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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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自序

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

地方志与域外汉籍：揭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

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

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

唐宋中国交通重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距之形成且恒久未变之原因的一种解释

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

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之影响

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

驿传设置与文书传递

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对外交往与交通行政

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兼说北宋仁宗朝廷对契丹之态度

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熙宁内诸司及其行政秩序——以参与接待成寻的御药院和客省为中心之考察

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大理国使入宋问题新探——关于熙宁九年后大理贡使“不常来”及政和入宋路线变化原因之考察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

后记

自序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如何研究历史，是经常被问到及需要不断作出解释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亦正是历史研究认识论中难以回避、不得不阐说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却是众说纷纭，仁智各异。

对于什么是历史，尽管解释不一，但历史并非真实的过去，而是对于过去的记录和描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若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定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录或描述者（或可称撰写者）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因此，古今中外便从没有一部史书是对过去进行的公正、客观和完整的记录与描述。对历史作如此定义，似乎会令人丧失对历史之兴趣并怀疑历史研究的价值。然而细想一下即可明白，正因为历史历来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其魅力和意义。如果历史所记俱为公正、完整、客观之事，则人人皆可凭之了解真实的过去，便不需要所谓历史学家了。正因为历史知识撰述者站在一定立场，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而非对过去完整、客观的表达，才需要有人从学术的立场，通过符合学理和专业的方法，剥除重重障碍，去伪存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此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存在价值。

既然是认识过去，便会涉及到为什么研究历史的问题。此更是见解不一之问题。古今中外之历史人物各据立场和诉求表达对这一问题之认识，但深具现实关怀的功利意识无不贯彻其中。如中国历史上孔子编《春秋》明是非，是为尊天子，抑诸侯；司马迁撰《史记》，是继孔子《春秋》之作，欲让汉朝据之承弊易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为标举名节，整饬道德；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梁启超则提出“史学救国”的口号。在西方，现实的功利意识同样亦是对历史学功能的主流诉求。如作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教材的英国当代史家约翰·托什（John Tosh）所著《史学导论》，在谈到历史学功用时，虽不明确给出答案，却仍是把历史学的用途解释为“一个有关各种可能性的清单”，并认为人们不仅可以“从熟悉的历史中获得教益”，还可以在直面痛苦时把历史学“作为疗伤的手段”。当然，在西方亦有极端的观点认为不可能从历史学中获得任何教益，而排斥历史学，这同样亦是立足于现实的功用而讨论研究历史之目的。鉴于对历史学功能认识的多种分歧，学者们力图寻求对此问题最为稳妥、最无可争议的表述。从人们理解现在皆是取决于对过去之认识阐释历史学之功用或即如此。

对历史学之功能表述之异，因于表述者对历史认识之立场和诉求之不同，应是多数人皆能明白之事实。但多数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却往往忽视其中分歧显现最为突出的政治家与“纯粹学者”之不同。政治家最为关注的是现实之利益，为了维护其利益，往往只把历史作为工具，提倡历史学要为现实服务。亦即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进行任意剪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内容，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论模式对历史作出表述、解释评判。“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用在此处最为合适。然而，政治家对于历史功能之认识与实践却影响巨大，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心灵，甚至是很多学者的心灵。不仅兼具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身份的人在表述历史学功能时多从其政治立场和目的出发，许多不具备政治家身份的学者亦往往膺从于政治家的思想诉求，怀着一定的现实政治目的理解和阐扬历史学之功能。然而，作为一个不具备政治家身份，或不愿俯从于政治目的的“纯粹学人”，对于历史之认识目的，则决然不同于政治家。其对历史之认识，对于历史学功能之理解，是从学理出发，把探求真知作为目的的。近代史学兴起以后表现尤为突出。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流派表现为新史学、新汉学和新史观派之分野，或多或少体现出政治家立场和“纯粹学者”立场并立、交融之现实。

“纯粹学者”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之表述与治学目的一般无二。如明儒陈献章云：“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之间哉！”陈寅恪先生则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蒂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献章虽不以史家名世，然治学意旨却与后世史家陈寅恪俱着落于个人之境界与对真理之认知，而不立于现实之功利。在二人心里，研究历史（治史）即治学，而且都是作为“纯粹学者”表达出治学之鹄的。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则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亦自然不同。膺从政治者如何研究历史自不必论，“纯粹学者”如何研究历史则甚可绎说。“纯粹学者”研究历史之目的既然在于追求真理，则研究历史是追求真理之途径，历史便只是为追求真理而研究的一个对象。但追求真理并非只有研究历史一个途径。追求真理之理应与“格物致知”之理相同。《大学》里“格物致知”之终极关怀虽仍在于天下、国家，然其学理则可阐说治史与治学。追求真理亦即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说必须选择一定对象进行研究作为途径。从今之治学角度而言，便是选择一门学问入手。然事实上学问之间并无界限。人之初始，生活简单，亦无文字，知识亦仅限于生活经验，谈不上学问一事。随着人们生活内容的复杂化，文化渐兴，人们的知识亦丰富多样，于是便有了对自然、人文进行探讨的学问。然而学问本为一整体，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涵义与容量日增，令人难以尽晓，于是才有了学科划割，治学者亦有了术业分工。如果治学为求真理和“格物致知”相一致，则学者所治之学无不是“格物”之“物”。如此，则无论是选择治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中的史学、文学、哲学诸科，便皆是以格一物入手，殊途而同归。若仅就研究历史而言，亦无人能遍治古今中外历史，只能分成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其中的一个断代史、国别史或专门史。而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大家研究的入手问题，亦即所格之“物”，多是断代、国别和专门史中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治哪门学问，或研究什么历史内容，都是“致知”或追求真理的一个入手门径。

宋代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专门化而形成的一个断代中国史研究方向。其研究意旨在于将贯通性的历史横切，细致研究有宋一代或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内容。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内容，仍是十分丰富庞杂，宋以后历史尤为如此。一位研究者仍无法涉猎全部，还是只能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亦即仍体现为在认识过程中便形成的学科分工及各自对入手门径之选择。作为勾连人们空间关系的交通问题，亦自然成为研究者探讨整体历史的入门路径之一。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其内容亦是由时间和空间信息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密切相连，实难完全分割。交通史虽可作为一个研究门径，但其内容实与多项历史相关联。尽管从一开始，史学家们便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认识初衷，或从某一个入手门径试图对相关历史作纵横之考察，但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刻认识，亦只能令人徒兴皮毛肤浅之叹。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若干中国交通史通论之作，无不流于这种状况。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最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亦即实现“致知”，感悟真理。从具体研究而言，不同议题的连接，必然引发对更多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其方法的选择自然亦随之多样化。家齐治宋代交通史，正是遵行这一研究理念。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不断尝试将交通史与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相互连接，彼此关照。但这一研究亦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非常有限，只是将交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本书内各专题对宋代交通、政治多有兼涉，故拟书名为《宋代的交通与政治》。

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中国古代“交通”一词之涵义，与今日所言“交通”不同。古代之“交通”多用为动词，指“交往”、“结交”之意；今日之“交通”主要用作名词，其涵义有狭、广之分，狭义之交通（traffic）主要指人员、劳动产品之移动与相关设施及保障制度，广义之交通（communication）则包含通讯及相关内容。今日所言之古代交通史，多取“交通”之广义，主要研究并叙述古代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之历史，宋代为中国古代之一阶段，其交通史之内容自然亦不外乎此范围。

因古今“交通”涵义不同，故古人在记述前代或当朝历史时没有“交通”一目，又加古人对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认识，亦与今人有异，故古籍中亦不可能有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专篇。但交通是人类社会生活之重要组成部分，故史书对其内容记载亦不可免，只是在具体记述中多依时人之习惯，或分门别类，或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或多或少，或记入地理门，或载于典章类。又，交通一事，上关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下涉百姓之生活，故无论士夫诗文丹青，还是民间百科卷册，皆有相关之内容，亦是异乎详略多少之间。因此，古代交通史之资料虽不够完备，却可称丰富，但又十分零散。如宋代交通史研究著作中，无论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1)、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2)，抑或是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3)、《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4)，征引文献皆在一、二百种以上，遍涉经史子集，旁及碑刻文物。尽管如此，皆不可言将宋代交通之史料搜罗殆尽，何况现有成果皆非全面而详尽研究宋代交通史之作。

宋代交通史料虽较零散，但若论具体之典籍，则亦不乏记载相对集中者。此类文献首推地志，其次为政书、游记、法典之属。

地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分门别类记载全国或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等内容之综合典籍。中国地志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内容丰富，为世界所仅有。方志之书，起源于周，经汉、晋、隋、唐之发展，至宋代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5)宋代地志分为总志和州、县、镇志，其编修事宜倍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宋代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6)。然后朝廷再将图经编成总集，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便是如此而成。至于州、县、镇志，多是请熟悉地方掌故并有志于此道之学者执笔。宋室南渡之后，朝廷虽不再编修总志，但地方政府重视修志已蔚为风气。地方官皆以修志为任，虽“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7)。由此可见，宋代地志内容不唯丰富，而且较为可靠。

宋代地志中有关交通之记载，莫过于一州、县之“四至八到”。现存宋代地志中，除《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吴郡志》等少数以外，其余均记及一州或一县至周围各州县之里程，或称曰“四至八到”，如《太平寰宇记》；或称曰“地里”，如《元丰九域志》；或称曰“道里”，如《云间志》；或称曰“境土”，如《宝庆四明志》等。因这些内容称“四至八到”者居多，故可统称为“四至八到”。据笔者考证，诸志中所记“四至八到”即为州县与周围地区实际交通路线之里程(8)。从此内容，可知有宋一代全国交通网络之状，及一州一县与临近地区是否有道路相通，道路之分布、走向与里程。因此，该内容堪称研究宋代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但此内容亦有一定之问题，详考现存各地志之“四至八到”，相邻州县道路里程多有不相吻合者，其中以《元丰九域志》为甚。甲州和乙州彼此之间交通线，或方向不一致，或里程有悬殊。此应与地方州县各自编修图经有关。无论“地里”还是“四至八到”，皆不可能囊括一州县之所有交通线，州县草拟本地情况时，多是各自为之，未能与相邻州县互相协调，故所记路线、方向互有不同，对道里之推算亦大有出入。而总志编修者碍于材料浩繁，无法一一核实，故只能据现有材料连缀成书。因地志中“四至八到”存此问题，故据以绘制交通路线图则有失准确。

地志中关于驿传内容之记载同样是研究宋代交通史之重要史料。此类史料主要见于地方志，特别是南宋时修撰之地方志。如《淳熙三山志》地理类有《驿铺》一目，《景定建康志》疆域志有《铺驿》一目，《嘉定赤城志》地里门有《馆驿》一目，《宝庆四明志》叙郡篇有《驿铺》一目，《嘉泰会稽志》有《邮置》之目等，或叙及一州驿路之格局，或记述一州驿铺名称与分布，实乃关于宋代驿传不可多得之史料。其中不少内容皆是他书所无，如《淳熙三山志》对州城驿路上驿、铺布局及递铺内部结构之记载，乃宋人著述中绝无仅有之内容，弥足珍贵。

另外，宋代地志中有关州县沿革、山川、景物、古迹、风俗形胜等记载，间或提及道路里程、水道航运、交通形势等内容，亦为研究交通史之重要参考。又不少地志载有地图，亦可供参用，但古代地图既不讲比例，又无精确可言，使用时须多加斟酌。

宋代地志虽为研究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却是甚不完备。宋人所修地志虽可知有六百多种(9)，但仅有三十六种存留今日。其中总志五种，州县镇志三十一种（含抄本二种），而三十一种州县镇志中，二十七种皆为东南区域地志，其余四种则是宋敏求之《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之《雍录》和缺名之《寿昌乘》，分别记述长安、洛阳和湖北鄂城事。可以说，江西、两广、四川、两湖及广大之北方，绝大多数地区没有留下当时之地志，但也许上述地区明清方志中存有部分宋代史料，只是须在使用时认真区分鉴别。

地志之外，其他地理类杂志中亦不乏交通史之重要资料。其中尤以赵汝适《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书为重要，对研究宋代南部边地及与外部之交通甚为有用。

对宋代交通记载内容之多，仅次于地志者，便是《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会要》）。今存《会要》虽为辑本，却仍具八百万言之规模，于宋代史籍内容最称丰富。其中涉及交通内容较多者，则有方域、食货、兵、职官、蕃夷诸类。方域一类，记载宋代交通最多，其《道路》之门(10)，汇集道路修治之诏令与奏议；《驿传杂录》之门，专言馆驿之建造、使用，并兼及个别路段之驿程；《急递铺》门内容最多，载有太祖至宁宗朝有关递铺建置、管理及文书传递之法令与奏议；《关》与《关杂录》则记关隘之设置及其禁防。其余如《四方津渡》、《桥梁》、《河锁》、《江锁》、《城门锁》、《治河》、《诸河》、《运河》诸门，皆属重点记述交通之资料；而《水利》、《市镇》、《诸寨》、《诸城山界》、《东京杂录》、《西京杂录》、《堡寨城垒杂录》等门，亦多涉交通之事。

食货一类，虽为财政、经济之内容，但与交通关系甚密。其中《漕运》、《水运》、《陆运》、《转运》、《纲运设官》、《纲运令格》诸门，记载官方物资运输之主要路线、运输形式、组织体制、管理条例、官员差遣、运输诸环节及相关诸问题，内容非常丰富，为研究宋代物资运输者所必据，堪称宋代交通史资料一渊薮。其余如《船》、《盐法》、《盐法杂录》、《茶法杂录》、《水闸》、《堤岸》、《水利》诸门，亦与交通多有关涉。

兵类虽主记军事，但亦兼及交通。其《马政》、《买马》、《川马纲》、《马政杂录》诸门，多涉与沿边部族之交通内容与马纲之路线选择及水陆路建设情况，亦包含许多交通史之资料。

职官类虽主要记载官僚机构之设置、沿革、执掌、编制、差官等情况，但亦不乏与交通相关之内容。如《通进司》、《银台司》、《进奏院》等门，则记述中央文书收发传递之制度；《河渠司》、《疏浚黄河司》、《四排岸司》、《下卸司》之门，则事关漕运路线之修护及漕运之管理；《发运司》、《催纲司》、《转运使》诸门，则记漕运组织和管理之机构；《市舶司》门，对各港口市舶机构之设置及相关条例，有较为详细之记载，甚关海上交通与对外交通之内容。

蕃夷类主要记载宋朝与周边政权、少数民族、海外诸国之使节往还、贡赐贸易等内容，对缘边交通、海上交通、对外交通等史实多有涉及。

《会要》虽含丰富之交通史料，但毕竟是辑录残本，许多内容已经佚去，故各门记载皆不完备。如《道路》、《驿传杂录》诸门，为交通最基本之内容，不唯参差不齐，而且多有残佚。

与《会要》内容相类者，有《宋史》诸志、《文献通考》，及《玉海》、《山堂考索》等类书之相关记载，其中不少内容亦关交通，可与《会要》相互参证，但数量不及《会要》远甚。

地志、《会要》之外，最有助研究宋代交通之史料，则为诸种游记。游记乃文人对自己出行经历、见闻、感想等内容所作之记录。宋人所作游记甚多，存留今日者有近三十种，其中重要者则有：路振《乘轺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吕祖谦《入越录》、《入闽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揽辔录》、《参鸾录》、《吴船录》，楼钥《北行日录》，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周必大《癸未归庐陵日记》，赵彦卫《御塞行程》，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等。这些游记，多记及出行方式、交通工具，所经行程、道里等内容，堪称第一手之交通史资料。然而，上述游记尚不可称价值最高者。若仅从研究交通史而言，最有价值之游记当数日本僧人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该游记乃熙宁年间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共八卷，详细记录日僧一行八人入宋后之经历。其记录之准确、内容赡富与珍贵，皆为同期宋人游记所不及(11)。其对宋代驿铺设置、递马请领、驿券使用、乘轿风俗等记载，堪解宋代驿传制度研究多年之悬疑。

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生活密不可分，故相关法令亦多有涉及。今存宋代法典如《宋刑统》之职制律、卫禁律、杂律诸、诈伪律、厩库律诸类，与《庆元条法事类》之职制门、蛮夷门，多有关涉驿使稽程、诈乘驿马、差借舟船、吏卒接送、驿令等有关交通之仪制、法规和禁令。而成书于南宋后期之《金玉新书》则著录许多有关文书传递之刑律，《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共辑录一百一十八条。此类文献亦是研究宋代交通之珍贵资料。

以上胪举各类资料，可谓宋代交通史料之主体，但绝不可称为大部。还有许多资料则散见其他多种文献。如研究宋史之基本典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乃至《宋史》诸列传，皆蕴含大量交通史料。文集、笔记更不待言。宋人文集中之“奏议”、“行状”、“墓志铭”及“路记”、“学记”，不少言及交通，而大量诗词，有时亦可解交通之难题。笔者考出宋代开通温州通福州之驿路，便由王十朋之游记诗所得(12)。至如笔记之专篇、杂记，亦间或及交通之事。如周藤、斯波二前辈研究宋代阺店，则多据洪容斋之《夷坚志》(13)。另外，散存之碑刻资料、考古资料（如出土之船舶残骸之类），乃至宋人书画，亦堪充交通史研究之资。

综言之，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既丰富且零散，欲窥宋代交通清晰之面貌，实有赖多种史料互补与弥合。有兴趣于宋代交通史者，当尽力搜求之，笔者亦正不懈努力。

该文日文版原载〔日〕《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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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2) 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3)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4) 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

(6)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职方郎中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856。

(7) （宋）赵与泌，黄岩孙跋：《仙溪志》，《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438。

(8) 参见拙文：《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9) 此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

(10) 按：今日所见《宋会要辑稿》之类名和次序，是清人徐松整理时按《玉海》所载《五朝会要》二十一类名称和次序初步划分与安排。至于类下各种标目，情况相当复杂，或为《永乐大典》之事目，或为《宋会要》之门名，或为后来整理者所加，今统一称作“门名”。

(11) 参见拙文：《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 参见拙文：《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 参见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大出版会，1965；斯波义信著，庄景辉译：《宋代商业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该日记共八卷，原本久佚不传，现有抄本十余种和活字本近十种存于日本。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日本学者整理的校注本和译注本陆续问世(1)。此书不仅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亦是研究宋史及十一世纪中日关系史的珍贵史料。日本汉学家对此书甚为重视，不仅陆续加以整理，更有许多人对此进行研究和利用(2)。中国和西方学者知道和利用此书者虽也不在少数，但就实情而论，对此书的了解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尽管夏威夷大学教授包瀚德发表《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一部极有价值的宋代史料》一文(3)，但一者该文流传不广；二者该文仅为一般性介绍，对此书之价值言之尚不充分。故笔者拟专对《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再作论述。

一　即闻即记，真实准确

流传至今的文献，无论官方记载还是私家著述，即使是伪作，在其特定的研究层面中，都不无其价值。但对治史者来说，文献的史料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判断的首要标准有二：（1）是否是第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s）；（2）是否真实准确。《参天台五台山记》首先是和这两个标准非常符合。

《参天台五台山记》属于笔记性质的史料。众所周知，今存的宋人笔记大约有三百多种，其中蕴藏着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但这些笔记资料大多来自追忆和传闻，有的还故意作伪，不仅真实准确性有限，而且亦多不能称作第一手资料。但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却大有不同，其中所记俱为成寻当时亲眼所见及亲身经历之事。因成寻乃外国僧人和佛教信徒之身份，对宋朝之文明只有虔诚的仰慕和崇敬，而少有成见和偏好，故对人和事物的记载中基本没有主观评论，亦无虚构和想象，极具直接和客观真实性。更可贵的是，所记内容多是当日即闻即记，而非事后回想追忆。下面聊举几例：

［熙宁五年五月］十一日庚寅，天晴。（小）［示］示家主张九郎雇夫九人、轿子担二人，与三贯三百文钱了，（土）［十一］人人别三百文，至国清寺三日功食，又与二百［廿］文（家主志百文，房赁五十文，轿子功七十文）。赖缘供奉私以六百七十文钱雇二人乘轿，余人徒行。过卅五里至新昌县，以钱九十八文与夫十三人酒料了。过十五里至王婆（高）［亭］陈公店宿。七时行法，于轿诵加经六卷，与家主坊功五十文钱了。(4)

［熙宁五年九月］廿一日乙丑，天晴。卯时以小船令牵船，同二点入小河，河口南北有二阶阁，内立八角大石刻雕经，额名“度人经”，依远不见何经。淮河有浮船，船脚有六十余只。从河口过二里，至州前停船。午二点知府送酒三瓶，与使钱三十文。同四点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真身塔，西面额名“雍熙之塔”。礼拜烧香，八角十三重，高十五六丈许，每［重］葺黄色瓦，如黄茶碗有光，每阶下有罗网，其中画菩萨贤圣天众像，庄严不可思议也。塔内庄严，中心造银宝殿，在黄金宝座向西，大师坐后有二尺镜，前有肋足，左有银大水瓶二口，高二尺五寸许，左右有一僧像。……（省一千余字）申时还船，知府送酒五（礼）［瓶］，送返事使者与钱卌八文路间食者，最可云丁宁。七时行法了。(5)

［熙宁五年十一月］八日癸丑，天晴，卯一点河阳驿马十匹将来，即乘马向北入孟州门行家店前，过一里出州北门，向北门行十二里至梧桐马铺，十匹乘替，向北行过十五里至五里马铺，十匹乘替，向北行过十八里，至十八里马铺，十匹乘替，向北行过十七里入怀州，门四面垣上皆有矢仓，垣外有崛川，出州北门一里至覃怀驿，广大驿也，请食钱了。此驿河内县也。今日行七十里，三时行法了，经第五。童无二手，臂程（功）［切］失，右大指一具爪，左全无指，二足膝下全无，以腂步行。女相具来拜，与钱不取，僧尼钱本不取由切申，使臣与廿文，自然有才智文学云云。孟州兵士廿人还，怀州兵士廿人来。(6)

从以上三条记录内容看，若非即闻即记，或当日所记，是很难达到如此详细、准确程度的。当然，若成寻仅有这三日经历或仅记此三日内容，其印象当是十分深刻，靠事后回忆亦有可能达到此详细程度，但事实上，成寻日记自熙宁五年（1072）三月至熙宁六年六月，约十六个月，几乎一天亦未间断，而所记内容大多都很详细。这充分说明成寻所记内容最起码是当日所记，事后整理，有些内容，如上引熙宁五年九月廿一日关于雍熙之塔的记述，很有可能是当时就作了笔录。如此详细而准确的记录，是一般性质的笔记所不能比拟的，其史料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宋人笔记中亦有和《参天台五台山记》同样性质的旅行日记，主要有路振《乘轺录》，吕祖谦《入越录》、《入闽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楼钥《北行日录》等。其中虽不乏有对所见之事记录详细准确者，但从整体而言，却没有哪一部能比得上《参天台五台山记》。如范成大《骖鸾录》中有以下记录情况：

十八日，过长山县，宿蒋连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县玉山驿。

二十日，宿沙溪。自常山至此，所在多乔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复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过弋阳县，宿渔浦。(7)

楼钥《北行日录》亦有类似记录：

乾道五年己丑，十月九日辛卯，邸报，仲舅侍郎充贺正使，曾总管觌副之。

十日壬辰，蔡兴以仲舅书来，辟充书状官，二亲许一行。是日游南园，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俶装。

十二日甲午，阴。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凤栖梧饯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甫约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晴，仁甫酌别于少微阁，醉中唱和。

十七日己亥，晴。(8)

以上节录两书内容，或仅记所经地名，或只记每日天气，间及所遇人和事。如此简单之记录，很难说必定是当日所记，因为如此简略之内容，事后几日回忆补记完全做得到。如果宋人旅行日记中存在这一情况，则从其记事细致和准确程度上看，是不能与《参天台五台山记》相比的。

中国古代史上，日本人在中国留下的旅行日记，还有一部和《参天台五台山记》一起被誉为双璧的著作，那就是圆仁和尚（793—864）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日本最后一个遣唐使团来到中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返回日本，将在中国九年的经历和见闻写成日记，所记内容时间跨度远远超过《参天台五台山记》，但圆仁在日记中常把数月以前发生的事加以生动的评述，其客观、准确与精细程度则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之下。

二　所见必录，内容赡富

傅孟真（斯年）先生在论述史料类别时曾经指出，本国的记载和外国的记载“是互有短长的”，“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好处，他更无所用其讳”；“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同时却是最要紧的事，而外国人则可以少此错误”(9)。宋人旅行日记和《参天台五台山记》相比最能说明这一事实。

现存宋人的几部旅行日记虽也包含丰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若与《参天台五台山记》相比，则甚显简略。如楼钥的《北行日录》所记内容起乾道五年（1069）十月九日，迄乾道六年三月六日，共两卷；吕祖谦《入越录》起淳熙元年（1174）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五日，《入闽录》起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迄四月六日，各一卷；范成大《揽辔录》起乾道六年闰五月九日迄十月十二日，《骖鸾录》起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至乾道九年三月十日，《吴船录》起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迄十月三日，皆为一卷。卷帙较长者数陆游的《入蜀记》，所记起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八日迄十月二十七日，共六卷。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内容起熙宁五年三月十五日迄熙宁六年六月十二日，则有八卷。若以卷数和时间之比相较，《参天台五台山记》并不是最高的，因为《参天台五台山记》十六个月才有八卷，而《入蜀记》五个多月就有六卷，《入越录》和《入闽录》不足一月则各有一卷。但卷数与内容多少并不成正比，《参天台五台山记》每一卷字数均远超《入蜀记》等书，而《入越录》和《入闽录》只是将一次行程所记内容各成一卷，与内容多少和时间长短并无关系。

缘何宋人所记皆较为简略？则如前揭傅孟真先生所言“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事之故。宋人旅行日记所记内容虽不尽统一，但多数是以记述每日里程、所经地名和与友人的聚会、偕游为主，间及一些趣事和景物。我们今日认为重要之内容，当时人则认为是寻常见惯之事，没有记录之必要。他们的日记一般是事多则长，事少则短，无事甚至不记。如内容较丰富的《入蜀记》，有时一日记有数百字，有时则连续几日记述甚简。如其乾道六年九月记事：

二十一日，刘帅丁内艰，分迓兵之半负肩舆，自山路先归夔州。是日，重雾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会庆节道场。中夜后，舟人祀峡神，屠一豨。

二十三日，奠刘帅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刘帅受吊礼，与吴人同。

二十四日，见左朝奉郎湖北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牛达可、右奉议郎安抚司干办公事汤衡、右朝奉郎安抚同干办公事赵蕴。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归州兴山县高祁来。(10)

成寻作为日本人，一方面，对在中国所见人和事都感到好奇和崇敬，另一方面，其甚知来中国意义之重大，想尽可能多多记述所见所闻，带回国去，供后来人参考。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内容详尽与丰富，超过任何一部宋人同类作品。尽管全书所记亦有详有略，但却少有如上揭宋人旅行日记中记述之简单者。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内容详尽与丰富，不仅宋人日记罕与其比，即使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有所不及。圆仁的日记记载了他为期九年中所见所闻，成寻记载的只有十六个月，但前者文字量却只有后者的约三分之二。

《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内容凡468条，涉及宋代的宗教、政治、经济、交通、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如宗教方面，成寻详细记录了他参拜天台山和五台山的经过，并记录下来不少别处的寺庙。其中记及当时宗教礼仪、僧侣生活、佛经翻译与印制、中国与他国佛教交往等内容。政治方面记录了在中国留居期间与宋朝官员的接触来往，和政府机构处理相关事务的程序，并不厌其烦地抄录了宋朝政府在接待他们及办理有关手续时的各种文书。经济方面，生动地记述了所经城市，尤其是杭州、苏州等地的商业繁荣面貌，并记及当时公共洗浴等服务和一些商品的价格。交通方面，对当时中国水路航道及操作情形，陆路交通工具的使用和驿传制度有精细的记载。艺术方面，主要记述了所见寺庙、佛塔的类型、结构和造像的塑绘细节。社会生活方面，记录了中国人饮茶、乘轿等风俗，和许多生活中的琐事细节，甚至微如一鸟一兽之物都未能逃出他的观察和研究(11)。

三　独载仅存，弥足珍贵

《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还表现在其中许多内容为现存宋人著述失载或记述不详，或可补文献之不足，或堪纠史籍之失当。此处试举三例：

关于宋代驿传制度，现存宋人著述中有关记载均不够详备，致使一些史实问题长期给人以困扰和迷惑。如宋代驿递分立问题，一般史书如《宋会要辑稿》、《玉海》等只记载馆驿和递铺的各自间距，《淳熙三山志》记及驿路之上馆驿和递铺的设置状况，但至于馆驿和递铺的分工与联系，尤其是馆驿是否提供马匹及官员出行之驿券用法问题，则皆语焉不详。以往许多年中，一些研究者因没有看到过《参天台五台山记》，或对该书研读不够，故对宋代驿传制度的具体内容之论述多有臆断，认为馆驿中仍有驿马，将驿券与走马头子混为一物。如果研究者仔细研读一下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这些错误则应可避免。成寻在该书第五卷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开封府赴五台山沿途所经馆驿、递铺名称及里程，每日起止宿顿和马匹的请领及交还情况。在第八卷则详细记录了自开封府回天台山途中的具体行程和驿券的使用情况。这些记载不仅可以印证《淳熙三山志》所记馆驿和递铺的设置状况，而且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宋代驿路之上馆驿和递铺是相配合的，馆驿每六十里一处，递铺间距则为十八至二十五里不等，一般有馆驿处必有递铺；馆驿中不再提供马匹，公差人员用马由递铺提供，驿马即递马，公差人员每日从馆驿附近递铺请乘递马出行，沿途经递铺或换马或不换，傍晚将马匹交还所至递铺，然后入附近馆驿止宿（有的递铺和馆驿可能就在一处）；宋代驿券和走马头子并非一物，驿券是由三司（后归户部）发放给公差人员入驿食宿和领取生活补给品的凭证，走马头子乃由枢密院（后归兵部）发放的乘骑递马之凭证(12)。

再如古代官府文书问题。中国古代庞大的官府文书，除了清代档案之类，几乎散佚殆尽，现在无法看到，将来被大量发现的可能性亦极小。令人兴奋的是，《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记载了大量的公私文书。其所记文书总数约二百四十通，即平均每两天一通。其中全文照录或大致全文照录的超过一百通，只录有一部分内容或仅录文书名者约一百三十通。这些文书均为成寻入宋后与宋朝廷、地方官府、寺院及个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其中官府文书主要有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尚书祠部、客省、传法院及地方州府文书。更为可贵的是，成寻不仅照录文书的内容，还保留文书的原格式及一些官员的画押，使我们得窥宋代官府文书的原貌。此处转录一通尚书祠部文书：

尚书祠部　　牒

准　银台司送下开封府奏

同天节开坛，度到僧尼沙弥人数，内壹名日本国沙弥长命。

牒具如前，其上件沙弥长命已受戒讫，事

须准

敕，出给戒牒为僧者。故牒。

熙宁六年肆月　日　书令史徐且郑　在判　给

尚书（侍）［祠］部郎中充集贤校理同判（大）［太］常兼礼仪事兼同判王　安国

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知道［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集贤院兼尚书礼部兼同判王　益柔(13)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转录的宋代文书，不仅对研究文书本身有重要价值，而且不失为重要史料，其价值亦是相当高的。如上引尚书祠部文书，又称“戒牒”，是受戒的凭证，日本学者研究宋史的有关论文，引用此文书者不乏其例，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一书中，甚至有“宋代的尚书祠部牒”一节(14)，这是由于唐代文献中无法找到尚书祠部牒的史料，故从《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的宋代尚书祠部牒加以类推。仅此一例，足见其史料价值之珍贵(15)。

又如宋代的乘轿风俗，过去人们的印象只是根据《宋史》、《云麓漫钞》等少数史籍中的零散记载勾勒出来的。大都认为，北宋前大半个时期，乘轿之制仍然因袭唐代，禁止士人、工商及一般百姓乘轿，对于官员，只在特殊情况下，许个别人乘之，以示优待和恩宠。至北宋末年，朝廷对官员的乘轿优待有所放宽，南宋初年，官员乘轿才开始合法化。但从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杭州、越州、台州、苏州等两浙路州县经历和见闻情况看，当时两浙地区无论官民，乘轿皆为平常之事，连接待僧人也用轿子。这说明北宋中期两浙地区乘轿现象已非常普遍。其中还反映出，不仅官员乘轿显得极为平常，而且官方还似乎有轿子，由士兵抬舁，专供接待之用；民间也有专门以赁轿为业者；僧人乘轿居然有以四人抬者。这与《宋史》等文献之记载显有不尽一致之处。经研究，我们得出了新的结论，那就是在轿子普及过程中，南北还是有一定地区差异的，南方轿子普及比北方要早。《宋史》等文献主要反映的应是以京城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情况，并没有涉及南方地区。这在事实上是可以找到旁证的。如关于北宋中期南方乘轿普遍之事实，除《参天台五台山记》外，他书中亦曾得见。王安石在江宁《金陵驿题》云：“忆昔东游未有须，扶衰重此驻肩舆。市中年少今谁在，鲁老当街六十余。”(16)即是例证。又，成寻到开封及北方其他地区时，根据其记录，却未见乘轿，与官府和僧人间的迎来送往及前往五台山参拜，多是乘船或骑马。这不仅说明当时在陆路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南北之差别，而且说明轿子在推广普及过程中，南北步调之不一致，南方轿子之普及要比北方早。从成寻之记载看，南方乘轿情况显然与当时京师有很大不同，与朝廷禁令也是相悖的(17)。

以上几方面的情况，应可充分反映出《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傅孟真先生在论述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时，曾评价《马可波罗行记》云：“那样胡涂荒谬、乱七八糟的记载，仍不失为世上第一等史料。”(18)若如此说，则《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则高出远甚。当然，《参天台五台山记》亦有其不足之处。因成寻汉语水平不高，书中所记多有晦涩难懂之处，其言语表达和文辞之美，则又无法与前揭同类著作相比。

原载张伯伟编《域外汉集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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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天台五台山记》较早的版本主要有：《改定史籍集览》（第26册）本（近藤活版所，1902；墨屋书房，1967）、《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第三）本（佛书刊行会，1917）等。整理、校注本有：岛津草子《成寻阿阇梨母集·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大藏出版，1959）、平林文雄《参天台五臺山記校本并に研究》（风间书房，1978）、斋藤圆真《参天台五台山记I》（山喜房佛书林，1997年）等。

(2) 日本学者对《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和利用的成果甚多，略见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森克己《参天台五臺山记につぃて》（《驹泽史学》第五号，1956）、冢本善隆《成尋の入宋旅行记に见る日本仏教の消长——天台山の卷》（《冢本善隆著作集》卷六，大东出版社，1974）、藤善真澄《成尋のした彼我の典籍——日宋文化交流の一出》（《佛教史学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81）、伊静春树《成尋の入宋とその生涯》（吉川弘文馆，1996）、王丽萍《〈参天台五臺山記〉に见ぇる文书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研究》第四十二卷第一号，1999）、《宋代の中日交流史研究》（勉诚出版，2002）等。

(3) 载于《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7，页47-66。

(4)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页659，本文所引《参天台五台山记》为《改定史籍集览》本（墨屋书房，1967），并参校平林文雄《参天台五臺山記校本并に研究》（风间书房，1978）。

(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页701—703。

(6)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页729。

(7) （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骖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47。

(8) 《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上）》，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3册，页681。

(9)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44—45。

(10)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七《入蜀记》第五，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191。

(11) 关于《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内容情况，前揭包瀚德先生文有较详细之介绍，此处从略。

(12) 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1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八，页800。

(14) 〔日〕中村裕一：《唐代的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页431—437。

(15) 此处参阅王丽萍：《佚存日本的宋代文书——〈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札记之一》，载于《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页134—157。

(16) （宋）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金陵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537。

(17) 以上参见拙文：《〈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2期。

(18) 《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45。

地方志与域外汉籍：揭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
——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

驿传制度是中国古代维系政府行政差旅及文书和小宗物品传递的交通制度，该制度自殷商迄清末三千余载，曾因时代和政治环境之不同，不断发展变化。唐代中后期，驿传制度曾发生重要变化，至宋而呈新的特点。宋代驿传制度曾是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后有中国学者王夔强、魏重庆、日本学者真上隆俊、曾我部静雄、青山定雄和中国香港学者赵效宣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1)，其中最有影响者为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和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两书不仅对宋代驿传制度进行了全面关注，而且涉及一些非常细致之问题，其成就是突出的。但由于对文献之利用和解读尚不充分，一些实质问题却未能究明，致使读者对宋代驿传制度之认识，一直存有疑窦，不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馆驿与递铺之布局、馆驿与递铺之联系、驿券之内容及使用、递铺之种类、急脚递传递方式等问题，皆令人疑惑难辨。九十年代，笔者曾以宋代交通制度为专门研究之课题，撰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一书(2)，其中重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解决问题之方法无非是对文献之充分利用与解读，其中解决问题之关键便是地方志与域外汉籍。下面分述此类文献在解决诸问题中之作用。

一　关于馆驿与递铺之布局

驿递分立是宋代驿传制度之显著特点。驿不再如唐代前期那样承担文书传递任务，而是与馆合并，成为专门接待公差人员之场所，文书传递则由递铺负责，两者分属不同之系统。上世纪三十年代，魏重庆先生即已撰文指明，但二者设置之分布则一直令人模糊不清。关于馆驿的设置间距，宋人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中有明确记载，即“六十里有驿”(3)，而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直路亦不下十驿”(4)等记载不难验证“六十里有驿”之真实性(5)。关于递铺之间距，《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则明确记载为二十五里(6)。馆驿与递铺间距之差别，已然说明二者之不同，但二者之分布，上述史籍则没有明确记载。幸运的是，此情况可在现存的宋代地方志中找出端倪。《景定建康志》有这样一条记载：驿路“每铺相去十里。……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处递传之路”(7)。再参考其他方志相关之记载，我们不仅可以推知，递铺不仅设于驿路，亦设于没有驿的地方，分布比馆驿广密，而且可以明晓，二十五里为递铺间距之常制，而在具体设置中亦有十里、二十里等少于二十五里的情况。那么，驿路之上既有馆驿，又有递铺，其具体布局如何？又是地方志之相关记载告诉了我们答案，而此答案仅见于《淳熙三山志》中。《淳熙三山志》对福州之西、南两路驿铺作了详细记载(8)，今据其所载草成示意图如下：

《淳熙三山志》虽然成书于南宋，但在记述福州馆驿与递铺时，曾以注文形式追述其在北宋之情况，这说明福州驿递之布局从北宋至南宋，情况基本是一样的。从该志对福州城西、南两路的馆驿与递铺设置之记载看，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馆驿少而递铺多，有馆驿处必有递铺，同处之馆驿、递铺名称有同有异。但有了《淳熙三山志》之记载，我们似乎还不能断定宋朝全国范围内馆驿与递铺设置状况皆是如此，因为这只是福州一地之情况，充其量亦只能说是南方之状况。要说明宋朝全国馆驿与递铺设置之状况，还必须有关于北方地区之材料。但今日存留的宋人所修北方地方志只有宋敏求《河南志》、《长安志》和程大昌《雍录》三种，而且多记前代之内容，亦无驿传之情况。宋人其他类别的典籍中亦不见关于北方驿传之详细记载。幸运的是，有一部域外汉籍中却详细记录了北宋时北方驿传之状况，这便是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该日记共八卷，原本久佚不传，现有抄本十余种和活字本近十种存于日本。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日本学者整理的校注本和译注本陆续问世。该书是一种即闻即记，内容赡富的笔记，有些内容是独载仅存的，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9)。成寻在书中对从京城到五台山的往返路程及所经驿铺作了详细记录，正好可以满足我们对宋代北方驿传情况了解之愿望。现将成寻从京城赴五台山所经馆驿、递铺及具体里程草图如下：

①《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27—736，（日）すみゃ书房1967年《改订史籍集览》本。按：该驿路图主要依照成寻自东京往五台山行程列绘，并参校返程之记录。但返程与往程所经路线略有不同。

图中马铺即马递铺(10)。从成寻的记录看，从东京开封府到五台山之驿路上，亦是每隔几个递铺便有一个馆驿，但亦不无令人疑惑处。表中除中牟县三异驿、怀州覃怀驿、忻口寨金山驿和代州崇轺驿等处有递铺外，还有一些有驿处未记及递铺名。给人印象似乎与福州情况稍有不同。实际上，东京至五台山一路有驿处都应该有递铺，只是成寻没有提起而已，这从成寻的相关记录中可以推知。如入宿荥阳县驿后，成寻记曰：“今日过五马铺，六十四里。”(11)成寻当日晨从奉宁驿出发，至荥阳驿正好六十四里，自奉宁驿下一个马铺算起，到荥阳驿正好够五马铺，成寻言五马铺，而不言四马铺和一驿，说明荥阳驿处必有一马铺，或在其附近，或与荥阳驿连为一体。再如宿于泽州晋城县星轺驿后，成寻又记曰：“今日过四马铺，六十二里。”(12)如上算法，推知星轺驿处亦必有一马铺。又如过潞州崇贤驿，宿离驿三里之开元寺，此日出发时，则言“即马铺［马］十匹，乘向北行”(13)，而不是言从驿中请马，亦是驿处有递铺之明证。因此可以说，东京至五台山一线之馆驿与递铺之布局，与南方之福州无异。如果福州驿路和东京至五台山驿路之馆驿与递铺设置状况能够分别代表南方和北方的话，那么，《淳熙三山志》和《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相关记载，就算是将宋代馆驿与递铺布局之奥秘解开了。

二　关于馆驿与递铺之联系

究明馆驿和递铺的设置状况，是了解二者联系之基础。由于正史、政书、类书等史籍均未能明确记载宋代馆驿与递铺之布局，关于二者之联系自然亦不易从中找到答案。但《参天台五台山记》之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现将成寻对从五台山返回的行程记述节录如下：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日甲午，天晴，丑一点，马十匹来，出驿，过十五里至高村马铺，马十匹替；过二十里至巴云马铺，［马］十匹替，过十二里至大马铺，［马］十匹替；过十八里至高都驿，巳时止宿，依使臣请（气）［乞］也，泽州南门外也。从州送羊叠十枚、紫绢半叠七枚，从州内过，行至驿。州兵士二十人出替，路州兵士与酒二瓶，还了。从州送大斋，僧八人、使臣、通事。今日行六十五里。三时行法，经第一。廿一日乙未，天晴。丑一点马十匹来，出高都驿，过十二里至（此）［北］小箕马铺，十匹马替；过十里至南小箕马铺，十匹马替；卯一点，出马铺，过十二里，至天井关马铺，十匹马替；［过］十二里，至星轺驿，从乡事马铺十匹马替；过十二里，［至］夹泉马铺，十匹马替；过十五里，至长平马铺，十匹马替；过十五里，至万善马铺，南有万善驿，十匹马替；过二十里，至怀州覃怀驿，但驿但榜铭：“北至星轺驿七十里。”又星轺驿铭铭：“南至覃怀七十里，北至高都驿四十五里。”今日一百五十里，怀州兵士二十人出替，泽州兵士返了。三时行法了，经二、三。廿二日丙申，天晴。卯三点，马十匹来，出驿。过十七里，至十八里马铺，十匹乘替；过十八里，至五里马铺，十匹乘替；过十五里，至梧桐马铺，十匹乘替；过二十里，至孟州河阳驿，宿此驿东堂，子时，留了。驿庄严甚妙，堂堂皆悬幕张帐。今日七十里，三时行法了，经第四。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三点，出北门马铺，马十匹，即出驿，渡黄河浮桥，雨，过十五里，至望仙坡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牙庄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油店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孝义马铺，是中路也，非（光）［先］路，十匹出替；过二十里，至洛滨驿，未时止宿了。今日七十一里，三时行法，经第五。参向并还向，大河小川皆冻厚，人马行冰上，立春以后，大河冰解，大流最希有也。孝义马铺东有孝义驿，但无券处也，而为寄宿处……(14)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成寻一行人主要从递铺请乘马匹，到馆驿止宿。其基本情形是，早晨起床后，从馆驿附近之递铺请来马匹，然后出驿前行，每遇前方递铺，则更换马匹，遇驿若需止宿，则将马匹送交驿旁递铺，然后入驿食宿，次日晨，再从递铺将马请来，出驿前行，如此循环反复。递铺提供马匹，馆驿提供食宿，各有分工，密切配合，正是二者的联系所在。

当然，青山定雄与赵效宣两位先生亦都看到并引用过《参天台五台山记》之资料，但他们却没能完全厘清宋代馆驿与递铺之区别和联系。青山定雄先生认为馆驿和递铺在接待过往公差人员方面，有着共同的作用(15)，而赵效宣先生虽曾分别对馆驿与递铺情况加以叙述，对于二者在接待方面之作用，亦基本因袭青山定雄先生的认识。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关键是受“驿马”一词之蒙蔽。

唐代驿中曾配有不同数量的马匹，供传递文书和往来官员使用，因此，“驿马”便成为驿传系统中官马的习惯名称；公差人员利用官马亦习惯称作“乘驿”或“乘传”。宋人著述中这些名称仍有不少。《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亦是如此。成寻不仅不止一次地称一行人所用马为“驿马”，而且有时还宿于递铺。这很容易令人产生馆驿与递铺在接待方面有共同作用的认识。实际上，宋代馆驿中已不再配备马匹，只是过往公差人员的食宿之所，同时储备钱粮等物，由公差人员凭券支取。公差人员出行所用马匹由递铺提供，通常称作“递马”，“驿马”实际指的就是递铺中之“递马”(16)。

宋代公差人员所用马匹由递铺提供，是与驿传制度变化相适应的。宋代驿递分立，前代驿之传递功能为递铺所夺后，与馆合并，仅为过往人员的食宿之所。这样，无须在馆驿和递铺中都备有马匹。为便于管理，仅递铺一处有马就足够了。因为递铺分布比馆驿广密，有驿之路必有递铺，人员差出，自递铺请乘马匹，入馆驿请给食宿，是十分方便的。当然在没有驿处，或行程赶不及时，递铺亦可聊供食宿，但不是通常之职能。

三　关于驿券之内容及使用

以往学者因未能究明宋代馆驿与递铺之区别与联系，亦必然不能弄明白有关证券之用途。宋代公差人员出行，利用馆驿和递铺，须有一定的凭证或券历，此种对象，见于文献最多者就是“驿券”和“走马头子”。无论是青山定雄先生还是赵效宣先生，在其著作中均未能区分二者之不同，而赵先生则明确认为二者就是同一种东西，其作用就是作为乘骑驿马及入驿食宿之凭证(17)。以后不少论及者和有关工具书，皆沿用这样的说法。

笔者通过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梦溪笔谈》、《演繁录》等史籍中关于驿券与头子发放之记载，进行仔细比勘、考辨，发现二者无论发放机构还是具体用途，都是不一样的。驿券在元丰改制前由三司执掌发放，元丰改制后，改由户部执掌发放，而不由枢密院或兵部；头子在元丰五年（1082）以前由枢密院执掌发放，元丰五年六月开始，改由兵部之驾部执掌发放。驿券在宋代只是入驿食宿和领取补给品之凭证，而头子才是到递铺请乘递马（驿马）之凭证。宋代驿券由唐代馆券发展而来，唐代馆券本由户部发放，五代后唐时移归枢密院，宋初因之则称驿券，曾以枢密院头子之形式发放，却与走马头子不同，但至迟在嘉祐三年（1058）已改由三司执掌发放(18)。

如果只是明白驿券与走马头子之不同，而不知其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还不能完全洞悉驿传制度之究竟。关于走马头子之发放与使用，《宋会要辑稿》方域门有较为集中之记载，再结合同书刑法门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元条法事类》等典籍中有关马匹配给之零散记载，我们不难勾勒出宋代公差人员乘用递马制度之大概(19)。但关于驿券之内容和具体用法，在上述史籍中却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可喜的是，这一答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亦能找到。成寻不仅照录了一份驿券的格式和内容，而且亦记下了沿途使用驿券之情况。

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初一，是成寻一行从东京动身前往五台山之日。这天，成寻记道：

同四年（即日本延久四年）十一月丙午（初一），天晴，巳时，使臣并三司官人来，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官人与老僧文云：

三司　日本国僧成寻等，差殿直刘铎引伴成寻等赴五台［山］烧香讫，却引伴赴阙。日本国僧捌人，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引）［斤］三两贰分、油壹两（玩）［玖］钱捌、盐壹两贰分、醋三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漆）［柒］斤。客商通事壹名，每日与口券米贰（胜）［升］。右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往来则例，其券并沿路批勘文历，候（四）［回］日缴纳赴省。

熙宁五年拾月贰拾捌日给

判官

副使

使(20)

此段由三司使、副使、判官签发的文字，既被成寻称为“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其中又将各人每日供给之米、面、油、盐等物数量言之甚详，且言明“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分明就是一张驿券。这在成寻返回京城后的谢表中可以得到确证。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寻一行回到京师传法院，二十九日，即有“三司券付了”之记录，亦即按照券中“候回日缴纳赴省”之规定缴还。三十日，传法院僧在谢表中又有“臣等蒙圣恩特差天使并递马、驿券送彼五台瞻礼圣相”之语(21)，则前此由三司发放的“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必是驿券无疑。这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过，弥足珍贵。

成寻不仅记录下了这份驿券的内容，而且多次提到沿途使用驿券的情况。根据成寻的记录来看，宋代驿券之使用可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若在馆驿就餐，馆驿则按驿券中所规定标准供应；若不在馆驿吃饭，则可按每日标准将所供食物、用品折钱领出。成寻多次记到“驿钱”请来、驿内“请食钱”、“驿粮钱”请来，当是不在驿中用餐而折钱。熙宁五年十一月四日，因引伴使臣请求在奉宁驿逗留一日，驿内供应粟米饭，诸僧难以下咽，只好以私钱买白米食用。这应是因为在驿内用了餐，便没有驿钱可请，只好用私钱另买食物。又，十一月二十七日，成寻一行到达宝兴驿宿止，之后一连六日都由寺院招待饮食，参拜五台山。大概因为几日都没有驿程，按规定，只能支取一日驿钱，可到十二月四日离开五台山时，引伴使臣却请取六日食钱。成寻觉得只可以请一日食钱，制止未成，称“不便也”，感觉很不好意思(22)。

四　关于递铺之种类和急脚递传递方式

沈括《梦溪笔谈》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曰马递，曰急脚递。”(23)《宋会要辑稿》亦载有孝宗淳熙时军器监主簿、措置递角王厚之言：“递铺旧法三等，曰急递、曰马递、曰步递。”(24)因此，一些学者便将宋代负责文书传递的递铺划分为步递铺、马递铺和急脚递铺三种，虽然不无道理，但未免失之偏颇。诚然，考诸宋代史籍，宋代递铺似有独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者。但若仔细研读宋代地方志，我们不难发现，宋代递铺多是两种或三种功能兼具者。如《淳熙三山志》记载，州城西路之东门铺在元丰中马递四人、步递六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1107），添马递三人、步递一人；土铺元丰中添定马递三人、步递四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又添急递二人，递马一匹。南路横山铺旧有马递兵士三人，元丰六年独不置急递，大观元年增步递三人、急递二人；江南铺在元丰六年添定马递三人、步递三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添递马二匹。此皆三种功能兼具之递铺。元祐六年（1091）曾一度罢急脚兵士，使福建路递铺中只存马递与步递(25)。又《咸淳临安志》载，南宋时，钱塘县界有斥堠铺八所，其中五所有马递；富阳县界六所斥堠铺，三所有马递；新城县界有斥堠铺三所，两所有马递(26)。按斥堠铺乃南宋初在一般递铺之外增设的一种相当于急脚递的递铺，其中有马递者，即两种功能兼具。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把递铺简单地分成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类，显然是欠妥的。

当然，宋代递铺的种类较为复杂，以功能、设置地点和隶属关系等不同标准划分，则有数种之多(27)，此处不赘述。

近人对宋代驿传制度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长期争论不下的问题，就是急脚递的传递方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青山定雄、曾我部静雄、真上隆俊和小岩井弘光等学者认为，宋代的急脚递为铺兵脚走传递。真上隆俊甚至认为宋代的邮递不论在任何理由下，也未曾使用过马匹(28)。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香港学者赵效宣先生著《宋代驿站制度》一书，反驳了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宋代急脚递为马急脚递，是由铺兵骑马传递(29)。笔者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反复的思考和研究，认为宋代急脚递中，铺兵脚走传递和乘马传递两种方式之存在，都能在史籍中找出凿凿证据，进而推论出，宋代的急脚递是乘马与脚走并用的。而支持这一结论的关键文献资料亦是来自《淳熙三山志》。

《淳熙三山志》中记载，州城西路之土铺在元丰中添定马递三人，步递四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1107），添急递二人，递马一匹。丰田铺在元丰六年添定马递三人，步递四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并添急递二人，递马一匹。南路江南铺在元丰六年添定马递三人，步递三人，急递二人；大观元年添递马二匹(30)。这些记载充分证明，宋代带有急脚递的递铺中是有马的。

《淳熙三山志》又载：福建路递铺“旧有铺马，至和（四）［二］年，章柬之奏罢。柬之时知漳州，以山径险僻，递送转见迟回，乞抽收回官马，差急脚兵士。时本州有马四十五匹，并罢。嘉祐二年，薛纶请复之。纶时知建州，奏急脚兵士止传送递角使命，经过州县，临时借马于人户，不无搔扰，乞每铺量置马二匹，复罢急脚。”(31)知福建地区急递旧由马传递，一度改为急脚兵士走传，因急脚兵士懒惰而向人借马，又复行用马传递，而罢急脚兵士。这段记载足以说明，宋代急脚递中，乘马传递与脚走传递两种方式是并存的。一般来说，急脚兵士大概置于山险地区递铺，此种地形，正与斥堠“平易用骑，险阻用步”(32)之说法相一致。但福建路则是马步互易的。

根据宋代急脚递中马递与步递并存的事实，笔者进一步得出结论，宋代各个等级的传递速度，并不是以交通工具的行速限度而定，而是根据文书的性质和各类传递规则所定，正如今日邮递中的“特快专递”、“快件挂号”和“平信”等类别之传递一样。宋代急脚递之所以马递、步递并存，是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当时快速传递的工具主要是马匹和人力。一般情况下，马行速度要快于人的步行速度，马的耐力也非人力所能比，乘马传递可提高速度，节省人力。但若遇山险地带或平陆有河渠之地，用马传递就不如用人便捷，所以急递不必尽用马匹，况且急递传送文书多为紧急机密文书，用人步行传递有时更便于掩人耳目。再者，宋代马匹短缺，递铺中也经常马匹不足，即使有马，又多为从战场上退役下来之病弱马匹，而这些马匹，还要有一部分提供给过往公差人员，因此，传递之马很不充足，所以有时也须以人力进行传递(33)。

五　余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宋代驿传制度，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尽明晓，但主要环节已被解开，而解开这些环节的文献则是地方志和域外汉籍，而不是对典章制度有专门记述的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这不禁使我们要对这几种典籍关于宋代典章制度记述问题进行一番检讨。

《宋史》诸志是集中记载宋朝典章制度的篇章，共分十五目，其分量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廿四史中亦居首位，内容可谓丰富。但我们若据以了解有宋一代典章制度之全貌，无疑还是很不够的。且不说近年学界新认识到的典章制度内容(34)，即便如大家所习惯言称的皇帝制度、职官设置制度、职官管理制度、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财政经济制度等(35)，亦不能完全依靠《宋史》诸志得到较详细了解，而须用其他大量文献互补、互证方可窥其大概。至如驿传制度等，《宋史》诸志不仅未设专目，在其他篇目中亦无专门记述，仅在卷一六三《职官三》兵部之驾部条中言及对邮传之执掌，在卷一七一《职官十一》中有“给券”一目，言及官员出行有驿券、馆券、仓券发放之制，但三券有何区别，如何使用，则语焉不详。又，《宋史》诸志记述其他典章制度时，亦多有以某一时期之内容混充一代之概况者。

《文献通考》主要记述上古至宋代典章制度之沿革，尤以记宋代为详，内容亦甚丰富。全书内容共分田赋、钱币、职役、市籴、土贡、选举、学校、职官等二十四考，分目比《宋史》细。但其长处主要在于阐明各类典章历代之沿革情况，就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述而言，其与《宋史》史源皆以宋修《国史》为主，若论对典章制度包含之范围，则与《宋史》差别不大。即如驿传制度之类内容，《文献通考》亦无专目，涉及之处亦皆一笔带过。

《宋会要》应是最完备记述宋朝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容亦最丰富，遗憾的是今天仅存辑本，且有不少残阙和错误。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有方域一类，其中列有“驿传”之门，并有相当篇幅比较集中地记载到馆驿和递铺情况，因此书已残，我们不能责其对驿传制度记载之不详，可事实是，其现存的记载中，不仅未能让我们对驿传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且还存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宋会要》没有残阙，我们仍能发现其对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宋会要》对典章制度记述之形式，多是相关诏令和奏议之排列，而缺乏对所记内容的整体概述。

记及宋代典章制度的还有一批类书，如王应麟的《玉海》、章如愚的《山堂考索》、祝穆的《古今事文类聚》、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这些类书亦曾分门别类地对宋代典章制度进行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宋代典章制度有重要帮助。但因为这些类书主要是作为科举应考的参考书，为参加考试者提供与考试有关的知识和作文素材，不是专为记史而作，故其在记述典章制度，乃至其他内容方面有很多不足。以驿传制度为例，《玉海》虽列“邸驿”之目，但开篇即云：“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此句看似对历代邸驿情况之概述，实际上并不准确。接下来即分别记述历代著名之亭、邸、馆、驿，间及相关制度，但无一详备完整之概括。记及宋代内容时，除记述数处馆驿外，则有“本朝诸路邮传，每二十五里置一递，役卒十有二人。军兴以来，凡通蜀道者皆增斥堠递，九里一置，其后黄敏行措置江浙荆襄之旧无斥堠者，一切创增”之语，亦只是粗略而言(36)。《古今事文类聚》亦有“馆驿”之目(37)，但只是节录历代文献中部分包含馆驿内容之语句和诗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虽有“馆驿”和“巡辖马递铺”之目(38)，但主要是列举相关词句的出处，而且有些解释亦不正确。诸书在记及其他典章制度时，情况亦基本类似。若从此方面而言，则我们对这些类书的价值不应评价过高。

与正史、政书、类书相比，地方志有其不可替代之长处，尤其是宋以后之方志。张国淦先生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云：“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39)因方志记述内容往往比较具体细致，特别是关于地方性内容，多可补正史等书之不足。其中补正史等书对制度记述之不足，是其重要功用。近人瞿宣颖在《方志考稿序》一文中曾提出方志的六大功用，其中有云：“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40)又，宋代方志编修，多是请熟悉地方掌故并有志于此道的学者执笔，而制度方面内容，因不涉及人物之是非和政绩之褒贬，方志编修者无须避嫌，多能客观记述。但对此方面内容记载之详略，往往取决于编修者的见识和兴趣，并非所有方志都注重对制度之记述。如关于宋代驿传制度，现存宋代地方志多有记及，但详略各异，最能说明问题者，亦只有《淳熙三山志》。与方志相比，域外汉籍之优点则更为突出。傅孟真（斯年）先生在论述史料类别时曾经指出，本国的记载和外国的记载“是互有短长的”，“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好处，他更无所用其讳”；“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同时却是最要紧的事，而外国人则可以少此错误”(41)。《参天台五台山记》最能说明这一事实。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不仅纪事详细、而且有不少内容是他书所无，不仅可与正史之类书籍互相证补，其史料价值亦是宋人同类笔记无法比拟的。

该文日文版原载〔日〕《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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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诸位先生的成果分别有：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载于《安雅》1935年5月至1936年1月，共5期）；魏重庆：《两宋时代的交通事业》（载于《正风半月刊》1936年7月，2卷11期）；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载于《东洋学报》34，1—4，1952）；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2) 该书稿完成于1997年，2002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驿》，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359。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七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3147。

(5) 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2—13。

(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50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庚戌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7册，页560；（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二《邸驿》，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3166。

(7) （宋）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铺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536。

(8)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7828-7832。

(9) 参见拙文《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载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又见本书前文。

(10) 《金玉新书》第十三条云：“诸马递铺藏匿人马不供换者，杖一百，敕重难递铺……”第十四条即云：“诸递铺铺兵告获马铺藏匿不供换人马者，给所告获马，改充马铺。”下又有类似之条文。由此知马铺即马递铺之简称。（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7册，页6454。又，洪迈《夷坚支景》卷一《阳台虎精》载：“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离乱之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唯屯驻诸军每二十里置流星马铺，转达文书；七八十里间则治驿舍，以为兵帅往来宿顿处，士大夫过之者，亦寓托焉。”亦是马铺即马递铺之佐证。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880。

(11)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28。

(12)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30。

(13) 《参天台五台山记》，页732。

(14)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46—747。

(15) 《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页175。

(16) 详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21—25之考证。

(17) 《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页174；《宋代驿站制度》页258。

(18) 详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25—36之考证。

(19) 详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42—47。

(20)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27。

(21)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52。

(22)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页728、页742—743。

(23)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25。

(24)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三一，页7515。

(25) 《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页7828-7832。

(26)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馆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3851。

(27) 详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95—98。按：关于宋代递铺之种类，青山定雄先生在《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第161—163页亦曾引《淳熙三山志》之记载进行论述，笔者在青山定雄先生之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考辨。

(28) 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页75；曾我部静雄：《宋代的驿传邮铺》，《桑原纪念论丛》；小岩井弘光：《关于宋代急脚递铺兵》，《集刊东洋学》一；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东洋学报》三四，一—四，1952。

(29) 《宋代驿站制度》页53、63。

(30) 《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页7828—7832。

(31) 《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页7828。

(32) （明）章潢：《图书编》卷一二〇《斥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2册，页639。

(33) 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13—120。

(34) 近年学界对古代典章制度范围之认识有所扩大，如笔者曾提出行政差旅制度、朱瑞熙先生揭出官员礼品赠送制度、公费用餐制度等。

(35) 张希清等著：《宋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即分七章，名称如上所列。

(36) 《玉海》卷一七二《邸驿》，页3159—3167。

(37)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7册，页107。

(38) （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一四，后集卷七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1册，页84；第940册，页337。

(39)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

(40) 瞿宣颖：《方志考稿序》，《文献》第四辑，1981年2月。

(41)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44—4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

一　前言

随着新史观、新文化观和社会科学理论及概念对东方史学之影响，以及“交通”对译西词被普遍接受，自二十世纪起，具有近代意义的交通史便成为中国正史修撰及历史研究中颇受重视的门类之一，记录和研究电报、邮传、道路、运输等历史内容。尽管后世学术史回顾之论著，多将其归诸经济史、社会史或历史地理，并未给予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比肩之地位，但交通史却一直作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或类别存在，不仅涌现出大量专门之成果，更在专门史和断代史研究回顾中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如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进行世纪学术回顾中，便有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2002.2）、冻国栋《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曹家齐《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宋代交通史研究八十年——〈宋代交通史〉绪论之一》（《宋史研究通讯》2011.2）等。

从历年之研究状况来看，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内容主要包括陆路交通、驿传制度、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四个方面，而前两者密切相关，且又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因陆路交通与驿传制度直接关涉王朝一统等政治、军事问题，且于统一时代（包括宋朝之局部统一）记述较多，故以对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之研究居多。据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反映情况看，对于古代道路和驿传制度之研究，以唐宋时期最为突出，其次是秦汉与元代，明清又次之。从史料记载情况看，明清时期无疑最为丰富，但因此时道路与驿传袭前代之制，已甚是成熟易知，且史料呈现议题又无比丰富，故道路与驿传研究对于整个明清史而言，已不如前代突出，唯近代更制以后，较为学界重视(1)。因此可以说，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亦当能够体现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一般特征。又，唐宋时代前后相贯，且又遭逢政治格局之屡更和制度、社会之转型，其交通状况之因与变均甚突出，而不少交通史研究成果皆是以唐宋冠题，通同考察，故以唐宋道路与驿传制度研究为讨论对象，以作学术回顾，亦当属得宜。因无论整个古代交通史，还是唐宋断代之交通史研究，皆有世纪之总结，故本文仅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在简单回顾二十世纪研究之基础上，述论近十余年来的研究状况，并对今后之研究略抒设想。

二　二十世纪唐宋道路与驿传研究之再回顾

从成果发表的时间来看，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以中日两国学者为主。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学者王倬的《交通史》，应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涉及交通史之著作。该书篇幅仅六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和“近世交通史”三编，每编又分别列“中国”、“各国”、“综论”三章。但若从唐宋交通史研究来看，日本学者则是始耕耘者。1928年，坂本太郎《古代驿制的研究》（至文堂，1928）在研究日本律令时代驿制的同时，曾比较研究了唐代驿制，对唐代驿之种类、驿长、驿马、驿之管理机构进行了论列。1929年，池田静夫发表《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宋代黄河流域运河之研究》（《东亚研究所资料》丙第82号D）；1930年，曾我部静雄就发表了《宋代的驿传邮铺》（刊于《桑原纪念论丛》），则开启了对宋代的运河和驿传制度问题之研究。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才陆续发表一些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论著。纵观二十世纪唐宋交通史研究之历程，1970年是一个关节点，1970年以前，研究者以日本学者为主，研究问题亦比较集中；之后，研究者则以中国学者为主，而问题涉及面则非常广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唐宋交通史研究，应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期学说引发的对唐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之结果。就道路与驿传问题而言，参与的学者主要有青山定雄、日野开三郎、藤枝晃、大庭脩、真上隆俊、小岩井弘光等。其标志性成果则是青山定雄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

青山定雄从三十年代起，就接连发表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漕运、汴河、道路、驿传等多个方面，《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是其研究唐宋交通史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分交通与地志地图两篇。第一篇包括唐代的陆路、宋代的陆路、唐代的驿与邮及进奏院、唐五代的关津与商税、宋代的递铺、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宋代漕运之发达；第二篇包括唐宋时代的总志及地方志、唐宋时代的地图、阜昌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及淳祐石刻地理图、栗棘庵所藏的舆地图。可谓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唐宋时期除海上交通以外的交通问题。因而被称为该领域内“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精心巨著”(2)。其对道路之研究，主要是将文献资料与古地图相互印证，勾勒出唐宋辖区内除今广西、云、贵地区之外的陆路交通干线，但基本上属于粗线条的梳理。其对驿传之研究，主要论述了唐代的驿制及其变化与弛废、宋代的递铺分布与任务、金字牌与北宋末递铺之弛废、驿与递之关系及南宋斥堠铺和摆铺问题。该部分内容可谓征引丰富，对以前研究成果作了总结，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唐宋驿传制度问题。其中首次论及宋代驿与递之关系，使人们对于宋代驿传制度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但该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驿传制度之著作，论述略显粗略，对唐宋驿传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如递铺种类，金字牌递、斥堠铺、摆铺的创置时间及其演变，文书传递等讨论均有力所未逮之处，而对宋代馆驿诸制及相关之驿马、递马、驿券、头子诸问题更是未能发现。

1970年前中国学者中，亦有陈源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1：5，1933）、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1935年5月至1936年1月，共5期）和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2卷11期，1936）等，但基本上是搜集史料，揭举出部分问题，大致廓清唐宋驿传之格局，皆属初步之讨论。

1970年后，日本学者渐渐退出唐宋交通史研究，在道路与驿传方面，唯见佐藤长、白须净真、荒木正晴等少数学者在八十年代以后发表论文或报告，讨论或涉及与驿传制度相关之长行马、长行坊等问题(3)。尽管如此，唐宋交通史研究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继续呈现繁荣之象，只是研究主力已是中国学者。就道路和驿传研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便是严耕望先生，其标志性著作即《唐代交通图考》(4)。

其实，严耕望先生从五十年代便陆续发表唐代交通史研究论文，讨论唐代的驿传制度及陆路、水运、海运及对外交通，或概述，或专论，可谓对唐代交通问题有通盘认识和深度思考。其《唐代交通图考》便是其汇集数十年心得所成之作，被称为“研究唐代交通的划时代巨著”(5)。其一到五卷于严先生在世时出版，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原计划之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综结等后五卷，在先生生前未能出版。之后，唯第六卷“河南淮南区”由其高足李启文先生代为整理，于2003年出版。“全书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每篇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证史料繁富，……各篇唯引言及综结用‘常行体’，其本论皆采‘纲目体’。”(6)卷首“序言”高度概括唐代交通的特质和总体状况，与各卷各区之专论互相呼应。其所用文献，“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几近“竭泽而渔”(7)。其中不仅讨论唐代交通，亦涉及前后时代相关问题；不仅研究驿道，次道亦在研究之列，每篇考证结果皆绘成地图附于篇末，各卷末又附纲文古地名引得。不仅体大思精，而且创举交通史新例，故“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8)。但由于作者多未能亲至实地考察，且使用地图间有舛误等，其中亦不无瑕疵。中国大陆学者李之勤、辛德勇、蓝勇等，皆对其中若干论点提出商榷意见(9)。

严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面世前后，中国其他学者亦在这一领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在陆路交通方面，分别对唐代两京及其周围驿路、广州之内陆交通、岭南交通路线、剑南道交通路线、古青海道路、敦煌道路及与成都间交通线、瓜沙途程、唐五代通西域道路、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等作了考述，代表性论著有：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以上三文均载于《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台中：国彰出版社，1987）、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等。这些研究或参据史志及出土文书，或辅以实地考察，由不同角度对唐代道路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探讨，使过去史载不详或互有歧疑的若干陆道走向、通塞状况、道里途程和与交通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明晰化(10)。其中内容对《唐代交通图考》或有所补正，或相互印证。当然亦存在因学术信息不畅而导致的重复研究。

八十年代前后，在唐代驿传制度方面，中国学者讨论最为集中的问题包括唐代馆制及驿制的细部问题（如驿丁、驿家、驿田、驿马）、唐代传制及传与驿之关系等。代表性论著有：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1983）、《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1990）、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1986）、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大学，1991）、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传马坊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2）、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4）、李锦绣《唐前期传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等。其中突出的特色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驿传制度，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深入，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认识，并对同时期及以前的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有不少商榷(11)。

197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宋代陆上交通线路的研究开始稍晚，而且多集中于缘边交通。如1988年，韩茂莉发表了《宋夏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陈守忠发表了《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随后则有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3）、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传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莫任南《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西北史地》1991.3）、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5）、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的重大发展》（《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4）、《南宋交通大动脉：“马纲”驿路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96.1）、孙修身《试论甘肃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4）、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等。

1970年后，中国学者对宋代驿传研究起步较早，而较早研究宋代驿传制度的是台港学者。1971年，台湾学者刘伯骥出版了《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一书，叙及驿传制度。1977年，台湾学者邱彭添又发表《两宋的驿传制度》（《史学汇刊》，中国文化大学，1977.8）一文，但大体上亦属于对基本内容之介绍。1983年，香港学者赵效宣出版了《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书，对宋代驿传制度之研究有重要推进。该书是至今唯一一部专门研究宋代驿传制度之著作，分为“递角之传递制度”、“人与物之传递制度”和“管理制度”三部分，不仅对递铺的设置状况、文书的封装传递过程、文书种类及传递方式作了详细考述，而且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馆驿之状况、公差人员对馆驿和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驿路、桥梁修治等状况，几乎涉及了驿传制度的所有内容。作者不仅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征引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只是发明较少，且全书内容略显芜杂。1980年代初以后，中国大陆学者之论著开始涉及宋代之驿传制度。如王文楚《中国古代驿传制度概述》（《历史教学问题》1983.3）、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刘广生等《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著作，以及交通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的一些交通史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宋代驿传制度之内容。但这些著作中，因非研究宋代驿传制度之专著，或作者并非史学工作者，故对宋代驿传制度缺乏深入研究，叙述都比较简略。尽管如此，同一时期大陆学界，还是有少量单篇论文在局部上对宋代驿传制度作了进一步探讨。如王云海、张德宗《宋代的邮递铺兵》（《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对宋代递铺内部铺兵之编制、配补、任务及生活境遇作了考察；汪圣铎《宋代的递铺》（《文史知识》1988.5）则对宋代递铺职能、分布与数量作了介绍和估计。

另外，在二十世纪后期，还有一些涉及唐宋交通的通论性和区域性著作，如浙江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魏嵩山《洞庭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李志庭《两浙地区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等，均有对唐宋时期道路交通之叙述，但多是铺垫性简介，并无深入之探讨。

综观二十世纪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则可以发现，以往对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或立足历史地理层面，或本于制度史理路，其基本方法无外乎文献梳理与实证性考论。因此，其道路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具体交通路线之走向、行经地点、里程等问题之梳理和考证方面；驿传制度研究成就则表现在对制度名物之辨证及理解方面。特别是唐代道路和驿传之研究，因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相互印证，对基本史实之复原和解释有重要突破。至于将道路与驿传等交通史问题与社会、政治史问题相结合，或从政治、社会史角度考察交通史问题，并采用综合考论与分析之方法研究交通史，还显得甚为不足。如包括《唐宋交通图考》在内的道路研究成果，虽附论有关历史事件，却亦属于简单列举与静态描述。就驿传制度研究而言，虽属于制度史研究，但由于观念的局限，基本还是对制度内容进行整体概括和静态解读，亦即“死”的制度史研究，故难以究明驿传制度与政治、社会间的深层关系和具体实施效果。

从唐宋两代道路和驿传研究之比较来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深度，对唐代之研究均超过对宋代之研究。其中不仅宋代道路与驿传研究呈薄弱状态，能综合考察唐宋交通的学者和成果，仍属少数，故唐宋间交通线之沿革及功能之差异、驿传制度之演变过程，及驿马、驿券、馆券等性质之变化，皆缺乏实质性讨论。另外，在史料利用方面，虽有对出土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利用，却对域外相关文献之利用甚有局限。

三　近十余年来唐宋道路与驿传研究之状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社会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等新史学的继续影响下，东方史学再遇生机，为之一变。唐宋史研究在此大背景下，转换视野，不断呈现新的气象。但若从道路和驿传研究方面来看，唐史研究与宋史研究却一改以往之态势，形成新的反差。即唐代道路与驿传研究大不如前，而宋代之相关研究则颇有进展，只是研究者仍以中国学者为主。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每年均刊出上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文章（以中国大陆研究为主。有的称“概况”、“概述”）及“日本隋唐史研究”综述，综述者将交通史或归入经济史研究，或列进历史地理研究。但从2000年以后的研究综述来看，在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类研究大目下，中国隋唐史研究只有2000、2008和2012年的综述中出现“交通”小目，日本隋唐史研究综述亦仅在2011和2012年中列有“交通”小目，且提到论著都不多。足见近十余年来唐代交通研究之窘状。

从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唐代交通史研究来看，却都是以涉及道路和驿传的研究居多。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以及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12)。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汇编作者数十年撰写的论文，涉及汉唐长安城和洛阳的历史自然地理、周边地理、陵墓、佛教遗迹，以及丝绸之路路线、地名考释等。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9辑，2007）从地理位置、东西贸易中心、对丝路安全的保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唐西州的重要地位(13)。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唐研究》16，2010）则讨论了唐代丝路征税时不征西州而征轮台的原因，认为是轮台已在北道商业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控扼交通咽喉的地位，较之北庭都护府还重要。李宗俊《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1）探讨了见于敦煌文书的瓜沙二州间的三条驿道、第五道（莫贺延碛道）、矟竿道、大海道、大碛路、西域南道在隋唐时期的利用、维护与通行情况。其《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2011.6）对石堡城、赤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重新考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4）指出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海路两条交通线，并对交通线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田峰《唐蕃古道探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则提出，唐蕃古道的唐蕃段并不仅在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后才迎来短暂的黄金期，在汉藏关系紧张时期同样是两国使者和后勤保障部队的主要通道，在大部分时间也是畅通的。其《吐蕃与川西交往交通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对吐蕃与川西的交通进行了考证(14)。

近十余年来，研究唐代驿传制度的文章不多，唯见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资料》第17辑，2000），其中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在近十余年中研究唐代交通的学者中，成就较大的是台湾的廖幼华教授（中正大学）。其从二十世纪末以来，陆续发表对唐宋岭南西部交通研究之论文，其中不少发表在大陆期刊和专题论文集上，惜大陆学者在撰写综述文章时多未能注意。其系列论文后汇成《深入蛮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于2013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讨论的重点便是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涉及唐代道路的主要有《从唐代容州形势发展论经略台之始建》（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3）、《唐宋时期邕州入交三道》（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1）等。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严耕望先生的风格，对唐代容州之道路、邕州入交趾之道路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廖教授多能将交通之兴衰问题置于政治、经济等变迁过程中深度考察。

值得一说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学者虽对唐代交通史研究不多，却甚具特色。荒川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统》（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40，2000）是作者多年钻研的集大成，厚达百页。作者从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上的统属关系——伴随着这种从属关系的“供役”这个侧面来认识交通系统问题。认为中央为了聚集各州府作为义务而供应的人畜、粮食，官用的交通体系才得以维持。作为对州府供应物资这一负担的还原，通过赋予州府发行符券、过所的权限予以补偿。唐代后半期以降，由于已经放弃了徭役中的实际就役制度和原籍地主义，上述形式的官用交通系统也就随之而消亡了。像这样从宏观上来把握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与已有的研究相比，使人耳目一新(15)。其《唐前期的胡汉商人与帛练流通》（《唐代史研究》第7号，2004），认为唐前期人与物的流动，即商人与绢的流动，范围遍及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亚、中亚地区，而作为唐朝统治根基的交通干线——驿道得到修治，由州颁发过所给游客、胡商，从而保证了胡商的流动，使他们能够通过驿传制度将人畜、粮食等输送到正州和羁縻州，确保各类物资的供应。直接联系中国内地到中亚、北亚的交通路线的整饬和畅通，促进了粟特商人和汉族商人的商业活动，而以建置于商道上的邸店为中心，商业活动得以广泛展开。伴随着节度使在中国西北边疆的设置，从全国各地征收的庸调绢布大量流入西北边陲。如此庞大的运量以及由凉州到库车这样长距离的物资运输，是依靠在军镇雇佣的商客编制成的运输队完成的(16)。

以往的交通史研究多是探明流通与信息传递，而铃木靖民、荒井秀规《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东京：勉诚出版，2011）则从多角度分析了道路构造和交通制度等，致力于研究道路的历史意义(17)。河野保博《唐代交通道路与“巡礼”之路复原》（《旅行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21，2011）尝试着依据考古发掘成果重新验证唐代的交通道路。文章特别将洛阳至嵩山间的道路，作为国家管理所不及的“巡礼道”予以复原，引人注目(18)。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宋代交通的研究成果已不多见，在此领域，特别是道路和驿传研究中取得成果的主要是中国学者。其中有王文楚、廖幼华、江天健、吴修安、张锦鹏、曹家齐等。

王文楚先后发表《北宋东西两京驿路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4）和《北宋东京与登州间驿路考》（《中华文史论丛》2012.1），前者根据正史、行记、文集、笔记等记载，就驿路沿途所经驿铺、地名，予以阐释，并详考今地方位，藉以窥视北宋时期东西两京驿路原貌，以及驿路全线今地的准确所在。后者则依据零碎的史料，考述东京至登州驿路所经京东大州及其驿程，并指出除陆路交通外，别有广济河水运通道，郓济曹广济四州军通航京城，其下游连接济水（又名清河），航运延及齐淄青诸州京城正北驿路，经历澶州濮州，东至郓州，与东北驿路衔接。

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原刊于《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考察了北宋仁宗对桂西北展开经营后，特别是神宗与徽宗开边过程中形成的诚融西通道、诚融东通道、黔融通道的经行地点、沿途堡寨，及诚融驿道的经济价值。江天健《北宋时期与西方诸国陆路贸易》（《宋史研究集》第30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2000），从贸易之角度对北宋与西方诸政权的陆路交通有一定考察。吴修安《唐宋时期浦城交通路线考》（《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细致地考证了唐宋浦城（今福建浦城）地区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宋代状况考证尤为精详，对南北干道及延伸路段所经镇市、岭峤、溪流、寺庙、亭驿等一一梳理，并对各道路的功能有所论述。张锦鹏《南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陆路交通方面分别叙述了以临安府、成都和广州等重要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以及南宋与金国、大理、吐蕃等政权的交通路线。

近十余年来，对宋代交通史研究成就最多的是曹家齐。其对宋代交通的研究开始于1994年，研究内容涉及陆路交通、内河航运、驿传制度、海上交通等多个方面，但其主要成果之发表则在2000年以后，共出版著作三部，发表论文近四十篇。其中涉及道路交通问题的成果除专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外，尚有《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4）、《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12）、《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3）、《宋代西南陆路交通及其发展态势》（《宋史研究论丛》九，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学术研究》2012.7）、《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中国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5）等。

曹家齐对宋代道路的研究首先是对唐宋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交通干线作宏观梳理，以究明唐宋之际南方地区重要交通线的因革以及交通重心之变化。其次是从交通功能之视角，考证若干特定的陆路交通线，其中包括北宋香药递路线、两宋京师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路线、南宋临安府周围的邮传路线、北宋通西夏道路等。再次是辨明宋代的道路种类及州府城周围的道路格局。其中将文字记载与历史地图相结合，重点讨论了驿路、县路、官路、私路的性质、特征与功能等。

曹家齐对宋代驿传制度之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专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及《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1）、《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5）、《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6）。《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6）、《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3）、《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2009.2）、《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中国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5）等。

以上论著一方面讨论了唐宋驿传制度变化过程及其中关键性问题，如由驿传合一向驿递分立的演变、宋代馆驿与递铺的分工与联系、包括斥堠铺和摆铺在内的递铺种类与功能、驿券和馆券之性质演变及发放制度等。不少内容和观点或补前人不足，或纠前人之谬。另一方面，从全局上梳理了宋代驿传制度中的文书传递流程及关键性制度内容，呈现出宋代文书传递制度的整体形态，并针对学界关于急脚递传递方式的争论，提出新说。对金字牌递的创置时间、背景及其特殊之政治意义作了较为深刻的考察。再者，是从活的制度史研究理路，对宋代驿传制度的若干问题，如南宋邮传之更张、临安府周围的邮传体统及功能、金字牌递所体现的军政绩效、朝廷与川广之间的驿传建设及文书传递效能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研究视角和不少问题，揭示出一系列生动的历史面相。其中不少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另外，亦涉及馆驿、递铺、驿路等交通设施之修护与管理问题。

除了曹家齐对宋代驿传制度研究成果之外，尚有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政》（《中州学刊》2003.4）、《宋代邮传网络的组织结构》（《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张锦鹏《南宋交通史》论及宋代驿传制度，但基本上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重复性描述。

综观近十余年来唐宋道路与驿传之研究，其突出特点有四：其一，世纪之交以后，学界对道路和驿传研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二十世纪对于唐宋道路和驿传的研究还是以考证道路走向、里程和驿传制度的基本内容为主，那么近十余年来则开始倾向于从宏观上进行讨论，注意考察唐宋道路、驿传及整个交通发展的态势和深层意义。如前揭日本学者荒木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统》，铃木靖民、荒井秀规《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和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宋代西南陆路交通及其发展态势》等，均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二，对道路、驿传等交通史问题讨论与其他问题，特别是政治史、经济史问题进一步联系，呈综合发展趋势。如前揭荒木正晴《唐前期的胡汉商人与帛练流通》，廖幼华《唐宋时期邕州入交三道》、《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等，分别将交通史问题与商品流通、边地形势、城市发展和政治运作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其中亦包含以活的制度史研究理念，考察驿传制度的形成背景、演变因素、实际执行效果，及其所反映的日常政治秩序，亦即真正将交通史问题延伸为经济史与政治史等议题。其三，史料范围及研究手段的进一步扩展。从唐代道路和驿传制度的研究来看，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已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而对于宋代道路和驿传的研究，则较多地利用今存日本、越南、韩国等地的域外文献（包括碑刻）。如曹家齐、王文楚在研究宋代交通史过程中均较多使用《参天台五台山记》等。而《越南汉喃铭文汇编》、《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等资料，亦进入唐宋交通史研究者的视野。史料范围扩大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实地，感受历史现场，增强对文献的理解与验证，亦是道路交通研究方法之扩展。其四，一些关键性史实探索取得重要突破。如唐宋驿传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驿马、驿券、驿递关系，及宋代驿传制度中的金字牌递设置、急脚递传递方式、南宋驿传之演变、道路之种类与功能等问题，皆有深入探讨，使一系列史实问题得以澄清。

以上四点既是特点，亦是近十余年来唐宋交通史研究值得肯定之处。但反观十余年的唐宋交通史，特别是道路和驿传问题的研究，亦可发现不足所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宋代道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不及唐代。目前对宋代道路之研究成果，还基本停留在从全局对交通干线的粗线条梳理上，如严耕望等先生细致考证唐代道路交通那样的研究，还只是表现在局部地区或少数路线。可以说，进一步发掘史料，对宋代交通路线的细致考索，还具有很大的空间。

四　余论：走向综合——对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展望

历史学是一门讨论过去及如何认识过去的学问。尽管无限逼近实存的过去，或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者孜孜不懈追求之目标，却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对历史真相的复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应是通过认识过去获得真知，亦即提高对人生和自然的认识水平，提升人类自身生活的意义和境界。从此层面而论，对整个历史的认识尚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对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交通史研究则亦不可能当做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历史内容本是由时间和空间信息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密切相连，实难完全分割。只是因人们能力有限，不可能短时间对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故在认识过程中便形成了学科分工及各自对入手门径之选择。作为勾连人们空间关系的交通问题，亦自然只是人们认识整体历史的入门路径之一。尽管从一开始，史学家门便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认识初衷，或从某一个入手门径试图对相关历史作纵横之考察，但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刻认识，亦只能令人徒兴皮毛肤浅之叹。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若干交通史通论之作，无不流于这种状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专门化相一致的断代史和专门史下的专题研究，无疑是人们深入认识历史的正确选择。交通史作为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之一，分成断代、专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反顾二十世纪以来唐宋交通史研究，特别是关于这一时段道路与驿传之研究，其成就亦基本如是。今后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的研究理路，继续对唐宋交通事史进行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应是无大问题的。但相关史料毕竟有限，若继续依照断代和专题这两个前提，研究古代交通，则不唯视野、方法大受局限，议题选择空间则亦会越来越窄，学术研究之创新自然亦难以体现。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最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应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不同议题的连接，必然引发对更多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其方法的选择自然亦随之多样化。这一交通史研究理念，虽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有所体现，而且已有学者正尝试从交通史视角讨论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但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今后的古代交通史研究必然是要更能体现议题的综合性。

另外，在追求议题综合之外，时段的跨越和贯通亦势在必行。长期的断代史加专题之视角，严重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长期的断代史研究经验，往往导致研究者习惯从自己熟悉的时段认识问题的意义，对其他时段的同类问题之理解甚为隔膜，虽有“瞻前顾后”之意识，却亦往往限于前后时段。如唐宋交通史研究，至多亦只能唐宋相互观照，难及秦汉、明清，即便贯通唐宋者，人数亦在屈指之内。笔者因研究唐宋交通之缘，得以参加高荣《秦汉邮驿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答辩，后又拜读侯旭东《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文史》2008.3）。两文均是以简牍资料讨论驿传问题，揭示出许多传世史籍中不可得见的历史内容。笔者从中发现，唐宋交通史研究者本以为唐宋才有的制度问题及其所达到高度，秦汉时期便已存在，且水平未必低于后世。由此深深感到从断代考察交通史及其他历史内容的局限，认为今后之交通史研究，及其他专题研究，都要尽可能做到跨时段的综合，而这亦正是史家普遍追求的“长时段”研究理念。以往在专题研究不够深入，文献资料查阅不便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但在古代交通史及其他议题进行断代研究已近百年，和文献检索与阅读无比便利的今天，应是颇具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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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日〕山根幸夫主编，田人隆、黄正建等译：《中国史研究入门》第五章《隋唐时代·交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26。

(3) 佐藤长的论文有：《唐代青海至拉萨间的道程》（《东洋史研究》34：1，1975）、《关于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道路》（《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山川出版社，1977）、《关于唐刘元鼎的入藏道路》（《佛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8，1980）。白须净真的论文有：《吐蕃支配时期的东西交通——关陇道贡道路中断与西域朝贡使》（《东洋史苑》6，1973）。荒木正晴的论文主要有：《唐河西以西的传马坊和长行坊》（《东洋学报》70：3、4，1989）、《斯坦因所获“长行群文书”的研究——Ast.3.07-08，037号文书的分析》（《西北史地》1990.2）、《西域出土文书所见的函马（上、下）》（《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40、41研究特集Ⅰ—Ⅱ，1990）等。按：此部分内容参据冻国栋《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页508。

(4) 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唐代交通图考》1-5卷，1985、1986；第6卷，2003。

(5) 《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页499。

(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凡例》（第一卷），页1。

(7)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第一卷），页2。

(8) 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9) 详见《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10) 详见《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页501。笔者略有补充。

