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文明
Author: 于沛; 戴桂菊; 李锐
Date: 2001-12-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文化; 俄国
Description: 早在1世纪末2世纪初的古罗马文献中，就已可以见到有关斯拉夫人起源的记载。当时，他们生活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吁山、北濒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斯拉夫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斯拉夫文明。斯拉夫文明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拉夫文明/于沛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2004.3重印）

（世界文明大系）

ISBN7-5004-3254-2

Ⅰ.斯… Ⅱ.于… Ⅲ.斯拉夫人—民族历史 Ⅳ.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6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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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0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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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455千字

印数 5001—9000册

纸书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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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东斯拉夫文明
第一章 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及其文明
一、古代东斯拉夫人的生活

二、基辅罗斯

三、基辅罗斯的宗教和文化

第二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一、封建割据的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的统治

二、罗斯反对瑞典和日耳曼入侵的斗争及与立陶宛的关系

三、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四、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第三章 蒙古入侵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期间的文化
一、建筑艺术

二、文学和编年史
三、音乐与绘画艺术
四、教育与科学的萌芽

第四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沙皇专制制度
一、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任沙皇

二、伊凡四世加强沙皇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
三、建立沙皇特辖区
四、沙皇俄国的早期对外扩张

第五章 从等级代表君主制走向绝对君主制
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

二、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

三、强化沙皇专制制度的《1649年法典》

第六章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的俄国文化
一、教育和科学知识的积累

二、政论家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
三、文学和史学著作
四、建筑艺术

第七章18世纪：俄国走向欧洲文明
一、志在冲出俄罗斯的彼得一世

二、彼得一世改革
三、俄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四、文学艺术
五、俄国启蒙运动

第八章 俄罗斯帝国——由内陆国扩张成濒海的帝国
一、北方战争

二、俄瑞战争和七年战争

三、瓜分波兰和俄土战争

第九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基础——农奴制
一、农奴制形成和18世纪后半期的农奴制危机

二、19世纪上半期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三、19世纪上半期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第十章 沙皇俄国：欧洲的反动堡垒
一、亚历山大一世和斯贝兰斯基的国家改革

二、1812年卫国战争

三、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

第十一章 俄国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
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二、《俄罗斯真理》和尼·穆拉维约夫的宪法草案

三、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

第十二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

二、亚·伊·赫尔岑
三、维·格·别林斯基
四、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第十三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教育和科学
一、新的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

二、俄国进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三、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第十四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文学
一、俄国文坛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

二、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
三、为自由献身的诗人莱蒙托夫
四、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
五、农奴制解体前夜的俄国文学

第十五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艺术
一、戏剧

二、音乐

三、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第十六章 俄国走向资本主义
一、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

二、农奴制度的崩溃

三、《农民改革法令》和法令的实行

第十七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行政和司法改革

二、帝国疆界的扩张

三、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政策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社会思潮
一、民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三、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哲学

第十九章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科学与文化
一、现实主义文学

二、音乐和绘画
三、教育与自然科学
四、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
五、世纪之交的绘画艺术

第二十章 苏维埃时期的文化
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形成

二、国民教育
三、文学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五、音乐、戏剧和电影
六、科学和技术

第二十一章 苏联解体和解体前的苏联文化
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苏联解体

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史学热
三、改革派和传统派文学思潮的论战
四、绘画艺术的新变化

第二篇 西、南斯拉夫文明
第一章 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其国家
一、波兰封建国家的建立和贵族共和国时期

二、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崩溃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发展

三、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

第二章 异族统治下的波兰及波兰民族文化
一、华沙公国和波兰王国

二、革命运动高涨和克拉科夫反奥起义
三、1863年民族大起义
四、异族统治时期的科学和文化

第三章 波兰的复兴和文化的新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三、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科学文化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
一、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教育与科学

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学和艺术

第五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二、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发展

第六章 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及文化选择
一、波兰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到剧变

二、捷克斯洛伐克：从统一到各自独立的两个国家

三、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发展的特点

第七章 南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国家
一、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国家的兴衰

二、南斯拉夫人的古代文明

第八章 异族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一、土耳其、哈布斯堡和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

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三、保加利亚文化进步和民族的新觉醒

第九章 争取建立统一国家和新的文化发展
一、南斯拉夫：王国——联邦人民共和国——解体

二、保加利亚：独立——人民共和国——剧变
三、南斯拉夫的文化教育
四、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
五、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

第三篇 斯拉夫宗教
第一章 斯拉夫人的原始信仰——多神教
一、自然崇拜

二、祖先崇拜

三、部落崇拜及其他

第二章 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确立
一、斯拉夫人的基督教洗礼

二、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

三、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

第三章 东正教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发展
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

二、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东正教

第四章 东正教在东斯拉夫地区的历史变迁
一、俄国东正教会的独立

二、牧首制时期的教会与国家
三、俄罗斯帝国的政教关系
四、东正教的传教活动
五、俄国民间教派的命运沉浮
六、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思想
七、20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

参考书目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主编 汝信

副主编 陈筠泉 陈启能 倪培耕

编委 于沛 马振铎 白烨 叶渭渠

艾周昌 刘文鹏 汤重南 郝名玮

姚介厚 姜芃 徐世澄 徐远和

黄心川 钱满素 秦惠彬 潘光

1 古代斯拉夫人的峭壁画

2 瓦良格人来到罗斯

3 女战神形状的金制角杯（公元前4世纪末造

4 10世纪中期“里拉”修道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

5 油画：勇士

6 青铜骑士像

7 黑山比瓦修道院内17世纪的银制蜡烛台

8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俄国历史上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集大成者

9 俄罗斯18世纪初的民居

10 彼·伊·柴科夫斯基（1840—1893年），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

11 油画：女大公莫佐娃（B.И.苏里科夫1887年作）

12 莫斯科大学

13 彼得堡宫殿广场

14 俄罗斯民间舞蹈

15 彼得堡的凯旋门

16 雕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本卷撰稿人

于沛

第一篇 第1—16章、第20章第2节、第21章

第二篇

李锐

第一篇 第17—19章

戴桂菊

第一篇 第20章第1节、第3—6节

第三篇

前言

斯拉夫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属于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和巴尔干类型。他们主要分布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还有极少数分布在世界各地。斯拉夫人近3亿，分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三大支系。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西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卢日支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部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

早在1世纪末、2世纪初的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可以见到有关斯拉夫人起源的记载，当时，他们生活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阡山、北濒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斯拉夫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斯拉夫文明。斯拉夫文明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于“文明”的定义，在学术界至今仍是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一般认为，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即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在英文中，“文明”（civilisation）的词源系拉丁文“civilis”，其内容更多的是指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斯拉夫人的文明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都经历了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阶段。它有丰富的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制度文明，而且还包括法律思想、道德、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或观念形态的文明。这样，斯拉夫文明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科学技术史、艺术史、教育史、社会思想史，以及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丰富的素材是研究斯拉夫文明的前提，对他们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和分析斯拉夫文明。

在探讨斯拉夫“文明”时，我们更多地是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这是基于下述的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如果说文化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即人类在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那么，这些成果的总和作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文明的发展。

阶级社会中的文化，毫无疑问，其思想内容基本上取决于统治阶级。因为文化的社会功能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不可避免地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然而，阶级社会的文化并不仅仅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除此之外，还应包括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或属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某些成分。但是，并不应由此就得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反动的文化，而民间的文化就是进步的文化这样简单的结论。我们对斯拉夫各民族文化以及整个斯拉夫文明的研究，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进行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斯拉夫文明的本质。

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各个民族文明进程的方向是共同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各民族在文明发展道路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系统研究斯拉夫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全面认识斯拉夫文明自身，而且还在于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文明，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斯拉夫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斯拉夫文明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发展，反映了斯拉夫人所建立的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生活。阐述斯拉夫文明的历史时，我们力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握住斯拉夫人各民族及他们所建立的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文明发展的完整性。

斯拉夫文明的历史，是斯拉夫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斯拉夫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斯拉夫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文化—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上。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对文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的研究，这些规律可能是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是特殊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入地了解斯拉夫文明，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斯拉夫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近年，我国一些学者在关于斯拉夫文化、文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仍嫌薄弱。我们在广泛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斯拉夫文明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试图能较完整地勾勒出斯拉夫文明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使对斯拉夫文明有兴趣的各界读者从中获益。限于时间和水平，本书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修改。

第一篇 东斯拉夫文明

1 克罗地亚布科瓦尔斯拉夫人墓地遗址（7—9世纪）

第一章 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及其文明

一、古代东斯拉夫人的生活

在10万年到几十万年以前，欧俄大陆上已有人类生存。20世纪考古发掘，在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和奥卡河流域，发现了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

关于斯拉夫人的起源，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古罗马文献。一些著作在谈及古代的民族时，已提到维内德人，即斯拉夫人。被后人称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也记述了斯拉夫人的生活，他把斯拉夫人同样称为维内德人。《日尔曼尼亚志》是研究德国史的宝贵史料，以至今天的德国人，仍把斯拉夫人称作维内德人。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阡山、北临波罗的海的广袤地区。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被认为是斯拉夫人的摇篮。在塔西佗笔下，斯拉夫人游荡于山林之中，“以劫掠为生”，“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1]。

4—6世纪时，斯拉夫人中出现了部落联盟，即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部落联合组织。这些部落联盟，多由有血缘关系的或相邻的、利害相同的部落组合而成。斯拉夫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同时还狩猎、捕鱼、养蜂，从事畜牧业。与此同时，历时两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使大批斯拉夫人进入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还乘船沿希腊航行，直抵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这样，斯拉夫人由原来的东、西两支逐渐分成三支：西支称为维内德人，东支称为安特人，南支称为斯拉夫人。而在实际生活中，斯拉夫人被认为是各支斯拉夫人的总称。

6世纪时，希腊人把斯拉夫人描绘成“野蛮、肮脏、半裸体”的人，说他们没有牢固的住房，而是住在窝棚里，使用毒箭，异常残忍：不论攻下哪一个希腊城市以后，他们把所有的居民都斩尽杀绝而不要俘虏。但是，一旦俘虏没被杀死，斯拉夫人并不把他们变成奴隶，而让他们和斯拉夫人过一样的生活[2]。俄国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认为，这些描述是不准确的，这是希腊人敌视斯拉夫人的结果。但他认为，斯拉夫人还不懂得奴隶制度，不把俘虏变成奴隶确是事实，这是由斯拉夫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斯拉夫人的经济当时还落后，无需奴隶进行劳动。

安特人，即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6—8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较广泛地使用了带铁头的犁、耙、镰刀、铁斧和铁锄，用牛马进行耕种，还开始实行了轮耕制。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有所提高。由于冶金业的发展，已能制出锋利的刀剑、匕首、长矛等武器；纺织、制陶、木工、皮革、骨制品加工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产的发展，促使商品交换频繁，使东斯拉夫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同拜占廷、中亚、东北欧也开始了经常的贸易联系。从8世纪起，东斯拉夫人逐渐分为三大群体：北部群体、东部群体和西南群体。

8世纪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氏族制度日趋瓦解，被农村公社所代替。家庭已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若干家庭或大的家族按地域关系结合为农村公社。在南方，农村公社被称为“维尔福”，在北方称为“米尔”。村社内的森林、荒地、草原、水源为集体所有，是公共财产，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在那里放牧、狩猎、采集、捕鱼、养蜂采蜜。耕地也是集体财产，分配给每个家庭使用，最初是暂时的，定期重新分配，后来逐渐固定下来，土地和劳动产品一样，均为家庭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并加快了村社内的贫富分化。原来部落的酋长利用职权强占良田，逼迫俘虏无偿地为自己劳动，他们很快成为富裕的贵族，而一般的村社社员则成为仅仅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大部分人成为被奴役被压榨的对象。在村社内部分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发生着变化。除了出现贵族和农民的对立外，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亲兵”阶层。酋长利用聚敛来的财富，养活着一批常年随其作战的亲兵，在他们的支持下，酋长获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酋长的职位也由选举逐渐变成了世袭。亲兵自然也从酋长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仗着酋长的权势胡作非为，肆意侵占公社的牧场、草原和土地。亲兵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原始公社社会结束了。他们和其他的斯拉夫人一样，超越了奴隶制阶段，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这时，东斯拉夫人很少被称为安特人，而在拜占廷等史料中，东斯拉夫人开始被称为罗斯人。“罗斯”一词，原是芬兰人给经过波罗的海来到芬兰的瑞典人所起的绰号。瑞典人是这些城市居民的统治阶级，即贵族和王公，而广大居民却是斯拉夫人。王公和贵族在社会生活中很快被斯拉夫人同化，所有的东斯拉夫人，也都被称为罗斯人了。

二、基辅罗斯

东斯拉夫人进入阶级社会后，先后形成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称为“公国”。这些公国的规模都很小，其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南方位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9世纪时，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加速了对东斯拉夫人的侵犯。当时的瓦良格人，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他们贪婪地想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862年，瓦良格人的酋长留里克及其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应诺夫哥罗德贵族之请，率兵前来平息叛乱。叛乱平息后，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立国称王，建立了统治东斯拉夫人的留里克王朝。瓦良格人的军队继续推进到东斯拉夫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先后占领了西德维纳河和伏尔加河的上游地区。

留里克死后，其亲戚奥列格即位，任诺夫哥罗德王公。882年，奥列格率军南下，占领基辅。然后以基辅为中心，继续征服四周其他地区。将东斯拉夫人的部落和非东斯拉夫人的一些部落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从而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史称基辅罗斯或古罗斯。基辅罗斯的版图辽阔，西起喀尔巴阡山，东北与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王国接壤，东迄顿河，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至黑海—里海平原。

基辅罗斯虽然保存有不少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大土地占有制尚未形成，封建生产关系还不发达，但毕竟已是一个早期的封建国家。在建立封建国家的过程中，东斯拉夫人同强大的拜占廷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拜占廷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基辅罗斯后来诸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基辅罗斯剥削臣民的主要方式是“索贡巡行”，即征收贡赋，这是由基辅罗斯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由大公本人或大公委派他人率领亲兵，到居民中野蛮地强征贡品，如粮食、毛皮、蜂蜜、蜂蜡等。对敢于反抗者决不留情，作为俘虏抓走。开春后，将掠夺来的贡品、俘虏和战俘运到君士坦丁堡出售，以换回纺织品、酒和水果等奢侈品，供王公、贵族享受。还有一部分贡品留下，作为酬劳分配给亲兵。每年的索贡期间，王公在征收贡品的同时，还在当地的行政、经济中心受理各种案件。

每年的“索贡巡行”实际上是公开的武装掠夺，对东斯拉夫人是一场灾难和浩劫，经常激起人民的反抗。945年，伊戈尔大公亲自带领亲兵前往德列弗利安人那里征贡，当满载而归返回基辅途中的时候，伊戈尔突然决定折回重新掠夺一次。德列弗利安人闻讯后愤怒地说：“豺狼如果有了来找牛羊的习惯，它就会不断地再来，直到把牛羊吃光为止，除非把它杀掉。”忍无可忍的德列弗利安人拿起武器，奋起自卫，消灭了作恶多端的亲兵队，并一举杀死了伊戈尔本人。这是基辅罗斯人民最早反抗封建压迫的光辉一页。伊戈尔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嗣位为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奥丽加摄政。她残酷地镇压了德列弗利安人民的反抗斗争，将其首府依斯科洛斯坦焚毁。但是她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被迫减少了纳贡的数额，防止再次激起人民起义。

基辅罗斯的大公在对内加强统治，极力掠夺人民财富的同时，伺机对外扩张，通过发动战争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控制前往黑海的商路，基辅罗斯的大公、王公和大贵族多次发动侵略拜占廷帝国的战争。907年，奥列格发兵近9万人、战船2000艘攻打拜占廷，获胜后得到巨额贡银，以及领事裁判权和免交贸易税等特权。911年，基辅罗斯又向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拜占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基辅罗斯再次取得了在拜占廷经商免交贸易税的权利。拜占廷还允许基辅罗斯大公派出的代表、大贵族及商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并负担他们的费用。941年，伊戈尔大公从海路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人早有准备，奋勇抗击，将其打败。944年，伊戈尔卷土重来，获得了胜利。拜占廷帝国与基辅罗斯签订了新的和约。基辅罗斯不仅在商业上享有特权，而且两国还建立了军事同盟。

伊戈尔死后，其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即位，继续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965年，斯维雅托斯拉夫开始远征北高加索，用3年的时间打败了保加尔人、哈查尔人，打开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基辅罗斯的疆域已扩展到了东方。967—968年，斯维雅托斯拉夫与拜占廷联合，向多瑙河下游发起进攻，打败了保加利亚，占领了首都和东北部大片领土。拜占廷帝国见基辅罗斯的势力迅速扩大，担心会危及自己的安全，于是贿赂佩切涅格人乘虚攻打基辅。斯维雅托斯拉夫被迫班师回朝。971年，斯维雅托斯拉夫重新返回多瑙河口。拜占廷帝国皇帝约翰·齐米斯希派重兵攻打罗斯军队。罗斯军队被困在罗斯托尔城，虽拼死抗争，但终遭失败。基辅罗斯与拜占廷帝国订立和约，被迫放弃了保加利亚。972年，斯维雅托斯拉夫率残部回国，行至第聂伯河下游时，遭到佩切涅格人的袭击，斯维雅托斯拉夫被杀死。

斯维雅托斯拉夫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权夺势。内战延续了8年之久，国家几乎瓦解，基辅罗斯由胜转衰。长子雅罗波尔克先杀死了奥列格，但很快又被弗拉基米尔杀死。最终由弗拉基米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掌握了大权，成为基辅罗斯新的大公，将濒于分裂的基辅罗斯统一起来。

弗拉基米尔大公要全力对付骁勇善战的佩切涅格人的进犯，在第聂伯河左岸、苏拉河沿岸和首都基辅等地修建了坚固的防线，有效地阻止了佩切涅格人的袭击，保住了罗斯人的家园。基辅罗斯继续对外扩张，打败了波兰和立陶宛，兼并了加利支，不断将领土向西部拓展；对内则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使东斯拉夫人全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弗拉基米尔大公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权夺势在刀光剑影中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杀死了三个弟弟后，一度掌握了基辅政权，但不久又被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另一个儿子雅罗斯拉夫推翻。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雅罗斯拉夫终于在1036年成为罗斯土地上的新的独裁者。他学识渊博，善于学习，制定了《雅罗斯拉夫法典》，这部法典虽然没有涉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等问题，但却较全面地反映了罗斯的城市生活，是一部早期的社会治安文献。雅罗斯拉夫还通过政治联姻的方法，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为罗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被后人称为“智者”。

10—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是农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使用铁铧犁、铁铲、长短镰刀、手锄、耙子等新式农具，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古老的伐林耕作制逐渐被两圃制所代替，农产品的品种有所增加，农业产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发展着。国内出现了一些规模不等的商业城市，出现了货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活跃了。

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形成。土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不断提高，使王公和大贵族对土地的追逐和占有，越来越加严重。在他们用各种方式占有更多的土地的同时，村社农民的土地在不断减少。随着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也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农民逐渐贫困化，一些人沦为依附农民。统治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逐渐放弃了收入没有把握的索贡制度，开始使用征税的方法代替它，赋税是和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大公、王公、大贵族凭仗权势，利用各种机会尽可能地占有土地，建立起自己的庄园，他们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加快了基辅罗斯的封建化进程。

大量依附农民的出现，是基辅罗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依附农民虽然还不是农奴，但其政治经济地位，随着罗斯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日益恶化。即使是自由农民，所受的奴役也日趋加深。基辅罗斯国家通过法律保护业已形成的封建关系。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王公雅罗斯拉夫制定有《雅罗斯拉夫法典》，又被称作“最古老的罗斯法典”。11世纪中叶，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在《雅罗斯拉夫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雅罗斯拉维奇法典》。这部法典明确规定封建领主对领地上的农民有司法裁判权，还规定对于破坏田界、偷盗牲畜、纵火焚毁庄园的人要严惩。人们因经济地位不同，在法律面前也是不平等的，如杀死依附农民需罚款5格里夫纳，杀死自由农民罚款40格里夫纳，若杀死王公的管理员，则要罚款80格里夫纳。

三、基辅罗斯的宗教和文化

10世纪前，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这是一种与原始社会相适应的、相信并崇拜多位神灵的宗教。如东斯拉夫人信奉的神有恶神、善神、太阳、雷电、战神、武器神等。一般认为，多神教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向高一级的单一主神教及一神教演变中的一个阶段。东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亦如此。他们婚丧嫁娶的复杂仪式，与多神教有密切的关系。

在与拜占廷帝国长期的接触、贸易和战争中，罗斯人对基督教早已不陌生。9世纪下半叶，东正教在同是斯拉夫人的国家保加利亚已经传播。10世纪中期，伊戈尔大公的一些亲兵，还有他的妻子奥丽加，已经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987年，拜占廷帝国发生大的动乱，强大的封建主进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向基辅罗斯求援，双方缔结同盟。988年，拜占廷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多神教原先崇拜的佩伦神像抛进河中。

原始社会产生的多神教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能在新的、即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继续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需要有一个新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是为了“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3]。罗斯人按照东正教教义皈依基督教后，基辅罗斯教会仿效东正教会的模式组织起来，此后，基辅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了。997年，在基辅设置了大主教区。不久，在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波洛次克、佩列雅斯拉夫尔、苏兹达尔等城市，都建立了主教区，一直到12世纪，大主教和主教几乎完全由希腊人担任，罗斯的教会处在拜占廷帝国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权之下。

基督教传入基辅罗斯，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首先，它对于提高罗斯新兴的封建主的地位，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强化以大公为代表的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巩固和发展基辅罗斯的封建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密切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联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罗斯封建文化的发展。由于罗斯的基督教是以“希腊正教”的形式出现的，正教不同于西方的天主教，必须用古罗马的语言拉丁语作祈祷，而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作祈祷，这样就为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基督教还扩大了基辅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在了解和接受欧洲文明的同时，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后，大公将大量的土地赠予教会，教会在大公的支持下，无所顾忌地强占农民的土地。除了王公贵族外，教会也成为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断强化，使许多自由农民也被迫处于依附地位。

中古前期，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发展居欧洲诸国之首。基辅罗斯在保存东斯拉夫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吸取了拜占廷文化的精华。这首先表现在宗教建筑方面。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后，于989—996年在基辅修建了什一教堂，因用其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得名。这座教堂有三个中殿，是十字圆顶的六柱结构，它是罗斯第一座石砌建筑。1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在切尔尼戈夫、特穆塔拉干等地也修建了风格各异的教堂。

1037年，雅罗斯拉夫扩建基辅时，修建了至今保存完好的索菲娅大教堂。这座教堂位于基辅市中心，堪称古罗斯建筑艺术的杰作。索菲娅大教堂外观近正方形，上端为拱形，冠以13个穹隆顶，四周是面对广场的环绕走廊。教堂内部装饰有半壁大理石浅浮雕、镶嵌图画和彩色图画。这些艺术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其中一幅社会风俗彩画，是欧洲11世纪惟一的世俗写生。雅罗斯拉夫在修建索菲娅大教堂的同时，还修建了类似索菲娅大教堂的伊利娜教堂、格奥尔基教堂。在诺夫哥罗德，1045—1050年也建有一座宏伟的索菲娅大教堂。这座教堂有五个圆顶，在西南角有一个高出的圆顶塔楼。罗斯的建筑和西欧的建筑一样，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这些有代表性的宗教建筑，是斯拉夫建筑与拜占廷建筑的融合，对以后罗斯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基督教传入罗斯之前，东斯拉夫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即已创造出各类不同的文字。其中最为成熟的是基里尔字母，它以其创始人康斯坦丁（基里尔）·菲洛索夫命名。这是9世纪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创造出的斯拉夫字母。它以当时希腊宗教文字的字母为基础，又增加了符合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发音特点的新字母，如ш、у、ж等，使之成为一套为人们所能接受的、系统的新字母。在10世纪，基里尔字母开始广泛推广，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完善，一直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所使用。文字的产生，对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样，罗斯的文学也首先是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起来的。其最重要的形式是存在于9—12世纪的《壮士歌》（或称《壮士史诗》）。它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塑造了罗斯农民的英雄形象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和勇士伊里雅·穆罗梅茨。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时，基辅罗斯国家富强，人民对他的崇敬与怀念，在《壮士歌》中也有描述，称他是“可爱的红太阳弗拉基米尔”。除了《壮士歌》外，在社会上层还较广泛流行《侍卫歌》，它的主要内容是为王公等上层统治者歌功颂德。

基辅罗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1185—1187年间的《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一部闻名世界的抒情史诗，作者至今无从确定。它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是时代的产物，通过描述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王公伊戈尔1185年发兵攻打波洛夫齐人失败，被俘，后又重返祖国的故事，说明一个小公国尽管勇敢善战，但力量毕竟有限，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史诗的作者认为，罗斯的主要危险是王公之间的内讧，希望王公们停止混战，不要自相残杀而一致对外，以救亡图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罗斯的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4]。此外，这部史诗的艺术成就也令世人赞叹，后来的俄罗斯作家称其是斯拉夫人民诗篇中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

古罗斯有悠久的编史传统。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已经开始编撰编年史。基辅罗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通史是完成于1073年的《往年纪事》。它上溯斯拉夫人的起源，下至1110年，内容极其丰富，详细地记载了留里克称王、奥列格建国、王公们的征伐和内讧，争当基辅大公的经过，对外征战、王朝世系的更迭，以及基督教都主教和大主教产生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但是这部通史却带有明显的“官修”色彩，它所关心的只是王公、贵族、大封建主及宗教领袖的活动，而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平民的生活却只字不提。《往年纪事》是由基辅彼切尔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编纂修订的。他博学多闻，通晓罗斯、拜占廷、保加利亚等语言文字。在他的努力下，《往年纪事》记述历史过程时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如临其境、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运用语言技巧高超，这部编年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作。

如果说《往年纪事》也涉及到了波兰、拜占廷等国的历史，但主要是积累了罗斯人的历史知识，使罗斯人和后人能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翻译外国的历史著作，则可以使人们对外国的历史有较多的认识。如《拜占廷大事记》、《圣经》和古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的文集等，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罗斯人对本国地理和外部世界地理的认识，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和罗斯大公权力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加深。在《往年纪事》的概论中，第一次具体、准确地描述了罗斯和东欧的地理状况，如森林、草原、山川、海洋、湖泊、水道、山口等等。此外，对各地区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的历史与现实的分布情况，也有较全面的叙述。对于罗斯及东欧以外地区的地理状况，如西欧、北非、中近东地区，《往年纪事》大量引用了拜占廷人的著作进行了补充。

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封建国家罗斯的建立，为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基督教传入罗斯后，加强了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拜占廷的联系，同时迫切需要大量有文化知识的神职人员，这对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0世纪新文字的推广使用，使罗斯的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始兴修教堂时，即命令神甫物色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准备送他们去识字读书。11世纪始，文化知识首先在统治阶级中开始普及。人们已经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书籍的巨大文化意义。他们说：“读书能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啊……我们可从书中学到智慧和忍耐……”书籍“是奔向产生智慧的宇宙的万川之源；书籍是汲之不竭的深潭”[5]。据《往年纪事》记载，1028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在诺夫哥罗德，集中了300名神甫等神职人员的子弟读书。在斯摩棱斯克、加利奇等地，也都兴办了教会的或世俗的学校，接受儿童读书学习。在基辅、苏兹达尔等地的女修道院，还开办了女学堂，女孩子在那里除了学习识字、阅读外，还学习唱歌、缝纫等。

雅罗斯拉夫大公酷爱学习，在自己的家中集中了一批有文化的人，他经常“沉浸在书籍中，往往夜以继日地读书”。他令人抄书，扩大书籍的数量和积累，并在基辅索菲娅大教堂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图书馆。雅罗斯拉夫被称为“智者”，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亲自写有《家训》，要求他们加强团结，不应为争夺个人的权势而内讧。他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和弗塞沃洛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弗塞沃洛德，懂得五种外国语言。他们都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

罗斯人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积累了不少生产知识。在农牧业、天文历法、数学、度量衡等方面，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农牧业的知识虽然不系统，但已经了解了动物生长、繁殖，农作物栽培的实际应用技术。西欧人广泛采用的儒略历从拜占廷传入罗斯，代替了东斯拉夫人以前的历法，将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自基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每年的3月1日为一年之始。这种纪年促进了数学的发展。那时人们已经能运用分数和算术的四则进行计算，数字使用斯拉夫字母来表示，当时还不知道阿拉伯数字。1136年，诺夫哥罗德一修道院的执事基里克写了罗斯的第一篇数学文章。

罗斯人同样在生产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其内容有些是东斯拉夫人长期使用的，另外有一些是从拜占廷、近东诸国传来的，也有一些是西斯拉夫人使用的。长度单位主要是皮亚吉（约23厘米）、沙绳（约1.42米）、维尔斯塔或波普里谢（约1公里多一点）、洛科特（约42.5—47.5厘米，从拜占廷传来）；重量单位主要有格里夫那（409克，来源于中东）、普特（40格里夫那，来源于中东）、贝尔科维次（10普特，来源于西欧）；量液体的单位有维德罗（12.3公升）、博契卡（40维德罗）；量散装体的单位有奥西米纳（约105公升）、俄石（209.91公升）、卡吉（104.96公升）等。

在基辅罗斯时期，罗斯人的音乐、舞蹈、绘画，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也在传统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并融会了基督教文化的一些精华，使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以后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在涅瓦河战役中击败瑞典军队的涅瓦王亚历山大

[1] 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9页。

[2]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0页。

[3]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页。

[5]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1页。

第二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一、封建割据的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的统治

1054年，智者雅罗斯拉夫病故，他的三个儿子经过了短暂的“三王子联合执政”时期后，为争夺大公的王位开始了混战。基辅罗斯由此走向衰落、瓦解，陷入了封建割据局面。1097年雅罗斯拉夫确定的长子继承制被取消，而由王公家族成员轮流分享权力。这样，王朝内部的争斗进一步加剧，基辅罗斯大公对其他领地的影响越来越小。

常年的封建割据战争，严重地削弱了罗斯的国力，外患的威胁日渐增加。11世纪中叶，游牧民族波洛伏齐人开始侵犯罗斯。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同波洛伏齐人进行了多次的战争，使其名望大增。他极力想改变基辅罗斯走向解体的趋势，但却无能为力。1125年，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死去后，基辅罗斯分裂成为许多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主要有基辅公国、佩列雅斯拉夫公国、契尔尼哥夫公国、斯摩棱斯克公国、木罗姆—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图罗夫—平斯克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波洛次克—明斯克公国、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公国、特穆塔拉干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2世纪时，基辅大公的政权虽已名存实亡，但那些独立的公国在名义上还承认基辅大公为宗主，而后来则完全独立了。

1223年5月，鞑靼蒙古人从外高加索地区入侵罗斯，在卡尔卡河畔战胜了罗斯军队。但他们没有继续前进就撤回了。鞑靼蒙古人即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以饲养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为主。12世纪时，氏族公社集体所有制开始崩溃，急剧地向封建社会过渡。私有财产的积聚和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贫富分化，鞑靼蒙古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贵族、牧民和奴隶三个不同的阶级。1206年，贵族铁木真用武力统一了蒙古，结束了各部长期分裂的局面。他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成吉思汗在蒙古建立了领户分封制度，将牧民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成吉思汗的亲属及心腹担任十户那颜、百户那颜、千户那颜、万户那颜；而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大汗，更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是一种具有草原游牧特点的封建制度。

成吉思汗即位后，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先后占领了中国北部、南西伯利亚、中亚和南高加索，建立了成吉思汗帝国，即大蒙古帝国。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死军中，不久，蒙古分为四个汗国，由其子孙统领各汗国。

1235—1242年蒙古军队开始了第二次西征。1237年12月，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军攻打罗斯东北部的梁赞。梁赞王公尤里·伊戈列维奇拒绝向蒙古军投降，派人向其他公国求援，均被拒绝，被迫孤军奋战。12月21日，蒙古军攻进城内，屠杀平民，焚毁城池。占领梁赞后，入侵大军继续横扫罗斯其余各地，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及临近的公国，直逼诺夫哥罗德。蒙古军一路烧杀劫掠，仅一个月内就毁城14座，莫斯科也未能幸免。

1240年，蒙古军占领基辅，这时它虽然已经占领了罗斯的大部分，但仍继续西进，先后攻打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直抵亚得里亚海沿岸后，因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被迫从中欧返回罗斯，定都萨莱，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开始了对罗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

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各公国的方法，很有特点。这就是继续保留各公国的政权，使罗斯继续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同时分别加强对各公国的控制；在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利用罗斯人自己的手消灭那些不服从金帐汗国统治的王公。金帐汗要求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必须向其称臣，接受册封，服从金帐汗国征缴贡品，征发军事服役。金帐汗从全罗斯诸王公中挑选出一人，册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赋予其不少特权。凡受册封者，需负责征缴罗斯各公国对金帐汗国的贡赋；同时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周围地区划入自己的领地。罗斯的王公们非常重视这一称号，为此不择手段进行角逐，金帐汗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得利。

1243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的王公雅罗斯拉夫·弗塞沃洛多维奇在萨莱被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这样，他就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统治全罗斯的权力。谁不服从，谁就将受到严惩。1245年，契尔尼哥夫的王公就是因为反对他的统治，而被拔都杀害。金帐汗虽然给予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很大的权力，但并不信任他。1246年，雅罗斯拉夫因卷入蒙古上层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中去，而被人下毒杀死，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继任。

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不断强化对罗斯的控制。1257年，金帐汗派出官吏在罗斯各公国进行户籍调查，并一一登记造册，作为征收赋税、服军役、服徭役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罗斯广泛建立了“八思哈”（突厥语，意为镇守官）制度。这是由部分居民组成的特殊的军事组织，即由蒙古人担任指挥，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其主要任务是稽查赋税的交纳情况，监督罗斯人的社会生活，加强对罗斯人的思想和军事控制。金帐汗极力拉拢罗斯的王公贵族，给他们许多特权，使其为自己服务。对于罗斯的教会，更是极少过问，明文规定不干涉修道院长、修道士、牧师以及崇奉圣母神像和圣僧的人，教会和王公贵族一样，也享有许多特权。

罗斯人民身受鞑靼蒙古统治者和本国王公贵族的双重压迫，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进行了积极的反抗。1257年，诺夫哥罗德人民为反对实行“八思哈”制度，举行了起义，起义延续了一年后，被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残酷镇压。与此同时，罗斯托夫—苏茨达尔、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里等地也先后爆发了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不久，起义还蔓延到了西南罗斯。在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强大压力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新的统治方法。自13世纪末起，金帐汗将征税权交给其代理人——罗斯大公代行；14世纪初，又废除了“八思哈”制度。

鞑靼蒙古对罗斯的入侵和统治，给罗斯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延缓了罗斯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加大了同西欧文明的差距。蒙古人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他们的文化、习俗等，对罗斯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罗斯反对瑞典和日耳曼入侵的斗争及与立陶宛的关系

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多灾多难，在东北罗斯、西南罗斯遭受金帐汗国奴役的时候，西北罗斯又遭到了瑞典封建主和日耳曼骑士团的侵袭。西北罗斯主要包括波洛次克—明斯克、图罗夫—平斯克和诺夫哥罗德。没有被鞑靼蒙古直接征服的诺夫哥罗德，在反对瑞典和日耳曼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世纪末，瑞典已经占领了芬兰湾。为了占领从芬兰湾到诺夫哥罗德的水路，进而垄断对整个东欧的贸易，瑞典觊觎西北罗斯濒芬兰湾一带的广袤土地由来已久。1240年7月，瑞典开始向罗斯扩张。比尔格公爵以传布“真正的基督教”为名，率军在涅瓦河口附近登陆。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大公闻讯后，先发制人，于7月15日从水路、陆路两条战线向瑞典侵略者发起突袭，瑞典军舰被击沉，士兵或被淹死，或被杀死，伤亡惨重。在雅罗斯拉维奇的指挥下，罗斯军队以少胜多，保卫了芬兰湾一带的领土。雅罗斯拉维奇声名大震，获得了“涅夫斯基”的称号（即涅瓦河王的意思）。

涅瓦河战役结束后不久，日耳曼骑士团又开始进犯罗斯。

12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商人和贵族开始向波罗的海东岸扩张。1202年，生活在这里的立沃人，还有爱沙人、拉托维亚人在立沃尼亚成立了持剑骑士团，亦称立沃尼亚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南岸，则生活着普鲁士人，当时普鲁士人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们与波兰人经常发生冲突。1226年，波兰人从德国请来条顿骑士团，以封地作为交换条件，令其大肆屠杀普鲁士人。1237年，持剑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合并为统一的日耳曼骑士团，至1283年全部占领了普鲁士。此后，大量日耳曼移民从德国移居普鲁士，原来这里的普鲁士人逐渐日耳曼化。日耳曼骑士团的力量不断强大，日益威胁到西北罗斯的安全。

1240年，日耳曼骑士团入侵距普斯科夫不远的伊兹波尔斯克时，普斯科夫的大贵族们惊恐万分，叛国投敌，西北重镇普斯科夫落入日耳曼骑士团手中。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向西进军，欲取诺夫哥罗德。这时，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因与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发生冲突，离开了诺夫哥罗德。大敌压境，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坚决要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指挥作战。大贵族不得不满足人民的要求。1242年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军队，收复了普斯科夫，然后进入爱沙尼亚，在楚德湖畔与日耳曼骑士团主力相遇。1242年4月5日，两军在楚德湖冰面上展开决战。罗斯军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日耳曼骑士团死伤400余人，被逐出罗斯，西北罗斯的安全有了保证。这是罗斯军队继1240年涅瓦河战役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的胜利。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南岸，13世纪初，立陶宛人还没有建立国家，至13世纪中叶，立陶宛各部落开始统一，逐渐形成早期封建国家。14世纪初，立陶宛渐渐强大起来。立陶宛在同日耳曼骑士团进行斗争的同时，伺机向罗斯扩张。到了14世纪中期，立陶宛的版图已经包括有波洛次克、维帖布斯克、平斯克、图罗夫等原西北罗斯的土地，逐渐发展成为东欧的封建强国。14世纪下半叶，立陶宛在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又兼并了包括基辅在内的整个第聂伯河流域。这样，原来金帐汗统治的西南罗斯的一部分和东北罗斯的一小部分，落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手中；金帐汗仍控制着东北罗斯，包括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诺夫哥罗德；波兰用武力占领了加利奇、沃伦和利沃夫。就这样，罗斯的土地被分成了三部分。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面临着日耳曼骑士团这个共同的敌人，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1410年7月，日耳曼骑士团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三、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14世纪，因鞑靼蒙古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这首先表现为农业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如耕地面积扩大了，一些密林山野和被荒废的土地辟为良田，铁制农具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三圃制的耕作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推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副业生产有了明显的改进，畜牧业、养蜂业、狩猎业和园艺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贵族拥有世袭领地，他们将一些土地有条件地分给主要是服军役的臣仆使用，这些人被称作服役贵族或封地贵族。大公的政治经济政策，需要得到服役贵族的支持才能实现，所以大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植他们，使服役贵族及封地制在不长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服役贵族的切身利益是和大公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全力支持中央集权的大公政权。王公、贵族集中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还有权审讯和处罚领地上的农民，向农民征收并不断加重租税。地租的主要形式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个别地区也有了货币地租。不断增加的沉重负担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他们被迫失去土地，依附于大封建主，以致沦为农奴。为了反抗不断加重的封建奴役，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至暴动，杀死封建主。

被蒙古入侵者焚毁的罗斯城市一度荒凉，从13世纪末开始恢复。东北罗斯的一些城市，如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莫斯科、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等从14世纪起，又逐渐走向繁荣，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中心。罗斯的手工业在这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重要的手工业有炼铁业、砖石业、采矿业、金属加工、食品加工、武器制造、制革、制盐等。

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的商品交换愈加发达，市场联系也更加密切。莫斯科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东北罗斯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自然性、闭塞性，但毕竟从鞑靼蒙古征服带来的破坏中恢复了许多，为以后罗斯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是统一事业的核心。

莫斯科地处奥卡河支流莫斯科河与亚乌扎河两岸，是斯拉夫族维亚季奇人部落的城市。1147年，在编年史上第一次提到了莫斯科这个城市。1156年，莫斯科周围建起了木墙，它由苏兹达尔一个王公的领地，逐渐发展成为东北罗斯中心的重要城市，莫斯科公国自13世纪末起，成为罗斯最强大的国家。该公国的第一位王公是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从14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加紧对周围公国的兼并，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领土几乎扩大了两倍，使其在东北罗斯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当时最强大的是特维尔公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从金帐汗国那里取得了不少特权，特维尔的大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被金帐汗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是在伊凡·达尼洛维奇一世在位时。伊凡·达尼洛维奇的绰号是“卡里达”（意即“钱袋”），他为了取代特维尔大公的地位，“去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自己的臣民”[1]。1328年，他因残暴地镇压了特维尔人民起义而受金帐汗赏识，终于得到了金帐汗的册封诏令，很快又取得了代替金帐汗向全罗斯征收贡赋的权力。伊凡·卡里达利用截留下的金钱去贿赂金帐汗及其近臣，得到他们的好感，为自己今后能获取更大的权力开辟道路。

伊凡·卡里达与教会的关系密切，在其政治经济活动中，得到了教会的支持。1326年，东正教罗斯教区总主教驻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从政治上和宗教上提高了莫斯科公国在全罗斯的主导地位。伊凡·卡里达是强盛的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当他死时，强大的莫斯科公国已经为把一个分裂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1341年，伊凡·卡里达的长子谢苗·伊凡诺维奇即位。他和他的继承人继续伊凡·卡里达的事业，致力于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位时，莫斯科公国战胜了特维尔、梁赞的军队，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已经先后兼并了卡卢加和白湖公国、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乌格利奇公国、加利奇公国、科斯特罗马公国及其他地区，国势日盛。罗斯人民迫切希望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国家。在莫斯科公国走向强大的同时，金帐汗国却因内讧不已而日渐衰落。

1378年，罗斯军队与蒙古军队发生战斗，蒙军将领别基奇阵亡，余军溃逃，罗斯军队获胜。马麦汗闻讯后，发誓报仇雪恨，扬言要踏平罗斯的城市和教堂，将罗斯人杀光，伺机同罗斯人决一死战。1380年，马麦汗为了消灭罗斯人的力量，同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结盟，并得到梁赞王公奥列格的支持。同年夏，马麦汗亲自率领20万大军渡过伏尔加河，集聚在沃罗涅什，准备和亚盖洛派来的援军会合后，向罗斯军队发起进攻，直取莫斯科。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联合罗斯的王公，集合了10万军队先后渡过奥卡河、顿河，准备在顿河右岸的库利科沃旷野与蒙古军队展开决战。

9月8日中午，罗斯与蒙古两军会战开始。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罗斯军队伤亡惨重，在撤退中得到伏兵的及时支持，反败为胜，大胜蒙古军。待亚盖洛率援军来到，为时已晚。库利科沃会战以罗斯军队获全胜结束。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因功绩卓著，获得了“顿斯科伊”，意思是顿河王的称号。这场会战从根本上动摇了鞑靼蒙古在东北罗斯的统治，莫斯科公国作为罗斯统一事业的核心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罗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道路上，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马麦汗在一场内讧中死于新汗托托迷失之手。1382年，托托迷失率军攻打莫斯科，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准备不够，战败，莫斯科公国被迫继续向金帐汗国纳贡。但是，金帐汗国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统治罗斯人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事业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临终前立下遗诏，要其长子即位，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不再向金帐汗国纳贡。

瓦西里一世、瓦西里二世继承了季米特里·顿斯科伊的事业，同蒙古人及封建分裂势力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当瓦西里二世即位时，他的叔父、加利奇王公尤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认为应该由他来当大公，挑起了罗斯王公间的内讧。尤里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封建分裂活动。罗斯王公的内讧削弱了莫斯科公国的国力，蒙古人乘虚而入，使罗斯的军队战败，瓦西里二世成了蒙古汗的俘虏。莫斯科公国用20万卢布巨款，才将他赎回。瓦西里二世继续统一事业，历经艰难，甚至被挖去双眼，成了失明的大公，但他最终战胜了分裂势力。到他在位末年时，莫斯科公国已在政治上重新控制了许多公国，它的版图已拥有东北罗斯一半以上的领土。

四、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瓦西里二世的长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即伊凡三世1462年即位后，莫斯科公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伊凡三世1463年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公国，1474年又兼并了罗斯托夫公国。这样，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并入了莫斯科公国。诺夫哥罗德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共和国，同时又是“罗斯诸共和国的首领”，成为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的严重障碍。

15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已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在领主政体的统治下，极少数领主握有大权，横行霸道。在诺夫哥罗德没有真理，没有公正的法律，人民的生活愈加贫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领主们为了对付人民暴动，遏制莫斯科公国的统一进程，于1470年与波兰—立陶宛结盟。以马尔发·鲍列茨卡娅为首的亲波兰—立陶宛派公开反对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扬言诺夫哥罗德不愿意做莫斯科大公的世袭领地。

1471年春，伊凡三世决定进军诺夫哥罗德。夏季，先头部队已经进入诺夫哥罗德。7月14日，两军在舍隆河岸展开激战。莫斯科公国军队获胜，杀伤敌军近3万人。莫斯科公国的另一支军队在德维纳河也获大胜，歼灭敌军1.2万人。诺夫哥罗德被迫求和，保证不再反对莫斯科公国，断绝与立陶宛的同盟关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莫斯科公国同立陶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477年10月，莫斯科公国的军队包围了诺夫哥罗德。强敌压境，诺夫哥罗德被迫接受了伊凡三世的条件，解散了议会，将其政权转归莫斯科大公。

伊凡三世的下一个目标是特维尔公国。1484年进军特维尔，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迫于伊凡三世的军事压力，表示接受伊凡三世的条件，同时又暗中勾结立陶宛，准备脱离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发现后，果断地向特维尔再次发起进攻，特维尔公国的王公、大贵族见大势已去，纷纷表示效忠莫斯科公国。1485年11月，伊凡三世占领了特维尔。伊凡三世将莫斯科的一些新兴贵族和领主的后裔迁居到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同时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的王公、大贵族、领主及他们的后裔放逐到莫斯科公国各地区，以加强他在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伊凡三世兼并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之后，还剩下只有名义上独立的梁赞及普斯科夫。东北罗斯基本上已经统一在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内。1485年，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开始称“全罗斯”的大公。

15世纪后半期，罗斯的封建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鞑靼蒙古人的破坏下进一步得到恢复。13—14世纪时，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相结合”，而到15世纪后半期时，已是“宗法式的农业同手艺形式的手工业相结合”了[2]。手工业日益脱离农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手工业部门，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集镇和城市，货币地租在封建的经济生活中，已成为和徭役地租、实物地租一样的重要纳贡方式。城市手工业也迅速得到发展，除了传统的铁匠、陶器匠、制革匠、制衣匠、面包匠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生产部门，如建筑用砖、铜铸炮、轧制金属、锻造铁板、金银首饰加工等。这一切都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

然而从14世纪末起，金帐汗国却日趋衰落。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因内讧，分裂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金帐汗国的残余势力大帐汗，已无力像以前那样奴役罗斯了。伊凡三世在此形势下，不再像以前那样向金帐汗国纳贡，而只是将征收来的一部分贡赋，以礼品的形式送去。1472年，大帐汗阿合马率军讨伐莫斯科公国，企图恢复昔日的威严，逼迫莫斯科公国继续纳贡。莫斯科公国的回答是集合强兵于奥卡河畔，随时准备同阿合马进行决战。阿合马在军事上已经无力同罗斯军队抗衡，于是便寻求外力支持，与波兰—立陶宛结盟。伊凡三世则充分利用鞑靼蒙古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克里木汗国签订条约，使其支持莫斯科公国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

1478年，莫斯科公国不再继续向金帐汗国交纳任何贡赋。1480年，阿合马终于忍耐不住，亲自率领重兵直抵奥卡河，准备用武力收取贡赋。莫斯科公国闻讯后，派伊凡三世的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率军前去御敌。这时由于诺夫哥罗德企图脱离莫斯科公国，制造混乱，伊凡三世及其近臣又对能否战胜阿合马发生动摇，所以形势对罗斯人非常不利。伊凡·伊凡诺维奇坚决主张抗敌，在人民和教会的支持下，伊凡三世没有接受一些领主们力主与阿合马求和的主张。两军在奥卡河支流乌格拉河两岸对峙着，到11月，天寒地冻，蒙军缺乏粮食和饲料，官兵衣着单薄，且在征战中已经破烂不堪；立陶宛因为内部发生动乱，又要同克里木鞑靼人作战，卡什米尔只能自食其言，没有派援军来帮助阿合马。在已经联合起来的罗斯军队面前，阿合马绝望了，于11月11日带兵撤回。不久，阿合马在一场内讧中被杀，金帐汗国进一步分裂，鞑靼蒙古人对罗斯人200多年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伊凡三世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后，不停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北方、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扩张。他还于1500年起开始收复被立陶宛侵占的土地。1505年，伊凡三世死去时，已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子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即瓦西里三世即位后，最终完成了东北罗斯统一的任务。

瓦西里三世坚定地奉行其父伊凡三世的政策。1507—1508年同立陶宛交战，签订了有利于莫斯科公国的停战协定。1510年兼并了普斯科夫，为防止其伺机独立，脱离莫斯科公国，瓦西里三世下令逮捕有影响的大贵族及巨商，并将300个大家族遣送到莫斯科。处于依附地位的梁赞暗中勾结克里木汗国，企图在克里木汗的帮助下，摆脱莫斯科公国的控制。1517年，瓦西里三世果断地将梁赞王公伊凡·伊凡诺维奇监禁起来，彻底地兼并了梁赞。

莫斯科公国从1512年恢复了对立陶宛的军事行动。1512—1513年，莫斯科公国两次攻打斯摩棱斯克，都没有成功。1514年7月，瓦西里三世率领罗斯军队从莫斯科出发，第三次远征斯摩棱斯克。罗斯军队用攻城火炮、火绳枪向城内发起猛攻，守军伤亡惨重。7月30日，立陶宛大公停止抵抗，斯摩棱斯克并入罗斯国家。

瓦西里三世完成了罗斯国家的统一。他在1533年去世时，俄罗斯国家的领土已从1462年的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支脉，已经成为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统一国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大公的权力高度集中，对平民百姓和王公贵族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伊凡三世既被称为“全罗斯的沙皇”、“专制者”，也被认为是“真正的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为了强化俄罗斯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当时的僧人菲洛费还杜撰出“第三罗马”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三个帝国的历史，前两个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已经灭亡，因为它们背叛了基督教；而俄罗斯帝国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东正教的真正保护者。

俄罗斯统一国家建立后不久，便颁布了统一的法律文献《1497年法典》，即《伊凡三世法典》，用以巩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政权。这部法典以《罗斯法典》、《普斯科夫诉讼公文》、《法定文书》、《大公法令》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它统一了纷乱庞杂的司法体制，扩大了惩处刑事犯罪的范围，但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限制了地役权，不允许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随意转到另一个地主名下。法典规定：只有在每年的指定日期，即“尤里耶夫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周，农民才能离开原来的主人。在离开之前，须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这样，国家通过法律将农民束缚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封建农奴制开始在全国形成，广大农民逐渐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在土地上、人身上、法律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

俄罗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之上的，直至19世纪末，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但是，由封建割据建立到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却是历史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3]。14世纪以来，罗斯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罗斯人民为了摆脱鞑靼蒙古征服者奴役的强烈愿望，以及为了更有力地抵御立陶宛—波兰、日耳曼骑士团的需要，则加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随着分散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也逐渐奠定了民族共同性的基础，形成了俄罗斯民族。

3 东正教圣像画：三位一体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页。

第三章 蒙古入侵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期间的文化

一、建筑艺术

鞑靼蒙古人的入侵延缓了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罗斯的文化发展停滞、衰退。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才从鞑靼蒙古征服者的蹂躏中开始得到恢复。各种形式文化的发展，是和罗斯经济的振兴、城市的重建同时发生的。

诺夫哥罗德没有受到蒙古入侵者的直接奴役，但受到日耳曼骑士团等来自西方的威胁，尽管如此，它的文化发展却没有像罗斯其他地区那样，一度被中断。它的建筑艺术虽有时缓慢，但始终在向前发展着。13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宗教建筑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往正方体的四柱单顶形结构与正方形布局相结合，用三叶形的顶盖，代替了沿半圆形穹顶的旧式屋顶。建于1292—1294年的尼古拉教堂，是蒙古入侵后的第一座石制建筑。14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代表是1345年建成的救主堂、1352年建成的圣母升天堂。这些建筑的风格，反映了新旧两种建筑艺术思想的交替。14世纪后半期的代表是菲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教堂、伊林街上的救主堂。这些建筑，无论在实用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15世纪30年代，叶夫菲米大主教在诺夫哥罗德内城修建了宏伟的大主教宫，企图以此提高诺夫哥罗德的地位。

普斯科夫的建筑艺术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宗教建筑方面，与诺夫哥罗德的风格接近，但更简单古朴，尤其是精美的钟楼别具一格，最著名的是建于14世纪中期的市内的大教堂，其他著名的教堂还有扎普斯科维耶主显教堂、格奥尔基教堂、耶稣升天教堂。在世俗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石结构的军事工事、堡垒，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在扎普斯科维耶四周建起了石墙；特维尔的建筑同样以石结构为主，独具特色，代表性的建筑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王公的宫殿及教堂，以及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教堂等。

在莫斯科公国，伊凡·卡里达在位时，即14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建筑艺术有了迅速的进步。1326年，莫斯科建造了第一座石砌的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即乌斯宾教堂，它取名于弗拉基米尔的同名教堂，是当时克里姆林宫新修的四座教堂中的一座。另外的三座是伊凡·列斯特维奇尼克教堂、博拉救世主教堂、大天使教堂，建于1329—1333年。克里姆林宫是罗斯封建城市的内城，即市内建有防御工事的那一部分。多建在市中心或城内高处、河岸边。1331年和1337年，克里姆林宫失火，两年后，在它周围建起了新的柞木墙，更加美观坚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在1367年筑起了石墙、石堡，它不断地扩建，向四周发展，逐渐在莫斯科市中心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建筑群。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规模建造始于1485年。来自普斯科夫、罗斯托夫、特维尔和意大利等地的建筑师，及罗斯各地的能工巧匠云集莫斯科。罗斯与意大利，以及罗斯各地建筑师、工匠之间的交流、切磋，对于提高罗斯建筑艺术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5世纪末，克里姆林宫已经建起了接近意大利风格的大墙和塔楼，塔楼之间由城墙相连。为了加强克里姆林宫的军事防御功能，还挖了护宫壕沟，建起了中国式的城墙，作为第二道防线。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内还修筑了一些教堂和其他用房，如官库、大公接见宾客用的多棱宫及内宫等等。1516年，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建筑基本完成，高耸的圆形塔楼、曲折的防御线、宏伟庄严的殿堂、厚厚的城墙，它已成为莫斯科的象征，同时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城堡之一。

二、文学和编年史

鞑靼蒙古的征服、日耳曼—瑞典的不断侵犯，对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些艺术门类，如建筑、贵金属首饰加工、图书制作、工艺品生产，以及编年史的编撰工作，因异族的奴役和侵略而遭到破坏，出现停顿倒退时，罗斯的文学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发展。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文学兴起，使异族对罗斯的征服、奴役、侵略，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罗斯文学的主要内容。

民间广泛流行的壮士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关于伊里亚·穆罗美茨的壮士歌中，主人公伊里亚机智勇敢地拯救了基辅，使之免遭蒙古侵略者的蹂躏。在一些民歌中，揭露了蒙古征服者的残暴。歌中愤怒地唱道，蒙古侵略者向罗斯人征税时十分凶残，“谁若没有钱，就要他的子女；谁若没有子女，就要他的妻子；谁若连妻子也没有，就要他的脑袋”。

描写鞑靼蒙古入侵的战争纪事作品主要有《卡尔卡战役记》、《拔都入侵记》、《梁赞崩溃记》、《米哈伊尔·契尔尼戈夫斯基生平》等。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了征服者给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村镇被焚毁，财富被掠夺，兄弟姐妹被俘虏，军队溃散失去斗志，父兄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一些作者还来探讨这场灾难的原因。有人从基督教神学的“天意”中去找答案，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还有人从《圣经》中去找答案。《圣经》曾预言，世界末日到来前，将有勇敢的民族从荒漠中走出，去征服整个地球。鞑靼蒙古就是这样的民族。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之所以有这场灾难，乃是上帝派来的人对罗斯进行了惩罚，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为不端”，“还因为王公们连年争吵”。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是罗斯的王公们长期闹内讧的结果。

在文学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如勇士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英勇杀敌，令敌人敬畏，以至他为国捐躯后，拔都亲自下令将其遗体交给罗斯人。麦尔库里·斯摩棱斯基是一位勇敢的斯摩棱斯克少年。当鞑靼蒙古侵略者逼近斯摩棱斯克时，他视死如归，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危难之际挽救了斯摩棱斯克。

1380年9月，罗斯人在库里科沃旷野会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感情。这一切在文学作品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进一步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顿河血战记》、《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王公的生与死》、《顿河彼岸》，稍晚还有直接描写库里科沃会战的叙事体小说《马麦血战的传说》。作品中的罗斯勇士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对他们的崇拜和歌颂，加强了罗斯人最终战胜蒙古征服者的信心。

反映罗斯人与日耳曼、瑞典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作品主要有《多夫蒙特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等。前者描写了普斯科夫王公多夫蒙特带领人民，勇敢抗击日耳曼骑士团的事迹。在后一部著作中，则以十分崇敬的心情介绍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特别是1240年在涅瓦河畔战胜瑞典人的英雄事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击退侵略者，因而成为众所景仰的英雄，为人民所歌颂。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既有宝贵的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对于促进罗斯人的政治联合，促使民族的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的逐渐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外，罗斯的文学还较广泛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罗斯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阶级关系。在《正直的标准》、《伊兹马拉格达》等文集中，都较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如何像强盗一般地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以及农民因封建压迫不断加重，生活状况日趋恶化的情况。

鞑靼蒙古入侵后，除了诺夫哥罗德没有直接受其奴役，使它的编年史继续编纂外，罗斯其他地区的编年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停顿了，从13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恢复，并在14世纪时逐渐繁荣起来。11世纪以来罗斯编年史中的优秀传统，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工作，始于14世纪初。这项工作是在教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在14世纪末取得了重要的成绩。1409年，总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纂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在《往事纪年》的基础上，继续收录了诺夫哥罗德、梁赞、特维尔等地区的编年史料。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内容上，它都可称为是全罗斯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史料基本保持原样，没有进行加工篡改。如其中包括诺夫哥罗德对特维尔的攻击，莫斯科公国对诺夫哥罗德的指责等等。莫斯科公国为了加强联合罗斯各地区的政治需要，1418年由福季总主教在莫斯科主持编纂了一部新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对基普里安的编年史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如删掉了罗斯各地区之间相互攻击的内容，缓和了莫斯科公国同其他地区的矛盾，明显地表现出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联合的倾向。

在编年史的编纂中，反映出实行全罗斯的政治联合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所争论的问题不是联合不联合，而是究竟怎样实现这种联合。特维尔为了同莫斯科公国对抗，于1455年编纂了一部编年史。这部编年史首先叙述了13世纪以前的世界史、罗斯史，然后紧接着叙述13世纪以来的特维尔的历史，极力强调特维尔公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史和真正的罗斯史的继续，特维尔大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东正教真正的首领。只有他才有资格戴上皇冠。显然，这部编年史认为应该以特维尔为中心，而不是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的联合。

15世纪时，罗斯人同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明显地扩大了。现实生活需要对罗斯以外地区的国家、民族历史的了解。因此在罗斯这时也出现了有关世界史的编年史，如《希腊和罗马编年史家》。15世纪中叶问世的《罗斯年鉴》，是一部包括罗斯历史在内的小型世界编年史。

三、音乐与绘画艺术

东斯拉夫人早在信奉多神教时，即已萌生了最初的音乐与美术。10世纪基督教传入罗斯后，进一步促进了音乐与美术的发展。除了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音乐外，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宴会上，往往有音乐、舞蹈、杂技助兴。当时既有歌手歌唱，也有乐器演奏，常用的乐器有长笛、手提琴、喇叭和罗斯人特有的古丝理、多木拉、纳克雷等弦乐器或打击乐器。

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进程，推动了罗斯音乐事业的发展。15世纪末，伊凡三世在莫斯科建立了由35人组成的第一支宫廷合唱队。宫廷的重要活动都要有音乐配合，以显示其庄严隆重。当时音乐的形式已多种多样，有婚丧嫁娶的音乐，还有各种舞曲、抒情曲、诙谐曲等。宫廷专门养了一批歌手、乐手及优伶，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宫廷音乐娱乐活动的活跃。不仅在宫廷，而且教会也成立了自己的合唱团，专门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时表演。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宗教音乐最大的成就表现在教会歌曲的演唱中。由于采用了一种新的音乐符号代替古代的符号谱曲，唱歌时多采用多声部唱法，复杂的旋律使宗教歌曲更富有表现力。随着记谱方法的不断完善，罗斯的音乐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东正教教堂助祭伊凡·沙杜罗夫在完善记谱方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传统的乐谱符号上增加了新的符号表示音的高度，使音域更加宽广。当时最有名的歌曲是《迎送歌》，每当大公或主教出朝、外出巡视或作战凯旋归来，以及宫廷举行各种欢宴庆典时，都要高唱这首颂歌。

罗斯的美术与同时期的音乐相比，所取得的成就要更大些。早在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之前，罗斯的绘画在社会和生产的实践中，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的基础。基督教传入后，以宗教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建筑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形形色色的彩色或单色绘画、教堂内外的装饰、各种器皿的制作与摆设，是建筑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广泛需要，使罗斯的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4世纪时，罗斯美术作品突出的特点是赋予宗教美术作品以新的社会内容，作品的内容是宗教方面的，如基督、圣母、圣徒的画像，但对人物精神、心理、环境的细腻刻画，却寄托或反映了现实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在普斯科夫，斯涅托哥尔斯基修道院大礼拜堂里的壁画绘于1313年，它以深棕色和红色为主，层次分明，继承了东欧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是代表14世纪罗斯绘画水平的重要作品之一。

诺夫哥罗德沃洛托沃地区有一座建于1352年的圣母升天教堂，内有一幅绘于1363年的水彩壁画，这幅壁画具有东欧文艺复兴前的典型特征。绘画题材广泛，重视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描绘。以往表现耶稣升天节时，场面肃穆宁静，而在这幅壁画中，情景却热情奔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诺夫哥罗德伊里亚大街救主堂和费多尔·斯特拉季拉特教堂的水彩壁画，据说是出自拜占廷著名美术家费奥方·格列克之手。这两幅壁画都是单色的，但构思巧妙，独具匠心，而且笔法精巧细致，无论是耶稣还是其他人物，都神态逼真，呼之欲出，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诺夫哥罗德的圣像绘画，集中表现了绘画艺术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因此形成了颇有影响的诺夫哥罗德圣像画派。此外，诺夫哥罗德科瓦廖夫救主堂、圣诞节教堂，以及其他一些修道院中的壁画，也都表明诺夫哥罗德的绘画艺术已经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风格，无论是内容上对许多题材的通俗性表现，还是艺术形式上的细腻精美，对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莫斯科公国的绘画艺术，较多地受到了拜占廷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影响，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4世纪末，费奥方·格列克来到了莫斯科，他因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得到了“哲学家”的绰号。克里姆林宫报喜节教堂的圣像画、顿河圣母等杰作均出自他手，他将拜占廷与罗斯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为提高罗斯绘画的艺术水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莫斯科形成了由罗斯人组成的重要画派，其代表人物是安德列·鲁布廖夫。他大约生于1360—1370年间，原是修道院的一位僧人。1405年，他与费奥方·格列克合作，在克里姆林宫圣母领报大教堂创作壁画；1408年，他又与友人丹尼尔·切尔内一起为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画壁画；1424—1426年，他们又在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绘画圣像和壁画。安德列·鲁布廖夫这时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三圣图》，该图现珍藏在莫斯科特列基亚科夫画廊，为世人所赞叹。安德列·鲁布廖夫对《圣经》中三位天使有出色的描绘，简洁、明朗，富有人性、人情，天使们亲切的神态与恬静的内心世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图画着色明快、构图与透视完美，无懈可击。安德列·鲁布廖夫的天才创作，使罗斯的绘画艺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他本人也因此享有盛誉，被人们认为是当时罗斯最杰出的美术家，也是第一个有民族特点的画家。19世纪时，人们认为他的作品以及他对后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大艺术家拉斐尔、达·芬奇相媲美。

15世纪末罗斯最著名的画家是季奥尼西。1481年，他曾与季莫费·亚列茨等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绘画圣像，1488年在罗斯托夫的大教堂绘画圣像。他还在约瑟夫·沃洛克拉姆修道院、费拉蓬特修道院作画。他的作品同样很有特色，以沉稳、庄严、坚定著称，不少作品堪称佳作，得到很高的评价。

由于东正教教会禁止雕塑作品，所以罗斯绘画艺术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雕塑艺术发展得非常缓慢。在基辅索菲娅等东正教的教堂中，可看到美丽的马赛克图案，即由精心挑选出来的彩色小玻璃片，或五颜六色的小石子，按照一定的工艺要求，镶嵌成表现一定思想内容的图画。在索菲娅教堂的中央圆顶、圆顶下的拱门以及主祭坛的半圆形顶上，可见到耶稣、天使、圣母、圣徒像，还有圣徒进餐的马赛克图画。雕塑艺术虽然发展缓慢，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还是有所前进的，并产生了叶尔莫林这样著名的艺术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门的装饰雕像——常胜者格奥尔基的雕塑，就是由他完成的。

四、教育与科学的萌芽

14世纪时，罗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罗斯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在教育方面，突出表现为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城市和乡镇，主要由神职人员办的私塾到处可见。在那里学习识字的学生，既有教徒，也有世俗子弟。一般说来，非宗教人士所占比例要稍多些。

20世纪60年代，苏联考古学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在诺夫哥罗德发掘出了400余件白桦树皮文书。从这些白桦树皮文书中，可具体地看出14—15世纪时罗斯的文化教育水平。这批文书少部分是业务性文件，包括收贡的名册、农业收成的账目、借条等。大部分是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私人信件，如彼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彼德向玛丽娅致意，我收割了草场，但奥泽拉村的人们将我的干草抢走了，你写下一张清单，并附上买草场的契单送来。由此看出，当时一般人识字已很普遍，不仅男人，而且妇女也已识字，书面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已普遍使用。还有一封鲍里斯写给纳塔西娅的信是这样写的：见此信后，望派人骑马前来，因为我这里事务繁忙。希将衬衣送来，我忘带衬衣了。不难看出，在一般性的生活琐事中，人们也开始通过书信来联系了。除了诺夫哥罗德，在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等地也发现了白桦树皮文书。这一切反映出罗斯人的教育水平，在14世纪时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社会生活中订立各种契约、买卖房产地产、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抄书业的出现，都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于是以专门教人识字为业的教师开始出现了。那时他们被称为“蒙师”。教会企图垄断教育，并使蒙师们为教会服务，但并没有达到目的。世俗的蒙师们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仅教儿童识字，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宣传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从事所谓的“异教活动”，反对正统的东正教。15世纪末，费奥多尔·库里岑在《论识字》一书中强调“心灵的独断”和理性的自由，他反对盲目服从宗教教义，认为学习应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在掌握文字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力量和智慧力量。蒙师的增加使教育更加普及，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据苏联历史学家B.B.马夫罗金统计，“16世纪初在罗斯北方识字的居民达80％，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中有文化者超过65％，在工商区居民中有文化者的百分比达25％—30％”[1]。

科学知识的萌生与传播是这一时期罗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切都是和罗斯经济在鞑靼蒙古的破坏下逐渐得到恢复，人们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不断丰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天文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了。人们不仅了解了与生产劳动有密切关系的日蚀、月蚀、彗星、地震，而且开始探讨地球经纬理论、大地构造、雷电以及光速与声速的问题等。在15世纪，罗斯人已经通过编译或翻译的方法，以普及性的文章较广泛地传播有关宇宙的知识。文章的作者注意将宗教神学的教义，同客观的自然知识进行了区分。

在罗斯，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建筑各种类型的教堂时，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如建造拱顶时，使用了拱门结构支撑的方法。在与鞑靼蒙古等异族的军事斗争中，促进了对火药、火炮的研制，罗斯人的化学知识、物理学知识有所进步。据文献记载，莫斯科公国1382年在反抗蒙古征服者的战斗中，第一次使用了自制的火炮，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看出科学的进步。在寻矿、冶炼、制革、制盐、酿造、染色、航海、农业耕种技术改进、农具制造，以及防病治病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罗斯封建化的过程中，征收贡赋和经常丈量土地，多需要进行较精确的计算，从而推动了数学的进步。

14—15世纪，罗斯人通过贸易和旅行，加深了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扩大了欧亚的地理知识，特别是扩大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印度洋沿岸的地理知识。

由于蒙古的入侵，罗斯以往与拜占廷及中东的联系一度中断。14世纪中叶以后，去君士坦丁堡等地的朝圣者不断增加，被中断的联系重新恢复了。不仅如此，罗斯人的踪迹已经到达了欧亚两洲遥远的地方，如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岛、罗得岛、卢卑克、不伦瑞克、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15世纪下半期，他去希尔万（阿塞拜疆）经商，先后到里海、印度洋、黑海旅行，后流落到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来他以在异乡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了一部名著《三海游记》。在书中，他描绘了印度的名胜古迹，旖旎风光，介绍了当地的山川气候，民俗民情，以及婚丧嫁娶的宗教仪式等。特别是他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耳闻目睹了印度社会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说，“当地人烟稠密，农民极度贫困，贵族则穷奢极欲”。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势使内战连绵，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数以万计的人被作为奴隶卖掉，“每人值10枚银币，有的甚至只值5枚，小孩只值2枚”。这些游记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一些被收入编年史中，成为了解这些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4 炮王（制造于1586年，现存放在克里姆林官）

[1] 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0页。

第四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沙皇专制制度

一、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任沙皇

16世纪时，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城市手工业发达，农业生产相对落后，每年需从俄罗斯进口粮食，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封建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加紧了对农民的奴役和压榨，大量侵吞农民的土地，使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大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满足于对莫斯科大公的依附地位，具有强烈的分裂倾向。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割据残余，是他们与中央集权政府抗衡的土壤。大贵族与中小封建主从各自切身的利益出发，为了使自己能占有更多的土地，存有严重的矛盾。这是俄罗斯社会中，除了封建主与农奴之间矛盾以外的又一重要矛盾。中央集权政府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扶植中小封建主，使他们成为与坚持封建割据的大贵族进行斗争的政治力量。

1533年10月，瓦西里三世病危，亲立遗嘱，指定他年仅三岁的儿子伊凡为继承人，即伊凡四世。他还指定由米·利·格林斯基和谢·费·别利斯基辅政。12月3日，瓦西里三世病故。自年幼的伊凡四世登上王公的宝座之日起，大贵族们的纷争便愈演愈烈。可以说，伊凡四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大贵族的争斗中度过的。

伊凡四世的生母、大公夫人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抛开瓦西里三世的遗嘱，开始了自己长达5年的摄政时期。瓦西里三世在世时，对其两个兄弟安德烈和尤里时时提防，当他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首先向他们隐瞒了病情。为了不让安德烈和尤里在瓦西里三世死后篡权，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启用宠臣伊·费·奥鲍连斯基为总管，由格林斯基、别利斯基等拥护中央集权的一批王公、贵族治理朝政。她还强迫安德烈、尤里宣誓效忠伊凡四世。尤里不服，她毫不留情地将其抛进监狱。

叶莲娜摄政期间，继续执行了瓦西里三世巩固中央集权，限制教会和大贵族的特权，反对封建割据的政策。在对内强化王权统治的同时，加紧构建、巩固城防工事，防止外敌入侵。安德烈等大贵族对叶莲娜的内外政策极端不满。1537年4月，安德烈逃往诺夫哥罗德，企图勾结那里的大贵族，发动推翻叶莲娜政权的叛乱。叶莲娜果断地逮捕了安德烈，严惩了他的党羽。1538年4月9日，叶莲娜突然死去。据说是被大贵族下毒害死的。这时，显赫的叔伊斯基家族趁势夺取了政权。

伊·瓦·叔伊斯基是大贵族的代表，并不把伊凡四世放在眼里。他经常深更半夜闯进伊凡四世的卧室去威胁他、恫吓他，使其不能入睡；有时则躺在他生父生母的床上放肆地胡闹。为了大贵族的利益，叔伊斯基凶残地剪除政敌，将奥鲍连斯基、别利斯基以及他的支持者费多尔·米舒林处死，将总主教达尼尔革职，由约瑟夫出任总主教。叔伊斯基继续维持并给予了大贵族许多新的特权，这不仅使农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而且也损害了中小贵族的利益，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对叔伊斯基推行的政策，顺者昌，逆者亡。总主教约瑟夫因对他的政策不满，也被送进了基里洛夫修道院。

伊凡四世3岁丧父，7岁亡母，在大贵族腥风血雨的厮杀中，一天天长大。他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宫廷中的许多丑恶，自幼养成了一种孤傲多疑、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喜欢的“游戏”是爬上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将猫等弱小动物从上面扔下，看到猫被摔得半死，流着血，在痛苦地挣扎，他那近乎变态的心理才得到一种满足。每当宫廷或教会举行重大礼仪时，群臣云集，个个低眉俯首，向其顶礼膜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熟的伊凡四世过早地领悟了权力的重要，从13岁时便开始公开地施展大公的权威。1543年年底，在他的舅父米·瓦·格林斯基的教唆下，放出恶狗将自己的保护人安德烈·叔伊斯基活活咬死，并暴尸示众。在俄国历代君主中，伊凡四世以凶残、暴戾闻名，所以被称作“伊凡雷帝”。

1547年1月19日，年仅17岁的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当大主教马卡里将镶满珠宝的皇冠戴在伊凡四世的头上时，伊凡四世正式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俄国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凯撒”，“沙”是拉丁文“凯撒”的俄语音变。从此，俄国历代的君主都称作沙皇。沙皇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正教宣布，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因为这权力来源于上帝，给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

同年2月，即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不久，他就娶了莫斯科大贵族尤·扎·罗曼诺夫漂亮的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为妻。罗曼诺夫家族由于成为了沙皇的近亲，其势力得到了加强。这样，就同不可一世的格林斯基家族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

二、伊凡四世加强沙皇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

15世纪末虽然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却是很薄弱的。这是因为当时远没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国内市场的联系还很脆弱。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后，大贵族依然横行于城乡之间；教会的权力不断膨胀，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广大农民、城市平民与大贵族及教会的矛盾与日俱增。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生存。

1547年夏季，在莫斯科爆发了反对格林斯基家族的人民起义。6月25日，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火。2.5万所房屋被焚毁，1700多人被烧死，8万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场大火给莫斯科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人民缺衣少食，加上疾病流行，使全城几乎瘫痪。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消息说，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是沙皇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娅。愤怒的群众冲进克里姆林宫，他们将沙皇的舅父尤·瓦·格林斯基用乱石砸死。米·瓦·格林斯基仓皇逃出。伊凡四世在卫队的保护下，逃往莫斯科城附近的沃罗布约沃村（今列宁山）躲避。6月29日，群众来到这里，强烈要求将纵火犯安娜·格林斯卡娅交出，同时还要求交出米·瓦·格林斯基。伊凡四世向大家保证决不会包庇他们，群众才散去。这次事件使伊凡四世十分震惊，他为了使这次事件尽快平息，将米·瓦·格林斯基革职后流放，同时严厉惩治了发动起义的领头人。

莫斯科起义平息的同时，也结束了俄国历史上短暂的大贵族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1538年伊凡四世生母叶莲娜死后。在大贵族当政时，经济凋敝，权力分散，内讧不停，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为了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强化沙皇的专制统治，伊凡四世决定进行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为了推行改革，伊凡四世在1549年初成立了“重臣会议”，亦称“近臣杜马”，这实际上是沙皇政府的一个新的核心统治集团，其成员都是拥护改革，并为伊凡四世所器重的人。重臣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御前侍从阿列克塞·阿达舍夫、宫廷教士西里维斯特、王公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大主教马卡里等。政论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中小贵族的政治代表，拥护改革。他猛烈地抨击大贵族，认为俄罗斯要富强，必须要遏制“懒惰的富人”，即大贵族的权力，同时要依靠新兴的中小贵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他还认为，管理国家不能依靠大贵族及封建主，而应该建立常备军，建立组织完善的法庭，以及严格的税收制度等等。彼列斯维托夫强调沙皇要有绝对的权威，认为沙皇应该“威严、独断独行、其聪颖毋庸下问”，他无须听从大贵族的任何劝谏，必要时，可以采取恐怖手段。他还认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首先是军事统治。军队是沙皇政府的支柱。“沙皇只有有了军队，他才能强大有力，才能获得光荣。”

1549年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改革和制定新的法典。缙绅会议是沙皇政府为解决国家大事而召开的等级代表大会，是沙皇政府最高统治机构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贵族、僧侣、官吏及中小贵族的代表。在会上，伊凡四世发表了措辞极其严厉的演说，被认为是伊凡四世改革的宣言。他痛斥大贵族在他年幼时滥用职权，巧取豪夺，制造混乱，要求他们改弦易辙，否则将受严惩。他还表示今后将保护中小贵族和商人，使他们不再受大贵族的欺压。伊凡四世郑重宣布将颁布新的国家法典，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伊凡四世号召与会者齐心协力，致力于改革。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

在2月27日的会上，伊凡四世正式授命西里维斯特编纂国家法典，由此揭开了伊凡四世改革的序幕。次日，伊凡四世宣布了解除大贵族城镇司法权的法令，决定今后所有案件均由沙皇法庭审理。法令对新兴的中小贵族给予了保护，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大贵族的压榨，并在法律上享有同大贵族平等的地位。这个法令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成为即将制定的国家法典的基础。1550年6月，国家法典编纂完成。这部法典史称“1550年法典”，亦称“沙皇法典”。1551年2月，在有宗教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1550年法典》。这是俄国第一部统一的法律文献。法典加强了沙皇中央政府的作用，限制了总督的权力；审判权和行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废除了王公领地司法特权。

《1550年法典》，重申了《1497年法典》的规定，农民只有在尤里耶夫节才有权离开主人，并增加了离开时需交纳的“居住费”的数额，还对卖身拓债、易主赎金等有了更具体的规定。同15世纪末相比，俄国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扶植中小贵族，伊凡四世于1550年10月下令，将莫斯科及邻近的优质土地，分给在莫斯科附近没有土地的1078名小贵族，即奖赏“千名优秀人物”，使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法典对地方管理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变。地方管理机关及由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效忠沙皇中央政府，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维护中小贵族的利益，从根本上限制了大贵族的利益。1556年，正式宣布废除食邑制，进一步保证了地方机关纳入中央集权的体系。

伊凡四世的改革是内容广泛的改革。除制定国家法典外，在中央政府、税务、军事、宗教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中央政府机关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设立新的政厅，代替伊凡三世时设立的那些庞杂、重复的机构。这些新设立的政厅主要有军事政厅，负责指挥作战；封地政厅，负责处理地产；外交政厅，负责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财政政厅，负责国家财政，但与国库分离。以后又根据需要，设立了治安、刑事和受理等政厅。俄国从伊凡四世起，在对内不断强化农奴制剥削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吞并邻邦的领土。在那些新占领的地区，则设立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机构的政厅，对当地居民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统治。为了削弱大贵族的势力，伊凡四世提拔中小贵族担任新政厅的领导。如外交政厅的首脑维斯科瓦提原是助理司书，出身平民，但因才华出众，深受伊凡四世赏识，成为俄国与外国谈判的首席代表。

税务制度的改革，同样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一目标进行的。首先，废除了以往教会和修道院从不纳税的特权，增加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在全俄逐渐统一度量衡，制定新的税收标准。作为沙皇政府统治基础的中小贵族，得到沙皇政府的特殊照顾，他们占地多，却纳税少；而广大农民占地少，却纳税多。为了开辟财源，政府在保留原有税种、税额的同时，又开征了一些新的税种，以支付政府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

伊凡四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军事改革。为了提高中小贵族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伊凡四世首先在战时不再实行门第制度，撤换了军队中那些出身于大贵族、但却腐败无能的高级将领。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1556年颁布的军役法。军役法使大贵族和中小贵族在统一标准下服兵役。军役法规定，无论是大贵族，还是中小贵族，凡有150俄亩土地者，必须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超过这些土地数额者，应带武装仆从。领地越多，应出的人马也越多。大贵族必须亲自率领武装人员出征，凡无故不参加者，将受到笞刑，直至剥夺其领地。中小贵族如提供了多于规定人数的兵员，可以得到现金补偿，若达不到标准，也将受到惩罚。

1550年，伊凡四世将伊凡三世建立的火枪兵改变成由3000人组成的射击军，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支常备步兵部队。部队统一着装，已不再使用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而用滑膛火枪等新式枪炮武装起来。射击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安全，镇压人民对沙皇政权任何形式的反抗。它同紧急状态时临时召集的民团相比，战斗力明显增强了。驻守在边陲地区的哥萨克同属常备部队，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编入野战部队。

军事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俄国军队的力量。伊凡四世统辖的军队，除有步兵和骑兵外，还建立了俄国第一支炮兵部队。炮兵此时已经成为独立的兵种。伊凡三世1487年在莫斯科建立的制炮厂这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宗教方面，伊凡四世同样进行了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为目的的改革。东正教会占有大量地产，而且利用“超度亡魂”捐赠土地，或强占、收买等方式，占有愈来愈多的土地，已开始威胁到缺田少地的中小贵族的利益。1551年，伊凡四世下令召开专门讨论教会地产问题的教会会议。因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有100篇，故史称“百篇书教会会议”。伊凡四世提出取消教会的地产，被大主教马卡里等高级教士断然拒绝。他们强调，教会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动摇。后在基本保留教会地产的前提下，教会与沙皇政府达成了妥协性的协议：瓦西里三世死后捐赠给主教和修道院的土地，全部没收，作为封地分赐。

教会今后不得继续无止境地占有土地，少数寺院如确需接受捐赠土地，必须得到沙皇的批准。未经沙皇批准，任何人无权将地产捐赠或让渡给教会。以前贵族子弟或农民因欠债而被教会夺去的土地，要物归原主。

伊凡四世在16世纪50年代的改革，是他所信奉的君主专制思想的具体化，是在加强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是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限制和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尽管这一改革是不彻底的，大贵族依然保留自己的世袭领地，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并没有彻底清除。但是，伊凡四世这一系列改革毕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它提高了中小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初步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势，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三、建立沙皇特辖区

对外扩张，吞并邻近国家的领土是沙皇制度的本质。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为了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控制通往西欧的海上商路，伊凡四世于1558年1月挑起了立沃尼亚战争。他觊觎波罗的海出海口由来已久，他说：波罗的海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

战争初期，俄军进入立沃尼亚境内后连连获胜，先后占领纳尔瓦、杰尔普特等重镇。1558年夏天，占领了整个爱沙尼亚东部。1559年1月，俄军战胜了里加大主教区的军队，长驱直入，直逼里加城下。1560年2月，俄军在伊·费·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彼·伊·叔伊斯基的指挥下，向立沃尼亚骑士团发起猛攻，很快攻占了马林堡，8月击溃了骑士团主力，生俘骑士团团长福尔斯腾伯格，占领费林要塞。1561年，立沃尼亚封建主正式宣布取消骑士团。

俄军的胜利和立沃尼亚骑士团的彻底溃败，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国的对手已经不是不堪一击的立沃尼亚，而是瑞典、波兰、立陶宛、丹麦等欧洲强国。瑞典、立陶宛、丹麦等国武装封锁了纳尔瓦港。立沃尼亚战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掠夺性的国际战争。

在欧洲多国的抵抗下，俄国无法在短期内取胜。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为了避免让俄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愈陷愈深，力主停战。1559年3月，阿达舍夫擅自与立沃尼亚订立了停战协定。伊凡四世勃然大怒。他说：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国君；而他虽名为沙皇，却什么也管不了。如果不是他们暗中破坏，他早已夺取了整个立沃尼亚，连德意志帝国也会落在他的手中。1560年初，皇后病故，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被诬为投毒凶手而投入狱中。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很快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他们的一些挚友多受牵连，大多数被杀死。

1562年11月，伊凡四世亲率俄军进攻立陶宛，次年2月，攻占战略要地波洛次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俄军多次受挫。1564年1月俄军在距波洛次克不远的乌拉河畔惨遭失败，前线统帅叔伊斯基被击毙。4月，又一名著名将领安·库尔布斯基叛逃，投降立陶宛，俄军再次战败。伊凡四世在俄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被迫停止军事进攻。伊凡四世怀疑是大贵族将军事计划出卖给了立陶宛人，所以俄军屡战屡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伊凡四世将大贵族列普宁、卡申处死。他还将一些大贵族押上法庭，并把他们的地产没收。除库尔布斯基外，又有一些大贵族叛逃。

