学家总是试图构建一个完全的物理理论，通常被称为“万能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TOE）。如果人文学家和科学家研究的是不同的东西，那如果物理学家的研究覆盖了所有东西，人文学家还能研究什么呢？或者说，非物理学家还能研究什么呢？

有一种观念认为，万能理论就是万能的，而另一种观念认为，万能理论不是万能的。万能理论解释的万物都是与其他万物随附的。如果两个世界在物理上是一样的，那么它们在人文上也就是一样的，包含着同样的爱、仇恨、美丽、残忍和其他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万能理论就让其他理论全部失效了——无论如何都不会！万能理论不会告诉你麦克白和义和团乐队（The Boxer Rebellion）的乐趣。

也许来自物理学的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今天有真正的威胁，那也应该来自行为科学，尤其是将高中时代的“硬”科学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的科学。我认为典型代表有三个：行为遗传学、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我研究的是道德判断——一个经典的人文课题。我在人们做道德判断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以此达到一部分研究目的。最近我开始研究基因，我的研究被进化思维所引导。我的研究假设是：思维随附着大脑，我尝试以竞争的神经机制解释人类的价值观，包括个人权利与更大利益之间的冲突。

按照我的个人经验，我可以说这样的研究会让一些人文学者不太高兴。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人文中心做了一次演讲，在之后的讨论中，一位著名的教授说，我的演讲让他感到不适，不是因为某个具体结论，而是整个方法论。人文学科的主题一直随附着物理科学的主题，但是在过去，人文学科可以轻易忽略物理的细节，就像欣赏图片的人可以忽略像素的问题一样。现在，这还行得通吗？可能吧，或许这取决于个人兴趣。但无论如何，这都不值得过于担心。

60REPLICABILITY可复制性

60　可复制性

布莱恩·克努森（Brian Knutson）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及认知科学副教授。

因为造访的老师们提出了互相矛盾的哲学观，村民们只好去问佛他们应该相信谁。佛说：“你必须自己去思考……这些事情自然会成为你的福祉让你感到幸福，由此，你也可以自在地行事和生活。”很难想象，这样具有经验性的回答来自一个宗教领袖，而非一个科学家。

“亲自看一看”是不言自明的科学信条。进行实验并报告结果是不够的，其他重复这个实验的人必须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被称为具有“可复制性”（replicable）。尽管科学家内心都很敬重可复制性，但是通常不会明确奖励它。

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可复制性是非常自然的。人类的神经系统旨在对快速的变化进行反应，无论是微弱的视觉频闪还是具有冲击性的狂喜。着眼于快速变化才具备适应性，因为我们不需要为那些已经过去的机会或危险费神。但是，面对慢慢变化的问题，固着于变化将是灾难性的，“温水煮青蛙”就是一个例子。

文化会影响我们对变化的关注。在科学中，一些影响力很大的期刊乃至整个科学领域都非常强调新颖，通常都热衷于复制一大堆没有意义、无法发表的成果。更形式主义的是，科学家常常根据它们的新颖性而不是可复制性进行评价。日渐流行的“h指数”用数字量化了它们的影响力。如果某个人发表了5篇论文，且每一篇都被引用5次以上，那么这个人的h指数就是5。某些领域的影响因子具有相关性（比如物理），问题就会出现。比如：某博士可能会通过发表一些具有争议而非可复制证实的研究成果，来获得很高的影响因子。

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可复制性指数“r”来对影响因子进行补充呢？“r指数”可以用来表示某位科学家首先发现了r个独立效应，而且这些效应被r个研究独立复制证实过。如果某人发表了5种独立效应，每一种效应都被复制证实过5次以上，我们就说其r指数是5。复制指数肯定比引用指数要低，因为文章必须首先发表才能被复制，但它们体现了研究质量的不同方面。除了引用指数之外，复制指数可以应用到杂志和研究领域，抵御并衡量发表作品中的偏差。

复制指数可能对非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有用。大多数泡在实验室的研究者都会本能地觉得，大多数观点，以及那些偶然产生或解释不严谨的观点都是行不通的。然而，他们知道可复制性意味着他们已经有所收获了。但对公众来说并非如此，公众面对的都是经过可怕的媒体过滤后的科学发现。结果，一般大众和记者一再发现，最近的某个违背直觉的研究结果又被更奇怪的研究结果推翻了。可复制性的测量可以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持续进步的研究成果。有了这样的限制，在公共政策中使用可复制性标准就会很有趣，有望以此改善健康、教育状况，并遏制暴力。使用可复制性对优化个人习惯也是非常有利的，如更有效的饮食、锻炼和工作等。

我们应该支持复制，而不是诋毁它。大家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复制是偶然，而不应该是一种规则。正所谓水滴石穿，所以，可复制性才能造就最可信的成果，无论是科学研究、媒体报道，还是其他领域均是如此。更广泛地说，可复制性是评估个人与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如《卡拉玛经》说的那样，复制甚至能让我们知道应该相信谁。

61PERMA幸福感五要素

61　幸福感五要素

Martin Seligman

马丁·塞利格曼

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之父，

著有《真实的幸福》《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活出乐观的自己》

《教出乐观的孩子》《持续的幸福》等。

所有人都拥有幸福感，这有可能吗？科学家引发的核武器战争、人口爆炸、能源短缺、反优生学、心智碎片化等，常常会粉碎人们的乌托邦梦想，那些东西似乎预测人类即将毁灭。虽然我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是抱定乐观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能进行系统的思考，美好的未来也并非没有可能。

首先，我们应该整理出构成幸福感的因素，并探索这些因素如何能得以实现。我将在这里说明测量这些因素的方法。

幸福感是个人和社会的自主选择，而且是非常积极的自主选择。幸福感的测量因素必须具有排他性、独立性，最好具有全面性。我认为幸福感有五个因素建构而成，他们有一个非常生硬的缩写——PERMA：

P：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

E：投入（Engagement）

R：良好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s）

M：意义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

A：成就（Accomplishment）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近10年有了一些进展，总结起来，相较于“生活满意度”，PERMA是更为全面的幸福感测量指数，而且它涵盖了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指标。PERMA可以用来测量个人的幸福感，也可以用来测量组织甚至是城市的幸福感。英国政府正在采用PERMA测量国家的幸福指数，并作为GDP之外的一个衡量公共政策的标准。

PERMA是一个描述美好生活环境的“简化抽象概念”。

那么在充斥着诸如贫穷、疾病、压力、侵略和无知等的恶劣环境中，PERMA如何呢？恶劣环境阻碍了PERMA的形成，但它并非毫无存在的可能性。要知道，抑郁和幸福感并非完全负相关（-1.00），它们的相关系数是-0.35。收入和幸福感的相关也呈现一个曲线，收入一旦达到“安全网”之上，收入的增加对生活满意度的贡献会越来越小。

传统的科学和公共政策只关注如何改善和弥补那些负面的因素，但是PERMA表明那是不够的。要拥有共同的幸福感，我们应该测量并努力建构PERMA。而这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提升自己，仅仅摆脱抑郁、焦虑和愤怒并努力赚钱是不够的，你必须直接建立起PERMA。

如果你问：如何才能建立起PERMA？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也许Edge下一年可以设置“科学对人类幸福感的作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注：本文作者马丁·塞利格曼“幸福五部曲”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2A PROXEMICS OF URBAN SEXUALITY大都市性空间关系学

62　大都市性空间关系学

斯丹法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

米兰理工学院建筑师、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客座教授、Abtiare杂志主编。

每一个房间、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城市里，运动、关系和空间都由人际之间的性吸引和性排斥所决定。哪怕是最难逾越的种族和宗教差异，也可能在激烈的性吸引中瞬间消失。而那些最温暖人心、最具有凝聚力的社区也可能因为缺乏性爱的张力而土崩瓦解。为了理解国际化、性多元的大都市如何运转，我们必须了解都市性空间关系学。

63TANSTAAFL天无免餐

63　天无免餐

罗伯特·普鲁文（Robert R.Provine）

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著有《论笑》（Laughter：A Scientifc Investigation）。

“天无免餐”的意思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这句话都有着深不可测的力量。这句谚语来源于沙龙，如果你携带高价酒出席，沙龙才会免费为你提供午餐。科幻小说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用《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sh Mistress）这部1966年的经典之作教给了我这一人生哲理，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一直警惕着免费午餐的潜在代价。

人无法不劳而获的真理被诸如物理学（热力学定律）和经济学广泛印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引用这一谚语作为他的作品名称。物理学家显然已经明白这一道理，但很多政治经济学家还在投机耍滑。

我在课堂上经常会提起“天无免餐”，从孔雀开屏的生理成本到人类为了强调时空变化而扭曲客观真实的神经系统。雌孔雀会根据雄孔雀的羽毛和魅力来选择配偶，同样，进化后的人类更倾向于接收感觉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不是完全不失真地接收几米之外的光线和声音。这样一来，午餐的价格是合理的，它经过了自然选择过程精确公正的计算，这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好买卖。

64SUBSELVES AND THE MODULAR MIND亚自我和模块思维

64　亚自我和模块思维

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T.Kenrick）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性、谋杀及生命的意义》。

尽管你能清晰感觉到有一个独立的“自我”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但是心理学的一些分支方向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幻象。那个让你和不回电话甚至借钱不还的朋友断交、让你AA餐费绝不吃亏的理性“自我”，在面对子女、爱人和合伙人时判若两人。

30年前，认知科学家科林·马丁代尔（Colin Martindale）就提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亚自我。这一观点呼应了刚刚兴起的认知科学。马丁代尔的核心概念几乎都很简单，比如选择性注意、侧抑制、状态依赖记忆、认知解离等。尽管我们的大脑里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神经元在运转，但如果不刻意在海量的信息里进行选择性屏蔽，我们就连路都没法走了。即使你随意走在马路上，大脑也会因接收到许多信息——路上人们不同的年龄、口音、发色、衣饰、姿态等，更不用说那些过马路时要小心的路边广告和汽车——而超负荷运转。所以注意力是具有选择性的。神经系统会根据侧抑制原则进行选择，侧抑制原则是在某神经元受到刺激的时候，由此产生的神经冲动将对邻近部位神经元输入的信号产生抑制性影响。在视觉中，侧抑制能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漏洞，眼睛被光刺激后，视网膜附近的神经元会被抑制，出现暗区边界更暗、亮区边界更亮的现象。比这种局部的“边界侦测”机制更为高级的是“形状侦测”机制，让我们能区别b、d和p，区分不同单词、句子乃至语境，比如判断“嗨，今儿过得怎么样”是搭讪还是准备推销。

状态依赖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对摄入信息进行分类，以供以后在不同环境中提取使用。如果你在某咖啡厅喝咖啡时遇见一个陌生人，那么下一次你们在星巴克而不是酒吧相遇时，你会更容易记起他的名字。我从意大利回来几个月后，一旦喝醉还会张牙舞爪地说意大利语。

马丁代尔认为，这种抑制机制和解离的最高水平会造成日常生活中的解离性人格障碍。也就是说，我们同时有许多个活跃的亚自我，想完成某一件事情必须让某一个亚自我暂时主宰自我。

在现代进化心理学兴起之前，马丁代尔就提出了活跃亚自我的概念。如果将他的认知模型结合功能模块（functional modularity）来理解，会更加有力。因为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动物和人类会用多种多样的心理过程来解决不同问题，因此，受进化论影响的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大脑中并没有处理信息的单一器官，而是通过多个系统相结合以解决各种适应性问题。以此类推，我们各自的大脑里并非有着不同的亚自我，而是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着一系列的功能性亚自我——一个和朋友相处，一个寻求自我保护（免受坏人的伤害），一个追逐名利，一个寻找伴侣，另一个维持婚姻（这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有一个为人父母。

知道每个人都有着相互独立的亚自我，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中的不理性和不一致，比如同一个决定对于子女是合理的，对于朋友或爱人却会显得蛮横无理。

65THE RATIONAL UNCONSCIOUS理性无意识

65　理性无意识

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著有《宝宝也是哲学家》。

20世纪关于心理机制最伟大的发现不是“意识”，而是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而进入大众视野的“无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是一种激烈的自我，往往缺乏有意识的认知与推理。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弗洛伊德观点的不科学性，但它仍然广为人知。

真正能体现科技进步的“无意识”研究应该是图灵的“理性无意识”。如果像《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想呈现科学的“无意识”，那它就应该让一群拿着计算尺的书呆子出镜，而不是拿着手枪的女人，这样至少能让观众们产生一种更有用的思想，虽然可能对票房无益。

洛克及休谟等早期的思想家有一些心理学发现，尽管他们用来描述这些发现的基本概念是“观念”。现代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的研究开始于思考高度意识化和严密的“人体计算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布莱切利园里破译德军密码的女人们的组合。图灵最早的洞见是：人类计算的方式完全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机器中实现。机器绝对能够利用和“人体计算机”一样的理性步骤去解密德军情报。由继电器和真空管组成的无意识计算机可以和血肉之躯的人体计算机一样成功解密。

接下来，图灵发现，我们可以将人类思维和大脑也看作一个无意识的计算机。布莱切利园里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运转自己的大脑，她们的每一点发现都是非常重要和准确的，尽管她们自己并未察觉。在一堆混乱的图片中发现某个目标的隐藏信息是很困难，同时也很重要的，在纳粹繁杂的电报密文中发现潜艇信息也极不容易，但人们却能奇迹般地做到这一切。

近期的认知科学家又在“理性无意识”的理论中加入了“概率”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借此描述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并可以设计出一种能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的计算机。借助于概率的逻辑，一个系统能准确了解世界渐变的概率模型，验证众多假设中的某一个，并根据新的证据不断修正假设。这样的工作依赖于某种逆向工程，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理性系统是如何从证据中得出最佳推断的，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些无意识的思维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策略带来了认知科学的一些重大进展，却未能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性、暴力和进化心理学（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场景，它们被电影导演借鉴使用，用来提高票房）。视觉科学研究的，是我们如何将投射在视网膜上的杂乱信息整合为对外部世界的准确感知，它可以说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最为成功的分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视觉系统能够理性加工那些投射在视网膜上的信息。视觉科学家一开始研究的是如何解决视觉的局限性问题，但深入之后发现问题在于大脑的运行机制。

关于理性无意识的概念也改变了我们对那些传统上认为的非理性生物，如对小孩和动物的科学理解，也改变了我们日常思维。弗洛伊德的理论将婴儿定义为幻想、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即使是在经典的皮亚杰理论中，年幼的儿童也处于前逻辑阶段。但是当今科学研究发现，如果早期儿童是无意识的，那他们的学习、归纳与推理能力与他们的经验将无法匹配。理性无意识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婴儿在看似没有任何意识思维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

理性无意识对于日常思维的另一贡献在于，它能将有意识的经验和我们颅腔内的灰色粘性物质（gray goo）联系起来。我们的经验和大脑之间的差别巨大，所以人们对那些表明知识、爱和信仰是作用在大脑中的研究，总是感到新奇和怀疑。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经验及神经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总认为我们能了解自己的思维，我们有意识的经验就是最佳佐证。但是很多有趣的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理性无意识思维和有意识的经验截然不同。例如，尽管我们总能在无意识中做出微妙的概率判断，但我们对于概率的有意识理解却是极其有限的。关于意识的研究只让我们意识到，思维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微妙且难以预测。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切，神经科学家必须突破简单区分脑区功能的“新颅相学”窠臼，因为理性无意识已经不止表明了大脑功能的区域，还揭示了大脑功能的机制和动因。不得不说，视觉科学走在了前面，一些视觉科学研究表明，某些特定的神经元网络能像计算机一样解决视觉问题。

当然，理性无意识有它的局限性。视觉幻象说明我们精确的视觉系统也会犯错。虽然有意识的反思有时候也会误入歧途，但它提供了一种纠偏功能作为理性无意识的补充，就像为眼镜配上度数合适的镜片一样，科学家也无非就是在纠偏而已。

理性无意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明白，理性发现不是那些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艰涩研究，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天赋能力。真正去深入挖掘我们的内在与童真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幸福，或者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但却能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聪明。

注：本文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著作《宝宝也是哲学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6THE PHENOMENALLY TRANSPARENT SELF-MODEL现象透明自我模型

66　现象透明自我模型

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 Metzinger）

德国美因茨大学和法兰克福高等研究所哲学家，著有《自我的隧道》（The Ego Tunnel）。

自我模型是我们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的内部表征。如果一种表征是有意识的且不能作为一种表征被体验到，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表征从现象学上讲是透明的。因此，透明的表征对于我们对自我的直接与即时体验，催生了现象学中的朴素的实在论——你能直接与即时感受到的就一定是真的。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了自我模式：透明的自我模型必然产生有关自我的有意识的真实体验。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在某些信息加工系统中，自我的现象学是如何成为必然的，尽管这些系统从未也永不会成为自我。但是从经验上来看，我们可能仅仅就是这样的系统而已。

67THE PERSONALITY/INSANITY CONTINUUM人格-错乱连续体

67　人格-错乱连续体

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进化心理学家，著有《付出》（Spent：Sex, Evolu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我们总是在正常和异常行为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正常的人来说，这是在强调与确认自己的正常状态。但是，这并不准确。心理学、精神病学和行为遗传学都发现：在人格特质的“正常变异”与“异常”的精神疾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我们对于精神错乱的本能态度大错特错。

要真正理解精神错乱，我们就必须了解人格。关于人格特质有一个科学上的共识：人格可以由五个维度来解释。大五人格理论阐释人格的五个维度分别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大五人格分布呈现典型的钟形曲线，五个维度在统计上相互独立，具有遗传性，在一生中相对稳定，在我们选择朋友和配偶时会将其作为无意识的选择标准，而且在黑猩猩等其他物种中也发现了相关维度。大五人格特质可以广泛预测人们在学习、工作、婚姻、养育、犯罪、经济和政治中的行为表现。

精神疾病往往和大五人格特质中的非适应性的极端特质有关。过分的责任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而低水平的责任感则可能造成药物成瘾和其他冲动控制障碍。情绪稳定性差意味着抑郁、焦虑、躁郁、边缘性和表演型人格障碍。外向性低的人可能会有回避型或分裂型人格障碍。低宜人性的人可能有心理变态和偏执型人格障碍。高开放性的人可能介于分裂型人格障碍与精神分裂之间。相关的双胞胎研究发现，这种人格特质和精神疾病之间的相关性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基因层面。在某些人格特质上比较极端的父母的后代也会有相关的精神疾病。

通常情况下，“精神错乱者”只是在人格特质上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成功特质更极端一些，或是比让我们感到舒服的程度更极端一些。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精神病。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精神障碍，其中大多数表现都不明显，只有小部分会被表现出来。这里面不仅包括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典型的精神疾病，也包括愚蠢、无理性、无道德、冲动、异化等多种形式。正如积极心理学这个心理学新领域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程度都不完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不同方面发疯。但是，传统的精神病学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思维，坚持将发生率高于10%的都称为障碍。

人格-错乱连续体概念对精神卫生政策和护理方面非常重要。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的修订过程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在于：精神病学家主导着这一争论，但美国医疗保险体系要求在病人获得药物与治疗前，必须有一个独立清晰的诊断。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只批准有明确诊断的精神病药物。保险和药物批准等将各种精神疾病的定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它们变得相互排斥，其诊断只是基于简单化的症状清单。保险公司为了省钱，也不同意将害羞、懒惰、易怒、保守主义等常见的人格变异列入参保范围。但是科学家并未意识到保险系统的重要性。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是将有利于美国的保险商与食品、药物管理局方面，还是会保证国际上的科学精确性，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我们的很多本能直觉都是错误的，哪怕它们通常是适用的。直观物理学，如时间、空间、重力、动力等一般物理概念，和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宇宙学并不一致。而我们直观的生物学，如物种本质论和目的论等概念，与进化论、种群遗传学和同化理论也有很大出入。无论是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康德学派，还是与利他主义相比，我们本能的道德性，如自我欺骗、裙带关系、宗派主义、人类中心论、苛刻惩罚等，都显然与道德价值观格格不入。很显然，我们直观的精神疾病观也有同样的局限性。我们能越早发现这些问题，就越能更好地帮助那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抱有更谦卑的态度。

68TEMPERAMENT DIMENSIONS气质维度

68　气质维度

海伦·费雪（Helen Fisher）

罗格斯大学人类学系研究教授，著有《谁会爱上你，你会爱上谁》。

沃尔特·惠特曼曾说：“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我从未见过两个相似的人。我自己虽然是双胞胎之一，但和姐姐也并不相像。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但是，人格却存在着一些固定模式——人们表达思维和行为的不同风格——心理学家称之为“气质维度”。我认为这一概念应该纳入我们的认知工具箱。

人格由两种基本的特质组成：“性格”和“气质”。性格特质是由经验产生的，你的童年游戏、家庭兴趣和价值观、社会中人们表达爱与恨的方式、亲朋好友对礼貌和危险的定义、周围人表达崇拜的方式、他们唱的歌、他们的笑点以及他们谋生和放松的方式，无数这样的文化因素建构了你独特的性格特点。但是，平衡你人格的是气质，也就是造就你的感受、思维和行为一致性的生物性倾向。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说：“我就是我，以及我周围的环境。”气质就是“我就是我”的部分，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基础。

人格变量中40%～60%的变异都可以用气质特征来解释。气质是可遗传的，在人的一生中相对稳定，有着特殊的基因遗传路径及激素或神经介质系统。而且，我们的气质特征会聚合为几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与四种大脑系统中的一种相关，这些系统与多巴胺、血清素、睾丸素、雌激素/催产素相关。每一种气质类型都包含了不同的气质维度。

多巴胺系统中的特定等位基因，与探索性行为、激动、寻求体验和冒险、容易厌倦和没有束缚等特征相关。热情也和多巴胺系统的变化紧密相关，还包括缺乏内省、能量和动机增强、探索身心、认知灵活性、好奇心、产生创意、语言和非语言创造性等也与其相关。

与血清素系统相关的特征包括：社交、低水平焦虑、外向以及“无亲密朋友”测试项上平均分数较低，同时伴有积极的情绪、宗教热忱、服从性、有序性、觉察性、具象思维、自我控制、注意力保持、对新鲜事物的低水平兴趣，以及对图像与数字的创造性等。

对细节的高度关注、对重点的强化以及狭窄的兴趣面，都是与睾丸素系统相关的特征。同样，睾丸素也与情绪控制、情绪爆发（尤其是愤怒）、社会主导性和侵略性、较低的社交敏感度以及较强的空间与数学敏感度相关。

最后，与雌激素或催产素系统有关的特征有：流利的语言表达、语言学习能力、同理心、教育能力、建立社会性依恋的动机，以及其他亲社会倾向、情境性思维、想象力和心理灵活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四种气质维度的结合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格特质。人是具有可塑性的，但我们不是任由环境刻画的一张白纸。一个好奇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充满好奇心，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好奇的内容会有所变化。顽固的人也可能一直固执，有序的人可能永远谨慎，而宜人性高的人也将总是温和的。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违背自己性格的行为，但这样的后果总是劳心劳力。从生物角度来说，人们更倾向以自己的模式，即气质维度，进行思维和行动。那么，气质维度能如何帮助我们进行认知呢？因为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所以对我们和他人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理解、取悦、说服、惩罚、奖励和爱护他人，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世界统治者。因此，气质维度非常实用。

在招聘中，那些表现出寻求新鲜感气质维度的人可能在常规严格的工作中表现不佳。气质谨慎的人可能会在高风险的岗位上感到不舒服。果断、意志坚强的高雄性激素水平的人不太适合与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合作。而那些富有同情心、雌性激素水平较高的人则很难胜任那些需要铁面无私的工作。

管理者的团队中也可能会有这四种气质类型的成员；大学新生可能会根据气质而非背景的相似程度结为室友；无论是在商业团队、运动队、政治党派中，还是在师生关系中，如果他们之间的观念更接近，并有着更多样的认知工具，他们的工作也会很高效。以此类推，我们也能与我们的孩子、爱人、同事和朋友进行更有效的沟通。我们不是由一串DNA组成的玩偶，正如那些有酗酒生理倾向的人总在不停地戒酒。我们对自身的生物性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领会文化的塑造力。

69HEAT-SEEKING MISSILES热跟踪导弹

69　热跟踪导弹

戴夫·维纳（Dave Winer）

纽约大学新闻系访问学者，先锋软件（博客、播客、RSS、大纲窗口、Web内容管理）开发者。

我在纽约的新家让我明白：虽然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但最好不要经常承认这一点。

当你徘徊在曼哈顿人行道的障碍物之间时，你会从自己的思考中分心，开始观察那些你遇到的人。如果你只是站着看那些行人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自己在运动时盯着别人看，别人可能以为你想跟他谈一谈。

这样不好，显得太弱了。可能迎面而来的人流没有注意到，但和你对视的人就可能直接冲进你的人行道里来了。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转向避开他，但即使这样也可能避不开，因为对方也会不自觉地转向同样的方向。这样似乎显得你很有吸引力，实则是因为你的空间也是他人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没有选择，只能和他人迎面相撞。在纽约街头的行走礼仪中，这是必须注意的。

所以，人们总是在人行道上低头看自己的手机，发短信或者接收邮件。他们就像是热跟踪导弹，追踪你的热量。

我认为不仅仅在纽约是如此，这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特质。我们总是四处寻求盟友。

2005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海边。那里的海滩很长，而且人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开车去寻找游泳的最佳地点。如果你开得远点儿，你就可以独享海滩。所以我会把车开到僻静的地方，停下车去冲浪。但我回来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辆车停在我车的旁边。他们完全可以把车停在一英里以内的任何地方，但他们就是这么做了。

快把这个加入你的认知工具库！

70OBJECTS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理解和交流的对象

70　理解和交流的对象

理查德·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

建筑师、制图师、TED大会创始人，著有《33：理解变化和理解的变化》（33：Understanding Change&the Change in Understanding）。

对我自己来说，我一直梦想我的认知工具箱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和交流对象。

这些对象会回应我——它们在我谈话的时候点头，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们还会促使我展开拓展好奇心的旅程。

这个工具箱是一个用疑问的针和无知的线缝制而成的口袋，不断装进新的知识。

这里面有很多地图和模式供我选择，而我也希望能贡献一点点力量。

我想要一个能点头的iPhone、iPad或iMac电脑。

第一部电影是对舞台剧的录制。iPad和Kindle是用来存放杂志、报纸和书籍的。

而我想要的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的复杂程度，用不同语言进行交谈的新形态，而且它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的细微差别。

我想在这些顿悟与灵感编织而成的白日梦之间自由翱翔。

我想我们就快破茧而出了。

我们已经感受到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71CONTINGENT SUPERORGANISMS情境型超级生物

71　情境型超级生物

Jonathan Haidt

乔纳森·海特

社会心理学家，著有《正义之心》《象与骑象人》。

人类是利他主义的长颈鹿，是自然的怪胎，我们能够实现像蚂蚁那样细微的群体协作。人类已经成为一种超级生物，但和群居昆虫这种超级生物不同，我们的群居不以血缘为基础，而是基于暂时而具体的特殊环境，尤其是在群体冲突中，如战争、体育竞技和商业竞争等。

自从1966年乔治·威廉斯（G.C.Williams）发表了《适应与自然选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后，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手打造了一个虚无的利他主义社会。任何一个人或动物的利他行为都会被解释为自私的伪装，最终目的还是亲属选择（有助于保存基因）或互惠利他主义（人们只会根据自己的获益程度决定利他程度）。

但最近几年，人们开始认为“生命是一种垂直型的自我复制”，自然选择能同时在多个水平上进行，正如伯特·荷尔多布勒（Bert Hölldobler）和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最近合著的一本书《超个体》（The Superorganism）里所描述的那样。在这样的垂直结构中，如果某个水平上的“搭便车”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例如所有个体都能将自己的财富和生死视为一个整体，超级生物就形成了。整个生命史上这样的重大转变很少，但是一旦发生，产生的超级生物就会取得大范围的成功，真核细胞、多细胞生物和蚁群都是这种转变的例子。

基于荷尔多布勒和威尔逊对蚁群的研究，我们将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帮助群体克服威胁的成员所组成的功能性单位称为“情境型超级生物”（他们面临的威胁也往往来源于其他情境型超级生物）。这是人类力量最高尚与最强大之处，也是蜂群式组织的成功秘诀，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垂直型企业，还是如今富有流动性的网络公司，都受益于这样的模式。这是军队训练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兄弟会、消防队和摇滚乐队的原因，更是法西斯主义的梦想。

掌握“情境型超级生物”的概念能帮助人们突破40年来生物还原论的窠臼，对人类的本质、利他主义和人类潜能产生更为准确的理解。它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我们在某个具体情境中会热衷于将自己献祭给宏大的事物。

注：本文作者乔纳森·海特著作《正义之心》《象与骑象人》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72NEXUS CAUSALITY, MORAL WARFARE, AND MISATTRIBUTION ARBITRAGE因果关系、道德冲突和错误判断

72　因果关系、道德冲突和错误判断

约翰·托比（John Tooby）

进化心理学开创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室联合主任。

如果我们能做到哪怕不喜欢他人的观念，也能接受并使用这些观念，我们会变得更聪明，因为我们那些明显狂妄自大的自我和内群体意识都是愚蠢至极的。在一个陌生、广阔、复杂而令人惊讶的世界里，我们一开始都是狂妄自大的。只有通过伟大的概念才能使我们摆脱这样的无知，激发我们的真知灼见，形成并拓宽我们的理解。这些伟大的发现让我们目瞪口呆，却难以被正确自由地使用，原因大概是它们能揭穿我们那些表面的成功，其实只是难堪而惨烈的失败。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俄狄浦斯那样有担当——哪怕先知曾经警告过他，他依然坚持将破碎的现实还原。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因为我们的软弱，“想要看清眼前的事物，需要不断奋斗”。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奋斗？疯狂而盲目地关注眼前及关注点之外的东西更为容易，困难的是像俄狄浦斯那样虽然成功却如履薄冰、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真相。

哪怕是微小的个体进步，都能对集体智慧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带来人群互动多层面的连锁反应。如果这样的智慧传染和放大类似于夸张，我们可以想一想现代最平庸的工程师，他们因为有了微积分便能理解、设计并创造出超越达芬奇或柏拉图的成就。无限小这一概念很伟大，牛顿的那些违反直觉的思维开辟了现代科学的实验时代（也是瓦解权威的时代），带来了“零”的概念、熵、波义耳的元素说、数学推导、自然选择、随机性、颗粒遗传说、道尔顿的原子论、分布、形式逻辑、文化、香农对信息的定义以及量子，等等。

就如何理解我们的现状，有三种简单的思维工具：因果关系、道德冲突和错误判断。因果关系本身是在历史进化中形成的，能将我们对环境的表征简单化、图式化和聚焦。这种认知机制指引我们以原因为思维中心，即一个结果必然由某种原因引起。但要思考得更加全面和准确，我们就应该将结果理解为不同因素（包括阻碍条件的缺乏）的交互和关联的产物。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当苹果成熟时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呢？是因为受地球引力的吸引吗？是因为苹果茎干枯了吗？是因为由于太阳曝晒或是自身太重，或是风吹动了它吗……”现代科学家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回答托尔斯泰的问题。但是，作为随机认知工具的使用者，我们的进化取决于那些能及时奏效的关键技能。因此，人类进化出了能突出因果关系的思维表征，我们操纵原因就能获得希望的结果，而那些不受我们操控的稳定因素（例如重力和人类本能）就被排除在了我们对原因的认知之外。同样，那些因果关系中的可变因素（风吹），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却能用来预测结果（苹果落地），也能用来表征我们对原因的认知，并让我们尽力规避风险。因为喜欢单一原因的简单思维，复杂因果关系常常被我们的认知所忽略，如果这一弱点被居心叵测者利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就会被削弱，而我们对癌症、战争、暴力、心理问题、无神论、失业、天气和贫穷等现象的“原因”（无论是精英的、科学的，还是大众的）的讨论都会变得非常荒谬。

