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明（下）
Author: 姚介厚; 李鹏程; 杨深
Date: 2002-10-31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欧洲史
Description: 《西欧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上下)》内容简介：西欧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包括西欧、北美、澳、新等地域文明）的源头。不了解西欧文明，就无从理解和把握全部西方文明的历史和实质。《西欧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上下)》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刻的阐发与分析，给读者生动展现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文艺复兴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书名：西欧文明

作者：姚介厚著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3394-8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958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四篇 西欧近代文明
引言 理性的启蒙和现代性的奠基

第一章 近代国家制度的确立
一、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

二、英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革命变革
三、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
四、德国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
五、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
六、近代国家主义政治学说

第二章 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及其理论表现
一、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重商主义和威廉·配第
三、斯密的前驱和重农主义
四、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

第三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一、17世纪的理性主义

二、启蒙运动在英国
三、启蒙运动在法国
四、启蒙运动在德国
五、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影响

第四章 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奠立
一、科学新发现和科学思想新进展

二、德国古典哲学
三、法国和英国的古典主义文艺
四、新绘画
五、建筑艺术
六、西欧歌剧和古典音乐

第五篇 西欧现代文明
引 言 辉煌而动荡的西欧现代文明

第一章 西欧的工业革命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
三、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进程
四、对工业社会的理论分析

第二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初期斗争

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四、1848年欧洲革命
五、1871年巴黎公社
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章 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欧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
四、民族主义的兴起
五、欧洲帝国主义

第四章19世纪的西欧文化
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
三、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派
五、浪漫主义音乐和电影艺术的诞生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欧
一、战争危机的来临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凡尔赛体系和大萧条
四、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当代西欧的社会变迁及其问题
一、西欧的政治演变与社会改革

二、西欧殖民帝国的覆灭
三、西欧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
四、第三次产业革命
五、全球问题及其前景

第七章20世纪的西欧科学与哲学
一、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二、哲学的新视野

三、社会科学的新趋势

第八章20世纪的西欧文学与艺术
一、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二、绘画、雕塑和建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三、当代音乐及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17 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封面

18 16世纪爱德华一世主持英国议会

19 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群像

20 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油画）

21 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客运和货运火车

22 1984年的奔驰汽车

23 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描绘1830年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法国七月革命

24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告成立

25 凡·高的名画：《繁星灿烂的夜晚》

26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27 1954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协调反法西斯大国的作战行为，并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

28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克柏林，把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屋顶

29 1989年11月德国人在柏林墙顶上跳舞，此举象征着冷战的结束

30 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持续》

31 由4个英国青年组成的“甲壳虫”摇滚乐队成为60年代西欧年轻人的偶像。他们崇尚和平主义、性解放和东方神秘主义

32 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开始流通，这是当代西欧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第四篇 西欧近代文明

引言 理性的启蒙和现代性的奠基

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近代文明，是西欧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这约300年间，西欧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西欧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变革时代，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兴起的时代，是理性启蒙和现代性奠基的时代，也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萌发向成熟发展，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转变。其间经历了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和圈地运动。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思想引导和理论论证的积极作用。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的确立，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生动写照。

西欧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欧政治世俗化的最终结果。过去教会的实际社会政治统治，在世俗化的压力下，大为削弱。而世俗国家的政治制度建构，包含了“主权”、“法制”的要素。君主专制是当时西欧世俗国家的基本统治形式，而“开明的君主专制”，则是这一时代的体现启蒙理性要求的政制。与此相适应，近代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强调自然法、法律程序、主权意识和公正等。而随着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启蒙思想的激发与导引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已经展开，以暴力革命或君主立宪的方式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秩序。法国大革命是这种政治革命的最猛烈、最彻底的形式。

西欧近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启蒙运动所创造的。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人性论。这一时期的人性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已有较大的差别。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性主要是为了和神性对立，伸张人在世俗世界中的生存权利，人性概念具有同神性概念相对立的意义；而这一时期的人性论，则已经将人看做绝对主体，对这个主体的内在本性展开探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积极理想。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来说，具有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的积极价值。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倡理性、弘扬经验，是近代西欧人的基本思想价值。这种启蒙精神推动了近代哲学、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有新的升华，有更新的涵义，体现了西欧近代文明的时代精神。

正是启蒙理性和与它相应的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为西欧的现代性奠立了基石，使西欧得以通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这种现代性的奠基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潜伏着后来显露的种种矛盾与弊端。至今，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成为探究与争论的一个焦点。

西欧近代文明并不是光灿的平顺之途，而是充满血与火的曲折斗争历程。资产阶级是在和反动封建势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中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在逐步显露、展开，西欧文明的舞台已交织着新的阶级斗争。揭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智慧，都是西欧近代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它们将为19世纪中叶西欧文明的升华做出贡献。

12 让·博丹像

第一章 近代国家制度的确立

一、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

（一）近代世俗国家制度的形成

中世纪后期，西欧居民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组织结构，较之前代稳定性逐步提高，国家的存在不再是单纯军事征服的结果，它愈来愈靠聚居于该区域内的居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而获得完善和巩固，国家遂开始以民族作为存在的基础，近代民族在西欧开始形成。中世纪后期民族观念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11世纪以后西欧经济的普遍恢复，道路和桥梁修建使国王和贵族能够把自己的统治有效地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区域，城市和市场的发展把更大范围的居民纳入了共同的经济生活之中，而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直接有效地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交往手段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相应地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文化和群体观念的发展，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的交往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

14、15世纪，经过长期的混战，西欧近代各国的雏形已经出现，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民族感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加强。民族感与民族国家发展的结果，使西欧在15世纪末出现了一系列互相争雄的国家。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督教文化）、类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残酷战争，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呼唤着国家权力的集中。

近代早期，实行中央集权遇到各种巨大障碍。许多臣民说着不同于官方语言的方言，官方政令在许多“穷乡僻壤”难以传达，以致无法实行有效治理；某些“团体”、特别是教会，拥有保护自己不受国家干预的特权；那些新近被国王兼并的省份又都受到确保其传统生活方式的特赦状的保护。每当国家试图侵犯或改变这些特权时，就会发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动乱。1566年、1572年和1576年的荷兰人起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由西班牙控制的中央政府威胁了他们的传统自由，他们的反抗终于在1609年使西班牙承认了这7个起事省份的独立，由此而诞生了荷兰共和国。在英国，“大叛乱”导致了真正的近代国家的建立，由代表商人与地主的国会和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仍是专制主义的。法国的反抗虽未达到荷、英两国这样的程度，但路易十四的马扎兰红衣主教（1602—1661年）的专制政策和苛税征收也大大触怒了国家官吏、贵族和巴黎民众，他们在1649年将国王逐出首都，并迫使他作了重大让步。直到1655年，国王的控制才完全恢复。不过，在这三国中，国家机构都保存下来了，造反者当中没有人怀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问题只是在于这种权力机构归谁所有。独立的民族国家确立之后，现代世俗国家制度开始确立。

（二）近代国家制度的要素

在中世纪中期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只能靠分封土地来换取贵族的义务，并与世袭的贵族分享权力。这时的国王与其说是国家的君主，不如说是他封臣的宗主。从大约12世纪起，正规官僚性质的官员便产生了。随着这种不以授予土地而以薪俸相酬劳的、必须每年报告管理工作情况的、可以撤换的人物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政府出现了。这种官吏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外，其性质完全不同于旧的世袭的推事、总管或城堡主。除了官僚制之外，国家还发展了非封建的军事制度。从12世纪起，英国的骑士以交纳“盾牌钱”代替以往给国王的军事服役。不久这种方式也传入法国和其他地区。国王用招募和雇佣的方法组织新的军队。

由此可见，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已经蕴涵了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之一即主权观念。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欧洲近代世俗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表明了这一观念的增强。法治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权中，以法律制约权力，以保障国家公民得以享有平等权利；在国家机构中，每一个部门或个人行使权力时，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承担相应的责任。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均为专制君主制，但也不乏属于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的萌芽。欧洲近代巴黎高等法院已发展成为重大案件的第一审级和普通案件的最高审级。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法律诉讼日趋复杂。以法国为例，巴黎高等法院内部机构增加为5个院：一是最高审判庭；二是两个调查法庭，负责听取下级司法官向法院提交的司法审理意见，并由顾问们作出最后裁判；三是债权法庭；四是刑事法庭；五是宗教事务法庭，亨利二世时设立，专门负责审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纠纷。巴黎高等法院的全部成员由60名世俗和僧侣界人士组成。地方法院的设立是在15世纪，它们是从各自治省自己发展起来的，分别有：鲁斯法院、多菲内省的格勒诺布尔法院、波尔多法院、第戎法院、鲁昂法院、普罗旺斯省的艾克斯法院和不列坦尼法院，加上巴黎高等法院，它们共同组成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时代八大法院。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国王竭力将全国的司法机构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国王的敕令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加强王权的行政法规，而且涉及到民法、刑法、诉讼法和对各级法院组织的管理等内容。国王的大量立法文件成为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新专制主义国家的兴起

君主专制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国王把全国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整个封建时期，西欧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几经变换，或迟或早地都经历了三种政治形式：早期君主制，分封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由分封等级君主制演变为君主专制制，形成了一批新专制主义国家。16世纪至18世纪，专制君主政治的广泛确立是西欧各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西欧多数主要国家都先后建立起集权的君主制度。这种集权君主制首先是在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出现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接着出现于瑞典和奥地利，最后在17世纪出现于普鲁士。15世纪末、16世纪初，法国路易十一、英国亨利七世、西班牙菲迪南二世和奥地利马克西米连一世群雄并起，开辟了君主专制制的时代。

英国君主制的行政权力集权化在中世纪发展得比较早。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则决定性地为君主专制制铺平了道路。许多名门望族在战争中毁灭。亨利七世（1457—1509年）凭借武力取得王位后，获得了征收关税的永久权力，奠定了中央集权的财政基础。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国王和少数私人顾问。国王设立了王室法庭，强化了对付贵族的最高司法权力，坚决镇压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贵族叛乱。私人武装遭到严厉禁止，私人军事城堡均被拆除。

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是法国，它在路易十四时代臻于鼎盛。路易十四使军队正规化，建立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取消过于独立的军职，固定军队编制，设计并制造统一的军服。他还改进军备，在各地建设军用仓库，打击军队中腐化渎职行为，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他重视法制建设，先后颁布刑法、水地法、森林法、商业法、海运法等，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被称为“路易法典”。路易十四强化官僚制度，恢复一度中断的向各省派出巡按吏的做法，架空由大贵族担任的省总督，并通过建立国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机构限制和打击各级三级会议。

总体分析起来，西欧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还有以下特点：战争及其引起的财政需要成为专制制度强化的直接原因。军备竞赛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刺激了经济竞争，使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国王们都知道经济状况对战争的意义，他们为了战争必须改进经济基础。他们不断加强已有的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成为15世纪以来西欧发展的一大特色。

二、英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革命变革

（一）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1485—1603年）是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史称亨利七世）于1485年8月夺取英国王位而建立的，前后有4位国王，即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玛利一世（1553—1558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即位，都铎王朝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

经过了红白玫瑰战争，英国旧的封建贵族力量被削弱。亨利七世排斥旧贵族参与政事，新贵族成为王朝的依靠力量。1540年，英国成立枢密院。枢密院、议会和地方的治安法官组成了国家管理机构。枢密院由大臣组成，听命于国王，是真正的行政中枢。但国王不一定征求或采纳枢密院的意见。地方的治安法官有司法、行政、征税和管理商业的权力，受枢密院的指导和监督。议会通常只是国王的御用工具，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自身的作用。

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体现了此时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尽管王权的威望有所提高，并且王权的独断性不时显露，但英国的议会仍然在整个16世纪继续活动，巩固了它的地位，扩大了它的影响。

与前几个王朝相比，都铎王朝的专制王权是空前强大的，但同西欧其他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的君主专制制度相比，都铎王朝并未达到绝对的专制主义。都铎王朝的王权加强不是以牺牲议会为代价，而是通过利用议会达成合作。这样就形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局面，国王只能利用议会，不能甩开议会。所以有人认为，都铎王朝的政治体制不是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混合君主制”，或称“有限君主制”，这是有道理的。

（二）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论

詹姆士·斯图亚特是玛利·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利之子，一岁多就被立为苏格兰王。在《关于自由君主制的正确法律》（1598年）和《国王的馈赠》（1599年）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君主专制理论：君权神授论。1603年，他来到英格兰，继承王位，成为英王詹姆士一世，开始了他的君主专制统治。詹姆士一世的理论包括以下内容：

君主代表上帝。詹姆士认为，君主不应在臣民面前而应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君主代表上帝管理国家事务。君主的崇高地位接近于神权，并且“国王的权利是自由的，王权同神权一样有升有降”。君主是从上帝那里接受委任而进行统治的，他自然知道如何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并且，他的权威来自上帝，只对上帝负责，因此，议会和教会不应有监督政府的权力。

君主独裁。詹姆士认为，君主专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王权与神权相似，君主就近似于具有神性。因此它比其他政府形式都能更好地实现和谐。并且，只有在惟一的首脑指挥下，才能达到最高的统一，只有在惟一权力的控制下，才能避免国家分裂。因此，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英国人民应选择君主专制制。

君权高于法律。君主既然受命于上帝，人世间的法律对君主就没有制约力了，因此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只凭借自己的理由来拒绝议会制定的法律。詹姆士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他写道：在等级产生、国会建立和法律颁布以前，君主就已经存在，是君主设置了等级，建立了政府。“是君主创制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制了君主。”因此，君权是至上的。

由于詹姆士的君权神授论既否定了教会的干预，又排斥了议会的监督，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民的担心和反抗。在素有自由传统的英格兰，这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很快，议会作出了反应。

（三）高压政策和议会反抗

詹姆士一世的专制统治，引起了议会的不满，王权和议会的关系紧张起来。

冲突首先来自财政问题。由于国债高垒，詹姆士一世于1604年召开第一届议会，要求征税，遭到拒绝。1610年，国王任意提高关税的行为又受到议会的批判，而议会提出的“大契约”也没有得到国王的同意。随后，议会被解散。1610年后，詹姆士一世的财政更加困难，被迫于1614年召开第二届议会。这届议会明确宣布，未经议会同意一切税收均不合法，国王必须答应议会提出的改革要求，否则，决不考虑征税事宜。詹姆士一世恼羞成怒，又解散了这届议会。

此外，议会还就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詹姆士一世进行了斗争，并反对国王的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利用弹劾权反对王权；强烈反对工商业专卖制。议会的这些斗争都是充分利用法的力量来反对王权的专制统治的。如1624年，议会通过了《反专卖制法案》，规定将根据普通法准则对专卖行为审查，违者罚款。该法律对国王也是有效的，它的通过是议会反王权斗争的一次胜利。

到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时期，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双方立场不可调和，斗争异常尖锐。白金汉弹劾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对立。尽管弹劾案以国王强行解散议会而告终，但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宪法思想对以后事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628年，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年3月议会提出《权利请愿书》，其根本动机在于剥夺国王高于法律的权力，将国王的行为限定在法律和议会许可的范围内。由于查理不理睬议会的不满，议会在吨税和磅税征收问题上抛开国王，通过了埃里奥特议案。一周后，国王下令解散议会，逮捕了9名下院反对派领袖，此后连续11年未召开议会。议会与王权决裂。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议会用法律的手段来反抗王权的专制统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了宪法的精神。但真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还需要血与火的洗礼。

（四）宗教问题

政权与宗教问题是当时西欧各国的普遍问题，英国也不例外。由于天主教会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教士的生活腐化又促使他们大肆搜刮钱财，这对王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英王亨利八世对教廷的特权忍无可忍，遂借离婚案之机和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开始了宗教改革的步伐。他禁止英国国会向教廷纳贡，封闭大小寺院几百所，没收教会的财产。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英国教会不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

爱德华六世继承亨利的改革方案，吸收了新教的一些教义，宗教改革有了不小的推进。但在女王玛利即位后，天主教一度复辟，新教徒受到迫害。到伊丽莎白时期，亨利的宗教法案得以恢复。1563年，国会制定了“三十九条信条”，重申了英国国教的教义，确定圣经为惟一信仰，否认教皇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英国议会以一个世俗机关的身份行使了决定宗教事务的权利。

改革后的国教教会，隶属于国王，不再受罗马教皇的控制。没收的教会财产和禁止英国教会向教廷纳贡两项措施，加强了国王的财政大权。教士会议仍允许召开，但只能根据国王的命令行事。宗教法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而国王有权修改教会法。主教也保留下来，但要根据国王的提名选举产生。国王统治教会，教会服从于王权，这就结束了英国神权与王权、教会与国王对峙的状态。国王的势力随之大为扩展。可以看到，宗教改革为专制君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扫除了一个障碍。

到16世纪70、80年代，英国反天主教的清教徒人数大增，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团体。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他们同支持专制主义的国教教会抗衡，1640年资产阶级借用清教徒的旗帜，掀起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

（五）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

英国是在西欧最早进行并以君主立宪制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国家。17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两次革命：一次是1641年开始的“清教革命”，这是一次流血的革命，另一次是1688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前者使查理一世和国会陷入一系列的战争，最终把这位专制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长达10年的共和政体。后者对国王没有伤害，但剥夺了他的特权，确立了君主立宪政制。

查理一世在经历了11年无国会的专断和1640年的“短期国会”后，于1640年11月召开议会。这届议会存在13年之久故称“长期国会”。英国的清教革命实际开始于这次长期国会的召开。之所以称为“清教革命”，由于在同国王对峙的长期议会中，清教徒占绝对优势。

革命一开始，议会就与国王针锋相对。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堡誓师，内战开始。1642年10月23日，议会军与国王军在埃吉山开战。至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查理一世逃亡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但国王军不甘心失败，又发起了反扑，结果第二次内战仍以议会军胜利而告终。1649年1月20日议会经过辩论，判决国王死刑，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清教革命结束。5月19日，英吉利共和国宣告成立。

但共和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复辟的詹姆士二世竭力要恢复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1688年至1689年的革命，目的在于推翻国王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辉格党和托利党出面邀请奥兰治的威廉二世和他的妻子玛利到英国，詹姆士二世听到威廉带兵前来的消息，就出逃了。威廉和玛利登上王位，共同统治英国。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

1689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通婚等。威廉接受该法案。英国自此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

三、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

（一）法国专制主义的起源

法国是西欧各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近代早期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呼唤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王权统治，这是法国专制主义的根源。和英国一样，法国也经历了早期专制和分封等级君主制阶段，到1515年法兰西斯一世继承王位，进入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央和地方两大行政机构与官僚机构的设置；第二，全国性法律的公布和司法机构的建立；第三，财政税收制度的形成；第四，官职的出售与官僚队伍的膨胀。

法国的新专制主义初步确立于16世纪初法王路易十一时期，159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亨利四世继承王位，法国君主专制政体进入发展阶段；在路易十三时代高度集权制建立，在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专制王权最终取得彻底胜利，君主专制政体最终确立。总体而言，经过了150余年的逐步发展，法国终于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18世纪后期逐渐趋于衰落。近代法国君主专制政治确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法国封建主义母体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断成长，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力量日趋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与扩展各自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在相互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均势，即依靠君主对两大阶级的相对独立性来调整彼此间的利益和特权分配。

（二）波旁王朝

在法国历史乃至西欧历史上，波旁（Bourbon）家族是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波旁王朝是波旁家族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等国所建立的王朝。这个家族因9世纪末其祖先主教艾马男爵封地在法国波旁纳斯的法旁堡而得名。

1572年波旁家族的亨利与瓦罗亚王朝公主至格丽结婚，于1589年瓦罗亚王朝无嗣后继承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开始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它在法国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封建专制达到鼎盛阶段。路易十四末年，封建君主专制已开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开始走向瓦解和衰落。波旁王朝对西班牙的统治始于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称腓力五世，波旁王朝开始对西班牙进行统治，并延至1931年。在1735年和1748年，腓力五世的幼子分别领有那不勒斯王国和帕尔马公国，从而开创了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于1859年至1860年并入撒丁王国，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亦随之结束。到路易十六时，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9月21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次日又宣布实行共和制，波旁王朝的统治中断。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一度复辟后又被推翻。以后在历史上著名的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期间，以及第三共和国初期，拥护波旁王朝的王党分子“正统派”，曾不断图谋复辟，均以失败告终，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也告终结。

（三）路易十四

1661年3月摄政的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成年的路易十四亲政。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法国专制主义进入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一改路易十三时期权力主要由首相控制的状况，把国家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他宣称“朕即国家”，“法出于我”，声明不再需要首相，自己单独行使王权。

在中央，路易十四亲自组建四个中央理事会：即内政外交理事会、财务理事会、行政法院、陆军理事会。每天他都亲临主持其中一个理事会的会议，各理事会由路易十四亲自挑选的17名大臣负责。他们只起咨询作用，没有执行权，非经国王同意不得下达任何命令。他的主要谋臣先后有财政监督官柯尔伯（1619—1683年），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勒·泰得埃、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尼。四位大臣两周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相互通报和确认王命，首相被废除，实现了国王直接统领财务、外交、军事、司法四位大臣的绝对专制统治。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发出任何政令。1665年宣布巴黎高等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不得讨论和表决国王的敕令。在地方，路易十四继续推行监察官制度，向新近吞并的地区增派监察官，增设了“海军监察官”，监察官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常驻各省的行政官员。每届监察官的任职由3年延长到5年甚至10年。而且每位监察官还配备了监察官助理、专业助手和秘书，组成幕僚机构，凌驾于地方各级官僚体制之上，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路易十四还抑制省一级的三级会议，只允许它在需要征税时召集会议。

路易十四在1672年组建18万人的正规军队，后来扩展到45万人（包括海军）。1663年法国只有20艘军用帆船，1677年增加到270艘，大炮由1000门增加到6000门，在地中海上布置了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的40艘大型轻帆船。

至此，经过150余年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君主专制统治取得彻底胜利，最终完善了行政、司法、财政三大统治系统和国家常备军指挥机构，造就了绝对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

（四）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兴起

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首先，1469年伊莎贝拉一世与斐迪南二世联姻，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欧获得了广大的领土；而且，通过这一联姻，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两个王国得以合并，从而奠定了近代西班牙专制王国的基础。在新王国成立之后，两位君主都坚决地确立王权对封建贵族的权威。伊莎贝拉一世经过4年的西班牙内战，击败了国内反对派贵族和葡萄牙国王，维护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伊莎贝拉还支持斐迪南进行了1482年至1492年长达10年的征服格拉纳达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王权。在治国方面，两位君主实行了一系列集权化措施，如废除军事骑士团；将贵族城堡夷为平地；给城市任命行政长官；改组了政务院；清除大贵族，补充进出身于小乡绅的官员，等等。

其次，西班牙在美洲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从而获得最丰富的贵金属来源。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的实力来自国内的封建体制和海外的财富，海外财富给西班牙王室以雄厚的财力基础。由于自身的实力，西班牙王室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英、法等国有很大的区别，它对本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毫不放在眼里。这个特点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西班牙大量输入美洲殖民地的贵金属，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另一方面，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反而成为打击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堡垒。西班牙专制帝国对16世纪两个最有资本主义活力的地区意大利和荷兰，都采取了毁灭政策，西班牙本国的资本主义也长期受到压制。

（五）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

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其外孙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在位）。查理一世出生于根特的哈布斯堡家族中，6岁时继其父业成为尼德兰统治者。16岁时继承其外祖父的西班牙王位及全部领域地。19岁靠贿赂收买德国的7个选侯，当选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一时成为头戴多顶王冠、声名显赫的封建帝王，他施展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凭借连绵不断的征服战争，终于建立了一个横跨大西洋，纵越地中海，囊括西欧大部分（德、西、尼、意）、北非一部分以及中南美绝大部分地区这样一个大帝国。1522年7月他亲率4000名德国雇佣军残酷镇压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1519年），并在西班牙建立起反动的君主专制；又与教皇勾结，共同反对宗教改革，镇压异端；他还联合德国诸侯，残酷镇压1524年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杀害农民达十万之众。1552年德国新、旧教诸侯联合反抗其统治，法王也趁机出兵占领洛林。查理五世惨败并被俘获。1555年双方缔结奥格斯堡和约，从此德国诸侯称雄割据愈甚。1555年10月25日查理五世退位，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让与其弟斐迪南，将西班牙王位让与其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查理五世大帝国遂告破裂。

腓力二世的帝国领土包括了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自命为西欧封建秩序的保护人和正统天主教的卫道者。他在帝国内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和英、法争夺霸权，妄图依靠武力和天主教称霸欧洲。1581年，他兼并了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1588年，腓力二世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在对法、尼的战争中也屡遭失败。连年战争耗尽了国家财力，殖民地财物大都由统治者消耗掉，资本主义受到限制，此外，专制统治、民族压迫、宗教压迫使人民起义不断，至17世纪中期，腓力二世帝国由于内外交困而瓦解，殖民优势被英、荷取代，失去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

四、德国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

近代德意志仍是中世纪时沿袭下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它由300多个大大小小的邦、51个自由市、1000多个小骑士领地组成，帝国皇帝仍为哈布斯堡家族所把持，但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其君主专制主要是各小邦的专制制度，以帝国最大的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代表。

（一）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

普鲁士绝对君主制诞生于三十年战争之中。在此之前，条顿骑士团早已解散，骑士已融入世俗地主之中。但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队驻扎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强行征收捐税，任意勒索，这刺激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他以军事紧急状况为由，不经等级议会同意，强行征税，效仿瑞典军队模式，建立起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以后，普鲁士不断地卷入各种国际战争，以军队为核心，建立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官僚机构，形成了该国专制主义的一大特征。

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大力进行国家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设。172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把旧有的国务委员会改造成为初具内阁型的“最高财政、军事和领土委员会”，简称“总委员会”，由它负责管理国内政策、财政和军事。总委员会以下设立若干部，每个部设一名大臣和若干协助其工作的顾问官。各部分分别负责管理若干国家事务如司法、造币、征税等。后来又建立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机构“战争和国内事务枢密院”。普鲁士还加强了国家财政机构。18世纪初以前，国家财政由彼此分离的三个机构管理。1713年建立了财政总委员会，取代以前的财政机构，实行统一管理。18世纪普鲁土国家机构的建设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构重叠庞大的弊病。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农奴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普鲁士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浓重的封建残余，这一特征严重地影响了19世纪普鲁士以至统一后的德国的政治，使德国最终发展成军事化的、容克贵族较有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

1740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即位，后世称他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对外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普鲁士的军阀统治和对外扩张空前加强，他把军队扩充到20余万人，占欧洲第四位，但普鲁士王国的人口却占欧洲第13位，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登上了欧洲的国际舞台；普鲁士作为在德国内部出现的一个新强国，频频和奥地利互为争雄。普、奥这两大强国之间的最初冲突是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参加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一些土地。1772年又参加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其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86—1797年）又同俄、奥两次共同瓜分波兰（1793—1795年），此时普鲁士领土增至3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60万。

在对内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倡以“开明专制”的精神进行改革，自命为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者，标榜“哲学家和君主”的联盟，自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个仆人”。实际上，他的政策的中心是军队的强化和推行专制主义的统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容克、官僚和军国主义的混合物。为了保持农户的数量，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法令，取消皇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禁止地主从土地赶走农民。1777年，又颁布法令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可是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在工商方面，他实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即全面奖励出口制成品，限制工业品进口制成品，也禁止出口工业原料（羊毛等）。国家禁止输入约500种物品，取消国内关卡，限制行会垄断，奖励资本家兴建各种手工工场，限制工人自由，严禁一切罢工。他的经济政策和目的是保证容克国家的需要和贵族对工业品、货币的要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使得普鲁士在中欧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奥地利：玛利亚·特利萨的时代

哈布斯堡王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多民族国家。奥皇查理六世在位时，为防止各国分裂帝国领土，于1713年颁发“国本诏书”，宣布帝国所有世袭领地不可分割，若无男嗣，由其长女继承。1740年，长女玛利亚·特利萨即位（1740—1780年在位）。法、普等国想分裂奥地利帝国，发动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玛利亚·特利萨的继承权得到了承认。奥地利专制主义时期国家制度的改革经过了两个阶段。其中，玛利亚·特利萨的改进是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所推行的“开明专制”奠定了新型国家的基础。

玛利亚·特利萨为了对付法国和普鲁士随时可能发动的入侵，首先进行军事改革。虽然奥地利从1649年起已有由招募的士兵组成的常备军，但其数量不大，大部分兵力是战时国王与各领主协同征集的，这种军队的组织方式不能确保奥地利在战争中获胜。为了维持一支较大的常备军，奥地利从1748年开始征收“军税”，每个领地每年应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国王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和训练军队。1749年玛利亚·特利萨成立执政部来管理内政和财政，并规定10年的税额。中央拥有征税权，即每年征税无须受封建主控制的地方会议批准的限制。政府大量征召新兵，经过军事训练遣散复员，一旦需要时重新应招入伍。军队最初为10万余人，到80年代初增至27万余人。由于实行买赎免军役和代服军役的办法，贫民和小手工业者成为军队的主要社会成分。当时玛利亚·特利萨还创办了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此后军官都必须经过正式训练才能任职。1761年，她改组中央机构，成立了国务会议。

玛利亚·特利萨还改革税收制度，国家普遍征收所得税，即依照纳税人的财产和等级来征税。大封建主每年应缴纳600盾，一般贵族为200至400盾，农民为48克莱茨，雇农为4克莱茨。政府对大部分新办工厂的厂主免税10年。后来又开征间接税和遗产税，并从遗产税中提取用于开办学校的基金。政府还统一了国境关税和国内关税，只规定了两种国境关税，即输入税和输出税，对奢侈品输入规定了很高的税率，而对国内短缺的原料的输入则规定了很低的税率。奥地利废除了大部分国内关税，并确定只有国家才能征收国内关税的原则。同时建立较完善的国内交通网，使商品的运转迅速而且价格低廉。这些措施使政府收入在很短时间内从3600万盾上升到5600万盾。政府还调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颁布限制贵族地主权利和部分减轻农民对地主从属地位的法律。根据1770年的劳役特许令，农民服劳役日数每周不得多于三天，每天为10小时。宫廷领地的农奴制则予以取消。

由于国家技术落后，发展经济需要各种人才，1749年政府颁布命令进行改革，允许外国人自由迁居奥地利，给予免税和宗教自由，并修改了防止外籍工厂主发展的市政法规。国家设立奖学金。奖励新生产方法的发明和新企业的开办，并悬赏征集技术发明。国家以官费派遣人员到国外深造，并禁止熟练工人外流。国家还统一了币制，从1762年起发行纸币。

玛利亚·特利萨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制定了新的刑法典和民法典。1776年废除了刑讯，并显著减少了死刑，在大监狱内设立工厂，用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手段来改造犯人。政府拨给学校巨额补助金，使大学和部分中学脱离教会，并开设了一批培养专门人才的技术学院和女子师范学校。这些改革是在1753年起任首相的考尼茨公爵的帮助下进行的。

奥地利专制主义改革的第二阶段由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在位）开始，他继续推行玛利亚·特利萨时代的“开明专制”，进一步强化王权。玛利亚·特利萨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受到了封建贵族的敌视，1790年约瑟夫二世死后，这些改革措施被取消，奥地利专制主义逐渐衰微下去了。

五、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

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大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分析这些战争的起因，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的战争多与宗教改革有关，穿插的是不同教派的斗争，而到了17、18世纪，王权之间的斗争成为主要的特点，各王权开始在欧洲争夺势力范围，寻找机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一）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称霸企图的破灭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在当时都是实力比较强、而且野心很大的王朝。

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欧洲各主权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哈布斯堡王朝。野心勃勃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心想统占整个欧洲。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很大，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西班牙王室的野心造成的。胡安娜和哈布斯堡家的美男子腓力成亲，他们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世袭领地与勃艮第领地都归到查理一世的手中。接着，查理不顾英、法等国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526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为抵抗土耳其，选举查理一世的弟弟斐迪南作了它们的国王，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由此，欧洲笼罩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阴影下，其势力之强大引起了当时很多国家的恐慌，尤其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包围之下的法国。

当时法国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为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势，法国首先支持德国的“新教同盟”，参与了三十年战争，最后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这份条约，法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洛林的3个主教区和除斯特拉斯堡外的整个阿尔萨斯，成为欧陆的头号强国。随着法国势力的扩大，路易十四野心大长，企图称霸欧洲与世界，于是接过西班牙的王权，宣布其孙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这样法国波旁王朝就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各国的威胁。

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称霸，于是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彻底挫败了路易十四的称霸迷梦。

从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称霸迷梦的破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西欧各国并不希望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势力统治自己，于是纷纷通过战争限制强势力的扩展，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三十年战争外，我们再简述两场战争和各大国势力消长变迁的过程。

（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没有儿子，立遗嘱把王位传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但要保证法兰西和西班牙不能合并，否则，就要将王位传给奥地利皇帝奥波德一世的儿子。1700年，查理二世去世。次年，法国宣布腓力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同时侵犯西班牙领土尼德兰。奥波德一世想让他的次子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此时，他立即和英国、荷兰及普鲁士结成反法联盟，后又有葡萄牙和萨伏依公国加入。西班牙人忠于国王的遗嘱，支持法国，巴伐利亚因为和奥地利敌对，也成为法国的盟友。1701年3月，战争打响，历时12年，主要战场在意大利、尼德兰和德意志，还蔓延到了美洲。

战争波折不断。1703年，反法同盟在奥克斯塔特大败西、法军队。1706年发生的都灵战役、拉米伊战役和1708年的奥得纳尔战役，法国均告失利。1710年，在利亚维西奥战役中，西法联军挫败查理大公，1711年的战局转为有利于法国。

战争的转折比较有戏剧性。1711年，查理大公因其兄身亡继承了奥地利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史称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这样，英国和荷兰害怕查理势力过大，就改变态度，不再支持查理争得西班牙王位。1713年4月交战双方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乌得勒支条约》，次年又签署《拉施塔特和约》。腓力五世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战后，法国失去欧洲霸主地位，英国则加强了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

（三）七年战争

1756年至1763年，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区和海域，欧洲主要的国家组成两大集团，进行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历史上称为“七年战争”。

奥地利为了夺回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中被普鲁士夺占的土地，准备发动对普战争，于是组成了奥法联盟，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也加入进来，组成了交战的一方。英国为牵制法国，支持普鲁士，结成交战的另一方。1756年8月，普、英7万大军进攻萨克森，旋胜。次年5月，俄军攻入东普鲁士，普军败北。1757年、1758年英军与法军在法国海岸交战，普军趁机打败法奥联军。但在1759年，俄奥联军重创普军，次年再占柏林。至此普军困难重重，战局的转机在1762年，这年俄国彼得三世即位，退出战争，使得战局转变。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条约》，欧洲战事结束。

与此同时，英、法在美洲和印度等地争夺殖民地。在印度，普拉西战役（1757年）英国取得胜利，到1761年，英国完全取代了法国在印度的优势地位。在美洲，英、法两国展开了争夺战。1759年英国占领魁北克，1760年法国占领蒙特利尔。另外，在西非、西印度群岛等地的战事均以英国胜利而告终。1763年2月10日，法国被迫与英国签署《巴黎和约》，欧洲以外的战事结束。

七年战争是英国和普鲁士走向强盛的契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七年战争成为世界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变进程的动力源之一。此后，法国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而美国的崛起也与此有关。

六、近代国家主义政治学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些思想家们对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做出了反映。他们一方面反对教会和封建专制的统治，为新生事物作论证，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摆脱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他们从自然法和人性论出发，反对君权神授，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论证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合理性，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也持有一种情结，希望国家能强有力地保证这一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大多主张君主专制的制度，反对人民主权；他们已摆脱了从宗教与道德视角看待国家的观点，而是从法律的视角看待国家政权，法律成了新兴阶级的武器，法治也成为近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

下面我们将从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雨果·格劳修斯的思想中，认识这种导向思想变革的政治学说。

（一）让·博丹

让·博丹（1530—1596年）生于法国翁热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图卢兹学完法律后，他来到巴黎从事律师职业。由于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进入行政管理机构，并成为国王的检查官。在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派信徒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他站在了“政治家们”一边。1576年他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了布卢瓦的三级会议，反对削减王室财产的建议。1566年发表的《历史研究的简便方法》和1576年发表的《国家论六卷》，是他的重要政治学著作，表达了他对宗教、国家等方面的观点。

博丹生活于16世纪的法国。16世纪初的法国虽然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对外贸易活跃，这些因素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当时，法国还是君主专制的国家，但由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有所巩固，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贵族和教会，因此，矛盾仍然存在。博丹的思想就是针对这种历史背景而展开的，其要点如下：

国家的本质不是宗教。博丹的国家观念是在坚决抛弃宗教的基础上建立的。同马基雅弗利一样，博丹赋予国家浓厚的世俗色彩。他没有完全否定宗教，而是认为用世俗的观点认识人和人类社会是接近上帝的惟一途径。在《历史研究的简便方法》中，博丹承认上帝是世界的起点，认识上帝也是必要的。但要认识上帝只有通过世俗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所以人要认识自然与社会、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国家的生活。君主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治理人类，但君主是为了人而进行统治活动。博丹的国家观念虽然没有完全抛开宗教，但他的立足点是人而不是神，其目的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论证而非为教会论证，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国家的基础是家庭。国家的本质不在于上帝，那么，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呢？博丹是从家庭入手解决这一问题的。他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联系的首要的和关键的形式，国家就是从家庭产生的。家庭是最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财产像家庭一样，是符合自然的制度。二是家庭体现了合法权威和政府的完美原型。男人因为富有理性成为家庭的统治者，女人和儿童接受夫权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之间因为利益结合成松散的联合体，联合体的范围和功能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国家。而国家的形式和特点也就类似于家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家以不平等为基本原则。因为家庭中的成员是不平等的，国家中如果人人平等就违反了人的本性。第二，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第三，家庭需要家长的统治、管理，国家必须靠君主的权威。这就为君主制及个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作了论证，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国家的核心是主权。“主权”是国家的核心，这也是博丹国家思想的核心。博丹认为，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主权。主权是绝对的，因为它是最高的权力；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主权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要受到神法、自然法以及关系到国家结构的那些法律的约束。主权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永恒的属性，只要国家在，主权就在，而统治的职能可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主权不是上帝的产物，他产生于人的本性，人类的需要和期望，他是人自身利益的体现。国家的管理作用体现为制定法律，法律体现了国家的主权。

在博丹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博丹恢复了系统阐述国家论的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从此，国家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不断得到研究，逐渐完善理论构架。博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国家看做是自然的制度，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的需要，国家有至上的权威。但博丹又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他不再用道德而是用法律论证国家权威，他不用“好的生活”而是用主权来界定国家的属性，这表明博丹的思想属于新的时代。

（二）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州的马尔麦斯堡，15岁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哲学和经院传统的逻辑学，毕业后留校讲授逻辑学。22岁在大贵族卡文迪希家做家庭教师。卡文迪希成为德芬郡的伯爵后，霍布斯通过这一家族结识了英、法、意等国的学术名流。他结识了伽利略、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儿等人，他们对他影响很大。在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熏陶下，他写了多部哲学与政治学著作。而体系最完备、内容最充实、论证最严密、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利维坦》（成书于1651年），他的国家思想也体现在这本书里。

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弗利和博丹的思想。马基雅弗利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国家，但没有提供适当的内容；博丹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家思想，重视了主权的作用，但国家主权的建立基础尚显薄弱，不能有力地说明服从的问题，这是博丹的弱点，也是霍布斯的起点。霍布斯对国家的产生与国家统治的根据作了说明，构成其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国家观点。

“人对人像狼。”霍布斯假设了一种自然状态来建立自己的学说。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的起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法是支配法则，人在体力和智能方面都是天生平等的。但人性是凶残多疑、完全利己的，人是好斗的、富有侵略性的和自私自利的动物，不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决不善罢甘休，并且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拥有平等体力和智力的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由于没有任何约束，再加上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不损害他人很难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人们就在各自无休止的欲望的支配下处于相互斗争的景况，这就是“人对人像狼”的状态。

契约国家。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可怕，由于人的理性的驱使，人们就要求摆脱自然状态中互相争斗、如狼似虎的可怕社会，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摆脱自然状态也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完成的。按照自然法，人要寻求和平，保守和平，必须在相互平等的权利下，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自愿放弃权利。于是，一群人走到一起，相互订立“契约”，大家都同意把自己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转让出来，交付给作为第三者的某个人或一些人，由他或他们进行统治。由此建立了国家。国家不是神意授权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的。这样，霍布斯就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这一理论基础。

君主与权力。霍布斯强调君主的权力，主张专制主义与集权主义，这也是其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中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将其归属于某个人或一些人，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按霍布斯的判断，政府形式会从契约式的原始民主制过渡到贵族制，并最终达到君主制。因此，君主代表国家的权力是完全合理的。君主以契约权利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君主的意志代表的是大家的意志。人民在让渡权利后，就只能服从和接受，而无权抱怨。

霍布斯的学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他主张的君主专制制，以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根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害怕革命与社会动荡，主张以君主制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认为只有实现全面控制的强大的政治权威才能给资产阶级带来秩序。他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

（三）雨果·格劳修斯

格劳修斯（1583—1645年）是17世纪荷兰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奠基者。格劳修斯出生于荷兰的商业城市代尔夫特，17岁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政界，一生担任过很多官职，这些政治活动为他的国家学说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他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有：《捕获法》（1604年）、《论海上自由》（1609年）和《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

同霍布斯一样，格劳修斯的政治思想以人性论为基础，以自然法为出发点。格劳修斯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概念的学者，他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对自古以来的自然法观念作了梳理和探讨，并加上了自己的思考，对自然法理论做了系统和完整的论述。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格劳修斯建立了一整套国际法理论，用于调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格劳修斯也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的国家政治学说有以下要点：

自然法学说。格劳修斯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自然法则加以世俗化改造，并赋予自然法以新的内容，实现了自然法理论的近代化、神圣化和权威化。

在格劳修斯看来，自然法来源于自然和人的理性。自然给予任何动物以生存与自卫的能力，这是动物的一种自然本性，人也具有这种本性。但除此之外，人还有不同于动物的地方，这就是人的理性。人生而具有社会性，有交往的愿望，有合作的需要，人就在理性的指导下按自然的规定行动。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是自然法的第一源泉。而神法是自然法的第二源泉。格劳修斯承认神的存在，但他认为神也不能改变自然法，而只能以自然法为依据。

不仅是神法，人类社会的各种法律也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格劳修斯给自然法下了一个定义：“自然法是理性的命令，他指明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本性相合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自然法是“公正”和“正义”的体现，而二者是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因此，自然法是普遍适用的，是一切法的依据。

国家主权论。格劳修斯从虚构的故事开始讲国家的起源。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过着“自然状态”的生活，受自然法的支配，享受自然的权利，过着和平、安定、自由的生活。人们为了防止外来侵袭，保护自己安定的生活，本能地要求联合起来，通过契约，“彼此同意”建立国家。国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全和福利，保障了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主权作为国家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只能由君主来掌握。

国际法理论。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格劳修斯提出了他的国际法理论，把战争纳入法律的范围之中。当时流行“战时无法律”的观点，在格劳修斯看来，在战争中，自然法也是存在的，这就要求交战各国要讲正义和信义。他对战争作了分类：从性质上讲，战争就可以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从形式上讲，战争可以分为公战、私战和混合性战争三种。他认为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不一定诉诸于武力，和平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则交战各国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维护正义，坚持人道主义，尽可能减少战争的破坏。

格劳修斯同博丹一样主张君主主权论，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他和博丹有不同之处。在格劳修斯看来，国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建立的，主权是暂时的、可以分割的。可见，在格劳修斯的主权论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主张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一方面又承认要有限制；一方面认为主权只能由君主来掌握，一方面又说主权可以分有的。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格劳修斯和霍布斯的观点。二者都是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开始论证国家的起源的，但对自然状态的描画不同：格劳修斯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安定的，而霍布斯认为那里充满了战争。订立契约的目的也不同，格劳修斯认为契约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利益，而霍布斯认为订立契约是为了结束战争状态，追求利益的合理化。

13 亚当·斯密像

第二章 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及其理论表现

一、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14至15世纪开始，在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所实行的雇佣劳动制度开始发端并流行。同时，随着海外航行和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活动日益频繁，海外殖民掠夺和贩卖奴隶，使得西欧各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西欧本土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

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在意大利最为明显；在西欧的其他地方，开始是稀疏的点状布局，后来也逐步有了扩展。尼德兰的一些城市、伦敦、巴黎和科伦逐步成为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要是进行纺织业和采矿业的生产。在手工工场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封建主义的宗法关系；工场大部分被商人控制；由于商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工场的生产还被纳为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最终引起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才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西欧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几个大的阶段，那就是16世纪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荷兰在17世纪的异军突起；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圈地运动”。

（一）“商业革命”和公司制度的崛起

西欧的商业革命，是由空前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贸易所造成的。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欧洲本身的资本的流通范围、流通速度和流通周期都有了很大的增加。贸易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改变了过去它只为国王和贵族服务的性质，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相关的流通与交换活动，商业的社会功用也发生了改变，市场交易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

这种情况必然促使商业本身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变化。中世纪的封建性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商人公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工场，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公司制”所代替。最初的组织是“协调公司”，它是同一行业的商人联合起来组成的“协会”式的机构，这种机构是最初的商业活动的信用本质的起源。它制定一定的制度，反对行业垄断，根据一定的规则，确定成员获得交通运输、码头、仓库、市场便利的程度。“契约”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基础，已经成为处理交往关系的基本社会规则和信条。

到了17世纪，一种新的公司制度代替了“协调公司”，而成为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它就是“股份公司”。“有限”股份公司通过给一定数量的投资人发行“股票”来组织自己的“股东”团体，形成对公司的领导。公司股票以其抽象的纸面形式，确定股东在公司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的权益，从而改变了以前商业组织中个人权力起绝对作用的情况，也防止公司管理上个人的随意活动，并防止由此使得经营可能遭受到个人自然状况的影响的弊端，使得公司成为不以个别人的主体意志、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为转移的永久性的经营实体。股份公司在其早期大多是商业性质的，是为了进行贸易的方便，提高贸易的效率。当然，股份公司制度也逐步在工场和工厂的生产领域建立起来。这是其后几百年发展的总趋势。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政府权力被运用于公司经营上的情况，那就是有“特许经营”权利的股份公司。这种公司尤其在西欧帝国主义的殖民贸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早期（18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印度和东亚的势力很大，几乎起着英国国家总代理的作用。英国利用经营特许进行海外殖民贸易的公司，有北美的哈德逊湾公司、普利茅斯公司和伦敦公司等等。另外，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是特许经营的股份公司，它很有经营的能力。

商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货币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实际上，市场的成熟，就是货币交往规则的成熟。西欧古代在一些地方也有货币，但是在中世纪以前，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较多是“以物易物”，货币经济并不发达。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货币和市场日益发挥其重大作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贸易的频繁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在各国形成本国货币的基础上，一些城市国家因为商业的发达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它的货币就被其他各个城市或者地区、国家认可为“国际货币”。例如早在14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城市货币就被整个意大利和其北部的欧洲各国承认为国际“通货”。但是，早先的各国货币制度并不是统一的，货币的流行比较杂乱，对于某种货币的认可或者不认可，是当时贸易中的大事。所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货币和形成各国、各地都认可的国际通货，成为提高贸易效率、扩大商业信用的社会作用的关键。但是这个理念的实现，经历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大约300年时间的努力过程，到了17世纪后期，各国的货币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最早建立起国家货币体系的是英国。法国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真正的统一货币。

总之，商业革命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来了最初的社会财富，创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基础。

（二）“价格革命”浪涛及其社会后果

从15世纪末开始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西欧的海外殖民贸易和疯狂掠夺。而掠夺的后果，就是西欧本地财富的急剧增加。据统计，在16世纪，由于金银从海外流入，西欧的黄金总量就达到了119万多公斤，比上一个世纪翻了一番；而白银则达到2140万公斤，增加了两倍。

西欧市场上贵金属的增加，使得一般商品和货币的数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增加而物质用品相对减少，就出现了物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那些海外殖民侵略范围与程度最大、从而从海外获得贵金属最多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早期，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这一情况到16世纪中期普遍覆盖了西欧的各个主要国家，而到16世纪末，西欧的物品价格比世纪初上涨了两倍以上。西班牙的物价则上涨了四倍多。这种物价飞涨的现象，使得一般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生活无着，纷纷破产，处于饥饿和赤贫的痛苦之中，他们成为在买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上最廉价的被动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更为扩大；而有资本实力的资本家、富裕手工业者和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大地主，则从价格的上涨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趁机扩大经营，以更为廉价的工资雇佣那些因为破产而成为早期“无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他们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阶级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明显对立。而这种所谓“价格革命”，对于封建贵族和地主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货币地租，而货币的贬值也使他们收取的地租的实际价值大大减少，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他们中那些坚持原来的封建经营方式的人，就必然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而只有把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即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主，才能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就等于他们以新的社会身份加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封建地主的破产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一起，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中阶级结构的解体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衰落，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同时，“价格革命”导致了那些本土资本主义因素较少、主要凭借海外掠夺发财的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衰落。

（三）荷兰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

荷兰是尼德兰（西欧大陆低地）地区北部的几个省，它的地理特点使得它处于交通中心的位置。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就有了自己当地的手工业，这一有利的基础和16世纪西欧市场普遍发展的机遇，使得它在16世纪中期就开始成为西欧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它人口稠密，城市众多，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在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一批城市中，毛纺业、麻纺业、捕鱼业、渔产品加工业和造船业在当时西欧规模最大、生产水平最高。阿姆斯特丹的远洋航运船队和捕捞船队非常有名，在西欧整个的世界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每年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方各城市出海捕鱼的船只就有1000多条。这里的商船同波罗的海各国有着其他航海国家没有的独特联系，而且交往频繁。

在尼德兰南部，以佛兰德尔地区的安特卫普为中心，有一批航海业、纺织业、冶金业、制糖业和印刷业都很发达的城市。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十分发达，当时西欧和世界各地的大公司和商行都在这里设有代办处，共计有千余家之多。平日就有五六千外国商人在市面上奔忙。而港口停泊的船只，一般时候有2000多艘。

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尼德兰最早形成了西欧资产者人数最多的富人集聚地。这里的商人有宏大的世界主义气魄，称他们是在全世界采蜜的蜜蜂；同时，他们怀着把世界据为己有的野心。例如他们把北欧称为他们的森林，把莱茵河畔称为他们的葡萄园，把西班牙、爱尔兰和德国称为他们的羊圈，把普鲁士和波兰称为他们的谷仓。

16世纪60年代，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到70年代末期，争取独立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西欧以至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政治道路。

17世纪前半叶，荷兰的经济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它的手工工场成为西欧最具有近代技术水平的产业。它生产的呢绒、丝织品和麻织品在欧洲和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英国的呢绒业要靠它来完成最后工序。它的造船业更为发达，西班牙和英国用的大船，要荷兰制造；荷兰的海上运输业也很强大，它的远洋船只的吨位占到西欧总量的3/4。它得到了“海上马车夫”的美称。在当时又被称为“渔业共和国”的荷兰，有10万人从事渔业生产，渔产品大量出口。此外，在造纸、冶金、奶制品业、印刷、木材加工业等方面，技术先进程度是欧洲最高的。到17世纪中叶，荷兰的农业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品化的程度在欧洲是最高的。

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荷兰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方面也逐步取代了老牌殖民帝国葡萄牙的地位；它占有了原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所霸占的许多殖民地。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西海岸，再到美洲东海岸，还有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都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被海外各地人民以憎恨的态度称之为“荷兰鬼”，他们到处进行屠杀和抢掠，在殖民地实行残酷血腥的奴隶制统治。就这样，荷兰成为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国。在西欧本土，荷兰不但成为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诸国中的“老大”，而且取代了中世纪晚期以来德意志“汉萨同盟”对于波罗的海沿岸贸易的垄断，操有了和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进行贸易的独占权。

荷兰真正成为17世纪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17世纪末，荷兰逐步走向衰落，它作为一个商业大国，不得不在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的英国面前甘拜下风。

（四）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端

从17世纪末叶开始，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压倒了荷兰。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具有比荷兰更为优越的产业资本的基础，它比商业资本占经济主导地位的荷兰更适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

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叶就开始瓦解。在15世纪，英国农民就大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农民根据各地的情况，实行不同方式的独自耕种，但同时也根据英国的传统习惯，在每年的庄稼收割以后，拆除围栏，各家的耕地都连成一片，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而且，可耕作田地以外的树林、沼泽、荒山、草地等等，虽然名义上归其领主——贵族或者地主所有，实际上是供广大农民长年使用。

当时英国工业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羊毛纺织业发展得十分迅速。在15世纪，英国本身由于没有足够的纺织业，它的放牧业所产的羊毛，要大批出口到荷兰的佛兰德尔等地的纺织工场。但是到16世纪，英国由于自身的纺织业发展了，羊毛出口大减，而呢绒出口量大增。到了16世纪60年代，英国呢绒的产量已经在欧洲占第一位。这样的经济进步，完全是由于英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的。

在15世纪中叶，英国农村已经开始形成“分散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到16世纪，规模较大的“集中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已经普遍形成，而且遍地开花，有的呢绒纺织业工场的工人人数多达上千，内部分工也十分细致。随着纺织业的急剧发展，英国本国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不应求，羊毛成为短缺商品。因而，16世纪中叶的羊毛价钱比15世纪中叶上涨了两倍，牧羊业成为热门的产业。正因此，牧场地的价格高出农业耕地的一倍，而草地价格高出耕地两倍。这是因为一英亩地如果用作放牧羊群的牧场，比这一亩地种庄稼的收益要高出两至三倍。

为了追求高收益，许多领主首先占据了原来习惯上被作为公共土地的林地、草地和沼泽地等等，把这些土地加以改造，尽可能地变为牧场，剥夺了农民利用这些土地进行自己传统的自然生活的权利。进而，领主还明目张胆地以增加收益为理由，把耕地改为牧场。这样一来，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作劳动的农民，就不再被领主需要，许多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浪者或者雇工。15世纪末叶到16世纪前17年间，英国全国总共圈地10万英亩多，到16世纪末，被圈的土地就已经达到68万英亩。其中有教会和1000多个修道院的土地，被国王以实行宗教改革的名义没收，而后分给一些亲信大臣，或者变卖给新教的土地经营者。这些地大多也被圈为牧场。当然，地主和王室进行圈地的不义行为，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激烈的“反圈地斗争”。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消亡和资本集中于工业化的经济趋势，在客观上是不可阻挡的。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从而，圈地运动的进程也更加迅速。如果说16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新兴资产者的私人行为的话，那么，18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成为被资产阶级议会法令所肯定的合法举动。18世纪的前60年被圈土地为34万英亩，而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年中，被圈土地为298万英亩，19世纪前二十年更达330多万英亩。

英国圈地运动的进程从16世纪到18世纪，长达三百多年。它促成了农村原有阶级结构的变化。原来是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而圈地运动的过程，就是促使15世纪形成的英国自耕农逐步解体的过程，也就是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者和从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的雇佣工人（无产者）之间的对立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强大后备力量，为城市的资本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充分的劳动力条件。

二、重商主义和威廉·配第

英国作为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大约开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和更早发展商业的国家一样，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商业领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后才在生产领域形成了原始积累的规模。这是因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也就是商业）是资本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而商业资本的兴起，是以新大陆的发现、海外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为契机的。英国商业资本兴起的最初阶段，大体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年和16世纪最初十年之间。作为商业发展的理论反映和理论支持，当时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

（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货币崇拜

西欧近代“商人”作为西欧本土的一种普遍社会经济角色，在中世纪后期才逐渐产生。在西欧社会结构中，他们最早的身份是“马车夫”，担当着运送货物的任务，后来才与市场的形成相伴随，成为有别于运输者的“买卖人”角色。他们用于进行买卖活动的资金，就形成为商业资本。应该指出，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仍然是陈旧的封建关系占社会经济文化的优势。当时的商业城市与旧文化的联系远比后来的工业城市要多得多。

商业资本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早期阶段。这时商业资本用于市场的规模仍然是小区域性的，因而小商品生产者只是在当地的（地方性的）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大部分产品。这也就是手工业行会和城市执政制支配时期，即城市和地方的闭关自守时期。

第二，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规模市场开始形成，以至世界市场也逐步产生了。此时小生产者已经受到比较发达的商业资本的支配，手工作坊也已经出现。商业资本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最高点。此时的经济有三个特点：较大规模的商业公司；丰厚的商业利润；对广大殖民地的掠夺。产业资本在此时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商人控制着大部分手工作坊主的生产活动。

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论述，是早期资本主义即作为前产业资本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重商主义所反映的商业资本生长史，是资本主义的“前期历史”。在资本未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商人资本”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历史形态。商人资本的整个发展对于生产发生的影响，就是使生产日益成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产品”日益成为“商品”。

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是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的经济政策，是在较大范围内推行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的文化宗旨，在根本上区别于中世纪的以“神圣”教会体系和上帝为中心的原则，而把城市利益（根本上也就是商人的利益）看做天地万物的中心。

重商主义具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特点：虽然当时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仍然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但是情况在早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在早期，封建领主把自己看做附属于他的一切臣民的一切经济行为的当然支配者；而到晚期，随着商业关系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成为经济关系中的最活跃因素。因而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居于第三等级的首领地位。

高利贷者是随着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的增大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阶层。他们以自己的资金向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收取高额利息。高利贷在当时的贷款取向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向仍然处于旧社会体制内部的土地所有者和社会显贵提供货币贷款；二是向商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急需的贷款。高利贷资本的意义在于：以形成较大笔货币数量的集聚形式，来积累货币形态的财富。它的意义不只在于自身直接地就是资本的产生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它造成把大笔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的可能性，促进商业资本的积聚。而且，高利贷资本促使小生产和封建领地制的崩溃，而它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对于国王的集中权力是有益的。那时的货币资本家是王侯们的银行家。

因为近代商业运作是以货币为其进行交换的实际符号的，所以，货币就成为商业资本的“实体表达”。商业资本的有无多寡，完全以货币来表现，由于商业的逐步发展，货币和货币量日益成为商人们在经济活动所关注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从而也逐步成为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标。由于商业资本日益强大，货币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强大，人们对货币就产生了一种“迷信”，认为货币本身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认为货币就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神圣”力量，似乎货币就像神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对货币的崇拜。

（二）重商主义者的理论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商业发展和商业资本运作的理论，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就产生了。

英国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是威廉·斯塔福德（1554—1612年）。他主要研究贵金属与价格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贵金属，这个国家的货币就贬值，物价就上涨。所以，国家应该尽量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同时，出口商品的价格应该提得尽可能地高，这有利于换回更多的贵金属。主张国家应以保守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这是早期重商主义的特点。

英国晚期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1571—1641年）。他出生于伦敦的商人家庭，继承家庭传统经商，成为英国著名的大商人。1615年他担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负责英国政府的对外贸易工作，是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早期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不同，托马斯·曼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绝对禁止贵金属出口的保守主义理论是很有局限性的。东印度公司用出口的金银买了海外的东西，作为商品卖到第三国，可以为英国换回更多的金银。“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信条之一。他在166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宝库或对外贸易的平衡》的著作。如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他是“贸易平衡”理论的创始人。他并不反对货币输出，认为出超的对外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和宝库的普通手段，并提出在一年的外贸中，“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总额应当多于我们消费的外国货物”。托马斯·曼还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例子来说明，拿出一定量的货币进行贸易投资，做转口贸易，在买中赚钱，也在卖中赚钱，这对英国本国财富的增加是很有好处的。他说：“货币建立贸易，而贸易能够增殖货币。因此，投入流通的货币愈多，事情就愈好。”因此，托马斯·曼要求废除禁止货币输出的狭隘政策。他举例说，如果单看农夫把好谷粒撒在地上的行为，似乎可以对此行为作出谴责，但是播种正是为了在秋天收获更多的粮食。第二，托马斯·曼时代英国商品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并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绝对的高价出口政策对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是有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应适当调低英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他反对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提高物价的政策，而主张降低物价，使得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能力。托马斯·曼以自己比较开阔的关于世界贸易的思维，批判了早期重商主义理论的狭隘性，推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第三，托马斯·曼主张在英国建立牢固的商品生产基地，他认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生产基地，才能为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商品。托马斯·曼的上述观点为英国当时制定新的海外贸易法提供了新的思想根据，同时也为促使英国发展自己的海外贸易、跃居世界最大的贸易强国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托马斯·曼之后，重商主义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发展。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柯尔贝尔（1619—1683年）。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40多岁时得宠于路易十四，担任了法国的财政大臣，并兼任海军大臣。他在任20多年一直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这极大地影响了17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经济发展。柯尔贝尔十分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要在本国增加金银，就必须减少别国同样数量的金银。同时，柯尔贝尔很重视本国的工业发展，法国的奢侈品（例如化妆品和酒类）的生产传统，就是在柯尔贝尔当政时期奠定基础的，因为当时法国特别鼓励奢侈品的生产与出口。为此，柯尔贝尔还专门开办了皇家手工业工场。从此时开始，法国成为欧洲各国上层权贵需要的奢侈品的供应基地，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国。柯尔贝尔还统一了国内的税率，领导建立了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为此，法国进行了大量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他力主进行海外扩张，建立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海外推行殖民政策，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上升为强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但是，柯尔贝尔采取了错误的抑制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法国经济的危机，使得路易十四政权和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同时崩落。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西欧的经济思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英国的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年）是18世纪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1767年出版了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书集中表达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十分重视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把流通看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态，并以流通为大框架，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其结构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出国家对贸易和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重要性。詹姆斯·斯图亚特还猜测到了“实在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并提出了“积极的利润”和“让渡利润”等概念，开始对财富的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威廉·配第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在对封建势力做斗争中，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研究流通过程转变为研究生产过程。这就萌生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于17世纪后半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即英国产业革命完成之后。这一百多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上升和确立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作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具有较多的科学成分。它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配第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就从事商业活动，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也学习过医学，1649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皇家医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克伦威尔的儿子的医生。他曾经做过爱尔兰总督的秘书，担任过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因而获得5万英亩土地，成为那里的大地主。他又曾经积极参与资产阶级革命，165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但在查理二世复辟时，他马上倒向国王一边，被国王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

配第是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崩溃、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带有过渡性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理论中仍然有较多的重商主义思想痕迹。例如在《政治算术》中，配第的重商主义思想很明显，他甚至认为海员的劳动比农民的劳动更有价值三倍。

配第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进行的。当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产业资本日益代替商业资本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配第受弗兰西斯·培根和霍布斯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图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寻找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基础。因而，他重视对工业产业运动过程的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从商业领域转移到了工业生产领域。

配第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与开采金银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与开采金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价值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与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同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又是与分工的情况相联系的，因此，他把价值、劳动消耗时间、分工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力图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配第研究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等经济学范畴。配第在研究工资中指出，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工人的劳动。为了能够使社会增加财富，就必须使工人的劳动超过自己所获得的工资的数额，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应该比他得到的工资更高。这个比率越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就越多。配第认为应该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费用的水平上，如果再降低，工人的生活不能维持，社会的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

配第注重研究地租，他的地租理论已经猜想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粗略的阐述。配第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工资等于最低限度的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还认为，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和种子的价值构成的，如果在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生产费用，其余的部分就是地租了。所以，根据配第的理论，地租实际上就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农民工资和种子价值的那一部分余额。这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劳动剩余，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

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斯密的前驱和重农主义

（一）亚当·斯密的英国前驱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从威廉·配第开始，在亚当·斯密那里形成为一个严整的理论系统。这一从配第到斯密的发展过程，大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几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一进展做出了贡献。

一切经济理论都是当时经济情况的反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当时英国的经济情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英国的小农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完成。自由贸易的观念转变为“自由经营”的观念。而在工业本身，则出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的局面。所以，可以说斯密的学说是机器大工业前夜的政治经济学。

从配第到斯密的思想过渡时期，在英国本身就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们是约翰·洛克、诺芝和大卫·休谟。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在1691年，他出版了名为《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关于利息的学说。洛克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在晚年从事过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实践活动。他62岁（1694年）时，和人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并且是它的大股东之一。洛克在利息理论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配第的思想：第一，关于利息的来源。配第依靠他的地租理论推导出利息理论。配第认为，出租土地应该收取地租，同样，出借货币就应该收取利息。但是，人们租入土地是为了收取谷物，从收取的谷物中拿出地租；而借入的货币能够生产什么呢？从什么收益中拿出利息呢？这对于配第来说是一个难题。洛克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借贷的货币，并不是睡在借贷人的钱袋里，而是要进行一定的经营活动的，这种经营活动必然给作为经营人的借贷人带来新的收入，而利息就是从这新的收益中提取出来的。利息就是借贷人作为经营人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第二，关于利息的理由。配第认为出借货币、获得利息和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一样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租地农民要付出地租，借入货币的经营者要付出利息，配第无法回答，因为配第认为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也会形成地租。所以这个问题在配第那里很混乱。但是洛克比较明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地租和利息的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都是因为人们占有土地和货币的不平等所引起的。没有土地的人，为了获得收成，就要租种土地；没有货币的人，为了经营，就必须借贷。在这里，洛克已经认为，地租和利息同土地与货币的所有权相关，是所有权不平等造成的一种后果。

理论经济学家诺芝（1641—1692年）是继洛克之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贡献的人物。在洛克出版《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同一年，诺芝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贸易论》。在诺芝的时代，重商主义还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但是诺芝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在许多观点上诺芝和重商主义进行了斗争。例如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国内保存大量货币，禁止货币出口，以免财富流入它国。诺芝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货币如果不加入国际流通领域，放在国内金库中，并不能使国家增加新的财富；死藏着的货币并不能产生利润，与能够有产生利润机会的货币相比，它实际上是造成损失的死东西。因此，只有把货币当作资本来使用，使货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活跃因素，多买多卖，不断获得利润，国家的货币量才能不断增加。可以说，诺芝已经区分了货币的两种职能：作为储藏手段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即价值增殖手段的货币。

在贸易理论方面，诺芝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的观念，反对“出超贸易”的观念。诺芝认为：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是由商品流通量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足，必然会有别国的货币流入，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充分，也必然会有一部分货币退出流通。因此，货币流通量与商品贸易量有关，只要国家有充分的商品供应，采取自由的贸易政策，就不必担心货币的流入和流出，也就不必一定要通过对外贸易来换取更多的贵金属，以增加国家的货币量。在诺芝看来，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城市与国家间的关系、家庭与城市间的关系一样，都应该是自由的，既然一个家庭必须通过和城市的其他家庭（居民）的买卖关系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别国的经济贸易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诺芝的这种理论，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具有海外扩张的强大能力，对于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充满了信心。

诺芝还发展了配第和洛克的利息学说。在配第和洛克那里，利息理论和地租理论之间有一种平行论证关系；而诺芝的思路与他们不同，他把利息和地租对立起来，对利息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诺芝认为，贷出自己的货币的资本家“出租”了自己的资本。他们拥有经营所必需的资本，但是他们或者是没有经营的能力，或者是不愿经受经营的烦劳，或者是有其他经营忙不过来，因此他们愿意把资本“出租”，他获得的利息，就是资本的“租金”。所以，利息和地租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立的。关于利息率，诺芝比配第和洛克有更高明的见解。配第把利率紧紧地同贷出货币的购买土地功能相联系，认为用这些货币所购买的土地能够收取地租的量，就是利率的依据；洛克则认为利率是由进入流通的货币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他显然没有区分货币与资本在本质上的不同，因而是不正确的。诺芝已能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决定利率的并不是货币或者货币量的多寡，而是经过借贷用作资本的货币的供应和需求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货币供应量很大，但是没有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很小，没有多少人借钱，利率当然不会高。或者说，虽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货币的供应量也很大，利率也不会高，只有在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发生紧张和矛盾时，利率的变化才会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诺芝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懂得利率的第一个人。

大卫·休谟（1711—1776年）和洛克一样是英国的哲学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经济理论家。他是受配第思想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和朋友，对斯密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在1752年，休谟出版了他的《经济论文集》，论及货币、贸易和贸易平衡等问题，这部论文集反映了休谟的主要经济思想。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已经比较发展的情况下，产业的利润和借贷资本的利息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当时的争论是：到底是借贷资本的利息决定工业资本的利润呢，还是相反？休谟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指出，在工业资本占据生产的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利息是由工业资本的利润的情况所决定的。休谟还以自己的著名的“货币数量理论”批评了重商主义，宣扬了贸易自由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货币流通量来决定的。货币投入很多，商品的价格就上涨，货币供应不足，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他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并不能给这个国家增加或者减少财富。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太多，则其商品价格较高，其出口就比较困难；而货币较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低，其出口也就比较容易。货币较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必然承受“入超”的不利局面，它的货币也就会外流。休谟以此来批评重商主义要求国内保持较多货币的观点。当然，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货币的符号意义，而忽视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属性。

（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潮，主要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这一思潮在17、18世纪主导法国的经济政策。同时，它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还处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束缚之中，同时受到重商主义的弊端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急需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学说就是法国的重农主义或称重农学派。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人物是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他出身于法国的鲁昂，青年时代曾学习和研究法学，当过鲁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并担任过国王路易十四的经理官。

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在法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但必然的衰败之势已经显露。尤其在16世纪以后，法国王室奢侈浪费，大肆挥霍，加之战争费用，造成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危机局面，王室一方面拉拢有钱的工商资产者，另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商主义虽然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它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王室也有意把经济危机转嫁在农民身上。作为法国经济基础的农业萧条和没落，反过来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导致新的经济危机。布阿吉尔贝尔面对当时法国农业凋敝、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勇敢地抨击当时法国封建王朝的苛刻而腐败的税收制度和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同情农民和减轻农民负担的主张。

布阿吉尔贝尔激烈反对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他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认为不应该把货币看做财富。他指出，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不一定要用贵金属来铸造，也可以用纸币来担负流通中介的任务。布阿吉尔贝尔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货币并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甚至主张可以废除货币，进行产品间的直接交换。他认为由货币支持的流通过程并不创造财富，这就针锋相对地反对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与重商主义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财富只有土地，只有扎根于土地的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因而，在他看来，农业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财富的根本基础。布阿吉尔贝尔把生产领域作为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就导致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布阿吉尔贝尔还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表述者之一。他把价值归结于个人的劳动时间。他认为，商业交换是人类必要的经济活动，但是交换要遵循一定的法则，那就是：各种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决不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由转化入商品的劳动价值的不同量所表现的。劳动价值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劳动者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不同的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就决定了各种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不同。

布阿吉尔贝尔还主张重视自然秩序和客观的经济规律，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规律的阻碍和破坏。

在布阿吉尔贝尔之后，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出现的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解释。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用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18世纪后半叶的重要经济学家。他出身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开始学医，50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55岁时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他的职业和工作环境，使他得以结识许多社会名流，并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促使魁奈产生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兴趣。在60多岁时，他才真正进行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农业和国家的税赋问题，由于当时法国的粮食问题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1757年，魁奈在《百科全书》杂志上发表了《论农民》和《论谷物》两篇经济学论文，具体陈述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析了造成问题的原因，认为国家应该减轻农民的税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魁奈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他写于1758年的《经济表·略论公民每年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此后两年，魁奈所发表的著作，都是对上述《经济表》的发挥和解释。在1766年和1767年，魁奈还写了《第一个经济问题》和《第二个经济问题》。

魁奈创立了重农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经济表》中，他提出了自然秩序、自由主义、“纯产品”等经济概念。魁奈的主要理论功绩在于他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直接的生产领域，由此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具有使财富增加的能力，因为农业生产有自然力的参与，具有特别的生产力，而在工业生产中没有这种能力。他认为，工业的材料都是由农业供应的，工业只能够使材料变形，不能使材料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能产生价值，使财富扩大。财富扩大的这一部分，就是“纯产品”。实际上，“纯产品”就是“产出”比“投入”多出来的部分，是价值的剩余，它就是产品包含的总价值减去生产费用的余额。可见，魁奈所说的“纯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

魁奈认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态，他所说的农业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由于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是惟一的生产部门。魁奈还把农业上的生产资本划分为“原垫支”和“年垫支”。这种将生产资本进行分类的思路，启发了后来亚当·斯密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魁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当时只是尝试，但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类似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范式。

在魁奈以后，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杜尔哥（1727—178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杜尔哥在年轻时学习过神学。24岁改而从政10年。30多岁时和魁奈及其经济学研究小组有交往。从1761年（34岁）开始，他担任利摩日地方长官长达13年之久，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税赋和财政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38岁时他在巴黎和亚当·斯密相识。他担任国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1774—1776年）期间，力主经济改革，起草了6个改革法案。由于这些法案要求削减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王室和贵族的不满，法案终未在议会获得通过，杜尔哥也被免职。马克思把杜尔哥的改革举措称为预先进行的法国革命措施。杜尔哥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出版于1766年。

杜尔哥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在工资理论方面，杜尔哥认为，所谓劳动者就是只有劳动能力而无其他所有的人，即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其本质就是出卖劳动力，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办法。同时，杜尔哥认为，由于劳动者们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必然进行相互之间的竞争，竞相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以便以比其他人更为使雇主优惠的条件得到雇主的雇佣，而最优惠的条件就是劳动者自己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杜尔哥这种理论解释了魁奈所说工资只是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费用的原因。

杜尔哥还发展了魁奈关于阶级的理论。他用“利润”这个经济学范畴界定雇主和劳动者的区别：雇主就是可以获得利润的人，而劳动者则是不能获得利润的人。魁奈把当时的社会构成分为三个阶级，杜尔哥则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五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农业企业家，农业劳动者，工业企业家，工业劳动者。这为后来亚当·斯密的阶级划分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料。所以，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逻辑来看，杜尔哥具有从魁奈向斯密过渡的中介作用。

四、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

（一）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苏格兰的克尔卡第，家庭富裕，父亲有律师头衔，是海关官员。斯密尚未出生，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环境使斯密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故乡中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斯密就以聪明的天资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哲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遂被推荐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在牛津学习了7年，他在这里深受休谟的《人性论》的影响，他后来和休谟有着长期、深厚的友谊。1748年斯密离开牛津到爱丁堡大学任教，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28岁）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了一段逻辑学之后，主要讲授道德哲学，这门课程虽名曰道德哲学，但包括广泛的学科领域，例如在第四部分政治学中，就有关于经济理论和国家财政政策的内容。8年后，斯密的道德哲学讲稿经过修改后以《道德情操论》的书名出版，他因此书在英国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13年间，涉猎广泛，有多方面旨趣，尚未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1764年，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务，担任柏克莱西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赴欧洲大陆旅游。在法国巴黎期间，正是法国百科全书派活动兴盛时期，斯密拜会了爱尔维修，并与魁奈、杜尔哥等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密切交往，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这使后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含有较多的重农主义痕迹。在欧洲旅行两年后，斯密于1766年（43岁）回到英国。此后他辞去私人教师的职务，在故乡闭门研究经济学，1773年（50岁）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斯密在乡间10年研究，终于写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一书，于1776年出版，时年53岁。1777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税务官，住在爱丁堡，1790年逝世。斯密写了多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只保留了两部，就是《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其余都被他亲手焚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英国，不但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而且也广泛地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社会大众。据说在当时的国会议员辩论时，各方都以斯密的这部书作为理论依据，争相引证。斯密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的经济政策。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总体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其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然秩序”论。斯密认为人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经济活动也都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追求合起来，自然就是社会的人们共同追求社会的利益，因为利己的人们之间也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帮助别人。人们互利的方法，在经济领域就是“交换”。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通过自由竞争来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而实行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支配着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的进行。由此，斯密进而认为，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给经济的发展制造障碍，因而提倡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可以看出，斯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较早倡导者。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源泉，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他批评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看做财富源泉的错误见解，也批评重农主义只把土地和农业劳动看做财富源泉的偏见。斯密指出，一切生产劳动的部门都创造财富。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支持的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和组成原因，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法。

他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认为劳动是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他提出了价值由耗费的劳动所决定、价值由被购买的劳动所决定等命题。在他看来，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是由劳动的供给与生产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斯密从总体上阐明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态。

他明确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劳动者和地主），揭示了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克扣，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对剩余价值的认识。

斯密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他对自由贸易学说和税赋原理也进行了研究，还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

斯密的经济学说有其科学真理的意义。例如在价值论中，他正确地指出了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在分配论中，他认为利润是对劳动的克扣。这些思想直接地启发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但是，斯密的学说中也有不科学的成分，例如在价值论中他认为交换价值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在分配论中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等等。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这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要求，一方面对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敏锐、深刻的见识，另一方面又不能客观地看待劳动的本质和当时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的基本事实，不免为资本的剥削辩护。

（二）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犹太人，出身于一个经纪人之家，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工作。李嘉图12岁时就去荷兰的商业学校学习经营，14岁回国跟随父亲在交易所工作，后因恋爱问题和家庭发生分歧，就脱离家庭，自己独立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由于勤奋和富有天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5岁时，就成为拥有200万英镑财产的大富翁。此后他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努力自学，在27岁（1799年）时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从此他进行研究活动，并参加了当时英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

在关于黄金价格的讨论中，李嘉图于1809年8月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一文，旋即成为“金属派”的首领，同“反金属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篇论文中，李嘉图批评了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他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他提出，必须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才能保证公平的市场交易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场此后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关于货币流通的问题。对此，李嘉图在1817年以前的理论，大致可以概述如下：货币流通必须有稳定的形态，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应该如何呢？只有实行金本位制，才会有稳定货币流通的牢固基础；而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即在以金币流通为实际尺度计算和描述流通过程的前提下，为节约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完全可以用纸币来代替金币，把纸币作为金币的符号，使其发挥流通的职能。

“谷物法”的讨论以19世纪初英国严重的粮食问题为背景。拿破仑战争以后，战胜国英国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债大幅增加，各种税赋使得国民生活十分困难，只有金融大亨和地主们利用战争发了财。在地主阶级的鼓动下，181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对进口谷物征收高额关税。由于没有国外谷物进口的竞争，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就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这当然损害谷物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而只有利于地主。同时，谷物的高价位使得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水平也居高不下，因而劳动力价格也居高不下，这使工商业雇主为购买劳动力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引起了他们对“谷物法”的反对。1815年，李嘉图发表了一部题目很长的著作，题目的前两句是《论谷物低价格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恰当……》。这部著作的批判对象是当时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极力为“谷物法”辩护，认为地主应该有对于土地的垄断权，谷物的高价格是合理的，由此引起的地租的高价格也是合理的。李嘉图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以当时的社会事实证明，“谷物法”所维护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但和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相冲突。李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不足、谷物价格高涨，工资会随着谷物价格高涨，这必然引起工业利润下降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所以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都要蒙受危机。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的根本动力，是工业生产利润率的不断提高；要提高利润率，必然要求减低生产费用和工资，而这一切都与降低物价有关，降低物价的关键是降低谷物价格。所以，反对“谷物法”就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发展生产的当务之急。

1817年，大卫·李嘉图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全书共计32章，第一章是价值论，第二章是地租论，第三章是矿山地租论，第四章是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五章是工资论，第六章是利润论。第七章和第十九章及其后的各章都是对第一章至第六章的附录或这些章所阐明的原理的应用性解释，第八章至第十八章讨论租税问题。这部著作的重点是前六章，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基本上进行了全面的表述。

这部著作奠定了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的历史地位。他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的理论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利润是对工资的克扣，地租又是对工资和利润的克扣。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李嘉图的这部著作达到了其顶峰。这部著作对欧洲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嘉图在第一章中，开门见山地批判了亚当·斯密将“消耗的劳动”和“购买得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错误。李嘉图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只能是在生产这种商品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而不是购买得到的劳动。他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而并不取决于劳动报酬的多少。很显然，商品的价值是大于劳动报酬的。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应该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的稀缺性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些特殊的、数量十分有限的商品，一般劳动并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例如稀有的艺术品、珍贵的葡萄酒、古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另外一类可以通过劳动增加其数量的商品，是市场上常见的那些商品，李嘉图着重研究的就是这第二类商品。他明确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呢？是必要劳动呢？还是实际直接消耗在商品上的劳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嘉图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这两种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它们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一样的话，那么，人们就都愿意从事简单劳动而拒绝复杂劳动。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必然比简单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大。

李嘉图还研究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区别。所谓直接劳动，就是指在某个商品生产时直接投入的劳动；而间接劳动则是指消耗为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劳动。例如要盖房子，消耗在直接盖房上的劳动是直接劳动，而为生产盖房子的各种材料和工具的劳动，就是间接劳动。李嘉图认为，影响商品的价值的不但有直接劳动，而且有间接劳动。这是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劳动的实际差异的时候，李嘉图注意到，生产同样的商品，不同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不一定都是相同的。那么，商品的价值应该以哪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决定标准呢？为此，李嘉图提出了“必要劳动”的概念。它的涵义是：在最不好的条件下，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最大的劳动量。他还没有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李嘉图的分配论着重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情况，力图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工资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在支付工资之后的剩余，而地租则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关于这三者的关系，李嘉图指出：工资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但是能够引起利润的变化，就是说，工资和利润的多少恰好是对立的；而地租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到工资和利润。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租增加后，如果实际工资不变，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货币工资必然要增加，这就必然影响到利润，使其降低。可见，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利益矛盾。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之后，他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在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中继续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作理论辩护。1820年，他针对马尔萨斯对他的批判进行答辩，驳斥了马尔萨斯维护地主利益的理论。1822年，他出版《保护农业论》，继续反对“谷物法”。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于1824年发表了他写的《关于建设国家银行的计划》一文，文中认为应该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交给国家，表明李嘉图终生坚决反对地主和金融资本家的特权、维护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

在李嘉图逝世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庸俗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让·巴蒂斯特·萨伊、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3人是这种经济学趋向的著名代表。他们的理论表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蜕变，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辩护，但也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14 笛卡尔像

第三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一、17世纪的理性主义

（一）笛卡尔

笛卡尔（1596—1650年）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二元论者、唯理论者。1596年3月31日生于都仑省拉爱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1604年入拉·弗雷士的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除神学和经院哲学外，还学了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1612年他深感闭门读书无用，决心走出校门，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科学问题。1618年他离开法国到荷兰参加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企图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他曾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世界》一书，但当时教会反动势力很大，笛卡尔打消写作这部著作的计划。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1629年他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在那里隐居了20年。

1637年他发表了用法文写的哲学著作《论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1641年他又用拉丁文发表了《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笛卡尔发表了他的系统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不仅包括他已经发表的思想，而且论述了他的物理学理论，还包括过去未发表的《世界》一书的内容。1649年，他最后发表了心理学著作《论心灵的感情》。1649年他应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邀请赴宫廷讲学，由于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患病，1650年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笛卡尔认为，经院哲学是一派空谈，只能引导人们陷入根本性错误，不会带来真实可靠的知识，必须用新的正确方法，建立起新的哲学原理。于是，哲学研究开始重视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笛卡尔指出，我们不能盲从已有的观念和论断，其中有很多是极其可疑的，这些观念有的来自感官，但是感官会欺骗我们。我们处在真假难分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确定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甚至像“上帝存在”这样的教条，怀疑它也不会产生思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破旧立新，就是“笛卡尔式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所以被称为“方法论的怀疑”。他认为理性是世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人人都有一份，不多不少。要把一切放到理性的尺度上校正，这样，权威就不再在上帝那里、教会那里，而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了。这是对经院哲学的严重打击。

笛卡尔把他的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形而上学”即认识论和本体论；二是“物理学”即自然哲学；三是各门具体科学，主要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笛卡尔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却是无可怀疑的，即“我怀疑”。我怀疑也就是我思想。既然我思想，那就必定有一个在思想的我，即“思想者”。“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我”的本质是思想，又称为“灵魂”，是认识的主体，是精神实体。他提出：我会怀疑，而怀疑不如认识那样完满，因此我的存在是不完满的、有限的，但是心中有一个最完满的上帝的观念，不完满的我不能是这一观念的原因，它只能来自最完满的上帝本身，所以说上帝存在。笛卡尔从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那里取来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却用来论证物质世界及其可知性。他说我心里清楚明白地有“形体”的观念，这观念不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只能是上帝创造了“形体”，又把“形体”的观念放到我心中。既然最完满的上帝不可能欺骗我们，那么“形体”也就是真实可靠的实体。

笛卡尔肯定了两种实体：灵魂和形体。他认为这两个实体是彼此独立存在的。灵魂的属性是思想，形体的属性是广延。这是典型的二元论。为了沟通这两个并无共同之处的实体，以说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他又把上帝作为桥梁，说灵魂和形体只是相对的实体，两者都是绝对实体上帝所创造的。

在认识论方面，笛卡尔认为有3种观念：一是通过感官从外面得来的，常常是混乱的错觉；二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即“天赋观念”；三是我们自己任意制造的。他完全否定第三种观念，对第一种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第二种观念必然正确。他认为科学不能只是感性现象，必须是必然的理性认识，这一主张对发展理论科学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把理性认识说成“天赋的”、非外来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笛卡尔的“物理学”是他的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是唯物主义的。他明确指出：在自然界，物质是惟一的实体，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广延是无定限的，物质的可分性是无定限的，不可能有什么不可分的原子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虚空”，因为“虚空”意味着没有物质的广延，而广延是不能离开物质的。笛卡尔认为空间就是广延，他反对绝对空间论。这样的物质理论比古代的原子唯物论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把物质本质属性说成只是广延，把物质的多种形态都归结为位置的移动，这是机械论。

笛卡尔的学说有广泛的影响。他的“我思故我在”强调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

（二）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1632—1677年）是117世纪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无神论和唯理论的主要代表。斯宾诺莎于1632年11月24日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里。

斯宾诺莎通过对宗教典籍、犹太思想家和笛卡尔著作的研究，逐渐和正统神学发生分歧，对正统神学关于神没有形体、存在天使和灵魂不死等教条表示怀疑。这些情况使犹太人公会起初暂时革除他的教籍，并企图暗杀他，但没有使他屈服。最后，犹太人公会永远革除了他的教籍。斯宾诺莎只得搬到村庄暂住，靠磨制光学镜片维持生活。1660年，斯宾诺莎迁到莱因斯堡村。在这里，他写了《简论神·人和人的幸福》、《理智改进论》、《笛卡尔哲学原理》的大部分和《伦理学》的第1卷。1663年6月，斯宾诺莎移居靠近海牙的伏尔堡。在这里，除了继续撰写《伦理学》，还撰写了《神学政治论》，于1670年化名出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1670年5月，斯宾诺莎移居海牙。他开始写《希伯来语法》，并于1675年完成《伦理学》。他又开始写《政治论》，因肺病于1677年逝世。斯宾诺莎探讨了当时哲学的各种问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学说，唯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无神论，政治学说和伦理学等。在这些方面，他都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斯宾诺莎在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学说中，论述了他在宇宙本体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实体定义为“存在于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它按照自己本性的必然性而行动，因而是自由的。实体是惟一的、绝对无限的，对它不能有任何限制，因为限制就是否定。斯宾诺莎把实体称为神。他所说的神不是宗教所信奉的神，他把神等同于自然，是一位泛神论者。

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有无限多样的属性。他把属性理解为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认为在无限多的属性中，人们只知道两个即思维和广延。他指出，通过它们所认识的是惟一的和不可分的实体，二者是同一的。但他又认为，一个属性不能产生另一个属性，每一个属性必须通过自身来认识。

实体和属性要通过具体事物来表现。斯宾诺莎把具体事物称为样式。他把样式定义为：实体的特殊状态，亦即在别的事物内并通过别的事物而被认识的东西。样式有两样：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他认为，每一个有形体的事物的观念就是它的灵魂，因此一切个体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斯宾诺莎的物活论思想倾向。他认为，人并不特殊，也是遵守自然的共同规律的自然物。人的心灵主要是由人的身体的观念构成的，人是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体。

斯宾诺莎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动作都在一定的方式下为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规定，只能在一种确定的方式或秩序中产生和动作。因此，他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

斯宾诺莎哲学中含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关于“实体即是自因”的基本原理，要求从自然界事物自身的相互作用去说明自然界，反对孤立地观察事物，反对在自然界之外去寻求原因。他还指出，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规定，即是指出此物不是他物，也就是指出“此物的非存在”，因而规定或肯定即是否定。

斯宾诺莎给认识规定的任务和目的是取得真观念，最后达到使心灵与整个自然联系起来的统一知识。他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感官和记号得来的，被称为意见或想象；第二类是通过推理得来的，被称为理性；第三类是直接从认识到一个事物的本质得来的，被称为直观知识。他认为，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必然是真的。他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对感性认识基本上是否定的，认为理性不通过感性就可以认识真理。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唯理论特点。

斯宾诺莎认为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他把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只当成真理的外在标志，他更重视内在标志，即清楚、明白和确定性。这是他的唯理论的又一突出表现。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在西方无神论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根本否认有人格神、超自然神的存在，集中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拟人观和天意说，要求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从而建立了近代西方无神论史上一个较早和较系统的体系。

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也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用“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观点说明国家的产生和本质。他认为，依据自然的最高权利，人人都应该生存。但是，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激情所驱使，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善恶，进行报复。因此，那时人们互相敌对，几乎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利。为了和平相处，得以生存，人们必须把进行报复和判断善恶的权利交给社会来执行。建立在法律和自我保存的力量上面的社会就是国家。他认为，国家的职能是竭力使人抑制不合理的欲求而受理性的指导，以达到安全和舒适的目的。因此，他和霍布斯一样，也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斯宾诺莎考察了三种类型的国家，即民主制的、贵族制的和君主制的。他不主张君主专制，而是民主政体的拥护者。

（三）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

我们前面简要评述过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契约与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启蒙哲学方面，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1655年和1658年，霍布斯相继发表了《论物体》和《论人》，从而实现了他运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和几何学的方法构造一个包括论物体、论人和论国家三部分的哲学体系的愿望。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霍布斯一方面受到国王查理二世的礼遇，同时又遭到教会和贵族方面的攻击和迫害。1679年12月4日去世。他的著作还有《论公民》、《论社会》、《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第三组诘难》等。

“物体”是霍布斯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霍布斯指出，“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延”。他认为宇宙是物体的总和，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具有长、宽、高的有形物体。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一元论出发批评了二元论、唯心论和神学。他认为，运动是一切事物的最一般的原因，一切变化都在于运动。运动就是物体“不断地放弃一个位置，又取得另一个位置”。霍布斯运用17世纪力学中将一切事物均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解释的方法，把运动仅仅归结为机械运动形式。

霍布斯认为，哲学是关于物体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的科学。整个世界就是原因与结果必然联系的链条。一切均受因果性的制约。既然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一切事物就都是必然地发生的。人们通常把那些还没有知道其发生原因的东西叫做偶然的。事实上，一切所谓偶然发生的东西都有其必然的原因，不存在什么偶然的东西。霍布斯的因果学说是机械决定论。

他力图运用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解释人。人似钟表，心脏即发条，神经乃游丝，关节似齿轮，生命不过是肢体各部分的和谐运动。

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经验主义路线，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不存在什么天赋观念。人们通过感觉获得关于对象的性质的种种知识，但感觉只是人们认识物体性质的方式。

霍布斯把机械论贯彻于认识论的研究。他认为，知识发端于感觉和想象，但探明事物的原因则是推理的工作。所谓推理实际上就是观念的加或减的计算，或者是把一些观念加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新的观念，或者是从一个观念中减去其中包含的另一些观念，把它们分离出来。霍布斯把人类的理性活动统统归结为机械性的活动，这就忽略了它的社会性和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

霍布斯还以机械运动原理解释人的情感、欲望，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他把那种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的状态叫做“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力图实现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于是彼此争夺不已。然而，要求自我保存和对死亡恐惧的本能，必然使人产生摆脱普遍战争状态、追求和平的意念。于是，理性便出来教导人们，不能单凭自己的情欲去生活，应当接受那些大家必须遵守的共同的生活规则或公约，即所谓“自然法”。“自然法”是理性颁布的道德律令，头一条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霍布斯竭力摆脱神学，企图从人的情欲和理性中寻找社会动乱和安宁的根源，从人的理性中引出道德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这也表明，他在观察、处理社会历史问题时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唯物主义。

国家学说是霍布斯哲学的中心课题。从他的机械论哲学的观点看来，国家也是一种人工物体，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主权为灵魂，官吏为骨骼，财富为体力，赏罚为神经，民和为健康，民怨为疾病，内乱为死亡。

霍布斯认为，“自然法”只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它就不能贯彻执行。为了使“自然法”得到切实的遵守，人们便订立契约，把他们的自然权利（除“自我保存”这一点）转让、交付给君主或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就是“国家”。国家凭借被赋予的最高权力，按照“自然法”制定国家法律，强迫人们遵守，以保证国内和平，抵御外敌。如前文所述，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说的特色在于他用这种学说论证君主专制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人民一旦交出了权力，统治权一经契约建立，便永远不可转让。图谋废除君主，转让统治权，就是破坏契约，必受惩罚。如果统治者一旦不能尽到这个职责时，臣民可以解除服从原统治者的义务，寻求新的保护者。他摒弃君权神授论，坚持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霍布斯是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的机械唯物论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得到发展，他的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对后来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也有很大影响。

（四）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近代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唯理论者，杰出的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莱比锡，15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法律，接受了经院哲学的训练。1663年曾到耶拿大学学习数学和逻辑学等。他在莱比锡大学的毕业论文题为《论个体性原则》，是维护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观点的。莱布尼茨在选帝侯梅因茨大主教属下担任了外交官职务。1672年被派往巴黎，留居了4年，接触到哲学和科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对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于1673年初曾到伦敦作短期访问，在此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著名科学家波义耳等，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76年完成了微积分的发明。1676年他担任公爵府参议职务，后来还兼任图书馆长。此后定居汉诺威。他除了自己从事哲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之外，还特别热心于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普鲁士国王于1700年在柏林建立起科学院，莱布尼茨被举为第一任院长。1716年11月14日，他在汉诺威逝世。

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论》、《神正论》、《人类理智新论》等。莱布尼茨哲学著作已译成中文的有《单子论》、《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等。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通常称为“单子论”。它是在扬弃和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主张构成万物最后单元的实体不应具有广延或量的规定性，而应具有各自不同的质，并应具有“力”作为推动自身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则。这样的实体是与灵魂类似的某种东西。他起初称之为“实体的形式”或“实体的原子”等等，最后称之为“单子”。他认为：单子无广延，真正不可分，也没有“部分”，是真正“单纯”的实体。单子既无部分，就不能由各部分的组合或分离而自然地产生或消灭，其生、灭只能出于上帝奇迹式的“创造”和“毁灭”；单子既无部分，因而无物能进出其内部，故每一单子都“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是各自彻底孤立的。单子既与灵魂相类似，因而也具有“知觉”与“欲望”；每一单子凭其知觉“反映”全宇宙，如同镜子映照事物一样，在此意义下，每一单子就是反映万物的一个不同“观点”。同一宇宙，由于所处“观点”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面貌，形成每一单子独特的质。世上没有两个单子在质上完全相同，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单子由于知觉的清楚程度不同而有高低等级之分，由构成无机物的、具有模糊的“微知觉”的单子，到动物的具有感觉的“灵魂”，再到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或理性的“心灵”，以至比人的心灵更高的“天使”之类，最后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创造了其他一切单子的最高的单子即上帝。每两个相邻等级的单子之间，有无数中介的单子，从而构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其间并无间隙或“飞跃”。他明确肯定“自然从来不飞跃”。单子与单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单子所构成的事物却又是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莱布尼茨认为这是由于上帝在创造每一单子时就已预先确定其本性，使它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与其他单子的发展过程相一致，这就是所谓“前定和谐”。从这个观点出发，莱布尼茨又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就是他的所谓“乐观主义”。

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主张有潜在的“天赋观念”，肯定根据“矛盾律”或“同一律”所得到的“推理的真理”才是必然真理，而根据“充足理由律”所得的“事实的真理”则是偶然的。他的哲学中具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和合理成分，如肯定万物的自己运动和普遍联系等，特别是他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明确提出了数理逻辑的两点指导思想：一是希望建立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这种语言的符号应该是表意的而不是拼音的，每一符号表达一个概念，如同数学的符号一样；二是一个完善的符号语言同时应该是一个“思维的演算”。他认为，演算就是用符号作运算，对思维形式可以量化、可以演算。他设想，根据这种演算，推理可用计算来解决，遇到争论，双方只要把笔拿在手里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莱布尼茨提出的这两点重要思想正是现代数理逻辑的特征。他在数理逻辑领域的其他主要贡献是：成功地将命题形式表达为符号公式；构成了一种关于两个概念相结合的演算。他用“+”表示两个概念的结合，提出和证明了一些重要命题。

二、启蒙运动在英国

（一）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他是在宗教、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1632年，洛克生于英国萨莫塞特郡的林格通。1647年洛克被送到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652年秋，他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1658年，获硕士学位。1660年留校任教。1668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75年，获医学学士学位。1667年洛克就步入英国政界。洛克从政之余，除仍从事医学和科学研究之外，开始探索哲学问题。1671年他开始写作《人类理智论》。1679年他陷入复杂的党派斗争之中，1683年洛克逃亡荷兰。洛克的重要理论著作大多是在荷兰完成的。主要有《关于教育的一些意见》、《论宗教宽容》、《人类理智论》、《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基督教的合理性》。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教会人士的攻击，后期生活集中精力研究宗教宽容问题和圣经，不断著文答辩。他晚年退隐到艾塞克斯郡的奥提斯，1704年10月28日逝世。

洛克对哲学的目的和任务作了新的规定，认为传统哲学在用理智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往往不考察理智本身的能力，不知道人类知识的起源、本性和范围，结果便妄谈天赋观念的存在和作用，被意义不清的术语引入迷途，鲁莽地闯进不能找到知识的领域，对不可知的事物妄发议论，兴起没有意义的争辩，产生否定知识的怀疑论。洛克提出，要把对人类理智本身性质和能力的考察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通过这种考察，“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信仰、意见和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这个新的提法后来成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先声。

洛克认为无论在思辨领域，还是在道德实践领域，都不存在作为知识源泉和基础的天赋观念，必须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主要障碍进行批判。他认为人生之初，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后得的经验才在这张白纸上写上观念的文字，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白板说”。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导源于经验。洛克认为经验有两类，即对外物作用的感觉和对内心作用的反省。

洛克认为观念起源于外物的性质或能力对我们的感官的作用。因此，由不同性质的经验产生的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就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单观念是原始的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基本材料。人心凭它自身的能力，把这些简单观念加以组合、比较和抽象，构成一切复杂观念。一切崇高的思想，都来自经验的简单观念。这就是洛克对于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原理所作的论证。这个原理，过去的唯物主义者早已提出，但作系统的论证，则是洛克的独特贡献。他对天赋观念论的批判和对知识来源于经验的论证，适应了近代实验科学的要求。

洛克是“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主要政治理论著作《政府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论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据近年来的研究，此书初稿写于辉格党反对查理二世的斗争高潮之际。洛克写作这本书显然是为这一斗争作舆论准备的。“光荣革命”的胜利，使英国实现了从封建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宪民主制的转变，同时也给洛克提出了为这种转变提供理论辩护的任务。《政府论》批判了英国保王派政治家R.费尔默关于君权神授的理论，论证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来源于通过民主协议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人们建立政府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人民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自然权利。为了防止专制暴政，洛克提出把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分属不同部门掌握，这种三权分立说，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洛克还主张在政府与人民的争执中，人民是最高的裁判官，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利，人民就拥有反抗政府的权利。这是洛克政治学说中一个重要部分，它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辩护，对其他国家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斗争也有广泛影响。洛克被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洛克思想的影响是深远和多方面的。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泉。他对人类理智的性质和能力、知识范围和界限的考察，影响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也影响了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宗教观促进了18世纪的自由思想和自然神论运动。他的政治学说被孟德斯鸠和卢梭继承和发展，构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

（二）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18世纪英国经验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11岁进爱丁堡大学，14岁或15岁时离校，以后在家自修。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休谟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继续哲学著述。1736年此书基本完成。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次年，休谟被选为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管理人，于是利用馆藏资料，撰写英国史。1763年应英国驻法国大使海尔特福德伯爵邀请，任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6年初休谟回国，一年后，经国务大臣康威将军推荐，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1776年8月病逝。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有《人性论》、《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等。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建立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

休谟在概述自己的哲学时指出，全部哲学可以区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大部分，而科学的哲学研究方法是实验和观察的方法。自从培根以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已经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起自然哲学的体系。但是，在精神哲学方面，尽管英国的洛克、沙夫茨伯里等哲学家作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没有抓住“人性”这个根本，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休谟给自己提出任务：应用实验推理的方法，直接剖析人性本身，以便建立一个精神哲学的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基础的“人性”本身，他认为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理智和情感。他对“理智”的研究是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论述，对“情感”的研究是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考察，对宗教问题的探讨同理智原理和情感原理都有联系。休谟的精神哲学体系，大致包括认识论学说、社会伦理、政治学说以及宗教哲学学说等几个部分。

休谟对人的认识能力“理智”和认识的构成要素“知觉”进行剖析，形成了怀疑论的认识论学说。休谟把“知觉”作为知识的基本要素，并把知觉分为两类，即印象和观念。他认为印象是指人们在听、看、触、爱、憎的时候所产生的较活跃的知觉；观念则是在反省上述感觉时人们所意识到的一些较不活跃的知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思想。休谟进一步把印象也分为两类，即感觉和反省，他认为反省印象在相应的观念之前产生，但出现在感觉印象之后，而且是从感觉印象得来的。这样，休谟把感性认识和思维都归在知觉之下，并且把反省和观念都归结为感觉印象。

对于“感觉印象从何而来”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休谟持“存疑”态度。这种既不用物质对象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印象，也不用心灵或上帝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印象，是休谟的怀疑论即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

尽管休谟极力回避回答物质或精神本原的问题，但是，他的怀疑论哲学并未超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而只是动摇于两者之间。当休谟承认全部知觉依赖于身体的器官，承认感觉的产生有其自然的物理的原因的时候，他是在向唯物主义方面靠拢。当他把感性知觉同物质世界割裂开来，断言“确实知道的惟一存在物就是知觉”，“永远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的存在的任何结论”时，他就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休谟认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因果性知识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泉。因此，他着重地探讨了因果性问题。他按照怀疑论观点，不承认对于客观规律性的任何断定，而局限于对各个现象间、各个观念间因果联系的考察。他指出，因果之间有一种前后相承的关系，可是“后此”并不就是“因此”。因果联系观念的基本条件在于必然的联系，就是说，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这种因果联系的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不过，单独一次经验并不足以形成因果观念，只有当类似的现象多次重复或经常集合在一起，并从而在人的心灵上产生习惯性的影响时，才能形成这种观念。他在对因果联系的解释上，认为因果联系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在对象中，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休谟在上帝观念和宗教的问题上，做了详细的考察和专门的论述。主要是批驳上帝存在的证明。休谟认为，以往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缺乏根据的。与此同时，休谟也反对无神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涣散人们的道德联系，有害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因而也应予排斥。休谟按经验论观点解释上帝观念的来源。他指出，人们把关于自身的智慧、善良和力量的特殊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最后就形成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上帝观念了。他也揭露宗教的危害作用。休谟指出，民众宗教的基本特征是野蛮和怪诞。教会和僧侣对于狂热的暴行加以利用，因此，基督教成了闹分裂和宗教战争的舞台。休谟虽然批判宗教，但并不完全否定宗教。他认为，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都是不可能的，但信仰上帝，却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宗教信仰是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对普通群众需要借助宗教来加以控制，而学术界人士则需要通过怀疑论哲学使自己成为健全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休谟的哲学在哲学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为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启蒙运动在法国

（一）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原名F.M.阿鲁埃，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在求学时期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P.培里反对宗教狂热著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揭露宫廷腐败和教会专横的讽刺诗，于1717年和1725年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并于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国。在英国，伏尔泰努力学习英国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成为牛顿和洛克的信徒。

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他在1730年至1732年，连续发表了悲剧《布鲁杜斯》、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对宗教偏执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1734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信》，全面论述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这一重要著作出版后，立即遭到查禁，伏尔泰被迫逃亡到洛兰省边境的西雷城堡。在这里，伏尔泰住了15年，完成了大量著述。主要哲学专著有：《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1750年，伏尔泰应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邀，怀着劝说这位普鲁士王推行开明政治的幻想来到柏林，在德国逗留了四五年。这期间他出版了重要史学专著《路易十四朝纪事》，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实行开明君主制度的政治主张。伏尔泰后来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偏僻地方凡尔那购置地产定居下来。从此，伏尔泰开始了反封建战斗生活的新阶段。他加强了和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联系，热情支持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等新一代启蒙学者，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抨击宗教狂热和封建王朝的罪行，推动了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时期他除继续创作一系列戏剧作品外，还完成了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伏尔泰的声望愈来愈高。1778年初，84岁高龄的伏尔泰重返巴黎，受到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最终确立了他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同年5月30日逝世。

哲学思想与对教会的批判。伏尔泰所坚持的哲学观点，是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论。自然神论主张上帝完成宇宙设计后，就听任自然界自行运作，这在当时是从宗教神学通向唯物主义的一种过渡性理论形态。他从洛克那里接受经验论，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外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经验是认识的来源。伏尔泰虽然对于洛克的学说没有多少推进，但是，他在克服洛克“内省经验”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同时，却发挥了这个学说的战斗性。一方面，他批判了莱布尼茨为宗教神学张目的“前定和谐”论和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又反对巴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他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否定了宗教神学关于灵魂不灭并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教义。他在接受牛顿关于自然界都受引力定律统一支配时，没有陷入宿命论，反而批评宿命论和绝对机械决定论，从而为政治上争取个人自由确立了理论根据。根据这种哲学观点，伏尔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教会的黑暗和反动。

伏尔泰认为宗教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于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它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虽然他没有真正弄清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只是比较肤浅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但是，他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还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基督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圣经》不过是一些荒诞透顶的神话故事，而一部教会史就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的罪恶史。因而，他针对教会提出了著名的战斗口号：“打倒丑类”，在团结反宗教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伏尔泰主要活动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前期，当时封建势力很强大，法国资产阶级处于相对劣势，这决定了他的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在哲学上，他始终没有摆脱神，还没有达到公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在历史观方面，他宣传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以救世主自居，蔑视群众，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在政治方面，他在揭露封建专制制度时，对共和思想持暧昧态度，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的哲学与政治倾向，和同时的另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相似之处。孟德斯鸠也主张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他主张君主立宪制，他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中，设计君主立宪政体，提出比洛克完善的三权分立理论，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政治蓝图，有深远影响。

（二）卢梭

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原籍巴黎，生于日内瓦。6岁时便和父亲一起阅读17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12岁学习雕刻，因不堪其师打罚，出走巴黎、里昂等地。1741年他到巴黎去，结识了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格里姆等。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了。他为《百科全书》撰稿，论述音乐问题。1749年第戎科学院征文《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卢梭在狄德罗鼓励下写出《论科学和艺术》，提出科学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他指出文化是为腐朽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数人的贫困上面。后在侯爵府邸服役，曾以演奏音乐为生，也作过法国驻威尼斯公使的随员。他在流浪中读洛克、莱布尼茨、笛卡儿等英、德、法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自学了数学、史地、天文、生理、解剖等科学知识，还掌握了拉丁语。他旅居巴黎时，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孔狄亚克，受到进步思想的启发。

卢梭痛恨封建社会。1749年，第戎学院征文，题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于道德的影响》。卢梭撰写论文应征，痛斥了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该文列为首选获奖。1753年，该学院又行征文，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文中揭穿了社会不平等根源在于私有制度，指出私有观念与私有制度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使富人夺了统治权力，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他说“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私有社会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他谴责专制暴政，宣称杀死和推翻暴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此后卢梭又写了一系列很有崭新启蒙思想的著述。1761年出版《新爱洛绮丝》，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后又撰成《忏悔录》（1782年），都有很大影响。因《爱弥儿》揭露教会罪行，政府当局立即下令焚毁，并要逮捕作者。卢梭被迫奔赴瑞士、普鲁士和英国，1770年返回巴黎，1778年逝世。