(11) 详见《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页508-509。笔者略有补充。

(12) 李锦绣：《200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2期。

(13) 赵璐璐：《2007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1期。

(14) 侯振兵：《201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李文益：《201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15) 〔日〕金子修一撰，李济沧译：《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7期。

(16) 〔日〕山崎觉士撰，王力平编译《2004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

(17) 〔日〕藤野月子撰，黄正建编译：《2011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3期。

(18) 〔日〕江川式部撰，黄正建编译：《2012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

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

唐宋中国交通重心之南移及其影响
——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距之形成且恒久未变之原因的一种解释

自唐兴迄宋亡，历时六百余年，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最为辉煌阶段和重要转折时期。其间政局多变，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社会亦发生转型。唐宋社会之变革体现在各个层面，作为人类自身、劳动产品和各种信息移动、输送机能之交通，是诸层面中甚为重要者。唐宋时期，中国交通之面貌发生了多方面之变化，而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交通重心之南移。数年前，笔者曾对唐宋南方地区之交通进行粗略研究，撰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一书(1)，首倡交通重心南移之说，但并未深入展开，今进一步申述之，试明交通重心南移之过程、表现及其影响，敬祈方家批评指教。

一　交通重心南移之历史过程

唐宋时期，交通重心南移呈现一个曲折而反复的过程。

夏商以降，北方黄河流域一直是王朝盛衰、政权更替的主要地带，而王朝建都之关中和中原地区，则成为政令布达、人员往来和物货流通之中枢，从交通意义言，便是交通重心之所在。中国交通线从关中或中原建都地向四面八方辐射，交通发达程度亦自里而外由强到弱递减。这一局面经两千余年之发展、巩固，延至唐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袭隋朝立国之势，以长安和洛阳为西、东两京，其水陆交通线亦自两京向全国辐射，并伸展到世界各地。正所谓：“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2)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书记载，长安通往各地的主要道路有：长安东行至洛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等地；东北行至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远达安北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长安西北行至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远达中亚、地中海；长安西南行至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远达南诏（今云南大理市）、安南（今越南）；长安南行至荆州（今湖北江陵）、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远达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广州和潮州。洛阳居全国中部，亦是驿路总枢纽，西行至长安；南行至荆州；东行至扬州、杭州、福州而达海上；东北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北行至太原、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地。

长安、洛阳两京亦是全国内河航运之中心，不仅有关中和中原诸渠纵横其中，更有隋开南北大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南北；另外，还可通过丹水、渭水连接汉水，直达长江。其水路交通发达之形势，正如史书所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私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3)诸内河中最为重要者，是南北大运河，它是唐朝漕运两京和边陲所需东南财富的主要通道，是唐政权赖以存在和稳固的重要命脉。

长安与洛阳既为水陆交通中心，自然亦是人员最为集中和物货流通最多之地。唐都长安，城墙拱卫区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盛唐时，长安城内居民在一百万人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和最繁华之城市。居住和来往于长安之人员，不仅有贵族、官僚、僧道、商人和普通百姓，还有西域各族人，波斯、阿拉伯商人，印度僧侣，日本、新罗留学生、学问僧，非洲昆仑奴和东南亚各国艺人等。长安商业尤为发达，中外商人、使者来往于长安者，曾经“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4)。居民区中专设两个规模巨大的商业区，称东市和西市。其中店铺林立，各有220个行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5)。东都洛阳亦是规模巨大，内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同样为人员和物货之重要集散地。

然而，长安、洛阳这种人货聚集的繁荣景象在唐代后期却不再保持，代之而起的是长江流域的扬州和益州（今四川成都）。唐代后期，社会上对扬、益二州之繁荣称道为“扬一益二”(6)，即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此虽是从经济方面而言，但扬、益二州之繁荣，于交通因素最为重要，尤其是扬州。

唐代扬州之交通位置，与宋以后不同。唐代扬州不仅位于邗沟之南端，又有长江靠近城南流过，为运河与长江之交汇点，而且距当时海岸亦不远(7)，是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当时扬州向北沿运河到洛阳和长安，又可通过永济渠抵达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沿江各州郡，直抵益州等四川诸地；自长江溯赣水和湘水而南，分别可至岭南诸州；自扬州渡江至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再溯浙江而上，经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可到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和福州（今福建福州市）；向东顺江出海，可与诸海道相通。

扬州既与各地相通，各地自然会与扬州有人员和货物之往来。唐玄宗天宝初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负责转运漕粮。由于黄河中下游河南、河北诸道所运粮食已经大体上满足国都长安之需要，韦坚就别出心裁，把江淮义仓所储粮食转买轻货（即各地特产），运到长安。这些轻货的主要产地乃是广陵（扬州）、丹阳（润州）、晋陵（常州）、会稽（越州，今浙江绍兴）、南海（广州）、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宣城（宣州）、始安（桂州，今广西桂林）、吴郡（苏州）等郡。韦坚这一举动，显示出和扬州有关地区之广大。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物产无法满足京城和边疆之需要，唐朝中央只好“取给江淮”(8)，即大量漕运南方诸道财赋以维持政权之存在。而漕运南方财赋之主要运道是运河。于是，本来作为江淮中心的扬州，成为南方诸道上供漕粮与来往长安商旅的聚集地，运输繁忙，正所谓：“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9)“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10)北方残破后，长安、洛阳失却了往日的繁华，而扬州则凭其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不仅国内商贾云集，海外番舶亦是纷至沓来。扬州城内居住了众多的外国人，唐肃宗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者就有数千人(11)。

由于交通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往往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如宪宗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蓝田关，过襄州、江陵，溯湘水而上，而由汴河东南行，经扬州再南行，过衢州、洪州前往(12)。由长安前往四川者，也有的不直接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之险，而经汴河过扬州，再沿江西上而至。如唐末韦庄入蜀就是如此走法。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虽经颠沛流离之苦，却未中途改道(13)。

扬州繁荣之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卢纶诗“千帆入古津”(14)；杜牧诗“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15)；张祜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16)；赵嘏诗“十万人家如洞天”(17)；王建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18)。

位于长江上游的益州，亦是以其“水陆所凑，货殖所萃”(19)的便利交通条件而至繁富，并仅次于扬州。

从唐代后期扬、益二州，特别是扬州之繁荣看，无论是交通发达程度，还是人口和物货之流动量，以及经济地位，都超过了长安和洛阳。从交通意义上讲，长安、洛阳不再是全国交通之重心，其地位被扬州所取代。由此，历史呈现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中国交通重心在唐代后期已由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确切地讲，是长江下游。

然而，历史之变化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唐朝灭亡后，中国交通重心不但没有接着继续南移，反而又回到了北方。但已不再是长安和洛阳，而是向东转移到了开封。

唐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完全陷入分裂割据状态。尽管南方地区有几个政权对南方进行了数十年经营，亦使南方交通局部上有所发展，但由于政局分裂，南方政权规模又小，不具备促使交通重心继续南移之实力。相反，由于黄河流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相继更迭之政权，辖区较大，政治影响力较强，又渐使开封成为全国之交通重心。北宋建立后，将这一局面巩固下来。

五代之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四朝皆建都开封。北宋立国后，仍以开封为都城。之所以如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为重要者是，中国政治和军事重心历来在北方，一贯作为都城的长安、洛阳之交通线，特别是水路交通线已难以通行，和南方经济区联系甚为不便。而开封不仅接近东南财富之地，联系便捷，而且位于水陆交通之枢纽，正所谓：“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诸水参贯其中，车错毂击，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20)

在开封纵横交会的水陆交通中，北宋最为仰赖者是内河物资漕运。开封可直接通漕河道有四：一曰汴河，即唐时通济渠，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的租籴，皆由此运至京师；二曰黄河，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运至京师；三曰惠民河，陈、颍、许、蔡、光、寿六州之漕米由此入京；四曰广济河（又名五丈河），京东十七州粟帛，即由此运至京师。另外，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水运至京师；川（陕）［峡］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京师(21)。北宋漕运四渠中，以汴河漕运量最大。史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22)以开封为中心之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赋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

以开封为中心之陆路交通同样发达。北宋有四京，除都城东京开封府外，还有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其陆路交通即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北京、南京，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及周边诸国。北宋开封水陆交通发达程度超过唐代的长安和洛阳。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军事中心，亦是人口和物货流通量最大而且是最繁荣之地区。开封是中国坊巷聚居制的第一城。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它打破了以前城市，如唐都长安那种坊市分区制度，坊墙拆除，居民可以面街而居，开设店铺，居民区也就是工商业活动区，市民居住和经商不再受坊、市的限制。临街开店之后，市区扩大到全城，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以前封闭式的“市”，变成了全城性敞开型的市。城内外均可为闹市，城市一词名实相符。

北宋时期，开封人口达一百多万，所需粮食及其它生活用品，全仰外路运入，政府每年指挥数千艘漕船往来于运河之上，转输数百万石的粮食等物资仅能满足皇家、官员、军队及部分平民的需要，其余人则仰仗商业贸易满足生活需要，因此，汴京也是各种商业物资的汇聚之地。如粮食方面，有“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秔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23)。开封城内，店铺林立，各行各业竞相比盛，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各种交易方式应有尽有。晓市、夜市连亘不断，真可谓“人物繁阜”。开封城街风貌，与隋唐之都城已不可同日而语。

开封作为全国交通重心之局面，最终被女真人铁骑所踏破。北宋灭亡后，开封之交通地位一去不复返。南宋政权虽在应天府建立，但在金兵的追击下，一再南逃，于绍兴八年（1138）定行都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于是临安又成为当时中国的交通重心。

临安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的都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宋金战争中，宋军时时被动防金，而杭州地处后方，又居浙西水网地带，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活动，与建康（今江苏南京）相比，有所谓“重江之险”，比较安全。所以高宗赵构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24)对于不想进取，只求偏安的赵构来说，杭州这一地理优势甚为理想。另一方面，杭州处于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物产充盈。特别是唐宋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一跃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其城市规模和物质基础，是作为国都所必要的。因而，早在建炎三年，赵构第一次来杭州时，就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发出了“吾舍此何适”的慨叹(25)，并升其为临安府，开始作建都的准备。以上两种原因，为学界多所胪举，但还有一重要原因，往往被忽略，那就是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又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上，交通十分便利，海路可通东南沿海，漕河可通辖内诸路。尤其是有运输条件良好的江南运河，是临安与全国各地的重要交通线，诸路上供财赋，大都可以经过这条水路运至临安。这一交通条件当是南宋定都杭州的原因之一。江南运河对于杭州好比汴河对于汴京之重要，宋人对此言之凿凿。如陆游所云：“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耶！”(26)陈仁玉(27)《淳祐临安志》中云：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皆由此河达于行都”(28)。宁宗嘉定六年（1213），臣僚亦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29)

临安陆路交通原来就很发达，南宋建都后，又着手对江南道路进行开发，使临安至各地道路更为畅通无阻。临安之道路，北至湖州（今浙江湖州）界；南入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界；西入徽州（今安徽歙县）界；东北入秀州（今浙江嘉兴）界；东南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界，并从这几个州府向各地延伸。

临安在南宋时已成为人口和物货最大的流通和集散地，也是当时全国最繁荣之城市。大运河开通后，杭州便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港口。入宋以后，政府在杭州设置市舶机构，使其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南宋定行都临安之后，中原士民沿运河扶携南渡，使杭州人口与城市的繁华发展更快。陆游在其《常州奔牛闸记》中云：“自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30)南宋中后期，临安更是“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31)。“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32)临安城内，店铺经营时间大大延长，“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33)。商业经营范围也十分广泛，南宋时临安城内有四百四十行(34)，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所不有。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杭州商税就已达八万二千多贯，居江南之冠(35)。由于商业之发达，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更增至四十二万贯(36)。杭州城市居民人口也增长很快，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十六万户，南宋初为二十六万户，至南宋晚期，高达三十万户，约一百五十万口(37)，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与临安相比，北方的开封却日益衰败。北宋灭亡之后，开封失去了国都的地位，旧日的繁华市井，转眼成了“颓垣满目”的“荒墟”。“城外人物极稀疏”，“城里亦凋残”，旧宫观寺宇“颓毁已甚”(38)。而曾为开封交通咽喉的汴河，因不再用于漕运，失去其价值，在金人的控制下任其自然败坏。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楼钥出使金国，亲眼所见，灵壁“汴水断流”，宿州“河益堙塞，几与岸平”，河床已成为陆行大道，并开辟农田和盖有房舍。昔日那种“舢舻衔尾，千里不绝”的景象，被荒凉的村落所取代(39)。这一维持了五百年的水上交通大动脉，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金国后来曾迁都开封，并对开封进行了一定的建设，但其交通地位和繁荣程度与南方的临安不能同日而语。宋金对峙时期，中国的交通重心始终是临安。

从唐宋时期交通重心之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六百余年中，中国的交通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无论南宋之后七八百年间，中国的交通重心问题如何裁定，但中国交通重心之东南移在唐宋时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确是数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

二　交通重心南移伴生之态势

唐宋交通重心之南移，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又是牵动全局的关键。伴随交通重心之南移，整个交通格局亦因之而变化，并呈现新的态势。其中最为显著者，便是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之发达，和南北交通线重心之东移。二者既与交通重心南移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亦可看作交通重心东南移的突出表现。

（一）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之发达

中国海岸线绵长万里，若以长江口为界，则南北相差无几。在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发展史上，无论北面渤海、黄海水域，还是南面的东海、南海水域，都得到过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并非一开始就有差别。然而到了唐宋时期，北方渤海和黄海水域之交通则渐渐衰落，而南方东海与南海水域交通则愈加兴盛。

中国海上交通起步很早，西周时，就开始与海外国家发生联系，有“越裳献雉，倭人贡畅”(40)之记载。春秋时，在东部沿海立国的齐、吴、越等国已从事大量航海活动。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曾派徐芾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41)。传说他们后来到了日本。汉魏南北朝时期，航海事业继续推进，并与海外国家和地区有了较多的接触。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今浙江温州），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治今江苏苏州市）兵，浮海救之”(42)。三国时，东吴孙权曾派人浮海分别与高句丽及辽东公孙渊相通，又派甲士浮海求夷州、亶州派兵南征珠崖、儋耳。十六国时，后赵石虎以三百艘船运谷三十万斛去高句丽，并在青州造船，征兵数十万，自河入海，拟攻北燕。南北朝时，中国经常有船访问波斯湾(43)，并与日本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政权联系密切。这一系列的航海活动，使海上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若要说到海上交通之发达，则要到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沿海航运和海上对外交通都比以往大为发展，而且南北较为均衡。唐朝前期，北方沿海航运之规模与次数甚至还超过南方。隋唐之际，多次与占领辽东的高句丽发生战争，两朝均多次以海路运送军队和粮草。如隋炀帝命人在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于大业八年（612），遣水陆大军百余万东征，“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江（今大同江），径造平壤”(44)。唐太宗时，不仅从海路进兵，还于各道征集军粮，实行河海联运(45)。武则天至唐玄宗时，为防止奚与契丹的南下骚扰，在辽东驻军，为保证军队足食，经常有大队粮船泛海北上。开元十四年（726），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46)。足见其规模之大。杜甫曾撰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47)之诗句描绘当时海上运粮景象。另外，建于东北地区的渤海国，长期与唐朝政府密切交往，其中不少是通过海上往来，大多要经历登州（今山东蓬莱）与青州（今山东青州）。唐政府在登州专门设有渤海馆，用以接待渤海国使人(48)。唐朝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还详细记载了“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行程。

北方海上交通之发展，自然会对沿海州郡产生影响。唐《水部式》云：“沧（今河北沧州）、瀛（今河北河间）、贝（今河北清河）、莫（今河北任丘市）、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泗（今江苏盱眙）、魏（今河北大名）、德（今山东陵县）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49)可知当时北方沿海州郡许多百姓参与到海运中去，亦可见海上交通之繁忙。当时的海上粮运，一般在扬州装船出海，沿海岸北上，经今江苏、山东沿海和莱州湾、渤海湾以及沧州沿岸，进入今海河。除官方海运外，也有商船航行于北部沿海，这在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不少记载。

唐代南部沿海航行者亦不少。如唐初，泗州涟水人王义方为太子校书，因事被贬为儋州吉安丞，浮海南行(50)。玄宗天宝三载（744），鉴真在鄮（今浙江宁波），“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51)。但根据现存记载看，唐代前期，南方海域沿海运输甚是稀少，就沿海交通发展程度看，似不如北方。唐代后期，南部海域之沿海运输渐渐增多。如懿宗咸通时，南诏攻陷交趾，唐朝自岭南出兵抗拒南诏，而从海路运输军粮，因运船不足，和雇商船，致使许多商人失业(52)。可见当时东南沿海已有不少商船往来航行。

再看对外交通，唐代海上对外交通也是南北并举。自北向南主要对外港口有登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福州、泉州和广州。唐朝前期，其通外海道主要有两条：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日本道；广州通海夷道。即北方以登州为主要对外港口，南方以广州为主要对外港口。登州港是唐朝与日本、高丽（新罗）、渤海国来往的主要港口，从唐朝和他们之间大批的使节、留学生及商业交往看，可知登州港对外交通之繁忙。登州不仅有许多新罗、日本等国商人，还设有接待各国使节的馆驿。广州通海夷道将东亚、东南亚、西亚、波斯湾与东非的海上往来联系起来，航区既广，航程亦长。这使广州成为唐朝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正所谓“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53)。但在唐朝前期，因陆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商旅不绝，阿拉伯、波斯、大秦以及其他西亚国家商人，多沿此路来中国，西北陆路是唐朝对外交往之重点，故广州港的对外交通尚未显得十分重要，整个海上对外交通亦未明显出现北轻南重之倾向。

唐代中后期，海上对外交通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唐以后，由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国势强盛，阻塞了日本入唐航路，史载：“新罗梗海道”(54)。而当时恰巧日本南部濒临东海的多褹（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度感（德之岛）岛等统称为“南岛”的群岛，都已归属日本，更由于唐朝造船和航海技术又达新的水平，所以又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南岛路。这条航道，从扬州出长江口，或由明州、温州、福州等海港出海东渡，跨越东海至日本南岛，然后北行沿日本西海岸至博德筑紫，经濑户内海至日本京畿难波三津浦。史载，从长安元年（701）第六次遣唐使以后，中日外交使节和商旅完全采用此道往来。为避免东海变幻莫测之风浪，使航路更为近捷，唐代后期，中日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叫大洋路。此道从长江口出海，东行直线，跨越黄海，经日本五岛列岛及今长崎的平户岛，至筑紫的津浦登岸(55)。南岛路和大洋路的开辟，标志着登州入日本海道的衰落，中国通外海道之起点向南部海岸转移。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唐朝对外交通的重点，不得不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扬州、明州、泉州等港口开始兴旺，外国商人“梯山航海，岁来中国”(56)。为了从海外贸易中收取商税，唐政府在广州港设立市舶机构。东南海上交通繁荣与发达远远超过北方。

五代十国时期，广州港的对外交通虽遭到一定破坏，但南方其他港口之交通则继续向前发展，海上交通仍以东南为重。两宋不仅直接承继了这一局面，而且使海上交通进一步向前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海上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一是海外贸易范围之扩大；二是对外港口的增加。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与宋通贸易的有五十余国，其范围自太平洋至印度洋、波斯湾，确为唐代所未有。唐代只有广州、明州、扬州、登州等少数几个港口对外通商，设市舶机构之处，也仅广州一港。到了宋代，随着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又兴起了许多港口，设置市舶机构的就有广州、明州、杭州、温州、泉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江阴军（治所在今江苏无锡江阴市）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市）等处。又唐代尚无市舶司的设立，只有市舶使及其市舶机构，正式称“市舶司”，是入宋以后之事情(57)。宋代设置市舶机构之港口中，除密州一处在北方外，其余均在南方，足见南北海上交通发展之差异。当然，宋代在各港口设置市舶机构并非同时，而是陆续设置，设置时间见下表：

宋代市舶机构设置地点、时间一览表

地点

时间

史料来源

说明

广州

开宝四年（971）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

杭州

端拱二年（98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

此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

明州

淳化三年（992）

《乾道临安志》卷二
《舆地纪胜》卷二

次年复移至杭州，咸平二年又置。

泉州

元祐二年（1087）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八

密州

元祐三年（1088）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秀州

政和三年（1113）于华亭县
建炎四年（1130）移至青龙镇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一、四四之一三、四四之一四。

政和三年置务，绍兴二年（1132）两浙市舶司移于华亭县。

温州

绍兴元年（1131）以前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六

此据藤田氏推论

江阴军

绍兴十五年（1145）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四

澉浦

淳祐六年（1246）

《澉水志》卷上

淳祐六年置市舶官，十年置市舶场。

从两宋各港口市舶机构设置时间顺序看，可见海上交通发展变化趋势及历程。

到了宋代，通外海道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不仅海道起点继续向南方转移，而且又开辟出一些新的航线。

北宋时期，登州港依然是中国北方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其通外海道之走法，与唐代基本一致，但与日本之航线，仅用于商业往来，且十分有限。与辽东半岛上的女真国虽也有海路相通，但来往也并不多。登州港交往对象主要是高丽，“高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58)。其航线多由登州芝罘港东渡黄海到高丽的翁津口(59)。北宋熙宁以前，这条海道是中国与高丽间的主要航线。熙宁以后，由于登州离辽境较近，号为极边，易受辽舟袭击，为防止商船夹带违禁物品运往辽国，禁止“客旅于海路商贩者”往“登、莱州界”(60)。而高丽使来华也因“欲远契丹”(61)，改由明州港登陆。于是通外海道中又有了明州至高丽道。高丽人“自明州还，遇便风四日兼夜抵黑山，已望其国境；自黑山入岛屿，安行便风，七日至京口，陆行两驿至开州”(62)。从此以后，明州成为通高丽海道的主要起点和接待高丽来宋的海港，凡宋商往高丽贸易，都须由明州市舶机构签发公凭。登州港逐渐走向衰落。

登州港衰落后，北方又有密州板桥镇崛起，而且“可发船至高丽”(63)，曾经出现“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之现象。元祐三年（1088），宋廷在板桥镇设置市舶司，并把板桥镇升为胶西县(64)。从设置市舶司后，密州胶西县遂成为北方一个正式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在宋朝和高丽的联系中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路极险恶”(65)，南海诸路来中国的海船一般都不愿冒险到密州进行贸易，日本和高丽的商人也因为依靠季风横越东海比较方便，且由两浙路到开封有运河可以直达，便于舟楫，又可“多赍辎重”，一般都直接泛海至明州和杭州、温州等处。胶西主要是东南沿海的海商贩卖舶货及转贩北方丝织物的口岸，同海外商人较少直接往来(66)。

与高丽海道南移的同时，宋代又开辟出与爪哇地区之航线和与菲律宾之航线。唐代，到爪哇（诃陵国）的航线是沿广州通海夷道到新加坡海峡后，转航（室利）佛逝国，然后才到那里。宋代则开辟了由爪哇直航中国之海道，其行程为：从阇婆（中爪哇地区）“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今卡里马塔群岛Karimata）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即上下竺，今奥尔岛Pulau Aur）之下”(67)。此线之开辟，不仅是走了直线，而且可巧妙利用西南季风时节从爪哇海北上进入南海之海流。而从中国去则是“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68)。另外，《诸蕃志》还记载了一条新航线：“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尼国（地当今加里曼丹岛之坤甸），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地当今北大年至吉打一带），又七日至柴历亭（新加坡岛），抵交趾，达广州。”(69)但此航线几经周折，可能是一条民间商人辗转贸易路线，不一定为常行路线。

考古材料证明，唐代已有中国商人到达菲律宾某些地区，但其到达航线则不清楚。宋代，菲律宾群岛与中国之交通开始出现于史籍记载。《宋史》载：占城“东去麻逸国（位于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二日程，蒲端国（今菲律宾班乃岛西岸）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70)。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注意到，宋代还存在一条从泉州港出发，经澎湖列岛南下菲律宾的海道，并且业已经过考古材料证明(71)。另外，宋代还开通了与渤泥国，亦即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的航线，而从渤尼国也有海道通菲律宾(72)。这样，也可从广州经占城、渤泥国，再至菲律宾。

与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亦获得很大提高。在宋代，荆湖、江南、淮南、两浙等地，都设有大型的造船场。远洋航船的制造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外国船相比，宋船船体大，吃水深，耐风涛，载重量最大，可乘五六百人，甚至千人，在航海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外国商人来华，多搭乘中国船(73)。另外，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航海地图的绘制和对潮汐的熟练掌握，标志着宋代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而这些也可以说是南方交通发展的重要内容(74)。

唐宋时期与高丽、日本海道之南移，和南方港口与南亚、东南亚及西方海道的不断开辟，以及造船与航海技术之提高，使南方地区成为对外交通之重心。

（二）南北交通线重心之东移

中国的河流和山脉，大多是东西走向。这种自然格局使中国东西方向之交通甚为方便，而对南北方向之交通却形成重重阻隔。这种局面在古代尤为突出。中国历代王朝为加强南北之联系，对发展南北交通作出过不少大胆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如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城（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至末口（今江苏楚州市北）之邗沟，和姑苏（今江苏苏州）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北）之运河；秦朝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之灵渠，以及丹徒水道等江南运河段；东晋时亦对江南运河进一步改造。然而，先秦秦汉时，南方之开发尚属初级阶段，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又成为南北交流之障碍，故当时对南北交通之发展十分有限。中国南北交通划时代之变化是从隋代起，而唐宋两代则承隋代之先基对南北交通大加拓展。

隋朝在前代基础上，开凿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涿郡（今北京），东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自北而南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组成，连接五河，沟通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使中国从此有了一条纵贯南北数千里，宽阔、通畅的大动脉，把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与南方经济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隋朝国祚短促，没能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巨大利益。隋亡后，南北大运河成为继之而兴的唐朝和之后的宋朝赖以立国的根本。唐宋时期，除了南北大运河外，沟通南北的水路还有汉水、湘水、赣水等长江支流，并重新疏通久已湮废的灵渠，连通珠江水系，但运河无疑是沟通南北的第一水上通道。

唐宋时期南北交通之加强不仅表现在水路畅通上，还表现在陆路交通线增多和改善。唐代连接南北的陆路交通干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长安东南行或从洛阳经汝州（今河南汝州）西南行至山南东道之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黔中道之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和岭南道之广州的驿道。第二条由洛阳东南行，经汝州、许州（今河南许昌）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今安徽合肥），渡江至采石，经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到睦州（今浙江淳安），再通到福建、江西和岭南各地。第三条南北陆路交通线就是从洛阳沿运河边东南行至杭州，再至睦州之道路。在南北交通之道路中，由虔州（今江西赣州）至韶州（今广东韶关），须沿蜿蜒小径翻越大庾岭，自古难行。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诏张九龄开大庾岭路，使其变为通途大道(75)。

两宋时期，南北交通干线大致有五条，即：第一条：西京（今河南洛阳市）东行至东京（今河南开封），循汴河东南行，经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宿州（今安徽宿州市）、泗州（今江苏盱眙），然后南行经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县）而南渡长江道；第二条：自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滨州（今山东滨州市）南行，经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沂州（今山东临沂市）、淮阳军（治所在今江苏邳州市古邳镇）、楚州（今江苏楚州市），然后循扬楚运河至扬州道；第三条：自西京东南行经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市）、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市）、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滁州（今安徽滁州市）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市）道，此道可由庐州东南行至和州（今安徽和县），从采石渡江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或自庐州西南行，经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分别渡江至池州（今安徽贵池市）和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第四条：自西京经颍昌府、蔡州南行，经光州（今河南潢川县）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市）渡江至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第五条：自西京经颍昌府西南行，经唐州（今河南唐河县）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荆南（此处指荆州，即今湖北荆州市）和鄂州道(76)。

若将唐宋两代江北段南北交通路线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沿袭，也有变迁。其变迁的主要表现是南北交通线的起始点由长安、洛阳东移至开封和洛阳。起始点的东移，也引起个别道路走向之变更，使原有道路之地位发生变化。开封东南行循运河至扬州道是宋代（主要是北宋）联系南方的最主要道路。唐代自长安经商州出武关的商山道，到宋代不再是行旅繁忙的大驿路，其地位因政治中心的东移而大大下降。但应该还是畅通的。如《元丰九域志》记商州“地里”云：“东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邓州四百七十里。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治所在长安）一百七十里。”(77)又如寇准卒于贬所海康（今广东湛江雷州市），有“诏许归葬，道出荆南之公安县”之记载(78)。按：寇准乃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市北）人，如果自雷州经江陵府公安县归葬故里，当走商山道。

长江以南地区南北交通线重心东移是与江北一体的，而这一变化趋势是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近人蔡良军曾撰文提出，岭南联系内地交通曾发生两次东移。第一次是三国以后，即桂州路（衡州经永州取灵渠至桂州路）让位与郴州路（衡州经郴州过骑田岭至广州路）；第二次是中唐以后，即郴州路让位与大庾岭路。两次东移的主要原因，是广州政治地位的增强和对外贸易的兴盛，以及东南地区的开发和中国经济重心的东南移趋势之需要，还有大庾岭路连接赣水和浈水，交通条件非常便利(79)。但蔡文没有指出宋代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继续东移。实际上，两宋时期，不仅广州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而且福建、浙江沿海各港口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而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宋时完全转移到南方，这些因素更促使南北联系的加强和南北交通重心的东移。特别是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后，政治重心转移到东南，南北交通更是急剧东移，其势超过唐代。

宋代南方地区南北交通线重心东移主要表现有三：其一，大庾岭路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广南金银、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80)，而且“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81)。与大庾岭路相比，潭州经衡州、郴州至广州路愈加萧条。其二，润州经苏州、杭州至福建、岭南道成为连接中原和江南、福建、岭南最主要的陆路通道，这是与两宋都城所在地及当时南北运河的交通地位密切相连的，此势甚明，无须赘述。其三，从两浙经福建至岭南的陆路在南宋时成为中央联系岭南的重要通道(82)。以上所举俱为陆路，若加上宋代运河交通和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南北交通东移之趋势更加明显。

三　交通重心南移的历史影响

唐宋中国交通重心之南移，最直接之影响便是促进了南方地区交通之发展。从理论上讲，交通重心形成后，交通线便会从中心地带向四面八方辐射，交通发达程度亦自里而外由强到弱递减。事实亦正是如此，当交通重心于南宋之时完全转移到东南后，南方交通情况除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情况之外，还表现在交通路线繁密程度上。例如水路交通线，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和两湖地区，在宋代被描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83)。这是因为，该地区本就是“郡邑无不通水”(84)，唐代以来又大量兴修水利，修建开凿许多集航运、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堤坝、堰闸、塘渎、运河等工程。关于陆路交通线，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南宋诸志记载，一州与邻州之间路线一般都是八条或八条以上。虽然从诸志之记载中不太容易看出南北方之差别，但至少知道唐宋时期南方州与州之间交通已是四通八达了。不仅州与州之间交通四通八达，有的地区县与县之间也是如此。又据现存文献反映，到了宋代，南方诸路邮传里程数亦已经与北方相当。由于南方地区本就河渠纵横，若陆程相差不多，则其整体交通线之发达当胜于北方。另外，由于交通重心之南移，一些新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并成为主干道，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温州经福州至岭南道、信州至潭州之大道和临安连接淮西之道路；而信州和衢州入闽道路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交通路线以外，南方地区道路建设、桥梁修造、邸店建置等交通设施的质与量，亦皆渐渐超过北方(85)。

但交通重心之南移对南方交通本身发展之影响毕竟还是浅层面的，其深层面之影响应表现在对南方经济发展之促进。

经济与交通，具有相辅相成之关系。经济是交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必须之基础，交通则是促进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之条件。因为交通发展利于经济情报之传递、人员之流动和商品之运输，以至于不同地区之间商品可以互通有无，彼此交流，产销两便。唐宋时期，南方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其主要表现便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整体水平之提高，而商品经济则是南方经济发展中最为显耀之方面。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与南方交通之发展是同步的，充分说明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南方交通之发展对经济发展之促进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最为突出者则表现为商品流通之频繁、城市之繁荣与市镇之普遍兴起。

交通之发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质量较高、通达四方的交通线；二是各交通线有较大的人员和商品的流动量。而后者，尤其是其中商品的流通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可看作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当然，商品流通与人员流动是密不可分的。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商品流通是与交通事业的发展相伴始终的，交通不断发展，商品流通亦愈加频繁，尤以水路为甚。如：“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86)，“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87)，“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88)等记载，均是描写唐代中后期南方商品流通情况。唐代中后期，由于南方交通和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北方又长期受战乱之破坏，南方商品流通之频繁超过了北方。降及宋代，南方地区的商品流通盛况空前。北宋时，南方无论与京畿地区、四川地区、海外诸国之商品流通，还是本地区内商品流通，都非常活跃。南宋时，南北交通基本上被阻绝，南方商品更集中于对四川、海外之交流和内部循环上，各交通线更加繁忙。这方面，有较多的史料可以说明。如位于长江口的通州，“皆闽艘吴舰与渡，而渔且漕者之所出入”(89)。长江上，“吴蜀万里，关征相望”(90)。“自蜀通吴，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91)杭州港则是“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陆浮趋”(92)。就连远在海南的琼州，亦是“闽商越贾，舶交其中”(93)，“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94)。而“越客楚人，云帆桂楫，溯于江，泛于湖，西经洞庭，南过彭蠡（指鄱阳湖），使渔村水市，尽识时平，穷谷深山，悉知盐味”(95)等记载，更是南方数路之间商路畅通，直至穷乡僻壤的生动写照。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和史料，可谓举不胜举(96)。

唐宋时期城市的发展更能说明交通对南方经济之影响。城市发展与繁荣，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交通之发展是前提条件，也是诸因素中最重要者。古今中外，城市之设立，无论其最初动机是军事防卫、行政管辖，还是兴办工商，其前提性的地理条件必是险要或交通便利处。而其后交通形势之变化与交通发展之水平又制约着这一城市繁荣之程度。唐宋时期南方城市之繁荣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综观唐宋时期南方地区获得大发展之城市，主要分布于各重要水路交通线。若依交通发达与城市繁荣程度而言，以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为先，沿海次之，长江沿岸又次之。正呈由中心地带向周围辐射并依次减弱之规律。而草市镇的兴起数量和繁荣程度，亦是与交通之发达程度成正比的，南方各地草市镇的发展状况均是如此(97)。

明了唐宋时期南方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关系，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尽管学术界对经济重心之概念、标准及南移时间上，还有一定的分歧，但中国经济重心之南移至南宋已完全实现的观点，则是大多数人所能够接受的。若依此观点，则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尽管交通重心和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但总体趋势和最终完成的时间则无疑是一致的。这不能不昭示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之南移与交通重心南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这一局面形成后的问题仍是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从六朝时南方得到较大规模开发算起，至南宋时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致用了有七八百年的时间，而从南宋至今，又已经过了七八百年了，如果谈及南宋后的交通重心问题，可能会有不同说法，但若论经济重心问题，则自唐宋南移后一直未再动摇过。也可以说中国社会经济的南北差距自唐宋时期拉开后，从未再发生过逆转。到底是何原因锁定了这一局面，笔者以为关键仍在于交通。

从某种意义上讲，交通是一种社会物质产出，这一观点已渐为人们所认知。只不过交通之产出过程和成果形态与农业和工业产品有所不同。交通事业从整体上讲，其产出是受自然条件制约且又为多种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非如一般劳动产品简单的生产过程所能完成，其成果是多种物质形态的聚合体。作为社会的一种物质产出，唐宋时期南方交通之发展是与南方地区开发和整体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南方交通之发展来窥得南方社会在唐宋时期发展历程之一斑。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曾发生巨大变化，学术界或称之为社会变革，或称之为社会转型，这种社会之变表现在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领域，也表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而作为人们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事业，自然也发生变化。从唐宋六百余年南方交通的发展状况看，不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也表现在质的提高上；不仅表现在硬件建设的进步上，而且表现在有关风俗的更易上。

更为重要的是，交通因素在唐宋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唐宋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讲，是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全国经济中心之南移；从经济类型上讲，以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和商品经济之繁荣是最为耀眼之方面，商品经济之发达又引起整个经济结构之变化和社会价值观之更新。而促使城市与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动力之一则是交通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唐宋时期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多集中在沿海与运河、长江沿岸说明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另外，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人文面貌的大改观也与交通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唐宋时期南方交通之发展及其对南方社会发展之影响，我们不仅可以从更深层面上探究唐宋社会变革之动因，而且可以进一步体认到交通与人类文明及区域发展之关系。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地球上每一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濒临方便的交通线。交通环境优越的地区和民族，其文明发展往往较早、较快；交通环境恶劣的地区和民族，其文明发展往往较迟、较缓。哪个国家注重并有效地改善交通环境，哪里的社会经济就易于趋向繁荣；哪个国家漠视或践踏交通环境，哪里的社会经济就难得发展，甚或趋于凋敝。交通环境对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它为人们交往、交通提供了方便条件。而这种以交通为物质前提的交往与交换，乃是经济、文化进步的直接杠杆。唐宋时期南方交通之发展和它对南方经济、文化促进之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规律。

若以唐宋时期整个中国的文明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相比，则中国文明远较西方为发达，中国创造出比西方更为光辉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根柢，多半不在于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经济，而在于以交通为必要条件的、局部性交换经济的繁荣，也就是发达的交通运输所引起的城市与商品经济之繁荣。当时的中国交通，无论从国内水陆交通之发达上，还是对外海陆交通的水平上，都非西方所能比。十六世纪以后，中西形势发生易置，西方国家通过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使交换经济发展空前活跃，而中国则满足于局部和有限的交换经济固步不前，甚或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从此慢慢落伍。

若以唐宋时期南方经济、文化与同时的北方相比，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主要差距也不在农业上，而是在城市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上。南方交通的高度发达使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地域差异之来由。唐代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因为北方开发较早，交通方面，内有以泾、渭、黄、洛诸河为主的水路交通线和以都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陆路交通线，外有贯通中西古老的丝绸之路。而南方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限于生产力水平，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尤其是人们对海上航行的认识与掌握还很肤浅，其潜在的交通优势尚未发挥。隋开大运河对南方交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宋两代踵其后，不仅对大运河充分利用，而且对南方地区交通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当海上交通线完全开辟、海船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和人们对航海技能熟练掌握后，南方交通便具有北方无法企及的优势。特别是在交通以水路为优的古代，同时拥有东南海岸线和大运河以及长江、浙江和珠江几大天然航道的南方地区占尽地利之优。对内无阻的内河交通，对外近便畅达的海上交通，又加得天独厚的造船资源，正是南方城市和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人文能在唐宋时期飞速发展的根本条件。而这种客观之优势一旦形成，与北方地区之差异已非人力所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南盛北衰之根源就不难理解了。又，唐宋时期南方地区内，各地区间交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宋之荆湖南、北路和江南东、西路交通发达程度不如两浙、福建和两广地区（主要是广东），城市和商品经济水平也逊色很多，这也是交通条件悬殊的缘故。

认识到交通与社会发展之关系，对于中国今天对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改变一个地区的落后面貌，必须首先发展交通，改变其闭塞局面，增进与外地，尤其是与发达地区的物资流通和人员、信息和观念之交流。这一点已经被人意识到，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其他交通条件具有同等水平的情况下，近海、近江地区仍拥有不可取代之优势，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尚不能消除沿海与内陆对外交通之差别之前，要完全消除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别是不可能的。

该文日文版原载《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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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书完成于2001年底，后略作修订，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

(2)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六《馆驿使壁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703。

(3)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2998。

(4) 《柳宗元集》卷二六《馆驿使壁记》，页703。

(5)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95。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元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8551。

(7) 参见史念海：《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区》，载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234-249。

(8)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三《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294。

(9)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582。

(1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阴县》，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37。

(11)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页3533。

(12)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八《来南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8-79。

(13) （唐）韦庄：《韦庄集·浣花集补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105。

(14) （清）曹寅等：《全唐诗》二七九《泊扬子江岸》，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3177。

(15) 《全唐诗》卷五二二《扬州三首》，页5963；卷五二三《赠别二首》，页5988。

(16) 《全唐诗》卷五一一《纵游淮南》，页5846。

(17) 《全唐诗》卷五四九《送沈单作尉江东》，页6356。

(18) 《全唐诗》卷三〇一《夜看扬州市》，页3430。

(19) （唐）魏徵：《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830。

(20)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三《安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版社，1994，页522。

(21) （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25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245；另参校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页270。

(22) 《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汴河上》，页1016。

(2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403。

(2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532。

(25) （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乙集《高宗驻跸》，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45。

(26) （宋）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第一，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267。

(27) 关于《淳祐临安志》作者，据近人陈杏珍《〈淳祐临安志〉的卷数和纂修人》一文考证，该文载于《文献》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页185-190。

(28) 李勇先主编：《宋元地理史料汇编（三）》，《淳祐临安志》卷一〇《山川·城外诸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页553。

(29)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六之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593。

(30) 《渭南文集》卷二〇，页119。

(31)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两赤县市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111。

(32) 《梦粱录》卷一三《铺席》，页114。

(33) 《梦粱录》卷一三《夜市》，页115。

(34)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18。

(35) 《宋会要》食货一六之七，页5076。

(36)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贡赋·商税》，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页570。

(37) 此据沈冬梅女士博士后出站报告《宋代两浙区域经济研究概论》对杭州人口之考辨，《宋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页12-14。

(38) （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3册，页689。

(39) 《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上）》，第1153册，页687-688。

(40) （汉）王充：《论衡》卷一九，长沙：岳麓书社，1991，页306。

(4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47。

(42)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58。

(43) 参见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44) 《隋书》卷四《炀帝下》，页81。

(4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一九八、二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96，页5966。

(46)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页1358。

(47) 《全唐诗》卷二一八《后出塞》，页2293，卷二二二《昔游》，页2357。

(48)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86。

(49)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页256。

(50)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王义方传》，页4874。

(51)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58。

(52)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页652-653。

(53) 《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页2897。“昆仑”为唐时对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诸国人之称呼。

(54) 《新唐书》卷二二〇《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6209。

(55) 以上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页79—86；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页442。

(56) 《全唐文》卷五一五，王虔修《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页2318。

(57) 参见宁志新：《唐代市舶使设置地区考辨》，《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8)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壬辰条，页6029。

(59) 《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传》，页14040。

(60)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八《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494。

(61) 《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传》，页14046。

(62) 《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庚戌条，页8164。

(63) 《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己酉条，页8197。

(64) 《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三月乙丑条，页9956-9957。

(65)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南北海上交往》，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94。

(66) 此处参阅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页101-102。

(67) （宋）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三《外国门下·航海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26。

(68) 《岭外代答校注》卷二《外国门上·阇婆国》，页88。

(69) （宋）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阇婆国》。其中国名今注据杨博文先生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54。

(70)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五·占城传》，页14077。

(71) 《广州日报》1986年5月20日摘引加拿大《大汉公报》。

(72)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五·渤泥国传》，页14094。

(73) 《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184-186；〔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96—99。

(74) 详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27、212—232。

(75) 《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七上·岭南道韶州始兴条》，页1096；《全唐文》卷二九一《开大庾岭路》，页1304。

(76)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70。

(77)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商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16。

(78)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一《寇莱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126。

(79) 详见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0)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页4251。

(81)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四《虔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401。

(82)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74—75。

(83) （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2。

(84)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页62。

(85) 以上分别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47—49、114—118、19—21、155—210。

(86) （唐）杜佑：《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4657。

(87)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阴县》，页137。

(88) 《唐国史补》卷下，页62。

(89) （宋）刘弇：《龙云集》卷二三《独游狼山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9册，页254。

(90)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上殿札子》，页19。

(91) 四川文献研究所主编，杨芳灿等撰：《四川通志》，卷五〇引宋江津县心舟亭碑刻，北京：京华书局，1967，页1932。

(92)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引葛澧《帝都赋》，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90。

(93) （宋）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送彭子从赴台序》，宋庐陵四忠集本。

(94)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条，页7522。

(95) 《宋会要》食货二三之二五，页5187。

(96) 详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249—262之论述。

(97) 详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262—289之论述。

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
——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

由唐至宋，中国之交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就陆路交通而言，一方面因都城之迁徙，导致交通重心先东移，后再南移，进而引起若干路线地位之变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各地之道路亦愈加繁密(1)。交通路线之走向及其功能与地位，是交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近百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在此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主要成果有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3)、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4)和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等。其中尤以严先生《唐代交通图考》贡献最著。该书考述了唐代除江南岭南道之外的诸地区之交通路线，并绘以成图；征引文献上自汉前，下及宋后，亦略呈宋代交通之面貌。但无论前辈之大著，还是近贤之宏文(5)，皆未太过关注文献中对交通路线性质之区分。严先生仅将道路分为驿道、重要道路（或大道偶置驿）和普通道路，别的学者更是只言驿路，而未及其它。实际上，文献中对唐宋及其它时期道路之记述多有“官路”、“私路”、“驿路（道）”、“县路”等不同名称，而不同名称之道路，其路况、功能与地位亦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唐宋，乃至整个古代陆路交通线，必须对各种道路名称及其性质予以辨明，而辨明各种道路之性质，亦对了解所经州（府）县之道路格局及该州（府）县之形势、地位有重要意义。今笔者不揣浅陋，欲以宋代为中心，考察各类道路性质及州（府）县城周围之道路格局。

一　官路与私路

古代道路有官、私之分，由来已久。唐代文献中已多有记述。关于官路，如《唐会要》载：

大历八年（773）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6)

关于私路，有唐朝李贺《高平县东私路》诗为证。其诗曰：

侵侵槲叶香，木花滞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谢无人处。石蹊远荒涩，棠实悬辛苦。古者定幽寻，呼君作私路。(7)

但路有官、私之分应不仅限于陆路。如《新唐书》载：

贞元初，……其后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观察使李锜领使，江淮堰埭隶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税，以副使潘孟阳主上都留后。(8)

此处“私路”似指水路而言。

到了宋代，关于官路与私路的记载增多。《太平寰宇记》在记及一州“四至八到”时就多次以官路与私路对称。如记渠州（治流江县，今四川渠县）“四至八到”云：

东北至东京三千五百二十里。……西南至果州岳池县界一百一十九里。西北至蓬州官路二百二十里，私路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合州水路约四百里，东北至蓬州水路二百五十里。(9)

记复州（治景陵，今湖北天门市）“四至八到”云：

北至东京一千四百里。……北至郢州私路二百五十里，官路三百里。东南至蜀江水流为界七百四十里。西南至赤岸港为界三百五十七里。西北至乞火山东与郢州为界三百五十四里。东北至安州三百四十里。(10)

记常州（治晋陵、武进，今江苏常州市）“四至八到”云：

西北至东京一千五百六十里。西北至西京一千九百八十里。西北至长安二千八百四十里。东至苏州二百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三百三十二里，私路三百里。南至宣州五百里。西至润州一百七十里。北至扬州三百四十六里。东南至苏州二百里。西南至宣州二百里。西北至润州一百九十六里。东北至苏州屈曲三百六十一里。(11)

《太平寰宇记》之外，宋代其它官私文献亦多有记及“官路”与“私路”之称者，不一一赘述。按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均为道路里程(12)，《太平寰宇记》中记一州与东京、洛阳、长安三地及本州周围州郡之里程时，明言有官路、私路之分，则说明当时各地道路中普遍存在官路与私路两种性质的道路。该书在记常州“四至八到”时，云“正南微西至湖州三百二十里，私路三百里”，而未明称“官路”，但根据文意，其“私路”前之“三百二十里”必指官路无疑；而其它未言及“私路”之里程，亦应指官路。由此亦可见，一方面，如《太平寰宇记》等官方舆地文献在记述一州道路时，以记官路为主；另一方面，一州与周围各州连通之干道中，官路应多于私路。

既然道路有官、私之分，那么，官路与私路之区分何在呢？若顾名思义，官路首先应是由官方营治，用于政令推行、政情沟通、物资运输及军事行动之路线，亦是州与州、州与县之间连通之干道。当然，官路亦准许百姓及商旅通行；私路则应为官路之外，非由官方营治，而因民间方便往来而形成之路线。官路既为官方营治，并主要用于官方行政，则其上必有驿传等官方交通设施。这一事实确有明证。如《太平广记》载：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岐。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着黄故衣，蓬头败屦，连呼之，不顾，但俛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牍》）(13)

此内容所言为唐代事，其中“官道”即“官路”，上既有邮吏行走，则应有馆驿或递铺设施。至宋则如蔡襄《通源驿别颜茂才》诗云：

跃马东来不记时，酒醒寒色入征衣。垂杨官道连天去，落日邮亭别我归。(14)

此为宋代官路有驿传之明证。再如南宋时王十朋曾上《馆头甃官路疏》云：

乐邑江山，素号东南之胜，馆头驿道，实为来往之冲。积水潦以伤堤，致官私之病涉。欲捄泥涂之辱，辄兴畚锸之工。爰资橐金，以伐山骨。共植无穷之利，宁计不赀之财。将使泞不陷车，遂无六十里之患；庶几岸弗为谷，何止三千年之长。(15)

此处官路既是往来之冲，又是驿路，亦必有馆驿与递铺之设置。

其次，官路与私路相比，亦必是更为平坦而宽阔。如《武经总要》记“驰茂川铺”云：

本唐河官道，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约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石碑子旧界二十里。(16)

此处言官路阔四十步至一百步，当是极宽之大路。又如周必大《泛舟游山录》载：

［董］奉自有太乙观在山北，或曰杏林在此，而上升太乙观耳。《记》又言归宗后峰半在石室中，有夏禹刻字，仅百余人，无复至者。过归宗，望紫霄峰，亦有瀑布。行官道约三里，入小路访栗里，求醉石。土人但云，此去有陶公崖，无栗里。(17)

此处“行官道约三里入小路”，亦可反映官路为大路，而私路应相对为小路。

官路与私路之别，除是否由官方营治和规制大小外，应是有无商税之征了。这一方面有诸多例证。如《册府元龟》载：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庚午，租庸使孔谦奏：“诸道纲运，商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不繇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鄣塞，以戢行人。(18)

《岭外代答》载：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才一二耳。隆兴甲申，滕子昭为邕守，有智数，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许执覆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无他縻费，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皆便之。(19)

《昼帘绪论》载：

商税一毕，便给由子证。应出县，吏不许拦典稽滞乞觅。若商旅不经县务投税，辄行私路遁去，为本县所获，定将物货倍税之外，更与勘断，令众候替，断不轻贷。盖取之虽少而来者则多，课利自然盈衍，孰不愿出此途哉。(20)

《陆九渊集》载：

乡来襄阳遏米价，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赂津吏，有夜窃过者。尝谓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场务益艰，商旅多行私路，私路旧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比境连年不熟，今岁尤甚。近闻米过唐邓间，多不以舟，小民趋目前之急，不暇为后日计，况肯为乡曲计、州县计乎！使米粟有余，无禁其泄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视其泄，恐亦未宜。(21)

《册府元龟》所载虽为后唐时例，但可明确看出商税之征只设于官路，而不设于私路。《岭外代答》、《昼帘绪论》与《陆九渊集》之记载，则反映出私路无商税之征之状况到南宋时仍相当普遍。但私路无商税之征亦有例外或变化，如天圣六年（1028），“益州钤辖刘承颜言：‘商旅入川，无公凭者，多由葭萌私路往。请如剑门置关，仍令逐处给公凭，至者察验之。’诏从其请。”(22)

二　驿路与县路

古代道路除有官、私之分外，又有驿路（道）和县路（道）之别。文献中关于驿路（道）之记载甚多，而且由来已久。《后汉书》载：

建武五年，［刘昆］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23)

《蛮书》载：

贞元十年十月，西川节度兵马与云南军并力破保塞、大定，献俘阙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邛南驿路由此遂通。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回三曲。每曲中间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莫能攻讨。(24)

此为汉唐时期驿路（道）之例。关于县路（道），唐以后文献中记载渐多。如王建《田家留客》诗云：

双冢直西有县路，我教丁男送君去(25)

《宋高僧传》载：

次嘉州罗目县，有诉孙山人赁驴不偿直，乞追摄。问小童云：“是孙思邈也。”县令惊怪，出钱代偿。其人居山下，及出县路，见孙公取钱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于此，何遽怪乎？”得金钱僧不知其终所。(26)

到了宋代，驿路与县路被表述为两种相对且相互联系的道路。如《景定建康志》载：

驿路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27)

《黄氏日钞》载：

今请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县知县，各造自承往回盝四个，盝面刻某州某县递文字盝，于其傍刻题某月某日发、某月某日到。主管官则总在州诸厅申状入盝，知县则总一县诸厅申状入盝。县道之不近驿路者，则遣人就驿或就州附递；镇寨之不近县道者，则遣人送至各县附盝。(28)

那么，驿路与县路究竟与官路、私路有何关系？又分别是何种性质之道路呢？征之文献，驿路与县路皆应为官路。驿路乃官路不仅于理甚明，亦有确证。如《唐会要》载：

太和二年二月，郑州刺史杨归厚奏：“当州郭下（管城）［官路］，不置在州城内，使命往来，出入非便，伏请准汝州例，［置］驿路于城西。”敕旨：“宜依。”(29)

此处驿路即官路自是无疑。至于县路亦为官路，史籍中未见明载，但从《景定建康志》“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之言，亦可推定县路当为官路。又据《新安志》载：歙县“驿路东出绩溪，由宁国、宣城、南陵、青阳、贵池至池州，凡七百里。小路北逾箬岭，经太平、石埭、青阳界，径至池州，才三百七十五里”(30)。又载：“［绩溪］路道东通昌化，西通旌德，南通歙县，北通宁国界。”(31)“郎山在［绩溪］东北十五里，……谓之郎山，下有郎溪驿路。”(32)可知其南北道路乃歙县北通宁国驿路无疑。又载：“徽岭在［绩溪］西北十里，……旧名大尖山，其上为官道，走旌德道也。”(33)此处所言“走旌德道”，当是上揭“桥道”条中所载西通旌德道路。但同在“山阜”条，郎山之下通宁国道路记为“驿路”，徽岭之上通旌德道路则记为“官道”，显然，绩溪通旌德道路并非驿路，同时亦说明驿路即是官路，但官路未必是驿路。不是驿路之官路，很可能就是县路。

驿路与县路均为官路，但根本区别何在？其实，这一问题在前揭《景定建康志》关于“铺驿”之记载中已露端倪。其中所云“驿路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即表明驿路在邮传方面重于县路，递铺设置较为密集，而县路仅为不通驿路处之邮传之路，递铺设置较为稀疏。具体在建康府，其驿路即为东经句容县境通镇江，西经江宁县境达太平州，南经江宁、溧水县境到广德军，北经上元县境抵滁州之传递要道，县路则是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境内不通驿路处的邮传路线(34)。

驿路为邮传要道非为南宋一时和建康一地之状况，当为古代之一般状况。如宋代类书《书叙指南》云：“当驿路曰驿道所出，又曰邮传剧道。”(35)但古代驿路之驿传设置状况并不完全相同，而是随其驿传制度之变化不断更革。如唐代前期，驿之主要职能为文书传递，其设置间距为三十里(36)，故当时驿路上一般是三十里一驿。唐代中后期，递铺取代驿成为专门的文书传递机构，间距大概为二十里。如《稽神录》有云：“初，南中驿路，二十里（至）［置］一递铺，吏持符牒以次传授。”(37)北宋继承这一局面，立制“每二十五里置一递［铺］”(38)。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制度规定整齐划一。如神宗熙宁时，日僧成寻从开封前往五台山，所记京城至太原驿路递铺间距多为十里至二十五里不等，其中以十五里至二十里者居多(39)。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灵州至韦州粮道阻节不通，京西左藏库副使邓继宣“乞差近上臣僚，多发厢军，自新界柴棱沟，每十里置一铺，及创堡寨，以便运粮、转送文书”(40)。但此仅为临时之措施。南宋初年，因旧有递铺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为应对紧张的军事形势，于建炎三年（1029）在前线至行在之要路上，每十里置一斥堠铺，专一传递紧急文字，与旧有递铺并存。绍兴四年后，又在军兴时专置摆铺，仍不废斥堠铺。但摆铺仅为临时性设置，军兴则置，兵罢则撤。日常情况下，仅是省铺（即斥堠铺设置之前的旧递铺）与斥堠铺并存。故在南宋时，驿路之上十里一铺之状况即指斥堠铺。《景定建康志》所记建康府周围驿路邮传之设正是这种状况(41)。《夷坚志》所云“金洋之间，驿路萧条，但每十里一置”(42)亦属此况。但南宋驿路之递铺设置并非全部如此。不当行在与军事前沿要道之地区，其驿路上递铺设置仍如北宋之时。如《淳熙三山志》所载福州西、南两条驿路上递铺间距仍多为十八至二十五里不等(43)。

以上是唐宋驿路的主要特征。实际上，驿路在承担文书传递任务的同时，还是行旅往来与物货流通，特别是官方人员往来和陆路纲运的主要道路。这一特征在文献中亦普遍被表达出来。如《资治通鉴》载：

［长庆二年，朱克融、王庭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44)

《宋会要辑稿》载：

［政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工部奏：“知福州黄裳状：‘契勘本路八州军，建、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胃）［冒］热而行，多成疾疫。遂专牒委自逐处知州军，指挥所属知县、令丞劝谕乡保，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续据申，遍于官驿道路两畔共栽植到杉、松等木共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渐次长茂，已置籍拘管。缘辄采伐官驿道路株木，即未有明文，伏望添补立法。’”(45)

［建炎四年十月四日，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千秋岭通彻太平、宣州、广德军、建康府，正系冲要控扼去处。东西两山，上阔一千余丈，万一贼马奔冲，直趋本府至越州，或取严州直趋温、台、明、越州，若不掘断，临时措置不（久）［及］，又恐传送机密文字、纲运往来不便，欲开掘中间，量留三五尺以通传送文字、纲运、商旅，稍有警急，并工掘断。”(46)

北宋时，开封北行经澶州、大名至雄州，和经滑州、赵州至雄州，是北宋京师联通燕云地区的两条干线，亦是宋辽使臣往来的主要行经道路，通常被表述为“北使驿路”。如《长编》载：

［熙宁十年八月］戊子，枢密院委张茂则、刘璯选便道口岸系桥，以河水坏澶州桥故也。茂则等言：“北使驿路可以出澶州之西黎阳，由白马县北可相度系桥。”从之。(47)

［元丰五年十一月丙申］，又诏：“新移辽使驿路所过诸州，权许不限米石数造酒。”(48)

驿路既为官方人员等行旅往来之干道，自然亦有传舍和馆驿设置，此点甚明。唐代前期，驿传制度已呈传驿合一之势，驿在一定时期内同时承担公差人员之食宿需求，而由传舍系统中充车牛及传送马驴食宿之所的馆作为补充(49)。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之大驿路均是馆驿密布(50)。至宋代亦是如此。王文楚先生曾详细考证出北宋时“北使驿路”上的馆驿名称(51)。《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京城与太原之驿路、《淳熙三山志》所记福州周围之驿路，与《景定建康志》所记建康府周围之驿路，亦都有馆驿之设置(52)。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驿之传递功能已完全为递铺所夺，与馆一起，仅负责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生活补给品了，故其间距已由三十里变为六十里(53)。宋代驿路上实际上既有馆驿，又有密集的递铺。因此，驿路实际上就是承担人员往来与文书传递任务的大动脉。

但驿路承担文书传递与人员往来功能之体现并非完全一致。因为有些地区虽非人员频繁往来或乐于行经之地，但位置重要，仍须设置驿路。此类驿路或地处荒僻，或道途迂远，故常行人稀少，邸店疏落。如《太平寰宇记》载：

新江，在州南五里。有水入于漓江，甚浚急，土人曰新江，以其源出于新州东南山谷间，溯洄而上，三日至新州，为新兴郡之故地，度州治所北端州直上可十余里。新州接西南道九州，当海中五州之咽喉，虽驿路傍海西去，人皆惮海波，多不由传舍，虽公行，亦自便路陆去，直达于海滨，不复通舟楫。(54)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周必大自临安归庐陵，五月底到达建昌军广昌县，六月初一日，从广昌继续前行。其日记云：

六月朔庚申，早发广昌，以驿路无人烟，出西门入小路，多行崖腹及野，约二十里至郎君潭，始遇村店。四十里达驿路，遂入宁都界。午后抵吴池铺，献之甥及邑丞林梓、巡尉等、庆云文尔长老皆来迎，病暑气羸，卧与尔老道旧，夜宿铺中。(55)

又如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吕祖谦从金华与潘叔度为会稽之游，当是先走驿路，行数十里后，“自驿路北折入香山路”，次日行数十里，从唐口复出驿路。此当是香山路比驿路方便(56)。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驿路亦有水、陆之分。如《唐会要》载：

［开元］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敕曰：“先置陆驿，以通使命，苟无阙事，雅适其宜。如闻江淮、河南，兼有水驿，损人费马，甚觉劳烦。且使臣受命，贵赴程期，岂有求安，故为劳扰。其应置水驿，宜并停。”(57)

《长编》载：

［元祐五年］，刑部言：“应天下郡县水陆驿路所经，并行禁谒知州、通判、县令，剑门关都监非假日不得出谒，即谒本州见任官及职事相干若亲属。并泛遣使命或知州、钤辖以上者听。发运、监司在本州县者准此。”从之。(58)

尽管驿路有水、陆两种，但以陆路为主则是肯定的。

三　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

明了道路有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之别，则可推知州（府）县城周围道路之格局。如唐宋文献所记一州（县）之“地里”、“境土”、“四至”、“八到”、“四至八到”，或五六条，或七八条，俱是一地道路里程，其中应包括多种道路。因驿路为邮传与人员往来之剧道，故其设置与分布应不普遍，多数州（府）应只有一条驿路经过。这种状况在唐宋两代应大致相当。关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扶州（治同昌，约在今四川九寨沟东北）“八到”云：

东北至上都一千六百里。东北至东都二千四百六十里。东南至龙州六百里。北至宕州四百里。东北至文州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松州驿路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故芳州驿路三百三十里。(59)

《通典》记汉中郡道路里程云：

东至洋川郡二百二十里，南至符阳郡三百里，西至益昌郡五百里，北至扶风郡六百七十里，东南到洋川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益昌郡五百里，西北到顺政郡二百八十里，东北到洋川郡兴道县界八十六里。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去东京，取骆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驿路二千七十八里。(60)

《元和郡县图志》仅言扶州通松州和芳州道路为驿路，通其它州郡道路则不称驿路，可见扶州有一条驿路相贯，西北至芳州，西南至松州。《通典》亦仅言汉中郡有驿路通西京和东京，至其它州郡道路亦未言及驿路，说明汉中郡亦只有一条驿路通往长安和洛阳。宋代情况亦基本如此。如《太平寰宇记》记开州（治开江，今重庆开县）“四至八到”云：

北至东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从江陵水路陆路相兼至洛阳二千六百八十里。北取通、洋两州路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东至夔州云安县龙目驿一百九十里，从驿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南至万州小路一百六十里，大路二百里。西至达州三百里。北至达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万州梁山县一百五十三里。西北至达州石鼓县一百二十八里。东北至姚州界二百八里。(61)

记英州（治浈阳，今广东英德市）“四至八到”云：

新置州《图经》上未有至东京里数。东至浈州河源县分水岭三百里。西至连州阳山县界一百七十里。南至（缺）。北至韶州银冈驿八十五里。东北至韶州翁源县一百四十五里。东南八十里大驿路，下至广州，上至韶州，其路有风门岭，险不通鞍马。(62)

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看，开州仅有一条驿路连通夔州；英州则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驿路，南通广州，北通韶州。当然，《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等地志，在对州郡道路记载时，并非全部指出有无驿路，而且是多数未及道路性质，但这并不说明没有言及驿路之州郡就没有驿路相通，若是如此，则绝大多数州郡不通驿路，显然不合情理与事实。诸地志之所以呈现如此之记载，应和地志编纂情况有关。唐宋诸地志所记州县各项内容，并非通过编者实地考察所得，而是来自各州上报本州之图经(63)。由于各州上报本州有关情况时，标准并不尽一致，而编修者又没有精力一一落实，故在书中存在诸多不相统一之处。有的州郡在上报图经中专门指出所经驿路及官、私路，有的州郡则笼统记述道路里程，并不指出道路性质。

实际上，多数州郡都有驿路相通。如宋代之睦州（宣和三年改称严州，乾道元年改称建德府，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梅城镇），《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淳熙严州图经》分别记载其“四至八到”、“地里”和陆路、水路里程(64)，均未提及“驿路”，但认真阅读文献，仍可得知该州驿路之状况。先看下面三幅图：

以上三图分别为《淳熙严州图经》所载严州下辖桐庐、建德、寿昌三县县境图。三图中均有以“‖‖‖‖‖‖‖‖”图样为标记的曲线，按该曲线沿线多有驿、铺、桥梁，应为道路无疑。又按本志尚录有严州下辖淳安、遂安、分水三县县境图，图式亦与桐庐等三县县境图一致，而本志亦明确记及诸县之“四至八到”，如此，“‖‖‖‖‖‖‖‖”曲线若为一般道路，不仅各县县境图皆应绘出，而且亦当有多条。但淳安、遂安、分水三县县境图中并未有此曲线，而桐庐、建德、寿昌三县县境图中亦仅各有一条，若按三县地理位置，三县之曲线亦大致可以连成一线。因此推知三县县境图中之“‖‖‖‖‖‖‖‖”曲线应为严州之驿路。而这一推断亦有旁证。如《景定严州续志》在记述寿昌桥梁时有“县为驿道要冲，由梅岭而东凡为桥者五”(65)之言，据此可知从严州境内确有驿路，而且是经寿昌通往衢州以远。又，《乾道临安志》载：“［临安陆路］南至白峰铺一百五十三里入严州界”(66)，《咸淳临安志》载，从临安候潮门经钱塘、富阳至新城县界，置有斥堠和马递，而又明言“巡铺置司建德府”(67)。由此可知，严州之驿路当是接续临安府而来，继而连通衢州以远之大驿路。

从文献记载看，有驿路之州（府），以一条驿路贯通者居多，但亦不乏有两条以上驿路经过之州（府），如前揭《景定建康志》所记建康府“驿路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东经句容县境通镇江，西经江宁县境达太平州，南经江宁、溧水县境到广德军，北经上元县境抵滁州，即是有多条驿路之州府。又如南宋时徽州之驿路，虽然《新安志》仅明言“驿路东出绩溪，由宁国、宣城、南陵、青阳、贵池至池州，凡七百里”(68)，实际上尚有重要邮路东通临安，西连休宁、黟县(69)，亦是驿路交会之州。而徽州之祁门则有“驿路三，东通黟县，西通浮梁，北通石埭界”(70)，竟是驿路交会之县。

驿路分布尽管有如上述，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得出每一州（府）县皆有驿路相通之结论。再看《太平寰宇记》对达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州市）和集州（治难江，今四川南江。熙宁五年废入巴州）“四至八到”之记载：

［达州］东北至东京三千二百九十里。东北至西京取开州下水经三峡出江陵至襄、邓、汝等州陆路共二千八百九十里。东北取洋州骆谷路至长安一千五百七十里，取利州驿路二千五百里。东至夔、房等州界计一千二百八十里。西至渠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万州四百里。北至壁州界四百一十里。东南至开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渠州六百里，水路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金州一千一十里。西北至巴、蓬等州界二百里。(71)

［集州］东北至东京约二千八百里。东北至西京一千九百里，取地平县至利州驿路二千六百里。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四百里。东至壁州取符阳县路二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巴州一百八十里。西至利州三百里。北至兴元府二百七十里。东南至壁州五百里。西南至巴州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利州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洋州四百里。(72)

从两条记载来看，达州和集州似乎并无驿路直接连通两京，若行驿路，皆须到利州转取。按《太平寰宇记》所记内容为宋初之状况，当与唐代情况相差无多。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唐代山南剑南区大驿路行经洋州、兴元府、利州、剑州、绵州、成都府一线，集州仅有普通大路，并无驿路(73)。宋初情况亦应大致如此。宋代有的州县不当驿路，还另有明证。如欧阳修奉使河北时所上《画一起请札子》云：

臣准敕计置擘画河东一路经久利害，窃缘河东地分阔远，山川险绝，窃虑僻远之处不能遍至，又缘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谙彼处民情事体者，或在不当驿路守官，致臣无由见得。臣今欲乞许臣采问官吏，就近召与相见，所贵询访兵民利病，仍虑有合行事件，亦乞于本路选择干事官员，暂差勾当。(74)

从有的州（府）县仅有一条驿路经过，有的州县有多条驿路交会，而又有的州县不当驿路等状况来看，驿路最突出之特征确为邮传之剧道。其大致情况应是从都城向全国辐射，以若干条动脉式干道连通主要州县，不通驿路之州县，则以县路等次级路线连通。这样便形成了有主有次、遍布全国的邮传交通网络。无论州、府、县、镇，都能够通过不同路线，逐级将信息传递到中央，而中央的政令亦反其方向逐级下达。南宋时，黄震之《免专人匣子公文》大致勾勒出了地方各级在上达信息时对不同道路的利用情况。其中言道：

县道之不近驿路者，则遣人就驿或就州附递；镇寨之不近县道者，则遣人送至各县附盝。(75)

当然，全国及局部地区的驿路设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会根据形势之变化和某种需要加以调整，或废弃，或增辟，或改变路线。如熙宁七年（1074），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曾以“减程驿，宽汉中输纳之劳”为由，奏请改移褒城向北经斜谷关至凤州之褒斜道为大驿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道路、驿铺进行修葺，并将金牛镇经兴州至凤州路段废弃，结果造成很大不便。不仅没有缩短太多路程，而且使川纲发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甚为曲折遥远；另外新路之费亦远较旧路为高，结果遭致臣僚纷纷上章反对。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知三泉县黄裳上章言新路“为害甚于前日”，请求恢复旧路，朝廷委刘忱等人前往比较利害后，采纳了黄裳的建议，又复金牛镇经兴州至凤州路段为大驿路(76)。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州（府）城周围四通八达的道路，首先有官路与私路之分，私路虽不如官路宽广平坦，但在于没有商税之征。官路之中，大概又有驿路和县路。驿路乃邮传和人员往来之剧道，所以不是连通所有州（府）县，而是自京师向全国辐射，联通重要州（府）县。不当驿路之州县，则是依靠县路一类的官路与驿路连接，从而联通与中央的信息往来。因此，单就驿路布局情况看，许多州（府）的情况有所不同。数年前笔者研究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之交通，曾以南宋之建康府、庆元府和福州等地为例，总结宋代以州（府）城为中心的驿路格局，认为从唐到宋，以州（府）为中心的驿路有所发展，而南方许多州（府）驿路均以州（府）城为中心，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延伸，形成了较为统一、固定的分布格局(77)。如今看来是很片面的。如南宋之建康府、庆元府、福州等地，均是要郡，故驿路交会，别的州（府）则不尽然。从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的情况看，州（府）县之政治、军事形势往往决定其有无驿路经过，或是否驿路交会；而从州（府）县是否驿路所经及其整体驿路分布，亦可反观其政治、军事形势乃至社会经济之状况。

原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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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2-20。

(2) 〔日〕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3)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985年至1986年，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形式出版一至五卷；2003年，又以相同形式出版第六卷（李启文整理）。

(4)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其中收录论文二十篇，有八篇考述唐宋时期之陆路交通线。

(5) 近年研究唐宋陆路交通的论文亦不在少，如龚胜生：《唐代南阳地区驿道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梁中效：《南宋东西交通大动脉：“马纲”驿路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6)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道路》，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574。

(7) （唐）李贺：《昌谷集·外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8册，页477。

(8)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第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370。

(9)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渠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2694。

(10)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四《复州》，页2802-2803。

(11) 《太平寰宇记》卷九二《常州》，页1840。

(12) 参见拙文《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13)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五三《皇甫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523—524。

(14) （宋）蔡襄：《蔡襄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68。

(15)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779。

(16) （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6册，页473。

(17)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页837-838。

(18)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〇四《关市》，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052。

(19)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邕州横山寨博易》，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93-194。

(20) （宋）胡太初：《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页110。

(21)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08。

(2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九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482—2483。

(2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刘昆》，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2550。

(24) （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33—34。

(25) （唐）王建：《王建诗集》卷二《田家留客》，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页5。

(26)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二《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568。

(27)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536。

(28)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七九《免专人匣子公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页814。

(29) 《唐会要》卷八六《道路》，页1574，补正文字参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宋）罗愿：《新安志》卷三《歙县·道路》，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7635。

(31) 《新安志》卷五《绩溪·桥道》，页7668。

(32) 《新安志》卷五《绩溪·山阜》，页7669。

(33) 《新安志》卷五《绩溪·山阜》，页7669。

(34) 《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页1536-1537。

(35) （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一五《邮舍邸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0册，页559。

(36) （唐）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一五·乡官》，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924。

(37) （宋）徐铉：《稽神录》卷三《陈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页58。

(38)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二《邸驿》，广陵刻印社影印本，2003，页316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庚戌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7册，页56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506。

(39) 详见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日〕すみや書房“改订史籍集览”本，1967，页724-736。

(40)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四至二五，页7485-7486。

(41) 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日〕《东亚海域世界的交通、贸易与国家对外政策》，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9年1月。

(42) （宋）洪迈：《夷坚志·夷坚支丁》卷五《饶风铺兵》，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06。

(43)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7828-7832。

(4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二，长庆二年二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7930。

(4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页7476。

(46)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七，页7477。按：千秋岭正为临安通往宣州、广德军等地的邮传要道，当为驿路。详见拙文《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年第3期。

(47) 《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戊子条，页6951。

(48) 《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丙申条，页7978。

(49) 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0) 详见《唐代交通图考》各卷。

(51) 参见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见于氏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页237-354。

(52) 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页724-736；《淳熙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驿铺》，页7828-7833；《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页1537-1538。

(53) 参见前揭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

(54)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九《端州·高要县》，页3059。

(55)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五《归庐陵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页788。

(56) （宋）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越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页132。

(57) 《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使》，页1060。

(58) 《长编》卷四五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乙卯条，页10872。

(59)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扶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575-576。

(60) 《通典》卷一七五，页4576。

(61)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开州》，页2671。

(62)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〇《岭南道四·英州》，页3073。

(63) 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3。

(64) 分别见《太平寰宇记》卷九五《江南东道七·睦州》，页1910；（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19；（宋）陈公亮、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州境（道路附）》，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4287。

(65) （宋）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一〇《寿昌县·桥梁》，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4411。

(66)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陆路》，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3223。

(67)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3851。

(68) 《新安志》卷三《歙县·道路》，页7635。

(69) 参见前揭拙文《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70) 《新安志》卷四《祁门·道路》，页7654。

(71)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达州》，页2675。

(72)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集州》，页2719。

(73) 见氏著《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图十四《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

(74)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页907。

(75) 《黄氏日钞》卷七九，景印文渊四库全书本，第708册，页814。

(76) 详见《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至五，页7475-7476。

(77) 详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80—85。

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之影响

一般来说，无论古今，当一个城市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具有了一定的中心地位，其必然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影响或改变周围地区，特别是城市的地位及面貌。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影响的方式、程度和内涵皆有所不同。因此，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考察一个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和被辐射地区的发展状况，不仅可以深刻展现具体地区及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更可揭示区域历史演变的生动面相和内在机制。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使临安因经济重心南移之势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具中心地位的城市，并对周围地区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如湖州（1226年后称安吉州，治乌程、归安，今浙江湖州市）、明州（1194年以后称庆元府，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严州（原称睦州，1121年称严州，1265年称建德府，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梅城镇）在南宋时期地位之变化皆明显受到定都临安之影响，甚至福建的福州、泉州之发展亦与南宋定都临安密切相关。但受到临安影响的周围地区，又因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发展特点，甚至影响后世对其关注之程度。例如处于临安北面，且具有良好农耕条件的湖州和具有港口地位的明州，受临安府影响表现出的突出变化，最易受到学界关注，而位居临安西南，且山多田少的严州，在讨论临安影响力问题中却较少被提及。严州虽处临安后方，位置偏隘，但与临安地里甚近，且一江连通，亦必然会受到都城临安的深刻影响，只是其具体表现会与其他地区不同。今笔者不揣浅陋，欲对南宋定都临安对严州影响问题略作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两宋时期的严州概况

严州是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而为名，咸淳元年（1265），由州升府，称建德府，治建德，即今浙江建德梅城镇。

睦州之置始于隋，仁寿三年（603），割杭州桐庐，并复立开皇时省去之遂安县，又改废郡为县的新安为雉山，为州治而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为义(1)。入唐后，其州名及辖县又经数度更易、分割及新置，且先后隶歙州都督府、扬州大都督府、江南道、江南东道节度使、江南防御使、江东防御使、浙江东道节度使、镇海军节度使等。天宝十三载（756），以新定郡领建德、寿昌、遂安、还淳、分水、桐庐六县，治建德。乾元元年（758）复为睦州(2)。北宋睦州大致承此状况，领建德、桐庐、寿昌、遂安、分水、清溪（永贞元年由还淳县改）六县，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梅城镇）。熙宁七年（1074），置神泉监，旋废，庆元三年（1197）复置。宣和三年（1121），因方腊之变，睦州改称严州，咸淳元年（1265）改称建德府。其所辖青溪县先后于宣和三年（1121）和绍兴元年（1131）改称淳化和淳安。

对于严州的行政管辖范围，《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淳熙严州图经》诸书均以“州境”、“地里”和“四至八到”之名予以记述，详见下表：

诸志所记睦（严）州、建德府州境与地里（四至八到）一览表

地志名称

州境、地里（四至八到）

《太平寰宇记》
卷九五《睦州》

州境

东西三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二十里。

四至八到

东北至东京二千四百三十五里；北至西京二千八百五十五里；西北至长安三千九百一十五里。东至杭州三百一十五里；南至婺州陆路一百一十五里，水路一百八十里；西至歙州三百七十三里；北至杭州界二百七十里；东南至婺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衢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歙州三百一十里；东北至杭州三百一十里。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睦州》

地里

东京二千五百三十六里。东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杭州一百七十里；西至本州界二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歙州一百一十里；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婺州七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东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婺州二百里；西南至本州界三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杭州三百里；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一十里，自界首至衢州八十五里；东北至本州界三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杭州三百里；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歙州一百二十里。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

州境

东西三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三十里。

四至八到

东至临安府三百一十里；西至徽州三百七十里；南至婺州一百五十里；北至临安府二百七十里；东南到婺州一百八十里；西南到衢州二百一十里；东北到临安府三百一十里；西北到徽州三百一十里。

去两京地里

东京二千五百三十六里；西京三千二十九里。

从诸志所记来看，两宋三百余年间，严州行政管辖范围基本没有变化，故其发展当亦无行政区变更之影响。

严州地区山多地少，故农业不算发达，宋代臣僚数有所论。如理宗淳祐时知州高斯得在《严州劝农文》云：

汝州山多田少，良田才百二三，余皆硗瘠。尔农虽尽力以耕，及冬敛藏，尚不足以糊口，常仰籴他郡，一遇闭遏，辄有沟壑之忧。(3)

景定中，知州钱可则《劝民储粟运粜榜》亦称：

本州环山为郡，地非沃衍，家乏盖藏，一年耕且不足以给一年之食。此公私所以俱匮也。……严之所谓富室大家，积仓高廪，狼戾腐红，视他处固不多见。(4)

从两位知州所言可见，南宋时严州仍是受山多田少之限，粮食生产甚不丰足，需要依靠他郡支持。

严州虽然粮食生产不济，但因新安江从州境经过，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其辖县青溪（淳安）、桐庐县城均濒新安江而建，而州治建德更是控扼自婺州而来之兰溪与新安江交汇之处；其他三县亦都倚新安江支流而设。可以说，水路交通便利是严州地理位置优长之处，因此，州境内因水运而兴之商业较为兴盛。对此，史载甚为明确。如《淳熙严州图经》载：

歙港（即新安江）水路在［建德］县南，西泝入淳安县一百八十里，东沿入桐庐县九十里；婺港水路在县东南，与歙港合，泝入婺州一百四十五里。(5)

歙港水路在［淳安］县南，西泝至徽州一百六十里，东沿至本州一百六十里，胜四百斛舟。(6)

［桐庐］县濒浙江上流，以舟车所会，素号佳邑。(7)

天目溪源出天目山，绕［分水］县境而南达于浙江，可胜百斛舟。若于潜，若昌化旧航粟浙江，胥此焉入，故客艘辐凑于县。(8)

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赴广西安抚使任，自富阳由陆路改水路，溯江而上，次年正月三日泊严州，看到“歙浦杉木，毕集桥下”，严州设浮桥之禁以重征的景象(9)。

以上虽都是南宋时的记录，但结合浙江航运自五代十国时便已变得频繁之背景(10)，亦可想象北宋之状况。而史载确亦可见。如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云：

衢、睦等州，人众地狭，所产五谷，不足于食，岁常漕苏、秀米至桐庐，散入诸郡。钱塘亿万生齿，待上江薪炭而活，……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阳、新城二邑，公私所食盐，取足于杭、秀诸场。(11)

苏轼《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又称“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贩盐为业，百十为群，往来浙中。”(12)而方勺《青溪寇轨》则记青溪县云：

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北趋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13)

几条记载不仅透露北宋时期新安江之商运繁忙，而且还反映出青溪登县有林木之饶，是往来贩运之重要商品。

但严（睦）州之这种繁庶景象在北宋末年却遭到一次大的毁劫，此便是方腊之变造成的破坏。

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在青溪发难，于十月和十一月相继攻陷青溪县和睦州、歙州、桐庐、新城、富阳、杭州。次年又攻占婺州、衢州（治西安，今浙江衢州市）、处州（治丽水，今浙江丽水市西），数州皆遭焚劫。战火波及秀州（治嘉兴，今浙江嘉兴市）、越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市）、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市）(14)。后方腊之变虽被平息，但给睦州及整个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史载：

［方腊之乱］前后所斨人命数百万，江南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经费多端，愈益穷困，不可复支。向非腊之耗乱，江淮、二浙，公私充实，南渡后可藉为恢复之资，亦未可知也。(15)

方腊之变后，睦州更名严州，青溪亦先后更名淳化与淳安。而宋廷亦着手恢复严州等地城池及社会秩序。其中“睦州系就旧基并合创筑城池”(16)，具体负责人则是知州周格。到了南宋时，严州州城又有兴筑之举。如《景定严州续志》载：

州城，宣和中知州周格重筑，岁久颓圯弗治，至为樊墙，以限逾越。嘉定癸酉，知州宋钧复兴板筑，越一期有半，乃讫工筑，凡东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葺补者不与焉。今濒江一带，雉堞如制，累经巨浸莫能坏，余虽土垣，犹乃坚好。城门八洎，以召去别，储帑成之，今悉经改作矣。(17)

《淳熙严州图经》所附《子城图》和《建德府内外城图》(18)（见本文末附图一、二）所反映的，正是宣和以后，嘉定以前的严州州城格局，尽管《淳熙严州图经》所载“罗城周回十二里二步”，尚不及北宋初年刁衎《大厅记》云陈晟所筑路罗城“周回十九里”之规模(19)，但从图中所见州城格局之严整，可知北宋末年重筑之严州城当甚为壮观、坚久。

虽然《青溪寇轨》称方腊之乱对江南破坏甚大，以至建炎南渡后难有恢复之资，但严州经历从北宋末年的重新整顿，到南宋未再经大的战乱，其社会秩序和经济状况应是不断恢复，并曾超过北宋时水平。这从严州自北宋至南宋不同时期的户口及税赋变化应可看出。

《淳熙严州图经》载有西晋武帝至淳熙时的本州户口数，其中唐明皇与穆宗时户数竟高达五万多，与《太平寰宇记》所记二万余户相差甚大。但唐以前睦州辖境与宋以后不尽一致，其户数不仅与宋无可比性，而且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本文仅依据宋代诸志所载列举严（睦）州户数变化情况如下：

两宋时期睦（严）州、建德府可知户口（丁）数一览表

时间

户数

口、丁之数

史料出处

太平兴国中

主客户：12251

《太平寰宇记》卷九五《睦州》

天禧中

户：45508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户口》

治平中

户：75473

口：241772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户口》

元丰中

主客户：76751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睦州》

崇宁中

户：82341

口：107521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建德府》

绍兴九年（1139）

户：72256

丁：111394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户口》

淳熙十三年（1186）

户：88867

丁：175930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户口》

景定中

户：119267

口：329206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户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严（睦）州户数从宋初到崇宁间呈不断上升趋势，但绍兴九年的数字却低于崇宁中，此应是受方腊之变影响之故。到淳熙十三年，户数则超过崇宁时期，景定中则更是远超淳熙，说明南宋时期严州社会经济条件应是逐步向前发展的。另外从州治建德县和淳安县人口变化亦能看出这一结果。建德县在绍兴己未（九年，1139）户数为16902，丁22656；淳熙时户数则是24831，丁37891(20)。淳安县绍兴己未（1139）户数为15346，丁25292；淳熙时为户18726，丁45797(21)。皆有明显增长。

关于严州的税赋，《淳熙严州图经》载有其夏秋两税和商税、茶、盐、香、矾等课利数字，择要列表如下：

严州数项税收情况一览表(22)

税名

时间

数量

夏税

绢

旧额

57917匹3丈6尺7寸

淳熙时

45753匹（系除折帛外计上件，后并同）

绸

旧额

13580匹2丈7尺8寸

淳熙时

14293匹

绵

旧额

4986屯3两3钱3字

淳熙时

26176两

秋税

苗米

旧额

21467石3斗1升3合5勺

淳熙时

22858石1斗5合

茶租钱

旧额

12380贯文

淳熙时

31380贯文

免役钱

旧额

36547贯499文

淳熙时

57669贯308文

商务税

租额

34066贯文

绍兴九年

35316贯文

淳熙时

38275贯434文

茶

递年

批发2355920斤，计引钱398370文。住卖5840斤，计引钱1003贯文。

绍兴九年

批发2518440斤，计引钱426905文。住卖6100斤，计引钱1037贯文

淳熙时

批发2580380斤，计引钱567126文。住卖5800斤，计引钱1276贯文。

盐

递年

卖4889700斤，计引钱221223贯文。

绍兴九年

卖5051700斤，计引钱242175贯文。

淳熙时

卖5850600斤，计引钱409542贯文。

从上表可以看出，严州的两税、茶租、免役钱，和茶、盐售额均呈持续增长趋势。另外，未列入表内的酒、香、矾等课利名目，虽有下降之例，但总体还是增长的。只有预和买项基本持平。这说明，南宋时期严州整体社会状况应是以良好态势向前发展的。建德、淳安两县的赋税数字有部分变化不大，但整体上亦与严州整体情况相一致(23)。

税收内容及其增长情况，反映出严州在南宋时仍是以商业贩运见长，并保持上升的趋势。但这一趋势的存在是否与南宋定都临安府相关，还要看严州在南宋时地位之变化。

二　南宋严州地位之改变

北宋时期，严州虽有新安江水运之利，且商旅往来较为频繁，但在杭州“地上天宫”之称仍被人不以为然的(24)情况下，严州亦只能是有其特色的偏僻州郡而已。如大观中，蔡肇在《知睦州谢表》便云：“眷此偏州，不当孔道。山城阒寂，一叶动而亦闻；溪壑萦回，二江合而成字。”(25)

但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形势就不同了。南宋定都临安府后，杭州从南方一个普通州郡，一跃成为政治中心、经济重心和交通重心。全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形势亦随之发生大变。自定都临安引起的诸多变局中，南方地区南北交通线重心东移是其重要结果。主要表现有三：其一，大庾岭路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广南金银、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26)，而且“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27)。而与大庾岭路相比，潭州经衡州、郴州至广州路愈加萧条。其二，润州经苏州、杭州至福建、岭南道成为连接中原和江南、福建、岭南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其三，从两浙经福建至岭南的陆路在南宋时成为中央联系岭南的重要通道(28)。其中以临安府为中心，北达苏州、润州以远，南至福建、岭南之道路便经过严州。

临安陆路交通原来就很发达，南宋建都后，又着手对江南道路进行开发，使临安至各地道路更为畅通无阻。其道路，北至湖州界；南入严州界；西入徽州界；东北入秀州界；东南入绍兴府界，并从这几个州府向各地延伸。再加上运河和钱塘江及其支流之作用，临安水陆交通重心的地位更加突出。无论从陆路还是水路而言，严州都居临安连通福建、岭南之要冲。如《淳熙严州图经》记其辖县寿昌形势云：“县为孔道，应酬日不给，”(29)“县为驿道要冲，由梅岭而东凡为桥者五。”(30)寿昌当严州与衢州驿路之上，其为要冲，则严州更不待言。州治建德县西朱池驿、县北胥村驿和县南三河驿，分别当衢州、临安府和婺州大路(31)。《景定严州续志》记严州称“翠华驻跸钱唐，郡为畿辅，地望日雄。宝祐五年十一月，诏以皇子忠王特授镇南遂安军节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御笔立为皇太子，而此邦节镇至是愈增重。”(32)

严州作为畿辅之地，不仅居连通福建、岭南之交通要冲，又经新安江与歙州相通；歙州又分别有驿道西通池州，北通宣州，东通行都临安(33)。而“池州系江淮、蜀汉等路递角聚会去处”(34)。从此形势看，严州又是行都临安的后门，有着甚为重要的军事地位。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四日，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