这一切使伊凡四世几乎丧失理智。有一次，大贵族奥弗基宁与伊凡四世的宠臣巴斯马诺夫发生争吵。伊凡四世闻讯后，“赐酒”给奥弗基宁，将其灌醉，然后丢给饿狗，被活活咬死。这件事发生后，大贵族更加惊恐不安，叛逃者日渐增多，连伊凡四世的一些亲信也逃到了立陶宛。教会和大贵族纷纷上书给伊凡四世，要他不要听信巴斯马诺夫的胡言，立即停止屠杀。伊凡四世对大贵族更加恼恨，他认为已不是个别的大贵族，而是所有的大贵族都在反对他。

1564年12月3日，伊凡四世在卫队的护送下携带家眷和少数亲信离开莫斯科，前往距莫斯科约100俄里的亚历山大罗夫村。因其行前没有委托任何人管理朝政，所以宫廷内外一片混乱。1565年1月3日，伊凡四世派人将两封信送到莫斯科。一封是写给总主教阿法纳西的，信中谴责大贵族目无皇上，为所欲为，盗窃国库，私分国土，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等罪行，同时痛斥教会与他们沆瀣一气，成为他们的帮凶。伊凡四世表示，他已经忍无可忍，所以弃国而去，很快就要退位。另一封是写给莫斯科的市民及商人。伊凡四世说，他虽然已经离开莫斯科，并准备退位，但他并没有生他们的气，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决无怨恨，请他们对沙皇不要有任何怀疑。

这两封信使莫斯科更加混乱。商人和市民坚决支持伊凡四世严惩叛逆，恳请他不要抛弃国家和臣民，他们说：治国之事本应由沙皇做主，对胆敢反对沙皇的人，沙皇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市民和商人的强大压力下，阿法纳西和大贵族的代表来到亚历山大罗夫村。他们请伊凡四世息怒，不要退位，并表示“今后治国大事悉由陛下作主”，保证不再干预。1月5日，伊凡四世见时机已经成熟，表示接受大家的请求，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即他必须享有讨伐叛逆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任何政府机构不得干预。

1565年初，伊凡四世颁布了建立沙皇特辖区的命令。沙皇特辖区就是沙皇的私人领地。俄国中部的肥沃土地及主要商业城市，都被划入特辖区，如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白湖地区等。莫斯科的一部分也划为特辖区。沙皇特辖区的面积约占全俄土地总面积的一半，它的“首都”设在亚历山大罗夫村。与沙皇特辖区相对的是“大贵族特辖区”，即普通特辖区。大贵族特辖区多在西部、西北部、南部和西南部边陲地带，那里土壤贫瘠，人烟稀少，消息闭塞。原来居住在沙皇特辖区的大贵族，除去极少数被特许留下外，其余一律迁到普通特辖区，即使到了那里，也要接受沙皇派出的行政机关的管理。这不仅削弱了大贵族赖以同沙皇对抗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为了保证沙皇特辖区的建立，伊凡四世建立了一支主要由中小贵族组成的沙皇特辖军。伊凡四世将没收大贵族的田产分给特辖军，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忠实走卒。特辖军初建时有1000余人，很快发展到6000人。他们穿黑袍，骑黑马，每人的马鞍上系一个狗头和一把形似扫帚的刷子，意即他们的使命是敏锐地嗅出沙皇的敌人，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扫荡净尽。特辖军的统帅是伊凡四世的心腹马留达·斯库拉托夫。在建立和巩固沙皇特辖区的过程中，特辖军是伊凡四世与大贵族作斗争最有力的工具。

四、沙皇俄国的早期对外扩张

伊凡四世即位时，俄国的领土面积已达280万平方公里。当时因国力衰弱，政局混乱，所以暂时没有轻举妄动。随着推行改革，社会稳定，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于是便开始大举对外扩张。在俄国的周边国家中，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最为弱小，成为俄国最早的侵略目标。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是15世纪后期，金帐汗国解体过程中分裂出来的。除了这两个汗国外，还有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和诺该汗国。

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首府喀山城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处，是联系东北欧、西伯利亚同高加索、中亚等地的交通枢纽，也是控制伏尔加河航道的要塞。喀山汗国被称为“地上的天堂”，那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盛产鱼类、皮毛、蜂蜜，居民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俄国为了向东方扩张，侵略喀山汗国的活动由来已久。1487年，喀山汗国发生内讧，伊凡三世乘虚而入，推翻喀山汗穆罕默德·阿里，另立傀儡穆罕默德·阿明为汗。阿明承认莫斯科公国的宗主权，成为莫斯科大公的附庸。凡是要求摆脱莫斯科公国的王公，都被杀死。俄国此后多次废立喀山汗，遭到喀山人民的强烈反抗。

1545年，伊凡四世第一次派兵侵略喀山汗国。1547年和1549年又两次派兵攻打喀山，都没能达到目的。1551年春，喀山汗国发生内乱，伊凡四世乘机再次进攻喀山汗国，在伏尔加河右岸建造城堡，与喀山城隔江相望。在俄军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喀山汗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俄派发动政变，将亲俄国的沙赫·阿里扶上台执政。作为回报，沙赫·阿里将伏尔加河右岸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但伊凡四世仍不满足。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伊凡四世宣布俄国贵族米库林斯基为喀山汗国总督，直接统治喀山汗国。伊凡四世的这一决定遭到喀山人民的坚决反对。1552年6月，伊凡四世亲率俄军主力部队向喀山汗国进发。8月15日，俄军集结15万人，150门大炮攻打喀山城。10月初，俄军占领喀山城，美丽的城市化为一片焦土。

吞并喀山汗国之后，伊凡四世自封为“喀山沙皇”，并立即加紧准备侵略阿斯特拉罕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首府阿斯特拉罕城位于伏尔加河出海口，是里海北岸的重要城市。1556年，伊凡四世兼并了该汗国。伊凡四世在自己的头衔中又增加了一个“阿斯特拉罕沙皇”的称号。不久，俄国又吞并了伏尔加河下游的诺该汗国。俄国在东南的扩张不仅扩大了它的版图，同时为侵占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克里木等地开辟了道路。

伊凡四世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汗国之后，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矛头指向波罗的海沿岸的立沃尼亚。16世纪初，伊凡三世曾进攻立沃尼亚，但没能得手，与立沃尼亚签订了为期50年的停战协定。1558年，伊凡四世制造事端，挑起了立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5年，直到1583年才结束。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只得到了芬兰湾沿岸涅瓦河口不大的一块土地，并没有达到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目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伊凡四世还兼并了西伯利亚汗国，揭开了俄国侵略西伯利亚地区的序幕。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脉东侧，汗国首都先设在秋明，后移至额尔齐斯河右岸的伊斯堪城。该汗国居民除狩猎、捕鱼、养蜂外，还从事农业生产。这里盛产被称为“金羊毛”的黑貂、海獭、松鼠和狐狸等珍贵皮毛。伊凡三世曾三次进犯西伯利亚汗国，都没有成功。伊凡四世兼并了喀山、阿斯特拉罕汗国后，积极准备进军西伯利亚汗国，但因忙于立沃尼亚战争，便向斯特罗干家族颁发特许状，授权他们充当侵略西伯利亚汗国的先锋。1582年，斯特罗干家族招募了以强盗叶尔马克为首的一批哥萨克人。9月，组成远征军向西伯利亚汗国进发，一路烧杀抢劫，无恶不作。11月初占领了伊斯堪城，西伯利亚汗国落入俄国强盗的手中。1583年立沃尼亚战争结束后，伊凡四世立即派出俄国正规军前往伊斯堪城，接管了那里的政权。俄国将西伯利亚汗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5 周塑：莫斯科解放者

第五章 从等级代表君主制走向绝对君主制

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

1584年3月18日，53岁的伊凡四世在下棋时猝然死去。此时的俄国领土已由他即位时的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398万平方公里，增加42％。伊凡四世死去时留有两子，由多病的长子费多尔继承王位。1591年5月，年幼的季米特里倒在血泊中，他的喉咙被割断，据说是被费多尔的内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害死的。1598年初，沙皇费多尔患病死去，无嗣，留里克王朝终结。同年2月，根据总主教约瑟夫的建议，戈杜诺夫被选为沙皇。9月，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即位，成为沙皇，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交织着农民战争、统治阶级上层内讧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混乱时期。

17世纪初，俄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仅莫斯科地区就有12.7万人被饿死。大封建主、大商人乘机囤积、倒卖粮食，大发不义之财。农奴制不断加强，使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武装暴动此起彼伏。1606年，爆发了全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波洛特尼科夫出身农奴，率起义军达10余万人，攻占全俄70多座城市，一度包围了莫斯科，虽给沙皇政府沉重打击，但最终失败。波兰、瑞典等外国侵略者在俄国国内出现动乱时，派大军入侵俄国，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等重镇失守，俄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俄国军民奋勇反击侵略者，1612年10月收复莫斯科。同年11月，开始准备选举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613年1月，有700余人的缙绅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大贵族、中小贵族、哥萨克、商人及教会的代表。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会上被推选为沙皇，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时期。

始于16世纪末的混乱时期，直至17世纪20年代才结束，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列宁指出：近代俄国的历史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融合……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1]。为了尽快使国家从政治经济发展的混乱中摆脱出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新成立的沙皇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17世纪，俄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的皮毛、捕鱼、养蜂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始产生了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17世纪末，俄国手工工场约有30家，以农奴为主要劳动力，产品大部分是国家订货，只有少部分进入市场。在从各地区性的市场逐渐演变为全俄统一市场的过程中，包括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等在内的商业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到17世纪下半期，全俄统一市场基本形成，出现了不少全国性的大集市和商业中心，其中著名的大集市有尼日涅—诺夫哥罗德的马卡里耶夫，布良斯克的斯文斯克，乌拉尔的伊尔比特。全国性的商业中心主要有沿伏尔加河的阿斯特拉罕、喀山、尼日涅—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还有西部和西北部的基辅、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等。这些大集市和商业中心的出现，有利于俄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一批新的城市。17世纪时，俄国的城市已有200多个。莫斯科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快了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阿尔汉格尔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等分别是与欧洲及东方各国贸易的中心。俄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皮革、亚麻、麻布、木材、树脂等；进口的主要是呢绒、金属制品、武器、珠宝、酒和茶叶等。随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在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商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开始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商人多是从原来的手工业者、农民、哥萨克中分化出来的，他们与封建主、贵族相比，没有社会地位，但却拥有巨额资本。他们或经商，或办场，通过商业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些商人中，逐渐分化出“客商”，他们是商人的上层集团，与官府联系密切，并在一些方面同贵族一样，拥有不少特权。

二、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

17世纪上半期，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到顶点。缙绅会议虽然没有广大劳动者的代表出席，但毕竟吸收了除劳动者以外的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参加。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由缙绅会议的多数代表选出来的。他即位后，虽然强调“君权神授”，标榜自己是“专制君主”，但在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外政策等重要问题上，主要是通过缙绅会议作出决策的。通过缙绅会议，沙皇政府广泛吸取社会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在缙绅会议的支持和帮助下，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发展和强化中央集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645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病逝，由其年仅16岁的儿子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他即位时，全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以沙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在不断加强。1648—1649年，在俄国召开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缙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1550年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旨在强化沙皇专制统治的新法典。在这次会议之后，随着沙皇个人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断加强，俄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缙绅会议就很少召开了，即使召开，也不再履行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职能，可以说逐渐名存实亡。1653年，为了在吞并乌克兰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召开了缙绅会议，但这是俄国历史上确实有各等级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缙绅会议。显然，等级代表君主制在17世纪中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政府为了决定某一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只召集有个别等级参加的代表会议。

在建立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中，作为国家政权最高机构的大贵族杜马，或称领主杜马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大贵族杜马，即大贵族会议，10世纪起成为俄罗斯国家大公、1547年后沙皇政权的最高机构，由世袭贵族组成。每当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宗教问题或立法时，大公或沙皇都要与其进行协商，15世纪末已成为最高权力下的常设机构。伊凡四世进行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实行沙皇特辖制，沉重地打击了世袭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大贵族杜马的权力，但是，它仍然是国家的最高机构，沙皇专制制度与大贵族杜马同时并存。

沙皇政府为了控制大贵族杜马，自17世纪起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大贵族杜马的成分，除了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世袭贵族外，一些有才能的、非显赫家族出身的贵族也成为大贵族杜马的成员。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在杜马中的作用也日益加大。这样，在大贵族杜马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全服从沙皇的官僚集团，大贵族杜马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地降低了。17世纪末，沙皇已经很少召开大贵族杜马研究国事，相反却经常找一些亲信商谈。这时的大贵族杜马，已经不可能像在等级代表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下，与沙皇分享政权。随着大贵族杜马的影响日趋衰微，沙皇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到了18世纪初，它则被新成立的参政院所取代。

控制、削弱不断增长的教会的势力，是沙皇建立绝对君主制的又一重要任务。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沙皇后，为了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决定支持总主教尼康自1653年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尼康的改革却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如按希腊原版修订经书，统一礼拜仪式等等。而其实质却是在“神权至上”的旗号下，极力加强教权。他将自己的权力比作太阳，而将沙皇的权力比作月亮。他甚至利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信任，擅理朝政。最初进行宗教改革时，沙皇曾利用各种机会树立尼康的威信，将其视为自己的密友。但他的所作所为，已不是加强沙皇的中央集权统治，而恰恰是相反，引起了沙皇的强烈不满。

1658年，沙皇与尼康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尼康坚持沙皇无权干涉教务，并提出辞去总主教的职务相要挟，退居到莫斯科郊外的修道院。8年后，1666—1667年召开了有希腊大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虽然是宗教会议，但仍然在沙皇的干预下，对尼康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宣布将其撤职流放。对尼康的处理是绝对君主制取代了等级君主制的重要标志。

为了与建立绝对君主制相适应，沙皇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衙门处理行政事务。在15—16世纪时，俄国即已设立了衙门。它是沙皇政府忠诚的驯服工具，一切活动均体现出沙皇的意志。17世纪时设立了一些新的衙门，但旧的衙门依然存在，一度多达80多个。经常行使职权的衙门有40多个，主要的衙门是和沙皇国家政权的巩固、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衙门，如负责军事、国防的行伍衙门，负责封建领地的封地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使节衙门等。尽管有这样多的衙门，但却缺少统一管理国家财政的衙门，这不仅表现在财政制度上相当混乱，而且还突出反映了沙皇政府的行政机关还不健全。各衙门机构重叠，职权不清，工作效率极低。在地方，沙皇政府则实行督军制。督军作为贵族上层的代表，由沙皇政府派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受中央政府的委托，负责处理当地的军事、行政、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务。1613年，中央政府曾向全俄33个城市派出督军，短短几十年，到了17世纪中期，全俄开始普遍实行了督军制。尽管如此，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行政机构，远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的客观需要。

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导致俄国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7世纪初，伊凡四世时建立的射击军依然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射击军是属于领地制性质的军队的常设军，同以往的贵族军队相比，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仍不是正规部队。俄国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对内加紧剥夺人民，毫不留情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则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版图。这样，领地制军队已经过时，射击军越来越不能适应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需要了。沙皇政府最初曾想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来解决问题，17世纪30年代，曾从瑞典、德国、法国、苏格兰等国招募数团雇佣军，但效果并不好，因为要付给对方很多的钱，而且这些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也不可靠。于是沙皇政府决定以西欧国家的军队为榜样，对俄国现有的军队进行改造，建立一支新型的、外国式的军队代替射击军，即“新制团”。到17世纪60年代，新制团的兵力已达7.7万人之多。

射击军战时作战，和平时期则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商。新制团与射击军相比，正规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进，属于半正规军，所有开销均由国家供给。新制团包括步兵团和骑兵团两部分，步兵团分为火枪兵和长矛兵；骑兵团分为骠骑兵、龙骑兵等，其成员无论出身如何，即使是农民出身，也一律终身服现役。这支部队虽然是常备军，但在非战争状态下，部分成员仍可以在家中生活，在战时则呼之即来。其余大部分官兵则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新制团最初成立时，是由外国人任教官，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外国人，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到了70年代俄国人担任军官的总数已占一半以上，而且还出现了第一名将军。新制团是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在俄国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过程中，俄国的军队同时向正规化转变。随着新制团的出现，原有的射击军的作用明显地降低了，只起警察的作用，新制团是沙皇专制制度重要的、基本的武装力量。

三、强化沙皇专制制度的《1649年法典》

17世纪的俄国是沙皇专制制度及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时期。17世纪初期，俄国经历了一场几乎使俄国崩溃的危机之后，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其在较短的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小贵族是沙皇政府扶植的对象，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世袭贵族的显赫地位受到抑制。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广大农民受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农民受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向贵族地主交纳实物代役租和货币代役租，此外，还有劳役租和劳役义务。在不同的地区，劳役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除了为贵族地主建房、修坝、农副产品加工外，有时还要长途运输。这样，劳役租每周就不是三四天了。

沉重的劳役负担使农民不断破产，大量逃亡，流落他乡。在17世纪上半期，破产农民主要逃往哥萨克聚居的地区。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了维护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颁布敕令，规定地主可以在5年内追回逃亡的农民，以后又不断延长到9年、10年，如果逃亡的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追回的期限甚至可以延长到15年。不仅广大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生活在城市和乡镇的市民的状况，也因苛捐杂税不断加重而日趋恶化。赤贫的市民为了继续生活下去，也被迫逃亡。

逃亡的农民和市民不断增加，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不仅多次爆发农民起义，1632年到1634年，斯摩棱斯克等地的驻军也多次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入伍前多是农民，所以这些起义具有农民战争的性质。17世纪中叶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沙皇后，纵容大贵族鱼肉百姓，巧取豪夺，使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1647年底沙皇政府被迫取消盐税，为了弥补国库收入，政府在1648年底做出人民需纳3年的直接税的决定，进一步激化了沙皇政府同人民之间的矛盾。1648年6月初，莫斯科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者处死民愤极大的官僚地主，烧毁贪官的豪宅，一度占领了莫斯科。6月5日，人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中小贵族、市民上层、客商等社会阶层利用起义所产生的影响，向沙皇施加压力，要求撤销直接导致起义爆发的大贵族莫罗佐夫的职务。沙皇满足了这个要求，召回被莫罗佐夫放逐的政府官员，不再追收欠税，同时还宣布将召开缙绅会议，制定新的法典。

1648年9月，缙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直至次年1月底才结束。会议召开前，成立了专门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制定新的法典时，认真考虑了中小贵族和工商业者、市民的请求，同时广泛研究参考了以往的一些法典，如《1497年法典》、《1550年法典》和《拜占廷法》、《东正教教会文书》等。在编纂法典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拥护和反对莫罗佐夫的两派进行了斗争。拥护莫罗佐夫的那一派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莫罗佐夫回到了莫斯科，官复原职。

1649年1月底，新法典编纂工作结束，向全国公布。该法典被称为《会议法典》，也被称为《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法典》或《1649年法典》。法典共25章，967条，明确地规定了沙皇、国家、教会的权力，以及刑法、诉讼的程序等。对“国事犯”，即反对沙皇、反对国家、背叛朝廷、反抗教会者要进行严惩，一律处死；对于反对地方军政长官、持械进入宫廷及在宫廷内打架斗殴者，也一律处死。

法典从维护以沙皇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出发，强化农奴制。不仅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中小贵族对封地的所有权也得到保护。法典规定，这些贵族因年老体弱或伤残，不能继续服役时，其封地可以传给替代他服役的子孙或其他亲属，原来的封地变成了世袭的领地。世袭领地和服役封地的统一，不仅反映了俄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部法典使广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不仅对封建国家及贵族地主的负担更加沉重，而且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从法律上确定了农奴对主人终身的和世袭的依附关系，也将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固定下来。法典规定，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追捕逃亡者；农民如果逃亡，主人可以无限期地追回，同时追回他的妻子、儿女及财产，取消了搜索农奴的期限。从此，农民及其子孙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法典还规定，封建地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要负全部的责任，在自己的领地上则有权审讯农民，拷打、带上镣铐，进行判决，还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及其他个人事务；除了自己的主人有背叛沙皇的行为外，农民无权就其他任何事告发主人；如果地主破产，其债务需由农民负责偿还。

《1649年法典》的制定，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最后确立，在此基础上，沙皇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沙皇个人的权力也扩大了，俄国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6 乡村教堂

[1]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页。

第六章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的俄国文化

一、教育和科学知识的积累

15世纪末，俄国的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6世纪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政府的各级司法行政官员，必须识字；还规定签字是证明文件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从而刺激了俄国教育在16世纪继续得到发展。16世纪中期，百章宗教会议根据伊凡四世的旨意，提出在莫斯科和全国城市普遍设立学校的计划，后虽因师资不足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反映了教育在国家社会中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1574年，俄国印刷术的鼻祖伊凡·费多罗夫印刷出版了俄国第一部语法书《识字课本》，这是一部初级读本，内容包括基本语法和改进了的教学体系、范文，以及人道主义的教育教学思想等，这不仅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16世纪中期以后俄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6世纪由于教育的发展，一些探讨如何教育儿童的书籍陆续问世，如《治家格言》、《怎样用各种惩罚和对神的畏惧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用畏惧来教育和挽救孩子》等。在当时的俄国，宗教神学对教育仍有重要的影响，要求学生敬畏“神明”，并在学习活动中，严格执行宗教仪式。俄国的教育思想不反对体罚教育，主张通过体罚达到教学目的，这是不可取的，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强调家长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热爱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们的成长，使他们英勇、顽强、节俭、谨慎、爱劳动、有礼貌等。

17世纪，俄国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有了统一的课本，从而使识字教育有了统一的内容。瓦西里·布尔采夫的识字课本，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的语法书，卡里翁·伊斯托明的识字课本，都为推动俄国的识字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课本一版再版，印数很大。17世纪后半期，莫斯科一印书院印课本达30多万册。

16世纪至17世纪前半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统治之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民成立了与波兰天主教会学校相对立的兄弟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是学习东斯拉夫文化知识的场所，而且也是与波兰—立陶宛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的工具。继1586年在里沃夫成立了乌克兰第一所兄弟会学校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也都成立了这样的学校。学习斯拉夫语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此外也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修辞学和算术、几何、天文学、唱歌等。

17世纪后半期，随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加强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俄国的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为18世纪俄国教育的重大改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首先，初等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加了。这些学校教学的内容以读写为主，主要设在教堂和修道院内。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还开办了文法学校。在莫斯科等文化中心，出现了希腊—拉丁文学校，还成立了学习其他外语，如学习波兰语、瑞典语、德语等的学校。其次，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教学内容向更深的方面发展，出现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如17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院的培养目标不仅是为教会，而且也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俄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米·瓦·罗蒙诺索夫等曾在这里就读。

教育的发展，使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人中，既有贵族，也有一般的平民；既有僧侣，也有世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掌握多种外语，在文学或宗教、政治、天文地理等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这批人的出现，并不断增加，导致社会上对书籍的需求明显增加，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16世纪中期，《斋戒三重颂歌》、《福音书》等第一批出版物印制出版。1564年3月，《使徒行传》出版，该书字体统一，图案精美，版面清晰，表明俄国的印刷术已不断完善，俄国的印书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宗教方面书籍的作用不仅是在宣传教义上，而且还表现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方面。在波兰—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地区，这些俄文版的宗教著作则是保卫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自16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各地藏书的范围及规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修道院依然是藏书的主要场所，一些贵族也藏有许多书，据说伊凡四世有一个专用来收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大图书馆。

封建生产关系的加强和农奴制度的确立，要求经常进行土地丈量，计算农民应承担的赋税或徭役。社会生活的客观需求，使数学在16世纪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著作，如《土地丈量和土地分割法》、《田赋簿》等。数学的进步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当时编出的《复活节日期计算表》，已能准确地推算出100年内的复活节日期。较有影响的天文学著作还有《六翼表》、《宇宙志》等，作者在观测的基础上，正确地解释了日蚀、月蚀等自然现象，并能预测月蚀等天象发生的时间。

生物学和医学知识的积累，使这些知识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首先是实用医学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一些通俗的医书对民间流行的验方、药物进行了鉴别和整理，使之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1543年，根据德文书编译出版了《花园》一书，该书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个人卫生、护理病人、草药的药性及使用、某些疾病的具体治疗方法。1581年，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专为皇室和皇亲服务的药房。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愈加频繁，同时开始对外扩张，侵吞周边国家的领土，这一切迫切需要地理知识。俄国航海家发现了新地岛，到达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鄂毕河。以商人弗·波兹德尼亚科夫等为首的莫斯科使团，在1558—1561年曾到过亚陀斯、耶路撒冷、埃及等地，回到俄国后，他还写了列国游记。1552年，伊凡四世曾下令绘制俄国国家地图，这个任务很快完成。不仅如此，乌克兰、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波洛次克等地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地图在70年代也都绘成。到了17世纪，这些地图多被称作“旧图”，而被新的、更准确的地图所代替。

二、政论家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战胜封建割据势力，进一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坚持封建割据还是坚持集权统一，成为16世纪中期俄国政论家们所关注的重要主题。

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当时众多政论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生于立陶宛，曾在波兰、匈牙利的军队中任职，1538年来到莫斯科。他主张俄国应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撰写的反映这种政治观点的政论著作，在莫斯科的上层社会广泛流传；此外，他还写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国王的故事》、《关于穆罕默德苏丹的故事》、《关于书籍的故事》和《哲学家们和博士们的预言》等。

伊·谢·彼列斯维托夫坚决拥护伊凡四世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1547—1550年间，他在呈送伊凡四世的奏章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他认为，世袭的大贵族是威胁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这些人握有国家大权，那国家将陷入毁灭性的战乱之中。保卫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也不能指望大贵族，因为他们贪图安逸，懒散成性，只知道个人发财，不可能完成艰苦的战斗任务。他认为，新兴的服役贵族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所以成为贵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出身显赫，门第高贵，而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功劳。他尖锐地批判了门第观念，认为一切人自古以来就是生而平等的，“上帝创造出了能够自我管理的人，并且吩咐人要亲自成为主人，而不是去当奴隶”。他主张沙皇应该是“威严的和独断专行的，并且是贤明的而且不必下问的”，总之，沙皇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遇事无须同大贵族商议。在伊·谢·彼列斯维托夫看来，世袭大贵族应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大贵族坚持封建割据的行为，应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要使用恐怖手段，因为“没有这种恐怖，要想在国内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是叶尔莫拉伊—叶拉兹姆。他是莫斯科一座大教堂的大司祭，他的政论文章主要研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各阶级的权利与义务等社会问题。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提出对农民阶级要实行“缩小强制政策”，1549年，他在《慈善的沙皇管理农业》论文中提出，农民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粮食及一切财富都是靠农民的劳动而来的，从沙皇到普通的居民，都是靠农民的劳动来养活的。因此，国家应关心并改善处在“悲痛的动乱里面”的农民的现状；由于沙皇政府的收税人对广大农民作威作福，横征暴敛，除一部分捐税上缴沙皇政府外，许多被他们中饱私囊。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往往对农民施加暴力，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愈加恶化。他认为改善农民的现状，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建议用统一的谷物地租来代替包括货币地租在内的各种捐税。谷物地租以收获量的1/5为限度，同时征收储备的干草和木柴的1/5。这同当时征收实物地租等于收获量的1/3到1/2相比，农民的负担显然会明显地减轻。

16世纪中期，异端派的产生是当时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异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政论家费奥多西·科索伊。他曾是农奴，后在修道院落发为僧，是一位农民思想家。他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贫富；人类生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敌、没有权利争斗的平等社会，如果说这个社会有什么权力的话，那么，上帝是惟一的权力。由于当时的教会拥有大量地产，并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占有愈来愈多的地产，使农民破产，费奥多西·科索伊对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认为教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压迫现象表明，教会已经背离了上帝的旨意，已不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反对建造殿堂，反对崇拜圣像和十字架，嘲笑各种宗教仪式，他还明确指出，凡是由教会指定为“圣洁者、虔诚者和神圣者”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贪婪之徒。对于神职人员与沙皇政府相勾结欺压人民的本质，费奥多西·科索伊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说，神甫的教诲，不仅是要求人民服从他们自己，而且还要求人们“畏惧世俗政权并向其纳贡”。因此，他号召人们“不应听命于政权和神甫”，不仅反对教会，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沙皇政府，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如果说费奥多西·科索伊的异端思想主要代表的是农民的社会主张和理想，那么马特维·巴什金的异端思想则更多地代表了市民的利益和愿望。他是一个领主的子弟，同费奥多西·科索伊一样，他也反对官方建立教会，反对崇拜圣像，批判各种束缚人的思想的宗教仪式。但是在对社会的抨击上，他较费奥多西·科索伊要温和得多。他并不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人人平等，仅仅反对同基督教教义鼓吹的仁爱原则相距太远的奴隶制，他亲自实践了他反对奴隶制的主张，解放了自己的奴隶。

费奥多西·科索伊和马特维·巴什金的异端思想不为教会和沙皇政府所容。他们相继被捕。费奥多西·科索伊及其支持者不久从莫斯科逃到立陶宛；马特维·巴什金于1553年被最高宗教会议判罪，禁闭在一所修道院，后来死在那里。许多支持他们的异端分子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被处决。

伊凡四世不仅是俄国第一代沙皇，而且是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在16世纪中期开始的改革，以及建立沙皇特辖制、沙皇特辖军等，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中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究竟要不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莫斯科大贵族库尔勃斯基王公认为，专制是一种罪恶，会将俄国“封锁”起来，使其像“关在地狱里一样”，伊凡四世正是信奉专制、集权，所以才乱施暴政。伊凡四世在写给库尔勃斯基的一封长信里面，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什么主张把俄国建成中央集权的国家。

伊凡四世认为，在俄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不可违背的“神的意志”，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是俄国的传统。他在写给库尔勃斯基的信中说：俄罗斯从接受基督教以来即存在专制政治。专制政治以君主无限为前提。专制沙皇对自己的臣民享有无限的生杀权，一切不服从沙皇的行为，都是不服从上帝的行为。在他看来，只有沙皇不是名义上的，而是真正专制的、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国家才不会面临着灭亡和动乱的危险。他指出，沙皇专制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他自己根据“神的意志”亲自去处理所有事物；他可以任意赏赐自己的奴隶，也可以任意惩处他们；不允许教会和世俗的显贵干预国事，如果让“那些傲慢狡诈的人”左右自己，满足那些“乱哄哄的人”的愿望，那么，他这个沙皇就与奴隶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教会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伊凡四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教皇所掌握的国家总是要解体的。伊凡四世的这些政治思想理论，在他进行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要建立，以及如何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伊凡四世等主张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沙皇政府为维护其根本利益，强化野蛮的农奴制，加紧对外扩张，同时与教会相勾结，禁锢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异教徒进行残酷镇压，这一切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17世纪，俄国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倾向，没有继续得到发展。

三、文学和史学著作

16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统一，以及一个统一国家的文化发展。主教马卡里用12年的时间，将俄国的宗教文学汇编成《大日课经文月书》。这部巨著包括《圣经》、《圣徒行传》等经典著作。此外，《诺夫哥罗德的米哈伊尔·克罗普斯基传》、《穆提扬督军德拉库尔记事》、《格鲁吉亚女王迪拉娜的故事》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们反对封建割据、坚持国家统一、拥护王权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农奴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愈加恶化。这一切在文学中都有所反映，他们十分怀念农民战争的领袖鲍洛特尼科夫、斯杰潘·拉辛等人，歌颂他们是“鲜红的太阳”。

17世纪时，俄国的文学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内容，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以及一些作品对教会的尖锐批判，使之与宗教文学有了明显的差异。然而，这一时期俄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讽刺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盛行。

讽刺小说语言生动、诙谐，情节简单、有趣，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在一般社会下层拥有广大的读者，可被认为是通俗的文学读物。虚伪的教会首先是讽刺的对象，在《公鸡和狐狸的故事》中，狐狸是教会的化身，他用美妙的语言劝说公鸡从树上下来，下来后可得到“祝福和恕罪”，结果公鸡飞下来后，立即被狐狸吃掉了。类似的作品还有《为酒馆祈祷》、《卡利亚津呈文》、《卡尔普·苏图洛夫的故事》、《萨瓦神甫的故事》、《酒鬼的故事》等。在这些作品中，平日道貌岸然的僧侣的真面目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或是与沙皇政府相勾结的贪官，或是腐化堕落、生活放荡的酒鬼，虚伪是他们共同的本质。法庭也是被讽刺的对象。在《叶尔什·叶尔绍维奇的故事》和《谢米亚基审判的故事》等书中，揭露了法庭与封建主相勾结，收受贿赂，欺压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正是由于他们贪赃枉法，才使农民破产，流离失所。

《赤贫者的课本》是17世纪俄国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通过一名赤贫的人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暴露了各类卑劣者的丑恶面目，以及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各种倒霉的事情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亲属嫉妒、财主欺负、邻居仇视、被告密者出卖”等等。然而，最坏的是富有的财主，他们“对穷人吝啬透顶，鬼才知道他们从何处和怎样发的财”。这些财主使这个倒霉的人“欠下还不清的债，使他一贫如洗”。他对财主充满了仇恨，他说，“我只要听到地主的哼哼声，我就要用棍棒敲他的脊梁骨”。这实际上反映了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和仇恨。在《背运汉的故事》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受人同情的穷人形象，他“一无所有，赤身、光脚，腰间系着一条树皮做的带子”，他所以穷困潦倒，成为赤贫者，固然与酗酒狂饮有关，同时也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在17世纪，由于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1680年问世的《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中，通过新贵族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婚姻，形象地表现了在17世纪时，俄国旧贵族没落和新贵族上升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萨瓦·格鲁岑的故事》中，主人公萨瓦·格鲁岑是商人的子弟，在17世纪俄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撞击下，他厌恶父辈迂腐的生活，决定离开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新的生活。但是，旧的传统习惯势力依然有强大的力量，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部作品擅长心理描写，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一般认为，这是俄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17世纪时，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翻译作品明显增多。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小说逐渐为俄国人所了解，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俄国，由于教会的干预，反映爱情生活的小说很少。西欧国家的骑士小说《博韦王子的故事》、《勇敢骑士金钥匙彼得的故事》、《奥托皇帝和奥伦妲皇后的故事》等对爱情的描写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来自东欧或东方国家。流传较广的作品有《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的故事》、《七贤故事》、《格言集》、《罗马故事集》、《圣谕》等。

历史小说的出现和讽刺小说、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现一样，反映了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在不断加强，同时也表明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渗透有越来越多的世俗思想。历史小说离不开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的中心是人。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小说有《特维尔少年修道院初建记》、《莫斯科公国开国记》、《顿河哥萨克围攻亚速夫记事》等。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真实事件，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同时使历史小说的主题开始从宗教神学中的神转变到了现实的人。因此，17世纪时历史人物的传记不再是圣徒、圣母，而是具体的人。如沙皇费多尔、大主教尼康、近臣拉吉舍夫、贵夫人莫罗佐娃等人的传记都属于这一类。《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记》是一部有特色的传记著作。它是由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的儿子写成的。在这部著作中，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和蔼可亲，关心邻里，助人为乐，既能同丈夫、子女，又能同仆人和睦相处。

17世纪时，俄国历史著作最大的变化是基本放弃了编年体的撰写方法，而更多的是采用记事和政论的体裁。这种变化是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历史思想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最初的20年，人们经历了“混乱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使人们要求了解本国历史的愿望空前迫切，这也推动了历史著作的繁荣。《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记事》、《1606年记事》、《瓦尔拉阿姆告密》、《关于格里什科·奥特列皮耶夫的故事》、《记事集》、《新记事》、《俘虏悲号》等成为人们了解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大量官方的关于“混乱时期”的历史文献问世。这些文献从维护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极力歪曲历史，将17世纪初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结为农奴造反，违背了基督圣训的结果。他们在强调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同时，攻击农奴对封建农奴主的反抗是俄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农民战争给俄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新的皇权才能解决俄国社会的混乱，罗曼诺夫王朝就是给俄国带来稳定和发展的新王朝。1630年问世的《新编年史》是记述“混乱时期”的重要历史著作。这部著作是在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倡议下编撰的，带有明显的官方修史色彩，全书的宗旨是论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17世纪时，罗曼诺夫王朝为官方修史进行了新的努力。1657年，沙皇政府成立了专门修史的“记事衙门”，其主要任务是编撰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早在16世纪，主教马卡里曾下令编撰《皇室谱系》。这部谱系将俄国历史的发展分成17个“阶梯”，从开国王公起，写到伊凡四世止。第一个“阶梯”是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公国，第17个“阶梯”是伊凡四世时的俄国。在叙述俄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梯”时，极力将皇权和教会密切地结合起来，强调“君权神授”，其现实意义在于，任何对沙皇政权的反抗，都是在与上帝对抗。记事衙门建立后，开始续写《皇室谱系》，补充了伊凡四世以后新的史料。

在17世纪，俄国历史著作的内容明显地扩大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成为历史著述的内容。如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占领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事实，在历史著作中就有较多的记述。继1636年萨瓦·叶西波夫撰写了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编年史后，又有《斯特罗加诺夫编年史》和多种版本的《西伯利亚史》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保存有一些地方衙门的原始档案资料，是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使其与中国的联系增加了。在《全世界第一部分的记述》、《俄国村落和同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大河传说》等著作中，记述了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以及侵略中国的经过。

四、建筑艺术

16世纪中期以来的俄国建筑艺术，在继承俄国传统的建筑艺术风格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莫斯科作为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集中展示了俄国的建筑艺术。为了庆祝伊凡四世加冕为俄国第一代沙皇，修建了吉亚科夫教堂，这座教堂由中心高大的圆顶柱塔和四角的小柱塔组成。伊凡四世为了纪念征服喀山，于1555—1560年在莫斯科城郊修建了一个豪华的教堂——瓦西里·勃拉任内大教堂。这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中央高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升天堂，这座殿堂不是圆顶的，而是四坡顶，四周有8座柱塔形的建筑物环绕，所有的建筑外墙都有精美的绘画和浮雕。整个教堂浑然成一体，仿佛是一座巨大的雕塑。1585年，鲍里斯·戈杜诺夫在一所修道院内仿造莫斯科著名的圣母升天堂，修建了一座升天堂。在这之前不久，沃洛格达修建的索菲娅大教堂，有不少地方是对莫斯科教堂的模仿。这些教堂表明，俄国的建筑艺术已经开始摆脱拜占廷建筑艺术的影响，与一个独立、统一、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相一致，俄国建筑逐渐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民族风格。

在17世纪，民族特点鲜明的俄国建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木结构建筑依然是俄国普遍的建筑形式，特别是在农村。这一时期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是莫斯科郊外科洛缅斯科耶村的皇宫。这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无论是沙皇、皇后、皇太子、公主专用的殿堂，还是一般随从的起居室，都各有特色。精致的雕刻和栩栩如生的壁画交相辉映，绚丽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石砌建筑也较普遍，多用于中上层贵族和商人的住宅。

莫斯科的建筑，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对17世纪俄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都修筑了巍峨的锥形尖顶，这些尖顶的装饰作用，使这些塔楼有了强烈的美感，特别是1628年在弗罗洛夫斯基塔楼上安装了自鸣钟后，克里姆林宫显得更为壮观，成为莫斯科的象征。克里姆林宫中的闺宫原是木质结构，早年因火被焚为废墟。1635—1636年，俄国建筑师安季帕·康斯坦丁诺夫等重修了闺宫。这座新的殿堂是五层阶梯式的建筑，顶层上覆以不高的结合穹顶，正面朝向莫斯科河，由于每层都有敞廊围绕，门窗上饰有精美的雕刻，所以显得极为华丽。修饰一新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是俄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观念形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建筑的形式上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总主教尼康与沙皇政府分庭抗礼，他为了强调宗教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教会建筑上的任何革新，如他主张恢复古典的十字五圆顶教堂的式样，禁止建造四坡顶的教堂，因为他认为这种教堂更多地吸取了俄国民间建筑的特点，而远非是正统的。因此，四坡顶式的建筑只能用于建造门廊、钟楼等一般性的宗教建筑上。尼康极力要使宗教建筑体现出所谓的“希腊精神”，模仿希腊时代耶路撒冷的宗教建筑修建。尽管这种模仿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搬不差，不少方面自然地表现出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印迹。1653年，他先后修建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大主教宫、瓦尔戴的伊韦尔修道院。1656年，尼康又在莫斯科近郊修建了著名的沃斯克列辛斯基修道院，这个修道院被人们称为“新耶路撒冷”。1666年尼康被流放后，按照他的主张修建的一些大礼拜堂和修道院，不得不停顿下来，拖了很久才最后完工。

17世纪中、后期，俄国的建筑艺术已更加成熟。复杂的结构，独特的布局，精美的装饰，为其接受西欧的巴洛克建筑艺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巴洛克”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巴洛克时期”是西欧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巴洛克艺术”的主要特征是豪华和浮夸，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严肃、含蓄相悖；具体在建筑艺术上，善于运用矫揉、夸张的手法，在宗教建筑上，将建筑物、绘画、雕塑合为一个整体，追求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17世纪末，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先出现了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实际上是巴洛克建筑与传统的俄国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被称为“莫斯科巴洛克式”的建筑。

17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7世纪末，乌克兰的教堂建筑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694年建成的沃延诺—尼科尔大教堂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它是在俄国著名的建筑师奥西普·斯塔尔采夫的主持下修建的。乌克兰式的十字形教堂在俄国的建筑中独树一帜。如1672年完工的古斯藤修道院，1698年完工的佩切拉修道院等是这种十字形教堂的代表。由于乌克兰同西欧国家有较多的文化联系，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包括教堂建筑在内的所有建筑，特别是民用建筑的世俗化，在乌克兰出现了不少巴洛克式的建筑。

7 俄国“大使团”出访西欧

第七章18世纪：俄国走向欧洲文明

一、志在冲出俄罗斯的彼得一世

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即后来的彼得一世）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所生。1676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病故，由其第一个妻子所生的费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即位。费多尔体弱多病，智力平庸，理政不到6年便死去了。费多尔无子，由谁继承皇位，成为沙皇两个妻子的家族——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纳里什金家族激烈斗争的焦点。

在大贵族、大商人、教会和市民的强有力支持下，年仅10岁的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于1682年即位为沙皇，称彼得一世，其生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摄政。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对于彼得一世执政极为不满，以致敌视。以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阿列克塞耶芙娜为首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主张立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兄长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沙皇，并企图在莫斯科射击军的支持下，推翻彼得一世的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挑拨射击军和纳里什金家族的关系，造谣说纳里什金家族杀死了皇子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还说射击军所以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也是由于纳里什金家族造成的。1682年5月，射击军经过周密准备后，冲进克里姆林宫，杀死了已故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属及亲信多人，制造了宫廷流血事件。之后，索菲娅·阿列克塞耶芙娜策划了莫斯科市民动乱，使彼得一世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

1682年5月26日，缙绅会议被迫宣布沙皇政府同时有两个沙皇：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第一沙皇，称伊凡五世；彼得一世为第二沙皇，同时还决定由索菲娅摄政。在索菲娅摄政期间，彼得一世、他的生母以及他们的亲信，被迫离开宫廷，住到离莫斯科约7俄里远的皇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索菲娅不允许他们随意离开那里，要他们在皇村过一种“悠闲”的隐居生活。伊凡五世实际上是一个傀儡，索菲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权力。

在皇村，彼得作为两个沙皇之一的权力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这里，他组织了两个“游戏军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兵团。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作“军事游戏”，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学习航海技能和使用航海仪器。彼得在皇村生活了7年，他一天天长大了。这时，那两个早年作“游戏”的军团已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成为忠实于彼得并具有战斗力的真正的军团了。为了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式部队，彼得请有专长的苏格兰人、瑞士人、荷兰人帮助进行训练，学习如何掌握火炮等先进军事技术。

1689年1月，彼得一世同年长他3岁的洛普欣娜完婚，这表明彼得一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按照俄国的传统，他已可以亲自职掌国家政权。但是，索菲娅根本无意交出权力，她看到彼得一世一天天成长起来，使其女皇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于是她决定在射击军的支持下再一次发动政变，杀死彼得，彻底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彼得事前知道了索菲娅的阴谋，在1689年8月7日匆忙前往距莫斯科约60俄里的谢尔盖耶夫修道院。在那里，彼得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兵团的坚决支持，很快粉碎了索菲娅的阴谋。索菲娅的亲信费·沙克洛维蒂被处死，宠臣瓦·戈利津被流放，索菲娅则被监禁在修道院。彼得同时写信给伊凡五世，他说，索菲娅是一个“可耻的人物”，不允许她继续插手国家事务，今后应由他们俩人共同管理国家大事。彼得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沙皇。

17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闭的国家，它虽然濒临北冰洋和太平洋，但没有一处天然良港。北冰洋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年有9个月的结冰期，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能否打开出海口已成为决定俄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索菲娅摄政时，俄国为了打通亚速海和黑海的出海口，曾参加反土耳其联盟，两次远征克里木，均以失败告终。彼得一世执政后，决定夺取亚速夫要塞，再次进攻克里木。1695年夏秋，俄军发起亚速夫战役，遭到惨败。1696年5月，俄国已创建了海军，经过扩军备战、周密准备后，再次向亚速夫发动进攻，获胜。俄军虽然占领了亚速夫，但并没有打通黑海的出海口。为了打败土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俄国做出加速建造大型战舰，进一步发展海军的决定。在军事上积极备战的同时，俄国在外交上频繁活动，游说欧洲国家，扩大反土耳其联盟。

1697年3月，彼得一世派遣“大使团”赴欧洲，企图拉拢更多的国家参加反土联盟，同时进行考察，采购新式军械，招聘技术及军事专家。彼得一世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以下士的身份随团出访。大使团内还有数十名到国外学习造船技术和军事的贵族青年。在荷兰，考察了大型的船厂；在英国，详尽研究了造船技术；在奥地利和波兰，探讨了反土联盟的问题。虽然没能建立这个联盟，但了解到控制波罗的海的瑞典与丹麦、波兰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在短时期不能解决黑海出海口的情况下，彼得一世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作为俄国近期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决定靠近丹麦、波兰，加入了反瑞典的同盟。彼得一世还准备到威尼斯进行活动，由于国内射击军发动兵变，只得迅速返回国内。

在彼得一世回国前，兵变已被粉碎，136名射击军被处死，2000余人被流放。彼得一世返回莫斯科后，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坚决地镇压了射击军。事实证明索菲娅是这场兵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彼得一世下令将其囚禁到新圣母修道院，禁止她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彼得一世还发现他另外的一个姐姐玛尔法·阿列克塞耶芙娜同射击军叛乱有关，彼得一世亲自审讯了她，玛尔法被削发为尼。彼得一世亲自审讯的结果，又有近800名射击军被处死，在粉碎射击军兵变的同时，也彻底地粉碎了索菲娅企图东山再起的图谋。彼得一世通过果断地镇压射击军，有力地提高了他在沙皇政府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这为彼得一世推进改革，为使落后的俄国走向先进的欧洲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彼得一世改革

17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英国和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彼得一世从欧洲考察归国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粉碎射击军叛乱，以及通过改革彻底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欧洲一些国家先进的军事设施、武器制造、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以及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改革应以西欧国家为榜样推行全面的改革，革除俄国的陈规陋习，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加强沙皇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他说，他的改革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为7年。1700—1707年为积蓄力量阶段；1707—1714年为俄国兴盛阶段；1714—1721年为建立良好秩序阶段。

军事改革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内容。彼得一世镇压了射击军的叛乱后，决定建立新的正规军代替射击军。1699年颁布了实行征兵制的敕令。1699—1725年，共征兵53次，约28.4万人入伍，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陆军。为了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实现从地域性蚕食体制向世界性侵略体制的转变，俄国组建了波罗的海舰队，由35艘大战舰、10艘巡洋舰和200余艘帆桨战船组成，有水兵2.8万人。此外，在里海也建立了舰队。为了提高军事实力，加强俄国陆海军的战斗力，彼得一世从国外聘请了一批有经验的教官担任俄军顾问。彼得一世还创办了各类军事学校，培养航海、炮兵、工程技术方面的军官。1716年，彼得一世颁布了由其制定的《军事法规》，以后又颁布了《海军章程》，对于加强俄军的组织性有重要的意义。彼得一世军事改革的结果，使俄国建立了正规的陆海军，开创了俄国建军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之一。

为了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彼得一世十分重视发展工业，狂热地建造工厂，实行奖励发展工业的政策。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的冶金、呢绒、制革、矿产、火药及机器制造的手工工场迅速发展。到1725年，俄国已有240余家较大的手工工场，其中冶金业规模最大，乌拉尔是最著名的冶金基地。此时俄国已改变了金属依靠进口的局面，而且还能向国外出口金属。到18世纪中叶，俄国生铁的出口量已占欧洲首位。彼得一世重视发展军火业，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莫斯科、彼得堡、沃罗涅日、卡西拉、图拉等地是较大的军火业中心。为了提高工业水平，彼得一世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重金礼聘有真才实学的外国技师。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彼得一世将国有土地和农奴拨给工场使用。私人开办工场时，可将土地和农奴同时购买。

为了不断扩大国库的收入，加强政府的税收，彼得一世及时地进行了财政改革。自1718年起，俄国政府开始进行人口统计，用征收“人丁税”的办法代替以往按户纳税的方法。1719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全国农民在各省登记户口；1723年，沙皇政府又决定家用奴仆同农奴一样，必须交纳人丁税。人丁税的交纳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却明显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1710年，国库收入250万卢布，1724年达850万卢布，其中460万卢布来自人丁税。

从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彼得一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行政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限制、削弱大贵族的势力。1699—1708年是行政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将全俄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有职掌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督一人，由沙皇亲自任命。1709年至2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1718—1721年，取消了旧时的政厅，在元老院下设11个院，分管财政、军事、外交、司法、贸易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1722年增设了总监察官，随时监督国库收入和有可能发生的营私舞弊现象。在1713—1714年将全俄扩大到11个省后，1719年又将11个省划分为45个省，后来又划成50个州。沙皇任命独揽军政大权的州长。在任命各级官吏时，彼得一世打破了门第观念和贵族世袭制度，主张不凭出身，而是凭能力和功绩量才使用。1722年1月，彼得一世颁布了《职官等级表》，国家文武官吏分为14级，非贵族出身的人升到第8级时，即可获得贵族称号。彼得一世还建立了“团区防”制度，使地方在军队的严格控制之下。

俄国的教会历来是与沙皇政府分庭抗礼的，随着教会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不断增长，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因此，彼得一世在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同时，进行了宗教改革。1721年，彼得一世不顾教会的激烈反对，颁布了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了总主教的职衔，成立了宗教委员会。宗教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沙皇任命，从而使教会完全置于沙皇政府的管理之下。从此，教会只能在宗教领域进行有限的活动，不得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为了有效地控制教会，彼得一世还下令限制教会的财产，不允许教会占有过多的土地和农奴，同时将伤残士兵，失去劳动力的老人、病人送到修道院，由修道士供养。宗教改革沉重地打击了教会势力，结束了长期以来教会与沙皇政府之间的权力纷争，加强了以彼得一世为代表的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彼得一世在进行军事、经济、财政、行政、宗教等内容广泛的改革时，还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符合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进步。但是，这场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贵族和教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和破坏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大贵族和神甫的支持下，皇太子阿列克塞公开反对改革，扬言他一旦继承王位，将彻底恢复改革前的旧秩序。为了达到破坏改革的目的，他甚至里通外国，企图在奥皇查理六世的帮助下，夺取王位。彼得一世为了保证改革的成功，果断地将阿列克塞及其同伙投入监狱，并宣布将其判处死刑。事后，彼得一世宣布取消传统的长子继承权，规定在位的皇帝可以自由地选择王位继承人。

三、俄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彼得一世推崇西方文明，出访欧洲各国返回俄国后，坚定了他加快使俄国西化的决心。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彼得一世十分重视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彼得一世的敕令，1714年在全俄各省城普遍建立了初等算术学校，10余年间，已有42个城市建立了这种学校。在这之前，莫斯科开办了欧洲第一所实科学校——数学与航海学校。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技术等专业知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从英国请来有经验的教师教学。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著名的海军学院的前身。

彼得一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各方面的军事人才。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国的教育主要把持在教会手中。学校的教学，包括识字在内，完全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学生很少学到对社会发展有用的真本领。彼得一世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在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开办了炮兵学校，一些沿海城市开办了航海学校，还在不少城市开办了外科医学校、工程学校、采矿工业学校及语言学校等。这些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对俄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缩小俄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彼得一世下令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1703年1月2日在莫斯科出版；还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剧院和公园。彼得一世在1710年作出采用新字体代替复杂的教会斯拉夫字体的决定。这对于加快发展教育，普及文化知识，促进各类科学技术著作的出版有重要意义，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建筑、航海等方面的著作也译成了俄文。从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实际需要出发，彼得一世进行了历法改革。他下令从1700年起使用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儒略历，新年从1月1日开始，不再使用俄国传统的“创世纪年”，即新年从9月1日算起的历法。彼得一世提倡学习外语，甚至规定在宫廷中要学习法语。他对俄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陈规陋习也坚决进行了改造，如下命令不许留胡须，把贵族的大胡子剪掉；要求人们穿西装，不许继续穿俄罗斯旧式的长袍。他还提倡举办法国式的大型舞会，主张男女之间进行文明的交际。为了使贵族子弟养成良好的习惯，彼得一世在位时出版了《青春宝鉴》，明确阐述了青年人应具备的良好的生活准则，对广泛传播西欧的生活方式，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彼得一世在1724年发布了关于在俄国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命令。同年，颁布了科学院章程，明确指出科学院不设神学研究，从西欧聘请了著名的专家学者，订购了科学仪器。科学院的任务包括科学研究和教学两部分，它附属有一所大学和一所文科中学。1725年，科学院在彼得堡正式成立。它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人文三个学科，下设十一个研究室。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没有一个是俄国人，以后随着大批优秀的俄国学者成长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是18世纪俄国学者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少年时在渔村学习文化知识，在他19岁那一年，徒步来到莫斯科，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习，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彼得堡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继续学习，1763年又被派到国外继续完成学业。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彼得堡科学院的副教授、教授、院士。罗蒙诺索夫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在化学、机械学、矿物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和诗歌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还是俄罗斯古典哲学、哲学唯物主义及自然哲学的奠基人。在科研及教学活动中，他反对科学殿堂的大门对农民紧闭，认为在教育中应实行无等级原则。他还制定了《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章程》；亲自编写和翻译了《俄语语法》、《修辞学》、《实验物理学》等教科书，以后又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大学的创建工作。

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这是一所由法律、哲学和医学三个系组成的大学。同在彼得堡的科学院一样，这所大学也不研究神学，不设神学系，这是和西欧大学最显著的区别。1756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并承印俄国第二家报纸《莫斯科新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俄国新的科学中心。这个科学中心的任务十分明确，即从俄罗斯人中培养真正的第一流的学者，尽快提高俄国的科学水平。莫斯科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一所为贵族专用，另一所是为除了农奴以外的各阶层人所设。这样，罗蒙诺索夫力主允许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在文科中学里，学生主要学习语文、数学、历史、俄语、拉丁语和其他外语。1758年，在莫斯科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下，在喀山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学生入大学的文科中学。19世纪初，在这所文科中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喀山大学。莫斯科大学及大学附设的文科中学，在俄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培养了大批当时急需的各类人才，而且为以后俄国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文学艺术

18世纪是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18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处在新旧交替阶段，属于过渡时期。始于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发展也不例外。其最重要的后果是在30年代以后产生了俄国古典主义，并逐渐成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俄国文学主流。这一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是维护国家利益，建立专制制度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组织。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季·康捷米尔、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亚·彼·苏马罗科夫、米·瓦·罗蒙诺索夫等等。

安·季·康捷米尔是诗人，他的讽刺诗入木三分地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和愚昧主义，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是18世纪俄国讽刺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除写讽刺短诗和寓言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俄国文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文学语言和诗歌创作的研究，对古典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自己撰写了颂诗、短诗、十四行诗、悲剧和长篇小说，此外，还翻译了多卷外国历史名著。亚·彼·苏马罗科夫是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体裁多种多样，有悲剧、喜剧、歌剧、颂诗、爱情诗，以及讽刺文学和寓言等。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悲剧方面，他的戏剧创作理论和实践，为古典主义的戏剧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代表作《霍列夫》是俄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是俄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经久不衰的名剧。亚·彼·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树立了俄国古典悲剧的典范，对俄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认为是俄国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之一。米·瓦·罗蒙诺索夫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者，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他对诗歌、语言、文学理论都有研究，努力使文学题材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符合俄语特点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俄国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提出创造全民族的语言的任务，强调文学语言应以口语为基础，具体研究了文学语言的三种语体，即诗歌、散文、演说等，对当时和以后俄国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典主义的文学中，讽刺性的文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除诺维科夫主编的《雄峰》、《画家》等讽刺性杂志外，艾明的《地狱邮报》，楚尔科夫的《杂拌儿》，杰尔查文的《费丽察颂》、《权贵》、《兹万卡的生活》，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病态，奴隶主的虚伪、残暴，上流社会的腐败等，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农奴制是俄国社会的万恶之源，表现出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冯维辛的喜剧中，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得最充分，《纨绔少年》成为俄国戏剧中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继冯维辛之后，克尼亚日宁、卡普尼斯特等的剧作有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诺夫哥罗德的瓦季姆》、《告密者》。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官僚的腐败和专横，热情地歌颂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英勇斗争。

18世纪后期，古典主义文学流派的积极精神开始逐渐消失。70年代，由于农奴制的剥削急剧强化，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这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18世纪末，感伤主义文学在俄国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1773—1775年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后，封建贵族、地主的忧伤情绪的直接反映。同时，这也是当时英国、法国、德国文学影响的结果。感伤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卡拉姆津。他早年在莫斯科大学旁听时，深受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1789—1790年在欧洲的游历，对其感伤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感伤主义是相对古典主义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抽象化、概念化倾向，主张文学描写应表现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

卡拉姆津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强调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如农民或中小贵族，而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同时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揭示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痛苦的体验，反映他们种种不幸的遭遇。他的代表作有《苦命的丽莎》、《领主女儿娜塔莉娅》、《俄国旅行者的书信》等，被认为是俄国18世纪优秀的文学作品。感伤主义文学的语言清新、流畅、活泼，富有表现力，在进行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时，主张使用口语，对丰富俄罗斯的文学语言有重要意义。卡拉姆津作为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理想与西欧感伤主义者不同，他只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并不反对封建农奴制，掩盖俄国社会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反对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任何民主倾向，后来成为反动的贵族思想家。

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还有德米特里耶夫、拉吉舍夫等。德米特里耶夫是著名的感伤主义诗人，以撰写歌谣、寓言著称；拉吉舍夫不仅是感伤主义文学家，而且是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贵族革命家。他的代表作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虽然书中多处流露出感伤主义的情绪，但这本书却与卡拉姆津的著作有着本质的区别。拉吉舍夫对农奴制的深刻揭露，使这部著作成为向农奴制公开宣战的战斗檄文。他在《自由颂》中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战斗的队伍从各处冲来，大家都以希望作为武器，个个忙着把那戴王冠的掌刑人的血，用来洗净自己的一切耻辱。剑锋犀利，我见它遍体发光，死神打扮成各种模样，飞到沙皇骄傲的头上，狂欢吧，团结起来的人民，这是我们天赋的复仇之权，他把沙皇送到了断头台上。”

在18世纪，与俄国戏剧文学同时得到发展的是俄国的戏剧表演事业。30年代在彼得堡出现了官办剧场，既有外国的剧团，也有本国的剧团进行表演。1738年，芭蕾舞导演Ж.Б.兰德成立了一所舞蹈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培养各类表演人才的综合性戏剧学校，对俄国表演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世纪中叶，亚罗斯拉夫尔商人Ф.Г.沃尔科夫在当地成立了第一所公共剧院，剧团由商人子弟、中学生、年轻职员及其他戏剧爱好者组成，演出的剧目以俄国剧作家的作品为主。剧院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有力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影响。1752年，沃尔科夫的剧团迁往彼得堡，4年后，根据沙皇政府的命令成立了永久性的俄国国家剧院——“俄国悲剧喜剧院”。沃尔科夫被任命为第一宫廷演员，著名剧作家亚·彼·苏马罗科夫出任剧院经理。这家剧院后称俄罗斯剧院，即现今的普希金模范剧院的前身。俄国悲剧喜剧院最初是一所宫廷剧院，仅仅为宫廷服务，并不向广大公众开放。1779年，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剧院。剧院的艺术指导是俄国著名戏剧家И.А.德米特列夫斯基。他不仅是著名的演员，而且是优秀的导演、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批俄国第一流的剧作家和演员，他们持久不懈的努力，为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世纪时，宗教音乐在俄国社会中的作用明显地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世俗音乐。同宗教音乐相比，这些音乐形式多种多样，更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单调的赞美歌脱离生活实际，随着音乐从教堂走向街头，赞美歌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逐渐为抒情歌曲的出现创造着条件。彼得一世在文化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外国音乐在俄国的广泛流行。著名的外国乐团经常在彼得堡举行音乐会，西欧音乐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如歌剧、舞剧的幕间曲、奏鸣曲、协奏曲、弦乐三重奏等，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18世纪俄国音乐的中心，在那里建立了意大利歌剧院。1731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歌剧《卡兰德罗》的首场演出，这也是俄国的第一次歌剧演出。在当时，对俄国音乐艺术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和法国。俄国演员和外国艺术家同台演出，在表演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1755年，上演了第一部用俄文歌词写的歌剧《刻法洛斯和普罗克里斯》，这部歌剧由俄国作家亚·彼·苏马罗科夫撰写歌词，由意大利作曲家阿拉伊阿谱曲。

18世纪下半叶，俄国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出现了一些业余剧团、家庭剧团和农奴剧团，反映了艺术活动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性质。业余剧团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校里，如莫斯科大学、贵族学院、贵族军校等；演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但首先是农奴。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全俄已有170多个农奴剧团，100多个农奴乐团。在他们之中不乏佼佼者，如坦波夫省、弗拉基米尔省的A.P.沃龙佐夫剧团、莫斯科近郊的舍列梅捷夫剧团都有一批才华出众的演员，闻名全俄。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俄国民族音乐开始确立，出现了民族歌剧和新的俄罗斯风格的声乐作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俄国的民族乐派。

俄国的民族歌剧与俄罗斯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些民族歌剧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喜剧，许多杰出的作家为喜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们的笔下，封建贵族、农奴主的丑恶面目，农奴制的腐朽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对受压迫受侮辱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是由М.В.波波夫作词的《阿纽塔》，1772年首次在皇村上演。18世纪后半期，深受人们欢迎，在俄国戏剧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歌剧还有《磨房主—巫师、骗子和媒人》、《车祸》、《有朝一日会成名》、《驿站车夫》、《奥菲欧》等。作为歌剧艺术兴旺的重要标志，在莫斯科、彼得堡等中心城市先后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表演团体。

在进行歌剧演出时，往往有芭蕾舞表演穿插在剧情之中，后来芭蕾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表演形式。从外国传来的芭蕾舞，很快植根在俄国艺术发展的土壤中，形成了俄国民族的芭蕾舞派。在1738年和1773年，俄国先后成立了两所芭蕾舞学校，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在校任教，培养了大批芭蕾舞演员。

俄国建筑艺术在18世纪有重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呈现出持续不断的建筑高潮，出现了一批高大的有影响的建筑群。彼得堡从涅瓦河畔的军事要塞变成了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逐渐被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代替。如果说巴洛克主要表现的是豪华、纤巧，那么，古典主义更多强调的是朴实和庄严。在古典主义的建筑师看来，古希腊罗马典型的柱式建筑显示了力量和权威，是理想的建筑形式。俄国建筑艺术古典派的代表作有彼得堡的冬宫、塔夫里达宫、海军大厦、艺术学院大厦、大理石宫、夏宫花园、兵器展览馆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等。在莫斯科，传统的俄罗斯建筑形式也与古典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改建克里姆林宫的设计方案，以及帕什科夫大厦、参政院大厦、莫斯科大学旧楼等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些建筑中，装饰有许多精美的雕塑，现实的需要加快了一批优秀的俄国雕塑家的成长，使俄国的雕塑艺术在18世纪有了重大进步。当时著名的雕塑艺术家有Ф.И.舒宾、М.И.科兹洛夫斯基等。与此同时，俄国的绘画艺术也在迅速发展。俄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和欧洲流行的新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优秀画家，如А.П.安特罗波夫、Ф.С.罗克托夫、Д.Г.列维茨基、В.Л.博罗维科夫斯基、А.П.洛先科、С.Ф.谢德林、Ф.Я.阿列克谢耶夫、М.希巴涅夫等。他们在肖像、历史、民俗、风景画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的绘画艺术宝库。

在俄国走向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中，18世纪是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是同俄国社会发展一致的，反映了彼得一世改革以及改革后俄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为19世纪俄国文化的高涨，以及俄国文化同欧洲文化更紧密的联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俄国启蒙运动

俄国启蒙运动始于18世纪中期。此时，野蛮的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斗争中，推动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如果说俄国启蒙运动是当时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的话，那么，另一个更重要的中心则在法国。18世纪后半期，以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8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作大量译成俄文出版，对俄国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持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建立卫生保健来改善农民的现状。教育要民主化，无等级化，首先使农民的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权利。他尖锐地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的残暴，要求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来改变现状。

俄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罗蒙诺索夫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他们猛烈抨击农奴制的罪恶，揭露农奴主和神甫的残暴，对处境悲惨的广大农奴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他们认为，农奴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因为“天赋人权”；买卖农奴是一种野蛮的习惯，应该禁止买卖农奴，并允许农奴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他们还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国家的进步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都与农民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广大农民濒于破产，那将会对社会其他各阶层，以及整个国家的兴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雅·帕·科杰尔斯基是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封建地主所宣扬的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他们“懒惰”、“酗酒”、“挥霍钱财的结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他把农民比作是“爱好劳动的工蜂”；他坚决反对地主肆意掠夺农民的财产，巧取豪夺使农民破产。在地主超经济的奴役和压榨面前，农民的自卫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就如同“勤劳的工蜂”不顾死活地保卫着自己的蜂巢，去击退那些企图用他们所储藏的蜂蜜来赚钱的人一样。他强调，为了使农民对农业生产有兴趣，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而且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对俄国现实社会中，地主贵族把农民当作牲畜一样虐待，随意侵犯农民的私产等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抨击。

尼·伊·诺维科夫是俄国又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创办的讽刺性杂志《雄峰》和《画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在这些杂志中，政府高官和封建贵族的丑恶面目，如贪赃枉法、尔虞我诈、贪婪无度、曲意逢迎、溜须拍马、愚昧无知等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使他对那些所谓好的地主农奴主，即“有理性的”、“人道的”地主农奴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和“狂妄的地主农奴主”不一样，盲目地认为，只要激发出他们的慈善心，他们就会成为农民的“慈父恩人”。尼·伊·诺维科夫是莫斯科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是18世纪产生于英国，后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宗教政治性团体，18世纪中叶传入俄国，在上层贵族中有较大的影响，是他们反对进步思想的主要工具。因此，在诺维科夫主办的报刊上，时有宗教倾向的文章刊出就不奇怪了。伊·安·克雷洛夫是诺维科夫事业的追随者。他创办了《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报刊，对沙皇政府及农奴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1792年，诺维科夫被沙皇政府判处徒刑15年后，克雷洛夫被迫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的拉吉舍夫是俄国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1749年，他生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卢梭、马布利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自由颂》、《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著作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专制制度是极端违背人类本性的制度”，号召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它；他还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奴制，农奴制是“猛虎般的苛政”，他称那些农奴主是“暴徒”、“凶手”、“败类”、“野蛮人”、“不配称作人的东西”、“穷凶极恶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在历数了农奴制的罪恶后，他指出沙皇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头号罪犯，农民被剥夺得只剩下没法夺走的空气。拉吉舍夫在激烈地反对农奴制的同时，憧憬着未来的俄国社会的美好图景：俄国彻底摆脱农奴制和沙皇制度之后，将变成一个自由、进步、富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没有“奴隶”和“老爷”，也没有仇恨和压迫。这一切表明，以拉吉舍夫为标志，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吉舍夫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他获大赦返回彼得堡后，仍不改初衷，重申应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结果受到新的迫害，被迫服毒自杀。他在临终前说：“后代将为我复仇。”

俄国启蒙思想家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他们的政治理想，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农奴制的灭亡。

8 苏沃洛夫率俄军跃过阿尔卑斯山

第八章 俄罗斯帝国——由内陆国扩张成濒海的帝国

一、北方战争

马克思在论述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斯拉夫人的特点时，曾指出：“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1]俄罗斯人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第聂伯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在18世纪以前，俄国人从没有能力征服除白海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9个月以上的时间封冻，无法通航。早在伊凡四世时，俄国即发动立沃尼亚战争，企图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但没能得逞。彼得一世即位后曾公开表示，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使其成为欧洲强国，彼得一世打破了斯拉夫族的传统，极力把俄国这样一个单纯的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濒海的国家。这是和彼得一世世界性的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联在一起的，因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2]

彼得一世首先把扩张矛头指向波罗的海不是偶然的。17世纪时，全俄形成统一市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封建农奴制内部萌生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并逐渐得到发展。随着一系列手工工场的建立，一些新的工业中心的形成，有力地刺激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新兴的商人阶级迫切要求与西欧通商，扩大商品市场。由于白海常年封冻，而波罗的海是从俄国到西欧最短的通道，所以彼得一世急欲发动北方战争，以达到控制波罗的海的目的。

17世纪末，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已落入瑞典人的手中。俄国为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瑞典发动战争已势不可免。俄国利用萨克森、丹麦等国与瑞典之间的矛盾，建立了俄国、萨克森、丹麦三国反瑞典的“北方同盟”。俄国为发动对瑞典战争，在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的同时，在外交上也做了精心的准备。1700年7月，俄国避免两线作战，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30年的君士坦丁堡和约，8月即向瑞典宣战。

北方战争直至1721年才结束。战争初期，北方同盟处于劣势，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交战不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被围，丹麦宣布退出北方同盟。1700年9月23日，4万余名俄军在彼得一世的指挥下，围攻纳尔瓦。11月19日，瑞军向俄军发起猛攻，俄军四处逃命，伤亡1.7万余人，79名军官被俘，俄军的大炮也全部落入瑞军手中。纳尔瓦战役以俄军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次会战中，充分暴露了俄军从装备到官兵军事技能，直至作战指挥能力的落后。

纳尔瓦战役后，北方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彼得一世认真吸取教训，在军事上进行积极的改革。通过短时期的艰苦努力，发展了新式的正规军，迅速从整体上提高了俄军的实力。与此同时，俄国大力发展冶金业，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铸造大炮，建造新舰，武装新的军团，提高俄军武器的杀伤力。俄国在国内进行积极备战的同时，还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首先，俄国为了防止萨克森退出战争，彼得一世和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在1701年2月签订了反瑞典同盟条约，作为对萨克森的回报，彼得一世决定向萨克森派出1.5万至2万名俄军，由奥古斯特二世指挥，同时援助10万卢布。彼得一世为了通过奥古斯特二世将波兰拉入反瑞典同盟，另外又向萨克森提供了2万卢布借款。其次，彼得一世派出使节到土耳其，在稳住土耳其的同时，深入了解土耳其军队的动向，特别是海军的部署，是否准备切断俄军未来准备进入的黑海出海口。

波兰加入北方战争对俄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可利用波兰的实力拖住瑞典，消耗瑞典的有生力量，伺机战而胜之；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瑞典的力量牵制波兰，使之不能够成为威胁俄国的力量。当瑞典军队陷在波兰，削弱了在俄国西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防御时，彼得一世决定乘虚而入，一报在纳尔瓦城下全军覆没之仇。1701年12月至1702年7月，俄军在战场上接连获胜，占领了军事战略要地马连堡，俄军士气受到极大鼓舞，乘胜追击。9月，彼得一世以炮兵大尉的身份参加了攻打诺特堡的战斗。俄军在11月获胜后将其改名为什利谢利堡，意即“通向海洋的钥匙”。1703年春，俄军为最后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继续进军，5月1日越过了涅瓦河，攻下尼恩尚茨堡；5月16日，彼得一世来到了涅瓦河口濒临波罗的海的叶尼·萨利岛上，下令在此建立彼得—保罗要塞，从而为俄国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奠定了基础，这一天成为俄国新首都的奠基日。

俄军占领尼恩尚茨堡后，又先后攻下了维堡、捷尔普特、尤里耶夫、纳尔瓦、伊凡城，最终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户”。瑞典查理十二亲率瑞军作战，使俄军面临严重威胁，1706年在萨克森获得重大胜利，奥古斯特二世宣布退出战争，北方同盟有名无实，俄军再次陷入困境。查理十二决定继续打击俄军主力部队，夺回被俄军占领的领土。1708年9月，瑞军抵达俄国边境，俄瑞两军在列斯纳亚村进行激战。瑞军因远征作战，后勤补给奇缺，官兵每日以喝稀粥度日，所以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俄军士气大振，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1709年6月26日，著名的波尔塔瓦会战开始。这时彼得一世已经完成了军事改革，俄军在兵力上和装备上均占上风。俄军投入兵力约4.2万人，配备有72门大炮；而瑞军只有3万人，配备4门大炮。战前，俄国以武力威胁土耳其，迫使其“保持中立”，不得在即将开始的波尔塔瓦会战中给瑞典任何帮助。27日，俄瑞两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白刃战，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查理十二险些丧生，被士兵冒死救下送往土耳其。29日，瑞军已损失2万余人，陷入绝境的瑞军宣布投降，波尔塔瓦会战以俄军获胜结束。波尔塔瓦会战是北方战争重要的转折点，瑞军在陆地上的战斗力丧失殆尽，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实际上已经葬送了瑞典。

波尔塔瓦会战结束后，北方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时俄国虽然已经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都面临着许多的难题。首先，英国、法国、荷兰等海上强国对俄国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极为不安，俄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俄国要求土耳其交出逃到那里的查理十二，被土耳其坚决拒绝，土耳其向俄国宣战。

1711年，俄军远征土耳其，7月在普鲁特河一带被土耳其军队击败。俄土签订普鲁特和约，俄国不得不将亚速夫交回土耳其，并允许查理十二过境回国。之后，俄国又将矛头指向芬兰，占领了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等芬兰重镇。1713年，彼得一世下令将俄国首都迁往圣彼得堡。这表明，俄国的扩张并没有因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而结束，这仅仅是第一步，其后之目的是企图征服整个世界。

1714年7月27日，俄瑞两国海军在汉古特展开海上决战，彼得一世亲自指挥了这场海战。俄军生俘瑞典海军将领，获全胜，由此奠定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瑞典海军从此只能处于守势。俄军在陆战和海战接连打败瑞典军队后，加紧了对瑞典本土的进攻。1720年7月，俄军在瑞典登陆，对瑞典的重要设施悉加摧毁，以防瑞典在短期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俄国舰队同时在格连加姆岛彻底击溃了瑞典海军，俄军取得了北方战争的彻底胜利。

长年的战争使俄瑞交战双方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国都已疲惫不堪，都有早日实现和平的愿望。1721年4月，俄瑞代表在尼什塔特开始和谈。在谈判期间，俄国继续采取军事手段向瑞典施加压力，俄军侵入瑞典境内达300公里，肆意劫掠破坏。1721年9月10日，俄瑞两国终于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正式宣告长达21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结束，实现了所谓“永久的、真正的和牢不可破的陆地和水域的和平”。根据这项和约，俄国得到了觊觎已久的立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里亚、库尔兰一部分和芬兰东部（包括维堡）。这样，瑞典将原来在波罗的海东岸各省、部分芬兰领土，以及波罗的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计81.2万平方俄里的土地，被迫划入俄国的版图内，成为俄国永久的财产。俄国用枪炮打开了通向西欧的“窗户”，从此俄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入波罗的海。俄国取代了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终于实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理想，挤进了欧洲大国的行列。沙皇俄国从此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尼什塔特和约》的签订使彼得一世及沙皇政府欣喜若狂，圣彼得堡载歌载舞，在举国上下的狂欢中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1721年10月22日，参政院为表彰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封他为“祖国之父”、“全俄罗斯大帝”。俄国最高大臣格·伊·戈洛夫金说，彼得一世使俄罗斯人“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从此，彼得一世被称为彼得大帝，沙皇俄国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

二、俄瑞战争和七年战争

1725年1月3日，彼得一世因病去世。沙皇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国力削弱。但是，他的历代继承者都坚持了他所指明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即以西方为中心，谋求在欧洲以至全世界的霸权。

北方战争结束后，瑞典急欲收回在北方战争中丢失的土地，而普鲁士和法国为了避免发生俄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坚决支持瑞典对俄作战，借以转移俄国的注意力。俄国为了巩固在波罗的海和芬兰的地位，进一步把整个芬兰吞并，在瑞典对俄宣战后，于1741—1743年与瑞典进行了一场战争。瑞典在北方战争后大伤元气，一时难以恢复，不是俄国的对手，被俄国打败。在英国的斡旋下，俄瑞签订和约。在重新确认《尼什塔特和约》的前提下，使俄国进一步扩大了在芬兰东南部的占领地，俄国国界推进到基曼河边。

1756年，俄国卷进了18世纪欧洲最大的战争之一——七年战争。战争爆发时，已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后来葡萄牙参加）为一方；法国、奥地利、瑞典、俄国以及撒克森等德意志邦国（后来西班牙参加）为另一方。俄国所以参战、所以加入反普同盟，是和削弱普鲁士的新兴力量，扫除俄国西进的障碍，加强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这一基本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1757年5月，普鲁士军队在布拉格打败奥地利军队后，俄国应奥地利政府的请求，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俄国的目标是东普鲁士，首先是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因为东普鲁士靠近波罗的海，俄国早就想占领它。当时普鲁士军的主力部队在西里西亚对奥军作战，只有少量的兵力留在东普鲁士，俄军在斯捷潘·阿普拉克辛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在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先后占领了默麦尔、提尔西特等地。但是，俄军并没有乘胜进军哥尼斯堡，一再贻误战机，使普王腓特烈二世迅速调兵遣将迎击俄军。俄军在慌乱之中几乎溃不成军，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也放弃了指挥。在危急时刻，俄军将领鲁缅采夫指挥的援军及时解围，使俄军反败为胜，但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仍没有命令俄军攻打哥尼斯堡，而将军队撤回默麦尔。俄军的这次军事行动以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而告终。

斯捷潘·阿普拉克辛被沙皇政府免职，改由费尔摩西任俄军总司令。1758年1月，费尔摩西指挥俄军再次发动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很快占领了哥尼斯堡，打通了进军普鲁士本土的道路。4月，俄军主力渡过维斯瓦河，直逼普鲁士首都柏林。8月下旬，俄普两军在卓恩道夫村附近发生会战。俄军虽人数多于普军，但因指挥失误，在兵力损失过半后被迫撤到兰德斯堡。俄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于同年10月进攻战略要地科尔堡，未能得逞。在严冬即将到来之际，俄军被迫放弃了1758年的全部占领地，退回到维斯瓦河左岸过冬。

1759年，沙皇政府为了准备新的会战，任命萨尔蒂科夫替代费尔摩西出任俄军总司令。7月，俄军从波兹南开往克罗森，准备与奥地利军队会师。8月初，俄奥两军在法兰克福会师后，准备进军柏林，普鲁士军队在奥德河右岸进行阻击。8月12日，俄普两军在库涅斯多夫展开两军之间最激烈的会战。在普王腓特烈二世的指挥下，普方投入200门火炮，4.8万余人；俄军投入火炮200门，4.1万人，奥军投入48门火炮，1.8万人。在这次会战中，俄奥联军取得胜利，使普鲁士军受到严重损失。

1760年，沙皇政府作出了偷袭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决定，10月9日，俄军在奥军的支持下攻入城内。俄奥联军在普鲁士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匆匆从柏林撤出，撤出前将城内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1761年底，俄军取得了围攻科尔堡的胜利。俄国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奥地利和法国的不满，反普同盟矛盾重重。这时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去世，曾在普鲁士受过教育、极端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上台执政，他命令俄国立即退出战争，将在战争中夺得的领土还给普鲁士，并与普鲁士结盟，反对俄国以前的盟友。在七年战争中，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致使国库空虚，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三、瓜分波兰和俄土战争

波兰贵族共和国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领土面积73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三位。俄国历代君主为了打开通向西欧的出海口，都将其视为主要障碍，从伊凡三世到彼得一世，俄国的政策始终是极力削弱它，以至将其灭亡而后快。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北方战争后的波兰实际上已经成为俄国的附庸。但是，叶卡特琳娜二世仍不满意，她以“保护”和“解放”在波兰境内的东正教徒为名，肆意干涉波兰内政，企图彻底灭亡波兰。俄国的对波政策得到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支持，1764年4月，俄普两国签订了反对波兰和土耳其的同盟条约。双方一致表示，在必要时用武力推翻波兰共和国，瓜分波兰。1766年，沙皇政府利用所谓“异教徒问题”，派大军入侵波兰，进军华沙。俄国的侵略行径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国同土耳其等国的矛盾，奥地利和法国对俄国侵略波兰也深感不安。

18世纪后半叶，俄国已经成为波罗的海的主人，但是并没有打通通往黑海的道路。因此夺取黑海出海口成为摆在俄国面前的主要任务。土耳其虽然是一个国势颓衰的军事封建帝国，但却仍控制着黑海、亚速海、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军事战略要地，特别是控制着两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不仅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经济意义。18世纪后半叶，俄国经济缓慢地得到了发展，南部地区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1762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地主可以免税向国外输出粮食；1766年，沙皇政府再次颁布命令，地主向国外输出小麦和面粉，可以得到免税6年的优惠。在大商人和地主的推动下，沙皇政府急欲在巩固波罗的海地位的同时，打开黑海出海口，控制黑海，把主攻矛头指向土耳其。

1768年10月，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军事实力上占优势的俄军，在多瑙河战场、克里木战场、南高加索战场向土军频频发动进攻，其中多瑙河战场是主要的战场。俄军在陆地作战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了许多战略要地，控制了罗马尼亚的两个公国，占领了克里木半岛；并在控制了亚速海之后，立即在亚速海建造舰队。在南高加索，俄军也乘胜进驻到格鲁吉亚。但是，俄国对土耳其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控制黑海和两海峡，进而向黑海扩张，所以在陆地作战的同时，从喀琅施塔特派出波罗的海舰队驶向地中海，企图配合陆军合击君士坦丁堡，战胜土耳其。1770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开俄斯岛和切斯马湾击败了土耳其舰队，完全控制了爱琴海。

在俄土战争激烈进行时，俄国为了拉拢奥地利，不使其加盟土耳其一方，决定接受普鲁士瓜分波兰的建议。1772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三国占领了2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453万。

正当俄军在战场上接连取胜时，国内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起义军得到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严重地威胁着沙皇政权。叶卡特琳娜二世调兵遣将，全力镇压农民战争，急欲尽早结束俄土战争。但是，土耳其并不知道俄国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在进行议和谈判时，对俄国做出了许多的让步。1774年7月，俄土政府代表在俄军大本营所在地库楚克—凯纳吉村签订了和约，史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条约由序言、28项条款和秘密附件三部分组成。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被迫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实际上是俄国吞并克里木汗国的第一步；俄国还占领了亚速夫、刻赤、叶尼卡尔、第聂伯河口的金布恩、第聂伯河和不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黑海东岸的大小卡尔巴特（北高加索）；俄国商船取得了在黑海航行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俄国商人可以在土耳其境内自由经商，享受最惠国待遇。俄国将由其占领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归还土耳其，但条件是必须“保证宗教自由”，维护“公正的统治”，为日后俄国粗暴干涉土耳其内政埋下伏笔。此外，俄国还勒索土耳其交给俄国400万卢布的“战争赔款”。

这次俄土战争使俄国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黑海出海口，是它争夺黑海海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俄国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像瓜分波兰那样瓜分土耳其。178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向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提出瓜分土耳其的“希腊计划”，后因双方意见不和未能实现，俄国决定用武力占领克里木，因为在俄国看来，只有当俄国占领了克里木时，俄国才有真正的“安全”，那时，“亚速海和黑海就会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1779年，俄国用武力控制了克里木，1783年，又将其划入俄国的版图。不久，俄国在这里修建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港，成为新建的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1787年，贪得无厌的俄国又向土耳其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并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中进行反政府宣传，8月，土耳其政府忍无可忍，向俄国宣战，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1788年2月，奥地利向土耳其宣战，和俄国共同对土作战。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国陆军和费多尔·乌沙科夫指挥的俄国海军，或相互配合，或单独作战，在战场上相继取得胜利，使英国和普鲁士等国感到不安。俄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将会使它们的利益受到危害。179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忠实盟友、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病故，由其弟列奥波特二世即位。在英国、普鲁士的支持下，列奥波特二世不再与俄国结盟，宣布退出战争，单独与土耳其签订了西斯托夫和约。这样，俄国只能对土耳其孤军作战，不得不放弃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计划。1791年夏，俄土两国陆海军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1792年1月，俄土两国在雅西签订和约。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俄国没有达到彻底肢解土耳其的目的，但通过《雅西条约》却获得了整个黑海北岸广大地区。条约重申土耳其接受《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全部条款；承认俄国兼并克里木汗国；宣布放弃格鲁吉亚。俄国占领了黑海北岸广大地区后，不仅巩固了它在黑海的地位，而且为它今后染指巴尔干、向地中海及中亚方向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小贵族及新兴的资产阶级、部分农民结成了广泛的反俄联盟。1791年5月3日，波兰部分爱国议员通过了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宪法——《五三宪法》。普鲁士此时见自己已经无望得到波兰的领土，于是向俄国提出第二次瓜分波兰的主张。1793年，两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共占领了波兰领土30.8万平方公里。经过两次野蛮的瓜分后，波兰只剩下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00万人口，已濒于亡国。为了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1794年3月，波兰杰出的爱国者塔·科希秋什科率领人民举行了抗俄武装起义，在华沙、维尔诺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使这两座名城又回到了波兰人民手中。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波兰爱国军民浴血奋战，但最终寡不敌众，波澜壮阔的民族起义失败了。叶卡特琳娜二世决意灭亡波兰。为了各自的利益，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赃不均，以至要交手。1795年1月，俄奥两国甩开普鲁士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普鲁士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在10月也签订了协定。这样，波兰被两次瓜分后余下的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被彻底瓜分，波兰灭亡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恢复独立。