卢梭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反映当时“第三等级”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愿望和要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最终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非常深刻，对文明以来私有制社会做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人皆禀赋善性，如果顺应天性发展，罪恶就可消灭，社会就可得救。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人性自由发展，人人得享自由、平等。后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在于私有制度产生，于是压迫现象出现，善良天性无从保持，邪恶便笼罩人间。他呼吁社会和个人都“归于自然”。他也有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虽知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却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卢梭富于革命激情，他的社会契约论深刻论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制的具体蓝图，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先导，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启蒙、独立战争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他的启蒙学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纲领性著作，阐明国家的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人们结合为国家，同意放弃“天然自由”，换取“公民自由”。国家的最高权利属于人民。“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卢梭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共和国家。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激进进步，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卢梭的教育理论同样以“归于自然”为依据。他的教育代表作《爱弥儿》开宗明义便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善的，而人滥于作为，便变为丑恶的。”他痛斥当时的教育戕害人性，使人成为“文明”的牺牲品。他说：“我们且以天性的最初的冲动永远是正当的，作为颠扑不破的原则。”他又说，“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要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非人所造成的人”。这就形成教育史上的自然主义。《爱弥儿》论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抨击造就王公贵族和达官显宦的封建教育，对于当时以培养公民为教育理想的观点，也予以抨击。他认为自然不制造王侯和士绅，培养贵族和显宦是违反天性的；人人应该按天性而生活，而公民的一切却是由社会决定的。在卢梭心目中，自然人是身心调和发达的人，既有农夫或运动员的身手，又有哲学家的头脑，因而身体健康，感觉灵敏，理性发达，良心畅旺，还具有从事劳动以维持生计的本领。卢梭设想的爱弥儿就是自然人，是自然主义教育培养的新型人物，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培养的模特儿。

自然主义要求教育要适应受教育者的身心发育。因为“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有儿童的地位。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卢梭将受教育者的身心成长分为4期：第一期，由初生到两岁半是婴儿期，身体软弱，教育应以养护身体为主。第二期，两岁半到12岁是儿童期，感觉发达，教育应以身体锻炼和感官训练为主。第三期，12岁至15岁是青年期，理性开始发达，教育以知识教育为主。第四期，15岁至20岁是青春期，已意识到社会关系，是实施性教育、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时期。卢梭认为教育既须适应受教育者身心成熟的阶段，还须适应众多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和两性差异，这一主张对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卢梭对教育内容和方法，也提出了改革方案。在身体养护锻炼方面，卢梭既反对把身心对立起来，把身体当做心灵的桎梏，以致流为禁欲主义；又反对娇生惯养，以致流为溺爱放纵。在感觉训练方面，他强调感觉是知识的门户，强调通过训练而使之发达。在智育方面，卢棱反对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他主张让儿童通过实际活动及接触事物，从观察与探索中受到启发诱导，获得真实的知识。他反对教师把儿童当学者看待，一味注入灌输和强迫呆读死记。在德育方面，他反对教师把儿童当道德家看待，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反对把儿童当神学家看待，讲求礼仪和教义传诵。他要求通过培养善良习行来培养善良品德；利用自然惩戒来改正儿童的过失；从正义行动中，锻炼对罪恶社会进行斗争的意志；还要养成儿童对神的内心虔信，不流为盲目信从。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对妇女教育的看法过于偏颇，他认为女子的天赋低于男子，女子教育应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妇女不能妄想做学者或社会活动家，而应擅长治家之道和讲求贞洁的妇德。

卢梭批判封建教育的功绩是巨大的。以后裴斯泰洛齐、康德、巴泽多、杜威等瑞士、德国、美国的教育家、哲学家，都深受卢梭理论的启发；近世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也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

（三）百科全书派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哲学的巨大进展与成就，是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他们代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一般说来，这个阶层历来受封建王室及僧侣、贵族政治上压迫和经济上勒索，和这些封建反动统治势力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因而也就具有较激进的反封建的革命性。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能与宗教观念彻底决裂而与战斗无神论相结合，在资产阶级哲学范围内，达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水平。他们的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种形态——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表现。由于他们的唯物主义与战斗的无神论思想相结合，这种启蒙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一特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是因为以他们为中心，编纂出版了一部《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勇敢地力图把他们的观点贯彻于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都参加了《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等工作，但他们自有不同的学说。百科全书派通常是指狄德罗等坚持公开的无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包括虽未参加《百科全书》工作，但观点一致的拉美特利。

他们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接受了洛克的学说，丰富和推进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的理论；政治倾向上主要反映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新的更全面、深入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第一，依据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深入批判天主教神学以及它所维护的政治专制主义。他们认为应该用物质和运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来解释宇宙的本质，上帝是没有的；神这个字眼只表明对于秩序和运动的原因的无知。宗教是奴役人民的，它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幸福，这只会有利于专制制度无限地扩张权力。他们认为宗教神学与君主专制相结合是暴政的基础。主张要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只能通过教育。第二，用功利学说解释国家与法律的本质和目的。爱尔维修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利益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利益不仅是人们行为价值的惟一的、普遍的鉴定者，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狄德罗认为，国家和法律正是基于人们要维持彼此的权益和共同的需要而产生的。百科全书派功利学说的核心是个人利益的满足，它尖锐地批判了禁欲主义和封建特权，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以及20世纪的福利国家论。第三，他们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思想、性格是由环境即主要由政治制度和立法所决定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要改善人的行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必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百科全书派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沿袭了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里，人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包括财产、生命和自由权；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向往，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有了法律；人们把部分权利，如裁决是非、惩处犯罪的权利，交给国家，以便保障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民是主权者，理想的国家形式是君主立宪制（爱尔维修则主张共和政体），君主的权力受法律制约；人民有权反抗暴君，但是首先应该信赖理性的进步、立法的改革或教育的作用，会把君主引向真理之途。

这一派思想家都反对封建专制的不平等，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他们又认为，人们在财富和权利方面是不可能平等的；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对不平等的原因，他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狄德罗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在于人的天生禀赋不平等，而爱尔维修认为人的天赋能力平等，可以通过教育纠正社会上的不平等。百科全书派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思想准备。

四、启蒙运动在德国

德国启蒙运动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18世纪初，德国政治经济都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全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有大小300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只有普鲁士王国比较强大。政治经济实力掌握在容克贵族地主手里。德国的资产阶级依附于封建贵族，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造成“庸俗市民”气质。然而，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逐步发展，促使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滋长了民族爱国思想，增强了反对封建割据、争取民族统一的情绪和要求。当时英法两国已展开的启蒙运动给德国资产阶级先进知识人士树立了榜样，激发了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和决心，并给以巨大思想影响。德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它不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直接、鲜明地表露政治内涵，而是文化思想领域曲折地表现反封建、反教会统治的倾向，传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一）歌德与席勒

德国的启蒙运动首先表现在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和席勒是其杰出的代表。

约翰·沃尔夫风·歌德（1749—1832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765年他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洛可可风格的抒情诗。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生兴趣，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1770年他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参加者。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的主要作品是《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和一些优秀的抒情诗。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了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都居住在魏玛，直至逝世。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从青年时期情感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诗歌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尽管他的思想有保守性和妥协性，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的诗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了德国整个19世纪的诗歌。歌德的优秀作品还有悲剧《哀格蒙特》、诗剧《伊菲草涅亚在陶洛斯》、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3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及60年之久。从1806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20年的时间。《浮士德》悲剧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描述浮士德一生发展的道路，与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得到了“智能的最后的断案”。歌德描述浮士德经历了5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浮士德》的语言风格也是变化多端，严肃与诙谐、壮丽与轻松、明朗与隐晦，互相交替，和内容同样丰富多彩。这部悲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完美结合。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年）出生于军医家庭。在狂飙突进运动中，他热情地读着卢梭、莱辛、歌德的作品，受到鼓舞，创作了著名的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确立了他反抗封建专制、争取自由解放和唤起民族觉醒的创作道路。后又完成著名颂歌《欢乐颂》和剧本《堂卡洛斯》，并撰成《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重要美学著作。

他的《强盗》（1780年）是一部反封建专制暴政的作品。卡尔·穆尔放荡不羁，曾请求父亲穆尔伯爵宽恕自己，但弟弟佛朗茨为了独吞家产，唆使父亲与卡尔断绝关系。卡尔啸聚绿林，劫富济贫。佛朗茨这时还想霸占卡尔的未婚妻，卡尔率群盗救出父亲和未婚妻，佛朗茨自杀身亡。未婚妻要求卡尔放弃强盗生活，但群盗们都反对。最后卡尔杀死未婚妻，自己也不愿再做强盗，便去官府自首。作品的扉页上写着：“打倒暴虐者！”作品还引用希腊名医的箴言：“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这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战斗精神。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1784年）是一部悲剧作品，叙述了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平民姑娘露伊斯，这时瓦尔特出于政治的需要，要斐迪南与他遗弃的情妇结婚，他自己则要与一个贵族女子结婚。最后悲剧以斐迪南误信谣言毒死露伊斯、自己也自杀身亡而告终。这部悲剧是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的产品。席勒在作品中宣扬了自由、平等思想，展现了市民阶层为此而进行的斗争。然而这一斗争却遭到了残暴的封建专制、阴险的宫廷政治的摧残，作品痛斥了封建政治的恶行。《阴谋与爱情》作为悲剧，不仅是肯定启蒙主义世界观的价值，而且通过善与恶的共同毁灭，提出了超越于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生存本身的善恶意义究竟在哪里。作者提出了事实上的回答：就在启蒙主义价值观与封建思想意识之间的激烈的冲突中。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粗暴”。他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审美教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他认为，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也就是在游戏活动中，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伦理要求这些对立才能得到统一，达到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的人格完美，它将为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准备条件。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素朴的；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立，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多半是古人，后者多半是近代人；但是古人中也有后者，如贺拉斯；近代的人中也有前者，如莎士比亚和歌德。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现实；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反映由现实提升的理想。他又说，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

《威廉·退尔》是席勒逝世前一年完成的一部五幕诗剧。时值拿破仑大军压境，他借用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故事，号召人民为祖国的自由而战。剧中主人公威廉·退尔是瑞士的著名神箭手，由于拒绝向奥地利总督挂在高杆上的帽子行礼，受到迫害。他在暴风雨中逃脱，把总督射死。于是爆发了瑞士人民的起义，终于驱逐了异族侵略者。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作品，全剧结构完整紧凑，紧张的戏剧冲突和浓郁的抒情场面交替出现，表现席勒的创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二）莱辛

莱辛（1729—1781年）是德国戏剧家、戏剧理论家。1729年1月22日生于劳西茨地区的卡门茨。1741年到迈森贵族学校上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喜剧《年轻的学者》就是在这时开始动笔的。1746年莱辛进入莱比锡大学学神学。他违背父母的意愿放弃神学，决心献身戏剧事业。1748年著名的诺伊贝尔夫人剧团演出他写的喜剧，很受欢迎。他接着又写了几部喜剧。1748年诺伊贝尔夫人剧团解散，莱辛到维滕贝格上学，但学业未完，就于同年来到柏林。

在1748年至1760年，莱辛最初在一些报刊当编辑和撰稿人，不久，独立主编《柏林特许报》文学副刊。以后，他又结识了哲学家门德尔松和出版家尼科莱，三人共同编辑出版了《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莱辛还自己主办了《戏剧文库》，介绍和评论外国戏剧，特别是英国戏剧。在柏林期间，莱辛完成了剧本《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该剧的出版和演出坚定了莱辛从事戏剧事业的决心。1756年5月他曾到荷兰、英国等地旅行，返回莱比锡后翻译出版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

1760年10月他从柏林来到布雷斯劳，当了普鲁士将军陶恩钦的秘书。1765年5月又回到柏林，完成了反普鲁士的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或军人之福》。不久，汉堡民族剧院建立，莱辛任戏剧艺术顾问。1767年4月他来到汉堡，对演出的剧本和演员的表演进行评论。这些评论最后汇集成《汉堡剧评》，于1769年出版。1770年他到布林·斯韦克公爵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著名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智者纳旦》等。1781年2月15日莱辛在不伦瑞克逝世。

莱辛的剧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喜剧《年轻的学者》（1747年）嘲笑了那种只知死啃书本、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的书呆子。接着莱辛又写了喜剧《老处女》（1748年）、《达蒙或真正的友谊》（1747年）等。《犹太人》（1748年）驳斥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怀疑论者》（1749年）写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与虔诚的教徒之间如何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莱辛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财宝》（1750年）是根据普劳图斯的《三角钱戏剧》改写的，剧中嘲讽了市民家庭对嫁妆的追求。莱辛的这些早期戏剧基本上是按照法国古典主义格式创作的，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写的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在德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德国戏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德国的第一部市民悲剧。

1755年至1758年，莱辛研究了古希腊戏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并写了一部仿古独幕剧《菲罗塔斯》（1759年）。他还研究了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写成剧本《浮士德博士》（1759年）。

《明娜·封·巴尔赫姆》是莱辛的三大名剧之一，也是第一部具有浓烈民族特色的德国戏剧。它在德国戏剧史上第一次克服了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毛病，把自然和真实作为喜剧创作的基本原则，为喜剧发展开创了新阶段。该剧同克莱斯特的《破瓮记》和豪普特曼的《獭皮》一起被誉为德国的三大喜剧。

《爱米丽雅·迦洛蒂》是借用古罗马历史事件写成的著名反封建悲剧。与《爱米丽雅·迦洛蒂》差不多同时开始写作的还有《斯巴达克斯》（1770年），但没有写完，只留下片断。这两部剧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密切关系。莱辛把奴隶起义的首领当作剧中主人公，表现了作者反封建反专制的战斗精神。两部剧作都克服了法国古典主义模式，但又没有抛掉古典戏剧的基本原则。

莱辛一生既反对世俗的封建统治，也反对基督教的正统派。《智者纳旦》是他同正统派斗争的产物。剧本描写“圣殿骑士”在十字军东征中被伊斯兰教的苏丹萨拉丁俘虏，因他长得像萨拉丁的哥哥才予以释放。“圣殿骑士”救出了犹太商人纳旦的养女蕾霞，并爱上了她。经过一番曲折，最后弄清，“圣殿骑士”与蕾霞本是兄妹，都是萨拉丁哥哥的孩子。它说明三个大宗教同出一源。这一主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宽容论”的主要内容，反映人类的大同理想。

莱辛没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专著，他写的都是评论，但在评论中包含了重要的理论观点，《新文学通信》和《汉堡剧评》都是这样的作品。

《新文学通信》的名义主编是尼科莱，实际负责人是莱辛。莱辛在这个刊物上以书信体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当代文学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7封信，它的内容基本上包括了莱辛戏剧理论的主要观点：创立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民族文学、民族戏剧是当务之急；德国的民族戏剧不应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模式，而应以莎士比亚和英国戏剧为榜样，同时还须吸收自己的民族传统。

莱辛将其在《汉堡剧评》上发表的104篇评论，编辑成书出版。提出的理论观点有三点：第一，戏剧应当通过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塑造起教育作用。悲剧的作用是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怜悯和恐惧，从而促使观众得到“净化”，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不犯类似的过错。观众可以而且应当与剧中人物相通，因而戏剧必须真实，剧中人物要像生活中的人一样，既不是绝对的好人，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第二，法国古典主义者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主张过“三一律”，而只是强调情节必须统一。因为情节是戏剧的生命，时间和地点从属于情节。悲剧与喜剧不能按照剧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划分，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悲剧或喜剧的主人公。第三，不同意狄德罗关于剧中人的性格只要表现他所属等级的特征就够了的观点，认为人物必须有个性，人物的性格必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

莱辛的戏剧理论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学说为依据。他批评拉辛、高乃依，认为他们误解和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他称颂莎士比亚，认为莎士比亚从本质上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莱辛已经看到古典主义戏剧不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并已认识到莎士比亚对现代戏剧的巨大意义。

（三）美学的启蒙

德国的美学启蒙思想在西欧启蒙运动的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在美学理论建树上，如审美趣味的研究，不超过英、法启蒙运动美学，但是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美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定了美学研究的领域；第二，结合古代艺术史探讨美的概念，增强了艺术的历史感；第三，对艺术不同门类作了美学研究。这些成就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对德国古典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当时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但也受经验主义的影响。这情况波及到美学，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论。除席勒与莱辛的美学思想外，以莱比锡大学教授高特雪特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效法法国古典主义美学，把布瓦洛的《论诗艺》规定的信条搬到德国来，高特雪特写的《批判的诗学》宣称文艺要根据理性，掌握一套规则，便可如法创作。而以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在德国也较有影响，他们反对高特雪特的观点，主张效法英国文学，提倡民间文学，注重表现民间生活和有浪漫意境。

五、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影响

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是西欧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先导，它促使西欧各国先后通过暴力革命或君主立宪的改良方式确立资本主义秩序。其中，法国大革命是最猛烈、最彻底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具有全局性的深远政治影响。

（一）贵族与资产者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首次在欧洲大陆的一个大国内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专制的矛盾日益尖锐，表现在政治上乃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革命前夕，法国仍保留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上公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其中还包括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第一与第二等级又称特权等级。他们有政治特权，不交纳任何捐税，僧侣只自愿交纳贡物。第三等级在政治上没有特权，并要交纳一切国税。国王是特权等级在政治上的总代表。无限君权论仍然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官方理论。封建思想家继续散布：国王的权力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人间的君权类似天上的神权，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国王除了天生的责任感以外，他的意志没有任何限制，作为臣民的个人必须服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统治者任意扩充军队，加重赋税，在国外进行侵略战争，在国内过着豪华糜烂的腐朽生活。宫廷中贪污腐化成风，支出无度，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极度混乱，监狱制度非常黑暗。皇室与贵族、教会和僧侣沆瀣一气、互相勾结，成为反动思想的堡垒。他们垄断知识，并以神权、宿命论和种种迷信思想束缚、奴役人民。总之，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在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同以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得到解决。

（二）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政治影响

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需要，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思想。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说得到了充分发展，已在呼唤一场政治革命。启蒙思想从法国以最大的幅度与深度传播、影响到欧洲各国，成为席卷欧美大陆的广泛的国际思潮。其思想内涵极其广博，涉及宗教、哲学、美学等文化领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勇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他们甘冒身陷囹圄、逃亡异国的危险，不畏遭受种种苦难，给“天国”的神灵和世上的王权以沉重打击。他们的著述描绘了未来“理想王国”的蓝图，启发并培养了一代革命者。启蒙运动为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革命时期与专政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导火线是1787年的贵族对国王的反抗，之后大革命爆发，通过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阶段和大、小资产阶级斗争激烈的共和国阶段，历经曲折，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转折为止。

贵族反抗，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丧失给皇室的政治权力。当国王路易十六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者征收一种统一税时，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惟有集合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变动的新税制。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

三级会议并不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具决定性的。这个平民等级迫使国王路易十六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从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之后，国民议会中的第三等级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群众性的革命。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而且也发生在农村。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的激进措施，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并且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言提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制宪会议上1791年宪法的颁布，系统、完整地阐明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各个方面，是法国大革命取得的带有妥协性的重要成果。1792年8月10日，巴黎革命群众起义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内阁也垮台了，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人民群众和激进的雅各宾派的坚持下，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被送上断头台。同年10月王后也被处死。

8月10日巴黎起义后，法国政权中出现了两大派别并存与激烈斗争的局面，一个是代表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另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他们掌握着巴黎市政府。在代表中等工商资产阶级的平原派的支持下，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占据优势，从而执掌了国民公会的大权。吉伦特派不是积极领导抵抗国外干涉势力的侵犯和组织防御工作，而是不断迫害和镇压雅各宾派及下层群众的活动。这些做法使吉伦特派日益孤立。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巴黎各区联合成了起义委员会，发动起义，于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包围国民公会，结束了吉伦特派的统治，革命进入高峰。雅各宾派执政初期，以政治民主的原则改造和治理国家，这些政策在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标方面可以说是已经走到了极点。国民公会6月24日通过的新宪法即1793年宪法，是近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它所宣布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对西欧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运动都发生了深刻影响。法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要求雅各宾派必须进一步突破这一极点。1793年，共和国的经济形势仍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罗伯斯比尔（1758—1794年）为首的雅各宾派决定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用打击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措施以保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些措施的实施标志着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统治的建立。这种“恐怖统治”方式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非资产阶级方式”或“平民方式”，使雅各宾派建立起了和群众的联盟，对保证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后来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担忧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派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1794年7月27日（革命历法为热月9日）反对革命政府的阴谋集团发动政变，雅各宾派专政崩溃；1795年，热月党的督政府控制了法国政权，却使政治危机更加严重。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解散督政府，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法国转入拿破仑帝国时期。

法国大革命是西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革命。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分别统治的三个阶段，一直沿上升路线发展。它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这次革命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四）《拿破仑法典》

1799年11月9日雾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推翻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人执政府，从此，开始了军事独裁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拿破仑为满足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极力加强中央集权。拿破仑取消了在革命时期建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在全国实行郡、县、市的行政建制。为了加强控制，他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把警察从行政机构里分离出来，而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们随时随地把人们的言行秘密上报给中央。在暴力镇压的同时，拿破仑也有意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政策。只要逃亡者归附新政权，政府就不再对其采取敌对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实现稳定。在经济上，拿破仑下令取消督政府时期强制购买公债、征发军需品等措施。这种做法调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期票的信用大力提高，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快地得到好转。拿破仑还利用教会进行统治，这样，就使教会由封建统治的工具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精神支柱了。在军事上，拿破仑发布文告，抛弃了革命时期的口号，提出为争取法国的和平荣誉而战，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法军在战场上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拿破仑利用休战的时机，于1802年颁布了共和十年宪法。以后，拿破仑修改了宪法，改法兰西共和国为帝国，拿破仑为帝国皇帝并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仪式，称拿破仑一世，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其政权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帝国。

拿破仑帝国建立后，很快便拟定了一套帝国制度，册封官吏，控制附庸国。为了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和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为了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除强化中央集权外，他还非常重视法治。1800年起，经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及四人法典编撰委员会草拟，并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审议，于1804年通过，后略加修订补充，1807年正式命名为《拿破仑法典》。1816年恢复民法典旧称。这部法典是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和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产物。它综采罗马法、传统法及革命新法编成，包括3篇35章2281条。

《拿破仑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保证个人得以自由支配属其所有的财产，这是法典的核心。第二，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及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确认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及教会土地的剥夺，不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第四，把大革命中形成的小土地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最后，法典对于交易、婚姻、继承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做了明文规定。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法典，它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特权，肯定了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剥夺，对于稳定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法典公布后即在欧洲大陆被广泛采用，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法典时的范本，至今仍有影响。

拿破仑的政权是和对外战争相始终的。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的继续。从1800年开始，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所向无敌，接连粉碎4次反法联盟的进攻，几乎占领和控制了除英、俄以外的整个欧洲，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这时，拿破仑帝国已达到全盛时期。法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但是，这个大帝国在强盛的外表之下，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被占领国的人民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十分激烈；拿破仑战争也受到法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帝国晚期，警察官僚机器已远不如早年那样有效率了。内外交困，攻打俄国的失败，对西欧控制的瓦解，终于使拿破仑在1813年的莱比锡决战中大败，1814年3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温斯）即位，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被囚于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1日他率一千人登陆法国、重返巴黎、再登帝位，即所谓“百日政变”。同年6月16日至18日在滑铁卢和反法联军激战时惨败。拿破仑只得再次退位，被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至此，拿破仑彻底垮台，后来死于该岛。

（五）革命后欧洲的社会秩序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在反法斗争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法国首都巴黎，表明俄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整个欧洲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亚历山大企图扮演拿破仑的角色，摆出了“欧洲和平仲裁人”的架势。英国早已拥有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优势，它在欧洲大陆的新的政治目标是：保持势力均衡，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并防止任何大陆国家取代拿破仑帝国的地位，首先要阻止俄国取代法国。两个德意志世敌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为共同反法缓和过彼此之间的矛盾，拿破仑帝国垮台后，双方又都瞄准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目标。曾被拿破仑推翻和征服过的欧洲各国大小王室都企图恢复昔日的统治。

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曾使欧洲英、俄、普、奥四大国暂时联结在一起，战争一结束，盟国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出来。然而，它们不可能立即通过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问题，就产生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势力范围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它为国际间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使欧洲在一个世纪内免受大规模战争的洗劫。尽管1853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和1870年发生了普法战争，尚都属于局部性战争。所以，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的影响超过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条约，可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各国普遍要求改革现状，发生了法国1830年革命、波兰1830年起义、比利时1830年革命，签订了温加尔·伊斯克列西俄土条约（1830年7月8日），召开了1833年俄、奥、普三国君主会议，1840年英、奥、普签订伦敦协定。之后又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

15 康德像

第四章 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奠立

一、科学新发现和科学思想新进展

（一）力学：牛顿和万有引力定律

萨克·牛顿（1642—1727年）生于英国林肯郡的格兰姆镇。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64年，又被选拔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1667年获得硕士学位，旋被选拔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并从1669年起担任剑桥卢卡斯讲座的第二任首席数学教授。

牛顿1666年初回到故乡逃避瘟疫，在研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过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使牛顿产生了万有引力思想的最初萌芽。

在试图从开普勒的天体力学与伽利略的地面力学中寻求世界的统一的力学原因时，牛顿曾设想了这样一个理想实验，站在一个很高的塔顶上，向与地面平行的方向抛射出一块石子，那么这块石子必然呈抛物线下落，而下落的原因，正是出于地球的引力。如果塔顶无限高，石子被抛射的速度愈快，它就射得愈远。当抛射速度达到一定的速度，石子就会像月球那样环绕地球运行。牛顿着手进行力学计算，并积极吸取当时最新的天文观测成果，终于经过17年的努力，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给经过开普勒修正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特别是给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提供了天体力学的理论基础。近代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开始后经历140年的发展，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和论证，也就达到完成。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还给从地面到天体的所有物体运动提供了统一的力学图景，揭示了统一的力学原因。从苹果落地到潮汐现象，从抛物运动到行星运动，原来都遵从统一的力学规律，出于统一的力学原因。特别是以前开普勒无法解释的行星的椭圆轨道、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的不匀速现象，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都可进行成功的解释。

直至今天，从人造卫星到宇宙飞船的运行轨道研究与设计，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仍然是主要的天体力学基础。

（二）电物理学

近代电物理学的进步是从电实验技术的进步开始的。曾经任过德国马德堡市市长的物理学家格里凯（1602—1686年），是一位具有杰出的实验仪器研制才能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发现，有可能制作根据摩擦起电的机械。1660年，他研制出了一个可以在支架的铁轴上连续转动的硫磺球装置，当在人力操纵下飞快转动的硫磺球与布片摩擦时，即可比手工摩擦产生更多的电荷，第一台摩擦起电机就这样发明了。

1729年，伦敦的格雷（1670—1736年）和他的助手在运用格里凯起电机进行一次静电传输实验时发现，只要用丝线把金属线悬挂得当，静电可沿金属线传输。当时格雷已把格里凯的起电机上产生微弱的电荷，成功地送到765英尺（约233.172米）远的距离。他的静电传输实验，也许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最早架设输电线路的实验，格雷因此成为第一个用铜线作导线的人。在格雷实验的基础上，法国工程师杜菲在1734年进行了新的实验研究，他发现，摩擦后两根琥珀棒相互排斥，摩擦后的两根玻璃棒也相互排斥；但摩擦后的琥珀棒与摩擦后的玻璃棒却相互吸引。杜菲因此认识到，电有两种，而两种电的关系是：同电相斥，异电相吸。杜菲的发现，是继格雷之后早期实验静电学发展史上又一显著的进步。

1745年，德国学者克莱斯特（1700—1748年）最先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电流储存起来的装置，但并未用于电学研究。同年，荷兰电学家马森布罗克（1692—1761年）也独立发明了一个同样可用来储存电流的装置，因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所以这种蓄电器后来被称为莱顿瓶。

有了莱顿瓶之后，人们不但能在起电机上产生出较多的电荷，而且可以在莱顿瓶中储蓄起少量的电荷了。有了这两种电学实验仪器，近代电学的发展才逐渐加快了步伐。这两大仪器的发明，不仅直接奠定了近代电学的实验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有赖于理论思维的发展，更有赖于实验技术的发展。没有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

近代电物理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是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当时人们对雷电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认为雷电是上帝在发怒；另一种认为雷电是气体爆炸。因此他决定从理论上探讨雷电的实质。

1749年8月，富兰克林在一则日记中把起电机上产生的电流与闪电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瞬时的，都产生了同样的放电现象，都在放电时发出同样的声音，都能毁灭动物等。他由此推想，人工产生的电与闪电可能是一种东西。他又进而推想，既然人工产生的电可以被尖端吸引，闪电也应可以被尖端吸引。这种推测，为他后来发明避雷针奠定了基础。要用实验证实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首要的条件是要把雷电从天上捕捉下来。富兰克林经过半年的反复思考和琢磨，终于设计出了一个可以捕捉到雷电的实验，这就是后来以风筝实验著称的捕捉雷电的实验。

富兰克林的捕捉雷电的实验，对早期的近代电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风筝实验不仅使人们认识到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认识到开发和利用电的伟大前景。风筝实验的结果告诉人们，既然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雷电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而人类已能在摩擦起电机上产生电，一旦人类能找到更有效的生产电的途径，也就会获得如同雷电一样威力无比的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筝实验是近代电学史上的一场思想上和观念上的革命。如果说，在富兰克林以前，人们多少还把电学实验作为一种魔术活动的话，那么，自富兰克林以后，人们开始把电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由此开始了人类征服电的伟大进军。

（三）化学

16世纪在欧洲产生了一个医药化学学派，他们试图应用化学方法制造药物和用化学观点解释生物体内发生的过程。虽然这个学派的创立者帕拉塞尔苏斯本人还是个炼金术的热衷者，但医药化学的发展却标志着化学已开始脱离炼金术的神秘传统。

继帕拉塞尔苏斯之后的主要医学化学研究者是范·赫耳蒙特（1579—1644年）。他虽然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但已经开始应用天平进行定量的化学实验了。通过大量的实验，他已经以朴素的形式认识了物质不灭的基本原理。

在医学化学的基础上，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最终完成了化学脱离炼金术而独立的历史使命。波义耳做了大量的燃烧实验、焙烧实验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实验，实验的方法是比较严格的。他不仅在实验中进行了定量的测量和分析，而且总结和描述了一些检验法，这就为化学定性分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还认为化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把复杂的物质分解为它的组成元素，并通过这样的分析认识物质的本性。在这里，波义耳不仅定义了元素这个对化学来说最为基本的概念，也朦胧地涉及了元素的化合与分解这一化学过程的本质。由于波义耳确立了化学学科的独立性，把比较严格的实验方法引入了化学，又给出了比较清楚的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所以成为了近代化学的奠基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但是“燃素说”统治了当时的化学界。燃素说认为在一切可燃物中都包含一种有重无形的特殊物质——“燃素”，燃烧过程就是燃素从燃烧物中释放出来的过程。如果给燃烧产物提供它所失去的燃素，那么它就可以还原为燃烧前的原物。

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列斯特利（1733—1804年）通过实验发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氧气的气体。与此同时，瑞典药剂师舍勒（1742—1786年）也独立发现了同一气体。氧气的发现本来为科学地解释燃烧现象发现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化学有可能彻底打破燃素说的统治。但是，普列斯特利和舍勒都被紧紧地束缚着头脑，将燃素说奉为不可怀疑的真理，不仅没有把看到他们的新发现同这个旧学说相对立，反而极力把自己发现的东西塞到这个错误的理论框架中去，试图用燃素说对自己的发现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就在这一年，当法国科学家拉瓦锡（1743—1794年）得知普列斯特利的实验以后，他在1774年11月至1775年3月间一再重复了这个实验，并且立即看到了这个实验的真正价值。他指出：这种新发现的气体就是“空气本身”。在物体燃烧或在空气中焙烧的过程中，实际进行的就是与它化合的过程。

1783年拉瓦锡再次正式提出“反燃素学说”（即用同氧化合代替失去燃素），以取代燃素说；1787年他与莫尔渥（1737—1816年）、弗尔构拉（1755—1809年）、贝尔托莱（1748—1822年）一起发表《化学命名法》；1789年他再次给出与波义耳类似的关于元素的定义即“分析所能达到的终点”，并发表了包括33种元素的元素表；1789年他出版《初等化学概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理论，并对“物质不灭定律”以公理的形式作出了正式的陈述：“由于人工的或天然的操作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东西，所以每一次操作中，操作前后存在的物质总量相等，且其要素的质与量保持不变，只是发生更换和变形。”这样近代化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四）生物学

在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随着贸易和航海事业的进展，西欧人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大了。他们把从各地迁移来的动物和植物在英国各地饲养和栽培起来，逐步出现了动物园和植物园。早期的植物园于16世纪中期在帕多瓦、比萨、莱登创建起来了。

欧洲早期的药品有许多来自动植物，所以医学界也把探险家和冒险家带回的珍奇动物和植物，饲养和栽培在自己的药圃中。1676年，伦敦药剂师协会在切尔西（Chelsea）设立的药圃，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

在新物种的广泛引进中，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著作也出现了。例如，科达斯（1515—1544年）著有《本草》，威廉·特内尔、约翰·热拉尔也都著有内容相近的书。

另外，意大利的马尔比基（1628—1694年）、荷兰的列文虎克（1632—1723年）还从微观上对生物进行了研究。马尔比基发现了蛙肺的毛细血管，还发现了节肢动物（如蜈蚣、蜘蛛等）的排泄器官为丝状的盲管，它们生在中肠和后肠之间，有一对或多达一二百对，这种管与肾管相通，这种管后来被命名为“马尔比基管”。马尔比基对解剖学、胚胎学都做了研究，对植物还做了显微研究。列文虎克自己首先做成了简单的显微镜，他于1675年发现了原生动物，1677年对动物的精子做了认真研究，证实了精子对胚胎发育的重要性，1633年发现了细菌。列文虎克对植物的显微研究，开创了一个生物学的新时代。

另一位对生物进行显微研究的是罗伯特·胡克（1635—1702年），他是传教士的儿子、波义耳的助手、皇家学会的干事长，是给科学“提供眼镜的人”，著有《生物图谱》。伽利略的望远镜和罗伯特·胡克的显微镜研究，为自然科学向宏观和微观的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

二、德国古典哲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指由康德所创立、以费希特和谢林为中介、发展为黑格尔集大成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

一方面，由于受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冲击和启示；另一方面，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充分认识到面对的历史课题，积极汲取17世纪至18世纪哲学思想的营养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是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所发生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西欧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而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又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一）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从未远离乡土，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形成的。在大学期间，康德熟悉了英国自然科学、牛顿的力学成就和西欧的历代哲学家的著作。1746年，康德的第一部著作《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问世，这本书表明，他要求用理性来批判一切偏见，而不管这些偏见来自哪里。在担任了9年的家庭教师后，他积累了教学经验，打下了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这时，他关注研究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宇宙的形成和演化问题，1755年他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星云假说和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又任教了40年。他教授的课程包括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1770年康德发表了他的教授求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哲学史一般以此为界，把康德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主要从事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形而上学的信徒。在第二个时期，他开始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系统阐发了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建立了“批判哲学”。1797年，康德因年迈退出讲坛，但他仍然关心科学、道德和人类和平等问题，也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尊严、价值的思考，直至1804年逝世。他的代表作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要了解康德的哲学思想必须要了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大哲学传统。经验论哲学由弗兰西斯·培根创立，经霍布斯、洛克和贝克莱发展到休谟哲学。唯理论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经斯宾诺莎，演进到莱布尼茨的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最终落实到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莱布尼茨主张，人类理性拥有不受个人影响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而休谟则认为，人类不可能拥有任何客观知识。但康德指出，二者的共同错误在于，在考察知识的来源或客观性问题时，对于知识的本性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都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因此康德认为在进行认识之前，首先要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考察，以确定关于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范围。

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一切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指出，知识是通过逻辑判断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是科学知识。要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普遍的必然有效，二是内容的扩大更新。而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才满足了科学知识的两个要求，它作为综合判断意味着扩大了主要知识的范围，它作为先天知识意味着具有普遍的必然有效性，真正的知识应由这种判断所构成。这样，“一切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就转换为“构成一切科学知识的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

康德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物自体”（“自在之物”）和“现象界”所构成。对于“物自体”人类无法认识，人类能认识的只能是“现象界”。在认识“现象界”时，人类具有三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这三种不同认识能力的先天知识形式和知识原理，由此构成其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的宏大体系。

先验感性论研究感性认识的形式、可能条件和界限，它解决的是数学知识如何可能。康德把感性规定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一切对象只有通过感性才能被主体接受，对象与主体感受能力处于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叫做“感性直观”。它分为“经验直观”和“纯直观”。“经验直观”是外物作用而产生的那些表象，它满足了数学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这个条件。“纯直观”是整理质料的形式，它满足了数学先天综合命题的先天条件方面，保证了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数学是与感性直观相关的科学。空间和时间是数学对象的本质要素。而空间和时间一方面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空间和时间有先验的观念性。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决定了数学基本原理能够成为先天综合判断。

先验分析论研究知性的形式、可能条件和界限，解决的是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知性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心灵从自身产生一些范畴，把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这就是通过各种判断形式展现出来起着综合统一功能的“知性纯粹概念”。作为经验概念的先天条件的范畴，既是构建经验对象的必然条件，又是建构经验知识的必然条件。范畴演化的顶点是人为自然立法，即人以范畴作为规律去规定作为现象总和的自然。

先验辩证论研究理性认识的形式和可能条件，解决的是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康德所称的理性是指根据知性获得的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概括为最高最完整的系统知识，以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知识的能力。他系统批判了“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否认了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存在，指出灵魂和上帝属于“物自体”，而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它们的任何知识内容，我们只有在现象中获得对象的真正认识。

（二）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年）生于德国萨克森的拉美诺。1771年，他进入耶拿大学神学系读书，大学毕业后担任家庭教师。1794年，任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后因被人控告宣传无神论而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耶拿去柏林。几经周折担任了柏林大学教授，后又任哲学系系主任和第一任校长。著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略论知识学的特征》（1795年）、《知识学原理下的自然基础》（1796年）、《知识学原理下的道德体系》（1798年）。

费希特继承并发展了康德哲学。他认为哲学应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命题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总体，并且每一命题都在体系中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为此，他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他认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乃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完全没有实在性。知识不是根源于“物自体”，而是根源于“自我”。如果设定一个“物自体”，那么知识就是关于对象本身的知识，这就取消了“自我”。只有费希特的“自我”才能代替康德的“物自体”，康德的“物自体”只能信仰不能认识，但费希特的“自我”却是可以认识的。这样，费希特就把康德的不可知论转化为唯心主义的可知论。

费希特认为，哲学必须从“自我”这一前提出发，其他一切都由这里推演出来，“自我”就是哲学的开端。“自我”也是康德哲学中吸取的概念，在康德看来，“自我”就是“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等。而费希特认为，康德的“自我”还是一种消极的表现。费希特从自我意识出发，以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为一切知识确立基本原理。

费希特确立了三条原理：

第一条原理是：自我设定自身。在进行认识之前要先设定一个绝对的纯粹自我。这种纯粹自我区别于经验的自我，绝对的自我通过“理知的直觉”获得了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从而设定了自身。

第二条原理是：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身是无条件的自发行动，自我设定非我也是无条件的。自我在认识自我时，由于自我成为一个对象，必然产生一个把握对象的意识，从而设定了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非我是自我能动创造的产物，通过自我的这种能动的创造行动，既产生非我，又加深了对自身的认识。

第三条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既然非我并不独立于自我之外，而是自我设定的，当然非我不可能在自我之外，绝对自我是无限的，它所设定的自我和非我则是有限的。自我作为绝对的自我意识保持其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有限的自我和有限的非我从属于绝对自我，是在绝对自我之中，这样，二者彼此扬弃，最终在绝对自我中获得了统一。虽然自由只有在与必然性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自由仍然是我们的世界的理论原则，而且自由最终应当是绝对的，一个有限的自由主体必须努力克服自身的限制，这就是知识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在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费希特指出，主体自身本质上具有主观际的性质，一个主体为了设置自身的自由就必须同时设置其他人的自由，因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必然受到限制，这是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条件，而权利或正义的观念所要解决的就是许多自由的理性存在物如何共存的问题。在19世纪初的法国占领时期，费希特公开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1908年）的演讲，他以爱国主义的激情提倡普及国民教育，鼓动德意志人民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因而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

（三）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年）生于德国符滕堡莱昂贝克。1790年至1795年，谢林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与黑格尔、荷尔德林等先后同学。当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谢林等人为法国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曾携友人到郊外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按照这种方式纪念大革命的胜利。1795年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1798年担任耶拿大学自然哲学教授，1803年至1806年，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1806年迁到慕尼黑，担任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和造型艺术科学院秘书长，1820年至1826年任爱尔朗根大学教授，1827年担任巴伐利亚国家科学中心总监、科学院院长和慕尼黑大学教授，1841年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诏命，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随后任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1854年死于赴瑞士途中。他的主要著作有《一种自然哲学的观念》（1797年），《自然哲学体系草案》（1799年）、《自然哲学体系导论》（1799年）、《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

谢林的哲学活动包括3个时期，在这3个时期又分别产生了3种哲学理论形态。

第一，自然哲学。谢林认为费希特关于自然仅是客体，并且只有施加主体印迹才可以理解的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要想揭开精神世界的秘密，只有理解自然并将其不再视为异在力量时才能实现。他力图揭示自然在它的每一阶段、每种力量中包含的矛盾或两极化环节，这种两极化在意识中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非我这种形式。由此他建构了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谢林在近代成了自然哲学的创始人。谢林的功绩并不在于他用思想去把握自然，而在于他改变了关于自然的思维的范畴；运用概念、理性的形式来说明自然。他不仅揭示出这些形式，而且企图构造自然，根据原则来发挥出自然。”

第二，同一哲学。他认为自然与人、物质与心灵都是“绝对”的产物。绝对是物我的“同一”。在绝对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理想与现实都统一起来了。“同一”先于矛盾又是矛盾的结果，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绝对表现为实在的系列和观念的系列。正由于“观念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有一种预定的和谐，所以实在世界中的变化与观念世界中的变化是一致的，从而客体的变化与主体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完全同一的了。

第三，天启哲学。从《哲学与宗教》的写作开始，谢林越来越感到他所构造的和谐同一并消除了一切差别对立的世界，和充满冲突斗争的真实世界是如何的不一致，难以推论永恒静止的绝对同一如何引申出实在的世界，假、恶、丑以及一切有限性事物如何从作为世界本原的神圣本质中产生出来。谢林乞助神的启示，提出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上帝是永恒的无，同时又是永恒的对立，在上帝的异化过程中产生了万物。天启哲学成为谢林哲学思想发展的最终归宿。

（四）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生于德国符腾堡省斯图加特城。7岁上文科中学，18岁到图宾根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0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瑞士和本国的一些贵族家庭当私人教师。1800年至1806年，任耶拿大学讲师。这一时期，他在政治上欢迎拿破仑的胜利，在哲学上依附于谢林。1807年，完成奠基性著作《精神现象学》，该书既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也批判了谢林的非理性主义，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808年至1816年，他在纽伦堡当文科中学校长，出版了《逻辑学》（又称《大逻辑》），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它标志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816年至1817年，他担任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817年，发表《哲学全书纲要》，该书分为《逻辑学》（又称《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是全面论述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著作。1818年，他应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诏命，主持德国学术中心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1830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后被国王授予三级红鹰勋章。1831年他因病去世。他的其他主要著作有《法哲学原理》、《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等。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德国人特有的思辩精神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体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广的历史感。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灵魂，一切事物都是在绝对精神的运动、变化、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与发展，人类社会的演化与进步，都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展开和回归历程的表现。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构成了黑格尔客观唯心论体系的全部内容。绝对精神有三个发展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黑格尔哲学既然是对绝对精神三个发展阶段的描述，因而也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成。

逻辑学是研究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科学，它所阐述的绝对精神运动的规律和法则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依据。黑格尔的逻辑学按照正、反、合的公式组织起来，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各论之下又分为较小的正、反、合的三段式。黑格尔以概念的同一排除了思维中的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将范畴推广以说明整个世界。由于黑格尔熟悉当时各类科学的成就，并试图从矛盾发展的辩证法来描述范畴的运动，在他看来，逻辑学所研究的范畴及其运动展开，乃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的永恒观念的描述。然而，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这些卓越的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逻辑学中，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

自然哲学是研究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在化的科学，它是对逻辑学中的规律和法则体现于自然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在化”，意味着自然界不是永恒实在的，而只是从神圣思想和神圣命令的圆满性里产生出来的。自然哲学作为逻辑学的具体运用，完全按照逻辑学中存在、本质和概念三个阶段的特征来安排阶段性的进展。黑格尔把自然过程划分为三阶段：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具体而言，绝对精神的外在化过程首先从最初的直接性（力学）开始，经过反思的间接性（物理学），达到二者的统一即具体总体（有机学）并从而返回精神本身。他在论述自然哲学中仍然不时透露出一些天才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化学元素的可变性和可转化性等合理思想。

精神哲学是研究绝对精神由其异在而返回自身的科学，主要是对逻辑学中的规律和法则体现于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及历史的研究。逻辑的理念是抽象的，因为它还没有实现它自身；而自然则是无理性的、不自觉的、僵死的；但精神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僵死的，而是最具体的、最实在的。精神哲学就是描述绝对精神扬弃了自然而回复自身、并展开精神的全部具体内容的历程。它同样经历了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二者之统一的绝对精神。他论述绝对精神贯穿在伦理、法律、政治、文化等社会历史各方面中的发展线索，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虽然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提出过著名的主人－奴隶易位的辩证法，并对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想表示过极大的同情和向往，但是由于其晚年日趋保守的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黑格尔终于为他的哲学体系和历史发展设置了一个终结，甚至承认普鲁士专制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因而他最终未能将其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

黑格尔哲学宣告了自康德开始的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黑格尔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多方面的。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注重逻辑的严密性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的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不过是思辩的玄说，但是在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历史性的欧洲大陆人文传统中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去世后，首先对其哲学的保守倾向发起冲击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中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他的是费尔巴哈，然而对人类思想和历史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而且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进入20世纪以后，黑格尔哲学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倡导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五）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里亚·费尔巴哈（1804—1872年）生于德国兰休特。在当地读完中学后，于1823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不久，他对神学失去了兴趣，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1828年费尔巴哈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爱尔朗根大学任哲学讲师。1830年，他匿名发表论文《论死与不死》，讲人类精神的永生和个人灵魂的短暂，具有鲜明的否定“灵魂不死”教条的意义。当他的名字被揭发后，费尔巴哈受到了当局的迫害，并被永远逐出了大学讲坛。这一不幸事件是费尔巴哈摆脱了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转向英法唯物主义的开端。此后，他专门研究近代哲学史，受斯宾诺莎的启发，从理论上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德国传统的思辩唯心主义，强调人的感性存在和人的现世幸福。费尔巴哈因此屡遭迫害，不得已于1837年隐居于偏僻的布鲁克堡，在那里度过了25年。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等。

费尔巴哈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的批判上。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结果的说法，从而确立了自然界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由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费尔巴哈破除了神的权威和对神的绝对崇拜，从而把构成神的本质的一切属性还给了人，指出对神的崇拜只不过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崇拜。

由此，费尔巴哈构建了他的人本主义的唯物论。他指出，人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作为有生命的实体，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感性活动。他进一步说明，作为感性实体的人，同时是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实体。他强调感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他把理性、意志和爱规定为人的绝对本质，这个本质只有在人际的社会交往中才能获得实现。

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唯物主义者像费尔巴哈那样，如此清晰地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他对人及人的本质的关注为后世的人本主义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从近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问题当作自己学说的主题，从而使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于人的思想系统化，并以人本学的形态确立了历史地位，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属于“旧唯物主义”之列。它没有把批判宗教的立场贯彻到底。在社会历史领域，他用唯心主义的伦理观念来看待人类的社会生活，力图建构一种“爱的宗教”，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

三、法国和英国的古典主义文艺

（一）路易十四时代的诗和戏剧

法国的17世纪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这位称霸欧洲的君主不忘建立统一的官方艺坛。为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服务的艺术，把古代和当时的思想、天主教和世俗的思想兼收并蓄，并让现实描写带上神话的外表。它崇尚古典精神，表现出严整、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其主要画家大多到意大利观摩学习，甚至长期居住。他们以希腊、罗马为典范，受到卡拉奇的折衷主义、卡拉瓦乔强烈对比的手法及威尼斯色彩的影响。

语言和文学艺术的规范化首先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宫廷诗人弗朗索斯·德·马雷伯（1555—1628年）把语言规范化和建立古典主义诗法作为毕生的事业，反对七星诗社不加限制地引进不同来源的大批词汇，以便纯洁法语。他要求建立严格的诗歌格律，为亚历山大诗体制定了基本的规则。这些主张由于适应了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逐渐成为正统的诗歌理论。到30年代，随着法兰西学院的建立，语言和文学形式的规范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时期，经过布瓦洛的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古典主义诗歌理论。这一时期的诗歌代表作有斯卡龙的《大风歌》、《化装的维吉尔》，达苏西的《好脾气的奥维德》等。

古典主义作家在各种文学体裁上作出了优秀的成绩，但以戏剧最为突出。17世纪初期，法国戏剧逐渐繁荣，剧作家辈出，作品累累。不少作家如阿狄（1570？—1631年）等采用古希腊、罗马的故事写悲剧，但情节结构松散，舞台场景杂乱，戏剧冲突不突出，不能集中反映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三一律问题的争论就更为激烈了。到了30年代，首相黎塞留通过法国学士院攻击高乃依的《熙德》，三一律便成为古典主义悲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年）是法国古典主义的重要剧作家之一。

高乃依一共写了30多个剧本，大部分是悲剧，也有喜剧。1643年后，他继续写了20余部剧本，但都不是成功的作品。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追随黎塞留的政策，在创作上追求离奇复杂的情节，这就导致了他的艺术的衰落。

若望·拉辛（1639—1699年）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从1664年到1691年他写了11部悲剧和1部喜剧。《安德洛玛刻》和《弗德尔》是他的代表作。

拉辛的悲剧不同于高乃依的悲剧。高乃依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其目的是引起人们的钦佩、赞赏；拉辛却着重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他的作品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年）是西欧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但也带有宫廷色彩。

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既不想当律师，也不愿意当装饰商，决心以戏剧为终身事业。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1652年，他成为“光耀剧团”的领导人。1658年在卢浮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

《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标志莫里哀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讲述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他明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坐在舞台前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说喜剧不比悲剧低，写喜剧要比悲剧困难。他不赞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是否服从这些规则，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是否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

1664年至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艺术走上了另一个新阶段，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有的揭穿宗教欺骗和伪善行为，有的讽刺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有的鞭挞市民阶级，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严谨，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

（三）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生于伦敦。青年时代他钻研过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在1641年到1645年间发表过许多政论小册子，1649年克伦威尔时期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因积劳过度，双目失明，但仍坚持斗争。王朝复辟后，他受到迫害，著作被焚毁，生活贫困。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年）。这两首诗描写了诗人的轻松愉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斥责教会，或抒写个人的情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失乐园》（1667年）长约一万行，分12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的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在《失乐园》里，弥尔顿表现出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塑造了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壮阔的背景。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失乐园》承继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复乐园》（1671年）4卷，根据《新约·路加福音》叙述耶稣被诱的故事。撒旦不断引诱、威逼耶稣，但耶稣不为所动，最后耶稣开始布道，替人类恢复乐园。《复乐园》和《失乐园》都在于说明生活的引诱问题，但《失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除情欲，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力士参孙》（1671年）是一出悲剧，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眼珠被挖掉，每日给敌人推磨。在非利士人庆祝打败参孙并威逼他表演武艺时，他撼倒演武大厦的支柱，整个大厦坍毁，他和敌人同归于尽。《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具有汹涌澎湃的感情，质朴有力的语言，活泼有节的音律。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术的新发展。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实际是一部宏伟的剧体诗。

（四）英国的散文大师们

当法国文艺在路易十四时代日益繁荣时，英国的古典主义文艺也出现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兴旺气象，尤其是出现了风格鲜明、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产生了一批足以鼎立世界文坛的散文大师。如李利（1554？—1606年）的《尤弗伊斯》、锡德尼的《阿刻底亚》（1590年）、纳什（1567—1606年）的《不幸的旅人》（1594年）、培根的《论说文集》（1597—1625年）、德罗尼的《高贵的行业》（1600年）等。其中一些作品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其中最主要的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士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对后来英国散文产生深远的影响。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著名哲学家，也是这一时期优秀的散文大家。他出身贵族家庭，在剑桥大学毕业，曾任大法院院长，因受贿罢职。作为哲学家，培根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开辟了近代实验科学的道路。他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强调通过实验去揭示自然的奥秘，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学术的进展》（1605年）和《新工具》（1602年）中。作为文学家，他的《论说文集》（1597—1625年）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论说文集》共收入50篇短文，内容涉及哲学、伦理的探讨和处世、修身等问题。这些文章以思路缜密、说理透彻、文笔简练、警句迭出为特色，表现了培根熟谙世故、富于智慧的特点。例如：“才德有如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说美》）“名誉好像一条河，能载轻浮中空之物而淹没沉重坚实之物。”（《论名誉》）“心思中的猜疑有如鸟中的蝙蝠，它们永远是在黄昏里飞的。”（《论嫉妒》）这些话都充满成熟的人生智慧，一些比喻也富于诗意，十分贴切。

四、新绘画

（一）鲁本斯

彼得·保尔·鲁本斯（1557—1640年）从小才华横溢，21岁已成为安特卫普圣卢克艺术家行会的会员，并且设画室独立创作。他从小聪明伶俐，受到宫廷恩宠，曾做过公主的小随从，成年后即被聘为宫廷画师。他学识渊博，精通德、法、拉丁等多种语言。

鲁本斯曾遍游意大利达8年之久，并担任意大利曼图亚公爵的宫廷画师。他精心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美术作品，学习了佛罗伦萨画派的素描和对人体的强有力的表现方法，以及威尼斯画派描绘急剧的运动旋律和富丽的色彩。同时，他还受到当时的正流行于意大利的罗马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并注意到卡拉瓦乔画派的世俗倾向及其绘画上的明暗技巧。

鲁本斯笔下的人物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散发着贵族和人文主义的气息。尤其他所画的女性形象，几乎取自同一类型的健美贵妇，体现出女性的丰腴之美。而鲁本斯在力士题材的作品中，用最激动人心的色彩来描绘这人类不可征服的力量化身。他塑造了、刻画了那种飞腾在人类的苦难之上，追逐着人生的欢乐、幸福和荣誉的光辉，精力充沛、情绪乐观，在享乐中不知疲倦、也不知思想和感情的牢笼为何物的人。他们的健美形象更为世俗化，有时甚至出现过分狂放而丑陋的形态。

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的《劫夺吕西普女儿》一画，堪称大师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它的题材来自希腊神话两个英勇矫健的孪生兄弟，看中了两个娇艳美丽的孪生姐妹，并把她们抢来为妻。它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一种所谓“抢婚”风俗。所以看来是一场“暴行”，其实画家却是在歌颂勇士那青春的热情和不羁的性格，歌颂他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鲁本斯很讲究构图，并追求巴洛克风格的构图效果，强调动势，用视觉的旋律和节奏形式造成了不稳定的运动感，但同时还要使整个画面保持相应的平衡。在《西林纳斯醉酒中》，西林纳斯和舞蹈着的宁芙的身体，重复着向前倾斜，加强了画面的运动感，但这又使整个构图产生了向前倾倒而不稳定的效果。然而画家在这两个人的脚跟前，巧妙地安排了数个裸体儿童的形象，在深色草地上，他们突出的白皮肤所构成的明亮块，以及他们矮小的身体所构成的一个有力的团块，使画面从色彩到构图，又都达到了平衡。

鲁本斯在色彩上有着尼德兰油画技法的深厚传统。他的色彩不仅从艺术的构成上有其特别响亮富丽的效果，而且其色彩油光鲜亮，历经数百年，仍灿然如新。

除神话和宗教题材外，他也画肖像画、风俗画和风景画。在后期，他的风景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负有盛名的是《有虹的风景》和《田野归来》等。

鲁本斯的绘画风格，对欧洲近代绘画具有深远的影响。几代大师都曾从他的艺术中，汲取极其丰富的营养。

（二）安东·凡·代克和雅可布·约丹斯

安东·凡·代克（1599—1641年）生于安特卫普。14岁时所绘的《自画像》已表明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16岁时就开始在自己的绘画工作室独立工作。他青年时代跟画家亨得利克·凡·巴林学画。出师后，曾在鲁本斯的工作室里做过他的助手，与其合作完成过重要的创作任务。因此，他早期的绘画风格接近鲁本斯。例如他在1662年所画鲁本斯的前妻伊丽莎白·布兰特的肖像，就和鲁本斯的风格十分相近。尤其人物的那两只神采奕奕的眼睛和略感紧张的双手，显出内心的悸动，令人几疑是鲁本斯之作。后来他独立工作，旅居国外，尤其是被聘为英国宫廷画家以后，常为宫廷贵族做肖像画，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使自己摆脱了师承影响，自成一家。

1632年，他移居伦敦，成为查理一世宠爱的画家，代表作有《英王查理一世行猎图》和《詹姆士·斯达埃特像》等，他一直是英国宫廷与贵族的桂冠肖像画家。虽然凡·代克画过不少宗教画，但他的主要艺术成就还是表现在肖像画方面，其早期肖像画体现出16世纪尼德兰肖像画的传统，比较朴实。后来到意大利、英国，画的大批肖像画的主要对象为宫廷贵族，形成了典雅华丽的风格，人物含蓄的内心活动被真实而深刻地传达出来，对英国肖像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雅各布·约尔丹斯（1593—1678年）在1615年就成为安特卫普画家公会的会员，此后开始了一系列独立的艺术活动，后来接受鲁本斯的邀请，共同进行创作活动。如在1634年至1635年间，他曾应邀参加了装饰布置佛兰德尔继任执政斐迪南主教亲王入城式的工作；于1637年至1638年间，他还参加了为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狩猎绘制油画的工作。此后，他也曾独自创作过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仍精力充沛。他主要的成就表现在继承并发扬了佛兰德尔绘画风格的传统。他较多地像卡拉瓦乔那样，深入普通群众生活，以农民为题材；做法上有如伦勃朗，题目取自神话或圣经，素材却来自佛兰德尔的下层群众。《“国王”宴饮》的几幅变体《萨提尔在农家做客》、《丰收》、《四福音书的作者》等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描写了佛兰德尔的市民生活，洋溢着生活情趣和乐观主义精神。

（三）伦勃朗

伦勃朗·哈门斯·凡·兰（1606—1669年）生于荷兰莱顿城。14岁就进入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由于对艺术的酷爱而转学绘画，他通过自己的老师而深受意大利艺术的熏陶，在现实生活中又深受着本国新的绘画潮流的影响，汲取营养，进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1632年，他迁居阿姆斯特丹，创作了《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迈出了创作历程中重要的一步，显示了伦勃朗的非凡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赞誉。

伦勃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他画油画，还创作铜版画，素描也十分出色。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有取自圣经或古典文学，更有取自身边发生的普通生活。他充分继承了尼德兰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是画那些传说中的圣者和美人，也不像意大利画家那样，去追求一种理想美的模式，一种矫饰的、精雕细琢的美。他笔下人物，都是生活中普通的实实在在的形象。他像卡拉瓦乔那样，把神话传说描写成纯粹是在自己祖国和人民当中发生的事情。

伦勃朗是一位真正的肖像画大师。人类的内心世界是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日益丰富的。从伦勃朗创作的肖像画上可看到，越是年纪老迈、饱经沧桑、皱纹纵横的人，似乎越焕发出一种难言的魅力，似乎那苍老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里，蕴藏着你所企图追寻的人类的各种思想、情感和生活的哲理。这就是伦勃朗的肖像画所独具的艺术魅力。

伦勃朗还创作了近百幅的自画像，这些画像构成了一位伟大画家的人生画卷。它们展示了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在生理上逐渐变化着，同时产生了与之相关联的变化。画家对自己的性格、品质毫无掩饰，更谈不上美化。他严格地审视着自己逐渐衰老的容颜和逐渐成熟的思想。他仿佛不是审视着个人，而是在审视着一个浓缩了的宇宙。那里反照出整个人类的欢乐和痛苦，反照出人世的炎凉。伦勃朗的女性肖像画有其独特风采，那就是真实、自然、亲切。他不注重用性感和美去诱惑观众，而是用来自女性的内在魅力打动观众。

伦勃朗的铜版画与油画同享盛誉。它的特色是用笔精细，变化微妙。如《基督为穷人治病》一画，那精确的素描，细腻微妙多层次的笔触，那强烈的明暗对比，使画面上的光仿佛从基督身上放射出来，整个画面呈现出令人倾倒的魅力。尤其出色的是风景画《三棵树》，从结构简朴的画面上，通过细微精确的笔触刻画，仿佛可以看到光的闪烁和空气的流动。那三棵茁壮的树，突出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暴风雨过后，骄傲地迎风摇曳着，更加浓郁、清新、生机勃勃。它仿佛表现了画家本人高贵的精神品质。

1669年，伦勃朗在极端孤独与贫困中逝世。他作为肖像画、风格画、历史画与风景画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作为杰出的版画家，为荷兰绘画赢得了世界声誉；他以惊人的才智与勤奋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

（四）哈尔斯和戈雅

弗朗斯·哈尔斯（约1581—1666年）是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当他作为画家开始独立工作时，正是荷兰人民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初，荷兰共和国正处于蓬勃向上、繁荣发展时期。在其早期和盛期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荷兰市民健康、愉快、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从17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广泛描绘了各阶层的人物，如军官、市民、音乐师、酒徒、少女、孩子等各色人物，代表作品有《微笑的骑士》、《弹曼陀林的小丑》、《吉卜赛女郎》、《扬克兰普和他的情人》等。他刻画人物，特别注意面部表情，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画面生动活泼，决不矫揉造作。虽然多为单人半身肖像，却常常使人联想到画面之外还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情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如一幅风俗画。

除了单幅肖像之外，哈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团体肖像画，在构图上突破了呆板、平整的布局，人物安排错落有致，善于把众多的人物按照一定的情节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哈尔斯创作的肖像画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他以流畅奔放的笔触表现了豪爽自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哈尔斯的肖像画艺术的独特风格。

弗朗西科·戈雅（1746—1828年）自小就喜欢绘画，年轻时已在意大利学习文艺杰作，1775年到马德里后经介绍进入皇家织造厂，1785年担任皇家画院副院长，1789年成为宫廷首席画家。

对戈雅影响最大的是1762年至1767年间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在马德里王宫天顶装饰画中所作的不朽的人物形象，提埃坡罗是威尼斯的最后一位绘画大师；此外还有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中永恒的现实主义和伦勃朗的肖像画中表现的他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力，对他也有较多影响。

戈雅善于以下层群众作为题材，在给皇家织造厂绘制的63件作品中，许多都充满了普通劳动者的生动形象，其中《陶器市场》、《葡萄熟了》、《农村的婚礼》和《受伤的泥水匠》等等，论其艺术价值都远远超过通常的织物草稿的水平，是优秀的风俗画。他既善于反映群体活动，也善于突出主要人物。有时画面上在主要人物的背后是有许多农民辛勤劳作的田园，仿佛为了说明生活的享受要以人们的劳动为代价。织物上的绘画具有装饰性，趋向于洛可可风格，给人以快感，不过戈雅已赋予它们现实主义的新气息，避免了贵族式的浅薄与轻浮。

在西欧普遍的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他强调想象应当与理性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艺术的泉源。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是宗教和世俗封建势力的统治，十分黑暗，戈雅以手中的画笔对之进行无情的、巧妙的鞭挞。如1794年，他创作了一幅名为《疯人院》的画作，把西班牙喻为疯人院；又如他的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饱含了愤怒般的激情，把统治者比作巫婆、恶魔和驴子，控诉这些兽类正在蹂躏西班牙，而人民和正义却受着屈辱和不幸，组画题材涉及的范围极广，不但揭露了宗教的专横、贵族的腐朽，同时也痛斥了社会上几千年的一切恶俗和病态。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戈雅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迫害，1824年5月离开马德里去了法国。1828年4月26日戈雅死于法国。死后当局不允许他的灵柩回国，直到1900年灵柩才运回祖国举行了国葬，葬于他曾作过壁画的尼·德·拉·弗洛里达教堂。

戈雅虽然死了，但他的艺术却是永存的，曾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德拉克洛瓦、米勒、杜米埃、珂勒惠支等人都从他的艺术中得到鼓舞和启迪。他不仅是西欧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驱，也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先驱。

五、建筑艺术

（一）巴洛克风格

巴洛克（barogue）一词源于意大利语barocco，有奇形怪状、矫揉造作之意。又说出自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意为不规则形状的珍珠。在18世纪，一些古典主义理论家借用这个词来嘲弄具有奇特风格的艺术。巴洛克艺术具有以下特点：无论是建筑、雕刻、绘画都强调运动感、空间感、豪华感、激情感，甚至神秘感。

巴洛克建筑是最能显示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特点的一个艺术种类。曾被誉为“巴洛克建筑之父”的弗·波罗米尼（1599—1667年）的作品以奇特著称。其代表作是“圣·卡罗教堂”。他在设计这座位于罗马的教堂时，充分运用了正弦弧和反弦弧构成的多变状曲线，其殿堂的平面近似橄榄形，周围是规则的小祈祷室，立面山花断开，墙面凹凸度很大，椭圆状的穹顶布满十字形、八字形、圆形、四方形和弧形图案，确实寄托了“畸形的珍珠”的寓意。圣·卡罗教堂设计于1636年至1640年间，始建于1638年。他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是萨边察的圣伊沃教堂，其平面图呈六角星状，是基督教所称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的象征。整座建筑物结构复杂，形态奇特，穹顶上有独特的螺旋状阶梯，六个采光的窗户像六朵花瓣，给人神奇高超的感觉。波罗米尼的建筑作品在17世纪的罗马显示了最新奇的个人风格。

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乔·洛·贝尼尼（1598—1680年）。他生于那不勒斯，从小就展示了不平凡的天才。

他在1623年创作的雕塑《大卫》完全不同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是英雄，而他表现的却是一个平常人。艺术家在这里最大的兴趣是表现人体旋风般的运动和人物狂暴的热情。运动是巴洛克艺术的生命。大理石在雕刻家的手中好像失去了重量，人物的衣服随风轻轻飘起，给人以轻快、活泼和不安的感觉。

标志着贝尼尼雕刻顶峰的是他为加尔内罗礼拜堂所作的祭坛雕刻。这个组雕创作于1645年至1647年间。祭坛的灯光吸引着人们，在灯光照耀下有一组白色大理石的雕刻，人物栩栩如生。这一组雕刻由两个人物组成，一个是女圣徒德列萨，另一个是小天使。艺术家在这里很细致地表达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除了室内的作品，贝尼尼的雕刻还被大量运用在装饰园林和喷水池等建筑物上。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在他的领导下建造的“四河喷水池”（1648—1651年）和由他独立制作的“特列同喷水池”（1637年）。

（二）洛可可风格

在18世纪，艺术上的自由精神开始取代旧有的教条，以至在绘画、建筑、工艺、音乐、戏剧和文学等人文文化上，形成雅致、精细、轻盈、活泼、结构巧妙的风格特点。

这种风格的艺术，初起时像巴洛克艺术出现时一样，并无自己的名称。1755年版画家科尚（1715—1790年）用洛可可（Rococo）一词指称它，是带着嘲笑的口气的，意思是说它奇形怪状。Rococo一词由Rocaille（罗卡尔）派生而来，后者的原意是指贝壳状或人工岩洞状弯弯曲曲般的作品。后来，正像巴洛克那样，洛可可从被贬谪的命运，也获得了肯定的评价并被发扬。人们肯定了它代表了一种新艺术潮流，而这种潮流就以它为名称。洛可可艺术从主流方面看，起源于室内装饰。法国贵族和豪富们在建筑新的宫殿和府第时，除要求外貌豪华美观以外，还希望其内部结构能随心所欲，装饰得轻巧灵活。在路易十五登基前后，由皇家建筑师柯特（1656—1735年）设计的巴黎德图鲁兹公馆的“黄金大厅”（现法兰西银行），就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典范。它的长方形厅堂的墙面布满金饰，由连续的拱窗分开，四角以悠缓的曲面包围，天顶也是自由面构成，精巧的雕刻掩盖了柱子的重量和强力感。巴黎苏比兹公馆内由博弗朗（1667—1745年）设计的椭圆形客厅是另一范例，其中上层客厅尤具特色，它的以木镶板构成的壁面、拱门上方的半环状浮雕图案、生动活泼的儿童雕像，都显示了柔和的曲线和轻快的气氛。

在较一般的建筑中，洛可可式大多省去了裸柱和壁柱，装上室内和庭院间的落地长窗，厅堂里特别注意有足够的光线投入，墙上大多挂着油画，其主题多是谈情说爱或表现乡村风光，家具和各种工艺品摆设协调，形成轻松愉快的气氛。

（三）乔治风格

17世纪初，西班牙已出现了崇尚巴洛克式的建筑艺术家，如莫拉和包蒂斯塔等。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富有西班牙风格的巴洛克艺术，称为乔治艺术。其得名于西班牙著名建筑艺术家何塞·乔治（1655—1725年），他巧妙利用多姿多彩的涡形装饰，使各种花卉形状和各种线面互相搭配，组合成复杂的建筑物。他的作品有萨拉曼卡圣埃斯特万教堂的巨型祭坛和马耶尔广场牧师堂钟楼等。同代和后来的建筑师纷纷模仿。里贝拉（1722—1790年）是其中之一，他曾负责重新规划马德里城，给它兴建了以豪华著称的养老院和普洛温旅馆。另一位追随者托梅（生卒年代不详）在追求装饰的丰富性方面较有节制，避免了造成过分缭乱的印象。他设计的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和托莱多教堂，结构简洁而高雅，教堂中用了染色玻璃，显得绚丽明亮，受到广泛的好评。

乔治风格建筑及其装饰样式持续了50年，一直到18世纪中期。它力图和正统的巴洛克风格拉开距离，又吸收了洛可可风格的某些特点，形成了具有西班牙本土特色的艺术传统。后来，由柯斯塔（1693—1761年）改建的赫洛纳教堂，在外立面有一座中古式墙壁，墙上的轮状大圆窗和巨型门式结构等，进一步强化了建筑物的装饰风格，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乔治风格特色。

六、西欧歌剧和古典音乐

（一）歌剧在意大利的产生

新兴歌剧是从16世纪的田园剧、牧歌喜剧和幕间歌舞等世俗音乐戏剧形式发展而成的，最初只是用做贵族喜庆宴会中的文娱节目，17世纪30年代以后才在剧院里公开演出。

1600年10月，美第奇公爵的妹妹玛丽雅和法国的亨利四世在佛罗伦萨结婚时演出的《欧律狄刻》，是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乐谱的第一部歌剧。脚本由里努契尼根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写成，叙述奥菲士和欧律狄刻的神话故事。后由佩里和卡契尼改编为歌剧。音乐以宣叙调为主，中间穿插着合唱和舞蹈。宣叙调的单声部旋律服从于语言的音调和节奏，力图表达歌词的声情，因而被称为“表现体式”。

威尼斯歌剧乐派的创立者蒙泰韦尔迪，对早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佩里和卡契尼式的单调的宣叙调，经过他的提炼，音乐语言变得较为丰富，并获得了匀称的形式。乐队的规模也扩大了，提琴等的弓弦乐器开始占有主要地位。他还首创震音和拨弦等奏法，以增强戏剧效果。他所创作的《奥菲欧》（1607年）、《阿里安娜》（1608年）、《波佩阿的加冕》（1642年）等标志着歌剧题材的进一步扩展。

1637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座歌剧院，开公开演出歌剧的风气之先。从此歌剧从王公贵族的娱乐品，逐渐变为平民社会的艺术。在这种形势下，剧作家们根据听众的艺术趣味，创作了许多规模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并伴有富丽堂皇的舞台设计的歌剧，音乐开始以华丽的演唱技巧取胜，咏叹调逐渐摆脱了宣叙调的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精雕细镂的样式。

那不勒斯歌剧乐派的创始者普罗文查勒师法威尼斯派，发展了形式灵活多变的抒情风格。这一乐派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他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确立了“快—慢—快”形式的意大利歌剧序曲和“a—b—a”形式的咏叹调，从而诞生了重视优美的音质和华丽的演唱技巧的“美声唱法”。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以增强音乐的戏剧性。

通过这一时期众多剧作家们的天才创造和勤奋实践，歌剧在17世纪的意大利终于诞生和发展起来了。

（二）巴赫

18世纪初，德国无论在宗教音乐领域或歌剧领域中都未出现过像意大利的巴莱斯特里纳或法国的吕里那样伟大的艺术家，直到巴赫的出现，才使德国在欧洲国家的乐坛上名列前茅。西欧的前辈们已经在宗教音乐艺术上显示出了如此卓越的才能，而巴赫更使之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年）生于爱森纳赫。幼时，他的父亲约翰·昂布鲁瓦兹·巴赫亲自为他上启蒙音乐课，并教他小提琴。但到10岁时，巴赫失去了双亲，成了孤儿，由他哥哥抚养，并到奥尔德鲁夫公学学习，他仍继续热烈地醉心于音乐。1700年，巴赫离开哥哥，当了隆堡的圣－米歇尔学校的童声合唱团歌手。1703年，巴赫离开隆堡的中学进入魏玛的约翰－恩奈斯特亲王的礼拜堂任小提琴师。四个月后，他为谋求管风琴师的职位离职去阿恩施塔特。虽然他很年轻，但第一次试奏时就被录用了，每年的薪俸为275法郎。此时，他创作出自己的首批作品。

1707年，他获得了图林根的穆尔豪尔豪逊的圣－勃莱斯教堂管风琴师的职位，就在那里，他发表了他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市政选举清唱剧》。

1708年，他在魏玛宫廷担任管风琴师，同时又在乐队中拉小提琴。1723年，巴赫被任命为莱比锡圣－托马斯圣咏学校的乐长，接替约翰·库瑙之职。就在那里，他创作了一些气势宏伟的大合唱曲，并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巴赫作为管风琴师的盛名传遍了整个德国。当时音乐界人士这样热烈地颂扬他：“这是一位炉火纯青的乐器演奏能手，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拨弦、钢琴、管风琴艺术家，世上还没有一位音乐家能与他相媲美。我已多次聆听过这位大师的演奏。他那灵巧娴熟的技巧使人为之惊叹，几乎难以想象他能够如此独特、如此敏捷地将双手和双脚这样交叉、分开，并能达到极其宽阔的音程而不混进一个错音。而且，即使这样剧烈地四肢摇动，他却毫不挪动他的身躯。”

但是，作为作曲家的巴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50年中几乎被人们淡忘。后来，门德尔松、舒曼发起了一场深入的运动，促使同时代的人来欣赏巴赫的清唱剧。1850年成立了“巴赫学会”，其重要任务是组织规模巨大的巴赫全集出版工作。

巴赫的器乐包括管风琴音乐、钢琴音乐和用于各种乐器的奏鸣曲和协奏曲。

在管风琴音乐中，巴赫在宽广、舒缓的圣咏旋律上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变奏，这种变奏并非是单纯的装饰，而是用来表达和阐明《圣咏曲》在教徒心灵上所产生的虔诚思想：这既是一种描绘景物，又是一种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正如《圣咏曲》中所唱道的：“啊！人生多么瞬息易逝，虚无缥缈！”巴赫创作了一种音乐，它唤起人们产生流逸飘忽、扑朔迷离的幻想，在如梦的意境中游移，同时又使人的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悲哀。巴赫通过音乐将经文作了阐释，而且往往得到罕有的强烈效果。这些变奏《圣咏曲》都是宏伟壮丽的宗教诗篇。

巴赫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和意大利的奏鸣曲迥然不同。在巴赫的奏鸣曲中，小提琴不是主要的声部，它与钢琴配合默契。钢琴的声部并非一种标数字的低音，而全由作曲家一手创作，而且，它显然是专为钢琴而不是为其他乐器演奏而写的。这些奏鸣曲的风格不是朗诵性的风格，不是意大利式歌剧的风格，也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出自舞曲的文雅风格，而是一种严肃的风格，多声部的风格。这些奏鸣曲通常被写成模拟式的三个声部：小提琴演奏其中一个声部，钢琴上的两手各奏一个声部。这种布局完全是巴赫特有的，并且运用得最为巧妙。

巴赫在他的《小提琴独奏奏鸣曲》中，竭力使一个独奏乐器发挥出一切效果，甚至在一个乐器上作多声部，这样的构思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但他竟达到了目的，此后无人能与之相比。

相反，在那些协奏曲中，他似乎已用尽了当时所有乐器手法中一切可能的结合。他写了用弦乐四重奏伴奏的二架、三架、四架钢琴协奏的作品，和用四重奏伴奏的小提琴、长笛、双簧管、小号或小提琴及两只长笛的协奏曲；还有三个小提琴、三个中提琴、三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等乐器的协奏曲。在他看来，作曲从来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

正是在巴赫的清唱剧中，他的那种变化万千的才华、非凡惊人的“技巧”和丰富多彩的灵感得到了人们的最高赞赏。除了那些世俗的清唱剧外，巴赫还写了约250首宗教清唱剧，以及5个清唱剧曲集。

巴赫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物：在他身上贯穿着几个世纪来相对立的种种倾向，他予以总结、发扬、承上而启下。他通过他的复调及对描述风格的爱好，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相联系；通过运用戏剧性的朗诵手法和咏叹调的形式与17世纪的意大利音乐相贯通；通过他那优雅和讲究的装饰音手法又与17世纪的法国音乐相串连。他已为成熟时期的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做了准备。

（三）亨德尔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生于萨克斯的哈勒，比巴赫早诞生26天，他的父亲曾是理发师，以后在萨克斯亲王和勃兰登堡选侯那里获得了皇室侍从和外科医生的头衔。亨德尔早就在音乐上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但他的父亲却指定年轻的亨德尔从事法学，并让他开始学习法律。1697年父亲去世，亨德尔为了尊重父亲的意愿，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法律学习，同时却越来越热心地沉浸于音乐之中。1703年，他来到汉堡。汉堡是当时德国音乐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城市，自1678年以来，拥有一个常设的歌剧院。他在那儿听到了凯塞尔的作品，受到了马特森的教益。

亨德尔曾为汉堡歌剧院写了4部带有意大利式幕间插曲的德国歌剧：《阿丽米拉》（1705年）、《内罗》（1705年）、《达弗内》（1708年）和《弗洛林多》（1708年）。1706年至1709年的意大利之行，是他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他亲临歌剧的故乡，领会了意大利歌剧、清唱剧和器乐的风格，于是心慕手追，在罗马和威尼斯演出了自己的新作——意大利模式的清唱剧和歌剧。

1719年起，由国王资助的“皇家歌剧院”的建立，为这位音乐大师的一生定下了新的方向。他负责为剧院招聘欧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从此，他投身于剧院，先后创作了《拉达米斯多》（1720年），《穆祖奥·斯契弗拉》（1721年），《福罗里唐特》（1721年），《奥托纳》（1723年），《基乌里奥·契萨尔》（1724年），《达麦尔拉诺》（1724年），《希比渥纳》（1726）年，《阿莱桑德罗》（1726年），《阿德麦多》（1727年），《李加尔多一世》（1727年），《西洛埃》（1728年），《多里麦奥》（1728年）。所有这些歌剧不仅在伦敦，而且在欧洲的主要舞台上都获得了成功。

1740这一年标志着亨德尔一生中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他毅然放弃了歌剧，而专门致力于神剧的创作。如《索罗》（1739年），《以色列》（1739年）《快乐者、沉思者和谦虚者》（1740年），《弥赛亚》（1742年），《参孙》（1742年），《约瑟》（1743年），《赫拉克里斯》（1747年），《伯沙撒》（1740年），为庆祝乌得勒支的胜利而作的《应时神剧》（1746年），《犹大·麦加贝》（1746年），《约瑟夫》（1746年），《约苏埃》（1747年），《亚历山大·巴鲁斯》（1747年），《所罗门》（1748年），《苏萨那》（1748年），《泰奥多拉》（1749年），《耶弗达》（1751年）。尤其是以《赫拉克里斯》为标志的那种“戏剧性史诗”，亨德尔自己把它称为“乐剧”，罗曼·罗兰明确地把它看做是“18世纪艺术的顶峰之一”。

亨德尔为上流社会、为宫廷和剧院而创作，他的音乐当然是华丽灿烂的；他特别擅长创作音色嘹亮、节奏强烈的音乐，这就给听众产生一种感官的印象，使人激奋、着迷。布局的宏大、明朗使作品清晰恢弘。他的作品给我们鲜明地展示出感情上的巨大起伏，而这种起伏总是受到一个坚强意志的节制和引导；他的艺术始终无懈可击，曲体总是正确严密，比例关系十分匀称，即使是在感情最冲动、几乎汹涌澎湃时，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具有气势磅礴的特点，这只有在以后格鲁克、贝多芬的作品中才能重见；而且后两位作曲家也承认他们的天才与亨德尔的作品有着渊源关系。亨德尔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四）维也纳传统：莫扎特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产生了格鲁克、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等对音乐形式和内容的革新有杰出成就的大作曲家。他们都在维也纳度过创作的成熟时期，而他们的作品又都成为后世音乐的典范，所以，以他们代表的作曲家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

沃匀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年）生于萨尔斯堡的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就表现出音乐神童的天赋。他4岁学习音乐，6岁就娴熟古钢琴、管风琴和小提琴的演奏，并创作了第一首相当悦耳的小步舞曲，8岁创作第一部交响曲。

莫扎特对世态人情和社会生活能体察入微，对欧洲各国的音乐文化能够博采众长，熔汇一炉；在演奏协奏曲、视谱即奏、即兴表演和小交响曲创作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音乐素养和精湛技艺。天才出自勤奋。莫扎特曾对一位朋友语重心长地说：“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许多次。”莫扎特的歌剧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按照意大利正歌剧体裁写作的，如《伊多美内奥》（1781年）和《梯托的仁慈》（1791年）；第二类是按照意大利趣歌剧体裁写作的，如《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和《唐·璜》（1787年）；第三类走的是德国歌唱剧的路子，如《后宫诱逃》（1782年）和《魔笛》（1791年）。莫扎特写歌剧咏叹调和重唱曲，是在了解演员的嗓音、技艺和表现特色之后有的放矢地下笔的，但目的不在于让演员炫耀技艺，而是为了发挥演员的特长，恰如其分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

他的奏鸣曲、四重奏具有海顿作品所有的稳固结实和精巧独创的特性，而且给人以一种在表情上更富于变化的魅力，在心理上更为丰富多彩，在运用新的创作手法上更轻松自如，这些都使莫扎特成为历来首屈一指的即兴创作家。

他写过50部左右交响曲，最重要的3部（E大调、g小调和G大调），是在1788年夏季的一个半月里写出来的。3部交响曲表现了3种不同的性格：天真无邪的欢乐情绪、真挚动人的抒情气质和刚毅豪迈的英雄气概。

莫扎特是近代协奏曲的重要作家，除了27部钢琴协奏曲和5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外，还为各种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和铜管乐器（圆号、小号）写作协奏曲，以充分发挥各种乐器的演奏特色。

德国诗人歌德说，在莫扎特的作品里“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莫扎特的音乐精神在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等后代作曲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五）海顿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生于奥地利的鲁劳镇。父亲是一位修理工和教堂圣器管理人，母亲当过厨娘。海顿的音乐启蒙教师是约翰·马蒂亚斯·弗朗克，担任鲁劳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兼教堂乐长。他8岁时，进入维也纳的圣·埃蒂安大教堂儿童唱诗班。

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前辈大师的作品，并积极投身作曲实践。后来，他投靠安乐尼·埃斯特哈兹亲王，成为亲王府里的乐长，在那里，他指挥着五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低音提琴，一个长笛，两个双簧管，两个圆号，两个法国号，一个管风琴，两位女高音，一位女中音，两位男高音，一位男中音。

海顿虽然长期居住、工作在埃斯特哈兹家族的爱森斯塔特府，但其声名却伴随着作品的传播而鹊起。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等地相继出版了他的作品集。

海顿被后世尊称为“交响曲之父”和“弦乐四重奏之父”。尽管他并不是首创者，在巴赫和亨德尔时期，就有一批人为此做了一定的准备，但正是海顿，才使交响曲和四重奏由草创发展为成熟的形态，并真正显露了他卓越的天才和细腻的感觉。所有的旋律都被巧妙地交织成一种纯粹的天籁之音，他的音乐并不侧重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的内容，而只在于音响的自然发展之中，或模仿夜莺与杜鹃的啼鸣，或描绘黎明的晨曦，这种音乐式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备感舒畅。

海顿生性风趣，逗人喜爱，因而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海顿爸爸”。他的作品时时流露出幽默的笔触。1772年，海顿和乐队队员们伴着埃斯特哈兹亲王长期滞留在维也纳郊外的夏宫里，久久不能回到维也纳家中和家人团聚，大家想家心切，一时怨声载道。于是他就在《#f小调交响曲》中巧妙地向亲王表达队员们要求离去的意思。演奏到末乐章时，第一双簧管和第二圆号首先结束，演员们吹灭了蜡烛离席而去；不久，大管、第二双簧管、第一圆号和各种弦乐器又依次提前结束，先后离席而去；最后只剩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孤零零地演奏最后一个乐句。亲王领悟了海顿所暗示的意思，马上准许队员们回到维也纳去。后来，大家都称这部交响曲为《告别交响曲》。

海顿的作品是精心创作的美巧乐句，具有各种节奏的创造性，发展部分的宽广性和生动活力的连贯性。它们有不朽的价值和永久的声誉。

第五篇 西欧现代文明

引 言 辉煌而动荡的西欧现代文明

西欧现代文明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彻底革新了西欧的生产方式，以现代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从而为西欧和北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并且确立了西方在世界经济中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优势地位。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使西欧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率先跨入了风云激荡的现代工业文明。

综观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科技、社会、政治和精神条件。从经济和科技方面来说，为发展现代工业首先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还要有足够的原材料和广大的国内外商品市场。此外，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技术是发展现代工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其中包括新能源的利用，新型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新式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的创造和改进，而这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又都依赖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科技工程人员的培养。从社会和政治方面来说，国家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有助于保证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立和国民经济运作的连续性，设置完备和执行有力的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安全，而健全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则可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促进现代工业发展的精神条件来说，既要有获取个人利益的经济动机，也要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机和价值取向，比如新教伦理、企业家精神、爱国主义等。这些条件和运作规则是西欧所有国家进行工业革命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除此之外，西欧的工业革命还有两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其一是政府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积极鼓励，以及对幼稚民族产业的保护和扶持，它们在推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是技术发明家与企业家的紧密结合在创立新兴产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阿克莱特、瓦特、西门子、本茨等人都既是杰出的发明家，又是成功的企业家。

工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西欧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即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说作为19世纪西欧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合理性的理想化论证，那么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工人运动就是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抗，社会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现代文明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改造资本主义和建立理想社会的问题上，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他们当初设想的某些原则确实包含了过多的空想成分，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它不再迷恋于描绘和许诺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而是在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同时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成为影响西欧及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极大地促进了西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的斗争，推动了西欧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进程。西欧各国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就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也是政府为了避免革命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措施。此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逐渐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

社会改革的实施是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种釜底抽薪的改良主义措施缓和了西欧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将残酷剥削加野蛮压迫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变为相对温和的现代福利国家。与社会改革同时，西欧各国也分别通过英国式的渐进改良和法国式的剧烈斗争的不同道路，逐步实现了民主改革的目标，最终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西欧各国普遍建立和完善起来。到20世纪初，西欧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议会，选举权逐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妇女也普遍获得了选举权。西欧最具特色的民主形式是起源于瑞士的全民公决制度，一些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全体公民有权对国家政治制度、批准或修改宪法和法律、加入国际组织以及重大行政措施进行投票表决。这种先进的直接民主形式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传统权力，使普通公民得以分享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

现代民族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是一种渴望摆脱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追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积极力量，但从19世纪末叶开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欧洲各强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最终发展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对外侵略和压迫的帝国主义。为了攫取原料产地、商品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和战略要地，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角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列强（以及美国和日本）依仗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建立起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和世界霸权，广大落后国家和民族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支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终于将欧洲和整个世界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

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曾在世界上泛滥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严重摧残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使欧洲和世界几乎倒退回野蛮时代。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于摧毁了法西斯战争策源地，挽救了人类文明。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导致了西欧世界霸权的衰落，西欧各国从此变为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二等国家。随着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席卷全球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终于冲垮了几百年的西欧殖民主义体系，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沧桑巨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短暂的中间派政府之外，西欧各国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由右翼保守党派和左翼社会党（包括工党）轮流执政，前者大多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措施，后者则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这种左右交替的政局有利于西欧各国对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社会公正与生产效率的矛盾进行及时适度的调整，从而避免了社会的极端振荡，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展，一种新的信息文明正在西欧和全世界兴起。为了加强自身的实力以便应对来自美国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西欧各国捐弃前嫌，采取了经济和政治联合的积极步骤。欧洲联盟的建立为西欧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尽管面临着恐怖主义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然而西欧文明仍有可能在21世纪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发展时期。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一个极端主义的时代，那么我们真诚地祝愿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19世纪到20世纪是西欧精神文明飞跃发展和异彩纷呈的时代，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影响的趋势日益加强，学科内部的竞争所导致的创新和流派更迭的速度也开始加快。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日益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自然科学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电磁学的发展为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以及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时代的来临奠定了理论基础，微生物学的突破为人类防治疾病带来了福音；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基础。目前人类已经将科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宏观宇宙、微观粒子、地球结构和生命机制，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板块构造学说的建立，各种基本粒子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的破译，革新了人类的宇宙观。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即主要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哲学以及关注人的存在和自由的人文哲学，都起源于西欧，它们深刻地反映出现代科学革命对哲学的影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文明带来的灾难和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到剖析，体现出当代左派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发起了更加激进的攻击，其解构的锋芒甚至指向了微观社会权力、现代性本身、人类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西欧的社会科学家们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开拓，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研究社会情况和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和有力工具。历史证明，自然科学的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而社会科学在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和其他问题时同样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然而，在发展和应用科学的同时，我们仍要保持哲学反思和批判精神所特有的清醒和冷静，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引导人类文明沿着和平、公正、健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现代西欧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流派迭起、名家辈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真实地再现了西欧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无情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而浪漫主义则企图通过对想象世界或理想王国的憧憬来逃避或反抗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在越来越激进的反传统的声浪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竞相标新立异、出奇制胜。先锋派艺术家们对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成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影视等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和大胆的革新，创作了许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新颖的原创性的杰出作品，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题材和内容，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有些流派和艺术家甚至流于片面追求新奇和怪异的极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前西欧精神文明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以电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文学艺术领域，从而给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带来深刻的变革；另一个则是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精神文明所有领域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它必将深刻地影响西方精神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

纵观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欧历史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西欧现代文明依靠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崛起，在20世纪初达到鼎盛，此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相对衰落，然而信息产业革命的进展又为当代西欧文明展现了新的前景。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欧现代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影响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最为重要的四大思潮，注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和高扬批判的人文精神则堪称现代西欧精神文明的内在精髓，这四大思潮和两种精神贯穿于西欧现代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之中，构成了西欧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精神。不过，随着欧洲联合的进展和欧盟的建立，西欧的民族主义开始逐渐淡化和消退。相反，后现代主义思潮却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它已超越单纯的精神文化范畴，逐步渗透到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并与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等社会运动相结合，因而有可能成为影响西欧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主流思潮之一，在今后的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6 瓦特和蒸汽机

第一章 西欧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西欧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西欧和北美的生产力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奠定了西方在现代世界经济中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优势地位。同时它深刻地改变了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使西欧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从此大踏步地跨入了辉煌而动荡的现代工业文明。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仍然笼罩在君主专制统治的黑幕之下，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一场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首先在英国勃然兴起，继而逐渐波及到欧洲大陆西北部和北美洲。这场伟大的变革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工业革命”（或称“产业革命”），它大致开始于1760年，结束于1914年。历史学上通常将工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1760年到1860年的阶段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和煤为其重要标志；而1860年到1914年的阶段则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显著标志是内燃机和电。然而，工业革命的历史内涵并不局限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根本变革，它还包括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刻变化。

英国在中世纪长期的社会经济进化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其中有些社会经济条件是当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

开始于16世纪的“圈地运动”到1760年以后在英国更加猛烈地展开。在大土地所有者的要求下，国会通过立法程序允许他们将原来的大片公共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土地。仅在1760年至1815年期间，国会就通过了3600项圈地法令，使700多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面积超过英国全部农田的1/4。大规模圈地的后果是，小农丧失了土地以及在公共土地上拾柴、采集野果和放牧的传统权利，从此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者城市中的自由工业劳动力。同时，随着几乎所有公共土地逐步被圈占，资本主义大农场制度在英国建立起来，地主把土地长期（一般长达99年）租给农业资本家即农场主经营。从经济效率的观点来看，农场主摒弃了原来效率低下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开始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增加资本投入，雇用农业工人耕作，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引起了一场农业革命。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开始采用新的耕作方法，除了增加自然肥料和人工肥料的施用量并在农田中建立排水系统以外，还把以前每隔一年或两年就将土地闲置一年的休耕制改为轮作制，在以前休耕的土地上种植苜蓿和萝卜等作物。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土地肥力，而且给牲畜和人增加了食物。从美洲引种的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也为饥饿的穷人们开辟了新的食物来源。畜牧业的扩大和改进为农业提供了更多的畜力和肥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肉类和奶制品，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羊毛原料。到1750年，英国的农业产品已有15％可以用于出口。而到18世纪末，英国平均每英亩的产量已经高于法国2.5倍。这场农业革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城市和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和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利润的增加不仅给农业本身追加了投资，而且也为工业积累了资本。此后，农业变革在欧洲大陆逐步展开，但其开始的时间要晚得多，而且主要局限于欧洲西北部，包括法国北部、佛兰德地区、荷兰共和国、意大利北部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地区。

自耕农的消失和工资劳动者的增加扩大了英国的国内市场，而殖民帝国的建立则为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18世纪，英国和法国为争夺殖民地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击败了主要对手法国，先后夺取了法国领地加拿大和北美大陆上的全部法国殖民地，并在南亚次大陆彻底击败了法国，同时夺得了西班牙的佛罗里达，取得了西属美洲殖民地黑奴专卖权等贸易特权。英国利用这种特权，通过一种罪恶的“三角贸易”——先把曼彻斯特的廉价棉布和杂货运往非洲，再将非洲黑奴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然后把美洲的糖浆和原棉装运回国——攫取到巨额的财富。仅在1783年至1793年的10年间，利物浦的贩奴商人就贩运了30多万黑奴，牟取的暴利高达1500万英镑。英国还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海外贸易公司垄断殖民地贸易并增加商品输出，1697年英国出口总额为350万英镑，1770年则达到1420万英镑。18世纪80年代，英国又宣布澳大利亚为英国殖民地。这样，英国建立起一个遍及全世界的殖民大帝国，并且成为拥有强大海军和巨大商船队的海洋霸主。这使它能够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来源，加快资本原始积累，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出重要的经济前提。

在18世纪，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大陆国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受到各行各业的行会的控制，而且城市里生产的产品要缴纳较多的税收。而在英格兰，受到农村低廉工资的吸引，一些商人和制造商至少从16世纪就已开始绕开行会的控制，依靠农村劳动力生产各种商品，从而形成一种农村家庭手工业制度。在英国许多农村地区，制造商的房子周围散布着无数小农舍，里面住着被雇佣的手工织工和他们的家庭。制造商给家庭织工提供羊毛或棉花等原料，织工和他的妻子儿女在家里梳理棉、毛纤维，在手摇纺车上纺纱，或者用手工织布机织布，然后制造商来取走制成品并付给工钱。这种家庭手工业的规模在18世纪的英国迅速扩大，其生产过程中各工序的技术分工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使在每一工序上采用机器来代替人手成为可能。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这种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1662年，英国在欧洲率先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皇家学会，并于1664年开始出版学会机关刊物《哲学会刊》，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1687年，艾萨克·牛顿（1642—1727年）的划时代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标志着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该书对机械运动规律做出了当时最为精确的概括，因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条件之一。18世纪，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年）建立了一种热力学理论，其中的“比热”和“潜热”概念被瓦特用来计算出各种引擎的蒸汽消耗量，从而找到改进蒸汽机的途径。

与为了维护政治特权宁肯牺牲经济效率的法国专制政权相比，18世纪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产生。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对王权进行了限制，同时扩大了国会的权力。英国国会源自中世纪，分设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17世纪70年代，国会内形成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政党，光荣革命之后国会开始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18世纪10—40年代，英国进一步确立了内阁制。不过，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制和民主制。贵族院的议员是世袭的大土地贵族，众议院的议员则是由有产者选举产生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财产资格限制，妇女根本没有选举权。然而，英国政府在国内经济上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社会秩序之外，逐渐放松了对国内经济的限制，国会撤销了涉及垄断权授予和妨碍自由竞争的法律法规，本来就不发达的行会制度也基本上被扫除。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政府对进口丝绸和棉布课以保护性关税，强大的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商船队，使商船队的规模在18世纪的前70多年内扩大了三倍。在新的经济制度方面，投资者只负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早在17世纪末就已开始在英国出现，到1698年伦敦证券交易所被授予特许状之后，股票交易变成了合法的生意。英国还拥有当时欧洲最有效的银行信用制度，1694年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政府财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内部分裂不同，英国享有政治上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自从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以来，英国取消了国内关税，其度量衡制度也大体上实现了标准化，这使其国内贸易渠道更加通畅并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所有这些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动因首先出于国内外市场对纺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低效的旧式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既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也无法与廉价的印度棉纺织品竞争。因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为纺织业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英国传统的羊毛和亚麻原料的加工方法比较难于改造，而新兴的棉纺织则比较容易采用先进技术。

1733年，一个名叫约翰·凯伊（1704—1764年）的机械师发明了飞梭，织工只要脚踩踏板，飞梭就可以穿梭织布。因此，原来需要两个人操作的织布机现在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胜任了。新的织布技术增加了对纱线的需求，纺纱机的技术革新提上日程。经过一代人的多次实验，在1765年前后，一个有才能的木匠兼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1720—1778年）终于发明出一种手摇纺纱机——珍妮纺纱机。以前的纺纱机只能纺一根纱线，而珍妮机能够同时带动8个到80个纱锭，从而解决了纱线供应长期不足的问题。不过珍妮机仍然使用人手作为动力，纺出的纱线也较细而且易断。1769年，理发师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年）剽窃别人的思想，发明出一种最初用畜力后来改用水力的纺纱机。这种机器依靠水力同时转动许多纱锭，纺出的纱线既粗又结实，可以代替过去的亚麻经线。从此，英国开始生产纯棉织品。在1779年前后，工人塞缪尔·克朗普顿（1753—1827年）综合珍妮机和水力机两者的优点然后加以改进，发明出缪尔纺纱机（或译骡机）。这种机器可以同时转动数百甚至数千个纱锭，纺出的纱线不仅精细而且结实。新型纺纱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带来了棉纱产量的惊人增长，1790年英国的棉纱产量达到1770年产量的十倍。

棉纱产量的提高造成了织布效率滞后的局面，甚至引起手工织布工人工资的上涨。为了提高织布效率同时降低工资成本，纺织业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非人工动力织布机。1785年，一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莱特（1743—1823年）的牧师终于在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的协助下发明制造出一种水力织布机，从而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四十倍。

棉纺织机械的发明引起了一系列相关机械的发明和改进。美国的一位棉花农场教师埃利·惠特尼（1765—1825年）于1792年发明了轧棉机。这种将棉籽与棉花分离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皮棉产量，并迅速在美国南部推广。它不仅挽救了衰落的美国农场经济，而且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789年到1850年，英国每年的棉花原料进口量增加了五十多倍。其他与纺织有关的机器，如梳棉机、漂白机、整染机也陆续问世，组成了较为完备的纺织机械系列。棉纺机械的革新使英国的棉纺织品产量从1789年的4000万码增长到1850年的20多亿码，产值从原来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第九位一跃上升为第一位。在19世纪前50年内，棉织品构成英国全部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在纺织机械革新的带动下，其他工业部门也都开始技术革新，逐步采用了机器生产。

新型纺织机械被采用之后，动力机问题成了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要纺织机械仍然依靠水力作为动力，生产场所就只能设立在有河流的农村，而在水少或结冰的季节生产不得不停止。若要使工业生产突破时空限制获得广泛的发展，就必须发明一种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动力的万能发动机。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终于制造出了能够用于各种工作机的蒸汽机。在瓦特之前，托马斯·萨维里（约1650—1715年）于1698年已经制成蒸汽推动的抽水机，此后，托马斯·纽可门（1663—1729年）于1705年将其改进成用于矿井的抽水机。1769年，瓦特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当一名科学仪器制作员，他在纽可门的蒸汽机上附加了一个冷凝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不过，经过这次改进的蒸汽机仍然是单动式发动机，其用途非常有限。到1782年，瓦特试制成功了新一代蒸汽机。他在这种蒸汽机上安装了联动装置，把单动式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使新式蒸汽机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他还设计出双向汽缸，使蒸汽从活塞的两端交替进入汽缸，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热效率。为了改进和大量生产新式蒸汽机，瓦特与一个玩具制造商马修·鲍尔顿（1728—1809年）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后者为瓦特提供了风险资金和生产工厂。到80年代末，他们的公司获得了显著的成功，生产的蒸汽机不仅在英国国内使用，而且远销国外市场。瓦特蒸汽机的问世是人类动力利用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为新生的现代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无穷的可能性，因而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瓦特的蒸汽机不久就被应用到棉纺织工业。80年代，理查德·阿克莱特开始用新式蒸汽机取代水力来驱动他的纺纱机，并且建立起大型的棉纺织工厂。整个棉纺织工业从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后，蒸汽机被迅速推广到面粉、酿酒、瓷器、榨糖等其他轻工业部门，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采煤、冶金、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等重工业的发展。英国使用的蒸汽动力从1800年的62万匹马力上升到1850年的129万匹马力。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的炼铁工业都是用木炭作燃料，以致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炼铁工业难以发展，严重阻碍工业革命的进程。1709年，亚伯拉罕·达尔比（1678—1717年）用焦炭代替木炭炼铁获得成功，但是这项新技术并没有获得推广。直到后来在炼铁炉上使用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鼓风设备，才使焦炭炼铁取代了木炭炼铁。英国冶金技术的最重要的革新是工程师亨利·柯尔特（1740—1800年）于1784年发明的“搅炼和滚轧法”。搅炼法也是用焦炭作燃料，这种方法可以去除生铁中的碳和其他杂质，生产出比生铁坚韧的熟铁。滚轧法是用重型蒸汽动力滚轧机轧制出各种形状的成品铁材，用以制造机器和其他产品。英国是煤铁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新制铁技术的采用使英国的铁产量迅速增长。工业革命前的1740年英国铁产量只有1.7万吨，1788年达到6.8万吨，1806年则达到26万吨，到1844年英国甚至生产出300万吨铁。18世纪内，英国从铁进口国一跃成为铁出口大国，铁的出口量增加了九倍。炼铁对焦炭的需求刺激了煤炭的生产，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为500万吨，1790年增长到760万吨，1795年又增长到1000万吨，到1800年英国的采煤量约占世界采煤量的90％。制铁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前机器主要是用手工制造的，19世纪上半叶，先后创制出刨床、铣床、车床和磨床等机床，开始了以机器制造机器的时代。至此，英国不仅生产蒸汽机，而且制造各种工作机、机床和农业机械，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把它用于陆地运输和水上运输。19世纪初，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曾试验过在城市街道上驾驶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但由于这种汽车过大的噪音和足以压坏路面的自重等缺陷而放弃了继续的尝试。英国很早就把木板制成的轨道用于煤矿井下和地面的煤炭运输，1765年以后开始采用铁质轨道，但仍然使用马匹拖拉货车。直到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1781—1848年）经过10多年试验制成的火车头牵引着一长列车厢行驶其上，时速达到15英里。1830年，英国又建成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的铁路并投入旅客列车运营，采用斯蒂芬森最新设计制造的“火箭号”机车，时速提高到16英里。从此，人类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铁路时代。在20年内，英国仅靠私人投资就完成了主要铁路干线的建设工作。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都紧随其后，掀起了铺设铁路的狂热。铁路运输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因而使市场突破地区限制，扩大到全国的规模。铁路建设有力地带动了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也为更多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将蒸汽机用于水陆运输的试验从18世纪后期就已开始，当时曾有一个美国工程师约翰·菲奇（1743—1798年）建造出第一代蒸汽动力船只，在特拉华河上运载过乘客，但是不久就失败了。真正成功的蒸汽轮船是由另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年）使用一台从英国进口的瓦特蒸汽机制造出来的，这艘轮船于1807年在纽约哈得逊河上试航成功。1814年，富尔顿为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军舰，使海上战争由此改观。不甘落后的英国人也于1811年造出了自己的轮船，并且首先制造出蒸汽驱动的铁制海轮，用于远洋航运。1838年，“天狼星号”和“大西部号”蒸汽轮船成功地横渡了大西洋。此时，蒸汽轮船已经普遍用于欧洲的水陆运输。汽轮时代开始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通讯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电报的发明，但首创的荣誉并不属于英国人。1820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安培（1775—1836年）发现可以利用电磁在电线两端传递信息。此后，一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1791—1872年）发明了电磁式电报机和莫尔斯电码，并于1844年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条商用电报线。1866年，美国人成功地铺设了第一条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在很短的时间内，欧美的主要城市之间都可以通过电报互通信息了。

经过10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175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2％左右，而在1840年已经达到4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到1860年，全世界2/3的煤、1/2以上的铁和棉布都是由英国生产的，英国还垄断了世界的机器制造业，英国商品处于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地位。这个小小的大不列颠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的人口开始迅速增加。据统计，1750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总人口约为1050万，1800年达到1650万人，到1850年则增加到将近3000万人。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人口增长是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和经济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实际收入的增加。1820年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据估计，1850年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消费量大约比1770年增加了50％。此外，食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医学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减少等因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广大的商品市场和更多的劳动力，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大机器生产，而且创造出大机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工厂制度。与可以放在家里的小型手工纺织机不同，新型水力纺纱机和织布机，尤其是蒸汽机，都是些庞大笨重的机器，而且价格昂贵，因此，它们只能由资本家购买并且必须安装在高大的厂房里。操作机器的工人因而也必须集中在工厂里，由资本家或工头来监督管理。这就是工厂制度的起因。最初的工厂是由发明水力纺纱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于1771年建立的水力纺织工厂。在仅仅20年里，这些工厂就给他带来了50多万英镑的利润，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理发师一跃变为成功的工业资本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种工厂不断建立起来，规模也不断扩大。起初，阿克莱特的一个工厂大约雇用200名工人，10年以后则雇用了800人。1774年，瓦特和鲍尔顿在伯明翰郊区建立的制造蒸汽机和机器零件的工厂由许多车间组成，总共雇用了大约2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

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个是人口分布上的城市化，另一个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发达的东南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煤、铁资源和新兴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都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因此人口逐渐向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转移。据估计，178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伦敦以外，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只有3个。到1850年前后，这样规模的城市已经达到31个之多。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1/3以上。1850年，英国劳动力中有将近325万人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农业的人只有200多万，而且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劳动力中有3/4以上是工资劳动者。然而，过于迅速的人口膨胀和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新兴城市的法律地位和在国会里的代表权问题，城市立法、税收、政府官员配备和警察保安问题，上下水和垃圾处理问题，以及更为严重的工人住房简陋拥挤的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在工业革命带给人们的乐观主义上面投下了一层阴影。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动荡不安的内在根源。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1860年至1914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引起了炼钢、电气、化学、能源、交通、通讯等工业部门的飞跃发展。