我们生存在进化的社会规则中，因此我们会认为他人的行为和结果由自由意志（即目的）所导致。也就是说，我们将“人”视为如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施动者”（the originator of his own actions）。假如结果不为我们所喜欢，我们就会忽略这种因果关系而归咎于施动者本身。我们假设任何结果和关系链条的回溯重点是人。归咎于他人的思维能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责令他人，避免我们不喜欢的结果（或让其达成我们倾向的结果）。更直白地说，如果发生了很多人认为的坏结果，我们就有机会从各种因果关系中最终将矛头刻意指向我们的敌人（显然是替罪羊）。人类的道德心理学大多南辕北辙地演变出了道德战争，即残忍的“零和游戏”，攻击往往表现为通过污蔑或公开归咎于对手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而防守则是让对手抓不到攻击自己的把柄。

归咎的道德游戏只是错误归因的一种。例如，流行病学家建议你最好在1905年后再成为内科医生，因为此前伊格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的数据显示，后来的医生接生存活率比以前提升了一倍。既然在其真正发生作用几千年前内科医生就已存在，为什么这几千年会有内科医生？经济学家、预测者和专业的基金组合经理的成功率并不高于自然概率，但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薪酬。基于那些连气候历史都无法正确推导的气候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粮价已经上升到了惊人的地步。哪怕原告的患病概率并不高于其他人，律师也能为原告争取到巨额补偿。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每个现实事件的因果关系中，复杂性和混淆因素造成了不确定性。归因和归咎中的些微偏差（做错比不作为更严重）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错误信任与责罚。如果病人能恢复，那是因为我的英勇努力；如果不能，则是因为潜在疾病本身非常严重。这样的归因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能摒弃道德战争与更广泛的错误归因，我们至少能结束那些泯灭人性的有害错觉。

73STRUCTURED SERENDIPITY构建偶然

73　构建偶然

杰森·茨威格（Jason Zweig）

新闻记者、《华尔街日报》个人理财专栏作家，著有《当金钱遇到大脑》。

创造力如鲜花，美丽却不常开，但我们或许可以系统地培养发现美的能力。心理学家萨尔诺夫·梅德尼克（Sarnoff Mednick）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有些人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发现看似随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联结。如果要求在“轮胎”（wheel）、“电力”（electric）和“高的”（high）后面接一个词，在某些创造力测验中得高分的人可能会接上“椅子”（chair）。不久之前，马克·荣格-比曼（Mark Jung-Beeman）在西北大学的认知神经实验室发现，顿悟（“是的，就是它！”）的瞬间往往发生在大脑突然转移焦点的时候。在我们大呼“我知道了！”的狂喜瞬间，大脑会暂停对即时或熟悉的视觉信息的加工。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总是（常常是不自觉的）闭眼思考之后才能顿悟。对我来说，这至少说明创造力能通过外界因素的精心设计而得到强化和提升，途径至少有两种：变换学习的内容和场所。我自己每个星期都会读一种科学新领域的报纸，而且会在不同的地方阅读。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能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心智联结。更有趣的是，当其他人无意识进入这个环境时，与他们产生的关联仿佛构成了我的阅读背景。我不会揭穿这样的感受，因为这种联结就像是含羞草，你一摸它，它就会收缩，你只能安静地保持原状，等待它的绽放。

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曾说，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源于偶然。作为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我所希望的就是将自己置于偶然性的道路上，用那些鲜有人知的方法去学习新思想，总结旧思想。我将放任我的好奇心去探索，就像通灵板上的占卜一样，不受约束。

我会在业余时间做一些阅读练习，因为在报社担任编辑实在难以满足这样的体验需求。但是，去年我最兴奋的时刻是在我写一篇报道文章时，这一篇文章报道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投资者容易被老年骗子所骗。让我窃喜的是，我后来意识到，启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曾阅读到的关于鱼群（裂唇鱼）利他行为的研究。

虽然我的文章很受欢迎，但读者们绝对没法想象我花了多少业余时间在阅读《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科学杂志上。如果这些阅读能有利于我更好地去理解金融市场（事实的确如此），我的读者们也会间接受惠，变得更聪明。如果不能，那么唯一的危害就是浪费了我的休闲时间。

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周花几个小时去阅读与我们工作无关的研究文章，而阅读的地方也应该和我们日常工作的场所毫无关联。这样精心构建的偶然性或许在培养创造力方面有益无害。

74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最佳解释推论

74　最佳解释推论

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

哲学家、小说家，著有《上帝存在的36个理由》。

我一个人在家工作，突然听见敲门声，然后脚步声渐渐近了。我慌乱了吗？这完全取决于我对这些声音的解释，我的注意力会迅速被调动起来并高速运转以形成解释。是我的丈夫回家了，还是钟点工到了？坏人破门而入，还是我们这老旧房子发出的噪音，又或是不可思议的神迹降临呢？除了最后一种可能性，我们都可以通过补充细节将这些可能性都变成对这些声音的最佳解释。

为什么不是最后一种解释？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是关注这类问题的第一人，他说过：“事实不能用比事实本身更诡异的假设来解释，在众多的假设中，最平淡无奇的一种将会被采纳。”

“最佳解释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虽然广受推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领悟到了真谛。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提出了这一概念，它可以作为皮尔士“不明推论”（abduction）的代替品。哪怕它仅仅能迫使人们思考什么是一个好的解释，也应该为每个人所掌握。所谓“最佳”，已经在一切选项中做出评判，公然成了标准。不同的解释之间存在差异，客观来说某些解释显然更好。“最佳解释”同样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最佳”意味着从众多选择中脱颖而出。各种各样的现象造就了多元化的解释（事实上是无穷无尽的可能解释），但是其中大多数的解释都能通过皮尔士的筛选方法去掉。我们在剩下的选项中做决定，选择的标准就是：越简单越好，与已有信念一致，没有什么特别设定，能解释绝大多数现象，甚至是最可爱的那个。

但是，有时候这些标准也会相互冲突。所谓最佳解释推论，并非死板的逻辑演绎或归纳，由观察到的样本推论那些未观察到的总体，而是超越了演绎和归纳的思维。

“最佳解释”归纳拓展了科学本体论，让我们能够由可见世界探索未知，能从亚原子颗粒（也可能是弦）了解暗物质和宇宙的隐秘力量。“最佳解释推论”能让我们从行为中了解他人。我看到别人的手一靠近火就迅速抽回，而且会马上热泪盈眶并开始飙脏话，就明白了手被烫的感觉。也正是“最佳解释推论”让我理解了权威者的言论，我将他们的言论解释为他们拥有这样的信念，当然有时候这并不是最好的解释。基于“最佳解释推论”，我相信我对自我之外世界的认识是基于我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如果没有物质身体，什么能够解释上述这些问题的意义呢？“最佳解释推论”足以抵御那些令人颓废的怀疑主义。

很多科学家就“最佳解释”的评判标准进行了激烈争论，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相对于宗教的解释，我们更迷信科学的解释。而充满理性色彩的“最佳解释推论”概念，会引发更加激烈的争论，因为它要求在众多评判标准中决出优劣，正如本文开头皮尔士的推论——那些诡异的假设往往都不是最好的解释。

75THE SENSES AND THE MULTISENSORY感官与多重感官

75　感官与多重感官

巴里·史密斯（Barry C.Smith）

伦敦大学高级研究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BBC全球服务电台系列节目《大脑奥妙》（The Mysteries of the Brain）策划及出品人。

很久以来，我们对“感觉”一直有着错误的认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你身边的人：人类有几种感觉？答案十有八九是：五种（如果他不跟你大谈特谈第六感的话）。为什么是五种？如果真的只有五种感觉，那么当你在上下运行的电梯里，在往返的火车上，以及在左右摇晃的船上，内耳前庭系统产生的平衡感是什么呢？当你闭眼时让你感受到自己四肢存在的本体感觉又是什么呢？痛觉、热觉和冷觉又是什么呢？你是否认为它们只是触觉的一部分，就如抚摸天鹅绒或丝绸时候的感受一样呢？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把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都划为感觉呢？

当代神经学家认为，人有两套独立运行的视觉系统：一套系统决定我们对事物外表的感受，另一套系统用来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眼睛可能被幻象欺骗，但我们的手却能准确判断事物的形状和大小。

不仅如此，我们也有两种嗅觉：一种是以吸入为标准的外部嗅觉，它让我们在环境中发现食物、捕猎者和烟；另一种是呼气之后产生的内部鼻后嗅觉，它让我们能够判断食物的品质，然后决定是接着吃还是扔了它。不同的嗅觉会带来不同的愉悦感：外部嗅觉会让我们产生对美味的期待，而内部嗅觉会让我们得到满足。但是期待并非总能得到满足。你是不是觉得煮咖啡时总是香味诱人，但喝起来却味道一般？这多少有点儿令人失望。有趣的是，巧克力总是闻起来和吃起来味道一样，因为它总能满足我们对味道的期待，所以巧克力总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

除了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还有一些其他对感觉的研究新发现。我们过去总是分别研究各种感觉，而且主要集中在视觉。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知觉加工的开始和结束阶段，感觉不是独立而是相互联结起作用的，这样能让我们对周围环境产生更加丰富的感受。在现实情境中，只有视觉和听觉的情况其实很少，我们总是享受着由视觉、听觉、嗅觉、体觉和味觉组成的丰富感受，任何一种单独的感觉都无法企及。但是我们在体验丰富的感觉之后，并没有仔细思考不同的感觉在其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清醒状态下嗅觉一直在起作用。那些丧失嗅觉的人会得抑郁症，而且相对于那些因丧失视觉而抑郁的人，丧失嗅觉的人在一年之内恢复健康的可能性更低。原因是他们在熟悉的地方已经闻不到熟悉的味道，而他们熟悉的人所携带的味道也消失了。而且，丧失嗅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味觉也消失了。如果让他们品尝食物，他们承认自己能分辨出酸咸苦辣，但由于鼻后内部嗅觉的丧失，他们无法品尝出其他味道。

所谓的“味道”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研究课题，因为它不是仅由舌头产生的，而是由味觉、触觉和嗅觉混合而成的。触觉能让我们区分出油腻的酱汁，以及各种劲道、松脆或已经变质的食物。新鲜的脆薯片和变软的薯片的唯一区别是松脆程度。我们所谓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就是内部的鼻后嗅觉，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丧失嗅觉的人认为自己无法尝出味道的原因。味觉、触觉和嗅觉不仅能形成我们对食物和饮料的体验，而且能融合为我们所谓的味道，食品学家称之为“美味体验”。

美味体验是多种感觉的集合，味觉、嗅觉和躯体感觉的信息会混合成整体，使我们无法分辨。这是我们最为复杂的感受之一，视觉和听觉对其也有影响。酒的颜色和我们咀嚼食物的声音都会影响我们的体验和对食物的评价。面部三叉神经的激活会让我们吃辣椒时觉得“很热”，而吃薄荷时觉得“很凉”，尽管实际温度并没有变化。

在感觉体验中，多重感觉很常见。在剧场里，我们不仅用耳朵来听，我们也用眼睛对剧场的声源进行定位——尽管我们坐在环绕立体声的剧场里，却仍可以“听见”声音是从屏幕上演员的嘴里发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腹语式效应[10]，就像我们内部的鼻后嗅觉被认为是因咀嚼而产生的味觉。感觉之所以被定位在口腔，是因为我们的咀嚼和吞咽活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让我们认为嗅觉就发生在那里。

另一种多重感官来源于跨通道效应，某一种感官的激活会引发另一种感官的激活。当我们看着别人嘴唇的动作时，能更好地理解对方说的内容。香草的气味能让饮料“尝起来”更甜，所以我们常说香草闻起来是甜的，可它本身并没有甜味。商品生产厂商非常了解这样的效应，并积极利用它们，比如洗发水的香味会让头发“摸起来”更柔顺；红色饮料“喝起来”是甜的，而浅绿色的饮料“喝起来”是酸的。在很多情况下，视觉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情况并不绝对。

前庭系统不幸受损的人总会觉得世界在旋转，哪怕他的眼睛和身体都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而对前庭系统正常的人来说，他们的大脑会根据视觉和体觉来进行正确判断。所以，正是得益于这些相互配合的感觉，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这个世界可不是单一感觉的世界，而是充满了多重感觉。

76NEGATIVE CAPABILITY IS A PROFOUND THERAPY负能量是一种深刻治疗

76　负能量是一种深刻治疗

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

编剧、导演、“本体论—歇斯底里剧场”（Ontological-Hysteric）创始人。

请接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观点吧，这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作为一个编剧，而非科学家，面对Edge的年度问题，我想到的是济慈（书信中）的“负能量”概念——在不确定性、神秘与疑问中保持清醒与冷静，不要“急于追逐事实和理智”。

负能量概念对所有类型的疾病，包括智力、心理、精神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是一种深刻的“治疗”。对此，我想到了爱默生的名言：“艺术（是不是包含所有的智力活动？）是创作者‘创作’的最佳‘途径’。”

这是一条崎岖蜿蜒的道路。（纽约就要用平坦的沥青路取代我的鹅卵石小道了。这些庸恶的官员们和井底之蛙般的“科学家们”！无非是为了车儿跑得更快，建一些无聊浮华的高楼而已。）

哈，搞定！我肯定是本次年度问题最短的回复者啦！是我的思维太匮乏还是这个思维太过显而易见，长久以来都被忽略了呢？

77COLLECTIVE INTELLIGENCE集体智慧

77　集体智慧

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

科学作家、国际生命中心创始主席，著有《理性乐观派》。

聪明人，诸如一些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会假设智力是人类成就的关键。他们选出最聪明的人去组成政府，请最聪明的人做经济规划，并信任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他们甚至会去推测人类智力的进化过程。

但是他们搞错了！人类的成就和个人智商完全无关。人类统治着地球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大的大脑，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和人类大脑一样大，但我们只能说它们是另一种会捕猎的猿。通过进化得到的1 200立方厘米的大脑有很多神奇的功能（比如语言），但这对文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某些经济体比另一些更出色的原因绝不是其掌舵者更聪明，某些地区的研究发现更多也不是因为当地的人更聪明。

人类的成就完全是一个网络运作的结果。通过职业和专业化的分工，把不同的大脑集合在一起，人类社会就发现了提高生活水平、承载能力、技术完善度和知识库的途径。我们可以在所有现象中发现这一点：技术与太平洋岛屿上相互联系的人口规模相关联；对于隔绝独居的人来说技术会失效，就像塔斯马尼亚人；希腊、意大利、荷兰和东南亚贸易城市的繁荣；贸易方式的创造力。

人类成就建立在集体智慧之上，在这样的网络中，神经网络的节点就是人本身。每做一件事情逐步熟练后，通过交换、分享和整合成果，人们就能学好那些他们甚至不了解的事情。正如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Read）在其文章《我，铅笔！》（I, Pencil）中所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制造一支铅笔，这样的工艺已经分解到数以万计的石墨矿商、伐木工人、设计师和工厂工人之中去了。

这也正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观察到的，中央计划为何总是不奏效的原因——哪怕是最聪明的脑袋也没法匹配集体的智慧，只有集体智慧能弄清如何分配消费品。自下而上的集体智慧，正是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查尔斯·达尔文所强调的东西，也是哈耶克在其伟大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所阐述的，而我希望这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认知工具。

78AN ASSERTION IS OFTEN AN EMPIRICAL QUESTION, SETTLED BY COLLECTING EVIDENCE断言往往是能通过大量证据解决的经验问题

78　断言往往是能通过大量证据解决的经验问题

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尤金·希金斯教席教授，著有《嫉妒与鄙视》（Envy Up, Scorn Down：How Status Divides Us）。

最重要的科学概念是：断言往往是能通过大量证据解决的经验性问题。大量的残片不能成为数据，而观点的堆积也不是事实。经过同行评审的定量科学证据才能沉淀为知识。故事只是故事，小说虽然鼓舞人心，但科学才能解决问题。

79YOU CAN SHOW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DANGEROUS BUT BOT THAT IT’S DEFINITELY SAFE你可以证明有些东西绝对危险，但没法证明它绝对安全

79　你可以证明有些东西绝对危险，但没法证明它绝对安全

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

《经济学人》杂志数字编辑，著有《舌尖上的历史》。

在我看来，更广泛地理解你无法证明一个问题不存在这一事实，可能会引发公众关于科技争论的升级。

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无数次遇到别人要求证明某种技术“确定无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证明世界上没有黑天鹅一样。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寻找黑天鹅，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也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因为没有证据并不意味着证据不存在。

你能做的是换个方式寻找“技术的危害”。如果试遍了你想到的所有方法都没能找到，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缺乏证据”同时意味着“目前来说是安全的”和“我们依然不能确定它是否安全”。当科学家们这么说的时候，常常会被指责强词夺理。但是如果大家都能理解“你可以证明有些东西绝对危险，但没法证明它绝对安全”，将会非常有利于公众话语。

80ANTHROPOPHILIA人类智慧

80　人类智慧

安德鲁·雷弗金（Andrew Revkin）

记者、环保主义者、《纽约时报》Dot Earth博客写手，著有《世界尽头的谜与险》（The North Pole Was Here）。

为了在这个人类影响越来越大却又充满惊喜的地球上生存下去，最需要的是人类智慧。我将这个词理解为一种精确而冷静的自尊乃至自我欣赏，这是一个当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不确定和意见分化极大的决策时会使用的概念。

这个概念来源于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的“亲生命性”（biophilia）概念，也就是人性中关注和重视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非人类世界的部分。很久以来，我们都没有深入思考和接受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可能会更重要），以及我们自身内部的自然。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为了持久进步付出的努力始终围绕着两个思想：“我好悲惨”和“我们可耻”，同时还恰到好处地参杂了一部分“你好可耻”的思想。

问题是什么？

悲惨是有麻痹性的，而责备常常是分裂性的，所以我们会忽略真正的目标。英国石油公司和我们这些使用石油的人，谁才是那个坏人？围绕这些概念的讨论常常会引发一些政策辩论。曾有人向我描述了气候问题，他在说了一大堆后得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结果：“9·11”恐怖袭击和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忽略了某些警示信息而导致的。

就像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所说，我们有“神圣又邪恶”的两面性，更加全面地思考我们的本质，能让我们识别出那些我们可能犯错的问题。识别这种倾向的简单行为可以优化我们的决策，或者至少在下一次能帮我们纠偏那么一点点儿。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每当我走进厨房，我就知道自己会拿饼干而不是苹果。如果能事先考虑一下的话，我完全可以不摄入那几百卡路里的热量。

以下是这个概念在更大规模上的例证：

人类总是无法从地方性的灾难中吸取广泛意义上的教训。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学生和老师死于校舍坍塌。而美国俄勒冈州西北海岸成千上万的学校都面临着卡斯凯迪亚断裂带发生地震的威胁，但是他们在加快翻修的投资方面依然十分落后。社会学家明白，即使已经有这么多证据表明俄勒冈州面临的风险就像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清楚无疑，这种脱节还是会存在。但是，人们对“短期利益”的偏好是否引起了政策制定和经费核准方面的警惕呢？显然还没有。

社会科学家也知道，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超越了科学和政策的问题。在其他很多争论中，比如医疗方面，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两种阵营的成员——群体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信息加起来就显得毫无意义，每一个阵营都只选择能强化自己立场的信息，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信息才会改变他们原本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指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能在下一次会议中达成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对这样的现实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就越能从问题核心中寻求创新的方法，而不是无休止地在问题的边缘打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可用能源的名单大家的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

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经常提到，当我们面对多个维度的问题时，要有“天然的整体观”（crude look at the whole），他甚至还将它缩写为CLAW。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有必要在这种整体观中加入对人类行为和外表的诚实分析。

我们无法取代联合国或众议院，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建设性地讨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第一步就是要接受人性，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就是人类智慧。

81WE ARE LOST IN THOUGHT迷失于思

81　迷失于思

Sam Harris

萨姆·哈里斯

神经科学家，无神论者，著有《自由意志》。

现在请你注意眼前的这一段文字，感受你的呼吸，以及你坐在椅子上的感觉，就这样集中注意力坐一分钟，不要被任何其他的念头打扰。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你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你的孩子命悬一线，你一秒钟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于任何事情上，哪怕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行，你的意识会被拯救孩子的意识流所控制。这种被强迫带入不切实环境的做法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人类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

我不是想要否定思维的重要性，语言思维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人类计划、学习、道德推理和很多其他能力的基础。思维是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的本质，也是科学的基础。但是我们对意识流的定义正是人类痛苦和困惑的根源，即我们意识不到思想就是思想，它只是意识一瞬间的形态。

我们和自我思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悖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走在街上喃喃自语，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但其实我们自己也一直在跟自己说话，只不过我们没有说出口而已。我们无法通过语言了解目前的生活。我们会告诉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或者差点发生了什么，哪些应该发生，哪些还没有发生。我们会不断重申自己对未来的恐惧与担忧。与其说我们存在，倒不如说我们假设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假想我们和一个无比有耐心的朋友不停地对话。但我们到底在跟谁说话？

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能感受到自己是思想的思考者和经历的体验者。但是从科学的概念出发，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扭曲的观点，因为自我不是割裂的，大脑不是囚禁弥诺陶洛斯的克里特迷宫。在大脑皮层与神经通路中，人格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叙述的中心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观中心似乎只有一个。

我们的冥想传统也表明：我们生活在认知的幻觉里，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然而，思想禁锢的替代品在宗教中普遍存在。基督教徒每周都会不断重复对上帝的祷告，寻求一种深刻、清晰而平和的感受，并将这样的精神状态视为教徒的宗旨；印度教徒会花一个晚上来吟诵克利须那神的赞歌，他们会在瞬间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并认为是神对他有了恩典；而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徒会在几个小时内不停转圈，认为只要自己突破了迷思就能与安拉之神直接对话。

但恰恰是这些现象的普遍性推翻了任何一种宗教的神秘宣言。教徒们总是将自己的超验与神学、神话、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这样也就难怪科学家与无神论者都认为教徒们的说法是混乱思想的产物，是对科学敬畏、审美享受和艺术灵感等正常精神状态的过分夸大。

尽管一些经典的宗教体验值得经历，但宗教本身的错误性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希望真正了解思维，以此解决人类面临的大多数危险而持续的冲突，我们就必须学会在科学的环境中思考人类经验的边界。

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我们正迷失于思。

注：本文作者萨姆·哈里斯著作《自由意志》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82COGNITIVE HUMILITY认知的卑微

82　认知的卑微

盖瑞·马库斯（Gary Marcus）

纽约大学婴幼儿语言学习中心主任，著有《乱乱脑》。

哈姆雷特曾说，人类是理性和无限高贵的存在。可现实是，近40年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远达不到高贵的程度。了解我们的有限理性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理性论者。

我们所有的限度几乎都源自人类记忆的一个事实——尽管我们擅长将信息储存在大脑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提取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轻易辨认出自己读高中时的照片，却无法记住昨天早餐吃的是什么。错误的记忆会导致误导性的目击证词，甚至导致错误的判决；因为忘记了纪念日，导致夫妻矛盾；一些跳伞者忘记打开降落伞，甚至直接导致了死亡，据统计这一原因导致了6%的跳伞事故。

电脑的内存比人脑记忆强得多，因为计算机科学家发现了人类进化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根据各内存的“原图”组织信息，电脑中的每一个字节在内存里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存储位置，相反，人类似乎缺乏这样的记忆地图，他们不知道某些记忆存储在大脑的哪个地方，只能依赖线索或提示随意地提取信息。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能系统地搜索记忆，结果也就不如电脑（或网络数据库）搜索那样可靠。人类的记忆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大，例如，潜水员在水下测试时，能更好地回忆起那些在水下学习的词汇，即使这些词汇和海洋完全没有关联。

有些时候，这种对环境的敏感性非常有用。比如在厨房能更好地想起烹饪方法，而不是在溜冰场上，反之亦然。但这种敏感性是有代价的，当我们需要在一些全新的情境下进行回忆时，记忆提取就会变得困难。比如教育中最大的挑战之一——让孩子们学以致用，在真实世界中应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因为由环境驱动的记忆方法，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很难迁移到校园之外。最可怕的结果可能是人类总是能更好地记住和自己信念一致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与他们的信念相悖的信息。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他们很可能只是因为各自的信念让他们记住或关注了不同的细节信息而已。更好的思考方式当然是应该评估双方的辩词，但是这需要我们强迫自己去了解其他的可能性，而不是去做那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回忆和自己观念一致而非不一致的证据。

克服这种被称为“证实偏差”的心理弱点，需要我们一生不懈的努力。意识到我们深受其害是重要的第一步。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大脑的局限，就会努力去改进，通过训练不仅接受与自己信念一致的信息，也接受那些异于自己的其他信息，来弥补我们“自我证实”的天生缺陷和扭曲的记忆。

注：本文作者盖瑞·马库斯著作《乱乱脑》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83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变动基线症候群

83　变动基线症候群

保罗·凯德罗斯基（Paul Kedrosky）

Infectious Greed博客编辑，考夫曼基金会高级顾问。

当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1497年第一次看到纽芬兰大浅滩时，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鱼，很多很多鱼，多到难以理解的鱼。根据法利·莫厄特（Farley Mowat）的说法，卡伯特曾写道，水域中“满是鱼，可以用网捕，也完全可以用篮子捞出来”。但500年的渔业繁荣在1992年划上了句号。纽芬兰大浅滩的鳕鱼几乎捕捞殆尽，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强行关掉了渔场，导致30 000渔民失业，渔场再也没有重新营业。

到底哪里做错了？原因有很多方面。从工业化捕鱼到监管不力，各方面对不同时期渔场的境况习以为常更加速了衰败过程，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从繁荣到凋敝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发现异常，直到整个渔业被彻底摧毁。

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创造了一个短语来形容这样的生态无意识——变动基线症候群。他是这样形容这一概念的：“每一代的海洋生物学家都会以自己开始研究时的鱼类存量和种类为基线，并以此来评估变化。而下一代将使用新的鱼类基线，此时的存量已然大幅降低且种类减少。如此这般，基线不断下降，我们也逐渐习惯了物种资源的缓慢消失。”

这是一种无知和愚蠢的代际间数据遗失。大多数科学学科都有着非常连贯的数据，但生态科学没有，我们不得不依赖于一些二手的和片段性的材料。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知道什么是常态的，所以我们只能认定眼前的就是常态。

但是，眼前并非常态，基线在稳定而潜在地不断变化。同样，我们认定冬天一直是这么温暖或寒冷，我们认定北美东部森林里的驯鹿数量一直如此，我们认定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是正常的。所有这些基线都是变化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科学数据，信息的不足终会招致因忽略长期重要变化而导致的灾难。

如果你理解了什么是变动基线症候群，你就会追问什么是常态。这是常态吗？曾经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常态？如果这不是常态，我们就要停止降低基线并及时挽救。

84PREDICTIVE CODING预测性编码

84　预测性编码

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

爱丁堡大学哲学教授，著有《思维扩张》（Supersizing the Mind：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我相信“预测是大脑的基本机能”的观点，不仅在计算认知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艺术、人性，以及如何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预测性编码”这一术语目前在各种领域使用广泛，但是我在这里的使用是有指向性的，即大脑基于对摄入信息的理解产生感知、观念和行为，并以此进行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预测性编码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者有达纳·巴拉德（Dana Ballard）、托拜厄斯·埃格纳（Tobias Egner）、保罗·弗莱彻（Paul Fletcher）、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戴维·芒福德（David Mumford）和拉杰什·拉奥（Rajesh Rao）等。这些研究都使用了数学思维，并利用模型从细节上说明了这种编码如何产生感知、信念、决策和推论。

我的核心观点其实很简单：对世界的感知就是对自己感觉状态的成功预测。大脑基于已有的关于世界结构的知识，通过对事件接连发生的概率判断，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当预测和现实出现冲突时，就会出现错误提示，要求修正预测，甚至改变我们原有的知识。

我们将这样的模型和过去“自下而上”的感知模型进行了比较，在“自下而上”的模型中，从信息摄入到高级模型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从最简单的特征和功能开始，通过信息的积累不断升级，逐渐形成高级模型。但是根据预测性编码理论，情况正好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高层的预测决定了最底层的简单特征和功能，因为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普遍预期会层层往下设定预期的细节。

这种模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和世界的良好、坦承的互动其实意味着对于外部现实的准确预测。如果预测错误，那么我们起码要从错误中学习到新知识。这样看来，所有的感知都是某种形式的“熟能生巧”，并且我们无法了解感知的本质，除非它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训练。

其次，感知的过程会变得更加重要。预测性编码模型强调，一个情境中一般最先被感知的是大致轮廓（包括直接的情绪感受），在大脑利用信息逐步完善预测的过程中，细节将越来越充实。就像我们总是先看到森林，再看到具体的某一棵树。

再次，感知和认知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我们感知到什么，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感知到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知道些什么；而我们知道什么，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总是来源于我们感知到了什么，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感知到了什么。这在许多方面都对我们有启发，包括对许多心理和行为病灶的判断，对幻觉和错误信念共同造成的精神分裂症的解释，以及对常见的“证实偏差”的解释，即人们普遍更容易“找到”能够验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否定自己观点的信息。

最后，如果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修正预测，而且可以通过改变预测对象来避免预测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简洁有力地解释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对环境的操纵。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让预测成真，促进我们的体内平衡和情绪稳定，并维护更好的人际关系。

依据我的观点，将感知理解为一种预测，能让我们更好地体会直观感受的力量和潜在危险。我们对世界的直观感受，是由我们对见识和体验的预期所决定的。预测性编码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简洁可行的认知工具，它的使用范围将超越科学、法律和伦理，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85HIDDEN LAYERS隐藏层

85　隐藏层

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

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有《存在之轻》。

当我第一次弹钢琴时，每一个音符都需要我全神贯注。但经过不断地练习，我就可以弹奏出分句与和弦，甚至随手就可以弹出优美的旋律了。

我的大脑里一定有某种力量存在。

当然，这样的经验随处可见。当我们学习一种新语言时，新游戏通关时，以及适应新环境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境，看来这样的经验有着共通的机制。我认为可以从广义上来定义这样的机制：我们正在创造隐藏层。

隐藏层的概念来源于神经网络的研究。让我们来看看图85-1：

图85-1　隐藏层

在图85-1中，信息是自上而下传递的。感觉神经细胞（最顶层的眼睛）从外部世界接收信息并编码（也就是生物神经元的电脉冲，就像人工神经网络“神经元”的数据信息），然后将这些编码后的信息传递到其他的神经元，到达下一层。冷效应神经元（最底层）将信息发送到输出装置（也就是生物神经元联结的肌肉，或是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终端）。在最顶层和最底层之间的神经元既不能接收外部世界的信息，也不能直接对外部世界起作用。这一类的神经元只和其他层级的神经元发生联系，它们就是所谓的隐藏层。

最早的人工神经网络缺乏隐藏层，因此，它们的输出结果会简化接收到的信息。这种“输入-输出”的双层“感知系统”有着明显的缺陷。比如，如果在一张白纸上有许多黑色圆圈图案，这种双层系统就没法计算圆圈。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这种先锋科技发展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哪怕只加入一两层隐藏层，都能大大提升神经网络的性能。在当代，这样多层的网络已经被应用于计算大型强子对撞机中微粒撞击爆炸产生能量的基本模式，计算的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了空前程度。

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维厄瑟尔（Torsten Wiesel）因为发现了大脑中的视觉区域加工机制而荣获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发现，连续隐藏层首先提取出了有视觉意义的特征（如颜色或亮度的显著变化表明了物体的边界），然后将它们组合成有意义的整体，即基本物体。