9 铁匠铺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2] 同上书，第80页。

第九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基础——农奴制

一、农奴制形成和18世纪后半期的农奴制危机

俄国农奴制形成于15世纪下半叶，但早在基辅罗斯时代即已开始其萌生阶段。在那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世袭领地制。俄罗斯统一国家建立后，上层统治阶级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积极扶植中小贵族，将土地分封给他们，封地制逐渐代替了世袭领地制，大量贫苦的农民被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统治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地压榨农民，而且通过国家政权的种种行政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15世纪末，农奴制即开始在全俄确立。到16世纪末，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沙皇政府通过实行土地和户口登记，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当时在地主名下的农民均沦为农奴。1597年，沙皇政府还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尚不满5年的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17世纪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当时农民主要分为地主农民、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三种，尤以地主农民的状况最为悲惨。他们被迫依附封建主，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劳役，而且每年要向封建主提供各类农产品，逐渐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农奴。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的生活状况比地主农民稍好些，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农奴的地位。17世纪中叶，以沙皇政府颁布的新法典为标志，俄国农奴制度最终确立。

176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政变登上女皇宝座。在她执政的34年中，对外大肆侵略扩张，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发动两次俄土战争，一次对瑞典的战争，临死前，还扬言派军队去镇压法国大革命；对内强化贵族专政，为了得到贵族强有力的支持，她在位期间极力扩大封建贵族的政治特权，同时用土地和农奴对封建贵族大加封赏。贵族所占有的领地和农奴急剧增加，而且还出现了大农奴主家族。贵族的私有农奴已占全部农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少数拥有100个农奴以上的大地主占有80％的农奴，拥有20—100个农奴的中等地主，占有15％的农奴，小地主则占有5％的农奴。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期间，一方面标榜“开明专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通信，一方面强化农奴制统治，使俄国农奴制发展到了顶点。她将80万农奴连同国有土地赏赐给贵族，特别是那些参加1762年政变的宠臣，如对波将金元帅赏赐农奴4万多人。她还将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白俄罗斯、黑海北岸、伏尔加河中下游等地，扩大了农奴制的范围。

1764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废除了寺院土地所有制，下令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经济院管理，出现了“经济农民”阶层，他们只占有少量土地，后来其中的一部分被赏赐给贵族，沦为农奴。地主在1760年已经取得了可将自己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利之后，根据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命令，1765年又得到了可以放逐农奴去做苦工的命令。1767年，她又颁布了禁止农民控告自己主人的命令，农奴对地主的任何控告都被认为是“诬告”，将被判处终身流放。此后5年中，仅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的农奴，就高达2万多人。地主贵族不仅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剥削，而且不断强化农奴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农奴像牲畜一样被赶到市场公开出售，农奴的子女往往同他们的父母分别卖给不同的主人。18世纪后半叶，封建主对农奴的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激起了广大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反抗斗争。

1773—1775年以普加乔夫为首的农民战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起义者所向披靡，迅速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和封建农奴制。普加乔夫因叛徒出卖，于1775年初被残酷杀害。叶卡特琳娜二世镇压了农民战争后，为加强沙皇专制统治，在1775—1785年之间进行了全国机构改革，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的敕令，在扩大沙皇政府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地方贵族集团的形成，极大地维护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企图继续加强封建农奴制统治。

18世纪末开始的农奴制危机，并不仅仅是由于农民“骚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爆发了严重威胁沙皇统治的普加乔夫农民战争，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经济内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一方面地主贵族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牢固地控制住土地以及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地主贵族为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不得不卷入到工商业活动中去。他们既是土地的经营者，又是各种类型手工工场的工场主。工场手工业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结构的形成。

俄国这时的手工工场已萌生出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使雇佣工人明显增加，冶金业、纺织业、制革业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8世纪末，俄国的100个炼铁炉已能生产出1000万普特（合16万多吨）生铁，比工业革命中的英国的生铁产量还要高，居世界第一位；纺织业和制革业是俄国轻工业手工工场的主要组成部分，18世纪末已达1082个，大型轻工业手工工场的雇佣工人可达千人以上，有的2000多人，甚至3000多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雇佣工人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麻布工业占65％强，棉纺工业占92％。从18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末，俄国雇佣工人的人数约增长了一倍，有42万人之多。虽然封建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但这一切不能不使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即封建农奴制的经济结构不断被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瓦解着。

俄国工业和轻工业手工工场的发展，使工业轻工业产品急剧增加，俄国的国内贸易、国外贸易空前活跃。1754年废除国内关税前夕，俄国国内商业总额已达2200万卢布；1725年，俄国的对外贸易产值是630万卢布，而1796年就增加到1亿卢布。

国内贸易的中心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奥卡河、卡马河是国内的主要商道。除莫斯科、彼得堡之外，还在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喀山、萨拉托夫、察里津、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沃罗涅什、库尔斯克、秋明、伊尔库茨克等等。莫斯科和彼得堡还是对外贸易的中心，特别是彼得堡接近西欧各国，全俄的农工产品多是在这里集中，然后运送到国外去；进口的商品也主要是经过这里运送到国内的各个城市去。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商人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并出现了商业资本高度集中的现象。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高利贷资本。俄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新现象，是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

二、19世纪上半期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依然是一个农奴制的落后的农业国。但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内部，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在不断发展着。这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手工工场的数目不断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手工工场使用雇佣劳动者，同时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器生产所代替。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同农奴制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切都是封建农奴制走向崩溃的前兆。资本主义工业在俄国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小商品生产阶段；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工厂，大机器工业阶段。19世纪上半期，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农奴制经济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工厂动摇着农奴制经济，并加速它的瓦解。

1804年，俄国计有工业企业2423家，1825年增加到5261家，而到1856年则增为9994家；工人的数目也在明显增加着，1804年有224882人，1825年有340568人，1860年有859950人；雇佣工人在工业企业中的比例也在增长着，以加工制造业为例，1804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8％，1825年占54％，1860年占87％。莫斯科、彼得堡、乌拉尔、弗拉基米尔省是全俄重要的工业中心。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无论在生产结构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变化更大。1815年，在涅瓦河上出现了第一艘汽船；从30年代末起，在伏尔加河开辟了定期的汽船航线；与此同时开始建造铁路，1851年，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长达600余公里的铁路完工。西欧诸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对俄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30—50年代，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手工劳动被机器生产所代替；手工工场变成了工厂；与此同时，俄国工业生产中的农奴制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

首先，俄国企业中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明显增多，代替了原有企业中的农奴工人，特别是在棉纺织等采用新技术、新机器较多的企业中，这种现象就更明显。19世纪中期，俄国使用机器的棉纺织厂中，使用的几乎都是雇佣工人，这是因为雇佣工人比农奴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当合同期满时，他们可以选择离开还是留下继续在这里劳动。他们还可以得到比农奴工人更多的报酬。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劳动条件有利于他们更快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会使用新型的机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使企业主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明显的优越性，使那些以使用农奴工人为主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少，逐渐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所代替。在农奴制改革前夕，只有11％的工人仍在这样的企业中劳动。

其次，机器在俄国的企业中，首先在棉纺织企业中得到了广泛使用。19世纪初，彼得堡的一些大型棉织厂，已较广泛地使用蒸汽发动机进行纺纱生产。20年代以后，印染花布也采用了机器，到50年代，机器生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内大工业产品的2/3。

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中期，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同19世纪初相比增加了两倍，除了彼得堡之外，在莫斯科和伊万诺沃等地产生了新的棉纺织中心。

从1828年到1860年，俄国进口机器的价值增长了73倍。随着机器的广泛推广，包括棉纺、制毛、制呢、制丝在内的俄国纺织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俄国的纺锭数已从40年代的35万增加到了100万。俄国逐年从国外增加进口机器，如英国的纺纱机、织布机、印染机等，但仍不能满足工业企业发展的需要，从19世纪中期起，俄国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较迅速地发展起来。1851年有19家机器制造工厂，到1860年已增加到99家，彼得堡是机器制造的中心，在这99家工厂中有15家设在彼得堡。与此同时，随着工厂的增加，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总额也不断增长，在10年间增加了16倍以上。

农奴制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尖锐。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农奴工人获得了解放，成为自由的工人而受雇于工厂之中。沙皇政府也放松了占有农奴的有关规定，允许企业主可以解雇农奴工人，使其不再是“被占有的人”；关闭以使用农奴工人为主的工业企业。在19世纪40—50年代，大约有2万农奴工人获得了自由，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这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俄国的工业革命是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俄国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因此，俄国的工业革命还不能同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相比，它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是农奴制危机加重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19世纪上半期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19世纪初，俄国的农业经济处在新的、重要的变化之中。首先，建筑在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然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农业生产技术极端落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封建农奴关系在农业经济中逐渐瓦解。

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向。生产粮食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市场，城市市民、各类型工业区的工人、军队以及酿酒业等等，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农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而且还销往国外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起，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量明显增加。1801—1805年为1900万普特，而1856—1860年增到6900万普特，这其中输往英国的数量最多。农业生产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使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临着解体。

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封建地主农奴主为了追逐最大的利益，强迫农民加大劳役地租，开垦更多的耕地，同时不择手段侵吞、抢占农民的份地。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在另外一些地区，地主农奴主则不断提高货币地租，逼迫一些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或到城市去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使自然经济的基础受到破坏。

19世纪中期，不仅在工业生产中，而且在农业生产中也较广泛使用了新式的机械。这些农业机械主要是铡草机、打谷机、打麦机、播种机、选种机、脱粒机、新式风车等等，一些传统的小农具也进行了改进。农业机械最初是从国外进口的，由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所以很难推广，在俄国农业生产中很难发挥更多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自己生产农业机械，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农业机械制造厂是莫斯科的布奇纳波工厂，该厂产品行销全国，仅1858年的产值就高达14万卢布。在生产实践中，农业机械不断改进，50年代末出现了蒸汽机作动力的农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当时成立了农业协会，创办了主要探讨农业问题的经济杂志，还出版了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如《对于犁和木犁的意见》等，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中如何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的问题。一些地主企图通过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中开辟了试验田，并在选种、施肥、轮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为了及时地交流农业生产经验，在一些地主的倡议下成立了农业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最大的农业协会，以后又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喀山、高加索等地陆续成立了这样的协会。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甜菜、烟草、葡萄、桑树的种植，使制糖、制烟、酿酒、丝织等行业逐渐得到发展，很快在这些行业中也成立了相关的行业协会。由于实行了新的耕作技术，土地实行了轮种制，出现了不少新的牧场，使得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853年，俄国已经有西班牙良种绵羊900多万头。粮食，特别是农业经济作物的增长，有力地刺激了俄国国内市场的繁荣，同时使俄国的对外贸易也更加活跃。19世纪中期，全俄约有4300多个贸易集市，每年贸易总额达2.3亿卢布。对外贸易虽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较多，但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也增长了3倍多。

但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后果还不仅仅在此，不应忽略的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导致的对农奴制经济基础的破坏。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雇佣劳动力明显增多了。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使地主农奴主日益认识到，使用雇佣劳动远远优于使用农奴劳动。从事同样的劳动，每年每一名农奴花费的钱财，要比雇佣劳动者的花费高出1/3以上。农业雇佣劳动在黑海沿岸、伏尔加河下游首先得到较迅速的发展。每到农忙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在这些地区从事类似“企业化”的农业劳动。到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已是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除了农民、农奴、地主、农奴主以外，产生了富农。阶级分化的后果，一方面，建立在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等级制逐步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缓慢地发展起来。

富农是和土地买卖、租佃以及大量使用自由雇佣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的。富农经营独立的企业，同时也占有份地，有时还从地主那里租来土地或购买土地，进行主要用于商品交换的农业及农副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些富农有不少是原来的农奴或农民。如农奴费奥方·瓦西利耶夫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他聚敛了大量的资本购买林场，然后组织采伐，木材加工，运到各地出售。在加工出售的过程之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又如农民雅戈夫·格里科夫购置了数百俄亩土地，租用地主的磨坊，从事经营性的农业生产。此外，他还在交通繁华的地方开办有一个旅店，接待来往旅客增加收入。当人手不够时，便以主人的名义买农奴帮忙。他们作为农村中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比一般的地主农奴主更加贪婪和残忍，更富有冒险精神。

10 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败退

第十章 沙皇俄国：欧洲的反动堡垒

一、亚历山大一世和斯贝兰斯基的国家改革

19世纪初，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急剧尖锐，发生了推翻沙皇保罗一世的政变。保罗一世的长子、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参与了这次政变，1801年3月，踏着其父的尸体登山了沙皇的宝座，即亚历山大一世。

为了加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宣布，他将按照他的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来治理国家，受到了地主贵族的拥护。为了顺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亚历山大一世撤换了政府中所有亲保罗一世的高官，换上了自己的亲信。亚历山大一世恢复并重新给予了地主贵族许多特权；废除了对英国商船的禁运政策及各种商品的进出口限制；不再禁止外国报刊在国内流行；释放了部分政治犯，特赦了一批逃亡者；解散了秘密纠察队。亚历山大一世还成立了常设委员会代替保罗一世的帝国会议。

亚历山大一世对于那批帮助他上台的官吏十分不满，因为他们自恃有功，经常干预朝政，使亚历山大政令不通，政府行政工作往往受到干扰而出现混乱。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以同他朝夕相处的贵族“年轻的朋友们”为核心，在1801年6月成立了由他自己任主席的“秘密委员会”。在这批人中，亲英派占统治地位，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他们又认为，在俄国实行这样的政治制度为时还早，所以认为在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前提下，对俄国政治制度进行局部的改革是可行的。沙皇政府中的旧臣对“秘密委员会”极其不满，称他们是“雅各宾匪帮”。在“秘密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共举行了36次会议，它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对农奴制的俄国进行修修补补，以建立“适合民族的真正精神的宪法”，对国家进行改革。

1801年12月1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允许商人、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定居的土地的法令；1803年2月20日，又颁布了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允许地主根据自愿的原则，可以一个一个地或整村地解放农奴，但农奴必须缴纳巨额赎金后才能取得份地，获得自由。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全俄计有47153名男性农奴得到解放，仅占农奴总数的0.5％。在得到解放时，平均每一个农奴交付赎金396卢布。

1802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沙皇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他宣布用欧洲国家通行的“部”替代彼得一世时设立的“院”。共设有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内政、财政、商业、国民教育等8个部。各部的大臣主要由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年轻的朋友们”担任，他们有权直接向沙皇报告工作。与此同时成立了由沙皇主持的大臣会议，商议并处理具体的国家大事，沙皇有权任命或罢免各部的大臣。参政院也进行了改革，使其成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的司法管理机关。参政院有权对与法律相悖的沙皇的法令提出否定的意见，但这只指沙皇以往的法令，而不包括沙皇现行的法令。亚历山大一世还在教育、书刊检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1809年秋，沙皇顾问、司法部副大臣斯贝兰斯基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委托，制定了全面的国家改革方案——《国家法典绪论》。这个改革方案的前提仍然是保留封建农奴制，其中心内容是为了防止俄国爆发革命，要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应及时地采取让步政策。首先在俄国建立有君主立宪外在形式的特殊的议会制度——国家杜马；任何法律只有经过杜马批准才能生效；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同年颁布了法令，宣布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不享有任何官衔权利。1810年1月1日，发布了设立国务会议的宣言，国务会议成为沙皇的咨询机关。1811年，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将原来的8个部扩大为11个部，新增加了警察部、交通部和国务监督处，并重新明确了各部的基本职能。

斯贝兰斯基的改革方案，给人们描绘了一幅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图景。这个改革方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封建农奴制俄国的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当时的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本主义立宪的基本条件。这个改革方案遭到了贵族强有力的抵制，指责他企图动摇俄国的基础，是法国人的间谍，是革命派等等。1812年3月，斯贝兰斯基被流放到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地主贵族弹冠相庆，认为这比“暴君之死”还让人高兴。一些地主贵族甚至还提出将他判处死刑，不久，斯贝兰斯基被流放到了更远的彼尔姆。

二、1812年卫国战争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即位时，俄英矛盾尖锐，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在贵族的强大压力下，亚历山大一世迅速改变了其父保罗一世联法反英的对外政策，为了巩固俄国在欧洲的地位，重新回到了联英反法的道路上去。1802年，拿破仑·波拿巴当上了法国终身的执政官，与英国争夺欧洲以至世界霸权，是拿破仑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803年英法两国重新开战。法国进军德国和意大利使俄国的利益受到威胁。1804年3月，法军进入巴登，逮捕了居住在那里的波旁家族的后裔昂吉安公爵，并将其押解回巴黎处死。俄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并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俄法矛盾急剧尖锐。同年9月，俄英签订了两国同盟条约草案。

1805年4月，俄英同盟条约在彼得堡正式签订。俄英表示不能对法国的侵略行为坐视不顾，将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种局面蔓延。双方一致表示，将迅速采取有效手段组成欧洲各大国的大联盟，“以迫使法国政府自动或被迫恢复欧洲的和平和均势”，并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俄英同盟的建立揭开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序幕。除英国和俄国外，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也很快参加了反法同盟，9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同盟条约，土耳其也加入了反法同盟。12月，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与法军展开决战，联军伤亡1.5万人，被俘2万人，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落荒而逃，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将军也险些被俘。战后，奥地利与法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第三次反法同盟解体。

拿破仑获得胜利后，有力地控制了普鲁士和波兰，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俄国，使俄国在欧洲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1806年9月，在俄国的积极努力下，俄国、英国、普鲁士等国组成了反对法国的新同盟。俄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07年6月，两军在弗里德兰附近决战。尽管亚历山大一世亲自督战，俄军仍抵御不住法军的猛烈攻势。法军乘胜追击，直抵俄国边境的提尔西特。22日，俄法两国订立为期1个月的休战协定，由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进行和谈。7月7日，两国皇帝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这标志着因俄国和法国结盟，第四次反法联盟宣告解体。从此，俄法开始相互勾结瓜分欧洲。

但是，俄国在与法国争霸时，显然不是法国的对手，尤其在军事上更是力不从心；法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国，急于与俄国结盟。亚历山大一世此时的对法政策立即发生重大变化，由联英反法变为联法反英。1808年9月，俄法两国的皇帝在埃尔富特会晤，进一步相互勾结，划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在趾高气扬的拿破仑面前，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接受法国对普鲁士的肢解，以及法国在欧洲占领的广大地区，同时同意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法国作为回报，同意俄国兼并芬兰、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将普鲁士的部分领土划给俄国。俄国希望得到觊觎已久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被法国断然拒绝。法国不愿意俄国更强大，因为在法国看来，俄国同英国一样是其谋求世界霸权的主要障碍。法国的最终目的是征服俄国。这样，法国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并使俄国成为法国的原料场地和商品市场；法国还可以利用俄国疆域辽阔的有利战略地位，南下直取印度，攻击英国的“后院”，最终打败英国。

亚历山大一世的联法反英政策遭到了贵族地主的强烈反对。因为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对俄国没有任何好处，为了帮助法国，俄国失去了重要的海外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来源，引发了国内财政危机，使俄国贵族地主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他们要求政府立即恢复对英贸易。从政治上考虑，俄国的地主贵族认为与法国结盟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在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的影响下，俄国的农奴制会受到威胁，从而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统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拿破仑在波罗的海、巴尔干及近东地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已严重危害了俄国的切身利益，拿破仑在这些地区称霸，将使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西进南下的扩张计划，付之东流。法国不仅自食其言，不允许俄国染指土耳其、黑海地区事务，而且暗中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在拿破仑操纵下建立的华沙大公国，急于收回被俄国瓜分的原波兰领土。这一切使俄国气急败坏，不能容忍。在俄法“友好”的外衣下，两国勾心斗角愈演愈烈。

俄国上层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重新实行联英反法的对外政策。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是两国在欧洲争夺霸权，矛盾急剧尖锐的结果。6月23日夜，法军不宣而战，渡过涅曼河，战争爆发。此时法国在欧洲已经占领了广大领土，俄国空前孤立。亚历山大一世提出通过和谈结束战事，被拿破仑拒绝。他决心要做“世界的主人”，“踏碎”阻碍他称霸世界的俄国。法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进入俄境后，迅速向其中心地带推进，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一路占领了许多重要城镇。俄军在法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成功地实行了战略退却。

8月中旬，两军在斯摩棱斯克展开激战，俄军伤亡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俄军焚城后向莫斯科撤退。亚历山大一世撤换屡战屡败的巴克莱，任命米·伊·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命令他一定要守住莫斯科。9月上旬，俄法两军在距莫斯科以西约120公里的博罗迪诺村遭遇，进行了持续12个小时的激烈会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战争开始后，法军的锐气首次受挫，俄军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间。9月14日俄军民撤出莫斯科，撤离前放火焚烧粮食及军火库，大火连烧3天不灭。法军在俄军撤出的当天入城，拿破仑进驻克里姆林宫。库图佐夫认为，法军进入莫斯科还不能说是征服俄国，只要俄国军队还存在，并且处于抗击敌人的状态，那我们就有胜利结束战争的希望。

俄军撤出莫斯科后，积极进行战略反攻的准备。10月中旬，战略反攻开始，法军被迫退出莫斯科，俄军乘胜追击。1812年的严冬比往年早来了1个月，11月便飘起了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法军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因冻饿交加死伤者不断增加，俄军一路围堵追击，使法军损失惨重。12月6日，拿破仑将指挥权交出，携少数亲信秘密逃回巴黎。待12月中旬，法军渡过涅曼河退出俄国时，几十万的法军只剩下2万余人。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支持下，沙皇政府做出继续追击法军的决定。库图佐夫号召俄军在敌人的本土上打败敌人。1813年1月13日，俄军越过国境线，向法国进军。

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俄国，使俄罗斯民族独立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俄国人民为了不受奴役进行了积极的抗法斗争，取得了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却利用了这一胜利，为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服务。

三、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

俄国在1812年战争中的胜利，助长了亚历山大一世侵略扩张的野心。在俄军越出国境作战的同时，沙皇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积极的活动。1813年2月底，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反法的同盟条约，有俄国、英国、普鲁士、瑞典参加的第6次反法同盟成立。当联军抗击德意志境内的法军时，奥地利也宣布加入反法同盟。10月中旬，联军与法军在莱比锡平原进行了一场激战，联军以伤亡近6万人的代价将法军逐出德意志境内。1814年初，联军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作战，直逼巴黎。3月底，当联军抵达巴黎城下时，守城的马尔蒙元帅宣布投降。3月31日，亚历山大一世率俄国骑兵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他被联军宣布是俄、英、普、奥四国的共同俘虏，放逐到厄尔巴岛。

同亚历山大一世同时进入巴黎的，还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各国的首脑。他们聚集在巴黎，庆祝战胜拿破仑的胜利。同盟国的胜利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的胜利。亚历山大一世以欧洲的“解放者”自居，爬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在他的积极支持下，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开始复辟，欧洲重新回到了黑暗的年代。1814年5月3日，法国波旁封建王朝复辟，在同盟国军队的支持下，从国外返回的新国王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

为了重新确定战后欧洲的政治秩序和领土问题，同盟国于1814年10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会议直至1815年6月才结束。会议不仅仅是分赃，划分欧洲新的政治版图，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而且还要研究如何恢复和巩固封建制度在欧洲的统治，防止新的革命爆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奥皇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三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法国外长塔列朗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约有200多人，但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在俄、英、普、奥四国秘密会议上决定的。

同盟国因分赃不均矛盾重重，争论的焦点是波兰和萨克森的领土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妥协，维也纳会议在6月9日通过了《最后总决议》。这个决议改变了世界、首先是欧洲的政治地图，因为它重新恢复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统治。维也纳会议所确认的“正统主义”原则，代表了各国封建王朝及地主贵族的利益，镇压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所以维也纳会议的时代被称为“复辟时代”。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已经能够主宰欧洲大陆的一切了。数年的俄法战争使俄国得到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华沙公国，法国已是手下败将；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听命于俄国，俄国不再有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为了使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反动秩序持久，防止和镇压可能出现的人民革命运动，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君主在1815年9月26日发表宣言，成立了所谓的“神圣同盟”。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本质，胡说欧洲近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该同盟在“公正、慈爱、和平”的幌子下，实行军事结盟。同盟声称，俄普奥三国君主将互相帮助，共同维持欧洲的政治现状。神圣同盟成立后，欧洲许多国家争相参加，除英国外，欧洲大多数君主国都加入到这个同盟中，使其很快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反动政治组织。英国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但表示完全赞同它的原则。

1815年11月，俄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四国在巴黎成立“四国同盟”。该同盟条约规定，四国将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实施。四国还将定期举行相关会议，共同研究如何保持欧洲“和平”，即保持封建统治的局面。不难看出，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一脉相承，它实际上是神圣同盟的补充。1818年，战败国法国在偿清赔款后，也加入同盟中。无论是神圣同盟还是四国同盟，其实质都是沙皇俄国领导下维护封建统治，镇压本国人民反抗的组织。在神圣同盟中，沙皇俄国扮演着“欧洲宪兵”的角色，是神圣同盟的支柱，是欧洲的反动堡垒。19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神圣同盟为了维护各国的封建统治，对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每一次镇压中，沙皇俄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1 十二月党人的聚会

第十一章 俄国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

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第一代革命家。他们不但提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进行斗争的口号，而且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起义，一些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在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欧洲和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在欧洲，神圣同盟并没能阻挡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820年初，西班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7月，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联合组成新政府，1822年议会选举时，激进派掌权，进一步限制了封建王权。在西班牙革命的广泛影响下，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那不勒斯、西西里、都灵成为革命的中心。1821年3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封建统治的起义，揭开了希腊独立运动的序幕。此外，法国、比利时、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也都相继出现了革命运动。

在俄国，革命形势也正在形成。1812年卫国战争前后，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巨额军费开支和其他各种苛捐杂税，使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用鲜血和自己的生命换来战争的胜利，而战后，他们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既没有得到“自由”，生活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从而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据不完全统计，1801—1825年农民暴动达261次。在手工工场的工人和军队的士兵中，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孕育着新的反抗斗争。1801—1825年，工人暴动64次，士兵暴动15次，其中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团的兵变使沙皇政府受到沉重打击。

十二月党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又大多是青年军官。当他们还在莫斯科大学、皇村高等专科学校、军官学校就读时，就已经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及俄国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军官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参加对拿破仑的远征时，到过西欧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亲自体验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将这一切和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相比，认识到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俄国这里穷苦的平民所受到的压迫；他们还探讨俄国人民受压迫的原因，产生了强烈要求变革俄国社会制度的愿望。

共同的理想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秘密结社的活动。1816年2月，在他们当中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团体“救国协会”，也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它的创建人是6位年轻的彼得堡近卫军军官，都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和国外远征。为首的是上校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著名军事家尼·穆拉维约夫少将的长子，24岁。其他创建人还有上校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立陶宛王室后裔，27岁；少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莫斯科大学督学之子，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精通多种语言，23岁；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兄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弟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他们的父亲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兄弟俩早年曾在巴黎就读；伊凡·季米特里耶维奇·雅库什金，莫斯科大学学生。协会成立后不久，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热烈的爱国者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他们是米哈伊尔·鲁宁、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特尔、普欣、多尔哥鲁科夫等。

“救国协会”虽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发展会员，但实际上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两年间会员只有30人。协会的宗旨是要解放农奴，在俄国实现君主立宪，然而却找不到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有些人提出通过刺杀沙皇加速革命的到来，这是脱离实际的冒险，不可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协会进行了改组，并在改组的基础上于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幸福协会”。

“幸福协会”同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但在不少方面却与“救国协会”不同。

首先，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集团，而是在贵族、商人、小市民、僧侣、自由民中发展成员，只要18岁以上，信仰基督教者均可参加，共有200余人。协会吸引了许多同情者，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成为十二月党人的积极支持者。其次，协会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信奉“舆论将统治世界”，认为先进的舆论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罪恶，谴责政府的暴政，支持各种争取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对深受农奴制压榨的农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再次，明确提出实现共和制，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20年初，在彼得堡召开了“幸福协会”根本委员会，即领导中心委员会，彼斯特尔在会上将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进行了比较，明确肯定了共和制的优越性。与会者投票进行表决，一致同意实行共和制。最后，强调用军事手段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团的兵变，以及军队中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并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但是，“幸福协会”仍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是无法完成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这样艰巨任务的。1821年初，在莫斯科召开了“幸福协会”根本委员会，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解散”协会，借此淘汰那些不可靠的成员，同时在“解散”协会的掩护下，对协会进行了秘密改组，成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从而加快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步伐。

二、《俄罗斯真理》和尼·穆拉维约夫的宪法草案

1821年3月，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在图尔钦成立，它的主要负责人是彼斯特尔上校；与此同时，以尼·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方协会在彼得堡成立。南方协会是在“幸福协会”南方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方协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共和制的基础上，研究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确立共和制的纲领和武装斗争的策略。

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是由彼斯特尔拟定的，其父是西伯利亚总督，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富于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他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因作战勇敢荣获多枚勋章。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共和制的条件下，俄国才会有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早在1818—1819年间，彼斯特尔就开始考虑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在拟定这个草案时，他认真研究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宪法，同时结合俄国的实际进行了反复的修改，最终提出了南方协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法典》。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原则在1823年获得通过，南方协会的领导人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824年，彼斯特尔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拿出了更加激进的第二稿。

《俄罗斯法典》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明确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封建农奴制和等级制。《法典》强调，消灭农奴制，解放农奴是一项神圣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把他人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来占有，把人当作物品一样来出售、抵押、赠送和继承，是违反人类、违反自然法则、违反神圣的基督徒身份，违反诫条和神的意志的事情；贵族必须永远放弃支配他人的、卑鄙的、可耻的特权，假如任何丧尽天良的贵族胆敢反对消灭农奴制的话，那么就应该将这个恶棍监禁，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法典》主张人生而平等，认为任何人都是为幸福而降生，都是上帝创造的，认为贵族就是高贵的是不公正的，因此，贵族的所有特权都应该废除。

《法典》认为，土地是公共财产，当农民获得解放时，应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不需要任何赎金。但是，《法典》也并不是彻底否定土地私有制，一方面，它认为国家应规定有一些土地是公有的，不允许买卖，未来的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享有一份土地；另一方面，有些土地国家应允许买卖，这些土地是私有的，而不是公有的，它强调劳动和工作是财产的来源，谁耕种土地，并使那块土地生长各种作物，谁就拥有支配那块土地的绝对权利。《法典》还提出，不允许地主继续使用农奴耕种土地，而应该雇用自由的雇佣工人。

《法典》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它是“暴政”，是“疯狂的恶政”，应该消灭。《法典》反对实行君主立宪，而主张变俄国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立法权力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国家的行政权力属于人民议会选出的五人，任期五年，由他们组成最高杜马，并由他们当中的一人出任共和国的总统。《法典》主张废除等级制，凡年满20岁的男子，不受财产的限制，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同样不应受财产资格的限制，强调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俄国人民不是任何个人和家庭的用具或财产，相反，政府倒是人民的用具，政府为人民的福利而建立，而不是人民为政府的福利而生存。公民享有政治、宗教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经营企业等自由；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法典》主张在全俄罗斯境内实现民族平等，俄罗斯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同样能够享受到革命带来的幸福。但是，它否认各个民族的特点，否认各个民族文化的意义，以及民族自决、民族分离的权利，相反，认为各个民族将逐渐融合进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中去。只有波兰例外，因为彼斯特尔认为，波兰将和俄国一起举行起义，消灭农奴制，建立共和国，波兰成为独立的享有主权的国家，将与解放它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同盟。

1822年秋，在彼得堡成立了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北方协会的领导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也为十二月党人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人们所称的《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这部宪法共有三稿，始于1822年，最后一稿写于1825年底。如果说《俄罗斯法典》表现出鲜明的贵族的阶级局限性，那么，在《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中，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得更充分了。

尼基塔·穆拉维约夫放弃了共和主义思想，转而拥护君主立宪制。在这部宪法中，在谴责、抨击专制制度的同时，仍然主张保留君主制度。沙皇依然是国家的元首，除有权指挥军队外，只拥有行政权；成立两院制的国会，即上下两院的人民议会来限制沙皇的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议会；上院为最高杜马，下院为人民代表院。沙皇有权中止或推延法律的通过，将其交给国会进行第二次讨论，但不能完全否决它。沙皇作为国家的元首，每年可得到最高的薪俸约800万卢布，他可以用自己的金钱雇用宫廷的各种工作人员，包括仆役，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选举权，以限制宫廷人员参加国家政治生活。

政权机关的选举受到严格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只在拥有一定数额的动产和不动产时，才能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如规定有不动产500卢布或动产1000卢布才称其为“公民”，才有选举权，农民没有选举权。至于当选的人，则规定了更高的财产资格，如当选省审判员需拥有不少于1.5万卢布的财产；当选最高杜马的议员，则需拥有不少于6万卢布的财产。

《宪法》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强调取消农奴制和农奴状态后，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将成为自由的人；废除等级制度后，不再区分高贵的人和普通的人，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它却继续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土地依旧属于地主，教会的土地依旧属于教会。至于广大农奴，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认为他们解放时，可去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同时定期交给地主租金（或粮食）。后在激进的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对《宪法》又作了修改，同意农民在获得解放时，不仅可以得到农宅，而且每户还可以分到两俄亩土地，以使其定居。封建土地所有制虽然保存下来，但它却受到一定的打击，因为它不允许继续使用农奴劳动。

《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虽然表现出了更多的阶级局限性，但它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探讨俄国的解放道路，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北方协会内部政治观点的分歧，《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纲领性文件被大家所接受。在北方协会中，存在着以雷列耶夫为首的更为激进的一派，雷列耶夫后来成为北方协会的主要领导人。

1795年，雷列耶夫生于彼得堡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在彼得堡武备中学读书期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俄国拉吉舍夫等著名思想家的影响。1814—1815年在国外远征期间，接受法国大革命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诗歌为武器，同封建农奴制及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著名的诗人和政治鼓动家。1823年加入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

三、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

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在一些方面存有分歧，但它们都主张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联系，使不止一次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没能实现。

1824年，南方协会领导人彼斯特尔带着《俄罗斯法典》来到彼得堡，希望它能够成为所有十二月党人都能够接受的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协会的联合。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得到实现。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都希望实现联合，所以两个协会共同决定，在《俄罗斯法典》之外，共同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草案，并召开两个协会的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共同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在当时，除了十二月党人的两个协会外，还有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斯拉夫人联合会。1818年，它最初是由军官学校的两名学生鲍里索夫兄弟建立的。1823年，它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就是把全体斯拉夫人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消除他们某些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民族仇恨，并把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联合成为联邦国家。但是他们反对采取军事行动来达到这些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军事革命“不是自由的摇篮，而是自由的坟墓”。南方协会领导人支持斯拉夫人联合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25年秋，斯拉夫人联合会加入南方协会。南方协会领导人明确表示：俄国在从暴政下得到解放之后，将公开地帮助达到斯拉夫人同盟的目的——解放波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其他斯拉夫人的土地，在这些地方建立自由的管理制度，并且用联邦把所有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沙皇政府日渐察觉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形势愈来愈加危急。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做出决定，在1826年春举行起义。那时将利用亚历山大一世到南方检阅军队时，将其暗杀，然后进军莫斯科、彼得堡，推翻沙皇政府，召开立宪会议。

1825年11月19日（俄历），亚历山大一世在外出时突然患病逝世，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后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弟来继承，但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坚决不愿继承皇位，于是宫廷内部为今后由谁出任沙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经过明争暗斗，由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位，即尼古拉一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在12月14日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登基，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接受贵族、大臣和军队的宣誓。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皇统中断的有利时机提前举行起义。由于叛徒告密，彼斯特尔在沙皇登基前一天已经被捕。十二月党人决定在12月14日举行起义，由有军事经验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为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前，北方协会的主要成员在雷列耶夫家中集会，研究了起义的一些细节。他们制定的《告俄国人民宣言》（全称《关于在俄国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告俄国人民书》），也是12月14日起义的政治纲领。该宣言明确宣布，举行起义的目的是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消灭等级制；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职业自由、迁徙自由及审判公开等等；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缩短服役年限，废除常备军、募兵制和军屯制。十二月党人还提出，在推翻沙皇政府后，将要建立临时政府，并由临时政府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俄国今后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12月14日晨，十二月党人来到广场，在士兵中进行反对尼古拉一世的鼓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士兵将要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而只是说拥护康斯坦丁当皇帝，反对向尼古拉一世效忠。在武装起义的关键时刻，原定的总指挥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认为起义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临阵逃脱，使武装起义更加混乱。面对着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兵，尼古拉一世调兵遣将，软硬兼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下令炮兵向起义者开火，广场的雪地上洒满了起义者的鲜血，留下了80多具尸体。

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但南方协会决定依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发动起义，12月29日，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领导了车尔尼哥夫团的起义，起义者宣传共和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1826年1月3日，沙皇政府调集军队，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中，有579人被捕，其中的121人被提交法庭进行审判，他们中包括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等主要领导人。尼古拉一世组织了特别最高刑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尼古拉一世虚伪地对起义者说，只要供出实情就可以得到宽恕，一些起义者上当受骗，轻信了尼古拉一世的话。雷列耶夫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时上书沙皇，供出了北方协会的组织领导、活动及武装起义的计划等等，最后，他要求沙皇仁慈地“恩赦”他，但是他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同时被判处绞刑的有36人，其余的人被处以流放苦役。为了笼络人心，尼古拉一世在行刑前将判处绞刑的人改为5人，他们是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米哈伊尔·别斯杜日夫—柳明、彼得·卡霍夫斯基。

十二月党人虽然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的决心，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这些贵族革命家们害怕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脱离群众，因此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他们自己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坚强有力的、统一的领导，在关键的时刻犹豫不决，行动迟缓，总指挥临阵逃脱，导致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但是，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揭开了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十二月党人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和教育着俄国人民，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正如十二月党人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写下的名句那样：“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

尼古拉一世在十二月党人的血泊中继承了沙皇的皇位。他崇尚武力，在他执政的30年中，对内强化专制警察制度，鼓励告密、检举，防止革命思想的传播。他先后建立内务部第三厅、宪兵团、秘密委员会；颁布书报检查条例、学校管理条例，1830年出版《法典》15卷，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言行。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充当“欧洲宪兵”，发动对波斯战争（1826—1828年）、对土耳其战争（1828—1829年），在1830年至1831年镇压波兰起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残暴地绞杀了匈牙利革命。为夺取黑海两海峡，1853年又发动了克里木战争，俄国的对手不仅有土耳其，而且还有英国、法国、萨丁，以及和它们站在一起的奥地利、瑞典和西班牙。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没有等到1856年3月在巴黎签署和约，尼古拉一世就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了。克里木战争彻底暴露了俄国的腐朽，加剧了农奴制的危机，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了。

12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年）

第十二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

19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它是和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危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思想界尖锐的思想斗争。以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首的农奴制的捍卫者，提出了所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他们说沙皇制度、农奴制度和东正教都是符合俄国“民族性”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两种同时发展的平行的势力，他们不仅是俄国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抗“动乱”和“腐化”的西方的武器，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还认为俄国的过去是惊人的，它现在更加壮丽了，至于它的未来，将超过一切，只有最富想象力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种荒谬的理论充斥在俄国的报刊杂志、经学讲坛，甚至在大中小学中。

在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虽然这种论战带有狭隘的小集团的性质，但作为当时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的交锋，对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科舍列夫、瓦卢耶夫等。斯拉夫派的成员主要来自中等地主、贵族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维护沙皇专制制度，认为俄国的土地制度、东正教、专制制度是俄国的特性，俄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俄国，进行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召开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反对立宪，反对与西方接触、向西方学习，尤其反对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斯拉夫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修筑铁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斯拉夫派维护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宣扬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统一在俄国沙皇制度的保护下。

西方派也称西欧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康·德·卡维林、鲍·尼·齐切林等。这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大商人，一些人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教授。西方派反对农奴制，主张走西方国家发展的道路，他们崇拜西方，赞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在害怕革命，尤其是害怕人民自下而上地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方面，两派却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议会政治。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在反对、抨击农奴制的斗争中，一些贵族启蒙思想家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启蒙思想家以彼·雅·恰达耶夫、尼·弗·斯坦凯维奇、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

彼·雅·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早在20年代就与十二月党人有密切的联系，曾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幸福协会”。在《哲学书信》这部文集中，集中表述了他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认为，沙皇政府继承了鞑靼蒙古对被征服的异族统治的方法，来对待俄国人民；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里的黑暗和可耻的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他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在分析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说：俄国好像缺少一种内部的、传统性的思想联系。东正教、鞑靼人与蒙古人的压迫和俄国专制政体的野蛮独裁，是俄国落后的原因。但当我们摆脱了外国人的枷锁的时候，我们却又陷进了更加残酷的、而且是被我们的解放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度。[1]但是，他仅仅是停留在这种严厉的批判上，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革命要求。相反，他害怕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将俄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

尼·弗·斯坦凯维奇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潜心研究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作为贵族启蒙思想家的活动，主要是和“斯坦凯维奇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小组是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哲学学术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巴枯宁、波特金等，别林斯基有时也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斯坦凯维奇反对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但是却缺乏革命的理想和愿望，他认为沙皇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自己放弃农奴制，即使这样，广大人民仍不能够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因为人民的智力发展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首先应在人民中间扩大智力发展，在俄国境内普及教育。他强调，摆在进步人士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启蒙，发展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多做善事。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功绩，就是在不断改进自己的道德和智力的同时，去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启蒙。在“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活动中，更充分地表现了贵族启蒙思想家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后到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并进行文学著作研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干出真正的事业来。他关心广大贫穷、痛苦的劳动者的生活，追求自由、进步，反对专制统治，主张消灭农奴制度。但是，他反对用革命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人民革命的方法来改变俄国的一切。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希望这一切能通过和平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俄国实现。这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深深地同情欧洲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方面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和认清历史发展的法则，另一方面却又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历史法则取决于精神本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贵族启蒙思想家思想认识的局限，不可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的持续发展，农奴制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俄国的影响，俄国国内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赫尔岑、别林斯基、奥格辽夫，以及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同贵族启蒙思想家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们热烈地宣传人民革命思想，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彻底地解放农奴，消灭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占有重要的一页。

二、亚·伊·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1812年4月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一个富有的贵族的私生子。自幼在家庭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两位家庭教师对其一生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是俄语、文学教师，大学生普罗托波波夫，他经常为他朗读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人的禁诗，宣传革命思想，并使赫尔岑酷爱俄罗斯文学；另一位是法语教师，法国人布梭，他曾经参加过法国大革命，是雅各宾党人，他使赫尔岑同情革命，追求自由平等。赫尔岑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伟大的法兰西革命，它第一次向世界，向那些惊讶的各国人民和国王宣布新世界的产生，和旧世界的消亡。

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以及沙皇政府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对赫尔岑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等五名十二月党人被绞死不久，14岁的赫尔岑及其密友奥格辽夫来到莫斯科近郊的燕雀山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十二月党人所开始的斗争事业，为死去的十二月党人复仇。他认为这些人是英雄，是自觉地赴汤蹈火的战士，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铸成的。赫尔岑属于被参政院广场上的炮声所唤醒的那一代人，他后来回忆说：“12月14日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这些人唤醒了新的一代人的心灵：蒙布已经从他们的眼睛上脱落下来了。”[2]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组成了专门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小组，他们以十二月党人为榜样，希望它成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俄罗斯作家普希金、雷列耶夫、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引起了他们广泛的研究兴趣。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先进思想，使赫尔岑深受教育，他认为这些人是他自己思想上的先行者。1834年，赫尔岑、奥格辽夫及他们小组的成员，被沙皇政府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而被逮捕。赫尔岑被先后流放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及弗拉基米尔等地，直到1840年初。在流放期间，他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亲身体验到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野蛮和黑暗，使其坚信，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对俄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根本的改造。

1840年，赫尔岑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积极投身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去，成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者。1841—1842年，赫尔岑第二次被沙皇政府流放，在此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哲学问题，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同时对他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中，赫尔岑最早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提出了批评。赫尔岑的哲学思想是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了。1842年7月定居莫斯科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在这期间著有哲学文集《科学中的华而不实作风》、《自然研究通信》，并进行了文学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和长篇小说《谁之罪》。《自然研究通信》发表在1845—1846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这是赫尔岑深刻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系统表述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作。

1847年赫尔岑被迫离开俄国，侨居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他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来到法国，目睹了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这场席卷欧洲的革命使他深受鼓舞，对俄国走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他说，这时在他的心灵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旧的希望又复活了，似乎一种勇往直前的决心重又占了上风。但是，当革命遭到血腥的镇压失败后，他又产生了严重的失望情绪，以至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这时他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他得出结论，俄国不能像西欧国家那样，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消灭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而只能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俄国的问题。1849年，赫尔岑发表《俄罗斯》文章，论述了通过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赫尔岑成为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奠基者之一。1852年赫尔岑移居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创办《北极星》、《钟声》等报刊，继承十二月党人所开创的事业，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这些报刊秘密地运回俄国，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赫尔岑还以文学为武器，他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个主题。40年代初，他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准确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以后在《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谁之罪》等文学作品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专横，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脱离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使人们认识到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人民的财产，而且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使人民在精神上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受到奴役，农奴制的俄国已经陷入了“普遍疯狂”的状态之中。在其晚年，完成了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说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十分丰富，赫尔岑将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次生动地表现了一生追求真理，渴望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赫尔岑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3]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所以他虽然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三、维·格·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是与赫尔岑齐名的俄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前驱。他同样是属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的那一代人。在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政治思想激烈尖锐的斗争中，他在思想上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别林斯基是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一面旗帜。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维奇·别林斯基，1811年生于一个海军军医的家庭，奔萨省人。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2年因组织进步学生文学团体，撰写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文学作品，鼓吹革命思想而被学校开除。自1833年起为《望远镜》杂志及其增刊《杂谈报》撰写稿件。自1838年起，先后在《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工作。他撰写了大量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文章，广泛团结俄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积劳成疾，一生在贫困和沙皇政府的迫害中度过，1848年6月7日在彼得堡病逝。

30年代时，别林斯基是一名唯心主义的启蒙主义者，他将俄国的前途寄希望于发展社会的启蒙教育，以及加强和完善道德的修养上。他看不到俄国贫困落后的社会原因是专制制度、农奴制，而是广大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是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因此要想解决俄国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欧国家的社会革命的方式，而应通过发展启蒙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在他看来，教育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通过教育，俄国可以变得民主，人民的生活可以变得幸福。在《论教育》这篇论文中，他写道：为了达到可能的完善地步，人类就应该用科学来教育自己的心灵，用美术所造成的崇高而卓越的影响来提高这个主题。为了生活有明确的方向，为了培养心灵，为了启发智慧，就需要有良好的教育。

从唯心主义的认识出发，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调和主义的立场，错误地认为，既然沙皇制度和农奴制仍然存在着，那么它们就有存在的理由，就有“合理必然性”。40年代，欧洲和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残酷的现实擦亮了别林斯基的眼睛，使他从思想深处受到震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深刻地剖析自己的思想，他说：“我诅咒着自己想和卑鄙的现实妥协的那种卑鄙的愿望……我的天啊，想到了我那时的狂热病或精神错乱，真是可怕，我现在好似一场大病初愈的人。”[4]

在社会实践中，别林斯基逐渐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首先，他开始同专制制度及农奴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他将爱国主义与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他越是深切热爱自己的祖国，就越是对她的现状——污秽、卑鄙、可恨、没有人性……感到失望。在40年代，别林斯基与“官方人民性”理论及“斯拉夫派”的理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通过这场严肃尖锐的斗争，将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别林斯基驳斥了“斯拉夫派”对俄国人民的诬蔑，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是心甘情愿地做沙皇驯服的奴隶。他说，这实际上是在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做辩护，企图使这些野蛮的制度永久地存在下去。别林斯基对西方派吹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论也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其次，别林斯基开始摆脱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历史观的影响，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们宣扬沙皇专制制度的永恒性，说什么君主制度是俄国社会生活里自然的、永久不变的形式。俄国的历史就是沙皇制度的历史。别林斯基彻底否定了这些观点。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正是有这种必然性，在杂乱无序里面出现了严整的秩序，在多种多样里面出现了统一。因此他强调，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根据立法者的意志而发生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发生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合乎规律的前进过程。

从上述认识出发，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消灭压迫、剥削，才能消灭贵族、老爷，消灭沙皇。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如亲兄弟一样，没有贫富之分，俄国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没有什么比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更加崇高，更加高贵了。他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能自发地实现，所以他将实现社会主义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那种认为不经过暴力的政变和流血，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别林斯基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别林斯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尽管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印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别林斯基对沙皇政府压迫下的少数民族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沙皇政府对非俄罗斯族的其他民族的政策，是毫无人性的殖民政策。他说，饥饿的、被掠夺的和被压迫的没有开化的人们的号哭声，连续不断地在荒野的北部冻土带的上空飘荡着，这些人们受尽屈辱，无论什么东西都压抑不住人们的愤怒。在别林斯基看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时，不能忘记非俄罗斯族人民的苦难，应该认真研究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切实地给予最大的帮助，使他们彻底摆脱专制制度的奴役。别林斯基认为这种帮助首先是在教育方面，因为“文明的微弱的光线”还没有照进他们生活的边陲地区，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的。

1847年7月15日，别林斯基在写给果戈里的信中，集中阐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人们认为这封信是他提出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他的政治遗训。果戈里在晚年时错误地认为，俄国人民由于“信仰宗教”，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狂热”，所以是顺从沙皇制度和农奴制的，服从它们的统治。别林斯基对果戈里吹捧专制制度、农奴制的言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神秘主义的狂热不是俄国人民的本性，相反，他们有足够的健全的理解力，有明晰而实际的智慧。他强调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不是说教，不是祈祷，而是行动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推进文明和启蒙。他说：“您没有认识到，不是在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虔信主义里面，而是在文明、开化和人道的进步里面，俄国才能够得救。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她听得够多了！），不是祈祷（她背诵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争取不依从教会学说，但却依从常识及正义的权利与法则，并尽可能严格地促使其实现。”[5]这封信在俄国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鼓舞先进青年及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列宁对这封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6]。

四、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年生于彼得堡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思想的继承者。他早年曾在皇村中学、彼得堡大学学习，在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憎恶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向往民主共和和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1845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直到1849年才被沙皇政府破坏。小组的成员是爱好文学的贵族子弟及平民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迈科尔兄弟，以及大学生、企业主、商人、近卫军团和参谋本部的军官们、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等等。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吸引了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的精华，他们定期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聚会，在一起研究十二月党人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思想；讨论俄国进步作家、诗人格利波耶多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的名作。这一切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使他们更加痛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认为他们的言行代表了俄国的现在和未来。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西欧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政治观点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仅从中了解了西欧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一系列革命运动也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在争取俄国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受到鼓舞。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成员们在研究、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热衷于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1845年，近卫军军官基里洛夫出版了《俄语中的外来语辞典》。1846年辞典再版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参加了辞典的编纂工作，在解释有关的词条时，积极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辞典出版后，使封建专制的俄国社会受到震动。别林斯基撰写评论对它的问世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一部含有实际知识的、值得保存的优秀的著作，但在印出的2000册著作中，只有400册被读者买走，其余都被沙皇政府没收了。这部辞典受到俄国进步思想界的欢迎，1847年，赫尔岑受沙皇政府的迫害到国外去时，随身携带的书籍中就有这部辞典。

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倡议，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被沙皇政府查禁的图书的图书馆。这批书籍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还有美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宪法，政党及秘密政治团体的章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文献等。书籍的作者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孔德、费尔巴哈，还有傅立叶、卡贝、卢梭、蒲鲁东、路易·勃朗等。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这个图书馆里，还收藏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这个图书馆吸引了进步的，富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以外的人们。通过这个小组的成员，更多的人阅读到了有益的书籍。40年代末，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大学生，就曾在这里借阅过书籍。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同情，并积极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革命爆发后，他们经常聚会，热烈讨论革命的形势和前途，有些人还提出具体的革命方案。他们准备建立秘密的印刷厂，将鼓动革命的传单散发到民间和沙皇政府的军队中去，并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还讨论了建立秘密团体和行动纲领问题，准备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迎接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

在他们之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始终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怀有深深的敬意，多年来认真研究他的思想与著作，认为他是天才和伟大的思想家。1849年4月7日是傅立叶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聚会。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人的演说中，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歌颂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人民革命上，认为俄国只有通过人民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它现存的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说，我们判决现在的生活方式以死刑，我们的判决应当执行。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怀疑，警察、密探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派人设法打入了这个团体内部，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言论和活动写成秘密报告，上报沙皇政府。1849年4月2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这个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9人被捕。沙皇政府的秘密审讯委员会指控他们思想堕落，犯有“思想阴谋”罪，认为他们鼓吹共和思想，是大逆不道的、严重的国家罪行。因这个案件，有100多人受到审讯，其中的21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沙皇为了显示他的仁慈，表演了一场“赦免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死刑”的闹剧，这些国家囚徒被改判成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到外贝加尔地区，永久在那里服苦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就被沙皇政府绞杀了，但他们在俄国解放运动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进行了无情的、严厉的批判，在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世纪上半叶，落后的俄国还是一个没有出现公开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行动的时代，尽管如此，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仍积极准备了推翻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对俄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3 喀山大学

[1]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编：《苏联各民族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史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45页。

[2]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编，前引书，第465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4]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0—221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至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0页。

[6]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页。

第十三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教育和科学

一、新的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

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的国家。19世纪初，俄国只有两所大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沙皇政府历来实行愚民政策，反对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反对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教育。但在19世纪初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已严重威胁到专制制度统治基础的情况下，沙皇政府玩弄起“自由主义”的招牌，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在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

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在进行国家机构改革时设立了国民教育部。1803年，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颁布了《国民教育暂行章程》；1804年又颁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在制定这些章程时，沙皇政府吸取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意见，规定俄国的学校由四类学校组成，即堂区学校、县立学校、文科中学、大学。俄国新的教育制度规定，全俄将分成莫斯科、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维里诺、德尔泊等六个学区，学区的最高领导是督学；同时规定每一个学区由一所大学具体进行领导，它既负责教育教学工作，也负责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每所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建立了附设的学校委员会；同时教授们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还要担负起教学指导工作。当时，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还没有大学，需尽快建立。

堂区学校是一年制的教会附属学校，国家不承担办学的任何费用。这类学校的目的首先是向儿童进行宗教教育，接受神学知识，同时培养他们读、写、算的能力，并且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高一级的县立学校做准备。

县立学校的学制是两年制，在县城和省城至少建立一所，条件允许可以多建。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进入中学，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学到必要的知识。学生除了学习神学知识外，还要学习《论人和公民的职责》一书的有关内容，课程总计有15门之多，包括俄语、俄国地理和世界地理、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数学、物理学及自然科学常识等等。

文科中学的学制为4年，设在每个省的省城，学生以贵族和官吏的子弟为主。文科中学的教学目的是为大学培养合格的人才，同时使那些“希望获得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所必备的知识”的人得到科学的知识。文科中学的学习内容更为丰富，包括拉丁语、德语、法语等外语，统计学、文艺学、哲学、数学、商业理论、工艺学和图画，以及自然科学等。由于文科中学的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学校都有较完善的教学设备、教学模型，一般还都设有图书馆。

大学是俄国国民教育的最高阶段，大学生应该具有文科中学毕业的水平。1804年，沙皇政府对知识分子做出让步，允许大学自治。经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管理学校，它有权推选校长、系主任，有权授予学位，有权成立印刷厂，出版报纸、杂志、教材及其他图书，有权批准成立科学社团等。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沙皇政府培养各级官吏，所以在学校中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制特征，尽管大学宣布其校门向各个阶层开放。

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改革，使俄国的教育在较短的时期内有了较大的发展。1805年，在喀山、哈尔科夫、维里诺创办了新的大学，在彼得堡创办了中央师范学院，1811年，创办了专门为国家培养高级官员的皇村高等专科学校。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前夕，俄国的每个省都设立了文科中学，每个县都成立了县立学校和堂区学校，以及其他的初级学校。随着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俄国的教育不断完善着。但是俄国的教育发展并不平衡，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明显快于其他城市，而在农村，由于农奴制的存在，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农奴及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得到教育的机会。

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1812年卫国战争后，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始在俄国蔓延，十二月党人进一步推动了自由民主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在各类学校中，对沙皇统治的不满情绪不断滋长。普希金、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在学生中秘密地流传着，一些进步的教师公开揭露农奴制的野蛮和专制制度的黑暗。

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农民革命运动，亚历山大一世实行军警统治制度，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教育方面也不例外。1817年，国民教育部改名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由俄国圣经会会长戈利岑出任部长。这表明，沙皇政府企图用加强宗教教育的方法，来扼杀学校中不断增长着的自由民主思想；欧洲各国反动君主的“神圣同盟”，也强调“国民教育应建立在笃信宗教的基础上”。1819年，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普遍增加了“读经”课，同时不再讲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对那些有可能激发学生自由民主思想的课程，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等，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大学中，沙皇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实行赤裸裸的军警统治，一些坚持进步思想的学生被开除，教授被解聘。

沙皇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既不能扼杀民主思想的发展，也不能阻碍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知识的追求。19世纪中期同19世纪初相比，俄国的初等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20年代只有349所堂区学校，而在1841年已经建立了1021所。在农奴制的统治下，农村的教育仍极端落后，但从30年代起，在国有农民和皇室领地农民居住的村落里，开始由国家建立初等学校，接收农民的孩子入学，学习识字、计算、书法等，以便今后能胜任司书和簿记员的工作。这种农村国民学校在40年代得到较迅速的发展，1842—1858年，建立了2975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职业教育在俄国的教育体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30年代起，高等技术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工艺学院、民用工程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以及各省的中等、初等农业学校、工程学校、商业学校等。在这些学校学习的主要是非贵族出身的青年，因为沙皇政府认为，他们没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只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技能就足够了。

二、俄国进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俄国的教育和俄国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处在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步的教育思想开始形成。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识字教育的问题。士兵、孤儿、城市贫民和农奴的子女，都有识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彼斯特尔在为十二月党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中明确指出，人民能否接受教育是和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他们在政治上是否享有自由，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民要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这是人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前提。

十二月党人还认为，争取俄国自由、民主的未来，必须使广大人民都能识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修养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民族自尊心和良好的社会公德。总之，十二月党人是将教育与消灭沙皇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赋予了教育以新的意义。在教育方法上，十二月党人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鼓励教师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将启发学生的智力放在第一位。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总结这场武装起义爆发的原因时，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的失控，使得学校能够自由地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以及科学知识，使之成为推动俄国解放运动的思想阵地。1826年，政府成立了学校建设委员会，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学校中宣传专制制度、农奴制的合法性及永恒性，使其深入人心，将各级学校的师生培养成沙皇忠实的奴仆。尼古拉一世曾说：我不需要博学之士，而需要忠臣。

1828年，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大学所属文科中学和初等学校章程》，继续强调文科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关系，从而为贵族和官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学校，将其纳入为加强专制制度统治服务的轨道，沙皇政府的警察在加强对学校监视的同时，极力将学校变成兵营，允许在学校实行棍棒教育。30年代以后，在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在教育上进一步实行了更加反动的政策。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认为：“真正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的保护性原理，它们是我们得救的最后指望，是我们祖国的力量和威严的最可靠保证”，因此，俄国教育的主要方向和目的，就是要用上述内容“控制青年的头脑”[1]。沙皇政府对教科书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凡是与沙皇政府的意志不符的内容，统统都要删除，如在历史教科书中，古代罗马、古代希腊中拥护共和的一些历史人物，都不允许出现。

沙皇政府反动的教育思想遭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在同沙皇政府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赫尔岑认为，沙皇政府教育的本质，是将各级学校变成巩固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皇政府和教会禁止在俄国的大学讲授和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甚至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抵制之列，而将宗教引入学校，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始终在宗教教义和教会的强大影响及压力下，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喀山等地的神学院成为俄国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赫尔岑还认为，儿童及青少年要想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应该让他们向人民学习。赫尔岑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教育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西欧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弊病也进行了批评。例如，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通病是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使培养出的学生看不到社会的本质，缺乏社会责任感，没有远大的理想，不可能自觉地融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人道主义精神、自由主义精神的人，他们应该关心人民大众的利益，并自觉地致力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因此，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来说，将是多余的人。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赫尔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强调，科学不仅给学生有益的知识，开发他们的智力，而且是和宗教神学的谬误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赫尔岑不同意西方教育学中的“自由教育”理论，但也坚决反对粗暴的体罚教育和棍棒教育，主张在维护学生的尊严，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为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的同时，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纪律是向学生实施正确教育的必要条件。学生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没有纪律，不能脱离集体，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实际。

别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比赫尔岑有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他认为，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条件下，俄国人民不可能接受正确的教育。4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说，只有人人都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和正确教育的可能性。与沙皇政府制定的教育目的相对立，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目的，那就是使受教育者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及和谐的发展。

在他看来，不管学生的社会地位、民族、信仰或财产状况如何，他们共同的、基本的任务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勇敢、坚强、机智、热爱劳动的人；应该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爱憎分明，敢于同非人道的社会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别林斯基明确提出了学生应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德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造就对社会有益的人，它对于培养学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强的意志、敢于同邪恶进行斗争有决定性的意义。智育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它的重要性在于掌握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别林斯基认为，体育是和德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要发展学生的体力，提高他们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且还要使他们接受有关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学生有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生活方式。

以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将教育问题与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培养一代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怀有深刻同情心的一代新人，作为努力目标，这对当时和后来俄国教育的进步倾向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沙皇政府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沙皇及其上层统治集团穷兵黩武，对内残酷压榨各族人民，对外连年不断地侵略扩张。他们认识不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了许多的障碍，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19世纪初俄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科学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之所以发生了这种变化，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18世纪末以来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二是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宣传、吸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思想，坚持并捍卫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唯心主义在俄国哲学中不再是居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潮，从而使俄国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有了切实的保证。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成立了许多科学团体，如自然研究者协会、数学协会、矿物学协会、农业协会、地理协会等。这些科学组织对促进俄国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科学的进步首先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1826年2月，喀山大学教授、数学家尼·伊·罗巴切夫斯基在《几何学基础简述及平行线定理的严格证明》等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概念，突破了2000余年来数学上居统治地位的欧几里得公理，奠定了新几何学的基础。但是，这个引起数学变革的重大发现，在他生前没有被承认，其价值在他死后才被充分认识到，得到国际数学界的公认，并广泛运用到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各种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姆·弗·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在数学物理、天体力学和分析力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数论、概率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他确立的最小效率的原则，是力学的重要定律之一。他严谨的、创造性的工作，以及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在世界数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数学家布尼亚科夫斯基、切贝晓夫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与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发展相联系，俄国在技术科学方面，首先在电工、冶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803年，彼得堡医学科学院教授瓦·弗·彼得罗夫首先发现了电弧和电气分解，并在其专著《关于电流电压试验的报告》中，论证了电弧应用于照明、熔化金属及金属氧化还原的可能性，从而为电化学和电冶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艾·赫·楞次在电工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确定感应电流方向的定律，被人们称作楞次定律。他还提出了电流热效应定律。1814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焦耳在楞次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电流通过导体时的热效定律。这个重要的定律被后人命名为“焦耳—楞次定律”，在世界物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楞次还与科学院院士鲍·谢·雅科比一起研究了电磁循环的可逆性问题，成功地提出了电机中电磁的计算方法。从这一原理出发，鲍·谢·雅科比研制了电动机。1839年，雅科比研制的电动机装在一艘轮船上，在涅瓦河上成功地进行了试航。

在农奴制的俄国，许多有才智的农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被黑暗的社会吞没。但也有极少数的农奴脱颖而出，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如机械师切列帕诺夫父子是乌拉尔工业家杰米多夫的农奴，他们在1834—1851年，先后修建了下塔吉尔工厂的蒸汽机车铁路、彼得堡至皇村的铁路和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

俄国在冶金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普·普·阿诺索夫先后任乌拉尔兹拉托乌斯托夫斯基工厂的工程师、阿尔泰工厂的厂长。他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布拉特”钢的冶炼方法，成为俄国优质钢冶炼技术的奠基者，享誉欧洲许多国家。普·姆·奥布霍夫也提出了自己新的冶金技术。根据他的技术，俄国已能炼出质优的，可满足军民两用的大型钢锭，他炼出的优质钢锭可与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夫钢”媲美。这种钢被命名为“奥布霍夫”，在军工生产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60年，奥布霍夫用这种优质钢制造出了俄国第一门钢炮，发射4000余次仍完好如初，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用这种钢材制造的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俄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39年，著名的天文学家瓦·雅·司徒卢威在彼得堡附近的普尔科沃，亲自建立了俄国第一座天文台，他常年从事双星研究，对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的子午线弧线部分进行了测定，还对3000多个星座进行了精密的观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新星。他还提出后来被天文学界公认的恒星际空间光线吸收假说，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普尔科沃天文台编制出了恒星星表，得到了世界各国天文学家的称赞。普尔科沃天文台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工业生产高涨的推动下，俄国的许多科学研究和生产发展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在化学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俄国的一些化学家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们成为国际知名的著名学者。尼·尼·季宁是他们的代表之一，他早年毕业于喀山大学，被授予硕士学位，后在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欧先进国家考察学习，他不仅在实验室中学习外国先进的化学理论，而且到工厂中去考察化学工业的发展情况。在德国，他在著名科学家李比西的领导下，用一年的时间从事有机化学的研究。1814年他完成了论文《论苯甲酰化合物和新发现的苯甲酰系列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提取二苯乙醇酮和联苯酰的方法。以后经过努力，又找到了从联苯酰中制取联苯酸，从苯中制取苯胺的方法。这些发明结束了合成染料必须从外国进口的状况，对独立发展俄国的纺织业和印染业有重要的意义，并为俄国合成染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拒绝了他的老师、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李比西的挽留，毅然回俄国工作。他说，我们靠外国帮助的工作已经够了，现在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科学。尼·尼·季宁的学生们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在他们艰苦的努力下，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俄国化学学派。

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密切了俄国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联系，使俄国扩大了对世界地理的了解。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探险家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探险活动，他们的足迹到达了北冰洋、南极大陆等人烟罕至的地方。1803年，俄国航海家们首次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俄国进行环球航行约40次，积累了大批有关世界地理的宝贵资料。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成立，它成为团结俄国航海家、地理学家的中心，有力地促进了俄国地理研究的开展。俄国地理学家对太平洋岛屿、北冰洋岛屿、阿拉斯加及库页岛的考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1847年，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了对乌拉尔的第一次科学考察，绘制出了北乌拉尔的地图。

19世纪上半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传入俄国。生物学家克·费·鲁尔叶等坚持唯物主义的指导，有力地推进了俄国生物学的发展。他们在古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指出了生物的自然进化过程。克·费·鲁尔叶在自己的著作《论地球的大变化》中，强调有机物形式的改变，是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上帝的旨意。由于这部著作公开地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反对宗教神学，使他遭到沙皇政府和教会的迫害。但是，这并没能阻止达尔文进化论在俄国的广泛传播。俄国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对进化论的研究，有助于以后的俄国学者自觉地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建立了多所动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对动植物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研究。

著名的外科医生皮罗戈夫强调试验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对科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将俄国外科学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838年，他在《动脉干和筋膜外科解剖学》一书中，为俄国外科解剖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将其研究成果广泛地运用到医学实践中，进行外科手术时，成功地运用麻醉剂和防腐剂，挽救了许多危难病人的生命。

14 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年—1837年）

[1]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8页。

第十四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文学

一、俄国文坛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

19世纪初，俄国文坛出现了流派林立、各领风骚的局面。这是因为俄国文学在继承18世纪传统的同时，不断从生活的现实出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新的文学潮流的结果。

产生于18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文学依然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减少了。古典主义开始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思想倾向上，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与感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了一种消极的情绪。它逃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沉溺在充满幻想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田园牧歌中。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主要描写个人的各种内心感受，或风花雪夜，或离情别绪，或生与死、爱与恨，或悲观遁世等，而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

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是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在政治上始终是保守的，反对通过革命改变俄国的现状。他发表的第一篇诗作，是翻译英国诗人格雷的悲歌《墓园挽歌》。此外，他还准确生动地翻译了世界著名诗人荷马、席勒、拜伦等人的作品，扩大了西欧诗作在俄国的影响。他的作品多取材民间神话传说，如《黄昏》、《柳德米拉》、《捷昂与爱斯欣》、《斯维特兰娜》、《十二个睡着的姑娘》等。这些诗作在写作技巧和韵律方面有许多创新之处，节奏明快，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茹科夫斯基的文学活动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别林斯基曾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使俄国诗歌获得了灵魂”，使其具有了“理想形式的美”，还说“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也就没有普希金”。

随着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发生，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歌颂自由、民主、解放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出现。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克尔、奥多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在自己的诗作中，揭露了专制制度、农奴制的黑暗、野蛮，强烈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表现出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诗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是无病呻吟，而是战斗的武器，应表现出具体的、充实的思想内容。在《致宠臣》一诗中，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残暴的阿拉克切耶夫。雷列耶夫称他是“专制统治下的奸诈谄媚者”，使俄国社会受到震惊。在著名的组诗《沉思》中，他以俄国历史上的勇士为主人公，借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精神，坚定争取解放的决心，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夺回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因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思想的活跃，是文化发展中的民主主义因素的胜利，从而也赋予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

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生动的文学形象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自1806年起，克雷洛夫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寓言，计有200多篇，在1809年出版了第一部寓言集。《狮子打猎》、《兽类的瘟疫》、《杂色羊》、《狼和羊》、《梭鱼》、《野兽的会议》、《树叶和树根》等寓言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懒惰、残暴和贪婪，控诉了鱼肉百姓、贪赃枉法各级官吏，同时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他的一些寓言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叛徒的蔑视和仇恨，如《狼落狗窝》、《乌鸦和母鸡》、《分红》等。除了撰写寓言外，他还撰写散文、剧本、诗歌等，在这些作品中，同样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克雷洛夫的作品，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流畅、简洁，对当时及以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在当时，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的诗，也表现出许多现实主义的内容。

二、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

杰出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不仅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近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的文学生活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上半期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欧文学用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路。普希金是自由的歌手，他继承并发展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反对专制制度、农奴制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鲜明地表现出进步的社会思想。

1799年6月6日，普希金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的家庭。其父曾是禁卫军军官，其母是“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拔的孙女。他童年时代的学习，由法国家庭教师照管，在8岁时就已能用法语写诗了，在12岁时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一些友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这些人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12年卫国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拉吉舍夫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培育了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感情。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激情。他在16岁写的《致同学》一诗中明确表示：“我仇恨奴役”，“自由在我胸中沸腾”。在《致卡达耶夫》、《自由颂》、《乡村》等诗中，进一步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他写道：“我要向全世界歌颂自由，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他号召受奴役的人们团结起来，同骑在他们头上的暴君进行殊死的斗争，“世界的暴君，战栗吧！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们，听吧，鼓起勇气，起义吧！”尽管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把人民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普希金对俄国的未来仍充满信心，他深情地说，“朋友，相信吧：它，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就要高高升起，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觉醒，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将写上我们的名字”。这些诗具体体现了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普希金同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思想上和他们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共鸣，对他们后来的遭遇十分同情。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写下了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托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将其带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去。普希金鼓励他们把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坚持到底。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十二月党人深受鼓舞，他们中的一位诗人奥多耶夫斯基曾和了一首诗：“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行看星星之火发出熊熊火光”；“我们将把铁炼成利剑。我们再把自由之火烧起，煽起烈火轰向帝王那边——那么人民将愉快地呼吸。”

普希金的诗作广泛流传，在俄国社会各界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普希金实际上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言人。沙皇政府大为恼火，急欲除之而后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应当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泛滥着煽动性的诗，所有的青年都在背诵它们。由于朋友们的大力帮助，沙皇政府才以“调动”职务为名，将其流放到南俄一个偏僻的小城市中去。在这之后，普希金继续以诗歌为武器，与沙皇专制制度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在《短剑》这首诗中，他号召人民用暴力消灭暴君。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赦免了普希金，允许他回到莫斯科，但仍生活在军警的监视之中。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普希金同古典主义彻底决裂，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除了短诗、童话诗、长篇叙事诗、诗体小说外，普希金还撰写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散文、戏剧、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许多政论、文论和书信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表明，普希金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不断发展，为19世纪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获得崇高声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用8年时间完成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俄罗斯文学的典范，它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使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生动地描述了体现人民意志的农民领袖的形象。《黑桃皇后》揭露了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腐朽，主人公盖尔曼为了获取金钱，满足他贪婪的野心，去追求82岁的伯爵夫人，反映了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关系。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

普希金家中的保姆阿琳娜，在普希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童年时代，阿琳娜经常给他讲有趣的俄罗斯童话，还教会他唱许多优美的俄罗斯民歌。普希金始终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献给这位年迈的保姆的诗中，称她是“我严峻岁月中的女友，我的年迈的亲人”！在她的影响下，普希金十分喜欢俄罗斯童话和民间故事。他写的《沙皇萨尔丹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雄鸡的故事》和《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内容有趣，富有教育意义，至今仍为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促进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结合，以俄罗斯人民的语言，以普通的口语，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致力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建立，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在普希金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这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他有许多传世之作，这一切，不仅因为他是天才，更是他呕心沥血，辛勤劳动的结晶。谈到散文的写作时，他说：“准确和洗练，是写散文的首要诀窍。散文需要的是思考再思考，离开思考任何美丽的辞句全都无用。”普希金在创建俄罗斯文学语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永远铭记在历代俄国人民的心中。他同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果戈理曾说：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追求自由、解放，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他受到俄国人民衷心的拥戴，同时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1836年他逝世前不久，写有《纪念碑》一诗，成为他文学生涯的总结和遗嘱。他深情地写道：“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接近，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悲惨地死于决斗。噩耗传来，数以万计的彼得堡市民来到普希金的住宅吊唁。普希金的死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大悲剧。

三、为自由献身的诗人莱蒙托夫

1837年普希金逝世后，年轻的莱蒙托夫以满腔悲愤写下了著名的《诗人之死》。这首诗很快在彼得堡和全俄罗斯流传。诗中写道：“诗人牺牲了！——这荣誉的俘虏啊！他倒下了，受了流言的中伤，胸膛里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垂下了高傲的头颅！”莱蒙托夫的这首诗是投向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的匕首，而他认为这个刽子手就是整个俄国上流社会，这个腐朽的社会迟早要接受人民的审判。这首诗震动了整个俄国，他被公认是普希金的继承者。

1814年10月15日，莱蒙托夫生于莫斯科一个退役军官的家庭，他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先后在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莫斯科大学、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就读。1834年从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的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写诗。他写有抒情诗、长诗和剧本。较著名的诗篇有《乞丐》、《帆》、《天使》、《1831年6月11日》等；还有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和剧本《假面舞会》。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同普希金一样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莱蒙托夫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他在1830年曾预言说，在俄国，沙皇王位倾倒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他的名作《诗人之死》表明，他是人民忠诚的朋友，是沙皇政府不共戴天的敌人。沙皇尼古拉一世清楚地认识到，这首诗是“革命的宣言”，将他逮捕并流放到高加索。

莱蒙托夫并没有因被流放而丧失斗志，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专制制度、农奴制的腐朽，生活的坎坷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此后，他的文学创造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时期。

经过他的外祖母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多方奔走，莱蒙托夫在1838年从流放地回到了原来的部队，担任近卫军旗手的职务。不久，他发表了民歌体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之歌》。在这篇长诗中，他生动地刻画了勇敢的青年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形象。他还写有《诗人》、《沉思》、《不要相信自己》，长诗《童僧》、《魔鬼》等。在《童僧》这首诗中，作者描述了一个被俘送入修道院的少年的故事。他习惯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他十分怀念自己的家乡，忍受不了修道院的禁锢，在一个秋夜，从修道院逃了出来。在过了几天自由的、幸福的生活之后，又重新被抓回修道院，临死之前，他深情地向老修道士诉说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莱蒙托夫重要的代表作《当代英雄》在1840年4月问世，虽然这部长篇小说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它仍是现实主义作品，并将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高峰。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和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一样，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他年轻、聪明、精力过人，不愿与贵族上层社会同流合污，所以在专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精神十分痛苦，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琐碎的、无聊的小事上耗费自己的精力和生命。莱蒙托夫对主人公持批判态度，他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莱蒙托夫通过毕巧林这个文学形象，尖锐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因为正是这个腐朽的制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摧残着人们的才智。《当代英雄》在艺术表现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细腻的心理描写和错落有致的情节安排，以及生动、富有个性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都使这部小说极富特色。它对俄国现实尖锐批判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使尼古拉一世大为恼火，他认为这是一部“令人厌恶的”小说。

莱蒙托夫和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怀念为自由、解放献身的十二月党人；激烈地讨论新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并下令把这个“巢穴”摧毁。沙皇政府急于将莱蒙托夫除掉而后快。他们制造了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儿子巴兰特的纠纷，1840年2月，莱蒙托夫因与其决斗再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同年4月，第二次被流放到高加索。行前与朋友们告别时，他在《乌云》一诗中写道：“天空的乌云，终身流浪者啊！你们，被放逐者啊，也和我一样，……由可爱的北国匆匆地奔向南方”。他并没有因为被流放而放弃战斗，仍然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正如赫尔岑评论他时说：在戴着脚镣手铐的时候，必须有无边无际的自豪感，才能高高地昂起头颅。

1841年初，在年迈体弱的外祖母的请求下，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他想借此机会离开军队，将全部精力献给文学事业，但沙皇政府却勒令他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离开前，他愤怒地写道：“别了，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奴隶的国土，老爷的国土，还有你们，穿蓝制服的人（指宪兵），还有你们，顺从的人们。”回到高加索不久，在彼得堡贵族们的唆使下，莱蒙托夫以前军校的同学马尔特诺夫前来要求决斗。1841年7月27日，年仅27岁的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沙皇尼古拉一世听到这个消息后，恶狠狠地说，“狗应当像狗一样地死去”。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有计划的谋杀。莱蒙托夫的诗歌和小说，和普希金的作品一样，是俄国文学创作的典范，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堪称俄国文学的楷模，在其后的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等，都从他的文学创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四、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

1809年4月，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地主家庭。1821—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这所学校是乌克兰最著名的学府，学制9年，在校的后3年要学习大学的课程，毕业时可以得到大学生的称号。果戈理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从童年时代就爱好文艺，尤其喜欢乌克兰民谣和民间戏剧。他积极参加学校剧团的活动，是闻名全校的活跃人物。他不仅热衷于演戏，而且还和同学在一起编写剧本。此外，在搭建舞台、缝制剧装和设计布景时，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惟妙惟肖的表演，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说，果戈理长大后，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果戈理博览群书，酷爱学习。学校里虽然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果戈理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图书馆，由果戈理出任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专门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如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诗歌等，他们还订阅当时的进步期刊。果戈理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普希金和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普希金是他最崇拜的诗人，称他是自己“灵魂的统治者”。这一切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有重要的影响。果戈理18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最早是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这篇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受到批评，存放在书店里的诗集几个星期也没有卖掉一本，果戈理将书店的存书全部买回烧毁，潜心钻研，开始了更加刻苦的文学创作生涯。

1831年春，果戈理与被他称为“奇才”的普希金相识，这对果戈理的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果戈理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得归功于他；认识了普希金，“我做了一生中一个十分美好的梦”。同年秋到次年春，《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二集先后出版。这是两部短篇小说集，果戈理将古老的乌克兰童话、民间传说与现实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它表明，果戈理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茹科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并得以同茹科夫斯基相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果戈理后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是什么把我们这些年龄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的呢？艺术。我们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了亲属关系，有了比一般人更密切的亲属关系。”普希金对这两本书也很称赞，他说，这些书使他很吃惊，“我祝贺读者有了这么一本真正可喜的书，我衷心希望作者还能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1834年秋到次年年底，果戈理在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在这短暂的期间，他对中世纪史和乌克兰史进行了研究。他虽然认真备课，但学生对他的课却没有兴趣，听讲的人越来越少。与讲授世界史相比，他更热爱文学，于是离开彼得堡大学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久，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相继问世，这两部书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别林斯基对它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两本书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果戈理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完成了不朽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生动具体地体现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原则。1836年4月《钦差大臣》上演后，在俄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它，不少人急于得到剧本，在正式出版前四处转抄；书出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剧中人物的不少台词成为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的谚语。但是，沙皇政府对果戈理却大为恼火，认为这一切都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捏造，是对俄罗斯的诬蔑，是造谣中伤。果戈理本人和这部剧本不断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攻击和诋毁。果戈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十分痛心，他决定出国来改变眼前的一切，同时，集中精力撰写一年前已经动笔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1836年6月，果戈理离开祖国去了德国和瑞士，后又到过法国和意大利。1837年初，他在国外听到普希金遇害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为了永远铭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决定倾尽全部心血，完成同样是由普希金提供素材的《死魂灵》。他认为写作《死魂灵》，是他义不容辞地在执行普希金的“神圣的遗嘱”。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卷问世。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像《钦差大臣》一样，使整个俄罗斯再次受到震撼。

《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俄国封建社会解体前，从小贵族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出这一类人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善于钻营、富于冒险等特点。果戈理还出色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地主、赌徒、酒鬼、骗子等形象，通过对他们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腐朽性及反动性，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本质特征。这部小说深刻的思想内容为沙皇政府所不容。就如《钦差大臣》当年出版一样，一些官吏又跳了出来，认为这部小说是在“造谣中伤俄罗斯”，怀疑果戈理是革命家，要求警察机关给他带上镣铐，“发往西伯利亚充军”。

《死魂灵》第一卷出版后，果戈理开始了这部著作第二卷的写作。此时果戈理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他企图通过人道主义和道德说教来改变农奴制的俄国。显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如乞乞科夫在道德的感召下，改恶从善，洗心革面。但果戈理毕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这些描写也是不满意的，在1845年将这部书的手稿全部烧毁。

尽管如此，果戈理并没有摆脱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博爱主义。在《与友人书信集》中可看出，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愈来愈软弱无力，以至发展到公开为其辩护。1848年春，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深刻地分析并严肃地批判了果戈理的错误思想，认为果戈理这是“在说谎，是变节，是对俄罗斯的诬蔑”。果戈理逐渐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出口了的话还能追回，我情愿取消我那本《与友人书信集》，我情愿把它烧掉。1852年果戈理逝世前，再次烧毁了他改写的《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

果戈理是19世纪伟大的作家，他的文学活动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农奴制解体前夜的俄国文学

19世纪50年代，俄国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俄国社会发展处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前夜。1853—1856年，农奴制的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被先进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彻底暴露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加快了农奴制的灭亡。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这时俄国文学的主流，则是重视反映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握时代的脉搏，使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主题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杜勃罗留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现实主义在俄国的文学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屠格涅夫1819年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先后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和柏林大学就读。1842年结识别林斯基后，深受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1847—1852年问世的《猎人笔记》标志着他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思想演变。在这部作品中，广大被遗忘的农民是主角，他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揭示了农奴制下俄国农民的悲惨境地，以及农奴主的虚伪、凶残。屠格涅夫说：这部作品反对俄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我的眼睛里，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这个敌人叫做农奴制度。”在《多余人日记》、《罗亭》、《贵族之家》等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揭示了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不仅是在为贵族知识分子，而且是在为整个贵族阶级唱挽歌。

在长篇小说《前夜》中，主人公活动的历史舞台是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在他们的身上，即在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中，屠格涅夫刻画了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新人”形象，并指出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后期，在沙皇专制政府强大的压力下，屠格涅夫思想愈加苦闷，创作渐入低潮，在中篇小说《幻影》、《够了》中，清楚地表现出了这种苦闷所造成的唯美主义倾向和消极情绪。屠格涅夫晚年的重要作品是《散文诗》，在这些散文中，同样表现出他复杂、矛盾的心理。

冈察洛夫1812年生于辛比尔斯克的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后，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认为，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184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贵族青年彼得·阿杜耶夫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在俄国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俄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激发了冈察洛夫的创作欲望。在他的代表作《奥勃洛莫夫》中，具体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夜俄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通过对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这一“多余的人”的典型的刻画，表达了俄国社会强烈的反抗农奴制的情绪。“奥勃洛莫夫”这一文学典型成为俄国“没落地主”的同义词。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悬崖》中，反映了冈察洛夫60年代后的思想变化和矛盾心理，因而受到团结在《现代人》周围的进步派的批评。