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如何生产钢了。但用那时的方法生产的钢制品批量小、质量不稳定，而且价格昂贵。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西默（1813—1898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通过把空气吹进熔化的生铁，降低其中的含碳量，从而将生铁炼成钢。经过20年的不断改进，人们不仅可以生产出质量稳定的钢，而且钢的价格也下降了2/3。此后，欧美的钢产量迅速增长。如果按照每5年时间为一段计算各国的平均每年钢产量，那么从1880年到1913年，英国的年钢产量从182万吨增长到693万吨，德国从99万吨增长到1624万吨，法国从46万吨增长到409万吨，而新兴的工业巨人美国则从1880年的160万吨增长到1914年的2800万吨以上。钢的强度、耐久性、韧性和加工精度远远超过铁，因此钢很快取代了铁成为铺设钢轨、架设桥梁、建筑高楼，尤其是制造机器的新型材料。仅在贝西默发明新炼钢法3年之后，英国第一艘钢甲轮船就建成下水。更大、更坚固、更快的钢甲舰船甚至改变了海战的性质。在大批生产钢材的同时，铝和其他合金材料也开始投入生产。

电的发现不仅创造了一种新能源，而且引起了一系列惊人的发明。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年）于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为人类利用电能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个原理，人们在19世纪30至60年代陆续发明并改进了直流电动机和发电机。前者将电能转变成机械能，而后者则将机械能转变成电能。到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交流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发明，以及输电线和绝缘技术的改进，电能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生产并且可以传输到远离发电厂的任何地方的方便能源。电动机从此逐渐取代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蒸汽机和水力则被用来带动发电机。电气化的时代到来了。此后，电力很快就应用到炼钢、建筑、纺织、制鞋等生产行业，以及有轨电车、地下铁路等城市公共交通部门。电力的使用不仅加快了欧美原有工业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使那些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工业化。1914年，电力占英国工业所需能源的一半以上，在德国所占的比重更大。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66年）的发明者，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年）所创建的电器公司逐步发展为欧洲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新生的德国电器制造工业甚至使德国有能力向英国在欧洲制造业中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

电力的使用也改变了城市公共交通和大城市的居住模式。19世纪末，有轨电车在西欧大城市已经司空见惯。1863年，伦敦第一条地下铁路建成通车，这使工人和雇员可以居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地方。不过，最初的地铁列车仍旧使用蒸汽机车牵引，1890年以后电力机车开始用于地铁。1900年7月14日，巴黎第一条地铁在塞纳河右岸建成开通。4年后，纽约第一期地铁线路开始运营。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除了对原有的电报技术进行改进和完善之外，通讯技术的第一项突破是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年）发明的电话。此后不久，电话开始进入家庭。1880年，美国的电话用户达到5万家。德国人在1883年共打了800万次电话，而在1900年竟增加到7亿次电话。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人哥格里尔摩·马可尼（1874—1937年）根据亨利希·赫兹（1857—1894年）等人的电磁波传播理论，发明了无线电报。1899年，马可尼发了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无线电报，两年后又发了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无线电报技术为日后的无线电广播开辟了道路。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雷金纳德·奥布里·费森登（1866—1932年）发明了无线电广播。到1913年，布鲁塞尔的居民已经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每周的音乐会了。

电力革命还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神奇的发明。美国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于1876年发明了留声机，这种“会说话的机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879年，他又发明了白炽灯泡。此后，电灯光开始将夜晚的繁华街道、高级饭店、百货商店照耀得金碧辉煌，而电灯进入大多数家庭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中最神奇的发明莫过于电影了。早在19世纪30至40年代照相术就已问世，但要使胶片上的影像动起来还有待于电影机械的改进。1895年，无声电影第一次上映就立刻引起了轰动。不久以后又制作出带有情节和动作的较长的电影，并且开始用钢琴为默片配音。光怪陆离的电影成为电气化时代的艺术象征。

继电能的发现之后，能源工业的另一项革命性突破是将石油用作新的能源。历史上，在很长时间内石油只用于治疗或作为润滑油使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1819—188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钻了第一口油井，但石油的用途仍限于提炼照明用的煤油。1876年，尼古劳斯·奥托（1832—1891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四冲程循环煤气内燃机。1883年，德国发明家哥特利布·戴姆勒（1834—1900年）又研制成第一台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这才使石油产品真正成为新的能源，并且为汽车时代的来临开辟了道路。工业家和政治家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石油所具有的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1844—1929年）在他制造的汽油内燃机上增加了一个原始的汽化器，从而制造出历史上第一辆以汽油内燃机作引擎的汽车。此后，人们又陆续发明出用狄赛尔内燃机和四汽缸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最初生产的汽车价格昂贵，只有上层社会的富人才能买得起。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1863—1947年）于1903年在底特律创立了他的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08年采纳并改进了别人创造的装配流水线的生产方法，终于将组装一辆汽车的时间从12小时降低到1小时33分钟。依靠这种高效率的方法，他的公司共生产了1500多万辆T型福特汽车，其价格降低到甚至他的工人都能买得起的程度。这种被称为“泰勒制”的装配线生产方法很快就推广到所有的汽车工厂和其他工业部门，为全世界生产出数量空前的大批商品，使许多过去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汽车工业也因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它的繁荣带动了玻璃、钢铁、铝、橡胶、工具和石油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

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能像鸟儿一样飞上天空。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早已提出人类借助飞行器飞行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甚至绘制出飞行机器的设计图。到1900年，首先出现的是由一位德国退休将军斐迪南·冯·策佩林伯爵（1838—1917年）制造的可驾驶的飞艇。经过多年的试验，两个美国自行车制造者威尔伯·莱特（1867—1912年）和奥维尔·莱特（1871—1948年）兄弟于1903年第一次驾驶一架用汽油内燃机和螺旋桨推动的飞机进行了成功的飞行。人类终于实现了飞行的梦想。此后，飞行事业迅速发展。1909年，路易·波莱里奥（1872—1936年）驾驶他发明的单翼飞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用做实施空中打击的利器，从而带来了飞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就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生产硫酸、盐酸、硝酸和制造玻璃、炸药、医药和化学肥料等基本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尤为显著。在化学工业方面，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后来居上，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年）用化学方法分析了植物灰的无机盐含量，并且制造出钾盐和磷酸盐等几种与植物灰成分相同的人造化学肥料。1837年他的成果公布后，引起了农业化学的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化学工业的空前繁荣。1856年，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最初的合成苯胺染料，合成化学从此开始了迅猛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数百种染料，以及阿司匹林、糖精、香精、石炭酸和烈性炸药等一大批产品。使用这种烈性炸药，人们开凿了阿尔卑斯山的大隧道，以及苏伊士运河（1869年）、基尔运河（1895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人们还从粮食作物中提取葡萄糖，用棉籽制造赛璐珞、化妆品和色拉油。用化学方法生产的人造丝等合成纤维织物使纺织工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石油分馏工艺的改进极大地增加了石油化工产品的数量。然而，随着化学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不能进行生物降解的化学产品导致了日后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每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为2.9％，英国为2.2％，法国为1.6％，同时期的美国则达到4.3％。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多，钢产量猛增五十五倍，铁路线长度增长将近四倍。欧洲的铁路线（包括俄罗斯）从1890年的14万英里增加到1914年的21.3万英里。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小型的合伙公司和合股公司构成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1890年以后，迅速兴起的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地位，合伙和合股公司逐渐让位给托拉斯等大型垄断组织，工业企业被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控股公司所控制。标榜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签订合同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开始衰落，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盛行起来，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趋势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变得更加迅猛。从1815年到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倍，德国人口则从2500万上升到7000万。1800年的欧洲总人口大约为1.9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则达到4.6亿以上。城市化的进程已从英国扩展到整个欧洲，在德国，1840年只有2个城市的人口达到10万左右，到了1910年已经增加到48个。欧洲各大都市的人口也增加了好几倍。从1850年到1900年，伦敦的人口从268.1万增长到658.1万，巴黎人口从142.2万增长到367万，柏林人口则从50万增长到271.2万。1901年，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仅占工业雇佣人数的20％左右。

工业革命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为现代欧洲社会提供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资产阶级却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经受着相对贫困化的折磨，在工业革命早期和经济危机时期甚至经受着绝对贫困化的打击。诚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这一时期中确实增加了。据估计，1913年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收入所能购买的物品比1801年提高了三倍。不过，同样应当看到，这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经过长期英勇的合法与非法斗争才赢得的胜利果实。

三、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进程

18世纪后半叶，正当英国的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欧洲大陆特别是西欧各国的手工制造业开始迅速扩展，欧洲内部贸易和海外殖民地贸易也发展到很大的规模。这些经济活动为西欧各国带来了财富，积累了资金，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是，西欧各国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工业革命发生的不利因素。比如，货币、度量衡甚至历法的不统一，政府对纸币周期性的贬值和民间对纸币的不信任，获得信贷和筹措资金的困难，等等。当时，大部分资金都掌握在富裕的家族或小型的合伙经济组织手里，他们只肯把钱借给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大陆欧洲的生产形式仍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生产规模也比较小，生产工艺上很少利用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成果，水力、风力、人力和畜力仍然充当主要的动力。行会对某些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的垄断，一些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政治上的不统一，以及国内名目繁多的关税和通行费构成了工业高速发展的严重障碍。

只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冲击才开始波及到西欧各国，特别是欧洲西北部地区。西欧各国逐步采用了蒸汽机作为动力，从1800年到1850年，各国使用的蒸汽机总功率迅速增加，德意志各邦从4万匹马力上升到26万匹马力，法国从9万匹上升到27万匹，奥地利从2万匹上升到10万匹，比利时从4万匹上升到7万匹，意大利和西班牙从1万匹上升到2万匹。如果加上英国、俄国和其他国家，整个欧洲使用的蒸汽动力在这50年内从86万匹马力上升到了224万匹马力。

在这一时期里，西欧各国中工业化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比利时。这个刚刚获得独立（1830年）的小国发展成为欧洲大陆上最早的工业基地，它拥有欧洲大陆上最发达的机械化生产和大型工厂。比利时密集的人口和高度的城市化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佛兰德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精细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与北海相连的安特卫普依旧是欧洲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积累的资本成为工业投资的源泉。这些有利条件推动了比利时制造业的繁荣，1816年，根特的纺织工业雇用的工人就已达到1.2万名之多。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比利时的铁路建设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通过这些铁路，北海港口的货物被运送到欧洲中部地区，比利时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收益。此后，比利时进入了工业生产持续增长的时期。

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虽然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连年战争打断了法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革命政府确实为经济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比如妨碍经济自由的行会制度、繁杂的地方关税壁垒和混乱的税收制度。就工业革命的条件来说，法国是西欧的大国，但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却比不上英国。法国的煤炭资源相对贫乏而且分散，距离铁矿和运河也较远，因此运输费用使原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口仅仅增加了30％，城市化进程也相对缓慢，造成社会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不旺。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比英国缓慢，小农经济仍然非常普遍，高额农产品关税和相当多的公共土地的持续存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法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比英国落后，拿破仑于1800年建立的法兰西银行和其他私人银行只肯贷款给政府，而且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在破产时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储蓄银行除了可以对享有国家特许权的铁路建设公司进行投资以外，禁止向其他私人工业投资。政府对任何公司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因而对成立合股公司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政策。许多公司都是谨小慎微的家族公司，它们宁愿将利润投资于土地也不愿用来扩大公司业务。更有甚者，许多农民仍然把他们的钱财藏在床垫里或者埋在菜园里。因此，在当时的法国为工业筹集资本相当困难。

即使存在这些不利条件，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到184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时期里，法国的工业生产还是获得了稳步的增长。同英国一样，纺织业的繁荣刺激了整个工业的发展。煤炭产量从1830年的180万吨增长到1847年的510万吨，钢产量从1831年的6000吨增长到1847年的1.3万吨。不过，纺织业使用的手工织布机仍然比机器动力织布机多出一倍。法国工业尤其是巴黎工业仍然以生产手套、雨伞、靴鞋、家具等高档日用消费品著称，低资本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农村工业依旧是法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过，随着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结束，法国政府为工商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和支持。七月王朝（1830—1848年）时期，法国政府采取了鼓励工商业盈利的政策，将国内工商业税收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并利用高额关税率保护本国纺织业等行业的利益。政府还在发起法国铁路建设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出钱购买铁路必经线路上的土地和桥梁，并保证铁路投资获得最低的回报率。在路易·菲利普（1830—1848年在位）的统治下，取消了破产法里以监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条款。新的法律使得投资者们很容易合伙成立新公司，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亲戚关系甚至相互不认识也可以成立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法国铁路从1831年的38公里增加到1847年的1800多公里，工商业投资总额从1830年的300亿法郎增长到1848年的450亿法郎，对外贸易总额从1830年的11.31亿法郎增加到1847年的24.37亿法郎。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结束后的时期里，法国的工业生产又有很大的发展。从1852年到1869年，法国的铁产量从52万吨增至138万吨，钢产量从1.8万吨增至11万吨。1871年至1900年间，生铁产量进一步增长到420万吨，原煤产量由1300万吨增长到3300万吨，蒸汽机总功率增加了五倍多。到1913年，钢产量猛增到400万吨以上。但是，比起英国、德国和美国来，法国的工业生产仍然相当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同时存在于法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一方面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手工业和落后的农业生产。除了法国北部出现了一些使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高效大型农场以外，落后的小农经济仍然大量存在。19世纪末，拥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占总农户的84％，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1％。农民的贫困和分散的经营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小，普法战争的失败又招致割地赔款的损失。这些不利条件都阻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发展尤其缓慢，大部分机器设备依靠外国进口。消费品特别是高档奢侈品的生产仍然是法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轻工业雇用的工人占全部工人的一半以上，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等成为法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小企业仍然在法国工业中占优势，绝大多数企业雇用的工人不超过100名。因此，曾在19世纪上半叶一度居世界第二位的法国工业生产，此时已经被后起的德国和美国远远甩在后面，退居世界第四位。

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化相对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分散独立的德意志邦国及其各自为政的关税壁垒和通行费对商品流通构成莫大的障碍。行会对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垄断也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此时的德国，从整体上说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从1816年到1872年，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降低。然而，德国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纺织业首先在3个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莱茵兰、萨克森、西里西亚——发展起来，柏林逐渐成为机器制造业的中心，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则在普鲁士西部煤炭蕴藏量丰富的鲁尔盆地繁荣起来。在普鲁士，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任命私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从英国聘请技术专家来协助发展工业，推动技术教育，成立各种促进工业化的协会。40年代，普鲁士银行开始营业，它为工商业提供了投资，其他各邦国由于缺少这类银行，其工业发展受到限制。1834年，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宣告成立，这是德意志各邦为降低内部关税、保护自身工商业发展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关税同盟囊括了全德意志4/5的领土，对德国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从1850年到187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钢产量从5900吨猛增到17万吨，煤产量从670万吨增加到3400万吨，铁路线长度从6000公里增加到将近1.9万公里，机器制造厂仅在1846年到1861年期间就从130多家增加到300多家。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已达13％，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三位。同一时期内，德国农业也由农奴制的封建庄园经济逐渐过渡到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1850年，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将农民所负的一部分封建义务无偿废除，另一部分由农民向地主赎免。实施这项法令的结果，普鲁士容克贵族获得了巨额赎金和大量土地。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和土地将旧日的庄园扩大和改造为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并开始采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兼营面粉加工、酿酒等工场，此后农业生产率开始稳步提高。而大多数农民则逐步转变为雇农和城市工厂的工人。

随着1871年德国统一的完成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德国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普法战争的胜利使德国从法国获得了50亿法郎的赔款，这笔巨款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注入了资金。同时，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鲁尔地区的煤矿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些有利条件给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1900年，德国的钢产量增长到667万吨，超过英国和法国两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增加到将近1.5亿吨，铁路线长度增加到将近5万公里。德国的化学工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产业，为农业和工业生产出大量的化肥、硫酸、氯化物、苯胺染料等产品。德国的机器制造、造船、电气等工业部门也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30年内，德国的对外贸易翻了一番。到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的16％，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飞跃发展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各种因素外，还应该特别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德国的工业化开始较晚，因而可以直接采用最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来装备工厂，比起英国那些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设备老旧的工厂，德国的工厂显然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其次，与其他国家的银行相比，德国银行在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作用。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大型投资银行为了确保接受其贷款的公司能够妥善经营，因而大批购买这些工业公司的股票，特别是采煤、电气、铁路等重工业公司的股票。德国银行通过这种途径渗入工业企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它们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付给股东高额股息。德国银行还积极支持德国工业建立卡特尔的趋势，这些卡特尔通过控制生产和价格来保证重工业的稳定盈利。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德国的大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教学质量也高出一筹。这些大学既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其教学内容又比较注重应用学科。而此时的英国大学在采纳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方面进展缓慢，以致英国的雇主看不起专业学术训练，认为后者还是不如工作经验中用。

从19世纪开始，西欧其他国家也零星出现了一些工业化地区。机器棉纺织厂开始在意大利北部的皮蒙特和伦巴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和维也纳附近地区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开发不足和资金筹集困难，以及国家采取不鼓励甚至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的工业生产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纺织工业在10至20年内增长了数倍，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由米兰、都灵和热那亚港市形成的三角地带发展成为意大利纺织业、机械工程和造船业的中心。到1859年，意大利的铁路线长度已经达到1700多公里。1870年意大利的统一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政府采取了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投资扩建铁路系统，鼓励发展丝绸业和棉纺织业。从1895年到1914年，意大利的出口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意大利南部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小型手工制造业占据主要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同样受到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大工业同广阔的卡斯蒂利亚平原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落后的农业难以为工业发展积累足够的资金，西班牙的工业发展只能大部分依靠外国投资的支持。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也是由于这种二元结构的牵制因而滞后于英、德等西欧大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经过多年的发展才逐步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西班牙则长期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

综观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以及精神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包括：一定数量的资本（私人的、公有的、外国的）、自由劳动力、原材料、制成品市场、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后者又以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为前提。社会政治和精神条件包括：国家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健全有力的法律制度、国家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对工商业发展的鼓励和对幼稚民族产业的保护、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基本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动机（比如个人利益）、精神动机和价值取向（比如新教伦理、企业家精神、爱国主义）等等。这是所有国家进行工业革命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就会阻碍甚至破坏工业革命的进程。

然而，西欧各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启动时机、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传统各不相同，因此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也就各具特色，尤其是欧洲大陆上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大多数技术发明和随之而来的制度建设都属历史首创，比如铁路建设、工厂制度、工业城市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而带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政府干预无从插手，因而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鉴于中世纪封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和限制，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厌恶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干涉，因而拥护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契约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代表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年）。此后，经济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英国的传统。但是，当西欧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足以为后起的国家提供可以效仿的成功榜样，以及前车之鉴。西欧大陆国家历来就存在着强大政府的传统，新兴的工业企业在创建初期也希望得到国家的资助，而英国的经验又为政府比较自觉地对经济发展进行积极干预提示了方向，因而西欧大陆国家的政府大多数都采取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使这些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了步伐。例如，英国的铁路仅仅依靠私人投资就完成了主要干线的建设工作，相反，西欧大陆各国的铁路干线几乎都是在政府投资或赞助下才得以建成通车的。

与英国标榜的国际自由贸易不同，西欧大陆国家为了保护幼稚的国内产业以便与英国竞争，大都建立了关税壁垒。普鲁士早在1818年就开始实行保护主义，1834年又成立了全德关税同盟。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坚决主张，在德国新兴工业还没有能力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竞争以前，政府必须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全德关税同盟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事实上，英国为了保护国内毛纺织品免受亚洲进口的丝织品和棉布的冲击，早在1700年就已建立起保护关税制度。到1846年其他国家纷纷建立或准备建立保护关税制度时，英国反倒真正实行起国际自由贸易原则来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忠于它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因为到这时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商品已经处于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地位，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仅不会造成对英国商品的威胁，反而只会使英国商品倾销于全世界。因此，英国和大陆欧洲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上面的差别与其说是原则上的分歧，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反映。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工人阶级的生活非常悲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失业者沦为乞丐、小偷或妓女。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比西欧其他国家要早得多，但在很长时期里英国却没有建立任何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所关心的只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社会秩序。仅有的济贫措施大部分由教区或民间慈善机构执行，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而当时所谓的济贫院其生活条件之可怕绝对不亚于监狱。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困往往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导致激烈的阶级冲突。19世纪80年代，由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为首的德国政府率先推出了社会保险计划，此后西欧各国包括英国在内纷纷效法，由此开创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先河。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具有国家主义传统的德国，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英国，这种反差是意味深长的。

四、对工业社会的理论分析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思想家们对新生的工业化社会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其中既有对其合理性的理想化论证，也有对其弊病的激进式批评。与那些资产阶级利益的赤裸裸的辩护士不同，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具有更多的科学理论兴趣。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年）和法国的重农学派都曾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经济自由主义的著名格言“自由放任”就源自法语，原意是“让他们自己去做”，正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首先使用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原则。

亚当·斯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不久，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尚未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依然存在，因此他既是封建主义的批判者又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先知。亚当·斯密的著书宗旨是论述如何通过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来增加国民财富。他抨击16世纪以来重商主义的大多数信条，尤其是那些涉及过时的国家管制和垄断的措施。他不赞成政府计划，即使是一个开明的政府，而宁愿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巩固国防、维持国内治安、制定合理的法律和建立公正的法庭的范围内，私人民事纠纷都应当由法庭判决或裁定。发明革新和创办企业也应该依靠私人的首创性而不应指望国家。他竭力论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自然规律”自动发挥作用。比如供求规律的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如果某一种特定商品出现短缺，其价格必然上涨，因而会刺激生产者生产更多的这种商品，同时还会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这个行业；如果该商品的生产过剩，其价格势必下跌，资本和劳动就会退出并逐渐转移到需求更大的其他行业中去。他还论证了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可以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增加，由此引起单个商品的成本降低和价格下降，从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和使用这种商品。他认为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某个国家或某种气候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成本生产一种商品，因而可以专业化生产这种商品并和其他国家交换，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将获得更多和更便宜的商品。

在亚当·斯密看来，推动一切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动机是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他说，我们能吃上肉靠的并不是屠户的好意，而是他对其个人收入的关心。如果有人讥讽说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体系，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会说，这个体系至少比较现实，它描述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事的，而且它最终将为人们带来最大的自由和富裕，因而也是符合道德的。亚当·斯密坚信，千百万人的个人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好像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最终将导致所有人的最高福祉。这是一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图画，但是亚当·斯密低估了市场调节可能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失业、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那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不得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而出来做点什么了。

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以及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等人。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推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也不免得出一些过于武断的结论。

他们的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要点：自由市场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政治之外的经济关系的世界，它由一些“自然规律”所调节，比如供求规律、报酬递减规律等等。每个人都能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理解的个人利益从事经济活动。这样，所有的个人利益相加起来就构成了全体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自由。政府职能应当仅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合理的法律和可靠的法庭，以及保证私人合同、债务和义务的履行，而不应当干涉经济活动，“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除了经济活动以外，其他个人事务，甚至教育和慈善事业等也应该作为发挥个人首创性的领域而留给私人去处理。任何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对社会都是有害的，不仅行会和垄断组织应该取消，工会、罢工和集体谈判也都在禁止之列，一切价格、工资和劳动时间都应该由当事的个人通过自由协商达成契约，国家法律或工会集体不得干涉。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保证优胜劣汰和维持低廉价格的法宝，因此应当适用于任何地方，一切妨碍国际贸易自由的保护性关税都必须废除。经过古典经济学家的阐述和发挥，自然规律、利己主义、自由放任、契约自由、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除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之外，这些经济学家还触及到当时某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托马斯·马尔萨斯是英国的一个牧师，于1798年匿名发表了他那引起长期争论的小册子《人口论》，1803年又将其扩充为一部著作并署真名出版。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增长总是倾向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过剩必然导致劳动者的失业、贫困和痛苦。一般情况下，只有残酷的战争、饥馑和瘟疫才能暂时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若要避免这些灾难，惟一的希望就是年轻的男女通过晚婚来限制人口过快增长。不过，马尔萨斯对这种办法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期望，他认为强烈的性欲总会使大多数人早婚并且生一大堆孩子。

马尔萨斯在世的时候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从当时的情况看，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从1780年到1851年，不列颠人口从大约900万增长到将近2100万，而同时期不列颠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按不变价格计算大约增长了四倍。由于增加的人口吃掉了经济增长的一大块份额，因而这一时期中的人均消费量仅仅增加了75％。即使如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两个前提仍然不能成立，人口既没有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也不是仅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如果从长期的观点观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而人口增长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到20世纪后半叶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原因包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传统的低投入育儿方式逐渐消亡，城市儿童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养儿防老模式逐渐过时，再加上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改进，终于使经济增长决定性地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走出了马尔萨斯阴郁地预言的怪圈。不过，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快的人口增长仍然蚕食着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率，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缓慢。在中国曾发生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过火批判，使我们的经济起飞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口长鸣的警钟，提醒我们时刻警惕人口增长过速的危险，尽快将传统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养儿防老模式转变为现代的高投入低回报的优生优育模式，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一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和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他将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发挥成“工资铁律”，其内容是：只要让工资听任供求规律调节，工资总是趋向于仅够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存的水平，如果工资暂时上升到生存水平以上，人口就会增加，不久对职业的竞争又会使工资下降到原来的水平。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是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他认为，任何劳动不论消耗在什么部门，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价值的源泉。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惟一基础，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他的这一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李嘉图提出了他的分配理论：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是包括工资、利润、地租在内的一切所得的惟一源泉，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三者关系中，他特别强调地租的增加会使利润减少，由此导致资本家积累的减少，最终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地主的利益不仅同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地主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李嘉图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阶级的矛盾，但是他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地主阶级的。

詹姆斯·穆勒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展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曾经激烈地抨击大土地贵族，尖刻地指责他们既不工作也不冒风险，连睡觉的时候财富都在增加，他们有什么权利得到土地自然增值带来的财富？詹姆斯·穆勒强烈主张，对于社会原因带来的土地自然增值，比如在某块土地附近建立新工厂所引起的地价上涨，国家必须课以重税。这一主张后来演变为自由党纲领的一部分，并且影响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

除了这些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辩护的古典经济学家之外，随着西欧大陆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英国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弊端的显露，出现了一些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美国居留期间受到亨利·克雷（1777—1852年）的“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的启发，于1840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由此建立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或制度学派。他在这本书中指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仅仅适用于英国，它并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真理，而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一个特定国家发展出来的一套观念。他谴责国际自由贸易学说是英国发明的一种理论，其目的是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同时使其他国家像印度人那样永远处于原料和食物供应者的地位。他极力主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想成为独立强大的文明国家并且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现代化城市、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为此必须建立起高额保护关税制度，至少在新生的民族工业还没有能力同其他国家竞争以前必须暂时这样做。李斯特反对自由放任原则，强调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对工业发展进行计划和调节，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他把现代工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业，因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摆脱贫困、增进人民幸福的主要手段。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李斯特感到一个贫穷软弱的农业国是难以保卫自己的政治独立的，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促进工业发展就是保卫国家。但是他的民族主义野心并不以保卫国家为满足，而进一步主张德国有义务在国际事务中领先，去开化野蛮和黑暗的国家。这些思想使他成为德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詹姆斯·穆勒之子，1806—1873年）目睹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破灭和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不幸的社会后果，逐渐转变成政府干涉和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虽然承认生产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却反对亚当·斯密迷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导致普遍幸福的肤浅的乐观主义，坚持认为财富的分配可以由社会按照最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加以调节，比如国家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和利用土地自然增值的收入来重新分配财富。与他的父亲不同，小穆勒不相信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生存竞争和相互倾轧就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认为这不过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某些阶段上的病态症状。出于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和对有产者漠视工人阶级疾苦的反感，他积极支持工会运动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正义事业。他不仅同意通过法律缩短工作日的主张，而且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工人建立生产者合作社，以便使每个工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小穆勒对自由资本主义弊病的谴责和对社会改革的支持主要是出于道德上的动机，和社会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除了经济学家之外，一些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工业社会提出了批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雷克（1757—1827年）把早期的工厂讥讽为“撒旦的磨坊”，并为伦敦穷人的苦难生活提出抗议。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则为土地河流的污染和农村田园生活的毁灭而惋惜。希望回到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的人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一些可以被称为反工业主义者或反物质主义者的作家也有类似的怀旧情结，他们甚至采取了比社会主义者还要激进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业化和财富，他们所谴责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这些反工业主义者或反物质主义者则对大工业和财富本身的价值提出了更带根本性的质疑，他们指责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抨击资产阶级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用“现金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厌恶超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任何工作。他们美化过去的小生产、小城市和乡土生活，但却忘记了工业化之前的贫困、疾病、愚昧和无望，试图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因而很难得到当时大多数人们的认可和追随。所以，他们的思想只能成为旧日的挽歌和无奈的叹惜，至多只是个别人的生活风格。不过，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当代社会，在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小小星球的资源的有限性之后，对现代工业无限扩张可能带来的恶果的类似担忧也许会获得新的意义。

17 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战士与凡尔赛军队在涅伊桥的战斗

第二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群众所遭受的贫困和压迫的确是难以忍受的，任何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目睹当时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都很难不得出社会主义和激进的革命结论。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即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结果。作为现代西欧的主流思潮之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是对自由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从它产生直到现在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现代文明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西欧各国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就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也是政府为了避免革命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措施。此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逐渐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其社会根源即在于此。

一、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初期斗争

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创造出大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由于采用机械化生产，新兴的工厂需要的主要是非技术工人，原来技术熟练的手工纺纱工和织布工被机器所排挤，他们要么挣扎在最悲惨的贫困之中，要么只好降低身份去工厂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早期的工厂付给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非常之低，以致一个男工很难养活妻子和儿女。另一方面，机械化生产使操作工艺变得非常简单，所以工厂宁愿雇用妇女或6岁以上的儿童，他们不仅能忍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而且操作纱锭比男工更为熟练。1788年，英国142个纱厂共雇用男工2.6万人、女工3.1万人，而童工竟达到2.5万人。工厂和矿山的工作日长达12小时至16小时，有时甚至更长。与原来的家庭手工作坊和农庄比较起来，工厂的劳动单调压抑，而矿山的劳动更加繁重和危险，工人还必须服从严格的生产纪律。除了失业的时候，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由于经济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失业是常有的事情，而一天没有工作就意味着一天没有饭吃。在工业革命早期，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一群没有任何共同联系和传统纽带、临时集合起来的群体，每个人都单独和雇主签订劳动工资合同，因此很难争得于己有利的劳动条件。工人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简陋拥挤，被煤烟熏得漆黑，常常是几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狭窄的街道里跑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往往有名无姓，甚至只有绰号。18世纪末，英国有数百万人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时而有工作，时而失业，很多人沦为乞丐、盗贼和娼妓。据统计，将近30％的英国人依靠某种济贫措施维持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00多万人被归类为乞丐。在法国，由于税收制度的混乱，很多穷人以走私为生，失业的妇女为了生存则只好卖淫，直到疾病或死亡结束她们的皮肉生涯为止。当时法国约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其中只有不到5％的人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英国的济贫院以其劳动和卫生条件之恶劣而著称，从1750年到1755年，进入伦敦济贫院的2300多名儿童中除了少数获得释放以外，最后只有168名儿童活了下来。

面对因贫困而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有产者不断强化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政治措施。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就曾说过：“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将他们自己置于政府之下的……重大而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依据这个理论，代表富有的土地贵族利益的英国国会于1723年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增加了50项侵犯财产的独立罪名，并规定对这些罪行可以适用死刑。据统计，从1688年到1810年，国会共增加了将近200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其中63种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760年到1810年期间通过的。大约在18世纪中期，两个年轻男子由于进入他人地界偷猎而被逮捕，他们的妻子前往地主家里哭诉求情，那个地主被感动得流了眼泪，答应两个女人一定把她们的丈夫还给她们，最后地主遵守诺言果然将两具偷猎者的尸体交还给她们。英国法律规定，如果家庭佣人偷窃他们主人的财物，或者工人盗窃雇主的财产，他们就可能被判处死刑，不过更常见的是被判处黥刑或带枷示众。最令人震惊的是，处罚儿童居然适用与成人一样的刑罚：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只因偷了一件小裙子竟然被残忍地绞死。当时英国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并不太多，大约每年只有200个左右，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相信杀一儆百的道理。

可怕的贫困和残暴的压迫不能不激起无产者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由于工人群众起初没有认识到剥夺他们工作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严酷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最初的斗争采取了捣毁机器、破坏工厂的形式。传说一个名叫内德·卢德的英国工人是破坏机器的首倡者，因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这场捣毁机器的运动被称为“卢德运动”。1769年，英国国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颁布法令用严刑重罚惩治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工人。但是，由于新发明的机器不断剥夺工人的工作，再加上经济危机间歇性地造成工人的失业，破坏机器的斗争愈演愈烈。仅在1779年，兰开夏郡就有8万多工人加入斗争的行列。而在1811年到1812年期间，卢德运动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诺丁汉的失业织工们愤怒地捣毁了1000多台织袜机。为了对付卢德运动，英国政府动员了全部警察和军队，并于1813年颁布了严厉的《捣毁机器惩治法》，用死刑惩罚破坏机器的工人。此后，西欧工人阶级逐渐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等新的斗争形式。

从19世纪早期开始，西欧许多国家的工人不仅对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出强烈的抗议，而且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分享共同命运、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在工人们中间慢慢发展起一种劳动本身具有重要性和尊严的价值观念，许多工人甚至得出结论：只有工人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而资本家则是工人的剥削者。工人阶级获得阶级意识的进程最早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19世纪30年代波及到法国，40年代扩展到德意志各邦，以后又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这种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形成。

从1799年到1800年间，英国国会曾通过《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法令》，禁止工人建立任何组织。但是，英国一直存在着技术工人和手工工匠的“联谊会”，1803年，这种联谊会的数目达到将近1万个，到1815年联谊会已经拥有100多万会员。法国和德国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互助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各种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斗争。1819年8月16日，英国的工人、市民和资产阶级共同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上举行8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维持小麦高价的《谷物法》和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结果遭到军队开枪镇压，参加集会的群众死亡11人，受伤400多人，其中113人是妇女。这次血案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但被杀者不是滑铁卢的拿破仑军队，而是本国手无寸铁的劳苦人民。此后，国会急忙发布《六项法令》，禁止集会游行，取消出版自由，实行住宅搜查。但是，人民不顾政府的高压政策，又于1820年4月在格拉斯哥发动了有6万工人参加的政治性大罢工。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也为了消解秘密的革命工会的影响，国会于1824年撤销了《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法令》，从此工会组织以合法的方式蓬勃发展起来。工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保护会员在工资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同时积极参加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的政治运动和其他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受尽失业和饥饿折磨的工人群众掀起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斗争。1831年到1832年，受到法国1830年革命的鼓舞，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工人继续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技术工人和手工工匠领导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终于在1832年迫使众议院和贵族院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该法案扩大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在国会里的议席数量。同一时期，在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的影响下，工联主义运动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工人组织起合作商店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工人群众通过公众集会、请愿和示威游行要求工厂制度改革，迫使国会在30年代通过了一些限制童工和女工劳动时间的法令。1834年2月，根据欧文的倡议，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全国总联合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国、英国和德国先后爆发了里昂工人起义、宪章运动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些斗争标志着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起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但是，工人们发觉他们虽然“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遭受百万之富的暴君的统治”。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里昂是法国的丝织业中心，那里的数万名丝织工人在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下，每天工作15至18小时，所得工资却只够买1磅面包。1831年10月，6000名织工迫使厂商同意增加工资，但后来厂商出尔反尔拒不执行协议，工人被激怒了。11月21日，工人们举行罢工，在示威游行时遭到军警袭击，他们立刻拿起武器奋起还击，起义爆发了。工人们在“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的旗帜下，经过三天英勇战斗，攻占了市政厅，拘捕了省长，占领了里昂城。在《里昂工人宣言书》里，工人们提出“里昂应当有我们自己选出的政权代表”的政治要求。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工人们释放了省长并让他和其他旧官吏继续任职，工人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对市政府进行监督。获得了喘息机会的资产阶级政府从巴黎调来了6万军队和50门大炮，于12月3日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1834年4月9日，里昂工人为了反对政府颁布的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和营救被捕的罢工领袖，发动了第二次起义。在起义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提出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起义工人同军警浴血奋战了6天，终因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这两次里昂起义是西欧历史上最早的工人起义，它们表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上升为现代西欧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30年代中期，英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群众性的和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36年，一个名叫威廉·洛维特（1800—1877年）的木工建立了“伦敦工人协会”。翌年6月，洛维特和一个伦敦裁缝弗朗西斯·普雷斯（1771—1854年）以伦敦工人协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争取男子普选权、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文件，其中提出了6项主张：所有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取消众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有被选举权；给议员支付薪水，使没有财产的人也有条件离职当议员；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平等权利；选举采取秘密投票方式。1838年5月，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正式公布，称为《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英国各地纷纷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火炬游行。1839年2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的工会代表、群众团体和激进组织的代表通过了一份征集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国会进行改革，接受《人民宪章》。到1839年5月，各地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已经超过125万人。参加宪章运动的大多数人采取了和平请愿的合法方式，主张用“道义力量”达到改革的目的。另一部分被称为“暴力派”的北方失业工人则主张如果国会不让步，就举行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在宪章派向国会递交请愿书以后，英国统治当局采取了公开镇压的措施。他们动员大批军警，禁止一切集会，逮捕宪章派领导人。7月12日，众议院否决了请愿书。工人群众奋起抗争，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伯明翰工人勇敢地发动了起义，击退警察的进攻，从7月15日到17日占领了整个城市，至此形成了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但在政府镇压下起义失败，整个运动进入低潮。

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到1842年它已建立起400多个地方组织，拥有会员5万多人。在新的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再一次高涨起来。1842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了第二次请愿书，这次签名人数高达331.77万之多，约占当时大不列颠全部成年男子的半数左右。这次请愿书除了坚持《人民宪章》原有的要求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作日、提高工资，以及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机器、土地、交通工具的独占等要求。然而，由于害怕政治民主可能威胁到财产权利和现存的经济制度，众议院以287票对49票的绝对多数再次否决了请愿书。宪章派号召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曼彻斯特、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和威尔士等地的工人群起响应，致使许多城市陷于瘫痪，从而形成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此时，宪章派内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工人的革命斗争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利益，纷纷倒向政府一边。9月，政府动用大批军警进行武装镇压，逮捕了1500多名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封闭了所有进步报刊。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坚决反对和武力镇压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倒戈的夹攻之下，宪章运动逐渐陷入了低潮。不过，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国会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它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并且颁布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1842年矿山法令和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

1848年，宪章运动在巴黎二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出现了第三次高潮。宪章派准备了第三次请愿书，签名者达到197万人。4月3日，宪章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于4月10日在伦敦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护送并递交请愿书。同时，一些主张暴力斗争的工人开始收集武器并进行训练。面对即将来临的工人运动风暴，老威灵顿公爵（1769—1852年）当着7万警察的面发誓要维护社会秩序，政府部署了大批军警准备进行武力镇压。在利物浦等地，群众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在伦敦，革命委员会制定了起义计划，同时组织工人准备好镐头以便挖掘路面修筑街垒。4月10日早晨，当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簇拥着由3辆马车装载的重达584磅的请愿书向国会进发的时候，宪章派领导人迫于政府的武力威胁，劝说组织起来的工人解散回家，改由他们自己把请愿书送交国会。然而，政府却在5月13日悍然下令解散宪章派组织，并且逮捕了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革命委员会成员。随后，众议院第三次否决了宪章派的请愿书。持续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失败了。直到1867年，英国才开始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而人民宪章的所有要求（除了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的要求）从1838年提出到1918年全部实现经历了整整80年的漫长时间。

正当英国的宪章运动处于第二次高潮过后的低潮时期，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勇敢地发动了1844年的起义。西里西亚是当时德意志境内的工业中心之一，那里的纺织工不仅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剥削，而且为了取得外出做工的权利，还要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的纺织捐。40年代初，当地的厂主为了和英国商品竞争，极力压低工人工资，以致纺织工人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官方的报告也承认，在起义前不久，西里西亚3.6万名织工中，直接死于饥饿的就有6000人。织工们自己编写了一首歌曲《血腥的屠杀》，歌词悲愤地控诉剥削者们“榨尽穷人的血汗”，“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衫”。1844年6月4日，工人们唱着这首歌通过大工厂主茨文兹格尔的住宅，声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结果遭到了毒打和逮捕。工人们忍无可忍，当天就愤怒地捣毁了茨文兹格尔的住宅。次日，3000多名工人举行起义，捣毁了几家工厂，烧掉了资本家的账簿和财产契约，并同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6月6日，普鲁士政府调来大批军队镇压了起义，83名起义者被判重刑，数百名工人受到鞭笞或被强制劳动。这次起义虽然还带有自发的性质，但是工人们已经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剥削制度和私有制社会，并在斗争中表现出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精神。

西欧无产阶级在其初期的斗争中已经初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并提出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同时也显示出改造社会的伟大革命力量。无产阶级的崛起推动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1516年，正当圈地运动在英国展开的时候，一位英国律师兼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写下了一部讥讽当时社会生活的著名作品《乌托邦》。书中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岛屿，岛上所有的居民都在一个和平、公正与和谐的社会中生活，与圈地运动的不公正形成强烈的对照。后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或译空想社会主义）一词即来源于此。

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建立，欧洲产生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憧憬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当自由主义者陶醉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成就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对工人群众悲惨的生活状况寄予真挚的同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设想一种人人平等、和睦相处、互助合作的社会。同时，他们也是乐观主义者，相信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使人类能够建立起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昂利·德·圣西门伯爵（1760—1825年）是一位法国贵族，青年时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愿放弃了爵位。晚年，他撰写了许多讨论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造的著作，主要有《日内瓦书信集》、《工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圣西门在1802年就敏锐地指出法国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且是无产者同有产者之间的斗争。但他并不认为一切有产者都是无用的人。他以寓言的方式设想，如果法国所有的贵族、教士、官吏都在一次海难中死去，这种损失对于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假如法国失去了所有最博学的知识分子、有才干的银行家、工厂主、商人、技术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把这些有用的阶级统称为“工业家”，而把他所设想的新社会称为“工业制度”。在这个新社会里，工业生产将按照计划进行，因而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上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劳动能力为社会做贡献，对人的管理终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作为启蒙主义的信徒，他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并且断言科学将会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但他认为社会发展依赖于理性的进步，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推动。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对劳动群众的贫困深表同情，但他却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身上。他主张通过宣传他的新基督教，以和平的方式说服资本家把私有财产交出来，变为社会公有，甚至幻想由开明君主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由于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力量，所以除了建议和修建苏伊士运河是由圣西门的一些信徒所为之外，圣西门派在实践中很难再有更大的作为。

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于法国一个商人家庭，他说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发现所谓销售的艺术只不过是说谎和欺骗。在他父亲的坚持下，他年轻时曾到里昂经商，但很快就失败了。此后，傅立叶将余生用于设计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以便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条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家庭农业协作论》、《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傅立叶将人类迄于当时为止的全部历史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时期。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进行了较深入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和商业欺诈行为，控诉了造成劳动者贫穷和失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他预言，在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合作与和谐的原则将把人们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压抑之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合作与和谐的理想，傅立叶设计了一种社会组织，他称之为“法朗吉”。他认为，人类可以分为810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如果从每一种类型里都选出一男一女，那么由此组成的最小社会单位——法朗吉——就有1620人。在法朗吉里，实现了工农业结合，消灭了城乡对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自然倾向从事某种劳动，由于免费教育的普及，脑体劳动的差别也归于消失；那里实行男女平等，男女之间的情欲被引导到促进社会生产的渠道中去；由于人人都能获得物质上的充分满足，财富的差异是否存在将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傅立叶没有提出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要求，他主张资本家以股东的身份与劳动者共同建立法朗吉。法朗吉的总收入应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另一部分在扣除生产费用之后分成三份作为报酬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3/12分给才能，4/12分给资本，5/12分给劳动。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幻想通过宣传劝导就可以说服资本家实行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公寓房间里等待工商巨头前来资助第一个法朗吉的建设，然而直到1837年逝世，傅立叶也没有等来一个慷慨解囊的富翁。然而，傅立叶的信徒们确曾在美国建立起几个法朗吉，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由一群文人经营管理，不过它只勉强存在了5年（1842—1847年）即告失败。

罗伯特·欧文出身于英国一个工匠家庭，幼年做过商店学徒，后来成为一位成功的纺织工业家。19世纪初，出于对工人生活状况的深切同情，欧文将他设在苏格兰拉纳克郡的新拉纳克纺纱厂改造成为一个模范企业。在那里，他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实行10小时工作日，禁止雇用不足12岁的童工，取消罚款制度，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并发给工人医疗金和养老补助金。他还在他建立的“合作村”里为工人建造坚固清洁的住房，为工人的子弟设立免费的学校，开办合作商店为工人家庭提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从20年代开始，欧文逐渐形成他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自由竞争、阶级对立、宗教和婚姻制度，认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他指出，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攫取，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足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但是，欧文反对通过阶级斗争的途径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是企图通过建立合作式的示范社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自治公社的自由联盟，那里的人们对财产实行共同占有，人人参加劳动，按能力进行分工，按需要分配产品。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欧文于182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了“新和谐”共产主义试验村，但它仅仅存在了5年左右就不幸失败了。此后，欧文积极参加工联主义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为英国的工人运动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在法国很有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艾蒂埃纳·卡贝（1788—1856年），他试图用和平的和教育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卡贝于1840年撰写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幻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书中描写了一座想象中的城市，那里有宽阔的街道和清洁的住房，经济活动按照统一的组织进行，人们在和谐的社会中生活。卡贝将这个理想社会描绘得非常美妙，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因此而接受合作的社会主义原则。卡贝在40年代出版的一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报纸最初有4500个订户，后来订户增长了将近二十倍。许多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成为卡贝的追随者，其中一些人跟随卡贝前往北美，在得克萨斯州和衣阿华州建立了几个乌托邦聚居地。

另一位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德国的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在其1842年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设想在和谐与自由的理想社会里，将实行共有共享和人人平等的制度。他的学说一度成为工人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但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其斗争策略则是依靠盲目信徒的宗派密谋行动。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西欧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其中最温和的一种，它的创始人是法国天主教教士罗贝尔·德·拉梅耐（1782—1854年）。拉梅耐试图用基督教的思想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主张通过改良实现社会正义。最初接受这一学说的人主要是法国和英国一些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知识分子。到1891年，被称为“工人的教皇”的利奥十三世发表了著名的《新事物》教皇通谕。虽然这部通谕承认私有财产是人们天生的权利，而且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但它同时也强烈抨击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倾向。它呼吁资本家把工人们作为人和基督徒来对待，而不要把他们看成赚钱的工具。它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要求制定工厂法，组织工会和限制工作日。这一通谕在自由派天主教徒中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的天主教政党在促进社会立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运动从早期开始就与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傅立叶曾提出人类进步需要妇女的解放，欧文也主张妇女的平等权利。1832年，法国一些信奉圣西门学说的妇女创办了一份名为《妇女论坛》的报纸，声明只刊登妇女写的文章。这份报纸宣布：“工人的解放必将伴随着妇女的解放。”几位女撰稿人还成立了一个协会，从事贫困妇女的教育工作。她们自豪地说：“男人们没有做到的事应该由我们来做。”虽然两年后这份报纸停止出版，但这些女社会主义者在1836年至1838年期间又承办了另一份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报纸，为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继续斗争。例如，她们汇编了一些对妇女不公正的法庭判决，呼吁社会的关注和声援。当时一位名叫弗洛拉·特利斯唐（1801—1844年）的法国妇女就是由于反对性别歧视而转向了社会主义。在特利斯唐的秘鲁籍父亲去世后，法国政府没收了她父亲的财产并且宣布她本人没有合法身份，理由是法国政府拒不承认她父母在西班牙缔结的婚姻。此后，特利斯唐只能靠做各种临时工来口。当她与虐待她的丈夫分手的时候，法律判决她丈夫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后来由于她丈夫又虐待孩子，她才赢得了监护权。此后，特利斯唐愤而参加了反对歧视妇女的不平等的法律和婚姻制度的运动。同时，出于对妇女工资只有男工一半的制度的愤慨，她把争取女权的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她通过激昂的演说和雄辩的文章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指出只有当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贫穷不利的地位。与仅仅停留于想象乌托邦社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不同，特利斯唐呼吁成立工人联合会并由联合会在全法国建立“工人宫”，在那里工人可以接受教育，受工伤的工人还可以得到照料。特利斯唐的思想反映了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以及19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逐渐从乌托邦空想向社会实践转变的趋势。

七月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比较活跃，其代表人物是路易·勃朗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路易·勃朗（1811—1882年）是法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39年，他出版了《劳动组织》一书，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政府应当为科学家提供资助，以便科学家能够运用他们的天才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国家必须保证工人的工作权利，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也要保证就业，面对激烈的竞争也要付给工人像样的工资。国家还应当向工人提供信用贷款，协助他们建立“生产者协会”和“社会工厂”，从而逐步排挤私人资本企业，把全社会的生产集中在国家手中，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出身于法国东部的自耕农家庭，当过排字工人和小印刷厂主。1840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财产就是盗窃”。他把财产定义为雇主从工人的劳动中无偿获得的利润，因此他猛烈抨击厂主和商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蒲鲁东主张生产者组织自己的“交换银行”，发放无息信贷，成立生产者自治的合作组织，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1846年，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他在书中鼓吹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的存在是造成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须废除国家。同时，他怀疑一切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只不过是用一批统治者换掉另一批统治者。根据这一理由，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反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罢工运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猛烈冲击下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的思想体系。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局限，但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基本倾向上却是一致的。在改造资本主义和建立理想社会的问题上，他们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他们当初设想的某些原则确实包含了过多的空想成分，忽视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是很难实现的。比如，他们一般都笼统地反对竞争，甚至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却没有看到竞争在引起两极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价格的降低、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发展，最终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水平。此外，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在争取工人阶级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同时，也为争取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从而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推动了西欧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诞生了。从它诞生之日起直到20世纪末，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学说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的特里尔城。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律师，一心要马克思继承父业做一名律师，因而把他送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但是，马克思不久就厌恶法律，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改学哲学和历史。在柏林，马克思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派人企图从保守的黑格尔哲学中推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他们批判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基督教，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改革。1841年，马克思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原来准备到波恩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官方不能容忍他的激进观点，他不得不放弃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志愿，转而从事新闻工作。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在科隆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报纸《莱茵报》的主编，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开始接触并仔细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研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前往巴黎，投入到那里火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同时深入研究了西欧各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并且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2月，马克思和黑格尔左派分子阿诺德·卢格（1802—1880年）合办了另一份激进派杂志《德法年鉴》，但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正是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以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5年2月初，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至1849年间，因为参加普鲁士的革命运动和主编鼓动革命的《新莱茵报》，马克思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在科隆法庭受审，虽然陪审团最后宣布他无罪，但还是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德国。1849年6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同年8月又被迫流亡伦敦。此后，马克思一直侨居伦敦，直到1883年去世。在马克思革命斗争的一生中，除了参与和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和革命运动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和时事政治评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资本论》（1867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民族学笔记》（1881年）。

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是马克思的终生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保守专断的基督教徒，在恩格斯还没有从中学毕业时就把他送到巴门和不来梅的商业营业所去当办事员。1841年，恩格斯到柏林炮兵队服役，以旁听生的资格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1842年10月服役期满后，恩格斯于11月下半月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里做职员。赴英途中，他曾访问设在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与马克思初次会面。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也是宪章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在这一时期，恩格斯不仅认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量文献，而且实地考察了工人阶级贫穷困苦的生活状况，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时结识了宪章派和其他工人团体的领袖，热情关注并积极参加欧文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宪章派组织的工人运动。正是在英国居住期间，通过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恩格斯得出了和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从而独立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8月，在离开曼彻斯特回国途中，恩格斯特意绕道巴黎再次会见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两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毕生友谊与合作。1848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回到普鲁士参加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直到去世，恩格斯主要居住在英国，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写作工作。除了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之外，恩格斯的其他重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论住宅问题》（1873年）、《反杜林论》（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绝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西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大量地建立起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然而，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同时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中特别尖锐。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从捣毁机器发展到集体罢工、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英国、法国和德国先后爆发了宪章运动、里昂工人起义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正是这样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大背景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性质，也正是出于对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要求的理解，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实现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当时工人运动的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和革命改造的结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是近代德国伟大的辩证法哲学家，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把现实世界说成是某种永恒的“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发展的不是自然和社会本身，而是所谓的绝对精神，这等于把一切都头脚倒置了。另一方面，由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黑格尔为他的哲学体系和历史发展设置了一个终结，因而他的辩证法也是很不彻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的哲学家。在自然观方面，他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否认在物质以外独立存在的精神，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别名而已。他认为，思维是从存在中产生的，而存在却不是从思维中产生的；存在是主语，思维是宾词；从而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认为这是他的哲学中的基本内核。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却抛弃了其中的辩证法，因而他的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水平上，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两者之中的合理部分，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的重要功绩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亚当·斯密最先提出一般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因此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很不彻底。特别是亚当·斯密把资本家和工人看成是商品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真相。他们还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把它说成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同时吸收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并且严密论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贫困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产生无数罪恶和灾难的原因。他们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和谐的社会，分别提出了人人参加劳动、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废除私人经营和雇佣劳动、实行男女平等、工农业结合、取消城乡对立和脑体劳动差别等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他们既没有揭示出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现实力量。他们把私有制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看成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主观地编造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幻想不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仅仅诉诸统治阶级和富人的善心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提供过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也有合理的成分，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他们离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学说中的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动植物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自然科学滥觞于15世纪后半叶，起初各门科学都处于搜集材料和分门别类地孤立研究的阶段，因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在18世纪中叶以后，伊曼努尔·康德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年）提出的关于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星云假说对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行了第一次冲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从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开始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此时逐渐出现了系统研究整个自然界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的综合性科学理论。

19世纪40年代，经过各国许多科学家对不同形式的能的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验研究，终于由德国医生尤利乌斯·罗伯特·迈尔（1814—1878年）、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1818—1889年）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赫尔姆霍茨（1821—1894年）等人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并对其作出了数学表达。这一定律明确地表述了一切形式的能，包括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电能、磁能等等，都是等价的，并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能量的总和恒保持不变。

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马提阿斯·雅科布·施莱登（1804—1881年）公布了他的细胞学说：细胞是组成一切植物结构的最基本的活的单位，也是一切植物赖以发展的根本实体。翌年，德国科学家泰奥多尔·施旺（1810—1882年）将植物细胞学说推广到动物界。他指出，各种有机体的基本部分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普遍的发育原则，即细胞的形成。他们论证了一切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结构和起源的相同性。细胞学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切多细胞生物的构造和发育原理的一致性，因而成为生物进化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杰出的英国科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年）是近代生物进化论的集大成者，他在1859年出版的名著《物种起源》里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生物进化论。其主要内容是：动植物的物种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地球上现存的生物——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过去的动植物物种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变异的积累（通过遗传）而形成的。虽然从现代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当时它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生物进化论是对上帝创世说的宗教迷信以及否认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致命打击，也是科学自然观的巨大胜利。

总之，三大发现的问世终于为自然界的主要过程提供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揭示了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广泛地研究和参考了包括三大发现在内的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并且运用这些成果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认为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物质性，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精神现象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意识的内容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世界在其上升过程中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肯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古代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现代则发展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制度，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关系后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价值则是由一般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一种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它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二重性，但是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同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所决定的。资本家使用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之中，只有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工人，其余的部分则构成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过程和运行机制，说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曾经发展过一种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导致人同人相异化，而共产主义则是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而克服异化之后向社会的人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实质上，这是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合理性的论证。不久以后，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进一步指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终究会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如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一样，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那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敲响，剥夺者将被剥夺，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们坚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消灭阶级，从而最终导致国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为同盟起草纲领，由此产生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鲜明的语言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最后，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

四、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烽火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旧政府都在这场革命的猛烈冲击下垮了台。这场革命的起因在于，一方面，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破产手工业者、失去土地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1845年至1846年，西欧普遍发生了农业歉收，1847年又发生了工商业危机，经济危机加剧了西欧的社会危机，终于导致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

革命前，法国的七月王朝是由金融贵族统治的政权。当时在全国3600万居民中，仅有20万人拥有选举权，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工业资产阶级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银行家、股票投机商、铁路大王、煤铁矿主、森林和大土地所有者与高级官吏相勾结，把持着议会和行政权力，执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除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之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都对金融贵族的统治表示不满，要求实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奥迪隆·巴罗（1791—1873年）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王朝反对派”主张在现存的君主立宪政体内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以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国民报派”则要求建立共和国和扩大选举权，而以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1807—1874年）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改革报派”除了主张建立共和国和实行普选权之外，还要求进行社会改革。面对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国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年）顽固而愚蠢地拒绝任何微小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1845年至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造成了普遍的农业歉收和严重的饥荒，市场上粮食短缺，物价飞涨。1847年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大批工厂倒闭，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工资水平下降56％，失业人口剧增，有的地区失业工人达工人总数2/3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动荡，饥饿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忍无可忍，纷纷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和饥饿暴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改革派利用这一形势，从1847年7月开始，以宴会为名在法国各地举行群众性政治集会，宣传选举改革。他们准备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最大的一次宴会，然后进行游行示威。但是，2月21日基佐内阁下令禁止任何此类集会。在政府禁令的威胁面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革派怯懦地退却了，但是巴黎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却勇敢地采取了革命行动。22日，他们穿过巴黎市中心的街道，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次日，群众冒着大雨举行集会。政府叫来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但是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拒绝用武力驱散示威群众。路易·菲利普被迫宣布罢免基佐，并许诺实行选举改革。然而为时已晚，巴黎群众拒绝接受政府的让步。当天晚上，他们高呼“打倒路易·菲利普”、“建立共和”的口号，通宵举行游行。惊惶失措的政府军队开枪向示威群众射击，40多人被当场打死。愤怒的群众将尸体装在用火炬照亮的大车上，在巴黎街道上继续游行。工人们砍倒了4000多棵街树，筑起了1500多座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各民主俱乐部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当即下达了总进攻的命令。24日清晨，起义者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兵营和战略据点，并且乘胜攻占了土伊勒里宫。路易·菲利普眼看大势已去，仓皇携眷逃往英国。君主立宪派仍然企图挽救君主制，拥立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为新的国王，但是拥护共和制的起义群众冲进国民议会大厅，武装驱散了立法会议，巴黎伯爵和他的母亲惊慌逃窜。七月王朝被强大的人民起义推翻了，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2月24日晚，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在组成临时政府的11名成员中，有资产阶级共和派7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2人，还有2名工人代表，一个是路易·勃朗，另一个是工人阿尔伯（原名为亚历山大·马丁）。临时政府是共同推翻七月王朝的各阶级之间妥协的产物，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拉马丁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资产阶级由于惧怕工人阶级继续推进革命，迟迟不愿宣布成立共和国。至25日中午，在工人区从事慈善事业的医生弗朗索瓦·拉斯拜尔（1794—1878年）带领工人代表来到市政厅，限令临时政府在两小时内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将带领20万人回来。当时街垒尚未拆除，工人手里还握着武器。在这种形势下，临时政府不得不在当天宣布法兰西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还宣布，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同时在法国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

就其性质来说，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所建立的是工业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无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改革，他们要求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2月26日和28日，工人们两次举行游行示威，提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要求临时政府颁布保障劳动权的法令，成立劳动部。路易·勃朗催促临时政府设立由政府支持的集体生产组织“社会工场”。然而，在3月1日临时政府仅仅批准成立了一个“劳动委员会”，会址设在卢森堡宫，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却借此机会把两名工人代表赶出了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下令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卢昂等地开办“国家工场”，收容大批失业工人、小职员和破产手工业者。从3月2日国家工场开始组织到6月中旬，各地已有12万人登记进入国家工场，而在巴黎，进入国家工场和不能进入国家工场的失业人数则达到将近20万。然而，临时政府仅仅把国家工场当做一种政治上的暂时让步，除了铺路、筑墙等劳动外，它从来没有给国家工场指派过任何更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害怕国家工场会成为私人企业的竞争对手，或者破坏现存的经济制度。政府派去负责国家工场的人也承认，他的任务就是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国家工场的工人每个工作日的报酬是2法郎，非工作日只给1法郎。临时政府借口维持国家工场和养活“游手好闲的”工人，在原有的4种直接税上每1法郎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而这些增加的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身上。政府用这种手段离间了工人同农民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关系，使无产阶级在未来的斗争中陷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境地。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组织了2.4万人的别动队，并且以工人武装进行“共产主义骚动”的谣言为借口将10万国民自卫军调进了巴黎。

4月23日，在资产阶级取得了一切优势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举行了制宪议会（国民议会）的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胜利。在入选的880名议员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550名，君主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占212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100名，工人代表则只有18名。5月4日，国民议会开幕，同时宣布解散临时政府。5月10日，国民议会选出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作为新的政府机构，其中4名成员是以拉马丁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分子，只有赖德律－洛兰一人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路易·勃朗和阿尔伯都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执行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它否决了路易·勃朗提出的设立劳动部的提案，通过了禁止集会请愿的决议，在对外政策上拒绝支持当时在德国和波兰发生的革命运动。

执行委员会的反人民政策激起了工人的愤慨。5月15日，巴黎15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代表冲进国民议会，拉斯拜尔和卡贝向国民议会宣读了革命俱乐部通过的请愿书，要求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对富豪征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援助波兰革命。当这些要求全部遭到拒绝时，示威群众闯进会议厅，一个工人代表“以被欺骗的人民的名义”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同时推举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路易·勃朗、阿尔伯等6人组成了革命政府。资产阶级立即派出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进行镇压，驱散了示威群众，逮捕了布朗基、阿尔伯、卡贝和拉斯拜尔等革命领袖。接着，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卢森堡宫劳动委员会，封闭革命俱乐部，禁止群众示威游行，同时任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路易·卡芬雅克将军（1802—1857年）为军政部长，并把大批军队调进巴黎。6月22日，执行委员会悍然宣布关闭国家工场，18岁到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他工人将被送到外省去做苦工。

工人阶级被逼得走投无路，若不甘愿饿死就只有起来战斗。6月22日当天，几乎全体工人都走上巴黎街头举行示威，高呼“我们不离开国家工场”、“打倒国民议会”、“拿起武器来”等口号。23日清晨，起义者在巴黎东部和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住宅区迅速构筑起街垒，街垒上飘扬着红旗，上面写着“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巴黎工人发表宣言，要求解散国民议会，逮捕执行委员会成员，军队撤出巴黎，给人民以起草宪法的权利，保证劳动权等等。同时，起义群众拟定了胜利后即将成立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政府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布朗基、拉斯拜尔、卡贝、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等人。

6月23日，无产阶级武装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打响了。4万多名起义者凭借街垒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抵抗，男人倒下了，妇女冲上去。指挥街垒战的大多是革命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的“人权协会”行动委员会主席若阿山·勒内·泰奥菲尔·凯尔索西（1798—1874）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以工人住宅区为根据地，由起义者组成4个纵队，集中力量进攻市政厅。24日，起义者继续控制着巴黎东区，并向市政厅进军。执行委员会慌忙宣布辞职，将全部权力交给了卡芬雅克。卡芬雅克调集了25万正规军、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动用大炮和燃烧弹，向起义者坚守的街垒、居民区和公用建筑猛烈进攻。但是，起义者仍然英勇不屈，许多街垒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经过4天浴血奋战，直到26日，起义者的最后根据地圣安东郊区陷落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又没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最终失败了。

六月起义是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第一次侵犯人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秩序的革命，因此引起了包括保王派和共和派在内的全体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恨。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对起义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迫害。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共有1万多人被杀害，1.1万人被投入监狱，4000多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资产阶级共和国毫不犹豫地用专政代替了民主。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六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

六月起义的失败成为1848年法国革命的转折点，从此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公开的反革命。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国家首脑，他组成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政府。卡芬雅克政府下令解散巴黎和外省的国家工场，取缔政治团体，封闭革命报刊，正式征收45生丁的附加税。1848年11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既标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又处处限制这些自由的自相矛盾的宪法。根据这部宪法，1848年12月法国举行了总统选举。主要由于农民以及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政治投机家、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年），以超过54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其他党派的所有候选人，当选为法兰西总统。此后，路易·波拿巴首先联合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成的秩序党掌握了行政权，解散了右翼共和党控制的国民议会，在1849年5月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彻底打垮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然后，他又依靠秩序党击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法议会通过了1850年5月31日的新选举法，取消了1848年革命争得的成年男子普选权，重新规定了选民的居住年限和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剥夺了1000万选民中300万人的选举权。最后，路易·波拿巴使用各种手段从秩序党手里逐渐夺取了行政权和军权，并于1851年12月1日深夜，调集7万以上的兵力，突然发动政变，占领了整个巴黎，用武力解散了立法议会，逮捕了秩序党和反对派的议员，并且在巴黎和全国镇压一切反对者。一年以后，1852年12月2日，这个资产阶级冒险家在军阀、银行家和大资产阶级的拥戴下，自封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从此，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

分散落后的小邦封建专制统治、1846年的马铃薯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同样推动了德意志境内革命形势的形成。1848年，当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首先在毗邻法国的德国西南部各邦爆发了革命斗争。自由派和激进派要求政府废除农民对贵族的封建义务，制定宪法，实行集会和出版自由，扩大选举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城市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群众的请愿、示威和起义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巴登、巴伐利亚、汉诺威和萨克森等邦国的旧政府纷纷倒台，政权相继转移到主要由自由派组成的新内阁手里。

不久，普鲁士首都柏林成了德国革命的中心。3月初，柏林示威群众向政府提出推行政治改革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要求。普鲁士政府准备进行镇压，命令柏林卫戍部队进入战时状态。3月13日晚间，集会的群众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5日传来了维也纳革命和克雷门斯·冯·梅特涅（1773—1859年）被推翻的消息，柏林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16日，革命群众同军警发生战斗，军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人民群众170多人。3月18日早上，为了缓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被迫同意召开联合议会，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资产阶级自由派准备妥协，但是人民却没有满足，他们要求撤走军队。于是，威廉四世调动军队1.4万名和74门大炮向聚集在王宫广场上的群众进攻，杀死250多人。像巴黎一样，军队开枪射击平民的暴行激怒了群众，局势立即失去了控制。以工人和学生为主力的革命群众不顾自由派的劝阻，马上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入夜时分，柏林城内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枪弹横飞，起义人民同政府军进行了激战，有的士兵同情起义群众，甚至拒绝向群众开枪。3月19日，国王被迫命令军队撤往波茨坦。三月革命胜利了。19日清晨，街垒战士们抬着牺牲的战友涌向王宫，迫使国王和王后在阳台上向死难者脱帽致哀。3月21日，威廉四世发表《告我国人民和德意志宣言》，宣誓效忠于三色旗，答应承担统一德国的事业。3月29日，他又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年）组阁。4月2日，康普豪森召开联合议会，通过了实行两级选举制的议会选举法，5月22日又召开了普鲁士国民议会。

三月革命的风暴不仅横扫德国各大城市，而且迅速波及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在黑森林地区，贫苦农民破坏禁止他们使用王家和贵族森林的法律，随意闯进林区打猎或放牧。有些农民还攻击贵族地主的庄园，销毁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赶走收租征税的官员，强迫贵族地主签署放弃封建特权的正式文件。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站在贵族地主一边，利用议会多数否决了立即取消强制劳役的提案，规定农民必须交付大量赎金才能免除封建义务。

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不敢采取革命的方法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全德意志的统一。1848年3月3日他们在海德堡召开各邦自由派会议，提出由各邦选派代表组成全德国民议会，制定一部统一的帝国宪法，推举一个邦的国王来做全德意志的皇帝，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一的德国。3月31日，首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预备国会。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市圣保罗教堂正式开幕。在由各邦选派的570名议员中，绝大多数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贵族。他们中间有一派主张建立由奥地利皇帝领导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大德意志派”；另一派主张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小德意志派”。占少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主张建立联邦制的共和国。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革命民主派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革命纲领，主张推翻普鲁士王朝和奥地利帝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自由派为主体的法兰克福议会自称是德意志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并且试图建立德国新的统一的中央政权。6月29日，法兰克福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1782—1859年）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同时组成了帝国政府。然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权既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军队来贯彻它的意志，而且由于它拒绝工人和农民的改革要求因而又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它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国王或奥地利皇帝的援助，然而两国君主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因此它很难有所作为。

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3月初，他们到达巴黎，组成了以马克思为主席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他们组织了300多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德国工人返回德国参加革命运动。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回到普鲁士的第二大城市科隆，并于6月1日出版了马克思任主编的革命民主派机关报《新莱茵报》。他们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张，指导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依据对德国形势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德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首先提出“全德国宣布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紧接着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如没收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无偿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年满21岁的德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发给人民代表薪金，实行政教分离，免费诉讼，普及免费国民教育，武装全体人民等等。为了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他们还制定了把没收的封建地产以及矿山、运河、银行、邮局、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等过渡性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临时政权必须对内实行“人民专制”，对外实行国际主义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组织无产阶级，并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集中力量反对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样才能保证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制定的纲领和策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三月革命后，普鲁士和其他各邦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涌现出许多革命俱乐部和工人协会，出版了各种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报纸。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革命人民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甚至组织武装起义。同时，各邦的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对革命群众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进行镇压。6月14日，柏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冲击了军械库，随后遭到政府军的镇压。6月22日，康普豪森的自由派内阁辞职，国王组成了以其亲信大臣为首的内阁。为了支持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两公国人民反对丹麦国王统治的起义以及抗议法兰克福议会的投降政策，9月16日到18日人民群众在法兰克福举行了集会和起义，9月22日巴登共和党人也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两次起义都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在奥地利封建势力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得手的鼓舞下，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发动了政变。11月2日，国王任命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伯爵（1792—1850年）组织新内阁，资产阶级自由派完全被排除在外。接着，反动政府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并于12月5日公布国王的命令，正式解散普鲁士议会。至此，封建专制统治在普鲁士恢复了。

当反革命势力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终于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并于4月予以公布。这部宪法规定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帝国元首是世袭的皇帝，他不对议会负责，拥有对外代表德国宣战、媾和和统帅武装力量的权力，同时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的皇帝”。帝国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为上下两院。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各邦有自己的国王、议会和内阁，仍然保留内政上的自主权。宪法规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宣布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一部非常自由的宪法。但是，法兰克福议会除了乞求各邦承认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真正实施这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正如一个普鲁士贵族恶毒谩骂的那样：这些议员先生们既没有金钱和土地，也没有权力和人民，更没有一兵一卒，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乞丐！到4月底，虽然许多小邦已宣布承认帝国宪法，但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大邦却拒绝承认它的效力。当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团将帝国宪法和皇冠献给威廉四世时，他轻蔑地拒绝了帝国宪法和这个“来自街沟的皇冠”，把它称为“面包匠和屠户送来的散发着革命臭味的狗颈圈”。

各大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德国西南部和莱茵省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5月3日，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人民首先发动了起义，与政府军和普鲁士军队进行街垒战，国王被迫出逃，以自由派为主的临时政府宣告成立。5月9日以后，莱茵省的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和佐林根等城市的人民群众也举行了起义，并在街垒战中击退普鲁士军队的进攻。5月初，巴伐利亚境内的普法尔茨的人民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保卫委员会，要求巴伐利亚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否则拒绝纳税。政府军和普鲁士军队前来镇压，由此激起了人民起义，普军被迫撤退。5月17日，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脱离巴伐利亚。5月11日，巴登的军队站在人民一边发动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大公逃跑，自由派组成了临时政府。面对此起彼伏的护宪起义，德国各邦的反革命政府派军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之下，各邦的起义先后遭到失败。法兰克福议会也逐渐瓦解，5月18日，自由派的两个领导人宣布放弃帝国宪法，随后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了圣保罗教堂。5月30日，剩下的100多名议员将议会迁到斯图加特，但在6月还是被政府军驱散了。至此，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企图通过自由主义和宪政的道路统一德国的幻想最终破灭了。

对于这场护宪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采取了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力图把它引上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城乡劳动人民中间开展鼓动工作，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武装，努力促使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坚决的行动。恩格斯以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年）志愿部队副官的身份亲自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整个战役，直到7月，他才随这支革命军队撤退到瑞士。在护宪起义遭到镇压的同时，普鲁士政府下令封闭了《新莱茵报》，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黎。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用红色印刷，马克思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致科伦工人》一文，该文最后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

1848年革命之前，奥地利帝国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贵族地主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农民被迫向地主缴纳劳役地租或代役租，同时还要向教会和国家缴纳什一税和各种捐税，生活贫困不堪。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等则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帝国宰相梅特涅的残暴统治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奥地利各民族人民强烈要求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实行宪政改革，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各民族的独立国家。1847年的经济危机使奥地利国内的革命形势迅速形成，法国和南德各邦革命的消息则加快了维也纳革命的爆发。

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高呼着“打倒梅特涅，宪政万岁”的口号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梅特涅调来军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了几名示威者。愤怒的群众迅速筑起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郊区的工人也拿起武器，开进城里参加战斗。傍晚，胜利的起义军代表来到王宫，限令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在位）在晚上9时罢免梅特涅。顽固不化的梅特涅仍然声称要制止“无秩序”状态，代表们回答说：“这不是无秩序，这是革命。”为了防止革命进一步发展，奥皇于14日罢免了梅特涅。这个在欧洲复辟时代不可一世的反动政客不得不男扮女装，乘坐一辆出租马车，穿过大街上庆祝胜利的游行人群，仓皇逃往英国伦敦。梅特涅虽然下台了，但是群众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他们要求颁布宪法，实行出版自由，建立国民自卫军。3月15日，起义群众包围了皇宫，要求进行立宪改革。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准备立宪，同意组建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成立了类似巴黎的公共工程工场，为工人提供临时工作。

然而，反动统治者并不甘心轻易让步。4月初，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4月25日公布了有利于皇室和贵族的帝国宪法，规定奥地利帝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同时赋予皇帝以军政大权，他甚至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5月11日，根据宪法颁布了选举法，规定参议院由皇室亲王和皇帝任命的终身议员以及大地主选出的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但对选举资格规定了高额财产限制，广大工人、零工和仆役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帝国宪法和选举法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学生委员会提出请愿书，要求降低选举资格。5月14日，政府又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代表联合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人民群众的愤怒爆发了。5月15日晚，工人、学生和国民自卫军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取消这道命令。示威者高呼“打倒贵族的宪法！立法议会万岁”的口号，示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政府只好再次让步，取消解散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命令，修改选举法，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决定召开一院制的国民议会，议员由各省的全体成年男子选举产生。斐迪南一世害怕像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十六那样成为被革命工人和学生关在皇宫里的囚徒，于5月17日携眷秘密离开维也纳，逃到了驻有皇室军队的因斯布鲁克。反动派并没有就此罢休，5月26日政府下令关闭大学，同时命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内的大学生军团。然而，维也纳人民立刻筑起街垒，准备继续战斗。政府无奈，只得取消解散大学生军团的命令。7月22日，奥地利帝国议会在维也纳开幕。经过各派代表的激烈争论，8月29日议会通过废除农民对领主的封建义务的决议，但是劳役地租或代役租必须赎买。9月7日颁布法令，规定农民赎金的1/3由国家负担。农民的封建义务终于被废除，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

维也纳三月革命爆发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意大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相继起来反抗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奥地利反动派对他们实行了残酷的镇压，1848年6月首先绞杀了布拉格起义，8月重新侵占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9月进兵匈牙利。10月3日奥地利正式对匈牙利宣战，陆军大臣下令增调维也纳掷弹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为了支援匈牙利的民族革命，维也纳人民于10月6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国民自卫军、工人和大学生军团的学生包围了火车站，拆毁铁轨，阻止掷弹兵营出发。同时，起义人民筑起街垒，夺取武器库，包围陆军部，同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天晚上，起义的人民战胜了政府军，处死了陆军大臣，帝国议会倒向起义者一边。奥地利皇帝再次出逃，政府军撤出维也纳，政权落到起义者手里。

然而，不甘失败的奥地利反革命势力集结7万大军，包围了维也纳，从10月12日开始攻城。在维也纳城内，起义者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国民自卫军犹豫动摇，帝国议会希望同反革命将军们和谈，还希望皇帝能做和谈的中间人。当时只有大学生军团和广大工人群众坚决战斗，保卫维也纳。本应援助维也纳起义的匈牙利革命政府却行动迟缓，最终派出的部队也被反革命军队所击退。10月25日，反动军队开始炮击维也纳城，28日攻入市区，工人和学生在街垒上英勇战斗了数天，直到11月1日维也纳陷落。起义被镇压后，反动派开始在维也纳实行白色恐怖。皇帝颁布了军事管制法，重新实行书报检查，政治俱乐部被封闭，25名起义领导人被枪毙，4000多人被逮捕，国民自卫军也被解除了武装。1849年3月4日，政府解散了帝国议会，不久又废除了宪法。奥地利重新恢复到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局面。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人民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也在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

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下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但它作为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革命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其性质来说，这场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铲除了欧洲各国一大批腐朽的政权，宣告了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反动秩序的彻底破产，在一些国家里打击和破坏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促进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它也推动了西欧各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进程。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弱之外，国际反动势力的干涉和5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1848年革命中，各国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中取得的斗争经验和阶级觉悟为以后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检验，扩大了影响，从此在欧洲各先进国家中传播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工农联盟和不断革命的理论。1852年，马克思对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了经典的表述：“（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

五、1871年巴黎公社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统治法国的是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路易·波拿巴对内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而激化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1866年的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和各界人民举行多次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在法国设立了巴黎支部，支部的领导者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等人面对第二帝国政府的审判和迫害仍然坚持斗争，同时制定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计划。

在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期间，路易·波拿巴要求普鲁士割让莱茵兰的领土给法国并要求普鲁士同意法国吞并比利时和卢森堡，但是很快遭到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拒绝。1868年，当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时，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王子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之一。路易·波拿巴不愿看到法国的左邻右舍都成为普鲁士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威胁普鲁士，如果后者不撤回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法国将不惜与普鲁士一战。为此，法国大使于1870年7月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要求后者向法国道歉并保证不再提起普鲁士候选人。国王礼貌地拒绝了大使的要求，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封措辞温和的电报，讲清事情经过。野心勃勃的俾斯麦一直打算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且早已垂涎于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因此，当普鲁士军队已经做好战争准备之后，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擅自修改国王的电报，在法国外交官的要求里加进侮辱德国的内容，同时将国王的反应修改成比实际强硬得多的答复。俾斯麦的战争煽动立刻发生了作用，普鲁士公众舆论对法国的要求极其愤慨，法国方面也被普鲁士的强硬答复所激怒。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就对法国不利，老奸巨猾的俾斯麦运用外交手腕争取到德意志几个邦国的支持，同时却使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和英国保持中立，致使法国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法国虽然拥有性能优良的步枪和新近发明的机关枪，但是法国军队行动迟缓、部署混乱，而普鲁士军队却迅速前出到法国东北部并立即开始进攻。8月中旬，一部分法军被围困在北部要塞梅斯，当另一支法军前去解围时又被切断了后路。8月31日，由路易·波拿巴率领的法军主力愚蠢地撤退到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要塞色当，随即被普军包围。9月1日色当一战，法军大败，路易·波拿巴成了普军的俘虏。几天以后，普鲁士允许他流亡英国。

战争引起革命。色当战役的失败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腐败无能，消息传来，法国群情激愤，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广大工人和市民起来推翻了帝制，恢复了共和国，但是政权被资产阶级政客所篡夺，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自称为“国防政府”，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年）到欧洲各君主国家去游说，请求他们出面为法国和普鲁士进行调解，并且允诺各国，法国可以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9月中旬，国防政府又派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1809—1880年）秘密会见俾斯麦，进行议和谈判。

由于国防政府推行卖国投降政策，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法国1/3以上的领土，并从9月19日起包围了巴黎。但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并没有被普鲁士的野蛮侵略所吓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到9月底，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新组建了194个营，使这支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总兵力达到约30万人，它成为保卫巴黎和后来实现巴黎公社革命的主力军。1870年10月27日，由阿西尔·巴赞元帅（1811—1888年）带领的17万法军在梅斯可耻地向普鲁士军队投降了。1871年1月18日，胜利的侵略者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10天以后，梯也尔和俾斯麦于1月28日分别代表法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的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领土被国防政府出卖给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2月8日，法国选出了一个以君主派为主的国民议会，它正式任命梯也尔为临时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上台后不仅变本加厉地进行卖国勾当，而且千方百计地反对巴黎的工人阶级。他取消了国民自卫军微薄的薪饷，拒绝了巴黎人民延期交纳房租的合理要求，下令封闭了许多革命报刊，同时国民议会选择凡尔赛作为临时首都。这些措施引起了巴黎人民的怀疑和愤怒。2月中旬，国民自卫军草拟了自己的组织章程，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并于3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号召巴黎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共和国”。实际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同资产阶级政府相对峙的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正是它发动了产生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

1871年3月15日，梯也尔从凡尔赛来到巴黎，阴谋解除巴黎工人阶级的武装。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遣一小股部队偷偷爬上蒙马特高地，企图夺取存放在那里的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几名国民自卫军哨兵当场牺牲，大炮落入敌军手里。然而，在黎明时分当敌军向山下运炮的时候被附近居民发觉，国民自卫军闻讯赶来，许多群众也前来助战。反动军队被越聚越多的人群团团围住，带队军官再三下令向群众开枪，遭到士兵的拒绝。这支部队很快就陷于瘫痪瓦解状态，两名反动将军被国民自卫军推到墙根执行枪决。梯也尔夺取大炮的阴谋破产了。

夜袭蒙马特意味着梯也尔首先挑起了内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刻决定用武装起义进行回击。3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夺取政权的宣言：“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在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下，工人武装展开了有计划的进攻。午后，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年）和瓦尔兰等人分别率领国民自卫军各营队向市中心挺进，很快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下午3时，梯也尔从外交部侧门溜出，仓皇逃往凡尔赛。下午5时，政府军开始向凡尔赛撤退，巴黎的反动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也纷纷逃出巴黎。晚上10时许，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升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至此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全城。随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市政厅举行会议，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政权破天荒第一次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经过积极筹备，于3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公社的选举。巴黎的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踊跃参加了选举。选举采取代表人数与居民人数成正比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人口众多的工人区选出的代表占显著优势。公社委员会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城市代表组成，当选的公社委员共有86人，其中由资产阶级控制的选区选出的21个资产阶级分子不久退出。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当时正在外省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所囚禁，所以公社委员会实际上由64人组成。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著名的领导人有瓦尔兰、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年）、居斯塔夫·弗路朗斯（1838—1871年）、杜瓦尔、拉乌尔·乔治·阿道夫·里戈（1846—1871年）、夏尔·泰奥菲尔·费雷（1845—1871年）等等。公社选举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声明，把权力移交给公社。

革命是人民的节日。3月28日，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在市政厅广场上隆重宣告成立。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聚集在广场上，热烈欢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节日。主席台上，一位公社委员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公社成立了！”20万人齐声高呼：“公社万岁！”

新生的巴黎公社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创立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旧国家的主要支柱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公社取消了旧的法院和警察机构，组建起新的法院和公安机关，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公社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改由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公社委员会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公社委员会下面分设了10个工作委员会，即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和教育委员会。各委员会通常由5至8人组成，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实行集体领导。各种法令都由公社或根据公社的委托制订，经公社代表或某一委员会签署后公布实施。公社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官僚体制。为了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公社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和撤换制，为群众信任者当选，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取消高薪制，任何公职人员的年薪都不得超过6000法郎，即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

在社会改造方面，公社发布了处理逃亡业主的法令，规定接管3月18日革命以后逃亡的业主的企业，交由工人协作社负责管理并组织生产。即使原业主回来，这些企业也不再发还，只付给他们一定的赎金。公社还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废除面包房的夜工制，严禁克扣工人的工资，把逃亡的富人住宅拨给一般居民使用，当铺必须把不满20法郎的典当品无偿退还原主。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颁布了“政教分离”法令，把僧侣逐出学校，坚决反对迷信，禁止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活动，规定以真正的科学教材教育学生。公社同时决定废除宗教预算，停止发放教会津贴，没收某些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公社宣布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创办职业学校，并计划设立幼儿园和托儿所。公社为了促进艺术的发展，成立了艺术家协会，公社委员、国际歌歌词作者、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就是艺术家协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此外，公社还开展了整理博物馆、举办艺术展览会等活动。不过，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国家完全不干涉艺术事业”、“出版机关应当中立”等观点的影响，公社没有对戏剧、文学、艺术和报刊进行过多的干涉和管理。

4月12日，公社通过了拆毁旺多姆纪念柱的法令。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是当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为纪念他的侵略战功而树立起来的，因此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公社拆毁这个纪念柱并把这个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这充分体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巴黎公社的斗争中，有许多外国革命家把公社的事业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积极参加革命的领导工作，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直至流血牺牲。巴黎公社也得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各国劳动人民的广泛而热烈的支持。

毫无疑问，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在公社委员会中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成为公社的主导思想，公社内部也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公社里的两个派别，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多数派以布朗基派为主联合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主义者。多数派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少数派则想使公社保持城市自治机关的性质，主张未来的法国应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联邦。大体上说，多数派在公社里主要领导军事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少数派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布朗基派历来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在革命后不应立即进行选举，而要首先对敌人实行专政和恐怖。但是，他们轻视理论的作用，只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活动，而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他们想要建立的“巴黎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新雅各宾派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们只会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任何主张都极为仇视，尤其反对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蒲鲁东派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期间，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帮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主张革命，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前提。但他们不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的领导人是瓦尔兰，他于1870年当选为第一国际巴黎总支部的主席，在反对国防政府卖国行径的斗争中，曾先后担任国民自卫军营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后，他被选入公社委员会，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主管公社的财政和经济工作，后来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最后为保卫公社壮烈牺牲。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满腔热情地关注、支持并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当时伦敦和巴黎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马克思想方设法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使国际总委员会和巴黎取得了联系。总委员会曾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公社的活动，经常向伦敦报告巴黎事变的进程。马克思和公社委员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为他们提供指导意见。弗兰克尔还曾于5月7日至12日亲自前往伦敦会见马克思。马克思劝告公社应该派代表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发动那里的工人群众参加共同的斗争；劝告公社要特别警惕梯也尔和俾斯麦的勾结，加强巴黎北部的防务，防止凡尔赛分子通过普军驻扎区袭击巴黎。马克思还将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进行秘密勾结的详情通知了公社，并要求他们把梯也尔及其政府成员所犯罪行的全部文件送到伦敦去，立即予以公布，以便牵制公社的敌人，等等。遗憾的是，公社并没有全部采纳和及时执行马克思的正确建议，以致犯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是，在公社创立和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建立的各种革命的工人俱乐部、妇女俱乐部和职工会等组织不仅成为公社联系群众的纽带，而且也是对公社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进行民主监督的工具。巴黎每天有1.5万人至2万人参加各种俱乐部的会议，经常向公社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使领导者能够在许多问题上纠正错误，采取正确的措施。

正当巴黎人民将社会革命推向深入的时候，盘踞在凡尔赛的梯也尔抓紧纠集反革命武装，并从4月开始向巴黎进犯。面对凡尔赛的军事进攻，巴黎的无产阶级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指挥不统一，战略上有错误，战斗逐渐转入劣势。此时，巴黎城内的反革命势力呼应凡尔赛的军事进攻，进行猖狂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窃取军事情报，纵火烧毁工厂，一些反动报刊大造反革命舆论，法兰西银行成了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同时，凡尔赛军队残暴地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优秀的公社领导人杜瓦尔和弗路朗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判就被枪杀了。

为了回击敌人的野蛮暴行，公社于4月5日颁布了《人质法令》，规定只要敌人再杀死一个公社士兵，公社就处决一个或两个反革命分子。公社先后逮捕了大约260个反革命分子，封闭了30家反革命报馆。5月1日，公社决定正式成立拥有广泛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军事指挥和镇压反革命。但是，巴黎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不够坚决，《人质法令》虽然公布了，却迟迟未予执行。直到5月24日，当凡尔赛军队已经攻入巴黎，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陆续枪决了巴黎大主教等一批人质。

5月8日，凡尔赛军队攻占了巴黎西南方向的一个重要据点伊西炮台。为了加强反革命军事力量，彻底扼杀巴黎公社，凡尔赛政府竟然于5月10日与德国签订了卖国的《法兰克福和约》，其中规定法国政府向德国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不仅准许凡尔赛扩军，而且释放了10万名第二帝国的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俾斯麦甚至许诺凡尔赛军队可以通过德军阵地，从北面进攻巴黎。

5月中旬，战争形势对公社越来越不利，但是公社毫不妥协，坚决与反革命军队血战到底。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战士英勇战斗，父子和兄弟前仆后继，妇女和儿童也直接参加战斗，坚守每个街垒和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塞纳河上的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敌人打坏了，但船员们宁死不屈，他们高呼着“公社万岁”的口号，与炮艇一起沉没。公社战士们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5月20日，凡尔赛军队向公社发起了更疯狂的进攻。由于城内反革命奸细的策应，敌军于21日从巴黎西南方的圣克卢门冲进了市区。公社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从21日到28日）开始了。

5月22日，公社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中号召：“拿起武器来吧！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吧！你们知道，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果不胜利，就要落到凡尔赛反动派和教权派的魔掌中，这些坏蛋一心要把法国出卖给普鲁士人，而要强使我们为他们的叛国行为偿付代价！”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勇敢地投入到保卫公社的战斗中去。巴黎的街道和广场到处都筑起了街垒，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幢房屋都成为打击敌人的阵地，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这场阶级对阶级的搏斗。

23日，公社最重要的阵地蒙马特高地失守。24日，敌人攻占了市政厅。25日，公社发出最后的公告，号召人民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27日，大约200名公社战士退到了巴黎东郊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在这里，他们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战斗到深夜，最后一批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为捍卫公社全部壮烈牺牲。5月28日，公社的最后据点陷落，巴黎公社失败了。

占领巴黎后，凡尔赛匪徒使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巴黎工人阶级进行报复。一个凡尔赛政府官员冷酷地说：“在巴黎，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最新资料表明，至少有2.5万名公社社员惨遭屠杀，其中包括公社的杰出领导人瓦尔兰和里戈，而且由于许多被处决者的尸体已被战火所焚毁，所以实际的死亡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另有3.8万人被捕，7500人被放逐。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社委员费雷无所畏惧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

巴黎公社是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的。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外，巴黎公社没有充分认识到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未能及早发动和领导外省的农民运动，争取农民群众对公社的支持，以致巴黎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战略上说，巴黎公社也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例如，在3月18日革命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趁梯也尔反动军队土崩瓦解的时机，直捣凡尔赛反革命大本营，一举消灭反革命势力，从而使敌人获得了喘息时间，反扑过来。又如，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也不够坚决，使得隐藏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能够里应外合，将凡尔赛军队引进巴黎。对于反对革命的保守势力来说，巴黎公社是一次恐怖的平民暴动，这场暴动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对任何以武装暴力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的决心。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和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宗教心淡薄和反对教会的结果，为了补救时弊，天主教会在公社发轫的蒙马特高地上建起了著名的圣心教堂。

马克思在总结公社的经验时说过：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5]

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此后，该组织逐步扩展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该组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早在1836年，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就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5年后，同盟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伦敦，并成为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同盟早期受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它的口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展开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对正义者同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年5月底、6月初，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而开始了两个组织的融合。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和以正义者同盟为代表的纯粹工人运动开始建立了组织联系。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正式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接受了邀请。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在伦敦秘密举行，大会决定改组后的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通过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议，第一次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宣布同盟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委托，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由马克思执笔写成了作为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首次出版。《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基本建成。同盟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卡尔·沙佩尔（1813—1870年）、约瑟夫·莫尔（1813—1849年）、亨利希·鲍威尔和威廉·沃尔夫（1809—1864年）。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震撼欧洲的1848年民族民主革命就爆发了。巴黎二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8年3月11日在巴黎成立了以马克思和沙佩尔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中央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其首要目标是在德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同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根据同盟中央的决定，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夫等领导人在内的300多名同盟盟员和革命者带着《要求》和《宣言》于3月底、4月初陆续返回德国参加革命斗争。从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并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实际上发挥了同盟中央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该报在近一年的革命斗争中，贯彻同盟的纲领，传达同盟的指示，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德国以至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在德国革命中，同盟盟员不仅联合民主派，而且努力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他们到达科隆后，立刻参加科隆的民主团体和工人团体的活动，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1815—1849年）、莫尔、马克思、沙佩尔等人曾先后担任科隆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们积极领导这些团体中的无产阶级分子，促使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政府的卖国政策。同时，同盟盟员还战斗在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最前列。威廉·沃尔夫曾担任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揭露和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和无所作为。1849年5月以巴登－普法尔茨为中心的护宪起义爆发后，同盟盟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护宪运动。恩格斯加入了由盟员维利希指挥的志愿部队并担任副官，他不仅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而且身先士卒，亲身参加了四次战斗。莫尔不顾个人安危，为招募骑乘炮手两次深入普鲁士军队。6月29日，他不幸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不久壮烈牺牲。1849年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它标志着1848年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革命的最终结束。

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抵达伦敦后，和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共同建立了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在德国、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各地改组和重建了同盟支部。1850年3月6日，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汉堡出版，它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机关刊物。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该刊上连载的。同年11月29日，该刊出版了第5～6期合刊后，因受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及资金缺乏而被迫停刊。这一年的夏季，马克思认真研究了近10年来的经济史，从经济发展中找到了政治变动的根本原因：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同样，1848年中期开始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顶峰的工业繁荣乃是1848年革命失败和已经到来的政治反动的真正原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自己不久前关于革命高潮很快就会重新到来的乐观看法，指出欧洲的经济繁荣时代到来了，因而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发生新的革命。然而，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同盟内部的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在革命狂热情绪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支配下，无视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条件，认定德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而且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企图主观制造革命。1850年7月底、8月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方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另一方的两派围绕革命策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盟中央委员会也从伦敦迁往科隆。12月1日，科隆中央宣布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开除出盟，同盟至此完全分裂。

与此同时，欧洲反动派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镇压使形势进一步恶化。1851年5月，一大批同盟盟员遭到普鲁士警察当局的逮捕，科隆中央委员会成员除一人外几乎全部入狱。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普鲁士政府以“进行叛国性密谋”的罪名将11名盟员送交法庭审讯。法庭根据一些难以成立的证据和证词判处其中7名被告3年至6年徒刑。这就是普鲁士政府制造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撰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对普鲁士警察国家的反动本质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卑劣阴谋进行了彻底揭露。然而，由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及科隆中央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已陷于停顿，而马克思领导的伦敦区部同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系也被切断，因而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在其全盛时期，同盟在欧美8个国家建有组织，成员最多达到400多人。同盟解散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是，同盟的盟员并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许多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工作。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际贸易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欧洲的产业工人在50年代末激增到800万，成长为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但是，经济繁荣后面隐藏着危机。1857年，第一次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使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处境恶化，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于是欧洲工人运动从零星斗争逐步走向新的高涨。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为争取9小时工作日举行大罢工，打破了欧洲工人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促进了英国工会组织的发展。许多行业先后建立了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1860年7月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伦敦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法国，1864年一系列罢工斗争的胜利迫使路易·波拿巴政府取消了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法令。在德国，1863年5月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工人运动也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波兰人民反抗沙俄压迫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了在斗争中相互支持，欧洲工人阶级日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1863年1月，波兰人民发动了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民族起义。1864年9月28日，英、法以及居住在英国的德、意、波、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和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举行大会，声援波兰的民族起义。与会代表谴责了各国政府的残暴行为，号召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并肩战斗。勒·吕贝代表法国工人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根据英、法两国工人关于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倡议起草的计划。大会通过了法国工人的计划，决定立即建立国际性工人组织，并选出了由主席乔治·奥哲尔（1820—1877年）、副主席约翰·乔治·埃卡留斯（1818—1889年）、总书记威廉·朗达尔·克里默（1838—1908年）等30多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10月18日起改称中央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10月5日又成立一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9人起草委员会（即小委员会），负责起草国际组织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0月11日，临时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国际组织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11月1日，国际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马克思修改和重新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规定协会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协会则是追求这一共同目标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与合作的中心，其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改称总委员会），小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召开过多次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会议，就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积极开展和推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斗争。首先，国际采用各种形式支援和协调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它通过发表呼吁书和公开信、组织群众集会来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和阴谋诡计，抗议反动当局对罢工工人的镇压；同时通过各国支部采取国际联合行动，阻止资本家从别国输入工人顶替罢工者，并向各国工人募捐，给予罢工斗争以经济上的支援。其次，国际直接参与了60年代中期英国的选举法改革运动，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应给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的口号，为争取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再次，国际积极开展了反对各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的斗争，支持波兰和爱尔兰等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国际声援了奴隶解放运动和黑人的正义斗争。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总委员会立即发表宣言，为各国工人指明了对待这场战争的正确方针。最后，国际最重要的革命活动就是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和指导。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使得法国越来越多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成员逐渐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的影响，并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革命前夕，仅巴黎一地就有国际支部32个，1870年4月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巴黎公社革命的过程中，国际巴黎支部积极活动，使公社的政策措施浸透了国际的革命精神。领导3月18日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里有16名是国际会员，公社委员中有36名是国际会员。公社革命爆发后，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公社革命的进程，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国际还派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巴黎负责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与总委员会的联系工作。在公社革命期间，国际总委员会共召开14次会议，几乎每次会议都研究巴黎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种渠道与公社领导人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建立了通讯联系，对公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国际总委员会号召各国支部动员群众声援巴黎公社，各国支部纷纷响应，掀起了支援公社革命的运动。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和美国都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援救公社社员做了大量工作，协助公社战士逃离法国，为公社流亡者争得在英国和瑞士等国的避难权，通过募捐等办法帮助流亡者解决经济困难和寻找职业。国际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处处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在推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国际内部还开展了反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50和60年代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曾有广泛的影响。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经过数次交锋，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清算。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工联主义是50—60年代在英国工会联合会中形成的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其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通过同资本家和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签订劳资协议，颁布劳动立法，达到劳资两利，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英国工联是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力量，它作为熟练工人的全国性组织也是国际的强大支柱，对支援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工联领袖与总委员会发生了严重分歧。巴黎公社失败后，奥哲尔等人以巴黎公社的“恐怖行动”为理由，拒绝在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公开声明退出了总委员会和国际。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1840年留学柏林，1844年后结识蒲鲁东和马克思。他积极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革命失败后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德国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后被引渡给沙皇政府，遭拘禁并流放西伯利亚，其间多次向沙皇写忏悔信乞求特赦。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经日本和美国到达伦敦，1864年参加国际。巴枯宁继承和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和平等，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治权威，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鼓吹通过全民暴动来摧毁一切国家，通过废除继承权将私有制改变成“集产制”，从而建立各阶级平等、从上到下全面自治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宗派分裂活动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长期斗争，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国际。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政府对国际加紧迫害，巴枯宁派又在国际内部进行分裂活动，致使国际难以正常开展工作。鉴于这种不利形势，海牙代表大会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建议，决定将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往纽约。然而，由于新的总委员会远离欧洲，因而不可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进行直接有效的指导，各国支部与总委员会的联系渐趋中断。1876年7月15日，国际在美国的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第一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各国无产阶级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建立更高形式的工人联合组织，即各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其存在的12年里，第一国际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支援了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培养了干部。

早在1863年5月23日，德国莱比锡、柏林、汉堡等11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就在莱比锡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被推选为联合会的主席。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曾参加过1848年德国革命，60年代初开始在德国工人中进行鼓动，其功绩是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又唤醒了这个运动。然而，他想通过争取普选权和借普鲁士国家之助兴办工人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实践上他推行了一条与普鲁士王朝结盟的策略路线，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以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威廉·白拉克（1842—1880年）等人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派同拉萨尔分子进行了斗争，并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1869年8月7日，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德社会民主派在德国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组织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从全德工人联合会里脱离出来的团体、第一国际佐林根支部、巴门－爱北斐特支部、莱比锡支部和柏林支部等。大会决定联合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并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党纲（爱森纳赫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拥护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反对拉萨尔派，它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实现德国的统一。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本国政府侵略法国，积极支持巴黎公社革命。在国内，它参加议会选举，建立工会，组织罢工，坚定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1871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德国利用从法国手里夺取的阿尔萨斯－洛林的矿藏和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提上了日程。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宣布两派合并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妥协性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无原则让步行为和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为此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该书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部著作还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按劳分配的低级阶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的理论。不过，该书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无论如何，两派统一壮大了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惶恐不安。1878年10月，德国宰相俾斯麦以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借口，向德国议会提出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令”（简称“非常法”）并获议会通过。最初规定其有效期为两年半，以后一再延长，直至1890年春。根据这个法令，任何团体、报刊和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概禁止。非常法公布后不久，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和放逐，工会被解散，党和工会的刊物、社会主义的出版物遭到封闭和查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被解雇，社会民主党被置于非法地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很快从动摇和惊惶失措中振作起来，领导社会民主党继续前进。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举行秘密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删去哥达纲领中“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的词句，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时确定以《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在德国各地秘密散发。大会结束以后，党运用一切非法与合法的手段机智勇敢地继续开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当时党的存在和活动虽然遭到禁止，但是党员和工人却仍然享有选举权。因此，党充分利用选举权和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随着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迅速增加，1881年获得31.2万张票，13席；1884年增至54.999万张票，24席；1890年达到142.73万张票，35席。党还广泛发动罢工斗争，于1889年5月领导了鲁尔地区10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了遏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势头、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锋芒，精明的俾斯麦政府实行了“鞭子加甜面包”的两手政策。从1881年至1889年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救助工人伤残老病的社会保险立法。这些立法措施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企图以改良替代革命的手段。这种不可谓不厉害的手段却没能挽救俾斯麦及其非常法的失败命运。1890年1月，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否决了俾斯麦继续延长非常法的提案。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早已不满俾斯麦的政策，便乘机于3月迫令俾斯麦辞职了。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西欧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也开始了建立独立政党的活动。法国工人运动经历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黑暗时期之后，逐渐恢复元气，重新活跃起来。到70年代末，工会和工人文化团体纷纷成立，罢工运动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中开展起来。茹尔·盖德（1845—1922年）和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积极活动。1876年和1878年，法国各种工人团体在巴黎和里昂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879年10月，在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下，法国工人在马赛召开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拥护社会主义原则和生产资料社会化，指出无产阶级应当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决定成立法国工人党。1880年11月14日，法国工人党在哈佛尔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起草的党纲，即哈佛尔纲领。这一纲领基本上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纲领的理论性导言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归还给社会。法国工人党成立以后，一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参加了党，形成了以保尔·布鲁斯（1844—1912年）和贝努瓦·马隆（1841—1893年）为首的“可能派”。他们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人阶级的活动应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之内，认为只要工人阶级在市议会中争取到多数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当时基本上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盖德派对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882年的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分裂，盖德派毅然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并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和哈佛尔纲领。可能派则取消了党纲中的革命要求，改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副称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人党在80至90年代支持和领导了几次工人大罢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也提高了工人党的威望。1893年，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共获得60万张选票，50名社会主义者和以社会主义纲领参加竞选的激进派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工人党议员12名。各派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工人党、独立社会党等）议员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社会主义联盟”。

80年代以前，工联主义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从80年代起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881年6月8日，以亨利·迈尔斯·海德曼（1842—1921年）为首的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伦敦成立了英国民主联盟，1884年8月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联盟的纲领提出了将土地、铁路、银行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要求，但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经济危机中自动崩溃，那时工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生产资料了。而且，联盟不愿到工人和工会中开展工作，推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由于对联盟的改良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满，以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和爱德华·比宾斯·艾威林（1851—1898年）夫妇为代表的左翼退出联盟，另组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以西德尼·詹姆斯·韦伯（1859—1947年）夫妇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伦敦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改良团体费边社，其成员包括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乔治·萧伯纳（1856—1950年）。费边社的纲领也要求变革所有制关系，但它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893年，社会民主联盟的一部分盟员和费边社地方支部的成员创立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独立工党，其党纲把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争取8小时工作日则作为最近的斗争任务。但是它拒绝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仍然是改良主义的工人党。随着英国工会和罢工运动的发展，1900年召开了有独立工党、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和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该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工党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旧两党制格局的瓦解和第三党的出现。不过，工党仍然否定革命的必要性，规定党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人的候选人选入国会，以便在国会里保护工人的眼前利益。

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等西欧国家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采纳或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党纲，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涨。

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国工人及其政党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加强国际工人的团结，成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最初，恩格斯认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可草率从事。然而，在1886年和1888年两次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上，法国可能派和英国工联决定由可能派筹备召开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建立新国际，以便攫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为了与可能派召集的国际大会相抗衡，恩格斯敦促法国的盖德派发起召开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比利时、荷兰的工人政党对可能派的妥协态度，指导法、德两党领导人筹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

1889年7月14日，时值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挪威、芬兰、丹麦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其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盖德、拉法格、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年）等。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未能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手段促使各国政府制定劳工立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制等等。大会还通过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仅仅通过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应充分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以便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这样劳动和人类才能得到解放。大会决议谴责了军国主义，指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对内压迫和对外侵略的工具，要求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以和平与民主代替侵略。为纪念美国工人1886年5月1日的罢工斗争，大会根据法国和美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要求各国工人每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样，巴黎大会制定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没有作出宣告新的国际组织成立的决议，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国际代表大会为表现形式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20世纪初叶，人们才把它称为第二国际，而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也就被看做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同一天，法国可能派主持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也在巴黎召开，除了法国代表之外只有9个国家的少数代表参加，因而未能建立起国际组织。新成立的第二国际在组织形式上与第一国际有显著的区别，它没有实行第一国际那种较严格的集中制，既没有集权的国际性组织机构也没有共同的机关刊物和组织章程，而只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松散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协调各国党和工人组织的策略和行动。1900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但它也只是各国党的通讯和统计中心，对各国党没有组织上的约束力。

第二国际成立后，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其前期活动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经济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实行广泛的劳工立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许多国家的工人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险。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越来越多，工人政党被选进议会的代表也显著增加。在工人运动方面，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或成立合作社，各国总工会也纷纷建立，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第二国际各届代表大会曾多次讨论并作出决议，号召各国党在议会中拒绝军事拨款、要求裁减军备，提出取消常备军、武装人民、建立国际仲裁法庭、反对秘密外交等要求，并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提出了民族自决权问题。各国党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然而，议会斗争的胜利使得第二国际内部的右倾思想开始抬头，以为通过争取选票和议会多数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晚年集中主要精力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倾向。1891年，他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写下了《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章，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阐明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还亲自出席1893年的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发言警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不应对议会主义和政治改革有过高估计。但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逐渐在第二国际中占了上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表现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年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工人家庭，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8年非常法颁布后，他曾参加右倾机会主义的“苏黎世三人团”，受到恩格斯批评后承认了错误。1881年到1890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成为当时德国党的理论权威之一。此后，他受费边派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产生了怀疑。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在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文章。他在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有空想成分，并且认为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必须加以修正。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在哲学方面，他用进化论取代革命的辩证法，认为社会只有逐步的、缓慢的进化，飞跃是不可能的。还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根据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否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过去设想的寿命长、弹性大，卡特尔和托拉斯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普选制和议会民主的发展在原则上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成为不可能，社会民主党只要力争获得议会多数，就可以通过逐步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阶级专政产生于过去依靠政治特权进行统治的时代，属于一种较低级的文明，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出现以后再提阶级专政则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最后，他提出了修正主义的著名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从而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束之高阁，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争取眼前利益的经济斗争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工人民主权利的改良主义范围之内。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得到当时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广泛支持，对后来西欧社会党最终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9年6月，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领袖之一艾蒂埃纳·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年）未经党的同意参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并任工商部长。列宁称这一事件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在1900年9月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针对米勒兰入阁事件，大会围绕夺取政权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让·饶勒斯（1859—1914年）为首的入阁派声称米勒兰入阁是社会党发展和强大的标志，并且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而以盖德为首的反入阁派则坚决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标榜中派的考茨基起草的折衷调和的“橡皮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国际代表大会对此不发表意见。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临近，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此时，德国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英国的工党等构成了第二国际的右派，他们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使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敢于发动大战而无后顾之忧。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起初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最终倒向了右派。而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左派只是少数人，其中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1871—1919年）、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蔡特金、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等。他们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然而他们对右派的斗争不够坚决，在很多问题上迁就了右派，致使第二国际虽然作出多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利用战争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和决议，但是并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去制止战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国际的27个政党中有24个党的领导集团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从而导致第二国际的活动停止，组织陷于瘫痪。只有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年）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坚定地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区别开来，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参加第二国际的26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做出恢复第二国际的决议，恢复后的第二国际通称伯尔尼国际。其中13个国家的中派政党和集团于1921年2月退出，另组第二半国际（又称维也纳国际）。1923年5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原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则纷纷仿效俄共（布）的榜样组建了独立的共产党。1919年3月，在俄共（布）的倡议和领导下，来自世界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大会宣布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并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决议，组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此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两大派别。前者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后者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18 英国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的梦想：从好望角到开罗的大英帝国非洲殖民地