在现实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将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原始模式的光子转化为有序的三维视觉。因为这样的转化无需意识，导致我们对这样的生命奇迹熟视无睹。但是当工程师们试图将这样的转化复制到机器人的视觉中时，他们才明白这是人类专属的奇迹。以人类的标准来看，目前机器人的视觉系统还是非常原始的。戴维·休伯尔和托斯坦·维厄瑟尔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的构造，也就是隐藏层的构造。

潜藏在具体物理对象中的隐藏层，形成了一种流行却抽象模糊的存在观念。每一个隐藏层的神经细胞都有模板，当它们从上一层接收的信息模式能和自己的模板匹配时（可有一定范围的差异），它们就会被激活并将信息传输到网络的下一层。用更精确的术语来说，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神经细胞创造并定义了一个新的存在概念。

但我们思考隐藏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网络建立之后的常规效力和性能与起初建立网络的难度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不同就像你学会钢琴之后和刚开始学习时，弹奏钢琴的难度差别。新的隐藏层在神经系统中是如何铺设的，对这一点的精确理解还是重大的科学未知课题之一，而我要讨论的就是这一重要的未知课题。

从神经网络中跳脱出来，隐藏层已经是一个具有超强解释力的万能概念。在我的物理研究中，我常常强调命名的重要性。当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将基本粒子命名为“夸克”时，他采用了一种诡辩式的命名方式。一旦这种方式被认可，物理学家就很难将它精炼成具有精确一致的数学性的东西。但是，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同样，在我将理论上的二维粒子命名为“任意子”（anyons）时，我知道我已经触及了最核心的概念，但是我并不期待这样的概念能发扬光大并变成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名字在隐藏的思维层次中创造了新的节点。

我认为隐藏层的广义概念抓住了思维方式的核心和精髓，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思维通过特别的方式创造了有用的概念，也就是隐藏的那些功能。因此，隐藏层本身就是最有用的概念，值得将其置于我们的隐藏层中。

86INTERBEING相生相在

86　相生相在

斯科特·桑普森（Scott D.Sampson）

古生物学专家、进化生物学家、科学传播者，著有《恐龙奥德赛：生命网上的化石线》（Dinosaur Odyssey：Fossil Threads in the Web of Life）。

人类的认知能力将大大受惠于“相生”这个概念，它来自于越南的佛教僧人释一行。他说：

“如果你是诗人，当你在看这张纸时，眼前将清楚地浮现一片云彩。因为若没有云，不会有雨；没有雨，树林就不能生长；没有树林，就无法造纸。纸在这里要有云。换言之，没有云，就没有纸。所以说云和纸互为彼此。我们称这种关系为‘相生’（inter-being），字典里没有这个词，它由‘相’（inter-）与‘生’（being）组成。生还是相生？你不能只有你自己，而是必须与万事万物相生。这张纸如此，万事万物皆是如此。”

对你来说，这一段话意味着深刻的智慧，还是只是新时代的繁文缛节，取决于你的修行。我认为，相生是一个确定的科学事实，至少它确实存在，而且这一概念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

在西方思维模式中，可以说最被珍视和最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对肉体的自我隔离，即相信我们的身体是相对独立且稳定的机器。一旦我们外化肉身之外的世界，我们就会迷失在对自我命运和自我保护的思考中。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独立观念只是一种幻象，因为我们不断地在和“外部”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你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物真的会离开外部世界变成你的一部分吗？同样，你呼出和排出的东西就不再是你的一部分了吗？我们的皮肤是一层完全可以渗透的薄膜，所以我们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个漩涡，很难判断“你”和世界的边界在哪里。通过阳光的赋能，生命将无生命的岩石变成了营养物，然后通过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进行循环，最终降解还原成了无生命的土壤，重新开始循环。而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与地球的循环密切交织着，这样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每七年就会全部更新一遍。

你可能会说：“好吧，万事万物都会变化。但那又怎么样？在任一时刻，我都是和他人区分开来的个体。”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你”不是单一的生命形式（即自我），而是由很多生命形式组成的。你的嘴巴里有至少700种不同的细菌，你的皮肤和睫毛也满载着微生物，而你的肠道里更是有着难以计数的肠道菌群。哪怕身体内还有一些区域，如大脑、脊髓和血管，没有细菌，但根据目前统计，我们的体内至少拥有10万亿个细胞和大约100万亿个细菌细胞。换句话说，在任一时刻，你的身体90%的组成部分都是非人类的，是数量比目前地球上的总人口数还多的各种生命的寄居地，它们的数量甚至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更有趣的是，微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从抵御病毒入侵到吸收食物营养，我们完全依赖于这些细菌的服务。

如果我们在不停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我们的身体每隔七年就会完全更新，我们是无数共生生物的移动寄居地，我们怎么还能说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呢？你绝不是独立的存在。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机器的偏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灾难性的。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漩涡中，这是流淌了数十亿年的河流中的一个瞬息万变且有无限能量的漩涡。在很多时候，划分自己与他人的界限是非常武断的行为。这样的界限出现在很多地方，它们被根据个人对自我的认识进行划分。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将自己看作一个可渗透、与他人交互的自我，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可以将自我置于更大的自我之中，包括物种的自我（人类）和生物圈的自我（生命）。相生的观念鼓励我们将其他的生命形式看作主体而非客体，看作历史长河中的同伴。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和其他有机物都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背景中必然而深刻的发展过程。

科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宇宙无论在宏观（如行星、恒星和星系）还是微观（如原子、基因和细胞）层面上，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而我们只进化到了中间规模或中型世界，即动物、植物和地形。但是，就像我们最终接受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这一非直观的科学事实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我们不在自然之外也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事实，我们其实完全沉浸在其中。“相生”这种古老智慧的表达会帮助我们理解激进的生态学，迎来亟需的思维模式革命。

87THE OTHER他者

87　他者

迪米塔尔·萨塞罗夫（Dimitar Sasselov）

天文学教授、哈佛大学生命起源学会主任。

“他在”和“他者”的概念让人类通过“我是如何与他人相关的”这样的自我提问感知到自己的身份，这是自我定义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他者”是一个被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哲学概念。近期生命与物理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这一概念的新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延展。

人类基因组和个人二倍体基因组的图谱、地理分布图谱、尼安德特人基因图谱，这些都是用来解决长久以来的人类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方法。解读人类的DNA密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将取代人类广阔而丰富的地球生活万花筒。“他在”有了新的意义。我们每个人体内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菌类成为我们肉身的基础所在。

天文学和航天科学正在积极寻找其他适合生命的星球，从火星和太阳系外的类地行星，再到其他绕恒星运动的超级行星。成功的概率可能取决于我们对生命本身化学基础多样性的认识——也许存在着虽不在DNA编码范围内，却能由其他分子编码组成的“他在”生命形式。我们在40亿年的分子进化过程中与“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这是我们可以在实验中模拟的宇宙挑战。合成细胞JCVI-syn1.0是第一个完全由合成基因制造出的细菌细胞，它是这个新领域的勇敢尝试。

因此，在这个探索的新时代，是时候思考“他者”及其广泛意义了。就像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在诗歌《小吉丁》（Little Gidding）里预测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回到当初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

88TIME SPAN OF DISCRETION判断时距

88　判断时距

保罗·萨夫（Paul Saffo）

技术预测专家、Foresight at Discern Analytics常务董事，斯坦福大学X媒体网络研究杰出访问学者。

在半个世纪以前，埃利奥特·雅克（Elliott Jaques）在给一家英国金属公司提建议时，就提出了深刻而富有争议的洞见。他提出，公司里不同层次的工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时间观。流水线工人关注于只要一个动作就能完成的任务，经理们将精力投入在那些需要半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指标上，CEO则是在追求实现公司几年后的愿景。

经过几十年的实证研究后，雅克总结：就像人们的智力有所差别一样，人们处理时间相关的复杂性事件的能力也有高有低。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时间观，雅克称之为“判断时距”（time span of discretion），或者说是个体能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最长时间。雅克发现每个组织都通过职位和工资隐晦地表现了这样的差异——流水线工人按小时支付薪酬，经理按年薪来算，而高管则会有一些长期激励，比如股票期权等。

雅克还指出，有效的组织是由不同判断时距的工人组成的，每一个工种都有相对应的水平。如果一份工作突破了工人的判断时距，他就可能无法完成；如果低于他的时距，他就会觉得不够挑战，也就不会开心。

判断时距就是实现有明显时间框架的意图。在雅克的模型中，一个人可以在分层系统中定位自己的判断能力：一级包括了销售助理或流水线工人，他们负责处理时间跨度不超过三个月的日常工作；二至四级包括了各种管理型职位，他们的工作时间跨度是一年至三年；五级包括一些优秀中小企业的CEO和大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他们的工作时间跨度是五至十年；五级之上就是政治家或商界奇才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时间跨度有20年（六级）、50年（七级），甚至更长；八级是百年不遇的思想家，就像亨利·福特那样；九级是像爱因斯坦、甘地、伽利略这样的人，他们是能推动持续几个世纪的伟大运动的杰出人物。

雅克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大行其道，后来被攻击为不公平的刻板印象，甚至更糟，而极权分层的思想催生出了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雅克的判断时距了，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种理解我们社会结构并匹配目前面临的全球问题的工具。气候问题之所以这么棘手，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系里全是二级思维者，但我们需要的却是五级的。就雅克的思想本身而论，意识到“深谋远虑者获胜”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在时间的框架下进行思考。

89AMBIENT MEMORY AND THE MYTH OF NEUTRAL OBSERVATION外部记忆与中立观察的神话

89　外部记忆与中立观察的神话

洁妮·贾丁（Xeni Jardin）

科技文化记者，Boing Boing网站合伙人、出品人、联合主编，Boing Boing 视频网站执行制片人、主持人。

和别人的童年充满创伤一样，我也有过痛苦的经历，而且这样的经历长达几年。长大成熟之后，人们可以抚平这样的痛苦伤痕，但这种却会在今后的几十年都隐隐作痛。

这种经历印刻在大脑里，有时候沉寂，有时候却会被反复忆起。当我长大之后，开始变得更坚强，更懂得与回忆做斗争，我就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内部记忆和同时代其他人的记忆是多么不同。

我们每个人对体验都有不同的记忆方式。时间在人类的体验中都不是线性的，对生命的经历也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记录。人类绝不是肌肉、血液、骨骼、呼吸以及电脉冲的简单打包体，而是有效载荷的电脉冲和连接到服务器的声脉冲的集合体。而我们自己是和环境紧密相关的，没有背景就没法讲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前，却成长在汹涌的互联网时代。我在工作时，每天都要把新的内容存储到网络之中，我终于明白：我们共享的事件、真理、传记和各种变化起伏，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个人记忆。

能不断修改的维基百科取代了纸质的百科全书。Twitter上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日食和层级沟通。我们小时候只有三个电视台的单一新闻权威被互动参与、定义不明的闹哄哄所取代。现在，哪怕是一个国家的正式历史都可以被维基解密或一个小毛孩所改写。

这个年代的事实比我们的祖父的年代更流畅。在我们网络化的思维里，报道、发微博或夸大那些简单的观察是有意义的。信息的轨迹和网络上知识的变化速度，改变了记忆和记忆者的本质，甚至改变了这些共享档案的保存时间。没有什么是固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对记忆和记录的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正在创造活的历史。我们应该找到一些保存记忆的新方法，讲述那些反映生活的故事的新方法。让我们在自己创造的历史中接受无限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什么是记忆。

90EVERYDAY APOPHENIA日常真理妄想症

90　日常真理妄想症

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

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

人类的大脑是一种神奇的模式识别机器，我们拥有能揭秘各种事物、事件与人类之间隐秘关系的机制。没有这一机制，海量数据一定会造成我们感官上的随机和混乱感。但是，如果我们的模式识别系统失灵了，它们就会让我们感知到不存在的模式。

德国神经科学家克劳斯·康拉德（Klaus Conrad）用“真理妄想症”来形容某一心理疾病。但是，行为科学已经逐渐证实，这种倾向不仅限于病人或未受过教育的人，那些健康、聪明的人同样可能基于某些常识而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迷信的运动员会将一双袜子和胜利联系起来；父母会因认为疫苗会导致疾病而不给孩子接种疫苗；科学家会用乱糟糟的随机数据验证假设；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认为他们的音乐播放软件的随机播放功能坏了，是因为他们把某种虚假的巧合视为有意义的联系。

简而言之，让我们获得成功的模式识别也可能轻易就背叛我们。这种寻求模式的倾向可能是我们适应性模式识别机制的一种副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能经常审视“日常真理妄想症”这个简单概念，就能认识、追踪并防范这种危险的潜在趋势。

91CYCLES循环

91　循环

Daniel C. Dennett

丹尼尔·丹尼特

哲学家，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教授、联合主任，著有《直觉泵》。

每个人都了解自然界中的大规模循环，比如：夜以继日的周而复始，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以及水由蒸汽变为降水补给河海，并为万物提供生命之源的循环往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真正理解，从原子的微小领域到宇宙的宏大时空维度，循环是如何造就各种强大而奇异的自然现象的。

1861年，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创造并出售了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鲁道夫·狄赛尔（Rudolf Diesel）在1897年也完成了他的柴油发动机发明，这两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奥托内燃机的四冲程循环和狄赛尔的两冲程循环能让机器做功，而且能让机器在循环完成之后回到原点位置，为做更多的功储存能量。循环的细节显现出这些发明的伟大之处。几个世纪的研究与开发让这些循环日臻完美。1937年，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发现了更为微小精密的循环机器，即“克雷布斯循环”（又名“柠檬酸循环”或三羟酸循环）。尽管这一循环一直伴随着生命的产生与发展，但直到克雷布斯时才被人类发现。这是一个有着八个步骤的连锁反应，能让燃料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转化为一切生命基础的能量。

像克雷布斯循环这样的生化循环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运动、生长、自我修复和生命繁殖，就像一个复杂的钟表，里面大齿轮套小齿轮，有亿万计的零件，每个小齿轮都必须重新设置到初始状态，这个系统才能重新开始工作。所有这些系统都经过了达尔文式的优化，即通过一代一代的繁殖，在漫长的世代中固化那些偶然的进化。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史前就发现了循环的功效，即生产过程中“重复”的作用：用石头磨一根棍子，除了产生一些划痕之外什么也不会发生。磨100次，依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这样反复几千次，就会做出一根意想不到的箭镞。

看似无意义的事情重复多次，终会产生有意义的新事物。而这种过程所需要的前瞻性和自我控制是基于重复劳动的创新和进步，就像其他动物本能无意识行为所塑造的那样。但是，这种创新和进步本身就是达尔文进化的产物，并最终在文化进化中加速循环。在文化进化中，技术的更新换代不是通过基因遗传实现的，而是传递给那些能习得和模仿的同种非亲属。

想一想我们第一位磨出漂亮斧子的祖先，在他的同辈人眼中，他一定是极其愚蠢的。他坐在那里，磨了好几个小时而毫无成效。但是，在这每一次的重复中隐藏着肉眼无法观察到的不断精进，而我们在进化中所形成的肉眼被用来观察更大的变化。这种看似无效的表面状况有时会被诡辩的生物学家所误导。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家丹尼斯·布雷（Dennis Bray）在他那本绝妙的书《人脑》（Wetware）这样描述了神经系统的循环：

在一个典型的神经通路中，蛋白质会不断地被修正和修复。激酶和磷酸盐像工蚁一样不间断地工作，将磷酸基加入蛋白质中然后又将其移除。这一过程看似毫无意义，尤其是考虑每一次加入磷酸基又将其移除的过程要消耗掉一个三磷酸腺苷（这可是非常珍贵的能量单位）。起初，这样的循环过程被贴上了“无用”的标签，但这样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蛋白质中加入磷酸基的过程是细胞中最为基本的反应，它能支持神经细胞完成大部分的信息计算。这一循环的反应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源：一种快速灵活的调节装置。

我们之所以用“计算”一词，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事实表明，认知乃至生命本身的“魔力”都来源于周期性的、可不断激活且具有自反性的信息计算过程，无论是神经元的生化过程，还是脑电图发现的睡眠周期中的脑波和大脑活动，都是如此。在近一个世纪里，计算机程序员们已经开发出了计算的可能空间，但是他们最大的收获是程式中的重复指令。进步的秘诀还是一样：练习，练习，再练习。

我们有必要记住：达尔文式的进化只是量变到质变的循环的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循环。生命起源的问题看似不可解，如果一个人如智慧设计论者那样认为，“自然选择下的进化取决于繁殖复制”，那么达尔文的理论就无法解释最初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生命作为如此复杂而美丽的产物，一定是神迹的产物。

如果我们认为生命起源之前的世界由杂乱的化学物质组成，那问题看起来就没法解决了。但是如果我们将重复循环视为进化的关键过程（基因的复制只是一个高度精炼和理想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将所谓的神迹转化为一个思考题。

持续几百万年的季节更替、水循环、地质变迁和化学循环是如何逐渐形成适合生物循环的环境的？很有可能前1 000次的“尝试”都是徒劳，甚至付出了代价，但正如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和巴迪·德席尔瓦（Buddy DeSylva）那美妙而激荡的歌里所唱的，“再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看看结果会怎样。

面对生命与精神世界的奇迹的经验法则是：从奇迹中找到循环。

注：本文作者丹尼尔·丹尼特著作《直觉泵》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92BIAS IS THE NOSE FOR THE STORY偏见的背叛

92　偏见的背叛

杰拉尔德·斯莫尔伯格（Gerald Smallberg）

纽约实践神经学家、“外外百老汇”编剧，代表作有《创始人》（Charter Members）和《金戒指》（The Gold Ring）。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呈指数爆炸的时代，这让检验信息的真实性变得更重要且更困难了。信息的重要性与其关联性及其意义成正比，因为信息的最终价值体现在我们如何借由它来做出决策，以及是否将它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

在如何理解真理方面，我们的知觉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却无法理解客观现实。知觉的产生基于对因电脉冲而产生的感官刺激的识别和解释，根据那些数据，大脑通过模拟现实世界中有形的、具体的对象进行创造。我们根据经验预测未来，从而影响我们的知觉，所以歌德说：“鸟儿和孩子最懂得樱桃的滋味儿。”被我们毫无诗意地描述为“偏见”（bias）的知觉、感受和意念正在挑战着我们对证据进行真理性判断的能力，而且经验总是通过偏见起作用。

进化之后，人类的大脑必须根据有限信息做出最佳判断。我们常说“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偏见以期待、倾向、预感等形式让幸运与我们自身的想法硬性联结起来。偏见作为一种直觉，即敏感度和接受度，能聚焦和过滤我们的知觉。“如果知觉没有了限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那么世界的万事万物对人类来说都是无尽的。”如果没有偏见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将迷失在无穷无尽的信息里。偏见多种多样，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不同偏见，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这些偏见在我们的思维和情绪中起作用，帮助我们根据知觉形成观点、判断、分类、隐喻、类比、理论和意识形态等影响我们世界观的东西。

偏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能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偏见是一种暂时性的假设，是一种正常现象。

尽管源自信息选择和感知方式的偏见很正常，但是偏见对我们思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医学上早就发现了收集和分析临床数据过程中的偏见，所以临床实验将双盲、随机的实验控制当作金科玉律，以抵制偏见的影响。

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而非实验室中，所以偏见是无法消除的。批判性的偏见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握采集数据的时机、地点和方式，归纳和演绎的推理方法都很重要。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进化论时，因为没有随机和公正地采集数据，偏见成了其理论中的致命伤。

真理必须一直公正而诚实地应对挑战。科学因为有实验的方法论，具有科学结论的可再现性，所以，每个人如果都按照规则进行实验就都能得到一样的结论。没有哪种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和文明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在这样公平的考验下，真理还有另一种挑战，就像是一个多维的填词游戏，每一个词都必须吻合其他已经存在的部分，如果吻合得越精密，真相就越确定。科学没有例外，它总是严格修正，吸取教训，清除并重写那些哪怕是最神圣的经典，直到完成所有的填词。

93THE USELESSNESS OF CERTAINTY确定性无用论

93　确定性无用论

卡尔罗·罗威利（Carlo Rovelli）

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著有《最早的科学家：阿那西曼德和他的精神遗产》（The First Scientist：Anaximander and His Legacy）。

“科学证明”是一个广为传播的有害观点。这是一个悖论，科学的基础就是要对质疑敞开大门。正是因为我们保持质疑精神，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假设保持质疑精神，所以我们才能不断拓展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从不“确定”。确定性不足，正好让结论比那些笃定之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好的科学家总是在更好的证据或论点出现之后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尊重可信度的话，确定性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无法理解“不确定”的价值是当前社会许多病灶的起源。我们是否确定如果不采取行动，地球就会持续变暖？我们对现代进化论的所有观点都笃信不疑吗？我们是否确定现代机器总是优于传统工具？答案全部是否。但是，如果缺乏确定性，我们就会转而不在乎全球变暖，认为世界诞生于6 000年前且毫无进步，而传统工具比现代机器更有效。当然，如果真的这么认为，那我们真是太傻了。但确实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推论，因为缺乏确定性被认为是一种弱点，而不是获取知识的第一途径。

所有知识，哪怕是最确定的，也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我很确定自己的名字，可如果我的头被猛击而暂时失忆了呢）。本质上，知识是一种概率，这是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强调的概念。更好地理解“概率”，尤其是意识到我们不需要，也从来没有“科学证明”的事实，而只有基于足够大的概率做出的决策时，将升级每个人的思维工具。

94BECAUSE因为

94　因为

奈杰尔·戈登费尔德（Nigel Goldenfeld）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物理学教授。

如果方向错误，纠正错误就是进步。历史告诉我们，颠覆传统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大于接受新鲜认知的影响。与生俱来的直觉决定了我们的科学偏见，这样的直觉不仅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认知宏观和微观领域，还让我们难以描述日常现象。如果我们要预测下一次会由什么引发世界观转变，那么我们对自己内在的直觉必须有全新的认识。在阅读此文的几分钟里，我将努力改变你对于因果关系的基本观点。

因果观点通常是这么被理解的：某一事件由它之前的单一原因引发。例如：在古典物理学中，网球在空中飞是因为之前有网球拍击中了它。我那已经使用了16年的老汽车总是转速过快，因为温度传感器总是误以为汽车还在启动模式中，所以错误地传递出了引擎温度过低的信息。我们都很熟悉那些蕴含于现实之中的因果关系，并将此纳入物理定理。这看起来好像并无必要，物理定理本身无法区分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因此，我们必须从物理定理中取己所需。

但是，如金融市场或地球生物圈这样的复杂系统，看起来并不遵循因果关系。每一个简单的事件都可能由无数原因引发，而每种原因的影响并不清楚，事后也依然如此。可能有人会说，可能存在一个诱因网络，例如在某一天中，股票市场可能上升或下降了几个百分比，《华尔街日报》可以轻松地将股市变动报道成“股民抛售盈利”或“投资者逢低买入”。第二天，如果股市有相反的变动，那么必将又有截然不同的理由，但每一种变动中肯定都有买卖双方，他们预测事情发展的世界观肯定相反。市场正常运转得益于多元的立场，如果将大多数的市场变动都归因于某一个或主流的原因，那就忽略了市场前景的多元化，也无法意识到众多持不同观点的交易者之间出现短暂失衡现象的内在原因。

这样的误解充斥在公众辩论和科学之中。举一个例子，是否是某种单一原因引发了某种疾病呢？在一些情况下，原因可能确实是唯一的，如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由DNA基质中某一核甘酸重复序列导致的。但即使如此，病发年龄和严重程度也是可以通过环境因素和基因的交互作用来进行控制的。因果网络成为流行病学里的精妙隐喻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对于这个网络如何形成和起作用的定量研究却凤毛麟角。正如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南希·克里格（Nancy Krieger）在1994年的著名论文里辛辣地问道：“有人见过那只织网的蜘蛛吗？”

寻求因果结构的最佳去处就是对有机物复杂性起源的辩论：智慧设计论vs自然选择论。这种辩论的基础就是因果——生命有起源，且有唯一起源。但是，如果另有一个因素推动了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怀疑论者就会问，谁见过那只蜘蛛呢？

结果就是：没有蜘蛛。因果网络能通过串联系统中的代理或活跃因素自发产生，例如互联网。尽管已有统一的网络通信协议（如TCP/IP）的存在，互联网拓扑结构还是铺天盖地地发展了起来，因为互联网服务商发现这是一块空前的淘金乐土。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尘埃落定，互联网统计属性的特殊之处就显现出来了，如：数据包的延迟、网络拓扑，就连传输的信息都呈现出碎片化的不规则性。

但无论是本地网络还是全球网络，不管发展时间的长短，它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1995年对网络不规则的发现并不受欢迎，因为路由器使用的交通管制标准算法的假设是网络动力的所有特性都是随机的，而不规则是生物网络的特性。如果没有设计总蓝图，互联网进化的统计法则将重蹈生物进化的覆辙，而无须控制实体的结构将自发产生。而且，进化后的网络对生活的影响将变得诡异而无法预测，遵循无法溯源的新规则。网络会表现得更像是一个集体而非部分的总和，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将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讨论将会被分散在不同的时空里。

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2分到2点50分之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迅速下降，此后又出现近6 000点的大反弹，波动幅度空前。这一天发生的股市动荡后来被称为“闪电崩盘”，影响了许多市场指数和个股，甚至导致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司股价（比如，埃森哲咨询公司某一时刻的股价竟然为一美分）。

因为有交易的实时数据，所以我们能慢镜头般地研究这一场金融灾难大片，但崩盘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了崩盘的导火索是某共同基金出售了40亿美元的股票，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一导火索为什么会引起闪电崩盘。我们知道的是，导致崩盘的条件存在于市场网络的因果关系中，这是一个由高频交易算法催生出的自发并快速进化的结构。这一次的闪电崩盘昭示着网络生活的到来，就像亚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科幻小说《拨往“弗兰肯斯坦”的F键》（Dial F for Frankenstein）一文开篇就写道：“1975年12月1日格林尼治时间1点50分，世界上的所有电话同时响起来……”对科学面临细节方面的诘问让我非常兴奋，因为……算了，不说了。我想我也说不明白。

95UNCALCULATED RISK无法估算的风险

95　无法估算的风险

加勒特·利西（Garrett Lisi）

独立理论物理学家。

人类的概率观念糟透了。我们不仅在处理概率上表现得很差劲，而且看起来天生就不擅长，尽管我们每天为了自己的幸福面对的环境都是由精确概率决定的。这种无能体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习惯用“很可能”或“通常”来表达可能性，模糊地表达50%～100%的概率。要突破这样粗糙的表达，需要那些平实甚至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的词汇，如“有70%的确定性”，对于信奉“差不多”的听众来说，他们往往会为这意想不到的精确性大吃一惊。这一集体意识中的盲点，无法精确概率的无能，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有着可怕的后果。我们害怕做错事，却总是在做错误的决策。

想想我们看到蜘蛛时的典型情绪反应——不同程度的害怕，从轻微的颤栗到极度恐惧。但是，被蜘蛛咬后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是每年不到四个人，也就是说，被蜘蛛咬伤而死亡的风险低于一亿分之一。微乎其微的死亡概率带来的却是更强的反作用——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与压力相关的疾病！也就是说，被蜘蛛咬死的概率比因害怕被蜘蛛咬死的概率要小得多。

我们为自己不理性的恐惧和倾向付出了高昂代价。看到含糖甜甜圈的典型反应是馋，但如果了解到甜甜圈潜在的负面影响后，如增加心脏病风险和整体健康水平下降，我们的反应就会变成理性的恐惧和抵制。害怕甜甜圈乃至更危险的香烟，看上去似乎很可笑，但是这样的理性反应表明了它们对生命的潜在危害。

我们在处理小概率的重大事件时尤其失败，典型例证就是有人因买彩票和赌博输得精光。还有，我们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但是为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恐怖主义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相较而言，X射线扫描造成癌症的可能性远大于被恐怖主义袭击。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让蜘蛛或恐怖分子到处横行，而是说我们应该理性地进行风险管理。

在社会中，表达不确定性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理性思考偶然事件的发生概率，我们才能做好决策。最近，一位联邦法官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通过干细胞研究迅速研发出救命药物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成功，意义将非常重大。如果能思考这样的意义并估算概率，结论就会是，这位法官的决定可能摧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应该如何基于或然事件进行理性决策呢？大法官有没有真的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呢，还是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遵循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的思路，这也是其数学描述的最直接诠释，那么我们的宇宙将不停地出现一切可能的事件。可能在一个世界中干细胞研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则因为上述大法官的裁定而失去了生命。如果使用频率论的方法来计算概率，我们就必须在计算某事件概率时，获取事件发生所在世界的概率。

量子力学指出，我们所在的世界将依照事件发生的概率运转。顺着这个奇怪的思维，量子力学、频率论及贝叶斯定理的观点一致认为，许多可能的世界发生某个事件的频率等同于它的概率。正如对上述大法官的裁定所造成死亡人数的预计，“预期值”其实就是预期概率中的死亡人数。预期值并不一定会实际发生，但它是预期结果发生的加权平均值，预期值在做决策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出更好的风险决策，我们应该进行思维体操，提升语言能力，并减少直觉的干扰。

博彩市场应该是磨练技能以进行精确概率估算的最佳舞台，在这里，我们押注于那些可以量化且有社会意义的结果。在好的押注中，所有贝叶斯推理的思维工具和“简化抽象概念”将直接转化为决策能力，发挥作用。有了这些技巧，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会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能基于集体的理性判断和社会条件，以更理性的直觉来应对那些无法估算的风险。

我们可以克服对蜘蛛的恐惧，并形成抵制甜甜圈、香烟、电视和高压全职工作的健康生活。我们将更了解科研的低成本和高收益，包括所有提升生活质量和延长人类生命的科学研究。而且更微妙的是，我们将意识到并深入理解诸如“很可能”或“通常”等广泛而模糊的语言描述，我们对概率描述的精准度将会提高。

好的决策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可一旦矫枉过正，可能就会面对压力暴增和时间浪费的反效果。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平衡、娱乐，并勇于承担健康范围内的风险。死亡是最大的风险，哪怕我们保险了一辈子。

96SKEPTICAL EMPIRICISM怀疑的经验主义

96　怀疑的经验主义

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

前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马林克罗特教席教授、科学史教授，《爱因斯坦留给21世纪的遗产》（Einstein for the 21st Century：His Legacy in Science, Art and Modern Culture）的作者之一。

总体来说，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往往都基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先在假设、意识形态和教条思想，或者说，基于只顾眼前不思长远的轻率的实用主义。

因此，我建议采用怀疑的经验主义，它已被科学研究反复思考和验证了其优越性。怀疑的经验主义不同于科学家及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提出的一般经验主义。马赫拒绝相信原子的存在，因为没人能“观察”到它。

诚然，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必须基于少量信息快速做出一些决策。正因为如此，采用怀疑的经验主义范式才是明智之选，因为它能对快速决策的结果做出充分准备，无论我们是不是有意为之。

97THE BASE RATE基本概率

97　基本概率

基思·德夫林（Keith Devlin）

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先进科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未完成的游戏》（The Unfnished Game：Pascal, Fermat,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Letter That Made the World Modern）。

最近关于反向散射的潜在危害的讨论已经蔓延到了机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安检处设立的全身扫描，舆论倾向于应该被废除。这样的争论让大众知道并理解了“基本概率”的概念。

每当一个统计学家想要基于现有证据预测事件发生的概率时，有两个必须考虑的信息点：证据本身的可靠性，我们必须计算它的可靠程度；单纯以相对发生率来计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第二种数据其实就是基本概率。因为它只是一个数字，是通过看起来非常枯燥的计算得出的，一旦出现新信息，就很容易被忽视，尤其当新信息是由“专家”用昂贵仪器计算出来的时候。对于那些非常戏剧化且极其可怕的事件来说，如机场的恐怖袭击，如果不考虑它极低的发生概率，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假设你参加了某种罕见癌症的检查。在一般人群中，这种癌症的罹患概率是1%（基本概率），而广泛的实验证明，这项检查的准确率是79%。更精确地说，尽管检查不会漏诊这项癌症，但是有21%的可能会被误诊为这个癌症，也就是所谓的假阳性。如果你接受了检查，检查结果是阳性的，那么，真的患癌的可能性是多大呢？

