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軾研究／王水照著．—北京：中華書局，2015.5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ISBN　978-7-101-10677-0

Ⅰ．蘇…　Ⅱ．王…　Ⅲ．蘇軾（1036～1101）-人物研究-文集　Ⅳ．K825.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10141號

書　　　名　蘇軾研究

著　　　者　王水照

叢　書　名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責任编輯　彭　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豊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張12　插頁2　字數350千字

印　　　數　1-2000册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677-0

定　　　價　55.00元

總　　序

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1958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却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却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面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黄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着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説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却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韵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爲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身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爲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歷，應該説受到了頗爲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閲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并養成了强烈的讀蘇興趣，爲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歷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採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面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游，分別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選集》，并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匯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系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

《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爲“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歷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爲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内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説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爲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即在於能否堅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

《蘇軾選集》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叢書之一，是對蘇軾創作文本的解讀。這套叢書給予選註者以較大的編寫自由，允許在一般選本的字句訓釋、典故介紹等之外，自行設計欄目，我就按需要添置“評箋”、“附錄”等類（這套叢書中後出的選本多循此例），似能擴大文獻面，增强學術性，成爲一般讀者和蘇學專家都可參閲的讀本。但仍存在不少缺失，此次重印，儘量作了彌補與修訂。

《蘇軾傳稿》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屬於普及性讀物。全書篇幅不大，以蘇軾一生的文學道路爲敘述的中心線索，重點較爲突出。我曾與兩位門人分別合作過《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8年再版）和《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兩部傳記，前者展示蘇軾豐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努力於學術性與大眾閲讀的結合；後者對蘇軾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功績進行全面論析和深入闡釋，較富學術内藴。此兩部傳記主要是合作者的勞績，不宜收入本叢刊，讀者如有興趣，當可參閲。本書有日文、韓文兩種譯本，曾引起日、韓兩國報刊的關注。2013年9月，韓文版修訂重印，據韓譯者的統計，共有十六家韓國媒體作過報導，實出乎我的意料。“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文章傳世帶方州”（蘇頌詩，漢江古名帶水），説明蘇軾的文學魅力几百年來至今不衰。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的編輯，乃是緣於我在日本講學期間發現兩種稀見的宋人所撰蘇譜，即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這兩部書不僅編撰時間早，而且保留不少珍貴的蘇軾背景資料。因與其他三種宋人所撰者合刊一集，以見今存全部宋人蘇譜，當有裨於蘇軾研究。何、施兩種年譜國内久佚，重新引進中土，爲國内學術界所矚目，“讀蘇者爲之驚喜不已”（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自序》）。

以上四種拙著以叢書形式再版，算是我個人治蘇道路的小結。事實上，“蘇海”的博大，遠非這幾種著述形式可以涵蓋，倘若天假以年，我仍有興趣在此領域繼續耕耘。

王水照

2014年10月

走近“蘇海”
——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

近二十年來的蘇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宋代作家研究中可謂獨佔鰲頭。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蘇軾詩集》（1982）、《蘇軾文集》（1986）、《蘇軾資料彙編》（1994），最近問世的孔凡禮先生百萬字的《蘇軾年譜》（1998），又爲蘇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文獻資料。1980年成立的全國蘇軾學會，在組織和推動研究上也發揮了良好作用，先後出版過《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6輯，1980）、《東坡詞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東坡詩論叢》（同上，1983）、《東坡文論叢》（同上，1986）、《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論蘇軾嶺南詩及其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週年學術討論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全國第八次蘇軾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中國第十届蘇軾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1999）等重要論文集。我們還擁有一批有質量的學術專著和論文。至於普及性的蘇詩、蘇詞、蘇文選本更是不可勝舉。要之，在基礎性資料建設、理論性闡釋探討、鑒賞評析性推介等不同層面上，均有顯著業績可述，在不算興盛發達的宋代文學研究中，也許算得上一道頗有亮色的學術風景綫。

然而，處於世紀之交的歷史時刻，對這一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仍感差距甚遠，深感與研究對象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價值與意義頗不相稱。蘇軾是我國文化史上一位罕見的全才，是人類知識和才華發展到某方面極限的化身。人們對蘇軾所創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蘇海”之稱。雖然最早宋人李塗的提法是“韓如海”、“蘇如潮”（《文章精義》），但嗣後人們却習稱“蘇海韓潮”。韓文公的“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撑抉於天地之間”（司空圖《題柳集後》），以“潮”作喻，至爲恰當；而蘇軾的文化世界，非大海之廣不足以言其“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吕氏童蒙訓》），非大海之深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宋孝宗《御制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蘇海”遂成定評。清代注釋蘇詩的一位大家王文誥，在他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完稿後，續有所得，編爲五卷，即以“蘇海識餘”標題。他説，“蘇海之説舊矣”，以此寓含“汪洋渺瀰、横無涯際，觀於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甚至連俞樾對“蘇海”表示過“誤矣”之指責（《茶香室叢鈔》卷八），也未能改變這一評價。蘇軾的詩、詞、文、賦、書、畫等皆足名家，都是宋代文學藝術中的標志性成果。陳師道説：“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後山詩話》）。以作家姓氏冠於“詩”字前，組成專門術語，在中國詩歌史上，除“陶詩”、“杜詩”、“韓詩”外，蘇軾也獲此不可多得的光榮，昭示其詩歌創作的獨創性與典範意義。面對這位海涵地負、千匯萬狀的一代文宗，我們的確應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更上層樓，提供出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成果。其次，蘇軾又是一位複雜而難以評論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難點，同時也往往成爲論争的熱點和焦點。如政治態度的變法與反變法，思想上的儒釋道關係，創作分期的劃分，文化性格的特質和核心，這些已經或正在討論的問題以及還將提出的諸多問題，就其繁多和複雜而言，在我國古代作家個案研究中也是較爲少見的。這些問題的存在，正是“東坡世界”包孕豐富、深刻的必然反映，也是學術探討與發展的最佳生長點，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第三，在我國古代作家中，能够持久地跟同時和後世人們建立起親切動人關係者並不多，蘇軾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李白的天馬行空、脱略羈絆，固然使人心折傾倒，但不免太高太遠，難以企及；杜甫忠悃誠篤，感時傷世，人們不能無動於衷，但學起來又太難太苦，蘇軾則是現世性與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總是擁有一代又一代的衆多讀者、研究者和文藝家，引起他們連綿不斷的文化懷念，形成了一部以審美陶冶、理性闡釋和創作滋養爲内容的蘇學接受史，並一直延伸到今天。在時下商品大潮汹涌的環境中，蘇軾的全部文化創造並没有失去它的價值和作用。固然，這種作用不是也不可能是急功近利式的，毋庸説是一種無用之用。而無用之用正是一種大用，它是能够成爲當代文化資源的組成部分的。對於蘇軾文化遺産的當下意義和現代轉换，也有待於研究者們的共同探索。

翁方綱不止一次地説到，“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仰”（《齋中與友論詩》），“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石洲詩話》卷五）。他所謂的“蘇學”似主要指蘇詩而言。我們不妨接過這一概念，用以規劃和設計蘇軾研究的整體格局，力求研究的系統性與嚴整化，以争取蘇軾研究的更大突破。譬如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可否出版一套蘇學研究叢書，不僅可以涉及蘇軾文學方面的種種貢獻，也可涉及諸如蘇軾與黨争，蘇軾與文學結盟，蘇學接受史乃至蘇軾在日本、在朝鮮等專題；一部翔實全面的蘇軾大傳也是人們久所期盼的。我們不想與批評專書方面的“龍學”、小説方面的“紅學”等顯學相攀比，但展望新世紀的蘇軾研究，懷有這一設想，大概不算奢望吧。

在我有限的專業範圍内，蘇軾研究始終是關注的一個課題。但多年來所獲寥寥，乏善可陳。謹將幾點感想略述如次，以向學術同道請益。

一是應重視“小環境”和具體事件的實證研究。人類的精神生活是與整個外部環境互動互攝的心智活動，作家的文化創造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内心世界中孤立地進行。我們要走近“蘇海”，就應努力縮短古與今的時間隔閡，追踪和品味蘇軾的生活遭際與心靈律動，重視他的文化創造與外部環境、人文生態的密切關係。所謂外部環境，主要自然是宋代的政治狀況、經濟形態、文化思想、士風民俗等“大環境”，更應從其具體的生存方式，如人際關係、交游酬和、家居生活、行跡細節等“小環境”入手，纔能獲得更切實的認識和透徹的理解。這也是糾正目前某些空疏浮淺、大而無當的學風的良藥。近讀一些蘇學論著，從正反兩方面引發我這點想法。

如對文學羣體的關注，是不少學者所選取的研究視角，確能收到過分局限於單個作家研究所不能得到的效果。在“蘇門”研究中，關於《西園雅集圖》真僞之争，就是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從這個美術史問題中，可以挖掘出對蘇軾研究頗有意義的内容和史料。我看到的有四篇長文，即（一）美國梁莊愛論（Ellen Laing）《“西園雅集”與〈西園雅集圖〉考》（載《朵雲》1991年1期）；（二）上海徐建融《“西園雅集”與美術史學——對一種個案研究方法的批判》（載《朵雲》1993年4期）；（三）臺灣衣若芬《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載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97年3月）；（四）香港楊鍾基《蘇軾西園雅集考辨》（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年）。此四文都涉及三個争論之點：歷史上是否發生過蘇軾等16人雅集於西園之事？李公麟是否畫過《西園雅集圖》？今存《西園雅集圖記》是否爲米芾所作？對此我不敢妄予判斷。但上述四文均爲取材豐贍、梳理細緻、考據謹嚴的力作，却又觀點對立或有差異，倒有不少發人深思之處。從事件而言，蘇軾等16人可能不會在元祐時同一天集會於一處，因其時有的畫上人物不在汴京，但諸文引用的大量材料表明，當時蘇門文酒詩會之活動十分頻繁，王詵家的園苑之勝聞名遐邇，更成爲蘇門的重要活動中心，也是我們研究蘇門的一個極好窗口。從李公麟作畫而言，雖在北宋文獻中尚未見有關信息，但從南宋樓鑰《跋王都尉湘鄉小景》（《攻媿集》卷七七）：“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説明已有蘇門聚會的《雅集圖》；劉克莊《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在言及其友鄭德言所藏《西園雅集圖》時亦有“比之龍眠墨本”之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四），已透露出李公麟確有墨本《西園雅集圖》之作，至少劉克莊是如此認定的。從北宋到南宋，文獻材料之所以由晦而顯，疑與元祐黨人一案有關。“蘇門”大都屬元祐黨人。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所列的16人中，就有蘇軾、蘇轍、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之儀、王欽臣等8人名列元祐黨人碑，有所諱飾，自屬情理之中。因此遽然否認李公麟作此圖，指爲“子虚烏有”，是缺乏説服力的。而從研究蘇門的角度來看，此圖乃是一種藝術創作，它不是對蘇軾等16人某次聚會的照相式的如實記録，而是把蘇門聚會時常有的或揮毫，或作畫，或聽彈阮琴，或題石，或討論佛理（畫面即分此五個單元）的場景藝術地再現出來。它形象有力地説明蘇門乃一才俊雲集、精英如林的人才網絡結構，顯示出蘇門成員之間高品位的文化交流水平。據傳古代不少小説家進行創作時，往往先從人物畫像中汲取靈感；小説之所以流行綉像本，也爲使讀者從直觀形象中引起遐想。研究蘇門，此圖（現存有兩幅傳爲北宋的畫作，另一幅爲南宋馬遠所仿作）實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藝術寫真，使研究者置身於鮮活的歷史生活情景之中。研究者也需要一點想象力。再從《西園雅集圖記》而言，雖然遲至明代始見稱引，至清初始見全文，但細按全篇，並無作僞破綻（稱蘇軾爲“東坡先生”，自稱“米元章”，不能作爲證僞依據）。在目前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的情況下，仍不失爲一篇描述蘇門的精彩而有内容的文字，真實地傳達出蘇門的羣體氛圍，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即使以後有材料證明此文確非米芾所作，但僞作仍有不僞之處，並不完全失去其研究價值。［謝巍《中國畫學著作、史實考證四則》（載《朵雲》1998年12月），其中有《米芾〈西園雅集圖記〉考》一則，列舉更多材料，證明“西園雅集”其事、其畫、其記三者，並非“理想”或僞作，對米芾《西園雅集圖記》與鄭天民《述古圖記》之關係，亦有頗爲合理的推斷，以此論證《西園雅集圖記》非僞，可供參酌。］另據梁氏考察，歷代著録《西園雅集圖》畫作共有47幅，她還見到過存世的《西園雅集圖》41幅，共計88幅；衣若芬女士説，她“所見又不只於此”。“西園雅集”已成爲美術史中一個摹本仿本不絶、久盛不衰的題材。這也是非常特殊的現象。衣若芬女士説得好，“不論‘西園雅集’是真實歷史事件或者全爲虚構都不妨礙後人對它的向望”，應從其“歷史文化特質”方面加以探討。這是一個很有開拓性的文化研究視野。我覺得，蘇門的全面狀況乃至蘇軾被後代所接受的詳細過程，均可從圍繞《西園雅集圖》的繼續探討中，從某一方面或角度，得到更深入切實的闡述。

我還很有興趣地讀了鮑志成《高麗寺與高麗王子》（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1996年2月，杭州西湖筲箕灣花家山莊施工現場出土一尊圓雕石像。據該書作者考證，其地爲宋代高麗寺（慧因寺）遺址，此石像像主乃當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他是作爲護法神被塑像供奉於寺内伽藍殿的。作者所搜集的大量資料和頗稱嚴密的論證，對認識蘇軾的某一方面是很有意義的。我在《論蘇軾的高麗觀》中也已論及（已收入本書），蘇軾曾先後向朝廷上書七篇奏議，反對密切宋朝與高麗的外交關係，所討論的問題亦與鮑書相涉。元豐八年，高麗僧統義天訪華巡禮，問道於杭州慧因寺浄源法師，研習華嚴教義，由蘇軾友人楊傑館伴。蘇軾曾作《送楊傑》詩，對義天此舉尚采取友善歡迎態度。到了元祐四年，義天因浄源已圓寂，派遣其徒壽介等三人前來祭奠，時任知州的蘇軾却激烈反對。從這裏可以看出蘇軾對待對外文化交流與外交關係，持有迥異的立場。此中緣由，拙文已有分析。讀了鮑文後又發現後一事件中還存在種種問題點：（一）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第二狀》中，指責浄源“本是庸人”，而實際上浄源是當時華嚴宗的“中興教主”，被尊爲華嚴宗的七祖或十祖。華嚴宗在唐代會昌法難以後，經論散失；至宋，浄源是繼其師子璿之後振興華嚴的最重要法師。且義天此次攜來華嚴散佚疏鈔向浄源求教，回國後又送來金書《華嚴經》三種譯本180卷，浄源特建華嚴閣安置。後又奉命正式把慧因寺改名爲教寺，成爲弘揚華嚴的道場，慧因寺又有高麗寺之稱。（二）蘇軾本人長期染指佛學，對華嚴宗尤有偏嗜。孔武仲《謁蘇子瞻因寄》（《宗伯集》卷三）詩云：“華嚴長者貌古奇，紫瞳燁燁雙秀眉。”他稱蘇軾爲“華嚴長者”，使我們聯想到五代時名僧懷洞，他因“弘華嚴之教”而“河朔緇素尊事之”，被稱爲“老華嚴”。（南宋曉瑩《雲卧紀談》卷下）蘇軾詩文中與華嚴關涉因緣者多多。詩如《和子由四首·送春》“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送劉寺丞赴餘姚》“手香新寫《法界觀》”，前者向蘇轍索看《華嚴經·法界觀》，後者稱贊劉撝手寫《華嚴經》81卷之舉。文如《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跋王氏華嚴經解》提到《華嚴》有80卷，對王安石“獨解其一”表示異疑，均爲體會有得之語。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評蘇詩“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蕊中”。指出蘇詩與《華嚴經》的相通之處。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中亦云：“滔滔汩汩説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提出蘇詩（特别是七古）之渾浩流轉之風與《華嚴經》之一致；劉氏在《游藝約言》中還補充説：“東坡詩字字華嚴法界。華嚴界一謂清涼界，坡所謂‘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是也。”唐華嚴宗五祖之一的澄觀，曾得德宗“清涼法師”之號，此處劉氏又謂蘇詩之境界與華嚴宗相通。（三）蘇軾直至晚年，仍堅持抵制高麗進奉的一貫立場。寫於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付僧惠誠游吴中代書十二》（《東坡志林》卷二）中云：“下天竺浄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予方請其事於朝”，即指他《論高麗進奉狀》事；“夷僧”指壽介等三人。這則材料揭示了蘇軾當年曾指派思義去應對、監視壽介的重要情節，同時表明他直到晚年仍不改初衷，對自己此舉津津樂道。我想借鮑志成先生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從解開以上種種矛盾點出發，再進一步地探討蘇軾的信仰生活及其與政治等的關係，對深入認識他的思想面貌或許會有所助益的。至於蘇軾身後流傳的他充當“伽藍護法神”的故事，那是屬於蘇軾接受史的問題，但蘇軾本人是不會同意充當的，這也是一個頗爲耐人尋思的現象。

胡適在1932年的《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句十分醒目的話：“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裏没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問題意識”確是治學的要領。在蘇軾研究中，與其簡單重複一些老生常談的大題目，不如切實地開掘出一批富有學術内涵的中、小型課題，有根有據地予以研討與闡明，必能提高我們研究的總體水平。

二是對新材料的挖掘和鑒别。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本世紀的幾次重大學術突破都導源於新材料的重大發現，甲骨、敦煌寶藏的重見天日，舉世震驚；《宋會要輯稿》的面世，也給宋代文史研究帶來深廣影響。就蘇軾研究而言，其最基本的材料，如作品、生平傳記等背景資料，應該説已大致完備，但也不是説没有再發現的可能。如本書的“譜學篇”中有兩文所論及的兩種國内久佚而存於日本的蘇軾年譜（施宿和何掄所作），均係筆者首次引回中土。拙文對其主要構成和學術價值作了較詳的評介，解決了蘇軾生平和蘇集版本上的一些難點和疑點，對蘇軾研究不無補益。

然而，基於蘇軾研究最基本材料已大致完備這一估計，對所謂新發現的一些“珍貴材料”，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近年在浙江地區陸續出現三篇傳爲蘇軾所寫的族譜序，均不見於蘇軾本集，有的研究者認爲是佚文，即（一）《葉氏宗譜序》，見於《義烏南陽葉氏宗譜》；（二）《題楊氏族譜序》，見於杭州《楊氏宗譜》；（三）《越江鄭氏序》，見於温嶺市横峰祝家洋村的《鄭氏宗譜》。第一篇序在《文學遺産》1993年第3期發佈後，曾棗莊先生即著文質疑，列舉種種證據，斷爲贋品（見《文學遺産》同年第6期）；第二篇序在文章格式和文字上與第一篇序大都類似，也是毋庸置辯的僞作。第三篇序始發刊於《鄭虔傳略》（黄山書社，1998年），原文如下：

越江鄭氏序

鄭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封弟友於鄭，其先，都西周畿内，後徒滎陽。桓公子武公，孫莊公，並爲周司徏。自莊公後裔諱國，字子徒者，列孔門中，優入聖域。子徒五子，遺下二十四□（原文此处为方框），戰國時，分處國都，其族昌大，子姓繁衍，名賢迭出。漢時，忠於漢室。迨至唐至德年間，虔公字若齊者，謫宦於台，實滎陽舊址人也。後終於台，其子孫遂爲台州人。洎後九世孫俠公入道謫宦家，序次廣文派下七世圖，珍藏之，以俟後世能知其所自，纘繼行業也，永守勿替，則德澤之遠或可究也。軾叨任翰苑，蓋亦有年，亦以謫宦海南。時日間，入道持是圖徵予成譜牒。入道與予相友善，且知廣文博學多才，稱爲三絶，天下共仰，而入道又能好古，纘述先業，譜牒之作，尤其尊祖敬宗之意，誠不容辭。雖然，此特器也。君子以器寓道，習道以成德，故予所以望於鄭氏之子若孫：思祖德，創業以裕後昆，襲祖德，守成以光先烈；尊尊以親親，長長以幼幼，則倫理正，恩義篤。將見作善降祥，惠迪而吉，綿綿瓜瓞，久而益昌，則是之作不爲無補也，斯爲入道序。

時大宋紹定四年辛卯季冬吉旦

翰林國子直講兼修國史經筵大學士東坡蘇軾序

刊佈者認爲，此序“基本上與正文可相互補益，甚有價值”，“應確認蘇軾序之真實性”。據此，則蘇軾此篇爲其友人鄭俠所作之序，因序中明言“後九世孫俠”，鄭俠就成了台州鄭虔之九世孫了。

我認爲此《序》疑點甚多。第一，鄭俠的先代世系，其傳、志記載，班班可考，實不出台州鄭虔一支。鄭俠《西塘集·附録》有宋人夏之文所撰《墓志》，開篇云：“公諱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今屬河南）人。唐末四世祖俖隨王氏入閩，居福州之永福。曾祖御徙福清令，遂爲福清人。祖謐，以通直故贈奉議郎。父暈，有德望，爲學者師法，仕至通直郎致仕，教子業儒。治平四年，公（鄭俠）擢甲科。弟偘繼登進士第。通直及見之，鄉閭以爲盛事。”滎陽鄭氏自漢末至唐代，一直以世家望族著稱，裔脈繁多。直至近代尚有鄭姓人家刻“滎陽”於大門，以示乃滎陽鄭氏之後。但鄭虔確占籍滎陽，唐至德二年貶台州，遂終於此，子息流衍。而鄭俠四世祖鄭俖在唐末隨王潮、王審知兄弟（同爲光州固始人）入閩，由福州之永福而至福清，其傳承譜系一清二楚。宋人謝鳳所撰《鄭俠傳》、宋《景定建康志》所載《鄭俠傳》，均同《墓志》，因而鄭俠不出於鄭虔一系應是毫無疑義的。（王潮、王審知兄弟入閩，其後代建立閩國，引起福建不少族姓的攀附之風，往往把自家的中原籍貫改稱爲光州固始，宋代已有此現象。南宋鄭樵爲莆田《南湖鄭氏家乘》作序時已指出：“今閩人稱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實由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衆從之。後緒與宗權有隙，遂拔二州之衆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譜者，皆云固始，其實謬濫云。”但鄭俠一族，不屬此類情況。）需要説明的是，《四庫全書》所收的《西塘集》，其附録《宋史》本傳、夏《墓志》、謝《傳》均有目無文，但一九三五年鈞社所校印之《西塘集》已據當時江蘇圖書館所藏明刊本收入，當不難尋覓。

第二，此序最明顯的破綻是序尾所署時、名。時間爲“大宋紹定四年辛卯季冬”，“紹定”爲宋理宗年號，其“四年辛卯”爲一二三一年，距蘇軾辭世已整整一百三十年，顯然齟齬不合。或謂乃是“重修中訛誤”，應爲“紹聖四年丁丑”，“此時，軾尚在海南儋州貶所，與文義合”。按，此序中明言蘇軾“亦以謫宦海南，時日間，入道（鄭俠）持是圖徵予成譜牒”，則是鄭俠親自手持家藏所謂“廣文派下七世圖”當面向蘇軾求序的。考諸蘇、鄭兩人交游，於史有載者僅見面一次，即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洪邁《夷堅丙志》卷一三“鐵冠道士”條（中華書局1981年版）認爲紹聖初，鄭俠再謫英州，適蘇軾謫惠州，兩人“始與相遇，一見如故交”。按，洪説實不確。因蘇軾貶惠在紹聖元年，鄭俠則遲至元符元年再竄英州，時蘇軾已在海南，不能相遇。］蘇軾從海南召還途經英州時，纔與時編管英州的鄭俠相遇，且有詩歌唱和，今各存於《蘇軾詩集》卷四四和《西塘集》卷九。若在紹聖四年，蘇軾遠在儋耳，鄭俠任泉州録事參軍，何能遠道渡海過訪求序？“大宋”云云，蘇軾文中從無如此標明時代之用法，倒與前述葉氏、楊氏兩篇宗譜序相同。又，蘇軾自署“翰林國子直講、兼修國史、經筵大學士東坡蘇軾序”，亦多疑異之處：蘇軾從未任職於國子監，亦從未修過國史，他曾任翰林侍讀學士，屬經筵官，但宋朝從無“經筵大學士”之名。蘇軾紹聖四年時的身份乃是“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若署此堂皇職衔，豈非自取其咎，授政敵以柄？“東坡”是他的别號，在比較嚴肅的文章中只能自署“蘇軾叙”或“蘇軾子瞻叙”，絶無“東坡蘇軾序”之例（蘇軾祖父名蘇序，他避諱不用“序”字而用“叙”字）。

第三，蘇軾稱鄭俠爲鄭虔之“九世孫俠公入道”，亦不妥。鄭虔生於六八五年，鄭俠生於一〇四一年，相距三百五十六年。依照蘇洵《族譜後録下篇》所説的“以三十年而一易世”來計算，約爲十二世，“九世孫”云云，頗爲可疑。蘇軾比鄭俠年長五歲，鄭俠曾求助過蘇軾，見其《謝蘇子瞻端明啓》（《西塘集》卷八），自稱“則不肖之於門下，不爲無補報者也”，以“門下”相稱，執弟子禮甚恭；蘇軾亦有《乞録用鄭俠王斿狀》（《蘇軾文集》卷二七）予以援手。而蘇軾稱人爲“公”，均爲年長位高者，如“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樂全先生文集叙》），“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一篇”（《田表聖奏議叙》），因而是不會稱鄭俠爲“公”的。鄭俠爲北宋名臣，其字、號史有明文：其字介夫；因貶居英州，有大慶山，故自號大慶居士；後歸福清，僅攜一拂，又自號一拂居士。各種載籍均未發現他有“入道”之字，蘇軾與其唱和詩題即稱“介夫”。凡此種種，“九世孫俠公入道”云云，不可能出自蘇軾筆下。

第四，蘇軾在元符三年所作的《次韻鄭介夫二首》其一（《蘇軾詩集》卷四四）有云：“相與嚙氈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前句用蘇武典，衆所熟知；後句“兼用《漢書》鄭尚書履聲事”（翁方綱《蘇軾補注》卷六）。檢《漢書·鄭崇傳》：“（傅）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争，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之所以説是“兼用”，因最初出典乃是《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蘇詩兩句，一蘇一鄭，各切兩人之姓，此乃蘇軾律詩中的拿手好戲。如《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並以見寄五絶》其三（《蘇軾詩集》卷一二）云：“漱石先生難可意，嚙氈校尉久無朋”，上句以孫楚喻孫覺（巨源），下句亦以蘇武自喻，分别切合孫、蘇二姓。而如《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蘇軾詩集》卷一一）中，則一口氣用了張鎬（“九尺鬢眉蒼”）、張生（“鶯鶯”）、張祜（“燕燕”）、張蒼（“柱下相君”）、張禹（“安昌客”）等幾個張姓典故，以切合張子野之姓，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但蘇軾此詩用鄭尚書（鄭崇）喻指鄭俠，實不倫不類，明顯不妥。蘇武被蘇洵視作先祖之列，見其所作《族譜後録下篇》；若是其時鄭俠正好請蘇軾作《越江鄭氏序》，或是蘇軾知道他乃是鄭虔之後裔，豈能不用既是鄭俠之祖又有貶謫經歷的鄭虔之典？豈非“本地風光”，典雅貼切，而又親切有味，含義深永嗎？蘇軾並非拒絶使用鄭虔典故，這在他詩中屢見。如《送鄭户曹》（《蘇軾詩集》卷一六）：“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毡。”上句謂東漢鄭太（字公業）交結豪傑，性喜揮霍，廣有田産却食常不足；下句即謂鄭虔任廣文博士而貧困無氈。《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蘇軾詩集》卷四）：“誰云坐無氈，尚有裘充貨”，則是暗用、反用鄭虔之典。因此，蘇軾在與鄭俠的唱和詩中，拉來無甚關涉的鄭尚書，而放棄現成絶妙的鄭虔，這對熟悉蘇詩用典習慣的人來説，是頗難理解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鄭虔根本不是鄭俠的九世祖，蘇軾自然也不知道鄭俠有這層血緣關係。

要之，對於有關蘇軾的新材料，一要努力搜討，二要認真鑒别，纔於研究有利。

新材料的獲取實可遇而不可求，倒是對常用的參考書籍，由於閲讀不細，致使有用材料失之眉睫之間的事常有發生。不妨舉個我自己處理陳師道以“雷大使舞”評蘇詞的例子。今本《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我原來主要依據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的一條材料，謂“太上皇（徽宗）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人有稱者”，在“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而陳師道卒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二月，雖爲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却並非“昇平”時期（徽宗在位共26年），因而陳師道不可能及知“雷大使”事。由此推論，此條《後山詩話》記載，並非出諸陳氏之手。這也是《四庫總目提要》和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考》的意見。但畢竟只算孤證，説服力不强。近知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九“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壽”條，記“天寧節”祝壽儀規云：“第一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宰臣酒，樂部起傾杯。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雷中慶。其餘樂人舞者諢裹寬衫，唯中慶有官故展裹。”按，天寧節是慶祝徽宗誕辰的節日，“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爲天寧節”。（《癸辛雜識》後集“五月五日生”條）此節始建於元符三年（1100）四月（《續通鑒》卷八六），其慶賀儀規之定型當有一個由簡到繁的過程，上述“御酒”、“宰臣酒”、“百官酒”的三個階段的不同樂、舞，其定制應在徽宗朝“昇平”之際。這套儀規南宋時亦沿用，見吴自牧《夢粱録》卷三“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壽賜宴”條，文字全同，只是在“百官酒”時，無“多是雷中慶”、“唯中慶有官故展裹”字樣，因其時雷中慶已不當值（時已撤銷教坊司）或竟已去世了。又，“中慶有官”正是雷中慶任職教坊使之明證，而教坊使本來就有“教坊大使”之尊稱。如《夢粱録》卷二十《妓樂》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此乃作者追叙北宋時教坊實況。所以，《東京夢華録》這條記載與《鐵圍山叢談》所述若合符節，因兩位作者均經歷徽宗朝時期，故聞見一致。雷中慶即雷大使無疑，由此推斷《後山詩話》批評蘇詞“非本色”的記述，非出諸陳氏之手，應能成立。其他理由參見我在别處的論述，兹不贅。

從這一實例説明，就在常見書籍中藴藏着浩瀚無盡的有用材料，這些材料一旦被首次使用，也就成爲“新材料”。此應是研究者搜集材料時的着力重點。蘇軾的兩句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研究者亦需作如是觀。

三是對文本的正確解讀。“紅學”已在呼吁回歸文本，要求從“曹學”拉回到《紅樓夢》研究本身；蘇軾研究中尚不存在此類問題，作家研究與作品研究大致是同時並舉，互爲表裏的。存在問題的是對文本的準確解讀，常因考察不周而影響結論的科學性。這裏僅舉“鏖糟陂裏叔孫通”一例加以説明。

北宋著名的“洛蜀黨争”，其起因竟是一件細事。據《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一（見《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云：“温公（司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頤）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謔伊川。”此則記載又見劉延世所編《孫公談圃》卷上，但此句作“燠糟鄙俚”（見《歷代筆記小説集成》影印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這件事大概是真實的。自然，這只是“洛蜀黨争”的導火綫，其背後當有更深刻的政治、學術、人生志趣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存在，否則就不會引發那麽激烈、持久的衝突了。對此我暫不討論，這裏只想對“鏖糟陂裏叔孫通”的含義作些探討。

先論“鏖糟”之義。此詞在宋代口語中習用，意指骯髒，如《朱子語類》卷二七論《論語》時有云：“緣是他氣禀中自元有許多鏖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卷二九云：“子路譬如脱得上面兩件鏖糟底衣服了，顔子又脱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卷七二論《易》時又云：“某嘗説，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略有進處。”及至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十“鏖糟”條云：“俗語以不潔爲鏖糟。按，《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這條《漢書·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是晉灼所作，並得到顔師古的贊同與補充：“鏖謂苦擊多殺也。皋蘭，山名。”據此則“鏖糟”已有“不潔”、“盡死殺人”二義。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五《二蕭》云：“蘇東坡與程伊川議事不合，譏之曰：‘頤可謂鏖糟鄙俚叔孫通矣。’按，鏖糟，執拗而使人心不適也。吴中謂執拗生氣曰鏖糟。”則又增加“執拗、固執”一義，且把“鏖糟陂裏”更换爲“鏖糟鄙俚”，可能覺得“陂裏”兩字不易通解之故。

其實，此詞的確解正應從“陂裏”兩字探究。原來宋汴京城外有一沼澤地名叫“鏖糟陂”。宋莊綽《鷄肋編》卷中“地名之訛”條記載，在“許昌至京師道中”，“又有大澤，彌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積水，沮洳泥淖，遂易爲鏖糟陂”。吕希哲《吕氏雜記》卷下也説：“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土人惡之，自易爲好草陂。至今四鄉之人猶襲舊號，問彼方之民，僉曰好草陂也。”這兩則宋人筆記，都指明“鏖糟陂”乃一地名（許昌正在開封西南），只不過一説是原名，一説是改稱後之名，但均取其同音相諧，這在地名演化中乃是司空見慣的。

“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潔”之義，言其“沮洳泥淖”，髒亂不堪；“鏖糟陂裏叔孫通”，意謂從髒亂之地而來的冒牌叔孫通，則既富幽默的地區色彩，又與歷史人物叔孫通之制定朝儀、舉朝莊嚴整肅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取得入骨三分的諷刺效果，引起程頤的極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

蘇軾在黄州時的《與王定國》（《蘇軾文集》卷五二）一信中云：“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也是同一取義，只是自諷亦兼自謙，謙言自己是不合格的陶淵明，與他一再説的“我比陶令愧”（《辯才老師退居龍井……》），“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和陶飲酒二十首》）是一致的。《吴下方言考》釋爲“執拗、固執”，於譏人處勉强可通，程頤的行爲可視之爲“執拗”；但於自諷處却扞格難解，“固執的陶淵明”就莫明其義了。順便説及，“鏖糟”一詞在今天吴語區仍然流行，其義仍指骯髒不潔。崑山市有家百年麵食店“奥竈館”，其得名“奥竈”實從“鏖糟”而來。據介紹，此店麵食之湯料，是用“青魚的鱗、鰓、肉、粘液加上螺螄、鱔骨、鷄骨、猪骨等原料”加以長時間煮悶而成，却獲得意外的美味。（見《文匯報》1998年11月21日）這些原料，大都是棄之不食的下料，本來是雜亂不潔之物。

《河南程氏外書》在“鏖糟陂裏叔孫通”句下，有條原注：“言其山野”，倒是庶幾近之的。另外，《太平治跡統類》卷二三《元祐黨事始末上》、《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五《洛蜀黨議》記蘇、程交惡事，此句作“枉死市叔孫通”，互不相同；但“枉死市”與“鏖糟陂”均指處所，兩者的詞組結構却是相同的。

要之，弄清此句的全部含義，纔能懂得這句話何以會變成“洛蜀黨争”的導火綫了。

《論語》上説：“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我對文本正確解讀的强調，大概不會受到這樣的譏諷吧。

（原載《文學評論》1999年第3期，

收入本書時作了較大增補）

目　录

總序

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

綜論篇

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

“蘇門”的形成與人才網絡的特點

“蘇門”的性質和特徵

思想篇

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蘇、辛退居時期的心態平議

“蘇門”諸公貶謫心態的縮影——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

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

蘇軾《與滕達道書》的繫年和主旨問題

蘇軾臨終的“終極關懷”

品評篇

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

蘇軾的書簡《與鮮于子駿》和《江城子·密州出獵》

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兼論蘇詞革新和傳統的關係

論“蘇門”的詞評和詞作

蘇軾散文藝術美的三個特徵

亦詩亦文，情韻不匱——漫談蘇軾的賦

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

影響篇

清人對蘇軾詞的接受及其詞史地位的評定

蘇軾作品初傳日本考略

蘇軾文集初傳高麗考

論蘇軾的高麗觀

譜學篇

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

綜論篇

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

北宋三位舉足輕重的大作家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都活了六十六歲，這真是歷史的巧合。就蘇軾現存集子來看，他最早的一篇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應試時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時年二十二歲［蘇軾在應試以前，曾於慶曆五年（1045）作《夏侯太初論》（今僅存殘句）、至和二年（1055）作《正統論三首》（《蘇軾文集》卷四）等］；最早一批詩作是嘉祐四年（1059）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集》裏的四十多首作品，時年二十四歲（查慎行、馮應榴、王文誥均謂蘇詩最早之作爲嘉祐四年出蜀前的《咏怪石》、《送宋君用游輦下》兩詩，但有人疑是僞作）；最早的詞寫於熙寧五年（1072），時任杭州通判，年三十七歲［蘇軾《與子明兄》云：“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據《蘇軾文集》卷六〇。“爲作詞”，《東坡續集》卷五作“爲何詞”，疑誤。）是知蘇軾於嘉祐元年四月抵汴京後已“作詞”。近人或謂其《一斛珠》（“洛城春晚”）爲嘉祐元年閏三月路經洛陽之作，《華清引》（“平時十月幸蓮湯”）爲治平元年罷鳳翔赴京過驪山之作，均早於熙寧五年倅杭之時，但尚待進一步確證］。其創作起時並不比歐、王早，但也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爲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四千八百多篇散文作品，其數量之巨爲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爲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時間跨度如此漫長、作品内容如此豐富的創作歷程，必然呈現出階段性。探討和研究蘇軾的創作分期，必將有助於對其作品思想和藝術特點的深入理解。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他的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他説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有深得其心之嘆；“謫居於黄，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又説“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這裏對“初好”、“既而”的時間斷限雖不明確，但認爲黄州、嶺海爲其創作變化時期則是清楚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云：“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進一步申述嶺海爲詩風“老而嚴”時期。陳師道云：“蘇詩初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後山詩話》）蘇軾的好友參寥補充説：蘇軾“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黄州以前可也。……無己近來（指建中靖國時）得（蘇軾）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絶口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曲洧舊聞》卷九）也認爲黄州、嶺海爲兩個創作階段。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識餘》中，把蘇軾一生創作分爲八期：《南行集》和簽判鳳翔、熙寧還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謫黄、元祐召還、謫惠、渡海；他還指出謫黄、謫惠爲兩大變，渡海後則“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前人的這些評論，值得重視。

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制約於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他一生歷經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内部政局反復多變、黨争此起彼伏的時代。蘇軾卷入了這場黨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除了嘉祐、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任職（熙寧初、元祐初）、兩次在外地做官（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元祐、紹聖在杭、潁、揚、定）、兩次被貶（黄州、惠州、儋州），就其主要經歷而言，正好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

蘇軾這種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而又經常變動的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給研究創作分期帶來不少困難。但是，第一，他的儒釋道雜糅的人生思想是貫串其一生各個時期的；筆力縱横、揮灑自如又是體現於各時期詩、詞、文的統一藝術風格。這是統一性。第二，他的思想和藝術又不能不隨着生活的巨大變化而變化。我們認爲，與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創作劃分爲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經歷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而分爲七段，並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任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别。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

嘉祐、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他懷着“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的宏大抱負走上政治舞臺，力圖干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他唱道“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一副舍身報國、邁往進取、風節凛然的儒者面目。反映在詩文創作中，是《郿塢》、《饋歲》、《和子由蠶市》等一批富有社會内容的詩歌和《進策》二十五篇、《思治論》等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蘇軾是位早有創作準備的作家，這時的詩文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煉的痕跡，但藝術上已日趨成熟。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都已烙下個人的鮮明印記。如古體詩《鳳翔八觀》，王士禛認爲“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此早歲之作”可與黄州後所作匹敵。（《池北偶談》卷一一“岐梁唱和集”條）《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别於鄭州西門之外……》，汪師韓嘆爲“詩格老成如是”（《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而《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近體詩，紀昀評爲“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格。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創作的歉收期。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祐時又與司馬光、程頤等論争，激烈動蕩的統治階級内部鬥争佔據了他的注意中心。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爲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内，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祐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寥寥無幾；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爲主，雖不能一筆抹煞，但畢竟視綫未能注視到更重要的生活領域。這時的詩歌風格，仍然在多樣化之中保持健筆勁毫的統一傾向。他的至親好友文同曾追憶熙寧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訪晤蘇軾：“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脱帽褫帶隨縱横。喧呶歌詩嘂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其時爲數甚少的詩作也多少留下這種狂放不羈的投影；或記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夸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宫”（《送劉攽倅海陵》），或寫書法藝事“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至於元祐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題畫詩，如《虢國夫人夜游圖》、《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郭熙畫秋山平遠》、《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蒼蒼莽莽，一氣旋轉，令人想見其濡墨揮毫時酣暢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云：“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横，天真爛漫。集中如虢國夜游、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除咏周昉美人圖的《續麗人行》作於徐州，《定惠海棠》作於黄州外，其他三篇皆作於此時。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絶，已屬貶居時期的風格，實不宜以“俊逸豪麗”目之。

熙寧、元豐和元祐、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不僅創作數量比在朝時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先後兩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遠離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漩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己，二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以踐初衷。因此，其時儘管由於抑鬱失意不時流露出超曠消沉的情緒，但積極入世精神仍是主導。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社會閲歷，他的總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産生於此時，其中有抨擊時政的《吴中田婦嘆》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詩篇，有他杭州賑濟疏湖、密州收養“棄子”、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飢寒的藝術記録，有《於潛女》、《新城道中》、《無錫道中賦水車》、《石炭》等各地風土人物的形象描繪。這都説明蘇軾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只是由於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得到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注意力主要轉到個人抒慨，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政治社會性較强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的共同思想特點。

其次，以這時期爲主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詩歌的主要風格在豪健清雄方面，於前代詩人，對李杜韓劉（禹錫）汲取較多。他的不少七古七絶，如《東陽水樂亭》、《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頗具李白超邁豪横之氣，前引《送劉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難》，其《送張嘉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更是句用李詩《峨嵋山月歌》，格從李詩“解道澄江浄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化出，而此詩首句“少年不願萬户侯，亦不願識韓荆州”，則反用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他的《荆州十首》之於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於《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於《尋張氏隱居二首》以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壽星院寒碧軒》等詩，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後二句是本色”（紀昀語）之類的評論。他的《石鼓歌》，其奇横排奡、潑墨淋漓堪與韓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勖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亦與韓《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等圍獵之作一脈相承。至於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於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偉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云：“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别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所言甚確。至於劉禹錫、陳師道謂蘇軾學其“怨刺”，則有《郿塢》、《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諸作可爲佐證，參寥謂蘇學其“峻峙淵深”、“波峭”，蘇轍也推重劉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吕氏童蒙詩訓》），這在蘇詩中也不乏其例。從上述師承關係中不難從一個方面看出蘇軾其時的審美傾向。前人又多謂蘇詩“傷率、傷慢、傷放、傷露”，“獷氣太重”（紀昀語），“一瀉千里，不甚鍛煉”（趙翼語），正是放筆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風格所帶來的缺點。

第三，這時期蘇軾正式開始了詞的創作。雖然比之於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别於傳統婉約詞的面貌登上詞壇。通判杭州初試詞筆，他就打破了“詩莊詞媚”（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李東琪語）的舊框框，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爲詞”的傾向。記游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里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過”），都有一種清新流暢、疏宕俊邁的詩的情調。其如贈别杭州知州陳襄的一組詞作，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語言明浄，意境深遠，與設色濃艷、抒情纖細的傳統送别詞各異其趣。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云：“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勃勃英氣，力透紙背，洋溢着待時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沿着這一創作傾向繼續發展，終於在密州時期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這兩首最早的豪放詞代表作，從而在詞壇上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徐州所寫《浣溪沙》五首農村詞則以濃鬱的泥土芳香和淳樸真摯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詞在題材、意境上的進一步開拓。這時期詞作的這一傾向與他以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爲主導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也與詩風的主要傾向相類。

第四，包括這時期在内的整個任職時期，散文寫作着重在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兩類。前者如奏議、策論、進論是爲了向朝廷直接表達政見，後者如亭臺樓堂記是爲了立碑上石，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如鳳翔所作《喜雨亭記》、《淩虚臺記》、密州所作《超然臺記》、徐州所作《放鶴亭記》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雜記《日喻》、《石鐘山記》等則不僅以形象生動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給人以有益的啓迪。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

元豐黄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黄州謫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

蘇軾人生思想的特點是“雜”：既表現爲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時貫串他的一生，又表現爲這三種思想因素經常互相自我否定。如《韓非論》對“虚無淡泊”的老莊哲學斥爲“猖狂浮游之説”，指出他們把“君臣父子”關係視作“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那麽，“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以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責“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的風氣，認爲莊子“齊死生、一毁譽、輕富貴、安貧賤”的一套，是“人主”用以“礪世磨鈍”的“名器爵禄”的腐蝕劑。這是從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樂榭》中又謂：“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二樂榭”命名來源於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説（《論語·雍也》），文同提出質疑：“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蘇軾和詩亦意謂佛理高於儒學。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蘇軾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將其統一起來。宋代釋智圓云：“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閑居編·中庸子傳上》）蘇軾《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詩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二引師（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一僧一俗，所言全同。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爲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勢下，蘇軾對此染濡甚深，並具體化爲以下形式：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爲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爲主。兩件思想武器，隨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這又是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旨趣相通的。

蘇軾在《初到黄州》詩中寫道：“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在自我解嘲中，仍想有“補”國“事”，對貶逐則淡然處之。但是，政治處境險惡如故，生活困頓與日俱增，一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最初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卜算子》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鴻，《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那株地處炎瘴江城而“幽獨”無聞的高潔海棠，都是詩人的自我寫照，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記》之類作品中的山山水水。然而，蘇軾很快找到了排遣苦悶的精神武器，這就是早年已經萌發的佛老思想。他自白：到黄州後“歸誠佛僧”，“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浄，染污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黄州安國寺記》）他還傾心於道家的養生術，曾去黄州天慶觀養煉多日，又與知己滕達道等互相研討。元豐五年蘇軾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等，大都寫得翛然曠遠，超塵絶世。蘇軾的情緒是隨時多變的，但這一年所流露的超曠放達的情緒却相對穩定，應是他黄州時期思想逐漸成熟的表現。如《前赤壁賦》利用主客對話所體現的作者思想由樂到悲、又以樂作結的演變過程，可以看作他黄州時期整個基本思想感情“樂—悲—樂（曠）”發展過程的縮影。因此，這時作品中儘管交織着悲苦和曠達、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邁的種種複雜情緒和態度，但這種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調。

應該説明，在此以前的蘇軾作品中也不乏避世退隱思想的流露，黄州時期也有表達積極進取的儒家精神之作。然而，對傳統思想的汲取只有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纔能化爲真正的血肉，發揮能動的作用。蘇軾很早的一首《夜泊牛口》詩，在寫風土人情後，退隱之意摇筆自來：“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强奔走”，這只能算作“題中應有之義”而已。即如《淩虚臺記》、《超然臺記》等對老莊出世哲學的闡述，也多少帶有因臺名而生發的書生議論色彩。蘇軾在黄州就不同了。他面對的最大、最緊逼的人生問題是對逐客生涯如何自處，他的主要生活内容是東坡躬耕的“墾辟之勞”和“玉粒照筐筥”（《東坡八首》）的收穫之喜，是“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黄泥坂詞》）的出游，是訪友，是養生以及堅持五年每一二日一往的安國寺參禪活動。他雖然對政事並未忘情，畢竟已遠離論政於朝堂、理事於衙門簿籍之間的官場生涯，没有也不可能去施展他的政治抱負。蘇軾説：“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其二），把他對佛老思想較爲深刻的理解和運用定在黄州時期的“中年”；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中“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一段，也叙於“謫居黄州”之後。這是值得深思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爲佛老思想在黄州時期日益濃厚，甚至佔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以後嶺海時期更有所發展。

説“主導”並不意味着蘇軾已成爲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在《答畢仲舉書》等文中，一再説明對玄奥難測的佛學教義並不沉溺，只是取其“静而達”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以保持達觀的處世態度，保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着和追求。這與其時對儒家思想的某種堅持，正好相反相成。事物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本質消極的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有消極的一面）。《定風波》中那位在風雨中“吟嘯徐行”、對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纔是我們熟悉的蘇軾面貌，他不同於屈原、杜甫在失意時仍時刻燃燒着忠君愛國的熱情，也不同於韓愈、柳宗元在貶逐時悲苦無以自抑的精神狀態。

與此相聯繫，黄州時期的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他在赴黄州途中與蘇轍會於陳州，有詩云：“别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别》）雖然平生豪氣未必銷盡，受讒之恨、被謫之怨未必泯滅，但從主要方面看，已由從前的矜尚氣節、邁往進取的“驕氣”轉而爲對曠達超俗、隨遇而安的佛老之“道”的追求。早年離蜀赴京時所作《荆州十首》其十云：“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横天下，懷王信弱王！”紀昀評云：“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黄州後無此議論也。”的確，這種勃勃雄心、不可一世的自負感此時很少再現，習見的是抑鬱不平或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後者。同是中秋抒情，密州名作《水調歌頭》充滿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既向往“瓊樓玉宇”之純潔而又嫌其寒冷，既憎惡現實社會之惡濁而又留戀人世的温暖，以月下起舞爲勝境，千里嬋娟爲祝願；時隔六年的黄州《念奴嬌·中秋》，則寫“人在清涼國”的表裏澄澈，寫“水晶宫裏，一聲吹斷横笛”的絶響遺韻。其時所作《前赤壁賦》有“羽化而登仙”的名句，前人評其時所作《卜算子》爲“非吃煙火食人語”（黄庭堅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引），都可與此詞互相印證。同是重陽述懷，元豐元年徐州所作《千秋歲》雖然也有“明年人縱健，此會應難復”的常規慨嘆，但充溢畫面的是“如玉”的“坐上人”，與玉人交映的“金菊”，紛飛相逐的“蜂蝶”，乃至滿袖珍珠般的“秋露”；而在黄州所作《南鄉子》却以“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作結，《醉蓬萊》又以“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開頭，這裏有對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低沉喟嘆，更有泛觀天地、諸緣盡捐的曠遠心靈的直接呼喊！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曠”“豪”的差别就在於蘇軾接受了佛家静達圓通、莊子齊物論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刻影響。

二、這時期創作的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清曠簡遠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後嶺海時期平淡自然風格過渡的消息。黄州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水調歌頭·黄州快哉亭贈張偓佺》等，“銅琶鐵板”，神完氣足，屬豪曠一路，誠如其時他自評云“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但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以及上述元豐五年《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諸作，則出以空靈藴藉、高曠灑脱之筆，風格有所變化。詩歌中的名篇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韻前篇》、《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和秦太虚梅花》等，前人亦多以“清真”（查慎行語）、“清峭”（紀昀語）許之，而其近體詩更追求一氣呵成的渾然自然之趣。試以幾組和韻詩爲例。倅杭時所作《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組四首和韻詩，選用“孥”“遽”等險韻描摹西湖景色，因難見巧，愈出愈奇。《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一組“岡”字韻詩七首，熔鑄經史子集，出入野史筆乘，極盡騰挪跌宕之能事，最後一首結云：“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意謂不敢再出和篇，但竟以“羯語”入詩，真是匪夷所思。（《晉書·佛圖澄傳》：羯語，“替戾岡，出也。”）黄州時期元豐四年、五年、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所作“魂”字韻三詩，却自然渾成，毫無爲韻拘牽之跡。像次聯“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没燒痕”，“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埽舊巢痕”，設景抒慨叙事，清幽新穎熨帖，皆成名聯。這都説明黄州詩寫得更嫻熟，漸入化境。他的一些小詩，如《東坡》、《南堂》、《海棠》等更是精緻流利，坦率地表現了他灑脱的胸襟和生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蘇軾在黄州於前代詩人對白居易、陶淵明仰慕備至。“東坡”的命名來源於白氏忠州東坡（參看《容齋三筆》卷五“東坡慕樂天”條：“蘇公責居黄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然。”），蘇軾又以躬耕其地而“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與王鞏定國》），或以東坡比爲陶之斜川：“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江城子》）他對白、陶的仰慕此時偏重在人生態度方面，但也影響到創作。他不僅櫽括《歸去來兮辭》爲《哨遍》一再吟唱，而且其有關勞動詩如《東坡八首》等也有陶詩淳樸渾厚的風味。這種淡遠風格在黄州只是初露端倪，要到以後嶺海時期纔趨於明顯。因爲他一離黄州，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而由此帶來的個人生活的變化，又唱起豪健清雄的歌聲了：“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岐亭五首》其五），宛然是“楚境横天下，懷王信弱王”（《荆州十首》其十）的舊歌重唱！“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似乎又恢復了文同筆下熙寧初的狂放面目！“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没空明中。蕩摇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宫？”（《登州海市》）又回到了任職時期“煒煒精光，欲奪人目”（紀昀語）的創作面貌。蘇軾在任職時期和貶居時期確有兩副胸襟，兩幅筆墨。黄州時期是第一個“在朝—外任—貶居”過程的結束，有人把它看成創作中期的開始，從而與以後的元祐初在朝、元祐紹聖四任知州合爲一個“中期”，是不盡妥當的。

三、在散文方面，任職時期以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爲主，這時期則着重抒情性，注重於抒情與叙事、寫景、説理的高度結合，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爲高。赤壁二賦，光照文壇。這兩篇題名爲賦、文體爲散文，而其實質乃是詩情、畫意、理趣的融爲一體，以其巨大的藝術魅力膾炙人口九百年，歷久彌新。而他的筆記小品如《記承天寺夜游》、《游沙湖》（一作《游蘭溪》）、《書蒲永升畫後》、《書臨皋亭》以及數量衆多的書簡，字裏行間，都有一個活脱脱的坡公在，而行文又極不經意，似乎信手拈來，信口説出，如他自己所説，是“天然地别是風流標格”（《荷花媚》詞）。這種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的傾向，也在貶居嶺海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除此以外，這時期還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也是他生活内容變化的結果。

惠州、儋州的貶謫生活是黄州生活的繼續，蘇軾的思想和創作也是黄州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佛老思想成爲他思想的主導，而且比前有所滋長。他説：“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遷居》）一念之間世界頓生成壞（劫），世界（塵）又無所不在，佛家的時間觀和道家的空間觀使他把萬物的生存與蚊蚋的呼吸等量齊觀。由於地處羅浮，他對道家理論家葛洪更加傾倒：“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和陶〈讀山海經〉》）當然，他依然是從自我解脱、排遣苦悶的角度去汲取佛老，而不是沉溺迷戀其中。後來北歸途中他有《乞數珠贈南禪湜老》詩云：“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傳燈録》卷五載慧能爲法達禪師説法，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語，蘇軾即自謂未能徹底悟道，不過借某些佛理作爲“老境”的“消遣”而已。如果説，黄州時期尚不免豪氣偶現，遷謫之怨時有流露，那麽，此時隨着年事日高，對佛老習染更深，因而表現爲胸無芥蒂、一任自然的精神境界。蘇轍説：“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屋玉食之志，不存於胸中。”（《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對他當時的生活和思想作了真實的記録。這時儘管也有出世、入世的矛盾，也有對政事的繼續關注，寫過像《荔枝嘆》這樣富有戰鬥性的詩篇，但對君主、對仕途的認識確又有所變化。他在《别黄州》一詩中開頭即云：“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典出《禮記·檀弓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對朝廷改遷汝州感到莫大的恩德，態度謙卑。而此時所作《和陶〈咏三良〉》開頭却云：“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結云：“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寧可像黔婁那樣臨死僅得一床“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同一典故，正反兩用，反映出他前後對君主、仕途的不同態度。這首《和陶〈咏三良〉》還一反陶詩原作之意，嚴厲批判“三良”（指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爲秦穆公殉葬是違背“事君不以私”的愚忠行爲，鮮明地提出“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的君臣關係的原則，這裏重點在君命可能有“亂”，臣子可以有“違”，多麽可貴的民主性思想閃光！而在早年鳳翔所作的《秦穆公墓》中，却一面爲君主開脱：“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一面贊美“三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同一事件，兩種議論，説明他晚年思想具有新因素、新發展。

這時期的創作具有和黄州時期許多共同的特點。抒寫貶謫時期複雜深沉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内容。由於從佛老思想中找到精神支柱，他雖處逆境而仍熱愛生活，並在司空見慣的生活中敏鋭地發現詩意和情趣。比之黄州時期，這時的題材更加日常生活化，並在我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攝入嶺海地區旖旎多姿的南國風光。前者如寫“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謫居三適》，寫月夜汲水煮茶的《汲江煎茶》，寫黎明前偶然興感的《倦夜》等，都能取凡俗題材開創新境界，從常人習見的瑣細處顯出新情致，充分表現其化纖芥涓滴爲意趣無窮的藝術功力；後者如《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江漲用過韻》、《食荔枝二首》、《食檳榔》、《儋耳》、《丙子重九二首》等。散文也以雜記和書簡等文學散文爲主，如《記游松風亭》、《在儋耳書》、《書海南風土》、《書上元夜游》及一些抒寫謫居生活的書簡，也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詞的寫作較少，今可考知者不足十首。

黄州時期初露端倪的詩風轉變到這時日益明顯。蘇軾任職時期豪健清雄的詩風，同時帶來傷奇傷快傷直的疵病和鬥難鬥巧鬥新的習氣。紀昀説：“東坡善於用多，不善於用少；善於弄奇，不善於平實。”（《和陶〈讀山海經〉》批語）頗中肯綮。蘇軾自己似也有所覺察，如他在答覆一位和尚的求教時就説：“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竹坡詩話》）因而在詩論中一再推崇自然平淡的風格。《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云：“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有天工”，《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云：“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所謂自然，就是這種仿佛得自天工而不靠人力的天然美。《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四記載：“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蘇軾此信，又見《東坡七集·續集》卷四）在徐州所寫《送參寥師》中又崇尚“淡泊”中有“至味”的“妙”的境界。所謂平淡，也就是内含韻味、出入奇麗的本色美。到了這時，由於生活和人生態度的變化，蘇軾對此不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找到了“師範”的圭臬陶淵明。

蘇軾對陶淵明的認識在評陶歷史上有着突出的意義。陶淵明在世時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鍾嶸《詩品》把這位六朝最大的詩人列爲“中品”。唐代詩人多有推重，也有微辭。杜甫《可惜》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着眼於陶的生活態度；而《遣興五首》其三却説：“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對其人其詩皆予非議。蘇軾却不然：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評韓柳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書黄子思詩集後》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顯然，蘇軾對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品評是深刻的，糾正了杜甫的偏頗，爲後世陶詩研究者所公認。他以前曾從政治上推重杜甫爲“古今詩人”之首（《王定國詩集叙》），現在又從藝術上認爲杜於陶詩的“高風絶塵”有所不及，並進而以陶淵明壓倒一切詩人。他對陶詩的“平淡”作了深得藝術辯證法的闡發。白居易在《題潯陽樓》中説：“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注意到陶詩的“高玄”，但對其“自然”風格似體味不深。《能改齋漫録》卷三“悠然見南山”條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説》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説爲可信。”蘇、韋定“見”，白氏從“望”，這不單純是個版本異文問題，而是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問題。蘇軾認爲，作“望”，“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作“見”，“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思）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見晁補之《鷄肋集》卷三三《題淵明詩後》引蘇軾語，參看《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飲酒詩後》（又見其《書諸集改字》一文）］蘇軾此説也爲大多數陶詩研究者所接受，“望”“見”的是非優劣固然仍可繼續討論，但表現出蘇軾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在於不經意、不斧鑿、“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評蘇軾“見”字説）的天然之美。這也是深得藝術真諦的。

蘇軾把他所深刻理解的自然平淡風格推爲藝術極詣。於是，陶柳二集被看作南遷“二友”（《與程全父書》），“細和淵明詩”（黄庭堅《跋子瞻和陶詩》）成了創作的日課。蘇軾在元祐七年開始和陶，作《和陶〈飲酒二十首〉》，而在這時“盡和其詩”（《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引》），共一百多首。對於這一我國詩歌史上罕見的特殊現象，前人多從學得“似”或“不似”來品評二人藝術上的高低，意見不一。其實，學不像固然不能算好，學得可以亂真也未必好。依照蘇軾自己對陶詩藝術的體會，陶詩境界其高處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然美和本色美，則從根本上説，是不能也是不必摹擬的。楊時説：“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先生語録》卷一）這些和陶詩的意義在於它是蘇詩藝術風格轉變的確切標志，是探討其晚年風格的有力綫索。他在揚州所作《和陶〈飲酒〉》實與陶詩風格不侔。元好問《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云：“東坡和陶，氣象只是東坡。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强秦’（按，此爲蘇《和陶〈飲酒〉》第二十首之句），淵明決不能辦此”，即指豪横超邁之氣不能自掩。惠州、儋州和作，力求從神理上逼近陶詩風味。即以惠州第一次所作《和陶〈歸園田居六首〉》爲例。第一首云：“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門生饋薪米，救我厨無煙。斗酒與只鷄，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所用都是淡語、實語，乍讀似覺枯淡，反復吟誦自有深味。“禽魚”四句純係議論，也能體會其静思默察、有所了悟的樂趣。第二首云：“南池緑錢生，北嶺紫笋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對於“春江”兩句，陸游曾云：“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按，此《湖上夜歸》詩句，作於通判杭州時），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渭南文集》卷二七《跋東坡詩草》）查慎行亦評爲“句有神助”（《初白庵詩評》卷中），紀昀亦評爲“此種是東坡獨造”（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少作”意謂沉浸創作，夢中得句又忘，雖不愧佳句，但稍見矜持之態；“晚作”則謂春江自藏佳句，只是醉中墮入一片渾沌之中，没能也不必去尋覓，更顯妙境偶得，意趣悠遠。如果再同唐庚的“疑此江頭有佳句，爲君尋取却茫茫”（《春日郊外》），或陳與義的“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春日》），“佳句忽墮前，追摹已難真”（《題酒務壁》）等來比較，就顯得一自然一安排、一言少意多一意隨語盡的分别了。

“和陶詩”中所表現的美學趣尚，影響到蘇軾嶺海時期的整個創作。他在北返途中曾説“心閒詩自放，筆老語翻疏”（《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其二），這兩句推美蕭世範的話，實可移評他此時的風格。他一登瓊島，忽遇急雨，寫詩説：“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應怪東坡老，顔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宫”（《行瓊儋間，肩輿坐睡……》），似乎預示着他的詩歌從“語徒工”而追求鈞天廣樂般的“妙聲”。一般説來，這時期的詩作不弄奇巧，不施雕琢，隨意吐屬，自然高妙。近體如惠、儋兩地各以《縱筆》爲題的四首詩、《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汲江煎茶》，古體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吾謫海南，子由雷州，……》等，感時觸物，油然興發，一如風吹水面，自然成文。“用事博”是蘇詩一大特色，此時一般少用或用常見之典，也不像以前那樣過分追求工巧貼切因而常被詩評家所譏訕。至於像“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之類，諧趣横生，具見信手偶得的天然之妙，也是以前用典所不經見的。在詩歌結構上也表現出更爲快利圓轉，生動流走。有時甚至從個别看不免堆垛板滯，從全體看却仍如行雲流水，如彈丸脱手。如《海南人不作寒食……》詩中間兩聯云：“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一連排比四個典故，但讀全詩，仍覺爽口，一則典是常典，二則四事分指自己與符林，綰合緊密，因而並無鑲嵌之痕。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開頭云：“參横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讀來一氣噴出，細看纔知前四字都作疊句。此時詩中用語平實樸素，設色大致素淡，即使爲數不多的詞作，也大都洗盡鉛華，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減字木蘭花》（“春牛春杖”），樸而愈厚，淡而彌麗，無限情思感人肺腑，絢爛春光迎面而來。隨筆小品也保持他一貫信筆直遂的清新流暢的文風。蘇轍評此時蘇作爲“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黄庭堅説他對蘇軾“嶺外文字”“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爾”（《答李端叔》），“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與歐陽元老書》）。這些評論都説中了蘇軾其時創作中自然平淡的風格。

風格是作家是否成熟的可靠標尺，而任何大作家又總是既有一種基本或主要的風格，又有在此基礎上的風格多樣化。蘇軾在嶺海時期表現出向自然平淡風格轉化的明顯傾向，這並不否認其時仍有豪健清雄之作。即如“和陶詩”，前人已指出其“以綺而學質，以腴而學癯”（周錫瓚語，見《楹書偶録》卷五“宋本注東坡先生詩”條下），與陶詩有别。前面所引他對晁載之賦作的意見，也並不否定“奇麗”，只是“晁君喜奇似太早”，應先求“平和”而後“溢爲奇怪”；而在此時所作《與侄論文書》，一方面指出“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一方面又指出“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叮囑侄輩不要只見他“而今平淡”，而要去學他以前“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的文字。前後兩説對平淡、奇麗孰先孰後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説明蘇軾藝術個性中始終存在崇尚豪健富麗的一面。然而這不應妨礙我們就其主要或重要傾向作出概括。前面論及各時期創作風格的特色也應作如是觀。

“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次韻仲殊雪中西湖》）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蘇軾貶居時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職時期的三十多年，無疑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走向生命旅程終點的時候，他曾説：“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對於興邦治國的“功業”來説，這是一句自嘲的反話；而對於建樹多方面的文學業績而言，這又是自豪的總結。

（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4年第1期）

“蘇門”的形成與人才網絡的特點

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如）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寶晉英光集》補遺

宋哲宗元祐年間，蘇軾與蘇轍、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在汴京聚會，又與畫家李公麟、米芾、王詵等相交游，相互唱和贈答，品書論畫，蔚爲文壇盛事。元祐二年（1087）六月，蘇軾等十六人聚集於王詵西園（據《西園雅集圖記》，此十六人爲：蘇軾、蘇轍、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之儀、王詵、李公麟、參寥、蔡天啓、鄭嘉會、陳碧虚、王仲至、劉巨濟以及米芾本人），李公麟作《西園雅集圖》，米芾又寫了上面這篇記。記中還生動地描述了圖中諸公的形象：“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黄魯直”；“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等。儘管此圖此記的真僞存在争論，但它爲盛極一時的元祐“蘇門”保存了鮮活直觀的珍貴留影，提供給後人以品味不盡的歷史餘韻。

元豐八年（1085）三月，支持“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年僅十歲的第六子趙煦（哲宗）即位，英宗妻高后以太皇太后臨朝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人物，政局發生逆轉，史稱“元祐更化”。這也給蘇軾的政治命運帶來轉機。元豐八年底，歷經“烏臺詩案”殘酷打擊的蘇軾，從知登州任上召還，任禮部郎中，即遷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蘇軾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其弟蘇轍也從績溪令召回京師，任右司諫。不久，蘇軾又改任中書舍人，繼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轍也改任起居郎，繼任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兄弟倆連連擢升，開始了一生仕途最爲得意的時期。

我們不妨再列述他倆的仕履：

元祐三年（1088）正月，蘇軾權知貢舉，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權知貢舉，辟黄庭堅、晁補之、張耒等爲參詳、點檢試卷官。元祐四年三月始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而蘇轍繼續在京任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等職。

元祐六年（1091）二月，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從杭州召還，五月到京。蘇轍改任尚書右丞，蘇軾又兼侍讀。八月蘇軾出知潁、鄆、揚三州。

元祐七年（1092）九月，蘇軾又從揚州召還，任兵部尚書兼侍讀，不久又遷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二學士，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位。蘇轍亦改任尚書右丞、門下侍郎，位居宰輔。

次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親政，熙豐時代的一批新黨人物陸續重新上臺，政局重又發生“國是將變”的第二次逆轉。蘇軾不久被任命爲定州知州，從此永離汴京不再重返，也標志着他進入又一個政治上受挫蹭蹬時期。蘇轍亦於次年即紹聖元年（1094）出貶汝州、袁州、筠州，兄弟倆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了。

由此可知，在整個“元祐更化”時期，除了元祐四、五年蘇軾出知杭州二年，六、七年出知潁、鄆、揚三州一年外，他都活動在京都汴京。而蘇轍除短期出使遼國外，一連十年未離都門。元祐年間“蘇門”正式確立，這也是“蘇門”最稱活躍繁盛時期，而這一切又跟二蘇特别是蘇軾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因而也使“蘇門”的形成，不得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是蘇門的核心成員。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當時即被稱爲“蘇門四學士”。宋人《豫章先生傳》（見黄《山谷年譜》卷首）中云：“公（黄庭堅）學問文章，天然成性，落筆妙天下。元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无咎皆游其門，以文相高，號四學士。”南宋人（傳爲陳亮）又把他們四人及陳師道、李廌的文章，纂輯爲《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故又稱六人爲“蘇門六君子”。

黄、秦、張、晁當時並未任翰林學士或兼領其他殿、閣諸學士之職，他們之所以被稱爲“學土”，乃是因爲時任各類“館職”。［館職，“館閣職事”的簡稱，原指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等機構（通稱崇文院）的官員。元豐五年，並崇文院入秘書省，因而秘書省著作郎、校書郎、正字等也稱館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七“蘇門四學士”條云：“黄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秘書丞，少游官秘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秘書省官爲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士爲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内翰以别之。”錢大昕對“學士”的特定含義作了清晰的界説。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一也曾記載，秦觀、黄庭堅、張耒、晁補之、彭汝礪五人在元祐四年一起參謁常立（字子允），其名刺除彭爲中書舍人外，黄、秦、張、晁四人“皆爲館職也”。張世南把這當作一樁美談佳話來稱述的，足見“四學士”已爲當時士大夫社會所注目。按照宋代的職官制度，學士院負責對謀求“館職”者的考試和選拔，而“四學士”中的幾位恰恰是由蘇軾任翰林學士時親手考核録取的。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軾和鄧温伯共同召試學士院，主持館職的考試（見蘇軾《武昌西山》詩序，《蘇軾詩集》卷二七）。據王文誥《蘇詩總案》卷二七，此次召試，“拔畢仲游、黄庭堅、張耒、晁補之並擢館職”。並云：“畢仲游字公叔，嘗從公（蘇軾）游久矣，元祐初爲衛尉丞，同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九人試學士院，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黄庭堅爲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爲太學録，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但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〇，此次學士院應試者名單中，却無黄庭堅，其事尚須進一步考證。）秦觀於元豐八年（1085）始登第，後於元祐五年亦在秘書省任職。《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詔秘書省見校對黄本書籍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校對黄本始此”。同書卷四六二：元祐六年七月，“秘書省校對黄本書籍秦觀，並爲正字”。

總之，“蘇門四學士”的最初含義，一是指他們四人並任“館職”，故稱“學士”；二是他們多經蘇軾親自考選，故爲“蘇門”。所以“蘇門四學士”最初之組合爲一個羣體，原本以他們和蘇軾的類似“座師與門生”的政治關係爲主；但以後的發展和衍化，“蘇門”成了一個人數衆多，包含有政治、學術、文學等豐富内容的文人集團了。

“蘇門”確立於元祐年間，似成於一時一地，與北宋洛陽錢惟演幕府僚佐集團、歐陽修“舉子”集團有些相類，但實際上，蘇門的整個形成過程，却具有迥異於前兩個集團的特點。洛陽錢幕僚佐集團的組成帶有偶然的性質，一時名士隽才聚集於錢幕，在此之前，他們之間並無交往；歐門主要以嘉祐二年的貢舉爲契機，只有部分成員（如曾鞏）則原已列入歐陽修的門墻。蘇門正式確立於元祐之時，但蘇軾與門下成員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却早有交往，因而它的整個形成過程是層疊累積式的，他們相知相契的深度和彼此交往的密度都是超過以往的。以下分别考察蘇門的主要成員和蘇軾在元祐以前的交游始末。

黄庭堅（1045—1105），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他是李常的外甥，又是孫覺的女婿。他祖父黄湜是蘇軾的同年。早在元豐元年（1078）以前，蘇軾曾在孫覺和李常處看到黄庭堅的詩文，贊之爲“精金美玉”，稱其爲人“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直目爲“非今世之人”。（《答黄魯直》，《蘇軾文集》卷五二）黄庭堅也曾早見到過蘇軾，“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上蘇子瞻書》，《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躊躇不敢結識，失之交臂。元豐元年，蘇軾知徐州時，黄庭堅爲北京國子監教授，殷殷致書蘇軾，“執禮恭甚”，表達了“親炙光烈”、求列門墻的意願，是爲蘇黄定交之始。他隨函還附《古風二首》（《山谷詩内集注》卷一）爲贄，兩詩“託物引類”，第一首以“紅梅”的“皎潔”、“冰香”比喻蘇軾清曠品格而不幸爲人所忌，又云：“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則是對蘇軾的勸慰和企待。第二首以松喻蘇，以菟絲自況，與松“相依”相賴而心存“遠志”。蘇軾即以一書一信爲報。其和詩《次韻黄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蘇軾詩集》卷一六），則以“蟠桃”之“千歲終一嘗”比黄，期以大器晚成；又以“苦李”自喻，僅因無用而得全生而已。自謙又復頌人，分寸得當。嗣後書信往還、詩歌贈答不絶。直至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蘇軾自登州召還抵京，時黄庭堅正任秘書省校書郎，兩人始得會面，交往益頻，過從更密。今存黄贈蘇詩有三、四十首，蘇唱酬黄詩亦近二十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蘇軾在元祐二年作《送楊孟容》詩（《蘇軾詩集》卷二八），以窄韻見長，並聲稱“效庭堅體”；黄即作《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子瞻《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即此韻》（《山谷詩内集注》卷五）：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
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
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

自宋人史繩祖謂黄氏此詩“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絶無取焉”（《學齋佔畢》卷二）。蘇黄“争名”之説遂流行，其實是不確的。（參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謂其曹、鄶、楚之喻，暗含譏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與魯直爲人不類。蓋曹、鄶、楚云云，自就詩之氣象言耳。”錢鍾書先生《談藝録》第12頁謂史繩祖此語“深文周内，殊不足信。蓋自江西詩成派以來，余子紛紛以薄蘇爲事，史氏囿於風氣，遂作曲解”。）這裏恰恰反映出蘇黄之間對詩歌藝術的相互仰慕和敬重，也體現出黄詩在蘇門乃至元祐詩壇的突出地位。《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堅傳》云：“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蘇黄確是宋詩成熟時期兩位最主要的代表。蘇黄相交，義兼師友。蘇軾不僅對黄詩頗爲器重，在政治上亦常援手。如元祐元年（1086）蘇軾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時，曾薦舉黄氏以自代，推頌黄氏“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絶當世”（《舉黄庭堅自代狀》，《蘇軾文集》卷二四），足見兩人相知之深和關係之密。

黄庭堅從元豐八年（1085）六月自德平鎮抵京任秘書省校書郎，直至元祐七年（1092）正月扶母柩歸家，居汴京長達六年多，大都在秘書省兼史局供職，積極參與了蘇門的文學活動。

秦觀（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揚州高郵人。蘇秦結識之前，也有一段詩文“神交”的經歷，而且也通過孫覺的中介。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云：熙寧七年（1074）“先生（秦觀）聞蘇公軾爲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神交。”（按，此段記載據惠洪《冷齋夜話》卷一。）元豐元年（1078），秦觀攜帶李常的介紹信來徐州拜謁蘇軾，後作《别子瞻》詩（《淮海集》卷四）有云：“我獨不願萬户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對蘇軾極致景仰之忱。蘇有《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詩（《蘇軾詩集》卷一六）爲答，以“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追述以前“神交”之事，又云：“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李常）髯孫（孫覺）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一鳴驚人的才華贏得一見傾心的嘆服。秦觀應舉報罷，退居高郵，作《黄樓賦》，稱美蘇軾在徐州治水有成、繼築黄樓以備後患之舉，蘇軾推許此賦有“屈宋姿”。（《太虚以黄樓賦見寄》，《蘇軾詩集》卷一七）元豐二年（1079），秦觀擬往會稽省親，蘇軾自徐州移知湖州，遂與偕行，同游無錫、松江、吴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捕，秦觀聞訊渡浙至湖州。蘇軾貶居黄州，時時互通信問。元豐七年（1084）蘇軾由黄州北返途經金陵時，特作書向王安石推薦秦觀“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才難之嘆，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與王荆公》，《蘇軾文集》卷五〇）王氏覆信亦稱贊秦詩“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回蘇子瞻簡》，《臨川集》卷七三），提高了秦觀的知名度。

元豐八年（1085）秦觀始登進士第，授蔡州教授。蘇軾從登州召還，任禮部郎中，秦觀作啓相賀。元祐二年（1087），因恢復“制科”，蘇軾和鮮于子駿以“賢良方正”薦秦觀於朝廷，他被召至京。次年又爲忌者所中傷，離京復歸蔡州。五年，又被召至京應制科，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六年，由博士遷正字，復罷正字，依舊校對黄本書籍。八年，遷國史院編修，與黄庭堅、張耒、晁補之並列史館。由此可知，秦觀在元祐時期的主要職務均是“館職”，並與蘇門中人親密往還。他的一首西城宴集詩的長題云：《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淮海集》卷九），即見一斑。還應注意，他不僅是蘇門中最大的詞人，而且是與蘇軾關係最爲密切的一人，超過了黄、張、晁諸“學士”，正如葉夢得所説，蘇軾“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避暑録話》卷下）。因而其政治命運更與蘇軾休戚相關。紹聖元年（1094）他以“元祐黨籍”被貶，出居杭州、處州、郴州、横州、雷州等地，與蘇軾一起跌入厄運。在著名的“元祐黨人碑”中，“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紀》崇寧元年），在“新黨”眼中，侍郎一級以蘇軾爲“元兇”，而餘官一級即以他爲“首惡”了。這從側面反映出他在蘇門中的政治地位。所以當他死於藤州時，蘇軾的悲慟也超乎尋常：“途中聞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與錢濟明》，《蘇軾文集》卷五三）哀呼“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冷齋夜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今本《冷齋夜話》無。）

張耒（1054—1114），字文潛，楚州淮陽人。熙寧三年（1070），張方平知陳州，辟蘇轍爲陳州教授，張耒“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蘇轍《次韻張耒見寄》（《欒城集》卷九）云：“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此詩作於元豐二年（1079），逆數十年，正爲熙寧三年，當爲兩人交游之始。其時張耒有《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張耒集》卷一八），以“歲暮淮陽客，貧閒兩有余。朝昏面壁坐，風雪閉門居”自嘆，也反映兩人詩歌交往的情況。熙寧四年（1071），蘇軾赴杭州通判任，“游陳州，留七十余日”（《記鐵墓厄臺》，《蘇軾文集》卷六六），張耒大概於此時初謁蘇軾，這也就是《宋史·張耒傳》所説的，張耒由於在陳州爲蘇轍所喜，“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以後蘇軾在密州作《後杞菊賦》、《超然臺記》寄他，他作《杞菊賦》、《超然臺賦》應和。

元豐八年（1085）底，蘇軾從登州還京，張耒使人賫書及文章呈蘇；元祐元年（1086）初，蘇軾有《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文集》卷四九），贊揚其文“似子由”，亦具“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此年四月，他由咸平縣丞入京任太學録，直至紹聖元年（1094）出知潤州，一直在京任館職，“入爲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最後擢起居舍人。（《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

張耒初以“少公（蘇轍）之客”而終入蘇門。這在京的八年，也是他積極參與蘇門文學活動的八年，創作和著述頗豐。朋輩間對他的才能和品格也多有稱譽：黄庭堅説他“短褐不磷緇，文章近楚辭。未識想風采，别去令人思”（《次韻答張文潛惠寄》，《山谷詩内集注》卷三）；“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云。當令横筆陣，一戰静楚氛。”（《奉和文潛贈无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同上卷四）晁補之説他“遣誦寄我詩，妙可白玉刊。平生俱豪氣，見酒渴驥奔”（《次韻文潛病中作時方求補外》，《鷄肋集》卷五）。陳師道也説他“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寄張文潛舍人》，《後山詩注》卷四）等。在元祐汴京文壇上，張耒充分發揮了作爲蘇門重要成員的作用。

晁補之（1053—1110），字无咎，濟州鉅野人。他是蘇軾同年晁端彦的侄子，其父晁端友熙寧時任新城縣令，新城爲杭州屬縣，當時蘇軾任杭州通判，巡行至新城，晁補之即以文面謁。《宋史》卷四四四《晁補之傳》這樣記述蘇晁的首次會見：“（補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隽偉，絶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今存蘇軾的《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蘇軾詩集》卷一二）、晁補之的《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詩二首》（《鷄肋集》卷八），當是他倆詩歌交往活動的發端。