[1] 转译自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欧洲现代史》第1卷，第393页，纽约，伦敦，W.W.诺顿公司，1996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85—286页。

[3] 马克思：《致科伦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619页。

[4]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32—333页。

[5]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99页。

第三章 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欧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法国大革命理想的传播使得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西欧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逐渐暴露、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自由资本主义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在民主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争取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激烈斗争的压力下，西欧各国于19世纪后期纷纷采取了民主改革和社会立法措施，试图通过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加强国家干预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促使西欧各国逐渐走上了相对和平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垄断资本和民族主义的崛起，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取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角逐。广大落后国家和民族迅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支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终于将欧洲和整个世界拖入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19世纪后半期，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工人阶级却很少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生活的相对贫困化和经济上无保障的状态使工人们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从187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长期经济萧条在西欧所有国家中都加剧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状态，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当时，不仅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激进的批评态度，甚至连一些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开始对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文学家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黑漆漆的工业城市里那些简陋阴暗的贫民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被称为“问题中的问题”。天主教会承认，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出，教会应当为工人阶级提供帮助以争取工人群众回到信仰的道路上来。当时西欧许多人士都提出批评，认为国家没有采取有效的社会改革措施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增长的威胁，一些企业主开始作出妥协。他们鼓励工人成立储蓄协会，少数企业主还创立了保险基金和养老金计划，甚至提供基本的公司住房（特别是在矿区），企图用这些父爱式的策略争取工人们的忠诚。然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事态发展证明少数企业家的慈善之举远远没有变成普遍趋势。因此，一些社会改革家、左翼政治家和大多数工人群众开始要求国家采取干涉措施，以便保障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和经济利益。

此时，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德意志，而不是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或自由主义的不列颠，率先由国家发起实行了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制度。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之所以采取这种调和让步的改良主义措施，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个上层容克贵族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而是别有一番良苦用心。首先，他企图借此消磨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一边拉过来，从而连根铲除社会主义革命的隐患。其次，为了实现其军国主义计划和侵略战争政策，他需要大量忠实的帝国士兵，心甘情愿地为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扩张事业充当炮灰。最后，他还企图通过拉拢工人阶级来压制自由资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要求。1881年，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面对同样目瞪口呆的左右两派议员公开宣称：“救世良方不能仅仅从镇压社会主义者的过激行为中去寻找，还必须同时在劳工阶级的福利方面取得一种积极的进步。”[1]他宣布，国家将实行一项劳工保险计划，为遭受工伤和罹患疾病的工人提供补偿，同时还将建立退休基金。

此后，德国陆续通过了《疾病保险法》（1883年）、《意外事故法》（1884年）、《老年和丧失劳动能力保险法》（1889年）等一系列社会劳工立法。实施这些保险的资金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筹集、合理分担。这些保险措施保证，所有的工人在因患病而导致收入低于某一标准时可以获得最高13周的经济补偿，工人受工伤或因此丧失劳动力可以得到伤残补助，年过70岁的工人可以拿到养老金。到世纪之交，许多工人获得了医疗保险，死亡时还可以指望有一个像样的葬礼。截止到1913年，共计1450万德国工人获得了各种社会保险。这些法律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工人及其家庭因伤老病残而引起的急遽贫困化，减轻了工人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无保障感，甚至使部分工人对容克国家产生了感恩戴德的心理。德国的这种社会现象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德国由斯巴达克同盟领导的革命却未能得到更多工人群众的支持而最终失败了。俾斯麦的社会立法计划证实了一句荷兰谚语：“要想让一个人成为保守主义者，你就必须给他某种值得保守的东西。”相反，一无所有者必然倾向于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改善他的生活处境。

比起德国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改革却姗姗来迟。在具有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发运行的传统观念在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一些保守派分子也相信某种社会改革在所难免，即使仅仅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思想在贫困工人中继续蔓延，做一些改革也是必要的。当时的英国工人，能够一家人生活在拥挤肮脏的城市贫民窟里已经算是很幸运了，而那些长期失业的工人、病残体弱者、老年人、孤儿、单身母亲等，根据1834年重新颁布的《英国济贫法》的规定，却不得不进入臭名昭著的济贫院。在那里，家庭被拆散，人人必须穿上统一的号服，集体做操，上教堂，甚至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沉默，而这些措施仅仅是为了训练他们遵守纪律！虽然社会舆论已对这种济贫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那个所谓的《济贫法》却仍然存在到1929年。

英国最初的社会改革仅限于建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健康标准，改善儿童教育，以及通过一些限制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禁止童工在矿井下劳动的法令。1875年的《工厂法令》将大工厂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为56小时。同年的《技术工人住宅法令》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并赋予国家强制拆毁低于最低标准的贫民窟的权力。然而，这些法令却很少认真执行过。直到世纪之交，在新成立的工党的积极推动下，保守党和自由党才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政府有权并有义务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社会生活。1897年，《工人补偿法》规定雇主有责任负担工人的工伤事故费用，不久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又扩展到农业工人。此后，自由党政府又同意为付不起饭费的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午餐；并且于1908年通过了《养老金法令》，为年龄超过70岁而每周收入低于10先令的工人提供补助。同时，国家明令禁止在缝纫业和其他行业采用“血汗工作制”，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工资标准和调查血汗工厂。政府的职业介绍机构开始免费帮助健康的工人寻找适合其技能的工作。最后，1911年通过的《国家保险法案》规定，为英国的劳动人口设立疾病保险和医疗监督机制，并为200万以上经常失业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保险基金通过雇员工资扣除、雇主支付和国家资助来筹集。该法案最大的益处是为更多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了直接的医疗服务。然而，约有1/3的英国穷人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帮助。

在一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于社会党和激进派的强大压力，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一系列劳工法律。其内容包括：创立一种罢工仲裁制度，禁止女工上夜班（1892年），规定雇主对工伤的法律责任（1898年），将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降低为10小时（1904年），确定每周一天的法定休息日和进厂做工人的最低年龄，赋予国家监督工厂的劳动和卫生条件的权力（然而在很多地区却没有人去执行这种检查），还通过了一种工人补偿法律，规定付给老年工人不多的养老补助金，并为工人家庭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19世纪末，由于教会的影响在法国不断减弱，政府已将照顾贫穷母亲的大部分责任从私人慈善团体手中接管过来，开始为她们提供最基本的帮助。这反映出国家对出生率下降所引起的未来兵源减少的担忧。一个法国政治家在1891年指出，由于听任穷人家的幼儿死去，法国每年都损失一大批士兵。国家对未婚母亲的资助确实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和遗弃婴儿的数量。

除了这三个主要国家之外，西欧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也都开始仿效德国的做法，陆续采取了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的改良主义措施。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终于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供了最起码的温饱生活的保障，从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走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阶级冲突剧烈和社会危机四伏的最危险的阶段。此后西欧一些国家虽然发生过几次革命危机，但终因未能获得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难成气候。应当承认，社会改革的实施是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种釜底抽薪的改良主义手段挽救了西欧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它没有陷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灭顶之灾，同时也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将残酷剥削加野蛮压迫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变为相对温和的现代福利国家。

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西方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其后是中世纪长期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随着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系列以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小型共和国，同时在西欧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自由城市，这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萌芽。16世纪，尼德兰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成立了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因而成为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最初尝试。此后，西方世界相继爆发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这三大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通过不同的道路逐步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然而，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建立到逐步完善却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基本政治制度上讲，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分为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若从国家权力重心上讲，还可以分为议会制和总统制；若从执政党数量上讲，又可以分为两党制和多党制。

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的典型代表，也是议会制的发源地，因此英国议会向有“议会之母”的美誉。早在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由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参加的议会（孟福尔议会），这是古希腊罗马以后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代议制机构。14世纪，英国议会分裂为由僧侣和贵族组成的上院（贵族院）以及由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平民院或众议院）。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以议会为阵地与国王进行斗争，通过内战确立了议会的权力和地位，使它成为英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虽然在革命过程中英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共和国，但是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最终建立了国王和议会妥协的君主立宪制。从此，英国的政治实权逐渐从国王转到了议会手里。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1689年的《权力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对王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赋税也不得征集和维持军队，法官的更换不再由国王决定而改由议会决定，议会定罪的人国王不得赦免，国王所作的任何决定必须经枢密院成员即政府大臣同意和签署，国王也不得制定独立于议会的外交政策，甚至王位的继承也受到议会法律的约束，规定国王不能是天主教徒并不得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革命前，英国的行政权力掌握在枢密院手里，但由于枢密院人数众多，国王经常在王宫内的小房间（cabinet）里召集外交委员会的少数重要成员讨论决定重大政务。因此，17世纪后期这个决策小圈子开始被称为“内阁”，它逐渐取代枢密院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关，它由国王主持并对国王负责。这就是内阁制度的起源。光荣革命之后，内阁改由下院多数党组成，并开始转向对议会负责。171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乔治一世（1714年至1727年在位）是德意志的汉诺威选侯，他由于不会讲英语因而从1718年以后就不再参加内阁会议，内阁只须会后把情况通报他即可。同时，乔治一世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年）主持内阁。从此，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下院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便成为惯例。作为内阁首脑的议会多数党领袖实际上就是首相，但首相的名称直到1783年威廉·皮特（小）（1759—1806年）入主内阁时才正式确定下来。虽然从理论上说国王仍然是一切权力的源泉，但是英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等重要的国家权力已经或逐步改由议会和内阁行使，国王仅保留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地位，其活动也逐渐限于礼仪方面。至此，英国最终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和议会权力至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

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制度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和普选制。上院议员全部都是世袭的大土地贵族，而下院议员虽然是由选举产生的，但由于选民的高额财产资格限制，能够当选议员的人都是富商巨贾或购买土地的新贵。1832年以前，英国有选举权的人仅占成年人总数的5％，只有少数几个选区的选民人数超过几千人，有几个选区的选民甚至不到15人。此外，选区划分极不合理，一些人烟稀少的农村选区的代表（土地贵族）堂而皇之地坐在议会里，而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议会中却居然没有一席之地，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城市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拉拢其他选区的议员或贵族来曲折地表达他们的要求。英国当时还存在着一些腐败选区，如臭名昭著的“老塞勒姆”选区，那里根本没有居民却在下院中占有两个席位，最可笑的是顿威奇选区，它从12世纪起就已经沉入了海平面以下。

这种状况首先引起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他们不愿再忍受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起来，提出了废除腐败选区、给新兴工业城市以选举权以及实行普选制的要求，激进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在《人权论》中甚至提出人民主权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面对激进主义的抗议行动，议会和政府颁布各种议案和法令，停止人身保护法的效力，禁止集会和结社。但是，政府的压制并不能阻止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新出现的工人运动相互呼应，一再掀起抗议的高潮，政府的镇压政策酿成了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当法国1830年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又一次席卷了全英国。激进派起草了5000多份改革请愿书并在征集签名后送交议会，城市资产阶级、工人和市民在伦敦等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政府的镇压导致12人死亡，英国再一次面临着政治动乱和革命危机。在这种形势下，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1764—1845年）感到，如果想避免革命惟有实行选举改革，于是提出了改革法案，国王、威灵顿公爵和多数托利党议员最后也被迫接受了这一方案。1832年，经过两度否决之后，贵族院终于通过了由辉格党人提出又经众议院同意的《国会改革法案》。

1832年法案首先取消了许多腐败选区，重新划分了各选区的议员人数，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在国会里的议席数量。同时，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凡拥有年价值10镑以上房产或地产的人都有选民资格，从而扩大了中产阶级的选举权。改革后的选民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大约1/5的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然而，该法案却没有赋予妇女、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选举权，下层人民的不满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宪章运动。即使如此，这次改革仍不失为英国现代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虽有保守派的不断阻挠，但选举权利的逐渐扩大已成为英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1867年的改革法案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财产资格，使大量的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的选举改革统一了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选民资格标准，又使得许多农村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再一次降低选民的居住年限和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初步实现了普选制原则，使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和30岁以上有大学学历的妇女基本上都获得了选举权。至此，宪章运动在80年前提出的6项要求中的5项（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除外）终于成为现实：无记名投票（1872年）、按人口比例设置平等选区（1885年）、废除众议员财产资格限制（1885年）、给议员支付薪水（1911年）、成年男子普选权（1918年），众议院也由7年改选一次缩短为5年改选一次。毫无疑问，英国民主制度的这种进步首先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斗争的成果，没有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力推动这些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时也应承认，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保守派在革命的威胁下理智地选择妥协让步和改良政策也是使英国的民主政治改革逐步走上和平渐进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英国的政党制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并最先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早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的1679年，议会内部在詹姆斯公爵是否有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赞成他有继承权的议员们被对方骂为托利（爱尔兰匪徒），反对他有继承权的人则被对方骂做辉格（苏格兰强盗）。以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了议会中的两个政治派别。托利党代表大土地贵族的利益，维护国王的特权。辉格党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提高议会权力、限制王权。光荣革命以后，两党轮流组阁执政。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两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活动也仅限于议会内部。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为主的保守派势力在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了保守党，而以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主的改革派势力则在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了自由党，两党继续轮流执政。特别是1832年的选举改革之后，两党将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了议会之外，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以获得议会多数，同时建立起中央机构和遍及全国的地方组织，成为全国性的现代政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保守党逐渐转变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而自由党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此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和工党的崛起，从1924年起，工党取代自由党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

经过多次改革和长期演化，英国的国家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继而又从下院转移到政府内阁，内阁由在下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组成，因此执政党成了英国真正执掌实权的力量。不过，由于执政党是由两党通过下院大选竞争决出的，选民对执政党有最终的选择权，公众还可以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同时，竞选失败的一方组成议会中的反对党，可以通过批评、质询和不信任投票对执政党政府进行监督和制衡，有力地防止了执政党的专横和权力的滥用。因此，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和监督制衡作用被誉为“19世纪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英国的经验证明，在宪法范围内两党通过合法竞选轮流执政的体制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替，也有利于调节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通过不断纠正各政党的政策偏差和极端性倾向，保证社会发展沿着比较健全的道路前进，从而避免由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所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动荡。300多年来，英国政坛一直呈现出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不同时期内虽也存在着一些小党，如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很难改变英国两党政治的大局。与法国、荷兰和瑞士等国的多党制相比，英国与美国并列成为两党制政治体制的典型。

从历史上看，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妥协精神和渐进改良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在其争取建立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革命后的主要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如国王、议会、上院、下院，几乎都是从革命前的封建制度中继承而来，并且一直保留至今，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其阶级内容、政治功能和权力重心的倾斜方向。在英国，每当一种新兴的阶级力量崛起时，最初都会发生一些激烈程度不同的外部冲突甚至革命，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反复之后，总会找到某种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式和改良主义解决办法，旧的形式逐渐容纳了新的内容并开始为新的内容服务。资产阶级革命如此，而当无产阶级起来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也是如此。英国解决政治问题的这一传统使得英国在建立和不断改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

在西欧各国中，与英国仅仅一水之隔的法国在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方面却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革命前法国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高度发展，遂使得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难以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建立起来，因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得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从1789年7月14日人民暴动攻陷巴士底狱开始，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确立民主共和制，86年间法国经历了三次君主立宪制、两次帝制和三次共和制的拉锯式反复，其中充满了革命、复辟、政变和战争以及屠杀、暴力和阴谋。可以说，法国统治阶级的顽固僵化和人民的激进反抗铸成了法国在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过程中的极端主义和剧烈反复的特点。

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并公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是西方民主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中表述了后来成为宪法原则的一系列原理，它的第一条就宣布：“人们生来自由并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始终如此。”宣言渗透着强烈的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绝对专制统治的精神，高扬个人自由，宣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职业，……除了由他们的德行和才能造成的差别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差别”。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因其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遭受迫害，不经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受逮捕，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然而令人民失望的是，1791年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却规定法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国王仍然保留外交和军事大权并拥有对议会立法实行搁置否决的权力；同时规定只有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才可以在第一级选举中享有投票权，而更富有的公民才有权被选为第二级选举的选举人，投票选举立法机构的代表。这实际上等于用财产所有权代替了贵族头衔作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标准，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共和派和广大“消极公民”的强烈不满。

1792年，面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威胁，法国人民奋起抵抗，发动了第二次革命高潮，成功地挽救了革命。同年8月10日，国民议会在人民的压力下宣布废黜并监禁国王。胜利的人民选举了新的国民大会，大会于9月21日一致投票废除君主立宪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是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1月17日，路易十六被国民大会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21日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送上了断头台。1793年，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新宪法，这是历史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共和制，规定实行三权分立；最高立法机构是一院制的立法会议，议员由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产生；最高行政机构是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各省的选民会议选出。公民除享有《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赋予的权利之外，还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其中包括劳动权、受教育权、获得社会救济权以及反抗侵犯人权的政府的起义权。由于外敌入侵和国内反革命暴乱的危急形势迫使雅各宾派施行恐怖统治，因而该宪法未能实施。

1794年7月发生了反革命的热月政变，雅各宾派政府被推翻。由大资产阶级制定的1795年宪法取消了普选权和一院制，实行间接选举制，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会议，行政权属于督政府。只有缴纳直接税并受过教育的男子才能成为在第一级选举中有选举权的公民，第二级选举人必须年满25岁并有相当于200天工资的财产收入，而被选举人的资格则是拥有一座农庄或者年收入超过100个工作日的其他产业。因此，政府完全被有产者所控制。1799年11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成为法国第一执政，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建立了军人专政。1804年拿破仑称帝（1804年至1814年在位），第一帝国取代了第一共和国。拿破仑时代对民主发展史的最大贡献就是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史称《拿破仑法典》。这部长达2000多条的法典是在拿破仑亲自参与重要讨论的情况下由许多法律专家制定的，实现了法国历代政府企图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的宿愿。这部法典确认了法国革命的一些伟大成就，但同时作出一些限制：如保证个人自由、工作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同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又通过大量的条款保障私有财产尤其是地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1814年和1815年拿破仑的两次军事失败终于导致了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八在欧洲封建联军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政权。1830年巴黎发生了“七月革命”，随后建立起七月王朝，直到1848年被革命推翻。这一时期，法国的政体基本上属于君主立宪制。宪法和议会仍然存在，贵族院成员由国王指定并终身任职，众议院虽由选举产生，但选举人受到年龄、性别和财产资格的限制。行政权当然属于国王，他还拥有部分立法权，大臣仅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宪法规定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受到各种限制，到后来干脆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连“共和主义”的名称也遭到禁止。法国革命的民主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共和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最终引发了席卷法国和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在法国和欧洲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法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且使西欧数十顶王冠落地，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次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最重大的成就是真正实行了普选制，所有年满21岁的男子在一个地方居住半年以上都有选举权。新宪法规定：议会和总统都由普选产生；立法权属于一院制议会，议会还享有宣战、媾和和批准条约的权力；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有权任命总理和内阁成员。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当选共和国总统。他通过种种卑劣手段加强总统的权力，并于1851年12月发动军事政变，解散了议会。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正式称帝（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实行专制统治，皇帝掌握军政大权，内阁只对他个人负责，议会由皇帝任命的元老院和选举产生的立法团组成。1848年革命争得的成年男子普选权重新受到财产资格限制，选民必须选举政府指定的官方候选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也受到政府的控制。50年代后期，路易·波拿巴有意实行开明专制，标榜第二帝国是“自由帝国”，因而政府对自由民主的控制有所放松。共和派抓住机会迅速增加了力量，并在60年代末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军队战败，路易·波拿巴在色当被俘。巴黎工人群众和市民举行暴动，推翻了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了政权，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组成了“国防政府”。国防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慨。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巴黎公社。但不久即被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下去。公社失败后，共和派在人民的支持下同保皇派进行了长期较量，终于在1875年由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结束了大革命以来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封建势力逐渐土崩瓦解，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875年的宪法彻底取消了选举人的财产和教育程度的资格限制，恢复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第三共和国实行多党议会制，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由普选产生，拥有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参议院则由间接选举产生，有权否决众议院的决议，因而对众议院有极大的牵制作用。总统是国家元首，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权任命内阁和军政要员，有权提出法案和解散众议院。行政权力由内阁行使，它可以任命官吏，指挥军队，起草预算和法律。总统虽然不向议会负责，但他只能选择一个被众议院接受的内阁，因此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如果失去众议院多数党的支持，内阁就必须辞职。与英、美的两党制不同，法国的政党众多而分散，因而从来没有一个党团能单独构成众议院的多数，所谓议会多数党只是许多政团组成的临时联盟，这些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组成内阁执政。由于这些政党或政团之间的联盟关系通常都是暂时的而且很脆弱，所以内阁危机经常发生，几乎每一届内阁都是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党主要包括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三大阵营，保皇党后来改称保守党，共和党又分裂为比较温和的进步党和较为激进的激进党，社会党也包括左派集团的好几个政党。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代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守党日渐式微。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的共和党在议会中稳居多数，长期执政，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改革，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推行义务教育，保障工会自由，其左翼的激进党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实行累进所得税的主张。代表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党和工人党成为法国政坛上崛起的新生力量，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第三共和国前后存在了将近70年，直到1940年6月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

纵观法国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法国的民主是在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冲突和不断交替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和人民的激进使得社会各阶级力量之间难以妥协，因而法国争取民主的进程典型地表现出不妥协的暴力革命的特点。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种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后来俄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1871年以后，法国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才开始采取一种较为和平的改良主义渐进方式。

法国大革命对西欧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法国的民主共和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首先强烈地吸引了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此后拿破仑的入侵和占领直接改造了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激发了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占领军的支持下，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大都废除了专制制度，取消了封建特权，解放了农奴，同时建立起法国式的政治制度（共和国或立宪君主国）并采纳《拿破仑法典》，实行权利平等、信仰自由和自由贸易的原则。

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大陆全面复辟，然而法国革命带来的自由民主的火种已经播撒在西欧大地，终于在1848年革命时期蔓延为燎原之势。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人民通过英勇的街垒战斗为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使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得以进行建立议会、颁布宪法和争取普选权的尝试。虽然这次革命最终在所有国家中都被镇压下去，但是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民主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西欧各国逐步建立起来。到20世纪初，西欧所有国家都建立起议会，选举权也逐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也开始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帝国国会通过全国普选产生，它与联邦议院并立存在，议会除了立法职能之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不对议会负责，帝国首相掌握行政大权，制定和执行政策。帝国皇帝主要掌握军事指挥权。这样，德意志帝国形成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君主立宪政体，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尚有距离。直到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规定了普遍、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实行比例代表制。

在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意大利王国乘法军从罗马撤退的机会攻占罗马，最终完成了意大利王国的统一。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1882年以前的选举法仍然规定了相当高的纳税额作为选民的资格限制。1882年改革后，大大降低了纳税额和教育程度的限制，选民人数增加了三倍多，达到200多万人，1919年进一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

奥地利帝国（1867年后成为奥匈帝国）从梅特涅时代起一直是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者。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不得不采纳有限制的普选权来装点门面。帝国西部的奥地利地区在1896年实行了24岁以上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但只能选举400多名议员中的70名，而东部的匈牙利地区直到1907年才开始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

西欧其他小国，如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等，也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瑞士联邦的民主制度。瑞士联邦由实行自由宪法的各州组成，联邦的最高权力由联邦议会行使，联邦议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院和代表各州的联邦院组成。联邦政府是由7名委员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它是联邦议会的执行机构。瑞士民主制度最大的特色是公民投票制度。早在16世纪瑞士就开创了公民投票的先例。1831年，瑞士的圣加仑州运用公民投票批准普通立法。1874年的宪法进一步规定，公民有权对法律进行公民投票。此后，公民投票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纳，用于对国家政治制度、批准或修改宪法和法律、加入国际组织等重大问题进行全民表决。直到当代，瑞士的公民投票总次数仍然高居全世界榜首。小国寡民的先天优势使这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在瑞士大行其道，它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传统权力，使普通公民得以分享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也使政府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支持。

总之，西欧近现代民主制度从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制度上是从专制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在选举制度上是从严格限制选举权逐步演变为普选权，在政党制度上是从保守党（或保王党）与自由党（或共和党）的斗争转换为保守党（或共和党）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对峙，在斗争手段上则是从前期的暴力革命转变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相对和平的议会竞争。诚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方向进展的，这也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斗争的成果。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

从19世纪70年代初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西欧资本主义处于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欧各国的工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逐渐挤垮或吞并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导致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生产和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垄断。那些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限制竞争、保证高额利润，便相互达成协议，共同商定生产规模和商品价格，划分销售市场，从而形成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形式主要有卡特尔（生产同类商品的独立企业之间达成的确定产量、规定价格、划分市场的协定）、辛迪加（保持生产方面独立性的企业之间组成的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商品的联合组织）、托拉斯（由生产同类商品或与之有关的企业合并组成的、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的大型垄断组织）、康采恩（由工业、贸易、运输、银行、保险等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的、共同依赖某一大金融资本集团的垄断组织）。

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就出现了最初的垄断组织。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造成众多中小企业破产，有力地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前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流行的小型合伙公司和合股公司退居次要地位，卡特尔、托拉斯等大型垄断组织在各大国的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批卡特尔于1870年左右首先在德国建立，1900年增至300家，1911年剧增到550至600家。德意志铁业协会几乎独占了生铁的生产，克虏伯公司垄断了军火生产，电气工业掌握在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手中，在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中也基本如此。1900年前后，德国共有300万家小企业，但是几千家大企业却支配着40％以上的工人、75％以上的蒸汽马力、80％以上的电能。少数垄断巨头控制了德国80％以上的工业生产。同时期的法国，由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阻碍了新装备和新技术的采用，因而法国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工业生产和资本也开始集中，在一些行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出现了垄断组织。1876年首先在龙格维尔出现了联合冶金辛迪加，后来它兼并了14个企业。另外，德·温台尔和施奈尔家族控制了采矿、钢铁和军火生产，圣哥班公司控制了化肥企业。1914年，法国的10家大公司掌握了全国煤产量的50％左右。英国的垄断组织也是从70年代开始出现，到1902年英国已有57家托拉斯和其他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军火和造船工业中出现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和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在冶金工业中出现了纳德福特公司等大型冶金联合企业，普特兰水泥联合公司控制了80％的水泥生产，盐业联合公司控制了91％的食盐生产。

在工业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银行资本也加快了集中的步伐。英国在1875年有120家银行，1900年减少为98家，到1913年骤减为61家，其中5家大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40％。1907至1908年，德国47％的存款集中于9家大银行手中，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小银行依附于这9家银行，变成它们的分行。20世纪初，法国的4家大银行则集中了全国存款的70％。随着银行资本的日益集中，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现象，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金雄厚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控股公司通过占有大部分有表决权的股票或提供贷款的方式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和公司。不事生产的金融家战胜了旧式的工业资本家，新兴的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地位。20世纪初，德国柏林的6大银行控制了751个企业，德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掌握在300个财阀的手中。在法国，200个金融巨头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这些金融寡头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左右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操纵国家的政治生活。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商品输出是西欧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但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输出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时，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变得狭小，而落后国家却因工资低廉、原料便宜而利润率较高。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便通过投资或贷款的方式将剩余资本大量输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在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到20世纪初期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1910年前后，德国的资本输出约为250亿马克。若折合为马克，法国约为350亿马克左右，英国则高达700亿马克。西欧各大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是俄国、澳洲、非洲、美洲、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欧美各大国的垄断集团展开了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活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分割世界市场的国际卡特尔组织，到1897年，仅德国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就有40个。190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签订了市场分割协定，前者取得北美洲市场，后者占有欧洲市场。德国所参加的这种国际卡特尔组织到1910年已经增加到100个。然而，无论是国内的垄断组织还是国际垄断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竞争，相反，它们只是使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和规模上重新展开而已。垄断组织的国际联合与世界市场的分割协定只不过是依据实力达成的暂时妥协，一旦各垄断组织和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斗争必将再次来临。

各国垄断集团为了保障其在世界各地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必然要争夺和占领对其利益攸关的殖民地，从而导致各大国从领土上分割世界的斗争。西欧各国开辟海外殖民地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列强又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广泛和激烈的程度。到19世纪末，以英、法为主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那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德国，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迅速赶上或超过了英、法两国，因此强烈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作为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战争由此成为帝国主义时代难以避免的灾难。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左右，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契约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多数国家的推崇，任何干扰这些“自然规律”自动发挥作用的国家干预、关税壁垒、政府特权、市场垄断、工人罢工和集体谈判都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人们相信，只要扫清各种人为的障碍，遵循自由主义所阐发的供求规律等“自然规律”办事，就可以实现经济繁荣和普遍的社会幸福。然而，现实生活的发展却使英国倡导的这种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不断到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了工商业的剧烈振荡和巨大损失。失业和贫困迫使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无产阶级革命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一开始就要面对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大量倾销和致命竞争，为了国家生存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政府资助和保护关税成为必要。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大陆一直就没有完全实现过。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西欧各国几乎都对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的修改和调整，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等措施。古典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导致西欧古典自由主义衰落的主要原因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和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这三种力量的发展都推动了西欧各国政府干预的加强，政府干预逐渐成为与市场调节交叉运用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一，“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相互为用。

在这一时期中，西欧各国政府的组织规模和社会职能急剧膨胀。1841年，在西欧强国里中央集权程度最低的英国政府仅仅雇用了4万名男公务员和3000名女公务员，到1911年，为国家工作的男女公务员分别剧增到27.1万人和5万人。英国的内阁还增加了在其领导下的政府各部的数目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事务，而且取代教会和牧师负责公民或国民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等事务。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和农业免受来自外国的竞争，西欧大陆各国政府都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奥地利在1874年制定了保护关税，意大利和法国也在1887年1892年相继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普鲁士很早就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德国统一后于1879年重新制定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措施，到1902年德国对进口的重工业产品和食品规定了高达25％的税率。政府除了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之外，还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大量资助。德国和意大利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由国家出资建设铁路、电报和电话线路，或者将这些产业国有化。法国的烟草和火柴制造业则由国家接管，使之成为国家垄断企业和国库收入的来源。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还拨给丝绸工业和农牧业大量的津贴。西欧各国军事官僚机构的膨胀使得政府开支不断增长，其中用于维持技术先进的庞大军队和推行海外殖民地扩张政策的费用增长得尤其迅猛。德国1914年的防务总支出猛增到1870年的十倍，占当年国家预算的一半，成为当时世界上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法国1914年的军费增长到1870年的2.5倍，占全部预算开支的38％。英国1914年的陆海军支出则达到1870年的三倍多。欧洲其他国家也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军国主义极大地加强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权力和对社会的控制。

在19世纪50至60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者们依靠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投票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成年男子普选权和政治民主会给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激进分子打开大门。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西欧大多数国家终于被迫将选举权扩展到所有成年男子，随后各种不同倾向的大型群众性政党纷纷建立起来。广泛发行的新闻出版物、喧闹的竞选活动、人山人海的群众集会、口哨呼啸的公众演说标志着西欧国家群众性政治生活时代的到来。70年代以后，处于中间派地位的各国自由主义政党面临着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威胁。属于左翼的是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党，属于右翼的则是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者们此时认为，仅仅依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代议制政府不足以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因而抛弃了老式的自由主义信条，走上军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张的道路。进入20世纪后，右翼民族主义政党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各大国的主导政治力量之一，深刻而强烈地影响了各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左右两翼的夹击之下，各国自由主义政党在议会里的席位急剧减少，其政治影响力普遍下降。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堡垒英国，主张自由主义政策的自由党也在1886年发生分裂并由此衰落，此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党长期执政。后者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自由贸易，对外推行明目张胆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即使是1906年重新掌权的自由党也不得不在国内政策上抛弃自由放任的过时信条，采取社会立法措施对工人的就业、工资、健康和劳动时间等问题进行政府干预，以便换取工党和工人群众的支持。

总之，随着西欧历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然而，衰落并不等于消亡，自由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自由的主要权利还是被保留下来，自由主义仍然在西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其作用范围和表现形式受到了限制和修正，从而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相反相成、并行不悖的两手政策之一。

四、民族主义的兴起

西欧的民族主义是从近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西欧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西欧各国的教会和国王至少在名义上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统治，而普通民众则将忠诚与义务首先奉献给教会和自己生活的地区。因此，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难以产生忠于国家的民族意识。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方言日益成为文学表达的语言媒介，人文学者们用自己国家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从而逐渐形成各国的统一民族语言和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一些国家的教会也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15世纪前后，西欧一些王国开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府，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君主国，初步奠定了现代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等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些新的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历史条件。

到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之后，西欧的民族主义才发展为现代的形态，成为影响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现代民族主义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相同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纽带都可以是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联系因素，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并非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组成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居住于共同的地域、分享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拥有共同的政府和完整的主权、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意识的人们组成的独立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其发展的初期，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渴望摆脱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追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积极力量。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强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最终发展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对外侵略和压迫的帝国主义。

现代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获得了第一次强烈的表现。当时的革命领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法兰西祖国，抵抗欧洲各国封建反动政权的围攻，不得不动员法国的全体公民为革命的祖国而战。那些热爱自由、忠于革命理想并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兵们听从祖国的召唤，高唱着《马赛曲》，高呼“民族万岁”的口号，前赴后继地决死战斗，为祖国奉献生命是他们衷心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正是这种忠于祖国的民族主义精神造就了法国革命军队战无不胜的奇迹。法国革命还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将法语确定为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使用法语，从而取代了各地的方言。它还建立了公立小学网，从小教授孩子们说法语，同时向他们灌输对祖国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人民大众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最后，法国革命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它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仪式和象征。这些措施最终使忠于国家的民族主义压倒了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法国革命所引发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逐步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同时各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进展又为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德国和意大利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以便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发展强大的民族经济，有力地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独立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发动起义，并于1829年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比利时人也于1830年进行了成功的反抗，宣布脱离荷兰而独立。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在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原则的激励之下，也开始为争取国家统一而斗争。

1848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然分裂为许多小国，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恢复了专制制度的统治。同时，奥地利依然统治着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并且驻军于托斯卡纳等国，帮助教皇镇压1848年革命的法国军队也驻扎在罗马不肯撤走。地处西北的撒丁尼亚王国是此时意大利惟一保存了1848年自由主义宪法的君主立宪制的独立国家。从1852年起，以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1810—1861年）为首的自由派内阁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撒丁尼亚发展成意大利半岛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加富尔等人主张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下，由撒丁尼亚王国通过王朝战争的手段，驱逐奥地利势力，自上而下地完成国家统一。以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为首的民主派则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完成国家统一，建立民主的意大利共和国。从1859年4月到6月，在法国军队、撒丁尼亚军队和意大利民族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率领的志愿军的联合进攻下，奥地利军队被逐出伦巴第。作为法国出兵的代价，撒丁尼亚将萨伏依和尼斯两省割让给法国。到1860年3月为止，在意大利中部各地起义胜利的形势下，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等公国和教皇国北部的罗曼纳地区继伦巴第之后也合并于撒丁尼亚王国。1860年4月，西西里岛爆发了人民起义，加里波第率领由1000人组成的“红衫军”于5月在西西里岛登陆并很快攻占首府巴勒莫，进而解放了西西里全岛。8月，加里波第乘胜挥师北上，于10月解放了整个那不勒斯。至此，两西西里王国全境摆脱了波旁家族的弗朗西斯二世的统治。10月底，南意大利通过公民投票正式并入撒丁尼亚。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正式宣布成立，撒丁尼亚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尔二世（1849年至1878年在位）登上了意大利王国的王位。意大利王国建立后，掌权的自由派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取消了各地的关税壁垒，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市场，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866年6月，意大利在普奥战争中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胜利后意大利收回了威尼西亚。60年代，加里波第曾几次率军进攻罗马均未成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驻扎罗马的法国军队被迫撤退，意大利政府军和加里波第志愿军乘机于9月20日攻占了罗马。10月，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罗马教皇国被合并于意大利王国，教皇被剥夺了世俗权力而退居梵蒂冈。1871年7月，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至此，意大利终于完成了统一，成为西欧独立的民族国家之一。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德意志各国，包括普鲁士在内，大都实行了君主立宪政体，容许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下院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议会被赋予表决法案、批准预算的权力。随着50年代、60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便对内结束政治割据和市场分裂造成的不利于大工业发展的局面，对外依靠强大的国家保护其海外市场，参加夺取殖民地和争霸世界的国际斗争。然而，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恐惧，德意志资产阶级既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敢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统一的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德意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普鲁士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统治，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成熟，以及拉萨尔与德国政府的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主张难以实现。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此时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也已经决心使用武力完成全德的统一。为了推行武力统一的方针，普鲁士政府从1860年开始大力实施军事改革。是年，陆军部长阿尔布莱希特·冯·龙（1803—1879年）向议会提出军队改革法案，建议扩充普鲁士军官团和常备军，延长士兵服役年限，同时要求议会批准拨款1000万塔勒作为改革经费。由于不愿看到军事改革将会加强容克阶级的反动力量并妨碍政治进一步民主化，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占多数的普鲁士议会接连几次否决了军事改革的拨款提案。国王威廉一世为了克服议会的反对，于1862年任命意志坚强的保守派容克贵族俾斯麦伯爵作为普鲁士首相。

俾斯麦毫不掩饰他对自由主义的轻蔑，他曾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并非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将取决于它的实力。……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演讲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1848年和1849年的大错就在这里——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因此，他上台伊始就对自由派采取了强硬态度。他不顾进步党和议会的反对，擅自动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公众舆论，他下令取缔新闻出版自由，拒绝批准选举产生的进步党市长，禁止在市议会中讨论政治问题。同时，俾斯麦还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进行秘密交易，他以德国统一后实行普选制为条件换来拉萨尔对统一战争的支持。这样，俾斯麦轻易获得了国内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他有恃无恐地通过铁血政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第一步，俾斯麦为了反对丹麦国王正式合并德意志北部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两公国（当时属丹麦国王管辖但未合并于丹麦）的企图，于1864年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孤立无援的丹麦战败后，不得不把霍尔斯坦出让给奥地利，而把什列斯维希让给了普鲁士。第二步，精明的俾斯麦在争取到俄国和法国的中立以及意大利的同盟之后，向奥地利提出将霍尔斯坦让给普鲁士的要求，遭到奥地利的断然拒绝。俾斯麦以此为借口于1866年6月发动了普奥战争。7月3日，双方在东波希米亚的萨多瓦展开大决战，使用撞针式后膛枪的普鲁士军队以优势兵力对抗仍使用老式枪的奥地利军队，结果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8月23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解散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原德意志邦联，普鲁士吞并霍尔斯坦、汉诺威、拿骚、黑森和法兰克福，奥地利承认普鲁士领导的由美茵河以北22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正式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立刻清除了联邦内部各种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为全德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德统一为资产阶级带来的经济实惠缓和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普鲁士议会以压倒的多数追认了俾斯麦政府前几年的一切财政支出，一些自由主义者脱离进步党另外组成支持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俾斯麦运用政治铁腕终于将经济自由主义纳入了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的轨道。最后一步，在俾斯麦的阴谋挑动下，普法战争于1870年爆发。1871年1月28日法国最终战败投降，割地赔款。而德意志帝国却于同年1月18日在凡尔赛金碧辉煌的镜宫大厅里正式宣告成立。威廉一世成为德国皇帝，俾斯麦任帝国宰相。帝国的版图囊括了刚刚合并过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南德意志诸邦，再加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到此为止，德国的统一终于完成。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横跨中欧大陆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均势。进入20世纪以后，它逐步发展成世界大战的危险的策源地。

在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成为促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相反，在奥地利—匈牙利的哈布斯堡帝国它却是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与多民族的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似，19世纪后期的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着12个操不同语言的主要民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使用德语的奥地利人在帝国中占据统治地位，其次是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其他各民族则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鼓舞，觉醒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等被压迫民族展开了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然而，哈布斯堡王室在一些民族的上层贵族阶级的支持下，依靠庞大的军队、秘密警察和官僚机构，对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政治欺骗，使奥匈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各民族的牢狱。奥匈帝国反动的高压政策与巴尔干地区好战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

19世纪末叶，西欧各大国的民族主义已经从一种历史进步力量逐步演变为推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右翼民族主义者们狂热地鼓吹种族优越论和民族沙文主义，他们断言自己的民族是优等民族，有权支配“劣等”民族，以此作为对内实行种族迫害、对外实行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根据。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一再掀起反犹主义的浪潮，德国的民族主义报刊把犹太人说成是所有社会经济灾难的祸首。作为对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世纪之交，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加强了活动，罢工风潮席卷西欧各国。对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恐惧促使保守的中产阶级投入右翼民族主义阵营。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大公司的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听信右派的蛊惑宣传，以为他们的困境都是由“犹太资本家”造成的，因此也转而支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协会和同盟在各国建立起来，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军费开支，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国际行动和外交政策。代表军火商、造船商和依赖国际市场的工业家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者以及军方代表（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海军）也都对政府的决策者施加强大的影响。各种体育协会、步枪俱乐部、地理协会和殖民协会也在民间鼓动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列强为了夺取殖民地、扩张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这种殖民主义政策推波助澜，他们通过论证某些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来为欧洲列强征服非洲和亚洲的“落后”民族提供“科学”依据。好战的民族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对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争夺共同导致了一个充满战争危险和血腥屠杀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

五、欧洲帝国主义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凭借其先进技术和军事优势侵占、统治和剥削其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古已有之，古罗马帝国和16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都具有类似特征。然而，现代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还有美国和日本）对世界上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占、统治和掠夺。现代帝国主义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的继承者，但是在其经济、政治根源上它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首先，现代帝国主义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的时期，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需要新的原料来源，7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以邻为壑的高额保护关税使各工业国迫切需要为其大量剩余产品寻找新的倾销市场，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集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也急于为剩余资本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人们相信只有夺取更多的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些紧迫的经济问题。除了经济竞争之外，列强为了保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也展开了争夺世界战略要地的殊死斗争。最后，在现代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新的殖民地以及殖民战争为欧洲列强国内的过剩人口找到了出路：大批失业工人和政治危险分子移居海外减轻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甚至那些不法之徒也在殖民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殖民地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社会安全阀。一个英国资本家和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年）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想避免国内战争，你就必须变成帝国主义者。”[2]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的煤、铁、布匹等产品的产量仍然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70年代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虽然继续增长，但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却落后了。美国和德国于80年代和20世纪初相继赶上并超过了英国，英国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70年的32％降低到1913年的14％，退居世界第三位，丧失了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引起英国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首先在于英国企业的设备陈旧过时，而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宁愿把大量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却不愿用于设备更新；其次由于欧洲大陆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措施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造成了英国产品的销售市场日益缩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英国工业品出口和对外贸易收入的减少。即便如此，英国的国际收支仍然保持高额的顺差，这主要得益于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大量的资本输出。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捷足先登，早已占据了大片殖民地。1860年，它占有的殖民地总面积已达65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有1.4亿。70年代以后，为了弥补失去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的损失，英国加快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步伐。1880年，英国的殖民地总面积扩大到近200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2.6亿以上。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领土面积猛增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比其本土面积大一百多倍，殖民地人口将近4亿，等于本国人口的九倍。这个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不列颠帝国的领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香港、南非、苏丹以及许多岛屿都被置于米字旗下，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罗得斯曾狂妄地宣称：“如果我能做到，我要吞并那些行星。”[3]他本人于80年代建立的德·比埃尔公司就是在掠夺南非的钻石和黄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依靠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英国从海外攫取了巨额利润。1850年英国向国外的投资为2亿英镑，1875年增至14亿英镑，到1914年则达到40亿英镑，比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总和还要多。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伦敦则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英国的大银行不仅支配着本国和殖民地的金融市场，而且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资本输出为英国带来了巨额利润，1899年英国对外投资的收入达到9000万至1亿英镑，而当年英国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全部利润才有1800万英镑，到1912年英国对外投资收入增长到1.76亿英镑。英国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也有相当大的发展。钢铁产量、铁路长度都增加了数倍，汽车产量占世界第二位，飞机生产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法国工业中的小型企业比重过大、农村里小农户大量存在、普法战争后割地赔款等原因，特别是借贷资本的高度发展削弱了工商业投资，因而造成法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均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英国等工业化国家。19世纪中叶以前，法国的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不久即被美、德所超过，退居第四位。然而，法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却大大超过了工业资本。在这一时期中，法国的银行营业总额增加了九倍多。银行资本的集中过程也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早更迅速。1914年，法国的银行资产总额为110亿法郎，而5家最大的银行就占有其中的80亿。但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将资本的大部分投在借贷领域而不是工业生产领域。1892年，法国出售的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共有770亿法郎，而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却只有66亿法郎。同时，法国投向国外的资本又大大超过投入国内的资本，其资本输出总额逐年上升并获得丰厚的利润。1869年，法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为100亿法郎，1890年增长到300亿法郎，1914年激增到600亿法郎。而国内投资在19世纪末却只有对外投资的1/3。据统计，1909年至1913年法国资本输出的年利息收入高达18亿法郎左右。按资本输出总额来说，法国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资本输出大国。不过，法国的资本输出与英国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英国主要以生产资本的形式输往其殖民地，法国则主要通过借贷资本即政府贷款的形式借给其他国家。到1914年，法国借给沙皇俄国的贷款已高达120多亿法郎。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贷款终于促成了法国与俄国的军事同盟（1893年），使法国摆脱了普法战争以来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为它同德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增加了筹码。法国也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列强疯狂扩大殖民地的竞争中更是不甘落后。曾两度担任总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茹尔·费里（1832—1893年）说过：“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在非洲，除了原有的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以外，法国又侵占了包括法属刚果、法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法属西非和摩洛哥在内的大片新殖民地。在亚洲，法国占领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强租中国的广州湾。仅在1884年至1900年间，法国就夺取了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914年，法国已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领土，相当于它本土面积的二十倍，比德、美、日三国的殖民地总和还要多，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英国和俄国的第三大殖民帝国。

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属于后来者。德国实现统一以后，工业生产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从1870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产量由17万吨增长到667万吨，煤产量由3400万吨增长到近1.5亿吨，铁路线长度由1.9万公里增长到近5万公里。机器制造业、造船业、军事工业以及新兴的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都有急剧的发展。资本输出虽然不及英国和法国，但也开始得到加强，1914年德国输出的资本达到270亿马克。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强烈要求拓展海外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参与列强瓜分世界的竞争。1882年，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建立了德意志殖民协会，极力鼓吹进行殖民侵略和对外扩张。俾斯麦起初并不热衷于夺取殖民地，他的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即所谓“大陆政策”。然而，他后来还是被说服，加入了列强抢占殖民地的行列。1884年，德国首先夺取了盛产钻石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接着侵占了多哥和喀麦隆。同年，德意志殖民协会派遣卡尔·彼得斯（1856—1918年）到东非坦噶尼喀地区，诱迫当地酋长签订了接受德国保护的十二项条约，建立起德国的殖民统治。1890年，英国承认坦噶尼喀是德国的殖民地。1884年到1885年，德国又攫取了南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然而，德国的殖民扩张仍然处处受到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排挤，由于其海军力量薄弱，俾斯麦也不愿与英国发生尖锐的冲突，因而难以有更大的作为。1890年，早已对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不满的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立即着手推行野心勃勃的“世界政策”。这一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并争霸世界，从而使德国走上重新瓜分世界和准备世界战争的冒险道路。威廉二世的外交部长、后来的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1849—1929年）公开宣称：“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从90年代开始，德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团体，1891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们狂热地宣扬“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的种族主义谬论，毫不掩饰地叫嚣德国“领土太小”，“缺乏空间”，要同盎格鲁－萨克逊帝国决一雌雄，为德国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政策制造舆论。1905年，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1833—1913年）主持制定了所谓的“史里芬计划”，其主要战略是，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德国先在西线集中兵力以速决战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进打垮俄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国会于1898年通过扩大海军的法案，与英国展开了建造军舰的疯狂竞赛。20世纪初，国会又通过一系列新的军事法案，扩充陆军人数，扩建海军舰队，积极扩军备战。同时，为了瓜分中国和侵略亚洲，威廉二世抛出了荒谬的“黄祸论”，并以此为由加紧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1897年，德国侵占我国的胶州湾，并进一步攫取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3年，德国与土耳其正式签订条约，取得了巴格达铁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巴格达到波斯湾）的建筑权，使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进而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1905年和1911年，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德国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德国与奥地利的结盟以及同英、法、俄的争夺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除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外，西欧一些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参加了瓜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活动。意大利于1889年侵占了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以后又夺取了利比亚。但是，当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却被使用法国步枪并有俄国顾问协助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打得惨败，6000名意大利士兵被击毙，还有数千人被俘。这是非洲人打败欧洲军队并成功地捍卫了民族独立的一个光辉范例。80年代初，比利时、法国、葡萄牙、英国、德国和美国为了争夺刚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列强同意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65—1909年在位）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1908年它成为比利时王国的殖民地（比属刚果）。此外，西班牙相继攫取了西属几内亚（莫尼河区）、里奥德奥罗以及西属摩洛哥。葡萄牙则夺取了葡属几内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同时占据着太平洋上的帝汶岛东北部和中国的澳门。荷兰长期以来一直占领着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领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其余的国家和地区都已被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完毕。

1500年，欧洲各国仅仅占据全球陆地面积的7％；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1800年，西方列强控制了全球陆地（包括欧洲在南北美洲的前殖民地）的35％。然而，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世界的狂潮之后，1914年列强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达到全球陆地的84％，殖民地人口总数将近5亿。至此，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土地和民族都被置于欧洲帝国主义工业强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帝国主义宗主国，而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留下的却是贫穷和屈辱。这必然导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对外来民族压迫的强烈反抗。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进入20世纪以后，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卷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旋涡。

19 达尔文像

[1] 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第2卷，第912页。

[2] 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第2卷，第987页。

[3] 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第2卷，第977页。

第四章19世纪的西欧文化

19世纪是西欧精神文明飞跃发展和异彩纷呈的时代，与封建专制时代相比，这一时代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为学术研究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自然科学已经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破除迷信与僵化思想、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从整体上说无疑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但各种学说和流派对社会和时代的具体关系却不能归结为照相式的简单反映，相反，前者与后者往往处于复杂多样的辩证矛盾之中。某些学科和流派，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另外一些学科或流派则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的逃避或反抗；有些甚至直接参与了历史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时代西欧精神文明发展的新特点还有，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影响的趋势日益加强，学科内部的竞争所导致的创新和流派更迭的速度也开始加快，而电影的出现则预示着20世纪大众艺术时代的到来。

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19世纪是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实用性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自然科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日益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科学理论对生产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超出日常经验的领域中，科学研究的超前作用就更加明显，19世纪电学和电磁学的发展即是明证。

在18世纪，科学界普遍认为电和磁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1777—1851年）受当时强调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的德国自然哲学的影响，相信电和磁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经过多次实验，他终于在1820年4月发现电流通过导线时引起附近的磁针偏转。同年秋季，法国物理学家安培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定电流作用下磁针转动方向的右手定则。年底，安培进一步将这一发现推广于电流与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安培定律，即：两个电流之间的作用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一定律奠定了电动力学的基础。安培还规定了电流的方向（即从正极流向负极，但实际上应是从负极流向正极），而目前仍在沿用的电流大小的度量单位也是以安培的姓氏命名的。不久以后，德国物理学家乔治·西蒙·欧姆（1787—1854年）利用电流的磁效应设计了一个原始的电流计，经过反复实验之后，终于归纳出“通过导体的电流与电势差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的规律，这就是电工学里著名的欧姆定律。与安培相似，欧姆的姓氏成了电阻大小的计量单位。

电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研究应归功于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和实验科学家法拉第。他于1821年成功地使一根小磁针围绕通电导线不停地转动，实际上这就是电动机的原型。法拉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相信除了电流的磁效应之外还必然存在着磁的电流效应。于是，经过不断实验，他终于在1831年又发现如果将磁铁接近或离开线圈就会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流。根据这一现象，他很快就制作了一个模型发电机。虽然最初的电动机和发电机还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简单装置，但它们是即将到来的电器时代的第一道曙光。法拉第依据自己创造的“场”和“力线”概念形象地解释电磁相互作用，并且确立了电磁感应定律。他指出，在带电体和磁体周围存在着一种由电磁本身产生的连续介质——场，电磁相互作用即由场来传递，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场可以直观地通过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演示实验来显示。1851年，法拉第在《论磁力线》一文中完整地表述了电磁感应定律：当导线垂直地切割磁力线时，导线中就会产生电流，电流的大小与其所切割的磁力线的数量成正比。法拉第还天才地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和光的电磁本性，从而成为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先驱。

詹姆斯·克勒克·麦克斯韦（1831—1879年）是一位精通数学的英国物理学家，他曾正确地提出土星的光环是由带状的小天体群构成，并在分子运动理论上做出过重要贡献。1855年，他发挥自己的数学才能首次为法拉第的力线概念赋予了数学形式。1862年至1865年，他进一步对电磁场理论作出了完整的数学表述。他认为电和磁不能孤立存在，它们总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变化的电场必然激发磁场，变化的磁场又激发电场，两者共同构成统一的电磁场。电磁场以横波的形式在空间里传播，形成电磁波。此后，麦克斯韦推算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据此彻底否定了“超距作用”的错误观念。同时他发现电磁波的速度与光速相当接近，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光的电磁理论，断定光的本质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从而在理论上统一了光学和电磁学。1873年，麦克斯韦的名著《电学和磁学论》出版，这部经典著作全面总结了电磁学的成果，以完善的数学形式建立了电磁场的基本方程，即麦克斯韦方程组。麦克斯韦去世后，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实验不仅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大致计算出电磁波的波长，同时证明电磁波具有与光完全类似的特性，其传播速度与光速具有相同的量级。赫兹的实验实际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也为人类利用无线电波铺平了道路。不久以后，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就根据赫兹的理论第一次实现了无线电波通讯。

自从牛顿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分别提出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之后，两种光学理论长期争论不休。在18世纪，微粒说在物理光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扬（1773—1829年）和法国物理学家奥古斯丹·让·菲涅尔（1788—1827年）重新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们以光的干涉现象证实光的波动性，同时说明了光波衍射的规律，并对偏振和双折射现象做出了新解释，特别指出光是一种横波而不是纵波，其他一些物理学家还对光速做出了初步的测定。19世纪物理光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对光谱的研究。根据光的波动说，人们认识到太阳光经棱镜分解出来的不同色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光形成的，这些不同波长的光排列成连续的光谱。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1824—1887年）与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1811—1899年）一同创立了光谱化学分析法，基尔霍夫进而发现每一种单纯的物质都有自己的特征光谱和特征谱线，并通过对太阳光谱中暗线的分析推测出太阳中存在的一些元素。从此，光谱分析方法使人们可以对遥远的恒星宇宙的物质构成进行科学研究，进而证明整个宇宙在物质构成方面有着惊人的统一性。同时，这一方法也为鉴别和发现化学元素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一些新的化学元素就是通过光谱分析发现的。与19世纪光学的发展同步，法国发明家路易·达盖尔（1789—1851年）与约瑟夫·涅普斯（1765—1833年）合作进行照相术的研究工作，涅普斯去世后，达盖尔终于在1839年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架实用照相机。此后，照相术成为科学研究、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而获得了广泛地应用。

虽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已经有人开始质疑热质说（认为热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学说）的正确性，热力学的奠基人尼古拉·莱奥纳尔·萨蒂·卡诺（1796—1832年）甚至提出了能量守恒的初步猜想，但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确立之后，热之唯动说才真正取代了热质说。1840年，德国医生迈尔在行医实践中通过思考动物热的问题萌发了能量的各种形式可以转化的想法，他以哲学思辨式的语言提出能量是不可灭但可转化的实体的观点，并且以一个简单的实验粗略地求出了热功相互转化的当量关系。几乎与迈尔同时，英国物理学家焦耳首先测定了电能转化为热能的定量关系（焦耳定律），然后通过一系列越来越精确的实验，测定了机械功转化为热量的热功当量的数值。在焦耳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于1847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力的守恒”，系统严密地阐述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他首先以数学形式说明了孤立系统中机械能的守恒，然后将能量的概念进一步推广到热力学、电磁学、天文学和生理学领域，明确地论证了一切形式的能，包括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电能、磁能等等，都是等价的，并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能量的总和恒保持不变。由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主要是通过热功当量的测定而确立起来的，因而也被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原理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根据之一。

卡诺在1824年曾通过设想一台理想热机来说明：所有热机之所以能够做功都是因为热从高温热源流向了低温热源；但他相信热机工作过程中热量并没有损失。后来，曾创立绝对温标的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即开尔文勋爵，1824—1907年）指出卡诺关于热机做功并不消耗热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在1851年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一切“永动机”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尤利乌斯·伊曼努尔·克劳修斯（1822—1888年）也在1850年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不可能自动地从较冷的物体转移到较热的物体，若要实现这一过程就必须消耗功。1865年，他进一步发现一个孤立系统的热含量与其绝对温度之比总是会增大，他把这个比值命名为“熵”，因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被称为熵增定律。实际上，熵就是能量可以转化为有用功的量度，熵越大则能量转化为有用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克劳修斯将熵的概念推广到整个宇宙，进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重新表述为：宇宙的熵趋向于最大值。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真的，那么宇宙必然逐渐趋向于一种热平衡状态，一切运动变化和生命形式都将消失，宇宙将在热平衡中归于寂静和死亡。这就是“宇宙热寂说”为我们描述的未来前景，它与进化论所揭示的从低级向高级的上升演化趋势恰成鲜明对照。然而，当代一些新兴的自然科学理论正在试图打破宇宙热寂说的悲观看法。

早在17世纪，人们就已发现了气体的压强与体积成反比的规律；18世纪又发现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一定压强下，其体积的增加与温度的升高成正比的规律。为了解释这些经验定律的微观基础，19世纪的一些科学家相继提出了分子运动论，并将概率统计的方法引入分子运动理论，把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分别设想为大量气体分子的碰撞次数和平均动能的统计效应，从而成功地解释了上述宏观气体定律。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844—1906年）还根据气体分子运动论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了一个微观解释：所谓熵就是热力学系统中分子排列的混乱无序的程度，大量分子随机排列的最大可能结果就是越来越无序，也就是熵的增加。

19世纪化学最重大的成果首推原子论。在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启发下，伟大的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依据新的化学研究成果（元素概念、化学反应方程式、化合反应的定比定律等），于1808年提出了科学的化学原子论。其主要内容是：化学元素由不可再分的微小物质粒子即原子组成；化合物则由几种原子化合而成的分子组成；不同元素的原子的重量不同；只有以整数比例的元素的原子相结合时，才会发生化合；原子在化学反应中只是重新排列，不会创生或消失。原子论发表之后，经过多人的改进最终确立了科学的原子—分子论，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此后，化学研究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随着大量新元素的发现和原子量的精确测定，使人们开始注意元素性质与原子量的变化关系。经过长期的排列、对照和比较研究，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1834—1907年）终于发现元素性质与元素的原子量之间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规律，1869年他发表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律的基本内容是：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后，其性质（如原子价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特性。在其元素周期表中，门捷列夫除了列出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之外，还空出了一些没有发现的元素的位置并预言了它们的原子量；同时他根据某一元素在周期表中的相关位置推测出它的正确原子量，以此修正实际测量上的误差。1871年，门捷列夫又发表了经过修正的第二张元素周期表。不久以后，当人们吃惊地发现镓、钪、锗等新元素的性质与门捷列夫的预言完全一致时，周期律的科学性最终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

18世纪的化学家们虽然对有机物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有机化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形成则是19世纪的事情。20年代，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1800—1882年）首次人工合成了草酸和尿素，从而打破了当时流行的活力论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人为划下的界限。同时，另一位德国化学家李比希（1803—1873年）留学法国归来后，开始与维勒合作从事有机化肥的研究。李比希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发展了有机化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他用这种方法研究有机物的元素结构，确定了许多有机物的化学式。他在化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果不仅推动了德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且还首先发起了用化学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农业革命。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有机化学之父。

天文学在19世纪的最大成就是海王星的发现和天体物理学的创立。19世纪上半叶，随着望远镜的改进，三位天文学家在各自的天文观测中发现了微小的恒星周年视差，从而彻底证实了300多年前哥白尼提出的日心地动学说，同时也为测定恒星与地球的距离提供了方法。在天王星于18世纪后期被偶然发现数十年之后，天文学家们发觉它的实际运动越来越偏离根据天体力学计算出来的正常轨道。当时的天文学界对天王星的反常运动提出了两种解释：要么是万有引力定律不能普遍适用，要么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行星，它的摄动引起了天王星运行轨道的偏离。为了证实后一种假设的正确性，一位英国青年天文学家约翰·库奇·亚当斯（1819—1892年）在1845年计算出了那个可能存在的新行星的轨道。不幸的是皇家天文台和剑桥大学天文台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位年轻人的求助，错失了观测证实新行星的机会。与此同时，另一位法国天文学家于尔班·让·约瑟夫·勒维烈（1811—1877年）也在进行这项工作，他在1846年8月31日用数学方法推算出新行星的大小、轨道和位置，其结论与亚当斯基本一致。勒维烈将说明计算结果的论文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约翰·哥特弗里德·加勒（1812—1910年），加勒在收到论文的当天（9月23日）晚上和次日晚上立刻进行了观测并做了详细记录。结果，他在勒维烈所说的位置附近惊喜地发现了一颗星图上所没有的新星，而且这颗新星每天移动的幅度几乎完全符合勒维烈的预言！就这样，又一颗新的行星被发现了，它被命名为海王星。令人无比惊叹的是，它并不是得自偶然的观测，而是天文学家精确数学计算的结果。1915年，天文学家又预言了海王星外的另一颗行星，这颗行星在1930年被发现，命名为冥王星。19世纪天体物理学的创立依赖于分光学和光度学的发展以及照相术的进步，通过综合运用当时这些先进的科学方法，使科学家们有可能研究恒星的温度分布、物质构成和演化规律。基尔霍夫首先根据太阳光谱指出，金属在太阳大气中呈气体状态，因而断定太阳的温度非常高，而太阳黑子是太阳上温度较低的部分。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天文学家皮特罗·安哲罗·塞奇（1818—1878年）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斯（1824—1910年）分别对大量恒星的光谱进行了研究，发现恒星的化学组成既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又不完全相同。哈金斯还利用恒星光谱的微小位移推算出恒星在视方向上的运动速度，这是天体物理学早期的一项重大成就。

从18世纪开始，关于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已经萌芽，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年）曾提出一种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物种进化理论。但是直至19世纪初期，反对进化观点的灾变论仍然普遍流行。20年代，在地质学中的火成论和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1797—1875年）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地质形态在多种自然力作用下缓慢变化的思想，从1830年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地质学原理》，从而建立起地质渐变的理论体系。正是这本书对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831年到1836年，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年）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海军“贝格尔号”考察船长达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航行。他在航行途中一边研读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边仔细观察和记录沿途所见的自然现象。在不断变换的自然环境中，他惊异于物种的异常丰富性和多样性，也目睹了物种的分布随着地域的改变而变化的规律性。赖尔的方法论和他本人的实地考察，使他产生了生物逐渐进化的想法。回到英国以后不久，他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中关于人类为争夺生活资料而进行斗争的观点使他联想到生物世界一定也存在着类似的生存竞争。有趣的是，马尔萨斯错误的社会学观点却引发了达尔文正确的生物学思想。此后，达尔文又通过研究家养物种的人工选择问题加深了对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解。1859年，达尔文的划时代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简称《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该书引用大量证据说明了生物物种的遗传和变异，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以及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物种进化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英国青年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也在当时得出了与达尔文极为相似的生物进化理论。至于人类的起源，达尔文在其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中谨慎地指出：“人是与某些较低级的古老物种一起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人类的这些近亲现在已经灭绝了。”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到了来自保守势力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猛烈抨击，但是生物进化的思想终于逐步深入人心。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有许多不够准确的地方并且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受到修正，但是正如牛顿及其经典物理学一样，谁也不能否认达尔文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创始人的光辉业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高度评价达尔文的成就，认为继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之后，地质渐变说和生物进化论的发展进化观念进一步打破并逐渐取代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科学家们早在17世纪就发现了植物细胞，19世纪初期又进一步发现了植物细胞里面的细胞核以及动物细胞，但是对于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及其在生物体中的作用尚未搞清楚。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认为任何植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核是细胞的母体，细胞本身不仅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作为植物体的一部分维持着整个植物体的生命。受施莱登的植物细胞学说的启发，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发现细胞核在动物体内也普遍存在，于是将细胞学说进一步推广到动物界。他在1839年指出，一切动物组织同样由细胞组成，而且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内部结构均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施旺由此建立起生物学中统一的细胞学说。他们两人还正确地指出生物组织的发育是通过细胞的增殖实现的，此后其他的生物学家进一步认识到新细胞是原有细胞核分裂的结果。恩格斯称细胞学说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并将其作为辩证自然观的基础。细胞学说的建立也为现代医学开辟了道路，细胞病理学就是直接在其基础上创立的。

虽然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提出了遗传的问题，但对遗传的机制则研究不够，因而成为其理论的弱点。当时有两个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一个是奥地利的修道士格莱戈尔·约翰·孟德尔（1822—1884年），另一个是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年）。孟德尔从1854年开始从事植物杂交试验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并于1865年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得出了几个重要的遗传学规律（后人称之为孟德尔定律），这些成果使他成为遗传学实际上的奠基人。孟德尔指出，植物种子里存在着稳定的遗传因子，它们控制着物种的性状；每一性状都由来自父本和母本的一对遗传因子所控制，它们只有一方作为显性性状表现出来，另一方则作为隐性性状不表现出来，但是后者会在下一代以1/4的比例重新表现出来。这就是遗传学中著名的“分离定律”。遗憾的是，孟德尔的重大成果公布后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与孟德尔不同，魏斯曼是从种质遗传的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修正的。他首先从生殖细胞与躯体细胞的差异出发提出了种质与体质的区别，认为体质可以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并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亡，但是种质却代代相传永不改变，正是它决定了物种的遗传特性。他用割掉尾巴的老鼠生出来的小老鼠仍然长有完整的尾巴的实验结果证明，体质的改变不会影响种质的遗传特征，因而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是不正确的。魏斯曼进一步推测种质必定有其化学实体，它就存在于细胞核中的线状染色体里面。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生殖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染色体的减数分裂过程。魏斯曼的种质连续遗传说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新达尔文主义，但是它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如果种质不可变，变异又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是由后来的突变理论解决的。

在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甚至生死攸关的新学科莫过于微生物学了，微生物学的创立不仅为人类展示出植物界和动物界之外的微生物世界，而且为许多恶性传染病的防治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微生物学的创立者当推伟大的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18世纪，人们已经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了微小的生物和细菌。进入19世纪以后，施旺曾提出发酵作用是由酵母中的微小细胞引起的，建议用加热杀死小细胞的办法防止有机物腐败，但这些看法并没有广泛为人所知。50年代，巴斯德曾帮助法国里尔地区的酿酒商解决啤酒和葡萄酒变酸的问题，从而使他在微生物研究领域中初露头角。通过对酒样的显微镜观察，巴斯德发现在未变酸的酒里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菌，正是它使制酒原料发酵成为酒精，而在变酸的酒里则存在着另一种杆状的酵母菌（乳酸杆菌），它才是使酒发酸的祸首。这一研究不仅证实了发酵过程是一种生物学过程，而且还发现了解决酒变酸问题的线索。巴斯德经过多次实验后终于发明了著名的巴斯德灭菌法：将酒（牛奶或其他液体）加热到摄氏65度左右并保持这一温度30分钟，其中的乳酸杆菌就可以被杀死，然后密封保存，酒就不会变酸了。这一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获得推广，酿酒商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外科医生也将其用于外科手术，极大地降低了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术后死亡率。此后，巴斯德相继发现了侵害丝蚕的寄生虫和传播家畜炭疽病的炭疽病菌，挽救了法国的丝绸业和畜牧业。巴斯德还通过各种无可置疑的实验驳倒了当时流行的“生命自然发生说”（认为小生命可以从肮脏的自然环境中自然产生出来），证明一切生命只能来自生命。虽然从16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接种人痘以预防天花，而且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还在18世纪末发明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接种预防的原理。巴斯德在对鸡霍乱的研究中发现，经过几代培养繁殖的有毒病菌，其毒性将大大减弱，用这种低毒病菌给鸡接种即可使鸡获得对鸡霍乱的免疫能力。这样，巴斯德以其微生物理论揭示了人工接种免疫学的基本原理：接种什么病菌，就可以防治该病菌引起的疾病。此后，他相继制成了炭疽病疫苗和狂犬病疫苗，治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病人。免疫学的建立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音，长期肆虐的多种烈性传染病被制服，使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巴斯德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为了让自己的科学成果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放弃了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巴斯德消毒法的专利权。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真正应当得到全人类最大的赞扬和感谢的人。

19世纪自然科学和创造发明的大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技术支持，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相结合迅速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经济力量，造成了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优势，为一次大战以前欧洲的世界霸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

自然科学的空前成功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仿效自然科学的榜样，认为社会本身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孔德最重要的著作是从1830年到1842年陆续出版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孔德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皆起源于经验的观察，并且仅限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物自体的本性是不可知的。因此，他批评形而上学使想象超越了观察，因而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思辨。他的这些观点对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德也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有时把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在他看来，社会学应当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组织，后者研究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工作就是积累有用的经验知识，以便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他提出，社会的发展在精神方面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最初是以神学方式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神学阶段，其次是用形而上学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阶段，最后则是以科学方式解释世界的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这是一切社会的发展都要遵循的一个法则。

在德国，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去世后，首先对其哲学的保守倾向发起冲击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中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他的是费尔巴哈，然而对人类思想和历史影响最大的却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而且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德国古典哲学尚未衰落时，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年）独辟蹊径，开创了现代西欧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学派。叔本华在其1818年出版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44年再版）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想，其中心假设是：意志是世界上一切现象内部的基本实在，它相当于康德的物自体。然而，与康德断言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不同，叔本华认为人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意志的内在体验直接认识这个物自体。其他一切现象都属于表象的世界，而每一种现象都以意志作为其内在的实在。这个意志是渗透于一切生命和无生命世界中的统一的宇宙意志，不过，由于各种事物表现宇宙意志的程度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一个意志的等级世界，类似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万物有灵论的世界。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叔本华认为既然意志是万物的本质和动力，我们的生活也被意志所支配，那么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斗争、冲突和不满足，因而全部人生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无尽过程，只有美学经验可以暂时平息我们内部的意志冲动。为了完全解脱意志冲动的折磨，惟一彻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觉悟，认识到一切竞争和斗争的结果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因而永久地摒弃欲望和生存意志，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才可能永脱苦海，成为悲天悯人的圣人。

唯意志主义出现在德国和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叔本华悲观的虚无主义自然难以获得热烈的反响，然而一个咄咄逼人的德国青年哲学家在读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大大发展了意志哲学，并超过叔本华，成为影响最大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尼采早年是一位古典语言学家，曾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任教授。1872年出版其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此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以及《权力意志》等等。在尼采看来，西方文明已经陷入了宗教、哲学、伦理和文化上的严重危机。因为“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以及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都在逐渐消亡，过去的宗教和哲学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都面临着考验，而由此产生的文化真空却是现代科学所无力填补的，因此这种危机严重威胁着西方文明的健康。但是，尼采并不赞成叔本华否定生活意义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觉得后者毋宁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因此他强烈地要求一种重新肯定生命意义的积极解决办法。最初，尼采试图从古希腊文化和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音乐中寻找文化更新的线索和灵感，后来则明确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从而在抨击旧价值和旧道德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生活准则。在认识论方面，尼采否认有一种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绝对的自在世界的存在，因而也否认对这种自在世界的绝对的认识和绝对真理。在他看来，我们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认识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兴趣、利益和实践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切认识都有其特定的观点和视角。根据这种见解，尼采试图发展一种视角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关于世界的本质，尼采认为它既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形而上学的灵魂或物自体，“这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别无其他，而且你自己也是这种权力意志——此外别无其他。”而能够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权力意志的则是超越于平庸大众之上的高等人类，尼采称之为超人。超人克服了道德强加给人的一切过于人性的弱点，使权力意志和创造性潜能发挥到极致，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权力冲动、勇气和冒险精神、战争和征服的本能、狡诈和残忍无情，他们对多数劣等人毫无同情之心，因而他们是优越的贵族和天生的统治者。庸庸碌碌的民众、妇女、奴隶、工人、穷人则被尼采诬蔑为低等的畜群，他们除了充当少数伟人实现英雄业绩的手段之外，没有任何要求平等和幸福的权利。依据这种善恶颠倒的思路，尼采进行了他所谓的价值重估，他企图用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高扬非理性的疯狂和放纵的价值标准以及鼓励强者的主人道德取代奴隶式的基督教道德、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主张的实质都是压抑强者保护弱者，毁灭原始的权力意志，实行它们的结果只能导致人类萎靡不振和文明的衰弱退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尼采的做法究竟是在挽救文明还是在倡导野蛮？如果把尼采的超人学说解释成鼓励人们奋发有为或充分发挥艺术创造潜能，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那些露骨地反人性、反道德、反人民和反民主的疯狂言论是现代文明人所无法接受的，虽然他不是一个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因为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后来在客观上确实被德国纳粹分子用做毁灭人类文明的理论依据。

功利主义是在19世纪的英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潮之一，其早期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边沁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提出所谓“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伦理和政治原则：一切立法行为或政府措施的目标都必须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通过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这一原理，边沁参与推进了整个英国法律体系尤其是刑法的改进，其中包括证据法的修改和取消债务监禁的条款。边沁还参与了英国议会代表制的改革以及建立文官选拔考试制度的工作。在伦理学上，边沁倾向于认为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经济学方面，他提倡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边沁的同时代人、英国哲学家詹姆斯·穆勒除了参与边沁领导的推动政治和法律改革的活动之外，其一生中的重要成就之一是运用他的联想主义教育理论把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培养成为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社会改革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将功利主义原理从伦理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并且将其贯彻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中。小穆勒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政治经济学》、《论自由》、《功利主义》、《妇女的从属地位》等等。在伦理学上，小穆勒仍然坚持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快乐的最大化。他把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表述为：一个行为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可以比任何其他行为产生更大的快乐和更小的痛苦。然而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小穆勒认为人们的目的并非都是自私的，而且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别。比如，人们的道德情感的性质就不同于低级的快乐，而人类总体的幸福也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快乐之一。这种经过修正的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倾向。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上，小穆勒指出，演绎逻辑不是检验方法而只是保持论述一致性的方法，科学的公理只能来自经验的归纳，但是由于简单枚举的经验归纳总是不完全的，因而永远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结论。他还发展和完善了一些帮助人们找到某种现象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的归纳逻辑方法，如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这些方法再加上实验和观察就能帮助人们发现某些自然现象的原因。小穆勒的这些归纳方法在当时的经验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中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则显得难以胜任，后来的社会科学家们逐渐用更有效的统计学方法取代了小穆勒的方法。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小穆勒依然将功利主义原则作为考察的标准：无论是政府还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它们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福利？是否还有比现存制度更好的选择？小穆勒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带来的缺陷（如许多人的贫穷）却表明，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更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小穆勒认为自由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功利的效用，因为它鼓励个性的发展，带来知识、技术和道德的创新，从而可以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他一方面支持民主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又强调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防止出现公众舆论或多数人对少数个人的暴政。小穆勒积极参与了争取妇女选举权以及妇女受教育和从事社会职业的平等权利的运动，反对男子为了自身的利益垄断选举权的做法，他认为妇女的选举权是改进人类道德的必要步骤。小穆勒的哲学思想对罗素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伦理学仍然是当今重要的伦理理论之一，而其社会学说则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和其他温和的左翼分子。

比小穆勒稍晚的另一位较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10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一书里，从中可以看出19世纪科学实证思潮的深刻烙印。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我们关于宇宙的惟一可靠的知识只存在于科学之中，甚至以此为由反对人文学科的研究，主张科学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以前，他就持有一种类似拉马克的进化论观点，强调生物物种的变化主要依靠对环境的直接适应和获得性遗传。然而，斯宾塞的独特之处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通过类比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从而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斯宾塞是一个道德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道德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社会进化的方向是逐步达到个人之间的动态均衡以及人类道德状态的改善。与他相反，另外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断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人与人的竞争中，优胜的强者得以生存而弱者则被淘汰，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不难看出，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可以分别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和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灭绝罪行提供似是而非的“科学”和哲学依据。

大多数19世纪的哲学家都从自然科学或人文学科中吸取灵感，然而有一位丹麦哲学怪人索伦·艾比·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却从其基督教信仰和深刻的生存体验中开展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使他成为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克尔凯郭尔自认为他的使命是将基督教精神重新引进基督教世界，但他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对人的存在的分析，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首先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当代基督教世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人们忘记了存在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存在专指人的生存，他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未完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这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他进一步指出，个人实现自我的完整过程必须经过生活之路的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但是由于人的发展是自由的而不是自动的，因而具体的个人也许会固定于某个阶段而不能跃上更高的存在境界。审美阶段的生活是一种仅仅追求直接欲望的当下满足的生活，虽然有些人可以通过艺术形式反思地享受生活，但它由于缺乏严肃的承诺，仍然属于一种低级的生存境界。这种缺陷导致个人放弃审美的生活和暂时的欲求，而进入伦理的生存阶段，伦理生活的目标是通过对持久有效的伦理理想的承诺而实现一个统一的自我。然而，一旦觉悟到真正的理想是超越性的，因而很难真正实现它们，个人就从伦理生活的阶段进入了宗教的生存阶段。然而为了进入宗教的生存境界，个人不能依赖理性的指导，因为在理性看来上帝道成肉身为耶稣基督是荒谬而无法理解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只有通过启示或信仰的跳跃才能达到。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的存在不能还原为知性的思想，信仰的跳跃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动，它不是知性反思的结果，而是由存在的激情（他称之为个人的内在性或主观性）所产生的一个决定。因此，他着重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激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焦虑，因为焦虑反映出人的自由。此外，绝望和负罪感等否定性的情绪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揭示出审美生活的空虚和伦理生活难以令人满意的缺陷，从而驱使个人进入宗教生活。从人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出发，克尔凯郭尔还激烈地批评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嘲笑了黑格尔通过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达到完全性、确定性和终极真理的僭妄企图。不能否认，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自有其深刻而独特的性质，然而他对于人的存在、自由选择和存在情绪的分析以及反理性主义的倾向等，无疑启发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出现了一股重新研究和发展康德哲学的思潮，形成了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其代表口号是“回到康德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派别是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或西南学派）。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是赫尔曼·柯亨（1842—1918年），他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柯亨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感性与知性的二元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并非如康德所说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想”的建构方法。所谓纯粹思想是他自己提出的先天原则体系，这些先天原则可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柯亨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先验的道德律要求所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成为民主的制度，而所有的个人都应成为共同立法者，以便表达统一的意志和愿望。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中获得了一些人的赞赏。偏重人文学科的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年），他提出了一个流传很广但却有争议的观点：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建立普遍规律，因而可以称为立法性（普遍性）的知识；而历史科学寻求的却是描述独一无二的个别历史事件，因此应当称为个别性的知识。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亨利·希·李凯尔特（1863—1936年）承袭了文德尔班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具体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该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这些文化价值或理想决定了某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新康德主义的这些见解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1916年），他不仅在力学、声学和光学等物理学科上有很高造诣，比如发现马赫数，而且创立了心理物理学。他的理论曾对爱因斯坦的工作发生过相当影响，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观点存在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马赫最著名的科学哲学著作是1883年出版的《力学科学》，在该书中他通过考察力学的发展历史和方法程序揭示了力学的逻辑结构。他认为，力学的基础建立在感觉之上，因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色、声、味等感觉要素构成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列宁指责为唯心主义）。力学的性质是归纳而不是论证，它没有任何先天的成分。力学的作用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将运动的杂多事实简化为几条规则，以便满足思维经济原则的要求。推而广之，任何科学都必须被看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都是作业假说；科学理论中的那些实体，比如原子，不过是为了科学预言的方便而提出的假设，如果断定它们代表着某种实在，那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马赫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们，以致他被看做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最后应当提到两位跨世纪的重要的社会学家，一位是法国社会学家艾米尔·杜尔克姆（1858—1917年），另一位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杜尔克姆深受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事实与变动不居的个人心理状态不同，而是一些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比如法律、宗教等，它们规定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并且具有一种对个人的外在强制作用。早年，杜尔克姆曾在《论社会劳动分工》中讨论了社会分工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他指出简单社会的团结是靠各个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即共同价值观来维系的一种机械性的团结，然而复杂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破坏了这种同质性，但同时又为社会团结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这就是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成员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产生了复杂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有机性的团结。与当时盛行的强调社会起源与发展的进化论和历史性方法不同，杜尔克姆更加注重对社会结构及其相互依赖的功能性研究，这一思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人类学和社会学各流派。此后，杜尔克姆对自杀现象做了饶有趣味的研究。他不满足于对自杀现象的动机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提出了一种对各个社会高低不同的自杀率的社会学解释，即影响自杀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整合的强度。比如，天主教信仰比新教的个人主义信仰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婚的人其社会联系的强度也大于单身的人，战争时期的社会团结高于和平时期，农村的社会联系强度超过漠不相关的城市等等，正是这一差别造成了前一类情况下的自杀率低于后一类情况的结果。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杜尔克姆提出了一种集体表象理论，认为集体表象是可以被个人意识内在化的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神话和其他宗教就是许多个人用以表象其所属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观念体系，宗教的类型由该社会的结构所决定，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和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其对促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以及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等书中，韦伯提出，近代西方文化通过其世界观的“祛魅化”过程逐步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变化。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是一种注重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合乎理性的行为意味着为了达到具体目的必须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同时意味着在行动之前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的后果做出判断。与此相反，价值理性或信仰伦理的目标则是一些抽象原则和终极目标，具有精神魅力的领袖人物就是创造和追求这类终极价值而不顾后果和代价的政治家，而一般的职业政客却仅仅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追求有限目的和具体后果。关于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因素，韦伯相信崇尚勤劳致富、禁欲节俭、将经济成功当做教徒的天职和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明的新教伦理鼓励了私人企业家精神并加速了资本积累，这种新教伦理加上理性化的经营方式最终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然而他预言理性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价值源泉的枯竭以及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个人最终将被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禁闭在一个可怕的铁笼之中。在方法论方面，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所作的区分，他认为鉴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因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必须把对行为主体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理解包括进去，同时也不排除对因果关系的分析。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不同文化的分析，韦伯概括出了包括新教伦理、儒家伦理、佛教伦理等在内的几种文化“理想类型”，并得出了儒家文化本身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容的结论。然而，现代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和巨大成功向韦伯的传统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功不仅为其自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使这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处于实证科学的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立以及科学理性对哲学的渗透都是时代精神的明显体现。然而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传统也塑造了欧洲大陆重视社会历史的学术特点，如果考虑到英国逻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的分野已初露端倪。在理性和科学大行其道的同时，以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们注定要对20世纪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进程发生重要的影响。

三、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当19世纪到来的时候，肇始于启蒙时代后期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方兴未艾。与18世纪大多数启蒙主义者不同，让·雅克·卢梭一直对理性万能的观念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带来道德的败坏，专制政体违反自然，因而他在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教育观、文学观等方面都崇尚自然，强调情感高于理性，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亲切感受和对人类内心情感的细腻描述，这些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卢梭因此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

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统治、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复辟时期的反动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无情地打碎了人们对理性的幻想；另一方面，个性获得了解放的知识分子需要一种自由表达个人情感和主观感受的方式，在这双重背景下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上偏好于表现蛮荒的大自然、原始人或中世纪的生活、神话或宗教的神秘事物、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人间的不幸、爱情的创伤、多愁善感的忧郁情绪等，具有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的消极倾向。后期浪漫主义则表现出一种更加积极的入世态度，其代表作家注重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剖析和揭露，高扬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与不公正。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浪漫主义文学力图突破新古典主义刻板僵死的形式规则和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灵感，自由运用更加生动的语言和大胆的隐喻象征手法，追求一种与古典式的秩序美截然不同的奇异美。

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早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正式产生于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1767—1845年）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年）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两人写作了大量的美学论文，同时创作了一些诗歌、剧本和小说，奥古斯特还将莎士比亚的许多带有浪漫色彩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等）翻译成德文。在其论文中，弗里德里希强调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宣称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无限的创造性，文学创作应当是一个永不停顿的进步过程，因而作家必须不断地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正是弗里德里希首先将形容词“浪漫的”与德国具有浪漫倾向的文学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它的定义，同时他利用德语的“小说”（Roman）一词与“浪漫的”（romantisch）一词在语义上的联系，把当时一般人认为低于抒情诗和戏剧的小说提升为最高级的综合文学形式。奥古斯特则着意歌颂中世纪基督教骑士战胜威胁欧洲的异教军队的武功，称德国中世纪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为北方的《伊利亚特》，他和诺瓦利斯一起将中世纪德国的生活美化为一个逝去的浪漫的黄金时代。

诺瓦利斯（1772—1801年）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哲学沉思和诗歌天才融为一体，他认为哲学与诗歌的分裂只是表面的而且对双方都不利。他的诗歌里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情绪和浪漫主义的爱情幻想，其散文诗《夜之颂歌》的灵感直接得自他15岁的未婚妻之死，在诗中，他充分运用想象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把生命和死亡颠倒过来，热切地拥抱死亡，将它看做走向超越世界中的永生和爱情的通道，使其对人生存在有限性的痛苦意识通过在超越世界里永恒爱情的实现而获得补偿。在其未完成的小说《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里，诺瓦利斯表达了一种信念：诗人的使命就是终生追求一朵神秘的“蓝花”，途中经历的梦境、童话、神话、自然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等等都象征着诗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各个阶段。代表忧郁和感伤的蓝花后来成为一切浪漫主义的象征。

海德堡派作家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年）则表现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种倾向，他和阿奇姆·冯·阿尔尼姆（1781—1831年）共同编辑整理了一套包括700多首德国民歌、童谣和传统诗歌的总集，标题为《男孩的神奇号角》。布伦塔诺自己也创作了一些童话和神话故事，最著名的是《高克尔和兴克尔》。这反映出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纯朴的民间艺术的向往。德国浪漫主义在儿童文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雅可布·格林（1785—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1859年）兄弟收集编写的《儿童和家庭童话故事集》（即《格林童话》），其中包括许多深受各国儿童喜爱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如《青蛙王子》、《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等等。

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是德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关键人物，其早期作品《歌集》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散文集《游记》则对封建贵族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发出了辛辣的嘲讽。在《浪漫派》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他从理论上总结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为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在结识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等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之后，海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学创作开始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的政治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揭露了德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革命的理想，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建立自由幸福的人间乐园。

19世纪初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对英国工业化社会的逃避或批判。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是号称“湖畔派”诗人的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两人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华兹华斯在该集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观点，他们试图用诗歌超越沉闷乏味的日常生活，唤起人们对具有新奇美感的超自然奇迹和浪漫人物的向往。其中，柯勒律治的杰作《老水手吟》通过一位水手讲述的历险故事和对超自然事物的大量描写，象征性地表现了作者的心灵历程。华兹华斯的诗作充满了对大自然和牧童、农夫的田园生活的赞美，以及对普通人民的单纯感情的自然同情，风格清新隽永又略带忧伤。他的代表作有《远足》、《前奏》、《不朽颂》、《孤独的割麦人》、《寄高原女郎》、《我孤独地漫游就像一朵云》等，前两篇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哲理诗。就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态度来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歌显然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因而被归为消极的浪漫主义。相反，以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年）、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年）和约翰·济慈（1795—1821年）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却在其诗作中倾注了火热的激情，表达出诗人对光明理想的热烈憧憬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鞭挞。

拜伦是英国最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个叛逆的贵族，他在其生活和诗作中造就了一类充满矛盾的拜伦式英雄：既孤傲冷峻又不乏温情，既享受贵族的地位与财富又反抗社会的不公正，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忧郁颓唐，生活上纵情声色放荡不羁，政治上又真诚地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他曾游历地中海各国，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创作出他的成名作《哈罗德公子的朝圣之旅》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异教徒》、《海盗》和《围攻科林斯》等诗篇。拜伦从1819年开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数年之中从未停笔，直到他去世仍然没有完成。这篇杰作成了诗人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感受的诗化记录，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嘲讽。拜伦不仅通过诗歌抨击社会生活中的罪恶，而且亲身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反抗奥地利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烧炭党运动失利后，他又应希腊起义者的邀请前去参加争取希腊独立的斗争，不幸在参加战斗前病逝于军中。就艺术成就来说，拜伦的诗歌虽然在内容上不及雪莱的深刻，但其最好的诗篇却显示出他应用韵律的非凡才能以及自由流畅和充满动感的独特风格。

雪莱是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另一重镇，在政治上他比拜伦更加激进，在其一生中蔑视社会礼俗和正统基督教，激烈抨击当时的世俗政权的暴政，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向往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认为它是当代文明应当努力实现的理想。雪莱的诗歌充满哲理和政治寓言，他曾创作歌颂法国大革命的诗篇《梅波女皇》和《伊斯兰起义》。1819年，当英国政府镇压曼彻斯特工人集会的“彼得卢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时，雪莱悲愤已极，立即写下了《无政府的面具》加以声讨。不久，他又创作了不朽的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他的笔下，希腊神话中为人间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象征着反抗国王和暴政的英雄，他鼓舞人民为实现自由和幸福的理想而英勇战斗。雪莱另外一些最著名的抒情诗包括《云》、《云雀颂》、《西风颂》等。与拜伦一样，雪莱也不幸英年早逝，死于一次地中海航行的风暴之中。

还有一位早逝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他童年丧父，少年丧母，还要看护患有肺结核的弟弟，经济上一直处于拮据状态，终于在26岁死于肺结核。坎坷的经历自然使济慈对剥削制度的不公正有所认识，然而济慈却没有在怨天尤人中消沉，而是将他短暂的生命和出众的天才献给了诗歌艺术。他的诗篇充满神奇的想象和扑朔迷离的美感，其中一些取材于希腊神话和中世纪传说，如《亥伯龙》、《圣艾格尼丝前夜》等，后者描述一个少女在圣艾格尼丝前夜通过某种宗教仪式梦见了她未来的丈夫。他的寓言故事诗《女妖》叙述一个青年邂逅了一位化作美妇人的幻影并与其共同生活，然而在婚礼上却发现这位美妇人原来是一个蛇妖，她的一切财富和物品都是虚幻的，并且同她一起在一刹那间消失了。济慈的抒情颂诗《忧郁》、《希腊古瓮》、《心灵》、《夜莺》、《秋天》等都是英国抒情诗中最精美的杰作，诗人以如画的诗句咏叹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讴歌了永恒的爱情和艺术超越时空的完美。

除了诗歌之外，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朵奇葩是小说。虽然英国曾出现过以写作历史小说和传奇小说著称的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年），然而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却是法国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包括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等人，但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是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也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雨果的抒情诗极具个性，富于沉思而略带忧郁，其语言色彩绚丽，韵律和节奏具有音乐美。他的剧本《欧纳尼》等成为浪漫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后来被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改编成著名的歌剧。在雨果看来，诗人和小说家对社会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应当通过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和预见来指导人民，而不是仅仅沉溺于表现自己对自然美或个人不幸的感受。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等深刻地体现了这种不同于逃避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在这些小说中，雨果以波澜壮阔的戏剧情节和全景式的宽广视野展示出法国社会生活中贫穷与富有、正义与不公、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美与丑的斗争，充分表达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的愤怒谴责和对广大受苦受难的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同情；同时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意志坚强又充满正义感的苦役犯冉阿让、忠于法律而天良未泯的沙威警长、美丽热情的吉卜赛姑娘爱斯米拉达、外貌丑陋而内心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相貌英俊但放荡成性的贵族军官菲比斯、道貌岸然而伪善阴险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他们已被列为法国文学史画廊中鲜明的典型形象。《悲惨世界》在初版时就被译成10种外国语言，成为彪炳世界文学史的名著。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年），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年）、大仲马（1802—1870年）和普洛斯拜尔·梅里美（1803—1870年）等人。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不仅在生活中坚持女性的独立自主，而且在其小说中呼吁妇女应有与男子一样的自由恋爱的权利。大仲马是众所周知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异常多产，共写了将近300部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剧本，但广为流传的是《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和《黑郁金香》等长篇传奇小说。一些批评家指责他经常为了情节安排而随意篡改历史事实，而且肆无忌惮地剽窃其他作家的作品，然而由于他编撰的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且极富戏剧性，因而仍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独一无二的异国情调，并且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实在堪称文学史上的精湛之作。他的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卡门》一反常规，分别塑造了两个文学史上罕见的女子形象。前者叙述了科西嘉岛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家族复仇故事，外柔内刚的少女高龙巴千方百计地激起离乡多年的哥哥的复仇心，最终实现了她的复仇愿望。后者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大胆泼辣的吉卜赛姑娘，为了维护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身上具有的那种放荡不羁、难以驾驭的野性美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法国杰出作曲家比才将小说改编为歌剧《卡门》，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更增添了原作的魅力，这一珠联璧合的杰作成为歌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

无论是消极遁世的还是积极干预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大都对现实社会生活怀着一种厌恶感，有时甚至直接对其发出道德谴责，他们对想象世界或理想王国的憧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吸引人的魅力之所在，然而浪漫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缺乏现实性，这一弱点使它要么沦为无力的道德说教，要么只能带来如同吸食毒品那样的短暂迷醉或虚幻的满足。批判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与浪漫主义相对的另一主流文学思潮，其产生当然自有它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根源。然而从审美发展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后期的一些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满足于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和肤浅的道德谴责，他们具有较为浓厚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市民趣味，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世生活，由此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和创作主张。批判现实主义拒绝主观的臆想和理想化的拔高，强调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观察和描绘当代现实生活，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批判现实主义最优秀的作品中，作家们真实地再现了资产阶级的新生活，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各阶层人物群像，同时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无情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然而，批判现实主义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排斥作家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在强调作者不做直接议论和道德说教的前提下，尽量让事实说话，将作者的主观倾向和批判的锋芒隐藏在对人物和事件的客观描述中。如果说浪漫主义不会因其主观性的张扬而失去其客观基础，那么与此相对应，批判现实主义则以客观性面具下的主观性、隐蔽的抒情和冷静的批判作为自身的特色。

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产生在法国，不久英国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之下，德国虽有少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其成就远远比不上英法两国。难得的是，北欧国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著名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司汤达（原名马利·昂利·贝尔，1783—1842年）。年轻时他曾追随拿破仑转战欧洲，亲身参加过拿破仑指挥的多次战役，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其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拿破仑的崇拜和对封建贵族的憎恶。司汤达率先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其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富于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已经具有了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他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些出身于社会下层、企图凭借个人奋斗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野心家，讲述了他们最终被王政复辟时期的封建制度所摧残的悲剧命运。其最为著名的小说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阿尔芒斯》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即《红与白》）等，其中《红与黑》被誉为法国第一部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主人公于连的形象成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一类典型。司汤达在其文艺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批评古典主义，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原则。他还在《论爱情》中讨论了爱情对各种气质的影响。

欧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年）是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早年曾尝试写情感小说，但均不成功。从30岁发表第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在20年中以超人的精力和废寝忘食的工作创作了91部小说和其他著作，成为文学史上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据说，他写作《高老头》只用了三天时间。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态度忠实地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细节，同时又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塑造了许多感情强烈而略带偏激和夸张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的终生杰作《人间喜剧》展示了一幅从拿破仑时代直至1848年革命以后法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充满铜臭的金钱统治下，爱情被扭曲，亲情遭嘲笑，贵族阶级无可奈何的没落和腐朽，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庸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嫉妒和反抗。《人间喜剧》系列长篇中最优秀的小说包括《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和《高利贷者》等，许多人物在不同小说中多次出现，更增加了故事的连续性和真实感。在文艺理论方面，巴尔扎克强调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功能，主张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还要发掘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因而《人间喜剧》最初名为《社会研究》，后来他将其中描绘法国各类生活场景的作品统称为风俗研究。

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另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年）。福楼拜的天性倾向于抒情和感伤的浪漫主义，这在其青年时代的作品中有所表现，然而在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之后，他创造了一种严谨写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其成名之作《包法利夫人》堪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书中通过对生活场景的客观描述和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自欺的浪漫爱情与中产阶级虚伪道德的冲突，以及没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此后，他相继创作了《萨朗波》、《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故事》等长短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福楼拜强调观察的客观性以及描述景物、人物和事件的准确性，主张让事实说话，反对主观议论，对景物的描写都要事先经过实地调查。这种过分注重客观性的做法对自然主义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在作品的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福楼拜深受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影响，刻意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和形式的完美，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为了以一种精雕细琢的完美形式艺术地再现出生活的真实，他苦心孤诣地构思小说的结构、情节和语言，甚至会一连数小时对一句话的节奏和音乐感反复推敲，直至最终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为止。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还有小仲马（1824—1895年）和基·德·莫泊桑（1850—1893年）。著名剧作家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以《茶花女》、《金钱问题》和《私生子》等剧本而闻名于世。在这些剧本中，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道德和其他社会问题做了细致的描绘，暴露了所谓上流社会里的通奸和金钱丑闻等罪恶。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一生创作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作品内容主要涉及农民生活、普法战争以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创作方法上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其风格于单纯直率中透露出嘲讽，后期作品带有越来越浓重的悲观失望情绪。短篇小说《羊脂球》、《菲菲小姐》、《米龙老爹》、《项链》等都是优秀之作，其中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对资产阶级的自私、伪善和怯懦的嘲讽。长篇小说《俊友》通过不学无术、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杜洛阿的形象暴露了法国上层社会的丑恶，《温泉》则描写了银行家利用温泉骗钱，并收买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腐败行为。然而，在莫泊桑的小说中时常出现对两性关系的生理性描写，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自然主义流派。

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首推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狄更斯出身贫寒，父亲经常因负债而入狱，他本人从12岁就开始进厂做工，后来当过律师事务所的誊写员和专门报道议会辩论的新闻记者。这些经历使他深知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儿童生活的艰辛，并且有机会直接了解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和议会民主的弊端。他的早期作品《匹克威克外传》讽刺了英国当时的虚假民主，《奥利弗·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则真实地揭露了英国济贫院虐待贫苦儿童的罪恶。从美国旅行归来，狄更斯发表了《美国札记》和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辛辣地嘲讽了美国社会的自私、伪善和贪婪的金融投机行为。狄更斯成熟时期的作品包括自传性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暴露政治腐败和司法不公正的《荒凉山庄》和《小多丽特》、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实利主义的《艰难时世》，以及《远大前程》、《双城记》等。在同情下层人民的同时，狄更斯也透露出对群众暴力革命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的不满，而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精神通过改良手段变革社会。极富幽默感的笔调和他塑造的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使狄更斯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另外两位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年）和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萨克雷的小说以描写上流社会生活为主，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名利场》。在该书中，他通过对形形色色势利者的丑恶心理和虚伪行为的生动刻画，辛辣地嘲讽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贵族资产阶级的门第等级观念。哈代的作品，如《远离尘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生活表现了在英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对劳动人民和下层妇女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也透露出个人往往受社会环境和内在冲动控制和摆布的浓厚宿命论思想。此外，19世纪英国文坛上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如勃朗特三姐妹，即《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年）、《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年）以及她们的妹妹安妮·勃朗特（1820—1849年）；还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乔治·爱略特（1819—1880年）和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1810—1865年）等人。除了批判现实主义以外，19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上还出现了以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年）为首的唯美主义文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年）的冒险小说，以及亚瑟·柯南·道尔（1859—1930年）的侦探小说等文学流派。

北欧文学在19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丹麦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年）和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年）都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文学家。安徒生早年曾创作过诗歌、剧本和长篇小说，但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则是他的童话故事。他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其中最著名的有《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他的童话情节生动、想象奇丽，同情和讽刺爱憎分明，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讽喻现实的象征意义，因而深受各国少年儿童和成年人的喜爱。

挪威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社会问题剧即由他所开创。他曾在挪威的两个剧院任编导10多年，一生写出剧本26部。早期剧本多以挪威历史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如《奥斯特拉特的英格夫人》即描述了中世纪挪威解放的历史。中年以后易卜生长期侨居国外，创作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悲剧《布兰德》和幻想讽刺剧《比尔·金特》，以及《社会栋梁》、《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问题剧，对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精神空虚、丧失自我等现象给予暴露和剖析，并提出了道德、法律、市政和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玩偶之家》深刻触及婚姻家庭和妇女权利的问题，女主人公娜拉最终发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只是一个温顺的玩偶而不是具有自身权利的人，于是她抛弃丈夫和“家庭职责”愤然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学会如何做一个人。晚期作品如《野鸭》、《罗士莫庄》、《海达·加布勒》、《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死者复活》等，更多地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表现出悲观情绪和神秘色彩，但也提出牺牲爱情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其代价是精神的死亡这样的重大主题。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逐渐抛弃了描写古代生活的传统诗剧模式，将当代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推上舞台，强调人物的刻画而不是精心编造的情节，创作出描绘个人心理冲突的现实主义散文戏剧，以及充满象征意味的新型戏剧。易卜生的创作对现代欧洲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萧伯纳（1856—1950年）就是一位受易卜生影响的爱尔兰作家。因其戏剧创作上的成就，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华伦夫人的职业》、《魔鬼的门徒》、《人与超人》、《巴巴拉上校》和《真相毕露》等著名剧本中，萧伯纳讽刺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伪善和罪恶，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触及到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社会问题。他同情社会主义，是费边社的创始成员之一，起草过费边社宣言，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与批判现实主义同时，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受实证主义、生物学和实验医学影响的小说流派——自然主义，作家龚古尔兄弟可以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而其领袖人物则是艾米尔·左拉（1840—1902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自然主义文学团体“梅塘集团”。左拉曾在其《实验小说论》中阐述过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他认为个人的行为和命运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和生理规律所决定和控制的，而人的自由意志则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作家的任务除了客观真实地描述生活细节和历史背景之外，应当着重研究社会环境和生理因素对人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左拉用22年时间创作出包括20部长篇的实验小说系列《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崩溃》等。在该书中，左拉通过马卡尔家族各个成员的不同遭遇，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绘了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的社会生活，既宣扬了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也揭露出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晚年，左拉通过系列小说《三个城市》和《四福音书》表达了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企图通过改良主义措施减轻下层人民的苦难。

除了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外，法国文学思潮还有以泰奥菲尔·高蒂埃（1811—1872年）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以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1867年）、保罗·魏尔伦（1844—1896年）和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年）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高蒂埃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完美，曾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口号。波德莱尔一生中除了翻译介绍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作品之外，只创作过一部诗集《恶之花》。在诗集中，他以纯粹而精美的形式和充满暗示与象征的手法描绘了反常和病态的美，表现了社会的罪恶面和人性的堕落及其复杂的情感状态。魏尔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充分发挥了诗歌的音乐美，提倡诗的语言应当具有音乐的朦胧感，因而提出不要色彩要色晕、不要格言要嘲讽、不要直白要暗示和联想的主张。著名诗人马拉美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他提出了一种“纯诗理论”，认为诗的境界具有超越经验的独立存在，做诗就是运用咒语去创造绝对世界的魔术活动。他的诗常常运用大量的形象和不正规的句法，围绕一个中心观念、象征或隐喻安排从属的形象，以便说明和展开中心观念。《牧神的午后》、《天鹅》等诗篇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独特创作手法。由于他强调诗的神秘性和暗示性，以致他的诗大多晦涩难懂。19世纪80—90年代，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在他的倡导下逐渐成为国际性的文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发展。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新生的科学幻想小说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样式。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年）创作了一系列充满科学知识和科学预言的探险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海底两万里》等科幻小说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此后科学幻想小说也发展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一大体裁类型。

19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当推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它们不仅为人类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且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手段。此外，象征主义等新生流派也对文学创新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开辟了道路。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派

19世纪初期的法国画坛由新古典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是借助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表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风格上以庄重肃穆取代了洛可可艺术的浮华繁琐，其美学理想是追求古希腊艺术所代表的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理想美。然而到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成了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御用画家。他的学生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则一直坚持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在其以妇女肖像画为主的作品中体现出细腻、柔和、典雅的线条和造型风格，其代表作品有《爱蒙夫人像》、《泉》、《土耳其浴》等。

与此同时，作为新古典主义对立面的浪漫主义思潮在绘画领域中的影响逐步扩大，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和艺术杰作。浪漫主义画家强调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表现手法上注重热烈丰富的色彩和画面构图的运动感，创作题材取自中世纪传说、文学名著和现实生活。法国浪漫主义的杰出画家有泰奥多尔·籍里柯（1791—1824年）和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籍里柯是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者，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当代现实题材。其杰作《梅杜萨之筏》描绘了“梅杜萨号”海轮遇难沉没后，落水的人们在木筏上挣扎求救的悲惨情景，揭露了当时波旁王朝复辟政府的任人唯亲和腐败无能。该画展出后，因其政治含义和大胆创新的表现手法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然而它标志着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争的转折点。籍里柯的作品还有《指挥冲锋的骑兵军官》、《负伤的胸甲兵》、《埃普瑟姆的赛马会》和《奴隶市场》等。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他的许多作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文学著作，但他同时以其创作表现当代的现实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幅油画是《希阿岛的屠杀》和《自由领导人民》，他通过这些画作热情地讴歌了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民的英雄气概。其他重要画作还有《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里》、《阿尔及利亚的妇女》、《浮士德》版画插图等。在艺术手法上，德拉克洛瓦受到提香、伦勃朗、鲁本斯的影响和籍里柯的启发，彻底摆脱了官方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他作画的特点是构图大胆，色彩绚烂，为渲染情感和戏剧性效果而特别注意人物动态的描绘，他对补色的运用和对阴影里色彩的观察预示了后来印象派的发展。德拉克洛瓦从1823年到1824年的《日记》是一位艺术家生活和创作的宝贵记录。

到19世纪中叶，法国画坛上又出现了许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画家和画派，其代表人物有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1796—1875年）、让·弗朗索瓦·米叶（1814—1875年）和其他巴比松派画家，以及欧诺雷·杜米埃（1808—1879年）和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年）等。

柯罗是使法国的风景画从新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曾三次游学意大利并遍游法国各地，通过深入观察大自然创作出许多具有写实风格的风景画。后期他又发展出一种富有诗意的朦胧含蓄的风景画风格，画中的树木和人物被包裹在一层银灰色的薄雾中，显示出一种轻柔与和谐的浪漫主义美感，因而被称为画坛的抒情诗人。《枫丹白露森林》、《荷马与牧羊人》、《狄安娜沐浴》、《纳尔尼的桥》、《清晨：仙女们的舞蹈》、《莫特枫丹的回忆》和《风中的风景》是其代表作。他在历史画和人物画方面也有很高造诣。柯罗曾长期居住在巴黎东南郊枫丹白露森林里的巴比松村，对巴比松画派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19世纪中叶前后，一批反对学院派的古典主义教条、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聚居在巴比松村，按照柯罗所倡导的“面向自然，对景写生”的原则从事农村风景画和乡村生活画的创作，他们因此被称为巴比松画派。其代表人物除了米叶以外，还有泰奥多尔·卢梭（1812—1867）、夏尔·弗朗索瓦·杜比尼（1817—1878）等人。米叶出身于农民家庭且一生坚持农业劳动，后来长期定居在巴比松村。他终生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他对农民生活的亲身感受，因而被称为伟大的农民画家。油画《晚祷钟》、《种土豆》、《牧羊女》、《扶锄的人》、《夏天，收获荞麦》、《阅读课》等以同情和虔敬的态度描绘农民的生活和劳动，而《拾穗者》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反对贫困的起诉书”。卢梭等人坚持对自然进行直接观察，清晰地描绘农村自然风光，从而使法国的现实主义风景画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巴比松画派的技法也启发了后来的印象派画家。