大多数人会假设检查的可信度将近80%，如果结果呈阳性，那么确实患癌的可能性就是80%左右，也就是概率大约是0.8。这样算对吗？答案是错误的。你关注到了检查的可信度，却忽视了基本概率。如果考虑基本概率，罹患癌症的可能性仅有4.6%，即0.046。这才是正确答案：患癌的可能性低于5%。当然，这还是令人担忧的，但比你一开始认为的80%好太多了吧。

回头再看机场安检扫描的设备。我们死于一场恐怖袭击的概率低于我们很多日常事件的死亡概率。事实上，根据某些报道，死于这些安检设备的概率和患癌概率一样大。

98AETHER以太

98　以太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与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助推》。

我最近在Edge网上征集人们最喜爱的错误科学理念，我选中的答案来自克莱·舍基。他说：

“以太的存在，（被认为）是光的传播介质。人们认为波通过水传播，声音通过空气传播，所以类似的，光也是通过某种介质传播的，而这个介质就是以太。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错误，是因为它说明了要通过积累证据证明某些东西并不存在有多难。以太诞生于19世纪的理论需要，同时又无法通过19世纪的设备来检测，所以人们赋予它很多阴性的特质，如无色、无味、惰性等。”

其他的一些概念，如重力，也有着以太的首要特质：它们都非常方便用来“解释”另一些常见现象。想一想德国化学家、医师马克斯·佩滕科弗（Max Pettenkofer）争论细菌是否是霍乱的根源时说：“霍乱和细菌无关，个人特质才是关键。”

针对此次的Edge年度问题，我建议我们可以改变“以太”这个词的用法，而不改变它的写法，毕竟我们不需要一个指代根本不存在事物的词。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统称那些被以同样方式使用的自由参数。也就是说，以太可以被定义为那些让某种理论成立的事物。如果将佩滕科弗话中的“特质”替换为“以太”，看看它是否还成立。

以太学家（即依赖于以太这个变量的理论家）通常认为他们使用以太的概念就能使他们的理论免于检验。这样的理论在他们有生之年往往还能站得住脚，但是一旦遇到一些聪明的实证家如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A.Michelson）、爱德华·莫雷（Edward Morley）等，就行不通了。去年还被反复提及，今年就成了错误理论的代表。

以太变量在经济学中也非常常见。为了证明你的选择是理性的，效用往往会被夸大。“风险”和“风险规避”曾有过很好的定义，但是现在也可能被以太化了。高回报率的股票都被贴上了风险的标签，因为在理论中过高的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相称的是，如果按传统方法，如市场的变量和协变量，这些股票衡量起来的风险并不高，此时以太学家就会告诉我们：那一定还存在其他风险，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同样，风险规避的定义曾经也是朴素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参数γ，即个体厌恶风险的程度。但是现在，风险规避可以随着时间变化，以太学家一本正经地说：2001年和2008年的市场崩溃是由风险规避的突然变化所导致的（请注意因果的顺序，股票下跌是因为风险规避增加，而不是相反）。

所以，下一次遇见这样的理论时，我建议你用“以太”替代其中的概念。我自己就准备将随时间变化的风险变化称作以太规避。

99UNDERSTANDING CONFABULATION理解虚构

99　理解虚构

菲尔利·库什曼（Fiery Cushman）

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科学系助理教授。

有一件事很令人震惊——我们会忽略自己行为的原因！我们自己提供的解释有时是完全捏造且不完整的，但我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反而觉得自己清楚地回答了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似是而非的猜测，然后认为这些猜测具有内省的确定性，这就是虚构。心理学家会用戏剧性较强的例子来让本科生明白什么是虚构。虚构很有趣，却也有严肃的一面。理解虚构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行动和思考。

一些最有名的虚构案例来自大脑分裂的病人，他们的左右半脑的联系在手术治疗中被切断了。神经科学家设计了巧妙的实验，向他们的右脑展示一些信息（比如：人的裸体照片），引发了他们行为的变化（比如：尴尬地笑）。因为语言是左脑的功能，当这些人被要求口头解释他们为什么笑的时候，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笑，却没有察觉到裸体照片，这时左脑就会虚构一个他们发笑的理由，比如：“医生，我笑是因为你问了好好笑的问题啊！”

大量神经病人的虚构都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正常反应，而狡猾的神经科学家不会通过在我们的右脑中植入某些潜意识调戏大多数人的行为。当我们置身实验室之外时，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处于正常联结状态时，我们大多数的行为都是仔细思考和本能反应的结合。

讽刺的是，这也正是虚构之所以危险的原因。如果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总是错误的（就像大脑分裂的那些病人一样），我们就很可能更清楚它随时受到看不见的事物的影响。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解释有一部分是对的，清楚表明了我们行为的原因是有意识的；但是，我们错将“部分正确”理解为“完全正确”，因此无法意识到还有其他东西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无法抵御无意识的影响。

例如对工作的选择，一部分取决于对职业兴趣、工作地点、收入和工作时间的考虑。与此同时，研究表明，我们还受到很多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因素的影响。根据一个2005年的研究结果，名字叫丹尼斯或丹尼的人更可能成为牙医（牙医的英文为dentist），而住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的英文为Virginia）的人则更容易取名叫弗吉尼亚。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不那么可爱：一般来说，人们为了避免面对一个女上司，他们会选择更少的福利、更差的工作地点和更少的收入。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想根据自己的名字选工作，也不愿意为了某种老旧的性别观牺牲工作的质量。事实上，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当你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一份工作时，他们很有可能会说出他们有意识的思维过程：“我一直喜欢做意大利饺子。意大利里拉（货币）在反弹，而且罗马是多么浪漫啊！”这些理由一部分是对的，也有一部分是错的，因为它遗漏了人类行为深层的自动过程。

人们在气味难闻的房间里会做出更严厉的道德评价，这说明了厌恶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作用。女人在排卵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们父亲的可能性会降低，这体现了一种乱伦回避，而在母亲身上则不存在这样的模式。流感期间，在卫生间附近投票的学生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保守倾向，这反映了环境威胁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在拿着冰咖啡而不是热咖啡时，更容易对陌生人有所警觉，这也说明了我们平时为什么用“温暖”来形容人际关系。

自动化行为可能是非常有组织性的，甚至可能是有明确目标的。比如，研究发现，人们只有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范围内才会去欺骗。这一现象非常惊人：当你在做欺骗行为时，你的一部分决定了欺骗的程度，这个度能使你的另一部分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毫无察觉。

人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无辜的虚构。在自我评分的考试中，学生会想：“天啊！我本来就是打算选E的，我就知道它是正确答案！”这不是撒谎，这和你说你忙得没空给父母打电话的谎言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只是不完整的解释和虚构，在我们忽略无意识想法的同时，反映了我们有意识的想法。

现在我要说一说我的重点，虚构为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概念，而不仅仅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调侃。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人们更容易发现他人行为的无意识动机，却不容易发现自己同样行为的原因。其他人回避女上司是性别主义，吹嘘成绩是作弊，但是我们自己最终选择了罗马，也本来就知道安妮是勃朗特姐妹中的老三。这是双重标准的双重悲剧。

首先，我们得到了结论：他人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不良动机和拙劣判断，他们将行为归因于有意识的决策，而事实上可能是受无意识的影响。其次，我们假设自己的决策是由我们自认为有意识的原因产生的，我们拒绝或忽略了自身可能存在无意识偏见的可能性。

通过对虚构的理解，我们可以弥补这些过错。我们可以让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却不一定要抨击他们有意识的动机。而我们自己可以通过审视自己的行为，更多地承担起行为的无意识影响。

100THE CULTURE CYCLE文化循环

100　文化循环

黑兹尔·罗斯·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阿兰娜·康纳（Alana Conner）

黑兹尔·罗斯·马库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系戴维斯布拉克教席教授，与葆拉·莫亚（Paula M.L.Moya）合著《21世纪种族问题论文集》（Doing Race：21 Essays for the 21st Century）；阿兰娜·康纳，科学作家、社会心理学家，美国加州圣何塞科技博物馆馆长。

专家用文化来解释各种各样的悲剧和胜利，比如：为什么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会刺杀政治家？为什么美国的黑人小孩在学校处境艰难？为什么美国不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为什么亚洲厂商可以制造更好的汽车？早晨随手打开一个媒体，报道的可能都是枪支文化、微博文化、种族文化、亚利桑那文化、随时连线文化、赢家通吃文化、暴力文化、恐惧文化、可持续发展文化以及企业的贪婪文化。

但是，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如何运转，或者可以怎样将它变得更好。

能填补这一空缺的认知工具就是文化循环，它不仅能描述文化如何起作用，而且能指导如何将其变得更好。文化循环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人们创造文化，然后适应它，同时文化会塑造人们使其能不断延续下去。

换句话说，文化和人（包括一些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互相构成。这一过程包含四个嵌套水平：个体自我（个人的想法、感觉和行为）、体现和塑造个体的日常实践和工具、坚持或阻止这些日常实践与工具的体系（教育、法律和媒体），以及普遍的是非观念。人类影响着这四个水平，也受到这四个水平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文化循环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社会层级，无论是宏观，如国家、人种、民族、区域、宗教、性别、社会阶层、代际等，还是微观，如职业、组织、社区、爱好、风格偏好、家庭等。

文化循环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是单独受到个体心理特征或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两者都在其中起作用，就像文化不可能没有代言人，代言人也不可能脱离文化。人类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塑造者。因此，比如在校园枪击案中，如果认为嫌疑人作案的原因只是精神疾病，或只是校园暴力的环境，或者只是因为他更容易接触到杀人工具（比如枪支），或者是因为鼓励欺凌并让他容易获得枪支的社会体制，或是因为对崇尚阻力和暴力的普遍思想和影像，这些推论都过于简化。我们最好能像文化循环表明的那样提问：这四个方面的力量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事实上，那些先锋的公共卫生研究者认为：造成大多数心理疾病的既不是社会压力，也不是个人的特质缺陷，而是生物、文化、基因、环境、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共同作用。

社会科学家容易认同另一种相反的思维模式。比如：根据大多数媒体报道，面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来袭，成千上万贫穷的美国黑人居民仍“选择”不撤离海岸。仁慈的社会科学家对此各有解释，并努力将他们的研究变量变成焦点。心理学家说：“他们不离开当然是因为穷人的控制点是外部导向的”，或者“他们的内在动机低”，或者“他们的自我效能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说，他们不离开当然是因为长期收入不足，以及银行、教育、交通、医疗、警察保护和基本公民权利的缺失。人类学家说：“他们不离开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亲属网络、宗教信仰或历史渊源都在那里。”经济学家说：“他们不离开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的物质资源、知识或金融刺激。”

这场滑稽的学科争论中，每一门学科的观点都看似正确，但是他们正确的方式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因为无法将所有领域整合起来，所以每个人都错了，更使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

文化循环阐释了不同分析水平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样四种水平的解释不如目前大多数公共讨论中的单变量解释那样方便快捷，但是它比很多专家认为的更简单且更精确。

此外，文化循环还内置了如何逆向操作的说明：某一个水平上的持续变化通常也需要四个水平的全部变化。没有什么问题能在单一水平上解决，比如：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民权运动需要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心灵和思路；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日常生活里人们能看似平等地交往；法律与政治改革；从根本上修正美国民众对“好人”的定义。

但是，正是因为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文化，所以才无法轻易改变。最主要的障碍是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文化背景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标准人、普通人，真正偏离正常的正确道路的是别人。

我们都是多种文化循环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因为文化循环证明了人类的智慧。有了文化循环，我们不必依靠突变或者自然选择就能去地球之外，就能从食物中提取营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面对现代生活的逐步复杂化，社会与环境问题变得愈加普遍和棘手，人们应该理解文化循环并巧妙地运用它。

101HOL ISM整体观

101　整体观

Nicholas A. Christakis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与詹姆斯·富勒合著《大连接》。

有些人喜欢用沙子堆城堡，有些人则喜欢将其拆散。后者更有乐趣，但是我对前者更感兴趣。你用手将那些由海浪冲积千万年的水晶砂堆成一座精美的城堡，微小的力量控制着小小砂石的相互作用，让它们共同支撑着城堡，直到有人一脚踏来才会坍塌。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建好一座沙滩城堡，然后在一旁观察它。在宽阔的海滩上，有些新鲜的事情正在发生，是从未发生在这些砂石上的事情，是源于大地的事情，也是符合科学整体原则的事情。

整体论通常被通俗地概括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对这一原则的机械阐释，比如将砂砾堆成城堡，用金属制成飞机和多人合作等，而是那些自然中的例证，这些例证广泛存在且无比惊人。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碳、氢、氧、氮、硫、磷、铁和一些其他元素，恰如其分地混合，从而孕育出了生命，而生命的一些特征在有这些元素的环境中既没有显现，也难以预测。这一切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协同效应。

因此，我认为能促进大家认知的科学概念就是整体观：整体具备部分不具备的特质，且整体特质无法归因于部分。

例如，碳原子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属性，但是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它可以形成黑铅或者钻石。这些东西或黑或亮、或软或硬的特质并非来源于碳原子，而是来源于它们的聚合。而这些具体的属性取决于碳原子聚合的方式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部分之间的联结产生了属性，这一理念对理解世界至关重要。你可能非常清楚单个神经元的机制，但无法了解记忆如何工作，欲望来自哪里。

一些复杂程度高的整体，发展速度比其部分还要快。我们以社交网络简单举例：如果以10个人一组，那么组内一共有45（10×9/2）种联结路径。如果将组内人数扩大到1 000人，那么联结路径就有499 500（1 000×999/2）种。由此可知，如果人数扩大100倍（从10人到1 000人），那么组内联结路径数量（系统复杂程度的标准之一）的扩大倍数将不止1 000倍。

整体观并不能自发形成，而是来自于对复杂而非简单事物的理解，或者说，来自对复杂物中的简单性和一致性的理解。整体观和求知欲与经验主义不同，它不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和习得，它是一种成熟的特质。事实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中的笛卡尔式思维为了达到理解的目的，使人们不断对事物解析。这种思路某种程度上非常有效，确实会让人们获得更多知识。我们能够将物质分解为原子、电子和质子、中子，然后是夸克、胶子，且仍在不断分解下去。我们对生物的理解也在不断分解：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器、蛋白质、DNA等。

无论是对科学家还是对科学发展来说，将事物还原为整体来理解是更靠后的发展阶段，也更具难度。比如，和学习细胞知识相比，理解我们身体内的细胞如何作为一个整体来工作，似乎是更难的课题。而目前兴起的神经科学、系统生物学和网络科学等新领域正在实现这一目标。但它们刚刚起步，必须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考验后才能有结论。

注：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著作《大连接》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02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

102　合众为一

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

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与大卫·伊斯利（David Esley）合著《网络、群体与市场》。

如果你在25年前使用计算机，你只需关注面前那个硕大的盒子在发生什么。而现在，你在一个小时内使用的应用程序就可能遍布全球。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判断数据来自哪里，我们甚至为这种方向感的丧失发明了一个专用名词——“云”，我们的信息、照片和网络文件都存放在“云”中某处。

“云”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当你创建电子邮件账号或社交网络个人主页时，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大量物理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分布式系统”。我们不能将其想象成一个独立而简单的东西，这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当微小事物能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地达成某种成果时，我们总是倾向于分布式系统的观点，即将此认为是单个统一的经验。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互联网领域，也发生在很多其他领域。例如，当一个大公司就新产品进行发布会时，就好像该公司是一个单独的主体。但如果从细节上看，这个公司是由成千上万名员工组成的。这样的例子还包括一个相互协作的巨大蚁群，以及创造我们当下体验的神经元。

分布式系统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千头万绪的复杂性中创造出单个统一经验的印象。更准确地说，这一挑战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小困难组成的。

一个基本的难题是一致性。分布式系统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截然不同，而且它们和其他元素的关联也有限，因此，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可能会产生无法调和的世界观。事实证明，这样的不一致会导致技术及其他方面的麻烦。比如，由于你的随身设备因为没有和邮箱同步，所以你不知道已经收到了回信；可能有两个人同时预订了同一航班的同一座位；某企业高管因为忘做备注而偏离了正轨；某一个排的士兵由于进攻太快而导致敌人警觉防卫。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希望强化某一种全局观并强制系统内部一致执行，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是这会削弱我们使用分布式系统的可能性，使那些本可以组成整体的元素都成为巨大的障碍，甚至成为导致失败的潜在危险因素。如果一个CEO必须对公司大大小小的所有决策签字，那么这个公司一定运行不畅。

为了对潜在的设计理念有更清晰的理解，我们将引入一个比较详尽的例子。生活中有一种基本情境，我们需要集合很多人的信息和行为来达成目标，比如安全地共享信息。想象一下，我们为了保护数据而在多个电脑上备份，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将大多数备份电脑中的数据集合起来就能恢复机密数据库。但是因为数据共享的安全性问题，最终涉及的问题既不是电脑也不是互联网。或许海盗和宝藏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

假如有一位年老的海盗王，他知道秘密宝藏的位置。退休之前，他打算将这一秘密告诉他那五个不争气的儿子。他认为，只要三个及以上的儿子能通力合作，就能发现宝藏，但是他又不希望某一个儿子独自找到宝藏。因此，他就计划将这个秘密分成五股，给每个儿子一股，这样他就能确保自己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死后，只要其中三个儿子合股，就可以发现宝藏了，如果只有一两个，就没法找到。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将信息的线索分成五份并不难，但是这需要五个儿子在宝藏被发掘前通力合作。如何保证三个人合力就可以找到宝藏而两个就不行呢？

海盗王自己偷偷在地球仪上定位了一个圆圈，然后告诉每一个儿子，他将宝藏埋在了圆圈的最南端，然后告诉每个儿子一个圆圈上的点。三个点就足够确定一个圆圈，所以只要任意三个儿子将自己的信息合并起来，就能确定海盗王画的圆圈，并确定宝藏的地点，而两个人的信息联合是无法确定圆圈的。这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并被广泛应用。密码学专家阿迪·沙米尔（AdiShamir）发现，这种秘密共享的图式就是现代数据安全的基本原则，任何数据都能通过在圆上确定点来解码，也可以通过同一个圆上的点来还原信息。

很多关于分布式系统的论著也在探讨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分布式系统的原则让我们能够理解不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可以纵观某一个全局网络、某一个全球银行系统或者某一种整体感受和体验，就会对保持经验整体性的艰难深有体会。

103COGNITIVE LOAD认知负荷

103　认知负荷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数字思想家，著有《浅薄》（The Shallows：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你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新一集电视剧。突然你想起来要去厨房做些什么，你起身，匆忙走进厨房。哦！你忘了要来做什么。思索无果，你只好耸耸肩重新回到沙发上。

这样的记忆断片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并没有在意，年轻时可以说是因为“心不在焉”，年纪大一些，就是“老年痴呆”了。但其实这样的小细节透露出了我们思维的局限：人类工作记忆的能力是如此微小。心理学家用工作记忆来描述我们对及时加工的信息进行短期储存的能力，这种储存几乎涵盖了我们对一天内所有事情的印象和思维。20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发现了著名的数字7，即我们的大脑同时能记住大约7条信息。但这个数字似乎过于乐观了，现在一些脑部研究专家发现，工作记忆的最大容量只有3～4条信息。

所谓认知负荷，就是某一个时间点我们需要加工的信息数量。当认知负荷超过了工作记忆，我们的思维能力就会下降。信息飞速地经过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无法进行认真的思考加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去厨房做什么的原因。在记忆消退之前，我们有机会将工作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成为我们的知识。我们记住的东西越少，我们的批判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就越差。工作记忆的超量负荷会导致分心。神经科学家托克尔·克林伯格（Torkel Klingberg）曾说“只有聚精会神才能记忆”，如果没能集中注意力，我们就会发现“分心一发不可收拾”。

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已经在教育技术的设计与评估中引入了认知负荷。他们明白，如果在短时间内给学生太多信息，学生的学习效果与理解能力都将大打折扣。由于现代社交网络和数码产品的大爆发，我们每个人接收的信息空前暴增，由此我们也深刻体验到了认知负荷及其对记忆和思维的影响。我们对工作记忆有限性和脆弱性的理解越清楚，就能更好地引导和管理自己的认知负荷，更加得心应手地去管理每天的信息流。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把自己淹没在信息里，因为联结感和积累信息的感觉会让我们变得兴奋和开心。但是要知道，信息过载一旦发生，它就不再是一个信息加工的比喻，而是切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的状况。如果我们要处理一个十分重要或者非常复杂的任务或对话时，我们最好屏蔽杂乱的信息，聚焦自己的注意力。

104THINKING BOTTOM UP, NOT TOP DOWN自下而上地思考

104　自下而上地思考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怀疑论者》杂志出版人，克莱蒙特研究大学客座教授，著有《被信任控制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From Ghosts and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

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是有效提高认知能力的重要概念之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几乎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水是由氢和氧分子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而突显的特质。有机分子通过将能量注入早期的地球环境凝结出了蛋白质链，它们这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导致了生命的出现。构成人类的复杂真核细胞，其实是原核细胞在两个有机体基因组共生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合成的。进化本身就是有机体努力生存并传递基因的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当前复杂多样的生命系统。

同样，经济也是在人类努力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自发出现的，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经济产品和服务。民主亦是如此，自下而上形成的政治体系取代了自上而下的封建、神权和独裁统治。经济和政治体系都只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自上而下地理解这个世界。原因在于，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了寻求潜在意图的阶段，我们那些有特定目标的行为背后，也被认为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被自上而下地设定的，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推理是违背直觉的，所以很多人相信生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经济也是如此，国家也是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

要让人们将“自下而上地思考”的概念作为重要的认知工具，就要找到已知的自下而上的典型案例，比如语言。没有人将英语的词语和发音设计成今天这个样子，但当今的年轻人几乎在每一个句子中都会加入“like”一词。从乔叟（Geoffrey Chaucer）那个时代开始，英语就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发展和变化了，英语母语者不断修正完善语言以符合他们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同样，知识产生的历史也是一个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的漫长历程。从远古祭司、中世纪学者，到大学教授和学术出版商，知识的普及伴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解除了自上而下的束缚。我们可以看到，存在多个世纪的大部头权威百科全书，已经被维基百科上的个人词条所取代，每个人都成了专家。

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会在几亿网民、无数服务器的数据交换之中，产生自下而上的特质，而且，尽管有一些像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那样自上而下的控制，就数据的自由而言，它仍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无人管制的网络环境。在过去的500年里，人类不可逆转地从自上而下的形态转向了自下而上的系统，原因就是人类和信息都渴望自由。

105CUMULATIVE ERROR累积误差

105　累积误差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

音乐家、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先驱，著有《你不是个玩意儿》。

我要先讲一个小朋友的游戏。在“打电话”游戏中，小朋友一个一个地传递某个秘密的讯息，直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才能大声宣告他听到的讯息。大家觉得这个游戏的乐趣在于，与最初的讯息相比，最后那个小朋友说的讯息已经完全走样、不知所云，不管过程中的每一次复述有多么小心翼翼。

幽默看起来是大脑自我激活的一种方式，它以一种愉悦的方式去观察感官世界中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在“打电话”游戏中，我们发现了事实与预期相左的乐趣——我们笃定的事物原来是可以变化的。

当大脑意识到某些错误，注意到游戏完全是以错误为支点的，我们就会开始担心人类意识存在断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总是期待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和干扰，信息都能不失去其本真面目，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幻想。

这种关于信息的柏拉图式幻想会让人感到迷惑，因为它能轻易地抑制住我们本能的怀疑冲动。如果游戏中的某个小朋友能发现信息太奇怪而不足信，他就可以和上一个人核对一下讯息内容。这样，他就能发现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是至少这些讯息是可以确定的，能够纠正一些传递过程造成的偏差。

人类另一种愉快的消遣就是利用数据算法将信息进行人工的过度变换。合理变换确实有用，但一旦过度就会显得非常诡异。例如你使用的某一款在线翻译软件，它能够将某一个短语经过一系列程序语言翻译为你能理解的语言。在谷歌目前的翻译软件中，将“前沿知识激发的有趣的网络讨论”转化为“为了推动知识进步的网络讨论”一共经历了四步：英语—德语—希伯来语—中文简体—英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过程很搞笑，就像小朋友的“打电话”游戏。它提醒我们：我们的大脑对信息的变换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信息技术能披露真相，也可能制造更强的幻象。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云计算相互联结的传感器能快速反应出天气变化的数据，但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在线信息复述，也会对很多人造成原始数据只是一个骗局的幻象。

信息的柏拉图式幻想也会给金融带来负面影响。金融工具是基于现实资本运动而形成的多层导数，而现实的资本运动才是我们应该激发和优化的。要评估买房的资本首先起码得把房子给买了。但是，虽然有着无数专家和云计算，我们依然遭遇了大萧条，这说明大量复杂的金融工具可能完全脱离了它们的根本使用目的。

在复杂金融工具的案例中，每一个传递者和“打电话”游戏中的小朋友一样，都不是对应着可靠信源的基线水平，而是对应着并不可靠的纵向序列，序列中每一层级的人都在进行交易。每一次交易都基于前面交易数据形成的公式，每一次交易的估值都可能基于上一次的错误估值。

信息的柏拉图式幻想让人们相信：更高的层级代表着更好的层级。但是，即使在一个纵向的计算序列中，如果我们能在每一次交易中都估算上一次交易的风险，起码能有效杜绝一些微小的人为误差。一旦不同层级之间有所混淆，那么信息将谬之千里。

但不幸的是，决定每一次交易是否成功的反馈循环仅仅基于最近的交易，而它完全是变幻莫测的抽象场域。所以一个交易是否赚钱取决于它与直接相关的交易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影响所有交易的现实无关。这就像游戏中的小朋友不找信息源，而是找上一个小朋友来判断讯息是否变样一样。

一个笑话重复很多遍就不好笑了。我们亟需从柏拉图式的认知谬误中清醒过来，并设计出能减少累积误差的信息系统。

106INFORMATION FLOW信息流

106　信息流

戴维·达尔林普尔（David Dalrymple）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员。

在两个先后发生的相关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信息流。“A是B的原因”听起来很笃定，实则不然。我完全可以更为清晰地描述为：“伴随着A发生这一信息，我有百分百的信心推断B将会发生。”[11]这样就能排除A发生之后还有其他因素阻碍B因素发生的情况，但可能存在即使A不发生B也会由其他因素导致其发生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如果某一信息能从另一信息中推断计算出来，我们就可以说后者“设定”了前者。这一原则不止适用于单个特殊事件，也适用于符号变量（比如在网络中，你的搜索结果就是搜索引擎根据你的搜索词条设定的），数字变量（温度计上的准确数字是由温度传感器设定的），甚至是行为变量（计算机的运算是由其加载的字节设定的）。

让我们进一步来检验一下我们的假设。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我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网络，我假设网络的状态是一个常量，这其实很荒谬！在数学语境下，假设是“先验”的，在广泛传播的统计思想中，这被认为是信息处理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我们想知道的是，在既定的先在条件下，增加信息A能否改变我们对另一信息B出现的推断。当然这取决于先在条件，如果我们已经对B完全了解，这种推断就是没有必要的。

对于大多数合理的先在条件来说，如果A的信息能让我们对B进行推断，那么A、B之间就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的形式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只是常常被描述为“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原因在于因果关系的本质作为一种概念表现为：我们总是先获得前面事件的信息，再获得后面事件的信息（因果关系概念对于人类意识的全部意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和时间的本质都非常有趣，但是很遗憾无法在此一一论述）。

如果所有事件的信息都是按事件发生的顺序呈现的，那么相关就意味着因果。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只能观察到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且我们对事件信息的了解可能是打乱顺序的。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相关很可能正好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比如，关于A的信息能推断出B的信息，尽管B发生在A的前面），甚至是更为复杂的情况（如：A的信息能让我们推断出B的信息，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关于C的信息，而C可能发生得比A、B或者两者都早）。

信息流是对称的：如果A的信息能让我们推断B，那么B的信息也可以用来推断A。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或预知未来，所以这些限制只有在当下的顺序中才能发挥作用。信息流总是从过去流向未来，但是在我们的思维中，一些信息流的箭头正好是相反的。解决这样的问题本质上正是科学的任务。如果你拥有看到一切信息流的能力并能掌握先在条件，那么强大的科学方法乃至更多的东西都会成为你信手拈来的认知工具。

107SYSTEMIC EQUILIBRIUM系统性平衡

107　系统性平衡

马修·里奇（Matthew Ritchie）

艺术家。

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俗称的“时间之箭”，通常与熵联系在一起（再进一步来说，也就是与死亡相关联），这是当今社会最普遍的误解之一。我们需要纠正它。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封闭的系统会越来越均衡，最终达到一种系统性的平衡。因此，问题不在于最终是否能达到一种平衡，而在于什么时候能达到平衡。

在地球上生活，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向着系统性平衡发展的物理系统中，逻辑后果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工业和政治系统，甚至是知识和神学系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一致。这一切已经初见端倪。由于工业化的高燃烧率，地球上可供人类使用的物理资源，包括空气、食物和水，已经明显减少。同时，因为全球化的进程，每个人可获得的智力资源却显著提升了。

人类社会已经空前同质化，而且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基于平等权利与机会的现代民主正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能源消耗，平衡系统就似乎不太可能保持了。如果系统的总能量消耗过快，社会公平快速达到最低水平的平衡，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现代民主被削弱。

我们真正的机会在于利用因为系统平衡而不断增长的知识，建立一种公平而持续的未来社会模型。知识的普及和信息获取的网络渠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在未来，只有采纳创新性、预测性和适应性的全球资源重新分配模型，人类社会才能存活下来。

但是，由于我们已经从生物性和社会性上被设定为尽可能规避熵（死），我们会本能地回避对生活方式的系统性改造，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如此。我们认为系统性改造是瞎折腾。我们不会去审视真正的问题，而是一边开着世界末日的玩笑，一边谩骂着领导者们的无能。我们确实需要好好纠正一下自己的观念了。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真要面对这个基本概念，也将面临一场恶战。在社会扩张的早期阶段，类似于“进步”或“命运”等隐喻性的巨大力量以震撼心灵的方式取代了先前的时间之轮。知识分子只有与这样的力量保持一致，他们的科学实验与因果研究才能被容许和支持。但在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中，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消费的控制已经更为明显。复苏的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奇幻思维受到了大众拥护，许多理性的观念被拒绝，最关键的是大众拒绝了物理定律。

否定全球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现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部分人倡导持续性的“好”（绿色）增长，一部分人则否认上述关系，建议继续“坏”（灰色）增长。而对双方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基于目前系统发展的未来经济环境下的输赢，而不是去设想物理上必然的系统平衡。

当然，任何系统都可能出现暂时性的假熵。在一段时间内，热粒子（或社会）可能窃取冷（或弱）粒子（或社会）所囤积的能量。但是，最终是由总体的能量燃烧率和重新分配比率决定了行星系统达到其真正系统性平衡的速度。是否通过战争或隔绝邻邦来增加自己的“热度”是政治问题，但在现实中，即使我们推不倒墙，也还是需要尝试一下，不是吗？

108PROJECTIVE THINKING投射性思维

108　投射性思维

琳达·斯通（Linda Stone）

高科技行业顾问，苹果公司及微软公司前高管。

在1983年因发现基因转座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被科学界忽略和嘲笑了32年。在遭遇同行打击的那几年，麦克林托克没有发表她的研究成果，选择了回避科学界的排斥。史坦利·布鲁希纳（Stanley Prusiner）也一直面对着同事的激烈批判，直到他的朊蛋白理论被证实，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挑战了胃溃疡是由胃酸和压力导致的医学“事实”，证明了幽门螺杆菌是造成大多数胃溃疡和胃炎的原因。马歇尔在1998年的一个采访中说：“每个人都反对我。”