涅克拉索夫1821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军官的家庭。因违背父愿，离开武备学堂去报考大学，被家庭断绝经济供给，从17岁起开始了贫困的生活。他在彼得堡大学旁听时，开始了诗歌创作，在《祖国之子》、《文学报》等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后在别林斯基的影响和帮助下，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其诗歌创作鲜明地表达了时代的特征，在俄国文坛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他在诗中控诉了封建农奴制的罪恶，表达了人民对自由、幸福的向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生于莫斯科一医生家庭，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45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穷人》，在小说中，他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了彼得堡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尖锐地揭露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被别林斯基誉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成为俄国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代表作还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赌徒》、《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年生于特维尔省一个地主的家里，先后就读于莫斯科贵族学校和皇村学校。在校读书时，即对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等社会政治理论产生兴趣，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849年因在作品中批判专制制度，被沙皇政府流放。他以流放见闻为素材写成《外省散记》，对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继续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作为著名的讽刺作家为人们所景仰的。他的代表作还有《一个城市的历史》、《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塔什干的老爷们》、《戈洛夫略夫一家》等。他的这些作品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遗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年生于萨拉托夫一神父家庭，1850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在学生时代开始接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情西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关注俄国的解放运动，积极为《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撰稿，宣传反对沙皇制度的进步思想。1855年，通过了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是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1856年任《现代人》杂志“批评和书刊评论”专栏编辑后，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俄国解放运动等方面，撰写了大量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如《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资本与劳动》、《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等，使《现代人》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1862年因反对沙皇政府被逮捕，囚禁两年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怎么办》和《序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上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客观世界；在美学上，继承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文学批评方面，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原则，并在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加强同俄国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

杜勃罗留科夫1836年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神父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尼日哥罗德正教中学、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他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对俄国的解放运动及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55年，为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创办了手抄刊物《传闻》，1858年出任《现代人》杂志评论栏主编，开办讽刺专栏《口哨》，发表讽刺农奴制的文章。他的主要论著有《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黑暗的王国》、《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逆来顺受的人》等。杜勃罗留科夫被赫尔岑称为“未来风暴中年轻的旗手”。在上述著作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维护人民利益，支持农民革命，反对农奴制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坚持、发展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

15 上校求婚（.A.费多托夫1848年作）

第十五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艺术

一、戏剧

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戏剧艺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和这一时期俄国戏剧文学的发展、一系列新型剧院的建立、戏剧学校的发展、演员演技的迅速提高以及一大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戏剧文学是俄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发展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经历了从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19世纪初，俄国的戏剧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它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Н.И.伊林、Ф.Ф.伊万诺夫、В.М.费奥多罗夫、В.А.奥泽洛夫、А.А.沙霍夫斯科伊、В.В.卡普尼斯特等。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黑暗的农奴制，如Н.И.伊林的《宽宏大量，或招募新兵》；有些人的作品中则表现出保守的、消极的倾向，如В.М.费奥多罗夫、М.Н.扎戈斯金、А.А.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的作品。

20年代末、30年代初，浪漫主义的戏剧艺术逐渐取代了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并向现实主义转化。发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将戏剧作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而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们强调戏剧的民族化，使戏剧艺术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戏剧艺术就是在这时逐渐形成的。一些十二月党人剧作家，以及一些亲近十二月党人的戏剧家，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著名的作品。如早期现实主义喜剧家格里鲍耶陀夫，即是其中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喜剧《聪明误》，它以生动的、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了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前的俄国社会状况，严厉地批判了农奴制。沙皇政府的检察机关禁止这部作品出版，只能靠手抄本流行。现实主义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这部剧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赫尔岑指出，剧作中的主人公和十二月党人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特征”。别林斯基认为，它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作之一。普希金对这部戏剧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剧中的一半台词都堪称谚语。

普希金写于1825年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最戏剧性的现时代再穿上一件戏剧的外衣”。《鲍里斯·戈都诺夫》堪称历史剧的精品，普希金通过描述沙皇戈都诺夫篡夺王位的经过，鲜明、生动地表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以及激烈、复杂的社会斗争，普希金所强调的是，人民不仅是剧中的主角，而且也是社会的主人。由于它的思想内涵与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被沙皇尼古拉一世禁演，直至40年后进行了不少修改，才重见天日。此后，普希金还撰写了《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剧本。这些剧本后来多被谱曲，成为俄国著名音乐家创作歌剧的素材。

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进一步实行思想专制，强化包括戏剧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审查。因此，在俄国的戏剧舞台上，那些追求进步、民主，鼓吹自由解放的作品，被宣传效忠沙皇政府，为专制君主歌功颂德，或庸俗无聊，无病呻吟，涣散人民斗志的剧作所代替，如《悲剧》、《上帝的手拯救祖国》等。

但是，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俄国文化文明发展的进步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尽管在某一历史时期，会出现反复甚至是暂时的倒退。在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戏剧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潮。

果戈理自1833年开始讽刺喜剧的创作，其代表作《钦差大臣》是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精品。它是根据普希金提供的素材编写的。这部讽刺喜剧的剧情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俄国的某一城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昏官听说钦差大臣即将来视察的消息后，慌乱之中，错将来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科夫当成钦差大臣，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今后升官发财的目的，对这位“钦差大臣”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市长还要将自己漂亮的女儿嫁给他。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到了，全剧随之结束，给观众留下深入思考的空间。在这部剧作中，果戈理把他所知道的俄国社会一切丑恶的东西集中起来，“一次加以讽刺”。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刻地解剖了病入膏肓的俄国封建专制制度，无情地揭露了沙皇政府上层官吏贪赃枉法、献媚取宠、自吹自擂等劣迹，入木三分地批判了腐败的俄国社会现实，这部剧成了俄国官僚社会的缩影。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又一著名的剧作家。1823年，他生于莫斯科河南岸的一个法官家庭，莫斯科大学法学系肄业。1843年起，在莫斯科法院工作8年，广泛接触、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对俄国商人的狡诈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一切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他一生写有50多个剧本，是俄国最多产的剧作家之一。农奴制改革前夜，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剧作，从不同方面批判野蛮的农奴制，迎接俄国历史新的一页的到来。他的代表作是屡演不衰的《大雷雨》。在这部剧作中，俄国这个“黑暗的王国”暴露得淋漓尽致，女主人公卡捷琳娜以投河自尽抗议封建农奴制，被认为是这个“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他在撰写大量反映俄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剧作的同时，还翻译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剧作家的世界名剧，对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英、法、德等国家，仍经常上演他的剧作。

早在19世纪初，在莫斯科就建立了俄国国家剧院。1824年，这个剧院在莫斯科彼德洛夫广场重建，改名为“莫斯科小剧院”。在19世纪以及以后俄国社会文化发展中，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继莫斯科小剧院之后，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在1832年开放，成为俄国戏剧表演的又一重要中心。除了这些著名的剧院外，在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沃罗涅什、喀山、奔萨、叶卡捷琳堡等地，还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剧团，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他们以献身艺术的崇高精神，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传播进步的戏剧文化。他们同样为俄国戏剧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著名的莫斯科小剧院是和俄国天才的表演艺术家赛普金、莫恰洛夫联系在一起的。米哈伊尔·赛普金，生于1788年，原是农奴，30岁后才获得解放。1805年开始演员生涯，1823年来到小剧院作演员，直到40年后离开人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莫斯科小剧院和他所热爱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他在舞台上创造出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尖锐地揭露了腐败的农奴制，以及沙皇政府官吏的种种劣迹，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点。他强调，“艺术越接近自然就越崇高”；他还要求演员生活在群众之中，在实际生活中去理解和创造角色。他和俄国进步的文学家，如普希金、赫尔岑、果戈理、别林斯基等，有着亲密的交往。在他们的影响和支持下，米哈伊尔·赛普金将俄国戏剧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他创造了俄罗斯舞台上的真实，他是在舞台上第一个没有矫揉造作的人。别林斯基称赞他是一名“创造性的、天才的”艺术家，正是由于他出自“热情的天性”的自然表演，才使观众的心灵受到震动。

帕维尔·莫恰洛夫生于1800年，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С.Ф.莫恰洛夫之子，在其父的影响下，自17岁时即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他与米哈伊尔·赛普金一样，为推动俄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莫恰洛夫强调戏剧表演的社会意义，认为演员的表演应该为人类、为真理、为幸福而斗争；同时应将自己的表演同反对暴政，反对专制，反对道德败坏，反对低级趣味结合起来。他是一名杰出的悲剧演员，他认为要胜任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心灵的深度和奔放的想象力”。他在自己的演出中，正是切实实践了这两点，所以在《强盗》、《阴谋与爱情》、《奥赛罗》、《理查三世》、《哈姆雷特》等世界名剧中，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角色，为俄国的舞台艺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别林斯基等评论家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演出给予哈姆雷特以莎士比亚原著本来的深刻意义，为俄国演员永远博得了把世界艺术典范传达给俄国人心灵的神圣权利。

米哈伊尔·赛普金和帕维尔·莫恰洛夫不仅自己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还身体力行，悉心指导，培养了一批批著名的演员。19世纪上半期，俄国戏剧舞台上群星灿烂，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艺术家，如М.Д.利沃娃—西涅茨卡娅、П.И.奥尔洛娃、Н.В.列平娜、В.И.日沃基尼、И.В.萨马林、С.В.舒姆斯基、普罗夫·萨多夫斯基、И.И.索斯尼茨基、В.Н.阿先科娃、薇拉·萨莫伊洛娃、Ю.Н.林斯卡娅、В.А.卡拉特金、А.М.卡拉特金娜—科洛索娃、亚历山大·马丁诺夫、瓦西里·萨莫伊洛夫等。他们不仅在俄国或其他各国的名剧中有精彩的表演，而且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俄国的戏剧表演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

二、音乐

俄罗斯民族音乐在19世纪上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在歌曲方面，而且在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变化。

有悠久传统的俄罗斯民歌和民间音乐，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音乐迅速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卡申、鲁平、基尔沙·丹尼洛夫等收集整理了优秀的俄罗斯民歌民乐，并编辑出版，其中的一些还被改编成器乐曲。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优秀的曲目，而且对俄罗斯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俄罗斯民族音乐形成过程中，歌剧艺术作为音乐表现的一种综合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世纪初期俄国歌剧的题材多以历史或童话故事为主，当时对俄国歌剧艺术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有С.И.达维多夫、К.А.卡沃斯、А.Н.季托夫、А.Н.韦尔斯托夫斯基等。

С.И.达维多夫和К.А.卡沃斯的作品主要表现为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如С.И.达维多夫的歌剧《列斯塔，第聂伯河的人鱼公主》，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点。他还为一些著名的悲剧谱写了歌剧曲谱。他的歌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使浪漫主义植根于一定的思想内容之中。С.И.达维多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的音乐家，除悲剧、喜剧等歌剧外，他的作品还包括独唱、无伴奏合唱、芭蕾舞曲。他十分重视汲取民间音乐的精华，但又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一些古老的乐曲经过他的再创造，被赋予了新的的艺术生命力。К.А.卡沃斯不仅是知名的音乐家，还是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他重视从俄罗斯的民间童话、民歌中挖掘创作素材，用以表达现实的思想内容。在歌剧《火鸟》中，他成功地运用了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它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音乐创作。如А.Н.季托夫的《这样的俄罗斯人》，К.А.卡沃斯的《义勇军，或爱国进行曲》、《义勇军归来》，С.А.杰格佳廖夫的大合唱《米宁和波扎尔斯基，解放莫斯科》等，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经过一些优秀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音乐作品的感染力，扩大了它们的流传和影响。由于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反对暴君，反对专制制度的思想倾向，所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刁难和压制。

19世纪早期俄国浪漫主义乐派的杰出代表是А.Н.韦尔斯托夫斯基。他根据俄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名篇写成的歌剧，使其浪漫主义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1835年，他的歌剧《阿斯科尔多夫之墓》公演，大获成功，成为俄国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然而，19世纪俄国民族音乐的奠基者，是杰出的、享有世界声誉的М.И.格林卡。在俄国音乐界，他被认为是一步便跨到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并驾齐驱的音乐家，是俄国音乐中的普希金。

格林卡生于1804年，1822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教育学院。曾先后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德国等国学习音乐，广泛汲取西欧音乐文化的精华，结识了F.门德尔松、G.柏辽兹、V.贝利尼等著名的音乐家。然而，这始终没有动摇他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之上，按照俄罗斯的风格创作音乐作品的信念。他强调，“人民创造了音乐，而我们只是把它编写”，他的音乐应该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成长开辟道路，从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格林卡的声乐和器乐作品是俄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代表作有《交响序曲》、《悲壮三重奏》、《威尼斯之夜》、《幻想圆舞曲》、《霍塔·阿拉公奈沙》、《马德里之夏夜》、《卡玛林斯卡娅》等，歌剧《伊凡·苏萨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闻名世界的佳作。

1836年11月，《伊凡·苏萨宁》在彼得堡大剧院公演，他克服了文字剧本上的一些局限，特别是他堪称天才的艺术表现力，使这部歌剧鲜明地表达了俄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社会进步人士热烈赞扬这部歌剧，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在俄国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俄罗斯音乐的时期。但是俄国上层社会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马车夫的音乐”。格林卡对此针锋相对地回答：“这很好，而且理所当然，而且依我看，马车夫比老爷强得多！”1842年11月，《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彼得堡上演，它的音乐表现出鲜明的独创性，同样获得极大成功，被评论界认为是“人民史诗”式的民族歌剧。1845年，G.柏辽兹在巴黎指挥演出了格林卡两部著名歌剧的选段，首次将俄罗斯的音乐介绍到西方。1855年，格林卡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著名的作品《节日波洛涅兹舞曲》。

格林卡虽然不属于多产的音乐家，但他奠定了优秀的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对后来的俄国作曲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格林卡事业的继承者是音乐家А.С.达尔戈梅斯基。他与格林卡一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最早、而且最充分认识到了格林卡音乐创作的价值。他努力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贯彻他自己提出的“音调现实主义原则”，回应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他与格林卡一样，是俄国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有《爱斯梅拉达》、《人鱼公主》等。他还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谱曲，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抒情歌曲的发展。

在19世纪上半期，芭蕾舞音乐成为当时俄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优秀的俄国舞蹈家，如И.И.瓦尔别尔赫、Ш.狄德洛、А.П.格卢日科夫斯基等将继承俄罗斯舞蹈的优秀传统，与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完美地结合起来。莎士比亚的名作《罗米欧与朱丽叶》，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等都被改编成芭蕾舞剧上演。与此同时，这些舞蹈艺术家还创作了许多新的作品，如《新巾帼英雄，或哥萨克女人》、《爱神与女魂》、《匈牙利农舍》等。他们的精彩演出不仅不断提高俄国的芭蕾舞艺术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俄国芭蕾舞音乐，以及整个俄国音乐的发展。

在俄国音乐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音乐组织或团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彼得堡音乐协会、交响乐协会等。1859年，俄国音乐协会成立，成为俄国一个新的、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

三、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19世纪初，俄国绘画艺术的中心是俄国皇家艺术学院，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直至30年代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学院派古典主义逐渐被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所代替，许多艺术家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学院派画家的创作题材，主要是遥远古代的历史，以及宗教内容。如古代、中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圣经》故事等等，脱离俄国人民现实的生活。对于历史画所应表现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历史画的任务是颂扬开明君主；以作家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历史画的任务应该是反映普通人的历史性格。

当时俄国著名的历史画画家有А.И.伊万诺夫、А.Е.叶戈罗夫、В.К.舍布耶夫等。他们的作品在俄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А.И.伊万诺夫生于1776年，他的代表作有《968年一个基辅人的功绩》、《姆斯季斯拉夫·乌达洛伊与列捷基亚决斗》。А.Е.叶戈罗夫生于1776年，他的代表作是1814年完成的著名的《耶稣基督受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更明显的古典主义的色彩。В.К.舍布耶夫生于1777年，他的作品也是以宗教内容为主，如《喀山大教堂中的大瓦西里》、《牧师的礼拜》等，但是在这些画中，已经表现出现实主义的萌芽。

当时浪漫主义画家的代表有О.А.基普连斯基、А.О.奥尔洛夫斯基、С.Ф.谢德林、И.К.艾瓦佐夫斯基、В.А.特罗皮宁、А.Г.韦涅齐阿诺夫等。

在浪漫主义画家的肖像画中，既保留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画家的优点，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们不仅要求形似，更重视神似，即要描绘出肖像画人物复杂的、富有个性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同古典主义相比，表现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艺术思维。1827年，О.А.基普连斯基为普希金所作的画像，是一幅传世名作，这幅画不仅外貌与普希金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它准确地揭示了普希金独特的内心世界，得到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人们的普遍赞扬。В.А.特罗皮宁也为普希金绘有多幅肖像画。这些作品同样极富表现力，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了诗人的神态和气质，以及丰富的内心感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С.Ф.谢德林和И.К.艾瓦佐夫斯基是浪漫主义的风景画家，特别是后者，以描绘大海著称，地中海、黑海和克里米亚的奇特风光，是他创作的主要内容，一生留有6000余幅画作，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А.Г.韦涅齐阿诺夫在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他常年在农村生活，所以对俄国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有更切实的了解，这些在他的画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如《洗甜菜》、《打谷场》、《耕地》、《夏天》、《地主婆的早晨》等，都是佳作。他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的命运有浓厚的兴趣，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自己在农村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培养画家的画室。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不少人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画家。

30年代以后，一些学院派古典主义的画家在浪漫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渐同学院派分道扬镳。如К.П.布留洛夫毕业于艺术学院，在肖像画、风景画、历史画等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他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提高在艺术学院学得的艺术技巧，但他的艺术思想却同学院派的传统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女骑士》等肖像画中，不仅注意构图、色彩，更重视如何做到传神，发掘人物复杂的心理。在《意大利的早晨》、《庞贝城的末日》等风景画中，不仅通过色彩、光线的变化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同时通过对风景的描绘着力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庞贝城的末日》就是这样，它在法国、意大利等国际画展获得金质奖章不是偶然的。

А.А.伊万诺夫的艺术风格虽然属于古典主义，但他的艺术理论却更接近现实主义，强调画家的使命在于为人类的真理服务。在他的作品中，可清楚地看到他汲取了古典艺术的许多精华，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古人的面前，而是有许多创新。他不仅重视形式，而且更重视内容，努力将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代表作是1857年完成的《基督显圣》。这幅画最初构思是在1833年，倾其全部心血，画了20余年才完成。耶稣在画面上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А.А.伊万诺夫所要表达的不是耶稣，而是渴望着幸福的人民。与其说是人们等待着耶稣的复活，不如说是人们期待着自己的解放。这幅画的创作基本上是在意大利进行的，当这幅画带回俄国时，尽管它在艺术技巧上所达到的高超水平无懈可击，但因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认。尽管如此，А.А.伊万诺夫的在俄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抹煞的。人们认为，他是将斯拉夫人的宗教思想与西欧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揭开了俄国绘画艺术崭新一页的伟大画家。为了不断追求新的境界，新的水平，使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他与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他们那里，А.А.伊万诺夫在思想上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人们在不断觉醒中，进一步认清了农奴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本质，加紧了对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盼望着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到来，这一切在绘画艺术中也有鲜明的表现。П.А.费多托夫在40年代以后创作的《新获勋章的人》、《挑剔的新娘》、《少校求婚》、《小寡妇》、《安科尔，依旧是安科尔》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处在深刻社会变动中的没落贵族、官吏、小市民、商人等，都是他作画的素材，这些作品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各具特性的内心世界，而有强烈感染力的绘画技巧则进一步加深了每一幅作品的主题。他的艺术生涯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雕塑艺术和各种类型的美术作品一样，是俄国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上半期，纪念性的和装饰性的雕塑在俄国艺术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主要有И.П.马尔托斯、Ф.Ф.谢德林、И.И.捷列别尼奥夫、С.С.皮缅诺夫、В.И.杰穆特—马利诺夫斯基和И.П.普罗科菲耶夫等。他们的代表作有各地大教堂宗教内容的雕塑群，俄国海军部大厦、总参谋部拱门、矿业学院大楼、彼得堡亚力山大剧院等处精美的装饰性塑像。这些雕塑都有鲜明的思想内容，教堂中的雕塑或是各种圣像，或是宗教教义的形象化阐释。各类建筑物上的雕塑往往与建筑物本身的性质相一致，如军事部门大楼上舰队、战车的雕塑，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在宣扬沙皇政府侵略扩张的“武功”。

19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雕塑艺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题材越来越普遍。不仅仅是宗教的各种圣像，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成为雕塑艺术家创作的素材，即使是历史人物，也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这样，雕塑从狭隘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以广泛的社会内容为素材，有力地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精品。如Н.С.皮缅诺夫的《玩洋拐的少年》，А.В.洛加诺夫的《玩投钉游戏的少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Б.И.奥尔洛夫斯基曾雕塑过亚历山大石柱上的天使像，他在1832年完成的《库图佐夫纪念碑》突破了他自己传统的创作方法，赋予历史人物以新的内容；И.П.维塔利作品的内容更为广泛，无论是莫斯科剧院广场上的喷泉雕塑，还是普希金的半身塑像，都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П.К.科洛特在1833—1850年的20年间，完成了阿尼奇科维桥上的四马群像。这组塑像虽然是动物，但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却是人类战胜自然灾害，表达了现代人的愿望和追求。苏联艺术史学家认为，这个作品可以说是俄国乃至世界艺术的珍品，它“仿佛是‘熔铸’了19世纪前半期俄国雕塑艺术发展中最有力和最美的因素”[1]。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建筑艺术继承、发展了18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传统，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即“俄罗斯帝国风格”。如果说古典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富丽堂皇、气势恢宏，那么，“俄罗斯帝国风格”则更注重庄严肃穆、巍峨挺拔。因为这时俄国的主要建筑不再仅仅是宫殿、教堂，而与城市建设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由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建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俄国建筑风格不可避免会发生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除著名的单元顶喀山大教堂外，主要有海军部大厦、总参谋部大楼、彼得堡交易所大厦、矿业学院、莫斯科贸易大楼、莫斯科大剧院及剧院广场、莫斯科大学的改建等。俄国著名建筑师А.Д.扎哈罗夫是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创始人，俄国海军部大厦是他的杰作，此外还有А.Н.沃罗尼欣、К.И.罗西等，都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莫斯科，著名的建筑师有О.И.博韦、Д.И.日里亚尔季、А.Г.格里戈里耶夫等。他们在莫斯科市的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基础上，莫斯科的建筑表现出更鲜明的俄罗斯文化精神，柔和、优雅和沉稳、含蓄。

这些高大的建筑和整个城市的布局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因为在体现俄罗斯帝国风格的新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原有的旧建筑及旧建筑四周的改建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城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时期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建筑中，较好地体现了出来。如彼得堡冬宫附近建筑群的修建、涅瓦大街的改建、枢密院广场的改建，以莫斯科红场为中心的大型建筑群的建设等。此外，在彼得堡等地还完成了一批政府大楼和剧院、广场等。这样，在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并为以后俄国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前引书，第347页。

第十六章 俄国走向资本主义

一、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封建农奴制日益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农民主要分成地主农民、国有农民、采邑农民三种。在1858年时，俄国有1069.6万名地主农民，其中7.2％是家奴。国有农民一般指收归国有的教会地产区的农民、官营工厂中的农民以及军职人员等其他人员，约有780.9万人。采邑农民则指宫廷领地上的农民，即他们实际上是皇家的私有财产。19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约有85.1万人。他们的地位与地主农民基本相同，主要的区别是主人不能把他们随意出卖给其他人。

直至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在俄国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封建农奴制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就严重束缚了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农村，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仍然占有大量耕地，在俄国的欧洲部分，10万名地主占有1亿多俄亩土地，他们只将其中的3570万俄亩土地分给1070万农民使用；而沙皇政府掌握的7900万俄亩土地中，只有3700万俄亩的土地交给900万农民使用。

地主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他们采取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农奴制的保护下，实行最野蛮的封建剥削。由于封建农奴制的压榨，广大农民在土地占有锐减的同时，还继续承受着繁重的劳役，服劳役的天数有时每周5天，甚至6天；农奴对地主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他们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在劳动时被迫带上沉重的木枷，任意被主人毒打。地主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酷暑在田地收割时，连水都不允许喝。除了服劳役外，他们还需定期向地主缴纳现金和鸡鸭、毛皮、麻布等实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受到严重的压抑，而且农村中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地主农奴主可以不管农民的死活，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所以对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改善劳动条件，使用新型的机器不感兴趣，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为了生存同地主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在19世纪上半期，农民骚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有1000多次，仅1826—1854年间就发生了709次，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农民骚动达2000次以上。有些骚动规模是很大的，如20年代的顿河农民运动，30年代乌拉尔地区国有农民的骚动等等。沙皇政府惊呼，“农奴状态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这些骚动爆发的原因与灾荒、瘟疫等灾害的发生，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要求解放的思想不断高涨。

在工业企业各部门，同样存在着封建农奴制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约有86万名工人在工厂中劳动，其中44％属于强制性的劳动，如冶金工业主要是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之上的，许多工人不知蒸汽机是何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劳动条件、生活状况与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工业生产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前半期，俄国生铁产量增长不到一倍，而同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却增长了11倍。18世纪时，俄国的生铁产量居欧洲首位，但在19世纪中期时，已经明显地落后于西欧了。冶金制品不仅产量低，而且质量差，如乌拉尔炼铁厂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出的产品在西欧市场上没有销路，逐渐被排挤出去。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简陋的生产条件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人们为了增加劳动报酬，改善工作条件，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们和农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很缓慢，但毕竟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了联系。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俄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1837年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俄国的棉纺织工业深受影响，大量质优价廉的英国棉纱输入俄国，使俄国自己的产品积压，即使降价也没有销路，莫斯科、卡卢加等地的18家纺纱厂被迫倒闭。在经济危机期间，俄国的对外贸易也急剧下降，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前相比，糖的出口量下降53％，铁和生铁的出口量下降47％，棉纺织品出口值下降40％，羊毛出口值下降29％。在1847年首先是英国，很快又蔓延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中，农奴制的俄国也受到影响。英国的经济混乱使俄国的出口总值下降41％。整个欧洲工业的衰退，使俄国脆弱的工业深受震荡。在这次危机中，棉纺织业受损失最大。在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俄国同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相比，受影响最大。除了对外贸易额减少外，还表现为工业产量下降，工业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混乱等等。

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俄国所有的这些经济危机，并不是像西欧各国那样的典型的周期性危机，它虽然有类似的表现，但由于经济基础不同，俄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所以它只是农奴制经济发生危机的表现。

19世纪中期，工人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1800—1860年共发生工人骚动200多起。1826—1839年，平均每年农民起义19次；1845—1854年，平均每年35次；1855—1857年，平均每年63次。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858年为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26次，到1861年，则猛增到1176次。忍无可忍的农民奋起反抗，他们杀死作恶多端的地主，赶走与地主贵族同流合污的官吏，捣毁地主庄园，夺回被地主剥夺的粮食。农奴制已是俄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废除农奴制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农奴制度的崩溃

农奴制危机的加剧，严重威胁着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断提出改革的主张。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几乎过时了一个世纪”，“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之后，它就会把整个国家毁灭”。他们企图通过推行新的国家政策，来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中，其中包括一些激进的主张，却从来不提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所提出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继续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

1856年4月1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省省长扎克列夫斯基的请求下，向莫斯科贵族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宣布准备进行农奴制改革。他说：“到处都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我不想对你们说，我完全反对这样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纪里，所有这些事还是终将发生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1]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明确表示农奴制改革是无奈之事，而且要维护地主贵族的利益，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在地主贵族之中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他们甚至扬言，宁肯把手砍掉，也决不在解放农奴的文件上签字。

1857年1月1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的主持下，沙皇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调查了解并研究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问题。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尼古拉一世时沙皇政府的重臣。他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主张逐步解放农奴，以防止出现突然剧变。同年7月，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内务大臣兰斯科伊提交了一份关于农奴制改革原则的草案。12月2日，维尔诺省总督纳季莫夫向沙皇呈上奏折，表示该省的地主贵族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亚历山大二世对此十分赞赏，立即签署诏令，其主要内容与兰斯科伊提出的原则基本一致，农民除获得人身自由外，其他原有的封建关系一律不变。亚历山大二世还命令纳季莫夫成立省级贵族委员会，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1858年初，该秘密委员会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在此同时，各省先后成立了贵族委员会，研究制定改善农民生活的草案。在1858年，欧俄46个省曾召开贵族委员会讨论农奴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同年8月，亚历山大二世携军政高官到俄国中部的一些省份进行视察。由于农民运动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沙皇政府决定加快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0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达的指令中，提出了准备进行改革的方案的原则，即：使农民立即感到其生活有所改善；地主的利益有所保证，让他们感到放心；保证社会稳定，强大的国家政权不能受到破坏。总之，改革的前提是不能使地主、贵族和沙皇政府的利益受到危害。

1858年12月11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持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改革方案。12月16日，新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将获得人身自由，并可加入农村自由等级；在行政上，农民组成农村公社，并选举出管理机构；今后地主将同村社联系，而不是和农民进行个人之间的联系；保障农民能长久使用份地，同时向农民提供能把份地赎归私有的条件，为此，政府应通过信贷机关给农民以必要的资助。这个改革方案最后强调，为保证改革能顺利进行，需制定一个过渡期限的条例。这个新的改革方案与亚历山大二世1857年12月的诏令相比，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农民不仅有了人身自由，而且还得到了私有财产权和选举权。这个方案引起了一些地主贵族的反抗。

1859年3月，沙皇政府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由前十二月党人罗斯托夫采夫将军任主席。该委员会隶属于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审理和汇总各省贵族委员会的方案。由于要兼顾到各地区地主贵族的利益，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不能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所以这项工作的进展缓慢，直至1860年10月22日，编纂委员会才向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提交最后草案。1861年2月7—28日，沙皇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审定农奴制改革草案。亚历山大二世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并且一般情况下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诸位请相信，凡是为保证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2]事实也确实如此，国务会议审定的结果，再次减少了份地。

1861年3月3日，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纪念日，在这一天，他批准了国务会议通过的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法令草案，同时签署了农奴制改革的特别宣言。

三、《农民改革法令》和法令的实行

1861年3月3日是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天签署的《农民改革法令》，在历史上也被称作1861年2月19日法令。该法令包括《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般法令》、《关于赎买法令》、《地方法令》等17份文件。

《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般法令》计207条，其基本内容是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并享有一般公民权，即农民有权拥有个人的财产，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婚配、从事工商业活动，缔结合同，进行诉讼等。地主应承认农民的人身和人格的自由，不允许买卖和交换农民。

在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远远超过土地实际价格的赎金，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租。农民可以把宅园地和份地赎归私有，但必须事先得到地主的同意。当地主要求赎回时，农民无权拒绝。根据2月19日法令的规定，将欧俄地区的土地分为非黑土地带、黑土地带、草原地带三类，每个地带又分成若干地区，地区不同，人口份地也不同。如非黑土地带多是工业区，土地利用价值不高，所以人口份地最高可达3—7俄亩。黑土地带土地肥沃，适于耕种，地价高，人口份地最高只有2.75—6俄亩。在草原地带，地广人稀，人口份地往往不做明确规定。不管在哪一种地区，人口份地的标准都比改革前农民使用的份地要少，多出来的土地都被地主收回为自己所有。

由于农民对份地只有使用权，所以在使用份地时必须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直至农民和地主签订赎买契约时为止。由于要一次向地主交清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是难以办到的，所以要向政府申请贷款，政府的贷款要在49年内还清。在此之前，农民被称为“暂时义务农”，他们必须像以前一样缴纳代役租和服劳役。同宣布废除农奴制以前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在地主的“监护”之下，就是说继续存在着农奴制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地主的利益继续得到保护。

为了加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沙皇政府决定建立由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体制，每一村社多由属于同一地主领地上的农民组成。由每户的户主组成作为村社管理机构的村会，由村会选举的村长和公职人员组成村公所，负责管理村社的各项具体事务，如纳税、征兵和土地使用等等。若干个村社组成乡。每个乡通常与教区是一致的。乡管理机关是村社代表组成的乡民大会，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产生，乡长、法官和工作人员组成乡公所。无论是乡公所还是村会，并没有实权，他们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地主和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

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和《宣言》，3月5日首先在彼得堡、莫斯科，然后在各省陆续公布。根据公布的内容，在各省开始执行，首先是制定赎买契约，由于农民的抵制，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当1863年7月宣布结束时，仍有一半以上的契约农民没有签字而被迫实行赎地。

地主强迫农民缴纳高额赎金，所谓“赎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地主对农民肆意掠夺的过程。据非黑土地带、黑土地带和西部各省不完全的统计，这三个地区3326.8万俄亩土地，按1854—1856年市价计算份地的地价为5.44亿卢布，而实际上份地的赎买价格为8.67亿卢布，这样，地主所得到的赎金超过市价59％，多达3.23亿卢布。[3]农民为了得到土地，为了得到所谓的“解放”，只能忍受地主的敲诈勒索。

《法令》开始颁布时，广大农民对沙皇政府充满了幻想，亚历山大被认为是农民的“解放者”。但是，事实使他们十分失望。因为他们既没有无偿得到土地，相反是再一次被掠夺，更没有彻底摆脱地主的奴役。许多农民进行了积极的反抗，沙皇政府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喀山省斯帕斯克县别兹德纳村，一次就有350多人被枪杀，还有许多农民遭鞭打和流放。别兹德纳村惨案使人民丢掉了幻想，进一步看到了沙皇政府的真面目。俄国许多地区爆发了声援别兹德纳村农民的运动。《法令》颁布后，俄国实行改革的43个省，就有42个省爆发了农民骚动。1861年4—7月，农民反抗事件达647起。仅1861—1863年，就发生了2000余次农民暴动和起义。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俄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4]这主要表现为农民脱离了农奴依附地位，人身获得了自由，在俄国结束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经济的实质是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地主经济因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性质起了变化，也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大批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俄国迈出了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一步，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次改革毕竟是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因此这次改革后，在俄国仍保留有大量农奴制残余。沙皇专制制度继续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保留，地主贵族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继续不断恶化，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那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农奴制的残余，这也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16 油画：修复铁路（K.A.萨维茨基1874年作）

[1]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2] 扎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8页。

[3] 孙成木等主编，前引书，第122页。

[4]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33页。

第十七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行政和司法改革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有很大的局限，但是它毕竟开创了一个改革的时代。打开农奴制这一封建基础的顽固镣铐，现代国家的政府模型在一系列的改革中建立起来。只不过，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沙皇专制作为封建统治最后的堡垒，利用改革来巩固传统的皇权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俄国逐渐确立的社会政治体系具有西方民主的外壳，实质充满封建的落后性。

农奴制废除后，需要在贵族、被解放的农奴和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与地方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沙皇政府在制定废除农民依附关系法令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管理地方经济事务的机构改革。有关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草案在1864年1月1日获得通过，决定在省和县设立地方自治会议和它的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

根据法令，省和县地方自治会的产生实行选举制，代表资格既按财产划分又有等级差别，乡村土地贵族、商人和小产业所有者、村社农民构成三个选民大会。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不动产1.5万卢布或年收入6000卢布的地主贵族为第一选举团；年收入6000卢布以上的工商业者及有不动产500—2000卢布的居民组成第二选举团，在各行政区进行直接选举。第三选举团主要由农民组成，经过村社、乡选举，再选出地方自治会议代表。县地方自治会议按照每6名选1名的比例选举出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贵族团体的领袖、省行政机关首脑和宗教代表也参加省地方自治会议。省和县地方自治会三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时间不晚于当年的10月1日，会期不超过10天。它的执行机构县自治局由3—6人组成，主席由省长官认可；省自治局是7人，主席由内务部任命。自治会非实权机构，没有参政、议政权，而仅限于管理地方经济，它的决议还受到沙皇政府的监督，地方行政权力仍掌握在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手里。

1865年首先在萨马拉、莫斯科、彼得堡等欧俄19个省建立地方自治会，以后又不断扩展到34个省，包括359个行政区。根据1883年的选举情况，县自治会13197名代表，社会构成是42％贵族，38％农民，19％商人再加上城市人和牧师。省会议代表2284名，其中贵族占到81.5％，商人11.5％，农民7％。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情况的变化，贵族的私有土地在逐年下降，为了保护他们在地方的政治权利，1890年6月颁布了第二部地方自治会法令，降低了土地贵族的财产数量要求，同时限制拥有私人土地的农民参加非贵族大会的直接选举，农民代表只能由第三选举团选出，等级界限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样贵族在县会议中的比例增加到57％，省会议中增加到89.5％；农民代表则下降到31％和不到2％。

1870年颁布了《城市条例》，建立城市杜马作为城市的自治机关，实行无等级选举，由纳税人按纳税额分三个选举会，每个选举会选出全市代表的三分之一，城市杜马受参政院直接管辖。

地方自治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三种税收：乡村土地和森林；工商业的不动产；商业和行会的许可证，土地税在自治会预算中占了一半以上。政府的补贴是有限的，并时时对地方的税收权加以限制。

自治会最初主要是管理农民事务，修筑道路和提供邮政服务，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它在地方教育和医疗中的作用才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预算不断增加，自治会和政府也意识到文盲对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提高的不利影响，改变了过去对公共教育的态度，在各省建立永久的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局，为兴建学校提供专项贷款；政府还增加了对自治会的补贴，从最初的5％提高到20％多。自治会还与村社达成协议，他们派出教师，村社提供校舍，负担教师工资和学校的日常开支，自治会成为民间办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贵族对地方自治会的控制决定了它与沙皇政权的政治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受雇于地方自治会，他们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且他们思想上的激进加强了自治会中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这些被称为“第三种分子”的人包括教师、医生、兽医、农学家、统计学家等，据估计到1908年有7万人左右，受聘的教师在2.5万多所乡村学校教书，医生从1870年的613人增到1910年的3000多人，许多农学家和土地调查员通过统计分析，出版了大量研究俄国农民经济发展的资料和著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会里的政治力量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仅是对经济事务的管理，而要求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自治会逐渐发展为一些自由派争取立宪斗争的场所。

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时期，司法制度的改革是最有现代意识和进步意义的。促成这项改革的是一些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贵族，针对法院审判中存在的腐败和拖拉现象，他们提出要依据最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司法模式，在俄国确立司法的独立性。制定改革基本原则的工作在司法官员谢·扎鲁德尼领导下完成，他把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集中到国家大法院，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草案，经过国务会议讨论后，在1864年11月14日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

司法制度的重大改变是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司法人员不受行政任免，法官必须是法律系毕业，由皇帝任命或由司法部长推荐，采取高薪制、终身任职。设三级法院，一级法院为巡回法院，处理民事和犯罪案件，小的案件由治安法官在地方法庭审判，这包括刑期少于一年，罚款不超过300卢布的案件，减少过去由于繁琐的法院体系造成案件拖延的现象。治安法官由地方自治会议选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治安法官由城市会议选出。二级是受理上诉法院，管辖几个区的法院，做出最后判决；参政院是终审法庭。

在诉讼程序上实行有陪审员参加的公开诉讼，这是法院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同时确立律师制，在法庭上进行口头辩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状和其他书面证据的使用。辩护律师必须受过高等司法教育，并且是有五年实践经验的专职律师。19世纪60年代有许多大学生选读法律系，说明这一改革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制度的西方化只是俄国法律外壳的转变，法律的实质还没有根本变化，特别是在拥有80％以上人口的农村，村社制度的存在成为防止农民分化的保护伞，妨碍了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在农民意识中，拥有自己土地的观念仍建立在“我劳动即归我所有”上，类似西方的以个人为实体的法律地位，并没有确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需要进一步变革的原因。

二、帝国疆界的扩张

西方对于俄国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模本，更主要是它取得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它对殖民地的掠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源泉，这同样吸引着俄国。与西方飘洋过海的殖民扩张不同，俄国人被称为“陆地航行者”。最典型的就是16世纪末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借助于纵横交错的河道和比土著人先进的物质文明，俄国人穿越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的西伯利亚，到达它东部最大的河流——勒拿河。西伯利亚为俄国提供了珍贵皮毛，其收入占国库税收的10％—30％，但由于令人惧怕的寒冷气候，西伯利亚没能具有美国边疆开拓那样的经济利益，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人口才达到900万。

不过，俄国也有过海外探险，分割亚美大陆的白令海峡，就是以俄国雇佣的丹麦航海家白令船长命名。18世纪，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大陆寻找出海口，与此同时，1741年，一支探险队到达阿拉斯加，发现了阿留申群岛丰富的毛皮资源。之后，俄国商船队不断涌来，在这里展开竞争，阿留申群岛的众多岛屿都被勘察过，俄国人大肆捕杀岛上的海豹等动物。1784年，俄国商人舍列霍夫在阿拉斯加建立俄国人居留地——科迪亚克城。1799年“俄国美洲公司”成立，它享有特权为俄国在北美开拓新的殖民地。1812年，俄国还在加利福尼亚取得一个立足点——罗斯要塞。但是，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受农奴制的制约，俄国没有大批的自由民到新的地区拓荒，建立自给自足的殖民地。而且俄国商人的主要精力在于向当地土著居民勒索毛皮，这种短视只能导致资源的匮乏和税收的日益减少。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在北太平洋的争夺，使得俄国在美洲这些没有坚固防御的基地成了一个负担。1867年，俄国政府把它在海外最大的属地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及周围的岛屿，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美国人称此为明智之举，因为他们占了大便宜，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分钱。

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对北美的争夺，没能成为海上强国，而它作为陆上强国的地位在对亚洲持续的殖民扩张中实现了。17世纪中期，俄国东扩势力企图南下到黑龙江流域时，曾遭到中国强有力的抵抗。根据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它的势力暂时被挡在外兴安岭，但它东进的脚步一直走到亚洲大陆的最顶端，在1731年左右征服了勘察加。过了一个多世纪，俄国基本稳定了西部边界后，再次觊觎远东。19世纪中期，俄国利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攻击、国势削弱之时，卷土重来。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侵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中国丧失了东北最大河流的出海口，而且在争夺远东利益上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19世纪末，俄国势力的南下和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野心相碰撞。1895年，日本通过中日《马关条约》要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谢·尤·维特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不能让日本获得辽东半岛作为扩张它在中国势力的桥头堡。[1]所以俄国串通德国和法国上演了一幕三国逼日还“辽”，中国不得不以巨额赔款代替领土割让，为此中国以关税为担保向西方借款，西方借机扩大了对中国的金融渗透。而俄国得到更直接的实惠，它以保持了中国领土完整居功，通过与清政府的密约，得以把已修到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直穿中国东北北部，通到俄国在远东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俄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力量虽然都集中在欧洲，但它在远东也获取了最大的利益，直到日俄战争的爆发。

19世纪，俄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活动是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对俄国来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传说阿姆河一带有金矿，俄国想效仿英国的印度之行，到这里实现寻金之梦，而中亚的封建王国内无休止的战争使俄国感到有机可乘。18世纪，俄国对中亚几次远征冒险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它只能集中力量在地广人稀的哈萨克草原扩展势力。生活在草原上的是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人，形成了大、中、小三个帐汗国。俄国在草原边上的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建起要塞，由哥萨克人驻守，一步步扩大势力。18世纪30年代，小帐汗和中帐汗国寻求保护，先后在名义上承认俄国为其宗主国。1822年，俄国起草了一部哈萨克法典，中帐汗的可汗被废除，它拥有50万人口的领土纳入俄国的行政管理；不久，小帐汗国也完全丧失主权，哈萨克人想要恢复独立的多次起义遭到镇压。俄国人夺取这块草原后，它与中亚本土的距离拉近了。1847年，俄国与大帐汗结成同盟，1854年建凡尔诺堡（即今天的阿拉木图），已然形成对中亚的包围之势，只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的征服行动推迟了十年。

中亚地处沙漠地带，依傍河流和以绿洲为中心，建立起了基发、布哈拉和浩罕三个封建王国。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三个汗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民族成分也十分复杂。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是以历史名城布哈拉和萨马尔罕为中心的布哈拉汗国，人口约250万，一半是乌兹别克人，其他是塔吉克和土库曼人。[2]浩罕位于锡尔河以东，与中国的新疆接壤，人口300万，主要民族是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它的都城塔什干是中亚最大的城市，拥有10万居民。最小的汗国基发位于咸海南面，人口约75万，包括卡拉—卡尔巴克人、土库曼人等。

中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在一些河谷和绿洲有粮食、棉花、蔬菜和水果的种植业。俄国与中亚的贸易在它的势力到达这里之前是非常有限的，而俄国资本主义扩张式的发展，是不会轻易放过这几个弱小国家的，正如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所为。19世纪60年代，俄国沿着锡尔河向南推进，开始对浩罕的征服。人数众多的穆斯林防卫军队抵挡不住俄国的军队，1865年俄国军队占领了塔什干，浩罕根据1868年和约沦为俄国的保护国。布哈拉意识到俄国对自己的威胁，拘留了俄国人派驻布哈拉的使团，并袭击俄国军队的运输线。俄国军队又反过来打布哈拉，在1868年以3000多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萨马尔罕，之后签订的和约割让了布哈拉大部分土地，其余部分沦为保护国。基发这个受贫瘠的沙漠保护的汗国也在1873年陷入与布哈拉同样的地位。八年后，俄国镇压了浩罕的一次反抗起义，完全吞并了浩罕汗国。三个汗国被占领部分归新建的省份土耳其斯坦管理，指挥俄军作战的考夫曼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1881—1885年，俄国又征服了卡拉库姆沙漠以南的土库曼地区，基本完成了它对中亚的征服。

俄国在中亚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在经济上让这一地区为俄国中心区的经济发展服务。由于俄国和波兰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带动了中亚地区棉花种植的增加，1884年引种美国棉花后，产量进一步扩大。到1914年俄国工业对棉花进口的依赖从96％降低到47.8％，其余都由中亚供应，中亚的植棉区从1886年的1.32万公顷发展到59.72万公顷。[3]反过来受植棉业发展的影响，中亚的粮食种植减少，从粮食自足沦为依赖从俄国的进口，俄国其他工业品也在这里找到理想的倾销市场。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土地，俄国人来到哈萨克草原后，不断侵占所谓的“剩余”土地，为新到的俄国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上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征用，造成穆斯林贫民百姓的饥荒，民族矛盾加剧。

在文化上，穆斯林教徒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是新的文明冲击了原来的部落文明，俄国人带来了现代的文化，在中亚建立起的学校进行的完全是俄罗斯式的教育，讲授的是俄国的历史，这种把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强加到异族身上的同化政策是俄国作为殖民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不过，来到偏远地区的大多是贫苦的俄罗斯农民，他们所受的压迫在新的土地上并没有改变，他们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也是非常自然的。

19世纪末，俄国持续上百年的殖民扩张结束了，它不仅大大超越了10世纪时俄国的欧洲疆界，而且向东扩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在千百万非斯拉夫族人广袤的土地上，俄帝国的殖民主义性质有了更深刻的体现，它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和这种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基础上。

三、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政策

俄国的殖民扩张，与西方海外扩张相比，没有为其工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业革命的滞后。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俄国商人的目光更转向农业，认为小麦是最有利的商品，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谷仓”，这就减缓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一般认为，俄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正是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的时期，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主要集中在棉纺织、制糖和造纸业等资本聚集的产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农奴制在俄国的存在，制约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基本要素，即自由劳动力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这使得俄国工业化的步伐又大大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

农奴制瓦解前后，俄国社会经济的双重矛盾：工厂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以及自由劳动力的竞争，特别突出。俄国著名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1869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画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赋税的盘剥，消费水平极其低下；而依赖土地无法维持生活和缴纳捐税的农民走向城市，却很难找到工作，有时是“230人中只有一人能在工厂里找到工作”[4]。我们在俄国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贫困，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造成的尖锐矛盾。

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旧制度的冲突，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反过来，农奴制的废除使得工业革命聚积的能量释放出来，以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的方式扩展到煤炭和冶金等其他行业，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加。1879年，纺织业包括丝织品54.8％的产品是机器制造，棉纺织业机械化水平较高，达到96.3％，金属制造业产品的86.3％和制糖业85.1％的产品由机器制造。[5]

俄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下半期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由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加快，其经济水平达到了帝国时代的顶峰。当时担任国家财政大臣的是谢·尤·维特，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使财政大臣这一角色的重要作用大大高于大臣会议（内阁）主席，因而有人把这个时期俄国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称为维特体制。

С.Ю.维特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敖德萨的一所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他到西南铁路公司任职。1887年，西南铁路公司的经理维什涅格拉茨基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很欣赏维特的才干，受他的提携1889年维特升任财政部下设的铁路部门的总监。1892年，维特担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在维什涅格拉茨基去世后出任财政大臣，维特所拥有的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实际工作经验成为他发挥才干的基础。有关维特的经济思想，人们认为他受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李斯特的影响，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其19世纪初的著作里总结了英、法、德等国在工业化中的经验，强调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政府鼓励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俄国社会的现实，即专制制度的统治也使维特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

有了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经历，维特把铁路建设作为一个主要措施，通过国家建设和国家对私人资本的资助，促进铁路的发展。1860年时，俄国的铁路只有1600多公里，而1890—1913年铁路网已由3万公里增加到7万多公里。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311公里，欧俄铁路网扩展到了亚洲。铁路建设带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一些钢铁工厂的生存主要接受政府的定货，到19世纪末，铁路建设用的钢铁80％由俄国自己生产。铁路网的建成同时还便利了向东部的移民。

19世纪后期，关税政策是刺激国内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手段。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政府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推行高关税政策，提高关税30％—50％，之后，又相继取消了用于机器制造业的进口铁、欧洲原煤、原棉的免税权。维特继承了前任的政策，采取保护性的关税税率，在应对德国对俄国出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时，维特采取强硬态度，与德国展开贸易战，1894年终于签订两国互惠商约。到1899年，俄国关税收入达2.19亿卢布，占政府收入的13.5％。高关税政策同样保护了民族工业的成长，南俄5个最大的炼铁厂南俄第聂伯铁厂、俄—比冶金公司等就是在此期间建立，它们生产南俄50％的生铁，占全帝国产量的25％。

关税壁垒的建立，并未阻塞金融市场。1897年，俄国推行金本位制，鼓励欧洲投资者。19世纪80—90年代，巴黎交易所的所有欧洲资本大都投到俄国的公债上面，外资股份的比例从1880年的17％提高1900年的45％，大部分集中在银行、政府信贷和大的企业上。

19世纪末，俄国工业的发展还得利于现代财政税收体制的建立。1863年废除包税制以后，取消了贵族和商人征收贡品的权利，中央政府有效地掌握了对税收的垄断。国家预算和财政收支由财政部统一审理掌管。同时，在各省建立国家监督局，检查地方机构的收支状况。在有村社存在的农村，村社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承担向每个农户收税的义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财政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1883—1887年在欧俄，1899年在西伯利亚政府最终取消了人头税，消灭了纳税与非纳税阶级的区别。1894年，国家又垄断酒的专卖权，代替过去酒的消费税制；烟、煤油、糖以及火柴税都有提高。1890—1913年间，间接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增长了3倍，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表明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取得的重要经济地位。

不过，工业发展的资金仍然十分依赖农业谷物的出口。1910年，俄国粮食出口达1387.6万吨，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半。

农业仍是俄国经济的主体，但是维特体制注重的是工业和财政的改革，显然相对忽视了农业。当他认识到农业经济的落后，特别是农村公社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时，他改变了过去赞成村社制度的看法，向沙皇提交了一份改革提案。但由于他的金融、财政政策招致土地贵族的不满，他没能继续自己的使命，1903年8月他被免去财政大臣的职务，担任大臣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农村的改革，在1905年革命之后由斯托雷平开始，这在俄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篇。

П.А.斯托雷平（1862—1911年）出身在一个旧贵族家庭。1885年从圣彼得堡毕业后，到国家土地部下属的统计局工作，1889年他被派往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沃诺省做一个区的行政长官，以后十几年不断升迁，仕途通达。而他的真正出名却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因镇压罢工和起义者有功，得到沙皇的赏识。1906年4月他担任了格列姆金内阁的内务部长，两个月后取代了格列姆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06年8月，发生了一起针对斯托雷平的爆炸事件，政府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为残暴，所有死刑在24小时内执行，在历史上留下了“斯托雷平领带”的恶称。

斯托雷平的个人品质实在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而对他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是褒贬不一。从客观上看，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质是对旧的村社制度的挑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村社本身的经济关系已经削弱，它对税收的连带责任被废除。1893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土地的重分期最少也要12年，并且禁止局部分配。1905年，终止了农奴制改革中的土地赔偿金。对于村社地位的下降，支持它的人仍然相信，它是防止农民贫困化，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斯托雷平则认为，村社的现状不仅不能帮助弱者，反而削弱了强者。实际上，在斯托雷平上台前，土地改革已有了些准备，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新成立了农业部，由农学家、土地调查员和其他专家对土地问题做了不少考察，斯托雷平所做的就是推行改革措施。1906年11月9日颁布了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补充规定，并在1910年成为正式法律。

他的改革意在取消村社对农民土地使用的分配权，和对农民定居权的控制。具体措施是建立农民土地银行，为富裕农民购买土地和建立独立农场提供贷款。允许农民退出村社，迁移到别处定居。银行土地基金的来源，一是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可出卖，二是贵族的地产委托银行出卖。

根据统计，1907年到1915年在欧俄的47个省，约有236万多农户进行了土地重组，涉及2024万多俄亩（1俄亩=1.09公顷）的土地，分到土地的农户和被分的土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9％和14.5％。农民银行的土地基金到1917年1月有674.9万多俄亩土地，其中484万多俄亩土地购自土地主，125万俄亩由国家行政转入，64万俄亩土地来自破产农民，其中有的土地是从土地银行购买却因经营不下去而破产的。

改革允许农民卖掉分配的土地，鼓励贫困的农民从中心省份移民到边疆。在1906年到1916年期间，有307.9万多移民被安置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边疆省份。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摆脱不掉的受奴役的地位，移民中有近20％重新返乡，他们受到原来村社的歧视，生活境遇十分糟糕。

斯托雷平的改革效果一直是有争论的。有人以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特别是俄国在一战前粮食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肯定改革成绩。也有人认为，改革期间农民骚动增加，反映了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有1911年爆发的大饥荒，席卷了俄国主要农业区，从而证明改革是失败的。

但是，谁都不否认斯托雷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使农村产生阶级分化，兴起了富农阶级，他们有的成为庄园贵族的债权人，虽然受到贵族的嘲讽，却是惟一口袋装满了钱的人。农村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非常缓慢，列宁评价说，斯托雷平改革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沙皇专制统治在资本主义沿着“普鲁士”道路发展所能采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一步。

工业化带动城市的发展，只是城市化的水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根据社会史学家对19世纪末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1897年，俄国大约有932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的有17个城市，其中12个在俄罗斯本土以外，即俄国吞并的波兰的一些省份，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彼得堡和莫斯科是俄罗斯本土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彼得堡的人口从1860年的50万增加到1890年的100万。莫斯科1860年人口45万，1890年是90万，1912年达到150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城市人口中40％左右是工匠、熟练手工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典型的工人属于季节打工者，在夏季一些工厂关门，让工人回家夏收，农闲时再复工。与现代工人不同，他们很少与自己家人生活在城市公寓里，大多住在私人出租的房屋，或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很大。

20世纪初，俄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1913年谷物产量最高达7460万吨，位于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煤3500万吨，钢产量425万吨。它的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物力及自然资源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以人均产值计算，俄国则大大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19世纪末，俄国人均铁的产量是英、德的8％和13％；煤只有2％—4％；纺织品占到10％和36％；人均收入分别是这两个国家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更体现在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极贫和极富的矛盾中。根据1897年的调查，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有6300万人，其中80％居住在农村。另一方面，俄国的大贵族经常出没于西欧上流社会，是西方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俄国沙皇更是世界头号的亿万富翁。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国有经济的增长超过私人经济，占有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俄国又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俄国工业化进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沙皇专制的长期统治，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资产阶级本身成熟较晚，国家仍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角。例如在铁路所有权中，政府常常从私人手上买回而不是出让所有权，70％的铁路为国家所有。俄国的国家银行也是由财政部直接控制和操作。华俄道胜银行成立时，没有股本的沙皇政府却向银行派出董事长和董事，之后又通过认购该行发行的全部股票，而成为拥有53％股份的最大股东。俄国工业化的国家集权性质，可以说是俄国迈入现代世界，社会阶层不稳定，社会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17 宣传者被捕（И.E.列宾1880—1892年作）

[1]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2] 引用人口数字见迈克尔·刘金：《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页。

[3] 迈克尔·刘金，前引书，第15页。

[4] 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6页。

[5] 约瑟夫·维辛斯基主编：《俄国和苏联历史现代百科》第14卷，国际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社会思潮

一、民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9世纪60年代，正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并不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特别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制约，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担当起与西方资产阶级同样的角色，来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举民主革命旗帜的是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在《钟声》和《现代人》杂志上揭露农奴制改革的虚伪性，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1862年由革命家建立的秘密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就是反映了农民对土地和自由的基本要求。他们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俄国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的小说《父与子》最先塑造了这种“新人”的形象，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具有坚强的性格、能言善辩，在政治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提倡实用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篇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的小说《怎么办》，描写了一批“新人”的典型，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防止道德堕落和精神贫困化的理想生活。“新人”的出现，标志着在俄国社会思想界平民知识分子逐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些出身于公务员、小市民、商人、牧师和农民家庭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的生活，他们把目光投向过去曾脱离开的民众，关注和同情广大受奴役的农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个新的名词“民粹主义”开始使用，在俄语中它的词根就是“人民”。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民粹主义”延续了19世纪以来俄国思想界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特殊的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1]赫尔岑的思想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他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提出了“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只要让农民获得土地和自由，俄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民粹主义派中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像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雅·瓦·斯捷法诺维奇、谢·尼·尤沙柯夫、瓦·巴·沃龙佐夫、尼·弗·丹尼尔逊等，在发表的文章里谈的主要就是俄国的特殊性和如何避免俄国重蹈覆辙的问题。

他们不反对发展工业，但是反对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赞扬的却是导致精神贫乏、把人们推向狭隘的个人主义的道路。俄国与英国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不同，俄国人无法也不要适应英国那样的经济成熟性。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使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的破产几乎是同步的，“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展，那里的工人阶级就越贫困”。因此，如果俄国一定要走欧洲所走的道路，那么，这一文明的灾难同样不可避免。瓦·巴·沃龙佐夫在《俄国资本主义命运》中还提出，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西方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俄国则是移植，是模仿。

民粹主义认为，俄国还具有某些西方已经丧失了的特点，使它不致完全陷于可悲的境地。这些特点，一是土地仍然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有权确立一种最好的土地使用方式；二是罗马所有制观念在俄国并非根深蒂固，国家可以触动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三是俄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阻碍国家采取谋求公共福利的行动。由此，俄国可以避开欧洲文明成就中的污点，发展存在于人民之中的集体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民粹派认为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古老的村社，在村社中没有等级差别，没有悬殊的阶级差异，具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性质，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能够建立另一种制度。

民粹派与旧的贵族所探索的俄罗斯道路最根本的不同，是阶级利益的不同，民粹派代表和捍卫的是农民的利益，并且着手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民粹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是与它19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而且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在各种各样的民粹派主张中，一般认为它大体有三个主要派别：米·亚·巴枯宁派，主张立即发动农民暴动；彼·拉甫洛夫认为革命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坚持长期和平宣传的策略；彼·尼·特卡乔夫派认为人民不能拯救自己，主张由少数知识分子密谋夺权。

巴枯宁（1814—1876年）是与赫尔岑同时代的人，早期流亡国外，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巴枯宁在德国追随黑格尔哲学，后来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吸引，在他看来，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方案同德国思辨哲学体系的抽象性相比，似乎很实际、很具体。19世纪40年代新黑格尔派的兴起，从辩证法中找到现实社会变化的依据。而巴枯宁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是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法，只有教育的社会。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巴枯宁的活动很是引人注目，因此在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受审判。后来他在狱中曾写下《忏悔录》，被认为是他革命生涯中的污点。

19世纪60年代，经过十几年的牢狱和流放生涯后的巴枯宁选择了革命。他在1869年写了一份传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提出青年学生到民间去的号召。他认为青年人不是去进行一般的启蒙教育，而是唤醒受宗法制和沙皇控制的民众的革命意识，并且要求他们在人民的骚乱和暴动中“不是充当旁观者，而是成为干练有为的、随时随地勇于承受牺牲的先进分子”。[2]他的思想成为当时俄国革命青年的行动纲领。

巴枯宁一直在国外进行宣传鼓动活动，他激烈地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观点，号召摧毁西方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主要敌人是国家，革命者应为争取社会革命而斗争，拒绝政治斗争。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刚刚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利的，受到马克思的尖锐批判。

另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拉甫洛夫也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与巴枯宁的直接行动的革命策略不同，拉甫洛夫认为人民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革命者的任务是到农村去宣传，使农民作好起义的准备。1868—1869年，拉甫洛夫发表了《历史信札》，在这一系列的文章里，作者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忏悔和自责的心理。他认为，获得知识的少数人，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命和劳动为代价的，知识分子应该到人民中去传播知识，才能证明其价值。为了尽自己的义务，走向人民，这一号召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在1872—1875年间，“到民间去”的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结果却是悲剧性的。这些一心想融入人民，成为其中一员的教育者，不仅受到政府的迫害，而且得不到人民的接纳。农民痛恨地主甚于反对沙皇专制，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使他们视宣传无神论者为异己，教育者受到围攻和殴打。如同散落在大海中的沙砾，热血青年的精力被耗尽。对农民革命性的失望，使一部分人放弃了鼓动宣传，从事务实的工作，而民粹派本身也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是转向政治斗争和恐怖活动的激进分子，他们脱离了原来视为上帝的人民，去做殉道者和英雄，结果同样是悲剧性的。1881年，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执行刺杀的民意党人遭受毁灭性打击。

19世纪末俄国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也否定了民粹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寻求解救俄国的道路，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革命民粹主义由于严重的思想危机，逐渐演化成放弃革命斗争，主张与沙皇制度妥协，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流派。

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在西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价值规律的研究，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被认为是把空想转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于追求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有着很大的启发。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有着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它自身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时，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普列汉诺夫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俄国19世纪末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宣传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和组织俄国新型政治组织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出生在沃罗涅什省一个小地主家庭。1874年他受进步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放弃了军事学校的学习，不愿再像当时青年时兴的那样在军界追求功名。他转到彼得堡矿业学院，在这里结识了进行秘密活动的一些著名民粹派，并且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这个时期，他完全接受了民粹派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他在1879年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说，“如果西方的村社不是过早地解体的话，那里的社会主义将完全是另一种发展过程”。而共同占有土地不像私人占有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本身不带有导致自身灭亡的因素。他认为，在俄国受到资本主义排挤的土地村社，是建立在更为高级原则之上的合作制形式。民粹派分裂后，他担任了土地平分社的领袖，提出农民对土地平分的期望，号召农民向皇权请愿。1880年，普列汉诺夫被迫流亡国外，侨居瑞士日内瓦。当民粹派的恐怖活动失败后，青年一代年轻生命的无谓牺牲并不能真正拯救俄国，这使普列汉诺夫深感痛惜，他离开了民粹派的组织。

在国外，普列汉诺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西方工人运动，重新认识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这是《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他还委托著名的活动家查苏里奇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的俄文译本代写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借这个机会回答了俄国社会革命家一直关心的，即俄国的村社制度和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序言里，他们谈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俄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世界革命，这也成为后来人们争论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里奇等人共同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宣传和培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工作。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和1885年分别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分歧》，批评了民粹主义，确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通过农民革命不可能立即转变成俄国社会主义。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无产阶级成为摧毁沙皇统治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一些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用马克思主义重新分析俄国经济的发展，在各地成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一些著名人物像尤·马尔托夫、弗拉基米尔·列宁、彼·司徒卢威等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是民粹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仍有很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主要是与这些不同的反社会进步的思潮做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列宁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列宁（1870—1924年）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学生运动，遭到逮捕和流放，他的哥哥也因参加民意党的暗杀活动被沙皇政府绞死。1893年，他到了彼得堡，为筹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工作。

1894年，列宁在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辩论时，非常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民粹派的理论进行了批驳，这就是列宁早期著名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针对民粹派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宿命论，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指出，当民粹派还在争论“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些主观问题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根据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做出回答：“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列宁说：“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4]旧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不过是幻想。后来，列宁在监禁和流放中还通过大量阅读书籍和收集材料，在1899年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了俄国经济发展规律，阐明未来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斗争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上，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主张合法的斗争，获取合法的地位。司徒卢威（1870—1944年）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1894年出版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判》，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轰动。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司徒卢威把资本主义看做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利因素，认为社会改革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因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的理论遭到列宁的批判，认为这种放弃暴力革命，走社会发展的渐进式的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的确，“合法马克思主义”派没有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1905年革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转向唯心主义的立场，司徒卢威则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代言人。

另一派被称为“经济主义”派，主张俄国的无产阶级应该以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关注工人每日的需要，就能团结工人群众，最终实现政治改革。“经济主义”的产生是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

19世纪末，俄国步入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政治上的反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自由化的趋势是相背的。正是由于政治上的这股逆流，制约了俄国资产阶级对国家管理权利的参与，阻碍了它作为政治力量的成长。相反，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增加，他们采取罢工、示威等自发的斗争形式，争取工作条件和生存环境的改善。1897年，一项工厂法获得通过，其中包含了限制童工、保障工人生产安全等内容，一些工厂还争取到工作日限制在11个小时的权利。这个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劳资纠纷主要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解决，特别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发展促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生，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全面的修正，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传同资产阶级的妥协。

俄国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修正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强调由于俄国是沙皇专制统治，工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得政治改革极其困难，他们期待工人的政治意识在立宪而不是革命过程中自发地提高。“经济主义”是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一种主要政治倾向，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造成的。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基辅《工人报》及崩得的九名代表在明斯克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司徒卢威撰写的《宣言》，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的主要任务。但不久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沙皇政府逮捕，组织工作无法运转。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后到了国外，同年12月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办了《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还有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里奇，《火星报》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02年，列宁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与经济派的观点进行了论战，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经济派产生的根源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在这一系列思想斗争中，列宁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后又转移至伦敦，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各地和《火星报》编辑部的43名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高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议在党的章程和建党原则上发生了分裂，列宁坚持的是，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必须是有组织的，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形成思想统一，党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意见的分歧，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形成了支持列宁意见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少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后来发展为两个独立的政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讲求团结、纪律和组织，在未来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力量。

三、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哲学

除了从社会革命性质探索俄罗斯发展道路以外，还有宗教性质的俄罗斯思想，而这种思想并非完全像人们常常以为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物。俄罗斯学者М.马斯林在他主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前言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注释。他说，“不必否认，从中世纪时代起，宗教救世主说就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特征”。由于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和它对东方游牧民族怀有的“特殊的反抗情绪”，“罗斯仿佛注定要扮演欧洲保卫者的救世主的角色”。当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衰落后，罗斯成为东正教传统的维护者，“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学说，体现着“不仅要对俄罗斯人民而且要对整个正教世界进行总体的、集体的宗教和历史的拯救的意志”。[5]

近代以来，俄罗斯思想的先驱是以И.В.基列耶夫斯基和А.С.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的思想家。基列耶夫斯基提出了发展基督教世界观的任务，他相信，“通过把各种精神力量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就能获得进行神秘直觉和直观的能力”，使人通达关于上帝及世界关系的超理性的真理。由于俄罗斯性格中的整体性观念，“它将把握欧洲文明的各个方面并将成为欧洲的领袖”[6]。作为基列耶夫斯基思想的继承人，霍米雅科夫同样提出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世界文明活动的中心的观点。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是有统一而没有自由，新教是有自由没有统一，只有俄罗斯文化中包含的“聚议性”原则或村社性原则使得合理性和整体性的理想得以复生，统一性与自由在爱上帝及其真理和爱上帝者之间互爱的基础上结合。他认为俄罗斯人民有着特殊的责任，所追求的不是成为最富有或最强大的国家，而是成为“所有人类社会中最基督教化的社会”。斯拉夫派提出了有关俄罗斯思想的宗教思考，但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这个任务后来由俄国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完成，他被看做是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俄国思想家。

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是俄国著名史学家С.索洛维约夫之子，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系，后在莫斯科神学院读书。1874年他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省了他少年时代不信上帝而产生的宗教危机，笃信基督教学说对问题的解答。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1877年）、《神人类讲座》、1880年的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俄国与普世教会》和《爱的意义》等。他致力于创立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其主要特点是本体主义，强调人认识和实现真理的能力。和尼采提出的“超人”概念相似，索洛维约夫也把一个“神人”放在现实人之后，神人既是个体又是包罗万象的有生命之物，是善、真、美的统一。他提出的世界发展的五个阶段：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人类王国和神王国。索洛维约夫寄希望于借助神权政治，即建立在基督教观念上的正义国家和正义社会，来改造人类，实现世界发展的终极神之王国。

索洛维约夫除了阐述他的宗教观，对民族问题也特别关注。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把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能力，期望俄罗斯能够第一个为自由神权政治奠定基础。在这一点上，索洛维约夫并非回到老一代斯拉夫主义的立场，相反，他批判斯拉夫主义者对过去的理想化，反对崇拜自己的民族，把本民族看成是宇宙真理的最优秀的体现者。他提出每个民族都应推行基督教政治，宣传的是宗教——普遍主义学说。

索洛维约夫发展的基督教世界观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带来了俄罗斯思想的复兴，是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在知识层面的另一种反映。这个时期为宗教哲学所吸引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有名的像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巴维尔·弗罗连斯基、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尼古拉·奥努弗利耶维奇·洛斯基。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在思想历程上，发生过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新康德主义的转变，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社会自然的进化，反对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当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即在1905年革命以后，他们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怯懦，希望找到一种超脱现实的解决办法，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契合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追求。

1909年《路标》文集出版，收录了Н.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М.赫尔申宗、А.伊斯柯耶夫、В.基斯嘉柯夫斯基、П.司徒卢威和С.弗兰克等人的7篇文章，从知识分子的道德体系、自我意识、法律观念等多个层面重新审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反映出1905年革命失败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冲击。布尔加科夫在他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一文里，把这视作革命历史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判决，是知识分子具有的英雄主义情结的破灭。他们提出政治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危机，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反思的结果是对19世纪下半期以来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做出了全面否定，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信条提出了批判，认为民粹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创造和民族精神文化上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欧洲式的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民粹主义。别尔嘉耶夫在“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里声称，对“民众”——间或是农民、间或是无产者的膜拜是社会功利主义，需要哲学净化之火，寻求抛弃一切动机的真理。而在弗兰克的文章“虚无主义的伦理学”里，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真理被称为宗教的人道主义。

宗教哲学派对俄国19世纪下半期思想发展史所作的悲情批判，并不是解决精神危机的良方，因为他们信奉的宗教哲学本身没有为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所接受，面对处在激烈变革中的俄国社会，任何纯粹的、无动机的真理找不到它的知音，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被称为“路标派”的哲学家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仍通过各种协会和杂志活动，宣传文化源于宗教和神学的唯心史观，直到1922年，苏维埃政府为夺取思想文化阵地，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人被驱逐出境。他们有的在国外继续从事宗教哲学的研究，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别尔嘉耶夫在他逝世前两年完成了《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对俄罗斯的国民精神进行了宏观思考，它所含有的深刻内涵，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

在俄罗斯，对宗教哲学派的重新认识只是近十年的事情，这代人的书籍重新出版，反响很大。但这并不说明它在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什么革命性的意义，现在也很难说它的复兴，不过是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18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

[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

[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版，第231页。

[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7页。

[5] М.马斯林：“对俄罗斯的巨大无知”，载《哲学译丛》1997年第2期，第23页。

[6] Н.О.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6页。

第十九章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科学与文化

一、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文学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它栩栩如生地表现的，就是对人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它所探索和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社会问题、是个人和社会环境的冲突和斗争；它的主题不仅是揭露现实中的丑恶，同时树立道德和社会的典范，这就是充满理想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俄罗斯文学。它以一批世界知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人为代表，创造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平民医生家庭。由于对文学的偏爱，他放弃了工程局绘图处的工作，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845年他写的中篇小说《穷人》被涅克拉索夫收编在《彼得堡文集》中。书中他对卑微的公务员的描写，被认为是小人物的典型形象。这种小人物因为卑微而不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对上司的恩赐表现得无地自容和自惭形秽。特别是对公务员吻上司的手那一刻的描写，别林斯基评价说，“这已经不是对一个可怜人的怜悯，而是毛骨悚然的可怕场面”，并称赞它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是俄国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判死刑，后改为苦役，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

曲折的人生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思考和社会的观察，有着独特的视角，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更加纯熟。他认为，现实主义不是对事物本质的一般描述，而是刻画人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应该高于自己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他的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以及他的巨著《卡拉佐夫兄弟》，深刻地表现出他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精辟分析，文字的画面感极其强烈。他对人物思想情绪的把握，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地，被认为是现代意识流的开创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作为世界闻名的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以其熟练的描述技巧，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才能，把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顶峰。他出生的古老贵族的家庭背景，和处在农奴制变革中的庄园生活是他创作的主要来源。因而他的作品的主角是他最了解的乡村贵族和乡村农民。185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童年》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已经反映出他在文学写作上的天赋。接着他写了《少年》和《青年》，由此构成他自传体小说的三部曲。1851—1854年他在高加索服兵役的经历，丰富了他对军官和士兵生活的了解，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863—1869年他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史诗般的伟大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抵御拿破仑入侵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气概。书中描述了波洛金诺战役的恢宏场面，还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出场，俄皇、外交官，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两个对立的形象，贵族、中产阶级、军官和士兵、农民。呈现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集体单位，而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人，在群众喧闹的场面中，你感受到的是英雄的号召力。这部小说为托尔斯泰带来极大的声誉，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1873—1877年，托尔斯泰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俄国社会生活的激烈变革使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自己得到的声誉和富足的生活，开始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作者内心的矛盾，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对生活的探索和新旧道德的冲突中。小说的主调是悲观主义的，作者找不到矛盾的解决办法，只能给人物以悲剧性的结果。托尔斯泰的创作不仅是天才的，而且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新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当代欧洲文学没有一部类似的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这部作品就其主题来说已经是某种我们自己的、最亲切的东西。”对书中表现的罪孽和犯罪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欧洲文明用法律解决的办法既盲目，又缺乏人道，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不可能有最后的评判者，只有托尔斯泰在书的前面题词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托尔斯泰在文学上深刻的表现力，向欧洲展示了俄罗斯思想的独立性。[1]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于1899年。这时他的人生观完全转向劳动人民，对贵族寄生虫般的生活进行了谴责，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刻的同情。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从“堕落”经过炼狱般的“复活”，她的命运已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贵族的忏悔对她也变得毫无意义。有关女主人公的命运，托尔斯泰曾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这就是卡秋莎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有嫁给贵族聂赫留道夫，而是选择了流放生活的原因。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对人生的探索，也使他在现实中做出抉择。他最后抛弃了贵族家庭生活，弃家出走，客死在异乡的一个小车站。

契诃夫（1860—1910年）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契诃夫出生的那一年是农奴制在俄国生存的最后一年，旧制度开始瓦解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兴起，社会生活充满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家庭境遇的改变，他在读大学医学系时就开始了文学写作。1880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之后他显示了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一生写了470多篇小说。1884年大学毕业后，他转向更为严肃的创作活动。他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替人消愁解闷的人；他是一个负有责任，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约束的人”。从创作风格讲，他继承了果戈里的讽刺文学，用精炼的笔触把人物勾勒得具体而生动。他不是要给读者什么新的“训诫和指示”，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我们读到《万卡》、《变色龙》、《套中人》、《第六诊室》等作品，总是能从每个个体形象的鲜明描述中，体会出作者深刻的思想。他用幽默伤感的笔调写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而对那些丑陋、虚伪现象进行无情的讽刺和嘲弄。契诃夫还创作了不少剧本，像《海鸥》、《樱桃园》等有名的剧作。契诃夫以自己的典型人物和形式表现出上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那永远离去的俄国的形象。

二、音乐和绘画

俄罗斯音乐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因为它强调民族性在音乐中的体现。19世纪中期以后，在继承格林卡音乐的传统基础上，一些非职业音乐家选择民族历史的题材，注意吸收民歌旋律，利用西方管弦乐和交响乐的技巧，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在只崇尚意大利歌剧的俄国乐坛上确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地位。

这个时期以巴拉基廖夫、穆索尔斯基、居伊、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鲍罗廷五人为代表，被音乐评论家斯塔索夫称为“强力集团”，又被称为“新俄罗斯乐派”。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不同，但在作品中都注重使用人民的语言，把人民大众作为歌剧的主人公和英雄。他们的代表作有，穆索尔斯基以普希金的长诗“鲍利斯·戈东诺夫”为题材创作的4幕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1874年公演。鲍罗廷以俄罗斯史书《伊戈尔远征记》为基础，创作了他惟一的一部歌剧《伊戈尔王公》，1887年他去世时歌剧还没有写完，未完成的部分由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他的学生格拉祖诺夫续写，1890年搬上舞台。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曾在彼得堡免费音乐学校和彼得堡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877年出版了他编纂的俄罗斯民歌100首。他创作了歌剧《伊凡雷帝》，还续完穆索尔斯基的民间音乐剧《霍凡斯基之乱》。

与“强力集团”的代表不同，П.И.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他就学于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俄国音乐教育家A.鲁宾斯坦的弟子，毕业后到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他对西方音乐技巧与内涵的出色掌握，使他能够创作出丰富的具有抒情色彩的音乐作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有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两部著名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他对俄罗斯音乐的特别贡献是把芭蕾舞剧与交响乐有机地融合，在1875—1892年间创作出三部有影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尤其是《天鹅湖》成为世界经典之作，长演不衰。柴可夫斯基可以说是俄罗斯世界级的天才音乐家。

提到俄国的绘画艺术，说它朴实而深刻是很恰当的。与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追求民主、解放相一致，绘画艺术也在寻求现实主义的风格和个性的发展。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和莫斯科绘画雕塑学校，年轻的画家们对描绘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感兴趣，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社会题材画。像雅各比1861年发表的他的代表作《囚犯在押解途中的休息》，描绘流放途中的政治犯，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了专文对这幅画做了评述。

在19世纪60年代，最有名的画家是В.Н.佩罗夫，曾就学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学校。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声望很高。主要代表作是1858年获绘画竞赛一等银奖的《警察局长前来侦查》，《乡村布道》1860年获一等金奖，《复活节的乡村祈祷行列》、《在麦蒂希饮茶》等，在对乡村宗教生活的描绘中，佩罗夫的风俗画含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在这一时期，为文化名人绘制肖像画也是一种时尚，佩罗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的肖像，注意突出人物的精神状态，画面上作家清瘦的面颊和眼睛里显现出的孤独与忧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真实写照，被认为是肖像画中的上乘之作。

受这代人的影响，1863年发生了美术学院14名竞争金质奖的学生拒绝参加绘画比赛的事件。他们认为学院指定的神话体裁无法反映竞赛者的天分和激情，表示了对传统学院作风的不满，他们离开学校，组织起自己的画社。在要求贴近现实和平民生活的呼声下，巡回展览画派成长起来，形成了朴实而深刻的创作风格，并且使绘画成为被更多人所欣赏的艺术。1870年由Г.Г.米亚索耶多夫倡议，画社的领头人И.Н.克拉姆斯科伊等人发起，在彼得堡成立巡回美术展览协会，组织画家到一些大城市举办画展。在1871—1923年间，共举办了48次画展，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启蒙活动。

巡回画展派创作的大多是现实题材，尤为关注农民生活，这与19世纪70年代“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也是相关联的。其中有Г.Г.米亚索耶多夫创作的《地方自治会的午餐》，在地方自治会午间休息的场景中，贵族们丰盛的午餐与农民代表被赶到一旁吃黑面包，形成鲜明的对比。В.М.马克西莫夫在1875年展出了他的《巫师前来参加农民婚礼》，一幅充满浓郁民间生活气息的风情画。后期他又创作了《没落》，描绘了陷入崩溃的贵族之家。И.Н.克拉姆斯科伊一位始终坚持自己是人民一分子的画家，宣传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民族性，他在1867年画的自画像被认为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鲜活写照，《护林人》则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强的农民典型。以城市题材为主的画家有В.Е.马科夫斯基，他的《被判罪的人》、《银行破产》和《幽会》都是很有名的作品。还有Н.А.亚罗申科反映进步青年学生的《高等女校学生》，К.А.萨维茨基表现工人劳动画面的《修复铁路》、《装卸工》和反映俄土战争的《赴战》。

巡回画展派人才济济，作品丰富，而这一派具有世界影响的，当属列宾和苏里科夫。

И.Е.列宾（1844—1930年）出生在哈尔科夫一个屯垦士兵家庭，从小喜爱绘画。1864年考入彼得堡美术学院，师从П.П.契斯恰科夫。契斯恰科夫是学院里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反对缺乏表现力的样式化的肖像画法，主张“所有的模特都应有其独自的特征”，鼓励学生向西方的提香、伦勃朗等人的古典主义作品学习，不要沉浸在优美的沙龙绘画中。

列宾毕业后，在1873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他用三年时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众多人物的劳动姿态，展现出一群拉着重载货船的纤夫们的生动画面。列宾还到西方留学，进一步提高油画技法。1880—1883年，他创作了《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在烈日下，数百人的宗教行列中有手捧圣像的女地主、商人、穿着锦缎祭服的傲慢的祭司，通过衣着和姿态的不同显现出不同阶级和不同身份的人。列宾使用写实主义绘画技法，追求事物的本质和对象本来的面貌，色彩与强烈的光线的运用，使画面充满了生气，也使这幅画成为划时代的作品。

列宾是巡回画展派中的集大成者，创作的体裁丰富。有反映现实的风俗画，在1876年到1888年间，他对俄国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同情使他完成了系列的关于革命者主题的绘画：《押送》、《临刑前拒绝忏悔》、《不期而至》等。有为社会和文化界名流所作的上百幅肖像画，还有取材于俄国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历史画，最著名的就是1885年在彼得堡巡回展出的《伊凡雷帝杀子》，那惊恐的眼神和淋漓的鲜血揭示了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列宾对暴力的否定。他的另一幅历史巨作是1878—1891年创作的《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画面里是充满斗志，群情激昂的勇士。

与列宾同时代的伟大画家В.И.苏里科夫（1848—1916年）也是契斯恰科夫的弟子，他主要创作历史题材画。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评价苏里科夫时说，他把再现深沉而广阔的俄国古代悲剧和历史渊源看做是自己的使命。1881年创作的《近卫军行刑的早晨》使他一举成名，这幅画取材于彼得大帝镇压反叛的近卫军，行刑场面不是血腥的而是反映两种力量心理上的决斗。他的另一幅力作《女领主莫罗佐娃》以分离派的狂热信徒、皇亲莫罗佐娃为主角，她坐在板车上，一手指向天空，向围观的人说着什么，而周围的人有的漠然、有的悲哀、有的兴奋，画面给人的真实感觉就像是你站在人群之中一样。19世纪90年代，苏里科夫又创作了《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和《苏斯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两幅战争历史题材画。

除了这些场面宏大的风俗画和历史画，巡回画派的风景画创作也颇受人欣赏。И.И.列维坦（1860—1900年）就是巡回画派后期卓有成就的风景画家。他继承了巡回展览画派风景画的创始人А.К.萨夫拉索夫和名家Ф.А.瓦西里耶夫、В.Д.波列诺夫的绘画风格，注意表现光线和空气，同时融入他对景物的感受和情绪。主要作品：《伏尔加河之夜》、《弗拉基米尔卡》、《墓地上空》和《湖，俄罗斯》。列维坦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他的作品有其艰辛生活所反映出的哀伤的情调，更有对周围无限美景的酷爱，俄罗斯艺术的成就不仅仅只属于一个民族。

俄国艺术的发展，还得利于一些钟情民族文化人士的鼎立支持，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从1856年开始收藏俄国画家的作品，70—90年代大量购买了巡回展览画派的优秀作品，作为民族绘画的收藏，对现实主义画家给予金钱上的援助。他的画廊向公众开放，把艺术家的作品推向社会，是俄国也是欧洲著名的艺术园地。

在俄罗斯艺术界另一位权威式的人物是实业家马蒙托夫，他在自己的领地阿勃拉姆妥沃村建立了艺术中心，吸引了不少有名的画家。阿勃拉姆妥沃画派希望重现俄罗斯民族的过去，让民族美术复活。它的代表人物是В.М.瓦斯涅佐夫（1848—1926年），一个乡村神甫的儿子。他确立了这个画派描绘古朴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的风格。1880年，他以《伊戈尔远征记》史诗为题材，创作了颂扬民族精神的历史画《伊戈尔大公和波洛维茨人血战之后》。他还是基辅弗拉基米尔教堂壁画的主要作者，用写实手法处理了传统圣像画，要使宗教画的社会道德意义现代化，被认为是瓦斯涅佐夫最重要的作品。