元祐年間，晁補之在京任館職，蘇晁詩歌往還不斷。蘇軾的《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其三（《蘇軾詩集》卷二九）云：“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絶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盤，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其《戲用晁補之韻》（同上，卷二九）又云：“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此兩律均出於游戲之筆，以詼諧幽默來化解生活貧困之苦，但文同的竹畫，梅堯臣（“詩老”）的清詩，足可療飢脱困，表現出高品位的文化追求，也反映了存在於蘇軾與其門人之間的平等輕松的氛圍。

元祐七年（1092），蘇軾出知揚州，晁氏先期爲通判，作《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鷄肋集》卷一三），蘇軾答以《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蘇軾詩集》卷三五）。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同上，卷三五），爲其日後盡和陶詩之始。在此詩序中，他説明是“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學士”的。其十九首云：“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即專爲晁氏而作。晁氏即作《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鷄肋集》卷四），其最末一首云：

黄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
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
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
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
嗟予競何爲，十駕晞後塵。
……
各在天一方，淚落衣上巾。
歸休可共隱，山中復何人！

這幅蘇門諸公的集體畫像，融入了晁氏與之多年交游後的評價，而其對蘇門的眷戀之情，拳拳溢於言表。

紹聖、崇寧時期，晁補之與其師友一樣同遭蹉跌，出知齊州、泗州；後絶意仕進，修築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倒真的在行動上以陶淵明爲師了。史稱其“文章温潤典縟，其淩厲奇卓，出於天成，與黄、張、秦並驅聯鑣，世號元祐四學士”（《施顧注蘇詩》卷三二《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詩題下施注）。他的文學地位和成就是與蘇門聯繫在一起的。

陳師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無己，徐州彭城人。他原師承曾鞏，其門人魏衍《後山陳先生集記》（見《後山詩注》卷首）説，陳師道“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受業於門”。張耒有一特長詩題云：《陳履常惠詩，有“曾門一老”一句。不肖二十五歲，謁見南豐舍人於山陽，始一書而褒，與過宜陽，有同途至亳之約，耒以病不能如期。後八年，始遇公於京師，南豐門人，唯君一人而已。感舊慨嘆，因成鄙句，願勿他示》（《張耒集》卷二一）這個詩題反映了一個史實：作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於元豐元年（1078）二十五歲時，曾向赴知亳州的曾鞏拜謁、請益；而陳師道本是“南豐門人”，後却從蘇軾游。蘇門、曾門呈現出轉益多師、交叉錯綜的情景，而蘇軾、曾鞏又是同出歐門一源的。誠如陳師道在《觀兖國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後山詩注》卷二）中所説：“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以敬重的筆觸，抒寫了他通過曾、蘇等“門下士”而受到的歐公風範的熏陶。

蘇軾知密州時，陳師道曾寄詩與蘇，蘇軾答書云：“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禄庵二絶》，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答陳履常》，《蘇軾文集》卷五三）但其時尚未見面。熙寧十年（1077）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蘇轍亦來會，陳師道偕兄往謁，是爲陳氏與二蘇相識之始。（見蘇軾《答陳師仲主簿書》：“曩在徐州，得一再見”，《蘇軾文集》卷四九；蘇轍《答徐州陳師仲書》：“去年轍從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欒城集》卷二二。）

陳師道於元祐初亦至汴京。蘇軾《與李方叔書》（《蘇軾文集》卷四九）中説：“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此指元祐二年（1087）由於蘇軾、傅堯俞、孫覺的推薦，陳師道纔以布衣起爲徐州教授。（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九）後亦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等職。

元祐四年（1089）蘇軾出知杭州，道經南京應天府，陳師道托疾謁告自徐州來南京相送，同舟東下至宿州而歸，蘇軾有《答陳傳道書》（《蘇軾文集》卷五三）記其事。陳師道作《送蘇公知杭州》詩（《後山詩注》卷二）云：“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麂誠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甘犯法令私出相送，極言景仰之情。後却因此事受到彈劾。元祐六年（1091）蘇軾知潁州，陳師道任潁州教授，時趙令畤（字景貺）任簽判，歐陽修的兩個兒子歐陽棐（字叔弼）、辯（字季默）亦寓居於此。後劉季孫（字景文）自高郵來，陳師道之兄傳道亦至，蘇軾與之唱和甚多，形成潁州詩會的小高潮。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著録《汝陰唱和集》一卷，即爲趙令畤所編，惜已亡佚。今《蘇軾詩集》中尚存與陳師道有關之作約十三四首，如《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復次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次韻陳履常雪中》等。（《蘇軾詩集》卷三四）陳師道多予唱和，這位蹭蹬終身的著名詩人，在潁州度過了賓主相得、詩興勃發的難忘歲月。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一“四客各有所長”條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黄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己作《佛指記》（見《後山居士文集》卷一四）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客觀而論，陳師道的文學成就實可與黄、秦頏頡而超越張、晁，他的“不若四人之著”，似僅指與蘇軾關係的親密度而言，在當時，這種親密度是跟知名度成正比的。陳師道耿介狷直，一生奉曾鞏爲師。他在《送邢居實序》（《後山居士文集》卷一六）中説：“吾年如生時，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説餘十萬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爲狂，而報書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其身，子曾子之賜也。”又在《答晁深之書》（同上，卷十）中説：“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内，纔得此爾。”謹領師教如此，並見師弟情誼的深摯和篤實。因此，他可以聲稱學詩以黄庭堅爲師範，對蘇軾雖尊敬欽慕不已，却始終止呼“二丈”，並無明言願列門墻之語。他在潁州所寫的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觀兖國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後山詩注》卷二）他是因曾鞏的門生而自認爲歐陽修的不肖“嫡孫”的，而未提及當時近在咫尺的潁州知州蘇軾。但他畢竟也承認自己“名次四君”的輿論，從他的文學活動和社會關係、生平事跡來看，他與“蘇門”確實存在着無法割斷的密切聯繫，把他列爲“蘇門六君子”之一是完全正確的。

李廌（1059—1109），字方叔，華州人。他是蘇軾同年李惇之子。元豐時，他去蘇軾的貶所黄州面謁，贄文求知，蘇軾稱其“詞氣甚偉”。（《答李方叔》其四，《蘇軾文集》卷五三）蘇軾還熱情地把他推薦給友人，黄州時寫的《與李昭…》（同上，卷五五）中云：“近有李豸（即李廌）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對其所作極爲賞識。

元祐時期，蘇、李書信頻傳，現存蘇軾書簡十通，奬其“新文”，勉以“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而又以“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虚華粉飾以重其（蘇軾自指）不幸”相戒（均見《蘇軾文集》卷五三），一片忠悃厚望之情。元祐三年（1088）正月，蘇軾權知禮部貢舉，李廌應考落榜，蘇軾甚爲愧疚，作詩自責：《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蘇軾詩集》卷三〇），有“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説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黄庭堅等人均有和作，李廌也有次韻之作，則以“數奇辜負師友責”自解解人。（《某頃元祐三年春，禮部不第，蒙東坡先生送之以詩，黄魯直諸公皆有和詩……》，《濟南集》卷三）嗣後蘇軾等同薦於朝，亦未有結果，竟以布衣終身。《宋史》卷四四四《李廌傳》云：“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堅執門弟子之禮，死生不渝，連墳墓也要選在老師的附近。

蘇軾和這些蘇門核心成員之間的分散的、各自的單綫聯繫，迅速地促成成員們之間的結識和交往，好像蜘蛛編網的經緯交織，又像衆星拱月而又相互牽引，以蘇軾爲中心，形成了一個頗爲龐大的結構網絡，構成一個具有某種統屬關係的人才譜系。這就是蘇門。

蘇軾一生走過了幾起幾落、大起大落的政治道路，就其主要仕履而言，正好經歷了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參閲本書《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一文）。元祐初年的返京任職，恰是他第二個循環的開始。也就是説，“蘇門四學士”或“元祐四君子”正式確立以前，蘇軾與他們的各自結識和分别交游，大都發生在他第一次外任（杭、密、徐、湖）和第一次貶居（黄州）期間，這時的蘇軾，文名日隆而政治處境頗多挫折，黄、秦等人的求知於蘇軾，完全是慕其道德文章，是拜列師門而非奔走權門。陳師道擅離職守，越境間道與蘇軾會面，受到彈劾，竟被罷去太學博士之職，爲文學交游而付出政治代價。特别在蘇軾慘遭烏臺之獄及貶居黄州時，秦觀千里奔視，兼以書信弔慰不止；李廌的初見蘇軾，正在其貶地黄州。他們的交往確乎超出利害得失的計較，而是基於志同道合的文學志趣；固然也有借蘇自重、躋身文壇的自我意識，但對蘇軾文學才能和品格魅力的吸引却占主導地位。因而，他們的結羣關係具有突出的文學性質。即使是元祐時的“蘇門”，其政治色彩無疑顯著地加濃加强了，但仍保持以往的這種文學性質。蘇軾其時的《答毛澤民》（《蘇軾文集》卷五三）中説：“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先進”對“後進”的汲引、稱譽，能否爲社會所承認，並非個人之力所能左右，而是取決其文學成就。“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價值標準是客觀的，這本是歐陽修的觀點，一直爲蘇軾所信奉，並經常向門弟子們宣揚、重申：《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卷四九）：“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同上，卷六四）：“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答黄魯直》（同上，卷五二）：“此人（黄庭堅）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答劉沔都曹書》（同上，卷四九）：“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一再强調，無形中成了組合“蘇門”的宗旨，因而在元祐黨派激烈紛争的情況下，蘇門也不可能變成單純的政治集團。

其次，蘇門的形成一方面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並非有計劃、有步驟的立社結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另一方面又實是蘇軾自覺選擇的産物。這種選擇性在“四學士”、“六君子”的成名過程中表現得尤爲明顯。蘇軾不止一次地論及發現他們的經過：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无咎、秦觀太虚、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

——《答李昭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

——《答李方叔》，同上，卷五三

黄秦諸人是蘇軾在“稠人”中，當“世未之知”時而“獨先”發現的。他把此視作困頓一生中的最大樂趣，猶如獲“寶”一般。據説凡“四學士”過訪蘇軾，“軾必取密雲龍（名茶）瀹以飲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廖正一傳》），以示格外優渥，他人無此榮幸。這些同一水準和品位的優秀人才，一旦聚集於蘇門，就爲發揮互補互融的羣體功能提供了前提，也使蘇門的結合更爲穩固和恒久。

蘇門在形成過程中的這些情況，直接影響了蘇門的整體特徵和面貌。

“蘇門”的性質和特徵

“蘇門”是以交往爲聯結紐帶的松散的文人羣體。它經歷了先由個别交游到最後聚集於蘇軾門下的自然發展過程，形成了以蘇軾爲核心、“四學士”、“六君子”爲骨干的不同層次的人才結構網絡，並逐漸成爲政治上自立自斷、學術思想上獨立思考、文學藝術上自由創造的一個集合體。

一

蘇門正式確立於“元祐更化”時期，其時不僅有新舊兩黨的鬥争，而且在舊黨内部也迅速引發出不同派系之争。蘇軾及其門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黨派紛争的漩渦。

首先是與司馬光的矛盾。

元豐八年（1085），司馬光受命爲門下侍郎不久，立即把蘇軾從登州知州任上召還，短短的數十天内連陞幾級，但並没有换來蘇軾對他施政方針的全力支持。司馬光執政後，推行其罷廢全部新法的方針，在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馬法、青苗法等依次取消以後，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又決定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在免役法的存廢問題上，當時的舊黨中出現了一股與司馬光政見不合的離異勢力，如范純仁、蘇轍、范百禄、李常等人，對廢除免役法一舉力持異議，而蘇軾是最爲突出的一個。他認爲新法經過多年的實施，應該對其“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廢棄。（《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蘇軾文集》卷二七）他曾與司馬光面争於政事堂，互不相讓；退朝後他尚餘怒未消，斥之爲“司馬牛”，對司馬光的執拗無理表示憤慨。（《鐵圍山叢談》卷三）這裏體現了蘇軾自己所堅守的“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名節。（《杭州召還乞郡狀》，《蘇軾文集》卷三二）他還在《與楊元素》（同上，卷五五）中對摯友傾吐衷曲道：

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温（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

痛惡見風使舵、毫無主見的“隨”，堅持自立自斷，這是蘇軾自律甚嚴的政治原則，也是一種道德規範。這一點，連與他存有齟齬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和首肯。朔黨人物劉安世云（見馬永卿輯《元城語録》卷上）：

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指劉安世所師從的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

司馬光於元祐元年九月即謝世，執政不到一年，因而蘇軾與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没有繼續發展，然而事情並未到此了結。蘇軾追述説：“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争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讐。”（《杭州召還乞郡狀》，同上，卷三二）也就是説，這一矛盾延續和夾雜在另一更複雜、更持久的“洛蜀黨争”之中。而蘇軾及其門人的自立自斷的“立朝大節”仍一以貫之。

其次是“洛蜀黨争”。

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中往往充滿了偶然的巧合。當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蘇洵攜二子蘇軾、蘇轍到達汴京應試時，程珦也與二子程顥、程頤同一年到京。二蘇連名中式，二程因先入國子監就學，後國子監解額減半，僅程顥一人登科。及至元祐年間，二蘇、程頤又同在京城，各立門户，自樹宗派，演成曠日持久的“洛蜀黨争”，成爲歷史上的一樁公案。

蘇軾和程頤及各自門生之間的所謂“洛蜀黨議”，嚴格地説，不是不同政見的論争。朱熹早就指出：“東坡與荆公固是争新法，東坡與伊川是争個什麽？”（《朱子語類》卷一三〇）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蘇程之争絶非完全是一場無原則的混戰，而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志趣和性格分歧的争論。

洛蜀交惡的起因原係細故。《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五《洛蜀黨議》云：

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關於程頤在經筵的“不近人情”，《道山清話》有一則具體記載云：“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毁折。’哲宗亟擲於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嘆曰：‘怪鬼壞事。’吕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關於司馬光的喪事，也有一則細節。《貴耳集》卷上云：“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爲伊川所先，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屍。東坡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上述事件均發生在元祐元年，時程頤爲崇政殿説書，蘇軾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無論地位和文名遠在程頤之上。這開釁的事件，反映出程、蘇二人思想、志趣和性格的歧異：程頤講求道學規範，矯情僞飾，蘇軾崇尚真率通脱，企希本真自然。然而以此爲發端，更由於各自門人的推波助瀾，遂導成水火不容、攻訐不已的“洛蜀黨争”。

把蘇程二人思想、志趣和性格的歧異，首先引入政治紛争的是程頤及其門人。同年十一月，蘇軾在學士院試館職時曾撰有一道策題，其中云：“今朝廷欲師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神宗）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蘇軾文集》卷七）十二月，程頤門人、左司諫朱光庭即對蘇軾的這道策題提出彈劾，認爲有譏訕先朝皇帝之意，要求明正其罪。殿中侍御史吕陶，是蘇軾的同鄉好友，奮起反擊，疏論朱光庭“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訕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續資治通鑒》卷八〇《宋紀》）。右司諫王覿、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等言官，也紛紛入對論辯，“洛蜀黨争”由此公開爆發。《續資治通鑒》卷八〇《宋紀》云：“時吕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號。洛黨以（程）頤爲首，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吕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蘇軾陷身其中而無法自拔。

洛蜀黨争在很大程度上演爲無休無止的人事傾軋和攻訐。蘇軾在元祐三年（1088）的《乞郡札子》（《蘇軾文集》卷二九）中説：“臣所薦士，例加誣衊”，“臣所舉自代人黄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致使他不得不要求離開中央朝廷。如黄庭堅之被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一載，元祐三年五月，“詔新除著作郎黄庭堅依舊著作佐郎，以御史趙挺之論其質性姦回，操行邪穢，罪惡尤大，故有是命”。而右正言劉安世續有論章，認爲黄庭堅“虧損名教，絶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胄，污辱薦紳”，而應加重處罰。

最突出的事例是秦觀。《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二載，元祐五年五月，“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學博士秦觀，素號薄徒，惡行非一，豈可以爲人之師，伏望特罷新命。詔（秦）觀别與差遣”。果然，六月，詔令秦觀充秘書省校對黄本書籍。次年正月，蘇轍曾上書爲之辯護：“御史中丞蘇轍言：竊見新除給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很膽薄，不學無術，妒賢害能。本事程頤，聽頤驅使，方爲諫官，頤之所惡，光庭明爲擊之。……光庭亦自知人品凡下，專務讐疾勝己，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閒官，至今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宫寵，遂致母亡；秦觀以文學知名，朝廷擢爲太常（“常”，應作“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故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奬用二人，有加於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五四）這是秦觀任職之争的第一個回合。元祐六年七月，秦觀任正字，八月“詔秦觀罷正字，依舊校對黄本書籍，以御史賈易言觀過失，及觀自請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六四）這次是蘇軾親自出面予以反擊。他在《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蘇軾文集》卷三三）中有云：“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蜂起。臣實愛重之，與之密熟。”“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對他與秦觀的師弟關係，略無諱避，全力爲之辯白；但直至元祐八年六月秦觀纔復爲正字，已是二年以後了。

洛黨把秦觀作爲攻擊蘇門的突破口，決非偶然。他們的選擇純屬政治性的，反映出秦觀在蘇門中所扮演的政治輿論代言人的地位。在當時種種重大政争問題上，他與蘇軾可謂同聲相應，配合默契。他在元祐二年爲舉“制科”而作的“進策”（三十篇）、“進論”（二十篇），就是著例。蘇軾主張對新法應“較量利害，參用所長”，關於免役、差役新舊二法，蘇軾認爲“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蘇軾文集》卷二七）秦觀也指出：“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既摇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因而建議“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别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論議》上，《淮海集》卷一四）他對新法所持的分析、區别的基本立場，以堅決阻遏當時“專欲變熙寧之法”的勢頭，與蘇軾是一致的。出錢以求免役的新法，自然也是人民的沉重負擔，但跟從前以人服役的舊法相較，不能不説是一種進步。連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王夫之，在《宋論》卷六中從歷代税制的演變過程立論，一面指責免役法是“庸外徵庸”，額外賦斂，一面又不得不承認“民寧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寧復納錢以脱差役之苦”，見解跟蘇、秦相類，較爲中肯全面。蘇軾受到洛黨糾彈的館職試題，秦觀也有同樣的言論。他説：“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鈎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偷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治勢》下，《淮海集》卷一二）這裏明確指出仁宗朝的政風是“偷”，直襲蘇軾的用語，而神宗朝的“矜鈎距”、“任惠文”［惠文，惠文冠，原系武冠，此指掌管糾彈之職的御史臺官員。歐陽修《送孫屯田序》（《歐集》卷六四）“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可證］、“上下迫脅”，不就是蘇軾所謂的“刻”嗎？他提出的“猛術”和“寬術”的治國命題，逕可視作對蘇軾所出考題的答卷。至於他的《朋黨論》（《淮海集》卷一三），力言“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關鍵在於“人主”“務辨邪正而已”。他寫道：“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當然，這決不是多年前歐陽修《朋黨論》、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的簡單重複，而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而發的。他繼續寫道：哲宗即位以來，“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十分清楚，他的《朋黨論》是針對洛黨等政敵而爲“蘇門”護法的。正由於這些策論的重要性，蘇、黄等人給予極高的評價。蘇軾評論其文爲“詞采絢發，議論蜂起”，主要應是對他策論的稱許。黄庭堅也説：“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晚泊長沙示秦處度、范元實五首》其五，《山谷内集詩注》卷一九）“五十策”即特指這五十篇進策。附帶提及，黄庭堅《答洪駒父書》（《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云：“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提出了他對詩文的旨趣、布置、法度方面的最高要求，可知他對秦觀“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的評語，是極有分量的。

洛黨的攻擊秦觀，其矛頭直指蘇軾，還隱含着具體的政治目的。《施顧注蘇詩》卷一四《次韻秦觀秀才見贈……》詩題下注云：“東坡剛直忠正，二聖追神宗遺意，將付大政，臺諫多惎間，凡所與輒攻之，少游其一也。”施宿的這段題下注並非捕風捉影，從當時高太后對蘇軾的異常禮遇和同僚間的輿論來看，蘇軾是有可能出任宰輔大任的。當元祐三年（1088）蘇軾處於黨争漩渦而進退維谷時，高太后特予召見，告他昔年神宗“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蘇軾聽罷“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哲宗）、左右皆泣。”高太后趁機又以“托孤”的口吻説：“内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九）這個極富煽情性的鏡頭，確切地傳達了“天將降大任於是人”的信息。劉延世《孫公談圃》亦記侍御史孫升之語云：“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則反映出事情已提上日程。洛黨的傾注心力攻擊秦觀等人，正是爲了遏止這個趨勢，促其流産。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此。

洛黨、蜀黨之争與洛學、蜀學之異並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偏重於政治上的人事傾軋，嬉笑怒駡，劍拔弩張，疾言厲色，勢不兩立；後者則屬於學術思想的分野，但當時並未直接對陣論戰。程頤的大量語録中很少發現正面攻擊蘇軾學術思想的言論，他一生惟一的一部經學著作《伊川易傳》完成於晚年貶官涪州之時，正與蘇軾的《東坡易傳》最後在海南島完稿相類，時間和環境都不能提供互相詰難的條件；而且，在程頤的心目中，蘇軾可能算不得思想家，没有當作學術上的論敵。這種情況使後世不少論者在評騭洛蜀黨争時，有意無意地掩蓋和忽視其學術思想衝突的背景。如明末清初的陳確，在《洛蜀論》、《補洛蜀論後》（《陳確集·文集》卷五）中説：“國忌行香，伊川令具素饌，東坡不欲，曲在東坡；歌哭之議，曲在伊川。是非各不相掩。伊川凡事欲守古禮，雖未必盡當，東坡每加玩侮，斯誠東坡之過；至以‘姦’目之，尤過。”他還引邱濬語云：“邱文莊有云：‘彼徒以文章自鳴，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爲己任，自謂繼千秋之絶學者，而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救正，何哉？’斯言諒矣。”這就停留在洛蜀黨争起因的就事論事、細辨兩造具體是非上了。他又説，“東坡雖不修小節，而表裏洞然，忠直一節，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聖人之學，而失之固滯”，這就有些接觸問題的實質了。

洛蜀黨争的人事傾軋和攻訐，雖然部分地掩蓋和沖淡了兩者在思想、志趣和性格等方面的實質性分歧，但蘇軾本人對此是十分清醒自覺的。他在元祐六年總結這場論争時説：“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杭州召還乞郡狀》，《蘇軾文集》卷三二）一個“姦”字，淋漓盡致地揭出了對立面的本質。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麽蘇軾和王安石從熙寧時由於政見不同而造成敵對，轉到元豐末兩人之間道德文章的互相傾慕，以致蘇軾發出“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荆公韻四絶》其三，《蘇軾詩集》卷二四）的感嘆，而蘇程兩人初無政見分歧，却終成水火、“未嘗假以色詞”、毫不寬貸呢？《程子微言》（見《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一）的一則記事透露了個中消息：“朱公掞（朱光庭）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我們再看看洛學傳人朱熹的回答。他説，蘇軾“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又説，“東坡與伊川是争個什麽？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别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説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又説，“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黄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朱熹的這一大篇議論，明白無誤地揭示出程蘇之間深刻而不可調和的思想分歧：程頤的“敬”字，朱熹的“禮”和“律”字，就等於蘇軾的“姦”字。

洛學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二程對宋明理學最高範疇的“理”作了系統完整的新的闡述。他們把“理”或“天理”看作世界萬物的本源，是抽象思維纔能體認的無形而實在的本體：“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一八）程氏又認爲“性即理也”（同上，卷第二二上），“滅私欲則天理明矣”（同上，卷第二四），絶情去欲纔能復性明理。他們提出的所謂“敬”和“禮”，都是爲了“滅私欲”“明天理”的内心修養術。程氏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即存敬），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同上，卷一五），在人們的内心存之以“敬”，涵泳修養，便能去欲明理踐履封建倫理道德的規範。“敬”也就是“禮”。程氏説“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同上，卷第一五）；朱熹在《論語集注》卷六《顔淵第十二》訓釋“克己復禮爲仁”時，曾引程頤之語云：“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非禮”即“私意”，“禮”即無“私意”，克盡私意便能達到“禮”，也就是“敬”。要之，程氏主張通過格物窮理的自我修養，“居敬”“復禮”，要把封建倫理道德規範，化爲個體内在的自覺要求，而不容許個體感情、欲望的存在，不容許“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同上，卷第二五）等一切人類“物欲”，直至否定文學藝術創作的必要，公開亮明“作文害道”的觀點。

由此可見，程頤的“敬”在其思想體系中佔據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它由其道論（理）、人性論直接推演而出，誠如朱熹所言：“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説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朱子語類》卷一二）還應指出，在程氏這裏，“敬”不僅僅是個體内心的修養術，而且也是治國平天下的大關捩。程氏説：“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六）導民以“敬”，纔能達於治民安邦、“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的理想之境。朱熹也指出過程氏論“敬”的這一層含意。他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没下面一截事。”（《朱子語類》卷一二）這裏所謂的“上面一截事”，即指内心自我修持，“下面一截事”，則指治道政事。釋老只知重己重内，程氏却由内及外，足見“敬”的意義的重大，也説明蘇軾的反“敬”已成了他反理學的一個焦點。

全祖望等《宋元學案》把三蘇之學標以“蜀學略”而不是“學案”，並附於書末，表示其不能入於理學正宗之列。比之洛學，蜀學更多地接受佛學的影響，糅合三教，顯示出“雜”的特徵。第一位全面批判蘇學的是朱熹。他的《雜學辨》（《朱文公文集》卷七二）首先指摘的就是《東坡易傳》：“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書》《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説，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説，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儘管程子之學也是暗中援佛入儒的，但對蘇軾明目張膽地違離儒學就絶不容忍了。汪應辰曾寫信給朱熹，表示把蘇學“以與王氏（王安石）同貶，恐或太甚。”（《與朱元晦》，《文定集》卷一五）朱熹却仍堅持此説，並進而認爲蘇學比王學爲害更甚：“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説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炫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答汪尚書》，《朱文公文集》卷三〇）朱熹的這一批判，恰恰説出了蘇氏之學的特點：不拘守於傳統儒學的樊籬，在其自身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深刻的人生思考基礎上，大膽地圓攝“異端”，“貴通達，賤名檢”，追求自我的最高生命價值。蘇軾之學在理論形態上顯然不及程氏的精細成熟，但他的“雜”和“不純”，決不能視之爲一堆支離破碎的“大雜燴”。

朱熹指責蘇氏對“性命之理”的“吾儒之學”無所得，我們就不妨以人性論爲中心，對程、蘇二人的觀點作一番比較對勘和分析。

原始儒學始終宣揚抑情復禮的思想。“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禮記·禮器》），“克己復禮”（《論語·顔淵》）之類，不勝例舉。程頤的成名作《顔子所好何學論》（《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中説：“真而静”的人的本性，“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明確提出性善情惡論，作爲其“順天理，去人欲”的主“敬”修養術的理論前提。蘇軾却不然。《東坡易傳》卷一釋彖辭“保合大和”條，可以看作他的人性論的論綱。他説：“……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他認爲性具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人類自然本能，並把這種自然本能的極致提高到與“君命”“天命”鼎足而立的地位。他又説：“情者，性之動也。泝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别也”，“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爲利，性以爲貞”。蘇軾的性、情合一而無善惡之别的觀點，與程氏性善惰惡、需要“性其情”的看法，判然有别。

程氏把這種順理去欲的主“敬”術，又與僞《尚書·大禹謨》的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十六字傳心訣”比附起來。他説：“‘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一一）“‘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同上，卷二四）然而蘇軾在《書傳》卷三中從合情於性、情性均無善惡分别的觀點出發，作了不同的訓釋：“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在他看來，“人心”、“道心”，本源上是統一的，之所以歧而爲二，僅在於“放”和“精”的差别而已。在《韓愈論》（《蘇軾文集》卷四）中，更明確批駁把性與情割裂對立起來的觀點：“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對人情人欲作了大膽的肯定。

因而，崇尚人情、肯定人欲成了蘇軾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内容。在他早年所作的《中庸論》、《禮以養人爲本論》（同上，卷二）等一系列論文中，反復强調“情”作爲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他説：“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把人情規定爲“聖人之道”之“本”，换言之，“道”必須順應人情，決不能“勉强力行”。他又説：“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涂之人皆可以爲禮。”（《禮以養人爲本論》）“禮”也必須順應“人情”，並由“人情”所決定。“禮”隨“情”變，凡是與人情諧和者，都合“禮”，從這個角度看，“禮”並没有固定的原則；但是，不能與“人情”違戾，這倒是“禮”的原則。“禮”没有違戾人情的固定不變的原則，這正是禮的原則，因而奔走於途的凡夫俗子、愚夫愚婦都是能實現禮的。這就把神聖邈遠的“聖人之道”拉回到芸芸衆生的生動自然的普通生活。

蘇軾的人性論帶有很强的實踐性的品格，已經成爲他人生思想的一個基點。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有關學術性的論著裏，更表現在他的全部詩詞文創作和一生行事之中。秦觀曾説，“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甚至比其文學成就、政治才具爲高。（《答傅彬老簡》，《淮海集》卷三〇）這固然不無弄筆狡獪之嫌，但就蘇軾深於人生哲學、深於生活“自得”之道而言，確實罕有其儔。他的一生，無論是立朝爲宦，抑或是貶謫蠻荒，一貫珍視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種種窘逼和限制，執着於生命價值的實現，獲取生活的無窮樂趣和最大的精神自由。崇尚本真自然，反對對人性的禁錮或僞飾，在蘇軾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種對人類本體的根本追求。它比一般的政見之争要深刻得多，也重要得多。政治論戰中的雙方，可能都是“君子”。蘇軾對他的不少政敵並不缺乏敬意。他從不輕易爲人撰寫碑志，却作《司馬温公神道碑》（《蘇軾文集》卷一七）；所作《王安石贈太傅》（卷三八），把王氏視作“希世之異人”，這也不能被硬説成違心之言；連劉安世，他許爲“真鐵漢”（《元城語録·附行》），都從人格道義上給予極高的評價。對比之下，他對程頤的確嫉“姦”如讐，“未嘗假以色詞”，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並不認爲程頤是“姦”人，但洛學中的這些消極成分恰爲後世假道學所惡性推演，扼殺和窒息了一切新思想、新事物的成長和發展。在程朱理學剛剛形成，甚至還處於受困的初期，蘇軾超前地成了反對僞道學的先驅者。我們應該充分評估洛蜀黨争的意義。

總之，保持一己真率的個性，追求無飾的自然人格，是蘇軾人生觀、文學觀構成的核心，通過洛蜀黨争，這也給蘇門帶來深廣的思想影響，從而促進蘇門崇尚自由的門風的形成。

二

蘇軾和王安石的關係是頗爲複雜的。在熙寧變法時期，他們是勢不兩立的政敵；元豐末，一個作爲退職宰相，歷經宦海風雲，閒居金陵，一個從九死一生的烏臺之獄脱險，嘗盡了黄州之貶種種人生況味，兩人重聚，相逢一笑泯恩讐，發現彼此都是直臣賢士、人間傑才，儒家的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們融和的紐帶。然而到了元祐時期，蘇軾及其門人却共同掀起一個批判王氏新學的熱潮，體現出對思想專制、學術專制和文化專制的不滿和反抗。

王安石的新學是他變法思想的哲學基礎，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價值。誠如他的學生陸佃所説：“夫子没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而臨川先生起於弊學之後，不向於末僞，不背於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原文此处为方框）莫能移。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於世。”（《答李賁書》，《陶山集》卷一二）早在《三經新義》（《詩義》、《尚書義》、《周禮義》）以前，王安石的《易解》、《淮南雜説》、《洪范傳》乃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等，已初步建構起“荆公新學”的基本格局。治平時，王安石在金陵講學，一大批要求改革現狀的年輕士子受業門下，儼然形成新學學派。

與此同時，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逐漸成熟並固定化。嘉祐三年（1058）他提點江西東路刑獄時，作《與丁元珍書》（《臨川集》卷七五）説：“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同時又作《答王深甫書二》（《臨川集》卷七二）説：“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而到了熙寧時期，他更把這一思想跟科舉改革結合起來，使之付諸實踐而不只停留在口頭宣傳上了。熙寧二年（1069），他説：“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於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受命設“經義局”重新訓釋經義，其《三經新義》一變而爲官方哲學，作爲取士的標準答案，“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爲師”（《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六），“獨行於世者六十年”（《郡齋讀書志》卷一“新經尚書義十三卷”條）。這樣，他運用行政權力來求得學術見解的統一，在經義之争中夾雜着政見之争。這裏反映出這位改革家追求思想一統的新的正宗地位，以適應政治改革的需要；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歐陽修以來所開創的自由討論經學的風氣，中斷了包括王氏新學在内的經學變古新思潮的發展，引起崇尚自由的蘇門的不滿和抨擊，是十分自然的。

上面所引王安石熙寧二年關於“一道德”的那段話，正是他在神宗面前反駁蘇軾時所説的。當時王安石主張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明經諸科，蘇軾則持異議。王安石的改革貢舉科目，原是爲着更好地選拔吏治實干人才，實又包含以自己的“新學”一統天下的思想統治的目的，因而在熙寧初年，蘇軾對“新學”中的偏頗已嘖有煩言。《邵氏聞見後録》卷二〇云：“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説《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穴至此。”他後來的《字説》，在解釋字源時，一反“六書”和先儒傳注，把許多形聲字都釋爲會意字，也鬧出不少笑話，如“坡”爲土皮，“富”爲同田，“詩”爲寺人之言，“篤”爲以竹鞭馬。宋曾慥《高齋漫録》（涵芬樓本《説郛》卷二七）有云：

東坡聞荆公《字説》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

這則諷刺小品當然不能遽斷爲信史，但聯繫其時流行的其他譏嘲《字説》的類似笑話（參看《宋人軼事匯編》卷一〇），這裏記述的蘇軾對《字説》穿鑿附會的非難，大概是有一定事實根據的。

在元祐“蘇門”形成時期，蘇軾更多次批評“新學”，則集中在王氏“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和實際作爲上。元祐元年（1086）在《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文集》卷四九）中，他説：“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這封信尖鋭地抨擊了王安石爲文治學“好使人同己”的作風，指出這正是造成文章雷同單一、學術凋敝衰落的根本原因，並期望黄、秦諸子起而矯之，有所作爲。蘇軾這裏主要針對王氏的經學而言，但信中把當時朝廷議定的“復詩賦，立《春秋》學官”兩事並贊爲“甚美”，足證其批評範圍也涉及文學領域。在同時所作的《送人序》（《蘇軾文集》卷一〇）中他又説：“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傅造字之語，從俗之文，纔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王氏之學，正如脱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脱槧”，即依照同一模子而制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没有個性，没有特點，正是學術文化和文學藝術發展的大敵。“脱槧”和“黄茅白葦”兩個形象比喻，尖刻準確，把求同斥異的後果揭露無遺。

陳師道也對王氏“新學”深致不滿。《後山談叢》卷一中有一則記載：“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模畫手”一點一畫，亦步亦趨；“轉般倉”，即轉手運輸的轉運倉庫，日見其少而無增值。這與蘇軾的上述比喻，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陳師道早在熙寧時就因“王氏經學盛行”，而“絶意進取”（《宋史》卷四四四《陳師道傳》），在元祐元年（1086）的《贈二蘇公》詩（《後山詩注》卷一）中，他盼望二蘇對於“萬口一律”的新學之弊，“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試黄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黄昏湯”是治療五臟邪氣之藥（參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陳師道要求二蘇出此重藥，以醫治“新學”膏肓之症。蘇軾的另一門下士毛滂，在《上蘇内翰書》（《東堂集》卷六）中先追述熙寧間王氏新學風靡天下的情形：“熙寧間作新斯文，而丞相以經術文章爲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學。……當時歷金門、上玉堂，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者，一出王氏之學而已。”並進一步指出其風靡之由乃是士人之奔名逐利、趨炎附勢所致：“王氏之學固未必人人知而好之，蓋將以爲進取之階，宫室之奉，妻孥之養，哺啜之具耳。此某所以病今之學者爲利，蓋如此而已矣。”他是從士風的墮落、文風的萎靡上批評王學，對蘇、陳的見解作了補充和配合。

黄庭堅對於王氏新學的批評較爲複雜和深刻，他在《奉和文潛贈无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山谷詩内集注》卷四）其二、其七云：

談經用燕説，束棄諸儒傳。
濫觴雖有罪，末泒瀰九縣。
張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
難以口舌争，水清石自見。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
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户牖。
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
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别不？

他對“荆公六藝學”，包括兩個區别對待：一是區别王學本身的兩重性，既有一概摒棄前儒傳注、而“郢書燕説”、穿鑿附會的“短”處，又有其“不朽”的“妙處”；二是區别王學和後學者的不同，王學“末流”恰恰用其“短”處，使之流弊益深益廣。這與蘇軾“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的看法有一致之處，但他又强調“堅壁勿戰”、“口舌難争”、“水清石見”，意即應“息躁忍事，毋矜氣好勝；日久論定，是非自分”（《談藝録》第333頁），則與蘇軾之亟亟於是非黑白之明辨，態度是有所不同的。此詩中的“張侯”，是以晉清談家張憑比喻張耒，黄以“堅壁勿戰”向張進言，説明張耒也是不滿新學的。黄庭堅在十六年後猶對張耒重提此語：“水清石見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次韻文潛》，《山谷詩内集注》卷一七），則從對王學的態度推廣爲處世的一般原則了。

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云：“近見章子厚言先帝（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晁説之也説：元豐之末，神宗“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軾道上德音也”。（《邵氏聞見後録》卷二四引）黄庭堅此詩其五亦云：“先皇元豐末，極厭士淺聞。”晁、黄之語，顯然同出蘇軾之源。這説明蘇門對王氏新學的批評，信息交流頗爲迅捷、頻繁，其言論配合有致，不啻是一次集體的清理王學的活動。

蘇軾在反新學中，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多元性和多樣化是發展學術文化的必要前提。這也成了蘇門的著名門規和家法，對推動元祐文學高潮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

要充分認識這個原則的重大意義，不妨對比一下程朱理學家的議論。程氏在當時就指出過：“今異教之害，道家之學則更没可辟，唯釋氏之學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又説：“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他敏鋭地感受到王氏新學的革新傳統儒學的進步因素，説它比佛道爲害更甚，大聲疾呼要加以“整頓”。蘇軾却不然，他明確地説，“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對其學説内容並不一筆抹煞，只是反對他的學術專制和思想統治而已，並不是片面追求多元性和多樣化。朱熹更明確反駁蘇、陳説：“陳后山説，‘人爲荆公學，唤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嬴（贏）餘，但有虧欠’。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説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説‘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説話！若使彌望者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從邏輯上説，朱熹的反駁是順理成章的，人們不能拒絶在正確思想認識基礎上的統一，應該服從真理而不應一味强調個性，標新立異。但朱熹的反駁實際上只是脱離歷史具體情況的簡單推理。還是馬端臨説得好：“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千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説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況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議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對熙寧二年貢舉法之争時王安石反駁蘇軾之語，馬端臨作了全面深刻的批駁。他認爲，即使王氏之書“盡善無可議”，也不應該“使天下比而同之”的，這只能導致扼殺“博學詳説之功”、“深造自得之趣”的後果。在他看來，不同學術觀點的并存争勝，這纔是正常現象，因而尖鋭指責王氏之舉幾同於李斯焚書之議，揭出其思想專制的實質。他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鞭辟入裏。但朱熹這裏實又掩藏着一句潛臺詞：這位理學大師正是也想把自己的思想來“使人人同己”的。歷史表明：“强人同己”是不少傑出人物常有的思維定式。蘇軾身居領袖地位而不强調整齊劃一，不以自己的模式來塑造門人和追隨者，這是别具識見而又超拔同儕的。

更有説者，在北宋崇尚統序的時代思潮影響下，王安石的“一道德”思想並非他個人的一時之見。曾鞏《王子直文集序》（《曾鞏集》卷一二）早就論述過國家治亂和“道德、風俗”同異的因果關係：治世則“道德同而風俗一”，亂世則“人人異見”“各自爲家”。他説，“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這是他希求的理想境界，而對“其説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深致憂憤。熙寧初程顥云：“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説，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上神宗請修學校以爲王代之本》，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卷七八）吕公著亦云：“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自爲教，則師異説，人異習。”（《上神宗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同上卷七八）程、吕二人是就學校貢舉問題而發，直接與王安石呼應。凡此種種，不僅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趨羣求同的社會心理，而且也是對面臨的疑經辨僞、異説蜂起的經學變古思潮的反撥。因此，蘇門的批評王學，實針對一種思想傾向而言，具有相當深廣的社會意義。

三

蘇門是這一多元性和多樣化原則最生動的體現。作爲全才，蘇軾没有以自我爲法，强令門人師範；他的門人也没有因敬仰備至而匍匐摹擬，喪失自我。蘇、黄以詩並稱，却各領風騷；蘇、秦以詞稱雄，而風韻迥異；蘇軾的散文雖於張耒等人有所影響，但也限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宋文羣體風格的範圍之内，其情性、禀賦、趣味等仍有明顯差别。

更令人稱羨的，是蘇門内部的自由評論和自由批評之風，達到了坦誠無諱、暢所欲言的最高境界。

最有興味的是關於蘇軾“以詩爲詞”的争論。晁補之在李清照《詞論》之前，曾作《評本朝樂章》（見《能改齋漫録》卷一六、《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文字稍有出入），是現存較早的一篇詞評專文。他在文中對蘇、黄、秦三人之詞分别作了評價。他評蘇詞云：“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横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他評黄詞云：“黄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他評秦詞云：“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這裏提到有“人”不滿於蘇詞的“多不諧音律”，又評論黄秦詞作，揚秦抑黄，很自然地使我們想起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中的一段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這裏指出蘇詞“以詩爲詞”“要非本色”，因而竟在秦、黄等輩之下，意見是大膽和尖鋭的。但這段話是否出諸陳師道之口，有些疑惑。據《鐵圍山叢談》卷六，謂“太上皇（徽宗）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教坊司有舞者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視前代之伎”“皆過之”。陳師道死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即徽宗即位的第二年，他不可能得知徽宗在位“昇平”的中後期“教坊雷大使之舞”等情況，此語的真實性是有疑問的。《後山詩話》一書，有的學者已指出：“真贋相雜，瑕瑜互見，貴讀者具眼識别之耳。”（郭紹虞《宋詩話考》卷上“後山詩話”條），可謂知言。但審慎考索，“教坊雷大使之舞”云云雖決非由陳師道説出，但此條的類似意見，他是可能有的。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也提到陳師道“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與此條的批評“退之以文爲詩”是吻合的。陳師道在《書舊詞後》（《後山居士文集》卷九）中云：“余於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黄九”，論詞每每“秦七、黄九”並稱，也與此條相類。宋金的不少著名學者也認定《後山詩話》此條爲陳師道的意見。南宋胡仔云：“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諸人不迨也。’无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金王若虚《滹南詩話》卷二云：“陳后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无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吕，蓋横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和（好）詩耳。’此言得之。”胡仔認爲陳、晁之評，各有所偏，王若虚却明言晁是陳非，看法有所出入，但都把陳師道當作晁補之的對立面，“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都看成蘇門内部的一場詞學争論。

對於《後山詩話》此條的“真贋”，我們今天實已無法找到更强有力的證據，但關於蘇軾革新詞風的討論和争論，在蘇門却確實是並不鮮見的。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絶倒。”

——俞文豹《吹劍續録》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王直方詩話》，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

這兩則宋人記載的故事，都發生在元祐時的蘇門（“玉堂”即學士院）。對蘇、秦、黄諸人所組成的元祐詞林，我將另文論述，這裏只想着重指明兩點：

一是蘇軾在我國詞史上開創“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是相當自覺的，他要求門下之士以柳永、秦觀來比較他的詞作，反映出他潛意識中以柳、秦作爲競争的對手，正説明他力圖在當時流傳最廣的柳詞和成就最高的秦詞之外，另辟蹊徑，别開生面。

二是蘇軾具有豁達的氣質和藝術上的寬容度量。當時的詞，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樂場合演唱的，常用琵琶等弦樂器伴奏，如宋翔鳳《樂府餘論》所言：“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啴緩繁促而易流。”所以，“幕士”的“關西大漢執鐵板”之喻，實含有戲謔婉諷意味，蘇軾却“爲之絶倒”，不以爲忤。

他與晁、張二人的對答應和，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討、心情舒坦的藝術氛圍，而“以詩爲詞”之論，準確地抓住了蘇軾革新傳統詞風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從現存材料來看，晁、張似是最早發現這一點的。

蘇軾的豁達寬容，對於蘇門中在文學、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和争論，不啻是無言的鼓勵，促使門人們在這位尊師面前更大膽地直抒己見，放言高論乃至放肆無所顧忌。例如關於“二蘇”高下的議論。蘇軾曾自謙地説過，他的詩文不及其弟。《書子由超然臺賦後》（《蘇軾文集》卷六六）説“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兩人各有短長，“各欲以此自勉”；及至元祐元年（1086）所作《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文集》卷四九）中，他進而説：“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隨後，秦觀在《答傅彬老簡》（《淮海集》卷三〇）中居然也説：“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指蘇軾）爲最優，於此尤非也。老蘇（指蘇洵）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蘇軾）、補闕（蘇轍）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蘇軾自稱“吾不及子由”，是在他文名已有社會定評的前提下，作爲兄長的謙遜禮讓，並不會在實質上貶損自己；而秦觀的直言申述，就近乎不敬了。然而，這並没有給蘇秦關係帶來任何陰影。蘇門的寬容性和自由度確較罕見。

從蘇軾一面來看，他常在輕松戲謔中對門人進行辯難和批評。蘇黄之間，既互相敬重，也彼此指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黄。然二公當時争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黄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云：“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絶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絶倒者己（也），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見《蘇軾文集》卷六七、六八），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黄詩以追求“不俗”、“不鄙”爲旨歸，部分作品“格韻高絶”，品格上乘，但也傷於單一和單調，爲蘇軾所不滿。蘇軾才情奔放，以揮灑自如、酣暢自適爲藝術真諦，黄庭堅批評他“未知句法”。這些意見都耐人尋味。在談笑中見出嚴肅的藝術沉思，幽默感更有助於深刻評論的淋漓發揮，在蘇門中是隨處可見的。蘇黄二人關於書法的互評，足資參證。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云：“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偏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對讀蘇黄現存法帖，我們亦當會心而笑。這情形也發生在蘇秦之間。曾慥《高齋詞話》（《歷代詞話》卷五引）云：“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别後公却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坡又問别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横空，下窺綉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個字，只説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少游問公近作。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説盡張建封事。’”具體意見盡可繼續推敲，其文學空氣之自由却令人神往。

蘇軾作爲盟主，當然還要對門下之士進行寫作指導，既盡心，又盡責。如對晁補之騷作的指點。《答黄魯直》（《蘇軾文集》卷五二）云：“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無獨有偶，當年歐陽修曾勸王安石“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引，《曾鞏集》卷一六），是通過曾鞏轉達的。這裏對晁補之的指點，則委托黄庭堅作爲黄自己的意見“微箴之”，以免斫傷晁氏的年輕鋭氣。用心之細密周到，對友生一腔拳拳摯愛之情，千載之下，猶能感人肺腑。

蘇門這種自由品題甚或相互譏評之風，雖尖鋭直率而不留芥蒂，因爲它植根於蘇軾對人才的鍾愛和尊重，體現的是平等的人際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彼此間的一種揄揚方式。葉燮《原詩·外篇上》指出，“蘇軾於黄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表現了“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娟嫉忌忮之心”，這是深得坡公心曲之言。蘇軾在向鮮于侁推薦人才時説：“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與鮮于子駿》，《蘇軾文集》卷五三）；他聞秦觀謝世，“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與錢濟明》，《蘇軾文集》卷五三）。他是從“爲時”“爲天下”的高度而愛護、奬掖後進的。明乎此，一些歷來的傳聞、猜測也就不攻自破。前述胡仔、葛立方關於蘇黄“争名”之説就是一種誤解。黄庭堅的詩壇地位逐漸上升，還與蘇軾相互戲謔揭短，但並不影響他堅執弟子之禮。《邵氏聞見後録》卷二一云：“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實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黄’者，非魯直本意。”有此一條親聞目睹的材料，再作辨析就顯得多餘了。

總之，蘇門的組合不是以地位、官爵、利禄爲基礎，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等爲前提，因而真誠而牢固，歷久而彌堅。在元祐以後的政治厄運中仍保持聯繫不斷，無一叛離，這是很不多見的。葉適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衆，而尹洙、李覯、王令諸人，各自名家。其後王氏尤衆，而文學大壞矣。獨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爲可及古人，……”（《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葉適在文中以歐曾王蘇諸門加以比較，指出蘇門諸君“始終”從蘇，而歐曾門人却“各自名家”，並未從一而終，還認爲蘇門人才之盛超過以往。我以爲原因之一即在於蘇門所奉行的多元性和多樣化的原則。蘇軾豁達大度的性格魅力，鮮明濃烈的人文色彩，成了蘇門的凝聚劑。一個羣體的聚合，其自由度越高，凝聚力也越强，事情的辯證法就是這樣。

蘇門的這些政治、學術、文學上的特點，儘管可以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其所體現的獨立的政治操守，自主的文化人格和主體情性的自由表達的追求，正是蘇軾本人最主要的文化内涵，是他在我國歷史上最突出的人文意義。在這一意義上，這個集合體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稱爲“蘇門”，是最爲貼切的。

（1992年5月）

思想篇

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蘇軾作品的動人之處，在於展現了可供人們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表達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體驗和思考。這位我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全才，不僅接受了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響，而且承受過幾起幾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在此基礎上，他個人特有的敏鋭直覺加深了他對人生的體驗，他的過人睿智使他對人生的思考獲得新的視角和高度。蘇軾算不得擅長抽象思辨的哲學家，但他通過詩詞文所表達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幾位前賢如陶淵明、王維、白居易等來，更爲豐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爲後世中國文人競相仿傚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

一

出處和生死問題，是中國文人面臨的兩大人生課題。前者是人對政治的社會關係，後者是人對宇宙的自然關係，兩者屬於不同的範圍和層次，却又密切關聯，相互滲透，都涉及對人生的價值判斷。

出和處的矛盾，中國儒佛道三家已提出過不同的解決途徑。儒家以入世進取爲基本精神，又以“達兼窮獨”“用行舍藏”作爲必要的補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則又與儒家的“窮獨”相通。蘇軾對此三者，染濡均深，却又融會貫通，兼採並用，形成自己的鮮明特徵。

蘇軾自幼所接受的傳統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是其基礎，充滿了“奮厲有當世志”的淑世精神。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訓，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會責任的完成和文化創造的建樹融合一體，是他早年最初所確定的人生目標。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還由於其特殊的仕宦經歷而得到强化和固定化。和他父親蘇洵屢試蹉跌相反，嘉祐二年（1057）他和蘇轍至京應試，就像光彩灼熠的明星照亮文壇的上空，一舉成名，聲譽鵲起。就其成名之早（二十二歲）、之順利、之知名度大，並世幾無匹敵。嘉祐六年他應制舉，又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取入第三等，此乃最高等級，整個北宋取入第三等者僅四人（見《小學紺珠》卷六《名臣類下》）。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直任知制誥者極少，歐陽修《歸田録》卷一云：“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蘇軾又得到同樣的殊榮。這些仕途上的光榮，必將轉爲蘇軾經世濟時、獻身政治的決心。他以“忘軀犯顔之士”（《上神宗皇帝》）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曲洧舊聞》卷五引）自負，並以“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名節”（《杭州召還乞郡狀》）自勵。蘇軾又歷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更成爲影響他人生價值取向的重大因素。元祐三年（1088）當蘇軾處於黨争傾軋漩渦而進退維谷時，高太后召見他説：他之所以從貶地起復，乃“神宗皇帝之意。當其（神宗）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僊耳”。蘇軾聽罷“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哲宗）、左右皆泣”。高太后趁機又以“托孤”的口吻説：“内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九）在蘇軾看來，朝廷既以國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惟有以死報恩。我們試看他在元豐末、元祐初的一些奏章。元豐八年（1085）《論給田募役狀》云：“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元祐三年（1088）《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云：“今侍從之中，受恩之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論特奏名》云：“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札子》云：“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這類語句，不能簡單地看成虚文套語，而是他内心深處的真實表白。這種儒家的人生觀，强調“舍身報國”，即對社會、政治的奉獻，並在奉獻之中同時實現自身道德人格精神的完善；但是，封建的社會秩序、政治準則、倫理規範對個體的情感、欲望、意願必然産生壓抑和限制的作用，“舍身報國”的崇高感又同時是主體生命的失落感，意味着個體在事功世界中的部分消融。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蘇軾人生道路上行進的一條基綫，雖有起伏偏斜，却貫串始終。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虚幻意識，則更帶有獨創性，並由此形成他人生道路上的另一條基綫，在中國文人的人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翻開蘇軾的集子，一種人生空漠之感迎面而來。“人生識字憂患始”（《石蒼舒醉墨堂》），這位聰穎超常的智者對人生憂患的感受和省察，比前人更加沉重和深微。老子説“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老子》十三章），莊子説“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身”（《莊子·大宗師》），佛教有無常、緣起、六如、苦集滅道“四諦”等説，蘇軾的思想固然受到佛道兩家的明顯誘發，但主要來源於他自身的環境和生活經歷。

首先是西蜀鄉土之戀的文化背景。

西蜀士子從唐五代以來，就有不願出仕的傳統。范鎮《東齋紀事》卷四云：“初，蜀人雖知問學，而不樂仕宦。”蘇洵《族譜後録》下篇亦云：“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蘇轍《伯父墓表》也説：“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閲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爲政於鄉，皆莫肯仕者。”曾鞏《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志銘》也説：“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後蘇軾伯父蘇涣於天聖二年考中進士，竟轟動全蜀，“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纔打破蜀人不仕的舊例。蘇軾從萬山圍抱的蜀地初到京師，原對舉試也未抱信心，他在《謝歐陽内翰啓》中曾追叙“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不料一帆風順，由此登上仕途。但剛入仕途的嘉祐六年（1061），便與蘇轍訂下對床夜語、同返故里的誓盟。在以後宦游或貶謫生活中，他的懷鄉之戀始終不泯。特别是他以視點更易形式而認同異鄉的言論：如“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某睹近事，已絶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説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與程正輔書》）“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等，這種帶有濃厚相對論色彩的思想，其隱含的前提正是對回歸故鄉重要性的强調。我們不妨看一看唐代士人在開放心態中所孕育而成的新的生活原則：他們“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向往漫游生活，向往名山大川，向往邊塞，向往仕途。李白説“抱劍辭高堂，將投霍冠軍”（《送張秀才從軍》），岑參説“男兒感忠義，萬里忘越鄉”（《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高適説“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這與蘇軾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或許可以説，蜀人不仕所引起的深刻的鄉土之戀，促成了蘇軾人生思考的早熟，也預伏和孕育着他整個的人生觀。王粲《登樓賦》云“人情同於懷土，孰窮達而異心”，在蘇軾心中得到放大、延伸和升華，正是從懷鄉作爲思考的起點，推演出對整個人生旅程無常和虚幻的體驗。

其次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經歷。

蘇軾一生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他既經順境，復歷逆境，得意時是譽滿京師的新科進士，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紱銀章的帝王之師；失意時是柏臺肅森的獄中死囚，躬耕東坡的陋邦遷客，啖芋飲水的南荒流人。榮辱、禍福、窮達、得失之間反差的巨大和鮮明，使他咀嚼盡種種人生況味。元祐時，二十幾天之間由登州召還，從禮部郎中、中書舍人升到翰林學士兼侍讀，榮寵得來迅速，連他自己也不免愕然。紹聖時，從定州知州南貶，先以落兩職、追一官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知英州；誥命剛下，又降爲充左承議郎（正六品下）；途中又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再改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三改謫命，確乎需要超凡的承受能力。這種希望和失望、亢奮和淒冷、軒冕榮華和踽踽獨處，長時間的交替更迭，如環無端，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去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紛擾争鬥的社會關係中，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和價值。從生活實踐而不是從純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藴，這是蘇軾思維的特點。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虚幻意識是異常沉重的，但並没有發展到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其落脚點也不是從前人的“對政治的退避”變而爲“對社會的退避”。他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以下從他反復咏嘆的“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夢”作些分析。

在蘇軾詩集中共有九處用了“吾生如寄耳”句，突出表現了他對人生無常性的感受。這九處按作年排列如下：

（一）熙寧十年《過雲龍山人張天驥》：“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

（二）元豐二年《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别。别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三）元豐三年《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

（四）元祐元年《和王晉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

（五）元祐五年《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

（六）元祐七年《送芝上人游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

（七）元祐八年《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八）紹聖四年《和陶擬古九首》：“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九）建中靖國元年《鬱孤臺》：“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遊。”

這九例作年從壯（四十二歲）到老（六十六歲），境遇有順有逆，反復使用，只能説明他感受的深刻。在他的其他詩詞中還有許多類似“人生如寄”的語句。

應該指出，“人生如寄”的感嘆，從漢末《古詩十九首》以來，在詩歌史中不絶於耳。《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云：“浩浩陰陽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曹植《浮萍篇》：“日月不常處，人生忽如寄；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直至白居易《感時》：“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秋山》“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心有千載憂，身無一日閒”等。蘇軾顯然承襲了前人的思想資料。他們的共同點是發現了人生有限和自然永恒的矛盾，這是産生人生苦難意識的前提。

然而，第一，前人從人生無常性出發，多强調其短暫，或以朝露爲喻，或以“幾何”致慨，或徑直呼爲“忽”；而蘇軾側重强調生命是一個長久的流程。（參看山本和義《蘇軾詩論稿》，《中國文學報》第十三册）“别離隨處有”，“出處誰能必”，“何者爲禍福”，“何者爲吾廬”等，聚散、離合、禍福、吉凶都處在人生長途中的某一點，但又不會固定在某一點，總是不斷地交替嬗變，永無止息。他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説：“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雪泥鴻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現了他初入仕途時的人生迷惘，體驗到人生的偶然和無常，對前途的不可把握；另一方面却透露出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所經所歷不過是鴻飛千里行程中的暫時歇脚，不是終點和目的地，總有未來和希望。

白居易《送春》詩説：“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雖也有人生是流程的意思，但時間短暫，前程無多。因此，第二，前人在發現人生短暫以後，大都陷入無以自抑的悲哀；而蘇軾的歌唱中固然也如實地帶有悲哀的聲調，但最終却是悲哀的揚棄。前人面對人生短暫的難題，一是導向長生的追求，服藥求仙，延年長壽；二是導向享樂，或沉湎杯酒，或優游山水，以精神的麻醉或心靈的安息來盡情享樂人生，忘却死亡的威脅；三是導向順應，或如莊子那樣，以齊生死、取消一切差别的相對主義來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的境界，或如陶淵明那樣“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神釋》）的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他們不求形骸長存轉而追求精神上的永恒，這在中國文人的人生思想上開闢了新的天地。蘇軾接受過順應思想的深刻影響，早在嘉祐四年的《出峽》詩中，他就説：“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但是，莊子是從“坐忘”“心齋”的途徑，達到主體與天地萬物同一的神秘的精神境界，陶淵明則認爲“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五首》），是一種放棄追求的追求。蘇軾與這種反選擇的被動人格實異其趣。他從人生爲流程的觀點出發，對把握不定的前途仍然保持希望和追求，保持曠達樂觀的情懷，並從而緊緊地把握自身，表現出主體的主動性和選擇性。在《送蔡冠卿知饒州》中，既感喟“世事徐觀真夢寐”，又表達了“人生不信長坎坷”的信念。《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説：“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在《浣溪沙》詞中，更高唱“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黄鷄”的生命頌歌。承認人生悲哀而又力求超越悲哀，幾乎成了他的習慣性思維。他的《水調歌頭》中訴説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這個永恒的缺憾，而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樂觀祝願作結。另一首寫兄弟聚散的詩《潁州初别子由》也叙寫他對“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的發現，雖也不免發出“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的感喟，但仍以“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相戒相勸，“作詩解子憂”，排憂解悶纔是最終的主旨。蘇軾以人生爲流程的思想，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和困苦具有淡化、消解的功能，所以，同是“人生如寄”，前人作品中大多給人以悲哀難解的感受，而在蘇軾筆下，却跟超越離合、憂喜、禍福、吉凶乃至出處等相聯繫，並又體現了主體自主的選擇意識，表現出觸處生春、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蘇軾詩詞中又常常有“人生如夢”的感嘆，這又突出表現了他對人生虚幻性的感受。如果説，“人生如寄”主要反映人們在時間流變中對個體生命有限性的沉思，蘇軾却從中寄寓了對人生前途的信念和追求，主體選擇的渴望，那麽，“人生如夢”主要反映人們在空間存在中對個體生命實在性的探尋，蘇軾却從中肯定個體生命的珍貴和價值，並執着於生命價值的實現。

僅從蘇詞取證。“人生如夢”原是中國文人的常規慨嘆，蘇軾不少詞句亦屬此類。如“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西江月》），“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醉蓬萊》），“一夢江湖費五年”（《浣溪沙》），“十五年間真夢裏”（《定風波》），“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鄉子》）等，大都從歲月流駛、往事如煙的角度着眼，似尚缺乏獨特的人生思考的新視角。白居易曾説“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自咏》），蘇軾則説“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西江月》），意謂不僅將來看現在是夢，即過去之事物是夢，而且現存的一切也本是夢，比白詩翻進一層，較之“世事一場大夢”等常規慨嘆來，他對人生虚幻性的感受深刻得多了。但更重要的是，蘇軾並不沉溺於如夢的人生而不能自拔，而是力求超越和升華。他説：“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意謂人生之夢未醒，蓋因歡怨之情未斷，也就是説，摒棄歡怨之情，就能超越如夢的人生。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説：“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蘇軾反其意而用之：“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余”（《谷林堂》），同樣表現了對如夢勞生的解脱。蘇軾還從生存虚幻性的深刻痛苦中，轉而去尋找故失落的個體生命的價值，肯定自身是惟一實在的存在。他説，“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臨江仙》）這也是反用《莊子》的意思。《莊子·知北游》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莊子認爲人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賦予，把“吾身非吾有”、“至人無己”當作肯定的命題；蘇軾却肯定主體，認爲主體的失落乃因拘於外物、奔逐營營所致，對主體失落的悲哀同時包含重新尋找自我的熱忱。他的《六觀堂老人草書》也説：“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阻，此滅滅盡乃真吾。”佛家把人生看成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稱爲“六如”，蘇軾却追求六如“滅盡”以後的“真吾”。他的名篇《百步洪》詩也是因感念人生會晤頓成“陳跡”而作。前半篇對水勢湍急的勾魂攝魄的精彩描寫，却引出後半篇“我生乘化日夜游，坐覺一念逾新羅”，“覺來俛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等哲理感悟，就是説，人們只要把握自“心”，就能超越造物的千變萬化，保持自我的意念，就能超越時空的限制而獲得最大的精神自由。蘇軾又説“身外儻來都是夢”（《十拍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等，也從否定身外的存在轉而肯定自身的真實存在，并力圖在如夢如醉的人生中，保持清醒的主體意識。

蘇軾的人生思想，作爲一個整體，它的各個部分是從互相撞擊、制約中而實現互補互融的。他的經世濟時的淑世精神和貫串一生的退歸故土的戀鄉之情，對剛直堅毅的人格力量的追求和自由不羈的個人主體價值的珍重，都奇妙地統一在他身上。隨着生活的順逆，他心靈的天平理所當然地會發生向某一方向的傾斜和側重，但同時其另一方向並没有失重和消失。挫折和困境固然無情地揭開了人生的帷幕，認識到主體以外存在的可怕和威脅，加深了對人生苦難和虚幻的感受，但是，背負的傳統儒家的淑世精神又使他不會陷入徹底的享樂主義和混世、厭世主義，而仍然堅持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念。直到他晚年，他既表白“君命重，臣節在”，但又説“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千秋歲》）北還過贛州，他作《剛説》，反駁“剛者易折”的説法，認爲此乃“患得患失之徒”的論調，仿佛重現了風節凛然的直臣儀範；但同時又説“人世一大夢，俯仰百變，無足怪者”（《與宋漢傑書》），顯出一個歷經滄桑的老者的了悟。他任開封府推官時，曾結識愛好道術和煉丹的李父，此時恰逢其子，他説：“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次韻韶倅李通直》），對煉丹那一套也似失去信仰；他臨終寫過“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的絶筆，更拒絶高僧維琳“勿忘西方”的勸誡。確如他所説，“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和陶神釋》）。他揚棄了佛道的愚妄和虚無。他的人生思考的多元取向，最終落實到對個體生命、獨立人格價值的脚踏實地的不倦追求。直到生命之旅的終點，他没有遺憾、没有牽掛地離去。他有了一個很好的完成。

二

蘇軾對人生價值的多元取向直接導致他文化性格的多樣化，而他人生思考的深邃細密，又豐富了性格的内涵。千百年來，他的性格魅力傾倒過無數的中國文人，人們不僅歆羨他在事業世界中的剛直不屈的風節、物胞民與的灼熱同情心，更景仰其心靈世界中灑脱飄逸的氣度，睿智的理性風範，笑對人間厄運的超曠。中國文人的内心裏大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緑洲，正是蘇軾的後一方面，使他與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建立了異乎尋常的親切動人的關係。從人生思想的角度來努力掌握他有血有肉的性格整體，是很有意義的。以下僅從狂、曠、諧、適四個方面作些探索。

中國文人中不乏狂放怪誕之士，除了生理或病理的因素外，從文化性格來看，大致可分避世和傲世兩類。前者佯狂僞飾以求免禍，但也有張揚個性的意味，如阮籍；後者却主要爲了保持一己真率的個性，形成與社會的尖鋭對抗，如嵇康。而其超拔平庸的性格力度和個性色彩，吸引後世文人的廣泛認同。

蘇軾早年從蜀地進京，原也心懷惴惴，頗有“盆地意識”；作爲這種意識的反撥，他又具有狂放不羈的性格特徵。文同《往年寄子平（即子瞻）》中回憶當時兩人交游情景説：“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脱帽褫帶隨縱横。喧呶歌詩嘂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爲我們留下了青年蘇軾任誕絶俗的生動形象。但是，正如他當時《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兄孜》詩所説：“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蘇軾的“豪”，跟他的這位同鄉一樣，主要是“少年盛壯”、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尚未包含深刻的人生内涵。岳珂《桯史》卷八云：“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木强剛直、蔑視權威的地方性格顯然也對蘇軾早期的狂豪起過作用。他當時也有“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夸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宫”（《送劉攽倅海陵》）的强烈感嘆，也是激憤的宣泄多於理性的思考。

到了“烏臺詩案”以前的外任期間，隨着人生閲歷的豐富，他在多次自許的“狂士”中，增加了傲世、忤世、抗世的成分。在《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一詩裏，他要求蘇轍像東晉周謨那樣“阿奴須碌碌，門户要全生”，因爲他自己已像周謨之兄周顗、周嵩那樣抗直不爲世俗所容。他在此詩中所説的“疏狂托聖明”，是憤懣的反話，其《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詩就以“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的正面形式徑直説出同一意思了。細品他此時的傲世，也夾雜畏世、懼世的心情。《潁州初别子由》説“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嗟嘆悔疚應是有幾分真情；《送岑著作》説“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並説“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似也表達與世諧和的一份追求。

“烏臺詩案”促成了蘇軾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擊使他深切認識和體會到外部存在着殘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轉而更體認到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這場直接危及他生命的文字獄，反而導致他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重視和珍視，他的“狂”也就從抗世變爲對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企求。他的《滿庭芳》説：“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强，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對命運之神飄忽無常的慨嘆，適見其對生命的鍾愛，而酣飲沉醉即是保持自我本性的良方，正如他自己所説“醉裏微言却近真”（《贈善相程傑》）。他的《十拍子》在“身外儻來都似夢”的感喟後，決絶地宣稱：“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他在《又書王晉卿畫·四明狂客》中譏笑賀知章退隱時奏乞周宫湖之舉：“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勅賜枉天真”，斫傷“天真”就配不上“狂客”的稱號。

蘇軾狂中所追求的任真，是一種深思了悟基礎上的任真。晏幾道有“殷勤理舊狂”的奇句，“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小晏的任真，像黄庭堅在《小山詞序》所描述的“四痴”那樣，更近乎一種天性和本能，没有經過反省和權衡。據説蘇軾曾欲結識小晏而遭拒絶，事雖非可盡信，但其吸引和排拒却象徵着兩狂的同異。

曠和狂是相互涵攝的兩環。但前者是内省式的，主要是對是非、榮辱、得失的超越；後者是外鑠式的，主要是真率個性的張揚。然而都是主體自覺的肯定和珍愛。蘇軾以“坡仙”名世，其性格的實在内涵主要即是曠。

蘇軾的曠，形成於幾次生活挫折之後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貶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經過激烈的感情衝突和心緒跌宕，都經過喜—悲—喜（曠）的變化過程。元豐時貶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詩云：“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他似乎很快地忘却了“詬辱通宵”的獄中生活的煎熬，對黄州“魚美”“筍香”的稱賞之中，達到了心理平衡。但是，貶居生活畢竟是個嚴酷的現實，不久又不免悲從中來：他寫孤鴻，是“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寫海棠，是“名花苦幽獨”，“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靈的外化。隨後在元豐五年出現了一批名作：前後《赤壁賦》、《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等，都共同抒寫出翛然曠遠、超塵絶世的情調，表現出曠達文化性格的初步穩固化。紹聖初貶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云：“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鷄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户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這似是《初到黄州》詩在十幾年後的歷史回響！他又抒寫“欣然”，描述口腹之樂。“蘇武”一聯明云甘心老於惠州，實寓像蘇武、管寧那樣最終回歸中原之望，基調是平静的。但不久又跌入悲哀：《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詩，思緒首先牽向黄州之梅：“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繼而感嘆於“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黄昏”。經過一段時期悲哀的沉浸，他又揚棄悲哀了：他的幾首荔枝詩，“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借對嶺南風物的賞愛抒其曠達之懷。紹聖四年貶往儋州，登島第一首詩《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以其神采飛揚、聯想奇妙而成爲蘇詩五古名篇：“應怪東坡老，顔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宫。”自賞自得之情溢於言表。但不久在《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等作中，又不禁勾引起天涯淪落的悲哀：“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但以後的《桄榔庵銘》、《在儋耳書》、《書海南風土》、《書上元夜游》等文中，又把曠達的思想發揮到極致。

蘇軾三貶，貶地越來越遠，生活越來越苦，年齡越來越老。然而這“喜—悲—曠”的三部曲過程却越來越短，導向曠的心境越來越快；同時，第一步“喜”中，曠的成分越來越濃，第二步的“悲”，其程度越來越輕，因而第三步“曠”的内涵越來越深刻。蘇軾初到貶地的“喜”，實際上是故意提高對貶謫生活的期望值，藉以挣脱苦悶情緒的包圍，頗有佯作曠達的意味；只有經過實在的貶謫之悲的浸泡和過濾，也就是歷經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復交替的體驗，纔領悟到人生的底藴和真相，他的曠達性格纔日趨穩定和深刻，纔經得住外力的任何打擊。

蘇軾的曠達不是那類歸向滅寂空無的任達。南宋宋自遜《賀新郎·題雪堂》云：“一月有錢三十塊，何苦抽身不早！又底用北門摛藻？儋雨蠻煙添老色，和陶詩翻被淵明惱。到底是，忘言好。”指出蘇軾未能徹底任達，其實蘇軾自己早就説過，“我比陶令愧”（《辯才老師退居龍井……》）、“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和陶飲酒二十首》），殊不知這點“不如”，正是他的思想性格始終未曾完全脱離現實世界的地方。

“東坡多雅謔”（《獨醒雜志》卷五）。他的諧在人生思想的意義上是淡化苦難意識，用解嘲來擺脱困苦，以輕松來化解悲哀。作爲内心的自我調節機制，在他的性格結構中發揮着潤滑劑、平衡器的作用。他的諧首先具有對抗挫折、迎戰命運的意義。他在惠州作《縱筆》詩，以“白頭蕭散滿霜風”的衰病之身，却發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的趣語，豈料因此招禍再貶海南；他到海南後又作《縱筆》：“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同題同句，表現了他對抗迫害的倔强意志，而滿紙諧趣更透露出他的蔑視。晚年北返作《次韻法芝舉舊詩》：“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踪。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瓮裏不相逢。”九死一生之後而仍向飄忽無常的命運“開玩笑”，實含對命運的征服。對蘇軾頗有微詞的朱熹，在《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中説：“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閲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他的“滑稽詼笑”跟“傲風霆、閲古今”互爲表裏，因而他的諧趣又表現出“含着眼淚的微笑”和“痛苦的智慧”的特點，不同於單純具有可笑性的俏皮，更不同於徒呈淺薄的油滑。

他的諧又是他真率個性的外化和實現，與狂、曠植根於同一性格追求，同時又表現了他對自我智商的優越感，增添了他文化性格的光彩。林紓《春覺齋論文》謂“東坡詩文咸有風趣，而題跋尤佳”，“風趣之妙，悉本天然”，“能在不經意中涉筆成趣”，“見諸無心者爲佳”，揭示了諧趣或風趣在個性性格上的内涵。蘇軾《六觀堂老人草書》云：“逢場作戲三昧俱”，這裏的“三昧”，也不妨理解爲自然真率之性。《溪詩話》卷一〇追溯俳諧體的淵源時指出，東方朔、孔融、禰衡、張長史、顔延年、杜甫、韓愈多有謔語，但“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至蘇軾筆下遂蔚爲大國：“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簟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黄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吴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説饞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哄。’《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飢來憑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顔者異矣。”黄徹所舉數例，多爲蘇軾生活困頓時期的日常細事，但生活的苦澀却伴隨着諧趣盎然的人生愉悦，其原因即是其中躍動着孩提般純真自然的心靈。

適，是中國士人傾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充分實現個體生命價值的人生哲學，平和恬適的文化性格，寧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審美情趣。蘇軾人生思考的落脚點和性格結構的樞紐點即在於此，並以此實現從現實人生到藝術人生的轉化。

王維晚年所寫的《與魏居士書》是他後半生人生哲學的總結。他説：“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王維藉助孔子的話頭，以禪宗的教義來闡發“適”的意義。他認爲人只要“明心見性”，“身心相離”，達到“理事俱如”即對精神本體和現象界大徹大悟的境界，也就“何往而不適”了。王維當然没有放棄塵世的享受，但他的禪理思辨主要幫助他從精神上達到自適，因此他的生活和創作更多地呈現出“不食人間煙火味”的高人雅士式的特點，並以體驗空無、寂静作爲最大的人生樂趣和最高的藝術精神。白居易《隱几》詩云：“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我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則更是一種泯滅一切、忘却自我的閒適觀。蘇軾與他們並不完全相同。他的適，主要反映了個人主體展向現實世界的親和性，從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發現愉悦自身的美。他在黄州時期所寫的四則短文反復地叙説這一點。《記承天寺夜游》在簡練地寫出月夜清景後説：“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臨皋閒題》説：“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正如西方哲人所説，“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海德格爾語）蘇軾也認爲“閒人”纔是無主江山的真正主人，多少佳景勝概被“忙人”匆匆錯過。他的《書臨皋亭》説：“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在一種寓意於物而不受制於物的精神狀態下，領受大千世界的無窮之美，達到主體的完全自適和充分肯定。他在《雪堂問潘邠老》中，更自稱追求“性之便，意之適”的極境，並云“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的文學創作展示了“微物足以爲樂”的充盈的誘人的世界。他寫《謫居三適》，一是《旦起理髮》：“老櫛從我久，齒疏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二是《午窗坐睡》，“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謂我此爲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三是《夜卧濯脚》：“況有松風聲，釜鬲鳴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辭鞲。”或寫安適之趣，或寫禪悦之味，於平庸卑瑣中最大限度地發掘詩意。他的《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云：“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真一酒》云：“曉日著顔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寫閒適心情下纔能體會到的梳髮舒體、酒氣上臉並周流全身的幽趣，而《汲江煎茶》更是於静默中見清麗醇美的名篇。化俗爲雅、以俗爲雅，這是蘇軾思想性格和文學創作的顯著特點，也是宋代整個人文思潮的共同趨向：理學與日常生活的貼近，宋詩的不避凡庸，宋詞題材的日趨生活化，都可説明，但蘇軾應是傑出的代表。

蘇軾對閒適的追求，並不停留在單純世俗化的淺層次上。黄州知州之弟徐得之建造“閒軒”，秦觀作《閒軒記》，從儒家入世思想出發，不滿徐得之“閒”的人生態度，“竊爲君不取也”；蘇軾作《徐大正閒軒》却云：“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閒見閒地，已覺非閒侣。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人言我閒客，置此閒處所。問閒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頗訝徐孝廉，得閒能幾許？”“應緣不耐閒，名字掛庭宇。我詩爲閒作，更得不閒語。”他不滿徐得之的是對閒適的自我標榜和刻意追求，他認爲真正的閒適是性靈自然狀態的不自覺的獲得，是不能用語言説出、思維認知的。正如他論畫所説：“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這是高層次的自在境界。從這種意義上説，他的作品，特别是後期創作，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既是閒適的表現，又是自適的手段。文藝創作使無可忍受的世界變得可以忍受，使他體認到個人生命活力的樂趣，主體自由的享受。他説：“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春渚紀聞》卷六引）坎坷的境遇却因此化作充滿藝術審美情趣的人生，藝術創作是蘇軾的真正生命。

蘇軾的狂、曠、諧、適構成一個完整的性格系統，統一於他的人生思考的結果之上。這些性格因子隨着生活經歷的起伏，發生變化、嬗遞、衝突，但他都能取得動態的平衡。這一性格系統具有很强的調節、自控和制約的機制，使他對每一個生活中遇到的難題，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論答案和適應辦法。儘管他的思想性格有着駁雜騷動的特點，以致有“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堅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語）的笑談，爲各類人引爲知己和楷模，但他畢生爲之謳歌的，畢竟是人生之戀的贊歌。

（原載《文學遺産》1989年第5期）

蘇、辛退居時期的心態平議

中國詞史中“蘇、辛”並稱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都是革新詞派的領袖，在對詞的觀念和功能的看法上，在題材的擴大和内涵的深化上，在對詞風中陽剛之美的追求上，特别是使詞脱離音樂的附庸進而發展成爲一種以抒情爲主的長短句格律詩，他們之間有着明顯的繼承和發展關係。但是，超過這個範圍，他們之間的相異點往往大於相同點，因而成就爲各具面目的詞中雙子星座。這裏擬從他們貶退時期心境的比較，作些説明。

蘇、辛各有兩次較長時期的退居生活。蘇軾一在黄州，元豐三年（1080）至元豐七年（1084），一在惠州、儋州，紹聖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所謂“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前後達十多年。辛棄疾則一在上饒帶湖，淳熙九年（1182）至慶元二年（1196），一在鉛山瓢泉，慶元二年（1196）至開禧三年（1207）。所謂“帶湖吾甚愛”，“一日走千回”，“便此地（瓢泉），結吾廬”，除其間幾度出仕外，前後廢居長達二十年。仕途的坎壈和挫折却帶來創作上的共同豐收。蘇軾的二千七百多首詩中，貶居期達六百多首，二百四十多首編年詞中，貶居期達七十多首，還有數量衆多的散文作品；辛棄疾詞共六百多首，帶湖、瓢泉之什共約四百五十多首。這表明藝術創造日益成爲他們退居生活的一個注意中心。

然而，首先是兩人退居的身份不同。蘇乃戴罪之身的“犯官”，元豐時從幸免於死的“烏臺詩獄”中釋放貶黄州，紹聖時三改謫命，懲處逐一加重，來至瘴癘之地的惠州，最後竟至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他的周圍，仍處處布滿政治陷阱，情勢險惡。辛棄疾雖然被劾落職，但實際上近乎退休賦閒。他不斷地與朝廷命官、地方長官交往，他更有太多的復出任職的機會，“東山再起”始終是個現實的前景，而非渺茫的幻想。