这些“投射性思维者”（projective thinkers）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整个过程缓慢而孤独，医学界的进步因此被延迟了。

“投射性思维”（projective thinking）是由爱德华·德·波诺（Edward de Bono）提出的，用来描述那些创造性的而非被动的思考。麦克林托克、布鲁希纳和马歇尔都拥有投射性思维，这使他们拒绝接受当时流行的科学观念。

一个伶牙俐齿的聪明人能很有技巧地构建起一个几乎毫无破绽的模型。这种对我们智力的危险而灵活的运用将缩小我们的视野。然而，投射性思维是广阔且开放的，是纯理论的，需要思考者去创造环境、概念和对象。

麦克林托克在20年的玉米研究中就是在创造思考空间。依赖她拥有的大量基础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她推论出玉米种子颜色变化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她提出了基因调控的概念，挑战了基因组作为固定的遗传指令的理论。麦克林托克在1950年首次公开了她的研究结果，在投射性思维的指导下，她通过大量研究、坚忍不拔和不盲从错误理念得出了成果，但直到多年后才被众人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坚信的观念，甚至是我们所认为的事实，是我们观察和体验世界的通道，会形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反应导向，这能很好地保护我们。比如：火的温度很高，我们碰到会被灼伤。但它们也能削弱我们开放性观察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理念，就像麦克林托克等人那样，我们就能屏蔽那些所谓正确的事情。但我们是否能支持投射性思维、不盲从于错误理念的科学态度呢？有时候，科幻小说都可能会变成科学发现呢。

109RISK LITERACY风险素养

109　风险素养

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

心理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著有《成败就在刹那间》。

要在参与民主制中做一个消息灵通的公民，能读能写是先决条件。但是在当代，知道如何读写是不够的。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使风险素养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就像识字是20世纪的必备素养一样。风险素养，就是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没有风险素养，人们就会损害自己的健康、财富，而且会被卷入那些无关的甚至是恐怖的经验之中。但是在思考应对现代挑战的时候，政策的制定者却很少想到在公众中普及风险素养的概念。为了避免金融危机，有些人呼吁出台更严苛的法律，缩小银行规模，减少奖金，降低杠杆比率，减少短期主义的影响等。但是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公众应该对金融风险有更好的了解。例如，在很多次贷危机中赔得精光的三无人员（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依然没有意识到，抵押贷款的利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风险素养能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爆炸式增长的医疗成本。对于这一问题，一般认为可行的方法是增税或者医疗配给。但是通过提高患者们的健康意识，我们就能花更少的钱促成更好的医疗。例如：在美国，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近100万孩子根本不需要每年都做一次CT扫描检查，因为一次全身扫描的辐射量相当于乳房X射线检查的1 000倍，据估计这样的辐射每年会导致29 000例癌症。

我认为，现代危机的解决办法不是仅靠更多法律、官僚和金钱就能解决的，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使更多公民具备风险素养，而这样的素养是可以通过培养统计思维建立的。

简单来说，统计思维是一种能理解和客观估算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但是，有76%的美国成年人和54%的德国人不知道如何表达千分之一的概率（即0.1%）。学校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授那些确定的数学知识，比如几何、三角函数等，但是很少会教授不确定性的数学知识。如果我们能教授这些，那些银币正反面的概率问题估计会让学生们无聊死，但是统计思维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酗酒、艾滋病、怀孕、滑板等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在所有的数学分支中，统计学是最能使青少年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

在大学中，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很少会接触统计思维，虽然他们未来工作的本质就是要处理各种不确定性。美国法官和律师们已经被DNA数据搞晕了，而他们的英国同行已经在婴儿猝死概率上犯了错。全球很多医生都误算了积极治疗后的患癌概率，或者无法公正地评价医学杂志上的新发现。没有风险素养和技巧的专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帮倒忙。

与听说读写的基本素养不同，风险素养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感情——拒绝抚慰式的家长作风与确定性的幻想，学会承担不确定性。哪怕有了求知欲，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研究显示，大多数病人都相信他们的医生是全知全能的，不敢要求查看诊断证据，但一旦咨询医生后就会觉得自己更明白了。同样，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还是会盲目相信自己的财务顾问，不明白比一场球赛时间还短的咨询对他们的财产有害无益。很多人总是相信他人能够预测未来，并赋予那些预测者不切实的确定性。每年秋天，著名的金融机构都会预测第二年的道琼斯指数和美元汇率，即使它们以往的正确率并不比随机概率更高。我们每年都要将2 000亿美元花在对行业发展的错误预测上。

教育家和政治家都应该认识到，风险素养才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不是那些专家认为的对的事情，应该鼓励并努力让人们能够做出最明智的决策。风险素养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有益于使我们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去逃避它。

110SEXUAL SELECTION性别选择

110　性别选择

戴维·巴斯（David M.Buss）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教授，著有《欲望的演化》，与辛迪·梅斯顿（Cindy M.Meston）合著《女人的性爱动机》。

在大多数人思考“选择进化”（evolution by selection）时，他们马上就会想起“适者生存”或者“大自然是残酷和无情的”这样的话。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达尔文式的进化奋斗上。但是，很多科学家和少数普通人知道，选择进化发生在凭借可遗传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化繁殖竞争中，而不是发生在生存竞争中。而且，差异化繁殖竞争常常归因于不同的成功配对，这是达尔文在1871年发表的“性别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中的重点。

达尔文定义了性别选择发生的两种不同但潜在相关的原因。第一种是性别内竞争或者说同性竞争，涉及不同竞争中同一性别的竞争者，他们在体力或者其他方面竞争，其中的优胜者将获得配对的优先权。能促进成功的特质会不断进化，那些与失败相关的则会被掩埋。随着时间变化，进化成为同性竞争的结果。第二种是不同性别间的竞争，涉及的是最佳配对对象。如果某一性别的成员表现出另一性别所期待的特质，而且这样的特质是可以部分遗传的，那么这一性别特质的拥有者就拥有了配对优势，它们会被优先选择。而那些缺乏这些期待特质的成员将会遭到回避、放逐或者无法进行配对（或者必须寻求低质量的配偶）。随着时间变化，进化是期待特质频率增加和不利特质不断减少的结果。

达尔文的性别选择理论在他的时代备受争议，而且直到它发表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引起关注，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在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在过去10年对人类配对策略的研究中，性别选择理论的意义获得了更深入的理解。将性别选择加入每个人的认知工具库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很多令人困惑的人类现象。在现代语境下，性别选择理论为那些让许多科学家和大多数非科学工作者头疼的重要问题提供了答案。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为何不同？

◎如何解释人类配对的无数原则？

◎为什么两性之间的冲突如此普遍？

◎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焦点很大程度是在性上？

◎如何解释性骚扰和性胁迫？

◎为什么一般文化中都是男人比女人死得早？

◎为什么大多数杀人犯都是男人？

◎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热心形成战争联盟？

◎为什么男性更容易成为自杀式恐怖分子？

◎为什么自杀性恐怖主义在一夫多妻制文化中更加盛行？

简而言之，将性别选择加入每个人的认知工具库将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本质，理解我们对性行为和婚配的痴迷、性别差异的起源，以及许多困扰我们的深度社会冲突。

111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PROCESS理解科学过程中的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

111　理解科学过程中的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

戴安娜·哈尔彭（Diane F.Halpern）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心理学教授、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前任主席，著有《认知能力的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ies）。

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是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当下也成了受教育者的口头禅。这几个字体现了对科学过程、随机事件和概率论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科学研究的讨论里，出现在报纸文章、“魔力”减肥餐广告、研究出版物和学生实验报告中。这个“简化抽象概念”描述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实验（或其他研究设计）、无效和替代性假设、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小概率事件，区区几个字就体现了很多科学含义。

如果研究者无法证明“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或无法说明显著差异表示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幸的是，“一知半解”会导致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偏差。问题之一就是日常口语中的“显著”和研究报告中的是不同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表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医生告诉你，你的病情在手术之后会有显著好转，你就会推断出你的病痛会大大减少。但是，当我们说“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时，“显著”表示的是，结果不可能是误差引起的（如果零假设是真的），但结果本身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而且，有的时候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研究者只是在某种概率水平上确认自己的结论。“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是研究和统计中的核心概念。但是，正如任何在大学学习本科统计或研究方法课程的人说的那样，这不是一种本能思维。

尽管“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组成了科学过程的基本理念，但是一些专家还是希望它能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因为人们常常误解这一概念。它的使用降低了科学和概率论的结合，尽管它很流行。可能也正是如此，一些专家还呼吁解除这两者之间的联结，因为这一概念有偏差，而人们也经常被误导。事实上，专家们也常常被误导。想象这样一个假设的情况：一个很好的研究比较了两种药物X、Y相对于安慰剂的效果，X的效果和安慰剂有显著差异，而Y没有，但是X和Y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条件是X与安慰剂的差异在p＜0.04的概率水平上显著，而Y与安慰剂的差异在p＜0.06水平上显著，这个数据往往高于一般的显著水平。如果你看到这些很头疼，你可能就是那种相信自己理解这一科学核心方法概念，但其实并不真正理解的人之一。

更好地了解这一概念的缺陷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常识性理解能包括：（1）结果可能是不重要的；（2）不管是基于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还是基于非显著性差异，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的常识水平将会大大提升。当人们阅读或者使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概念时，这就是对科学过程的肯定，正因为它的局限性和误解，它才成了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哪怕我们只是将两个核心常识加入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就能增强大众对科学的理解。

112THE PARETO PRINCIPLE帕累托法则

112　帕累托法则

Clay Shirky

克莱·舍基

社会网络学家，著有《人人时代》《认知盈余》。

我们随处都会发现这样的情况：1%的人掌握了35%的社会财富；在Twitter上，2%的用户发送了60%的信息；在医疗系统中，治疗费用最贵的五位病人的治疗花费占总体的80%。这些数字让人吃惊，仿佛世界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了，好像金钱、信息和资源的完全非线性分布才是世界的终极真理。

事实并非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应该如此。

一个世纪以前，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研究。帕累托发现：无论在哪个国家，最富有的1/5人口都控制了整个国家大多数的财富。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延伸出很多其他概念——80/20原则、齐夫定律、幂律分布以及“赢者通吃”效应，这些定律的数据曲线走向基本一致：系统中最富有、最活跃或联系最紧密的个体最能解释整体的财富、活跃度和联系的紧密程度，它们远高于平均水平。

而且，这样的模式是递归的。体现帕累托分布的20%之中的20%也几乎解释了整体。如此逐步运算下去，一个整体中位于顶端的因素的重要性甚至会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因素。比如“the”这一单词在英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它是排名第二的“of”出现频率的两倍。

这种模式非常常见，所以帕累托法则也常常被称为“可预测的不平衡”。哪怕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在对其的预测中我们依然常常失败。

我们预测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来自高斯分布（即正态分布），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大系统的典型分布是高斯分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钟形曲线。在一个典型的钟形分布中（如身高），平均数与中位数相等。从美国女性中随机抽取100人，她们的平均身高是164.4厘米，而排在第50位的女性身高也同样是164.4厘米。

但是，帕累托分布却是递归的80/20原则，也就是平均数远大于中位数。这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整体中，无论如何测量，大多数人都低于平均数。就像以前经济学家讲过的一个笑话——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瞬间将里面所有人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当然这指的是平均值。

帕累托分布也显现在广泛而复杂的系统中。就像“the”和“of”出现在10%的英语词汇中；历史上股市波动最大的一天造成的动荡是排名第10的波动日的两倍；网络相册的标签频次也遵循帕累托分布；地震的震级、书籍的畅销度、小行星的大小以及朋友间的亲密程度都是如此。因为在科学中太普遍了，一些特殊的图示中会将帕累托法则画成直线，而不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陡峭曲线。

尽管帕累托分布已经提出了一个多世纪，但通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帕累托样本总是很诡异，阻碍了我们对世界真相的思考。我们不能再将家庭平均收入与收入中位数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狂热粉丝和一般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做着同样的事，而那些外向的人并非只比一般人活跃一点点。同样，不要指望未来最大的地震或市场恐慌和历史最高值持平；一个系统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可能出现影响力两倍于以前总和的事件。

我们对此并非无能为力。帕累托曲线下降时，曲线时而陡峭时而平缓，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政治或社会干预影响其斜率——税收政策能提升或降低收入最高的1%人口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同样，我们也有办法限制市场的整体波动，或者缩小医疗成本的变动范围。

但是，只有我们将这些系统假设为帕累托分布并在干预之后依然保持这个信念，我们才能开始正确地进行思考。这样，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高斯分布的系统中使用帕累托法则。在发现帕累托分布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能对不平衡的模型进行预测，并切实期待它的实现。

注：本文作者克莱·舍基著作《人人时代》《认知盈余》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13THE MEDIOCRITY PRINCIPLE中庸法则

113　中庸法则

保罗·迈尔斯（P.Z.Myers）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学家，Pharyngula博客博主。

作为一个刚给大一新生上过一学期生物学入门课程，并在下个月依然如此的人，我想说：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代数、基本概率论和统计学知识，我的教学一定轻松许多。每当看到那些聪明的学生因为缺乏本该在小学就学会的数学技能而抓耳挠腮时，我也觉得非常沮丧。

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基本的数学知识只是我们在科技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什么样的观念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宇宙中的意义呢？我的答案一定是“中庸法则”（mediocrity principle）。这是一条科学的基本原则，它备受争议，很多人对此也捉摸不透。对中庸原则的诟病主要源于宗教领袖、神创论、沙文主义和失败的社会政策。很多认知的缺陷被巧妙地包装起来，一旦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认知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简单来说，中庸法则就是“你并不特别”：宇宙不会围绕着你运转，地球也并不是什么优等星球，你的祖国不是天赐的完美国度，你也并非什么精心策划的生命，而你中午刚吃过的金枪鱼三明治也不是故意让你消化不良的。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只是基于宇宙中无常的自然法则，这样的法则毫无例外的适用于万事万物，绝不会对你有所偏爱。你认为的宇宙中那些重要的问题都只是一种偶然。根据遗传与生物学原则，当你父母生下你之后，你就是一个解剖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了。但是，至于你是男还是女，是高还是矮，眼睛是棕色还是蓝色，早在基因大洗牌的减数分裂时就决定了，生命是险象环生的“受精大赛”的胜出者。

但是，请别沮丧，不只是你才如此，所有的恒星都是原子属性演变的结果，每一颗恒星的特性都是由尘云与热气体云不规则的凝结造成的。太阳并不是一定要在它现在所在的位置且闪闪发光，它只是碰巧就是如此。而我们的存在也一路遵循着这样的偶然。人类本身也受到外界环境通过选择和变动施加的影响。如果人类在10万年前灭亡了，世界还将继续转动，生命也会继续蓬勃发展，只是一些其他的物种会取代我们的位置，虽然不会经历和我们一样的智能科技时代。

如果你真正理解中庸法则，你就会完全释然。

这一原则之所以在科学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理解我们何以存在以及万物运作的基础。我们首先要寻求从整体上对宇宙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法则，然后才能去理解那些导致异常和意外的细节。这样的思维策略能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入的知识。首先，假设我们对违背宇宙特质的某个对象感兴趣，假设这种对象的存在有着特殊的目的，并且现存的环境已经不再适用，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抛弃现在的解释体系，毫无依凭地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来，中庸法则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什么必然，宇宙本身也并无恶意或者善意，万事万物都只是遵循着某些规则，而掌握这样的规则就是科学的目的。

114THE COPERNICAN PRINCIPLE哥白尼原则

114　哥白尼原则

塞缪尔·阿贝斯曼（Samuel Arbesman）

应用数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医疗保健政策学博士后、哈佛大学计量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

科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意识到地球并不是太阳系的中心。这一惊人的事实引发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哥白尼原则”，即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占据特殊的位置，也并不备受偏爱。据此，我们能消除对自己的某些先见，并重新审视我们和宇宙的关系。

传统的空间观念认为，太阳位于银河系的角落，银河系又在宇宙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哥白尼原则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哥白尼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能感知到其他星系正在快速远离，正如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那样。地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哥白尼原则同样被当代的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戈特（J.Richard Gott）用来描述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不依赖任何其他信息对生命周期的推测。正如戈特所说，尽管我们是聪明的观察者，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是特殊的。哥白尼原则量化了我们的不确定性，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思路让戈特预测了柏林墙倒塌的时间以及人类生还的概率。

这一原则甚至通过数量级锚定了我们在辽阔宇宙中的位置——我们的星球比宇宙中绝大多数星球都要小得多，我们比绝大多数化学物质都要大得多，比亚原子的运动要慢得多，却又比地质演化和进化过程快得多。这一原则使我们能不断学习宇宙中大小不一、形形色色的法则，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所有有趣的事物都跟我们规模相同。

尽管这样的原理使我们显得平庸，但我们无须为此失望沮丧。因为我们是迄今为止，唯一能意识到自我在宇宙中位置的物种。哪怕这种位置微不足道，我们也只有通过哥白尼原则的悖论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究竟身处何方；而当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时候，又怎么会微不足道呢？

115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优势法则

115　比较优势法则

迪伦·埃文斯（Dylan Evans）

爱尔兰科克大学医学院行为科学系讲师，著有《视读进化心理学》。

想确定最能提升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并不是个难题，答案一定是“经济”。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可能像经济领域一样涌现如此众多的思想，这些思想一旦被忽略，我们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正的难题在于，我们要在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中选取最有价值的那个。

经过再三思忖，我选择了“比较优势法则”，它解释了为何在交易一方相较于另一方拥有绝对优势时，双方依然能达成双赢的交易。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去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劳动力的交易已然与商品交易一样繁荣，所以比较优势法则可以用来解释移民为什么有益，这在排外势头见涨的时代尤其需要。

面对源于善心却结出恶果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承认全球贸易带给我们的巨大好处，以及它对联结世界与整合进程的贡献。

116THE EXPANDING IN-GROUP扩大的内群体

116　扩大的内群体

马塞尔·金斯波兰尼（Marcel Kinsbourne）

美国新学院神经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与葆拉·卡普兰（Paula Kaplan）合著《儿童的学习和注意力问题》（Children’s Learning and Attention Problems）。

信息的离散和全球种群的散布都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文化正逐渐趋同，文化的差异被揭示，国内不同民族及全球不同种族的通婚现象越来越多。这样的变化从两方面提升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我们称之为“内群体扩大”（expanding in-group）效应和“混血优势”（hybrid vigor）效应。

如果每个人都能将他人纳入自己的内群体，那么内外群体双重标准的弊端从理论上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愿景虽然是乌托邦式的，但是内群体概念的扩大能够让我们对更多的人表示友好，支持并采用利他行为。从自然灾难来临时日益增多的海外支援活动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趋势，捐助者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支援受助者促成了这样的趋势，而国际领养案例的增多也表明了歧视和民族偏见的逐步瓦解。

另一种潜在的优势表现在基因方面。后代的混血优势在遗传学中也成了杂合性优势，主要来源于父母双方的差异。实验已经证明，不同基因的混合不仅有利于提升身体素质，也有利于智力的发展。因此，跨种族婚姻具有认知优势。事实上，这样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弗林效应，即自20世纪早期以来，人类的平均智力每10年能提升三个百分点。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带来难以预估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人口混合带来的社会与认知效应也不例外，不过还没有人清楚这些效应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如何。尽管如此，内群体扩大的社会收益和异族婚姻增加带来的认知优势已经说明了问题。

117THE GIBBS LANDSCAPE吉布斯景观

117　吉布斯景观

凯文·汉德（Kevin Hand）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行星科学家。

生物界很少有浪费现象。当然，在有机体个体层面有着大量有关繁殖和其他活动的浪费，想想满树的果实以及上千万没能成为受精卵的精子。但是在生态系统层面上，一个细菌产生的垃圾可能是另一种细菌的财宝——一个物种能从环境中其他物种的垃圾中获取有用的能量。食物链不是简单的“捕食者-食物”的线性关系，而是在各种有机体之间及它们与环境发生互动，以获得能量生态位的复杂系统。

地球生物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可以测量并标注出这种能量，并称之为“吉布斯自由能”（Gibbs free energy），这个概念因其理论建立者——19世纪晚期的科学家约西亚·吉布斯（Josiah Gibbs）而得名。这样做有利于评估地球生命的能量限制，以及测评其他星球上可能的居住区域。在生态系统中，吉布斯自由能是在生化反应中起作用的能量，是产生一些必要的废热和熵之后剩下的能量。这种做功的能量由负责修复、生长和繁殖等活动的生物系统控制。以生命的新陈代谢为例，在碳水化合物和氧气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测算每摩尔的反应物能释放多少焦耳的能量。人类和所有其他动物消化每摩尔食物时需要消耗几千焦的能量。微生物则通过各种方式混合气体、液体和岩土产生吉布斯自由能。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托里·赫勒（Tori Hoehler）和他的同事，对能生成甲烷并以硫酸盐为食的微生物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生命产生的吉布斯自由能的极限在10千焦/摩尔。在某一种环境下，实际上有很多化学通路。如果这个环境的能量生态位是开放的，那么每一种生命都会找到机会实现它。生物生态系统可以标记为反应的景观和利用能源的通路。这就是吉布斯景观（Gibbs landscape）。

文明的发展以及工业和科技生态的兴起，挑战了我们对能量需求和供应的动态理解。吉布斯景观为这种动态的概念化提供了一种简要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在任何一个城市、国家或大陆的上方都有一张可用能量的地图，它包括但不限于生物生态系统中所用化学能量的框架。例如：内燃机汽车用空气代谢汽油，建筑消耗着发电厂或屋顶上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占据着这一景观中的生态位。

但重要的是，吉布斯景观中的很多地方都充斥着空置的生态位。我们设计和建造的系统并没能高效而完全地利用能量为现代文明的生态系统服务。我们设计的很多系统都擅长制造废热，但很少关注如何优化工作效果。从整夜开着的电灯到垃圾填埋场，吉布斯景观为技术革新和进化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吉布斯景观也提供了一种将尚未开发的做功能力可视化的方法，如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潮汐和地热等。由此，我们会知道，我们可以在哪里及如何关闭循环通路，以及如何将我们千头万绪的技术文明整合起来加以利用。

当你开始用吉布斯式的眼睛去看待周围世界时，你会发现现代技术和工业生态系统中尚未被开发的潜力。这一开始会令人不安，因为我们会发现自己做得很糟，文明和技术的结合尚不成熟。但是，吉布斯景观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只要我们继续创新并努力达到平衡，就能实现复杂生物生态系统在这个地球上连续存活几十亿年。

118EINSTEIN'S BLADE IN OCKHAM'S RAZOR爱因斯坦的奥卡姆剃刀刀锋

118　爱因斯坦的奥卡姆剃刀刀锋

卡伊·克劳泽（Kai Krause）

软件艺术家、用户界面设计师。

1971年，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我的父亲死于一次飞机坠毁事故。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周围的世界和我在其中的位置，寻求意义和存在。我开始意识到一切都和我在纯真童年假设的完全不同。

这就是我开始建立自己的认知工具箱的起点，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探索的纯粹乐趣，如饥似渴地阅读百科全书、哲学书籍、人物传记和科幻小说，这让我和朋友及学校完全脱节。

有一个故事一直伴随着我，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我们必须以极简的方式使用撒格拉之剑（Thargola’s Sword）！中世纪哲学家撒格拉十四世（Thargola14）最早提到：‘我们必须向任何不必要的假设挥动这把剑。’”

这让我思忖再三。

找到这段话中的这个人花费了不少时间，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此我爱上了图书馆，那里充满了大部头和布满灰尘的线装书……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接着，我发现曾经有一个来自被橡树围绕的小村庄的修士，化名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他曾经走过我走的那些路，当我在慕尼黑奥卡姆街附近讲课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生命的最后20年是在14世纪中期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IV）的统治下度过的。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剽窃（或让我们暂且认为是向威廉致敬）了目前人尽周知的“奥卡姆剃刀原理”，比如：“若无必要，绝不增加。若无必要，勿增实体。”或者有不是从拉丁语中直译而来的更为通俗的说法：“用更少假设构建的简单假设才是可取的。”其中，简单和复杂之间美妙的互动一直让我神魂颠倒，对我来说，这很接近“理解世界”的核心。

天真无辜的“保持简单”真的是解决大大小小的科学问题与个人问题的最佳之道吗？当然，努力去除多余的假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原则，而这也可从卡尔·萨根与史蒂芬·霍金的科学思维中窥见一斑。但是我自己并未有所斩获。直观来看，很多事情并不简单，而且所有解释中“最简单”的很难作为真理或证据。比如：

所有的侦探小说作家都可能因为小说中没使用最明显的线索来解释是谁干的以及怎么发生的而沾沾自喜。要设计在高速转弯时有良好驾驶体验的汽车，就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最终达到一种“就是很好”的效果。从山顶流下来的小溪流可能是顺着蜿蜒的水道而来的，而不是一条直线。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简单的解决方法才是“最简单”的：对于水流来说，顺着最缓坡度而下，消耗的能量最小，这比从一点沿直线到达另一点更重要。这也是奥卡姆问题之一：对“简单”的定义也是非常复杂的。什么是“简单”的？好吧，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

“简单”和“简化”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更加抽象地来看，“简单事物产生复杂性”的原则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并始终相随。

在70年代初期，我也开始摆弄第一个大型的模块合成器，很快我就发现很难再造出一些看似“简单”的声音。

我们可以在钢琴上简单弹出一个音符，却很难想像这一现象背后有多复杂——这个音符是由几十个震级的振荡器和滤波器共同作用形成的。

最近的众多项目之一就是重新审视了科学可视化的审美空间，而一种数学的缩影让这成为可能——分形。过去20年里，我和编码大师本·魏思（Ben Weiss）一直致力于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掌上的智能手机享受到“实时穿越”了。最极致的例子是，一个写出来不到一行的小公式用迭代的方式却可能演绎出令人惊叹的复杂途径。

爱因斯坦对奥卡姆剃刀的质疑完美表达了我对极简主义被滥用的担心：“万物应该尽可能简单，但又不总是更简单。”

不得不说，这一真理存在着完美的应用例证，就像基于它自身的迭代应用：“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奥卡姆，都没能做到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仔细读过爱因斯坦档案中关于他研究成果和在德国的书信的部分后，我发现，无论是在大英百科全书还是维基百科中，都没有人能证实信息的确切来源。奥卡姆也是如此。如果能找到一些东西，说明它就已经先在了。

当然，关于这两个人，人们可以很快在twitter、博客上转发他们的名言警句——他们已然成了文化因子。看到的人也会认为，他们“可能”真的就像推特上说的“那样”，因为所有的表述都有连贯的形式和内容。但是仅仅因为“有些接近”而将这些表述归为准确的，我只能说，没那么简单！

“额外信息”和“冗余信息”有非常大的差别，否则一个人是否可能落掉“爱因斯坦”中的“坦”呢？

语言有一种幽默：剃刀和刀锋构成了一种有效结合的分析思维。刮掉那些不必要的猜想是一件好事，也是个人认知工具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种。但是不得不说：别太过分。

我自己的底线是：没有什么东西比简单性更复杂了。

119THE EINSTELLUNG EFFECT定势效应

119　定势效应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

网络效应博客互联网与政治评论员、《外交政策》杂志特约编辑，著有《网络的错觉》（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定势效应的逐步普及会有助于丰富我们的认知工具。现实中，定势效应比它的名字更常见。我们试图用过去奏效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从新问题本身去进行评估和定义，就是定势效应。虽然我们可能最终也解决了问题，但是浪费了一个能用更快、更有效、更环保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

想象一下在一场国际象棋比赛里，如果你是一个国际象棋大师，有很多场比赛的经历，你就可能会把这场比赛慢慢变得很像你记忆里的某场比赛。因为你知道之前的比赛是如何进行的，所以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追求相同的处理方式。

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对的，但在其他情境下，这可能非常危险！熟悉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最近针对棋手的定势效应的研究发现，棋手一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定势效应就会有所下降。他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同样的应对方式存在的风险，他们会尽量避免“自动化”。

讽刺的是，你的认知工具库越大越丰富，你落入之前窠臼的可能性就越大，你可能不会追问你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之前处理的问题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我看来，没有内置定势效应监测系统的认知工具库是有缺陷的。

120THE VEECK EFFECT维克效应

120　维克效应

格雷戈里·科克伦（Gregory Cochran）

美国犹他大学人类学副教授，与亨利·哈彭丁（Henry Harpending）合著《千年大爆发》（The 10 000-Year Explosion：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我们都曾见过一种个人的修辞策略，而且恐怕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对他人使用过。我将它称为（第一种）“维克效应”，即为了获得想要的结果而调整证据的标准。

为什么叫维克？比尔·维克（Bill Veeck）是一个非常嚣张的棒球队老板。在他的个人传记《遇难的维克》（Veeck—As in Wreck）中，他描述自己在密尔瓦基酿酒人棒球队的场地上安装了可移动栅栏。起初，只有在遇到攻击力很强的对手时，他才会摆出栅栏。发展到最后，他将此演绎到了极致：只要对方球员击球时他就装上栅栏，自己球队上场时就撤掉。

科学史里随处可见这样的可移动栅栏。“燃素说”预测镁燃烧时会释放出燃素，但实验证明镁燃烧之后会变得更重。所以燃素说的狂热粉丝解释那是因为燃素的重量是负值。

开普勒提出（当时已知的），六大行星之间的距离可以用五个柏拉图多面体来解释。这几乎符合地球、火星和金星的事实，但明显不适用于木星。他忽视了木星的问题，并且说：“没有人会关心它的，因为它是如此遥远。”这一理论当然没法适用于其他行星，但幸好开普勒的思想不偏激，他去世后天王星就被发现了。

每个领域都有非常顽固的维克效应，但在人文和历史学科中尤甚，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清晰的实验就可以破除这些不可能、不属实和不合法的无稽之谈。这种趋势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愈演愈烈，现在文化人类学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了，除了还能还食人族清白。

然而，有时候这点功能也意味着否认存在特定的食人案例，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齐人。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他们食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大量的人类骨头，有的被刮掉了肌肉，有的被敲开以获取骨髓，有的则被煮得锃亮。考古专家甚至发现阿纳萨齐人的粪便里有被消化的人体组织。但是这些发现不太好。因为，这种阿纳萨齐人的食人证据会冒犯他们的普韦布洛后代，这比那些血淋淋的证据更糟糕。你是否以为，同样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会为了保住其他民族的面子而接受谎言呢？南部真的会取消关税吗？放心吧，不会的。

一些人类学家更甚，他们否认任何文化中的同类相食现象。他们不止否认针对阿纳萨齐的考古证据，也否认任何一种证据，无论是考古历史记录还是在世者的陈述。当西班牙航海家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Álvaro de Mendaña）发现所罗门群岛时，他记录到，有一个热情的部落首领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宴，给了他一个男孩的1/4尸体供其食用。当然，对人类学家来说，这肯定是假的。阿兹特克的征服者将阿兹特克描述为食人族王国。即使有考古证据支持，人类学家也不可能认为这是对的。当莫尔兹比港的巴布亚人自愿到停尸间去食用大餐（当然是为了吸引游客），他们也只是在秀公众精神。

大量巨型动物群灭绝的第四纪灭绝（即冰河世纪灭绝）让古生物学者开始修筑自己的藩篱。大约五万年前，澳大利亚的大型有袋动物、无翼鸟类和爬行动物在人类抵达不久之后就灭绝了。南北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在一万年前消失，也正好是人类出现之后。新西兰的恐鸟（一种无翼大鸟）在波利尼西亚人定居后的两个世纪内灭绝了，而马达加斯加的巨大无翼鸟类和狐猴在人类到达后不久也消失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这些动物会灭绝？古生物学家们的结论是因为气候变化，而不可能是因为人类捕杀，绝对不可能！