千秋岭通彻太平、宣州、广德军、建康府，正系冲要控扼去处，东西两山，上阔一千余丈，万一贼马奔冲，直趋本府至越州，或取严州直趋温、台、明、越州，若不掘断，临时措置不（久）［及］。又恐传送机密文字、纲运往来不便，欲开掘中间，量留三五尺以通传送文字、纲运、商旅，稍有警急，并工掘断。(35)

由此来看，严州虽处行都临安府之后方，但因又新安江可与歙、池、宣等州相通，存在金军袭击并直趋浙东地区的可能性。故此，严州也是南宋重要的军事设防区，其连通临安与福建、岭南之路线建设更是受到重视。临安府至严州以远之路线是南宋重点建设的驿路之一。

《咸淳临安志》记有临安南路邮传，从省前铺向南经钱塘县界之候潮门斥堠、浙江斥堠、洋泮桥斥堠、南城斥堠、牛坊斥堠、新砂斥堠、上墟斥堠，富阳县界之庙山斥堠、赤松斥堠、东门斥堠、步社斥堠、黄山斥堠、安道斥堠，和新城县界之干坞斥堠、新城斥堠、茗坞斥堠、换塘斥堠，可达严州(36)，而此路应是南至白峰铺入严州界(37)。临安府经富阳至严州之邮路，亦是临安府向西南通江西、福建和广南之必经路段，从严州前行，便经兰溪县（治今浙江兰溪市）、婺州、衢州而分别达福建、江西和广南等地。又考严州曾置有巡辖邮传之巡铺司(38)，故推断，富阳、严州一线之邮路应连接通往江西、福建和广南之邮传。

考《淳熙严州图经》所载严州下辖桐庐、建德、寿昌三县县境图。三图中均有以“‖‖‖‖‖‖‖‖”图样为标记的曲线，按该曲线沿线多有驿、铺、桥梁，应为道路无疑。又按本志尚录有严州下辖淳安、遂安、分水三县县境图，图式亦与桐庐等三县县境图一致，而本志亦明确记及诸县之“四至八到”，如此，“‖‖‖‖‖‖‖‖”曲线若为一般道路，不仅各县县境图皆应绘出，而且亦当有多条。但淳安、遂安、分水三县县境图中并未有此曲线，而桐庐、建德、寿昌三县县境图中亦仅各有一条，若按三县地理位置，三县之曲线亦大致可以连成一线。因此推知三县县境图中之“‖‖‖‖‖‖‖‖”曲线应为严州之驿路。而这一推断亦有旁证。如《景定严州续志》在记述寿昌桥梁时有“县为驿道要冲，由梅岭而东凡为桥者五”(39)之言，据此可知从严州境内确有驿路，而且是经寿昌通往衢州以远。又，《乾道临安志》载：“［临安陆路］南至白峰铺一百五十三里入严州界。”(40)《咸淳临安志》载，从临安候潮门经钱塘、富阳至新城县界，置有斥堠和马递，而又明言“巡铺置司建德府”(41)。由此可知，严州之驿路当是接续临安府而来，继而连通衢州以远之大驿路。又按斥候铺是南宋设于行都临安与军事前沿地区传递紧急军期文书之系统，却设于临安府与严州之驿路之上，亦能说明严州在南宋军事地位之重要。

南宋时，严州另外一个重要地位便是充当行都临安府的重要物资供应地。

临安因政治目的而成为行都，所以吸收了大量的人口，于是购买力增加，对外面商品需求量极大，具备了商业都市的形态。但此商业的主要使命是供给大量人口的生活必需品，本身出产之外卖并不占主要地位。关于南宋杭州的人口规模、消费特征及外地商品的输入，全汉昇先生早有详论(42)，此不赘述，唯单独梳理严州作为对临安物资供应地所起之作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云：

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门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云。”(43)

此条记载显示，临安南门所来之柴的主要供应地是严州和富阳。但实际上应是来自严、婺、衢、歙（徽）数州，而严州所供亦不仅限于柴。还有木料、果类等。如《梦粱录》云：

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44)

另外，婺州的米、牛也是供应临安的重要商品(45)，而其运到临安，亦当经严州及其辖县桐庐。当然，严州供应临安的主要商品主要还是充当柴与建筑材料的木材，且数量巨大。朝廷屡有诏令约束。如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诏下徽、严州将客贩牌筏出给公据，书写客人姓名，计定所贩木植条段数目，预期关报前路经由州县及临安府等处官司照会，如辄于中路载往别处，许诸色人陈告，将木植三分之一给告人，二分没纳入官。”(46)乾道二年（1166）七月，户部言：“马军司申，差人前去严州收买木植二万条，添置湖州牧放寨屋，下本部出给免抽税文引，有碍已降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依条收税许执奏不行指挥，难以施行。”诏特依仍免执奏(47)。

严州木材不仅产于本州，更多是依靠他州转输。前揭睦州辖县青溪（严州之淳安）便有“漆楮林木之饶”，而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更是明言在严州所见：“歙浦杉排，毕集桥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又称：

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比及严，则所征数百倍。严之官吏方曰：“吾州无利孔，微歙杉不为州矣。”(48)

由此看来，严州在南宋时作为畿辅之地，控扼徽、衢、婺等州连通行都之水路及驿路，是西南诸州供应临安商品的集散地，而木材应是其商品中之大宗，此亦应是严州商税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一状况在北宋时应已存在，如前揭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所云即已反映北宋时严州对杭州柴炭之供应，但当时杭州仅为一路之大州，对外商品需求量应远远比不上作为行都的临安，故严州作为以木材为主的商品集散地，应以南宋最为突出。

三　南宋对严州之经营及行都对严州影响之评估

南宋朝廷于绍兴八年（1138）三月移跸临安府，并下定都之诏(49)。但南宋朝廷有定都临安之意应是在绍兴七年淮西兵变后。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七年九月就有“议者即欲还临安”(50)，同年闰十月，“时赵鼎、秦桧已叶议回跸临安”(51)，知宋廷定议回临安当在绍兴七年九月至闰十月间。既然要定都临安，必然会考虑畿辅地区之经营，故对严州的经营，此时就应在宋廷的计划之内。

当时严州知州是胡寅。绍兴七年，胡寅曾作为知州对严州庙学修葺一新，并建湖光亭和高风亭(52)，在严州亦算有所作为。胡寅知严州虽是赵鼎安排(53)，但显然不是宋廷委任经营畿辅严州之郡守，因为胡寅自绍兴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受任，绍兴七年闰十月十九日，或十月二十一日就移任永州(54)，前后在任仅一年多。其罢任严州时间无论是十月还是十一月，都恰在定都临安之议确定之期内。《要录》记胡寅移任永州的原因是“父病初愈，迎侍不来。近者妻室丧亡，乞湖南一小郡”，但若结合朝廷经营畿辅之举，而此条后记有“赵鼎进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宫祠”(55)之语来看，其中似乎不无微妙。

胡寅的继任者是董弅，其被任命知严州之日是绍兴七年闰十月癸亥（初五日）(56)。董弅之差除，是否在赵鼎十月所进除目之列，不可得知。但从董弅罢任时有关议论，似乎可以看出其与赵鼎之关系。《要录》载：

［绍兴九年七月丙午］徽猷阁待制知严州董弅与宫观。殿中侍御史周葵论弅尝以珍玩赂权臣，许以从班。弅迟其命，以事挟持之，遂得词掖。其权礼曹也，言者论主伊川之学，因以罢去。弅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次对，居辅郡略无忧民闵雨之意。故弅遂罢。(57)

无论言者论董弅之罪是否属实，但从“主伊川之学”之罪名看，董弅显然被归入提倡洛学的赵鼎一党。而其在严州不足两年而罢任，亦显然与赵鼎失去相位有关(58)。但《要录》所记董弅“居辅郡略无忧民闵雨之意”，虽是直接责其祈雨不力，似乎亦是说其在严州无所作为，又显然疑点甚多。南宋决意定都临安的绍兴七年至移跸临安后的一两年，正是经营畿辅地区的关键时期，而此时知严州者董弅显然责任重大。《淳熙严州图经》记董弅诸多作为，正与南宋对畿辅经营相一致，似乎不能说董弅无所作为。但《淳熙严州图经》是继董弅所修《图经》之后而成(59)，董弅主修《图经》，当亦有夸大己功之可能。但若董弅过分虚饰，淳熙续修当有所驳正。《淳熙图经》中保留董弅一系列政绩记录，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董弅在严州有所作为，而此作为正可反映南宋决意定都临安后对经营严州之努力。兹将绍兴八年至九年严州兴作情况列表如下：

绍兴八年至九年（1138-1139）严州兴作情况一览表

时间

兴作内容

主持者

史料出处

绍兴八年

重辟州城善利门（西南门）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城社》，第4287页。

绍兴八年

在庙学堂后增作五贤祠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学校》，第4288页。

绍兴八年

重葺子城东公馆，以待监司按临及往来贵客愒寓。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页。

绍兴八年

将位在东津废为检税之所的东馆增窗榜名，以待往来舣舟不至城下者。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页。

绍兴八年

增葺安泰门外官籍民居为西馆，以待属县官赴州禀事者愒寓。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页。

绍兴八年

在州南门外立新定驿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页。

绍兴八年

在州宅北偏东子城上之千峰榭南建高风堂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页。

绍兴八年

在善利门即门上跨城隅重建甘棠楼（原有楼，方腊之乱后不存）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89-4290页。

绍兴八年

在子城东东山上因旧基重建秀亭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90页。

绍兴八年

将定川门外商税务（一亭）葺为分歙亭，以待往来舣舟者。移商税务城中。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90页。

绍兴八年

在城内重建商税务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90页；《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仓场库务》，第4290页。

绍兴八年

重刻严先生祠堂记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碑碣》，第4317页。

绍兴八年

在东馆之西分监税官廨舍建东津税务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仓场库务》，第4290页。

绍兴八年

作飞桥跨法言寺西，榜曰宝华洲，又于寺东水际面东山作亭，名曰晨光。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寺观》，第4323-4324页。

绍兴八年

在城北仁安山玉泉庵玉泉亭旧基上建性乐堂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寺观》，第4324页。

绍兴八年

在距城五十里之钓台书院左作招隐堂

董弅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第4369页。

绍兴八年

在淳安县东北六里灵严山建洞霄宫

道士请于州

《淳熙严州图经》卷三《寺观》，第4337页。

绍兴九年

重葺能仁寺南之竹阎（亭馆）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馆驿》，第4290页。

绍兴九年

因修图经，考正本原，取吴山英烈王本庙（距城四十里，伍子胥别庙）封爵名之，岁时遣官致祭。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祠庙》，第4328页。

绍兴九年

增葺朱太守祠（在距城三十里乌陇朱池，朱买臣别庙），岁时祀之。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祠庙》，第4328页。

绍兴九年

修纂《严州图经》

董弅

《淳熙严州图经·序》，第4279-4280页。

《淳熙严州图经》是淳熙时知州陈公亮主持编修，后来又有续补，而所载严州之兴作独以绍兴八年至九年最为集中。其中很多都是董弅主持完成，有的虽未明载主持者是董弅，但多是完成于董弅任内，则是无疑的。董弅于绍兴九年八月五日离任，完成于当年的兴作，亦应是他任内发起或完工，而不可能是下一任知州所为。因此可以说，绍兴八年至九年严州比较密集的工程建设及其他举措，正体现了南宋定都临安府朝廷与地方对严州之直接经营。从绍兴八年至九年的兴作内容看，包括城池修葺、馆驿建设、州务场所调整、景观美化、规范祀典、加强教化和典籍之纂集与编修等。可以想见，经过两年的集中整治与建设，作为畿辅的严州州城内外及辖县部分地区之环境与秩序，定是大为改观。之后历任知州应多以维持为主，直到嘉定六年（1213）知州宋钧重新筑城后，严州城才又有焕然一新之貌。如《景定严州续志》记郡治称：

郡治在子城正北，宣和中知州周格重建，仅足公宇而巳。燕游之地，往往芜废。故前志所载，自千峰榭、高风堂、潇洒楼之外，余皆名存实无。充拓迨今，甫称诸侯之居。设厅之北，为坐啸；又北为黄堂（旧名凝香）；又北为正堂，曰秀岐（旧名省心，今侯钱可则以近郊献双穂麦，因更此名）。(60)

若将绍兴七年以后严州之具体经营与前述严州地位之变化综合考虑，应可较为充分地理解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对严州影响之方面，而严州成为畿辅后之变化亦荦荦可见。由此似乎亦可得出一个严州在临安成为南宋行都以后曾有快速发展的结论。但若综合研读有关史料，似乎亦不尽然。如前揭《景定严州续志》记述桐庐和分水地利之便的完整表述为：

［桐庐］县濒浙江上流，以舟车所会，素号佳邑。今虽不逮于昔，而俗醇事简不害为易治。知县事率京官为之，其佐官有丞、簿、尉各一员，酒税务旧有官，今郡侯钱可则始奏省之。由合江而东有寨，为严、衢、婺三州巡检。(61)

天目溪源出天目山，绕［分水］县境而南达于浙江，可胜百斛舟。若于潜，若昌化旧航粟浙江，胥此焉入，故客艘辐凑于县。后京府严籴禁，航粟遂梗。县市亦萧条矣。(62)

从两条记载看，临近临安的严州辖县桐庐和分水在南宋后期光景皆不如以前，县市出现萧条景象。桐庐与分水依桐庐江相连，分水航粟梗滞，桐庐之舟车集会局面自然亦会受到影响。其中明言直接原因是“京府严籴禁”。如此看来，此时之桐庐、分水二县不仅未因地近行都而繁华持续，反受其累而日趋萧条。二县如此，州治建德及其他几县亦应相近。

再看乾道六年（1170）身任添差严州学教授的吕祖谦《为张严州（栻）作乞免丁钱奏状》云：

右臣昨者恭奉圣旨，差权发遣严州军州事。……爰自就道，遍访本州利病。往来者皆言，严之为郡，地瘠人贫，丁盐钱绢，额数繁重，民不聊生。此赋不除，永无息肩之日。……臣自到任，延问耆老，咨诹僚吏，参稽案籍，始知本州丁盐钱绢为民大害，向来所闻，百不一二。谨条具本末，上干天听。臣照对本州丁盐绢之起，据父老称，……后来蔡京改变盐法，令大商入纳买钞，支给袋盐货卖，从此官司更不支给丁盐，徒令纳绢。盐给既停，绢价复长，浸久浸增。目今绢一匹估计折纳七贯文省，民力殚竭，职此之由。臣请为陛下详言之。两浙东、西路共管十五州军，户口物力无若本州之贫，丁盐钱税亦无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绝少旷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涧曲岭隈，浅畦狭陇，苗稼疏薄，殆如牛毛。细民崎岖，力耕劳瘁，虽遇丰稔，犹不足食，惟恃商旅般贩斗斛为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断絶，米价腾踊，大小嗷嗷，便同凶年。每岁合六县所纳苗米，除折纳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硕，犹不及湖、秀富民一户所收之数。所有官兵米粮，逐年婺州应副一万五千硕，补助支遣，尚阙一万三千一十硕，其为困乏，不言可见。重以坊郭乡村边溪去处，每经巨浸，垣墙颓仆，庐舍倾摧，资用散失，生计萧然。若遇寇盗，整葺未全，复遭漂荡，民素穷乏，又加此厄，虽使止存两税，犹惧输纳不前。今乃经赋之外，每丁使之重纳丁钱盐绢一丈二尺八寸；其双丁以上折科每匹计钱七贯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且以两浙诸郡论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钱；明州每丁止纳钱六十文足。惟湖州丁盐钱绢，在两浙最号为重。……截长补短，本州丁盐钱绢，较之湖州犹自颇重，至于他郡，重轻相绝，可以类推。本州民力在两浙十五军州之下，而赋敛反在十五军州之上，以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人情物理，恐不应尔。臣谨按本州丁籍，……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尫瘠困迫，无所从出。从前官吏明知其害，迫于上司督责之严，汗颜落笔，蹙用刑，笞棰缧系，殆无虚日，愁叹之声，闾里相接。强悍者穷塞无聊，散为攘窃，四方遂指严州为多盗之区。非犷俗独钟于此土，盖丁钱偏重于它邦，原其情状，实可怜悯。臣体访得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不敢裹头，县吏恐丁数亏折，时复搜括相验，纠令输纳，谓之“貎丁”。……窃自惟念本州实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辅行都，最为密迩。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岂容辇毂百里之间，斯民颠顿愁悴，父子不能相保！……臣窃惟永、道、郴、桂阳监、茶陵四郡一县，邈在湖广，太上皇帝明见万里之外，不遗远方，捐赋予民，本州幸在阙门之侧，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泽。臣窃痛之……(63)

吕祖谦代张栻所拟奏状，意在使朝廷能免除或减低严州丁钱负担，其言语应不无夸张，但即便如此，奏状中却充分反映出南宋朝廷对严州榨取之甚。严州之客观经济条件并不算好，丁钱却在两浙最重，个中原因虽有待细究，但此现象无疑能够说明，严州作为畿辅之地，不仅在政策上未获优待，反而备受朝廷克剥，因而困窘不堪。

针对张栻的上奏，朝廷应是有了回应。乾道八年（1172），诏“严州依湖州每七丁共纳绢一匹，每年共减二万四千二百九十三匹有零，计钱四万七千一百七十贯足有零”(64)。开禧元年（1205）十二月，又诏：“睠兹二淛，实拱行都，尤当优恤，以厚根本。……其两浙路身丁钱绢，可自开禧二年并与除放。”(65)但严州之状况似乎并未有多少改观，灾伤不断、民生困顿仍频见于臣僚奏文。如度宗咸淳时主管建昌军仙都观黄宗仁撰《救荒记》述严州情况云：

山多田少，吾郡为甚，建邑为尤甚。岁登，甲户无余粟，中产不足伏腊，农可知已。仰于邻邑，仰于邻郡，樵苏亦仰于京师。小歉则直倍他土，势也。然射利者趋之，民犹免于莩。咸淳四年，水易陵谷，未几而旱，方数千里，凡建民所仰之地，率自救弗赡，颗粒无从至。明年春，乃捣鸟昩，采芜菁，至人屑山木之肤以为食，形鹄载涂。今尹信安赵公与，戚［戚］不遑宁，曰：“民饥乃尔，发廪乎？”曰：“无。”“招商乎？”曰：“无。”“劝分乎？”曰：“无。”几束手矣。幸先是朝廷科籴丰储仓米于郡，乃捐俸回籴二百斛，率乡都裒助，以济疾苦矜独之不聊生者。又曰：“济有限也，则贷楮。”为之祈哀请命，乞籴于朝，忱辞感动庙堂，恻然兴悯，仍拨丰储米一万斛，优其直以赈之。(66)

言至于此，南宋定都临安后，严州情形略可清晰。此便是：畿辅之地，军事要冲；牧守兴作，城历枯荣；舟车所聚，物货曾丰；公私帑藏，尽归朝廷；灾伤未断，民生困窘。若究其与南宋定都之关联，不能不令人颇有“兴亦畿辅，衰亦畿辅”之叹！

结语

若要明了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产生影响的程度及其特点，应再结合湖州、秀州、绍兴府和明州的情况作综合考察，亦当对临安不为行都后之严州发展状况予以关照。惜本文暂无力顾及。

但从严州单方面文献记载看，南宋定都临安府后，确实使严州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城市建设亦为之改观，商业亦较以往更为繁荣。行都临安作为中心城市对其影响力是突出的，一方面集中表现在使之成为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以木材为主的商品集散地；另一方面则是使之成为临安的物资供应来源，所受财政盘剥更重于他处，以至长期民生困窘。

有关当代中心城市影响力之理论一般认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集聚关系，然后是辐射关系。先把资源集聚到中心城市，然后中心城市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使这些地区加快发展起来；最后，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但若从南宋都城临安与严州的关系来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是实际，但并非皆是良性互动关系；其集聚关系和辐射关系似乎亦无先后之分，而集聚关系还更为突出。

今之中心城市影响力之理论大概将中心城市默认为具有充分经济功能之城市。若中心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其与周边地区之关系则不尽然。南宋临安府与严州之关系显示，其对严州之影响及产生之结果，主要都还是政治性质为主，这在其对严州的负面作用方面更为突出。这更加说明，南宋临安府虽为一个商业繁荣城市，或可称经济中心，但因其仍是一个政治功能突出的城市，对周边的影响力仍表现为传统时期之特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原载《杭州文史》2015年第2辑，杭州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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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五《江南东道七·睦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909。

(2) 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479-480。

(3)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00。

(4) （宋）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二《荒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页4365。

(5) （宋）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二《建德县·水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页4318。

(6) 《淳熙严州图经》卷三《淳安县·水路》，页4332。

(7) 《景定严州续志》卷七《桐庐县》，页4397。

(8) 《景定严州续志》卷九《分水县·水》，页4407。

(9) （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之《骖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45。

(10)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93。

(11)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九，北京：中国书店，1986，下册，页506。

(12) 《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九，下册，页514。

(13) （宋）方勺：《青溪寇轨》，《泊宅编》附，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09。

(14) 《青溪寇轨》，页109。

(15) 《青溪寇轨》，页113。

(16) 《宋会要》方域八之八，页7444。

(17)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城关》，页4354。

(18) 《淳熙严州图经》，页4281

(19)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城舍》，页4287。

(20)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户口》，页4319。

(21) 《淳熙严州图经》卷三《户口》，页4334。

(22) 此表内容来源于《淳熙严州图经》卷一《税赋》，页4293-4295。

(23) 详见《淳熙严州图经》卷二《税赋》、卷三《税赋》，页4322-4323、4335-4336。

(24) （宋）袁褧《枫窗小牍》卷上云：“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鱼虾屏断，鲜适莫构。惟野葱哭荬，红米作炊；炊汁许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如此受享也。”《全宋笔记》第四编第5册，页219。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25)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一一七册卷二五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283。

(2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251。

(27)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三《虔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401。

(28) 参见拙著《唐宋中国交通重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距之形成且恒久未变之原因的一种解释》，载于〔日〕《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12月。

(29)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〇《寿昌县》，页4410。

(30)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〇《寿昌县·桥梁》，页4411。

(31) 《淳熙严州图经》卷二《馆驿》，页4321。

(32)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节镇》，页4351。

(33) 参见拙文《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文史》2008年第3期。

(34)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3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七，页7477。

(36)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页3851。

(37)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陆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页3223。《咸淳临安志》卷一七《疆域二·郡县境》，页3529。

(38)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1。

(39)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〇《寿昌县·桥梁》，页4411。

(40) 《乾道临安志》卷二《陆路》，页3223。

(41)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1。

(42) 全汉昇：《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7本1分。

(43) （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61。

(44)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西安：三秦出版社校注本，2004，页185。

(45) 见前揭全汉昇：《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

(46) 《宋会要》食货一七之四〇，页5103。

(47) 《宋会要》兵六之一九，页6864。

(48) 《范成大笔记六种》之《骖鸾录》，页45。

(49) 《乾道临安志》卷一《宫阙》，页3214。

(5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戊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第2册，页557。

(51) 《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条，第2册，页573。

(52)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学校》、《馆驿》；卷二《寺观》，页4288、4290、4324。

(53) 《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辛丑条注文，第2册，页616。

(54)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题名》，页4301。按《要录》卷一一五记胡寅移任永州在绍兴七年十月甲寅（二十一日）条（第2册，页567），推测《严州图经》所及闰十月十九日可能是胡寅的离任日期。

(55) 《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甲寅条，第2册，页567。

(56) 《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癸亥条，第2册，页570。按《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题名》（页4301）记董弅“绍兴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的日期可能是到任日期。

(57) 《要录》卷一三〇，绍兴九年七月丙午条，第2册，页760。

(58) 赵鼎于绍兴七年十月丙子（二十日）复任左仆射，绍兴八年十月甲戌（十八日）罢左相。参见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023、1033。

(59) 《淳熙严州图经·序》，页4279-4280。

(60) 《景定严州续志》卷一《郡治》，页4355。

(61) 《景定严州续志》卷七《桐庐县》，页4397。

(62) 《景定严州续志》卷九《分水县·水》，页4407。

(63)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页49-5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按：吕祖谦代张栻撰此奏议之时间，参据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63。

(64)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二一，页5018。

(65) 《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一九，页6217。

(66) 《景定严州续志》卷五《碑碣》，页4388-4389。

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本文所确定的“西南地区”限定为宋代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南宋改为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路（南宋分为利州东、西路，其中西路增辖原属秦凤路的西和州、阶州、凤州；东路增辖原属京西南路的金州）、广南西路西部和大理国所辖之中、北、东大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日之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境、贵州省全境、云南省全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这一区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不唯地理形势十分复杂，而且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历来是牵涉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的重要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著之地位，宋代尤为如此。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中期，在以今日之云南为主的地区，一直有白族段氏建立的大理国，与宋朝长期并存，另外还出现过自杞、罗殿等少数民族政权。与此同时，在宋与大理、吐蕃，宋与交趾之间，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以宋朝羁縻州的形式存在。因此这一地区的交通地理，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便成为颇受后世关注的问题。尽管相关史料稀少而又散乱，学者们还是作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取得可观的成果(1)。但专门对整个西南地区之交通进行考察者，尚不多见。本文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代西南地区之交通状况作一简要综述。

根据严耕望、冯汉镛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南地区交通在唐五代时已臻比较发达之程度，不唯有干道连通京畿、江淮、岭南及域外，内部州县之间亦是四通八达(2)。五代至宋，西南地区除有短期兵革之患外，未见有对交通产生大破坏之灾祸，故由唐至宋，西南地区交通之格局及发达程度应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从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所记该地区州府之“四至八到”和“地里”情况可以看出。然时非事异，延至宋代，西南地区交通之面貌应还是有所变化，并呈一时代之特征。

文献记载反映，北宋削平后蜀政权后，对发展西南交通，特别是四川等地之交通十分重视。如乾德五年（967），“命川、陕诸州长吏、通判并兼桥道事”(3)，令各地大力修缮道路、桥梁。这一诏令应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结果使川、峡诸路官员“多建议修路以邀恩奖”，对道路往往增新而废旧，以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朝廷不得不诏利州路转运司：“自今命官、使臣欲修易栈阁者，须述经久利害待报，无得擅行。”(4)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又“诏剑州、利州修栈阁路”(5)。但不管怎样，西南地区之交通在宋代应是有所发展的。

宋代西南地区的交通线虽然可称四通八达，但发挥重要作用者，则是成都至东京道、长江通荆湖线、川蜀通大理及蒲甘天竺道、广西通大理及夔州道等几条干道，及成都府通吐蕃道。现分述其基本走向及所发挥之作用。

成都通东京之陆路

此道大致走向是：自成都东北行，经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剑州（今四川剑阁）、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利州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境）至县东之金牛镇，“三泉县之金牛镇有东、北两路，北通陕西、秦凤、熙河、京西诸州，以至京师；东通梁、洋州”(6)。其北通京师路线，从金牛镇至兴州（今陕西略阳），经凤州之两当（今属甘肃，在陕西凤县西南）、凤州（今陕西凤县）至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然后东行经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至东京开封府。金牛镇向东，实际上亦可通京师。自金牛镇东行可至兴元府（唐代曾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而从兴元府北行，有褒城至斜谷的旧褒斜道通凤翔府的郿县（今陕西郿县）和扶风（今陕西扶风）；自洋州东北行，可沿子午谷至京兆府，有“承平时，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7)之记载。又，由洋州经傥谷、骆谷至盩厔（今陕西周至）之傥骆道亦应是畅通的。另外，成都至利州段之干线亦不止一条。天圣六年（1028）九月，上封者言：“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平）［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盖自利州入阆州，由葭萌寨，并有私路入川。乞今葭萌寨依剑州置关，委本寨使臣验认公凭放令往来。”从之(8)。由此知从利州南行至阆州（今四川阆中北），再向西南行至成都，亦是一条重要通道。

成都、利州通东京道，是北宋时连通中央与四川地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史载：“川益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京师。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9)最初，宋廷将成都经利州、兴州、凤州至京师一线作为官路，为入川之主道，沿线广设馆驿和递铺，运送川峡诸州上供钱帛，及官府营销之茶、盐等物。该通道“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沿途“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后近山林木采伐殆尽，宋廷便于庆历三年（1043）采纳知褒城县窦充的建议，“于入川路沿官道两旁，令逐铺兵士每年栽种地土所宜林木，准备向去修葺桥阁”(10)。此路虽多为栈道，但道路设施却是相当完备，如“自凤州入两当至金牛驿，十程，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难艰”(11)。

但在熙宁七年（1074），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却以“减程驿，宽汉中输纳之劳”为由，奏请改移褒城向北经斜谷关至凤州之褒斜道为大驿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道路、驿铺进行修葺，并将金牛镇经兴州至凤州路段废弃，结果造成很大不便。不仅没有缩短太多路程，而且使川纲发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甚为曲折遥远；另外新路之费亦远较旧路为高，结果遭致臣僚纷纷上章反对。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知三泉县黄裳上章言新路“为害甚于前日”，请求恢复旧路，朝廷委刘忱等人前往比较利害后，采纳了黄裳的建议，又复金牛镇经兴州至凤州路段为大驿路(12)。

成都通东京之陆路，不仅是官方物资和人员往来的大驿路，还是东京与四川之间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据全汉昇先生研究，北宋东京输入商品的来源，以东南及四川两大生产地为主。四川是东京大量药材及丝织品的取给地，其他工业品如纸、书籍，饮食品如茶、酒等，也输入东京(13)。成都通东京之陆路既是连通四川与京师的动脉，自然亦应是这些商品流通的路线之一。前揭“承平时，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和“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之记载，应能够说明这样的事实。又熙宁十年（1077），利州路提刑司言：“准朝旨，送下李杞奏，成都府至凤州大驿路，自金牛入青阳驿至兴州，虽兴元府界亦有褒斜路，久来使命、客旅任便往来。”(14)亦是此路商旅往来频繁之佐证

长江通荆湖之水路

长江水路是四川重要的水上纲运路线，亦是四川地区向东辐射的动脉交通线。前揭“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之记载，就是指北宋时四川至京师之纲运对嘉州（今四川乐山市）至荆南（今湖北荆州市）段长江之利用。此路不仅连通京师，而且可通荆湖与两淮、江浙各地。宋人苏德祥在描述这一通道运输情况及作用时云：“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转南土之泉谷。健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15)

南宋时，长江通荆湖水路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宋之偏安局面形成后，川陕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长江水路不仅是连通川蜀和东南的大动脉，而且在军事后勤保障上拥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如绍兴间，四川吴璘、杨政、郭浩三大将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16)，三处俱是入川的交通要道。大军云集的西北前线，所需粮饷数量浩大，除汉中盆地供给外，主要依靠四川地区，而此时承担运送军粮的通道，则是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史载：“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饷道险远，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涨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胶。绍兴初，宣抚副使吴玠始行陆运，调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万，县官部送，缴赏争先，十毙三四。”(17)又载：“蜀之馕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始达。”(18)嘉陵江的运输是非常艰难的，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千方百计地确保其畅通，直到南宋末年仍是如此。千里嘉陵江把西北前线和广阔的四川盆地紧密相连，其粮源之供应，必然要依靠干流长江。又，由于陕西的丧失，南宋西北买马场仅剩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宕昌寨和阶州（今甘肃武都）峰帖硖寨，以及四川的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北）、叙州（治今四川宜宾）、南平（今重庆东溪一带）等处。所买马匹，必须团纲运至临安府，最初，“西马在兴元府团纲，川马在成都府团纲”(19)，再经兴元府、襄阳府、汉阳军、鄂州一线运抵临安。乾道元年（1165），鉴于此线山川驿道险恶，有臣僚建议利用嘉陵江、长江来输送马纲。其具体做法是“如宕昌寨所买西马，欲自本处排纲，陆路至利州上船，顺流而下，不过一月，可到荆南，出陆赴行在。成都府路所买川马，欲自合州（今重庆合川）上船，顺流而下，不过二十日，亦可到荆南出陆”(20)。有人提出：“江道自利至合，春冬浅涩，难以桩重载；自合至归，夏秋江涨，阻水难行；峡山之间，寸草亦无，何以饲马？”孝宗则以“大江风涛或作，即数日不可行，但依旧令出陆”作答(21)。随后便令夔（治今重庆奉节）、归（治今湖北秭归）等州打造舟船，修造栈道。尽管有洪适等大臣以“夔、归、峡州道路险峻，人犹不可行，所谓栈道，非西路栈道之比，马岂可行也”(22)为理由反对，孝宗还是批准了马纲改道嘉陵江、长江运输的建议。结果马纲自嘉陵江、长江运输后，却严重妨碍了嘉陵江沿岸粮食的籴买与运输，“商贩之舟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则又却行而避之。押马官兵怙众强横，骚扰江村，商贩之舟尤被其毒”，而且水路运马数较之陆路存亡相若。因此，乾道三年，孝宗不得不“诏川路马船日下废罢，使商贩米斛之舟往来通快”(23)。

嘉州至荆南之长江水路不仅是官方纲运之动脉，更是商旅往来于四川与荆湖、江淮之间的主要通道。据史载，宋代之长江是“吴蜀万里，关征相望”(24)，“自蜀通吴，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25)，如泉州人苏氏，“往来商成都，富巨万”。资中人李处和，“贾于荆、襄、巴间，不十年，其利百倍”(26)。杭州人沈点，“道经巴东，过村市，诣店买面”(27)。陆游溯江赴夔州通判任时，记有嘉州船主赵清，雇人贩运前往东南(28)。过蕲口镇时，见“蜀舟泊岸下甚众”(29)。不仅一般商人兴贩于东南与四川之间，大批官吏也加入往来贸易之行列。如嘉定五年（1212）八月，监察御史石宗万言：“州郡商税，经费之所繇出，惟赖富商大贾趁办课利。今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繇，皆士大夫贪黩者为之。巨艘西下，舳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揽载，至夔门易舟，某月某日有某人出蜀，商旅探伺，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梚）［税］，怀刺纳谒，恳嘱干挠。往时不过蜀人之赴举者为之，既而蜀士之游宦江湖，召赴中都者，或未免循习。其后，东南士大夫之仕于蜀者，归途亦多效之，而把麾持节者，抑又甚焉。”(30)四川与荆湖、江淮之间流通较多的商品有纺织品、药物、文化用品、食盐、金银、珠宝、香药等。

四川通大理及蒲甘、天竺、交趾道

此路以今名叙述，即四川、云南通缅甸、印度和越南之路线。关于四川、云南通缅甸、印度之路线，至唐代渐有详细之记载。唐人樊绰在咸通年间（860—874）所写的《蛮书》卷首即列《云南界内途程》一目，不仅称“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开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更是详细记载了成都府至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的具体里程和所经驿名(31)。《新唐书·地理志》则载有唐人贾耽（730—805）之《边州入四夷路》，其中详细记录了羊苴咩城通往骠国（今缅甸）、婆罗门（今印度阿萨姆东北）和东天竺国的路线和里程。

对这些记载之内容，近人严耕望、郑天挺、向达、冯汉镛、陈茜等先生先后都作过研究(32)，其中以严耕望先生用力最深。严先生参据大量文献，对樊绰所记成都府至羊苴咩城之路程进行了仔细考证，纠正《蛮书》中将成都府通羊苴咩城之路线分别称为“南路”和“北路”之不当，分别改称为“川滇西道——成都清溪通南诏驿道”和“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并绘出交通路线图。根据严先生之研究，川滇西路的大致走向是：成都府、新津县（宋同名，今四川新津）、邛州（宋同名，今四川邛崃）、雅州（宋同名，今四川雅安）、黎州（宋同名，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黎州南）、雟州（宋名邛部州，今四川越西）、会川（宋同名，今四川会理）、姚州（宋称弄栋府，今云南姚安）、佉龙驿（即求赠馆，姚安西南）、羊苴咩（大理国都）。川滇东路之走向是：成都府、嘉州（宋同名，今四川乐山）、犍为县（属嘉州，今同名）、戎州（宋同名，今四川宜宾）、新靖州（宋无此名，今云南盐津）、曲州（宋乌蒙部，今云南昭通）、昆州（宋称善阐府，今云南昆明）、览州（宋称威楚府，今云南楚雄）、佉龙驿、羊苴咩城(33)。

冯汉镛先生亦对成都府通羊苴咩之路线进行了研究，并绘出交通路线图，两条路线之走向与严先生所绘基本一致，只是冯先生认为戎州至昆州一线，途经今云南曲靖（唐称南宁州，宋称石城郡），而严先生之图中所绘戎州至昆州之主干道并不经过今之曲靖，只言有次要路线经过此地。未知孰是，待考。另外严、冯二先生皆认为从嘉州经大凉山、昭觉等地，可与西路合而抵大理。只是所绘具体路线略有差异。冯先生则将这一条路线称作剑南通云南的中路(34)。

关于宋代四川通大理之交通路线，未见有如唐代之记载明确者，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宋人吴昌裔在《论湖北蜀西具备》中云：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蒙，次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大（度）［渡］河之对，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之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马湖大江蛮每借两林、虚恨、邛部川路贩马于青羌、弥羌，时有好马至叙州互市，皆得之西方。马湖一江自叙州入江至开边寨，右去为大江蛮，左去为小江蛮，小江即乌蒙部落也。乌蒙疆界稍大于诸蛮，可为云南之次，所有之地随小江而上绕出大江、两林、虚恨之后，与小云南相接。乌蒙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其他皆与蜀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蛾眉县中正寨。由夷都可通犍为县沐川寨。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河可通长宁。由阿永可通泸水之江门寨。此皆通行往来之路。(35)

林文勋先生对这一段文字进行了研究，同时结合《宋史·蛮夷四》之记载，认为：“由邛部川通黎州的路线，向南延伸就是入云南的一条大道。该线以黎州为起点，南过大渡河，经邛部川部落，达雟州，由此再经建昌城、云南，抵达苴咩城。用今天的地名说，就是从今四川汉源一代出发，过大渡河，经四川西昌、云南祥云等地，抵达大理。”(36)根据这一结论，试绘一路线图，则正与严耕望、冯汉镛两位先生所绘唐五代川滇西路基本一致。

又，北宋时有宋如愚《剑南须知》中之《云南买马记》，记熙宁七年（1074），嘉州峨眉县人杨佐应募入云南买马，具体行程是从峨眉县出发，达铜山寨，经虚恨、束密，抵苴咩城(37)，其出发方向正与吴昌裔奏议中“由虚恨可通蛾眉县中正寨”相一致。方国瑜先生曾对此加以考证，认为这条路乃是由今四川峨眉县，经峨边县，再经凉山中部及宁南、会理，渡金沙江至云南姚安，最后抵达大理(38)。如此路线，则又与冯汉镛先生所言唐代剑南通云南的中路大体走向一致。

林文勋先生又根据宋人吕陶《净德集》中“淯井监有言云南鬼主将请道来贡”(39)之记载，结合前揭《新唐书·地理志》之记载，认为吴昌裔奏议中言及“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由阿永可通泸水之江门寨”之路线向南延伸可达云南，具体走向是由宜宾出发，渡金沙江沿河谷上行，经庆符县境、石门、盐津、豆沙关、大关、鲁甸、曲靖、昆明、安宁、凤仪、祥云等地而达大理(40)。而这一走法，亦与严耕望先生所言之“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走向基本一致，虽然个别路段不尽相同，亦只是干道和次道之区别。

另外，林文勋先生还对樊绰《蛮书·附录》中所记唐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三路遣使入唐，“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之路线进行过考证，认为该路线是东川入云南的交通线及广西通云南的分支线。其具体途程为：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兖州（今贵州翁安）、牂牁（今贵州贵阳）、罗殿国（今贵州安顺至贞丰一带）、七源州（今广西凌云东南五十里）、自杞国（今贵州兴义）、石城郡（今云南曲靖）、善阐府（今云南昆明）、苴咩城（今云南大理）(41)。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严耕望先生就对该路线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考证，并绘出地图(42)。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由唐至宋，四川与云南之间的交通干线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除了山川形便之限制外，应还有别的原因。熙宁八年的一道诏令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这年八月，宋廷曾下诏：“闻嘉、雅、威、茂州顷者虽时有寇略，然不至大患者，盖以山川险阻足恃故也。今提举戎、黎等州买马司，乃役兵匠开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价市良马，亦未见数。其罢嘉、雅、威、茂州开通险路，具所市马数以闻。”(43)嘉、雅、威、茂四州分别位于连通大理和吐蕃的交通要塞之地，宋廷因对他们采取守势，深恐生乱，故依恃山川之险以求安，而不愿开险通路。这最起码是四川与云南交通没大变化的原因之一。

上述交通线自大理国向外延长，分别可通天竺（今印度）、蒲甘（今缅甸）和交趾（今越南）等国。如前揭宋如愚《剑南须知》中《云南买马记》曾云：大理“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虽未言及蒲甘，但大理实有通蒲甘之路。蒲甘国使臣入宋，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四次，其中第三次为高宗绍兴六年（1136），这次入贡是与大理国使同来(44)，应该是走的由云南的陆路。有关大理通天竺、蒲甘、交趾道路途程，宋代文献中仅见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蒲甘国，自大理国五程至其国”，“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亦不过四十程”(45)等记载，具体所经地点不详。根据近人研究之情况，应是仍袭唐以前之路线。唐代关于云南通印度、缅甸之路线，在《新唐书·地理七下》记有羊苴咩城至骠国、婆罗门、东天竺、安南（今越南）的具体途程。基本情况是自羊苴咩城向西经永昌（今云南保山）到诸葛亮城（今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上），然后西行通印度，西南行通缅甸(46)。通往交趾的路线则是从柘东（今云南昆明）东南行，经绛县（今云南江川县东）、曲江（今云南通海县南）等地而达(47)。

四川通大理、蒲甘、天竺、交趾道，是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和西南诸国之间，特别是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交往和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根据文献记载和近人研究来看，这几条路线上，宋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往来主要有贡使往来、民间贸易和官方茶马贸易三方面的内容。

蓝勇先生曾对见于史籍记载的五代、宋川滇段朝贡回赐、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次数进行了统计，共统计到前蜀乾德二年（920）至北宋熙宁九年（1076）一百五十六年间四十一次使节往返事件，其中宋代有三十六次。三十六次事件中，汉人出境者只有两次，其余均为少数民族入贡，而少数民族入贡者，邛部川有二十二次，大理只有三次，而且两次集中在宋初，这大概与“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后大理使节往返进贡不取川滇道的说法相一致。熙宁九年之后，便无大理、两林、邛部川等入贡的记载，这亦与史料记载的熙宁九年以后大理“不常来”(48)相吻合。其原因大概与宋朝政府在西南方面的保守政策有关。蓝先生同样对川滇段各少数民族入贡物品进行了统计，并归纳为药物、动物及制品、海产品及珍宝、金属及制品、纺织品五类，其中主要应是当地产品，以马匹居多。但珊瑚、明珠、江猪（海豚）、犀牛、象牙、狮子等物，都不产自云南，应是从天竺、蒲甘和交趾等地转输而来(49)。

四川通大理路段的民间贸易亦应是比较兴盛的。前揭宋如愚《剑南须知》中《云南买马记》载：“初，铜山为蕃汉贸易之场，蕃人从汉境负大布囊，盛麻荏以归。”这一类现象应不在少。宋人张世南亦记道：“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亦诸蕃宝货所聚处。”(50)由此可知，产自南海等地的物品通过民间转运至黎、雅等州，再贩至成都药市。又据段玉明先生研究，大理与宋的边境贸易主要在宋朝辖境举行，其市场主要分布在大理东北和东面宋境的沿边州军。其中大理东北面宋朝辖境内的州军主要有雅州、黎州、嘉州、叙州（北宋之戎州）、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长宁军（叙州东南，原来的淯井监）等。与此同时，大理国与印度、缅甸、波斯等地区亦有一定之交往(51)。大理与这些国家之交往及在东北面与宋朝之民间贸易，应是主要利用四川通大理、蒲甘和天竺之道路。

四川通大理道路上的茶马贸易，开始于北宋。北宋曾在雅、黎、嘉、戎、泸等州市羁縻马，其中见于记载的以黎州市马数最多，如嘉祐时黎州一年市马二千一百余匹(52)，熙宁时，宋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统管川秦茶马贸易，至崇宁五年（1106），黎州市马增至四千匹(53)。南宋时，更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市马，建炎三年（1129），推行赵开茶法，采用茶引制度，官府监督商人买卖。绍兴十六年（1146），又于成都府设置茶马司买马务，市叙、黎、珍（今贵州正安）等州马，号川马。当时市马之物，主要是茶和蜀锦(54)。从宋朝政府与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交往历程来看，从北宋后期开始，四川通大理之道路上，茶马贸易渐渐取代了贡赐贸易。

广西通大理及夔州道

广西与云南、贵州之间有道路相通，至迟见于唐代。《册府元龟》载：“贞观十三年（639）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至西赵杨蒲洞，出邕州（今广西南宁），通交桂道，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55)严耕望先生对牂牁通邕州之路线作了考证，认为：“由牂牁部族核心之牂州（宋属夔州路之黔州，今贵州关岭县）南循北盘江而下，经西赵明州（今贵州贞丰县），度入右江下行至邕州，又循左江而上西南至交州（今越南河内）。又一道由牂牁牂州东南四十五日行（日数？）至宜州（今广西宜山），盖亦取道北盘江，但下行红水河，度入龙江（今柳江上游）至宜州，又东至柳州（今广西柳州市）、桂州（今广西桂林市）也。”(56)这条路线实际上亦是贾耽所记“安南通天竺道”之安南沿红河西北上溯转至南诏的路线。又，《新唐书》载，乾符五年（878），南诏遣使至邕州通和，岭南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使南诏，至善阐府而还(57)；《唐会要》则记徐云虔出使曰：“［自邕州］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58)推测徐云虔出使南诏之路线亦应是严先生考证之路线之一，即行经牂牁而达善阐府。今之所知唐代邕州通云南道路仅此一途。

至宋代，广西通大理又有新路。《岭外代答》云：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雎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石］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道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所以谓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今马既岁至，亦不必由他道也。(59)

近人谭其骧、方国瑜、陈伟明、杨宗亮、杨武泉等先生先后对这段文字涉及的地名进行过全部或部分地考证和校注(60)。若依《岭外代答》之记载，宋代广西又有四条道路通往大理及罗殿等地，而以邕州之横山寨（今广西田阳县）为枢纽。第一条从横山寨出发西北行，大致经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唐兴州（今广西百色西）、七源州（今广西田林西北、凌云东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县西南）、上展（今贵州册亨县境）、磨巨（今贵州安龙县内）、自杞国（今贵州兴义）等地，而至大理的石城郡（今云南曲靖）、善阐府（今云南昆明）和国都（今云南大理）。第二条从横山寨出发西南行，经安德州（疑今广西安德），再西北行，经富州（今云南富宁）而至特磨道（今云南广南），进而抵达善阐府。第三条从横山寨至七源州，然后东北行经今之广西乐业，渡红水河，向西北而至罗殿国（今贵州安顺至贞丰一带），从罗殿国亦应该有路通往大理。第四条即自杞国与特磨道之间直通横山寨之道路，只是未著里程与所经地区。若反向而言，这四条道路交会于横山寨后，东南行经邕州，可分别抵达交趾和钦州（今广西钦州），连通海外，又可向西北经桂州（南宋时改称静江府，今广西桂林）而通内地。

广西通大理和夔州道，也是宋朝与大理和其他少数民族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作用在北宋熙宁以后尤为突出。熙宁九年以后，大理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基本上不再从四川通大理道与宋进行使节往来，而改用广西通大理及夔州道。如政和五年（1115），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朝廷下诏在宾州（今广西宾阳北）置局，“凡有奏请，皆俟进止”。六年，大理李紫琮、李伯祥便取道邕州道到宾州后北上，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轩山等物，取道荆湖地区，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师。宋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61)。之后，宋亦有使从此道赴大理。

但此道路最重要之作用还在于作为输马商道，这在南宋时尤为突出。建炎三年（1129），广西提举峒丁李棫曾派效用谭昂入大理求马，次年又向朝廷建议从大理买马后，经福建送抵行在。朝廷批准他在邕州横山寨置市马司，李棫便使董文等十二人到大理善阐府求市马，于是大理张罗贤领千骑至横山寨(62)。此事虽因李棫离任而罢，但绍兴以后，便正式展开。绍兴三年，南宋在宾州设置广西提举买马司，由帅臣提举(63)。绍兴五年（1135），大理国王遣清平官献马五百匹及驯象，取邕州道入，宋在邕州付其马价，还其驯象(64)。以后，邕州买马便得正常进行。据《玉海》记载，置买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达两千四百五十匹(65)。南宋还规定：“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每年买马过三十纲许推赏。”因此到了绍兴后期，从广西买马往往超过此数(66)。往广西卖马者，除大理人外，还有自杞和罗殿人，但自杞和罗殿并不产马，所输马皆是从大理国转来。最初，大理等国输马入宋境，皆走横山寨通大理诸道，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自杞与罗殿为贩马发生争执，马路中断，贩马者“乃由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帅司为之量买三纲”(67)。此通道便是唐代牂牁入宜州的道路，在宋代即为广西通夔州道。因此道输马至临安比自邕州要近，便有人建议改由宜州市马，南宋朝廷考虑到边防安全问题，拒绝了这一提议，仍从邕州横山寨市马(68)。

马匹的买卖和运输亦带动了广西通大理及夔州道路上的民间商业贸易往来，正如《岭外代答》所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69)又如乾道九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诩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约来年以马来，换取《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70)。可见此道上除马匹买卖之外，其他商品亦有相当数量之交易。因商业贸易的兴盛，这条道路之上便兴起了邕州横山寨、永平寨、钦州等几大博易场。除此之外，宜州、南丹州、宾州等地亦都与大理等地区有着经济往来(71)。因邕州向南可通交趾与钦州，便有不少商人从四川贩运蜀锦经大理取道邕州到钦州江东驿博易场，然后从钦州贩运海外香药到四川，一年一往返，每博易动辄上千缗。而钦州又是交趾国的主要商品来源之地，舟楫往来不绝(72)。由此可见广西通大理、夔州道，在连通沿海与内地及对外贸易方面，亦有着重要地位。

成都府通吐蕃道

除以上几条交通干线外，成都府与吐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亦在宋代西南地区交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在宋代，西部的吐蕃诸部占据广阔的地域范围，并在北起今甘肃、青海一带南至四川大渡河地区的漫长一线与宋接境，而且在宋朝辖区的西部，亦有不少吐蕃部族与汉人杂居。如宋人邵伯温记述：“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73)当时成都府缘边各州有许多通吐蕃之交通线。如南宋时，吐蕃青羌部两次进犯黎州，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上疏言：“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74)但这些道路今日多不可考，稍微记载明确之道路，是雅州通吐蕃之路线。

雅州应是成都府通吐蕃的枢纽之一。据《太平寰宇记》等书载，雅州通吐蕃的道路有三条：一为和川路，“在［严道］县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从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75)。据冯汉镛先生考证，此路大致由今之四川天全沿天全谷行进，经岩州过大渡河至康定，再由康定至松林口(76)。二为灵关路，“在［卢山］县界，去蕃界八日程。从界去吐蕃野城三日程。其险也，以绳为桥，其外不知里数”(77)。三可称始阳路，《舆地纪胜》载：“［始阳镇］在卢山县西四十里，路通西羌。”(78)但灵关路和始阳路的具体途程皆不可考(79)。

又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成都府西北行，经彭州灌口镇（宋称永康军，今四川灌县）、茂州（宋同名，今四川茂县），至松州（宋属吐蕃，今四川松潘）有一干道。从松州北行，则有小路越岷山而通洮州（宋同名，今甘肃临潭），并通往西域；从松州东行经文州曲水县（宋同名，今甘肃文县），绕过岷山西北行，亦可至洮州。又，从茂州西北行亦有通吐蕃之道路(80)。冯汉镛先生则考证出从松州沿岷江上游西北行可至鄯州（宋称湟州，今青海乐都）、鄯城（宋称西宁州，今青海西宁），从而通西域之道路，并将成都经茂州、松州而通吐蕃的这条道路称作“西山路”（西山在唐代指松、维等地的高山）(81)。若此路在宋代仍然畅通，则亦是四川通吐蕃的一条重要路线。文献记载反映，松州经文州曲水县而至湟州之道路在北宋时应是畅通的。如康定时（1040），利州路转运使张宗彝言：“西贼（指西夏）自文州有路直至益州城下，请于龙州清川县防守。”(82)

成都府通吐蕃道虽非通途大道，但和四川通大理路相连，其交通内容亦当以市马与民间贸易为主。宋朝政府在文州、威州（今四川薛城一带）、永康军、茂州置市马场，应主要是从吐蕃买马(83)，而黎州、雅州等市马场亦向吐蕃市马。但“蕃部出汉买卖，非只将马一色兴贩，亦有将到金银、斛斗、水银、麝香、茸褐、牛羊之类，博买茶货转贩入蕃”(84)，从而带动了民间贸易之发展。

结语

综观宋代西南地区交通发展之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具之特点。首先，西南地区之交通线，陆路重于水路，亦可以说以陆路为主，虽然广西通大理及夔州路到宋代已明确见于文献之记载并渐呈发达之趋势，但西南地区交通线的主要框架，与唐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次，若将西南地区看成一个相对的整体，其西北部交通线到了宋代已渐渐萎缩，而东、南两方面的交通则获得了发展。这应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唐代疆域辽阔，且中央集权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全国进行着有力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地区通往吐蕃与西域之交通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成都府至长安、洛阳之路线，亦长时期扮演着中央连通西南地区交通动脉之角色，而长江水路及剑南通岭南之道路尚不具特别突出之地位。延至宋代，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四川通往西域的交通被吐蕃、回鹘、西夏等政权阻隔，延续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向北出川之道路仅剩成都通东京道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随着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偏安，成都通东京道亦被切断，其川陕路段沦为军事上重点设防的要塞。与此同时，连通四川与荆湖、两淮、江浙地区的长江，越来越发挥其作用，而广西通大理、夔州路亦日渐成为连接西南与内地的重要通道，作用越来越大。宋代西南交通的这一变化趋势，正是与同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交通重心和政治中心东南移相一致的。再次，从宋代西南地区各交通线上之往来内容看，应是以政府控制和介入的赋税输纳、军粮运输、贡赐贸易和茶（绢）马贸易为主，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民间自由贸易，虽亦有繁荣之象，但规模都相对较小，流通之商品种类亦比较单调（局部地区，如成都平原及长江一线除外），至少现存文献中反映的情况是这样。这样的交通内容与同时期东南诸路的发展水平已形成明显的差距。因此可以说，宋代西南地区交通线之作用方面，政治、军事意义更为突出。又，宋代西南地区之交通线虽可通往蒲甘、天竺和交趾等国，但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利用陆路与宋朝来往的次数并不多，这说明宋代西南地区通外交通线之国际性意义已大大下降。这应是因为，东南海上交通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多取海路贸易，海上交通已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

该文日文版原载〔日〕《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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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人关于宋代西南地区交通地理研究之成果，主要有：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蓝勇：《唐宋南方“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唐宋四川馆驿考》，《成都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等。

(2) 详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图十四、十五；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之前言。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97。

(4) 《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正月条，页1651。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474。

(6)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五，页7476。

(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六二，绍兴三年正月乙丑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页811。

(8) 《宋会要》方域一二之三，页7521。

(9) （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4252；《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245；另参校梁太济、包伟民先生《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页270。

(10)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页7474。

(11)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至四，页7475。

(12) 详见《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至五，页7475-7476。

(13) 全汉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1939。

(14)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页7475。

(15) （宋）袁说友：《成都文类》卷三二，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008，第1354册，页649。

(16) 《宋史》卷三七〇《郑刚中传》，页11513。

(17) 《宋史》卷三七八《胡交修传》，页11678-11679。

(18) 《宋史》卷三七〇《胡世将传》，页11511。

(19) 《宋会要》兵二五之四九，页7224。

(20) 《宋会要》兵二三之二九，页7174。

(21) 《宋会要》兵二三之三〇，页7174。

(22) 《宋会要》兵二三之三一，页7175。

(23) 《宋会要》兵二三之三六至三七，页7177-7178。

(24) （宋）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上殿札子》，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19。

(25) 四川文献研究社主编，杨芳灿等撰：《四川通志》，卷五〇引宋江津县心舟亭碑刻，台北：京华书局，1967，页1932。

(26) 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卷四六，冯时行《稽古堂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43年，页301。

(27) （宋）洪迈：《夷坚志·夷坚志补》卷二〇《沈子与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735。

(28)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七《入蜀记》第五，页292。

(29)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七《入蜀记》第四，页284。

(30) 《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二五。页5120。

(31) （唐）樊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4册，页3-6。

(32) 严耕望、冯汉镛、陈茜三先生之成果见前揭。郑天挺、向达二先生成果分别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载于《旅行杂志》17卷3期；《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3) 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图十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页1284。

(34) 参见前揭冯汉镛先生文。

(35) （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御边》，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页4420。

(36) 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7。

(37) 《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页6539。

(38)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云南买马记概说》，转引自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7。

(39) （宋）吕陶：《净德集》卷二一《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38。

(40)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8。

(41) 林文勋：《唐代有四川东部通云南的交通路线考》，《史与志》1990年第3期；《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8引述。

(42)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黔中牂牁诸道》及图十七，页1285-1305。

(43) 《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页6539。

(44) 《宋会要》蕃夷七之四五，页7862。

(45)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外国上·蒲甘国》、卷三《外国下·西天诸国》，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84、108。

(46) 参见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

(47)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39—14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图十六。

(48)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页14072。

(49) 参见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0) （宋）张世南：《游宦记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2。

(51) 段玉明：《大理国史》，页186—196。

(52) 《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页11596。

(53)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马政》，页4951。

(5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二，《职官考十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562。

(55)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页11311。

(56)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黔中牂牁诸道》之四及图十七，页1303-1304。

(57)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6291。

(58)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766。

(59) 《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通道外夷》，页122-123。按：关于广西通大理之路程，他书亦略有记及。（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云：“南诏，今大理国也，去自杞国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余程。罗殿国又远于自杞十程。”（页427）《舆地纪胜》卷一〇六《邕州·景物上》云：“自横山寨七程至（四）［泗］城州，方属蛮界，自（四）［泗］城州共六十八程至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自安城州又二十八程至罗殿国。”（页3546）《宋会要》兵二三之一〇载：“［大理］出马之地，至邕州横山寨五十余程。”（页7164）

(60) 分别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34—35《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65—66《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前揭）；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前揭）；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前揭）；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23-126。

(61)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页14072。

(62) 《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五月乙亥条，第326册，页397；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条，第325册，页502。

(63)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绍兴牧马监》，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2741。

(64) 《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五月乙亥条，第326册，页397。

(65) 《玉海》卷一四九《绍兴牧马监》，页2741。

(6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27；《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页187。

(67) 《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页190。

(6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页427；《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页190。

(69) 《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页193-194。

(7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页427。

(71) 参见《大理国史》页198—203。

(72) 《岭外代答》卷五《钦州博易场》，页196-197。

(73)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44。

(74) 《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页11869。

(75)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551。

(76) 见前揭冯先生文。

(77) 《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页1552。

(78) 《舆地纪胜》卷一四七《雅州·古迹》，页4402。

(79) 此处参阅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9—10。

(80)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交通网》及图十四，页925-997。

(81) 见前揭冯先生文。

(82) 《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条，页3057。

(83) 参见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页189—191。

(84) 《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八至五九，页3302-3303。

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

唐末时，党项族的活动范围已逐渐扩大到银（治儒林，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镇附近大寨梁）、夏（治朔方，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绥（治今陕西绥德县）、宥（治长泽，今内蒙古鄂克托前旗东南城川古城）、静（治在今陕西米脂县北）五州。进入北宋，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增大，并筑城于怀远镇（在今宁夏银川市）为兴州。仁宗景祐时，便又扩大到灵（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市西南）、盐（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县）、会（治会宁，今甘肃靖远县）、胜（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甘（治张掖，今甘肃张掖市）、凉（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瓜（治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沙（治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肃（治酒泉，今甘肃酒泉市）、洪（治洪门镇，今陕西靖边县西南）、定（治定远县，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威（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东北韦州）、龙（治石堡镇，今陕西靖边县东南龙洲）诸州，拥有十八州之地(1)，元昊建国时，其统治范围基本维持这一状况，占据了相当于今宁夏北部、陕西西部、甘肃北部及内蒙古一部分的广大地区。英宗治平四年，宋朝收复绥州（元符二年改为绥德军，治绥德城，今陕西绥德），熙宁以后，又收复河湟，置熙、河、兰、会、洮、鄯诸州。尽管西夏疆域及宋夏接境形势屡经变化(2)，但西夏与北宋接境者，却一直以银、夏、绥、宥、盐、威（韦）等州为主，而宋朝统治区与西夏接境者亦不出河东、永兴军与秦凤三路。因宋夏之间和战无常，冲突频仍，所以连通双方之交通道路十分重要。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西夏时代南北的交通路线》(3)一文有所涉及，国内学者韩茂莉亦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4)一文专门探讨。但笔者以为，其中之内容尚有未尽，而文献资料亦有进一步挖掘之空间，并可据以梳理出更为清晰的宋夏交通路线状况，故不揣浅陋，欲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并依熙宁五年（1072）以后路分空间对宋境通西夏之道路再作考察。

一　河东路通西夏道路

北宋河东路连通西夏境内的要地是麟州。麟州治所新秦位居黄河支流屈野川的东岸，倚山而城，有路连通太原，堪称河东之门户。宋初以来，西夏多次进攻此地。如李继迁先后于雍熙二年二月和咸平五年六月率军进围麟州(5)。赵元昊亦曾于庆历元年大举围攻麟州(6)。而北宋伐夏，麟州亦为重要出兵之路。如至道二年（996），宋军五路合围平夏，出击李继迁，便有一路是“张守恩自麟州”(7)；元丰四年（1081），宋军又五路进攻西夏，其中一路是“王中正发麟州”(8)。关于麟州通西夏地区之道路，《太平寰宇记》记载曰：“西南至银州三百里”(9)；《元丰九域志》则记曰：“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银州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10)。按《元丰九域志》记一州之“地里”，皆是先云本州至界首之里程，再言自界首至临州之里程。本志中麟州与岢岚军、石州、丰州、岚州、府州之地里，均是如此记法，唯独与银、夏两州之地里，仅简单记一里程。其原因应是两州当时不在宋朝辖区之内，修志时没有两州所上图经。按麟州距银州州治应与距岚州州治里程相当，由此知《元丰九域志》记麟州至夏、银两州之里程，应是至两州边界之里程，非至州治之里程。《太平寰宇记》所记麟州“西南至银州三百里”，当是至银州州治之里程。但不管怎样，结合两志之记载，知宋之麟州从西北、正西、西南三个方向有通西夏之道路。这一交通形势亦应是从唐代因袭而来。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唐代之麟州西北有路经连谷县通安北都护府，向西通新宥州，但这两路置驿皆无考。西南有路经银城县通儒林县（即银州州治），而且确为驿路。(11)北宋时麟州西北方向连通西夏之道路应走屈野川河谷东岸并经连谷县，连谷县内置有横阳堡可为旁证。《武经总要》载：“横阳堡，天祐中置，北控横阳河一带贼路，东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支谷，南至故连谷县城，北至横阳河。”(12)麟州西行夏州道路，宋代文献未见明确记载，此路线若自唐至宋无大变化，则应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夏州东沿无定河约二百里至银州治所儒林县”，然后至麟州(13)。麟州西南通银州之路，文献中有迹可寻。元丰四年，王中正兵发麟州赴平夏当循此路。据《长编》载，“王中正以九月二十三日发麟州，留屯白草平，十月二日乃自白草平西行，十三日始渡无定河”(14)。《长编》又载，庆历元年八月，麟州言：“元昊以前月戊辰，攻围州城。是月乙酉，逾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距城十五里按军。”(15)由此知白草平在屈野河西距麟州城十五里的西山上。又据《武经总要》载，“横戎砦，……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贼路”(16)，知白草平当在麟州西南方位，而且当西夏进犯麟州之路。再据《长编》载，元丰四年十月丙寅（十三日）“王中正领兵渡无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湿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暮至横山下神堆驿（今陕西米脂西），而种谔（发自鄜延）亦领兵至，两营相距才数里”(17)，知王中正自麟州行军必是走西南通银州道路无疑。

二　永兴军路通西夏道路

永兴军路通西夏境有两条主干道，一是延州通平夏路，二是环州、庆州通西夏韦州、灵州路。其中从延州至平夏之路又有三条。如熙宁四年诏陕西四路防秋之策云：

鄜延路。若贼寇东路，宜于永平驻兵万人，帖以本处蕃汉弓箭手，以扼绥德、黑水、绥平、怀宁、顺安、青涧之会，亦断青化、丰林趋延州大路；又恐自永平东循大川至青涧城南出延州，则青涧亦驻兵三千。若贼寇北路，由浑州塞门川而下，则永平更不消驻兵，只以万人驻金明县，扼园林、安塞、龙安、招安故塞门、安远之会，断延州大路；保安、顺宁路窄，难出大兵，只以三千守军帖以蕃兵弓箭手，足以扼贼。贼寇西路，只以三千人守德靖，兼以蕃兵保护胡、李二族，则金明不消人马，可即赴万安，为保安、德靖声援。或西北两路并兵而来，则金明不动，别以五千人守万安，掎贼之后。其沿边城寨并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延州，以固根柢。(18)

这一记载，可与宋初宋琪所言相互印证。淳化五年（994），宋琪上书言边事曰：

从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东北自丰林县苇子驿至延川县接绥州，入夏州界；一、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至卢关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19)

两者相互参照，可知延州通西夏之东路，自延州西北行，经丰林县（熙宁五年省为镇）苇子驿、青化，再向东经延川县（治今陕西延川）北行，经青涧、怀宁寨而至绥德军。从绥德军沿无定河谷而上，可至银、夏等州。另外，有大理河自西而东，在绥德流入无定河，其河谷地带亦是西夏军队入侵的通道，因此亦曾是宋军设防之处。治平四年宋朝取得绥德后，“［折］继世骑步万军于怀宁寨，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嵬］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再战皆捷”(20)。熙宁初，赵禼为鄜延帅郭逵上执政书亦“请存绥州以张兵势，先规度大理河川”(21)。延州通西夏之北路，乃自延州西北行，经金明寨向西循浑州川（今杏子河）河谷而上，沿途经招安驿、园林堡，再入无定河上游河谷，至洪州、宥州等地。《隆平集》所载：“金明西北有浑州川，水土平沃，川尾有桥子谷，即虏出入之隘道也”(22)，即指此路。另外，从金明寨前行经沿清水（今延河）河谷而上亦可至西夏境。沿途有龙安寨、安塞堡、塞门寨等。仁宗时，王尧臣上言中“若延州之金明、塞门寨……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23)，即指此路而言。太宗时，宋琪所言“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至卢关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亦应指此。但此道“随川取路，夹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绕，一舍之程，渡涉十数。山川之恶，诸处鲜并”(24)，故熙宁时防秋只驻兵金明寨，重点防御浑州川一路。延州至西夏之西路，当为自延州西行，经三川口、万安寨而至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辖下之德靖寨，然后循洛水河谷而上至西夏境。另外，从万安寨西北行经保安军治所、顺宁寨，亦可至西夏境。亦即宋琪所言“从延州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即保安军治所）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此道属西路之支线。

延州连通西夏境除以上三条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道路，即从延州沿清水西北行，至吐延水之滨的安定堡，再向北至大理河南岸的黑水堡。元丰四年十月十七日，“种谔离夏州，遣曲珍等领兵通黑水、安定堡路，接运军粮，遇贼，与之战”(25)。

环州、庆州通西夏之道路，仍可从熙宁四年诏陕西四路防秋之策中窥知。其中云：

环庆路。贼若寇东北两路，并以正兵万人屯业乐，扼淮安东西谷、柔远、大顺之会。贼若自华池川路深入，则移业乐兵于大顺、荔原两路，断其归路；庆州别出兵至合水，与荔原、大顺兵相首尾。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更相度事势进兵入木波，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本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26)

从中首先可见庆州通西夏境道路主要是两条，即东、北两路，另有华池水通道经过州境。东路应是从华池水（今葫芦河）上游之大顺城向西越子午岭北麓经柔远寨至业乐镇，再沿马岭水（今马莲河）支流延庆水（今东水）向南而至庆州。大顺城应是华池水通西夏境道路上的要塞。华池水通西夏道路，在宋初就是重要军事通道。咸平四年（1001），邠宁环庆灵州路副部署兼安抚使张凝曾率兵循华池水通道，自白豹镇入夏境，“生擒贼将，烧荡三百余帐，刍粮八万，斩首五千余，获牛马、器甲二万，降九百余人”(27)。因此路非常重要，元符二年，环庆路进筑定边城、白豹城，大观二年又筑神堂堡。定边城后改为军（治定边，今陕西吴旗县西北），领定边一县，白豹一城，东谷、绥远二寨，神堂、观化、通化、九阳、鸡觜五堡(28)。庆州通西夏之北路，即从庆州沿延庆水河谷经业乐镇北上而至，业乐镇北设有淮安镇等要塞。庆州通西夏之东、北两路，是宋夏军事冲突中经常利用之通道，熙宁三年（1070），夏人再次进攻环庆，行军路线则循延庆水，攻大顺城、柔远寨与淮安、业乐等处(29)。

但环庆通西夏的主要道路，乃沿马岭水河谷西北行之道路。马岭水流经子午岭西侧，向南注入泾河。循马岭水西北行，过青冈峡与黄河支流灵州川相接，这就是著名的古旱海路。但马岭水在环州洪德寨（今甘肃庆阳市环县洪德）又分为东西两源，东北方向是归德川，循此川东北行，可至盐州(30)；西面之水源为白马川，沿川西北行入青冈，再行两舍即是清远军。“清远据积石岭，在旱海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素无水泉”，而且“当群山之口，扼塞门之要”(31)，为扼灵州川的重要军寨。此路不仅“向来使人、商旅经由”(32)，而且一直是北宋军队的重要粮道和进攻路线。如“［郑］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33)。又有太宗时卢之翰，违旨将三路粮运并为一路，命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刍粮往灵州，便经由此道，结果“为李继迁邀击于浦洛河（灵州川上源），大失辎重”(34)。咸平中，泾、原、环、庆十州部署徐兴，“督转灵武刍粮，道积石，率掠于寇。兴以步兵畏恧，战不利”(35)。神宗元丰四年，遣兵进攻西夏，“高遵裕初领兵出界，由环州洪德寨、白马川路进讨”(36)。

三　秦凤路通西夏道路

秦凤路通西夏境之道路一在东部之泾原地区，一在西北之兰会地区。关于泾原地区通西夏之道路，先看熙宁四年诏陕西四路防秋之策：

泾源路。贼若寇原州靖安、绥宁，则原州兵不出，以万人守平安，控南路，趋渭州，以镇戎军将兵、弓箭手由乾兴径入靖安，断贼归路。贼若寇镇戎军，即以万人并本将军马驻本军，以弓箭手五千人为游兵，别以五千人守瓦亭，更移静边寨所驻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势。贼若寇德顺军，则别以万人屯守静边，兼以弓箭手五千人为游兵，逐便扰击，移瓦亭五千人入本军。贼若自武延、易臧川而来，即移静边兵驻隆德，扼贼归路；镇戎军第四将及弓箭手由得胜路会合，于诸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渭州只以一将兼义勇防守，其余兵并屯瓦亭，以固根柢，左右相援，合势掩杀。(37)

从熙宁四年之防秋之策可以看出，原州、镇戎军、德顺军分别有路通西夏境。以当地之地理形势看，镇戎军之北可分别与原州、镇戎军、德顺军相通之道路则为循葫芦河川（今清水河）之萧关故道。此道堪称通途大道，“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余里，地形平敞”(38)；萧关以内，“自熙宁寨至磨口皆大川，通车无碍”(39)，“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40)。循葫芦河川至泾川之道路，虽是从泾州经渭州、镇戎军连通西夏之主干道，但“其余细路不可尽数”(41)。镇戎军正当主干道，而从镇戎军北连通原州和德顺军之路，当为诸细路中两条重要者。关于这两条路之状况，尹洙曾云：“贼大众入寇，不过德顺与镇戎两路，至于原州山险，非贼大寇之路也。”(42)但镇戎军以北路段，通德顺军和原州之道路始于何处，史无明载，考以后之史实，当为平夏城所在之地。平夏城在镇戎军西北部，“绍圣四年建筑。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德，以荡羌、灵平、通峡、镇羌、九羊、通远、胜羌、萧关隶之，增置将兵，与西安、镇戎互为声援应接”(43)。

关于兰、会州通西夏之道路，熙宁四年防秋之策云：

秦凤路。若贼寇东西路，于甘谷城屯正兵五千，帖以蕃汉弓箭手，扼奔冲青鸡、三阳一带道路，别以正兵五千帖本处蕃兵弓箭手守古渭，更益都巡检军马及三千，据通渭，与甘谷、古渭相望，若约此置兵保护熟户，更相首尾，足以枝梧。其诸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秦州，以固根柢。(44)

此策中所云东西两路，当指分别从甘谷城和古渭寨（熙宁五年后为通远军、巩州治所）(45)入秦州（治成纪，今甘肃天水市）之道路。两条道路向西北延伸，可通兰州（治兰泉，今甘肃兰州市）、会州（治敷文，今甘肃靖远县）等地，并连通西夏。因熙宁四年尚无兰、会等州设置，故仅以秦州为中心言说通西夏之途。

据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研究，自京兆府（治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市）经秦州西行可至鄯州（崇宁三年改称西宁州，治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秦州（治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向西，经巩州（治陇西，今甘肃陇西县）可直接至兰州，亦可西经熙州（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而至兰州。从兰州西行经湟州（元符二年置，宣和元年改称乐州，治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县）便至鄯州。另外，从德顺军西行亦可至兰州，再至鄯州(46)。但青山氏在述及德顺军至兰州路线时，未言中间所经地名。因此路途甚远，直接言德顺军至兰州略显笼统。据《元丰九域志》“德顺军”条云：“西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通远军一百九十里”，“兰州”条云：“东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二里，自界首至通远军一百四十五里”(47)，知德顺军至兰州之道路应经通远军（治陇西，亦即古渭寨）。又据《宋史》载：“元丰四年，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今甘肃定西市南）。五年，改定西城为通远军”(48)，知德顺军至兰州具体应经过定西城。由此可见熙宁四年防秋之策中所言古渭寨当时控扼兰州来路之交通要道。

甘谷城，熙宁元年（1068）置，在秦州西北一百八十五里，领陇阳、大甘、吹藏、陇诺、尖竿五堡(49)。其地位可从下列议论中看出。元符二年（1099），曾布就西安州（治南牟会新城，今宁夏海原县西）建置天都寨事言：

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员殆千余里。当时得熙河，止是木征地，今所开拓，乃夏国地，兼据险要并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顺则已，若更作过，则趋兴灵不远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则泾原亦无由开拓。今泾原进据天都，熙河自汝遮建城寨至会州，故两路边面相通接，而秦州遂为腹里。兼先帝建熙河兰会路，今日方得会州，乃成先帝之志。(50)

由此可见，甘谷城向北连通西安州。又据范祖禹《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逵］墓志铭》云：

［郭逵］徙判秦州，充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圉。甘谷形势孤绝，民不乐业，公（破）［使］增筑五城以安民心。(51)

绍兴三十二年（1162），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

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余日，贼守散关益坚，吴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领兵三万余人出秦亭，取巩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52)

从中便另可见甘谷城又是控扼西面巩州来路之要冲。按德顺军至兰州须经陇西，则甘谷城亦很可能居于德顺军连通陇西之要道。此应是熙宁四年防秋之策中所言在甘谷屯正兵五千，控东路之要的主因。

从兰州、会州进入西夏境内，可连通凉州等地。此当是因袭唐代旧路。唐代，兰州有驿路通凉州，而原州（治固原）亦向西北经会州（治会宁县，今甘肃会宁。宋代会州治敷文，今甘肃靖远县）而达凉州(53)，宋初所修《太平寰宇记》之“凉州”、“兰州”条，仍记有这两条道路(54)。其中凉州经兰、秦等州至东京道路确可通行。如天禧元年（1017）四月，“秦州曹玮请自今甘州进奉人回，止于秦州选牙校同共斋送国信物往彼，不烦朝廷遣使伴送。从之”。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甘州回纥进奉，自今并于秦州路出入”(55)。修成于庆历七年（1047）的《武经总要》仍记有兰州至凉州之驿程(56)。但《元丰九域志》之“兰州”条已无通凉州道路之记载，这是因为凉州当时已属西夏辖区。北宋新置之会州如前揭曾布言，可连通熙州。若唐代故道可通，则还可内连西安州、镇戎军，外通凉州等地。

结语

综上所述，宋境连通西夏大概有五组道路，即河东路麟州通银、夏等州道；永兴军路延州通银、夏、宥州道；永兴军路环州、庆州通灵州、盐州道；秦凤路镇戎军等地通灵州道；秦凤路秦州、兰州、会州通西夏道。各道有其主干，亦多支线，见下图。对比严耕望先生对唐代河陇碛西区交通路线之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从唐至宋，这一地区道路格局变化不大。

原载《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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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3982、页13992、页13994。按：本文古地名今注主要参考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详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六编第一章《西夏的疆域》，页689-702。

(3) 张鉴衡、陈宗祥译：《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4)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5) 《宋太宗实录》卷三三，雍熙二年四月庚寅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页74；《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癸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136。

(6) 《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条，页3163。

(7) 《宋太宗实录》卷七九，至道二年九月己卯条，页193。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载：“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页9129）

(8) 《长编》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丙午条，页7650。

(9) 《太平寰宇记》卷三八《关西道十四·麟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07。

(10) 《元丰九域志》卷四《河东路·麟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66。

(11) 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十《关内河东兼河上诸关津及其东西交通线》，页300及图六《唐代关内道交通图》，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5月。

(12) （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七《麟府路》，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页867。

(13) 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十《关内河东兼河上诸关津及其东西交通线》，页299。

(14) 《长编》卷三一七，元丰四年十月乙丑条注文，页7674。

(15) 《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条，页3163。

(16)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七《麟府路》，页689。

(17) 《长编》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丙寅条，页7680。

(18)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条。页5495。

(19)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页9129。

(20) 《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附折继世传》，页8865。

(21) 《宋史》卷三三二《赵禼传》，页10684。此处参阅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按：郭逵到鄜延的时间，据《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载：“神宗即位，迁［逵］静难军留后，召还。言者复力争，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至郓七日，徙镇鄜延”（页9724），故权定为熙宁初。

(22) （宋）曾巩：《隆平集》卷五《庞籍传》，哈佛燕京藏清康熙四十年彭期七业堂刻本，页16。（宋）曾巩撰，王瑞来点校：《隆平集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190。

(23) 《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页9773。

(24)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一《上枢密尚书书》，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宋集珍本丛刊，2004，第3册，页48。

(25) 《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6899。此处参阅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

(26)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条。页5494。

(27) 《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页9480。

(28)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定边军》，页2153-2154。

(29) 《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庚辰条，页5220。

(30) 《武经总要》卷一八《陕西路》载：“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界西虾蟆寨、骆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三百余里。”（页901）

(31) 《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页9426-9427。《武经总要》卷一八《陕西路》亦记及此路，称此路经“瀚海中至灵、环州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水泉”（页901）

(32)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页9130。

(33) 《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页9425。

(34) 《宋史》卷二七七《卢之翰传》，页9424。

(35) 《宋史》卷二八〇《徐兴传》，页9504。

(36) 《长编》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丙寅条，页7681。

(37)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条，页5494。

(38) 《武经总要》卷一八《陕西路》，页915。

(39)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页4256。按：据《元丰九域志》卷三载，熙宁寨在镇戎军北三十五里（页137）；《宋史》卷八七《地理志·怀德军》载，磨口在胜羌寨附近，胜羌寨北距萧关六十里（页2161）。按：“磨口”《宋史》作“漫口”。

(40) 《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页9774。

(41)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三《御边》，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页4202。

(42) 《河南先生文集》卷八《上四路招讨使郑侍郎议御贼书（又一首）》，清嘉庆十三年长洲陈氏刻本，页7。

(43)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怀德军》，页2160。

(44)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条。页5494—5495。

(45)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巩州》，页2164。

(46) 〔日〕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页38—39。

(47) 《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页135、页137。

(48)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兰州》，页2165。

(49)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秦州》，页2155；《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秦州》，页123。

(50) 《长编》卷五一〇，元符二年五月癸亥条，页12142。

(51) 《太史范公文集》卷四〇，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宋集珍丛刊，2004，第24册，页402。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太史集》校改。

(5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七，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乙卯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828-829。

(53)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之图八《唐代长安西通陇右河西道、河湟青海地区交通网合图》。

(54)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一《陇右道二·兰州》、卷一五二《陇右道三·凉州》，页2926-2927、页2936。

(5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页7717。

(56)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九《西蕃地理》：“兰州……北凉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度金城关二十驿至凉州。”（页972）前集卷一八《秦陇凤翔阶成路》：“［秦州］河湟甘肃瓜沙路。……兰州北渡黄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页933）按：关于《武经总要》修成时间，据张其凡《〈武经总要〉编纂时间考》，初载于《军事史林》1990年第6期，后收入氏著《宋代典籍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驿传设置与文书传递

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
——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中国古代之邮传虽为以文书传递为主要职能之设施，实与交通、地理、政治、典章、军事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邮传一直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是邮传制度的一个重要演变期，而其中之南宋邮传，又出现了格局上的重大变化和制度之调整，因而对宋代邮传之研究，其意义又尤为突出。关于南宋之邮传，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1)，但多是对南宋邮传之递铺种类、传递方式、传递效能等邮传制度本身及其执行状况之研究，至于南宋邮传更张之具体背景、邮传路线之走向，以及不同线路邮传之设置特点与作用，则缺乏必要之研究。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对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略作考察。

一　政治格局与交通形势之变

宋朝承中晚唐之制，递铺正式成为邮传机构，与专门承担接待之责的馆驿分立。北宋时期，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向各州县设置递铺，形成辐射全国的邮传系统。但北宋立国之势与唐大异，其疆域仅限于原来的五代十国地区，自东北而西南，分别被辽、西夏、吐蕃、大理、交趾等政权所包围。几个政权中，北宋除与吐蕃和大理能较为稳定地和睦相处外，与辽、西夏总是处于敌对状态，甚或衅端时起，和战无常；与南方之交趾亦常有摩擦。为加强边疆之防卫，开封府连接北方、西北和岭南之交通线上，便成为邮传设置之重点。

宋代邮传依其传递速度分为三等，即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是文书传递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主要传递官方常程文书、官员私书和小宗官物，日行二百里；马递主要传送紧急机密文书，如赦降、敕牒、狱案、边报、军兴飞书、赈济、河防及催发贡物等文书，一般为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是传递速度最快者，主要传递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但只有战争状态下才使用。三种传递方式，或有以不同种类之递铺承担者，但多数情况下，则是一所递铺兼具两种或三种功能，即递铺内铺兵各有分工，分别承担步递、马递或急脚递之传递任务。步递设置最为普遍，即一般递铺皆具步递之功能，但马递与急脚递，特别是急脚递，则不是普遍设置的。北宋之马递与急脚递重点设于开封府连接秦凤、永兴军、河北东西、京东东路和广南东西路的交通线上。开封府连接江浙、福建之交通线，虽亦见有马递、急脚递之设，但因其远处东南，仅以财赋为重，而少有惊急之患，故其重要性远不及上述诸路(2)。但情况到了南宋就大为不同了。

南宋偏安半壁，先是与金朝对峙，后是在蒙元之威逼下苟延残喘，政治格局与北宋不同。终南宋之世，川陕、江汉、两淮之地，一直是军事前沿，而其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因此，交通与军事防卫形势为之大变。一方面，中国的交通重心向东南移至临安府(3)；另一方面，南宋的军事防卫亦以川陕、江汉、两淮连接临安之要道为主。关于后者，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张守在上书言防金策略时曾有论及。其《论守御札子》云：

臣窃谓其（指金兵）来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两京趋东京沿汴河由天长以来，则众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御者，南京、宿、泗、天长军是也；其一东路，自沧、滨趋京东，由淮（扬）［阳］军绝淮入楚而来，则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御者，青、沂、淮（扬）［阳］、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趋颍昌、蔡州、顺昌府、庐、滁、真州而来，则自西北至东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御者，顺昌、庐、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颍昌、唐州至于襄阳，凡一千一十里，绝襄江而至荆南，则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颍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则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顺流而下，可以控扼守御者，襄阳、荆南，江之北则汉阳、黄、蕲、和、滁、真州，江之南则岳、鄂、兴国、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则泗州据淮，天长据险为可御；东路则青州据穆陵关，楚州据淮阴为可御；西路则庐、寿为可御；上流则襄阳、荆南、蕲、黄为可御。(4)

当时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朝廷尚未渡江，而在扬州，张守之守御策略亦是立足于两淮而言。尽管如此，却道出了江汉、两淮连接江南的交通形势。其交通要塞，“江之北则汉阳、黄、蕲、和、滁、真州，江之南则岳、鄂、兴国、江、池、太平州是也”。实际上，江南之交通要塞尚有建康（治今江苏南京市）和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市）。建康府城处龙蟠虎踞之地，“西引蜀汉，南下交广，通会沧海，北达淮泗”(5)，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长江天险之门户。镇江则“因山为垒，缘江为境”(6)，“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7)。只是当时两处尚在扬州之后方，未被张守言及。当时在淮东一路，扼守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泗州（治今江苏盱眙附近）、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县）、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市）等处即可。但到了南宋将行在所迁往临安之后，镇江府、建康府、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市）、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则正式成为守卫长江天险，屏蔽临安的要冲。川陕和江汉与临安之交通亦多经池州、太平州等处而至。

四大要冲中，镇江、建康自古便是连通江北至吴越之通衢，其地位自不待言，池州、太平州两处之地位则在南宋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这两处是临安连接淮西的必经之地。唐朝至北宋时，淮西地区经江东至杭州及两浙其他地区，虽也有陆路相通，但其地位远不能与襄、荆至湘中、江西、岭南线和沿汴河东南行经杭州至福建、岭南线相比。到了南宋，由于淮西地区先后成为与金及蒙元交战之前线，为保证军需供给和军期文书之传递，其与行都临安的交通联系大大加强，临安与淮西间陆路交通之地位，日益突出。此间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条是从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市）接续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来路，经宁国府（即宣城，治今安徽宣州市）、宁国县（治今安徽宁国市），穿千秋岭（宁国县东一百五十里）或经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县）而至临安，又自宁国县转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也可至临安；一条是从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接续庐州经舒城县（治今安徽舒城）来路，经徽州而至临安。这两条道路中，千秋岭与池州分处其要冲，有大量的文书传递、纲运和商旅经过。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四日，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千秋岭通彻太平、宣州、广德军、建康府，正系冲要控扼去处，东西两山，上阔一千余丈，万一贼马奔冲直趋本府至越州，或取严州直趋温、台、明、越州，若不掘断，临时措置不（久）［及］，又恐传送机密文字、纲运往来不便，欲开掘中间，量留三五尺以通传送文字、纲运、商旅，稍有警急，并工掘断。”(8)绍兴元年（1131）四月，和州、无为军镇抚使赵霖言：“本镇奏报朝廷文字，经由太平、池、宣、广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军。”(9)嘉泰三年（1203）五月，权知閤门事张时修言：“池州系江淮、蜀汉等路递角聚会去处。”(10)

然而以上仅是就陆路和江防而言，实际上，宋室南渡后，淮东至福建沿海地区便裸露在北方敌国的威胁之下。因此，海防亦成为南宋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

鉴于“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11)，而“水战之利，南方所宜”(12)，宋廷开始建设水军，进行沿江和沿海之防卫。如建炎元年（1127）六月，即接受宰相李纲之建议，于沿河、沿淮、沿江帅府和要郡置水兵，随后又“命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壁，招训民兵，以备海道”。但不久即罢(13)。经历海上逃难之后，高宗深感水军之重要性，便于绍兴二年（1132）始设沿海制置使，“置司平江之许浦镇”，“兼领福建、两浙、淮东诸路”。尽管因其辖区太广，且海道复杂，屡有置废，或分沿海制置使为浙西淮南路、浙东福建路两使，但水军之部署则渐成定势。其中，两浙沿海水军负责对行在临安之防卫，即所谓“自中兴南渡，立国钱塘，所以创许浦水军于平江（原称苏州，治今江苏苏州市），创澉浦水军于嘉兴（原称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创定海水军于庆元府（原称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无非为京师左右前后门户之防”(14)。其中许浦水军主要负责防卫长江口以北海道并威慑胶西（今山东半岛）；定海水军主要把守朝廷海上之退路；地处定海、许浦之间的澉浦水军，其职责亦处于定海、许浦之间，主要为弥补许浦水军距临安稍远，而拱卫京师门户之力有所不逮的缺陷。沿海三处水军之外，尚有福州、广州之水军，但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其地位不及许浦、定海与澉浦(15)。许浦所在之平江府和定海所在之庆元府，虽自设立州府之日便有其地位，但从未有如南宋时之重要。