1895年，在彼得堡设立了俄罗斯美术馆。壮丽的米哈依洛夫斯基宫殿成为美术馆的大楼，收集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前期，分散在埃尔米塔日、沙皇各宫殿、领地及美术研究所收藏的俄罗斯美术作品。特列恰柯夫美术馆则以巡回展览画派的巨匠们的作品为主，两者是俄罗斯最大、最有名的美术馆。

三、教育与自然科学

改革前，全俄居民有文化的平均只有6％左右，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官办教育制度和经院式的教育体系。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知识界对国民教育问题的关注。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培养有批判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一代俄国公民。进步知识分子如医学家Н.И.彼得罗哥夫反对国民教育中的等级限制，主张普及普通教育。俄国教育学的创立者乌申斯基认为民族性是教育体系的基础，应该重视母语和本国历史的教学。

在进步的教育思想的推动下，政府于1864年颁布了《初等国民教育法》，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合办学校；建立地区学校委员会，监督教育、发放获批准的教科书以及为学校筹措经费。同年还颁发了《普通中学和不完全中学章程》，承认讲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古典中学和教现代语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实科中学。两种中学（又称大学预科）的地位不同，古典中学的毕业生允许进入大学，实科的毕业生注定只能升入高等技术学校。

在如何兴办中学的问题上，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以教育大臣Д.А.托尔斯泰为首的保守势力，竭力维护所谓古典教育制度，在1871年实行学校“反改革”，取缔实科中学，增加古代语言在古典中学教育中的比重。与他的意愿相反，非贵族阶层的预科学生不断增加，到1880年，“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已占大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1887年，新教育大臣杰利亚诺夫又签发禁止马夫、仆役、小商贩等“贱民子弟”报考中学的通令，剥夺平民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这些压制措施妨碍了俄国教育的发展。根据1897年的调查，俄国人口中70％的男性和90％的女性为文盲。但是，国家经济的发展使普及教育的趋势不可逆转。19世纪末，自治会在省和地方建立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局，提倡普及文化教育，政府也意识到文盲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自治会提供教育补贴。1905年革命后，政府恢复了学校的自治权，废除了许多压制教育的法令。到1914年俄国有67所高等学校，9万名学生，中等学生72万多名，接受初等教育的有800万名学生。即使这样，除了大城市像彼得堡和莫斯科，居民识字率能达到60％以上，总体上只有38％—39％，有半数以上人仍是文盲，真正扫除了文盲的巨大成就是由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的政权完成的。

虽然俄国一直处于沙皇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它并没有因政治关系而隔绝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发展上，始终存在着与西方的交流。这些联系包括俄国的学者经常到西方有名的大学学习，创立各种学会和召开国际科学家大会，加强学术交流，另外还有一些外籍科学家被邀请在科学院担任院士，为俄国培养研究人才，从而奠定了俄国自己学派的基础。

俄国优秀的数学家主要集中在彼得堡科学院，他们大多又是彼得堡大学的教授。以杰出的数学家П.Л.切贝绍夫（1821—1894年）为代表，他在取得最佳函数近似值理论，以及概率论和数论方面有许多论著，为彼得堡数学研究学派的形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俄国的化学研究，在济宁之后继任化学学会会长的是А.М.布特列罗夫，他和他的学生对化学结构原理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有机化学的基础。俄国化学家的成就，由于Д.И.门捷列夫（1834—1907）1869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而特别引人瞩目。这个定律提出，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的元素，它的性质呈周期性的变化，从而揭示了原子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并且，它预言了当时尚不知道的许多元素的存在，在俄国科学史上以及对化学的研究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项对自然科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是俄国学者在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创始人И.М.谢切诺夫，他在其著名的论著《脑的反射》里，论证了意识和非意识活动的反射本质。他对神经系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了神经系统的中枢抑制和积聚现象，证明了新陈代谢过程在引起兴奋方面的作用。

俄国生理学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И.П.巴甫洛夫（1849—1936年）通过对动物的条件反射实验，创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他对第二信号系统、神经系统类型、技能的局限、大脑两半球功能的研究，促进了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发展。1904年，他又因对血液循环与消化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卓著而获诺贝尔奖。

四、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人们那躁动不安的情绪、对前途的迷惑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来。

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始终有它的继承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是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如果说契诃夫这一代人描写的是已逝去的旧俄国，高尔基的作品展示的则是俄国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一点高尔基被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称号。在高尔基19世纪90年代创作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歌颂追求自由与光明的英雄形象，像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丹柯，一个为人民献身的英雄，是极端个人主义代表腊拉的对立形象，在自己的同胞陷入危难之际，丹柯剖开胸膛，掏出燃烧着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黑暗森林的道路。在深具寓意的《鹰之歌》里，身负重伤的鹰是不怕牺牲的英雄的象征，它的悲壮之死是一条蛇——隐喻苟且偷生的市侩所不能理解的。1901年高尔基著名的散文《海燕》发表，预示着未来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那海燕高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渴望冲破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呐喊。1906年，高尔基创作了小说《母亲》，是一部新型的社会小说，从一位革命者的母亲，一个普通女工的视角来展现现实的革命发展。这是用文学的形式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揭示了个人命运与历史和社会紧密相关的联系，对于那些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工人来说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小说的主题和创作手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还有一位可以列入俄罗斯文坛巨匠的是伊凡·蒲宁（1870—1953年）。他那如诗如画的散文，让人感受到俄罗斯文学家充满柔情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他对社会敏锐的感受力又表现在他创作的《乡村》、《松树》等小说中，小说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和残酷，对俄国社会进行批判，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1917年后，蒲宁由于不能接受十月革命的思想而流亡国外，这也是一些俄罗斯文化人所选择的道路。

除了高尔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外，俄罗斯文学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和不拘一格的思想潮流。思想空前的解放带来了俄罗斯文化的自由发展，创作的丰富与活跃，因而有人把它与俄罗斯最辉煌的普希金的“黄金时代”相比，称为“白银时代”。这个时代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20多年的时间，以在俄国诗坛占主导地位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

探讨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人们注意到哲学与文学交媾这一显著特征。在世纪之交产生的宗教哲学带来了俄罗斯思想的复兴，而致力于唤起文学和文化中的宗教意识的主要人物是Д.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年），他曾参与组织宗教哲学学会，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阐述了两位俄罗斯文学天才的宗教思想，在俄罗斯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1893年，他发表了《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把“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称为“新艺术的三大要素”，被看做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宣言。他信奉宗教神秘主义，认为诗歌的目的是追求人神合一的境界，他的夫人、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也把诗歌看做是“祷告、理解神，同神融为一体”的艺术，因而也被称为“寻神派”。强调艺术中的宗教意义的还有安德烈·别雷、维·伊万诺夫、Н.明斯基等，他们否定通过科学来认识生命，主张思想形式的象征形象来表现“非存在”的理想世界，是与现实对立的世界观，这种对理性认识的否定与当时盛行的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很大关系。

象征派在俄国的出现也是源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法国象征派先驱波莱德尔的“感应”理论认为精神世界与自然界的沟通是通过感应实现的，诗歌中的联想、暗示和象征就是认知的媒介，而这正是俄国象征派诗人意图回避现实，探寻未知世界所追求的。俄国象征派早期诗作主要是它的领袖人物勃留索夫的作品，发表于《俄国象征主义者》诗丛，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勃洛克，他也是世界级的抒情大师，他的代表作有长诗《报应》、《夜莺园》、《十二个》和《美妇人集》等多部诗集。

象征派把创作视为一种神秘仪式，以自我为中心表现个人的感受，完全脱离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20世纪初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出现就是对它的挑战。阿克梅源于希腊语，意为“顶峰”，1913年Н.古米廖夫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派》，被认为是阿克梅派的宣言。它认为象征主义过于倾注未知领域和虚幻抽象的描写，已经是末路穷途，新的流派主张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更精确的了解。这个派别有许多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像感情真挚而细腻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对生命有着丰富感受的曼德尔施塔姆。而未来主义则是与机械文明社会相适应的艺术理论，俄国未来派完全否定了传统经典作家，提出用自生词和派生词来扩大诗歌语汇，打破词语间的句法联系，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作了许多的尝试。

五、世纪之交的绘画艺术

现实主义画派是19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的继承者，同时增加了新的东西，就是描绘了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形象。其中有师从佩罗夫的卡萨特金（1859—1930年），他深入顿巴斯煤矿的工人中间，创作了矿工组画《女矿工》（1894年）、《采煤工》、《运煤工》，1896年创作的《矿工换班》是他的代表作。伊凡诺夫（1864—1910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像《移民列车》、《路上移民之死》等。

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是В.А.谢洛夫（1865—1911年），他是巡回美术展览协会的成员。19世纪90年代，由于巡回展览协会领导人垄断对参展作品的审查权，他追随列宾退出协会，参加了追求创作自由的“艺术世界画派”，从事独立的创作。他是俄罗斯艺术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为许多同时代人画了肖像画，从社会上层到各类知识分子，有“全俄罗斯的肖像画”之称。他的作品注重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受到众人推崇的有为具有民主思想的演员叶尔莫洛娃所作的肖像画。1911年为公爵夫人奥尔洛娃画的肖像，把贵族的傲慢与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致。谢洛夫的历史画也备受人们的赞赏，他非常佩服彼得大帝，以他为主角创作了不少作品，1907年他画的《彼得大帝》描绘了一个改革者和新首都的建设者的形象，彼得充满豪情的面庞让人感叹不已，是一幅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在追求现实主义风格之外，绘画界也有人主张“非政治”的纯艺术，在彼得堡发行的《艺术世界》杂志周围形成“艺术世界画派”。在世纪相交时代，与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的多种思潮相类似，绘画界也出现了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点的否定，反对艺术为社会的、“世俗的”利益服务。这一画派的巨匠之一是К.А.索莫夫（1869—1939年），他创作的《穿天蓝色衣服的女人》表现了一种不安与悲哀，女人手中的小说和周围的旧地主式样的摆设，成为这一派美学和艺术信条的象征。他们追求唯美主义风格，不注重人物的内心，只是把画面构造得很美，对现代生活表现出漠视的态度。另一位被称为《艺术世界》领袖人物的是А.Н.伯努瓦，他曾极力推崇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俄罗斯美术”的一股清流。他是“艺术世界画派”的理论家，知识渊博，鉴赏力很高，同时又是集版画、风景画的创作和戏剧布景为一体的艺术大师。这个时期，法国印象派艺术对俄罗斯艺术有很深的影响，其作品追求光和色的效果、视觉的传达，而抛弃深刻意义的主题。

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的纷繁多样，还表现在以各种名称举办的美术展，如“蓝玫瑰”、“花环”、“金羊毛”展览会，参展的画家有着不同的个性和倾向，有追求东方风物的原始味道的沙里扬的作品，而抽象主义在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的作品中都有反映，现实世界的形态被打碎，变成了谜一样的抽象的线条和花纹图案。抽象派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但也受到艺术评论家的批判，像马列维奇1913年创作的“黑色正方形”，就被认为是光怪陆离、空洞无物的几何图形。

俄罗斯的雕塑艺术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С.Т.柯年科夫（1874—1971年）是20世纪俄国雕塑艺术的巨擎。他在莫斯科雕刻和建筑学校毕业后，到欧洲学习，受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影响，注重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他的作品有反映1905年革命的《1905年的工人战斗队队员伊万·丘尔金》，《尼凯》用希腊胜利女神题名，预示未来的胜利。雕塑大师А.С.戈鲁勃金娜是О.罗丹的学生，是个充满解放思想的革命者。她制作了马克思的胸像，是俄国雕塑这个伟人的最早的作品之一，莫斯科艺术剧院入口处那象征革命风暴的海燕和怒涛的浮雕也出自她手。著名的肖像雕塑家П.П.特鲁别茨科伊是坐落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三世纪念像的作者，据说整个雕塑的平衡由沙皇坐骑的马尾支撑，体现了艺术的整体性。

19 雕塑：工人和农庄女庄员（B.И.穆辛娜1935—1937年作）

[1] 冯春选编：《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第二十章 苏维埃时期的文化

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形成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罗斯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主宰国家命运的新体制——社会主义制度诞生。苏联的成立进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旧俄的版图上得以普及。到1940年，加入这个社会主义联盟的共和国已达15个。社会主义的苏联与沙俄帝国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基础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建设者的素质，使苏维埃文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数个世纪以来，俄国的文化几乎是清一色的精英文化。俄国最先接受文明教育的是王公贵族，到19世纪中叶以后，知识分子队伍才扩大到平民阶层。俄国史上的两代知识分子（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都产生于有产者阶层，而广大的下层人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其文化水平极为低下。要改变现存的文化状况，就必须加强宣传和投资力度。因此，党和国家在苏联国民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干预作用。通过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系统，苏维埃政权促进了国民教育、文教卫生、文学艺术的发展，开展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家向文化的各个领域大量拨款，为国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的文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扫盲运动宣告结束，普遍义务教育制在城乡实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来。正因为有了坚实的人才资源基础，才使苏联后来得以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掌握原子能和征服宇宙等尖端课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还十分重视国民体质的保护与增强。“健康的精神寓于强健的体魄之中”——这句古老的谚语为苏联人所普遍熟知。苏联的医疗保健事业发展迅速，免费医疗和定期体检等制度充分保障了国民的及时就医，而众多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则使流行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退休金制度还能够保证国民老有所养。苏联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在苏联，体育不仅是国民普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被看做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苏联的体育组织形式包括作为普通教学科目的体育、专业体育教育和群众性的业余体育。体育学校是培养专业体育人才的摇篮，苏联的体育学校分少年体育学校（始建于1934年）、奥林匹克后备运动员体育学校和高超运动技巧体育学校，它们为培养世界一流水平的体育运动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世纪30—50年代，苏联还设立了功勋体育健将（1934年）、全苏级裁判（1934年）、苏联体育健将（1935年）和苏联功勋教练（1956年）等称号。党、国家和各级体育人才的共同努力使苏联在各届奥运会上的体育竞赛成绩名列前茅，苏联因此而获得了体育强国的美誉。另外，苏联群众性的业余体育活动也在悄然兴起。20世纪20—30年代，由工会、军队等部门组织的体育爱好者社会团体——体育俱乐部成立，一些类似于体育协会的非官方性组织出现。1959年，全苏多项运动的体育协会改名为全苏体育联合会。为了保持体育强国地位，1992年，新俄罗斯也依照苏联的方式设立俄罗斯联邦功勋体育健将、功勋教练等称号。同时，将民间体育联合会的传统继承下来，命名为俄罗斯联邦体育联合会。

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初就明确宣布，保障俄国境内各民族拥有真正的自决权。1917年11月颁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就是新政权向各族人民发出的权利保证书。为了履行诺言，苏联在教育、科学、图书馆事业、博物馆事业和档案馆事业方面都采取了统一的国家政策。苏维埃俄罗斯在落后民族区域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有少数民族教育局（1921年起改为非俄语民族教育事务局），在20年代，为组建民族语言学校、保障这些学校的师资和课本供应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开展过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莫尔多瓦语、马里语、科米语、楚瓦什语等语种的识字课本竞赛。另外，国家还组织俄罗斯自然科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对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历史资源和生存现状进行考察。各共和国都创办了培养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高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艺术高校还为各民族培养了一大批艺术家。合作性的展览、音乐会、巡回演出、代表团互访，这一切都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加深了广大观众对各民族文化成就的认识。各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逐渐变成全联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快速发展是苏联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

当然，由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苏联文化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钳制，文化资源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使社会主义的许多原则被扭曲，最终导致苏维埃初期掀起的文化高潮降温，精神文明建设进程受阻。

二、国民教育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为把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抓紧教育。因为随着战争的停止，教育问题将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广大工人农民文化水平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不克服这一点，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他认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1]。发展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上，也反映在国家政权建设上。列宁深刻地指出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落后，因为文化落后性“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2]。只有进行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训练，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地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任务。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文化非常落后，成年人中文盲占1/3以上。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加严重，塔吉克人中文盲占99.5％，吉尔吉斯人中占98％，亚库特和土库曼人中占99.3％，乌兹别克人中占98.4％。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后，立即把扫盲问题提上议程。列宁不断对扫盲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列宁想口授而未能口授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论述扫盲问题的。

1919年5月，列宁发出“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的号召”。同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宣布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始。《扫盲法令》规定，凡8岁至50岁的不会读和写的居民，必须按其自愿学习本民族语文或俄文。此项教学，在现有国家学校以及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文盲设立的学校中进行。对于逃避本法令规定的义务和阻碍文盲学习者，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1920年7月19日，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国扫盲非常委员会，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1921年3月，俄共（布）通过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议。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却出现了轻视文化教育的倾向，给扫盲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政权及时纠正了这个问题，列宁当时明确指出，文盲是当时苏维埃俄国的三大敌人之一，扫盲依然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

20年代中期，苏维埃国家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为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也对文化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1928—1932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教育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扫盲运动。1929年5月1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决议，强调必须使扫盲工作成为动员劳动群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的一种手段。

在扫盲运动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0年8月通过了《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决议》。1933—1937年，苏联共开办了2万多所新学校，其数量大约相当于沙皇俄国200年间所建立学校的总和。1930—1939年，共有8500多万人参加了扫盲学习。1939年，苏联扫盲和初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口中的89.1％已经学会了识字。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为实现普及7年制义务教育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各级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学生的健康和安全。1942年，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各地成立了克服儿童无人照管现象委员会，设立了少年之家和儿童收容所。苏联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实现普及教育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千上万的教师、高年级学生、大学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离开学校，走上战场；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留在后方，积极从事防御工事建设，卫生救护或疏散老人、妇女及儿童。还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里，他们在教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语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这些课程在战争的条件下，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整个教育教学工作，自始至终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勇敢精神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保卫祖国英勇献身的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马特洛索夫等，成为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教育在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战后五年计划（1946—1950年）期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950—1951学年，开办的普通学校已经超过22万所，在校学生达3500万人。在此期间，苏联教育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过渡到普及7年制义务教育（1949年）。1956年开始开办“寄宿学校”，主要接收战争中失去双亲或母亲的儿童，以及战争残疾者或劳动致残者的子女。他们在校的费用，完全由国家负担。为了适应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在普通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使学生了解现代工农业生产的最重要部门。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卢那察尔斯基，以及乌申斯基等人的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教育学理论。

60年代以后，苏联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成就主要表现为在全国实行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学生在8年制学校毕业后，在“完全的普通中学（10年制）”、“普通中学（9—10年制）”、“中等专业学校（3—4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4年）”等学校可继续学习。1975年，有86％的适龄青年接受了完全的中等教育。此外，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新的教育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基。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同年轻校长的谈话》、《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集体教育的方法论等》。在这些著述中，他强调对学生的教育应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教育的前提是热爱和尊重儿童，是教师的真诚和同情心，特别是尊重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的发展。为了对高年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职业指导，70年代，苏联广泛建立了教学—生产联合体，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80年代初，一些改革派教育学家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迫切问题，如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忽视素质培养以及教学中的形式主义等，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的方案。方案规定了以普通职业教育来补充对青年的中等教育的方针，1984年，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各加盟共和国、在大多数州里，都建立了大型教育中心。不过，直到苏联末期，国民教育的整体管理方式仍属于粗放型，无论在专家培养体系上，还是在高校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没有摸索到更加有效的集约化的人才培养举措。高校资源力量的利用不足也是长期困扰苏联教育人士的一大难题。

三、文学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苏维埃国家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建立新型的文化，苏维埃政权首先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并以此为阵地，逐渐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排挤出历史舞台。苏维埃采取的措施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心，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来培养工农出身的领导人才；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纳入高校必修课系列；对待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说服、感化和扶持，经过改造使他们能够在无产阶级的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文学和艺术是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文学艺术领域流派纷呈，数量繁多。仅在20年代的莫斯科，这样的团体就有30多个。如“锻冶场”（1920年成立）、“谢拉皮翁兄弟”（1921年成立）、“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莫普，1923年成立）、“左翼艺术阵线”（即“列夫”，1922年成立）、“超越”（1923年成立）、“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1925年成立）等。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列宁正确的文艺路线的结果。列宁曾在1920—1922年亲自领导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斗争，他既反对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的文化思潮，又不赞成来自右的方面的“出版自由”的主张，强调对过去的文化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坚持对不同的文化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给艺术创作以应有的自主权。可惜，列宁的早逝使这些思想没有能够长久地在实际中得到贯彻。20年代末以后，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苏联的文学创作被严格地控制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中。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作家马·高尔基是苏联作协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主席，会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的主导方针。从此，俄苏文学分成三个方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官方主流文学（代表人物为М.高尔基、В.马雅可夫斯基、М.肖洛霍夫等）、不为官方所承认且不能及时在苏联出版的内侨文学（代表人物为М.布尔加科夫、А.阿赫玛托娃、А.普拉东诺夫等）和境外俄罗斯文学（代表人物为И.布宁、В.纳鲍科夫、И.什梅廖夫等）。其中，外侨文学由于远离祖国，其乡土气息日渐淡薄，这类作品也逐渐失去了读者；内侨文学不断遭到政府的审查和禁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曾试图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但最终并没有成功。该流派中曾产生过一批反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秀作品，然而，由于它过于迎合官方时尚，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已经脱离了艺术的框架。

通常，在苏联文学史上，高尔基被称作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的确，高尔基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自20世纪初起，高尔基就已经成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坚人物。他的早期作品《海燕之歌》（1901年）、剧作《底层》（1902年）和长篇小说《母亲》（1906—1907年）都显示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年）反映了旧世纪崩溃不可避免及革命形势日趋逼近的主题，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思考和对未来预测的意向。然而，作为俄苏文学中的一代宗师，高尔基的思想却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他的创作融入了欧洲多种文学艺术思潮。高尔基的早期文集《随笔与短篇》（3卷本，1898—1899年）曾在俄国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者对新自由道德的载体——流浪汉形象的塑造明显地受到了尼采思想的影响；他的中篇小说《忏悔》（1908年）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作品首次提出了“造神说”这一哲学伦理思潮，得到了诗人А.布洛克的高度评价；1917—1918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武装夺权和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活动，这些文章收集成册，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1921—1933年，高尔基的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旅居国外期间，他仍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他既为国内的建设成就高兴，同时又对苏联官方的极“左”思想感到不满。他的晚期作品《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25年）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相结合的产物。

从文学体裁上看，20世纪初，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下，俄苏文学的主导性体裁是短小精悍的评论、消遣性作品和抒情诗等。1917—1921年是俄苏诗歌的繁盛时期，歌颂革命的诗人（如B.马雅科夫斯基、Д.别德内等）和不赞成革命的诗人（M.沃洛申、И.普宁、З.吉皮乌斯等）都十分活跃。一些新人，如帕斯捷尔纳克和吉洪诺夫等开始步入文坛。1921年，俄苏文学中出现了第一批长篇小说，如B.扎布林的《两个世界》等。到30年代，长篇小说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体裁。这时，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除了高尔基的作品，M.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发表于1928—1940年间）、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年）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

30年代，苏联在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形式主义”的斗争。受无冲突论思想的驱使，一些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主张文艺作品应当以突出正面人物为主。因此，30年代下半期，一些体裁，如讽刺文学等，都被视为过时的体裁，许多题材成为禁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表达官方政治倾向的舆论舞台。当时产生的许多“别出心裁”的作品都没能及时地与读者见面。M.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1966年才出版，A.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基坑》和《切文古尔镇》于1986—1988年间才初次与读者见面，A.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于1987年才问世。

在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各族人民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转移，爱国主义成为苏联人民精神力量的核心因素。作家们纷纷挥笔，号召人民保卫祖国，战胜法西斯，通过对祖国历史的回忆来激发人民千余年来所积累的爱国情绪。许多作家，如A.苏尔科夫、K.西蒙诺夫、M.肖洛霍夫、A.法捷耶夫和H.吉洪诺夫等都上过前线。他们同战壕中的战士交谈，亲身体验战争生活，及时将战争生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人民进行宣传，曾有10名作家（如C.博尔津科、M.嘉尔等）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K.西蒙诺夫的政论和诗作、И.爱伦堡的政论文章在当时都广为流传。一些剧作的脚本，如Л.列昂诺夫的《侵略》、K.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A.考涅楚克的《前线》等，也通过权威性的报纸刊登出来。战时文学在题材上的共同点是以纪实素料为基础。战争初期，苏联文学的体裁以政论文、随笔和短篇小说为主，纯艺术性的散文较为少见。从1942年起，苏联战时的第一批中篇小说开始问世，作家们将注意力转向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具体事件。B.格洛斯曼的作品《人民不死》堪称战时最成功的中篇小说之一。战争期间，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发表，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多作家还转向祖国历史，寻找俄罗斯人民爱国主义激情的源头。C.鲍罗金的长篇小说《顿河王季米特里》、B.希什科夫的《叶麦里扬·普加乔夫》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战争题材不仅在战争期间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主攻方向，即使在战后初期，再现战争生活的作品仍在苏联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作家Б.波列沃依的小说《一个真正人的故事》和A.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歌颂了苏联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战争题材的诗歌中，诗人A.苏里科夫和K.西蒙诺夫的作品在战后初期几乎家喻户晓。

战争使苏联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争中人民曾不惜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平，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们的个人尊严感加强。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祖国，人民希望将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化为国家恢复与建设时期的首创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希望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潜能。然而，人们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使斯大林的威望和声誉空前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第二次大清洗运动的发生。在苏联国内，这位“人民之父”的言论被视为无可争辩的真理，党的历史和苏维埃社会的历史继续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不断强调行政命令体制。1946—1948年间，联共（布）通过了四项决议，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院的上演节目及其改造办法》、《关于影片〈伟大的生活〉》和《关于B.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决议指责苏联作家、记者、作曲家、电影和剧作家等艺术家们忽视政治、缺乏原则，认为他们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呼吁文学艺术家们去创作反映苏联人民劳动功勋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艺术作品。决议对A.阿赫马托娃、M.左琴科、B.穆拉杰利等作家的作品作出了不公正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评价。自此，苏联文学严格地被控制在单一的模式中，文坛上教条主义、僵化意识、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等倾向颇为明显。1945—1955年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创作。由于作品反映的主题与官方的舆论导向不相吻合，这部曾于1958年就在国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获的作品，30年以后才第一次在苏联国内发表。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尼·赫鲁晓夫开始对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个别案件进行审查，这表明党的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文中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大清洗给人民带来的严重恶果，批判了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些践踏法制的行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次触及到斯大林的过错问题，在社会思想界起到了揭盖子的作用。随之，国家重新审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为那些在战前和战后无辜蒙难的人平反。同时，对把持国家安全机构的上层人士的犯罪行为进行追究。这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领域都出现了相对活跃的气氛。人们用作家И.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54年发表）这一称谓来概括自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初苏联文化的特征。“解冻”时期，苏联文学中一改粉饰太平、轻描淡写地反映现实的作风，产生了一批展示生活本来面目、表现普通人生活和日常琐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如B.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B.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一面包》、B.舒克申的农村题材小说《村民》和《怪人》等。人们对卫国战争的思考也趋于多侧面性，许多作家将笔峰转向承受战争痛苦的普通人。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K.西蒙诺夫的长篇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士兵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是真实表现士兵战时日常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958年，苏共中央颁布决议，承认斯大林在1946—1948年间有关文学艺术的四项决议是错误的。不久，长期遭禁的诗人A.阿赫马托娃、M.左琴科、M.茨韦塔耶娃和C.叶赛宁等的诗集出版。新一代的诗人，如E.叶夫图申科、A.沃兹涅先斯基等步入文坛，苏联的散文和诗歌又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1962年，A.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这部小说打开了苏联文学的一个禁区，涉猎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主题，该书的发表成为“解冻”时期令人瞩目的现象。

1964年，赫鲁晓夫因其内政和外交中表现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而被解职，勃列日涅夫上台。自60年代下半叶起，苏联文学中的“解冻”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冻结”时期。为了保持社会现状不变，勃列日涅夫对社会科学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加大行政干预的力度，出现了被学术界通常称为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苏联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层面——官方文化艺术和非官方文化艺术。由于官方所允许的思想、主题和形式都严格受到狭隘框框的限制，官方文化发展迟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官方文学中，已经有一些作品突破了官方思想的框框。自70年代起，部分作家开始对“停滞”时期的精神文化进行思考。Ю.特里丰诺夫的作品《交换》、《另一种生活》展示了城市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精神孤独感和悲剧性；Ч.艾特马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尖锐地揭示出危害社会的精神痛苦。当然，“停滞”时期苏联文学中最活跃的领域当属不为官方所承认甚至受到国家排挤的非官方文学。非官方文学是伴随着国家对官方文学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对苏联政策甚至对苏联的社会体制不满的作家虽遭到官方的批判，但仍不辍笔，他们转入“地下”，继续写作。他们甚至自办出版社，发表那些与官方思想不同的作品。至今仍流行于俄罗斯文坛的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马托娃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当时都是通过自办刊物面世的。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文学家占有相当的比例。“停滞”时期，先后共有三名苏联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M.肖洛霍夫（1965年）、A.索尔仁尼琴（1970年）和И.布罗特斯基（1987年），其中有两名是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1918年，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确定了通过宏伟的造型艺术来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便产生了第一幅新型雕塑作品——由列·舍尔乌多德完成的彼得格勒宫殿广场上的拉吉舍夫纪念碑。方尖碑这一俄罗斯传统的造型艺术形式在新时期也被发扬光大。1918—1919年，建筑师Д.奥希波夫在莫斯科创作出“苏维埃宪法”方尖碑。人物雕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美术创作体裁。1922年，雕塑家尼·安德烈耶夫为莫斯科大学旧楼塑造了革命家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像。此外，该雕塑师还在大剧院前门建造了剧作家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像，反映列宁生平的组雕也是安德烈耶夫的杰作。20—30年代，苏联另一位出色的雕塑家是伊·沙德尔。他完成了大型雕像《工人》、《农民》、《播种者》、《红军》等，还创作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雕塑《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通常，苏联的造型艺术作品多以青铜、岩石等材料制成。30年代后期，为了突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雄厚的实力，不锈钢成为巨型雕塑的主要材料。1937年，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由雕塑家维·穆辛娜（1889—1953年）设计、用不锈钢制成的高达33米的《工人和农庄女庄员》巨型雕塑，以其独特的动感和活力吸引了诸多观众，它成为以苏联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联的象征。在莫斯科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里，常年举行全苏农业展览会。农展会的主要装饰物是巨型雕塑，它为各加盟共和国的艺术大师施展才能、表现造型艺术及实用艺术的民族风格提供了空间。农展会对苏联造型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造型艺术的主题相同，苏联绘画在20、30年代集中反映了革命战士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人民的形象。内战期间，宣传画十分流行。宣传画大师德·莫尔的《你报名参加志愿军了吗？》塑造了工人战士的形象。一种新的宣传艺术形式——“罗斯塔讽刺之窗”产生，它通过宣传画和四句头诗歌来反映生活中的焦点问题。1922年，苏维埃美术组织“革命的俄国画家协会”在巡回画展派协会的基础上成立，自1928年起，更名为“革命画家协会”。米·萨里扬、阿·库普林、列·法里克等都是这一协会的著名画家。20年代，刻画列宁生活及活动的风景画和线条画大批涌现。30年代，苏联政府开始对绘画艺术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各种画家团体被取消，“统一”的苏联画家联合会成立。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全联盟范围内的著名画家作品巡回展经常举行。作品的主人公多为五年计划的突击手、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等英雄人物。绘画展有助于加强苏联各民族画家间的联系和了解，推动了苏联绘画艺术的发展。1932年，全俄美术学院和绘画、雕塑、建筑学院成立。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的30年代，斯大林肖像画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巴·费洛诺夫和伊·布洛德斯基创作的斯大林肖像画最为有名。

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美术家们便积极投身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去。艺术家们纷纷举办架上画、线条画和雕塑作品展览，通过逼真的美术作品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宣传。军事题材成为美术家们的主要创作素材。雕塑以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肖像作品为主。B.穆辛娜的雕塑《女游击队员》（1942年）、E.乌切季奇的雕塑《将军伊·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都是战争时期的佳作。战争暂时中断了苏联纪念碑创作艺术的发展，但是纪念物的设计一直在进行。1941年，由雕塑家阿·曼努伊洛夫、阿·莫吉列夫斯基等完成了苏联英雄伊·潘菲洛夫将军纪念碑设计工作。1945—1949年，苏联雕塑家乌切季奇和建筑师别洛波尔斯基共同设计了柏林的“苏联军人——解放者”雕塑，以此来缅怀为解放东欧各国人民而牺牲的苏军官兵。战争时期，苏联绘画的特点是：内容精炼、创作手法简单、直截了当和具有宣传画性质，格拉希莫夫的油画《游击队员的母亲》（1942年）和杰伊涅卡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942年）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战后及整个50年代，苏联的纪念碑艺术都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作品的主人公包括战争英雄、历史人物及文化活动家等。1953年，由C.奥尔洛夫、A.安德罗波夫和H.斯塔姆设计的莫斯科创立者——“长手”尤利纪念碑在莫斯科市委广场上落成；1957年，M.安尼库申创作的普希金纪念碑安放在列宁格勒俄罗斯美术馆前的广场上。这一时期，老一代雕塑家穆辛娜巨型雕塑作品——彼·柴可夫斯基纪念碑问世。“解冻”时期，苏联绘画艺术中出现了新先锋派，该流派试图将19、20世纪之交的先锋派传统发扬光大。但是，短暂的“解冻”时期并没有使新先锋派得以长期落脚。1962年，赫鲁晓夫在参观莫斯科画家作品展览时，批评非官方流派为“脱离人民”的“形式主义”的艺术。苏联的绘画艺术继续沿着官方指定的道路发展。60年代初，苏联艺术创作中出现了新的趋势——“严肃风格”。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突出不妥协性、近乎于冷酷的铁面无私、追求动态性及情节的简洁性。70年代，在苏联享有盛誉的雕塑家有T.索科洛娃、A.波洛科娃和Д.沙霍夫斯基等。他们都曾潜心研究过老一代雕塑大师阿·马特维耶夫的风格，50年代中叶，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美术生涯。起初，曾以浪漫主义手法来体现生活，歌颂他们的冷面主人公。后来，又转向对生活感受的个性化的、富有表现力的解释，以此确立了他们创作的人道主义风格。这些雕塑家的创作反映了自50年代中叶起步的整整一代苏联雕塑家美学思想的历史流变。另外，70年代，一些画家和雕塑家开始追求题材标新立异，富于哲理性的题材在美术作品中出现。

1980年，莫斯科政府在马涅什广场举办了征集俯首山大型建筑群设计图案的竞赛活动，建筑师安·波良斯基设计的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和圣约翰大教堂图案一举夺魁。同年，另一位苏联当代美术大师伊·格拉祖诺夫（1930—）获得了人民画家的称号。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包括风景画、线条画和肖像画等多种形式。70—90年代，他以自己独特的创作再现了俄国千余年的历史画面，代表作有《永恒的罗斯》和《我的生活》等。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创作的大幅风景墙画《苏联各族人民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贡献》现存放在教科文组织本部，与毕加索及其他世界美术大师的作品排列在一起。1989年，格拉祖诺夫成为俄罗斯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

俄国作家H.果戈理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建筑物也是一部世界编年史，当有关某个民族的歌曲和传说均已销声匿迹且再没有其他手段能够讲述这个消亡民族的历史时，建筑物则能够为该民族说话。”[3]可见，建筑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刻宣布一切文化成果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旧俄时期的博物馆（如莫斯科特列季亚画廊、彼得格勒艾尔米达日美术馆等）和名胜古迹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对旧时的建筑进行功能方面的改造，将宫殿、独家住宅、写字楼等改为机关办公楼、工人俱乐部、幼儿园及公共宿舍。另外，还建立了一批便于劳动人民参加的新的文化设施，如工人俱乐部、阅览室、红角、流动图书馆等。博物馆的数量由革命前的213个增至1921年的310个。[4]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俄建筑基本上延续了旧俄时的风格。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在20年代已被列入资产阶级美学的范畴，一些著名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流亡国外。但是，国内仍有相当一大批旧俄时期的建筑大师（如Л.别努阿、И.若尔托夫斯基、A.休谢夫及B.休科等）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设计活动，因此，苏俄初期的建筑得以保持高超的专业水平，俄国建筑文化的部分珍贵遗产正是通过该渠道为新政权所继承。内战期间，国家的经济状况十分严峻，大型建筑的建设工程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1917年末，休谢夫、若尔托夫斯基及其他建筑师共同制定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未来城市的改造方案，他们从城市建设、标准化、统一化以及建筑结构的原理等诸多层面来探索解决建筑问题的新途径。以若尔托夫斯基为代表的一些建筑师主张古典建筑规律的永恒性；以И.福明为首的另一些建筑师则在潜心钻研改造古典遗产的可操作性；还有一些建筑师，如И.果洛索夫、Э.利西茨基和К.梅里尼科夫等强调建筑风格中的浪漫主义形式，试图同传统主义彻底决裂。20年代中期，苏联成立了两个建筑师团体，即新建筑师协会（1923年）和当代建筑师联合会（1925年）。前者的成员有H.拉多夫斯基、B.科林斯基和K.梅里尼科夫等。他们提出了以“纯理性主义”建筑的心理——物理规律为基础的建筑与艺术统一的学说，突出建筑的情感成分和美学特征；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韦斯宁兄弟、M.根兹布尔格和И.尼古拉耶夫等。他们自称为结构派，主张通过“功能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周围环境，功能主义方法以日新月异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为基础，趋向大众普及型建筑的标准化和定式化。当时，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业社会对建筑美学有了新的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客观上使社会对实用性大众型建筑的需求量剧增。在纯理性派和结构派建筑师的共同努力下，20年代，“苏维埃结构派”形成。苏联结构派建筑将立方体、平行六面体等多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窗子的规格和形式各异，建材基本上使用灰色的混凝土。典型的苏联结构派建筑有：由建筑师黑格洛和科利切夫斯基设计的彼得堡高尔基文化宫和维堡文化宫以及由列维松和穆努设计的彼得格勒工业合作社文化宫等。当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大楼也是苏联结构派建筑艺术的精品之一，它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是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大楼。俄罗斯传统的陵墓建筑群为木结构，1930年，按照建筑师休谢夫的设计，莫斯科红场上由青红花岗岩砌成的石制陵墓建成。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工业厂房不断增多，这类建筑也是结构派的产物，它的外形多为方型，讲求直线美，装饰越来越少直至没有任何装饰。在大型生产设施的建设中，20—30年代由韦斯宁兄弟设计建造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该时期工业建筑的杰作。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激增，新式的多住户住宅楼也建立起来。这种建筑构件简单，注意公用设施、住宅布局、绿地、生活设施和商业服务网点的配合。供工人居住的标准化楼房一般为4、5层，楼四周有大片的草地。20年代末，在标准化建筑基础上形成的居民新区和新型的公用建筑——工人俱乐部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等许多大城市。

建筑风格是反映时代特征的一面镜子。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建筑形式的简单明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的话，那么，到30年代中叶，建筑艺术的侧重点则转移到突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一主题上。因此，自30年代中期至战前，苏联建筑中出现了复古倾向，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苏联再现。另外，多层建筑在30年代也开始问世。苏联在高层建筑方面最典型的尝试是夭折的苏维埃宫工程。1939年，由Б.约凡、B.休科和B.格里弗列伊赫设计的苏维埃宫动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完全胜利的标志，苏维埃宫建在被推倒的救世主大教堂上，它的设计高度为300米，其上还拟竖有一尊高达100米的列宁雕塑。虽然工程因战争而中止，但是，它的设计对于50年代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莫斯科城市改造的总体工程结束。在保持历史上形成的环形结构的前提下，莫斯科城区的面积向外扩展。为了使街道和广场的布局规范化，对一些地区进行了重新规划，结果导致一些建筑名胜被拆，俄罗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农业展览馆、列宁图书馆和莫斯科河上的克里木桥等建筑相继竣工。地铁是苏联建筑成就的最佳体现者之一。30年代中叶，为了显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气魄，苏联开始在首都修建世界一流的地铁。1935年5月，全长11.6公里的第一条地铁线建成通车。苏联的第一批地铁站基本上都是按古典风格建造的，如共青团站，内部起支撑作用的是古朴、敦实的圆柱，天花板上缀有装潢精美的水晶吊灯，地铁站内墙壁上嵌有反映俄军胜利场面的马赛克。站内空间开阔，装饰物雄伟壮观，身临其境，人们不由地会为斯大林时代风格的宏伟气派所折服。从30年代至今，莫斯科地铁的扩展工程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它的肢躯几乎遍及城市的各个角落。继莫斯科地铁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都先后建造了地铁，地铁成为苏联方便、快捷、实惠、舒适及最富美感的交通工具。

即使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建筑师们在建设国防工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被毁建筑的恢复工作。自1944年起，苏联的城市恢复工作开始进行。A.休谢夫设计组制定了诺夫哥罗德城的恢复计划，他们将新建筑的风格同被恢复的俄罗斯建筑艺术珍品的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1947年，苏联政府决定再修建一批高层建筑，以此作为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物。由建筑师Л.卢德涅夫、C.切尔尼舍夫、П.阿布罗希莫夫和A.赫里亚科夫设计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就是这一时期竣工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高达36层，该建筑的整体布局呈几何对称形，正面有廊柱矗立，顶部为哥特式的尖塔，注重装饰性，内部空间大，楼房举架高。坐落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宾馆、外交部大楼等其他7座类似的建筑都是按照上述特征建造的。人们经常将这种高大、宏伟的建筑称为斯大林风格。在我国，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能够为了解斯大林建筑风格提供最直观的感受。

1955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建筑物上的累赘》的决议。决议批评斯大林时期的建筑风格太庸俗，认为它为国家带来了不必要的浪费。自此，苏联的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一大批简陋、经济、体现着现代技术的新式建筑产生。一般的居民住宅楼为5层，无电梯，住宅面积小，楼房举架低。为了节省空间，一些楼房还设计成公共宿舍式的，即：若干户住在一个套房里，厨房和盥洗室都是公用的。这类建筑造价低廉，其坚固性也远比斯大林风格的建筑逊色。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停滞”时期继续保持下来。由M.波索洪设计的经互会大楼（现为莫斯科市政府所在地）、由德·布尔金和M.什库德等设计的高达553米的中央电视塔等都体现着这一特征。虽然建筑师们曾制定了苏联建筑发展的远景规划，但是，由于经济的停滞，这些设想事实上只是幻想。70—80年代初，苏联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落成，体育综合体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戈尔巴乔夫时期，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相伴随，苏联建筑中的复古主义情绪高涨。宗教复兴运动使拜占廷葱头圆顶式的东正教教堂在苏联再展风采。东正教教堂的恢复、重建及增建工作至今仍在持续。同时，经济的滑坡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受资金条件的限制，经济实用的多层住宅楼群成为城市新开发的居民小区的主体建筑。

五、音乐、戏剧和电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音乐建设被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旧俄时期的音乐剧院、音乐学院、乐谱出版社、乐器厂等机构都被收归国有。许多城市又建立了新的音乐剧院、音乐教育组织、民乐学院等高校机构。1918年11月，音乐被列入苏维埃统一的劳动学校教学大纲，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内战期间，歌曲、进行曲和合唱宣传曲等新的音乐体裁出现。从创作形式上看，这类音乐作品往往以老曲新唱的形式在民众中传播，如歌曲《我们勇敢地去战斗》就是在俄罗斯民间抒情歌曲《洋槐树》旋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作曲家们在谱写交响乐和歌剧的同时，也开始创作歌曲、进行曲和舞蹈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阿·格拉祖诺夫、米·伊波里托夫—伊凡诺夫、鲍·阿萨菲耶夫、米·彼亚特尼茨基、列·索比诺夫等，举办音乐会和音乐讲座、创立业余合唱团和乐队、设立音乐教学机构，为苏维埃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年代中叶，广播成为传播和推广音乐作品的主要媒体。这时的音乐体裁有合唱歌曲、交响乐、歌剧等。1925年，作曲家德·萧斯坦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问世。该曲目体现了作曲家娴熟的交响乐创作技巧，它是苏联交响乐中最早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之一。莫斯科的大剧院是苏维埃时期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经典剧院，《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芭蕾舞剧和《黑桃皇后》、《石客》等歌剧作为大剧院的传统剧目保留至今。1927年，由P.格利埃尔创作的反映苏联生活的芭蕾舞《红罂粟》成为苏联芭蕾舞剧的处女作。1930年，萧斯坦科维奇根据果戈里中篇小说《鼻子》创作的怪诞讽刺歌剧是作曲家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该歌剧在70年代的苏联舞台上曾再度复兴。

为了加强对音乐事业的集权化管理，1932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20年代苏联的各种音乐团体取缔，建立了受国家统一管理的“苏联作曲家协会”。30年代，反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音乐文化蓬勃发展。新的音乐机构不断出现，如1936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成立；1937年，苏联民间舞蹈团成立等。1933年，苏联举办全苏音乐演奏比赛。在苏联大众化歌曲声调及形式基础上产生的新型歌剧，如伊·杰尔任斯基创作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斯·普洛科菲耶夫创作的芭蕾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1936年）、歌剧《谢苗·科特卡》（1940年）都是战前苏联音乐文化的杰作。尼·米亚斯科夫斯基、普洛科菲耶夫和萧斯坦科维奇创作的交响乐不仅为苏联音乐爱好者所推崇，而且还名扬欧美。当然，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的音乐人才也难以幸免。1936年，萧斯坦科维奇的古典歌剧《卡捷琳娜·伊兹玛伊洛娃》被当做“形式主义”的东西而遭批判。30年代初，有声电影在苏联问世，电影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音乐作品的普及。伊·杜纳耶夫斯基为影片《快乐的人》谱写的主题歌和波克拉斯兄弟为影片《拖拉机手》创作的主题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战前夕，气势磅礴的清唱大合唱创作在音乐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普波科菲耶夫的《涅瓦王亚历山大颂》（1939年）和尤·沙波林的交响乐大合唱《在库里科夫原野上》广为流传。1937年，杜纳耶夫斯基的轻歌剧《金色的峡谷》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公演，作品表明，在民间和现代大众歌曲基础上产生的轻歌剧体裁在苏联已经达到的相当高的专业水平。战争期间，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B.扎哈洛夫、M.布兰杰尔、B.索洛维约夫—谢多依等根据诗人M.伊萨科夫斯基、A.苏里科夫和B.列别杰夫—库马奇的词创作的歌曲，成为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布兰杰尔创作的歌曲《卡秋莎》（1939年）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看，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种歌曲至今仍为俄罗斯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喜爱。雄壮的交响曲在战争期间备受欢迎。萧斯坦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1943年）、米亚尼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二交响曲》（1941年）和《第二十四交响曲》（1943年）、Т.赫列尼科夫的《第二交响曲》（1942年）和普洛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堪称战争期间苏联交响乐的绝唱。战后初期，各种音乐团体和组织得到恢复，回忆战争题材的歌曲、交响乐、歌剧活跃在音乐舞台。电视自30年代末在苏联出现，到50年代，它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传媒对于音乐传播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50年代末以后，苏联音乐家与国外同行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增多，国内外乐队的巡回演出频繁，苏联的音乐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苏联的两大主导性民乐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民乐团都是在B.安德列耶夫乐队的基础上产生的。1946年，莫斯科民乐团改名为以H.奥希波夫命名的俄罗斯国家民乐队；1951年，列宁格勒民乐团被称为以安德列耶夫命名的国家第一民乐团。另外，以M.彼亚特尼茨基命名的民间声乐合唱团在苏联也颇有影响。

60年代，规模宏大的交响乐音乐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简单、小型的室内音乐会。在音乐体裁上，出现了一种非传统类型的声乐交响乐，即乐曲由声乐队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以演唱的形式表现出来。莫斯科还成立了由鲍·波克罗夫斯基领导的室内乐剧院。在歌剧表演中，除了多幕歌剧外，独幕和室内歌剧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苏联著名的芭蕾舞剧有：P.谢德林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海鸥》、A.彼得罗夫的《创世纪》和B.加夫利林的《安妞塔》等；清唱大合唱作品有：Э.杰尼索夫的《安魂曲》、A.什尼特格的《安魂曲》和Г.季米特里耶夫的《往年纪事片断》等。美妙的音乐是通过导演、歌唱家和乐器手的共同配合演奏出来的。60年代，苏联产生了一批举世闻名的音乐演奏家，如指挥家C.萨莫苏特、E.穆拉文斯基、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E.斯维特兰诺夫等；合唱指挥家A.斯维什尼科夫、A.尤尔洛夫等；钢琴家Л.奥勃林、C.里赫杰尔和M.普列特涅夫等；小提琴家Л.科甘、Д.奥伊斯特拉赫和В.斯彼瓦科夫等；大提琴家M.罗斯特罗波维奇；歌唱家И.阿尔希波娃、В.巴尔索娃、Г.维什涅夫斯卡娅、И.科兹洛夫斯基、С.列梅舍夫、Е.涅斯杰林科、Е.奥勃拉佐娃和Н.奥布霍娃等。他们的演出通过唱片、录音带及电脑光盘等技术手段保留下来，传给后人，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60年代末以后，苏联非官方音乐中出现了自编自演的弹唱歌手。他们的歌曲语言简单朴素，有时甚至带有粗俗的语汇，却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内心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此，深受人民的喜欢。这些作品往往以自然的语调和独白，加上吉他等便携式乐器的伴奏而完成。弹唱音乐家Б.奥库扎娃、Н.马特维耶娃和В.维索茨基的名字在苏联可谓家喻户晓。直到今天，这些音乐家的作品在俄罗斯都市街头仍随处可见。另外，自60年代中叶起，一些青年职业音乐团体及音乐爱好者开始演奏摇滚音乐。他们选择的演出场地主要的不是舞台，而是俱乐部、咖啡馆、甚至是街头及地铁通道上。起初，这些作品多为西方摇滚乐的翻版，即借助于录音机录像机等手段将西方摇滚乐作品模仿下来。80年代初期，在吸收本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苏联特色的摇滚乐产生。个别作曲家还创作了摇滚歌剧。8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文艺创作及音像制品商业化趋势的加强，摇滚乐之类的非官方音乐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视中及在录音室内频频出现，大有取代严肃音乐的势头。苏联著名的摇滚乐团有：“阿克瓦利乌姆”、“阿丽萨”、“布拉沃”、“基诺”、“斯基泰人”、“江湖艺人”、“时代列车”和“花”等。在苏联经济的“停滞”和“滑坡”时期，商业的诱惑力对严肃音乐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面对着这些不利条件，苏联音乐艺术家们仍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最终保住了传统歌曲、歌剧和芭蕾舞曲目的存在。

目前，俄罗斯共有音乐剧院近50家（其中包括歌剧和芭蕾舞剧院15家、交响乐团约30个），专业合唱团、室内乐队和器乐乐团等共20多个，音乐学院8所，音乐师范学院两所及数量繁多的各类音乐学校。庞大的音乐队伍使苏联的音乐文化遗产在新俄罗斯得到发扬光大。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刻宣布所有的剧院归国家所有，戏剧表演艺术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1918年，国民教育委员会下设戏剧部，戏剧被当做国家对人民从事教育、思想和美学宣传的重要手段。苏维埃的戏剧艺术是在旧俄时期几所著名剧院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话剧表演艺术中，莫斯科的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艺术剧院以及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剧院的美学和艺术风格为苏维埃戏剧所继承。莫斯科艺术剧院主要上演代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剧本。自建立之日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安·契诃夫的脚本就成为剧院的压轴戏。后来，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被搬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戏剧舞台。随着剧院规模的扩大，莫斯科艺术剧院建立了一些附属艺术团。1913年，K.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和Л.苏列尔日茨基领导建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艺术团；1916年，导演B.穆切杰洛夫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二艺术团；1920年，以导演E.瓦赫坦戈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艺术团成立；1921年，Г.布尔德扎洛夫等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四艺术团成立。这些艺术团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支柱和希望。1918年，B.梅耶尔霍德导演的《宗教滑稽剧》成为苏维埃时期的第一个上演剧目。1919年，反映革命呼声的彼得堡话剧大剧院成立。A.卢纳查尔斯基、M.高尔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M.安德列耶娃等都积极参加了剧院的筹建工作。

20年代初，苏维埃的戏剧领域流派繁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极左影响在苏维埃的戏剧表演艺术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各种流派争论与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反映时代特征的戏剧创作团体：瓦赫坦戈夫剧院（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艺术团建立）、革命剧院（马雅科夫斯基剧院）、莫斯科市委剧院、彼得堡大（话）剧院及其他上演革命讽刺作品的剧院。30年代，苏联的戏剧艺术领域各种流派并存的局面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剧作占领了苏联戏剧的主要阵地。1933年，苏联人民委员会举办了苏维埃优秀脚本比赛活动，剧作家B.基尔松的《奇妙的融合》、A.科切尔加的《舰队的沉没》、Б.罗马绍夫的《战士们》等作品获奖。除了上演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苏联人民对世界戏剧的精神遗产也十分珍视。30年代的苏联被称作莎士比亚的第二故乡。由И.别尔谢涅夫导演的莎翁的《第十二夜》在莫斯科艺术戏剧院演出；由А.奥斯图热夫导演的《奥赛罗》在小剧院与观众见面；由A.波波夫导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革命剧院演出。到1938年，苏联共有剧院702家。1936年，苏联设立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首批获得该荣誉称号的话剧导演有：K.斯塔尼斯拉夫斯基、B.涅米洛维奇—丹钦科、B.卡恰洛夫、И.莫斯科温、E.科查金娜—亚历山大罗夫娜、M.勃留门塔里—塔玛林娜。另外，一批像Б·休金等苏维埃时期成长起来的戏剧演员也获此殊荣。同时受表彰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戏剧艺术家。1937年，高尔基艺术剧院和国家大剧院获得列宁奖章。

卫国战争将苏联戏剧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调动起来。在列宁格勒的900天围困期间，英勇的列宁格勒戏剧工作者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41年和1942年，列宁格勒分别建立了民兵剧院和围困剧院。演员和导演都全副武装，他们把西蒙诺夫的脚本《俄罗斯人》和列昂诺夫的脚本《侵略》编排成话剧，在群众中演出。战争期间，有近400个剧团、音乐团体和杂技团为苏联军人服务，有25个前线剧院活跃在战场上。戏剧工作者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戏剧艺术的发展因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低潮。无冲突论在戏剧表演艺术中表现明显，剧情的冲突情节减少，剧中人物在观点上没有任何分歧，剧情在一种“好”与“更好”或者“好”与“优秀”的矛盾中发展。粉饰太平的官方基调使话剧失去了观众。尽管高尔基艺术剧院每年都得到官方的奖励，但是，观众的数量却日渐减少。“解冻”时期，高尔基艺术剧院曾作过恢复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创作传统的尝试，但是由于官方的控制过于严格，戏剧在思想性上没有多少改变。为了真正复兴高尔基剧院的优良传统，一批青年演员决定在莫斯科创办“现代人”剧院。1957年，“现代人”剧院上演了第一幕话剧“永生”，剧作家B.罗佐夫成为该剧院的第一个脚本作者。

60年代，苏联的戏剧表演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戏剧的题材更趋政论化、作品的意图更直截了当。影响观众与演员交流的障碍物，如帷幕等全部被撤除，演员的表演空间扩大到舞台前部，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面向观众。追求艺术创新的“现代人”剧院在60年代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创作成熟期。剧院的创立者、戏剧导演O.耶夫列莫夫注意从优秀演员中选拔导演。Г.沃尔切克就是被耶夫列莫夫识中的一匹“千里马”，60年代，她已经将《平凡的历史》和《在底层》等剧目搬上舞台。1963年，莫斯科塔干卡剧院由导演休金创立。这里的创作团体仍以青年演员为主，演员和导演都注重戏剧内容和表演形式的创新。在戏剧题材上，反映工厂生产的题目成为7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题。《一次党委会议》、《局外人》和《炼钢工人》等剧本颇受观众欢迎。受电影和电视等视觉艺术的强烈冲击，苏联戏剧所拥有的观众数量呈递减趋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剧院都出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象。观众们根据自己的品味来选择剧院。那些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剧院就能够赢得诸多观众。70年代，观众们为了购买Ю.柳彼莫夫导演的塔干卡剧院的剧票、耶夫列莫夫导演的“现代人”剧院的剧票和Г.托夫斯托诺夫导演的列宁格勒大剧院的剧票，往往不惜排队等候到深夜。

80年代，由于苏联经济的不景气，苏联艺术的发展受到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更好地发挥才能，同时，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合理的认可，一些艺术家离开了祖国，到西方谋生。苏联末期，出现了艺术人才的流失现象。不过，更多的艺术家仍留在国内，他们不计较劳动报酬的微薄，继续兢兢业业为艺术事业奉献。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苏联的表演艺术遗产得以保存至今。80年代末以后，受“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影响，苏联戏剧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小剧院和契诃夫剧院等仍以上演俄罗斯经典剧目为主，它们成为苏联知识分子首选的艺术场所；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苏联已经丧失，像革命剧院等一些带有苏维埃意识形态色彩的剧院或改变名称（如革命剧院现在已恢复历史称谓——马雅科夫斯基剧院），或改变题材和艺术风格，总之，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已不再出现；那些苏联时期就代表了活跃思想的剧院，如“现代人”剧院等，几乎完全成为再现西方社会生活的舞台。一些剧院甚至上演西方色情的东西，这些现象引起了苏联知识分子们的忧虑。

电影是一种年轻的表演艺术形式。1896年，电影传入俄国。当时的电影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活动的照片”的堆砌，图像是黑白的，没有声音相伴。帝俄末期，电影主要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娱乐场合中放映。十月革命后，电影作为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手段，变成老百姓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20年代中叶，反映革命场面的影片（如谢·艾森斯坦导演的《十月》等）和革命领袖的纪录片（如《列宁电影纪实》等）在全国放映。电影媒体的宣传功能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年代末，苏联建立了一批设备齐全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院，国产放映机和电影胶片也开始在电影事业中得到应用。

1931年，苏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生路》问世。苏联在电影领域里的突破引起了世界电影界的震惊。1932年，在威尼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电影节上，《生路》的导演尼·埃克被誉为最有才华的导演。30年代，《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及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改编的电影《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纷纷与观众见面。1935年，苏联的电影技术又出现了新的突破：首次进行了彩色图像的尝试。在这次尝试中，苏联的一些造型艺术珍品、1934—1935年五一节游行的照片和反映格鲁吉亚工人活动及电影概况的照片被制成彩色图片放映，此次活动的总导演仍是尼·埃克。声音和色彩的革新使世界电影的艺术和美学效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苏联电影工作者在世界电影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苏联电影业的国际影响，1935年，世界电影节在莫斯科举行。

卫国战争开始后，随着工业设施及人口的向东疏散，苏联的电影制片厂也转移到内地。两家大型的电影制片厂——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被迁往阿拉木图。以两个制片厂为基础，中央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许多杰出的导演，如C.爱森斯坦、B.普多夫金、瓦西里耶夫兄弟、Ф.埃尔姆列尔、И.佩里耶夫和Г.罗沙利等都在这里工作过。战时80％的国产故事片都是这里制作的。战争没有中断苏联电影技术的发展，1941年，苏联产生了第一部立体电影。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纪录片《斗争中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故事片《区委书记》、《卓娅》和《两个战士》等都是战争时期苏联电影的杰作。

战后初期，回忆战争生活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大批被搬上银幕。仅1945年，苏联就拍摄大型艺术片45部。然而，1946年联共〈布〉中央对电影《伟大的生活》的批评使苏联电影工作者蒙受了冤屈。电影创作活动的受限制导致了苏联国产电影业的萧条。1951年，全国仅拍摄各类影片9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属于舞台纪录片。“解冻”时期，苏联电影的命运出现了好转势头。1957年，全国影片的产量比1951年增加14倍。1958年，仅故事片的产量就达到100部。在大量的国产影片中，除了《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俄苏及世界名著被搬上银幕外，一些反映战时战士平常生活的影片，如《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也与观众见面。反映普通人形象的作品，如《对岸街上的春天》、《大家庭》、《我亲爱的儿子》等在电影艺术中出现。不仅如此，自50年代下半叶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得到恢复并定期举行，苏联电影的国际交流加强了。

“停滞”时期，苏联多数电影变得平淡无奇，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影片频频产生。银幕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为举行纪念活动而拍摄的多集体史诗影片，电影的艺术性和趣味性都有减弱的趋势。然而，这期间仍有一些优秀的导演顶着压力在电影艺术领域孜孜求索。70年代，苏联著名导演、演员瓦·舒克申导演的故事片《红莓》（1973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引起了苏联评论界的思考。另外，舒克申还导演过故事片《他们为祖国而战》。由于影片出色以及他具有的导演和表演才能，1976年被授予列宁勋章。导演埃吉达尔·梁赞诺夫根据舞台剧改编的《办公室里的故事》（1977年）和《两个人的车站》（1982年）、弗·缅绍夫导演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79年）等，深受观众喜爱。80年代，苏联电影已经威震国际影坛，苏联成为一个电影强国。

80年代中叶以后，苏联电影随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化明显改观。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长期遭禁的影片能够公开地在国内放映。1986年，由坚吉兹·阿布拉泽导演的影片《悔悟》首次在莫斯科公映。影片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众无不为影片中的受害者而流泪。1987年，苏联电视台放映的纪录片《再揭露》，再次将斯大林恐怖行为的真相揭露出来。另外，以往没有公映的影片，如M.沙特罗夫的电视系列片《列宁肖像素描》、A.格尔曼的《路上检查》和《我的朋友伊万·拉普申》等也都与观众见面。电影题材也趋于多样化。《小信差》（1986年，导演K.沙赫纳扎洛夫）、《国际女郎》（1989年，П.托多罗夫斯基导演）等反映青年人价值观和心理的影片增多。外国电影充斥着苏联影院，良莠不齐的外国影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苏联人的业余生活，但是，同时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90年代初，苏联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与西方影视的泛滥不无关系。

六、科学和技术

在70年的历史进程中，苏联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该成就的取得与苏维埃政权对科学的重视及人民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1918年，列宁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强调科学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接着，政府给科学院拨款资助其工作。1918年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科学技术部成立，它吸收知名科学家，如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创始人尼·茹科夫斯基（1847—1921年）和未来的航空设计师安·图波列夫（1888—1972年）等参加工作，科学技术部建立的宗旨是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许多自然科学部门还成立了研究机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就是由200多名科技专家共同制定的。生物育种学家伊·米丘林（1855—1935年）的苗圃被收归国有后，苏维埃政权仍聘请他负责树苗栽培及其他科研工作，还为他配备助手，调拨物资和设备。1921年，著名生理学家伊·巴甫洛夫（1849—1936年）的研究条件得到了保障。在应用技术方面，1918年，下诺夫哥罗德成立了无线电实验室。内战时期，虽然经济条件十分艰苦，但苏维埃政权仍关注着人才资源的保护问题，对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学者发放“院士口粮”。苏维埃时期的社会科学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为了建设一支红色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队伍，191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十月革命史和共产党史料征集出版研究委员会相继成立。同年，史学家米·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的《俄国历史概要》出版。该书第一次按照社会经济形态来阐述自古至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侧重分析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及政治制度的演变，它的问世成为无产阶级史学诞生的标志。列宁对苏维埃俄国第一位无产阶级史学家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被当做20年代苏维埃学校的教材。波克罗夫斯基自1918年5月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他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才立下了汗马功劳。苏维埃的第一批工农速成中学就是根据他的倡议成立的；他先后担任过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协会、苏联和苏俄中央档案馆、红色教授联合学院的常任领导人，还在红色教授学院及各重点高等学校从事过教学工作，他的思想对苏联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25年，以俄国科学院为前身的苏联科学院成立。当时，全苏联有各类研究机构和科学协会共750个，科学院属于全国最高科研机构。随后，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从20年代下半叶开始，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保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斯大林提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在高度集权和行政命令体制基础上的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忽视农业发展的斯大林经济模式形成。为使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家采取倾斜政策，优先发展与实际需要相关的科学领域和部门。1929年，科学院设立技术科学部，一批新的、与国家工业化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成立，其中主要的研究所有：科学—汽车发动机研究所、运输研究所、金属工业设计研究所、金属研究物理研究所、物理问题研究所、可燃矿物研究所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学家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奠定了线性规划的基础，他本人因此成为苏联国民经济规划及管理理论的创始人；1929—1931年，物理学家斯科贝尔琴得出了证明宇宙线粒子簇射存在的第一批数据；20年代末，科学家康·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年）完成了利用火箭进行星际航行的理论性专著《宇宙火箭》和《宇宙火箭飞行》。为了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中，1935年，苏联成立了火箭科学研究所，齐奥尔科夫斯基成为苏联航空和火箭动力学以及飞机和飞船理论方面的权威学者和发明家，是苏联宇航学的奠基人；30年代上半期，苏联科学家建立了第一批雷达；1936年，苏联第一台，也是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常运转；化学家列别捷夫发明了制造人造橡胶的方法，这一成果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生产人造橡胶的国家；30年代，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揭示出高级神经系统的活动规律，创立了第二信号系统理论，其学说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1935年，遗传学家米丘林在长期研究植物有机体变异条件的基础上，培育出300多个植物新品种，他的植物杂交技术曾在中国农学界推广；1940年，在全苏原子核会议上，学者们专门讨论了铀的问题。这表明，到二战前夕，苏联的原子物理学已经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然而，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苏联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佳。随着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出台，苏联开展了“加强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运动。首先受害的是社会科学。在苏联哲学界，由斯大林亲自策划和领导的一场批判阿·德波林（1881—1963年）的斗争展开。德波林这位苏联院士因“出身问题”和对列宁主义的客观思考而被定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对德波林的全盘否定表明：在苏联社会科学中，学术与政治问题已经严重被混淆，学者们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学领域的境况也是如此。那些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持保留意见的学者以及主张走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学者都被解除了工作。一些知名学者，如杰出的经济学家A.恰亚诺夫和H.孔德拉季耶夫还遭到逮捕和处决；1938年，在斯大林本人的参与下，一部美化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性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自此至50年代中叶，这部书一直控制着苏联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取代了苏联史学的权威性，甚至连苏联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没有逃脱受批判的命运。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的运动。1933年，科学院转归人民委员部领导，次年，科学院从列宁格勒迁至莫斯科。科学院的一些自主权被取消，行政命令的手段在科学界确立。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许多著名科学家遭厄运。苏联导弹之父谢·科洛廖夫（1906—1966年）曾于1938—1944年间无辜入狱。

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及时地将科学资源的服务方向转到国防上来。为适应战争环境，科学院的机构迅速向东部迁移，同时，还建立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制定了与国防及军工联系密切的课题研究计划。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及卡拉干达等地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很快得到了探明。苏联科学家在研制军事武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时起，仅仅两三年的时间，苏联就生产出科学院自行设计的新式大炮、火箭炮、坦克、穿甲弹、战斗机等军事装备。1942年，苏联的喷气式飞机试验成功。新式坦克、“卡秋莎”多管火箭炮等地面设备与空中机群协同配合，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苏联科学家不仅为苏联人民，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争使苏联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与设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战后，国家加大投资力度，资助科研工作的恢复。5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的各分支机构基本恢复。另外，根据实际需要还增设了一些新的分支机构。随着新学科的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所，如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学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核问题研究所等建立起来。科学家们还走向企业、建筑工地、农庄及国营农场，为生产建设提供科技咨询，努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然而，国家领导者决策的严重失误影响了科学潜力的充分发挥和科学的全面发展。社会科学在斯大林的第二次个人崇拜及大清洗运动中再次走向低谷。1947年，苏联学术界展开了由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层领导A.日丹诺夫参加的哲学争论。1950年和1951年，学术界进行了有斯大林参加的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争论。在学术讨论中，领导的发言被当做学术指示。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客观上剥夺了苏联社会科学发展的自由空间。“冷战”时期，为了保持同西方的对峙，苏联采取夜郎自大的态度，对先进国家的科学成就嗤之以鼻。外国学者在物理学、量子力学、化学和控制论等领域做出的重大发现被苏联当做唯心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观点陈旧、但得到了国家领导层支持的李森科集团的学说在农业生物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遗传学被当做伪科学，普通生物学的一些领域成为学术禁区。苏联科学沿着一条畸形的、符合斯大林模式的轨道发展。

自50年代中叶起，人类跨入了科技革命的时代。科技革命的方向是在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监督和管理的自动化，发现和利用新能源，创造和运用新的结构材料。从此，科学的发达程度及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主要标志。“解冻”时期，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苏联科学有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奉行着社会主义超前论思想，赶超美国、争做世界一流的大国成为苏联领导层决策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科学出现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在苏联投入运行；1956年，H.谢苗诺夫因研究出化学链反应理论而获诺贝尔奖；1957年，苏联研制的世界上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列宁”号下水。同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重大事件使苏联的“冷战”对手——美国极为震惊；1961年，Ю.加加林乘“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宇宙飞行，它表明苏联的宇航业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列；1962年，物理学家Л.朗道由于对液氦理论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奖；1964年，H.巴索夫和A.普罗霍罗夫因在量子电子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航空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A.图波列夫领导科学家们研制出100多个型号的军用和民用飞机，如图－104、图－114和图－144等，图波列夫先后创造了78项世界纪录，成为苏联航空史上的一代天骄。同图波列夫齐名的是苏联航天学功臣谢·科洛廖夫。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制造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另外，他还指挥研制了多种用途的卫星。加加林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就是他领导设计的。

苏联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确立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不断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开支。从60年代末起，苏美军事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苏联一直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看做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将国民经济中80％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70年代初，苏联将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从原来占美国的1/3增加到与美国数量相等。70年代中期，又发展到超美国50％。军事实力的增强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使经济停滞不前。资金的不足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人们虽然在研究科学集约化的课题，但是，科学的潜力并没有被挖掘出来，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长期以来，苏联科学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与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相关的领域一直受到国家的关爱，而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着的轻工及农业各学科却严重被冷落。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导致苏联在控制论、信息论及电子学等前沿科学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停滞”时期隐藏的危机到80年代中叶全部爆发出来。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轻工业品、日用品严重短缺，食品、服装、鞋帽，甚至连卫生纸等日用品都要用外汇进口，这无疑为滑坡的经济雪上加霜。直到90年代初，苏联轻纺工业中许多领域在技术上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如苏联的牛仔布染色工艺水平十分低下。虽然苏联中亚地区能够为牛仔布的制作提供优质原料——长绒棉，但是，拙劣的染色工艺使苏联自产的牛仔服在色调上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低档得多，老百姓只好花高价买进口产品。电子科学的停滞使周边国家的电子表、收录机、录（音）像带等产品在90年代初仍走俏苏联市场。戈氏的加速科技发展战略因国内局面的混乱而未能有效地实施。

[1]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0、389页。

[2]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2页。

[3] ［苏］B.库尔巴托夫：《苏联建筑学》，莫斯科1988年版，第3页。

[4] 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第二十一章 苏联解体和解体前的苏联文化

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苏联解体

米·谢·戈尔巴乔夫，1978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8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11日入主克里姆林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同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包括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等内容在内的改革设想，积极推行改革。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做政治报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等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现阶段苏联纲领性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加速发展战略”，并决定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改革。这次代表大会被认为是苏联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开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是应美国出版商的要求撰写的。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不久，就有包括中文版在内的多种文字的版本问世。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对斯大林30年代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等问题，重新做了评价；并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实质、内容、步骤、问题和前景做了介绍。戈尔巴乔夫说：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他还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

在上篇《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社会已经活动起来了，不能让它停下来，应让公开性大放光明，走民主化的道路。他还提出，改革就是革命，要坚决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速度，就要在走向崭新状态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改革，这无疑是一次革命性任务。在下篇《新思维与世界》中，戈尔巴乔夫详尽论述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

1988年6月底，苏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经济改革所以成效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他在《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进程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关于民族间关系》、《关于公开性》、《关于法制改革》，以及《具体实施国家政治体制的若干紧急措施》等决议。会议决定彻底实行党政分开，放弃党组织直接指挥国家及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做法，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会后，苏联的社会危机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1990年7月上旬，苏共在国内政治、经济、民族诸方面的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和苏共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关于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等重要文件。苏共纲领性声明指出：苏共是以社会主义为选择，以共产主义为前景，以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前进目标的党。她将同“专制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放弃“包揽国家和经济管理机构的做法”，变“国家党”为“政治领袖党”。大会认为，为改变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困境，社会动荡加剧的状况，应尽一切努力使改革作为一种和平革命向前发展。苏共民主纲领派首领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8人公开表示了对这次党代会的不满，宣布退出苏共。会后苏共党内明显地分成3派，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派，也称“主流派”、“中间派”；民主纲领派，也称“激进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也称“传统派”或“保守派”。民主纲领派主张苏共要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变成西方议会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用“普遍政治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应放弃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改变党的名称。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他所领导的政治经济改革，没有有效地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首先宣布独立，表示不再受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约束。不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也相继发表《独立宣言》，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都发表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还有的加盟共和国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民族矛盾不断尖锐，多次出现了流血冲突，统一的苏联国家面临着解体的严重威胁。

1991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同时还宣布，已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当日下午，亚纳耶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正承担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决心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并授权他发布保障紧急状态得以实施的必须执行的命令的权力。8月21日下午，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当晚，戈尔巴乔夫宣布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同外界的联系，近日内将完全恢复总统的职权。22日，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变革的决定性阶段。权力在变化，所有制关系在变化，联邦也在变化。

“八·一九”事件后，苏联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被停止活动，苏共在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中的党组织被取消，中止一切活动，苏共的办公楼和财产被没收，档案被接管，原来的苏共已经不再存在。与此同时，苏联解体的进程明显加快，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摩尔多瓦、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阿塞拜疆等先后宣布独立，联盟名存实亡。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停止在苏联总统职位上的活动。7时32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上空，克里姆林宫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解体。

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史学热

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对以往的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社会科学中的主要问题是繁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因此，社会科学在改革中的主要任务是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况，使之具有广阔的天地，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他还提出“公开性”和“在历史的文献上不应该有空白点”的主张，强调苏联人民必须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不允许再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欺骗社会舆论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主张对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股“史学热”。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在1988年做出了取消中学所有历史考试的决定，代之以不进行评分的公开讨论。苏联官方认为，过去的教科书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谎言”，因此需要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在新编写的教科书中，将重点叙述以前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的内容，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政党的政治活动；非布尔什维克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30年代镇压机构的形成及斯大林的作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停滞时期的状况和他本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苏联8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改革等等。

80年代末期新版本历史教科书的问世，表明了苏联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明显地向人们表明了苏联史学今后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苏联电视台放映的纪录片《再揭露》，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纪录片以很多镜头反映了富农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和中亚集中营的情景，1928—1931年，有500万富农在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纪录片还告诉人们，在1937—1938年的红军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以“叛徒罪”几乎枪决了全部高级指挥官，以后又将清洗运动扩大到中级军官，以至1941年6月德军入侵时，苏联损失惨重。

198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论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问题，他说：认真剖析往事，有利于扫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碍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妨碍我们前进。他还说：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做出评价。现在还可遇到有人企图回避我们历史上的迫切难题，对它们避而不谈并摆出一副姿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真理的态度，是对违法和专横行为的无辜牺牲者的大不敬。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现今面临的问题：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总之，改革的迫切问题。

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重新评价历史。正是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李可夫平反，以后又先后为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平反。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上述案件中的四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对其指控毫无根据，毫无原则，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留京、叶多夫基莫夫等78人平反。苏联史学家认为，这些人恢复名誉，是在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客观的科学的经过权衡的结论。

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联史学家及时修改了原来的研究计划，提出了以下10个新的研究课题作为其远景规划：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史；民族史与当代民族进程；苏联各民族文化史；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少数民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发展的历史道路；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世界文化史等。这些课题同以往传统的史学研究课题相比，涉及到不少复杂的“敏感”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如苏联科学院主持编写的《20世纪的世界》（两卷本），即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和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相互影响。苏联史学家认为，研究20世纪的世界，其关键是提高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水平。如果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就不能提高。他们认为，一些被忽略的，或很少涉及，以及根本没有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规律和一般社会学的规律、历史分期问题、过渡时期问题、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历史时代和历史地区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社会革命理论、全球性问题等。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当代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是由使世界经济联系国际化的科技革命的全面展开，信息和交通工具作用的加强，地球资源的现状，生态面临的总危机以及各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决定的。这个理论成为不少苏联世界史学者认识当代世界的理论基础。同《20世纪的世界》相类似的选题还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后的和解》等。这些选题缩短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历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三、改革派和传统派文学思潮的论战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界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开始了“文学改革”。在一些作家要求“创作自由”、“取消政治检查”的同时，涌现出多种文学思潮，它们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彼此攻击，“内战”蜂起。文学界出现了动荡，这种动荡和社会的动荡相一致，对当时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作家在克服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同时，在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全部过去的历史”，则集中反映了这些人的观点。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后，30年前曾热闹一时的种种错误观点，再次被提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同年6月下旬，苏联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一些代表公开提出废除作品审查，改组作家协会，使其不再是“衙门”。会后，原来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趋于分裂，在文学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改革派”和“传统派”。

“改革派”也被称为“自由派”、“西方派”或“民主派”，其代表人物巴克拉诺夫、贝科夫、格拉宁、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雷巴科夫、沙特罗夫、柯罗季奇、维诺格拉多夫、萨尔诺夫等。与该派观点接近的作家有艾特马托夫、扎雷金等。该派掌握的主要刊物是《旗帜》、《星火》、《莫斯科新闻》。“传统派”同“正统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达列夫、别洛夫、拉斯普京、普罗斯库林、库尼亚耶夫、沃罗宁、阿列克谢耶夫、柯日诺等。传统派的主要刊物有《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卫军》。这两派在关于苏联文学的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发表宣扬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并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特别是改革派，他们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优势，率先发难，向传统派频频发起挑战。

1987年4月下旬，全苏作协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改革派和传统派在会上展开激烈论战。如果说在这以前苏联文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只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在此之后，文学界的“内战”则公开爆发。这表明，两派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派原则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的成就；如何认识1985年改革以来苏联文学界的形势；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等。在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如何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如何评价《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著）、《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人生与命运》（格罗斯曼著）等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应当指出，他们的分歧还不仅仅在文学问题上，还表现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评价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等。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是和文学问题上的分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苏联改革后文学界的形势，改革派是所谓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改革的产物，因此，这一派的作家们极力为改革歌功颂德，认为它使苏联文学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好时光”，使人民第一次生活在“自由的气氛中”。以往受到严厉批判的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等恢复了名誉，他们以往被禁的作品又重新出版，使改革派受到鼓舞，兴高采烈，认为这是新的“文化复兴”。传统派则相反。他们对改革后苏联文学的现状十分担忧，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作品的“回归”，推动了改革后出现的否定一切的社会思潮的传播，加重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1987年4月26日，普罗斯库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永恒的战场》，谴责改革派热衷于发表这些遗著是“恋尸欲”，传统派作家认为，改革派对苏联文学来说，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对于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理论和实践，改革派不加分析地备加推崇，欣赏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盲目地迎合西方的文化时尚，并极力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实践中扩大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传统派则与之相反，对西方现代派的文化持谨慎的、明显的保留态度。

改革派和传统派的争论，虽然主要是通过文学问题表现出来的，但其争论的内容则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深刻的政治内容。例如，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改革派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将其描绘成“独裁君主”、“专制暴君”，把苏联历史上的一切错误和失败，都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总之，斯大林是一切灾难的化身。传统派并不全盘否定斯大林，如阿列克谢耶夫1987年11月5日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作用是很大的，当时需要他那种坚强的性格；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村的人，我不能原谅斯大林和所有执行他的指示的人所采取的合作化的形式和方法。1988年，柯日诺夫在《我们的同时代人》第4期发表文章指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时代的产物，不是他个人和某些居心叵测的帮手的阴谋的结果，个人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不能归结成为一个人或一批人的个人行为。两派在论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旧账问题。改革派认为，自己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发展中惟一正确的代表，特别是60年代的“老”自由派，更把自己说成是苏联文学发展中健康力量的代表。他们指责传统派的一些作家在60年代写的文章是“卑鄙”、“下流”、“无耻”的文章。

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苏联文学界两派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化，不断升级。文学界的斗争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和当时苏联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改革”的矛头不仅指向斯大林，而且也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时候，1989年第6期《十月》杂志发表了格罗斯曼的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对列宁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他不仅攻击列宁“扼杀了俄罗斯过去最神圣的东西——自由”，而且还歪曲历史，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悲剧”，而这是60余年来从不曾有过的现象。1989年，《新世界》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作者认为非人的劳改营及一切大镇压，均起源于列宁。此后，《十月》、《星火》、《新世界》、《文学评论》等文学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这股甚嚣尘上的逆流中，传统派的一些作家也加入到了攻击列宁的行列中去，如索洛乌欣在《读列宁全集札记》、《与上帝告别》、《不把新酒装在旧瓶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等文章或著作中，攻击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盲目性和狂热性”，十月革命造成的可悲结果“是不能弥补的”。他还历数苏共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罪状”，要求它向人民进行“忏悔”。这表明，原来对立的两派在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

1991年8月19日，苏联政局出现激烈动荡后，苏联文学界并没因斗争复杂看不清结局而保持沉默。传统派作家大多是支持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希望它能采取断然措施，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如文学批评家普罗库舍夫当天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家普罗哈诺夫次日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认为“这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改革派则相反。8月20日，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朗诵了他的新作《八月十九日》，支持叶利钦，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日，《旗帜》杂志主编巴克拉诺夫也致电叶利钦，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两派更多的作家还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自由派作家雷巴科夫对记者发表的讲话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我还没有确定我对发生的事的态度，我想等两三天后再说。

“八·一九”事件后，不仅苏联国家政治、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且使原本不平静的苏联文学界的斗争不断加剧。8月31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两派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俄罗斯联邦作协领导人退出会场，并鼓动700多名会员退出，于10月21日宣布成立俄罗斯作家协会，这样，俄罗斯联邦作协分裂了，在它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作家协会。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苏联作家协会因其所属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协先后宣布独立，已经不再存在，这样，争夺原苏联作家协会的财产及其所属基金会的继承权成为作家们的主要任务。在短时间之内，作家们的“内战”似乎还很难结束。

四、绘画艺术的新变化

1988年1月，全苏美术家协会召开第七次美术家代表大会，理事会主席阿·波诺马廖夫在题为《美术的公民使命》的总结报告中说：1983—1987年是苏联美术根本性的转变时期，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1964—1981年），曾有过矫揉造作和口号式的图解生活的现象，但已被抛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今后要加强作品形象的激情效果，使艺术的造型语言更加鲜明而丰富。通过把握新的社会现象认识人民和历史经验，确认时代的真理。他还强调，人类复杂的感情世界，个人和社会的相互联系，可以在各种形式和题材的艺术作品中以各自的激情表现出来。艺术发展中新的倾向和新的流派有权去进行新的竞争。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苏联美术界此后空前活跃，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美术创作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如现实生活中与非现实生活中的客体，古代与现代的事件，统统在一个画面中表现出来，原有的时空界限的原则，被彻底地抛弃了。

苏联的美术创作，是和社会生活正在出现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美术界，包括“先锋派”和“左翼美术阵线”在内的原来被禁锢的一些美术家的作品，重见天日，并被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一些被流放或被镇压的画家，重新恢复了名誉，“平反昭雪”，如立体—未来派画家米·克·索科洛夫，以及亚·达·德列文、罗·谢马什凯维奇等。美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肃反扩大化的内容，决不仅仅局限在美术界，而是反映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9年，以苏联美术家协会为主，出面组织了大型美展《怀念斯大林主义牺牲者》，一些著名的画家或雕塑家，如伊·奥勃罗索夫、德·日林斯基、尤·安宁科夫、德·米特里亚斯基、彼得·沙彼罗等，都通过不同的作品反映出这一场历史的悲剧。对这些作品褒贬不一，有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80年代中期，西方艺术思潮陆续大规模传入苏联，到8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美术界，以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最为突出，与此相接近的“新纪实派”的出现，同样在苏联美术界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流派的主要特征是利用照相和电影的“纪实”的表现手法，强调艺术形象的“写实主义”。安·阿·凯斯丘拉的《塔林港湾》、海·卡·波利的《在堪察加的青年学者》、安·维·沃尔科夫的《黎明》、《动力实验室》、奥莫贝什—库兹涅佐夫的《通往乌连戈伊的路》，被认为是照相写实主义和新纪实派的代表作。这个流派与现实生活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当代人们所经历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内容，如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人类征服宇宙、科技革命等，都被绘入画布之中。

80年代，苏联美术界活跃的另一重要标志是美术团体和社团纷纷成立，在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交流创作经验、开展艺术评论、组织艺术鉴赏活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是“莫斯科河”及“友谊社”、“马尔斯”、“金字塔”等等。