其次是生活條件的不同。蘇軾自稱“初到黄，廪入既絶”，只好“痛自節儉”，把每月費用分成三十份掛於梁上，每日用畫叉挑取，以免超支（《答秦太虚書》、《與王定國書》），拮据窘迫之態，宛然可見；以後到了海南，更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與程秀才書》），幾乎瀕於絶境。但辛棄疾的帶湖新居，其“宏麗“曾使朱熹驚嘆爲“耳目所未曾睹”（陳亮《與辛幼安殿撰書》），而其瓢泉，更是一處頗富山水之趣，足供優游林泉的勝地。

但更爲重要的，是兩人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類型的不同。蘇軾對《易經》、《論語》等作過詮釋，但畢竟算不得建立了哲學體系的思想家，然而他對天道、人道以及知天知人之道，尤其是以出處爲中心的人生問題，表現在他文學作品中的思考，超過了他的不少前輩，因而他是一位具有思辨型傾向的智者。辛棄疾却是醉心於事功的、帶有强烈的現實行動要求的實踐型人物，他似乎無意於對生死、天人關係等作形而上的思考，而執著於現實人生的此岸世界，真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兩人雖然都出入儒佛道三大傳統思想，但蘇軾已整合成一套具有靈活反應功能的思想結構，足以應付他所面對的任何一個政治的、生活的難題；在貶居時期，佛學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藉以保持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辛棄疾却始終把社會責任的完成、文化創造的建樹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融爲一體，並以此作爲終生奮鬥的目標；雖然隨着境遇的順逆，這個目標有所傾斜，但基本導向一生未變。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云：“蘇、辛並稱，然兩人絶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王國維《人間詞話》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這裏的“魄力”和“氣體”之别，“曠”和“豪”之分，從一個角度説出了蘇辛人生思想和態度的不同特色，在中國文人中各具典型性。

一

蘇、辛二人在退居時期的作品中，所抒寫的主要感情狀態是悲愁和閒適。拙作《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産》1989年，第5期）已對蘇軾的“愁”和“適”作過較詳的分析，本文着重研究辛棄疾的悲憤詞和閒適詞及其與蘇作的異同。

悲愁是辛棄疾晚年的一種基本心態。其内容一是失地難復、故土難回的家國之痛。“夜中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南共北，正分裂。”（《賀新郎·用前韻送杜叔高》）“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中宵不眠，念念在兹。二是憂讒畏譏、功名未成的英雄失路之悲。從他經營帶湖新居起，畏懼謡諑的心理陰影一直籠罩着他：“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以後在《水龍吟》（被公驚倒瓢泉）中一再説：“倩何人與問：‘雷鳴瓦釜，甚黄鐘啞？’”正聲喑啞，姦邪之聲却甚囂塵上，加深了他報國無門之慨：“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雕弓掛壁無用，照影落清杯。”（《水調歌頭·嚴子文同傅友道和前韻，因再和謝之》）髀肉復生，事業無成，怎不一腔悲憤？三是年華逝去、老衰兼尋的遲暮之恨。《鷓鴣天·重九席上再賦》云：“有甚閑愁可皺眉？老懷無緒自傷悲。百年旋逐花陰轉，萬事長看鬢髮知。”《鷓鴣天·鵝湖歸病起作》云：“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新居上梁文》云：“人生直合在長沙，欲擊單于老無力。”光景日逼、年事漸老的緊迫感，使他的心情更爲盤鬱沉重。悲哀成了他反復吟誦的主題，應該説，他對悲哀的感受，與蘇軾一樣，是很深刻的。

辛棄疾的悲，從總體性質上説，乃是英雄失志的悲慨，處處顯出悲中有豪的軍事强人的個性特色，他的感傷也具有力度和强度的爆發性，是外鑠式的。蘇軾也寫淪落異鄉的悲苦：“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黄昏”（《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汲江煎茶》）；抒發孤獨老衰之愁：“忽逢絶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寓居定惠院之東》），“衰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倦夜》）。但他作爲流人逐客對悲哀的咀嚼之中，逐漸發現主體之外存在着可怕的異己世界，進而引起對整個人生的思考，因此，他的感傷是理智沉思的，是内省式的。其次，辛棄疾並不追求悲哀的最終解脱。他填詞陶寫抑鬱，把自己所感受、所積累的悲哀予以宣泄，也就得到了心理平衡。在這位“氣吞萬里如虎”的豪傑之士身上，完全能擔當這份悲哀，而不會被悲哀所擊倒。而蘇軾却遵循自己“悲哀—省悟—超越”的思路，最後導致悲哀的化解，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論。當然，辛棄疾也有過“避愁”、“去愁”、“消愁”的努力，罷居前早就唱過“欲上高樓去避愁，愁還隨我上高樓。經行幾處江山改，多少親朋盡白頭”（《鷓鴣天》），“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祝英臺近》）。欲避而復隨，欲舍而又來，他之於愁，如影隨形，始終未能擺脱。約作於晚年的《醜奴兒》云：“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都將今古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却自移家向酒泉。”末句化用杜詩“恨不移封向酒泉”（《飲中八仙歌》），企求在酒杯之中消解一片愁天恨海。這在蘇軾看來，可能會“笑落冠與纓”的，他明確提出“無愁可解”的命題。他認爲，以酒解愁，自“以爲幾於達者”，其實，“此雖免於愁，猶有所解也。若夫游於自然而托於不得已，人樂亦樂，人愁亦愁，彼且惡乎解哉！”（《無愁可解》詞序）《莊子·逍遥游》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蘇軾這裏仿傚莊子的口吻和思想，認爲人的個體只要順乎自然，親和爲一，樂愁一任衆人，也就用不着“解”什麽愁了。從根本上取消“愁”的實在性存在，也就取消了“解”的前提，這纔是真正的“達者”。

蘇、辛二人的悲哀内涵、表達形式和對付方法的不同，是由他們不同的時代條件、個人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性格所致。從時代條件、政治環境來説，蘇軾的被貶，是北宋尖鋭激烈黨争的犧牲品，而封建宗派傾軋的殘酷和偏狹是駭人聽聞的，達到了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地步。烏臺詩案的被罰和元祐黨人的被逐，都曾使蘇軾瀕臨死境，因此他在政治上完全絶望無告，對貶居之地無權自由選擇，其命運任人擺佈。辛棄疾却是另一種情況。他選擇信州作爲退居之地是頗堪玩味的。洪邁應他之請而作的《稼軒記》中明確説到：“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蜂午錯出，勢處便近，士大夫樂寄焉。”這正是一個退可居、進可仕的理想的地理位置，正如蘇軾在《靈壁張氏園亭記》中所説的“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但蘇軾一生從未找到這樣的居處，而且此文在“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議論中，着重以“不必仕”來自警自戒，反映出他追求自適的人生理想；而辛棄疾却含有待時而沽的東山之志。南宋時的信州又是人文薈萃、寓公亭園密佈之地。葉適説：“方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徐斯遠文集序》）退職名臣韓元吉的南澗蒼筤，信州知州鄭舜舉的蔗庵，與辛的帶湖新居，皆一時之選。趙蕃、韓淲、徐文卿等亦當地聞人。趙蕃《憶趙蘄州善扛詩》云：“吾州（信州）憶當南渡初，居有曾吕守則徐。……爾來風流頗寂寞，南池二公也不惡：李公作州大如斗，公更蘄春方待守。”詩中謂趙文鼎（名善扛）和李正之（名大正）築居南澗爲鄰、而辛亦與他們有詞唱和（見其《蝶戀花·用趙文鼎提舉送李正之提刑韻，送鄭元英》）。辛與先後幾任信州知州錢象祖、鄭舜舉、王桂發、王道夫等，更是過從甚密。至於他卜居瓢泉，除了鍾情於佳泉外，也與它地處當時官道，南通福建，朝發夕至，東連上饒，便於友朋交游，便於獲取政治信息有關。事實也正如此。他在帶湖、瓢泉閒居期間，都曾先後出仕，正如黄榦《與辛稼軒侍郎書》所説，“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凛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再從個人文化性格來説。蘇軾基於險惡環境所形成的人生思想，並由此構成狂、曠、諧、適的完整的性格系統，以應對環境，堅持生活的信心。他的性格因此比較豐富，同時也可説具有駁雜變動的特點。辛棄疾的性格，固然也有狂、諧、適的一面，但其實際意義與蘇軾大異其趣（詳下），尤爲重要的是，他的剛强果毅的個性異常突出，在或進或退時期始終居於支配地位。黄榦贊美辛説：“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與辛稼軒侍郎書》）驗其生平，確爲的評。追殺義端，活捉張安國，活現一位叱咤疆場的傳奇式英雄形象；誘降賴文政，施之正法，創建飛虎軍、公然抗拒朝廷停辦的詔命，此兩事雖引起前人或今人的議論，而其果斷手腕令人咋舌；隆興辦荒政，“閉糶者配，强糴者斬”八字方針，字挾風霜；福建治政，“厲威嚴，以法治下”，凛然不可犯。“虎”是他自稱或被人推許的一個常用物象，連他的外貌也具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精神此老健於虎，紅頰白鬚雙眼青”（劉過《呈稼軒詩》），“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陳亮《辛稼軒畫像贊》）。任職時期的“辛帥”到罷退時期的“辛老子”，這一剛强果毅的强烈個性特徵仍一脈相承，他的一些“壯詞”即作於此時。如果説，蘇軾是一位了悟人生真諦的智者，他就是一位百折不撓、不倦地追求政治理想的强者，由此導致他們悲愁的不同内涵和應對態度。

閒適詞是辛棄疾退居時期的另一重要内容。這些詞寫得蕭散清逸，翛然世外，特别是一些田園山水詞，以閒適之趣融攝自然景象，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但與蘇軾相比，他又表現出“健者之閒”和“儒者之適”的特點。

健者之閒。辛曾以“真閒客”自居：“并竹尋泉，和雲種樹，唤作真閒客。”（《念奴嬌·賦雨巖效朱希真體》）但實際上是不甘於閒而不得不閒。他在帶湖夜讀《李廣傳》而作的《八聲甘州》説：“誰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馬，移住南山。看風流慷慨，談笑過殘年。漢開邊、功名萬里，甚當時、健者也曾閒？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這裏以李廣自喻，表達了大丈夫應立功萬里而不甘桑麻終老的心情，“健者之閒”真是確切的自我寫照。因而，他經常處於身閒心不閒的矛盾苦悶之中。他的《南歌子·山中夜坐》云：“世事從頭減，秋懷徹底清。夜深猶送枕邊聲，試問清溪，底事未能平？　　月到愁邊白，鷄先遠處鳴。是中無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曉有人行？”這是作者少有的静夜静思：既已徹底擺脱世事，情懷猶如清溪澄澈，——但溪水長流嗚咽不平；既處月白鷄啼、無名無利之清境，——但山前仍有人犯曉奔走，辛苦營營。全詞上下兩片，同是反詰，主旨重迭；每片五句，前二後三，語意一正一反，表現了作者“清懷”的無法維持，對世事的不能忘情。他説過“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難”（《鷓鴣天·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説準確點是“兩難忘”：他作爲當時抗金實幹家的才具和膽識，作爲南宋“歸正人”的實際領袖，使朝廷難於忘却而將他長久置之於投閒之地；而他自己更渴望報國，伺機復出，實未能“忘世”。他的兩句詞説得好：“莫避春陰上馬遲，春來未有不陰時”（《鷓鴣天·送歐陽國瑞入吴中》），這可喻指仕途中不免有蹉跌困頓，但“上馬”殺賊的戰鬥要求不能放棄。

儒者之適。辛棄疾卜居瓢泉的原因之一，是他在此發現了一眼周氏泉，觸發了這位來自泉城濟南的南渡人的無限鄉思。他改名瓢泉，誠然由於泉形似瓢，更重要的是仰慕顔回“一瓢自樂”的道德人格，他贊美瓢泉的詞作多達十多首，可見志趣所在。如《水龍吟·題瓢泉》云：“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曾問：‘飯蔬之水，何爲是，棲棲者？’”孔子稱頌顔回之“賢”：“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論語·雍也》），主張“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這是儒家的憂樂觀和閒適觀，也就是追求一種人格的獨立、道德的情操和理想的自由，以此來超越迍邅命運，以苦爲樂。這是辛棄疾所服膺的。而蘇軾在飽嘗人世滄桑，歷經坎坷曲折以後，對憂樂、閒適却有别一番省悟。他向往“性之便、意之適”（《雪堂問潘邠老》）的精神境界，善於從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愉悦自身的美，表現個人主體展向現實世界的親和性。這種自得自適，既不完全同於莊子式的與天地萬物同一，從而取消主體的自主選擇，也不完全同於佛家從根本上否定人的此岸性，否定人的生理的、物質的存在本身。

當然，從帶湖到瓢泉，辛棄疾的悲憤情緒日趨沉重，因而他對閒適的感悟也從莊子哲學中汲取思想啓迪而日趨深刻。他也吟咏“進亦樂，退亦樂”（《蘭陵王·賦一丘一壑》），認爲用舍行藏皆樂，用莊子的絶對相對主義來取消事物的差别；又説：“少日嘗聞：‘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長存。’由來至樂，總屬閒人。且飲瓢泉，弄秋水，看停雲。”（《行香子·博山戲呈趙昌甫、韓仲止》）則進一步認爲“閒人”纔有至樂，似與蘇軾“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臨皋閒題》）同一思路，以爲只有在主體完全自適的精神狀態下，纔能享受大千世界的無窮之美。

蘇、辛二人似乎一起走到了“閒適”，但他們的出發點仍是不相同的。辛棄疾的《鷓鴣天·博山寺作》中説：“不向長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　　寧作我，豈其卿。人間走遍却歸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這是他退出仕途、決意歸隱的自白，已在“長安”和“山寺”之間作出抉擇。“味無味”四句用四個典故來説明這種抉擇的思想基礎。“寧作我”語出《世説新語·品藻篇》：“桓公（温）少與殷侯（浩）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寧作我”即寧作獨立不阿之我，毋須與他人競争攀比，保持自我價值。殷浩此語，辛在《賀新郎》（肘後俄生柳）等詞中也多次用過，其含義完全可以納入儒家所遵奉的道德人格的範疇。“豈其卿”，語出揚雄《法言·問神》：有人主張君子與其“没世而無名”，何不攀附公卿以求名。揚雄回答説：“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謂豈能攀公卿以求名。鄭子真是漢成帝時隱士，大將軍王鳳禮聘而不出；但辛棄疾在另一首《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别瓢泉》中，一面表示要“對鄭子真巖石卧”，一面却自愧“而今堪誦《北山移》”，應召復出了。所以，這首《鷓鴣天》透過肯定隱逸、老莊語句（“味無味”出於《老子》，“材不材”見於《莊子·山木篇》）的背後，辛棄疾的鍾情自然以求閒適，原是保持一種道德人格的自我，不屈其“志”，而最終仍企求“名震於京師”。這顯然仍是儒家的積極於事功的道德節操。由不屈己求名到最終功成名就，這正是隱藏在辛棄疾心底的最大“心事”——“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死後名”（《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蘇軾在閒適中追求的却是自然人格。他在《閒軒記》中，批評徐得之以“閒軒”自我標榜，刻意求之，實即失之。他認爲真正的閒適是性靈的自然狀態的不自覺的獲得，是不能用語言説出、思維認知的。當然不能存在絲毫的求名意識，甚或連下意識都不可。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寫歸田閒適之樂：“户庭無塵雜，虚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寫冲出官場“樊籠”而回歸自然之樂；蘇軾和詩却寫在貶地“樊籠”中自適情趣：“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和陶歸園田居》其一）他知“道”得“適”，與物相融相親；悠悠萬物縱然未必盡能相融相親，但他自適其適即得無窮之“樂”了。這裏所謂的“道”，即是對棄絶塵網、復歸爲自然人格的體認。他的《和陶歸園田居》其六回憶當日在揚州初作和陶《飲酒》詩時，“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已在飲酒中自獲怡然閒適之趣；而今在惠州，“矧今長閒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没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皋友王績。詩成竟何爲，六博本無益”。則在劫後的“長閒”生涯中，更體驗到自身與自然的合而爲一，尚友古代高士陶潛、王績，盡情地享受自然之樂，甚至連詩棋等藝事也屬多餘。“江山”爲我所“役”，亦即“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見晁補之《鷄肋集》卷三三《題淵明詩後》引蘇軾語），更突出了他這種自然人格中自主選擇的强烈傾向，他的自適並非泯滅自我。總之，蘇軾的“適”是達者之適，與辛棄疾的“適”具有不同的涵義。

二

對陶淵明的推崇和認同，也是蘇、辛貶退時期的共同祈向，從中又反映出兩人人生思想的歧異之處。

蘇、辛兩人都宣稱自己師範陶淵明。蘇軾從黄州時起，其作品中大量地咏陶贊陶：《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以後“淵明吾所師”（《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其一），“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和陶讀山海經》）之類的話，不絶於口。辛棄疾也説“陶縣令，是吾師”（《最高樓·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産未置止我，賦此駡之》），“傾白酒，繞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鷓鴣天·重九席上作》），“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水龍吟》），兩人對陶均尊仰師法。蘇軾在黄州初得陶集，“每體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後貶嶺海，竟把陶柳二集視作南遷“二友”（《與程全父書》），並追和全部陶詩。辛棄疾在廢退時也“讀淵明詩不能去手”（《鷓鴣天》詞序），並自云：“暮年不賦短長詞，和得淵明數首詩”（《瑞鷓鴣》）“更擬停雲君去，細和陶詩”（《婆羅門引》），惜其和詩並未傳世。兩人還擅長“櫽括”陶作爲詞，如蘇用《哨遍》櫽括《歸去來辭》，辛則把《停雲詩》改寫爲《聲聲慢》詞，可謂亦步亦趨，相似乃爾。

蘇軾認定陶淵明的主要精神是歸向自然，是個體與自然的和諧混一，以求得心靈的自由和恒久。他對陶的一番“蘇化”功夫首先即是對這一精神的深化。在他的評陶言論中，總是反復强調陶的真率和自然。他讀了陶的《飲酒》後説：“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録陶淵明詩》）他認爲陶的不“遣己”，就是自得其性，自適其意，這纔是人生的最大完善。他又説：“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剛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後》）出處問題是封建士人的最大人生問題，蘇軾以陶淵明崇尚“任真”的理想人格爲最高典範，提出了簡明而深刻、形易而實難的答案，蘇軾還是第一個對陶詩藝術精髓作出正確評賞的人。他概括陶詩藝術特徵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評韓柳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從而認爲陶乃古今詩人之冠，“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見《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這在評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之所以能作出如此精深的品評，正是基於他對陶的“高風絶塵”的人生哲理的認識的結果。

其次是蘇軾對陶的選擇取向。陶淵明並非“渾身静穆”，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但蘇軾似有意予以淡化或揚棄。陶詩中表現“猛志固常在”的著名詩篇有《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咏三良》、《咏荆軻》等，我們不妨看看蘇軾的和詩。陶詩《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以精衛填東海、刑天舞干戚寄憤抒志，表現了踐償昔日“猛志”的强烈期待；蘇軾和詩却以“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發端，謂神仙煉丹之事，渺茫無憑；又以“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作結，“御氣無待”，典出《莊子·逍遥游》，已見前引。這兩句説，即使丹成也無助於成仙之事，而應御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之變以游無窮，順萬物之性，游變化之途，即可與宇宙同終始，自不待外求。這與陶有憂世之志與超世之懷之别。陶蘇各咏三良，却一贊一貶。陶贊其君臣相得，殉於“忠情”、“投義”，死得其所，頗寓異代之悲；蘇則認爲“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大膽地提出對於君主的“亂命”，可以而且應該“違”抗，不應盲從，他並進一步説：“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指出仕途充滿憂患，寧可像黔婁那樣臨死僅得一床“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陶翁自己所爲正復如此，對陶的殉義説微含異議。陶的咏荆軻，惜其“奇功不成”，全詩悲慨滿紙，爲蹉跌豪俠一掬“千載有餘情”之淚，是陶詩中最富慷慨之氣者。正如龔自珍所云：“陶潛詩喜説荆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讐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己亥雜詩》）蘇軾和詩却純出議論，但把議論主要對象從荆軻轉到燕太子丹：“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批評他竟把國家命運寄託在“狂生”荆軻的冒險一擊上，而不認識暴秦“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這裏顯示的是道家順應自然的政治觀。

蘇軾對陶潛精神的主要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深化和突出，辛棄疾却作了别有會心的引申和發揮。他用以擬陶的歷史人物是諸葛亮、謝安等人，特别是諸葛亮。他説：“往日曾論，淵明似勝卧龍些”（《玉蝴蝶·叔高書來戒酒用韻》），“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賀新郎·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慨嘆陶潛“歲晚淒其無諸葛，惟有黄花入手”（《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陶和諸葛，除了躬耕壟畝外，其勛業成就、思想性格相距甚遠，辛棄疾這種“易地而皆然”的人物比擬，却有着深刻的淵源和含義。

對陶潛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强調，是評陶史上的一個特殊問題。透過表面的紛紜衆説，却確切地折射出評説者的不同旨趣和心態。在陶潛的文化性格中存在着平淡和豪健兩種不同的素質，亦如朱熹所云：“陶淵明詩，人皆説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卷一四〇）翛然曠達的胸襟，脱塵拔俗的情操，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等都融合爲一體，因而後世人們把他塑造成“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和矢志晉室的忠臣，即“高士”和“節士”兩種形象。這兩種形象固然也可以統一，但陶潛精神的最主要内涵無疑是他超越人生的無常感和虚幻感，而在與自然和諧中獲得心靈自由的人生思想，這也是他作爲“高士”的真正意義。最早以諸葛亮比陶的大概是黄庭堅。他在《宿舊彭澤懷陶令》中説：“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他認爲陶潛晚號“元亮”即寓有自喻孔明之意。關於晚號“元亮”之説，宋吴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已指出，“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然而，自喻説與其説是一種無意的誤解，不如説是刻意思索後的特殊理解。黄庭堅在《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中已明確説“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已把他推入伯夷、叔齊式的行列了。北宋末蔡絛《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這可代表宋末士人的一般觀點。而在社會混亂動蕩時期，則更易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元吴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中説：“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他還把陶與屈原、張良、孔明並稱爲“明君臣之義”的四君子。元貢師泰《題淵明小像》云：“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也極度夸説陶淵明忠於晉室、敵視劉宋的立場，連自己門前的柳絮也不讓它飛往劉裕稱帝的金陵。龔自珍《己亥雜詩》説：“陶潛酷似卧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由此可見，蘇辛師陶，實在是各師所師，站在他們各自面前的，是坡仙化了的“高士”和辛老子式的“節士”、“豪士”。

蘇、辛二人又都宣稱自己學陶而不及陶。蘇軾説：“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見《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辛棄疾也説：“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水調歌頭·再用韻答李子永提幹》）皆有愧陶之感。蘇説：“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和陶飲酒》）辛也説：“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又同有不及之嘆。這並非自謙之詞，因爲陶淵明的自然人格在本質上是“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的，而非“力强而致”的。蘇、辛二人都寫過和陶詩，但辛作今未見。和陶詩在創作前提上就遇到一個兩難選擇：第一怕學得不像，因既是和陶，必得像陶；第二怕學得像，因即使學得可以亂真，却從根本上喪失了陶詩的真精神，喪失了陶詩可遇而不可求的天然真率本色之美。楊時説得好：“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先生語録》卷一）陶詩實在是不能學也是不可學的，然而蘇軾却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學習方法，即學與不學之間的不學之學，貴得其“真”，重在獲“意”。他不追求個别思想觀點的附和，更不拘泥於外在風格、字句的摹擬，而力求在人生哲理的最高層次上契合。他自己説：“淵明形神似我”（《王直方詩話》引），黄庭堅評他：“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詩》），着重點在“神似”、“風味”之似。我們並不是無視和陶詩中所反映的陶蘇之間性格的差異：蘇有陶的真率、超脱，但於沖澹、微至有所不及，蘇軾也戲稱自己是“鏖糟陂裏陶靖節”（《與王定國書》）；但我們更看到兩位異代知友促膝談心，站在對人生妙諦領悟的同一高度上，共同真誠地探討求索。在人生哲理妙悟層次上的高度吻合，這是兩人“神似”、“風味”之似的最好説明。《形影神》三首是體現陶淵明自然觀和人生觀的重要文獻。第一首《形贈影》述説“形”因不可常恃，故主張及時行樂；第二首《影答形》則謂“影”主張立善求名；第三首《神釋》則力辯“行樂”、“立善”之非，提出“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個體生命在一任自然流轉變化之中求得超脱。面對人生有限和自然無限的生存困惑和缺憾，陶淵明清楚地表明，他摒棄俗士的及時行樂、儒士的立德立功立言，而追求達士的超越。蘇軾晚年在海南島所作《和陶形影神三首》，雖無陶詩原作的條貫明晰，却機趣隨發，對陶的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補充。聯繫元祐五年作的《問淵明》更易理解其旨意所在。

第一，陶認爲“神”是人與天、地並立爲三的根本，所謂“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神）故”，蘇把“神”推廣爲一切事物的根本，高者如日星，低者如山川，“所在靡不然”，並認爲去形影之累方可全神。

第二，陶的理想是“委運”、“縱浪大化”，即順遂自然的轉運變化纔能擺脱對死亡的恐懼；蘇則翻進一層説：“委運憂傷生，憂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指出“委運”去憂却未必能“存生”，“縱浪大化”却可能又被物化所糾纏，而應更徹底地取消生和死的觀念。他説：“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謂我心本無所着，但因物而現，萬化豈有竭盡，我亦隨之無竭。又説：“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謂隨物而化，豈論生和滅，即超然於生滅之外。而破除滅執之妄，就能“此滅滅盡乃真吾”（《六觀堂老人草書》），獲得真如本性。

蘇軾的這些抽象思辨，表現他殫精竭慮地在探索人生苦難和虚幻之謎，力求達到自得自適之境，這正是他和陶公最深刻的相契之處。他在《問淵明》詩的自注中有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相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於道者，未始相非也。”“相引以造於道”，共同探求人生答案，他可謂陶公六百年後第一位真正知己。他説：“吾前後和其（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見《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千古相契之樂，可謂溢於言表。

與蘇軾學陶不同，辛棄疾却是有所學、有所不學。應該説，他也是識陶真諦的人。他推崇陶公的“高情”，並拈出“清真”爲其“高情”的内涵。他反復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念奴嬌·重九席上》），“千載襟期，高情想像當時”（《新荷葉·再題傅巖叟悠然閣》）；又説陶公“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鷓鴣天·讀淵明詩不能去手，戲作小詞送之》）。他甚至批評蘇軾不了解陶已“聞道”：“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書淵明詩後》）（“淵明避俗未聞道”，實是杜甫之意，見其《遣興五首》其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辛棄疾把它指爲蘇軾之語，不確。）他也偶有哲理的思辨，從人生妙悟上來理解陶公。《水調歌頭·再用韻答李子永提幹》云：“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斜日透虚隙，一綫萬飛埃。”在《南歌子·獨坐蔗庵》中具體發揮道：“玄入《參同契》，禪依不二門。細看斜日隙中塵，始覺人間，何處不紛紛！”微塵一經陽光照射，由隱而顯，見出紛紜萬狀，正如渾沌人生，一經參悟，原是紛争之場，結論當然是超越是非得失之外。基於此，他也有一些蕭散閒雅之作，頗具陶詩恬淡隽永的風格，越到晚年，越爲明顯。然而，畢竟由於襟抱、氣質和環境的差異，他學陶主要偏重在外在物象景象的認同上。如仿陶《停雲》詩的《驀山溪·停雲竹徑初成》、《賀新郎·邑中園亭》，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仿佛淵明思親友之意云，如對斜川的向往：“斜川好景，不負淵明”（《沁園春·再到期思卜築》），如愛柳：“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洞仙歌·訪泉於奇師村，得周氏泉爲賦》），如賞菊松：“自有淵明方有菊”（《浣溪沙·種梅菊》），“千古黄花，自有淵明比”（《蝶戀花》），“須信採菊東籬”（《念奴嬌·重九席上》），“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水調歌頭·賦松菊堂》）等。由此可見，在同一陶淵明面前，辛與蘇僅是散點契合，始終保持志士本色，因而景仰而自占身份，認同而不廢商榷；蘇對陶却是“我即淵明，淵明即我”（《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的全身心投入，雖也有《問淵明》等作，却是同一水準上對人生的互商互補，不像辛棄疾在“知音弦斷，笑淵明空撫餘徽”（《新荷葉·再和趙德莊韻》）、“愛説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勞聲切”（《念奴嬌·重九席上》）等作中，對陶的“撫弄”無弦之琴“以寄其意”，作了揶揄和質疑，表示他對陶仍保持相當的距離。

在共同學陶上，最能反映蘇辛二人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異點的有趣題目是飲酒。彭乘《墨客揮犀》説：“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其實，最懂得棋、酒、曲三味的正是他。他的《書李巖老棋》云：“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從棋道中悟出人生之道。他不善唱曲，但深諳詞樂而不爲音律所縛，終於開拓了詞的新境界。他對飲酒的體認更意味深長。在《書東皋子傳後》中他説：“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者。”他在《和陶飲酒詩序》中也説：“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槃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在酒精的適度麻醉下，“曉日着顔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蘇軾《真一酒》），酒氣上臉並周流全身，獲得不可名狀的“酣適之味”和“適有餘”，從中體會擺落拘限、忘懷物我的妙趣。宋費衮《梁溪漫志》卷六“晉人言酒猶兵”條引蘇軾《和陶飲酒詩序》後説：“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脅，顛倒狂迷，反爲所累。”也就是説，蘇軾與迷狂式的泥醉不同，追求“半醺”，在半醒半醉或“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之際，體認個體生命既超脱世俗束縛又把握自我意識的微妙境界。

辛棄疾一生寫了大量有關飲酒的詞，僅退居時期即達二百多首，其飲酒方式却是豪飲、狂飲。他不止一次地戒酒、破戒，直至臨終也没有把酒戒掉。他是英雄失志、解愁破悶的豪飲。他的《水調歌頭·九日游雲洞，和韓南澗尚書韻》云：“淵明謾愛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關人何事，政自不能不爾，誰遣白衣來？醉把西風扇，隨處障塵埃。　　爲公飲，須一日，三百杯。此山高處東望，雲氣見蓬萊。翳風驂鸞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臺。”這裏“一日須傾三百杯”的李白式的豪飲，是與“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杜牧《晚晴賦》）的憤世悶鬱相聯繫的，而對陶淵明飲酒的認識，又别有會心地賦予“胸次崔嵬”、鄙棄權貴“塵污”的意義（“醉把”句用《世説新語·輕詆篇》王導之典）。另一首與陶公飲酒有關的《玉蝴蝶·叔高書來戒酒，用韻》云：“儂家。生涯蠟屐，功名破甑，交友摶沙。往日曾論，淵明似勝卧龍些。算從來、人生行樂，休更説、日飲亡何。快斟呀，裁詩未穩，得酒良佳。”也表達了用酒作爲“人生行樂”之具，來宣泄人生有限、功名破滅、友朋失散之悲，並認爲這正是陶淵明比諸葛亮高明之處。但蘇軾在《書淵明詩》中説：“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在蘇軾看來，陶高於孔融之處，在於並不刻意追求友朋常聚、美酒常滿，而是偶然興會、率意悠適的情趣，這是他對陶公飲酒的理解。指出下面這點也許有些意義：他在引用陶的《飲酒二十首序》時，把原文“忽焉復醉”寫成“悠然復醉”，足見對“悠然”的强調。能獲“悠然”之“一適”，能“偶得酒中趣”，那麽“空杯亦常持”也是無妨的（《和陶飲酒》其一），原來他並不計較事實上的有酒或無酒，只求“悠然”、“適”、“趣”等精神愉悦。但辛棄疾却不以爲然。他調侃陶公説：“試把空杯，翁還肯道：何必杯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念奴嬌·重九席上》）他是現實的，悲哀悒鬱是實在的，以酒麻醉消憂也是實在的，空靈虚幻的精神超越是無濟於事的。對於陶淵明飲酒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怡然心會，或“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的飲酒而存“真”的省悟，辛棄疾大概是没有耐心去體會這種“濁醪妙理”的。

辛棄疾又表現爲放浪形骸、泯滅自身的狂士痛飲。《定風波·大醉自諸葛溪亭歸，窗間有題字令戒飲者，醉中戲作》生動地描繪出他泥醉的情態：“昨夜山公倒載歸，兒童應笑醉如泥。試與扶頭渾未醒，休問，夢魂猶在葛家溪。”這裏的“濡首腐脅，顛倒狂迷”藴含着痛苦無以自抑的突發性的宣泄，但他對自我的斫傷也是顯然的。他的《卜算子》即以“飲酒成病”爲詞題，但另一首《卜算子·飲酒不寫書》又以“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自夸自傲了。蘇軾却明確認爲，海量如張方平、歐陽修、梅堯臣者，算不得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書淵明詩》）。他還説：“《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書淵明飲酒詩後》）即以半醉半醒的微醺爲飲酒的最佳選擇，目的是追求“醉中味”，而不是口腹之欲的無度滿足，更不是斫性伐體、對自我“寶軀”的作踐。這是蘇軾對陶公飲酒的又一層理解。這種半醺境界，辛棄疾直到開禧三年（1207）八月病中纔開始有所體會：“深自覺、昨非今是。羨安樂窩中泰和湯，更劇飲無過，半醺而已。”（《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但到九月十日，他却懷着陶淵明“覺今是而昨非”的醒悟離開了人間。他曾説“飲酒已輸陶靖節”（《讀邵堯夫詩》），如果從把握陶公飲酒的人生意義來看，這句客氣話含有深刻的道理。

（原載《文學遺産》1991年第2期）

“蘇門”諸公貶謫心態的縮影
——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

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詞，以“花影亂，鶯聲碎”，“飛紅萬點愁如海”等名句膾炙人口，又是其詞風從前期淒婉轉爲後期淒厲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詞在當時就先後得到孔平仲、蘇軾、黄庭堅、李之儀、惠洪等五人的唱和，在南宋又有王之道、丘崈的四首和詞。在宋代詞人中，一首詞能獲得兩宋七位詞人九首作品的唱和，應是一種極爲罕見的殊榮。這一特殊文學現象，不僅反映了和韻之風從詩壇到詞壇的展延，並影響到詞的内容和藝術的變化，而且具體地表現出所謂“元祐黨人”横遭貶謫後彼此心靈的交融和撞擊，他們共同的和不同的心理反應。本文即擬對此作些探索。

一

《千秋歲》寫作的時間、地點和作意，歷來衆説紛紜，這是首先應予研究的問題。從文獻資料到今人研究，大致有三説。

一説作於紹聖二年（1095），時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税，爲其游園懷舊之作。宋范成大《次韻徐子禮提舉鶯花亭詩》序云：“秦少游‘水邊沙外’之詞，蓋在括蒼（處州一名括州，以地近括蒼山故）監征時所作。”此説後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四、明楊慎《詞品》卷三等從之。清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更明確地在紹聖二年條記云：“四十七歲，先生（秦觀）在處州。……又游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後范成大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即其地建鶯花亭。”由此遂成爲一般通行的看法。

二説在衡陽贈孔平仲之作。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七“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條云：“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於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

三説先作於處州，紹聖三年至衡陽時又寫贈孔平仲。此説實調和以上兩説。因“處州説”係通行看法，固宜尊重；“衡州説”被認爲與時令不合。（秦觀於紹聖三年由處州貶赴郴州，歲暮抵達，其經過衡州，至少在秋天，與詞中所寫春景不符）故兼顧而言之。見徐培均先生《淮海居士長短句》校注本。

我認爲第一説證據稍弱，第二説最堪重視，第三説頗有啓發，但後兩説似均需加以補充、修正。

處州説爲通行看法，從者雖衆，但細審材料，尚缺乏足够的説服力。范成大並没有説明他的根據，只因提舉徐子禮巡視過處州，“勸予（按，范成大時知處州）作小亭記少游舊事，又取詞中語名之曰‘鶯花’”，不免有好事附庸之嫌。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一云：“秦少游嘗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爲‘鶯花亭’，題咏甚多。”他對此詞是否作於處州，似乎已持審慎的態度。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這是可取的。至於秦瀛“游府治南園”而作此詞的説法，不過是以後世鶯花亭亭址在城南附會而成。（清光緒《處州府志》卷九“古跡”：“鶯花亭，在南園，郡守范成大建。”）而且詞的主旨是懷人思遠，亦非單純記游寫景之作。

衡陽説的兩條材料，却具體翔實。吴曾生當南、北宋之交，又以博洽多聞著稱，其《能改齋漫録》成書於紹興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間，離秦觀之死不過五十多年，而范成大乾道三年（1167）始知處州，所以，吴曾此書所述，應是有關《千秋歲》本事的最早記載。他親見“諸公唱和親筆”，並詳細記述了孔平仲、蘇軾、黄庭堅三首次韻詞的内容和寫作背景，自當可信。他記黄庭堅於崇寧三年（1104）貶往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而作和詞的；王之道的和詞，有“銀鈎雖可漫，琬琰終難改。愁浩蕩，臨風令我思淮海”之句，也以目睹秦觀此詞墨跡成爲他寫作和詞的契機，他又曾任湖南轉運判官等職，證明當時確有秦少游此詞手跡在衡陽傳存。《獨醒雜志》的作者曾敏行是胡銓、楊萬里的朋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他因病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書由其子編成，時在淳熙十三年（1186）。書中記載蘇軾及其交游事跡尤多，對這方面情況知之甚稔。但曾氏所記，與吴曾有兩點不同：

一是他認爲其時秦觀是在“謫古藤”途中而道過衡陽的，這顯係錯誤。秦觀是在元符三年（1100）自雷州遇赦内遷北還，八月至藤州而卒。這裏的“古藤”當是“横州”之誤（説詳下）。

二是説此詞是秦觀受孔平仲款待，“飲於郡齋”，爲酬謝主人而作，賓主同座，則又與此詞懷人思遠的内容相忤；《能改齋漫録》却記秦觀自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則意味着此詞業已先作，到了衡陽纔寫贈給孔平仲的。也就是説，此詞懷人思遠的内容，原先並不是針對孔平仲而發的。

那麽，秦觀《千秋歲》詞所懷之人爲誰呢？南宋曾季狸《艇齋詩話》云：“少游‘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爲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真所謂勞歌。’”曾季狸曾師事韓駒、吕本中，與朱熹、陸游均有交往，《艇齋詩話》成書在隆興、乾道之間（1163—1173），稍遲於《能改齋漫録》而早於《獨醒雜志》。但這條材料却罕爲歷來研究秦觀此詞者所引述，實際上却是不應忽視的重要綫索。

（一）它明確説明此詞是寄贈給張舜民的“代勞歌”。“勞歌”，意即送别慰勞之歌。駱賓王《送吴七游蜀》“勞歌徒欲奏，贈别竟無言”即是。“代勞歌”也是當時一般用語。黄庭堅《書贈王長源詩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秦觀《與張芸叟簡》今未見，揣摩所引兩句，似謂此詞可代勞歌，以慰道路之苦；但此詞内容正是惜别，本是勞歌，與如黄庭堅以“舊詩”充代者不同。這與秦詞内容是吻合的。

（二）秦詞中的“憶昔西池會”一句，指的是元祐七年三月金明池的一次盛會，秦詞對象必亦參與。據秦觀《西城宴集》詩序：“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秦觀這兩首詩，一云“次王敏中少監韻”，王敏中，應作王敏仲，即王古，時任太府少卿（一説太常少卿）；一云“次王仲至侍郎韻”，王仲至即王欽臣，時任工部侍郎。張耒有《次韻王敏仲至西池會飲》《次韻王敏仲池上》兩詩，與秦詩用韻全同，但他似乎未參加集會。（有《休日不出，聞西池游人之盛》詩）其他諸人已不可詳考。但這次以館閣諸臣爲主的盛會，張舜民是極有可能參加的。他和秦觀、王古、王欽臣、張耒以及孔平仲、蘇軾、黄庭堅、李之儀等和詞作者，都是名列《元祐黨籍碑》的。元祐元年，蘇軾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試學士院，選拔畢仲游、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九人擢任館職，張舜民即其一，任秘閣校理，直至元符二年正月纔罷（《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三、五〇五）。元祐二年，他以承議郎秘閣校理通判虢州，蘇軾有《次韻張舜民自御史臺出倅虢州留别》詩送行。元祐五年還朝，直至元祐末，仍以秘閣校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等職。他雖被視爲劉摯爲首的“朔黨”，但與蘇軾等人關係甚密。他的《祭子由門下文》（《畫墁集》失收，見欒貴明輯《四庫輯本别集拾遺》）記叙了他與蘇軾兄弟早自熙寧元年起的交游過程。今《畫墁集》中也有《再過黄州蘇子瞻東坡雪堂，因書即事題於武昌王叟齋扉》、《蘇子瞻哀辭》等文字。他的《郴行録》在記途經潭州時，特筆點明：“秦少游死藤州，其子護喪，藁殯潭州，黄魯直有詩云：‘長眠橘洲風雨寒。’”《郴行録》作於元豐時，此段文字當是後來的補筆。蘇軾僚屬趙令畤在《侯鯖録》卷二中説“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可以代表蘇門中人對他的評價。特别是秦觀在京時曾和他唱酬往返，有其《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部司芸叟學士》爲證（都司，張時任左司員外郎）。因此，曾季狸的記載雖屬單文孤證，目前還不能確證，但也不能遽然否定。明乎此，秦詞本事上的难點（孔平仲不是直接寄贈對象，季節矛盾實無關宏旨）纔能涣然冰釋。

現再論秦、孔衡陽之會的時間。據《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六《紹述》載，紹聖四年（1097）二月癸未（二十八日），“流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其中就有秦觀從郴州編管横州居住，“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從郴州至横州，當時必須先北上至衡州，然後南循湘水，入廣西境，至桂州興安，由靈渠順漓水下梧州，復由潯江、鬱水西至横州。估計秦孔在衡陽會合當在紹聖四年。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説秦觀此年仍在郴州，至次年（元符元年）纔離郴州赴横，不知何據。在當時大清洗的高壓氣候下，恐不能如此從容，《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一四記紹聖四年二月，秦觀移横詔令時，特注明“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職員押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依此情勢，秦孔衡陽之會很可能趕在此年春天以前（是年有閏二月），則與孔平仲和詞亦寫春景吻合。這樣，上述第三説把兩人會面定在紹聖三年秦觀由處州赴郴州途中，似不確當，因其時孔平仲尚未貶知衡州。

總之，秦觀《千秋歲》詞原係别有所贈（張舜民是極有可能的人選），至紹聖四年他赴横州途經衡陽時重又寫贈給孔平仲。由於詞的特定内容，在政治大清洗的背景下，這首詞超越了規定接受對象的局限，從個别到一般，賦予了更廣泛的意義和作用。它作爲某類貶謫心態的藝術載體，撥動了當時被貶元祐黨人的心弦，演成了詞壇上此呼彼應、相互唱和的動人景象。

二

秦觀《千秋歲》中撫今追昔的感情導向是引起元祐黨人特别是蘇門中人心理共鳴的基礎。“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兩句尤其是牽動和詞作者心靈的觸媒劑。“蘇門”正式形成於元祐時代，元祐元年，蘇軾（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轍（右司諫、中書舍人）、黄庭堅（集賢校理）、晁補之（太學正）、張耒（太學録）、陳師道等皆在開封，僅秦觀外任蔡州教授。二年，秦觀也被召入京，三年起任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等職。一時文人薈萃，爲史羨稱。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七云：“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黄魯直爲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元祐七年的金明池盛會正是這種文化環境的一個縮影。在孔平仲、蘇軾、黄庭堅、李之儀這四位和詞作者中，孔平仲時任集賢校理，他的《孔氏談苑》卷四“西池唱和詩”條即是關於此次集會的記録，或許得自親見。蘇、黄、李是否與會，於史無考，但都有相關的記載。黄庭堅有《次韻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觀翰林公出遨》詩，極贊蘇軾“出游”風儀，“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蘇軾有《和宋肇游西池韻》詩云：“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雖自笑貪禄忘歸，實頗躊躇滿志。李之儀在《祭秦少游文》中也念念不忘兩人“並轡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的“昔游”生涯。而他們寫作和詞時，都已遭到政敵接二連三的殘酷打擊和瘋狂迫害，蘇、黄兩人且已貶至“茅菅茂盛，蓄藏瘴毒”的嶺南“遠惡軍州”。（孔平仲、秦觀後亦貶至嶺南）面對境遇的强烈反差，秦詞中關於元祐盛游生活的追憶，不能不在他們心中激起巨大的波瀾，作出合乎情理的反響。

然而，對待相似的厄運和苦難，每個人的心理反應並不全同。同時代人已注意及此。惠洪《冷齋夜話》卷三“少游魯直被謫作詩”條云：“少游調雷，淒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白日静，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此條亦見北宋末的《古今詩話》“蘇黄秦南土詩”條。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一，也記黄庭堅貶宜州，“其《别元明》猶云‘術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蓋亦不自料大期止此（按，黄六十一歲亡）。少游在藤州自作挽歌之屬，比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之態。黄、秦皆不能及。”其意與惠洪相類。他們對貶謫心態和態度的三種類型的概括，是有識見的，爲貶謫文學提供某種研究視角，在《千秋歲》及其次韻詞中也得到反映。

秦觀《千秋歲》詞以哀怨愁苦無以自解爲基調。他撫今追昔的感情導向，緊緊地通過春景的今昔對比加以强烈的表現。開頭寫即目所見的“花影亂，鶯聲碎”的暮春景色，以烘托“飄零”、“離别”的哀感，是明寫；過片寫“憶昔西池會”，逗引起對昔日京城春游的追憶，是暗寫，以盛襯衰，直逼“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顔改”的絶望呼喊；最後“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一句，既進一層申寫眼前春景，又把哀情導向極致：理想的仕途，青春的生命，都隨春天一去不可復返。秦觀雖説“嘗學至言妙道”，但他本質上却是一位純情者。他一生仕途坎坷，元祐京城時期，儘管物質生活清苦，“日典春衣”“家貧食粥”，但一個小小的校正秘書省書籍之職，似乎在他面前展現了誘人的政治前景。與蘇門甚熟的王直方，在《王直方詩話》中用“秦少游炫耀”爲題，記他當時晚出左掖門，有“出門塵漲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歸”之句，“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遠到”。順境的情緒升温越快，逆境的降温亦速。王直方還舉出他作蔡州教授時，以爲“朝夕便當入館”，欣然命筆：“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以爲平步青雲，唾手可得；但“久不召用”，立刻發出“鬢毛今白紛”的哀嘆。（“少游詩意氣之盛衰”條）所以，這位純情者的學養、素質，使他對境遇的順逆升黜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南遷遭斥的打擊，自非“久不召用”可比，更何況他在嗣後的《元祐黨籍碑》的“餘官”一類中，竟作爲首惡名列第一（蘇軾在侍郎以上一類中居首），可以推知他所受政治壓力之大，他的哀感自然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孔平仲對《千秋歲》有“少游盛年，何爲言語悲愴如此”“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之感嘆（《獨醒雜志》卷五），曾布有“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之評説（《艇齋詩話》），惠洪也有“想見其神清在絳闕道山之間”之預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冷齋夜話》，今本無），都説明秦觀沉浸於“淒愴”“酸楚”“悲愴”之中無以自拔的貶謫心態。

孔平仲與蘇門交往亦甚密。他的《千秋歲》和詞是因秦詞原唱過於“悲愴”，“遂賡其韻以解之”的（《獨醒雜志》卷五）。詞以“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發端，也用暮春開筆，但却采用以男女離情寄託政治感慨的手法：“淚餘痕在枕，别久香銷帶”，“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宋黄公度《菩薩蠻》（高樓目斷南來翼）詞題下注云：“有懷汪彦章而作。以當路多忌，故托玉人以見意。”孔詞也可作如是觀，反映了他對政治迫害的警覺和餘悸。其詞也承秦詞“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的懷人主旨（用江淹《休上人怨别》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意），以“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作結，迷茫惆悵，但也曲含排解超脱之意。

這種對貶謫苦難的超越意識，在黄庭堅貶謫時期的詩詞中就表現得比孔詞更爲成熟了。他從三十六歲自號山谷道人開始，日益服膺禪宗。惠洪在《山谷老人贊》中，稱他“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頭璨，而著折角之幅巾”，儼然佛門居士！但他這首作於貶宜途中、秦觀死後四年的和詞，却主要抒發悼念之情。黄庭堅和秦觀同於元祐時在館閣修《神宗實録》，又以“竄易增減，誣毁先烈”的同一罪名外貶。兩人交誼甚篤，黄有“國士無雙秦少游”的贊語，對秦觀之死他自然物喪其類，不免動容。在作此和詞以前不久，他曾在長沙遇秦觀子秦湛、婿范温扶柩北歸，贈詩饋銀，使人有“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的評語（《獨醒雜志》卷三），同時也藴積了對亡友的哀感。由於題旨的限制，黄庭堅的和詞没有更多地發揮禪宗超越苦難的思想，而把筆墨集中在對往昔的追憶之中：“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杯盤狼藉猶相對”。詞中雖然有對“人已去，詞空在”的“感慨”，對“波濤萬頃珠沉海”人才凋落的惋惜，但通觀全篇，比之原唱的“飛紅萬點愁如海”來，畢竟顯得沉穩豁達得多，並没有失去心理的平衡。能够助證這點的是，他當時在衡陽花光寺還看到另一秦、蘇詩卷，又寫了一首悼念詩：《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絶嘆，因花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這首和詩就顯出他隨緣任運、超絶塵寰的思想性格了。他稱秦觀爲“夢蝶真人貌黄槁，籬落逢花須醉倒”，實以自己“扶持愛梅説道理，自許牛頭參已早”的游戲人生、參悟物理的個性來改鑄秦觀的形象。

蘇軾的和詞作於貶居海南島時期。從詞中“新恩猶可覬”句來看，當作於遇赦北還前夕（約元符二年，1099），時秦觀尚在世，他因侄孫蘇元老寄他秦、孔兩詞，讀而有感而作。他自稱此詞主旨是“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能改齋漫録》卷一七）這首和詞是蘇軾對秦、孔貶謫態度的一種反響、異議和誨導，也是他晚年歷經磨難的政治自白，更是他一生人生思考的最後結晶。詞云：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摇蒼玉佩，色重黄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蘇軾在黄州、惠州、儋州的長期貶謫生活中，咀嚼盡孤獨、窘困、淒苦等種冲況味，並從佛老哲學中尋求過擺脱、超越悲哀的思想武器，以保持對生活、對美好事物的信心和追求，堅持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就其成熟和典型而言，代表了封建文人士大夫人生思考的最高境界。但是，他植根於傳統儒學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並未完全泯滅，而是作了深層的思索：這首和詞中依然有對京城的眷戀，對“君命”“臣節”神聖性的崇奉，但其重點已落在“舊學終難改”，爲堅持自己初衷而甚至不惜浮海遠去，超越政治。這就既不同於把自身完全依附於“君主”的儒家愚忠，也不同於遺世獨立、絶意功名，仿佛置身於杳杳仙山的出世思想，而是在直面嚴酷現實中，肯定獨立人格，頑强地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在黄州時曾説過：“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臨江仙·夜歸臨皋》）把對個人價值的損害僅僅歸結爲奔名逐利，不惜優游江海以避“營營”而這首晚年的和詞中，却對整個社會和政治，交織着抗争和超越，是他經歷早年的積極入世、中年的一度消極出世後的思想升華，標志着貶謫心態的最高層次。

李之儀和惠洪跟蘇門也有交往。蘇軾知定州時，李之儀被辟爲掌機宜文字。秦觀的《李端叔見寄次韻》説起元祐時兩人在京城的景況：“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黄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彌月不能三兩見。”在《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中，説李“與時真楚越，於我實伯仲”，彼此情投意合；“陰持含沙毒，影射期必中”，互相同遭誣諂。李之儀也有《采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朝中措·望新開湖有懷少游》等詞贈他，寫得情真意切，頗足動人。但他這首和詞，却完全沿襲孔平仲和詞，只不過把孔詞的春景改成秋景而已。李詞中還有五首《千秋歲》詞，也是和人韻的。這首大概是秋天讀孔詞時即興率意之作，所以没有表露他個人對秦觀的真切情意，平庸不足道了。惠洪與蘇、黄爲方外交，他的這首和詞是受兄之命、題崔徽寫真所作。詞寫唐代名妓崔徽和裴敬中的愛情故事。其中云：“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却隨恨遠連雲海。”有否言外之意，已難確考，但其情調却與秦觀原唱相似，表現了這位“不守面壁宗風”的“浪子和尚”的本來面目。

三

詩人唱和，古已有之。但原先僅答來意，不必拘其體制也不襲原韻，更不必用其原韻原字、連先後次序都須相同（次韻）。唐代李端和盧綸始有次韻詩，元稹和白居易、皮日休和陸龜蒙更推波助瀾。在宋代詩人中，此風更烈，蔚爲大國，成爲突出現象。蘇軾即是代表。據統計，蘇軾從元祐元年直至臨終，共作詩995篇，次韻詩456篇，包括“和陶詩”，占45.8%。（見内山精也《蘇軾次韻詩考》，載日本《中國詩文論叢》第7集）這一現象説明了詩歌日益參與文人社交生活，擴大和提高了詩歌的社會應用價值，從而使詩歌内容更趨日常生活化，加重了議論和思辨成分；在藝術上也有切磋詩藝、因難見巧、争奇鬥妙的作用。但又不免作繭自縛，引起人們對詩人浪費才華的惋惜。如金王若虚《滹南詩話》説，蘇軾詩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者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和韻之風延及詞壇，似在北宋中葉“詞”作爲文學样式的觀念確立之時。“六客詞”即是一例。這是詞打破“詩莊詞媚”的界限，脱離從屬於音樂的附庸地位，日益詩歌化的一個標志，也是詞人們創作觀念變比的結果。詞原先作爲供歌妓演唱以娱賓遣興的歌詞，造成了狹深的内容特點和柔婉的藝術風格，和韻之風却使詞具有和詩一樣的文人社交功能，把娱賓助歡導向個人抒情，加强了詞的個性化，促成了詞體的新變。

文人們互相直接唱酬的次韻詩詞，一般應具備兩個條件：形式上，依次用其原韻原字；内容上，與原唱意義銜接（或對話，或引申，或轉語）。此外，在風格上也應力求與原唱保持一致。這樣，次韻作品之間，既是同向的交流、融合，又暗含着異向的撞擊、競争，在一定條件下，起了推動藝術發展的作用。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辛棄疾《水調歌頭·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韻》都是成功的和詞。

在圍繞秦觀《千秋歲》紛起和韻的同時，又有李之儀、黄庭堅、黄大臨、惠洪等人所作的四首賀鑄《青玉案》的和詞，後三首又都是圍繞黄庭堅貶往宜州事件而發的。賀鑄名作《青玉案》約作於元符末；崇寧元年（1102），李之儀首起唱和，作《青玉案·用方回韻，有所禱而作》；崇寧二年，黄庭堅謫宜州，其兄黄大臨作《青玉案·和賀方回韻，送山谷弟貶宜州》；三年，黄庭堅抵宜，又作《青玉案·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答之；同時惠洪也有《青玉案》（緑槐煙柳長亭路）送黄庭堅。（以上均據黄、賀有關年譜）後三首和詞，都從傳統詞寫膩了的戀情向親情、友情開掘。黄大臨的“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表達了深沉的手足情誼（他另一首《青玉案》和詞寫自己離萍鄉令時的悲苦心情）。黄庭堅答詞云：“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年醉時句。（原注：舊詩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則表現他豁達飄逸、置貶謫於度外的超曠情懷，是他貶謫時期的主導心態。兩詞用語或清疏或放曠，對傳統婉約詞穠麗柔婉的語言風格有所改革。惠洪贈詞云：“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叮嚀千萬句，一寸柔腸情幾許”，則仍保持他哀艷婉曲的本色。

圍繞秦觀《千秋歲》的九首宋人和詞，也同樣表現出不同於傳統婉約詞的一些新因素。這九首詞可分爲兩組。一組是孔平仲、蘇軾、黄庭堅、李之儀等秦觀師友的和詞（惠洪也可屬此）。他們用不同的手法（或直抒其志、或比興寄託），從不同的角度（或慰解、或誨導、或悼念），表現出同遭貶謫的不同心態，擴展了詞的題材内容的疆域，甚至爲研究元祐黨人提供了形象具體的史料。（據統計，《元祐黨籍碑》共309人，流放嶺南者32人，蘇、秦、黄、孔皆在内）特别是蘇軾和詞，一反模擬原唱風格的常規，不假外景，直抒胸臆，大氣貫注，應是他最後一首豪放詞名作。在他以前的傳統詞中，如此鮮明而又深刻地表達了主體意識、人生思考的作品，幾乎還舉不出第二首，這與“次韻”所引進的交融、撞擊、競争的機制是有一定關係的。

另一組是南宋的王之道和丘崈。王之道（1093—1169）是位抗金詞人。他的《相山居士詞》中和詞特多，和蘇軾詞者就有十五首，他的這首《千秋歲·追和秦少游》似是觀摩秦詞手跡後抒發悼念之情的作品，與黄庭堅相同。其用語頗多承襲前作，如“山前湖外”之於孔詞的“春風湖外”，“憶昔東門會”之於秦詞的“憶昔西池會”，“人已遠，歌如在”之於黄詞的“人已去，詞空在”。但他改春景爲夏景，可能是他寫作時的實景。從“黄鸝求友新成對”句看，含有尚友古人之意。結尾“愁浩蕩，臨風令我思淮海”，情意綿邈，但畢竟由於歲月推移，時代久遠，情緒已趨平静。丘崈（1135—1209）的《千秋歲·用秦少游韻》三首，實是三首梅詞，除形式上次韻外，其内容和風格都與秦詞原唱無關，但這現象説明了原唱所受到的推崇，反映了它的深遠影響，對研究和評價原唱也是有意義的。

附録：

千　秋　歲

秦　觀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别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顔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千　秋　歲

孔平仲

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静，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别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　　惆悵人誰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

千秋歲·次韻少游

蘇　軾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摇蒼玉佩，色重黄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千　秋　歲

黄庭堅

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

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　　灑淚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沉海。

（按：此詞又見晁補之《琴趣外篇》卷二。《能改齋漫録》卷十七云：“晁无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可從。）

千秋歲·用秦少游韻

李之儀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幕迥，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　　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千　秋　歲

惠　洪

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整誰宜對？　　湘浦曾同會，手搴輕羅蓋。疑是夢，今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却隨恨遠連雲海。

千秋歲·追和秦少游

王之道

山前湖外，初日浮雲退。荷氣馥，槐陰碎。葵花紅障錦，萱草青垂帶。誰得似，黄鸝求友新成對。　　憶昔東門會，千古同傾蓋。人已遠，歌如在。銀鈎雖可漫，琬琰終難改。愁浩蕩，臨風令我思淮海。

千秋歲·用秦少游韻

丘　崈

梅妝竹外，未洗唇紅退。酥臉膩，檀心碎。臨溪閑自照，愛雪春猶帶。沙路曉，亭亭淺立人無對。　　似恨誰能會？遲見江頭蓋。和鼎事，終應在。落殘知未免，韻勝何曾改。牽醉夢，隨香欲渡三山海。

又

又征鴻天外，風急驚飛退。雲彩重，窗聲碎。初凝鋪徑絮，漸卷隨車帶。凝望處，巫山秀聳寒相對。　　高卧傳都會，茅屋傾冠蓋。空往事，今誰在？梅梢春意動，澤國年華改。樓上好，與君浩蕩浮銀海。

又

窺檐窗外，酒力冲寒退。風絮亂，瓊瑶碎。淩波争繚繞，點舞相縈帶。應愜當，凝香燕寢佳人對。　　恰與花時會，小阻尋芳蓋。猶自得，春多在。日烘梅柳競，翠入山林改。但只恐，别離恨遠如雲海。

（原載香港《中華國學》創刊號，1989年6月）

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

蘇軾是一位比較複雜的著名作家，他在政治上和創作上存在着種種明顯的矛盾。過去學術界對他的評論有分歧，這是正常的現象。然而，“四人幫”出於其政治需要，竟然對這位九百多年前的作家發動了一場討伐。在他們控制的1974年第2期《紅旗》上，抛出了由羅思鼎炮制、姚文元改定的《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一文，一口氣給蘇軾扣上了“投機派”、“兩面派”等大帽子；在同一期上，梁效們又給加上“頑固派蘇軾”的惡謚。嗣後，江天之流又出來從“文藝”的角度把蘇軾的政治詩一概斥爲“誣衊新法”的“黑詩”。一時間，南呼北應，在他們所鼓噪的“儒法鬥争繼續到現在”的大合唱中，也算得一支高調門的插曲。這是“四人幫”政治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對蘇軾的評論和研究製造了混亂。現在必須加以批判和澄清。

一

蘇軾生活的時代，正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王安石變法就是當時各種社會矛盾交互作用的産物。相應於王安石變法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依據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經歷，可以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劃分爲如下四個時期，以便於考察和評論他的政治態度。

（一）從宋仁宗趙禎嘉祐二年（1057）蘇軾考中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趙曙治平三年（1066）他返蜀爲父服喪，這是王安石變法前的醖釀期。這時蘇軾的基本政治傾向是要求變法。代表作是1061考“制舉”（區别於進士、明經之類的“常舉”）時所寫的《進策》（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斷》三篇）和1063的《思治論》。在這些文章中，他針對當時“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等社會政治積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其主旨正像他後來所説的，是爲了促使趙禎“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一）。其中不乏一些對社會矛盾較爲深入的分析和個别較爲激進的議論。

（二）從宋神宗趙頊熙寧二年（1069）蘇軾從蜀返京，到元豐八年（1085），這是王安石變法的推行期。這時蘇軾的基本政治傾向是反對變法。代表作是1071年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和《再論時政書》。在這些文章中，他公開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綱領，即“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把新法比爲“毒藥”，説“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要求趙頊不要“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一反前一時期的主張。在這長達十六年的變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爲標志，新法逐漸失去打擊豪强兼併的勢頭，封建統治階級内部變法和守舊兩派的鬥争部分地變成了封建宗派的傾軋和報復。蘇軾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嚴重的政治挫折：1079年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幾乎喪生。

（三）從元豐八年趙頊去世、蘇軾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趙煦元祐八年（1093），這是守舊派司馬光等全面廢除新法的所謂“元祐更化”時期。這時蘇軾的基本政治傾向是維護某些新法，從而跟司馬光等發生尖鋭的衝突。這突出地表現在反對廢除免役法的論争上。這場論争規模不小，在一些維護免役法的人物中，蘇軾是最爲激進的一個。

（四）從元祐八年趙煦“親政”，到元符三年（1100），這是變法派章惇執政、守舊派下臺的所謂“紹聖”時期。這時蘇軾長期被貶官在外，遠離鬥争的漩渦。最後他遠謫海南，近於流放，並不由於是堅持“舊黨”立場，而是因爲封建宗派的打擊。

上面勾勒的輪廓表明，從對王安石新法的關係來説，蘇軾的政治態度有兩次重要的轉化：一是熙寧王安石當政時期，一是元祐司馬光等執政時期。這兩次轉化，却成了“四人幫”喉舌們指控蘇軾爲“投機派”、“兩面派”等的全部根據。在封建的政治鬥争中，人們政治態度的改變是經常發生的，爲什麽一發生改變就注定是“投機派”、“兩面派”了呢？“四人幫”的喉舌們没有什麽像樣的論證。所謂“投機派”，一般總有隨風轉舵以博取個人功利的特徵吧，而蘇軾每每把當朝的實權人物作爲自己的論敵；“兩面派”則以真假兩面兼備、以“假”掩真爲手段，而蘇軾的那些攻擊王安石、責難司馬光的言論，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載諸簡册。“四人幫”的這些帽子，除了説明他們另有政治目的外，又能説明什麽呢？蘇軾在元祐六年（1091）的《杭州召還乞郡狀》（見《東坡七集·奏議集》卷九）中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説“是時（指熙寧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元祐時，也因爲堅持“獨立不倚、知無不言”的信條，論“衙前差顧（雇）利害”，而“與司馬光異論”。蘇軾的這個自述，今天看來正好是對“四人幫”强加給他的誣衊之詞的駁斥。蘇軾的一生，對新法的態度有變化，但他不是“四人幫”所指責的翻雲覆雨的“政治投機商”；他的政治思想中存在着保守落後的方面，但他不是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反動政客”。這在下面還將進一步論及。

蘇軾的政治態度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轉化？應該怎樣評價？

這個轉化決定於蘇軾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觀就充滿着變革和反變革的對立因素。他説：“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御試制科策一道》，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〇）。主張萬事萬物都只有在不斷地運動變化中纔能求得生存發展；直到晚年，他仍説：“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媮；强則日長，媮則日消。（《蘇氏易傳》卷一）”這樣的自然觀當然只能引出變法改革的政治主張。但是，他有時又鼓吹“處静”、“人主常静而無心”（《朝辭赴定州狀》，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四）。他在那篇著名的《前赤壁賦》中所發揮的“變”與“不變”的議論，在既承認“變”又承認“不變”的二元論背後，核心的仍然是“不變”，是莊周的形而上學相對主義。這就是他要求變革又害怕變革過“度”的緣故。

仁宗趙禎和神宗趙頊的施政方針有着顯著的差别。趙禎晚年，在范仲淹等的“慶曆新政”失敗後，朝廷内外彌漫着習故蹈常、委靡不振的政治空氣（馬永卿《元城語録》記劉安世語：“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趙頊即位，社會危機的緊迫感加重了，他企圖挽狂瀾於既倒，支持王安石在較爲深廣的範圍内進行改革。蘇軾在這兩朝的不同政見正是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和這個具體政治環境互相作用的結果。他後來在元祐元年（1086）爲試館職而草擬的一道策題中説：“欲師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神宗）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策問·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二）反映了蘇軾對兩朝不同政治風氣的看法和態度。當他不滿於趙禎因循苟且的“媮”時，他是比較清醒的。他説：“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指西夏和遼），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策斷上》，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九）這裏，他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所謂“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議論，更明確、更透闢地預先説出了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緩和民族矛盾、特别是階級矛盾。這是威脅趙宋王朝生存的真正危險，猶如那把懸掛在皇座上、只用一根馬鬃繫着的達摩克利斯劍。但當蘇軾害怕於趙頊時“刻”的改革勢頭時，他又顯得胡涂昏聵。他要求趙頊“以簡易爲法，以清浄爲主”，無所作爲，一仍舊章；他自食前言，空喊“崇道德”、“厚風俗”，反對所謂“急於功”、“貪富强”，自我否定此前提出的“豐財、强兵、擇吏”的改革主張（以上均見《上神宗皇帝》，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四）。他原先説過要“變政易令”（《思治論》，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一），要“厲法禁自大臣始”（《厲法禁》，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六），現在却爲豪强兼併户、品官形勢户被損抑的某些利益辯護。他針對王安石的“三不足畏”精神，提出“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擬進士廷試策》，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一）的口號，儼然以封建秩序的護法神自居。這類言論表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占主要地位，使他追隨守舊派走得很遠。到了“元祐更化”時期，一切回到熙寧前的原樣，蘇軾又不滿：“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又以新法辯護人的姿態出現，甚至被他的同輩視爲王安石第二［劉延世《孫公談圃》記孫升語：“若欲以軾爲輔佐（宰相），願以安石爲戒。”］。所以，蘇軾的政治態度是隨着他所生活的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却是一以貫之的。

蘇軾政治態度的“之”字形轉化，也反映了一度曾是他的對立面——王安石變法的内在矛盾。體現在諸項新法中的基本辦法是：力圖不再加重北宋五等户中的中户和下户，即没有免税免役特權的中小地主、自耕農等的負擔，相對穩定他們的經濟地位；適當裁抑上户即豪强兼併户及官户的利益；增加以皇族地主爲代表的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王安石説：“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續資治通鑒》卷六六），實質上就是皇族地主和豪强地主對於農民階級的剩餘勞動價值（乃至一部分必要勞動價值）的重新分配問題。王安石指責豪强兼併户“以與人主争黔首”（《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其實，他的新法的出發點是代表皇族地主從豪强兼併户手中奪取一部分剥削果實，從而也減輕了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負擔。所以，新法雖然有歷史的進步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去觸動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根毫毛。同時，它的法令雖然主要是裁抑豪强兼併户的一些利益，但也在某些方面損害了中户或下户。如從差役法改爲免役法，使原先没有差役負擔的女户、未成丁户等也要跟官户一樣交納“助役錢”、“免役寬剩錢”；青苗法規定，户等越高，可貸之錢越多，對於不需要借貸的上户實施强行“抑配”，使封建國家獲取百分之四十的年息，而對於急需借貸的下户和客户所助甚微；至於保甲法之類，其鎮壓人民反抗的性質更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應該指出，新法理論和新法實踐之間存在着很大的距離。新法只能依靠封建官僚機構來推行，而北宋官僚機構的腐敗是駭人聽聞的。如下級吏胥没有或很少有俸金，明目張膽地縱容他們貪贜枉法，魚肉人民，新法到了這批害民之徒手裏只能變成壓榨人民的新的枷鎖了。王安石曾用發給正式俸金的辦法來糾正這種積習，也只是一種幻想。又如，免役法是按户等不同來徵税的，而要使全國户等平均，這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也無法辦到，連王安石也承認：“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即免役法）必不均矣。”（《上五事札子》，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一）鎮定州民發生“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事件，王安石也説，“臣不能保其無此，緣以今之官吏行今之法，必多輕重不均之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庚戌條）熙寧時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從山陰進京，對王説：“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續資治通鑒》卷六八）這些史料應該説是較爲可靠的。所以，王安石新法的矛盾悲劇是雙重的：它企圖緩和社會危機，但絲毫没有解決引起危機的任何一個社會矛盾，没有觸動造成危機的封建制度；他的新政又只能依賴腐朽的封建官僚機器來推行，因而他主觀上的“良法美意”在實踐中却部分地變成了“擾民”的工具。這就決定了新法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

蘇軾在熙寧時的反對新法，就反映了新法的這種矛盾。如對免役法，蘇軾既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這類典型的守舊派論調，指斥新法“欲使坊廓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并事”；但在具體論述時，又主要着眼於“女户、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上神宗皇帝》，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四）這裏對“女户、單丁”的同情，不能視作是一種姿態而已。特别是新法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的流弊，更是蘇軾攻擊的重點。例如青苗法的硬性“抑配”問題。他曾指出，“初散青苗，本爲利民”，但“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一）這連中央朝廷也不得不承認，曾下令禁止：“（熙寧）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騷）擾。”（《宋會要輯稿·食貨四·青苗》）蘇軾又進一步指出：“青苗不許抑配之説，亦是空文。”（《上神宗皇帝》，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四）秘密在哪裏呢？他説：“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户，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罪，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再論時政書》，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九）就是説，官吏們只有向並不需要借貸的上户强行“散俵”，纔能收回本利；那些真正的“願請之户”（下户）又因本利難付而很少得到借貸。蘇軾提出的這個實際存在的矛盾，確是變法派無法解決的。又如農田水利法規定，凡言興水利者，“隨功利大小酬奬”。今天有的論者對此贊美爲“羣衆路綫”，其實，這種措施只能導致蘇軾所説的“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争言水利矣”的結果。（《上神宗皇帝》，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四）事實上也是如此。當時侯叔獻、楊汲等人都因興修水利而得到十頃以上的賜田，而所修水利却收效甚微；不少地區發生虚報成績的事件。（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二，熙寧三年六月壬申條，記查辦唐州簽判張恂“僞加水田頃畝，並開修黄王池二陂不實事狀”。）這也是蘇軾在熙寧時反對新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蘇軾爲什麽在元祐時改變對新法的態度了呢？如上所説，對新法的根本目的，蘇軾和王安石並没有什麽分歧，本來就是蘇軾完全可以接受的。在長達十六年的新法推行過程中，蘇軾在朝只有兩年多，大都在地方任職。在地方官任上，蘇軾對緩和社會危機、發展農業生産做過一些事情，對於新法還能“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這逐漸使他看到新法的精神只不過用裁抑少數豪强兼併户某些利益的辦法。他在不少書信中談到這種思想認識的演變。如果説，他在黄州被貶時期給章惇寫信，“追思所犯（指反對新法），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與章子厚書》，見《東坡七集·續集》卷一一），可能夾雜着個人求助的動機；或者在王安石退居金陵時，他《上荆公書》説“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以致相約卜鄰，發出“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荆公韻四絶》）的感嘆，他們之間敵意的消除也可能含有對個人所謂“道德文章”的傾慕；那麽，元祐元年（1086）他給朋友滕元發的信，是表達他的真實思想的：“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與滕達道》，見《東坡七集·續集》卷四）他認識了自己過去反對新法的“差謬”，“少有中理”，承認神宗朝推行新法在造成一定流弊的同時，也獲得一定的成效，所謂“聖德日新，衆化大成”。正是由於對新法的這一新認識，使他在“元祐更化”時期，要求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對司馬光的一概廢棄，斥之爲“司馬牛”的蠻横無理和“鱉厮踢”的倒行逆施。（見《鐵圍山叢談》卷三，又見《調謔編》）這就是他元祐時對新法態度有所改變的一個原因。

蘇軾政治態度的轉化，除了上述兩個主要原因以外，還由於宋朝統治政策和他特殊的仕宦經歷。我們熟知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他並規定“以文馭武”，防止唐末藩鎮混戰的重演；同時，宋王朝又常在朝臣中有意地培植對立派系，使之互相攻訐，便於皇帝控制，其中尤其着重發揮諫官的牽制作用。宋真宗趙恒在起用寇準時就説，“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爲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三，熙寧三年七月壬辰條）就透露出其中的消息。蘇軾在《上神宗皇帝》中詳細地闡述了這一項防止“内重之弊”的統治權術：“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宋太祖年號）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爲什麽給諫官這樣大的權力呢？是爲了“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即避免大權旁落到宰執大臣之手，重複楊國忠、李林甫專權誤國的歷史。蘇軾把這一宋朝相沿已久的統治術强調到“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的程度，是他向神宗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的三大綱領之一。蘇軾自幼崇拜東漢時因反對宦官而死的名士范滂，以“忘軀犯顔之士”自居。（《上神宗皇帝》）他考制舉，又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取入第三等（宋時取第三等者僅四人）（《小學紺珠》卷六《名臣類下》），更使他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自負（《曲洧舊聞》卷五），一心要博取“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名節”（《杭州召還乞郡狀》，見《東坡七集·奏議集》卷九）。這就使他跟王安石、司馬光、章惇等各朝宰相的議論常常處在既定的敵對地位。司馬光曾自慚在反王安石時，他不及蘇軾、孔文仲（也是“制舉”入三等的四人之一）敢於進言，劉安世也稱述“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指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元城語録》卷上）有兩句關於蘇軾的笑話：一句是他的侍妾朝雲説他“一肚皮不入時宜”；一句是他自述“到處被鱉相公厮壞”［《梁溪漫志》卷四、《侯鯖録》卷八。（又見毛晉輯《東坡筆記》卷上“是中何物”和“卧游水晶宫”條）］。這兩句笑話包含了嚴肅的内容：他實際上成了趙宋王朝統馭羣臣的這種特殊統治術的工具和犧牲品。他自己後來也多少覺察到這一點。他在《答李端叔書》中説，他“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説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説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當然，蘇軾政治態度的轉化，主要決定於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也是王安石變法内在矛盾影響的結果，並不是毫無是非、“妄論利害”的“制科人習氣”所致。但這適應趙宋王朝專制主義統治的“習氣”，對於蘇軾政治上的所言所行發生過相當的作用，也是事實。

蘇軾一生變動不居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在他主觀上確是爲了堅守所謂“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自立自斷的政治操守；但在客觀的政治鬥争中，却使他有時作了守舊派的附庸，有時又成爲“舊黨”中變法派的代言人。這固然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全部支持，但也使他得到過來自兩派的某種同情。圍繞着“烏臺詩案”等事件，守舊派自然大力援救，仁宗妻曹太后、退職宰相張方平及范鎮等元老重臣紛紛出面説情，而變法派中也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禮、以後又有章惇等人爲他緩頰，最後王安石説：“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這場轟動一時的詩案就以王安石這樣“一言而決”，從輕發落。（見宋代周紫芝所録《詩讞》一書的跋）這是他依違兩派的一個佐證。

蘇軾的政治態度中的深刻矛盾，歸根結底，是當時社會矛盾、尤其是北宋統治階級内部鬥争中的諸种矛盾在蘇軾這樣一位具體人物身上的反映，不能把它僅僅歸結爲個人的某種主觀動機。過分追究歷史人物個人的主觀動機，本來就不是歷史科學正確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而“四人幫”的指控蘇軾爲“投機派”、“兩面派”，更是超出了正常的學術研究範圍，而是别有政治企圖的不實之詞。

二

現存蘇軾詩約二千七百多首，社會政治詩所占比重並不大，但仍是蘇詩的一個重要内容，表達了詩人對於政治和社會重大生活的態度和觀點。這是評價蘇詩思想意義時理應注意的問題。“四人幫”的喉舌們把它一概斥之爲“誣衊新法”的“黑詩”，既不符實際又别有用心。

蘇軾的許多政治詩，包括被列入“烏臺詩案”的不少詩作，和新法並没有關係。這些詩篇表明，作者的政治視野比較廣闊，敢於揭露社會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了下層人民的一些苦難生活。年輕的蘇軾就從辭歲的富貴人家“寘盤巨鯉横，發籠雙兔卧”中，看到“富人事華靡，彩繡光翻坐；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磨”（《歲晚三首·饋歲》），兩種不同的辭歲時的饋贈禮品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生活地位。他經常作這種貧富懸殊的對比：“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游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和子由蠶市》）同是“蜀人”，苦樂不均。這些説明他對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基本矛盾有較深的感受。“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魚蠻子》），“不辭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五禽言五首》其二），對横徵暴斂的譴責；“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對農村破産景象的描繪；“三年東方旱，逃户連敧棟。老農釋耒嘆，淚入飢腸痛”（《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對旱災中人民痛苦的反映，都概括了一定的現實生活。直到晚年，在經過“烏臺詩案”以後，他仍然用詩干預政治，直斥時弊。著名的如《荔枝嘆》。杜牧寫荔枝説：“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宫絶句三首》之一）蘇軾此詩開篇有意相反：“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一個説“無人知”，詞意含藴；一個直寫“知”，渲染出一幅塵土飛揚、死者滿途的慘象。蘇詩接着又説“宫中美人一破顔，驚塵濺血流千載”，也比杜詩的“妃子笑”寫得筆酣墨飽，對比鮮明。這種藝術上的不同來源於蘇軾政治憤激的强烈。不僅如此，蘇軾寫歷史上的進貢荔枝，是爲了指斥當朝風行一時的貢茶和貢花，而且指名道姓地譴責當時“名臣”丁謂、蔡襄、錢惟演：“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把他們比作唐朝貢荔枝的權姦李林甫，獻媚邀寵，殘民以逞。這種批判精神是有進步性的。

作爲“烏臺詩案”主要“罪證”材料的《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三卷今已不傳，但從現存宋人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周紫芝《詩讞》和清人張鑒《眉山詩案廣證》等所録被指控爲攻擊新法的幾十首詩文來看，其中不少和新法根本無關，或没有直接關係。這原是可以理解的。圍繞“烏臺詩案”的鬥争，不僅有變法派藉以打擊反變法派的意義，而且夾雜封建派系互相傾軋、報復的因素，因此，必然存在羅織周納、鍛煉逼供等封建官場司空見慣的現象。前幾年，有的論者却提出要“重勘烏臺詩案”，實際上完全認可當時御史們李定、舒亶、何大正等人對蘇軾的控告，這是不對的。例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之四：“吴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卤變桑田。”舒亶第一個指責此詩是攻擊“陛下（指神宗）興水利”，後來竟據以定案，直至現在的一些論著、注本仍相沿此説。其實，這首絶句的本意是明白暢曉的。蘇軾自己解釋説：“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又説：“是時新有旨禁弄潮。”後兩句詩是説：東海龍王假如領會神宗禁止弄潮的旨意，應該把滄海變爲桑田，讓弄潮兒得以耕種自食，免得他們再去“冒利輕生”。四句詩的意思是連貫的，不能片面摘出後兩句説是攻擊農田水利法，而且攻擊的矛頭是“明主”，這是連神宗也不會相信的。（當時宰相王珪曾舉出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説蘇軾有“不臣”之心。神宗説：“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又説：“彼自咏檜，何予朕事！”見《石林詩話》等。）説蘇軾敢於直刺神宗，在今天看來，豈不是對蘇軾的美化嗎？“烏臺詩案”中還有像説《書韓幹牧馬圖》是譏執政大臣無能，説《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是誣衊執政、羣臣爲“社鬼”，説“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淫”（《張安道見示近詩》）是形容朝廷中蛙蟲鼓噪等等，其周納構陷，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像《祭常山回小獵》結句所云“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用晉朝西涼主簿謝艾“乘軺車、冠白帽”而大敗敵軍的典故，來表達蘇軾效力破遼的決心，也被指爲罪責，更是黑白顛倒了。