二　南宋更张邮传之过程

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镇江府、平江府、嘉兴府与庆元府，既为屏卫临安之要塞，则南宋自然在诸处派驻重兵扼守，但同时亦须维持好诸处与临安之交通，以保证临安与诸处及前线信息之传递与物资之流通，邮传建设便是其中至为重要之方面。如建炎二年张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其中“尤以远斥堠探报为先”(16)。实际上，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邮传之建设。

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举行登基典礼。当天之赦文中便有云：“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时支破请给。”五月三日，“又诏下诸路提举茶马铺所，多方招诱［铺兵］，又将急脚铺先次刬刷诸色厢军填补。请给衣粮，令按月支遣，除传送文字外，其余应合破递马、铺兵，权行住罢，候措置就绪日依旧”。六月一日，“又诏令诸路转运司先次将差出人拘收，归元来去处，其逃亡阙额，于本处厢军内拨填，其请给三分中更增一分。旧人依此请给差与，权免诸般差使，专一传送文字。如招到后却有逃亡出首之人，其所增请给更不支给”(17)。

可以看出，南宋政权建立后，对邮传之整顿和恢复是非常急切的，不仅连下诏书，而且为保证文书传递，将官员差出所配递马、铺兵暂时住罢。但因旧有邮传系统已自北宋末年积弊日深(18)，又加金军南下之破坏，已非短期内所能恢复。四个多月后，臣僚的一份奏章不仅反映出数月来邮传恢复之效果、文书传递状况，而且亦指出了所存在之问题。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

有司失职，邮传不通。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他片纸不传。浙东距行在止二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知矣。契勘诸道进奏官遇有被受文书，画时发遣，或合誊写播告，各有成法，比缘一切指挥官吏分番，其留行在者一月一易，遂致废事。……又，马递铺兵缘军兴调发，或因招军，许令刺换，故所在多有出额(19)。

从这篇奏议中可以看出，数月来南宋对邮传之恢复是起色不大的，即便当时远在后方的浙东都还处在几近瘫痪之状态。除本来就存在的递铺严重阙员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外，又出现进奏院制度未健全之因素。之后，南宋政府对邮传之恢复、整顿仍是不懈努力，不仅加强对邮递之提举、督察，继续招填铺兵，还健全进奏院编制以随行在。但这一系列努力仍是收效甚微。一年之后，不仅仍是许多州县道路递铺“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外，更有诸处兵马及奉使官员“科差递马、人夫”，“搔扰害民”。因“虑有阙少铺兵转送未到去处”，朝廷赦书则“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20)。

通讯渠道之不畅，对一个新生政权之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但南宋却因此遭受了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之惨祸。建炎三年（1129）初，金军奔袭扬州，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21)，当金军占领离扬州只有一百多里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县）时，南宋方获消息，结果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虏，宋高宗本人则在淫乐中受到惊吓，仓皇出逃，并因此丧失生育能力。这一劫难，对宋高宗本人及整个南宋政权，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经此惨痛教训，南宋不得不在建设邮传方面另觅他途。

为预防金军每年都进行的南侵，保证新政权与辖内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最先设置的是斥堠铺。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亦即扬州逃难后半个月，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日添支食钱三百文省”(22)。

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23)。斥堠铺初设时，与原有递铺（即省铺）有所不同。第一，斥堠铺功能单一，专门传递紧急文字，具体内容是“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24)，相当于省铺中的急脚递，而省铺则有的是多种功能兼具(25)。第二，斥堠铺是为应付传送紧急军期文字而设的临时性机构，一旦战事缓和，或省铺恢复，即行废罢，而省铺则是常设的。第三，斥堠铺设置间距一般为十里，亦有五里一铺者，比省铺间距短。省铺间距常制为二十五里，亦有二十里、十八里等低于二十五里者(26)。第四，斥堠铺初设时，充役人员为弓手和保甲，每铺一般为五人，而省铺充役者则为军卒，且每铺常制是十二人(27)。从斥堠铺设置状况看，皆是为追求一种快速高效，但以弓手和保甲充役，似与提高效率无必然联系，因为北宋以来邮传以卒代夫之优越性，早已得到证实。南宋所以有此举，非为他故，主要是在战局紧急，立足未稳，而铺卒阙额难以解决之情况下，以弓手、保甲来应急。后来待新政权稍稍站稳脚跟，斥堠铺内则渐将弓手、保甲改成兵卒。这一变化，具体始于何时，史无详载，但从现存记载看，至迟在绍兴元年（1131），斥堠铺内已是弓手、保甲与土军并用了(28)。此时已是金军渡江北归一年之后，宋金南北对峙的格局开始形成。为保证斥堠铺的传递效率，南宋还加强了具体的管理措施(29)。

尽管南宋作出如此多之努力，但事实上仍是未能改变邮传衰敝之状况，达到理想的文书传递效果。建炎末和绍兴初，不仅“诸路转运、边防等文字例各留滞”(30)，而且因递角沉坠，“州县间奏裁与提刑司审覆案等，有经累月而未下者”，“使可贷之囚系禁而死”(31)。更有甚者，是军期文书之违滞，不仅延误战机，而且影响到整个战局结果(32)。

斥堠铺设置以后文书传递之状况说明，南宋第一次更张邮传，创立斥堠铺及相关法规，其实行结果基本上是失败的。然而正当斥堠法坏之后，军事形势之变化又给南宋邮传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绍兴三年至四年间，南宋与伪齐政权军事斗争进入最激烈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面对此局势，原有的斥堠铺系统已无法保证紧急军事情报之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于是便又出现了摆铺。关于斥堠法坏和摆铺创置之原因，绍兴十三年（1143）御史中丞罗汝楫曾有明言：“近岁修立斥堠法，尤为严密，州县官吏诚能遵法而行，存恤铺兵，徐加督责，岂有传送稽留之患？昨缘多故，乃更置摆铺。”(33)

摆铺创置时间应是绍兴四年（1134）(34)，因战争局势之严峻，“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府”(35)。摆铺初设时每二十里置一铺(36)，绍兴末年，又以“每十里置铺”(37)。铺内铺兵人数为五人(38)。为保证新设摆铺的传递效率，在绍兴四年五月诏令枢密院措置摆铺时就颁布十二条摆铺立法(39)，包括铺兵配备、传递职能、铺兵衣粮支给、文书传递之督责点检及传递违滞之处罚等内容，可以说较为完备。需要说明的是，南宋在设置摆铺之后，原来之斥堠铺并未因此废罢，反而成为常设性递铺以作补充。这样，当摆铺设置后，在许多地区便形成摆铺、斥堠铺、省铺并存的局面。究其原因，大概是南宋政府再无信心以一种或两种递铺承担所有文书传递之任务，故让三种递铺并存，以求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摆铺与斥堠铺主要区别有二：一是军兴时临时设置；二是先后隶枢密院、三衙和诸军管辖，带有较强的军事化性质。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各路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的。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时。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又起战火。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事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设置之摆铺，却不再由枢密院和诸路帅臣等负责，而是改归三衙和诸军负责(40)。

摆铺设置后，南宋政府便对三种递铺之分工作出明确规定。斥堠铺初设时，“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41)，主要是“探报金贼并盗贼文字”(42)，摆铺取斥堠铺而代之后，其传递任务与斥堠铺同(43)。常行文字不准入斥堠铺和摆铺传送(44)。常行文字以及非关金兵、盗贼文字仍由省铺传送。但由于斥堠铺、摆铺传递效率比省铺高，其他文字往往亦入斥堠铺或摆铺传送，致使紧急军期文字传递出现稽违现象。于是，南宋朝廷于绍兴五年二月诏：“今后尚书省行下诸路文字，如有事干机速，并入本省急递发放。”(45)摆铺设立后，斥堠铺专一传递紧急军期文字之职责，转归摆铺，但因其并未废罢，且传递效率高于省铺，所以渐渐侵夺省铺之紧急文字传递功能。摆铺废罢后，则承担起所有紧急文字传递任务，“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46)。省铺则沦为传递非紧急文字的传递机构(47)。孝宗隆兴二年（1164），因摆铺再设，对三铺之分工又作规定：“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48)摆铺、斥堠铺、省铺依其传递文书之快慢由高到低形成等级关系。摆铺最为重要，斥堠铺其次，省铺又次。乾道时（1165—1173），摆铺废罢，则将铺兵放遣，一半归军，余半入斥堠铺(49)。摆铺再置时，则“将诸路旧置摆铺之处斥堠铺兵内，拣摘少壮健步谨审铺兵三名，改充摆铺，专一传送军期不入铺要急文字”(50)。三铺虽有分工，但有的地区三铺并存，很难做到职责明确，总是出现混而为一之现象。故淳熙十三年（1186）又申：“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51)如是者再三。

摆铺因在军兴时设置，又具有较强的军事化性质，在对保障官方紧急文书的有效传递上，无疑是起到不可替代之作用的，特别是在宋金交战过程中，成为维系朝廷和前线诸军诏奏往来的重要渠道，这从南宋每逢军兴就置立摆铺可以看出。然而，若从摆铺设置以来南宋文书传递之整体情况看，邮传秩序并未因摆铺之设立而有太多改善，文书传递之弊反甚于前，摆铺之传递亦不理想(52)。尽管如此，南宋之邮传再无新张，基本上就这样维持着。

三　临安府周围之邮传交通图考

无论南宋对邮传如何更张与整顿，以临安为中心的江浙地区都是邮传建设之重点，尤其是临安与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镇江府、平江府、嘉兴府及庆元府连接之通道。因此了解临安周围邮传设置的具体路线及其行经地点，亦甚有必要。虽然没有哪一种文献对此内容作出详备之记载，但幸运的是，今存三十一种宋代地方志中，有二十六种为当时江东、两浙州（府）、县、镇志，且多属南宋时编修，包含地区亦比较广。尽管诸志成书各有早晚，对邮传记载亦详略不一，但因交通路线相对稳定，我们仍能从中窥知临安周围邮传设置路线之大概，并据之绘以成图。

临安府周围邮传路线图

（一）临安府至池州邮传路线

临安府与池州之间的邮传路线有三条：其一，从临安府西行，经余杭（治今杭州余杭镇）、临安（治今杭州临安市）、于潜（治今杭州于潜）、昌化（治今杭州昌化）县境，过昱岭至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再从徽州至池州。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府城内始发递铺为省前铺，大概在三省附近，向北出城至北郭铺（大概在余杭门外，此处有北郭驿亭）。该铺是临安府通往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镇江府、平江府、嘉兴府等处邮路的始发铺。由北郭铺向西，至老人铺共四铺接连余杭县界令元铺而至横渎铺，从横渎铺西至临安、于潜县下市门铺共一十三铺，从市门铺西至昌化县末界昱岭共一十一铺接连徽州界(53)。此路既至徽州界，必经徽州而至池州。考《新安志》“歙、休宁、祁门、黟则又有斥堠三十八铺”之记载(54)，亦知徽州界必有邮传路线无疑，但其中并未明确记载该路线之具体走向。考徽州至池州之道路，有大、小各一条。即“驿路东出绩溪，由宁国、宣城、南陵、青阳、贵池至池州，凡七百里。小路北逾箬岭经太平、石埭、青阳界，径至池州，才三百七十五里”(55)。此处徽州通池州驿路虽阔，但须经宣城迂回七百里，而小路才三百七十五里。按邮传应取近便快捷，故经徽州至池州之邮传，取小路而行之可能性较大。考绩溪只有省递，并无斥堠铺(56)，知徽州至宁国府即便有邮路，亦只是普通邮路，而非斥堠之邮路。再考歙县西南休宁“道路有二，一通郡城，一通黟县界”(57)；黟县“道路东南各通休宁，西通祁门，北通太平界”(58)；祁门“驿路三，东通黟县，西通浮梁，北通石埭界”(59)，而诸县皆有斥堠铺，知徽州至池州之邮路，应是从府城西行，经休宁（治今安徽休宁）、黟县（治今安徽黟县）至太平（大概在今安徽黄山市仙源附近），再经石埭（大概在今安徽黄山市和平）而至池州，或从黟县经祁门（治今安徽祁门）、石埭而至池州。其二，从临安府西行至于潜，再北行过千秋岭至宁国县（治今安徽宁国市），再至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转而向西而至池州。该路从临安府始发与前一条路线相同，即从北郭铺一直至于潜县之市门铺，然后“北至末界千秋岭共六铺接连宁国府界”(60)。而从宁国府界之宁国县至池州之道路，正是前揭《新安志》所记歙县至池州之驿路。又由前揭如建炎四年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千秋岭通彻太平、宣州、广德军、建康府，正系冲要控扼去处，……又恐传送机密文字、纲运往来不便”(61)，及绍兴元年和州、无为军镇抚使赵霖言：“本镇奏报朝廷文字，经由太平、池、宣、广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军”(62)等记载，知池州经宁国府、千秋岭而至临安府确为邮传之重要线路。其三，临安府西行，经独松关、湖州安吉县（治今浙江安吉北）、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宁国府而至池州路。该路线仍始发自北郭铺，但向西行至余杭县横渎铺时，则向北“至余杭县末界南独松铺，共一十一铺接连安吉县界”(63)。又据《嘉泰吴兴志》记载，安吉县有邮铺五，即“尹家铺、郎家铺、钮家铺、独松铺、西门铺”(64)，知安吉县亦有邮路。但该邮路通向何处，则本志无载。按其自然走向，应是通往广德军。考北宋《元丰九域志》对广德军“地里”之记载，广德军有东、东南两条通往湖州之道路，其中“东南至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首至湖州一百八十五里”(65)，应是经过安吉县的道路。此路在南宋时仍是畅通的，如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十月，元军分三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就是从建康出发，由广德军趋独松关而至。既是经广德趋独松关，则必经安吉无疑。又，乾道三年（1167），王十朋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赴知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任，沿长江东下，先至临安，大概就是从太平州登岸陆行，经宁国府和广德军而至。其沿途作诗数十首，有《宣城道中闻雁》、《离宣城》、《广德途中观刈稻》等诗为证。又，其入宣城道之后，曾有《宿新丰驿》、《宿洪林驿遇交待王给事》、《驿中阻雨》等诗，《途中遇雨》诗有“驿路迢迢雨作泥”之句，可知宣城至广德当为大驿路(66)。再考前揭和州、无为军镇抚使赵霖言，知从广德至池州亦必是便利之邮路。

（二）临安府至太平州邮传路线

临安府至太平州之邮路主要有两种走法，即北郭铺西行经千秋岭至宁国府，再至太平州，和北郭铺西行经独松关至宁国府再至太平州。此路之临安府至宁国府段，与临安至池州之后两条路相同。至于宁国府与太平州之通道，《新安志》则记述“道出（徽州）东门指绩溪，由宁国县入其府，济黄池入太平州”(67)，而前揭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则指明此路是机密文字传递之邮路。

（三）临安府至建康府邮传路线

临安府至建康府之邮路，最为便捷者应是从临安北郭铺西行，至余杭县横浦铺转而向北，经独松关、安吉县、广德军而至建康府之路线。关于广德军至建康府之间邮传，见于《景定建康志》。该志记载，自建康府城向东南行，有土门铺、夹堽铺、迟店铺、清水亭铺、园墓桥铺、秣陵铺、李村铺、路口铺、鸟坼桥铺（以上九铺属江宁县）、方墟铺、石头堽铺、乌山铺、齐家店铺、南亭堽铺、南十里铺、蒲塘铺、三角子铺、孔家堽铺、土山铺、罗家林铺、戴公堽铺、漆桥铺、朱家店铺、汤师娘铺、松儿堽铺（以上十六铺属溧水县）等二十五铺，直抵广德军界顾置铺。另外，从建康府出发，亦可分别经太平州和镇江府而达临安府。如同志记载，从建康府西行，有越台铺、石子堽铺、官疘铺、板桥铺　、三城湖铺、江宁铺、青松林铺、铜井铺、葛家堽铺（以上属江宁县）等九铺直抵太平州界慈湖铺；向东有东门铺、东十里铺、蛇盘铺、麒麟铺、东流铺、　昆仑堽铺、张桥铺〔以上（十）［七］铺属上元县〕、江城湖铺、宣家岘铺、山口铺　、庙林铺、下蜀铺、纪大店铺（以上六铺属句容县）等十三铺，直抵镇江府界炭渚铺(68)。

（四）临安府至镇江府邮传路线

临安府至镇江府之邮路，应是从临安府向北，经德清县（治今浙江德清）、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州治、长兴县（治今浙江长兴）、宜兴县（治今江苏宜兴）、常州（治今江苏常州）而达镇江。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北郭铺“北至下塘洛渎铺共九铺接连安吉州德清县界”(69)，考《嘉泰吴兴志》之记载，德清县有“邮铺四：香亭铺、导望铺、杨湾铺、宫巷铺”；州治所在之乌程县“管邮递如后：九里铺、横山铺、石头铺、里山铺、下黄铺、升山铺、东迁铺、横馆铺、浔溪铺”；长兴县有“广德铺、周渎铺、白羊铺、钮店铺、四安铺”(70)，知从德清到长兴皆有邮路。但本志并未说明邮路之具体走向。按长兴县广德、四安之铺名推测，长兴县可能有邮路通广德军，依此推断，从广德经溧阳县（治今江苏溧阳）、金坛县（治今江苏金坛），亦有邮路通镇江，而《景定建康志》和《嘉定镇江志》亦记溧阳、金坛二县各有递铺，但溧阳县递铺显非驿路之递铺，而是县路之递铺(71)。由此知长兴经广德至镇江，即使有邮路相通，亦非主要通道。长兴至镇江应以经宜兴最为便捷。据《嘉定镇江志》载，府治所在之丹徒县“江口西津东至丹阳县界计八铺”，而丹阳县额管七铺，皆向东排开，最后至吕城铺，应在丹阳之吕城镇(72)。吕城镇正在沿江南运河之驿路之上，且地接常州界，由此知镇江驿路必通常州。但常州与宜兴、长兴之间，却未见有递铺之记载。今存之《咸淳毗陵志》虽没有记载州境内之递铺，却记宜兴、无锡等县皆有馆驿(73)。从宋代驿传之设置情况，有馆驿处一般皆有递铺(74)，知常州州治至宜兴之间亦应有递铺。又，《咸淳毗陵志》在《陆程》一目下明确记载“南自德安门至长兴县”(75)，由此推断长兴必有邮路经宜兴、常州而达镇江。

（五）临安府至嘉兴府、平江府邮传路线

临安府至嘉兴府、平江府之邮路，应是从临安府东北行，先至嘉兴府，再至平江府，继而连接常州、镇江府，整条路线基本沿江南运河而行，亦即唐宋时期的镇江至杭州的大驿路。据《咸淳临安志》载，北郭铺“东至上塘仁和、盐官两县界下界首铺共二十五铺，接连嘉兴府崇德县界”(76)，知临安府与嘉兴、平江府等处必有邮传。遗憾的是，今存之《云间志》、《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吴郡图经续记》和《吴郡志》诸志，皆未载嘉兴府与平江府辖内邮传，我们无从准确了解从崇德县往前邮传之具体行经地点及递铺名称。但这并不等于邮传至此而止，按嘉兴之“华亭襟带江海，上而吴晋，近而吴越，尝筑城垒，置防戍，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指南宋）沿海镇寨倍于他邑”(77)，及平江之许浦又承担海防之重任，与临安府之间必有邮传，且居重要之地位。而事实亦是如此。如绍兴元年九月三十日，枢密院言：“浙西一路皆边江州军，（秋防）［防秋］是时，斥堠正当严谨，不可少失措置。”“诏本路提点官施峒权于平江府置局，躬亲往来催督州县火急差置，务要作备。所传文字依限传送，不管稽滞。”(78)而平江、嘉兴与临安府之邮传主要走运河一线亦有明证。如陆游在其《常州奔牛闸记》言及运河之地位云：“自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79)又《咸淳临安志》载：“运河有塘，衣带浙水，自帝都东北，桥镇薄吴头楚尾，绵亘千余里。关提封者六州，带主管者十县，仁和首当其一。邮递、辇运，憧憧旁午。”(80)既然临安府与嘉兴府、平江府之间有重要之邮路，许浦和澉浦两处水军驻地必有邮路分别连接平江和临安。

又，从临安府经湖州东北行，亦有邮路连通平江府。据《嘉泰吴兴志》记载，湖州治所在之乌程县所管邮递，有升山铺、东迁铺、横馆铺、浔溪铺诸铺，本志又明确记载这几铺设置路线是“东门路”(81)，故此路应是自州城东门向东通往运河一线。按湖州有吴兴塘连接运河线上之平望镇（属平江府），估计此路应是沿吴兴塘而达平望，再至平江府。今日湖州东有东迁镇，名称与东迁铺同，正处湖州与苏州之国道之上，似乎亦可作为湖州东门路为东通平江府邮路之旁证。

（六）临安府至绍兴府、庆元府及台州、温州之邮传路线

临安府至绍兴府、庆元府及台、温二州之邮传，应自临安府城南渡钱塘江，然后东行至绍兴府，再至庆元府，自绍兴府和庆元府分别可达台州，向南再至温州。

今存几部宋代《临安志》未见记及临安府与绍兴府之间邮传，关于两地之间的交通线之记载亦不尽一致，但综合来看，以《咸淳临安志》所记钱塘县“东南至绍兴府萧山县，以浙江中流为界，三十六里”为宜。考本志引《皇朝郡县志》临安府“东南至绍兴府一百七十一里”(82)，及《嘉泰会稽志》府城“西至临安府钱塘县界一百三十八里”之记载，与《咸淳临安志》所记钱塘县至萧山县之里程基本吻合，知临安府至绍兴府应多走经萧山之路线。而《嘉泰会稽志》亦记萧山县道路有“东路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六十二里，西入临安府钱塘县界”(83)。又据本志记载，“今州境属县八，凡为铺四十三，铺兵三百八十一人，东南接明、台、婺，西达于行在所”(84)，推测临安府通绍兴府之邮路当行经萧山。至于绍兴向东通庆元府之邮路，若各县皆有递铺，当经上虞县（治今浙江上虞市丰惠附近）、余姚县（治今浙江余姚北）而接庆元府慈溪县（治今浙江宁波慈城）界。《嘉泰会稽志》亦确记有山阴县（治今浙江绍兴）经会稽县（治今浙江绍兴）、上虞、余姚而接慈溪之道路(85)。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庆元府邮路有四条，其中西路自府城望京门外之城西铺，经景安铺（在鄞县界）、西渡铺（慈溪县界）、西门铺（慈溪县界）、甲山铺（慈溪县金川乡）、渔溪铺（慈溪县渔溪坊前），而至绍兴府桐下铺(86)。庆元府另三路邮传分别通往东、北、南三个方向。其中向东经定海县渡海而达昌国县（治今浙江舟山）。昌国因无陆路相通，则不置铺，与西南面之象山县“率乘海潮往来府县”。庆元府城向北邮路经鄞县（治今浙江宁波）而通定海县；向南则经鄞县、奉化县而至台州宁海县（治今浙江宁海）界海口铺(87)，继而可达台州和温州。若从临安府至台、温二州，可不必经庆元府，从绍兴府城东南行经本府之嵊县（治今浙江嵊州市），和台州之天台县（治今浙江天台）而达。《嘉泰会稽志》记有此道路(88)。

（七）临安府至严州以远之邮传路线

此邮路从临安府西南行，经辖内之钱塘县、富阳县（治今浙江富阳市）、新城县（治今浙江新登镇）而达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梅城镇附近），再往前行，应可达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及江西、广南。

《咸淳临安志》记有南路邮传，从省前铺向南经钱塘县界之候潮门斥堠、浙江斥堠、洋泮桥斥堠、南城斥堠、牛坊斥堠、新砂斥堠、上墟斥堠，富阳县界之庙山斥堠、赤松斥堠、东门斥堠、步社斥堠、黄山斥堠、安道斥堠，和新城县界之干坞斥堠、新城斥堠、茗坞斥堠、换塘斥堠，可达严州(89)，而此路应是南至白峰铺入严州界(90)。临安府经富阳至严州之邮路，亦是临安府向西南通江西、福建和广南之必经路段，从严州前行，便经兰溪县（治今浙江兰溪市）、婺州、衢州而分别达福建、江西和广南等地。又考严州曾置有巡辖邮传之巡铺司(91)，故推断，富阳、严州一线之邮路应连接通往江西、福建和广南之邮传。

四　临安府周围邮传设置之特点及其功能

现存记有南宋临安府周围邮传设置内容之方志，时间最早的是《新安志》，修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最晚者即《咸淳临安志》，修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前后相差近百年，亦即诸志所反映出邮传内容乃是南宋后一百年的状况，而且具体年代不相一致。尽管如此，除摆铺为非常设递铺外，省铺和斥堠铺设置均相对稳定，故诸志所记邮传仍可反映南宋临安府周围邮传设置的一般状况。而从事实上看，修于不同时期的相邻州府志所反映出的邮传状况亦非常一致。如《嘉定镇江志》与《景定建康志》编修时间相差四十余年，但所记镇江府和建康府两地递铺不仅设置里程一致，而且路线与相接铺名亦甚吻合。《嘉定赤城志》与《宝庆四明志》所载台州和庆元府两地递铺里程和铺兵人数编制，亦是一致的(92)。但若从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整个江浙地区来看，诸志所载临安府周围不同地区之邮传设置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首先是递铺设置种类之差异。《新安志》记载，淳熙时，六县省递三十五铺，歙、休宁、祁门、黟则又有斥堠三十八铺(93)。知徽州境内是省铺与斥堠铺并存，而斥堠仅设于歙县、休宁、黟县一线。但《咸淳临安志》所载临安府南北两路递铺设置又与徽州不同，其南路钱塘、富阳、新城县界之递铺，明言为斥堠铺，而未见省铺；北路递铺虽未明言为斥堠，但同一时期，且北路更重于南路，理应是斥堠铺。考本志记从北郭铺到徽州界之昱岭共有三十铺，而临安府西至昱岭之陆路是二百四十三里，则铺与铺之间距平均为八里多，与斥堠铺十里或九里置一铺，摆铺十里置一铺的标准接近。又北郭铺至嘉兴府崇德县界共有二十五铺，而临安府至嘉兴府界之陆路才九十三里(94)，以此推算，铺与铺之间距尚不足四里，与建炎四年（1130）斥堠“每五里置一铺”(95)的做法相仿。

《嘉定镇江志》和《景定建康志》均未明言两地递铺属于何类，但《景定建康志》确明载“驿路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96)，而据《嘉定镇江志》所记丹徒、丹阳二县递铺距府城之距离推算，其铺与铺之间距七里至十余里不等，亦符合十里一铺之规制。以此间距来看，或是斥堠铺，或是摆铺。按《嘉定镇江志》纂修于嘉定六年(97)，而此时已是“嘉定和议”签订五年之后，宋金休战，因蒙古之兴起，金朝已无暇南顾。对于南宋来说，设于前线至临安府之间的摆铺应废罢数年，此时镇江府辖内之递铺应是斥堠铺。而景定（1260—1264）时期已是宋蒙休战阶段，亦不应有摆铺之设，故建康府辖内递铺亦应是斥堠铺。

但《宝庆四明志》所载庆元府辖内递铺，和《嘉定赤城志》所载台州辖内递铺，却与上述诸州府显有不同。两志所载两州（府）递铺之间距，多为二十五里(98)，此正是北宋以来所定省铺之间距。按此间距，则庆元府、台州递铺之设置，显属省铺。如果说庆元府与镇江、建康两府相比，其递铺之设置不同，可能尚有其府志成书时间不同之因素，那么《嘉定赤城志》与《嘉定镇江志》所记台州与镇江之邮传，应为同一时期，而情况竟亦有如此之差异。

其次是铺兵配置人数之差异。一般说来，不同种类之递铺，其铺兵配备有所差异，而同一种类递铺，铺兵数量应比较一致。但南宋诸志所载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现将诸志中可见递铺人数情况列表如下：

南宋诸志所见部分地区递铺人数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即使同一类递铺，不同地区间铺兵配置人数亦是不同的，而且差别甚大，大概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离州（府）城最近之递铺，铺兵一般都比较多。最令人奇怪者，是远离临安府的福州邮传，居然在淳熙年间保持着北宋以来的格局和铺兵编制，而居于核心地带的临安府周围之递铺，其铺兵数却多有未达十二人者。这不仅说明临安府周围是南宋邮传变化最大之地区，而且这一地区邮传极具不平衡性和复杂性。

一般来说，递铺种类多，设置密集且铺兵人数多的地区，其地理形势和文书传递之地位必然重于其他地区。以此标准看，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设置，以西、北两面为重，而西、北两面正是连接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镇江府和平江府等地之路线，其中尤以与建康府和镇江府之联系为重，而这正与事实相符。二府不仅位于两淮交界之处，而且分别与太平州、池州和平江府相连，实是江南最重要之门户。南宋朝廷一直重视对两府之军事部署和邮传建设。如绍兴五年（1135）正月，诏：“除建康、镇江府至行在斥堠铺依去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挥，每铺用铺兵一十人外，余州止依元降指挥差铺兵五人。”(99)同年五月，“秘阁修撰、新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司公事刘宁止升右文殿修撰，趣之镇。宁止言：‘本府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乞拨常州、江阴军及平江之昆山、常熟二县隶属本司，庶防秋之际，长江一带，号令归一，可以固守。’从之。”(100)除建康府、镇江府及徽州见有通往临安府之斥堠铺设置外，严州与临安府之间亦有斥堠，表面看来，严州在临安之南，并非军事防御之重点，但实际上，严州不仅连接江西、福建和广南诸地，更有水路与徽州相通，若敌人由池州、太平州渡江进占徽州，则可顺江而下袭取严州，进而威胁临安府、绍兴诸地，这从前揭建炎四年提举两浙市舶刘无极言可以看出。所以严州亦有设置斥堠铺之必要。

与建康、镇江等地区相比，庆元府、台州等浙东之地递铺不仅设置稀疏，而且铺兵配置不多，这至少说明在正常状态下，浙东之军事地位远远比不上浙西。这亦应是与实际相符的。尽管当时已有海防之意识，但实际上“防江”甚于“防海”(101)，因为无论金朝还是蒙元，造船技术都比不上南宋，更不擅水战。自建炎至德祐（1127—1276），金元从未真正从海上对南宋造成威胁。当然，这亦是那个时代决定的，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虽有水军用于作战，但水军，特别是海上水军，尚不能对整个战略具有决定性之影响。如所向披靡的蒙元军队，在陆地上灭国无数，在灭亡南宋后，整编其水军两路袭击日本(102)，却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南宋时期，其海上防卫之地位并不突出，庆元府的定海水军主要用于把守海上退路；平江府的许浦水军则不断被抽调协助防守长江中游。因庆元府的军事地位远逊于浙西诸地，与临安府之邮传建设自然亦较平常。又，从绍兴、庆元及台州铺兵配置及递铺设置状况看，南宋时岭南东部与朝廷之文书传递虽经行潮州、泉州、漳州而达(103)，但仍是从福州转衢州而至临安，并不多走温州、台州之路线。此正可以解释为何福州递铺铺兵有十二到十四人，而台州递铺仅四到七人之疑问。又，检核《淳熙三山志》有关邮传之记载，最为清晰完备者，便是南路和西路，北路却模糊不清，亦正是这一推测之佐证。

明了浙东西形势之不同，便知其邮传功能亦必有明显之差异，即临安府连接浙西、江东之邮传，除负责日常行政文书传递外，更要承担紧急军事文书之传递，军事功能较为明显；而临安府与庆元等浙东州府之邮传，则以行政功能为主，传递日常行政文书，紧急之时，才兼递军事文书，或专门铺设摆铺一类邮传。如宝祐六年（1258），为防蒙古军窥伺海道，南宋即从金山（今浙江海盐东北海域中）和招宝山（今浙江镇海东北）等处分别连接澉浦和定海，摆设烽燧铺，以烽烟示警。烽燧铺虽非以文书传递情报，但亦是数里至十余里一铺，每铺用兵五名(104)，与摆铺相类。但疑问并未就此完全消除，即如徽州境内邮传有省铺与斥堠之分别，知其可各司其职；临安府南路之斥堠，每隔一铺便有马递之设，亦可察知有省铺与斥堠之并立，或同一斥堠铺，兼有省递之功能。但建康、镇江二府却未见有不同种类递铺之分立。考镇江递铺人数或二十六，或十六，显然远远超出南宋历次所规定之斥堠铺铺兵数，亦多于一般省铺铺兵数，必定是省铺与斥堠铺同立于一铺，各有分工，或隔铺承担省递职能之状况。这不仅与以往省铺中一铺同兼步递、马递、急脚递之职能(105)情况相同，亦正是南宋新置斥堠铺、摆铺与省铺并存，甚至混一之结果(106)。

五　结语

本来只是全国经济重心且远居大后方的江浙地区，随着宋室南渡，北方沦为金朝统治区而又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和交通重心，同时亦是文化重心。这一形势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不仅如此，因南宋持续受到金国和蒙元的军事压迫，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江浙，及其与两淮、江汉等区域的连接地带，成为军事设防及相关建设的重点地区。单就邮传建设来说，作为政治和军事指挥中枢的临安府及其周围，显然又是重中之重。为了保证中央与军事前线及各地的信息通畅，南宋政府曾不遗余力地对邮传加以整顿和更张，尽管其文书传递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南宋更张邮传之过程，及在临安府周围建立起的邮传系统，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军事防御部署之特点，及相关政治状况，更以生动之事实展现了南宋邮传设置之地区差异及驿传制度变更之结果。

原载《文史》2008年第3辑（总第84辑），中华书局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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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南宋邮传研究之成果，主要有：〔日〕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东洋学报》34，1—4，1952；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曹家齐：《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曹家齐：《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5月；曹家齐：《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 以上据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文书传递制度》归纳，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95-152。

(3) 关于中国交通重心东南移之说，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第一章《唐宋时期南方交通发展之表现及原因》，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1-51。

(4) （宋）张守：《毗陵集》卷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7册，页734-73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条，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页293。

(5)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建康府·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744。

(6) 《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风俗形胜》引《镇江志》，页400。

(7) 《要录》卷八九，绍兴五年五月丙申条，第326册，页267。

(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477。

(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七，页7497。

(10)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11) （元）脱脱：《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583。

(12) 《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页4869。

(13) 《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页448。

(14) （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四《条奏海道备御六事》，十万卷楼丛书本，页11。

(15) 以上参阅〔日〕曾我部静雄：《南宋的水军》，原载于氏著《宋代政经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版），今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70-391；顾宏义：《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宋史研究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页153-168。

(16) 《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条，第325册，页293。

(17)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一，页7494。

(18) 关于北宋末年邮传衰敝之表现及其原因，详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二，页7494。

(20)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

(21) 《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丁卯条记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言：“维扬无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

(22)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至四四，页7495。按：关于斥堠铺之设，《要录》在记及同条内容时，称“摆铺”，《宋会要》本条则有言“摆铺斥堠”。关于两个“摆铺”，笔者认为前者为“斥堠”之误，后者乃是动词。见前揭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

(23) 参见前揭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24)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6458。

(25) 参见拙文《宋代递铺种类考辨》，载于《文史》第五十一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

(26) 分别见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二《邸驿》，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316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庚戌条；《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8806。

(27) 《玉海》卷一七二《邸驿》，页3166。

(28) 详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2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四，页7495；一〇之四六，页7496；一〇之四八，页7497。

(30)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六，页7496。

(31)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五二，页7499。

(32) 详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

(3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九，页7504。

(34) 关于南宋摆铺创置之时间，《要录》、《宋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嘉泰会稽志》等书中有建炎三年、绍兴四年、绍兴三十年、绍兴三十二年等不同记载，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应以绍兴四年为宜，详见前揭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

(3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3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3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3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一一之一七，页7508；一一之二〇，页7510。

(3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40) 见前揭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41)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

(4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四，页7502。

(4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44)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五，页7502；一一之六，页7503。

(4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五，页7502。

(46)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页6458。

(4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八，页7514。

(4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4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八，页7509。

(50)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九，页7509。

(5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一至三二，页7515-7516。

(52) 根据《宋会要》等书之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以后，给人的印象是，递角盗拆、违失现象更为严重。路途中有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却入白纸在内传送者。递角的违失、盗拆现象以孝宗乾道年间最为盛行。“诸处文字及承受朝省发下递角，多为沿途盗拆，不知其数。”“留滞及藏匿不至去处，弊端不一。”详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

(53)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852。

(54) （宋）赵不悔、罗愿：《新安志》卷一《州郡·邮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7613。

(55) 《新安志》卷三《歙县·道路》，页7635。

(56) 《新安志》卷一《州郡·邮传》，页7613。

(57) 《新安志》卷四《休宁·道路》，页7647。

(58) 《新安志》卷五《黟县·驿道》，页7673。

(59) 《新安志》卷四《祁门·道路》，页7654。

(60)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2。

(61)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七，页7477。

(62)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七，页7497。

(63)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2。

(64)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九《邮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4729。

(65)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广德军》，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48。

(66)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462。

(67) 《新安志》卷一《州郡·道路》，页7608。

(68) （宋）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铺驿》，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1536。

(69)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2。

(70) 《嘉泰吴兴志》卷九《邮驿》，页4728-4729。

(71) 《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驿路》，页1537；（宋）史弥坚、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二《公廨·邮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2409。

(72) 《嘉定镇江志》卷一二《公廨·邮传》，页2409。

(73) （宋）史能志：《咸淳毗陵志》卷五《馆舍》，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001。

(74) 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75) 《咸淳毗陵志》卷二《陆程》，页2980。

(76)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2。

(77) （宋）朱端常、林志、胡林卿：《云间志》卷上《镇戍》，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7。

(78)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九，页7498。

(79) （宋）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〇，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119。

(80) 《咸淳临安志》卷三八《塘·许参政应龙永和堤记》，页3701。

(81) 《嘉泰吴兴志》卷九《邮驿》，页4728。

(82) 《咸淳临安志》卷一七《疆域二·郡县境》，页3530、3529。

(83) （宋）沈作宾、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二《八县》，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6933。

(84) 《嘉泰会稽志》卷四《邮置》，页6781。

(85) 《嘉泰会稽志》卷一二《八县》，页6924。

(86) （宋）胡榘修、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驿铺》，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5031。

(87) 《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驿铺》，页5031。

(88) 《嘉泰会稽志》卷一二《八县》，页6926。

(89)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1。

(90)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陆路》，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223。

(91)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1。

(92)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八《军防门·诸县铺兵》，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7422-7423；《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驿铺》，页5031。

(93) 《新安志》卷一《州郡·邮传》，页7613。

(94) 《咸淳临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邮置》，页3852；卷一七《疆域二·郡县境》，页3529。

(9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七，页7497。

(96) 《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铺驿》，页1536。

(97) 参见《宋元方志丛刊·影印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4。

(98) 《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驿铺》，页5031；《嘉定赤城志》卷一八《军防门·诸县铺兵》，页7422-7423。

(9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五，页7502。

(100) 《要录》卷八九，绍兴五年五月丙申条，页267。

(101) 参见前揭顾宏义：《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

(102) 参见前揭曾我部静雄：《南宋的水军》。

(10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八，页7519。

(104) （宋）吴潜、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五《烽燧》，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5985-5986。

(105) 参见拙文《宋代递铺种类考辨》

(106) 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
——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一　前言

绍兴十年（1140）间，岳飞北伐大军逼近开封，却日奉“十二道金牌”而被迫班师之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所谓“金牌”，即指创自北宋神宗时期的文书传递制度——金字牌递中附于文书之标志“金字牌”，因此牌为“木牌朱漆黄金字”(1)，故有是名。金字牌递自创设之日起，一直作为文书传递之最高速度等级，传送自御前发下之急速文字，并延用到南宋。因其在两宋行政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关联岳飞班师之故事，故屡被学界论及(2)。但以往之论著多集中于对金字牌递制度本身之考察，或述其传递方式，或辨其创设时间，而未及其他。实际上，相关金字牌递这一制度之创设与实行，有许多耐人寻味之问题。如金字牌递在何背景下创设？其直接动因又是什么？所传递之“御前文字”包括哪些内容？这一传递制度之出现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状况？具体传递效果及对所关系之行政、军事的影响如何？岳飞因何日奉“十二道金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而前人较少留意之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讨论，并敬待方家指教。

二　金字牌递创设原因及背景

一般说来，历代官文书传递，均会根据文书之性质而定其传递速度之快慢。普通公文依常程传递，速度一般较慢；重要而紧切之文书，如军期文字和赦书一类，则采用急递传送。其日行速度，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五百里不等，大概唐、宋、元、明诸朝即是如此，至清代又有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之文书传递。但无论怎样，如宋代在急递之外又别设一种以特制信牌为标志之传递，其他各代殊未易见。其原因不能不令人思索。

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是所知将文书传递明确划分等级的朝代，而且相关制度在金字牌递设置之前即已确立。其传递等级即如沈括在记及金字牌递时所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沈括接着记曰：“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3)由此可知，在金字牌递创设之前，北宋之文书传递不仅形成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而且马递、步递日行速度应慢于急脚递之四百里。尽管今日所知步递、马递一般速度之记载，均见于熙宁之后，即步递日行二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4)，却与沈括所言熙宁前事实相符合。但这一立制并不一定是北宋建立之初就有的，而应是逐步形成，其传递等级之速度亦非一成不变的。

文书传递系统是维持国家行政运作和政治一统的必备条件，不可一日无之，故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就十分重视递铺系统之建设与完善。如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即“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5)。揆之常理，传递常程文书之步递应是文书传递系统之基本设施，应是最先设置，分布亦最为普遍。而国家行政急务亦常有，何况北宋建立之初即面临统一全国之任务，战事不断，所以亦必有快递，但是否名之为“马递”、“急脚递”，并与步递形成速度递增之等级，则因文献失载不得而知。今可知，宋代之“马递”、“急脚递”名称见诸文献，是在真宗时期（998-1022）。如咸平六年（1003）七月枢密院言：“马递宣敕付外，别无文簿拘辖，纵有失坠，无由尽知。欲别置司，以簿发遣。”景德二年（1005）三月，“诏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佗）［他］处文书不得承受”(6)。但这两条诏令皆不似马递、急脚递初设之记载，两种快速传递应是之前就已设置。据沈括所言急脚递“唯军兴则用之”(7)，则急脚递应非常设，更不是普遍设置。又据文献反映，马递亦非整齐划一和普遍设置，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而设或逐步完善的。如景德四年（1007）七月，“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8)。

关于马递和急脚递之传递速度，真宗以前未见记载。据沈括所记，既是急脚递最速，日行四百里，那么马递传递速度当少于四百里，而应以前揭之日行三百里为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仁宗（1023-1063）皇祐元年（1049）十月就曾诏“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9)，马递速度反在急脚递之上。但这或许是非常形势下之特殊措施，并非一贯之规定。后来又有另一种特殊状况，即前揭元祐六年（1091）刑部、大理寺言“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10)。但无论如何，在神宗（1068-1085）熙宁以前，就已设有马递和急脚递，而且马递亦应具备日行五百里之传递能力，正与后来金字牌递速度相同，那么北宋朝廷为何还要专设金字牌递呢？且看有关金字牌递创置起始之记载。

关于金字牌递创置之始，除《梦溪笔谈》记为熙宁时外，《嘉泰会稽志》另载：“元丰六年（1083）八月，始用金字牌”，下注云：“牌用朱漆，以金饰字。”(11)与《梦溪笔谈》所记有数年之差。翻检《长编》、《宋会要》等史籍，熙宁年间并未有金字牌递出现之明确记载，倒是元丰年间记载与《嘉泰会稽志》略同。《长编》载：

［元丰六年九月丁卯］诏：“环庆路经略司具析有无兵入西界讨贼斩获。仍详鄜延路言：‘西贼欲来酬报事，选人伺候，常为预备，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官等遵守前诏，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尤速于急递。(12)

《宋会要》有相同之记载(13)。尽管两书所载时间与《嘉泰会稽志》中相差一月，却亦似可印证其金字牌递始于元丰六年说。那么，相对诸书撰著者而言，沈括却是亲历神宗朝历史之人，难道记载会有严重之偏差？实际上，《梦溪笔谈》与《嘉泰会稽志》所载金字牌递创设时间，都没有错，只是所据标准不同。后者所据是金字牌递形成定制时间，前者所据则为金字牌递之肇始雏形(14)。

金字牌递之雏形正是在熙宁时出现。熙宁十年（1077）正月，神宗御批：“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15)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神宗降下御批，陡立新制，“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考御批所言“安南行营动静”及当时之形势，却是因为对交趾用兵之事。

神宗即位，“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16)，于是任王安石（1021-1086）而兴变法，务开边以广疆土。在推行新法之同时，亦对西北之熙河、西夏及南方之交趾用兵。神宗与王安石统一交趾之谋议当始于熙宁二年（1069）以后，但采取实际行动则从熙宁六年开始。该年二月，用沈起知桂州，沈到任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餫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悉禁止之”。继任者刘彝则“日遏绝其（交趾）表疏”(17)，结果交趾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冬分三路侵入宋境，“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杀之。又陷邕州，杀（李）［守］将苏缄，屠其民五万余口”(18)。交趾迅猛之攻势和残酷之杀戮使宋朝野震惊。宋廷于当年十二月便命知延州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入内押班李宪副之，并调“秦晋锐兵十万人，发军骑总九将军”，同时调用广西、广东、荆湖、河北等路兵员与物资(19)，欲将交趾军尽快驱逐出境。熙宁九年二月，宋廷又命郭逵代赵卨为正使，赵卨为副，将兵入广西。交趾见宋朝大军至，遂撤兵去。宋军海陆并进，并约占城、真腊两国合击交趾。同年冬，宋军挺进交趾境内，攻取广源州等地，进抵富良江。虽然颇有斩获，最终却使“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20)，无法进兵，又兼交趾愿意遣使奉表，只好班师。总的说来，宋军之反击及神宗、王安石谋取交趾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21)。

此次对交趾用兵，乃是北宋继皇祐平定侬智高变乱后又一次对南疆之军事行动，其用兵规模超过皇祐，而且这次行动又深系开边扩土之全局，故对朝廷之压力亦应胜于皇祐之时。为了及时掌握前线事态，便于决策、指挥，保证中央与岭南文书传递之快捷，是首要条件。因此无论仁宗还是神宗，都非常重视中央与岭南之间的邮传建设。

北宋初年，中央与岭南便设有递铺，而且很有可能已有马递(22)。景德四年（1007），因宜州发生兵变，“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23)，是明确可知中央与广西之间设置马递之始。庆历五年（1045）三月，“广西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平。杞初行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贼，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24)。从此言看，似乎庆历年间广西已有急脚递之设，但若参照以后广西递铺之设置情况，此处之“急递”可能是指“马递”。皇祐年间，侬智高为乱，宋廷为保障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于皇祐四年（1052）七月下诏，“自京至广州增置马递铺，仍令内臣一员提举”(25)。九月，又“赐自京至广南西路马递铺卒缗钱”(26)，以激励铺卒传递文书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令北宋朝廷紧张而忧心的侬智高之乱期间，无论是京师至广州还是至广西，都还只是设置马递，而未见有急脚递之设。皇祐元年（1049）十月二十三日，“诏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27)，是否与广西军事有关，则未可确知。但熙宁年间，为了满足广西军事需要，终于设置了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急脚递。即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自京至广西邕、桂州已来沿边，置急递铺，仍令入内省差使臣一人点检”(28)。而这一时间，正是设置安南行营，调集各路兵员和物资发往广西之时。但是在急脚递设置仅仅一年后，即熙宁十年正月壬子，神宗即下达前揭关于金字牌雏形之御批：“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29)而此时正是宋军陷于困境之时。

是急脚递设置不久其传递能力就下降了吗？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即便是后来正式之金字牌递文书亦是通过急脚递传递的，金字牌递只是一种在文书后别加长牌的特殊传递等级，并非在急脚递之外另设的一种传递系统(30)。况且，文献中亦未见熙宁、元丰之时邮传系统紊乱之迹象。那么，既然急脚递传递能力没有下降，而马递亦有可能执行更快速度之传递，为何还要另设一种快递等级呢？次年的神宗一条手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团。元丰元年（1078）五月，神宗手诏云：

日者，广西凡有边事，动至五六处交奏，不惟过涉张皇，深虑缘路习为常事，或真有边机当速者，反致稽迟。可速下转运、提点刑狱、经略邕州安抚都监司，自今后非紧切边事，毋得擅发急递，及经略司已奏者，不须重复。如逐司自有所见，及经略司处置未尽，不拘此令。(31)

大概是广西边事亦给地方军政官员造成了很大压力，一有情况，辄以急脚递向朝廷发送，致使难辨缓急，徒生紧张。因此，朝廷便需要一条可靠专达的信息渠道，以了解广西军前每日之动静，前揭“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正是这一需要之产物。但这一举措却逐渐成为一种定制，至元丰六年（1083）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文书传递等级——金字牌递。而金字牌递之正式确立，又是因为另一场开边扩土之战——伐夏之役。

元丰四年（1081）七月，神宗不顾孙固等大臣反对，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会陜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李宪出熙河，种（锷）［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东”(32)，分道并进。最初，诸路军皆有斩获，特别是王中正、种谔两路军，攻占了通往横山的军事要镇米脂、浮图、吴堡、义河四寨，李宪一路则开拓了兰州和熙河部分地区。但由于西夏军坚壁清野，绝其馈运，又加天气因素，宋军亦损挫甚重。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导致会师灵州计划破产，十一月，高遵裕、刘昌祚两路军在灵州城下遭受惨败。元丰五年（1082）夏，神宗再议伐夏，于八月遣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率蕃汉十余军，八万余人，役夫荷粮者十六万，从延州出发。徐禧不听正确意见，在永乐筑城。西夏大军来争，徐禧又措置不当，结果又导致永乐城惨败。灵州、永乐之败，使宋军损失惨重。史载：“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堡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33)元丰六年（1083）春夏，西夏又屡犯兰州、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皆被宋军击退。闰六月，西夏主秉常奉表请和。但到了八月，谍报西夏又号称点集数十万兵，欲再犯兰州。与此同时，宋廷又接到权提点秦凤等路刑狱吕温卿奏报：“臣近权秦州，点检将下军马，武艺生疏，人材尫弱，多不可出战，及本州自今年正月至七月，禁军逃亡三千三百八十二人。”(34)这不能不令宋廷为之紧张，并感受到沉重之压力。以此形势，应全力应对兰州一方战事，避免多方生事，同时须保障朝廷与前方信息传递之快捷和准确。前揭九月下达给环庆、鄜延两路诏书之内容中“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等，遵守遣诏，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应正是针对这一形势而发。但从“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一语判断，使用金字牌发下文书，应在此前便已开始，而且很可能就在八月。因此，《嘉泰会稽志》中“元丰六年八月，始用金字牌”之记载，可能确有所据。

如果金字牌递仅为单纯高于急脚递、马递的一种传递等级，则我们从熙丰时期开边扩土之军事形势来理解其产生原因和背景，应是充分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沈括除言金字牌递速度“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外，又言：“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35)元丰六年九月诏诫环庆、鄜延两路时，则是“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而金字牌上面所书文字又是“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由此可以看出，金字牌递不仅是速度快于急脚递，其出入朝廷之程序更是有特别规定，而所传递文字亦专为“御前文字”。

金字牌递设置之前，中央与地方往来之文书，皆经进奏院。进奏院“总天下之邮递”(36)，是宋朝中央收发文书之总机关。元丰改制前，进奏院或置监官典领，或以知银台司等官提举；元丰改制后，则隶门下省给事中。其职能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州府军监天下］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进”(37)。具体说来，进奏院对于接收到的地方章奏，在北宋前期，交银台司，再由银台司交通进司而达御前，元丰新制后，则交门下省章奏房；边防机密事件，许进奏院直赴通进司投进。至于诏敕及中书、枢密院宣札、诸司符牒下达，则由进奏院承接后封装递送诸路(38)。而金字牌递却是直接“自御前发下”，或“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或“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显然不经进奏院与通进司等机构。但金字牌递之收发亦不可能直接在皇帝与递铺兵之间进行，仍必须有一机构负责，这便是设于禁中，直接为皇帝掌控之入内内侍省。(39)

如果仅是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前线军事情报，那么整顿急脚递，或令金字牌递文书经由进奏院、通进司传接，并严加约束，亦未尝不可。但金字牌递却由禁中之入内内侍省发下，更不经门下省，甚至枢密院亦不得干预。这显然昭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处理某些重要军国大事时，直接指挥，而不欲门下省、枢密院等外朝机构插手。或者可以说，皇帝或皇帝与其亲信者，为完成其心中之计划，意欲排除干扰而行专断。考察神宗朝政治状况，这一结论正与事实相符。

余英时先生在研究了神宗朝及整个宋代政治状况后，深刻地指出，宋代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在熙宁变法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变法的原动力来自神宗，亦即皇帝拥有最后之权源，另一方面，相权在王安石时代则有扩大的倾向。从熙宁二年（1069）行“新法”以来，权力中心完全随着王安石个人的职位而移动，神宗对王安石绝对支持。不但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而且在某一意义上说，君权与相权也暂时合而为一了。对于这一结论，余先生曾举出若干例证，其中主要者有二：一是于熙宁二年设置专门之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所领事务“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使王安石拥有非常之相权。二是朝中实权操于王安石一人之手，即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曾公亮、陈升之并相，位同虚设；及王安石独相，则大权全入宰相之手，参知政事冯京（1021—1094）、王珪（1019-1085）两人反而只有“押字”之分了(40)。余先生之论甚是真知灼见。但关于君权与相权暂时合一，抑或是最高权力极度膨胀之表现，尚有另外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最高权力文书之拟定与颁降发生了重要变化，亦即出自皇帝御前之手诏、御笔大量使用。史载：“初，国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宁间，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盖大臣有阴从中而为之者。”(41)此正指神宗对王安石倚信之事实，手诏颁下之用意，显然在于决策之独断，正与“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置相一致。而手诏之颁降更在于强调与表达以绝对权威对事务之决断，而免致他者，特别是以中书为核心的外朝官之干扰。

以文书为表现形式之绝对权威，除须在拟定和颁降程序中得以体现外，亦须在传递环节中有所体现，以发挥更强之实效，亦即必须与其他普通文书传递有所区别。自御前发下，专门传递御前文字，门下省及枢密院不得预闻之金字牌递应是这一需要产生之结果。

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君权与相权之合一是短暂的。余英时先生精辟地论述道：“所谓君权与相权的短暂合一，其实是神宗主动将他的君权纳入安石相权的运行轨道。这中间贯注了一股共同的理想”，“但理想一落到权力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惟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力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坚决求去，神宗终勉从其请。但在此前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已露痕迹。”“神宗和安石合作的后期，权力意识在双方都已浮现”，神宗开始防范君权旁落了，亲定元丰官制便寓有削减相权之意(42)。实际上，自王安石去位以后，君权与相权合而为一之局面就结束了。然而，因神宗变法图强之理想仍在继续，故政治秩序不仅没有恢复到变法之前，而且向着皇权独尊发展。神宗没有重新选择一位王安石式宰相并与之合而为一，亦没有完全信赖三省、枢密院而改变颁降“御前文字”之做法，而是继续强皇权之威势，越朝臣而逞己志。但皇帝绝难事必躬亲而日理万机，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皇帝若要越朝臣而成事，不外三途：或宠宦寺，或倚佞幸，或立“中朝”以抗“外朝”，神宗选择了前者。众所周知，宋代虽无如汉、唐、明之宦官擅权，却有徽宗朝童贯、梁师成之流之猖獗。至于宋代如童贯等宦官涉足军政之原因，旧史及今之一般论者多归责于徽宗（1101-1125）之昏庸，实不知开其端者乃是神宗。宋初以来，虽不无得宠骄恣之宦官，但除王继恩率兵征讨李顺外，余不过为走马承受、兵马钤辖，再少有身兼将帅及得预军国重事者。至神宗朝，则出现宦寺李宪、王中正节制兵马，率军西征西夏、熙河，南讨交趾之举。及宦官李舜举制置泾源军马，赞画伐夏之谋，则慨然对大臣王珪直言：“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内臣正宜供禁廷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43)但此皆非宦寺势力膨胀所致，而是因于神宗皇权之倚信。至此，金字牌递为何自入内内侍省发下，而不经通进司和进奏院，便不言自明了。

综上所述可知，金字牌递产生于熙丰时期变法图强、开边扩土之大背景下。表面上看，是讨交趾与伐西夏之军事需要，而实际上却是变法图强之政治理想下，皇权与相权关系合分、竞逐下之产物。但这一传递等级并没有随神宗之驾崩而废除，而是被继承下来，作为依靠威权来保障速度，实现文书军政绩效之重要手段，一直延用到南宋。

三　金字牌递所传送之“御前文字”

金字牌上既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则金字牌递传递之文书当以“御前文字”，或者说是自御前发下文字与回覆御前文字为主。那么，所谓“御前文字”都包括哪些种类文书？检核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金字牌传递之记载，其传递之“御前文字”无外乎御笔手诏与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三省枢密院札子等。以下举例言之：

（1）御笔手诏、御札例

北宋末，王安中《大获胜捷札子》云：

臣于今月六日，准入内内侍省递到御前金字牌子递角一道，伏奉御笔手诏，以臣遣发军马讨荡奚贼，大获胜捷，特赐奖谕。(44)

绍兴四年（1134）六月，岳飞（1103-1142）《画守襄阳等郡札子》云：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飞札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准御前金字牌，伏蒙圣慈特降亲札处分，令臣条具襄阳、随、郢利害。”(45)

绍兴五年七月，李纲（1083—1140）上《谢亲笔札子》云：

臣某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亲笔诏书一道，臣已望阙谢恩祗受讫，跪读圣训，仰戴天恩，涕泗横流，精爽飞越。(46)

乾道时，知建康府洪遵（1120—1174）《奏收养童幼札子》曰：

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御宝封降下御笔，闻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其父母。(47)

理宗时，李曾伯（1198年-？）《谢御笔戒谕兵将等事奏》云：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时，恭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御宝实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谕臣以秋风尚高，敌情叵测，必厉兵秣马，训将练卒，精料事宜，坚立规画，叶帅守戒将士，以副责望等事。(48)

（2）尚书省札子例

绍兴五年，李纲《辞免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状》云：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书省札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许辞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49)

绍兴六年五月，岳飞《辞格外赙赠银绢札子》云：

草土臣岳飞札子奏：“比蒙圣恩，以臣母身亡，特赐银、绢一千匹、两，即具恳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允。伏念臣遭遇圣眷，过于山岳，感激之心，惟极涕泗。今已安葬了当，种种办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项银、绢实难重迭祗拜，伏望特赐寝罢。取进止。”(50)

绍兴时，叶梦得（1077-1148）《辞免观文殿学士再任状》云：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书省札子一道，伏奉圣恩，除臣观文殿学士令再任者(51)。

（3）枢密院札子例

绍兴初，李光（1078-1159）《应诏论盗贼事宜状》云：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枢密院三月二十三日札子，枢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乡民，间有啸聚作过去处，朝廷屡遣官兵讨捕，并累降指挥，立限招抚放免。(52)

绍兴六年，李纲《再陈己见札子》云：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以臣奏陈防秋利害，切中事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札送臣照会，仰荷圣恩，第深感惧，伏念臣罕识寡闻，初无智略，徒以误膺知奖，实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听。(53)

绍兴八年，张守《辞免除知洪州札子》云：

臣伏蒙圣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寻具奏辞免，续准御前金字牌递到枢密院札子，备奉圣旨，令臣疾速起发前去之任。(54)

（4）三省、枢密院札子例

隆兴元年（1163），显谟阁直学士虞允文（1110-1175）论荆鄂两军分戍唐州积粮免差夫运，上奏曰：

臣伏准金字牌递御前封到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于四月初将出戍军兵到军日久、住营最远之人，先次发回，其余令更番休息。(55)

隆兴二年，汪应臣（1118—1176）《辞免四川安抚制置使奏状》云：

右臣准行在入内内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宝封送下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圣旨，除臣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56)

金字牌递除传送以上文书外，有时还传递赦书、官告和类省试特别指挥等(57)，虽然亦属紧切文书，但不是主要的。另外，地方官员和前线将领接到御前金字牌后，亦可用原金字牌递回奏状。如李纲《与秦相公第八书别副》云：“已具奏乞留飞，且于本路驻扎，措置盗贼，将来沿江有警，自可顺流应援，一举而两得，未奉俞音。今再因金字牌递角附奏，论之颇详。心之精微，尽于此矣。”(58)《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副》云：“昨日因金字牌递角回，于申省状皮筒内，尝附手询，必已彻钧听，恐道路或有阻节，再令小儿书写拜呈。书中所恳存留岳飞一事，辞情激切，非敢有所要也。”(59)但此类奏状仅是回复御前文字之文书。

御笔手诏、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究竟是何种文书，因何而称为“御前文字”？先看御笔手诏。

御笔手诏是皇帝直下文书，属于非常典文书，“御笔手诏”或“手诏”，有的应是皇帝亲笔书写，文字系散文，不套用四六句式(60)。今存之“宋高宗绍兴七年赐岳飞手诏真迹”即是此类诏书。但有的则未必是皇帝亲自书写，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61)

御札是皇帝签发，用以布告或下达紧要命令之文书，其体严于诏书(62)。考宋高宗赐岳飞御札中有“御押”(63)，可知御札应与御笔手诏相当。

日本学者德永洋介曾对宋代之“御笔手诏”进行过专门研究，发表《宋代の御筆手詔》一文，认为，御笔手诏构成了北宋末至南宋时代宋代文书系统之骨干。但关于御笔之代书者，德永洋介仅根据《朝野杂记》之记载，认为是宫中“女官”(64)。实际上，代皇帝书写御笔诏书者，除所谓内省夫人外，应还有其他人员。如宿直禁中之御书院官员中，便有御书待诏、翰林待诏、御前文字库祗应等技术官，“掌御制、御书及供奉笔札、图籍之事”(65)。另设有校正御前文字之官(66)。徽宗时，甚至由蔡京（1047-1126）拟定密进及宦官杨球代书者。史载：“［蔡京］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67)但不论由何人代书，“御笔手诏”却是名义上由皇帝“亲书”，直接出自“御前”之文字，正如楼钥（1137-1213）所言：“命令不由中书，不由封驳之地，……而御批已自别行。”(68)与由学士院翰林学士草拟之普通诏书不同，体现出皇帝对军国事务直接指挥之最高威权。德永洋介在举出中国历史上类似事例后指出：“御笔制度亦不例外地有同样的体现，尽管还维持着与宰相仔细磋商后再下裁断的原则，却为皇帝对六部以下行政机关进行直接指挥的体制开了先河。在明代内阁与司礼掌印太监相关联的诸多方面，也不能忽视其所起的先导作用。”(69)

所谓尚书省札子，简称“省札”，乃“自尚书省施行事”文书，“以由拳山所造纸书押给降，下百司、监司、州军去处是也”(70)。该文书之行用，始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该年五月，“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并用札子”(71)。“省札”虽是自尚书省行下文书，但并非擅自拟定下达，而是“得旨合下去处”，文书内亦皆有“奉圣旨”之句。如绍兴八年（1138）尚书省下达给岳飞之《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内容和格式：

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奏：“臣今月初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递到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令韩世忠、张俊、岳飞如别无警急事宜，各量带亲兵，暂赴行在奏事。’臣除已恭依处分外，契勘臣累具奏闻，乞归田野，以养残躯，未赐俞允。伏望圣慈检会臣前后所奏，速降睿旨，许臣致仕，庶几不致上误国计。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以来，听候指挥。臣不胜恳切之至。取进止。”

右奉圣旨，□乞□□仍依已降指挥，疾速起发，前来行在奏事。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太尉疾速施行，准此。

绍兴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押押押(72)

枢密院札子即由枢密院行下文书(73)，但亦非枢密院独自颁行，与省札一样，乃得旨行下。如前揭李纲《再陈己见札子》及张守《辞免除知洪州札子》中，提到枢密院札子时，内均有“奉圣旨”之句。三省、枢密院札子则为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或“奉手诏”颁下之文书。(74)

若从“奉圣旨”之角度看，无论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还是三省枢密院札子，都可以理解为来自“御前”之文字。但并非所有上述札子均须由御前金字牌发下，或者可以说，多数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应该都是由进奏院下发，因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本来就是进奏院之职能。检核经由金字牌递发送之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其内容多为事涉紧急之军令、政令、奖谕及重要除命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臣僚奏议中反映出，御笔手诏、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及三省枢密院札子，用金字牌传递时，往往有御宝封装。如淳熙时，蔡戡上《条具屯田事宜状》云：

臣等准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书省札子节文，福州观察使、建康诸军都统制郭刚札子奏：“六月三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御宝封降下御笔：‘……’付臣谨已，仰体圣训，恭禀施行。”(75)

理宗时，李曾伯《辞免资政》云：

照对臣闰六月二十一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侍省皮匣御宝实封，降下尚书省札子，闰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笔，李某依旧资政殿学士，除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揩置战守，进司夔路。又尚书省札子并敕一道，奉御笔，李某特赐同进士出身。(76)

绍兴六年，岳飞上《目疾乞解军务札子》云：

又于十六日据薛弼申，累准金字牌降到御封枢密院札子，催促全军人马前去江、池州，称已勾抽襄阳等处军马前来，犹恐迟缓，已整龊在寨军马，止候兜请钱粮，俵散衣赐了当，先次起发。(77)

部分尚书省札子和枢密院札子不再经进奏院，而经入内内侍省，用御宝封装，以金字牌递发下，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文书权威性之增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御前文字”之性质；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皇帝对三省（主要是尚书省）、枢密院下发文书之直接掌控与干预。这不能不说是皇权之进一步膨胀或强化。根据文献中有关金字牌递传送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及三省枢密院札子之记载看，这种情况在南宋，特别是前期更为突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书传递之外，宋代尚有由皇帝赐出并以表皇帝权威提高身份及处理重要事务之金字牌和金字牌旗榜。如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荣州团练使赵思忠等入辞，诏以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事。思忠乞廨舍，……又乞蕃僧金字牌，许之”(78)。此处之“金字牌”，大概为提高身份之用。又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遣朝散郎谢向措置福建兵民寨栅。时范汝为盗炽，官军多失利。故命向持金字牌往招之”(79)。绍兴五年（1135）二月，“赐荆襄制置使岳飞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从飞请也”(80)。绍兴七年（1137）二月，“右司员外郎、川陕宣谕范直方乞金字牌旗榜二副，所过缓急，招收盗贼。许之”(81)。此处之“金字牌”和“金字牌旗榜”，则作为信物，代表皇帝招安之用，显非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只是在代表皇帝威权方面，与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一致。至于与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有无关联，则未可知。

四　金字牌递文书传递状况——兼说岳飞日奉“十二道金牌”

金字牌递为宋代文书传递中最快者，一般由急脚递传送。南宋时，鉴于旧有递铺系统（因隶属于尚书省，称“省铺”或“省递”）遭受破坏，未得快速恢复，乃于军事前沿地区至行在所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与摆铺，“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尽管斥堠递传递速度规定为日行三百三十里，摆铺递为日行三百五十里(82)，但金字牌递仍限为日行五百里(83)。宋代急脚递之传递方式是，或骑马传递，或脚走传递，两种情况并存，金字牌递亦是如此(84)。但金字牌递文书传递过程中，似乎要求更高一些。在北宋时，即有沈括“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之描述；南宋建立之初即规定：“选择少壮健捷之人，均拨诸铺，专一传送御前金字牌递角。如人数阙少，即于憪慢铺分摘挪差使，须管每铺各有少壮，专一承传，并仰依法不（得）［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85)

为了保障金字牌递之传递速度，宋廷陆续出台相关奖惩条例。若能保持传递准时无违滞，铺兵和巡辖使臣都会受到一定奖励。如元丰七年即规定：“诸递铺转送金字朱牌，无迟滞四次者转一资，或赐绢五匹，余每次绢一匹。”(86)初编于南宋，由元人增补之法律教科书《金玉新书》，抄录《元符敕令格式》中相关条文又云：“诸急脚兵传过御前不入铺金字牌文书无稽违者，特支钱，每人五角以上五百文，十角以上一贯，二十角以上一贯五百文，三十角以上二贯。”“诸急脚递承传御前不入铺及金字牌文书，月终通判驱磨，无稽违者，每季具承待铺兵姓名、传过角数，保明申州，验实给特支钱。其巡辖使臣任满，通所管铺催传及二十角以上，廨宇所在州申会本路提举官，委无稽滞，类聚保奏。”(87)对于造成文书传递违滞者，则予以惩罚，而且对金字牌递违滞者之惩罚更重于普通快递。如对于急脚递和马递：“违不满时者，笞五十，一时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致有废缺事理重者，奏裁。”(88)而“诸急脚递承传御前不入铺及金字牌文书而违不满时者，杖一百，一时徒一年，配五百里，每时加一等，至徒三年止，配千里并重役处，致有废阙事理重者，奏裁。曹司、节级失觉察，杖一百；巡辖使臣减一等”(89)。

金字牌递是凭借最高威权保障传递速度，从而最为迅捷地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间之信息联络，以实现中央权力在地方及军事行动中最有效施行之文书传递等级，实行于北宋后期及南宋时期。其制度保障是其他传递等级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传递等级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之间信息联络方面，应该是行之有效的，而且亦发挥出不可替代之作用，不然，不会一经创立，便在相当长时期内行之不改。从其传递效果看，在设置初期应该是不错的，南宋时期，亦在一定阶段内相对保持良好之状态，特别是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送御前急件数量甚大，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出关键作用。如《要录》载，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宣庆使、康州防御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彦，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陈永锡各进遥郡一官，以枢密院言自敌犯淮甸（绍兴四年九月）至车驾回临安府（绍兴五年二月），本省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无稽滞，理宜推恩故也”(90)。半年之内，金字牌递文书竟达一千余封，数量之大可谓惊人。尽管其中“即无稽滞”不无夸张，但亦可见此时金字牌递传递效果尚可差强人意。又，从前揭诸位臣僚奏议中言及得奉御前金字牌递文书之例，亦可多少察知，多数情况下金字牌递发挥之作用。但若细作考虑，则亦可见，许多情况下，至高威权保障与繁密制度约束下之金字牌递，并非尽如人意，或可说不能实现其威权保障、制度要求之目的，甚至变化无常，出现戏剧性之效果。

检视现存文献中相关记载，金字牌递受到直接侵害之例，发生于北宋末年，而胆敢挑战金字牌之权威者，却是皇帝最为倚信之身边人——内侍。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分两路南下侵宋，次年（靖康元年）正月，东路军渡过黄河，逼近东京开封府。大概是宣和七年末或靖康元年初，北宋“朝廷发金字牌勾兵陇西，内侍官暗留不遣”。靖康元年正月下旬，鄜延张俊、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至京师，“皆云不见金字牌，但闻京城危，急来赴难。由是发觉”，“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91)。与此同时，金军南侵亦给金字牌递造成威胁。由于金人“截拦递角”，而“内有御前金字牌子”，宋廷恐金人“仿效制造”，一度“将旧法御前札子等不得入铺朱红金字牌子，改用黄漆朱红字牌子”(92)。但由于金字牌递亦必须依靠邮传系统，之前便已出现的邮传系统之破坏，亦必然会对金字牌递造成不利影响。

北宋初年以来陆续建立并完善之邮传系统，可以说在太祖至哲宗时期，大致能够维持较为正常之状态，并可基本保证日常文书和紧急文书之传递效果。但到了徽、钦两朝，邮传却出现了严重之弛废和衰敝。政治之极端腐朽，一方面造成官府拖欠铺兵衣粮、官员私役并虐待铺兵之问题，从而导致递铺人员之不足；另一方面又使官员和递铺巡辖使臣舞弊、失职现象严重，致使盗拆递角事件频繁发生，而常程文书并私书又多入急脚递传送，以至急脚递铺兵疲乏不堪。再加宋江、方腊变乱和其他民变发生，邮传系统便遭到严重破坏(93)。其突出表现便是诸路传送文字频频发生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94)。有的地方，急递“动经三四十日，马步递经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95)。有些递铺，“积聚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贫乏者负担承传”(96)。此处虽是言急脚递，而未及金字牌递，但金字牌递正是用急脚递传送，不受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金军之南侵和北宋之覆亡，更使邮传系统遭受惨重破坏。因此，南宋政权建立时所面临的邮传系统之状况是不难想见的。新朝甫立，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为求政令通达，高宗（1127-1162）自登基之日起，便屡屡下诏整饬邮传。但因邮传衰敝日久，非朝夕所能恢复。一年后，不仅仍是许多州县道路递铺“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外，更有诸处兵马及奉使官员“科差递马、人夫”，“搔扰害民”。因“虑有阙少铺兵转送未到去处”，朝廷赦书则“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97)。如此光景，不仅金字牌递失去保障，更给南宋朝廷带来惨祸。建炎三年（1129）初，金军奔袭扬州，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98)，当金军占领离扬州只有一百多里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县）时，南宋方获消息，结果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虏，宋高宗本人则在淫乐中受到惊吓，仓皇出逃，并因此丧失生育能力。这一劫难，对宋高宗本人及整个南宋政权，都造成了无法弥补之损失。经此惨痛教训，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

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亦即扬州逃难后半个月，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99)。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斥堠铺初设时，功能单一，专门传递紧急文字，其中重要功能便是“承传御前金字牌”。为保证斥堠铺之传递效率，南宋还加强了具体管理措施。除此之外，又屡屡申严禁令，以维持传递各环节之秩序(100)。

尽管南宋作出如此多的努力，但事实上仍是未能改变邮传衰敝状况，达到理想之文书传递效果。建炎末和绍兴初，不仅“诸路转运边防等文字例各留滞”(101)，而且因递角沉坠，“州县间奏裁与提刑司审覆案等，有经累月而未下者”，“使可贷之囚系禁而死”(102)。更有甚者，是军期文书之违滞，不仅延误战机，而且影响到整个战局结果。岳家军在平定各地变乱中就有此类突出事例。如绍兴二年（1132）正月二十九日，朝廷发下省札，命驻兵洪州的岳飞“日下将带见统全军兵马，起发前去，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103)。二月八日，又命李纲出任荆湖、广南宣抚使(104)，以消灭盘据在荆湖一带的盗匪曹成、马友等人。事后朝廷接受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的意见，又在三月四日递发枢密院札子云：“奉圣旨，令岳飞到袁州，更切斟量贼势。如贼兵众，且于袁州驻扎，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发赴行在，即与马友会合，同共剿杀刘忠讫，续往潭州。飞素有谋略，毋致稍失机会，却致贼兵破坏二广。”(105)此道枢密院札子虽未明言用金字牌传递，但从事态性质看，很有可能是用金字牌传递。当时摆铺未设，枢密院札子应入斥堠铺或省铺急递，按洪州距临安约一千六百里左右(106)，以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速度计，从临安到洪州三日多便可到达；若依斥堠铺正常传递速度，亦仅需五天；即使以日行二百里之步递传送，亦只需八至九天，完全可以在岳飞发兵前递到。但事实上，宋廷三月四日之公文，却迟至三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方递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岳飞接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牒”，已晚至四月二日(107)。而岳飞早在三月十七日已离开洪州(108)，当接到枢密院札子时，早已离开袁州，而抵达荆湖路衡州地界。而从岳飞三月十七日离开洪州看，正月二十九日之省札到达洪州亦定是甚迟的。文书之误期，使宋廷战略意图完全破产。已达衡州地界的岳飞已无法奉行朝廷令“袁州驻扎，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之决策。而曹成闻岳飞进兵消息，则“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贺州界去讫，至三月二十七日并已起离道州尽绝”(109)。后又侵犯封、连、昭、桂等州(110)。尽管这些盗匪后来皆被岳家军一一消灭，但终对广南州县造成骚扰，而岳家军亦付出长途奔袭和千里转战之劳(111)。

斥堠铺设置以后紧急文书传递之状况说明，南宋创立斥堠铺及相关法规，其实行结果基本上是失败的。然而正当斥堠法坏之后，军事形势变化又给南宋邮传提出了更为严峻之要求。绍兴三年（1133）至四年（1134）间，南宋与伪齐政权军事斗争进入最激烈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甚大军事压力。面对此局势，原有斥堠铺系统已无法保证紧急军事情报之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于是在没有撤废斥堠铺之情况下便“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112)。设置摆铺，乃是取代斥堠铺，其主要任务仍是传递包括金字牌递文书在内之紧急军期文书。只是摆铺为每逢军兴才设，战事结束，其职能仍由斥堠铺或省铺承担(113)。

从金字牌递传递情况看，摆铺设置初期，其传递效果还算理想。前揭《要录》所载“枢密院言自敌犯淮甸（绍兴四年九月）至车驾回临安府（绍兴五年二月），本省（入内内侍省）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无稽滞”，即可说明。但若从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事实分析，则可发现，这种状况仅是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

从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结论看，摆铺设置后，朝廷与岳飞军前文书之往来仍多是不能依限传递。如绍兴六年（1136）八月十五日，岳飞克复长水县，而《复西京长水县捷奏》到达行在平江府时，竟迟至九月十三日晚(114)，行程将近一月。同年冬之《何家寨捷报申省状》发往平江府，虽稍快些，亦用了十几天(115)。当然，此处尚不能确证岳飞之《捷奏》和《申省状》是用金字牌传递。如果因此还无法说明金字牌递传递状况的话，那么，到了绍兴十年宋金战争最为激烈阶段之金字牌传递便足以说明问题。如绍兴十年（1140）岳飞第四次北伐时，朝廷发下御前金字牌文书甚多。按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116)，若用金字牌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而朝廷金字牌和岳飞之急奏传递，单程多在十天左右或更长时间。就连绍兴十一年发往鄂州之金字牌，也是用了十天传递时间(117)。

战场之形势总是瞬息万变，一般来说，决策中心和前线通讯周期愈长，对战争指挥愈不利。新的决策制定后，待传达到前线，则形势已发生变化，原定决策亦就失去效用。宋廷对岳飞军前指挥之效果亦多是如此。如绍兴十年七月初，宋高宗曾发一份手诏，要岳飞“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118)。不知岳家军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已克复郑州，手诏发出之同时，又收复西京洛阳。此诏递到岳飞手中时，当已是郾城大捷之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违滞，促成了岳飞之战功。由于北伐时朝廷发给岳飞之诏令，多是限制进兵或令班师，递到愈早，对岳飞掣肘愈多。尽管岳飞有时并不奉诏，但多少也会对作战情绪有不利影响。诏书传递之速减慢，正好给了岳飞发挥主观能动性之余地，而岳飞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指挥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而不是被动待命。但历史有时又像是在捉弄人，当岳飞前军进抵朱仙镇，准备进军开封时，一天之内却有“十二道班师诏”递到岳飞手中，使岳飞哀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被迫班师。

关于岳飞日奉十二道班师诏之说，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岳侯传》，其中载：“时侯屯军于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119)并未言及“金牌”或“金字牌”。《宋史·岳飞传》载：“［秦］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120)《鄂国金佗稡编》之《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中亦有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之说(121)。由此知岳飞所奉十二道班师诏即是十二道由金字牌递传下之班师诏书。考岳飞绍兴十年七月所上《赴行在札子》中“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之言(122)，知岳飞确实曾奉金字牌递御笔诏书而班师，只是收到“十二道”之多让人疑惑不解。

《三朝北盟会编》中之《岳侯传》，是今日所知岳飞日奉十二道班师诏说之最早出处，但检核《三朝北盟会编》之不同版本，则发现此说并不尽一致。今日较为通行之光绪四年（1878）江苏如皋袁祖安活字排印本与光绪三十四年河北清苑许涵度刻本，均作“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但稍早之吴氏（吴兰修）守经堂抄本(123)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作“忽一日诏书十三道”。尽管《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与《宋史》均作“十二道”，似乎“十二道”应更可信些，却亦无法完全否定“十三道”之可能性。但“十二道”与“十三道”孰是孰非并非问题之关键，关键是一日收到这么多金字牌，是否具有真实性。

考宋人之记载，一日收到多道金字牌递文书并非绝无仅有，而朝廷一日发下多道金字牌更不稀见。如前揭李曾伯《辞免资政》，即有“照对臣闰六月二十一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侍省皮匣御宝实封降下尚书省札子”之言。理宗时高斯得讽刺宰相史嵩之之《要君》诗则有“天王虽圣明，勉徇非得已。御前金字牌，一日数十置”(124)之句。由此可知，无论是岳飞一日收到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还是宋高宗一日发出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当然，宋高宗之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亦未必是同一日发下，亦不一定是每一时辰发出一道。

那么，宋高宗既要岳飞班师，以最高权威之御笔手诏，一道即可，为何需要发下十几道呢？因史载之缺乏，我们无法窥其具体动机，但可以推知高宗令岳飞班师决心之大是无以复加的。但即便如此，考虑岳飞有可能抗旨不遵，亦不至于发上十几道，其中必有隐情。如果考虑此前朝廷与岳飞军前之金字牌递多有迟滞之事实，或可略作揣度，大概是宋高宗对当时邮传实在没有信心，为达到必令岳飞班师之目的，而担心邮传违滞，故不惜连发十几道金字牌，以防止万一。但这十几道金字牌，若是同一日发出，则不免太具戏剧性。若如此，十几道金字牌虽未必是按纸上规定时日递达，却都未有太多违滞。假如能再耽误三至五日，岳家军打下开封，亦未可知。因当时金字牌递快慢无常，非同一日发出，而同一日到达，亦有其可能。

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实例，充分表明此时之最高威权在保障文书传递之速度上，已大打折扣。为改善文书传递，特别是紧急文书传递状况，南宋政府曾千方百计来遏止邮传中存在之种种弊端。除严格赏罚、屡申禁令、加强统辖外，还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令铺兵结保连坐(125)、摆铺每三铺就选派使臣一员等(126)，但这一系列措施仍是收效甚微。至孝宗时，文书之违限、盗拆现象更为盛行。“诸处文字及承朝省发下递角，多为沿路盗拆，不知其数。”“留滞及藏匿不至去处，弊端不一。”(127)乾道四年（1168），兵部侍郎王炎言：“邮传之乖违，无甚于近时。”(128)

大概是金字牌递在各传递等级中效果相对好些。为防止紧急文字与寻常文字在传递中相混淆，乾道三年，宋廷又在金字牌之外创制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作为特别传递标志性檄牌。前者由朝廷发给沿边州军统制司，“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129)，只是速度降为三百五十里(130)。后者专发朝廷降付诸处要急文字，“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实时缴回。若住滞时刻，使臣、铺兵并重作施行”(131)。为了保障递铺有充足铺兵，后来又采取对铺兵刺臂等措施，进一步防止铺兵逃跑及冒领衣粮(132)。尽管如此，仍是未能解决问题。乾道八年十月，兵部侍郎黄均言：“递角稽违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荆南都统制司所发御前文字，犹达空函。”(133)

淳熙二年（1175），尚书省又仿效雌黄青字牌置紧急文字牌(134)。绍熙四年（1193），枢密院又始用黑漆红字牌，上镌“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速度则进一步降为日行三百里(135)。但无论怎样仿效金字牌，及降低速度要求，只要递铺之弊不革，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连金字牌递亦难维持其权威和速度了。宁宗嘉泰三年（1203）八月，浙西提刑曾栗言：“置邮传令，古人重之，今之递铺，反为虚设。衣粮不时支，缺员不时补，甚至屋宇破坏，不芘风雨，衣食窘迫，私役（之）［于］人。遂使僻州远县有号令而不知，文书往来，虽遗失而不问。”(136)

理宗时，金字牌等文书传递仍是经常延误。如嘉熙元年（1237），四川宣抚司参贊军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有云：“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137)理宗宝祐至开庆时，蒙古军从四川、大理、湖北三面向南宋发动攻势。在此生死存亡之关头，南宋曾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保障前线与朝廷间的情报传递。如西南一面，即命李曾伯出任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广南制置大使，筹措广西防务。今存之《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卷九收录了李曾伯此间所上一百四十余道奏章（贴黄除外），不惟言及其到达广西后对邮传整顿情况，亦多言明理宗圣旨发出与到达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之时日。其中朝廷发下文书虽未明言为金字牌文书，但多数文书均是由“阁长”（中等内侍别称）发出之“圣旨”、“御笔”，或枢密院札子、尚书省札子，应属金字牌类文书无疑。据李曾伯奏称，其到达静江府后，整顿了自静江府经潭州至临安一线邮传，设置了军递（应是摆铺）。按静江府至临安府约三千三百里(138)，依摆铺传递速度，应需十日左右，金字牌递则应为七日左右。从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1258—1259）实际传递情况来看，虽有十一日到达者，但多数都是十三日至十六日到达，而二十余日到达甚至严重稽滞者，亦不乏其例。如李曾伯宝庆六年四月底的《回宣谕奏》云：“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阁长邓（刚）［克］中四月十四日恭奉圣旨宣谕，以臣二月间发过奏状除已彻闻外，犹有四奏未达。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静江府，至三月三日，凡共发八递，并是一样牌角发入军铺，独有十一日一递乞改邕守者，却幸无差迭。前后凡七递，中途俱为转入省铺，至此稽误。”(139)鉴于这种状况，李曾伯曾于该年下半年再对邮传进行整顿，并称静江府与朝廷间文书十日半即可到达(140)，但情况仍未有明显好转。直到开庆元年（1259），朝廷使用了庚递（即以最能代表皇帝威信的庚牌附递文书），才陆续有文书十日左右递到静江府(141)。但好景不长，随着蒙古军队侵入湖南，经潭州至临安之邮传路线被切断，广西与朝廷间之文书，改取广东入江浙传发(142)。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南宋最后十余年之文书传递状况虽无明载，但因局势倾危，定是不堪设想。

五　结语

作为宋代最高文书传递等级之金字牌递，虽是直接因开边扩土之军事需要而产生，却又与北宋后期政局变动密切关联，甚或可以说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一个缩影，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中央政治之变化特征。金字牌递之设置背景及其传递之文书性质，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神宗朝皇权与相权关系变化之事实，而且揭示出权力变化背后之机制。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对文书拟定、颁降之操纵与掌控，来实现最高权力意志，是北宋后期以来皇权提升之核心手段，而这一做法之出现，反映出北宋后期及南宋政治与北宋中期以前之显著不同。

从文书传递本身而言，金字牌递是凭借最高威权保证传递速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之表达，促成政治和军事绩效。这一传递等级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出重要作用，维持着宋朝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沿间重要信息之沟通。但在政治腐败之大环境下，最高威权实际上常常变得无可奈何，难以保障其理想中之速度和绩效，有时不得不依靠数量之叠加来维持。岳飞日奉“十二道金牌”之故事，正是发生于这一背景下。南宋时金字牌递及整个文书传递状况，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政治面貌。

原载《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总第57号），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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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以下称《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25。

(2) 迄今所见论及宋代金字牌递的著作有：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80—281；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页117—147；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121—126。论文有：王恩厚：《宋高宗诏令岳飞班师所用的“金牌”是什么？》，《历史教学》1980年第8期，页51；蔡明：《“十二道金牌”求是》，《历史知识》1983年第5期，页18；刘森：《宋代的金字牌》，《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页48—49；曹家齐：《金字牌递创设时间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页128。

(3) 《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六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元祐元年二月癸未条载：右司谏苏辙言：“……又递铺文字，事干军机及非常盗贼，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页8804）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条载：刑部、大理寺言：“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页10939）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482。

(6)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九，页7483。

(7) 《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

(8) 《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条，页1473。《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6435中记此内容在七月十日，该日干支当为甲戌，《长编》似误。《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九，页7483亦有此条内容，乃辑自《永乐大典》，时间仍作七月十日，但将“宜州”误写成“宣州”。

(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二，页7484。

(10) 《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条，页10939。

(11) （宋）沈作宾、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四《邮置》，《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6780。

(12) 《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丁卯条，页8171-8172。

(1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五载：“（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诏鄜延路令勿辄出兵，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犹速于急递。”（页7486）

(14) 参见拙文：《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15) 《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壬子条，页6849。

(16)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条，页8689。

(17) （元）脱脱：《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0728。

(1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2592。

(19)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神宗平交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408册，页445；《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页6638—6652。

(20) 《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页9725。

(21) 按：关于宋军熙宁九年攻交趾之战况，越南之《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等书与宋人之《范太史集》、《玉海》及元修《宋史》，记载差异甚大，但宋军损失惨重，谋取交趾失败应是无疑的。

(22) 如《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六日，诏“自京至广州传置卒月别给百钱”。又载：咸平三年（1000）八月十四日诏书有云：“访闻差往四川、广南等处知州、通判、都监、监押，及勾当事朝臣，有例乘递马者，多请走马头子，乘骑递马即慢乘进发。”（页7482）按，宋代馆驿中已没有马匹供应，官员差出所乘递马即递铺中之马，而递铺既可供官员差出乘骑，亦用于文书传递。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页37—60。

(23) 《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条，页1473。

(24) 《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页3760。

(25)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壬子条，页4162。

(26)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戊午条，页4173。

(27)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二，页7484。

(28)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三至二四，页7485。

(29) 《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朔条，页6849。

(30) 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23。

(31) 《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五月辛丑条，页7080-7081。

(32) （宋）范纯仁：《范忠宣集·补编·宋朝散大夫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赠宣奉大夫德孺公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页831。

(33) 《宋史》卷四八六《外国二·夏国下》，页14012。

(34) 《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戊子条，页8148。

(35) 《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

(36) 《宋会要》，职官二之五一，页2397。

(37)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进奏院》，页3781。补入文字参据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27。

(38)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进奏院与都进奏院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65；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于《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页63-108。

(3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650-651。

(40)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四章《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231—250。

(41)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蔡京传》，页13726。

(42) 《朱熹的历史世界》，页239—245。

(43)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传二·李舜举传》，页13644。

(44)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页46。

(45) （宋）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842。关于朝廷与岳飞诏奏之时间，参据王曾瑜先生注。下同。

(46) （宋）李纲：《梁溪集》卷七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页118。该札子系年参据王晴《李纲研究》下编《李纲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下同。

(47)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七《荒政》，台北：学生书局，1964，页3263。

(48)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页22。

(49) 《梁溪集》卷七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页119。

(50)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四，页896。

(51) （宋）叶梦得：《建康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页643。

(52) （宋）李光：《庄简集》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页559。

(53) 《梁溪集》卷九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页197。

(54) （宋）张守：《毗陵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32。

(55)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御边》，页4370。

(56)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页636。

(57) 《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页650-651；（宋）尹焞：《和靖集》卷一《第四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页1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三月丙辰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页561。

(58) 《梁溪集》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页402。

(59) 《梁溪集》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页403。

(60)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手诏》，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3。

(61)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页671。

(62) 《朝野类要》卷四《御札》，页83。

(63) 《鄂国金佗续编》卷一《赐谕先发制人诏》，页1147。

(64) 〔日〕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3號，1998年，页1-35。

(65) 《宋会要》，职官三六之九五，页3119；（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六《右侍禁充翰林书艺局祗候睿思殿御前文字库祗应邓惟贤特与转一官依旧带破见请驿料待诏请给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页368。

(66) （宋）张纲：《华阳集》卷四〇《张公行状》：“三年闰五月，再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国朝会要；明年，兼校正御前文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页244。

(67)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蔡京传》，页13726。

(68) （宋）楼钥：《攻媿集》卷二六《论朱熹补外》，四部丛刊本，页256。

(69) 见前揭《宋代の御筆手詔》之结语。原文为：“御筆制度もこの例に漏れず現れたもので、宰相と入念に諮って裁斷を下す原則は維持しながらも、皇帝が六部以下の行政機關を直接指導する體制に先鞭をつけ、明代の內閣や司禮掌印太監に繫がる幾多の側面で先驅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意義は看過できない。”《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3號，1998，页26。

(70) 《朝野类要》卷四《省札》，页85。

(71) 《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癸未条，页7839。

(72) 《鄂国金佗续编》卷九《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页1258。

(73) 《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页25。

(74) 此类文书在《鄂国金佗续编》等书中录有若干件。如《鄂国金佗续编》卷八中《诏谕靖康叛臣能束身以归当复爵秩省札》中则称“三省、枢密院同奉手诏”，页1248；《令赴行在奏事省札》等亦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页1246。但三省、枢密院共同发下札子似乎不应称为“省札”，王曾瑜先生在校注中已经指出。见《鄂国金佗续编》页1248。

(75) （宋）蔡戡：《定斋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页594。

(76)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三，页3。

(77)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四，页898-899。

(78) 《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丁卯条，页6295。

(79) 《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庚寅条，第325册，页558。

(80) 《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丙申条，第326册，页194。

(81) 《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甲辰条，第326册，页489。

(82)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页6458；《宋会要》职官五一之三五，页3553。

(8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84) 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13—120，页124—125。

(8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八，页7497。

(86) 《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辛卯条，页8279。

(87)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金玉新书》，页6456-6457。按：关于《金玉新书》之成书及抄录《元符敕令格式》情况，参阅戴建国《〈金玉新书〉新探》，载于戴氏著《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页112-129。原文初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88)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五，页7486。

(89)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金玉新书》，页6455。

(90) 《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戊辰条，第326册，页215。

(9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靖康中帙七》，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235。

(92)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二《靖康中帙十七》，靖康元年二月，页318。

(93) 参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页38。

(94)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一，页7489。

(9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八至二九，页7487—7488。

(96)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三二，页7489。

(97)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

(98) 《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丁卯条记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言：“维扬无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第325册，页311）

(9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至四四，页7495。按：关于斥堠铺之设，《要录》在记及同条内容时，称“摆铺”，《宋会要》本条则有言“摆铺斥堠”。关于两个“摆铺”，笔者认为前者为“斥堠”之误，后者乃是动词。见前揭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页103。

(100) 详见前揭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页39—40。

(101)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六，页7496。

(102)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五二，页7499。

(103) 《鄂国金佗续编》卷五《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省札》，页1205。

(104) 《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二月庚午条，第325册，页691。

(105)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措置曹成事宜奏》，页837。

(106) 此按杭州经衢州至洪州路线，据《元丰九域志》所记各州地里推算。

(107)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措置曹成事宜奏》，页837；《梁溪集》卷六六《乞令韩世忠相度入广西招捕曹成奏状》为3月22日，比岳飞奏中所引早一日，第1126册，页22。

(108) 见王曾瑜先生：《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页174—175。

(109)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七《乞措置进兵入广申省状》，页947。

(110) 《要录》卷五二，绍兴二年三月庚申条，第325册，页709；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甲子条，第325册，页711。《梁溪集》卷六七《乞依近降指挥乞兵二万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状》，卷七〇《开具钱粮兵马盗贼人数乞指挥施行奏状》，卷七六《乞全州免听广西节制奏状》，第1126册，页30-31、50-51、97-98。

(111) 该部分内容参阅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五《岳飞平定各地叛乱》，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65-102。

(11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按：关于摆铺创置时间，史书记载多有分歧，笔者考证为绍兴四年。详见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3) 关于摆铺设置状况，及与斥堠铺、省铺之关系，详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14) （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页744。又，《宋会要》兵一四之二七记载为九月十四日，页7006。

(115) 参见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八《岳飞第三次北伐》，页128。

(116) 《乾道临安志》卷二《去两京地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页3222。

(117) 参见王曾瑜先生：《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页517、529等处及《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九《岳飞第四次北伐》。

(118) 《鄂国金佗稡编》卷二《高宗手诏》，页33。

(119)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炎兴下帙一百七》，页1494。

(120) 《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页11391。

(121) 《鄂国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之五，页568。

(122) 《鄂国金佗稡编》卷一二《赴行在札子》，页872。

(123) 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有藏。

(124)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页102.