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出身于手工艺人家庭，少年时曾做过学徒，青年时代开始学画。他终身生活贫困，因而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厚的同情，并通过其作品和行动积极投身于法国1830年、1848年和后来的巴黎公社等革命斗争，曾因以漫画《高康大》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普而被判刑入狱6个月。杜米埃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画、石版画和讽刺性的雕塑，通过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尖锐地讽刺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统治、法律的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其油画创作多以被压迫人民的贫困生活和革命斗争为题材，技法上注重运用光与影的强烈对比和遒劲的线条，突出表现人物形象和画面重心。杜米埃的著名版画有《出版自由》、《立法肚子》、《拉法耶特的葬礼》等，油画及其他画作有《法庭》组画、《共和国》、《起义》、《街垒中的家庭》、《流亡者》和《三等车厢》等。

库尔贝是法国现实主义绘画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他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选为公社委员和艺术家协会主席，曾指挥拆除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凯旋柱”。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但在狱中仍然坚持描绘公社难友，后来被迫流亡瑞士。在艺术上，他坚决反对因袭传统和粉饰现实的官方艺术，曾嘲弄地说：“拿一个天使给我看，我就可以画出来。”在巴黎的一次私人画展上，库尔贝在入口处的横幅上公开写下了以描绘真实生活为宗旨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他的有些作品直接描绘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如《碎石工》和《筛谷的妇女》，其他著名作品还有《奥南的葬礼》、《开会归来》、《浴女》、《画室》和《蒲鲁东及其子女》等，其中一些揭露了有产阶级和教士的伪善和冷酷，嘲讽了新古典主义虚矫的理想化画风。技法上，他拒绝和谐的构图和柔和的色彩，喜欢运用粗犷有力的笔触表达他所看到的真实。

19世纪后半叶，印象派作为一个新的画派在法国兴起，它继承巴比松画派的传统，主要采取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对象的方法，探索光与色的表现效果，因而也被称为外光派。印象派画家顺应当时法国社会的世俗化潮流，反对采用官方学院派的传统宗教和历史题材，主张绘画应当反映现代生活，因而他们的作品内容大多是农村和都市风光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与现实主义不同，印象派画家并不重视刻画对象的实体，而是试图描绘映照在物体上的光线给画家自身带来的主观印象。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克洛德·莫奈（1840—1926年）曾说过：“努力忘掉你眼前的物体——一棵树，一座房子，一片田野，或是不论什么东西。仅仅设想这里是一小块方形的蓝色，这里是一块长方形的粉红色，这里是一长条黄色，然后按照它显现给你的样子即准确的颜色和形状描绘它，直到它符合你自己对眼前景色的朴素印象为止。”1874年他们举行第一次画展，一个批评家路易·勒鲁瓦借用莫奈的油画《日出印象》的标题将他们轻蔑地称为“印象主义者”，印象派的名称即由此产生。这些画家们不仅没有介意，反而欣然采纳了这一名称，从1874年到1886年的8次画展中就有两次径直以印象派画展命名。印象派的代表画家除了莫奈以外，还有爱德华·马奈（1832—1883年）、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年）、埃德加·德加（1834—1917年）、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年）和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年）等人。

虽然马奈没有参加过印象派的画展，但他被公认为印象派的创始人。他率先抛弃了传统的光与影的三维空间画法，以便在平面背景上施展微妙的色块。他的两幅著名油画《奥林匹亚》和《草地上的午餐》展出后，由于前者画了一个裸体妓女，而后者描绘了一个裸体女子与几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共享野餐，被当时的保守派认为是异端而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但其独创性却得到自然主义文学家左拉的高度评价。马奈热衷于描绘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常常到火车站去作画，画中人物往往是商店顾客、酒吧女招待、拾破烂的人、流浪汉和吉卜赛人。他曾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运动，并创作了《屠杀公社社员》、《内战》等石版画。他的静物画、风景画、肖像画和生活场景画中有不少是印象派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枪决马克西米连》、《左拉像》、《疯狂牧羊人歌舞餐厅的酒吧》等。

莫奈也是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几乎一直坚持在户外作画，其技法最能代表印象派的特点。他喜欢表现阳光在物体上映照和流动的变幻，长期探索如何用非连续的色块描绘光线投射在各种物体表面所产生的整体视觉效果，经常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光线下对同一个对象连续作画，以其独特的笔触捕捉转瞬即逝的视觉感受。其作品除了著名的《日出印象》之外，还有《划船的池塘》、《干草堆》、《卢昂大教堂》、《圣阿德莱斯的露台》、《阿尔让特伊的铁路桥》，以及堪称杰作的《睡莲》系列组画等。莫奈虽然在当时受到批评，然而现在已被公认为所有风景画家中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

毕沙罗早年曾跟随柯罗学画，后来与莫奈一起从事过“光与色的实验”，他一生忠实于印象派的绘画原则，并且是惟一从头至尾参加了8次印象派画展的画家。其作品大多描绘农村和城市景色，如《推独轮车的农妇》、《收获苹果》、《巴黎歌剧院大街》、《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卢昂大桥》等。结识修拉后，其画风转向点彩派。德加出身于富豪家庭，他的画作主要表现巴黎上层社会的生活，他追踪富人们出入剧院、赛马场、咖啡馆、歌舞餐厅和交易所，观察他们吃喝、吸烟、谈话和追求女人。德加最喜欢的绘画题材是演艺界的女性，他善于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描绘聚光灯下的芭蕾舞女的舞姿和动态，此外他有时也表现女帽商、洗衣女工等普通妇女。德加的作品有《赛马》、《舞台上的芭蕾舞女》、《芭蕾舞女的化妆室》、《熨衣妇》、《苦艾酒》、《股票交易所》等。西斯莱的作品大多以巴黎附近的农村风景为题材，他特别喜欢表现阳光下的河流与树林，用静穆的蓝色、绿色、褐色与微妙的光线营造出一种宁静沉思的情调和气氛。其主要作品有《圣马丁运河》、《布日瓦尔的塞纳河》、《麦田：阿尔让特伊附近的山坡》、《塞纳河岸上的村庄》和《洪水中的小船》等。雷诺阿最善于表现女子和儿童轻灵的美感以及明朗的阳光和空气的流动，在技法上也有许多创新，比如直接运用不加调和的单纯色彩作画，这些技法已成为印象派色彩艺术的典型特点。其代表作有《莎邦蒂耶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包厢》、《红磨坊街的舞会》、《游艇上的午餐》和《浴女》等。

到19世纪末叶，从印象派中发展出两个派生的画派，一个是“新印象派”，另一个是“后印象派”。新印象派出现于80年代后期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乔治·修拉（1859—1891年）、保罗·西涅克（1863—1935年）等人。他们依据当时一些科学家发现的光学和色彩学理论，将早期印象派的光色表现技法推到极端，主张不在调色板上调和颜色，直接以原色斑点间断地点在画布上，使观众在一定距离外通过视网膜的调和作用形成连续色彩的视觉印象，因此新印象派也被称为“点彩派”。其画面具有较明显的装饰风格，但却失去了印象派原有的运笔用色的生动性。修拉的代表作有《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阿斯涅尔的洗浴》、《库尔伯瓦的塞纳河》、《格兰康的日落》、《马戏团》等，西涅克的作品有《马赛港》、《海风》、《卡西的防波堤》、《多沙的海岸》和《圣特罗佩的松树》等。

后印象派在技法上接受了印象派的用色方法，但不满足于后者仅仅注重光的效果的倾向，转而重视色彩的对比关系和体积感，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装饰性。其代表画家有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1839—1906年）、保罗·高更（1848—1903年）以及荷兰大画家文森特·凡·高（1853—1890年）。他们的画风和技法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野兽派、表现派和立体派。后印象派的创始人塞尚于70年代初加入印象派画家的行列，但不满印象派单纯注重光色的瞬间印象而忽视物体的体积和本色的缺点，因而开始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他作画的特点是注重物体的质感而不是光感，运用色彩的配合而不是明暗对比来表现物体的体积，提高地平线以便增强形体感和空间纵深的印象。塞尚长期隐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从事静物、风景和肖像的创作，直到晚年才赢得声望，去世后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其著名作品有《缢死者之屋》、《玩纸牌者》、《穿红背心的男孩》、《浴女》和《自画像》以及其他风景画和静物画。

另一位后印象派画家的代表高更曾多次前往布列塔尼进行写生和创作，他深受当地的风物、民间版画以及东方绘画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出于对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物质主义的厌恶和对原始纯朴生活的向往，高更于1891年到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居住，创作了大量描绘岛上风土人情的画作。其作品常常运用明快的线条和鲜艳单纯的色块描绘出简化的自然形体和人物，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和强烈的装饰趣味，同时也表现了画家对土著生活的理想化倾向。其著名作品有《失去童贞》、《两个塔西提妇女》、《海边》、《你妒嫉吗？》、《从何处来？是何人？到何处去？》等。

19世纪的英国画坛上先后出现了浪漫主义画派、风景画派、拉斐尔前派和古典主义等流派，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风景画派。英国的风景画艺术在19世纪上半叶进入了全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佳作，最为著名的当推约瑟夫·麦罗德·威廉·透纳（1775—1851年）和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年）。透纳早年受荷兰海洋风景画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自从去意大利旅行之后，他开始追求光线和大气的表现，并显出某种抽象的倾向，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他的独特风格不仅使英国的风景画艺术从欧洲传统古典形式中解放出来，而且对后来的法国印象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品有《海难》、《暴风雪》、《议会大厦失火》、《战舰》、《意大利的纳米湖》、《雨、蒸汽和速度》、《贩奴船》等。康斯特布尔也是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他长期在野外写生，经常在不同的条件下反复描绘同一个景色，特别是萨莱斯伯雷教堂。他喜欢表现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爱用较少调和的明快色彩和松散自由的笔触描绘出飘动的云雾和变化的光线。虽然他的风景画成就在英国很少得到承认，然而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却从其明快的色彩中获益匪浅，巴比松画派也深受其直接观察方法的启发，而后来的印象派则推崇其对光线效果的表现。康斯特布尔的代表作品有《干草车》、《萨莱斯伯雷教堂》、《韦斯默海湾》、《滑铁卢大桥之开放》等。

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画家是阿道夫·冯·门采尔（1815—1905年），以及跨世纪的杰出女画家凯瑟·珂勒惠支（1867—1945年）。门采尔生活在德国民族主义崛起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靠自学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在油画和版画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他早期曾创作大量的爱国主义历史画作品，其中著名的《腓特烈大帝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深受德国1848年革命的感染，他创作了《三月死难烈士的葬礼》，悼念为民主革命捐躯的志士。1871年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工人运动也进一步成长壮大。此时，门采尔深入钢铁工厂体验产业工人的劳动生活，创作出杰作《轧铁工厂》和一系列素描和速写，该画被誉为欧洲艺术中最早描绘无产阶级劳动的画幅之一。门采尔的著名油画还有《起居室和艺术家的妹妹》、《威廉一世在哥尼斯堡的加冕礼》、《巴黎的周日》、《威廉一世国王出征》、《在脚手架上工作的砌砖工》、《维罗纳的市场》等。

珂勒惠支是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女画家，她痛恨战争、贫困和剥削，一生致力于通过版画和雕塑表现德国工人和农民的苦难生活和革命斗争。她根据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创作的石版和铜版组画《织工起义》以及反映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的《农民战争》组画曾引起很大反响。进入20世纪以后，她的创作主题转到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反对饥饿和失业、声援俄国革命上来，创作了《战争》、《无产阶级》、《失业》、《饥饿》、《死亡与母亲》、《纪念李卜克内西》、《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保卫苏联》等作品。她的版画特点是线条雄劲，黑白对比强烈，人物形象坚实有力。她的作品经鲁迅介绍到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她曾和世界著名进步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可以说，珂勒惠支的绘画艺术一直和德国及全世界的现实生活和革命运动息息相关。

西欧其他国家的绘画艺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也显现出新的生机，现实主义和印象派成为画坛主流。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瑞典和挪威等国家都涌现了一批较为出色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历史画、现实生活画、静物画和风景画，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享誉世界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凡·高。凡·高一生备尝艰辛和坎坷，早年曾做过画店店员、小学教师和矿区传教士，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许多作品提供了灵感。他走上绘画道路主要是依靠自学，起初他受荷兰画家的影响同时模仿米叶的画风，创作出《教会的修士们》、《吃土豆的人》和《农妇》等作品。1886年到巴黎后他结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和高更，此后其画风转向印象派并带有东方色彩，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创作的许多绘画都明显地反映出这些特点，尤其在《纪念莫夫》（莫夫是凡·高的叔父和良师益友）一画中最为明显。然而，他不久就发觉印象派的技法不能完全表达自身的感受，于是他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后印象派风格。他运用强烈的色彩、奔放的笔触、大胆的线条和堆砌的颜料来描绘事物，表达其主观的强烈感受和内心的汹涌激情，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如《向日葵》、《一双鞋》、《夜间的咖啡馆》、《收获》、《麦田和收割者》、《繁星灿烂的夜晚》、《囚徒放风》，以及多幅充满深刻内省的《自画像》。虽然饱受物质贫困和精神疾患的折磨和刺激，凡·高仍然以非凡的勤奋和顽强的毅力创作出大量令人震惊的杰作。他生活和斗争的历程反映在他与弟弟的长期通信中，这些宝贵的书信后来以《通信全集》为题出版。在37岁时，凡·高因精神病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短暂的艺术生涯。凡·高后期的绘画标志着欧洲现代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对20世纪初期的法国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西欧建筑艺术领域中，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世纪末兴起的新艺术派建筑开始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早在18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就已作为对后期巴罗克风格的反抗而出现在欧洲建筑艺坛，如果说巴罗克风格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象征，那么新古典主义就代表着启蒙主义和理性的时代，它反对巴罗克建筑的稀奇古怪的过分矫饰，认为那是不真实的，而新古典主义的目标则是从古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样式中寻找一种单纯静穆的真实风格。欧洲人对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到18世纪末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古罗马庞贝城的发掘和对古希腊神庙的详细研究。在此基础上，一系列附有精确测绘图的古代建筑专著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理论著作相继出版，积极倡导回到古典建筑的理性主义和庄严单纯的风格。于是，一股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浪潮在欧洲和美洲兴起，逐步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其一般特征是：庄严宏伟的规模，严格的几何结构布局，简单的几何形状，希腊式或罗马式的细部形制，圆柱和拱门的普遍运用，宽敞的内部空间，空白的墙壁，以及体积与质地的对比等。法国新古典主义最著名的建筑有：拿破仑一世下令设计修建的巴黎马德莱纳教堂和星形广场上庄严宏伟的凯旋门，前者由皮埃尔—亚历山大·维农设计，采用古希腊科林斯式庙宇的柱廊结构，后者则是仿照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单拱形凯旋门而建造，由让—弗朗索瓦—泰莱兹·夏尔格兰（1739—1811年）和让—阿尔芒·雷蒙共同设计。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包括：威廉·威尔金斯设计的剑桥唐宁学院，它完全仿照雅典卫城上的厄瑞克修姆神庙建造；罗伯特·斯默克设计的考文特花园剧场成为伦敦第一个古希腊多立克式建筑，他后来还设计了著名的伦敦大英博物馆；托马斯·汉密尔顿设计的皇家中学，它位于被称为“北方的雅典”的爱丁堡；以及约翰·纳什（1752—1835年）设计的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摄政王大街等。此外，法国的巴黎歌剧院、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院和德国的腓特烈大帝纪念堂等也都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的范畴。

与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相呼应，浪漫主义建筑也倾向于采用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其突出特征是城堡式的防卫城垛和高耸的塔楼。浪漫主义的哥特式建筑早期代表作是由英国建筑家詹姆斯·怀亚特（1746—1813年）设计建造的位于威尔特郡的方特希尔修道院，但其建筑实体已大部被毁，现在仅存一幅完整的绘画。英国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是由查尔斯·巴利（1795—1860年）设计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宫（英国国会大厦），两座巍峨的塔楼——圣斯蒂芬塔楼和维多利亚塔楼耸立其上，著名的大本钟就安装于前者顶部，它已成为伦敦的标志。威斯敏斯特宫建成后，被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公共建筑作为模仿的范本。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哥特式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有高大雄伟的科隆大教堂和维也纳的沃蒂夫教堂，前者在70多年中历经几代建筑家的努力和王室的财政支持，终于在德国统一数年后建成，它是德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见证。

工业革命为19世纪的建筑业带来了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因而也必然引起新的建筑艺术风格的出现。早在19世纪初，英国一些建筑家就已开始用铸铁作为建筑物的梁架和廊柱了。19世纪中叶，为了准备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大型博览会，约瑟夫·帕克斯顿（1801—1865年）设计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水晶宫”作为展览馆，水晶宫采用铸铁、锻铁、玻璃和木料等新型材料和波浪式的建筑结构，并且在标准化建材的大量生产和构件的快速组装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创新，其宽阔的空间和富于韵律感的建筑风格成为包括一系列巴黎博览会在内的许多世界博览会建筑的杰出范例。此后，传统的砖瓦木石建筑逐渐被钢筋水泥和钢铁建筑所取代，建材和建筑技术的进步使得各种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逐步向高大的方向发展，铁塔和铁桥也到处涌现。由法国著名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居斯塔夫·埃菲尔（1832—1923年）特意为1889年巴黎博览会设计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甚至高达300米，登上铁塔极顶俯瞰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楼房看上去如同儿童摆弄的积木。埃菲尔由此被人们称为“铁的魔术师”，而这史无前例的巍巍铁塔不仅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且堪称工业革命的纪念碑。在这种新式建筑的基础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欧出现了一种新艺术派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大量使用钢铁、水泥和玻璃作为建筑材料，采用五花八门的奇异形状、结构和装饰，具有建筑家独特的个性风格。新艺术派的代表性建筑有：巴黎的蒙马特教堂和萨玛丽黛娜百货商店、维也纳的卡尔广场火车站和邮政储蓄银行、格拉斯哥的艺术学校、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以及一些别出心裁的住宅建筑。新艺术派的大胆探索和艺术尝试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开了先河。

19世纪雕塑艺术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公共建筑上的大型浮雕、公众场所的纪念性人像雕塑以及独立的艺术雕塑等方面。最为著名的浮雕作品是巴黎凯旋门右边的巨型高浮雕《马赛曲》，由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1784—1855年）创作。在这幅杰作中，吕德抛弃了学院派雕塑的形式主义风格，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1792年大革命期间马赛志愿军高唱战歌奔赴巴黎保卫祖国的英雄形象，其充满动感和激情的风格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公共建筑浮雕创作的典范。吕德的其他雕塑作品还有《戏龟的那不勒斯渔童》、《纳伊元帅》和《不朽的拿破仑》。吕德的学生让—巴蒂斯特·卡尔波（1827—1875年）也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他在罗马学习期间受到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影响。回国后为巴黎歌剧院创作了高浮雕《舞蹈》，整个作品结构紧凑、气氛热烈，人物体态活泼、感情奔放，但当时竟然被人攻击为不道德。其作品还有《犹高利诺和他的儿子们》、《法兰西照亮世界的寓言》、《花神》和《世界的四部》等，其雕塑风格对罗丹发生过重大影响。

纪念性人像雕塑首先在19世纪的英国获得了突出的发展，这些雕像大多采用青铜为材料，树立在城市的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英国海军将军纳尔逊去世后不久，他的雕像即在利物浦和伯明翰树立起来。此后，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将军、企业家和慈善家的纪念性雕像也纷纷树立街头，而且其建造资金几乎都是通过公众捐款的形式获得的。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起而仿效，整个欧洲的各大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名人雕像，从而形成了欧洲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除了传统的人物雕像之外，动物雕像也在19世纪的雕塑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老师安托万—路易·巴利（1796—1875年）主要从事动物雕塑的创作，特别善于表现大型猛兽进行搏斗和吞食猎物的紧张动态和勇猛气势。其著名作品有《捕蛇的雄狮》、《吞食鳄鱼的老虎》、《咬死角马的巨蟒》，以及人像雕塑《和平的寓言》等。

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雕塑家无疑是法国的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年）。罗丹早年曾追随名师学习绘画和雕塑，并从事过装饰雕刻的工作。70年代他游学意大利，在米凯朗基罗作品的启发下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突出体现在其早期的成名之作《青铜时代》中。后来受到杜米埃雕塑风格的影响，其创作更加大胆洒脱，不拘泥于最后的雕琢，常常让作品停留在一种尚待完成的状态，甚至有意创作似乎残缺不全的片断。这种手法极大地拓宽了形象构图的思路，并使其作品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罗丹的著名作品还包括《雨果》、《巴尔扎克》、《萧伯纳》、《莫扎特》、《加莱义民》群像等。包含186件雕塑设计的《地狱之门》更是其旷世杰作，可惜未能完成，仅制成了《思想者》、《吻》、《亚当》和《夏娃》等部分作品。富于哲理的《思想者》坐像直要反衬出周围世界的庸俗，若把《吻》用侧后的灯光加以照明，则会奇妙地显示出情侣热恋的气氛。他还在其语录体著作《艺术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罗丹的创作对欧洲现代雕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几个学生和助手，如阿里斯蒂德·马约尔（1861—1944年）、艾米尔—安托万·布德尔（1861—1929年）和夏尔·德斯皮奥（1874—1946年），均成为20世纪初很有建树的雕塑家，野兽派的代表马蒂斯和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早期也曾是罗丹艺术风格的追随者。

五、浪漫主义音乐和电影艺术的诞生

在19世纪的西欧乐坛上，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从审美态度还是从音乐风格上看，浪漫主义音乐都有一些不同于古典主义音乐的显著特征。它特别注重表达艺术家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心情感，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上反对古典主义时期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艺术家的内在冲动和即时灵感的作用，听众的反应也更多地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作曲者最具个人性的思想和情感被看做是他要传达的终极艺术信息。除了这种明显的个人主义之外，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说18世纪的西欧音乐带有一种普遍性的风格的话，那么19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则具有各民族自身的不同特色，许多作曲家甚至有意识地表现自己民族的独特风格。在创作主题方面，浪漫主义作曲家如同浪漫主义文学家一样偏爱神话传说的、中世纪的、异国情调的或民族主义的题材，这一点在声乐作品中尤其明显。仅就西欧来说，在整个19世纪中德国和奥地利成了浪漫主义音乐的中心，优秀音乐家如群星灿烂，其作品囊括了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重奏曲、室内乐等器乐以及独唱歌曲、合唱曲、歌剧等声乐的几乎所有音乐种类。同一时期，意大利音乐几乎全部是歌剧，法国音乐以歌剧为主兼有其他乐种；相比之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音乐成就则显得较为逊色。

德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年）在欧洲音乐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一方面将古典主义音乐推向顶峰，另一方面又开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的一个音乐世家，从5岁起跟随父亲学习音乐，后来又就学于德国音乐家奈弗，11岁已经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1787年他在维也纳短期逗留期间曾得到莫扎特的指导，1792年定居维也纳后，继续在海顿、萨里埃利、阿尔布莱希茨伯格等人门下学习。贝多芬从十几岁就开始进行音乐创作，然而正当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听觉却从1798年起开始衰退，1819年后双耳全部失聪。这对普通人已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幸，而对于一个完全生活在音响世界中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致命的灾难，然而他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和英雄式的坚韧意志顽强地进行创作，为人类奉献出充满崇高、悲壮、热情和优美的音乐艺术。贝多芬的早期作品仍然保留着莫扎特和海顿的痕迹，带有古典主义的色彩，但不久以后他的乐曲开始表现出更多的感情因素，时而温柔、时而猛烈的情感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成为主导因素。奈弗曾认为感情是构成音乐艺术价值的惟一条件，而在贝多芬手里音乐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感情艺术，在其献给爱情的《月光奏鸣曲》以及《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等钢琴奏鸣曲中都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交响乐是贝多芬作品中最为辉煌的部分，他一生共创作了10部交响乐，除了众所周知的9部编号乐曲之外还有一部被称为《战争交响乐》的未编号的交响乐作品。其中较重要的是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和第九（《合唱》）交响乐。《英雄交响乐》是贝多芬音乐艺术成熟的里程碑，它以前所未有的激越旋律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和共和理想，该曲最初题献给拿破仑，但得知后者称帝的消息之后，贝多芬愤怒地划掉原来的题词，改为“纪念一个伟大的人”，即他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命运交响乐》用震撼人心的悲壮音符奏出了一曲人的意志最终战胜痛苦命运的凯歌。《田园交响乐》则以优美如画的乐章描绘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景色和乡村农民热烈的歌舞场面，表达了音乐家对大自然和纯朴生活的由衷赞美。《合唱交响乐》是音乐史上最早加入合唱的交响乐作品，其最后乐章以席勒的《欢乐颂》作为歌词，通过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男女声合唱，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想。贝多芬的著名作品还包括：一系列协奏曲、重奏曲、奏鸣曲等器乐曲，《庄严弥撒曲》、《合唱幻想曲》和一些歌曲等声乐作品，以及歌剧《菲德里奥》、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和其他戏剧乐曲等等。贝多芬的伟大人格和英勇奋斗的一生堪称真正艺术家的楷模，他非同凡响的作品是世界音乐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瑰宝，对近现代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位兼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作曲家是奥地利的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近千部作品，它们大多采取古典的形式，但其丰富的旋律和细腻的抒情风格却无疑是浪漫主义的。舒伯特的作品包括一些室内乐、钢琴曲、歌剧、宗教乐曲以及9部交响曲，其中第八（《未完成》）和第九（《伟大》）交响曲最为人所称道，然而成就最大的则是其600多首富于浪漫气息的艺术歌曲，他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歌曲作家。舒伯特的歌词主要采用歌德和席勒的诗歌，同时他也为海涅、缪勒、莎士比亚、司各特等人的诗歌谱曲。他擅长于将钢琴伴奏和人声完美地结合起来，以便创造出最佳的情调和气氛。其最为著名的歌曲有《纺车前的格雷琴》、《魔王》、《野玫瑰》、《鳟鱼》、《流浪者》、《希尔维娅》，以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日旅行》和《天鹅之歌》系列曲等。

德国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1786—1826年）是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人。从童年时代起，他就跟随父亲的剧团到处旅行演出，受到民间音乐和舞台艺术的熏陶。他从12岁开始发表音乐作品，而在14岁和17岁时，他创作的歌剧《森林少女》和《彼得·施莫尔》相继上演。此后，他历任宫廷乐长和歌剧院指挥，并于1816年起担任德累斯顿的德国歌剧院院长，同时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创作。1821年，他的著名歌剧《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立即赢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看做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的歌剧。该剧的剧情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一位猎人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了魔法子弹，从而在射击比赛中获胜并且赢得了心爱的姑娘的芳心。该剧一举奠定了19世纪德国歌剧的基础，使德国歌剧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韦伯也因此成了一位民族英雄。韦伯还创作了歌剧《犹兰蒂》和《奥伯龙》，以及一些合唱曲、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和钢琴曲等。韦伯的音乐艺术强烈地影响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和舒曼，以及稍后的瓦格纳，后者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主导动机”技巧。

菲利克斯·门德尔松（1809—1847年）出生于汉堡一个有教养的犹太银行家家庭，自幼学习钢琴演奏，9岁首次登台演出，11岁开始作曲，17岁即创作出他的成名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出于对巴赫音乐的推崇，他不顾当时音乐权威的反对，于1829年成功地指挥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首场演出，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巴赫音乐的兴趣，使其作品成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后，门德尔松多次前往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西欧国家从事音乐会的演奏和指挥，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842年，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在繁忙的演出活动和建校工作的同时，他仍然不停地进行音乐创作，终于积劳成疾，在38岁的年华溘然长逝。其作品同时具有古典主义的完美形式和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曲调优美，节奏轻快，结构清晰工整，细节精制考究，然而平稳的生活和顺利的艺术生涯也使得他的音乐中缺乏深刻的情感表达。重要作品还有交响乐《意大利》、《苏格兰》等，序曲《芬格尔的岩洞》，钢琴曲集《无词之歌》，重唱或合唱歌曲《抬起你的眼睛》、《帮助我，主啊》等等。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年）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早年爱好浪漫主义文学并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同时随维克学钢琴，后来娶维克之女克拉拉（钢琴家兼作曲家）为妻。然而不幸的是，他在试用一种机械装置加快钢琴技巧的进步时却永久地损害了双手。从此，他不得不放弃钢琴家的前程，集中全力从事作曲和音乐评论工作。1834年，舒曼创办《音乐新刊》并任主编10多年。他通过音乐评论极力推崇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等真诚严肃的作曲家，抨击当时音乐界华而不实、玩世不恭的习气，同时努力提高国民的音乐品味。门德尔松成立莱比锡音乐学院之后，舒曼曾在该校任教，两年后由于精神分裂症加重辞去了教职和主编职务。1854年舒曼精神失常并试图自杀，后来死于精神病院。舒曼的重要作品有钢琴曲《狂欢节》、《幻想曲》，声乐套曲《女人的爱情与生活》和《诗人之恋》，《莱茵河上的星期日》、《月光下》、《两个掷弹兵》等数百首富有魅力的艺术歌曲，以及许多室内乐和管弦乐。他的音乐风格既有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一面，又有内向自省、梦幻浪漫的一面，这与他的精神分裂倾向不无关系。舒曼还创作了四首交响曲，第一交响曲《春天》旋律优美，节奏活泼，充满了欢乐和热情的乐观主义精神；第四交响曲将三四个主题贯穿于整个乐曲之中，在演奏过程中，通过主题相互联系起来的四个乐章不间歇地一气呵成，这种手法为一种新的音乐体裁——交响诗奠定了基础。不久以后，交响诗经由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发展成形。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和文学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从童年起即对文学和音乐感兴趣，但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努力并不成功，后来受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的感染而转向指挥和歌剧创作。瓦格纳第一部成功的歌剧是《黎恩济》，此后陆续写出《漂泊的荷兰人》、《汤豪瑟》、《罗恩格林》，并开始创作其长篇诗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48年他积极参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的苏黎世。流亡期间，他完成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写作并开始为之谱曲，同时撰写了《歌剧与戏剧》和《未来的艺术》等音乐论著。他主张歌剧（他称之为音乐剧）的题材应取材于神话，艺术手法上必须将音乐、诗歌、舞蹈、美术等门类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把交响乐式的发展作为戏剧表现的主要手段。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并在其歌剧《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中反映出来。19世纪60年代德国宣布政治特赦，瓦格纳从此又可以回国和自由旅行了。此后直到去世，他又创作了《纽伦堡的歌唱大师》、《节日剧场》和《帕西发尔》等歌剧。1872年，瓦格纳在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市建立剧场，专门演出自己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谱曲完成后于1876年在该剧场首次上演。瓦格纳的早期歌剧尚留有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痕迹，但其成熟期的作品已经与之迥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风格。他的歌剧脚本完全是自编的，大多取材于挪威或条顿民族的神话传说或历史，不过他常常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自由地加以改写。他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做了大胆的革新，破除了道白与歌咏之间的界限，创造出“说歌”的表达形式；发展并确立了“主导动机”的表现手法，即用某种旋律、和声或节奏作为象征某一特定人物、事物、思想或情景的音乐主题，每当这一人物或情景出现时，象征他（或它）的音乐主题也反复出现或以变化的方式出现，他通过这种手法成功地将歌剧中的戏剧因素与音乐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无论在音乐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瓦格纳都对当时及后世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尼采、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都曾热衷于瓦格纳的艺术和思想，不过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是消极的甚至是罪恶的，比如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就是如此。

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奥地利还涌现出一些较有成就的音乐家，如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年）、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年）、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和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年）等。布鲁克纳是瓦格纳的忠实追随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主要从事交响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沉思和冥想的色彩。约翰·施特劳斯秉承其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的家传，创作了400余首圆舞曲，因而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其中最为流行的有《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春之声》等，旋律华丽优美，脍炙人口，另作有轻歌剧《蝙蝠》、《吉卜赛男爵》等16部。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音乐家中仍然坚持德国古典传统的人，他以创作抽象的无标题音乐著称。其作品吸收了巴赫、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人的创作原则和技巧，成功地将古典的形式和浪漫的抒情风格调和起来，这部分地得益于他对16、17、18世纪音乐遗产的研究与编辑工作。他的重要作品包括4部交响乐、4部协奏曲、管弦乐《匈牙利舞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室内乐、钢琴曲，以及《夜莺》、《真实的爱情》等250多首民歌和艺术歌曲。马勒是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10部交响乐中。他经常在交响乐中加入声乐，结构庞大，配器独特，常出现不协和和弦，为20世纪的多调式音乐指出了道路。在其大型管弦乐曲《大地之歌》中，马勒还加入了根据中国唐诗写成的套曲。理查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音乐家，他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音乐思想推到了极致，其风格华丽丰富、流畅细腻、兴奋激昂。作品主要有交响诗《唐璜》、《堂吉诃德》，表现尼采超人哲学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英雄的生涯》，以及歌剧《莎乐美》和《蔷薇骑士》等。由于思想上与纳粹主义的接近，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被任命为国家音乐总监，这是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页。

19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在歌剧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体裁与德国歌剧（如瓦格纳的音乐剧）风格迥异，主要有抒情歌剧和大歌剧两类，前者又可分为轻歌剧和喜歌剧两种。轻歌剧一般比较短小，特点是轻松幽默，常有讽刺意味；而喜歌剧是抒情歌剧的主要形式，其情节大都比轻歌剧来得严肃，常带有感伤的情调，场面和管弦乐队的规模也都较大，演唱强调抒情成分，但不如大歌剧那样壮观和庄严。大歌剧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内容多采用严肃的历史题材，着重表现激烈的行动和极端的感情冲突，情节往往只是推向激动人心的时刻的辅助手段，剧中一般不用道白，主要运用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以及大规模的芭蕾舞场面等，音乐效果讲求辉煌华丽。法国音乐家达尼埃尔·奥柏（1782—1871年）于1828年创作的《波尔蒂契的聋哑女》是第一部较成熟的大歌剧，内容取自1647年那不勒斯的一场革命，当它于1830年在布鲁塞尔上演时，其逼真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效果竟然直接引发了比利时的民族起义，结果比利时成功地脱离荷兰获得了独立。

乔阿契诺·罗西尼（1792—1868年）是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一生创作了39部歌剧，其早期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取材于博马舍的剧本，剧情机智幽默，音乐生动诙谐，被公认为是意大利喜歌剧的不朽杰作。他后来随意大利歌剧团到欧洲各地演出，寓居巴黎期间他于1829年以席勒同名剧本为题材创作了典型的大歌剧《威廉·退尔》，该剧在巴黎歌剧院连演500场，获得空前成功。然而，罗西尼的后半生除了合唱曲《庄严弥撒》、《圣母哀悼曲》和少量钢琴曲、歌曲外，再没有创作过其他任何重要作品。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年）是19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早期作品《纳布科》、《伦巴第人》等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主义精神。1848年意大利革命期间，曾应革命家马志尼的委托谱写成革命歌曲《号角在响》，直接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弄臣》、《茶花女》、《行吟诗人》、《蒙面舞会》等是其代表作，刻画人物性格更见细致深刻，同时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寄予同情。在晚期他又创作了《阿依达》、《奥赛罗》和《法尔斯塔夫》等重要作品，对传统歌剧唱法进行了革新的尝试，其声乐风格在美声唱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朗诵调的因素。作为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威尔第曾特意创作《安魂弥撒》，用以纪念意大利爱国诗人孟佐尼，他本人逝世时受到民族英雄式葬礼的礼遇。

除了他们之外，意大利在19世纪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和音乐家。如创作了歌剧《拉美摩尔的露契亚》、《帕斯夸莱先生》的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7—1848年）；以发展了富于抒情美感的美声唱法著称的文钦佐·贝里尼（1801—1835年），其重要作品有《海盗》、《诺尔玛》、《梦游女》、《清教徒》等。还有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1782—1840年），他首创左手拨弦和快速半音滑奏等新的演奏手法，并且发展了泛音的作用，显著地扩大了小提琴的表现力，同时创作了多首小提琴协奏曲和随想曲。另一位杰出的歌剧作曲家是贾科莫·普契尼（1858—1924年），其重要歌剧作品有《曼侬·莱斯戈》、《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蝴蝶夫人》和取材于一个中国公主的传说故事的《图兰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跨世纪的歌剧作曲家皮特罗·玛斯卡尼（1863—1945年），其代表作《乡村骑士》取材于维尔加的同名短篇小说，音乐风格强烈粗犷，被公认为第一部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

埃克托·柏辽兹（1803—1869年）是法国19世纪上半叶杰出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具有突出的叛逆精神，当1830年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发生时，他立即将《马赛曲》改编成合唱和乐队曲以鼓舞人民。他一反抽象音乐的传统，坚持标题音乐的创作，并为其作品附上解释性的文字说明，因为按照他的浪漫主义信念，音乐必须描述一缕诗意的思想或一串感情状态。其第一部标题交响曲《幻想交响曲》的副标题是“一位艺术家的生活片断”，文字说明交代出该交响乐描述的是一位害相思病的年轻音乐家的感觉、情感、想象和梦幻，他的心上人化作一曲旋律（“固定乐思”）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各个乐章。其他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以及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等也都表现出宏大新颖的配器效果。他不仅运用固定乐思（即主导动机）来明确表达情节和统一整个乐曲，而且用戏剧化的处理方法丰富了交响音乐的表现力。柏辽兹的重要作品还有乐队序曲《罗马狂欢节》，歌剧《贝文努托·切里尼》、《特洛伊人》和《安魂弥撒》，以及宗教剧《基督的童年》等。他还著有《管弦乐法》一书论述运用乐器和配器的方法。

乔治·比才（1838—1875年）可以说是法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他9岁即进巴黎音乐学院学作曲，17岁已创作出优秀作品《C大调交响曲》。比才最大的成就在歌剧领域，正是他使法国歌剧摆脱了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他一生共写了10部歌剧，其中最为出色的是根据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卡门》，剧中人物的音乐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比梅里美的小说更胜一筹，音乐多采用舞曲，旋律精美绝伦，节奏铿锵有力，配器绚烂多彩，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浓郁的西班牙风格，自问世以来它已成为所有歌剧中最受欢迎的经典杰作之一。比才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管弦组曲《阿莱城的姑娘》、歌剧《采珍珠者》、《波尔特的美丽姑娘》以及管弦乐《小组曲》等。

法国较为著名的作曲家还有：曾任巴黎音乐学院教授和院长的昂布鲁瓦兹·托马（1811—1896年），其代表作有抒情歌剧《迷娘》、《哈姆雷特》；以创作宗教音乐和抒情歌剧著称的夏尔·弗朗索瓦·古诺（1818—1893年），所作《教皇进行曲》后来成为梵蒂冈国歌，而其抒情歌剧《浮士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启发了比才的歌剧创作；以风格柔丽婉约著称的茹尔·马斯耐（1842—1912年），其作品包括抒情歌剧《曼侬》、《维特》，交响组曲《阿尔萨斯的景色》；法国“民族音乐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卡米耶·圣—桑（1835—1921年），他以恪守古典传统、反对现代主义倾向著称，其主要作品有歌剧、交响诗、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多部，小提琴与乐队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以及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等；还有伊曼努埃勒·夏布里埃（1841—1894年），代表作有管弦乐《西班牙狂想曲》和《欢乐进行曲》，钢琴曲《阿伐奈拉》和《如画》，两架钢琴的《浪漫圆舞曲》以及歌剧和声乐曲等。

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年）是法国跨世纪的大音乐家，也是印象派音乐的创始人，但他本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称号。他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具有深厚的传统音乐素养，并曾受过瓦格纳的影响，但他不愿屈从传统或模仿他人而希望另辟蹊径。在印象派画家和象征主义诗人的启发下，他通过吸收包括东方在内的各民族音乐的特点，逐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浪漫主义有时是在用音乐讲故事，那么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则更多地是在用音乐作画。他憧憬超脱现实的唯美境界，其作品主要以诗、画及自然景物为题材，有时也涉及神话人物，但极少触及社会现实。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他常运用色彩性和声与配器、全音音阶和泛音效果等，用来营造一种朦胧、飘忽、空幻、幽静的意境。他的第一部印象主义音乐作品《牧神的午后前奏曲》是从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同名诗作改编而成的，以自由变化的节奏和飘移不定的不谐和音演绎出诗歌中梦幻的意境。稍后创作的《夜曲》由三首夜曲组成，标题分别为“云”、“节日”和“海妖”，“云”以朦胧变化的音符描绘了空中飘浮变化的云朵，“节日”表现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通过时的热烈气氛和场面，“海妖”则展现出一片银色月光下静谧的大海，无言的女声哼唱象征着海妖的神秘歌声从远方传来。这是德彪西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它具有印象派音乐的全部特征。交响组曲《大海》是德彪西另一部描绘大海的力作，它以三幅素描式的音乐画卷展现出一个充满色彩和光影变化的大海，因而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杰作。德彪西的著名作品还有根据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年）的同名剧本改编的歌剧《佩雷亚与梅丽桑德》，钢琴曲《阿拉伯风格》、《版画集》、《意象集》、《前奏曲集》等。

19世纪末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能的普遍运用和摄影技术的进步，人类艺术史上一个最为神奇而富于魅力的新门类诞生了，这就是被称为文艺“第八女神”的电影。1887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和他的助手狄克逊率先发明了一种活动电影摄影机，它能在一条50英尺长的胶片上拍摄600多幅连续画面，记录下持续一分钟左右的活动影像，这就是现代电影摄影机的雏形。1891年，两人又发明了供单人观看记录在胶片上的活动影像的活动电影视镜，两三年后取得专利并开始出售。在爱迪生等人的发明的启发下，法国发明家路易·卢米埃尔（1864—1948年）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卢米埃尔（1862—1954年）改进了电影机械的设计和制造技术，研制成功了一种集摄影机和放映机于一体的活动电影机，并于1895年初获得了专利权。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首次公开售票放映他们自己拍摄的《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水浇园丁》、《火车进站》等短片，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这一天就被看做电影艺术正式诞生的日子。

电影放映的原理是利用人类视觉具有保留印象的特性，将许多间断的不活动照片以一定速度（一般是每秒24幅）连续投射到银幕上，从而在观众的视觉上形成活动的影像。现代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吸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和摄影等多门艺术的精华，成为在银幕上反映、再现和创造生活的独特艺术形式，电影可以分为故事影片、戏剧影片、歌舞影片、纪录影片、新闻影片、科学幻想影片、教育影片、美术影片等许多种类。然而在19世纪末叶，刚刚诞生的电影还仅仅是类似哑剧那样的无声的黑白短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声有色的电影是经过世界各国好几代电影导演和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艺术结晶。

卢米埃尔兄弟在电影创作的美学思想上坚持再现生活的原则，采用现场实景拍摄的手法，拍摄的短片大多属于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这种表现方法虽然具有保持真实性的优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主义的局限。此时，一位法国著名魔术师乔治·梅里爱（1861—1938年）受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感染，设法买到了一架放映机，并于1897年成立“明星电影公司”，开始了创作电影的艺术生涯。他在巴黎附近建造了一个摄影场，运用剧本、演员、服装、化妆、布景、机关装置以及场和幕的划分等戏剧手法，试图在银幕上复制出舞台戏剧式的影片，1899年拍摄的第一部多场景影片《德雷福斯事件》就是这一尝试的最初成果。出于制造“奇迹”的多年职业习惯，梅里爱运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特技摄影技巧在银幕上制造出魔术般的效果，比如使一个东西突然出现或消失，或者完全变成别的东西，《贵妇人的失踪》等短片是其最初尝试。1902年，他成功地摄制了由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科学幻想影片《月球旅行》，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此后，他又拍摄了《格利佛游记》、《浮士德》、《海底两万里》、《灰姑娘》、《仙女卡拉波斯》等一系列类似的人工布景影片。但是，梅里爱过分强调电影的舞台戏剧性，以致他的影片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假设的舞台正面观众的视角拍摄的，长此以往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观众的厌倦。然而无论如何，电影这门崭新的艺术已经站住了脚跟，并且开始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进入20世纪以后，各国电影艺术家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综合运用自然实景拍摄和人工摄影棚拍摄两种方式，并逐步发展出一系列电影本身特有的故事叙述和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越来越辉煌的艺术奇迹，终于使电影走出了模仿其他艺术形式的初期阶段，成为人类艺术殿堂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0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舰队运来大批军队和武器装备投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战斗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欧

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乃至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曾在世界上泛滥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严重摧残了人类文明成果，使欧洲和世界几乎倒退回野蛮时代。然而，人类进步力量终于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摧毁了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势力，挽救了人类文明。同时，两次大战导致近代以来的欧洲世界霸权逐渐衰落，波及全球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最终冲垮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

一、战争危机的来临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欧洲虽然爆发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等少数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却从未发生过席卷欧洲并波及全世界的大规模战争。然而，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力量均势的破坏，将欧洲抛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战争年代，列强为了争夺霸权和寻求安全而结成的对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最终将地区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其中德国不仅在经济上发展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而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生产大国，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它在化学和电气等新兴工业部门中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德国1914年的军费达到32亿马克以上，成为当时全世界军事支出最多的国家。它的陆军人数虽然不及俄国，但在军事效能上却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夺取海上的优势，德国也建立起一支有能力向英国挑战的海军力量。然而，德国占据的海外殖民地却同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极不相称，因此它积极推行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政策。应当承认，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力量的均势，这是引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要指出，其他列强也都各有自己的扩张野心，这些相互交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间激烈的冲突。

德国在非洲的目标是企图建立一个从东非到西南非洲斜贯非洲大陆的“赤道非洲帝国”，这必然与英国制定的从开普敦到开罗纵贯非洲的“二C”计划相撞。同时，德国还在争夺摩洛哥和西非的问题上与法国发生严重冲突。在中近东，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进而控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欧洲大陆上，德国并不满足于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它还想夺取法国境内的铁矿，并企图进一步削弱法国，独霸欧洲大陆。

普法战争后，法国一直伺机向德国复仇，企图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想进一步夺取德国的萨尔煤矿。由于摩洛哥拥有丰富的矿藏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法国不顾其他强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强行将其纳入法国的殖民帝国，与德国发生了危险的冲突。同时，法国与英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也有矛盾。只是为了对抗来自德国的共同威胁，英、法两国才通过相互承认各自对埃及（英）和摩洛哥（法）的统治而缓和了矛盾，走上结盟的道路。

奥匈帝国最为关注的是巴尔干地区，这不仅因为它垂涎于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而且由于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会直接威胁到帝国内部斯拉夫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政治稳定。奥匈帝国还希望开辟一条通过巴尔干到达爱琴海的公路，以确保它的出海通道。但是，这样做肯定会与俄国和英国发生冲突。此外，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也存在着领土争端。为了自身的安全，奥匈帝国与德国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

地处东欧的俄国为了获得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长期以来一直企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向南企图将波斯划入它的势力范围，向东侵占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最后，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下，它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同时将自己装扮成所有东欧斯拉夫人的领导者和保护者，甚至包括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的斯拉夫人。俄国的扩张野心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德国在土耳其的利益以及英国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等地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则是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起因。

英国对欧洲其他强国一直怀有戒心，它与德国、法国和俄国都有矛盾。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竭力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保持均势，以免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有足够的力量向它挑战。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1784—1865年）早就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在20世纪初以前，英国拒绝加入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军事集团，他们称这种政策为“光荣的孤立”。后来，当英国发现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和英国最危险的敌人时，它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政策，采取了与法、俄联盟的策略。

意大利则把扩张的矛头指向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后来合称利比亚），以及奥匈帝国境内意大利人居住的地区。

在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各国矛盾的焦点。1875年，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翌年，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宣战。但是，由于塞尔维亚军队很快被土耳其打败，俄国于1877年4月发动了俄土战争。在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后，俄国于1878年1月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和奥匈帝国立即对俄国提出警告，英国舰队开到君士坦丁堡附近，迫使俄国停止了进攻。3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保加利亚自治公国，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得自治但仍留在奥斯曼帝国内，土耳其还割让了几块土地给俄国。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引起英国、奥地利和德国的强烈不满，三国要求召开各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修改《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年7月各国在柏林签订了新的条约，规定除基本保留原俄土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之外，俄国必须归还土耳其一大片已占领土，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交由奥匈帝国占领和管理。列强的联合干涉迫使俄国失去了已经到手的大片土地，从此俄德关系和俄奥关系急剧恶化，1873年缔结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了。

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并加强反对法国的力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1879年10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规定如果一方遭到俄国或俄国支持的另一国的进攻，双方应以全部兵力互相支援，并且不得单独媾和。1882年5月，同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的意大利也加入了同盟，不过由于与奥匈帝国的矛盾，意大利只是一个动摇的同盟者。德、意、奥三国同盟的正式形成是走向未来的世界大战的第一步。

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极大的威胁。面对日益强大的德国，法国迫切需要同盟者的援助。同时，俄国由于与德国和奥匈不断交恶，也需要别国的支持。法国自1888年起连续给俄国数笔巨额贷款，帮助俄国发展工业和扩充军备，两国之间也开展了频繁的军政互访，因而俄法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这些亲善的举动最终导致了1893年法俄军事同盟的建立。双方互相承诺：一旦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的攻击，俄国应竭尽全力支持法国；反之，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或奥匈帝国的进攻，法国也应以全部兵力支援俄国；同时双方特别强调，一旦对德开战，应迅速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的政策，于1904年与法国达成了英法协约：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英国也认可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1907年，英国又与俄国订立了英俄协约，将伊朗北部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区”，南部则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俄国承认阿富汗也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这两个协约的主要内容是调整缔约各方在争夺殖民地上的矛盾，但实质上等于三国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关系，因此成为走向世界大战的重要步骤。

至此，欧洲最终形成了德、意、奥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联盟体系对抗的危险格局。每当发生重大国际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从而使本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而遭受危险。所以，每次局部争端往往会扩大为全面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正是这种可诅咒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后果，通过一种无法阻止的连锁反应使局部战争迅速扩展为集团对抗和世界战争。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联结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最近海道，直布罗陀海峡、黑海海峡（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是控制这条海道的咽喉。地中海周围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利比亚和摩洛哥等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必然成为欧洲列强和两大军事联盟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巴尔干半岛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长期压迫和奴役促使这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各种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这些民族矛盾同列强的争夺纠缠在一起，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正是从1905年到1913年在这一地区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和国际危机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04年底，法国借口帮助摩洛哥进行改革，企图将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翌年，对摩洛哥早有野心的德国为了自身利益，假意提出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同时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从而造成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英国主张给予法国以海军援助，但由于俄国正忙于日俄战争而无力给法国提供陆军支援，所以法国暂时不能同德国开战。1906年1月，在西班牙召开了国际会议，会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法国，德国陷于孤立。会议声称承认摩洛哥“独立”，但是摩洛哥的财政由国际监督，它的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则由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管理。这实际上使法国可以在维持治安的借口下加强对摩洛哥的控制。这次危机加强了英法协约，两国开始了陆海军参谋部之间的秘密军事会谈，着手制定在未来对德作战中两国军队相互配合的计划。

两年后，德、奥同俄国之间又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1908年，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想乘机浑水摸鱼。9月，两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俄国同意奥匈帝国吞并名义上仍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奥匈则支持俄国使黑海海峡单方面向俄国舰队开放的要求。10月6日，奥匈帝国宣布正式合并波、黑两省，然而俄国的要求却因未能获得柏林条约各签字国的同意而落了空。奥匈帝国吞并两省的行为立即引起塞尔维亚王国的愤怒抗议，因为两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同属于南方斯拉夫人。自从1878年获得独立以来，塞尔维亚一直想建立一个把所有与它同文同种的南斯拉夫人统一起来的大塞尔维亚王国。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而且还要解放奥匈帝国南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领土。奥匈帝国的扩张直接破坏了大塞尔维亚计划，于是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开始部署军队，并请求俄国援助。此时，因自己的要求落空而恼羞成怒的俄国转过头来支持塞尔维亚对奥匈开战。奥匈帝国立即宣布动员令，向边境集结军队。德国为了支持奥匈帝国，于1909年3月向俄国发出威胁性照会，要求俄、塞等国承认奥匈合并波、黑的既成事实，否则德国将参加奥匈一方同俄国作战。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国由于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又得不到英法的支持，只好暂时退让，被迫承认了奥匈对波、黑的吞并。

事隔5年，在原本就没有解决的摩洛哥问题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危机。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非斯爆发反帝人民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兵占领了非斯。德国不能容忍法国独占摩洛哥，于7月1日派炮舰“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巡洋舰“柏林号”也随之出现在摩洛哥海面。德国企图威胁法国交出摩洛哥的一部分领土，或者让出整个法属刚果。法国拒绝了德国的要求，于是德法战争重又迫在眉睫。英国不容德国在直布罗陀海峡入口附近插足，因而决定支持法国并宣称不惜与德国一战。德国无奈，只得降低要求与法国谈判。11月德法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则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作为补偿。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进一步加强了英法协约，同时也加剧了英德对立。正当法、德、英等国纠缠于摩洛哥问题时，意大利于1911年9月乘机发动了意土战争，侵入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到1912年10月，土耳其战败求和，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割给了意大利。

土耳其的失败鼓舞了巴尔干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斗争。1912年3月至8月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先后签订了反土防奥的同盟条约，组成了四国巴尔干同盟。俄国为了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黑海海峡，竭力支持巴尔干同盟与奥匈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则支持土耳其，阻挠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1912年10月，巴尔干同盟相继对土耳其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巴尔干四国军队很快就击溃了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11月，土耳其被迫求和。然而，由于支持土耳其的德奥与支持巴尔干同盟的俄法之间的争斗，致使和谈破裂。1913年2月，巴尔干同盟再度向土耳其开战，3月攻陷亚得里亚那堡，土耳其再次求和。5月，双方签订和约，规定土耳其除了保留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以外，其余欧洲领土和爱琴海上的岛屿全部交给巴尔干同盟。阿尔巴尼亚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却被置于六国监督之下，实际上沦为奥、意互相争夺的势力范围。战胜土耳其之后，巴尔干同盟各国却因分配战果发生了矛盾。1913年6月初，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组成了反保同盟，准备与保加利亚作战。奥匈帝国乘机支持保加利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于6月29日向塞、希宣战。不久，门的内哥罗和土耳其也投入了反保战争。由此展开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一个多月后，保加利亚战败求和。8月，双方签订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割让大片土地给塞尔维亚等国，土耳其又夺回了亚得里亚那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加剧了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对立，为欧洲列强插手巴尔干事务打开了大门。

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各国摆脱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也推动了仍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然而，奥匈帝国不仅坚决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大，还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作为争霸巴尔干地区的桥头堡。因此，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的局部冲突必然会引起俄国与奥匈的大国冲突，同时由于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俄、奥冲突最终将导致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恶斗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介入，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被卷入了列强争霸的旋涡，此时的巴尔干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和欧洲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巴尔干战争以后，欧洲列强不断增加军费，加快了扩军备战和战争部署的步伐。1913年，德国通过了扩军法案，把陆军人数增加到87万，同时还训练了大批后备役军官，使其可以在战争爆发后迅速扩建新的部队。德国海军也加速扩充，从1912年起，除了每年建造2艘新式巨型“无畏舰”之外，又追加经费，在5年内再多造3艘。1913年，法国也通过新的军事法案，将兵役期限由2年增至3年，服役年龄由原来的21至45岁改为20至48岁，从而使陆军人数增加到1914年的76万。俄国利用法国提供的大量贷款加速扩军，使其陆军人数在1914年达到144万之众，成为欧洲陆军人数最多的国家。英国则将其扩军的重点放在海军。它按照“海军两强标准”与德国展开了海军竞赛，德国每造1艘军舰，英国就添造2艘。到1914年大战爆发时，英国共拥有大小军舰688艘，几乎是德国舰只总数的两倍。同时，两大军事联盟各自加紧巩固同盟内部的关系，频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和制订作战计划，协调军事部署和行动步调，迅速完成了战争准备。

至此，欧洲各处已经布满干柴，各国剑拔弩张，一场世界规模的惨烈厮杀迫在眉睫，随后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终于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熊熊战火。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西斯·斐迪南（1863—1914年）大公偕妻子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检阅帝国军队，并指挥一场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斐迪南的野心是企图扩大奥匈帝国的版图，强化其在南部斯拉夫地区的统治，阻碍和扼杀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们把这次军事演习看做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认为只要刺杀了斐迪南，奥匈帝国的野心就不能得逞。于是，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团体“黑手社”的组织下，一个波斯尼亚的塞族青年学生加弗里洛·普林西普（1895—1918年）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斐迪南。这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由此，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积蓄已久的猜疑和仇恨终于演变成一场席卷欧洲和全世界的世界大战。首先，奥匈帝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但为了防备沙俄的干涉，奥皇弗朗西斯·约瑟夫（1848年至1916年在位）寻求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德皇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并保证如果俄国干涉，德国将履行同盟条约的义务与奥匈共同对俄作战。实际上，德国人当时并不想挑起全面战争，他们之所以表明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当时尚未做好战争准备，未必真敢为了保护塞尔维亚而出面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然而，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1861—1927年）很快就对奥地利和德国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俄国就不惜与奥匈帝国交战。当时正在圣彼得堡访问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年）立即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强硬立场。而英国则玩弄狡猾的外交伎俩，一面向德国表示要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同时暗中怂恿俄国进攻德国，这种两面手法既给俄国壮了胆，又给德国造成英国不会立即卷入战争的错觉。

7月23日，正当法国总统离开俄国返回法国的途中，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对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禁止出版反奥报刊和进行反奥宣传，取缔反奥的秘密爱国组织，清除由奥方指名的塞政府和军队中的反奥官员，允许奥方派员共同追捕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和组织策划者，同时限定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尽管塞尔维亚在25日按期作了答复并接受了除最后一项以外的全部要求，奥方仍然宣称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断绝了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为了对抗奥匈和德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年至1917年在位）于7月30日宣布全国总动员，这就意味着战争。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12小时内停止总动员，但遭到俄国拒绝。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日，德国又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明确答复在德俄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法国虽然将边境部队后撤10公里以避免与德军接触，却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当天即秘密下令总动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

德国著名的“史里芬计划”选定了取道比利时攻击法国的方案。8月2日，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让德军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但遭到中立的比利时的坚决拒绝。8月3日，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历来不能容忍任何强大的大陆国家统治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低地国家，因而英国内阁于8月4日向柏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柏林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并要求它在午夜之前给予满意的答复，但德国不予理睬。午夜12点刚过，英国宣布英、德处于战争状态。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

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厮杀就这样开始了，其他许多国家很快也卷入了这场可怕的战争。8月7日，门的内哥罗人加入塞尔维亚对奥地利作战。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部分原因是他们与英国的联盟关系，但其主要目的是想攫取德国在远东的属地。8月1日土耳其和德国结成联盟，并于10月开始炮轰俄国在黑海的港口。当时，意大利虽然名义上仍旧是三国同盟的成员，但一开始却宣告了中立。意大利宣称德国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防御性的，因而它不受相互支援义务的约束。意大利的中立保持到1915年5月，直到它暗中接受了协约国许诺的奥地利和土耳其领土之后，才站在后者一边参加了战争。起初，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次短暂而又能很快取得胜利的战争，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之中。

大战爆发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是：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装备较好的陆军，协约国集团在人力和资源后备以及海军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英法舰队可以对德奥实行海上封锁，断绝它们的海外联系。德奥集团所能支配的只有本国的资源和用战争手段夺取的被占领国家的资源，而协约国则有广阔的殖民地及中立国的资源可以利用，有利于长期作战。协约国中较薄弱的是俄国，它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口，可能被德国和土耳其封锁，从而使它断绝同其盟国的联系。

德国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它准备采取先发制人和各个击破的速决战。根据史里芬计划，德军主力应首先集中在西线北段，在席卷比利时和卢森堡后，对法军发起迅猛的、势不可挡的进攻，将其歼灭在巴黎以东地区，从而在30天内迫使法国投降；然后挥师东进，会合奥军，以同样的速决方式全歼动作迟缓的俄军；预计整个战争将在3至4个月内以德奥的全线胜利而结束。但这个计划只不过是德国的主观臆想，只有在法军不堪一击、俄军动作缓慢、英国不会立即参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战争伊始，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小毛奇，1848—1916年）立即将史里芬计划付诸实施。8月2日，德军首先对卢森堡不宣而战。3日深夜，德军侵入比利时，却出乎意料地遭到英勇的比利时人的顽强抵抗，直到16日，比利时东部的重要工业城市列日才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之后失守。这是德军速决战计划的首次受挫。从8月21日起，德军主力沿着卢森堡、那慕尔、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一线，分兵五路向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推进。德军与英法联军经过数次交战，先后占领了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蒙斯、那慕尔以及法国的苏瓦松、拉昂和兰斯。9月2日，德军渡过马恩河，推进到离巴黎只有35英里的尚蒂伊，巴黎的情况非常危急。3日黎明前，法国政府仓皇将首都迁到濒临大西洋的波尔多。同时，由于意大利暗中同意保持中立，因而使法国得以把部署在东南部的军队迅速北调，集结于塞纳河南岸，一面加强巴黎地区的防卫，一面寻找战机，准备反攻。

这时，由于德军司令部未能在快速前进的诸部队之间保持良好的联络和协调的行动，因而使它们的薄弱点暴露在法军面前。在这次战争中初试锋芒的飞机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法国的侦察机发现一支孤军突进的德国部队正在后撤，其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元帅（1852—1931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准备组织反攻，他迅速集结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兵员，有些部队甚至是利用临时征集的巴黎出租汽车运达前线的。9月5日拂晓，英法联军在巴黎、凡尔登一线发起反攻，德军主力在马恩河一带遭到沉重打击。9月10日，德军被迫退至埃纳河流域。在马恩河战役中，双方共投入兵力200万人左右，法军伤亡14万，德军伤亡21万。英法联军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挽救了巴黎，使德军的速决战计划再次受挫，小毛奇也因马恩河战役失利而被撤职。接着，双方展开了持续两个半月的被称为“奔向海岸”的战斗，意图是争夺法国北部海岸线。战役结果，德军占领了比利时的大部分国土以及法国东北部的重要工矿地区。不过，德军企图切断英法交通线的计划未能实现，其西线战略进攻到1914年12月已基本停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各自挖掘堑壕，修筑掩体，固守对峙，运动战转入了艰苦的阵地战和消耗战。

正当德军入侵比利时之时，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军于1914年8月中旬在东线发动了进攻，一开始便以两倍于德军的优势兵力攻入了东普鲁士。德国被迫从西线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东线，同时任命保罗·冯·兴登堡将军（1847—1934年）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1865—1937年）指挥东线作战。兴登堡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于8月26至29日围歼了俄军一个集团军。9月11日，德军又攻下俄军另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并将俄军赶出东普鲁士。随后，德军乘胜进入了俄属波兰领土。

在西南战线，俄军很快就击败了奥军，于1914年9月攻占了奥匈帝国东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的伦堡要塞。9月下旬，俄军抵达喀尔巴阡山麓，直接威胁匈牙利平原和德国的上西里西亚，迫使德军不得不分兵支援奥匈帝国。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匈帝国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集中两个集团军的兵力侵入塞尔维亚。然而，塞尔维亚方面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塞军虽然装备很差但却士气高昂。他们英勇抗战，给予奥匈侵略军很大打击，首都贝尔格莱德失而复得。截止1914年底，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战场上损兵28万多人，被迫停止了进攻。

同盟国在陆战中能够采取主动，但协约国却在海战中占优势。英国舰队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北海对德国海军保持决定性的优势，切断了德国与海外的联系。1914年底，协约国几乎完全掌握了海上的控制权。

战争第一年，由于德军西线进攻受挫以及德俄东线战场的迅速开辟，德军被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至此，史里芬计划彻底破产了，德国曾寄予极大希望的速决战，终于变成了它最害怕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1915年，当西线战局呈僵持状态后，德军新任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汉将军（1861—1922年）决定改变史里芬计划，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力图首先击败俄国人。从1月到4月，俄军在喀尔巴阡山击败奥匈军队，迫使德军前来增援其盟友。5月初，德奥联军在加里西亚的果尔利策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突破了俄军战线，把俄军向东驱赶了100多英里。此后，德奥军队乘胜推进。8月，德奥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乎全部俄属波兰并进入俄国领土，攻陷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大战开始以来，俄军已损失兵力200多万人，遭到惨重失败。但到9月底德军占领维尔纳市之后，攻势停顿下来，俄军设法在里加湾至罗马尼亚边界一线稳住了阵脚，双方转入了深沟高垒的阵地战。

土耳其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极其重要的黑海海峡的主人。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关闭，从而切断了俄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使大量急需物资无法通过黑海运到俄国。为了打通黑海海峡，由13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于1915年3月闯入达达尼尔海峡并猛烈炮击土耳其的海岸堡垒。但是，当英国军舰驶近海岸时撞上了土耳其布设的水雷，3艘战舰被击沉，英国舰队不得不撤退下来。4月，协约国派遣地面部队在加利波利海滩登陆，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遇到土耳其军队的猛烈抵抗。到1915年底，协约国付出了4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却进展甚微。土耳其人牢牢坚守着海滩上的高地，迫使协约国最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撤出了战斗。

协约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惨败，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加入同盟国。不久，德国、奥匈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小小的塞尔维亚发动猛攻。英勇的塞尔维亚人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守希腊的科孚岛，整个国家尽陷敌手。塞尔维亚的失陷使同盟国各国的领土连成一片。但是塞尔维亚人并没有投降，其政府一直坚守在科孚岛直至战争结束，其军队则被派往马其顿前线继续战斗。

意大利在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被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称为“未收复领土”的阿尔卑斯山蒂罗尔地区和亚得里亚海北岸的伊斯特利亚半岛。协约国于1915年4月与意大利秘密签订了《伦敦条约》，同意将这些“未收复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促使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它答应在30天内参战，作为对协约国在领土方面许下的诺言的回报。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奥宣战，但直到1916年8月才对德宣战。

1916年，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塞尔维亚，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整个中欧和中东的广大领土。而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却以失败告终，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多次进攻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然而，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这些胜利，它们仍然难以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

此时，双方统帅都在为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而大伤脑筋，他们渴望恢复运动战以便尽快决出胜负，但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打破僵局。各种新式进攻性武器不断被用于战争中，但仍然无法突破用机关枪装备起来的守方战线。1915年4月，德军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第一次使用毒气攻击英军战地，此后交战双方开始大规模使用毒气，但毒气并没有产生奇迹。1916年9月，英军在索姆河战役中首次将坦克投入战斗，这种在战争史上划时代的新式武器是最有可能结束堑壕战的利器，然而在一战结束之前坦克尚未发展为完善的进攻性武器。

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为了突破对方的战线，德军发动了凡尔登战役，英法则发动了索姆河战役，这两次战役都是带有决战性质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凡尔登战役可以称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1915年底，德军统帅法尔肯汉将军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全力进攻法军战线的枢纽凡尔登要塞。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随之被摧毁。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爆发。德国人在短短8英里的战线上集中了1220门大炮轰击凡尔登周围的堡垒，仅第一天就发射各类炮弹200多万发，同时施放燃烧物和毒气，在凡尔登附近造成了寸草不留的死亡地带。正如德国人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凡尔登。士兵们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雨点般从天而降的炮弹之下，机关枪永不停歇地嚎叫着，钢筋水泥的堡垒内外到处进行着刺刀飞舞的肉搏战。2月25日，昂利·菲利普·贝当（1856—1951年）将军受命担任凡尔登地区法军司令官。他在指挥战斗的同时，迅速组织汽车和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夜以继日地抢运增援部队和军火物资，终于使凡尔登地区转危为安，贝当将军也一举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进入7月以后，德国人的进攻终于被阻止了。从10月到12月，法军开始反攻，夺回了一度落入德军手里的两座堡垒和其他失去的阵地。德军攻占凡尔登的计划失败了，德国总参谋长法尔肯汉被撤职。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总共伤亡54万人，德军伤亡43万人。

在凡尔登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法联军发动了索姆河战役，由英军担任主攻。经过一周的炮轰之后，7月1日进攻开始。战斗的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凡尔登战役，冲锋的英军官兵一片一片地倒在德军的机关枪扫射之下，整个战场变成了尸山血海。英军第一天就伤亡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参战军官。这种互相残杀一直持续了5个月。进入11月以后，由于下雨和泥泞，战争才停止下来。英法的进攻仅仅向前推进了几英里，英军却损失了42万人，法军损失了20万人，德军也损失了65万人。

战争开始以后，协约国利用其海上优势在全球各个海域围追堵截德国海军。虽然德国远东舰队在从太平洋返回德国途中，曾于1914年11月在智利海面击败了英国的一支小型舰队，但在同年12月8日就被另一支英国舰队拦截在阿根廷海面。德军5艘军舰中有4艘被英军击沉，最后1艘在英军的穷追猛打之下被德国人自己炸毁。印度洋上的2艘德国军舰有1艘被击沉，剩下的1艘逃进非洲一条内河躲了起来。地中海的2艘德国巡洋舰在英法舰队的逼迫下则躲进了土耳其海域。德国海军在公海上的失败注定了其海外殖民帝国的灭亡。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攻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本人还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把德国人从中国山东省驱逐出去，抢占了青岛和胶州湾。英国、法国和南非军队占领了德国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强大的英国主力舰队则掌握着北海的制海权，对德国实行了严密的海上封锁。为了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1916年5月31日，德国莱因哈德·希尔（1863—1928年）海军大将率领由101艘军舰组成的德国公海舰队乘大雾驶出基尔海军基地，在日德兰半岛附近海面与英国海军大将约翰·拉什沃思·杰利科（1859—1935年）率领的由151艘军舰组成的英国主力舰队遭遇。两天之内，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结果英国损失14艘军舰，伤亡6000余人，德国损失11艘军舰，伤亡2500余人。然而，实力雄厚的英国舰队仍然牢牢掌握着北海的制海权，此后德国海面舰队再也不敢向英国海军挑战。在地中海，法国和意大利舰队也对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了海上封锁。从战略上说，协约国的海上优势不仅可以封锁敌对的同盟国，而且可以使自己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坚持长期战争，同时还有利于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然而，同盟国也如法炮制，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面对俄国实行封锁，这成为俄国失败和提前退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德国为了反击协约国的封锁，从1915年2月开始在英国四周和法国沿海实行潜艇战，尤其是1917年2月1日以后，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进入“战争海域”的一切船只都将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共击沉协约国商船6000多艘，总吨位1500万吨，凡自英国开出的船只，每4艘中便有1艘被击沉，德国仅损失潜艇216艘。德国企图利用这种战术迫使英国投降，然而协约国在战争中迅速发展了反潜战术，从而越来越有效地保护商船航行。德国不仅没有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反而最终导致美国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

在战争初期，空军作为一个新的军种已经诞生并开始发挥作用。起初，由于飞机性能较差，仅被用来侦察、拍照、绘制地图或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此时，飞艇被大量用于轰炸敌人的目标，但飞艇目标大速度慢，极易被敌方枪炮击中，因而逐渐被飞机所取代。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技术的改进，各国逐步研制出各种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机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凡尔登战役中，飞机第一次正式参加战斗。此后，双方频繁出动飞机争夺制空权并配合地面部队进攻，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和轰炸对打击地面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俄国将军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1853—1926年）率兵进攻奥地利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8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为教训罗马尼亚并警告其他中立国，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使他们丢失了2/3的国土。罗马尼亚卷入战争后，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惟一的中立国家，协约国为争取希腊参战，对它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法国将军罗贝尔·尼韦尔（1856—1924年）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尔极力鼓吹一种他认为能以极少的伤亡来赢得胜利的新型闪电战。虽然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尔的进攻型战略最终还是被接受了。当时，德国也由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尔肯汉。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为了巩固和加强西线的防御，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即“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尼韦尔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于是遭到了一次次还击。不久，贝当将军取代了尼韦尔。由于战争的持续和环境的恶劣，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贝当将军不得不设法处理法国军队中普遍发生的叛变事件，并尽力排解士兵们的不满。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然经历了历史上最残酷的4年战争，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里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中蔓延。这些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普遍，最终导致了俄国的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数十年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1917年，俄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二月革命（公历3月12日）胜利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了争夺政权展开了斗争。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愚蠢地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列宁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占了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被推翻，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提议谈判。11月25日，利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1879—1940）又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呼吁各国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协约国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则表示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苛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战结束后宣布废除），与德国单独媾和。就这样，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却在此时介入了战争。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呼吁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美国人的普遍赞成，美国也因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和粮食而大获其利。然而到1917年，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使美国商船和人员遭受到重大伤亡，这成为促使美国参战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原因。1917年4月2日，美国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总统向议员们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此后，参、众两院相继批准了对德宣战书，总统随即于4月6日签署了战争决议。为了“使世界的民主得到保障”，美国终于向德国宣战。美国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作战不仅极大地加强了协约国阵营的力量，而且带动了一系列国家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其中包括中国、巴西、暹罗（泰国）、利比里亚、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一些小国，使协约国集团扩大到27个国家，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参战后，除去大大增加了对协约国的财政贷款和军火供应以外，还直接派遣大批军舰和陆军部队前往欧洲参加战斗，这对最后击败德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参战使这场原本是欧洲的战争终于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并且迅速决定了战争双方的胜负。

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具体、详细地陈述了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缔结公开的盟约，废止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降低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裁减军备；恢复各国被占领土并公正地调整各国边界；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建立国际联盟；等等。

从1918年3月到7月，德军在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春季攻势。这几次攻势在5月份达到了最高潮，德军再一次推进到马恩河一线，他们的巨型“贝尔塔大炮”已经开始轰击巴黎。然而，对精疲力尽的德国人来说，这毕竟是强弩之末了。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都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德国人的进攻最终被英法美联军所遏止。早在德军攻势开始后不久，协约国就成立了联军统一指挥部，法国的斐迪南·福煦（1851—1929）元帅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从7月开始，联军接二连三地发起强大的反攻。10月初，英军突破兴登堡防线，联军全线胜利推进。德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败退到比利时边界附近。

德国的盟国处境更加困难。1917年春天，英军攻陷巴格达，并在一年之后向北挺进。与此同时，英国人于1917年夺取了耶路撒冷，并于第二年长驱直入叙利亚北部，占领了大马士革。1918年9月15日，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突破保加利亚的防线，迫使保加利亚于3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同盟国中第一个退出了战争。9月18日，英军和起义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对土耳其人发起进攻并迫使其向北退却，10月30日土耳其投降。10月24日，意大利军队也向摇摇欲坠的奥匈军队发动了进攻，奥军作战失败并且丢掉了的里雅斯特港。奥匈帝国皇帝查尔斯一世（1916—1918年在位）无心再战，于11月3日签署了停战条约。

德军的惨败促使新任德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1867—1929年）于1918年10月4日向威尔逊总统请求停战，并同意在十四点建议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然而，战争仍在继续进行。10月3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其公海舰队出海与英国舰队决战。水兵们拒绝进行这种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基尔港的水兵于11月3日发动起义并立刻扩展到整个舰队，德国革命开始。革命迅速向全国蔓延，许多地区的政权都转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11月8日，慕尼黑起义后工兵代表苏维埃宣布建立巴伐利亚共和国。11月9日，首都柏林发生起义，柏林军队转向了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左派即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当天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由于斯巴达克派尚不能控制局势，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菲利普·谢德曼（1865—1939年）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巴登亲王宣布德皇退位，他自己也辞去了宰相职务，将政权转交给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年）所领导的临时政府。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匆匆逃亡到荷兰避难，霍亨索伦王朝覆灭。11月11日，在巴黎以北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联军司令福煦元帅和德国临时政府的两名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总共历时4年零3个月，遍布6大洲的31个主权国家参战，15亿人口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交战双方共动员了6500万士兵，其中约有850万人阵亡，2200万人伤残。此外另有1260万人死于同战争有关的其他原因。据估计，整个战争的经济损失高达3380亿美元。战争的结果，反动的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被推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被大大削弱。一战以后，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日益削弱导致西欧的世界霸权开始衰落。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几个民族国家也在战后相继赢得或恢复了独立，由此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

三、凡尔赛体系和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便开始积极筹备召开和平会议，以商讨对同盟国的处置方案。1919年1月到6月，和平会议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正式举行。27个战胜国和一些新成立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国北洋政府派遣外交总长路征祥率团出席。战败国和苏俄则被排除在外。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1841—1929年）任大会主席。不过，在巴黎和会期间全体大会很少召开，它只不过是大国幕后决定的表决机器而已。真正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维多里奥·伊曼努埃勒·奥兰多（1860—1952年）和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以及五国外交部长组成的“最高会议”，不久最高会议又缩减成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和意大利首相组成的四人会议，最后由于其他国家拒绝满足意大利的全部要求，奥兰多首相愤然退出会议，四人会议变成了三人会议。《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基调几乎全部是由这三巨头决定的。威尔逊总统曾把他的十四点纲领看成是维护永久和平的纲领，所以各国人民期望能将该纲领作为《凡尔赛和约》的范本。然而，各战胜国列强都怀着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到头来美国总统的著名纲领中只有四点得以实现，其他条款都化作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1919年4月下旬，在没有德国参加的情况下，战胜国列强拟定了极其苛刻的对德和约草案。然后，将德国外交部长召到凡尔赛接受和约文本，并以“对德国军事占领”相威胁，迫使成立不久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政府屈膝接受胜利者的判决。1919年6月28日，时值刺杀斐迪南大公5周年之际，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的凡尔赛镜宫，德国新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当着协约国代表的面签订了对德和约，史称《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主要涉及德国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领土、德国军备、德国赔款、德国殖民地等问题。关于德国西部领土，和约规定：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欧本和马尔梅迪地区划归比利时，北什列斯维希交给丹麦。萨尔盆地的煤矿由法国开采15年，行政暂时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最后归属。莱茵河东岸定为非军事区，不得设防，西岸划分为3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15年。德国东部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划归新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上西里西亚另一部、西普鲁士大部、东普鲁士一部和波森（波兹南）全部都划给了波兰。几乎全是德国人的但泽港成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其外交和关税事务则归波兰管辖。德国东普鲁士北部的梅梅尔归国际联盟监管，1923年交给立陶宛。德国的东普鲁士与本土分离，相互联系不得不通过狭长的“波兰走廊”。德国的自身领土总计丧失了1/8，人口减少了1/10。德国的殖民地则全部由英、法、比、日等战胜国以“委任统治地”形式加以瓜分。特别令中国人民无法忍受的是，协约国列强无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竟然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殖民权益移交给日本。这一帝国主义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北洋政府代表迫于国内反帝爱国浪潮的压力，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和约还规定解除德国的武装：除了少数几艘轻型舰艇外，德国不得拥有潜水艇和其他海上舰只；禁止德国拥有飞机和坦克；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其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0万名志愿官兵，并且撤销其参谋本部。为了确保德国不能对法国和比利时发动新的攻击，禁止它在莱茵河流域设置军事工事和保留部队。最后，协约国根据和约的“战争罪行条款”，要求德国及其盟国要对其侵略战争中给协约国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作出赔偿，德国赔偿的数额由“赔款委员会”于1921年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30年内付清。德国还必须负担驻德协约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

巴黎和会还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建议讨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其目的是维护国际新秩序，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1919年4月28日，全体大会通过了列强起草的26条《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其列为对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和约的第一部分。国联盟约宣布，国联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政府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义务，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对于侵略者，国联将给予经济和军事制裁。然而，盟约没有对侵略行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规定经济和军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国联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的主要机构是国联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国联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但国联的核心权力机构是由九国组成的理事会。英、法、美、意、日五大战胜国为常任理事国，四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选换一次。大会和理事会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全体成员的同意才能生效。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英、法、意、日、中等44个国家参加。然而，由于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参加国联的提案，并宣布不承认《凡尔赛和约》。最终结果，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德国和苏俄也被排除在外。因此，国际联盟蜕变为英、法维持凡尔赛体系的工具，而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作用。只有在双方都是小国的国际争端中，国联可以发挥一点防止战争危险的有限作用。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大国参与国际争端，国联就立刻变得无能为力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1938年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面对这些重大国际危机而无所作为最终使国际联盟彻底威信扫地。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战胜国分别与其他同盟国相继签订了和约。由于这些条约都是在巴黎郊区的不同地点签订的，所以均以这些地区的名称命名。其中包括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签订的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签订的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和1920年8月20日签订的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这些条约分别规定了各战败国割地、赔款和限制军队人数的条款。条约规定，奥地利除了割地赔款以外，还必须与匈牙利分立，并且不得与德国合并。领土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土耳其，80％的领土被各国瓜分。软弱无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同意接受该条约，但是土耳其人民却拒绝承认这个奴役性的条约。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1881—1938）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土耳其国民政府。此后，凯末尔率领国民军英勇战斗，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黜苏丹，结束了延续600年之久的奥斯曼专制王朝。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在瑞士的洛桑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同意土耳其人保有他们已经获得的领土，并从伊斯坦布尔撤出协约国军队。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凡尔赛和约》和这几个条约以及国际联盟盟约一起构成了一个条约体系，建立了一次大战后欧洲、西亚和非洲的国际新秩序，史称“凡尔赛体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但是它所带来的只是一种武力强制下的没有安全的和平。一方面，它通过委任统治制度使英法等列强“合法地”占领、掠夺、奴役战败国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因而必然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惩罚过于苛刻，这种几近无限的榨取和掠夺使德国等战败国的经济不堪重负，再加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后者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在失业、饥饿和绝望中挣扎，从而激起了战败国对凡尔赛体系的愤怒和向战胜国复仇的情绪，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制造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凡尔赛体系没有能够妥善地解决各国之间存在的民族问题和边界纠纷，使之成为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各战胜国之间也由于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尤其是日本和意大利对其所得利益并不满足，积极寻找机会夺取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又使惟一可能制止战争的手段归于无效，因而这些矛盾的激化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战争危机的来临。

战争引起革命。一次大战给交战各国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仿效的榜样。1918年11月9日，主要由斯巴达克派（左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派）发动的德国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但是政权却落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手里。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临时联合政府，称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艾伯特任主席。斯巴达克派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拒绝后，没有参加政府。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决定成立斯巴达克同盟，并出版了机关报《红旗报》。在此基础上，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左派”联合，于12月30日正式建立德国共产党，选出了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皮克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党纲明确宣布当前的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月5日，在德国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领导下，发动柏林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日，柏林50万工人群众涌上街头，一部分武装工人占领了火车站、警察局、电报局等战略要地，艾伯特等人被围困在总理府，政府军大多数处于动摇状态，少数倒向起义工人一边。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布艾伯特政府已经垮台，由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的全部职能。然而，由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尚不成熟，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没有掌握群众的多数，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工人阶级尚未做好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也没有能够建立坚强的工农联盟，加上独立社会民主党暗中派人与政府谈判，因而导致起义群众失去领导，陷于不知所措的境地。获得了喘息机会的艾伯特政府积极调集政府军和反动武装力量，于8日中断了谈判，并下令向起义工人发动进攻。11日，反动军队夺回了警察局等战略要地，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100多人被杀，700多人被捕。接着，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被占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5日被捕并在送往监狱途中被杀害。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在武力镇压下失败了。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共产党等革命组织继续进行斗争，从1919年2月到5月，工人群众在鲁尔区、萨克森等地和爱尔福特、哥达、柏林等许多城市发动了罢工和起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然而，在艾伯特政府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虽然共产党人率领刚刚组建的红军英勇作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十一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推动了德国历史的发展，促使德国的政治体制从半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共和国。1919年1月19日，艾伯特政府组织了国民会议的选举。选举结果，当选的国民会议成员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工农代表为数极少。2月6日，国民会议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开会，并于11日选举艾伯特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谢德曼被任命为总理，组成了有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参加的魏玛联合政府。7月31日，国民会议通过了魏玛宪法，并宣布从8月1日起生效。宪法规定德国实行议会制共和政体，国会由两院组成，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政府向国会负责；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享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等权力；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相当广泛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同时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当承认，这是一部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客观上也是十一月革命的成果。它的制订和实施标志着德国历史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都遭受了破坏，生产下降，债台高筑，财政紧张。法国和德国受到的战争破坏最为严重，法国1919年的工业产量比战前下降了2/5，农产品产量只及战前的2/3；德国1918年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下降2/5，粮食产量下降1/2；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农业生产在1920年的经济危机中也大幅度下降。西欧各国的对外贸易额锐减并出现巨额逆差，为了偿还战争贷款或赔款，各国政府大量印发纸币，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更加令人头疼的是大量失业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使西欧各国的政局极度动荡不稳，政府更迭频繁。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包括英共（1920年）、法共（1920年）、意共（1921年）在内的西欧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英国在1924年1月组成了第一届工党政府，自由党从此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法国也于1924年6月组成了左翼联盟政府。然而，意大利以及后来的德国却在战后的危机和混乱中产生了极右的法西斯政党，并最终建立了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

德国赔款问题是2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斗争焦点。根据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1921年的决定，德国总共应当赔偿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如果德国拒绝偿付，协约国可以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当时德国的财政金融状况极度虚弱和混乱，在支付了最初的赔款后，德国政府即要求延期偿付全部赔款。于是，坚持要求德国履行协议的法国和比利时于1923年1月11日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挑起了鲁尔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宣布停止偿付所有赔款和实物，并下令被占领区停工歇业。德国工业陷于瘫痪，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仅1至3月食品价格就上涨3—4倍，失业人数骤增，工人的每周工资只能维持两天的生活。极端困苦的生活推动德国工农群众急剧激进化，引发了1923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和德共领导的汉堡等地的工人起义。法西斯势力也乘机作乱，希特勒于同年11月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最后，在英美的压力下，法比同意在一年内撤军，英、法、意、比、日等德国债权国于1924年7月通过了“道威斯计划”，修改了德国赔款方案，并由英美向德国提供贷款。1925年2月，艾伯特总统去世，前帝国元帅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1926年9月10日，德国被接纳为国际联盟成员国，并成为理事会的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因而不能担任常任理事国）。1930年1月，在德国的要求下，债权国又通过了重新拟定的“扬格计划”，进一步减轻德国的赔款总数，延长付款年限；同时，协约国答应从莱茵区撤兵。然而，扬格计划未及实施，德国就卷入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德国赔款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到1932年7月的《洛桑协定》，规定德国只要分数次赔偿30亿马克即可了账。结果6个月后，希特勒上台执政，干脆一笔勾销了德国的赔偿义务。

从1924年到1929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呈现出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开始复苏和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科学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欧洲国际舞台上，各国都以保障自身安全、抑制邻国势力为目标展开外交活动。从20年代初开始，法国为了巩固既得利益、维护凡尔赛体系，就同比利时和波兰签订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或同盟条约；同时分别与“小协约国”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企图以此抗衡英国并包围德国。英国暗中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牵制法国，破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并且拉拢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抗衡“小协约国”。意大利则确立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制度，削弱南斯拉夫在亚得里亚海的地位，同时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友好条约，分化和打击“小协约国”。德国也企图利用英美同法国的矛盾，依靠英美制约法国。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小城洛加诺举行会议，经讨价还价后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总称《洛加诺公约》，其中主要文件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该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之间和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不违反有关莱茵军事区的规定，三国保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是，公约没有对德国的东部边界作出保证。1926年9月14日，在德国参加国联后，《洛加诺公约》正式生效。《洛加诺公约》虽然基本上维持了凡尔赛体系，但是却使德国恢复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法国的安全地位则受到了削弱。一次大战后，国际上对于裁军问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只是在1928年8月27日，根据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年）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比林斯·凯洛格（1856—1937年）的建议，经过各国之间的谈判后，美、英、法、德、日、意等15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通称《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后来，加入该公约的国家达到63个。公约的全部内容只有三条：一，各缔约国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废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二，各缔约国只能用和平方法处理或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或冲突；三，各方以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该公约。然而在签署条约时，英、法、美、日等大国却提出了“自卫行动不受条约约束”的保留条件，以致该公约在实际上化为乌有。不过，该公约毕竟为各国放弃战争政策和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成为二战后审判德、日两国主要战犯的法律依据之一。

然而，20年代后期的稳定和繁荣好景不长，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经济风暴很快席卷了西欧和除苏联以外的整个世界，它的冲击力不仅破坏了各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也严重地威胁到在凡尔赛体系下勉强维持的脆弱的国际和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大萧条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的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地位相对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欧洲国家已经在战场上打得伤了元气，美国人却趁机夺取了它们的市场，打进了它们的投资场所，并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美国与欧洲及整个世界的经济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突然改变都会产生世界性的连锁反应。

1929年初，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呈现出经济危机的迹象，但被一路疯狂上涨的股票行情所掩盖。10月下旬，纽约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市场突然崩溃，股票价格全面暴跌。在第一个月内，股票价格就下跌了2/5，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不断的下跌持续了3年。1932年最低谷时的纽约股票指数仅仅相当于1929年最高峰时的1/3，股票价格由平均每股365美元跌到81美元。股市的崩溃将许多破产的股票经纪人从华尔街的办公室抛向街头，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人手中的股票在一夜之间变得分文不值。股市危机很快波及到商业部门和工农业生产部门，引发了美国全面的经济危机。紧接着，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极端依赖美国资本和贷款的德国，此后又危及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英国，然后逐步蔓延到世界上除苏联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形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各国工业生产水平和贸易额直线下降，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失业人数急剧增长。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928年下降46.8％，德国下降45.3％，法国下降26.8％，英国下降10.8％。美、英、法、德四国约有29万家企业破产。各国农业也同样遭到了这次萧条的严重打击。战争期间，欧洲粮食价格的上涨引起了生产过剩。战后粮价持续下降，而经济危机则大大加快了粮价下跌的速度，1934年的粮价水平仅为1913年的61％。各国被迫削减农业生产，美国政府甚至收购并屠宰了数百万头猪、羊和数千万头牛作为肥料处理掉。

为了进一步挽回狂跌的物价和保护国内市场，各国在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之上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美国国会于1930年5月通过一项法令，将进口商品税率平均提高了40％左右。结果引发了各国的抗议和30年代的关税战，以致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性措施，各国进口税率比1929年提高了60％—100％。法国实行了进口限额制度，德国采取了以货易货的外贸制度，甚至连具有悠久的自由放任传统的英国政府也彻底抛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少了2/3，贸易实物量减少了1/4以上。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货币信贷体系也陷于灾难。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于1931年5月宣布它已失去清偿能力，这立刻导致数家与其有信贷关系的德国银行破产，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一片恐慌。为避免因储户挤兑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德国所有的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也关闭了两个月。在危机高潮期间，美国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或停业，有1万多家银行相继破产。面对欧洲各银行抛售英镑换取黄金的狂潮，英国于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贬值，从而刺激了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内市场。4个月之内，15个国家起而仿效，美国也于1933年4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于是，依靠国际金本位制维系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开始崩溃。

这些经济上的灾难带来了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企业倒闭和生产萎缩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长，最高峰时资本主义各国全失业人数达到3000万以上，半失业人数达到1000万至1500万，各国的失业率高达25％至50％，甚至更高。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1/4；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达800万，约占工人总数的43.8％；法国失业人数略少，但也比危机前有所增加。失业和政府削减开支导致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工人群众的生活陷入悲惨甚至绝望的状况。一幅拍自当时英国街头的照片显示，一位失业者背后挂着一块牌子，上写“我通晓三种行业，会讲三种语言，奋斗了三年，有三个孩子，失业三个月，但我只要一个工作”。失业者的悲惨处境与无奈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各国不仅建立高额关税壁垒，实行货币贬值，而且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失业保险补助，降低工人工资，限制信贷，加征新税，降低生产，维持物价。然而，这种以紧缩为主的应付危机的传统手段并没有阻止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面对这种局面，资产阶级右派企图通过扩大和加强垄断组织来度过危机，而左派社会主义者则呼吁实行重要产业国有化和提高失业补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为国家和政府出谋划策。在这次危机期间，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传播。根据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上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者的消费不足和资本家的投资减少则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凯恩斯认为，传统的紧缩政策只会使原已不足的需求更加减少，从而延长经济危机；因此要消除经济危机应当采取相反的措施，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增加投资，扩大公共工程，以便减少失业，刺激和鼓励消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应当承认，虽然凯恩斯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但它对缓解经济危机确实有一定作用。然而，起初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并没有重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只是在危机发展到最为严重的1932年底和1933年初，美国的新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年）才率先采纳了与凯恩斯相近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大规模地推行“新政”，终于使美国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此后，各国政府纷纷效法，甚至连标榜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增加失业补助，提高工资，扩大并资助住宅建设。这样，在危机持续5年之后各国经济终于缓慢复苏，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开始疯狂扩军备战时，经济危机才真正被克服。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是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运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极大地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和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次空前的经济危机对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机带来的灾难激起了西欧各国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工人罢工、群众示威和农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斗争高潮。危机的发展导致英国的工党政府倒台，法国也改由保守派政府执政。更加危险的是，经济萧条使独裁主义学说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信奉，起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迅速蔓延，法西斯组织在各国相继出现，如法国的“火十字团”、奥地利的“护国团”、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甚至连一向厌恶极端主义的英国和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这次危机中受益最大的是德国纳粹党，正是在危机进行的过程中纳粹党恶性膨胀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也正是在危机末期的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政权，建立起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统治。

经济危机还进一步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关税战、资源战和金融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分化和重组。资源相对贫乏、金融力量较弱的德、意、日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法西斯集团。而垄断了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为了与法西斯国家竞争，于1936年秋签订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这样，两大经济集团的形成为日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同时，为了减少国内失业和在世界上争夺“生存空间”，各国逐渐放弃了在战后为裁减军备所做的种种尝试，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的计划。因为军火生产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提供了实在的就业机会。希特勒正是通过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使其国家成功地摆脱经济萧条。此后，20年代达成的国际和解逐渐遭到破坏，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危机。只有在大萧条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纳粹党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经济根源。

四、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战争、破坏、死亡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最初产生于意大利。早在1914年10月，一些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就组织了“法西斯”，鼓动意大利转向协约国一边参战。但是在西欧帝国主义列强中，贫穷的意大利实力最为薄弱，因而经常受到其他强国的排挤。在大战期间，意大利总共动员了550多万名士兵，伤亡高达215万人，财产损失650亿里拉，国家所欠外债增加到190亿里拉。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意大利仅仅分得南蒂罗尔地区和的里雅斯特港，甚至连英法在1915年暗中许诺战后割让给它的土地都没有全部兑现。外交上的失败引起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和强烈的屈辱感，他们认为意大利多年来追求强权与建立帝国的梦想之所以一再化为泡影，都是由于意大利统治者的怯懦无能所致，因而出现了一股蔑视现政权的风气，旧统治阶级的成员公然被人瞧不起。

战后，随着军事订货的减少，意大利工业生产大幅下降。1920年，意大利又爆发了延续两年的经济危机，煤、铁、电的产量进一步下降，破产企业从1919年的500家增加到1923年的5700家，农业生产也陷于萎缩状态。经济危机还引起通货膨胀，里拉贬值，生活费用猛涨，投机倒把盛行。劳动力市场本来已供过于求，数百万复员士兵又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经济危机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全国爆发了反对物价飞涨、要求提高工资的大规模的罢工。1920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发展到高峰，全年罢工1881次，罢工人数达到230余万。有些地区的工人建立起工厂委员会，全国各地工人展开了夺取工厂的斗争，大工业的半数以上的企业被工人所掌握。同时，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了“红色同盟”，展开了夺取土地的斗争。1921年1月21日，以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同中派和右派决裂后，正式宣布建立意大利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国际。经济和社会危机引起意大利政局不稳，内阁频繁更迭。1918年至1922年间，4年更换了5届政府，最短命的政府仅仅维持了7个半月就垮了台。一些鼓吹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极右派组织也乘机大肆活动，甚至强占亚得里亚沿海的独立港市阜姆，宣布成立阜姆共和国，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得以滋生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领导的米兰的法西斯组织。

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罗曼纳地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铁匠家庭。少年时期，他是学校里的小霸王，性格粗暴孤僻，动辄便拳脚相加或拔刀相向，他曾刺伤过一个女友，而且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并且以此为荣。青年时期，他曾阅读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后者鼓吹的大胆叛逆和权力意志的思想激发了他的野心。17岁时，他因逃避兵役离开意大利前往瑞士，并加入社会党。后因宣传社会主义和煽动罢工，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1904年他回到意大利后，成为一名政治记者，并于1909年创办《阶级斗争报》。1912年，他当上了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此时墨索里尼的思想是各种相互矛盾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大杂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改变了原先的反战立场，主张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因而被开除出社会党。在丢掉《前进报》编辑职务之后，墨索里尼在米兰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他通过这份报纸进行狂热的战争煽动。1915年意大利参战后，墨索里尼应征入伍。1917年受伤退役后，他重返米兰继续主编《人民报》，鼓吹建立有利于意大利的战后和平。1919年3月，他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法西斯组织“法西斯战斗团”。

“法西斯主义”一词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拉丁字fasces，意为中间插着一柄锋刃向外的战斧的束棒，象征着古罗马国家的权力；其二是意大利字fascio，意为联合或团体。因此，法西斯被看做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象征，它成了墨索里尼反对软弱的议会政治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武器。1919年，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法西斯制定了一份蛊惑人心的激进纲领，其中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普选权，对军事工业实行国有化，提高工人工资，实行法定8小时工作制，农村按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土改，没收教会土地，对资本和遗产课以重税，战争利润的85％充公，承认国际联盟以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然而，1920年5月，另一个较为保守的纲领取代了先前的纲领，新纲领有意删去了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要求。尽管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将自己装扮成工农的救世主，但是它仍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法西斯候选人全部落选。直到1920年，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失败为法西斯运动带来了转机。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一批怀有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对社会不满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工人加入了法西斯组织，使法西斯和亲法西斯组织的成员扩充到40余万人。在1921年5月的大选中，法西斯组织获得了35个议席，墨索里尼进入了议会。同年11月6日，以墨索里尼为领袖的国家法西斯党在罗马正式成立。法西斯党将法西斯束棒定为党徽，以黑衫作为制服，因而该党又被称为黑衫党。此后，大批军官和退伍士兵加入该党，以他们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武装战斗队——黑衫队。

此时的法西斯党已经是一个拥有大量金钱、自己的报纸、众多的党徒和准军事组织的强大政治运动，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墨索里尼公开叫嚷要实行法西斯一党独裁，打倒一切其他政党，“把自由主义观念、强弩之末的民主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洪水猛兽般的乌托邦精神一齐扫荡”。他把意大利的衰落归罪于民主政治和传统政党的腐败无能，指使法西斯暴徒到处殴打、枪杀政治活动家。他指责社会主义者和新成立的共产党是制造动乱的祸首，使用暴力手段迫害甚至杀害社会党、工会和共产党的成员，袭击社会党总部、共产党机关和工会组织，捣毁《前进报》编辑部，破坏工人罢工，驱散群众游行，保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墨索里尼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由此赢得了有产阶级的青睐与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可以依靠危险性较小的法西斯主义对付可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在墨索里尼的眼里，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通过暴力对抗来赢得和保持政治权力的手段，至于是否要保持纲领和行动的前后一致并不重要。

到1922年秋季，法西斯党已经在米兰、伦巴第等城市和省份掌握了政权，墨索里尼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24日，法西斯党在那不勒斯召开大会，会上墨索里尼叫嚷：“要么允许我们掌权，要么我们就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会后5万名全副武装的黑衫队员向罗马进军。首相要求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尔三世（1900—1946年在位）宣布戒严令并允许使用军队镇压法西斯以恢复秩序。优柔寡断的国王刚刚宣布紧急状态，很快又改变了主意。28日，黑衫队开进首都，首相被迫辞职。10月29日，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并责成他组阁。就这样，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不发一枪一弹便夺取了意大利的中央政权。

墨索里尼初任首相时，由于法西斯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多，他只好暂时组成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4名阁员中只有4名法西斯党成员。为了赢得时间以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墨索里尼向议会保证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以此换取了为期12个月的绝对执政大权。1923年1月11日，首先建立了30人组成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统治机构，墨索里尼自任主席。1924年4月，按照新选举法举行了议会大选，在法西斯分子的暴力恫吓和阴谋利诱之下，法西斯党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法西斯党的肮脏手法引起了其他政党的不满，一位社会党领袖在议会上愤怒揭露法西斯分子的丑行，结果惨遭暗杀。反对党议员组成反对法西斯的“阿文廷联盟”，但是在国王、封建贵族和垄断寡头的支持下，墨索里尼于1925年1月宣布决心用武力镇压反法西斯的活动。不久，法西斯党便改组了内阁，把非法西斯阁员全部清除出去，从而确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国家高于一切，国家就是一切，国家领导一切”；公民没有权利和自由，只有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允许反对国家和政府。根据这一原则，法西斯党在全国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西斯化改造。1925年颁布出版法，取消言论和新闻自由，只允许亲法西斯的报刊存在，并将一半新闻记者解职。1926年11月又颁布非常法和国家保卫法，进一步剥夺了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解散除法西斯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团体，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议员资格，同时加强了对反对派人士的镇压措施。从1925年到1929年，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和法令，废除了政府部长对议会负责的制度以及议会罢免首相的权力，地方市长和市议会也从原来由地方选举改为由上级任命，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只对首相一人负责的行政体制。同时法律规定，首相和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主席应当由同一人担任，为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法西斯党还组建了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建立了法西斯的青少年组织和工会，用来控制工人群众和毒化青少年。1929年，法西斯政府与梵蒂冈达成相互承认的协议，取得了教皇的支持。至此，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大功告成，终于在意大利建立起严厉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墨索里尼从此可以放手推行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梦想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德国法西斯主义也是从一战结束后开始兴起的，然而取得政权却比意大利法西斯要晚。法西斯最终在德国取胜是由许多不同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有：首先，德国战败的屈辱和《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过度惩罚所引起的强烈不满和复仇心理；其次，军国主义传统和民族沙文主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再次，大萧条带来的严重失业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绝望情绪；最后，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

在一次大战前和战争中，德国一直处于半专制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政治上缺乏民主传统，战后刚刚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根基十分脆弱，难以树立起民主政治的威信。魏玛政府经手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丧权辱国的羞耻和割地赔款的沉重负担，以致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崩溃。1919年秋季，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里，一个前德军下士奉陆军政治部之命调查慕尼黑的一个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不久他当上了这个仅有7个人的小团体的头目并把它改造成日后令人生畏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旧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此人即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

希特勒于1889年出生在毗邻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小城布劳瑙，父亲是当地海关的职员。希特勒受过一般的初等教育，但是由于脾气暴躁、刚愎傲慢，很难适应学校的教育和纪律。1905年他退学之后前往维也纳，希望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或建筑，但两次尝试都被拒绝。贫困潦倒的希特勒只好以打零工和沿街兜售自己画的明信片为生。在此期间，他形成了一些激烈的政治偏见，他认为这个世界对他太残酷，因而他仇恨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特别是犹太人，由于他把犹太教与马克思主义联在一起，所以他也仇视马克思主义。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希特勒虽为奥地利公民，却报名参加了巴伐利亚军队。他曾在西线作战并负伤，由于在战争中表现勇敢而赢得了铁十字勋章。德国的战败投降深深地刺痛了他，他认定德国的失败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暗中破坏所致。

战后，希特勒当上了纳粹党的领袖，并于1920年2月发布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份以民族复兴为号召的纲领拼命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和对外扩张，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联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同时要求获得更多的领土和殖民地来养活德国人民和迁移过剩人口。为了拉拢小资产阶级群众，纲领中还包含了一些反对垄断资本、维护小工商业者利益的内容，并提出要进行适合德国需要的土地改革。然而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兑现过，在纳粹党掌权前夕，希特勒完全抛弃了这些半社会主义的口号，投入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怀抱。希特勒还亲自为纳粹党设计了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恐怖的红底白圆心、内嵌一个黑X字的党旗。希特勒进一步改造了党的组织，取消了委员会领导制，确立了领袖原则，并自任党的元首（即领袖），纳粹党从此成为希特勒一人控制的独裁主义政党。

1923年的鲁尔危机引起德国国内局势的动荡，希特勒联合前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乘机于11月9日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企图先在慕尼黑夺取政权，然后进军柏林。忠于政府的军队很快镇压了纳粹暴动，希特勒被判处5年徒刑。在狱中，希特勒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一口咬定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因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从背后捅了一刀，因此应当把那些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以便使德国的种族纯净化。他竭力鼓吹德国应当重新武装，向劣等的斯拉夫种族夺取生存空间，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该书集法西斯主义之大成，出版后成了纳粹党徒的教科书。1924年，希特勒提前出狱。他总结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教训，决定争取统治集团的支持，走合法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扩大纳粹党的群众基础，完善纳粹党的组织。他重新划分了党的内部机构并加强了地方基层组织，建立起遍布全国的纳粹党系统；同时重整武斗组织冲锋队（又名褐衫队），并组建了更加精锐的党卫队，用来保卫纳粹头目的生命安全。纳粹党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退伍军人和流氓无产者中间发展组织。同时希特勒开始积极同垄断资本家拉关系，私下向他们透露纳粹党打算对外扩张和镇压共产党的真实底牌，并把纳粹党纲领中反对垄断资本的内容悄悄删掉。然而，在西欧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纳粹党的势力仍然难以迅速扩展。1928年，纳粹党员人数才不过10万，在同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3000多万张选票中只获得81万票，在国会600多个席位中只得到区区12席。

1929年的大萧条给希特勒帮了大忙。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银行纷纷破产，国家黄金储备骤减，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最为可怕的是工人大量失业，1932年初全失业人数达到80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3.8％，半失业工人有22.6％，许多人甚至得不到最微薄的失业补助金。随着工厂倒闭的增加，大量中小业主遭到破产的命运，广大中小农户也被迫出卖土地。全靠工资为生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在货币贬值的打击下，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化为乌有。教师、医生、工程师和文艺界人士的失业人数也高达10万人之多，高等学校每年2.6万毕业生中只有1万人能找到工作。当时魏玛政府实行的增税、裁员、减薪和降低救济金的紧缩政策无异于给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困境雪上加霜，引起了德国中下层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德国统治阶级也对魏玛政府的软弱无能日益不满，他们希望出现一个能够对内平息革命、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为德国开疆拓土的强有力的政府。

这对纳粹党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希特勒立刻开动了纳粹党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竭尽其所能取悦所有阶层的人。纳粹党用工作和面包的诺言引诱工人，用保护中小企业的提案拉拢中小业主，用取缔土地投机、发放土地经营贷款的空头支票吸引农民，还利用各种吸引人的活动将大学生和青年收罗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等纳粹青年组织中去。同时，纳粹党利用全体民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情绪和盼望民族复兴的要求，猛烈抨击《凡尔赛和约》，向所有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体系的枷锁，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和扩大生存空间的扩张主义。他们也没忘记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一幅当时德国街头的宣传画上，希特勒照片下面用大字写道：“希特勒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于是，被大萧条推入绝境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在纳粹党的蛊惑下，把希特勒看成他们的救星，蜂拥加入纳粹党的组织。到1933年，纳粹党员猛烈膨胀到100万人，其中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官吏、职员、独立劳动者和农民占了2/3，工人占不到1/3。希特勒在拉拢中下层民众的同时，又加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他乘坐轿车跑遍了整个德国，同工业界巨头进行私下会谈，并向数百名垄断资本家发表演说。他一再向资本家保证，决不会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权力，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和民主制度，主张建立独裁统治和扩军备战。从此，面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日益增长的危险而感到惊恐不安的垄断资本家们用源源不断的金钱给予纳粹党以有力的支持。希特勒还以取消冲锋队为条件，争取到国防军的支持。此外，纳粹党也加强了同其他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这一切煞费苦心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多万张选票和107个议席，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虽然希特勒在1932年春季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兴登堡，但在同年7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大获全胜，共获1374.5万张选票和230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然而，纳粹党并没有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也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因为纳粹党不愿支持任何不以希特勒为首的内阁。1932年11月，一些反动的工业家、银行家和容克贵族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由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贵族弗朗茨·冯·巴本（1879—1969年）任副总理。当时，由于纳粹党在国会中未占绝对多数，内阁的12名成员中只有4名纳粹党人。于是，希特勒提出“一体化”的口号，谋求建立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政权。希特勒充分利用了群众支持纳粹运动的高涨情绪，说服兴登堡总统解散国会，并下令于3月5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为了减少共产党在国会中的票数，保证纳粹党取得多数，纳粹分子于2月27日一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然后贼喊捉贼，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以此为借口开始大肆迫害共产党，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年）等1万多人被捕入狱，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依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恼羞成怒的纳粹政府立刻宣布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所有政党，而且禁止组织新的政党。从此纳粹党成为德国惟一的合法政党，国会也由清一色的纳粹党人组成。新国会通过了“授权法”，将立法和行政权力统统授予希特勒，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名存实亡了。不久，纳粹政府取消了各邦议会，将各邦政府改作中央政府的下级行政机构，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联邦制。为了获得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希特勒利用党卫队清洗了冲锋队，此后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成为纳粹党实行独裁恐怖统治的主要支柱。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最后障碍消除了。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希特勒修改了宪法，取消了总统职务，自任国家元首和总理，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体制。魏玛共和国的国旗落地，取而代之的是纳粹党党旗，新的德国被称为第三帝国。从此，德国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宪法中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的保障一律被取消，对报刊、广播、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美术和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报刊新闻和社论都必须经过纳粹党宣传部审定，宣传和教育的重点内容是纳粹的种族主义谬论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叫嚣，学校成了战争后备军的军事训练所。纳粹党在学术界也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对45％的官方学术机构进行了改组和整顿，大批不合纳粹胃口的优秀人才被清洗、逮捕、抄家、杀害或驱逐出境。一切进步的思想文化，不论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遭到绝对禁止。纳粹党徒甚至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焚书活动，2万多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国优秀文化著作被付之一炬，充分暴露了法西斯主义敌视人类精神文化的丑恶面目。