“詩案”中還有一組涉及攻擊鹽法的詩，實際上也與新法没有多大關係。宋朝自宋太祖建隆以來，厲行鹽的專利制度，民間私自煎鹽三斤、或向“禁地”私販官鹽十斤者，都要處以死刑。（《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三·鹽法雜録》）王安石變法派只是采取舊有的分區專賣的辦法，加强控制而已。這一制度首先是針對普通百姓的用鹽需要的。蘇軾曾幾次上書朝廷，説販鹽的貧民因鹽税直綫上升，“刑法日峻，告捕日繁”，“若不爲盜，惟有忍飢”；他指出：“五六年來，課利（指鹽税）日增，盜賊日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三）。這種“官逼民反”的思想，一般説來，還是封建士大夫所能達到的較高思想認識。蘇軾還指出，連濱海地區的登州“居民”，也“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乞罷登萊榷鹽狀》，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三），這裏，對封建國家長治久安的關心和對社會下層生活的關心交織在一起。蘇詩也反映了這一内容。如《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對於“坐同保、徙其家”的被捕“鹽賊”，喊出了“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的悲嘆之聲。《戲子由》中也説“生平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這裏的“疲氓”也是“徙配犯鹽之人”。又如《山村》之三：“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孔丘用“三月不知肉味”來形容韶樂的“美妙”，這是夸張；蘇詩説山中老翁三月不知鹽味，却是現實。這些當時被判爲有罪的詩篇不也概括了一定的歷史生活内容、反映了作者一些較爲可取的思想觀點嗎？

蘇軾的確寫過一些反對新法的詩。王安石新法在歷史上有進步作用，因而反對新法的詩歌一般説來表現了保守的政治傾向，這點是應該肯定的。對新法的態度，可以作爲評價這類詩歌的一項標準，然而不是惟一的標準。作爲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主要看作者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實，是否概括出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以及在文學形象中所體現的作者思想和作品的客觀意義怎樣，文學作品不可能僅僅是作者某種政治觀點的簡單圖解，這就造成像蘇軾這類詩的複雜情形。我們試以《吴中田婦嘆》爲例：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壟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頳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税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黄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這詩作於熙寧五年（1072）秋。詩的前半篇借一位江南農婦的口吻，訴説淫雨連綿的災害：“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黄穗卧青泥”，比較真切地刻畫出農民憂災愁稻的心理，有一定的生活氣息。當然，前半篇對於天災嚴重和農事艱辛的描寫，是爲了突出後半篇對“錢荒”問題的指責。錢荒問題是新法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青苗法用錢收支，免役法要徵收免役錢、助役錢、免役寬剩錢，農田水利法要發放貸款，連“西北招羌兒”也得用錢招撫。正如蘇軾後來在元祐四年（1089）講到免役法流弊時所指出的那樣：“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錢米之間的比價，因地因時因人而異，地方官吏因緣爲姦，受害的還是“貧下之人”。蘇軾公允地指出，“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見《東坡七集·奏議集》卷六）蘇軾另一首詩中説“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之二），就是指的這種情況。因此，“賣牛納税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確是當時部分的歷史真實，而這又曲折地反映出新法爲封建國家聚斂財富的實質，反映出它所依靠的封建官僚機器的腐朽本質。自然，爲了招納當時游離於西夏、北宋之間的西北蕃部，對羌族“首領”發放飧錢、對“蕃官”支給月俸，還不失爲一項削弱西夏的措施（參看《宋史·兵志五》“蕃兵”條），蘇軾對此進行攻擊，就是不適當的了。

蘇詩對新法的攻擊，有時是全篇，有時是斷句，涉及到幾乎全部新法。這種攻擊在反映蘇軾保守政治傾向的同時，又常常反映出新法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這是蘇軾這類詩的一個普遍特點。如青苗法等的推行，蘇軾後來在元祐時回顧説：“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乞郡札子》，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五）這類流弊，蘇軾説得可能有些夸大，但爲部分現狀，是可信的。蘇詩中也説：“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之三）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規定，丈量全國土地，以其多寡、好壞分成五等，來均平賦役負擔，這對豪强兼併户隱瞞田産有抑制作用；但在封建官僚制度下，這又是無法真正實現的幻想。此法後來也終於流産，未見實效。蘇軾指責説“方田訟牒紛如雨”（《寄劉孝叔》），真實地反映了丈量土地後發生大量訴訟案件、争辯不已的情況。新法的這些流弊，不能看作是個别的偶然的事件，是與官僚制度相聯繫的必然産物。又如蘇軾反對王安石的“明法取士”，認爲專求法律將導致空疏不實之學。在《戲子由》中他譏諷地説：“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蘇軾講求《詩》《書》，固然不能達到他理想中的“堯舜”之治；王安石注重法律，也主要是加强地主階級的專制主義。總之，蘇軾從反對派立場所提出的這些變法派無法解決的難題，包含着新法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反映出新法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的某些原因。

蘇軾攻擊新法的有些詩篇，由於没有反映出歷史生活的某些本質，只是他保守政治觀點的直接演繹，或者是對新法敵意的單純發泄，因而其思想内容就毫不足取了。他在《上神宗皇帝》中反對削減封建衙門的公使錢，竟然聲稱對於“捐親戚、棄墳墓”的封建官吏，應該滿足他們“取樂”等的要求，如果“雕弊太甚，厨傳蕭然”，就是“危邦之陋風”，不是“太平之盛觀”，爲官僚厚禄作辯護。他在詩中也這樣寫道：“憂來洗盞欲强醉，寂寞虚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寄劉孝叔》）對官僚利益的些許損抑，他充滿着牢騷和怨恨。又如熙寧五年（1072）他曾奉命到湖州視察堤堰情況，却在《贈孫莘老》中説：“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其實，他和湖州知州孫覺（莘老）都還算是關心水利的地方官，僅僅出於對新法的偏見，就采取不合作的決絶態度。這類詩歌，雖然不占他詩中的主導地位，但内容淺薄，是他保守思想和消極情緒的反映，這也是不必諱言的。

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説：蘇軾寫這類詩，是“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在蘇軾主觀上和作品客觀上確也符合這一從《詩經》以來的傳統“詩教”。必須説明，“托事以諷”只是借助具體事件寄託諷喻，而不是搞影射，更不是玩陰謀。他這類詩的政治背景一般説來都較爲確定。正如他自己所説，“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他的這類詩歌是表達政見的特殊手段，而不是讓人猜測比附的詩謎或符讖。自從李定等人在“烏臺詩案”中大搞穿鑿附會的羅織構陷以後，對蘇詩的解釋造成過一些誤會，給予辨析與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1978年1月（原載《文學評論》1978年第3期）

蘇軾《與滕達道書》的繫年和主旨問題

蘇軾《與滕達道書》是表現他政治態度的重要書簡，常爲一些研究論著所引證。曾棗莊先生《蘇軾〈與滕達道書〉是‘懺悔書’嗎？》一文（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4期），就這封信的“寫作時間”和“基本精神”乃至蘇軾在司馬光當政時是否改變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等問題，對我和其他一些先生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讀後很受啓發；但對他的主要結論，仍不敢苟同。現再作申述，共同探討。

弄清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有助於瞭解它的中心思想。這封信是《東坡續集》卷四《與滕達道二十三首》（實有二十四封）的第十九封（以下即稱“第十九封”）。曾文認爲此信不作於元豐二年（王文誥説）或元祐元年（蔡上翔説），而是作於蘇軾“貶官黄州期間”；並進一步論證應作於滕達道“安州既罷，入朝”之時，即元豐六年（1083）十一月。證據之一是保存在《續集》的二十四封給滕的書信中（卷五又有一封，實共計二十五封），“有三封（引者按：指第十三、十九、二十一封）提到滕進京之事”，“語氣一致，有的用語都相同（如“清光”、“至意”等語），應寫於同時”，而其中第十三封確係作於元豐六年，由此推論我們所要討論的第十九封信也作於是年。這似尚可商榷。

《東坡續集》所保存的二十五封給滕達道的書信，並不是現存書信的全部。例如清人周心如《紛欣閣叢書》本《東坡先生翰墨尺牘》八卷所收蘇軾給滕的書簡即達四十七封。周心如跋云：此書原本“字極麽麽，刻亦草草，然於宋時廟諱皆不敢觸，蓋宋刻之最劣者”，斷定爲宋刊本；又云，“與世所傳蘇黄尺牘，不啻倍蓰”（據掃葉山房翻校本），驗之給滕達道的書札，果然多於《續集》本近一倍。兩本（紛欣閣本和《續集》本）互有存佚，去其重複，實得六十多封。（清人弓翊清所刊《三蘇全集》本卷四十八所收《與滕達道》信亦達六十八封）就這些書信進行排比、爬梳，對考訂第十九封信的寫作時間便較爲容易了。

這些書信主要集中寫於兩個時期：

一是蘇軾貶官黄州時期，時滕任池州、安州等地知州；

二是蘇軾離黄州改遷汝州、後神宗死又起知登州時期，時滕任湖州知州。

尤以後一時期所作書信爲多。第十九封信提到滕達道進京之事，曾文説，“蘇軾在神宗去世前後給滕的大量信件也表明滕未進京”，從而排除第十九封信作於神宗去世前後的可能性，爲元豐六年説作佐證。但據紛欣閣本及其他材料來看，這個判斷是令人懷疑的。

在蘇軾爲滕達道所作的《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志銘》中早已提到，滕達道辯謗乞郡被任爲湖州知州後，“方且復用，而帝（神宗）升遐”，表明神宗去世前夕已有滕進京任職的消息。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哲宗即位，起用一些反變法派人物。四月，在湖州的滕達道派專使告訴蘇軾，説蘇已被起用，蘇軾即檢閲四月十七日邸報，未見此訊（見《續集》本第三封）；蘇軾後又寫信告滕：“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第四封）。這裏的“老鎬”，是蘇軾對滕達道的戲稱，他在《答賈耘老》中曾稱滕達道爲“偉人”，並比爲唐代宰相張鎬。（《續集》卷六）蘇軾在這第四封信中猜測：按情理該是先起用滕，然後他自己或可一併任用，他的這個猜測應有所依據。五月，蘇軾被證實任命爲登州知州。他寫信給滕説：“某已被命，實奬借之素。已奉候遠接人，計不過七月中下旬行，伏恐知之。士論望公入覲，久未聞，何也？想亦不遠。無由面别，瞻望愧悵。溽暑方熾，萬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紛欣閣本第二十六封）這封信明確地説到當時上層輿論要滕“入覲”，蘇軾估計不久即可實現；並對“無由面别”表示遺憾。蘇軾究竟要對傳聞中即將入覲的滕達道面談些什麽呢？他不久又寫信給滕説：“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向雖有十日之約，勢不可往，愧負無限。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强顔，歸於無成，徒爲紛紛，益可愧也。心之伊鬱，非面莫能道，想識此意，唯萬萬爲人自重。”（同上第十四封）這封信和第十九封信都以同一的追悔口吻，回顧自己的政治道路：所謂“徒爲紛紛”，跟第十九封中説的“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語意甚爲相類，而第十九封中的“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益覺疏矣”等語，正是此信“竟無絲毫之補”、“歸於無成”的具體説明。把第十九封信看作是對此信中所説的“非面莫能道”的“意”的闡發和補充，把第十九封信看作此信的續篇，似是合理的。

元豐六年十一月，滕達道罷任安州知州進京，在黄州的蘇軾也一再要求面叙，終因途中錯過，未能如願。蘇軾那次要談些什麽呢？他在滕達道已過信陽時寫信給他説：“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黄陂，遂逕來此”，不料滕逕從信陽北上，蘇軾到黄陂撲了個空；接着説：“然所言者豈有他哉？徒欲望見顔色，以慰區區；且欲勸公摒黜浮幻，厚自輔養而已，想必深照此誠”（紛欣閣本第十八封），這就是説，他之所以需要面叙，不爲别的，一爲老友多年隔絶，見面以慰渴望；二爲勸滕摒絶俗務，修真養性。（蘇軾《答秦太虚》中曾介紹他在黄州天慶觀“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煉”的情況。）前者是一般寒暄，後者却是他倆當時認真研練的調氣養生之術。第二十封信中即詳細討論養生之法，並説：“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又見《續集》本第十七封），證明蘇軾迎滕於途中是想要共同“參扣”養生術，却未能實現。

蘇軾在元豐六年和八年滕達道“入覲”之際（後一次“入覲”是否實現，史無明文。類似情況如范鎮。蘇軾《答范蜀公》云：“始者，竊意丈丈絶意軒冕，然猶當强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哲宗嗣位之初，元老重臣入闕覲見，似是擬議中普遍之舉。），都想“面見一言”，一次是想談養生，一次是想談政治，都跟當時“整個政治情勢”和滕的具體處境密切相關。第十九封信的直接目的是勸説滕達道不要再反對新法，以言爲戒。但從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以後，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兩次鬥争高潮已經過去，“新政”在宋神宗的直接主持下已逐漸帶上温和的色彩；他所任用的有些宰執大臣如王珪、吴充等人，都是出名的顢頇庸碌的官僚，在新法問題上的争吵已趨於平静，蘇軾没有必要叮囑滕達道緘言。恰恰相反，在蘇軾貶居黄州時期，倒是滕達道常寫信囑咐蘇軾“益務閉藏而已”，蘇軾深有領悟，以爲“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還把這稱爲“奇秘”之法，“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紛欣閣本第三十六封），兩人似乎在這點上完全默契。再從滕當時的處境來看。早在元豐初年，他因妻兄李逢謀反事牽連，幾遭殺身之禍，幸被貶爲池州知州。元豐三年他移知蔡州，御史何正臣彈劾他“嘗阿縱大逆之人，法不容誅，朝廷寬容，尚竊顯位，于甫（滕甫，即滕達道）之分，僥倖已多，豈可更移大藩，乞别移遠小一州”，結果詔改安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〇五）“附逆”的大罪確非他在熙寧初因反對新法而外調可比，這是變法派手中控制他命運的一張王牌，並一再使用。在這種處境下，曾勸蘇軾“閉藏”的滕達道怎麽會再去“譊譊不已”地論説新法“異同”呢？豈不是自招麻煩嗎？果然，他那次從安州“入覲”，連神宗的面也未見到，就被政敵們抓住老把柄予以掊擊，“以前過貶居筠州”。（《宋史》卷三三二本傳），所以，第十九封信的内容與元豐六年時的情勢是不合的。

元豐八年夏的情勢却已不同。這是“元祐更化”前夕、政局將變而未大變時期。這個短時期有兩個特點：一是舊黨積極醖釀廢棄新法；一是新黨組織抵制。當時的執政大臣有舊黨的司馬光，又有新黨的蔡确、章惇等，就是雙方力量暫時均衡的産物。三月，司馬光還未出任執政大臣就上疏要求下詔廣開言路，以制造反新法輿論。直到五月纔擬出詔令草稿。但這個草稿在提出求直言的同時，還要求“以六事防之”，如不能“觀望朝廷之意”等。司馬光建議删去此段，説這實際上是禁止人們“言新法不便當改”。他是感受到頗有阻力的（《長編》卷二五六）。高后、哲宗執政之初，改變了神宗朝的一些設施，但後來逐漸放慢，對新法遲遲未能罷廢。九月，舊黨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認爲“七月於今，未聞勇決，猶鬱天下之望”；原因是什麽呢？“蓋忠賢少而姦邪衆，陰爲朋黨沮隔於其中耳”。（《長編》卷三五九）十二月，侍御史劉摯上言：“一兩月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長編》卷三六三）他還直截了當地指出，人們“疑貳依違”，“以（蔡）確與（章）惇持權當路，人畏他日反復之禍也”。（《長編》卷三六四）害怕“反復”確是一度彌漫當時官場的政治空氣。滕達道是反對新法的中堅分子，又以敢言直諫聞名於世。蘇軾説他“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又説王安石在新法之初，怕他“有言而帝信之”，設法把他排擠出朝。然而，“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的是他；熙寧七年天下大旱，詔求直言，上疏罷廢新法，“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的，又是他（見《滕公墓志銘》）。歷史事件好像將要重演，現在又在下詔求直言，又是“士論望公入覲”，一場關於新法是非的争論又重新挑起，作爲滕達道晚輩和知交的蘇軾，根據自己對新法的新認識，力勸他不要再非議新法，以免引起愈來愈深的“憂患”，自然成爲迫切的需要了。曾文還提到第十九封信中“變志易守，以求進取”的話跟當時的“政治情勢”是否吻合的問題。元豐八年夏與以後舊黨全面專政時期是不同的，當時新黨的力量在某些方面還保持一定的優勢。甚至在年底蘇軾由登州返京任禮部郎中時，由於蔡确、章惇、韓縝、張璪、李清臣等所謂“羣姦盤踞政地”，司馬光作爲門下侍郎頗受章惇“謔侮”之“苦”，竟求助蘇軾爲之斡旋、解困；蘇軾婉辭起居舍人之職，宰相蔡确仍決定提升他（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舊黨推薦范純仁、范祖禹、蘇轍等五人爲諫官，經章惇反對，二范不得不改任他職（《續資治通鑒》卷七八）。在這種“情勢”下，“變志易守，以求進取”的話並不與時悖違。其實，在信中這句話不過是虚筆，主要是强調下句“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的意思。因此，第十九封信的内容與元豐八年夏的情勢是一致的。

順便説明，第十九封信的“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一句，應該指高后、哲宗。這類頌贊性的話頭當然也可以稱頌神宗，但此時却成了蘇軾用以稱頌“二聖”的套話。如《續集》本第三封信中説，“所喜保馬户、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罷保馬户、導洛司等事在元豐八年，可定作此信的繫年。其他如其《與楊康功》説：“嗣皇繼聖，聖化日新，勉就功業，遂康斯民，知識之望也。”元祐初，他在《辯試館職策問札子》説：“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謝對衣金帶馬》也説：“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作爲第十九封信作於哲宗時期的旁證。

曾文又從《東坡續集》編排的“雜亂無章”，來論證它對於考訂繫年没有什麽價值，這似也可斟酌。《東坡七集》本刻於明成化年間，爲現存蘇集的較早刊本。據明人李紹《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説，明仁宗時，曾以内閣所藏宋本“命工翻刻”，“工未畢而上升遐”，後來海虞程某爲吉州守，“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明仁宗）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閲。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則爲《續集》並刻之”。這説明《續集》到明代纔始有。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及其他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等，都只著録《前集》、《後集》、《奏議》、《内制》、《外制》等而不見《續集》，李紹的話是可信的。這是《續集》的編排不如其他按分體編年編列的六集的原因。然而，從十二卷《續集》來看，它還是經過一番編排的：嚴格按文體分類，詩還細分爲古詩、律詩、絶句、六言、四言、和陶詩等。進一步逐一檢查屬於“書簡”類的《與滕達道》的二十四封信的内容，却發現“雜而不亂”：從第一封到第十一封，都作於蘇軾離黄州後，即由黄州赴汝州、常州居住直至知登州時期。如與王安石金陵相會，“遽聞國故（神宗死）”，關於起知登州消息的前前後後，顯屬此時之事；而託滕代置“朱紅累子”相贈送鰒魚，則一在赴知登州之前，一在其後，有蘇軾《鰒魚行》詩可參見；關於滕達道避諱改名字事，也在此時，最後改定在元祐初，有王明清《揮麈後録》卷六“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祐初，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爲證。最後第十一封信則作於元豐八年十一月離登州赴京之時，正宜編在末尾。此信説：“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資深，即李定，於元豐八年七月至元祐元年四月任青州知州（《長編》卷三五八、三七六）。其時蘇轍罷績溪令進京，從桐廬、杭州、京口等地北上（見《欒城集》卷十四《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舟過嚴陵灘》、《寄龍井辯才法師》、《將游金山》等詩），有機會與時任蘇州知州的滕達道會面。蘇轍《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其二云：“南竄逢公弄水亭（原注：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欒城集·後集》卷一）他們果然見了面的。從第十二封起，却又回到貶居黄州時期，再到離黄州赴汝州、起復登州爲止。（只有最後一封時間無考）這些情況使我們有理由推斷：這二十四封信原是兩種本子的合刻，前十一封是一個本子，後十三封是另一本子；這兩種本子基本上都是編年的。值得注意的是，“書簡”一類爲《前集》、《後集》所無。據李紹説，《前集》、《後集》等是“仍依舊本卷帙”的，而《續集》是按“舊本無新本有”的原則録存的。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十一《弘治本東坡七集跋》也贊同此説。如果這些話完全没有例外，那就意味着曹訓“舊本”裏連一封“書簡”也没有（因《前集》、《後集》等没有“書簡”），則《續集》所刊“書簡”全部來自明仁宗未完新本，也就是“内閣”所藏宋本的翻刻。這就是説，《續集》“書簡”類保持了宋本的原始面貌，版本價值較高。［孔凡禮先生《關於蘇軾書簡版本的一點資料》（《文學評論》1981年第6期），同意本文關於《續集》書簡保持宋本面貌的論點，並提出兩點補證，可參看。］

現在來看我們所討論的第十九封信。它前面第十八封講“朱紅累子”，後面從第二十直至最末處的第二十三封，講上表乞常州居住、去湖州見滕等，都作於離黄州以後的元豐七年、八年之時。由此推論第十九封作於同時，並參照前面的論述，定爲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以後，似較爲確當。第十九封跟第二十一封確如曾文所説“語氣一致”、“用語相同”，應作於同時，但跟元豐六年所作的第十三封信細審後並無“一致”、“相同”之處，這在《續集》的編年編排次序上也得到了印證。把這三封信定爲同時，似根據不足。我原來采用蔡上翔元祐元年（1086）之説，也是缺乏根據的。

確定第十九封信的作年在哲宗即位初而不是神宗朝（蘇軾貶居黄州時），對於理解這封信的内容，特别是以此評論蘇軾在哲宗朝的政治態度，具有一定的意義。它是表明蘇軾在哲宗朝的政治動向的最初的可靠材料。曾文認爲，這封信的“基本精神”，“與其説是在對過去反對新法表示懺悔，還不如説是在勸老友以言爲戒。戒則戒矣，但並没有因此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並進而認爲蘇軾在哲宗朝並未改變對新法的反對態度，他“一生都反對王安石變法”。這裏提出不少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不擬展開申述，僅談兩點。

接觸蘇軾材料時會發現一個突出的現象：他不僅常常前後説法牴牾，而且甚至同一時期見解矛盾。例如曾文引述他在黄州所寫的不少書、表、記，對反對新法自斥爲“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與章子厚書》），但向侄子表示“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與千之侄》），也是他。《吕惠卿責授節度副使勅》中痛責吕惠卿“行助役”，這是他的手筆，而力反司馬光廢棄此法的也是他。《到黄州謝表》中説自己“叛違義理，辜負恩私”，悔恨自責之意溢於言表；但不久前出獄時所作詩却高唱“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紀昀曾評爲“却少自省之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就要求我們對所使用材料進行一番鑒别，弄清它在具體環境下的具體目的，弄清哪些是真實矛盾，哪些是門面話、違心話，分别給予恰當的估價。仍以曾文所引的貶斥吕惠卿的勅令爲例。此文聲罪致討，措詞激烈，其中夾有蘇軾報復泄憤情緒也是不必諱言的，但是：第一，這是代皇帝、朝廷立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蘇軾自己的觀點是要打個折扣的；第二，不能離開吕惠卿被貶事件的全過程。吕惠卿是王安石變法派的首腦人物，自然是“元祐更化”的重點打擊對象。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詔令奪吕惠卿資政殿學士職，落四官，以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當時中書舍人范百禄草制，認爲造成當時“法弊”、“民勞”之禍，“稽其所自，汝爲厲階”；二十日；王巖叟等四名諫官上書，認爲罪大謫輕，要求“重行誅竄”，把他比爲“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甚至以“投之四裔，以御魑魅”爲快；當天，最高統治者在諫章後批出“吕惠卿罪惡貫盈”，再加貶竄，纔由蘇軾草制。（《長編》卷三八〇）在當時一片“大姦”、“巨蠹”的咒駡聲中，蘇軾草制的調子逐漸升級，以致駡倒許多新法，實是很自然的。但曾文用這類材料得出蘇軾當時對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都“持反對態度”的結論，那就很難令人完全信服了。

我們之所以重視第十九封信，就是因爲它真實。它以明確的語言表達了蘇軾當時對新法的真實思想。蘇、滕關係並非一般，六十多封書簡就是明證。他們在熙寧時各任地方官，就書信往還，計議反對新法，蘇軾曾多次指責將兵法，要求滕予以配合，“乞爲論列”。（紛欣閣本第二十四、二十五封）當滕以親黨謀反受累時，上書辯謗，也與蘇軾商量，把草稿寄他過目；蘇軾細加修改，還指出原稿要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互相磋商後改爲“乞郡”。（第三十八封、三十九封）現存蘇集中爲滕捉刀之作有四篇之多。蘇軾聲言生平不作墓志銘文字，然而對滕却是很少的例外。滕達道是蘇軾另一恩主張方平（安道）的兒女親家，同爲他心目中的兩個“偉人”。蘇、滕之間在政治上聲氣相通，融密無間，第十九封書簡也體現了這種傾心懇談的特點，從中看到了蘇軾的許多官樣文章中看不到的思想動向：“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這裏講了兩層意思：

（一）過去——反對新法的態度是有偏差、有錯誤的；

（二）現在——不是要因此而加入變法派，但不應再繼續反對。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表達明確而不模稜兩可，態度真誠而不閃閃爍爍，並爲他後來的一些政治活動所證實，似不能指爲空泛無根的。

曾文指出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講自己被貶是由於“受性剛褊”和“怨讐交織”，因而與“所言差謬”的話“不協調”。其實，“剛褊”、“怨讐”云云是這類内容的表狀文章的題中應有之義，本來就不宜看得過分實在，也不能要求在表狀中承認他私下承認的東西；但此表中倒同時承認自己“狂狷妄發，上負恩私”，與《到黄州謝表》中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幾乎雷同，然而後面這段文字曾文却認爲與第十九封信的“所言差謬”等話“類似”，從而證明此信作於黄州，這就稍覺不够圓通了。總之，對材料性質進行鑒别似很必要，對蘇軾這樣複雜矛盾的作家尤其如此。這是一。

其次，研究蘇軾在哲宗即位初期對新法的態度，只有緊密聯繫當時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整個形勢，纔能得到較好的説明。曾文引述的蘇軾當時反青苗法、反科舉改革等材料是真實可靠的，必須如實地承認；但他當時反對司馬光廢棄免役法的材料同樣是真實可靠、必須如實承認的。綜合這兩個事實，對照蘇軾在熙寧時對新法的激烈反對態度，説他的態度有所改變而不是完全改變，説他維護某些新法而不是維護一切新法，應能成立。但對這“有所改變”的估計仍有分歧。

前面説過，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初的一個短時期裏，新舊兩派力量暫時均衡。但舊黨在高后的支持下，勢力迅速膨脹，終於在元祐元年閏二月，蔡確、章惇先後被罷，舊黨全面專權。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等法在此前後逐一被廢，幾乎未遇什麽阻力，也未引起較大的論争。連變法派首領章惇也説“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長編》卷三六七），對其他諸法，特别是青苗法的存廢，他也未予論列。蘇軾的反青苗法、反科舉改革等，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能比變法派走得更遠。

然而，在廢棄免役法的問題上却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各種政治類型的人物都被卷入論争，衆説紛紜，争執不已。但他們都一致强調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舊黨首領司馬光説“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長編》卷三六四）；他的喉舌侍御史劉摯也説取消免役法是“最今重事”（《長編》卷三七八）。舊黨中表現出某種離異傾向的人物，如蘇轍也説：“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尤重。”（《長編》卷三六六）新黨首領章惇説：“今日更張政事，所係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可輕易。”（《長編》卷三六七）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在聽到罷廢其他新法的消息時，尚能“夷然不以爲意”，及至得知免役法爲差役法所代替，不禁愕然失聲道：“亦罷至此乎？”又説：“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六）政治上的大論戰往往是衡量人們政治立場的重要根據，也是考察政治分野的可靠標尺。免役差役之争正是當時政治鬥争中的焦點，它不僅使新舊兩黨更加營壘分明，而且也使人們清楚地看到舊黨中的某種離異勢力。

蘇軾從第十九封信裏所表達的對新法的新認識出發，對司馬光等人“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的政策，表示極大的不滿和憂慮：“然臣私憂過計，……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將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後果。（《辯試館職策問札子》）這裏在對神宗的贊美中，也包含對新法有所肯定，承認新法對“馭吏”、“理財”、“備邊”有所裨益。元祐元年三月，他和司馬光之間就免役法的存廢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争論。他針對司馬光的“五大罪狀”説，分析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這種頗爲中肯的分析態度，與第十九封信所闡述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力圖避免“偏見”，減少“差謬”。當然，他對這兩法並不真的無所抉擇。他接着説，免役法相當於前代的募兵制：“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同上）出錢以求免役自然也是人民的負擔，但跟從前的差役法比，不能不説是一種進步。激烈抨擊王安石變法的王夫之，在《宋論》卷六裏從歷代税制的演變過程，指責免役法是“庸外徵庸”，額外賦斂，但又不得不承認“民寧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寧復納錢以脱差役之苦”，見解與蘇軾相類，比較全面。尤應指出，蘇軾的這些見解，跟當時章惇等變法派的意見如出一轍。章惇在反駁司馬光的奏疏時，也説“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説過去推行免役法後，“差役之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之新害隨而復生”，現在“司馬光變法之意雖善，而變法之術全疏。苟在速行，無所措置，免役之害雖去，差役之害復生”，從而堅決反對取消免役法。（《長編》卷三六七）蘇軾確也没有“變志易守”而投入變法派的懷抱，然而，現實的政治鬥争竟使他和變法派異口而同聲了。

蘇軾維護免役法的態度始終是堅決的。他不僅親自與司馬光争辯於政事堂，阻止免役法的取消；而且在被取消之後，他仍根據恢復差役法後的實際情況，上疏指出：“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即免役法），中户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户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前後維護，不遺餘力。蘇軾曾參加詳定役法局，也堅持己見，不肯稍屈，“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幾次要求退出。（《乞罷詳定役法札子》）真像他自己所説：“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上下樹敵，却不動摇。（《再乞罷詳定役法狀》）最後不惜跟交情甚篤的司馬光鬧翻，“君實（司馬光）始怒，有逐公（蘇軾）意”（《東坡先生墓志銘》）。蘇軾爲此作出了政治犧牲。

蘇軾維護免役法的態度不是孤立的。在當時舊黨中出現一股與司馬光政見不合的離異勢力，反對全部、立即罷廢新法。司馬光竟也説：“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長編》卷三五五）這句假話不過是對離異勢力的迎合而已。這一勢力與司馬光的矛盾，集中地在免役法存廢問題上表現出來。范純仁、蘇轍、范百禄、李常等人都表示反對取消免役法。蘇軾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從當時派别鬥争的情勢來估量，蘇軾的維護免役法和反對青苗法等新法，兩者在他當時對新法的整個態度中所占的地位是不能等同的：“維護”是其主要的一面，“反對”是屬於第二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曾説蘇軾其時的“基本政治傾向是維護某些新法”。

1980年8月（原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1期）

蘇軾臨終的“終極關懷”

死亡是人類每一個個體無法逃脱的必然歸宿，但從未有活着的人擁有過死亡的體驗與經驗，死亡問題是歷來哲人們苦苦追索的難題。“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孔子認爲“知死”比“知生”爲難，對子路“敢問”死亡的問題，拒絶作出答覆。然而，一個人如何對待死亡，正是最直接地反映他人生思想的核心内涵與特點。蘇軾對此早就有所思考。如在熙寧五年（1072）所作的《墨妙亭記》中，就認識到“人之有生必有死”是個無法逃避的自然規律，“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所有養生救死之法都已用盡了，“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他提出既要“知命”，又要“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這是蘇軾應對死神的一種思路。比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顔淵》）來，多了一份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也就是死神日益逼近的特定時刻，他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則達到了一個更高、更深刻的層次。研究蘇軾臨終時對人類自身的“終極關懷”及其含義，對於深入把握這位傑出人物的人生觀是很有幫助的。

正當蘇軾準備終老海南之際，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其異母弟趙佶即位，是爲徽宗。神宗妻向太后權同聽政，政局又一次發生逆轉，元祐大臣紛紛得以起用，舊黨跟新黨相争的勢態又有了此長彼消的翻覆，向有利於舊黨方面轉變。此年五月，蘇軾内遷廉州（今廣西合浦）的告命下達，他於六月初離開居住整整三年的儋州（今海南儋縣），並於六月二十日夜晚渡過瓊州海峽北返。他寫道：“參横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根，兹游奇絶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是他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書。政敵們的種種誣陷污衊，像久下不止的雨，像終日不停的風，像浮雲陰霾，統統一掃而光，終於還我一身清白；他收拾起曾經閃過的“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千秋歲·次韻少游》）的打算，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滿了信心和憧憬。

蘇軾的興奮之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從此時直到最後逝世的一年時間裏，命運和遭際還將給他以各種磨練和考驗，使他繼續咀嚼、品嚐生活的全部苦澀和奥秘。只是現在的蘇軾，已是歷經過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成熟睿智的坡翁，未來的種種生活曲折適足使他更成熟，使他更沉穩雄健地走向生命之旅的終點。

這最後的一年，他先是渡海在雷州半島盤桓，因其任命一再改變：八月，又奉告命，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居住；於是由廉州前往永州，途經藤州（今廣西藤縣）、梧州（今廣西梧州），因家眷尚在廣州，遂東向赴廣，然後折北而行。至英州（今廣東英德），又得旨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軍州任便居住；於是他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越大庾嶺北歸，經今江西境内的虔州（今贛州）、廬陵（今吉安），從贛水過鄱陽湖入長江，再東行至當塗、金陵（今南京）、儀真（今儀徵）、金山等地，直至終焉之地的常州。在這奔波道途、不遑起居的一年中，他對迎面而來的種種坎坷曲折的遭際，又經歷了由亢奮而悲慨而超曠的心路歷程。

一是與至親好友的生離死别。蘇軾將離海南前，曾致書當時編管雷州（今廣西雷州）的秦觀，相約於徐聞縣會見，“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答秦太虚》其六、其七，《蘇軾文集》卷五二）。及至相會，同行至雷州握别。秦觀竟以《自作輓詞》一篇相贈，真是不祥的兆頭。果然，秦觀北行至藤州即逝世了。秦觀是“蘇門四學士”中與蘇軾思想最爲相投、情感最爲深厚之人，撒手於久困而初露光亮之際，這對蘇軾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他連聲説：“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與歐陽元老》，《文集》卷五八；又見《游宦紀聞》卷十）

對秦觀可説是撕肝裂肺、呼天搶地的“死别”，而對於他的弟弟蘇轍，則是最終未能謀面的“生離”了。蘇轍先時貶居循州（今廣東龍川），但已在二月先於蘇軾被命量移永州，繼又移岳州（今湖南岳陽），後又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宫、外軍州任便居住。他就選擇了潁昌（今河南許昌）作爲居住地。及至蘇軾渡海北至廣州等地時，他早已起程離去了。此時此刻，兄弟倆原有多少情愫需要當面傾訴，然而參商睽違，徒呼奈何！直至蘇軾在常州臨終之時，蘇轍因事未能前來，他只好作書相囑：“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欒城後集》卷二二）蘇軾不得已把後事托給另一友人錢世雄。錢氏嘗有文云：“先生（蘇軾）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餘無言者。”（《春渚紀聞》卷六“坡仙之終”條引）如果他心頭涌起二十五年前“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的句子，其抱恨之深重，真可謂無法言説了。蘇軾似被注定要嘗遍各種人生苦況與生存煎熬以後，纔能由此獲得精神的升華。

二是政治前途的晴陰交替。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剛過，他北返到達大庾嶺。在宋代一般官員們的心裏，這座山嶺具有特殊的含義。他們若一旦貶官嶺表，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消歇，少有北還的希望。當時有所謂“春（今廣東陽春）、循（今廣東龍川）、梅（今廣東梅縣）、新（今廣東新興），與死爲鄰；高（今廣東高州）、竇（今廣東信宜）、雷（今廣西雷州）、化（今廣東化州），説着也怕”的民諺（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十二引《道護録》），環境的兇險惡劣，對任何人的心靈都是一種威脅與震撼。蘇軾在紹聖元年（1094）九月經此嶺赴惠州，度過了長達七年的嶺海貶謫生活。如今居然登嶺北歸，不禁感慨萬千。嶺上一位老者得知他是蘇軾後，“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獨醒雜志》卷二）蘇軾於是題詩作謝道：“問翁大庾嶺上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贈嶺上老人》，《蘇軾詩集》卷四五）這個不用回答的問句顯示出蘇軾屢貶不屈的傲岸，也透露出否極泰來的欣喜之情。“建中靖國”這個年號，表示其時朝廷施政大計在於調停新舊兩黨，韓忠彦、曾布相繼爲相，章惇、蔡京罷免，元祐黨人紛紛起復。蘇軾在下嶺時又題詩云：“下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詩集》卷四五）按照陸游的解釋，末兩句是借西漢叔孫通爲漢高祖徵召魯地儒生的典故，説明元祐諸臣俱已大用，“惟東坡兄弟猶領宫祠。此二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施司諫注東坡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則含有蘇軾盼被重用的政治期待。果然，他“初復中原日，人争拜馬蹄”（道潛《東坡先生輓詞》，《參寥子詩集》卷一一），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當他舟行至毗陵（今常州）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爲人愛慕如此。”（《邵氏聞見後録》卷二〇）其情景，其氣派，宛如元祐初司馬光之進京爲相。蘇軾將登廊廟的傳聞，絶非無根浮言，而是言之鑿實的政治信息。其時章惇之子章援致函蘇軾云：“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蘇軾）進陪國論”，“尚書固聖時之蓍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反映出當時“上大夫”輿論已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蘇軾。章援甚至説“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則蘇軾之被重用，“進陪國論”，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了。（《雲麓漫鈔》卷九）儘管歲月的滄桑已給此時的蘇軾染上滿頭白髮，額上也鎸刻下條條皺痕，然而在他心中無疑又鼓起了“奮厲當世”的“許國”熱忱。

但是，變幻無定的政治風雨又無情地向他襲來。他原定此行的終點在潁昌，以便與胞弟蘇轍朝夕相處，踐償兄弟倆早年“夜雨對床”的初衷。不料曾布、趙挺之等人緊鑼密鼓地醖釀、“紹述之議”，排擠韓忠彦，召還蔡京，政局又有再度翻覆的徵象。種種不利於元祐諸臣的消息絡繹而至，蘇軾致書乃弟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並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自注：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静耳）。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與子由弟十首》其八，《蘇軾文集》卷六〇）所説的“北方事”，即指朝廷政局的變化。蘇軾最後説：“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蘇迨、蘇過，蘇軾之子）閉户治田養性而已。”（《與子由弟十首》其八，《蘇軾文集》卷六〇），仕進之志已絶，蘇軾被迫下了最後的決心。對於一生徘徊、依違於出處進退仕隱之間的蘇軾而言，他畫這個句號純係出於無奈，但却最後推進他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深化和豐富了他的人生思想的内涵。

三是病痛的反復煎熬。蘇軾説的“所苦疾狀”，確是實情。66歲的年齡，在當時已算高壽；又從瘴癘之地的嶺海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來行走道途，以舟楫爲家，生活極不安定；時值盛暑，河道熏污，穢氣侵人——他終於病倒了。

從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一日因飲冷過度，中夜暴下（痢疾）起，至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蘇軾在這五十多天中的病情變化、用藥情況，今尚留下頗爲詳細的材料，完全可以恢復和重建他的病歷檔案。大致説來，從六月一日夜“病暑暴下”以後，曾進黄蓍粥，“覺稍適”。但幾天後到儀真，“瘴毒大作”，腹瀉不止。從此又胃部悶脹，不思飲食，也不能平卧，只能“端坐飽蚊子爾”；此時“河水污濁不流，熏蒸成病”，病情增重。以後病況時增時減，於十二日渡江至潤州（今江蘇鎮江），聞蘇頌病亡，傷悼不已，面對蘇頌後人只能“側卧泣下不能起”了。到了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到達後賃居於孫氏館（即今常州市内延陵西路的“藤花舊館”遺址）。轉眼至七月，天雖大旱，但蘇軾從立秋日（十二日）直至十三日，病勢反而遞減，實非吉象，而是回光返照。果然至十五日，病勢轉重。他在《與錢濟明書》其十六（《蘇軾文集》卷五三）中詳述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者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但藥物勿靈，氣浸上逆，無法平卧。晉陵縣令陸元光送來“懶版”，此物“縱横三尺，偃植以受背”（《梁溪漫志》卷四“東坡懶版”），類似於今日的躺椅。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最終就在這“懶版”上溘然長逝。

從蘇軾的病象來看，兼有瘴毒、腸胃、心肺、血液之類的多種疾病。蘇軾具有醫藥知識，存世的《蘇沈良方》傳是他與沈括所搜集的經驗方。他自病自診，却有失誤。“專用清涼藥”，本是對症下藥之舉，但除“麥門冬”係清涼藥外，“人參”、“茯苓”却是温藥，可能爲了補氣而一並服用。其實應先治“熱毒”再作補氣。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七也提出蘇軾用藥有誤。他認爲此時蘇軾受病之因乃是“陽氣爲陰所包”，應以服“大順散”爲主。“而公乃服黄蓍粥，致邪氣内鬱，豈不誤哉？”“後乃牙齦出血，係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内干胃腑，法宜甘露飲、犀角地黄湯主之。乃又服麥門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冬三味，藥不對病，以至傷生，竊爲坡公惜之。”其説亦可備參考。總之，蘇軾用藥有誤恐是加速死亡之一因。

與病魔的艱苦搏鬥，以及親情友情的苦戀無着、許國宏願的最終幻滅，這一切似乎證明着蘇軾是爲了嘗盡人生苦難而降生人間的，他注定要走過一條曲折坎坷、荆棘叢生的生活道路；然而，蘇軾的死，他在這個特定時刻即臨終彌留之際所表達的對人生的最後關懷，却又證明着精神力量可以超越生存環境的惡劣，而達到自適自由之境。這又是他不幸之幸。

蘇軾在臨終前的三次言行，爲他多難多彩的人生作了最深刻的總結。

相傳李公麟在鎮江金山畫有一幅蘇軾像，蘇軾此次過此，自題一首六言絶句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

——《自題金山畫像》（《蘇軾詩集》卷四八）[1]

“心似”句，典出《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乃是顔成子游問南郭子綦之語。郭象注云：“‘死灰槁木’取其寂漠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則是形容離形去智、身心俱遣而達物我兩忘、妙悟“自然”、“天真”的人生境界。莊子的這一思想素爲後世士人所服膺，但他們常從各自的境遇出發作出不同角度的抉擇與吸取。如白居易《隱几》詩云：“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强調的是“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的泯滅一切、忘却自我的閒適觀。這又爲另一些篤信儒家進取入世哲學的士人所不滿，如司馬光《無爲贊貽邢和叔》（《司馬文正公集》卷七四）云：“學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司馬光）以爲不然，作無爲贊。”他提出的宗旨是“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則以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來否定“心灰形木”的無爲觀，但他的“無爲觀”，同樣具有反選擇的被動無能的傾向。蘇軾却與白居易、司馬光的取徑視角均不相同。他在《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蘇軾詩集》卷二四）中説：“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他的着眼點在於從身似槁木心如死灰之中，獲得大自在、大快樂，去妄明心纔能體悟自身的本真，獲得無限廣闊的思想空間，並非把絶對化的“無知”、“無思”或“無爲”當作人生的追求目標。

“身如”句也典出《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飲食而遨游，泛若不繫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成玄英《疏》云“唯聖人泛而無繫，泊爾忘心，譬彼虚舟，任運逍遥”，意指棄智屏巧而獲得自由自適的身心境界，猶如虚舟漂行，一任自然，永不停泊。禪宗中亦常以“不繫之舟”爲喻。蘇軾一生漂泊無常，對“不繫舟”之喻當别有一番體會。前不久經江西時，他吟誦過“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次韻陽行先》）的詩句；渡海北返時，更高唱過“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絶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的“不恨”實由於他對“兹游”的“奇絶”之處，已從人生的終極意義的層面上獲得深刻的領悟。

因此，我曾對“問汝平生功業”兩句作過轉進一層的理解：“對於興邦治國的‘功業’來説，這是一句自嘲的反話；而對於建樹多方面的文學業績而言，這又是自豪的總結。”（見《蘇軾選集·前言》）或許還可以補充説，黄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貶居生活，不僅是他文學事業的輝煌時期，也是他人生思想範型發展、成熟乃至最後完成的最關鍵時期；没有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練與玉成，也就不成爲蘇東坡了。

要深入理解這首六言絶句的豐富含藴，還可以參悟他的另一次談話。七月二十三日，蘇軾的方外友徑山維琳來訪，兩人於夜涼對榻傾談。

還在十幾年前，蘇軾任杭州知州時，就聘請維琳主持徑山寺法席。徑山古刹由唐代宗時牛頭宗法欽禪師正式開山，但維琳却是雲門宗法嗣。蘇軾先後兩次任職杭州時，與僧道交游頻繁，是他接受佛教思想的最重要時期。他三上徑山，寫作詩文近二十首，其中如“有生共處覆載内，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逢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游徑山》，《蘇軾詩集》卷七）“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爲洗心源濁”（《再游徑山》，《蘇軾詩集》卷十），面對外部世界的争鬥、煩擾與困惑，他表現出濃厚的禪悦之趣，以尋求解脱。

而今蘇軾是劫後餘生，病入膏肓；維琳遠道專程探疾，話題自然集中到生死問題上。

七月二十五日，蘇軾手書一紙給維琳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與徑山維琳》，《蘇軾文集》卷六一），已覺大限將至，心態平和。二十六日他與維琳以偈語應對，他答云：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

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答徑山琳長老》（《蘇軾詩集》卷四五）

五六兩句是他四年前所作《思無邪銘》（《蘇軾文集》卷一九）中的成句（僅改“病”爲“疾”），説明直至病危之時，蘇軾仍神智清明，記憶一如往常。在這篇《銘》的《叙》中，他説：“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他在《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蘇軾文集》卷一二）也提出過“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的兩難命題，他的答案是：只要努力尋找“思”與“無思”之間的契合點，是可以達到“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的境界的。“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意謂人生的苦難來自俗諦，勘破俗諦則還我本真之身。“無身”也就是本真之身。結尾“平生笑羅什”兩句，維琳亦難索解，詢問之後，蘇軾索筆一揮而就：“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則明確表示對佛教迷信虚妄的摒棄。直至二十八日蘇軾彌留之際，他已失去聽覺、視覺，維琳“叩耳大聲云：‘端明宜勿忘（西方）！’”蘇軾喃喃回應道：“西方不無，但個裏着（力）不得！”在旁的錢世雄説：“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着力！”蘇軾又答道：“着力即差！”（以上引文均見傅藻《東坡紀年録》）據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七《跋李豸弔東坡文》云：“東坡没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兩者具體記述稍異，但對所謂“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之懷疑，則是一致的。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六《傷逝》引李秃翁語云：“‘西方不無’，此便是疑信之間。若真實信有西方，正好着力，如何説着力不得也。”蘇軾浸染佛學頗深，但他畢竟不會把自己生命的最後依託，交付給虚幻縹緲的佛教彼岸世界，他總是力求把握住真實的自我存在，追求人生價值的完成。對此他始終保持着清醒和自信。

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這樣記録其兄的臨終情形：“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面對死亡，他平静地回顧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無怨無悔，自信必能升入自由、自主的精神“天國”。“慎無哭泣以怛化”，典出《莊子·大宗師》，叮囑家人切勿啼泣以驚動垂死之人。蘇軾早年曾描寫過釋迦牟尼“涅槃”時衆人“悲慟殞絶”的情景：“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記所見開元寺吴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中有至人（即釋迦牟尼）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王維吴道子畫》）。而蘇軾却從莊不從佛，只願以最平淡安詳的方式無牽無掛地告别人世。黄庭堅《與王庠周彦書》（《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也述説了他當時聽到常州來人相告：“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他對生命意義的透闢理解，他對人類自身終極關懷的深刻領悟，消融了瀕死的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湛然而逝”，“談笑而化”，他的確毫無遺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終點。他有個最好的完成。

蘇軾死訊傳出後，“吴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形成羣衆性、自發性的弔唁活動。親朋好友、門生故舊的哀悼之文，更是無法一一列舉。這裏僅録李廌的祭文片斷作爲本文的結束：

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衋（傷痛）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

——朱弁《曲洧舊聞》卷五

[1]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〇《乾道庚寅奏事録》記他於乾道六年（1170）親至鎮江金山，“登妙高烹茶，壁間有坡公畫像。初，公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畫公像，求《贊》，公題云：‘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崖州。’集中不載，蜀人傳之。今見於此。”兩處題詩，文字少異。

品評篇

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

蘇軾在我國詞史上的主要貢獻在於開創豪放一派，打破了傳統婉約詞獨佔詞壇的局面，爲詞的繼續發展開闢道路。但這一評價並没有取得詞學研究者的一致同意。或謂詞分豪放、婉約乃是“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不能反映宋詞風格流派的多樣性，因而把宋詞分爲婉麗、豪宕、醇正三派（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九引），或雄放豪宕、嫵媚風流、冲淡秀潔三派者有之（清高佑釲《迦陵詞全集序》引其友顧咸三語）；分爲真率明朗、高曠清雄、婉約清新、奇艷俊秀、典麗精工、豪邁奔放、騷雅清勁、密麗險澀等八派者有之（詹安泰《宋詞風格流派略談》，見《宋詞散論》）。或謂今存蘇詞真正體現豪放風俗的最多不過二三十首，實不能概括其全部風格甚至基本風格。明俞彦《爰園詞話》更認爲蘇軾“其豪放亦止《大江東去》一詞，何物袁綯，妄加品騭，後代奉爲美談，似欲以概子瞻生平”，豪放詞僅只一首，當然不能用以品評蘇詞了。或謂詞的“本色”就是合樂應歌，蘇詞衝破音律限制，導致宋詞的衰微：“蘇軾出而開豪放一派，詞也就衰了。”（劉堯民《詞與音樂》）這些駁難都有一定根據，值得繼續研究和探討。

一、豪放和豪放詞派

“豪放”一詞，一般用以指人的氣度性格，或指藝術風格。前者古人習用，後者作爲藝術風格的類别之一，始見於署名唐末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此二義宋人仍舊沿用。如黄庭堅云：“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詩人玉屑》卷一四引），指前者；王安石云：“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同上引），指後者；蘇軾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同上引），則兼指氣度、風格而言。蘇軾亦有用“豪放”指風格者，如評韓愈云：“要當斗僧清，未足當韓豪”（《讀孟郊詩》），又云韓詩比之柳宗元詩，“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靖深不及也”（《評韓柳詩》）。然而在蘇軾論藝術和宋人評蘇詞的言論中，“豪放”還含有另一種意義：主要指放筆快意、揮灑自如、擺脱束縛的創作個性。蘇軾嘉祐六年的《王維吴道子畫》云：“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元豐八年《書吴道子畫後》云：“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紹聖元年《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吴畫壁》云：“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先後三次評吴道子畫，意見是一致的，“雄放”、“豪放”、“放”，含義相同。吴道子畫風固然宏偉奔放，但此處的“雄放”，細細體味實側重指創作個性，“浩如”以下三句即是“雄放”注釋；與“妙理”相結合的“豪放”，與“精微”相結合的“真放”，也不單指具有陽剛之美的“風格”。紀昀評“始知”兩句云：“至言可佩，於此知詩家好喜作迷離惝怳語，及喜作豪横語者，皆狂花客慧耳”，指出“豪放”不等同於“豪横語”，所言頗是。蘇軾《答陳季常》云：“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今存陳慥（季常）詞僅《無愁可解》一首，（此詞亦載東坡詞中。《全宋詞》據《山谷題跋》卷九等定爲陳慥所作，是。）係議論縱横的談禪悟道之作：“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這首詞雖不能斷定就是蘇軾信中所説的“新詞”，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詞前有蘇軾所寫短序，詞所抒寫的任情逍遥的主旨，與信中所謂“如此快活”亦甚吻合。但從藝術風格看，此詞很難加以“豪放”的評語。當然，氣度豪邁犖磊者如從事創作，一般表現爲放筆快意的創作個性，其作品一般具有豪放的風格，但三者並不是同一概念。蘇軾自稱：“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春渚紀聞》卷六）“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的“滔滔汩汩”的創作個性確是體現在蘇軾一生詩、詞、文的全部創作之中，但這一創作個性既可以表現爲豪横恣縱，也可以表現爲韶秀明麗、平淡自然，並不與“豪放”風格等同。至於胡寅所説“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題酒邊詞》）。此處“文章豪放之士”，更是泛言放筆寫作之人，與藝術風格無關。

最早以：“横放”、“豪放”論蘇詞的是蘇軾門人晁補之和南宋陸游、朱弁。晁説蘇軾“横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録》卷一六“黄魯直詞謂之著腔詩”條，但趙令畤《侯鯖録》卷八謂是黄庭堅語：“魯直云：東坡居士曲（一作詞），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律小不諧。居士詞横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陸游説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老學庵筆記》卷五）朱弁説，“章質夫《楊花詞》，命意用事，瀟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曲洧舊聞》卷五）這裏的“横放”、“豪放”顯然不指風格而指創作個性：晁、陸是泛言蘇軾整個詞作，自然不能全以豪放風格評之；朱弁所言《水龍吟·咏楊花》其風格素以藴藉婉曲見稱的。其次，他們又都把“豪放”一詞跟蘇軾詞的不合樂律聯繫起來，跟蘇詞與音樂的初步分離問題聯繫起來。這是值得注意的兩點。此外曾慥於紹興年間所作《東坡詞拾遺跋》也用“豪放”一詞評蘇詞：“想像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似也不是從藝術風格立論的。

蘇軾及其他宋人並没有把“豪放”與“婉約”對舉而言。最早以兩者對舉論詞的是明人張綖。他在《詩餘圖譜·凡例）後云：

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藴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所録爲式者，必是婉約，庶得詞體，又有惟取音節中調、不暇擇其詞之工者，覽者詳之。

（按，《詩餘圖譜》之明刻通行者爲汲古閣《詞苑英華》本，無《凡例》及按語。此據北京圖書館所藏《詩餘圖譜》明刊本及上海圖書館所藏萬曆二十九年游元涇校刊的《增正詩餘圖譜》本。）

張綖關於婉約、豪放的界説，是從藝術風格着眼的，與宋人論詞言“豪放”含義有别；但他把它作爲詞的兩“體”，並進一步認爲“詞體以婉約爲正”，則此兩體又隱然含有正、變之别的意義。張綖此説一出，學者多所稱引。如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詩餘》、清王又華《古今詞論》、王士禛《花草蒙拾》、徐釚《詞苑叢談》卷一、張宗橚《詞林紀事》卷六、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五，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等。

清人論宋詞多用“兩分法”：一以豪放、婉約分派，一以正、變分派。但兩者的實際内容往往相同或相近。前者如王士禛。他把張綖的兩體説引申爲詞中兩大派：“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爲繼矣。”後者如《四庫總目提要》。該書卷一九八云：“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别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以“清切婉麗”的花間一派爲正格，以蘇辛詞爲别格，正與婉約、豪放之分相近。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説：“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今《詞辨》僅存此正變二卷，以温庭筠、韋莊、歐陽炯、馮延巳、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柳永、秦觀、周邦彦、陳克、史達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唐珏、李清照等十八家爲正；而以李煜、孟昶、鹿虔扆、范仲淹、蘇軾、王安國、辛棄疾、姜夔、陸游、劉過、蔣捷等十一家爲變。他的所謂正變，大抵亦以《花間》爲標準，其列於正體的諸家，都以婉約見長，列於變體的諸家，大都帶有豪放或創新的精神。因而，調停兩派者往往合豪放婉約和正變而論之。沈祥龍《論詞隨筆》云：“唐人詞，風氣初開，已分二派：太白一派，傳爲東坡諸家，以氣格勝，於詩近西江；飛卿一派，傳爲屯田諸家，以才華勝，於詩近西崑。後雖迭變，總不越此二者。”又云：“詞有婉約，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廢，在施之各當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則情致絶少纏綿；塞下之曲，行以婉約，則氣象何能恢拓？蘇辛與秦柳，貴集其長也。”田同之《西圃詞説》云：“填詞亦各見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約語，畢竟豪氣未除；性情婉約者，强作豪放語，不覺婉態自露。故婉約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嘗非本色也。”這裏或謂詞的初源即有豪放、婉約，後人各承其源，平行發展，當然無所謂正變之别；或謂詞有不同題材，於是自有不同風格，或詞人性情有異，風格因之不侔，當然也談不上正變、本色非本色了。從這裏可以看出，在不少清代詞評家的心目中，豪放與别格、婉約與本色實際上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説法。

正變、本色問題確是評論蘇詞的關鍵。這個争論在蘇軾當時及稍後就已發生。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據《鐵圍山叢談》卷六，謂“太上皇（徽宗）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教坊司有舞者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視前代之伎”“皆過之”。陳師道與蘇軾同年逝世，皆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即徽宗即位的第二年，此語當非出自其口，但指蘇詞“以詩爲詞”爲“非本色”，却代表當時詞壇的一派觀點。

蘇軾對詞的本質的認識却與此相反。他的爲數不多的論詞文字總是反復强調一個觀點，就是“詩詞一家”。正是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他一反傳統“本色”，大力改革詞風，“以詩爲詞”成了他開創革新詞派的主要手段。他在《與蔡景繁》信中説：“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而李清照却説蘇詞乃“句讀不葺之詩”（《詞論》），張炎《詞源》論辛、劉（過）“豪放詞”爲“長短句之詩耳”，沈義父《樂府指迷》論詞四標準，其第一條即爲“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同一句“長短句詩”，兩者褒貶不同，態度迥異：蘇軾認爲詞早該如此作，“得之驚喜”，並當即加以試作，急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李清照等傳統詞派的理論代表却認爲詞絶不應如此作，嚴加申斥，不假稍貸。蘇軾説：“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與鮮于子駿》）他力圖按“詩詞一家”的原則來求“自是一家”，而李清照却聲稱詞乃“别是一家”，堅守詩、詞的森嚴壁壘。一字之差，意味着維護傳統和革新傳統的兩種傾向。這就是正變之争的實質。

蘇軾論詞還崇尚作爲藝術風格的“豪放”，並與“詩詞一家”的主張聯繫起來。前引《答陳季常》已云：“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另一封《與陳季常》信中自稱“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這與《與鮮于子駿》中謂《江城子·密州出獵》“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同一充滿自豪、自夸的口吻。言“雄”言“奇”言“壯”，足見蘇軾藝術個性中崇尚豪邁俊發的一面。也應指出，在“詩詞一家”認識的前提下，他也並不絶對排斥婉約、合樂。其《祭張子野文》云：“清詩絶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在《和致仕張郎中春晝》詩中還贊揚張先“淺斟杯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對張先詞的“宛轉”，“細琢稱聲”亦多褒揚。他對秦觀詞的俚俗媟黷表示過不滿，但對其雅正婉麗的作品却極爲傾倒。蘇軾自己詞作不限於豪放風格一路也可從這裏得到解釋。然而，聯繫蘇軾詩詞文整個創作，其藝術個性無疑更傾向於豪健的一面。

我們在前面説過，蘇軾及晁補之、陸游、朱弁等人在使用“豪放”一語時多從放筆快意的創作個性着眼，並不單指藝術風格。其實，這一創作個性與蘇軾革新傳統詞風的“以詩爲詞”的手段是互爲表裏、互爲因果的。他正是爲了使詞從“娱賓遣興”的工具變爲獨立的文學樣式，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纔斷然“以詩爲詞”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在題材内容上，跟詩一樣，衝破“艷科”藩籬，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卷四）的境地；在手法風格上，跟詩一樣，既有比興含蓄，更擅直抒胸臆，以高遠清雄的意境和豪健奔放的風格爲主要藝術標準，對婉約詞風也進行某些變革和發展；在形體聲律上，不以應歌合樂爲能事，而是追求詞的詩律化，追求誦讀的美聽。這些原屬“以詩爲詞”的主要内容也即是他所開創的革新詞派的主要内容，却跟“豪放”一語牽合起來：既然作爲創作個性的“豪放”與“以詩爲詞”是互爲表裏、互爲因果的，晁補之、陸游、朱弁等人還用來解釋過蘇詞不合樂律的原因，既然作爲藝術風格的“豪放”又爲蘇軾所傾心，他還常與“詩詞一家”的觀點合在一起來論述，更由於清人兩種“兩分法”在實際内涵上的相同或相近，因此，所謂豪放詞派和婉約詞派實際上成了革新詞派和傳統詞派的代名詞。龍榆生先生説：“後人把它分作豪放、婉約兩派，雖不十分恰當，但從大體上看，也是頗有道理的。這兩派分流的重要關鍵，還是在歌唱方面的成分爲多。”（《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見《詞學研究論文集》）劉永濟先生也説：“按詞以婉約爲正宗，其理由實因婉約派詞家如美成、白石、玉田皆知音，其詞皆協律，而詞本宋之樂府，樂府詩皆應協律。正宗之説，根據在此。”（《詞論》卷上《風會》）這兩位詞學前輩論豪放、婉約，都没有局限在張綖的風格分派之説内，而是從詞的發展流變着眼，是很有見地的。

蘇軾開創的革新詞派以“豪放”命名，確有些名實不符。但只要瞭解它的歷史來由和實際内容，且又約定俗成，今天仍可沿用。總之，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鑒定，而是指宋詞在内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别是形體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認識這種傾向和趨勢對於宋詞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二分法”的一些駁難都是以風格分派爲立論前提的，但“二分法”的涵義實不僅如此，這些駁難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蘇詞和協律

指責蘇詞不協音律，是傳統詞派極爲普遍的論點，成爲蘇詞評價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其實，蘇詞有兩種“律”：一種是樂譜式的詞律，目的是付之歌喉，被之管弦，以求歌唱的諧婉動人；一種是平仄式的詞律，主要不爲歌唱，而是追求文字聲韻的和諧，以求誦讀的美聽。

説蘇詞不協律，是指前者。但在宋人的言論中對其違律程度的估計却不一致。李清照説他“往往不協音律”（《詞論》），陸游引“世言”，謂“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老學庵筆記》卷五），其他泛稱其詞“不入腔”者屢見記載。然而，曾爲蘇軾僚屬的趙令畤却言時人“或謂”蘇詞“於音律小不諧”（《侯鯖録》卷八），胡仔説他“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沈義父《樂府指迷》“豪放與叶律”條亦認爲“不豪放處，未嘗不叶律也”。由於詞樂失傳，宋詞唱奏情況已莫明究竟，因此今天已不能準確判斷上述兩種估計孰是孰非。詞的平仄或格式，原是爲配合樂譜而形成的，我們雖不能從平仄聲韻直接求得樂譜的宫商節拍，但還是能從中窺測大致的情形，舍此也無他途了。

就蘇詞與樂譜式詞律的關係而言，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對當時仍保留舊時歌法而且“聲詞相從”的流行詞調和配合演奏的琴曲等，蘇詞守律頗嚴。《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云：“唐初歌詞多五七言詩，……今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闋。”可見《陽關曲》（即《小秦王》）在宋時仍爲有譜之詞。《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云“古詩皆咏之，然後以聲依咏以成曲，謂之協律”，因此歌詞内容和曲調聲情互相吻合；但到沈括時已大都不相一致，“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謡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説明只有《陽關曲》等少數詞牌尚能配合曲調聲情。李之儀《跋吴思道小詞》云：“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河》是也。”也説明此調爲當時習唱。蘇軾在密州時曾據古本《陽關》對“陽關三疊”的唱法作過專門的考證（《東坡題跋》卷二“記陽關第四聲”條）。宋楊偍《古今詞話》（《花草粹編》卷一一引）、元楊朝英《陽春白雪》所載《陽關三疊》詞，其結構即與蘇説相符（第一句不疊，餘三句疊）。正因爲蘇軾對此調熟稔，他所作《陽關曲》三首與王維原作《渭城曲》平仄四聲嚴格相合：

從上表可知：

（1）若以平仄論，僅第二句第一字有兩字不合（銀、行），其他全合。俞樾解釋道，此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詞家每每以入聲字作平聲用，右丞用客字，正是入聲，或客字宜讀作平也。蓋此調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讀仄聲，便不合律。東坡《答李公擇》及《中秋月》兩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證也。惟《贈張繼愿》用戲字，則是去聲，於律失諧，或坡公於此小疏，又《玉篇》戲字有忻義、虚奇二切，此字借作平聲讀，或亦無害也。”（《湖樓筆談》卷六，見《第一樓叢書》九）則平仄全部相符了。

（2）若以四聲論，蘇詞三首共八十四字，僅“銀”、“戲”、“行”、“漢”、“到”、“戰”、“此”、“使”、“此”、“不”十字不合，餘七十四字全合。其他有出入各字，因依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規律可以相通。如浥（影母）、溢（以母）、雪（心母）三字皆清入轉上，因與紫（上聲）同，莫（明母）字次濁入轉去，與更（去聲）同，盡（從母）陽上作去，與夜（去聲）、取（上聲）、忘（去聲）相通，斷（定母）陽上作去，與故（去聲）同。

（3）第一句第一字皆用去聲，結尾兩平中皆同夾一去聲字，一在句首，一在句尾，是在“起調畢曲”的歌唱喫緊之處，故毫不假借。第二句第五字必用上聲，第三句末三字必用“入平上”，亦似非偶合，徐棨《詞通·論律》曾指出蘇軾此三詞於王維原作“不獨謹於句調，謹於平仄，抑且謹於四聲”（《詞學季刊》一卷三號），是正確的，總之，此乃蘇詞守律最嚴之著例。

蘇軾著有《雜書琴事》、《雜書琴曲》多則（見《東坡題跋》卷六），其中不乏此中人語，他的兩首琴曲《醉翁操》和《瑶池燕》也是深諳樂律之作。

先説《醉翁操》。據蘇軾此詞自序，滁州琅琊山“泉鳴空澗，若中音會”，爲歐陽修所激賞。後太常博士沈遵往游，“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只是一首器樂曲。歐陽修“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成爲琴界憾事。三十餘年後，沈遵琴友崔閑“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請蘇軾補詞。又據《澠水燕談録》卷七，蘇軾作此詞時，“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絶妙，好事者争傳。”蘇軾還寫信給沈遵之子本覺法真禪師説：“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能够頃刻之間一字不改地寫出與琴曲音樂“真同”的詞，又爲當時和後世争傳不絶，既見出蘇軾對音樂的一定造詣，又説明這首詞與樂曲音律的融合無間。葉夢得在《避暑録話》卷下中説，他於大觀末亦遇崔閑於泗州南山，崔閑“坐玻瓈泉上”，配合“涓涓淙潺”的泉聲作琴曲多首，要求葉爲他配詞，方法是“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韻）爲句以授余”，葉因對此道“了了略解”而未能當即應命。其實，葉幼時已向信州道士吴自然學過琴。由此可以推知蘇軾此詞必合矩矱，否則不會引起時人的驚嘆和他本人的自許。今日誦讀原詞：“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短句多，韻位密，多用平韻，間有拗句，吟誦一過，琴音的清圓婉和，泉聲的琤琮丁東，仿佛依稀可聞。鄭文焯云：“讀此詞，髯蘇之深於律可知。”（《東坡樂府箋》卷二引）這首詞的音樂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再説《瑶池燕》。《侯鯖録》卷三云：“東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按，《瑶池燕》即《越江吟》。《續湘山野録》云：“世傳琴曲宫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制，最爲絶妙。”其五即《越江吟》。宋太宗極爲愛賞，“命詞臣各探調制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因其首句爲“非煙非霧瑶池宴”，故又名《瑶池燕（同宴）》。今即以兩蘇之作對勘如下：

注：①蘇易簡詞，《續湘山野録》、《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六引《冷齋夜話》所載文字不同，《欽定詞譜》卷九録此詞“從《花草粹編》訂定”，今從之。（又參見《詞律》卷五杜文瀾等校注）蘇軾詞據《全宋詞》本，但“來”、“鬟”兩字據别本改爲“未”、“鬢”。

兩詞差别是：

（1）韻脚。東坡詞首句於第四字多押一陣字韻。（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六易簡詞首句作“非雲非煙。瑶池宴”，煙字亦是韻脚。）其他只有兩個韻脚聲調不同：易簡詞之婉（上）、遠（上），東坡作韻（去）、恨（去）。散、轉有上去兩讀，故與粉（上）、鬢（去）同聲。其他韻脚聲調全同。

（2）平仄四聲。全詞除韻脚外僅三個字四聲不合；易簡詞之“落”（入）、“態”（去）、“爛”（去），東坡作“少”（上）、“解”（上）、“幽”（平）。其他“冷”（上）可通“零”（平）（一本即作“零”），與“多”（平）同聲。“春”（平）實爲“奏”（去）之誤，考《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歷代詩餘》卷十九即作“奏”，應從，故與“抱”（陽上作去）同聲。“斂”有上去兩讀，故與“影”（上）同聲。若以平仄論，全詞竟只有一字不合（“爛”與“幽”）！蘇軾謂易簡原詞“不協”，究其實僅止如此而已。這説明蘇軾此詞必嚴於守律，同時也使我們對於宋人的所謂“不協”有個具體的分寸感。

（二）部分蘇詞曾付之歌喉、被之管弦，其守律情形時嚴時松，頗多參差。根據蘇軾詞序及其他有關記載，今可考知曾被歌唱過的蘇詞大約有：《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哨遍》（爲米折腰）、《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減字木蘭花》（維熊佳夢）以及上述《陽關曲》等三調五首，以上見詞序；還有《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見《與鮮于子駿》；《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見《鐵圍山叢談》卷四；《滿江紅》（東武城南），見《歲時廣記》卷十八引《古今詞話》；《永遇樂》（明月如霜），見《獨醒雜志》卷三；《南歌子》（師唱誰家曲），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七引《冷齋夜話》；《戚氏》（玉龜山），見李之儀跋；《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見《琅環記》卷中引《林下詞談》；《玉樓春》（烏啼雀噪昏喬木），見《王直方詩話》；《鵲橋仙》（緱山仙子），見陸游《跋東坡七夕詞後》，共十八首。如果再加上自度曲《皂羅特髻》、《翻香令》、《清華引》、《荷華媚》和其他“櫽括”體《定風波》（與客攜壺上翠微、好睡慵開莫厭遲），則共二十四首。其中有的守律頗嚴。如《戚氏》（玉龜山），此詞長達二百十幾字。分三段。萬樹《詞律》卷二〇曾以它與柳永同調“晚秋天”一闋比較云：“‘雲璈’句（第三段第七句）七字叶韻，與前調（指柳詞）‘别來’句六字不叶異，其餘俱同。人每謂坡公詞不叶律，試觀如此長篇，字字不苟，何常（嘗）不協乎？”萬樹僅從平仄格式來衡量，“字字不苟”也嫌過譽。其實，平仄四聲時有出入，叶韻方式亦有不同：柳詞是平仄韻同部參錯互叶，蘇詞大都用平聲韻。但總的看來，確較嚴格，尤其像柳詞的五個領格字，第一段“正”字，第三段“遇”、“念”、“漸”、“對”字，蘇詞一律遵依，同作去聲。（僅“杏”字在句式上不屬領格句，但字聲仍爲陽上作去）柳詞第三段“當年少日”、“對閒窗畔”二句，皆上一下三句式，蘇詞作“獻金鼎藥”、“望長安路”，亦并遵依。毛晉本調下注引李之儀（端叔）跋云：“東坡在中山（定州），宴席間，有歌《戚氏》調者，坐客言調美而詞不典，以請於公。公方觀《山海經》，即叙其事爲題，使妓再歌之，隨其聲填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而已。”［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跋〈戚氏〉》記此事，文字有異。其中還説：“一日歌者輒於（東坡）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李之儀爲蘇軾知定州時僚佐，其言當可信。此詞逕爲應歌而作，且實有意與柳詞争勝，故嚴於守律，因難逞才。今蘇詞有三處在相同位置上與柳詞用字全同：“當時”、“正”、“留連”，便見此中消息。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説蘇軾對此詞“最得意”，當包括妙合音律而言。

但有的守律頗疏。試以上述兩首《江城子》爲例。《江城子》上下兩片各三十五字，格式相同。五代時僅只單片，至宋多依原曲重增一片，以不同的歌詞重唱一遍。但以蘇軾此兩詞四片對勘，結果是：

（1）“老夫聊發少年狂”一首，上下片四聲不合者十一字，占三分之一，若以平仄不合者論，亦有二字；

（2）“夢中了了醉中醒”一首，上下片四聲不合者十三字，平仄不合者四字；

（3）兩首逐字對照，四聲不合者二十三字，平仄不合者四字。

這個數字比起《陽關曲》三首的情況來，相差就很大了。兩首詞雖説可歌，但一則説“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與鮮于子駿》），與當時一般用琵琶伴奏者完全異趣；［宋翔鳳《樂府餘論》：“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嘽緩繁促而易流。”姚華《與邵伯絅論詞書》：“五代北宋歌者皆用弦索，以琵琶爲主器。”（《詞學季刊》二卷一號）］一則自謂東坡之雪堂猶如陶潛之斜川，“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係隨興所書，然後借用詞調付之歌喉而已。要之，此兩詞皆非酒宴應酬或争勝逞才之作，而是“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自然於音律有所不顧了。這是他守律時嚴時松的原因之一。

（三）蘇軾的大部分詞作没有歌唱的記載，其中多數可以大致推斷並無應歌的創作目的，其守律情況總的來説比較松弛。今試以蘇、柳詞作比較。柳永號稱知律，今存《樂章集》其詞調與蘇軾同者有二十調，其中除《卜算子》、《定風波》名同而調異（柳爲慢詞）、《瑞鷓鴣》格式大異外，以相同的十七調對勘，平仄四聲互異之處頗爲經見。例如《少年游》一闋，柳詞有五十字、五十一字、五十二字三式，蘇詞兩首皆五十一字，但句式有稍異處。以句式與柳詞全同者比較，即柳之“層波瀲灧遠山横”與蘇之“銀塘朱檻麴塵波”，兩詞四聲異者達二十字。再以柳五十字之“參差煙樹灞陵橋”與蘇之“去年相送”對照，不但柳詞首七字句蘇軾改爲兩個四言句，柳詞結尾四、四、五句式蘇改爲七、三、三，而且四聲異者達十八字，所占比例亦較大。尤如蘇詞結尾“恰似姮娥憐雙燕”句，四平連用，於歌唱亦似有礙，且又在“畢曲”樂調喫緊之處。他如《清平樂》柳之“繁華錦爛”與蘇之“清淮濁汴”，《訴衷情》柳之“年漸晚”與蘇之“花盡後”等，四聲異者隨處皆有，幾無清楚條理可尋，不再縷述。句式出入的情況也較突出。如《八聲甘州》柳詞首句“對瀟瀟、暮雨灑江天”爲領格句，“對”字去聲，蘇詞作“有情風萬里卷潮來”，未合；其結尾倒數第二句柳詞“倚欄干處”，中兩字連屬，爲特殊句法。如吴文英同調“渺空煙”之“上琴臺去”、張炎“記玉關”之“有斜陽處”皆同，而蘇詞作“不應回首”，又未合。《醉蓬萊》柳詞“漸亭皋葉下”全詞共有五個五言句，皆用上一下四句式，蘇詞“笑勞生一夢”首，四句合，一句未合；這片柳詞爲四個四言句，蘇詞變爲六、六、四句式。《鷓鴣天》柳詞“吹破殘煙入夜風”首第三、四句，例作對偶（晏幾道等皆如此），蘇詞此調共兩首，一首合（“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一首不合（“夜來綺席親曾見，撮得精神滴滴嬌”）。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四曾舉蘇軾的兩首詞云：“其句法連屬處，按之律譜，率多參差”，其實，這種情況不限於少數詞作。至於用韻方面，魯國堯先生曾以蘇軾等二十位宋代四川詞人的作品進行細緻而全面的分析比較，其結果也以蘇軾“出格”爲多，他是“合韻（指不同韻部的合用）項目最多者之一，達七項。合韻較之於本韻，有礙於歌唱則是肯定的”。（《宋代蘇軾等四川詞人用韻考》，見《語言學論叢》第8輯）

應該指出，上述四聲、句式、用韻等出入之處並非全部都是對樂律的違礙。以柳詞而言，其同一詞牌即有多種格式，如《傾杯樂》即有九十四、九十五、一〇四、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兩體）、一一六字等八體，《洞仙歌》有一一九、一二三、一二六字等三體，《輪臺子》有一一四、一四一字兩體，《少年遊》有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字等三體，其四聲、句式、用韻也不全同，甚至差别很大。但他精於樂律，深知何處應守、何處可守可不守，掌握了詞牌的靈活性。蘇詞就不完全如此。後來詞譜作者往往把這些歧異看成可平可仄或又一體之類，從歌唱樂律角度看，是不對的。例如蘇軾的《歸朝歡》（我夢扁舟浮震澤）與柳永同調之“别岸扁舟三兩只”，句式全同，所押十二個韻脚竟有五個字同（浙、白、客、色、隔），連柳詞上下片兩結首字皆用入聲（只、玉），蘇詞亦遵依（覺、莫），但平仄四聲仍有參差。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云：“此與柳詞同一體，其平側微異處，正是音律之清濁相和，匪若萬紅友（樹）所注可平可仄之例也。”（轉引自《東坡樂府箋》卷二）這一審察是十分精細的。請以近事喻之。傳唱一時的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歌曲，原來是楊蔭瀏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無名氏爲薩都剌《滿江紅》（六代豪華）所譜寫的曲調，配上岳飛詞而成的。兩詞若衡以通常詞譜，都是合律的；但在歌唱岳詞時，不僅原曲譜未能充分表達岳詞激昂慷慨的情緒，而且在字調配合曲譜音符上頗多牴牾。楊先生指出如“怒髮”、“欄處”、“望眼”、“仰天”、“里路”、“胡虜”、“待從”等處，在歌唱時發生了“倒字”（四聲不合）的不良效果，這是由於違反了“以低音配上聲字，以高音配去聲字”的原則。（《我和〈滿江紅〉》，見《人民音樂》1982年第10期）而一般詞譜僅分平仄，且在“怒”、“欄”、“望”、“仰”、“里”、“待”等處皆注可平可仄。這説明歌唱確要區分上、去，平仄也不是隨便可以通用的。今日宋詞樂譜已亡，蘇詞與柳詞等的歧異處，籠統地説是可平可仄或又一體之類顯然不符歌唱的實際情形，但我們又無法確指哪些違例哪些不違例。從比勘的絶對數字來看，我們只能推測蘇軾的這第三類詞，比起《陽關曲》等五首詞來，比起曾經配樂歌唱的詞來，違律較多、較普遍，而這類詞正占蘇詞的大多數。夏承燾先生説“蘇辛但工文字，不顧拗盡天下嗓子”，即概指蘇詞的一般情況。

蘇軾對樂律雖非精詣但亦粗通。其《與子明兄》云：“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何（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則在嘉祐應舉時尚不諳謳歌，但後常研習。吕居仁《軒渠録》記載蘇軾有“歌舞妓數人”，常飲客侑歌。蘇軾知密州時，劉攽曾聽到蘇詞數闋，作詩贈之云：“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原誤作欺）。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吴娃齊女聲如玉，遥想明眸顰黛時。”（《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借屈原“未睹此秘”（《南史·陸厥傳》引沈約論聲韻有“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語）及宋玉曲高和寡之説來贊美蘇詞，戲謂蘇軾當有師法授受，獨得樂理之秘，與當時輕浮少年以歌詞爲戲不同。蘇軾晚年常自歌咏，亦屢見記載。這都説明他對音樂的愛好和熟悉。上述《陽關曲》等五首的實例更是明證。