日常生活中的维克效应比科学领域还严重，所以我们才对科学家有所期待。但是以上科学案例同样清晰可见，理解这样的策略可以避免你被迷惑。

121THE DECE（I）BO EFFECT假安慰剂效应

121　假安慰剂效应

比阿特丽斯·戈洛姆（Beatrice Golomb）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副教授。

假安慰剂效应指的是在不参考某个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假设推论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直接使用它解释问题，从而引发理解偏差。

有一些能被抓住核心的概念进入了大众视域：奥卡姆剃刀定律、安慰剂、霍桑效应等。这些术语能让表达更流畅，事实也确实如此。使用这些术语交流，使人们不需要绞尽脑汁谨慎地用一堆原理和假设来进行沟通，提高了信息交换的效率。但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省略了对这些原理和假设的清晰理解，我们也可能不会知道这些原理和假设是否被合理地使用了。所以，这些术语也可能会导致破坏，而不是建立良好的表达。

例如：“安慰剂”和“安慰剂效应”，如果仔细理解这些术语，安慰剂指的是没有药性，却让服用者认为其有药性的东西。安慰剂效应指的是人们仅仅因为受期望或建议的影响而获得条件改善的现象。

在方言环境下使用这些术语，假安慰剂效应可能会更加明显。对于安慰剂和安慰剂效应的关键假设通常都是错误的。

1.当科学家们听到“安慰剂”这个词时，首先就会毫无疑问地假设其为“阴性”的。什么是生理学层面上的“阴性”物质呢？事实上，到底什么物质可以称得上是阴性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在生理学上是完全阴性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安慰剂的成分没有任何规定，通常都取决于研究药品的制造者。在少数表明安慰剂成分的案例中，资料记载安慰剂的成分明显没有什么药效。有两项研究将玉米油和橄榄油作为降胆固醇的安慰剂。其中一个研究发现，实验组因为意外存在较低的心脏病犯病率，降胆固醇的药物没起作用。另一个研究则发现，某种治疗胃肠道病的药物对癌症病人有好处，但是会增加乳糖不耐症的风险，而安慰剂正好含乳糖，是一种“糖药丸”。如果我们用“安慰剂”术语取代它的实际成分，对于试验药物的成分如何影响实验研究的思考就都是空谈。

2.在很多研究里，那些有问题的人一旦有了安慰剂，在被询问时，均报告有大幅度好转（参见第3点），所以很多科学家就接受了“安慰剂效应”，其基础性和广泛性对他们的研究有益。

两位丹麦科学家在对接受安慰剂治疗与不接受治疗的对比研究中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文献综述。他们发现，安慰剂通常是无效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所谓的安慰剂效应。短期来看，“安慰剂效应”有助于缓解疼痛和焦虑。缓解疼痛的安慰剂效应已经被纳洛酮（吗啡拮抗药）所限制——这明确表明了疼痛安慰剂效应中的内生性鸦片，这对研究的假设没有丝毫帮助。

3.每当听到有人说因为安慰剂情况好转时，科学家通常认为一定是因为安慰剂效应，即预期或者暗示产生的效应。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效果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疾病的自然发展或均数回归。我们可以想一下正态分布的曲线，无论是要降低疼痛、血压、胆固醇还是其他指标，如果人们位于分布的一端（高值的那一端），他们通常会选择治疗。但是这一结果是变化的（如生理变化、自然历史、测量误差等原因），而且一般来说高值会降低——这是一种“均数回归”现象，和安慰剂无关（这也是丹麦科学家的研究结果）。

另一个假安慰剂效应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哈佛大学的特德·卡普查克（Ted Kaptchuk），他在研究中给那些患有肠道易激综合症的人们服用安慰剂或者什么都不给。他们在药瓶上贴上显眼的“安慰剂”标签，建议病人服用那些有效的安慰剂。这个研究有效降低了预期的影响，没有欺骗被试者，而是告诉他们这些安慰剂很有效。研究者与这些服药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不断与被试者见面，接受被试者对他们的感谢，并且不停告诉被试者安慰剂很有效。那些服用安慰剂的人们告诉研究者，他们服药后比不服药感觉更好，最终迫使科学家将这一切归因于安慰剂效应。

但会不会是被试者只是说出了他们认为科学家想听的话？为《纽约时报》撰稿的丹尼斯·格雷迪（Denise Grady）曾说：“长大后，我每周都接受毫无帮助的花粉症治疗，但因为医生总是很和善，而我也希望保持下去，所以无论他何时问我是否好一点，我都说是的……”这种取悦的动机（可能是一种有偏差的“社会赞许”）滋生了所谓的“安慰剂效应”，也表明了病症有它的主观获益。如果卡普查克的哈佛大学研究小组不从众多可能性中选择这个现成的术语“安慰剂效应”来进行阐释，这种取悦的动机还会不会起作用呢？

另一种解释也符合这样的生理效果。卡普查克用微晶纤维素作为安慰剂，告诉被试者会很有效果。这些研究者因为公布了安慰剂的成分而受到追捧。其他微晶纤维素对便秘和腹泻（肠道易激综合症）有好处，它们也正是针对这些症状的处方药，“车前草”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安慰剂”本身就存在某些特定的生理好处。

综上所述，安慰剂这一术语并不一定意味着“阴性”（或通常无效）。而且，在那些安慰剂对病人有显著效果的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推断这样的效果一定是因为暗示。

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在一些高风险的医学实践中，用术语（这里就是“安慰剂”和“安慰剂效应”）取代它本身表达的内容，不仅不能帮我们得到有效的推理，反而会忽略甚至是破坏对关键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122CONTROL YOUR SPOTLIGHT控制你的注意焦点

122　控制你的注意焦点

Jonah Lehrer

乔纳·莱勒

《连线》杂志特约编辑，著有《想象》《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

合著有《屏幕上的聪明决策》。

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对4岁的儿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让小朋友进入一个只有桌椅的小房间，让他们从棉花糖、曲奇饼干和椒盐饼干中做出选择。然后，他给了小朋友们两个选择：如果他们选择马上食用，就只能吃一块；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在自己离开后等上几分钟，等他再次回来时就可以吃到两块。毫无意外，几乎所有小朋友都选择了等几分钟。

那时的心理学家认为，能否延迟满足以获得第二块棉花糖或饼干取决于意志力。一些人有着比别人更强的意志力，所以他们能抵御糖果的诱惑或攒下退休金。但是，在观察了几百个参加棉花糖实验的孩子之后，米歇尔发现这个结论是错的。他意识到，意志力天生就是脆弱的，那些咬紧牙关抵制诱惑选择延迟满足的孩子，大多在30秒之内就放弃了。

米歇尔研究了那些极少数能成功吃到两份食物的儿童，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些“延迟者”毫无例外地采用了同一种心理策略：他们让自己不要想食物，眼光也尽量避免接触它们。他们中的一些孩子用手遮住眼睛或者干脆在桌子下面玩捉迷藏，而另一些则哼唱着《芝麻街》的主题曲，不停地系鞋带或假装睡觉。他们的欲望并没有被战胜，只是被刻意忽略了。

米歇尔将这种方法称为“注意力策略性配置”（strategic allocation of attention），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控制技巧。我们常常认为意志力关乎道德品质，这并不准确。意志力真正关乎的是调整注意的焦点，学会控制工作记忆中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棉花糖，就会把它吃掉；要想不吃棉花糖，就必须转移目光。

有趣的是，这样的策略对减肥人士并不适用。但似乎现实世界的成功要点就在于自我控制。13年后，米歇尔跟踪研究了当年参加实验的孩子，那时的他们已经是高中生了。他发现，这些孩子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对现实有很强的预测性。那些在棉花糖实验中短时间内极力抵御诱惑的4岁孩子，在学校和家庭中更可能存在问题。他们对抗压力时更为吃力，难以集中注意力，也更难维持友情。但令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能为一块棉花糖等待15分钟的孩子，他们在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的平均成绩比那些只能等30秒的孩子高210分。

这些相关事例说明了学习注意力策略性配置的重要性。如果能正确控制注意焦点，我们就能抵御一些消极的想法和危险的诱惑，避免打斗和药物上瘾。我们的决策通常因大脑中思考的事实和出现的情绪而产生，而当我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我们愿意思考的问题时，配置注意力能让我们主导那些偶然事件的发生过程。

这样的心理技巧的价值正在逐渐表现出来。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关键信息聚焦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此曾有过精妙描述：“信息丰裕导致了注意力匮乏。”大脑的能力是有极限的，面对充满数据和杂物的现实世界，大脑总是陷于困境。智力是对数据的分析能力，它对人们采取决策的影响只是稍多一些，就像意志力，它也需要注意力策略性配置。

最后一点，最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已经严重解构了自由意志的传统概念，无意识心理已经成为心理学的主流。然而，我们是可以控制注意焦点的，集中注意那些有助于我们成功的思想，这可能会成为我们唯一能控制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盯着棉花糖。

注：本文作者乔纳·莱勒著作《想象》《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屏幕上的聪明决策》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123THE FOCUSING ILLUSION聚焦错觉

123　聚焦错觉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心理学与公共事务荣誉教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大多数人想的那么重要。如果每个人的教育水平都相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减少的比率不到10%。如果只聚焦于教育水平，就会忽略许多其他决定收入的因素，毕竟同等教育程度的人的收入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收入水平是决定人们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也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么重要。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的缩小幅度也不超过5%。

收入对情绪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中彩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种高兴不会持久。通常的情况是，收入较高者的情绪比收入较低者的情绪更积极，但收入在其中的影响只占大多数人认为的影响强度的1/3。当你关注富人和穷人时，你自然就会注意那些和收入有关的情境，但幸福绝不仅仅取决于收入。

瘫痪者常常不开心，但他们并不总是不开心，因为他们会花大多数时间体验和思考身体疾病之外的事情。当我们在想象瘫痪者、盲人、中彩票的人或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时，我们会更多关注他们的特殊之处。这种对生活条件和实际生活的关注失衡产生了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经常被商家所利用。当人们被引导相信他们“必须拥有”某一商品时，他们自己放大了这一商品对他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商品聚焦错觉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它们持续吸引注意力的程度。显然，对汽车皮质座椅的聚焦错觉比有声书大。

政客也深谙此道，他们引导人们放大焦点事件的重要性。人们“被认为”校服能显著提高教育效果，或者医疗改革能大大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当然，医疗改革会带来变化，但它绝对比你聚焦时以为的变化要小。

124THE NAME GAME命名游戏

124　命名游戏

斯图尔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

神经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

在科学中，我们通常会认为“命名即驯化”。即使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也总有人会犯一个低级的错误，那就是认为仅仅贴标签就能从某种程度上增加我们对某种现象的理解和阐释。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教学中也总犯这样的错误，让学生误以为那些已经被命名的现象已经被我们完全理解了。知道名字就是了解现象，这个问题被我和其他人称为“命名谬误”（nominal fallacy）。尤其是在生物学中，我们对一切事物进行命名，如“分子”“解剖结构”“生理功能”“有机体”“想法”“假设”。命名谬误，就是错误地相信标签本身就是释义。

当人们对某个术语或概念的意义、重要性并不十分了解时，命名谬误就很容易发生，例如对“本能”的解释。我们对本能的定义是，人类因不确定因素做出的一系列行为。仅因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我们就将一些行为称为本能的、天生的和与生俱来的，并将这认定为最终解释。这就是“先天与教养论争”（这个名字本身就像是命名谬误的产物）中的“先天”部分，因此不能被进一步分化或缩减。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显然不是事实。

例证之一就是，长久以来我们都以为母鸡孵蛋和啄食是本能。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的一系列观察打破了这样的及相似的观念。利用非常简单但巧妙的技术，郭任远发现，在鸡蛋上抹上加热的凡士林并摩擦能让鸡蛋变得透明，从而方便对胚胎发育进行观察。这样，郭任远对小鸡发育的过程，从胚胎形成到孵化，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观察。他的一个观察结果是这样的：为了让胚胎适应在蛋壳中的生长，它的脖子会弯曲到胸前，恰好包住心脏。一旦心脏开始跳动，鸡的头部就会随之上下运动，这和啄食的动作一模一样。因此，小鸡看似神奇的啄食“本能”在鸡蛋孵化过程中其实就已经练习一个多星期了。

同样，在医学中，医生常使用一些专业术语让病人相信他们对病情的了解比事实上更多。我们知道帕金森氏病患者的症状通常会包含步态的变化和行动变缓，医生称之为“迟动症”。这与“他们行动变迟缓”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但病人为什么会变迟缓，病理是什么，行动迟缓的机制是怎样的呢？尽管对病人家属说“帕金森氏病的主要症状是迟动症”就已经足够了，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背后还蕴藏着许多更深的问题。

科学中有一个重要原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做到这一点常常很困难，因为事物有时看起来似是而非或根本就很模糊。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因新知识而不用再做实验，什么时候我们能因为已获真相而不再需要花费金钱和资源做调查了吗？确定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难，命名谬误还常常雪上加霜。哪怕是“重力”这样看似成熟的概念，可能也被赋予了过多的光环。毕竟，在牛顿发明“重力”这一名词的400年后，爱因斯坦才提出广义相对论对它进行了充分解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物理学家虽然对重力的效果讲得头头是道，却依然没弄清楚重力到底是什么，它又源自哪里。

命名谬误的另一种危险来自为普通词汇赋予科学含义，这常常让不明真相的大众走上误解的不归路。像“理论”、“法则”和“力量”等词汇，它们的含义对科学家来说，与公共话语中的含义是不同的。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成功”绝不是戴尔·卡耐基所说的“成功”，物理学家所认为的“力量”和政治话语中的“力量”也截然不同。最糟糕的可能是“理论”和“法则”这两个几乎对立的概念。“理论”在科学里是很强的观念，但对大众来说却是模糊的；而“法则”在社会语境下则比在科学语境下要强势得多。这样的差别有时会导致科学家和支持他们工作的大众之间产生误解。

语言当然很重要，我们也必须为万事万物命名，但绝不可轻视语言对思维的引导力，命名谬误的危害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125“GRACEFUL”SHAS“微妙”的简化抽象概念

125　“微妙”的简化抽象概念

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

社会心理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认知项目中心主任，著有《开启智慧》（Intelligence and How to Get It：Why Schools and Cultures Count）。

我想先提出三个假设和问题：

1.某大学需要撤掉他们的旧医院，成本估算表明，翻修旧医院的价格和拆掉重建的价格相当。支持翻修方案的人认为，原来的医院就已经耗费巨资，如果拆掉它就太浪费了；而支持重建方案的人认为，新建的医院一定比翻修的更现代化。你认为他们应该翻修还是重建呢？

2.戴维是一名高三学生，正在考虑上哪一所大学。有两所大学，在声望、学费和离家距离这三个条件上几乎一样，而且他在这两所大学里都有朋友。这些朋友都认为：相较于B大学，A大学的生源更好，而且更适合戴维。然后戴维去两所学校各体验了一天，但形成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在A大学遇到的几个学生既不有趣也不友好，而且好几个教授都拒绝了他的申请。但在B大学，同学们表现得聪明又友好，而且还有两位教授对戴维表示了兴趣。戴维应该去哪一所大学呢？

3.“如果卡片的正面是元音字母的话，它的背面一定是一个奇数。”如果要你确认这个假设的正确性，你将最先翻动以下哪一张卡片？

下面是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

问题1：如果你因为旧医院的造价很高而支持翻修方案，你就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沉没成本陷阱”（sunk-cost trap）。旧医院的建造成本对于目前的决策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沉没）。阿蒙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用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我们能够有效抵御沉没成本的诱惑：

如果你买了两张今晚NBA球赛的门票，赛场离你家40公里。眼见天开始下雪，而且你发现你喜欢的球星因为受伤无法上场。你会继续去看球呢，还是浪费门票呢？

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你应该反问自己：“如果票不是你买的，而是朋友免费给你的，这样的情况你还会去吗？”如果答案是：“开玩笑！外面在下雪，而且我喜欢的球星又没来，我还去看什么呀？”那么你对于自己买票情况下的答案应该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买票花的钱早已经与你无关了——成本已经沉没，哪怕你勉强自己去看，钱也已经花出去了。沉没成本陷阱虽被经济学家万般推崇，但我觉得大学课程里并没有好好教授大家这一概念，反而是像球赛门票这样的日常生活情境让我们获益匪浅。

问题2：如果你认为戴维又不是你的朋友，他喜欢哪所学校就去哪一所呗，那么你显然还没掌握“大数定律”（the law of large number, LLN）概念。戴维只有一天的体验经验，而他的朋友却有着日复一日的经验。除非戴维的朋友品味诡异，他才应该对朋友的建议置之不顾，执意选择初始印象更好的B大学。任何一所大学的统计课程里都会教授大数定律，而且这一定律是某些统计课程中的基本工具。

问题3：如果你选择翻开“U”和“8”的卡片，心理学家沃森（P.C.Wason）和约翰逊-莱尔德（P.N.Johnson-laird）会告诉你，你和90%的牛津大学学生的答案一样。但是，很遗憾，你们错了。显然，你们没有理解“条件句逻辑”（the logic of the conditional）的概念。“如果A，那么B”命题的成立不仅要求A和B协同出现，而且要求非B不能和A协同出现。显然，大学逻辑课程的学习对回答问题3几乎毫无帮助。哪怕是一个哲学系博士，恐怕也很难教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应用条件句逻辑来思考上述简单问题，更不用说那些复杂奥妙的问题了。

有些“简化抽象概念”是非常“微妙”的，它们是认知工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另一些算法则比较晦涩难懂。如果教育者想要提升人们的思维能力，他们需要分辨出哪些算法可以教授给大家。几个世纪以来，教育家们都认为只有形式逻辑能锻炼思维技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聪明，但这显然有所偏差，伯特兰·罗素曾说，欧洲中世纪那些修道士所推崇的三段论和他们本身一样毫无趣味。但是，现在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当然也包括Edge普及的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教育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找出那些容易传授的概念并将它们普及到大众之中。

126WICKED PROBLEMS棘手问题

126　棘手问题

杰伊·罗森（Jay Rosen）

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著有《新闻记者的工作目标》。

每个住在纽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下午4点到5点打不到出租车？原因其实很简单：出租车司机恰好在这个时间段换班。很多出租车在这个时候都要去纽约皇后区的车库，因为如果两位开同一辆出租车的司机要换班的话，每天下午5点是最公平的。这是纽约市出租车与轿车委员会面对的难题，但这个问题还算不上棘手，因为起码我还能清晰地对它进行表述，这让这个问题脱离了棘手的范畴。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棘手问题”是一个专门术语。如果我们能理解棘手问题的含义，并知道如何区分一般问题和棘手问题，我们就会避免棘手的问题。

棘手问题有如下一些特征：很难描述问题具体是什么，很难对其进行清晰定义，且很难确定它的原因和结果。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观点，也没有什么确定的解读。思维框架会影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人会发现并确信棘手问题只是另一个问题的表现而已。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框架，并坚持自己的框架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如果你去问不同的人，你会获得各种各样的答案。这样的问题与很多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将它们厘清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糟糕的是，每一个棘手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解决其中一个并不能帮助你触类旁通。没有人拥有“犯错的权力”，即使是一个明显会失败的东西，一开始都会获得足够的合理性和支持者，但是一旦遭遇失败，人们就会认为不值得再尝试。棘手问题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永远无法避免。我们用尽耐心、时间和金钱，都无法在一开始理解棘手问题，也没法解决它。相反，当我们尝试解决它时，其实只是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维度，这也正是那些擅长解决棘手问题者的成功秘诀。

你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是棘手问题吗？生活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问题。还有什么比它更错综复杂呢？有些人可能会坚持认为气候变化只是其他问题——如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而已，而且确信自己没有错。我们从来没有遭遇并解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观点的拥趸。

当通用电气公司面临破产，数万名职工面临下岗时，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甚至引起了美国总统的关注，但这算不上是一个棘手问题，奥巴马总统的顾问能为此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如果总统决定承担政治风险挽救濒临破产的通用公司，他一定是相信这样的方法能够奏效。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但是，医疗改革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美国日益增加的医疗花费就是一个棘手问题。没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每一种解决办法的框架都存在争议，同时也有对这个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理解的支持者。如果医保范围外的人数下降但经费上升了，谁能说这就是一种进步呢？

太棘手了！

当我们在处理某个非常规的棘手问题时，如果对此能有所觉察，情况就会好一些。如果我们能够标明某些问题是棘手的，我们就会意识到常规的解决方法不起作用。无论我们多想遵循这样的轨迹——确定问题、评估解决方案、选择最佳方案、雇用专家并执行方案——都不会成功。很多机构可能需要这样的思路，我们也很习惯这样的轨迹，而且老板也往往要求我们这样，但对棘手问题来说这些都是无用的。

如果总统在竞选辩论中能将棘手问题和可控问题区分开来，境况将大不一样，我认为情况可能会更好。那些在报道时能区别棘手问题和常规问题的记者，才是聪明的记者。而那些懂得区分棘手问题与其他问题的机构，将会最终了解自己发出的命令和可以控制的边界。

棘手问题需要人们更加创新、实用、灵活和合作。解决棘手问题的人从来不会在观念上花费过多时间，因为他们知道观念终将会发生变化。他们明白没有什么所谓的准备充分，他们会轻松地开始，边走边看。他们知道，只有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问题。他们不期待得到一个最佳答案，而是不断努力获得足够优化的方案。他们不迷信自己，所以会不断地找持不同信念的人来验证自己的方法。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大概他们都在关注医疗改革吧……

127DEPTH深度

127　深度

陶·诺瑞钱德（Tor Nørretranders）

科学作家、顾问、讲师，著有《做一个慷慨的人》（The Generous Man：How Helping Others Is the Sexiest Thing You Can Do）。

所谓深度（depth），就是你无法一眼就从事物表面看到的内容，是潜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湖面之下的深度，石油形成的年代，一个简单陈述背后的推理路径。

深度是物理世界中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因为有重力，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位于顶端。顶端之下的事物越多，我们能挖掘的内容也就越丰富。

近1/4个世纪以来，随着复杂科学的发展，深度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复杂事物的特征是什么？水晶之类的有序物质并不算复杂，但一堆杂物则很难被描述清楚，因为其信息量非常大。信息量的大小是衡量描述事物难易程度的标准之一。无序事物的信息含量大，而有序事物的信息含量小。生活中有趣的事物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如生物、观念和对话，它们的信息含量既不多也不少。所以信息含量不会让我们变得有趣或者复杂，关键在于创造有趣事物的那些信息。如果我们想提炼出那些有趣的东西，那么物质的发展历史比物质本身更为重要。

吸引我们的不是信息的表面，而是信息的深度。要呈现信息的深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重要的部分不是已有的东西，而是曾经存在且至关重要的东西。深度就是这个意思。

在复杂科学中，深度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你可以认为它是产生某种事物的物理信息（热力深度），或者是计算出某一个结果的计算量（逻辑深度）。这两种表述都说明产生结果的过程比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这样的概念也适用于人类的交流。

当你在婚礼上说出“我愿意”的时候，它通常代表了你与伴侣之间丰富的对话、相互的依赖和巨大的幸福。这是我们对这句话的投射，“我愿意”这三个字并不具有上述这些信息含量，却有着这样的深度。

大多数的对话都有某种深度。人们听到的内容往往比对方说出的内容更多，在陈述之前双方已经形成了某些信息。当你理解对方的陈述时，面对对方表达的含义，你会“深入挖掘”，获得背后和深层的含义。那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意会的内容产生于对话发生之前，取决于实质信息产生之前所产生和摒弃的信息。

“2+2=4”，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算。但是4作为结果，它蕴含的信息远少于“2+2”这个问题，因为从本质上看，“3+1”也可以获得完全一样的结果。运算可以很好地摈除某些信息。你可以通过运算忽略一些细节，获得一个框架性的、抽象的结果。

你是否想要区分一句涵义丰富的“我愿意”和一句表面的敷衍，对方是否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4这个计算结果是否真的有意义？湖面之下是否真的有水？它有深度么？

人类的大多数互动都基于这个问题：真的还是假的。爱情究竟有多真？结果究竟是严密分析的结果，还是仅仅是一个估算？是否有什么言外之意？

信号也同样如此：假信号还是深度信号。在生物学中，过去的几十年兴起了对动物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深层信息的研究。配偶选择中的不利条件原理，就是一种表明信号有深层内容的方式。如果一只雄性孔雀长着长而鲜艳的羽毛，说明它既长着异常光鲜的羽毛，也能在捕猎者的捕食中存活下来；因此，一只雌性孔雀就知道拥有漂亮尾巴的雄性孔雀是非常强壮的，否则它不可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存活下来。

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被经济学家称为有价值的信号和途径，以表明人们拥有有价值的东西。1899年，社会学家索尔斯坦·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发现了“炫耀性消费”现象：如果你要证明自己很有钱，你必须浪费一些钱来证明，也就是，用很荒谬而愚蠢的方式花钱，因为只有足够有钱才能这样做。这种方式是炫耀性的，只有如此才能被他人察觉。浪费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信号，它透露出非常有钱的信息。不利条件、有价值的信号、紧密的目光接触和夸张的表情，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同样，抽象概念也包含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希望通过抽象概念来理解其中大量信息的梗概，所以我们在使用时只在使用其概念而不是其表征的内容。因为这样的抽象概念有深度，所以我们才会喜欢。其他某些概念没有这样的深度，它们肤浅、只会让人印象深刻，对我们无益，所以让人讨厌。

聪明的生活需要区分深刻与肤浅的抽象概念的能力。确定深度之后，我们才能一头扎进去。

128DESIGNING YOUR MIND设计你的头脑

128　设计你的头脑

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

商业战略专家，Moxie Insight公司董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著有《N世代冲撞》，与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D.Williams）合著《宏观维基经济学》。

基于近来关于大脑可塑性和认知负荷危害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有力的认知工具可以被设计。具体来说，你可以为自己的大脑设计规则并进行训练。与获得知识不同，这将决定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如何更恰当而有效地思考、记忆和交流。

现在，不满于数字时代对认知的不利影响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与其预测衰败不如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新的认知神经科学或许能燃起一丝希望。我们知道大脑是可以塑造的，它会随着对其使用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有名的伦敦出租车司机实验显示：出租车司机的信息记忆大脑脑区比同年龄的其他人更大，但伦敦巴士司机的大脑中没有这样的现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出租车司机需要记住市区的所有街道，因此，两者的海马体出现了结构性的差异。

这样的研究结果说明：即使是成年人，只要坚持且集中使用某个大脑区域，就可能增加该区的大小和能力。不仅是密集使用会改变成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临时训练甚至只是心理排演都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一系列研究表明，眼睛被蒙上的人的触觉（比如对盲文的感知）会显著增强。脑部扫描也发现，哪怕被试者每天只被蒙上眼睛一个小时，五天之后他们的视觉皮层对听觉和触觉信息的响应程度也会提升。

人类神经的终生可塑性已经毋庸置疑。大脑遵循着“用进废退”的原则，那么我们能否有效使用它呢？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数字时代信息繁杂、刺激丰富、节奏快速与多任务并行的特征，来拓展我们的认知能力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专家斯坦·库奇（Stan Kutcher）博士曾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他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触新技术能让网络一代（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大脑突破传统的能力限制。”

当一个优秀的学生边做家庭作业边在网上做事时，他并不是在做真正的多任务工作。这是他的大脑已经拓展了活跃的工作记忆和切换能力。我无法边听音乐边看邮件，但是他可以。他的大脑已经能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了。

我们如何通过设计思维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好的设计通常始于原则和功能性的目标。假设你想要有效接收和吸收信息，集中精神记忆、推理含义，并能创造性地写、读和交流，获得重要的合作和人际关系，你应该如何借助（或不借助）媒介来达成这些目标呢？

诸如速记这样一些老式的课程会增强你的信息输入能力且不损坏你的理解能力。这些方法在伊夫琳·伍德（Evelyn Wood）的时代很有效，在当下的作用则更大了，因为自那以来，我们已经学会了更多方法来有效阅读。

当你时常觉得心浮气躁时，可以每天读几篇完整的文章，而不是浏览无数的标题与概要，这样能锻炼我们的注意力。

你是否想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呢？为了获得灵活的双手，试着成为一个疯狂的游戏玩家，或者哪怕在地铁站也要在心里演练动作。演练对运动皮层的锻炼效果和实际的物理运动一样。在某一个研究中，一组实验对象被要求在钢琴上做一些简单的练习，而另一组被要求在大脑中进行同样的演练。两组实验对象的运动皮层都发生了变化，在脑中演练的实验对象的皮层变化和实际弹奏实验对象的皮层变化一样大。

你在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吗？这取决于你想要在多大程度上应用爱因斯坦的记忆法。当有人问爱因斯坦他为什么会去翻通信录查自己的号码时，他说他只会记住那些他没法查到的东西。现如今，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记住了。从人类诞生到2003年，产生的信息有5 EB（1 EB相当于100万的三次方个字节）之多。现在，我们每两天就能产生这么多信息！可能过不了多久，几分钟就能产生5 EB的信息了。人类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但你能区分哪些是需要记忆而哪些不需要吗？

想要增强工作记忆和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吗？尝试放下指导者的身份，和你的孩子一起学习。孩子已经空前地成为某些重要领域的权威，其中那些成功的孩子甚至成了思维新范式的先锋。大量的研究表明，人们能够通过简单改变生活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大脑效率，比如，将记忆训练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中学和大学教育没有教孩子设计他们的思维呢？我们教了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却没有教给他们如何保持大脑健康。我们使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测验孩子们的记忆力，但是为什么没有教授给他们设计优秀大脑的课程呢？

这样温和的提议会带来“设计思维”的阴影吗？我想不会的。设计对我们意义重大，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设计者。

129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

129　路径依赖

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

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员，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讲师，著有《语言是什么》（What Language Is）。

在理想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明白：政治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对世界运行的解释力比台面上的那些解释都要有力得多。“路径依赖”的意思是：那些今天看起来十分平常或必然的东西往往源于过去某个时间的某个合理决策，尽管现在它们的合理性有所下降却得以保存，因为它一旦被建立，外部因素就会尽力排斥其他选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字机上看起来毫无逻辑的字母顺序。我们为什么不按字母表的顺序来排呢？或许是为了让我们最灵活的手指来控制那些最常用的字母？事实上，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被使用时，人们发现打字太快时机器容易出故障，所以发明者就进行了精心改造与安排——安排字母A用最不灵活的小拇指来控制。而且，键盘上的第一排上包括了打字机的英文“typewriter”的所有字母，这样的话刚接触打字机的销售人员也能只用第一排打出这个字。

但不久之后，技术的改进让打字能够越来越快，根据语言词频排序的键盘出现了，但是它来得太迟了，大家的打字习惯无法撤回去了。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所有的打字员就在用跟现在一样的键盘，取代它们谈何容易，对打字员进行重新培训的代价会很高而且没有必要。因此，这样的键盘就被沿用了下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用着QWERT顺序的电脑键盘，虽然键盘卡住的情况从技术上说已经毫无可能。

故事里的基本概念其实很简单，但是关于键盘这样的故事通常会朝“通俗化”的方向讲解，而不是解释其科学的和历史的发展历程。最为自然的规律就是在当代环境下解释当代现象。

人们可能会认为猫总是会埋掉自己的粪便，也可能会享受完自己的呕吐物后跳到你的大腿上。野生的猫是会埋掉自己的粪便的，因为这样能避免招来猎食者。现在的猫根本没有必要进化出这样的特质（难道会为了减少主人的劳动而这么做吗）。我常常希望人们能自发地相信路径依赖的解释方式，相信它们和当下的享乐主义导向一样行得通。首先，我们将现在看作基于悠久历史的动力混合物，要比将现在仅视为当下，将历史仅视为“过去”更有趣，尤其是当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再现时，这不同于路径依赖。