(12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八载：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诏令“铺兵三人结为一保”。（页7504）

(12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九载：隆兴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令“诸州军于添差使臣内，每三铺选一员，专一部辖，稽查催促”。（页7509）

(12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三，页7511。

(12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

(12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

(130)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页6451，《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〇亦有相同记载：“日行三百五十里到行在”，页7510。

(13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

(13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二载：淳煕十三年二月四日，臣僚言：“乞仿范仲淹措置陕西民兵刺手之法，凡铺兵并与刺臂，稍大其字，明著某州某县斥堠铺兵某人。凡逃在他州他县者，并不得招收。遇支衣粮，除番次留铺传送递角外，其当请者验臂支给，冒请逃窜之弊可以革绝。”（页7516）

(13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四，页7512。

(134) 《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页650。

(13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四，页7517。

(13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137)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经国》，页1381。按：该上奏时间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参见氏著《宋元战史》（一），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页324-326。

(138) 此据《元丰九域志》所载诸州府间里程推算。

(139)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17。

(140)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48—51。

(141)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2—6；《回庚递宣谕奏》，页6—8、9—13、13—16。

(142)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页52—54。按：以上通过李曾伯奏议考察理宗时朝廷与广西文书传递状况，受到黄宽重先生《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国际宋史研讨会提交论文，2008年7月，昆明）一文启发，谨此声明并致谢。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两宋先后与辽、西夏、吐蕃、大理、交阯、金、（蒙）元诸政权长期并立，在外交、边防与民族关系诸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其中，位居北方的辽、西夏、金、（蒙）元先后对两宋构成严重威胁，而后两者又直接导致北宋与南宋之覆灭。因此，宋朝与这几个政权之关系，构成这一时期军事与民族关系之主线，并成为牵动整个政治格局跌宕嬗变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南方，随着大理和交阯的强盛及与中原王朝之疏远，宋朝南部边疆形势亦与以往大有不同。宋朝一方面要重点防御来自北面的威胁与压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南面，特别是岭南地区之安宁。因此，对岭南地区之经略，亦是两宋忧心之问题。

保持并加强朝廷与边地之信息沟通，无疑是一个政权经略缘边地区的必备前提，而文书传递则是古代信息沟通的主要手段。以往关于宋代文书传递研究之成果，或侧重于制度建设层面，或较多关注传递渠道问题，至于朝廷与缘边等地之间文书传递所经行之路线、文书传递之具体方式和手段，以及在既有制度保障下之传递效果，则罕有专门之探讨(1)。而这些问题，在考察宋朝的缘边经略方面，又无疑居于十分重要之位置。本文拟对两宋朝廷与岭南地区之间文书传递诸问题进行考察，作为探讨宋朝对岭南经略之一方面。

一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路线

宋代岭南地兼广南东、西路，既有第一对外贸易港广州，是海外舶货之重要供应地，又边邻交阯、大理等国，属于重要边防区域。因此，无论与中央之间的交通运输还是信息沟通，都很重要。如北宋后期，广南东路有邮路五千一百里，广南西路海北更有一万二千六百余里，两路之邮路总和与河北东、西和河东三路邮路里数相差无几(2)。北宋京城与岭南之间不仅设有专门运送物资的递铺，如香药递，亦设有传递文书之递铺(3)。但具体设在哪些路线则无详备之记载。

北宋时期，京城通往岭南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条自开封西南行，经许州（元丰三年改称颍昌府，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至襄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自襄州分别经江陵府（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和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至潭州（治长沙、善化，今湖南长沙市）、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然后分别至广西和广东；一条从开封至许州，再经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市）、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市）、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渡江至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再自江州南经洪州、吉州、赣州，越大庾岭至广东；一条从开封循汴河东南行，经应天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南）、宿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州市）、泗州（治盱眙，今江苏盱眙北），然后南行经扬州天长县（治今安徽天长县）南渡长江至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再自润州沿江南运河岸经苏州（治吴县、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秀州（治嘉兴，今浙江嘉兴市）至杭州（治钱塘、仁和，今浙江杭州市），再经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市东北）、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市）、衢州（治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西北）至江西、福建和岭南(4)。

以上三条道路是北宋京城连通岭南的交通干线，官府陆路纲运、官员和商旅往来，皆以这几条道路为主。一般来说，递铺之设亦应以这几条道路为主。

先看香药递。宋初，为将广南香药运至京师，自京至广州设置香药递铺，但到咸平五年（1002）七月，则“诏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使同计度，罢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递铺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余人，皆陆运至虔州，然后水运入京”(5)。之所以如此，即是“以广南市（泊）［舶］陆运艰费，议自南安军（治大庾，今江西大余县，辖境在今赣州市西部）路泛舟抵京师”(6)。即由原来陆运改为陆水结合，自南安军路泛舟至京师，也就是从广州陆行越大庾岭经南安军至虔州，再改水路，顺赣水至长江，再经运河至京师。那么，原来陆运香药道路经何处呢？咸平五年，仅为诏罢自京至广州香药递铺军士及使臣，并未罢去递铺。天禧元年（1017）七月，知许州向敏中曾言：“况自襄至许香药递铺，别无大段纲运，其计度收籴斛斗价钱，欲乞权且入香药递铺递至许州下卸。”(7)由此知原来自京至广州陆运香药路线，当是自开封经许州至襄、荆，再经潭州至广州道。

实际上，北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亦是走的经江陵府、潭州至岭南，和经江州、大庾岭至岭南的两条道路。请看下列文献记载：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状：“点检编排自京至荆湖南北路马递急脚铺所状，今点检得鼎州敖山铺至辰州门铺人马，除传送文字外，其余人马多缘应付军兴差出勾当官员、诸色人打过。”(8)

政和三年（1113）二月二十九日，尚书省札子：“勘会急脚及马递铺，昨措置私拆、盗毁、亡失、留滞约束，法令备具。近来所属官司并不检举觉察。近奉圣旨措置，今欲依下项：契勘昨为巡辖所管地分，内有千里以上地分广阔去处，例皆检察不遍。且如江西路虔州等处，使臣一员，见管地分三千八百余里，显是不能依限巡遍，致铺兵作过。今欲每及千里差置一员，旧额多寡处自依旧。仍仰逐处路提举官，将所添使臣以州军远近、道路顺便接连去处，重别均定，具合以某处窠名申吏部差注。所有不曾添置去处，如见管地里轻重未均，亦仰重行均定。其使臣廨宇，仍于所管地分中路安置。……江西路七千三百里，管巡辖使臣三员，欲添置四员。湖（北）［南］路除潭、衡、邵州（军）、武冈军各置巡辖使臣一员外，永、全、道、（彬）［郴］州、桂阳监三千八十五里，共管巡辖使臣二员，欲添置一员。……广东路五千一百余里，管巡辖使臣七员，欲更不添置。广西海北二十三州，计一万二千六百余里，管巡辖使臣六员，欲添置六员。广西海南琼州、昌化军、万安军、朱崖军共四州军，自来只是巡检兼管巡铺，未曾专置巡铺使臣，欲专置巡辖使臣一员……(9)

从以上两段记载看，荆湖南北路之荆、潭、衡一线皆设有递铺，此一路线又可经郴州、全州分别至广东和广西。而江西一路一直至虔州之邮路亦应是联通京城与广东的文书传递路线之一。无论经郴州至广东，还是经虔州至广东之邮路，都应是经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如《太平寰宇记》记英州（治浈阳，今广东英德市）“四至八到”云：

新置州《图经》上未有至两京里数。东至浈州河源县分水岭三百里。西至连州阳山县界一百七十里。南至（缺）。北至韶州银冈驿八十五里。东北至韶州翁源县一百四十五里。东南八十里大驿路，下至广州，上至韶州，其路有风门岭，险不通鞍马。(10)

按“驿路”为邮传剧道(11)，《太平寰宇记》记英州至广州有大驿路，而又向北连通韶州，则此驿路为连接江西、湖南来路的文书传递路线无疑。

沿运河经镇江、杭州，再经大庾岭至岭南之路线，虽亦可通岭南，但由于路途迂远，故北宋时应不作为中央与岭南之间的主要文书传递路线。这条路线充当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应是南宋时期之事。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后，政治重心南移，临安也从而成为交通重心。从临安西南行经大庾岭至广东之路线显然成为南宋行都连通岭南之最便捷路线。《咸淳临安志》曾记载临安南路钱塘、富阳、新城县界之斥堠铺，正在临安联通江西、岭南的路线之上(12)，可看作此线作为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路线的证据之一。此路线为当时之驿路，自新城以远的大致走向是经严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梅城镇）之桐庐、建德、寿昌至衢州（治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西北），然后达江西、岭南、福建等地(13)。但此驿路自信州经何地而达赣州，再至广东呢？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周必大自临安归庐陵，五月，经衢州、信州及信州之弋阳、贵溪等县，然后从贵溪陆行向西南，经金溪（抚州辖县，在今江西金溪）而至建昌军（治南城，今江西南城县），向南再经南丰（今江西南丰），于月底抵建昌军广昌县（今江西广昌），六月初一日，从广昌继续前行，经赣州辖县宁都（今江西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而达赣州，然后乘船入赣水北上至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其日记云：

六月朔庚申，早发广昌，以驿路无人烟，出西门入小路，多行崖腹及野，约二十里至郎君潭，始遇村店。四十里达驿路，遂入宁都界。(14)

按广昌、宁都之间若有驿路，其向北则应通往信州之贵溪县，向南则达赣州，进而越大庾岭而达广东。此线应是临安府向西南连通广东最便捷之邮传路线，应与北宋时取赣水一线有所不同。

尽管大庾岭路仍是南宋前往广东的主要途径，但是，假如临安与广东东部州县之间往来再走此路，就显得迂远不便。于是，临安与广东东部之文书传递便渐渐改走福建路。如嘉定六年（1213）五月，监登闻鼓院张镐上言文书传递之事曰：

一路有一路之递铺，事有所属，自可谁何。惟其有（路两）［两路］相邻之州各不相关，递角之沉匿，无从稽考。昨守潮州，目击此弊。潮州属广东，若取本路递角，则自江西之广州，而后达潮，其路为迂，故多由福建路转达，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递铺官兵与潮州不相统属，故每每有沉匿之患。乞朝廷详酌，以福建路漳、泉州巡辖递铺官到任满罢，并令从潮州保明批书；广东路潮、梅州巡辖递铺官到任满罢，即从漳州保明批书。异时赴部注拟，得以点对递角有无（通）［违］滞，以为升黜。庶几两路互有统摄，可革此弊。(15)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宋朝廷与广东之间的文书传递，确曾利用江西至广州之路线，但与广东东部文书传递之往来，当是经福州、泉州、漳州至潮州与梅州之陆路。这条道路之两浙至福建段有两种走法，一是从临安西南行至衢州或信州，再经建州（绍兴三十二年改建宁府，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市）而东南行至福州；一是从临安南行，经温州至福州之路线。前者至迟在唐代便已畅通，后者则应是北宋中期开通(16)。但考南宋时福州以北及台州等地驿传设置状况，临安府与福建及广东东部地区的文书传递，当不常经温州至福州道路，而应是主要依靠衢州或信州经建州至福州之驿路(17)。

如果说北宋时京师东京开封府与两广距离相差无多，那么南宋时京城临安府与两广的距离却相差甚多了。南宋时广西与临安府之距离要比广东离临安府远得多，中央与广西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又作何选择呢？

南宋晚期，蒙古采取“斡腹之谋”，犯大理，攻交阯，谋从右翼突破宋西南防线，向长江腹心之地推进，结合四川、湖北战场，对宋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于是，久无边患的广西地区，陷入紧张局势之中。为了加强广西之守御，宝祐五年（1257）十一月，宋廷任命李曾伯以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节制广南，旋改任为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李曾伯于次年二月抵达静江府，任职于广西，一直到景定元年（1260）七月止。其间，李曾伯多次向理宗奏报广西情况，透露出南宋时中央与广西之间文书传递所经行的大致路线。如宝祐六年夏李曾伯所上两封《回奏宣谕》云：

臣六月十六日卯时，收六月初一日酉时递，准当日巳时阁长邓克中传，奉圣旨，……所准圣旨，邮递迟缓，此则今所遣递与前入规模则同，自桂至潭皆四日半，但自潭以往，不系本司递兵，所难号召。今遵圣旨，更于自桂至潭添置六铺，自当常切督趣，更乞朝廷札下江、潭两阃，并行戒谕，庶无稽滞。伏乞睿照。

臣六月二十八日遣递具奏甫毕，随领当月十三日递承苑使刘竴六月十二日午时恭奉圣旨宣谕。……臣又准圣旨，以发递迟缓，臣近已添置邮铺，且闻湖南帅阃亦更置铺分一新，之后必须稍速。臣继当一月驱磨一次，时刻违甚者，重寘施行矣。伏乞睿照。(18)

李曾伯两封奏札均明确显示出当时广西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是从静江府东北行至湖南，经潭州而达临安。当时军情紧急，这条路线应是最为快捷之路线。无论何时何地之文书传递，皆求迅捷快速，估计南宋朝廷与广西之文书传递，平时亦应依靠潭州、静江府之路线来沟通。这条路线之潭州至广西以远，大概是经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全州（治清湘，今广西全州市）至静江府，再达邕州及广西各地。潭州至临安府之路线，应是向东经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市）而至。此线不仅是临安连通广西的便捷邮传之路，亦应是人员往来的常行通道。如绍兴元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言其曾自桂岭至临安，先后入衡州、潭州界，再自潭州界入袁州界(19)。袁州向东，经临江军（治清江，今江西樟树市西南临江镇）、洪州（1163年改隆興府，治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市）、抚州（治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信州、衢州而至临安。其中潭州至信州之道路，乃是在宋代才陆续开通，至迟在南宋时已有驿传设置。此路开通后，信州始成为连接福建、荆湖、广南、江西等地的通要之地(20)。

潭州、静江府一线应是正常情况下南宋朝廷与广西的文书传递路线。非常情况下，亦有别的走法。如开庆元年（1259）八月，蒙古兵第二次进攻广西，抵静江府城下，不久又进入湖南，导致静江府通往临安的邮传道路阻塞。在这种情况下，李曾伯在尝试让递兵从小路到全州之外，则改派递兵“取路广东，度梅岭，出江浙，前诣行在投下［奏札］”(21)。

二　两宋京城与岭南之间递铺设置状况

从文献记载看，北宋自灭掉南汉后不久就设置了朝廷与岭南之间的邮传系统。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二月六日，诏“自京至广州传置卒月别给百钱”(22)，由此推知开封至广州间的递铺设置应在这之前。这条道路上不仅设置了递铺，而且铺内亦应有马匹。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八月十四日诏书有云：“访闻差往四川、广南等处知州、通判、都监、监押，及勾当事朝臣，有例乘递马者，多请走马头子，乘骑递马即慢乘进发。”(23)此条并未明言广东、广西，所言“广南”当包括东西两路。按，宋代馆驿中已没有马匹供应，官员差出所乘递马即递铺中之马，而递铺之马既可供官员差出乘骑，亦用于文书传递(24)。既如此，则京城至岭南之间至迟在真宗初年便已有马递之设。尽管如此，由于岭南长期无大事端，故马递之设置甚为薄弱。

景德四年（1007）六月，宜州军校陈进鼓噪士卒杀知州刘永规及监押国均，拥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城反叛。七月，朝廷接到奏报，一方面遣兵讨捕，派官招抚，另一方面，则“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25)。页由此可见，北宋京城与广西之间的马递设置是随形势的不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

仁宗宝元、庆历时，宜州又有蛮人生变，朝廷与广西之间的文书传递又变得至为重要，但采取什么措施尚未明了。《长编》载：庆历五年（1045），“［广西转运使杜］杞初行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贼，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26)。从此言看，似乎庆历年间广西已有急脚递之设，而据沈括所言急脚递“唯军兴则用之”(27)的设置原则而言，亦不无可能。但若参照以后广西递铺之设置情况，此处之“急递”可能是指“马递”。

皇祐年间，侬智高为乱，宋廷为保障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于皇祐元年（1049）十月壬午“诏马铺以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28)。四年七月下诏：“自京至广州增置马递铺，仍令内臣一员提举。”(29)九月，又“赐自京至广南西路马递铺卒缗钱”(30)，以激励铺卒传递文书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令北宋朝廷紧张而忧心的侬智高之乱期间，无论是京师至广州还是至广西，都还只是设置马递，而未见有急脚递之设。

北宋在京城与岭南之间设置急脚递是在神宗时期。神宗即位，任王安石而兴变法，并务开边以广疆土。在推行新法之同时，亦对西北之熙河、西夏及南方之交阯用兵。熙宁六年（1073），用沈起知桂州，沈到任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餫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之”。继任者刘彝则“日遏绝其（交阯）表疏”(31)。结果交阯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冬分三路侵入宋境，“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千］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杀之。又陷邕州，杀（李）［守］将苏缄，屠其民五万余口”(32)。继而又陷钦州等地。交阯迅猛之攻势和残酷之杀戮使宋朝野震惊。宋廷相继派重兵入广西与交阯境内，攻取广源州等地，进抵富良江。虽然颇有斩获，最终却使“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33)，无法进兵，又兼交阯愿意遣使奉表，只好班师。总的说来，宋军之反击及神宗、王安石谋取交阯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34)。

此次对交阯用兵，乃是北宋继皇祐平定侬智高变乱后又一次对南疆之军事行动，其用兵规模超过皇祐，而且这次行动又深系开边扩土之全局，故对朝廷之压力亦应胜于皇祐之时。为了及时掌握前线事态，便于决策、指挥，保证朝廷与岭南文书传递之快捷是首要条件。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自京至广西邕、桂州已来沿边，置急递铺，仍令入内省差使臣一人点检”(35)。此诏下于神宗闻钦州失陷之日，亦是派遣大军南征之前。此应是京师与岭南之间设置急脚递之始。之后，京师与岭南之文书传递线上，便是马递与急脚递铺并存了。如元丰元年（1078）五月，神宗手诏：

日者，广西凡有边事，动至五六处交奏，不惟过于张皇，深虑缘路习为常事，或真有边机当速者，反致稽迟。可速下转运、提点刑狱、经略邕州安抚都监司，自今后非紧切边事，毋得擅发急递。(36)

又如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兵部状，言及“自京至荆湖南北路马递急脚铺”(37)。不仅如此，利用急脚递传送的金字牌之创设，亦始于神宗时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如熙宁十年正月壬子，神宗御批：

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38)

此处所言传递枢密院急速文字所用之长牌，即金字牌之雏形，元丰六年（1083）形成定制(39)。

两宋之际，因政治腐败与金兵南侵，许多地区的邮传系统遭到破坏。此时，岭南因居后方，且无大事，邮传所受破坏应相对小些。为预防金军之南侵，保证新政权与辖内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南宋朝廷曾屡次下诏整顿邮传，但都收效甚微。最后南宋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最先设置的是斥堠铺。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日添支食钱三百文省”(40)。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41)。南宋初设斥堠铺地区，应不涉及岭南。绍兴二年（1132），宋廷派遣岳飞等率军围剿盘踞在湖南的流寇曹成、马友，结果曹成闻岳飞进兵消息，则“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贺州界去讫，至三月二十七日并已起离道州尽绝”(42)。后又侵犯封、连、昭、桂等州(43)，对广南州县造成骚扰，后岳飞军长途奔袭，才将其剿灭(44)。此时南宋有无整顿或增设至广西之递铺，未见记载。

因斥堠铺传递效果并不理想，绍兴四年，为应对严峻之战争局势，宋廷又“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府”(45)。即又在斥堠铺之外设置摆铺(46)。摆铺初设时每二十里置一铺(47)，绍兴末年，又以“每十里置铺”(48)。摆铺与斥堠铺主要区别有二：一是军兴时临时设置；二是先后隶枢密院、三衙和诸军管辖，带有较强的军事化性质。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各路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的。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建议下废罢。后两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时和理宗以后宋与蒙元战争时期。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又起战火。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事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设置之摆铺，却不再由枢密院和诸路帅臣等负责，而是改归三衙和诸军负责。宋与（蒙）元开战后，摆铺性质与第二阶段同(49)。

综观南宋两个时期的摆铺设置，亦未涉及岭南。那么南宋前期行都至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又如何呢？隆兴二年九月，大臣在上言中曾提到“提举广南西路马递铺”(50)。由此推知南宋前期行都与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仍为省铺（即由尚书省统辖之旧有递铺），其中马递当是常设并用来传递紧切文字的递铺。

但到了理宗朝蒙古军威胁广西时，京城与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就发生了变化。如宝祐六年夏李曾伯所上《回奏宣谕》云：

臣四月十五日方具回奏，以复前月二十七日圣谕。……乃若静江军递，向年程限止十二三日，近年皆是半月，若无雨水阻滞，则十四日可到。近者二月间递角稽误，盖因两司新旧之交，其入军递者中，辄差入省递，必有委折，不欲深诰。今已不复有此矣，所准申严之训，臣已申密院牒江、潭两阃，并以开阃休例，支犒沿途铺兵。

《缴安南国章表奏状》云：

照对臣昨据邕州缴到安南公牒，称其国遣使人陈邦彦等赍到上进章表一匣，于四月初八日已到邕州。臣于四月二十一日已将邕州所缴公牒具申枢密院外，今于五月初二日据邕州发到唐世明系元差往安南国者赍到陈邦彦所进本国章表一函封全，并解到安南所获之俘李小哥已至静江府。臣见令其并于城外安泊，当续次引上审问事宜，供申朝廷所有赍到章表。此去秋防不远，其中恐有所陈急切，不容悠缓。臣谨附军递，恭以其章表一匣随状缴进。伏乞睿览。

又有《回奏宣谕》云：

臣今月有一二事正欲具奏，午时收初三日递，承阁长关德亨付下恭奉圣旨宣谕文字二件。臣百拜恭诵。……已置军递，［潭州］到中都七日。所有本司到潭州一千余里，近已添铺添人，亦已限定三日半可到。自此若无雨水之阻，决无濡滞之患。(51)

从李曾伯几道奏札来看，在广西战事紧张之时，朝廷与广西之间专门设置了军递，而此军递亦是陆续设置、完善，先是设于潭州至静江府一线，再是设于潭州至临安府一线。顾其“军递”之名，及传递速度，与绍兴末至嘉定时所置摆铺相近。

三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效果
——以余靖与李曾伯任职广南期间与朝廷文书往还为例

若要准确了解文书传递之效果，须依据下面三个条件：一是文书发出和收到的准确时间；二是所经行路线及其准确里程；三是传递速度，即有具体速度限制的步递、马递和急脚递。然而遗憾的是，现存有关宋代文书传递的数据中，这几个条件俱齐备者不是很多，而且其中具体传送路线及其里程亦有欠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根据一些有限的记载，推知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效果之大概。如仁宗时，余靖先后在广东、广西任职，和朝廷之间有频繁之文书往来，其中有若干封言及传递方式及收到日期。

关于传递方式，从余靖表状中看，应有两种，一种是由进奏院收发之递铺传递，另一种则是朝廷遣专使传递。如皇祐元年（1049）《谢转光禄少卿表》云：“今月八日，进奏院递到敕诰，蒙恩授臣光禄少卿，依旧分司南京，韶州居住者。”(52)皇祐五年《免转给事中状》云：“臣今月二十日，进奏院递到敕、诰各一道，授臣给事中者。”(53)此便是进奏院发出，经由递铺传送之文书。又如同年之《免转工部侍郎状》云：“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韩某，乘递马赍送到中书札子，并敕、诰各一道，蒙恩授臣尚书工部侍郎，仍就赐银二百两者。”(54)此便是朝廷遣专使传送之文书。

有了收到日期和传递方式，假如我们再能够知道文书到达之地点，及朝廷颁下该文书之时间，我们便可以大概推知该文书之传递效果，或该文书到达目的地之大致月份。

如《谢转光禄少卿表》云：“今月八日，进奏院递到敕诰，蒙恩授臣光禄少卿，依旧分司南京，韶州居住者。”按余靖时在韶州，蒙恩授光禄少卿，应是仁宗改元之故。《长编》载：“［庆历八年］十二月乙丑朔，德音改明年元”(55)。按敕牒一类文书一般是用马递传送(56)，至于马递之传递速度，仁宗皇祐元年十月曾下诏规定以昼夜行四百里(57)，而余靖之《谢转光禄少卿表》在此之前，若用马递，应是日行三百里(58)。又，韶州距东京三千七百里(59)，若据此推算，则余靖所云收到敕诰之“今月八日”显非庆历八年十二月八日。如果是德音发布之即日，即庆历八年十二月初一就发出该敕诰，即便是马递日行四百里，亦至少需要十日左右始能到达韶州。故余靖所云之“今月八日”最早亦只能是皇祐元年正月之八日。照此推算，若敕诰在上年十二月初一便发出，则用日行二百里之步递传递，亦应早在正月八日前就可到达韶州，若用马递则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便可到达，如果是次月八日才收到，则是严重迟滞。但我们无法找到该文书迟滞的任何蛛丝马迹。若是正月八日该敕诰以马递传送正常到达，则敕诰自京城发出日期应在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前后。揆之常理，这一推测应较符合实际。因为百官因改元加恩并非十万火急之事，应在宣布改元后有数日拟定之过程，十余日后发出敕诰，应属正常之事。如皇祐五年十一月，朝飨景灵宫、太庙、祭祀天地并大赦，八日后始加恩百官(60)。又如皇祐二年九月辛亥（二十七日），“大飨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从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职官及分司、致仕官，并特与转官”(61)。余靖因此而转卫尉卿，依前分司南京，韶州居住。待余靖收到进奏院递到敕诰时，已是十一月二十八日(62)。亦属类似情况。

如果说此两例属于非急切文书之传递，再看下一例：

皇祐四年，侬智高乱起，朝廷于六月乙亥（初二）“起复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63)，余靖则在当月二十日便接到敕诰(64)。前后只有十八日，显然不是日行三百里的马递传送，而应是皇祐元年十月所规定的日行四百里之马递传送。如果除去敕、诰之起草、制作时间，和送到进奏院并封装入递的时间(65)，应无太多的耽搁。朝廷在任命余靖知潭州的第七日（庚辰），又改命余靖知桂州（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充广南西路都钤辖、兼经略安抚使。余靖在赴潭州途中接到新命，改道去桂州，并于七月十六日到任(66)。可见此次敕诰之传递亦是非常迅速，亦可得知此敕诰传递路线应是荆湖至岭南线。

但当时朝廷与余靖往来文书亦不是所有都快捷迅速，而是时慢时快。如皇祐五年二月乙酉（十四日），命“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沔，知桂州、秘书监余靖并为给事中。仍诏靖留屯邕州，经制余党，候处置毕，乃还桂州”(67)。按当时余靖在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市）或离邕州不远处，依邕州距东京四千六百里(68)，用马递传送，至多十余日便可到达，但余靖收到敕牒时已是五月二十日(69)。如果余靖记其日期无误，则该敕诰传送属于严重迟滞。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几道文书又是比较正常。试看以下记载：

［皇祐五年五月］丁未（十二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新知杭州孙沔为枢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还。给事中、知桂州余靖为工部侍郎。时御史梁蒨数言靖赏薄，孙沔既与狄青继践二府，故靖亦加秩。(70)

余靖《免转工部侍郎状》：

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韩某，乘递马赍送到中书札子，并敕、诰各一道，蒙恩授臣工部侍郎，仍就赐银二百两者。前恩未谢，后宠复加，内揆空疏，第深腼愧。

《第二状》：

臣某言：昨于五月内，进奏院递到敕诰，蒙恩授臣给事中，依前知桂州、充广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抚使。寻具状辞让，准六月四日札子勘会余某，已降敕命除授工部侍郎，奉圣旨，余某所除恩命，即令祗受，更不得陈让者。

《谢转工部侍郎表》：

臣某言：昨蒙恩旨，差三班差使殿侍韩某，赍送到敕诰一道，授臣工部侍郎。寻具状奏闻，乞行回纳。准七月五日中书省札子，奉圣旨所降恩命，即令祗受，更不许辞让者。(71)

从以上记载看，朝廷于皇祐五年（1053）五月十二日下达迁余靖为工部侍郎之诏令，而此次中书札子并敕诰，不是交由进奏院传送，而是派专使韩某持往。中书料知余靖会递状辞免，又于六月四日发下不准辞免之札子。余靖收到专使持来中书札子并敕诰后，果然递上《免转工部侍郎状》，朝廷接到后，又于七月五日发下不许辞让的中书札子。因此可以断定，余靖接到专使持来敕诰之十三日，应是六月十三日。按余靖当时应在桂州，而桂州距东京三千六百八十一里(72)，若是用马递传送，该敕诰到达桂州应算比较迟缓，但此次是专使传送，而非递铺接力传递，应属比较快捷了。而余靖在接到敕诰所上辞免状，应在七月五日前便已到达京城，按马递速度计，虽算不上极快，亦属于比较正常。

再考皇祐三年朝廷颁布余靖落分司知虔州之日期和余靖在韶州接到该敕诰之日期(73)，及至和元年朝廷为余靖加集贤院学士之日期和余靖收到敕诰之日期(74)，其敕诰之传递亦属正常。由此知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在北宋中期还是效果不错的。

绍圣年间，苏轼远谪英州、惠州后，基本可按时接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之命令(75)，可见北宋后期，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仍可差强人意。

但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因政治腐败而致邮传衰敝，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文书迟滞，以及盗拆、丢失之现象。中央政府，特别是南宋中央政府虽屡屡出台新的整饬措施，乃至更张制度，仍未见有明显好转，就连宋金作战之紧张时期朝廷与岳飞军前之诏奏往来，亦多有稽违(76)。在这种背景下，远离京师的岭南地区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更不可乐观，如建炎元年（1127）九月，臣僚言：“有司失职，邮传不通。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他片纸不传。浙东距行在止二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知矣。”(77)前揭嘉定六年（1213）监登闻鼓院张镐上言文书传递之事，亦多少可以反映当时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状况之一斑。

理宗以后，中央与地方文书传递仍是经常延误。如嘉熙元年（1237）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有云：“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78)。此处虽未及岭南，但岭南，特别是广西与临安之距离，和四川与临安之距离相当，其与中央的文书传递状况应亦不容乐观。理宗宝祐至开庆时，蒙古军从四川、大理、湖北三面向南宋发动攻势。在此生死存亡之关头，南宋曾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保障前线与朝廷间的情报传递。如西南一面，即命李曾伯出任广南制置大使，筹措广西防务。今存之《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卷九收录了李曾伯此间所上一百四十余道奏章（贴黄除外），不惟言及其到达广西后对邮传整顿情况，亦多言明理宗圣旨发出与到达静江府之时日。其中朝廷发下多数文书均是由“阁长”（中等内侍别称）发出之“圣旨”、“御笔”，或枢密院札子、尚书省札子，应属金字牌类文书。据李曾伯奏称，其到达静江府后，整顿了自静江府经潭州至临安一线邮传，设置了军递。按静江府至临安府约三千三百里(79)，依摆铺传递速度，应需十日左右，金字牌递则应为七日左右。从宝庆六年到开庆元年间可见的传递记录中，最快的一次是八天，其次为十一天，其余均在十二天或以上。其中多数都是十三日至十六日到达，而二十余日到达甚至严重稽滞者，亦不乏其例。如李曾伯宝庆六年四月底的《回宣谕奏》云：“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阁长邓（刚）［克］中十四日恭奉圣旨宣谕，以臣二月间发过奏状除已彻闻外，犹有四奏未达，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静江，至三月三日，凡共发八递，并是一样牌角发入军铺，独有十一日一递乞改邕守者，却幸无差迭。前后凡七递，中途俱为转入省铺，至此稽误”(80)。鉴于这种状况，李曾伯曾于该年下半年再对邮传进行整顿，并称静江府与朝廷间文书十日半即可到达(81)，但情况仍未有明显好转。直到开庆元年（1259），朝廷使用了庚递（即以最能代表皇帝威信的庚牌附递文书），才陆续有文书十日左右递到静江府(82)。但好景不长，随着蒙古军队侵入湖南，经潭州至临安之邮传路线被切断，广西与朝廷间之文书，改取广东入江浙传发(83)。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南宋最后十余年之文书传递状况虽无明载，但因局势倾危，定是不堪设想。

结语

通过以上考述，我们大致可以窥得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之概况。从对邮传路线的选择看，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既遵循路线近便、快捷的一般原则，又从实际出发，因应时变。从整体情形看，两宋朝廷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岭南地区之文书传递，是广东、广西各有相对固定之路线。但南宋之时，立国形势大变，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路线便亦因而改变，特别是与广东之文书传递，一方面经江西之驿路改取建昌军经赣州，再越大庾岭；另一方面，广东东部州县与行都之连通则取经福建之道路。又从各路内邮传路线之里程及其与京师之间邮传之设置看，广西之地位不仅远重于广东，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亦不亚于河北、河东等路。从北宋开国到南宋垂危，三百余年对岭南邮传经营之轨迹，大致反映出两宋在不同时期对岭南经略之关键性问题与阶段性特征。亦可从中看出两宋对岭南之经略，既曾关涉变法图强之军事战略，又曾与王朝之生死存亡密切相连。个别时期部分事例所呈现出的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的文书传递效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宋朝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的日常之态与非常之状况。从中亦既能看出宋廷经营与岭南信息沟通之努力，又可感受到朝廷与相关官员之焦虑与无奈。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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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宋朝对岭南地区经略之主要论著有：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载于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410-452；黄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汉学研究》第3卷第2期（1985年12月），页507-534；《北宋晚期对广西的经略——以程节、程邻父子为中心的讨论》，《法国汉学》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208-225；曾冠雄：《从化外到门户：论政权南移与南宋广西的发展》，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以上成果均未从文书传递角度考察相关问题，故笔者于2007年便撰拟本文纲要。2008年昆明国际宋史研讨会，黄宽重先生提交《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藳〉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一文（修订后载于《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页133-166），对笔者甚有启发。但黄先生大作立意和关注问题，仍与本文有所不同，且仅限于对晚宋之关注。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九至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页7488。

(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曾“诏自京至广州传置卒月别给百钱”（页7482）。

(4)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69—71。

(5) 《宋会要》食货四八之一四，页5629。

(6)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页7482。

(7) 《宋会要》食货四二之五，页5564。

(8)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七，页7487。

(9)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九至三〇，页7488。

(10)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〇《岭南道四·英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页3073。

(11) （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一五《邮舍邸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0册，页559。另参见拙文《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之考证，《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页105-114。

(12)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邮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851-3852。

(13) 参见拙文：《南宋临安府周辺の邮伝系統——具体的背景及び設置状況に基づく考察》，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東アジア海域世界における交通·交易と国家の対外政策》，2009年1月；又见前揭拙文《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

(14)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五《归庐陵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页788。

(1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八，页7519。

(16)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67、73。

(17) 详见前揭拙文《南宋临安府周辺の邮伝系統——具体的背景及び設置状況に基づく考察》。按《元丰九域志》卷五衢州条、卷六信州条、卷九建州条记载，三州互有道路相通；淳熙二年吕祖谦自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市）入闽，便是经衢州江山县向南过仙霞岭而达建州。其《入闽录》（《东莱集》卷一五）记江山县与衢州之间有马驿，当为衢州至信州之间有驿路之佐证。但途经仙霞岭时，却记岭上“磴道屈折数里甚峻，左右皆童山，榛茅极目”。入建宁府浦城县界十里后才“复行驿路”。如此看来，建宁府至衢州江山县似无驿路，浦城县界内驿路很可能通往信州。若如此，则福州至临安之文书传递路线，应是经建宁府、信州、衢州、严州之驿路。

(18)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9册，页686—689。

(1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页588。

(20) 关于潭州至信州路段开通及其地位问题，详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77。

(21)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第1179册，页775。

(22)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页7482。

(2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页7482。

(24) 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37—60。

(2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新版，页1473。

(26) 《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页3760。

(27)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25。

(28) 《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月壬午条，页4019。按《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二载：皇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诏马铺每一昼夜日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与《长编》所载不同，待考。

(29)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壬子条，页4162。

(30)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戊午条，页4173。

(31)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新版，页10728。

(3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页2592。

(33) 《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页9725。

(34) 按：关于宋军熙宁九年攻交阯之战况，越南之《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等书与宋人之《范太史集》、《玉海》及元修《宋史》，记载差异甚大，但宋军损失惨重，谋取交阯失败应是无疑的。

(3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三至二四，页7485。

(36) 《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五月辛丑条，页7080—7081。

(37)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七至二八，页7487。

(38) 《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壬子条，页6849。

(39) 参见拙文《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页128；《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页67—100。

(40)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至四四，页7495。按：关于斥堠铺之设，《要录》在记及同条内容时，称“摆铺”，《宋会要》本条则有言“摆铺斥堠”。关于两个“摆铺”，笔者认为前者为“斥堠”之误，后者乃是动词。见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5月，页100—104。

(41) 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页20—26。

(42) （宋）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一七《乞措置进兵入广申省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王曾瑜校注本，页947。

(43) 《要录》卷五二绍兴二年三月庚申条，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甲子条；《梁溪集》卷六七《乞依近降指挥乞兵二万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状》，卷七〇《开具钱粮兵马盗贼人数乞指挥施行奏状》，卷七六《乞全州免听广西节制奏状》。

(44) 该部分内容参阅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五《岳飞平定各地叛乱》，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79—84。

(4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46) 关于南宋摆铺创置之时间，《要录》、《宋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嘉泰会稽志》等书中有建炎三年、绍兴四年、绍兴三十年、绍兴三十二年等不同记载，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应以绍兴四年为宜，详见前揭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

(4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

(4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49) 见前揭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曾论及前两个时期的摆铺设置情况。后读到方岳在淳祐五年（1245）左右所上《轮对第二札子》等奏报，知当时在与蒙元交战期间又置诸军摆铺。详见方岳《秋崖集》卷一八《奏札》，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第1182册，页350—351。

(50)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八至一九，页7509。

(51) 以上引文均见《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第1179册，页670-671、680—681、691。

(52) （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校笺本，页435。

(53) 《武溪集》卷一五，页449。

(54) 《武溪集》卷一五，页450。

(55) 《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二月乙丑条，页3975。

(56) 《武溪集》卷一六《贺曲赦表》云：“马递敕书一道至安抚司。”《河南郊表》又云：“马递敕书一道至邕州。”（页493、495）。

(57) 《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月壬午条，页4019。

(58) 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112。

(59) 此据（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韶州》之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页409。按：四库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九《韶州·四至八到》载：韶州“东北至东京二千九百四十里”，与《元丰九域志》之记载差别甚大。考中华书局影印之《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八《虔州》和卷一一七《郴州》条及四库本《太平寰宇记》（该本阙卷一一七），记虔州、郴州至东京之距离分别为三千三百里和三千里。由此知四库本所记韶州至东京之里程有误，疑为“三千九百四十里”。又考同书记虔州至韶州之陆路里程为五百五十五里，郴州至韶州里程为五百里，若将韶州至虔州之里程与虔州至东京之里程相加，为三千八百五十五里，与“三千九百四十里”之数接近，由此推知，《太平寰宇记》所记韶州至东京之里程应是韶州经大庾岭连通东京之路线。之所以有出入，应是因为《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皆是纂集各地方所上《图经》所成，而各地在编写本地图经时，计算本地“四至八到”，与相邻州郡互不协调，多有不一致处。又，《元丰九域志》记韶州至东京之距离亦不准确。该书记虔州至东京之距离为“三千五百里”，虔州至韶州则为四百里，加起来超过三千七百里；又记郴州至东京为“三千五百里”，至韶州四百三十里，加起来亦超过三千七百里。故难以判断韶州条所记至东京之距离是根据哪一条路线。但根据诸书所记，韶州经虔州至东京，和经郴州至东京之距离相差无多，故暂取韶州条所记之“三千七百里”。

(60) 《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十一月丁卯、戊辰、己巳、丁丑诸条，页4238—4239。

(61) 《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九月辛亥条，页4060。

(62) 《武溪集》卷一四《谢转卫尉卿表》。

(63) 《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乙亥条，页4147。

(64) 《武溪集》卷一四《桂州谢上表》、《乞解职行服状》，页443、445。

(65) 关于进奏院收发文书之制度，如《宋会要》职官二之四四载：雍熙元年十二月，张文粲等言：“准中书发敕院、枢密承旨院告报，进奏官日赴院承受宣敕，虑多妨滞，许送至臣处给付。”（句首疑脱“乞”字。）“诏本院专遣进奏官入内承受文字。”又载：端拱元年二月，诏：“进奏院自今每承受宣敕、省牒，画时递发，不得稽滞。”（页2393）《宋会要》职官二之四六载：天圣六年十月，诏：“都进奏院自今承受宣敕、中书密院札子、省牒并内外诸般文字，并须画时勾唤进奏官，于当面与保头等同共点检封角并开（折）［拆］，分明上历印题，关防发遣。”（页2394）只是关于北宋中期进奏院文书发出之时间限制，未见记载。但据《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丙寅条载，尚书省言：“进奏院承受尚书省、枢密院实封及应入急脚递文字，并即时发。又承受捕盗、赈济、灾伤、河防紧急及制书并朝廷文字应入马递者，并当日发。又承受制书及朝廷文字入步递者，限一日。余文书不得过三日。限内有故未毕，监官随宜量展。”从之。（页11801）此条规定虽是哲宗时所定，但亦可作参照。

(66) 《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乙亥条，页4147；《武溪集》卷一四《桂州谢上表》，页443-444。

(67) 《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条，页4199。

(68) 《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邕州》，页422。

(69) 《武溪集》卷一五《免转给事中状》：“臣今月二十日，进奏院递到敕、诰各一道，授臣给事中者。”（页449）同书卷一五《免转工部侍郎第二状》则云：“臣某言：昨于五月内，进奏院递到敕诰，蒙恩授臣给事中，依前知桂州、充广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抚使。寻具状辞让。”（页451）由此知余靖收到升给事中敕诰是在五月二十日。

(70) 《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五月丁未条，页4209。

(71) 《武溪集》卷一五，页450-453。

(72) 《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桂州》，页419。

(73) 《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丙戌条，页4105；《武溪集》卷一四《虔州谢上表》，页441。

(74) 《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三月庚午条注文云：“［余靖］加集贤乃二月辛酉”，页4255；《武溪集》卷一五《谢充集贤学士表》，页457。

(75) 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1261。

(76) 详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页37—44。

(77)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二，页7494。

(78)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经国》，台北：学生书局，1964，页1381。按：该上奏的时间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参见氏著《宋元战史》（一），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页324-326。

(79) 此据《元丰九域志》所载诸州府间里程推算。

(80)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第1179册，页675。

(81) 《可斋杂稿·续稿后》稿卷六《回宣谕奏》，第1179册，页691。

(82) 《可斋杂藳·续藳后》卷九《回宣谕奏》、《回奏庚递宣谕》、《回庚递宣谕奏》，第1179册，页750—771。

(83)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第1179册，页776。按：以上内容参见前揭拙文《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又，其中通过李曾伯奏议考察理宗时中央与广西文书传递状况，受到黄宽重先生《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一文启发，谨此声明并致谢。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一　引言

南宋章如愚曾论川陕形势云：

粤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而已。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1)

此论并述川陕，言于南北形势之要，甚具其理，当无异议。然从两宋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四川、陕西之形势则因时异，各不相同。北宋奄有原五代十国之地，自东北而西南，环列契丹、西夏、吐蕃、大理、交趾诸政权，边患当南北共存，然而事实上北宋主要与北方之契丹、西北之西夏相争相抗，与西南诸政权则尽可能少启衅端(2)。故北宋陕西地位至为重要，为北方防御区之一部，四川则属于南方边远区(3)，其治理之任务以防备内部民乱为主(4)。但到南宋之时，四川之形势、地位与北宋相比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时川陕相连，成为控扼长江上游，并先后抗击西路金军和蒙元军队进攻的边地战区，但陕西路的多数州县在南宋初期便已沦入金人之手，到绍兴十四年，原属陕西路的境域仅阶、成、岷、凤四州为宋政权所控制，故并四州入利州路。因此，南宋时实能掌控的西部前沿战区主要就是四川，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的地位亦在此时得以充分显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朝廷所在地，是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距前沿战区的四川地区较北宋开封府距离河北、河东、陕西等北方防御区，乃至作为边远区的四川，都要遥远(5)。这必然影响朝廷对四川前沿战区的控制及其边地军政之运作。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之变，导致南北宋政治地理不同，已为以往研究者关注并揭举，如余蔚便提出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主要是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各区之间互相依赖；而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是在不同区位行使相近职能的政治区，从而形成“分块式”结构，而四川则是三大“独立攻防区”之一(6)。不同的政治地理结构和不同的政区分工，亦必然体现为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不同的地方军政运作方式及其效果。这些历史面相一方面可以从宏观上予以观察，另一方面亦仍然需要通过具体问题之研究，从微观角度加以厘析。如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便是从行政体制运行之角度讨论南宋中央与川陕沿边之关系(7)。本文则拟从文书传递之角度，考察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关系，和南宋四川边地军政之实态，进而揭示因政治格局和空间距离之变化，导致的两宋之间地方军政运作之不同。

二　南宋对四川文书传递之经营

北宋继承前代制度，其驿传系统形成驿递分立之格局，递铺成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其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级，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负责传递的递铺皆谓之“省铺”；神宗时又出现了用急脚递传送的金字牌递，从而成为宋代速度最快、代表皇帝权威的最高文书传递等级(8)。北宋时，亦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邮传路线，其承担文书传递的大动脉，即邮传剧道，称为驿路，次者称为县路(9)。其与四川之间有驿路相通，大致走向是从东京西行，经西京河南府（治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京兆府（治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市）、凤翔府（治天兴，今陕西凤翔县），然后折而向西南，经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凤州之两当（今属甘肃陇南市两当县）、兴州（治顺政，治今陕西略阳县）、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擂鼓台）、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境）、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市）、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县）、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市市东）而达成都府（治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市）等地(10)。

北宋的邮传系统及其管理，在实际运作中，不断解决问题，逐步完善。大致说来，从太祖朝至哲宗朝，其制度执行效果还算理想。但到徽、钦两朝，却因政治腐朽、民变频生而致递铺铺兵不足，邮传严重弛废和衰敝。其突出表现便是诸路文字多发生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有的地方，急脚递动经三四十日，马递经及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11)。金军南侵和北宋覆亡，更加重了对邮传系统之破坏。因此，南宋政权甫立之时所面临的邮传之状况不难想见。

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举行登基典礼。当日赦文中便有云：“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时支破请给。”接着，五月三日、六月一日，南宋朝廷又继续下诏诸路，令招填铺兵，递铺人马权免诸般差使，全力应付文字传送(12)。可见南宋甫立，为求政令之通达，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

但南宋对邮传之整饬并未收到明显效果。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有司失职，邮传不通。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它片纸不传。浙东距行在止两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知矣。”(13)即便是一年后，许多州县道路递铺仍是“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朝廷赦书则“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14)。

建炎元年至二年，高宗行在先后在应天府和扬州，与距离甚近的浙东之间的文书传递尚不能正常，与遥远的四川、广南、福建等地的信息沟通就更可想而知。信息沟通不畅，必然影响南宋中央对地方之控制，特别是控扼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若与朝廷不能有效联系，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南宋建立不久，便着手加强对四川之经营，其中就包括保障文书传递畅通之努力。建炎三年五月，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派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将陕西五路与川峡四路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高于路的大行政区。其使名虽历川陕宣抚使、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大使、四川制置使之名，权限亦有变化，但终南宋一朝，一直为川陕最高军政长官。此外，南宋对各地驻军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设立专门机构——总领所。建炎三年十月，张浚以赵开为“兼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15)。绍兴十八年（1148）五月，南宋朝廷任命汪召嗣“为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16)。此后到南宋灭亡，四川总领之职相延不辍。四川总领所与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并称四大总领所。因宣抚制置司与总领所分别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政、财政机构，所以以后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便是以与这两个机构之间及相关官员的文书传递为主。亦可以说，川陕宣抚制置司和四川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是四川地区与朝廷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务必加强经营。但实际上，南宋朝廷对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之经营早在宣抚制置司和总领所设置之前就开始了。

高宗即位之初，连续下诏整饬邮传，所涉地区当亦包括四川，只是效果不佳而已。建炎三年初，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17)，导致金军奔袭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掳，高宗本人仓皇出逃。经此教训，南宋不得不在邮传建设方面另觅他途。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18)。即将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查和传送军情的斥堠，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后来，斥堠铺设置地区不断扩大，并“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19)。

斥堠铺先在两浙路设置，后逐渐扩大范围，不仅扩大到淮南、荆湖，亦应扩大到四川地区。如绍兴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秘书省校书郎洪迈言：

都路邮传，旧制每二十五里置铺一所，列卒十有二人。军兴以来，凡遇蜀道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20)

又如《宋会要》载：

绍兴四年五月五日，枢密院言：“检会臣僚上言，乞督责诸路帅臣，参稽所部州县道里远近之宜，布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诏令枢密院措置。(21)

［同年九月十八日］，川陕荆襄都督府言：“勘会今来出使，所有朝廷及本府往来文字，若有违滞，窃虑有误军期。欲乞于经由路分，从本府于准备将领或准备差遣、差使使臣内，逐路各选差一员，专一催促往来递角。其请给、人从等，并依本路画一指挥内支破，令所至州军应副，仍乞行下逐路转运司及提举马递铺官，关牒经由州县照会。”从之。先是，枢密院检会臣僚上言，乞督责诸路帅臣，参稽所部州县道里远近之宜，布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诏令枢密院措置故也。(22)

川陕荆襄都督府是绍兴四年八月十一日设置的总统川陕荆襄诸地区军马的机构(23)，由宰相兼领，其根据枢密院关于督责诸路帅臣令诸路布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的上言，乞逐路差下使臣催促递角。且未专门言明路分，不仅说明四川地区亦有斥堠铺设置，而且在绍兴四年五月之前就有了。

但斥堠铺的设置并未能充分保证军事情报的有效传递。绍兴四年（1134），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军事压力。面对如此局势，南宋又被迫设置了一套新的递铺系统，这便是摆铺(24)。根据《宋会要》记载，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和诸军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战事渐息，摆铺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的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时（1208—1224）。绍兴末年，金军南下侵宋，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设屡罢。但这一阶段设置之摆铺，却不再由枢密院和诸路帅臣等负责，而是改归三衙和枢密院负责(25)。摆铺的设置地区与斥堠铺一样，自然亦包括四川地区。如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兵部言：

“诸军摆铺兵级传送军期急速文字，近更稽迟。缘未立定日行地里并论罪条法，及措置勾考之方。近诣诸军，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添差巡铺使臣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如违滞、盗拆、亡失、弃毁等，并依斥堠铺第降罪论指挥断罪，本军帅臣选才力官一员，专一往来提点驱考，有违犯处，具因依，自本军帅臣闻奏取旨。”从之。(26)

兴州属利州路，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距离行在临安府数千里，每十里置一摆铺，规模甚是可观。

孝宗隆兴二年三月十六日，兵部言：

“自今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若拆递官司点检非合入摆铺名色，从本处举察取旨。官吏并依绍兴六年十月制旨断罪施行。进奏院所发递筒，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摆铺斥堠传送，余文字合分别要慢入斥堠、急、马、步递遣发。”从之。其后，总领四川财赋所言：“近降旨，即不该载总领所文字亦许入摆铺递明文，缘报军期安平及诸军申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欲望赐许，庶凭遵守。”又从之。(27)

又：

［宁宗嘉定］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枢密院言：“诸军摆铺官兵及诸路摆铺兵（给）［级］，承传往来军期递角，委是不易，理宜支犒。”诏令户部并淮东西、湖广、四川总领所各随所隶地分，将见在铺执役人数，每人特支犒设钱三贯。(28)

四川总领所置司利州，其“军期安平及诸军申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亦入摆铺传送，可与兴州至行在置摆铺之事实互相印证。而且可以推知，在摆铺设置时期，四川至行在的驿路之上亦应是摆铺、斥堠铺与省铺并存。又如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知成都府留正言：“乞下所属，给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发递进奏院，许入摆铺往来使用。”(29)由此推知，成都府至临安府一线，亦当有摆铺设置。

理宗以后，蒙元成为南宋的主要威胁，前线与京师之间的文书传递，除依靠省铺、斥堠铺外，仍是临时令诸军设置摆铺，其中自然亦包括四川地区。如方岳在《轮对第二札子》贴黄中奏称：

臣曩仕边州，见城关之外莽为荒墟，……商旅不行，邸店停闭。往时聚落，半无烟炊，则摆铺之为患也。盖缘诸处制捆，若戎司，若监司、州郡，率自其治所每二三十里置一铺以达于畿。只荆湖制司一项，自鄂州至行在凡五十四铺，铺凡四五人，已该二百五十余人，而鄂渚以西又不与焉。合诸司言之，有自川广至者大约不减万人。(30)

这一时期由诸军自行设置的摆铺，亦往往被称作“军铺”(31)。

南宋虽然在四川与临安府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和摆铺，但这些并不是南宋朝廷经营与四川等地区文书传递的全部措施。斥堠铺、摆铺之设置，是南宋更张邮传之制的两大举措，但南宋对邮传经营之关键，更在于维持诸铺传递效率的诸项措施，其中包括制定并申明赏罚条例、招填铺兵、增添巡辖使臣和发放庚牌。这些都是针对全国，尤其是行都临安与各军事前沿地区之间所采取的措施，非专对四川。但四川作为离朝廷最远的军事前沿，南宋对其邮传经营方面必然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频繁对邮传进行立法并形成繁复细密的赏罚条格，应是南宋邮传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突出方面，现存《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的《金玉新书》中有一百一十八条邮传敕令，涉及文书传递的各个环节，便是明证。从南宋邮传的赏罚条格中，看不出对于四川地区的特殊之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略能显示四川邮传之特别。如《宋会要》载：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诏江州马递铺兵汪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军，巡辖官赵不退追两官勒停，巡检使臣武安追三官除名勒停。检坐见行条旨，并令责罚。下诸路提举马递铺官于逐铺榜谕。以汪立盗拆四川宣抚司“力”、“忠”、“则”字号递角，当从军法。缘该赦宥及自首，巡辖官驱磨失寔也。先是，上问盗拆递角当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在法当死，汪立乃自首行陈。”上曰：“须从流。”梁克家曰：“巡辖使臣失于钤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寔。二者皆有罪。”上曰：“然”。故有是命。(32)

文献记载反映，南宋时盗拆递角事非常普遍，估计多数不能有烦皇帝“圣听”，而孝宗却对江州铺兵汪立处罚之事加以过问，可能与其盗拆的文书是四川宣抚司的密件（用千字文编号的都是紧切机密之文书）(33)有关。又如乾道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兵部侍郎黄均言：

“递角稽违之弊，莫甚于今日。荆南都统制司所发御前文字，犹达空函；四川宣抚司来往递角，盗拆尤多。不惟铺兵作弊，其间曲折可虑非一，欲望立赏募告，或给缗钱，或与转资。凡有盗拆递角之人，并许收捕告官，即与推赏。犯人依建炎年军法处断。将赏格镂榜，逐铺给示，使之通知，庶几传驿不失期会，亦足以阴消奸计。乞即详酌施行。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盗拆赏格两条。”从之。(34)

此次申明军法与赏格，亦主要是针对四川宣抚司等来往递角盗拆事件而行。

递铺人员不足是对南宋邮传影响最大的问题，故南宋朝廷屡下诏令，并增派巡辖使臣，以加强铺兵的招填，催督文书之传递。其中有不少次是针对四川与朝廷文书传递而采取的措施。如《宋会要》载：

［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枢密［院］言：“近日据川陕宣抚司申，路中有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却入白纸在内传送。除已节次行下经由路分根究施行外，访闻诸路铺兵缘州县不时支给钱米，多有逃窜。招填之初，又不审问行止来历，便行收系。及襄、郢之间，每铺止有三二人或妇人传送去处，是致容奸匿盗，深为不便。”诏令逐路提举官下所属州军，将所管铺兵三人结为一保，据缺额人数，并仰招收土人及邻近州县行止来历分明之人，或刷那见管厢军充填，依时支给请受。须管措置招填足额，不得依前令妇人传送。仍委当职官钤束铺兵、曹级，仔细验认递角封头分明交转，如有违戾，重置典宪。(35)

［乾道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丞邵说言：“比年以来，递角多有盗拆、藏匿之弊，盖由巡辖使臣与曹级相连，……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过五员而已。伏乞特降睿旨，令吏部使缺差注，庶几递角来往之际，有以稽察。”从之。(36)

为了保证紧要文书之传递效率，并使紧要文书与常程文书区别开来，南宋自乾道以后便仿金字牌递之制，陆续推出黑漆白粉牌、雌黄青字牌、黑漆红字牌等庚牌，分别用于沿边州军都统制司、尚书省、枢密院等机构遣发紧切文字的标志。在此类庚牌的发放中，四川因其距离甚远，同样有别于其他地区。如《宋会要》载：

［乾道］三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近（指）［旨］，诸路州军斥堠铺兵选拣健卒、谨审铺兵拨充摆铺，走传军期要急文字，尚虑无以区别。欲乞将沿边州军并诸军［都］统制司各给降黑漆白粉牌，内建康、镇江府、池州驻扎御前都统制，盱眙军、光、亳州、寿春府，各给牌五；鄂州、荆南、金州、兴元府驻扎御前都统制，襄阳府、四川制置司，各给牌十，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申发文字，并填寔日。递铺走传，日行三百五十里。到行在，令进奏院具承受日时发回。朝廷降付诸处（乞）［急］切文字，亦乞置雌黄（膝）［漆］青字牌五十，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实时缴回。若住滞时刻，使臣、铺兵并重作施行。”从之。(37)

［乾道八年］十月十七日，诏：“激赏库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式样更行制造。四川宣抚司给牌十，建康、镇江、江、池、鄂州、荆南都统制，御前水军、沿海制置司、金州、兴元府、武（绛）［锋］军都统制、襄阳府、光、濠、楚州、盱眙、安丰军，各给牌五，申奏朝廷要切文字，余照乾道三年三月前旨施行。”(38)

从上文可以看出，四川制置司、四川宣抚司作为统辖四川诸路的最高军政机构，与其通连行在沿路诸州，均曾获得超过两淮诸地都统制司较多的黑漆白粉牌，这不仅反映出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之紧切和数量之多，亦足见朝廷对经营与四川之间文书传递之重视。此后，四川诸处使用庚牌继续增加。如《宋会要》载：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四川茶马王渥言：“本司至行在六千余里，常程递角大段稽违，自出本部界即难督责。望下所属给降黑漆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入摆铺，至进奏院往来使用。仍乞行下沿路提举马递铺官，常切驱磨，如有违慢，重作施行。”诏所属降黑漆白字牌十面。(39)

［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知成都府留正言：“乞下所属，给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发递进奏院，许入摆铺往来使用。”从之。(40)

［绍熙］五年二月十二日，都大提举茶马司言：“本司先于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指挥给降尚书省粉字牌十一面，如遇紧急机速文字，附递申发，责铺兵日行三百五十里，如违时刻，使臣、铺兵重作施行。今经多年，其牌字画磨灭，由是承传铺兵视为常程一体，因而稽误。乞别给粉牌十一面，沿路传送，有以警畏。”从之。(41)

综上所述，文献之记载虽不能周备而细致地反映出南宋对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经营的全部情形，但亦大致显现出南宋朝廷对经营与四川地区信息沟通的努力，以及四川距离迂远和军情之重给南宋朝廷带来的焦虑和紧张。

三　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之选择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府，疆土亦仅存淮水、大散关以南之半壁，其立国形势与北宋大异，与各路信息之沟通多不能依旧有驿路，必须重新规划邮传路线。特别是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必须建设一条横贯东西、连接临安府与四川各地的邮传路线。

按南宋立国之形势，朝廷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当以从临安府西行，横穿浙西，然后沿长江一线，经江西、荆湖而达四川最为近便。事实亦正是如此。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兵部言：

昨降指挥，于见摆铺两路［界］首通差识字使臣一员，抄上往来递角名件、的实过界月日、时刻、传送铺兵姓名，以备官司取索驱磨。其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过五人，人数不多，责任亦重，难以废罢。(42)

由此可知临安府通往四川之邮传路线是经浙西而达的。自浙西往西，便至江南东路，其重要枢纽便是池州（治贵池，今安徽贵池市）。如嘉泰三年（1203）五月二十一日，权知閤门事张时修言：

池州系江淮、蜀汉等路递角聚会去处，疆界阔远，盗拆奸弊多在本州管下。窃见本州城止分四厢，却有兵官五员，今除四员各管厢事外，乞差一员兼稽察本州界内三方递角，无妨兵官职事。(43)

临安府与池州之间的邮传路线有三条：其一，从临安府西行，经余杭（治今杭州余杭镇）、临安（治今杭州临安市）、于潜（治今杭州于潜）、昌化（治今杭州昌化）县境，过昱岭至徽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再从徽州至池州。其二，从临安府西行至于潜，再北行过千秋岭至宁国县（治今安徽宁国市），再至宁国府（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转而向西而至池州。其三，临安府西行，经独松关、湖州安吉县（治今浙江安吉北）、广德军（治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宁国府而至池州(44)。

自池州向西，则不过江，而是沿长江南岸经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而至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如嘉泰四年（1204）五月二日，京西安抚司言：

襄阳去行［在］约三千里，邮传不容分毫漏泄、顷刻濡滞。今省递承传文字，朝廷加旗批凿紧急，而考之程限，动经三十余日，不问紧慢，例皆稽迟；开拆作过，委无忌惮。窃详铺兵多系乌合游手、不守行止之人，是致作弊。乞自襄阳屯戍军马去处摆急递铺官兵至鄂州，鄂州都统制司接连摆至江州，江州接连摆至池州，池州接连摆至行在。各司遇有急速文字，专令传送，严立罪赏，不得夹带闲慢文字。每四十里一铺，差次等少壮枪排手官兵二人，并训练官一员，往来督视，三月一次差替。(45)

此段文字虽是京西安抚司所言由襄阳至临安府之邮传路线，但此路线实际上亦是四川地区与朝廷进行文书传递的路段之一。如“［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诏：‘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汉上路传送，经由州县常切遵守。’从制置司请也。”(46)此处不仅明言四川制置司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路线经由襄阳，而且说明自襄阳向西是经京西南路之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南）而至利州路之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金州向西，便是经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兴元府（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而达兴州、利州等地了。如嘉泰二年五月十五日，诏：“罢洋州指使一员，改作洋州兴元府东界巡检马递铺，令转运司定差使缺。”(47)便能说明这一事实。

兴元府、金州、襄阳一线在唐代以前便是荆襄地区连通蜀地的重要道路(48)，在北宋时此段道路不仅是商旅平常往来道路，而且自兴元府向北有褒斜道通往京师(49)。南宋时，兴元府“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50)，所以更成为与朝廷信息沟通的战略要地和重要枢纽。置司利州的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往来，应多经兴元府、襄阳一线。但襄阳与鄂州之间路途复杂，文书传递如何经行，仍须究明。从前揭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枢密院“近日据川陕宣抚司申，路中有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却入白纸在内传送。……及襄、郢之间，每铺止有三二人或妇人传送去处，是致容奸匿盗，深为不便”(51)之言，和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汉上路传送，经由州县常切遵守”(52)之诏令内容看，襄阳至鄂州之邮传当是沿汉水一线经郢州（治长寿，今湖北钟祥市）、复州（治景陵，今湖北天门市）或汉阳军（治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而达。但襄阳至鄂州亦有经荆门军（治长林，今湖北荆门市）、江陵府（又称荆南府，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而达之路线。如开禧三年十月十九日，知峡州翟俊言：

本州（田）［地］分巡辖，兼管江陵府、荆门军三州境内递角，制置江陵。今来边（惊）［警］戒严，荆门与襄阳接境，正在江陵、（陕）［峡］州两路之要冲，即与闲暇之时不同。乞权将巡辖司移置荆门军，庶几可知缓急。(53)

由此可知襄阳经荆门军与江陵府之间亦有邮传可通，但襄阳经江陵至鄂州，显然不如经郢州近便。又，淳熙十五年（1188），侍卫步军都虞候梁师雄言及川马运至临安府路线，具体如下：

自宕昌至兴州一十五驿，属兴州都统司；自大桃至汉阴一十五驿，属兴元府都统司；自衡口至干平一十三驿，属金州都统司；自梅溪至石墙一十四驿，属江陵副都统司；自应城至石田一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自边城至杨梅一十一驿，属江州都统司；自紫岩至广德军一十二驿，属池州都统司；自段村至临安府余杭门六驿，属殿前步军司。(54)

其中所言之“驿”既非普通馆驿，亦不是递铺，而是供马匹歇息饮食的马驿。观其大致路线，与四川和临安府文书传递路线基本一致。但具体走法须略作考辨。如乾道元年（1165）七月，臣僚言：

金、房州一带，皆崎崄山谷，路皆曲折，值潢潦雨雪，必须人马失所。窃见自金州至均州梅溪驿二百八十里，皆浅山土路，更无险峻，缘兵火后不曾修葺。乞札下金、均两州重行开广，改此驿路，比旧路裁损三驿。又道路坦夷，利便非小。乞下本路安抚司及都统制司，同相视新旧两路，令制置司参详利害，一面施行，其添减程驿批请，令转运司应办。(55)

因梅溪驿属均州（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则上揭淳熙十五年梁师雄所言川马入临安路线金州往东是经均州至襄阳，而不是经房州，此段路线便与淳熙十年所诏“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不尽相同。金州经房州至襄阳，本是旧路。但金州通均州路修通以后，路况比经房州利便，文书传递改经均州亦甚有可能。

考郢州东之德安府（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市）辖下有应城县，县内设有马监，而川马又频经兴元府押至应城(56)，故梁师雄所言“自应城至石田一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之“应城”应是德安府之应城县驿。又，乾道四年正月，提举四川买马监牧公事张松言及纲马住程处有襄阳府、郢州长寿县驿、汉阳军汉川驿(57)，则可知纲马无论过均州和房州，都要经过襄阳，自襄阳东南行，经郢州、德安府之应城和汉阳军之汉川县而至鄂州。此路纲马可行，文书传递自然亦可行。鄂州往东，便是经江州、池州而达临安。

兴元府、襄阳、鄂州至临安一线虽为南宋朝廷联通四川的重要邮传路线，但不是唯一的邮传路线。此线联通川北之利州路，无疑至为便捷，但若联通川东之夔州路以及潼川府路和成都府路，则显迂远不便。实际上，南宋朝廷与四川之文书传递，还另有路线，便是自江陵府（荆南）向西经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以达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县东）、成都府（治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市）。如绍兴六年三月六日，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上言：

四川去朝廷最远，臣被命入蜀，道由荆南、归、峡之间，全不见递铺传送文字，间有一二皮筒通行，皆是稽滞累月。欲自荆南以西接夔州界，委知荆南府薛弼专一措置。其荆南府以东，即委本路提举马递铺官措置，所贵远方奏禀及朝廷行下文字不致沉失。(58)

荆南以西入川路线，在北宋曾是四川布匹运送上京的通道之一。当时“川益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京师。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59)。南宋乾道中，川马运至临安亦一度改走这一路线(60)。从物资运输情况看，荆南以西入川路线主要是水路，但邮传似乎以陆路为主。如淳熙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安抚制置使胡元质言：

夔路山谷重复，最为峻崄，虎狼之迹，交于中途，递兵劳苦。乞令夔路转运司常切趣办觉察，不容复有缺额、缺粮去处。(61)

关于这一条邮传路线，《舆地纪胜》有载，其记万州古迹云：

摆铺递，绍熙三年制置（邱）［丘］公崈所置也。自成都至行在凡四千二百余里。公谓边防军政事体甚重，军期摆递，事多稽迟，恐缓急之际有误机会。于是奏摆铺三。自成都至万州，以四日二时五刻，从铺兵递传。自万州至应城县九日，应城至行在十四日，则以制司承局承传。回程如之。惟应城回至万州又加四日。每月初三、十八日，两次排发。若有急切军期，即不拘此。行在都进奏院排发亦如之。自万州下水，于峡州出陆，至荆门计一千一百里程，以六日半，回程加四日。荆门至湖口一千八十里，往回各九日。湖口至行在九百里，往回各七日半。其程限赏罚如旧，而铺增其一，以宽走卒之往来。蜀去天日虽远，然置邮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矣。《图经》云。(62)

从此记载看，成都府至临安的邮传路线，是从成都取陆路至万州，自万州走长江水路至峡州，然后再从峡州走陆路，经荆门军、德安府应城入汉阳军，过江至鄂州，再从鄂州至江州湖口以达临安。至于成都府至万州陆路的具体走法，严耕望先生曾有推断。严先生将日本栗棘庵藏南宋地图拓本与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一四至一六自桂林经湖南入蜀诸诗相互印证，并参证《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记各州四至八到里程，总结出成都府经万州至夔州的陆路为：成都府向东经怀安军（治金水，今四川金堂县东南淮镇南沱江南岸），再东南行，经飞乌（潼川府辖县，今四川德阳市中江县东南约一百七十里处）至遂宁府（治小溪，今四川遂宁市），再东北行，经蓬溪县（遂宁府辖县）、顺庆府（原为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市北）。又向东经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梁山军（治梁山，今重庆梁平县）、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区）、云安军（治云安，今重庆云阳），至夔州(63)。严先生以此旁证唐代成都至夔州之道路，但此路线亦应是南宋成都府至万州的邮传路线。

综上可知，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路线，是从临安府向西，经浙西至池州，再从池州经江州至鄂州。自鄂州向西北行，经应城、郢州至襄阳，自襄阳可分别经均州、房州至金州，继而达兴元府、兴州、利州等地。这一路线主要联通川北利州路诸地。自应城西行，经荆门军而至峡州，然后改水行，至万州出陆，经渠州、顺庆府、遂宁府、飞乌至成都府。此线主要联通夔州、潼川府和成都府路诸地。如下图：

四　文书传递状况与南宋四川军政特征

四川之西、北、南三部距临安府均在四千里开外，如果不处军事前沿之地，南宋与之信息沟通大可如北宋一般，甚至可以和北宋与岭南、福建之信息沟通无异。但现实是四川乃控扼长江上游的军事前沿，而南宋朝廷又偏处钱塘江畔。在电信手段发明之前的历史时期，保持与四千里以外的信息沟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对南宋来说，是空前的，其形势严峻程度，胜过东晋、南朝。然而面对如此形势，南宋朝廷亦不得不勉力而为，在绵延数千里的空间距离之内，开辟出新的邮传通道，并建立其种种维护制度。对此，前揭《舆地纪胜》所引《图经》发出“蜀去天日虽远，然置邮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矣”的赞语。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在电信手段发明之前，任何制度的贯彻都受到空间距离的制约。前举关于四川与朝廷文书传递之诏令和奏议，已经显露出不少因空间距离之大产生的问题，但文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不止这些。

绍兴元年（1131），川陕宣抚制置使张浚上《又回奏虏情状》称：

臣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诏书，圣旨丁宁，反复开谕，虽父祖之训子孙，不过如此。臣伏读再四，感泣交并……(64)

无须论此奏说何内容，看其日期，一封诏书居然在路上传递三个多月。亦不论张浚当时身在何地，即便在成都、利州之远，亦是远远超过正常传递所需时间，更遑论前揭《舆地纪胜》所云邮传自成都至临安二十七日了。当然这一年情况较为特殊，除宋金激战外，荆湖、江东、两浙等地皆受“盗贼”侵扰，必然严重影响到文书传递。

乾道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上《乞蚤差兴元帅臣》云：

臣契勘兴元府见缺帅臣，窃以兴元都会，地望雄重，节制军马，镇抚中外，边防事宜，利害非一，而蜀道僻远，奏报往复动辄三四月。伏望陛下出自圣意，蚤赐选择老成详练忠义谋略之臣，付以方面，庶几上流增重，根本强固。臣苟有所见，不敢不具奏禀。取进止。(65)

从汪应辰上言中可以感知，当时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文书传递往返三四个月是经常之事，传递速度几乎是制度规定的两倍。

乾道年间，南宋邮传迟滞现象达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乾道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兵部侍郎王炎言：

邮传之乖违，无甚于近时。至若去年十一月二日郊祀肆赦，行在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至荆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时，稽九日方至。余类此不可悉陈。(66)

乾道八年，兵部侍郎黄均亦言：“递角稽违之弊，盖莫甚于今日。”(67)对于文书传递中的种种弊端，南宋朝廷虽严格赏罚、屡申禁止，却都未见明显好转，四川及其他地区的文书传递诸弊仍时有发生。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枢密院言：

诸路传送递角自有程限，昨发“文”字号省札至江陵副都统，依条合破十日，却四十六日方到。其他往来文书多有盗拆、违滞，虽令逐路提举马递铺委官根究，至今未见着实。兼累降指挥，令诸路州军以时支给铺兵衣粮，访闻尚有拖欠。缘此弊端不一，理宜措置。(68)

光宗绍熙时，丘崈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创立摆铺递，情况有所好转。据李心传记载：“蜀去朝廷远，始时四川事，朝廷多不尽知。自创摆递以来，蜀中动息，靡所不闻。凡宗卿（丘崈之字）劾书中所言，皆摆递之报也。”(69)李心传此文收在《朝野杂记》乙集，而乙集成于宁宗嘉定九年（1216）(70)。也许四川摆铺较好的传递状况尚能维持至此时，但好景并不长久。理宗嘉熙元年（1237），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吴昌裔上《论救蜀四事疏》云：

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叫呼难闻，全藉置邮以通气脉。……近年以来，旧规紊废，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而但为交贿之驿；川中之递不以通脉络，而徒为寄书之邮。甚至以游士为承受，以干仆为通进，事势稍急，则曲为覆护，而不使众闻。私书未办，则动多稽留，而不以时发。不知军事呼吸之间有凶有危，朝廷应报之际宜夙宜急，岂可以军中之耳目，而徇人情之私计哉！然此特在外之邮传然也。御前金字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差除之所以壅滞，应报之所以稽迟，科降之所以愆期，功赏之所以沮难，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气脉之不通然也。(71)

从吴昌裔的奏疏可以看出，四川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至理宗时又出现严重问题，换言之，即邮传各项制度的实际运行甚不理想。这必然影响朝廷与边地军政的沟通和处理。先不说具体后果如何，且看吴昌裔所言“御前金字牌向者半月到川”、“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这两项理想的传递效果，其速度亦是慢于制度之实际规定。如金字牌递自北宋创立时便规定“日行五百里”(72)，南宋虽被迫降低一般急脚递的速度，但对金字牌递仍要求日行五百里(73)。若按日行五百里的速度传递，成都府至临安四千二百余里，九天便可抵达，即便远至如淳熙八年三月四川茶马王渥言：“本司至行在六千余里”(74)，用金字牌传递，亦仅需十二、三天。枢密院雌黄青字牌的规定传递速度是三百五十里(75)，以成都至临安四千二百里计，亦只需十二天。再看丘崈所创摆铺递，即便以成都至临安理想的二十七日计算，其平均速度亦仅是日行约一百五十六里，还不及省递最低等级步递的日行二百里速度(76)。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四川至临安道路多有险阻，铺兵传递文书的行进速度大受限制。但不管是客观条件所限，还是制度运行中的人为因素影响了传递速度，亦不论具体传递效果是否理想，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的信息沟通，因其距离遥远而造成的漫长周期则是无疑的。这必然会导致朝廷与四川地方在军政指挥、协调方面的重大差池和无奈。例如对吴曦之变的应对便突出反映了这一状况。

开禧二年（1206），南宋在韩侂胄主政下，决意北伐，战争主要在两淮、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展开。川陕方面，宋廷于三月十二日任命四川制置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吴曦副之。不久，吴曦又兼任陕西、河东招抚使。战争开始后，金人对吴曦积极诱降。十月，金人封吴曦为蜀王，锡金印。十二月二十日，金使吴端持诏书、印绶至罝口，两日后，吴曦自罝口归兴州，于二十七日始称蜀王。程松闻变，于二十九日自米仓出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顺流逃离四川。开禧三年正月十八日，吴曦僭位于兴州，并下黄榜于四路，公开叛宋。二月十三日，宋廷始收到吴曦反叛的奏报(77)。四川地方向朝廷报告吴曦之变的奏书发出地点，估计应是兴州或附近州军，何时发出，则不清楚。若是以正月十八日吴曦公开僭位为始，则此奏书用了约二十五日便传到临安，速度似乎并不算太慢。但《朝野杂记》所记吴曦反日似乎并不以开禧三年正月十八日为始，而是以开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曦称蜀王为始，因为《朝野杂记》记载二十六日“兴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昼”(78)，为变生之异常之兆。而二十七日后程松闻变逃走，此时程松或其他官司应是立即给朝廷发了奏书。若是给朝廷奏书发自开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或稍后，则此奏书传到临安用了近两月半。也就是说，吴曦之变后两个多月，朝廷才得以闻知。宋廷闻奏后，立即采取措施，罢免程松，以蜡封御札拜杨嗣勋为制置使。韩侂胄又专门致书与吴曦，与御札一同发出。韩侂胄致吴曦书与宁宗御札应是在二月十三日接到吴曦之变奏报后立即发出的，于三月二日抵达兴州(79)。路上传递约十八日，倒属于较为高效的传递速度。

即使如此，文书传递的严重迟滞和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往返周期之长，让我们看到了南宋朝廷在处理吴曦之变中无能为力之被动状态。吴曦之变发生和程松逃走两个半月，朝廷始得闻知，才下诏罢免程松宣抚使之职，改命杨嗣勋为四川制置使。而朝廷之对策传达至兴州后，又已是十八日后之事。四川军政官员若静待朝廷诏旨行事，则后果不堪设想。幸有陕西、河东招抚司随军转运使，并伪承吴曦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的安丙，联合杨巨源、李好义等义士，于二月二十九日将吴曦集团诛灭。而此时宁宗御札和韩侂胄致吴曦书尚未到达。在平定吴曦之变中，朝廷之指挥未能起到任何作用。吴曦之变平定后十一日，朝廷仍“赐安子文（子文，安丙字）帛书，谕以能杀曦报国，当不次推赏，虽二府之崇亦在所不吝”。直到三月二十五日，宋廷才收到吴曦变乱被平定之露布(80)。

朝廷与四川之间的距离之远与文书传递之迟误问题对四川军政造成的影响，南宋朝廷在一开始应有充分认识和估计，所以对四川地区采取了不同于别处的措施。如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期间，公文往返，颇费时日，故陕西战场的部署，主要由拥有全权的张浚决策(81)。除宣抚制置使权重之外，四川总领所亦“专制利源，即有军兴，朝廷亦不问”，不像东南三总领那样，“皆仰朝廷科拨”(82)。其他如吴氏武将世袭统兵、科举施行类省试制度，亦是南宋对四川采取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政策(83)。但其中之宣抚制置使之权，前后应有变化，如《要录》载：

［绍兴十年（1140）三月］丁酉，诏川陕宣抚司：“自（令）［今］或有警急，其调发军马、措置钱粮、应干军事待报不及，并许胡世将随宜措置。”用世将请也。时谍报河东、北签军备粮来戍河中，收复河南州郡。都元帅宗弼又传令，宋国系和议之国，存留桥路往来，已调绛、浦、解州三万夫过河修叠堤岸，仍差马军编栏，令同州照验。世将虑其出没不测，即具以奏，且遣兵备之。(84)

［绍兴十年五月］庚子，诏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金人犯陕西故也。又诏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军前合行黜陟，许以昨张浚所谓指挥。时三省、枢密院言：“浚宣抚川陕日，曾降诏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令世将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挥。”故申明之。(85)

从以上记载看，川陕（或四川）宣抚使等职确有因四川遥远奏报不及而被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权，但此便宜之权，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战时才被授予，战事稍息，可能即被取消。上述绍兴十年三月和五月朝廷准许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便宜行事，均是因为金兵进犯，或由胡世将陈请，或由朝廷主动授予。

四川宣抚使便宜之权是因为四川距京师遥远而获得，但便宜之权并不仅仅授予四川宣抚使，其他地区之宣抚使亦曾获得。如绍兴七年三月十四日《许令便宜行事省札》云：

勘会岳飞昨除湖北、京西宣抚副使日，已降指挥，如有合行事件，遇行军申奏，待报不及，许便宜施行。今来已除宣抚使，三月十四日奉圣旨，岳飞如行军入贼境，有军期事务申奏，待报不及，依已降指挥，许便宜施行讫，具事因闻奏及申都督府。(86)

由此可见，先后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和宣抚使的岳飞亦在这一时期获得便宜行事之权。但岳飞便宜行事之前提是“遇行军申奏待报不及”和“入贼境有军期申奏待报不及”，似乎不如四川宣抚使便宜余地大些，其便宜之权的行使范围似乎亦不如四川宣抚使。

朝廷给四川宣抚司的“便宜施行”之权，只是在军情紧急、奏报不及情况下的决断权，并不等于朝廷放手四川地区的军政不问，而全权交付宣抚司。事实上，朝廷对四川军政仍是较多干预或直接指挥，而四川宣抚司、总领所等机构，仍需将诸事奏报朝廷(87)。如《要录》载：

［绍兴十年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抚使张焘始至成都。初，焘自京洛入潼关，已闻金人有败盟意，逮至长安，所闻益急。焘遽行，见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为言：“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世将曰：“蜀口旧戍皆精锐，最号严整，自朝旨撤戍之后，关隘撤备，世将虽屡申请，未见行下。公其为我筹之。”焘遂为世将草奏，具言事势危急，乞速徙右护军之戍陕右者还屯蜀口，又请赐料外钱五百万缗，以备缓急。(88)

［绍兴十年五月］丙申，胡世将命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将二万人自河南赴宝鸡、渭南以捍敌，遣本司都统制知兴元府杨政、枢密院都统制知永兴军郭浩为之声援。先是，世将屡奏，乞速徙右护军之屯陕右者还屯蜀口，不报。(89)

［绍兴十年七月庚戌］，永兴军路经略副使王俊遣统领官辛镇与金人战于长安城下，败之。初，命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载柴草、膏油自丹州顺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毁金人所系浮桥，及选万人由斜谷出潼关，皆以绝敌归路。(90)

可见，即便在绍兴十年宋金激战时期，南宋朝廷还是尽可能地掌控军队调遣和重要攻守之决策。重要事宜，宣抚司不能独断，必须申奏等待批准。这一点，四川与荆襄等地似乎区别不大(91)。但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毕竟距离遥远，其对荆襄战区之指挥，尚因文书传递之周期漫长而不能奏效(92)，对四川地区之指挥效果就更可以想见了。因此，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军政之有效指挥多是在战略攻守和重要举措方面，如绍兴十一年“以驿书诏［吴］璘班师”(93)之类。而宣抚司等机构给朝廷之奏疏亦较少具体军事方略之请示，主要是功赏、钱粮、纲马、选官、荐举、屯驻、营田及奏报军情之事(94)。