蘇軾粗通樂律而其大部分詞作又多違律，説明什麽呢？這正是對詞的一種新的創作意識的形成——主文不主聲。就是説，蘇軾主要不是以應歌爲填詞目的，而是把詞作爲與詩一樣的獨立抒情藝術手段，不願思想感情的表達因遷就樂律而受到損害，不願自由奔放的創作個性受到拘束，表現了詞與音樂初步分離的傾向。蘇軾最有名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其句式就有四句與常格不同（浪淘盡、小喬初嫁了、羽扇綸巾、故國神游），所押入聲韻也是物、錫、薛、月諸部混而用之，就是因直抒胸臆而不拘樂律的突出例子。這一創作意識並不僅是蘇軾一人如此。《碧鷄漫志》卷二云：“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雍容奇特”往往是“不多合繩墨處”，與沈義父評蘇詞“不豪放處，未嘗不叶律”，正反角度不同，含意完全一樣，都反映出反傳統的新的創作意識。只不過王安石畢竟彼衆我寡，未能獨立門户，而蘇軾以傾蕩磊落之才馳騁詞筆，恣意抒寫，突破倚聲協律的常規，纔開一代新風氣。

鍾嶸《詩品序》提出，“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這是講歌唱之律；但梁時的詩歌“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這是講“諷讀”之律。蘇詞算不上歌唱之律的典範，但他對諷讀的音樂性却是潛心追求的。這完全適應蘇軾當時詞壇所面臨的詞與音樂初步分離的情勢。

誦讀但求平仄，不講四聲，這是從沈約“永明體”到唐代律詩形成的一條經驗教訓。宋詞在與音樂初步分離的情勢下，其格律亦趨於詩律化，即以兩平兩仄交替迭用的重複平仄律爲基礎；但又充分發揮其句式上的長短互節、奇偶相生，韻位的疏密變化、韻部通用以及平仄字聲在聯、節、篇的多種變化，而形成另一種聲情相稱、諧婉美聽的音律。所以，它是詩律化而不是被律詩所同化。蘇軾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仍以《江城子》爲例。前面從歌唱樂律的角度，我們已推測它可能違律較多；但就平仄式詞律而言，則又十分謹嚴。蘇詞此調共九首，每首十八句，全是律句，每句平仄亦全同（個别字在一三五處小有出入），以構成全詞和諧的一面；但律句之間，多不符粘對規律，如上下片前面的兩個三言句，皆作“仄平平，仄平平”的重複句，又構成拗怒的一面；而上下片後面的兩個三言句，又皆作“平仄仄，仄平平”，且處於結句地位，這又使全詞在拗怒中顯出和諧的統一基調。九首平仄一律，見其守律不苟。

如果説，《江城子》的格律多依前人成例，那麽，他的兩首《洞仙歌》則證明他對音律的匠心獨運。《洞仙歌》一調，首見於唐《教坊記》，柳永《樂章集》兼入中吕、仙吕、般涉三調，句式不一，字數也有一二一、一二三、一二六字不等。蘇軾兩詞“冰肌玉骨”爲八十三字，“江南臘盡”爲八十四字，除下片第四句一爲五言句、一爲六言句外，其他句式及平仄基本相同，極少例外。兩詞一咏花蕊夫人，一咏柳樹，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其音節舒展回環，聲情融爲一體，全詞亦以律句爲主，僅上片安排兩個拗句。韻脚全用去聲，去聲激厲勁遠，轉折跌宕，收到瀏亮而又含蓄之效。尤如兩詞結句：“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和“又莫是東風逐君來，便吹散眉間，一點春皺”，都由兩個領格句一氣聯綴而成，領字（但、又、又、便）皆用去聲，所領之句一爲七言，一爲兩個四言，又富變化，把時不我待的感慨或東風催春的期望表達得深曲和深沉。

蘇詞的平仄有的與通行格式不同，他對音節的推敲正可從這類不同處尋味。如《滿江紅》下片第五句，一般作“仄平平仄仄”（如岳飛《滿江紅》的“駕長車踏破”），蘇軾五首此句爲“空洲對鸚鵡”、“文君婿知否”、“相將泛曲水”、“相看怳如昨”、“何辭更一醉”，都改作“平平仄平仄”（“曲”、“一”，入作陰平，“看”有平去兩讀），這就不是偶然的了。他大概有意打破兩平兩仄相間的複式平仄律，而變爲一平一仄相間的單式平仄律。例如他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全詞大都爲律句，僅三個拗句，而此三個拗句都符合單式平仄律：一爲過片句“遥想公瑾當年”作“平仄平仄平平”，二爲上下片結句“一時多少豪傑”，“一樽還酹江月”，皆作“仄平平仄平仄”，都有一平一仄更迭，對全詞悲壯勃鬱情懷的表達，助益甚大。又如《雨中花慢》一調，蘇軾有三首（今歲花時深院、邃院重簾何處、嫩臉羞蛾），其前片結句各爲“有國艷帶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空悵望處，一株紅杏，斜倚低墻”，“又豈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風霜”，皆第一句作拗句（僅一個平聲字），二、三兩句却爲律聯，先拗後諧。而一般格式却先諧後拗：第一句作律句，二、三兩句律句失對，爲重疊句，如柳永“墜髻慵梳”之“把芳容陡頓，恁地輕孤，争忍心安”，張孝祥“一葉淩波”之“恨微顰不語，少進還收，伫立超遥”，皆取“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格式。蘇詞的這些變化，都爲了造成别一種吟誦腔吻。從數首變化相同來看，他不是率意爲之的。

以上數例可以説明蘇軾對誦讀的音樂性的重視。因此他的詞一般讀來朗朗上口，而無棘喉澀舌之弊，偶有拗折處，適足以表示盤旋吞吐、勃鬱不平的胸襟。後世的許多詞譜作者往往以蘇詞作爲詞牌的實例。如萬樹《詞律》取蘇詞者有正體十三調，又一體七調，共二十調。他的詞在平仄式詞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示範作用。

三、從詞樂分離的客觀趨勢看蘇詞的革新意義

蘇詞産生以後一直受到“變體”、“别格”，“非本色”等嚴厉指責。有趣的是，一些辯護者也往往從尊體的角度來肯定蘇詞。南宋初年王灼的《碧鷄漫志》是第一部詞學專著，最早對蘇詞的革新意義給以崇高而正確的評價：“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卷二）但此書的主旨是揭橥“合樂而歌”的標準追溯詞的遠祖，借以抬高詞的地位，所謂“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卷一），這使他對蘇軾的突破音律采取事實上承認口頭上否認的矛盾態度：既然蘇軾“非心醉於音律”，無異承認了於律有舛，但又指斥“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其實，何“妄”之有？清代劉熙載則從内容、風格上立論：“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藝概》卷四）其言辯而有據，把“變調”的帽子扔給了對方。但囿於“正變”之争並不能説明問題的實質。蘇詞的革新意義在於它代表着詞史發展中的兩個趨勢：詩詞合流（不是同化）的趨勢和詞樂分離的趨勢。這兩個趨勢是統一的：不僅死守樂律不能充實内容、提高意境和風格，内容的革新和擴大必然導致體制的變革，而且後者是前者的重要標志，使詞脱離音樂的附庸地位而變成一種律化的句數固定的長短句詩，一種新型的格律詩。不少論者却認爲，“詞一經和樂脱離了關係，也就加速它的僵化和死亡”（孫正剛《詞學新探》），或認爲詞的題材擴大便“失去了抒情的價值”，“蘇軾出而開豪放一派，詞也就衰了”（劉堯民《詞與音樂》），似可商榷。

歌唱是一種複合藝術，包括音樂因素和文學因素。音樂和文學原本都是獨立的藝術，兩者結合得好，音樂可以借歌詞而使其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明確化，歌詞則由樂調的渲染而獲得更豐富的情韻和意境。《古今樂録》云：“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但這樣高度融爲一體的天衣無縫之作，一般很難達到，甚至是不可能的。托爾斯泰《藝術論》在論及歌劇時説：“爲了使一個藝術領域中的作品和另一個藝術領域中的作品相符合，就必須有下述的不可能的事發生：既要使兩個屬於不同的藝術領域的作品顯得非常有特色，和過去存在的任何東西都不相似，同時又要使它們符合，而且彼此非常相似。”他甚至斷言，如果音樂作品和文學作品能相符合，“那麽其中之一是藝術作品，另一個便是贋造品，或者兩者都是贋造品”。此論或許有偏，但他從歌唱藝術聲辭相得的極詣要求出發，深刻地揭露了兩種因素的内在矛盾。

由辭配樂還是依樂作辭就是一個突出的矛盾，實質上是何者爲主的問題。我國的早期文獻大都記載先有詩後纔合樂制曲，如《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但在實際創作中，兩種方式並行發展。沈約《宋書·樂志一》云：“凡此諸曲（按，指吴歌雜曲），始皆徒哥（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即是兩種配合樂器伴奏的不同方式。元稹《樂府古題序》把《詩經》、《楚辭》之後的韻文合樂的情況分爲兩大類：“操”以下八體“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即先樂後辭，爲樂造文；“詩”以下九體，“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即先辭後樂，爲文造樂。前一方式“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這樣，歌詞的寫作往往爲了遷就曲譜而影響其思想感情的自由抒發；後一方式，率意爲辭而後協律配曲，則又影響樂曲旋律的自由演進。所以詩歌和音樂理應“合則兩美”以發揮更大的藝術作用，但却不免“合則兩傷”，影響各自特性的發揮。

詞的創作，除初創詞牌及自度曲外，絶大多數是屬前種方式，即按譜填詞，這比之後種方式更擴大了詩歌和音樂的矛盾。填詞必以曲拍爲準，一個詞牌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不僅講平仄，而且講四聲陰陽，限制過嚴，束縛手脚，降及南宋的部分詞家，更是其法益密，其境益苦了。填詞又必須顧及曲調的音樂形象和情調，但如前所述，沈括曾指出北宋時大多數詞已是聲辭相違，甚至“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齟齬抵觸，格格不入（《夢溪筆談》卷五《樂律》），即使聲和辭在全首基本相合，但要達到每字每句情調一致還是十分困難的。詞牌的曲調又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一般作者只能按固定腔式填詞，則又跟不上曲調的實際變化。最後，歌唱藝術的重心又不能不在音樂方面，花間宴筵，尊前侑酒，人們追求的是歌喉的動聽，管弦的美妙，而忽略文辭的文野高下。沈括説：“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樂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同上），説明北宋“樂師”但求節奏準確、音律和諧，不重歌唱内容。迄至南宋，鄭樵又提出：“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正聲序論》，見《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把歌詞置於歌唱的無足輕重的地位，自然阻礙詞在文學方面的發展。

從北宋開始，不少人在“復古”的口號下對這一方式提出責難。王安石説：“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却是‘永依聲’也。”（《侯鯖録》卷七）王灼雖然承認古樂府“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但“古法”却是先詞後譜：“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今先定音節，乃制調從之，倒置甚矣。”（《碧鷄漫志》卷一）到了北宋末年，這種“倒置”的創作方式波及“雅樂”，也引起人們的不滿。《宋史·樂志五》記紹興四年“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制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制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崇寧以後”，指宋徽宗崇寧間設立大晟府以後；所謂“俗樂”即指詞。朱熹《答陳體仁》亦云：“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他更進一步説：“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朱文公文集》卷三七），與鄭樵之説截然相反，這不啻聲言詞脱離音樂而獨立的合理性。

蘇軾對歌唱藝術中文學和音樂因素的矛盾有過實際的體會。在《醉翁操·引》中，他於稱贊沈遵所作《醉翁操》器樂曲爲“絶倫”後説：“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歐陽修）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制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這裏指出先譜後詞使歌詞“與琴聲不合”，先詞後譜則又使琴聲未臻於“天成”。他填寫的新詞纔達到“真同”，即聲辭融合的極致。但這樣成功的合作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就詞的創作而論，既然合則難求兼美，不如離則各不相妨，歌唱藝術以後將由元曲代興了。

宋詞從合樂到不合樂已成爲實際的發展趨勢。文人詞日益多不可歌，或不以可歌爲創作目的。楊纘《作詞五要》的第三要説：“第三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協，奚取焉！”張炎《詞源序》提到“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詞源》“音譜”條還提到填詞不能“只依舊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即是舊本中多有不可歌之詞。他還感嘆當時“賞音者”之少：“余謂有善歌而無善聽，雖抑揚高下，聲字相宣，傾耳者指不多屈。”（《意難忘·序》）音樂的耳朵是由音樂培養而成的，“傾耳者指不多屈”正是“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的結果。沈義父《樂府指迷》云“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都是有力的説明。

原因之一是依譜填詞，協律太難。張炎説：“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還説：“今詞人才説音律，便以爲難，正合前説，所以望望然而去之。”（《詞源》“雜論”條）沈義父也指出，“詞之作難於詩”即在於“音律欲其協”之不易。朱熹早已説過，“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朱子語類》卷九二《樂類》）一般詞人緬律病吕，勢所必然。兩宋號稱知律的詞家，不過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楊纘以及張樞、張炎父子數人而已，他們的作品也難做到嚴絲合縫。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卷三“李清照論詞”條云：“余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安節）説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詞協韻，比唐人較寬”，“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之抑揚高下與律協者押之，而不拘於四聲”。周邦彦身爲大晟府提舉官，他的詞傳唱頗廣，但張炎猶謂其“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可見其難矣”！（《詞源序》）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四謂姜夔於音律“時有出入”，“細校之不止一二數也”。

其實，宋人對於字調的四聲陰陽和音律的七音關係的認識，還處於摸索的幼稚階段，並没有找出明確的對應相配的規律，協律與否必須按之管弦始能判斷。張炎記他父親張樞關於修改“瑣窗深”的有名例子，即由“深”而“幽”而“明”（見《詞源》下卷），據後世不少學者解釋，這是因“深”字前面的“窗”字是陰平，應配陽平的“明”字，而“深”“幽”皆爲陰平，故不協。如果張樞知此規律，就不必一改再改，逕直找個陽聲字即可。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七云：“余向游紫霞翁（楊纘）門。翁精於琴，善音律。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間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必隨證其非。余嘗叩之云：‘五凡上尺，有何義理，而能暗誦如流？且既未按管，安知其誤？’翁笑曰：‘君特未究此事耳，其間義理，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記之！’”，也謂“既未按管，安知其誤”；楊纘雖精於此道，比時人高出一頭，但也語焉不詳。於是詞人因求協律而殫精竭慮的記載不絶於書。姜夔的《慶宫春》“蓋過旬涂稿乃定”（《慶宫春·序》），他要作一闋平韻《滿江紅》，“久不能成”，後於偶然機緣纔得作成。（《滿江紅·序》）周密咏西湖十景的《木蘭花慢》是“冥搜六日而詞成”，但楊纘仍指出於律未諧，“遂相與訂正，閲數月而後定”。（《木蘭花慢·序》）從這些行家裏手的身上不也可窺見詞與音樂分離的必然趨勢嗎？事實上，像張炎的詞，從詞序和題材内容看，似也大都非爲應歌，如不少題書畫卷册之作，如“以詞寫之”，“作此解以寫我憂”，“久欲述之”，“述此調”乃至“不能倚聲而歌也”等語，都是明證。

原因之二是詞的樂譜日漸亡失，或雖有樂譜却不在文人中流傳。唐五代的有些樂譜在北宋前期就已失傳。蘇軾《浣溪沙》（西塞山邊白鷺飛）序云：“玄真子（張志和）《漁父》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故加數語，令以《浣溪沙》歌之。”因《漁父》是七七三三七句式，與《浣溪沙》六句七言句大致相合。後黄庭堅《鷓鴣天》（西塞山邊白鷺飛）序云：“表弟李如篪云：‘玄真子漁父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耳。’因以玄真子遺事足之……”因《鷓鴣天》除七句七言句外，還有兩個三言句，與張志和原詞句式更合，故謂“極入律”，但都説明原譜已失。李之儀《跋小重山詞》云：“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則《小重山》譜亦已不傳。因此，姜、吴一派重律的詞人得一樂譜，往往鄭重叮嚀，極爲珍視。如姜夔從“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闋，皆虚譜無辭。……予不暇盡作，作《中序》一闋傳於世。”（《霓裳中序第一》序）周密《解語花》序：“羽調《解語花》，音韻婉麗，有譜而亡其辭”，他因“倚聲成句”。他們都有配詞以傳譜的用意，反證此類樂譜在他們心目中已是遺韻絶響。不僅古譜時有亡佚，即同時人所作亦常失傳。秦觀《醉鄉春》（唤起一聲人悄）一闋，“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冷齋夜話》）吴文英有自度曲《西子妝慢》，張炎喜而填之，但“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西子妝慢》序），只好成爲一首脱離音樂的文學詞。樂譜的極易亡佚説明它不被一般詞人所普遍重視，正是大多數文人詞已從音樂爲主發展到文學爲主的反映。

與文人詞大都不可歌的情況相反，當時傳唱者多爲市井率俗俚詞。張炎云：“昔人咏節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並舉例説在清明、端午、七夕時常歌柳永等俚詞，而周邦彦、史達祖等“措辭精粹”之作反而“絶無歌者”。（《詞源》卷下《節序》）沈義父更云：“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樂府指迷》“可歌之詞”條）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論”條更把“子弟不唱作家歌”作爲“凡唱所忌”的第一忌（又見元楊朝英《陽春白雪》）。“作家歌”即《避暑録話》卷三稱秦觀詞“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也就是歐陽炯《花間集序》所説的“詩客曲子詞”。沈曾植《全拙庵温故録》謂芝庵“蓋金、宋間人”，則更在張、沈之前。文人詞之多不傳唱，由來已久。

這裏還需一提的是南宋一部樂譜總集《樂府混成集》。（其他見於記載的宋代詞譜還有《宴樂新書》、《行在譜》，今俱失）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混成集”條云：“《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此書錢大昕《元史新編藝文志》“詞曲類”謂有“一百五册”。明萬曆間張萱等編《内閣藏書目録》卷五“樂府混成集”條亦存一百五册，謂“莫詳編輯姓氏，皆詞曲也。内有腔、板譜，分五音十二律類次之。原一百二十七册，今闕二十二册”。明王驥德《曲律》卷四云：“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原注：即宋詞，非曲譜）。”此書今亦失。修内司原是負責宫城、太廟修繕之事的機構，紹興三十一年廢教坊司後，它又掌管樂工，“每遇大宴，則撥差臨安府衙前樂人等充應，屬修内司教樂所掌管”。（《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此書卷帙浩繁，當時僅在樂工中流傳，詞人很少接觸。周密説到此書有“《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又有《杏花天》，此“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而姜夔從“樂工故書中”所得《霓裳曲》却爲十八闋（《霓裳中序第一》序），好樂如姜夔，此書亦未寓目。其次，王驥德云：“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既云“生平所未見”，則知調皆僻腔，詞非文人雅詞。他又謂“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絶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而其所稱“佳句”，則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相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其辭俚俗淺顯，可見一斑。誠如蔡嵩雲先生所説：“兩宋詞家雖多，其協律之作，實如鳳毛麟角，今世所傳雅詞，在當時多不能唱，可唱者，反爲當時盛行、後世不傳之俚詞。詞之音律與辭章分離，蓋自宋代已然矣。”（《樂府指迷箋釋·引言》）從《樂府混成集》也可反映這種“文士不重律，樂工不重文”的情況，看出宋詞向元曲過渡的軌跡。

總之，蘇軾所開創的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適應了宋詞發展的客觀趨勢，改變了詞附屬於音樂的地位，打破了詞與詩的森嚴壁壘，使詞作爲獨立的文學樣式得以繼續發展，纔造成宋詞繁榮發達、多姿多態的局面。平心而論，比之唐代律詩，蘇軾對詞體的革新精神和成果，還没有得到充分的發揚和利用，宋詞在形式體制上的長處還大有可以用武之地。我們今天建立新的格律詩必須借鑒古典詩歌的藝術經驗，蘇軾的豪放詞派比之律詩乃至周、姜一派詞，似可提供更多的東西。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

蘇軾的書簡《與鮮于子駿》和《江城子·密州出獵》

蘇軾在密州所作詞今可考知者近二十首，其中包括《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等膾炙人口的名篇，是其詞創作的重要發展階段。此時他對詞風的革新和詞的歌唱等問題，也多所探索。如他根據友人文勛（安國）所提供的古本《陽關曲》，對“陽關三疊”的唱法作過專門考證，認爲“三疊”之義在於第一句不疊，餘三句疊（見《東坡題跋》卷二），得到後世學者的肯定。劉攽親聞他當時“歌詞數首”，贊其獨得樂理之秘（《彭城集》卷一五《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反映出他對詞樂的研習。比之前一時期即通判杭州時期來（他在通判杭州時纔正式開始填詞），他對詞的創作無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具有更高的自覺性。更重要的是他當時所寫的《與鮮于子駿》一信，信中説：

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這是蘇軾革新詞體的宣言，他自覺地追求在風靡一時的柳詞之外“自是一家”，開宗立派，樹立新的詞風。信中所説的“一闋”獵詞，即指《江城子·密州出獵》。此詞爲蘇軾第一首成熟的豪放之作，塑造了牽黄擎蒼、胸膽開張、誓射天狼的詞人英雄形象，正與“壯觀”相合。一信一詞，互相印證，對研究蘇軾豪放詞風的一些問題很有幫助。

香港中文大學羅忼烈先生却提出了新説。在《東坡詞雜説》（見《兩小山齋論文集》）中，他認爲蘇軾此信乃作於徐州，信中所説“一闋”詞已佚，不指《江城子·密州出獵》。後來他又對此作了補充論述，列舉了三條理由。（見《蘇軾轉變詞風的幾個問題》一文所引，《學習與思考》1983年第1期）這一新説得到一些先生的贊同，認爲羅先生“考證精確，是可信的”，“否定了學術界多年成見”。我却仍有疑議，謹對羅先生所舉三條理由逐一質疑如下，望羅先生及讀者有以教正。

第一，羅先生説，蘇軾此信見《東坡續集》卷五，而《續集》係編年排列，此信前後之作都是徐州時所寫，“有注脚可證”。按，《東坡續集》所收書簡確如羅先生所説是編年的，但只能説大致編年，並不嚴格。即以所收《與鮮于子駿》三信而論，編次在《與文與可》三首和《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之間，在《與文與可》題下注有“徐州”二字，似乎《與鮮于子駿》三信也都作於徐州。其實並不如此。我們所要討論的這一封在《與鮮于子駿》三信中排列第二，其前一封（“久不奉狀，方深愧悚”）却可肯定作於密州而非徐州。此第一封信中提到鮮于侁當時不做京官而在外任，“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鮮于侁是四川閬中人，此即指他時在家鄉任利州路轉運副使。秦觀《鮮于子駿行狀》説，鮮于侁於神宗“熙寧初”因范鎮薦，“除利州路轉運判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七熙寧四年十月條云：“利州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是其由判官升任副使之時在熙寧四年；《行狀》謂鮮于侁離利州任後，改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後升任京東路轉運使，《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一亦謂“熙寧末，（鮮于）侁已嘗爲京東轉運使”。熙寧共十年，則他離蜀赴京東漕任之時當在熙寧九、十年間。蘇軾《東坡題跋》卷三《題鮮于子駿八咏後》云：“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即指密州），而子駿始移漕京東”，又説鮮于侁在蜀任職“爲之九年”。益昌，即利州路轉運使署所在地。蘇軾在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因守喪在蜀，而《行狀》又言鮮于侁任利州路轉運判官在“熙寧初”，則知兩人益昌之會當在熙寧元年。此年年底蘇軾離蜀從陸路赴京，見於諸種蘇軾《年譜》，因能途經益昌，與鮮于侁相會。《行狀》又謂鮮于侁在蜀“奉使九年”，與蘇跋“爲之九年”、《宋史·鮮于侁傳》謂“凡居部九年”同，則其“移漕京東”應在熙寧九年。而蘇軾於熙寧七年十一月至熙寧九年十二月在密州任。這就是説，當蘇軾離密之時，鮮于侁也已離利州漕任。蘇軾在熙寧十年二月離密赴京途經鄆州時，鮮于侁曾留飲新堂，有蘇軾次年所作《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詩句可證，也説明其時鮮于侁早在京東漕任上。所以，蘇軾此第一封信既從内容上考知當時鮮于侁尚在利州，則可斷定不能作於徐州。蘇軾知徐的時間在熙寧十年至元豐二年，鮮于侁已改任京東漕，繼又改任揚州知州了。（鮮于侁何時改任揚州知州，史無明文。《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四記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知揚州鮮于侁……罰銅二十斤”，則知元豐元年十一月已知揚。《北宋經撫表》謂元豐二年四月“京東轉運使鮮于侁知揚州”，誤。）此信中還自謂“某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遣，歲凶民貧，”“到郡正一年”，則此信可進一步考定爲熙寧八年十一月左右所作。此一年旱蝗相繼，正合“歲凶民貧”之語。而蘇軾於熙寧十年四月至徐州，七月黄河決堤，水淹城下，境況頗窘；但一年後水退災弭，蘇軾建黄樓，開石炭，高唱“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答吕梁仲屯田》），豐收在望，既喜且慰，與“歲凶民貧”扞格難通。因此，蘇軾此第一封信作於密州無疑。《續集》既非嚴格編年（參看本書《蘇軾〈與滕達道書〉的繫年和主旨問題》一文），“徐州”這一題下注本身大成問題，當然不能由此推斷第二封也作於徐州了。

第二，羅先生説，據《宋史·地理志（一）》，徐州屬“京東路”，符合信中所説的“東州”。按，《宋史·地理志（一）》載，徐州“本屬京東路。元豐元年，割屬京東西路”。（元豐元年，正蘇軾知徐一年之後）而密州却一直屬京東東路。因此，徐州如因屬京東路可稱“東州”，則密州更可稱“東州”。尤可注意的，在蘇軾筆下，“東州”正常指密州。如密州時的《薄薄酒·引》中説：“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趙明叔係密州鄉貢進士，故謂其語可入密州鄉土文學。與《江城子·密州出獵》同時所作的《和梅户曹會獵鐵溝》詩亦云：“東州趙傁飲無敵，南國梅仙詩有聲。”“東州趙傁”，即趙成伯，時任密州通判。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話，則東漢著名經學家鄭玄已被人稱爲“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集”。（《三國志·魏書·鄭渾傳》裴松之注引張璠《漢紀》）鄭玄正是高密（即密州）人。所以，信中的“東州壯士”，應指密州壯士，而不是徐州壯士。信中還説，“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與北宋詞一般由歌妓演唱、琵琶伴奏的情趣迥異，可以看出蘇軾在尋求另一種音樂效果，與他在密州時期注意詞樂的情況亦復一致。

第三，羅先生説，蘇軾於元豐二年正月在徐州作過兩首出獵的詩，即《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軾分得“鳥”字》、《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失傳”的那首獵詞也寫這次出獵。按，密州、徐州兩次出獵，情況實有不同。熙寧八年，密州春旱，蘇軾禱於常山；五月復旱，再禱；十月“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烏臺詩案》）。蘇軾有《祭常山回小獵》詩云：“青蓋前頭點皂旗，黄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是一次場面壯闊、氣氛緊迫的真會獵；《和梅户曹會獵鐵溝》詩有自注云：“是日，惟梅（户曹）、趙《成伯）不射”，説明蘇軾是這次會獵的主角。這與《江城子》的描繪一致，也與《與鮮于子駿》信中“所獲頗多”一語吻合。徐州會獵的主角却是武將雷勝。蘇軾《獵會詩序》記其事云：雷勝“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閲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雖説是日“觀者數千人”，但不言獵獲之多，重點似在觀賞雷勝的武藝表演。蘇軾的兩詩，乃分韻之作，其中不免説到雷勝“得兔不暇燎”、“射殺雪毛孤”之類，實爲題中應有之義，又係用典，而言及自己却謂“歸來仍脱粟，鹽豉煮芹蓼”，則一無所獲，無野味可嘗，與信中所謂“獵於郊外，所獲頗多”牴牾。其時鮮于侁已做過京東轉運使，信中却不提及“京東第二將”雷勝和此次會獵十人唱和之事（此信前半是談詩歌問題，還説“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亦是一個疑點。因此，從兩次會獵情況來看，也以密州那次與信中所述爲近。

總之，羅先生的新説似仍難以令人信服，不足以推翻成説。明確信中所言的“一闋”獵詞即《江城子·密州出獵》，對於蘇軾豪放詞風形成的時間和自覺性等問題，可以得出更確切的結論。

1983年4月（原載《學術月刊》1984半5月號）

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
——兼論蘇詞革新和傳統的關係

明人張綖在《詩餘圖譜·凡例》之後云：“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藴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爲正。”這是最早以婉約、豪放對舉論詞的意見。他主要從藝術風格立論，以蘇、秦兩人爲代表，把婉約、豪放視作“詞體”的兩大分野。他的意見受到後來詞評家的重視。一類從藝術風格繼續加以發揮，如江順詒《詞學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間》遺韻，却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姿逸氣，高軼古人，具神仙出世之姿。”高佑《迦陵詞全集序》引清顧咸三語：“蘇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嫵媚風流，判然分途，各極其妙。”吴梅《詞學通論》：“子瞻胸襟大，故隨筆所之，如怒瀾飛空，不可狎視；少游格律細，故運思所及，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都把蘇、秦兩人作爲兩種對立風格的主要代表。一類從兩大“詞體”加以引申。最突出的是王士禛。他在《花草蒙拾》中，把張綖的兩體説引申爲詞中兩大派：“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爲繼矣。”同書又以蘇軾、柳永爲例説：“名家當行，固有二派。”他又説：“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爲極致”，“變調至東坡爲極致。”（《分甘餘話》卷二）又説：“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引《倚聲集序》）這就把蘇、秦兩人從兩種藝術風格的代表引申爲兩大詞派的巨擘，秦觀的詞，遠紹《花間》、《尊前》，近承晏、歐、柳永，爲傳統詞派“集大成”的詞家，蘇軾則是革新詞派的開創者。

詞原是配合音樂歌唱的歌詞，從民間詞發展到文人詞後，詞作爲“娱賓遣興”、侑酒助樂的艷曲，逐漸在韻文文學中形成一個獨特的藝術系統，創造出一種深婉幽微、寄情纖柔的審美特質。這一藝術傳統對詞的發展固然是一種助力，但相沿成習，又成爲歷史的惰力。然而，有價值的藝術傳統對任何成功的革新，又起着矯正力的作用，不使革新完全脱離傳統的軌道，而造成文學藝術歷史的斷裂。

蘇軾對詞的革新就是如此。他的主要功績在於使詞擺脱對於音樂的依附，而成爲一種新型的獨立抒情工具，從而在題材、意境、手法等方面開創了新的面貌。而其主要方法就是“以詩爲詞”。據説，蘇軾曾向兩位門生晁補之、張耒問及自己詞比之秦觀如何，“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王直方詩話》）《後山詩話》也説：“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這個藝術感覺是敏鋭而正確的。本文擬從蘇、秦兩人的題材相同或相近的詞和詩的比較對勘，對上述問題作些探索和説明。

一

秦觀詞具有傳統詞派的典型特點。儘管他的詩，特别是近體詩，已有詞化的傾向，一再被前人評爲“清新嫵麗”（王安石《回蘇子瞻書》）、“待入小石調”（《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引《王直方詩話》）、“以其善作詞也，多有（詩）句近乎詞”（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二）、“婦人語”（《中州集》卷九引金人王中立語）、“女郎詩”（元好問《論詩》其二十四）、“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詩人玉屑》卷二引敖陶孫《癯翁詩評》）等，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嚴守“詩莊詞媚”的傳統界限，詩詞的風貌頗多異趣。

（一）艷冶軟媚。秦觀以抒寫男女之情和貶謫之愁的詞最爲傑出，而這兩類詞都表現出詞最初作爲艷曲的特點，與他的同題之詩迥然有别。例如：

夢　揚　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欄外、東風軟，透綉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泊吴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闉，閴然美棲止。卞山直穹窿，苕水相依倚。霜檜鬱冥冥，海棕鮮薿薿。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晷。溪光鳧鶩邊，天色菰蒲裏。緒風傳晝焚，璧月窺夜禮。洩雲彗層空，規荷鑑幽沚。艅艎煙際下，鐘磐林端起。聱牙戲情深，嶔崟撲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耻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

詞和詩都以抒寫離情爲主旨。詞中有“江南遠”、“夢揚州”等句，當是作者身處江南而懷想揚州之作；詩作於作者赴越州途經吴興之時，兩者似寫於同時。詩詞都從寫景到抒情，構思亦相類。詞的上片設想歌妓懷念自己，下片則寫懷念對方。上片寫欄外之景，設色淡雅，朦朧淒迷；下片寫宴游，辭藻華艷。色彩的鮮明對比無疑加大心靈波折的幅度。從“麗錦纏頭”“十載淹留”來看，所懷者是歌妓無疑。詩也寫欄外之景，却是作者即目所見，用筆清幽高雅，與結尾“所遇信悠然”等六句感嘆諧調。詩也寫離情，但所念者爲“桑梓”，所感者爲“此生如寄”，而不是詞中的冶游生活。詞從欄外之景，逗引起對江南情人的思念，爲詞中常用手法；詩則在“軒楹間”“攬衣”“嘯歌”，在思鄉中融注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又例如：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黄昏。

别程公辟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倦客劉師命，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黄犬歲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回首蓬萊夢寐中。

這也是一組離别詩詞。秦觀於元豐二年曾從會稽守程公辟游八個月，詩中寫到别宴有“清歌盛小叢”，盛小叢爲唐時越地歌妓；又以“蓬萊夢寐”結尾，蓬萊係指會稽蓬萊閣，他後來所作《送蔡子驤用蔡子駿韻》回憶這段生活時説：“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寵辱”，“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詞中的“蓬萊舊事”即指此，故詩詞也作於同時。但詩寫與知州程公辟離别，詞却寫跟一位盛小叢式的歌妓分手，詩從頌贊程公辟起筆，暗點知州身份，次寫離宴和感慨，連用四個典故，最後寫到離别而去，表現出事件的逐次推演過程；詞則集中在離别的短暫之時，用輕筆層層皴染，名句迭出，細膩地傳達出詞人内心的感情波瀾，足以代表傳統婉約詞柔媚深微的特色。

秦觀詞從整體上看是傳統婉約詞的“集大成”，但他在蘇軾之後，又不能不受革新潮流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仍然帶有傳統的惰性。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説：“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温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這是從藝術角度立論的，在題材内容上也可作如是觀。秦觀後期抒寫貶謫之感的詞，對傳統詞的狹窄題材有所突破，但又表現出“將身世之感打併入艷情”（周濟《宋四家詞選》）的特點，跟他的詩又是判然有别的。例如：

如夢令五首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遥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幽夢匆匆破後，妝粉亂痕霑袖。遥想酒醒來，無奈玉銷花瘦。回首，回首，繞岸夕陽疏柳。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黄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饑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詩詞同寫途中苦況，一在驛亭，一在古寺。其中“夢破鼠窺燈”詞句與“饑鼠相追壞壁中”詩句、“簾外五更風雨”詞句與“荒山一夜雨吹風”詩句等又極相類，“人共楚天俱遠”也表明詞作於貶官郴州之時。《如夢令》五首似爲連章組詞，寫在驛亭懷人，但夢縈魂牽者乃是“玉銷花瘦”、“妝粉亂痕霑袖”的薄命美女；“睡起”兩句，化用李商隱《效徐陵體贈更衣》：“輕寒衣省起，金斗熨沉香”，頗有齊梁艷靡之風，復加“玉腕”香軟字眼，更顯綺麗；前寫“春色如酒”，後寫“消瘦”、“褪花”，哀艷兩絶。但詩語蕭疏蒼涼，直呼“行人腸斷”、“北客念家”，悲感却扣人心弦。縱有“哀歌巫女”一句作陪景出現，仍覺與詞的艷麗不同。

秦觀詩中寫貶謫之感者甚少。他似乎習慣於用詞來發揮這一主題，但都摻合着艷情艷語。如《阮郎歸》（瀟湘門外水平鋪），寫“紅妝”離别時“揮玉箸，灑真珠，梨花春雨餘”；《臨江仙》（千里瀟湘挼藍浦）寫旅途中江上聽瑟，“遥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傳爲他所作的《青門飲》（風起雲間）也寫旅次“湘瑟聲沉，庾梅信斷”，結句“任人攀折，可憐又學，章臺楊柳”，則透露出所懷者又是歌妓；《鼓笛慢》（亂花叢裏曾携手）寫别後相思，則是“念香閨正杳，佳歡未偶”，“仗何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怎向”，一種無法排遣的戀情力透紙背。這四首詞背景都係貶謫，從離别，到途中，到别後，所抒之情都未能脱離詞爲“艷科”的範圍。

即使是寫景游賞的詩和詞，也有這樣的差異。我們試以秦觀“女郎式”的詩和他同題的詞來比較，例如：

虞　美　人

行行信馬横瑭畔，煙水秋平岸。緑荷多少夕陽中，知爲阿誰凝恨背西風？　　紅妝艇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飛去却回頭。

游鑒湖

畫舫珠簾出繚墻，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緑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葡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同寫游湖，詞中頗有南朝樂府民歌風調，寫“荷花”，則有“凝恨”，言“鴛鴦”，也非“無愁”；而寫艇上“紅妝”偷眼相覷，一個“偷”字平添多少香艷風流。詩中雖也有“翡翠”一聯，前人評爲“甚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雪浪齋日記》），確有“女郎詩”“小石調”的嫵媚色彩，但這首詞化的七律，最後還是突出鑒湖五月已涼，酒不敵寒，在前面六句所寫的旖旎風物上，重重地抹上了淒清的一筆。

（二）情深言長。在抒情、寫景、叙事、説理四項中，我國古代詩歌本以抒情爲主，而傳統詞比詩更着重於抒情性，把景、事、理都統攝於加强抒情的目的。詞的長短句形式，也有利於發揮錯落有致、抑揚回旋的特長，使抒情更爲深婉、細膩和懇摯，加强深度和厚度。抒情性應是詞的本質特徵。

金明池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淡、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墻頭，似悵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燕鶯鶯飛舞。　　怎得東君長爲主？把緑鬢朱顔，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則尋芳歸去。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

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其一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台四望煙雲合，簾幕千家錦綉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

詩詞同寫金明池春游，都有寫景叙事的筆墨。詩的前四句純係寫景，簡練地勾畫出游覽勝地的絢麗圖景，五、六兩句寫人事活動，也是作爲景物的點綴。結兩句點出歌頌“太平”的主旨。詞則上片寫景，下片抒情，但上片層層鋪寫池邊景物，物物含情，尤如“好花枝”四句，一筆兩意，既寫花，又寫思遠的美人，直逼“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結尾處謂“尋芳歸去”，不見所思，徒添悵怨而已。儘管詩中“簾幕千家錦綉垂”等句，被王仲至譏爲可入“小石調”（小石調以“旖旎嫵媚”爲特點），但比之同題之詞，仍顯質實、凝重。總之，詩樂詞悲，詩不免帶有唱和應酬的痕跡，詞則以情韻見勝，使讀者體會到詞人更深層次的内心情思。

據説蘇軾曾批評秦觀《水龍吟》“小樓連苑横空，下窺綉轂雕鞍驟”，爲“十三個字，只説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高齋詩話》）其實，這正是婉約詞（特别是長調）反復叮嚀的“言長”特點，而蘇軾的美學趣尚與之稍有不同。比如蘇軾的《菩薩蠻》“淒音休怨亂，我已無腸斷”，《臨江仙》“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等，但這一層“無腸斷”的意思，在秦觀詞中却以“言長”的形式來表達，如他的《阮郎歸》“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已無”等。有趣的是，在秦觀詩中却説“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黄花知不知”（《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其一），與蘇詞相同而不同於自己的詞，説明秦詞更傾心於委婉深曲的表達方式，而蘇詞却與詩的較爲簡潔的語言風格接近。秦觀詞的這種表示轉折、遞進的句式，在傳統詞中是常見的。晏幾道也有一首《阮郎歸》（舊香殘粉似當初），其中有“夢魂縱有也成虚，那堪和夢無”句（柳永《傾杯樂》［樓鎖輕煙］也有“夢難極，和夢也多時間隔”句），以後趙佶《燕山亭》“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趙長卿《攤破醜奴兒》“待要作個巫山夢，孤衾展轉，無眠到曉，和夢都休”，似都胎息晏詞，但秦詞仿其一波三折的句型，用以抒寫“無腸斷”之意。他的另一首《阮郎歸》云“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以及蘇軾批評過的《水龍吟》，也有“名繮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等句，看似復沓，實則適合傳統詞抒情深細幽微的藝術要求。

（三）要眇婉曲。張惠言《詞選序》謂詞“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王國維《人間詞話删稿》謂“詞之爲體，要眇宜修”，繆鉞《詩詞散論》謂“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詩雖也講究含蓄藴藉，但詞更顯出要眇婉曲的特點。

試以《踏莎行·郴州旅舍》與前引《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爲例。此詞爲秦詞名作，但有一樁公案。蘇軾激賞其結尾兩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有“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之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冷齋夜話》）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也指出“此淡語之有情者也”。王士禛《花草蒙拾》贊爲“千古絶唱”。但徐釚《詞苑叢談》卷三云：此詞“東坡絶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王國維《人間詞話》也説：“少游詞境最爲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爲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其實，這兩聯皆見警策，不必强爲軒輊；並且，其佳處又須從全詞的委曲氣脉中尋求。“可堪”兩句，王國維又作爲“有我之境”的例證，“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可知他推許之由。“可堪”帶起四種意象，即“孤館”、“春寒”、“杜鵑聲”、“斜陽暮”。“可堪”乃豈堪、不堪之意，四種意象不言淒厲而淒厲自在其中，這是此聯佳處所在。但如果没有前三句的鋪墊，寫出旅舍外霧重月濃一片淒迷之景，桃源理想之境茫然無覓之悲，則“可堪”兩句就不可能聚集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郴江”兩句亦復如此。“驛寄”换頭處，謂雖在孤館獨愁，猶有親友書物往還，差慰寂寞，詞情爲之一轉；但又陡接“此恨無重數”，謂書物難於達意，反而逗起無限悲恨。愁而喜，喜而愁，經過情思的這一頓挫，然後眺望郴江，從即目所見中，發出深思後的痛苦疑問。前人謂此兩句從“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化出（見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調末注），不爲無見。這兩句詩見於戴叔倫《湘南即事》絶句，前兩句還説“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比之秦詞，畢竟直露得多。秦詞却可作多層次的理解：從“幸自”着眼，謂郴江本自繞山而流，似是慨羨郴江原有依憑，反襯自己的無依無靠；從“流下瀟湘”而言，則又感嘆郴江有幸北流，入長江，奔大海，而自己却遠謫荒遠。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九評此詞時有“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之語，允爲佳評。以這首詞與前引《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相較，就顯得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了。

如上所述，儘管秦觀詩已有“詞化”即女性化的傾向，儘管他的詞在蘇軾之後也受詩化的影響，但從同題詩詞比較看來，基本上仍保持着詩詞的傳統界限。王象晉《秦張兩先生詩餘合璧序》云：“及淮海一鳴，即蘇黄且爲遜席。”理由是：詞的特徵乃在於“其情至，其詞婉”，“此少游先生所獨擅也”。夏敬觀《吷庵手校淮海詞跋》亦云：“少游則純乎詞人之詞也。”秦觀詞確是隸屬於傳統詞的藝術系統之内的。

二

“以詩爲詞”，即以寫詩的態度來填詞，把詩的題材内容、手法風格和體制格律引入詞的領域，這是蘇軾革新詞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因而，他的帶有革新特點的詞，就與他自己的詩存在許多類似點。研究這些類似點，對進一步瞭解革新詞乃至傳統詞的特點，很有意義。

秦觀的離别詞，大都寫男女戀情，很少發生在男性朋友之間。在會稽與程公辟離别、寫詩不寫詞，詞則寫與其歌妓分手，即是一例。（只有《江城子》“南來飛燕北歸鴻”、“重見兩衰翁”是罕見的例外）蘇軾却不然。送陳襄（述古）、楊繪（元素）、别蘇堅（伯固）、徐大受（君猷）等，官場贈别，親友分袂，開始大量地入詞。我國詩歌本來具有很廣泛的應用價值，賦詩送别已成慣例。但蘇軾在詞的創作初期，即通判杭州時，偏偏填了七首詞送别當時的知州陳襄，即《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菩薩蠻·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菩薩蠻·西湖送述古》、《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却無一首詩送他。這標志着蘇軾對詞的寫作意識的新變化：詞可以替代詩的實用功能。此後，蘇軾赴密州别楊繪，亦作詞六首，即《泛金船·流杯亭和楊元素》、《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三首、《浣溪沙·自杭移密守，席上别楊元素，時重陽前一日》二首；當時又作送楊繪還朝詞三首，即《南鄉子·沈强輔雯上出文犀麗玉作胡琴送元素還朝，同子野各賦一首》、《南鄉子》（旌旆滿江湖）、《定風波·送元素》。在密州時期，詩集中除《和子由四首》外（亦非離别題材），再無其他送弟之作，而詞中則有《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畫堂春·寄子由》等抒寫離情之作。其時有《立春日，病中邀安國……》詩，而當文安國離密州時，却不作詩而作詞贈别，即《滿江紅·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國還朝》，等等。他的《蝶戀花》（簾外東風交雨霰）題序云：“微雪，客有善吹笛擊鼓者，方醉中，有人送苦寒詩求和，遂以此答之”，有人求和者爲《苦寒詩》，蘇軾却用詞酬答。正如他當時所説，“詩詞如醇酒，盎然熏四支”（《答李邦直》），在他的寫作意識中，詩詞並無二致。

不僅如此，在他送别詞的内容和風格上，也明顯地與傳統送别詞異趣，而與其詩却有相近的地方。大凡傳統送别詞，抒情纖細，風格柔婉，而蘇軾同類詞，語言明浄，意境高遠，且多政治、社會和人生的内容。例如：

浣溪沙·彭門送梁左藏

怪見眉間一點黄，詔書催發羽書忙。從教嬌淚洗紅妝。上殿雲霄生羽翼，論兵齒頰帶風霜，歸來衫袖有天香。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仙更清遠。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豈如千騎平時來，笑談謦咳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静，投壺雅歌清燕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泣涕懷思廉耻將。彭城老守亦淒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一詞兩詩，都贊美梁交富有軍事韜略，議論犀利深刻，有關詞句都相類。（蘇軾後來所作《寄高令》亦有“詩成錦綉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句）杜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罷香煙携滿袖”，亦爲“歸來”句所本，表現出詞詩内容和風格上的接近。詞中又寫到離宴歌女垂淚，自是傳統詞的痕跡，但詩中亦有“不見君家雪兒唱”句，却用李密歌姬雪兒之典，兩者在技巧上仍微有不同。其他的同題送别詞詩，如《江城子》（前瞻馬耳九仙山）與《留别釋迦院牡丹》詩，《臨江仙·送李公恕》與《送李公恕赴闕》詩，别徐州作《江城子·别徐州》、《減字木蘭花·彭門留别》二詞與《留别叔通、元弼、坦夫》、《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二詩，《虞美人·送馬中玉》與《次前韻答馬中玉》詩，《西江月·杭州交代林子中席上作》與《和林子中待制》、《次韻答黄安中兼簡林子中》二詩等，或字句相同，或意境相類，應是“以詩爲詞”的産物。

有時蘇軾的同題詩詞，各從不同的側面開掘同一主題，更似有機整體。例如他赴密州途中贈海州知州陳某的詩詞，可以看作姐妹篇。《浣溪沙·贈陳海州，陳嘗爲眉令，有聲》詞中説：“升沉閒事莫思量，仲卿終不忘桐鄉”，《次韻陳海州書懷》詩中説：“雅志未成空自嘆，故人相對若爲顔。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詞用漢代循吏朱邑之典，從陳海州懷念眉山百姓的角度落筆，詩却用“雙鳧”之典（東漢時葉縣令王喬嘗化雙鞋爲雙鳧，後借爲地方官的故實），從眉山百姓追懷陳海州的方面着眼，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在題材内容上蘇軾確實視詩詞一體化了。

我們發現在蘇軾的離别詞中，越來越加重政治的内容甚至説理的成分，這在秦觀等傳統詞中是極少見的。如《西江月·送錢待制穆父》與《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絶句二首》，都以酒作爲構思的契機。詞云：“深杯百罰休辭，拍浮何用酒爲池，我已爲君德醉”；詩云：“樽酒今應一笑開”，“勸君莫棹酒船回”，不僅字面相類，而且借以抒發的“須信人生如寄”的思想也是一致的。當錢勰（穆父）罷越州守時，蘇軾又作《臨江仙·送錢穆父》，咏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與同時所作《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云“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别腸”，同一曠達自遣的情懷。在蘇詩中，“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多達九處，是他人生思想的重要支柱，而在詞中也反復吟唱。其他如《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黨學官》、《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歸朝歡·和蘇堅伯固》等，都寫得感慨深沉，境界曠遠，完全不是傳統離别詞所能範圍的。蘇軾在詞中找到了自己。

在描寫自然風光的作品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如觀潮，蘇軾有《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瑞鷓鴣·觀潮》詞，前者寫潮聲，“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夸”，後者寫弄潮兒在“碧山影裏小紅旗”的背景裏，“拍手”歌唱的場面；而詩中《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則寫潮勢掀天揭地，並抒寫“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的人生感慨和“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的善良願望。臨安有一名勝“風水洞”，蘇軾《臨江仙》詞以“四大從來都偏滿，此間風水何疑”發端，然後緊扣“風”“水”題意，“借與玉川生兩腋”，寫風，“還憑流水送人歸”，寫水；而同時所作《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詩，也圍繞“風”“水”生發，有“風巖水穴舊聞名”等句，但如“馮夷窟宅非樑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脱譏讒”，則用馮夷水居、列禦寇馭風之典，意謂追隨此二人而去，以脱謗毁。這些詩詞内容，互有偏重，詩中更多社會、現實感慨，但仍可清晰地體會到兩者的相通和一致。

咏物詞也不例外。如《減字木蘭花》（銀筝旋品）和《潤州甘露寺彈筝》詩，詞云：“風裏銀山，擺撼魚龍我自閒”，詩云：“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寫樂舞之妙竟感動自然之山、風和水族之江妃，其夸張手法如出一轍。其他如《雨中花慢》（今歲花時深院）和《惜花》詩、《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和《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浣溪沙·咏橘》和《食甘》詩，也是如此。

蘇軾詞中也有艷情之作。如前所述，秦觀詞是“將身世之感打併入艷情”，而蘇軾的一部分艷情詞却打併入“身世之感”。如《減字木蘭花》（江南游女）：“江亭夜語，喜見京華新樣舞。蓮步輕飛，遷客今朝始是歸”；《浣溪沙》（一夢江湖費五年）：“遷客不應常矂睛，使君爲出小嬋娟，翠鬟聊著小詩纏”。這裏的舞女和歌女是詞中常見的兩類女性形象，蘇詞雖有形體姿容的艷筆，但又融入“遷客”之愁，創造出所謂“歌舞助淒涼”（《浣溪沙》“珠檜絲杉冷欲霜”詞句）的意境，這是對傳統艷詞的改造和提高。而秦觀詞則相反。如前所述，秦觀的這類詞原本按題材應是集中抒寫貶謫之悲的，這對傳統詞的狹窄内容是個突破，却又不離艷情艷筆，説明他不能完全擺脱“艷科”的羈絆。

我們再以《殢人嬌·贈朝云》和《朝雲詩》來比較。詩詞都用維摩詰和天女的佛典來比喻自己和朝雲的志趣投合、相知甚深。詩云：“天女維摩總解禪”，詞云：“白髮蒼顔，正是維摩境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評《朝雲詩》云：“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吒其佳麗，塵俗哉！”用以評《殢人嬌》詞，也大致適合。當然，詞中又不免有“朱唇箸點”、“斂雲凝黛”等“佳麗”詞藻，但結尾又云：“待學紉蘭爲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這首詞的格調，在傳統艷詞中是罕有其匹的。

從上論述可知，蘇軾詞與詩的距離較小，也就意味着與秦觀詞在内的傳統婉約詞的距離較大。能够直接證明這點的還有蘇軾“次韻少游”的《千秋歲》：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摇蒼玉佩，色重黄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這首詞見於《能改齋漫録》卷一七“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條。從“新恩”句看，當是晚年在海南島遇赦將返中原時所作。按照古人詩詞唱和的慣例，和作應模擬原唱的風格，蘇軾性喜逞才，尤擅此道。如《石鼓歌》學韓愈，《水龍吟·咏楊花》亦與章質夫原詞風格近似。但這首《千秋歲》却是發人深省的例外。雖然同處貶謫之境，但蘇詞“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蘇軾自語，見《能改齋漫録》卷一七），而秦詞陷入愁情深淵難以自拔，兩詞立意是不同的。秦詞又採用傳統詞的情景交融手法，“花影亂，鶯聲碎”，“飛紅萬點愁如海”，都是典型的詞中名句，興而兼比，意味深永；而蘇詞不假借外景，直抒胸臆，一氣呵成，尤其是下片結尾處，決然絶然，擲地作金石聲，是蘇軾晚年政治態度的明確自白。在蘇軾以前的傳統婉約詞中，如此直露地表達了主體意識出處哲學的作品，幾乎還舉不出第二首，確是蘇軾革新詞的新境界。

還有兩類情況可以進一步證明蘇詞的詩化傾向。一是所謂“檃括”。他把張志和的《漁父》改成《浣溪沙》（西塞山邊白鷺飛），韓愈的《聽穎師彈琴》改成《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杜牧的《九日齊山登高》改成《定風波》（與客携壺上翠微）等。他的《定風波》（雨洗娟娟嫩葉光），乃是“集古句作墨竹詞”，採用了杜甫、白居易等的詩句，《木蘭花令》（烏啼鵲噪昏喬木），是“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此詞《詩人玉屑》卷一六引《王直方詩話》作郭生詩，但據《東坡志林》應爲蘇詞）。他還“檃括”自己的詩入詞，如《定風波》（好睡慵開莫厭遲）即是他的《紅梅三首》之一。這些詩詞之間一般僅改動或增添數字，其内容意境完全相同。二是集子中詩詞相混，不少詞見於詩集。如《陽關曲》“答李公擇”、“中秋月”、“贈張繼愿”三首，詩集並見；《瑞鷓鴣》（城頭月落尚啼烏），見於詩集，題作《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生查子·送蘇伯固》，見於詩集，題作《古别離送蘇伯固》；《木蘭花令·四時詞》四首，以《四時詞》爲題，誤入詩集。這些作品屬詩抑或屬詞，疑異難明，歷有争論，正可作爲蘇軾詩詞風格相近的旁證。

三

傳統婉約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區别於其他文學樣式的獨特的藝術系統，這是具有巨大藝術穩固性和傳承性的傳統。蘇軾用“以詩爲詞”的手段革新詞風，固然給詞壇帶來嶄新的面貌，所謂“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鷄漫志》卷二），所謂“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題酒邊詞》）。但是，歷史不能割斷，傳統詞作爲一種藝術系統仍然深深地影響着蘇軾。這不僅表現在蘇詞中還有爲數不少的婉約詞（包括典型的艷詞），“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並非完全洗浄和擺脱；更爲深刻的是，他的革新，只是努力使詞詩化，但没有使詞與詩同化，即取消詞固有的重情尚婉的特點而導致詩詞界限的完全泯滅，取消詞的本身。也就是説，他的“以詩爲詞”仍然十分尊重詞之所以爲詞的個性特徵，這樣，又使他的詞與同題之詩呈現出互有區别的面貌。

密州時期是蘇軾豪放詞風的正式形成時期，代表作品是《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試以此兩詞與同題之詩對讀：

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黄，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捲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黄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詩詞爲同一圍獵事件而作。不僅字句相類，如“千騎捲平岡”就是“黄茅岡下出長圍”，“右擎蒼”就是“趁兔蒼鷹掠地飛”，而且主題相同，一以魏尚（一説馮唐）自比，一以謝艾自喻，表達慷慨報國的志願。但是，相比之下，詩重於叙事性，前六句寫出圍獵的全過程，詞則着力於内心鬱結的傾瀉。開頭“老夫聊髮少年狂”一句，提示了全詞的結構脉絡，提出了“老夫”和“少年狂”的矛盾。“老夫”實際上並不老，時蘇軾年僅四十；“少年狂”也並非真狂，而是藉圍獵抒寫報國豪情。上片寫圍獵盛況是爲了突出下片“老夫”感慨。這首詞雖然像詩一樣，用了許多典故（孫權、馮唐、魏尚爲明典，牽黄擎蒼、傾城隨太守爲暗典），也有一些圍獵的具體描寫，但就抒情性來説，詞比詩更充沛、更生動，表達他當時的心情更爲淋漓盡致。蘇軾的這首“自是一家”的豪放詞，正是由於仍然遵循傳統詞的藝術規律，纔使它的整個藝術水平，超過了同題的詩。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上片寫對月飲酒，下片寫對月懷弟。上片問天，下片問月，也不重叙事，而在抒情。上片突出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下片意在揭示情和理的矛盾，懷念弟弟的手足之情和人生哲理之間的矛盾。蘇軾兩年後中秋日又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詩詞相較，用語也有相類之處：詩的“徘徊巧相覓，窈窕穿房櫳”，就是詞的“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詩的“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就是詞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有的構思表面上相反，實際上同出一源。如詞中寫“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欲乘風去月宫，立足點在地上，詩中却寫“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宫”，謂被風從月宫吹落，立足點在天上；但天上人間之不能兼美則是一致的。從全首來看，詩叙事較實，感情趨於平和，詞則在一種隽永理趣的觀照下，蘇軾内心的激浪怒濤俱收眼底，空靈迷惘却令人低徊不盡，具有動人的藝術力量。

抒情是詞的天職。詞是人的感情的最爲稱心如意的載體。《河滿子·湖州寄馮當世》寫熙寧七年“西山八國初平”的洮、岷之捷，與詩集中的《聞捷》、《聞洮西捷報》兩篇内容相近。但詩嚴正雄俊，出語莊重，詞則風流藴藉，除了“旋聞江漢澄清”、“西南自有長城”的祝頌之詞外，下片宕開一筆：“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試問當壚人在否，空教是處虚名。唱着子淵新曲，應須分外含情。”純借益州“本地風光”，花溪，藥市，卓文君當壚，王褒（子淵）替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等，字裏行間，纔跳動着勝利喜悦之情。其他如《臨江仙·送王箴》與《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絶句五首送之》詩，《漁家傲·送吉守江郎中》與《送江公著知吉州》詩等，詩都有較多的叙事成分，詞則緊緊抓住重情這個詞的特質，主題相同而仍具兩副面目。

傳統詞“要眇婉曲”的特點，也同樣影響着蘇詞。如前所述，詞的長短句形式，比之五七言古近體詩，應是一種解放；其語言成分也更豐富多樣（更多的虚詞、俚語入詞）；音律節奏也比詩靈活多變，各個詞牌可以隨意選擇，這都爲抒情的婉曲提供内在條件。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云：“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於長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原因即此。

蘇軾因親戚柳瑾赴舒州靈仙觀，作一詩一詞相送。詩云：“世事方艱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厭。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送柳子玉赴靈仙》）僅就提舉道觀題意發揮，寫得比較平板；詞却不然：

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

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緑窗幽夢。新月與愁煙，滿江天。人欲去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飛絮送行舟，水東流。

開端用漁笛發端，緑窗人被笛聲驚醒，一折。推窗所見，新月煙霧，江天迷濛一片。兩句頗類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意境，二折。换頭“人欲”句，倒剔出本來今日當行，却依戀未去，三折。“明日”以下三句皆爲設想之辭，而“飛絮”隨風送舟西去（舒州在今安徽潛山，金山之西），江水偏偏東流而返，又一對比轉折。這首詞在一氣流轉、舒捲自如之中却曲折善變，傳達出心情的淒楚和情誼的深厚。另一組送别李公擇的詩詞也是如此。《送李公擇》詩，直抒“欲别不忍言，慘慘集百憂”，“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語直而情厚；而《蝶戀花·暮春别李公擇》詞，上片純寫暮春景色，似無一語關涉離情，但物物皆獻愁供恨，下片云：“路盡河回人轉柁，繫纜漁村，月暗孤燈火。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回腸蕩氣，更顯誠摯。詩貴含蓄，但詞更長於包藴綿密，玩味不盡。如《送劉寺丞赴餘姚》詩，爲指明其所赴目的地，徑直以“餘姚古縣亦何有”喝起，下以該地産茶可供品茗爲答，用筆直截明白；而同時所作《南歌子》（山雨蕭蕭過），上片寫景，以“門外月華如水，采舟横”暗點離舟；下片云：“苕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遥指海門青。回首水云何處，覓孤城。”錢塘江海門，有兩山對峙，用以暗示劉撝的去處。詩詞對讀，都顯示出一直露一隱蓄的不同風貌。

在這個問題上，清末詞學家鄭文焯對蘇詞的評析也很有啓發。與以前推重蘇詞者不同，他處處從詞的“本色”的角度來贊賞蘇詞。他認爲辛棄疾詞不如蘇詞，其《手批東坡樂府》（見《詞學季利》第1卷第3號龍榆生輯録《大鶴山人詞話》，下同）評《水調歌頭》（落日綉簾捲）時説：“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氣，便入粗豪一派；妙能寫景中人，用（因）生出無限情思。”評《滿庭芳》（三十三年）時更明確地説：“健句入詞，更奇峰鬱起，此境匪稼軒所能夢到。”蘇詞比之傳統詞，固然明快疏放，但如果“稍稍矜才使氣”，便會流入辛派末流詞人的“粗豪”之失；“粗豪”的根本藝術缺點在於詞境直尋，而無一筆多意“奇峰鬱起”，“無限情思”之妙。正如他在評夏敬觀《竹馬子》詞時説“蓋學之者（指學習“疏放”一路寫法者）寫景易驚露，切情難深折，稍一縱便放筆爲直榦，恐失詞之本色爾。”也就是説，詞的特質要求寫景不要太露，抒情不要太直，而應“委曲形容”，“出之幽窈咏嘆之情”。（《大鶴山人論詞遺札·致夏吷庵書》，見《詞學季刊》第2卷第4號）在有些對蘇詞的批語中，他還就此作過細緻的闡發。如評《永遇樂》（明月如霜）時説：“公（蘇軾）以‘燕子樓空’三句語秦淮海，殆以示咏古之超宕，貴神情不貴跡象也。余嘗深味是言，若發奥悟。昨賦‘吴小城觀梅’《水龍吟》有句云：‘對此茫茫，何曾西子，能傾一顧。又水漂花出，無人見也，回闌繞，空懷古。’自信得清空之致，即從此詞悟得法門。以視舊吴小城詞，竟有仙凡之判。”他從蘇詞“悟得”咏事咏物的“法門”，即是不可正面説有，而要反面説無，就得“清空之致”，符合詞的“本色”。同理，他在評《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墻）時，認爲其中的“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句，比之唐李涉的“因過竹院逢憎話，又得浮生半日閒”（《題鶴林寺僧舍》），“自是詩詞異調，論者每謂坡公以詩筆入詞，豈審音知言者？”他否認蘇軾“以詩筆入詞”，未必妥當；但他以敏鋭的藝術感受，看出李詩蘇詞的區别，可謂慧眼獨具。據我的體會，李詩畢竟直露，徑自道出獲致“半日閒趣”；蘇詞僅説得到“一日清涼”，實際上“清涼”中仍藴含閒逸之趣，比李詩表達上轉深一層。故鄭文焯在這段批語之前又説：“淵明詩：‘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此詞從陶詩中得來，逾覺清異”，説明他評賞蘇詞“殷勤”兩句的着眼點，是在雨景之外的人生感悟和情趣。楊萬里只是説蘇詞之於李詩，乃“以故爲新，奪胎换骨”（見《詩人玉屑》卷八引《庚溪詩話》“誠齋論奪胎换骨”條），似尚屬皮相之見。因此，鄭氏總是反復强調蘇詞的“本色”，其評《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爲“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評《水龍吟》（小舟横截春江）：“讀東坡先生詞，於氣韻、格律，並有悟到，空靈妙境，匪可以詞家目之，亦不得不目爲詞家。世每謂其以詩入詞，豈知言哉？”這些評語，雖然主要體現他論詞以“體尚清空，語必妥溜”、“高健在骨，空靈在神”等爲標準，但確也説明蘇詞仍然保持和發揮婉曲多折的詞的特性。

傳統婉約詞在長遠歷史發展中所造就的藝術成熟和完美，産生了巨大的穩定性，成爲它繼續發展的因襲重負。但是，對傳統詞的革新的確存在一個限度，這個“限度”就是詞作爲詞的質的規定性。無視詞的特性必然導致革新的失足乃至失敗。深入研究文學史上傳統和革新之間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關係，對於今天的文藝改革和創新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原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

論“蘇門”的詞評和詞作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論》）在宋詞發展進程中，第一位致力“新變”的詞人是柳永。恰如他的本名“三變”所象徵，比之五代、“花間”的傳統詞風，他的“新變”有三：一是題材變，在男歡女愛之外開發出羈旅行役和城市風光等描寫領域；二是手法變，在渾融藴藉之外新創出細密而有層次的鋪叙手法；三是體式變，在令詞之外苦心經營於慢詞的創作，擴大了詞的容量，豐富了詞牌。第二位致力於“新變”的詞人就是蘇軾了。他對革新詞風是有充分自覺的：

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

——《與鮮于子駿》（《蘇軾文集》卷五三）

他頗爲自豪地聲稱，他的以《江城子·密州出獵》爲代表的詞作，已“自是一家”，獨開宗派，與風靡一時的“柳七郎風味”相匹敵。俞文豹《吹劍續録》所記載妙齡少女“紅牙拍板”與“關西大漢執鐵板”的有名比喻，乃是回答蘇軾“我詞比柳詞何如”的發問，這個發問也隱然是以柳詞作爲較量角逐的“對手”的。説髯公絶無“瑣瑣與柳七較錙銖”之意（王士禛《花草蒙拾》），判斷似失之過率。從蘇軾批評秦觀學柳詞等材料來看，他主要是不滿於柳詞之“俗”，“以氣格爲病”（《避暑録話》卷下），而這正提示着他改革詞風的基本方向是詞的雅化即士大夫化，而主要方法是“以詩爲詞”，由此造成其題材的極大豐富，“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詞曲概》），風格和意境的提高（融入陽剛之美）和對歌唱樂律的突破。

北宋末年的徐度在《却掃編》卷下曾論及柳、蘇間詞風的轉變云：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於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胡適也把從晚唐到元初（850—1250）的“詞的自然演變時期”，劃分爲“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三期，即以蘇軾作爲“詩人的詞”的代表：“這種‘詩人的詞’，起於荆公、東坡，至稼軒而大成。”（《詞選·自序》，《胡適文存》三集）這與徐度所言一致，尤以荆公代替歐公，更具識力。“詩人的詞”，即意味着“文格一變”、“體制高雅”，其中心點集中在詞的創作觀念的轉變，實現文體的藝術换位，以打通詩詞的傳統界限，促成詞的進一步新變。

“蘇門”是以交往爲聯結紐帶的松散的文人羣體。它經歷了先由個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時期聚集於蘇軾門下的自然發展過程，形成以蘇軾爲核心，“四學士”、“六君子”爲骨幹的不同層次的人才結構網絡（如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列“從蘇軾游者”二十三人），對北宋文學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然而蘇軾對詞風的革新並没有在蘇門中立即産生一呼百應、如水赴壑般的效應，反而促成元祐諸人在詞學觀點和創作實踐上複雜紛紜的局面，出現了宋初以來詞學批評的第一個熱潮。

首先是關於蘇軾“以詩爲詞”的争論。從現存材料來看，晁補之、張耒是最早概括出蘇詞的這個特點的。《王直方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但這裏所説的“先生小詞似詩”，並非褒詞。正如《吹劍續録》中“幕士”的“關西大漢執鐵板”之喻，也含有戲謔婉諷的意味。因爲當時的詞，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樂場合演唱的，常用琵琶等弦樂器伴奏，宋翔鳳《樂府餘論》云：“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嘽緩繁促而易流。”更爲直截尖鋭的，是傳爲陳師道所作的《後山詩話》云：蘇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批評堪稱激烈大膽（可參閲本書“走近‘蘇海’”陳師道《後山詩話》“教坊雷大使之舞”條）。詞體“本色論”的觀點在蘇門中是頗爲盛行的，連李廌因見一老翁善謳，也作《品令》詞加以微諷道：“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　　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須。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見《碧鷄漫志》卷一）堅持詞乃妙齡少女演唱，因而必具“婉媚”風調，他“沉於習俗”，對蘇詞的鐵板銅琶自然會有所保留了。當然也有個别爲蘇詞辯護之詞，如主張“本色論”的晁補之也説過：“居士詞横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評本朝樂章》，《能改齋漫録》卷一六）但不佔主導。

與對蘇詞“新變”的評論情況相聯繫、相呼應，蘇門諸人對同儕詞作的品評，也是褒貶歧出、抑揚雜揉的。一是黄秦併稱。陳師道論詞每每黄秦併稱，他説：“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爾，唐諸人不迨也。”（《後山詩話》。“唐諸人”，别本稱引作“餘人”、“他人”）又説：“余於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黄九。”（《書舊詞後》，《後山居士文集》卷九）其《漁家傲·從叔父乞蘇州濕紅箋》詞云：“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秦黄去後無强敵。”亦儼然自與秦、黄鼎足而三。後世對這一併稱聚訟紛紜，或謂“黄非秦匹”（馮煦），或謂“一時敵手”，差可比肩（夏敬觀），以今日藝術標準而言，黄主要以詩歌名家，詞則遜於秦觀，但元祐詞人的這一頗爲普遍的看法，是值得深思的。

二是晁詞稱魁。黄庭堅在《贈高子勉四首》其二（《山谷内集詩注》卷一六）中説：“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句下自注云：“無咎樂府，於今第一。”據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此詩是黄庭堅晚年從戎州歸來和贈高荷的，反映其時晁詞聲名之高。另一位給予晁詞高度評價的是蘇轍之孫蘇籀。他在《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雙溪集》卷一一）中説：“黄太史纖穠精穩，體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棄錡斧，有佩玉之雍容。秦校理落盡畦畛，天心月脅，逸格超絶，妙中之妙，議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晁南宫平處言近文緩，高處新規勝致，朱弦三嘆，斐麗音旨，自成一種姿致。概考其才識，皆内重而外物輕，淳至曠達，學無所遺。水鏡萬象，謝遣勢利，湔祓陳俚，發爲新雅，有謂寓言，罕能名之。”他以“能”、“妙”各許黄、秦，又以“自成一種姿致”贊晁氏，雖云“三公同明相照，併駕而馳”，都以“發爲新雅”即文人化爲務，但細審語意，評晁似比評黄、秦爲高。這也與今日詞學界的一般意見相左，也頗堪玩索。

蘇門詞論呈現出一個炫人眼目的有趣現象：指斥蘇詞“非本色”的《後山詩話》，却推崇蘇門弟子黄、秦爲“今代詞手”，比乃師爲優；黄庭堅稱許晁補之詞爲“於今第一”，他本人却被晁譏爲“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晁補之正確地爲蘇詞的“多不諧音律”作護法神，却又認爲“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而這個“短於情”的觀點，又爲指斥蘇詞“非本色”的陳師道所非議：“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書舊詞後》，《後山居士文集》卷九，宋本《後山居士文集》無“短於情”三字，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補。）所有這些觀點歧出以及各家具體評價中畸輕畸重的情況，有的可能是脱口説出，信筆即書，或未可據信；但是，坦誠無諱、暢所欲言的自由品評之風，正是蘇門進入詞學批評熱潮的確切標志，同時，這場討論最終又是圍繞着“本色、非本色”、“正、變”的詞體問題而展開的，實質上是傳統和革新之争，而這又與詞發展到北宋中後期的情勢息息相關。

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是創作實踐的總結和抽象，一般説來，總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而落後於創作的；而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又存在較强的因襲性，人們在表達文學觀念和進行文學批評時習慣性地沿承前人的成説，使用現成的批評模式。而文體問題又始終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重要課題，其被重視的程度幾乎爲世界各國所僅見。《文心雕龍·附會》篇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體制”是“學文”的第一要義，連以政治革新和文學革新（包括詞的革新）著名於世的王安石，其評文亦首先嚴守體制界限：“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黄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因而要真正認識蘇詞革新的重大意義，不能不經過一個反復認識的過程，需要時間的鑒定。第一位對此作出充分估計的是王灼。他在《碧鷄漫志》卷二中説：“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又云：“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此書成於紹興十五年至十九年（1145—1149），離開元祐時已約半個世紀了。這是蘇門諸人對蘇詞整體評價上偏低的一般性原因。

然而，蘇詞的影響在蘇門中又是無所不在的，無論是正面的認同還是負面的責難，又無論是詞評還是詞作，即便是發生在同一人身上的詞評和詞作的矛盾，也都深刻地表明這位詞壇宗師的存在。以下擬從蘇門諸人詞作的分析入手，進一步探討形成蘇門詞評異説紛呈的具體原因。

據《全宋詞》本，今存蘇門諸人的詞作：黄庭堅187首，秦觀87首，晁補之168首，張耒6首，陳師道54首，李廌4首。張耒自稱：“予自童時即好作文字，每於他文嘗爲之，雖不能工，然猶能措詞。至於倚聲制曲，力欲爲之，不能出一語。”（《倚聲制曲三首序》，《張耒集》卷三）倚聲之道固非所長，其詞作本來不會很多。陳師道對自己詞作自視頗高，但從現存作品看來，大都沿承傳統詞風，實無更多特點可言。他的那首《減字木蘭花》（娉娉裊裊）是爲晁補之舞姬所作，晁曾評云：“人疑宋開府（宋璟）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腴艷發，殆不類其爲人。無己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腴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録》）其不少詞作亦確當“腴艷”之評，與其行事和詩文中所表現的人品、個性不侔。楊慎《詞品》卷三也説：“陳後山爲人極清苦，詩文皆高古，而詞特纖艷。”因而，他之主張“本色”論是並不奇怪的。至於李廌，王灼已指出他與蘇詞“氣味殊不近”（《碧鷄漫志》卷二），與他堅持詞要女聲演唱的觀點是一致的。

黄、秦、晁三家無疑是蘇門最爲重要的詞家。王灼説：“晁無咎、黄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碧鷄漫志》卷二）這個斷語基本正確，但應加以補充。從學蘇的角度而言，晁補之追步最緊，神貌兼肖，堪稱蘇、辛之間的橋樑；黄詞却介於柳、蘇之間，於兩家各有取法；秦觀則主要承續傳統婉約詞風。也就是説，從創作上看，蘇詞的影響在蘇門中呈現出深淺不同、層次有異的差别性。

清張爾田《忍寒詞序》云：“學東坡者，必自无咎始，再降則爲葉石林，此北宋正軌也。”劉熙載《藝概·詞曲概》也説：“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黄九，别成兩派也。晁無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晁氏現存詞作中，固然仍有部分婉孌纏綿的柔情詞，但其主要藝術傾向，是追摹蘇軾豪健爽朗的新詞風，“神姿高秀，與（蘇）軾實可肩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八）在蘇門中，他是最接近蘇軾詞風的。

這首先表現在和韻詞中。如元祐七年，蘇軾知揚州，時晁氏爲通判，同官一地，游宴不絶。蘇軾《次韻晁無咎學士相迎》（《蘇軾詩集》卷三五）云：“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别駕，猶堪十里捲春風。”相知相得之情，溢於言表。晁氏作《八聲甘州·揚州次韻和東坡錢塘作》有云：“莫倚平山欄檻，是醉翁飲處，江雨霏霏”，“念平生、相從江海，任飄蓬，不遣此心違”。不僅直承蘇軾原唱（《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所抒寫的真摯友情的主旨（蘇軾與道潛之間），而且也可看作對蘇軾上詩所謂“懸知他日君思我”的直接回答，連“平山”、“醉翁”在字面上也有脉絡可尋。此詞有云“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機”，同樣充滿“萬事轉頭空”（原係白居易《自咏》詩成句）的人生空漠之感。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盛贊蘇軾原唱“是何氣象雄且傑”，“又出以閒逸感喟之情”，“骨重神寒”，顯然也是晁氏這首和詞追求的目標。他如《滿庭芳·用東坡韻題自畫〈蓮社圖〉》等，對蘇詞精神手摹心擬，具體而微。

如果説，這類和韻作品依照舊時文人唱酬交際慣例，理應摹仿原唱風格的話，那麽，主要作於晁補之中、晚期的貶謫詞和閒適詞，其詞風的接近蘇軾，却是自覺選擇的結果。如中秋詞，晁氏的絶筆之作《洞仙歌·泗州中秋作》，顯與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脉相傳。此詞逐次寫出月亮從未出到升起，從圓月當空到拂曉之時，在叙寫一夜月色變化過程這一點，可能受到與他常相唱和的“十二叔”晁端禮《緑頭鴨》（晚雲收）的影響，寫得“層次井井”，“善救首尾”，而略顯刻意求工的痕跡；但他所着力刻畫的澄澈清幽的自然美和高潔超俗的人格美，“神京遠，惟有蘭橋路近”的現實和理想的反差對比，其得益於蘇詞，也是有跡可按的。他的最有名的一首詞是《摸魚兒·東皋寓居》，寫的是晚年閒居生活。上片以清麗酣暢之筆爲東皋勝景着色，已隱隱逗出超曠之懷，下片云：“青綾被，莫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刀弓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出之一腔感喟，豁達自解之中又寓無限悲憤。筆致沉咽頓挫，議論縱横斬截，足當劉熙載“堂廡頗大”（《藝概·詞曲概》）之評，幾與蘇詞同軌共轍。劉熙載還指出，辛棄疾的名作《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乃挹取晁氏此詞之“波瀾”。其實，把晁詞看作由蘇到辛的橋樑，亦不爲過。晁詞的整體風格還是“豪”甚於“曠”的。他雖也有一些蘇詞清曠放逸之風，但不及蘇詞了悟人生底藴後的靈氣仙姿，所謂“懸崖撒手處，無咎莫能追躡矣”。而蘇詞的專詣，不在於能作豪放語，而在於其胸次的博大超邁和人格的絶俗升華。晁詞中淋漓矯健的筆力，慷慨沉咽的格調，兀傲峭拔的氣概，在辛詞中却得到充分的發揮。

晁補之詞中大量的和韻、次韻詞（除與蘇軾唱和外，還有晁端禮、李浩、韓宗恕、黄庭堅等人）、檃括詞（如《洞仙歌·填盧仝詩》）、集古詞（如《江神子·集古惜春》）等，都是王、蘇、辛詞派中特有的作風，其藝術上的優劣是非容或可以討論，却又是“以詩爲詞”的一種可靠標識。黄庭堅《再次韻呈廖明略》（《山谷外集詩注》卷六）云：“君不見，晁家樂府可管弦，惜無傾城爲一彈。”也透露出晁詞大都未付歌喉實際演唱，而協律可歌與否，實是兩種詞風區别的關鍵之點。