“莫斯科河”成立于1987年，以莫斯科高等美术院校的学生和教授为主，他们的艺术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世界各国和自己祖国文化艺术中人道的现实主义传统”。“友谊社”成立于1986年，以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为主，多是擅长画肖像画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创作团体。“马尔斯”成立于1988年，以从事现代美术创作为主，主要成员以油画家、雕塑家、美术理论家为主。这是一个通过经营艺术品以盈利为目的的美术组织。他们积极致力于建造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为此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和艺术品。他们认为，建造这样一个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金字塔”于1991年在莫斯科成立，这是由青年雕塑家组织的美术社团。同年5月，他们在“莫斯科雕塑家之家”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作品展览。这些作品在深切地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努力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受到广泛的关注。60年代受到严厉批判的“别留金画室”，此时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62年底，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曾下令“禁止展出他们的作品”，别留金被认为是“现代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又是和苏联美术相抵触的，因为苏联美术是不允许抽象主义存在的。但是，别留金及其支持者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艺术实践活动。他们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在苏联美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还将作品送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波兰、英国、德国展出，在国际画坛也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一些艺术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别留金等人的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抽象的”，而实际上内涵着深刻的人类感受。

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揭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同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当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来的时候，全世界受到震动，苏联美术界也同样受到巨大的震动，事前似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准备。8月，按期举行了“全苏第二届雕塑展览会”，会上展出了一批艺术精品；11月，全苏美术协会开始研究该组织的新的章程，同时筹划新的领导班子，推举新的人选代替已在1991年8月7日病故的苏联美术研究院院长乌加罗夫。

苏联宣布解体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开始拆除前苏共领袖人物列宁、斯大林，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等人的雕像，同时，表现工人、农民、士兵形象的纪念性的塑像，也被拆除，还有一些诸如十月革命胜利纪念碑等塑像，也被粗暴地拆掉。这些雕像及纪念碑杂乱地堆积在莫斯科中央美术之家博物馆院外的绿地上，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年12月，全苏美术家协会、全苏美术研究院关闭。

第二篇 西、南斯拉夫文明

20 画在棺木上的17世纪波兰贵妇人肖像

第一章 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其国家

一、波兰封建国家的建立和贵族共和国时期

西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人的重要支系之一，包括波兰人、卢日支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谷是遥远的古代的斯拉夫人的发祥地。4—6世纪，斯拉夫人随着生活地域的扩大，逐渐分成西、东、南三大支系时，西支居于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的一些古斯拉夫部落、莱赫人等，是波兰民族的先民。这些部落有统一的语言，生活在稳定的地域，对波兰民族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波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是皮亚斯特王朝。966年，这个王朝的第四个统治者梅什科一世建立了波兰早期封建国家。梅什科是波兰国家的缔造者，他接受了基督教，不仅提高了波兰的国际地位，而且同西欧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对加强与德意志人的斗争有重要的意义。梅什科在位时，波兰的势力不断扩展，他死后由其子博莱斯瓦夫一世即位，并在1025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制的强大国家，当时的波兰由大波兰、小波兰和中部地区三部分组成。

梅什科一世时的波兰，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农业，除了种植大麦、小麦等谷物外，还种植亚麻、大麻等经济作物。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开始广泛饲养着猪、牛、马、羊等牲畜。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棉纺业、制陶业和金属加工业等。

1031年，德国和波兰之间爆发战争，波兰战败。梅什科二世在德意志帝国的强大的压力下，统一的波兰被迫划分成了几个公国。到梅什科二世的儿子、卡齐米日一世执政时期，波兰出现了德国所希望看到的封建分裂的混乱局面。由于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被地方分裂政权所代替，波兰的国力日渐衰落，在与德意志人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民族危机日趋尖锐。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分裂局面，为了有效地抵御外敌，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些王公为建立统一的波兰进行了长期的努力。1314年，原库雅维—布列斯特王公沃凯太克在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320年，他被大主教加冕为波兰王国国王，称瓦迪斯瓦夫一世。

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在位时，封建割据的波兰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仍有一些领土沦落在异族手中。他的继承者卡齐米日三世统一了马佐夫舍后，勃兰登堡、条顿骑士团和波希米亚王室，还分别占领着西波莫瑞、东波莫瑞和西里西亚。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由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任波兰国王。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罗斯、捷克军队的支持下，在波兰东北部的格伦瓦尔德与条顿骑士团国家展开激战，联军获全胜，有力地抵御了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领土的侵略，6年后，收复了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东波莫瑞。

东波莫瑞收复后，有利地促进了波兰农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粮食出口刺激了贵族对土地的占有，他们巧取豪夺，广泛建立自己的庄园。在15世纪中叶，大量劳役制庄园产生。农民的土地被贵族占有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被迫在庄园里为贵族服劳役。与此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波兰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除格但斯克外，克拉科夫等城市在木材、呢绒、皮革、食品加工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为了规范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城市中还自发地出现了数目不断增加的行会。行会的产生是波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标志着贵族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开始谋求经济利益以外的更多方面的利益和权力。

贵族首先追求的是政治权利，不断提高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地位。1505年，在贵族的操纵下召开议会，通过一部削弱王权的宪法。宪法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颁布任何法律，任何立法都不能通过。这部宪法标志着波兰等级君主制结束，波兰从此进入了贵族共和国时期。为了对付日趋险恶的国际形势，首先是莫斯科公国的武力威胁，1569年6月28日，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通过了建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的决议，定都华沙，史称“卢布林联合”。波兰共和国面积31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包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一小部分俄罗斯的多民族的农奴制国家。波兰贵族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政策，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1648年爆发了Б.М.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起义，同年攻占基辅城，成为全乌克兰的统领。他迫使波兰签订《兹博罗夫条约》，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公国。波兰的分崩离析还表现在1652年议会通过了自由否决权，即在议会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议案就不能通过。大贵族操纵议会，利用所谓“否决权”使议会名存实亡，无法履行其职能。

1654年1月，Б.М.赫梅利尼茨基与俄国签订了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乌克兰的封建主与俄国的封建主公开结盟，为俄国吞并波兰的领土扫清了道路。同年俄波战争爆发，1667年两国签订停战协定，俄国得到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土地。在俄波战争期间，瑞典在1655—1660年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波兰由于国力疲惫，上层统治阶级背叛国家，投降求和，使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成为波兰最高统治者。波兰人民为挽救国家危亡，同瑞典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国土。但是，波兰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660年5月交战双方签订的条约规定，波兰国王放弃对瑞典王位的要求；波兰放弃大部分利夫兰的属地，只保留东南极少的一部分。这一切严重地削弱了波兰的国际地位。

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西班牙、法国、撒丁为一方，俄国、奥地利为另一方，双方为争夺波兰王位展开激战。俄军占领华沙后，强迫波兰议会选举弗里德里克·奥古斯都二世为波兰国王，称奥古斯都三世。这场战争使波兰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的危害。

18世纪后半期，波兰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如限制“自由否决权”的使用等等，但是遭到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保卫全体贵族的权利”的旗号下，肆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规定未经俄国的同意，原有的旧的法规制度不得改变。对于波兰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独立的任何努力，俄国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干涉。1772—1795年，俄国纠集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使波兰被瓜分完毕，国家灭亡，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期结束。从此，波兰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达123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复国。

二、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崩溃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发展

6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人的一些部落迁徙到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7世纪时，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的西斯拉夫人，为了有力地抵御阿瓦尔人的侵袭，建立了萨摩公国。9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帝国兴起。约在830年，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10世纪初，波希米亚各部落脱离了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了捷克王国，奠定了统一的捷克民族的基础。

大摩拉维亚帝国是西斯拉夫人建立的早期封建国家。它位于东欧、西欧之间，以摩拉维亚为中心，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激烈争夺的地区。斯维雅托波尔克在位时，它的疆域最大，包括摩拉维雅、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奥地利和匈牙利北部等地。10世纪80年代起因统治者之间发生内讧，帝国日趋衰落。这时，捷克从中分离出来，895年，以波希米亚为中心形成了独立的捷克国家。906年，大摩拉维亚帝国被匈牙利人灭亡。

捷克的第一个王朝是普什米塞王朝。捷克建国时，是东欧地区一个有实力的独立国家。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捷克有效地抵抗了德意志人的进攻。10—12世纪是捷克封建生产关系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有所发展，混乱的政治局面时有出现，为德意志人染指捷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捷克封建贵族为了对付日趋严重的分裂势力，往往求助于德国，结果引狼入室。1086年，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捷克王公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以波希米亚国王称号，捷克公国由此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捷克的民族独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2世纪后半叶，捷克公国改称捷克王国。1212年，德皇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定了捷克王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关系。德国极力拉拢捷克为其对外侵略提供帮助，所以给予了捷克许多特殊的待遇。捷克统治者在德意志帝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帝国册立新君的选帝侯制度规定，捷克国王列选侯之首。

12世纪时，捷克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商品交换，出现了最早的集市贸易，并较迅速地得到了发展，但主要的商业活动，多被德意志移民控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农村，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捷克商业活动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贸易中心，逐渐形成了不少新的中小城镇和大的繁华的城市。这些大的城市，同样被德意志移民中的贵族所掌握。农业的发展为城市手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采矿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捷克白银的产量位居欧洲第一。

由于捷克实际上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内的一个特殊的斯拉夫属国，它在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德国的影响，特别是捷克的贵族处处模仿德国人，他们以讲德语为荣，出现了日耳曼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移民在捷克的土地上从事工商经济活动，并在不少方面握有实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捷克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日耳曼贵族阶层。他们控制着矿山、城市，占有大量的地产。特别是日耳曼人的天主教更是贪婪，占有捷克全部地产的1/3以上。这一切使两个民族在长期的交融中，捷克原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文化逐渐让位于日耳曼文化。

15世纪时，捷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生活在悲惨境地的城市贫民、农民和矿工，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天主教会。捷克爱国者、宗教改革家胡斯这时创立了捷克宗教改革学派。他早年毕业于查理大学，后任该校系主任和校长职务。他公开反对德意志贵族和天主教会压榨捷克人民，坚决主张实行宗教改革，恢复基督教简朴风尚；他提出教会不得占有田产，并将非法占有的财产还俗归公。胡斯的主张反映了市民和下层贵族的要求，同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412年，他因严厉谴责罗马教皇在捷克贩卖赎罪券，被开除教籍；1414年，因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而被捕入狱；1415年7月6日，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

胡斯之死，激起全捷克人民的义愤，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对天主教会和德意志皇帝、反对封建贵族的“胡斯战争”的导火索。胡斯派教士号召人们“举起宝剑”为胡斯复仇，得到广泛的响应，数以万计的捷克人民举起义旗，同罗马教皇展开斗争。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市民在教士哲里夫斯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攻打市政厅，很快占领了政府机关，驱逐德意志贵族和教士，没收他们的财产。

1420年，参加起义的成员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一派称“圣杯派”，属温和派，其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和下层贵族。他们的纲领是1420年8月提出的《布拉格四条款》，主张在不危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教会财产还俗归公”，同时实现传教自由，宗教平等，用捷克语做祈祷，改变德意志贵族和天主教会在捷克的统治地位。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集中在南波希米亚的塔博尔，被称作“塔博尔派”，他们在1420年11月提出了激进的《布拉格十二条款》，主张废除国王和私有财产，消灭封建特权、封建捐税和封建劳役，建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共和国。

同年，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组织10余万“十字军”绞杀起义者。开始，“圣杯派”和“塔博尔派”联合作战，多次打退了讨伐者的进攻，卓越的军事将领杰式卡英勇奋战，以身殉国。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十字军”施展阴谋诡计，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者，在两派之间制造矛盾，达到最后将其全部消灭的目的。1433年，巴塞尔宗教会议与“圣杯派”秘密签订《巴塞尔协定》，满足了《布拉格四条款》的部分要求，“圣杯派”开始与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塔博尔派”起义者，使其在1437年最终失败。胡斯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势力，保证了捷克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独立，同时有力地加强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广泛的文化联系。胡斯运动对捷克历史发展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斯洛伐克人的国家位于捷克东部，其疆域延伸到乌克兰民族生活的地区。早在公元1世纪时，斯洛伐克和捷克同处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共同战斗、生活和密切的交往，使其成为非常接近的西斯拉夫民族，虽然直到20世纪初，他们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中，但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却从来没有中断过。5世纪时，斯洛伐克还是阿提拉匈奴帝国的一部分；7世纪时成为萨摩公国的一部分。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时，是一个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封建国家。10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帝国崩溃，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像捷克人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受到匈牙利王国的奴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依附地位，这对斯洛伐克民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匈牙利贵族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捷克。13—14世纪时，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大的贵金属矿藏陆续被发现，在斯洛伐克也建立了金银采矿业，布拉迪斯拉发、特尔拉伐、科希策、普雷肖夫及境内的其他城镇，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文化发展上，斯洛伐克较捷克要缓慢得多。它以较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匈牙利游牧部落的同时，也受到匈牙利封建统治阶级的摧残，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能很快建立起来。直到14世纪时，古代罗马的艺术风格在斯洛伐克的文化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15世纪开始的胡斯战争，对斯洛伐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斯派的信徒来到斯洛伐克，宣传他们反封建的各种主张，传播胡斯派的学说，直接促进了斯洛伐克人民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斯洛伐克人民革命运动的光荣起点。胡斯战争失败后，残余的胡斯派部队转移到斯洛伐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很快将革命运动扩大到整个斯洛伐克地区，与匈牙利封建势力进行了持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却加速了斯洛伐克人民的觉醒，密切了斯洛伐克人民与捷克人民之间的联系，在斯洛伐克，捷克文同拉丁文一样，被列为书面语言。

1450年，波兰君主弗拉迪斯拉夫在争夺捷克王位的斗争中获胜，同时又被选为匈牙利的国王，这使捷克和匈牙利联合成一个国家，从而加强了捷克人与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洛伐克人的密切关系，捷克文化在斯洛伐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三、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

西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之前，信仰原始的多神教，认为有众多的神灵在主宰着茫茫宇宙，如太阳神、风神、雷神、天神、战神等等。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永存，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堂，所以当人死后普遍实行火葬。基督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它强调只有一个上帝，这对于建立一个君主、一种信仰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重要的意义。9世纪上半期，摩拉维亚人从德意志接受了基督教，捷克的贵族接受了日耳曼传教士的洗礼。在此同时，基督教也传入斯洛伐克。9世纪30年代，在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城建造了捷克斯洛伐克最早的基督教堂。

波兰的基督教是从捷克传入的。966年波兰接受基督教之后，标志着波兰进入了基督教文明世界。但基督教在波兰最终被普遍接受，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波兰贵族最早接受了基督教。在10—12世纪，基督教还仅仅是贵族的宗教，只是在13世纪以后，基督教才成为全民的宗教。15世纪初捷克胡斯战争爆发后，胡斯的宗教改革主张在波兰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一些受大封建主欺凌的中小贵族，拥护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的主张，而广大农民群众及城市贫民则坚决拥护激进派——“塔博尔派”的主张。

基督教的传入，对于西斯拉夫人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如斯拉夫文字的创造就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9世纪上半期，西斯拉夫人建立了最早的封建国家——大摩拉维亚帝国后，其第二任王公罗斯提斯拉夫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请拜占廷帝国派出通晓斯拉夫语的传教士到摩拉维亚传教。863年，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托迪兄弟来到这里。他们根据希腊字母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斯拉夫字母体系，并将最重要的祈祷文，如《圣经》等翻译成斯拉夫语，使这种语言成为当时仅次于拉丁文和希腊语的国际语言。用斯拉夫语传教、做祈祷，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同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西斯拉夫人教育、文学、编年史和绘画艺术、建筑艺术等的发展，都和宗教有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教教会是文化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知识的主要传播者。

在波兰，教育始于11世纪初。在当时的一些教堂里，建立了波兰的第一批学校。由于学校完全掌握在教会手里，所以这些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士。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学校也逐渐多了起来，到13世纪，几乎每个教区都设立了学校。学习的基本内容使用拉丁文背诵祈祷文和150首圣歌，以及学习识字，朗读圣书等。在此基础上，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还要学习与宗教神学关系密切的“三艺”，即文法、修辞和哲学。在主教区和大教堂的学校中，除了学习“三艺”外，还要增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称为“七艺”。所谓“七艺”，指七种“自由的艺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法”，因为学习文法，有助于“正确地阅读、写作和了解圣书”。

波兰的世俗学校是在14世纪开始出现的。著名的学校有克拉科夫大学，设有法学、医学、艺术和神学系。除培养波兰学生外，还接受捷克、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生。它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曾在这里讲学。哥白尼1473年生于一富商家庭，曾先后在克拉科夫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求学，通过30余年的天体观察，在1536年完成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向托勒密挑战，推翻了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强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和其他天体一样，是围绕太阳运转的一颗普通的行星，其本身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哥白尼的学说使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4世纪，查理四世为德意志帝国国王、捷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捷克文化发展进入繁荣时期。1348年，他创办了中欧、东欧和北欧第一所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该校设有法学、哲学、医学和神学四个系，不仅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而且还是欧洲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

在中世纪，西斯拉夫人的文学创作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西斯拉夫人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和整个斯拉夫民族一样，表现出相同的过程和特点。首先，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和民歌、民谣、神话等口头民间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宗教文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整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后才是世俗文学；此外，文学又是和编年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史相同，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描述的形式上。

波兰的文学始于10世纪，最初是用拉丁文写成的，13世纪后，出现了波兰文的文学作品，第一篇作品是《圣母歌》。除内容不一的民间歌谣和宗教诗歌外，主要的文学作品还有《加尔编年史》、《战败普鲁士之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波兰社会生活。有些作品是地主贵族对农民的诬蔑，如《安德热伊·邓钦斯基被杀之歌》、《对懒惰农民的讽刺》等。在16世纪文艺复兴期间，世俗文学逐渐取代宗教文学，开始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别尔特纳、米·雷伊、扬·克哈诺夫斯基、克·亚尼茨基、希·西莫诺维茨、萨·法·克洛诺维奇等。他们的作品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反映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或抨击教会和统治阶级的丑态，或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捷克文学始于9世纪，最初以久远的传说和宗教赞美诗为主，如《摩拉维亚—巴龙尼传说》、《主啊，怜悯我们吧！》。10世纪后拉丁文化传入，并在11世纪居统治地位。12世纪出现了最早的捷克文的文学作品。自13世纪起，骑士文学兴起，代表作有叙事诗《亚历山大》等。在14世纪下半叶，市民文学开始兴起，出现了不少反映平民生活和封建社会矛盾的优秀的作品，如《赫拉德茨手稿》等等。在15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胡斯运动期间，捷克文学中的抒情诗、宗教诗和歌曲创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少作品反映了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感情，如《伊斯特布尼斯基圣歌集》等。从15世纪70年代起，以维·科内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文学开始出现。

斯拉夫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重视历史编纂的民族。在波兰，12世纪初产生了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加尔编年史》，这同时也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著作，在记述皮亚斯特王朝的历史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3世纪后，《卡德乌贝克编年史》、《大波兰编年史》、《西里西亚—波兰编年史》等陆续问世。15世纪后半期，扬·德乌戈什完成了多卷本的《波兰通史》。作者早年毕业于克拉科夫大学，博学多闻，曾任卡齐米日三世的家庭教师。扬·德乌戈什力图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上，描述波兰的历史进程，对波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当时欧洲史学名著之一。捷克的编年史著作也产生在12世纪，即科斯马斯用拉丁文撰写的《捷克编年史》。14世纪初，一位姓名不详的作者，在科斯马斯编年史的基础上，写出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诗歌体编年史著作——《达利米尔编年史》。

西斯拉夫人的建筑艺术，既有斯拉夫民族的一般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特征。波兰、捷克最初的建筑和罗斯等其他斯拉夫国家的建筑一样，以木制结构为主。但随着基督教传入西斯拉夫各国，西欧盛行的以罗马建筑形式为主的建筑艺术，在波兰、捷克等国逐渐发展起来。罗马风格的建筑多是石制结构，呈长方形，圆形拱顶或人字型屋顶，内装饰富丽堂皇，门柱、天花板和四壁有精美绝伦的绘画或雕塑。在波兰克拉科夫、格涅兹诺、波兹南等地的主教堂；捷克布拉格、摩拉维亚的大教堂、修道院、宫廷和城堡；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等地的教堂，都可清楚地看到罗马建筑的影响。

21 波兰华沙圣十字大教堂，波兰伟大的音乐家肖邦的心脏安放在教堂内

第二章 异族统治下的波兰及波兰民族文化

一、华沙公国和波兰王国

18世纪末，波兰因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复存在，波兰亡国了，直至20世纪初。但是，波兰人民为反对异族的统治展开了积极的斗争。1794年法国发生热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被捕，后被释放，次年在镇压王党的暴乱中功劳卓著，晋升为少将。1796年被督政府任命为军团司令，率大军赴前线同奥地利、撒丁联军作战，1797年进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粉碎了第一次反法同盟。一些波兰志愿者组织军团，配合法军作战。

1805年，俄国、英国、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建立的第三次反法同盟被瓦解后，俄国、英国、普鲁士、瑞典等又结成第四次反法同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派出皇家近卫军谢苗诺夫军团，并亲赴前线督战，但仍不能阻挡法国军队的强大攻势。1807年6月19日，当法军抵达俄国边境提尔西特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请求休战，谈判求和。

1807年7月7日，《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和约规定，普鲁士占有的原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除比亚威斯托克以外，在普鲁士第二次、第三次占领的原属波兰领土上建立的华沙公国，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由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任大公。1809年初，英国、奥地利结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在巴伐利亚、埃克米尔等地的战斗中，法军获大胜，5月进入维也纳。7月，奥地利军队在瓦格腊姆惨败后，奥地利皇帝被迫向法国求和，不久签订《维也纳和约》。这样，一部分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也并入华沙公国，使该公国的面积达15.1万平方公里，人口433万。

华沙公国的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公国的主要部门，如议会和政府等的官员由波兰人担任，但公国实行《拿破仑法典》。根据法典的规定，在波兰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法国把波兰作为与俄国对抗的前沿阵地，而波兰则把华沙公国作为复兴波兰的基地。为了摆脱异族的统治，波兰人民对反俄的法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并为此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如1812年拿破仑率51万大军远征莫斯科时，其中有10万波兰人。

1812年6月，法俄战争开始，俄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拿破仑的军队展开殊死决斗，在同年底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军死伤约45万人。1813年春，俄国、英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不久，奥地利也加入，联军人数达85万人以上。10月中旬，双方在莱比锡激战，法国惨败。联军乘胜继续向法国本土进军，华沙公国被俄军占领。1814年3月底，守卫巴黎的法军投降，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同年9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等欧洲15个王室的首要人物云集维也纳，在“重建欧洲和平，建立欧洲均势”的招牌下，瓜分欧洲政治疆域和殖民地，复辟封建王朝，镇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做出的最后决定，华沙公国被分成了三部分。公国的大部分组成波兰王国，并入俄国；在波兹南地区建立波兹南公国，并入普鲁士；1809年并入华沙公国的原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重归奥地利。克拉科夫及邻接的地区，建立克拉科夫共和国，由俄、普、奥三国共同管理。

波兰王国实际上是在原波兰境内的俄国附属国，国王由俄国沙皇兼任。沙皇政府在王国内设有总督和军队总司令。总督在日常行使王权；总司令则握有更多的实权，是王国的真正的主宰，所以第一任总司令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担任。1815年11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签署的王国宪法规定，波兰王国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可设立自己的政府、议会、法院、军队；国王有召开和解散议会、任命高级官吏的权力。这部所谓“自由”的宪法还规定，波兰王国的公民一律平等，享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等。但是，波兰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很快就又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剥夺了。

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各阶层波兰人民的反抗。波兰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逐步深入发展，强烈要求摆脱沙皇政府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尼古拉一世即位后，实行了更加残酷的政策，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830年秋，粮食歉收，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11月，在法国七月革命和比利时八月革命的鼓舞下，波兰民族起义爆发。这是一场由贵族革命家领导的起义。

起义爆发后，一批爱国的波兰军官首先占领了军火库，将武器分发给其他起义者，同时向波兰总督兼总司令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的官邸发起猛攻，并很快占领。波兰议会宣布，废黜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兰国王，成立波兰民族政府。尼古拉一世玩弄两面派手法，在表示只要起义者停止“没有理智的斗争”，将既往不咎，赦免所有的人；同时从国内派出10余万大军和366门大炮远征波兰。尼古拉一世和他的近臣们企图将起义者推向血泊之中，但又想方设法瓦解起义者，将堡垒从内部攻破。尼古拉一世虚伪地表示：俄国是关心波兰人民疾苦的，并不想长久占领波兰，侵犯它的任何利益，不想得到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只是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不与俄国为敌的政府，但是波兰却忘恩负义。

1831年9月，俄军经过周密准备后向起义者发起猛攻，将波兰民族起义残酷镇压下去。尼古拉一世宣布废除波兰王国宪法，波兰王国的自治权被取消，使波兰从行政设置上归属俄国，政府重要官员需由俄国人担任；波兰的一些军队被强行解散，参加起义的军官或被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参加起义者的财产被没收，分给俄国军官；10万俄军常驻波兰，索取2000万卢布巨额赔款。俄军统帅帕斯凯维奇镇压波兰起义有功，被沙皇封为华沙公爵、波兰总督。为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政府下令在波兰王国实行俄国的行政、货币、度量衡制度。

二、革命运动高涨和克拉科夫反奥起义

俄国等外国侵略者企图实行政治高压政策，强化对波兰的统治。但是，波兰人民为争取国家的复兴，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831年波兰反俄民族大起义失败后，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对波兰人民实行了更加严酷的民族压迫，但波兰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如果说30年代的革命运动明显地带有贵族革命的痕迹，那么，40年代的革命运动就突出地表现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愈来愈多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投入革命运动，1846年在克拉科夫又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这场起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4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出现了革命形势，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在波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使其早于其他国家爆发了武装起义。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成为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奏。

1845年秋，波兰各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决定1846年2月22日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占领区同时发动起义，推翻异族的残暴统治，建立波兰共和国民族政府，同时还任命了路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但是，由于叛徒告密，俄、普、奥三国政府掌握了这一情况，并提前下手，开始大肆搜捕，路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投入监狱。在普鲁士占领区，秘密准备起义的革命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在俄国占领的波兰王国，许多革命组织，特别是华沙地区的革命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起义计划。相比之下，只有克拉科夫的革命组织基本上没受到损害，仍保留有战斗力。

2月18日夜，镇压革命的奥地利军队开进克拉科夫，形势十分危急。20日夜，革命民主派果断地发动起义，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附近的农民、矿工等，主动地投入到反抗奥地利军队的斗争中去，向奥地利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在强大的民族起义的压力下，奥地利军队败退而去。2月22日，克拉科夫从奥地利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了以路德维克·戈什科夫斯基为首的波兰民族政府。起义者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宣布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取消劳役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土地分配给农民；为手工业者建立国家工厂；建立革命法庭，镇压反抗改革的贵族；号召全体波兰人民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而奋斗。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民族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扬·蒂索夫斯基在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面前惊恐不安，反对路德维克·戈什科夫斯基继续扩大起义的主张，并排挤了他的领导。另一起义领导者邓波夫斯基率一支起义队伍从加里西亚来到克拉科夫，加强了革命力量。他为了扩大起义成果，努力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革命措施，使这场革命成为波兰第一次民族民主革命。奥地利政府派驻军加紧镇压起义者的同时，挑动加里西亚的农民反对波兰起义者，使起义者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形势。2月下旬，波兰起义者被奥军和受蒙蔽的加里西亚农民击败。为了争取受骗的农民，邓波夫斯基率领一支队伍前去作宣传和解释工作，遭奥军伏击，以身殉国，年仅24岁。

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军队乘机大举反攻，残酷镇压波兰起义者。3月初，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先后进入克拉科夫，坚持了9天的起义最终失败。他们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约1200人被捕，其中250人被杀。不久，克拉科夫及附近地区被划入奥地利版图。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波兰和欧洲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揭开了波兰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波兰人民在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中再次发动革命，举行了波兹南起义，而且积极参加了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迫使普鲁士、奥地利政府在它们的占领区废除了农奴制度。

三、1863年民族大起义

1848年革命后，普奥占领区的波兰因废除了农奴制而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依然保存着腐朽的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大量手工业者破产，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从1860年起，在华沙多次发生反对沙皇俄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1860年6月和11月，先后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呼“波兰没有灭亡”，他们的爱国激情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觉醒。1861年，俄国实行了农奴制改革，但这场改革的实质是对俄国农民野蛮的掠夺，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民激烈地反抗斗争。俄国农民反抗沙皇政府的斗争，使波兰人民深受鼓舞。这一切使波兰酝酿着一场新的反俄武装起义的到来。

1861年2月25日，华沙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时，与俄国军警发生流血冲突，5名示威者被打死，数千人受伤。4月7日，华沙人民举行新的游行示威时，遭到俄国军警的血腥屠杀，100多人被杀死，近千人受伤。沙俄政府蓄意制造的流血惨案，使波兰人民无比愤怒，促进了反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同年秋，在华沙成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德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和博布罗夫斯基领导的政治团体“红党”，还成立了准备领导武装起义的“中央民族委员会”，武装起义正式提上日程。为了争取起义的胜利，他们决定将民族起义与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同时还要将这场反俄民族起义与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使俄波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们共同的敌人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在准备起义时，应争取得到俄国革命力量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沙皇政府为了对付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在1862年8月逮捕了东布罗夫斯基，不久，又在波兰王国实行强制性的征兵，将有革命情绪的波兰青年征入沙俄军队之中，企图通过这些办法，将起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红党领导人决定在1863年1月22日举行起义。

1月22日，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民族政府，颁布了起义宣言和解放农奴的法令，明确宣布，不分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不分民族和出身，均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临时民族政府还号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族人民举行起义，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恩格斯对这一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学生，积极响应临时民族政府的号召，他们组成6000余人的起义军，手持镰刀、长矛或猎枪等简陋的武器，向俄国驻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在沙皇军队的不断围追阻击下，被迫转入农村。在农村，起义者广泛发动农民，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与沙俄军队继续进行斗争。临时民族政府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出反抗沙皇政府的号召，在这些地区很快得到积极响应，但在沙皇政府重兵的镇压下，很快又遭到了失败。

4月，波兰王国的起义遭到重创，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德列夫斯基被捕，不久光荣牺牲。起义的领导权逐渐转到了“白党”的手中。白党是1861年10月成立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反对人民起义，惧怕人民革命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所谓的“合法的斗争”，使沙皇政府作出恢复波兰王国“自治”的让步。1863年5月，临时民族政府改名为民族政府，它逐渐放弃了起义开始时的宣言和法令，使许多因起义而受益的农民又重新回到地主的奴役和压榨之中。民族政府开始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起义者并没有因为白党的倒行逆施而放弃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反抗沙皇侵略者的游击战仍在继续着。

英雄的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得到了包括俄国人民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的支持。许多俄军官兵，还有大批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意大利、捷克的革命者积极投身到这场起义中去，与波兰革命者并肩作战，为波兰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族政府的政策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一些著名的将领相继牺牲，起义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863年10月，特劳古特将军在危难之际接管了政权，继续领导起义。为了摆脱困境，他进行了军事和行政的改革，但为时已晚。白党、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公开向沙皇俄国投降，使起义者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1864年3月2日，即俄国农奴制改革3周年之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在波兰王国废除农奴制的敕令，宣布自1864年5月1日起，解除农民所负担的一切封建义务，成为自己份地的主人，同时得到使用共有森林、水源和牧场的权利；敕令还规定，地主在1864年以后从农民手中夺取的土地，全部退回给农民；解散了地主在农村的政权，农民获得了参加农村自治的权利。由此，波兰王国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对农民的让步，扑灭革命，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废除农奴制后，广大农民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他们开始退出起义军队伍，起义受到重大的打击。4月11日，特劳古特和他的战友被捕，8月5日壮烈牺牲，同年秋，起义遭到最后失败。

四、异族统治时期的科学和文化

在波兰文化发展历史上，18世纪是启蒙时期。在卢梭、孟德斯鸠、马布里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启蒙思想在波兰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波兰思想解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首都华沙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波兰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迅速，在欧洲居领先地位。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波兰的文学艺术诸领域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1795年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使波兰共和国灭亡后，则中断了波兰启蒙时期文化发展的进程。这三个国家或推行日耳曼文化政策，或推行俄罗斯政策，使整个19世纪波兰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而打上新的、鲜明的时代烙印。

1807年华沙公国建立后，波兰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逐渐得到恢复和缓慢的发展。首都华沙依然是全国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在这里先后建立了华沙大学、华沙音乐学院、工学院等高等学校。14世纪时已成为立陶宛大公国都城的维尔纽斯是波兰第二个文教中心，维尔纽斯大学培养出了包括密茨凯维奇在内的一批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奥地利占领区虽有克拉科夫、利沃夫两所大学，但在残酷的民族压榨下，其教育事业发展得十分缓慢。在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抵制德语，争取使用波兰语进行教学，同普鲁士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异族的统治下，波兰自然科学失去了其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如果说19世纪初，波兰的科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在19世纪下半期，自然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停顿了。一些有才华的科学家被迫到国外从事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居里夫人是他们的优秀代表。居里夫人原名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1867年11月生于华沙一个教师家庭，后在巴黎索邦大学研读物理学，1895年与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结婚。他们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内进行着艰苦的劳动。1898年7月18日，他们发现了比铀的放射性强400倍的新物质，居里夫人为表达对祖国波兰的怀念之情，将其命名为“钋”。同年12月26日，他们又发现了一种放射性更强的新物质“镭”。这两项发明在物理学界引起轰动，190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两种新元素而再度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19世纪上半期，许多欧洲国家处在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与此相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即浪漫主义思潮迅速得到发展，它18世纪末首先在德国、英国、法国兴起，很快成为全欧性的思潮。而在东欧和南欧，它与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波兰出现了以密茨凯维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

密茨凯维奇1798年12月生于一小贵族家庭。1815年入维尔诺大学就读，同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最初，他的诗歌创作受古典主义的影响较大，后在西欧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和歌德、席勒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浪漫主义。1820年写的《青春颂》成为1830年华沙起义的战歌。182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歌谣和传奇》第一卷出版，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在波兰的兴起。在《格拉席娜》、《先人祭》、《康拉德·华伦洛德》等作品中，密茨凯维奇抒发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批判了封建的婚姻制度。1824年，他因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到俄国，先后在彼得堡、敖德萨、莫斯科等地逗留，与俄国进步作家和诗人，如普希金等建立了联系。

1830年华沙反俄起义失败后，他定居巴黎，任波侨进步刊物《波兰巡礼者》的主编。同时撰写了《波兰民族和波兰巡礼者之书》、《塔杜施先生》等著作。在《塔杜施先生》这部长诗中，作者以19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歌颂了波兰爱国者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通过对典型人物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自然风光的描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家。他积极投身1848年欧洲革命，为波兰的自由解放而战斗。

与密茨凯维奇同时代的著名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还有斯洛伐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斯洛瓦茨基只活了40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有多部诗剧、诗体小说和抒情诗篇。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柯尔第安》、《在瑞士》、《贝尼奥夫斯基》等。这些诗作是时代的产物，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克拉辛斯基出身大贵族，在其作品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保守的政治倾向。他的代表作是诗剧《非神曲》。以突出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不同，诗剧以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为主题，揭示了旧社会日趋衰落，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但他又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极力丑化人民大众。尽管如此，《非神曲》仍被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邓波夫斯基誉为“旧世界的挽歌”。

在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对波兰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音乐方面，被认为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奠基人之一的肖邦，成为波兰人民的骄傲。肖邦，1810年生于一个教师的家庭。自幼受到波兰民族音乐的陶冶，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7岁开始作曲，8岁登台演出，1826—1829年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毕业后很快成为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被人们称为“钢琴诗人”，正如德国音乐家舒曼所说的那样，他在浪漫主义音乐方面，是“最勇敢、最足以自豪的诗人”，其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肖邦在1831年定居巴黎，从事音乐创作、教学和演出。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沦亡的祖国，相反，却对他的思想和艺术生活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音乐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憎恶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以及怀念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与波兰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德国诗人海涅，以及音乐家李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等都有交往，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创造出了“钢琴叙事曲”等新的体裁。肖邦的音乐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满诗情画意，旋律委婉动人，对后来欧洲钢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奏鸣曲三部，以及玛祖卡、波洛涅兹、华尔兹等舞曲；还有练习曲、前奏曲、幻想曲、谐谑曲、夜曲、叙事曲等大量的钢琴独奏曲。

肖邦同时代的波兰优秀音乐家还有斯塔尼斯瓦夫·莫纽什科。他的音乐创作深深植根在波兰民族音乐广阔的土壤上。他创作了400多首歌曲，并在继承、发展波兰民族音乐舞蹈的基础上，创建了波兰民族歌剧，写出不少为波兰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哈尔卡》、《伯爵夫人》等，在这些作品中，生动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19世纪下半期，波兰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提出“实证主义”，在“社会机体和社会和谐”等口号下，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批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成为波兰文学发展中的主流。19世纪80年代，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奥热什科娃、显克维奇、普鲁斯、科诺普尼茨卡等。奥热什科娃生于1841年，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马尔达》和《涅曼河畔》；普鲁斯生于1847年，代表作有《前哨》、《玩偶》、《法老》等；科诺普尼茨卡生于1842年，主要作品是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显克维奇生于1846年，是波兰著名作家，被称为“波兰语言大师”，其作品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883—1888年，他创作了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在文坛引起的争论至今也没结束。1896年，他的小说《你往何处去》问世，并在19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了同普鲁士占领者强制推行日耳曼化政策作斗争，显克维奇在19世纪末开始撰写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1882年9月，波兰无产阶级党成立，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如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华沙工人歌》和《红旗歌》等。工人们高唱着这些歌曲走上了同沙皇政府斗争的战场，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第三章 波兰的复兴和文化的新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1864年农奴制废除后，波兰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到8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俄国占领区与普、奥占领区相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迅速，在棉纺、毛纺、冶金、采矿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工厂的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工场的生产。随着工人的数目不断增加，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在8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的广泛传播。

19世纪70年代，彼得堡工艺学院的学生瓦伦斯基和普瓦斯科维茨卡等革命青年，来到华沙和华沙周围地区，向工人、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877年前后，在华沙出现了最早的工人社会主义小组和学生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团结工人和学校中的先进分子，秘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斐迪南·拉萨尔等其他西欧各国革命家、思想家的著作。沙皇政府视社会主义思想如同洪水猛兽，进行残酷的镇压。普瓦斯科维茨卡为宣传革命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瓦伦斯基也被迫离开波兰王国，转移到克拉科夫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后被奥地利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流亡到日内瓦，参加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创办的《平等》月刊的编辑工作。

《平等》月刊是波兰社会主义者重要的理论阵地。在1880年，该刊发表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纲领》，明确提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纲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波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能具体地提出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具体任务。

1881年，波兰经济危机席卷全国，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罢工的斗争此起彼伏。同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波兰革命者、民意党人格里涅维茨基刺杀，沙皇政府加紧对波兰人民的镇压，使广大波兰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波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的情况下，波兰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或称“大无产阶级党”、“第一无产阶级党”）在1882年9月成立，其创建人和领袖是瓦伦斯基，机关刊物是《无产阶级》。该党的纲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波兰的实际相结合，但却忽视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而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此外，它还受俄国民意党人的影响，没有明确地和个人恐怖行为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界线。

波兰无产阶级党成立后，带领工人同反动政府展开斗争，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1883年9月，党的领袖瓦伦斯基被捕，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受到破坏。民意党执委会的代表库尼茨基成为党的领袖后，与民意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个人恐怖活动进一步发展。1884年夏，库尼茨基等200余名党员骨干被捕，党组织受到严重削弱。1885年底，库尼茨基等4名革命者被判处绞刑，瓦伦斯基等18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后，年仅33岁的瓦伦斯基被折磨死于狱中。

1886年，沙皇政府的警察镇压了最后一批无产阶级党党员。著名的女革命家鲍古谢维丘芙娜等被捕，不久，鲍古谢维丘芙娜死于华沙采塔德拉监狱。此后，波兰王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无产阶级党被沙皇军警摧毁而转入低潮，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仍继续在波兰工人阶级中传播，波兰无产阶级党对波兰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没因其瓦解而消失。

1888年2月，原无产阶级党党员卡斯普夏克等在华沙重建了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二无产阶级党”，它与“第一无产阶级党”相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首先要争取在波兰王国实行自治。次年，当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在巴黎隆重召开时，第二无产阶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加强了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1890年5月1日，在第二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下，在波兰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五一游行示威，有上万人参加。1892年，在罗兹举行了有8万余名工人参加的五一总罢工，遭到沙皇军警的镇压，死伤者达200人，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波兰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停止。19世纪90年代，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初，沙皇俄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人民积极投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在俄国占领的波兰王国，波兰工人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波兰1905年革命是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1月22日，星期日，沙皇政府的军警血腥镇压了在冬宫前和平请愿的工人，“流血的星期日”发生后，莫斯科、第比利斯等地立即开始了总罢工。到8月，参加罢工的人数达80万人，比以往10年的总和还多一倍。华沙、罗兹等地的工人在1月27日开始了总罢工，他们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政治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等要求。罢工得到学生、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很快发展到波兰王国的其他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的统治。

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随着俄国1905—1907年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但是，波兰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日益高涨的波兰人民反抗斗争面前，沙皇政府也被迫做出了让步，如允许在学校里使用波兰语进行教学；一些原信仰天主教，而被迫皈依东正教的居民，重新恢复了天主教的信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兰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由于瓜分波兰的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成为相互交战的对手，这样就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同时进一步激发了波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1917年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使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同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波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11月16日，苏维埃政府公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俄国各族人民有一直到分立和形成独立国家的自由自决权。苏维埃政府在民族事务委员下设波兰委员，具体负责波兰问题的解决。

1918年8月28日，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关于波兰问题的重要法令，彻底废除了沙皇政府与普、奥签订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和文件，正式承认“波兰人民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在德国和奥地利，由于在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内革命的爆发，也为波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18年11月7日，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在卢布林成立。11月18日，在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华沙临时政府，毕苏茨基出任国家元首，莫拉契夫斯基为总理。这样，波兰实现了国家的重建。波兰人民历经123年的亡国生活后，重新恢复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波兰共和国。该共和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二共和国”，以强调它是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波兰共和国的继续。1921年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

毕苏茨基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使波兰日趋走向反动。毕苏茨基迫于压力在1923年春曾一度离开政府，表面上退出政治舞台。1926年5月，他认为时机成熟，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全国的权力，建立了白色恐怖的独裁统治。1935年4月，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独裁统治。1935年5月，毕苏茨基病故于华沙，但其继承者继续执行独裁政策，人民的民主权利进一步被剥夺，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30年代初，德国不断提出修改德波边界的要求，面对着德国的强大压力，波兰与苏联在1932年签订了波苏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更加严重，公开提出领土要求。1934年1月，波兰又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政府支持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公然否定了波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0月起，德国不断提出波兰走廊问题，要求把国际自由市但泽（格但斯克）划归德国，被波兰政府拒绝。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后，再次向波兰提出“走廊地带”的要求，并以战争相威胁。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突然袭击，遭到波兰军民的英勇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8日，德军占领华沙，波兰再次亡国。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成立了以W.E.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波兰流亡政府在1940年迁往英国。

三、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科学文化

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流落在国外的一些波兰科学家，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所从事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数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物理学家、华沙大学教授斯蒂凡·平科夫斯基在放射性物质及激光的研究方面，居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波兰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化学家希文托斯瓦夫斯基在精密计算热的蒸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发明的沸点计，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化学家广泛使用。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巴纳显微之发明的计算方法，对于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工程学的精细计算，有重要意义，被学术界称之为“克拉科夫扬算法”。华沙大学是波兰数学研究的中心，该校教授在数学集合论、实函数论和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瓦兹瓦夫·谢尔宾斯基等教授创办的《数学基础》杂志，很快成为国际性的学术刊物，用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数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利沃夫大学教授桑德尔因在数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1936年获得了普里克斯·马拉克斯国际数学奖。

在第二共和国期间，波兰的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在众多的文学流派中，革命的和有进步倾向的文学占主导地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玛·东布罗夫斯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1889年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到国外求学，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她的早期作品以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为主要素材，在短篇小说集《祖国的孩子们》、《樱桃枝》、《童年的微笑》中，深刻地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她的代表作是30年代中期完成的长篇小说《黑夜与白昼》。在这部作品中，她通过对两家破落贵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的描述，生动地揭示了自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社会生活的本质，鲜明地表达了她支持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家还有卓·纳乌科夫斯卡、扬·维克托尔、古·莫尔青内克、波·戈亚维琴斯卡和海·古尔斯卡等。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波兰的社会阶级状况，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以及受奴役、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诗歌创作的活跃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波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诗人杜维姆1894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在华沙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学习时，和诗人亚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等一起组织了“斯卡曼德尔”诗社，开始了积极的诗歌创作活动。他先后发表的诗集有《窥伺上帝》、《跳舞的苏格拉底》、《第七个秋天》、《第四卷诗》、《血语》、《黑林村纪事》、《吉卜赛的圣经》、《热情的内容》等。这些诗作朴实流畅，富有感染力，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内容，无情地鞭挞了地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对被压迫、被奴役者表现出真挚的同情，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感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维姆被迫流亡国外，但他继续发表许多政论文章和诗歌，同法西斯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当时著名的诗人还有弗·布罗涅夫斯基。他生于1897年，是一名热烈的爱国者，早在上中学时因参加秘密爱国组织被沙皇军警逮捕。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的诗歌创作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末波兰革命诗歌的优良传统，主要作品有《风车》、《三声排炮》、《城上的烟雾》、《最后的喊声》、《巴黎公社》等。他以深厚的感情描述了劳动者的痛苦生活，歌颂了广大劳动者的英勇反抗精神。

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波兰人民摆脱异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重建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恢复和发展教育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决定国家预算的15％用于发展教育，这对波兰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共和国成立不到3个月，即1919年2月9日，波兰政府颁布了7年制义务教育法令。该法令规定，7—14岁的儿童将免费接受7年的小学教育。在此基础上，波兰政府制定了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发展师范教育的计划。为了迅速改变异族统治对波兰民族文化摧残所带来的后果，在中小学都设置了波兰语文、波兰历史、波兰地理等课程，从不同方面强化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培养学生的波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由于执行国家7年制义务教育法令，使儿童的入学率逐年增加，到1939年已达91％。这使波兰的文盲率迅速下降，在中欧、东欧各国中，居领先地位。职业教育是波兰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1937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717所，高等职业学校28所，计有在校学生96万。

波兰在发展普及教育的同时，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波兰高等院校的数量显著增加，为国家复兴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除原有著名的华沙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利沃夫大学、维尔纽斯大学、华沙工学院、利沃夫工学院、克拉科夫艺术学院、普瓦维农林学院之外，波兰国家重建后又新创办了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波兹南大学、陆军学院高等学校、国立师范学院、华沙高等农业学校、华沙高等新闻学校、克拉科夫矿业学院等院校。华沙是全国教育的中心，有10所高等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波兰已有高校32所，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4名，此比例与英国、意大利基本相同。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

一、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1620—1918年，捷克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段历史被称作是“黑暗时代”的历史。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支系庞杂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其主要分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统治时期始于1282年，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6世纪前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封建帝国，其版图包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以及西班牙、尼德兰和美洲的殖民地。17世纪初，反对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新教贵族，以宗教自由的名义，不断向哈布斯堡封建王朝提出挑战。1618年5月，捷克爆发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成为17世纪上半叶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捷克起义爆发后，很快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在1620年底，捷克在白山被天主教同盟军打败，使捷克失去了国家的独立，重新陷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天主教被宣布是惟一的国教，15世纪胡斯运动时被削弱的天主教会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德意志人在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欧洲三十年战争给捷克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昔日的繁荣与发展被破败和衰退所代替，战乱和天灾使捷克人口锐减将近一半。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结束，签订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此之后，捷克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以至到18世纪以捷克纺织业的发展为标志，捷克经济进入了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但捷克的手工工场和欧洲早期的手工工场相比，已有较明显的区别，在使用简单的机器，实行有一定计划的分工的同时，采用工资劳动的形式，使生产有较快的发展。

自18世纪始，捷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缓慢地得到了发展，哈布斯堡王朝从巩固自己统治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在18世纪开始实行所谓的“开明君主制”。首先，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鼓励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流通领域采取了豁免关税和通行税等税收，以刺激贸易的发展，为不断增长的手工业产品开辟新的市场。1781年11月1日，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诏令，虽然这没有使农奴彻底获得解放，但却是农奴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约瑟夫二世还颁布了宗教自由的诏令，实际上承认了路德教、卡尔文教的合法性，放弃了天主教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样，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和思想上也营造出较为宽松的氛围，对捷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使捷克资本主义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19世纪初，捷克开始了以广泛采用蒸汽机为中心的工业革命的进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厂和城市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达成协议，将统一的奥地利帝国改组成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捷克从此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19世纪下半期，捷克的工业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为捷克新兴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进入了工业发展的繁荣时期，并为新的工业发展的高涨时期的到来开辟了道路。20世纪初，捷克开始了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中心的新的工业革命。在不长的时间内，捷克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机器制造业的中心之一，电车、电厂设备以及其他电气技术开始向整个欧洲输出。这时，捷克工业发展中的另一重要现象，即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垄断组织卡特尔。

在哈布斯堡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农奴制这一野蛮的剥削形式，给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斯洛伐克的农奴制和古代的奴隶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785年，农奴制虽然被宣布废除，但它一直维持着，直至19世纪中期。斯洛伐克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在18世纪也逐渐得到发展，在食品加工，如磨面、制糖，以及纺织业，开始使用机械生产。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加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商业艰难而缓慢地发展着。1867年二元体制的奥匈帝国形成后，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斯洛伐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斯洛伐克受到更加严重的沙文主义的迫害，原本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受到打击。斯洛伐克的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除薄弱的重型机器制造业外，其他的重工业几乎没有，运输业和商业也得不到发展。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站在德国一边，并将捷克和斯洛伐克拖入战火之中，在巴尔干地区争夺霸权。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士兵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人民还明确地提出了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崩溃，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0月28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宣布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马萨里克当选第一任总统。

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教育与科学

捷克在16世纪文化发展中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捷克因“白山战役”的失败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行省，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被迫流亡国外，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但是，捷克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享有世界声誉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思想家。1592年，他生于摩拉维亚南部一个“捷克兄弟会”的磨坊主家庭。他后来成为兄弟会的领袖之一，积极参加反对哈布斯堡贵族及天主教会的斗争。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和其他的兄弟会的成员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有一段时间被迫躲藏到深山峻岭之中。夸美纽斯被认为是捷克文化史上的巨子，“中世纪的巨人”，因为他不仅是捷克近代教育的奠基人，而且也是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在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631年，夸美纽斯在中学工作期间，撰写了《语言和科学入门》。这不仅是一本教科书，而且还是有丰富内容的科学著作。他第一次将研究拉丁语与研究周围的世界结合起来，在世界各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被译成15种语言出版。1632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夸美纽斯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他还撰有专门研究学龄前幼儿教育问题的《母育学校》。他的其他有影响的著作还有《世界图解》、《组织良好的学校条例》、《青年行为准则》、《世界迷宫与心的天堂》等。《捷克语言宝库》等著作毁于战火，堪称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重大损失。

夸美纽斯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论述教育学理论的著作中，渗透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感，希望捷克年轻的一代都成为有文化、有教养，在对奴役者的斗争中有坚强毅力的人。他的教育思想受到乔尔丹诺、布鲁诺、伽利略、弗·培根等人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世界迷宫与心的天堂》这一著作中，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他十分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对贵族和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虚伪昏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要求学校为一切儿童敞开大门，实行普及性的义务教育，不分性别、不分等级、不分财产状况。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其教育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热烈地赞美人，认为人是“最完善最优美的创造物”，是“绝妙的小宇宙”，人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都是和谐的。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他强调学校是“培养人的工场”。

夸美纽斯高度评价教育的作用，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只是由于在最适当的年龄，即在儿童时期所应当获得的那种教育。他还认为教育有三个阶段：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自我管束；向往上帝。与之相一致，教育有三种任务，那就是智育教育、德育教育和宗教教育。他坚决反对中世纪以来盛行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强调“不应单凭权威去教授任何东西，而应通过外部感觉和理智，根据证据来教一切知识”。他严厉批评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号召人们“走出经院哲学的迷宫”，提倡直观性、自觉性、系统性、连贯性、量力性和巩固性的教学原则。此外，他还在学校的教学组织、班级教学制度、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完善学校校规等方面进行了理论论述，对后来的教育学及教学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夸美纽斯对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教师这一职业，是“阳光下再也没有比他更优越的”、光荣的职业。他要求教师应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他还认为，教师应是学生的榜样，用自己的榜样来教育学生，激发起学生的求知兴趣，所以教师必须是一个真诚、有教养、有知识、热爱劳动的人。

19世纪，捷克的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9世纪初捷克高等院校逐渐恢复和建立，以及19世纪末不可阻挡的教育的世俗化趋势。所有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捷克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1784年，在布拉格成立了捷克皇家科学协会，成为自然科学造诣极深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此外，还成立了以研究农业科技的爱国经济协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捷克也不例外，1817年，捷克制成了第一部蒸汽机，同时还制造出了蒸汽锅炉和纺织机。布拉格大学教授、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约瑟夫·普罗察兹卡，另一位布拉格大学教授、生物学家、细胞学理论的奠基人扬·伊万格里斯塔·普尔基涅等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在19世纪后半期，捷克的自然科学已具备相当的研究基础，在机器制造、冶金、军火、电工、化工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世纪末，捷克已能制造发电设备、摩托车、汽车；1911年，捷克工程师卡什帕尔首次完成了布拉格到帕尔杜比采的城际之间的飞行。

斯洛伐克与捷克相比，文化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要落后得多。不仅没有像布拉格那样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而且知识分子的数量明显要少，这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但是，斯洛伐克文化在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发展，在民族运动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书面语言。1790年，安托宁·伯诺拉克根据西斯洛伐克方言写成了他的文法书，并写出了最早的斯洛伐克散文作品。1843年，新一代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制定了以中部斯洛伐克方言为基础的新的标准文字，至今仍在使用。斯洛伐克近代书面语言的产生，对于斯洛伐克民族的觉醒和复兴，有重要的意义。斯洛伐克的科学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在布拉迪斯拉发等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协会，成为斯洛伐克科学发展的中心。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在蒸汽轮机、水力涡轮机的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学和艺术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的统治受到削弱。18世纪70年代，捷克的民族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繁荣局面。语言学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等在完善捷克语语法、丰富捷克语的词汇、不断提高捷克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学、诗歌、戏剧等在提高捷克人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推动捷克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些人开始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藏，从古老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口头文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恢复和发扬捷克人真正的民族精神。还有一些人注重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从世界文学广阔的背景下取其精华，作为借鉴以推动捷克文学艺术的发展。

19世纪初，捷克的民族复兴运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深入，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了火热的社会生活场景。以诗人卡·希·马哈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文坛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马哈1810年生于布拉格一个贫苦的家庭，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后任见习律师。他在中学时即已表现出文学天赋，虽然在大学时学习哲学和法学，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文学道路。

马哈同情劳动人民，积极参加人民革命活动，支持波兰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踏进世界》、《民间故事诗》等诗作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追求自由、平等、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感情。他的代表作是1836年完成的抒情叙事诗《五月》，全诗由四组长诗和两组插曲组成。作者通过主人公维兰成为强盗，最终被天主教会送上断头台的经历，向社会提出质问，维兰成为强盗究竟是谁的罪过，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制度。马哈的诗篇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自始至终的浪漫主义情调，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诗作被人们赞誉为捷克“诗歌中的珍珠”。此外，马哈的小说《克日沃克拉德城堡》、《茨冈人》、《玛林卡》等，也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表达了他反对异族奴役，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

在19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捷克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卡·亚·爱尔本、鲍·聂姆曹娃、约·卡·狄尔、卡·哈夫利切克等。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剧作等，成为捷克文学发展史上的瑰宝。

在19世纪下半期，现实主义的捷克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著名诗人扬·聂鲁达和维·哈列克为代表的“五月派”，是捷克文坛的旗帜。聂鲁达1834年生于布拉格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曾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先后从事教师、编辑等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诗歌有广泛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诗集《墓地的花朵》、《诗集》、《宇宙之歌》、《故事诗和叙述诗》、《平凡的主题》，以及诗人死后出版的《星期五之歌》等，都是上乘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再前进》、《爱》等多年来为人们所传诵。除大量的诗歌外，聂鲁达还撰有中短篇小说及上千篇杂文等。捷赫是同时代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作品洋溢着政治热情，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同他的父亲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自幼深受其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叙述诗《奴隶之歌》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讽刺小说《布鲁奇克先生旅行月球纪实》，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文学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捷克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种种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各种流派错综复杂。在文学上，则出现了自然主义、无政府主义、颓废派、未来派等等。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退出文坛，如彼·贝兹鲁奇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完成了诗集《西里西亚之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工人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信心和决心。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斯洛伐克的文学创作开始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诗人扬·霍利和剧作家扬·哈卢普卡。19世纪中期，一批年轻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既是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又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力军。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斯洛伐克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诗人、语言学家什图尔为代表的什图尔派诗人，对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什图尔1815年生于乌赫罗维茨，后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读书和工作。他是《斯洛伐克民族报》的创始人，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转而从事科学研究及文学创作。在诗集《黄昏遐想》中，他控诉了人世间的不平等。在《离别》一诗中，描写诗人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前夕，告别亲人的动人情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文学发展的同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在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8世纪80年代捷克民族复兴时期，涌现出约瑟夫·纳弗拉蒂尔等一批优秀的画家，他们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风景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静物画等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19世纪捷克的建筑、绘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布拉格文艺复兴风格的民族剧院、音乐学院、卡罗维发利辉煌的姆林斯基廊柱等，是捷克建筑艺术的精华。19世纪捷克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有约瑟夫·马内斯、米古拉什·阿列什；现实主义画家有尤利乌斯·马日阿克、多米尼克·斯库德茨基、卡雷尔·普尔基涅；印象派画家有安托宁·斯拉维切克等。不同的流派交相辉映，使捷克画坛呈现出繁荣景象。雕塑家约瑟夫·瓦茨拉夫·米斯尔贝克闻名世界，是捷克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奠基人。耸立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大公及四圣者的纪念雕像，是他的不朽杰作。此外，他为捷克作家马哈、音乐家斯美塔纳所创作的雕像栩栩如生，准确、鲜明地表现出了他们内在的独特精神气质。

19世纪时，“捷克地区音乐艺术协会”等音乐团体陆续建立，1811年在布拉格建立的音乐学院，是欧洲古老的音乐学府之一。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曾在布拉格生活，其作品《费加罗的婚礼》、《唐璜》等在布拉格公演，使布拉格的音乐生活更加活跃。1826年，捷克第一部歌剧《编织工》首演，由捷克著名音乐家弗朗蒂谢克·什克鲁普作曲。他谱写的另一首名曲《我的故乡》，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歌。

1868年，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举行了布拉格民族剧院的奠基典礼。数年后，这座辉煌无比的艺术圣殿落成。它不仅使捷克戏剧音乐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而且也是捷克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炽烈感情。在剧院的揭幕式上，上演了闻名世界的捷克音乐家贝德希赫·斯美塔纳的歌剧。斯美塔纳1824年生于利托米什尔城，自幼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学钢琴，8岁开始作曲。曾参加欧洲1848年革命，创作《自由之歌》，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但时时怀念自己的祖国。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到发展捷克民族音乐的事业中去。完成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达里波》、《里布舍》等。1874年不幸耳聋，继续从事音乐创作，谱写了不朽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以及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斯美塔纳是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一生创作了8部歌剧，多部交响乐和钢琴曲等，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

安托宁·德沃夏克是继斯美塔纳之后的又一位享有世界盛誉的捷克音乐家，1841年生于一个小旅馆主和肉商的家庭。16岁开始到布拉格风琴学校学习，后加入国家剧院乐队任职，同时开始歌剧的创作。他周游世界上许多国家，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如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俄国音乐家柴科夫斯基等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德沃夏克因其在音乐上的杰出成就，1891年被布拉格音乐学院聘为作曲、配器和曲式教授。同年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2年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1901年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德沃夏克在室内乐、交响乐、序曲、歌剧、歌曲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的名作，尤以《新世界（第九）交响曲》、《月亮颂》、《斯拉夫舞曲》等最为著名。

第五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共同的历史命运将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迫切要求建立统一和独立的国家。1916年，捷克政治家马萨里克在巴黎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并任主席。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同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在人民的推动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0月28日宣布成立，马萨里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成统一的共和国，也称“第一共和国”，是这两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9年6月，战胜国英、法、美、日、意大利等国与战败国签订《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此后，战胜国又与德国的原盟国相继签订和约。1919年9月10日，战胜国和战败国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独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300多年异族统治的结束，揭开了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崭新一页，它承袭了奥匈帝国3/4的工业，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一。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东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1918年，匈牙利、波兰、德国共产党先后建立；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成立。同年6月16日，在匈牙利无产阶级和红军的帮助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在普雷绍夫宣告成立，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斯洛伐克革命委员会，共产党人安·雅努塞克任主席。苏维埃政府宣布：大型企业、银行、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等民主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组建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斯洛伐克苏维埃政府还宣布，加入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开始镇压斯洛伐克的革命运动。6月30日，匈牙利红军被迫从斯洛伐克领土撤退后，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被资产阶级政府扼杀。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上实行股份“归化”，在捷克境内形成一系列工商业中心的同时，还出现了强有力的大的金融集团。1919年实行币制改革，实行通货收缩政策，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广大劳动者却加重了负担。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解决了小农的土地危机。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府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被迫向人民作一些让步。但是，在维护私有制这个问题上是从不动摇的，而且还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坚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迫切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1921年5月，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在捷共成立的过程中，列宁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支持。1921年11月，通过了捷共党章；1924年，捷共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成长壮大，在1925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国内的第二大党。

1921—192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将危机造成的恶果转嫁给劳动人民，工资收入不断下降，失业大军激增，人民大众的生活日趋恶化。与此同时，战败国德国在西方列强的扶植下，逐渐强大起来，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严重地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欧洲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大军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以农民党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公开鼓吹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先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恢复兵役制、重建海军、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与意大利结成侵略性的军事同盟。1938年3月占领奥地利后，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9月底，英、法、德、意四国召开慕尼黑会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谋求相互勾结与妥协。德国对捷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利用“苏台德德意志党”为侵略工具，迫使捷接受慕尼黑会议的决定。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次年3月，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国家发展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在英国，成立了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临时政府。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组成广泛的民族阵线，开展游击抵抗运动。

二、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发展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对其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已经初步形成了国民教育体系。除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外，还兴办了程度不同的职业学校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的发展处于低潮，随着天主教会势力的日渐萎缩，教会对学校的影响也日趋减少，加速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复兴。

无线电广播的出现、电影的拍摄和放映、创建了出版社，而且在许多城镇建立了图书馆，这一切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繁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重要的意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化学家海罗夫斯基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生于1890年，获查理大学哲学博士、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其代表作有《分析化学物理方法》，曾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极谱研究所所长。他在1922年提出极谱法，发明了极谱仪，以此可研究多种物质的氧化还原反应，测定微量物质，对分析化学等的发展影响极大。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现象，一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开始走上文坛，并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0年代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沃尔凯尔是著名的诗人，1900年生于一个职员的家庭。1921年加入捷克共产党。在诗歌创作中，他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的代表作有诗集《贵宾临门》、《艰难时刻》等，在这些作品中，强烈抨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诗人诺伊曼1875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律师家庭，年轻时就积极参加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党，是捷共早期党员之一。1923年出版的诗集《红色的歌》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在《心和乌云》、《无底的年代》、《有毒的年代》等作品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他还办有《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评论》等刊物，在国家思想文化界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诗人和战士走上反对侵略者的战场。女作家玛耶罗娃是捷共早期党员之一，1882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被迫作女仆，在艰难的生活中依靠刻苦自学，逐渐成长为《红色权利报》、《共产党人》的记者，著名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共和国广场》、《汽笛》、《矿工之歌》等。这些作品明确地表达了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她通过鲜明的文学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时期矿工和冶炼工人的悲惨生活。

随着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耶盖，生于1866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斯瓦托普罗克》，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大摩拉维亚的统治者，曾产生较大影响。耶森斯基，生于1874年，他的作品《民主主义者》拥有不少的读者。当捷克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斯洛伐克的进步文学也逐渐成长起来。一些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作家，如伊伦尼茨基、克拉尔、波尼昌、诺沃麦斯基等，也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不断增强，这是和苏联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瓦茨拉维克、伏契克、普伊曼诺娃、奈兹瓦尔、哈拉斯、万丘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捷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普伊曼诺娃是捷克著名的女作家和诗人，189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教授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和工人群众的广泛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参观访问，使其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由热衷于田园牧歌开始关注现实的生活。1937年，她的代表作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十字路口的人们》问世，标志着作者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的开始。小说通过主人公年轻工人安德烈的觉醒，揭示了工人的苦难生活，以及资本家的虚伪和残暴。她的主要作品还有《黑格尔大夫的女病人》、《预感》等。长篇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玩火》和《生与死的搏斗》，也于二战后先后出版。

伏契克，著名作家，捷共党刊《创造》总编辑、《红色权利报》编辑。190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的家庭，青年时代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入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18岁时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热烈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著有《在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在亲爱的国家里》等，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领导爱国者开展打击法西斯德国的抵抗运动，同时进行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1942年4月不幸被捕，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领导狱中同胞与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1943年9月8日，伏契克被害于柏林普勒岑塞监狱。伏契克在监狱里写有长篇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视死如归，说：“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死，让悲哀永远不要同我们的名字联在一起。”他最后写道，“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年在捷克出版后，已译成8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珍品。

万丘拉是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又一著名的捷克进步作家，1891年生于奥帕瓦城附近的哈伊镇，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其处女作《面包师扬·马尔胡尔》发表于1924年，通过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愤怒地控诉了罪恶的剥削制度。他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在小说《耕地和战场》、《最后的审判》中，生动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鼓舞捷克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志，他以爱国主义的激情写下了《捷克民族历史图画》。

奈兹瓦尔是捷克著名的诗人，1900年生于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时，积极投身于政治文化活动，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24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注重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刻意追求所谓的“纯艺术性”，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捷克文坛“诗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后又成为“超现实主义”小组的领导人。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多的局限，但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反映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生活，揭示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的《时间的信号》等。30年代险峻的国际形势促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放弃了以往的文学主张，解散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开始关注现实问题，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希望的母亲》、《城外的五分钟》、《历史的景象》等诗作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除文学、诗歌外，捷克斯洛伐克的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和音乐也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艺术家，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造型艺术和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风景画家扬·斯拉维切克，生于1900年，老斯拉维切克之子，主要描绘布拉格的美妙风景，全景画《英雄的布拉格》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风景画家和插图画家弗拉斯吉米尔·拉达，生于1895年，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捷造型艺术家俱乐部主席。他为伊拉塞克、聂鲁达等人所作的插图，以及历史画、肖像画等，堪称艺术精品。著名的版画家马克斯·什瓦宾斯基，1873年生于北摩拉维亚，曾就读于布拉格美术学院，后在巴黎学习，行踪遍及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除版画外，在油画、素描等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就，被聘为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他创作的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静物等，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代表作《八月的中午》、《森林之神》、《丰收》，以及《天堂奏鸣曲》等，在欧洲画坛享有盛誉。此外，布拉格城堡圣维特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画《最后的审判》也出自马克斯·什瓦宾斯基之手，是人所公认的艺术精品。雕塑家卡雷尔·波科尔尼，生于1891年，他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捷克现实主义艺术的优良传统，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布拉格民族纪念碑、矿工纪念碑，以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的塑像等等。卡雷尔·斯沃林斯基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他在彩色玻璃画、书刊装帧和世界名著的插图、舞台美术设计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音乐，在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时期音乐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着，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音乐也同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歌和民间舞蹈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约瑟夫·苏克是著名的捷克音乐家安托宁·德沃夏克的女婿，生于1874年，布拉格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作为著名的作曲家载入20世纪捷克音乐发展的史册，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布拉格》、《夏天的童话》，钢琴曲《生活与梦》等。维杰斯拉夫·诺瓦克，生于1870年，著名的捷克作曲家，布拉格音乐学院教授，德沃夏克的学生。在他的作品中，既保留了19世纪捷克音乐的优良传统，又汲取了新时期印象主义等流派的有益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捷克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奥根·苏霍尼，生于1908年，斯洛伐克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布拉迪斯拉发音乐学院教授。他完成了斯洛伐克第一部歌剧《克鲁特尼亚瓦》，在国内外受到好评。

第六章 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及文化选择

一、波兰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到剧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夜，1944年7月2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它作为临时权力机关，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7月22日，该委员会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即《七月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人民政权成立。7月22日从此成为波兰国庆节。《宣言》宣布废除1935年颁布的反民主的宪法，并提出波兰人民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民族解放。同年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承认波兰临时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也随后承认。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了华沙，乘胜打击德军，3月，苏波军队解放了波兰全部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7年，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在议会选举重获大胜，贝鲁特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社会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任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波兰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平坦的。1948年底，波兰党和政府脱离波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不停顿地开展阶级斗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小农经济集体化，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之一。自1950年起，波兰开始实施照抄苏联模式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和消灭社会生产各部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及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此前提下，提高社会生产力，工业生产增长136％，农业生产增加50％，居民收入提高50％—60％。由于这个计划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和农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实际收入没有多少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减少，物价上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可避免会下降，这造成人民的不满，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年6月28日，因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增加工资被拒绝，波兹南上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沿途群众纷纷参加，很快聚集数万人，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骚动。一些工人冲击市委大楼和专政机关，占领武器库，枪击公安人员，工人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出现流血事件，数十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在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下，6月底骚动平息。10月，新当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认为：在这场事件中，工人们“抗议反对的不是人民波兰，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从1956年起，波兰人民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虽使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但继续实行了加大重工业积累比重的政策。1960年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但却为以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出现，埋下了隐患。60年代末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1970年底，波兰政府作出了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导致格但斯克工人罢工，他们和学生及广大市民走上街头，激烈反对政府的决定，哥穆尔卡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爱德华·盖莱克接任后，虽然撤销了上涨物价的决定，但在随后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继续执行了一条脱离波兰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片面强调“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过分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虽然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但却外债高筑，达170亿美元。80年代初，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肉类和肉制品的销售价格急剧上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

1980年夏，波兰出现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格但斯克等地出现了独立的自治工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团结工会”，并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抗衡的政治力量，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9月，团结工会明确提出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建立多党制和思想多元化的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使社会更加动荡，经济危机加剧。1981年10月16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届四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当选党的第一书记。面对国内日趋严重的政治形势，他采取断然措施，同年12月13日成立以他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拘留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会绝大部分领导成员和盖莱克等32名前党政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被宣布“不复存在”。

波兰实行军管后，局势逐渐好转。1983年7月22日，波兰政府宣布取消军管，1986年9月2日，又实行大赦，释放了包括团结工会成员在内的政治犯。但是，波兰安定的局面并没能持久，当1988年波兰政府提出大幅度提价的决定后，团结工会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性的大罢工，提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以及释放全部政治犯等要求。同年6月中旬，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举行圆桌会议，以建立“最广泛的联合战线”；8月下旬，重申上述主张，并表示瓦文萨应是圆桌会议的成员。

1989年2月6日，波兰第一次圆桌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问题的协议》、《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三个协议。波党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部长基什查克与瓦文萨签署了努力执行以上协议的联合公报。1989年6月，波兰大选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其他社团，作为执政联盟为一方，团结工会作为反对派为另一方，展开激烈的竞选竞争。6月18日，选举结果揭晓，团结工会获胜，为团结工会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同年12月29日，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与此同时，波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发生剧变，工厂、国家机关和军警部门被取消了政党组织；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考验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外交上，积极争取西方的援助，向整个欧洲开放。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一大在华沙召开，这是该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拉科夫斯基在报告中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遭到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被迫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还建议组建一个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将波兰建设成为社会公正的国家。

二、捷克斯洛伐克：从统一到各自独立的两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政府。1948年，捷共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进攻。同年5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出新的宪法，史称“五九宪法”，定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6月，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统、萨波托茨基为总理的新政府。1949—1960年执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也为捷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危机留下了隐患。1960年7月，国家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60年代以来，执行一条脱离国家实际的经济建设路线所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地显现出来，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等。而官僚主义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苏联利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干涉捷内部事务，进一步加剧了捷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不断高涨。

1968年初，力主改革的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四月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发展条件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改革。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捷国内普遍出现了改革的热潮和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人们将这种局面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但是，这种改革却遭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的反对。苏联粗暴地干涉捷内政，声称捷的改革是“反苏”、“民族主义”，是“背叛国际主义事业”，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胁”等等。为了达到阻止捷改革的目的，苏联等华约国家或发表联合声明，或进行军事演习以武力威胁。经过周密的准备后，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五国军队，在1968年8月20日对捷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布拉格，并将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总统绑架到莫斯科进行所谓的“苏捷会谈”，被迫在苏联提出的《苏捷会谈公报》、《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等文件上签字。苏联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名义下，强行扼杀了捷改革运动。捷被迫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杜布切克等则被开除或流放国外。

1969年4月，捷共召开中央全会，选举胡萨克出任党的第一书记。捷的外交路线，以不断强化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为中心。80年代末期始，苏联的政局出现激烈动荡，捷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捷共主要领导人下台。11月19日，由200余人组成的“公民论坛”成立，除上述主张外，“公民论坛”还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新闻自由，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公民论坛”的代表人物瓦茨拉夫·哈维尔出任国家总统，新宪法取消了有关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捷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

60年代时，捷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民族关系方面也存有较严重的矛盾。1968年，在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四月行动纲领》中指出，斯洛伐克民族不能“平等地参与全国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曾提出将当时的国家体制改为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企图以此来改变事实上的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的不平等状况。但是，这种改革设想由于苏联的干涉而夭折，使两大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90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同时修改了国徽。同年6月，捷首次举行全国自由大选，公民论坛和公众反对暴力组织获得议会中的多数，以它们为主体，成立了联邦政府，捷共被排斥出政府。6月27日，杜布切克再次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11月16日，捷联邦议会通过法律，没收捷共的财产，要求捷共从1991年1月1日起，将动产、不动产、现金和所有档案材料全部上缴。1992年底，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各自独立，成为两个平行的主权国家。

三、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发展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开始的，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战争期间，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饱受希特勒的血腥屠杀和非人的摧残。他们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波兰每千人中，就有220人死于法西斯的屠刀之下，5年间有600万波兰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因此，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复兴和发展，首先是和这场战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自己家园，欢呼新生活开始时，迅速发展国民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此外，还努力发展文学艺术、喜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事业，在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积极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波兰作家协会即开始恢复了活动，创办了文学刊物《复兴》周刊，波兰人民军剧团在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土地上演出了喜剧《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揭开了人民波兰文化发展的序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5年波兰全国获得解放后，华沙、罗兹、克拉科夫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除《复兴》周刊外，《创作》、《乡村》、《熔炉》、《年轻一代》等文学刊物相继问世，对于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后初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开始对这场战争进行历史的反思。揭露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描写沦陷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本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波兰作家什马格列夫斯卡的《比尔瑙上空的烟》、博罗夫斯基的《我们在奥斯维辛呆过》、《和玛丽娅告别》，以及纳乌科夫斯卡的《胸饰》等，深刻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些作品中，以《胸饰》的影响最大。其作者佐菲亚·纳乌科夫斯卡1884年生于华沙一著名知识分子家庭，二战爆发前，曾任波兰文学院院士、波兰笔会副主席，是老一代的著名的女作家。《胸饰》由8篇纪实性的小说组成，是她参加战后希特勒罪行国际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成果。她准确、深刻地描述了德国法西斯，在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所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什马格列夫斯卡，1916年生于彼得尔科夫，战前是教育工作者。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地下反抗斗争，1942年被捕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直至1945年才被苏军解救出。她的《比尔瑙上空的烟》，是波兰第一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10余种文字，广泛传播，成为揭露德国法西斯罪恶的重要见证。她曾被邀请到纽伦堡国际法庭出庭作证。

1946年，捷克作家扬·德尔达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问世，它生动地反映了捷克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英勇斗争精神。其中《更高原则》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国内外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描述这一段历史生活的作品还有伊·马列克的《人们在黑暗中行进》、卡·普塔契里克的《21个年度》等。斯洛伐克的作家们也创作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如米纳奇的长篇小说《死神走遍群山》、霍拉克的长篇小说《群山沉寂》等。斯洛伐克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等，都是作家们所关注的问题。

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不仅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它们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生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在文学艺术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在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使波兰的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迫切要求清除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个人迷信”的影响，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但是也有人借反对“个人迷信”为名，企图达到全面否定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目的，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欧美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波兰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50年代末期，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所谓“黑色文学”，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思想产生严重的混乱，信仰出现了危机，在失望和迷惘之时，更容易接受欧美文化思想。

在以马·赫瓦斯科为代表的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盲目地否定过去的一切，并将揭露社会阴暗面作为主要的任务，在他们的笔下，现实社会被描写成漆黑一团，而且没有任何前途。马·赫瓦斯科，1934年生于华沙，1951年走上文坛，195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登云第一步》，因其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和叛逆，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作品的格调与其内容相一致，也表现为消沉、灰暗。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清算“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过程中，所谓“清算文学”应运而生，一些原来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文学家、艺术家，开始激烈攻击这些原则，转而揭露、批判和讽刺现实社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凸现其阴暗面，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方面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有耶·安德热耶夫斯基的《黑暗笼罩大地》、《天堂的大门》，卡·布兰迪斯的《克鲁尔们的母亲》，安·布劳恩的《砖铺的地狱》等。这一切使作家艺术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矛盾日趋尖锐。1964年，34名作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发表要求言论自由的公开信；1968年3月，知识分子因抗议政府禁演密茨凯维奇的名剧《先人祭》，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些作家艺术家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提出，现在是“清算教条主义的时候了”，是结束“个人崇拜”，摈弃那些“歌功颂德”，奉迎权贵的作品的时候了。他们在反对艺术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时，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创作自由”的旗号下，反对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一些西方国家的文艺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现代派”，在捷克斯洛伐克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60年代初，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有关部门，对苏共二十大以来捷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1963年和1967年先后召开了第三次、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持不同观点的“左”派和右派作家，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进而演变成激烈的政治冲突，不仅作家协会被解散，而且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作家，如昆德拉、科胡特、瓦楚利克等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政治形势更加动荡，在文化领域产生了直接的反响。在波兰，主要是以战后出生的一些年轻的诗人为主体，形成了以反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新浪潮派”，他们强烈主张文学要干预现实生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无所顾忌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新浪潮派”的代表人物是生于1946年的斯·巴兰恰克，他毕业于波兹南大学波兰语文系，80年代初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授波兰文学，并定居美国。1971年出版的理论著作《不轻信的和狂妄的人》，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及艺术主张。其代表作主要有《改正面孔》、《恢复秩序》、《这个世界的景象》，以及《野兽的凶暴与生物分布学家》等。“新浪潮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女诗人艾·李普斯卡，她1945年生于克拉科夫，早年在克拉科夫美术学院就读，曾在维也纳波兰文化中心任副主任。196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诗歌》，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诗集》，以及《平静的青春之家》等。她的作品明显的有蒙的色彩，主要是描写当代人复杂的心理，刻意表现诸如死亡、家庭等主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流亡在国外的，以及在国内暂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作家艺术家空前活跃，如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米兰·昆德拉，以及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等文化名人成为有影响的政界人物。

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摩拉维亚布尔诺市，曾先后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艺术学院电影专业学习，年轻时加入捷共。苏共二十大后，投身政治活动，在向“斯大林主义”进攻的同时，鼓吹“创作自由”。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强烈反对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被开除党籍，流亡法国，不久又被开除国籍。他的代表作有《玩笑》、《生活不在这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

卢德维克·瓦楚利克，1926年生于摩拉维亚，既是作家，也是政治活动家。1966年，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斧头》问世，成为与米兰·昆德拉1967年发表的小说《玩笑》一样有影响的作品，被人们认为是“1945年战争结束以来文坛上的主要事件”，其主题和《玩笑》一样，始终贯穿着反“斯大林主义”。他在政治活动方面，似乎比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声誉。他是1968年6月27日著名的《两千字宣言》的起草人，这篇宣言被认为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篇最尖锐的声明”。他还是争取人权的《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年生于布拉格一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先后当过学徒、士兵和剧院的舞台布景技术员。1963年，他写的抨击、揭露捷官场阴暗面的剧本《花园盛会》问世，获得奥地利国家奖金，赢得了他成为一名荒诞派作家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还有《一群谋叛者》、《展览会的开幕典礼》、《抗议》等。8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的流亡诗社出版了他的《凄凉的广板》和《诱惑》。他也是《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七七宪章派”的领袖，激烈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因而被多次逮捕，关押达5年之久。1989年11月19日，捷“公民论坛”成立，这是由几个反对派组织参加的组织，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其主要代表人物。80年代末捷政局发生剧变后，他由剧作家、反对派政治组织的领袖成为捷国家的总统。

22 奥里德的圣克莱门特：13世纪的壁画

第七章 南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国家

一、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国家的兴衰

今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是伊利亚特人、色雷斯人和克尔特人。4—6世纪时，斯拉夫各部族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大迁徙，其中的一部突破了拜占廷帝国的防线，侵入巴尔干半岛，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些斯拉夫人在与当地土著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逐渐融合在一起，被称为南部斯拉夫人。历史学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提出，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以迁徙到巴尔干半岛为起点的。特殊的历史发展没有使南部斯拉夫人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结合成统一的民族。南部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尽管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远离东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但他们和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古代斯拉夫人的后裔。

南部斯拉夫各部落曾建有中世纪的国家组织，但因无力反抗强有力的异族的侵袭和扩张，所以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8世纪时，斯洛文尼亚人曾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组织，但受到日耳曼人的攻击，很快就灭亡了。此后，斯洛文尼亚开始了漫长的遭受异族统治的时期。

南部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定居下来之后，时时面临着拜占廷帝国和阿瓦尔汗国的军事威胁。9世纪初，阿瓦尔汗国在法兰克查理大帝的打击下灭亡，对南部斯拉夫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克罗地亚人摆脱了阿瓦尔人的控制后，法兰克帝国对克罗地亚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9世纪，克罗地亚人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10世纪时，克罗地亚国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其军事力量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海上和陆上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有效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敌入侵，并开始对外扩张。10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占领了原属于法兰克国的潘诺尼亚平原。11世纪时，版图不断扩大，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都成为其领土。但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接连不断的纷争使国力衰弱。匈牙利觊觎克罗地亚由来已久。11世纪末，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夫一世已使其势力达到克罗地亚腹地，并宣布他的侄子阿尔莫什为克罗地亚国王，后因匈牙利忙于与库曼人作战，而且这一任命尚没有得到教皇的承认，所以阿尔莫什很快失去了王位。但是，1102年，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科洛曼历经艰辛，不断发动征伐后，终于将克罗地亚并入匈牙利的版图。这样，克罗地亚已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人中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民族之一。7世纪初，他们就已经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居民伊利里亚部落、瓦拉几亚部落在密切交往中融合。12世纪时，塞尔维亚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使其有可能在13世纪后半期开始向南方扩张，在巴尔干半岛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改变自己的版图。

14世纪杜尚王朝时期，塞尔维亚达到鼎盛。1331年斯特凡·杜尚在大贵族的支持下废黜其父，登上王位。1334年、1341—1345年、1347—1348年，他多次向拜占廷帝国发动战争，夺取了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部分领土，同时将塞尔维亚大主教佩奇晋升为总主教，然后由佩奇加冕他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建立了塞尔维亚帝国，斯特凡·杜尚由塞尔维亚王国国王成为塞尔维亚帝国皇帝。1349年，他在拜占廷帝国法律和塞尔维亚习惯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较完备的塞尔维亚帝国法典，即著名的《杜尚法典》。斯特凡·杜尚1331—1355年在位，这时期的塞尔维亚的版图已包括巴尔干半岛的2/3，领土直抵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塞尔维亚被称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王国。但是，这个帝国的内部并不巩固，皇帝本人经常坐镇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和塞尔市，而塞尔维亚本土则由他的儿子乌罗什管辖。1355年，斯特凡·杜尚死去，塞尔维亚帝国很快分裂，1389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塞尔维亚帝国解体。

波斯尼亚逐渐强盛起来，领土不断扩大，原来保持统一的教会的状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包括东正教的居民，也包括天主教的居民。14世纪末，波斯尼亚国的国王特夫尔特科一世自称是“上帝恩赐的拉什卡、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普里莫尔耶等地光荣的国王”。

681年，古保加利亚人和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古保加利亚人逐渐被斯拉夫人同化，成为斯拉夫国家，但仍沿用保加利亚这个名称，这个王国自建立直至1018年为拜占廷帝国所灭，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王国建立之初，曾打败拜占廷军队，迫使拜占廷帝国承认这个王国的存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版图达到今保加利亚全境，以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893—927年，西美昂大帝在位时，该王国已经发展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大国，占领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及色雷斯的一部分。拜占廷帝国在其强大的实力面前，曾一度向其纳贡。但是，这个王国却缺乏稳定的基础，当西美昂大帝死后，王国立即陷入分裂状态，西保加利亚的贵族脱离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建立了西保加利亚王国，于1018年为拜占廷帝国灭亡。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也同时不复存在。