纳粹党将反动荒谬的种族主义作为其理论的中心支柱。希特勒反复鼓吹种族斗争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宣扬雅利安人是优等种族，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因而有权统治世界，征服和利用劣等种族，尤其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纳粹党执政后，便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排犹高潮。从1933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纳粹政府多次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经商，也不许他们担任国家公职、参军或充当教师，甚至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与德意志人通婚，致使无数犹太人逃亡国外。同时，纳粹党徒不断袭击和虐待犹太人，焚烧犹太教堂，捣毁和关闭犹太人商店，强迫犹太人清扫街道。第二次大战爆发后，德国开始在占领区设立犹太人隔离区和死亡集中营，虐待和迫害犹太人，并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室和焚尸炉成批屠杀无辜的犹太人，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据统计，在纳粹党执政期间，约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是纳粹集团犯下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是对人类文明最野蛮的践踏。

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并满足扩军备战的需要，纳粹党执政后立即着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迅速把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1933年到1935年，德国政府按照战争的需要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全部国民经济的控制。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合作先后设立了“德国经济总会”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负责控制全国经济和动员经济资源，将工业和农业全部纳入了国家管制和为战争服务的范围。随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推进，德国的军需生产迅速增长。从1933年到1939年，军需生产增长了11.5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仅增长了43％和2.1倍，同期内的军费支出在预算总支出中的比重也从24％上升到58％。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英法，再次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而德国的军火产量竟然高达英美两国总产量的两倍多。

战争复仇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的既定目标，因此纳粹党上台伊始就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1935年，鲁登道夫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总体战》一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总体战理论。该书认为未来战争不是军队单独的活动，而是交战各国动员全部经济资源和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争，因此德国必须确立民众精神上的一致，在各方面做好战争准备。纳粹党执政后便把总体战略确定为基本国策。鉴于不利的国际地理环境极易使德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军方最终制定了集中大量坦克和优势兵力在主要打击方向上实施突然袭击以求速战速决的“闪击战”战术原则，以此来取代一次大战中那种消耗性的、无效果的阵地战。为了推行既定的战争扩张政策，纳粹德国一步一步地公然撕毁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军备限制条款，开始进行重新武装。1935年，德国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要求和平时期总兵力达到50万人，翌年的扩军计划又要求增加到83万人，战时将扩大到462万人。同时德国宣布重建空军，1933年初德国总共只有250架飞机，到1939年秋仅第一线的飞机就猛增到4093架。海军舰艇的总吨位也从1935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39年的35万吨。这样，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的毁约扩军使德国再次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策源地之一。

此时，各国的法西斯政权逐渐羽翼丰满，开始了战争冒险。日本帝国主义首先于1931年9月18日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联盟软弱的谴责后，日本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1937年7月7日和8月13日，日本分别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和上海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墨索里尼很早就开始鼓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益论，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永远没有利益的真正协调一致，国际主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反常产物；斗争是万物之源，战争可以使人精神振奋，民族振兴，一个民族若不扩张，终将衰亡。为了实现多年的扩张野心，并将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连接起来，意大利于1935年10月3日向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当时名为阿比西尼亚）发动了进攻。埃塞俄比亚军民在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1930年至1974年在位）的领导下进行了悲壮的抗战，直到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军队才攻陷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埃塞俄比亚亡国。

德国与日本一样，也在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以便摆脱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束缚，为今后的侵略取得行动自由。1936年3月7日，在德国开始大规模扩军后不久，希特勒命令德军3万余人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德国不再受《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约束，在莱茵区恢复不受限制的完整主权。面对希特勒的挑战，国联和英法的反应仅仅是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他逐渐增派部队，巩固了已占的阵地，从而为日后的西线进攻获得了前进基地。

1936年2月，由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翼等组织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成立了共和政府，并开始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年）等反动军官为首的右翼反共和势力决心用武力推翻合法的共和政府，他们策动西属摩洛哥、加纳利群岛和西班牙本土的驻军于1936年7月18日至20日发动叛乱，并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部登陆，企图扼杀共和国。于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了协助西班牙法西斯势力扑灭人民革命并从陆地上包围法国，德意两国的法西斯政府从1936年7月28日开始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整个战争期间，共有25万意大利官兵和5万德国官兵进入西班牙参战，两国还向叛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然而，英法政府却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了不干涉政策，拒绝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有苏联政府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了贷款和军用物资，并派出军事顾问和指挥人员协助共和军作战。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组成了国际纵队，来自53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与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并肩作战，数千名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共和军英勇奋战了2年零8个月，终于在德意法西斯干涉军和佛朗哥叛军的联合进攻下被击败。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失败了，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起一个亲德意的法西斯专制政权。

德国和意大利同属法西斯国家，又都对《凡尔赛和约》极度不满并抱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因此，它们之间虽然有一些矛盾，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互相支持的需要使它们比较容易接近。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共同支持进一步推动它们协调了双方的立场和利益，加强了相互支持与合作。1936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了秘密的《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不久，德日两国也于同年11月25日签署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正式加入该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同年12月，意大利也步德日的后尘，退出了国际联盟。法西斯国家实现了初步联合之后，便开始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年）出任英国首相，开始全面推行对法西斯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认为可以通过妥协退让和牺牲中东欧小国的利益换取德国放弃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并企图把德国侵略的祸水引向苏联，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在英国和意大利的默许之下，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希特勒唆使奥地利国内的纳粹分子不断游行示威、制造骚乱，同时对奥地利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软弱的奥地利政府总理被迫辞职，由奥地利纳粹党的头目阿图尔·冯·赛斯—英夸特（1892—1946年）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在希特勒授意下，赛斯—英夸特以奥地利政府的名义请求德国出兵帮助维持社会秩序。1938年3月12日晨，德军越过边境，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奥地利。13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德奥合并的文件，奥地利被吞并，成为德国的“东方省”，赛斯—英夸特任省长。对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行径，英法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态度，美国则坚持孤立主义的中立立场，4月初，英、法、美分别承认了既成事实，并以驻维也纳领事馆取代了各国原来的驻奥使馆。

德国顺利占领奥地利之后，大受鼓舞的希特勒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320万德意志人，约占总人口的23％，主要聚居在德捷边境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把占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步。他故技重演，通过苏台德地区的亲纳粹组织“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分裂活动和陈兵边境的武力威吓，企图里应外合地威逼捷政府屈服。然而，捷政府却出乎意料地决心抵抗并宣布全国总动员。遗憾的是，满脑子绥靖思想的英法领导人害怕捷德开战会引发欧洲战争，因而企图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来换取英法的安全。于是，1938年9月29日，在没有捷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开会，讨论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会上墨索里尼拿出一份由德国起草的协定草案，英法立刻表示赞同。9月30日凌晨，四国首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毗邻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协定签订后，张伯伦和达拉第向捷政府代表宣读了协定的内容，并交给他们一张地图，责令立即执行。万般无奈的捷政府只好接受了大国强加的协定。喜出望外的张伯伦手里挥舞着上有希特勒签名的形同废纸的《英德宣言》，声称从此欧洲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慕尼黑协定》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纵容了希特勒，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占领苏台德区几个月以后，德军于1939年3月大举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陷于纳粹德国之手。1939年4月7日，不甘落后的意大利也出动军队侵入阿尔巴尼亚，并于10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全境。从此，意大利国王自称是“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

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机，各国政府在积极扩充军备的同时，在外交上展开了争取政治和军事结盟的紧张活动。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订了《德意友好同盟条约》，结成了实际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英法两国也于1939年3月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战时相互支援的协议，并开始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制定两国对德作战的共同战略，还商定建立战时盟国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部。不久，英法两国政府决定，一旦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法将立即给予波兰以全力支持。随后，英法两国又对希腊、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国提供了安全保证。

为了对抗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联早在1933年至1935年间即同美国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且担任常任理事国，以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然而在1939年大战爆发前，英、法、苏三国之间的政治谈判和军事谈判因各种矛盾而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了挫败英法祸水东引的阴谋，于1939年8月23日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关头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附属议定书”。双方在保证互不侵略对方的前提下，还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这一条约的签订，一方面为苏联赢得了近两年的战争准备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德国暂时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其入侵波兰和发动世界大战制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的欧洲已经是战云密布，一场有史以来最为野蛮残酷的战争灾难即将降临到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头上。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以150万大军、25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的优势兵力分南北两路大举入侵波兰。英、法获悉这一消息后，先后向德国发出警告，要求德国停止进攻，撤出一切军队，德国对此置之不理。9月3日中午，张伯伦发表声明，英国处于对德作战状态，并遗憾地承认他争取和平的长期奋斗终于失败。法国也在当天晚上宣布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不久，英联邦的成员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也先后对德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波兰战争中，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新式“闪电战”的致命威力。由于波兰几乎全是平原地带，它无法抵挡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装甲部队的突击。虽然华沙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华沙保卫战，但到9月27日该城终于陷落。9月底，所有波兰军队相继被围歼。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往罗马尼亚，然后再从那里逃往法国。一个月之内，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完全从地图上消失了。

当纳粹的铁蹄践踏波兰时，英国和法国却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他们不能进入德国人已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也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区后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阻挡。法军于9月9日在西线发动了一次有限进攻之后，很快就停顿下来，双方进入“奇怪的战争”的僵持状态。

1939年9月17日，苏联政府照会各国，宣布苏联中立，同时开始调整西部疆界。到1940年8月，苏联通过战争和威胁手段，先后占领了波兰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南部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从而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150—400公里，建立起从波罗的海直到黑海的“东方战线”缓冲带。苏联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各国的不满，致使国际联盟大会决定开除苏联。

1940年春季，西线奇怪的战争变成了闪电战。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在4小时内就占领了丹麦。几天前，德国海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向挪威重要海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挪威前国防部长维德库恩·吉斯林（1887—1945年）等挪威内奸的配合下，德军很快占领了首都奥斯陆和其他港口。6月10日，德军在击退英法联军后占领了挪威全境，并扶植吉斯林成立了挪奸卖国政府。5月初，德国在西线集中了包括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内的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4500架飞机的兵力，分三路向荷、比、卢和法国展开进攻。根据德国修改后重新制定的“曼斯坦因计划”，德军C集团军群从正面佯攻马奇诺防线，牵制法军；B集团军群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展开进攻；而德军主力A集团军群则避开英法军队主力，出其不意地经由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森林地区进攻色当。5月10日，在向荷、比、卢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德军B集团军群立即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发起了闪电攻势。5月14日，德军攻占鹿特丹要塞，15日荷兰无条件投降，女王和大臣乘英国军舰逃往伦敦。比利时军队在英法联军的配合下坚守了数天，但当英法军队撤离比利时向色当反攻时，比利时的防线遂告崩溃，德军于5月17日占领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在德军A集团军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只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德军在装甲部队的引导下，蜿蜒穿过崎岖的山路，于5月12日傍晚轻易攻占了色当。翌日，德军强渡马斯河。英法联军急忙调集部队向色当反攻，但未获成功。结果，德军从马斯河西岸出发迅速向西挺进，于21日抵达英吉利海峡，分隔了英法联军并将英法40个师的部队三面合围在敦刻尔克地带。从5月26日到6月4日，英国和法国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船舶，从军舰、商船到游艇和木帆船，展开了大规模的撤军行动。最后撤出33.82万人，仅留守的4万名法军被俘。英法虽然损失了大量装备和物资，但却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因而这次撤退被誉为敦刻尔克奇迹。

德国对北欧和西欧各国的侵略宣告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许多保守党人转而支持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年）的对德强硬路线。1940年5月10日，德国进攻西线的消息传来，张伯伦被迫辞职，丘吉尔正式出任首相，组成了由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决心与德国战斗到底。5月13日，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在下院发表演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我们决不投降！”从此，丘吉尔带领他的同胞们走上了不妥协的反法西斯道路。

1940年6月5日，德军开始进行“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A、B两路德军从东南和西南向巴黎迂回，并包抄了马奇诺防线的后路。此时，意大利趁火打劫，于6月10日向法国宣战，以32个师对法国6个师的优势兵力向法国南部边界进攻却未获得任何进展，不过意大利的参战或多或少加快了法国的崩溃。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图尔，14日又迁往波尔多。11日，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14日德军未经战斗便占领了巴黎。同一天，德国C集团军群在A集团军群的配合下，突破马奇诺防线并围歼法军近50万人。16日晚，法国总理保罗·雷诺（1878—1966年）辞职，由当年凡尔登战役的英雄、如今的主降派贝当元帅接任总理职务。翌日，贝当发表广播演说，要求全国停止战斗并向德国请求停战。6月22日，在一战结束时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贡比涅森林里的同一列火车上，法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对德投降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覆亡。根据法德停战条款：法国必须释放所有德国战俘，解散法国军队，交出一切武器弹药，法国军舰和飞机必须在德意控制下解除武装，阿尔萨斯和洛林划归德国，法国北部和西部约3/5的领土由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军的给养费由法国政府承担，南部残留地区由法国政府管辖。7月1日，贝当政府迁都维希，史称“维希法国”。

然而，就在贝当政府请求向德国投降的当天，法国陆军部副部长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将军飞往英国伦敦，开始筹建“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和法国军事学院，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年至1937年在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极力提倡坦克战思想，但未能引起法国军界的重视。面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侵略势力的崛起，他一贯主张坚决抵抗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并指责慕尼黑协定是投降行为。在法兰西战役中，他曾率领第四装甲师重创德军，因功被提升为准将。戴高乐将军抵达英国的第二天，即在电台上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参加“自由法国”（后来改称“战斗法国”）运动，继续同德国占领军战斗。在贝当政府投降后，他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并同国内占领区地下抵抗组织及海外军民建立了联系，为抗击法西斯而斗争。1940年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自由法国”，两国之间建立了实际上的反法西斯同盟。

德国在征服西欧之后本想进攻苏联，这就需要拉拢英国，以便维持西线的和平。希特勒多次向英国表示和谈的意图，都被丘吉尔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希特勒终于决定首先对英国作战。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制定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海狮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军队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强渡英吉利海峡，在必要时全部占领英国。但是德国在海军和渡海装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于是希特勒寄希望于通过猛烈的空袭逼迫英国求和，而无需进行渡海作战的冒险。从1940年8月开始的德国对英空袭发展成为重大的不列颠战役，该战役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5月。

从8月11日起，成千架德军飞机开始猛烈袭击英国空军机场和雷达站，企图夺取制空权。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德军的轰炸严重破坏了英国南部的军用机场和雷达站，几乎摧毁了南部整个通讯系统。但是英军顽强应战，曾取得以34架飞机的损失击落敌机72架的重大胜利。此后，英军逐渐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转入有限的进攻。从9月7日起，不列颠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德军开始对伦敦和主要工业城市实施恐怖袭击，企图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德国空军虽然拥有2比1的数量优势，但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1893—1946年）却不断地变换轰炸目标，致使一些城市虽遭轰炸，但死亡人数却很低，工业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英国人民的士气反而更加高涨。9月15日，伦敦的空战达到高潮，德机昼夜空袭，英军严密防守、英勇奋战，当天击落德军飞机60架，英军却仅损失26架。因此这一天被英国定为“不列颠战役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英国人民都要庆祝。在整个不列颠战役中，英军以915架飞机和414名飞行员的代价击毁了1733架德国飞机，击毙和俘获6000名德国飞行员，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的进犯，胜利地捍卫了英国的领土和领空，使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始终未能实施。

此时，意大利趁英国困守英伦三岛之际，于1940年7月初至9月中旬进攻英国在东非和北非的殖民地，先后攻入或占领了苏丹、肯尼亚、英属索马里和埃及等地。英军在埃塞俄比亚游击队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援下，于1941年1月开始在东非对意反攻。先后占领厄立特里亚首都和意属索马里首都，并收复英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1941年4月，埃塞俄比亚复国。同时，英军在北非进攻意军获胜，意军损失惨重，退入利比亚。希特勒为了援助意大利，派遣由号称“沙漠之狐”的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年）指挥的非洲兵团进入利比亚。德意军队于1941年3月31日发起攻势，重新占领了意军丧失的阿盖拉等据点，但在英军于11月开始的反击下被迫后撤。1942年1月，双方在阿盖拉地区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希特勒以战逼和英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于是准备挥戈东向，妄图侵占苏联，实现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野心。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希特勒先后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拉入法西斯侵略集团。1940年9月27日，法西斯轴心国又在柏林签订了主要针对英美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进一步强化了军事勾结。美国为了加强英国的抗战能力，于1940年8月同英国签订了《共同防御西半球协定》，罗斯福总统还于1941年3月促使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武器、粮食和军用物资。这标志着英美两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联盟。德国此时积极扩军、准备侵苏战争，到1941年6月，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723万多人，坦克5600多辆，飞机竟达1万余架。为了加强南北侧翼，德军进入罗、保境内，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同时在芬兰登陆，促使芬兰加入对苏作战。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以550万人的兵力、4300辆坦克和近4000架飞机，分为北方、中央、南方3个集团军群，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的整个东部战线，以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方式向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德军首先出动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机场、城市、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然后陆军以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为先导，实施长距离大纵深的钳形突击，最后对苏联军队实行围歼。由于苏军的临战准备不足并对德军的主攻方面判断失误，加上苏军在边境上的力量配置处于劣势，致使德军长驱直入，占领苏联大片领土，北线进抵列宁格勒城下，南线兵临罗斯托夫。到11月15日，中线德军先头部队甚至推进到距离莫斯科仅有20公里处，已经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但在苏联军民舍生忘死的猛烈抵抗下，德军再也没能前进一步。在苏德战争最初阶段，苏军损失十分惨重，伤亡和被俘达数百万人，德军推进850至1200公里，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然而，英雄的苏联人民没有被来势汹汹的法西斯德国所吓倒。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领导苏联军民投入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1940年6月23日，苏联成立苏军总统帅部，30日又成立国防委员会，8月8日，总统帅部改名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亲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德军围攻莫斯科最危急的时刻，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年）和苏联主要军政领导人坚守在莫斯科，并照常在11月7日举行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和阅兵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敌士气。1941年12月5日，苏军开始向德军发起猛烈反攻，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突击集团，进而将德军向西击退100至250公里，重创德军38个师，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从1942年1月8日到4月20日，苏军在胜利的基础上又将战线向西推进了80至250公里，击溃德军16个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同时，法西斯日本也在亚洲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早晨6点，日本舰载飞机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空军基地，使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日本在袭击后1小时才正式向英美宣战。同日，美国和英国也对日宣战。此后，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近20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意对美宣战。随后，美国和一些中美洲国家相继对德意宣战。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最终使二次大战从欧洲战争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继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总统发表《大西洋宪章》之后，美、英、苏、中、加、澳、印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各国政府将相互合作，共同对抗德意日三国同盟及其仆从国，此后又有21个国家陆续加入。该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并为战后建立联合国奠定了基础。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各个战场上步步进逼，反法西斯国家则处于最艰苦的防御阶段。然而，随着反法西斯国家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和中途岛海战中取得胜利，战争的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这三大战役中最先发生的是美日之间的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3日至5日，处于劣势的美国海军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利用日军的错误，抓住战机，一举击沉了日本4艘航空母舰和1艘重型巡洋舰，重伤另外1艘重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同时使日军损失332架飞机和2000多名官兵。而美军只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307人。此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美军则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莫斯科会战后，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发动全面进攻，于是改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1942年6月28日，德军在库尔斯克到罗斯托夫一线发动进攻，很快攻入顿河河曲和高加索地区。7月中旬，德军渡过顿河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从7月17日起，苏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红军士兵节节阻击德军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最后在市区展开了每个街区、每栋楼房和每层楼面的激烈巷战，终于守住了英雄的城市。从1942年11月19日到1943年2月2日，苏军在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年）将军的指挥下，调集优势的生力军对德军进行大反攻，围歼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俘虏德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冯·鲍罗斯（1890—1957年）元帅及其部下9万多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共有150万人被歼灭，损失数千架飞机和坦克以及上万门火炮。从此，德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转入战略防御并开始节节败退。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将近结束时，苏军于1943年1月打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506天的包围和封锁，通过反攻迫使德军向西退却。1943年7月，苏德在库尔斯克进行会战。12日，两军投入1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展开了大战以来最激烈的坦克大战，最后苏军取得了胜利。以后，苏军乘胜追击，相继解放了162座城市，向西推进400至500公里，11月6日解放了基辅。

在北非战场上，隆美尔在得到增援后从1942年1月开始向英军反击，到6月底打到阿拉曼附近。8月4日，丘吉尔亲临开罗，重新部署并加强了北非英军作战部队。1942年10月23日，英军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1976年）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为主力，发起了阿拉曼战役。英军从南北两面突破德意军队的防线，迫使敌军撤退，英军尾随追击，占领了的黎波里等一系列城市，并于1943年2月抵达突尼斯边境。从此，北非德意军队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与此同时，英美盟军在美国将军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指挥下，于1942年11月8日在西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西北非是法国殖民地，维希法国守军对盟军登陆稍加抵抗后即停战投降，使盟军顺利占领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希特勒以法军投降为借口，于11月10日下令德意军队进驻法国南部地区。1943年1月，英美主张在北非成立自由法国政府，戴高乐则要求英美承认他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合法政府，最后英美强行安插另一个法国将军与戴高乐共同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3月下旬，英美军队从东西两面夹击突尼斯的德意军队，25万无船可乘的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部向英美盟军投降，至此北非战争结束。

从1943年春夏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全面好转，各个战场上的反法西斯力量相继展开了反攻。1943年7月10日，英美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首次将战争引向了法西斯国家本土。尽管德国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军队士气沮丧，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不久，首府巴勒莫和墨西拿相继失陷，8月17日全岛被盟军占领。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要求国王结束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王位，国王于第二天解除了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并把他关进了监狱，同时指定皮特罗·巴多格里奥（1871—1956年）元帅组阁。9月3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英美军队分别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月8日，当美、英、意三方停战协定公布后，德军立即攻占罗马并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政府退入南部盟军占领区。10月13日，意大利正式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宣布对德作战。从此，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

1944年，苏军已经取得了对德军的战略优势，于是发起了名为“十大打击”的战略反攻战役。到1944年底，苏军已经光复了战前的几乎全部领土，同时协助各国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解放了部分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相继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对德宣战。

为了开辟欧洲西线的第二战场，英美盟军动员了9000余艘各类舰艇、1万多架飞机和近300万兵力。1944年6月6日清晨，经过充分准备的英美盟军在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海滩打响了规模空前的“D—日”登陆战役。在强大的海空军和空降兵的配合下，数十万陆军成功地夺取了滩头阵地，并建立起宽100公里、纵深30—50公里的登陆场。德军由于判断错误，将防御重点放在距离英国最近的加莱，因而难以抵挡英美的强大攻势。为了阻止盟军进攻，德军从6月12日开始向英国发射了近3000枚V－1飞弹和4300枚超音速V－2火箭，尽管给伦敦造成一定损失，但却难以挽回败局。歼灭海岸德国守军后，登陆盟军于7月25日开始向法国内地攻击前进。到8月25日，盟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法国西北部地区。

8月15日，另一支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戛纳以西登陆。在抵抗战士的配合下，盟军于8月底攻占了马赛和土伦，并继续向北推进。9月12日，两支登陆大军在蒙巴尔会师，尔后继续东进，解放了整个法国和比利时，进逼荷兰边境。

德军占领时期，法国人民组织了各种地下抗德团体，坚持对敌斗争。1941年夏季，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联合成立了“法国独立斗争民族阵线委员会”（简称“民族阵线”）。1943年5月，民族阵线等本土抵抗组织又成立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拥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1944年3月，本土游击队和地下军改组为内地军。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战斗法国”军队也与英美军队一起进入法国。8月19日，以法共为首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动巴黎民众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几天的战斗，重创德国守军。8月22日，一支“战斗法国”的装甲部队率先抵达巴黎，德国守军投降。25日，戴高乐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巴黎。8月28日，戴高乐签署了解散内地军的法令。30日，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法国临时政府，吸收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参加。美、英、苏等8国于10月下旬先后承认该政府。

1944年冬季，英美盟军已经逼近德国本土，为了扭转败局，希特勒困兽犹斗，进行最后一次垂死挣扎，于12月20日发动了阿登地区反击战，企图迅速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德军突破盟军正面防线，推进70多公里，盟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从1945年1月3日开始，盟军转入反攻，到1月底即将德军全部赶回出发阵地，歼敌8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德军的反扑。

在意大利战场上，1944年5月，英美盟军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发动全面进攻，三天后在多处突破防线。数月前在敌后登陆的盟军部队乘机进攻，25日与正面部队会师。6月4日，盟军占领罗马。在盟军的攻势面前，德军一退再退，直至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波河南岸一线。9月12日，一支德国突击队突然把墨索里尼从一个山顶上的监狱中救出，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墨索里尼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首脑。但是好景不长，1945年4月9日，盟军再次发动全线进攻，在波河一带歼敌3万人。几乎同时，意大利游击队在瑞士边境附近捕获并处死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将他们和其他法西斯分子的尸体一起倒挂在米兰街头示众。4月29日，驻意大利德军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整个地中海战事也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早在194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反法西斯同盟国曾举行过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开罗会议）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以便协调反法西斯大国的作战行动，并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举行战时第二次会议，即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战后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德国必须给予战胜国以战争赔偿。会议讨论了波兰战后的疆界和波兰政府的组成，同意以波兰工人党和其他反法西斯民主人士组成的波兰临时政府为主体，同时容纳波兰资产阶级流亡政府的领袖参加政府，以后将举行全民自由选举。关于对日作战问题，美国以满足苏联在远东的部分要求为代价，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减少美军的伤亡。令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三大国就作出了战后必须维持外蒙古事实上独立的现状的决定。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并出于抢占东北地区的用心，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会议还讨论了托管制和成立联合国等问题。

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282名正式代表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等等。联合国将设立6个主要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美、英、苏、中、法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大政治问题应由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决定。鉴于旧的国际联盟未能在1939年制止战争爆发，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能赋予了安理会。规定安理会有权调查国与国之间的任何纠纷，提出解决办法的建议，如果必要，它有权采取外交或经济制裁措施反对侵略者，直至动用维护和平的武装部队。6月26日，大会举行了宪章签字仪式，从10月24日起宪章正式生效。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

1945年，德国本土早已处于日益增多的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之下，盟军飞机投在德国的炸弹相当于德国飞机于1940年投在英国的炸弹的315倍。德国大部分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毁，大约有5万名柏林居民死于盟军的空袭。在每一条战线上，盟军越来越经常地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有很多是未经训练的男孩和老人。种种迹象表明，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

此时，东西两线盟军开始进入德国本土作战。1945年1月12日，苏军在1200公里的东线正面对德军发起全线进攻。几个月内，苏军相继占领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攻克了但泽、哥尼斯堡、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并协同波兰军队解放了华沙。西线美英法加盟军也于2月8日至3月23日首先肃清了莱茵河西岸的德军，然后立即分两路强渡莱茵河，并于4月1日围歼德军32万人。4月2日，西线盟军分三路向东推进。4月16日，苏军在东线发动最后冲击，突破德军三道防线，25日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同一天，南路苏军与美军一部在易北河会师，终于使东西两个战场连接起来。

1945年4月26日，合围柏林的苏军发起了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27日，苏军冲入市中心，在一片废墟和遍地瓦砾中与德军展开激烈的巷战。29日，苏军开始强攻德国国会大厦，经过逐层的激烈争夺，30日下午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大厦屋顶。4月30日当天，希特勒眼看大势已去，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自杀。5月2日，柏林德军向苏军投降。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近郊正式签署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的文件。欧洲战争最终以反法西斯国家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于7月17日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议，参加者除斯大林外，美国方面是新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1884—1972年），英国方面最初是丘吉尔，后改为新任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年）。会议讨论了盟军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决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并惩罚战犯，摧毁纳粹组织和德国军事工业，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消除经济过分集中现象。会议还讨论了波兰疆界、德国赔款、对意、罗、保、匈、芬等国的政策问题。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这时，只剩下日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负隅顽抗。自从中途岛海战胜利后，美英澳中盟国军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太平洋岛屿，解放了菲律宾、缅甸等国家。进入1945年，盟军和亚洲各国人民展开了对日寇的最后战斗。从2月起，美军相继攻占硫黄岛和冲绳岛，美国飞机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并在日本周围布雷，实行海上封锁。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士气，加速了日本的投降。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民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配合下，至8月底彻底肃清了中国东北、朝鲜三八线以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也对日本发起了反攻。同时，朝鲜、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各国军民相继发动反攻和起义，建立独立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穷途末路的日本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17日又发布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的敕谕。9月2日上午，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美、英、中、苏等同盟国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噩梦终于过去了。

历时整整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战争，其规模和损失均超过第一次大战数倍。全世界有61个国家和80％的人口卷入战争，军队和平民伤亡在9000万以上，军费消耗约为1万多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世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和全世界造成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灾难，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两次大战是多重危机积累的总爆发，认清其深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根源，才不致重蹈前车之鉴。如果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任何意图称霸世界的霸权主义得逞，就会造成文明的巨大浩劫，而和平与发展才是推动现代文明进展的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法西斯政权，战后的非法西斯化和非军国主义化运动改造了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促使这些国家走上了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这场大战还打破了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旧秩序，导致了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为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战后，美苏两国从战时的合作转变为对峙，形成了数十年的两极争霸格局。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西欧的联合、日本和东亚诸国的经济腾飞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新趋势。因而，尽管局部战争和动荡依然存在，只要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平与发展就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21 1968年巴黎学生和工人发走“五月风暴”造反运动

第六章 当代西欧的社会变迁及其问题

西欧各国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短暂的中间派政府之外，西欧各国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由右翼保守党派和左翼社会党（包括工党）轮流执政，前者大多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措施，后者则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这种左右交替的政局有利于西欧各国对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社会公正与生产效率的矛盾进行及时适度的调整，从而避免了社会的极端振荡，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战后席卷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摧毁了西欧的殖民主义体系，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沧桑巨变。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展，一种新的信息文明正在兴起，欧洲联盟的建立也为西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各种全球问题却向西欧和全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总要继续发展下去，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全人类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

一、西欧的政治演变与社会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终于使西欧从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然而残酷的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在迅速崛起的美国和苏联面前，西欧以往的世界霸权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面对美苏冷战的国际新局势和艰难的战后恢复任务，西欧各国不得不仰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通过国内不同程度的改革和调整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苏联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曾是反法西斯的盟国，然而在战争后期双方已经开始出现猜疑和摩擦，胜利后不久双方的裂痕很快就发展成相互敌视和冷战的局面。冷战的最初起因源自三个因素，即美英苏对伊朗石油资源的争夺，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控制黑海海峡的企图，以及美英苏对希腊内战双方的不同态度，这三个因素造成了苏联与英美战时同盟关系的破裂以及双方关系的紧张和对抗。与此同时，斯大林于1946年2月在国内的一次演讲中告诫苏联人民，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要警惕新的战争危险。这次演讲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同年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镇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演说》，提出英国应与美国建立特殊的联盟关系，以便共同对付来自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面的国家的威胁。1947年初，美国金融家兼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年）在一次国会辩论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从此，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正式拉开了帷幕并且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认为，帮助欧洲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不是子弹而是面包和选票，因而国务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1880—1959年）于1947年6月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于1948年2月开始实施。苏联由于担心美国可能会借援助干涉东欧的内政，因而退出了该项计划，同年与波、匈、保、捷、罗等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组成苏联和东欧自己的经济体系，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在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同时，确实对西欧的经济复兴和西欧国家的逐步联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1951年的统计报告，该计划实施后西欧各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比以前上升了30％左右，其中西德竟上升了将近240％。随着冷战的加剧，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果导致东、西德的正式分裂。1949年4月4日，美、英、法、意、加、荷、比、卢、挪、丹、冰、葡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8月24日各缔约国按照本国宪法程序完成了批准手续，作为美国与西欧的军事同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遂正式建立起来。此后，希腊、土耳其、西德和西班牙先后加入北约，使其成员国增加到16个。面对西方的联合与进逼，苏联方面也不甘示弱，鉴于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6月解散，各国党经过讨论和协商，在1947年9月建立了由苏、波、南、保、罗、匈、捷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又于1949年1月成立了苏、波、捷、匈、罗、保6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不久阿尔巴尼亚和东德也陆续加入。最后，“经互会”8国于1955年5月在华沙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起针对北约的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至此，欧洲最终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一两极对立的背景深刻地影响了冷战时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战后恢复时期，西欧各国普遍进行了内政和外交的改革与调整，50年代以后，各国基本上完成战后恢复工作，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战后初期，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内阁首先在经济方面进行了相当激进的改革，内容主要是实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和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选举制度上，英国早在1928年就已确认21岁以上的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1948年又废除了一切重复投票权，最终实现了所有公民“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使民主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外交方面，工党积极推行“三环外交”，即英美的特殊联盟关系，英联邦和英帝国，联合的欧洲。在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英国政府特别重视英美之间的联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行动，响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协助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工党政府面对英帝国衰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采取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的方针，逐步从埃及、印度、巴勒斯坦等地撤军，承认缅甸、锡兰独立，实现印巴分治，放弃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从而加快了两次大战之间已经开始的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进程。1950年1月6日，工党政府不顾美国的异议，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表示愿意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还曾劝说美国避免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一场全球战争。50年代初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基本上承袭了工党政府的国内政策，使英国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繁荣的局面。在外交方面，虽然英国在印度支那和联邦德国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1956年，当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时，英国与法国却悍然出兵入侵埃及，激起了国内外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下武装入侵行动以失败告终。

60年代以后，英国政坛长期呈现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总的来说，工党政府比较偏向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和扩大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以及逐步从殖民地撤退的外交策略；而保守党则更多地采取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和对外强硬态度，不过双方政策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交叉性。在号称“铁娘子”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执政期间的1982年，阿根廷出兵攻占英国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强硬果断的撒切尔立即下令组成特混舰队远征南大西洋，马岛战争于是爆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双方虽互有伤亡，但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收复了马岛，撒切尔也因此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美名并且稳定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对于美苏两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和同盟关系、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插手中东等扩张主义行径的政策。在其执政中后期，她转变强硬态度，开始采取促进欧洲合作与联合的政策，并于1984年同中国正式签署了英国归还香港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终于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在内政方面，一个长期困扰英国政府的难题是北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曾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经过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宗教信仰（天主教）权利的不断斗争甚至武装起义，英国政府终于同意爱尔兰岛南部的26个郡于1922年成立享有自治权的爱尔兰自由邦，而北部的6个郡则仍然留在英国之内，与英国本土的其他岛屿共同组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进一步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脱离英联邦。然而，北爱尔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北爱尔兰人口中有1/3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另外2/3则是信奉新教的不列颠移民，前者处于受压抑的不利地位因而强烈要求独立，而后者则坚决反对，双方矛盾愈演愈烈。60年代以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与新教徒发生流血冲突。英军的镇压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爱尔兰共和军不断在北爱尔兰和不列颠进行恐怖活动，这些暴力冲突已使数千人丧生。从8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努力缓和北爱尔兰的对抗局势，促进停火与和解。然而，停火不断宣布又不断遭到破坏，因此这一难题的解决仍需时日。1997年，工党在选举中取胜，组成了以托尼·布莱尔（1953—）为首相的工党内阁。布莱尔政府淡化了工党一向主张的国家对某些经济部门的控制和公有化的传统政策，同时实行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犯罪和推进英国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措施，在对外政策上则积极参与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各国的干涉行动。

战后初期，法国曾先后由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以及社会党、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党三党联合政府短暂执政。1946年，制宪议会制定了新宪法草案，10月该草案经公民投票通过，从而宣告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第四共和国实行多党议会制，国民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掌握着制定法律、批准条约、与参议院共同选举总统、授权总理组阁和倒阁、审批政府的施政纲领等大权。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但权力十分有限。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进一步扩大，宪法不仅确认了妇女于1945年已经获得的选举权，而且赋予公民以社会保障、贫困救济和罢工等权利。然而，由于国民议会的权力过大以及法国党派林立且分合无常，因而造成政府软弱无力和内阁更迭频繁。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2年中内阁竟更换了20多届，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1天，而最长的也不过1年多。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在左翼力量的影响下积极推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的改革政策，工农业和整个经济均获得了比较平稳的发展。然而在外交方面，法国的对外政策却屡遭挫折。首先在对德政策上，由于法国从普法战争以来曾3次遭受德国的侵略，因而对德国的东山再起最为警惕。法国政府极力主张分割德国和共管鲁尔，同时由法国占领萨尔地区并管理莱茵河左岸。然而，美英以同意法国合并萨尔地区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为条件，换取了法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法国政府终于同意3个西占区合并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并几经周折于1954年签订和批准了《巴黎条约》，允许西德和意大利加入北约，取得重新武装的权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在战后企图重新建立和维护其殖民帝国。为了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法国政府挑起了历时7年多的印度支那战争，然而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不得不于1954年撤出印度支那。印支战争刚刚结束，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又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法国当局不断增兵加紧镇压，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却迅速壮大、越战越勇。在战争期间，法国政府承认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并在伙同英国入侵埃及的冒险中失败。到1958年初，法国已在阿尔及利亚投入50多万重兵但仍然不能取胜。5月13日，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在法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叛乱迅速蔓延到法国境内，政府被迫辞职。于是，法国总统科蒂呼吁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1日，戴高乐出任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戴高乐上台伊始，立刻着手进行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新宪法草案于9月28日经全民投票通过，这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11月，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国民议会，由戴高乐派组成的保卫新共和联盟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于1959年1月宣誓就职。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对传统的议会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削弱议会的作用以及加强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上。新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1962年改为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统帅，有权任命总理、部长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同时享有签署法令、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但此时不能解散议会）的权力。立法权仍然属于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但其倒阁权受到了重大限制，国民议会只有在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对政府的弹劾案时才可以倒阁。法国的政体从此变为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半总统制。此后，在戴高乐执政的10多年间，仅仅更换过3位总理和6届内阁，政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从此摘掉了债务国的帽子，再次成为债权国。为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于1959年9月宣布给予阿人民以自决权，并从1960年6月开始同阿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谈判。在此期间，戴高乐坚决粉碎了法国右翼军人在阿策动的两次叛乱，终于在1962年3月18日与阿方签订了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主权和独立，法军也撤回本国。同年7月，经过阿全民公决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使法国从二次大战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和平。在对外关系上，戴高乐政府执行了一条与美国相抗衡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60年代，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令美国恼火的政策，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但仍为北约成员国），积极推进法德和解与联盟，加强西欧大陆国家的团结，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于1964年1月顶回美国的压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60年代后期，法国国内的经济失调、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等因素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同时，许多大学生受到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对大学严厉刻板的教育和管理制度极为不满，他们还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权力，甚至反对使人异化的现代技术。这种反抗情绪酝酿已久，终于导致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进而演变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1968年5月初，一个名为丹尼尔·科恩—本迪特（1945—）的激进学生领袖被巴黎大学开除，学生和年轻教职员立即发起抗议行动并占领了大学的建筑物。于是警察闯入大学逮捕学生并使用暴力镇压，造成数名学生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学生们被警察的暴行激怒了，抗议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并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有力支持。工人们举行了193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罢工，并且走上街头抗议警察暴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参与管理的权利。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运动，戴高乐一方面在取得军方支持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更换内阁并准备新的议会选举，另一方面利用中产阶级和保守的农民对于动乱的敌视态度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反示威，同时答应给工人提高工资，从而使学生运动陷入孤立的境地。到6月中旬，巴黎事态才逐渐平息下来。戴高乐派虽然在新的议会选举中取胜，但在1969年4月27日举行的关于政区改革和参议院改组的公民投票中却遭到了失败，戴高乐于第二天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此后继任总统的是戴高乐派的乔治·蓬皮杜（1911—1974年）和中间派独立共和党人吉斯卡尔·德斯坦（1926—），他们基本上延续了戴高乐的政策。不过，蓬皮杜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灵活政策，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同意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德斯坦则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紧缩通货的政策，此举虽然稳定了法郎的地位并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但是在石油危机和西方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持续萧条的局面，经济增长率的滑坡和失业率的上升最终使右翼保守势力和德斯坦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96年）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组成了有法国共产党参加的左翼联合政府。法共退出政府后，在198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属于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成为议会多数派，组成了以雅克·希拉克（1932—）为总理的右翼政府，从而形成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共处的政治局面。密特朗上台后，宣布其施政目标是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具体措施则是对几个大型垄断企业集团和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同时进行提高社会福利、改善低收入居民生活的社会改革。然而，密特朗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财政赤字的膨胀计划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反而促使右翼政府开始采取出售国有银行和企业、甚至出售国有电视台的私有化措施。1988年，密特朗虽以微弱多数赢得总统连任，但却不再大事渲染其国有化的法国式社会主义。1995年，希拉克竞选总统取得胜利。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右翼政府宣布大幅度削减健康、退休等社会福利开支，结果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罢工浪潮，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

战后，苏、美、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并共同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审判了包括戈林在内的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除3人获得赦免外，其他战犯均被判处绞刑或徒刑，同时宣布德国纳粹党、秘密警察和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进行的正义审判。此后，苏联和美英法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行了铲除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改造，但是双方对德政策的分歧和冷战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分裂。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开始实行扶植西德的政策。它首先说服法国同意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继而在西占区单方面实行币制改革，发行“B”记新马克。苏联为了对抗西方分裂德国的行为，也在苏占区发行“D”记新马克，并于1948年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的高潮。在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对西柏林实施了大规模的物资空运，同时加紧德国西占区的《占领法》和《基本法》的起草和批准工作。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撤销柏林封锁，柏林危机结束。不久，西德于5月23日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首都设在波恩，组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年）为总理的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5月30日，德国东部也通过了宪法，10月7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德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联邦德国在战后初期曾有10多个注册的政党，但在以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政党（如德国共产党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被取缔，而另一些政党或分化瓦解或无所作为，真正能够左右西德政局的只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大政党。基民盟的成员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官僚、教会人士和基督教徒，而社民党的社会基础则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20世纪后半叶，虽然其他党派也曾参与联合政府，然而大部分时期都是由基民盟和社民党轮流执政。在基民盟执政期间，西德政府采纳“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对国民经济实行改造和转轨，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并使西德经济从50年代初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创造了西德的经济奇迹。在同一时期内，阿登纳政府奉行与西方联盟对抗苏联的强硬外交路线，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允许在西德部署导弹与核武器，虽然在1959年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坚持拒不承认民主德国。在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苏联曾在1958年和1961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对西方提出限期从西柏林撤军并使之成为自由市的要求，从而挑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柏林危机。一时间，美苏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状态，柏林因而陷入临战前的混乱局面，大批东德和东欧公民包括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涌进西柏林并逃往西方世界。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主德国和苏联从1961年8月中旬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修筑起一道高达4米多、全长165公里的“柏林墙”，将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完全隔绝开来，进出东西柏林必须办理出入境手续并经过边境站的检查。

这种紧张对抗的局面直到1969年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1913—1992年）出任总理时才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由于认识到东西方对抗将长期保持均势、谁也无法立刻消灭对方的现实，勃兰特采取了推进缓和的“新东方政策”。社民党政府通过实行这一政策，逐步改善了西德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实现了两个德国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苏美英法四大国签署了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1972年，两个德国也签订了双边《基础条约》，双方于1973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两德之间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但是联邦德国一直没有放弃谋求统一的立场。1972年，联邦德国还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慢，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德经济于80年代初发生了严重的滞胀现象。社民党政府的赤字财政、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因而遭到强有力的反对，终于导致社民党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1930—）为总理的新政府。

科尔于1982年上台后立即着手解决经济问题，他通过紧缩财政的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同时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数年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明显降低，对外贸易出现连年顺差，国民经济保持了低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势头。正是西德的经济优势为东德并入西德从而实现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9年中期，在苏联推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的“新思维”政策和东欧各国形势相继发生剧变的形势下，民主德国政局也开始发生急剧动荡和戏剧性的变化。大批公民通过第三国逃往联邦德国，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迭起，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迫辞职或被开除出党，党政机构不断变动。1989年11月9日，政府被迫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10日晚间人们开始动手拆毁柏林墙。12月初，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不久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首次多党制的议会选举，受联邦德国基民盟大力支持的民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以其为首的三党联盟在选举中获胜，随即组成以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在民主德国剧变的有利形势下，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1989年11月28日向议会提出了统一德国的10点计划。此后西德政府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在获得了美英法的支持后，和西方大国一起对苏联展开了逼迫和利诱的外交攻势，终于得到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最后让步。1990年9月，苏美英法四大国和两德外长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苏联同意从民德撤军，统一的德国可自主决定联盟的归属，从德国统一之日起，四大战胜国终止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和职责，恢复德国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完全主权。10月3日，两德按照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定在柏林，货币采用西德马克，其军事联盟关系仍然属于北约组织。柏林墙的拆毁和德国的统一象征着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终告结束。

1990年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首次大选，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获胜，全德联邦议院选举科尔出任统一的德国的总理。科尔将政府的主要任务确定为使全体德国人民均享有同等的生活条件，计划动用巨资改造和振兴东部经济。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引起了税收增加、国债增长、通货膨胀等问题，加上1992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同时国内的新法西斯主义也有所抬头，排外事件不断发生，造成了对科尔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1998年，基民盟在选举中失败，执政16年的科尔政府下台，不久科尔又陷入了神秘的政治捐款丑闻之中。获胜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以杰哈德·施罗德（1944—）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并开始上台执政，施罗德标榜其政治理念是新中间派或第三条道路。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6.7％的选票，其领导人尤什卡·费舍（1948—）进入联合政府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位绿党成员出任卫生部长。绿党的纲领着重于维护和平、保护环境、争取人权和妇女权利以及促进社会福利等，它提出的施政措施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计划，停止向破坏环境的重工业发放政府津贴，同时呼吁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使之有利于父母和妇女。

战后不久，意大利通过全民公决于1946年6月宣告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当时意大利政坛上的主要政党是得到梵蒂冈和教会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属于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最初意大利曾组成以天民党为首、吸收社会党和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47年以后共产党就被排挤出政府，此后天民党在意大利长期执政。意大利从1950年开始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意大利获得了20亿美元的外援，终于使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得以恢复，于1950年达到了战前的水平，此后便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1973年开始的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意大利经济也陷入了低谷，8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率升高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滞胀局面。1983年，社会党首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该党政府提出了以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工人自治取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统治的改革纲领，但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主义方法来达到改革的目的。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加征固定财产税、出售亏损国营企业等措施来稳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率有所降低，工农业生产也开始回升。但是在1987年的政治危机中，天民党再次在选举中获胜并重新执政。虽然天民党在意大利长期执政，但是政治危机仍然不断发生，内阁更替极为频繁。同时，由于黑手党与政府腐败官员相互勾结，造成意大利官场和社会上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风行，加上黑手党和红色旅等恐怖组织的绑架暗杀活动十分猖獗，因而形成意大利政局多变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局面，对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战后西欧政治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和活动是分不开的。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比利时的时候，查封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战争结束后，在英国工党的积极倡导下，从1945年开始各国社会党召开了一系列代表会议，逐步建立起国际社会党的常设机构，并于1951年6月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代表，他们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000多万选民。会上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国际的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声明》）。此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战后又提出了复兴国民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因而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各国社会党纷纷上台执政或参政。除了实力强大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在国内轮流执政之外，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也都长期处于执政地位，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南部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勃然兴起，目前社会党在西欧已经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之一。

战后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在一两个短暂的时期在野之外，一直执掌着国家政权，并通过改良主义的合法手段努力在瑞典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民主、团结和劳动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了从“福利社会主义”经“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的三个阶段。社民党的政策也从在国家资助下建立“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转向通过立法和政策对私有财产权的部分职能进行限制和规范以便使之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而发展到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以便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更为根本的改造。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瑞典没有强制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采取了国有、集体和私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80年代中期，瑞典工业中的私有成分仍然占85％的份额，国有经济仅占13％，而在农业中合作社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80％的肉类和99％的牛奶均由它们提供。在社民党执政期间，瑞典的经济获得了平稳的增长，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此外国家福利政策还造成了国家债务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和工人生产积极性下降等弊端，因而需要继续探索改革之路。与瑞典社民党相似，奥地利社会党也在战后长期执政。该党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经济上则主张对以利润和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以便减少危机并使之服务于共同富裕的事业。社会党通过增加福利开支建立和扩大了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劳资协调工作，因而奥地利国内的劳资矛盾较少，失业率较低，罢工次数和持续时间都远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中期，欧洲南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军人独裁政权相继垮台，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葡萄牙社会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先后在本国上台执政，各党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了政治的民主化改造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是在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下开展革命斗争的。战争期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党曾经一度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机会，以致战争中和战后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壮大，许多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法国、芬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入政府担任了部长等职务。然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再一次将各国党的活动纳入了苏联的控制之下。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展开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重新为各国党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1968年，苏联出兵用武力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引起了欧洲共产党第一次对苏联的行径提出联合抗议，这一行动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形成的标志。“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是由一位意大利记者在1975年6月首先在报纸上提出的，翌年6月，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1920—）和意共总书记恩利科·贝林格（1922—1984年）在巴黎郊外的一次党员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贝林格在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提法，此后“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区别于苏联模式的西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专用名称。1977年3月，贝林格、马歇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1915—）在马德里举行会晤，会后三党发表了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后经过各国党的发展充实形成了更为系统的新路线。鉴于战后西欧各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比如西欧各国妇女普遍获得了选举权，选举人的年龄也于70年代下降到18岁）和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西欧的共产党继社会党之后也修改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些都体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新路线之中。其主要内容有：各党有权自主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反对在国际共运中确立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惟一的总路线；通过和平的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不排除在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或武装政变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捍卫民主与自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认为通过民主建立的新政权应当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领导的政权，采用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超越传统的工农联盟的局限，实行广泛的社会联盟，认为共产党应当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尽量争取同其他劳动群众、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一切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包括各种中间力量甚至宗教力量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集团。这就是欧洲共产党提出的介于苏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它与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还存在一定的区别。然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原来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许多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逐渐与社会民主党殊途同归，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欧政坛出现了一些最新发展趋势。首先是北约实现了东扩，地处东欧的前华约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相继加入了北约组织，俄罗斯则在北约的步步进逼之下节节后退。其次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前南斯拉夫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战乱不断，北约一步步介入前南各国的战争，尤其引人注目是1999年3月至6月北约空军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俄罗斯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因而对此无能为力。最后，西欧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由原欧共体12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其成员国数目不断增加，并加快了实现西欧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步伐。

二、西欧殖民帝国的覆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主义鼎盛时期，以西欧工业强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和控制了全世界4/5以上的土地和民族，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在一战结束后，德意志殖民帝国已不复存在，其殖民地全部被英、法、比、日等国所瓜分，英法的力量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同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中间出现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他们积极开展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从而引起了西欧殖民帝国的危机。

在亚洲中部，阿富汗军民在国王的领导下于1919年5月重创英国占领军，同年8月迫使英国承认阿富汗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完全独立。阿富汗成为一战后第一个赢得民族独立的东方国家。地处西亚的伊拉克也在1921年宣布独立，摆脱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在土耳其，协约国强迫奥斯曼帝国苏丹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使土耳其实际上沦为英法等国的半殖民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经过英勇战斗收复了大片国土，并于1922年11月宣布废除苏丹制度，实行政教分离。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与协约国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基本上维护了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协约国被迫承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并于同年10月从伊斯坦布尔撤军。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首都定于安卡拉，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至此，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西欧帝国主义对土耳其的占领和统治结束了。在印度，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年）为首的国民大会党领导了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甘地根据印度的传统和当时的实际形势，提出了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的策略和目标，根据这一主张，国大党在1921年和1930年发动了两次群众性的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些斗争中，尽管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许多国大党领导人被捕入狱，大批群众被枪杀，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仍然给予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强有力的冲击，为战后的印度独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甘地也因其对民族解放的卓越贡献而被印度人民誉为“圣雄”。在中国、朝鲜和越南，都曾出现过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随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走上历史舞台，它们就开始承担起反对日本、法国等殖民主义统治的重任，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等亚洲国家的人民也发动了多次反抗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

在非洲，原来曾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埃及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一次大战爆发后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为了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华夫脱党，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多次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甚至武装起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1922年2月有条件地允许埃及独立。同年3月16日，埃及获得了独立，4月公布了宪法，但英国仍然通过《英埃同盟条约》控制着埃及并在埃及驻军。在法属和西属摩洛哥，曾经爆发过里夫人民抗击法、西殖民军进攻的民族战争，并在1921年9月成立了独立的里夫国家。虽然这次斗争在1926年被法、西联合军队所镇压，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这一时期中，北非和西非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建立了民族主义的政党组织，中非的比属刚果、法属刚果和葡属安哥拉也先后爆发了反帝武装起义，震撼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取得了民族独立，但许多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事独裁者手中，其经济和政治则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德、意、西法西斯主义也在拉美国家蔓延开来，因而许多拉美国家的人民展开了反帝、反独裁、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运动。

如果说二次大战前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只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二次大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巨流，终于冲垮了数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德、意、日沦为战败国，丧失了所有殖民地，英、法的实力也大大削弱，其殖民统治已变得力不从心，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则日益发展壮大，这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在亚洲形成了高潮，许多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在东亚，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光复了曾沦为日寇殖民地的大片国土，经过数年人民解放战争后中国大陆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战结束后，朝鲜也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南朝鲜于1948年8月建立大韩民国，北朝鲜则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全国起义，从日寇手里夺取了政权。9月2日，胡志明（1890—1969年）在河内群众庆祝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老挝和柬埔寨也先后宣布独立。然而，法国拒不承认越南的独立，并派出军队跟随英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进驻西贡，企图恢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6年1月越南进行全国普选，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并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同年，越南与法国签订协定，法国承认越南为自由国家，越南则承认越南是法兰西联邦的成员。然而，当英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队从越南撤出后，法国却向越南调进了大批部队，并且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1946年12月，法国公然撕毁协定，向河内发起了猛烈进攻，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此全面展开。不久，老挝和柬埔寨也分别成立了抗战救国政府和组织，印支三国人民结成了抗法统一战线。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在1950年和1954年进行了著名的“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歼灭了大量法军，并活捉了法军司令官。奠边府大捷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终于促使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停止“肮脏战争”的决议。1954年7月21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苏、美、英、法、朝、越、老、柬等国终于达成协议，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印支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然而，美国却拒绝在日内瓦最后宣言上签字，企图取代法国控制印支三国，它积极扶植亲美傀儡政权和伪军，甚至直接派兵参加印支战争。在中苏等国的援助下，印支三国人民经过将近20年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战争，终于在1975年解放了所有国土，分别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在印度，国大党在战时曾以支持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为条件要求英国答应印度独立，但遭到殖民当局的拒绝。国大党于是在1940年和1942年分别发动了不合作运动和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运动，为此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年）等国大党领导人被捕，甘地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数年后才陆续获释。印度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是穆斯林联盟，其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年），他早年曾参加国大党，主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共同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但后来随着两教和两党矛盾的加深，真纳转而主张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各自建立独立的国家。战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946年发生孟买港印度水兵的起义和工人大罢工，以及特仑甘纳等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面对日益严重的殖民地危机，英国工党政府自知已衰落的英国难以继续用武力维持传统的殖民统治，于是决定向印度移交政权，在维护英联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其殖民利益。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政权移交方案，7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宣布将在印度境内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成立，真纳任总督。15日，印度宣告独立，尼赫鲁任总理。数年后，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巴基斯坦也于1956年3月23日颁布宪法，宣布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印巴的独立结束了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期间，日本取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殖民统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印尼共产党等爱国政治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敦促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艾哈迈德·苏加诺（1897—1970年）等人于8月17日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群情振奋的印尼人民立即发动了夺取日军武器、解放城镇的八月革命。次日，由政界领袖组成的“独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并选举苏加诺为第一任总统。然而在同年9月，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登陆，荷兰殖民者也尾随而至，企图用武力恢复其殖民统治。印尼人民奋起抗战，经过数年的艰苦战斗，在联合国的调停和美国的压力下，迫使荷兰政府同意停战并释放被捕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1949年11月，荷兰同印尼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同意向印尼联邦共和国移交政权，但联邦共和国仍留在以荷兰女王为最高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之内，荷兰仍在印尼享有外交、国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并继续占领西伊里安。同年12月19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任总统。12月27日，在阿姆斯特丹和雅加达同时举行移交主权仪式，从此结束了荷兰对印尼长达300多年的直接统治。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取代以前的联邦共和国。此后，印尼陆续废除了《圆桌会议协定》并收回了西伊里安，印尼获得了完全的主权，荷兰殖民势力彻底退出了印尼。同一时期，亚洲其他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菲律宾、缅甸、锡兰（现名斯里兰卡）、马来亚、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也相继获得了独立。60至70年代，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亚洲，科威特、阿拉伯也门、民主也门、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马尔代夫、新加坡、文莱等国家都获得了独立。1987年，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署了葡方归还澳门的协议，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两国政府实现了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结束了葡萄牙对澳门400多年的殖民统治。

在非洲北部，英军在二战中击败了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占了前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1951年，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利比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在埃及，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7月推翻国王，夺取了政权，并于1953年6月18日宣布废除君主制，正式成立埃及共和国。此后，新政府在1956年6月迫使英国军队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恢复了埃及在运河区的主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然而，不甘失败的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以色列的配合下，于1956年10月至11月公然对埃及发动了武装入侵，企图重新占领运河区。但在埃及军民的英勇抗击和美苏中以及联合国的压力下，英法于11月被迫宣布停火并于12月撤军。埃及人民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尤其是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埃及七月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下，英国驻苏丹总督于1955年12月被迫辞职，苏丹于1956年1月1日正式宣布独立。法国的保护国突尼斯和法、西保护国摩洛哥人民也在战后开展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发展为武装斗争，迫使法国和西班牙于1956年分别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战后非洲规模最大的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从1954年11月1日起义开始一直延续了7年多。法军最多时投入了80万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和扫荡，但是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下民族解放军越战越勇，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主权。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25日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11月1日为国庆日。

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前英属殖民地加纳通过非暴力抗议的方式，首先迫使英国同意加纳于1957年3月在英联邦内独立，1960年7月1日加纳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加纳独立之后不久，法属殖民地几内亚通过公民投票于1958年10月2日宣告独立并成立共和国。进入60年代以后，整个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成燎原之势，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因而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此后又有15个国家相继独立。这一方面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战后英法西葡比等老牌殖民帝国衰落的结果。比如，法国在1946年曾试图以法兰西联盟的形式，通过给予其殖民地一定的自治地位来维持殖民统治，但殖民地人民对此并不满足。于是，1958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又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来取代法兰西联盟，规定加入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然而，大多数法属殖民地纷纷要求彻底独立，法国不得不修改宪法，同意在1960年让法属非洲各国独立。达荷美（现名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现名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等法属非洲殖民地和托管地都先后获得了民族独立。70年代，法属海外领地科摩罗、法属索马里也宣布独立，后者改称吉布提。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西属几内亚也在1968年10月宣布独立并改名为赤道几内亚。

60年代，大批英属非洲殖民地通过和平争取或武装斗争的方式相继获得独立，其中包括索马里、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赞比亚、尼亚萨兰（现名马拉维）、冈比亚、贝专纳（现名博茨瓦纳）、巴苏陀兰（现名莱索托）、毛里求斯、斯威士兰等。1964年，独立后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70年代，塞舌尔群岛也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为了维系英国同其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联系，英国议会早在1931年就通过法案，批准成立了英联邦，以便取代日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英联邦主要由已获得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组成，同时也包括一些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其最早的成员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后退出）和南非等，二战后，刚获得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加入了英联邦。50年代以后，又有许多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陆续加入了英联邦，到目前为止，英联邦的成员国已增加到54个。

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刚果（利）以及托管地卢旺达和布隆迪。1960年初，在刚果（利）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呼声下，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移交政权。同年6月30日，刚果（利）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独立后的刚果（利）成了比英法美新老殖民主义者武装干涉和军事争夺的战场，数十万人死于战乱，直到1965年11月国民军司令蒙博托接管政权后局势才暂告稳定。蒙博托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改名刚果（金），后又改名扎伊尔。1972年7月，根据联合国结束托管的决议，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获得了独立。从60年代初开始，葡属非洲各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1974年上台的葡萄牙新政府终于同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1974年到1975年，葡萄牙先后承认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等国家独立，继而移交政权并撤出了军队。从60至70年代，南罗得西亚的黑人民族主义者通过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而后在1980年的大选中获胜，宣布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也通过游击战争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于1990年3月宣布纳米比亚独立，摆脱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从6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普遍开展了反帝反独裁斗争，牙买加、圭亚那、格林纳达、多米尼加、荷属圭亚那（现名苏里南）等许多属于英法荷美殖民地的加勒比海岛国也纷纷获得独立或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大洋洲，处于联合国托管下的前德、日殖民地以及其他殖民地，如西萨摩亚、汤加、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众多岛国，也于60至80年代相继获得了独立。

至此，延续数百年的西欧殖民帝国和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生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体系。毫不夸张地说，西欧世界霸权的覆灭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上天翻地覆的巨变，它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目前，新兴的亚非拉民族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正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西欧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

战后的西欧经济处于万业凋敝、百废待兴的状态，各国政府纷纷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经济改革措施，同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加快了西欧经济复兴的步伐。从1948年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到1952年该计划结束，西欧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25％，工业生产的增幅更大，比如钢产量平均增加了70％。在短短的几年内西欧经济迅速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从50年代初开始，西欧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直到1973年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爆发，增长速度才放慢下来。

在西欧各国中，联邦德国（西德）堪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西德的工业生产，从1948年到1951年翻了一番，到1960年又翻一番，而到1973年再翻一番，在25年内共增长将近9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国内生产总值也在这25年里增长了4倍多。这一时期，西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美、英、法三国，仅低于日本。工业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德的外贸出口，连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了黄金外汇储备，使西德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因而被誉为经济奇迹。促使西德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后西德由基民盟长期执政，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同时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以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对西德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一种既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又能根据社会政策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的高效有序的经济体制，同时辅之以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一方面鼓励资本家去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将其部分利润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较好地将自由企业的活力与企业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结合起来，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安定。此外，战后西德的工业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有利于直接采纳最新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再辅之以具有敬业精神的高素质劳动力，保证了西德可以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最后，非军事化的立国方针使西德免除了沉重的军备支出，因而可以集中国家财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战后西欧经济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盛行和国家干预的加强。早在二战前，西欧国家就已经开始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并且建立了个别的国有企业，战后的经济恢复更加凸显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各国政府深感仅靠单一的私人经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重建和技术改造，因而提出通过对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而建立起“混合经济”体制，运用国家财政预算甚至国家经济计划来调节和指导经济的运行。于是，西欧各国纷纷对银行、铁路、航空、电力、电讯、邮政、煤炭、煤气、钢铁等基础行业的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欧各国的国有化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就业和全部投资三项指标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西德为12％、10.5％、12.7％，英国为11.1％、8.1％、20％，法国达到13.5％、10.5％、30％，意大利则高达24.7％、25.4％、47.1％。西欧各国都拥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如英国石油公司、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和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等。同时各国政府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普遍推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国有化的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系统、国家信贷机构一起构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体，它们通过执行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收支政策发挥着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职能，如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抑制或鼓励投资，增加财政支出和赤字预算以刺激经济需求等等。法国政府甚至在1946年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制定出发展经济的“莫内计划”，为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农机、运输6个主要工业部门制定了为期4年的生产指标，并计划大量进口机械和原料，同时由政府投资兴建大型电力工程。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在战后初期对各国的经济恢复和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之后，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和巨额亏损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从而导致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各国对国有化政策的反省和调整以及货币主义的兴起。

早在19世纪末叶，西欧各国就已开始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战结束后，在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的基础上终于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在政府的主持下，通过各种社会立法、政府津贴和社会保险为其居民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生活保障。战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了给失业者发放补助和为退休者提供养老金的制度，政府还通过健康保险计划为患病者提供医疗费用，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免费教育或将教育收费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到1957年，各国花费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超过1930年的四倍，其资金主要来自高额累进所得税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拨款。即使在人均福利开支较低的英国，工党政府也在战后初期建立起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如免费医疗保健，孕妇和新生儿补助，儿童的免费中等教育和免费午餐，工伤、职业病和失业补助，老年人和寡妇的养老金和补助金等等。不过，建设福利国家最为成功的典型当然是北欧的瑞典。

1932年，当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上台执政时就提出了建立“人民之家”的口号，他们依据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从摇篮到墓地”的消除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并认为建立人民的普遍福利就是社会主义。当时，社民党提出的福利政策包括：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以便提供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由政府提供各种免费或低费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托儿等。二战后，社民党继续推行因战争而中断的社会福利政策，并对之加以补充和完善。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瑞典议会相继通过了各种社会保障法案。根据1946年的基本退休金法案，所有67岁（后改为65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领取退休金，数额为退休前15个收入最高年份的平均收入的60％，资金来源为劳动者交纳的保障税（后改为企业负担），1959年进一步规定将退休金与过去的工资、技能、收入等级挂钩。1955年，瑞典开始实施全民医疗保险，规定凡有正式收入的成年人只要按月交纳收入的12.8％作为医疗保险税，即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对于患病、护理婴儿或病孩的人给予90％的津贴，有不满12岁孩子的家庭每年可以领取两个月的特别家长津贴。高等学校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并且提供奖学金和无息学生贷款。失业者可以得到纳税后平均工资92％的救济金。政府大规模兴建住宅，以津贴的方式提供给居民。此外，国家还兴办养老院，提供家庭服务等各种社会服务。60年代末，瑞典社民党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福利社会主义”，因而提出了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和规范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在政治方面以社民党和工会的力量抗衡大资产阶级以便保持权力均衡，在经济方面对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个职能部分，逐步有限地实行社会化。具体做法是，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前提下，通过议会立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限制所有者的部分所有权，使其经营活动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样既可以保留资本家为发财而积极创新和努力经营的冲动与活力，又可以消除资本家滥用私有权力而造成的社会弊端和冲突，同时保障工人群众的基本权利并满足其改善生活的要求。70年代后期，社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基金社会主义”的设想，主张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由资本家手中转为工人的集体财产即雇员投资基金，然后继续用于生产性投资，使其成为与资方资本相抗衡的经济力量，以便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更为根本的改造。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法案在1983年底经议会通过，从1984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不过，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推行，瑞典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巨额公共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带来生产效率的降低；沉重的税收负担造成企业投资不足和设备更新缓慢，进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迟缓等等。尽管如此，瑞典仍然不失为中间道路的开拓者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成功典范。

战后20多年，特别是60年代，随着“绿色革命”在全世界的普遍开展，西欧的农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种植和养殖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方式带来了农业生产的极大增长，改变了西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面貌。商业化的大型农业使大多数国家有能力生产足够的食物以满足本国的需要，从战争结束到1962年，西欧的农业生产率平均提高了30％。联邦德国的农业生产率在1950年到1964年间增长了2.5倍，而法国一个农民生产的食物在1950年能够养活7个人，到1962年已经能养活40个人。促成这场农业革命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扩展，特别是拖拉机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广泛施用减少了病虫害并增加了产量（但也引起了长期的生态问题），作物品种的改良、畜牧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授精）以及灌溉系统的建立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再次，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效率低下的小农场通过出售和兼并被大农场合并过去，从而使得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最后，在私人无力解决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方面，比如修建大型灌溉工程、农村的电气化和大规模植树造林等，政府则投入财力物力协助建设。这场农业革命的发展并不平衡，英国、荷兰、比利时、西德、丹麦、法国北部等西欧北部较富裕的地区取得了最大的成效，到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国家生产的农产品已经超出了本国需要，因而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引起了西欧人口的增长，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和地区构成，大批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找新的机会。在意大利，农业人口从战后的40％降低到1966年的24％；而在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英国，70年代初只有不到4％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西欧各国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也在持续下降。

从战后到70年代初是西欧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震惊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一场席卷西方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终于发生了。1973年，阿拉伯国家为收复失地向以色列发起了军事进攻，以色列则成功地予以反击。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产油国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协调下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将每桶原油价格由3.01美元提高到11.56美元；另一方面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分等级的石油禁运，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触发了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由于西欧国家的大部分能源依靠进口石油，所以这次石油危机对西欧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法、德、意三国的石油消费开支急剧上升了四倍左右，西欧工业国家依靠廉价石油支撑的经济增长的历史从此结束。从1973年第四季度开始，这场经济危机由英国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欧和美、日等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整个西方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钢产量下降14.5％，小汽车减产18.6％，而英、法、西德、意四个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均高于世界平均值，分别达到11.2％、16.3％、12.3％、19.3％。工业生产的下降导致了企业破产、股票行情狂跌、失业人数剧增。1974年12月12日，英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竟比1972年5月的最高点下跌了72％，超过了30年代大萧条时代的跌幅。1975年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比1973年上升了2.24倍。最为奇怪的是，战前的经济危机大都伴随着物价的暴跌，然而这次危机却产生了物价的普遍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急剧恶化。50至60年代，西欧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最高的法国为3.4％，而最低的西德仅为1.9％，但在1975年，西欧物价年均上涨率已接近10％，而英国竟高达24.2％。

这场经济危机结束了西欧国家战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此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普遍缓慢下来，从7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至90年代初为止，西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5％，此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变得更为缓慢。这一时期西欧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持续的生产停滞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并存，同时伴随着外贸增长缓慢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后这种特有的罕见的经济现象被称为“滞胀”。滞胀在西欧各国表现得最为严重，这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西欧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较大，这些企业生产效率普遍偏低，亏损也比较严重；社会福利制度开支很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政府财力的下降，政府只好采取增税、举债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措施来维持平衡，这样势必导致愈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对付危机后出现的经济滞胀的困难局面，英国的保守党内阁下决心摈弃了战后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转而采纳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的货币主义政策，开始实行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减少税收、鼓励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措施，以便取得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生产的效果。甚至连工党政府也不得不实行那种不得人心的限制工资增长率的措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首先，逐步实行非国有化，除了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公司仍然予以保留之外，将英国航空公司、国家货运公司等盈利的国有企业的股份与资产上市出售，以减轻政府负担。其次，改变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政策，将国家干预经济的重点放在紧缩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之上，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再次，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应当有一架梯子以便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同时社会还应当预备一张安全网用来防止人们跌入贫困的深渊。基于这种认识，她反对国家包揽一切，主张减轻政府的福利负担，鼓励企业、社团和个人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义务。主要措施是废除工党制定的养老金与收入挂钩的做法，恢复以前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减免税收，鼓励个人参加行业养老金计划并自行积蓄养老金；削减用于医疗、住房、教育、社会服务等其他社会保障的总支出。最后，撒切尔政府提出用征收人头税的新税法取代原来按财产多少征税的旧税制，这种劫贫济富的税制改革遭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并且动摇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也收缩了国有化的计划，以希拉克为总理的右翼政府甚至在左翼总统的眼皮底下采取了出售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措施。西德的科尔政府也推行了紧缩财政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以及鼓励外贸出口的政策。西欧各国普遍推行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开始逐步好转，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明显降低，国民经济恢复了低速增长的势头。尽管各国的保守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欧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他们终究不可能使西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倒退回原始资本主义或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西欧今后的社会变更只能在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社会福利与生产效率之间左右摇摆式推进，从而保持一种较为中庸的动态平衡。

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内垄断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国际垄断组织的普遍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垄断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生产进一步向大公司集中，大型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巨大的份额。比如西德的拜尔公司，其营业额从60年代初的32.6亿马克猛增到1983年的408亿马克。一家比利时大公司竟同时控制了其国内银行存款的50％到80％、保险业务的60％、钢铁生产的40％、煤炭生产的30％以及电力生产的25％。这些巨型垄断组织拥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分支企业，营业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在国内垄断组织发展的同时，西欧还出现了许多超越国界的国际性垄断集团，其中包括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前者是由一国资本所有、从事跨国经营的垄断组织，而后者则是多国资本所有的垄断组织。这些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业务联系遍布于世界各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比如荷兰飞利浦电器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都是西欧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在1999财务年度，前者的销售额高达315亿欧元，共有雇员23万多人，分支机构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而后者的销售额则超过685亿欧元，在世界上42个国家中拥有500家制造和组装工厂，子公司和附属机构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经济活动超越了传统的国界，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宿怨，有力地推动了地区性经济和政治合作组织的发展。

20世纪后半叶，西欧各国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是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的建立。战后初期，面对不断加剧的冷战和来自美苏两霸的压力，西欧各国深切地感到必须捐弃前嫌、加强联合与合作，才能更快地发展经济和更有效地保障自身安全。1951年4月，在法国外长舒曼的倡议下，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共同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翌年8月在卢森堡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6国又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翌年1月1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1965年4月，六国进一步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将上述3个机构联合组成欧洲共同体。此后，欧共体不断扩大，英国（1973年）、爱尔兰（1973年）、丹麦（1973年）、希腊（1981年）、西班牙（1986年）和葡萄牙（1986年）相继加入，成员国总数达到12个。欧洲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成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他们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以商讨制定欧共体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协调各国的政策，解决内部和对外的分歧，其秘书处设在布鲁塞尔。欧共体的常设管理机构为欧洲委员会，也设在布鲁塞尔，其职能是负责提出立法建议，保证条约的实施，执行共同体的政策，管理国际贸易关系。欧共体的民意代表机构是欧洲议会，从70年代开始，欧洲议会由共同体的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此外，欧共体还设有欧洲法院，以便提供必要的司法保障，保证各国对条约的解释和执行以及共同体的一切活动都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欧共体成立后，各成员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体的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968年7月，欧共体各国建立起关税同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和贸易限额，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率；1962年开始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1971年对农产品贸易实施补贴；1979年3月，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用欧洲货币单位作为各国之间进行货币兑换、信贷和结算的基本单位。1985年，法国进一步提出欧洲联合发展尖端技术的“尤里卡计划”，标志着欧洲技术共同体设想的正式诞生。西欧的联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92年欧盟成立之前，欧共体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2万亿欧洲货币单位，比美国高出4000多亿；到欧盟成立后的1999年，整个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7.8万亿欧元以上，是日本的两倍多。在政治合作方面，欧共体不断协调对外政策，强调欧洲越来越需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同时努力推进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条约，该条约自1993年11月1日起正式生效，由原欧共体12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也加入了欧盟，使其成员国达到15个。目前欧盟正准备向东欧和南欧扩展。新成立的欧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体化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原欧共体，并已开始逐步实现西欧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欧盟成立后，立即着手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边界限制，从而使欧盟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盟内各国之间实现了商品、人员、资金和劳务的自由流通。欧盟还建立了欧洲货币联盟代替以前的欧洲货币体系，以便用单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的欧洲货币取代各国原有的国家银行和货币。1999年1月1日，作为欧洲单一货币的欧元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进展。在政治上，欧盟加紧推动司法和其他国内事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并且着手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然而，由于复杂的主权让度问题和西欧语言文化的多元性，欧盟在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方面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其全面彻底的一体化尚需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欧盟的建立是西欧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在西欧盛行了200多年的近代民族主义日渐消退，经过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终于看到各民族国家撤除边关、消解宿怨、和平合作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

四、第三次产业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现代产业革命的进程，直到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又开始了一场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以及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新的产业革命。有些学者把这次产业革命看做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单纯延续，因而仍旧将它归结为传统工业的范畴，称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然而，如果从产业性质、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战后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革显然具有与传统工业极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它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文明性质的深刻变化。因而，这场仍在进行中的产业革命有理由被看做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而且与二者并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由此产生的新社会形态则可以被看做是有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如果以产业重心的变迁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史的标准的话，这个正在出现的人类文明新类型则可以称为信息文明，从而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区别。不过在这样划分的同时，要避免简单化地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只存在单一的信息产业，因为除了信息产业之外，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还发展出核能、空间、海洋、生物等许多其他产业，而且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也仍然存在并且依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只不过它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它们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日益被信息革命所改变。第三次产业革命及其影响是世界范围的，西欧则是其重心之一。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革命就已经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科学理论的突破对生产技术的变革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做了最初的理论准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等人创立的量子力学改变了牛顿力学的物质观、时空观和运动观。30年代发展起来的原子物理学揭示了原子核裂变的奥秘，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二战后建立的高能物理学进一步研究了构成原子核的众多基本粒子的结构和转化规律，推动了核技术的发展。在开创当代信息技术的各种因素中，战后初期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加拿大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1901—1972年）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正式提出系统论是一门研究系统的原则、规律和模式并对其进行数学描述的科学，1968年他又编著了《一般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运用》一书，全面阐述了系统论的思想。1948年，美国数学家克洛德·申农（1916—）发表了《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从理论上阐明了信源、信宿、信道、编码等有关通讯的基本问题，并分析了信息的特征、度量、变换和传递问题，从而初步确立了作为研究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储存的科学的信息论的基本理论。控制论则是研究系统的控制和调节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1894—1964年）于1948年出版了其名著《控制论》，书中论述了以信息和反馈机制构成的各种系统的自动控制规律，因而他被认为是控制论的创始人。除此之外，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的发展、电子元件和电路技术的改进也都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创造了理论和技术前提。从社会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垄断组织的巨大经济实力为新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而西方各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政策又给科技进步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最后，战争和战后的长期军备竞赛加快了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步伐，原子弹、火箭和电子计算机都是首先在二战中制造成功或开始研制的。

电子计算机又称电脑，是一种能按照指令对信息进行存储和处理、具有数字运算和逻辑判断功能的自动机器。它是人脑的延伸，可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其运算速度远远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智力，因而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标志。1943年6月，为了满足战争中对炮击火力表和各种弹道进行快速计算的要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机工程教授约翰·威廉·莫希莱（1907—1980年）提出了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方案，得到了军方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45年底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通用计算机，并于1946年2月举行了公开的演示。这台被命名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笨重机器使用了1.8万只电子管，每秒钟可以完成5000次加法运算，比当时最好的机电式计算机的速度快了一千倍。1946年，美国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年）进一步提出了“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思想，主张采用二进制代替十进制，并且将程序存储起来以便实现全部运算的电子自动控制。1949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根据冯·诺伊曼的设计思想研制成功“电子延迟存储自动计算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达到每秒几万次。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晶体管出现后，美国于1959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不仅将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几十万次，而且缩小了体积，降低了成本和功耗，因而被称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1964年4月7日，美国IBM公司宣布制成通用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这标志着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该机运用美国工程师杰克·基尔比（1923—）于1958年发明的集成电路技术，进一步缩小了体积，降低了成本和功耗，提高了运算速度。1970年前后又出现了第四代电子计算机，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种集成电路可以在几毫米的半导体芯片上用微米或亚微米级的刻蚀技术集成几千个微电子元件，它标志着微电子技术时代的来临。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又相继出现了集成有几十万和几百万电子元件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在此基础上计算机开始向微型机和巨型机两个方向发展。1974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生产出第一块商用微处理器芯片，微型计算机由此出现在市场上。1975年，巨型计算机首先在美国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其运算速度为每秒1.5亿次。1981年10月，日本提出了研制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设想，这是一种使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它能模拟人的智能，具有模式识别、机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等功能。1989年4月日本电器公司研制成每秒运算220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同年6月美国一家公司又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270亿次。目前，美国最快的巨型计算机已经达到每秒运算数万亿次，各国还在进行光学计算机、神经网络计算机和模糊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不断发展，对各种计算机软件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虽然一些计算机语言和软件早已出现，但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要数美国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了，微软公司及其创始人比尔·盖茨（1955—）的创业经历也成了电脑时代新的传奇故事。1975年从哈佛大学辍学后，盖茨和他的高中好友保罗·艾伦一起创立了微软公司。1980年，微软公司首先研制成用于IBM个人电脑的DOS操作系统，此后又研制出基于WINDOWS界面的操作系统，并且不断升级换代，目前的WINDOWS系统已经升级为2000版。据统计，现在全世界近90％的个人电脑都在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也在20多年内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和实力最雄厚的软件王国。其他与WINDOWS不同的操作系统也争奇斗妍、各显其能，如UNIX、LINUX和苹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等皆各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各种应用软件更是层出不穷，迅速扩展了计算机的用途和功能，使它逐步变成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万能机器。为了保障战争时计算机运行的安全性，加快国防科学研究情报的交换速度，美国国防部于1969年建立起一个计算机网络系统。此后，为了满足其他领域的科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了一个新的互联网络系统，将许多已有的计算机网络进一步连接起来，从而使其规模和容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90年代以后，互联网不仅突破了军用和科研的范围，进入民用和社会普及的阶段，而且打破了国家的地域界限，实现了全世界计算机互联网的相互连接，使身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普通人只要能接入互联网即可共享全世界的信息资源。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已有数百万台电脑与互联网连接，而且联网的计算机数量正在以成倍的速度增加。这个飞速发展的全球信息网为各行各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厂商提供了无限商机，网上广告和网上交易推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都明白，谁掌握了网络商务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未来。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广大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和实惠，目前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订购机票和旅馆、网上通讯、网上新闻、网上图书馆、网上娱乐，甚至网上交友和网上谈情说爱，都已成为时尚，它们已经而且必将深刻地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核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也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12月，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能量。这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此后，苏联也建成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并于1949年8月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美国和苏联在1952年11月和1953年8月分别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在西欧，英国于1952年和1957年、法国于1960年和1968年各自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和氢弹。中国也在1964年10月16日和1967年6月17日试爆成功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原子武器的发展第一次使人类面临核灾难和彻底毁灭的危险前景，迫使人类必须重新考虑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学会在核武器时代如何和平共处。1954年6月，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开创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此后，西欧、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核电站。为了发展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美苏都加紧研制中远程和洲际导弹。1957年8月苏联首先发射成功SS—6洲际弹道导弹，1959年美国的“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也研制成功。

导弹技术的突破为空间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1月美国的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1961年4月1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1号”，宇航员加加林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地面，这一创举开辟了人类遨游宇宙的太空时代。1969年7月16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离开地球飞向月球，在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晚上10点56分20秒，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出了登上月球的第一步，当时他激动地说：“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他和埃德温·奥尔德林在月球上逗留了21个半小时，进行了科学考察和采集标本等工作，留下了美国国旗和一些科学仪器，然后于7月24日平安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又一壮举。1970年12月，苏联发射的金星7号探测器在金星上软着陆。1977年8月和9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1号和2号相继飞掠过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发回了各种相关图像和探测数据。空间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宇宙的道路，而且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服务于地球提供了新的手段。1964年8月，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通讯卫星，开创了卫星通讯的时代。70年代以后，用于通讯、气象、侦察、导航和资源探测的各种民用和军用卫星陆续升空，将人类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认识和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美苏相比，西欧空间技术的发展显得较为逊色，然而1965年11月法国用自己制造的“钻石”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西欧著名的“阿丽阿娜”火箭也于1979年12月首次发射成功，此后它为西欧各国发射了各种航天器。70年代，美苏还相继发射了可以在宇宙中进行科研工作的空间实验站，并且实现了空间站与飞船的对接。1981年4月12日，美国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顺利升空，绕地球36周后安全着陆。2001年4月28日，一位美国商人丹尼斯·蒂托在两名俄罗斯宇航员的陪同下，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在太空旅游一周后于5月6日安全返回地面，从而成为全球第一位太空观光客，实现了普通人遨游宇宙的梦想。目前，太空旅游事业方兴未艾。此外，美国正在加紧研究新型的空天飞机，这种飞机兼具航天、航空两种性能，它不需借助火箭即可起飞，能够自由往返于大气层内外，一旦研制成功将进一步推进人类空间探索事业的发展。

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另一项极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是生物和遗传工程技术。遗传工程也称基因工程，它是生物工程中的核心技术。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和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首先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DNA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它是一种起遗传作用的高分子化合物，其每一片断都存储着特定的遗传密码，决定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的合成，这种DNA片断就称为基因。如果将某种生物的DNA分离出来并把它组合到另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上去，就可以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从而获得符合人类需要的生物新品种。1974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1922—）及其同事成功地进行了DNA重组的试验，他们将重组的DNA植入快速繁殖的大肠杆菌中，生产出了具有某种特性的生物制品。此后，这种技术被用于生产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生物产品，进入了工业生产的阶段。目前，人们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将微生物、植物、动物甚至人的基因进行人为的转移，制造出一些自然界原来没有的转基因物种，像转基因大豆食品等已经出现在餐桌上，不久转基因小麦、转基因马铃薯以及转基因牛、转基因猪、转基因鸡、转基因鱼等都将面市。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另一项成果是试管婴儿试验的成功。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试管女婴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1984年1月一个美国妇女又顺利生出第一个异体胚胎移植的男婴。此后，试管婴儿相继在许多国家出现，各国也普遍建立了精子储存库。20世纪末最为惊人的生物技术进展莫过于克隆羊的成功和人类基因图的发表了。1997年2月，英国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研究所的伊恩·威尔默特在《自然》杂志上宣布，他和同事们经过277次试验，终于成功地用一只成年母绵羊的乳腺细胞核克隆（无性繁殖）出一只羊羔——多丽。这只没有父亲的克隆羊的出世立即引起了有关克隆技术的伦理学争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1946—）甚至宣布了一项禁令，禁止使用联邦资金从事克隆人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以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为首组织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国的许多遗传学研究机构开展了一项名为“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浩大研究工程，整个工程共有1100多名科学家参与，耗资10多亿美元。到2000年6月26日，科学家们已绘制出一幅包含人类基因组中大部分DNA序列的工作草图，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完成包括约32亿个碱基对的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如果把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数据印成书，其篇幅将超过200本厚厚的16开电话簿。人类基因组的完全解读将为基因疗法的实施开辟道路，因为像乳腺癌、子宫癌、结肠癌以及一些遗传疾病的发生大都与基因缺陷或基因突变有关，通过调控、修复或置换基因有可能治愈这些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从而为患者带来了新的福音。不过，基因研究的进展也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学问题，比如利用基因技术会不会生产出人类无法控制的超级怪物或超级病菌和病毒？面对这些新的困惑，西方一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怀疑甚至抵制基因技术的声浪。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除了上述四大高新技术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技术，比如激光、光导纤维、新能源、新材料和海洋工程等。激光作为一种新型光源具有单色性、方向性和高能量的特点，可以通过激光器人工获得。50年代，美苏物理学家先后阐发了激光发射器原理，1960年，美国物理学家西奥多·哈罗德·梅曼（1927—）利用受激辐射放大电磁波的原理制成了第一台红宝石固体激光器。此后，激光很快在各行各业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比如激光加工、激光医疗、激光育种、激光杀虫、激光测量、激光通讯和激光全息照相等。光导纤维是能传输光线的玻璃纤维，用高纯度石英玻璃管在高温下拉制而成，其光波传播速度可达每秒30万公里，每根光纤可传输上万路电话或数千路电视节目。1966年，美国华裔科学家高琨（1933—）从理论上提出，通过清除光纤中的有害物质并将光纤制成双层结构即可大幅度提高其传光能力，从而可将其用于激光通讯。1970年，美国一家玻璃公司研制成功第一根光损耗为每公里20分贝的光导纤维，揭开了光纤通讯的序幕。1977年5月，美国电话公司在芝加哥建立了第一条光纤通讯线路。在信息量、抗干扰和传输速度等方面，光纤通讯具有远远超过电缆通讯的优越性，因而8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推广。70年代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开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节能技术的研究，在加强对煤炭的液化和气化以及石油的综合利用的研究之外，人们开始大力开发和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性的能源。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还广泛开展了对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各国注册的新材料已达数十万种并且不断增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可用于制造切削刀具和连续铸钢的耐热、耐磨、耐腐蚀的高强度精密结构陶瓷，可用作廉价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材料的非晶态硅，可用于制造飞机和火箭外壳的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碳纤维、芳纶等），以及各种类型的转变温度较高的超导材料等等。最后，从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均兴起了一个综合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热潮，新兴的海洋工程包括了海底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藏的开采，海洋能源的利用，海水资源的提取，水产资源的开发，海洋空间的利用，海洋环境的保护等等。在20世纪后期的数十年间，各国在开采海底有色金属（如锰结核矿）、建立海洋潮汐和温差发电厂、建设海上城市和发展海洋养殖业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方面，各国都竞相投入资金和人力加大研究和建设力度，甚至由此引发了各国对海洋油气资源的争夺。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它们的发展使工农业生产、信息服务业和生活娱乐等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早期的计算机由于体积庞大和价格昂贵，主要用于政府机构和军事科研单位的工作，比如美国曾用计算机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和总统选举资料的统计处理，后来又将其用于飞机、火箭、卫星、飞船的设计和制造，阿波罗计划就使用了1.2万台计算机。在工业生产方面，电子计算机直接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的发展，逐步实现了机床、生产线、车间和整个工厂的自动化生产。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运用电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研制出第一台三坐标数控铣床，可以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加工出复杂的曲面零件，提高了生产效率。60年代到80年代，英国和日本分别建成全自动化的生产线、车间和整个工厂。196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又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这个取名为“罗伯特”的机器人是一只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手。70年代末期以后，机器人的研制和应用迅速发展起来，各国不断研制出第一代操纵型机器人、第二代自动型机器人，目前正在研制第三代智能型机器人。机器人能代替人在高温、严寒、剧毒、高空、深水等危险恶劣环境中工作，同时还能节省生产费用和提高工作效率。到8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机器人40万个左右，其中日本占有一半以上。

70年代以后，随着微型化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出现及其价格的急剧下降，计算机的应用进入了社会化和个人化的普及阶段。在工农业和交通通讯方面，除了生产的自动控制之外，计算机还被用于工程和产品设计、生产调度和指挥、长期气象分析和预报、城市交通管理、程控电话交换等等。在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咨询服务方面，通过建立和使用各种数据信息库，实现了管理和服务行业的计算机化。比如美国政府建立了全国驾驶员注册数据库和社会安全号码数据库，通过它们可以对全国每一个驾驶员或个人进行登记、管理和控制。各个银行和保险公司也都有全部客户账户的数据库，营业员或客户本人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进行金融业务的交易活动。1983年，美国创办了第一所电脑大学，学生可以通过电脑与学校的数据库连接，在任何时间选学任何课程。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出现以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从事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各国还陆续实现了图书馆资料检索的计算机化，并且开始出版各种电子版图书。在日常生活和娱乐方面，自动程序控制的电冰箱、空调机、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数字化的影音设备如数字式摄像机、照相机、VCD机、DVD机，以及电视机、组合音响、电子游戏机等其他家用电器的普及，实现了家庭劳动和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家务劳动，增加了人们的休闲时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最后，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的建成与投入使用，使人们最深切地感受到信息社会的来临。通过互联网人们不仅可以进行电子通信、接受服务、共享信息、休闲娱乐，而且可以不去办公室而在家里工作或经营自己的网络企业，计算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在信息时代创业和谋生的新手段。

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本身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以至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科学技术在当代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在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7％，而在1950年至1972年间猛增到6.1％。在造成工业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因素在70年代已占50％—70％，到80年代则达到80％。90年代，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形势下，惟有美国经济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战后，欧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同样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绿色革命的推广。

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整个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作为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和第二产业（采矿、制造、建筑）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而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却急剧上升。第三产业除了传统的服务业、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新闻业和文化教育以外，最重要的是包括软件工程、数据库编制、网络经济等在内的新兴信息行业。1956年，美国从事脑力劳动和服务业的“白领”职员人数第一次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的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5％下降到3％，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30％下降到13％，而服务业和信息业的从业人口则从15％上升到72％。1980年，美国的服务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物质产品的总产值。西欧的英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其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2％、2％、3％，第二产业为38％、38％、40％，第三产业则为60％、60％、57％。即使在制造业内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夕阳工业”也逐渐衰落，而那些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技术密集型的“朝阳工业”，如计算机硬件、机器人、原子能、宇航、通讯设备、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则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今后工业生产的主干。其次，科技革命发展的新特点引起了各国产业布局的变化。过去的工业区往往集中在煤铁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而新兴产业则按照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集中的原则选择发展基地。6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兴起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就坐落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里集中了成千上万家电脑和半导体生产厂商以及软件和网络公司，其产值在美国同类工业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日本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筑波科学城，有46所科研和教育机构集中在这里。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设立了本国的科学技术园区，作为电子工业基地和发展高科技的中心。最后，在高额利润的导向下，发达国家将那些能耗大、费原料和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则将投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从而使电脑和软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突飞猛进，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过时的低技术产业上亦步亦趋，因此可能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失衡和穷国与富国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汹涌浪潮，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调整科技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美国政府向来把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看成是保持科技领先、经济增长和军事优势的关键环节，其用于科技发展的投资数额一直居世界首位。美国1950年的科研和发展经费为52亿美元，1960年为135亿美元，1970年增长为261亿美元，此后该项经费持续增加，甚至超过英、法、日、德四国的总和。西欧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地区，然而战争的破坏使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然而，西欧各国并不甘心，为了改变高科技相对落后于美、日的局面，法国政府于80年代中期带头提出建立一个技术欧洲的主张，建议欧共体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高功率激光、新型材料和空间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7月，欧共体12国与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瑞士在巴黎举行部长级会议，宣布欧洲联合发展尖端技术的“尤里卡计划”诞生。5年之后，尤里卡计划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个，设立研究项目500多个，总投资约800亿法郎。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各国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国际科教界普遍承认教育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法国学者保罗·朗格正式提出一份报告，阐述了在当今世界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70年代，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相继通过立法手段，保障公民以各种形式接受终身教育的权利。面对方兴未艾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集中力量发展科技与教育是一个民族富国强兵、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出路。

五、全球问题及其前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危险暂时消失了，然而，地区性的冲突却有增无减。在全世界范围内，欧洲、美洲、非洲、亚洲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热点地区，欧洲的近邻中东地区更是局部战争和宗教冲突不断。仅就欧洲本身来说，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前苏联的解体都带来了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集团之间的冲突，前南斯拉夫不仅已分裂为几个小国，而且在现存南联盟的科索沃省也频频发生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冲突。其他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与政府的冲突、意大利和法国部分地区少数人具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均未显示出彻底解决的迹象。

与此相联系，国际和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很活跃，甚至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属于天主教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不仅在北爱尔兰袭击英国政府军和新教徒，而且时常在英格兰进行武装袭击活动，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组织了准军事组织袭击天主教徒。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政治组织曾经频繁实施炸弹袭击、抢劫银行、绑架暗杀和劫持飞机等恐怖主义活动。在意大利，从1969年至1982年，各种恐怖主义组织至少杀死了1119人，其中最极端的事件是极左派组织“红色旅”于1978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总理莫罗，以及法西斯极右派组织于1980年对波伦亚火车站的炸弹袭击。德国和法国也时常发生类似事件。此外，其他极端主义组织也经常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活动。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杀害以色列人的事件，1989年美国客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的事件，以及1995年巴黎地铁的炸弹爆炸事件。在1998年和2000年，又相继发生了美国两个驻外大使馆和一艘驱逐舰被炸的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西欧新纳粹主义逐渐抬头，他们所发动的排外事件也不断发生。自从东欧剧变和西欧经济不景气以来，大量的外国移民涌进西欧各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欧的失业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西欧各国政府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移民人数和遣返非法移民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对政治避难、婚姻入籍和侨居国出生入籍制订了更加严格的条件。西欧的极右派民族主义政党，如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和德国的共和党，开始在各国政坛上扩大影响。那些直接反对外来劳工的新纳粹分子和光头党徒甚至发动了好几起纵火烧毁外来劳工房屋、杀死外来劳工的恶性暴力事件。所有这些地区性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对欧洲以致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彻底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领土冲突以前，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是难以避免的。

当今世界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尽管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发达国家经济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之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竭力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资本输出、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手段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经济交往，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发达国家依仗着经济优势和先进技术，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赚取数千亿美元的利润，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着巨额顺差。除了亚洲某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和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达到1.2万亿美元以上，每年必须支付的巨额外债利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联合行动，要求与发达国家开展南北对话。1964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结束时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1974年4月，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宣言》提出，必须在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公正、互相依靠、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新秩序将纠正现存秩序的不平等和非正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行动纲领》进一步制订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具体措施，如各国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保证和稳定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反对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商品交换方面的不合理关系等。同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此后，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些相关决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逐步展开了南北对话，然而距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有很大差距。在南北对话与合作方面，西欧国家采取了与美国和日本不尽相同的政策，它们既想保持其既得利益，又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南北关系，以便在争夺第三世界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方面居于有利地位，因而主张推行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政策。早在60年代，欧洲共同体就曾经与22个黑非洲国家签订了《雅温得协定》和《阿鲁沙协定》，建立起联系国制度。该制度规定双方逐步取消关税，欧共体国家享有在联系国投资、使用其资源和劳动力的权利，同时向联系国提供经济援助，联系国也可以享受欧共体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1975年，欧共体又在多哥首都洛美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为期5年的经济贸易协定。洛美协定规定，欧共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条件下，允许46国的全部工业品和94％的农产品不限量地免税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提供一笔基金，用来补偿上述国家由原料价格下跌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欧共体在5年内向上述国家提供39.9亿欧洲货币单位的经济援助，并增加了其中赠予的比重。以后洛美协定不断续签。洛美协定是南北对话与合作的一个较好的先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南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都带来了相当的经济利益。

目前在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全球问题是人口爆炸、自然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为它们对全体人类在这个资源有限的行星上的生存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局人口处的统计资料显示，从基督纪元开始到1500年，世界总人口从大约3亿缓慢增长到5亿，其间人口时而增加时而减少。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804年达到了10亿；经过123年，到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又经过33年，到1960年达到30亿，此后，世界人口进入了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最高年均2.0％），仅用14年时间就在1974年达到40亿，接着又在13年后的1987年达到50亿，最后在12年后的1999年突破了60亿大关。换言之，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中竟然翻了两番。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2028年将会达到80亿，此后人口增长的速度才会逐渐缓慢下来。如果分地区来看，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从1950年到1998年分别增长了156％、239％、202％，而同时期内欧洲仅增长了33％，北美增长了77％，在一些西欧国家甚至已趋近人口的零增长状态。各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是亚非拉大幅上升，而欧美却明显下降。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当然会带来劳动力紧张和社会负担加重的后果，而发展中国家少年人口增长过快则造成供养人口比例过大，引起粮食、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的普遍紧张，甚至会吃掉所有的经济增长。当你眼看着互联网上的联合国世界人口时钟以每秒2—3人的速度跳跃增加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恐怖感。如果世界各国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控制，那么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引起全球土地、淡水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普遍短缺甚至枯竭的灾难性后果。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政策，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世界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正在不断减少。世界耕地面积约有15亿公顷左右，仅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11％。由于沙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以及人类的过度使用，现在每年仍有大约500万到700万公顷的耕地流失掉。随着土地的侵蚀和人口的增加，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必然不断减少。即使新开垦的土地与流失的土地可以相互抵消，世界耕地总面积基本上保持不变，但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在不断减少。1950年世界人均耕地约为8.9亩，1960年减少为7.5亩，1974年减到5.6亩，1987年进一步减为4.5亩，1999年已减为3.75亩，到2028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时人均耕地将仅有2.8亩。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土地少，其人均耕地更是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数。尽管人们运用各种科学方法提高粮食产量，目前世界上仍然有8.4亿人（约占世界人口1/7）处于经常挨饿或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过度的城市化，世界上普遍出现了淡水资源的短缺。地球本是一个水量丰富的行星，然而全球总储水量中仅有6％是淡水，而淡水的99％存在于冰川和地下，人类可以利用的淡水只有淡水总资源的0.4％。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淡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1950年世界用水量约为13亿立方米，到2000年增加到50多亿立方米，几乎增长了四倍，工业和农业用水增长的速度则达到数十倍。其中发达国家的用水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如美国的人均生活用水为加纳的七十多倍。如果按照目前每年4％—5％的速度增长，到22世纪末地球上的大部分江河将有可能干涸。我国的黄河断流现象和北方大城市的严重水荒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能源是工业生产的动力，前两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依靠廉价的化石能源才获得了高速发展。1973年的能源危机第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能源有限性的警钟，当时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60％多的份额，无论人们能够发现多少新的油气资源，其储存量终究是有限的，早晚会有用尽的一天。人类只有在节约现有能源的同时加紧开发可以再生的新能源，才能摆脱危机。据统计，一个欧洲人每天的耗油量相当于150个印度人一天的耗油量，而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消耗了世界石油的将近40％。因而在节约能源和解决能源危机方面，发达国家应负起主要的责任。令人鼓舞的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如太阳能的更为有效的利用、电动汽车的开发和完善都是极有前途的事业。

所有全球问题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生态环境危机了。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大气污染问题。早在30年代至50年代，欧美就发生过因空气污染致人患病和死亡的事件，其中包括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以及1955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其原因大都是工业或汽车排放的废气导致居民中毒患病或死亡。更有甚者，现代工业和交通排出的大量废气不仅直接毒害人们的健康，而且造成了一种类似稀硫酸或稀硝酸的酸雨，它能使树木脱叶枯萎、鱼类和野生动物死亡，甚至引起人的癌症。50年代初，瑞典、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气象学家最先发现酸雨，60至70年代世界各地都发现了酸雨，在北美和欧洲约有35％的森林已经受害，水源也受到污染。影响大气层的另外两个环境问题是温室效应和臭氧层变薄的问题。由于人们大量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森林的破坏，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氧化氮、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导致近10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3—0.6摄氏度，加重了本来已存在的温室效应。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1世纪内全球气温有可能上升1.5—4.5摄氏度，这将导致气候带分别向南北两极移动数百公里，两极冰雪的融化和海水的热膨胀会引起海平面上升，使一些岛屿和大陆沿海低地被淹没，纽约、东京、上海等沿海名城将不复存在。有些地区的气候会变得异常干旱酷热，另一些地区则会暴雨成灾。自6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生产和使用空调、冰箱以及塑料制品，以致向大气中排放的氯氟烃大量增加，因而造成地球上空平流层里的臭氧层开始遭到破坏，1984年南极一个监测站发现该站上空的臭氧总量只有60年代初的60％。臭氧层的作用类似一个自然过滤器，它可以吸收和阻挡对生命有害的太阳紫外辐射，如果平流层里的臭氧含量减少，将会使到达地面的紫外辐射强度增加，结果引起人类皮肤癌和白内障，并妨害某些重要农作物的生长。

除了大气污染和破坏以外，其他一些人为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最早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是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和发生在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前者是因附近工厂将含汞废料排入海水使鱼中毒，人和猫吃了毒鱼后中毒患病或死亡；后者则是当地工厂将含镉废水排入河里，人吃了用河水灌溉的稻谷导致镉中毒而引起骨痛甚至死亡。1984年12月，一家美国公司设在印度的农药厂发生剧毒原料泄漏事故，其毒雾随风扩散到居民区后造成3000人死亡和20万人伤残，其中5万人双目失明，大批牲畜也中毒死亡，水源遭到污染。从1945年以来，各大国进行的大量核试验使大气层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大大增加，普遍影响到全世界人们的健康，核废料的处理也成为令全世界头疼的问题。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核电站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能源危机得以缓解，然而却发生了几起惊人的核泄漏事故。一起是1979年3月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发生辐射溢出事故，另一起就是1986年4月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的爆炸事故。后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直接导致31人死亡，数年后查明有1700多人因辐射致癌，西欧和世界许多地方都能检测出这次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其他较小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也令人担忧，比如海上石油钻探和油轮漏油、各种农药的有毒残余、大量难以降解的合成材料、过度的噪音公害、大规模的沙暴等等，都会污染环境，给人类和动植物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最后，环境危机还表现在森林被大面积地破坏和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等方面。地球原有的森林面积约为76亿公顷，覆盖率高达66％。到20世纪70年代末，森林面积已减少到26亿公顷，80年代中期世界森林覆盖率已降到22％左右。除了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外，人类的过度砍伐是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几十年来，素有“地球之肺”美誉的热带雨林已被毁坏了近一半，日本公司还与巴西合作大规模采伐亚马逊原始森林，使这个人类最大的森林资源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热带雨林的消失将会带来土地沙漠化和气候异常的灾难性后果。在森林资源的使用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木材消耗占世界消耗总量的90％，而为此付出毁坏森林的代价的却大多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无节制的渔猎进一步造成了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全球原有生物物种500万至3000万，长期以来物种的灭绝速度和形成速度基本持平。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平均每年灭绝一个物种，到80年代，每天灭绝一个物种，最近有报道指出，物种灭绝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每小时灭绝一种的速度。据估计，今后数十年内将有1/4的物种灭绝，另有5％—15％濒临灭绝。人类和大自然是互相依存的，大批动植物的消亡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反过来对人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如何保护人类和所有动植物的共同生存环境的问题。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提出杀虫剂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由此引起了一场对使用农药的争论，这场争论唤起了欧美各国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危机意识。1968年4月，一个专门讨论世界现状和未来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并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罗列出几个将会导致人类困境的全球问题：人口过度增长，粮食供应紧张，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报告中的悲观预言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受联合国委托，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玛丽·沃德（1914—1981年）和美国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1901—1982年）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书出版，奠定了环境科学的基础。此后，环境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环境法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环境医学、环境化学和环境生物学等。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产品也纷纷发明和制造出来。随着生态意识的深入人心，西方社会开始掀起了一场防止生态灾难、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科学家、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揭露污染环境的公害事件，谴责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的行为。各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和民间环保运动的压力下，也开始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机构并且颁布了相关法律。自发的环保志愿者小组在西方到处出现，展开了有组织的绿色和平行动。1971年，一个反对核试验、环境污染和捕杀海洋生物的国际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它的成员经常驾驶“彩虹勇士号”轮船到世界各地去英勇地阻止核试验和猎杀海洋生物的活动，目前该组织已在全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部。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环保运动的基础上，世界上第一个绿党组织——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联合会于1972年3月宣布成立，同年5月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新西兰的价值党也正式成立。该党成立后立即参加了当年的新西兰大选，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竞选纲领，内容包括零经济增长、零人口增长和允许堕胎等法律改革方案。此后，各种绿党和绿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各国涌现出来，如1972年在联邦德国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以及1980年1月成立的德国绿党等等。目前德国绿党已经成为与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并列的第三派政治势力，其代表在联邦议院占有相当的席位并在社民党组织的联合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目前，欧美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一个以上绿党组织，其代表逐步被选入地方和全国的议会，欧洲议会里也有不少绿党的代表。同时绿党还成立了跨国的联合组织，1984年西欧绿党在比利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目前欧洲绿党联盟已有来自各国的31个成员党，另有7个党正在申请加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绿党已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新生社会政治力量，它们那些具有明显后现代价值取向的激进思想将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现代工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并且有可能改变由左右两翼轮流执政的传统政治格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于是，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环保协定纷纷签订，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互相毗邻的共同自然环境，如《美加大湖协定》、《美墨海洋污染协定》和控制地中海污染的协定等等。联合国在国际环保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建立时起它就将自然保护问题列入了其工作范围之内，经常召开涉及自然保护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1961年，经社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提出建立禁猎区和自然保护区网的要求。1972年6月和1982年5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和内罗毕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环境与发展国际会议，分别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内罗毕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科研和环境管理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爱护地球，保护环境。1973年1月，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加强了国际环境立法的工作。1987年9月，在联合国主持下各国达成了旨在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此后联合国还成立专门机构，举行各种会议，研究挽救臭氧层、阻止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环境与发展国际大会，118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等文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作出了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的决定。

无论今后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类总要继续生存下去，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总要继续发展，因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就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切实地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沉重责任，使蛮荒的宇宙中这只目前所知惟一的生命之舟能够永远成为人类和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