在蘇門中，晁補之評詞的資料最多。據朱弁《續骫骳説序》，晁氏有《骫骳説》二卷，“其大概多論樂府歌詞，皆近世人所爲也。”但已不傳。今存最重要者是保存在《能改齋漫録》卷一六中的《評本朝樂府》。［此篇又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比李清照《詞論》爲早，共7條，分别評論柳永、歐陽修、蘇軾、黄庭堅、晏幾道、張先、秦觀7家。另趙令畤《侯鯖録》卷七收2條，論柳永（《侯鯖録》誤作“東坡云”）、晏幾道（此條《能改齋漫録》等誤作評“晏元獻”），卷八收4條，論蘇軾（此條誤作“魯直云”）、黄庭堅、張先、秦觀。三本文字互有出入，可供參校。］還有其他一些言論。他的詞論的核心恰恰是詞體問題。體，包括體制和體性，即其形式構成和美學風格，也就是説，某一文體要求有一定的形體規範和風格要求，並積澱爲一種批評模式。晁氏的詞學批評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堅持傳統婉約詞體的藝術標準，如肯定歐詞的“絶妙”，晏幾道的“風調閒雅”，秦觀的“天生好言語”，而批評黄詞的“不是當行家語”。另一方面更具開拓性的是對詞體轉位問題的敏鋭觀察，他指出蘇軾“小詞似詩”、秦觀“詩似小詞”的特徵；他認爲柳詞也有“非俗”之處，如其《八聲甘州》“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句，“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據《侯鯖録》卷七。《能改齋漫録》等作“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把詞的雅化與詩化聯繫起來；他認爲蘇軾之所以“曲子中縛不住”，是由於他的“横放傑出”，肯定了突破音律束縛以服從内容需要的合理性；他還把抒發一己情性作爲詞創作的首要目的。晚年“嘗曰：‘吾欲托興於此（指詞），時作一首以自遣，政使流行，亦復何害！’”（《風月堂詩話》卷上）在《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鷄肋集》卷三三）云：“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通疏知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艷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作爲一個完整的人格，“鐵心石腸”和“清便艷發”是併存不悖甚或相反相成的，聯繫前面已引他對陳師道《減字木蘭花》（娉娉裊裊）的評語，説明他主張詞可以表達各種不同的性格和情感，見解通達而自然，比之當時那些對詞“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的所謂“文章豪放之士”來（胡寅《題酒邊詞》），要坦率近情得多了。

要之，晁補之的詞學批評存在着自身矛盾，反映其詞學觀念尚處於早期形態，還有待系統化和嚴整化；但他對於新詞風的肯定，則和他以學蘇爲主的創作面貌是一致的。由於藝術才能和素質、胸襟等的限制，他的詞作實未達一流水平，而他在蘇門中學蘇最勤這一點，使其獲得蘇軾侄孫蘇籀的高度評價。蘇籀對他的推重，不啻是對其伯祖所表示的敬仰；加之蘇籀本人的詩文，也是以“雄快疏暢”爲世所稱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七）黄庭堅對晁詞的好評，除了他求新求異、雅俗兼取的詞學觀念外，恐也有因崇蘇而愛屋及烏的因素在内。

黄庭堅詞作數量爲“六君子”之冠，大要有兩類：一類是俗詞，步武柳永之後，多爲有關男女艷情的“綺詞”。圓通秀禪師曾戒之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五燈會元》卷一七《太史黄庭堅居士》，又見黄氏《小山集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如《憶帝京》（銀燭生花）、《江城子》（新來曾被眼奚搐）、《歸田樂令》（引調得）等，恣意渲染，情溢詞外，不免蒙受“褻諢不可名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八）的惡謚。一類是雅詞，則追踪蘇軾。這在後期貶謫詞中更爲突出，而又有多方面的内容：

一是表達超邁豪爽或清曠豁達的情趣。如《念奴嬌》（斷虹霽雨）結句“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他自稱“可繼東坡赤壁之歌”。（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引）《水調歌頭》（瑶草一何碧）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紅露濕人衣。”一如坡翁的逸興滿懷，且在句式上也明顯地摹擬蘇軾同一詞牌（明月幾時有）的“我欲乘風歸去”五句，不過一欲上天，境界渺遠；一入花叢，由爽健轉入深邃。他的《鷓鴣天》（黄菊枝頭生曉寒）的“醉裏簪花倒着冠”，比之蘇軾《南鄉子》（霜降水痕收）的“破帽多情却戀頭”，同是反用孟嘉風吹落帽典故，蘇詞先以“不落”翻新，以收“奇特”之效；黄詞從着冠不落，進一步申言“倒着”，更突出灑脱不羈的神態。二是描繪風土習俗。如寫黔州春游的《木蘭花令》（黔中士女游晴晝），下片云：“竹枝歌好移船就，依倚風光垂翠袖。滿傾蘆酒指摩圍，相守與郎如許壽。”與蘇軾作於徐州的五首《浣溪沙》農村詞相比，同爲一幅鮮活的風俗畫，只是更帶有巴山蜀水的地域色彩。三是純以議論的説理詞。他對傳爲蘇軾所作的《醉落魄》（醉醒醉醒）靈犀相通，戲仿四闋，均以“陶陶兀兀”發端，出以俚詞俗語，幽默詼諧，深得東坡“含着眼淚的微笑”的情味。其《訴衷情》（一波纔動萬波隨），全篇即是金華道人（德誠禪師）所作一偈（見《五燈會元》卷五）的“檃括”，其他如《漁家傲·江寧江口阻風，戲效寶寧勇禪師作古漁家傲》等説禪詞，在蘇詞中已不乏先例。以上三種内容的詞作，無論從意境、取材、手法和造語上都透露出學蘇的消息。

黄庭堅與蘇軾相類，也是頗知音律而能歌的。《定風波》（歌舞闌珊退晚妝）序云：“客有兩新鬟善歌者，請作送湯曲，因戲前二物。”而作此詞，以供“兩新鬟”演唱。他的《好事近》（歌罷酒闌時）亦曾在蘇軾參與的一次宴會上被“諸妓”歌唱。（見《誠齋詩話》）他經三峽赴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題古樂府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山谷詞》中誤收一首傳爲吕洞賓的《促拍滿路花》（秋風吹渭水），黄庭堅序云：“往時有人書此詞於州東酒肆壁間，愛其詞，不能歌也。一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於廣陵市中，羣小兒隨歌，得之，乃知其爲《促拍滿路花》也。”（又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八）凡此皆足證他對詞樂和歌唱之道的興趣和熟稔。他在《訴衷情》（一波纔動萬波隨）詞序中自云：“在戎州登臨勝景，未嘗不歌《漁父家風》。”《漁父家風》即《訴衷情》。崇寧間重陽節他在宜州時，“登郡城之樓”而作《南鄉子》（諸將説封侯），“倚闌高歌，若不能堪者”。（《道山清話》）則他不僅知律，而且自己也能放聲“高歌”的。黄庭堅的知律能歌，爲下面即將論及的李清照、晁補之對他的正面肯定和負面批評提供了同一依據。

黄庭堅這種兼取雅俗、依違於“本色”、“非本色”之間的創作面貌，使他受到種種相互牴牾的評價。當時流行黄秦併稱之説，今日看來似乎不倫，實際上是從“本色”論着眼的。《後山詩話》之褒揚“秦七、黄九”，是緊接着批評蘇詞“要非本色”對比而言的。李清照的《詞論》是蘇軾革新詞風後重申“本色論”的宣言書。她指責蘇詞等“不協音律”，皆爲“句讀不葺之詩”，算不得合格的詞；而認爲黄、秦纔懂得詞“别是一家”這個很少有人能懂得的道理。而晁補之却根據黄氏知律的另一面，批評他“不是當行家語”，乃是“著腔子唱好詩”。“腔子”即曲譜、樂歌調子。王安石曾説：“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却是‘永依聲’也。”（《侯鯖録》卷七）邵雍《依韻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詩仍見率成》其七（《伊川擊壤集》卷一三）云：“林下狂歌不帖腔，帖腔安得謂之狂。”“著腔子”即“帖腔”，没有荒板走調、違拗樂律。晁氏的批評，既説明黄詞的合律可歌性，又不滿其“以詩爲詞”的傾向，雖是“好詩”却非“當行”之詞。對於這一批評，黄庭堅或許可以當作褒揚。他在評晏幾道詞時云：“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摇人心。”（《小山集序》）此評小晏詞實不如晁補之所概括的“風調閒雅”確切，但表明黄庭堅肯定詞中“寓以詩人句法”的合理性，這在詞學觀念上却又比晁氏高明。晁氏在創作上力追蘇詞，但與其理論認識還有一段距離。還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堅對蘇詞中雅化傾向的激賞：他評蘇軾《醉翁操》，認爲時人“因難以見巧故極功”之贊，並非探本之語，根本在於蘇軾“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絶塵耳”。（《跋子瞻〈醉翁操〉》，《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他評《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也認爲“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跋東坡樂府》，同上）這就接觸到蘇軾改革詞風的基本方向即雅化、士大夫化的深層問題。南宋湯衡《于湖詞序》云：“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又云：“所謂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他幾乎盡用黄庭堅評小晏之語，但把“寓以詩人句法”，一則與“無一毫浮靡之氣”相連稱，再則與“駿發踔厲”相聯繫，其含義指向了詞的審美風格的轉變。

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元好問全集》卷三六）云：“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皆自坡發之。”他把黄、晁兩家列入蘇辛詞派的發展系列，是有見地的；還把“清壯頓挫”這一黄庭堅評小晏之語，移評黄氏自身，亦頗堪玩味。

秦觀詞遠紹《花間》、《尊前》，近承晏、歐、柳永，爲傳統詞派“集大成”的詞家，與蘇詞總體上判然分途。晁補之、張耒有言：“少游詩似小詞，先生（蘇軾）小詞似詩。”（見前引《王直方詩話》）《後山詩話》也説：“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即是從詞體這個關節點上來區别兩人的不同的。以後明人張綖在《詩餘圖譜·凡例》後説：“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他主要從藝術風格立論，以蘇、秦兩人作爲“詞體”兩大分野的代表。降及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分甘餘話》、《倚聲集序》等中，更把蘇、秦推演爲兩大詞派的巨擘。

秦觀詞具有傳統詞派的典型特點，在“蘇門”中保持鮮明的獨立性。儘管他的詩，特别是近體詩，一再被前人評爲“女郎詩”，已有詞化的傾向，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嚴守“詩莊詞媚”的傳統界限，詩詞面貌頗多異趣。我曾在《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一文中，以秦觀的題材相同或相近的詞與詩的比較對勘的方法，具體分析其詞的三個顯著特點：即（一）艷冶軟媚，（二）情深言長，（三）要眇婉曲，此處不再贅述。要之，秦觀詞“其情至，其詞婉”，確爲其“獨擅”之處（王象晉《秦張兩先生詩餘合璧序》），其隸屬於傳統詞的藝術系統之内，應是没有疑問的。

詞原來作爲“娱賓遣興”、侑酒助樂的女聲艷曲，逐漸在我國韻文文學中形成一個獨特的藝術系統，創造出一種深婉幽微、寄情纖柔的審美特質。這自然是值得珍重的文學遺産。但相沿成習，襲故蹈常，又成爲歷史的惰力，突破和革新也就成爲必然了。因而，對於蘇軾的革新詞風，蘇門諸人儘管在理論觀念上，認識尚有一定的距離，但在創作實踐中都予以或深或淺的認同。晁、黄被澤頗深，已如上述；即使是傳統“婉約”詞人秦觀，也不能不受到蘇詞革新潮流的影響。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云：“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長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惟少游自辟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我們不妨説，這種“契合”的突出之點，就是把身世感慨、人生思考引入詞中，從而拓展和加深詞的雅化即士大夫化。這也是蘇門詞風的一個重要新内容。

蘇軾的一生是幾起幾落、大起大落的遭遇坎坷的一生，他的門人也隨之榮枯相依，無一逃脱悲劇的命運。著名的“元祐黨人碑”，即列蘇軾爲“待制以上官”之首，秦觀爲“餘官”之首，黄、晁、張等全被“一網打盡”。貶謫詞遂提到一個新的層次和品位，翻開蘇門諸人的詞集，幾乎每人總有幾首抒寫貶謫生活心態的名作。我們從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等抒發貶謫之感的作品中，不難看出，隨着詞的功能由娱賓遣興向個人抒情述志的轉變，詞的内容和藝術風格等方面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加强了詞的個性化特徵，提高了藝術品位。況周頤説：“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蕙風詞話》卷二）這裏的“提倡風雅”，我以爲可以從詞體新變的角度去詮釋。

（原載《第一届詞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

中國文哲研究所編，1994年11月）

蘇軾散文藝術美的三個特徵

一、圓活流轉之美

蘇軾喜歡用“行雲流水”來評文。《答謝民師書》説：“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雲、水兩物，都具有流動性和多變性的特點，而其流動性、多變性又以自然本色、絶無雕飾的形態表現出來，這正是蘇軾在散文寫作中所追求的藝術美的三個特質：圓活流轉之美、錯綜變化之美和自然真率之美。宋初田錫《貽宋小著書》已説：“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虚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生氣也，不亦宜哉！”（《咸平集》卷二）蘇洵亦謂：“‘風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仲兄字文甫説》）似是蘇軾以雲、水喻文的先導。他的《中山松醪賦》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以雲濤形容水勢的浩蕩，《灧澦堆賦》云：“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都可以理解爲他寫作的文境。他的《文説》以“萬斛泉源”自夸，也是對自己散文特色的確切評語。

誦讀蘇軾的各體文章，一種奔騰不息、波瀾迭起的氣勢迎面而來，使人們親切地感受到他寫作時揮灑自如、左右逢源的快感。前人也常用水來評賞蘇文：“其文涣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釋惠洪《跋東坡池録》《石門文字禪》卷二七），“蘇如潮”（《文章精義》），“東坡之文浩如河漢”（元王構《修詞鑒衡》引《横浦日新》），“筆端浩渺”（元劉壎《隱居通議》卷四），“大蘇文一瀉千里”（《藝概》卷一）等，表達了人們的共同感受。

蘇文的流動性首先表現在筆法的靈活。真是天生健筆一枝，如夭矯龍舞，如彈丸脱手，縱横馳騁，杳不可測。以下談談蘇文常用的四種筆法。

借筆。一題到手，蘇軾往往不就題論題，粘死題意，而是借客形主，回旋進退，使文情摇曳生姿，增加流動感。《書韓魏公黄州詩後》論述的對象是韓琦所作的黄州詩，却以王禹偁之知黄州陪説，説明黄州“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這是從黄州人方面説；然後叙出韓琦離黄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這是從韓琦方面説；最後纔説到韓琦門客孫賁和韓琦門人作者自己，一原爲黄州人，一將爲黄州人，兩人共刻韓詩上石，“以爲黄人無窮之思”。蘇軾特意點明孫賁和作者自己與“黄人”、“韓琦”的關係，又是一種陪説，而且綰合前兩層文意，使文章回環往復而又主旨集中。《錢塘勤上人詩集序》的借筆形式更複雜一些。此文講歐陽修和惠勤之間的關係：歐公之待人忠厚，惠勤之不負歐公。但蘇軾却以漢代翟公任廷尉時賓客盈門、罷廷尉時門可羅雀的炎涼世態作陪説。先以翟公與歐陽修比，翟公復職後曾用“一貧一富，乃知交態”等語大書其門，以羞辱賓客，蘇軾認爲其客雖陋，而翟公器度亦“小”，不如歐陽修對負己者的寬厚態度；繼論惠勤之没世不忘歐公，暗中又時時與翟公之客對襯。一事陪説兩主，抑揚褒貶之間，見出歐陽修與惠勤契合相得之可貴。還應指出，本篇的主要題旨是講惠勤之不負歐公，而歐公待人之厚是來申説這一層的，這又是借客形主的手法。他的《傳神記》與此相反，採取以兩客形一主的寫法：文章先寫顧愷之或以畫睛傳神，或以頰加三毛傳神，繼寫僧惟真畫曾魯公以眉後三紋傳神，暢論傳神必須根據人物形象的多樣性，突出各自的特徵部位，以求得“其人之天”，把人物最自然、最真實的精神特質加以突出的再現；然後纔説到程懷立爲作者畫像，“於傳吾神大得其全”。對懷立畫像極致贊頌之意，是本文的主旨，但僅在文末幾句了結，粗讀似覺賓重主輕，實則前面論贊顧愷之、僧惟真處，已隱然在贊程懷立了。與前文的一事陪説兩主的手法，各極其妙。

虚筆。蘇軾善於運用空靈虚擬之筆，使行文駕空流走，滂沛疏宕，而無窒塞拘滯之病。《上梅直講書》是他嘉祐二年（1057）中舉後給編排評定官梅堯臣的感謝信，抒發知己之感。全文以“樂”字爲眼目。開頭提出周公遭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忌，不能樂其富貴，而孔子師生雖厄於陳蔡，却相樂不衰。這“樂”是從師生間的戲笑語中想像而來，暗中比擬歐、梅和作者之間的相知之樂。繼寫歐、梅“脱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這“樂”是從歐、梅平日的文章中體認而來。然後寫自己受歐、梅激賞，“一朝爲知己”，成爲“大賢”的門生，其樂何似！這“樂”纔正面實寫自己的切身感受。最後寫梅堯臣名高位下，然而“容色温然”、“文章寬厚”、“必有所樂乎斯道”。這“樂”是全文的餘波，又是此信頌揚對方的題中應有之義，却是從梅堯臣的容色、文章中推斷而來。全文四處“樂”事，除寫自己者外，都以虚擬、想像、推演出之，虚實相映，極瀟灑變態之妙。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一四評此文云：“空中忽然縱臆而談，劣周公、優孔子，豈不大奇”，“文態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爲而云然，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頗具眼力。他的《范增論》、《伊尹論》、《荀卿論》等史論，也多這類虚實相映之筆。《范增論》講范增遭陳平離間計而離楚，爲時太晚，應早在項羽殺卿子冠軍宋義時離去。此文前半叙述歷史事實，多從實處下論，後半却多推想、擬測之語。如推測項羽懷疑范增必早在弑義帝之時：范增“將必力争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這並無史實根據，但頗辯而可信。而這一虚筆在本文的論證中却起了關鍵作用：宋義是義帝的親信，殺宋義是弑義帝的前奏，因此范增應在殺宋義時當機立斷，“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駕虚得實，以虚證實，彌見運筆自如。善用虚筆，使人們往往爲其騰挪變化、翻空出奇之趣所吸引，甚至忽略了他時或存在的强詞奪理之弊。

閒筆。作文最忌慵散，但如篇篇論題、論據、結論，一論到底，或節奏過於急促，也易造成平板粗豪，影響文勢的圓活。閒筆、正筆的配合巧妙，緩急相濟，主次相輔，也是力避行文板滯的有效手段。蘇軾文集中最長的一篇文章《上神宗皇帝書》，乃“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毁，至於再三”的精心結撰的力作，其政治見解不免保守，但在寫作技巧上確有一些匠心獨運之處。文章的主旨在於“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語，主要結構也依此分爲三大段，是爲正筆。但開頭陳述諫買燈事，在全文屬於閒筆，却起了先頌後諫、漸次引入正題的作用，文情委婉而又流轉；結尾處兩段：一段講他“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減皇族恩例”等皆爲善政，在全文亦屬餘波；一段抒寫自己進言時思想矛盾，忽説有罪，忽説無罪，忽説不懼，忽説可懼，轉轉折折，含情不絶。如此長篇，允有此類結句纔能輕重相匹。正文三大段中也有不少閒筆。樓昉評此文云“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處都在閒語上”（《崇古文訣》卷二三），所見甚是。

一意反復之筆。蘇軾的不少名作往往圍繞一個題旨，作多層次、多側面的反復“皴染”，筆力既放得開，又挖得深，以其波摇浪起，浩渺無垠，而眩人眼目，啓迪心智。他的成名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是應舉時的一份試卷，題旨實已規定，論證統治者掌握刑賞應該本着“忠厚”的原則。這類命題作文，用他自己的話來説，當是難度較大的“節目文字”，不易措手（《又答王庠書》），但他却寫得“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與侄論文書》）。原因即在於思路活躍，將一意翻作數層。開頭破題一段，即從賞、罰兩端分别説出：堯舜等人賞善是爲了“樂其始而勉其終”，罰不善是爲了“棄其舊而開其新”，都體現“君子長者之道”。然後他不再泛説，而是專從“疑”字發論。先引《傳》“賞疑從與”“罰疑從去”之語立案，説明可賞可不賞者，賞；可罰可不罰者，不罰。又以堯不聽皋陶之殺人爲“去”，聽從四岳之用鯀爲“與”作爲例證。又引《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進一步推進論點。然後再展開正面議論，歸結爲“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這樣，一個“疑”字，據之以先儒經典，證之以聖君史事，辨之以宏議讜論，有力地闡明了開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的命題。最後以引用《詩》《春秋》作結。引《詩》是爲了引《春秋》，借客形主；而整個結尾又是閒筆，因上文題旨已完，這個引證不過是呼應開頭“見於虞、夏、商、周之書”一語，且使結尾餘味無窮而已。前人評此文“文勢如川雲嶺月，其言不窮”，“圓熟流美”（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〇），“横説竪説，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三），“自然圓暢”（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等，其故即在於用了一意反復的筆法。

《留侯論》是另一篇在體現流動性特點上備受前人贊賞的名文。楊慎説：“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而尤長於陳述叙事。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三蘇文範》卷七引）此文層波疊浪，滔滔奔流，但仍是可以“名狀”的。蘇軾對於傳以爲真的黄石公賜書張良的故事，一掃它神奇的乃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來找原因：“其意不在書”，而在於教育張良能“忍”。“忍”字即爲一篇之主。文章就從“忍”與“不忍”兩端交錯發論，而又想落天外。博浪擊秦與圯上授書原是了不相關的兩事，蘇軾却從“不忍”這點上奇妙而貼切地綰合起來；先説張良不能忍，却以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臣妾於吴兩個能“忍”之例逆承反接；然後歸結到楚漢相争項敗劉勝在於“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漢高祖之由“剛强不忍”到“忍之養其全鋒”的轉變，是由從不忍轉爲能忍的張良勸導的結果。張良一變椎擊時的“不忍忿忿之心”則又是黄石公教導所致，這就是圯橋授書事件的實質。一意反復——“意”要集中單一，運筆却反復多變，形成了蘇軾政論、史論文縱横捭闔、汪洋恣肆的總特點。

蘇文的流動性又表現在句式的豐富多變。蘇軾的散文語言，以散行單句爲主，但又融合不少駢偶、排比成分，駢散結合，錯落有致，張弛互節，節奏感强。試以幾篇碑記文爲例：

潮州韓文公廟碑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這段話，歸有光《文章指南》評爲“句法連下，一句緊一句，是謂破竹勢也”。其句式特點，即在多用排句，前有五“失”，四“不”，後有四“爲”，形成一氣貫注的雄健文勢。但如句式過於整齊，也會流於平衍而失去流動感。這裏不僅這三組句子各自有異，而且四“爲”句的句式也有變化（“在天”“在地”與“幽則”“明則”此四句實從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化出而加以變化）。本文又云：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言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這段排句，以“可以、不可以”兩疊，“能、不能”三疊的複合句組成，句子長短錯落，吟誦時自有一種急忙追趕、不能暫停的急迫腔吻。賴山陽云：“能、不能”三疊，“當言‘不能、能’則順矣。然句勢不得不如此”。從孤立來看，“不能、能”確較通順，蘇軾安排爲“能、不能”，重點在强調“不能”，特别用“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一句煞尾，是融注着他自己的憤懣和感喟的。我們知道，韓愈調離潮州後，官運尚佳，未嘗不安於朝，這句實乃蘇軾的“夫子自道”！這説明句式的安排不是隨意的，是跟他對韓愈的深切同情和崇敬以及盤鬱自己心頭的身世感嘆完全合拍的。《超然臺記》叙登臺眺望所見云：

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四望法”是不少文章中常用的，有時會覺得“膚套”。此段從南、東、西、北逐次叙述看，自較整齊，但句式却無對偶排比成分，仍富圓轉流走之勢。這説明排偶句固然常常造成文氣的充沛，散句也能别具一種疏宕流暢的情韻，與他借眺望而發“超然”之意是吻合的。連接詞“而”的使用，也起了上下貫串、一氣呵成的作用。

蘇文圓活流轉的特點，表現了蘇軾在博厚才識基礎上思維的敏鋭和聯想的豐富。他總是能一下子在複雜的内外關係中抓住所論事理或所記事、物的特點，加以生動而鮮明的表現。《日喻》開頭寫“盲人識日”一段，盤、鐘、燭、龠，妙喻疊出，如吐珠走丸，抓住事物間的某種關聯進行類比，環環層遞而出。《勝相院經藏記》云：“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説甜。衆生未喻故，復以甜説蜜。甜蜜更相説，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説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夢齋銘》云：“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於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文思泉涌，辯才無礙，在蘇軾這裏，似乎不知道思維的苦澀，聯想的貧乏，不知道“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苦惱。

蘇軾這種思維和聯想的特點，得自《戰國策》的縱横捭闔，得自《莊子》的汪洋恣肆，更得自佛經的熏陶。劉善澤《五燈會元跋》曾指出“禪門古德問答機緣，有正説，有反説，有莊説，有諧説，有横説，有竪説，有顯説，有密説”。蘇軾自稱“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次韻子由浴罷》），自然深得這種妙悟機鋒、空靈圓通之趣。早在北宋，惠洪已指出蘇文“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跋東坡池録》）李涂《文章精義》指出蘇文來源之一爲《楞嚴經》，並指出“子瞻文字到窮處，便濟之以此一著，所以千萬人過他關不得”。袁桷《書東坡涼熱偈》（《清容居士集》卷四六）説：“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蘇軾）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錢謙益《讀蘇長公文》（《初學集》卷八三）則指出蘇文學《華嚴經》：“吾讀子瞻《司馬温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叙，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爲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嘆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還是袁枚説得概括：“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與友人論文書》）這些前人都一致指出佛經與蘇文流動性的密切關係，是有見地的。

二、錯綜變化之美

蘇軾在《書蒲永升畫後》中稱贊畫家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在《晁君成詩集引》中又稱贊晁君成（端友）的作品“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這兩段稱贊别人的話，實可移評蘇軾自己散文的錯綜變化之美。他的藝術個性的重要特點是追求創新。他要求“每篇”作品都自具面目，“新意”迭出，唯其如此纔能盡萬事萬物萬理之“變”，體現客觀世界美的多樣性。他的各體散文力反呆板蹈襲、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之病，極盡騰挪變化之能事，突出一個“變”字。

文體之變。自曹丕《典論·論文》以來，前人對於各類文體的體制特點論述甚多，要求越來越嚴，逐漸演爲格套。連宋代的一些文章大家也堅持文體正、變之説，嚴守體制界限。如“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黄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後》）陳師道説：“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後山詩話》）真德秀也説：“記以善叙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見《文章辨體序説》引）他們都把議論性的記視作别體而深致不滿。蘇軾却不拘成法，别出機杼。即以記爲例，他一方面巧妙融化叙述以外的成分（議論、抒情），一方面適當吸取其他文體的特點，使他的雜記文呈現多姿多態的風貌。蘇軾繼承歐陽修的寫法，把大量議論成分帶入記中。《韓魏公醉白堂記》、《李太白碑陰記》、《石鐘山記》都可看作特殊性質的議論文。

一爲辯疑：韓琦勛望著於三朝，因何欽羨白居易？文中先説白之勛業不如韓，韓之山水園池之樂不如白，但兩人的忠言嘉謨、文采、操守、道德則又是相同的；然後發揮“醉”字，説韓琦並非欲與白相比，實乃欲“與造物者游”，又引古人自比於人、常自謙抑的事例，使“天下之士”的疑問涣然冰釋。

二爲辯誣：李白“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針對這一言論，蘇軾拈出“氣”、“識”兩端，以李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爲草芥”之氣，證其必不肯“從君於昏”；以其識未顯時之郭子儀爲人傑，證其必知永王之無成。於是有力地得出李白從璘乃由於“迫脅”的論斷。

三爲辯誤：對石鐘山命名的含義，既駁酈道元之“簡”，只説“水石相搏”，語焉不詳；又駁李渤之“陋”，竟用潭上雙石之聲求命名來由。蘇軾經過實地考察，得出自己的結論。

三篇文章又同中有異：第一篇純以議論出之，第二篇多引證，引李白的具體行實，引夏侯湛的評語等，而第三篇中間一大段却是神采飛動的記叙描寫，但又與前後議論融爲一體。他的《文與可畫篔筜谷偃竹記》等融入十分濃重的抒情成分，至於《記承天寺夜游》、《記游沙湖》、《記游廬山》等記游小品，更坦露出作者灑脱不羈的真率個性。所有這些，無疑擴大了“記”這種文體的容量，豐富了它的表現手段。

蘇軾還有意打破文體的嚴格界限，使之互相吸取。如《張君寶墨堂記》用贈序體，對張希元之“好書”隱含諷喻，可與韓愈《贈高閒上人序》媲美；《墨君堂記》用傳奇體，爲文同的墨作頌，涉筆成趣，類似韓愈《毛穎傳》；《蓋公堂記》用寓言體，以謝醫却藥喻無爲而治，《表忠觀碑》通篇用趙抃的奏疏，也别出一格。這類有關營建的記，按照常規，“當記月日之久遠，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文章辨體序説》）蘇軾筆下都爲變體。對記以外的文體體制，他也有所突破。如他繼承歐陽修《秋聲賦》而所作的前後《赤壁賦》、《黠鼠賦》等，使賦從楚辭、漢賦、魏晉時駢賦、唐代律賦而一變爲宋代的散文賦；他的人物傳記，常不及傳主的世系和生平大概，被前人評爲“變傳之體”（李卓吾語，《蘇長公合作》補下卷引）、“傳中變調”（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四）；他的《剛説》爲孫立節傳神寫照，而按其文體却是“雜説”。

命題立意之變。藝術貴獨創，忌雷同。但由於不少文章的實用酬世性質，不僅很難避免與前人重複，也難避免與自己重複。蘇軾的寫作經驗是：力避犯重，但也不避重複，在表面雷同中，强化、渲染事、理的不同特點，從而使他的文章幾乎篇篇光景常新。一曰同題異作。《六一居士集叙》與《范文正公文集叙》是爲他一生所崇奉的兩位前輩歐陽修和范仲淹的文集作序。他没有採取常見的條舉偉人立德、立功、立言的寫法，但取旨又不離開“文集”。前一篇序突出歐陽修的學術和文學地位，後一篇則着重於范仲淹的政治業績。前序推尊歐陽修足以追配韓愈，上繼大禹孔孟之傳；又以“自歐陽子之存”、“自歐陽子出”、“歐陽子没”三層駕馭馳騁，充分肯定他在反對僞學和不良文風中的作用。後序却先抒寫自己從八歲起對范公的仰慕，收束以平生不識其風儀爲恨；然後點出范公的“萬言書”爲其一生政治行動的綱要，又以伊尹、太公、管仲、樂毅，特别是韓信、諸葛亮互相比勘，充分肯定他的政治識見和品格。前序結構整飭，後序似散非散，更富抒情意味，從而成爲兩篇各具内容和風格的書序。《墨妙亭記》和《寶繪堂記》、《墨寶堂記》，一亭二堂，同爲庋藏書畫文物之所，都有“物必歸於盡”、不能“留意於物”之類的低沉感嘆，但蘇軾根據主人孫莘老、王詵、張希元的不同情況而各取題旨：前篇是贊頌，次篇是勸箴，後篇是諷喻，委婉地希望他不要玩物喪志，而力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爲。

二曰同一或類似事件因不同體裁而寫法有異。蘇軾的從表兄文同死後，他曾作《祭文與可文》、《文與可畫篔筜谷偃竹記》兩文。前文純用抒情筆觸，抒發自己的深切哀感。文中以幾個“嗚呼哀哉”分成四層意思，或叙文同平日所好之酒、詩、琴，或述朋友間死生睽離，或頌文同的政績和文學成就，或抒痛失知己之感。此乃乍聞訃告後所作，哀情迸發，回腸蕩氣。文多排句，音節琅然。《文與可畫篔筜谷偃竹記》作於文同死後半年多，痛定思痛，感情趨於深沉。文章以畫爲綫索，追記文同“成竹在胸”的精辟藝術見解，更以錯落有致的筆法，歷叙兩人昔日交往的瑣瑣細事，却産生扣人心弦、催人淚下的感染力。

三曰正題反作。《思堂記》和《牡丹記叙》一爲雜記文，一爲書序文。章楶（質夫）築思堂，以“思而後行”自勉，請蘇軾作記；杭州知州沈立愛好牡丹，作《牡丹記》十卷，請蘇軾作序。但這兩篇文章都反其意而爲之。前文分幾段申説“不思”之妙：自己無思，“遇事則發，不暇思也”；君子非臨事而思；引隱者“思之害甚於欲”之論；然後得出“不思之樂，不可名也”的結論。文章到此，全與《思堂記》題意相悖。蘇軾這纔挽回一筆，謂章楶所言之思，不是世俗營營之思，乃是不思之思，纔歸結到題旨。姜鳳阿評此文云：“記思堂而專説無思之妙，辭若相繆，而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三蘇文範》卷一四引）甚中肯綮。後文在記叙杭州觀花盛況後，突然説：“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猶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竟把牡丹比作小人；然後説太守“耆老重德”，而自己“方惷迂闊”，都與此花此書不稱。文情至此似離題太遠，難乎爲繼，他却借宋廣平（宋璟）爲人“鐵心石腸”，而所作《梅花賦》却“清便艷發”之例，謂不必故托“椎陋以眩世”，因而纔“爲公記之”。結尾又宕開一筆：“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點明《牡丹記》並非嚴肅的精心經營之作，隱寓作者對爲牡丹著書的非議之意。其他如《大臣論上》提出“大臣”的準則應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但全文都從反面展開論述，也是正題反作之例。

袁宏道在評蘇軾《王定國硯銘》等六銘時説：“六硯銘，俱相題發揮，無中生有。熟看之，悟作文法，自然小題大做、枯題潤做、俗題雅做者，勿以銘言輕視之。”（《三蘇文範》卷一五引）這對理解蘇文命題立意的多變性是有幫助的。

章法之變。蘇文的結構安排，既遵守佈局謀篇對於首尾照應、縱横開合、脉理貫通等的一般要求，又自出機杼，不落窠臼，無棼絲之亂，有耳目一新之致。試以兩段式爲例。從結構藝術而言，前後兩段應該緊密關聯，渾然一體，但蘇軾却有多種結撰之法。《孫武論下》主要闡述兩個論點：“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和“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在佈局上即以兩幅分説，甚至連一個總收的結尾也没有。但兩幅之間仍有内在聯繫：反對大將擁兵自重，借敵懾主和教化人們愛君恨敵，爲我而戰，一將一民，皆屬君主統御之道。這是屬於平列而又有錯綜聯繫的結構形式。《上韓太尉書》是向韓琦請見的書信，前幅却大談古史，論“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一味求田問舍，苟且歲月；又論“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一味“力爲險怪驚世之行，而不求治國根本”。似乎與誦美韓琦離題。但後幅講韓琦“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既非循循無所作爲，又非翹翹只求新異，兼有兩漢“大臣”“士大夫”之長而無其短。這纔知道前幅論説越詳，後幅反照越明，也纔知道前幅長、後幅短的原因所在。這是屬於明似不連而實連的結構形式。《練軍實》則屬於前後分層呼應的結構形式：此篇提倡寓兵於農，反對士兵的職業化和終身制。他從軍費巨大和犧牲慘重兩個角度展開議論，前段講“兵民永久分離”之害，分五層意思説出，後段講“兵老復而爲民”之利，也分五層照應，細針密縫，絲絲入扣，却又不妨害文氣的暢通，别是一種格式。除了前後兩段以互相關聯爲主的結構形式以外，還有在内容、風格、手法上相反却又相成的形式。如《應制舉上兩制書》是他嘉祐六年（1061）應制舉時上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所作。前段是將欲進言前的引言，泛論“貴賤之際”、“聖賢之分”，隱然以子思、孟軻等先賢自負，使兩制諸公不能以人微言輕視之，但緩緩叙來，藏鋒不露；後段進入時事，則激昂慷慨，提出“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的綱領，並明確指斥“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好名太高而不適實”兩端，針砭時弊，不假辭色。如果没有前段的紆回婉曲，後段就會顯得突兀了。

至於三段式的結構，變化更多更複雜。有三段平列却圍繞一個中心而展開的。如《思治論》，主旨講豐財、强兵、擇吏問題，却以“規模”（治國方案）二字統率全篇。首段講三患（無財、無兵、無吏）在於其始未立“規模”；次段講當時“規模”未定；末段講定“規模”必須專一（“其人專，其政一”）、能收（收實效）、黜浮議。篇中忽引證，忽設喻，有正説，有反説，馳騁回旋，不受羈制，而其骨骼血脉却又清晰分明。有三段平列成犄角之勢但又分主從的。如《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其主要部分是按“結人心，厚風俗，立紀綱”分爲三段，但以“結人心”爲重心；《代滕甫論西夏書》的主旨是講對西夏用兵應緩而圖之的方針。第一段設喻，引醫者治病、彭祖觀井兩喻；第二段用典，引曹操取袁氏的史事；第三段始正面分析西夏情勢，提出乘間取之的策略。前兩段是爲第三段服務的。有先立一柱然後平列兩扇成文的。如《范文子論》首先提出論斷：戰國晉楚鄢陵之戰開始前，晉范文子反對此戰，結果晉勝楚敗，但最後晉國却因勝而亂，證明范文子的遠見卓識。然後分論議和史例兩段展開，一論一史，交相辯證，推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的論點，照應開頭。除了平列式以外，也有三段段段順接或逆接成文的。如《潮州韓文公廟碑》首段發大議論，暢論“浩然之氣”，暗指韓愈即具此至剛至大之氣；次段叙韓愈生平實事，暗示此皆浩然之氣所致；末段叙潮州人民立廟之意。孫琮説，三段之間，“前一段議論因爲公實事而發，説公實事處正以起潮人立廟。截然分段中，氣脉自聯絡一片”（《山曉閣選宋大家蘇東坡全集》卷五），説中了段段銜接鈎連的結構特點。

手法之變。蘇文之所以幾乎篇篇面目迥異，各不雷同，原因之一在於他不拘成法，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孫琮説：“嘗聞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密而不可窺；唐以後之文，不能無法而能不失乎法，故其爲法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按，此段爲唐順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語）至眉山父子，有法不拘於法，無法而能自爲法，此其所以獨有千古。”（《山曉閣選宋大家蘇東坡全集目》序）蘇軾作文之法，大都是無法之法，既不同於嚴格的規範化乃至程式化，也不完全同於自然天籟，神明難求。楊慎評三蘇文，謂其“奇正相生，冥明互藏，虚實代投，疾徐錯行，岐合迭乘，順逆旋宫，方圓遞施，有無相君”。（《三蘇文範》卷首引）茅維（孝若）云：“長公文，猶雲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淡而腴，淺而蓄，奇不詭於正，激不乖於和，虚者有實功，泛者有專指。”（同上）這些散文藝術辯證法的範疇尚待深入研究和闡明，而他們所描述的蘇文手法上錯綜變化的面貌，跟我們讀後的感性印象是符合的。上面所論，已可見一斑。這裏再舉用喻爲例。從用喻類别説，蘇文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尤以博喻爲多，以呈奔放暢達之勢，如《上神宗皇帝書》：“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從在文中的地位説，有喻起，如《代張方平諫用兵書》開篇云：“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也。”《代滕甫論西夏書》却連用醫者治病、彭祖觀井兩喻開篇，反對急於求功，主張慎於用兵。也有喻結，如《祭歐陽文忠公文》講歐公之生死對君子、小人的影響兩段，各以一喻煞尾。前段云：“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後段云：“譬如深山大澤，龍亡大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其取喻的形象，旗鼓相當，但用意却正相反。特别是文中插喻，更是俯拾皆是，層出不窮。有的三言兩語，有的帶有一定的情節性。《上曾丞相書》講士人不應向“王公大人”夸詞求售：“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因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一喻而用對比，使事理引向深刻。蘇文中有的全文以喻爲主幹，用生動的故事來指喻事理，如《日喻》、《稼説》、《黠鼠賦》等，實是獨立成篇的優秀寓言。而其比喻的新穎貼切，且又善於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尤爲一大特色。如用醫作喻。《上神宗皇帝書》以“人之壽殀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設喻，一再引申養生之法喻治國之道。《思治論》反對爲政求新求奇，説：“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這些養生醫病的比喻，隨題生意，自然妥帖，生動易懂，具見其手法的變幻莫測。

風格之變。作爲一個散文大家，總是表現出獨特而成熟的基本風格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風格多樣化。方孝儒《張彦輝文集序》在評論歐、蘇文風時説：“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我們不妨將《醉翁亭記》（秦觀稱作“賦體”）和《前赤壁賦》加以比較。歐“記”以“樂”字貫串全文：首段寫“醉翁亭”命名來由，次段寫朝暮四時之景，三段寫游人、賓宴，末段寫醉歸，或明或暗，字字着“樂”，運筆行文，委曲容與，特别是二十一個“也”字平添一種語緩氣舒的風神；蘇“賦”却忽寫游賞之樂，忽寫人生不永之悲，忽寫曠達解脱之樂，突起突落，樂悲交錯，文情勃鬱頓挫，顯出與歐“記”不同的藝術風貌。蘇軾散文以雄邁奔放、波瀾迭起爲基本風格，但又不拘一格。明楊士奇評云：“高山巨川，巉巖萬狀，浩漫千頃，可望而不可竟者，蘇之大也；名園曲檻，繞翠環碧，十步一停，百步一止，而不欲去者，蘇之細也；疏雨微雲啜清茗，白雪濃淡總相宜者，蘇之閒雅也；風濤煙樹曉夕百變，剡巒夷曲轉入轉佳，令人驚顧錯愕而莫可控揣者，蘇之奇怪也。”（《三蘇文範》卷首引）他指出蘇文宏偉、深曲、閒雅、奇怪等多種風格。商輅則從蘇軾學習傳統的角度立論，認爲“莊之幻，馬之核，陶之逸，白之超，蘇氏蓋集大成云。”。（同上）也講了奇幻、翔實、飄逸、超脱等多種審美特性。前人的這些品評都是鑒賞蘇文的經驗之談，值得重視。

三、自然真率之美

袁宏道説：“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圓融精妙，千古無匹活祖師也。惟説道理、評人物，脱不得宋人氣習。”（《三蘇文範》卷首引）他甚至認爲“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説，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册，豈復有坡公哉！”（《蘇長公合作》引）劉士鏻《文致序》也説：“予猶憶兒時，誦坡公海外游戲諸篇，意趣猛躍，以對正心誠意之言，痛哭流涕之論，則脾緩筋懶，昏昏欲倦。夫所貴讀古人書者，借彼筆舌活我心靈，亦安取已腐之陳言、字數而句衡之哉！”第一位編選蘇軾隨筆小品集的王納諫（聖俞）也説“余讀古文辭，諸舂容大篇者，輒覽弗竟去之”，而對蘇軾隨筆小品備致傾慕。（《蘇長公小品序》）這幾位明人的評論不無偏激之處，但反映出當時的文學好尚，也説明蘇軾兩類文字的不同審美感受：其隨筆小品比之“高文大册”、“舂容大篇”來，具有“圓融精妙”、“意趣猛躍”、“活我心靈”的藝術魅力，是蘇軾散文中文學性更强的品種，也是其自然真率之美的典型代表。

蘇軾的隨筆小品大都作於他貶謫黄州、惠州、儋州時期。其文體樣式主要是雜記、題跋、書簡，其構成因素有議論、叙事、抒情，其寫作特點是信手拈來，隨口説出，漫筆寫成，而其總的内容是凸現一個歷經磨難而曠放豁達、富有生活情趣的心靈，是他性格的升華，思想的結晶。日人布川通璞説：“參五祖戒和尚後身者，先從小品始之。”（《蘇長公小品序》）即指出以小品見人品的特點，確切地説，是以自然的小品寫出真率的人品。

他的記游文字，不論是黄州時的《記承天寺夜游》、《記游定惠院》、《書臨皋亭》、《游沙湖》，惠州時的《題羅浮》、《記游松風亭》、《游白水書付過》，儋州時的《書上元夜游》等，都不作模山範水的鋪陳，而是隨筆點染，情境宛然；尤其善於表現對自然景物的賞會和對人生哲理領悟之間的融合。下面是一再被稱道的《記承天寺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這篇八十四字的短記，儼然也是先叙事、繼寫景、結抒慨，但這樣冷静乃至冷漠的分析，未必符合作者寫作和讀者欣賞時内心的波瀾。不錯，不少論者指出其中“庭下”一句景物描寫的入神，但類似描寫在他的《月夜與客飲杏花下》這類作品中也有（“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未必獲得在本文中的藝術效果。這篇短記激動人們之處在於認識了一個既寂寞又自悦、生活遭際上困於他人，但在精神生活上超出常人的靈魂。胸懷大志却落得有閒之身固然引起千愁萬恨，但正是“閒人”纔是無主江山的真正主人，多少佳景勝概被“忙人”匆匆錯過。“庭下”一句的描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取得了詩意和哲理，使人玩味不盡。這是一種對人的精神世界豐富性的發現的樂趣。同樣，他的《書臨皋亭》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之際，“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既使文情推向寥廓，又表現出活潑的生活情趣。《記游松風亭》謂本欲縱步亭頂，因足力疲乏，正在畏難之際，突然想道：“此間有什麽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脱。”這種妙悟之後的痛快使讀者深窺作者的内心底奥，得到欣賞上的某種滿足。平心而論，蘇軾所寫之地，景物都很平常，幾乎隨處可見，但他在平常的景物中發現了美，或領悟到人生的某些哲理，使人們認識到發現這些自然美和人生哲理的心靈的豐富性。這是不少讀者喜愛乃至偏愛這類作品的重要原因。

他的題跋以筆致蕭疏見稱，用他自己的話是“本不求工，所以能工”。（《跋王鞏所收藏真書》）有的以議論爲主，如《書六一居士傳後》、《書柳子厚牛賦後》、《書蒲永升畫後》等，或闡佛老玄理，或逞機智才辯，或述藝事真諦，幅短意深，言少境多，寸山而有五嶽之勢，一臠而具九鼎之美。有的以記人物爲主，如《跋送石昌言引》、《題李巖老》、《書劉庭式事》、《外曾祖程公逸事》等。順便指出，蘇軾一生不爲他人作志銘（只有少數幾人是例外），不願遷就墓主、强爲吹嘘而束縛自己的手脚，但他留下的不少人物速寫（除題跋外，還有《方山子傳》、《張憨子》、《率子廉傳》、《郭忠恕畫贊》等），同樣表現出他描寫人物的才能。這些人物速寫的特點是不作人物生平的全面叙述，只選取一二典型事例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而其選取的角度又往往返照出作者的性格好尚，並籠罩着作者的感情色彩。《方山子傳》、《跋送石昌言引》是寫兩位任俠之士陳慥、石昌言，《題李巖老》、《張憨子》、《率子廉傳》、《郭忠恕畫贊》四個人物身份不同，但都帶有一個“狂”字：李巖老是個嗜睡者，張憨子是個“見人輒駡”的狂乞丐，率子廉是個“愚樸不遜”的狂道士，郭忠恕是位不喜爲富人繪畫，竟在畫紙上叫“小童持綫車，放風鳶，引綫數丈滿之”的狂畫家，都有着作者自己的投影。有的以記事爲主的題跋，尤其是一二句的短跋，更可見出作者的功力。如《題鳳翔東院王畫壁》云：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杜甫題畫詩名句有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與蘇軾此跋都寫栩栩如生的畫境，但杜詩着力於形容和渲染，蘇跋極不經意，杜詩明言“不合”、“怪底”，反知其爲夸張手法，蘇跋朦朧竟能疑其爲真，兩者是各異其趣的。

蘇軾書簡的寫作特點是“信筆書意，不覺累幅”（《答李端叔書》），故娓娓動人，不覺其長；其短柬更常省去首尾稱謂，倍覺親切，比之雜記、題跋更直接地坦露一個封建時代落拓不羈的知識分子的翛然胸襟。《答秦太虚書》云：

……初到黄，廩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别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此寫家用，以下寫交游、土産、物價。司空見慣的瑣事，一瀉無餘的叙述，却藴含着隽永的情韻、複雜的情緒：戲謔中飽含辛酸，悲苦中又有怡然自樂，却偏偏説是“胸中都無一事”，“掀髯—笑”。清吕葆中評此書云：“無一毫裝點，純是真率。他文如説官話，此等文如打鄉談。官話可學，鄉談不可强也。”（《晚村精選八大家古文》）確是從肺腑中自然流出的至文。他短柬的妙處在於記事簡而又轉换多，令人想見其落筆揮毫時意隨筆出、淋漓酣暢的境界：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如似太早，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别，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此柬謂友人得子，送硯致賀爲不俗，一折；嬰兒得硯，太早，二折；俯仰之間嬰兒長大即能學書，又不算早，三折；如此，却似在催促父執輩年老潦倒，四折。小事一樁，隨手寫出，却有千溪萬壑之妙。陸游的兩句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爐火純青的“妙”手和無意成文的“偶”得的結合，纔能造成自然天成的作品，用以評價蘇軾的隨筆小品，極爲確當。

“東坡多雅謔。”（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他的隨筆小品常是諧趣滿紙，這是他真率個性的突出表現。他的諧趣，不是存心去追求笑的效果，而是他屢經貶抑、備受折磨後在佛老思想影響下對人生的一種了悟，窮達得喪，置之度外，仍然堅持對生活的信心和樂趣。他的諧趣是迎戰折磨、屈辱、厄運的武器。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科諢》説：“於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絶大文章”，“我本無心説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如他初至惠州，心頭不免涌起一絲愁雲，但説“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與程正輔提刑》）初至海南島，正憂“何時得出此島”？但轉念一想：“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在儋耳書》）天地、九州、中國皆在“島”中，遑論海南？這些自譬自解自嘲的話頭顯然帶有佛老思想的烙印，但使他蹈險如夷，處危如安，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因此，這種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深度的諧趣，就不同於油滑，不同於單純具有可笑性的俏皮、滑稽，它時時表現出“含着眼淚的微笑”的特點，趣語往往是憤世語，達語往往是自悼語。如《答參寥簡》中，他把窮鄉僻壤的貶所當成名城顯邦的風景勝地：“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文與可畫篔筜谷偃竹記》先寫與文同的戲謔瑣事，以致“失笑”噴飯滿案，正跌出後面悼念時廢卷痛哭“失聲”時的悲哀之深。朱熹《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中説：“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閲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他的諧趣的確是含藴豐富，耐人咀嚼的。

蘇軾的諧趣有時針對某種現象進行諷諭，但“謔而不虐”，微諷而非譏刺；而其中時時閃發出智慧的光芒，顯出其善譬巧喻、穎悟過人的才辯，引起讀者觸處逢春的美感。如《記與歐陽公語》記有因乘船遇風驚而得病者，醫者“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竟把病治愈。蘇軾寫道：“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邪？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妙語連類不窮，使人嘆其巧、服其辯。他的《夢中作祭春牛文》講泥制春牛“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須臾之間，誰爲喜愠”，這兩聯顯含深意，揶揄那些金玉其表、敗絮其中而又曇花一現的人物，因而“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曰：‘不妨，此是唤醒他！’”妙在末句：既説“泥牛”好夢不長，又説自己“夢中”作文諷世，平生已累遭口禍，正需喝醒。

南宋戴復古在《論詩十絶》其二中説：“古今胸次浩江河，纔比諸公十倍過。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清宗廷輔認爲是指蘇軾（見其《古今論詩絶句》）。蘇軾筆下固然也有一些流於庸滑淺薄的作品，但其諧趣的主導方面乃是表現他閲世既深後的超曠胸次，在困境中仍然堅持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倦地去發現精神生活的新天地，體現出自然真率之美。這使他跟當時、後世的讀者産生一種親切動人的關係。蘇軾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隨筆小品建立起來的。

（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5年第3期）

亦詩亦文，情韻不匱
——漫談蘇軾的賦

蘇軾是北宋兼擅詩、詞、文的傑出作家，他的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我國賦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蘇軾曾對揚雄把賦視作“雕蟲篆刻”的觀點，進行過駁斥（見《答謝民師書》），晚年在海南島時，還默寫自己平生所作八篇賦，以“不脱誤一字”來預卜歸期（見周煇《清波雜志》卷上），足見他對賦的重視和對自己賦作的喜愛。

兼備衆體是蘇賦的一個顯著特點。我們知道，賦是一種介於詩、文之間的兩棲性文學樣式，它最初起源於徒歌，所謂“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藝文志》），其性質是詩，但與合樂歌唱的樂歌不同。中經楚辭的騷賦，至漢代，辭賦的形式纔正式定型。六朝以後又演爲駢賦，唐代變爲律賦，至宋代形成文賦。今東坡七集本中，以賦爲題者共二十三篇，中華書局本《蘇軾文集》則收二十七篇，却已包括騷賦、辭賦、駢賦、律賦、文賦等五種樣式。所以研究蘇賦，等於懂得了全部賦體樣式。現將前四種各舉一篇以示例。

《屈原廟賦》是一篇騷賦，以四言六言爲主，並多加“兮”字以助語勢，形式較一般詩歌爲自由，但不用散句。此篇是蘇軾舟行過湖北秭歸屈原祠時所作，極力推崇屈原的高風亮節，融注着他初入仕途後的現實感慨。在叙寫屈原一生悲劇後，筆鋒一轉：“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在對屈原的謳歌中，既指責了那些隨俗浮沉、改志易守的所謂“賢者”，又批判了漢以來對屈原的某些非難，如揚雄説屈原被逐，不再像磨不薄的玉石，而僅以文采著稱，是爲不智（《法言·吾子》）。蘇軾義正辭嚴地指出：屈原的凛然風範和獨立不羣正是他的“不可以企及”之處。晁无咎把此文看作評價屈原的“定論”（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引），足見它的分量。此文文采富贍，筆力凝重，“如危峰特立，有嶄然之勢”（祝堯《古賦辯體》卷八），正與歌頌屈原的題旨諧和。

《秋陽賦》屬於辭賦。它採取漢賦常用的主客問答體的格式，韻文中夾雜散句，已與詩歌不同了。句式多爲四言、六言，與《楚辭》相仿，但又有多種句式的變化。開頭一段講越王之孫（指趙令畤）告訴作者：“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以秋陽自比，喜形於色。次段寫作者答語，劈頭指出：“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温，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把貴公子的養尊處優、昧於世事當頭喝醒。然後指出，經過夏潦淫雨之苦纔能真正體會秋陽之喜，纔能獲得對秋陽的“真知”：

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後土冒没，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頽穿，面垢落塈之塗，目泫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户庭，婦宵興而永嘆，計有食其幾何，矧無衣於窮年。

這段對淫雨之苦的鋪寫，筆酣墨飽，窮形極相，體現出作者對農民生活的深切體驗，表現了對下層人民的同情，反襯出貴族公子的無知。劉勰説：“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本篇就充分體現了辭賦的這一主要特點。

《老饕賦》是篇駢賦（又稱俳賦）。它與漢賦的主要不同是運用駢偶和典故，實際上是押韻的駢體文。此篇從“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寫起，歷陳美味佳肴，“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然後又寫歌舞音樂之妙，曲終宴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本篇雖爲游戲之文，但對偶工整，用典精切，寫來却顯得輕松自如，優游容與，表現出這位大作家深厚的文學素養和他那種隨緣自適的曠達胸襟。

《濁醪有妙理賦》是一篇律賦。律賦是唐宋時代科舉考試的一種科目，它比駢賦更追求對仗的工整，平仄的諧和，而且押韻更嚴，規定八個韻脚。像蘇軾此篇即以“神聖功用無捷於酒”八字爲韻。因此，這類賦一般文學價值較差。但蘇軾此篇並非爲科舉而作，在嚴格呆板的格套中却能抒寫性靈，表現個性。它取旨於杜甫《晦日尋崔戢李封》“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詩句，表達自己“内全其天，外寓於酒”的人生哲學，但如“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前句講漢時曹參曾爲齊相，後繼蕭何爲漢相，“蕭規曹隨”，一仍舊章，唯日夜飲酒而已；後句講三國魏時徐邈違禁私飲，終被曹操赦免之事（“中聖”，中聖人。中，指沉醉；聖人，喻清酒）。這裏是包含着蘇軾的政治苦悶和不平的。此篇在舊時頗見稱於世，南宋李綱作有和賦，通篇次韻到底，開和賦次韻的先例。清李調元評云：“窮達皆宜，纔是妙理道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細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賦話》卷三），評價很高。

對舊樣式的改造和新樣式的創造，是蘇賦的另一重要特點。蘇軾對於騷賦等古已有之的樣式，並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據自己抒情述志的需要加以靈活運用和變化。如《秋陽賦》按題屬咏物類，却用“反類尊題法”，即以夸説夏潦之憂來反襯秋陽之喜，“若出《文選》諸人手，則通篇説秋陽，斬無餘味矣”。（《文章精義》）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者，蘇軾的駢賦《老饕賦》却開創這種格式，更突出此篇隨筆揮灑、涉筆成趣的情韻。他把一般用作科舉程文的律賦，用以抒寫情性，如《濁醪有妙理賦》等，有的律賦，如《明君可與爲忠言賦》，用策論手法出之，寓議論於排偶之中，却有單行之勢，李調元評爲“律賦之創調”（《賦話》卷五）。這些都是對舊樣式的突破。

然而，蘇賦的最大貢獻在於文賦的創造和應用。平心而論，賦從騷體演而爲律賦，已趨創作絶境。宋代文學家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發展辭賦中的散文化傾向（如荀子《禮》、《智》等賦，楚辭《卜居》、《漁父》等篇，已肇其端，杜牧《阿房宫賦》更是文賦的先聲），完成了文賦的創造，爲賦的繼續發展開辟了道路。文賦在形體上多用散句，押韻也較隨便，但在内容上仍然保持鋪叙、文采、抒情述志的特點，吸取散文的筆勢筆法，清新流暢，别開生面。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就是典範性的作品。

《赤壁》二賦之所以成爲九百年來傳誦不衰的藝術精品，原因之一就在於蘇軾“以文爲賦”，解放賦體，使之兼具詩文之長，完美地表達了他在貶謫時期複雜而深刻的人生思想。前賦運用了主客對答體這一賦的傳統手法，但已不是簡單地借設問以説理，而是用以展示作者自己思想的波折、挣扎和解脱的過程。首段寫“蘇子”陶醉於清風、明月交織而成的江山美景之中，逗引起“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樂；次段寫“客”對曹操等歷史人物興亡的憑弔，跌入現實人生的苦悶；末段寫“蘇子”從眼前水、月立論，闡發“變”與“不變”的哲理，在曠達樂觀中得到擺脱。這裏，從游賞之樂，到人生不永之悲，到曠達解脱之樂，正是蘇軾在厄運中努力堅持人生理想和生活信心的艱苦思想鬥争的縮影。散文的筆勢筆調，使全篇文情勃鬱頓挫，像“萬斛泉源”噴薄而出。與駢賦、律賦之類的講究整齊對偶不同，它的抒寫更爲自由。如開頭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全是散句，參差疏落之中却有整飭之致；以下直至篇末，雖都押韻，但换韻較快，而且换韻處往往是文義的一個段落，這就使本篇特别宜於誦讀，極富聲韻之美。後賦不用設問體，只是寫景叙事，但筆意更爲空靈飄忽，與其人生思想色調一致。

蘇軾另一篇散文賦《黠鼠賦》諧趣横生、理趣盎然，實爲不可多得的寓言賦，却爲《赤壁》二賦盛名所掩，前人重視不够。此文前段是描寫：

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槖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槖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

寫黠鼠自墮橐（袋子）中、設計逃脱的過程。用咬聲招引人，“既止復作”，一計；人們打開橐後，暫時裝死不動，二計；引起人們疑惑，“覆而出之”，隨即逃遁，三計。層次井然，突出了鼠之“黠”。然後蘇軾引發議論，認爲如不能用心專一，萬物之靈的人類也會“見使於一鼠”，中計受騙。但是，由於故事的生動和概括性高，可以引起讀者更多的思索：這只黠鼠不是封建社會中那些姦佞欺詐之徒的絶妙寫照嗎？人們從中不是可以獲得識别邪惡的寶貴啓示嗎？“形象大於思想”，因而此賦不僅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省。

對於歐、蘇等人完成的文賦，前人評價有所不同。祝堯説：“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風》之優柔，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他甚至説：這樣的賦，“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個韻爾，賦於何有？今觀《秋聲》、《赤壁》等賦，以文視之，誠非古今所及；若以賦論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劍，終非本色”。（《古賦辯體》卷八）此説有失偏頗。文賦在形式上雖似押韻之文，但其精神實質在於追求情韻不匿的詩境，不能以賦的舊有格式來限制它的發展。其實，亦詩亦文，情韻不匱也是漢代辭賦所追求的藝術目標。誠如清人王孫所説：“賦有不嫌四六者，必旁挾乎史漢散體之文，而直樹以韓柳孤行之骨，然後營度無乖，波瀾老成。詩不可於詩求，賦亦不可於賦求也。”（《讀賦卮言·審體》）指出散文化對賦體藝術的助益，提出“賦外求賦”而不能囿於傳統賦體，這些觀點很有見地，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文賦形成的意義。

（原載《文科月刊》1984年第10期）

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
——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

蘇軾《惠崇春江曉景二首》［諸本多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此據宋刊《東坡集》本（明刊《東坡七集》本《前集》卷一五亦同）。從詩意看，似作“曉景”爲勝。七集本《續集》卷二重收此詩，題作《書衮儀所藏惠崇畫二首》］之一説：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這首生意盎然、饒有情趣的名作，語意顯豁，通俗易懂，却不料招來前人的異議和争論：一是“鴨先知”問題，一是“河豚欲上時”問題。對此作一番辨析和研究，有助於對蘇詩寫作特色和詩歌藝術特性的理解。

關於“鴨先知”的争論，首先由清初著名學者毛奇齡和王士禛的門人汪懋麟之間引起的。毛奇齡《西河合集》中《西河詩話》卷五説，他“與汪蛟門（汪懋麟）舍人論宋詩。舍人舉東坡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時’，不遠勝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唐人句也。覓路在人，先知在鳥，以鳥習花間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鴨，妄矣。”隨後，王士禛出來聲援弟子。他在《漁洋詩話》卷下説：“蕭山毛奇齡大可，不喜蘇詩。一日復於座中訾謷之。汪蛟門（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云云，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説鴨？’”（又見《居易録》卷二，且有“衆爲捧腹”一句作結。）與毛奇齡的逞足辯才不同，王士禛採取了用白粉塗對方鼻子的辦法，以代替認真的論辯。於是又引起毛奇齡的門人張文檒的不滿。他在《螺江日記》卷六“又東坡詩”條中，先引述《西河詩話》全文並推崇毛奇齡説：“此真見先生品騭謹嚴，爲前後言詩家所不及”；又指責王士禛“直借先生此言作笑柄”，“先生評坡詩幾百餘言，而王止摘八字”，“豈是時王原不在坐，但得諸傳述之言，未悉其詳耶”？這段話有點漏洞：“鵝也先知，怎只説鴨”八字並不見於《西河詩話》的那段“百餘言”之中，王士禛從何“摘”起？那麽，這是王士禛的杜撰嗎？張文檒又含糊地推測爲“傳述之言”，他不敢明確地否認乃師説過這話。而且，《西河詩話》既有“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鴨，妄矣”的話，這八個字的概括也與原意無大出入。後來，“鵝也先知”之説不脛而走，傳爲笑談，如袁枚《隨園詩話》卷三、徐卓《荒鹿偶談》卷二、徐嘉《論詩絶句》（《味静齋詩存》卷四）等，都有記載。

一方是老師幫學生，另一方是學生幫老師，論争頗爲熱烈，並延續不止。筆者是不同意毛奇齡之説的，然而，從前人論争材料中却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持反對意見的人多數採取簡單譏斥的態度，而持贊同意見的人倒是擺事實説道理的，從反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徐卓指責毛奇齡“惟喜駁辯以求勝”（《荒鹿偶談》卷二），陳衍説他“豈真傖父至是哉？想亦口强耳”！（《宋詩精華録》卷二）簡單譏斥並不能説明問題的實質。支持毛説的王鶴汀説：“毛先生以水暖先知僅屬於鴨，爲坡詩病；予之病坡詩志（者）不然。鴨之在水，無間冬夏，又何知有冷暖，而謾以‘先知’予之？雖一時諧笑之言，然自是至理，爲格物家所不廢。若然，則坡詩誠不無可議矣。蓋緣情體物，貴得其真，竊恐‘先知’之句，於物情有未真也。”（見《螺江日記》卷六引）

毛奇齡的指責提出了藝術形象的個别和一般的關係問題，王鶴汀的論難提出了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係問題。兩個問題又是互相關聯的。

詩歌中的藝術形象總是個别的、有限的，它不可能也不必要窮盡所有的生活現象。詩人總是努力捕捉那些藴含更多内容和意義的個别的生活形象或場景，來表達他所感受或認識到的象外之旨、景外之意。“春江水暖鴨先知”，這裏鴨對早春的感知，不是作爲生物學對象的特點，不是論定它在同類水禽中是否最爲敏感，也不是論定它是否比人先知，而是詩人從鴨戲春江的歡樂場面中敏鋭地感受到春天的消息。因此，他强調甚或夸張鴨對水温感知這一特點，實際上是對它與人的精神密切關聯乃至相通的那一特點的强調或夸張，從而表達對春天的喜悦和禮贊，對生活的熱愛和肯定。通過個别表現一般，以少勝多，一以當十，正是藝術創作的一般規律。

現象比本質豐富。不同的生活形象中固然常常包含着不同的意義，相同的或相似的意義也可以在不同的事物中表達出來。在我國古代詩人吟咏早春的作品中，出現過許多作爲報春標志的景物形象。陸凱把梅花作爲“春信”送給范曄：“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贈范曄詩》），成了後世咏梅詩常用的典實，梁王筠《和孔中丞雪裏梅花》“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翻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講梅花知春最先，與“鴨先知”句同一構思。另據《鶡冠子·環流》“斗柄東指，天下皆春”，又有張説《欽州守歲》“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王安石《御柳》“人間今日春多少？只看東方北斗杓”，范成大《除夜感懷》“貧病老歲月，斗杓坐成移”，陸游《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斗柄忽東指，開盡湖邊梅”。早梅、北斗等有時序特徵的事物當然可以作爲春來的信息，在有的作者筆下，其他一般景物也能充當，如方干《除夜》“寒燈短燼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曹松《江外除夜》“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連蔡京的一聯當時頗爲傳誦的《春日帖子》斷句也説：“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見《西清詩話》）畫角聲和鳳簫聲在欣賞者的聽覺中也變成了春天的徵兆。早梅、北斗、畫角、鳳簫都成了得春天風氣之先的事物，它們却並不互相排斥，因爲詩人並不僅僅着眼於客觀事物的時序特徵，而主要忠實於自己對春天的感受，這在藝術領域内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儘管能“知冷暖”的“水中之物”很多，却不能證明“必先以鴨”是“妄”的。

毛奇齡用“花間覓路鳥先知”句來貶抑蘇詩，也是一種曲解。此句見唐張謂《春園家宴》七律：“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詩寫一家人去南園赴宴賞春：在竹叢中登樓却不見人影，以渲染竹茂樓隱；在花間探路前行驚動禽鳥，以襯托環境的幽雅。“竹裏登樓”和“花間覓路”承上“同行”、“隨”，主語都是參加家宴之人。人在花間覓路爲鳥先知，與春水轉暖爲鴨先知，用法相類，不能把這句詩解釋爲“鳥”比人先知路；而在藝術境界上，張謂詩與歐陽修《採桑子》寫行船“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近似，而蘇軾詩却突出大地回春的萌動時刻，顯得更有生趣，更耐人尋味。如果按照毛奇齡的邏輯，那麽，花間的蜂蝶之類也能知人行走，“必先以鳥”，不也“妄”麽？袁枚指出毛奇齡的説法“太鶻突”，反駁道：“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鸤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指《國風·關雎》）‘止丘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黄鳥’耶？（指《小雅·緜蠻》）”（《隨園詩話》卷三）在反對毛奇齡的材料中，袁枚没有簡單譏斥，算是據理反駁的。

從生活現象的無限豐富性來説，講“春江水暖鵝先知”，也未嘗不可。王安石《集禧觀池上咏野鵝》有“似憐喧暖鳴相逐”句，陸游《春夜讀書感懷》也以“野水鵝羣鳴”來烘托春天氣氛。晁冲之《春日》“鵝鴨不知春去盡，争隨流水趁桃花”，蘇轍《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墻下》“生長魚蝦供晚饌，浮沉鵝鴨放春聲”，更是鵝鴨併提，同爲春天景物。但蘇軾此詩只能説鴨，不能説鵝，一個簡單的理由：它是一首題畫詩。惠崇的這幅山水小品今已不傳，（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題惠崇江南春意》云：在“春時”將此畫在鎮江一帶出觀，“而歌張志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所説與蘇軾此詩“桃花”、“春江”頗相似。又據《悦生堂别録》、《畫旨》，南宋賈似道曾藏有《惠崇江南春圖》。王世貞之後的董其昌亦曾寓目。但此幅是否即蘇軾題詩之原畫，不可確考。）但從蘇詩中的竹子、桃花、鴨、蔞蒿、蘆芽等來看，這是一幅鴨戲圖。鴨正是畫面的中心。僅此一點即可證明毛奇齡的謬誤，但似爲許多反對者所忽視。

王鶴汀對蘇詩的論難，涉及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係問題。他説“緣情體物，貴得其真”，原是不錯的。問題是有兩種“真”：“格物家”所要求的“真”和藝術家所追求的“真”。藝術真實必須以生活真實爲基礎，詩人不能隨心所欲地改變對象的特徵，强加上與它絶不相容、格格不入的東西；然而，藝術又不是對自然的抄襲，詩人總要强調甚至改變對象的某些特徵以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從而獲得比生活更高的真實。然而，王鶴汀的謬誤主要還不在於不懂得上述兩者的聯繫和區别。他責問道：“鴨之在水，無間冬夏，又何知有冷暖，而謾以‘先知’予之？”這從“格物家”的眼光看也是説不通的。鴨子的確終年在水中，但又確知有冷暖，現代科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有的動物的某些感覺比人類還敏感。鴨戲春江確是富有季節特徵性的場景，不少詩中加以吟咏。陸游《游鏡湖》“禹祠柳未黄，剡曲水已白。魴鱮來洋洋，鳧雁去拍拍”，《春日睡起》“水滿鳧鷖初拍拍，雨餘花木已陰陰”，而蘇軾早在這首題畫詩以前，就寫過“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跡。春風在流水，鳧雁先拍拍”（《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爲韻，得澤字》），在野鴨戲水中最先“尋”到春天。連毛奇齡也承認“水中之物，皆知冷暖”，王鶴汀却説“何知有冷暖”，與之牴牾。他實在算不得有力的聲援者。

真正涉及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關係問題的，倒是對“正是河豚欲上時”一句的争論。批評者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引孔毅夫《雜記》云：

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説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胡仔據以批評蘇詩所寫“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就是説，與時令不合。回護者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卷八引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云：

余嘗寓居江陰及毗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毗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食之。蓋此由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然則聖俞所咏乃江左河豚魚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晁季一（名貫之）檢討嘗爲予言：《歸田録》所記聖俞賦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則是食河豚時正在二月。而吾妻家毗陵人，争新相問遺會賓客，惟恐後時，價雖高，無吝色，多在臘月，過上元則不復貴重。所食時節與歐公稱賞聖俞絶不相同，豈聖俞賦詩之地與毗陵異耶？風氣所産，隨地有早晚，亦未可一概論也，故爲記之。”高步瀛推斷説：“據此，則河豚上時各地不同，子瞻所咏殆與聖俞同耳。”就是説，蘇詩“欲上”句不誤，因南京附近暮春柳絮飛揚之日，正是當地河豚“欲上”之時。但是，此説並没有駁倒胡仔：蘇詩明明寫的是早春景象，並非暮春三月間事。更有意思的是他和胡仔一樣，都把藝術真實完全等同於生活真實，都没有瞭解藝術的特性。

“河豚欲上”句與“鴨先知”句不同，它不是對原畫面中景物的吟咏，而是詩人從畫面上逗引起的主觀聯想。蘇軾寫過不少膾炙人口的題畫詩，除了一些借畫引發議論的作品外（如《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等），基本上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直接地再現畫面形象，着力於描摹的細緻逼真，使人吟誦一過，如親觀其畫（如《韓幹馬十四匹》等）；另一種是在描摹畫面形象的基礎上，再作引申、渲染、想像，以構築詩的意境。這後一種寫法往往在藝術上獲得更大的成功。因爲太忠實原畫，不免粘皮帶骨；完全離開原畫，則又捕風捉影，妙在不即不離、若即若離之間，正如晁補之所説，“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見《景迂生集》，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上卷引。）王士禛《居易録》卷一三説：“《爾雅》：購，蔏蔞。郭璞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故坡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七字非泛咏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也。”（又見《漁洋詩話》卷中，稱蘇軾此詩“非但風韻之妙，蓋河豚食蒿蘆則肥，亦梅聖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無一字泛設也”。）所以，由原畫中的蔞蒿、蘆芽引發出“河豚欲上”，聯想十分自然和貼切。更重要的是爲了構成全詩冬去春來時的意境：竹外的桃花“三兩枝”，是初開；春水初暖，游鴨感知最先；蔞蒿、蘆芽，既是早春植物，又是做魚羹的配料；當此春江水發、蔞蒿遍地而蘆芽初生之際，正是河豚由海入河、逆流上水之時。蘇軾緊緊抓住和突出自然景物在季節轉换時的特徵，把畫面上已有的鴨、桃等物和未有的河豚，統一組成他心目中的“第二自然”，表達他對這個辭臘迎春時刻的敏感和喜悦，從“畫中態”傳達出“畫外意”。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六把河豚當作畫中實有的“小景”，似未確；他還把“上”字解釋成“上水之上，非初上之上”，替蘇軾避開時令不合的指責，這是不必要的。其實，“上”固然只是“上水”之意，但“欲上”仍即“初上”之義。“初”、“先”、“早”是全詩所有景物形象的共同特點，這首詩的好處就是寫活了一個“初”字！順便説明，蘇軾習慣於用動的眼光觀察自然，形成了他寫景詩的一個特點。他的不少寫景詩名作或寫季節變换（如《贈劉景文》寫秋冬之交），或寫風雲變幻（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寫由雨轉晴，《飲湖上初晴後雨》寫由晴轉雨），潮涌（如《八月十五日看潮》）、雪霽（如《雪夜書北臺壁》）、急流（如《百步洪》）等，表現了他對充滿活力、運動不息的那一類自然美的特殊愛好。即如這組題畫詩的第二首也説：“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遥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這大概是幅歸雁圖。與蘇軾同時的李昭，有“日邊雁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的詩句，爲人們所贊賞（《能改齋漫録》卷八），陸游《晚出偏門》也把“村墟香動梅初破”，跟“沙邊雁帶碧煙横”列爲早春景致，蘇軾此詩言歸雁雖歸而不欲歸，乃因春雖臨江南而北方仍處嚴寒，仍然爲了突出早春之“早”。兩首題畫詩的着眼點是一致的。

詩歌中的自然形象，不是詩人對客觀事物一般屬性的簡單模擬，而是他心靈中對自然美的捕捉和再現，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對於蘇軾這首詩的意境來説，河豚究竟何時何地纔是“初上”的争論，没有什麽重要性，即使它或許有悖於科學常識的真實，却真實地描繪出一幅春機勃發的圖畫，滿足了藝術創造者和欣賞者的審美要求。

然而，在我國從古到今的詩詞評論中仍不乏這類脱離藝術特性的批評。大作家歐陽修對張繼《楓橋夜泊》的“夜半鐘聲到客船”表示質疑，引前人“三更不是打鐘時”之説，指斥爲“理有不通”（《六一詩話》），以致聚訟紛紜，直到前不久我們學術界還在討論。杜牧的一首名作《過華清宫》七絶：“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有人根據史書記載，唐玄宗以每年十月幸驪山，至春還長安，而荔枝成熟却在六月，時令不合，有“失事實”（《詩人玉屑》卷七引）；有人則表示異議。這類争論一般是這樣展開的：一方引述材料以證其事之無，一方引述另一些材料却證其有，雙方對於事實真實的拘泥則是共同的。胡仔等説二月爲河豚盛時，“欲上”語“未穩”，高步瀛等則説在秣陵等地河豚遲至暮春纔上水，並非“未穩”。攻之者説寒山寺並無夜半打鐘之例，辯之者又説實有其事。史書記載唐玄宗十月幸驪山，但樂史《楊太真外傳》却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宫”之類的記載，如此等等。這些材料當然也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並没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蘇軾對此倒有深刻的理解。他既强調要尊重客觀對象，又不把對自然的簡單模擬當作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他在《戴嵩畫牛》、《書黄筌畫雀》等文中，指出畫鬥牛而“掉尾而鬥”，畫鳥展翅欲飛時“頸足皆展”，都不合物情，都是“觀物不審”的結果；同時他更反對單純追求“形似”。他説：“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王若虚《滹南詩話》卷二曾闡發其意説：“論妙於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就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上追求“神似”，在抓住題意的前提下又能挖掘得深，生發得廣，達到言外有意、象外有旨的境界。他的創作正是遵循這一藝術原則，因而對客觀對象不能不有所取捨，有所强調、突出、渲染乃至部分改變。這種“失真”、“無理”恰恰爲了更真實、更合理。他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有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句子，有人又認爲“鴻雁未嘗棲宿樹枝，唯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其實，詩人不過借傲岸不隨流俗的孤鴻自喻，原不必計較鴻雁的生活習性。它會不會棲樹都不影響詞中孤鴻形象的真實性。胡仔爲此替蘇軾辯解道：“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比起他指責“河豚欲上”爲“未穩”來，顯得通達多了。蘇軾對這類指責，常以他自己“意不欲耳”、“想當然耳”答之，這種不答之答，對藝術形象總是不真之真、無理之理的特性來説，不失爲一種巧妙的回答。

（原載《文學遺産》1981年第2期）

影響篇

清人對蘇軾詞的接受及其詞史地位的評定

文學作品一旦從作家筆下脱稿，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完成。任何作品只有在讀者的閲讀中纔獲得真正有意義的存在，它必然要進入一個不斷的被傳播、被接受的過程，並由此確定其歷史地位。蘇軾詞的被接受及其歷史定位也有一個歷時的過程。對這一過程加以客觀的描述，不僅可以進一步理解蘇詞的審美内藴，而且可以由此窺測到不同時代的美學風尚。

蘇詞由於其主要對話對象的轉移（由柳永等詞以下層市井爲主轉移到以士大夫文化圈爲主），因而，在題材、語言、主題乃至於結構上别成一家，在北宋共時閲讀中産生了别種效應。其時反應的主調乃是從非“本色”的角度加以否定。但是，靖康之難後，重大的社會動亂衝決了北宋“小詞”文學類型原則的堤壩。民族的屈辱、國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必然替代了風花雪月的閒適和典雅，窾坎鏜鎝的黄鐘大吕必然替代了淺斟低唱。李綱、張元幹等即曾從蘇詞中接受了直抒胸臆的手法與壯大雄闊的境界。即使是原來不滿蘇詞的作家也開始放棄了固有的詞體觀念：李清照成了“閨閣中的蘇、辛”（沈曾植語，見《菌閣瑣談》），叶夢得也自言“漫餘詩句猶傑”（《念奴嬌·雲峰横起》）。詞論家王灼第一次指出蘇詞在詞史上的開創性意義：“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鷄漫志》卷二，見《詞話叢編》）嗣後，胡寅也從蘇詞審美境界的角度作了極高的評價：“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臺輿矣。”（《向薌林酒邊集後序》，見《斐然集》卷一九。胡寅雖比王灼年長，但《向薌林酒邊集後序》一文當作於《碧鷄漫志》之後。向子諲（薌林）死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胡寅此文作於其死後；而《碧鷄漫志》則成書在紹興十五年至十九年（1145—1149）之間。）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姚斯認爲：“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走向接受美學》，見《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頁。）自蘇軾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客死於常州，至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金人攻下汴京，僅僅四分之一個世紀。這段時間裏，周邦彦以步武本色當行提舉大晟府，萬俟咏以風花雪月、脂粉才情名噪一時，而蘇軾的詞是相對沉寂的。所以，如果我們把南宋初年的詞人和詞論家看成是蘇詞的“第一個讀者”，他們對蘇詞的理解與接受對南宋辛棄疾的詞風形成有着密切的關係。由此而形成的所謂蘇辛一派，直到宋末（金末）元初仍有劉辰翁、王若虚、元好問等人，他們也與靖康之難時期的士大夫心態相近，所以，一樣接受了“辭氣邁往”、“落筆皆絶塵”（王若虚《滹南詩話》）、“傾蕩磊落”、“如天地奇觀”（劉辰翁《辛稼軒詞序》）的境界和“‘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到元代有劉敏中、王博文鼓吹蘇詞中的“雄辭英氣”。明代王世貞從蘇詞中讀到了“麗而壯”，張綖讀到了“豪放”。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對南宋初年詞人、詞論家對蘇詞理解的充實與豐富。但是，清詞的中興和清人對詞學史的專意探求，使得蘇詞再一次發出了奇異的光芒，成爲蘇詞接受史上的一個高潮，蘇詞在詞史上的地位也由此確定。