理宗时，蒙古军攻灭大理和安南，谋从右翼突破宋西南防线，向长江腹心之地推进。这一策略被宋人称为“斡腹之谋”。因为蒙古的这一攻势，广西遂亦成为南宋抗御蒙古的前沿地区。宝祐五年（1257），宋廷以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曾伯为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李曾伯在广西的近三年中，共向理宗呈递奏报一百四十多份，涉及内外事务繁杂，但主要内容是战备部署、探报、人员兵粮调度、大理和安南与蒙古关系、地方与羁縻州舆情的掌握、情报搜集与分析、战况进度、战后的善后与检讨等。朝廷给李曾伯的诏旨亦多为相关问题的回复与指示，而较少直接指挥具体军事部署，只在是否进攻方面进行决断。对军政处理这一状态，与四川情况甚为相近。因为广西同四川一样与临安距离遥远，其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状况亦时好时坏，多有迟滞(95)。无战事之时，广西作为南部边远区，其军政运行自与作为前沿防御区的四川有所不同；一旦成为前沿战区，同样存在距离遥远及文书传递之迟滞等问题，朝廷亦只能采取与四川相近的应对办法。因此，广西亦当在南宋晚期内与湖南相连成为了独立攻防区。

五　结语

一切政治行为都应是在一定空间内发生的。政治行为发生的空间或场所，称为政治空间。无论是物理性的政治空间，还是具有功能性的抽象政治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政治行为发生的模式，以及所产生出的政治性秩序、社会性秩序等社会结构(96)。

若将政权管辖的整个疆域看作一个政治空间，则可发现，两宋之际，统制区域的变化，导致政治空间的多重变化。就整个行政区域而言，南宋有效之管辖区不仅局限于淮河、大散关一线以南，而且其政治中心亦转移到了偏据东南的临安。这一方面引起了南宋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亦决定了南宋地方军政，特别是边地军政运作方式的不同。从文书传递角度而言，四川地区的边地军政最为特殊。四川在北宋时期本为南部边远区，到了南宋，因其控扼长江上游之形势而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朝廷与此地区之间的文书传递，采取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维持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效率；并形成了临安府与四川之间较为固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地区与行都临安府之间距离迂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之作用下，无法充分发挥其效能，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这一状况固然是由南宋政治腐败所造成(97)，但空间距离之远无疑也是客观事实。

为了更好地应对紧急军政事务，南宋朝廷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便宜行事不仅授予四川地区的军政长官，还授予荆襄等地的军政长官，这一做法，与四川、荆襄等地的独立攻防地位是相一致的。但是，如果从南宋综合行政区之结构与功能方面而言，四川、荆襄等独立攻防地位，无疑有其合理性和一致性，若从军政运行方面来看，不仅其独立性甚为有限，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独立性亦各有差别。四川地区距朝廷最远，因其文书传递周期最长，朝廷授予其军政长官的便宜之权应比荆襄地区更大，但其重要攻守决策和重要官员任免，仍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地方之动息，亦必须时时向朝廷汇报；重要之赏罚和军政举措亦必须得到朝廷认可，或以朝廷名义行下。如安丙等人谋划平息吴曦之变，便是利用矫诏之举作为号召，取得名义上奉诏命行事的合法性。由此来看，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文书传递，不仅不能因四川地区具有独立攻防地位和便宜之权而减少，反而正是因为四川拥有独立攻防地区地位和便宜之权，而需要更多的信息沟通，以防备不测，加强控制。前揭总领四川财赋所言：“报军期安平及诸军申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便是此种事实之反映。理宗时，广西成为攻防要区，其地位与四川相同，李曾伯亦是大小事件，均须向朝廷禀奏，是同样道理。及时掌握四川等边地信息，反映出南宋朝廷对边地军政之紧张情绪和积极之操控愿望。但距离遥远、政治腐败导致邮传制度之废弛多弊，致使朝廷与四川等边地之文书传递常常迟滞，却又进一步加重了南宋朝廷的这一紧张，使其对边地军政之操控更加无奈。这便是南宋时期朝廷应对四川等边地军政的实况和特征。

该文压缩稿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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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四七《舆地门·川陕六路》，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194。

(2) 参见许振兴：《“宋挥玉斧”说与北宋君主的边疆政策》，载于《研宋集》，香港：香港研宋学会，2011，页89—99。

(3) 参见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页171—183。

(4) 参见王德毅：《由宋代强干弱枝说到四川的独特地位》，《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年12月印行。

(5) 以成都为例，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州》载，成都“东北至东京三千二百九十里”。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461。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古迹》载，“成都至行在（临安府）四千二百余里”。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4559。

(6) 见前揭《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7)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关于宋代驿传制度特征和文书传递等级问题，详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

(9) 关于宋代邮传路线中之驿路与县路问题，详见拙文：《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

(10) 参见拙文：《宋代の西南地域の交通について》，《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12月。按此处及后文涉及的古地名今注，主要参据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1) 参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494。

(1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一至四二，页7494。

(14)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

(1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月辛丑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页436。

(16) 《宋会要》职官四一之四七，页3190。

(17) 《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丁卯条，第325册，页311。

(18)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

(19)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6458。

(20)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三，页7506。

(2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至二，页7500—7501。

(2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至四，页7501—7502。

(23) 《宋会要》职官三九之六，页3149。

(24) 关于摆铺创置于绍兴四年制考证，详见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2003年第2期（总第六十三辑）。

(25) 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2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

(28) 《宋会要》兵二〇之四二，页7122。

(2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〇，页7515。

(30)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八《奏札》，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2册，页350—351。

(31)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页675—676。

(3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二，页7511。

(33) 参见拙文：《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

(34)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四，页7512。

(3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八，页7504。

(3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六，页7513。

(3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九至二〇，页7519—7510。

(3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四，页7512。

(39)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九，页7514。

(40)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〇，页7515。

(4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四，页7517。

(4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七，页7513。

(4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44) 参见拙文：《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年第三辑（总八十四辑）。

(45)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六，页7518。

(4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〇，页7515。

(4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48)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山剑滇黔区》，图十四《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

(49) 见前接拙文：《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50) （宋）熊克：《中兴小（纪）［历］》卷七，建炎三年十月壬寅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页83。

(5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八，页7504。

(52)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〇，页7515。

(53)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七，页7518。误字“田”据《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6453）改。

(54) 《宋会要》兵二三之二〇，页7169。

(55) 《宋会要》兵二五之七至八，页7203—7204。

(56) 《宋会要》兵二五之二九至三一，页7214—7215。

(57) 《宋会要》兵二五之一六至一七，页7208。

(5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五至六，页7502—7503。

(59) （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25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245；另参校梁太济、包伟民先生《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页270。

(6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纲马水陆路》，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29—432。

(61)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八，页7514。

(62)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古迹》，页4599。按：关于丘崈设摆铺后从成都至临安府之时间，诸程相加应为二十七日余，但据《朝野杂记》乙集卷九《金字牌》记载：“绍熙末，丘宗卿（丘崈之字）为蜀帅，始创摆铺，……月以初三、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率一月而达。……自成都而东，犹不过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页651）理宗时，吴昌裔上《论救蜀四事疏》却云：“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于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经国》，台北：学生书局，1964，页1381）

(63) 《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山剑滇黔区》，篇三〇《嘉陵江中江水流域纵横交通线》，页1172—1174。

(64)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五册，页4467。按：张浚此奏中有“契勘金贼自四月末，前军乌鲁都统等回师凤翔。缘吴玠于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间，连获四捷。迟留山谷一月余。人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经由吴玠所驻军前后”之言，考《要录》卷四四绍兴元年五月癸卯（初八）条“吴玠及金人乌噜、珠赫战于和尚原之北，败之”等相关记载（页611），及《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中绍兴元年之相关记载，与张浚此奏内容基本吻合，知张浚奏状中所言吴玠“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间，连获四捷”应指绍兴元年五月的和尚原之战。由此断定张浚此奏上于绍兴元年。

(65)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页621。

(66)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

(67)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四，页7512。

(68)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三一，页7515。

(69) 《朝野杂记》乙集卷九《金字牌》，页651。

(70) 《朝野杂记》乙集卷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序》，页481。

(71)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经国》，页1381。按：该上奏的时间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参见氏著《宋元战史》（一），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页324—326。

(72)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25。

(73) 见前揭《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一七，绍兴三十二年兵部言。

(74) 《宋会要》方域一一之二九，页7514。

(75)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页6451。

(76) 关于步递速度，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0939。

(77)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页825—830。

(78)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页830。

(79)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页830—831。按：关于宋廷收到吴曦之变奏报并发御札和韩侂胄致吴曦书事，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曾称：“二月十三日，吴曦叛乱的消息传到临安，宋宁宗和韩侂胄分别致信吴曦，并于十九日一同交发驿站。”（成都：巴蜀书社，2004，页29）该处所引资料出处是《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〇，查该卷并无韩侂胄书与宁宗御札于十九日发出之记载，只有韩侂胄致吴曦书中称：“伏自正月十九日辱‘调云’二字，号‘钧翰’之后，此月旦日尝附庚递上状，谅已呈达多日。”当是作者误读。

(80)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页831。

(81) 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三一《宋金富平之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362。

(8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总领诸路财赋》，页226。

(83) 此处参阅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第六章第二节《倚重川陕的区域性防御战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346—355。

(84) 《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丁酉条，第326册，页803。

(85) 《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庚子条，第326册，页815。

(86) （宋）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249。

(87)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第二章《中央与地方之间：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曾指出：严格“上奏”程序是对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制约的重要措施。并举出很多事例说明，但较少涉及军事行动问题。详见该书页71—78。

(88) 《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丙戌条，第326册，页802。

(89) 《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申条，第326册，页813。

(90) 《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庚戌条，第326册，页835。

(91) 关于绍兴十年间及前后朝廷对荆襄地区的军事控制，详见《鄂国金佗稡编　续编》所载朝廷与岳飞军前之诏奏，又可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页131—153。

(92) 详见前揭拙文：《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93) 《宋史》卷三六六《吴璘传》，页11417。

(94) 详见《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卷三六六《吴玠传》与《吴璘传》；《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卷所载诏奏，及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第九章《安丙诗文辑校》等。

(95) 以上参见黄宽重：《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载于邓小南等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602—640。

(96) 关于政治空间的概念及其分类，参见〔日〕平田茂树：《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林松涛　译），载于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289—333。

(97) 参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南宋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

对外交往与交通行政

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
——兼说北宋仁宗朝廷对契丹之态度

余靖（1000—1064），字安道，北宋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及第，天圣七年拔萃登科，为北宋之名臣。其事迹不仅显于庆历新政，更关系宋辽交涉与南疆边防；诗文亦扬名当世。庆历五年（1045）因作“蕃语诗”(1)而致祸遭贬，更是颇有意味之事件。因此，文史两界之学者，对其多有论评。然细读相关之论著，却可发现余靖之事迹，尤其是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之史实，尚须再作考辨，而其蕃语诗致祸之潜在背景，即与当时宋朝和契丹交往问题之关系，亦未见论及(2)。今笔者不揣谫陋，欲从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这一问题入手，辨析事实，并从宋与契丹交往之角度考察其蕃语诗致祸发生之背景，敬祈方家指正。

一　余靖出使契丹之次数

余靖出使契丹均在仁宗庆历年间，但关于余靖出使契丹之次数，却曾小有争议。余靖著述及《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隆平集》、《宋史》诸书，均明确记及余靖出使契丹之次数，或言“三聘未羁之虏”、“三使虏廷”，或称“三使契丹”(3)。后世相关研究者亦多依此说。(4)但聂崇岐先生于1940年发表《宋辽交聘考》一文(5)，附录《生辰国信使副表》、《正旦国信使副表》、《祭吊等国信使副表》和《泛使表》，却仅在《泛使表》中列出余靖庆历四年和五年两次出使记录，而未及庆历三年之出使。2000年，黄志辉先生出版《武溪集校笺》一书，书末附录作者所编《余靖年谱简编》（以下简称“黄文”）。其中认为余靖曾四次出使契丹，并指出：“关于余靖出使的次数，《宋史》仁宗纪、《宋会要辑稿》和聂崇岐《宋辽交聘考》都只记载了庆历四年九月和本年（指庆历五年）正月担任泛使的两次，而漏记了庆历三年十月和次年八月那两次。”(6)又云：“余靖所撰《契丹官仪》（卷十八），其小序言：‘自癸未（庆历三年）至乙酉（庆历五年），三使其（指辽）庭。’后来，余靖嘉祐六年所写《广州谢上表》（卷十五），仍然说‘三聘未羁之虏’。这大概是没有把代张昷之出使的那一次计算在内。而本年（庆历五年）出使契丹，也只有正月的一次。”(7)

从以上可以看出，黄文不仅没有注意到《宋会要》、《隆平集》、《长编》及《宋史·余靖传》诸书中关于余靖三使契丹的明确记载，而且又认为余靖自言“三使其庭”，是没有把代张昷之出使的那一次计算在内，认为余靖在庆历四年八、九两月曾两次出使契丹，前后总共四次出使。

黄文实属误甚！余靖出使契丹，实际上就是三次。第一次在庆历三年（1043），即代张昷之出使契丹。聂崇岐先生《宋辽交聘考》之诸使副表于庆历三年使副名单中列张昷之而漏落余靖，乃疏忽所致。关于宋廷庆历三年派遣臣僚出使契丹，《长编》记曰：

［庆历三年八月］己酉，起居舍人、知制诰孙抃为契丹国母生辰使，洛苑副使冯行己副之。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契丹生辰使，西头供奉官、閤门祇候丁亿副之。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为契丹国母正旦使，閤门通事舍人李惟贤副之。工部郎中李钺为契丹正旦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祇候赵牧副之。(8)

聂先生正是根据此条记载而列庆历三年使辽名单，惜其未能细读《长编》之下文。宋廷确定使辽官员名单是在八月，同年九月，范仲淹即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新政设想。据其“择官长”之条，宋廷便于同年十月十二日（丙午）改命“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9)。如此，张昷之便不能再出使契丹，于是，次日（丁未）宋廷便“以右正言、集贤校理余靖为契丹国母正旦使，代张昷之也”(10)。十九日（癸丑），余靖起程出使契丹(11)。

余靖第二次出使契丹是在庆历四年（1044）。《长编》载：“［庆历四年八月］戊戌（九日），右正言、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为回谢契丹使。”(12)这是因为七月“癸未（二十四日），契丹遣延庆宫使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其书略曰：‘元昊负中国当诛，故遣林牙耶律祥等问罪，而元昊顽犷不悛，载念前约，深以为愧。今议将兵临贼，或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13)，此时宋夏和议即将达成，元昊表示愿意称臣，而契丹却让宋朝勿得应允，使宋朝处于两难之选择。余靖先后上《论敌人求索不宜轻许》、《论契丹请绝元昊进贡事》，通过对事态利弊之分析，认为可暂缓遣发对元昊之册书，先解决好契丹方面的问题，并且还设定了如何应对契丹各种无理要求的措辞。因此，宋廷才任命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前往契丹与之交涉。但八月戊戌仅是朝廷对余靖任命之日，余靖并未立即出使。宋廷于癸卯日（十四日）又加任余靖为知制诰，仍知谏院(14)。余靖陛辞出发当在癸卯日以后。

按宋使赴辽，无论走东线（经澶州、大名、深州至辽南京）还是西线（经滑州、邢州、赵州至辽国南京），都是在雄州过境(15)。雄州距开封府一千二百里(16)，正常行程应须二十日左右。而此方面亦有佐证。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奉命出使金国，著成《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明言“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而且确是从雄州过境(17)。按宋辽使臣往来在熙宁十年（1077）前一般都走东线(18)，庆历四年余靖出使契丹走东线的可能性最大。虽然东线比西线略近，但即便许亢宗所记日程是指西线而言，走东线至少亦需二十日左右。可余靖是“从十余骑，驰出居庸关，见虏（指契丹主）于九十九泉”(19)，其日程当较平时大为缩减。据《长编》载，余靖曾于九月癸亥（初五）到达云州（辽西京，今山西大同）(20)，又据《辽史》记载：“［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戊辰（十日），宋以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壬申（十四日），会大军于九十九泉。”(21)则知余靖到达契丹皇帝行在所的时间是九月十日，去程用了二十五天。又据余靖与契丹皇帝见于九十九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北灰腾梁上(22)），可推知此次见面时间应在十四日前后，开始返国应在十四日之后。如果返程与去程时间相当，则余靖回到开封至早亦应在十月。但根据《长编》记载，余靖似乎已在该年九月下旬回到开封。

《长编》在庆历四年九月甲申（二十六日）记事中有云：“谏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数日，如闻誓书大体颇如朝廷约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别无龃龉之意，臣窃谓宜速行封册。’”若从字面来看，此条似可理解为余靖本人未必回来，而是使人先行快速回奏契丹之情况。但《长编》紧接着又载：“始朝廷议封册元昊，而契丹使来，即遣余靖报契丹，而留元昊封册不发。靖见契丹主于九十九泉，还奏：‘臣窃闻契丹国书到阙……臣愚以为及杨守素等未出边境，先降敕命，差定夏国封册使……’诏从靖言。”(23)《长编》将此两条内容系于九月甲申（二十六日）条后，丁亥条前，若系之不误，则余靖应是九月二十六日左右便已回到开封。按余靖返程曾经燕京(24)，由九十九泉经燕京再至开封，至多仅用了十二天左右，实在令人惊叹！

但无论余靖何时返回开封，在九月再次出使契丹是断无之事。前揭黄文认为余靖在庆历四年八月和九月各有一次出使，一方面是误把《长编》中庆历四年八、九两月分别出现的余靖出使契丹情况之记载当作两次，而且认为余靖八月那次出使是“五日后回朝”(25)，殊未审其实际情形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亦或多或少受到聂先生《宋辽交聘考》一文的影响。聂文泛使表中，列余靖庆历四年作为报聘使出使契丹，所据史料正是《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九月甲申条中关于余靖“见契丹主于九十九泉”之记载。此条史料作为余靖庆历四年出使契丹之证据，虽然毫无问题，却使黄文认为余靖在八月奉使之后又一次出使契丹。实际上此条资料明言“始朝廷议封册元昊，而契丹使来，即遣余靖报契丹，而留元昊封册不发。靖见契丹主于九十九泉”，正是指的八月那一次，此处系于九月，是因为余靖于此时“还奏”相关事宜而对事情原委进行追述，亦是对余靖本月见契丹主情况之附记。

余靖第三次出使契丹是在庆历五年正月。余靖上次从契丹还朝不久，契丹便自行出兵攻夏，并遣林牙、彰圣军节度使耶律宗睦等来宋朝相告。结果，西夏在贺兰山麓的一次总决战中大败契丹军。契丹损失惨重，大批将士被俘(26)。西夏得胜后，对宋示威，遣使向宋告捷，并送来契丹军俘虏，请宋转交契丹。此时余靖又向朝廷献策，请慰劳西夏使，但以无意插手契丹与西夏事为由拒绝接受契丹俘虏，并愿意从中斡旋，助西夏与契丹讲和。余靖此策两不得罪，被宋廷采纳。正月丙子（十九日），契丹使耶律宗睦等回。庚辰（二十三日），宋廷命“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引进使、恩州刺史王克基副之”(27)。关于余靖此次出使，并无争议。但《长编》在同卷二月辛卯（初四日）中又记及“知制诰余靖”上言《乞特令臣僚奏荫亲属不拘年甲》；又在二月己亥（十二日）条中系有余靖关于奉使之上言，其中有云“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谕以元昊反复小臣”等。而《宋会要辑稿》亦在庆历五年二月系有此事(28)。以此来看，或许是余靖于正月二十三奉诏，二月十二日后才出发。但是否余靖奉使途中上奏，亦未可知。

二　余靖作致祸蕃语诗之时间

余靖出使契丹次数及具体时间虽已厘清，但作蕃语诗之时间却仍小有疑问。

庆历五年五月，余靖遭贬，出知吉州，罪名是曾“习外国语”，为“蕃语诗”。但余靖致祸之“蕃语诗”作于何时，现存记载则说法不一。今存最早记及余靖作“蕃语诗”的是刘攽的《贡父诗话》（又名《中山诗话》），其中云：

余靖两使契丹，虏情益亲，能胡语，作胡语诗。虏主曰：“卿能道，吾为卿饮。”靖举曰：“夜筵设逻〔（后）［厚］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干勤（厚重）。微臣雅鲁（拜舞）祝（若）［苦］统（福佑），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主大笑，遂为釂觞。……仁宗待虏有礼，不使纤（维）［微］（迕）［忤］之，二公（指余靖和刘沆）俱谪官。(29)

其后又有《诗话总龟》、《宋朝事实类苑》、《契丹国志》、《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记及此事，分别为：

余靖尚书使虏，为胡诗，契丹爱之。再往，情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罗（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又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因大笑，遂为酬觞也。（诗史）(30)

余尚书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云：“夜筵没逻（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鲁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虏主举大杯，谓余：“卿能道此，我为卿饮。”余复言之，虏主大笑，遂为釂觞。……仁宗时，待北虏有礼，不使纤微迕之，两公（指余靖和刘沆）俱坐谪官也。(31)

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祐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国主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32)

庆历四年，［余靖］除知制诰，复使契丹。公前后三至虏中，尽得情实，坐尝为胡语诗，出知吉州（行状）（自注：又《刘贡父诗话》云：“余尚书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为之釂觞。还坐贬官。”）(33)

从上引《诗话总龟》等书对余靖作蕃语诗事之记载看，其文字已与《贡父诗话》多有出入。《契丹国志》所载，文字与《诗话总龟》基本一致，应与之同源，或直接录自《诗话总龟》。按《诗话总龟》成书于北宋宣和癸卯（即宣和五年，1123）(34)，但文末却注云录自《诗史》，并非《贡父诗话》。考当朝早于《诗话总龟》以《诗史》名书者，正有蔡宽夫（居厚）所著《诗史》二卷(35)，但此书久佚，内容已不可考。蔡居厚，绍圣元年（1094）登进士第(36)，生年不详，卒于宣和七年（1125）(37)，晚刘攽二十余年，事迹主要显于徽宗朝(38)。其编著《诗史》，录余靖作蕃语诗事，或许晚于刘攽之《贡父诗话》。从文字表述来看，不像直接抄录《贡父诗话》。但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自注文字，既与《宋朝事实类苑》一致，又与《诗话总龟》相近，却云录自《刘贡父诗话》，且其中“还坐贬官”之句，与《贡父诗话》、《宋朝事实类苑》意思一致。据此推测，或许《贡父诗话》成书后，便有内容不同之版本流传，或是《贡父诗话》所录余靖作蕃语诗事文字，即如今存，《诗史》、《诗话总龟》、《宋朝事实类苑》、《五朝名臣言行录》等后录者，未能尽遵原文，或者不是直录原文，而是据传闻所书。但是否《诗话总龟》所录为最早版本，今存《贡父诗话》之内容在后世传抄、转刻中失其原貌亦未可知。

但无论如何，诸书在记述余靖作蕃语诗时，都各自言及其时间。按《贡父诗话》所云“余靖两使契丹，虏情益亲，能胡语，作胡语诗”，余靖作蕃语诗当在第二次出使契丹时，亦即在庆历四年九月。如果是在第三次出使时作，则《贡父诗话》中当云“三使契丹”。《诗话总龟》、《宋朝事实类苑》与《契丹国志》中不云“余靖两使契丹”，而言“能为胡语”或“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根据文意，所引余诗或作于“再往”，或作于“再往”之前，按字意，则可理解为第二次或第一次，而不能牵强地理解为最后一次。但若按《五朝名臣言行录》自注中“还坐贬官”之句，则余靖作蕃语诗似乎是在最后一次。若如此理解，则据其“及再往”之句，则余靖仅两次出使契丹，显然与其正文“前后三至虏中”事实不符。按《五朝名臣言行录》明言此事录自《贡父诗话》，却与《贡父诗话》原文不合，应是朱熹等失谨所致。

近人明确述及余靖蕃语诗时间者，有黄志辉、王水照两位先生。但前者认为余靖曾四次出使契丹，故认为余靖蕃语诗作于庆历四年九月在九十九泉与契丹皇帝见面时(39)。后者则明确认为是在庆历五年第三次出使时(40)。前者所据，一为《中山诗话》，一为《长编》。《长编》有载：

［庆历五年五月］，知制诰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诰，不当兼领谏职。庚午，出靖知吉州。(41)

黄文根据此条记载认为：“此云三使契丹，当未包括代张昷之出使的那一次。本诗既为契丹主而写，当在余靖第三次（不是最后一次）使辽之时。”(42)实际上，《长编》仅言余靖“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并未指明蕃语诗作于那一次，更没有说被弹劾失使者体之蕃语诗就是《中山诗话》中所录蕃语诗。黄文实乃错会文意。

王文未言根据，直云：“［余靖］第三次出使，乃因辽国终于单独讨伐西夏，并取得胜利，遣使至宋相告，余靖又作为回谢契丹使于庆历五年再次赴辽。两国在名义上算是‘兄弟’邻邦，这是一次依照礼仪的常规回访。就在这次出使中，他写了一首致祸的蕃语诗。”接着，王文即引《中山诗话》中之蕃语诗加以阐释(43)。考王文所据，应出王称《东都事略》。其中有云：

庆历四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且告师期，请毋与和。朝廷患之，欲听，重绝夏人，而兵不得息；不听，生事北边。议未决，靖独以谓：“中国厌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挠我尔，是不可听也。”朝廷虽是其言，犹留夏册不遣，而假靖谏议大夫以报，卒屈其议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而北边亦无事。是岁，［余靖］除知制诰、史馆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来告捷。又以靖往报。靖通外国语，至为蕃语诗，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44)

表面看来，此条记载明言余靖致祸之蕃语诗作于最后一次出使契丹，但仔细考虑，则甚多疑点。

王称之《东都事略》虽有清四库馆臣“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称］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之赞誉(45)，却多受当朝诸家指责。赵希弁云：“其中疏驳甚多”(46)，李心传云：“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47)如对余靖出使契丹之记载，即有此问题。按余靖除知制诰、史馆修撰是在庆历四年(48)，若依《东都事略》之文意，则所云“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来告捷。又以靖往报。靖通外国语，至为蕃语诗，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仍在庆历四年。但余靖最后一次出使及因作蕃语诗贬知吉州，实在庆历五年。考其史源之一，应是欧阳修《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其中云：

四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且告师期，请止毋与和。朝廷患之。欲听，重绝夏人，而兵不得息；不听，生事北边。议未决，公独以谓中国厌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挠我尔，是不可听。朝廷虽是公言，犹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谏议大夫以报。公从十余骑，驰出居庸关，见虏于九十九泉。从容坐帐中辩言，往复数十，卒屈其议，取其要领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而北边亦无事。是岁，以本官知制诰、史馆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来告捷。又以公往报。坐习虏语，出知吉州。(49)

比勘两段文字，可以发现，《东都事略》关于余靖之记载，基本是根据欧阳修文删节而成，在“使来告捷”句前，原有“明年”二字，却致漏落。

但即便《东都事略》于此事时间未作详审，其与欧阳修文对余靖第三次出使原因之陈述亦未尽可信。关于余靖最后一次出使契丹之情况，《长编》记载：

［庆历五年正月］丙子（十九日），契丹遣林牙彰圣军节度使耶律宗睦来告讨夏人回。先是，元昊既败契丹，遣使赍表献俘，诏却其俘而受其表。及宗睦来，知制诰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诚欲敦示大体，两存其好也。窃缘臣昨到契丹，敌中君臣将元昊表状皆示与臣，其间亦有毁讟本朝之语，但敌主佯詈元昊小人翻覆，交斗两朝，如此而已。臣愚以为，今亦宜使馆伴宗睦者，将元昊献俘表示与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献，复令送还北朝之意，使敌人知本朝闻其败衄，不敢分外邀求也。

庚辰（二十三日），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引进使、恩州刺史王克基副之。(50)

按此记载，则余靖此次出使不仅不是因契丹告捷而出使回报，反而是因契丹战败而出使协调。当然，宋方文献在庆历五年亦另有契丹来使之记载，即《宋会要》所载：“［庆历五年二月］契丹遣林牙、保静军节度使耶律翰林，枢密直学士王纲，来献西征所获马三百匹、羊二万口，又献九龙车一乘。”(51)但此条内容似乎不能理解为契丹向宋朝之告捷，因为即便战败亦未必不能有所获取。而且此条内容系于余靖领命出使契丹后所上“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谕以元昊反复小臣”之奏议后，倒像是契丹答谢宋朝派余靖调解其与西夏关系的一次泛使。由此可见，《东都事略》与欧阳修文所言余靖最后一次出使契丹事颇多疑点。

关于余靖贬知吉州，欧阳修文仅言“坐习虏语”，未及其他。《东都事略》则言“靖通外国语，至为蕃语诗，为御史劾奏”，难明所据。又因其成书较晚(52)，则所记余靖作蕃语诗之时间殊难取信。

综上所述，现存文献所记余靖所作蕃语诗之时间皆未尽确凿。但若根据记及此事最早之《贡父诗话》推断，则其中收录余靖所作之蕃语诗应是作于第二次出使契丹时，即庆历四年九月。但余靖是否就是因此诗致祸遭贬，尚不可断定。或许余靖所作蕃语诗不止一首，其罪名仅在作蕃语诗，而不在作了何种蕃语诗。

三　从余靖蕃语诗致祸看仁宗朝对契丹之态度

庆历五年五月，余靖被贬，出知吉州。直接原因是“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53)。余靖因习契丹语、作蕃语诗而致祸，在北宋历史上绝无仅有。但其出使契丹并作蕃语诗却是无独有偶。嘉祐元年（1056），刁约充任贺辽太后正旦使(54)，亦曾作蕃语诗。《梦溪笔谈》载：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閤。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豘子而脆。(55)

此诗同样被后世广泛引录(56)。但刁约却并未因此诗而获罪。那么，是否余靖还做了别的事？考相关记录，余靖出使契丹时与契丹人私相交往中，除作蕃语诗外，便是契丹主为其釂觞了，亦即双方表现甚为亲近。但考契丹主历次招待宋使情况，则其亲与酬酢，乃寻常之事。这一方面，与宋方对待辽使大有不同。聂崇岐先生曾对这一问题论述道：“使节待遇，皆有常规。宋以中华为礼义所从出，又惧开侥幸觊觎之端，故待辽使，只求尽礼，不好特示优异。……若辽则不然。其武力虽超于宋，文化则迥不如，而国君体制，又不若宋之庄严，故对宋使，倘家世著称、或名闻当世者，每不惜纡尊降贵，亲与酬酢。”(57)这方面事例很多，如：

［宝元二年十一月］，兵部郎中、知制诰聂冠卿为契丹生辰使。……及使契丹，契丹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特厚。(58)

［庆历二年，张方平北使］，燕日，北主亲至坐前，命玉巵揖公曰：“闻君海量，毕之。”语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馆，至公寝室翻药奁，取汤茗怀以去。所赍必别题送之。礼意殊厚。(59)

［庆历六年，韩综使契丹］，容止酝藉，善占对。北主属目，使问系阀。初忠宪公在先北主世亦尝奉使，君对及之。北主喜谓君：“二国通好，至于行人，仍世将命，盍酌酒劝我！”君请与同使者五人偕进，北主益喜，举觞爵自离席就饮，君及同使者各一巵。(60)

［至和元年，王拱辰为回谢契丹使］，见契丹主于混同江。其国每岁春涨，于水上置宴钓鱼，惟贵族近臣得与。一岁盛礼在此。每得鱼，必亲酌劝拱辰，又亲鼓琵琶侑之。谓其相刘六符曰：“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61)

以上情况虽为平常，而且是契丹主较为主动，但亦有出使者因此而得罪。如韩综便“坐私劝契丹主酒，落职知许州”，王拱辰则因“辄当契丹主弹琴送酒之礼”，“罚金二十斤”(62)。若据实而言，契丹主纡尊降贵，主动示好于宋使，宋人应有优越之感而乐此虚荣才对，因何屡责己方使臣？如果联系《贡父诗话》中的另一段记载，似乎可解其中之结。《贡父诗话》在记述余靖作蕃语诗后又云：

［刘］沆亦使虏，使凌压之。契丹馆客曰：“有酒如渑，系行人而不住。”沆应声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虏有礼，不使纤（维）［微］（迕）［忤］之。二公（指余靖和刘沆）俱谪官。

联系宋使得罪情况，似乎可以看出，在宋朝，臣僚出使获罪，并不是因为其与契丹君臣聚饮或作蕃语诗等事件之形式，而在于行事当中有无过分失礼之处。当然，宋使获罪或许亦有其个人背景之因素，如有的臣僚同样受契丹主厚待，却并未获罪，或许是朝中无政敌，或许是君王有优容；而余靖遭贬，或许亦有支持范仲淹之新政，而被视为范氏“朋党”之潜在因素。但无论怎样，其“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失使者体”之罪名，却在当时可以冠冕堂皇地成立，而刘沆、韩综、王拱辰等获罪因由，亦属“失使者体”之性质。这些罪名之所以能够成立，皆是因为与“仁宗待虏有礼，不使纤微忤之”相悖。综览北宋一朝臣僚因出使获罪之事例，又以仁宗朝较多，故不能不令人注意。

缘何“仁宗待虏有礼，不使纤微忤之”？此必与当时朝廷对契丹之认识和态度有关。关于仁宗朝廷对契丹之认识，韩琦、富弼等人之言论可称代表。

庆历三年（1043）七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曰：

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近者复幸朝廷西方用兵，违约遣使，求关南之地，以启争端。朝廷爱念生民，为之隐忍。岁益金币之数，且固前盟。而尚邀献纳之名，以自尊大。其轻视中国，情可见矣。(63)

庆历四年六月，枢密副使富弼上《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云：

太祖待北虏仅若一族，每与之（契丹）战，未尝不克。太宗因亲征之衄，虏势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虏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虏邪？(64)

庆历七年，知润州钱彦远上《上仁宗答诏论旱灾》云：

古之所谓夷狄，言语衣服，殊于华夏，其来不过驱略老弱畜产。故诗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逐去则止。今北戎据幽、燕山后诸镇，元昊盗灵武、银、夏，皆我之州郡。其衣冠车服、子女玉帛，与汉同欲。(65)

韩琦、富弼、钱彦远等分别从建国先后、国力强弱和风俗异同等方面论述了契丹乃至西夏与北宋之对比。在韩琦等人看来，契丹在制度、风俗方面不仅与宋无大不同，其国力尤胜于宋朝，不能再视其为夷狄。从韩琦等人的言论中，还不难看出，一直以来，宋朝有不少人仍将契丹当古时夷狄来看。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北宋初年，尽管辖内诸类人之种族意识逐渐淡化，各类著述及日常言论中之“胡/汉”语境亦渐消解，但契丹势力突出中原，又激起了活动于中原地区各个民族共同的对立与惊惧(66)。不过，对宋人来说，一开始仍将契丹等周边各族当作往日之匈奴、突厥，视为夷狄，而以居中国而自大。如《宋太宗哀册》里这样写道：

恢张睿略，震耀武功。柔怀越徼，亲殄边戎。四夷奉贽，八表承风。神化天下，鉴清域中。声教遐被，车书混同。(67)

说太宗用其文德与武功使外夷屈服，而致天下混同。更有甚者，即便是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的真宗，其《哀册》里竟也有“柔怀迩遐，纳赆无垠”之语(68)。当然，并不是所有宋人都这么认为。早在太宗时，就有张齐贤等充分认识到契丹之强大，宋不可与之争锋。高梁河战败之次年，太宗仍不愿放弃收复燕云之志向，张齐贤便针对性地劝谏：“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69)但这种声音还不能在朝廷之上成为主流。

澶渊之盟的签订最终让宋人变得清醒了。形势所迫，力量对比使然，宋朝不得不与往日视为夷狄之人岁赠金帛，称兄道弟，南北分界，互相遣使聘问。亦正是澶渊之盟后双方形成频繁使节之往来，使得宋朝对契丹各个方面才有了更为深刻之了解。宋人对契丹之认识与态度亦慢慢发生改变。但契丹让宋朝彻底改变对其之看法与态度，或令宋朝处于无奈，还是在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宝元元年（1038），元昊欲称帝，对宋发动一系列战争，此时契丹可谓是在宋夏之间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契丹与夏为了攫取到各自所需利益，一度联合，给宋朝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是庆历二年（1042），契丹乘宋夏交战之机，遣使向宋索取关南地，并以武力相威胁。宋廷派富弼两次出使，反复与之交涉，才以每年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之代价，换取契丹对西夏之背盟，并放弃索取关南地之要求，同时出面劝说元昊向宋屈服。但契丹最后却迫使宋廷在增岁币誓书上使用“纳”字(70)。这一做法，让宋朝尊严大为折损。之后，宋朝又就册封元昊及契丹攻夏事，派余靖等人与契丹交涉。虽然问题一时化解，但从此却开启了宋朝在西夏问题上请求契丹帮助调解之先例，而凸显了契丹在三国关系中之优势。这种结果虽让宋朝有苦难言，对当时之士人产生很大刺激，却亦促使宋方朝臣正视现实，理智地看待契丹的方方面面，设计对策。

但北宋朝廷和士大夫们在心理上的自尊是不愿放弃的，尽管在官方文书及其他公开性场合，对契丹多以“北朝”、“北人”、“北界”、“北敌”相称，但私下仍多呼其为“虏”、“贼”、“胡”、“夷狄”等(71)。众所周知，北宋中期，士大夫中严“华夷”之辨以及正统论观念不断强化，即是伴随着与契丹、党项矛盾日形突出，及新儒学之复兴而来。实际上，随着宋朝士大夫对契丹乃至当时整体政治格局之认识，其“华夷”之辨已失却其民族色彩，而突出了“政权”意识，亦即突出了围绕国体之争的正统论。这种观念与当时之形势相结合，必然影响朝廷对待契丹之态度，使其一方面表现为心理上的自尊与自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行动上的谨慎与怯懦，亦即“待契丹有礼，不使纤微忤之”。在外交上与契丹相比，总是缺乏自信，不够从容，甚至怀疑使臣与契丹相通。余靖因习契丹语，作契丹语诗而致祸，正是这一心理与态度之反映。表面上看，宋廷处罚出使大臣，是因其失礼，有伤使者体，实际上则是维护自己之尊严。如宋廷处罚韩综、王拱辰之原因，就是担心契丹使臣援以为例，在宋方接待宴会上向仁宗劝酒及请仁宗弹琴送酒(72)。

结语

余靖三次出使契丹，启程时间分别是庆历三年十月、庆历四年八月和庆历五年二月。其致祸之蕃语诗，作于第二次出使时的可能性较大。余靖蕃语诗致祸一事，看似平常，或与支持庆历新政有关，却亦折射出当时宋辽关系之实态。五代以来辽、宋、西夏诸政权并立与对峙，形成前所未有之政治格局。时代之变，与北方诸族形势大异于古，无疑会促使汉族王朝士人对外围各族政权态度与认识之变化，而此变化亦必然影响到汉族王朝与外围各族王朝关系之对策。这一历史状况首先表现在北宋与契丹关系之中。随着形势之变化，及宋与契丹交往之日深，宋人对契丹之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至仁宗朝呈现出复杂之特征。明为“华夷”之辨的言论背后，实际上是维护尊严的国体之争。这一特征不仅影响到朝廷对契丹之策略，亦波及到相关官员的前途与命运。余靖蕃语诗致祸，以及韩综、王拱辰等因出使失礼而受罚，均是这一潜在背景之反映。

原载《文史》2010年第3辑，中华书局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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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靖作“蕃语诗”，现存文献中有不同称法，或称“胡语诗”，或称“北语诗”。本文参据学界通常之称法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相关记载，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3772。

(2) 关于庆历年间宋辽交涉及余靖蕃语诗致祸的代表性成果有：〔日〕爱宕松男：《余靖·刁約の胡語詩にっいて》，载于氏著《愛宕松男東洋史論集》第3卷《キタイ·とン史》，页37—52。东京：三一书房，1990。陶晋生：《北宋庆历改革前后的外交政策》，载于氏著《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57—82；《余靖与宋辽夏外交》，《食货》月刊，1972年复1卷10期，页534—539；林天蔚：《范仲淹与余靖》，载于《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二辑，页235—255；王水照《余靖使辽与蕃语诗致祸》，《文汇读书周报》，2000，后收入氏著《鳞爪文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页127—132。

(3) （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仪》、卷一五《广州谢上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页173-174、15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礼一三之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586；（宋）李焘《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戊辰条，页3771—3772；（宋）曾巩：《隆平集》卷一四《侍从》，台北宋史资料萃编本，文海出版社，1967，页16；（元）脱脱：《宋史》卷三二〇《余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0409。但《宋会要》原文为：“（俞）［余］靖于皇祐、庆历间三使虏廷”，其中“皇祐”疑为衍文。

(4) 见陈乐素：《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原刊于1948年6月《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后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二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页125-175；前揭陶晋生：《余靖与宋辽夏外交》、林天蔚：《范仲淹与余靖》等文，及曹家齐：《北宋名臣——余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页76—84。

(5) 该文原刊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七期（1940年），后收入氏著：《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武溪集校笺·附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页42。

(7) 《武溪集校笺·附录》页43。

(8) 《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己酉条，页3418。

(9) 《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丙午条，页3480。

(10) 《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丁未条。页3482。按：张昷之使名为“契丹生辰使”，“国母正旦使”乃鱼周询之使名。余靖代张昷之出使，使名当为“契丹生辰使”，若为“国母正旦使”，则应是代鱼周询。按欧阳修上于庆历四年的《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八）中有“臣风闻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北虏”之语，知鱼周询未曾被代，则余靖代张昷之出使无误，其使名当为“契丹生辰使”，疑《长编》记载有误。但余靖与鱼周询互易使名亦未可知。待考。

(11) 《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癸丑条，页3483。

(12) 《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戊戌条，页3678。

(13) 《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七月癸未条，页3668。

(14) 《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癸卯条，页3684。

(15) 参见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载于氏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37—254。

(16)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雄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69。

(17)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41。

(18) 见前揭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19)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三《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166。

(20) 《长编》卷三三〇，元丰五年十月有诏：“检会庆历四年，余靖奉使，九月癸亥晚至云州，过长城渡御河入州东门札付吴安持。”（页7949）

(21) 《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231。

(22) 蔡美彪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陈得芝拟“官山”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页329。

(23) 《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九月甲申条，页3705-3706。

(24) 《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甲午条载：“诏河北缘边安抚司械送契丹驸马都尉刘三嘏至涿州。初，三嘏恶其妻淫乱，遁至广信军，而知军刘贻孙听其自还，尝留所赋诗。及余靖使回，燕京留守耶律仁先言三嘏尚在汉界。盖其去累日，复携其子与一婢从间道走定州，匿望都民杨均庆家。至是，北界又移文督取，故有是命。”由此知余靖返程当经燕京。（页3707）

(25) 见《武溪集校笺》页101对余靖《胡语诗》之笺注。按作者应是把癸卯日任知制诰、仍知谏院，误作回日授官理解。

(26) 参见朱子方《论辽兴宗对西夏之用兵》，载于《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页110—118。

(27) 《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庚辰条，页3739。

(28) 《长编》，页3745、3747；《宋会要》蕃夷二之一六，页7700。按：余靖二月辛卯上言标题，参据《武溪集校笺》，页738。

(29) （宋）刘攽《贡父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页337。另参校《说郛》卷八二所收《贡父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说郛三种》本。按：余靖此诗“微臣雅鲁祝若统”中之“若统”乃“苦统”之误笔，此问题最早在上世纪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指出，见氏著：《东胡民族考》，载于《塞外民族史研究（上）》，东京：岩波书店，1986。惟斯时契丹文字尚未解读，故先生仅推测契丹语可能与现代诸阿尔泰语言“福”音韵近同。后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解读了契丹大小字的“福”一词，从而用文字印证了白鸟库吉先生的推论，详见氏著：《契丹大字研究》所附《契丹大字辞典》，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5，页126。这一研究结论，蒙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亲自指教，谨此致谢！

(30) （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8册，页8。

(31)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九《诗歌赋咏·使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513—514。

(32)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四《余尚书北语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232—233。

(33)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七《尚书余襄公》，四部丛刊初编本，页4。

(3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话总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1782。

(35) 《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页5410。

(36) （清）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一八《人材》，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页2850。

(37) （宋）洪迈：《夷坚志·夷坚乙志》卷六《蔡侍郎》云：“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倩所亲王生做青词，少日而蔡卒。”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32。

(38) 《宋史》卷三五六《蔡居厚传》，页11209。

(39) 见前揭《武溪集校笺·附录》，页36。

(40) 见前揭《鳞爪文辑》，页129。

(41) 《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页3772。

(42) 《武溪集校笺》，页101笺注文。

(43) 《鳞爪文辑》，页129。

(44) （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七五《列传五十八·余靖》，济南：齐鲁书社，2000，页622—623。按：此段文字标点未尽充当，引用时中略有改动。

(45)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东都事略》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449。

(46) （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史类·东都事略》，收录于《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中卷第五上《附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543。

(4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通略、东都事略），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13—114。

(48)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三《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页166；《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戊戌条，页3678。

(49)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三《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页166。

(50) 《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页3737、3739。

(51) 《宋会要》蕃夷二之一六，页7700。

(52) 《东都事略》具体成书时间暂不可考，其投进朝廷之时间，据《东都事略》所附《除直密阁谢表》，为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53) 《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页3772。

(54) 《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丙寅条，页4438。

(55)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252。

(56) 详见阮阅：《诗话总龟》卷一八《纪实门中》页1、后集卷一一《评论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四《刁奉使北语诗》页232—233；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六《馔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455。

(57) 见前揭氏著：《宋辽交聘考》，《宋史丛考》，页326—327。

(58)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一月戊戌条，页2940。

(59) （宋）张方平：《乐全集》附录《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4册，页520。

(60) 《乐全集》卷三九《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昌黎韩君墓志铭并序》，第1104册，页474。

(61) 《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辛巳条，页4281。同内容又见刘敞《公是集》卷五一《王开府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5册，页855-856。

(62) 《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四月末条，页4334。

(63) 《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甲午条，页3412。

(64)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五《边防门·辽夏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501-1502；《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略同，页3639-3641。

(65) 《宋朝诸臣奏议》卷四〇《天道门·灾异四》，页402。按：《长编》卷一五九将此条内容系于庆历六年七月癸亥条，且文字与《宋朝诸臣奏议》有异，今从《宋朝诸臣奏议》，但《宋朝诸臣奏议》点校本中，个别地方断句欠妥，今未从。

(66) 参见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载于张希清、田浩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114—137。

(67) 《宋大诏令集》卷一〇《帝统十·太宗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45。

(68) 《宋大诏令集》卷一〇《帝统十·真宗哀册》，页46。

(69) 《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页9151。

(70) 关于庆历二年宋与契丹交涉关南地及增岁币事，《长编》等有详细记载，韩维《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南阳集》卷二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8年河南洛阳出土富弼墓志铭，可校四库本之缺误）对交涉过程有详细记载。关于宋廷同意誓书使用“纳”字，详见《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癸亥条，页3291。

(71) 关于北宋人对契丹之看法及使用之称呼，陶晋生先生早有研究。详见氏著：“Barbarians or Northerners：Northern Sung images of the Khitans”，此文收入Morris Rossabi所编《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66—86。改写中文版题为《北宋朝野人士对于契丹的看法》，载于氏著《宋辽关系史研究》页97—130，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83—106，中华书局2008年版。但先生认为十一世纪的政治家大都认为契丹为超越过去四夷的民族，故常称契丹为“大辽”、“强邻”、“强敌”或“北敌”，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所引文献之版本问题。如不少是根据《长编》和四库本古籍，似有不妥。实际上，宋人对契丹之蔑称，有不少已经清人篡改。如将新出土《富弼墓志铭》与四库本《南阳集》中之《富文忠公墓志铭》相比勘，即可发现许多问题。

(72) 《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四月条系殿中侍御史赵抃奏言，页4334。

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
——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行政是国家权力之最终体现，其行政过程与日常状况，则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运作机制与行政效能。因此，对地方行政进行具体研究，则可有效地窥察国家行政运作之常态及实际政治状况。然而，就中国古代地方行政而言，因史料未能周备，欲作具体研究却往往徒叹奈何！至如宋代，文献虽堪称丰富，于地方行政仍缺乏细致之记载。近人研究宋代地方行政问题，或是从理论上作宏观分析与推论，或是综合各类记载，考述有关制度之规定及其推行效果。讨论之问题，不外乎机构建设、官吏配置、权力分配与关系、地方与中央信息沟通等，而且局限于一般性描述。至于具体事务之行政权限、日常工作流程及实际行政效率，仍是未能虑及之问题。然而稍有幸运的是，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对熙宁五年入宋后于杭州、台州申请参天台、五台山之情况，作了较为详细之记录，使我们可从一个侧面据以得知当时杭、台二州日常行政之状况。而这一资料正是以往研究宋代地方行政者所忽视的。今仅以熙宁时杭、台二州对成寻一行之接待为中心，对宋代地方行政问题略作考察。

一　关于成寻一行舍明州而趋杭州原因之推测

成寻一行搭乘广东宋商曾聚、吴铸等人之商船，自熙宁五年三月十九日离开日本肥前国松浦郡（今佐贺县）壁岛，于四月四日抵达明州（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定海县招宝山下。按成寻入宋，意在先参天台山，再参五台山，然后留居天台国清寺，如此则从明州到天台至为近便。成寻似乎亦有此打算。成寻曾记曰：

［四月四日］。……上到招宝山，无人家。金鸡均在港口东畔，无人家。从港入明州，令不入明州。直向西赴越州。(1)

此处“令不入明州”之“令”字，颇费猜疑。从字面看，好像是成寻一行想进入明州，而明州不同意，故而向西赴越州。但依成寻整篇日记看，对诸事，尤其是涉及与官方交涉之事，记录都非常详细。此处若是明州不令进入，当有申请、交涉之过程，可成寻日记只字未提。但从整个文句来看，亦有可能是船主本想入明州，而成寻令其不入，而转向越州。不管怎样，成寻一行未从定海港径入明州，而是从海上向西经越州（治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而往杭州，十三日方至杭州凑口。在杭州安下后，二十六日始参杭州州衙，递呈参天台山之申文，五月四日从杭州出船前往天台。

究竟是何原因使成寻一行不能入明州，而是舍近求远，赴杭州办理参天台之手续，甚是令人费解。按宋朝沿海州府接待外国商船、使客，须是有市舶处，莫非明州当时没有市舶？其实不然。北宋在两浙设置市舶司至迟在端拱二年（989）(2)，最初在杭州，淳化三年（992），移至明州定海县，翌年又移回杭州。但杭、明两港同时通商，只于一处置司甚为不便，于是，咸平二年（999），“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3)。以后直至北宋亡，再未见两州市舶置废之记载，但其间明州仍有市舶应是无疑的。如天圣四年（1026）十月明州言：“市舶司牒，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状，奉本府都督之命，将土产物色进奉。本州看详，即无本处章表，未敢发遣上京。”(4)熙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成寻一行自五台山回到京城传法院。随后，成寻便通过传法院提出申请，欲先遣弟子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善久五人，令陆路往明州，搭商船回转日本。请求官府出给公凭，同时以公文牒明州市舶司，允许赖缘等五人先在明州广惠教院临时安下，并为拣搭稳便商船(5)。又，日本古籍《朝野群载》中收录一张崇宁四年（1105）明州市舶司发给去日本之海商李充的公凭(6)，证明北宋末明州仍有市舶司。

那么，明州当时既有市舶，成寻一行却舍明州而趋杭州，必是杭州较明州有更为特别或方便之处。按天台山既不在明州，亦不在杭州，而在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市），非杭、明二州直辖之地，是否转运、提点刑狱与提举常平诸司皆在杭州，须路级官署方可办理赴天台之手续？再考相关史实，恐亦非如此。

关于北宋两浙路转运司之治所，近人多有研究，但意见仍有分歧。或以为景德前在苏州，后移杭州，熙宁七年分路，则分治杭、越二州(7)；或以为自太宗以后一直都在杭州，即便分成东、西两路，转运仍共置一司，兼统两路，治所仍在杭州(8)。依杭州在当时之地位，转运司设于此地，最易为人接受，事实亦应如此。如成寻从台州北上京城到达越州时记曰：

［熙宁五年八月］十九日，天晴，巳时从杭州转运使送牒崇班，日本僧出路久不见来。钱（糖）［塘］江浅不得渡，今（日）［月］之内河可出船，萧山汴水浅，大船不得进，示县借小船六只可来者。

到达杭州后又记曰：

廿二日，雨下，辰时借轿乘向转运使衙，有官人四人，三人着黑衫，一人着绿衫，点茶汤。送大船由有命。(9)

此当为转运司设于杭州之明证，亦是以往研究者未曾引用之材料。但再看成寻之记录，似乎台州亦有转运司。

熙宁五年闰七月十一日，成寻从天台国清寺赴台州，在台州停留十余日，其二十二日记曰：“辰时参向少卿衙，来日可归寺，使臣追可行者；次参转运谏议衙，笔言重重问答。……运使频好好，即召轿床前，取予手令乘。频虽固辞更不免手。乘轿出了。”(10)其中不仅明确提到“转运使衙”，而且有官为谏议大夫的转运使亲自接待，与成寻笔谈，并扶成寻上轿。此处“转运使衙”亦应是两浙转运司在台州之治所，非转运使巡历部内之临时住所，因为转运使巡历部内，通常住在州县馆驿(11)，而馆驿则不当称“衙”。另外，成寻在台州住在国清寺廨院，闰七月十七日记曰：“明州秀才，四人来宿。予问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三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试取解。约五百来人以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御试’”(12)。按次年，即熙宁六年正有进士科之省试与殿试(13)，成寻之记录与事实相符。宋代发解试原则上由各州府分别举行，但宋初有些州府因缺乏进士出身者充当考官，往往将数州参加发解之举人并试于一州。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六日，朝廷下诏：“自今诸路发解官本处阙进士出身者，令转运司于部内选邻州官充，不得以举人并就他郡试。”(14)若此诏令严格执行，则明、温、台三州秀才共试于台州之发解试，应为转运司主持之漕试，此正可为当时两浙路转运司治所在台州之旁证。如果三州秀才共试台州，仍为违制之举，则亦可说明台州之特殊地位，而不能简单从地理之便来理解。

杭州、台州均有转运使衙，合理的解释，便是台州转运使衙为两浙转运行司。据载：“端拱、明道之际，诏［诸路］所属郡不辍巡按，故逐州皆有行司。”(15)成寻在台州所参的转运使衙当为两浙路转运司之行司，当时两浙转运使应是正好巡历台州，或暂住台州，故成寻得以相见。

且不论台州转运使衙是何性质，从诸种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来看，杭州是有转运司机构的。除此之外，两浙提举常平司当时亦在杭州(16)。至于两浙路提刑司治所则不曾设于杭州，而是初在越州，熙宁七年分路，一度分治润州和温州，但不久复合，仍治越州(17)。

从以上情况看，杭州的地位似乎重于明州。但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之职能中，似乎没有审批外国使客入境并参观一项，而杭州为成寻签发公移之官员亦未见有以转运司、提举常平司内官名系衔者。可见有无路级机构并非成寻必须到杭州之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为成寻签发公移官员衔内，亦未见有市舶司官名者。为成寻签公移之最高官员，乃知杭州沈立（1007—1078）(18)。按元丰三年之前，市舶使多由当州知州兼任，但沈立只是以右谏议大夫、知军州事结衔，而未见市舶使之名。考沈立之生平，亦未见任职市舶之记载。此处甚是令人不解。但即便是《参天台五台山记》及其他史籍漏落沈立曾任市舶使之记载，亦仍然不能解释成寻舍明州而趋杭州办理手续之理由。或云路级兵马钤辖司有审批外国使客入境之权，而自仁宗皇祐元年（1049）起知杭州亦始专管勾两浙兵马钤辖司事(19)，但公移中沈立等人系衔亦不见有关兵马钤辖司之官称。除以上诸因素外，杭州与明州之州格又同为节度州，只是杭州为大都督府，明州仅为上州，杭州之州等高于明州(20)。但亦未闻宋代有因州等不同而决定对外国使客有无审批权之制度。

既然从州府机构建置及其地位方面难以解释成寻离明州而趋杭州之原因，或可从其他方面略作推测。前揭天圣四年明州曾因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没有本处章表，未敢发遣上京一事，一方面表明宋朝市舶制度中，有外国贡使前来，须交验本国公凭之规定，否则市舶不予接纳；另一方面亦反映明州在审查外国贡使身份时，把关甚严，不好通融。而成寻入宋，虽奉日本皇太后密令，担负将皇太后写经供奉到五台山之任务，却没有日本政府发给之公凭，而且是瞒着政府潜入宋商之船，私渡入宋的。因有前车之鉴，若从明州登岸并办理前往天台之手续，恐仍如周良史之结局。但时隔四十余年，已是物异人非，成寻等是否有此顾虑，殊未可知。既有制度，杭州难道就不认真执行？或许杭州此时已无市舶，不会如明州那样认真？事实亦非如此。杭州为成寻签发公移中就明确提到明州商人陈咏于熙宁二年（1069）从日本贩载硫磺等物回来，在杭州抽解货卖；继而又言此次搭载成寻等人入宋之广州商人曾聚，从日本买的硫磺、水银等，来杭州市舶司抽解(21)。依相关情况看，为成寻充当通事之陈咏，或许可以构成成寻直接到杭州登岸的一种可能。陈咏本是明州商人，曾五次去日本买卖，与成寻等人相识，且通晓日语(22)。此次成寻前来，陈咏就在杭州等候，可能是早有约定。大概陈咏长期在苏杭一带经商，比较了解情况，且在杭州可以与官方通融，有把握办成此事。否则成寻一行既无本国公凭，又历波涛之苦私渡前来，实在是冒险之举。然此因素亦仅为推测，未见成寻有明确记录。

二　关于州府之事务权限

作为路之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州府应负责处理辖内兵政、民政、司法、财赋、刺举等事务。其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府）“掌总领郡务，宣布诏条；以教化导民善，而以刑罚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表孝悌。其户口、赋役、钱谷、狱讼听断之事，率举以法。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属县事令、丞所不能决者，总而治之。又不能决，则禀于所隶监司及申省部”(23)。应是代表着州府最高行政职权。但此仅是对州府职能一般性概述，若遇具体事务，则须具体考察，不可凭一般性认识便作简单推论。如杭州能直接接纳成寻入境并准其前往不在本州辖内之天台山参拜，殊是超出我们对宋代州府权限之认识。为便于了解杭州在此方面之权限，将其发给成寻之公移转录如下：

杭州　公移付客人陈咏

移　日本国僧成寻，昨今杭州巡礼，欲往台州天台山烧香，供养罗汉一回。成寻等是外国僧，恐关津口本被人根问，无去着，乞给公移随身照会。并移明州客人陈咏状，昨于治平二年内，往日本国买卖，与本国僧成寻等相识，至熙宁二年，从彼国（败）［贩］载留黄等，杭州抽解货卖，后来一向只在杭、苏州买卖，见在杭州把剑营张三客店内安［下］，于四月二十日在本店内逢见日本僧成寻等八人。称说，从本国泛海前来，要去台州天台山烧香。陈咏作通事，引领赴杭州。今甘课（遂）［逐］僧同共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并移抱剑营开张客店百姓张宾状，四月初九日有广州客人曾聚等，从日本博买得留黄、水银等，买来杭州市（船）［舶］司抽解，从是本客船上附带本国僧人成寻等八人出来安下。今来却有明州客人陈咏与（送）［逐］人相识。其陈咏见在江元店安下。本人情教甘（深）［课］（遂）［逐］僧同共往台州，得前去台州天台烧香，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如将来却有异同，各甘深罪不将（看）［者］。

右事须出给公移，付客人陈咏收执，可带本国僧成寻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讫，依前带领（遂）［逐］僧回来当州，趁船却归本国，依台州（激）［缴］此公移。趁州在路，不肯别致东西及违非留带。如（连）［违］，罪归有处。

熙宁五［年六］月初三日给

权观察（权）［推］（宦）［官］吕甫

权节度推（宦）［官］季疏

观察判官许直

尚书比部员外郎签书节判厅公事徐

太常博士（真）［直］史馆通判军州事苏立

尚书比部郎中通判军州事刘直

右谏议大夫知军州事（沉）［沈］

从公移内容看，成寻到杭州后，仅向杭州衙提出了去天台山烧香拜佛的申请，未及在天台停留并参五台山之事。对于成寻前去参拜不在本州辖内之天台山，杭州并未事先征得台州方面同意，或向朝廷及转运司等机构请示，而是直接签发了公移，交付通事陈咏，令其引领成寻一行直赴天台山。只是另有州牒递往台州，以作照会。下引台州给杭州牒和给国清寺帖皆可看出这一事实。

台州　给

准　杭州牒：已给公据付客人陈咏收执，引带日本国僧成寻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讫，依前带引（延）［逐］僧回来当州，趁船却归本国牒状，州（激）［缴］此公据外，牒州照会。州司已帖天台山门僧司照会公据。僧成寻状称：欲在国清寺安下三年，在寺修行。乞公据与客人陈咏赴　杭州（儌）［缴］纳前来公据。　乞

本司陈　景刘押叶陈　押司宦偷　勾押（宦）［官］杨　孔目（宦）［官］风

右具如前，除已下天台国清寺安存僧成寻等宿食外，事须出给公据付随来客人陈咏，候收执前去　杭州，与本州今（未）［来］给公据，一处赴杭州牒（儌）［缴］纳。不得（追）［逗］留。

熙宁五年六月初一日信

守司法参军权州

褚司

守司户参军

马衣

军事推官

孔

军事判官

刘出

尚书（留）［屯田］郎中通判军州兼劝农使安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

州　帖国清寺

准杭州牒：已给公据付客人陈咏收执，引带日本僧成寻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牒州照会施行。州司已帖天台县及山门僧司照会外，公据成寻等，经（儌）［缴］陈状称：蒙客人陈咏引领到国清寺烧香。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场，就此读颂莲经，答还心愿：为客人陈咏称：为母亲在（当）［堂］，年老无人侍养，催从成寻等依旧将公据回转杭州（儌）［缴］纳。成寻欲屡在国清寺安下三年，在寺朝夕修行法花秘法，候看经一百日，设罗汉斋方毕，却令随行来陪僧回迁本国，亦留手下小师一名，在身边三年侍养。却为国清寺主事僧众等，为见客人陈咏，要将带公据回转杭州。又无上命指挥，不敢安存，恐有病患，乞赐帖下国清寺，将殊与安存。及乞公据与客人陈咏，赴杭州（儌）［缴］纳。并据本寺寺主仲方状申，有客人陈咏，带杭州公据，引领日本僧成寻等捌人到寺烧香，欲在本寺看经，未蒙指挥，未敢申闻者。

右具如前陈，已出给公据，付客人陈咏收执，前回杭州，并帖天台县及牒杭州照会外，事须帖天台景德国清寺，仰详日本国僧成寻所陈事由安存。日本僧与安下随来僧赖缘等八人在寺看经，别听指挥。仍具（知）［如］前状申。熙宁五年六月初壹日帖。

守司法参军权州院褚

由

守司户参军马

夜

军事推官孔

军事判官刘

尚书郎中通判军州兼劝农使安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24)

在宋代，牒为无统属关系行政机构间相互使用之文书形式，不具申上令下之性质。从台州的两份文书不仅可以得知杭州在发给成寻公移（亦称公据）之外，确另有一份牒文递往台州，似乎还可看出台州对相关事务之决断权限。既然杭州作为非辖州便可直接应允成寻去天台山参拜之申请，并签发公移，台州方面之决断权则更无疑问。但成寻到了国清寺却又进一步提出要求，想在国清寺安下三年，修习法华经；看经一百日后，随行七人中，六人回国，只留小师一人在身边侍养。对此，国清寺无权应允，未敢自作主张，便与成寻同向台州递呈申状。若仅从台州给国清寺之帖看，州司直接就同意了，并不须申报朝廷或其他上级部门。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成寻一行于五月十三日到达国清寺，二十六日即由国清寺副寺主禹珪、通事陈咏陪同，前往台州，二十八日谒知州。大概就在此次呈递了留居国清寺三年的申请，并表达了要去参拜五台山之愿望。对于留居国清寺之申请，台州不仅应允，而且在六月一日即签发给天台县、天台山门僧司及国清寺之州帖。但对于前往五台山，台州却不便应允，而让成寻向朝廷申请。六月二日，成寻请人代笔写成表文，其开头即云“大日本国延历寺阿阇梨大云寺主传灯大法师位臣ㄙ，欲乞天恩，巡礼五台并大兴善寺、青龙寺等圣迹”，末尾则云“伏望天恩早赐宣头，将遂素意，臣ㄙ陈表以闻”(25)。六月三日，成寻再参知州，呈上表文，并请早日递至京城。闰七月三日，台州得奉朝廷发下同意成寻上京并参拜五台山之枢密院札子后，先于闰七月四日发帖通知成寻。二十四日又正式下达州帖，说明上京的具体办法。其文如下：

台州帖　大日本国僧成寻

当州准枢密院札子节文，据台州奏，准杭州牒，出给公据，付明州客人陈咏，引领到日本国大德僧成寻八人，到天台山国清寺烧香。内僧成寻要留□一名同在本寺看经一年，余僧发遣回本国。当州不（取）［敢］一面指挥，已（今）［令］权在本寺看经外，候敕旨。准圣旨，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陈咏，令台州选差使臣一名，优与盘缠，暂引伴赴（国）［阙］。缘准

圣旨指挥，优与盘缠，即未有数日。□差定监路桥酒税高侍禁，暂引伴日本国僧成寻赴阙。又虑监盐使臣有碍

盐法，不许差出。本州遂具状申

转运衙，令赐降下　指挥。今准

牒命指挥，已转牒至　京。沿路州军照会并牒淮南转运司。依详

朝旨施行外，牒州请立使于军资库，先支官钱（一）［二］百贯文，应付成寻等一行人赴发及沿路盘缠使用。所有其余令要钱数，即关报前路州军，候见管伴人申报令要数目。并依

密院札子内

圣旨指挥支给。仍告示管伴人，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并申经过处请领应付者。并别选差使臣引伴，及早起发赴

京讫，具差去名衙状申。本州今勘会管下场务使臣，各系监盐外，在城兵马都监郑崇班目下得替，相次赴离。今请本官就便引伴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引领人陈咏赴阙，并上件令支官钱二百［贯］文省，内退一索四十文省，底索不支外，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已帖军资库，仰于见管官钱数内据数支给，（什）［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人，沿路盘缠使用，须至行遣。

右具如前。上件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州已出给正勾帖军资库，仰于见管官钱内据数支给，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请领沿路盘缠使用外，事须帖日本国赐紫僧成寻一行人，准此照会，赴军资库，据数请领。上领官钱，起发及沿途盘缠使用。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即请计会，管伴郑崇班申报经过州军请领。

熙宁五年七月廿四日帖

守司户参军马

守录事参军杜

军事推官孔

军事判官刘

大理寺丞监城下税务权推官刘任衡

大理寺丞知临海县事权判官通判季暄

尚书（理）［屯］田郎中通判军州兼权农事安任衡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权农使钱使暄(26)

台州帖中明言，成寻提出在国清寺安下并参五台山之申请后，台州一并向朝廷申奏，其中言称：“内僧成寻要留□一名同在本寺看经一年，余僧发遣回本国。当州不（取）［敢］一面指挥，已（今）［令］权在本寺看经外，候敕旨。”可见台州并无权批准成寻安下国清寺三年之请求，而是下帖暂与安下，另向朝廷申奏，等候敕旨批覆。按国清寺本在台州天台县辖内，台州应有权批准僧人之去留。应是因为成寻等人是外国僧，事关重大，州司才不敢擅准，而是暂且安下，等待朝廷定夺。

天台山不属杭州管辖，杭州却能为成寻直接签发公移，五台山亦不属台州管辖，台州却无权应允成寻参拜之申请。大概是杭州与台州同属一路，且路程较近，州司便可决定参拜之事；而五台山不仅不在两浙路，而且位处边防重地河东路，又须途经京城，故前往参拜事体重大，台州已无权允许，须朝廷批准方可。但此方面情况，史籍无明载，仅为推测而已。

闰七月二十四日台州帖另外涉及三事，即成寻上京引伴使臣之差派、盘缠之支给及照会淮南转运司事。朝廷所下枢密院札子中，已差定使臣监路桥酒税高侍禁，但高侍禁却因职责之重，不便差出；至于途中所用盘缠，亦未言明多少和日数。对此台州便不敢自作主张，便须申两浙转运司。最后由转运司决定，使臣改派郑崇班，盘缠先从台州军资库支取二百贯，路上再有所需，由引伴使臣出面向沿途州军请领。为使沿途州军知晓此事并给予接待，两浙转运司另牒至京沿途州军与淮南转运司。转运司将决定牒台州后，台州再据以发帖给成寻，并按规定办理。由此可见，州司不仅连在地方任职之低级武官亦无权差派，于一些财政问题亦不敢擅断。如果依枢密院札子牒知本路州军，应在权限许可之内，但若是别路州军，及转运司，则须本路转运司出牒方为允当。

三　州府事务运作流程

在宋代国家行政运作中，文书及其传递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亦可以说，许多政务之办理是通过文书来具体实现的。关于这一问题，亦有学者予以关注并作了论述(27)。但对于具体事务中，文书形成之程序，所涉人员及其责任，亦即具体行政事务运作过程问题，则仍属较为模糊者。今从成寻之记录中仅对杭州、台州办理相关事务之流程及情景再作勾勒。

成寻一行于熙宁五年四月十四日进入杭州城。十六日，成寻向门官提交申文，门官令其直接提交杭州州衙。当晚，成寻一行在张三（名张宾）客店安下。十九日，陈咏来，约定为通事，同去参天台山。二十六日，成寻与陈咏一同到杭州州衙，呈上参天台山之申文。州衙予以热情接待，并请吃茶，但未知是何官出面。因前往州衙办事之人甚多，成寻等先退出了。次日，州衙即派“府使”（大概是州吏）到成寻安下处。成寻再申请安下寺院。应是州衙亦有考虑，府使即告知已安排南屏山兴教寺。二十八日，府使送来安下兴教寺请文，并斋钱二贯，告知来日还有轿子一乘。二十九日，府使又和两名轿夫前来，成寻一行则移居兴教寺，并参观了该寺。大概国清寺早就获知了成寻要前往参拜之消息，三十日有国清寺僧允初等四人，到兴教寺来会成寻。五月一日巳时，原住所店主张三郎来兴教寺，告知去天台山申文，须加店主名，州衙有召，于是成寻又与张三郎同去州衙。申时张三郎与船头吴十郎（吴铸）前来告知，二人又共进署名之文，“知府都督”（即知州）感大师真诚之志，说来日可参天台山(28)。

从前引杭州公移全文看，杭州对成寻接待虽然热情，但手续及办事程序却非常严格。须提交文状共有三份，一是成寻之申状，即说明参拜之理由和内容；二是陈咏之陈状，主要说明与成寻认识之经过及陪同前往之理由；三是店主张宾陈状，证明成寻等人身份及来由，并作担保，若言有不实，甘当罪责。又从成寻五月一日记事看，还有船头吴铸与张宾共同署名，承担责任。其审批程序大致是，先审验成寻申状和陈咏陈状，再同时传唤店主张宾与成寻到府问话，继而又传唤船头吴铸与张宾到府问话，写下陈状并共同署名担保。待手续齐备、程序完成之后，杭州便于五月三日签发公移。而公移之签署亦非某个官员之责任，而是观察推官、节度推官、观察判官、签属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知州依次签押。公移签发之当日，陈咏即到州衙取来，次日便与成寻等人登程赴天台。

成寻一行于五月十三日到达天台山国清寺。二十日，成寻与陈咏由国清寺主陪同，前往天台县，该日记曰：

廿日，己亥，巳时，寺主相共参向天台县官人许，于国清廨院点茶。次行县衙，先谒知县仙尉秘书，以参（未）［来］文状奉览。次入衙，大（寺）［守］出迎，共入亭坐寄子，令见杭州公移，以通事陈咏通言语。大守点茶药，问日本皇帝姓名，答帝王无姓，虽有名，庶人不知……(29)

从前揭杭州公移和台州给杭州返牒可以看出，当时规定，成寻一行到达天台后，须将公移交给台州。但因成寻又提出在国清寺安下三年之请求，故又须将公移交还杭州。按照办事程序，成寻到天台后，须先向台州上交杭州公移，但因国清寺在天台县，故成寻必须先向天台县禀知情况。此应在情理之中，但成寻记录中出面之官员却令人难以理解。

成寻二十日参天台县衙时，有两位官员出面，一为“知县仙尉秘书”，一为“大守”。两官名甚是令人费解。从上下文之意看，“知县仙尉秘书”只能是一个人，按“知县”乃一县长官，“仙尉”乃县尉雅称(30)，秘书若为官名，则为秘书省之省称。知县、仙尉、秘书联称，显然不合宋代官员结衔之常制。考后来成寻到台州时，将州衙幕职官之军事推官和诸曹官之司法参军分别称为“推官秘书”和“法曹秘书”，知成寻此处所称之“秘书”并非实际职官名，而应是根据对诸位官员工作性质之理解，用日本语中“秘书”之词加以称之。若如此，则天台县“知县仙尉秘书”当是县尉，而成寻后来亦确有单称“知县仙尉”和“吉县县尉”者。“大守”疑为“太守”之误，而“太守”应是知州（府）之别称，但从天台县衙出迎成寻之“大守”，却不像是台州知州，而应是天台县知县。大概成寻初来中国，还不太通晓中国制度与习惯，故将知县亦称为“太守”。

成寻既称天台县有“知县仙尉秘书”，则天台应是有知县、县尉二官。二十六日，成寻等再去天台县，记曰：“廿六日乙巳，天晴。午时寺主、禹珪、陈咏诸共乘轿出寺，先向天台县谒知县，问寂照入唐年记……”由此知天台县有知县之设。但接下来之记载又令人不解了。“退出向监酒许，县第三官人也，有茶药。第二官人推官秘书，依向杭州，不谒。”(31)按天台县当时应为上县，户数在二千户以上；依宋制，诸县千户以上置县令、主簿、县尉(32)；又知县与县令可以不并置，则当时天台县设官依此应为知县、主簿与县尉。而成寻所记推官秘书为第二官人，监酒为第三官人，似与制度不合。按监酒或可由县尉兼任，但推官则仅设于中央之三司和地方州府，而未见设于县。由此可见，成寻记录错误亦未可知。

五月二十六日参天台县衙之后，寺主归寺，成寻与陈咏、禹珪三人前往台州，次日到达，宿国清廨院。二十八日辰时，参州衙，谒知州少卿，即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昱。知州走下台阶迎接，然后一同入座。座中陪同者还有通判、推官和都监。言谈中，成寻请陈咏提出了欲在国清寺安下三年之请求，并呈上国清寺申状、本人申状，及杭州公移（日记中称杭州牒，疑误）。知州点茶招待。与知州等人告别，成寻等又先后拜访了司理秘书（司理参军）衙、通（轿）［判？］郎中衙和法曹秘书（司法参军）衙，皆有茶招待。二十九日，成寻又拜访都监衙和监酒衙。六月一日，通判举行斋会，成寻前往参加。下午，成寻再参州衙，被邀请三日来府参加斋会，并领到杭州返牒和给天台县帖（成寻记中称天台返牒）。

六月二日，成寻请人写好了向朝廷申请参五台山之表文，三日依约再参台州衙。知州备下斋饭，与成寻对坐，另有一白衫老道士作陪。斋间谈些佛道经文之事。临别，知州约定尽早将成寻奏表递往京城，并表示同意成寻安下国清寺。当日午时，成寻等即离开国清廨院，过五十里，宿国清寺庄，次日午时回到国清寺(33)。

六月七日，国清寺又写成给杭州之申状（成寻记中称杭州返牒），向杭州说明成寻欲安下国清寺三年之情况，并提及欲参五台山事。八日，陈咏携台州给杭州返牒和国清寺给杭州申状前往杭州。六月九日，国清寺草成给台州申状，禀知据州帖将成寻安下看经之情况。

六月十一日，副寺主禹珪前往台州，送去知州、通判求借之《天台教目录》等书。十五日，禹珪从台州返回国清寺，告知成寻，参五台山表文已送往京城了。

闰七月六日，成寻从寺主处得到消息，称昨日（吉）［知］县谒州通判郎中，告知关于前奏游五台事，朝中有文牒下州，准许游五台，并令官员护送上京面见皇帝。大概是通判来了天台县，成寻用完斋，即向天台县谒通判。通判告知，确实接到了朝廷宣旨。成寻记到：“闻宣旨由，中心之悦何事如之乎！”七日，从知县处有消息，请寺主与成寻一同赴县衙。成寻到县衙后，“吉县仙尉秘书”出示台州牒（应为帖），并告知可上京面见皇帝。台州牒全文如下：

台州（牒）［帖］　日本国僧成寻等

今月初三日准　枢密院札子节文：据台州奏，准杭州牒，出给公据付明州客人陈咏，引领日本国大德僧成寻等八人到天台国清寺烧香。内僧成寻要留小师一名，同在本寺看经三年，余发遣（向）［回］本国。当州不敢一面指挥，已令权在本寺看经外，候

敕旨。奉　圣旨，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陈咏，令台州选差使臣一名，优与盘缠，暂引伴赴阙，仍指挥两浙、淮南转运司，令沿路州军厚与照管，量差人船。今札付台州，准此等事。

右具如前，除别行外，事须帖日本国大德僧成寻等八人。一详　枢密院札子内圣旨指挥，准此照会。

熙宁五年闰七日初四日帖

守司户参军马

守禄事参军杜

军事推官孔

军事判官刘

大理寺丞知临海县权通判李

尚书理田郎中通判军州兼劝农使安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34)

成寻得奉州帖，又以笔谈形式回答了知县仙尉、推官秘书所问的一些佛经问题，并再次拜访了通判，晚上就回国清寺了。八日午时，成寻写了给台州“返牒”（应是申状），送去县里（大概是别人送去）。十日，为去州里，成寻又到县衙向知县、推官问了一些事情。

十一日，成寻率弟子惟观、善久等，由副寺主禹珪陪同再去台州。此行之主要目的是与州衙商量并落实上京事宜。当日晚宿临海县内，次日未时到达台州国清廨院，随后即去见知州，笔言问答。有“皇帝殊有敕宣，其旨最重，必蒙厚恩”之言，又谈到引伴上京使臣事。接下几日，成寻便在廨院等待州里安排结果。十五日，禹珪先回国清寺。十六日，成寻再向知州询问赴京路间安排事宜，被告知尚未安排妥当。成寻禀告，可再停留一两日，若有结果请示及。知州告知，两三日亦不一定有结果。大概为安慰成寻，知州令人送去铜钱两贯。

国清寺主见成寻久久不归，于十七日来到台州慰问。成寻大概是等待州里将路间事宜完全落实好，才打算返回国清寺，可诸端事宜却迟迟未能落实。十九日，寺主要回国清寺了，告诉成寻，待使臣来，即可归寺。可又待数日，还是未见使臣前来。二十二日，成寻再参知州衙，告知要回国清寺了，待使臣来，就让他追至国清寺。接着，成寻又拜访了转运司衙，又去司理参军衙取回被借去经书。二十三日，成寻先去拜访通判，大概是辞行，故只谈些佛事。再去知州衙，则见到转运司牒，从中得知批下二百贯钱充作上京盘缠，沿途州军亦会厚致劳问。大概除使臣之事外，诸事已办理停当，午时，成寻等便离开廨院，返回天台，次日未时回到国清寺。

回到国清寺后，成寻等便积极准备赴京。二十六日，成寻又去天台县，拜谒推官，问起从天台到剡县程中人力和物料安排事。推官大概看出成寻不太放心，就告诉他，圣旨不同常事，州县会尽力运送。成寻又问起知县仙尉，说是被差入州，一月才归。廿九日午时，大理寺丞监税务、权推官刘任衡至国清寺，又有兵士叶大来到，送来州司二十四日签发关于成寻赴京安排之州帖（见前揭）。因盘缠须向州军资库请取，成寻又于当日拟就二百贯钱之请文。其文曰：

日本国成寻等八人

右成寻，今月二十九日，递铺兵士叶大赍到来牒一通，准密院节文及准

上今指挥，优与盘缠钱，牒付成寻八人前去。盘缠已于兵士叶大边责领随身。牒已乞，谨状

年月日

奥书

一交了

花押(35)

熙宁五年八月一日，成寻根据州帖，寅时出国清寺向台州，此行主要是与引伴使臣会面，并领取盘缠。当日未时到了临海县道安驿，见到使臣郑崇班，令见州帖，并约定来日到国清寺等待。二日巳时，成寻到台州国清寺廨院后，随即拜访知州，知州点茶招待，告知来日即可请取盘缠钱。三日辰时，成寻去参知州衙，弟子善久等则向军资库请钱。请文由库舍书签后，交与藏司。午时，“上名左都衙”陈照宁告诉成寻，可以小船送钱，于是借一小船，令惟观、善久先送钱至天台。四日，成寻参州衙，向知州辞行。州里告诉成寻，将派兵士四人担轿送成寻至越州。当日巳时，成寻出廨院，以兵士四人担轿，返回天台。次日巳时到达天台县。惟观等人运钱尚未到，成寻即谒监酒官，笔言问答。午时回到国清寺。晚上，寺主送来使臣郑崇班文字一封，告知前去剡县相待。六日，成寻一行离开国清寺，先到天台县，会其人力和钱物，于午时起程赴京。

从台州对成寻之接待可以看出，地方州府处理日常事务程序中，有一些原在情理之中，却让今日研究者模糊不清者。一是日常事务处理中州府与辖内诸地之关系。如接待成寻并审批、办理其安下国清寺与参五台山之手续，其权力原在州里，而给台州申状亦只须成寻与国清寺呈递，不须天台县书具，但办理程序却不能绕过县衙，因为国清寺毕竟属天台县管辖。成寻赴州前，须先到县里，禀明相关情况；州衙同意成寻之申请后，亦非仅给国清寺或成寻发下州帖，而是同时帖天台县和天台山门僧司，令其照会施行。二是不仅以文书为主要凭信，而且在文书行移形成一套严谨的复文制度。有牒文发出，必有牒文答复，有帖文行下，必有申状上达。如为成寻参天台事，杭州有给台州牒，台州收到后，便给杭州发回返牒，而又因事有变更，天台国清寺亦具申状给杭州；又如为成寻安下及上京事，台州分别给国清寺和成寻行下州帖，国清寺和成寻奉帖后，便立即具状申闻，禀复已奉州帖及具体事务落实之事。这一做法实是具体事务办理中信息沟通和落实效果的重要保证。三是分工明确，严守办事程序。如朝廷下达枢密院札子，批准成寻参五台山之申请，并优与盘缠，令使臣引伴上京。但札子中所差兼路桥酒税高侍禁因职务要剧，不便离开，而优与盘缠又未有明确数额和天数。台州不敢擅自决断，便申转运司，请转运司降下指挥，另差使臣并明示给成寻盘缠之数额。成寻二次赴台州，之所以逗留多日，便是因申转运司之程序有所迁延。又，各文书中所书对事务办理之决定，皆层层言明依据和理由，亦反映出日常事务办理对程序之严守。四是对一具体事务，往往是多位官员参与，并对形成了的文书依次签押，共同承担责任。如杭州公移中，居然有权观察推官、权节度判官、观察判官、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二人）、知州七人签押。再如成寻赴台州申办安下国清寺并参五台山之手续，参与接待者除知州、通判外，还有都监与推官。之后，成寻又先后拜访了司理参军、通判、司法参军、都监、监酒和转运使。这些官员多数都是参与办理成寻安下国清寺和参五台山事务的。在关于成寻安下国清寺州帖中签押的官员首先是司法参军，以下依次又有司户参军、军事推官、军事判官、通判和知州。待枢密院札子下达后，台州通知成寻之州帖之签押，尽管没有司法参军，却增加了录事参军。最后诸事办理停当，台州正式给成寻发下州帖，签押者竟又增加了监城下税务、权推官刘任衡和知临海县事、权判官、通判季暄。这应是该帖所涉方面较多，故签押官员亦多。多位官员参与一项事务办理并依次签押文书不啻为当时州府行政之特征，亦是今之研究者从州府官员职责角度不能理解者。

四　州府行政效率

衡量某个时期某个部门之行政效率，应有一定的标准作为参照，然而这对于研究古代地方行政却较难把握。尽管如此，如果从具体事务办理情况入手，我们仍能了解其行政效率之大致状况。如从杭、台二州对成寻接待程序及相关事务办理时间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其行政效率之高低。

成寻于四月二十六日参杭州衙，呈上参天台山之申文。次日，州衙即派府使前来。成寻又申请安下寺院，府使当即告知可安下南屏兴教寺；二十八日府使即送来兴教寺请文、斋钱，并告知来日即早赴兴教寺。二十九日，府使一早便来，用轿子将成寻送到兴教寺居住；五月一日，杭州衙完成有关问话和必要之签名程序，五月三日即发下公移。前后持续共八日。如果仅从办理公移一事看，八日似乎略久；但若考虑州衙还有其他日常事务，且成寻是外国僧，有关手续必须谨慎对待，严格审核，则八日应不算慢。

为办理安下国清寺及参五台山事，成寻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台州，二十八日参州衙，递上安下国清寺之申文。六月一日，州衙即发下同意成寻暂安居国清寺之州帖，前后仅用三天时间，且须六位官员签押，可谓效率甚高。成寻参五台山之表文于六月三日呈递州衙，具体哪天递往京城，不可得知，但从十五日禹珪告诉成寻参五台山表已上京可知，最迟在十三日前就已递出（禹珪从台州回到国清寺须两日），而且很有可能在当月上旬便已递出。

台州接到朝廷发下准许成寻参五台山并令赴阙的枢密院札子，是在闰七月三日。若从成寻递上表文之六月三日算起，正好是两个月的时间。两月看似甚长，但若考虑台州与京城之距离和当时文书传递之条件，则两月时间亦甚寻常。宋代文书传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个等级。步递主要传送官方常程文书和官员私人书信，日行二百里；马递主要传递赦降、敕牒、狱案、边报、军飞书、赈济、河防及催发贡物等文书，日行三百里；急脚递主要传递“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及御前金字牌文书，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36)。依此制度，成寻之表文既非马递传递文书，更非急脚递传递文书，而应入步递，即传递速度为日行二百里。按台州距离东京开封府二千九百二十五里(37)，则成寻表文递到京城与枢密院札子下到台州之时间，各需半个月。但这仍是理想中的速度，若考虑途中稍有迟缓之因素，则两道文书在路时间即须一月有余。再加上在京进奏院等文书收发机构拆检与封装时间，及朝廷对此事之商议与办理亦有其过程，两月时间虽不算特别快速，却亦差强人意。当然，朝廷办事之效率与文书传递之速度，自非地方上所能左右。若仅从台州方面来看，此事办理之效率仍是非常高的。枢密院札子下到台州是闰七月三日，次日，台州即签发了州帖，通知成寻。六日，成寻即获此消息。

成寻于闰七月十一日再去台州，与州里商定上京路间事宜，却因差派引伴使臣事耽误了时日，二十四日方得回到国清寺。但使臣差派不当却非台州方面之责任，而是朝廷对情况了解不够所致。因须解决使臣及盘缠问题，又须向转运司申请，故有所耽误。转运司牒下至台州衙是二十三日，而成寻已决定当日返回，故未能与使臣相见。但次日台州即据转运司牒给成寻正式签发有关诸项安排之州帖，并派人送往国清寺。

八月一日，成寻第三次去台州，一是与引伴使臣郑崇班会面，一是到军资库领取盘缠钱。此行一切顺利，于八月四日回到国清寺，五日起程上京。其间无论州里还是县里，各项事务均办理迅速。

五　结语

杭州与台州对成寻之接待，仅是宋代地方行政事务中的一例。相对于两宋三百二十年之历史，与两百余个州级行政单位来说，此事仅持续五个月，涉及两州。但成寻之相关记载所反映出的历史内容，却是我们从其他史籍中难以了解到的。杭、台州之行政状况不能代表当时全国行政之整体情形，我们亦不能凭一斑而窥全豹。但透过这一具体事例，我们还是多少能够感知当时国家行政运作的机制所在及其效果。成寻入宋给杭、台二州带来的接待事务，因成寻之身份而具有特殊性，但一切又是依常规运作的。从杭、台二州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来看，不仅同时有多个机构和官员参与进来，而且完全以文书为行政运作手段，充分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再观离开台州后之赴阙、朝见、参五台山，及朝辞、返天台山诸过程，情况亦是如此(38)。但与以往对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之印象不同的是，杭、台二州等地方政府及在京部门在对成寻一行接待过程中，表现出较高之行政效率和良好之运作秩序。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宋代行政制度再作思量与认识。另外，还可看出，作为国家意志重要体现之圣旨，在地方行政事务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枢密院札子下至台州后，成寻再赴州衙，知州与成寻有“皇帝殊有敕宣，其旨最重，必蒙厚恩”之语，成寻又去天台县问起从天台到剡县程中人力和物料安排事，推官则答云：“圣旨不同常事，州县尽力运送者”，都反映出圣旨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而这一因素亦是许多事务办理效率的保证之一。圣旨之权威性及其作用虽是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平常认识之一，但在杭、台二州接待成寻一行事务中，却给人深切、具体之感受。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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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东京：讲谈社日本佛教全书本，1973，页229。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3364。