例如，路径依赖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将语言理解为一种混合而成的产物。很多人认为表达人们思维的语言正基于此。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非常赞许英语没有多少后缀，后缀使大部分欧洲语言复杂化的观点。这也正植根于英语区人们的精神风貌中，正是这样的风貌让他们通过环球探索和工业革命领导了世界。

英语去掉后缀发生在公元8世纪，那时维京人入侵了英国，很多维京人因为没有完全学会英语，慢慢地他们的孩子也开始那样说话。自那以后，人们没有再凭空创造出动词的阴阳性，直到很久之后变形的逐步发展才重新恢复。也就是说，现代英语的流畅性和当下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四个世纪前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关系。罪魁祸首就是路径依赖，它基本上就是语言构建的方式。

最近，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于电子邮件和短信威胁书面语言的论调。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内部的逻辑矛盾：为什么人们不再用从前写信的书面风格去写电子邮件和短信呢？而且，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对电视的暧昧批判。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孩子们就爱躺在电视机前了，为什么直到80年代，美国教育优化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处于危险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后，大家才开始强烈抗议？

我重申一次，仅限于当下的解释是不协调的，只有基于历史发展的解释才行得通。随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公众的美式英语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口语去正式化的迅速变化。年轻人能接触到多少旧式的正式言辞，以及他们对英语这种文化遗产的态度，都直接影响了艺术教科书的编写。结果就是，语言文化偏重于强调简洁、通俗和自发性。仅仅经历了一代人，就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了。任何一个采用夸张措辞交流方式的人都会显得非常荒谬，而且会频频遭到白眼。路径依赖将这样的文化变迁，定义为目前英语让我们沮丧、喜悦或者感兴趣的原因，而电视、电子邮件和其他技术都只是一种衍生现象而已。

对我来说，生命充满了路径依赖。如果我能重新设计国家的教育课程系统，我一定会将这个概念加入其中，并且越早教授越好。

130KAKONOMICS糟糕经济学

130　糟糕经济学

格洛丽亚·奥里吉（Gloria Origgi）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琼·尼科德（Jean Nicod）研究所哲学家。

在解释生活为何如此糟糕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糟糕经济学，或者说是对低报酬的诡异偏好。

标准的博弈论假定，无论人们交易什么（观点、服务或商品等），每个人都想从对方那里获得高质量的东西。我们现在假设：交易的商品只有好和坏两种质量级别。糟糕经济学描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不仅对接受好商品给出坏商品有偏好，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倾向于用坏商品换得坏商品，也就是说他们共同谋划了一场以坏换坏的交易。

这怎么可能呢？而这又怎么可能是理性的？哪怕我们懒得给人家好结果的时候（比如：如果杂志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作者就会随便写一篇文章给它），我们也仍会期待得到更多吧。糟糕经济学则不同，在交易中，我们不仅倾向给别人坏东西，也倾向于接受坏东西！

糟糕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只要没有人抱怨，人们均诡异而普遍地倾向于马马虎虎、不尽人意的结果。在糟糕经济学的世界中，人们不仅习惯，也十分期待他人的马马虎虎——因为我不想恪守自己的诺言，所以我也希望你不要全力以赴，让我产生愧疚感。但真正让情况变得有趣而诡异的是，在所有的糟糕交易中，双方貌似达成了两重交易：一个是双方都宣称希望获得好东西的官方协议，另一个是双方达成默契，不仅允许而且期待对方打折扣。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坐顺风车。糟糕经济学由质量打折的隐性社会模式来规范，交易双方共同接受一个马马虎虎的结果，只要双方都公开承认这场交易是高质量的，那么结局就皆大欢喜。

举个例子，一个大家熟知的畅销书作家向他的出版商发来了迟到的手稿。他有大量的读者，而且他也明白，人们只是因为他的名字而买这本书的，一般的读者最多读到第一章，而出版社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这位作者决定写一个惊人的开头，后面则草草完成（坏结果）。出版社对此很满意，好像这位作者给了他们一篇伟大的杰作似的（好评论）。结果是双方都很满意。不仅作者草率交稿，出版社也没有进行认真编辑就发行了。他们相信对方不值得信任，所以达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坏结果。仅出于双方利益考虑而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坏结果，这就是糟糕经济学。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如果一方或双方都给出好结果而非坏结果时，对方就会憎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即使他们并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在上面这个案例中，如果出版社进行了仔细认真的编辑，作者就可能会怨恨他们。在这种关系中，诚信就意味着要给出坏结果。和标准的囚徒困境相反，只有确保对方会给出一个坏结果，双方才能继续互动，否则就只有终结了。

糟糕经济学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它能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轻松。一位在托斯卡纳翻修房子的朋友告诉我：“意大利的建筑工人从不会像他们许诺的那样工作，但是好在，我也不必付自己许诺的报酬。”

糟糕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以及它成为一种无法根除的群体性荒谬行为的原因在于，每一次低质量的交易都让交易双方感到满意。但长期来看，这样的交易会腐蚀整个系统。所以，威胁到集体获得一个好结果的，不止是主流社会科学所揭示的那些搭顺风车的人和“蛀虫”，也可能是组织规范的糟糕经济学，它让交易变得更糟。联结社会的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为了理解生活为何如此糟糕，我们也应该思考局部优化和整体恶化的合作模式。

131A COGNITIVE TOOLKIT FULL OF GARBAGE满是垃圾的认知工具库

131　满是垃圾的认知工具库

恩斯特·波佩尔（Ernst Pöppel）

神经科学家、慕尼黑大学人类科学中心主任，著有《意识的限度》。

清理生活垃圾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精神垃圾同样需要定期清理。我们的认知工具库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垃圾，导致我们成为自己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定期清除这些垃圾，除非我们很享受置身于这些垃圾之中。我们最好弄清楚“简化抽象概念”如何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创造力”本身也是一个简化抽象概念）。为什么我们的认知工具库里会满是垃圾呢？

回顾一下历史：现代科学可以说是始于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著的《新工具》。直到如今，我们还对他开篇就描述分析的四类科学错误记忆犹新。但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忘记这四类错误的警告。第一，培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进化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限制了我们认识的边界；第二，我们必须接受印记的限制。我们所在的文化会形成一种外生性程序的框架，并最终决定了我们的神经元动态过程的结构；第三，我们会被语言腐化，因为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思维转化为言语表达；第四，我们被理论引导甚至被它控制，无论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

认知工具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陷入了一个语言陷阱。基于进化特性，我们拥有抽象的能力，尽管这让我们有一些能拿来吹嘘、似乎优于其他生物的优势，但它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抽象的概念通常要用词汇来表达，显然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对此，我们必须本体论化地表达，因此，我们发明了名词用以从过程中提炼知识（我指的不是形象化的简化抽象概念）。抽象显然比缩减复杂得多，但我们让它简单化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进化的结果让我们注重速度。速度对生存工具来说是一种优势，对认知工具来说却并非如此。将行动的速度和思维的速度混为一谈是一种分类错误。对速度的进化选择压力让我们忽略了丰富的事实。这种压力也让我们发明了一种简单清晰、易于理解、易于提取、易于交流的简化抽象概念。因此，由于我们是生物历史和自我的牺牲品，我们最终形成了一大堆不顾事实的简化抽象概念。如果这是所有人类都存在的问题，那么这就是“单因论”（monocausalitis），即解释所有事情都只基于一个原因动机。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智力练习，却非常有误导性。

当然，我们依赖于沟通，这需要语言的参照。但是，如果在沟通的框架和参照系统中，我们不明白我们是在自己进行“本体化表达”并不断创造出了“实用”的简化抽象概念，这样一来，我们的认知工具库里就会满是精神垃圾。

除了从根本上摆脱精神垃圾，我们是否有什么切实的出路呢？答案可能是不要只使用那些工具箱中最易到手的重要概念。例如：研究“意识”时，就（至少一年内）不要只用“意识”这一简化抽象概念；如果研究“自我”，就决不直接使用“自我”。纵观那些满是垃圾的认知工具库，我们会发现很多充满误导性的简化抽象概念，比如一些我关注的概念——大脑网络、定位功能、表征、抑制、阈值、决策和现在。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将这些简化抽象概念看作一种比喻说法。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法。我知道我是进化的牺牲品这一事实，也知道即使垃圾需要发现，但“垃圾”本身也是一个有着同样问题的简化抽象概念。我们必须知道这一挑战（缩写概念）：认知工具库里的内容是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的，即简化抽象概念是以它们未直接反应的用途来进行自我定义的。

132NON-INHERENT INHERITANCE非天生遗传

132　非天生遗传

George Church

乔治·丘奇

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个人基因组计划”主任。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和拉马克（Lamarck）的名字几乎是伪科学的代名词，由于这两者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伪科学比平庸科学的名声更为糟糕。

1927—1964年间，特罗菲姆·李森科力图传播并保持获得性遗传理论的主流地位，使之成为苏联农业与科学的指导思想。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推翻了这一思想统治，谴责其为“苏联生物学尤其是基因学的可耻倒退……污蔑、驱逐、逮捕甚至杀害了大量杰出科学家”。

而在基因理论方面，与之对立但同样名声败坏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优生学说。优生学说从1883年起开始在许多国家逐渐兴起，直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所有年龄段的男人、女人，无论其种族、国家和宗教，都享有婚姻和组建家庭的权力。”但强制堕胎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简单来说，李森科主义夸大了环境的影响，而优生学理论夸大了基因的作用。

一旦出现巨大的政治和宗教诱惑，类似上述这样的科学盲目崇拜就可能出现。另一种可能导致盲目崇拜出现的情况是伪科学（或者科学）在遭遇灾难性失败后的反弹。从上面提到的两种基因学失误中，我们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控制人类生殖细胞的泛滥就好了。如果将上述理论结合曾经红极一时的达尔文大讨论，我们可能会有人类进化已经停止或者自然“设计”无用的结论。但是，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进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将眼光拓展到DNA之外的世界。我们通过遗传获得特质，曾经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我们将优生学应用到个体家庭的层面（这是对的），而不是政府层面（这是错的）。通过训练和医疗进行优生选择，这样的做法或许也是误入歧途。

进化时代已经从地质进化速度发展到了互联网进化速度，不仅会有随机突变和选择，也会有能够加速的非随机智能设计。物种的消失不再仅源于灭绝，也可能源于同化。人类、细菌和植物之间的物种边界已不存在，乃至人类和机器的界限都不再清晰。

“简化抽象概念”是我们用来构建“弗林效应”，即全球人类平均智商上升的策略。但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注意到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考试允许使用计算器这样的里程碑式事件？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在使用谷歌或短信这样的交流工具？如果没有那些能强化数学、记忆和肌肉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决策能有多少进步？

133MICROBES RUN THE WORLD微观统治世界

133　微观统治世界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全球概览》杂志创始人，“全球电子连结”（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虚拟社区联合创始人，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Global Business Network, GBN）联合创始人，著有《地球的法则》。

“微观统治世界”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宏基因组学》（The New Science of Metagenomics）的开场白，这昭示着对生物学理解的革命即将到来，甚至可能波及对社会的理解。

真正的突破来自DNA测序，这一技术将人类基因时代提前了。从2003年开始，克雷格·文特尔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测试大量细菌，他们发现的无数新基因（数量几乎是之前发现的基因总和的两倍）证实了基因会产生什么样的蛋白质，以及它们的功能，这些发现揭露了大量细菌的真相。这一“元”基因革命改变了微生物学，这一革命将席卷几十年之内的生物学界。

微生物学家卡尔·乌斯（Carl Woese）说：“生物种类中80%都是微生物。”在1/5勺海水中有100万个细菌（和1 000万个病毒），克雷格·文特尔说：“如果你不喜欢细菌，对不起，地球不适合你，这里是细菌的星球。”地球上大多数新陈代谢都来源于微生物。当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探索使地球适合生命居住的气体来自哪里时（即“盖亚假说”），微生物学家琳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回答了他的问题——微生物形成了我们的大气。它们同样组成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肠道、口腔、皮肤和其他地方的微生物组，包含了3 000多种细菌和300万种不同的基因（而我们自己的细胞只包含了18 000种基因）。新的研究表明：我们随身携带的微生物运作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也是我们消化系统的重要部分。

已经发生了36亿年之久的微生物进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典型的达尔文式进化。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基因的遗传和发挥作用需要经过漫长的筛选。细菌的基因会在每一代杂乱地交换。对于完全不同的细菌，会有三种不同的“水平式基因转化”机制，所以它们能不断并快速地演变。因为它们总能抓住一切机会将习得的机能遗传给后代，所以从短期来看，并不符合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微生物如此频繁的基因转化说明，基因工程的作用没什么特别新颖或者危险之处。田野生物学家正逐渐意识到，生物圈看起来像某些人所谓的泛基因组，即一个不断循环的基因网络，该网络是由某一物种形成的菌株基因集合而成的。目前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工程就是在制造微生物的替代基因。

微生物会促进甚至引爆生物技术时代的到来，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会被推翻。文化进化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社会文化的流动性和影响力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过分保守主义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探索人类生物特质的变化以及个人的感受力、生物膜、代谢模型、生活方式基因及其他蕴含的巨大创造力，社会微观化可能会有些意义。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问：“面对类似的问题，微生物会怎么做呢？”

134AN INSTINCT TO LEARN学习本能

134　学习本能

特库姆塞·菲奇（W.Tecumseh Fitch）

进化生物学家，维也纳大学认知生物学教授，著有《语言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认知科学中被误解得最严重的观点之一就是“先天后天二元对立论”。许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一些社会媒体，都将先天和后天看作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互补充的思维角度。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一种东西既是“先天的”又是“习得的”，或者既是“生物的”又是“文化的”，这简直荒谬之极。但是，当今大多数生物学家已经意识到，想要理解行为，我们就必须理解像学习和记忆这样的先天认知过程和个体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在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时尤为重要，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关键所在，而且必然涉及生物和环境、先天和后天的因素。

要纠正“先天后天二元对立论”，我们就要意识到“学习本能”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学习本能”一词是由彼得·马勒（Peter Marler）这位鸟鸣研究开山鼻祖提出的。他发现雏鸟哪怕被关在笼子里，也非常想听到同种成年鸟类的鸣叫。几个月后，待到雏鸟羽翼渐丰，它们就开始鸣叫，并根据之前听到的声音来探索自己的发声方式。在“初鸣”阶段，雏鸟不断提炼和完善自己的鸣叫声，直到成年，它们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鸣叫声，用来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吸引伴侣。

鸟鸣的研究就是学习本能的例证之一。小鸟们根据听到的声音塑造自己鸣叫声的过程就是一个先天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小鸟不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指导和反馈，但它们的鸣叫就是这么习得，并一代一代传了下去。鸟类也有方言，而且各个地区的方言都有所不同。如果雏鸟在早年没有听到那些鸣叫，它们就只能形成一些简单的叫声，而无法形成典型的鸟鸣。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鸟类都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只有鸣禽和鹦鹉等鸟类具备。其他鸟类，比如海鸥、鸡和猫头鹰，都没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叫声不包含任何听觉信息，它们的叫声是天生的而不是习得的。但对于鸣禽和鹦鹉来说，成年鸟类的鸣叫是先天（自己去听、鸣叫，然后再完善）和后天习得（学习同种成年鸟类的鸣叫声）的共同结晶。

大多数哺乳动物并没有这样复杂的声音学习过程，这一点颇为有趣和令人意外。目前的研究表明，除了人类之外，只有海洋类哺乳动物（鲸鱼、海豚和海豹）、蝙蝠和大象有这样的语言学习过程。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是唯一能够复述自己听到的声音的物种。而人类拥有这样的能力也必须经过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阶段，这一阶段就像雏鸟一样是出于先天本能。在这个阶段，我们似乎在不断调试自己的声音，到了儿童阶段，我们就能听清并复述大人们的词汇了。

那么，人类的语言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呢？这种问题已经架设了先天和习得的二元对立，本身就充满了误导性。人类的6 000种语言中，每一个字母都是习得的。但是，学习语言的能力却是天生的，人类的每个孩子生下来就具备这样的能力，而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没有。

学习语言的能力确实是人类天生的，即使每一种语言都是后天习得的。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所说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就像酿酒或烘焙一样。但是……它绝对不是纯粹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必须习得的。但是，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因为人类有着语言的天生倾向，你看看每个咿呀学语的婴儿就知道了，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学会酿酒、烘焙或写作。”

那么文化呢？对很多人来说，文化就是“本能”的对立面。但是，语言在文化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语言是人类传承知识的首要媒介，也正是经由语言在传承着那些各个群落与国家的独特偏好、偏见和整体风格形成的文化。如果人类语言能阐释学习本能，为什么文化不可以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人类基因和神经结构的研究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会有更多成果。除了极少数的神奇双生子，全球70亿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基因序列。对每个人来说，不同的基因结构影响但并不决定我们的本质。

如果我们要切实有效地改变人类生物基因研究的现状，我们就必须摒弃像先天和后天这样陈旧的二元对立论。我们要相信人类有许多基本的学习本能，如对语言、音乐、舞蹈和文化等的学习。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个人基因组时代，抛却二元对立的“学习本能”概念对于人们理解人类的文化和生物本能至关重要。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不是本能，但习得它们却是人类的本能。

135FIXED-ACTION PATTERNS固定行为模式

135　固定行为模式

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

哈佛大学研究助理、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兼职副教授，著有《亚历克斯和我》（Alex&Me：How a Scientist and a Parrot Discovered a Hidden World of Animal Intelligence-and Formed a Deep Bond in the Process）。

奥斯卡·海因洛斯（Oskar Heinroth）和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等早期动物行为学家提出了“固定行为模式”的概念，他们将这种模式定义为本能的反应，即一系列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在特定的刺激（也常被称为“释放者”）下就会产生相应的行为。在大家的印象里，固定行为模式是不存在认知过程的。但是事实证明，固定行为模式并不像动物行为学家认为的那样固定，但是这样的概念却被沿用下来，作为日常对“无意识”反应的科学性描述。这一概念虽然简单，对研究和改变人类行为却有着非常宝贵和颇具深意的价值。

回顾关于固定行为模式的文献，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对本能反应的研究都基于非常基本的信号刺激，而诸如银鸥新生雏鸟通过敲击父母喙上的红斑来索要食物的固定行为显然要复杂得多。鸟类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杰克·黑尔曼（Jack P.Hailman）认为，在视野范围内啄一个轻微运动的目标，似乎只是一种本能趋向，而准确定位到鸟喙上的红斑却是后天习得的，虽然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习得。很显然，某些敏感性是天生的，但是具体行为的形成还是取决于生物和环境的互动和反馈。这样的系统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生物体对尽可能多的信息进行评估后的结果，人类尤其如此。

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某些可预测的行为模式，特别是想要改变这些行为反应时，我们就需要想想自己的动物性，并找到那些能激发我们固定行为模式的外部信息。固定行为模式是否可能是我们长期学习的结果呢，它的源头是否只是那些比我们想象的更基础的东西呢？固定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就能影响我们生活的多个方面，从社会互动到专业领域的快速决策过程。如果能了解自己的固定行为模式，以及与我们互动的他人的固定行为模式，我们就能利用意识的强大力量反思我们的行为模式。

136HOMO DILATUS后猿类物种

136　后猿类物种

阿伦·安德森（Alun Anderson）

前《新科学》杂志主编、高级顾问，著有《后冰川时代》（After The Ice：Life, Death, and Geopolitics In the New Arctic）。

人类或许应该改名为Homo dilatus，即后猿类物种。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可以应对紧急危机的大脑结构，这与面对稳定威胁的机制截然不同。“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长远后果是什么？”这种诘问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都是检验其处理眼前问题能力的利器。那些能利用科学影响政策的人都持有一种人类中心的观念，而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也会尽力拖延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坎昆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反映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我们的束手无策并未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的束手无策就会显得更为合理。

不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直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让我们醒悟要在船上装载足够数量的救生船；“阿莫科-卡迪兹”号油轮的失事引发了国际上关于海洋污染的规定；“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事故后，国际海事组织才规定了游船的双壳结构。石油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体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人类中心化观念。

人类历史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显赫一时的集团和公司，如果财富减少，就会选择慢慢淡出，但他们缺乏变革的危机感。缓慢而稳定的变化只会形成习惯，而无法激发行动。我们现在走在英国乡间的小道上，听到的那些鸟叫声曾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们陶醉不已，但我们似乎感受不到艺术的衰竭，而只纠结于当下。

人类还真是奇怪，气候变化心理学都成了一门显学，人们努力想要弄清楚重要信息如何才能让我们思虑更远的未来。但遗憾的是，人类的大脑还不足以弄清楚这些。以气候变化的例子来说，我们在重大灾难到来以前，最好还是关注渐变的危机，首要的就是北冰洋可能完全融化。要知道，当前的每年夏天，北冰洋就像一个巨大的冰雪帽罩着整个地球，其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而几十年后它将荡然无存。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数百万公里的冰雪融化是一个巨大危机，那么让我告诉你，这将给美国、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带来可怕而持久的干旱。

人类中心观念的益处可能终将浮现。时势造英雄，但我们总要在地球灭亡之前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否则我们就只能毁灭了。

137ARISE自我的适应性退化

137　自我的适应性退化

乔尔·戈尔德（Joel Gold）

精神病学家，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临床精神病学助理教授。

自我的适应性退化（Adaptive Regression In the Service of the Ego, ARISE）是几十年前就已有的心理分析概念，但目前仍未引起多少关注。它是一种自我功能，自我功能的种类会因调查的对象而不同，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自我功能包括了现实测验、刺激管理、防御功能和综合整理。为了简化，我们常常把自我（Ego）等同于自己（self）。

在大多数领域中，包括精神病学，退化都不是一件好事。退化意味着退回到之前的状态和功能，但是，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退化，而在于这种退化是适应性的，还是适应不良的。

有一些重要的经验离开了适应性退化是无法实现的，比如创造和欣赏艺术、音乐、文学和美食，入睡、性满足、坠入爱河、享受自由、在接受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治疗中避免病情恶化。适应性退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幻想能力，也就是会做白日梦。能够进入自己的无意识过程，并能有效利用这些心理资源的人，可以发现全新的视角，或许还能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杰作。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放松”。

正是因为自我的适应性退化，德国有机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凯库勒（Friedrich Kekulé）才能从蛇咬尾巴的白日梦联系到苯的环状结构；也正是如此，理查德·费曼才能从因掉进冰水失去了柔软性的O型密封圈，悟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有的时候，一个小学五年级的科学实验就能解决的问题却会让一个天才绞尽脑汁。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玩耍”。

有的时候，为了前进我们必须先后退。而有时我们必须要随它去，做出自我的适应性退化。

138THE GAME OF LIFE—AND LOOKING FOR GENERATORS生命游戏——寻找本源

138　生命游戏——寻找本源

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

人类未来研究所主任、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

生命游戏是英国数学家约翰·何顿·康威（John Horton Conway）1970年发明的一种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想必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游戏很熟悉了，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网上操作一次。如果你有基础的编程技术，你也可以自己开发一个。

简单来说，游戏中有一个网格，网格中的每一个元胞都有两种状态：存活或死亡。一开始你可以在方格中放入一些活的元胞。然后你可以根据三种简单的原则不断升级。

这个游戏有趣在哪里？显然，这种生命游戏从生物学上看并不真实，也没有什么用。在一般人看来，它甚至不算是真正的游戏。但它非常巧妙地呈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虚拟的“实验室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laboratory）。它向我们极为清晰明了地阐释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并拥有产生有趣现象的能力。

如果玩一个小时的生命游戏，你自然就会理解以下概念和观点：

◎意外复杂性（emergent complexity）——简单规则是如何演变出复杂模型的。

◎基本力学概念——例如自然法则和初始条件的差别。

◎解释层次——你马上就能发现一些模型（比如某一种满屏跑的特殊模式“滑翔机”），它们能用更高层次的术语进行清晰表达，但是难以用其取而代之的基本物理语言（比如单个元胞是活还是死的）来描述。

◎伴生性——让人联想到现实中不同科学之间的联系。比如：化学是否伴随物理而生，生物是否伴随化学而生，思维是否伴随大脑而生？

◎概念的形成，并通过概念的节点发现本质——我们为什么且如何意识到某些特定的模式并给它们命名。例如，在生命游戏中，你可以区分出“生存者”，即稳定不变的小模型；“摇摆者”，它以某一种固定的周期永久循环；“宇宙飞船”，即能在方格中移动的模型（如滑翔机）；“枪”，一种能不断发射宇宙飞船的稳定模型；“蒸汽火车”，会在方格中留下痕迹的模型。当你开始树立这些概念的时候，屏幕上看似一团糟的图案会慢慢变得容易理解。发明一些能挖掘本质的概念是实现理解的第一步，不仅在生命游戏中如此，在科学和生活中也是一样。

在更高的层面上看，生命游戏就是图灵机。也就是说，生命游戏可以创造出像通用图灵机（一种能模仿任何计算机的计算机）一样的模型。因此，任何计算功能都能在生命游戏中实现，甚至可以用来描述我们所在的浩瀚宇宙。我们甚至可以建立生命游戏的通用构造函数，可以用来创建各种复杂对象的模型，包括它自己的副本。尽管如此，生命游戏的结构还是不同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它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单个元胞的改变都可能导致整个结构的土崩瓦解。尝试弄清生命游戏的基本规则和宇宙运行的物理定律及两者的差别，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康威的生命游戏不仅是一个“简化抽象概念”，而且是类似概念的源头。我们理解了生命游戏的概念，可以做到以一当百，能获得一大堆有用的概念，最起码也可以获得获取这些概念的办法。并且这也提供了另一种特别的概念——寻求本源。我们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同时，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本源。

举一个例子，如推动科学思维的挑战。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解决一些随机的科学问题来实现进步。但是，如果我们能集中于某一类科学问题并尽力寻求本源（也就是说，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对找到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最有效的），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投身到能广泛使用方法论的创新、科学实验新工具的创新，以及能反映真正价值的决策机制（如针对某个人的聘用、投资和晋升）之中。

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应该痴迷于生物医学的认知强化手段和其他增强人类思维的方法。毕竟，大脑才是最厉害的本源。

139ECOLOGY生态学

139　生态学

布莱恩·伊诺（Brian Eno）

音乐理论家、作曲家，U2、Coldplay、Talking Heads、Paul Simon等乐团的制作人，氛围音乐先锋，著有《炫音之年》（A Year with Swollen Appendices：Brian Eno’s Diary）。

对我来说，“生态学”是最近150年来对大众思维革命最为重要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系列概念。它让我们对于自己是谁、我们在哪、万物如何运转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它让曾经神秘无比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成为普罗大众的认知方式。

因为哥白尼，我们关于人类位居宇宙中心的神圣感崩塌了，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普通星系边缘的一颗普通小行星上。因为达尔文，我们也不能再自诩为生命的核心了，他创造了一个生命矩阵，任何一个物种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不是这个矩阵的中心，而只是无数物种中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被打回原形，却也发现自己身处最神奇、广袤和美丽的剧幕——生命——之中。

在生态学出现之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隐喻的金字塔：神在最顶端，人其次，其他万事万物都在最底层。在这样的模式中，信息和智慧都只会单向传递，即从智慧的最顶层到最“底层”，而我们作为宇宙的主宰者，对金字塔底层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为所欲为而毫无愧疚之心。

生态学的视野带来了改变。我们越来越能将生命视为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网状结构，在此系统中信息有着各种通路，它不是一种单向的金字塔形式，而是具有无限嵌套和互依关系的复杂系统，这种复杂本身和它所带来的是无限的创造力。我们不再需要这个系统之外的超智慧存在。这片智慧碰撞的肥沃土壤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创造”之美。

生态观也不仅局限于有机体的世界，随之而生的是一种对智慧如何产生的理解。在经典的理解中，都是伟大的人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现在我们会认为是一种容易产生智慧的氛围，无数的思想汇集其中，成就了源源不断的创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欣赏那些杰出成就，只是将它们理解为结果而非原因。这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思考方式，包括犯罪、冲突、教育、文化和科学等。

这种思维也会反过来重新评估人类的行为。当我们意识到环卫工人、巴士司机、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和名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才会真正尊重他们。

140HOMO SENSUS SAPIENS：THE ANIMAL THAT FEELS AND REASONS感性智人：能感觉和推理的动物

140　感性智人：能感觉和推理的动物

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巴（Eduardo Salcedo-Albarán）

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跨学科国际组织Metodo创始人及管理者。

在过去的三年里，墨西哥毒枭为了控制毒品运输的路线而杀了数百人。在过去的20年里，哥伦比亚的贩毒团伙烧杀强掠了成千上万人，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土地用于毒品种植和运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满足于1 000万或者一个亿，即使是最富有的毒枭也杀人如麻。

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不同犯罪团伙之间的火并被称为“maras”，目的是为了控制某一条穷困社区的街道。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曾经的好朋友因为种族问题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这是文明吗？

这些事件看似罕见，但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条街道中，都有小偷愿意为了10块钱的毒资去杀人或拼命，也会有宗教狂热分子以上帝之名杀人，一个看似正常的邻居也可能在遭遇车祸之后想要斗殴或杀人。这是理性吗？

诸如野心、愤怒或焦虑的本能情绪反应会压倒理性。这些反应冲击着我们，就像无法控制的风暴或地震一样。

现在，我们将自己定义为超级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认为自己非常地智慧。我们能主宰自然、本能、病毒和风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过度消费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我们不能控制日益膨胀的野心，我们很难抗拒权力、性或者金钱。尽管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得很好，尽管我们有进行抽象思维和思辨的能力，尽管我们的新（大脑）皮层能量惊人，但我们的行为还是基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觉。

对神经系统的观测表明：大脑的本能区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活跃的。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断地受到决定情绪水平的神经介质和激素的影响。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并不总是寻求当下或未来利益的最大化。理性的期待并不具有神经上的稳定性，人们有时候只想满足当下的欲望而不管别的。

人类当然具有独特的理性能力，没有其他动物能像人类这样进行完美的评估、模仿和决策。但是，拥有这样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总是在使用这个能力。

人类大脑最内核且最古老的部分“爬虫脑”（the reptilian brain）的产生并负责控制本能和本能反应，在保护人类物种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这一脑区，我们在行动中不需要分析每一个动作的后果，我们可以像一个无意识的机器一样流畅运行。因为这一脑区，我们走路时不会每走一步都担心地会塌陷。感到危险我们就会跑，这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出于本能。

只有严格的训练才能让我们主宰自己的本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别害怕”的忠告只有在不害怕的时候才起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被定义为被本能、移情和知觉产生的自动反应，而非由复杂精密的计划和思辨所驱动的生物。“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政治人”（Homo politicus）是行为基准，而不是描述性的模型。通过公民辩论产生效用的计算结果和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法，只是行为的乌托邦，不是我们的真实写照。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基于这些假设，构建与现实并不一致的政策、模型和科学。“感性智人”（Homo sensus sapiens）是对人类更为精确的描述。

自由的超级理性主义和保守的超级共产主义都只是人类某一方面的丰功伟绩。第一个是新（大脑）皮层的效果：理性压倒本能的信念。第二个是爬虫脑的效果：移情和凝聚力定义人类的信念。但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我们活在“感性”与“理性”的张力之中。

“感性智人”的概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处于对自己的理性过分自信和屈从自我本能的中间地带，也让我们能完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社会科学不应该总是对理性和感性偏废其一，应该走出实证主义的碎片和科学领域整合的舒适区，来解释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人类，而不是简单的数字人。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更好的参考信息，将有利于社会公平与公正。

这种人类感性的首要特质使物种得以运动、繁殖和保存。而这种智人也允许自己摇摆在物质与能量的世界本体论和社会文化、想象、艺术、技术和象征性建构的认识论之间。这种结合阐释了原始人为什么一直处于情绪与推理的张力之中，为什么会寻求生物和文化进化的一个中间状态。我们不仅只是感性的胆小者，也不仅只是理智的规划者，我们是感性智人，能感觉，也能推理。