一、從“蘇柳”併稱到“蘇辛”併重

在清朝建國之初詞壇上首先以其人格、理論、創作造成重要影響的是陳子龍（1608—1647）。他雖然未曾明確提出對蘇詞的具體看法，但是，可以肯定他對蘇詞是並不排斥的。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云：“昔陳大樽以温李爲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這種看法如果從某些方面（如令詞的創作、早期詞的創作特色等）加以審視，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陳子龍在理論上並不否定蘇詞，在其《幽蘭草·題詞》中他貶斥南宋詞爲“近於傖武”、“入於優伶”，又以爲晚唐“意鮮深至”，而贊揚南唐二主至清真“代有作者”（當然包括蘇軾）。他還將情有獨鍾的北宋詞分爲兩派：一派爲“穠纖婉麗”，一派爲“流暢淡逸”。（蘇詞當屬後一派）而他對兩派未加軒輊，他認爲此二派“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基於這一認識，他對有明一代推重劉基、楊慎、王世貞三家，並分析其各自的得失優劣。他評王世貞云：“元美取境，似酌蘇柳間。”“蘇柳”併稱是當作肯定因素提出的，只是可惜王氏“未免時墜吴歌”。而所謂“翕然從之”的吴偉業、王士禛又如何呢？吴偉業（1609—1672）在《蘇長公文集序》中有云：“一片忠誠，徒寄於風晨月夕之嘯咏。即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天子亦知其爲愛君之語。”很顯然這裏含有了對蘇詞深至思理的闡釋與肯定。王士禛（1634—1711）在《花草蒙拾》中繼承了陳子龍的二派説，他説：“名家固當有二派。蘇公自云‘吾醉後作草書，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黄魯（直）亦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爲髯公所笑？”王士禛對二派的態度和對蘇詞審美價值的肯定在《帶經堂詩話》卷二八更有進一步的説明：“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爲詞，可謂振奇矣。”可惜的是王士禛後期專力於詩，未能有“振奇”之詞作，而徒以師法《花間》、《漱玉》爲人所道，陳子龍也只在犧牲之前留下了頗具東坡之風格的絶筆詞。但是，吴偉業與蘇詞的關係却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云：“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於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陳廷焯還具體舉出吴梅村的《滿江紅》諸闋，以爲與東坡詞“頗爲暗合”，“哀艷而超脱，直是坡仙化境”。

清初詞壇陳子龍“蘇柳”併稱的做法顯然是對明代貶斥蘇詞的一次反撥，是對蘇軾所代表的詞氣豪邁一派的肯定。賀詒孫在其《詩筏》中雖然認爲蘇詞“不如秦七、黄九之到家”，但更着重批評了李清照《詞論》中對蘇詞的否定，承認其代表詞中之一調，故曰：“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别調。”尤侗（1618—1704）《西堂雜俎二集》卷二《芙蓉詞序》云：“世人論詞，輒舉蘇、柳二家。”卷三《梅村詞序》贊“坡公‘大江東去’卓絶千古”。而沈謙（1620—1670）在其《填詞雜説》中以爲“曉風殘月”、“大江東去”皆“文之至也”。在改朝换代的殘酷政治氛圍中，清初不少詞人胸懷塊壘，鬱抑不平，促使他們去努力開掘蘇詞中“詞氣豪邁”方面的審美價值，承認其具有與柳永所代表的“本色”一派的平等地位，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歷史的選擇與南宋初年的詞人和詞論家自覺地選擇蘇詞有着驚人的相似，同時，這種選擇如同南宋造就了辛派詞人一樣，也造就了陳維崧（1625—1682）爲代表的陽羨派。

蘇軾之於宜興、常州，（宜興古稱陽羨，宋時爲常州屬縣。）本來就有一段不平常的因緣。他一生飄泊奔走，幾達半個中國，但每一處都不是出於他的願望，惟有卜居宜興、最終死於常州乃至後裔在此定居，却是他自主選擇的結果。早在嘉祐二年（1057）考中進士的瓊林宴上，同年蔣之奇向他述説家鄉陽羨風物之美，他後來回憶道：“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鷄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次韻蔣穎叔》）雖然“且約同卜居陽羨”（蘇軾自注），但政務纏身，不能實現。以後他南來北往，經過常州約有十幾次之多，而最早買田於宜興則在熙寧七年（1074）他通判杭州之時。（參看宗典《蘇軾卜居宜興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宋人費衮《梁溪漫志》卷四《毗陵東坡祠堂記》條云：蘇軾“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看來不算夸大。他之所以選擇宜興，用他的話來説，一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此見於他爲友人錢濟明之父錢公輔所寫的《錢君倚哀詞》。他結識了一大批常州、宜興籍的朋友。除蔣之奇、錢氏父子外，他還與胡完夫、單錫、胡修仁、報恩寺長老、邵民瞻、蔣公裕等人親密交往。二是“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爲溪山好”（《菩薩蠻》），他賞愛宜興的三湖九溪之風光。三是退居明志。他在宜興所作的《楚頌帖》云：“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屈子“蘇世獨立，横而不流”的“橘頌”精神，也是蘇軾作爲中國文人典型文化性格的有機構成，即是説，順境時立朝爲宦，堅持濟世拯時的節操，逆境時退避林下，“瀟灑”自處，追求自我生命價值的完滿實現。蘇軾又云：“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他的這一“陽羨情結”的文化内藴也應主要從士大夫立身準則上去探求。而全部東坡詞正是它的形象體現，“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之類的歌唱當最能撥動清初陽羨詞人的心弦，以致達到了異代的精神溝通。他們正處於山崩地裂的易代鼎革之際，又大都具有反清的民族意識，面臨着進退失據、用舍維艱的選擇，於是五百年前的這位僑寓鄉賢，很適合成爲他們傾心追摹的對象。陳維崧云：“思往事，峨嵋仙客，曾駐吾鄉。惹溪山千載，姓氏猶香。”（《滿庭芳·蜀山謁東坡書院》）龔勝玉（節孫）作《仿橘圖》，陳氏又作《摸魚兒》題贈，在詞序中云：“節孫，蘭陵人，卜居陽羨，慕東坡之爲人，故爲斯圖以明志”，其所“明”之“志”，即是“擬‘楚頌’名亭，追踪坡老，此意盡瀟灑”。其實，“慕東坡之爲人”也是陳維崧自己的心跡。他的姑表兄弟曹亮武亦云：“先生買田陽羨，瀟灑憶當年”，“耿耿孤忠亮節，落落風流文采，此事只君全。獨喜清秋夜，今古共嬋娟”。（《水調歌頭·代祭東坡書院》）“孤忠亮節”、“風流文采”正是此時陽羨詞人最需要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修養，因此纔能獲得今古之“共”的思想認同。蘇軾詞名於是流芳三湖九溪，孳乳沾溉無盡，這一詞派之崇奉東坡詞，其最深層的原因就在這裏。

陳維崧早年受業於陳子龍，但他並没有墨守陳子龍的詞學觀。代表其成熟時期詞學觀的文章是康熙十年（1671）他與吴本嵩、吴逢原、潘眉合編的《今詞苑》的序文《詞選序》（《陳迦陵文集》卷二）。首先，他反對詞爲“小道”之説（陳子龍《幽蘭草·題辭》有云：“作爲小詞以當博奕。”）。他從“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的前提出發，證明了詞與經、史、詩“諒無異轍”。其次，與陳子龍否定南宋不同，他標舉蘇、辛一派，以爲“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與西京之樂府也”。同時，他還總結了當時蘇、柳併提的觀點，認爲優秀文學都必須具備厲“思”、博“氣”、觀“變”、會“通”等方面，所以，不必極意固守《花間》、《蘭畹》的“香弱”與清真的“本色”。

在陳維崧影響下的陽羨詞人任繩隗、史惟圓、徐喈鳳無論在創作還是理論上都極主“性情”，以蘇、辛爲詞中壯士，乃至力圖證明“豪放亦未嘗非本色”，（徐喈鳳《詞證》，清刊本。此條又見田同之《西圃詞説》，但未注明採自《詞證》）史惟圓《南耕詞·評語》中批判了鄙薄“大江東（去）”爲“非詞家正格”的本色派論調。在陽羨派的鼓蕩下，蘇辛派的作品（尤其是慢詞）成爲詞人們主要的參習對象。吴梅《詞學通論》第九章有云：“小令學《花間》，長調學蘇、辛，清初詞家之通例也。”主要就是指陽羨派及受到陳維崧影響的曹貞吉、吴綺等詞人。但是，陳維崧並不滿足於在慢詞中學蘇、辛壯語，也努力將其貫徹到令詞之中去。蔣兆蘭《詞説》云：“自東坡以浩瀚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南宋辛稼軒，運深沉之思於雄傑之中，遂以蘇、辛併稱。”“至清初陳迦陵，納雄奇萬變於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氣概卓犖，蘇、辛派至此，可謂竭盡才人能事。”

客觀地分析清初學習蘇辛一派的成功就會發現：第一，吴偉業、陳維崧等詞人都經歷了明末清初冷酷政治血雨腥風的洗禮，痛苦的心靈積澱決定了他們能具備蘇辛詞中所必備的“氣”與“意”；第二，他們早期都有過學習“本色”、“婉約”一派的藝術經驗，這種藝術經驗使他們改學異質詞風時就能有效地防止粗率或叫囂。這兩個重要條件若不具備必然會失敗。蔣兆蘭云：“初學填詞，勿看蘇、辛，蓋一看即愛，下筆即來，其實只糟粕耳。”（《詞説》）尤其是蘇軾詞天然超曠的情韻更是無跡可求。故而陳廷焯以爲：“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白雨齋詞話》卷一）吴梅亦云：“惟（東坡）胸懷坦蕩，詞亦超凡入聖。後之學者，無公之胸襟，强爲摹仿，多見其不知量耳。”（《詞學通論》第七章，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頁74）所以，隨着血雨腥風的政治鬥争的相對平息，以陳維崧爲首的學蘇派也就歸於沉寂。

二、蘇辛的不同遭遇與蘇詞初步的歷史定位

在陳維崧等1671年編輯《今詞苑》並於其序言中張揚蘇辛詞派之後七年，朱彝尊（1629—1709）與汪森等編選刊刻了著名的詞選《詞綜》，公然反對陳子龍揭櫫的南唐二主、北宋的詞風。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提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他雖極力贊揚姜夔，以爲“最爲傑出”，但限於姜夔存世詞僅“二十餘闋”，無法更多採録。南北宋以詞名家者被録詞最多的，除周密（54首）、吴文英（45首）、張炎（38首）、周邦彦（37首）外，就要算是辛棄疾了（35首），而蘇軾是著名詞人中録詞最少的一個（15首）。根據其録蘇詞的情況，可以推測朱彝尊等的審美標準是繼承了南宋末年張炎等人的衣鉢。張炎《詞源》卷下有云：“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所以，不合乎“清麗舒徐”標準的作品，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十年生死兩茫茫）等皆不入選。當然，清初詞論家與詞人對蘇詞的不滿，於别處亦隱約可見，不只是在朱氏《詞綜》中反映出來。賀詒孫《詩筏》説蘇軾“不中音律亦是一短”，賀裳《皺水軒詞筌》、劉體仁《七頌堂詞繹》等皆批評他的檃括體。而著名詞人納蘭性德（1655—1685）於《渌水亭雜識》中明確指出：“詞雖蘇、辛併稱，而辛實勝於蘇。”由於朱彝尊、納蘭性德等清初著名詞人對蘇、辛的不同看法，不僅所謂浙西詞人不重視學習東坡，就是有些學蘇、辛一派的詞人也基本上是通過學習陳維崧而學習稼軒。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以厲鶚（1692—1752）爲赤幟的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户梅溪”（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蘇詞被視爲“硬語”，（厲鶚《論詞絶句》之八評元好問云“略仿蘇黄硬語爲”，見《樊榭山房文集》卷七，四部叢刊本。）厲鶚甚至把朱彝尊按時代劃分的標準丢棄，貶斥南宋稼軒、後村諸人爲“詞之北宗”，而北宋清真則也歸入了與姜夔同列的“南宗”。（《張今涪紅螺詞序》：“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見《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四部叢刊本。）顯然，這與他追求的“雅正”標準有關。朱彝尊、納蘭性德重辛輕蘇尚未曾完全擯棄蘇、辛詞風，他們的不少作品如朱彝尊的《消息》（千里重關）、納蘭性德的《金縷曲》（何事添淒咽）等仍有蘇辛慢詞的影子，他們也不拒絶與蘇、辛派的詞人陳維崧等人唱和；到了厲鶚，則斤斤株守着他崇尚醇雅的審美見解，創作中極少能見到蘇、辛的豪氣。儘管如此，我們從厲鶚《論詞絶句》之八、之九中仍能尋繹到他對蘇辛的評價並不等同：他從“風雅”的角度而少所許可的元好問，正是以學蘇詞而著稱的；而其予以贊揚的劉辰翁，却歷來被劃歸“辛派”。可見，他對“硬語”的蘇詞與劃入“北宗”的辛詞仍有一定的軒輊。

清代中葉的詞壇除了以厲鶚爲中心的浙派詞人反對學蘇之外，繼承晚明詞風的詞人夏秉衡等，既排斥蘇辛又排斥吴文英、張炎等浙派詞人所崇尚的作家。其《清綺軒歷朝詞選》中僅選蘇詞八首，長調只選《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大江東去），令詞則專選《阮郎歸》（緑槐高柳咽新蟬）等清新婉麗之作。但是，蘇軾詞在官方却得到了較爲公允的評價。首先，早在康熙四十年（1707），康熙帝玄燁“命詞臣輯其風華典麗悉歸於正者”爲《御選歷代詩餘》，其中選蘇詞達一百九十七首之多。蘇詞中無論是豪放曠逸的還是清徐婉麗的，無論是小令還是慢詞皆得到重視，幾乎包羅了蘇軾全部的優秀之作，可謂已無遺珠之憾。而四庫館臣所撰《東坡詞提要》（《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九八）云：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别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併行而不能偏廢。

我們認爲館閣文臣能擺脱門派之争、超越個人的審美趣味，爲蘇詞在詞史上找到了比較適當的位置。首先，承認蘇軾在文人詞中别爲一格，開南宋辛棄疾一派；其次，肯定蘇詞的藝術之“工”；其三，蘇詞在當時與《花間》派併行，有獨立成派且與《花間》以來的所謂本色派分庭抗禮的資格。這一評價人們基本上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浙派殿軍郭麐（1767—1831）《靈芬館詞話》卷一亦云：“至東坡以横絶一代之才，淩厲一世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别爲一宗。”其《無聲詩館詞序》（《靈芬館雜著》卷二）中又曰：“蘇辛以高世之才，横絶一時，而奮末廣憤之音作。”對蘇詞之開宗立派作了肯定。

蘇詞歷史地位的初步評定不僅表現於理論論述，還表現在創作實踐中，清中葉詞壇上不少獨具曠達、豪邁氣概的詞人紛紛追步蘇、辛。揚州八怪之一的鄭燮（1693—1765）自言：“少年游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詞鈔·自序》，《鄭板橋集》）陳廷焯《雲韶集》卷一九評爲：“擺去羈縛，獨樹一幟，其源出蘇、辛、劉、蔣，而更加以一百二十分恣肆，真詞壇霹靂手也。”又曰：“粗粗莽莽，有旋轉乾坤、飛沙走石手段，在倚聲中當得一個快字。”儘管陳氏根據板橋自序言其派出蘇、辛、劉、蔣四家，究其實，陳氏所稱贊者正是蘇詞的特色。與鄭燮同被張維屏在《松軒隨筆》中稱爲“詞中之大文，不得以小技目之”的蔣士銓，也通過學陳維崧而學蘇辛。他爲題“陳其年《洗桐圖》”而作的《賀新涼》（一丈清涼界）有曰：“太白東坡渾未死，得此人生差快。”這裏雖是從陳維崧的人生態度上找到其與東坡的共通之處，而這種態度與磊落坦蕩的胸襟正是學習蘇辛詞，特别是蘇詞的基本條件。其他又有學蘇辛之豪隽者如黄仲則，學蘇辛之奇崛者如洪亮吉，亦皆一時之英彦。

理論上對蘇詞的歷史定位和創作上對蘇詞接受的成果，使得浙派詞人不得不打破門户的囿限，在創作上主張兼容蘇辛曠逸、豪邁之風。《清名家詞鈔》中評爲“詩詞爲浙派後勁”的吴錫麒贊揚後輩詞人曰：“由此而進之，則躡姜史之後塵、追蘇辛之逸軌，鏗鏘合奏、笙聲同音矣。”（《與董琴南論詞書》，《有正味齋駢體文集》卷一七，五鳳樓嘉慶刊本）其論姜史、蘇辛兩派詞對清人影響曰：“詞之派有二：一則幽微要眇之音、宛轉纏綿之致，戛虚響於弦外，標隽旨於味先，姜史其淵源也。本朝竹垞繼之，至吾杭樊榭而其道盛。一則慷慨激昂之氣、縱横跌宕之才，抗秋風以奏懷，代古人而貢憤，蘇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銅（張塤）而其格尊。”儘管這裏所舉的張塤併不足以代表清代中後期詞壇學蘇辛一派的最高成就，但是，吴錫麒在文章中批評了那種“謂姜史之清新爲是，蘇辛之横逸爲非”的偏見，主張熔鑄二派，“因時酌宜，應物制巧”（《董琴南楚香山館詞鈔序》，《有正味齋駢體文集》卷八），表現出兼容併包的藝術取向。

三、蘇辛之争的再起與對蘇詞的全面認識

在朱彝尊、納蘭性德重辛抑蘇之後，一方面，後期浙派領袖厲鶚以辛詞不合其深婉幽約的審美情趣而定辛爲“北宗”，對蘇辛之區别已不加重視了；另一方面，朱彝尊《詞綜》、納蘭性德《渌水亭雜識》中皆未提出具體的、系統的蘇不如辛的理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鄭燮、蔣士銓、黄仲則等優秀詞人都以蘇辛併重而取得了傑出的創作實績。所以，蘇辛軒輊之説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到了常州詞派興起之時，周濟等則系統地提出了“退蘇進辛”的理論（見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常州詞派的創始人張惠言（1761—1802）在他的《詞選·叙》中，尚把蘇軾、辛棄疾一同列入“淵淵乎文有其質”的詞家，其《詞選》録蘇詞四首，辛詞六首（全書共116首），比例懸殊不算太大。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還稱贊説：“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却有巨識。”至於他贊同南宋鮦陽居士《復雅歌詞》之説，以《詩經·衛風·考槃》“賢者退而窮處”之義比附蘇詞《卜算子》（缺月掛疏桐），這一誤解却是以對蘇軾陽羨“楚頌”精神的正確領悟爲思維前提的，似不宜用“深文羅織”簡單斥之。然而，常州派的重要理論家周濟（1781—1839）却公然揭出蘇、辛“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的論題。概括他“退蘇進辛”的理由不外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東坡“苦不經意，完璧甚少”。（二）“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三）蘇詞“天趣獨到處，殆成絶詣”，而辛詞“沉着痛快，有轍可循”。（均見其《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介存齋論詞雜著》）這就是説，蘇軾首先没有能像辛棄疾那樣“以畢生精力注之（於詞）”（參見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九）。其次，辛詞的特點能够涵蓋蘇詞，而蘇詞却不能代表辛詞的全部特點。其三，辛詞可學，而蘇詞無法學。如果排除對蘇軾詞的感情成分，我們認爲，他的這些理由未嘗没有道理。但是，周濟又繼承並發揮了張惠言“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比興寄托之説，認爲“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托，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詞辨·自序》）所以，他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贊賞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之“韶秀”，並由此以爲東坡的豪情逸氣、清剛奇崛爲“粗豪”。《詞辨》中僅選蘇詞《卜算子》（缺月掛疏桐）、《賀新郎》（乳燕飛華屋）二首（選辛詞達十首之多）。《宋四家詞選》列東坡於稼軒門下，僅録《賀新郎》（乳燕飛華屋）等三首，而辛詞入選多達二十四首，其“退蘇進辛”的態度，可謂出主入奴，失去了分寸。由此可知，周濟對蘇詞的認識並不完全如其在比較蘇、辛優劣時那樣還保持表面上的公允，而是和浙派詞人一樣以自己的審美趣味去審視與評價蘇軾，所以，連著名的《念奴嬌》（大江東去）都不予重視。在他所建立的“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詞學系統中，也就失去了蘇詞的地位。由此必然引起進一步的蘇、辛優劣之争。

吴衡照《蓮子居詞話》卷四云：“蘇辛併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學而至。”這裏將東坡與浙派奉爲圭臬的白石併提，又以詩中之蘇黄擬蘇辛，軒輊之意昭然若揭。鄧廷楨由吴衡照的蘇姜併論，進而認爲蘇乃姜之導師，蘇軾之於詞猶如慧能之肇啓南宗。（《雙硯齋詞話》）陳廷焯則在《白雨齋詞話》卷八中首先肯定了吴衡照對蘇、辛的評價，又具體指出：“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王”“霸”之判，一字千鈞。又云：“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而譚獻《復堂詞話》則就具體詞的評析指出：“（稼軒）大踏步出來，與眉山同工異曲。然東坡是衣冠偉人，稼軒則弓刀游俠。”陳廷焯亦云：“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白雨齋詞話》卷一）如此以人論詞，實開王國維所謂“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的先河。（《人間詞話》，同上書，第五册，頁4250）相對於周濟的退蘇進辛，這些對辛蘇的評價雖也有所褒貶，却不是完全的意氣之論。所以，“退蘇進辛”的論調終要收場了。

清末詞壇的詞論家除了堅持客觀地評價蘇辛關係以外，他們對四庫館臣對蘇詞的評價與初步定位亦有争議。劉熙載（1813—1881）《藝概》卷四完全否定以蘇詞爲别調之説。首先，他認爲李白《憶秦娥》“聲情悲壯”爲詞之祖，到晚唐、五代纔“惟趨婉麗”，所以，東坡乃是詞中復古者。婉麗爲變，悲壯爲正。其次，從儒家温柔敦厚的詩教出發，認爲“蘇辛皆至情至性之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温柔敦厚”。而“温柔敦厚”正是傳統所謂的“雅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則從蘇詞的意藴立論，認爲“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到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非正聲，不足與之辯也”。應當承認，在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體系中，“正”與“變”之間自然是寓含了褒貶的，論詩有變風、變雅之説，論文亦有復古、宗經之論，所以，劉熙載、陳廷焯判定蘇詞之爲“正”而非“變”、非“别”，論辯不休，自有其良苦用心。但是，詞在生成時期所逐漸形成的風情婉孌、要眇宜修的特點，已作爲傳統詞體審美特質而相對固定下來，因而被視之爲“小道”而不能與詩併提，東坡却變之以成“别調”。此所謂“變”與“别”和劉、陳所謂“變”與“别”顯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所以，蔣兆蘭《詞説》仍傳述《提要》之言，吴梅《詞學通論》亦以《提要》爲“持平之論”。對蘇詞爲“變聲”、爲“别調”之説，劉、陳等詞論家力辯其非，目的是爲蘇詞争“正統”、“正宗”，實則無視蘇軾之前詞作文本的存在實際，在我們看來，恰恰在客觀上貶低了甚至否認了蘇軾革新傳統詞風的創造性貢獻。

從宏觀上對蘇詞歷史定位是一回事，從微觀上探索蘇軾詞風特點又是一回事，蘇軾詞中有前人所不能至者自是蘇軾獨開一派的依據，但蘇軾詞的文本系統中又有與前人相似而同樣達到藝術極致，足以名家的那一部分，如周濟所“獨賞”的“韶秀”，漁洋所稱的“緣情綺靡”，自然無法在宏觀上做出把握，所以對之進行微觀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陳衍《石遺室詩集》卷二四中對那種於蘇辛“惟見《念奴嬌》、《水調歌頭》、《永遇樂》三數闋”的做法表示不滿。提醒人們：蘇詞中亦有“楊花”、“石榴”、“春事闌珊”、“冰肌玉骨”那些“纏綿淒惋”的作品。黄蘇《蓼園詞選》選蘇詞十七首，其中有“尋味不盡”的咏榴詞，有發“忠愛之思”的中秋詞，有“清和佳麗”、“奇情四溢”的艷情詞，亦有“豪宕”的述志詞、“達觀”的重陽詞。吴梅《詞學通論》既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大處着眼爲是，又進而從作家論的角度指出：坡詞“豪放、縝密，兩擅其長。世人第就豪放處論，遂有鐵板銅琶之誚，不知公婉約處何讓温韋？”由此可知，近代詞論家對於流派論與作家論的區别已有清醒的認識，他們不以一派之特色來替代對單個作家創作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的分析。

清末的詞學批評已處於我國古代詞學批評的成熟時期，其特點是綜貫整合，博採衆長，能在常州詞派的普遍影響之下，自出手眼，不爲某派某體所牢籠，而達到新的水平。在蘇詞評論中也是如此。如果説，上引評論還只是三言兩語、頗爲零散的話，那麽，鄭文焯（1856—1918）的手批《東坡樂府》二十六條和馮煦（1843—1927）的《東坡樂府序》就顯得篇幅較長、論述更系統周密、理論意義更大了。鄭文焯在“清末四大家”中以長於聲律著稱，論詞崇尚周柳，曾手批《夢窗詞》，校勘《樂章集》、《清真集》，但其手批《東坡樂府》也應在評蘇史上給予較高的地位。首先是他超越於以往“正、變”或豪放、婉約兩派的優劣之争，也不同劉、陳等人用返回“正”途等説來爲蘇詞争“正宗”，甚至不滿足於一般地論定兩種詞風有其統一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云云，而是處處從詞的“本色”即本體特質的角度來評賞蘇詞的革新成果。他在評《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時云：“讀東坡先生詞，於氣韻、格律，並有悟到空靈妙境，匪可以詞家目之，亦不得不目爲詞家。世每謂其以詩入詞，豈知言哉？”“空靈妙境”是他對蘇詞藝術境界最主要的界定和把握。“突兀而起，仙乎仙乎”、“飄飄欲仙”、“仙凡之判”、“從太白仙心脱化，頓成奇逸之筆”、“人外之游，淡然仙趣”、“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氣者，詞境至此觀止矣”之類的評語隨處可見。這一界定和把握當然是對蘇公胸襟、氣度、風範的高度禮贊，而從詞的本體而言，此境界並非“以詩入詞”所造成，恰是保持和發揮“貴神情不遺跡象”、要眇幽深、婉曲多折的詞體特質的結果。他評《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墻）時説到其中的“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比之唐李涉的“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題鶴林寺僧舍》），“自是詩詞異調，論者每謂坡公以詩筆入詞，豈審音知言者？”蘇詞取源李詩，但鄭氏敏鋭地覺察到兩者的細微區别，即李詩逕直道出半日“閒”趣，而蘇詞只説獲得一日清“涼”，但閒逸之“趣”已在“涼”中了。鄭氏多次否認蘇軾“以詩入詞”、“以詩筆入詞”，固然尚可討論，但這個偏頗恰恰説明鄭氏認爲蘇詞雖有異於傳統詞風，但仍是詞，而且是“本色”之詞。“非可以詞家目之”，是蘇詞之“變”；“亦不得不目爲詞家”，是説蘇詞之“變”仍屬於詞之“本色”，並没有超過“限度”而破壞詞體。這兩句看似矛盾的悖論，正體現他的詞體“本色”觀；在他這裏，詞的“本色”已整合了異量之美，吸取了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藝術因子，擴大和豐富了“本色”的内涵。在他以前的尊奉蘇詞者，大都申説“剛柔相濟、曲直併用”之理，兩種對立藝術因子似有不分主從、平列混合之嫌；徐喈鳳《詞證》、田同之《西圃詞説》雖都也説到“豪放亦未嘗非本色”，但只從表達“性情”之真立論，即蘇軾因具豪放之性情，因而有豪放之本色，此“本色”實已離開了詞體的本色論。鄭氏把詞體的“本色”看成一個並非凝固不變而是發展開拓但又不離詞體本質特點的概念，確是高人一頭。其次，他不同於常州詞派周濟的“退蘇進辛”，而是在蘇辛之間更推重蘇詞。他評《滿庭芳》（三十三年）云“健句入詞，更奇峰鬱起，此境匪稼軒所能夢到”，此從詞境上比較，對此詞“不事雕鑿，字字蒼寒，如空巖霜榦，天風吹墮頗黎地上，鏗然作碎玉聲”，備致傾倒之情。其評《水調歌頭》（落日綉簾捲）又云：“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氣，便入粗豪一派；妙能寫景中人，用（因）生出無限情思。”此未明提稼軒之名，但“矜才使氣”，“粗豪一派”云云，辛氏及其末流亦恐難辭其咎。可以看出，鄭氏評騭蘇辛，仍是從堅持詞體之本質特點出發的。他評《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一針見血地提出，“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直寫胸臆”之“直”，説中了蘇詞明快疏放的特點，但仍要用“曲筆”，纔能盡“倚聲能事”。“粗豪”的根本藝術缺點在於詞境直尋，而無一筆多意、“奇峰鬱起”、“無限情思”之妙，背離了詞的“本色”論的要求。

馮煦寫於宣統二年（1910）的《東坡樂府序》可視作評蘇的專論。他從填詞“四難”而概括出蘇詞的四個特點，均屬體悟有得之見。一是詞的“顯隱”、“曲直”的表達手法。他指出，“詞尚要眇，不貴質實”，在“顯隱”、“曲直”之間很難掌握適度，而“東坡獨往獨來，一空羈靮，如列子御風以游無窮，如藐姑射神人，吸風飲露，而超乎六合之表”。即謂蘇詞超乎“顯隱”、“曲直”之外，體現出最大的表達自由，這與鄭文焯“空靈妙境”之評是相通的。二是詞的“剛柔”的藝術風格。“詞有二派，曰剛曰柔，毗剛者斥温厚爲妖冶，毗柔者目縱軼爲粗獷”，對於這對藝術風格的矛盾，蘇軾却能“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纏綿芳悱，樹秦、柳之前旃；空靈動蕩，導姜、張之大輅。唯其所之，皆爲絶詣”。對蘇詞風格的多樣性作了充分評價，尤其尋繹其與秦柳姜張之間潛通暗合，頗具慧識。三是詞的“寄托”問題。他沿承常州詞派所標舉的“文外有事”的“寄托”説，但指出極易導致“無病而呻”的故作高深，而蘇軾能把他的滿腔“忠愛之誠，幽憂之隱”，在“若有意，若無意，若可知，若不可知”之中予以充分的渲泄與抒發。用“有意無意”、“可知不可知”來闡發蘇詞的“寄托”，也是頗得解讀真髓的。四是詞的“雅正”問題。他説，“側艷之作，止以導淫，悠繆之辭，或將損性”，淫詞、游詞導致了詞的文化品位的失落，足爲詞人之誡。但“東坡涉樂必笑，言哀已嘆。暗香水殿，時軫舊國之思；缺月疏桐，空弔幽人之影。皆屬寓言，無慚大雅”。這就把蘇詞在提高詞的品位、促成詞的雅化即士大夫化方面的作用，作了恰當而高度的評估。上述評論，從文體學的角度，緊緊抓住詞體創作的幾對主要矛盾，全面周密地闡述了蘇詞的特點、價值和意義，洋溢着樸素的藝術辯證法精神，比之前人，在理論視野和審美眼光上都有所開拓和深化。

清末四大詞家之一的朱祖謀（1857—1931）“論詞最矜慎”（龍榆生語），並無論蘇片言存世，却以編校《東坡樂府》的形式表示自己的“酷嗜坡詞”（馮煦語），也對當時崇尚蘇詞的熱潮作了回應。蘇軾詞集雖從南宋初年起，即有專集和注本行世，但均爲按詞調編次，且以後不斷輯佚而又不斷有僞作混入，迄無較爲完整的定本。朱祖謀首創編年本，這在知人論世、瞭解作品和研究蘇詞創作的發展道路方面，其優於按調編次本自不待言。他以元延祐本爲底本，用毛氏汲古閣本參互校正，補缺糾訛，勒成三卷，前一二卷爲編年詞204首，卷三爲不編年詞136首，共收詞340首。他所制定的《凡例》七條，對編年方法、詩詞分判、作品辨僞等一一作出規定，成爲詞籍校勘整理的重要指導原則，此書也被譽爲“七百年來第一善本”（沈曾植語）。這一方面促使詞籍校勘成爲“專家之學”，“遂使聲律小道，高躋乎古著作之林”。（張爾田《彊村叢書序》）此書也成爲“蘇詞學”的重要構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對蘇詞的進一步傳播和接受作出了貢獻。嗣後龍榆生的《東坡樂府箋》以及曹樹銘的《蘇東坡詞》，石聲淮、唐玲玲的《東坡樂府編年箋注》等，都是朱本系統的延伸和發展。

清末詞壇，除了理論批評、詞集編纂外，在創作上蘇詞也普遍受人矚目和取法。清代末期，尤在鴉片戰争之後，又出現一個動蕩不安、多災多難的局面。和靖康之難、宋末元初以及明末清初這三個時期一樣，近代詞人也紛紛從蘇詞中找到各自的共鳴點。這是又一個蘇詞得到張揚的時代。在空前的民族的、政治的、傳統文化的全面危機之下，其時詞人的心態複雜而沉重，或悲憤國事，救亡圖存；或明知大厦將傾、回天無力，仍希企潔身自好，維持心理平衡；或沉鬱激宕，充滿身世飄零的人生感慨，都極易從蘇詞的某一點取得靈犀相通。正如馮煦論朱祖謀與蘇軾的關係云：“噫，東坡往矣！前輩（朱祖謀）早登鶴禁，晚棲虎阜，沉冥自放，聊乞玉局之祠；峭直不阿，幾蹈烏臺之案，其於東坡，若合符契。”因而與坡公“亦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東坡樂府序》）雖然在清末並没有涌現專門取法蘇軾一家的詞人或詞派，但蘇詞的影響力可説是無處不在的，幾乎所有的詞壇名家無不受其熏陶。舉其犖卓者有“一往情深，性復倜儻，有豪俠氣”的蔣春霖（杜文瀾《憩園詞話》卷四），有多發“振奇獨造語”的謝章鋌（譚獻《復堂日記》），有“清季能爲東坡詞者”的王鵬運（叶恭綽《廣篋中詞》卷二，遐庵叢書本），有“差能學蘇”的文廷式（夏敬觀《手批東坡詞》，轉引自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頁163。又夏敬觀《忍古樓詞話》云：“芸閣（文廷式）詞宗蘇辛，玉甫（叶恭綽）嘗爲余言：‘近代詞學辛者尚有之，能近蘇者惟芸閣一人耳。’”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版，第五册，頁4764），皆有振奇激蕩之音，慷慨昂揚之氣。至於朱祖謀，他前期詞作雖取法周邦彦、吴文英（朱氏所輯《宋詞三百首》選周詞22首，吴詞25首，蘇詞10首），後期則轉而“取法於蘇”（張爾田《龍榆生忍寒詞序》，轉引自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頁184）。夏敬觀更具體指出其“晚亦頗取東坡以疏其氣”（《忍寒詞序》），以救學周學吴所造成的艱澀之弊。夏承燾《瞿髯論詞絶句》也説朱氏“晚年坡老識深衷”，並以“蒼勁沉着”爲世所許。順便提及，即使創作上並不宗嗣東坡者，也不同於前人常有的門户之見，而能給予蘇詞很高的評價，如況周頤自言不學蘇辛，乃是自感不具備條件而“未敢學”，王國維雖重歐、秦一派，但其《人間詞話》每及蘇、辛必有贊語。詞人們開始把個人的美學好尚、門派風格與學術研究區别開來，這也標志着近代詞人對蘇詞認識的又一進步。

蘇軾作品初傳日本考略

蘇軾的詩文集究竟何時以何途徑始入日本，遍查有關書籍，均無明確記載。只有片鱗只爪的材料，表明至晚在平安朝後期至鐮倉時代前期（即公元12世紀至13世紀中），蘇軾其人已爲日本人士所知曉，作品亦有傳入。

平安朝後期左大臣藤原賴長的《宇槐記抄》“仁平元年（1151）九月二十四日”條云：去年（1150）宋商劉文冲將《東坡先生指掌圖》二帖等書贈給藤原。（《宇槐記抄》是藤原賴長的日記《臺記》的一個摘抄本。因《臺記》散佚較多，抄本往往可補闕存逸。）雖然此書很可能是假托誤名之書，［今蘇軾著作中無此書。《宋史·藝文志》有《指掌圖》一卷，不録作者名氏。日人有以爲是蘇軾所作的“《切韻》的指南書”（見西尾光一、小林保治校注《古今著聞録·文學部》，新潮出版社）；有認爲是假托蘇軾之名，實爲税安禮的《地理指掌圖》（見早川光三郎《蘇東坡與國文學》，《斯文》第10號，1954年7月），長澤規矩也在述及仁平元年劉文冲獻書一事時，則把書名逕改爲《歷代地理指掌圖》（《和漢書的印刷及其歷史》第五章，《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汲古書院刊）。查《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三有《切韻指掌圖》二卷，宋司馬光撰。且云“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據光説”，因此，司馬光《家集》雖不載此書，但確係光所作。另《史部·地理類存目》一有《歷代地理指掌圖》一卷，“舊本題宋蘇軾撰”。又引《梁溪漫志》（費衮），認爲“此書之僞，南宋人已言之”。要之，《提要》中所言此二書均非蘇軾所撰，劉氏所贈，或爲僞書，或真一佚書。］但無論如何，這是東坡名字首次在東瀛出現。此時距蘇軾去世（1101）不到五十年。

進入鐮倉時期（1192—1333），有關蘇軾的記載便屢見不鮮。其中有兩書的記載頗爲重要，即成書於1253年的《正眼法藏》（道元著）和成書於1254年的《古今著聞集》（橘成季著）。《正眼法藏》九《溪聲山色》中稱蘇軾爲“筆海真龍”，並抄録蘇軾的一首偈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浄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這是介紹蘇詩並稱頌蘇軾文名的最早記載。值得注意的是，作爲早期五山僧的道元，他是後世五山詩僧解讀蘇詩的先驅，而他的以蘇詩與禪學因緣關係爲着眼點的讀蘇方式，也奠定了蘇詩在中世日本傳播的一個主要切入口。《古今著聞集·文學部》除記載劉文冲贈《指掌圖》等書給藤原一事外，還提及“蘇軾非難白居易作品”。據日本學者分析，這指的是蘇軾《祭柳子玉文》中“元輕白俗”一語。（見上引早川光三郎文）若然，則可見蘇軾文章亦流傳至日本了。

到此時爲止，除了以上這些零星記載外，並未涉及蘇軾詩文集的流傳狀況。當時，商人之外，渡日的宋僧（如蘭溪道隆於1246年、大休正念於1269年、無學祖元於1279年渡日）及入宋的日僧（如12世紀後期兩度入宋的榮西、1223年入宋的道元等），往來不絶。這些商人、僧侣在出入宋境時，往往捎帶書籍，而其時南宋坊間蘇軾詩文集並不難覓，況且他又被日僧（如道元）視爲悟禪得道者，所以其詩文集不被購求，是很難想像的。但限於史料，只能付之闕如。

到了五山文學時期［五山文學時期是日本中世文學的一個階段，上自鐮倉時代末（約14世紀30年代）下迄室町時代終結（1573），約二百五十年，興盛期主要在室町前期（15世紀），其文學是以鐮倉、京都兩處五山的禪僧爲中心建立起來的漢文學］，憑依着五山詩僧的推崇，蘇軾詩文集的流傳便從微轉盛，由晦而顯，進入其詩文在日本傳播的興盛期。此時蘇軾詩文集按版本系統分成三類：

一、宋元刊本。今藏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的《［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二十五册一書，長澤規矩也氏《東北帝大附屬圖書館貴重目録》題爲“南宋刊本”，並説，此書中“有室町時代的書寫痕跡，因而和臭很多”。（《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四卷。和臭，即指日人所做漢詩文中帶有的日本味。）可見室町時代的日本即有南宋刊本。另外，此時期的和刻本中有復元刊本（詳見下説），則其底本元刊本也必流入日本。

二、五山版本。所謂五山版，是指五山時期在禪寺開版印刷的書籍。五山版的蘇軾詩集，被推定早在應安三年（1370）至應永二年（1395）間就有刊行。此時期正值日本南北朝（1336—1392），故是南北朝刊本。又因爲是由當時避元渡日的刻工俞良甫等人參與刻寫的，故又稱俞良甫版。俞版即是《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的覆元刊本。（參見長澤規矩也《書志學考論》第二篇《舊刊本考》，《著作集》第一卷）這一版本系統，數量頗多，據長澤氏《鐮倉至室町時期舊刊本漢籍外典現存書分類目録》記載，宫内廳書陵部（有四部）、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東洋文庫、足利學校遺踪圖書館、近衛家陽明文庫、静嘉堂、德富家成簣堂文庫、高木家高木文庫等均藏有此刊本。但此書可能被多次重印，甚至重刻。長澤氏在著録時，對有關成書年代，下語頗爲謹慎，如對足利學校藏本，長澤氏據框廓下有“良”等刻工名字，推爲俞良甫所刻的南北朝刊本。（《足利學校貴重特别書目解題》，《著作集》第四卷）而對宫城縣圖書館藏本，僅云：“舊刊本，有室町時代的書寫痕跡。”（《宫城縣圖書館漢籍善本書目》，《著作集》第四卷）想必此書内無刻工名字，故長澤氏只能籠統言之。可見兩書不一定是同板所出。［另外，中田祝夫《四河入海解説》一文説，國會圖書館藏本《王狀元集諸家注東坡先生詩》（卷一、二缺）十二册“爲覆元刻本，雖是南北朝期的刊本，但第十二册（卷二四、二五）爲室町時代的刊本。……版心上有刻工的名字，可知是讓西渡來的刻工開版刻印的。”《四河入海》第十二册，東京，勉誠社，1972年6月）這表明王十朋集注的五山版覆元刊本確有不同時期的刊本。］

三、五山僧的注釋本。喜愛蘇詩的五山詩僧，不但持有五山版的蘇集，又有專門的“坡詩講談師”，歷代相沿，建立起蘇詩注釋學的學統，涌現了大量記録他們讀蘇心得的注釋書。五山僧的注釋本在方式上自成一統，即把王十朋集注分類本拆開，切除邊框，逐頁粘貼在較大的和紙上，再裝訂成册。然後即在和紙上寫入自己的見解，或抄録他人的講述。其中較著名的有瑞溪周鳳（1392—1473）的《脞説》、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遺芳》、一韓智翃的《蕉雨餘滴》（又名《一韓翁聞書》，爲抄録其師桃源瑞仙的坡詩講義之書。此書未單獨刊行）、江西龍派（1375—1446）的《天馬玉津沫》（又名《續翠》，亦似無單行本）、萬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綜合《脞説》、《翰苑遺芳》、《續翠》三種注釋，予以評判，並加按語）、周馥的《翰林殘藁》（已佚）、林宗三的《東坡詩抄》等。而笑雲清三的《四河入海》則是集大成者。此書亦以王十朋注本爲底本，匯集《脞説》、《翰林遺芳》、《蕉雨餘滴》、《天下白》四注，加入己見。歷時八年，於天文三年（1534）完稿，二十五卷，每卷均分上、下，共五十册，有“自稿本”、“古活字本”存世。（參見上引中田祝夫《四河入海解説》）

縱觀五山時期蘇集流傳狀況，其特徵有三：

第一，此期主要是刊行蘇軾的詩集，尤其推重托名爲王十朋集注的蘇軾詩注本，上述三種，均屬此一系統。我們知道宋人所編蘇軾詩除王十朋集注本以外，還有施（元之、宿）、顧（禧）注本系統。此本今尚未在日本發現，但大岳周崇的《翰苑遺芳》却忠實地過録了大量的施、顧注文，足證在五山時代此本必已傳入日本。（大岳曾訪問過金澤文庫，此《施顧注蘇詩》本極可能爲該文庫所藏）。另外，米澤文庫藏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集二十五卷》（15册，元刊本）一種，也很值得我們重視。内田智雄編《米澤善本的研究和題解·漢籍題解》曾記録其版式：“此書切除原本的外框，貼在和紙上，加以改裝。又在欄外有不少每半葉三十一行六十餘字的細字識語，其中頻頻引用施注。識語到卷第三《歸真亭》爲止。”這也説明在江户前期以前，日本曾有過施顧注本。因爲在修撰於元禄十二年（1699）的該文庫入藏書目《官庫御書籍目録》上，此本已有著録，可見江户前期已入庋。從其拆書粘貼，旁加小注的做法來看，完全是五山僧的作風。中田祝夫則認爲，該書在“本文中有硃筆的訓點，是具有中世傳統的訓點，與笑雲的東坡詩的訓點有一致之處”。（參見上引中田祝夫《四河入海解説》）如果這一本子的加注確是成於五山僧之手的話，那麽，也可助證早在五山時期施、顧注本已傳入日本。

此外，蘇軾的詩文集現存日本的最早版本，即爲著名的宋孝宗時的《東坡集》刊本，一存内閣文庫，一存宫内廳書陵部。（均殘）兩本何時傳入日本已不可考。但閣本在日本傳承情況，據附於該書中的市橋長昭作於文化元年（1804）的跋文，知閣本原爲京都西禪寺所藏，其後歸妙心寺大龍院僧懶庵，大龍院創建於慶長十一年（1606），而僧懶庵是該院創建時期的主持憎，故推知其十七世紀初在世。宫本則爲金澤文庫舊藏。大致可以推斷，閣本和宫本在室町時代已存於日本，傳入的時間當更早。

第二，五山時期雖然王十朋注本盛行於世，但當時對蘇軾作品的瞭解，並非僅限於王十朋集注本，别有兩種途徑：一是總集。收有蘇軾詩文的《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元于濟撰，蔡正孫補）、《古文真寶》（宋黄堅編）等，在五山時期也受推崇，且均有南北朝時期的和刻本，（參閲長澤規矩也《書志學考論》第二篇《舊刊本考·鐮倉室町期外典的翻刻》，《著作集》第一卷）因此對時人瞭解蘇軾詩文尤其蘇文，不無幫助。二爲詩話。成書於公元1372年左右的《太平記》曾抄録蘇軾的《春夜》（即“春宵一刻值千金”）。此詩不收於王十朋集注本，只見録於《詩人玉屑》、《誠齋詩話》等詩話（直到明成化四年［1468］吉安府本《東坡集·續集》卷二纔收入本集）。而《詩人玉屑》則早在正中元年（1324）即有和刻本，（見《著作集》早川光三郎文）因此，此詩很可能借助了《詩人玉屑》等詩話的媒介，纔傳入日本，並很快傳誦一時，其語句、意象往往被日人採入詩文、謡曲狂言。

第三，五山時期的蘇集主要在僧人中流傳，五山詩僧成了蘇詩學的權威。一般世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到蘇軾詩集，除了《春夜》之外，未見有其他被反復稱引的蘇詩。相反，許多佛理詩、禪意詩却附會成蘇軾之作而行世。可見，在日本蘇軾與禪林的紐帶之牢固遠甚於在本國。

在室町時代與江户時代之間的安土桃山時代（1574—1615），有不少朝鮮活字本、刊本流入。僧人嘯岳鼎虎藏有三蘇文合選本《蘇文正宗》一書。據阿部隆一氏《洞春寺開山嘯岳鼎虎禪手澤現存本》記載：“存首一四卷（缺卷一），宋蘇洵、蘇軾、蘇轍撰，朝鮮闕名者編。朝鮮［古（16世紀）］刊。四册。”因該書“與朝鮮的申公濟等所編的《韓文正宗》書名相類，所以推想大概是李朝人所編”。阿部氏更進一步推測此書的由來，大概是1592年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所謂文禄之役），鼎虎隨軍入朝時獲藏的。（《阿部隆一遺稿集》二《解題篇一》，汲古書院）

到了江户時代（1603—1867），由於學術普及，漢籍由中國、朝鮮輸入，並經由幕府官刻、諸侯藩刻、民間私刻三個渠道進行翻刻，蘇軾作品集的種類遠富於前一時期。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江户中期（享保時代，1716—1736），由於大儒荻生徂徠、服部南郭等鼓吹明詩、排斥宋詩，影響了一代詩風，“學者逐李（攀龍）王（世貞）之臭，不知李杜之後有坡公者幾乎七八十年矣”。（村瀨栲亭《蘇東坡絶句序》，《蘇東坡絶句》，文化十四年刊）這七八十年間，蘇軾的作品大受冷落，《膽大小心録》云：“東坡的詩集［刊於明曆二年（1656）等者］，紙質雖佳，書價只值五六（六十分之一兩爲一），然問津者乏。”（轉引自中村幸彦《漢籍的傳來與和刻·和刻本》，見《日本漢學》，大修館書店《中國文化論叢》叢書之一。）身價一落千丈，自然會影響到翻刻蘇集的熱情。下面所列江户時期翻刻蘇集情況，雖只依據幾種主要書目，網漏甚多，但也清楚地顯示出18世紀是蘇集翻刻的低潮期。

1．《（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東坡紀年録》一卷，大二十七册。宋蘇軾撰，王十朋等注，劉辰翁評，明曆二年（1656），京都上村吉右衛門刊本。

（案：此本甚多，又長澤氏主編《和刻本漢籍文集》收入刊行，得之頗易。）

2．《新刻東坡禪喜集》九卷，宋蘇軾撰，明徐長孺編，元禄二年（1689），洛陽（指京都）中野伯元刊。

3．《東坡先生詩抄》不分卷，四册，宋蘇軾撰，清周之麟、柴升選。朝川鼎松井元輔校，文化三年（1806），仙臺西村治右衛門等刊。

4．《東坡先生志林》，宋蘇軾撰，文化六年（1809），息耕堂刊。

5．《蘇長公小品》四卷，四册，明王納諫評選，日本布川通璞校，弘化三年（1846），浪華書林河内屋茂兵衛等刊。

6．《蘇文忠文抄》二十八卷，宋蘇軾撰，茅坤批評，安政五年（1858），昌平黌刊。

（案：此書又有安政六年本，亦是“昌平學問所”刊本。昌平學問所是德川幕府直屬的講授中國學問的學校。）

7．《蘇文忠公詩集擇粹》十八卷，《目録》一卷，清查慎行原本，清紀昀評、清趙古農選，平田敬校，文久二年（1862）江户玉山堂淺倉屋久兵衛刊本。

（案：此書另有文久三年（1863）江户山城屋佐兵衛等刊本。）

除了翻刻漢籍蘇集外，還出版了一些由日本人整理、評選的本子，如：

1．《東坡文抄》二卷，二册，宋蘇軾撰，赤松勛纂輯，文化元年（1804），江户山城屋佐兵衛等刊。

2．《蘇東坡絶句》四卷，四册，宋蘇軾撰，村瀨修選、田能村孝憲訂，文化十四年（1817），浪華書鋪松根堂刊。

此一類由日人輯選的蘇軾作品集，到了明治時期仍方興未艾，如藤森大雅編《東坡策》（明治三年，1870）、中川升輯《懷寶東坡集二卷》（明治十年，1877）、森川次郎選輯《東坡詩粹》一卷《文粹》三卷（明治十四年，1881）、近藤元粹選評《蘇東坡詩醇》六卷（明治四十年，1907）等，雖然明治時期已不屬江户時代，但可視爲江户後期宋代詩風回升的餘緒。

（原載《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蘇軾文集初傳高麗考

“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句，見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上），蘇軾是位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據現存資料推斷，早在蘇軾在世時，他的文集已傳入高麗。蘇頌《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聞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纔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以爲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蘇魏公文集》卷一〇）詩中有“擬策進歸中御府，文章傳世帶方州”句。帶方，漢置帶方縣，以帶水（今漢江）爲名，故治在今平壤西南，此處即指高麗。蘇頌在句下自注云：“前年，高麗使者過餘杭，求市子瞻集以歸。”蘇頌此詩作於元豐二年（己未，1079）九月與蘇軾同係御史臺獄之時，自注中所言之“前年”，即熙寧十年（1077）。此年初蘇軾由密州知州改赴徐州任，其時匯輯倅杭時（熙寧四年至七年）作品的《錢塘集》早已刊印，《超然集》（密州）或尚未行世，《黄樓集》（徐州）更是後話。高麗使者所購之集，似是《錢塘集》。另據《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謂，“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九年，復遣崔思訓來，命中貴人仿都亭西驛例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亦益多。”則蘇頌自注所説的“高麗使者”，大概就是熙寧九年由崔思訓所率領的使團。他們從明州登陸，往返汴京，杭州是必經之路，覓購蘇軾作於杭州時的作品結集《錢塘集》也就十分自然了。

蘇集傳入朝鮮後，迅速爲彼邦士人所崇奉，至高麗朝中葉，出現了“專學東坡”的局面。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上云：“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因而刊印蘇集也就應運而生。現可考知最早的蘇集高麗刻本當是“尚州摹本”和“全州新雕本”，均見於李奎報（1168—1241）《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東國李相國集》卷二一）一文。李奎報是著名政治家和文學家，他的門人、全州牧崔君址“新雕”《東坡文集》，請他作跋。他先追述緣起説：

其摹本舊在尚州，不幸爲虜兵所焚滅，了無孑遺矣。完山守禮部郎中崔君址，好學樂善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

“摹本”，原指臨寫、影寫或石刻的翻刻本，此處與下文“重刻”及“新雕”相連而言，當指照原本摹制的刻本。這裏的“虜兵”指蒙古兵。根據中朝兩國史書記載，自高麗朝高宗十二年（1225）與蒙古斷交後（《高麗史》卷二二《高宗世家》），蒙古兵曾三次入侵：第一次在高宗十八年（1231）：“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一譯撒兒臺）率衆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請降。（《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五）第二次在高宗十九年，蒙古以高麗朝遷都江華島爲“叛”己，再命撒禮塔入侵，不久撒禮塔即中矢而亡。因而“尚州摹本”殆毁於高宗十八年蒙古兵佔領包括尚州在内的“四十餘城”之役，則其刊刻當在此年（高宗十八年，即宋理宗紹定四年）以前。

至於“全州新雕本”的刊年，李奎報跋文末署“柔兆涒灘皋月”，據《爾雅·釋天》：“太歲在丙曰柔兆”，“太歲在申曰涒灘”，“五月爲皋”，則當在丙申五月，即高麗高宗二十三年（1236，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此年又與蒙古兵第三次入侵有關了。李奎報在上引跋文後接着説：“時胡騎倏來忽往，間不容毫，州郡騷然，略無寧歲，則似若未遑於文事。而太守（指崔君址）以爲古之人尚有臨戎雅歌、投戈講藝者，文之不可廢如此。”説明崔君址的新雕本是在“胡騎”不斷侵淩的戰亂環境中誕生的。據《高麗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所載，高宗二十三年，蒙古兵由唐兀臺率領第三次入侵，渡鴨緑江，“冬十月甲午，全羅道指揮使上將軍田甫龜報蒙兵至全州古阜之境”，蒙古前鋒已達全州。在兵荒馬亂、强敵即至的形勢下，仍保持出版《蘇軾文集》的熱情，蘇軾地下有知，當會驚與喜併了。

（原載《新民晚報》1997年3月16日）

論蘇軾的高麗觀

研究蘇軾與高麗的關係，立即發現一個强烈的對比：一方面高麗文人對他推崇備至，如相國李奎報，詩學蘇軾，“其豪邁之氣，富贍之體，直與東坡吻合”（崔滋《補閒集》卷中，（韓）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版）；大臣金富軾、金富轍兄弟，一望其名便已説明一切。另一方面，蘇軾却有七篇奏議，要求朝廷禁止向高麗輸出書籍，反對密切宋、高麗外交關係。這在現今韓國學者中頗有非議，是一個甚爲複雜、也極敏感的話題。陳寅恪先生曾説，評論古人“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説，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説不易評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對於蘇軾的高麗觀，其“是非得失”的判定，也牽涉到“環境”、“背景”等方面的因素，而“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尤是至關重要的。

一

先從事實真僞來判斷。蘇軾在元祐四年和八年，曾先後兩次向朝廷呈奏六篇札子。（另《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一篇，作於元祐五年）元祐四年十一月，高麗僧人壽介等五人來華，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狀》等三文中（另兩文爲《論高麗進奉第二狀》、《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均見《蘇軾文集》卷三〇，中華書局1986年版），指出“（高麗）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置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要求限期船送明州歸國。元祐八年二月，高麗使者又至汴京，欲購《册府元龜》等書，蘇軾時任禮部尚書，又上《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三首》（《蘇軾文集》卷三五），提出了著名的“五害説”。這兩次上書，均屬他職務範圍内的應盡之責。他反對當時宋神宗推行的親麗政策，主要有如下一些具體理由：（一）財政上耗資巨大。接待麗使及回贈，所費不貲；修建亭館，民力不勝負擔；對方貢品，却是“玩好無用之物”。（二）軍事上泄漏機密。圖書文籍中涉及山川險要及邊防利害，若允輸出，爲患不淺。（三）外交上麗、遼“陰相計構”。高麗使者“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虚實”，“終必爲北虜（契丹）用”；其所得宋廷賜予，必分遺契丹，乃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外，高麗已爲契丹藩國，其通好宋朝，恐爲契丹向宋尋釁提供借口。

上述三個方面的七條理由，從是否符合事實而論，有的屬實，有的失實，大都却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符合事實者如接待費用之巨大。蘇軾在杭州親自接待麗使，花費達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是年浙西饑荒，此款可“全活幾萬人矣”。（《乞禁商旅過外國狀》，《蘇軾文集》卷三一）他估計每一次來使的接待費用“約十餘萬貫”。（《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三首》之一，《蘇軾文集》卷三五）他當時給范祖禹的信中訴説道：“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别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答范純夫》，《蘇軾文集》卷五〇）其關心民瘼、珍惜民膏之情，真切動人。元豐八年，他赴任登州途中，亦親見因建造“高麗亭館”以準備接待麗使，大興土木，致使“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他於是吟咏一絶：“檐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嘆其壯麗，留一絶云》，《蘇軾詩集》卷二六，中華書局1982年版）以爲高麗之國人即使如匈奴渾邪王之臣服西漢而歸附宋朝，亦不足以抵償如此巨耗。在不無偏執的言詞中，却表現出他對糜費擾民的憂心忡忡。但他認爲高麗貢品全係“玩好無用之物”，則顯係失實。今存高麗貢物的多份禮單，無論是品種和數量都十分驚人，並均爲有價值的物品；（如熙寧四年宋麗復交的首次來使，所獻物品繁多，有衣飾、匣盒、鞍馬、墊褥、弓刀、器仗等四五十項，僅金腰帶、金束帶兩條各重40兩、30兩，其他有“香油二十缸，松子二千二百斤，人參一千斤，生中布二千匹，生平布二千匹”等，見《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文宗二十六年條，（朝鮮）勞動新聞出版印刷所1958年6月版。）況且從蘇軾個人來説，他也按規定接受過高麗使者的饋贈：“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謝高麗大使土物啓》，《蘇軾文集》卷四六）他當知並非“玩好無用之物”。

關於防止因圖書輸出而失密的問題，在當時緊張對峙的對外關係中實司空見慣。如宋遼之間就相互禁書流出。《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六載：天聖五年（1027）二月二日，中書門下上言，遼國使臣和商人“將帶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傳佈往彼，其中多有論説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深不便穩”。朝廷於是頒佈了相應的詔令。以後擴大爲普遍施行的政策：康定元年（1040）五月，京師“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進邊機文字，鏤板鬻賣，流佈於外”，宋廷就此下詔：“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二四，中華書局1957年版）至和二年（1055）五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京師近有雕布（市）宋賢文集，其間或議論時政得失，恐傳之四夷不便，乞焚毁。從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五月甲申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蘇軾的禁書輸出高麗之議，也就不足爲怪了。

至於“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虚實”，也事出有因。不僅乃弟蘇轍亦有同樣言論：“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虚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欒城集》卷四六，四部叢刊本）而且還有實例。據《夢溪筆談》卷一三載，熙寧時“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到了揚州，這些地圖被揚守陳升之賺取後“聚而焚之”。由此可見，蘇軾的戒備心理並非空穴來風。蘇軾又推測麗使所得宋朝賜物，“大半歸之契丹”，即“資盜糧”問題，也有他親聞的消息來源。《東坡志林》卷三曾記述他聽到淮東提舉黄寔的反映：“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坼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契丹）有覘者以爲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蘇轍甚至説：“或言契丹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欒城集》卷四六，四部叢刊本）則在高麗使團中竟有契丹心腹暗中監視了。這些傳聞，今日已無確切材料加以證實，但也無法證僞，只能疑信參半。至於通好高麗恐爲契丹尋釁提供口實，但事實上並未發生，也就存而不論了。

總之，就事論事，蘇軾的幾條反對親麗政策的理由，大都是信其所聞而未能完全證實，而衡之以高麗方面通好宋廷的初衷（下詳），則其偏頗更爲明顯，麗遼“陰相計構”之類尤不免失之猜忌。有的如“耗資巨大”條雖符合實情，但也不能作爲一國外交決策的主要根據。

二

那麽，造成蘇軾這一偏頗態度的原因是什麽？

首先，不能僅僅歸咎於蘇軾對情況瞭解的不全面、不深入，歸咎於他的“主觀、片面”。從蘇軾經歷來看，按理他對高麗情況應比一般士人有較多的瞭解，至少不會比親麗派官員生疏。當時幾個與高麗通航的海岸城市，他大都去當過地方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九元豐六年九月庚戌條云：“天聖以前，（高麗）使由登州入；熙寧以來，皆由明州。”其原因，《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有交代：“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蘇軾於元豐八年（1085）曾任登州知州，爲時雖短，且當時已改用明州爲主要港口，但他也接觸到不少情況。他未到過明州，但兩次任職於杭州，而當時高麗來船一般是由明州港經餘姚江而達於杭州的。（《西溪叢語》卷上“會稽論海潮碑”條云：“海商船舶，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中華書局1993年版）蘇軾任職時，高麗使者祭奠杭僧浄源，即走此路綫。他對明州市舶司亦甚關注，在《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中還特别引用了“元豐三年（1080）八月二十三日中書札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堅持宋商往高麗從事貿易，皆應由明州市舶司簽發。宋時除了前期登州、後期明州爲主要港口外，還有密州。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一元豐六年十一月己酉條，時宋廷派遣馮景爲高麗國信使，曾試探從密州“發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後密州知州范鍔向朝廷建言在板橋鎮（今山東膠縣）設立市舶司。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世次》“王氏”條，元豐七年七月，宋使錢勰等即“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的。蘇軾在《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中也提到一個事實：元祐五年（1090）海商王應升欲去遼國販賣貨物，却冒稱去高麗而騙取密州地方當局的“公憑”：“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諜，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説明密州也是通往高麗的海口。朱彧《萍洲可談》卷二也説，高麗人來華，除明州爲南路外，“或至密州，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且“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蘇軾於熙寧末任過密州知州達三年之久，熟悉該地環境和風土人情，因而對元豐時因築高麗亭館造成“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的情形，纔會有切膚之痛。此外，福建泉州也是一個通航口岸，蘇軾在《乞令高麗僧人從泉州歸國狀》中説：“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高麗僧人壽介如無船從明州離境，則可“往泉州附船歸國”。凡此種種，説明蘇軾密切關注宋朝與高麗的交往，也説明他能從多種渠道獲取高麗事務的信息。當然，他對高麗的認識受到時空條件的限制，但這種客觀限制，親麗派士人也不能例外。他對高麗的嚴峻和戒備態度顯然不能單從認識局限上來解釋。

其次，也不能僅僅歸咎於蘇軾具有自大自傲的“華夏意識”，歸咎於他的“不屑與蠻夷小邦往來之立場”。“華夷之辨”的“大一統”思想是中華傳統精神的基本支柱之一。上古以“華夏”與“夷狄”對稱，原指中原農耕人與周邊游牧、漁獵人的區界，並形成以“華夏”爲中心的世界觀念：“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十三經注疏》第2297頁，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這種“華夏意識”，包括華夷有别、崇華貶夷、尊王攘夷以及“大一統”的“春秋大義”等一系列具體觀念，在悠久的中國歷史發展中産生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尤當受到外部侵淩、威脅之際，這一精神往往隨之高漲，對於挽救危亡、保存國脉、增强華夏民族的凝聚力、維護中原農耕文明等，起了動員和鼓舞的作用。宋朝從立國之初開始，一直處於契丹、黨項、女真、蒙古諸族連續不斷的侵擾之中，因而“華夏意識”在士人心中時時被强調。《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著録《春秋》類著作達240部，2799卷，其中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等成爲宋時“尊王”説的最初代表作，影響有宋一代甚深。宋人的“華夏意識”和民族文化優越感恰恰彌補了因軍事懦弱、外交妥協所造成的失意感和屈辱感，與一般的民族自大狂並不相同。蘇軾也無法超越這種時代氛圍，在他的奏議和詩文中也時有流露。於情於理，恐怕是應該被容許和諒解的。當然，他也有“胡孫弄人”的比擬，“夷虜性貪”的惡語，傷害民族感情，則是不必爲賢者諱的。

然而，越出政治、經濟、軍事利害的考慮，對一般正常交往和文化交流，蘇軾並無異議。元豐八年（1085）高麗僧統義天（文宗第四子）使華巡禮，詔令蘇軾友人楊傑館伴，往游錢塘。蘇軾作《送楊傑》詩相贈，中有“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之句，以“俊辯有高才”的東晉名僧道安喻義天，與楊傑（以習鑿齒爲喻）辨才相當，對他西來“求法”作了熱情肯定，並無民族褊狹之心。宋廷曾擬派遣蘇軾出使高麗，因故未能成行。（見秦觀《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與莘老同賦》，《淮海集》卷八，四部叢刊本。）但蘇軾在給友人林希的信中，對林有此差遣譽爲“人生—段美事”：“浮滄海，觀日出，使絶域（指高麗）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表達了無限向往之忱；對“此本劣弟差遣，遂爲老兄所挽”，深表遺憾和惋惜。（《與林子中》，《蘇軾文集》卷五五）林希因輕信占卜，懼怕出海風浪之險，畏而辭命，（龔明之《中吴紀聞》卷二“陳龍圖使高麗”條：“初，林希樞密買卜於京師，孟診爲作卦影，畫紫袍金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爲高麗之役涉瀚海，故力辭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相比之下，倒顯得蘇軾具有爲獲取對異國風情的新的人生體驗而邁往勇鋭的追求，就他的文化心態而言，無疑是開拓外傾的。

如此看來，蘇軾對高麗的態度，在政治、軍事、外交上確有偏頗之處，而在文化交往上稱得上是友善的。論及蘇軾完整的高麗觀，似應兼顧這兩個方面。

三

要深入理解蘇軾高麗觀的内藴及其偏頗的緣由，應從當時宋、遼、麗三國鼎峙外交和宋廷内政的關聯上來探索。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過中古史研究中“外族盛衰的連環性”的史學觀點。他説：“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爲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族間之單獨性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2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這一多緣外交思想，對我們討論的問題也有啓發性。蘇軾對高麗的態度和主張，無論爲是爲非，均是基於宋朝與諸外族間關係的充分考慮。也就是説，宋麗關係受制於宋、遼關係和遼、麗關係的雙重變化。在當時東北亞地區，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宋、遼和戰相繼，互爲敵國。澶淵之盟後，雖無大戰，却仍處於“冷戰”對峙狀態。而高麗於993年被契丹征服，995年以後一直接受遼朝的册封，奉其正朔，屈居藩國，且地壤相連，與宋却滄海睽隔。在這種客觀形勢下，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中説：高麗必聽命於契丹，“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這是蘇軾的一個基本估計，他在“五害論”中所提出的種種具體理由，實皆導源於此。這個基本估計纔是決定他在政治、外交上疏遠高麗的最主要的原因。

要全面評價這個基本估計的是非曲直，却非單純用事實真相如何就能簡單判定的，而要聯繫到蘇軾在奏議中未予明言的有關背景。主要是宋神宗及王安石變法派的“聯麗制遼”政策。

宋廷面對東北亞三國鼎峙的形勢，産生“聯麗制遼”的政策構想，是很自然的。在宋神宗以前或以後均有此一謀劃。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正月，“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宋史》卷四《太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版），宋廷將伐遼情報通報高麗，目的自然爲了争取配合，但高麗並未積極回應。慶曆四年（1044），富弼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也提出聯麗抗遼的建策，並具體承諾聯合的條件：“高麗其舉兵相應，表裏夾擊，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戊午條）結果也未實現。此均在神宗以前。在其後，則元符二年（1099）麗使尹瓘回國，哲宗附勅曰：“輔我中國，永爲東藩”，也寄予希望。（《高麗史》卷一一《肅宗世家》肅宗四年條）而宋神宗時，這一意圖尤爲明顯、熱切。他在熙寧三年（1070）恢復了中斷四十年的宋麗邦交後，［宋、麗自天聖八年（1030）斷交至熙寧三年（1070）恢復，前後中斷四十年，不少史籍（如《長編》卷二三二、《玉海》卷一五四、《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等）均作四十三年，殆誤。］立即掀起了一個兩國交往的高潮。他提高了接待麗使的規格，從待之如夏國使臣，進而到依遼使例，並賜贈豐厚。他説：“蠻夷歸附中國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尚文，其國主頗識禮義，雖遠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禮遇，皆在諸侯之右。”（《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三，元豐五年二月丁卯條）蘇轍也説：宋廷“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遼、西夏），多或過之”。（《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欒城集》卷四六，四部叢刊本）賜贈的特别優渥，實不只因“其俗尚文”“頗識禮義”，而是看重其“尊事中朝”而别有所圖。元豐三年七月，高麗户部尚書柳洪等使宋回國，宋神宗附勅八道，其一云：“卿（高麗文宗）宅彼遼左，式是海東，若昔撫封，維躬保享，迪德不爽，修職有嚴，載披忱辭，灼見勤款，庸加褒顯，以厚眷私。”（《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文宗三十四年條）在褒揚言辭的背後，强調的是高麗“宅彼遼左，式是海東”的地理位置，對宋廷抗遼的戰略地位，人們不難聽出宋神宗“聯麗制遼”的心聲。他還投入巨大財力物力建造巨艦，以便利宋麗交通聯絡。徐兢説：“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曰淩虚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海道》“神舟”條，知不足齋叢書本）頗有躍躍欲試、付之行動的勢態。其實，早在熙寧三年宋廷討論是否恢復宋麗邦交時，“時議者亦謂可結之（高麗）以謀契丹，帝（神宗）許焉”。（《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高句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十通”本。又見《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結麗以謀契丹”，這是宋神宗制定的一項重要國策。

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派共同制定和推行的。我們從王安石當時竭力主張對契丹採取强硬態度便可窺知。他對神宗説：“契丹無足優者”，“凡卑而驕之，能而示之不能者，將以致敵也”。又説：“陛下何爲憂之太過？憂之太過，則沮怯之形見於外，是沮中國而生外敵之氣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二，熙寧八年四月癸亥條）

與王安石的力言用兵相反，蘇軾則從早年的主張用兵，轉變爲此時的“以言兵爲戒”。蘇軾父子原以言兵聞名於世。南宋李壁《與蘇洵定謚札子》云：“方時燕安，中外以兵爲諱，（蘇）洵獨著書，極論爲國之大計，與制虜之長策，皆指事切理，不爲空言。”（《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八八）把蘇洵論兵看作他政治上的最大貢獻。蘇軾早年的《思治論》等與乃父一脉相承。但到熙寧時，他却一反初衷，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提出“兵，凶器也”的大旨，聲稱輕易言兵，“天下殆將不安”。（《上神宗皇帝書》，《蘇軾文集》卷二五）最能説明此點的是他對唐太宗伐高麗一事的前後不同的評論。他在嘉祐六年（1061）所作的《策斷》中，肯定太宗的“親擊高麗”爲“争先而處强”之舉，“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策斷一》，《蘇軾文集》卷九）這種力争主動有利地位的言論，與王安石的“能而示之不能者，將以致敵也”的思路，不是完全一致嗎？然而到了熙寧十年（1077）他的《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中，口氣驟變，認爲太宗“親駕遼東”，只是“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淩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上卷三七）袁枚曾經議論道：“蘇子瞻諫用兵，引唐太宗伐高麗爲戒；作《策斷》，則以爲可法。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答洪稚存論吴中行》第三首，《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袁枚全集》第5册，第9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話頗圓通模棱，其實未能揭示蘇軾不同言論的不同背景。由此，蘇軾對當時的“聯麗制遼”的政策自然採取懷疑和反對的態度。他在奏議中尚未挑明，但在《東坡志林》的筆記中就直言不諱了；宋朝厚賜、通好高麗，“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東坡志林》卷三“高麗”條，中華書局1981年版）蘇轍則用追述的口吻，指出當年“招致”高麗，含有“犄角契丹，爲用兵援助”之用意，並表示“何益於事”的失望。（《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欒城集》卷四六，四部叢刊本）兄弟倆所言，實關涉到在高麗問題上政見分歧的核心所在。

爲了説明“聯麗制遼”政策與新舊黨争的糾葛與聯繫，我們不妨舉兩位建州建陽人爲例。一位是陳升之。他初附王安石，得以先安石拜相，隨即請免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不和而罷相。後在熙寧八年至十年任職揚州時，遇到高麗使者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陳升之）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仿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夢溪筆談校證》卷一三第4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他的誆騙賺取，含有對王安石親麗政策的抵制和不滿，如果他是堅定的新黨，恐不會對麗使採取這種辦法。

另一位是陳軒。他是蘇軾《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中被彈劾的人物。蘇軾指責他身爲館伴，幫助麗使購買“《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事事曲從”，“甚非館伴之體”，結果他從中書舍人貶知廬州。迨及紹聖元年（1094）新黨重新上臺，蘇軾遠貶惠州，陳軒即由廬州改知杭州，三年改知江寧，元符二年又改知潁昌府，仕途順遂。陳軒雖然並未列身新黨，但他的升沉榮辱却與新舊兩黨對高麗政策的歧見消息暗通。

蘇軾在黨争中的地位總是這樣：他不算舊黨的首領，但常常充當舊黨政見的主要代言人。論高麗問題又是如此，他是反對者中言論最系統、態度最鮮明的一位。

蘇軾的奏議寫於元祐四年、八年，對其是非曲直的估量，就需要對宋麗復交十多年來宋廷推行“聯麗制遼”政策的效果及其前景，進行一番考察了。

在宋代士大夫中，雖然可以區分爲親麗、反麗和中立三種類型，（參見申采湜《蘇軾的高麗觀》，《中國學報》第27輯，1987年，漢城）其間有着頗爲清晰的黨争分野。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持反對態度者的人數越來越多。且不局限於舊黨人士，其原因在於經過多年的雙方頻繁交往，宋廷在政治、軍事上得益甚微，宋麗軍事聯盟始終未能形成，没能實現抑制契丹的初衷，僅在文化（書籍、音樂、醫藥）和商業貿易上有所收穫而已。曾鞏在任明州知州時，已感到回贈麗使所費不貲，公帑難以支付，在《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中提出雙方交往應以“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爲原則，對高麗給予地方官吏的饋贈應予辭讓，這就同時能減輕宋朝回饋的負擔（《曾鞏集》卷三五，中華書局1984年版）。這是在元豐二年（1079）。然而宋神宗未予採納，仍於次年正月下詔：“高麗國王每朝貢，回賜浙絹萬疋，須下有司估准貢物乃給，有傷事體，宜自今國王貢物不估值，回賜永爲定數。”（《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三六）不問來貢價值多少，一律每次回賜萬疋浙絹。這可看出元豐二三年時雙方交往尚處於高潮階段。曾鞏屬於舊黨，他對高麗的友善態度不能視作與黨派觀念有違，而是與當時雙方外交發展階段有關。到了元豐八年，京東轉運使鮮于侁上書，他根據轄境内的種種情況，“乞止絶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然而結果是“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於前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一，元豐八年十一月丁酉條）這是兩國關係將要降温的信號，當然與神宗是年已去世有關。正是在同一年，蘇軾赴任登州途中，寫了那首不滿因建“高麗亭館”而造成人民逃亡的絶句。這事即發生在同一京東地區。往後，於元祐四年、八年，纔有蘇軾的六篇奏議，其言論的系統、態度的鮮明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們讀蘇軾奏議：“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論高麗進奉狀》，《蘇軾文集》卷三〇）其回顧總結的語氣，説明蘇軾對長達十六七年（若以寫此奏議之時計，則已二十三年了）“聯麗制遼”政策的利弊得失，已在作深刻的反思。蘇轍也反復説道：“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欒城集》卷四六，四部叢刊本）蘇轍所説的“今”爲元祐五年，離熙寧三年復交已二十年，他看不到聯麗的實際成效，只見大量帑廪滚滚付之東流，權衡利弊，得不償失，蘇軾兄弟倆的失望和不滿不能説是没有道理的。

宋、麗軍事聯盟之所以未能形成，重要原因是宋朝的軍事實力並未明顯優於契丹，高麗自不能輕率完全倒向宋朝。早在文宗十二年（1058，宋仁宗嘉祐三年），文宗初萌復交之念，内史門下省表示反對：“國家結好北朝，邊無警急，民樂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昔庚戌之歲，契丹問罪書云：‘東結構於女真，西往來於宋國，是欲何謀？’又云：‘其於中國，實無所資，如非永絶契丹，不宜通使宋朝。’從之。”（《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文宗十二年條）臣下們從地緣接近立論，認爲高麗與契丹通好，“以此保邦”，纔是“上策”；而於宋朝，“實無所資”，若通使交好，則要付出“永絶契丹”的沉重代價。因而，希望高麗納入聯宋抗遼的軌道，對高麗來説，不能不是十分困難的選擇。熙寧三年的宋、麗復交，從雙方史書記載來看，採取主動的是宋神宗。《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文宗二十二年（1068，熙寧元年）七月條載：“宋人黄慎來見，言皇帝（宋神宗）召（詔）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發運使羅拯曰：‘高麗古稱君子之國，自祖宗之世，輸款甚勤，暨後阻絶久矣。今聞其國主，賢王也，可遣人諭之。’於是，拯奏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王悦，館待優厚。”兩年以後即文宗二十四年，宋復遣黄慎來。這纔有二十五年（熙寧四年）三月，高麗“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禮物如宋”，正式復交。在《宋史·高麗傳》中也有相類的記述。但蘇軾在《東坡志林》卷三《高麗公案》條又云：“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神宗）始有招徠之意。”則是高麗文宗首先向宋使發出的復交信息。這些不同記載反映出維護各自民族聲望和地位的微妙立場，也預示着真要建立起軍事聯盟，存在着太多的未能逆料的不穩定因素。

馬端臨説：“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中朝之招徠高麗也，蓋欲柔遠人以飾太平耳。”（《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高句麗條）此語頗可商榷。以“柔遠人”“飾太平”來推斷宋廷的動機，似未抓住要害；説高麗通好宋朝的目的是“慕華風”和“利歲賜”，後者不免誣妄，對勘兩國各自給予對方的饋贈，似以高麗支出爲巨；前者則是千真萬確的。綜觀宋、麗交往的全部歷史，高麗始終仰慕中華文化，對引進、吸取宋朝文明不遺餘力，其態度之至誠，奉禮之周到，千年後仍不免令人動容。例如高麗文宗王徽就做過這樣頗堪深思的“華夏夢”：“其國（高麗）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宫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此段文字見於《石林詩話》卷中（又見《石林燕語》卷二）是兩國復交時高麗使者告訴宋朝館伴張誠一的，自然是表示復交的誠意；但其深層的政治心理是對宋朝文明的欽羨，也符合其時日益漢化的發展趨勢，這是高麗通好宋廷的一個目的。另一目的是力圖在宋、遼之間採取“等距離”外交，借以擺脱契丹過重的盤剥與欺壓。還在熙寧初醖釀復交時，高麗禮賓省給宋福建轉運使羅拯的信中就直言不諱地説：“蕞爾平壤，邇於大遼，附之則爲睦鄰，疏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讋以摩遑。”（《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真實地描畫出與遼國相處的兩難處境。“陸讋”，畏懼之義，出班固《東都賦》。“附之則爲睦鄰”又談何容易！馬端臨記述説：“自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大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暴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高句麗條）一個民族所受的如此横蠻的暴力必然轉化爲抗争的動力，努力尋求擺脱“誅求”之途，轉向與宋朝結好，以形成一種牽制與平衡的機制，是很自然的。但要把這種“結好”再向前跨進一步，達到軍事結盟，這又是高麗所不敢爲的事情。因此，從高麗的通好目的這一角度來考察，同樣證明要實現宋朝“聯麗制遼”的構想，其前景是十分渺茫的。