(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一六·提举市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563。

(4)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四，页3365。

(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录客省牒，页279。

(6) 〔日〕三善为康：《朝野群载》卷二〇《异国·提举两浙路市舶司公凭》；〔日〕黑板胜美：《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九卷上，东京：吉川弘文馆、日用书房，1938，页452—455。

(7)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63—65。

(8) 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120—121。

(9)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页247。

(1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当日记事，页244。

(11) 参见前揭《北宋转运使考述》页145。

(12)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当日记事，页244。

(1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四二，熙宁六年正月末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897；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七《祖宗设科取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本，第408册，页694。

(14) 《宋会要》选举一四之二六，页4495。

(15)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转运行司》，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7845。

(16) 参见前揭：《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页65。

(17) 参见前揭：《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页65。按：两浙提举常平司设置状况大致为，初置司苏州，熙宁二年初徙治杭州；熙宁七年分路，则分治杭州和越州，熙宁末合为一路后至大观时，先后治于杭州和苏州；大观中，治于杭；宣和五年以后至南宋末，因再次分路，分治苏州平江府与越州绍兴府。

(18)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六月五日记事中录有杭州公移全文，最终落款者为“右谏议大夫知军州事沈”，未见名字。考《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载：“熙宁三年十二月庚申，以知越州、右谏议大夫沈立知杭州。”（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245）《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载：“［沈立熙宁］四年正月移杭州。”（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页6755）而《宋史》卷三三三《沈立传》亦有知杭州之记载（页10699）。虽然《乾道临安志》同卷又载：“熙宁五年五月乙未（十六日），以知陈州、尚书刑部郎中、知制诰陈襄知杭州”（页3245），但杭州公移之签发是在四月三日，故在任者仍是沈立。

(19) 《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乙卯条，页3982。

(20)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07、213。

(2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六月五日记事中录杭州公移，页237-238。

(22)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四月十九日记事，页230。

(23) 《宋会要》职官四七之一二，页3424；又苗书梅教授曾专门论述宋代知州之职能，详见氏著《宋代知州及其职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24) 以上几份文书均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录于六月五日记事，页237—238。

(2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六月二日记事，页236-237。

(26)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八月一日记事中所录，页245-246。

(27) 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载于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宋代地方政治管见——以札子、帖、牒、申状为线索》，《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1，2007；远藤隆俊：《日本僧人与宋代文书社会——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题材》，山崎觉士：《关于宋代市舶司的文书行政》，“唐宋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国际学术工作坊”论文（2007年9月，北京大学）。

(28)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诸日记事，页229-231。

(29)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当日记事，页235。

(30)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二载：“县尉曰仙尉，盖用梅福尉南昌故事。……或称县尉，则慊然为慢我，是皆习俗使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页111。

(3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页236。

(32)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页217；《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主簿》，页3978。

(33) 以上均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诸日记事，页236-237。

(34) 以上均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诸日记事，页242-243。

(35) 以上诸事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页243-245，但台州帖录于第三八月一日记事中。按：成寻请钱文诸本皆残，此据日本佛教全书本所录诸本补缀文字。

(36) 参见拙文：《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于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7)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台州》，页216。

(38) 参见拙文《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10—14世纪中日外交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9月，日本高知）。

北宋熙宁内诸司及其行政秩序
——以参与接待成寻的御药院和客省为中心之考察

熙宁五年（1072）十月十二日，由内殿崇班郑某引伴八位僧人并通事一人，自汴河乘船来到宋都东京城下，次日下榻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这一行僧人便是来自日本大云寺（遗址在今日本京都岩仓上仓町）的寺主阿阇梨传灯大法师成寻及其七位弟子，通事名叫陈咏，乃明州商人。成寻师徒搭乘宋商之船，自熙宁五年三月十九日离开日本肥前国松浦郡（今佐贺县）壁岛，于四月四日抵达明州（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定海县招宝山下。然后径入杭州，与陈咏相遇，在其帮助下，申请到前往天台山参拜的公移，参天台并停留后，又申请前往五台山，结果不仅获宋廷批准，而且还被当作日本使客，由官员引伴赴京。成寻师徒与陈咏自八月六日起离天台国清寺，行程六十余日，于此时来到京城。

从成寻的日记来看，他们初到京师，似乎并未引起太多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于十月十二日在延安桥下停船后，却是御药院宦官前来迎接。另外，在以后对成寻之接待中，又频繁出现御药院宦官和客省官员的身影，并涉及閤门等在内诸司。这既令人疑惑，又给人惊喜。疑惑的是日僧前来，因何是内司御药院宦官出面接待，客省频频参与其间？此为宋廷之非常之举还是日常规制？惊喜的是，从中可以得见御药院、客省、閤门等内诸司在处理具体事务时的职权分工、办事流程和行政效率，进而从一具体方面了解北宋朝廷政事的运作状况。而这些内容则是我们从别的史籍，如正史、政书之记载中无法感知的。故本文拟从考察御药院职能入手，略释心中之疑，并参据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从熙宁年间朝廷对成寻一行的接待，考察北宋部分内诸司行政运作的日常状况。

一　迎伴因何是“御药”？

熙宁五年十月十二日申时，成寻一行停船相国寺前延安桥下，有“侍中一人来船，崇班（指引伴成寻的郑某）来会，拜礼点茶”。成寻对这位“侍中”的印象是：“侍中用金带最甚妙也，黄门女声。”次日，成寻一行前往太平兴国寺传法院，午时，有“敕使侍中御药来坐，以通事种种事问答”(1)。根据成寻对“侍中”、“黄门女声”、“敕使”、“御药”等特征记录判断，此处之“侍中”应是御药院之宦官。而以后“御药”的频频出现及其所莅事务，亦能证明这一身份。“侍中”在隋至宋代本是门下省侍中之省称，此处成寻用以称御药院宦官，可能是依汉制习惯(2)，或许当时便有此别称，只是其他文献中较少见到。

成寻等在京停留四个多月，在办理各项事务和生活安排等方面，频频有御药院宦官参与。归纳起来，御药院宦官在接待成寻一行过程中主要发挥作用有：迎接并协助办理在京诸项事务、安排日常生活、传递文书及相关信息、陪伴参观京城寺院、颁赐礼品等(3)。

从御药院宦官在接待成寻一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看，其角色应属于接待外使的接伴、馆伴官员。但一般外国使臣前来，宋廷所派接伴官员常固定为一人，而为成寻等充当此职的“御药”似乎不止一人。成寻日记提到的就有“敕使侍中御药”、“监使御药”、“中使侍中”、“使臣入内内侍省内侍殿供奉官”等官称，提到姓名的又有“御药许”、“陈御药［承礼］”、“御药李舜举”、“李供奉”、“御药桑”、“王御带（应是带御器械王中正）”、“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张士良”等。另外，御药院宦官对成寻之接待方式亦不尽同于接伴、馆伴官员对一般外使之接待，故本文暂称“迎伴”。因何日僧前来是由御药院宦官充当迎伴，且又是多人参与呢？似乎可从御药院之实际职能、宋廷对日本僧人之态度及熙宁朝廷政治诸方面加以解释。

先看御药院之职能。《宋会要辑稿》载：

御药院，在崇政殿后，至道三年置。大中祥符八年，移于崇政殿门外东华门南。宝元二年九月，复移于殿后东庑。皆按局秘方，合和御药，专奉禁中之用，及别供御膳。若御试举人，别（长）［掌］颁示考官等条贯，监弥（政）［封］之事。初以入内内侍三人勾当，（政）［后］参用士人。天圣中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九人，后皆罢之，今止以入内供奉四人通领，有药童十二人。

《两朝国史志》：御药院勾当官无常员，以入内内侍充，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4)

御药院隶属于入内内侍省(5)，因负责禁中膳食和药剂等事，所以一般“择内臣谨信者勾当御药院，以其职任最为亲近”(6)。御药院设有生熟药案、杂事案、开拆司等部门，分掌职事。“生熟药案［掌］日常承准应奉御前取索汤药，排办赐臣僚夏、腊药，供奉宣赐宫禁、生日、节序物色等。杂事案掌行差取排办御试举人，殿内应干一行合用人物等，并郊祀大礼使人到阙筵宴，取会诸处合用礼仪节次等，书写御览，修写排办崇奉祖宗香表，斋僧、设浴、看经，制造供进御服、御裹腰、束带等，并日常应奉本院常程诸般事务。开拆司承受诸处投下应干文字，付合行案分行移发放。”(7)但这些仅是御药院的固定职责，实际上，御药院宦官，特别是勾当御药院宦官，作为皇帝的亲信，经常担任临时差遣，主要是传宣诏命，以代王言者身份影响着内廷与外朝之关系。如担任勾当公事、走马承受公事、军队检阅、沿边州的体量、内藏库的出纳管理等职责(8)。因为勾当御药院职责显要，有时亦成为立有大功宦官的晋升职位。如神宗熙宁时，宦官李宪与大将王韶收复河州，则加东染院使，（干）［勾］当御药院(9)。

若从御药院基本职能来看，接待外来使客显然非其分内之事，而应为临时差遣。御药院宦官临时差遣，必是秉承皇帝旨意。成寻一行入京，由御药院宦官出面迎伴，说明神宗皇帝对此事之重视。相关记载亦能证明神宗这一态度。成寻一行本是私渡入宋，并无日本官方公凭，虽有参五台山之计划，却也未知宋廷之态度。可是，当成寻通过台州向朝廷申奏后，神宗却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以枢密院札子下达台州，令成寻一行赴阙。而此枢密院札子内明言：“准圣旨，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陈咏，令台州选差使臣一名，优与盘缠，暂引伴赴（国）［阙］。”(10)由此可见，神宗亲自下旨意，将成寻一行当作外国使客来接待。《宋史》亦载：“熙宁五年，有僧成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太平兴国］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11)神宗对成寻入宋之重视，是与整个宋朝对海外诸国之怀来政策相一致的。若从神宗对成寻入宋之态度来看，由皇帝亲信之人御药院宦官出面迎伴，自在情理之中。但如此理解，应不够充分。成寻一行赴阙，由御药院宦官迎伴，亦应和成寻等下榻传法院有关。

宋朝在京城建有数所大型馆驿，作为国家迎宾馆，专门用以接待各国和少数民族使客。如都亭驿，宋初在此接待契丹使臣，并赐宴文武百官；班荆馆，为迎饯契丹使臣之处；怀远驿，以待南蕃交州、西蕃大食、龟兹、于阗、甘州等贡奉使客；同文馆（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12)；来远驿，以待蕃客(13)。但宋廷却未将成寻一行安排在其中之一所，而是安排在传法院。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一是日本与北宋一直未有正式官方使节往来，宋朝未曾建造专门接待日本使客之馆驿；二是因为成寻一行乃僧人身份，将其安排在传法院最为合适。传法院本就是翻译佛经并接待外国僧人之场所(14)，况且将成寻一行安置在传法院大概亦是沿用之前接待日僧奝然等人之先例(15)。

传法院本名译经院。太平兴国五年，诏于太平兴国寺大殿西，度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16)。太平兴国七年六月，院成(17)。次年，赐译经院额曰：“传法”(18)。传法院制度上隶属于鸿胪寺，内设西天译经三藏、西天同译经三藏、译经三藏大法师、梵学笔受等僧官专事翻译佛经(19)，但院务往往由他官负责。起初曾命文臣朝官知院(20)，后便由御药院宦官勾当。宦官典领传法院始于何时，尚未确知，但神宗熙宁时由入内内侍省宦官勾当传法院却是无疑。如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传法院为成寻申请朝见事，呈牒给客省，牒文最后签署者便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传法院李［舜举］”。次年正月，勾当传法院又换成了另外一位宦官陈承礼。成寻在该年正月廿一日记事中称：“御药李舜举被他行间，持勾当被申下也。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权勾当传法院陈（遂）［承］礼者。”但李舜举亦并未调离传法院，其官衔是“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监译经”(21)，即改任为监译经。

既然成寻一行下榻于御药院宦官典领的传法院，那么，成寻一行到京后的迎伴，便是御药院宦官职责范围内之事了。当然，御药院宦官勾当传法院似乎是奇怪之事，但如果从整个北宋，特别是神宗朝对宦官的任用情况看，又应是平常之事。

宋代虽无如汉、唐、明诸代惨烈之“阉祸”，但皇帝对宦官之倚信程度却不容低估。就北宋而言，宦官之职责仍与唐代相似。北宋宦官机构有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附属和兼领机构又有御药院、往来国信所、造作所、军头引进司、翰林院等。如往来国信所，“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军头引见司则掌“供奉便殿禁卫诸军入见之事，及马步两直军员之名”(22)，已不完全属于宫掖之事。更有甚者，如三馆、群牧司、皇城司等机构的官员，部分亦由宦官担任。不仅如此，朝廷又常常临时差派宦官监领外事，而上层宦官更是较多参与军政之事，或率军作战，或充任监军，或侦探臣民，或审理案件(23)。而宋神宗为强化皇权，对宦官更是倚重，外任李宪、王中正、李舜举等宦官西征、南讨，内靠入内内侍省以金字牌递掌控“御前文字”(24)。成寻一行到来之际，南征、西讨与金字牌事虽尚未发生，但神宗对宦官之倚重早成局面，在即位不久就因信任王中正等宦官被司马光指责为“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25)成寻到来后，李舜举、王中正等亦正是接待中主角宦官。以此看来，御药院宦官勾当传法院，并参与对成寻一行之接待，在当时再平常不过了。

二　职责秩序看客省

在京接待成寻之机构，除御药院、传法院外，主要就是客省了，另外亦涉及閤门。客省、閤门与御药院所隶之入内内侍省均属内诸司(26)。缘何参与接待官司又有内诸司之客省，而非外廷机构？这应是由宋代客省之职责所决定。

客省之设，最早见于南朝，历经隋唐，其职能、隶属和机构建置，均有变化。至宋代，客省成为内诸司之一，设于閤门西(27)，负责对外接待的某些专门事务。关于宋代客省具体职掌，《宋会要》引《神宗正史·职官志》云：

客省掌四方诸蕃国朝贡之仪物，还则授以赐予诏书。执政、侍从官、禁卫将校节物，则颁以式。若中散大夫、刺史、东班横行副使、枢密承旨及监司、知州、寨主以上还阙，则主其酒食。(28)

《神宗正史·职官志》所载相关内容，应可反映当时接待成寻时客省之职责。但宋代客省之职责并非固定不变，徽宗政和以后及南宋时又有调整，《宋史·职官志》中对客省执掌之记述，乃是政和后之情况(29)。从宋代客省之职能来看，虽属内诸司，但仍是部分侵夺外朝机构之职权，在神宗时及其前后，“掌四方诸蕃国朝贡之仪物，还则授以赐予诏书”是主要职能，而宋廷又将成寻一行当作日本使客来接待，故客省便须参与其中。

虽然可以从正史、政书等史籍中明晓客省之设置及其职能之变化，同时又有《宋会要》对政和以后客省等机构行政流程之规定作为参考(30)，却还是不能明白在具体事务中客省如何履行职责，和其他机构如何分工协作。幸运的是，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客省等中央机构在接待方面的办事过程，使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近千年前皇帝、官员、机构、文书和日本僧之间互动之实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明了神宗熙宁这个特定时期内的行政运作秩序。根据成寻的日记，客省在接待成寻一行中，主要职责和办事程序如下：

（一）办理朝见与参五台山事

根据成寻记录，其一行到达东京后，先由御药院宦官和传法院安排其生活之事。接下来便是要办理朝见和向宋神宗进献礼物手续事。其中朝见之事则由客省负责安排，成寻下榻传法院的当日（熙宁五年十月十三日），便被告知“文书三（疑为“二”）枚送客省”。但在朝见之前，须验明成寻身份及检查随身携带和进贡物品，并奏明神宗，这些事物皆是由御药院宦官协助办理。

熙宁五年十月十七日，即成寻一行到达东京后的第六天，成寻记曰：“午时，客省官人承圣旨来，问：‘何日欲朝见者？’答：‘不日朝见，欲参五台山者。’官人云：‘然者某申文可进上者。’即造奏状案，预院书生了。”即是客省官员奉神宗之命亲自到传法院，询问成寻朝见的时间，并告诉成寻须呈递相关申文，按程序办理。次日，传法院书生替成寻起草好申文后，传法院又同时向客省出具牒文，说明情况，并请客省照会施行。这一申请程序与成寻在天台国清寺向台州申请留居国清寺看经一样，须由成寻本人和国清寺同时呈递申文(31)。十九日，传法院书生告诉成寻，已将成寻奏状和院牒送到客省(32)。客省接到成寻之申文和传法院之牒文后，很快上呈皇帝，获得批准，并作出安排，向传法院发下牒文。廿一日，传法院则根据客省牒，向成寻和通事陈咏发下院牒，告知客省已将朝见事安排妥当，令成寻一行八人并通事陈咏，于“二十二日绝早赴东华门，并进奉物色，（秖）［祗］候朝见”，同时告知注意事项。之后，传法院便替成寻等起草文案，告知客省已得奉牒文，并对相关要求作出保证。同日，传法院又根据客省关子和閤门札子，向成寻等书面告知朝见程序及相关礼仪。其文书如下：

传法院准客省关子，准閤门奏札子，閤门检会仪制，应每有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具札子与朝见目，问奏进奉人姓名，已下著所赐衣，及赐酒食后，依例于崇政殿，报无公事前，再拜出……

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延和殿进呈。奉

圣旨，依（本）［木］征进奉人例，后殿引见，门赐斋食。差閤门（祇）［祗］候伴候到，请告报管勾日本国进奉人所，详前项　圣旨指挥施行。右（开）［关］送传法院，详閤门关子内事理施行。

右札子付日本国僧成寻等并通事陈咏，仰依客省关子内理事，具知（委）［悉］（子）［文］状（连）［速］申，不得有违。

年月日　有判。

另外，客省官人在同日又给成寻一份关于进入皇城不得怀挟头刃和文字的文状(33)。由此可见客省在安排成寻朝见事宜中，又曾向閤门递交文书，请閤门根据成寻之身份，给出相应礼仪。閤门则检会仪制，依照“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例拟定礼仪，以札子回复客省，并请客省关传法院。然后客省以关子发给传法院。这一程序亦显示出閤门当时的部分职能及与客省等机构的协作关系。

二十二日卯一点，成寻一行九人乘马前往皇宫觐见，先入一大门，至廊下马，在安下所暂作逗留后，则由客省官人引入第二门、第三门和东华门，在东华门南廊安下，并有帘幕、椅子和膳食之设。辰二点，又有客省官人两位前来，教成寻等立御前呼万岁作法。辰三点，客省官人并通事前行，将成寻一行领入第四门，之后便进入延和殿，行礼朝见神宗皇帝，并接受赏赐物和允准参拜五台山，及去诸寺烧香之谕旨。当日傍晚，又有客省官人一人到传法院见成寻，但目的不明，成寻等给他绢二匹，以表感谢。

十月廿三、廿四两日，成寻一行主要在御药院宦官引领下到在京诸寺院烧香。廿四日下午即收到传法院书生持来参五台山客省牒，其文如下：

客省牒　传法院

煕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李（舞）［舜］举传宣客省，日本国僧成寻等合赴五台山烧香。

寻于延和殿覆

奏奉

圣旨依奏者，

牒具如前事项，牒

传法院，（诸）［请］详前项

圣旨指挥施行者。谨牒。

煕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牒

权枢密副承旨、西上閤门副使、权同管（内）［勾］客省四方馆公事、（大）［提］点醴（众）［泉］观公事张　　在判

东上閤门使、管勾客省四方馆公事、勾当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秋）［狄］　在判

这一文书进一步显示成寻申请去五台山参拜之程序及客省之具体职责和角色。

成寻一行于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发前往五台山，出发以前几日，又有诸种准备性事务与手续。成寻日记反映，廿六日，游五台山使臣刘铎到传法院来见，与成寻约定出发日期，并告诉成寻朝廷相关宣旨甚多，后日可齐备。廿九日未时，刘铎又来，持来宣旨三道，即“沿（海）［路］盘缠宣旨一纸，州县传马宣旨一纸，州县兵士宣旨一纸”。成寻很感动，称：“敕宣也，朝（臣）［恩］不可思议。”(34)此处之“州县传马宣旨”，应是通过枢密院颁下之“宣头”，又称“走马头子”，为沿途乘用递马之凭证(35)。“州县兵士宣旨”性质当与“走马头子”相近，只是为沿途请差士兵之用。但“沿路盘缠宣旨”似乎仅为朝廷（皇帝或枢密院）下达给三司的一道旨令，并不能直接用为沿路盘缠凭证，须由三司据此发下驿券方可。十一月一日，成寻等出发前往五台山之当日，巳时，使臣刘铎与三司官人来到传法院，送来“参五台山盘缠文字”，才是正式的充作沿途盘缠并食宿凭证的驿券(36)。这几日事务办理中，虽未见客省官员的身影，但涉及伴送成寻的使臣差派，和走马头子、驿券、“州县兵士宣旨”的发放，须就此事在皇帝、枢密院、三司等机构之间相互沟通，当亦是客省从中办理，而当时担任权同管勾客省公事的张某又同时担任权枢密副承旨，应更为便利。可是，从成寻的记录看，在皇帝（或枢密院）下达“沿路盘缠宣旨”后，凭之前往三司领取驿券者，似乎不是客省官员，而是使臣刘铎。但成寻一行出发前的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客省官人，客省官人持来神宗赐成寻钱十贯、通事钱五贯的宣旨。成寻让通事持宣旨赴官库将钱取来，并回赠客省官人二贯(37)。

（二）安排迎驾与五弟子朝辞事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成寻一行自五台山返回开封，继续住在传法院。廿八日，便有客省官人来到传法院，向成寻乞闻见奏状。可能按照规定，成寻回来后，须奏禀在五台山见闻。但客省乞奏状事却被三藏（应是试鸿胪少卿同译经宣秘大师慧贤）制止了，或是因为尚未准备好，或是与正逢神宗生日有关(38)。次日又有客省官人来，成寻记曰：“依先约与绢二匹了。三司券付了，亦可传三司由了。”应是驿券用毕须交还三司存档，成寻即让客省官员代转，并赠送绢二匹。但交还驿券似乎应是伴送使臣的职责，卅日未时，使臣刘铎来，向成寻乞三司券，成寻告知昨日已交给客省了(39)。后二日，即熙宁六年正月二日，客省取受（疑为“承受”，吏名）孙宣（惑）［戒］来乞（门）［闻］见奏，告诉成寻有圣旨来催，成寻“注付草真名与毕”。一连几日过去，八日，客省取受孙宣戒为首三人前来传法院，持来皇帝赏赐给成寻的绢二十匹。因属敕赐，即向成寻乞请文。所谓请文，便是成寻写给皇帝的收据。成寻当即书写案文呈上。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成寻迎驾与五弟子回国并朝辞。正月十日申时，客省官人二人持来状云：“正月十一日驾出。阇梨并通事等赴内门前（祇）［祗］候迎驾［起］居。请来日五更早来，于内门前山楼后西廊上（祇）［祗］候。请书至。”成寻在请书上写下：“返报　敕宣，感谢。成寻等八人并通事来日五更早参内门西廊上（祇）［祗］候迎驾起居。”十一日，客省官人前来迎候，成寻等九人乘马参南门前廊，并有安下处。但当日下雨，神宗取消了驾出安排，成寻一行便返回传法院。未时，客省官人一人来，告知皇帝十三日可驾出。十二日，客省官人又来，以文字告诉成寻：“客省奏，以得圣旨，令阇梨等于兴国寺南门前迎驾起居。”十三日，成寻等依约在太平兴国寺参见了神宗，就回到传法院。未时，有中使（御药）来赐茶果等。成寻为此又进谢表(40)。

也就在呈上茶果谢表之后，成寻又请三藏（慧贤）代拟申文，照大师（传法院崇梵大师）抄写，由院内司家（传法院内吏职人员）赶上交给远去的御药，请他交给陈御药。此申文是成寻关于五弟子回明州及一弟子受戒的陈请，但不是上给客省，也不是上给传法院，而是给监使御药（应是陈承礼），请他代为申奏。

廿日午时，有入内内侍省供奉官依宣旨前来问候，主要是问参五台山沿途州县接待情况及成寻将来之打算，成寻告知欲往天台山修行。廿一日，司家三人来，让成寻看五弟子归乡、沙弥受戒的宣旨。即是朝廷批准了成寻的请求。次日便有客省宣戒来，告诉成寻，五人归乡可申请朝辞，时间以二十七日为宜。成寻应是呈递了朝辞申请，并赠与宣戒绢一匹。廿五日，客省取受宣戒又来传法院，持来成寻五弟子归日本的明州牒并沿路州县驿券等文字三道（另一道应是给传法院牒）。其文字（客省给传法院牒）如下：

客省牒　传法院

准传法院牒，据日本国僧成寻状，今欲先遣小师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善久等五人，令陆路往明州，寻商客船，却归日本。切虑经过州县关津，不练行由，别有阻滞，欲乞官中出给公凭，许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州市（船）［舶］司，拣搭稳便舶船，逐一交付商客前往。其赖缘等五人，乞（息）［且］于明州广惠教院安下，等候便次。又有沙弥一名长命，（令）［今］乞　圣节投坛受戒，亦乞札付戒坛院，许令受戒讫，便令随令（此处“令”字疑衍）赖缘等五人朝辞，所准上传法院牒客省，后归日本国。僧成寻等乞要于今月二十七日令，未敢施行，取

圣旨。　熙宁六年（十一）［正］月廿五日　延和殿进呈，奉

圣旨，赖缘等五人，传宣枢密院，（老）［差］三班使臣々一名，押伴前去，并给与递马、驿券，余并依所乞。

牒具如前，今奉

圣旨，令赖缘等五人，于今月二十七日朝辞，其递马、驿券已具状申枢密院，所有拣搭稳便舶船前去，……依应上件指挥施［行］。事须牒

传法院，候到更请照会，仍布公文回示。谨牒。

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牒（签押并注文略去）

右具如前，令欲牒

两浙转运司并

明州，候到请各一依前项

圣旨指挥，仍行移文字与沿路州县，及指挥下本州市舶司，拣选堪好舶船，……并牒

传法院，请（前详）［详前］项

圣旨指挥照会，仍请行移文字与戒坛院，候将来　圣节，令沙弥长命投坛受戒，希公文回示，并（开）［关］閤门者，取处分。

熙宁六年正月　（签押略去）(41)

从这道客省给传法院牒可以看出成寻五弟子归国及一弟子受戒申办之程序。即成寻于十三日以个人名义向陈御药（旋为勾当传法院）递交申文，陈御药即以传法院名义申客省，客省则于廿五日在延和殿奏呈皇帝，皇帝恩准后，下旨枢密院令差使臣并给递马、驿券。客省又就递马、驿券事据圣旨具状申枢密院，同时，出具给传法院和明州的牒文(42)。按规定，成寻应直接接受传法院的通知，但此刻却是客省官员先把给传法院和明州牒让成寻看了。廿六日，有宣旨到传法院，赐下给日本国主的礼物并问具体归期。廿七日寅时，成寻五弟子与通事参内朝辞，五人被赐紫衣，午时回到传法院，客省有七人陆续前来，成寻或以钱，或以绢，表示答谢。但传法院还是须按章程办事，廿九日，传法院照例向成寻送下院牒，包括客省牒中牒两浙转运司并明州之外的全部内容。当日，往明州的使臣王宗彦来见，并给成寻看了枢密院差使臣宣旨(43)。二月二日，使臣王宗彦持来三司券、客省牒等三通文书（客省牒当为给明州牒，另一通当为沿路公凭），并约定五日后起程。二月八日，赖缘等五位日僧并使臣王宗彦就出发往明州了。

两个月后，成寻亦要离开京城前往天台山，初定于三月二十八日朝辞，因神宗挽留，又推迟至四月二日朝辞。两次朝辞仍是通过客省办理，即由成寻经传法院向客省提出申请后，客省派人前来协商具体事宜，并与皇帝落实具体日期。朝辞之日，仍由客省官人引领，从东华门进入宫禁，如朝见时一般(44)。

从宋廷对成寻一行接待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清楚地了解客省的具体职责，另一方面则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书行政所体现的关系与秩序。接待外来使客，应该不是客省的唯一职责，但从对成寻一行的接待来看，客省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主要负责使客与皇帝之间的沟通，办理朝见与朝辞手续及相关事宜，并引领使客入宫，教授礼仪等。接待成寻一行之机构中，除客省外，尚有传法院、閤门、枢密院、三司等机构参与进来，还不时出现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宦官之身影。诸机构在成寻接待事宜的办理中，无不以文书为运行手段。其中不仅使各机构的分工、协作流程尽得展现，而且程序中对文书之依据与要求，又环环相扣，严密备至。如在朝见、朝辞程序中，先是成寻经传法院、客省逐级用文书上奏皇帝，然后皇帝之圣旨又经客省、传法院依次用文书传达给成寻，成寻接到传法院的院牒后，又须作请文上呈，禀明已接到院牒。这种行政程序不能不说反映出神宗熙宁时，抑或是宋代行政制度日常运作的规范和严格，呈现出良好的秩序。

三　接待事宜显效能

行政效能是检验一定时期内相关行政制度运行及政治状况好坏的重要标准，但衡量某个时期某个部门之行政效率，应有一定的标准作为参照，然而这对于研究古代行政运作却较难把握。尽管如此，如果从具体事务办理情况入手，我们仍能了解其行政效率之大致状况。如从熙宁时期客省等机构对成寻一行之接待程序及相关事务办理时间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其行政效率之高低。

成寻一行于熙宁五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传法院，敕使侍中当日便告诉成寻有关递交客省文书事。但成寻等并未立即申请朝见，而是办理验明身份、呈报物品、向皇帝书面介绍日本情况等事。这应是朝见前必须做的准备工作。十七日，便有客省官人来，向成寻问及朝见时间和参五台山事，并请成寻递交申文。成寻欲早些朝见，于是在次日便与传法院先后撰出给客省申文，接着由传法院书生于十九日送到客省。客省很快做出安排，定于廿二日朝见，并覆牒给传法院，传法院于廿一日以院牒正式通知成寻，并另草文书告诉成寻有关礼仪事。可谓程序紧凑，速度甚快。但令人意外的还是朝见后诸事的安排。廿二日辰三点后成寻朝见神宗时，当场得到允准到京城各寺院烧香及参拜五台山的消息，不意当日未时，传法院书生便持来允准到诸寺院烧香的正式宣旨，成寻得以于后两日前往诸处。廿四日，传法院司家又将允准前往五台山的客省牒交给成寻，虽是比参诸寺院宣旨晚了两天，但客省牒中言及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圣旨的日期与牒文签署日期，均是十月二十二日。这说明，成寻朝见当日，李舜举即将圣旨正式传到客省，而客省当日便草成省牒。可能考虑事情不急，才迟两日送到成寻手上。如果考虑当时只有成寻等少数人朝见，朝中事务不多，如此效率亦不为奇怪，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成寻记录，当日朝见，入东华门后，便见数千人前来朝见，提及身份的有诸州知州、通判，还有“负胡录人数十人”(45)。可以想见，当日朝廷事务定然很多，而客省却于此事即刻办理，确实出乎想象。如果是提前将文书草拟好，等正式得到批覆后下发，则是更显高效。廿六日，使臣刘铎便来传法院与成寻相见，亦可见枢密院行事之快。刘铎与成寻见面后，便着手准备出行事宜，廿九日持来沿路盘缠等宣旨，次日即出发前往五台山。考虑各项手续办理皆须时间，如此速度亦不为慢。

再如成寻归天台山事。表面上看，迁延很久。成寻于熙宁六年二月廿五日便作归天台奏状，廿八日，请照大师书写并交给司家永和代为上呈(46)。但直到三月十二日才得到批准圣旨。其原因并非朝廷办事拖沓，而是神宗下诏请成寻入宫帮助祈雨，并再三挽留。但成寻去意已决，朝廷便为之办理相关手续。三月十八日，客省宣戒来传法院，告诉成寻，枢密院已颁下牒文，遵圣旨差下伴送使臣和所用船只。但成寻又想求取新译佛经，并于廿二日呈上请文，结果次日传法院就秉承圣旨发牒给显圣寺印经院，请按成寻要求筹措新经印刷事宜。同日，枢密院差下使臣刘政来与成寻相见。次日，客省官人持来枢密院给客省札子，请客省在朝辞日取旨给成寻支赐，并开牒给台州及合行去处(47)。但因新经印刷须费时日，客省便安排成寻于四月二日朝辞，并告诉成寻朝辞后仍可在传法院多日停留。朝辞手续从三月廿九日办理（即成寻提交申文），次日（四月一日）客省即传下成寻于四月二日正式朝辞的文书。因成寻归前又曾有弟子长明剃度、收通事陈咏为弟子并剃度及赐师号等请求，而事涉中书门下、尚书祠部等机构，结果在成寻朝辞之后两日，中书门下与尚书祠部牒文亦皆下达(48)。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对成寻之接待中，朝廷机构之行政均显示出理想之效能。这一状况与杭州、台州等地方政府对成寻之接待较为一致(49)。这一点不能不让我们对北宋熙宁之行政产生良好之印象。但尽善尽美显然与理不合，与事实不符。宋廷在对成寻一行的接待中亦不可能事事周到，严格遵守程序。如关于成寻五弟子归国事，成寻本想让五弟子于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离京，但客省牒廿五日才下，使臣却未能尽快差下，结果拖到二月八日才成行(50)。而正月廿七日之朝辞，传法院应在前一日将正式通知牒文交给成寻，但事实上却是在朝辞后的廿九日才送给成寻。又如，关于赐成寻“善惠大师”师号事，由御药院宦官事先透露给成寻。“御药”并说“朝辞之日可有文字者”(51)。但四月二日朝辞之日，并未有赐师号文字颁给成寻。中书门下关于赐成寻“善惠大师”的牒文四月四日才下达给成寻。诸事虽无大碍，却也反映出宋廷在具体事务中，并非所有事都能按计划和程序进行，权宜与变通定是常有之事，而这也应是行政运作的日常秩序。

四　看似非常亦平常

熙宁五年十月成寻一行入京，从中日交往之角度看，应是一件不寻常之事，但成寻之到来在宋人眼里似乎并非特别之事，汴河两岸船密人众，繁忙如旧。因为当时之东京开封府是地球上人口最多、商业最为繁华之城市，每日都有各方的客商、官员、贡使、僧人来来往往，大家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成寻一行入京，迎伴者却是一个个御药宦官，而频频前来传法院，办理其朝见朝辞事务者，却又是属于内诸司之客省官吏。今日看来不无怪异，但于宋朝、宋人却又是平常之事。明了古代皇权政治之本质、唐宋两代对宦官之任用及制度之演变，便知御药院、客省等内司之登场、活跃乃渊源有自，事合情理。宋朝与日本没有正式官方交往关系，故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方式亦无成例可据，亦不可能专立新制。除因其僧人身份而处之传法院外，其余一应接待制度便如接待普通外国使客一般。引伴迎送、船马盘缠、朝见朝辞，皆依成规。成寻到来虽为非常之事，而宋方相待实循平常制度。故御药、传法两院因习惯行事，客省、閤门诸司依规程履职，各司其责，仍如平常。我们因此得见客省等机构实际职能之体现，文书行政规矩与流程。

从宋廷对成寻一行之接待过程看，其行政效能可谓迅速高效。但这一判断应是基于今日之经验所得。或许在宋人心目中，熙宁时行政效能亦并非尽如人意。照章行政，追求效率，应是当时诸行政机构和任职官员的共同认识和习惯，但权宜和变通亦是现实中不可避免而又习以为常之事。而这才应该是当时行政运作的日常秩序和实际状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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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二、十三日记事，东京：讲谈社日本佛教全书本，1973，页255。

(2) 西汉时有专门侍候皇帝的侍中，如《太平御览》卷二一九《职官部十七·侍中》载：“《汉官仪》曰：‘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内，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041。

(3) 关于御药院在接待成寻一行发挥的作用，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页255—262；第五，页274；第六，页277、279、281。

(4)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一九之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2817。

(5)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入内内侍省》，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940。

(6)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二，司马光《上仁宗论御药院刘保信等与授外任不得暗理官资》（嘉祐八年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82。

(7) 《宋会要》职官一九之一三，页2817。

(8) 参见〔日〕友永植：《御药院考》，《别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纪要》，第6号（1987年）。

(9)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宪传》，页13638。

(1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熙宁五年八月一日记事，页245。

(11)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七·日本国》，页14137。

(12) 《玉海》卷一七二《邸驿》，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3166。

(1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五，页7481。

(14)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鸿胪寺》，页3903；（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觉称画》云：“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兴国寺之传法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页564。（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〇《蠧文不通辩译》载：“景祐中，光梵大师惟净以梵学著闻天下，皇祐中大觉禅师怀琏以禅宗大振京师。净居传法院，琏居净因院，一时学者依以扬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页278。

(15)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七·日本国》载，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见，馆于太平兴国寺。页14131—14134。

(16) 《事物纪原》卷七《传法院》，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370。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22—523。

(18) 《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岁末，页566。

(19)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五之四至五（页2916），《宋会要》道释二之六至九（页7891—7893）；《事物纪原》卷七《僧官》、《笔受》，页391—393；《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页256）等记载。

(20) 《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页9209。

(21) 以上分别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廿二日记事，页257、259；第六，熙宁六年正月廿一日、二月廿五日记事，页278、283。

(22)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页3939—3941。

(23) 此处参阅张邦炜：《北宋宦官问题辨析》，载于氏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47—77。

(24) 详见拙文《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二期（2009.6）。

(25)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二，司马光《上神宗再论王中正及不当令内臣采访外事》，页690。

(26) 《东京梦华录》卷一《内诸司》，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41；《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甲集卷一一《在内诸司》所记内容基本一致，但文字略有出入，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295。

(27) 《玉海》卷一七二《邸驿》，页3165。

(28) 《宋会要》职官三五之三，页3061。

(29)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客省引进使》，页3935。关于徽宗政和后对客省等机构职能之调整，详见《宋会要》职官三五之五至六，页3062—3063。

(30) 《宋会要》职官三五之五至七载有政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诏中对客省等机构行政流程之规定，此处从略。页3062—3063。

(31) 参见前文：《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之考察》，又见《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2) 以上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九日记事，页258。

(3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廿一日记事，页258—259。

(34) 以上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诸日记事，页259—262。

(35) 详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之考证，载于《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36)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延久四年）十一月一日记事，页263。关于此处三司文字即驿券之判定，参见拙文《地方志と域外漢籍：宋代駅伝制度の深窓を開く鍵——正史·政書·類書等の文献における宋代典章制度に関する記載の限界性を兼ねて論ずー》，《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册别集号《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2007.6，页21—32。

(3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记事，页263。

(38)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记事，页273。按：该日关于客省乞奏状事，日记所记为“朝见奏状”，但之后并无朝见之安排，而次年正月一日又有客省人来乞（门）［文内注云本改“问”，疑为“闻”］见奏状，成寻签名交付。应即此事。

(39) 以上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卅日记事，页274。

(4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正月二日、八日、十日、十二日、十三日记事，页275—277。

(4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正月诸日记事，页278—279。

(42) 按：后来成寻回天台时，是枢密院有牒文给客省，告知差使臣事，并言及“今札付客省开牒台州及合属去处施行”。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熙宁六年三月廿六日记事，页292。

(4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正月廿六至廿九日记事，页279—280。

(44)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第八，诸日记事。

(4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廿二日记事，页259。

(46)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二月诸日记事，页277—284。

(4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熙宁六年三月诸日记事，页290—292。按廿四日枢密院札子，成寻当日未记，于廿六日补录。

(48)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第八诸日记事，页292—294。

(49) 关于杭州、台州地方州府在接待成寻过程中的行政效能，详见前揭拙文《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之考察》。

(50) 成寻等正月廿九日起程之打算并因使臣晚到耽搁事，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正月廿六日记事，页279。

(5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熙宁六年三月廿八日记事，页293。

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
——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行政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外交政策之重要体现。从该项制度之建设及具体执行情况，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政权之日常行政效能，更可以考察出其国际地位，及与被接待使客之国家或政权之关系。宋朝边邻数敌国，长期受到来自西、北两方面之军事威胁与压力，在谨慎应对与辽、金、（蒙）元等政权关系之同时，又积极发展与其他各国之交往，故其外交既表现出复杂性，又有其时代特殊性。这些特点必然亦体现在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上，因而，研究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对了解其日常行政及外交政策甚有意义。然而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对此内容之记载，却或只是片言只语，或仅限于部分条文，使我们难以窥得这项制度之全貌及具体执行状况。幸运的是，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宋神宗熙宁年间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该日记共八卷，原本久佚不传，现有抄本十余种和活字本近十种存于日本。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日本学者整理的校注本和译注本陆续问世。该书是一部即闻即记，内容赡富之笔记，有些内容是独载仅存，具有极高之史料价值(1)。成寻在书中对入宋后获得批准并参拜天台山，和作为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赴京朝见神宗，及参拜五台山并返回京城，再到明州之过程，作了详细记录，正好可以满足我们具体了解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愿望。当然，以往研究者对该书及相关内容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如日本学者藤善真澄、远藤隆俊先生，旅日中国学者王丽萍女士，及中国学者夏应元先生等人之论著(2)，均或多或少涉及到相关材料或内容。然诸位先生论著有更高之宏旨，于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制度未暇太多着墨，故笔者欲据《参天台五台山记》之记载，并参证其他文献，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制度专作梳理，惟期对前人相关之研究拾弃补遗而已。

一　官方接待须使客

宋朝虽然积极发展与外国，特别是海外诸国之交往，但亦不是任其往来，而是有一定约束。陆上边塞，进出境商旅皆须请取凭证，使节皆须出示国书或有关公据，并由边防官司严格检查(3)，自不必说；海上出入，亦必须严格遵守规定。无论中国船只还是外国海舶，进入中国港口，皆须先验公凭；中国商船赴原发舶州或其他有市舶机构处交验原发公凭(4)；外国贡使船和商船虽未限定登陆港口，但皆须至有市舶处。一般来讲，高丽、日本贡使和商人在两浙入港，南方及西南各国贡使和商人自广州和泉州入港。外国贡使船至，须交验本国章表，否则不予接纳。如天圣四年（1026），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自明州入港进献本国土产，因无本国章表，明州市舶便未敢发遣上京(5)。

成寻入宋，虽奉日本皇太后密令，担负将皇太后写经供奉到五台山之任务，但他并没有日本政府发给之公凭，而且是瞒着政府潜入宋商之船，私渡入宋的。成寻与七名弟子搭乘宋船于熙宁五年（日本延久四年）三月十九日自日本肥前国松浦郡（今佐贺县）壁岛出发，二十五日到达苏州辖内大七山岛，四月四日到达明州港，但并未入港登陆，而径溯钱塘江而上，经越州而至杭州，于十四日进入杭州城。十六日，成寻向门官提交申文，门官令其直接提交杭州州衙。当晚，成寻一行在张三（名张宾）客店安下。二十六日，成寻与通事（翻译）陈咏一同向杭州州衙呈上参天台山之申文(6)。五月三日，杭州衙便发下了准许成寻等赴天台山参拜之公移，全文如下：

杭州　公移付客人陈咏

移　日本国僧成寻，昨今杭州巡礼，欲往台州天台山烧香，供养罗汉一回。成寻等是外国僧，恐关津口本被人根问，无去著，乞给公移随身照会。并移明州客人陈咏状，昨于治平二年内，往日本国买卖，与本国僧成寻等相识，至熙宁二年，从彼国（败）［贩］载留黄等，杭州抽解货卖，后来一向只在杭、苏州买卖，见在杭州把剑营张三客店内安［下］，于四月二十日在本店内逢见日本僧成寻等八人。称说，从本国泛海前来，要去台州天台山烧香。陈咏作通事，引领赴杭州。今甘课（遂）［逐］僧同共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并移抱剑营开张客店百姓张宾状，四月初九日有广州客人曾聚等，从日本博买得留黄、水银等，买来杭州市（船）［舶］司抽解，从是本客船上附带本国僧人成寻等八人出来安下。今来却有明州客人陈咏与（送）［逐］人相识。其陈咏见在江元店安下。本人情教甘（深）［课］（遂）［逐］僧同共往台州，得前去台州天台烧香，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如将来却有异同，各甘深罪不将（看）［者］。

右事须出给公移，付客人陈咏收执，可带本国僧成寻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讫，依前带领（遂）［逐］僧回来当州，趁船却归本国，依台州（激）［缴］此公移。趁州在路，不肯别致东西及违非留带。如（连）［违］，罪归有处。

熙宁五［年五］月初三日给

权观察（权）［推］（宦）［官］吕甫

权节度推（宦）［官］季疏

观察判官许直

尚书比部员外郎签书节判厅公事徐

太常博士（真）［直］史馆通判军州事苏立

尚书比部郎中通判军州事刘直

右谏议大夫知军州事（沉）［沈］(7)

大概因为宋朝海上对外交流态度较为积极，且成寻等是僧人身份，又有陈咏、张宾等人担保，杭州州衙并未因其无官给公据拒其入境，而且发下公移，并知会台州，准许其前往参拜天台山(8)。从文书内容及成寻沿途日记可以看出，宋朝官方并没有把成寻一行当作外国使客来接待，仅在开始象征性地送钱二贯文作为斋费，差轿子一乘送成寻到南屏山兴教寺。成寻从杭州赴天台山所乘船，乃是陈咏所借明州沈福之船；沿途既无迎送，亦没有饮食供应，只是因有杭州公移，在一些关卡得免下船检查(9)。但成寻获准入京觐见并参拜五台山后，待遇就大为不同了。

成寻到达国清寺后，便向国清寺和台州提出了在天台山长期修行并到五台山巡礼之要求，具体内容即如熙宁五年六月国清寺呈给杭州之返牒所云：“［成寻称］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场之地，欲要就看经一（泊）［佰］日了毕，供养罗汉斋僧宣忏讫，遂令六僧却还本国，只留小师一名，在身边侍养。本僧称，游五台后还本寺，三年诵经修法华秘法。”(10)但国清寺与台州无权应允，于是上奏，请朝廷裁决。不意宋廷不仅答应了成寻之请求，而且由枢密院降下札子，令成寻一行赴阙，并明文规定享受官方之接待。具体内容包括差官引伴、州县迎送、派兵护卫、优与盘缠、提供舟船等(11)。成寻一行到京后，更得到热情接待和妥善安顿，并觐见了神宗皇帝。往返五台山旅途，完全是利用官方驿传，享受马匹与食宿供应。此时境况与自杭州前往天台山时大是不同。引伴、护送，并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正是宋廷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内容，反映出成寻一行已被宋廷当作日本贡使接待，其身份不再是自杭州前往天台山时之普通外国僧人。当然，海外蕃舶到来，宋朝官方亦有热情接待，但地点仅限于港口，而且以宴饮犒设为主，不似对待使客，有引伴、迎送、食宿与交通工具供应等诸般待遇。下文将分别叙述宋朝官方将成寻一行当作贡使后接待之情况。

二　引伴与迎送

成书于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蕃蛮入贡，押伴，差承务郎以上清强官；引伴，衙前所属选差。”(12)此应为宋朝在接待外使中具有一贯性且略有变化的制度。据前揭熙宁五年七月廿四日台州帖称，枢密院下达付台州札子中已“差定监路桥酒税高侍禁，暂引伴日本国僧成寻赴阙”。但高侍禁又属监盐使臣，若差出，“有碍盐法”，台州便具状向两浙转运司陈请指挥。两浙转运司下达牒文云：“今勘会管下场务使臣，各系监盐外，在城兵马都监郑崇班目下得替，相次赴离。今请本官就便引伴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引领人陈咏赴阙。”(13)即先差高侍禁作为引伴，因其职务之重，不便差出，又换成兵马都监任终得替之郑崇班，趁离任赴京之机，引伴成寻一行赴阙。“侍禁”乃当时武职官三班使臣之小使臣中左、右侍禁之简称，正九品；“崇班”乃三班使臣之大使臣中内殿崇班之简称，正八品。两者均属低级武官。后成寻一行赴五台山巡礼，所差引伴官为殿直刘铎(14)；自京城返回天台山时，引伴官为右班殿直刘政(15)。“左、右班殿直”亦属三班官中之小使臣，正九品。按《庆元条法事类》中所言“承务郎以上清强官”之“承务郎”，乃元丰后厘定之文官寄禄官阶，属于京朝官之最低一级，从九品。从北宋引伴成寻官员之级别来看，正与《庆元条法事类》中“押伴”官员级别相符。由此看出，或是从北宋至南宋，其接待外使制度有一定变化。或是北宋政府不把成寻一行当作一般“蕃蛮”看待，而待以较高的接待规格。

《梁溪漫志》记载：外使“所过郡，长吏例迎送”，并且以酒食款待(16)。考成寻赴阙行程记录，情况基本如此。但并不全是州县长吏亲自或主动迎送，有时或是成寻先去拜谒，或是州县长吏差他人迎送。成寻奉诏赴阙，先于熙宁五年八月一日，从国清寺前往台州。途中于临海县道安驿与引伴使臣郑崇班会面，二日到台州，宿于国清寺廨院，并于当日和次日两次拜谒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昱，安排出发事宜。五日，经天台县回到国清寺。六日正式从国清寺出发，先到天台县。大概之前曾几次拜访知县，此次未见知县出面送行，但本县十位人力担钱来，显是知县安排。七日到达越州新昌县（治今浙江绍兴市新昌县），成寻则主动“谒知县并少府，令见州牒，乞安下所”。新昌县衙即差使送往宝严寺，寺主点茶相待。随后，“知县并少府来向沙汰”。八日到剡县（治今浙江绍兴市嵊州市），程序与在新昌县一样，剡县知县等县官三人还到成寻安下之实性院（本名清泰寺）点茶。以下行程亦大致类似。如八月廿二日，到杭州参转运使衙，廿七日，到秀州参知州、通判衙署等。有的州县还以礼品相赠；州县长吏有时虽不能亲自迎送，亦会差官吏或僧人前来迎送，或赠送酒果之类物品。如到秀州后，有“州使绢十五匹持来”之记录；九月三日，至苏州吴江县时，“苏州使王守和乘小船迎来”；四日，“诸寺以都督命来迎船”；九月七日至常州，“府使职员王瑜来，出文状。诸寺诸僧数十人出文状来迎”(17)。往返五台山途中，亦多有州县长吏设斋饭招待，或差人赠送酒、果等物(18)。

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诏外夷入贡所过州县，令巡检、县尉护送之”(19)。此条规定后来是否继续执行，不可确知。但从成寻之记录看，虽未明言是否有巡检、县尉护送，却持续有兵士护送。如熙宁五年八月四日拜见台州知州时，即被告知“兵士四人轿担可送越州者”。此处虽言是担轿，实际上乃是护送，因为成寻一行从剡县就不再乘轿，而改乘船了。八月十日，成寻一行到达越州，因参观当地佛寺，多留了几日。十七日，记曰：“台州兵士四人返遣了，越州［兵士］相替，守护船。”廿六日到达秀州后，成寻又记：“（抗）［杭］州防送兵士二人返遣了。”以下行程记录中亦多次提到护送兵士，过长江时竟有两只船各载兵士二十人护送，到宋州（即南京应天府）谷熟县时，县官则差兵士十人护送(20)。由此可知，成寻每到一州，皆由当州派兵士数名担任安全保卫，并护送到下一州替回。等到成寻一行往五台山巡礼时，护送兵士差配更加完备，而且人数增加到二十，个别州县如繁峙县、宝兴军甚至增加到三十五人，基本上亦是一州一替(21)。

但宋朝接待外国使客，所差引伴官并非尽是低级官员。其差出引伴官之别，往往视使客所属国家或政权之地位及使客之身份而定；迎送规格亦有差别。如接待契丹使客，“凡契丹使及境，遣常参官、内职各一人，假少卿监、诸司使以上接伴”(22)。官员级别至少在七品以上。宋廷对高丽使之迎送亦甚为优待，有时甚至派人去海上迎接；高丽使所至京、府、州、军，知州、通判例出城迎送(23)。这些接待规格显然比接待成寻一行高得多。这是因为宋朝与契丹接境，曾经数有交战，又订立盟约，约为兄弟之国；高丽与宋不仅有正式之官方往来，而且宋亦有利用高丽牵制契丹之用意。故而其关系自非当时之日本可比。当时之日本与宋并无正式官方往来，而成寻既非日本正式派出使节，又无官职在身，只是一僧人，宋政府差低级武官引伴，沿途迎送亦较为随便，自在情理之中。

三　交通工具之供给

外使入朝，交通工具一般亦由官府提供。《庆元条法事类》云：“诸蕃蛮入贡应差借马者，以递马者，如不足，依乘递无马铺法”，“诸应乘递马而阙者，官司于城市有马寺观、公人、民庶轮雇”，“若无马铺而通水路者，差人船。”(24)此亦应是宋朝一贯实行之制度。如天禧三年（1019）九月，“登州言高丽遣礼宾卿崔元信来贡。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人多溺死。诏遣中使存抚之，又令登州，凡使人物色，官给脚乘，津遣赴京”(25)。元丰四年（1081）六月，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物诣阙谢恩，”上批：“宜多给舟，令赴阙。”(26)考成寻一行往返京城及五台山途中，均是由宋朝官方提供交通工具，其中不唯有递马、舟船，还有轿子。

北宋时，轿子已经成为南方地区较为普遍使用之交通工具。成寻初赴天台山时，至剡县改乘轿子陆行，皆是以私钱雇佣。但应诏赴阙时，情况则不同了。熙宁五年八月四日拜见台州衙时，则被告知“由兵士四人轿担，可送越州”，当日出廨院返回国清寺时，便“以兵士四人担轿”了。但台州衙此次所给轿子，似乎只送到国清寺，六日离开国清寺时，则又雇寺边人力十二人，借寺主和副寺主海表白轿，与弟子赖缘供奉、快宗供奉三人乘用。七日到新昌县时，又向知县“乞人力十二人，轿三乘”。虽是主动要求，却亦可看出新昌县必有此义务。一行人到达剡县后，则改乘船，乃是“知县出小船五只，二只僧，三只崇班”，但十日到了越州，则换乘杭州大船，并迎来越州大船一只，十二日又换乘越州新大船。在越州参观诸寺时，都督衙还差给轿子三乘。到杭州时，因船需要维修，转运司又命杭州衙送大船三只。以下行程虽未见换船之记录，但以情理推测，亦应是由所过州县提供，并按路段更换，或是杭州船直接送达(27)。

熙宁五年十月十二日，成寻一行到达京城，傍晚在相国寺前延安桥下停船。十三日离船登岸，前往安下处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京城陆行工具主要是马匹，与南方情况大有不同。上岸后行向传法院，成寻与赖缘、快宗三人乘马，其余五人则步行。此时之马匹亦应是官方提供。成寻初到数日内，主要忙于办理觐见神宗皇帝及进献礼物之手续等事务，较少出门。官方大概因此忽略了及时为成寻等人配给马匹，或是外使在京较少配备随身马匹，致使十月廿二日进宫朝见神宗时借马九匹前往。但宋廷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廿三日下午，便有使臣来到传法院，告知成寻“明日可赐官马九匹，私不可借马。宣旨下了者”(28)。

成寻一行往返五台山时，则是利用官方驿传，马匹以使用沿途递铺中递马为主。对此，成寻有较为详细之记录。如其返回时记录从泽州到孟州行程云：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丙申，天晴，卯三点马十匹来，出驿过十七里至十八里马铺，十匹乘替；过十八里至五里马铺，（铺）［马］十匹乘替；过十五里至梧桐马铺，十匹乘替；过二十里至孟州河阳驿，宿此驿东堂，子时留了。驿庄严甚妙，堂堂皆悬幕张帐。今日七十里，三时行法了，经第四。

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三点出北门，马铺马十匹，即出驿渡黄河浮桥，雨，过十五里［至］望仙坡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牙庄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油店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孝义马铺，是中路也，非先路，十匹出替；过二十里至洛滨驿，未时止宿了。今日七十一里，二时行法，经第五。参向并还向，大河小川皆冻厚，人马行冰上。立春以后，大河冰解，大流最希有也。孝义马铺东有孝义驿，但无券处也，而为寄宿处……(29)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成寻一行自五台山回到京城传法院。随后，成寻便通过传法院提出申请，欲先遣弟子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善久五人，令陆路往明州，搭商船回转日本。请求官府出给公凭，同时以公文牒明州市舶司，允许赖缘等五人先在明州广惠教院临时安下，并为拣搭稳便商船。宋廷很快作出批复，令枢密院差三班使臣一名为引伴，并给予递马、驿券(30)。

熙宁六年四月中旬，成寻和随身弟子一名离开京城，前往天台山，同样是由宋朝官府提供交通工具。而且在三月下旬便已决定先差比较好的扬州船(31)。五月上旬，成寻到达扬州，又换成杭州船(32)。其余沿途接待情况，大致如来时。

四　食宿之供给

外使入朝，宋政府还于沿途为其提供丰富之饮食。《宋史》载：“文武群臣奉使于外，藩郡入朝，皆往来备饔饩，又有宾幕、军将、随身、牙官、马驴、橐驼之差。……诸州及四夷贡奉使，诸州执掌祗事者，亦有给焉。”(33)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诏：“交趾、占城、大食、阇婆、三佛齐、丹流眉、宾同胧、蒲端等国使入贡者，所在遣使臣伴送赴京，邮传供亿，务从丰备。”(34)至于“邮传供亿，务从丰备”，依靠何种方式供给，一般史籍缺乏明载，若按已接待沿边蕃族贡使例，应多是发给驿券或馆券。如熙宁六年（1073）四月，“西南龙蕃、罗蕃、石蕃八百九十人来贡方物，诏以道路辽远，往复甚勤，如愿于缘边纳所贡物，即以回赐及朝见所赐缘路驿券给之”(35)。熙宁八年闰四月，诏“西南蕃五姓蛮听五年一入贡，不愿至京，听就邕、宜州输贡物，给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之”(36)。但若据成寻所记内容看，情况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台州熙宁五年二十四日给成寻之帖，主要是告诉成寻朝廷下达圣旨令其赴阙，并说明选派引伴官员和发给沿途盘缠事，其中就盘缠事用了很大篇幅，现全文引录如下：

台州帖　大日本国僧成寻

当州准枢密院札子节文，据台州奏，准杭州牒，出给公据，付明州客人陈咏，引领到日本国大德僧成寻八人，到天台山国清寺烧香。内僧成寻要留□一名同在本寺看经一年，余僧发遣回本国。当州不（取）［敢］一面指挥，已（今）［令］权在本寺看经外，候敕旨。准圣旨，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陈咏，令台州选差使臣一名，优与盘缠，暂引伴赴（国）［阙］。缘准

圣旨指挥，优与盘缠，即未有数日。□差定监路桥酒税高侍禁，暂引伴日本国僧成寻赴阙。又虑监盐使臣有碍

盐法，不许差出。本州遂具状申

转运衙，令赐降下　指挥。今准

牒命指挥，已转牒至京。沿路州军照会并牒淮南转运司。依详

朝旨施行。外牒州请立使于军资库，先支官钱（一）［二］百贯文，应付成寻等一行人赴发及沿路盘缠使用。所有其余令要钱数，即关报前路州军，候见管伴人申报令要数目。并依

密院札子内

圣旨指挥支给。仍告示管伴人，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并申经过处请领应副者。并别选差使臣引伴，疾早起发赴

京讫，具差去名衙状申本州。今勘会管下场务使臣，各系监盐外，在城兵马都监郑崇班目下得替，相次赴离。今请本官就便引伴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引领人陈咏赴阙，并上件令支官钱二百［贯］文省，内退一索四十文省，底索不支外，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已帖军资库，仰于见管官钱数内据数支给，（什）［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人，沿路盘缠使用，须至行遣。

右具如前。上件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州已出给正勾帖军资库，仰于见管官钱内据数支给，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请领沿路盘缠使用外，事须帖日本国赐紫僧成寻一行人，准此照会，赴军资库，据数请领。上领官钱，起发及沿途盘缠使用。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即请计会，管伴郑崇班申报经过州军请领。

熙宁五年七月廿四日帖

守司户参军马

守录事参军杜

军事推官孔

军事判官刘

大理寺丞监城下税务权推官刘任衡

大理寺丞知临海县事权判官通判季暄

尚书（理）［屯］田郎中通判军州兼权农事安任衡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权农使钱使暄(37)

从文书内容可以看出，宋廷在批准成寻一行赴阙后，由枢密院向台州发下札子，特别指示“准圣旨指挥，优与盘缠”，而非沿途驿券。至于盘缠数目多少，则未明言。台州请示转运司后，转运司又降下指挥，令台州转牒至京沿路州军，告知成寻一行赴阙事宜，并先于本州军资库支官钱二百贯，作为成寻一行起发及沿路盘缠使用。若不够用，或有其他物件需要，再由引伴人向沿途州军申报，沿途州军须依枢密院札子内圣旨指挥支给。成寻从台州支钱的手续是，先由当州出帖给军资库，令其据数支给，再出帖给成寻一行人，令其凭此帖去军资库请领。大概是按当时支钱规矩，二百贯文省不能全支，须内退一贯四十文省，实支一百九十八贯九百六十文省。至于支出盘缠钱之军资库，乃是州一级官府存储主要日常经费之仓库，由通判提举，录事参军负责日常事务，是州级财政系统之重要组成部分(38)。由此可知，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地方财政须承担一定开支。

从起发便支给二百贯文看，成寻一行赴阙之盘费确实很优厚。至于沿途如何使用，大概是雇人力、赏赐兵丁、购物及食宿之用。但成寻在赴京途中对食宿情况记录甚少。成寻一行到京后，被安置在传法院，亦有生活费用之支给。如熙宁五年十月十七日，成寻记曰：

三藏来烧香礼拜，熏陆香数日料志与了。三藏归房后送书状云：“御药指挥合问阿阇梨，或恐弟子等寒冷，各要置买衣被及诸般物色等。但请道令支彼中见在钱，收买锦绢等用，请知之。”以上消息也，大略依圣旨示及耳。(39)

成寻等住在传法院期间，间或亦有其他僧人赠送钱物和斋饭，茶果相待更是经常之事，可谓受到了周到之照顾。

成寻一行往返五台山途中，食宿之供给与赴阙时不同，乃由三司发放驿券，享受沿途馆驿之供应。关于此，成寻记录较为明确。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初一，是成寻一行从东京动身前往五台山之日。这天，成寻记道：

同四年（即日本延久四年）十一月一日丙午，天晴，巳时，使臣并三司官人来，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官人与老僧文云：

三司

日本国僧成寻等

差殿直刘铎引伴成寻等赴五台［山］烧香讫，却引伴赴阙。日本国僧八人，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十拾贰两，柴（漆）［柒］斤。客商通事壹名，每日与口券米贰（胜）［升］。右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往来则例，其券并沿路批勘文历，候（四）［回］日缴纳赴省。

熙宁五年拾月贰拾捌日给

判官

副使

使(40)

此段由三司使、副使、判官签发的文字，既被成寻称为“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其中又将各人每日供给之米、面、油、盐等物数量言之甚详，且言明“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分明就是一张驿券。这在成寻返回京城后的谢表中可以得到确证。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寻一行回到京师传法院，二十九日，即有“三司券付了”之记录，亦即按照券中“候回日缴纳赴省”之规定缴还。三十日，传法院僧在谢表中又有“臣等蒙圣恩特差天使并递马、驿券送彼五台瞻礼圣相”之语(41)，则前此由三司发放的“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必是驿券无疑。这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过，弥足珍贵。

成寻不仅记录下了这份驿券的内容，而且多次提到沿途使用驿券的情况。根据成寻的记录来看，宋代驿券之使用可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若在馆驿就餐，馆驿则按驿券中所规定标准供应；若不在馆驿吃饭，则可按每日标准将所供食物、用品折钱领出；若乘船在船上用餐，则可凭驿券从馆驿中请领米粮、油盐，自己加工。这些内容，亦十分珍贵。

关于成寻一行入宋被当作贡使接待后之住宿安排问题，还需作些说明。成寻对从台州赴阙途中之住宿情况记述不甚详细，可知住宿之所，或是寺院，或是客店，或是船中，大概是因为以水路为主，且支给了盘缠，没有利用官方驿传而较少宿于馆驿。往返五台山途中，则多数宿于馆驿，间或宿于递铺和寺院。无论怎样，这些住宿安排都应是接待一般外国使客之做法。但在京城将成寻一行安置在传法院，则与接待一般外国使客之制度有显著不同。

宋朝在京城建有数所大型馆驿，作为国家迎宾馆，专门用以接待各国和缘边部族使客。如都亭驿，宋初在此接待契丹使臣，并赐宴文武百官；班荆馆，为迎饯契丹使臣之处；怀远驿，以待南蕃交州、西蕃大食、龟兹、于阗、甘州等贡奉使客；同文馆（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42)；来远驿，以待蕃客(43)。但宋廷却未将成寻一行安排在其中之一所，而是安排在传法院。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一是日本与北宋一直未有正式官方使节往来，宋朝未曾建造专门接待日本使客之馆驿；二是因为成寻一行乃僧人身份，将其安排在传法院最为合适。传法院本就是接待外国僧人并翻译佛经之场所，况且将成寻一行安置在传法院大概亦是沿用之前接待日僧奝然等人之先例(44)。另外，事实上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食宿待遇，亦确有差别。如北宋时，高丽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45)。南宋时，对金国使者食宿之待遇更是奢华无比(46)。

五　朝见、朝辞与相关接待机构

成寻日记有云：

传法院准客省关子，准閤门奏札子，閤门检会仪制，应每有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具札子与朝见目，问奏进奉人姓名已下，着所赐衣，及赐酒食后，依例于崇政殿报无公事前再拜出。引当殿唱赐酒食。唱拜再拜，随拜万岁唱。各祗候酒食毕，唱拜再拜，随拜万岁唱。各祗候出。(47)

由此知外国贡使和缘边部族使臣入朝，不仅朝见皇帝是必要之事项，而且有一定程序和礼仪。当然，这亦是政府接待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觐见宋神宗之具体情形及相关礼仪，成寻作了较为详细之记录，而远藤隆俊先生亦专门作过论述(48)，此处不赘。但成寻入住传法院后办理朝见之手续，体现着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重要内容，须再作探讨。

成寻到京后，在与朝廷沟通，办理朝见、朝辞等手续方面，有一个机构至为重要，这便是客省。《宋史》载：

客省使、副各二人，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宰臣以下节物，则视其品秩以为等。若文臣中散大夫、武臣横行刺史以上还阙朝觐，掌赐酒馔。使阙，则引进、四方馆、閤门使副互权。(49)

从此记载，我们仅能知客省执掌之大概，而难明其在接待外国使客中之具体行政程序，但成寻之日记则部分展现了这一内容。

根据成寻记录，其一行到达开封后，首先由传法院及相关内侍安排其生活之事，而朝见之事则由客省负责安排。熙宁五年十月十七日，即成寻一行到达开封后的第六天，成寻记曰：“午时，客省官人承圣旨来，问：‘何日欲朝见者。’答：‘不日朝见，欲参五台山者。’官人云：‘然者，某申文可进上者。’即造奏状案，预院书生了。”次日，传法院书生替成寻起草好申文后，传法院又同时向客省出具牒文，说明情况，并请客省照会施行。客省接到成寻之申文和传法院之牒文后，很快上呈皇帝，获得批准，并作出安排，向传法院发下牒文。廿一日，传法院则根据客省牒，向成寻和通事陈咏发下院牒，告知客省已将朝见事安排妥当，令成寻一行并通事陈咏，于二十二日朝见，并告知注意事项。之后，传法院便替成寻等起草文案，告知客省已得奉牒文，并对相关要求作出保证。同日，传法院又根据客省关子和閤门札子，向成寻等书面告知朝见程序及相关礼仪。二十二日卯一点，成寻一行九人乘马前往皇宫觐见，先入一大门，至廊下马，在安下所暂作逗留后，则由客省官人引入第二门、第三门和东华门，在东华门南廊安下，并有帘幕、椅子和膳食之设。辰二点，又有客省官人两位前来，教成寻等立御前呼万岁作法。辰三点，客省官人并通事前行，将成寻一行领入第四门，之后便进入延和殿，行礼朝见神宗皇帝，并接受赏赐和允准参拜五台山，及去诸寺烧香之谕旨(50)。

成寻一行于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发前往五台山，客省官人持来宣旨(51)。此处之“宣旨”，应是通过枢密院颁下之“宣头”，又称“走马头子”，为沿途乘用递马之凭证(52)。十二月下旬，成寻一行返回开封，继续住在传法院。次年正月，神宗出宫，成寻等又得参见，而从中安排者，仍是客省。神宗本计划十一日出宫，客省官员二人便于十日申时持状到传法院告诉成寻，令成寻与通事次日五更早来，于内门前山楼后西廊上祗候迎驾。十一日早，又有客省官人来候，成寻等九人乘马前往。因下雨，神宗出宫未成，改在十三日。十二日，客省官人来，与文字云：“客省奏，以得圣旨，令阇梨等于兴国寺南门前迎驾起居。”十三日，成寻等依约前往参见神宗，并得赐茶果等(53)。

熙宁六年正月下旬，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和善久五位成寻的弟子，先行回国，定于正月二十七日朝辞。两个月后，成寻亦要离开开封前往天台山，初定于三月二十八日朝辞，因神宗挽留，又推迟至四月二日朝辞。两次朝辞仍是通过客省办理，即由成寻经传法院向客省提出申请后，客省派人前来协商具体事宜，并与皇帝落实具体日期。朝辞之日，仍由客省官人引领，从东华门进入宫禁，如朝见时一般(54)。

由此可见，客省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主要负责使客与皇帝之间的沟通，办理朝见与朝辞手续及相关事宜，并引领使客入宫，教授礼仪。

当然，外国使客赴阙后，负责接待之机构并非客省一个。如接待成寻一行中，除客省外，尚有传法院、枢密院、三司等机构参与进来，还不时出现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宦官之身影。这里须略作辨别。

传法院基本执掌为翻译梵文佛经，只因成寻一行乃僧人身份，才参与接待，但主要负责成寻之食宿安排，并代拟申状。枢密院乃最高军政机构，本无接待之责，大概因其掌管使臣与递马之差拨，朝廷准许成寻一行从台州赴阙之圣旨，便经枢密院下达；而成寻等赴阙、离京及赴五台山参拜途中，亦由枢密院差派引伴使臣，及发放递马头子。但枢密院并不与成寻直接沟通。在台州时，须通过台州州衙，到京后，则是由客省从中联络协调。三司乃最高财政机构，亦无接待之责，因其掌管驿券之发放，才参与进来，依其职责，亦不与外国使客直接联络，仍应是客省等机构从中联络驿券发放事宜。但成寻出发赴五台山之日，却有“使臣并三司官人来”，此处当是送驿券而来，并非三司与成寻之间的直接沟通。至于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宦官出现于接待之中，并不能说明入内内侍省和御药院两个机构亦参与接待。在接待成寻中出现之宦官，大概有两种身份，一是代表传法院，因为当时之御药院和传法院皆由入内内省宦官提举。如成寻在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和熙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录的传法院文书中，最后押字者均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传法院李［舜举］”(55)。一种是皇帝直接差下之信使。如熙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是最初安排的成寻朝辞之日，成寻记道，卯二点，御药来，以笔言示及皇帝挽留之意(56)。此处之“御药”当是皇帝直接差来的宦官。

说到对外国使客接待之机构，自不能回避鸿胪寺和礼部主客司。《宋史》载：“［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于主典之官］，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前期］具其数报四方馆［预备押当吏卒］，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57)但这只是元丰新制之规定。元丰之前，鸿胪寺止掌祭祀、朝会时前资官、致仕官、蕃客进奉官、僧道、耆寿陪位，享拜后周六庙、三陵及本朝公主、妃主以下丧葬差官监护，给其所用仪仗，及文武官薨卒赙赠等事(58)。而接待外国使客之事，则由往来国信所、都亭驿、都亭西驿、礼宾院、同文馆等机构分别承担。关于礼部主客司，《宋会要》引《两朝国史志》云：“主客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凡诸蕃朝聘贡奉，隶客省，本司无所掌。”(59)此亦为宋初状况，由此亦可知客省曾代行主客司之职能。但元丰改制后主客司恢复一定职能，“参掌诸蕃国朝贡。凡本司所治之事，契丹国遣使朝贺，应接送馆伴官所用仪物，皆预令有司为之办具。高丽亚契丹，其余蕃国则按其等差，以式给之。至则图其形像，书其山川、风俗。若有封爵礼命之事，则承诏颁付。嵩、庆、懿陵祭享、崇（仪）［义］公承袭，率主行之”(60)。尽管元丰新制恢复了鸿胪寺和主客司之接待职能，鸿胪寺并下辖往来国信所、礼宾院、都亭驿等机构，但与唐代状况仍有不同。如客省一司，唐代隶鸿胪寺，宋代沿置，便为内诸司之一，设于禁中(61)。元丰新制后，客省亦未并入鸿胪寺，而是继续与鸿胪寺分置内外。南宋时，客省与鸿胪寺皆经省并，但仍未融为一体。南宋废鸿胪不置，并入礼部；客省则与其他部分内诸司合并，先是在建炎元年十二月，西上閤门、四方馆官并归东上閤门、客省，继而在绍兴初将客省官并入东上閤门司(62)。尽管如此，客省之接待职能仍然存在。《咸淳临安志》记客省与四方馆曰：“在东华门北。客省掌收接圣节进奉香及使人往来接伴之礼。四方馆掌收接诸朔旦正至表及大礼贺表。”(63)可见，元丰改制后，客省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与鸿胪寺、主客司等外廷机构仍有较明确之分工。鸿胪寺与主客司等作为政府一般机构在廷外办理对外国及缘边部族使客之接待，客省则负责沟通使客与皇帝及枢密院等机构间之联系，并办理朝见、朝辞等事务。由此不仅进一步反映出宋代行政过程中各部门分工细致，并互相制约之特点，亦凸显出宋代内诸司在日常行政中之作用。

六　结语

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从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来看，无论是赴阙、朝见、参五台山，还是朝辞、返天台山，不仅同时都有几个政府部门参与进来，而且完全以文书为行政运作手段，充分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但与以往对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之印象不同的是，宋朝政府各部门在对成寻一行接待过程中，表现出较高之行政效率和良好之运作秩序，除在京城官给马匹等个别事项未能及时到位外，其他各项事宜之办理皆有条不紊、迅速高效，最起码神宗之时如此。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宋代行政制度再作思量与认识。

若将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与对契丹、金、高丽使客接待情况相比，则可发现接待规格之明显差异。此便是由宋朝在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时自身所处地位所决定。在与外围及海外诸政权和国家交往中，宋朝与契丹、金因境土接壤和利益冲突而交往最多，又兼在和战关系中，宋朝屡居下风，故在接待两国使客方面，最低保持对等规格，甚至是以小事大（如高宗时南宋对金）。但宋朝并未因接待规格之不同而对其他国家使客怠慢、失礼。从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看，宋朝政府对待日本等国使客非常热情和周到，待遇亦比较优厚，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尽管如此，宋朝在与日本等国交往中却不能持以平等态度，而是继续沿袭唐朝之大国姿态，待之以属国，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与日本等国之深入交往。如熙宁六年成寻遣五位弟子回国时，神宗皇帝便托他们带去给日本朝廷之御笔文书及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其中御笔文书中有“回赐日本国”之字样。徽宗时，宋廷又给日本捎去牒文，其中又有“尔东夷之长”字样(64)。结果日方对这种态度不愿接受，迟迟难以作出答复，由此影响到宋朝与日本等国关系之进一步发展。但此皆历史与时代之局限。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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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前文：《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又载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几位学者之论著有：〔日〕藤善真澄：《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吹田市：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日〕远藤隆俊：《宋代的公凭与通行证——日本僧成寻的巡礼》，《安大史学》2008年第3期；《北宋的客省司和外国僧——文书传递形式之一》，北京大学2007年9月“唐宋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国际学术工作坊”论文；王丽萍：《宋代の中日交流史研究》，东京：勉诚出版，2002；《佚存日本的宋代文书——〈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月；夏应元：《〈参天台五臺山記〉から見た成尋在宋中の收入と待遇について》，载于村井章介：《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4年3月研究成果报告书。

(3) 详见拙文：《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又载于拙著《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3367。

(5)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四，页3365。

(6) 〔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诸日记事，东京：讲谈社日本佛教全书本，1973，页228—231。

(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熙宁五年六月五日记事，页237—238。

(8) 远藤隆俊：《宋代的公凭与通行证——日本僧成寻的巡礼》。

(9)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熙宁五年四月廿七、廿八、五月三日、四日等记事，页231。

(1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二，熙宁五年六月七日记事，页239。

(11) 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熙宁五年八月一日录台州七月廿四日帖，页245。

(12) （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八《蛮夷门·入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页848。

(1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熙宁五年八月一日录台州七月廿四日帖，页245。

(14)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录三司熙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券文，页263。

(1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熙宁六年三月廿三日记事，页190。

(16)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二《外夷使入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20。

(1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诸日记事，页245—249。

(18) 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页263—274。

(1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867。

(2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第四，页246、247、248、250、255。

(21) 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页263—274。

(22) 《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乙亥条，页1342。

(23)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壬辰条，页6029—6030；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丙申条，页6800。

(24)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八《蛮夷门·入贡》，页848—849。

(25) 《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九月辛巳条，页2167。

(26) 《长编》卷三一三，元丰四年六月戊寅条，页7592。

(27) 详见《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页246—247。

(28)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诸日记事，页256—259。

(29)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页272。

(3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录客省牒，页279。

(3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熙宁六年三月廿七日记事，页291。

(32)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八，熙宁六年五月五日记事，页298。

(33) （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志·给券》，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145。

(34) 《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七月甲午条，页1888。

(35) 《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乙亥条，页5931。

(36) 《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卯条，页6451。

(3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熙宁五年八月一日记事，页245—246。

(38) 参见苗书梅：《宋代军资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39)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页257。

(4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记事，页263。

(4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当日记事，页274。

(42)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二《邸驿》，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3165—3166。

(43)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五，页7481。

(44)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七·日本国》载：“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馆于太平兴国寺。”页14134。

(45) 《长编》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辛亥条，页11438。

(46)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96—99。

(47)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记事。页258。

(48) 远藤隆俊：《北宋的客省司和外国僧——文书传递形式之一》。

(49)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客省、引进使》，页3935。

(50)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诸日记事，页257—259。

(51)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当日记事，页263。

(52) 详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之考证，载于《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又收入拙著《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5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诸日记事，页275—277。

(54)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第八，诸日记事，页279—280、294。

(55)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第七，页257、291。

(56)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页292。

(57)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鸿胪寺》，页3903；参校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页292—293。

(58) 《宋会要》职官二五之一，页2914。

(59) 《宋会要》职官一三之四六，页2687。

(60) 《宋会要》职官一三之四六引《神宗正史职官志》，页2687。

(61) （宋）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甲集卷一一《在内诸司》，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295。

(62)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鸿胪寺》，页3903；《宋会要》职官三五之一〇至一一，页3065。

(63)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〇《客省、四方馆》，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3440。

(64) 以上文字分别见于《百炼抄》与《善邻国宝记》等书，转引自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251—253。

大理国使入宋问题新探
——关于熙宁九年后大理贡使“不常来”及政和入宋路线变化原因之考察

大理国（937—1253）是继南诏之后雄踞今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存在时间基本与两宋相始终，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有效控制与宋之间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大理国势力之消长便成为影响两宋时期西南地区格局之重要因素，而与大理之关系亦是宋朝经略西南的重要内容。史籍记载，大理国多次向宋朝表示入贡要求，而宋朝却只在神宗熙宁九年以前和徽宗政和时期允许其贡使前来，其他时期皆表示婉拒，只允许与其互通边贸，整体上对大理国之交往保持谨慎和消极态度。但令人奇怪的是，熙宁九年以前大理数度入宋朝贡，其控制下的邛部川等部更是多次入贡，而自熙宁九年之后，便无大理、邛部川、两林蛮等入贡之记载，史籍则明言大理“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1)。大理国再次入宋朝贡是政和六年至七年之事，但此次入宋路线却又与以往不同。熙宁九年以前，大理及邛部川等贡使入宋，俱是经四川而来，而政和时入宋则从广西经湖南而至。其间发生了什么，致使大理等自熙宁九年后不常入宋，而政和时朝贡又自广西、荆湖入京？其背后又与当时西南政治格局有何关联？不能不是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往研究大理与宋朝关系之论著不少(2)，但都未能深度涉及这些问题，今笔者不揣谫陋，欲对此略作考索。

一　大理与宋朝之交通路线及贡使往来状况

中原、关中地区与云南之间，很早就形成相互往来之交通路线，其基本走法是从关中西南行入川，再自西川至云南，但对此路线里程之记载则始见于唐代。唐人樊绰在咸通年间（860—873）所写的《蛮书》卷首即列《云南界内途程》一目，不仅称“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更是详细记载了成都府至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的具体里程和所经驿名(3)。

对此记载及相关内容，近人严耕望、郑天挺、向达、冯汉镛、陈茜等先生先后都作过研究(4)，其中以严耕望先生用力最深。严先生参据大量文献，对樊绰所记成都府至羊苴咩城之路程进行了仔细考证，纠正《蛮书》中将成都府通羊苴咩城之路线分别称为“南路”和“北路”之不当，分别改称为“川滇西道——成都清溪通南诏驿道”和“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并绘出交通路线图。根据严先生之研究，川滇西路的大致走向是：成都府、新津县（宋同名，今四川新津）、邛州（宋同名、今四川邛崃）、雅州（宋同名，今四川雅安）、黎州（宋同名，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黎州南）、嶲州（宋名邛部州，今四川越西）、会川（宋同名，今四川会理）、姚州（宋称弄栋府，今云南姚安）、佉龙驿（即求赠馆，姚安西南）、羊苴咩（大理国都）。川滇东路之走向是：成都府、嘉州（宋同名，今四川乐山）、犍为县（属嘉州，今同名）、戎州（宋同名，今四川宜宾）、新靖州（宋无此名，今云南盐津）、曲州（宋乌蒙部，今云南昭通）、昆州（宋称善阐府，今云南昆明）、览州（宋称威楚府，今云南楚雄）、佉龙驿、羊苴咩城(5)。从此路之起点成都北行，有连通长安、洛阳之大驿路。笔者对宋代相关路程进一步研究，认为由唐至宋，四川与云南之间的交通干线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而由成都至京兆府（唐长安）、洛阳和开封府之路线，亦与唐代大致相同(6)。按《太平寰宇记》记载，益州“东北至东京三千二百九十里”(7)，加上樊绰所记成都至羊苴咩之里程，则北宋都城东京与大理国都之路程为六千零一十里，若按《旧唐书》所记成都与大理国都之路程，亦有五千六百九十里。

大理入宋，还有经广西之道路。广西与云南、贵州之间的道路，至迟见于唐代。《册府元龟》载：“贞观十三年（639）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至西赵杨蒲洞，出邕州，通交桂道，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8)严耕望先生对牂牁通邕州之路线作了考证，认为：“由牂牁部族核心之牂州（宋属夔州路之黔州，今贵州关岭县）南循北盘江而下，经西赵明州（今贵州贞丰县），度入右江下行至邕州，又循左江而上西南至交州（今越南河内）。又一道由牂牁牂州东南四十五日行（日数？）至宜州（今广西宜山），盖亦取道北盘江，但下行红水河，度入龙江（今柳江上游）至宜州，又东至柳州（今广西柳州市）、桂州（今广西桂林市）也。”(9)这条路线实际上亦是贾耽所记“安南通天竺道”之安南沿红河西北上溯转至南诏的路线(10)。

至宋代，广西通大理又有新路，即《岭外代答》所记邕州横山寨通大理诸道(11)。近人谭其骧、方国瑜、陈伟明、杨宗亮、杨武泉等先生先后对这段文字涉及的地名进行过全部或部分考证和校注(12)。若依《岭外代答》之记载，宋代广西又有四条道路通往大理及罗殿等地，而以邕州之横山寨（今广西田阳县）为枢纽。第一条从横山寨出发西北行，大致经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唐兴州（今广西百色西）、七源州（今广西田林西北、凌云东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县西南）、上展（今贵州册亨县境）、磨巨（今贵州安龙县内）、自杞国（今贵州兴义）等地，而至大理的石城郡（今云南曲靖）、善阐府（今云南昆明）和国都（今云南大理）。第二条从横山寨出发西南行，经安德州（疑今广西安德），再西北行，经富州（今云南富宁）而至特磨道（今云南广南），进而抵达善阐府。第三条从横山寨至七源州，然后东北行经今之广西乐业，渡红水河，向西北而至罗殿国（今贵州安顺至贞丰一带），从罗殿国亦应该有路通往大理。第四条即自杞国与特磨道之间直通横山寨之道路，只是未著里程与所经地区。

若按《岭外代答》所记，从邕州横山寨至大理国共二十九日程，依古代一日程六十里记，约一千七百四十里。若从横山寨至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必从邕州经过，横山寨与邕州之距离应与邕州和旧思州之间距离大致相当，约“四百九十二里”，而邕州至东京五千里(13)。三段里程相加为七千二百三十二里，比从经成都至东京的距离远一千二百里左右，要多出二十日的行程。而经广西至东京的七千余里还应是保守的估算，按《太平寰宇记》所记，邕州西北的宾州（治岭方，今广西宾阳县东南古城）距离东京亦是五千里，与邕州之间的路程却有二百四五十里(14)；而前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宋会要辑稿》所记横山寨与大理国之间的距离又在四五十程。若如此大理国经广西至宋都东京的路程比经成都更远。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大理国贡使入宋朝贡，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具体行程上看，都以经成都为近便。而唐代南诏入唐朝贡亦主要经成都而至，如贞元九年（793），南诏王异牟寻“乃与酋长定计遣使：赵莫罗眉由两川，杨大和坚由黔中，或由安南。使凡三辈，致书与韦皋，各赍生金丹砂为贽。三分前皋所与牟寻书，各持其一为信。岁中，三使皆至京师”。德宗“乃赐牟寻诏书，因命韦皋遣使以观其情”。时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15)，由此知南诏三路贡使无论从何地出发，皆是从四川入唐。而《新唐书》更是明言“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16)。正因为南诏与唐朝交通主要经成都一线，所以严耕望先生便将此道之东西两线命名为“川滇西道——成都清溪通南诏驿道”和“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当然，南诏亦在个别时候不经此道与唐交通，如《新唐书》载，乾符四年（877），南诏遣使至邕州修好，岭南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使南诏，至善阐府而还(17)；《唐会要》则记徐云（叟）［虔］出使“［自邕州］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18)。但南诏此时与唐修和不经四川，或许与其时正值黄巢之变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南诏与中原王朝联系仍经四川一线，如后唐天成二年（927），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社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由黎州递至阙下(19)。

北宋熙宁九年以前，大理国使有几次入宋，而两林蛮和邛部川贡使更是多次入宋，但史籍记载中多未提及行经路线。有学者直接将大理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宋的交往纳入川滇段贸易内容，虽问题不大，但缺乏必要之考证。

因经成都入宋道路最为近便，大理与北宋之交往，特别是贡使入宋，经四川一线而达，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否如此，仍须确证。

关于北宋初年大理国与宋通使情况，主要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录《续锦里耆旧传》和《国史》、《实录》等书。其中云：

《续锦里耆旧传》云：“乾德三年夏，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又开宝元年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牒，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近界邛部、两林王子，时有进奉。”……按《续耆旧传》，则山后两林蛮及邛部川皆云南之部落耳。

又按《国史》、《实录》、《会要》，雍熙二年十月，邛部川蛮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将军。端拱二年九月，又遣王子少盖等来贡。淳化元年二月，诺驱自部马至黎州境上求市；二年七月，又遣其子牟昂叔离韈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大将军。

李焘考证，诺驱“实云南大理国主，而非邛部川蛮都鬼主也”。并称“自嘉州羊山江路至苴咩城凡四十九程，其至黎州境上远近可度也”。“疑使南诏者必先由邛部川，后两林川，而南诏欲供奉于中国者，亦当先由两林川，乃达邛部川也。”(20)尽管李焘质疑诺驱越数千里，自部马来求市的可信性，并称《国史》所载两川道里与《续耆旧传》不合，但从其叙述可以看出，大理国贡使入宋选择经四川而达则是无疑的，而且亦未见经广西入宋之说。至于两林蛮、邛部川贡使入宋，因其皆在黎州（治汉源，今四川汉源县西北）南大渡河外，自然亦是经四川为便。