二、南斯拉夫人的古代文明

现代考古学证明，在今南斯拉夫人生活的广袤的土地上，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密集的人群。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亚得里亚海岸，沿海的岛屿，以及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河谷地带。大量出土的陶器、骨石工具、兵器，以及村落遗址等，充分表明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某些共同特征。在这一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开始向农业生产过渡，并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如布特米尔文化、达尼洛文化和赫瓦尔—利西契奇文化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今南斯拉夫人生活的地区已经有了青铜文化，人们较广泛地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在公元前1000年，一些人已经使用了铁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地居民生活的巴尔干半岛的毗邻是希腊、小亚细亚和亚平宁半岛，在那些地区，悠远和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南部斯拉夫人定居巴尔干半岛之后，在许多方面长期受拜占廷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使南斯拉夫人进入了基督教文明之中，对其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皇帝派出生于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托迪到斯拉夫人中传教，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字——格拉果尔文字，并译介了许多重要的教会文献。经过麦托迪和他的学生的艰苦努力，使他们所创立的斯拉夫文字在巴尔干半岛广泛流传，不断完善。格拉果尔文字在克罗地亚和亚得里亚沿海岛屿广泛流传，逐渐取代了借用希腊字母而形成的斯拉夫文字“基里尔”字母。格拉果尔字母成为克罗地亚的文字，这对于克罗地亚等南斯拉夫人民文化的传播、交流，促进文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不同地区南斯拉夫人民的联系，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巴尔干半岛上生活的南斯拉夫人，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区域的不同影响。10世纪之前，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南部斯拉夫人，主要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那时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对斯拉夫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10世纪，特别是11世纪之后，西欧诸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教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朝气蓬勃的西欧文化对生活在沿海及西部地区的南斯拉夫人，开始发生影响；而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拜占廷帝国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样，在西欧和拜占廷两种不同的文化影响下，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化差异不断加深。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在西部文化区域，依然存在拜占廷文化的残余；在东部文化区域，西欧的手工业产品也被广泛采用。波斯尼亚则处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地理位置的闭塞使其表现出自己所固有的家长制特点。

政治、经济中心和教会中心，同样也是文化中心。和官府、教堂并立的，是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在那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作家。他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断满足社会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西部文化区域，教廷拒绝使用斯拉夫语进行任何宗教活动。拉丁文是教会的正式语言，不仅如此，而且所有行政公务往来的信函，也使用拉丁文。学习拉丁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城市各类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教授拉丁文。当时除神学家的著述是由拉丁文写成的以外，一些文学著作和编年史著作，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如《杜克利亚宁神父的编年史》、《萨洛纳的历史》等。在东部文化区域，希腊语占有重要的地位。教会和宫廷行政机关的文告和书信往来，均使用希腊语，但在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下，基里尔字母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得到较广泛的使用。

南部斯拉夫人民在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从多方面吸收了古代希腊、罗马、拜占廷等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文学方面尤其是这样。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宗教文学为主，这反映了宗教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早期文学发展，是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福音书、使徒行传、赞美诗、圣徒节日历、祭祷歌、祈祷书等，以及教会用格拉果尔字母抄写的古老的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教会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宗教教育的需要。在德意志封建主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情况则有所不同，南斯拉夫人的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文学的发展，首先离不开斯拉夫语言文字，无论是格拉果尔字母，还是基里尔字母的斯拉夫语文。此外，文学的发展还离不开生动丰富的民间口头语言。严格的教会语言在南部斯拉夫文明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而在世俗文学中，这种影响就更明显。世俗文学的主要内容是经拜占廷传来的阿拉伯民间故事，还有西欧的骑士文学，中世纪的骑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谣、抒情诗和史诗，形象地表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感情，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世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是，还应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描写君主、著名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生平传记的作品，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如《圣西美昂的生平》、《圣萨瓦的生平》等。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学发展，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译作或编译而成。

西欧两种主要的艺术风格——罗马式和哥特式，在欧洲各国家各民族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南部斯拉夫地区也不例外。但是，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并不是照抄照搬这些艺术风格，而是结合自己固有的特点，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

在沿海地区，罗马式的艺术风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同这一地区与意大利近邻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古老的建筑，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教堂，如圣斯托西亚教堂、特洛吉尔大礼拜堂、旧杜布罗夫尼克大礼拜堂和姆列特的圣玛利娅教堂、圣特洛伊察教堂等就属于这种风格的建筑。这些教堂或是三堂厅式、单堂厅式，或是八角形建筑，同时建有与之相连或单独的钟楼，以及回廊等。沿海地区的建筑虽然主要是罗马式的，但并不排除一些建筑表现出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响。

在内陆地区，城市的出现要晚于沿海地区，在这些城市中，虽然有少数罗马式的建筑，更多的是哥特式的建筑。萨格勒布大教堂，以及托普斯科的圣玛利娅教堂等堪称是精美的罗马式建筑，但新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出现，无疑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罗马式的建筑，也在当地占优势的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下，使之发生变化。“拉什卡”流派，即是罗马建筑与拜占廷式建筑相互融合的产物，斯图德尼察教堂、米莱舍瓦教堂等，被认为是拉什卡流派建筑的代表。

无论是罗马式建筑，还是哥特式建筑，或是这些建筑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变体，都离不开绘画和雕塑。由于绘画和雕塑是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南斯拉夫人早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建筑艺术的发展。除教堂的内壁上绘有精美的大型壁画外，教堂内还绘有各类圣像和小型多彩绘画。这些绘画形象地阐释着教义，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在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思想和生活。雕塑的内容同样离不开宗教，圣经故事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中包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光环照耀下爱抚着婴儿的圣母，亚当和夏娃的形象，宗教节日的场面，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著名的、忠实的信徒等等。13世纪中叶，在斯普利大教堂的大门上，雕刻有《新约》中的28个故事的所有场面。这些绘画和雕塑虽然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样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它们所表现出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力，是南斯拉夫人民文化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

23 科普里夫什蒂旧城一角：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典型的民宅

第八章 异族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一、土耳其、哈布斯堡和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

自14世纪始，土耳其势力开始侵入巴尔干半岛。1459年，土耳其人完全征服了塞尔维亚，不久又控制了波斯尼亚。他们消灭了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在塞尔维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黑山部分地区，开始了长达5个多世纪的军事封建统治。土耳其的统治打断了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中世纪国家的正常发展，对上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风俗和文化生活方面。

当时南斯拉夫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西欧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而土耳其则明显的要落后得多。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继续维持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南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历史倒退。一些地区在伊斯兰文化强有力的影响下，出现了伊斯兰化的现象，如波斯尼亚的城市中，就有明显的东方城市的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

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巴尔干半岛原有较发达的采矿业迅速凋敝了，而和土耳其人经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畜牧业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土耳其人多种多样的手工业，为南斯拉夫人的手工业生产注入了新的动因。但这些手工业生产规模不大，仍处在较落后的生产水平，只是与军事有关系的制炮、制刀、马具生产等手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重要的经济、行政和军事部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城镇，较大的城市在马其顿有比托利、斯科普里、克拉托沃、什蒂普和普里莱普；在塞尔维亚有斯梅德雷沃、贝尔格莱德、诺沃布尔多，以及尼什和乌日策等；在波斯尼亚有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亚伊策、特拉夫尼克和维索科等。各个城市之间交通便利，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存在着较密切的商业联系。这些城市不仅是手工业的中心，而且很快成为商业中心，对南斯拉夫人的经济、教育及文化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还包括文化。在那些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南部斯拉夫人中，伊斯兰的文化影响明显地加强了。在斯拉夫人的小学校中，学生们学习阿拉伯语，以及有关《古兰经》的文章。在中学，除学习神学、哲学、数学外，还学习伊斯兰教法典和阿拉伯等东方语言。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一些优秀的中学生被派遣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的高等学府学习。清真寺既是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在那里往往保存有许多重要的典籍和学者们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珍贵手稿。

当塞尔维亚等南斯拉夫民族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分别被天主教国家奥地利和威尼斯共和国所占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南斯拉夫人民，虽然没有遭受土耳其的奴役，但在奥地利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的中世纪国家同样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拉丁化和日尔曼化的强有力的影响，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的历史发展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在克罗地亚，手工工场在18世纪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矿山开采和铜、铁的冶炼，玻璃制造、造船、制糖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没有改变农业依然是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种类和技术等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广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

当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处于东西方大国统治时，只有杜布罗夫尼克仍保持着独立的地位。杜布罗夫尼克位于亚得里亚海南岸，原来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城邦，12世纪以后成为斯拉夫人的城市。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世俗封建主和意大利的富商，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了长期的侵略战争，史称“十字军东侵”。在此期间，该城市成为水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在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的贸易往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大量贵金属首饰等奢侈品从西欧运入巴尔干半岛的同时，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南斯拉夫人国家的矿产品和木材，也运到西欧国家，杜布罗夫尼克曾接受拜占廷帝国的统治，1205年被威尼斯征服，1358年开始受到匈牙利的“保护”。

杜布罗夫尼克15世纪成为城市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虽然从16世纪中期起，它开始向奥地利纳贡，但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海上贸易享有特权，它有300余艘商船，其船队航行在欧洲、北非和小亚细亚广阔的海域上，在商业贸易上，与威尼斯展开了竞争。在土耳其从事贸易活动的众多的外国人中，杜布罗夫尼克人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人数不多，但贸易额却很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该城市共和国的手工业较为发达，呢绒、染料、贵金属首饰和皮革等有着广泛的市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杜布罗夫尼克还以悠久的文化传统闻名于巴尔干半岛，被人们称为“南部斯拉夫人的雅典”。

1018年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灭亡后，保加利亚的贵族在1186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拜占廷统治的起义，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二王国。但自13世纪后半期起，因内忧外患不断而使其国势日渐衰落，1330年成为塞尔维亚的附庸国，1396年又被土耳其占领。土耳其征服者在那里积极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实行军事封建统治，遭到保加利亚人民的积极抵抗。随着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深入开展，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展。1762年，保加利亚第一部历史学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问世，它由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帕伊西撰写，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巴罗克时期是西方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存在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大抵在17世纪时影响最大，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诸领域，都不难寻到它的踪迹。巴罗克艺术风格的特点，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发扬的古典的艺术精华，同严格的礼教观念的结合。这一特点同它在形成的过程中，深受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以及科学的发展，知识的不断积累有密切的关系。

在南部斯拉夫各地，反对宗教改革的胜利，以及各地新教势力的衰落，为巴罗克文化在南部斯拉夫人中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等天主教地区，这种状况尤其突出。在这些地区，积极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的会员，大力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主要是中学，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宣传天主教的教义，进行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的教育。这些学校主要用拉丁文教学，学生已不仅限于贵族家庭的子女，这在客观上对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文化知识的普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十分复杂，强调在富丽堂皇的教堂中进行各种宗教仪式，主张依据教义描绘形形色色的圣像圣画，来装饰教堂和其他宗教活动的场所。新教主张简化宗教礼仪，但反对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这一切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自17世纪始，在南斯拉夫各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巴罗克艺术风格的传播和影响。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气势宏伟，庄严高贵，成为南斯拉夫人学习的典范，如在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城市中，一些大型的建筑明显地表现出罗马和威尼斯的巴罗克艺术的风格。在宗教建筑和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建筑中，巴罗克建筑的特点表现得就更加充分。如教堂内的装饰令人眼花缭乱，镀金的祭坛金光闪闪，大量形态各异的雕像栩栩如生，各种规模的壁画和圣像渲染着浓郁的宗教气氛。而非宗教的世俗建筑，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宫殿同样富丽堂皇，有精美的园林和喷水池等。宫殿内的装饰同样是巴罗克的手法，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的巴罗克建筑群。巴罗克建筑艺术的发展，培育了一批著名的绘画艺术家和雕塑家，如瓦廷伦·梅青盖尔、弗兰茨·耶洛夫舍克、弗兰诺·罗巴等。一些艺术家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相互切磋技艺，不断提高艺术水平。

在文学方面，因巴罗克自身的文学发展就比较薄弱，主要代表人物仅仅是意大利的詹巴蒂斯塔·马里诺、西班牙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德国的马丁·奥毕茨；此外，还有英国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诗歌，与巴罗克文学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当巴罗克文化在一些南斯拉夫人中传播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如建筑和绘画那样显著的成果。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内容却单调枯燥，只是一味地宣传天主教的教义，文学表现力很差，没有什么传世的杰作。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并不是一无可取之处，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这主要是那些脱离了神学说教的，表达现实生活内容的诗歌或散文，如《忏悔赎罪的妓女》等。

戏剧、音乐、歌剧、报刊，以及图书馆的出现及发展，也是与巴罗克文化的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戏剧和音乐的演出，最初是在一些富有的家庭中进行的，以后逐渐走上了社会，作为一门艺术，在为更多的人所欣赏的同时，使自己逐渐发展起来。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成为艺术表演的中心，成立了音乐表演团体，建筑了条件良好的剧院。印刷术和报刊的编辑出版，对包括巴罗克文化在内的文明的广泛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卢布尔雅那自1782年就出版报纸，在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对于该城市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各类藏书的图书馆不仅保留和积累了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加快了文化的流通和交流。

随着科学、教育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在杜布罗夫尼克、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等地，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如天文学家和哲学家鲁杰尔·博什科维奇、诗人季沃·贡杜利奇等，不仅在南斯拉夫人中，而且在欧洲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保加利亚文化进步和民族的新觉醒

19世纪初，保加利亚的教育十分落后，当时还没有一所世俗的学校。一些富有的商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及他们的子女，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只能到希腊人开办的学校中去学习。他们在学习到知识的同时，往往盲目地崇拜希腊，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妄自菲薄，甚至以自己是希腊人自居。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些先进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和实业家，提出建立保加利亚人自己的世俗学校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说近代保加利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和促进民族觉醒，争取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20年代，曾在西欧受过良好教育的彼得·贝朗博士，最早提出改造保加利亚教育，建立世俗学校，并在1824年出版了初级读本。1835年，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学校在加布罗沃成立，此后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学校，在普列文等地还建立了女子学校，不久还成立了第一批保加利亚中等学校。彼得·贝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祖国的教育事业，被人们认为是保加利亚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土耳其政府深知教育的社会功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尽全力破坏保加利亚的教育事业，提出要将保加利亚人的学校和土耳其人落后的宗教学校合并，以达到摧毁和控制保加利亚人的学校的目的。保加利亚人民坚决抵制这一企图，使自己的民族教育继续得到发展。到1876年，已经有1500余所小学，还有许多所初级和高级中学。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出现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并开始讨论建立高等学校的问题。

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世纪中期，保加利亚第一份刊物《语文》和第一份报纸《保加利亚之鹰》先后问世。与此同时，另一份保加利亚报纸《君士坦丁堡报》在土耳其首都出版，使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保加利亚人能及时地了解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后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又陆续创办了《马其顿报》、《自由报》、《独立报》、《旗帜报》和《保加利亚侨民论坛》等。这些报刊对于保加利亚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类学校的开办，使全民族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同时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对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加利亚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较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叶，随着土耳其的衰落，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不断高涨，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诗歌、小说、戏剧等形式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保加利亚文学出现了繁荣景象。当时著名的诗人有多·钦图洛夫、格·拉科夫斯基、佩·斯拉维伊科夫、赫·波特夫等。他们的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民族解放运动，表达了坚决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和决心。赫·波特夫的代表作有《致母亲》、《酒店里》、《爱国者》、《离别》和《他活着，他依然活着》等。他深情地歌颂为祖国而献身的英雄：“为自由斗争、在战场牺牲的人，将永生……”

瓦·德鲁麦夫的剧本《刺杀阿森一世的伊凡科》于1782年完成，在保加利亚戏剧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随着这个剧本问世，保加利亚的剧院也出现了，并不断得到发展，这是保加利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留·卡洛维约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难道要诅咒命运吗》、《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宠儿》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生动地揭露了土耳其大地主荒淫无耻的寄生虫生活，同时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表达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得到发展的同时，文艺批评也同时得到了发展，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邦契夫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受到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较多的影响，是保加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继1762年保加利亚第一部历史学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问世之后，保加利亚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不断加强。19世纪在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祖国多灾多难的历史深入研究，寻求解放的道路。著名的历史学家马林·德里诺夫、斯皮里登·帕拉乌佐夫等人对保加利亚历史研究的论文，给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以深刻的启迪。

B.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和思想家。他1837年生于卡尔洛沃，年轻时即积极投身于反对土耳其征服者的斗争，被人们誉称为“雄狮”。他曾两次走遍全国进行革命鼓动，明确提出人民革命、彻底推翻土耳其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了著名的反抗土耳其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四月起义”。土耳其政府残酷镇压了起义者，约3万名起义者被屠杀，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揭开了争取保加利亚独立的序幕。

24 1944年铁托在维斯岛

第九章 争取建立统一国家和新的文化发展

一、南斯拉夫：王国——联邦人民共和国——解体

20世纪初，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在内的巴尔干各族人民，反对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斗争日趋高涨。在1911—1912年间，爆发了意大利夺取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北非属地的战争。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成了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同盟。1912年10月9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向土耳其宣战，一周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先后参战。土耳其在联军打击的情况下，多方受敌，溃败而去。保加利亚军队乘胜追击，在10月底已经逼近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内外交困，陷入危机之中，被迫请求欧洲列强出面调停，在12月3日交战双方签订了休战协定。1912年12月，双方在伦敦召开议和谈判会议。谈判过程中，土耳其发生政变，持强硬态度的新政府重开战事。当重镇亚得里亚堡失陷后，土耳其再次提出举行议和谈判。5月底，土耳其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四国签订《伦敦条约》，巴尔干国家从土耳其手中得到了大片领土。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极大地刺激了巴尔干同盟国上层统治集团的扩张欲望。塞尔维亚因没有得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所以对得到领土多的保加利亚耿耿于怀，要求它让出马其顿的一部分给自己；希腊则要求占有马其顿的南部和西色雷斯。没有参加巴尔干同盟国的罗马尼亚也趁机提出领土要求，企图占领南多布罗加。1913年6月初，塞尔维亚、希腊秘密签订了反对保加利亚同盟，罗马尼亚随后加入。6月底，保加利亚率先向塞尔维亚、希腊发动进攻，遭到强有力的抵抗；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这时也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向保加利亚发起攻击。保四面受敌，寡不敌众，被迫求和。8月10日，交战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巴尔干诸国以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前的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同盟，被两个新的对立的集团所代替：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另一方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削弱，塞尔维亚的实力有了明显的加强，成为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从中深受鼓舞，积极开展反对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914年6月，奥地利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15年，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治家成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开始了积极的努力。1917年，塞尔维亚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就国家统一问题发表了《科孚岛宣言》，宣布将把塞尔维亚和其他南斯拉夫人的国家，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18年10月，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国民议会成立，宣布该议会是奥匈帝国内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临时中央政府，并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紧接着，黑山和伏伊伏丁那也同塞尔维亚联合。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之子、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卡拉乔治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由其出任国王，称亚历山大一世。这是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包括塞尔维亚王国、黑山王国，还包括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的统一王国建立后，虽然颁布了废除封建剥削的新宪法，但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很快解决经济落后、政局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护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初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任何政党活动，实行独裁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对内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亲法国和英国的政策。1935年以后，日益转向亲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斯拉夫王国参加了德、意、日三国同盟。1941年3月，愤怒的人民推翻了亲法西斯的卖国政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同年4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王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国王和政府要员逃亡伦敦，独立、统一的南斯拉夫被德、意、匈、保等国瓜分。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抵抗斗争。1941年6月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立，由铁托任总司令。同年年底，第一支正规的人民武装——无产者旅成立。经过4年的浴血奋战，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在1945年5月解放了全国；同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它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此外还有作为塞尔维亚组成部分的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

1946年1月31日，南斯拉夫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实行了工业、运输、银行和商业国有化；继土地改革后，又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在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斯拉夫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探索符合南斯拉夫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联邦议会通过《劳动集体管理国营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在大型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实施对国营企业的管理；1963年颁布了新的宪法，扩大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限，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63年到70年代初，由工人自治发展到社会自治，同时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铁托逝世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选出代表，轮流担任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

1989年，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南共联盟内部出现了危机。1990年1月20日，南共联盟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南共联盟《宣言》，修改南共联盟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由于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共识，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退出会议，使大会陷于僵局，被迫宣布休会。会后，斯洛文尼亚共盟宣布脱离南共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的共盟主席拒绝出席准备复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事实表明，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等领导机构已经无法继续执行其职能。1991年1月22日，执政45年的南共联盟作为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已经解体。此后，民族主义和反共势力空前猖獗，民族矛盾激化，进而内战爆发，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自同年6月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先后宣布独立，原先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实际上已经解体。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并宣布它是原南斯拉夫的继承者。原统一的南斯拉夫解体成为五个共和国。

二、保加利亚：独立——人民共和国——剧变

1877—1878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战争。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国家反对土耳其的封建统治日益高涨，作出“解放者”的姿态，向土耳其发起进攻。俄军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军队的支持下，节节获胜，大军直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因英国干涉没能占领该城和海峡，但依据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在巴尔干山脉北部建立了一个由俄国“保护”的保加利亚公国，但保加利亚南部仍在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之下。随着土耳其的衰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南、北保加利亚在1885年合并，实现了国家统一，为资本主义因素以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益的条件。1908年，保加利亚结束了被土耳其统治的历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国家在一起，打败土耳其，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则遭到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结盟，再次失败。1920年，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成立政府，实行得到人民拥护的内外政策，但触犯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3年6月9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农民联盟政府，成立了新政府。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保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九月起义”，但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9月底最终失败，上万名起义者被逮捕，近5000人被枪杀或被绞死。起义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参加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由此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加利亚人民积极开展反抗德国法西斯及本国反动政府的斗争。1941年6月，保工人党中央作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德国占领者和保加利亚王国政府的决定后，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秘密的祖国阵线委员会。在艰苦的斗争中，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建立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1944年8月，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军巴尔干，保工人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祖国阵线政府的号召。9月5日，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9月8日夜，游击队发动起义，解放了首都索非亚，夺取了国家政权，9月9日，新生的祖国阵线民主政府成立，并向德国法西斯宣战。保人民军队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消灭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11月，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科拉罗夫当选为议会主席团主席。1946年9月，通过全民投票，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建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出任首任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同时，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5年12月，保通过了私人工矿企业国有化法案和银行国有化法案；1946年3月，保政府颁布《劳动者土地所有法》，实行了土地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47年12月，新宪法颁布，第一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1948年底，保共在索非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同时在精神文化方面完成革命改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

脱离实际，照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给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违背自愿的原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入社的现象；粗暴对待农民的物质利益，如随意扩大义务交售农产品的数量，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土地评价不公等。对于持有异议的农民，则任意处罚、殴打，甚至逮捕。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保共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无视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这一基本事实，强调“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大搞“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在教育、科学和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对保加利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共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次大会严格地遵循列宁规定的党的生活的准则，对确立集体领导和发扬党内民主，对同在斯大林生活和活动后期广泛进行的、贬低党和人民群众作用和降低党的集体领导作用的个人崇拜残余作不懈的斗争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保共和苏共一道严厉谴责这是“反革命叛乱”；但同时，保加利亚党和政府也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党和国家机关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1962年，日夫科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虽然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运用苏联经验时，要考虑到保加利亚的条件，考虑到保加利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特性”，但这多停留在口头上，缺少具体可行的措施。在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下，重大问题的决策很难避免出现失误，如日夫科夫提出建立“农工综合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土地荒芜，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他还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在保加利亚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结果使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甚至出现武装冲突。80年代中期以后，保政治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1989年12月，保加利亚政局开始发生剧变，保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被迫辞职；保加利亚共产党放弃了宪法规定的领导地位，改名为“社会党”。

三、南斯拉夫的文化教育

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为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它的发展，又是和南斯拉夫的以下特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三个主体民族外，还有许多斯拉夫及非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主要有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

南斯拉夫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均落后的国家。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南斯拉夫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从文化发展水平来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较为发达，而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最为落后。

南斯拉夫王国建立时，是欧洲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斯洛文尼亚文盲率较低外，其余各国充斥着大量的文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文盲近90％，而在马其顿则超过了90％。虽然在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实行了义务教育，但由于经费匮乏，教师严重缺编，各族人民生活贫困，所谓六年制或八年制的“义务教育”变成了一纸空文，不能贯彻执行，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1921年的统计表明，南斯拉夫12岁以上总人口的51％是文盲。

异族统治下的南部斯拉夫人民，为争取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的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南斯拉夫王国建立后，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迅速的改变。如马其顿人遭受土耳其人的奴役长达5个世纪之久。1912年，土耳其的统治被推翻后，马其顿人仍没有得到用马其顿语进行教学的权利，甚至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也不允许使用马其顿语，因为塞尔维亚当局认为，马其顿人是塞尔维亚人。

在高等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使在教育最为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奥地利统治者也不允许斯拉夫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大学。一些年轻人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求学。20世纪初，南斯拉夫只有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两所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又新增加了卢布尔雅那大学、苏博蒂察法学院和斯科普里哲学院。在20年内，大学生的人数从2000人左右增加到2万余人。由于妇女在法律上处于依附地位，没有选举权，所以女性在受教育方面明显地受到歧视。1921年时，识字的女性只占南斯拉夫人口的38.8％。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领导人民开展反法西斯和本国卖国贼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人民大众的文化建设，形成了独特的“游击队文化”。扫除文盲，识字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游击队中开设扫盲班，在根据地或解放区为成年人建立了识字班，同时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使儿童能尽快地回到原有的学校读书。在师资奇缺的情况下，各地开办了教师培训班，加紧培养教师，还有一些游击队伤员走上了讲台，在文化战线上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1944年，在克罗地亚解放区已有1051所小学，53895名学生，965名教师，而在1945年，已有1343所小学，83983名学生。在波斯尼亚的解放区，还建立了中学。在斯洛文尼亚解放区，教育事业也受到了重视，人民委员会专门设有学校管理处，负责500多所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根据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944年初在斯洛文尼亚成立了科学研究所，由历史学家兰·茨维特博士主持，主要从事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与民族问题研究。

战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政权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明显的变化，每年国民收入的4％以上用于教育，小学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95％以上；在南斯拉夫，由六个共和国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组成全国教育委员会，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在各共和国轮流开会研究教育工作。此外，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南共联盟根据自治原则对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的决议，强调要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加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责任感。

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迅速，每年有4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高校继续深造，以满足国家对各类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到80年代初，全国已有大学19所，209个系，124个2年制的学院和4所高等学校。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由25个学院依照自治原则联合组成。南斯拉夫政府对成人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也十分重视。鼓励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成年人，在各类“人民大学”或“工人大学”继续学习，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他们在学习期间得到社会和所在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如果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则可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这些学校中，除了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作为补充教材。对于聋哑、失明及其他肢体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们几乎都可以在专门的学校接受教育。

南斯拉夫不设立统一的科学院，而是在六个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个自治省建立各自的科学—艺术院，由这些科学—艺术院的院长、秘书长联合成立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由各共和国的科学—艺术院院长轮流担任，会址也因主席的变化而变化。在独立的、隶属于科学院和隶属于联合劳动组织的科研院所中，以及著名的高等学校中，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努力做到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欧洲享有盛誉。如地球物理学家安德烈·莫霍罗维奇在研究如何科学地预报地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天文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在太阳辐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撰写了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四、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

与文化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学艺术事业。自19世纪60年代起，塞尔维亚的文学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向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米·格利希奇、拉·拉扎雷维奇、西·马塔乌利、斯·斯雷马茨、斯·兰科维奇等人的作品，无论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中的一些作品，用讽刺或心理描述的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冲突，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文学流派交相辉映，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科·阿布拉舍维奇等工人作家、诗人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克罗地亚，文学的发展，是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继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主要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谢诺阿、文·诺瓦克、安·科瓦契奇，以及著名的诗人西·克兰切维奇等。20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学逐渐发展起来，丹科和武科耶维奇等，为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生动而形象地反映着社会的本质，使人们对不平等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

19世纪初，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下，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用人民的语言为人民写作”的口号。自那时以来，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等，在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弗·普雷舍伦，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弗·莱夫斯蒂克、安·阿什凯尔茨等，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进步思想。一些人的作品还以农民等劳动者为主人公，生动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顽强的反抗精神。在进步的文学实践中，伊·参卡尔等组织了“斯洛文尼亚现代派”文学团体。他们虽然受到西欧文学较多的影响，但现实生活使他们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初，南斯拉夫各地的资本主义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外国资本大量渗入。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学思潮开始流入南斯拉夫，并在南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颓废派、现代派等。一些作家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艺术性，否定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作品中以自我为中心，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建立，各民族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有利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进步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学流派——社会现实主义，拉·佐戈维奇、波波维奇等是其优秀代表。该流派30年代时在克罗地亚也有较大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作家是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如哈·基基奇、诺·西米奇等。在斯洛文尼亚，现实主义在20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现实主义成为主要的文学流派，出现了普雷日霍夫·沃兰茨、米·克拉涅茨等优秀作家。社会现实主义作家深入劳动者的生活，立足于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工农大众思想觉醒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民族进步的作家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有些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捍卫民族的尊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些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写作，揭露敌人的凶残，歌颂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业绩。在游击队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和画家。一些有才华的艺术家来到解放区，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克罗地亚，布兰科·乔皮奇的《牺牲的无产者之歌》，热情地歌颂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士，被人们公认是经典的游击队抒情诗。他的另一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大暴雨》，在20世纪40年代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揭示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必然趋势。布兰科·乔皮奇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和其他一些优秀的长短篇小说，为南斯拉夫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塞尔维亚的多布里察·乔西奇、切多米尔·明德罗维奇，斯洛文尼亚的爱德华·科茨贝克、马特伊·博尔等人的作品在南斯拉夫人民的游击队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文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同各种文学流派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南文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精品力作丰富了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宝库。伊沃·安得里奇堪称这些作家的杰出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始历史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等的写作，战后很快出版，并被先后译成40余种文字。1961年，此著作因成功地反映了“自己国家历史中的事实和命运”，“具有史诗般的力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伊沃·安得里奇是至今为止巴尔干国家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50年代中期，全南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提法也被否定。随着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大量介绍和传播，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得到较迅速的发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社会道德和伦理，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题材。到七八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实主义重新发挥影响，开始复兴，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历史事件及著名历史人物，以及现代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如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谴责道德的堕落等，成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代表作主要有尤·弗兰尼契维奇的《和平》、《漩涡》，米·鲍日奇的《炮弹》，恰·西亚里奇的《皇帝的军队》，还有米·科尔莱扎的多卷本《旗帜》，迪斯玛的《暴虐》等。

如果说中世纪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多与宗教有较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在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世俗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们在继承本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文化的有益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争取自由、民主，批判专制独裁统治，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主题。以克罗地亚著名雕塑家伊·梅什特罗维奇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风尚，如贝尔格莱德阿瓦拉山上的无名英雄墓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修建有许多纪念碑和英雄塑像，经过时间的考验，被人们公认是雕塑艺术的精品。斯·斯托扬诺维奇、弗·拉达乌什、伊·特尔沙尔等都是享有盛誉的雕塑艺术家。

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音乐，有着悠久的传统，中世纪时的教堂音乐虽然较多地受到希腊、罗马、拜占廷及其他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响，但仍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点。近代以来，南斯拉夫的音乐得到较迅速的发展。卢布尔雅那不仅是南斯拉夫，而且也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1702年在那里成立了音乐研究院，这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研究院之一。1794年，在那里成立了音乐协会，1816年又创办了巴尔干半岛上第一所音乐学校。1918年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成立后，在贝尔格莱德、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等地成立了高等音乐学府，对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音乐家们努力将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乐派的一些有益的内容结合起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音乐家，如古典浪漫主义作曲家布·别尔萨、印象派作曲家布·孔茨、鲁·马·什凯里扬茨，以及表现主义作曲家马·科戈伊等。

音乐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尽管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但游击队战士们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区，广泛流传着健康向上的民歌和革命歌曲，抒发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如著名的游击队歌曲“军旅之歌”几乎人人知晓。在游击队中较广泛地建有文艺宣传队，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原是大城市剧院的演员、歌唱家或指挥，在艺术上有较高的修养。他们以音乐为武器，为消灭法西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些音乐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伏·武奇科维奇、普·马尔科瓦茨等。在克罗地亚等地的解放区，还建立了人民解放剧院，经常上演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这些艺术家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无论在思想觉悟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五、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

保加利亚文化受希腊、罗马、拜占廷等多种文化和土耳其文化的影响，在音乐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它仍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民族传统。保加利亚音乐的题材十分丰富，除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音乐外，还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歌曲、歌颂勇武强悍的战斗歌曲，以及表现民俗民风的民间歌曲等等。

近代保加利亚的音乐是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著名音乐家马诺洛夫是其重要的奠基人。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了保加利亚第一支乐队，完成了保加利亚第一部歌剧，为保加利亚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保加利亚音乐家是赫里斯托夫和弗拉季格诺夫。赫里斯托夫，生于1875年，在作曲、指挥和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先后在索非亚歌剧院、国家音乐学院和索非亚教堂任职。他在学习、借鉴西欧音乐的同时，努力将其与传统的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伊瓦伊洛节日序曲》、《多布林卡和太阳》等。弗拉季格诺夫，生于1899年，在柏林结识了舒曼等德国著名音乐家，并从中学习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他还师从赫里斯托夫学习，不断丰富和完善保加利亚音乐的理论与方法。他在交响乐、室内乐和钢琴曲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贡献。其主要代表作是狂想曲《瓦尔达尔》、《保加利亚组曲》、《七首保加利亚舞曲》、《钢琴协奏曲》等。

保加利亚在造型艺术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5—6世纪时，在索非亚就建立了著名的圣索非亚教堂；7—9世纪建造了各类王宫，成为引人入胜的文化古迹；10世纪以后修建的普列斯拉夫的圆形教堂、巴奇科夫修道院等在欧洲建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世纪末，保加利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地发展起来，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在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有力推动下，保加利亚的造型艺术也开始复兴。保加利亚近代美术的奠基人是德米特洛夫。他和他的学生扎格洛夫，为保加利亚的绘画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加利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画家。梅尔克维奇卡，生于1856年，早年在布拉格美术学院、慕尼黑美术学院就读，参加筹建索非亚绘画学校，后任校长。他在油画和版画方面都有较大的成就，其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以及巴尔干山区的风光，如《手帕舞》堪称艺术精品。维申，生于1860年，先后在布拉格、慕尼黑学习绘画艺术，后在索非亚绘画学校任教。他的作品以农民生活、农村风光和战争为主，如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等，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其代表作有《赶集归来》、《巴尔干英雄史诗》等。这些作品表现了维申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以及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

富内夫是著名的雕塑家，生于1900年，索非亚艺术学院毕业，1944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他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之中，创造出许多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艺术品。如《集会》、《罢工纠察者》、《火车司机》、《游击队员》等。保加利亚1944年起义后建立了政权，歌颂无产阶级战士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的艺术作品日益增加，如彼得罗夫的《就义》，米尔切夫的《审问》，米哈伊洛夫的《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等。季米特洛夫—马伊斯托拉是保加利亚现代著名的画家，在版画方面颇有造诣，曾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饱含着对祖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深情厚爱，创作了许多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包括风景画和肖像画等，如《母亲肖像》、《保加利亚姑娘》、《唱歌的姑娘》、《姐妹们》。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亲临战场，画了许多战争素描，生动地表现了战士们的生活。

1878年，保加利亚人民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保加利亚文学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人民起义，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作家伊·伐佐夫的代表作《轭下》、《流亡者》、《被遗忘的史诗》等，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伊·伐佐夫，1850年生于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他在19世纪末曾组织“科学”文学团体，创办同名杂志，出任《曙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的主编。他还当选为议员，任教育部长。《轭下》是一部以著名的1876年四月起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伊·伐佐夫通过对主人公奥格涅诺夫的描述，再现了起义前夜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歌颂了革命者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20世纪初，他撰写了多部以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为内容的中长篇小说，如《斯维托斯拉夫·杰尔杰尔》、《伊万·亚历山大》，此外还有历史剧本《鲍里斯拉夫》、《伊瓦伊洛》等。

19世纪末，保加利亚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迪·波梁诺夫是早期无产阶级诗人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死亡之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后随着《铁砧》、《工人文学阵线》等文学刊物问世，“劳动作家联盟”的建立，革命文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如克·维尔科夫的《鲍罗沃村》、尼·瓦普察洛夫的《马达之歌》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战后人民新生活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版，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一些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积极影响，如维·安德列耶夫的《游击队之歌》，维任诺夫的《在原野上》，斯坦内夫的《傍晚静悄悄》，迪·迪莫夫的《烟草》，奥·瓦西列夫的《警报》、《幸福》，拉多耶夫的《旗帜飘扬》，斯·达斯卡洛夫的《自己的土地》等。

保共1956年召开“四月全会”批判个人迷信的种种表现之后，文学界开始批评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应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也应力求多样化。此后，作家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在题材上也更加重视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揭示他们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在50年代以后至今，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不同的时期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些，如80年代以后，一些作家极力改变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表现方法，如意识流和新浪漫主义等，提高文学的表现力。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有维任诺夫、拉迪奇科夫、列巴切夫、拉多耶夫等。80年代末，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召开了以“改革与文学”为主题的代表大会。1989年底，保加利亚政局发生巨变后，作家协会分裂成三个独立的文学团体。

第三篇 斯拉夫宗教

25 米罗斯拉夫福音书上的兽形崇拜

第一章 斯拉夫人的原始信仰——多神教

斯拉夫人最初的信仰为多神教。该原始宗教包含了斯拉夫人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和物质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中与宗教有关的物质文化是指生产、狩猎和收获等活动，因为它们之中渗透着劳动的主体——人对超自然力量伴随和参与劳动过程的虔信。斯拉夫多神教并不是一种孤立于相邻民族的原始信仰而存在的宗教，它属于古代印欧宗教中独立发展的一个分支。目前，史学家尚未发现有关公元6世纪以前斯拉夫人信仰的见证。因此，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的时期是指6世纪至10世纪末（斯拉夫各民族完成了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基督教的转变）这一历史阶段。

斯拉夫多神教是古代斯拉夫人在认识自然、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它形式自由，没有固定的组织范式，信仰的内容主要通过古代斯拉夫人的习俗和礼仪表现出来。斯拉夫多神教是一个成分繁杂的体系，其中既包含着作为人类宗教信仰的初级阶段的泛灵论思想（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如石头、水、树、闪电等都是活的，它们都有灵魂），又蕴藏着先验论和超自然人的蜕变论学说（相信来世，认为灵魂能够转化到肉体中去，超自然的人能够转化成羊、狗、猫、干草垛、小孩等）。在斯拉夫多神教徒看来，超自然的人物具有人形的、兽形的或人兽混合形的外表，超自然的力量遍布人间每个角落，人们不可避免地需同它打交道。虽然它并不总是为人们带来厄运或灾难，但是人们仍对它怀有恐惧感。于是，人们便借助于专门的礼仪和庆典活动来驱赶它或祈求它发慈悲。久而久之，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演变成多神教中概念较为模糊的诸神。6世纪，斯拉夫人不仅有了宇宙众神和部落诸神的概念，而且还接近于一神教，相信最高权威的神。根据同时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著述，斯拉夫人将雷神尊奉为最高神并用牛作祭品来供奉它。

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信仰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初多神教崇拜自然，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为神作用的结果，祭祀恶神和善神，似乎这些神控制着人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地球上的某些物质（如森林、水源等），崇拜土地、水、火、植物和一些动物。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斯拉夫人开始对作为血缘纽带的氏族祖先产生崇拜。再后来逐渐形成了部落崇拜：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这样，多神教的神从功能上分工越来越细，逐渐由具有普遍意义的神向地区性的神演变。

一、自然崇拜

斯拉夫多神教最早起源于自然崇拜。古斯拉夫人的宇宙观源自印欧时代，它观念陈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古斯拉夫人并不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球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地球是个平面，或在水中浮游，或架在四脚桥墩上。当它受到猛烈的撞击时，就会发生地震。地球有边际，虽然到达那里十分困难，能够到达的人寥寥无几，且自地球的边缘没有返回的路；天空被看作是地球上空拉紧的牛皮、青铜打谷场或庞大的器皿盖。天上有太阳、月亮和星辰。天共有7层，它们在特殊的时辰或在大雷雨出现的时候融为一体。太阳是人间的生命之源，喀尔巴阡山脉斯拉夫人称太阳为“神的脸”，有些斯拉夫地区称太阳为“神的眼睛”。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中，人们通常用“火红的”、“灿烂的”和“炙热的”等词作“太阳”的修饰语。古斯拉夫人根据日出日落的常规认为，太阳每天都在围绕着大地运动，它每昼夜要钻进海里或跑到地球的边缘去一次，以便冷却自己，然后再重新升起。

对于以农耕为主业的古斯拉夫人来说，节气是把握农业收成的关键性因素。基于地心说的传统观念和对太阳在一年内“活动周期”的感性认识，斯拉夫人将“太阳绕地球运动”一周称作农历的一年。农活的日程安排服从于月亮（太阴）的活动周期，月亮在斯拉夫民歌中被称为太阳的兄弟或姐妹。古斯拉夫人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月份的名称依据相应的自然特色来确定。“一月”在古斯拉夫语叫“сечень”，意为砍伐森林；“二月”叫“лютый（мороз）”，意为严寒；“三月”叫“березол”，意为白桦树开始发芽；“四月”叫“цветень”，意为繁花似锦；“五月”叫“травень”，意为百草青翠；“六月”叫“червень”，意为樱桃变红；“七月”叫“липец”，意为椴树开花；“八月”叫“серпень”，意为开镰时节；“九月”叫“вересень”，意为帚石南花开放；“十月”叫“листопад”，意为落叶；“十一月”叫“грудень”，意为道旁白雪堆积；“十二月”叫“студень”，意为冰冷。在斯拉夫各民族的现代语言中，12个月的名称统一来自拉丁语，借用古罗马历的称谓，因此，各国现行的月份名称读音相似，但它们与古斯拉夫语的发音却没有必然联系。古斯拉夫人的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它们的分界线是夏至日和冬至日。春和秋分别是夏季和冬季的初始阶段。在斯拉夫各民族的语言中，一些表示季节的词，如“夏天”、“冬天”等在发音上都比较相似。由于古斯拉夫人沿用古罗马的纪年法，即新年从三月一日开始，这样，新年的第一天在夏季。因此，在古斯拉夫语中，“夏天（лето）”有时代表“年（год）”的含义，由此不难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理解俄语中“纪年”（летосчисление）一词的含义。以此类推，“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以及许多由此派生出来的俄语词都与这一纪年法有着亲缘关系。冬夏两个季节的交替日是斯拉夫多神教重大的民间节日。届时人们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如在夏至日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东斯拉夫人采集绿草和鲜花，编织花环，用绿色装点场地，点燃篝火，人们从篝火上跳过去，从绿草和鲜花编成的花环中钻过去，由此开始了通宵达旦的狂欢活动：抬着自编的草人环村唱歌跳舞。当庆典活动达到高潮时，人们将象征邪恶的稻草人——丑八怪烧掉，同时扔进去一些马颅骨和旧鞋子等物品，以示驱邪。人们还用水盥洗全身，这也是避邪的做法；冬至日的庆祝活动要持续12天，多神教的化妆游园活动连续不断，人们载歌载舞，走家串户，祝贺一个新的农历年开始，冬天转向夏天。事实上，古斯拉夫人也将夏季和冬季继续二等分，其界限分别在夏季和冬季的正中间，相当于太阳周期中的春秋二分点。不过，同夏至日和冬至日相比，这两个节日属于小型节日，它们被看作是大地从梦中苏醒和进入冬眠状态的起点。几乎所有的斯拉夫人在这些日子里都崇拜蛇。按照古老的传说，春分日蛇从地下钻出来，秋分日蛇又钻入地下，据此，东斯拉夫人忌讳这两天去森林。

另外，古斯拉夫人还将一年的节气同一昼夜的时辰相对应。一年的两季——夏、冬分别对应着一昼夜中的白天和黑夜。春分日与拂晓相对应，秋分日与黄昏相对应，夏至日为正午，冬至日后的节期（共持续12天）对应着自子夜至雄鸡报晓时分。太阳升起和落山时，魔法、咒语最灵验，正午和子夜邪恶势力活动最猖獗。正午虽然几乎只是一瞬间，但这时往往有恶神跳出来惊扰世人。夏天是正午神最活跃的季节。正午神是斯拉夫多神教中的田地神，它外表或为身着白裙、梳着长发的姑娘，或为蓬头散发的老妪，经常在正午时分出现在田间，追捕在田间劳动的人：扼住农人的脊梁骨，农人就会出现中暑症状，它还常常抢走在田间玩耍的小孩，或吓唬在菜园里劳动的孩子们。正午神的形象在民间有时同美人鱼相同。冬至日过后，阴间的门便打开了，各类魔鬼均在人间出没，直到春分日这些魔鬼才消失到水中。于是，人们举行水祓净仪式，驱除身上的邪气并封住魔鬼返回的路。

古斯拉夫人习惯于把新季节或新月份的第一天看作是最具魔力的日子，因此，通常举行一定的仪式。如冬至日时，人们模仿耕地、播种、脱谷等农活或送给孩子们一些家什和农具，以便他们将来能做好活计。有时还送给女孩子一根针，让她们有一双巧手为家人穿针引线。春礼（三月一日）十分隆重，它是古代斯拉夫人的新年。保加利亚的春礼节礼仪就是在三月一日举行的，人们将白色和红色的织带系在孩子们、姑娘们和少妇们的右腕或脖子上，或者系在小动物的脖子上、果树的躯干上，以保佑他（它）们茁壮成长，织带一直系到第一只燕子或喜鹳到来之前。

在古斯拉夫人的观念中，如果神奇的魔力与太阳无关，那它一定同月亮有缘。月亮通常被认为是恶魔的载体，在保加利亚语中有“月亮抢劫”的俗语，月亮还成为许多咒语的指代物及死人居住地。斯拉夫人经常在新月时点燃篝火或烤制小饼，少女们预测未来，新人举行婚礼，农人开始播种、植树、建造房屋等活动。除了将太阳和月亮人物化以外，斯拉夫多神教有时还赋予它们以兽形外表。水牛、阉牛、牛犊、公鸡等动物通常用来指代太阳，奶牛、公山羊、公绵羊等指代月亮。星球的称谓更多地体现了斯拉夫人的古代农业和畜牧业传统。保加利亚人称大熊（星）座为四轮农用牛车，它由车轮、阉牛和一只狼组成；猎户（星）座被看作一把木犁，它由两只阉牛、犁身、耕田人和试图扑向木犁的几只狼组成。斯拉夫人把金牛座的昴星团或包括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在内的北斗诸星称作老母鸡、孵雏母鸡或用杆子搭的晒草架。

尽管太阳在古斯拉夫人的生活和传统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人们并不过分地崇拜太阳，因而，太阳不是多神教最主要的神。他们也不过分强调火，尽管对天火（闪电）和地火（祭祀篝火和家庭灶火）的崇拜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宗教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令人恐怖的宇宙魔力的化身是雷和闪电。在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方言中，雷电通常用以下三个词表示：雷、闪电和雷神佩隆（Перун）。俄语中雷电现象由“гром”（雷）和“молния”（闪电）两个词来表示。据俄国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980年，罗斯王公伏拉基米尔·斯维托斯拉维奇企图树立具有全国意义的多神教偶像。他在基辅王公楼亭外的山丘上树起了佩隆、霍尔斯、达日鲍格、斯特里鲍格、西马里尔格尔和莫科什神的偶像。其中，雷神佩隆和坐落在山脚下的畜牧神维列斯是东斯拉夫最主要的崇拜物。它们在类型学上是相对的（佩隆在山丘上，维列斯在基辅波多列地区，在山脚下），在社会功能上也是相对的（佩隆是基辅武士的神，维列斯是罗斯其他人的神）。基辅神中惟一的女神莫科什同女人的劳动尤其是纺线有关。其他的神也都具有不同的自然功能：斯特里鲍格是风神，达日鲍格和霍尔斯是太阳神。西马里尔格尔的含义最不明确，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从伊朗神话中沿用的；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七神合一的产物（该词的词根是“сем”，在俄语中意为“七”，在古代斯拉夫人的观念中，“七”是一个圣数，含有完整、全部的意思）。另外，在东斯拉夫人中，还有火神斯瓦罗格的说法。

斯拉夫神话是古代斯拉夫人统一时期神话概念的总称。随着斯拉夫人从原始居住区（维斯瓦河到第聂伯河之间）沿着中欧和东欧平原从易北河到第聂伯河和从波罗的海南岸到巴尔干半岛北岸的迁移，斯拉夫神话逐渐发生了地区性的分化和差异。逐渐地，斯拉夫神话分化成波罗的海斯拉夫（奥德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西斯拉夫北部地区）神话、东斯拉夫神话（以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地区）。另外，还有巴尔干南斯拉夫神话和波兰—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西斯拉夫神话。斯拉夫神话是考察斯拉夫多神教文化的重要依据。从斯拉夫神话中可以看出，东斯拉夫人的主要偶像——雷神、畜牧神、太阳神、风神、织布神和火神等在斯拉夫各部落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们属于泛指类型的神，雷神佩隆是斯拉夫人公认的武力的化身和雷电现象的主要参与者。据斯拉夫神话记载：雷神佩隆生活在天上、山峰上，有时它下来追捕地上的蛇形对手，原因是畜牧神维列斯抢走了地上的牲畜和人，其中包括雷神的妻子。被追捕的维列斯不时地藏到树下、石头下，或化身为人、马和牛。在同维列斯斗争的过程中，佩隆用利剑劈开树木、劈碎石头。最后，他取得了胜利，于是能够带来丰年的雨便降到人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语中，“佩隆”的名字分别为“Perun”和“Рarom”。捷克15世纪的作家特卡德列切克在三部曲《魔鬼—维列斯—蛇》中曾提及过恶魔维列斯的名字；波罗的海斯拉夫神话中的崇拜物雷神佩尔库纳斯（Перкунас）也是佩隆神的地方称谓。由于南斯拉夫很早就进入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影响范围，同时又比其他斯拉夫人更早地接受了基督教，南斯拉夫神话很少保留下来。在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洛科匹厄斯描写的巴尔干半岛的唤雨礼仪中，一些称谓，佩佩隆（Пеперун）、巴巴伦（Папарун）、佩佩卢德（Пеперуд）等名字都是佩隆神的谐音。这位拜占廷作家还提供了多瑙河南部斯拉夫人崇拜佩隆和维列斯神的一些史料。同维列斯作用相同的是塞尔维亚的畜牧保护神萨瓦“Сава”。斯洛文尼亚神话中关于女巫师莫科什卡的提法表明，东斯拉夫人的莫科什女神曾闻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神话中的达鲍格与东斯拉夫人的达日鲍格神相近。波罗的海斯拉夫神话中著名的神有：斯温多维特（Свентовит），它被称作最高神——“神中之神”，同战争和胜利相连；特里格拉夫（Триглав），它有三个头，有时也被称为最高神；斯瓦罗茨奇—拉德戈斯特（Сварожич-Радгост），同军事力量有关。由于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方言同东、南斯拉夫人差异较大，一些具有相同功能的神名称不同。有些史学家认为，斯维托维特、特里格拉夫和斯瓦罗茨奇—拉德戈斯特都代表了佩隆的形象。

除了雷和闪电，斯拉夫人对天上的云和雨等自然现象也充满了多神教神话想象。在斯拉夫人居住的一些地区，如塞尔维亚民间保留着印欧时期的一些观念：将积雨云当作天上的牧群，卷云视为奶牛、雨滴视为滋养大地的天乳等。塞尔维亚习俗中存在着以哭泣的方式来驱赶冰霜云的说法。哭泣的女人跑出院子，冲着冰雹云大喊：“住手吧，小公牛！不要往地上放你的白牛了，我们地上的黑牛会把你的白牛踢死的！”由此可见，人们将冰雹雨当作天上牧群向人间发动的进攻，地上的牧群能够保护大地不受侵扰。当然，天上牧群也能为大地带来恩赐，将天乳——雨送到人间。在冬至日和春分日前夜，塞尔维亚人习惯于到院子里请天上的神来家里做客，留在屋里的人问他：“外面怎么样？”他答道：“四周是晴天，没有一丝云彩，只有我们家的屋子上空有云。”其实，这是一场有意安排的节目，主人想借此祈求天上的神赐福于他，保障家里奶和奶制品丰裕。有时，在答话中还补充道：“院子上空有层云，我们的奶皮厚似毯。”在俄罗斯沃罗戈达方言中，冰雹云也叫“公牛”（бык）。斯拉夫人认为，闪电引起的火灾只能用牛奶或乳浆来扑灭，而不能依靠水。可见，畜乳在斯拉夫人的传统观念中也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物质。

在斯拉夫多神教中，同一种自然现象有时能够兼有多种象征意义。雨象征着天乳能够为大地洒甘霖，也能够让大地万物滋生。由此，天与地的象征意义就产生了，双方分别代表授孕者与能够怀胎和生产的受孕者。一般说来，天为阳，地为阴。在波兰和塞尔维亚谜语中“高爹爹”的谜底为天空，“矮妈妈”的谜底为大地。俄罗斯咒语“天为父，地为母”中也得到了同样的证明。“大地母亲”的说法在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而且还代表着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罗斯口头文学中经常用“神圣的”一词作为“大地母亲”的修饰语。东斯拉夫人，尤其是罗斯人，即使在接受基督教以后，仍保留着对大地母亲的古老崇拜，如不许在报喜节以前用棍棒敲打和惊扰土地、不许耕地、不许向大地射梭标、不许往地上吐唾沫等；白俄罗斯民间存在着土地在报喜节前怀孕的说法，因此，禁止在报喜节前开垦土地，以免土地母亲受惊。保加利亚人认为，如果报喜节以前耕地，地里就会冒出血来。违背了上述禁忌势必导致干旱和其他灾害。斯拉夫人发誓时普遍恪守这样的传统：抓一把土放在嘴里，将它吞下，再搬块生草皮顶在头上。它表示：土地是最公正的，它不能容忍任何虚伪，它将惩罚一切违背誓言的人。

水是生命之源，斯拉夫人自古就崇拜水，即使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对水的感情丝毫也没有淡漠。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一些乡村，女主人一定要在圣诞节的早晨去井边打新鲜水，并把家里残留的旧水全部泼出去。在打水到提水进屋的这段时间里，女主人不能吭声，因此，这种水又叫沉默水。在基督教的洗礼节（主显节）仪式中，水仍保留了一系列多神教的特征和观念。用水洗遍全身以清洗邪气成为南斯拉夫人尤利节仪式不可缺少的内容；东斯拉夫人的洗水仪式：将花环洒入水中、在水旁燃篝火等都是崇拜水的表现；西斯拉夫人常在复活节期间以水灌浇年轻人；当出现旱灾时，南斯拉夫人用水往绿草装扮的姑娘身上浇，以便达到唤雨的目的。古斯拉夫人认为，地下的水和天上的水（云）是直接相连的，因此，可以通过将罂粟籽、红菜头汤倒入井里的方式祈雨。斯拉夫人保留了对泉水和井的崇拜，这些水通常被称作能治病的水或圣水。

民以食为天，每年庄稼收获完毕，古斯拉夫人总免不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胡子节是古斯拉夫人尽人皆知的节日，这里的“胡子”是指神的胡子。收割的男女在收获结束以前一定要在禾茬上留下一绺禾穗，而后将它们装扮起来，旁边放上盐和面包、食物和白酒，唱起庆祝丰收的歌曲来欢庆收获的结束，这一仪式反映了斯拉夫人对谷物的崇拜。对谷物的衷情在斯拉夫人其他节日中也有体现。在比较重大的民间节日里，斯拉夫人都有烤制面饼的习惯，如塞尔维亚人在冬至日吃的面点、在复活节做的圆柱形大甜面包，东斯拉夫人做的结婚大圆面包和荐亡日吃的面饼等，它们使节日的气氛更加浓烈。

二、祖先崇拜

在基辅罗斯11—12世纪的反多神教训诫中提到了祖先神洛特及其妻——祖先女神洛扎尼查（Рожаницы，单数形式为Рожаница）这两个多神教的神话人物，其中祖先女神在词形上为复数。一些学者据此推测：当时罗斯还推行着一夫多妻制。另一些学者则从性别功能上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它表示女性能够繁衍后代。祖先神是在罗斯诸主要自然神产生以后出现的，说明祖先崇拜是斯拉夫多神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公元7—8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当住在喀尔巴阡山山脉东北部的东斯拉夫人受到山脉东西两面的异族人——阿瓦尔人侵袭时，他们开始向东和东北迁移。据同时代拜占廷作家记载，斯拉夫人为氏族酋长所统治。随着阿瓦尔人的侵入，东斯拉夫人开始四处迁移。这时，氏族联盟仍为斯拉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当时每个氏族都聚族而居，同一氏族的人住在一个单独的村镇里，同别的氏族不相混杂。在东斯拉夫人氏族联盟时期，对祖先的景仰与祭祀是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祖先崇拜由此产生。东斯拉夫人往往以各种食物（米粥、面包和奶酪）来供奉洛特和洛扎尼查，并为他们献上饮品（蜂蜜）。另外，丘尔（Чур，意为始祖）也是罗斯著名的祖先神。在俄国一些地区，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一些人遇到怪物或突然的危险时仍发出这样的呼救声：“Чурменя！（祖宗，救救我吧！）”。罗斯人对十字路口的恐惧心理就源自丘尔神。在罗斯神话传说中，“Чур”一词相当于罗马的界神（Терм），他是氏族的田地和疆土的守卫者。由此，俄语词“чур”引申为“界限”和“法度”，现代俄语中的副词“чересчур（意为过分）”就是由该词派生而来的。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了罗斯人的葬礼仪式：亲属在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后，把他的尸体焚烧，然后将骨灰装到一个小容器中，置于十字路口的一根柱子上，这些柱子通常是不同领地的界桩。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在东斯拉夫人的观念中祖先就成为氏族土地和庄园的保护者。如果他走过十字路口，那就意味着他将超出祖先保护的范围，罗斯人自然会为即将失去保护神而感到不安。

祖先神在斯拉夫人心目中不仅是一个保护亲族防止各种邪恶的偶像，而且还是决定未来收成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斯拉夫人认为，祖先神能够为农人创造有利的或不利的气候条件。如果先人是正常死亡的，那么，他到阴间以后仍在为亲族的后人造福，保证家族五谷丰登。但是，如果族人对他不敬或触怒了他，他也会惩罚后人，让亲族收成减产。斯拉夫人自古不赞成非正常死亡，认为那些溺死、自杀者的先人是罪人，是不被天地诸神接收的人，这些人像天上的神牛一样统率着冰雹云，伺机为人间带来灾难。南斯拉夫（尤其是塞尔维亚）人还认为，先人在阴间仍操持他在人间所从事的农业，阴间的收成也有丰产和欠收的时候。当天上出现两道彩虹时，南斯拉夫人就认为一道彩虹对着大地，另一道冲向天空。彩虹中每道彩色的宽度代表着未来收成中粮食（黄色）、酒或葡萄（红色）等的产量状况，借助于彩虹就可以了解人间和阴间的收成前景，难怪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把彩虹叫做“酒类—谷物”。古代斯拉夫人并不把彼岸世界分成天堂和地狱，这些概念在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以后才出现。斯拉夫人相信阴间是个统一的世界，它距人间很遥远，在大海的彼岸。波罗的海斯拉夫人认为，先人有时会在祭祀日回到自己的农舍看看，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墓地。

斯拉夫人对祖先神的敬畏还在于，这些神具有与命运神相同的功能。苏特神是斯拉夫人共同尊奉的命运神，在俄语中它叫“Cуд”，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中叫“У суд”，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源自“судьба（命运）”一词。按照斯拉夫神话传说，苏特神能够决定人的命运。如果苏特在自己的宫殿里撒金子，那么这一天出生的人将会享受荣华富贵；如果苏特在简陋的房舍中撒瓦片，那么，这一天出生的人将一辈子受穷。同祖先女神洛扎尼查一样，命运女神苏杰尼查（Суденицы，单数为Суденица）也是一种复数形式的称谓。在斯拉夫多神教中，她的作用基本与祖先女神相同。命运女神经常以三姐妹的形式出现，三人的年龄分别在20岁、30岁和35岁左右。她们长生不老，住在遥远的地方，通常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偶尔在第一天或第七天）子夜来到孩子家中，为新生儿确定命运。保加利亚人认为，命运女神确定新生儿命运的方法是：先由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确定小孩的命运，然后依次再由年龄居中的女神和最年长的女神来确定。三女神中长者的话最灵验，它具有决定性作用；塞尔维亚人则认为，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预测孩子的命运：年长者指出新生儿的死亡期限，年纪居中的女神指出孩子的体力缺陷，年龄最小的是最仁慈的，她能说出孩子的寿命、结婚年龄、生活中将同哪些人打交道以及会遇到哪些走运的事，她的话最灵验。一般说来，命运一但确定就无法改变，女神将确定的命运写在新生儿的额头上。在捷克神话传说中，命运神往往身着白衣手持蜡烛来到人间；东斯拉夫人想象的命运神形象与壮士歌和神话故事中人物不大相同，命运神是脸色苍白的神话人物；波罗的海斯拉夫人也崇拜命运神，他们叫它杰克拉、卡尔塔和拉伊玛等，这些决定后人命运的神话人物都是斯拉夫多神教中祖先崇拜的直接反映。

三、部落崇拜及其他

在氏族基础上形成的部落为斯拉夫民族的分化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部落是由一个或几个操共同语言、有着共同习惯和传统的氏族构成的，它经过分解、联合和同化，逐渐形成了民族。这时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崇拜在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部落崇拜应运而生。在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基辅的创立者——基、谢克和霍利夫三兄弟成为波利安部落的保护神和崇拜对象。在东斯拉夫人的古代传说中，相传在第聂伯河的岸边，在三个相邻的山丘上住着兄弟三人（基、谢克和霍利夫）及其美丽的妹妹列别吉（Лебедь，意为天鹅）。三兄弟在附近的森林里从事狩猎活动。每个人都以自己生活的山丘为中心建立了独立的村落。三个人的统治范围合在一起形成了古代的城市。为了表示对长兄的尊重，他们决定以哥哥基的名字为该城命名，这就是基辅城名字的由来（意为基的城市），基成为波利安部落的最高始祖。在古代俄罗斯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形成以后，基及其胞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他们成为东斯拉夫各部落崇拜的神话英雄。今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第聂伯河岸上仍耸立着一尊青铜雕塑——手持武器的三兄弟并排站在一只天鹅形的船上，这是后人为纪念基辅城的创立者而树立的，该造型艺术成为基辅城的标志。留利克的名字在东斯拉夫人中无人不晓。据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公元862年，东斯拉夫各部落开始对彼此之间的内讧和战争感到厌倦。他们商量后决定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也叫罗斯人、诺曼人）来治理他们。于是，罗斯人从自己的氏族里推举出三位兄弟，率领自己的族人来到东斯拉夫人这里。长兄留利克坐镇诺夫哥罗德，二弟西涅乌斯坐镇白湖，三弟特鲁沃尔坐镇伊兹博尔斯克。不久留利克去世，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权为留利克的亲属奥列格所继承，留利克遂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利克王朝的创始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罗斯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诺曼说（认为罗斯国家是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创立的）的维护者强调《往年纪事》中史料的权威性，而反诺曼说学者们则认为，《往年纪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内容作为史料缺少科学性和可信度。有的学者还利用考古手段证明罗斯的称谓源自第聂伯河的一个支流罗斯河（Русь或Рось）。不仅如此，一些学者甚至从语源学的角度对留利克三兄弟的名字提出了疑义，认为三兄弟的形象是编年史作者臆造的。理由是：该神话传说最初来自瑞典语，在瑞语中只有“留利克（Рюрик）”是表示人名的专有名词，而西涅乌斯（Синеус）和特鲁沃尔（Трувор）分别是瑞语词组Sine use和Tru war的译音，二者的意思为“族人”和“亲兵”。[1]因此，神话的原意应是留利克带着族人和亲兵来到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学者们认为，记述这一事件的作者是诺夫哥罗德人，作者因不懂瑞典语而造成了上述错误。不管后来学者们的观点如何，在编年史作者生活的12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留利克是作为东斯拉夫人神话中的英雄出现的，他在当时被奉为东斯拉夫多神教的偶像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西斯拉夫神话中也有系谱英雄，如切赫（Чех）、里亚赫（Лях）和克拉克（Крак）三兄弟。相传这三位兄弟分别生活在今捷克、波兰和波兰的克拉科夫。据14世纪波兰纪年史记载，里亚赫来自拉丁语ledo一词，意为旷地或处女地。里亚赫在这里从事农耕，他们的子孙不断繁衍下来，形成了波兰民族。在波兰传说中，克拉克在瓦维里山上建造了一个城堡，他处死了毁坏周围民众及其牲畜的蛟龙。因此，克拉克被当作战胜蛇的斗士列入斯拉夫神话中。切赫、里亚赫和克拉克分别成为捷克、波兰人的祖先神，克拉克成为波兰克拉科夫城的创立者。他们都是西斯拉夫人部落崇拜的偶像。

斯拉夫各民族分化以后，各自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多神教偶像崇拜。如东斯拉夫与季节相关的神雅利拉、科斯特拉马等。雅利拉神在俄语中叫“Я рила”，在乌克兰语中为“Я рило”，在白俄罗斯语中为“Я рыло”，它在东斯拉夫神话中象征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春天。直到19世纪末，白俄罗斯每年旧历4月27日仍举行隆重的雅利拉节仪式。庆典活动的中心人物是雅利拉女神，她由一位赤脚美貌的小伙子装扮而成，她身着白衫，右手托着一个人头造型，左手握着一把麦穗，头上戴着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她骑在一匹拴在柱子上的白马背上。围在她身边的姑娘们头戴花环，拉成圈载歌载舞。人们还喊道：“雅利拉神在全世界漫游，她能让田地产粮食，能让世人生孩子。哪里有她的足迹，哪里就粮食成堆；她的眼睛往哪里看，哪里的禾穗就又肥又大”。在俄罗斯的雅利拉节日仪式中，神的装扮大致与白俄罗斯相同。不过，后来俄罗斯人把这一天当作放纵日，他们无节制地狂欢：唱歌、围着篝火彻夜跳民间舞、做游戏、吃饭、喝酒、挥拳打架，有时甚至打出人命来。1765年，俄国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宣布多神教的雅利拉节为非法，从此，这一节日逐渐在俄罗斯消失；科斯特洛马神在东斯拉夫神话中也是生命力的化身。在俄罗斯送春（也叫送别科斯特洛马）仪式中，科斯特洛马是一位头裹白床单、手中握着橡树枝的年轻妇女，旁边的人围着她跳环舞。送春仪式的保留节目是为科斯特洛马送葬。这时，人们编出一个人形的稻草人充当科斯特洛马。人们或把它埋藏，或把它烧掉，或把它撕碎。然后，科斯特洛马又复活了，这一仪式突出了该神生命力的强大。在俄语，“科斯特洛马（кострома）”来自“麻秆（костра）”一词，意为植物的棵秆。

随着同周围天主教世界交往的日趋频繁，西斯拉夫多神教中出现了来自拉丁语世界的部落偶像。关于波兰神的史料主要来自波兰史学家扬·德卢戈什的《波兰史》（写于15世纪后半叶），其中列举了一些源自罗马神话的神的名字：丘比特（Yesza，最高的天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马尔斯（Lyada，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列斯），维纳斯（Dzydzileya，罗马神话中司春、司美、司爱的女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吉达），普鲁同（Nya，希腊神话中阴间和死人王国里的神），狄安娜（Dzewana，古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和月亮女神、丰收和人类繁衍的庇护神、猛兽的保护者，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泰密斯），色列斯（Marzyana，古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和农耕女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子忒耳）。这些从起源上来说与古斯拉夫神话毫不相干的罗马神为波兰人所承认，经过同西斯拉夫民间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波兰的民族神。罗马神话中的死神普鲁同在波兰语中叫努阿神，意为“鬼魂”和“死亡”。波兰语中“少女（dziewa）”一词也是由罗马女神狄安娜的名字引申而来的；色列斯神常出现在波兰人季节性的多神教礼仪中。

在斯拉夫多神教后期，神的概念在人们的信仰中逐渐抽象化。换言之，斯拉夫多神教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抽象意义的神，如运气神、灾难神、真理神、撒谎神、死神或审判神等。同运气、成功、幸福等吉祥事物相关的神在斯拉夫各民族中说法基本上一致：如俄语中“富有的”一词为“богатый”，它原始意为“拥有神的”（имеющий бога），而“贫穷的（убогий）”原意为“没有神的（не имеющий бога）”；在乌克兰语中，“неубог”、“неубога”意为不幸的、赤贫的，等等。“бог（神）”一词进入许多神的名字中，如东斯拉夫人的太阳及财神达日鲍格（Дажьбог），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灾难神切尔诺鲍格（Чернобог）等。一切非个体化的邪恶势力、魔鬼以及家庭、森林和沼泽中的恶动物都是斯拉夫人观念中的恶神，如家神、林妖、水怪、美人鱼、草叉、疟疾神、鬼魂、瘟疫、女怪、熊、狼等。此外，一些古代斯拉夫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也成为多神教恶神的来源，如凶恶的老妖婆、凶恶的瘦老头、怪物、森林王、水魔王、海王、山神和空气神等。斯拉夫人对于死神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崇拜家庭和家族保护神——自然死亡的父母和先辈；另一方面认为那些非正常死亡者十分可怕，他们死后会变成吸血鬼来危害世人。

在斯拉夫人的观念中，世界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象，它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斯拉夫各民族都崇拜天堂树。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作品中，经常为斯拉夫人所提及的树有：白桦、刺柏、橡树、松树、山楂树、苹果树等。世界树被看作是由树枝、树干和树根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体，上面分别有各种动物附着：在树枝和树梢上面的是鸟类（鹰、夜莺、具有神话色彩的鸟等）、太阳和月亮；在树干上生活的是蜜蜂，树根上是一些爬行动物（蛇、海狸等）。所有的树都能同人相比较，尤其是同女人相比，如口头文学中关于一棵树或女人在两个骑士之间或两只鸟之间的描写，类似的图案在俄罗斯北部的刺绣中也出现过。借助于世界树宇宙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纵向格局——三个王国：天、地和阴间，四个地域性的方位（北、西、南和东），出生和死亡（绿色的、开花的树和枯树、天堂树等）等现象。

斯拉夫多神教习惯于把世界描述成一个二元比较的体系，通过比较来确定空间、时间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特征。一般说来，斯拉夫神话中的正面和反面人物分别具有吉祥和不祥的象征意义。斯拉夫人的算命仪式基本上是在幸（走运）与不幸（倒霉）之间做选择，有时这种选择还同白神与黑神的比较一致：白神是吉祥的征兆，黑神则是不祥的象征；生与死的对比也是斯拉夫多神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斯拉夫神话中神能给予生命、财富和长寿，它们是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女神任瓦和东斯拉夫人的罗特（Род）。但是，神也能为人带来死亡：谋杀事件经常与斯拉夫神话中的切尔诺神（意为黑神）和佩隆有关（斯拉夫咒语中有这样的话：“但愿切尔诺神或佩隆把你杀了！”）。纳菲和玛列娜神是病和死的化身。在斯拉夫神话中生与死的象征物是活水和死水、生命树和埋在树下的蛋、大海和充满死亡与病魔的沼泽。

奇数与偶数的对比是斯拉夫神话中一种常见的隐喻形式。斯拉夫人认为，偶数为吉数，奇数为凶数。受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在古代斯拉夫人的时间周期中也出现了七天为一周的说法。不过，每一天所代表的含义仍按照多神教的传统观念形成。多神教的罗斯人把星期日叫做“неделя（即нет дела，意为非劳动日）”，现称谓“воскресенье”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才产生的。在斯拉夫俗语中，星期一通常被称作“黑色的”，即不吉利的日子。俄罗斯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星期一花钱，一周都要破费”等；星期二被看作是普洛维神的日子。普洛维（Прове）是波罗的海斯拉夫人崇拜的最高神，每逢星期二，这里的斯拉夫人都要纪念普洛维神。普洛维神没有固定的偶像，关于它的含义存在着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普洛维的名字是斯拉夫人共同尊奉的雷神佩隆的不同表达法，理由是：普洛维神同橡树和森林相联，而橡树为雷神佩隆所专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普洛维是财神，它的到来意味着土地肥沃、收成年年有余。可见，星期二是个吉利日；在基辅罗斯，星期三（среда）是女神谢列达（Середа）出没的日子。据说她能帮助妇女织布和染布，但是，她来人间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在星期三干活的人。因此，星期三不宜出门；星期四同雷神佩隆相关，有了最高神的保护，诸事自然会很顺利；星期五同东斯拉夫众神中惟一的女神莫科什有关。在乌克兰，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还在纪念莫科什神。据北俄罗斯民族志记载，莫科什神是一位头大手长的女人，她经常夜间串到农舍中织布。因此，民间忌讳在织布机旁留有麻纤维，担心会引来莫科什神。乌克兰民间习惯于把莫科什女神叫做星期五女神。星期五女神经常蓬头散发，夜间到处游串。人们为星期五女神献上供品，往井里扔纺线和麻纤维。俄语中有“好人星期五不织布”的俗语，星期五成为东斯拉夫人的一个禁日；一周的最后一天——星期六的名称来自古犹太教，意为安息日，这一天斯拉夫人祭奠已故的先人。他们相信，先人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度日。关于一周的凶吉俄语中有这样的民间说法：“星期一和星期五难熬，星期二和星期六好过”、“星期二或星期六可以出远门”、“不管神给你什么好处，星期三和星期五都不宜织布”、“遇到星期三别灰心，前边就是星期四”、“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不宜做任何事”、“星期五做事白忙碌”等。在斯拉夫多神教的数字体系中，三（世界树的三个部分、三头神、数字3在口头文学中代表泛指意义十分常用）、四（四个头的兹布卢奇斯基偶像，波罗的海斯拉夫的四个神话人物雅罗维特、卢耶维特、波列维特和波列努特合为一个神）、七（古罗斯的七个主要神）、九和十二为吉利数字；其余的单数为不吉利数字，如日期中的13号、独头怪物等。

在右左对比中，右为真理、公正，左为谬误；在古斯拉夫婚礼和殡葬仪式中，男女的位次是男右女左。男女神话人物在功能、意义和数量上有较大区别：在多神教诸神中，男神均为单数形式，相应的女神则为复数形式，如恶魔吉夫和吉维、祖先神罗特和罗扎尼查，命运神苏特和苏特尼查等，阴性神的魔力往往胜过阳性神；上与下的对比在宇宙体系中对应着天与地、世界树的树梢与树根、化身为三头神的各类王国、山丘上的佩隆和山谷中的维列斯；在天与地的对比中，天上的生灵为神，与地上的凡人相对；在陆地与海洋的对比中，只有当春天或太阳从海上升起时海的吉利意义才体现出来，多数情况下海为邪恶势力的巢穴。大地则为孕育万物的慈母形象；在春与冬的对比中，以冬来衬托春的生机和活力。春礼的庆祝往往伴随着葬冬仪式；老人与年轻人的对比经常出现在多神教的庆典礼仪中，这时年轻人与白胡子老头配合默契，形影不离，如冬至日庆典仪式中出现的白雪公主和寒冬老人等。在斯拉夫神话中，老妖婆和白胡子爷爷的形象分别突出了神话人物的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等特征。斯拉夫人遵守晚辈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在追荐亡灵的多神教仪式中，参加者往往按辈分的高低和年龄的长幼顺序排列。由于长者代表成熟和智慧，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中，傻瓜伊万常常扮演小弟弟的角色。

综上所述，斯拉夫多神教尚属于一种神话宗教，是人类宗教的初级发展阶段。虽然古斯拉夫人崇拜神并认为，神比世间的人更完美、更有智慧和力量，但是，多神教中的神并不是超自然的、超世俗的一神教意义上的“超人”。斯拉夫多神教带有原始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色彩，主张神人同形同性说。因此，多神教的诸神并不是身居神秘莫测的天国，而是住在高山上、地球那边或海底世界。它们同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同世人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多神教的诸神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超常的魔力，但没有一个神是万能的。斯拉夫人对其主要神——雷神的崇拜也不是为它的品德所折服，而是出于对雷神的强大报复欲的恐惧。从这一点上讲，斯拉夫多神教是较为自由的宗教，它甚至能够对具有人的弱点的神提出批评意见。因而，人们对神的态度不会达到盲目信仰和狂热崇拜的程度。诸神的形象是古斯拉夫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意志塑造的，它代表着斯拉夫各民族原始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早期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在斯拉夫多神教的后期，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斯拉夫人对周围世界的解释已经不仅限于单纯的宗教思维方式，还能够运用哲学的逻辑进行推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思考标志着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26 莫斯科圣三一修道院（14世纪由罗斯修士谢尔吉·拉达涅日斯基修建现为莫斯科神学院所在地）

[1] ［苏］鲍·阿·雷巴科夫：《俄国历史的初始年代》，引自俄国史学家尼·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第1卷注释，卡卢加《金色林阴道》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第二章 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确立

一、斯拉夫人的基督教洗礼

多神教的斯拉夫人对基督教并不陌生。早在公元7—8世纪，在多神教占主导地位的斯拉夫民间，基督教化的过程已经自发地开始了。随着同基督教世界的交往，斯拉夫人中出现了基督教徒。罗斯土地上最早的基督教徒是瓦良格商人，8世纪，他们沿着“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从事贸易和掠夺活动，受其影响，罗斯人中也出现了基督教徒。9世纪下半叶，在拜占廷传教士的游说下，60、70年代，罗斯先后有两批武士和商人接受了基督教，其数量可观，被俄罗斯宗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洗礼”和“第二次洗礼”。10世纪初，罗斯社会各阶层中都存在着基督教民。9世纪中叶，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来到斯拉夫人建立的大摩拉维亚国，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斯拉夫文字，随之便开始了对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宗教传播。

斯拉夫人是在基督教内部教派分裂的过程中皈依基督教的。

当时，东西方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对周围邻国的宗教渗透和扩张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9世纪中叶开始，君士坦丁堡教会以东罗马皇帝为后盾，积极从事对外传教扩张活动，派遣传教团到邻近国家传教。它们的首要目标是邻近斯拉夫人的居住区东摩拉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利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希腊派基督教的。公元862年，保加利亚和东法兰克王国缔结了对付大摩拉维亚（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南部）的军事同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大摩拉维亚国王拉斯基斯拉夫向拜占廷皇帝求援，并请求他派遣传教士，用斯拉夫人易于通晓的语言传播基督教。拜占廷及时抓住这一宗教扩张的好机会，分兵从水陆两路进攻保加利亚。863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一世同拜占廷讲和，并同意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赴君士坦丁堡签约的保加利亚代表在拜占廷当即接受了洗礼。接着，一批拜占廷传教士来到保加利亚首都为鲍里斯一世举行洗礼仪式。865年，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保加利亚推行开来。保加利亚从此成为拜占廷基督教的一个成员。拜占廷帝国对大摩拉维亚国也是“有求必应”，派出了专门的教士团到捷克传播希腊派基督教。然而，早在831年，西斯拉夫人的大摩拉维亚国就在东法兰克日耳曼帝国的压力下，从巴伐利亚罗马教派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日耳曼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捷克地区，为这里的贵族阶层洗礼。此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承认东法兰克的宗主权，在这里建立起罗马风格的教堂，人们统一用拉丁语作礼拜。因此，东方教派的活动未能扭转乾坤。捷克和斯洛伐克传统上一直属于罗马教派的天主教国家；波兰是受邻国捷克的影响而成为基督教国家的。965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娶捷克大公鲍莱斯拉夫一世的女儿为妻。966年，捷克神职人员来到波兰为梅什科一世及波兰的达官显贵按照拉丁仪式举行了基督教洗礼。接着，基督教在波兰各地普及。

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也是君士坦丁堡教派的近邻。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是罗斯与拜占廷两国关系发展的产物。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世界各地的商品云集于此，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决定了它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有关君士坦丁堡都市豪华的信息已通过“从瓦良格至希腊之路”传到罗斯。罗斯国家建立后，很快走上了同希腊的武力外交政策。911年，罗斯王公奥列格带兵攻打希腊人取胜，迫使对方与他签订友好条约；941年和944年，基辅大公伊戈尔两度远征希腊，双方恢复条约；971年，大公斯维托斯拉夫逼近沙皇格勒，希腊讲和，双方再次签约。总之，历代的统治者都想扩大罗斯的影响，获得与世界文明国家平等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弗拉基米尔王公的对外政策与其先辈是一脉相承的。987年，拜占廷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混乱，瓦西里二世的皇位岌岌可危，加之同保加利亚作战的失利，他迫切需要寻找军事伙伴。斯维托斯拉夫战胜保加利亚的事件使他向罗斯求援。结果双方达成协议：弗拉基米尔提出娶拜占廷公主安娜为妻，作为出兵的交换条件，拜占廷方面以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前提答应了这桩婚事。弗拉基米尔信守诺言，于988年夏率兵赴君士坦丁堡平定了叛乱。最后，弗拉基米尔同拜占廷公主完婚。拜占廷皇帝企图借罗斯武力稳定自己的皇位，并竭力以宗教渗透的方式变后者为自己的附庸；罗斯王公则旨在通过联姻方式使罗斯跻身于当时的强国之列，接受基督教是他实现外交目标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条件下，988年，罗斯王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接着，他又命令基辅罗斯的王公、贵族和老百姓来到第聂伯河边，接受拜占廷神甫为他们举行的基督教洗礼仪式，这一年就被称作罗斯受洗的纪念年。

在南斯拉夫人各民族中，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是克罗地亚人。公元800年左右，当时从属于法兰克帝国的克罗地亚（包括萨瓦和达尔马提亚两部分）便从宗主国那里接受了基督教。10世纪初，罗马教皇下令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教堂圣事一律改用拉丁语。基督教拉丁教会在克罗地亚占据了主导地位；早在7世纪中叶，斯洛文尼亚人就建立了卡林西亚公国。745年，卡林西亚大公博鲁特为了打退外敌阿瓦尔人的进攻向日耳曼巴伐利亚人求援，从此承认法兰克王国的最高权力，并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东西教派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交锋最为激烈，因此，塞尔维亚人的基督教信仰几经变迁才最后确立下来。大约在855年，生活在狄那里阿尔卑斯山和南摩拉瓦河之间、南到黑山、北到萨瓦河和多瑙河的扎果热塞尔维亚大公从克罗地亚人那里接受了拉丁基督教，受尼恩的克罗地亚主教区领导。但是，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王国中的塞尔维亚人却在拜占廷的影响下，按照希腊方式接受了基督教。他们还在巴尔、斯通和特雷比涅建立了三个主教区，服从拜占廷主管教区大主教的领导。1018年，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人建立了杜克利亚和扎胡姆列两个公国，它们均臣服于拜占廷帝国。1077年，杜克利亚公国的大公曾求救于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要求摆脱拜占廷的控制，宗教上接受罗马的领导。这个国家又改拜占廷基督教信仰为罗马基督教信仰，还成立了泽塔王国，扎果热也加入了王国，这就是第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王国。12世纪初，泽塔王国分裂，拜占廷重新控制泽塔，塞尔维亚人的传统信仰——东正教又得以恢复。至此，南斯拉夫人全部基督教化。他们分别归属基督教两大文化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属于西方（拉丁）文化圈，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属于东方（希腊）文化圈。

二、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

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吸收了古代犹太教和东方宗教中一些可利用的因素，发展成为一种组织严密、教义系统、礼仪范式化的一神教信仰。9—11世纪，基督教东西教派在神学教义及宗教礼仪方面的分歧日趋明显，但在管理体制上大体一致。在组织形式上，拜占廷东正教会的管理自上而下分牧首区、都主教区和主教区三级，罗马天主教会分教廷区、大主教区和主教区三级；在教义上，双方都以神（上帝耶稣基督）的存在为核心，相信神的启示，《圣经》和《信经》是它们共同遵守的经典；在宗教礼仪上，基督教两派都要举行七件圣事：受洗礼、坚振礼、圣餐礼、婚配礼、告解礼、祝圣礼和敷油礼。不过，拜占廷教派使用希腊语进行祈祷，还允许各教区使用民族语言举行圣事。罗马教派则严格要求各民族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统一使用拉丁语。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首先表现为教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拜占廷教会的最高组织机构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各地的基督教东方教派组织都服从于它的领导。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拜占廷牧首区在基辅建立了都主教区。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拜占廷皇帝商量后指定，其职能是监督管理罗斯宗教事务，定期向牧首区汇报情况。牧首有权依据主教和王公的起诉对基辅都主教进行审判，有权从都主教区收取贡赋——什一税。地方性的宗教事件由都主教区管辖的主教区处理。11世纪中叶，罗斯主要地区（如斯洛温、克利维奇、德列维奇等地）的中心城市里都设立了主教区。11世纪下半叶，主教区扩展到王公征战掠夺的地区，如贝琴尼格地区的尤利耶夫主教区和罗斯托夫主教区等。12—13世纪，罗斯的主教区向北方发展，到13世纪初的蒙古人入侵以前，罗斯境内共有主教区16个。为了加强集权，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希腊教士担任罗斯的都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保加利亚自皈依君士坦丁堡教派以后，一直在努力摆脱拜占廷教会的控制，建立独立的教会。但是，这种愿望与拜占廷的意图相违背。9世纪，保加利亚就建立独立教会问题同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涉，没有成功。保加利亚以亲近罗马教皇的方式向拜占廷施加压力。870年，君士坦丁堡被迫同意保加利亚成为一个都主教区，归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都主教职位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委派的希腊教士担任。塞尔维亚的基督教属性随着东西方教会的斗争而变化，它既服从过罗马派主教区的管辖，又设立过隶属于拜占廷东方教派的三个主教区。12世纪，塞尔维亚同拜占廷关系密切，拜占廷同意设立塞尔维亚大主教区。为了在同罗马教会的竞争中取胜，君士坦丁堡牧首给予塞尔维亚大主教区特殊的“厚爱”：破例允许塞尔维亚本国人任都主教职位。这样，塞尔维亚大公斯特芬·奈马尼亚（1166—1196年）的幼子拉斯特科成为塞尔维亚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他就是后人尊敬的圣萨瓦。在受罗马教廷管理的斯拉夫基督教国家中，克罗地亚自9世纪接受罗马信仰时起就在尼恩建立了主教区，归属意大利的阿克维莱伊大主教区。10世纪，经罗马教皇批准，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设立了大主教区，并增设了新的主教区，直属于罗马教廷的克罗地亚教会成立；斯洛文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巴伐利亚的主教区；11世纪，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准许波兰在格涅兹诺建立大主教区，另在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科沃布热格设立三个主教区。不久，波兰的主教区发展到5个。与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不同，波兰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主教是由波兰国王任命的。13世纪以后，这些职位改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