歷史似乎有太多的連續性與重複性。如果我們把問題放在更長遠的時段上來考量，更能對蘇軾的高麗觀採取“瞭解之同情”的態度。

北宋末年，金繼遼而稱雄，東北亞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新的變化。宋徽宗時，繼神宗之後，出現又一次奉使高麗的高潮，但並無實際成效。欽宗即位，高麗派賀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上言：“高麗靡敝國家五十年。政和以來，人使歲至，淮、浙之間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安知不窺我虚實以報，宜止勿使來。”朝廷予以採納。（《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胡舜陟是《苕溪漁隱叢話》作者胡仔之父，是位有一定戰略眼光的能吏。靖康之難後他的謀建四鎮之議爲史家所稱道。遼人馬植（即趙良嗣）向宋徽宗獻“結好女真，相約攻遼”之策，遂至釀成金人滅宋之禍，又是胡舜陟奏准朝廷“戮之於市”的。（《宋史》卷四七二《趙良嗣傳》）他在這裏强調的靡費、失密、資敵三點，均與蘇軾所論前後相承。到南宋初，宋廷又有聯麗制金之議。愛國將領宗澤上奏云：“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建炎二年四月條，中華書局1988年版）然而在宋廷風雨飄摇的危局下，這只是畫餅之策而已。當時的高麗實動摇依違於宋、金之間，宋廷對高麗的政策基點已放在力求避免出現金、麗聯合而攻宋的局面之上。《文獻通考》云：“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即位，即遣胡蠡等爲高麗國信使，朝廷優其通金人；而金人亦以是時遣王樞持册使高麗，則亦優其爲我用也。”（《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高句麗條）宋、金雙方都想争取高麗。建炎二年（1128）三月，宋高宗派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爲大金、高麗國信使，抵高麗後，原擬借道高麗去金國，但高麗國王王楷却拒不應允，經過六十四天的交涉，“楷終奉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建炎二年三月條；卷一六，建炎二年六月條）可見高麗對金國的畏懼。紹興二年（1132）十二月，高麗派知樞密院事洪彝叙等來朝，宋廷原打算把他們安排在臨安府學住宿，但有大臣奏言“雖在兵間，不可無學，恐爲所窺”，於是“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以待之”。（《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均説明宋廷對高麗疑懼戒備心理的加重。以後高麗使者來宋，一般至明州而止，不去臨安，以免示人以朝廷虚實，走漏機密情報。［如紹興六年十一月，“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爲間”，賜金帛財物而遣之，“於是稚圭至明州而反”。（《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六，紹興六年十一月條）到了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至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宋廷予以同意。但殿中侍御史吴芾進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於是宋廷又予制止。（《宋史》卷一九八，紹興三十二年三月條）］這樣，南宋初以來産生的“聯麗制金”的構想徹底破滅了。四百年後的歸有光在《跋高麗圖經後》中對此有過評論，他在肯定地引述蘇軾的元祐奏議後説：

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宋徽宗）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鷄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震川文集》卷五）

他把宋高宗“結鷄林以奪二帝之駕”即“聯麗制金”的設想，譏之爲“迂謬”，爲“可笑”，誠哉斯言！正如西方一位哲人所言：歷史往往重複，但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是喜劇。從宋高宗以來聯麗的失敗，正可反溯宋神宗時那胎死在母腹中的“聯麗制遼”構想，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以後北宋“聯金滅遼”而北宋亡、南宋“聯蒙滅金”而南宋亡，這些聯合外援的計劃，到頭來，最大的受害者竟是宋朝自己！争取聯合外援的策略，必得立足於自身强大的基礎上。從南北宋之交以後的史實考察中，説明蘇軾的高麗觀有其歷史的正當性。

我們再引述朴趾源的有關意見，作爲本文的餘論。

朴趾源是清乾隆時來華游歷的朝鮮文人，他在《熱河日記》中幾次與中國士人王鵠汀討論過此一“東坡高麗公案”。對於蘇軾“五害”説的具體内容，他也不完全同意：“東坡札論，未免失言，小國慕華而來，大邦何必曰利？”但從總體上却又充分理解蘇軾的用心良苦：“子瞻以當時招徠高麗爲失計，觀其諸所記述，俱爲國家深長之慮。”下面一段與錢謙益對比的議論更饒有意味：

蘇東坡之惡高麗，則有以也。當時高麗專事契丹，而特以慕華之意，時入宋庭，中州之士，未必鑒悉素衷，或謂之窺偵朝廷者，無足怪也。且其貢路，自明州下陸，必儒臣館伴，而其供億之費，常亞於遼使，非與國非屬藩，而每在倔强夏國之上，則當時士大夫謂之無益者固宜。……錢牧齋爲東林黨魁，則以鄙夷我東爲清論，可勝憤惋耶？至於東國詩文，則尤爲抹殺。……

以下他引用錢氏《跋皇華集》文，文中指斥“東國文體平衍”，要求明朝使臣不要與之“酬和”。朴氏最後説：“吾故詳録之，以見牧齋毁我，異於東坡。”（以上引文，分别見《熱河日記》第445、731、748頁，朝鮮國立出版社1956年版）蘇、錢之同抑高麗，但其出發點和思想觀念有異：蘇軾完全從維護本國民族利益出發，一則恐被“窺偵朝廷”，於國防不利；二則供應糜費，於財政負擔甚重。而錢謙益却以大國優越感而“鄙夷”外族，一筆抹煞彼邦的詩歌成就，缺乏有容爲大的心態。朴趾源由於時間距離效應，其感情趨於冷静沉穩，見解也通達平允得多了。

圍繞蘇軾高麗觀不同意見的討論，説明堅持學術求真求實精神，而同時又應力求打破不同民族間的心理隔閡，溝通彼此的理解，互相尊重，實現平等對話，這是並不容易却又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的國際交往中同樣應該慎重對待。

（原載《文史》第46輯）

譜學篇

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宋人所編蘇軾年譜，今可考知者有九種（參見《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前言），國内流傳者僅王宗稷、傅藻兩種。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屢見著録，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云：“《注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四《經籍考》，書名“集”改作“詩”，是。餘全同）明徐獻忠《吴興掌故集》卷四《著述類》亦云：“《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但此譜國内久佚。康熙時見到宋刊《施注蘇詩》的邵長蘅已云“施氏譜無考”（《施注蘇詩》卷首《注蘇姓氏》），馮應榴亦云“施武子所爲《年譜》已不傳”（《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年譜》案語），實爲蘇軾研究中一大憾事。

復旦大學顧易生教授於1981年2月去日本講學，大阪市立大學西野貞治先生惠贈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影印本一件（此件實複印自倉田淳之助等所編《蘇詩佚注》一書，1965年3月日本同朋舍出版。筆者寫作本文時，尚未獲見）。久佚古籍，重返中土，彌足珍貴，易生先生囑爲撰文，介紹這一中日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

原件係抄本，分卷上卷下兩册，共一一四頁。書前有陸游序、施宿序，後有施宿跋、日人未雲叟跋。年譜正文用表格形式，分作“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中熙寧六年、七年之間缺四頁，紹聖元年缺兩頁，其他皆完整。語涉宋帝，則空格；“惇”字缺末筆（如章惇、安惇），故知其所據底本爲南宋本（宋光宗名趙惇）。

一、從施宿序、跋看《施注蘇詩》

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後稱《施注蘇詩》），與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是現存最早的兩部重要的蘇詩注本，前者編年，後者類編，各有所長，施注本尤有特色，理應並傳兼行。但在清康熙以前，却是王本獨行天下，施本沉晦不彰。康熙時宋犖購得宋刊施本（殘本，施宿《年譜》亦缺），請邵長蘅等補綴刊刻，始得流行；但邵氏等妄改妄删，頓失宋刊原貌，爲後世版本學家所詬病。近來有學者重視對施本的研究，弄清了一些問題。（參看劉尚榮《宋刊〈施顧注蘇詩〉考》，見《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6輯。已收入其《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一書。）施宿兩篇序跋的發現，對進一步認識施本的面貌有很大的幫助。

（一）施元之稿本的成書年代。由於現存宋刊施本没有序跋，成書年代和過程無考。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又未提及施注，故一般學者皆認爲施本後於王本。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云：“考王梅溪之卒在乾道七年，書標王狀元而不係官與謚，或更在其未卒時。施德初卒年無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於嘉定間始刊其父所注。若施顧注先出，集百家注本必兼採之，今並無其姓名，則楊氏所云施氏書後出，無疑也。”所説“楊氏”，指楊瑄，但其所作百家注王本序實未明確斷定“施氏書後出”。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更謂施本“已較《集注》後出三十五年”。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五亦云：“《東坡詩》舊注，今所傳者惟王氏、施氏二本。梅溪《集注》成於乾道間，施顧之注，至嘉定初，德初之子宿始經刊行，已後《集注》三十餘年。”但施宿序文證明這一説法並不準確。施宿説：

東坡先生□（原文此处为方框）（詩），有蜀人所注八家，行於世已久。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閒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這篇序文作於嘉定二年（1209）。這裏首先提出，施元之是因“八家”本“缺略”而發意著書的，故仍採用“八家”本編年體例，他並未看到署名王十朋的集百家注本。關於集百家注本，《四庫提要》已辨其爲書坊僞托王十朋之名，以廣招徠，但受到馮應榴、王文誥及今人的異議；其實，僞托説未可厚非。王十朋是高宗時狀元，又是孝宗時政治舞臺上的活躍人物，屢次上書，力圖恢復，又歷知各州，如他確在“乾道間”或更前作成《集注》，應爲時人所熟知，但從現在材料來看，直至他晚年及死後三十多年間，竟無人提及此事。《庚溪詩話》卷上：“今上皇帝（孝宗）尤愛其（蘇軾）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内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内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制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孝宗在乾道初只看到“趙夔等注軾詩”，如果有王十朋注本，孝宗君臣何以不聞不知？反對“僞托説”的王文誥，也不得不承認“乾道時趙堯卿等注已陳乙覽，即《八注》《十注》合刊之證，時《百家注》未出也”。（《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阮元也説，“龜齡《集注》，實由《八注》《十注》推廣”。（《蘇詩編注集成序》）此可疑者一。樓鑰爲胡穉所作的《簡齋詩箋叙》云：“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奥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蜀趙彦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樓鑰此序作於“紹熙壬子正月吉”，即光宗紹熙三年（1192），距王十朋之死已二十一年，尚稱趙彦材所注蘇詩爲“最詳”，足證未見百家集注本。此可疑者二。陸游與王十朋同朝，他於寧宗嘉泰二年（1202）所作《注東坡先生詩序》，又無一字提及王十朋編纂《集注》之事，而此序主旨正是闡述注蘇之難，理應提及。其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一年。此可疑者三。今存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稱其“舊得公詩《八注》《十注》”，乃至“百人”，而施元之却僅僅依據《八家注》來補其“缺略”，如果王十朋序是真的，這也有悖情理。施元之曾主持多種典籍的刊印，是位著名出版家（見《書林清話》卷三），他又“以絶識博學名天下”（陸游語），並非孤陋寡聞的鄉間冬烘。他專攻蘇詩，何以只見《八注》，不見王十朋所見的《十注》乃至“百人”注呢？施宿序文亦未提及王書，説明直到嘉定二年王書未必出現。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八年。此可疑者四。此外，今傳世王本的最早刻本，爲南宋黄善夫家塾本。此書避宋諱至“敦”，亦在光宗（趙惇）之後。至於馮應榴等人反駁“僞托説”的論據，亦大都似是而非。如馮氏云：“王楙《野客叢書》已有‘集注坡詩’一條；明王弇州《長公外紀》云‘王十朋集諸家注’；《楊升庵集》亦云‘王十朋注’。則由來已久，未可竟疑其僞托矣。”（《蘇詩合注》卷首《凡例》）檢《野客叢書》卷二三“集注坡詩”條，其内容爲駁正趙次公注和程注，所言《集注》實乃《八注》《十注》之類，不能作爲《百家集注》之證；而王世貞、楊慎已是明人，所言更不足爲據。因此，僞托説不能遽斷爲非，今傳《百家集注》本其最早刻本又在光宗之後，要斷定施元之成書在《百家集注》本後，是缺乏説服力的。

其次，施宿序文還指明施元之成書的具體年代。他説，在其父成書“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他請陸游作序在嘉泰二年（1202），上推“二十餘年”（以二十五年計），則施元之成書約在淳熙四年（1177）左右。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時，曾於淳熙三年彈劾施元之（時任贛州知州），施遂奉祠離職，大概即是施宿序中所謂“閒居”著書時期。又玩“歲久成書”語意（陸游序亦謂“用工深，歷歲久”），則其成書當在淳熙四年之後。［陳乃乾《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蹟考》（載《學林》第6輯，1941年4月），定施元之卒年爲淳熙元年（1174），似不確。施罷贛州任在淳熙三年，有確證，見《辛稼軒年譜》。施宿序中又説，其父“閒居”“歲久成書”以後，“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筆之書者，亦尚多有”，説“末年”，則其去世當比淳熙四年更晚。］這一點也是以前研究施注本時未能確定的問題。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謂旅元之“與顧禧爲編年注，應在淳（熙）、紹（熙）之時”，其推測大致相近，但無論據。

（二）注文分合問題。施注本包括題下注和句中注兩部分，最後完成於施元之、顧禧、施宿三人之手，但現存宋刊施本並未標明三人分注體例，清代學者多所考證，但意見分歧。或謂施元之作“書中自（句）解”，施宿作“題下小傳，低數字”，即題下注（鄭元慶《湖録經籍考》卷六）；或謂“詩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注”（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翁本附録》）；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爲施元之、顧禧二人筆，施宿僅作“題注末補載墨跡石刻及較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係顧禧獨爲（阮元《蘇詩編注集成序》）。詳情參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二。余氏云：“推勘全書體例，證以陸序，實如王氏、阮氏之言。”此説幾乎成爲定論。

施宿序文却證明鄭元慶的説法是基本正確的。施宿説，在其父成書以後：

宿因陸公（游）之説，拊卷流涕，欲有以廣之而未暇。自頃奉祠數年，舊春蒙召，未幾汰去，杜門無事，始得從容放意其間。……故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於陸公之説，反覆先生出處，攷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採之《國史》以譜其年……

嘉泰時陸游之序僅云“司諫公（施元之）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未提施宿之名，説明其時施宿尚未對此書進行加工，亦未作《年譜》，僅是施、顧兩家注的稿本。到了嘉定元年（施宿序作於嘉定二年中秋，文中云“舊春”。這年十一月，施宿被起用爲吉州知州，旋又罷職。《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四：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廣東提刑常褚、新知吉州施宿，並罷新任，以臣僚言褚謀身姦邪，宿邀功避事。”事與“舊春蒙召，未幾汰去”相仿，惟年、月不合。），施宿閒居時纔對此稿本作進一步補益，並作《年譜》。施序還明確指出，他的補益，“各附見篇目之左”，即題下注；内容是“紀事”：“反覆先生出處，攷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即包括蘇軾經歷、酬唱者行實和故老傳聞等，與句下注之“徵典”有所分工。驗之宋刊施本題下注，正是如此。阮元序云：“（題下注）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句中注）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這點被他看中了，但他由此而推斷前者出於施元之，後者出於顧禧，却不正確。現在再來看最早著録此書的《直齋書録解題》就更清楚了：“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從而推廣”即施宿序的“有以廣之”，用語一致，證明陳振孫曾寓目此序。《吴興掌故集》却把這兩句緊縮爲“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一句（《湖州府志》亦云“推廣爲《年譜》”），似乎施宿作《年譜》外再無其他補益，實是誤改。

題下注出於施宿之手，還可從宋刊施本中找到内證。卷一三《登望谼亭》題下注：“此詩墨跡乃欽宗東宫舊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卷一六《送劉寺丞赴餘姚》題下注：“劉寺丞名撝，字行甫，長興人。……後七載，公守湖州，行甫自長興道郡城赴餘姚，公既賦此詩，又即席作《南柯子》詞爲餞，首句云‘山雨瀟瀟過’者是也。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吴興錢氏園作。今集中乃指他詞爲送行甫，而此詞第云湖州作，誤也。真跡宿皆刻石餘姚縣治。”卷二〇《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題下注，記蘇軾爲楊道士二帖，“二帖書在蜀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云”。同卷《别子由三首兼别遲》題下注：“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所與九帖於洛陽。”卷二四《次韻錢穆父》題下注：“欽宗在東宫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籤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吴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於元孫户部郎樂道槃。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卷二五《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題下注：“……宿刻此帖（指蘇軾與王晉卿都尉一帖）餘姚縣齋，汪端明刻此詩成都府治。”卷二七《韓康公挽詞三首》題下注：“三詩墨跡精絶，宿嘗刻石餘姚縣齋。”這些題下注皆有“宿”自稱，是爲其手筆的鐵證。從後面我們論及《年譜》正文時可以看到，施宿熟稔史事，對《國史》别擇精嚴，又精於碑刻，博採傳聞稗説，與題下注的全部内容正復相類，充分發揮他的專長。題下注的内容和文風基本一致，馮應榴懷疑“似亦有元之注”，也是缺乏根據的。

還應説明，施宿對題下注的撰述，態度十分認真，嘉定二年後，仍在陸續增補。卷二二《任師中挽詞》題下注云：任師中（任伋）“曾孫希夷字伯起，圖南字伯厚，皆踵世科。伯起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按，《中興東宫官寮題名》（存《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任希夷”條云：“嘉定四年正月，以宗正丞兼舍人。六月，以秘書丞升兼侍講。六月，除著作郎，仍兼。五年十月，除將作少監，仍兼。六年正月，兼權左司郎官。十月，除秘書少監，仍兼。”（《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嘉定］四年正月，宗正寺丞任希夷兼太子舍人。六月，以秘書丞兼侍講。七年，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無任將作監、侍講時間。）任希夷，《宋史》有傳，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但施宿僅云“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不及以後官職，此“今”正施宿撰述之時。這説明遲至嘉定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施宿的題下注仍未定稿，尚在繼續訂補。

前人對此書題下注評價甚高。張榕端《施注蘇詩序》云：“又於注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邵長蘅《注蘇例言》云：“《施注》佳處，每於注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教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證彼，務闡詩旨，非取泛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迥非諸家所及。”王文誥亦謂“最要是題下注事”，但他把這一成績記在施元之的名下，未免抹煞施宿之功。

施注本注文分合問題應以鄭元慶之説爲勝。他是根據傳是樓宋刊本（即宋犖本）而作出的判斷，阮元、王文誥兩人實未親見宋刊本，故而推斷失誤。但鄭説對顧禧的作用只字未提。今宋刊本句中注内仍有數處標明“顧禧注”。如卷二〇《橄欖》“已輸崖蜜十分甜”句：“（［施注］）《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木蜜。……［顧禧注云］記得小説：南人誇橄欖於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柿。……”又如卷三四《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須煩李居士，重説後三三”句：“（［施注］）延一《廣清涼傳》：無著禪師游五臺山，見一寺，有童子延入。無著問一僧云：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無對。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顧禧云］此詩方叙燕游，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悦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聞其説於强行父云。”這説明當顧禧對施元之注有異議或重要補充時，纔標出姓氏，其他就不作明顯分别。

總上所述，施注本分注體例應該是：句中注係施元之、顧禧“共爲之”，題下注爲施宿手筆。鑒於題下注的重要性，應該充分肯定施宿對此書的貢獻。

（三）施注本刊刻年代——所謂“嘉泰本”。宋犖在《施注蘇詩序》中，稱其所得原刊本爲“宋嘉泰間鏤板行世”之本，邵長蘅《題舊本施注蘇詩》亦謂“鏤板於宋嘉泰間”。以後不少學者皆因陸游於嘉泰二年爲該書作序，遂定爲刊刻之年。翁方綱《蘇詩補注》卷八引桂馥語云：“陸放翁序在嘉泰二年，此注本當刻於嘉泰初。”伍崇曜《蘇詩補注跋》亦稱“先生（翁方綱）舊藏蘇集（即宋犖本），爲宋嘉泰槧本”。此本現存臺灣“中央圖書館”，其《善本書目》逕以“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著録。近人亦多從此説。其實是不正確的。

如上所述，施宿序文作於嘉定二年，嘉定五六年尚在對題下注進行補益，而新見到的施宿跋文更作於“嘉定六年中秋日”，距陸游作序時達十一年。這都説明嘉泰時尚未刻印。刊刻的地點確在淮東倉司。鄭羽在景定三年時曾取施注舊板，修補“重梓”，其跋云：“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浄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兹，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明言“淮東倉司所刊”。而嘉泰時施宿尚官紹興通判。他何時任提舉淮東常平司，不可確考。（陳乃乾先生定於嘉定五年至七年，不知其據）但嘉定六年他確在淮東倉司任上。是年他曾刻王順伯《石鼓詛楚音》，並跋云：“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末署“嘉定六年重五日吴興施宿書”。文中“海濱”即指淮東倉司所在地泰州。章樵《石鼓文集注》云：“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淮東之於施宿，正如衢州之於施元之，是他致力於刊刻文籍之地，允有注蘇詩之刻。（施宿序末署“嘉定二年中秋日吴興施宿書”，跋文末署“嘉定六年中秋日吴興施宿書”，與《石鼓詛楚音》跋所署，格式完全一致。）另據《揚州府志》：“紹興辛巳，完顔亮寇州。（泰州）城廢。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修築，守翁潾、何郯繼之。六七年間，纔甓二里餘。朝（廷）以委提舉茶鹽事施宿。工竣，視舊增五之一。”從開禧二年丙寅（1206），中經“六七年”，正是嘉定五六年，足證其時施宿在任。又，據余嘉錫考證，施宿“實死於嘉定六年之冬”（《四庫提要辨證》卷七，詳下），即死於淮東倉司任上，施注本的刊刻當不能晚於其後。而施跋作於是年中秋，則施注本亦不能於此前刻成。據此，宋刊原本擬定名爲“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

（四）施注本流傳不廣的原因。《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五：嘉定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直秘閣施宿罷職與祠禄，以中書舍人范之柔言其昨任淮東運判，刻剥亭户，規圖出剩，以濟其私。”同書《職官》卷七六又云：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詔，施宿特與改正，追復朝請大夫，以其女（原脱）安人妾施氏自陳，故父宿昨任淮東提舉日，但知盡忠報國，討究弊源，撙節浮費，不顧怨仇，悉皆痛革，是以取怨於僚屬，有忤於交承，不幸身死，謗議起於讐人，誣合傾擠。死及百日，忽（原誤作勿）致臣僚論父鹽政及修城事。於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一家骨肉星散，狼狽暴露，故父靈柩，亦皆封閉，寡妻弱子無所赴愬。……去年八月内明堂赦恩，及今年正月内受寶大赦，念妾等存没銜冤，迄今九載。”根據這兩條材料，參考余嘉錫的考證，排比施宿晚年及死後有關事項，作時間表如下：

這説明施注本的刻印離施宿之死相距甚近，僅二三個月，施宿生前恐未必親見此書；此書甫即竣工而全家即遭抄籍，連“靈柩亦皆封閉”，刻成之書亦不免受損。而且，在施宿的罪狀中，除了貪污鹽款和修城款外，還直接涉及本書。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條云：

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原注：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贜私。

傅穉是施宿的同鄉，施宿等於嘉泰二年修《嘉泰會稽志》時，傅於浙東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參與其事。（見《嘉泰會稽志》跋末）至此“窮乏相投”而寫施注上板，施宿却因此而被彈劾治罪，施注本的厄運當亦意料中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四云：“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指施注蘇詩）刊版，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指出“傳本頗稀”是由於“遭論罷”，是正確的，惜語焉不詳，且時間和地點皆誤。（施宿任餘姚知縣在慶元初，見孫應時《餘姚縣義役記》，嘉泰時宿任紹興通刊。）宋犖本（尚存十九卷）確是魯殿靈光，吉光片羽，今存臺灣，懷想不已。施注嘉定原刊本，另尚存兩部殘本，但卷帙不多（一僅四卷，中有殘缺，一僅兩卷），今藏北京圖書館。按：1993年4月，我有幸訪問臺北“中央圖書館”，終於得見此“館藏最風雅的書”，十多年前之“懷想”，一旦實現，忭喜何似！且已標明爲“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改正其“嘉泰本”舊説。

二、施《譜》正文的特點和價值

施宿《年譜》的重現，使現存宋人所作蘇軾年譜增至三種。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今首見於《東坡七集》本；傅藻《東坡紀年録》，首見於《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王宗稷，五羊人，字伯言，紹興中曾至黄州；傅藻，仙溪人，字薦可。其他所知皆甚少。王《譜》無序、跋，傅《録》有跋，自稱其書是在段仲謀《行紀》、黄德粹《系譜》兩書基礎上編撰而成。施《譜》有序有跋。王宗稷雖較傅、施年長，三譜却都未互相提及，看來是各自成書的。

邵長蘅云：“五羊王氏《年譜》綜其大端；仙溪傅氏《紀年》核於月日，要亦互有得失。”（《施注蘇詩》卷首《年譜·跋》）施《譜》比之王《譜》、傅《録》，篇幅加多，更較詳備。而其主要特點是增設“時事”一欄。施宿在序跋中兩次提到“採之《國史》以譜其年”，即此。此欄字數甚至與“出處”欄即記叙蘇軾一生行實者，相差無幾。這與他對譜主的總的認識有關。其《序》中詳述蘇軾在“熙寧變法之初”及至“既謫黄岡”、“元祐來歸”、“紹述事起”這三個階段的遭遇和表現，最後説：“蓋先生之出處進退，天也。神宗皇帝知之而不及用，宣仁聖后用之而不能盡，與夫一時用事者能擠之死地而不能使之必死，能奪其官爵、困戹僇辱其身而不能使其言語文字不傳於世，豈非天哉！”這段文字，吸取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的筆調，表達他對蘇軾的總認識，也是他寫作《年譜》的總綱。也就是説，他不僅爲文學家蘇軾譜年，更重要的是爲政治家蘇軾立傳。因此，他主要根據王安石變法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以及新舊兩黨在政治舞臺上的消長變化這兩條綫索，從《國史》中採録和組織材料，其他“時事”就略而不叙。他記叙了王安石受命變法的情況，也記叙他兩次罷相的過程；記叙了各項新法始行及罷廢的情況，也記叙圍繞各項新法行廢的鬥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加的一些案語。如熙寧三年條，在叙述各項新法始行情況後説：“按，新法之行青苗始於陝西，助役始於京東、兩浙，常平則自陝西、河東始，保馬保甲則自府界畿縣始，市易則自秦鳳始。蓋自古變法者，其始皆有所疑懼不安，故試之一方一所，以驗其法之可行與否也，及其主之既力而小人迎合皆以爲便，始推而達之天下矣。”在王安石受到普遍譴責的南宋時代，施宿能指出新法是通過試驗而漸次實施，既是從史實中得出的正確結論，也表現出可貴的史德。又如元祐四年條，在總結“元祐更化時期”的政局變動時説：“按，元祐諸賢欲革弊而不思所以自善其法，欲去小人而不免於各自爲黨，憤嫉太深而無和平之（即“氣”字），攻詆已甚而乖調復之方，同異生於愛憎，可否成於好惡。朝廷之上，議論不一，差役科場，久而不定，更易煩擾，中外厭之。……故當其時，潛懷窺伺，陰謀動摇者已伏其間，而諸賢輕患忽禍，自以無它，方更相攻擊不已，卒使小人藉之以爲資，起而乘之，馴至大變，豈專王、吕、章、蔡之罪哉！”這段話亦頗有見地，代表當時的另一種議論。陸九淵也説：“熙寧排公（指王安石）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荆國王文公祠堂記》）雖稱新法有“罪”，但新舊兩黨各負其咎，這在王安石被目爲禍國姦佞的輿論浪潮中，不失爲持平之論。這兩段按語，後段與蘇軾批評元祐初“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之二）的看法，基本一致；前段却與蘇軾所見不同，蘇軾正是着力攻擊新法爲驟變、突變的。在《上神宗皇帝書》中，他指責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造端宏大，民實驚疑”，而主張“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施宿對蘇軾懷有深深的敬意，但並不阿私附和，以他的是非爲是非，而能堅持自己獨立的見解，這也是其書高出王《譜》、傅《録》之處。

施宿所採録的《國史》材料，不僅描繪出譜主活動時代的政治面貌，而且爲譜主的遭遇和行爲提供理解和評價的根據。正因爲如此，“時事”欄的記叙雖然偏詳，似不合一般年譜體例，但對譜主的認識却更有幫助。不少記叙與“出處”欄上下呼應，相得益彰。如嘉祐六年條，九月御試，詳列考官姓氏，即爲了更好説明蘇軾是年中制舉。熙寧二年至四年，詳叙新法始行及其鬥争過程，與蘇軾其時經歷緊密綰合，互爲補充。其後蘇軾外任，“時事”欄即相對減略，只記與蘇軾有關“時事”，如熙寧五年，僅記盧秉爲兩浙提刑，專提舉鹽事，因與蘇軾在杭開運鹽河、去湖州有關。至元豐八年，哲宗即位，政局反復，始又詳記“時事”，爲蘇軾從黄州返回的一系列“起復”、提升提供背景。尤如元祐元年的差法之争，上下兩欄，互爲表裏，各有側重，於勾畫譜主其時行實更爲明晰。紹聖元年，又詳叙李清臣、鄧温伯“首建紹述”之説，政局又變，於是又有蘇軾的知定州、貶嶺南。凡此都可看出施宿對史料别擇精嚴、一切服從於突出譜主的“筆法”。另有不少記叙起了補充“出處”欄的作用。如熙寧七年條，蘇軾知密州時，“五月，天章閣侍制李師中言：‘乞召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馬光、蘇軾、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以大言求用，責散官安置。”此條雖列“出處”欄，但説明蘇軾雖處外任，仍與朝廷中的黨争息息相關。

當然，《年譜》一類著作的基本要求是對譜主的家世、生平、交游、創作等作出全面而正確的介紹。施《譜》的重點不能不在“出處”欄。比之王《譜》、傅《録》確有更正確、更詳明的特點。今依年序，對勘三書，先舉其可供糾誤之例。

（一）熙寧初年的活動。熙寧二年蘇軾服父喪後返京，時值王安石議行新法，蘇軾捲入新舊兩黨之争。對這段史實的具體記載，出入很大。一是從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宋史·蘇軾傳》、蘇軾本集以及從王《譜》、傅《録》直至清人王文誥《蘇詩總案》、近人曹樹銘《東坡年表》等，都把蘇軾以多篇奏疏形式開始反對王安石新法的時間，定爲熙寧四年；一是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清人譚鍾麟所刊《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等及其他史書，則定爲熙寧二年。黄任軻先生《蘇軾論新法文字六篇年月考辨》一文（見《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六輯），根據史料及蘇軾奏議内容，力駁“熙寧四年”之誤，論據充分，似可定論。施《譜》對此所載頗詳，與黄説基本一致，不僅可以助成黄説，而且有所補充和糾正。這段經歷對評價蘇軾關係甚大，歷來年譜又都失誤，故分條詳列施《譜》主要内容和事件如下：

（1）熙寧二年，“春，至京師，除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時王安石方用事，議改法度，以變風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

按，此條向無甚大疑異。

（2）“五月，以論貢舉法不當輕改召對，又爲安石所不樂。”

按，此即蘇軾《議學校貢舉狀》。《墓志銘》系統作熙寧四年，如本集作“熙寧四年正月”，誤。《長編》系統作二年，如《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二“蘇軾詩獄”條云：“熙寧二年五月，羣臣准詔議學校貢舉，力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奏云云”，是。此條及以下第七、八、九各條的具體辨證，可參見黄任軻先生文。

（3）“未幾，上欲用先生修《中書條例》，安石沮之。”

按，此條諸年譜皆失載。《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上（神宗）曰：‘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别試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書條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軾非肯違衆以濟此事者也。恐却欲爲異論，沮壞此事。兼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也。’亦可補諸譜之失。”

（4）“秋，爲國子監考試官，以發策爲安石所怒。”

按，此即蘇軾《國學秋試策問》。《宋史·蘇軾傳》叙此事於《上皇帝書》後，則在熙寧四年；本集未列年月。黄文考定爲二年八月，是。餘詳下。

（5）“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誣先生遭喪販蘇木入川事，遂罷不用。”

按，修《起居注》事諸年譜皆失載。《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熙寧二年“十一月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奬之人？……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亦可補諸譜之失。

（6）“（冬），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權開封府判官。先生決斷精敏，聲問益振。”

按，蘇軾任開封府判官時間，《墓志銘》系統均列於熙寧四年，誤。黄文認爲“至少（熙寧二年）八月之前”，亦與施《譜》所説“冬”季不同。黄文主要根據是《國學秋試策問》一文，此文確作於二年八月。司馬光《温公日録》云此文係“軾爲開封府試官”時所作，黄文因謂“當時蘇軾必已擔任‘權開封府推官’，顯然是以這個身分出來兼任‘開封府試官’的。”似可商榷。“秋試”是省試以前的地區性考試，以確定參加省試的資格，亦稱“發解”。熙寧二年的國子監和開封府的考試是分别舉行的，直至熙寧八年以後纔予合併（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卷一五、《續通鑒長編》卷二六六、《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等），因此蘇軾這道策問，是“國學秋試”還是“開封府秋試”，兩者必有一誤。查《宋會要輯稿·選舉》卷一九“試官”條，開封府和國子監的秋試試官皆由朝廷直接任命，大都爲三館秘閣之臣，並非開封府或國子監的現任官。尤爲重要的，其熙寧二年八月十四日條又云：

以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集賢校理王權、秘閣校理王介、安燾、李常、館閣校勘劉攽考試開封府舉人，虞部郎中陳偁監門；監察御史里行張戩、直史館蘇軾、集賢校理王汾、胡宗愈、館閣校勘顧臨考試國子監舉人，比部郎中張吉監門……

這裏明確指出，蘇軾時以“直史館”被任爲國子監試官，並非開封府試官；當時他也未任“開封府推官”。此其一。《國學秋試策問》爲《東坡七集》本《前集》原題，而《前集》據胡仔所云“乃東坡手自編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若無確鑿證據未可輕易懷疑。此其二。再看《長編》系統的記載。《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初，軾爲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時、事皆合。同卷記蘇軾五月上《議學校貢舉狀》、神宗即日召對後，王安石與神宗的一次談話。神宗“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如何”？王安石提出，“軾亦非久，當作府推”。神宗則“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却爲王安石所阻，連“府推”事亦不了了之，這是五月之事。其後，十一月己巳任命蔡延慶、孫覺同修《起居注》，神宗“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又阻之，提出“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結果修《注》一事固然罷用，“省府推判官”亦未落實，説明遲至十一月（或稍前）蘇軾尚未接任此職。直至十二月記蘇軾上《諫買浙燈狀》時，其官衔上纔出現“權推官”字樣。這些記述前後連貫，順理成章，毫無破綻，頗可據信。此其三。因此，施《譜》定蘇軾任開封推官在熙寧二年“冬”，當屬可信。《温公日録》“開封府試官”云云，不足爲據；即便是實，亦不足證明時在開封府任職。

（7）“（冬），上疏論買燈事，上嘉納之。”

按，此即蘇軾《諫買浙燈狀》。《墓志銘》系統作熙寧四年，如本集作“熙寧四年正月”，誤。《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熙寧二年“十二月，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施《譜》定爲熙寧二年“冬”，相合。

（8）“（冬），又上疏論事，慷慨不屈”。

按，此即蘇軾《上皇帝書》。《墓志銘》系統作熙寧四年，如本集作“熙寧四年正月”，誤。《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十二月……上納其言（指《諫買浙燈狀》），軾因奏書獻上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施《譜》定爲熙寧二年“冬”，亦相合。

（9）熙寧三年“春，差充殿試編排官。時御試始用策。上議差先生爲考官，安石言先生所學乖異，不可考策，乃以爲編排官。先生擬對以奏。”

按，“擬對以奏”即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墓志銘》叙此事於熙寧四年，本集無年月。《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同上卷云：“（熙寧）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第，叶祖洽以阿時置第一，軾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許”，“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此即蘇軾寫作此文的背景。施《譜》定爲熙寧三年“春”，亦合。蘇軾於二月另有《再上皇帝書》，施《譜》失載。此書《墓志銘》系統亦誤，如本集作“熙寧四年三月”。見黄文所考。

《墓志銘》系統記載失誤之由，清人張大昌曾有合理的推測，問題即出在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墓志鉻》云：“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張大昌説：“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則諸書所載事蹟日月無不吻合，集中於《議貢舉狀》以下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淺人又據《年譜》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斷爲正月也。”（《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按語）“四”“是”一字之差，遂影響到《宋史·蘇軾傳》、諸種《年譜》乃至本集。這個推斷似可信。至於施《譜》記叙正確，則得益於他所據以採録之《國史》。據《容齋三筆》卷四“九朝國史”條，當時《國史》包括三書，一爲《三朝國史》（大祖、太宗、真宗），二爲《兩朝國史》（仁宗、英宗），三爲《四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又據同書卷一三“四朝史志”條，記神宗等《四朝國史》，其《紀》《傳》爲洪邁所作，《志》則“多出李燾之手”。［《國史》一書爲南宋人所重。如王栐《燕翼詒謀録》，即“考之《國史》、《實録》、《寶訓》、《聖政》等書”而成（見《自序》），李心傳《舊聞證誤》亦多據《國史》糾正其他史書之誤。］《國史》今佚，但參與其事的李燾有名著《續資治通鑒長編》，其熙寧初年部分雖亦殘佚，但幸存於南宋人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之中。楊書不經見，故作蘇軾年譜者未採用其中材料。前面我們多引楊書比照施《譜》，若合符節，即證同出一源。《國史》係根據官方紀録編修而成，於時於事自較可靠。

弄清蘇軾在熙寧初年的活動和經歷，纔能正確評價他對新法的態度。自宋以後的各種蘇軾年譜對此所記皆誤，獨施《譜》記叙正確，條理詳明，確實難能可貴。

（二）倅杭時赴湖問題。趙彦材（次公）注《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説乞名與詩》“扁舟去後花絮亂”句云：“先生自杭倅以開運鹽河故至湖州，若去，乃三月矣，故曰‘去後花絮亂’。”（《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九）又注《贈孫莘老七絶》之二“閒送苕溪入太湖”句亦云：“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同上卷一五）

按，蘇軾於熙寧五年十月左右開運鹽河，有《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等詩可證；去湖州在是年十二月，乃是爲了“相度堤岸利害”。（見《東坡烏臺詩案》“與湖州知州孫覺詩”條。《墨妙亭記》亦云：“是歲（五年）十二月，余以事至湖。”）緣由是湖州知州孫覺因“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東都事略·孫覺傳》）蘇軾前去視察，這與杭州附近之開運鹽河無關。趙彦材以蘇軾在湖留至三月，亦誤，蘇軾是年回杭度歲。“扁舟”句實乃預測離别後湖州之景，故下句接云“五馬來時賓從非”，又云“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皆是想像日後重來時之情事。但趙注何以致誤？施《譜》提供了答案。其熙寧五年條云：“以轉運司檄監視開運鹽河，之湖州相度捍堤利害，又自湖之秀，蓋皆用盧秉（時任兩浙提刑）之説云。”原來開河、度堤雖爲兩件差使，却同出運司之命。趙注未加細考，遂混爲一事。或據趙注，謂蘇軾通判杭州時曾兩次去湖，亦未確。

（三）居住雪堂問題。王宗稷《年譜》在元豐五年條云：“《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則壬戌（元豐五年）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之後明矣。”

按，蘇軾於元豐三年二月初至黄州，居定惠院；五月，遷臨皋；四年，營東坡；五年春於東坡築雪堂。蘇軾《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詞序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既明言“居之”，何謂是年之冬“未遷”？今人或謂“其時雪堂尚未造好，故夜歸臨皋住宿”（《唐宋詞選釋》第105頁），但雪堂早在是年之春落成，何謂“尚未造好”？王文誥則言蘇軾“並未遷居雪堂”（《蘇詩總案》卷二二），但蘇軾《滿庭芳》（“歸去來兮”）詞序云：“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鄰里二三君子。”則“鄰里”二字又作何解釋？施《譜》元豐四年條云：“蓋先生初寓居定惠院，未幾遷臨皋亭。後復營東坡雪堂，而處其孥於臨皋。”原來雪堂作爲蘇軾游憩、居住或留客暫住（如巢谷、參寥等人）之所，其家眷仍住臨皋。故蘇軾常來往於兩處，其作品中時有反映。《臨江仙·夜歸臨皋》亦寫從“夜飲東坡”而醉歸臨皋，與《後赤壁賦》爲同一路徑。其《黄泥坂詞》云：“出臨皋而東騖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黄泥之長坂。”“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朝嬉黄泥之白雲兮，暮宿雪堂之青煙。”則蘇軾有時亦夜宿雪堂。王文誥“並未遷居”之説，亦嫌不够確切。

明乎此，有助於解決一些作品的疑異問題。如《浣溪沙》（“覆塊青青麥未蘇”）一詞，傅《録》係於元豐四年，而傅榦《注坡詞》殘本謂詞序後原有“時元豐五年也”一句。但朱彊村《東坡樂府》仍從傅《録》，不敢採用傅榦之説編年。原因大概是此詞詞序有云：“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携酒見過。”而詞中又有“臨皋煙景世間無”句，是此詞作於臨皋。而一般認爲蘇軾於元豐五年春從臨皋遷居雪堂，故定此詞作於元豐四年十二月二日。其實，依據上述蘇軾來往兩處的情況，亦可作於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臨皋寓所。是日“雨後微雪”，道路不便，蘇軾未去雪堂。傅榦，南宋人，其言當有所據，似可從。

（四）元豐八年，蘇軾自登州召還，“九月，除尚書禮部郎中。”此條王《譜》失載，傅《録》却作“召爲禮部員外郎”。

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五七，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卷三五九，九月己酉“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蘇軾於是年十二月所作《論給田募役狀》自署官衔亦爲“朝奉郎禮部郎中”。《東坡先生墓志銘》、《宋史·蘇軾傳》俱作“禮部郎中”。故知傅《録》誤。

（五）元祐元年，蘇軾在京，“九月，除翰林學士”。王《譜》不記月份，傅《録》却作“十月十二日”。

按，翁方綱《蘇詩補注》卷七云：“《宋史·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試中書舍人蘇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是月丙辰朔，丁卯是九月十二日。查氏（慎行）《年表》及本卷注，皆以爲十月十二日，訛。”《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七亦作九月丁卯。查氏蓋沿傅《録》之誤，施《譜》不誤。（但王文誥《蘇詩總案》卷二七以蘇軾於九月六日作《明堂赦文》，應在翰林學士任，則除命當在此以前，因列於八月條下，録以備考。）

（六）元祐二年，“八月，兼侍讀。”王《譜》不記月份，傅《録》失載。

按，蘇軾《辭免侍讀狀》：“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八月進《謝除侍讀表》：“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是初次除命在七月二十六日，正式任命則在八月一日。施《譜》是。

（七）元祐七年，蘇軾於“正月，（自潁州）移知鄆州，尋改揚州”。王《譜》在正月之後記云：“已而改知揚州。”傅《録》則明云：“是月（二月）移知揚州。”翁方綱《蘇詩補注》卷七云：“任天社《後山詩注》云：按《實録》，元祐七年正月辛亥，東坡自潁除知揚州。查氏《年表》據《紀年録》以爲二月者非。（原注：辛亥是正月二十八日）”

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六九：是年正月，“丁未，知鄆州觀文殿學士劉摯知大名府，知大名府資政殿學士張璪知揚州，知潁州龍圖閣學士蘇軾知鄆州。”後因鄭雍、楊畏、吴立禮言，“璪與摯皆不遷，蘇軾亦改揚州。（原注：軾改揚州在二十八日，今並書）”故知蘇軾自潁移揚，中經知鄆一番波折。施《譜》所記，亦較王《譜》、傅《録》翔實。

（八）元祐八年，政局將變，蘇軾出知定州。施《譜》記此事亦頗詳且確：“是夏，御史黄慶基、董敦逸連疏論川黨太盛，……先生尋亦乞越州；六月，以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除知定州。七月，再乞越，不允。按，先生雖補外，自此至九月尚留京師，行禮部事，……冬十月，到定州。”王《譜》却認爲“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内矣”。傅《録》云：“是月（八月）以二學士知定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

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四，謂定州之除在六月：“（六月）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散郎蘇軾知定州。”原注：“按，蘇軾奏議八月十九日以端明侍讀禮書論讀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又《實録》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州，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録》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政目》亦於二十六日書軾知定州。”所考與施《譜》吻合，故知八月、九月之説皆誤。又據《朝辭赴定州論事狀》，首署“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又云“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故知離京在九月。蘇軾到定州後，曾祭告故定州守韓琦於閲古堂，其《祭韓忠獻公文》首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故知到達定州必在十月。傅《録》作十二月，亦誤。

（九）紹聖四年，“閏二月，再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王《譜》却作”五月”，傅《録》作“四月”。

按，據《宋史·哲宗本紀》，是年閏二月“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别駕，移昌化軍安置”。同日，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又蘇軾《到昌化軍謝表》云：“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四月十七日爲惠州知州方子容親携“告身”告知蘇軾之時，亦證詔命必在其前。施《譜》作“閏二月”，是。

（十）元符元年，“時先生在儋，僦官舍數椽以居止，（董）必遣人逐出；遂買地城南，爲屋五間，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東坡先生墓志銘》云：“（紹聖）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王《譜》引此，即謂事在紹聖四年，傅《録》同。

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九五，董必爲廣南西路察訪，在紹聖五年（六月一日改元元符）三月；同書卷五〇八又謂元符二年四月，“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都與小處知州”，其原因之一，乃是“差察訪廣西，所爲多刻薄”。據此，董必逐蘇軾事當在元符元年（紹聖五年）。施《譜》是。蘇軾《與鄭嘉會書》：“初僦官屋數間居之，即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地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施《譜》云“五間”，亦有依據。（諸譜多據《墓志銘》作“三間”）

上舉可供糾誤者十例，下舉其詳明者兩例。

（一）熙寧四年，蘇軾出任杭州通判。王《譜》、傅《録》皆僅言“以言事議論大不協，乞外任，除通判杭州”。施《譜》則云：“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通判潁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參知政事馮京薦先生直舍人院，上不答。”反映出神宗對蘇軾的信用，並照顧其離京外任的要求，這對瞭解他們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和當時黨争情況，有一定幫助。

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四，神宗批出改通判杭州，在熙寧三年八月條；同書卷二二〇，馮京薦蘇軾在熙寧四年二月條。四年六月，蘇軾始赴杭。施宿將此二事補載於此。但首云“是年六月”，叙述不够嚴密。

（二）元豐二年，關於“烏臺詩案”的記叙，施《譜》採用了《東坡烏臺詩案》的大量材料，以突出此事對蘇軾一生思想、創作的重要影響。還特别補充當時二位宰相對此案的不同態度：“時二相吴充、王珪，充嘗爲先生致言於上，珪則擠之云。”

按，吴充説情，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〇一引《吕本中雜説》：吴充對神宗説：“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爾！行將放出也。”王珪擠之，見同書卷三四二：“元豐中，軾係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即舉其咏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句以陷之。（又見《石林詩話》卷上。但王鞏《聞見近録》等謂此事在蘇軾貶黄州之後。）

當然，施《譜》也有失誤之處，如嘉祐四年條“歲除，至長安”，實在江陵度歲；熙寧四年條“十一月，到杭。時杭守沈遘”，實爲沈立；元豐二年條“十二月二十六日詔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實爲十二月二十八日；元豐七年條“到泗，上表乞常州居住，邸吏拘微文不肯進，乃於鼓院投之”，實爲到揚州之事；元符三年條“二月，先生以登極恩移廉州安置”，實爲四月；同條“四月，先生以生皇子恩詔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實爲七月，等等。這在評價施《譜》時也是需要注意的。

施《譜》的詩歌繫年，也是它的重要部分。施《跋》即專就此問題而作。他説：“……歲月既久，始合諸家之傳以成一集，於先後有不暇深考者。今所刊本篇目次第，蓋仍其舊，《年譜》雖稍加釐正，而各有所據，其間亦不能與之無異，覽者當自得之。”説明其繫年與一般刊本乃至《施注蘇詩》有異。

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云：“編年勝於分類，查本似更密於施顧本。但《後集》五家注本編年犁然不紊，施顧本每卷排次亦撮舉大綱，最爲得當，邵長蘅《例言》中已言之。查本細分年月，轉欠審確。”這個評價是公允的。施顧本作爲今存最早的完整編年詩注本，功不可滅。施《譜》詩歌編年，經與《施注蘇詩》對勘，有很多不同，但大都似不正確，並非“釐正”，惜不知其“所據”，殊難理解，留待以後研究。

其個别詩篇繫年，却較精確，但又大都與《施注蘇詩》相同。如鳳翔時所作《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見而録之》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繫於治平元年，施《譜》繫於嘉祐八年，提前一年，是。因蘇軾於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八日罷鳳翔簽判任離去（見其《與楊濟甫書》：“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不大可能於十五日整日盤桓南溪，又於十六日過録《題南溪竹上》詩，且詩中對離任事一無反映。又如《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勖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施《譜》亦繫於嘉祐八年，是。因蘇轍和詩，在《欒城集》中亦編於《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和詩即《次韻子瞻南溪微雪》之次，《欒城集》爲蘇轍手編，當可信，但諸家注本皆誤繫於治平元年。又元豐三年蘇軾赴黄州詩，列有“至關山《梅花》、《朱陳嫁娶圖》、《宿禪智寺》、《初到黄州》”等詩。按，《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宿禪智寺》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繫於到黄州後，施《譜》列於到黄州前，甚是。前首作於岐亭（今湖北麻城）陳慥家中，正是蘇軾赴黄途中。其《岐亭五首·序》云：“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詩即作於此時。又據《弘治黄州府志》，黄州城内無禪智寺，而岐亭至黄州間則有禪積寺，疑即禪智寺，音近而誤，當爲蘇軾離岐亭後途中所宿，並作後一首詩。故施《譜》編年可從。又如通判杭州時所作“游孤山唱和”諸作，王《譜》根據《東坡烏臺詩案》編在熙寧五年。（《東坡烏臺詩案》“同李杞因獵出游孤山作詩四首”條云：“熙寧五年，軾任通判杭州，於十二月内，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杞，因獵出游孤山，作詩四首。”）施《譜》編在四年剛到杭州時。按，這四首詩即《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再和》、《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據《東坡題跋》卷三《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熙寧辛亥（四年），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歐陽修），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其《六一泉銘·叙》云：“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故施《譜》是。但在熙寧五年末，又列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一詩，當係誤羼。

有的詩歌編年比較審慎，如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卷首《例略》中，指責施顧注本“排纂尚有舛錯”時所舉二例：“《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黄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此二詩施《譜》編年即付闕如，没有勉强硬置。因此，編年部分仍可供參考和進一步研究，但其價值不如“時事”、“出處”兩欄，似可斷言。

1981年5月（原戴《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3輯）

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

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有舊鈔本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等一册。此書由五個部分構成：

（一）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全帙，並附陸游序、施宿序、跋等三文）；

（二）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殘本）；

（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十條左右，散見各處）；

（四）傅（應作“藻”）《東坡紀年録》的序傳部分（約七百多字）；

（五）蘇軾簡明年表五頁，當係《四河入海》末尾所附《紀行之圖》的節本。

王譜、傅録今存（前者見《東坡七集》本，後者見《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爲通常流行之本，並不罕見。施譜久佚，公元1963年倉田淳之助先生始在京都舊書肆發現，即予購藏，並在1965年影印於《蘇詩佚注》，始得公之於世，引起不少研究者的重視。但《佚注》本施譜有缺頁和缺字數處，而蓬左本却完整無損；何掄《年譜》雖屢見著録和稱引，却已早佚，而於蓬左本中首次發現，雖非足本，仍頗珍貴。要之，這一鈔本以施《譜》爲主體，何《譜》亦甚重要，故擬定名爲《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簡稱爲《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

但這一重要鈔本，因封面題爲《東坡紀年録》，故以傅藻《東坡紀年録》著録於有的圖書目録；又因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前，冠有“大全集年譜五羊王宗稷編”十一字，有的目録書籍又誤認施《譜》爲王宗稷所撰。這個鈔本遂未被人們注意，長期沉晦不聞。

1984年11月，我在東京大學伊藤漱平教授的熱情幫助和陪同下，並得到其他日本朋友的提示，又蒙蓬左文庫的接待，得見這一鈔本。既喜施《譜》可睹全璧，復驚何《譜》重見於世，特將這一鈔本的概況，鈔者及其年代、鈔本的構成、價值等作一記述和考辨。

一、鈔本的概況、鈔者及其年代

這一鈔本係“駿河御讓本”，有“御本”圖印。江户時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在駿府（今静岡市）設有藏書庫，稱爲駿河文庫。他於元和二年（1616）去世時，遺命將藏書分讓給在尾張等地的三個兒子，尾張的德川義直得到一百七十七部，建立尾張文庫。今蓬左文庫就是尾張文庫的後身。這些圖書即稱爲“駿河御讓本”，屬於蓬左文庫的貴重書。

此本爲綫裝，共127頁，高26.8厘米，寬18.1厘米，以茶色紙爲裱褙紙，裝訂完好。鈔本最後有題款云：“應永二十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於龍阜之万秀山下書了”。後人在其旁又有批注：於“應永二十七年”處，批注云：“離慶長七年一百八十二年”；於“龍阜”處，批注云：“南禪寺”。按，應永二十七年，爲1420年；慶長七年，爲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鈔本年代爲1420年，相當於中國明永樂十八年，而爲日本室町時代足利四代將軍義持當政之時。

《佚注》本施《譜》和蓬左本的關係如何，鈔者的情況怎樣？這對弄清施、何兩譜的面貌有很大的幫助。試將《佚注》本和蓬左本對勘，從内容上看，發現兩本原來同出一源，所據乃同一祖本；從筆跡上看，竟是同一鈔手。

先從内容上看。大致有三種情況：

（一）《佚注》本脱誤、筆誤之處，蓬左本亦然。如卷首陸游序，據《渭南文集》卷十五，應作“然概不爲識者所取”，“取”字兩本皆誤作“進”；“故云‘新掃舊巢痕’”，“至如‘車中有布乎’”，皆奪“舊”“中”兩字。施宿序：“元祐來歸，所挾益大”，兩本皆無“所”字，而據施宿序文的另外兩個鈔件（均見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兩種的書批，一在卷九之前，一在卷十之前），應有“所”字，文句遂通順。施序又有“宣仁聖后用之而不能盡”句，兩本皆無“不”字，而據同上宫内廳之鈔件，應有“不”字，纔使上下文意啣接。年譜部分嘉祐六年條，其時考官爲楊畋，兩本皆誤作“孫畋”。元豐二年條，蘇軾的詩句應爲“贏得兒童語音好”，兩本皆誤“贏”爲“嬴”。同年，“差權發遣三司度支副度陳睦録問”，“遣”應作“運”，兩本皆誤。元豐四年條，“詔熙河、鄜延、環慶、涇原、河東五路進兵大討西夏”，兩本皆缺“熙河”，則與下文“五路”牴牾。元祐四年條，“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兩本“罪狀”皆誤作“罪伏”。元祐五年條詩題《次韻關景仁送紅梅栽》，兩本皆誤作“江梅”。紹聖元年條詩題《二十五日寄餾合刷瓶與子由》，兩本皆誤作“鎦合”。元符三年條詩題《晦夫惠琴枕接》，兩本皆誤作“接籬”；《游南城謝氏廢園用使都經錢溪韻》，兩本皆誤作“游北城”。最後施宿跋文云“觀先生與劉沔書”，兩本皆作“劉”，而七集本《東坡後集》卷十四却是“答劉沔都曹書”，作“”非是。這類事例還有很多，説明《佚注》本和蓬左本實同出一源。

此外，還有一些情況可以助證此點。

（1）是缺筆。如兩本皆以“惇”字缺末筆（各十多處）。

（2）是補改。如元祐七年條在“詩”欄上面補寫《滕達道挽詞》一題，當係鈔者發現脱漏而自己補寫的。而此題正是《佚注》本所原有，補寫以後，兩本纔能一致。

（3）是都用同一假借字。鈔者喜用假借字，不少字寫法相同。如元祐二年條“賜筵並賜御書”，前一“賜”字皆作“錫”，後一“賜”字却同作“賜”。熙寧四年條“始頒募役法”，兩本皆作“始攽”，等等。

從兩本誤異情況的驚人相同來看，只能説明它們爲同一祖本所出。

（二）《佚注》本不誤，蓬左本訛誤者。這種情況甚爲嚴重，比比皆是。

（1）是錯字。如卷首陸游序“韓、曾二相”，誤作“韓、魯”。施宿序“可以油然”，誤作“不以”。年譜部分熙寧元年條，“勸上以更法度”，誤成“勤上”。熙寧二年條，“安石又言不可，且誣先生遭喪販蘇木入川事，遂罷不用”句，不僅誤“販”爲“敗”，而且重出“不可且誣”以下等十五字，熙寧三年條“仍舊職”，誤作“仍舊賦”，“未幾”誤作“未成”，“昭文相”誤作“照文相”，也重出“十月翰林學士使之”等八字。熙寧四年條，“又增定之”，誤“之”爲“日”，“試爲四場”，誤“試”爲“誠”。

（2）是脱字。如陸游序脱去“嘗”、“之”、“能”三字。施宿序“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而序文所載……”，脱去“而序”兩字。嘉祐三年條出處欄，脱去“先生居憂”四字。嘉祐六年條，不僅脱去“六年辛丑”四字的紀年，而且漏掉《鄭州西門外别子由》等四首詩的繫年。

（3）是錯簡。如元祐三年條，宣仁太后與蘇軾對話一段，應在“出處”欄，却羼入“時事”欄；而《夜直玉堂讀李之儀詩卷》等詩題，又鈔在“出處”欄。元祐五年條，“先生在杭州，浚西湖”云云，應是五年之事，却錯置於四年之末；《上元次韻劉景文路分》等三首詩應是元祐六年時所作，却又錯置於五年之末。紹聖二年所作《同正輔戲作》等九首詩，亦誤鈔入三年之初。這些錯簡之處，在《佚注》本中皆不誤。

（4）是塗改。熙寧八年“詩”欄，《孔長源挽辭》鈔寫兩遍，自行抹去其一，元豐元年《次韻王鞏留别》也是如此。元豐二年條，“且去”，自改正爲“且云”；“貧昏”，自改正爲“貧民”。元豐三年條，《游子由古律》，自改正爲《迎子由古律》。元豐五年條，《送酒歌》，自改正爲《蜜酒歌》等。

以上四類情況，《佚注》本中是罕見的，而蓮左本却是大量、普遍的。這説明蓬左本書寫比較草率，《佚注》本則是認真書寫的正式鈔本。因此，我們在整理施宿《東坡先生年譜》時，應選擇《佚注》本爲底本，較爲恰當。

（三）《佚注》本或誤或脱，而蓬左本不誤不脱者。這爲整理一本完整的施《譜》提供了重要的珍貴材料，我將在下文詳細論及。

再從筆跡上看。蓬左本爲草本、《佚注》本爲正式鈔本的情況，在兩本的墨跡上也充分表現出來：前者字跡潦草，後者工整端方。但是，細審筆畫意趣，竟出同一鈔者之手。試以陸游、施宿兩序爲例，進行對照如下：

《東坡先生年譜》蓬左本、《佚注》本筆跡對照

兩兩對勘，筆意全同。這類筆意相同的例子，在年譜正文部分也是容易取證的，特别是一些具有個人特點的手寫體，更能證明。限於篇幅，不再列舉。

由此可知，兩本乃同一鈔手，因而前述兩本同出一源的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們已知蓬左本在應永二十七年鈔於南禪寺，《佚注》本殆亦同時同地（即使不鈔於同一年，也不會相去太遠）。小川環樹先生在《蘇詩佚注·凡例》中曾説，倉田先生所得之施《譜》，“審其字體書法，當是四五百年外物，則無可疑矣”。從1420年至1963年，相距逾五百年，所論極爲允當。

《佚注》本施《譜》後有京都東福寺大機院住持未雲叟的跋文，謂此鈔本乃“善惠軒常住物也”。善惠軒常住指彭叔守仙（1490～1555），他創建善惠軒於東福寺。那麽，兩部施《譜》同鈔於南禪寺，《佚注》本因何流傳到東福寺呢？上村觀光所編《五山詩僧傳·彭叔守仙》中云：

天文七年五月廿一日東福寺に視篆し、住すること十年、天文十六年五月七日帖き賜ふて南禪寺に升住す。後に東福の山内に善慧軒を創して第一世となり、……（譯文：天文七年五月廿一日“視篆”［擔任住持之意］東福寺，修行十年。天文十六年五月七日奉命升任爲南禪寺住持。後在東福山中創立善慧軒，爲開山祖師。……）

彭叔守仙曾於天文七年（1538）5月21日起爲東福寺住持十年，又於天文十六年（1547）5月7日升任南禪寺住持，後又返東福寺創建善慧（同“惠”）軒爲第一世。據此，我們不妨暫作如下的推測：《佚注》本施《譜》可能是由彭叔守仙從南禪寺携至東福寺善惠軒的。

二、鈔本的構成

前已提及，這個鈔本由五部分構成：傅藻《東坡紀年録》的序傳部分、蘇軾紀行的年表在前，都獨立成篇；施、何、王三譜在後，却錯綜並出，互相混雜。書寫方式大致是：陸序、施序之後，先列《眉陽三蘇先生年譜》，頂格鈔寫，低兩格署“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掄編”，次行以“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列目，即從老蘇生年開始記叙其生平事蹟，但至景祐三年、施《譜》開始（蘇軾生是年）以後，何《譜》文字，一部分鈔在書眉（書眉中又有部分王《譜》文字），一部分混入施《譜》的“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直至建中靖國元年蘇軾死、施《譜》畢。再列以“崇寧元年壬午”之目，記載蘇轍事蹟，直至政和八年蘇轍病卒。後有何掄對蘇轍的評贊及跋文。最後以施宿跋文結束全書。

鑒於何掄《年譜》已佚，我認爲應從這個鈔本中輯出何《譜》文字。景祐三年以前、建中靖國元年以後的這兩部分文字，屬於何《譜》，顯而易見；書寫在施《譜》眉端的文字，除去屬於王《譜》者外（這較易辨認），也應是何《譜》的内容，這都不成問題。問題在於混入施《譜》四欄的文字，如何辨識何者爲施《譜》、何者爲何《譜》呢？

第一，凡是與《佚注》本相同的文字，應是施《譜》的内容。這是最簡單也是最可靠的證據。但也有個别例外（見後）。

第二，何《譜》有特殊的行文格式，即大都在叙事以後加“按”或“見”，説明出處；施《譜》有時也加“按”，却大都發表施宿本人的見解。如何《譜》第一條大中祥符二年下云：“老蘇先生生於是年。按，歐陽文忠公作公‘墓志’云：‘以病卒，實治平三年，享年五十有八。’今以年數考之，則知公爲己酉生也。”而施《譜》的“按”語，如熙寧三年、元祐四年等條，都是議論性文字。根據這一標準，如慶曆二年“出處”欄有云：“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公上韓魏公及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時知讀書。’”皇祐四年云：“先生十七，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見《滿庭芳詞序》。”這兩條不見《佚注》本，其行文格式又不類施《譜》，故知爲何《譜》混入施《譜》者。

第三，何《譜》逐年記載譜主年歲，《佚注》、蓬左兩本施《譜》不載。蓬左本治平三年條，突然在“紀年”欄旁注“三十一歲”字樣，足證施《譜》本文必無。《佚注》本紹聖元年條，在“先生在惠州”之下，别有小字注云“六十一歲”；元符元年條，在“先生在儋”之下，也有小字注“公年六十四”。既用小字，可知非施《譜》本文，乃鈔者臨時所加。由此可以推知，《佚注》本最後（建中靖國元年）“出處”欄正文有“公年六十六”的字樣，但蓬左本恰恰没有這五個字，説明這也是鈔者所加。這在整理施《譜》時應加注意的。（但《四河入海》在引述施《譜》時，在“紀年”之下必有“先生×××（歲）”之語，故我們整理施《譜》時也可考慮加入；《佚注》、蓬左兩本加於其他地方的“年歲”，則都應删去。）要之，蓬左本中凡遇加年歲之文，一般均屬何《譜》。

第四，蓬左本施《譜》“出處”欄出現不少有關蘇轍事蹟的文字，這些文字又是《佚注》本所没有的，也可認定爲何《譜》内容。如熙寧十年條云：“子由年三十九。改著作佐郎，復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秋末到任。按，公《遭遥堂會宿序》：‘熙寧十年二月，與子瞻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以初秋自徐赴南京，至秋末始到任。”這裏稱蘇轍爲“公”，顯非施《譜》文字。（《四河入海》卷一之二、卷一六之四、卷一八之一共三處亦引此段，明云出於何掄《三蘇年譜》，更可證實。）又如元祐七年“出處”欄云：“潁濱年五十四，除門下侍郎，復蒙郊恩特加護軍追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而“時事”欄也加有與此大致相同的文字，説明兩段文字都非施《譜》之文，應屬何《譜》。

依照上述四條標準，就可把混入施《譜》中的何《譜》文字爬梳勾稽出來。我已從蓬左本中輯得何《譜》四五千字左右。

三、鈔本的價值之一——施《譜》的完善

這一舊鈔本首先爲整理一部完整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佚注》本施《譜》發現以來，不少研究者指出，它比之南宋時另外兩種現存的蘇譜，即王《譜》、傅《録》，價值爲高。近來又有學者致力於宋刊《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一書的復原工作（今存四部殘本），而施《譜》又是這部早期重要蘇詩注本的組成部分（見《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因此，施顧注本的完全復原也有賴於一部完整無缺的施《譜》。但《佚注》本施《譜》不全，蓬左本正具有補缺、勘誤之功。

（一）補全缺頁。《佚注》本在熙寧六、七年之間缺四頁，又在紹聖元、二年之間缺兩頁。具體説來，熙寧六年缺“時事”欄後半部分126字，“詩”欄44首詩題；熙寧七年缺“紀年”欄四字，以及“時事”、“出處”兩欄前半部分22字，“詩”欄兩首詩題；紹聖元年缺“時事”欄後半部分65字，“詩”欄24首詩題；紹聖二年缺“紀年”欄四字以及“時事”、“出處”兩欄前半部分34字，“詩”欄三首詩題。總計共補字254字，補詩歌繫年73首，這對恢復施《譜》面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補全缺字。《佚注》本有不少缺字，有的可據史書、别集等其他文獻補出，有的則無他法。如施宿序有句云：“而皓首煙瘴，巋然獨存，爲時□（原文此处为方框）人”，或臆補爲“偉人”，今據蓬左本乃知爲“天人”；同序文云：“□（原文此处为方框）新法罷行之目，列於其上，而係以詩之先後，庶幾□（原文此处为方框）者知先生自始出仕，……”前一缺字，《佚注》本僅存半邊，今據蓬左本知爲“取”字，後一缺字知爲“觀”字，此句纔得讀通。年譜部分元豐五年“出處”欄云：“客有李委者□（原文此处为方框）吹笛”，元祐三年“出處”欄云：“先生知不見容□（原文此处为方框）求去”，今知各爲“善”和“益”字。

（三）校正誤字。此例甚多，姑舉十例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四）補充内容。蓬左本有個别地方比《佚注》本文字稍詳。如元豐三年“出處”欄，“二月，至黄州”下多出“寓定惠院”四字；元豐四年條“先生在黄州”下多出“寓臨皋亭”四字。這就跟下文施宿所云“蓋先生初寓居定惠院，未幾遷臨皋亭……”，文氣一貫，應是施《譜》原文所有。《佚注》本元豐三年條還引蘇軾《上文潞公書》的“事定重複尋理”句，蓬左本作“比事定，重複尋理”，檢之《上文潞公書》（七集本《東坡前集》卷二九），正有“比”字。又如元祐三年條引蘇軾與宣仁太后的對話：太后問他因何近年升官，“先生曰：‘遭遇陛下’”。蓬左本多出“與官家”三字。當時皇帝哲宗在場，下文“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可證，蘇軾答話理應提到“官家”。《宋史》卷三三八、《東都事略》卷九三上的《蘇軾傳》均作“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九先云“遭遇陛下”，但太后回答“不關老身事”後，蘇軾又補上“必是出自官家”，故知蓬左本作“遭遇陛下與官家”，甚是。另外，蓬左本於嘉祐時自荆州赴京途中詩，補《阮籍嘯臺》，元祐元年條補《次韻李修孺留别》等詩的繫年，所補也是正確的。

總之，由於蓬左本所提供的新材料，再參考其他資料（《四河入海》提及施《譜》達二百處左右，可供參酌；施宿序文，可參校宫内廳書陵部《集百家分類注蘇詩》本的兩種書批等），我們已具備足够的條件，整理出完整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使這一元明清以來久佚的重要年譜得以本來面目重見於世。

四、鈔本的價值之二——何《譜》的輯佚

蓬左本的另一重要價值在於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的發現。何掄，《宋史》無傳。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在秘書省“少監”條云：“何掄，字掄仲，青城人。何涣榜上舍及第。（紹興）八年八月自著作郎除。是月知邛州。”蓬左本何掄跋文自署“永康□（原文此处为方框）何掄”。按，此處缺字補全應爲“永康軍”，宋置，在今四川灌縣；陳騤説他是青城人，也在今灌縣，故知爲同一個人。又據《宋歷科狀元録》，何涣爲宣和三年進士第一，則知何掄亦同年中進士。又據胡寅《斐然集》卷一三所作何掄除著作佐郎制《何掄著作》，有云：“以爾殫見洽聞，詞藻清麗，召自西蜀，入直東觀。”而蓬左本卷首又有“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掄”的署名，可知他是由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調任爲著作佐郎，進而爲秘書省少監，又出爲邛州知州的。

在蓬左本中，有何掄跋文説：

蘇氏父子俱以文章顯，其集（“集”字原殘）雖盛行而年譜不傳，使士大夫無以考信其事業之出處，良可嘆惜。余頃官成都，行部至眉，訪諸故老，得其家傳，三復玩味，喜其所載事蹟，皆有歲月可知，迺類而編之，爲《三蘇年譜》。凡所記事，必廣援引以爲之證，非惟有益於其文，至於忠義慷慨之節，終始出處之致，歷歷可見，如以燈取影，以鏡求形，有不容遁匿者。

這段話説明：

（一）何掄自認爲第一個爲蘇氏父子作年譜的人。這點大致可信。從上述簡單生平來看，他作此譜在成都府路提點刑獄任上，早在紹興八年八月任秘書省少監之前。今存蘇軾年譜的宋代作者大都生平不能詳知，但年代似都比何掄要晚。王宗稷紹興中曾至黄州，施宿更是孝宗、寧宗時人。另一《三蘇年表》的作者孫汝聽（今僅存《蘇潁濱年表》一卷），據《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云，曾任“奉議郎”，“當是蜀人，叙蜀甚詳”。何掄亦蜀産而不提及孫，孫殆亦晚於何。

（二）他的年譜得力於蘇氏“家傳”，材料應較可靠。

（三）他的編撰原則是“凡所記事，必廣援引以爲之證”，重視實證的方法。驗之譜文，大都如此。（加“按”、“見”等説明材料出處）

最早著録何氏此譜的是《郡齋讀書志·附志》。其中説：“《三蘇先生年譜》一卷，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棆編。”與蓬左本所署一致。但“棆”應作“掄”。（《四河入海》大都稱何棆，惟卷三之四《登州孫氏松堂》詩下稱“永康何掄《三蘇年譜》”，卷五之一《答徑山長老》下亦稱“何掄《三蘇年譜》”。）

南宋郎曄於光宗時所編注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也引述何《譜》。卷一《後杞菊賦序》注云：“何掄《年譜》云：東坡年四十，在密州任。按，公《後杞菊賦序》云：‘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公以丁酉年登第，至乙卯恰十九年矣。”此條蓬左本失載。郎曄此書另又提到《年譜》四處：一爲卷五六《江行唱和集叙》，他在駁《邵氏聞見後録》時説：“以《年譜》考之，嘉祐四年己亥，老泉年五十一，舟行適楚，二子皆侍行，……”此雖非正式引用譜文，但“舟行適楚，二子皆侍行”恰爲蓬左本所有，一字不爽。二爲卷二六《杭州謝表》注引：“《年譜》云：‘元祐四年，東坡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言事忤時宰意，奏乞外補，遂有杭州之命。’”除“遂有杭州之命”一句外，其他文字也與蓬左本一致。（蓬左本末句作“奏補乞外”）三爲卷三四《乞開西湖狀》注，四爲卷二六《揚州謝表》注，皆係撮述《年譜》大意，但所述大都爲蓬左本所有。從郎曄所引五條來看：

（一）是證明蓬左本確爲何掄《年譜》。

（二）是説明蓬左本只保留了部分何《譜》，並非全帙。

更能直接證明這兩點的是日本室町時代成書的《四河入海》。它提到何掄《三蘇年譜》達五十多處，與蓬左本相同者二十條左右，可補其缺者三十條左右。《四河入海》卷首有《眉山先生紀年之歌》一首，七言六十四句，共四百四十八字，綜述蘇軾一生行跡，簡明扼要。此歌係五山詩僧天章澄彧（號呆菴）（1377～？）所作。《天下白》的編者萬里集九（1428～？）曾爲之逐句作注，則見於《四河入海》之末。萬里集九並指出：“此紀年歌以何掄《三蘇年譜》爲起本”，即是依據何《譜》爲藍本而作，可以看出何《譜》在五山詩僧們心目中的地位。

從蓬左本、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河入海》中可以輯得何譜七八千字。但離全帙仍相差尚多，因此我們還不能對它作出全面的評價。但從已經輯録的内容來看，仍有不少值得重視之處。特别是它跟王、傅、施諸譜頗多異同，有助於對蘇氏父子的行實，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作出更確切的結論。現舉相異之例十二條如下：

续表

以上十二例中，有四種情況：

（一）何《譜》是、他譜誤者。

如第二條，據蘇軾《與楊濟甫書》（七集本《東坡續集》卷四），他於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八日離鳳翔，又據蘇轍爲蘇軾所作《墓志銘》，應於治平二年始還京，何、王、施三譜是，傅録誤。

又如第三條關於蘇洵葬時，王譜定爲治平四年八月壬辰，大概依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明年（治平四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何《譜》定爲十月壬申，大概依據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洵）墓志銘》：“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孫汝聽《蘇潁濱年表》亦主此説）查治平四年八月丁未朔，無“壬辰”，故應以何《譜》所記爲是。十月壬申爲十月二十七日。

又第四條，據《烏臺詩案》，蘇軾於熙寧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故傅、施五月之説誤。

又第五條，據《烏臺詩案》云：“移知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何《譜》是。《湖州謝上表》（七集本《東坡前集》卷二五）作二十日，即傅《録》所據。王《譜》作四月二十九日，誤。

又第六條，據《到黄州謝表》（七集本《東坡前集》卷二十五）“准勅”責授黄州之日爲十二月二十九日；又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〇一，“奉旨”之日爲十二月庚申（二十六）。何、王、施三譜皆是，傅《録》謂十二月二十四日“得旨”，誤。

又第八條，入侍延和殿事，《墓志銘》明載於元祐元年，又在二月之前，當爲正月之事。傅《録》係於上年十二月，誤。

又第九條，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四，定州之除在六月；據《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七集本《奏議集》卷一四），離京在九月；據《祭韓忠獻文》（七集本《東坡後集》卷一六），到達定州在十月。何、施兩譜是。

（二）何《譜》誤、他譜是者。

如第一條，據蘇軾《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别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詩題，當是十一月赴鳳翔任；又據《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七集本《東坡前集》卷二六）、《與楊濟甫書》（七集本《東坡續集》卷四），應是十二月十四日到達鳳翔任所。何《譜》誤到任之日爲赴任之時。

又第十一條，據《宋史·哲宗紀》詔令蘇軾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之時，應在紹聖四年閏二月二十日；據《昌化軍謝表》（七集本《東坡後集》卷一三），四月十七日聞命，十九日離惠州，七月二日到達。何、王五月之説並誤。

（三）何《譜》和他譜各有所據者。

如第七條，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二、《謝量移汝州表》（七集本《東坡前集》卷二五），當是元豐七年正月詔移汝州，三月聞命（《贈别王文甫》，見清三蘇祠版《東坡全集》卷六八），四月離黄（《滿庭芳詞叙》），諸譜所記均無大錯，然以施《譜》爲優。

如第十條，據《到惠州謝表》（七集本《東坡後集》卷一三）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到惠時間應爲十月二日，但蘇軾《題嘉祐寺壁》一文（明陳繼儒訂《蘇東坡全集》卷一）却作十月三日，故有兩説。

（四）何《譜》之異説，尚待研究者。

如第十二條關於蘇轍的卒年。孫汝聽《蘇潁濱年表》云：政和二年“十月三日轍卒，年七十四”。《東都事略》、《宋史》、《宋史新編》之蘇轍傳皆同。另據《欒城集》所附淳熙三年的《蘇文定公謚議》所説蘇轍已死“六十有五年”推算，也爲政和二年。此已爲一般學界所採用，但何掄却提出政和八年的異説。《四河入海》卷二一之一《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詩下，萬里集九云“某謂何棆《三蘇年譜》云：‘……徽宗政和八年戊戌卒，年八十。’《東都事略》云：‘卒年七十四。’《言行録》不記卒年。何棆之説爲長。王稱之《東都事略》往往有不可取之事。”萬里集九是研究蘇氏年譜的專家，他的意見值得斟酌。今存蘇轍《墳院記》一文，末署“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丁卯朔六日庚申”，以後活動無考，是否寫此文後不到一月之内逝世，也尚可研究。

從上所述，在十二例中，何《譜》記載正確或别有所據、可備一説者佔十條，失誤者僅兩條，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何《譜》的可靠性。

這裏附帶論及蘇洵是否號老泉的問題。何《譜》只稱蘇洵爲“老蘇”，不提“老泉”，頗堪注意。

南宋以來，多稱蘇洵號老泉，實不確。叶夢得《石林燕語》卷一〇云：“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辯證類”“老泉爲子瞻號”條云：“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叶少藴《燕語》云：‘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叶、蘇同時，當不謬也。”明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二“老泉”條、張燧《千百年眼》卷一〇“老泉是子瞻號”條所述與郎瑛大致相同，但“又嘗聞有東坡居士……朱文印章”一段，作“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册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後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八、丁傳靖《宋人軼事匯編》卷一二等均把此段引作《石林燕語》語，殆誤。又師亮采拓《秦郵帖》卷一，收蘇軾所書《挑耳圖後》正用老泉之印。明黄燦、黄煒《重編嘉祐集紀事》亦謂親見蘇軾《陽羨帖》有東坡居土、老泉山人之圖記。戚牧《牧牛庵筆記》亦謂“原版《晚香堂帖》尾有‘東坡、老泉’之印，鈐蘇軾名下，此其明證”。此外，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二“老泉非蘇洵號”條云：“東坡得鐘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唤不聞，却有老泉來唤人。’（按，見《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鐘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一詩）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焦竑）聞之也。”則又爲叶氏等説補一論據。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卷下“蘇老泉”條亦云：“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於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不僅助成叶説，且對致誤之由作了探索。以上辯論，可以據信。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蘇軾《李白仙詩卷》墨跡，後有高衎（金世宗時吏部尚書）於正隆己卯（四年，即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的題跋云：“太白清奇出塵之詩，老泉飄逸絶倫之字”，説明早在南宋初年已稱蘇軾爲老泉。何掄的《年譜》開卷即云：“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老蘇先生生於是年。”“公諱洵，字明允。”一字不提號老泉之事，也爲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蓬左文庫所藏舊鈔本

1985年2月於東京大學（原載《伊藤漱平教授退宫紀念中國學論集》，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3月出版。《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2輯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