22 爱因斯坦像

第七章20世纪的西欧科学与哲学

20世纪是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类已经将科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宏观宇宙、微观粒子、地球结构和生命机制。在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板块构造学说，发现各种基本粒子和生物遗传机制，以及研制各种抗生素药物等方面，西欧的科学家们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即主要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哲学以及关注人的存在和自由的人文哲学，都起源于西欧，它们深刻地反映出20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和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文明带来的灾难和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到剖析体现出左派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发起了更加激进的攻击，其解构的锋芒甚至指向了微观社会权力、现代性本身、人类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西欧的社会科学家们在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开拓，在人类深层心理、社会结构与功能、总体历史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等方面均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念。

一、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到19世纪末，以牛顿力学为主干的经典物理学已达到了几乎完美无缺的程度，科学家们相信，只要能建立起相应的力学模型就可以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然而，就在20世纪刚刚来临的1900年4月，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经典物理学晴朗的天空上出现了两朵乌云，这是经典物理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的物理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经典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实验结果。这些新的实验结果使物理学陷入了危机，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物理学革命，由此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在19世纪末，人们普遍认为，正如声音是在某些物质媒介中传播的声波振荡一样，电磁波也是电磁振荡在某种物质媒介中的传播，而这种媒介就是笛卡儿所设想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充满整个宇宙的“以太”。为了探测以太的存在和它相对于地球的漂移运动，美国物理学家艾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1852—1931年）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实验，让光线在平行和垂直于地球运动的方向上等距离地往返传播，如果地球是相对于静止的以太而运动的，那么平行于地球运动方向的光线传播所用的时间就会与垂直传播的时间之间有一个微小的差异。然而，迈克尔逊在1881年的第一次实验中没有发现任何时间差异，似乎地球是相对于以太静止的。1887年，即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200周年，迈克尔逊与美国化学家爱德华·威廉斯·莫雷（1838—1923年）合作进行了更精密的重复实验，得到的仍然是零结果。这个结果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震惊，牛顿经典物理学大厦的基础开始动摇了。为了在保全经典物理学的同时解释这种零结果，爱尔兰物理学家乔治·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851—1901年）于1889年提出了物体在以太风中收缩的假说，即在运动方向上，物体的长度会缩短，收缩的程度恰好弥补了因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所引起的两束光线传播的时间差异，因而无法探测出以太漂移的现象。1992年，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1853—1928年）也独立地提出了收缩假说并给出了著名的“洛伦兹变换”，该变换使相对于以太运动或静止的两种坐标系均能满足同样形式的麦克斯韦方程。洛伦兹的工作虽然在表面上保住了经典物理学的形式，但是修正了许多传统的物理学概念，比如运动粒子的质量不再是不变的，光速是一切速度的上限等。至此，物理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场革命的先锋和主将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1901年取得瑞士国籍并在伯尔尼专利局当技术员，1908年开始在大学任教，以后在瑞士、德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担任教授并从事科研工作。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爱因斯坦迁居美国并于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早在1895年左右，16岁的爱因斯坦就开始思考电动力学的问题。在伯尔尼期间，爱因斯坦曾与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在一个名为奥林匹亚的小咖啡馆聚会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前沿问题，他们戏称自己的小组为“奥林匹亚科学院”。当时马赫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给予爱因斯坦以深刻的影响，促使他重新检讨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念。1905年，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5篇论文，除了一篇关于分子维度的论文为他赢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外，其他4篇论文都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由此揭开了物理学革命的序幕。第一篇论文从数学上解决了布朗运动的问题，第二篇论文则以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第三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标志着科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了举世闻名的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改造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理论。这样，以太概念成了无用的假设，以太漂移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就是正确的。为了破除传统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首先指出了同时性的相对性，即两个事件是否同时发生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对于一个参照系里的观察者是同时的两个事件，对于另一个参照系里的观察者则可能不是同时的，因而同时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宇宙中惟一绝对的东西只有光速，光速在所有的惯性参照系中保持不变，并且是物体运动的速度极限。由此出发，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力学所设想的与任何运动状态无关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框架，提出了相对论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其要点是：空间、时间和质量的量度依赖于物体运动的状态，处于高速运动中（特别是接近光速时）的物体，其运动方向上的尺子会缩短，运动中的时钟将变慢，物体本身的质量将会增加，三者变化的幅度符合洛伦兹变换。到目前为止，时钟变慢的相对论效应已经在高速飞行的精确实验中获得了证实，而质量增加的效应也在现代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得到验证。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抛弃了牛顿力学中互不相关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代之以相互紧密联系的四维空-时连续统。在第四篇论文中，爱因斯坦依据狭义相对论做出了关于质量与能量相当性的推论，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公式E=mc^2，此处的E是能量，m是质量，c是真空中的光速。质能关系式清楚地表明，质量和能量具有同一性，它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很小的质量全部转化后可以释放出极其巨大的能量。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为放射性元素释放的能量和太阳能量的计算提供了数学手段，也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狭义相对论只涉及惯性参照系，而没有考虑到加速运动，为了克服双生子佯谬等难题，解决变速运动中的相对论效应问题，就必须将相对论推广到非惯性系之中去。1916年初，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建立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本理论。实质上，广义相对论也就是现代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成功地将相对性原理推广到引力场中，指出引力场即相当于一个非惯性系，一个物体正处于引力场中与它正在被加速是没有分别的，这就是等效原理。这样，原来牛顿力学中的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的相等就不再是偶然的或武断的，而成为等效原理的一个自然推论，从而在相对论中获得了新的理论解释。同时，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因此现实的空间并不是平坦的欧几里得空间，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空间的曲率取决于物质的质量及其分布状况。引力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弯曲的空—时，其曲率表现出引力场的强度。这样，爱因斯坦就在广义相对论中用弯曲的四维空—时取代了狭义相对论中平坦的四维空—时。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揭示了四维空—时同物质的统一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否定了牛顿力学中脱离物理实在而独立存在的空虚空间的概念，指出不是物理客体存在于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本身具有空间的广延。为了在实验上对广义相对论做出验证，爱因斯坦提出了三个理论预言和推论。第一是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爱因斯坦用太阳引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精确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每100年43秒的弧度偏差。第二是引力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应当向红端移动，20年代的天文观测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第三是光线在引力场中偏转，1919年5月29日科学家们在西非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索布腊尔拍摄的日全食照片最终证实，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偏转。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森在公布观测结果的会上盛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从此，相对论获得了举世公认，相对论的时空观彻底取代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实现了人类时空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不仅如此，相对论对物理学的所有分支发生了普遍的影响，以前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必须依照相对论重新修改，只是在低速运动和小尺度空间的范围内，由于相对论效应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仍然可以近似地使用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打破了道尔顿原子论关于原子不可再分的观念，原子物理学逐步揭示出原子内部的复杂结构，从而导致了继相对论之后的另一个革命性理论即量子力学的产生。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就已发现真空中放电会产生辉光现象。此后，物理学家们进一步发现，真空管内通电时其阴极会发出一种具有能量并受磁场影响的射线，因而它被称为阴极射线。1895年11月，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1845—1923年）在做阴极射线实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具有极强穿透力的新射线，它可以穿透皮肉透视骨骼，使照相底片感光，因而在医学上有很大用途。这一发现的公布引起了轰动，但物理学家对它的本性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给它取名“X射线”。1901年，伦琴由于发现X射线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1896年2月，法国物理学家昂利·贝克勒尔（1852—1908年）受伦琴实验的启发，发现铀的化合物同样可以穿透黑纸使照相底片感光，而且不必依赖任何外界条件，他最后确定这种新射线是从铀原子本身发出的。1898年4月，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钍也像铀一样具有放射性，于是她和她的丈夫、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1859—1906年）一起对放射性物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放射性”一词就是居里夫人首先使用的。同年7月和12月，居里夫妇相继发现了另外两种新的放射性物质，一种是放射性比铀强四百倍的重元素钋，另一种是重元素镭，其放射性竟然比铀强二百多万倍。由于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居里夫人于1903年和1911年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第一次是与丈夫和贝克勒尔分享物理学奖，第二次是她单独获得化学奖。继居里夫妇之后，科学家们又于1899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锕，并且发现放射性是几乎所有比铅和铋重的金属元素的共同属性。与此同时，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森（1856—1940年）在1897年对阴极射线进行了实验研究，证明阴极射线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流，从而否定了它是一种以太波的假说。翌年，汤姆森进一步测出阴极射线的粒子质量为氢离子的千分之一，并指出它是组成一切化学原子的共同成分，取名为“微粒”或“电子”。从此，物理学研究开始深入原子内部奇妙的微观世界。

在20世纪初，另一个经典物理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导致了量子论的产生，这个难题就是古典热力学的黑体辐射问题。当时，由经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关于黑体辐射的光谱能量分布的瑞利—金斯定律，仅在长波部分与实验结果基本符合，而在短波部分则与实验结果严重背离，因而被称为“紫外灾难”。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能量分布公式，不过这只是依据长波和短波部分的实验结果而做出的经验公式，尚缺乏合理的理论解释。同年12月14日，普朗克向德国物理学会报告了他的一个大胆的理论假说：物体在发射和吸收能量时，能量的数值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以一个能量单元的整数倍的形式跳跃地变化的。这种不可再分的最小的能量单元被他称为“能量子”或“量子”。这个假说很好地解释了他提出的关于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公式，量子论也由此诞生了。

然而，由于量子论引进了“非连续性”的概念，与传统的“自然界无跳跃”的信念发生了矛盾，因而大多数物理学家起初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理论。惟有爱因斯坦首先意识到量子概念的普遍意义，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光电效应的领域，建立起光量子理论。当时人们已经发现，金属在光的照射下可以发射出电子，但是光的强度只能影响到发射出来的电子的数量，而不能增加单个电子的发射能量，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加以推广，提出光也是由具有特定能量的光量子组成，正是这些光量子激发了金属内部的电子，一个光量子可以从金属原子中激发出一个具有特定能量的电子，随着光线的增强（光量子增加），被激发出来的电子数目也相应增加，但是单个电子的能量却并不增加。这样，爱因斯坦完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也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光量子理论的提出使延续数百年的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爱因斯坦同时肯定了微粒说和波动说对于描述光的行为的意义，认为它们各自反映了光的本性的一个侧面，光时而表现出粒子性，时而又表现出波动性，这就是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光的波粒二象性。

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促使人们进一步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当时曾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原子结构模型，如布丁模型和土星环模型等，但这些理论模型大都与实验观测不符。1911年，新西兰出生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提出了原子的有核模型，指出原子的质量主要集中在核上，电子绕核旋转，其所带的负电正好与核所带的正电相等，因而原子表现为电中性。翌年，实验证实了有核模型所提出的理论预言，但是卢瑟福原子模型仍存在着不稳定的缺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把这一模型和量子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量子化的原子结构理论：电子只在一些特定的圆形轨道上绕核运行；电子运行时并不发射能量，因而是稳定的；只有当电子从较高能量的轨道跃迁到较低能量的轨道时才发出辐射，反之则吸收辐射能。这个理论不仅解决了卢瑟福模型的稳定性问题，而且在处理简单的氢原子结构时，完全符合光谱分析所得的实验结果。然而，玻尔的量子化原子结构理论只能说明氢原子这样的简单情况，对于多电子的原子光谱便无法解释了，量子论遇到了困难。

1923年，法国物理学家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1892—1987年）另辟蹊径，提出了物质波理论，将量子论推进到新的阶段。德布罗意受爱因斯坦光量子理论的启发，觉得可以将其推广到包括电子在内的一切物质粒子。当年9月到10月，他在3篇论文中提出了电子也是一种波的假说，并且预言电子束穿过小孔时会发生衍射现象，该现象在几年后被实验观测所证实，物质波理论由此得以确立。沿着这一思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年）于1926年提出用一系列的波代替玻尔原子模型中的电子，并且推导出符合实验数据的波动方程，从而创立了波动力学。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1901—1976年）于1925年创立了解决量子波动理论的矩阵方法，用光谱线频率和强度等可观测的量取代了玻尔理论中不可观测的电子轨道和运行周期等概念。同年9月，海森堡的老师马克斯·玻恩（1882—1970年）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帕斯奎尔·约丹（1902—1980年）合作，将海森堡的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矩阵力学理论。起初，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的创始人都认为对方的理论有缺陷，然而到1926年薛定谔发现这两种理论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此后两大理论统称为量子力学。1930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1902—198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量子力学》的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种十分抽象的数学理论，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都统一在一种逻辑一贯的数学形式之中。

量子力学建立后，双方就其物理意义又发生了争论。薛定谔认为，波动方程中的波是一种物质波，而粒子性只是波的某种密集状态，即“波包”。玻恩则认为，电子的粒子性更为基本，它的波函数则表征电子在某时某地出现的几率。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微观领域中的测不准原理，即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量，若准确地测量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玻尔将这种测不准关系归因为经典物理学概念的局限性，因此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互补原理”，认为在量子领域中总是存在着互相排斥的两套经典特征，正是它们的互补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本特征。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统计性的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直到他们去世时仍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不仅如此，量子力学革命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已经越出了科学界，在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古老的哲学概念，例如主观性和客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等，都重新受到人们的批判审查，无论结论是什么，科学的进展无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随着现代实验手段的不断改进，原子物理学逐步深入到原子内部的微观世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基本粒子，进一步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物质结构和规律。卢瑟福在其早期研究中已经发现放射性物质所发出的射线分为带正电的α射线、带负电的β射线和不受磁场影响的γ射线。1910年，卢瑟福用α粒子轰击原子，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从而建立起原子的有核模型。1914年，他又用阴极射线轰击氢，结果打掉了氢原子的电子，剩下的部分变成了带正电的阳离子，被他命名为质子，但它实际上是氢的原子核。1919年，卢瑟福用经过加速的高能α粒子轰击氮原子，结果从氮原子核中打出了质子，使氮原子嬗变成了氧原子。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把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实现了古代炼金术的梦想。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詹姆斯·查德威克（1891—1974年）在他自己和其他物理学家的实验基础上发现了具有电中性的中子，并且用云室方法测出了中子的质量。于是，海森堡立即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两者统称为核子，这种质子—中子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原子量和原子序数的问题。1934年，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1900—1958年）和女儿伊莱娜·居里（1897—1956年）用α粒子轰击铝，产生出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放射性元素——磷的同位素，首次实现了人工产生放射性元素。同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利科·费米（1901—1954年）改用中子去逐个轰击各种元素的原子，获得了几十种不同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同时他还发现经过减速的慢中子可以激发更加强烈的核反应。1938年，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1879—1968年）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核会产生一些比铀轻很多的元素，这与以前发现的原子嬗变现象极为不同。奥地利女物理学家丽瑟·迈特纳（1878—1968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铀核在俘获一个中子后会裂变为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由于裂变过程中会发生质量亏损，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核裂变应该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设想很快便得到了实验证实。费米得知核裂变的消息后，立即提出了链式反应的概念，即当中子轰击铀核使其分裂时必定产生新的多余中子，这些新的中子将继续轰击其他铀核使之分裂，这种反应就像链条一样快速进行下去，从而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不久，实验完全证实了链式反应的可能性。至此，人类利用核能的条件已经成熟，它同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毁灭的威胁。

在海森堡提出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理论之后，许多科学家纷纷进一步探索原子核内部的结构，各自提出了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壳层模型以及综合模型。然而，人们仍然没有弄清核内质子和中子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因为当时已发现的引力和电磁力都不能解释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1935年，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年）提出，电磁相互作用的本质在于电磁场之间相互交换场量子γ粒子，而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类似方式进行的，不过在这里所交换的是一种新的粒子，这种新的粒子被称为介子。1938年，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大卫·安德森（1905—1991年）首先在宇宙线中发现介子（μ介子）的存在。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1903—1969年）终于在宇宙线中发现了汤川秀树所预言的介子，它被命名为π介子。人们在此后的研究中发现，以π介子传递方式产生的相互作用具有强度极大、与电荷无关、作用距离和时间极短的特点，因而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强相互作用。1933年，费米在研究原子核的β衰变时，发现了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相互作用，后来被称为弱相互作用。1956年，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1926—）和杨振宁（1922—）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不久后另一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女士以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从而深化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目前，我们已知宇宙中存在着引力、电磁力、强作用和弱作用四种相互作用力，一些科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分离状况，一直在努力探索这四种力之间的统一性。爱因斯坦去世前曾尽全力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希望能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但是终因时机不成熟而没有成功。60年代后期，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李·格拉肖（1932—）、斯蒂文·温伯格（1933—）和巴基斯坦物理学家阿卜杜斯·萨拉姆（1926—）先后提出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力的统一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三人因此同获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的基本粒子只有电子、质子、中子和光子，但是不久以后科学家们就在宇宙线和高能加速器中发现了一大批基本粒子。其中最早发现的是狄拉克曾经预言过的正电子，它是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于1932年在研究宇宙线时观察到的。不久人们又发现，当正电子和负电子相遇时会发生湮灭，然后转化为两个光子。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粒子都有其反粒子，换言之，物质和反物质具有一种基本的对称性。50年代以后，由于高能加速器的诞生，人们相继发现了中微子和许多寿命较短的共振态粒子。到目前为止，比较稳定、寿命较长的基本粒子已有数十个，而不太稳定、寿命较短的基本粒子则有数百个之多，而且随着大型和超大型高能加速器的发展，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基本粒子被发现。基本粒子的增加向科学家们提出了研究基本粒子结构的课题。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1929—）正式提出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模型”，用三种不同类型的夸克（上夸克、下夸克、旁夸克）及其反夸克的组合来说明强子（静止质量比较大的基本粒子）的生成、湮灭和转化。70年代以来，为了说明新的实验事实，人们又增加了“粲夸克”、“底夸克”、“顶夸克”等新的夸克。虽然夸克模型在解释实验事实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人们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却从未发现过单个的自由夸克，于是有人提出了夸克禁闭假说，认为由于夸克间的结合力随着距离的增大而急剧增加趋向无穷，所以夸克可能永远被禁闭在强子之中。当然，这不会是科学的最后结论，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仍然在不断深化。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也促进了化学的变革，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元素嬗变的实现、原子结构的阐明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突破了原子不可分、元素不能改变的传统观念，为原来仅仅是经验规律的元素周期律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20世纪初化学家们发现，决定元素在周期表中排列次序（即原子序数）的是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也是原子核内的质子数）。于是，一些化学家开始按照原子序数制作新的元素周期表，现代形式的元素周期表是根据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维尔纳（1866—1919年）于1905年提出的设想绘制的。随着化学分离提纯方法的进步，新的元素不断被发现，到30年代已经排到第92号元素铀，远远超过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66个元素，1940年又发现了93号元素镎和94号元素钚，到1996年为止，已知元素已经达到112个之多，其中90多个是天然元素，其余都是人工制造的元素。1913年玻尔提出的原子结构理论和1925年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年）提出的“不相容原理”进一步阐明了元素的性质为什么是原子序数的周期函数。量子力学建立后，电子云（电子在核外空间出现的几率）的概念取代了玻尔的电子轨道概念，成为量子化学的理论基础。对于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使人们发现了同位素和同量异序元素，中子的发现又使化学家们认识到各种同位素的原子核是由相同数目的质子和不同数目的中子组成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主要由质子数决定，而原子量则是质子数和中子数之和。电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也促使人们用电子在原子和分子中的分布和运动规律来说明物质的性质和化学变化，到30年代已经建立起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为各种化合物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各种新的实验方法，如X射线衍射法、电子衍射法、中子衍射法和分子光谱法等也被用于晶体结构和分子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此外，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和植物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新材料合成工业、医疗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20世纪的科学不仅揭开了微观世界的奥秘，同时也将人类的视野扩展到浩瀚的宇宙空间，光学望远镜的改进扩大了可见光的观测距离，而射电望远镜的发明则冲破了地球和银河系的光学屏障，将人类的观测范围扩大到距离地球100多亿光年的天体与河外星系。天体物理学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宇宙学的诞生，在大尺度天文观测和相对论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描绘出宇宙的整体特征，最终建立起大爆炸宇宙模型。1917年，美国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建造了当时最大的反射望远镜（2.5米口径）。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1889—1953年）用它观察仙女座大星云，第一次发现它实际上是由许多恒星组成的河外星系，而不是银河系内弥散状的星际物质，哈勃还用光度方法计算了它的距离，得知它位于70万光年之外。此后，哈勃继续观测河外星系，积累了许多河外星系的距离数据，并将人类的视野扩展到5亿光年。同一时期，美国另一位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莱弗（1875—1969年）在观测中发现，几乎所有河外星系的光谱都有红移现象，根据多普勒效应，这就意味着它们正在远离地球而去，其中退移最快的室女座星云的速度竟达到每秒1000公里。1929年，哈勃根据斯莱弗和自己的工作结果，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即星系的红移量与它们的距离成正比，这一定律获得了以后观测的证实。哈勃定律所指出的河外星系的系统性红移，如果按照多普勒效应解释，则表明宇宙整体处于四处逃散或全面膨胀的状态。

在相对论诞生以前，牛顿宇宙学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是无限的，但是空间的无限性却带来了夜黑佯谬等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爱因斯坦在1917年根据广义相对论建立了一个有限无边的静态宇宙模型。20年代，苏联物理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弗里德曼（1888—1925年）和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1894—1966年）等人也根据相对论相继构造出膨胀或收缩的宇宙模型。起初这些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29年哈勃定律公布后，相对论宇宙学预言的宇宙大尺度膨胀现象终于获得了证实。于是，人们由此推测宇宙在早期应当处于一种密集的状态，而且宇宙应当有年龄。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天文学家们利用美国于1948年在帕洛马山天文台安装的口径为5米的光学望远镜，终于通过观测和计算估计出宇宙的年龄大约为100多亿年。40年代，俄裔美籍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1904—1968年）等人提出了热大爆炸宇宙模型。根据这一理论，宇宙起源于一次巨大的爆炸，在此后的连续膨胀过程中温度和密度逐步降低，所有的天体和化学元素都是在膨胀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大爆炸宇宙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即在宇宙膨胀过程中，当各种元素形成并与原初辐射脱离耦合后，宇宙背景中仍然会保持一种黑体辐射。随着二战后射电望远镜和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兴起，人们终于在1964年观测到了大爆炸模型所预言的宇宙背景——黑体辐射，从而使大爆炸模型成为宇宙学界公认的标准模型。与此同时，射电天文学还通过观测发现了类星体、脉冲星和星际分子，为天文学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更为重要的是1969年在“人马座”上发现了甲醛分子，说明在宇宙空间存在着生命发生的适宜条件，这无疑对生命起源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001年1月，一些美国天文学家公布了一项最新观测结果：距地球57光年的“天龙星座”CM星系的中心有两颗直径略大于地球的行星，它们环绕另外两颗恒星运行，其运行轨道贴近恒星，因此可能有液态水存在，这意味着在它们上面有可能进化出生命。如果科学家们未来能够证明在地球之外确实有适合生命存在的其他行星，那么我们在宇宙中就不再孤独。

在19世纪后期，主张地壳构造固定论的槽台说在地质学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槽台说基本上只承认地壳在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地槽运动），却否认水平方向的运动（地台不动）。然而，人们长久以来就一直注意到大西洋两边的非洲与南美海岸线轮廓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在被大洋分隔的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却存在着相似的地层构造和肺鱼、鸵鸟等相近的动植物物种。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大陆固定论者曾提出陆桥说等假设，认为隔洋大陆上的生物亲缘关系是由远古时代生物经过大陆桥迁徙而形成的。然而，它却无法解释隔洋大陆之间在岩相和地质构造方面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而且人们也找不到任何据说现已沉入海底的陆桥的痕迹。1912年1月，德国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洛塔·魏格纳（1880—1930年）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大陆漂移说，并于1915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魏格纳认为，在地质历史上距今3亿年的古生代，地球上只有一块泛大陆；大约2亿年前，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以及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使浮在平坦的大洋壳上的大陆壳分裂成几块，花岗岩层开始在玄武岩层上做水平漂移；到了约300万年前，各个大陆终于漂移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位置。魏格纳从古生物学、地质学和古气候学方面给出了大量的证据，比如大西洋两岸的生物亲缘关系以及岩石和地层构造的相似性，两极地区曾有过热带沙漠，而赤道地区存在着冰川的痕迹等等。然而，魏格纳学说中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没有提出一种关于漂移动力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大陆漂移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随着古地磁学和海洋地质学研究的深入在60年代又重新活跃起来。对于岩石内磁极方向的研究表明，地球的磁极在不断地变迁，而且北美和欧洲各有一条形状相同但方向不同的磁极迁移曲线，这种双重曲线只能被解释为大陆漂移的结果。海洋地质学的研究发现，海底并不是平坦的，而且海底的岩石比陆地的岩石要年轻得多。于是，美国地质学家哈里·哈蒙德·赫斯（1906—1969年）等人在1962年提出了海底扩张理论，认为在大洋中脊有一条裂谷，地幔中的熔岩从中溢出，到达顶部后向两侧分流，熔岩冷却后形成新的海底，同时推动原来的海底向两边扩张，带动大陆和海底一起随着地幔流体而漂移。海底扩张说不仅支持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而且将漂移的载体从海底深入到地幔对流层，从而解决了漂移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此基础上，加拿大地质学家约翰·图佐·威尔逊（1908—1993年）于1965年首先提出了“板块”概念，并和赫斯以及英国的地质学家们一起提出了板块构造学说。该学说指出，地球表面的整个地壳由几大块坚硬的板块构成，地球内部温度和密度的不均匀分布造成地幔内的熔岩产生热对流，在热对流的带动下各大板块之间发生挤压、拉开或滑过的相对运动，从而产生海底扩张和大陆漂移的运动。几年后，地质学家们开始根据各种探测资料将地壳划分为一些板块，目前已查明的有欧亚、非洲、北美、南美、印度—澳大利亚、太平洋和南极七大板块以及其他一些小板块。板块漂移学说虽然不断有所修正，但它目前仍能很好地解释地壳构造变迁史，为洋中脊、深海沟和山脉的形成以及某些地震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说明。

在生物学方面，1866年孟德尔发表了《植物的杂交实验》一文，首次阐明了生物的遗传规律，但是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1848—1935年）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位植物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学说的重要意义，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1861—1926年）将孟德尔的论文译成英文并在1906年第一次提出了“遗传学”一词，此后遗传学研究在西方形成了新的热潮。根据孟德尔的学说，决定物种遗传性状的是遗传因子，那么遗传因子究竟存在于细胞里的什么地方呢？早在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瓦尔特·弗莱明（1843—1915年）就已发现，细胞核中存在着一些染色体，这些染色体的数目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增加一倍，分裂后的两个子细胞各分得与母细胞相同数目的染色体。孟德尔被重新发现后，美国生物学家沃尔特·斯坦博勒·萨顿（1877—1916年）于1904年证实了染色体与遗传因子的平行性，并且发现染色体总是成对地存在，比如果蝇的染色体是4对，人的染色体是23对。然而，如此少的染色体怎么能决定众多的遗传特征呢？看来染色体本身并不是遗传因子，但遗传因子一定存在于染色体内，于是萨顿推测每条染色体内可能带有多个遗传因子。1911年，生物学界改用“基因”一词代替了孟德尔的遗传因子概念。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染色体和基因的问题，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年）从1909年开始用果蝇做遗传学的实验，并且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基因遗传学说。摩尔根学说指出，基因是一种有机化学实体，它是决定遗传性状的基本单位；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在染色体上直线排列成基因连锁群；不同染色体上的基因可以自由组合或互换，但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却不能自由组合，而必须遵守连锁遗传法则；在某些条件（如辐射、高温）下，基因能够发生突变并保持其变异后的特性。摩尔根的实验还证明了性别是由染色体决定的，并且做出了果蝇染色体的连锁图，确定了每一特定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摩尔根的研究将孟德尔的性状遗传学推进到细胞遗传学的新阶段，摩尔根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摩尔根的遗传学以及德·弗里斯的突变论等理论，由于强调新性状的产生起因于基因突变，因而完全否定了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自然选择的作用。2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进化遗传学和进化生态学，用实验和数学模型方法证明了自然选择在保存和淘汰突变结果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促进了突变论与选择论、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结合，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建立后，许多生物化学家开始研究什么是基因的物质基础。早在1869年，瑞士细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米歇尔（1844—1895年）已经发现了核酸。从1909年到1929年，俄裔美国化学家菲伯斯·列文（1869—1940年）进一步查明核酸分为两种，一种是核糖核酸（RNA），另一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在1944年和1952年，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西奥多·艾弗里（1877—1955年）和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戴·赫希（1908—）先后以实验证明了DNA正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于是，科学家们立即着手研究DNA的化学结构，并希望弄清它如何支配着蛋白质的合成。随着生物大分子化学的进展，科学家们在50年代初成功地拍摄出DNA的X射线衍射图。在此基础上，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于1953年4月公布了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DNA分子由两条核苷酸链相互盘绕组成一个双螺旋，构成核苷酸的4种含氮碱基以一定的配对关系，将两条链子横向连接起来，核苷酸链的碱基排列顺序构成遗传密码，决定某种细胞特有的蛋白质的合成，从而决定生命的遗传特征。DN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意味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此后，曾提出大爆炸宇宙模型的物理学家伽莫夫于1954年提出了一种三联体密码假说：以DNA的4种碱基作为基本的密码符号，每次用3个碱基进行组合（三联体），最后即可得到组成蛋白质的全部20种氨基酸。1961年，克里克证实了三联体密码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DNA通过信使RNA将遗传信息由细胞核传送到细胞质，然后在细胞质中决定蛋白质的合成。60年代，科学家们破译了由DNA碱基排列顺序构成的64种可能的遗传密码，并且编写出了遗传密码表。遗传密码的破译导致了遗传工程的出现，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将不同生物体内的DNA分离出来，经过重新组合搭配后再放回原来的生物体中或植入另一种生物体内，以便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或者创造新的优良生物品种。从1990年开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许多遗传学研究机构共同合作，组织了1100多位科学家开展“人类基因组工程”的研究，到2000年6月26日，科学家们已绘制出一幅包含人类基因组中大部分DNA序列的工作草图，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完成包括约32亿个碱基对的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彻底搞清人类基因组的结构和功能将为基因疗法的实施开辟道路，进而征服癌症、心脏病及老年痴呆症等多种顽症，从而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遗传学和生物工程将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朝阳学科，只要人类能够善用它们所带来的神奇成果，它们就会为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福利。

最后，我们来浏览一下20世纪最为辉煌的医学成就。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对病因的分析研究已经深入到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的水平。各种高效低毒的药物和先进的治疗手段不断问世，使得许多以前无法治疗的疾病尤其是恶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X射线发现后不久即被用于诊断骨折、尿道结石和体内异物，后来还被用来进行胸部透视和体内造影透视以及狼疮和上皮癌的治疗。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发现后也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如镭就曾被用来治疗癌症。从20世纪初开始，各种化学药品就不断被合成出来并用于临床治疗，如有机砷制剂606和914被用来治疗梅毒，奎宁成为治疗疟疾的良药。1932年德国细菌学家杰哈德·多马克（1895—1964年）发现的磺胺类化学制剂成为第一类高效杀菌药物，而1928年由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1955年）首先发现并于1943年人体试用成功的青霉素则成为当之无愧的细菌克星。此后，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等各种抗生素被不断研制出来，曾经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多种恶性传染病从此被人类制服。20世纪初，预防和治疗伤寒、霍乱、白喉、破伤风和结核病的各种新疫苗也研制出来并投入使用，目前预防感冒和肝炎等病毒传染病的疫苗也已经实验成功，进入了大规模接种的阶段。内分泌学产生于20世纪，人们相继研究和提取了肾上腺素、甲状腺素、胰岛素、脑垂体激素和雌雄性激素等一系列的人体激素。中国科学家还在1965年首次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目前人们已经能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出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多种产品，为治疗内分泌功能紊乱和其他疾病开辟了新的途径。20世纪上半叶，对于人类的不同血型，如A、B、O、AB型以及M、N、MN型的研究和区分，使人们得以避免以前输血中经常发生的凝血死亡等事故，挽救了大量的生命，而Rh型的发现则使人们有可能避免胎儿溶血死亡的悲剧。各种器官的移植试验也不断取得成功，角膜移植已经成为常见的手术，许多国家还建立起眼库，目前器官移植手术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复杂的大型器官。在世纪之交，人类基因工程为我们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医学发展远景。总之，由于20世纪医学的巨大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地延长了，医学的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人类的未来生活会更加美好。

二、哲学的新视野

西欧哲学发展到20世纪明显地分为两大主流思潮，一个是以自然科学和逻辑与语言分析为主要灵感来源的分析哲学，另一个是以人的存在和自由为主题的人文哲学。一般来说，分析哲学比较重视科学理性和经验证实，而人文哲学则倾向于意志自由和非理性主义。

当20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法国著名生命哲学家昂利·路易·柏格森（1859—1941年）就明确标出了这种二元对立。在《时间与自由意志》（1890年）、《物质与记忆》（1896年）和《形而上学导言》（1903年）等著作中，柏格森首先将机械论的时间与生命的真正时间对立起来，认为机械论把时间看做一系列分离的数量单位，如瞬间、分、秒等，它们是没有质的差别的、可逆的、可以计量的，这种科学的时间有如钟表走时，是对空间的模拟；而真正的时间则是一种绵延，它是能动的、不可逆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计量的质的时间，这种时间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意识中的心理过程，生命和精神通过记忆使过去存活到现在并且渗透到现在之中。柏格森断言，只有直觉才能够在具体中把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这种融合以及绵延本身的流动，而理智的分析则只会将时间固定化，把进化、生成和真正的绵延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状态，正如它把空间的物体看做是彼此外在的分离固定的东西一样。因此，理智永远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而非理性的直觉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却可以实现与生命的交融，从而使对生命的认识和生命本身达到统一。透过其对直觉和理智的一褒一贬，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取向。在《创造进化论》（1907年）中，柏格森提出了另一种二元对立，即世界分为两种根本异质的部分，一方面是充满自由创造冲动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无生命的惰性物质，整个宇宙就是向上喷发的生命冲动和向下降落的物质这两种反向运动的矛盾冲突。广延的物质服从必然性，而绵延的生命则在自由的创造中实现进化，这种创造性进化不是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质的飞跃，它不仅不屈服于必然性，甚至没有预定的明确目标，它凭借着自身的巨大活力、冲动奋力在物质障碍中开辟道路，争取实现更大的行动自由。植物、动物和人形成了不同的生命进化阶梯，其中人的进化具有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意志和行动是完全自由的。柏格森的思想对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在法、德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而且在英、美的怀特海和詹姆斯等人的哲学中都有柏格森思想的明显印记，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思想也来源于柏格森对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文学家普鲁斯特和萧伯纳、印象派画家莫奈和音乐家德彪西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启发。

现代西欧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极大地受益于德国著名哲学家艾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年）的现象学方法。作为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首先接受了他的老师弗朗茨·布伦塔诺（1838—1917年）的意向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意识总是对于某物的意识，意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后者是一种安于自身的存在，而前者则具有一种指向对象的性质，与对象无联系的、封闭于自身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然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中批判了其老师的心理主义倾向，因为如果从经验心理学方面去理解意识现象，结果必然陷入怀疑论的相对主义，而胡塞尔的雄心恰恰是要将哲学建立为具有自明性和必然性的严密科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哲学抱负，在《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等书中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其中包括先验的还原和本质的还原，通过运用这两种方法，胡塞尔从事实领域进入本质领域，并且从朴素意识达到了纯粹意识的先验领域。虽然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被一些人看做是向先验唯心主义的回归，但是有一点却不同于康德的批判的先验唯心主义，即胡塞尔认为任何物体乃至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它们向意识显现的全部现象的总体，在现象之后或之外不存在另一个物自体，因而避免了康德将世界二重化为现象和物自体的困境。胡塞尔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将自我区分为心理学的自我和先验的自我，并且指出作为一切意向性行为源泉的先验自我是通过时间构成的。我们内部最深层的时间性既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客观时间，也不同于我们各种经验（知觉、判断、记忆等）的内在时间流，它是使我们的各种经验得以恢复和整合的基础，胡塞尔称之为“内在时间的意识”。这是一种具有三个维度的流动，既向后保持直接的过去，又向前延伸到未来，中间则是活着的现在。晚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年）等书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欧洲社会中存在着哲学危机和科学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危机，其表现就是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失落，摆脱危机和拯救欧洲文明的关键则在于回到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世界，因为这才是一切科学抽象的基础和本源。胡塞尔的哲学研究不仅开启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而且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乃至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斯·舍勒（1874—1928年）即是在胡塞尔的影响下，将现象学方法广泛应用于认识论、伦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的。

存在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庞杂，除了克尔凯郭尔对人的存在的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外，还包括狄尔泰的理解概念、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哲学史上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存在主义的正式产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不久即传播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和文学运动。不难看出，存在主义的产生和传播同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恐惧、焦虑和绝望的精神氛围有着明显的关系。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和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年），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年）、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年）、阿尔贝·加缪（1913—1960年）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年）等人。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关注存在的意义，试图揭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强调人的存在的特殊性和个体性，指出人所面对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和责任等等。

海德格尔的早期名著《存在与时间》（1927年）可以说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础，在该书中他首先提出了“存在的意义”问题。他批评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本体论由于将这一问题换成“存在是什么”而误入歧途，转而研究“在者”，即现成的实体，因此反而遗忘了“存在”。为了拨乱反正，海德格尔将本体论的问题改变成“存在如何成为存在”，也就是从研究作为名词的在者回到研究作为动词的存在，因为存在具有对在者的优先地位，或者说存在是在者的基础，为此海德格尔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为先于其他本体论的基础本体论。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为了揭示存在的意义，必须首先分析被他称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在者的人不是一种现成的实体，而且人具有一种对于存在的前本体论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众多的实体作为一个工具的世界显现出来。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的日常状态是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是存在于许多他人之中，这就是“在世”和“共在”。这种在世和共在使人经常处于本真的个性被周围世界和公众淹没的沉沦状态之中，只有烦躁、焦虑和畏惧等否定性的情绪才能把人从沉沦和随波逐流的非本真状态中拉回来，而良心则呼唤人去实现其最固有的本真的自己。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人的存在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可能性，由于人的存在不是已经被决定的现成的东西，因而人总是生活在种种可能性之中，而死亡则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的可能性。作为此在的终结的死亡并不是仅仅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实际上它持续地贯穿于人的存在的全过程之中，这是因为既然死亡是人不可超越的宿命，那么它的未来阴影就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人的现在，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的存在。一旦觉悟到由死亡规定的自身存在的暂时性和有限性，人就会达到一种面对死亡的最高的本真存在，因而从日常庸碌空虚的无意义生活中解放出来，通过最大的努力和“坚决的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通过对可能性和死亡的分析，海德格尔进而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三维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结构：人在先于自己的可能性中是未来，在沉沦的现实中是现在，在其已经是的被抛掷的存在中则是过去；正是由于这种时间性，人才成为历史性的，不过人的历史性不是指人处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之中，而是指人由于其内在的时间性因而可以继承过去、承受现在并面向未来。正是在这种作为本源的质的、有限的、人的主观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才能构造出量的、无限的、客观的世界时间和世界历史。不过，海德格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探讨人的存在，而是要发现一般存在的意义，然而在其早期著作中始终没有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希特勒上台后，海德格尔有过亲附纳粹的不光彩言行，他幻想通过纳粹统治使西方文明从对存在的遗忘中返回到古希腊的开端，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复兴。晚年的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明显地离弃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观主义，并且对人道主义提出了批评。他开始谈论“虚无”、“神秘”等人类无法理解和把握的东西，并从环境和社会规范人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存在，比如他曾说到希腊的神庙规定了希腊人和他们的世界，他还说到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语言在向我们说话。他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批评西方的现代技术，憧憬着荷尔德林诗歌中所描述的前现代的田园生活，通过对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表述，隐晦地透露出一种以非形而上学和非技术的方式经历存在的生活方式。这些神秘的思想无疑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新的灵感。

萨特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个人自由和由此而来的责任。在二战期间发表的名著《存在与虚无》（1943年）中，萨特首先通过对一些特殊的意识现象如“自欺”（其表现之一是将人自身看做已被固定了的某物——某种特定性格或社会角色）进行的现象学分析，发现了使意识区别于物质的那种超越性。然后，他借用黑格尔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分别作为二者的名称，前者是指非意识的物质存在物以及人的既成“事实性”，后者则是指人的意识活动，由于意识活动是一种本身空无的非实体的存在，所以萨特也将它称为“虚无”。不过，意识虽然自身是虚无，但它作为意向性总是要趋向于自身之外的世界，这样萨特就避免了笛卡儿那种将物质和意识看成两个分离的实体的二元论。萨特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意识活动的这种虚无性使否定得以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想象并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存世界的新的世界，也可以超越既成的自我而重塑一个新的自我。因此，人虽然永远处于各种处境之中并且被外部世界和自身历史的各种限制所妨碍，但是人永远可以面对这些限制而采取否定它们的态度，并且可以克服障碍或改变它们，因为人有一种摆脱现存世界或既成自我的自由，用萨特的术语来说就是，自为存在永远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萨特由此断言，人的自由就意味着人永远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创造自己，他被注定了必须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做出计划、采取行动并且承担由此而来的沉重责任。这种思想成为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指南，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坚决行动把他引向了纳粹阵营，那么萨特的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则激励他英勇地投身到抗击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中去，《存在与虚无》甚至被人称为反附敌宣言。可见萨特的自由不能被看做什么也不是的空洞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人作为自为的存在虽然是虚无和自由，但是人又在保持自身超越性的同时总想成为一种充实的存在（即成为某种人），这就促使人追求自在和自为的统一，而自在和自为的最高统一如果借用宗教概念作比喻就是“上帝”，因此成为上帝就成了人的终极计划，不过这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最高理想。除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外，萨特还详细讨论了现象学本体论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为他存在”。他认为，对我们自身的存在具有重要构成作用的为他存在这一维是通过意识到他人对我们的注视而产生的，比如，当我们在做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又碰巧被他人看到时所产生的羞耻意识，最明显地揭示出我们的为他存在。在萨特看来，这类被他人当做客体的处境必然产生对我的主体自由的限制，因此主体之间为了争夺主体性而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斗争是人际关系败坏的存在根源，这种主体之间难以共存的关系甚至在爱情中也无法避免。根据这种观点，萨特在其著名戏剧《禁闭》中提出了一个颇遭非议的命题“他人就是地狱”，然而萨特也正是由此指出了他人对我们的存在的规定和限制，这后一点恰好成为萨特后期转向社会历史哲学的契机。在其后期巨著《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中，萨特更加强调社会领域中人们的共在和创造历史的集团实践，同时试图用其存在主义原则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以关于人的存在计划和统摄理解方法的存在主义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概括提供一个微观基础。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的一个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够将晦涩难懂的哲理生动地体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杂文和评论，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思想普及到社会。另一方面，一贯主张“介入文学”的萨特在晚年奋不顾身地介入政治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1968年法国学生发起的“五月风暴”抗议活动，并且始终站在西欧左派运动的最前线。

除了海德格尔和萨特之外，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想也各有特色。雅斯贝斯早期主张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和处境，为人的自由而呼吁，并写出了系统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著作《哲学》（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转而主张发展一种世界哲学，以便通过自由精神、开放的心态和不受限制的交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秩序。作为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剧作家，马塞尔在其作品中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且着重探讨了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交流的可能性和方式。加缪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3年）和小说《局外人》（1942年）等书中，突出描绘了人在荒谬的世界中的孤独和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等问题，他还是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梅洛—庞蒂是法国现象学的主要代表，在其《知觉现象学》（1945年）等著作中以现象学方法探讨了知觉现象的原始结构和身心关系等问题，认为知觉作为一种前反思的身体性存在是原始的认知主体，一切其他形式的知识都由它派生而来。二战后，他日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并一度采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波伏瓦是萨特的终生伴侣，写了许多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其哲学论文《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7年）中，她依据萨特的自由概念批评了被称为“严肃精神”的绝对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而在其杰作《第二性》（1949年）中，她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条件中生成的。该书已经成为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

近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和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而当代的哲学解释学则是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1900—）堪称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1960年）中，伽达默尔认为自然科学关于真理和方法的概念不能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作为理解的模式，由于艺术的创造原则和评价标准与科学截然不同，因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和处理诸如审美经验和人的权利等艺术和伦理问题。他进而指出，在人的理解活动中有一种前理解的结构，这种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前判断或先入之见甚至偏见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条件。不过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不是一种历史知识的对象，而是我们存在本身的一个维度，语言则是传统栖息的场所。这样，伽达默尔就将解释学的问题从消除误解和歧义，转向促进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开放性对话与视野的不断扩展和融合。当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1913—）等人。利科特别强调在人们对意义的追问中行动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他否认任何可以用来对意义进行检验或证实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基础，而存在的解释学应当通过象征符号和鲜活的隐喻超越理性的限制，为人的可能性提出创造性的想象。因此利科拒绝任何形式的基础主义，甚至包括现象学本身，同时也拒绝怀疑论和虚无主义，最终走向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法。目前，解释学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范围，波及到文学批评、法学理论和神学等领域，成为当代极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正如胡塞尔开创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一样，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哥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年）在奠定现代数理逻辑基础的同时，启发了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在《概念演算》（1879年）一书中，弗雷格创造了量词和变项的概念，并通过设计一套形式语言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体系。此后，弗雷格在《算术基础》（1884年）中给“数”的概念制定了一个逻辑上正确的定义，并且证明算术以致一般纯数学是演绎逻辑的延伸。弗雷格还对专有名词的内涵性意义和外延性意义作了饶有趣味的区分，他指出表达不同内涵的两个专有名词可以指称同一个外延对象（如晨星和昏星），而某些表达了一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却可能根本没有相应的外延对象（如金山）。弗雷格的开创性工作带来了20世纪现代逻辑的空前繁荣，他对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重视也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他对严密性和清晰性的追求则为此后的分析哲学运动灌注了一种科学精神。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年）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新黑格尔主义到先验唯心主义，又到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此后又转变为经验主义。他的学术研究兴趣也极为广泛，逻辑学、数学、认识论、哲学史、伦理学、教育和宗教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在政治方面，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曾多次大胆抗议英国和美国的非正义战争政策，甚至因此被政府关入监狱。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年）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年）一书，以及他的“类型论”、“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等逻辑和哲学理论。在《数学原理》中，他和怀特海详细地阐明了某些纯数学原理如何从逻辑原则中演绎地推导出来。在用集合论解决自然数数列问题的过程中，罗素遇到了数学和逻辑学中的悖论（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他发现这些悖论均来源于自我指示的恶性循环，即把关于项的规定反过来用于包括许多项的类本身。为了解决这些悖论，罗素建构了一种类型论，指出一个包括许多项的类型本身不是该类型中的一项，而应当是另一种更高类型中的一项，比如包括许多猫的猫类本身不是一只猫。在《论指称》（1905年）等著作中，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主张不用名字而用其特有的某种性质来指称一个人或一个东西，这样就能避免将不存在的东西（如金山、虚无）误解为是存在的，因此也就澄清了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以来关于存在的哲学思想的混乱。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年）、《逻辑原子主义哲学》（1918年）、《心的分析》（1921年）和《物的分析》（1927年）等著作中，罗素阐述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直接的感觉资料的基础之上，所谓的物质实体不过是感觉资料的逻辑构成。罗素把这些不可再分的最简单的感觉经验称为原子事实或逻辑原子，它们是既非物理的也非心理的中性的事实，只要通过一定的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规则将关于原子事实的陈述结合起来，就可以构成我们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知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是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早期形式，它明显地具有马赫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的中性一元论的特征，并且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过罗素不同意后者完全拒绝研究情感、价值、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褊狭态度。分析哲学的另一个创始人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同事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年），他是一位比罗素更为彻底的新实在论者，一生都在为常识辩护，并且开创了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分析学派。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摩尔的日常语言分析分别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的不同哲学倾向。

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是分析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早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1921年）成为维也纳学派的重要经典，而其后期名著《哲学研究》（1953年）等著作则深刻地影响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进程。《逻辑哲学论》的主旨是要指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对我们的语言逻辑的误解。在该书中维特根斯坦首先断言，任何有意义的语句要么是一个由简单名字（相应于简单对象）连接起来的原子语句，要么是一个由原子语句构成的真值函项复合语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每个原子语句都具有一种精确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对应于一种可能事态的逻辑图像，该事态必然具有与描述它的原子语句完全相同的形式结构。推而广之，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由相应于真实的原子语句的许多事实构成，因而整个事实世界本身也必然具有一种精确的逻辑结构。与此相反，一切既不是原子语句也不是真值函项语句的其他语句严格说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所有伦理学、美学、哲学甚至逻辑学的命题都属于无意义的语句之列，连他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陈述的那些命题也是如此，惟一有意义的命题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因此维特根斯坦宣称，任何真正理解了该书主旨的人最后都要抛弃书中的命题以及一般的哲学，正如登上高处以后丢掉梯子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既然我们不能对人类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做出有意义的陈述，那么它们就是神秘的东西，而“一个人对于不能言说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逻辑哲学论》最后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却激烈地批判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表述的早期思想，放弃了逻辑原子主义关于一个命题具有惟一的确定意义的绝对主义，同时也放弃了关于人工语言的精确性的理想，转而主张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出现的具体语境和实际用法，同一个句子可以由于语气和用法不同而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由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即每一种语言表达式都与一系列其他的语言表达和超语言的行为以及某种外界环境联系和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语境包括了说话者本人和对话伙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语和行为，以及过去、当前和可能未来的具体情景，因而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自然和文化领域中学习和使用语言的全部社会活动，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可以有许多种，它们遵守各种不同的用法规则（即“深层语法”规则），这些约定的规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先验图像，回到日常语言的丰富多样的用法上来。他指出，哲学的任务是进行治疗，而不是提出一种学说。由于各种哲学困难主要产生于对语言的误解和寻找一般的共同本质的错误倾向，因而通过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揭示就可以达到完全消解哲学问题的目标。比如本质概念其实是由语言产生的一个幻影，像“游戏”和“数”所指称的许多同类对象之中并不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而仅仅存在一系列交叉搭接的相似关系或亲属关系，维特根斯坦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家族相似”，即一个大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没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实际存在的只是某些成员在这一点上相似，另外一些成员在那一点上相似。因此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必须放弃追求共同特点和普遍性质的本质哲学，而满足于日常语言的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即使经验自然科学的表达式也不能避免这种开放性。此外，维特根斯坦还在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身心关系、逻辑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引起争论的独到见解。

维也纳学派是1922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形成的一个著名哲学派别，他们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改称逻辑经验主义）属于广义的现代分析哲学运动。其成员包括汉斯·哈恩、菲利普·弗朗克、奥托·纽拉特（1882—1945年）、莫里茨·石里克（1882—1936年）、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年）、赫伯特·费格尔（1902—1988年）、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年）等科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他一些哲学家如卡尔·雷蒙德·波普尔（1902—1994年）、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1910—1989年）、汉斯·莱欣巴赫（1891—1953年）、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1901—1983年）、卡尔·古斯塔夫·亨培尔（1905—1997年）、威拉德·范·奥曼·奎因（1908—）等人虽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但其学说与后者有着极为相近的哲学倾向，并与维也纳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是相对于孔德等人的第一代实证主义和马赫等人的第二代实证主义而言，这种新的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强调经验检验标准方面与老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企图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最初的哲学立场是：一切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类是逻辑和数学的纯形式命题即分析命题，它们仅从逻辑上就能获得证明；另一类则是关于经验和事实的科学命题即综合命题，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可以在经验中获得证实。因此，那些逻辑不能证明而经验也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命题。卡尔纳普指出，某些陈述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或者包含着非经验的无意义的词（如绝对、神、虚无、世界的原因、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等），或者违反了句法规则（如凯撒是一个质数），因而有神论和无神论、实在论和唯我论等所有的形而上学、艺术和宗教的命题都属于无意义的命题之列。然而，波普尔在分析自然科学理论的检验程序时发现，这种经验上的可证实性原则不仅排除了形而上学的陈述，而且由于其过分狭隘也将导致全部自然科学知识的毁灭，因为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全称命题，因而是永远不能完全证实的。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的缺陷，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证伪原则，即经验陈述与形而上学命题的区别不在于可证实性，而在于前者原则上可以被经验所证伪，那些获得经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们能够经受住迄今为止一切证伪的尝试。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证伪原则同样会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存在的命题是不能证伪的，比如为了证伪“存在着某种尚未观察到的行星”的假设就必须查遍整个宇宙，而且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经验命题或科学假设，如果坚持证伪原则就会将所有这些命题或假设从经验科学知识中排除出去。于是，卡尔纳普建议用可验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并且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句法规则，从而将经验上有意义的陈述说成是属于那种按照精确的句法规则建立起来且可以被验证的语言的陈述。然而，自然科学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能直接通过经验验证的抽象概念和理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卡尔纳普又为自然科学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最宽泛的经验主义意义标准，即一个不能还原为可观察的东西的科学概念或陈述，如果能从中推论出一些可以观察的未来事件的预言，从而可以在未来获得间接验证，那么它就仍然属于经验上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或陈述。卡尔纳普相信，这样就可以把经验科学的概念与思辨形而上学的假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了，然而对经验意义标准的不断扩展实际上已使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维也纳学派于30年代后期解体，此后它的一些思想继续在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中传播和发展。二战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形成的语言哲学学派部分地承袭了维也纳学派的思路，以对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的分析解决或消解哲学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威兹德姆（1904—1993年）、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年）、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年）和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1919—）等。当代分析哲学对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重视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比如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包括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的建立，以及数理逻辑和归纳逻辑的深入研究等等。二战后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成果尤其显著，比如诺姆·乔姆斯基（1928—）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理查德·蒙塔古（1930—1971年）建立的可同时用于形式化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普遍语法等。目前美国除了成果卓著的老一代分析哲学家如奎因之外，还有一批像希拉里·普特南（1926—）和索尔·艾伦·克里普克（1940—）那样的哲学新秀，他们突破逻辑经验主义，或在分析哲学中渗入实用主义，推进了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被称为科学哲学的分支或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莱欣巴赫、波普尔、托马斯·库恩（1922—1996年）、伊姆雷·拉卡托斯（1922—1974年）、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年）等等。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式、证实和证伪的标准、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的进化与革命、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系统、科学规律的本质、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科学发展史等几乎所有与科学有关的领域，并且开拓了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展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几乎在维也纳学派创立的同时，西欧出现了一个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运动，由于其发源地是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成员包括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年）、泰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1969年）、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年）、文学批评家沃尔特·本杰明（1892—1940年）和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年），此外，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则是该学派第二代的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他们运用马克思、科尔施和乔治·卢卡奇（1885—1971年）的物化和异化概念，首次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机构、技术统治和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试图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隐蔽的压迫和剥削机制。根据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活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个人在官僚机构和商业组织控制的大众传媒的操纵和误导下，在虚假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不仅产生了灵智和审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而且丧失了自由和批判的意识，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的被操纵和不自由。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笼罩之下，精神文化和人的价值遭受漠视，个人成了市场力量的牺牲者，而物质财富却成了最高的善。社会批判理论的功能就是要探索、分析和揭示这种现象，以便提高整个社会的批判意识，从而通过人的解放实现一种个人可以真正自主和自由合作的理想社会。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霍克海默在其早期文章中提出，应当通过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各种社会科学的成果整合起来，同时赋予后者一种批判的视角。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仅仅是描述现存社会，而批判理论的基本目标则是人的解放。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1年）一书中，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市场统治是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这种丧失目的的理性化过程从工具式地支配自然走向了对人的支配和人的异化。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和《审美理论》（1970年）等书中提出，为了克服这种支配自然和他人的工具理性，我们必须发现一种非工具性和非支配性的人与自然及他人的关系。他在“自主的艺术”等模仿自然的审美经验中发现了这种关系，认为这种经验可以使人意识到社会矛盾，在既定秩序上打开缺口，否定物化和异化的现实。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通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分析，发展出一种广泛的文化批评理论。

马尔库塞早期受马克思、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较大，二战后则主要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阐述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爱欲与文明》（1955年）中，他认为人的存在是建立在爱欲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本能冲动又依赖于劳动并且被劳动所塑造，但是现代文明压抑人类的基本本能，因而是一种敌视人的自由和快乐的文明。我们必须在一种合理的经济组织中尽量减少“过度压抑”，实行爱欲与劳动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与快乐的理想社会。马尔库塞在《单维度的人》（1964年）等书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社会中阻碍自由合理的社会实现的其他原因，如社会整体的不合理、制造和操纵人们的虚假需要以及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等等，这些思想对青年学生和环保主义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早期集中探讨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问题，此后他重新改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一种全面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1982年）一书中，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批判，指出现代社会由于单维度的理性化，使得市场和官僚体制等制度破坏并瓦解了交往的生活世界，但他不同意借口工具理性的偏颇而全面否定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价值，这使他的立场带有非激进的改良主义色彩。由此出发，他试图建立起一种与片面的工具理性不同的、具有解放作用的合理性交往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从而为道德、法律、政治领域中非支配性的人际交往关系提供一套康德的绝对命令式的普遍规则和规范，以便克服异化、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民主理想。整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属于西欧的左派阵营，但是他们既不赞成共产党的立场也不同意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他们认为后者的改良主义也不足以超越现代社会。此外，他们并不将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理由是无产阶级已经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和异化的影响而丧失了批判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相对照，青年学生似乎具有更多的革命性，60年代后期波及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造反运动确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激进思潮的极大影响，马尔库塞甚至被视为激进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

从50年代开始，一个名为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法国兴起，它一反存在主义等注重主体和历史的学说，强调结构在语言、知识和实在中的重要性，其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符号学、文艺批评、心理分析、政治学甚至数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于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年）。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任何一种语言本身都是由一套语言要素和规则构成的客观系统，一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某个特定语言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库。在这个符号库里的每个语言符号都有声音形象（语音，能指）和概念（语义，所指）两种要素。在不同的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不同的，因而是任意的；但在同一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则建立在该语言社会的约定之上，因而不受说话主体的个人倾向或外在对象的影响。就某一特定语言来说，每个能指的意义产生于它与其他能指的差异，推广而言，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特定位置。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则处于一系列语音的、语法的和句法的规则的支配之下，从而形成一种自主的结构组织，以此来保证语言的交流功能。这种结构语言学的特点在于重视语言的静态或共时的研究，而忽略语言的历史或历时的研究。

既然语言是社会符号总体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那么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就可以被用来作为理解社会系统本身的一个范式，从而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索绪尔之后，率先将结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年）、《野性的思维》（1962年）和《结构人类学》（2卷，1958、1973年）等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断言社会本身是按照某种重要的交流或交换形式（如信息、知识、神话或人本身的交流或交换）组织起来的，借助于语言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该社会的种种亲属关系和结构，搞清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成员的不同性质和身份，同时结构主义方法还可以揭示出各种社会习俗和图腾制度的意义。瑞士心理学家和认识论哲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年）不仅对儿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结构主义》（1968年）。在该书中，他将结构定义为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节性的一种自足的封闭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受一系列内在规则的支配，结构又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结构主义的任务就是透过表层结构去发现决定它的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年）试图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和《读〈资本论〉》（1968年）等书中，阿尔都塞首先区分了意识形态（人与其生活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一种想象的关系）和科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在断裂前的早期思想仍然属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前科学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其断裂后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中的成熟思想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运用了一种结构的因果性方法，即整体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年）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基础上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无意识与其说是一堆生物本能和内驱力，不如说是一个语言能指系统，语言的结构形成了主体的无意识结构，因为正是隐喻、转喻、浓缩和替换等语言的动力机制，将社会的象征符号引进了主体的结构。法国结构主义者、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15—1980年）也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和批判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文学文本、大众传媒以及服装、建筑物等许多非语言的文化现象。结构主义在60年代达到鼎盛，其影响超出法国、波及到西方世界各国，甚至在富于分析哲学传统的英、美也有其反响，比如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和心智哲学中就可以看到结构主义方法的明显痕迹。另一方面，由于结构主义极端的反主体性、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因而引发了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激烈反驳，这些热烈的争论催生了此后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一词早在30年代就已出现，最初用来指一种反对现代主义传统的文学和文艺批评运动以及反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建筑风格。1979年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欧塔（1924—1998年）出版了《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将后现代主义概念正式引入哲学领域，用来指称一种“对现代性的元叙述进行解构”的哲学倾向。此后，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的文化思潮，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建筑学、大众传播学等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就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同时也源自索绪尔等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拒斥，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最初也是后结构主义者，不过他们将后者对主体的拒斥和反对扩展到更加广泛的主题之上。因而最初的后现代主义可以用一系列的“反……”来界定，比如反认识论、反符合论真理观、反科学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实在论、反先验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话语中心主义、反文化一元论、反西方中心论、反人类中心论、反自主的理性主体、反元叙述、反宏伟叙述、反权威主义、反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传统哲学所主张的一种完整的、惟一的、封闭的说明体系），等等。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所反对的现代主义学说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和破坏，因而他们的种种倾向可以归类为解构性的或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却拒绝将他们的立场看做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利欧塔、吉列·德勒兹（1925—）、理查德·罗蒂（1931—）和扎尼·瓦蒂莫（1936—）等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一大批哲学家，但其重镇当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1926—1984年）和雅克·德里达（1930—）。

福科早期曾在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下研究心理学，但是很快就转向了精神病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疯狂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1963年）等书。此后，在《词与物》（1966年）和《知识考古学》（1969年）中，福科认为现代的知识形式产生于历史上无人称的话语实践的框架之中，各种思想体系是独立于个别思想家的信仰和意图而形成的。他指出，现代知识型出现于18世纪末，人们在有关主体和人的本性的现代概念基础上建立起各种“人的科学”，用来研究和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方式。依据这种知识考古学，福科反对预先给定的自我或人性概念，从而取消了自康德以来在西方文化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和人道主义的中心地位。在《监控与惩罚》（1975年）和《性史》（1976—1984年）等书中，福科运用系谱学方法研究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指出现代的社会监控权力系统是与人的科学一起产生的，心理学和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被用做控制和训诫个人的技巧，目的是将人们转变成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标准的所谓“正常的人或主体”。通过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对比，福科指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自我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自我形象，任何企图控制和规范他人的社会权力都会遇到某些个人的反抗，他们可能拒绝按照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形象来塑造自我，而在现存的思维和行为的社会规范之外创造别样的自我。福科将这种逃离现存社会、进行自我创造的行为称做“自由”，他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地审视现存社会和我们自己，指出现存生活方式的偶然性和暂时性，从而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并且重新创造新的可能性。

德里达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在其哲学生涯的开端，德里达就从抨击胡塞尔的现象学入手对西方哲学传统发起了挑战，他指出被胡塞尔当做西方思想典型范式的几何学起源于一种超时间的完美知识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既不可能在时间中实现，也不可能在生活经验中获得其基础。此后，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1967年）和《书写与差异》（1967年）等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解构”概念，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无情的分解、消解、拆除和颠覆。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直到当代的所有建立在压迫性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原则基础上的固定的等级结构，都在应当被解构之列，逻各斯、话语、在场、本质、实体、理性、永恒、绝对精神、固定结构等概念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特权都应当被剥夺；他进而通过运用“分延”、“增补逻辑”（亦此亦彼）等新概念恢复与它们相对的从属概念（如书写、不在场等）的应有地位，从而彻底颠覆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不仅如此，德里达进一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与实在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或意义，因此对绝对真理甚至真理本身的追求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表现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然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后现代主义对于破除思想僵化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如果我们将眼光扩大到西欧之外，注意到正在美国发展的以小约翰·科布（1925—）和大卫·格里芬（1939—）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它与当代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交叉关系，以及它对多元文化和非破坏性的后现代科学技术的提倡，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运动中所蕴含的进步意义和积极的社会作用。总之，像后现代主义这种如此彻底的文化反传统潮流在当代西方出现是耐人寻味的，它一方面反映出核战争的威胁和环境破坏的全球性危机所引发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生存于金钱和权力圈外的知识分子反抗现代社会权力无孔不入的控制、要求更加平等的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社会科学的新趋势

从19世纪开始，西欧的一些生理学家就在实验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开创了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1832—1920年）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创立了实验心理学。

进入20世纪以后，心理学领域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的繁荣局面。其中对西方当代文明影响最大的当推由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通过对歇斯底里症等变态心理、人的梦境以及日常心理活动的研究，发明了以自由联想法为核心的精神分析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逐渐发掘出潜藏于人类心灵内部的深层心理因素。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1900年）、《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等著作中指出，人类的精神生活分为三个层面，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意识位于人的心理的最高层面，它是人的整个心理活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正是在它的控制和协调下人的精神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意识下面则是前意识，它由于与目前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因而暂时处于意识领域之外，但它或者曾经属于意识领域或者可以较容易地直接进入意识领域。潜意识则是人的心理中最原始的冲动，它通常被意识压制在心理的最深处，但它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以梦境、过失、反常行为或伪装成前意识的曲折方式突破压抑和审查，从而进入意识领域而获得自我表现和满足。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潜意识的非理性冲动不仅是变态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且是包括常态心理在内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

后来，他在《自我与原我》（1923年）等书中又提出了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种人类心理的三分法，即原我（或“伊德”）、自我和超我。所谓“原我”是指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力量，它只服从快乐原则，不顾条件、后果、道德和社会要求一味地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则根据现实原则限制、调整、修改、指导原我，以便在现实许可的条件下部分地满足原我的要求。“超我”是由童年时期父母权威的内在化所形成的，成人后则以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作用是监视、检查原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社会道德所不容许的冲动，因此儿童的早期经验对其后来的个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最初主要是指性本能，后来又称之为“里比多”或原欲，此后他将本能的范围扩展到生本能和死本能两种。在《少女杜拉的故事》（1905年）、《性学三论》（1905年）等书中，他认为幼儿的性欲发展通常经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时期，此时的幼儿会产生一种恋母憎父或恋父憎母的倾向；此外他将原欲看做是个人和人类种族借以生存、发展和繁衍的心理根源和原动力。在《图腾与禁忌》（1913年）、《幻想的未来》（1927年）、《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等书中，弗洛伊德探讨了宗教、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起源，认为早期人类社会中的图腾禁忌制度是为了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罪恶感而产生的，除了社会需要的原因之外，一般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结构主要是由人们的罪恶感和赎罪心理所造成的。弗洛伊德进而断言，历史事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不过是原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冲突斗争的反映。文学和艺术作品则是艺术家潜意识的本能冲动升华的产物，在艺术作品中受压抑的愿望经过变形后获得了满足和宣泄。

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易引起误解和招人反感的是其泛性论。精神分析学派建立不久，其内部就因此而产生了分歧，弗洛伊德的学生和早期追随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73年）和卡尔·古斯塔夫·容格（1875—1961年）先后与他分道扬镳。阿德勒不满弗洛伊德过分夸大性欲在整个人类心理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转而研究生活环境和教育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同时提出了以超越自卑情结为核心的个体心理学。容格则将原欲概念扩展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冲动或一般的生命力，而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将其局限在性欲方面。在容格看来，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学说不足以解释个人同整个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从个人心理扩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是在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历代祖先们经历过的普遍经验所形成的心理积淀物，这种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在梦境、幻想和神话之中获得了象征和表现。总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不愧为动力心理学和深层心理学的开创性成果，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而且直接对西方社会的性解放和其他反传统运动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西欧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之外，还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帕·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和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年）。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曾跟随一支人类学考察队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前往安达曼岛考察。返回英国以后，两人分别以《西太平洋的探险队》（1922年）和《安达曼岛人》（1922年）为名同时发表了对当地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文化的调查结果，在这两部著作中他们首先提出了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派。与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理论不同，功能主义学派主张无论是工具和日常用具还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功能，而且每一项功能都与其他功能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人类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又有所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注重对人类生物需要的研究，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偏重社会结构的研究，因而后者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功能论。此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继续发展和完善了功能主义的理论，前者写出了《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1926年）、《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年）、《自由和文明》（1944年），后者则写出了《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1952年）等著作。他们的功能主义思想及其实地调查方法对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表明，传统经济自由主义关于通过市场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动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为了解救经济危机，凯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以有效需求原理对失业和生产过剩形成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同时提出了消除失业和生产过剩的政策建议。他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内的有效需求的大小，这两种需求又受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制约，由此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则必然导致充分就业的目标难以实现。根据这一分析，凯恩斯建议政府应当积极采取调节经济的措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便弥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从而达到消除失业和生产过剩的目的。为了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凯恩斯还提出了投资的乘数原理，即投资量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总量的成倍增长。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缓解经济危机、促进二战后数十年间的经济增长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以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然而6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生了经典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存在等多种并发症，由此引起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补充、发展和修正的趋势，形成了以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虽然前者反对后者所奉行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等政策，但两者在强调必须依靠政府调节和管理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立场。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仍然属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范畴；然而5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货币学派则重新转向了经济自由主义。

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是趋向于稳定的，国家对经济的财政调节有弊无利，通货膨胀就是由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的货币流通量过大所引起的，因而要制止通货膨胀必须紧缩政府开支，减少货币流通量。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对物价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正确的政策应当是根据经济增长率的比例有限制地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才能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发展。此外，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还有以埃德温·坎南（1861—1935年）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899—1992年）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新自由主义），其理论不仅反对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而且将社会主义说成是侵犯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奴役制。7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以罗伯特·蒙德尔（1932—）和阿瑟·伯特·拉弗（1941—）等人为代表的供应学派以及合理预期学派也都属于经济自由主义阵营。后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是稳定经济的惟一有效方式。而前者则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政府税率过高和供给不足，因而应当大幅度降低税率以便刺激投资，从而达到增加供给和财政收入的效果。这一主张成为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除了较为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外，当代西方还存在着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学派。比如以联邦德国的瓦尔特·欧根（1891—1950年）和路德维希·艾哈德为首的弗赖堡学派（也被称做新自由主义），他们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对市场运行进行适当调节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另外还有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的创新理论，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16—）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主张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学派，鼓吹改良主义的新制度学派和属于新左派的激进经济学派等等。

在历史学领域，20世纪初的西欧曾出现过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他在其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一书（1918—1922年）中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必然经历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落几个阶段。他虽然声称反对西欧中心论，但仍然断言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八种文化中的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墨西哥）都已经死亡，而只有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惟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由于西方文化具有一种所谓“浮士德精神”的对外扩张冲动，因而西方文化将经过血腥的战争和革命，最终由德意志民族运用恺撒主义的强权结束战国时期的对峙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

继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提出了自己的文明形态史观。在其名著《历史研究》等书（1934—1961年）中，他认为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在内的21个文明获得了发展，其余的5个属于停滞的文明，如果再加上几个流产的文明，那么文明的总数则有30多个。与斯宾格勒相似，汤因比也相信每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然而这种周期性的兴衰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其中存在着一种逐步的改进或某种进步。他认为，人类各代文明的产生在于对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所提出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反之，缺乏足够的挑战或过分严酷的挑战都会使人们要么丧失创造文明的动力要么被压垮。那些能够率先提出应战的只是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创造性的少数人，他们将成为一个成长中的社会的领导集团，而缺乏创造力的广大群众则只有通过模仿跟随他们前进。然而，一旦某个文明由于制度的僵化或领袖的自负导致自决能力和创造力的丧失，就会无法应付进一步的挑战，失去影响群众的魅力的领袖便只好依靠武力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由此引起群众的离心离德，此时文明就会面临内外无产者的反抗和入侵，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和解体。汤因比断言宗教是文明的基础与核心，因而要实现人类统一的理想就先要求得宗教上的统一，他甚至预言中国古代的智慧如墨家的兼爱思想有可能使中国在未来人类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中有许多深刻的洞见和精彩的猜测，但他的理论毕竟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

以前，西方传统史学一直集中于政治史领域，主要研究政变、战争、外交等政治军事事件的历史，因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因素。从20世纪初期起，随着唯物史观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界逐渐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反叛传统史学的思潮。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派有法国的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数量历史学派。

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年鉴学派由此得名。他们反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和大人物的狭隘学风，提倡一种总体历史学，主张关心人民的全部生活，综合研究过去的地理环境、人口组成、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科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心态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所有方面，力图完整地再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总图景。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和布洛克的《封建社会》（1939—1940年）等书已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作。

二战结束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继承了年鉴学派早期对历史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思路，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发掘历史上的社会生活的多层次结构。在其不朽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布罗代尔全面研究了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各方面的历史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将历史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时间节奏：第一种是涉及人与其自然人文环境之间关系的几乎静止的地理时间，第二种是涉及各种人类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文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缓慢变化的社会时间，最后一种才是涉及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迅速变化的个人时间。他认为传统史学所注重的政治事件史只是短时段内的转瞬即逝的泡沫，而真正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则是那些在长时段里稳定发挥影响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等非个人的巨大力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67—1979年）中，布罗代尔展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人口增长、衣食起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商业运输等人类物质生活变化的广阔历史图景，指出人口增长和生存斗争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继前两代史学家的总体历史和心态史研究之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更加注重跨学科和数量化的历史研究，同时恢复了政治史的研究。

除了年鉴学派之外，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英国工业化和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历史课题方面都不断有论著问世。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运用计算机和数量方法处理历史数据的新经济史、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首先在美国建立起来，并逐渐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和全世界。

20世纪西欧科学的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力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和其他问题时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发展和应用科学的同时，我们仍要保持哲学反思和批判精神所特有的那一份清醒和冷静，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引导人类文明沿着和平、公正、健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23 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的少女》

第八章20世纪的西欧文学与艺术

20世纪的西欧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一方面，现实主义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文学、绘画和电影等领域中不断有新的流派和优秀作品涌现出来；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成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先锋派艺术家们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影视等各个领域中均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和大胆的革新，创作了许多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新颖原创性的杰出作品，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题材和内容，也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有些流派和艺术家甚至流于片面追求新奇和怪异的极端。

一、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进入20世纪以后，现实主义虽然在西欧文学中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仍然涌现出一批著名作家和作品，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出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融合的趋势。

20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有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昂利·巴比塞（1873—1935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年）、路易·阿拉贡（1897—1982年）等人。法朗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早期小说《波纳尔之罪》和《黛伊丝》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和天主教会的不满，长篇小说《当代史话》描绘了法国的社会生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他的后期小说《企鹅岛》、《诸神渴了》、《天使的反叛》等讽刺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法朗士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他曾积极支持俄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并在晚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罗曼·罗兰也是跨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创作了《群狼》、《丹东》、《七月十四日》和《罗伯斯庇尔》等革命戏剧，歌颂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博爱信念。他曾任索崩大学音乐史教授，著有西洋歌剧史和音乐史多种，并陆续发表了《米凯朗基罗传》、《贝多芬传》和《托尔斯泰传》等艺术家传记。他的著名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了一个音乐家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充分表达出他对物欲横流的鄙俗社会氛围的厌恶以及对艺术的崇高使命的赞美。晚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欢悦的灵魂》，描写知识分子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在政治上，罗兰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写了反战檄文《超出混战之上》；十月革命后，他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并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除了罗兰之外，其他一些作家也表达了激烈的反战立场。巴比塞根据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战火》和《光明》，不仅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而且揭示了士兵群众的革命情绪和觉醒过程。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继承了巴尔扎克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然而他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往往采用内心独白和生活场景主观化的手法揭示和烘托人物的微妙感受和深层意识活动，因而他的创作倾向被人称为心理现实主义。莫里亚克的主要作品有小说《与麻风病人接吻》、《爱的荒漠》、《蝮蛇结》以及少量的戏剧。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金钱、财富和肉欲所导致的罪恶和毁灭，暴露出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丑恶面：婚姻是男女双方的仇视和决斗，家庭变成奴役的锁链，性爱则由于充满占有欲的嫉妒和支配对方的企图最终演变成悲剧。阿拉贡早年曾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1927年他加入法共以后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其以《现实世界》为总标题的系列小说中，阿拉贡全面深入地描绘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在二战中的抵抗运动期间，他通过《断肠集》、《爱尔莎的眼睛》和《法兰西晨号》等作品愤怒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暴行，鼓舞了人民战胜敌人的斗志。20世纪后期，虽然面临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力冲击，但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绝迹，80年代以后以自传、传记、回忆录和历史小说为代表的“纪实性文学”，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

在20世纪的英国文坛上，除了老一辈剧作家萧伯纳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在其成熟期创作了史诗般的巨著《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等，以一系列有产者人物群像暴露和嘲讽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及其传统的瓦解和崩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败者、反叛者和艺术家却寄予了同情和赞赏。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年）是一位富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家。在其最著名的小说《通往印度之路》中，福斯特揭露了英国在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表现出来的偏见和不公正，引起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关注。在文学理论著作《小说面面观》里，福斯特提出了小说既大于现实又小于现实的新颖论点，同时还提出了“平面人物”和“浑圆人物”的著名观点，认为小说家只有将两种人物适当搭配和结合才能全面地再现现实生活。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年）则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其创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在他的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多有直率的性爱描写，故曾因“伤风败俗”而遭查禁。然而他的作品毕竟不能同末流的色情小说相提并论，劳伦斯的主题是通过对本能性欲的礼赞抨击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以美好的性爱来对抗机器工业对人性的扼杀。此外还有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年）和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年）等。前者的作品包括基于自身早年经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以及一些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的游记；后者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分为“消遣文学”（如充满悬念的间谍小说）和“严肃文学”两类，其代表作是两种文体结合的小说《人性的因素》。

德国在20世纪成就最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首推亨利希·曼（1871—1950年）、托马斯·曼（1875—1955年）兄弟，后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亨利希·曼是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他一贯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曾在纳粹的迫害下流亡国外。1949年，他被选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但未及回国即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亨利希·曼的代表作品有小说《垃圾教授》、《帝国》三部曲和《亨利四世》等。他在《帝国》中广泛揭露了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社会生活，第一部《臣仆》以尖锐的嘲讽笔调暴露了赫斯林等德国资产阶级分子争做帝国统治阶级忠顺奴仆的丑恶嘴脸，后两部《穷人》和《首脑》则分别刻画了德国无产阶级和将德国拖进战争的统治集团的不同形象。托马斯·曼是亨利希的弟弟，早年曾受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和音乐家瓦格纳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而被誉为20世纪世界小说艺术大师之一，其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等。《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马斯·曼的成名作，该书形象地描绘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无可挽回的衰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塑造了这个家庭四代人和德国上层社会的生动群像，构成了一幅德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全书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幽默，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其他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语）。《魔山》则是一部具有深刻人生哲学内涵的哲理小说，书中通过描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所肺病疗养院里代表当时各种思潮的各色资产阶级人物的思想冲突，表达了托马斯·曼对一战前后影响欧洲的人道主义、强权暴力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分析思考，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莫测的时局和众说纷纭的哲学思潮的踌躇和彷徨，因而被称为体现出“整个欧洲精神生活的精髓”的时代小说。在此后创作的《马里奥和魔术师》、《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浮士德博士》等小说及其他作品中，托马斯·曼激烈地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沉痛地反思了德意志民族被希特勒纳粹党拖进战争灾难的教训，同时也清算了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对自己早年思想的影响。他的有些著作因此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查禁和焚毁，作者本人也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然而他一生坚持人道主义立场，逝世前还诚恳告诫两个德国的人民要维护道德与秩序、正义与和平，而不要互相辱骂、野蛮欺诈和残忍仇恨。这一时期德国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赫尔曼·黑塞（1877—1962年）、伯恩哈德·凯勒曼（1879—1951年）和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1898—1970年）等人，这些作家大都坚持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立场，在不同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罪行，同时也严肃地思考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雷马克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该书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无意义和残酷性，控诉了遭受战争摧残的青年一代的悲惨命运，出版后立刻轰动世界，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反战小说。此外，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流派，如二战前西班牙的社会小说和葡萄牙的新现实主义，二战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北欧各国也涌现出一些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空前灾难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异化，导致了人们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怀疑和信仰危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欧广泛传播。在这种背景下，西欧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反传统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文学等，文学史家一般将这些有别于现实主义的流派统称为现代主义文学。我们曾经谈到，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片面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因而忽视了生活中同样真实的另一半即主观世界，有时甚至由于刻意模仿外部现实而流于琐碎和表面。有感于此，现代主义文学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挖掘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提倡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真实展示，高扬文学自身应有的表现功能。在内容上，现代主义文学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尖锐批判现代社会的荒谬性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注重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很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主义大量运用神话、象征、隐喻、暗示、时空颠倒、内心独白、意识流和自动写作等创新技巧，丰富了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然而，在暴露丑恶的同时，某些作品也流露出对丑恶和怪异的过分偏爱，甚至提出“以丑为美”的过激主张；一些作家在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的同时，其作品也陷于混乱、晦涩和玩弄形式的末流。

未来主义在20世纪初最先打出反传统的旗号，主张彻底摈弃一切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标榜要创造“属于未来”的全新艺术。意大利诗人菲利普·托马佐·马里内蒂（1876—1944年）是未来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于1909年2月20日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宣告了未来主义的诞生。此后数年内未来主义从文学迅速波及到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甚至成为欧洲风靡一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未来主义文学热衷于反映工业化的新时代，歌颂现代大都市、机器文明、速度和竞争，崇拜暴力、战争和超人，攻击国家、教会、家庭和道德，既富有对旧世界的反叛力量，也带有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色彩，马里内蒂后来甚至堕落为墨索里尼的帮凶。在艺术方法上，未来主义提出了一套标新立异的主张，比如“消灭形容词”、“消灭副词”、“消灭标点符号”、“毁弃句法”，抛弃传统诗歌的韵律和修饰，提倡运用绝对自由的类比，把数学符号、音乐符号引进文学作品，突出音响、重量和气味等感性现象的作用，提倡“自由不羁的想象”，大刀阔斧地革新诗歌语言。马里内蒂还创造了未来主义的“合成戏剧”，其代表作《他们来了》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传统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和桌椅，以及三四句混乱的台词，借助舞台灯光渲染出神秘莫测的幻象和焦虑不安的气氛。除了马里内蒂之外，西欧未来主义的代表作家还有意大利进步诗人阿尔多·帕拉泽斯基（1885—1974年）、创立自由诗的吉安·皮特罗·卢齐尼（1867—1914年）以及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等人，后者借鉴立体主义绘画的技法，创立了“立体未来主义”诗歌形式。虽然未来主义文学运动不免偏激和形式主义的流弊，以致20年代末以后即趋于沉寂，但其大胆创新的试验确曾给予整个欧洲文学以强有力的冲击，推动了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发展。

与未来主义在意大利流行的同时，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位戏剧怪才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他那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怪诞剧，以离奇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运用主人公大段的独白将零散的情节贯穿起来，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和自我的分裂。其名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率先采用“戏中戏”的手法，让6个自称被作者抛弃的角色闯入某剧团的排演场，要求导演把他们的戏排出来。皮兰德娄由于对戏剧和舞台表演大胆而出色的创新，荣获193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以罗马尼亚作家特利斯唐·查拉（1896—1963年）为首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在瑞士发起了一个自称为达达主义的反叛传统的运动，他们声称反对一切文学传统和现有的价值观念，不仅反对宗教、政治、伦理和家庭，而且反对理智、科学和逻辑，声称惟有自发性和自由才是高于一切的真正的生活。这种全面的虚无主义使它在文学方面成果甚微，不过它却直接孕育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后者的早期代表人物大都是从达达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到20年代中期达达主义已经销声匿迹，连查拉本人也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行列。

超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是由阿波利奈尔在1917年首先发明的，1919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年）和菲利普·苏波（1897—1990年）合著了第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1924年11月布勒东起草并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标志着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正式诞生。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最初属于该派的还有苏波、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1895—1952年）等法国作家，此后超现实主义逐步发展为一种国际性的文艺思潮，其影响波及到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电影等众多领域。该派的活动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69年超现实主义团体才正式宣布解散。超现实主义者将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因而极力抨击现实主义文学，指责后者只知道描绘现存事物的表面和细节真实，却忽视了人的内心真实，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却不告诉我们可能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启发下，超现实主义者强调表现摆脱理智控制的潜意识世界和梦幻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更高、更真实的现实即“超现实”；同时他们企图使梦幻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融合起来。为了真实地表现超现实世界，超现实主义者不仅特别重视梦幻、欲望、疯狂和想象在解放精神潜能、把握内心真实方面的作用，而且还创造了所谓“自动写作”的新奇手法，即在创作时排除一切道德考虑和审美选择，摆脱理性、逻辑、文明和传统的束缚，彻底放任精神的自动性，从而如实地记录下不加掩饰和歪曲的感受、联想、意象、幻觉等潜意识的真正活动。布勒东的中篇小说《娜嘉》就是自动写作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书通过作者与一位在巴黎街头流浪的神秘女子的邂逅和交往揭示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书中没有连贯的情节和完整的形象，充满了作者的零碎记忆和思想跳跃，以及语言和意象的自由组合，集中体现了自动写作的艺术特色。在文学体裁方面，超现实主义者特别偏爱诗歌，认为诗歌不仅是对理性的反抗和潜意识思想的自由表达，甚至是解放人类的重要手段。他们断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具有诗意，即使他们创作的小说和剧本也都属于诗歌的范畴。布勒东在30年代后期还首先提出了黑色幽默的概念，发表了《黑色幽默文选》，此后黑色幽默作为一种荒诞、冷酷、恐怖、亵渎的玩笑手法风靡了欧美的文坛。超现实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倾向导致了他们激进的政治立场，阿拉贡和布勒东等人曾在1927年加入法共，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生活和艺术探索的自由，后者不久即脱离了法共。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还有布勒东的《可溶解的鱼》、《连接的容器》，阿拉贡的《放纵》、《梦幻之潮》、《巴黎的农民》，艾吕雅的《不死之死》、《痛苦之都》等。

象征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者继承并拓展了早期象征主义的审美理想和表现手法，主张通过一连串具体事物或境遇（所谓“客观对应物”）象征出作者的抽象思想和情感，或者通过隐晦的意象迫使读者穿透严酷的现实世界看到一个完美的超验的理念世界。他们认为诗正是逃避现实世界进入理念世界的媒介，其诗作往往不加解释地使用各种意象和象征来暗示思想、情感和理念，而其语言则具有音乐般的暗示性和朦胧美。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包括保罗·瓦莱里（1871—1945年）、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年）等人。瓦莱里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早年他曾醉心于探索脱离现实生活的理念世界，但后来他醒悟到心灵不能一味地内向，情感不能永远被压抑，而必须重新回到感官世界和现实中来。在其著名长诗《海滨墓园》里，他运用大海、白帆、阳光、海风、墓地等意象象征性地表达了对生与死、无限与永恒的沉思。在《年轻的命运女神》和《幻美集》等诗篇中，他通过各种形式探讨了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提出感官的刺激必须受心灵的控制和引导，两者的结合将成为创造性的源泉。瓦莱里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不对象征符号作任何解释，大量使用隐晦的意象和隐喻，其用意不在于描述而在于暗示，诗风含蓄隽永，充满音乐的美感。叶芝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诗作在象征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强烈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驶向拜占庭》、《1916年复活节》、《丽达与天鹅》、《疯狂的珍尼》等。这些诗作的主题或表达了诗人对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传统道德的蔑视，或赞美生活的自然快乐，或讴歌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叶芝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和剧本，后者大多以象征的手法表现爱尔兰的英雄传说和神秘思想。

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是后期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由于“他对当代诗歌做出的卓越贡献及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荣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等早期诗作中，艾略特以反讽和独白的手法勾画出上流社会的男女在信仰和爱情幻灭后，彷徨无告或荒淫堕落的复杂矛盾心理。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被批评界称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认为它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一战后西方青年的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精神状态。在这部象征主义的杰作中，艾略特将现代西方社会比喻为败落的沙漠荒原，在那里大地干枯，战争肆虐，幽灵般的芸芸众生丧失信仰，道德沦丧，沉溺情欲，恐惧绝望，濒临死亡，惟有戒绝情欲、舍己为人、皈依宗教才能超越精神的荒原，获得拯救。诗中充满了断壁残垣、坟墓白骨、荒漠枯树、破碎的偶像等阴森的意象，以此象征丧失生活意义的西方现代社会腐败颓废的现实，而其象征意象的模糊性、暗示性和多义性，使读者可以从精神分析学或结构主义等多重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艾略特后期的重要诗作是长篇组诗《四个四重奏》，该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时间的哲学冥想，其中充满怀恋过去、不满现在、向往未来的情愫，不仅将时间的三维融为一体，而且透露出荣衰轮回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同时宣扬了基督教的谦卑和奉献精神。艾略特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诗集《空心人》、《灰色星期三》，剧本《教堂谋杀案》、《鸡尾酒会》等。在《传统与才能》、《诗歌的功能与批评的功能》等文学理论文章中，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的著名论断。他强调诗歌不应放纵个人感情，而应表现全人类的普遍的情感和理念；指出表现感情的惟一途径就是寻找一种客观对应物，以便象征地暗示出某种情感和意念；此外他在传统与创新、文学创作的历史感与时代精神以及批评的客观性等问题上也不乏独到见解。除了上述三位作家以外，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年）和比利时诗人兼剧作家梅特林克等人也是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前者的主要诗作是《杜伊诺哀歌》和《致奥菲厄斯的十四行诗》，后者则创作了《佩雷亚与梅丽桑德》和《青鸟》等著名剧本。

表现主义最初是一个绘画派别，后来波及到文学领域，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以德语文学为中心、蔓延到欧美各国的文学运动，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代表作家有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年）、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年）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年）等。表现主义作家不同意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再现客观真实的要求，而强调直接表现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灵体验，提出“艺术是表现而不是再现”的主张。他们往往用怪诞、变形和扭曲的形象表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生活的感受和抗议，深刻地揭露和抨击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器的腐败、僵化、野蛮和非人性，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和小人物则充满了同情。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转变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其充满神秘气息和象征意味的“梦幻剧”《到大马士革去》被看做是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剧中以内心独白和梦幻的手法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发展历程。而其晚期的室内剧《鬼魂奏鸣曲》则大胆安排死尸、鬼魂和人一起登场，以神秘怪诞的情节和形象揭露西方社会中难以沟通的人际关系。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表现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处于父亲暴君般的专横压迫之下，他甚至说“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由此形成忧郁懦弱、孤独内向、毫无自信的病态性格。他曾勉为其难地在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因三次订婚三次失败而终身未娶，40岁出头便因肺结核恶化而去世。卡夫卡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成名，而是作为工作之余寄托忧思和排遣苦闷的手段，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成为一种深刻真诚的内心流露，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小说《变形记》，书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丑陋的大甲虫。他因此而丢掉了工作并遭到家人的厌恶，由于不能挣钱又给家庭带来麻烦，他终于被愤怒的父亲砸过来的苹果击中后不治身亡，全家人如释重负，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该书通过整体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深刻地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包括家庭内部的残酷的利害关系，对小职员等无助的小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卡夫卡以梦魇般的扑朔迷离的叙述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司法机构践踏公正和草菅人命的罪恶以及官僚机器的冷酷无人性，描绘出普通人只能听凭其任意摆布的可怜命运。

布莱希特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诗人、剧作家、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由于其进步的反战思想，1918年11月革命时被推选为奥格斯堡工兵苏维埃代表，20年代后期他明确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一直没有参加共产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他被迫流亡国外，战后回到德国并从1949年起定居东柏林直至逝世。布莱希特一生创作了1500首诗歌和近50部戏剧。其早期的戏剧创作，如《夜半鼓声》、《在城市的丛林中》和《人就是人》等，明显地具有表现主义的风格。此后，他融会其他流派的各种戏剧理论因素，提出了独创的“叙事剧”理论和“间离效果”（即“陌生化效果”）艺术手法，从而创立了与前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型”戏剧相对峙的“表现型”戏剧理论。他主张演员应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演员不仅是角色的表演者而且是角色的裁判，同时观众也应与角色（演员）保持距离，以一种旁观者的批判态度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这样就可以把平常的事物表现为陌生的，使观众用新的眼光审视它们，以理性的态度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从而认识到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布莱希特一生创作的戏剧按题材可以分为教育剧、寓意剧和历史剧三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母亲》（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伽利略传》和《公社的日子》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通过一个随军女商贩的故事说明了想在战争中捞取好处的人必将走向毁灭，具有明显的反战主题。《四川好人》则通过一个中国四川的贫穷妓女行善而不得好报的故事，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伦理学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给罪恶以奖赏，而等待着好人的却是无情的惩罚？合理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需要改变还是人需要改变？《伽利略传》是一出历史哲理剧，作者运用“开场诗”将15场戏串联起来，叙述并点评了伽利略的生平事迹。该剧不仅赞扬了伽利略钻研和坚持日心说的科学真理的执著和勇气，同时也暴露出他苟且偷生、屈服于教会淫威的软弱，明确提出了真理与权力冲突的时代主题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这些剧作成功地通过历史题材和寓意手法产生出一种距离感和陌生化效果，借助历史的评判照明当代问题，使观众从当局者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严肃地思索我们现在面临的困惑。

在20世纪小说革新的浪潮中，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年）和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年）堪称新思路的开拓者。纪德明确反对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再现客观生活的功能，将小说变成对自我的探询，写出了鼓吹摆脱传统习俗、享受人生欢乐的抒情诗篇《地粮》以及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等“纯小说”作品，并于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鲁斯特则由于在小说艺术上的革新，被公认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在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和心理时间学说的影响下，普鲁斯特指出传统现实主义的最不真实之处在于切断了意识中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惟一的真实存在于主观意识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在其著名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普鲁斯特以叙述者“我”追忆逝去的青春年华为线索，展开了一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上层社会生活的图景，勾画出贵族和资产阶级逐步融合的过程，分析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嘲讽了庸俗无聊的人生百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艺术创作思想。在艺术手法上，他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完整的情节和典型人物的性格塑造，大量运用倒叙、预叙、叠叙等时间倒错的手段，通过感觉触发的回忆和联想展现了主人公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消逝的生活和现时的感受重叠交叉，使潜藏在梦幻和下意识中的自我流淌出来，从而开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

“意识流”一词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最先开始使用的，他把意识比喻为不可切割的流动的河水。此后，这一概念被借用于文学创作，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意识流小说成为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一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意识流小说无意于描绘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意识的流动，特别是潜意识的活动，因而必然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转而运用心理逻辑去组织故事。在创作技巧上，这类小说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隐喻的手法，从语言风格到标点符号各方面均有许多创新。代表作家除了普鲁斯特之外，还有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和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年）以及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1897—1962年）等人。乔伊斯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作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家，其作品被认为是欧美现代主义小说的最高峰。乔伊斯早期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通过描写都柏林下层市民的日常琐事，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在道德、精神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消沉麻木、无所作为的瘫痪状态，结构与风格上仍保留着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点。在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开始着意运用象征主义技巧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努力排除小说的叙述者，转而依靠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他在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祖国、宗教等社会力量的冲突，以及他最后在艺术创作中找到逃脱一切世俗羁绊的理想归宿的心路历程。为了真实地再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乔伊斯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刻意模仿人物性格发展各阶段的不同感受方式、思想特色和说话口气，同时综合运用自然主义的描写和象征的手法，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乔伊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当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书中通过三个人物（青年艺术家、性无能的广告经纪人和他的妻子）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展现了处于天主教和大英帝国主宰下颓废堕落、濒于崩溃的爱尔兰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深重危机。作者有意借用希腊史诗中献特洛伊木马计的英雄奥德修斯的辉煌业绩，反衬出当代西方“反英雄”的衰竭和无能、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和肉体上的纵欲主义，深刻地象征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尤利西斯》被誉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同时也是意识流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在描写广告经纪人的妻子潜意识中的种种活动时，全章40多页竟然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只有作者自己指认的8个长句堆砌在一起。这些由内心独白、梦幻想象、跳跃的联想和蒙太奇剪接组成的文字丰富细腻地展现了女主人公潜意识的自由流动，由于其描绘性经验和性幻想的逼真和坦率，甚至导致该书一度被视为淫秽而遭查禁。乔伊斯晚年的小说《芬内根的守灵》通篇记述一个人一夜间的梦幻和狂想，其中对意识流技巧和18种语言（甚至包括中文）的混用构筑了一座无人能完全解读的天书，评论家认为这部书预示着现代主义的死亡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不过，虽然这种极端的语言实验超过了合理的限度，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却被现代派作家广泛采用，成为现代小说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比如，女作家伍尔夫独创性地运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内心独白，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内心世界，创作出《墙上的斑点》和《到灯塔去》等意识流小说。

3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直接源自存在主义哲学，二战后迅速在欧美流行起来，成为一个席卷西方世界的重要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在于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痛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和人是自我造就的，强调面对种种处境时个人所具有的选择的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其代表作家主要有法国的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等人。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除了其哲学著作之外，他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做是对其哲学观念的形象阐释。在其成名小说《厌恶》一书中，萨特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在无聊生活中的顿悟，描绘了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的恶心的感受。在短篇小说集《墙》中，萨特则展示了主人公们不敢正视自己的存在和逃避自由的怯懦，嘲笑了资产阶级愚蠢的自以为是，指出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认的价值准则当作天经地义的存在理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自欺。二战后，萨特发表了四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该书通过主人公玛第厄的生活展示了二战前法国知识分子在荒谬的世俗社会面前坚持抽象的个人自由，虽然不满现状但却无能为力的状况；而战争却无情地打破了和平、进步、理性、权利、民主和祖国等一切旧有的价值，玛第厄终于明白了人永远不能单独获得拯救，于是他冲破了世俗的羁绊，从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中振作起来，孤身一人在一个小村庄的教堂钟楼上开枪抵抗，通过英雄主义的行动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自由原则。除小说外，萨特还创作了许多戏剧并提出了“处境剧”的理论，主张通过戏剧表现人在种种处境中的选择和自由。二战期间创作并上演的剧作《苍蝇》，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唤醒法国人民的自由意识，鼓舞他们义无反顾地与法西斯占领者做斗争，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反抗的呐喊：一旦自由在人的灵魂里爆发，神对他也无能为力了。在独幕剧《禁闭》中，萨特通过在虚拟的地狱中三个死人的纠葛，指出了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其中一句著名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曾招来多方责难，但萨特同时也肯定了他人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后来他进一步强调了活人是可以通过新行动来改变旧行动的，因而人也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在其后期剧作《肮脏的手》和《魔鬼与上帝》中，萨特严肃地探讨了道德与政治、目的与手段、理想的纯洁性和斗争策略的关系问题，展示了追求有效性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坚持原则的纯洁性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与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相反，如果想要有效地改造世界，政治家有时就不得不弄脏双手，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清白地掌权。在《什么是文学？》等文论著作中，萨特提出了“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的“介入文学”理论，并且身体力行，通过戏剧、政论、杂文和实际政治行动抨击法国的殖民战争以及美国和前苏联的侵略战争，同时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积极支持60年代末席卷西方的左派学生造反运动。除了文学作品外，萨特还写下了自传《词语》、论文集《处境》以及《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等研究专著。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却出于“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的理由而拒绝接受。

加缪是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主义文学家兼剧作家。在其成名小说《局外人》中，加缪描绘了身处荒谬世界中的主人公冷漠的局外人式的生活态度；在《鼠疫》中则塑造了一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敢于同鼠疫即法西斯主义顽强斗争的英雄人物；而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则表达了在认识到世界的荒谬性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的同时仍然不懈地努力抗争的存在主义思想。不过，加缪对革命暴力一直心存芥蒂，在其戏剧《正义者》中他声称革命行动必须与人道主义相一致，而在政治随笔《反抗的人》中进一步反对“血腥的”革命，由此引起了维护革命的左派甚至包括其友人萨特的猛烈批评。波伏瓦也创作了一批表达存在主义思想和自身经历的文学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女宾》、《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和《年华的力量》等。法国存在主义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作家并不局限于写作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学著作，他们大都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向公众解释其晦涩的哲理，因而很快便在法国社会和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的时髦风气，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存在主义流行歌曲、存在主义时装、存在主义发式和存在主义狂游等等，使存在主义运动远远超出了哲学和文学的狭小圈子，演变成为一股世界性的社会思潮。不过，随着其代表作家的相继去世，存在主义文学运动逐渐失去了势头，同时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文坛的主导地位也被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代。

后现代主义是5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出现在西方各国的一股重要文化潮流，它反映了当代西方人在丧失信仰和放弃绝对价值观后，反叛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原则，否定一切权威，崇尚自由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心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哲学解释学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后者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主张解构文学作品的独立文本和完整结构，颠覆以读者如实理解作者为模式的传统阅读方式，强调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创造性，有意通过误读给文本附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新意义，从而使阅读成为寻求快感的游戏。“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菲德里柯·德·奥尼斯1934年编选的《1882—1923年西班牙及拉美诗选》一书，用以指称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内部发生的一种逆动。50年代以后，在西欧出现了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派，而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则出现了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到70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已经扩展为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各个领域的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直至现在仍然盛行不衰。就其创作宗旨而言，后现代主义不仅反对现实主义反映客观世界的传统，而且放弃了现代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物塑造原则，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主体被分解成支离破碎的感觉，尊严高贵的人变成了渺小猥琐的反英雄，对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被嘲讽一切人也嘲讽自己的戏谑态度所取代。在叙事结构上，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幻想虚构的境遇、荒诞不经的内容和逻辑混乱的片断表现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与人生。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作品的中心意义和逻辑一贯性，通过文本中的前后矛盾和断裂、情节的随意变更和组合、精神分裂式的表述和极度夸张的修辞手段，发泄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漠视、不满和反抗，同时体现出作者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创作自由。

荒诞派戏剧是50年代初诞生在法国，而后流行于欧美各国的重要戏剧流派之一，其名称来自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于1961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欧仁·尤内斯库（1912—1994年）和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年）。荒诞派戏剧多方接受了现代主义戏剧的影响，它承袭了存在主义的“荒谬”观念并将其推向极致，以极其荒诞的形式表现荒诞的世界和荒诞的人生。荒诞派一反传统戏剧的表现方式，在其作品中既没有明确的主题和连贯的情节，也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而只是试图以离奇怪诞的舞台形象将人生的荒诞状态直观地表现出来，因而大量运用直喻、象征、变形等戏剧语言暗示世界的荒诞和人际关系的难以沟通，促使观众领悟到人生的深刻哲理。尤内斯库是罗马尼亚和法国混血的法国剧作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反对现实主义等传统戏剧的“反戏剧”理论，认为戏剧只提出见证而无须说教，主张戏剧应当表现无法解决的思想危机和现实危机，在戏剧手法上主张对情节进行分解和变形，为人物设计的语言也不再表达事物的意义，以便营造出漫画般的极端滑稽的效果。其第一部剧本《秃头歌女》是荒诞派戏剧的开山之作，该剧通过两对夫妇不断重复一连串空洞的手势和文不对题的外语日常俗语，夸张地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隔阂和现实生活的无聊荒谬。尤内斯库的著名剧作还有《上课》、《椅子》、《阿梅迪》、《犀牛》等。《阿梅迪》描绘了一对无爱的夫妇孤独痛苦的生活，他们长年与一具象征着已经死亡的爱情的尸体相伴生活在一套公寓里，随着剧情的进展这具尸体逐渐膨胀成令人作呕的巨型僵尸。《犀牛》则通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犀牛的荒诞情节，斥责了导致法西斯主义迅速蔓延的集体狂热。尤内斯库娴熟运用的直喻和象征手法的确可以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作出深刻反省。

贝克特是爱尔兰出生的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一生写下了多部小说和戏剧，其中最为著名的剧作是《等待戈多》、《残局》、《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美好的日子》等，这些作品奠定了贝克特作为荒诞派戏剧最杰出的代表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196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等待戈多》中的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一条路上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陌生人，他们怀着“戈多明天准来”的希望天天以无意义的闲聊和滑稽的动作消磨时间，然而除了两个不相关的人来而复去之外，戈多始终没有出现，而他们只得永远盲目地等待下去，结尾时一个流浪汉解下裤带企图上吊自杀，却因裤子掉下而使悲壮严肃的行为变成笑柄。该剧和贝克特的其他几部戏剧都表达了同一主题，即人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既无力改变一切又难以相互沟通的尴尬处境。在艺术形式上，贝克特经常运用成对的人物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孤独感，还以重复的手法突出生活的单调重复和没有意义。贝克特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简化，他将剧中人物、活动范围和语言尽量简化，以至在《呼吸》一剧中取消了任何人物、情节、动作和对话，全剧仅持续35秒，内容只是一个婴儿的哭声，用以表达出生即是痛苦的主题。除此之外，荒诞派戏剧的作家作品还有法国剧作家阿瑟·阿达莫夫（1908—1970年）的《入侵》、《塔拉纳教授》和《弹子球机器》，让·热内（1910—1986年）的《女仆》、《阳台》和《黑人》，以及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1930—）的《房间》、《生日宴会》、《管理员》和《回家》等。

几乎与荒诞派戏剧同时，在5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还出现了新小说派，60年代以后它成为风行于欧美和日本的重要小说流派之一。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有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娜塔丽·萨洛特（1902—1999）、克洛德·西蒙（1913—）、米歇尔·布托尔（1926—）等人，他们在小说革新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在于对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模式的拒绝，因而被称为“反小说”。他们在创作中反对虚构故事情节，取消典型人物的塑造，其作品时空颠倒跳跃，叙述角度多变，形成了新颖的小说风格。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之路》等论文中提出摒弃小说的社会意义和以人物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倡导如实地再现被解构为碎片的人和物的存在。在其代表作《橡皮》中，他通过一名侦探一天内的活动展现出琐碎的街头生活场景，书中反复写到侦探进文具店购买橡皮，不厌其烦地重复描述橡皮的外观细节，而侦破案件的重要内容却被淡化掉了。《窥视者》则叙述了一位旅行推销员奸杀少女的过程，作者以主人公的视觉角度展示了一个小岛上的真实景物和生活，而将主人公不可能看到的情节和内容抹去。而《在迷宫里》的主人公士兵则不知道自己是谁，其他人物也同样身份不明，连小说的叙述者也不断变换。罗伯—格里耶借鉴电影注重表现动作和物体的手法写小说，而他写作的电影小说也获得影视界的认同，依据他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拍摄的同名电影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在新小说的实验中，萨洛特比罗伯—格里耶走得更远，她彻底摧毁了故事情节并解构了人物形象，其作品中充满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潜对话”，用来表现人的潜意识以及意识中的波动和变化。她有关新小说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其论文集《怀疑的时代》之中。萨洛特发表于30年代末的小说《向性》借用植物生理学的这一术语，来比喻人在外界刺激下内心深处发生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原始朦胧的心理活动。小说《陌生人的肖像》叙述了父亲对女儿的不满如何由于女儿找到了有钱的丈夫而消解，表现了人的意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的反应和波动。而《金果》则完全没有故事、人物和中心叙述者，充斥全书的只有无尽无休的话语。西蒙早期曾创作过几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从50年代后期突然转向新小说的实验创作，代表作主要有《风》、《草》、《弗兰德之路》等。前两部作品以飓风和小草象征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的渺小和荏弱无力，具有悲观的宿命论色彩；而在《弗兰德之路》中，作者通过参加二战的士兵的零星回忆和朦胧幻象反映出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厄运。在艺术手法上，西蒙偏好冗长的句子，一句话有时长达一两页，甚至不用标点符号；此外他还用绘画的笔法营造出具有共时性和多面性的“文学画”的艺术效果。虽然文学界曾有一些争议，但西蒙仍然被授予198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新小说的革新运动中，布托尔的成就则主要体现在其作品的精心布局，以及用第二人称的叙述者“您”和“你”取代了传统小说的“我”或“他”，其代表作品有《变》、《刻度》等。

综上所述，西欧20世纪的文学主流可以大致概括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但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有新作家和新作品问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以反传统和标新立异为号召，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均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革新，除了一些难免的偏误以外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至今方兴未艾。此外，西欧当代还有许多无法归入上述流派的著名作家，也以其富于独创性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二、绘画、雕塑和建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欧洲艺术的写实传统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自然”说，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后期。然而，随着照相机的研制成功和摄影术的不断完善，以前由绘画承担的如实记录客观物象的传统功能已基本被摄影所取代，因此从19世纪末的后印象派开始，新时代的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再现自然的写实艺术，转而着重发展美术在表现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和创造艺术美方面的功能。在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这一变革过程中，西方的艺术家们也重新评价并吸收借鉴了东方艺术强调表现的特色，进而开创了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属于现代主义的众多艺术流派。