侬智高变乱被平定后，知邕州萧注“募死士使大理国购智高”，显然是从广西出发，但当时广西与大理之间是“林箐险深，界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21)。按《宋史·萧注传》表述为“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22)，可知此次派人入大理并非正式遣使，应是派杀手去取侬智高性命。后有侬智高被大理国所杀，大理“函其首至京师”一说(23)，而清人作《滇考》称“至是段氏始与宋通”(24)，却未必尽可信。即便真有大理遣使函侬智高之首入宋京师之事，经四川而至亦最有可能。

熙宁九年，大理国遣使入贡，《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事实》和《玉海》诸书俱有载，均不见所经道路之痕迹(25)。但依唐至北宋前期大理及两林蛮、邛部川贡使入贡皆走四川，而《宋史》等典籍记熙宁九年大理入贡不言路线判断，熙宁九年大理贡使入宋亦应是经行四川一线。更为重要的是，熙宁八年，交阯进攻宋之钦、廉等州，九年正月又攻陷邕州，进行屠城。紧接着，宋大军反击，邕州一带及广西多地成为战场，大理国贡使从广西入宋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熙宁九年之后大理贡使“不常来”，亦未见文献再提及大理贡使事，宋之鸿胪寺自然亦不领对大理国使之接待事务，亦无专待大理国使之礼典(26)。直至徽宗时期，大理国再次遣使前来。《南诏野史》记大理国主段正淳在徽宗时曾遣使“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27)，《滇考》亦有相同内容之记载，并明确系于崇宁二年（1103）(28)，只是所记使者名字不同，前者为高太连，后者是高泰运（应为同一人，转音、传抄致异）。但此记载后出，且无法与宋方文献印证，故难以辨其虚实。即便是事实，亦不明其行经路线。徽宗时大理入贡，有明确记载的是政和五年（1115）。

政和五年，大理入贡事再被提起，却是广州观察使黄璘进奏，朝廷诏黄璘置局宾州（治岭方，今广西宾阳县东南古城），筹办大理国入贡事宜。次年，大理国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便由黄璘和广东转运副使徐惕陪同赴京，道出荆湖南北路，由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市）、潭州（时治善化，今湖南长沙市）、鼎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等地，于七年二月抵达东京，贡马匹、牛黄等物。宋廷对大理国王段和誉授阶勋等名并封王。后因黄璘得罪，大理又无贡使入宋，仅间岁一至黎州（治汉源，今四川汉源县西北）互市(29)。从黄璘置司宾州来看，政和六年至七年大理贡使入宋定是经邕州而来。

熙宁九年以前，大理贡使入宋次数并不算多，但却未见异常。熙宁九年之后却“不常来”，政和年间复来，却又不由四川，而是不厌迂远，改经广西而达。因史料阙如，我们无法从大理方面探知原委，唯有从宋朝方面一窥究竟。亦即熙宁九年前后宋朝发生了什么，会导致大理贡使不常来，政和时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大理贡使自广西而达。

二　宋朝对大渡河外之态度及影响大理前来之诸因素

宋朝历史上，有几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誓碑”、“政事堂刻石”、“宋挥玉斧”等。几个故事本身之真实性虽皆扑朔迷离，疑窦丛生，背后却都折射出生动的历史内容。对此后人多有论述(30)。综合来看，这几个故事都应是北宋中期以后人，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背景或传闻建构成的祖宗典故，或用来美化祖宗之圣德懿行，或充当警示统治者的施政原则，因渐入载籍，后人愈加难辨，甚至有的信其为事实。

“宋挥玉斧”故事定名见于清代孙髯题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时援用的典故，此典故在宋则一般称作“玉斧划界”，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南宋周煇于光宗绍熙前后撰成的《清波别志》，其中又是转引自大概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的《西南备边录》(31)。该典故之本事，则可追溯至《宋史·宇文常传》所载宇文常在政和末知黎州时所言宋太祖在孟氏入朝后，取蜀舆地图划大渡河为境之事(32)。从故事之出现及演变过程看，该故事显然是后世人建构并不断演绎而成。但其背后却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可据，一是宋初平定蜀国之后，确实未再乘胜前进，二是宋朝对大渡河之南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一种低调、谨慎的态度。但这种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大理国贡使入宋，则仍须加以考察。

宋朝对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之谨慎、低调态度，可以说是一贯的。如熙宁八年八月，宋廷曾下诏：

闻嘉、雅、威、茂州顷者虽时有寇略，然不至大患者，盖以山川险阻足恃故也。今提举戎、黎等州买马司，乃役兵匠开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价市良马，亦未见数。其罢嘉、雅、威、茂州开通险路，具所市马数以闻。(33)

嘉、雅、威、茂四州分别位于连通大理和吐蕃的交通要塞之地，若道路通畅，于买马及边贸自是有利，但宋廷因对他们采取守势，深恐生乱，故依恃山川之险以求安，而不愿开险通路。神宗时期务广开边，虽曾对交阯、西夏大举用兵，却对四川以远仍能如此谨慎，英宗以前状况由此更可想见。

神宗之后，宋廷及四川地方官府亦基本能保守旧策。如前揭《宋史·宇文常传》载：

［宇文］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也。”

这一记载，固然可以看成“玉斧划界”故事的传述，但更可以理解为宋廷与四川地方官府对经略四川以远地区之谨慎与保守。“玉斧划界”故事之被引述，正是作为提醒最高政治者的依据和反对向大渡河外拓边的理由。由此来看，直到南宋，对大渡河外地区之经略，仍是宋廷的谨慎之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六年九月］，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34)

《宋会要》载：

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言：“成都府、夔州、泸州路嘉、叙、黎、雅等州有阙城堡等寨屯戍人兵，控制诸蛮。其知城寨（言）［官］多是制置安抚司因私谒更互差权，类皆营私苟且，不恤边事，欲乞严差辟之法，定资任之制。”上谕辅臣曰：“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汤思退奏曰：“欲下吏部措置，令本路安抚司选择差官，申制置司体量，庶革前弊。”上曰：“甚善。”(35)

宋朝严格控制大渡河一线，防范的重点自然是大理国，其原因应是基于把唐朝灭亡的教训归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对大理国采取“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政策。所以，宋朝多次拒绝大理国的入贡要求，特别是从四川一线的入贡，直到南宋后期仍是如此。如嘉熙四年（1240），“黎守阎师古言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孟］珙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36)。

从宋朝对大理国的防范态度及对大渡河一带的严格控制来看，尽管大理国多次表达向宋朝贡要求，“不得常来”自然是正常之事。但这一原因却不能充分解释熙宁九年后大理“不常来”及政和又来却经广西的原因。因为北宋时大理毕竟有数次来朝，与宋朝一贯防范大理的态度是相冲突的。显而易见，北宋时明确见于记载的熙宁九年大理来朝，是发生在神宗变法强国，开拓边境的大背景下，怀徕四夷自然亦是神宗的愿望和政治需求，大理入贡与此正相符合。另外，熙宁八年（1075）的交阯攻宋亦可能会对大理贡使入宋有一定促动。

熙宁八年，交阯出兵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广西，水路攻钦、廉二州，陆路攻邕州，两路大军最后会于邕州城下。次年，交阯军陷邕州，“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之死亡者几十余万人”(37)。由于大理东南与宋邕州接壤，故此次交趾攻宋亦殃及大理，大理境内“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38)。面对这一状况，大理国必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因交阯的攻击目标是宋朝，大理入宋寻求解决之法自在情理之中。熙宁八年，交阯攻宋，熙宁九年宋反击交阯，同年大理入宋朝贡，不能不令人虑及其中之联系。宋军大举进攻交阯，虽损失惨重，但亦给交阯以重挫。之后，交阯继续向宋入贡，并接受宋朝的册封，对大理的威胁自然亦因此减弱，大理贡使便不再入宋，当亦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一种猜测的可能性。若仔细考察熙宁九年之后发生在西南的重大事件，“泸夷”之乱亦应是构成影响大理贡使入宋的可能性因素。

宋代的“泸夷”即“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民族的称谓，而是指宋代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市）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总称，其中包括乌蛮、僚人、都掌和罗始兜等少数民族。其活动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戎州（治宜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地区、大理国东北等地区(39)。从地理上看，这一地区正好控扼成都向南通大理之东线戎州，并可通过嘉州（治龙游，今四川客山市）、蜀江（今岷江）、马湖江（今金沙江）之交通影响到西线之安全。

“泸夷”地区的民族问题非常敏感，尽管宋初统治者就曾意识到“泸州近蛮，尤宜抚绥”(40)，但这里的民族冲突始终未能停息。北宋神宗时期，“泸夷”的活动达到高潮，“泸夷”与宋朝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泸州”各部之间的争斗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熙宁六年，“晏州六县种夷”不满宋政府盐业政策，“结集夷众”造反，宋廷遣曾通判戎州，“习夷中俗”的中书检正官熊本为梓夔察访使，便宜措置夷事。熊本剿抚并用，斩杀甚众。次年，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表示顺服。熙宁八年，渝州南川僚木斗又叛，熊本再出击，使木斗举溱州地五百里归宋(41)。至此，战事告一段落，“泸夷”暂时安定下来。熙宁九年大理贡使入宋，正好是平定“泸夷”叛乱的第二年，川南地区较为安定，四川通大理道路亦自然通畅。

但到元丰元年，泸州江安县那溪寨“罗苟夷”又聚众反抗，宋廷再遣韩存宝为“都大经制泸州纳溪夷贼公事”，“于渭州及泾原路选下番土兵五千，内马军一千，及差经战斗使臣二十员随行，务在殄灭自来屈强村囤”(42)。数月后，“讨荡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乞降”。元丰三年春，乌蛮部首领乞弟又围攻“熟夷”罗个牟村，前往救援的宋军全军覆没。宋廷恼怒，令韩存宝以威势弹压，欲尽获首恶，覆其巢穴。元丰四年，韩存宝坐逗留无功，被诛于泸州，宋廷改命步军都虞后林广代之。林广十月从泸州出发，统四万人骑，顾夫五万，逐次进军，于次年正月荡平乞弟归来州(43)。此次战役，虽未获乞弟，双方亦未发生大的直接接触，但声势浩大。

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月，晏州多刚都大首领卜漏又结十余万众，分兵四出，攻围祝堡寨，连连获胜，蜀土大震。宋廷派招讨使赵遹督兵进讨，诸部族首领“节次来降”，卜漏亦被迫与赵遹“订誓”。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冲突仍是不断发生。十月，赵遹统兵三万余从江安县出发，深入“泸夷”聚居区，擒获卜漏等首领，年底班师(44)。这次战役以后，“泸夷”才大致安定下来，直到南宋末，未再发生大的战事(45)。

从元丰、政和两个时期的“泸夷”之乱及战争规模来看，其对四川以远交通之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大理国使在北宋的几次入贡（包括《滇考》等所记崇宁二年那次），无论经过哪条线路，都是在“泸夷”之乱平息之时。“泸夷”乱时，即便不完全阻碍大理入宋路线，或大理国使愿意涉险前来，恐怕北宋方面亦是难以同意的。因此，在宋朝对大渡河外经略之谨慎、保守态度之下，大理国贡使自然是难以常来，而两林蛮、邛部川亦少入宋了。

徽宗崇宁以来，任用蔡京等人绍述神宗新政，继续务求边功，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之举，改变了宋太祖以来君主从不视大理为藩属国的政策(46)。但大理国贡使入宋却不由四川而来，若考虑政和五年“泸夷”卜漏纠十万众反叛，宋廷派大军征讨一事，则政和六年大理贡使不由四川便好理解了。结合前揭政和末知黎州宇文常以宋太祖划大渡河为界的故事回奏朝廷，则可知北宋后期对大渡河外之兴作更是谨慎。但宋廷允许大理国使从广西而入，却亦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问题，仔细考索，亦当与北宋一直以来对广西之经略及交通发展有关。

三　北宋对广西交通之经营及徽宗令大理入贡之意图

唐代邕州等地虽有通南诏之路线，但畅通之状况却不是一直维持。唐朝中期以后，盘踞剑南的南诏强大后，不断向外扩张领土，剑南、岭南及安南诸道同罹兵祸。与此同时，岭南沿边原为唐朝防御门户的诸蛮各峒主亦相继称王，并联兵二十万大举入侵，至“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庐舍，掠士女，更四岁不能平”(47)。“邕、容两管，日以凋弊，杀伤疾患，十室九空。”(48)南诏则趁势拉拢诸部，势力进一步向东延伸。战乱延续数十载，至宣宗朝后，南诏终于突破岭南防线，并攻陷邕州，切断唐朝与安南之联系。唐朝为利用安南钳制南诏，并权置流徙的安南都护府，于咸通四年（863）七月，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行交州地址位于博白、廉州西南之海门。至此，海门担负起朝廷用兵西南、收复失地的重大责任，而连通廉州海口和西江、漓江的南流江、北流江通道，即容江道，成为唐朝连通安南的主要交通线(49)。

唐朝势力的东移，使岭南西部“亭障不修，边防罢警”(50)，必然导致交通的破坏，与交阯和南诏的陆路交通联系亦自然衰败。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割据岭外，虽曾辖有包括邕州在内的岭南西部地区，并一度征服安南，却未见与大理段氏政权及以前云南地区政权之交往，与安南地区之来往亦多经过海路(5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五代十国时期岭南西部与云南地区的交通或许没有太多的恢复和利用。宋朝建立并统一五代十国疆域范围之后，虽务求经营岭南，但已不得不承认交阯建国的事实。对广西西部之统治力量亦并未达到唐代盛时，反而对于唐代设立的羁縻式正州务实地调整为羁縻州，缩小建置甚至废置，只在交通路口及险要之处建立军寨。其经营的重心亦以邕州、宜州为主(52)。邕州横山寨以西与大理国之间则仍是叛服不定的“蛮区”。这一地区，直到南宋仍有“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悮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53)。有学者将宋代西南的这种局面称为“多国林立”(54)。以此状况推想，北宋前期从广西联系大理之交通线不可能顺畅，正如前文所揭“林箐险深，界接生蛮，语皆重译”。因此，北宋前期大理自广西入宋事，应不在两国的考虑之内。尽管如此，广西与大理间的交通状况却在北宋建立后逐渐发生改变。

北宋的外患虽主要来自西、北两面，边地经略的重点亦在西面和北面，但实际上对南部的经略亦颇为用力，仅从对广西交通之建设方面即可见一斑。如《宋会要》载：

开宝四年（971）十月，知邕州范旻言：“本州至严州约三百五十里，是平稳径直道路，已令起置铺驿，其严州至桂州请修置铺驿。”诏令严州、桂州据管界道路接续修持，各置铺驿。(55)

太宗时，陈尧叟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又“以地气蒸暑，为植树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饮器，人免渴死”(56)。这两个事例一方面说明在宋朝削平南汉之前，广西地区之交通已荒废不堪，或还很简陋；另一方面则显示自平定南汉之后，宋朝广西之地方官员便陆续把完备交通设施，改善交通环境作为地方行政的重要内容。先是建设铺驿，保障文书传递和公差人员之往来，继而沿途凿井、植树、布亭舍，解行人之暑热饥渴。而且这一系列做法是普遍性的。但宋初广西之交通建设似乎尚未充分涉及西通大理之问题，这说明宋朝当时与大理交通之需要尚不甚迫切。但从仁宗皇祐时侬智高兵败逃奔大理一事，知北宋前期广西或交阯北部连接大理之道路仍是可以通行；而北宋对侬智高叛乱之讨平，亦必然促使宋朝势力对“蛮区”的进一步渗入，交通开发与建设自然亦包括其内。

北宋重视广西与大理交通之经营，应从神宗时措置“广马”问题开始。由于经狄青平定侬智高之胜利，对岭南马战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及西北战局变化，马源受到威胁，军马乏缺，神宗时期开始着手从广西买马(57)。买马的途径便是经特磨道至大理，因为“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58)。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知桂州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从之”(59)。“自元丰间，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60)徽宗大观时，广西买马制度性建设逐步完善，制订了《横山寨买马格》(61)。尽管“广马”贸易到南宋才变得兴盛，但北宋神宗开始经营的“广马”贸易，无疑是以发展广西与大理交通为前提的。

神宗时期不仅加强了广西和大理之间的交通建设，还进一步加强广西与内地之交通，此便是荆湖西部连通广西之道路。熙宁三年（1070）和四年，湖北提刑赵鼎及辰州（治沅陵，今湖南沅陵县）布衣张翘向朝廷建请经制南、北江地区，以解决湖湘边患，得到王安石支持。熙宁五年，章惇被任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以此为名，衔命出使，经营湖湘(62)。除在“蛮”地置州之外，便是开辟道路。其顺序是先开梅山（邵州辖地），后辟南、北江，成效显著。史载：

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63)

章惇经营南、北江的重点是南江，即沅江中上游，其突出成效便是设置沅州（治卢阳，今湖南芷江县）和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五年复为州，崇宁二年改为靖州。治永平县，今湖南靖县）(64)。两州设立后，其向北、向东连接辰州和邵州的道路自然亦得到开辟(65)。

随着宋朝统治势力的加强，诚州一带及广西北部地区的土著族姓陆续纳土归附。于是，元丰三年（1080），宋廷又接受知邵州关杞“于徽、诚州融岭镇择要害地筑城砦，以绝边患”(66)的建议，开始打通荆湖西部连通广西北部的道路。其道路“自诚州至融州融江口十一程”(67)。有学者将其称为“诚融通道”，其从南向北的走向是，由融州（治融水，今广西融水县）沿融江北行，至融、浔两江口的王口寨（今三江侗族自治县老堡乡）后，又分为东西两道；西道沿王江（今称都柳江）至石门（在今三江县良口乡苗江河畔石门山）后，循孟团江（今名苗江河）北行，翻过佛子坡（今湘桂交界处），过收溪寨、多星堡至罗蒙县（今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再沿渠江北走，直抵诚州治所之贯保寨。东路则沿浔江堡（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石眼口）转而北行，顺着林溪河经文村堡（今三江文村）及临溪堡（今三江林溪村），同样可达罗蒙县及贯保寨。再由贯保寨经沅州托口寨抵沅州治所卢阳县(68)。其后，因土著之大反叛，宋廷务省事，于元祐三年（1088）“议废堡砦，撤戍守，而以其地予蛮”(69)，诚州与融州之间通道亦应因此废置。徽宗崇宁三年（1104），王祖道等积极经营广西时，才又重开此道(70)。另外还在元丰年间开拓石门通道的基础上，再沿王江（今称都柳江）而西，深入王江中上游地带，开建堡寨，形成“黔融通道”(71)。

经过一百余年对广西的经略，宋朝统治势力对“诸蛮”地界之深入不仅超过前朝，而且在广西境内形成了较为发达的交通系统。如政和三年尚书省札子中言及梓州、夔州、江西、湖南、河北东西、河东、广西、广东路的邮传道路里程，其中广西海北二十三州就有一万二千六百余里，是诸路中最多的(72)。联系神宗以来对广西通大理交通之经营，徽宗时期的广西以内地区，完全具备接待大理国使入贡的客观条件。按宋朝接待外国使臣具有一整套的制度保障，沿途不仅有官员馆伴、迎送，而且须有丰备的交通工具和食宿供应(73)，从唐后期以来西南诸国使臣多由广西、广东入宋来看，广西地区交通干线上地方政府在接待外使方面亦当积累下丰富的经验，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做法。

政和六年大理国使自广西入宋，自然是北宋长期经营广西，使其交通条件足备所成，但若考虑大理贡使入宋的具体情况，当亦可看出宋徽宗的特别用意。从大理贡使入宋的时间上来看，处于宋徽宗经略远方，开疆扩土的大背景中，而且是“融诚通道”再次打通之后，怀来远国正是其政治需求。当时向朝廷奏报大理欲入贡事的广州观察使黄璘，应是潭州西部蛮人中的归明人，他揣摩透了朝廷的心事，才促成大理入贡事，并由此获得措置广西边事的差遣(74)。又，从大理国贡使入宋路线看，其经邕州、宾州后，却道出荆湖南，计划由邵州新化县至鼎州，而不是经历来自广西入湖南的桂州（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一线。邵州新化县至鼎州一线，正是章惇经营梅山和南北江时开辟的路线。而从地理上看，从广西至邵州新化县，则最有可能走“融诚通道”，至诚州后再向东至邵州境，而此路途亦正是崇宁时重新打通的“蛮区”道路。宋廷不让大理贡使走桂州、衡州一线，而经行北宋后期新开辟之“蛮区”，且“令监司一人主之”，又在鼎州令大理贡使李紫琼等参观学校，瞻拜宣圣（孔子）像(75)，其利用大理国入贡之机，夸示武威和文治之意图暴露无遗。转运判官乔方向负责此事的黄璘献媚，擅自决定从邵州绕道黄璘的故乡潭州（时治善化，今湖南长沙市）至鼎州，应是有违此朝廷“圣意”，与黄璘先后遭劾获罪。大理国亦因此又不向北宋入贡(76)。

四　结语

大理贡使入宋之史实，因史书记载之疏落，给后人留下模糊、简单之印象，自然亦影响到后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联系和厘析，可以发现，大理贡使入宋及路线之变化，看似平淡，却反映出宋代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秩序之变动及宋朝对西南经略问题之复杂性。熙宁九年，大理遣使入宋，可能与宋交之战殃及自身有关，其后“不常来”，虽与宋朝对大渡河外经略一贯之谨慎态度相一致，却亦与北宋讨伐交阯之战结束不无关联，同时亦有四川地区“泸夷”之乱持续不断，阻碍四川一线交通路线而使其难以前来的可能性。徽宗政和六年，大理贡使再次入宋，却从广西而达，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和五年四川地区大规模“泸夷”之乱威胁道路安全，另一方面恰又是宋朝长期对广西交通之经营，使其具备了接待外国贡使的必备条件。宋徽宗令大理国自广西、荆湖入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太祖以来君主从不视大理为藩属国的政策，更有向大理国夸示武威和文治的意图。另外，从宋朝对与大理国关系之处理状况看，宋廷对于大渡河外之交通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却渐渐因应形势的需要从广西发展与大理之关系，并控制大理。正如孝宗淳熙时知静江府张栻所言，“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77)。这一变化，亦与两宋时期西南陆路通外交通线国际性意义下降，东南海上交通成为对外交往主要途径的大趋势正相一致。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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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脱脱：《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14072。

(2) 关于讨论大理与宋朝关系的代表性论著有：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刘复生：《“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后收入氏著《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1；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 （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0。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记“［阳苴咩城］东北至成都两千四百里。”与《蛮书》稍异。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282。

(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原载于《旅行杂志》第17卷第3期（1943），后收入氏著《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向达：《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5) 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图十六。按：此处及后文涉及的古地名今注，主要参据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 参见拙文：《宋代の西南地域の交通について》，《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12月，页61—76。

(7)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461。

(8)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3894。

(9)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黔中牂牁诸道》之（四），页1303—1304及图十七。

(10)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151—1153。

(11) 《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通道外夷》载：“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雎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石］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道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所以谓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今马既岁至，亦不必由他道也。”（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校注本，页122—123）按：关于广西通大理之路程，他书亦略有记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云：“南诏，今大理国也，去自杞国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余程。罗殿国又远于自杞十程。”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27。《舆地纪胜》卷一〇六《邕州·景物上》云：“自横山寨七程至（四）［泗］城州，方属蛮界，自（四）［泗］城州共六十八程至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自安城州又二十八程至罗殿国。”（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3246）《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兵二三之一〇载：“［大理］出马之地，至邕州横山寨五十余程。”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164。

(12) 分别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34—35《广南东路广南西路》，65—66《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13)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岭南道十·邕州》，页3172。

(14) 关于邕州与宾州之间的路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邕州》条记为“二百五十七里”，卷一六五《宾州》条记为“二百四十五里”，页3158。

(15)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页5281—5282。

(16)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上》，页6272。

(17)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页6291。

(18)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766。

(19)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478。

(20) 以上均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末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28—229。

(21) 《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六月乙巳条，页4355。

(22)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页10733。

(23) 《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六月乙巳条注称此说史源是《萧注传》，并称：“然智高本传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至和二年四月亦书侬智高死于大理，当考。”（页4355）按《宋史·萧注传》云：“［死士］至，则［智高］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转为使。”《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广源州》则称：“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页14218）仍存不同说法。

(24) 冯甦：《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4册，页53。按：近人徐文德纂校之《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与四库本文字多有出入，此事作“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会智高死，函其首至京师，段氏始闻名于中国。”似乎“函其首至京师”的不是大理国，而是狄青所遣死士。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28。

(25) 相关记载分别见《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页14072；《宋会要》蕃夷七之三三，页7856；《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丙子条，页6733；《宋朝事实》卷一二《仪注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20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四裔六·南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2586；（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朝贡》，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2835—2836。按《宋会要》与《玉海》将熙宁九年大理贡方物系于八月二日，而《长编》则系于五月丙子条，卷二七七熙宁九年八月记事则未见。依此记载，看似熙宁九年大理两次入贡，但据他书皆记一次，且《宋会要》所及文字又与《宋史》基本相同看，熙宁九年大理入贡应为一次。

(26) 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称：“［熙宁九年大理入贡］，神宗以远人向化，不欲深拒，然非旧典，故大理使者不领于鸿胪，别为礼遣。”第364册，页53。

(27) （明）倪辂辑，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268—269。

(28) 《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4册，页54；（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五记此事同，二者当是同一史源。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页176。

(29)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页14072—14073；《宋会要》蕃夷四之五八至五九，页7742—7743。

(30) 关于“杯酒释兵权”讨论的代表性论文有：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41卷21期；徐规、方建新：《“杯酒释兵权”说献疑》，《文史》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原载中国文化大学编《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3）》，后收入《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关于“宋太祖誓碑”讨论的代表性论文有：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后收入《张荫麟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原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后收入《仰素集》；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关于“政事堂刻石”之讨论，见前揭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关于“宋挥玉斧”讨论的代表性论文有：宁超：《“宋挥玉斧”辨》，《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刘复生：《从宋挥玉斧说起——略谈宋代与大理国的关系》，《历史知识》1981年第2期；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许振兴：《“宋挥玉斧”说与北宋君主的边疆政策》，载于《研宋集》页89—99，香港研宋学会2011年11月初版；周立志《“宋挥玉斧”再认识》，《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31)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页145。另参见前揭许振兴：《“宋挥玉斧”说与北宋君主的边疆政策》。

(32) 《宋史》卷三五三《宇文常传》，页11149。

(33) 《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页6539。

(3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6册，页444。

(35) 《宋会要》方域一九之二四至二五，页7637—7638。

(36)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页12378。

(37) 吴士连、黎僖等编纂，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1986，页248。

(38) 云南马关县城西南两公里处《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转引自段玉明《大理国史》，页330。

(39) 参见刘复生：《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

(40) 《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九月丁酉条，页346。

(41) 诸事详见：《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乙酉条，页5936—5937；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甲子条，页6073；《宋史》卷三三四《熊本传》，页10730—10731。

(42) 《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七月甲戌条，页7095。

(43)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泸州蛮》，页14246—14247。

(44) （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卜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页2364—2375。

(45) 此处关于“泸夷”之乱的史实陈述，曾参阅刘复生《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后收入《宋史研究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和氏著《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

(46) 参见前揭许振兴《“宋挥玉斧”说与北宋君主的边疆政策》。

(47)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页6329。

(4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页6331。

(49) 参见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委员会，1976；廖幼华：《唐末海门之兴起及地理位置考》，原载《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八卷第1期（1997），后收入氏著《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

(50) （唐）李德裕：《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全唐文》卷七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7220。

(51) 参见陈欣《南汉国史》第六章《南汉的疆域》、第八章《南汉与周边政权的交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页255-296、325-372。

(52) 参见廖幼华：《唐宋两朝岭南西部的羁縻式正州——对南疆统治深化程度的观察》，原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后收入氏著《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

(53) （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之《桂海虞衡志·志蛮》，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46。

(54)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3—14。

(55)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三，页7480。

(56)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页9584。

(57) 参见刘复生：《宋代“广马”及相关问题》，原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

(58)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269。

(59) 《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丁酉条，页7000。

(60) 《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经略买马司》，页186。

(61) （宋）熊克：《中兴小（历）［纪］》卷一二，绍兴二年，六月乙卯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页156。

(62) 《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条，页5727。

(63)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蛮》，页14197。

(64) 《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页14180—14181。

(65) 《元丰九域志》卷六所记邵州、沅州、辰州和诚州之“地里”均显示其间之道路里程，页263、273—276。

(66)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诚徽州》，页14198。

(67) 《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己酉条，页8284。

(68) 参见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与交通》，原载《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后收入氏著《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

(69)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诚徽州》，页14198。

(70)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荆湖北路》，页2193。

(71) 详见前揭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与交通》一文。

(72)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二九至三〇，页7488。

(73) 详见前文：《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又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74)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六，《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九册，页68。

(75)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国》，页14072—14073。

(76)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国》，页14072—14073。

(77) 《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页14073。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两宋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空前发达，市舶之利遂成为宋朝国用之重要来源，但对进出口商船和港口之管理，亦构成对宋朝市舶之政的严重挑战。为有效对舶货进行抽解和博买，并维护海上交通诸项禁防，宋朝陆续制定出对进出口商船和港口的管理措施，并根据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中包括限定商船的进出港口、出海周期，以及严格商船进出手续并加强海上稽察与检查等。官方限定商船进出港口的核心措施，即是限定港口签发商船的出海之权。这一措施乃是宋廷从全局施行的市舶之政，不仅关涉具体港口的地位和发展，更可影响整个海上贸易格局，故以往研究宋代海外贸易和海上交通之论著便对此问题多有涉及。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1)、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2)，和中国学者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3)、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4)、王杰《中国古代对外航海贸易管理史》(5)，和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6)等。但诸位先生之论著皆未对宋朝限定发舶港口问题作专门之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笔者以《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为题，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于《边塞与海上交通制度》一章列“对商船出入港口的限定”一目，作过专门考述(7)，但亦仅限于当时所见文献基础上之简单勾勒。2007年末，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打捞一度成为媒体和社会之关注热点，笔者曾因对宋代海上交通作过一定研究而多次受到媒体采访。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南海一号”沉船当初最有可能从何处起航。这虽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促使笔者对宋朝发舶港口问题再作思考。回头再看以往之研究，不难发现，不仅元祐以后限定发舶港口事未能究明，而且之前限定港口措施的实际执行状况亦缺乏必要之探索；另外，港口限定与舶政之关系亦堪为研究之问题。故今于以往研究之基础上，对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再作些讨论。

一　端拱二年限海舶于两浙陈牒诏令之执行始末

北宋初年，继唐五代之势，在沿海仍有多个港口对外通商。如《宋会要辑稿》载：

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8)

此载说明宋朝对外贸易在国初便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港口进行，只是其中之香药、宝货一切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任意与外商交易。尽管北宋在开宝四年（971）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而他处未设，但从相关记载看，宋朝一开始亦并未限定商船出海之港口。直到端拱二年（989），即在杭州设置市舶司后(9)，始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10)淳化三年（992）两浙市舶司移至明州定海县，商船出海凭证应随之改至定海请领，但翌年又移司杭州。至咸平二年（999），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11)。但不管怎样，端拱二年的诏令字面意思便是说，凡国内海舶出海贸易，皆须到两浙办理出海手续，领取出海凭证。从政府管理之角度看，此举便于集中控制海商的活动，可有效掌控海商出国贩易之状况。但此诏令果得施行，则广州、泉州、温州等处商船若往南蕃诸国贸易，便须北上杭州或明州请牒，然后再折返向南。泉州、温州倒还好说，广州显然迂远不便，即便是将人、船、货物经本州证明，再凭一纸文书到两浙办理出海手续亦甚为不便。另外，端拱二年诏令若果得施行，则又昭示出有市舶司处未必有签发海舶之权，如广州最早设置市舶司，此时却无发舶权。

更为重要的是，若只有两浙一处市舶司可以签发海舶出海外蕃国贸易凭证，则其他诸处港口的贸易必受影响。但熙宁时诸处贸易数额似乎难以合理解释。毕仲衍《中书备对》载熙宁十年（1077）明、杭、广三州市舶乳香收入云：

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12)

如果此时仍在执行商旅皆须于两浙办理出海手续之制度，则此商旅应是国内商旅，而不包括外国蕃商。否则，如果包括外国蕃商，则外国蕃商来广州贸易后，回国须北上两浙办理手续，如此必然会影响外国蕃商入宋贸易之积极性。但即便仅是限制国内商旅，广州贸易额高出杭、明二州如此之多亦甚难理解。因为，即便广州离南蕃诸国较近，但如果广州市舶司没有发舶权，亦必不会有太多的海舶到广州贸易。

根据广州熙宁时贸易状况可以推测，端拱二年限定两浙签发海舶之诏令，或是不久废止，或是事实上未得认真施行。结合其他记载大致可知，端拱二年诏令应是未能得到长久实施。元祐五年（1090），时任知杭州的苏轼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其中举出有关商旅出海的庆历、嘉祐、熙宁、元祐编敕和元丰中书札子。有云：

庆历编敕：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若往余州，并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许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结罪，保明委不夹带违禁及堪造军器物色、不至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如有违条约及海舡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舡物并没官，仍估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科违制之罪。

嘉祐编敕（略）

熙宁编敕：诸客旅于海道商贩，于起发州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往某处出卖，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结罪，保明委不夹带禁物，亦不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仍备录舡货，先牒所往地头，使到日点检批凿公凭讫，却报元发牒州，即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

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札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舡）［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发高丽舡仍依别条）。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敕节文：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舡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诸商贾由海道贩诸蕃，惟不得至大辽国及登、莱州。即诸蕃愿附舡入贡或商贩者听。

元祐编敕（略）(13)

苏轼此奏，旨在希望朝廷仍按庆历、嘉祐施行，禁止商贩入高丽、新罗贸易。其所引庆历、嘉祐、熙宁编敕，与元丰三年中书札子、元丰八年敕和元祐编敕，应是节录相关内容并放在同一逻辑层面进行论述。从此角度看，庆历编敕、嘉祐编敕（与庆历编敕同）和熙宁编敕中所言“客旅于海路商贩者”虽非专指“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但应包括之，同时亦包括在国内往其他州军贩易者。但无论庆历、嘉祐编敕，还是熙宁编敕，都仅言“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往某处出卖，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结罪，保明委不夹带禁物，亦不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并未涉及限定港口事。由此观之，端拱二年诏令条文，至迟在庆历之前便已废止。具体何年废止呢？《文献通考》载：

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东）［西］诣广，否则没其货。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太守陈偁奏疏，愿置市舶于泉。不报。(14)

其中所言“熙宁中，始变市舶法，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东）［西］诣广”应是熙宁至元丰修订市舶法事，此市舶法即《广州市舶条》，于元丰三年修定，其内容之一便是苏轼奏议中所言元丰三年中书札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舡）［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广州市舶条》事见下文）。《文献通考》将此内容直接系于咸平二年诏令后，按照前后逻辑，则咸平二年“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则意指不再限定发舶港口，似针对端拱诏令而言。若如此，则端拱二年限海舶统一自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券之诏令便是在咸平二年九月废止。

二　元丰三年中书札子与元丰八年敕对发舶港口之限定情况

元丰三年以后，宋廷对海舶出海港口又作出限制。元丰三年中书札子规定“诸非广州市（舡）［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还仅是针对去外国贩易海商，但元丰八年敕却规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舡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诸商贾由海道贩诸蕃，惟不得至大辽国及登、莱州。”连在国内沿海贩易之海商亦包括在内了。亦即所有海商出海贩易必须到杭州、明州或广州办理出海手续，领取公凭。其起因大概是熙宁九年五月二日，“给事中、集贤殿修撰程师孟乞罢杭州、明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一处抽解”(15)。之后，三司便与程师孟共议广州、明州市舶利害。但直到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中书才上言“《广州市舶条》已修定。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转运使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抅拦。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16)而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所引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札子节文，则应是即将修定的《广州市舶条》之重要内容之一，元丰八年再加以修订以敕令颁出。

检核现存文献，元丰三年中书札子节文与元丰八年敕的确在此后得到实施。除前揭《文献通考》所言事实外，又有陈偁之子陈瓘《先君行述》等记载。陈瓘《先君行述》与《文献通考》所言为同一事，但更为具体，其中云：

泉人贾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至是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子京为尽利之说以请，拘其货、止其舟以俟报。公（指陈偁）以货不可失时，而舟行当乘风便，方听其贸易而籍名数以待。子京欲止不可，于是踪迹连蔓起数狱，移牒谯公沮国法，取民誉。朝廷所疾，且将并案。会公得旨再任，诏辞温渥。子京意沮，而搜捕益急。民骇惧，虽药物燔弃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请曰：“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迂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焦）［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未报。而子京倚法籍没以巨万计。上即位，子京始惧，而遽以所籍者还民。(17)

结合前揭《宋会要》所载元丰三年八月修定《广州市舶条》，及分别委任孙迥、陈倩、周直孺、王子京在广东、广西、两浙、福建推行市舶新法事，不仅可知《文献通考》与陈瓘《先公行述》所言“熙宁中，始变市舶法，［泉人贾海外］，往复必使（东）［西］诣广”实为元丰三年之后情况，亦可知元丰三年限定发舶港口之规定确实得以实施，并对泉州海商带来诸多不便。

又，元丰三年后被限定在明、广二州发舶的海商，既包括出外国贩易之海商，亦包括在国内州军贩易之海商。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丁卯，广西转运副使吴潜言：“雷、化发船之地，与琼岛相对，今令例下广州约五千里请引，不便。欲乞广西沿海一带州县，如土人、客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市舶司抽解之物，并依旧更不下广州请引。”诏孙迥相度于市舶法有无妨碍，既而不行。(18)

从吴潜所言中可以看出，广西沿海商船发往琼州，曾直接自雷州和化州出发，无须经广州。此当是依庆历至熙宁编敕，但后来必须经五千里到广州请引，当是依元丰三年中书札子。此亦应是元丰三年《广州市舶条》内容之一。但元丰三年中书札子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舡”，以违制论，琼州是否亦包括在“南蕃”之内呢？考诸文献，宋朝虽未将琼州视作“南蕃”，却与“南蕃”一并看待，如熙宁七年（1074）正月，诏：“诸泉、福缘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货船到，并取公据验认。”(19)如果从琼州靠近南蕃，又处在去南蕃必经之路的特殊地位来看广西沿海一带土人、客人赴琼州贸易一事，似乎可视作特例，但若结合陈瓘《先公行述》所记泉州之情况，及《宋会要》所载元丰三年以后令孙迥、陈倩往诸处推行新市舶法之状况，则可见广西沿海土人、客人赴琼州贩易须到广州请引，与泉州海商到广州请引是一样的，都是元丰三年中书札子或《广州市舶条》实施之体现。

三　元以后发舶港口限定情况

元丰时限定海舶自杭、明、广三州签发，无疑给其他港口和地区的商人带来不便，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市舶收入。其中以泉州港的情况最为突出。元丰三年后，泉州舶船往南蕃贸易必须到广州，方许出海。由泉州一般冬天利用北风发船，第二年夏天利用东南风即可返航。现在先得在冬天乘北风到广州，在广州过冬，第二年冬天才能去南海，第三年才能回国。这就是陈偁上书中所说的“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再加上泉、广之间海道多有“礁石浅沙”，艰险难行，不仅“舟之南日少（去广州的舶船愈来愈少）而广之课岁亏”（广州的市舶收入不能满额），而且使泉州的海外贸易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到政府的收入(20)。

元丰三年限定发舶港口的基本依据应是港口是否设有市舶司。当时宋朝国内诸港口中，只有广州、明州和杭州设有市舶司，而泉州等地则无。因此，元丰时任泉州知州的陈偁便悉举泉州海商出海必诣广州之弊，向朝廷陈述，奏请于泉州设置市舶司。实际上，早在熙宁五年（1072），就有人“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21)，未见下文，此时陈偁又奏请置市舶司于泉州，结果仍是“不报”(22)。直到哲宗即位，宋廷始于“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23)。

泉州增置市舶司后，便与广州、明州一样有发舶权了。如苏轼《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云：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臣近为泉州商客徐戬带领高丽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等到来杭州，致祭亡僧净源，因便带到金塔二所，遂具画一事由闻奏。已准朝旨，许令寿介等致祭亡僧净源毕，差人舡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归国。如净源徒弟愿与回赠物色，即量度回赠。本州已依准指挥，许令寿介等致祭净源了毕，其徒弟量将土仪回赠寿介等收受。所有带到金塔二所，据寿介等令监伴职员前来告臣云：‘恐带回本国，得罪不轻。’臣已依元奏词语判状付逐僧执归本国照会，及本州即时差拨人舡乘载寿介等。亦将米面、蜡烛之类随宜饯送。逐僧于十一月三十日起发前去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窃恐久滞，逐僧在彼不便。窃闻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寿介等到来年卒无因便舶舡，即一面申奏乞发往泉州附舡归国外，须至奏闻者。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挥，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贵不至住滞。谨录奏闻，伏候敕旨。”(24)

苏轼此奏上于元祐四年十二月，已是泉州市舶司设置两年之后。奏议中提到泉州客商徐戬带领高丽僧人寿介前来杭州，知杭州苏轼欲派人将其送到明州，令其搭便船归国，因明州近期很少有客商入高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买卖，便申请将寿介送往泉州搭便船归国。此例不仅说明泉州当时已可发舶，而且入高丽之商船多于明州。

若有市舶司之设，便可有权签发海舶，则元祐三年密州板桥镇置司后亦可能成为发舶港口。考之元祐编敕：“诸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人舡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仍给公据。方听候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25)可知其时发舶之制大概又如熙宁以前，但从“方听候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之句，可以推断发舶之处应是有市舶司之地。

绍圣至靖康时，未见宋廷对发舶港口再有调整，只是对三路提举市舶官罢而复置(26)。政和三年（1113）在秀州华亭县增设置市舶务(27)。

南宋时，密州市舶司不复存在，其市舶则维持广南、福建和两浙三个市舶司的格局，其发舶港口亦大致是广州、泉州和明州、杭州。如绍兴二年（1132），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公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28)绍兴十四年九月，提举福建市舶楼璹言：“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29)隆兴二年（1164），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输纳，使之货滞而价减，所得无几，恐商旅不行。……且三路舶船，各有司存。旧法，召保给据起发，回日各于发舶处抽解。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遂坏成法。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从之(30)。由此可见，至孝宗时，三大市舶司仍有给据发舶之权。

南宋时，三大市舶司给据发舶虽无大的改变，但两浙市舶司情况却多有调整。建炎元年（1127），高宗即位，片面以为“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于当年六月将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一度归并于转运司。但“并废以来，土人不便，亏失数多”，又于次年五月复置(31)。绍兴元年以前，温州又设置市舶机构，隶属两浙市舶司(32)。绍兴二年，两浙提举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33)，此地当有签发海舶公凭权。绍兴十五年，江阴军设置市舶后(34)，两浙市舶司便下辖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五处市舶司（务）。尽管如此，签发海舶公凭则不应各归五处，理应在秀州和明州。乾道初（1165），臣僚言：“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蠹可罢。”(35)于是，次年便因“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所有逐处（指存留的五处市舶务）抽解职事，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36)。但此后蕃舶往来逐渐只集中于明州。至光宗、宁宗时，即废其他四处市舶务。如《宝庆四明志》载：“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庆元得受而遣焉。”(37)因诸处市舶务废，嘉定六年（1213），则规定，临安府海商“欲陈乞往海南州军兴贩，止许经庆元府给公凭”(38)。理宗淳祐六年（1246），又于澉浦派市舶官，淳祐十年置市舶场(39)，但两浙市舶似乎再未恢复以往之光景。

两浙市舶机构的变化，反映出在南宋时海上贸易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泉州和广州。如曾任泉州提举市舶的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在《诸蕃志》自序中称：“国朝列圣相传，以仁简为宝，……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40)，竟置明州于不顾。由此可见，南宋后期，海舶签发港口亦主要是泉、广二州了。

四　港口限定与舶政实态

毋庸置疑，宋朝对发舶港口进行限制，其意旨是能集中管理，有效掌握和控制沿海港口进出之商船。这一方面是便于集中收取舶税；另一方面则可加强海上禁防。海上贸易给宋朝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亦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隐患。因此宋朝一方面要鼓励贸易，一方面又要加强海上禁防。其禁防内容大概有四：其一，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辽、金）禁通贸易；其二，禁中国商船擅载外国人入宋；其三，禁运铜钱和军用物资出海；其四，禁与蕃客私相交易(41)。

要有效收取舶税并防止以上各类事情发生，不仅须限定发舶港口，亦当限定住舶港口，而宋朝亦正是这样做的。宋朝市舶制度内可见，海船回航时，必须在指定港口住舶，但此制始于何时，不得而知。神宗熙宁七年（1074）正月，诏书有云：

诸舶船遇风信不便，飘至逐州界，速申所在官司，城下委知州，余委通判或职官，与本县令佐躬亲点检。除不系禁物税讫给付外，其系禁物即封堵，差人押赴随近市舶司勾收抽买。诸泉、福缘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货船到，并取公据验认。如已经抽买、有税务给到回引，即许通行。若无照证，及买得未经抽买物货，即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诸客人买到抽解下物货，并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许往外州货卖。如不出引目，许人告，依偷税法。(42)

此诏是对商船停泊的处理规定。据此推知，商船回航和蕃舶入宋，当有指定住舶港口，而且须在有市舶处。此制在熙宁之前就已确立，最早应该宋初就有。熙宁以前有市舶处仅有广州、明州和杭州三处。可以得知，商船回航和蕃舶入宋，必须先到有市舶处接受抽解，然后凭税务给到回引，可到没有市舶的泉州等地销售。如果商人买到抽解下物货，必须从市舶司请取公凭引目，然后可到其他港口或州军买卖。到非市舶港口和州军住舶的商船应是这两类。从熙宁编敕可知，海船发舶时，起发州“仍备录船货，先牒所往地头，使到日点检批凿公凭讫，却报元发牒州”。但这些只是制度规定，实际上，违法冒禁之事应是经常发生，熙宁七年正月的这份诏书便能反映这一事实的存在。

大概从元丰三年以后，宋廷对海舶回航住舶港口又有新的规定。如崇宁五年（1106）三月四日诏曰：

广州市舶司旧来发舶往来南蕃诸国博易回，元丰三年旧条，只得却赴广州抽解。后来续降，沿革不同。今则许于非元发舶州（往）［住］舶抽买，缘此大生奸弊，亏损课额。可将元丰三年八月旧条与后来续降冲改参详，从长立法，遵守施行。(43)

此诏中所言元丰三年旧条应是该年修定的《广州市舶条》，其中规定从广州签发往南蕃诸国的商船，回航时必须在广州住舶抽解。“后来续降沿革不同”，当指元祐之变更。应是《广州市舶条》关于回航住舶之条例，被两浙市舶司和福建市舶司照搬，前揭元祐编敕便对市舶条例统一作了修改，规定商贾“许由海道往外国兴贩，……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此处“合发舶州”虽指有市舶处，但并非“原发舶州”。亦即元祐五年时变更元丰制度，规定商船回航，须于有市舶处住舶抽解，但不一定是原发舶州。这样甚不利于市舶司的抽税与检查，“缘此大生奸弊，亏损课额”，于是，崇宁五年便将诏“可将元丰三年八月旧条，与后来续降冲改参详，从长立法，遵守施行”，即又规定商船回航，必须于原发舶州住舶抽解。此后未见再改动。但三路市舶司之间互相争利，招纳别处所发商船，此制又渐破坏，其状况应是持续到南宋。

隆兴二年（1164）八月，两浙市舶司申：“三路舶船各有置司去处。旧法，召保给公凭起发，回日缴纳，仍各归发舶处抽解。近缘两浙市舶司事争利，申请令随便住舶变卖，遂坏成法，深属不便。乞行下三路，照应旧法施行。”(44)福建路市舶司亦有同样请求。朝廷予以采纳，乾道三年（1167）年四月，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船，回日，内有妄托风水不便、船身破漏、樯柂损坏，即不得拘截抽解。若有别路市舶司所发船前来，泉州亦不得拘截，即委官押发离岸，回元来请公验处抽解。”(45)后来实行情况如何，则亦可想而知。

宋廷为集中、有效地获取市舶之利，控制海上禁防，便须限定发舶和住舶港口。从管理层面而言，发舶和住舶港口越少越好。但为适应海上贸易与获取市舶利益之需求，又不得不增设市舶机构和发舶港口，最终形成广南、福建和两浙三大市舶司的格局。但招徕蕃舶，增加舶税，是市舶司设置的直接目的，亦是考察市舶官员及相关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各市舶司之间便互相争利，这是宋朝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市舶司之间互相争利直接影响到整个舶政，对发舶与住舶港口限定之制度变动不定与之互为因果。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面的影响。

首先，限定发舶与住舶港口，使市舶官员和其他地方官员得以控制本港进出商船，垄断贸易权。不法官员便将权力渗入海外贸易从中谋利，因而损害国家市舶之入并影响舶商之积极性。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三十年十月己酉］言者论：“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比年商贩日疏，南库之储半归私室，盖商贾之受弊有四，官中之亏损有二。旧法，抽解十五之中泛取其一，今十半之中尽择良者；向来舶贾率皆土人，事力相敌，初无攘夺相倾之患，其后将帅贵近各自遣舟，既有厚赀，专利无厌，商贾为之束手；旧舶舟之行，惟给符引，财货盈缩，事止一身，其后附以官钱，或遇风涛，人溺舟覆，捕系妻子，籍产追偿，故海滨之民冒万死一生之利而得不偿费，人人失业，于是私切相戒，不敢发舟；官司又追捕纠告而遣发之，此四弊也。旧海贾既多，物货山积，故抽解所入不可以数计，今权豪之家势足自免，县官岁入坐损其半；往岁土人入蕃之货不过瓷器、绢帛而已，今权豪冒禁，公以铜钱出海，一岁所失，不知其几千万，此二损也。市舶一司，自唐以来恃此以为富国裕民之本，今其弊至此。(46)

尽管两宋朝廷曾不断立法、严令禁止，并处罚不法官员(47)，但这一类现象一直都未曾杜绝。

其次，各市舶司之间为争利，或官员为中饱私囊，过分征收舶税及盘剥商贾，至港口萧条。此类现象两宋都很普遍，南宋尤为突出。嘉定十年，真德秀第一次知泉州时上《知泉州谢表》云：

泉虽闽镇，古号乐郊，其奈近岁以来，浸非昔日之观。征榷大苛，而蛮琛罕至。涝伤相继，而农亩寡收。(48)

又如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僚言：

泉、广舶司日来蕃商寖少，皆缘克剥太过。既已抽分和市，提举监官与州税务又复额外抽解、和买。宜其惩创消折，惮于此来。乞严饬泉、广二司及诸州舶务，今后除依条抽分和市外，不得衷私抽买，如或不悛，则以赃论。(49)

市舶司及官员的过分克剥，严重影响海商到指定港口贸易的积极性，至使海商纷纷冒禁入其他港口贸易，以逃避市舶司和官员的诛求。如绍定六年知泉州真德秀《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称：

窃见本州通年以来，公私窘急，上下煎熬。虽其积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亿之难、蠧耗之甚，则惟宗子钱米一事而已。……然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美，称为富州，通融应副，未觉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止收五万余贯，是课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50)

因为市舶司及官员对商贾多有诛求，又加官员以权强为海外贸易，至使海商纷纷入他处贸易，泉州市舶岁入大减。泉州如此，广州、明州亦未必不如此。由此来看，宋廷限定发舶住舶港口，本想加强控制，多获舶利，结果却因过度垄断而适得其反。限定港口之利弊，于此可见一斑。

结语

为便于对商船集中管理，有效获取市舶之利并加强海上禁防，宋朝从太宗时一度将发舶权限定在两浙市舶司，但行之未久。大概从咸平二年至元丰三年的八十余年间，宋廷对发舶港口未作严格限制，唯是对各港口发舶手续和发往地区有诸多规定，但商船回航住舶抽解则须到有市舶处，了毕方可凭税务回引或公凭引目入其他港口住舶买卖。元丰三年八月起，始规定赴南蕃诸国贸易须从广州市舶司发舶，入日本高丽等国，则须从明州市舶司发舶，而回航住舶必须在原发舶州。这一制度，造成泉州等贸易港口发舶甚为不便。为适应海外贸易之形势，元祐二年，泉州始置市舶司，并拥有发舶权。元祐编敕，亦将回航住舶港口为原发舶港口之限，改为至合发舶州住舶。从此，发舶港口则以杭、明、泉、广诸州为主。南宋时，因两浙发舶渐集中于明州，发舶港口则为明、泉、广三州，后期则以泉、广二州为主。至于住舶港口，则因三市舶司争利，或为原发舶州，或为合发舶州，曾有变动，但最终当以原发舶州为制度，只是具体执行情况未尽如人意。对发舶和住舶港口之限定，表面上看似可集中管控市舶之利和海上禁防，但由此产生的对海上贸易之垄断，则又导致发舶港口萧条、舶利亏损，而商贾纷纷冲破政府对港口之限定，改入其他港口贸易。利弊交错，时好时坏，在矛盾中挣扎、维持，应是宋朝市舶之政的真实写照。

明了宋朝对发舶港口之限定及相关制度，再看“南海一号”沉船问题，即便可以推测其为发往东南蕃国之商船，但在船上出水文物尚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情况下，对其发舶港口仍不能妄测。从当时制度层面来看，广州、泉州和明州都有可能，若考虑商贾冒禁之可能性存在，广、泉、明三州中之一州为其起发地点，却亦未必。

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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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 〔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之事迹》，北京：中华书局，1929，易名为《蒲寿庚考》。

(3)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4) 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5) 王杰：《中国古代对外航海贸易管理史》，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4。

(6)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7)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3364。

(9) 关于杭州于端拱二年置司，参据藤田丰八推论，详见氏著：《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页37。

(10)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页3364。

(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一六·提举市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563。

(12) （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三《前代事实·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37。

(13)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八《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国书店，1986，页493—495。

(14) 《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一六·提举市舶》，页563。

(15)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六，页3366。

(16)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六，页3366。

(17)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陈”字门“陈偁”，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836。

(1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7989。

(19)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五，页3366。

(20) 参见前揭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

(21) （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互市舶法》，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560。

(22) 《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一六·提举市舶》，页563。

(23)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八，页3367。按：关于泉州市舶司设置时间，诸书记载不一，《宋史》卷六七《职官志七·提举市舶》载：“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页397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互市舶法》称：“元祐三年，……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页4561）《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一六·提举市舶》则云：“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诏泉置市舶。”（页563）今从《宋会要》。

(24) 《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六，页475。

(25) 《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八《乞禁商旅过外国状》，页495。按：《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八（页3367）载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刑部所言，而朝廷从之的内容正与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所引元祐编敕同，知元祐编敕发布时间应在元祐五年十一月之后。

(26)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九，页3368。

(27)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一，页3369。

(2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四，页3370。

(29)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四，页3375。

(30) 《文献通考》卷二〇《市籴考一·均输市易和买》，页201—202。

(31)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一、一二，页3369。

(32) 此据藤田丰八推论，见《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页44。

(33)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四，页3370。

(34)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四，页3375。

(35)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提举市舶司》，页3971。

(36)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八，页3377。

(37) （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5054。

(3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四，页3380。

(39) （宋）罗叔韶修，常棠纂：《澉水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4663。

(40)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

(41) 详见前揭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244—247。

(42)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五至六，页3366。

(43)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九，页3368。

(44)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七，页3377。

(45)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九，页3378。

(4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十月己酉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页658。

(47) 参见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页185—189。

(48)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4册，页256。

(49) 《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二四，页5478。

(50) 《西山文集》卷一五，第1174册，页231—233。按：真德秀在该中言及“某守臣也，到任六月”（页233），小贴子中又称“泉州有请”（页234）则知真德秀时任知泉州，且刚上任六个月。据《宋史·真德秀传》（页12960—12963）所载，真德秀曾两次知泉州，第一次是嘉定年间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第二次则是绍定五年进徽猷阁知泉州。引文中出现绍定年号，则该申请必为绍定五年后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时所上。《宋史·真德秀传》中亦载有与本申请相关的内容。至于具体的月份，据《宋史·理宗本纪》（页797）载：绍定五年八月乙卯，起真德秀为徽猷阁待制、知泉州。上此申请时真德秀到任六月，应为绍定六年二月。（该时间之考证由博士生石声伟提供，谨此致谢）

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

两宋时期，因陆路对外交通的受阻，宋政府专注于发展海上对外交通，并且以“江海求利，以资国用”为基本国策，积极鼓励对外商业交往。因而，海外贸易的发达成为宋代社会经济有别于前代的突出方面。海外贸易的发展，无疑促进了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时期，广州、杭州、明州（庆元）、泉州、福州、密州等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各据其地理位置，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广州尤为突出。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宋以前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政府对舶货需求的重要来源地，到了宋代，更加呈现出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和地域特征。其城市发展之种种表现，均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密切相关。学界对于宋代广州及其海外贸易讨论者不在少数(1)，然而从海外贸易角度考察其城市文化者，尚无专门之作。今笔者不揣浅陋，欲对海外贸易及其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之关联略作探讨。讨论这一问题，不仅可从多个角度透视宋代局部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机制，亦可以深层次考察港口城市的发展特征及内在因由。

一　宋代广州之地位及海外贸易状况

广州旧称番禺，因其地处珠江之东江、北江和西江汇聚之地，且背山面海，故自古为形胜之地。秦汉时期，番禺先后为南海郡治、南越国都。吴置广州，州治则在番禺城。隋一度改广州为番州，唐初又改为广州，并为南海郡置。唐末，分岭南道为广南东、西道，宋朝则继设广南东、西路，广州则是广南东路的政治中心。北宋时余靖“番禺大府，节制五岭，秦汉以来，号为都会，邑即郡治，俗杂五方，史牒志之，此无预焉”(2)之论便是由此而来。

宋代广州地位更加突出。从全国而言，宋代广州的地位主要在于经济上，如苏洵言：“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河朔、陕右，二虏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广南、川峡，货财之源，而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其势之轻重如何哉？……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陆负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3)此处虽是言广南，但广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在其中关系甚重。且不说市舶之益最多，商税数额之高(4)，即如煮盐一项，虽有“广南东、西路煮海之饶，为国大利”(5)之称，但广州一地所占比重尤大，自仁宗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鬻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6)。南宋绍兴年间，广东一路，广州盐仓每年课利三十万贯以上，潮州十万贯以上，惠州五万贯以上，南恩州三万贯以上(7)。

除经济之外，宋代广州的政治、军事地位亦非常重要。元祐八年（1093）二月，中书舍人孔武仲言：“臣伏以广州岭外之重镇，节制南方，控遏中外。府库之藏，市里之聚，其富不赀。一方有事，则蛮人肆力甘心于此，前日侬智高是也。择将命守，所宜谨重。”(8)绍兴二年（1132），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李纲云：“番禺为广东都会，多富商大贾、蕃客之家，号为富庶。在朝廷则市舶香盐所在，利尽南海，故为盗贼垂涎之地。今欲保护广东，必先保护番禺。”(9)又云：“曹成贼马为二广之患滋大，万一广州或致失守，自余州郡多无城池，皆须望风奔溃，其害有不可胜言者。”(10)正因为广州地位的重要，所以不仅南海、番禺二县县治在广州，广南东路转运使司、提举常平茶盐司、安抚使司、提举市舶司治所亦皆在城中(11)。

从大臣言论中不难看出，宋代广州政治、军事地位之所以重要，除了其节制南方地理形势外，还在于其为财富聚集之地。这一政治、军事地位与经济地位的紧密关联，不仅为同时期其他港口所不能及，更是多数路治城市难以比拟的。

广南之所以被视为“货财之源”，除丰富的土产之外，更重要的是广州港发达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市舶之利，及因海外贸易而产生的高额商税。而此方面又与同为“货财之地”的川峡不同。

在宋代，广州长期作为全国最大贸易港口而存在，其海外贸易发展程度更胜于唐代。唐代的广州，“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12)。可以说，对外贸易范围已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广州对外交往之频繁，在安史之乱前已相当突出。武则天时，“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3)。玄宗天宝时，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4)。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占据陇右、河西走廊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中外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作为南方第一大港的广州，对外交通更加繁盛。大历五年（770），广州岁至海舶达四十余艘(15)。据近人张星烺先生考证，当时广州港一年有八十万人进出，并参与贸易活动(16)。此数字虽不免有所夸大，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广州港是中外海船停泊和各国商人聚集之地。唐时，南海及西亚、欧洲诸国从广州与唐朝通好和贸易者约有二十余个。聚集在广州的外商，据说有十余万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蕃坊”。“蕃坊”的出现，也是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的一个标志。

由于广州港对外贸易之发达，唐朝政府于八世纪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机构，从海外贸易中收取市舶之利。唐后期，市舶税收在朝廷财政收入中已占重要地位。唐末黄巢转战至广州时，外国蕃商及侨民被杀十余万人，广州港的对外交通虽受到很大破坏，但其港口的根本地位并未因此动摇。南汉统治时期，广州港的对外交通有了一定恢复。北宋建立之初，就把广州作为同东南亚及阿拉伯等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门户。开宝四年（971），当宋太祖获悉广州被宋军攻取时，立即下令在广州重建市舶司，由知州兼市舶使之职，通判任市舶判官(17)。广州市舶司是北宋设置的第一个市舶机构，因当时两浙和福建地区尚未归属北宋政权，广州在当时实际上是宋朝对外交往的唯一港口。

宋代广州港与海外交往的范围远远超过唐代。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两宋时期前来广州贸易的国家有五十余个，重要的有交趾、占城、真腊、真里富、暹罗、罗斛、蒲甘（今缅甸中部）、吉兰丹（今马来亚吉兰丹）、蓬丰（今马来亚彭亨）、三佛齐、阇婆、蓝无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凌牙门（苏门答腊岛东林加岛）、渤泥、麻离拔（今印度南部沿海一带）、故临（今印度西南奎隆）、注辇（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鹏加罗（今孟加拉国）、细兰（今斯里兰卡）、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木兰皮（摩洛哥及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今埃及开罗）、弼斯罗（今伊拉克巴士拉）、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今柏培拉）等。另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向宋朝朝贡和交聘的国家中，只有高丽、日本及西北少数几个内陆国家不经广州前来外，南方诸国大多在广州登陆。当时与宋朝关系最为密切者，有占城、三佛齐、大食等国，其朝贡次数也大大超过唐代。占城在唐代前来朝贡二十七次，宋代则有四十九次；三佛齐在唐代前来朝贡只有两次，宋代则达三十次；大食在唐代前来朝贡二十二次，宋代则有三十次。

北宋时的广州仍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除在仁宗时因市舶官员腐败和发生侬智高变乱，致“蕃舶罕至”外，其余时间内均呈繁荣现象。尤其是神宗以后，海船一直是“来者相继”(18)，盛况空前。如熙宁九年（1076）前后，“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广州收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19)。因为如此，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20)。还写诗称赞广州：“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21)北宋末年，尽管广州与泉州、杭州、明州都设有市舶司，但“三方唯广最盛”(22)。

南宋初年，广州“收课入倍于他路”(23)，仍是全国最大贸易港。宋政府继续采取优待蕃商的政策，鼓励他们来广州贸易，使广州港在南宋前期一直“物货浩瀚”(24)，“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25)。乾道二年（1166），两浙市舶司废罢，广州市舶司与泉州市舶司并列，称“广福市舶司”或“泉广市舶司”(26)。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广州与泉州因市舶官腐败而致蕃商稀疏。之后，南宋政府着力对两处市舶加以整顿，尤其对泉州港先后采取了减轻蕃商税征，任命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提举市舶以招徕蕃商等有力措施。于是，泉州港地位在南宋后期大为上升。但尽管如此，广州港仍然保持全国第一对外贸易港之地位。

二　宋代广州城市之修建

宋代广州既有非常之地位，其城市建设自是非同等闲。广州建城的最早记载，是秦平南越后，任嚣任南海郡尉时修筑的番禺城。后世亦屡有兴筑。宋灭南汉时，广州只有唐代留下的子城一座，而且遭到战火破坏。开宝四年（971），宋将潘美率军进攻南汉都广州，史载：“美等乃进攻，［刘］保兴迎战，大为所败。美乘风纵火，烟埃坌起，［郭］崇岳死于乱兵。城既破，焚其府库。”(27)宋太祖获悉广州城破后，即命重建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揆之以理，为恢复海外贸易，宋朝广东地方长官当时应有修葺广州城之举措，但实际上并未修葺。如真宗天禧三年（1019）九月，供备库使侍其旭言：“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池郛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乏御备。请徙广、恩州海上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所冀便于防遏。”(28)但广州地方官对广州港口却有修建举措。真宗景德间（1004—1007），高绅守广州，开始挖掘南濠，纳城中诸渠水以达于海，并建造闸门来蓄水、排水，以供海舶安全停靠(29)。高绅应是今日可知历史上第一位组织对广州港进行修建之人。高绅所开南濠，虽起避风作用，但尚不够完善。大中祥符四年（1011），邵晔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壕通舟，飓不能害”(30)。

广州在宋代进行城池建设，始见于仁宗景祐时。景祐四年（1037）五月十七日，广南东路转运司言：“广州任中师奏，城壁摧塌，乞差人夫添修，欲依中师所请。”“诏广州更不差夫，只那合役兵士，先从摧塌及紧要处修整。”很显然，此次修葺广州城，仅是局部简单维修，并非大修。庆历五年（1045）五月，资政殿学士、知曹州任中师“请修广州子城，仍请置巡海水军两指挥。从之。中师尝知广州，以州独有子城，而废久不修，恐缓急有盗，不足以守御也”。由此推知，宋初以来，广州一直沿用前代旧城，且只有子城，未曾做大规模修建。只在景祐、庆历时进行修整。仁宗皇祐时，侬智高变乱，率军东下广东。宋廷于皇祐四年（1052）十月二十九日诏知广州魏瓘、广东转运使元绛：“凡守御之备，毋得苟且而为之。若民不暂劳，则不能以久安。其广州城池，当募蕃、汉豪户及丁壮并力修完之。若无捍敌之计，但习水战。寇至而斗，非完策也。”(31)其具体做法是：“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32)这是宋朝对广州子城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筑。正是因为此次大规模修整，才使广州城防坚固，未被侬智高攻破。据曾昭璇先生研究，宋朝此次修广州子城，是承南汉王府而修筑，即已把南汉时凿平的番、禺二山地划入城中，所以宋子城比唐代子城要大些(33)。

神宗熙宁时，广州子城之东又增筑东城。关于此事，《宋会要》载：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二十三日，龙图阁直学士吕居简言：“前知广州，伏见本州昨经侬贼，后来朝廷累令修筑外城，以无土难兴修。本州子城东有旧古城一所见存，与今来城基址连接，欲乞通作一城。”“诏令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疾速计度功料，如法修筑。本路转运使王靖乞降空名祠部一千道，付经略司出卖，以雇召民夫。诏给祠部五百道。”七月十一日，广东经略转运使王靖言：“广州子城见差官烧砖，候至今秋修砌。乞降空名祠部一千道，付经略司出卖，雇召民夫。”(34)具体负责此次扩建东城的是知广州张田，其完成东城之修筑仅用两旬时间。史载：“［张田］熙宁初，加直龙图阁，知广州。广旧无外廓，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35)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广南东路转运使王靖言，修展广州东子城修毕(36)。东城修成后，王靖又复壕其外(37)。此城之所以修筑如此之快，应是有旧城为基础。关于旧城，余靖《和董职方见示初到番禺诗》中有“千载犹存古越城”(38)之句，又有《南海百咏》载：“《番禺杂志》云：‘在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任］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番禺旧县也。以今考之，东城即其地。熙宁间，吕居简为帅，因其遗址而筑之。”(39)后人结合考古发现，据此认为此旧城便是南越王赵佗扩大任嚣城的部分(40)。

广州之所以增筑东城，从上文可以看出，主要是广州只有子城，没有外廓，城防不够安全。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城内民户增多，旧城不足以容纳。如当时郏亶所作的修城记云：“吕公［居简］之治广，常患旧城不足以容民，而议为西城者，皆以地处卑薄，毁民居者众，而不可为者。久之，因得郡治之东古城之遗址，将以益城为请，会移（荣）［荥阳］，朝京师，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41)从郏亶记文可见，因广州居民日增，吕居简想营建西城，因“地处卑薄，毁民居者众”而放弃，改因旧城而增筑东城。但是后来仍又增筑了西城。

广州增筑西城始于熙宁四年（1071），实际完成在熙宁五年。具体情况，《宋会要》载：“［熙宁］五年八月十二日，提举广州修城张节爱言，创筑广州西城及完旧城毕。广州旧无城，魏瓘知州事，始作子城。初，侬智高作乱，据邕州，率众浮江而下，数日抵南海。知州仲简婴子城自守，其蕃汉数万家悉委于贼，席卷而去。盖其始谋，知广之无城，可以鼓行剽掠无所忌。自是广之人常伪言相警曰：‘某寇且至，莫安其居。’议者皆以为土多蚬壳，不可城，知州程师孟以为可。于是令经略、转运、提点刑狱三司连书并图来上，朝廷遂可之。仍遣节爱董役，以八作都料自随，盖虑南方不便版筑也。凡十月而毕，师孟等上言称谢，降诏奖谕，赐师孟、转运使向宗道各银绢一百匹两，提点刑狱陈倩、周之纯，转运判官卢大年各银绢五十匹两，部役勾当官仰安抚、转运司勘会，保明闻奏。张节爱候至京日，取旨支赐。”(42)从此记载看，此次修筑广州西城规模甚大，不仅耗时十月，而且专门任命了提举广州修城一职，并命八作都料前往。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广州知州等要员均参与其中。关于西城的规模，郭棐《广东通志》称：“熙宁四年，经略使程师孟筑西城，其周十有三里，城广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为门七，东南曰航海，南曰朝宗，曰善利，曰阜财；西曰金肃，曰和丰；北曰就日，后方大琮改就日为朝天。”(43)可见西城的规模比子城和东城都要大得多。至此，广州形成了内有子城，东西各有一城相连的城市格局，规模空前。但广州城的修建并未就此止步。熙宁九年（1076）二月，宋廷又“赐钱五万贯付广东转运司，修完辖下州军城壕”。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赐广州度僧牒三百浚城壕”(44)。

南宋时，广州城仍在不断完葺。如绍兴元年（1131）四月，“诏广东路转运司疾速那拨修城钱五千贯，付广州专充修城使用”(45)。淳熙时，周自强又对湮塞城壕重加疏浚。由于州城东南至西南一段在宋代成为安全码头，这里也就成了海舶汇聚之所，早在仁宗嘉祐时就在这里建造了市舶亭(46)。嘉定初，陈岘守广州，又对旧濠进行调整，以州城东南平海门为海道入口，环绕南城，至西南金肃门为海道出口，采取一入一出的单行航道，以避免船只互撞。嘉定三年（1210），陈岘又在州城西南与东南海道的出入口建筑石栏，以维护航道。石栏被称为雁翅，雁翅之间城垣则称雁翅城。于雁翅的末端各建一闸，以蓄水排水，供海舶出入之用。另外，陈岘又重新疏浚南濠，“自外江通舟楫以达与市，旁翼以石栏。自越楼至闸门，长一百丈，阔十丈；自闸至海长七十五丈”。理宗绍定至南宋末，又先后对南濠进行疏浚(47)。

从广州城的修建历程和状况看，宋代对于广州城的修建，一方面是出于广州政治、军事地位考虑，不断加固城防；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发展海外贸易之需要，陆续扩大城市规模，并注意对港口进行建设。可以说，经过宋代的建设，广州无论在港口建设还是城垣建设均取得了唐代未曾有的成绩，广州港的交通条件较前代大为改善。宋代在对内交通上，不仅对珠江水系进一步开发利用，还重新凿通灵渠水路，开辟出大庾岭路，使广州通往中原地区具有了更为发达的水陆交通线；在对外交通上，不仅改善了沿海航行的通外海道，更形成了远海航行的广州通海夷道(48)。另外，在港口建设上，还形成了光塔码头（今广州光塔街一带）、兰湖码头（今广州流花湖公园附近一带）两个内港和屯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波萝庙（即扶胥镇）两个外港的港口格局，并建有光塔和余慕亭等导航和供客舟躲避风雨之设施(49)。

三　宋代广州城市面貌与文化特征

经过宋代建设的广州城，除子城、东城和西城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南城区，即三城之外向南至珠江（当时称作“小海”）(50)边的地段，因嘉定时陈岘兴修雁翅形石栏而得名“雁翅城”。“雁翅城在州城之南，长九十丈。”(51)另外，以广州为中心，又有环布周围的卫星城镇。如《元丰九域志》载，广州所在南海县和番禺县共有八镇，南海县有一镇，即大通镇（位于今花地大通滘口）；番禺县有七镇，分别为瑞石镇（今名穗石，在河南岛南岸）、平石镇（约在今谢村东南的胜石坊附近）、猎德镇（今猎德村附近）、大水镇（在今天河村附近）、石门镇（在今石门村）、白田镇（在今关西珠江岸丛桂里附近）和扶胥镇（在今南海神庙东侧庙头村）(52)。按宋制“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53)，此皆为商业性市镇。据曾昭璇先生考证，此八镇均在珠江水网航道之上，与海外贸易的兴盛关系至大(54)。这也反映出广州海外贸易的发达并不局限于广州城区之内，而是以广州城为中心，由广州城辐射到的更大珠江三角洲范围。

从宋代广州城区来看，仍是商业区规模最大。子城结构大致可分为三段，北部是历代官衙所在，南部为城内商业区，第三段为沿江边地，即大市（沿江边商业区）。东城以番禺县署为中心，有较多官衙。西城规模最大，主要是商业区。南壕作为舶船行驶与驻泊内港，在西城之内。西城南门名曰航海门，昭示出该城区与航海贸易有密切关系(55)。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改广州奉真观为来远驿，以备招来诸国贡使”(56)。而奉真观即在西城之内。南城是新的商业中心，已形成繁华的商业街道。另外，从街道布局亦能看出各城区特点。子城与东城以丁字形主街为特点，中心是行政区，各有一南北主街道向南通往“小海”边。西城为商业区，道路四通八达。西城西侧门为通向各地的主要陆路。城内由纵贯南北东西的街道分割，基本上成方格状。已知的街道，子城有惠爱街、承宣街，东城有德政街，西城区宋街有南濠街、擢甲里、小市街、大市街、武安街、番巷、盐仓街、朝天街、诗书街、新店街等，南城区有高第街等。这些街道仍是今日广州老城区的主街，只是宋时街道并不甚宽(57)。另外，宋代广州子城与东城各有三门，西城则有九门(58)。比其他州府城城门数多出许多，这又是广州城交通与贸易发达之表现。

当然，宋代广州城并不只是旱地城市，而是道路与河港密布的水城。除了前文提及的屡经疏浚的城壕之外，尚有数条古渠流经城内。如《大德南海志》载：“古渠有六脉，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净慧寺街至官巷、擢甲巷大古渠，新店街、合同场、蕃巷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光孝寺街至诗书行，通仁王寺前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大钧市至盐仓街，及小市至盐步门通大渠为一脉；廉访司至春风桥，水出桥下为一脉；子城内水出路学前泮水为一脉。”(59)该内容虽是元朝所记，仍能反映宋代广州的情况。

广州城内在唐代便有砖瓦建筑。如唐张说《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云：“其率人版筑，教人陶瓦，室皆葬。昼游则华风可观，家撤茅茨，夜作灾火不发，栋宇之利也。”(60)宋代，广州城内砖瓦建筑更为普遍，且不少大型建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官衙和城门建筑。如前揭程师孟的《共乐楼》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之句，即反映出西城房屋是以瓦面为主。当时广州城内大型建筑有海山楼、共乐楼和双门等。海山楼建于嘉祐中，位于城南市舶亭前(61)，“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62)。共乐楼在西城中，“旧名粤楼，在大市阛阓中。高五丈余，下瞰南壕，傍多古木，如植麾纛，诸峰峙其北，巨海绕其南，气象雄伟，为南州冠。宋绍兴中漕使王正言重建，改扁曰‘共乐’”(63)。双门即广州城正南门，之前称镇南门，南宋时改建为双门。刘克庄《广州重建清海军双门记》云：“［双门］筑基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虚其东西二间为双门，而楼上者七间。凡基皆甃以石，覆以砖。门之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坚木，辟两旁地为翅。环以翅楼，前为颁春、降诏二亭。”(64)

以上大型建筑皆为公共设施。除此之外，私人建筑亦有甚大规模者，特别是蕃商的建筑。对此岳珂《桯史》有载：“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今尚识其故处，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鉟铤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65)

与公共建筑相连的是一些景观。《羊城古钞》因《宋志》称，宋代已有“羊城八景”，名称分别为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菊湖云影、蒲涧廉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66)。这些景观或倚于公共设施，或寄名于江海湖苑，或兴旺于商业市镇。若记载不虚，这些不仅是宋代广州城市文化的新亮点，而且也显示出因商贸而兴的文化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广州城内道路已使用砖砌路面。今日广州市北京路曾是宋代广州主街，经考古发掘，宋代砖砌路面已呈现于世，其砖砌路面整齐、坚固，一如往时。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的一些修城砖来看，宋代广州城墙修筑可能较多用砖。城内建筑普遍使用砖瓦，以及大型而豪华建筑的存在，充分反映出广州作为商业发达城市和财富之地的真实面貌。

宋代广州既为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城中自然多富商大贾，尤其是来自异国的蕃商甚多。这与唐代情况相同。广州虽在唐末遭黄巢军队洗劫，众多蕃商被杀，但贸易繁荣的局面不久又得到恢复，经南汉到宋初，广州仍然“多蕃汉大商”(67)。因当时广州城区狭小，且未作完葺，不少人居于城外。结果，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围攻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68)。此事给宋廷惨痛教训，促使了对外城，即东城和西城的兴建。不久，蕃汉商人又汇聚广州，至神宗时，广州又成“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69)。随着宋朝对外贸易的扩大，广州蕃商越来越多，“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70)。但东南亚诸国如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等国大贾亦“涉海而至，岁数十柁”(71)。“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72)。他们来到广州后，与其他蕃商或汉人杂居在城内，如前揭《桯史》所记“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便是此种情况。当时有“土生蕃客”和“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之事(73)。与唐朝一样，宋政府在广州划定专门区域给蕃商居住，称为“蕃坊”，蕃坊中“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74)。蕃坊和蕃长的设立，主要是便于对蕃商进行管理，避免与宋人发生矛盾和纠纷。为便于蕃商子弟之教育，还专门设立“蕃学”。因蕃商在广州居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宋朝政府除采取保护其财产、以外国人特殊对待等优遇政策以鼓励蕃商积极进行贸易外，还形成了一定的立法条文，对蕃商进行一定的约束(75)。

大量蕃商居住在广州并进行贸易，形成了广州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景象。一方面，由于蕃坊的存在，在城内形成了专门的蕃货市场或来源地。如陈善《扪虱新话》载：“郑德素侍其父将漕广中，能言广中事。谓素馨唯番巷种者尤香，恐亦别有法耳。龙涎以得番巷花为正云。”(76)另一方面，在广州城内，形成了多国风情与习俗各呈异趣并相互融合的社会图景。如《萍洲可谈》所记“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77)，即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给宋人的印象。《鸡肋编》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斗颂，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岂秀美之气，钟于绿珠而已邪？”(78)记述了当时广州城内北方人对波斯习俗的骇异。《桯史》中亦记及“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79)的习俗。《萍洲可谈》又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有一种近海野人，水入眼不眨，谓之昆仑奴。”“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背，谓之‘游街背子’。”“乐府有菩萨蛮，不知何物，在广中见呼蕃妇为‘菩萨蛮’，因识之。”“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80)这些都是朱彧所见广州不同于别地的特异风俗，其中多因广州有蕃人居住而成。不同的民族习俗与广州特殊的南方人文在城内长期并存，养成了广州城市社会相互包容的多元文化特征。当然各种习俗在并存过程中亦有融合，如《萍洲可谈》载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而蕃坊里的蕃官“巾袍履笏如华人”(81)。反映出宋代久居广州城内的蕃商接受当地饮食习惯的事实。风俗之外，带有异国风情的建筑、服饰、饮食、语言、文字、宗教，与音乐、舞蹈艺术等文化，在广州城内各显其华，相互交流，亦可在想象之中。另外，随着蕃商在广州的长期居住，一些蕃商亦积极参与社交和广州城市建设中来。如朱彧在《萍洲可谈》中称：“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82)又如英宗治平中，三佛齐舶商出资重修了广州城内天庆观(83)；神宗熙宁中，“［大食国］使（实为在广州居住的巨商）辛押陁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只是宋朝没有同意(84)。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到了宋代，由于广州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使广州本来就具有的政治、军事地位更为重要，从而决定了宋代对广州城市建设的方向和成就。宋代广州城的修建，一方面注重城防的坚固，另一方面则又顺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兼顾港口之建设，使广州成为一座既能安定整个岭南的政治、军事重镇，又具繁荣景象的商业贸易中心。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广州城市由中心向周围扩展，不仅增重了宋代广州城市的经济职能，又养成了广州城市社会相互包容的多元文化特征。广州城市的这一特征，应该不是宋代所独有，但明清以降之广州城，乃至今日广州城（老城区）的基本格局和文化特征，由宋代所奠定，十之八九可以断言。

原载张伟主编《和谐共享海洋时代——港口与城市发展研究专辑》，海洋出版社201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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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宋代广州及其海外贸易的代表性成果有：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涉及广州及其海外贸易的重要论著有：邓端本《广州港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章深《广州外贸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相关论文甚多，不一一列举。

(2) （宋）余靖撰，黄志辉校笺：《武溪集校笺》卷七《广州南海县罗汉院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页218。

(3) （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四《重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100。

(4) 据章深研究，北宋熙宁十年，广州城商税占本路商税额的54.3％；南宋嘉定元年，广州城商税增幅较北宋熙宁十年高达121.26％，在全国亦占有突出地位。详见章深《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二六之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5244。

(6) （元）脱脱：《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盐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466。

(7) 《宋会要》食货二六之七至八，页5237。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辛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1437。

(9)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一一七《与秦相公第四书别幅》，长沙：岳麓书社，2004，页1119。

(10) 《李纲全集》卷六六《乞令韩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广东招捕曹成奏状》，页704。

(1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827—2832。另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85—87。

(12)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海南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5088。

(13) （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2897。

(14)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4。

(15)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页3635。

(16)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763。

(17)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页8992；《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六月壬申条，页266。

(1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六，页3366。

(19) （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三《前代事实二·宋》，引毕仲衍《中书备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36—37。

(20)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页4560。

(21) 《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州》，引程师孟《题共乐亭》，页2868。

(22)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广泉明杭州皆设市舶司》，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32。

(23)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四，页3370。

(24)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八，页3377。

(25)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三一《师吴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8册，页457。

(26)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三，页3380。

(27) 《宋史》卷四八一《世家四·南汉刘氏》，页13927。关于广州城遭焚事，（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第五·刘隐》记载略有不同，其文曰：“宦者龚澄枢、李托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尔，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焚其府库、宫殿。”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819。

(28) 《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九月乙卯条，页2166。

(29) （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8435。

(30) 《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壬辰条，页1888；《宋史》卷四二六《邵晔传》，页12697。

(31) 以上引文均见《宋会要》方域九之二七，页7472。

(32) 《宋史》卷三〇三《魏瓘传》，页10035。

(33) 参见《广州历史地理》，页276-277。

(34) 《宋会要》方域九之二七至二八，页7472。

(35) 《宋史》卷三三三《张田传》，页10707。

(36) 《宋会要》方域九之二八，页7472。

(37)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页8434。

(38)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页8433。

(39)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任嚣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页4。

(40) 参见《广州历史地理》，页284。

(41)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六引《南海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1册，页36。按：文中误字据今存《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所引文字改正。参见中华书局1980点校本页68。

(42) 《宋会要》方域九之二八，页7472。

(43) 《广东通志》卷一五《城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页368。

(44) 《宋会要》方域九之二八。页7472。

(45) 《宋会要》方域九之二八至二九，页7472—7473。

(46) 《大清一统志》卷四四二《广州府二·海山楼》，四部丛刊续编本，第164册，页5上；另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本，页24—27。

(47)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页8435。

(48) 参见拙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页12—17，97—101和页129—135对南北交通、珠江水系的开发利用及海道之论述。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9) 见邓端本：《广州港史》，页62—64。

(50) 《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蓄水就风法》，页133。

(51) 《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页2840。

(52)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408。

(53)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州郡方镇部·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页358。

(54) 《广州历史地理》，页297—303。按各镇今日所在地一据曾先生结论注明。

(55) 参见《广州历史地理》，页276—291。

(5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戊午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6册，页455。按：《舆地纪胜》卷八九所载广州置来远驿与《要录》同，（宋）楼钥《攻媿集》卷八六《黄泊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则作怀远驿，当考。

(57) 参见《广州历史地理》页281—292。其中言及街名均见《大德南海志》。

(58)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页8434。

(59)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页8436—8437。

(60) （宋）姚铉：《唐文粹》卷二一，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

(61) 《南海百咏·海山楼》，页21；《舆地纪胜》卷八九《诗下》，页2868；《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蓄水就风法》，页133。

(62) 《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页2840。

(63) （明）郭棐：《广东通志》卷十八《古迹》，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页431。

(64) （宋）刘克庄：《刘后村大全集》卷九〇，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

(65) （宋）岳珂：《桯史》卷一一《番禺海獠》，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25—126。

(66) （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卷首《羊城八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67—68。

(67) 《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九月乙卯条，页2166。

(68) 《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戊子条，页5767。

(69)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条，页7522。

(70)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26。

(71) 《盘洲文集》卷三一《师吴堂记》，页457。

(72) 《萍洲可谈》卷二《住蕃住唐》，页134。

(73)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八至九，页3367—3368。

(74) 《萍洲可谈》卷二《蕃坊蕃商》，页134。

(75) 详见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页153—159。

(76) （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四《论南中花卉》，丛书集成初编本，页42。

(77) 《萍洲可谈》卷二《蕃坊蕃商》，页134。

(78) （宋）庄绰：《鸡肋编》卷中《泉福夫人轿子与广州波斯妇》，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53。

(79) 《桯史》卷一一《番禺海獠》，页125。

(80) 《萍洲可谈》卷二《鬼奴》、《广俗妇人强男子弱》、《广中呼蕃妇为菩萨蛮》、《蕃坊象棋》，页135—136。

(81) 《萍洲可谈》卷二《蕃坊蕃商》，页134。

(82) 《萍洲可谈》卷二《孔雀明王经孔雀真言》，页136。

(83) 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十《广东重修天庆观记》，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页263—264。

(84)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六·大食》，页14121。

后记

编完本书，思作后记，曾不知作何语。偶再览全书目录，不禁令人慨叹唏嘘！全书二十篇文，多是为应付会议而写，却少有本着兴趣、从容沉潜而作者。回顾多年来之工作、生活状态，虽偶能抚琴弄笛，酣饮醺醉，却终觉忙碌不堪，略无闲日。教学常务之间，或做课题，或赶会议，终日盘桓于各种事务与纷扰之间。一件了毕，一件又来；一年方始，计划已满。文章虽未少写，却多为赶会而作。因会议而设论题，因论题而寻资料，迫于会期而快速成稿。亦有会议不限议题，却往往是会期临近，不得不在熟悉领域搜刮资料，挤榨新意，仓促成文。速成之稿，本应待斟酌、研磨之后，再行刊发，却又因考评机制所促，不得不稍作修订便行发表。此状况应是国内人文学者工作、生活之常态，而诸篇赶会之作亦蒙披“学问”之美称，然身处其中，个中滋味恐非他人所能尽晓。年复一年，虽常为作文而翻检史书，讨论学术，终觉思不得暇，殊非得已。想读的书无暇瞻顾，弥补知识之打算一拖再拖，最想写的文章难以着手，每每欲发“做好学问好读书”之感叹！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状态，好安心读想读之书，做想做之事。然这一愿望或等到退休方可实现，或将只能留在心底，永为奢侈之念！

本书所收二十篇专题论文，虽难称意，多有留憾，却亦不啻为近十余年从业之印迹。其中所得或有一二，纂集付梓，权当慰己。若能蒙读者批评指教，自是所求，引以为幸！书稿编辑之初，博士生陈安迪、邓楠等帮助核对引文，规范格式，谨表谢意！本书之出版，蒙中华书局徐真真老师大力支持，并对书稿认真审订，亦深表感谢！

书中各篇，写于不同时期，故引用古籍版本不一。今重新编辑出版，为求简便，仍因其旧，未作统一，唯个别引文，无涉内容、观点之变化，因手边书籍之便，校核时变更了初用版本。各篇所用古籍版本，均在该篇首次引用时注明，故全书文后不再列参考文献。谨此说明。

曹家齐

2017年元月于中山大学永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