141LIFE AS A SIDE EFFECT生命是一种副作用

141　生命是一种副作用

卡尔·齐默（Carl Zimmer）

记者、Loom博客博主，著有《树木交错的河岸：进化导论》（The Tangled Bank：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

距离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他的《物种起源》已经超过150年了，但我们依然很难欣赏它简洁智慧的精髓。也就是说，生命的多样性并不存在，因为这对生物来说就是必然的。鸟没有翅膀也能飞，我们没有眼睛也能阅读。眼睛、翅膀和其他生命奇迹只是生命本身的副作用而已。生物努力生存、繁殖，却没有完美复制它们自己。进化脱离了这种循环，就像热能会脱离引擎一样。我们太习惯于在万事万物背后寻求动因，因此，我们不断努力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副作用。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克服这种想窥视根本不存在的动因的欲望。这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把动因看得如此重要。

142INNOVATION创新

142　创新

Laurence C. Smith

劳伦斯·史密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及地球空间科学教授，著有《2050人类大迁徙》。

作为科学家，我对此次的Edge问题感同身受。在实验室或计算机前毫无成果地度过几天后，我也曾很多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的大脑怎样才能发现更快地传导和更好地理解信息的新方式，怎样才能将杂乱无章的海量数据整理得清晰明了？一言蔽之，我们应该放弃那些熟悉的思维模式，进行创新。

可以肯定的是，“创新”一词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说到创新，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那些顽强的CEO、聪明的工程师和不知疲倦的艺术家，然后才是基于数据进行系统性工作的科学家。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在干巴巴的假设验证、数学约束和依赖数据的实证中，创新起着什么样的认知作用？

在科学世界中，创新就是当宇宙还企图保持神秘感时，我们要努力寻求真相。在这个有着诸如质量能量连续性、绝对零度和克劳修斯-克拉佩龙方程等终极性限制的前提下，坚持这种“大有可为”的态度使得一切更有价值。创新让我们能探索这些限制之外的世界。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即使面对整个科学界的反对也能产生伟大的突破。

从科学角度重新审视创新，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一大多数人已经拥有的认知工具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通过创新，我们可以超越社会、专业、政治、科学，尤其是个人的限制。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更加频繁地使用这一工具。

注：本文作者劳伦斯·史密斯著作《2050人类大迁徙》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43THE KALEIDOSCOPIC DISCOVERY ENGINE发明创造的万花筒

143　发明创造的万花筒

克利福德·皮寇弗（Clifford Pickover）

作家、《计算机和图形》杂志副主编，《奥德赛》杂志编委会成员，著有《数学之书》。

著名的加拿大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爵士曾说过：“科学界真正伟大的是传播者，而不是创造者。”如果我们回顾那些数学和科学发现就会了解：即使某个科学家在一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惊奇的发现，在不久的时间内总有其他人会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所发现。正如牛顿所说，大多数科学家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常人看得远那么一点点儿。同一时代，总有很多人在努力创造同样的技术或发现同样的科学定律，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会被历史记住。

1858年，德国数学家奥古斯特·费迪南德·莫比乌斯（August Möbius）和约翰·本尼迪克特·利斯丁（Johann Benedict Listing）各自独立发现了“莫比乌斯带”；而牛顿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建立了微积分学；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几乎同时建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同样，匈牙利数学家鲍耶·亚诺什（János Bolyai）和俄国数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在同一时期各自分别建立了双曲几何。

材料科学的历史里也充斥着齐头并进的故事。1886年，美国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和法国人保罗·埃鲁（Paul Héroult）同时发现了电解冰晶石提炼铝的方法。他们通过从混合物中解析提纯的简单方法，大大促进了工业发展。这说明，这一发现的时机“成熟”了，人类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新的发现。但是，神秘主义为这样的巧合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奥地利生物学家保罗·卡默勒（Paul Kammerer）曾写道：“我们最终可以在乱象中提炼和归类，还原一个缤纷的世界图景。”他还将世界的乱象和看似凌乱的海浪进行了类比。根据他那颇具争议的理论，我们只看到了海浪的浪尖，但在海浪之下却发生着神秘的事情，它们相互联系并最终聚合。

我们不愿意承认，伟大的发现都只是世界万花筒的一部分，并且每个人都对此有所贡献。1611年同时产生了一些关于太阳黑子的发现，当然其中伽利略最负盛名。伊莱莎·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贝尔在同一天递交了电话的专利申请。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说过：“洞察力并非天才的专属，只是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已。”

而且，默顿还认为，“所有科学发现的本质上都是‘合力’”。换句话说，任何一项科学发现都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最初发现者而是那些在科学发现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决定了某个科学发现的命名。

其实，科学发现归功于谁常常很难判定。对这一点，有些人已经在专利法、商业创意和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能够认识到科学世界的万花筒现象，对我们的认知和智慧是有好处的，因为万花筒抓住了创新的精髓，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学校能多教授一些万花筒式的科学发现，甚至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教授，就能让创新者享受到更多劳动的成就感，让他们无须争强好胜勇夺第一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18世纪伟大的解剖学家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常常和他的兄弟陷入“谁先有所发现”的争吵中。但后来亨特承认：“如果一个人没有利他之心和艺术之爱，很难容忍那些谩骂与质疑，如果他对于发现成果的声望斤斤计较，那么他也不可能在解剖学乃至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做出这样突出的成就。”

当马克·吐温被问到如何解释众多独立发明时，他打趣道：“蒸汽时代一来，你就有蒸汽机了。”

144PRAGMAMORPHISM拟物化

144　拟物化

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教授，KKR Prisma公司主席，高盛集团证券部定量策略部门前负责人，著有《宽客人生》。

所谓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指的是用人类的特质描述动物或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与之对应，我发明了“拟物化”这一说法，意指将无生命事物的特质置于人性之中。在希腊语中，“pragma”有“物质对象”的含义。

拟物听起来好像等同于持有科学的世界观，但这很容易就变成无趣的科学主义。所谓拟物，就是对我们来说，物质世界与人的心理同样重要，PE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扫描和情绪一样重要；同时，“拟物”也是在忽略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测量的人类特质。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用的物质测量维度——长度、温度、压力、体积、动力等。拟物化则尝试将这样的单维测量与人类的精神特质相结合，例如：IQ测量了智力的“长度”，但其实智力的线性特质并不明显。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也是如此。人们显然都有所偏好，但是能精确描述这种偏好的函数在哪里呢？

145TO CURATE策展

145　策展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伦敦蛇形画廊策展人。

最近，“策展”这个词越来越流行了，它几乎出现在一切场合里，无论是艺术大师的画品展出，还是创意集市的作品陈列。这种流行当然是有风险的，其概念超过了其实质的功用。但我认为“策展”一词确实有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因为现代艺术在思想的推广、信息和图片的传播，以及学科知识和实物作品的流动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特点。这种扩散使筛选、激活、统筹、规划和记忆等活动，成为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基本指南。而这些都是策展人的工作，策展人已经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用一堆东西塞满展览空间的人，而是能促进不同文化层面的人相互交流、开发展览新功能、造就偶遇收获的重要角色。

米歇尔·福柯曾写道，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成为世人的理论库，为人们提供理解世界的概念和模型。对我来说，身为作家、诗人和理论家的格利森特（Édouard Glissant）就是这样的工具库。很早之前他曾说过，目前的全球化带来了同质化危机（他不是提出此论调的第一人），相应地也让一些人选择固守自己的文化。对于这两种潜在的危险，他提出了“整体性”（mondialité，法语）概念——能够明确文化差异的全球性对话。

这一概念启发了我的策展思路。其实作为一个策展人，不仅有在当地策展的压力，将展品打包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的全球巡展也是巨大的压力。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借鉴格利森特的思想，策展应该建立起与当地的联系，根据当地的具体环境改变展览策略，并且通过接纳反馈建立起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动态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策展不应该是静态的展出和永久不变的展品，而是应该激发对话并建立联系。建立这样的联系，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推出那些未来能启发多个领域艺术灵感的作品，才是策展的灵魂所在。

但是，如果策划一场21世纪先锋展览则另当别论了。正如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所说，时至今日，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无法自我预测的时代。以前，匮乏一直是科技创新的根本动力，现如今不仅不再匮乏，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是生产过剩和耗能过量的。因此，关注超越物质本身的意义更为重要，选择展品、展出和对话是人类创造和交流真正价值的途径，我们不能再依赖于那些古旧而不可持续的方式。策展将带领我们做出这样的转变。

146CULTURAL ATTRACTORS文化吸引子

146　文化吸引子

丹·斯珀伯（Dan Sperber）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哲学和认知科学教授。

1967年，理查德·道金斯引入了“模因”（meme）的概念：一个能自我复制和经受自然选择的文化传播单元。模因已经成功成为每个人的认知工具。我想说，“文化吸引子”的概念如果不能取代，至少也能补充模因的概念。

“模因”一词的成功在于（或看似在于）其概念的证实——它现在已经被使用几十亿次了。模因的概念是不是一旦被启用就会开始复制呢？不是的。“模因学者”不仅对“模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模因是什么。这个词的意义模糊，而且在语境中相互关联。这些意义相互重叠，但并不重复。模因的概念和“模因”这个词截然相反，根本就不是个模因的好例子！

模因概念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常见的难题：文化包含着那些反复生成的术语——思想、规范、故事、食谱、舞蹈、仪式、工具、实践等。这些术语在社会的时空里保持着自我相似性，虽然有些变化，但是爱尔兰炖肉依然是爱尔兰炖肉，《小红帽》还是《小红帽》，桑巴舞也还是桑巴舞。解释这一文化宏观稳定性的方法就是假设个体微观层面的传播是完全不会失真的，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小红帽》必须在大多数时间里毫无差别地被复述，在几个世纪的口耳相传中都保持自我相似性，否则这个故事就会以各种形式产生变化，而其本身就会被破坏，就像海浪席卷沙滩一样。宏观稳定性意即微观的保真性？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仔细研究传播的过程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原始模型和新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版本，这种混合是根据传播者的能力和利益构建的。按理来说，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的变化可能非常小，但是如果传播规模够大，它们的累积效应就会危害整个文化的稳定性。但问题来了，事实上，这种效应并不会影响文化的稳定性。如果不是保真性，那么什么是稳定性的原因呢？

文化节点（即文化模因，我们可以稀释这一概念叫它文化节点）保持自我相似性不是因为它们的不断复制，而是因为每一次复制传播中围绕文化吸引子的变化，它并没有导致原始模型向各个方向“随机漫步”式地散开。《小红帽》的结尾如果是大灰狼吃掉了小红帽，那么它会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结尾，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才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吸引子。如果有人听到的版本结尾是大灰狼吃掉了小红帽，我猜他要么以后不会再讲这个故事，要么他就会把结尾修改成一个欢喜大结局，这就是吸引力。《小红帽》之所以保持着文化稳定性，不是因为它一直被忠实地复述着，而是因为所有版本中的变化会相互抵消。

为什么要有文化吸引子？因为在我们的思维、身体和环境中，都有影响我们理解与再造的概念，以及影响我们行动的基础因素。当这些基础因素为大众所共享，就会出现文化吸引子。以下是几个基本的例子：

圆形的数字是文化吸引子。它们更容易被记住，而且提供了更好的级别象征。所以我们会庆祝结婚20周年纪念日、第100期期刊的发行和第100万份的销售记录。而且这也创造了一些特殊的价格文化吸引子，即低于这些边界性的数字就可以避免更高的级别，如9.99元或9 990元的价签。

在技术与人工的发展中，效率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文化吸引子。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从长辈那里学习如何制造和使用弓箭，与其说他们在复制长辈，倒不如说他们在尽力将自己变为优秀的弓箭手。如果在没有很多有效方式的情况下，这种效率的吸引力比起忠实的复制，更能解释许多技术传统的文化稳定性以及历史的转型。

原则上，人类可以想象的超自然存在的多样性是无限的。但是，正如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所说，人类宗教中这些存在的名单是有限的，包括鬼、神、祖先崇拜、龙等，它们大多有两个共同特征：（1）它们都打破了我们对生命的直觉——对死亡、单个种属、有限信息获取渠道等的预期。（2）它们也都满足了我们的其他直觉，因此，尽管它们有超自然性，却也是可以预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最小反直觉”（minimally counterintuitive，博耶的说法）有助于“适当的神秘”（relevant mysteries，我的说法），这是一种文化吸引子。想象的东西和我们遗忘或者变型为吸引子的东西相比，或多或少都有些违反直觉。

那么，围绕“模因”复制的吸引子是什么呢？模因的概念，或者说一群毫无新意的模因集合，在现代文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是因为它能一再忠实地复制，而是因为我们的交流经常围绕着那些非常成功的文化节点——在大众媒体和互联网时代，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并且的确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相关。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即使（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并未深刻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模因”的含义从道金斯的精确科学概念已经发展为一种指称这些惊人和诡异对象的方法。

这就是我对本次年度问题的回答。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文化吸引子”本身的概念是否足以成为一种可以变为“模因”的文化吸引子？

147FREE JAZZ自由爵士乐

147　自由爵士乐

安德里安·克雷耶（Andrian Kreye）

德国慕尼黑日报《南德意志报》的专栏副刊编辑。

我们应该在20世纪中期的前卫派身上学习点儿什么。如果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首先要借鉴的对象应该就是自由爵士乐了，它让我们的音乐不再拘泥于一个小节12个音符的桎梏，至少在西方是如此。1960年12月的某一天，奥奈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在纽约A&R工作室录制了他那当时“臭名昭著”的两组四重奏，这也是布鲁斯流派诞生以来的最高峰。这好比在科学上，在5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小学数学发展到博弈论和模糊逻辑，堪称进化的一次飞跃。

如果你想要体会自由爵士作曲和演奏的美妙，你一定要先往回看。就在包括科尔曼在内的八位天才般的音乐家录制他们即兴演奏的自由爵士的半年前，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刚录制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复杂的爵士独奏，他以飞快地和弦演奏完成了作品《巨型台阶》（Giant Steps）。电影学院的学生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n）最近在YouTube上传了柯川独奏的动画版，哪怕你不懂音乐也可以领会柯川音乐的伟大与精妙。在一段简单的主旋律之后，音符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旋律飞速地跌宕起伏。如果你知道柯川弹奏的所有音乐都没有经过彩排，而是为了新鲜程度在现场即兴发挥，你就明白他的认知能力是多么地匪夷所思了！

现在，我们将柯川4分43秒（《巨型台阶》的时长）的精彩演奏扩展了8倍，延长到了37分钟，除去所有像和弦那样的传统音乐结构。1960年演奏录制的这张37分钟的专辑预示着新流派的诞生，体现在激进自由风格的专辑名称上《自由爵士：奥奈特·科尔曼双组四重奏即兴曲专辑》（Free Jazz：A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by the Ornette Coleman Double Quartet），这也预示着线性音乐传统将迎来交流的时代，走向多重平行互动的新境界。

不得不承认，这张专辑很难听懂。塞西尔·泰勒（Cecil Taylor）、费拉·桑德斯（Pharoah Sanders）、桑·日阿（Sun Ra）、安东尼·布莱克斯顿（Anthony Braxton）、冈特·汉佩尔（Gunter Hampel）等人的音乐也同样令人费解。在现场倾听更容易理解这一类音乐交流的过程，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它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从来都不是。

如果你自己玩音乐，并努力参加了一些自由爵士的演奏会的话，你就会体验到所有音乐家发现“生命力”的神奇瞬间——这是集体交流与创作的高潮，能让听众迅速感应到，经历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奇体验。这样的经验很难描述，但我们可以勉强将其比作冲浪：冲浪者的运动技巧与涨潮翻浪的力量，在浪潮之巅几秒钟的协同，才能实现精彩的冲浪。自由爵士也是如此，它是音乐的融合与协同，超越了所有常见的音乐理论。

当然，也有很多自由爵士乐让人失望。就像铁琴演奏家及作曲家汉佩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声音大而已”。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音乐家创造了新的形式和结构，奥奈特·科尔曼的和声旋律混成乐音乐理论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在他们音乐中听到的不和谐，有一种多层次的清晰感，这正是我们在21世纪所需要的认知工具模型。能够在平行环境中挖掘认知、智力和交流技巧，比单纯的线性思维更为重要。就像自由爵士乐摈弃了之前的泛音结构，找到了复合结构的新变体一样。

我们必须让自己拥有突破旧认知模式的能力。

148BRICOLEUR拼合爱好者

148　拼合爱好者

詹姆斯·克罗克（James Croak）

艺术家。

法国人称“拼合爱好者”（bricoleur）为“心灵手巧者”或“DIY爱好者”。这个词最近被纳入了艺术和哲学中，而专家们也将其归入了他们的认知工具库。拼合爱好者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们能用任何东西进行构造，敲掉一截水管，固定铁皮屋顶上的环，或者能很快地漆好一个邮箱。如果我们更细致地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依然是那些边角碎料（水管或铁环），但是他们能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让总体大于部分之和。字面上来看，拼合爱好者被看作了马盖先（电影《百战天龙》主角），形成一种用拼凑来创造意义的亚文化。

“拼合”并不是一种新事物，但它已经成为理解旧物的新方法，如：认识论、反启蒙，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这个名单可以无尽地列下去，而且它们每个都坚持认为自己具有排他性。对这些宏大理论的解构式注释（不再是对存在的追踪记录）表明，这些世界观和有创造力的拼合者一样，不是在进行什么创造，而是在固定背景下进行组装，从小部件的原本情境中进行组合和意义的再造。

在当代，哲学中的世界观已经被搁置，艺术大师的风格运动和意义也随之消解。没有什么主义的大旗能迎风招展，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向它敬礼。世界的多元化和中庸描述已经成为艺术和书信的全部内容，个人化和私人世界成了时代的核心精神。这种宏大叙事的消失预测会带来无目的论的历史终结。但事实上，全球各地的拼合爱好者正忙于各种意义的探索与创造。

动画、生物艺术、信息艺术、网络艺术、系统艺术、故障艺术、黑客行动主义、机器人艺术、关系美学等——所有这些都被当代的拼合爱好者混成了一盘沙拉。重温一下19世纪的哈德逊河风景画？为什么不呢。尝试新罗丹主义、后新媒体？摩门教徒去涉猎法兰克福学派？下个月就开始吧。因为不再追求普遍的有效性，我们拥有拼合周边一切有意义事物的自由，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拼合爱好者。

149ANECDOTALISM八卦主义

149　八卦主义

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著有《动物本能》（Monkeyluv：And Other Essays on Our Lives as Animals）。

说到认知工具的问题，我脑海中无数的概念都汇集成了一个词——“涌现”（emergence），它是“还原论的终结”，即不承认理解复杂现象的唯一科学工具就是将其分解为不同的元素，对每个元素进行单独的研究，然后将这些微小的碎片组合起来即可。还原论经常失灵，尤其是当用来解释那些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现象时。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你的表不准了，通常情况下你会将它拆开来修，发现里面的齿轮掉齿了（事实上，我也不确定世界上是否还有这样的机械钟表）。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乌云却没有下雨，你并不能去把乌云拆散看看。而有人持有错误的观点，你能打开他的大脑来看看吗？对于理解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我们也无法这样做。

涉及这样的问题，相关的概念就是“协同作用”（synerg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好在我们不用过多地去学习这两个词。但要是想在科学界谋得一份教职，你就必须将这两个词嵌到你的论文中，并将它们深深烙在你的灵魂中。

另一个有用的科学概念是“遗传脆弱性”（genetic vulnerability）。这一概念要进入所有人的认知工具箱，想必要耗费不少精力，因为它的近义词“遗传必然性（genetic inevitability）”和“遗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已经深入人心且声名狼藉。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艾弗谢罗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他同事的研究，他们发现，与多种精神疾病和反社会行为有关的神经介质系统和基因的多态性相关。很多人可能会马上搬出完全无用且扭曲的基因决定论说：“只要你摊上某一种多态性，你就完蛋了！”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完美地说明了多态性完全与这些疾病和障碍无关，除非你是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长大。基因决定论，我的天……

我今天要介绍的科学概念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科学概念，只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八卦主义。每个优秀的记者都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当你想写文章时，开篇是用财产无法赎回的比率统计，还是那些被银行坑惨了的家庭？不用那么麻烦，只要贴上达尔富尔难民营的地图，或是难民营里一个饥饿的孤儿的脸部特写，就完全能刺激到读者了。

八卦主义是一种潜在的失真与扭曲。你是否在听从科学建议，减少三餐中的饱和脂肪摄入？还是说你朋友的叔叔三餐只吃猪肉皮，110岁了还能举重？你相信20世纪人类寿命延长了吗？是否有关注孩子的疫苗？你是否痴迷于《国家询问者》（一份美国八卦杂志）？一想到最近一个逸闻主义的例子，我就不寒而栗。亚利桑那州枪击事件发生四天后，我写文章缅怀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及其他19位伤亡者。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富勒（Fuller Torrey）等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学家就猜测，枪手贾里德·洛克内尔（Jared Loughner）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他们所言为真，八卦又会产生可怕的新误解：精神病患者比我们要危险。

当我推荐八卦主义作为每个人的认知工具时，我必须声明，有两件事缺一不可：（1）要了解八卦有多么扭曲；（2）感谢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承认八卦的强大吸引力和它带来的认知满足。因为人类大脑中存在负责面部识别的大脑脑区，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本义和隐喻意义上的）面部发现特殊的力量。但是，非本能的且不怎么吸引人的统计模型和变量通常能教会我们更多。

150PARALLELISM IN ART AND COMMERCE艺术商业并行论

150　艺术商业并行论

萨特雅吉特·达斯（Satyajit Das）

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专家，著有《商人、枪支和金钱》（Traders, Guns&Money：Knowns and Unknowns in the Dazzling World of Derivatives and Extreme Money）。

多因素的影响对复杂系统的变化非常重要。风险理论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瑞士奶酪理论”。只有当所有的控制条件都失效时才会有损失，就像只有瑞士奶酪上的孔排成整齐的一列，才能穿过空心奶酪。

单一设置下的不同事件的融合很容易理解，但不同设置或领域下的并行发展也非常重要。看似无关的活动中有着相同逻辑或发展过程的事件表明了相似的未来与风险，而提高辨识并行的能力将有助于我们的认知发展。

经济预测太不靠谱了，以至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经济学家唯一的贡献就是让占星学繁荣了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学对目前的金融问题有积极期待。但是，对艺术品市场的预测却显现出令人惊叹的准确性，特别是最负盛名的英国青年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

赫斯特最受争议的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是一只保存在充满甲醛的玻璃柜中的4米多的虎鲨。广告大亨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花50 000英镑买下了它。2004年12月，萨奇将它卖给了掌管160亿美金的美国著名对冲基金SAC资本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和掌门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尽管有人认为这幅作品只值800万美元，但科恩还是花1 200万美元买下了它。

2007年6月，达米安·赫斯特试图卖掉一个真实大小的铂金头盖骨，上面镶嵌着重达1 106克拉价值1 500万英镑的工业用钻石，其中还包括额头正中一颗价值400万英镑的52.4克拉粉钻。这个作品就是在赫斯特的Beyond Belief个展上展出的《上帝之爱》（For the Love of God），它是死亡的象征（memento mori，拉丁语的意思是“记住你终将死亡”），开价5 000万英镑。2007年9月，这幅作品被赫斯特自己和其他一些投资者全价买下，后来转售了出去。

《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的售卖标志着市场无法阻挡的上涨期，而《上帝之爱》未能卖出也和各种经济指标一样清晰地标志着发展的顶峰。

并行论对那些无关的对象赋予了常见的思维过程和相似的评估方法。赫斯特很明显是对冲基金经理们偏好的艺术家，而那些经理那时确实相当有钱。价格的浮动表明了过度的非理性。赫斯特那些抢手作品的本质，乃至作品的标题，都满足了那些金融家傲慢浮夸的自我形象。《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里的虎鲨张着嘴，随时准备吞下它的猎物，这也投射着对冲基金的杀手本质，金融市场中的人最惧怕掠食者。科恩自己也说，他很喜欢“整个的恐怖氛围”。村上隆的作品也能说明这一点。受到19世纪日本葛饰北斋的著名木刻画《神奈川冲浪里》的影响，村上隆创作了727幅关于DOB先生（Mr.DOB）的作品，作品里战后米老鼠的形象就像云端的上帝或浪中的虎鲨。这些作品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史蒂文·科恩共同所有。

在某些人性危机中，并行论也是潜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高水平债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中缺失的债务逻辑与其他问题的逻辑一样。在金融系统、不可逆的气候变化以及石油、食物、水等重要资源不足等问题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以借钱为基础，社会透支产生了债务，也加速了消费，因为债务就是用来购买那些能抵御未来还款不确定性的东西的。人类社会污染了地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缺乏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一些宝贵而有限的自然资源被肆意开发。

在每一个地区，人类社会都在掠夺大自然并将问题转嫁给自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利益付出了日后才会显现的代价。

否认这是出于鼠目寸光与贪婪之心就太虚伪了。它潜在的重要认知因素也就是类似的解决办法——掠夺自然并将问题嫁祸于自然。这种方式不断出现在各种问题中，人们根本不顾这种方式的后果、适用性和可取性。这样的并行论自我循环，最终会导致系统性崩溃。

认识和理解这样的并行论是提升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方法。它能为特定趋势的预测提供更好的机制，能让人们借鉴不同的领域，增强思维的辩证性。但这也需要我们突破高度分化和窄化的教育学科设置、僵化的体制结构以及分析与解决方式的局限性。

151KAYFABE做戏

151　做戏

埃里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

数学家、经济学家，Natron Group对冲基金负责人。

最能提高人类思维能力的概念可能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看似不相关的职业摔跤。

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和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最近强调，在选择性压力系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欺骗。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依然认为欺骗是对纯粹信息交换的一种干扰，这使我们面对一个假货将取代真品的世界时措手不及。人类基于完美信息假设而建立的核心市场模型的经济理论，会在未来面临选择性压力。

如果我们能更加认真地看待人类，我们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严格系统能应对一个多层假象构成的现实（其中所有事情都可能与表面不同）？这样的系统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现在支撑起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假象帝国——这就是摔跤界的“做戏”（kayfabe），一个表示神秘的词。

因为职业摔跤是一种模拟运动，竞技场上的选手实际上都是一个可以叫作“摔跤联盟”的封闭系统的合作者，这些情况局外人并不知道。选手在摔跤联盟中选择对手，他们仪式化的肉搏几乎都是协商和编排好的，因此大大降低了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因为结果已经提前设置好了，所以所谓的背叛行为不是因为没有运动道德，而是因为意外做了真实的动作。“出戏”（break kayfabe）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也被称为“走火”（shooting），区别于按照脚本进行的“正常”（working）行为。

如果“做戏”能成为21世纪人们认知的一部分，我们绝对可以更轻松地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调查新闻似乎已经消失，为什么竞争企业能在合资和游说后通力合作。“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双方都没能预测到近期的金融危机，所以双方的论争可以被看作仅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宣传而已。理论物理学界中弦理论和圈量子理论阵营长达几十年的对峙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双方显然都未能确立量子引力理论，所以被称为自然科学联盟内部的合作式竞争。

做戏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是因为它是通过各种努力将失败的真相转变为成功假象的典型例证。大多数现代体育的爱好者都知道职业摔跤的“伪运动”本质，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来源于一种失败的真实运动——“锁擒式摔角”，它消失于20世纪初。锁擒式摔角比赛中可能几个小时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动作，而且被下注最多的选手可能最后会突然严重受伤。这凸显了这种摔跤运动和人类其他领域中相互矛盾的两种风险：（1）参与者的风险虽然很小却危险致命；（2）观众与参与者可能都觉得单调无聊。

为了给大众制造一种参与感很强、观赏度很高的形式，同时消除危及参与者的因素，做戏（从真实变为假戏的过程）由此诞生。因此，做戏是我们很多重要系统的特征之一，比如：战争、金融、爱、政治和科学。重要的是，做戏也表明在幻想和现实合二为一之前，人类思维的怀疑机制可能是被搁置的。当前的职业摔跤界已经变得过于扑朔迷离，以至于摔跤手会发现自己在遵循故事脚本的肮脏情节后却陷入了肮脏的真实生活。最终，做戏本身也成了它成功的牺牲品，因为当摔跤界与监督重大体育赛事的外部监管机构发生冲突时，它就演变为了某种无法控制的欺骗。

当做戏者不得不坦诚职业摔跤其实没有什么体育成分，只是为了避免监管和征税时，他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观众根本不需要丝毫的真相！因此，职业摔跤又回到了起点，将欺骗的责任从表演者身上转移到了观众的意愿上。

这看起来，做戏是最符合客户胃口的一道菜了。

译者后记

本书的翻译实属巧合。感谢豆瓣，让湛庐文化发现了我这个“知道分子”的癖好，我因为对多领域的好奇而与这本书结缘。

在这本书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我真的变聪明了，那一定是了解了聪明人是什么样的。这本书是由鬼马出版人布罗克曼（以及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年度问题，邀请各个学科的先锋、大师来回答。这一次的问题是：“哪些科学概念能让你更聪明？”来自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计算机、认知神经、心理学等学科的大师们列出了琳琅满目的概念，用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看似纷繁无序的世界。这些概念看起来是各个领域里的专业术语，同时也是我们解释庞大世界体系的有力工具，这对于有着归因本能需求的人类来说，这些概念的普及就像是全民的头脑武装。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经常困惑又感动。困惑在于，因为学科杂陈，常要为了一个概念去查阅从未见过的理科教材而头大，维基百科已经被翻烂；感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海洋、星空和未来，看到了宇宙、人脑和其他生物的奥妙，更看到了大师们求知经历的隐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借由某一种经历而窥见世界的缺口，就像在求知仙境探步的爱丽丝，渐见壮阔。

发现并翻译这本书的缘份，我要感谢湛庐文化简老师的知遇之恩；我要感谢一直保护我好奇心与求知欲的父母，而且身为我初中语文老师的父亲还帮忙规范了此书的句读语法；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导师侯玉波教授，还有同门师弟妹们——佟琳、彭唯、张翼等，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指导和启发；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仇彦斌，书中有关哲学的篇章都离不开他的专业帮助。

希望您打开这本书会收获知识与欣喜，并如愿变得更聪明。如果你有所获益，请感谢人类的进步，世界正在我们的面前慢慢展开，变得更可读，妙趣横生；如果你觉得味同嚼蜡，请原谅我的过错并指正。

愿大家阅读，并悦读。

[1]位于伦敦西北角，区内有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学院等高等学府，20世纪初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代表的多位文人常聚集于此。——译者注

[2]生成性思维模式，现代哲学的一种思维倾向，其特征是重过程而反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译者注

[3]cybernetics与punk的结合词，又称数字朋克、赛伯朋克、计算机叛客或网络叛客，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情节。——译者注

[4]SETI是一项利用全球联网的计算机共同搜寻地外文明的科学实验计划，由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中心平台设立在伯克利空间科学实验室。

[5]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天体力学的集大成者。——译者注

[6]诺贝尔奖获得者，“DNA之父”，其著作《双螺旋》（插图注释本）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7]布莱恩·阿瑟是复杂性科学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其复杂性科学奠基之作《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8]Mnemosyne为古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Atlas原意为“地图册、地图集”。

[9]乌比冈湖是美国流行电台主持人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美国小镇，这里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后被社会心理学家引申为“乌比冈湖效应”。——译者注

[10]腹语术是腹语表演者巧妙地运用其声音，使它听起来像从身体其他部位发出来的戏剧表演。——译者注

[11]此处原文使用了“total confidence”。宇宙中，太多绝对的事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放宽条件。比如，当你在说“我说完这句话，人类就会被一颗流星摧毁”这句话时使用“total confidence”，就可能允许三千万亿分之一以内的出错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