野兽派是20世纪初在西欧出现的第一个现代主义艺术流派。1905年在巴黎举办的秋季沙龙上，以法国画家兼雕塑家昂利·马蒂斯（1869—1954年）为首，包括莫里斯·德·弗拉芒克（1876—1958年）、安德烈·德兰（1880—1954年）、阿尔贝·马尔凯（1875—1947年）、拉乌尔·杜飞（1877—1953年）和乔治·卢奥（1871—1958年）等在内的一批年轻画家展出了他们的一组色彩粗野、风格狂放的画作，而在展室中央却放置了一件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多纳泰罗的传统风格的人头像。这一情景被评论家路易·沃塞尔称为“一群野兽中间的多纳泰罗”，野兽派即由此得名。野兽派继印象派之后进一步与写实艺术及其传统艺术手法（如透视法）分道扬镳，其画风受到塞尚、高更和凡·高等人的影响，同时吸收了日本浮世绘等东方艺术的表现手法。他们运用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鲜亮色彩随意涂抹，画面构图简练，线条粗放自由，造型高度概括，强调整体而忽略细部，以写意的风格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感情效果。马蒂斯是野兽派的领袖人物，其代表作有《风景》、《敞开的窗户，科利乌尔》、《马蒂斯夫人》、《自画像》、《生活的欢乐》、《红色的和谐》、《舞蹈》等。他画的风景常使用近乎原色的红、绿、蓝、黄等鲜艳色彩，笔触自由而流畅，营造出一种绚烂单纯的气氛和健康明朗的乐观情调，富于华丽的装饰美。他的人物肖像则对形体进行大刀阔斧的取舍，以鲜明的色彩勾勒出人像的轮廓线，在《马蒂斯夫人》中甚至用大胆的绿色垂直穿过鼻子，分出两边的黄色和玫瑰红色块，以线条和色块构成一种非写实的抽象结构。马蒂斯在其创作后期还进行过包括立体主义在内的各种绘画实验和探索，同时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雕塑作品。野兽派其他画家的代表作有：马尔凯的《画室》和《西布雷》，后者以简练有限的笔触和色块抓住了风景的基本要素；杜飞的《夏日》则以鲜明的色彩描绘出充满阳光的户外风光；弗拉芒克的《乡间野餐》，画中两个人物被置于漩涡般的色彩斑点之中，犹如在颜料的森林中野餐；此外还有德兰的《伦敦桥》和《海港景色与白马》等。野兽派作为一个艺术运动到1908年就不复存在了，它的成员纷纷转而探索其他的创作方向。然而，野兽派的意义在于开创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中的色彩革命，他们使未加调和的色彩成为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并将风景、人物和静物的形体加以抽象化，这些革命性的创新直接影响了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许多现代主义艺术流派。

继野兽派的色彩革命之后不久，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反传统流派立体主义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中发动了形体革命。立体派的创立者和领袖人物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造型艺术家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年）和法国画家乔治·勃拉克（1882—1963年）。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美术教师家庭，他曾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接受过严格的造型训练，1900年到巴黎后又在卢浮宫等博物馆内研究了各派艺术家的作品。在创立立体主义之前，毕加索的绘画经历过蓝色时期和玫瑰红时期，《老吉他手》、《熨衣妇》和《节俭的饮食》等蓝色时期的作品表达出他对穷人饥寒交迫的不幸境遇的切身感受和深深的同情，而《杂耍之家》等玫瑰红时期的作品则以浪漫的风格表现了杂技艺人的流浪生活。不久以后，在塞尚的作品和非洲雕塑的影响之下，毕加索的画风骤变，于1907年创作了第一幅立体主义油画《亚威农的少女》（该标题是毕加索的一个朋友后来加上的，亚威农是巴塞罗那的一条妓院林立的街道）。该画描绘了一组具有几何图形特征的女性裸体，其形体、比例和空间关系都经过很大的变形，头部的造型有的类似于西班牙中世纪的加泰隆壁画，有的则是模仿非洲的面具，但没有一个人物符合西方传统理想美的标准，即均衡、和谐、完美与典雅。毕加索在创作该画时曾斩钉截铁地说：“让优美绝灭吧！”这句著名格言可以说是向西方传统美学原则挑战的宣言，而这幅画则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分水岭”。此后，毕加索和勃拉克密切合作，开创了分析的立体主义阶段，创作出一系列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如毕加索的油画《弹曼陀林的少女》、《卡恩韦勒尔》和《手风琴师》，勃拉克的《列斯塔格的房子》、《小提琴和调色板》、《葡萄牙人》等。这些作品的艺术特点在于将一切物体、人物、风景都变成几何图形，在对图形的处理上一改传统绘画中从单一视点观察和表现三度空间对象的透视法则，有意识地将完整的形体分解成由不同视点观察到的许多块面，然后在二度平面的画面上将这些不同的侧面重新组合起来；另一方面，对形体的强调也导致了对色彩的忽略，因而这些作品常使用单一的灰色与褐色。从美学追求来说，分析的立体主义意在表现几何图形美和机械美的现代趣味。到1911年前后，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创作转向了综合的立体主义阶段。为了使艺术更加接近平凡的生活真实，他们开始直接利用报纸、糊墙纸、布头、麻绳、金属、玻璃、沙粒、印刷字母等各种实物在画面上进行拼贴，贴好后再用颜料等绘画手段加以适当处理；同时他们重新开始注意色彩，加强作品的肌理和质感的表现。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毕加索的《静物和藤椅》（使用了贴纸、麻绳、油彩）、《吉他》（金属片和金属线）和勃拉克的《单簧管》（报纸、糊墙纸）等。从1912年到1914年，立体主义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艺术家，仅就画家来说就有朱安·格里斯（1887—1927年）、费尔南·莱热（1881—1955年）、罗贝尔·德劳内（1885—1941年）、阿尔贝·格莱茨（1881—1953年）、弗朗西斯·毕卡比亚（1879—1953年）、马塞尔·杜尚（1887—1968年）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毕加索和勃拉克因争论而分手，立体主义也逐渐失去了活力，不过它所创立的艺术手法却逐步渗透于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后起的艺术流派之中。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立体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虽然在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创作出一些立体主义的杰作，如毕加索的《三个乐师》和勃拉克的《咖啡酒吧》等，但他们并没有局限于立体派的风格。尤其是毕加索，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新的艺术探索并且不断改变画风，曾一度回到古典主义和写实的风格，后来又转向超现实主义，同时他在雕塑和陶艺方面也卓有成就。西班牙内战时期，毕加索创作了油画《格尔尼卡》，以残缺的牛头和变形的人物等形象表达他对西班牙反动派和德意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抗议。1944年，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后，他为1949年的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和平鸽》宣传画，此画成为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象征。作为一位充满创新精神和永不满足的伟大艺术家，毕加索多方面的成就是不能归属为任何单一流派的。

如果说源自法国的野兽派和立体派革新了绘画语言，那么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则发动了现代绘画中的精神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充满了社会矛盾，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专制王权的横暴、军国主义的泛滥和战争威胁的迫近，在社会上造成了令人压抑的氛围，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面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愤懑、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他们强烈感到需要一种能够表现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内心需要的艺术。另一方面，德国艺术家们不满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拉丁传统，而对北欧和德意志文化中的哥特式风格和强烈表现人类内在感情的民族艺术传统却情有独钟。这与两个民族精神气质上的差别也不无关系：拉丁民族一般倾向于一种外向型的乐观的享乐主义，而德意志民族则普遍具有一种严肃和忧郁的内向型性格。就表现主义运动的理论渊源来说，它深受哲学家泰奥多尔·李普斯（1851—1914年）和威廉·沃林格（1881—1965年）的“移情说”的影响，他们反对艺术模仿自然，认为真正的艺术应当满足各时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依照他们的美学理论，观赏者对艺术作品的认同或移情是审美享受和评价的基础，色彩、线条、形状或空间都暗示着某种特定的情绪，如欢乐、忧郁、鼓舞、压抑等。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主义曾受到包括凡·高等在内的许多著名画家和画派的启发，但其最重要的先驱者是伟大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1863—1944年），他的绘画主要表现孤独、病痛、恐惧和死亡等主题，在其油画名作《呼嚎》和《红葡萄藤》里获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表现主义运动包括从1905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桥社、青骑士派和狂飙社，以及一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客观派等流派；纳粹上台后大多数表现主义画家被宣布为颓废画家而遭到迫害，表现主义运动遂告消亡。

桥社成立于1905年，其发起者和主要成员有德国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凯尔希纳（1880—1938年）、埃里希·海克尔（1883—1970年）、弗里茨·布莱尔（1880—1966年）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1884—1976年），此外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年）、奥托·缪勒（1874—1930年）和马克斯·佩希斯坦（1881—1955年）也先后加入了桥社。凯尔希纳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主要有《持日本伞的女子》、《街景》和《市场与红塔》，画面上的人物和建筑造型简练，具有野兽派的鲜明色彩和立体主义的几何图形美，同时富于德国的哥特式风格。《街景》通过城市街道上匆匆的人群和游荡的妓女，表现了都市生活的纷乱压抑和人的孤独空虚。海克尔的作品大多表现对受苦受难的弱者的同情，如《疲劳》、《疯人院》即属此类。而《桌边二男子》常被人们看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学插图，通过画面上的基督受难像和受威胁的人的痛苦表情烘托出一种苦难悲怆的气氛，即使他的许多富于诗意的风景画也同样含有忧郁的情调。施密特—罗特鲁夫是表现主义画家中最大胆的色彩专家，他常常使用鲜艳的深红、蓝、黄和绿等纯色产生不和谐的效果，以表现人的精神痛苦和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借鉴黑人艺术中极富表现力的块状结构，创造出形象清晰的抽象图案，比如油画《月儿初升》就是一例。此外，诺尔德的油画《围着金牛犊的舞蹈》和《最后的晚餐》，缪勒的充满诗意的油画《围着火堆的吉卜赛人》和《浴者》，以及佩希斯坦的《印第安人和妇女》、《帛琉三联画》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在版画和木刻方面表现主义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凯尔希纳的《维尔德头像》、施密特—罗特鲁夫的《两个头像》、诺尔德的《先知》、佩希斯坦的《两个裸女》等木刻作品，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青骑士派是在1911年以著名的旅德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年）和德国画家弗朗茨·马克（1880—1916年）主办的《青骑士》杂志编辑部为中心形成的表现主义流派。康定斯基出生于俄罗斯，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30岁移居慕尼黑后开始学习绘画并于数年后创立“青骑士社”，1914年绕道回国并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员，1921年接受德国魏玛包浩斯学院的聘约担任该院教授，1933年包浩斯被封闭之后前往法国定居并于1939年取得法国国籍。康定斯基的艺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艺术里的精神》和《点和线到面》两部美学论著中，他提出艺术家首先要领悟到自己的内在需要，然后力求以视觉的符号去表达这种需要，因此艺术家应当摆脱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束缚，用内在的眼睛去看世界，并且用抽象的点、线、面等几何图形和色彩表现事物内在的声音和人类精神的自由。这种“按内在需要的原则进行抽象”的观点奠定了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艺术的理论基础，同时促使青骑士派的表现主义绘画渐趋抽象化。康定斯基的早期作品曾受到印象派、新印象派、野兽派的影响，如《月升》和《蓝色的山，84号》里的人物和风景仍然保留着明晰的具象特征。而在1910年创作的油画《构图2号》中的骑士和其他人物形象则已经变成近乎抽象的色块和线条图案，同年的一幅水彩画走得更远，画面上除了色彩和线条的相互穿插之外，所有客观描绘和引起联想的成分均已消失，因而被认为是康定斯基的第一幅全抽象绘画。此后，康定斯基虽然继续创作出《黑色的弓形，154号》等抽象画作，但他此时还没有彻底抛弃客观物象，又创作了《即兴30号（大炮），161号》和季节系列画《秋》、《冬》等表现主义作品，前者以大炮的形象表现战争临近的压抑感，而后者则用浓烈的色彩和飞旋交错的线面暗示出季节的某些特征。除油画和水彩画之外，康定斯基也制作了许多版画，同时他还作过诗，甚至写过一些剧本，不过已出版的至今仅有《黄色的声调》和《紫色》两部。青骑士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马克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热衷于通过绘画和雕塑表现动物的美感。他在1911年创作的油画《青色的马群》完全是具象的，其特点是强烈的色彩和平面性。但几年后创作的《马厩》则开始在不完整的马形上增加了几何图形的抽象成分，而《战斗的形》已经变成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其中的黑色与红色曲线平面图案表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和激烈交战，呈现出一种疯狂的暴力气氛。此外，青骑士派画家还有德国的奥古斯特·马可（1887—1914年）和另一位旅德俄国画家阿列克谢·冯·雅弗林斯基（1864—1941年），后者并非青骑士社的正式成员，但与该社关系密切。马可擅长表现城市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代表作有油画《大动物园》、《林荫下的女子》、《有牛和骆驼的风景》和一系列突尼斯水彩风景画，通过人物、动物和几何形状的严谨安排加上富丽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情调。雅弗林斯基是从塞尚和马蒂斯走向表现主义的，其画风融合了写实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双重特色，同时具有俄国农民画和俄罗斯—拜占庭圣像的风格。他的绘画题材主要是人物肖像和人的头部，通过粗犷的轮廓线和厚重的色块表达灵魂深处的激情，代表作有油画《公主》、《自画像》和《落日》等。

德国表现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一战前在柏林创立的《狂飙》杂志社及同名画廊，它们不断刊登和展出桥社、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及其他现代主义流派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狂飙》杂志的肖像专栏画家是一个被称为表现主义鬼才的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柯施卡（1886—1980年），他既画油画也做石版画、铜版画和舞台布景。其绘画题材有肖像、风景、静物、政治讽刺和文学插图，著名作品有油画《风中新娘》、《自画像》、《伊斯坦布尔》等。他擅长以强烈的动感和旋转的笔触表现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奇异的幻想，后来转而注重捕捉色彩亮丽的外在视觉印象。在一战结束后的1923年，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的最后一个派别，即新客观派。战争的残酷和革命的失败使艺术家们在悲观失望之余转向了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同时使用写实手法和抽象语言对战争的后果、腐败的社会和市民的庸俗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新客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画家乔治·格罗斯（1893—1959年）、奥托·迪克斯（1891—1969年）和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年），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左派，同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格罗斯是德国著名的讽刺画家，其代表作有《大都市》、《小谋杀者》、《现役合格》、《共和党的机器人》、《统治阶级的嘴脸》和《小市民的镜子》等，这些画作有的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有的揭示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有的则暴露出大都市腐朽堕落的夜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嘴脸。迪克斯是工人家庭出身的画家，在一战中的经历使他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在其代表作《堑壕战》中描绘了战争令人震惊的恐怖气氛，其他作品还有《艺术家的双亲》和《大都市三联画》等。贝克曼的代表作《夜》以极具震撼力的手法，表现了战争末期一群失败的战争狂人对无辜百姓的劫掠和野蛮残杀，以及被残杀者的恐怖、绝望和无助，贝克曼的作品还有《启程》和《捉迷藏》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欧产生过三个由文学界发起而后波及到美术领域的运动，即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的创始人马里内蒂于1909年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提出要彻底摈弃一切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从而创造“属于未来”的全新艺术。在马里内蒂的影响和鼓动下，翁贝托·波丘尼（1882—1916年）、卡洛·卡拉（1881—1966年）、贾科莫·巴拉（1871—1958年）、吉诺·塞维里尼（1883—1966年）和路易吉·鲁索洛（1885—1947年）等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于1910年2月和4月先后发表了由波丘尼起草的《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和《未来主义画家技法宣言》，1912年2月他们又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未来主义美术展览，此后又相继组织了两次展览。未来主义画派响应马里内蒂激进的反传统纲领，反对“和谐”与“高雅”的传统鉴赏趣味，提出蔑视模仿、推崇创造的口号，主张艺术应当表现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韵律。因此，他们的绘画和雕塑的主题主要取自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他们颂赞工业、机械、运动、速度、力量甚至暴力和战争，由此导致未来主义的右翼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泥坑。一战爆发后，未来派的成员纷纷参战，随着波丘尼在前线战死，未来主义运动也渐趋消沉。在艺术手法上，未来派并未能如其所标榜的那样完全舍弃模仿，他们的许多技法得自新印象派和立体主义的启发，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创新的手法主要是利用视觉形象的同时并列来表现运动和速度的感受。比如巴拉的油画《系着皮带的狗》和水彩画《雨燕的飞行》，画面上奔跑中的狗不只有四条腿，而是有几十条腿，飞行中的燕子也有多个连续的影像，这种手法后来成为动画电影的常用套路。巴拉的另一幅油画《路灯——光的研究》是未来主义最早的作品之一，他用互补色的V形笔触画出路灯放射的光线，造成光的辐射的幻觉。波丘尼是未来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其绘画作品《画廊里的动乱》、《城市的兴起》中利用立体派和点彩派的多种技法表现了骚乱的场面、人物和奔马的激烈运动和速度，以表现他所谓的“劳动、光线和运动的伟大综合”，而在《笑》里他通过鲜艳的色彩表现了夜总会里欢快放荡的夜生活场景。其他未来主义画家的代表作有卡拉的油画《骑士与马》、《无政府主义僧侣的葬礼》、拼贴画《爱国主义的仪式》，塞维里尼的油画《塔巴林舞会动态的象形文字》、《红色的火车通道》、《光的球形膨胀》、《大炮在行动》，以及鲁索洛的《雾的坚固性》等。

达达主义从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包括文学、音乐和美术的综合运动。当时，一群厌恶战争的欧洲青年艺术家经常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举行自由组合诗歌、噪声音乐和恶作剧戏剧的表演会，同时出版杂志并开办画廊，刊登支持达达派的文章和画稿，展出欧洲各国现代派画家的作品。此后，达达主义的美术运动渐次波及到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汉诺威和科隆等地，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运动。而美国纽约则是一个例外，那里的达达运动在苏黎世达达派出现之前一年就已萌生。在反传统方面，达达主义比欧洲其他先锋派更加激进和极端，其基本纲领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它不仅反对古典主义的传统艺术，而且厌烦任何为人们所认可的艺术形态，包括同样是反传统的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甚至宣称真正的达达主义者对达达本身也是反对的。由此可见，达达派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达达主义在美术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画家兼雕塑家让（汉斯）·阿尔普（1887—1966年）、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和毕卡比亚、德国画家库尔特·施维特斯（1887—1948年），德裔法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年）等人。阿尔普竭力推崇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据说他曾把自己不满意的画作撕成碎片随意扔在地上，结果却在落下的碎片的排列中突然看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他由此开创了达达式的拼贴作品，比如剪纸《按偶然法则安排的矩形》和纸版油画《山、桌、锚、肚脐》等。阿尔普还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浮雕和圆雕作品。

杜尚是美国达达派的组织者，后来成为国际达达主义美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一战期间，杜尚和毕卡比亚从欧洲来到纽约，与美国的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合作开办了“291”画廊并在1915年出版了《291》杂志。这本杂志宣扬的“反艺术”观点比稍后出现的苏黎世达达派的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该杂志社实际上就是纽约的达达社团。在此之前，杜尚曾创作过属于立体派和未来派风格的《下棋者的肖像》和《下楼梯的裸女》第1号和第2号，后者通过一串立体主义的并列图像表现了人物下楼梯的动感。从1912年开始，杜尚不断尝试用新的手段和材料进行创作，他曾用手指取代画笔绘制了《从处女到新娘》和《新娘》等油画，画中的人物看上去是一些类似生理解剖图的机器系统。以后，他采用各种现成物品制作艺术品，比如《瓶架》、《旋转的饰板》和用旧自行车轮安置在凳子上做成的《自行车》等。不过，杜尚最惊世骇俗的反艺术作品当推《泉》、《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和《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亦称《大玻璃》）。所谓《泉》实际上是一个现成的白色瓷质小便器，《带胡须的蒙娜丽莎》是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上画上小胡子和山羊胡，并且加上了暗示其淫荡的标题。而《大玻璃》则是在大块玻璃板里夹着一些象征新娘和光棍汉的机械形象，这些形象是用细铅丝、涂色金属箔、灰尘、油彩和清漆制作出来的，移动时造成的玻璃裂缝被精心整修后加以保留，作为作品本身的表现因素。杜尚在创作这些恶作剧式的作品时，其本意只是对传统艺术和现存社会秩序提出挑战，没承想后来的新达达主义等流派却把这种挑战当成一种新的美学范式来加以模仿。除阿尔普和杜尚以外，其他达达派艺术家也创作了一些著名作品，如毕卡比亚的油画《爱的展示》和拼贴《羽毛》，施维特斯的拼贴《奥卡拉》和《默茨构成》以及类似雕塑的《默茨建筑》（一种连续的洞穴似的结构体布满全屋，甚至延伸到窗外），恩斯特的照相粘贴《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在浮动》和油画《西里伯岛的大象》等。有组织的达达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到1924年，达达派最终分裂，超现实主义代之而起，然而达达主义的激进实践却为日后的西方现代艺术甚至后现代艺术指示了方向。

一般来说，超现实主义的美术运动是在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启发和推动下产生的，法国作家布勒东于1924年起草并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翌年一批艺术家在巴黎皮埃尔画廊举办了首届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展览。不过在该宣言发表的前一年，恩斯特已经画出了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人们将莫知其然》。如前所述，超现实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潜意识和梦幻的理论，为了表现超现实的潜意识和梦幻世界，超现实主义文学家创造了“自动写作法”，通过发挥摆脱理性控制的精神自动性如实地记录下作家不加掩饰的联想、想象、幻觉、梦境等潜意识的真正活动。同样，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也发明了一些与“自动写作法”类似的艺术手法，比如恩斯特创造的“摹拓法”或“摩擦法”的素描技法，就是把纸张铺在不同质地的材料如木板上，然后用铅笔在纸上摩擦，这样拓画出来的带有偶然性的形象再由画家重新加以理解，从而唤起意想不到的联想，最后自由地拼凑到素描或油画中，恩斯特采用这种技法的代表作是油画《森林》和《部落》。超现实主义美术从诞生之日起便分为两支：一支是以西班牙画家若安·米罗（1893—1984年）、法国画家安德烈·马松（1896—1987年）、智利画家马塔·埃肖伦（1911—）等人为代表的有机超现实主义或绝对超现实主义。他们一般依据不受意识控制的思想指令进行创作，其画作中的有机生物形象往往近于抽象。另一支是以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年）、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1898—1967年）和保罗·德尔沃（1897—1978年）、法国画家皮埃尔·罗伊（1880—1950年）和伊夫·唐居伊（1900—1955年）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他们都曾深受法国原始派画家昂利·卢梭（1844—1910年）、意大利形而上派画家乔吉欧·德·契里柯（1888—1978年）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1887—1985年）等人充满童稚和梦幻的画风的影响，其画作中的人物和物体具有写实式的细节，但往往经过奇异的变形和怪诞的组合，渲染出一种迷人的幻想和梦境的气氛。此外，原来属于其他流派的代表人物如毕加索、毕卡比亚、阿尔普等人也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当推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持续》，画面上那只挂在树枝上的、像面饼一样软塌塌的钟表已经成为超现实主义梦幻世界的象征。除此之外，在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该派艺术家们创作出大批令人惊恐震撼、困惑不解或心驰神往的如梦如幻的油画作品，其中包括达利的《性感的幽灵》、《西班牙内战的预兆》、《怪物的发明》、《服用迷幻剂的斗牛士》，恩斯特的《雨后欧罗巴》、《超现实主义和绘画》、《沉默之眼》，米罗的《哈里昆的狂欢》、《犬吠月》、《蓝色之二》，马松的《鱼之战》、《迷宫》、《画家与时间》，马塔的《神秘主义的灾难》、《守夜者所见》，马格里特的《错误的镜子》、《宏伟的幻想》、《比利牛斯的城堡》、《收听室》，德尔沃的《进入城市》、《熟睡的维纳斯》、《夜之美女》，唐居伊的《风暴》、《爸爸、妈妈被伤害了！》、《弧线的增殖》，以及罗伊的《楼梯上的危险》等。

抽象主义不是一个画派或团体，它是许多画派和画家共同具有的一种美学取向，其基本观点是不再将绘画和雕塑看做对自然的模仿，而是看做自身独立存在的视觉艺术。如前所述，奠定抽象主义绘画理论基础的是表现主义画家康定斯基，他在1910年就已创作出最初的抽象主义绘画。一战期间回俄国后，康定斯基在以卡西米尔·马列维奇（1878—1935年）为代表的至上主义（绝对几何抽象）的影响下转向较为彻底的抽象主义，画风也从抒情的自由抽象逐渐转向几何抽象，同时试图将自由抽象与几何抽象结合起来。其后期的抽象主义代表作有油画《白线，232号》、《几个圆形，323号》、《红色的紧张》、《温和的冲动》等。除了康定斯基之外，罗贝尔·德劳内、弗朗茨·马克以及捷克画家弗朗蒂塞克·库普卡（1871—1957年）等人也创作了一些抽象主义的作品。抽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绘画流派是荷兰的风格派（新造型主义），其代表画家是荷兰人皮特·蒙德里安（1872—1944年）和特奥·凡·杜斯伯格（1883—1931年）。凡·杜斯伯格曾说过：“使形式脱离自然的约束，保留下来的就是风格。”他们在1917年开始出版的杂志即取名为《风格》，翌年又发表了风格派宣言，不过在此之前好几年蒙德里安已经开始创作抽象主义的作品了。蒙德里安早期的画风从自然主义直到立体主义经历过许多变化，其早年作品如油画《风车风景》、《红树》仍然是具象的，从1912年创作《开花的苹果树》开始，蒙德里安的画风明显地转向了抽象主义。他认为，艺术应当以一种净化的即抽象的美学形式来表现自然的纯洁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为此，他把直线、方块和矩形以及简化的色彩如红、黄、蓝三原色和中性的黑、白、灰作为新的造型手段，像数学那样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宇宙的基本特征和抽象关系。因此，有人将风格派称为“按外在需要的原则进行抽象”的自然抽象主义。蒙德里安典型的抽象主义作品之一是油画《作曲》，画面由水平和垂直的粗黑直线分割成几块大小不等的矩形，每个矩形里平涂上红、黄、蓝三原色和黑色与灰色，似乎象征着宇宙均衡稳定的结构。蒙德里安的其他画作还有油画《棋盘，明亮的色彩》、《椭圆中的色方块》、《百老汇爵士乐》等。凡·杜斯伯格是风格派最热情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在其油画《打牌者》和《建筑物的色彩研究》中都运用了直线和矩形的构图。后来他放弃了蒙德里安僵硬的垂直—水平公式，开始使用具有动势和不稳定性的斜线构图，其代表作品是斯特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内的壁画。引进斜线这种异端导致了蒙德里安与凡·杜斯伯格的分裂，后者在1926年发表了《元素主义宣言》，公开独树一帜。风格派和其他抽象主义的艺术家，如蒙德里安、凡·杜斯伯格、康定斯基等都曾进入德国魏玛的包浩斯学院执教，因此抽象主义成了包浩斯的绘画和建筑的主导思想。此后，西方的抽象主义艺术流派不断涌现，比如20年代出现并延续到二战以后的巴黎画派以及40年代中期崛起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等，造就了二战后抽象主义艺术在欧洲和美国的统治地位。直到60年代，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和新写实艺术的卷土重来，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从5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已经失去了原创的冲动，逐渐沦为对前辈的模仿、空洞的抽象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出于反拨的需要，西方的艺术潮流开始从抽象转向具象、从极端的自我主观性逐渐转向相对的客观性。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由19世纪末叶的后印象派发轫的现代主义艺术最终失去了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而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则逐步变成了西方艺坛的主流。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摒弃写实性，追求艺术的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强调艺术家的自我、个性和主观世界，倡导脱离现实和大众的精英艺术，那么后现代主义则重新提倡回到物体，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以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艺术形象描绘现实世界，进而声称“生活和行动本身就是艺术”，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即是最广阔的画廊。同时后现代主义主张放弃自我中心主义，最大限度地消除作者的个性和主观感情，转而对外在世界采取一种冷漠的客观态度。

以杜尚为代表的达达主义被西方评论家看做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滥觞，然而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当推50年代中期诞生于英国的波普艺术。波普艺术家反对现代派的那种阳春白雪式的精英艺术，抵制抽象唯美主义的形式，取消艺术家的个性表现，主张从当代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艺术表现的题材和形式，其特点是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其作品往往采用流行广告或其他现成影像构成赏心悦目的形象，甚至带有色情意味。公认的第一件波普艺术品是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1922—）于1956年创作的一幅小型拼贴画《是什么使得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画面上展示了一个现代家庭的室内场景，天花板用月球表面的照片粘贴而成，墙壁上挂着古典肖像和现代广告画，房间里摆放着电视机和录音机，楼梯上有一个女工正用吸尘器清洁地面，沙发上坐着一个性感的裸体女人，房间中央站立着一个健美运动员一样的强壮男人，手拿一只巨大的棒棒糖，上面贴着“POP”的字样。这幅波普艺术的代表作无疑是现代西方消费社会最好的通俗象征。此后，波普艺术在美国大行其道，代表作品有安迪·沃霍尔（1928—）的《玛丽莲·梦露》，汤姆·韦塞尔曼（1931—）的《浴缸拼贴画》、《伟大的美国裸女》、《吸烟者》等。

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是法国的新现实主义，其发起人是法国艺术评论家皮埃尔·雷斯塔尼和艺术家伊夫·克莱因（1928—1962年），他们于1960年发表宣言并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展览。新现实主义声称要忠实地记录社会学的现实，发现当代工业和城市日常生活的新意义，并且毫无个性地把主题呈现出来。其手法则是通过一定的人体行为或物体媒介制作一些别出心裁的艺术品，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尝试莫过于克莱因的一系列充满创意的实验了。克莱因曾在巴黎举行过一次空无一物的艺术展览，还利用下雨和火焰等自然元素作画。最为轰动的是克莱因于1960年举办的一次公开的“绘画仪式”，在乐队现场演奏他自己谱写的《单调交响乐》（一个单音持续10分钟，而后是10分钟的沉默）的同时，当着大厅里数十名观众的面，他在几个裸体女人身上涂满象征精神绝对自由的纯蔚蓝色油彩，然后让她们在画布上互相拖拉、翻滚、蠕动，从而在画布上留下蓝色的印迹。他将这样创作的油画命名为《人体测量》，并把作画过程拍摄成纪录片。实际上，这种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新达达主义，而克莱因的人体绘画则是一种行动艺术或人体表演。在他之后，许多欧美艺术家起而效尤，进行了多种多样耸人听闻以至惨不忍睹的人体表演活动，这些即兴表演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和游戏的性质，安迪·沃霍尔甚至用电影来推广这类活动，可谓盛极一时。

此外，其他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还有：把各种工业零件和其他实物组合在一起的集合艺术；通过各种几何图形的巧妙安排在视觉上产生凹凸、波动、颤抖等错觉的光效应艺术；用各种机械装置产生活动效果的机动艺术；用巨大的塑料布将各种物体、女人、建筑物甚至山谷、海岸包扎捆绑起来的捆包艺术；将整幢建筑物及其室内环境用各种声、光、电装置布置成一个巨大的艺术殿堂的环境艺术；在非剧院的场所里表演者以其姿态和动作表演偶发事件的偶发艺术；直接对大自然进行加工和修饰从而创造出规模宏大的自然—人工景观的地景艺术；尽量将个人的主观判断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对象简约为最低限度的基本几何形状的最低限度艺术；强调产生艺术品的构思和概念比有形的艺术品本身更为重要的概念艺术；以不带任何主观感情的纯客观态度对客观景物作照相式的精确逼真描绘的照相写实主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电脑等高科技的出现，电脑绘画和电脑多媒体艺术应运而生，并在三维动画、电影特技和交互式电脑游戏中得到广泛应用，现在人们甚至能通过电脑和传感器的结合，创造出一个观众可以“进入”其中活动的虚拟现实世界。鉴于二战以后美国已经取代西欧成为西方艺术的中心，加上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全面交流所导致的艺术活动国际化，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或诞生于美国或主要流行于美国，因而其内容已经超出了西欧文明的范围，所以在此只能点到为止，不再做展开论述。

除了上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流派之外，西欧还存在一些较小的流派，如英国的漩涡画派、法国的斑点主义、丹麦—比利时—荷兰的哥布阿集团、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的超前卫派等等，同时还有一些不归属于任何流派的杰出艺术家，限于篇幅不能在此一一介绍了。从总体上说，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处于一个广泛实验的阶段，既开拓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领域，也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手法，不过其中某些流派给人的印象却是思路新奇有余，作品成就不足。然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以电脑为工具的多媒体艺术无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新型艺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它创造出人类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具有写实传统的人物雕塑仍然在欧洲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在罗丹之后的法国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德斯皮奥，意大利雕塑家梅达多·罗索（1858—1928年）以及德国雕塑家威廉·兰布鲁克（1881—1919年）等人已经开始偏离学院派的写实传统，探索新的雕塑表现形式。罗索后来被未来主义者看做先驱人物，而兰布鲁克则成为德国表现主义雕塑的开创者，不过他们基本上还属于从传统雕塑走向现代主义雕塑的过渡性人物。率先突破传统雕塑模式的带头人当推马蒂斯、德兰和毕加索。马蒂斯曾批评罗丹的雕塑过分注意细节而忽视了整体，而他自己则对细节加以简化，运用富于韵律的S形曲线进行造型，通过夸张来表现情绪，其代表作品有《斜倚的裸体》、《蛇形人》和《胸前十字架》等。德兰在1907年创作的《蹲着的人》是原始立体主义雕塑的最早实例之一，而毕加索在同一年制作的原始主义木雕也开始抛弃了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在传统雕塑向现代雕塑转变的最初阶段已经可以看出，各种原始艺术、东方艺术和非洲部落艺术对欧洲的现代雕塑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另一个对欧洲现代雕塑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雕塑家是旅居法国的罗马尼亚艺术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876—1957年），他曾给罗丹做过不到一年的助手，但很快就意识到“大树底下不长草”，因而离开罗丹另辟蹊径。布朗库西虽然具有深厚的写实功底，但他追求的目标却是在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基础上通过变形手法创造出新的美感。他的第一个独创性的雕塑作品是《祈祷者》，这个女性人体雕像呈有力的跪姿，其身体被拉长，左手被精简掉，整个雕塑只求大的体面关系，不做造型的细致处理。布朗库西的其他代表作还有表现世间男女相爱的普遍感情的石刻《吻》，简化成卵形的石雕《新生》和《世界之初》，变形为弯曲的长脖子上耸立着一个瞪大眼睛的头像的《波嘉尼小姐》，抽象成一个拉长的惊叹号的《空间之鸟》，以及木雕《无尽柱》和《王中王》等。布朗库西的风格特点是运用夸张和概括的手法，创造出简化以至抽象的几何形体，不重形似而重在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这对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雕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绘画之后，又创作了《费尔南·奥利维尔头像》、《苦艾酒杯》等雕塑作品，不久后即转向了超现实主义。勃拉克也制作了泥塑《人物》等一些小型的立体主义雕塑。此后，一些立体主义雕塑家继承并推进了他们开创的事业。旅法俄国雕塑家亚历山大·阿基本科（1887—1964年）在1912年首先在雕塑中引进了凹陷结构或负空间概念，即在人体雕塑的体量上打开透空，使雕塑人物变成了被实体的外轮廓所包围限定的一定空间形状。这一革命性的创新最终将传统的“雕塑是空间所环绕的实体”的概念颠倒过来，对现代主义的雕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他的雕塑不再是传统的组合体量和块感的作品，而成为组合空间的新式构成，这类代表作品有青铜雕塑《行走的女人》、《坐着的女人》等。阿基本科还把拼贴技术运用到新式的雕塑构成上，并且使用了木材、铁皮、油布和玻璃等多种材料，《梅德拉诺》就是这种构成的早期尝试。其他立体主义的雕塑家和作品还有：马塞尔·杜尚的兄长雷蒙·杜尚—维龙（1876—1918年）的《波德莱尔》、《马》、《戈赛教授》，旅法立陶宛人雅克·利普希茨（1891—1973年）的《持吉他的士兵》、《生活的欢乐》、《人像》、《扼住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母与子》，法国人昂利·劳伦斯（1885—1954年）的《安菲翁》、《海妖》等。

未来主义雕塑的领袖人物当然是翁贝托·波丘尼，他在1912年发表了《未来主义雕塑技法宣言》，猛烈地攻击了所有的学院派传统习惯，甚至连裸体雕塑也在被抨击之列。他提倡用雕塑表现运动的风格，主张雕塑即环境，认为雕塑家有权将人或物体加以变形或打开，并将其纳入环境之中，而且主张运用任何一种材料进行创作。他的早期雕塑作品有青铜雕塑《母亲》和《空间中的瓶》，后者将瓶子解体、展开，并和环境中的基座融为一体。波丘尼最著名的作品是铜雕《空间中连续的形》，这是一个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的人物，其身后飘起的织物明显地表现出连续运动的效果，堪与古希腊萨莫色拉斯的胜利女神雕像相媲美。未来主义的雕塑甚至比该派的绘画更为重要，它预示了俄国构成主义雕塑、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装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环境艺术等流派的发展。

达达主义的雕塑在前面已有所提及，像杜尚用现成物品制作的《瓶架》、《旋转的饰板》和《自行车》，以及施维特斯用石膏和其他材料在室内制作的《默茨建筑》等，都可以看做达达派的雕塑作品。而阿尔普则特别偏爱不同于机械或几何图形的有机生命的形象，他创造了一种用切割的薄木板组合而成的浮雕，并用这种富于不规则曲线的浮雕和圆雕形式暗示有机生物的形态，他将这种近乎抽象的作品称为“具体”。阿尔普的木板浮雕作品有《特利斯唐·查拉肖像》、《榔头花》、《躯干、肚脐》、《漂白的马掌和两个鞋跟》，圆雕作品有《根据机遇法则安排的物体》、《头和三个恼人的物体》、《人类的具体化》、《水生物》、《牧云》等。

达达主义失去势头以后，许多艺术家转入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比如，阿尔普的上述雕塑中有许多已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恩斯特也创作了《俄狄浦斯2》、《鸟头》、《月亮芦笋》等作品。毕加索则创作了焊铁铸铜雕塑《花园中的妇女》、青铜雕塑《勇士胸像》和《头骨》以及著名的拾来物品雕塑《公牛头》，后者是用一个旧自行车座加上车把组成的。超现实主义雕塑流派中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西班牙雕塑家朱里奥·冈萨雷斯（1876—1942年），另一个是伟大的瑞士雕塑家兼画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1966年）。冈萨雷斯的特殊贡献是将直接焊铁的手法引进了现代雕塑，开创了直接金属雕塑的新品种，毕加索的许多焊铁雕塑即得益于他的启发。他的超现实主义雕塑作品有焊铁雕塑《唐·吉诃德》、《梳发女子》、《蒙特塞拉》和青铜雕塑《仙人掌1》等，这些作品大多由完全透空的线条构成。贾科梅蒂是超现实主义雕塑最重要的代表，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或抽象或具象的杰出雕塑作品，如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抽象铜雕《匙形女人》、《男人和女人》、《女子和她的断喉》和空间雕塑《早晨四点的大厦》，后者通过一个铁丝笼里的鬼魅般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孤寂感。贾科梅蒂后期放弃了超现实主义，但仍然创作了许多含有深意的具象雕塑，如石膏人像《不可见的物体》（《手捧虚空》）、表现痛苦呼嚎的铜雕《杆子上的男人头颅》、形销骨立的人像《行走的人》和同样骨瘦如柴的《狗》等。贾科梅蒂曾表白，他做画和做雕塑的宗旨就是为了抨击现实、保护自我、抗拒死亡和争得自由。此外，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年）也曾一度介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他自称其雕塑所追求的理想不是仅仅引起感官愉悦的美，而是要表现精神上的生命力。他早年曾创作带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风格的石雕《斜倚的人物》，此后创作了许多抽象或具象的雕塑。在一些作品中他自觉地将实体和空虚贯通穿插造成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铜雕《内部和外部的斜倚人物》，其他作品还有石雕《圣母子》、《国王和王后》、《倒下的战士》等。除了以上各种流派之外，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还有构成主义等抽象雕塑以及一些具象雕塑流派。

后现代主义雕塑虽然是从达达等现代主义流派发展而来的，但从使用的材料到创作手法上看，都与现代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除了传统的石膏、青铜、木头和石料以外，后现代主义雕塑家大量使用钢、铁、铝、树脂、塑料、玻璃、绳子、头发、日光灯、聚酯泡沫、玻璃纤维、混凝土、日常用品和垃圾废品等材料，通过加工、组合、装配和堆积制造成雕塑作品。如以法国雕塑家巴尔达希尼·塞扎尔（1921—）和英国波普雕塑家爱德华多·包洛奇（1924—）为代表的废品雕塑，他们将废弃的机器零件装配成人或动物的形象或用水压机把废汽车压成大方块。又如以美国女雕塑家路易丝·内维尔森（1900—1988年）为代表的集合装配艺术则把旧家具和工艺品的断片装进大木箱，然后把木箱堆积成大屏风一类的东西。法国新现实主义艺术家费尔南德斯·阿尔曼（1928—）也加入了集合装配艺术的行列，他把旧军刀、玻璃眼睛、洋娃娃的断手、香烟盒和旧水壶等东西堆积或装箱，还将一排倒置的颜料管装进透明的聚酯女人体模型里并使颜料流到她的下腹部（《我所迷恋的色彩》），他又用许多齿轮或雷诺汽车的零件集合排列起来（《雷诺》）。阿尔曼认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脱离了原来的日常用途之后才能显现出平时被忽略的造型美，从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活动雕塑虽然出现较早，但其玩具般的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1976年），他创作了各种各样手动、机动和风动的活动雕塑。其风动的活动雕塑大都用钢丝串上涂有三原色和黑色的金属片，然后悬吊在空中，让它随风飘动起舞，如《孔雀》、《螺旋》等。最低限度艺术（或称基本结构、极少主义艺术）也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雕塑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英国雕塑家安东尼·卡罗（1924—）、美国雕塑家托尼·史密斯（1912—1980年）和唐纳德·贾德（1928—）等人。最低限度雕塑主要用一些简化到最低限度的基本几何形体或几个单一形体的连续排列创造出大尺度的雕塑作品，安置在室内或室外的空间之中，与周围的环境和建筑溶为一体。最低限度雕塑的创作直接启发了场所雕塑和环境艺术，一些美国雕塑家开始在美术馆的室内进行环境雕塑，用木材、砖石、金属、塑料和布料做成各种几何形状装配在地板上，形成特殊的雕塑作品。更进一步，艺术家们把雕塑的场所转移到室外广阔的自然环境中，在原始大自然中制造出规模宏伟的地景艺术作品，罗伯特·史密森（1938—1973年）在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里建成的《螺旋形防波堤》即是其代表作之一。照相写实主义在雕塑领域中也是富有成果的，由于现代科技的进展，艺术家们可以用聚酯和玻璃纤维塑造等身人像，经过染色加工后再穿上衣服，其逼真的效果完全可以乱真。该派的代表作品为美国雕塑家杜安·汉森（1925—）表现越南战争、体育运动和日常生活人物的系列雕塑，如《战争》、《游客》和《推购物车的妇女》等。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工业革命带来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进步，在西欧和北美引起了一场以比利时和法国的新艺术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德国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为核心的建筑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形式服从于功能”和“装饰是罪恶”的功能主义建筑原则，同时成功地采用了钢铁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玻璃墙面等全新的建筑材料，从而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铺平了道路。20世纪初期西欧的现代主义建筑流派主要有源自绘画和雕塑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风格派。表现主义建筑擅长表现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幻想，其代表作品有德国建筑师汉斯·波尔齐希（1869—1936年）建造的柏林大剧院和埃里希·门德尔松（1887—1953年）设计的爱因斯坦天文台及肖肯百货大楼。柏林大剧院内部采用钟乳石结构覆盖庞大的圆形天花板和墙面，透过其拱形空洞的灯光在剧场内部渲染出幻境般的效果。门德尔松的天文台运用流线型线条表现动感，而百货大楼则使用连续的水平玻璃构成建筑物的弧形立面。未来主义建筑艺术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1888—1916年），他在1914年起草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主张科学地运用最新的材料建造新时代的建筑，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他绘制了大量的未来城市规划图，图中以带有电梯塔的高层建筑和建筑下面的立体车道体现出现代大都市的活力和运动感，然而他的构思却没能付诸实施。风格派建筑艺术是在蒙德里安等人注重基本几何形状的风格派绘画的影响下创立的，其设计原则是依据创造内部空间的功能需要与和谐的要求安排体面，主要采用黑白相间的矩形和正方形等不加装饰的几何形体构造平面的屋顶、墙面、阳台和门窗，其垂直与水平的体面相互穿插，形成内外渗透的空间结合体。风格派建筑的代表作是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1888—1964年）设计的位于荷兰乌特勒支的施罗德住宅。风格派成为不久之后诞生的国际风格建筑的重要先驱。

国际风格是20世纪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从1919年包浩斯学院成立直到60年代左右，国际风格一直是欧美现代建筑的主流。国际风格这一术语得自1932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艺术展览。在此前的1928年各国建筑师曾召开国际现代建筑会议，会议宣言指出现代建筑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物质技术进步和文化精神面貌，几年后的《雅典宪章》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纲领。国际风格建筑的特点是：大同小异的国际统一风格；强调形式服从使用功能；采用结构钢、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等新材料；取消承重墙的新结构使得门窗和室内空间可以自由安排；抛弃表面的虚假装饰，通过调整比例和虚实安排来创造建筑的美感；注重建筑的经济性以便建造大量廉价的标准单元住宅等等。这最后一个特点反映了现代派建筑师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能为普通百姓建造足够的廉价住宅，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瑞士出生的法国现代派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1887—1965年）在其《走向新建筑》一书中甚至说：“建筑或是革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国际风格的现代建筑艺术包括许多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有包浩斯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新粗野主义等。此外还有一些另类的现代主义建筑派别，比如人情化建筑、有机建筑等，它们不但不属于国际风格，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挑战。

包浩斯学派是以德国的包浩斯学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现代建筑派别，该学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9—1969年）是德国著名的建筑家。早在包浩斯成立之前，格罗皮乌斯就已经在法古斯制鞋厂和德意志制造联盟展览会的模范工厂的建造中，发明了包裹整个墙面的玻璃幕墙。在包浩斯任职期间，格罗皮乌斯的最大成就乃是在德绍建造的包浩斯新校舍，它是一个包括教室、办公室、车间、图书馆和教员、学生宿舍在内的建筑物综合体。校舍大量使用了钢结构、混凝土和玻璃幕墙，其外表的方盒子形体、垂直与水平的穿插以及按功能有效组织起来的内部空间等特色使它成为国际风格的典范。移居美国以后，格罗皮乌斯建造了哈佛研究生中心，并成为中低造价的高层板式公寓住宅的创始人之一。柯布西埃虽然不是功能主义思想和国际风格的创始人，但他是两者的集大成者和卓越的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在其著作中鲜明地提出了“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的口号，主张房屋要有机器一样的功能，要能像机器一样成批生产；他强调设计要反映功能，反对无谓的装饰，提出由内而外、外部是内部的结果的设计原则。他为现代建筑归纳出五个特点：底层支柱和独立骨架；屋顶花园；自由平面（非承重内墙自由分隔内部空间）；自由立面（灵活可变的非承重外墙）；横向带形窗。柯布西埃的代表作品有早期创作的巴黎附近的萨伏依别墅、巴黎大学的瑞士学生宿舍、国际联盟总部设计方案，以及后期创作的马赛公寓、法国孚日山区的朗香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政府办公楼、议会和高等法院等等。此外，国际风格的建筑流派还有：以德国建筑家米斯·范·德·罗（1886—1969年）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他的代表作有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捷克斯洛伐克的吐根哈特住宅、纽约西格拉姆大厦和柏林国家美术馆等；由英国建筑师彼得·史密森（1923—）和艾丽森·史密森（1928—）夫妇创立的新粗野主义，他们为了满足二战后恢复时期对大量廉价住房的社会需要，以快速的工业化施工方法建造了一些粗糙的混凝土建筑，其代表作是英国的亨斯坦顿中学和罗宾胡德花园住宅区。

另外，以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年）为代表的有机建筑派，以及以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1898—1976年）为首的人情化建筑派，虽然也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但他们的某些建筑作品却对国际风格的单一形式提出了挑战。赖特认为，房屋构成一个由内向外的有机整体，它应当从属于有机的自然界。因此赖特较早地冲破了盒子式建筑的藩篱，创造了以芝加哥的罗比住宅为代表的早期草原式住宅和后期建于匹兹堡的瀑布别墅，以及位于纽约的螺旋形古根海姆博物馆。阿尔托则提出建筑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应满足人们的心理要求。因此他的建筑更多地采用给人以温暖感的木材等当地材料，特别强调乡土特色和自然的美感，且多为低层分散的建筑，以便与人的尺度和周围自然环境协调起来。其代表作有赫尔辛基文化馆、珊纳特塞罗市政厅等。有机建筑和人情化建筑可以说是对冰冷划一的国际风格的反抗，预示了60年代以后出现的追求形式和材料的多样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潮流。

1959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宣布解散，这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开始衰落。而1972年美国当局炸毁圣路易斯城伊戈居住区的高层建筑群的举动，被认为宣告了现代建筑的死亡，代之而起的则是后现代建筑。意味深长的是，这些板式高层建筑当初是按照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理想模式设计建造并且曾获美国建筑师学会奖，然而由于该处不断发生犯罪和暴力行为导致了居民的离弃。除了这种大量性住宅，受到批评的还有现代式办公大楼，而这两者正是现代建筑运动的两大支柱，到此时却被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看做是粗野的、煞风景的和异化的，并被指责为过于藐视个人的需要。就后现代建筑一词的起源来说，最初是1945年约瑟夫·赫德纳特在一篇文章中采用了《后现代住宅》的标题。到1975年，英国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开始就后现代建筑撰写文章，最先发表的是《后现代建筑的兴起》，此后又出版了《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詹克斯在这些出版物中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双重代码（双重准则），即后现代建筑是现代技术与传统样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概言之，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现代主义的继续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多元论，它一反过去的现代主义和国际风格只承认一个主要趋势的一元论观点，提倡多元化建筑，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风格自由发展。它反对单纯性和统一性，提倡复杂性和矛盾性，主张兼收并蓄、矛盾共存，认为任何历史的、当代的、地方的和异域的手法都可以混杂运用。同时它尽量在空间创造中体现出人情味和审美情趣，努力满足后现代信息社会中人际交流和休闲观赏的需要。在建筑技术方面，后现代建筑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发明了钢铁制造的三维结构网架、悬索加树脂膜制成的篷式屋顶、树脂膜充气结构建筑等，同时在建筑物里大量装备电梯、空调、音响等新设备，并运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新型能源技术，以达到节省传统能源的目的。

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是以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1925—）为首的灰色派。文丘里在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阐述了后现代建筑的主要原则，即反对现代建筑的排他性的创作风格，主张传统与当代矛盾共处，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建筑物要雅俗共赏并具有个性、人情味和乡土气息，他声称“黑白都要，或是灰的”，因而被称为灰色派。文丘里的代表作是他在费城为其母亲建造的栗树山庄，这座有意建成半新不旧的大房子让人感到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自在。他设计的波士顿古柏里广场方案改变了传统广场的概念，这里安置了供人休息的台阶，可以漫步的平台，树阴下的桌子和长椅，从而创造出一个供人聚会休闲的优美环境。除了灰色派之外，源自美国的后现代建筑流派还有继承了现代派建筑又有所创新的白色派和银色派，以及新陈代谢派和后现代古典主义。白色派追求几何形体构图的洁白、纯净和对比，银色派以建造透明反光的玻璃摩天大厦著称，新陈代谢派（后来主要流行于日本）则建造了插挂式住宅并提出了海上城市和仿生建筑等设想。后现代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是美国建筑师查尔斯·摩尔（1925—）设计建造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喷泉广场，它将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样式改造成既富有古典风格和民族传统、又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新形式，使整个广场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多功能公共场所。另一个明显体现出传统与当代双重代码和矛盾共存的后现代建筑，是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1926—1992年）设计的德国斯图加特新州立美术馆，他把古典式的砌筑石板附着于当代的钢框架之上，用古代废墟似的破洞做成玩笑式的车库通气孔，还将一系列传统的神圣因素与后现代的玩世不恭特征古怪地拼凑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分裂式文化的隐喻。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建筑中有一种非常富于人性的创作思潮，即共享空间论，它要求在公共建筑内部创造一个有利于人际感情交流的空间。这种思潮的突出体现是美国建筑师波特曼在其旅馆建筑中创造的中庭，在这些高达数十米的中庭里安装了透明电梯和天桥，设有休息岛和酒吧，布置了垂直绿化、喷水池、抽象雕塑和彩色灯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和交往的优雅环境。共享空间论在剧院建筑中的代表作是德国建筑师汉斯·夏隆（1893—1972年）设计的柏林爱乐音乐厅，他创造性地将听众的座位围绕着乐池安排成逐渐升高的台阶形，这种设计既符合声学上的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听众与乐队亲密交流的需要。其他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建筑作品（其中有些被一些人认为是晚期现代主义建筑）还有：展翅欲飞的环球航空公司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候机大楼、呈巨大球体的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的美国馆、形似风帆或贝壳的悉尼歌剧院、位于巴黎的开敞式建筑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以及一些别具一格的住宅建筑等。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期，随着后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建造出既光怪陆离又舒适宜人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将人们的生活环境改造成健康温馨的绿色家园。

三、当代音乐及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

诞生于19世纪末叶的印象主义音乐实际上已经开了现代主义音乐的先河，进入20世纪以后，以民族主义、未来主义、微分音乐派、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等流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音乐成为欧美乐坛的主流。二战前，欧美就已经出现了突破传统乐音体系的微分音音乐和噪声音乐等先锋派的实验。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简约派等流派大多具有更为激进的反传统性质，只有新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返回传统的取向，然而它仍然采用了许多新的音乐语言和手法。不难看出，这些音乐流派与当代文学艺术其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虽然音乐评论家很少为它们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是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除了占据乐坛主流地位的严肃音乐之外，在欧美还出现了通俗歌曲、流行舞曲、乡村音乐、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以及广播、电影和电视音乐等各种流行音乐，丰富了20世纪的音乐文化。与19世纪的传统音乐相比，20世纪的音乐发生了激烈的变革。在内容和题材方面，出现了许多表现自然科学、抽象概念或幻想世界的作品，有些甚至晦涩难懂，让人不知所云。而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则发生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取消流畅的旋律，频繁使用不协和和弦，创作无调性乐曲，使用十二音音乐语言，节奏自由多变，还出现了微分音音乐、噪音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和新人声音乐等新的音乐品种，极端的例子甚至发展到无声音乐。可以说，当代音乐创作已经破除了任何框框和规则，乐音、噪音、自然界的声音、人的说话声、电子仪器发出的声音，甚至没有声音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构成音乐的素材，而且任何安排声音的方式如表格、文字提示、数学公式、化学分子式、投掷硬币、股票行情甚至昆虫的活动都可以用来作为音乐创作和演奏的依据。这种剧烈变化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要求创造新的音乐以表现人们的恐怖、压抑、绝望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二战后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高新技术推动了音乐创作和演奏技术的革新，激发了音乐家们探索音乐表现的新的可能性的热情，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倾向。

欧洲的民族主义音乐（或民族乐派）起源于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但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影响范围包括西欧、东欧、美国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该派最重要的作曲家当推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1881—1945年）、英国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1872—1958年）和美国的查尔斯·爱德华·艾夫斯（1874—1954年），此外西欧著名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还有丹麦的卡尔·奥古斯特·尼尔森（1865—1931年）、芬兰的让·西贝柳斯（1865—1957年）和西班牙的曼努埃尔·德·法利亚（1876—1946年）等人。民族乐派的作曲家强调音乐要反映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大都选取本民族的神话、历史或现实事件作为音乐题材，有意识地采集和运用民间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结合现代音乐手法，创作出许多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优秀乐曲。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匈牙利民歌》和芭蕾舞剧《木雕王子》，沃恩·威廉斯的《伦敦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艾夫斯的《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第四交响曲》，尼尔森的6部交响曲（其中的《第一交响曲》是音乐史上第一部起讫于不同调上的交响曲，后来被称为渐进调性），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法利亚的歌剧《人生朝露》和芭蕾舞剧《魔法师之恋》等。值得指出的是，艾夫斯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却是西方最早进行新音乐实验的作曲家之一，他成功地试验了多调性、复节奏、四分音、和弦音簇、多层次织体等现代音乐技法，对后来的作曲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兴起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文学艺术运动反映在音乐领域中就是未来主义的音乐。最先在音乐上提出未来主义主张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巴利拉·普拉泰拉（1880—1955年），他在1910年到1912年间发表过三篇未来主义音乐宣言，提倡无调性、微分音和节奏的不规则等，并且创作过《未来派音乐》等作品。然而，未来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却是意大利画家兼作曲家路易吉·鲁索洛，他在1913年发表了另一篇未来主义音乐宣言《噪音艺术》。为了实现未来主义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宗旨，鲁索洛鼓吹应当把机器产生的噪音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噪音作为音乐作品的基本音响材料，从而突破传统乐音的狭窄框架，探讨噪音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应当承认，噪音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而且在西方音乐中一直作为陪衬性效果而存在，但是鲁索洛的意图则是要让噪音成为整个音乐作品的基础。他在其著作中把噪音分为六类，如爆炸声、吹哨声、流水声、呼啸声、敲击声、动物和人的喊叫声等。为了表现这些噪音，他发明了噪音发生器，并为这些发生器作曲，如《汽车与飞机的集会》等。虽然他的噪音音乐演出没有获得听众的认可，但却给后来的先锋派作曲家带来了启发。法国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1883—1965年）即是在噪音音乐的影响下开始试验新的音响效果的。瓦雷兹也同未来主义者一样，认为随着科学的新时代的到来，音乐应当从平均率的音阶和乐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把音乐看做是有组织的声音，而不再是单纯由乐音组成，同时将乐器的音质作为音乐构思的起点，而不是从和声、旋律或曲式出发。瓦雷兹最为成功的实验是在打击乐领域中，他创作出《美洲》、《赤道》和《电离》等器乐曲，其中的《电离》使用了40件打击乐器和两个警报器，是西方第一部著名的纯打击乐曲。这些实验性的作品使他成为二战后具有后现代风格的音乐的先行者，在50年代他还创作了《沙漠》和《电子音诗》等电子音乐作品。

20世纪初的另一个音乐实验潮流是微分音音乐。所谓微分音就是小于半音的音程，用微分音程创作的曲子则被称为微分音音乐。这种音乐并非现代西方所首创，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音乐中早已出现过小于半音的微分音程，但在20世纪初叶西方各国的作曲家重新试验用微分音进行创作，比如艾夫斯就曾写过《四分之一音弦乐合奏曲》。不过，20世纪微分音音乐的代表人物是捷克作曲家阿洛伊斯·哈巴（1893—1973）。他在1910年运用四分之一音写出了第一部弦乐四重奏，此后创作了大量四分之一音和六分之一音的微分音作品，其中包括钢琴曲、弦乐曲、大小提琴曲和歌剧，其著名歌剧作品有采用四分之一音的《母亲》和六分之一音的《愿您的国降临》。为了演出《母亲》，捷克和德国的乐器公司专门定制了四分之一音的钢琴、风琴、单簧管和小号。哈巴于1924年在布拉格音乐学院创立了微分音音乐系，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微分音乐派。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作曲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微分音体系并且创作过一些作品。最初的微分音乐器往往是音乐家自己设计制作的，而当代的微分音作品则大多是运用电子音乐实验室的设备创作出来的。

表现主义音乐是西欧现代音乐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流行于德、奥的表现主义文学艺术运动在音乐领域中的代表，它出现于一战前，而后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50年代初。正如绘画上的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相对立一样，表现主义音乐同样也反对印象主义音乐仅仅描绘对外界大自然的印象的倾向，转而主张表现艺术家内心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体验。表现主义音乐的创始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年）曾说过：“作曲家力求达到的惟一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表现他自己。”面对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以及世界大战的危险，表现主义音乐家们将自己的苦闷、恐惧和绝望情绪用极端和异常的音乐语言表现出来，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饱受欺压和侮辱的小人物，其音乐表现手法也经常采取尖锐的不协和和弦、急剧跳动的旋律、不对称的节拍和不清晰的结构，并且开创或发展了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非传统作曲技法。在勋伯格看来，美和真是两个不可能统一的极端，既然现实是黑暗和可怕的，那么表现现实的艺术也就不可能是美好的。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除了勋伯格之外，还有他的学生、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年）和安东·冯·韦伯恩（1883—1945年），以他们师生三人为核心加上一些年轻的作曲家形成了新维也纳乐派。勋伯格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由于家境贫寒主要依靠自学成才，其早期作品曾受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无调性音乐并将十二音作曲法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无调性”即是否定传统调性音乐中用来确定调性的七个自然音与五个变化音之间的区别，赋予十二个音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摒弃了作为调性中心的主音的应用。不过，勋伯格本人并不喜欢“无调性”的名称，而宁可用“泛调性”一词（即所有调性的综合而不是没有任何调性）。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创作开始于1907年前后，其代表作有《五首管弦乐小品》、独唱剧《期待》、念唱套曲《月光下的彼埃罗》和独幕音乐剧《幸运之手》等，他在这些作品中创造了音色旋律、念唱音调以及用舞台灯光随音乐一起变化等表现手法。到1921年前后，勋伯格进一步将无调性发展成为十二音作曲法，虽然使用十二音作曲并不是他的首创，但他是将十二音发展成创作大型乐曲的系统结构方法的第一人。十二音体系的基本方法是用半音阶的十二个音组成一定的音列，以此作为乐曲的旋律与和弦的基础，并以该音列的原形、转位、逆行和逆行转位四种形式组成一首乐曲。由于四种音列形式各有12个不同的音高位置，因此可以组成48种不同的音列，这些音列可以排列成一张12×12的完整的方格表，用来协助创作和分析作品。勋伯格完全用十二音体系写成的第一首乐曲是《钢琴组曲》，此后又相继创作出《钢琴曲五首》、《乐队变奏曲》、朗诵与男声合唱《华沙幸存者》等代表作。

贝尔格虽然也采用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但他将这两种方法同传统的调性音乐和自然音阶结合起来，用以抒发人的感情，从而成为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主义音乐家，其作品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贝尔格的代表作有表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歌剧《沃采克》、《露露》和弦乐四重奏《抒情组曲》，以及为纪念他所宠爱的一个女孩所作的十分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等。韦伯恩除了早期写过一两首有调性的作品外，此后再也没有创作过有调性的乐曲，因而是最彻底的无调性作曲家。他把勋伯格创立的音乐语言向着更加抽象和更加简化的方向发展，在其作品中摒弃了传统的和声，频繁转换不同的乐器，突出乐器音色的变化，使音色具有旋律的意义。他常把孤立的基本音乐要素按照音列和节奏拼接起来，压缩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幅度之内，如最短的《五首管弦乐小品》中的第四首只有6个多小节，演奏时间仅仅19秒钟。韦伯恩的代表作品还有《小乐队交响曲》、合唱与乐队《康塔塔》等。由于其作品的抽象性、简约性以及纳粹政权的封杀，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知音难觅，但他超前的音乐风格却开启了点彩派音乐并预示了整体序列音乐的发展，因此他也和瓦雷兹一样成为二战后具有后现代风格的音乐的重要先驱。

新古典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乐坛上与表现主义并列的重要流派。一战后，一批音乐家面对战争的破坏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再满足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浮夸造作的感情表现，也厌倦了印象主义音乐那种脱离现实的美妙幻想和华丽描绘。因此，他们开始转向与浪漫主义对立的古典音乐，力图复兴古典主义或更早的巴洛克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风格，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开创了一种冷静、简朴、理智的音乐潮流。意大利作曲家费鲁奇奥·本韦努托·布索尼（1866—1924年）于1920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新的古典主义》，率先打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旗号，不久之后，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年）于1924年提出了“回到巴赫”的口号，获得了音乐界的普遍响应。虽然布索尼的《对位幻想曲》和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年，瑞士血统的法国作曲家）的《悼念库普兰》等乐曲最先预示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但斯特拉文斯基于1920年创作的舞剧《普契涅拉》却被公认为第一部新古典主义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主义音乐流派的正式诞生。除了斯特拉文斯基之外，与新古典主义有联系的作曲家还有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1895—1963年）、意大利的阿尔弗雷多·卡塞拉（1883—1947年）和吉安·弗朗西斯科·马利皮耶罗（1882—1973年）等人。新古典主义音乐在形式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复兴浪漫主义以前的曲式，以自然音阶为基础，采用明确的调性，提倡复调音乐，织体清晰，节奏匀称，配器透明；另一方面又采用二重调性、多调性、复节奏、复杂的和声、多变的音色和不协和的音响效果等现代技法。斯特拉文斯基的早期创作属于民族主义音乐范畴，以三部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为代表。这三部舞剧都是为当时在巴黎演出的佳吉列夫俄罗斯舞蹈团创作的，前两部内容取自俄罗斯民间神话和古代故事，最后一部则是描写俄国古代未开化民族在春天祭献大地的仪式，其最大的创新在于把节奏从小节线中解放出来，以便使节奏多样化和复杂化。结果在《春之祭》的首演式上，观众由于无法接受如此粗野和狂暴的音乐而发生了骚乱，但一年后公演时却受到了欢迎，今天它已经作为原始主义的代表作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从1920年开始直到1951年，是斯特拉文斯基从事新古典主义音乐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了《普契涅拉》之外，还有清唱歌剧《俄狄浦斯王》、舞剧《阿波罗》、《C大调交响曲》、《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和歌剧《浪子生涯》等。晚年他出人意外地转向十二音音乐，开始创作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如舞剧《阿冈》、钢琴与乐队曲《乐章》及合唱《安魂圣歌》等。

欣德米特曾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创作，比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爵士乐、实用音乐和新即物主义等。他从1924年前后转向新古典主义，主要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中吸取素材，代表作有《室内乐队曲》第2—7号和《乐队协奏曲》等。他的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不协和的对位与和声，以及自成一家的调式体系上。30年代以后，欣德米特进入各种风格综合的成熟时期，创作了以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画家马蒂斯的事迹为蓝本的著名歌剧《画家马蒂斯》，后来又将其改编成同名交响曲，其音乐的素材来自古老的民歌、宗教改革时期的战争歌曲以及教堂的圣咏。欣德米特的作品还有舞剧《至尊的见证》、《小提琴协奏曲》、歌剧和交响曲《世界的和谐》，以及较为抽象的钢琴曲《调性游戏》等。卡塞拉曾到法国学习音乐，回国后致力于把现代音乐的最新成果注入意大利音乐，同时决心恢复意大利的古典主义音乐传统。他的成名作是早期的《意大利狂想曲》，20至30年代创作了《帕蒂塔》、《罗马协奏曲》和《斯卡拉蒂风格曲》等乐曲，表现出意大利古老器乐曲的清晰、率直和明快的特点。马利皮耶罗在其创作中则采用巴洛克时期的技法代替德国交响乐中主题发展与再现的手法，代表作有乐队曲《沉默的休止》、歌剧《奥尔菲欧的传说》和《威尼斯的秘密》，以及描绘大海、静止与死亡等题材的交响曲等。

二战结束后，西方乐坛日益趋向多元化，各种风格和流派异彩纷呈，出现了一系列更加激进的反传统音乐流派，其中许多流派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这些新的音乐实验中，最早引起世人瞩目的是序列音乐。序列音乐源自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不过十二音体系仅仅是把不同音高的音编排成序列以形成乐曲，而50、60年代出现的序列音乐则是将音高、音色、时值、力度、节奏各不相同的音编排成特定的序列，然后在全曲中不断反复这些序列及其各种变化形式，最终形成作品。为了与十二音音乐相区别，这种全面的序列音乐也被称为整体序列音乐。早在二战前，贝尔格和韦伯恩等人已经开始尝试将序列原则扩展到音色、节奏和时值方面，但是第一首真正的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当推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昂（1908—1992年）于1949年创作的钢琴曲《时值与力度的模式》。在该曲中，梅西昂将各有其固定排列的音高、时值、力度和发声法的三个音列并置起来，构成整首作品。虽然梅西昂对序列音乐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并不属于单纯的序列音乐。他的音乐题材主要涉及宗教、爱情和大自然，他一生中记录了几千种鸟叫的声音，并将鸟语、人声、古希腊的韵律、印度的节奏、东方的打击乐、宗教圣咏、他自己的人工调式（梅西昂音阶）和序列音乐以及其他音乐家的风格融合成一种恢宏雄浑的综合效果。梅西昂的代表作有表现爱情、欢乐和死亡的《图朗加利拉交响曲》，运用鸟鸣的钢琴与乐队曲《异国鸟》和钢琴曲《百鸟图》，以及表达其天主教信仰的管乐与打击乐曲《我信肉身复活》，合唱与管弦乐曲《基督的变形》等。

整体序列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皮埃尔·布莱兹（1925—）。他起初学习数学，后来师从梅西昂学习音乐，其作品往往将严密的数学构思与自由狂乱的感情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致被称为“音乐科学家”。布莱兹的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包括两架钢琴曲《结构I》和《结构II》、女声和乐队曲《无主的锤子》、《重重褶皱》等。其中《结构I》的序列编排在音高、时值、力度和节拍各方面均有严密的组织；《无主的锤子》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它那奇特的旋律、节奏、音色、配器和音响效果使其成为当代的经典作品；而《重重褶皱》则将序列原则与偶然音乐的手法结合起来。从80年代起，布莱兹转向计算机音乐的研究，领导巴黎的“音乐与音响协调研究所”，并创作出电子音乐作品《答复》。除了梅西昂和布莱兹之外，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28—）、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诺诺（1924—）和斯特拉文斯基等人也都创作过一些序列音乐作品。应当承认，序列音乐提出了一种新的作曲方法并且开拓了音乐表现的新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它过分严格的形式化倾向也限制了作曲家创造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失去了对听众的吸引力，导致它在7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电子音乐兴起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它是作曲家利用由电子手段产生或处理的音响进行创作的各类音乐的总称，但不包括用电吉他、电子风琴、电子钢琴或其他电子琴等电声乐器演奏的音乐。最初的电子音乐可以说是未来主义的噪音音乐实验和其他音响效果实验的继续，但它的空前繁荣归根结底还是二战后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和后现代信息社会的反映。电子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录音带音乐阶段、合成器音乐阶段和计算机音乐阶段。

录音带音乐按其音响的不同来源还可以区分为具体音乐和电子音响音乐两类。具体音乐是用录音机将自然界或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声音如风雨声、机器声、人声和动物吼叫声收录下来，再经过重叠、变速、倒放、剪接和回声等一系列的加工处理后组成作品。最先发明具体音乐的人是法国作曲家皮埃尔·舍费尔（1910—），他曾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任工程师和科研部主任，并在此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电子音乐实验室。1948年，他创作了第一首具体音乐作品《火车练习曲》，该曲由车轮的摩擦声、喷汽声和汽笛的鸣叫声录制、拼接而成。他的另外一首广泛流行的具体音乐作品是《平底锅练习曲》，其中录制了锅盖旋转、口琴、咳嗽、巴厘音乐、和尚念经等多种声音。舍费尔创建的电子音乐实验室吸引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前来工作，如布莱兹、梅西昂和施托克豪森等人。

1951年，德国作曲家赫伯特·艾默特（1897—1972年）在西德的科隆广播电台建立了另一个电子音乐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作曲家们虽然也利用录音带制作电子音乐，但他们不像具体音乐的作者那样采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现成音响，而是运用振荡器等电子设备发出的音响作为原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后录制成音乐作品，这就是电子音响音乐。此后，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特别是美国纷纷建立起各自的电子音乐实验室，同时涌现出一批电子音乐作曲家，如前面已提到的瓦雷兹以及意大利的卢西亚诺·贝里奥（1925—）、美国的弗拉基米尔·乌萨切夫斯基（1911—1990）和米尔顿·巴比特（1916—）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被公认为电子音乐的权威人物。他曾在科隆电台电子音乐实验室担任艺术指导，其最初的电子音响音乐作品是《练习曲I》和《练习曲II》，曲中首先使用了由振荡器产生的、没有泛音的正弦音作为音响材料，乐曲的音高、时值、音色、力度等则是按照序列音乐的原则安排的。接着，他又创作出以加工过的童声录音和电子音响相结合的《青年之歌》。这部作品不仅标志着具体音乐与电子音响音乐的合流，而且是“空间音乐”的开山之作，演出时通过听众周围的5个扬声器使声音从一个扬声器转移到另一个扬声器，从而造成声音在空间中运动的感觉。施托克豪森不仅创作电子音乐和空间音乐，而且尝试过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先锋音乐流派，如序列音乐、偶然音乐、直觉音乐、世界音乐、混合媒体等，重要作品还有整体序列音乐《对位》、偶然音乐《钢琴曲XI》、纯电子音乐《国歌》、空间音乐《音组》和《正方》、直觉音乐《锡兰》和《来自七天》、世界音乐《远方的音乐》、配有哑剧表演的混合媒体音乐《崇拜》等。其中《远方的音乐》使用了日本、巴厘、西班牙、匈牙利、非洲、拉美等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素材。而著名的直觉音乐《来自七天》甚至没有乐谱，只有一点文字提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名演奏者不吃东西独居4天后凑到一处，全凭各人的直觉和相互的默契使用一些古怪的乐器和物品即兴拼凑出一首新的乐曲。这些大胆的探索和丰富多彩的创新作品使施托克豪森成为后现代最有建树的音乐家之一。

1955年，美国发明了RCA电子合成器，4年后改进为RCA Mark II合成器。1964年前后，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又发明了电压控制合成器。这是一种制作电子音乐的独立系统，具有音响发生、音响处理和音响控制的全部功能，它不仅极大地简化了电子音乐的创作过程，而且扩展了电子音响的范围和功能，同时还可以用来进行即兴作曲和现场演奏。从此，电子音乐进入了合成器音乐的阶段。1967年，美国作曲家莫顿·苏博特尼克（1933—）创作了合成器音乐的代表作《月亮上的银苹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逐渐被用于电子音乐的创作之中，电子音乐从此步入了计算机音乐的阶段。“计算机音乐”是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发出的音响材料经过计算机处理和加工创作出来的电子音乐作品。多媒体计算机具有比合成器更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可以逼真地模拟传统乐器的声音，而且拥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任何声音的无限可能性。多媒体计算机还可以直接演奏编制好的任何乐曲，从而取消了演奏者。先进的计算机音乐是通过数字合成方式作曲的，因此要求作曲家必须学会某种计算机语言和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成为既懂计算机又懂音乐的双重专家。法国的让—克洛德·里塞（1938—）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精通计算机的作曲家，他是当代计算机音乐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是1969年创作的《突变I》。据说到80年代全世界就已有500所以上电子音乐实验室，尤以美国数量最多，从事电子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也达到2000多名。电子音乐不仅出现在音乐会、录音带和音乐光盘上，而且广泛渗透到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之中，它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据此认为，音乐发展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声乐时期、器乐时期和电子音乐时期。这种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不难看出，电子音乐是我们这个高新技术时代的独特创造，它的音响特征、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欣赏方式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虽然电子音乐不会完全代替人声和传统器乐，但它肯定会大大丰富人类的音乐文化宝库，为我们开拓出一个更新奇、更美妙、更具时代感的音响世界。

偶然音乐是作曲家有意运用偶然和不确定原则进行创作或故意放弃对作品演奏的控制而产生的音乐作品。音乐史上历来就有作曲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其作品的控制的先例，如民间音乐和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而巴洛克时期的康塔塔也允许演奏家自由加花处理。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作曲家艾夫斯和亨利·狄克逊·考埃尔（1897—1965年）也曾使用过偶然手法，让演奏者自行安排作曲家规定的音乐片断。然而，偶然音乐作为一个流派却产生在二战后的5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1992年）。凯奇是个极不安分的音乐实验家，早年曾创作打击乐作品《基本结构》，并为自己设计改装的“加料钢琴”创作了《饮酒歌》和《奏鸣曲与间奏曲》等作品。所谓加料钢琴即在传统钢琴的弦上或各弦之间附加上螺丝钉、铁夹子、毛毡、塑料或橡皮等各种不同的物体，从而改变其音响和音色。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凯奇钻研了佛教禅学（他的教师为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和东方哲学，其中包括中国的《易经》，此后即开始采用偶然方法进行作曲。1951年，他根据《易经》创作了第一部偶然音乐作品《易乐》（《变易的音乐》）。具体方法是依照《易经》中的64卦制订出64个音乐图式，然后采取投掷三个硬币的方法，按照它们的正反面查出相应的卦形及其音乐图式，由此确定某个音的音高、时值和图式，最后组合成整个乐曲。实质上，这是将原来由作曲家构思决定的音乐成分交给了偶然的机遇，于是作曲变成了掷骰子游戏，因此有人也把偶然音乐称为机遇音乐或骰子音乐。凯奇的另一部偶然音乐作品是同年创作的《幻想的风景第4号》，演奏时在舞台上摆了12台收音机，每台由两个人分别负责电台转换和音量控制，作曲家事先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声音，完全听任当时电台播放什么节目而定。凯奇还采用不确定原则创作了一些偶然音乐作品，允许不确定数目的演奏者使用不确定种类和数量的乐器，乃至不确定的声音和时值等等。比如1958年创作的《方塔娜混合曲》，它的乐谱是一些任意重叠起来的绘有曲线、黑点和坐标的透明纸，作为对演奏者的粗略提示。目前该曲已有三个不同版本的唱片，内容包括叽里咕噜的噪音、各种风格的说唱和刺耳的话筒反馈声等音响效果。凯奇试验的另外一种偶然音乐是“即兴混合媒体”音乐，比如钢琴曲《水的音乐》，钢琴家在演奏过程中会在台上从罐子里倒水，在水里吹口哨，摆弄收音机和扑克牌等。偶然音乐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他在1952年创作的《4分33秒》，这是一首“无声音乐”作品，作曲家对乐曲的控制仅限于规定各乐章的时间长度；钢琴家上台后并不演奏，只是在三个乐章开始时做出关上琴盖的动作，而在这4分33秒内音乐厅里可能发生的一切音响都成为这首作品的内容。除了凯奇之外，欧美其他一些作曲家也追随凯奇创作偶然音乐作品，如施托克豪森、布莱兹和美国作曲家莫顿·费尔德曼（1926—1987年）等人。20世纪60年代以后，演奏上的偶然手法在西方得到普遍采用，演奏者可以在作曲家规定的范围内随意选择取舍各段落或安排其先后次序，以致一部作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版本。记谱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新的记谱符号以及图表式乐谱和文字式乐谱等。偶然音乐看似怪诞，实质上却体现了该派作曲家的一种后现代美学思想，即生活就是音乐。他们认为，应当打破生活和音乐的界限，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音乐；还应当把音乐从人为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排除创作中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世界和生活的可能性、偶然性、开放性和多元性。

简约派音乐是与后现代美术流派最低限度艺术相对应的后现代音乐流派。简约派音乐的特点是将音乐素材和表现手法严格限制在基本听觉的最低限度内，如某个单音或和弦、某种固定不变的节奏，并且不断加以重复。该派的代表作有美国作曲家史蒂夫·赖克（1936—）的《四架管风琴》和《供十八名乐师演奏的音乐》，乐曲在持续不变的节奏背景下不断奏出同样或稍加变化的和弦。简约派音乐的极端例子是拉蒙特·扬（1935—）的《1960年作品第7号》，全曲只有持续很长时间的两个音B和#F。此外，在20世纪的西方乐坛上还有一些较小的流派和不宜纳入特定流派的杰出作曲家，如德国的实用音乐、新即物主义（新客观派），法国的六人团、阿格伊乐派、青年法兰西，还有随机音乐、拼贴音乐、环境音乐、唯音音乐和新浪漫主义等流派，以及瑞士血统的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年）、法国作曲家埃里克·阿尔弗雷德·莱斯利·萨蒂（1866—1925年）、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6年）、德国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1926—）等人。

除了上述现代和后现代的严肃音乐和实验音乐之外，20世纪的西方还存在着另一个巨大的音乐潮流，这就是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流行音乐，范围包括通俗歌曲、流行舞曲、轻歌剧、歌舞剧、广播、电影、电视音乐等，其中影响最大的音乐类型当推产生于美国的乡村音乐、拉格泰姆、布鲁斯、爵士乐和迪斯科。拉格泰姆是一种黑人钢琴舞蹈音乐，其特点是在进行曲般的平稳低音伴奏下用右手奏出强烈的切分旋律。布鲁斯是源自美国黑人灵歌的一种歌曲形式，以独特的布鲁斯音阶（使用降三度音和降七度音）和滑音唱法及演奏法著称，风格忧郁柔和。爵士乐就是在拉格泰姆和布鲁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通俗音乐，爵士（Jazz）一词的原意具有喧闹、欢乐、热烈、放纵乃至性欲的含义，爵士乐就是一种节奏强烈、喧闹狂热的音乐，它可以让人们在狂热亢奋的气氛中从苦闷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爵士乐队一般由节奏组和旋律组构成，节奏组包括鼓、钢琴、低音提琴或低音吉他，旋律组主要由小号、长号、单簧管和萨克斯管组成。由于早期的爵士音乐家大都没有受过教育，不能使用乐谱，因而爵士乐往往采取集体即兴演奏的形式。1917年，美国新奥尔良城的爵士乐队录制了第一批唱片，爵士乐一词也在当年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此后，在早期爵士乐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30、40年代的摇摆乐和50年代以后的摇滚乐。爵士乐虽然发源于美国，但不久即迅速风靡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成为欧美流行音乐的主流。1962年前后，在英国出现了由4个利物浦市青年工人组成的“甲壳虫”摇滚乐队，他们自编自唱自己伴奏的歌曲和怪异的行为举止触及到性和毒品等许多敏感的青少年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民权、和平、反战、反暴力的理想也通过摇滚乐的形式生动地表达出来，赢得了西方世界各国青年的崇拜和效仿。同时，许多欧美专业作曲家在爵士乐等流行音乐的影响下也创作了类似风格的乐曲，如斯特拉文斯基的《十一件乐器的拉格泰姆》、萨蒂的《邮船上的拉格泰姆》、拉威尔的《小提琴奏鸣曲》（内含一个布鲁斯乐章）、法国六人团作曲家达律斯·米约（1892—1974年）创作的爵士乐风格的管弦乐曲《创世纪》、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898—1937年）为钢琴与爵士乐队创作的《蓝色狂想曲》等。美国作曲家冈瑟·舒勒（1925—）在50年代末打出了第三潮流音乐的旗号，明确提出将当代专业音乐的创作手法与各民族的流行音乐形式结合起来，代表了当代西方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逐步合流的动向，其代表作有歌剧《天谴》和乐队曲《保尔·克利主题的七首练习曲》等。

20世纪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上也是一个广泛实验的时期，西方音乐家们竞相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他们不断试验新的乐器和发声手段，如发明制造新乐器（微分音钢琴、锥形锣），使用非西方的乐器，敲击任何可以发声的物品（锅、盘、玻璃罐、铁皮、汽车零件），最为成功的是各种电声乐器、合成器和多媒体电子计算机。音乐家们也不懈地追求新的创作手法和演奏演唱技法，如运用噪音、微分音、十二音和音簇（考埃尔发明，指用拳头、前臂或木条在钢琴上同时奏出的一群紧相毗邻的不谐和音）进行创作；在演奏中使用加料钢琴，在管乐器和弦乐器上使用特殊的弓法、手法、吹法，在打击乐器上使用不同寻常的槌子和敲击法；在演唱中运用说话、耳语、尖叫、哭笑、咳嗽、喘气等新人声表现手法。这些激进的音乐实验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音乐表现的范围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音乐美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音乐是否只能由乐音组成？音乐是否一定要表现人的感情？音乐是否必须是美的？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是什么？等等。

关于电影。从1895年电影诞生之日起，初期的电影基本上属于无声的黑白短片。随着20世纪的来临，电影在技术和艺术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电影的种类从黑白默片发展到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立体电影、全息电影、互动式电影和计算机电影等；电影技术和技巧也发展出蒙太奇、叠印、移动摄影、分镜头、特写镜头、远景镜头、摇镜头、特技镜头、主观镜头、客观镜头、淡入淡出、遮挡、闪回、跳切、定格、时空交错等手法；在题材方面则出现了故事片、喜剧片、戏曲片、歌舞片、音乐片、历史片、传记片、政论片、战争片、灾难片、恐怖片、侦探片、警匪片、武打片、西部片、女性片、青春片、体育片、纪录片、科幻片、科教片、美术片、旅游片、广告片等众多的电影样式。20世纪的西欧影坛上还涌现出许多电影流派，包括布赖顿学派、万森学派、瑞典学派、未来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纯电影、抽象派、超现实主义、纪录片学派、诗意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电影、真实电影、自由电影运动、客观纪实派、新德国电影、荒诞派电影、政治电影、战斗电影等。可以说，电影艺术在20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种类繁多、表现力丰富、能够反映异常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艺术门类。

继卢米埃尔和梅里爱之后，英国的布赖顿学派在20世纪初期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几个开创性的贡献。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出生在布赖顿的两位摄影师詹姆斯·威廉森（1855－1933年）和乔治·艾伯特·史密斯（1864—1959年），另外还有罗伯特·威廉·保罗（1869—1943年）等人。他们坚持电影是“真正生活的片断”的原则，其题材常取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不幸命运，而且擅长拍摄新闻片和外景影片。梅里爱在1898年摄制《魔窟》时已经使用了叠印手法，而威廉森在同一年又独立应用叠印法拍摄了《科西嘉兄弟》，并把这一方法注册了自己的专利。翌年，威廉森在《亨莱的赛船》中运用简单的蒙太奇手法将7、8个分开拍摄的片断合乎逻辑地接合在一起。此后，他又在诬蔑义和团战争的影片《中国教会被袭记》中，用蒙太奇手法拍摄了追逐和救援的场面，从而为美国的西部片开了先河。史密斯则在1900年拍摄的影片《祖母的放大镜》和《望远镜中所见的景象》中首次使用了大特写镜头，并将特写镜头与远景镜头交错运用于同一个场面，开创了电影的分镜头原则。同一年，保罗在影片《皮卡狄利马戏团的摩托车表演》中第一次有意识地采用了移动摄影法。布赖顿学派的其他摄影师还拍摄了追逐片《邮车被劫记》、社会问题片《煤矿爆炸惨剧》和科教片《看不见的世界》等。

不过，到布赖顿学派为止，电影一直停留在手工业生产阶段，而电影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则开始于法国的百代公司。19世纪末，法国万森城一个肉铺老板的儿子夏尔·百代（1863—1957年）创立了百代兄弟公司，公司最初经营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的生意，后来由于获得大企业的投资转而涉足电影业。夏尔·百代以非凡的企业家精神，通过收买梅里爱的摄影场和创建新的制片厂，使电影从最初的手工生产转变为工业生产。他的影片经纪人跑遍了世界各地，并设立了遍布全球的分公司系统，最后他建立起一个囊括胶片和电影机械制造业、电影制片业、电影发行业和电影放映业的巨大的影业托拉斯，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电影生产，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百代提出“电影是明天的报纸、学校和戏剧”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聘请电影艺术家斐迪南·齐卡（1864—1947年）担任导演和制片总监。在齐卡的直接导演和监督下，百代公司在20世纪初生产了大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影片，他还聘用和团结了一批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由此形成了万森学派。齐卡摄制的著名影片包括社会问题片《一个犯罪的故事》和《酗酒的牺牲者》、宗教片《基督受难》、新闻片《麦庆利总统的被刺》和《马提尼克岛上的灾难》等，公司的其他导演还拍摄了《威廉·退尔》、《罢工》、《恋爱的故事》、《十美争夫》等影片。从20世纪初期直到一战开始，万森成了世界电影的首都，百代公司生产的影片支配着全世界流行的电影样式，从而在电影史上形成了“百代时期”。百代公司的另外两项重大革新是采纳著名文学作品作为电影剧本和聘请著名戏剧演员充当电影演员。为了摆脱当时电影的题材危机，百代公司与文学家协会合作，成立了“作家与文学家电影协会”，并获得了将大部分法国戏剧拍成电影的独占权。但是最早进行这方面实践的是法国一家小制片公司“艺术影片公司”，该公司约请了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作家创作剧本，并且雇用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著名演员充当电影演员，于1908年拍摄了《吉斯公爵的被刺》，上演后获得巨大的成功。百代当即购买了艺术影片公司的影片专映权，并且由百代公司的导演阿尔贝·卡普拉尼（1870—1931年）拍摄了许多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艺术电影，其中最为成功的影片包括《小酒店》、《巴黎的秘密》和《悲惨世界》等。一时间，“在著名的戏剧中用著名的演员”成了拍摄艺术电影的公式，各国电影界争相效仿。意大利拍摄出《庞贝城的末日》，丹麦拍摄了《茶花女》，美国拍摄了《尼禄火烧罗马》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明星制度则成为日后好莱坞征服世界的法宝。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电影的衰落和美国电影霸权的建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取代了法国的万森成了世界电影的中心。在这里，著名导演大卫·沃克·格里菲斯（1875—1948年）综合各家各派的发明，创造了交替蒙太奇手法、以镜头为单位的剪辑方法和叙事电影的新模式，拍摄出《一个国家的诞生》、《被摧残的花朵》和《党同伐异》等艺术杰作，甚至在《走向东方》中尝试用染色方法制作彩色电影。他的这些创新使电影艺术真正摆脱了戏剧的束缚，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艺术。与此同时，英国电影艺术大师查尔斯·卓别林（1889—1977年）也在这里开始了他漫长的电影生涯。他以滑稽、感伤和略带苦涩的喜剧风格表演或导演了《流浪汉》、《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和《舞台生涯》等优秀影片，他那头带圆礼帽、留着短髭须、上穿紧身衣、下套肥裤子、足登大号破皮鞋、手拿短手杖的善良滑稽的绅士流浪汉形象，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典型。

一战期间和战后，随着文学艺术上的先锋派的兴起，各种先锋派电影也出现在西欧的影坛上。最早出现的先锋派电影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其代表作是1916年安东·朱利奥·勃拉盖格利亚拍摄的《邪恶的诱惑》。一战后，为了挽救欧洲电影的衰落、对抗美国电影的霸权，法国电影理论家和编剧路易·德吕克（1890—1924年）及其友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立了印象派电影。德吕克在其主办的《电影》杂志中提出了“愿法国电影成为真正的电影，成为真正法国的电影”的口号。1920年，一位与印象派绘画有渊源关系的法国电影人波瓦里埃摄制了影片《思想家》，这是第一部法国先锋派电影。此后，德吕克导演了《流浪女》和《狂热》，阿贝尔·冈斯（1889—1981年）摄制了《车轮》和《拿破仑传》，马塞尔·莱尔比埃（1888—1979年）摄制了《海上的人》和《黄金国》，让·爱浦斯坦（1899—1953年）摄制了《红色的旅店》和《忠实的心》，热尔曼·杜拉克（1882—1942年）摄制了《微笑的布德夫人》等影片。这些印象派电影强调表现主观主义的印象，并努力赋予其画面以唯美主义的诗意，譬如某些画面宛如莫奈的朦胧油画，另一些画面则以波动的水面表现德彪西的乐曲。

与法国印象派电影产生的同时，德国兴起了表现主义电影。表现主义电影采取了从主观出发观察世界的美学原则，通过奇异的人工布景和古怪的人物化妆来表现幻想、疯狂和恐怖的心理状态以及经过变形或变态的世界。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影片是由卡尔·迈尔（1892—1944年）编剧、罗伯特·维内（1881—1938年）导演的《卡里加里博士》，片中通过描述某精神病院院长卡里加里博士对年轻病人的迫害，以及博士本人被揭穿后也被当做疯子关进疯人院的故事，表达了对权威的反抗和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控诉。表现主义的重要作品还有弗里茨·朗格（1890—1976年）的《三生记》、保罗·威格纳（1874—1948年）的《泥人哥连》和保罗·莱尼（1885—1929年）的《蜡人馆》等。在同一时期中的其他先锋派电影流派还有受达达主义影响的法国纯电影和受抽象主义绘画影响的德国抽象派电影，纯电影的代表作是立体派画家莱热拍摄的《机器的舞蹈》和达达主义画家毕卡比亚编剧、萨蒂作曲、勒内·克莱尔（1898—1981年）导演的《幕间休息》，抽象派的代表作主要是以抽象几何图形或线条组成的动画片《对角线交响曲》、《平行线交响曲》和《第二十号节奏》等。

继达达主义之后，法国先锋派电影走上了超现实主义的道路，热衷于表现超越现实和理智的本能、幻觉、梦境和潜意识世界。杜拉克于1926年拍摄的《贝壳与僧侣》是第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片中以怪诞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僧侣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种种胡思乱想。另外两部超现实主义的著名影片是由路易·布努埃尔（1900—1983年）与画家达利合作编剧并由前者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后一影片通过种种象征形象表现了青年人的欲望受到宗教偏见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束缚而难以满足，传达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盲目愤怒和无力的反抗。1930年以后，一些出身于先锋派的电影人转向纪录片的拍摄，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推荷兰的杰出纪录片导演约里斯·伊文思（1898—1989年）。在从影初期，他曾拍摄过两部极其优美的风光纪录片《桥》和《雨》，此后又拍摄了反映荷兰人民围海造田的宏伟业绩的影片《新地》、纪录苏联人民建设钢铁工厂的《英雄之歌》和表现比利时煤矿工人生活的《布利纳其矿区》，以及反映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的土地》和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四万万人民》等具有进步倾向的优秀纪录影片。

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电影史上最大的成就无疑是蒙太奇技法的成熟。蒙太奇的基本方法是先将影片的内容分为不同的镜头进行拍摄，然后再按照全片的构思顺序将其剪辑、接合起来，利用各镜头之间的相邻关系产生连贯、对比、跳跃、呼应、悬念、暗示和联想等效果，最终组合成前后相继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乃至叙述完整的影片整体，从而清晰地揭示出画面的思想内涵，鲜明有力地表达出编导者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早在电影草创之初，路易·卢米埃尔就在1895年的《消防队员》中开创了原始的蒙太奇手法，不久布赖顿学派的威廉森和史密斯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初期的蒙太奇，此后格里菲斯在综合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现代电影的剪辑技术和蒙太奇方法。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真正把蒙太奇手法的原则和方法加以系统化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功劳，应当归于苏联的电影艺术家列夫·库里肖夫（1899—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年）和弗谢沃洛德·伊拉里奥诺维奇·普多夫金（1893—1953年），“蒙太奇”这一术语也是他们首先从法语音译过来并加以推广的。因导演现实主义默片杰作《母亲》而闻名世界的普多夫金曾说过：“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这意味着在他们眼里蒙太奇已经从一种电影技巧上升到电影美学的高度。1925年由爱森斯坦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是一部重现俄国1905年革命的历史片，这部影片不仅是成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苏联早期电影的杰作，而且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之间的组合关系也变成了蒙太奇方法的组成部分，最终使蒙太奇的理论和方法臻于完善。

电影发明初期，卢米埃尔、梅里爱和其他一些人曾经采取钢琴伴奏和在银幕后面说话的办法使电影带有声音，此后又有人设法用留声机唱片为影片配音，但由于其效果令人失望而最终被放弃了。直到20世纪20年代，真空三极管和电子放大器的发明导致了电磁录音和音响放大技术的出现，这才为有声电影的产生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技术前提。历史上第一部配有对白和歌唱的有声电影，是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利用通用电气公司—西方电气公司集团发明的“维他风”有声电影机摄制的歌剧片《爵士歌王》，该片于1927年10月23日在美国首映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电影院观看这部音乐片，他们对唱词和歌手嘴唇动作的完全一致感到十分惊奇。此后不久，华纳公司又摄制了新片《歌痴》，取得了更高的票房收入。好莱坞的其他公司看到这种辉煌的成就，纷纷起而效仿，利用各种有声电影机拍摄有声电影。出人意料的是，新生的有声电影却遭到卓别林、勒内·克莱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无声电影艺术大师们的反对和贬斥。然而，有声电影的革新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1929年，第一部“百分之百有声”的影片《纽约之光》问世。同年，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电影公司已经拍摄出数百部有声电影。此后，人们发明了将声音制成声带，然后把声音和画面印制在同一卷胶片上面的技术。不久，为了使摄影和录音互不干扰，人们又把音响与画面的制作分开，甚至将台词、音乐伴奏和音响效果也分为三条录音带，最后通过剪辑和叠印的办法再将画面和所有的声音效果合并印到电影的胶片上去。自从声音进入了电影，语言和对白就成为电影的重要表现手段，从而为塑造人物性格、发掘人物心理活动以及通过戏剧冲突展开故事情节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音乐和音响效果则进一步增加了电影的艺术魅力。

英国的第一部有声影片《讹诈》是由著名的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年）于1929年导演制作的，这是一部具有精湛的摄影、蒙太奇和音响技术的侦探故事。以后希区柯克又在英国相继导演过《三十九级台阶》和《牙买加旅店》等影片，1940年他应邀前往好莱坞拍片并定居美国，摄制出《蝴蝶梦》、《春闺疑云》、《美人计》、《电话谋杀案》、《爱德华大夫》等著名影片。然而，30年代英国影坛上真正的重大事件是纪录片学派的诞生。1929年，约翰·格里尔逊（1898—1972年）导演的带有异国情调的纪录影片《飘网渔船》大获成功，于是一些热衷于电影的年轻人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纪录片学派。该派在形成之初受到先锋派的“交响乐式”蒙太奇手法、苏联电影理论和伊文思等人的创作经验的影响，一度偏重于构图、蒙太奇、新颖的造型等技巧因素，并且过分沉溺于异国情调，因而相对忽视了反映现实的主题。1932年，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J.弗莱赫蒂（1884—1951年）在英国拍摄了一部反映英国工厂概况的纪录片《工业的英国》。该片促使纪录片学派从专注于美学形式转向了现实生活的主题，从而拍摄出许多具有人情味的纪录影片。例如，反映邮递员辛苦工作的《夜邮》，描写矿工生活的《煤矿工人》，还有《丰富的粮食》、《住房问题》、《国民的健康》和《英国风貌》等。二战期间，纪录片学派的电影家们团结一致，为战争宣传服务，相继摄制了《伦敦能坚持下去》、《今夜的轰炸目标》、《伦敦大火记》、《沙漠的战斗》等战争纪录片，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期，法国的电影也开始逐渐关注现实问题，出现了克莱尔摄制的《百万法郎》、《自由属于我们》、《最后的亿万富翁》，让·雷诺阿（1894—1979年）摄制的《娼妇》，让·维戈（1905—1934年）摄制的《零分的操行》和《驳船阿塔朗特号》等触及社会现实的影片。1935年，法国电影家雅克·费戴尔（1888—1948年）、让·雷诺阿、马塞尔·卡尔内（1909—1996年）、朱利安·杜威维埃（1896—1967年）等人组成了诗意的现实主义学派。该派的影片继承了法国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注重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时力求运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主题内容。该派的优秀影片包括费戴尔的《大赌博》和《米摩莎公寓》，雷诺阿的《托尼》、《大幻灭》和《游戏规则》，杜威维埃的《同心协力》和《逃犯贝贝》，以及卡尔内的《雾码头》、《太阳升起》和《天国的子女们》等。这些影片既富有时代感又具有法国的民族特色，实现了先锋派提出的复兴法国电影的梦想。

在二战进行期间，意大利《电影》杂志的一批反法西斯影评家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理论。翁贝托·巴巴罗（1902—1959年）在1943年起草的“新现实主义宣言”里指出，意大利电影必须摆脱陈词滥调和浮夸的作风。与抵抗运动联系密切的朱塞佩·德·桑蒂斯（1917—）则要求创造一种现实主义的、大众的和民族的意大利电影。在这种理论的感召下，一些意大利电影家形成了一个具有民主和进步倾向的电影流派，即新现实主义电影。1945年，意大利编剧兼导演罗贝托·罗西里尼（1906—1977年）摄制了著名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影片是根据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口述的斗争事迹在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拍摄的，以其真实性和现代感重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情景，从而确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重要地位。翌年，罗西里尼又摄制了控诉战争苦难、表达人民内心呼声的史诗般的影片《游击队》。拍摄时他拒绝使用摄影棚、服装、化妆、演员甚至剧本，片中的游击队员、修道士、美国兵、平民妇女和擦鞋儿童都是从兵营、修道院和街头直接拍摄下来的，这些纪实手法充分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新现实主义的其他代表作品还有维多里奥·德·西卡（1902—1974年）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和《温别尔托·D》，德·桑蒂斯导演的《艰辛的米》和《罗马十一时》，鲁契诺·维斯康蒂（1906—1976年）导演的《沉沦》和《大地在波动》等影片。这些影片往往取材于真人真事或报纸新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法西斯统治给意大利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的抵抗运动，描绘了普通人民的失业和贫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社会问题。随着50年代初期战后经济的恢复，新现实主义逐步嬗变为玫瑰色新现实主义和内心新现实主义等流派。

1956年以后，法国涌现出一批20多岁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他们往往通过拍摄一两部优秀影片而一跃成为著名导演，于是以这些年轻导演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浪潮电影的流派。此时，欧洲已经渡过了战后的经济困难，开始步入富裕的消费社会，随着失业问题被精神危机所取代，电影的注意力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转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浪潮派的年轻人开始反对老一代导演落后于时代的风格和题材以及过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的偏向，他们以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理论为思想基础，提倡表现人的自我、自由和主观存在，着意描绘一个混乱荒谬的社会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肆无忌惮的放纵生活。在电影艺术手法上，他们创造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及新颖的电影语言和时空结构，经常使用跟拍、切换、跳接、闪回等镜头技巧，甚至让影片的叙述者或导演亲自介入、大发议论，从而破坏观众对剧中人的认同状态，促使观众产生一种相对于电影的“间离效果”。大体说来，新浪潮电影可以分为两个支派，即《电影手册》派和左岸派。《电影手册》派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形成的一个青年电影工作者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年）、克洛德·夏布罗尔（1930—）和让—吕克·戈达尔（1933—）等人。他们的重要作品有特吕弗的自传性质的影片《四百下》和《柔软的皮肤》，夏布罗尔的《轻浮女人》和《不忠实的妻子》，以及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放纵的生活》、《卡宾枪手》、《狂人彼埃罗》和《中国姑娘》等。特别是戈达尔，其自我标榜的存在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激进思想及其在电影艺术上的不断革新与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西方当代影坛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导演之一。有些评论家认为，正是戈达尔在他的影片里完成了从临摹现实的传统叙事电影向作为探讨现实的工具和同观众交流的媒介的现代电影的过渡。左岸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流派，由于该派电影家都居住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而得名。他们中间有些人原本是作家，比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就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后来相继介入电影的编导和制作，因而该派电影又有作家电影之称。左岸派电影家们在艺术上的某些共同特点使他们和《电影手册》派区别开来，比如他们提出了一种双重现实的观点，即眼前面对的现实和头脑中的现实。依据这种观点，他们在其影片中通过跳接和闪回将客观发生的事件与主人公的回忆、梦境、幻觉等交叉混合起来，同时大量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制造出一种主观时空与客观时空混淆错乱、扑朔迷离的效果。左岸派的成员主要有阿兰·雷乃（1922—）、克里斯·马克（1921—）、阿兰·罗伯—格里耶、马格丽特·杜拉（1914—）等人，他们中的领袖人物是雷乃。1959年，雷乃导演了一部反映广岛遭受原子弹灾祸的历史和一对异国情人的恋爱的著名影片《广岛之恋》，这部由马格丽特·杜拉编剧的故事片成为左岸派的代表作。此后，雷乃又导演了罗伯—格里耶编剧的影片《去年在马里安巴》和科幻片《我爱你，我爱你》等著名影片。左岸派的其他作品还有马克的进步影片《美丽的五月》和《远离越南》、罗伯—格里耶导演的《不朽的女人》和《横跨欧洲的特别快车》、杜拉导演的《她说，要摧毁》、《印度之歌》和《卡车》等。

除了上述电影流派之外，20世纪的西欧影坛上还先后出现过注重自然景色的瑞典学派，意大利的豪华历史片，以直接记录真实生活中的事件著称的法国真实电影，表现战后“愤怒的青年”的反叛精神的英国自由电影运动，强调以纯客观的态度呈现事件真相的意大利客观纪实派，具有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西德的新德国电影，运用荒诞派戏剧手法的荒诞派电影，表现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政治电影，反映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左派政治见解的战斗电影等流派。值得指出的是，50年代以后出现的某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左岸派电影与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派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荒诞派电影与荒诞派戏剧之间则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从电影美学、电影技法、电影风格和电影题材等方面来看，西欧影坛上还出现过强调用蒙太奇手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和改造的蒙太奇派，强调如实记录和再现现实生活的场面调度派，将绘画的构图和光影处理手法引入电影的绘画风格电影，以表现富有诗意的自然美和人性美见长的诗电影，淡化戏剧性情节而采用散文式结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的散文电影，探索人物心理状态和潜意识活动的心理分析电影，以非理性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来组接画面构筑情节的意识流电影，表现犯罪堕落和恐怖的黑色电影，以及表现色情等违禁题材的地下电影等等。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影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尤其在二战结束后，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环幕电影和球幕电影相继发明出来并不断完善，使电影不仅变得有声有色，而且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三维空间。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入广泛应用阶段后，电影技师和艺术家们进一步创造出交互式电影、计算机电影、四维电影和全息电影。所谓交互式电影是指电影制作者首先拍摄出几种不同的情节线索和故事结局，在放映时由观众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爱好选择其中一种情节和结局，从而为观众提供了主动参与电影创作并与影片进行相互作用的机会。计算机电影则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创作和加工而制作出来的影片，它可以包括用计算机对真人拍摄的影像进行特技加工的影片和完全利用计算机绘制和加工影像的三维动画影片。四维电影指的是在特别设计建造的电影院中放映三维立体电影时，随着画面放映内容的要求利用各种机械装置产生座椅的振动、刮风、下雨、气味乃至动物叮咬等多重仿真效果的电影，这种特殊的电影可以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般刺激震撼的逼真感受。全息电影则是一种目前最为先进的电影技术，它是通过利用光波的干涉现象来记录和重现影像的方法摄制而成的电影，因此不仅记录了物光的波长和强度，而且还记录下物光的相位等全部信息。放映全息电影时，需采用激光对全息片进行投射，观众不戴任何特殊眼镜即可看到完全立体的影像，即使用一只眼睛也能看到立体影像。不难想象，当代电影技术将会进一步加快其升级换代的步伐，这位文艺“第八女神”也必将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更加瑰丽的艺术珍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大众传播事业的重大成就当推以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自从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森登发明无线电广播以后，无线电广播事业就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新闻、音乐、广告和广播剧等形式的节目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和日常娱乐的重要内容。20年代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翰·洛吉·贝尔德（1888—1946年）和美国发明家弗拉基米尔·科西马·兹沃里金（1889—1982年）分别发明了机械电视系统和电子图像显示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公共电视台并开始正式播放电视节目。从此，以荧屏为传播媒介的电视艺术宣告诞生，这门新型综合艺术被称为继文学、戏剧、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电影之后的“第九艺术”。二战结束后，电视技术和电视艺术获得了迅猛发展，今天彩色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电视为人们带来的新闻、知识和娱乐在时效和数量方面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和娱乐手段，它不仅成为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强劲竞争对手，而且发展成左右人们观念和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可以预期，在21世纪电视仍然会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是，当前西欧精神文明的发展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趋势：一个是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以电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文学艺术领域，从而给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带来深刻的变革。另一个则是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精神文明所有领域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它必将在今后的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西欧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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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1版。

Table of Contents

- 西欧文明（下）
- 版权页
- 目录
- 引言 理性的启蒙和现代性的奠基
- 第四篇 西欧近代文明
- 第一章 近代国家制度的确立
- 第二章 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及其理论表现
- 第三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 第四章 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奠立
- 引 言 辉煌而动荡的西欧现代文明
- 第五篇 西欧现代文明
- 第一章 西欧的工业革命
- 第二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
- 第三章 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欧
- 第四章19世纪的西欧文化
-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欧
- 第六章 当代西欧的社会变迁及其问题
- 第七章 20世纪的西欧科学与哲学
- 第八章20世纪的西欧文学与艺术
-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