基督教教会组织的活动离不开宗教场所——教堂。在基督教世界里，教堂是人与上帝交流的媒介，是圣地。随着基督教的引入，拜占廷风格和罗马风格的教堂在斯拉夫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多神教时期，斯拉夫建筑最突出的特征是木结构，它是以欧洲平原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斯拉夫多神教的庙宇均属木建筑，地基呈方形，四壁用圆木横卧叠起，筑成原木排围墙，古斯拉夫人通常以原木的数量来计算庙宇的高度。基督教的传入为斯拉夫人带来了石结构的建筑。在东斯拉夫地区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葱头圆顶的东正教教堂成为这里城市和国家的一大新景。基辅罗斯第一座拜占廷风格的建筑是坐落在基辅的圣母升天教堂（又叫什一教堂，建于公元989—996年），它是一个独头的葱形圆顶教堂，由希腊工匠建造而成。11世纪拜占廷都市风格的代表作是希腊建筑师在契尔尼哥夫城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建于1031—1036年），它结构严谨，空间布局考究，内部装潢豪华。可惜，这些建筑在蒙古人入侵时被毁。保存至今的罗斯最古老的东正教建筑精品是基辅的索非亚大教堂（建于1037年）。索非亚教堂的名字取自拜占廷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圣索非亚大教堂是希腊教派的象征物，它的圆顶与罗马万神殿的圆顶一样大，不过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建在圆形围墙上，而拜占廷的圣索非亚教堂则是在方形底座上加盖圆顶。罗斯的索非亚教堂基本借用了拜占廷教堂的风格。它由希腊工匠和罗斯建筑师共同完成，设计上以拜占廷风格为主，兼容罗斯建筑的传统情调：该教堂将拜占廷教堂的一头型格局改为错落有致的五头型，四周的墙壁由砖砌成。11世纪中叶以后，罗斯本土的教堂建筑师脱颖而出，他们逐渐取代希腊工匠而成为教堂的主设计师。罗斯第二大城市诺夫哥罗德的索非亚大教堂（1045—1050年间建）就是罗斯工匠智慧的结晶。东正教都主教区和主教区的大教堂多是为纪念一些重大的宗教节日和历史事件而建造的。上面提及的基辅圣母升天教堂、东北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圣母升天大教堂（1158—1161年）、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1326年）都是在圣母升天日（旧俄历8月5日）动工的。由此不难推断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天使长教堂（1333年）和报喜节教堂（1397年）动工的日子。主教区的大教堂在宗教节日期间异常热闹，这里举行隆重的宗教庆典仪式，祈祷由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主持。在平常的日子里，教徒们经常到附近的教区小教堂进行礼拜活动。这些小教堂有的靠国家资助、教区捐款出资建造，有的则属于王公贵族出资兴建的家庭教堂。它们结构简单，规模也比主教区教堂小得多。11世纪上半叶，仅基辅城就有大小教堂400座。据编年史记载，1124年，基辅城内毁于火灾的教堂就多达600座。星罗棋布的葱头形教堂标志着罗斯人的宗教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同罗斯一样，自接受东正教之日起，葱头形石结构教堂也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土地上扎根。东正教的教堂地基呈长方形，主大厅前后各为一个门厅，主大厅地面为一个正方形，其对角线十字交叉。教堂的葱头圆顶上插有四端、六端和八端型的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里，十字架是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上帝）联系的纽带。教堂内顶呈穹隆形，上面画有圣经故事的图案。内部墙壁上装饰着色彩绚丽的马赛克和各种圣经题材的壁画，祭坛和圣像壁在教堂的东部，人们从西门进入，面朝圣像壁进行祈祷。圣像壁上圣画的层数视教堂规模而定，少的有2层（上面的一层依据《旧约》内容而画，下面的一层为《新约》中的事件），多则4层（自上而下分别记载《旧约》、《新约》、《圣徒传》和本国圣人的业绩）。教堂的内顶上悬挂着繁多的吊烛群，教堂内摆放着金碧辉煌的贵重器皿，直立的小块彩色玻璃折射太阳光酷似发光的宝石。因此，教堂里的光亮看起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发自内部。人们站在教堂中央，仰望穹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十分渺小。保加利亚的要塞、宫廷、教堂和寺院几乎都是拜占廷建筑的移植和翻版。13—14世纪，保加利亚文化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教堂基本保持了拜占廷的原样：独葱头型教堂占绝大多数。京城图尔诺沃的圣四十殉道者教堂（建于1230年）、14世纪在京城建立的圣季米特里教堂、圣彼得保罗教堂、圣乔治教堂都是拜占廷式建筑的典范之作。这种建筑遍布保加利亚各个城市，如奥赫里德城的圣约翰教堂、索非亚南部维托沙山下的博亚纳教堂等。塞尔维亚在基督教两派之间的周旋使其教堂建筑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最初，罗马式教堂风行塞尔维亚。在巴尔、斯通和科托尔等城都有罗马式教堂。但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塞尔维亚教堂是拉斯附近的圣彼得大教堂（建于10世纪），它是一座葱头型四圆顶拜占廷风格的教堂。12世纪以后，扎果热的建筑越来越多地受到拜占廷的影响。

在罗马教会影响下的西斯拉夫地区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木结构的多神教庙宇很快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罗马天主教堂。12世纪末，在布拉格城区已经有14座天主教堂。从11世纪初开始，波兰教堂和宫殿开始采用西欧时兴的罗马式样。受意大利的影响，罗马式教堂建筑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根深蒂固。罗马式建筑多用坚固的石头砌成，石材表面粗糙，灰缝较宽，但给人以结实敦厚的感觉。教堂大多呈长方形，带人字形屋顶或半圆形屋顶。教堂内部的天花板、大门和圆柱上都饰有各种雕刻与绘画。12世纪波兰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宫、克拉科夫、格涅兹诺和波兹南的主教堂，捷克布拉格城内的圣伊日教堂、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同时期教堂、克罗地亚扎达尔的圣斯托希亚教堂和圣克尔舍万教堂等都属于罗马式建筑。13世纪以后，西斯拉夫人的教堂建筑伴随着天主教世界建筑风格的变化而出现了从罗马式向哥特式风格的过渡。波兰首都克拉科夫是波兰哥特艺术的中心，其中的瓦韦尔宫的主教堂、玛丽亚教堂、多明我修会教堂和圣卡塔日娜教堂堪称克拉科夫城的四颗明珠。14世纪捷克布拉迪斯拉发的圣马丁教堂、斯洛伐克的圣雅各教堂也是哥特式建筑的代表性作品。克罗地亚的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来自威尼斯，14世纪，克罗地亚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有希贝尼克、特洛吉尔和科尔丘拉三大天主教堂。以尖拱为主要特征的哥特式建筑是基于对增大空间和光线亮度的考虑而产生的，它在设计上吸收了罗马式建筑的精华，即圆柱为主要承力点，相对来说，墙的作用减小。为了加强柱子的力度，哥特式建筑师又从罗马式建筑同行那里得到了启发。罗马式教堂是用两侧的走廊廊柱来加强主体结构的墙壁的，哥特式建筑大师们发明了外扶垛结构。让外扶垛从外向里使劲，抵住沉重的石屋顶压在教堂内的柱子上所造成的向外倾斜的力量。哥特式教堂的特点是，教堂内部空间大，几乎看不到一根柱子。另外，这类教堂的墙面几乎全部变成了窗框子。人们用彩色玻璃来装饰这些窗子，因此，采光非常出色。人沐浴在彩色玻璃透过来的千万条光束中，犹如进入了神话境界一般。哥特式教堂主要以红砖建成，与罗马式教堂建筑相比，它内部更加宽敞。而且，不管是罗马式教堂还是哥特式教堂，天主教教堂的内部照明都不像东正教堂那样借助于万点烛光，而是利用窗户和玻璃采集自然光。因此，天主教堂往往有许多敞亮的窗户，哥特式教堂的采光效果尤为突出。

斯拉夫地区的修道院也是伴随着基督教的推广而出现的。修道院是基督教教会专门为修道士提供的活动和居住场所，即僧侣们进行修炼和饮食起居的地方。最初的基督教修道院出现于公元3—4世纪的埃及，后来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而传遍整个欧洲。修道院的雏形是隐修洞窟，它是一些修士为修炼方便而在山丘上挖的洞窟。在中世纪的斯拉夫地区，东正教会的修道院仍保持着古代的隐修传统。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附近的马达拉村、多瑙河畔鲁塞市附近的伊万诺夫村、在黑海沿岸瓦尔纳附近都发现了13—14世纪的隐士石窟。这里的苦行僧们信仰虔诚，他们离开家庭、脱离世俗社会，清心寡欲，在修道院中潜心静修，沉思祈祷，通过禁欲和肉体折磨来追求与基督合一。除了个人修炼，僧人们平日还抄写和诵读经书。后来，在王公贵族的扶持下，修道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一个修士们的家园和神学教学活动的中心。基督教修道院外形上是一个封闭的建筑群，它四周为带有堡垒的围墙，墙内壁上布满了单间或集体的修行室，这里还有修士们的宿舍。修道院内设有回廊庭院，中心位置为教堂、食堂、神学校（院）、图书馆及印刷厂等。如前所述，在教会组织建立初期，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主要是希腊人。由于语言的障碍，希腊神甫诵读的经文不易为斯拉夫人所理解。另外，教堂和教区数量的急剧增多使希腊神职人员无法满足斯拉夫人教会活动的需要。于是，东正教会控制下的斯拉夫各国王公纷纷聘请希腊教师讲课，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希腊教士和教师从事传教和教学活动的中心是修道院。这样，修道院就成为斯拉夫人培养神职人员的摇篮。1051年，罗斯第一所修道院——基辅洞穴修道院建成，接踵而至的是为满足王公及宫廷成员宗教活动而建的御用修道院、贵族私人出资兴建的家族修道院。13世纪初，罗斯共有修道院68座，其中2/3是王公贵族修建的。与此同时，坐落在修道院内的罗斯教会学校产生。11世纪下半叶，罗斯的教会人员大多数都已经识字。基辅的洞穴修道院堪称罗斯教会的高等学府。这里藏有各种经书珍本，是罗斯最大的图书馆。罗斯11—13世纪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出自洞穴修道院。直到13世纪初，罗斯的历任主教（共50个）都是由洞穴修道院培养出来的。

西部和部分南斯拉夫的修道院是在天主教的干预下建立的。公元10世纪前后，西方教会内部神职人员腐化，僧侣们娶妻纳妾、出卖神职，这里的修道院早已不再讲究静修式的苦行僧生活，而是教士们腐化的场所，教会的威信每况愈下。世俗封建君主和贵族兴建修道院的目的不是要带领人们逃离现实社会，而是用基督教约束人们的社会活动，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教会和修道院的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教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改变了西欧的社会形态，大土地所有制成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土地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它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教会组织和修道院也开始掠夺土地和财富，它们成为西欧的大封建主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反对教会世俗化、关心教会前途的教徒都希望进行改革，恢复教会的教规，把禁欲主义当作僧侣们首要的生活准则。公元910年，反对教会世俗化的人们在法国东部克吕尼修建了一座隐修院，它只接受教皇的领导，不受地方教会和政府的管辖，并规定僧侣必须信守本笃会的会规（529年制定）：绝色、绝意和绝财，修道院的土地不得成为世俗财产。由此，西欧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反对教会世俗化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浪潮。11世纪，西欧教会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克吕尼运动。到12世纪，克吕尼派修道院教产增多，上层人物也开始腐化，修道院纪律松弛，逐渐为新起的改革者所淘汰。12—13世纪，西欧出现了诸多主张教会严守教规的派别，如托钵修会（意为乞食修会），它是13世纪罗马教皇支持下建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组织，会员宣称不许拥有财产，专门以乞食为生；奥古斯汀会，它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一个分支，主张抛弃家产，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从事赈济和布道活动；多明我会是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多明我在奥古斯汀会的基础上创立的（建于1215年）；方济各会是13世纪初由意大利人圣方济创立的，会员们麻衣赤足、托钵行乞，云游各地，宣传清贫福音。斯拉夫地区的天主教修道院都是由西方教会的上述组织建立的。如波兰的大部分修道院是由托钵修会各派（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汀会等）建立的。12世纪，波兰共有修道院10多个，13世纪，增加到150个，14—15世纪，又建造了130多个。13世纪起，方济各会、本笃会和多明我会开始在克罗地亚建立哥特风格的修道院，类似的修道院在捷克的土地上也同时扎根。

如果说基督教组织和机构的确立使斯拉夫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的话，那么，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则使斯拉夫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基督教信仰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一个与多神教抗争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斯拉夫各国的基督教主要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但是，由于它排挤了斯拉夫人世世代代信仰的多神教，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习惯，因此，人们从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产生过抵触情绪。在天主教宗主国的强大压力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天主教信仰普及的速度较快。塞尔维亚的多神教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因基督教两派的活动而失去了自己的市场。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基督教的传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多神教的阻力。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一世接受基督教洗礼（864年）的决定遭多神教人民的坚决反对，大公只得选择夜间秘密地进行受洗仪式。即便如此，人民仍于865年举行了暴动。大公亲自率军队镇压，结果有52个领主及家族惨遭杀害，以后基督教才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波兰，首先接受基督教的是王权贵族。广大的人民群众则不愿意毁掉多神教庙宇和神像，更不愿意向天主教会缴纳什一税。11世纪，多神教农民举行起义、焚烧天主教堂、杀死神甫的现象在波兰时有发生。直到13世纪，基督教才为广大的市民和农民接受，成为波兰全民族的宗教；在罗斯，继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洗礼后，便开始了官方基督教的普及过程。总体说来，在王公集权势力强大的地区以及接近基督教世界的地区，基督教推行得较为顺利。如，当罗斯大公命令基辅人到第聂伯河边去接受希腊神甫的洗礼时，人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如《往年纪事》中记述的那样“欣然前往”。然而，在罗斯的北方和内陆地区情况就相对复杂，如10世纪末的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多神教的主要阵地。这里的王公担心基辅统治者权力扩张，人民留恋传统的信仰。因此，基督教的传播受到了来自多神教的强大阻力。到13世纪初，基督教才在人们的思想中站稳脚跟。

基督教的引入正式宣告了斯拉夫神话的破产，多神教的神话人物从此被当作欺惑人的魔鬼受到唾弃，多神教的维护者被当作异教徒惨遭镇压。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后，立刻下令推倒多神教的诸偶像，把它们砸碎或焚烧。基辅人将多神教主神佩隆的木制偶像绑在马尾上，从山上拖到河里扔掉。弗拉基米尔还威胁国民，宣称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人都是大公的敌人。基督教在斯拉夫的根本任务是向多神教的斯拉夫人灌输基督教信仰。崇拜上帝对斯拉夫人来说并不困难，他们相信上帝同诸神一样确实存在。然而，让他们否定自古以来的多神教信仰则不大容易。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深入人心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9—14世纪是基督教思想在斯拉夫的启蒙阶段，人们的世界观受多神教和基督教双重信仰的支配，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是双重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公、贵族和教会人士出于个人目的有意识地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他们的宗教行为却习惯性地受到了多神教思想的干扰。多神教崇尚将诸神以各种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供奉，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后便把教堂里的各种圣物奉若神明。王公贵族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如出资大规模地营造教堂、热心扶持教会和修道院、定期到圣地朝拜等。可见，斯拉夫人最初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形式宗教，很少有人能够从神学的角度来领会基督教思想的本质。在城市里，多神教的庙宇虽然已经被拆除，但市民家中仍习惯地敬着多神教的偶像；在基督教波及的乡村，人们在教堂里作完礼拜后，马上再赶到仓房、树林中或河边去祷告，生怕得罪了古老的保护神。即使是最痴情的修士也没有完全摆脱多神教的踪影：深夜在洞窟中苦炼时，偶尔也出现幻觉，感到魔鬼前来打扰。于是，他们认为，这是多神教的神因对他们背叛信仰不满而前来报复了。

在基督教普及的地区，多神教的斯拉夫人逐渐开始用“神”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中的“拯救”、“圣人”、“先知”、“祈祷”、“祭祀”、“显灵”等词汇均来自多神教。人们把对祖先神和命运神的崇拜转移到圣母玛利亚身上，雷神佩隆转化成圣伊利亚，畜牧神维列斯转化成圣瓦西里，雅维拉转化成圣尤利（约翰）。双重信仰的融合在斯拉夫人的习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斯拉夫多神教对火的崇拜形式是篝火仪式，现在这一习俗依然保留，东斯拉夫人在圣诞节、伊凡库巴拉节、谢肉节和报喜节，甚至在尤利节和伊里亚星期五时都要点燃篝火。点燃“活火”并把它当作抗传染病——流行病和兽疫的手段是保持至今的古斯拉夫礼仪。“活火”以干木材（通常是椴树）磨擦产生并伴有沉默的特殊仪式，东斯拉夫人经常让牲畜群穿过两堆篝火以示驱邪；南斯拉夫普遍存在着在家灶中烧圣诞劈柴的习惯，它同东斯拉夫人圣约翰节时烧稻草人的习俗相仿；斯拉夫人还普遍地把多神教的祖先崇拜转化为圣诞节前夜邀请已故的长辈回家参加丰盛的圣诞或新年（瓦西里节）晚餐；在斯拉夫多神教传统中，收获后隐藏小馅饼的习俗意味着保障来年五谷丰登，这一习俗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黑塞哥维那、黑山地区，在保加利亚西部、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列斯克地区至今仍存在。不过，自接受基督教以后，这一习俗就被固定在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期间；东斯拉夫人在复活节期间的受难礼拜日有用柳枝抽打小孩的传统，这一传统也源自多神教时期。人们用枝条轻轻抽打孩子并默默地许愿：“但愿你像大地那样富有，像柳枝一样茁壮成长！”南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仪式主要集中在圣诞节、尤利节期间，东斯拉夫人的多数礼仪都集中在与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诞节、伊凡库巴拉节、报喜节相关的日子里；保加利亚的春礼仪式被固定在圣诞节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人的泼水仪式成为洗礼节（主显节）的主要象征。西斯拉夫人常在复活节期间以水灌浇年轻人，注水仪式同多神教对水的崇拜和保证风调雨顺的仪式相关。报喜节（旧俄历3月25日）基本上与春分日几乎是同一天，十字架节（俄历9月14日）与秋分日一致，耶稣诞生节（俄历12月25日）和圣约翰节（俄历6月24日）几乎与冬至和夏至日是相吻合的，这些节日的庆祝仪式是两种信仰综合的产物。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神教信仰在斯拉夫人的意识中逐渐淡化，潜移默化之中基督教信仰日趋占上风，出现了基督教排挤多神教的趋势。君权神授的思想为东正教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神权政治在天主教国家逐渐深入人心，原罪说找到了忠实信徒，上帝的惩罚时刻提醒着斯拉夫人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教会法把抢婚按强奸罪论处，抢婚的习俗在基督教普及的斯拉夫地区逐渐消失，一夫多妻制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多神教时期，妇女是丈夫的附属品，基督教传播后，她们成为丈夫的内参。13世纪上半叶，斯拉夫文献和编年史中再也找不到有关多神教巫师活动的记载。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将亡者埋到山丘上的习俗消失，死者均被葬于教堂墓地。民间首饰上的多神教标志也不复存在。祈祷书、圣像和福音书的手稿骤然增多。基督教的信仰、道德观和价值取向逐渐为斯拉夫人认同和遵守。

三、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

斯拉夫民族的基督教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使斯拉夫民族超出原始宗教——多神教的视野，开始用文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它将斯拉夫民族纳入了基督教的大家庭，促进了斯拉夫各民族同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在吸收、借鉴基督教国家较为完备的管理及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斯拉夫民族很快跻身于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

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为斯拉夫人创立了文字。在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曾经有自己的古代文字。公元500年以前，当斯拉夫人的部落刚刚形成时，他们就有了“线条和刻画”型原始文字。这是一些最简单的计算符号、部落和氏族标志、所有权符号、历法符号等。但是，这种简单的记事符号无法记录军事条约、商贸条款以及祈祷祭祀等内容复杂的文件。为了记载和书写上述文件，公元7—8世纪，第一批同拜占廷进行贸易往来的斯拉夫早期封建公国的语言中就开始引用希腊文字。在斯拉夫的不同地区，由于借用希腊文字的程度不同，古斯拉夫文字存在着地方变体。如接受基督教以前，罗斯一些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文字。然而，当时尚不存在一种斯拉夫人通用的字母体系，这种文字的出现应归功于拜占廷基督教。中世纪，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加文化—政治影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推广宗教学说，而宗教学说的表述与宣传主要借助于书面文字。因此，几乎当时所有的宗教扩张都是通过与宗教相关的文字体系进行的。如西方天主教总是同拉丁文一起输出；伊斯兰教同阿拉伯文一起输出；佛教同印度文字一起输出；拜占廷采用灵活的宗教渗透手段来争取教民，它破例允许各东正教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祈祷和书写经文，而不是将宗教文字限定在希腊文上，客观上为东方基督教国家不同文字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斯拉夫文字就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提起圣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基督教世界尽人皆知。东正教会每年在5月11日和4月6日（儒略历）分别纪念两位圣人，在天主教会里，圣基里尔和麦福迪的纪念日分别是2月14日和7月7日。基里尔（826/827—869年）和麦福迪（820—885年）在斯拉夫各民族中备受尊敬，他们是斯拉夫文字的创始人和斯拉夫文明的启蒙使者。基里尔（出家前叫“哲学家”康斯坦丁）和麦福迪两位兄弟出生于拜占廷帝国海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军官家庭，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康斯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了语法学、辩证法、雄辩术、几何学、天文学、文学、音乐，精通5门语言（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习期间，他师从拜占廷著名学者、君士坦丁堡未来的牧首福季。毕业后做牧首的图书管理员，后来又在君士坦丁堡教授哲学，遂得到“哲学家”的称号。基里尔的才华深得皇帝和牧首的欣赏，自9世纪50年代起，他多次被派往邻近的斯拉夫国家去从事传教活动。855年，基里尔在保加利亚的勃列加尔尼茨河流域传教，使许多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这时，他开始了斯拉夫字母的创造工作。863年，应大摩拉维亚国王罗斯基斯拉夫的邀请，基里尔和麦福迪赴大摩拉维亚，基里尔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斯拉夫人创造出符合斯拉夫语音特色的文字。该文字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同时参照斯拉夫人的本地语言而形成的，叫格拉戈字母（глаголица，源自古斯拉夫语“глагол”，意为说话）。兄弟二人在大摩拉维亚将基督教的祈祷书籍（《福音选集》、《圣徒行传选集》、《圣诗集》及《教堂礼拜》等）译成斯拉夫语并开始用斯拉夫语主持教堂圣事，这一年就成为斯拉夫文字的创立年。[1]基里尔和麦福迪的活动遭到了日耳曼西方教派神职人员的反对，当时大摩拉维亚在宗教上从属于巴伐利亚的帕萨主教，这里的神甫强调教堂内只能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作祈祷，进而指责基里尔兄弟为异端。二兄弟于867年被迫离开大摩拉维亚。868年，应罗马教皇的邀请，基里尔兄弟来到罗马，他们的活动最终得到了教皇的许可，教皇允许他们在斯拉夫地区用当地语言进行祈祷活动，他们的学生也都成为神职人员。869年，基里尔病故于罗马城，同年底，麦福迪成为大摩拉维亚的大主教。他继续从事基里尔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教规集》译成斯拉夫文，并创立了斯拉夫最古老的法律珍品《审判法》，规定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对违反基督教道德规范行为的处罚措施。在麦福迪的倡议下，《旧约》斯拉夫文的翻译工作也在着手进行。然而，日耳曼神职人员百般地陷害他，向罗马教皇进谗言，认为麦福迪用斯拉夫语作祈祷带有脱离罗马教会和接近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嫌疑，罗马教皇撤销了麦福迪的教职，885年，麦福迪去世，其弟子也被日耳曼神职人员赶出了摩拉维亚。到保加利亚避难的麦福迪弟子克利门特、纳乌姆等人受到鲍里斯大公的热心支持，克利门特在保加利亚西南部的奥赫里德教区由一个传教士晋升为该地区的主教。在保加利亚，基里尔和麦福迪的弟子以希腊语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斯拉夫文字，该文字沿袭了格拉戈字母中代表斯拉夫语言特色的成分，为了纪念自己的恩师，他们把这种符号文字叫做基里尔字母。

基里尔字母与格拉戈字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沿袭关系。11世纪，格拉戈字母体系由40个字母组成，基里尔字母体系共由43个字母组成，双方有39个字母读音相同。另外，两种字母表的排列顺序也基本一致。但是，两种文字在字母形状上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基里尔字母的形式呈几何图形，简单、清晰，易书写。在43个字母中有24个借自拜占廷正字体，行文比较规范。而格拉戈字母的形状却十分复杂，有许多不规则的弯钩形式，圈形笔画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字母外形上看，格拉戈字母与希腊字母相近的地方比较少。因此，虽然格拉戈字母曾由摩拉维亚传播到斯拉夫各地，但是，自基里尔字母产生后，书写上的优势使基里尔字母很快将格拉戈字母排挤出去。在南部斯拉夫和东斯拉夫地区，基里尔字母占主导地位，俄语、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霍尔瓦特等文字都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罗马尼亚也使用基里尔字母。格拉戈字母只是在皈依天主教的西南斯拉夫人那里使用了几百年，后来就逐渐为拉丁语所淘汰。在18世纪以前，基里尔字母是自行发展的。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时期，文字的发展才被纳入了国家干预的轨道。1708年，彼得一世首次对基里尔字母体系的古俄语进行了文字改革，改用民用铅字，使文字书写更加简化。经彼得一世简化后的基里尔字母被东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所采用，当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独联体国家使用的都是这种斯拉夫语。当然，不同的国家根据语言发展的需要后来也都进行过文字改革，如1918年苏维埃俄国再次实行文字改革，将不必要的符号删除。现代俄语是根据1956年苏联科学院《俄语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制定的，目前俄语字母表共含33个字母。

天主教虽然没有为西斯拉夫人创造新的文字，却使拉丁语成为它们的国语。罗马教会始终强调基督教祈祷仪式和经书文字上的统一，它依据钉耶稣的十字架上的铭文（共有三种文字：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宣称，只有这三种语言才有资格书写圣经。众所周知，希伯来文是犹太教的官方用语，希腊语是东正教会的正式语言，为了突出教派的语言特色，罗马教会强迫所有的西派基督教国家推广拉丁语。拉丁语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最初源于西希腊文，是意大利众多部落的通用语言。在罗马共和制（公元前509—前27年）晚期，拉丁标准语形成。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476年）中期以前，国力的强大、文化的繁荣使拉丁语在欧洲、北非和西南亚流行。自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奴隶制度出现危机，奴隶起义和日尔曼部落的冲击使罗马帝国走向衰落。但是，拉丁语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它的废墟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封建国家，它们使用的共同语言仍是拉丁语，不过，各地在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此外，拉丁语还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从西欧向东方扩张，成为罗马教会同拜占廷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工具。西斯拉夫人和部分南斯拉夫人的语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捷克人自接受西方基督教之日起（845年）便开始接触到拉丁语。不久，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在这里又创造了斯拉夫人的语言——格拉戈字母，于是斯拉夫文字也流行起来。9—10世纪，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在捷克并存共用。后来，捷克逐渐为罗马教会所控制，拜占廷的势力受到排挤，宗教的书籍均以拉丁文写成。久而久之，斯拉夫语在捷克退出了历史舞台，拉丁语成为捷克的官方语言。古斯拉夫语对波兰的影响极小，10世纪下半叶，波兰从捷克接受了基督教，波兰语也以捷克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大约在1136年左右，波兰出现了书面语言，波兰语基本采用拉丁语，但增加了一些符合本民族语音特色的字母，全国共存在着5种方言。古斯拉夫语中的格拉戈文字曾在9—10世纪的克罗地亚普遍通用，当时的福音书抄本就是以格拉戈字母写成的。基督教传入后，拉丁语开始在教会上层人士中推广。到14世纪，拉丁语完全取代了斯拉夫语，克罗地亚语就成为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南斯拉夫语支。

自从有了文字，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才有了详细的书面记载。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的文学遗产是口头创作，它包括俗语、谜语、神话、劳动歌曲、诗歌、传说和轶事等。斯拉夫文字产生后，斯拉夫人的口头文学逐渐为书面文学所取代。为满足诵经和传教的需要，斯拉夫人的扫盲运动首先在神职界兴起。修道院的修道士是斯拉夫人的首批知识人士，他们在抄写和研究经书的过程中，开始撰写国家的编年史。12世纪初，基辅罗斯洞穴修道院的修士、著名的宫廷史学家和政论家涅斯托尔（1056—1114年）在修道院以古斯拉夫语完成了俄国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几乎同时，捷克的高级神职人员科斯马斯（1045—1125年）在整理国家年代重大事件的基础上，以拉丁语写出了捷克第一部编年史。波兰的第一部编年史《加尔编年史》是鲍莱斯瓦夫三世大公（1102—1138年）时期的一名神职人员的杰作。由于基里尔和麦福迪及其门徒积极传播教育事业，保加利亚在9—10世纪就成为斯拉夫文化的中心。基里尔兄弟的门徒克利门特和纳乌姆还在保加利亚创办教会学校，先后培养出3500名教师和传教士。10世纪末，保加利亚自己培养的神职人员已经能够独立主持宗教活动。在神学方面，克利门特和纳乌姆分别创立了奥赫里德学派和普雷斯拉夫学派，成为中世纪最早的斯拉夫学术中心。13世纪，克罗地亚斯普利特牧师托马斯（1201—1268年）以拉丁文编写的《萨洛特的历史》内容丰富，实际上是一部斯普利特及其教会的编年史。除了编年史，基督教世界的演说词、使徒行传、训诫等文学体裁也为斯拉夫人所吸收。11世纪上半叶，罗斯诺夫哥罗德主教卢卡（1016—1060年）写出了小册子《神职训诫》，这是流传至今的基辅罗斯时期最早的文学著作。基辅洞穴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的专著《法与神赐说》和主教伊阿基姆的《弗拉基米尔颂》都是受拜占廷文化影响的产物。从罗斯11—12世纪产生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罗斯法典》的内容中不难发现，罗斯统治阶级的法规与麦福迪为斯拉夫人创造的最初法律汇编《审判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保加利亚著名作家约翰教区长完成了神学专著《天》（895年）和关于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六昼夜》（910年），切尔诺里泽茨·赫拉勃尔（9—10世纪）的论战性文章《论字母》是中世纪保加利亚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中世纪，教会是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斯拉夫各国的初级教育都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斯拉夫人的首批学校是教会学校，它们往往设在教堂附近或修道院内。学校最初的功能是为培养神职人员服务，后来，由于商业和贸易交往的频繁、政治活动的增多，世俗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学校的教师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学内容为识字、读书和简单的四则运算。雅罗斯拉夫（978—1054年）大公当政时期，罗斯产生了第一批系统的教会学校，受教育者从王公贵族扩大到商人、手工业者及神职人员的子弟。1030年，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一所教会学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300人。而且，在王公贵族的家庭里，不仅男孩可以上学，女孩也有受教育的权利。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年）的姐姐扬卡就创办过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波兰的教育始于11世纪初。瓦迪斯瓦夫·海尔曼（1079—1102年）在位时期，德国牧师奥托在格涅兹诺大教堂建立了波兰第一所教会学校。1180年，波兰天主教会在普沃茨克建立了另一所学校。13世纪，教会学校遍及波兰所有的教区。学校设置3门课程：语法、修辞和逻辑。在主教区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学生们除了学习上述课程，还要学习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等科目。

城市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在斯拉夫地区，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引起了世俗建筑风格的变化，城堡建筑就是东、南斯拉夫人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见证。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普利斯卡，9世纪就存在着希腊风格的内城。它由高大的城墙和几座塔楼围起，城内是皇宫和贵族的住宅。类似的内城在保加利亚东北部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公元893年，保加利亚迁都到普雷斯拉夫，新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很快也建成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在接受基督教以后，斯拉夫地区的城堡、宫廷建筑和民居逐渐由石、砖结构来取代土、木结构。11—12世纪，东斯拉夫地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建筑最具代表性。在古城苏兹达里，城门的柱楣镀上了一层银色。城内有大理石铺成的马路和石砌广场，面向广场的建筑是王公的宫殿。宫殿以白石筑成，由于当时罗斯与罗马教会的联系尚未中断，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苏兹达里内城的宫殿和教堂外围以及城门上都饰有雕像和浮雕画。不过，宫殿内的装饰及宫殿旁边的葱头圆顶教堂都代表了东正教的文化特色。罗斯人习惯于将各种成功和胜利归因于上帝的恩赐，因此，许多隆重的庆祝活动经常在宫殿和主教堂里举行。宫殿和教堂内装饰华丽，处处代表着王权的威严。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城堡建于12世纪下半叶，城堡的外围是起防卫作用的高大石墙，墙的四周带有白石筑成的望塔楼，中央为王公信神安德烈（1157—1174年在位）的宫殿。宫殿坐落在科里亚兹玛河岸的山坡上，西面是白石铺的宫殿广场，壮丽的金顶圣母升天大教堂建在宫殿附近，邸宅与教堂之间为一条白石走廊。走廊的地板以彩釉陶瓷铺成，内壁饰有彩色壁画。罗斯的城堡建筑源自中世纪的希腊，东北罗斯崛起后，城堡在全国普及。莫斯科城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便是保留至今的城堡之一。俄语“кремль（克里姆林）”一词来自希腊语，一说是“кримнос”的译音，意为“陡崖”；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源自“крепос”，意为堡垒。[2]俄国的首都莫斯科就是以城堡（克里姆林）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克里姆林四周的红砖墙和尖塔、中央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多棱宫、圣瓦西里教堂以及喀山大教堂都与中世纪拜占廷的建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它还是中世纪以前俄国历代沙皇的官邸。16—17世纪，石、砖结构的克里姆林在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图拉、卡洛缅、喀山、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阿斯特拉罕等城市均建立起来；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等斯拉夫国家在接受基督教以后，王公、贵族崇尚在险峻的悬崖上修建坚固的堡垒作保护屏障，在大城市兴建宫殿、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红砖柱体尖塔堡垒是中世纪西欧哥特式建筑在西南斯拉夫地区的重要体现。

西方人爱用“希腊的光辉和罗马的宏伟”来概括基督教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特色。中世纪，建筑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领域，因此，用这句话来形容它们的建筑艺术也恰如其分。拜占廷东正教建筑将着力点放在基督教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它的外壳往往只是用普通的石头或砖筑成，以水泥勾缝，而没有大理石贴面、优美的廊柱和雕刻柱楣，其豪华主要表现在内部；罗马式建筑强调外观的坚固和雄伟，建筑的外围墙壁上或墙柱上经常饰有巨型雕塑，但内部却比较简朴单调，光线阴暗。这两种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教堂建筑中，即使在世俗建筑中也不例外。东正教的斯拉夫统治者喜欢在城堡内的主教堂接见使者和举行重大的国事及宫廷庆典活动，这些教堂本身也履行着王公官邸的职能，宫殿（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等）也多模仿教堂的样式和内部装潢；天主教斯拉夫地区的宫殿、广场、桥梁、水道、剧院等公共设施都留有罗马式建筑的印迹。

与建筑风格相伴随的是基督教绘画和雕刻艺术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拜占廷东正教会在斯拉夫地区的发展客观上为东、南斯拉夫人带来了马赛克、壁画、圣像画等绘画艺术。马赛克绘画工艺复杂，它是一种由彩色小玻璃块或彩色小石块镶嵌而成的图画，又叫镶嵌画或彩釉画。操作时须先在墙上涂层灰浆，然后在灰浆上画图案，最后按图案将彩色玻璃块或石头块镶入灰浆。古代罗斯的马赛克在基辅索非亚大教堂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索非亚教堂中央的圆顶、圆顶下的拱门、主祭坛的半圆形教堂都镶有马赛克。保加利亚13—14世纪的圣保罗教堂、圣乔治教堂的内壁上都留有马赛克饰品。马赛克既防水、防潮、不褪色，又有较好的反光效果，在灯光下绚丽多彩，是室内装饰的好材料，这一工艺很快在东、南斯拉夫地区流行。

壁画也是东正教教堂内壁的主要饰品，它以颜料画成，由于禁不住光线、潮湿空气及尘埃的腐蚀，壁画随着年代的久远而逐渐褪色和模糊。为了保护壁画的风采，人们需要对它不断地进行修复工作，先除去表面的尘埃，然后再按原样描摹。基辅索非亚大教堂的壁画和古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教堂的壁画都保存至今。索非亚大教堂的拱门、列柱、四壁都是壁画，这些画之所以今天仍十分清晰，是因为历代的画匠曾对它进行过多次修复。罗斯原始壁画保存最好的是12世纪弗拉基米尔的季米特里耶夫教堂。这里的壁画是罗斯工匠在掌握希腊技术的基础上又融入自己的创造而制成的，如今这些画面已经显得十分暗淡。在东正教教堂里，无论是马赛克还是壁画，其内容均来自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这些画有的为圣母像和基督像，有的为圣徒们从事宗教活动的画面。罗斯弗拉基米尔的季米特里耶夫教堂壁画题材为最后的审判图，教堂中央拱门有12个端坐的圣徒和一群天使，西南拱门绘有天堂图：圣母位于高座上，人类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和伊阿科夫在花园里交谈。耶稣升天和圣母升天图也是东正教教堂绘画的常见题材，有些壁画中场面宏大，人物的比例与实体相当，有时甚至比现实中的还要大。

东正教提倡圣像崇拜，因此，在东正教的教堂里如果没有圣像，那它也就不称其为教堂了。圣像画艺术是伴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而在东、南斯拉夫地区发展起来的。当时，圣像不仅是教堂装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备受东正教社会各阶层的宠爱，东正教的教堂、修道院和个人家庭都存放着圣像画。11—13世纪，东正教斯拉夫人的圣像画艺术已经有较高的造诣。古罗斯的圣像画珍品当属《弗拉基米尔圣母》（目前它存放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中）像了。相传它是由《圣经》中的福音书诵者路伽在木板上绘制的。公元5世纪，该圣像画由一名教士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君士坦丁堡。12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牧首路伽·赫里索维尔格将它赠送给罗斯大公、莫斯科的创立者“长手”尤利。1155年，尤利又将它转送给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公国的王公安德烈。由此，后人为圣母像取名“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以这幅圣母像为模特，罗斯各地相继出现了带有不同地方特色的圣母像。此外，上帝耶稣的画像、圣徒们和天使长的画像也在罗斯各地流传。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批画家是圣像画家，到14世纪，罗斯的圣像画技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的画派。僧侣出身的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1360—1427年）在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教堂中完成的作品《圣三位一体》像（1408年）至今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骄傲。16世纪，俄国出现了为王公贵族绘制肖像画的画家，俄国的肖像画就是在圣像画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它已成为俄罗斯绘画艺术中一朵奇葩。在保加利亚的巴奇科沃修道院里也保留着12—14世纪的壁画，其中有一幅作于1310年的圣母像引人入胜，它无疑是保加利亚中世纪绘画艺术的最佳见证。文物证明，在14世纪以前，以拜占廷艺术为基础的保加利亚建筑和绘画流派均已形成。

基督教经典作品《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由于拜占廷东正教会把经典之言当作金科玉律恪守，古希腊杰出的雕塑艺术在拜占廷帝国走向了衰落，而西罗马帝国却成为这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者。在古典艺术中，希腊浮雕固然有极高的成就，但其着力点主要用于构图的平面布局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其空间效果不过是一字儿排开的横列，因而，明显地缺少立体感。罗马帝国在浮雕艺术中突出空间的深远，利用空间错觉增强画面的立体感，这就使罗马浮雕艺术同希腊古典浮雕艺术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罗马帝国的雕刻艺术在中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罗马式教堂对斯拉夫文化的直接影响是为它带来了雕刻艺术。在加入罗马教会较早的克罗地亚，雕刻作为罗马建筑艺术的组成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克罗地亚教堂的祭坛、门、窗、柱头和壁檐上都雕有各种宗教图案、圣像。同罗马帝国一样，斯拉夫天主教徒喜欢在教堂四壁上刻画王公的形象。克罗地亚中世纪雕刻艺术的突出成就表现在萨格勒布圣马尔科大教堂的南门上，这里刻有哥特式的圣徒人物雕像。在克罗地亚的沿海地区，雕塑艺术也十分突出。斯洛文尼亚科斯塔尼耶维察的切斯教堂柱头上镶嵌着美丽的石雕，从创作水平上看，该石雕堪称中欧雕刻艺术史上的一流作品。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在捷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布拉格市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是中世纪捷克的著名建筑之一，该桥上有30多尊雕塑。14世纪，捷克产生了绘画和雕塑的一代宗师彼得·帕尔列尔（1300—1399年）。他亲自指导了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的兴建并完成了教堂的造型装饰。此外，圣瓦茨拉夫教堂的巨型塑像、查理大桥上的高塔和部分雕塑以及许多王公贵族的墓碑雕塑和碑文都是他的杰作。13世纪，波兰的雕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格涅兹诺大教堂的青铜大门上刻有巨型的浮雕，它仿效罗马雕塑的传统，再现了圣沃伊切赫生与死斗争的生动场面，画面立体感强，形象逼真，令人望而生畏。在弗罗茨瓦夫等西部大教堂里，人物和动物的石刻雕像随处可见。14世纪瓦韦尔宫波兰国王的墓碑十分引人注意。国王的石棺由大理石砌成，上面刻有圣母及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雕像。国王瓦迪斯瓦夫·沃凯泰克和伟大的卡齐米日的雕像、国王瓦迪斯瓦夫·雅盖洛墓碑的浮雕艺术都是波兰基督教文化的珍品。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音乐是一种历史演变的产物，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最早的基督教教徒大多数是从犹太教转变过来的，加入基督教以后，他们仍然保留着犹太教时期的许多习俗、礼仪。古代习俗之一是唱大卫王编的赞美诗。起初，基督教也沿袭这一传统，教徒们都会吟唱赞美诗。不久，唱诗的人分成两部分，互相对唱。再到后来，教会的赞美诗唱法改为教士领唱，从教徒中选出会唱歌的人组成唱诗班，在圣坛边对唱。公元6—7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为各教堂制定了统一的音乐，史称“格列高利圣咏”。这是一种单调平淡的唱法，共由4000首诗组成，曲调靠字母a b c d e f g标出，每到一个标志，唱歌的人要换一口气。格列高利圣咏是一种无伴奏音乐，这一传统为东正教会所吸收，至今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音乐仍不掺杂任何乐器。10世纪以后，意大利乐师圭多（990—1050年）发明了四条平行线记音符法，它是后来的五线谱的雏形。在西方教派那里，自8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认为乐器是实现圣咏和谐的重要手段，于是风琴成为教堂内轰动一时的主要乐器，伴奏也就成为西方天主教派教堂音乐有别于东正教会音乐的重要特征。由于教堂音乐是基督教祈祷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斯拉夫人在基督教化以后，自然将基督教世界的教堂音乐吸收进来。教堂音乐是斯拉夫人教会小学中的必修课程，是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和贵族知识人士所必备的条件。东斯拉夫人的教堂音乐和曲调源自拜占廷，随着希腊教堂歌词被译成俄文，拜占廷教堂音乐的旋律也引入罗斯。长期以来，罗斯流行的主要是格列高利圣咏唱法。12世纪中叶以后，线谱音符才来到罗斯，该记谱法在罗斯教堂的使用已经是15—16世纪的事了。拜占廷教堂音乐的无伴奏特色使罗斯的乐器发展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不大。中世纪，罗斯仍使用着东斯拉夫人多神教时期常见的乐器，如打击乐器铃铛鼓、重金属乐器、笛子、手提琴、喇叭、古丝理、欧卡利那等管弦乐器。然而，在西斯拉夫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四线谱的流行促进了复调音乐在西欧的发展，复调音乐与格列高利圣咏的单音调音乐不同，它讲求一首歌曲中有多个声部，使音乐听起来错落有致，和谐优美。要达到这一效果，传统的竖琴已无能为力。风琴就是为适应这一条件而产生的，在世俗音乐中，适合多声部的手提琴、吉他、鼓、笛等乐器不断出现。整体看来，中世纪西欧乐器远比东正教地区发达。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斯拉夫各国音乐家创作风格的截然迥异。俄国古典音乐之父米·伊·格林卡（1804—1857年）的创作主要来源于俄罗斯传统的民间音乐，他的作品被西欧乐师称作“俄国的马车夫之歌”；由天主教世界传来的西欧乐器在波兰迅速发展。中世纪后期，四声部的赞美诗歌集成为波兰教堂音乐的精品之作。天主教国家还经常在波兰和捷克等斯拉夫地区举办音乐会，这些活动使西斯拉夫的音乐事业受益匪浅。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的开拓者出现在波兰并不是偶然现象。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德里克·肖邦（1810—1849年）的作品证明：波兰音乐已经跨出国界，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的含义在此得到了真正的体现。相比之下，俄罗斯音乐摆脱中世纪束缚走向世界的时间明显比波兰要晚。

除了上述文化形式，基督教的传入还改变了斯拉夫人的习俗和礼仪。东正教主张教堂中的一切物品都具有神性，圣像、十字架、教堂器皿、圣徒的遗骨都是东正教徒崇拜的对象。天主教不像东正教那样崇拜实物，但圣像和圣十字架以及上帝耶稣所用过的物品在他们看来也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的国教化带来了斯拉夫人服饰的变化，佩戴十字架或带有圣像及基督教祝词的装饰物逐渐成为时尚。除了去教堂作圣事，人们还习惯于在家里完成东正教的祈祷和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因此，斯拉夫人的家里都摆放着圣像、十字架、乳香炉和蜡烛架等。东斯拉夫教徒在三餐前面对圣像画十字的习惯保持至今。自接受基督教以后，罗斯农民的称谓逐渐地由“斯麦尔德”和“赫洛普”变成“基督徒（在俄语中，‘农民’крестьяне一词的原形为хрестиане，意为基督徒）”。基督教的纪念日使斯拉夫人的节日更加繁多。基督教的节日是按教历计算的，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了斯拉夫人历法观念的革新。如前所述，还在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根据农耕的周期已经有了年、季节和昼夜的概念，星期制也从基督教世界中借用过来。当然，一星期中每一天所代表的含义仍按多神教的世界观来定义。接受基督教以后，许多斯拉夫国家的纪年法采用基督教儒略历。该历是古希腊皇帝儒略·恺撒（前101—前44年）制定的。公元前46年，他废除了罗马旧历（阴历）改用阳历纪年。每年平均日数为365.25日，平年为365日，四年一闰，闰年为366日，全年共分12个月。后来，经过奥古斯汀（前63—公元14年）的历法改革，沿用至今的一年中的大小月数量最终确定下来，儒略历至此完全形成。它以基督诞生为元年，以3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东斯拉夫人传统上采用的是创世纪年法，即以公元前5508年为元年，3月1日（农耕的开始）为新年第一天。1495年，俄国按照拜占廷的习俗将新年的第一天改为9月1日。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历中，每天都对应着不同的宗教节日。基督教的十二大节日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派所共同遵守，它们是教会为纪念耶稣和表达对上帝、圣母的崇拜之情而依据《圣经》确定的，其中一部分是对救世主在人间33年生活的纪念，它包括基督的生日（圣诞节）、主受洗和显容节、（主）变容节、主进圣城节、主升天节、圣三位一体节和十字架节，另外一部分与圣母玛丽亚的活动有关，它包括圣母诞生日、圣母进堂日、圣母领报日、献圣婴日和圣母安息日。在12个节日期间，基督教东西方教会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晚祷和晨祷的时间比平日都长得多，二者通常要达到首尾相连的程度。节前需吃斋，节日持续一段时间，节后还要有连续几天的纪念活动，因此，大节也叫节期。大节之外，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根据自己的教派特色还设立了一些教会内部的中、小型节日，以纪念基督教最有意义的事件或最受尊敬的宗教人物。基督教的节日有些是在每年的固定日子里庆祝的，另一些是根据固定的节日推算的。众所周知，儒略历平均每年为365.25天，比回归年（一个太阳回归年为365.2432天）高出11分14秒，即儒略历一年比一个回归年长出11分14秒。自公元前46年至1582年，儒略历比回归年共晚出13天。这种误差使复活节等基督教推算性节日的确定十分困难。基于此，欧洲进行了历法大改革：1583年2月24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任职）颁布了历法改革条例，规定了天主教世界新的纪年法，即以基督降生为元年，一年共365.2425天，新年从1月1日开始。这一纪年法就是格列高利历，也叫公历或新历。它比儒略历更加接近太阳的回归年，因此计算起来更加准确。公历先在欧洲天主教国家推行，后来普及到世界许多国家。19世纪，使用太阴历的日本也采用公历纪年，20世纪，中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埃及也相继采用公历。天主教和新教世界的教历和世俗纪年法均统一使用公历，因此，这些国家的宗教节日日期完全一致。俄国的情形十分复杂。罗斯基督教化以后，教会采用儒略历纪年，世俗的创世纪年法（从公元前5508年创世纪开始纪年）却一直沿用到彼得改革时期。这样，俄国的教会节日与世俗历法之间差距很大，推算性节日的确定程序十分繁琐。为了将民用日历同教历协调起来，1699年1月19日，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进行了国家世俗历法的改革，他规定：从1700年1月1日起，俄国民间和教会统一实行儒略历纪年法，即以基督降生之年为元年，废除创世纪年法，新年的第一天为1月1日。这就是俄国史上常见的旧历，该历法在帝俄时期一直在全国沿用。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24日，苏维埃俄国颁布了新的历法条例，规定俄国采用新历，即公历纪年法。但俄国东正教会却坚持儒略历纪年法至今不变。历法的不同使基督教节日在俄国的日期与天主教世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儒略历和公历的差别在不同的世纪各不相同，18、19和20世纪儒略历比公历分别晚出11、12和13天。因此，俄罗斯东正教的节日加上上述天数才是公历同一世纪的节日日期。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各国的天主教会分别按儒略历和公历的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俄罗斯的圣诞节相当于公历的1月7日（12月25日加上13天），而天主教、新教及一切实行公历的基督教国家则在公历的12月25日纪念圣诞节。这样，同一个节日在俄罗斯和在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纪念日期却不相同。报喜节公历为3月25日，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报喜节却在每年公历的4月7日庆祝。其他推算性的节日，如主进圣城节为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主升天节为复活节后的第40天等，计算起来，其复杂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基督教的引入对于斯拉夫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成为斯拉夫中世纪最主要的文化来源。当然，斯拉夫人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基督教文化，它是斯拉夫多神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基督教传入以前，斯拉夫局部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文字，掌握了一定的首饰铸造艺术，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基督教文化影响了斯拉夫地区与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文字、文学、建筑、绘画、雕刻艺术、学校和图书馆事业等。基督教文化在斯拉夫的土壤上逐渐被消化和吸收，最终形成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就拿东斯拉夫文化来说吧，在传入罗斯的拜占廷文化领域里到处都能寻出罗斯多神教文化的踪影：罗斯的民间口头创作风格使希腊编年史文学在罗斯变得更有气魄、规模更宏伟、形象更鲜明；多神教艺术中的乐观活泼和生活情趣使拜占廷圣像画中冷酷的苦行僧人物表情更趋恬静和自然；多神教时期，罗斯的建筑群以错落有致的层次感而著称，拜占廷教堂的独头式到罗斯变为多头式其中不无多神教建筑影响的成分。罗斯教堂的圆顶数量取自圣经故事，它们多为3、5、13头，3头代表圣三位一体；5头代表耶稣和四个福音书诵者；13头为上帝和12个门徒。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头数最多的达33个，代表耶稣在人间生活的33个岁月。罗斯教堂葱头型外顶表面还常饰有多棱型的雕刻，教堂顶的色调也不拘泥于拜占廷单调的金色或银色，而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彩。另外，在基督教两派争夺斯拉夫地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基督教大家庭的交往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斯拉夫各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因信仰差异而割断的联系。因此，斯拉夫各国所受的文化影响并不只是来自基督教某一教派。它以斯拉夫各国所接受的教派为主，有时也不排除对另一教派文化的吸收。如罗斯的教堂建筑主要是拜占廷文化影响的结果，但其西北部在12世纪还建有许多罗马式的教堂；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等天主教国家的壁画和圣像画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克罗地亚扎达尔圣克尔舍万教堂的壁画具有罗马—拜占廷的混合式风格，而伊斯的利亚半岛上丰富多彩的壁画则带有浓郁的拜占廷风格，这些壁画多数是从达尔马提亚拜占廷教派那里传来的。处于基督教东西方教派分界线上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地区，其民族文化受拜占廷和罗马两方面混合影响的成分最为明显。波斯尼亚人同塞尔维亚人一样，使用基里尔字母，信奉东正教。12世纪，波斯尼亚先后臣服拜占廷和匈牙利。在两种势力的争夺下，波斯尼亚虽然保留了东正教信仰，但是，在教堂风格上却以罗马式建筑为主。巴塔尼亚教堂质朴简单，雕有库林巴昂的塑像。这里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与修道院都很普遍。塞尔维亚也是一个拜占廷文化与天主教文化荟萃的地区。11—12世纪的塞尔维亚绘画深受意大利的影响，斯通圣米哈依洛教堂内的壁画再现了这位君主按拉丁仪式举行加冕礼时的盛况。13世纪，塞尔维亚的建筑把罗马式风格和拜占廷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建筑艺术上独特的“拉什卡流派”。斯图德尼察教堂、日查教堂、米莱舍瓦教堂、索波查尼教堂都是拉什卡流派的代表性建筑。这里既有规模庞大的宗教题材的壁画，也有形象逼真的耶稣、圣徒和天使长雕像。

27 14世纪塞尔维亚的教堂

[1] 关于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公元9—10世纪，保加利亚黑衣修士赫拉勃尔在专著《论字母》中提到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为创世纪以来的6363年。一些学者根据拜占廷的纪年法（即从创世纪到基督诞生已经过了5508年）推算出基里尔创造斯拉夫文字的时间是公元855年（6363减去5508所得），即基里尔在保加利亚传教的那一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时流行的是另一种纪年法，即亚历山大里阿纪年法。它发源于亚历山大里阿，后传到拜占廷，又传入斯拉夫地区。根据这一纪年法，从创世纪到基督降生是5500年，这样推算下去，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就是863年（6363减去5500所得），这个年代正是基里尔在大摩拉维亚活动的时间。本文采用的是俄罗斯电子光盘1998年版大百科词典《基里尔和麦福迪》里的说法。

[2] （俄）尼古拉·别涅吉克托夫等编著：《俄罗斯历史词典》，下诺夫哥罗德，1997年版，第291页。

第三章 东正教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发展

经过基督教的传播与普及，到中世纪后期，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信仰格局已初步形成。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与斯拉夫各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斯拉夫人的民族国家形成后不久，便开始了反抗周边强国侵略的斗争。西斯拉夫人民在10世纪曾举行过3次反抗日耳曼殖民者的起义，最终由于势单力薄而失败。随着日耳曼移民的增多，易北河西斯拉夫人逐渐被同化。但是，波兰和捷克两个民族却以自己的英勇保住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曾于1240年为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所灭，受蒙古人统治长达两个半世纪；南斯拉夫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国在14世纪先后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臣属，黑暗的异族统治持续了5个多世纪。11—12世纪，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被匈牙利人征服。16—17世纪，随着匈牙利服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也被转到奥地利主人的控制之下，捷克也在17世纪初沦为哈布斯堡的附庸。异族的桎梏并没有使斯拉夫各民族从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和恢复国家主权的动机，斯拉夫各民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同殖民统治者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塑造可歌可泣的斯拉夫国家历史的同时，也促使斯拉夫各民族为扩大宗教信仰的自主权而不懈努力。西斯拉夫地区为反抗日耳曼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曾向欧洲发出了宗教改革的第一个信号；俄国东正教会经过5个世纪的实力积累才最终摆脱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宗教隶属关系，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一个中心。国家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共同造就了当今斯拉夫各国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多样性。

人们习惯于将一个国家中影响最大的宗教称为该国家的主要信仰，如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为天主教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为东正教国家等。在西斯拉夫地区，波兰和捷克的天主教基本上是与西欧各国的天主教沿着统一的轨迹发展的。14世纪，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罗马教廷、要求改革教会的异端运动在天主教世界兴起。位于西斯拉夫地区的捷克成为欧洲天主教改革的先驱。捷克人扬·胡斯（1371—1415年）在欧洲率先采取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动。虽然胡斯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但是，他的改革对于西欧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6世纪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胡斯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西欧，自14世纪起，一股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向天主教世界的神权提出了挑战。世俗文化勃兴。在宗教领域，受人文主义思想感染的进步神职人士虽然不否认神的存在和启示的作用，但对天主教的传统教规和理论深感厌倦，他们致力于天主教改革事业，宗教改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宗教界的表现形式。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斯拉夫地区的传播，天主教会对文化的垄断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新教组织对教育事业的热衷使西斯拉夫地区的国民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阿里安宗等纷纷在波兰创办中学，加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捷克兄弟会也十分重视国民初等教育，在捷克的许多城市都办起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市民学校也相继出现。部分青年还崇尚赴德国、瑞士和法国求学。出国留学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在业务上学有所成，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波兰，诞生了敢于直接向天主教会提出挑战的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他的“日心说”否定了统治西方世界近一千年的托勒密“地心说”，动摇了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创了近代天文学发展的新纪元。

文艺复兴时期，西斯拉夫地区在艺术方面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同中世纪相比，建筑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合理性的几何关系，建筑物外形整齐、统一，所有的轴线都对称分布。大贵族也模仿这种样式修筑豪华宅邸。16世纪，受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影响，波兰首批城市世俗建筑建造得端庄而富丽堂皇，显示了波兰国家的强盛、王朝的显赫和贵族的气派。捷克布拉格城堡附近的夏宫和斯洛伐克的城堡及市政建筑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品。另外，雕塑和绘画也改变了对教堂建筑的附属地位，发展成为专门的艺术。

17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在西欧复辟，西斯拉夫人民族文化也随之跌入低谷。贵族们追求豪华的时尚带来了巴罗克和洛克克艺术风格的勃兴。然而，天主教会的愚民政策却使波兰的国民素质大为下降。18世纪，新一轮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欧洲掀起。这场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同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它不是以一种宗教来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反对一切宗教迷信。启蒙运动崇拜科学、重视理性，提倡自由、反对禁锢。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都对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分别主张建立开明专制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国家政体，强调法律治国的重要意义。启蒙运动时期，世俗文化代替宗教文化成为西斯拉夫地区民族文化的主流。波兰创办起讲授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地理学的各级世俗学校，沙龙和舞会成为新型的社交场所。在艺术诸领域，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再度流行。西欧的雕塑、绘画和音乐风格在西斯拉夫地区扎根。捷克的音乐团体和音乐学院尤为出色。世俗文化成为西斯拉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的宗教狂热明显降温。西斯拉夫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作为欧洲反法联盟的一支重要精神力量，罗马教廷恢复了地位和权力。罗马天主教又进入了一个反动时期，教皇将大革命时期撤销的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恢复，并编写了“禁书”目录，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焚烧。罗马教廷还派人明查暗访，搜到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就处死。这一历史时期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仍属于受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国家。这里的天主教会除了受到启蒙运动的冲击外，还遇到了基督教其他教派的扩张。波兰因被俄、奥、普分割而沦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在占领区推行俄罗斯和日尔曼化政策，使东正教和新教的影响不断扩大。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亡国生活。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样，到20世纪初，西斯拉夫地区已经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兼有基督教各派信仰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都是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各国的天主教作为国民的主要信仰保持下来。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并没对波兰的信仰格局造成冲击，1993年，波兰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然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况则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今，这里新教徒的人数已超过天主教徒人数，占两国人口总数的70％左右。

在斯拉夫地区，西部斯拉夫的天主教和新教无论从教徒人数上，还是影响范围上都无法与南部和东部斯拉夫的东正教相媲美。换言之，斯拉夫地区规模最大的宗教是东正教。本书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斯拉夫人的第一大宗教——东正教文明上。

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

作为希腊的近邻，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保加利亚长期处于东派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保加利亚教会为摆脱拜占廷的控制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如前所述，9世纪下半叶，保加利亚曾利用基督教东西教派的矛盾迫使拜占廷牧首让步，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独立都主教区。西梅安在位时期（893—927年），保加利亚都主教的高级主教始称牧首。皇帝佩特尔统治时期（927—967年），保加利亚的牧首封号得到了拜占廷君主和教会的承认，其牧首区设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普雷斯拉夫。1018年，东保加利亚为东罗马帝国所吞并，保教会中心转移到西部地区的城市奥赫里德。东罗马帝国占领西保加利亚以后，保加利亚教会仍保留下来，但高级主教则由拜占廷皇帝任命希腊人充当。1019年，保加利亚教会已经拥有32个主教区。10—11世纪，保加利亚民间出现了反对官方教会的宗教运动——博戈米尔运动，它由一位名叫博戈米尔的保加利亚神甫发起，对基督教神学教义和宗教礼仪进行否定和批判。博戈米尔运动吸引了全国许多不堪忍受封建剥削和宗教压迫的贫苦百姓。虽然它最终以“异端”的形式而被官方镇压下去，但是，博戈米尔运动表明：保加利亚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运动的最早的策源地，捷克的胡斯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路德宗教改革以及俄国的教派运动都比保加利亚的博戈米尔运动晚几个世纪。

1187年，保加利亚从拜占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同时，保加利亚教会也获得了独立。教会中心位于新首都图尔诺沃，保加利亚各地主教区均服从于图尔诺沃牧首区的管理。1396年，保加利亚王国又被另一个强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这一漫长的异族统治时期持续了近5个世纪。土耳其当局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被征服基督教民族的代表，因此，随着保加利亚王国的沦陷，图尔诺沃牧首区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奥赫里德高级主教区维持到14世纪中叶才并入塞尔维亚牧首区。随着土耳其统治在塞尔维亚的加强，1767年，独立的奥赫里德高级主教区被取缔。在土耳其统治期间，保境内的高级主教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派来的清一色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东正教深受拜占廷宗教宗主国和土耳其殖民帝国的双重压迫。希腊主教在保加利亚教堂主持宗教仪式时，只使用希腊语，他们认为保加利亚民族语言没有资格进行宗教圣事。土耳其帝国对保加利亚民族信仰的践踏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在保加利亚推行宗教同化政策，强迫保加利亚国民改信伊斯兰教，违者格杀勿论。保加利亚的许多东正教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图尔诺沃牧首区繁盛时期曾包括15个主教区，奥赫里德独立高级主教区包括13个主教区。到18世纪，图尔诺沃教会仅剩下7个主教区。[1]尽管如此，保加利亚民族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当时，保加利亚东正教公开活动的场所——教堂已经完全为异族统治者所控制。修道院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隐修者活动的场所，它不沾染世俗的风气。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土耳其人的注意。然而，正是这些不为世人注意的角落成为沦陷时期保加利亚民族文化的摇篮。保加利亚修道院多坐落于深山老林之中，在城镇和乡村里设有修道院及其分支机构。修士们经常到分支机构中进行募捐活动和接纳教徒去圣地朝拜，在同教徒的接触中，修士们产生了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想法。他们利用修士可以到世界东正教圣地自由朝拜的权利，到附近斯拉夫兄弟民族的东正教区去学习神学、雕刻和绘画艺术，回国后纷纷在修道院及其分支机构创办私塾，向国民传播文化知识。15世纪，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是里拉修道院。这里的修士学者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蒂克（1412—15世纪末）以其杰出的作品（《里拉记事》）奠定了他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6世纪，保加利亚著名学者佩约神甫和马特伊神甫都在索非亚著书立说。他们分别以自己的作品《格奥尔基行传》和《尼科拉行传》创造了以现实写真为特征的索非亚学派。这一历史时期的编年历和文学创作都贯彻着爱国主义的一条红线，反映了保加利亚国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18世纪后半叶，土耳其封建体制瓦解，帝国走向衰落，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开始。修士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于1762年完成了历史巨著《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作品强调保加利亚的民族特征，通篇充满了浓厚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世纪20—30年代，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此起彼伏，为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在保加利亚推行的希腊化政策，保加利亚曾多次发生罢黜希腊高级主教的斗争。1845年，在致土耳其苏丹的请愿书中，保加利亚人提出了恢复牧首区的要求，主张宗教仪式用民族语进行，结果遭到土耳其当局的无情镇压。面对着统治者的重压，保加利亚人的斗志不但没有松懈，反而更加坚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保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规模不断壮大，组织性越来越强。1849年，土耳其政府被迫让步，允许保加利亚教会由本民族高级主教领导。1870年，保加利亚自治教会在土耳其苏丹那里得到了合法存在权。但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却一直拒绝承认保加利亚教会，宣布它为“异端”。直到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加利亚独立，教会才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1953年，保加利亚教会完全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中独立出来，实行牧首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遭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苏联红军在解放保加利亚的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冷战时期，保加利亚一直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东欧各国中，保加利亚同苏联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保苏教会来往密切。1961年，保加利亚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促进会。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1990年6月，保加利亚在多党制基础上选举人民委员会，保加利亚社会党取胜（它是保共新的称谓）。12月，成立了联合政府。目前保加利亚实行总统制，立法机构为一院制人民委员会。全国人口847万（1993年），主体民族为保加利亚人。多数教徒为东正教徒，其次为逊尼派穆斯林教徒。全国行政上分9个州，教会的中心设在首都索非亚，教会由13个主教区组成，其中有11个高级主教区设在保境内，境外有两个主教区，东正教神职人员有1500人，教徒60多万。[2]

二、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东正教

中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占领了保加利亚，而且还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各南斯拉夫民族。1389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在抵御土耳其人的科索沃原野战役中失败。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沦为土耳其的附属国。1459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全部塞尔维亚，4年后，又控制了波斯尼亚。这时，波斯尼亚东南部地区的公爵斯特芬·武克契奇（1435—1466年）宣布他的领地科萨奇脱离波斯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被称为黑塞哥维那（意为公爵领地），斯特芬·武克契奇作了土耳其苏丹的藩属。土耳其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实行奥斯曼行政管理体制，强迫这里的波斯尼亚人改变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文化特征。在波黑地区，伊斯兰教信仰得到尊重，土耳其人鼓励波斯尼亚人皈依伊斯兰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封建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纷纷接受伊斯兰教。在波黑封建王公和土耳其人的诱导下，波黑地区的波斯尼亚人从城市到农村迅速伊斯兰化。16世纪，伊斯兰教在波黑城市中普及，到18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波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波黑成为南斯拉夫地区伊斯兰化最彻底的地方。波黑伊斯兰教文化区的形成反映了土耳其统治的历史积淀。不过，这里改信伊斯兰教的波黑人并不使用土耳其语言，而是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什托卡夫方言，因此，这里的文化是斯拉夫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混合性产物。

土耳其人的军事封建统治使波黑人的文明进程倒退了好几个世纪。1878年，波黑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但不久又被奥匈帝国占领。1895年，波黑国民中东正教徒占43％，天主教徒占21％，穆斯林占32％。[3]其中，天主教徒亲奥地利和克罗地亚，东正教徒亲俄国和塞尔维亚。特殊的历史条件，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和重要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波黑历来是各派军事和政治力量交锋的战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90年代的波黑战争都证明了波黑是巴尔干地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一战结束后，1918年，南斯拉夫各主体民族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波黑也成为该王国的成员。从1929年起，国名定为南斯拉夫。二战中，波黑成为南共领导的游击队与纳粹德国军队及其帮凶克罗地亚“乌斯塔沙”部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切特尼克部队血腥厮杀的战场。1945年，波黑加入新型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6个成员国（即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有5个共和国是在主体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惟独波黑境内不存在一个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民族。波黑的三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比例悬殊不大，其中克塞两族还分别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保护伞，因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时期的波黑事实上也不太平，克塞两兄弟民族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统一国家的形成而消失。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1992年，波黑举行国家独立的全民公决。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受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指使，反对波黑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波黑西部的克罗地亚人在克罗地亚独立潮的影响下宣布成立波黑克罗地亚联合体。波黑国家的克塞冲突加剧，终于酿成二战以来欧洲最残酷的波黑战争（1992—1995年）。目前，波黑人口共440万，其中穆斯林占49％，塞尔维亚人占31％，克罗地亚人占17％。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教徒的比例为：逊尼派穆斯林40％，东正教徒31％，天主教徒15％。[4]可见，波黑国家无论从民族构成上还是从宗教成分上看都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目前波黑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城市人口仅占国民总数的36％，属于南斯拉夫地区最落后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仍是该独立国家长期难以协调的棘手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处于南斯拉夫地区中部的波黑地带的形成加剧了南斯拉夫东西两部分文化的差异。以波黑为界，西部地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直保持了天主教文化的特征，东部地区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则信守拜占廷东正教文化至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都饱尝过异族统治的辛酸。不过，与长期受土耳其军事封建帝国统治的其他南斯拉夫民族所不同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历史上基本处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下。19世纪，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的定位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以什托卡夫方言为基础的克罗地亚民族语形成。克罗地亚语与塞尔维亚语都属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前者使用拉丁字母，后者为基里尔字母。不仅如此，两种语言各吸收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这就使得克、塞两民族的语言在词汇、句子结构和修辞色彩上产生了颇为显著的差别。斯洛文尼亚没有采用什托卡夫方言，而是以卡伊卡夫方言为基础。这样，斯洛文尼亚语就成为一种同克、塞两族不同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独立的克罗地亚民族和斯洛文尼亚民族都加入到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二战结束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成员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基督教世界发起了教会联合运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天主教组织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之间开始进行交往和对话。但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仍是南联邦各共和国之间民族隔阂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90年代初，在南斯拉夫联邦中，克罗地亚最早发表了独立宣言（1991年6月）。随后南斯拉夫联邦中经济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斯洛文尼亚也宣布脱离南联邦。目前，天主教仍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第一大宗教。然而，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地区，拥有教徒人数最多的并不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天主教，而是遍布于塞尔维亚、黑山和马斯顿的东正教。

塞尔维亚教会是南斯拉夫地区最大的东正教组织。它成立于12世纪，当时属于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主教区。由于塞尔维亚位于东西教会的交界地带，东西教会多次为争取塞尔维亚而斗争。12世纪，塞尔维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东部地区，这里是东正教主教区的所在地，斯特芬·奈马尼亚大公（1166—1196年）成为专制君主以后，东正教会在塞尔维亚的统治地位便稳定下来。斯特芬·奈马尼亚大公去世后，罗马教皇又暂时得到了对塞尔维亚教会的控制权。不久，斯特芬的继承人再次结束了教会受西方教皇统治的局面，建立了塞尔维亚独立高级主教区，斯特芬·奈马尼亚的儿子萨瓦任塞尔维亚第一届大主教，史称圣萨瓦大主教。1217年，斯特芬·奈马尼亚的另一个儿子斯特芬·奈马尼奇加冕为国王，定都拉什卡，塞尔维亚第二王国成立。在著名的国王斯特芬·杜尚统治时期（1331—1345年），塞尔维亚王国进入鼎盛时期。1346年，独立的塞尔维亚牧首区建立。1366年，塞尔维亚王国中的泽塔宣布独立，建立了泽塔公国。泽塔公国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在同土耳其和威尼斯等东西方殖民扩张者的斗争中，英勇善战的塞尔维亚族泽塔人取得了胜利，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各民族沦陷时期惟一自主的国家。15世纪，泽塔依据特殊的地形定国名为“黑山”。长期封闭的生活使这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塞尔维亚王国的主体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和国民性格上都产生了本质的差异，一个独立的民族——黑山族形成。值得一提的是，黑山人仍保持了在塞尔维亚王国时期确立的东正教信仰，这使它同塞尔维亚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关系。黑山教会隶属于塞尔维亚牧首区，行政级别上为都主教区。都主教由黑山部落会议选举产生。

在土耳其异族统治时期，苏丹曾试图通过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来管理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东正教徒。因此，塞尔维亚牧首区被取消，塞东正教会成为从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都主教区。然而，塞尔维亚教会不甘忍受宗主国的宗教奴役，作为维系东正教国民的统一体的精神中心，它立场鲜明地支持南斯拉夫人争取自由和摆脱异族桎梏的正义斗争。在塞尔维亚上自国君下至国民的共同努力下，1557年，苏丹同意恢复塞尔维亚牧首区。佩奇牧首区管理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马其顿北部地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和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境内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共包括40多个都主教区和主教区，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在牧首、都主教和主教的选举中都享有自治权。16世纪，塞尔维亚教会建立印刷所出版宗教文献，组织教会人士撰写编年史，还培养出一批圣像画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其顿是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一个历史区，它是古代马其顿人的后裔。作为拜占廷唇齿相依的邻邦，马其顿于中世纪中叶接管了东派基督教，受奥赫里德都主教区的管辖。14世纪以前，它曾经是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土耳其统治时期，奥赫里德都主教区的主教级以上的神职人员均由希腊人充当，马其顿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受到严重摧残。

为了尽早地恢复国家主权，塞尔维亚牧首区不断向邻国求援。1606年，塞尔维亚牧首区牧首约翰就此事同奥地利政府秘密磋商；17世纪60年代，牧首马克西姆为塞尔维亚末代国君的一位后裔敷圣油并授予他塞尔维亚未来君主的称号；1688年，牧首阿克塞尼请求俄国政府拿起武器反抗土耳其人；1691年，该牧首率3.7万塞尔维亚人逃亡奥地利；1738年，另一位叫阿克塞尼的塞尔维亚牧首也到奥地利避难。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于1766年取消了佩奇牧首区。次年，奥赫里德都主教区也被撤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接管了南斯拉夫地区东正教会的领导权。所有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均由希腊人来担任，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东正教领导层全部被撤职。

18世纪，塞尔维亚民族复兴运动兴起。为了突出塞尔维亚民族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区别，1776年，塞尔维亚采用欧洲纪年法，新年的第一天从1月1日开始，摒弃了传统的东正教纪年法（即元月从9月1日开始）。1843年，塞尔维亚新的正字法开始在全国推行，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不断得到国民的重视。受其影响，介于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之间的马其顿民族书面文字也于19世纪下半叶形成。1832年，塞尔维亚教会的自主权部分地得到了恢复：教会的最高领导权集中在贝尔格莱德大主教手中，他被赋予全塞尔维亚都主教的称号；都主教由塞尔维亚王公和人民从塞尔维亚神职人员中选举产生，选出的都主教需君士坦丁堡牧首认可，但牧首不得提出异议。都主教就职后需向塞尔维亚主教公会负责，主教由王公和都主教决定。塞尔维亚政府每年有义务向教会提供财政拨款。1878年，俄土战争中土耳其的失败宣告了其殖民统治的终结，塞尔维亚获得了解放，塞尔维亚牧首区恢复。1879年，塞尔维亚教会摆脱了王权对其内部管理的干预，成为完全独立的教会。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马其顿为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所瓜分。塞尔维亚、黑山和属于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一直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18—1929年）、南斯拉夫王国（1929—1941年）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45—1991年）的成员。1992年，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意识形态将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联系起来，双方成立了新的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斯拉夫），其中塞尔维亚共和国还包括两个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匈牙利自治区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自治区。当今南斯拉夫的人口共有1050万，其中塞尔维亚人占63％，阿尔巴尼亚人占16.6％，黑山人占5％。[5]另外，还有少数匈牙利人、波斯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全国教徒中绝大多数为东正教徒，其余的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南联盟解体后，马其顿于1991年末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简称马其顿）。目前它拥有2100万人口，主要是马其顿人，官方使用马其顿语，全国绝大多数信徒为东正教徒。

当今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属于世界东正教15个独立教会之一，也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东正教会。它包括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21个主教区，其中最大的主教区为贝尔格莱德主教区。另外，还管辖南斯拉夫地区以外的7个主教区。拥有教徒900万人左右。塞尔维亚教会的牧首区设在贝尔格莱德。作为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成员，塞尔维亚教会在波黑战争（1992—1995年）和科索沃战争（1999年春）多次谴责暴力行径，呼吁和平解决争端。

[1] 百科词典《基督教》第3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450页。

[2]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3] 刘祖熙主编：《斯拉夫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

[4] 1998年俄罗斯大百科（VCD）《基里尔和麦福迪》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词条。

[5] 1998年俄罗斯大百科（VCD）《基里尔和麦福迪》，“南斯拉夫”词条。

第四章 东正教在东斯拉夫地区的历史变迁

一、俄国东正教会的独立

基督教东正教派与天主教派在管理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像天主教那样，各地教会组织均服从统一的教会中心——罗马教廷的领导，而是实行多中心管理制。目前东正教世界共有15个独立的教会，它们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君士坦丁堡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俄罗斯教会、格鲁吉亚教会、塞尔维亚教会、罗马尼亚教会、保加利亚教会、塞普路斯教会、阿尔巴尼亚教会、捷克斯洛伐克教会、波兰教会和美洲教会。其中，在后四个教会所在的国家中，东正教徒在人口总数中并不占多数。另外，东正教还有4个自治教会（西奈、芬兰、克里特和日本自治教会），它们从属于独立教会，但在管理上享有自治权。在东正教独立教会中，有9个教会受牧首领导，其他的由都主教和高级主教领导。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尊称为普世牧首，在平等的各牧首中他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但是，同其他牧首相比，他不享受任何特权。早在5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国教——东派基督教就形式了4个独立的教会，即上述教会中的前4位。教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国家政权的代表——皇帝手中，皇帝有权任免教区牧首和大主教、主持宗教会议、签订宗教协议和解释正教教义等。各独立教区的最高领导称牧首，他们有权处理所辖教区的日常事务。后来，随着拜占廷帝国的衰落，这四个教区逐渐变成各自独立的牧首区。9世纪，保加利亚独立教会形成。罗斯教会最初曾在组织形式上从属于奥赫里德保加利亚主教区。由于罗斯的都主教全部是由拜占廷皇帝和教会共同任命的希腊人，为了管理上的方便，995—997年，罗斯教会变成直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的60个都主教区之一，都主教区的管理机构设在古罗斯的首都基辅。991年，罗斯都主教区下设主教区。随后，教会的基层组织司祭级教区和乡村教区也在罗斯城乡产生。罗斯教会在内部管理上基本沿用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方式，自上而下实行都主教区—主教区—司祭级教区—乡村教区四级管辖制。

尽管基辅都主教区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但是，在罗斯国内，它却是各级教区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罗斯国家和全民族的宗教代表机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因此，史学家们依据宗教核心的地理位置将1448年以前的罗斯东正教称为基辅都主教区时期。拜占廷东正教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紧密交织。东正教的传入客观上将拜占廷政教合一（цезарепапизм）的体制带给了罗斯。罗斯教会受都主教和王公的共同管辖，两种权力中王权高于教权。教会任命主教时，都主教需经王公同意方可确定最后人选。从教会建立之日起，它就向子民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声称“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奉上帝之命来扬善罚恶的”[1]。按照基督教教义，“君权神授”既强调王公的权力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可强行篡夺，同时也要求王公对子民负责，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然而，罗斯教会是在王公的倡议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活动主要依靠王公的什一税和馈赠来维持，经济依附关系决定了罗斯教会的政治职能只是保护王权，而不是对王权实行监督，它事实上成为王公统治国家的精神武器。为了使政教关系沿着更加协调的轨道发展，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摆脱拜占廷牧首区的宗教控制。1051年，基辅罗斯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978—1054年）在未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意见的情况下，推举基辅洞穴修道院院长、罗斯神甫伊拉利昂作都主教，伊拉利昂遂成为俄国教会史上的第一任本国人都主教。虽然迫于拜占廷的外交压力，罗斯教会不久便取消了对伊拉利昂的任命，基辅都主教职位又重新为希腊人所垄断，并且，在整个基辅都主教区时期，罗斯教会独立的意愿一直没有实现。但是，这一事件无疑是罗斯要求教会独立的一次历史性尝试。

11世纪下半叶，罗斯的王公们因争夺领地而内讧不已。12世纪初，统一的罗斯国家分裂成许多封建公国，罗斯进入了封建割据时期。封邑王公们都把东正教当作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习惯于召集都主教和主教商议国事。在王公会议上，教会代表总是处于显耀位置。在王公内讧的过程中，罗斯教会作为王公各方的调停人，为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封建割据时期，教会这一东正教信仰的载体成为维系罗斯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不仅如此，教会组织和机构在罗斯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村社的农人习惯于聚集在教堂旁决定日常事务，达成集贸交易。教区小学也大都设在教堂和修道院附近；在城市里，教会神职人员和王公均住在大型教堂附近，教堂成为市民召开大会（卫砌）、制定城市决策的固定地点。

13世纪初，罗斯内乱与外患交加。1237年，蒙古鞑靼人入侵罗斯。四分五裂的国内形势使罗斯无法形成强大的抵御异族侵略的力量。1240年，蒙古人攻克罗斯首都基辅并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罗斯在金帐汗国的桎梏下度过了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蒙古入侵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蒙古人践踏了罗斯的许多城市，战火造成大量神职人员伤亡，教堂被毁，东正教文物受到严重摧残。基辅著名的什一大教堂就成了蒙古人暴力的牺牲品，有些地区石建筑几乎已全部绝迹。不过，蒙古人对罗斯民族信仰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蒙古人信奉多神教，在他们的教规中明确规定敬畏各种神。因此，崇拜上帝的罗斯东正教徒并没有受到迫害。虽然罗斯的王公向蒙古汗称臣，需接受蒙古人的册封。但是，蒙古人并没有强迫东正教神职人员改变信仰，东正教会仍保留了自由发展的权利。教会的特权依然如故，它不需要向汗国交纳贡赋，只是主教以上的职位任命需得到汗的册封书，主教必须承诺为汗及其家族祈祷。蒙古人统治时期，东正教会通过布道和祈祷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人员积极同王公谋事，为罗斯人祈祷。教会的活动加强了罗斯各阶层的民族凝聚力，对于罗斯国家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几乎与蒙古人入侵的同时，波罗的海沿岸天主教世界的日耳曼人和瑞典人也开始了对罗斯西北部的蚕食。1240年，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入诺夫哥罗德公国。罗斯人在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1220—1263年）的领导下，在涅瓦河畔打退了天主教骑士的进攻，保住了公国领土的完整。战役的胜利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涅瓦王”的称号。1242年，涅瓦王在楚德湖畔击败瑞士干涉军，又一次取得了保卫国家的辉煌胜利。为了鼓舞全罗斯人的斗志，东正教会将涅瓦王亚历山大列为圣人。按照东正教教规，神甫在主持完教堂祈祷仪式之后往往要宣读圣人的名字。亚历山大的业绩通过东正教会向全罗斯教徒传播，为国家尊严和东正教信仰而战的信念逐渐在罗斯深入人心。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1380年，东北罗斯人在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1350—1389年）的率领下，在顿河河畔的库里科夫原野上首次战胜蒙古人的军队，季米特里从此被称为“顿河王”。不久，东正教会也将顿河王编入圣人之列。“顿河王”的事迹再次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热情，增强了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的信心。1480年，罗斯终于结束了受异族奴役的时期，国家的主权最终得到恢复。

蒙古人统治时期，基辅受到金帐汗国的严格控制。基辅王公对蒙古汗的政治依附关系使东正教会感到压抑。1299年，基辅都主教希腊人马克西姆（1287—1305年）不甘心忍受鞑靼人的强权而离开基辅，来到距蒙古权力中心较远的东北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都主教区向东北罗斯的转移为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创造了先决条件。14世纪中叶，西部和西南罗斯人为摆脱蒙古人的桎梏并入了天主教国家立陶宛和波兰。自此，这里的东正教徒开始处于天主教的影响之下。15世纪，天主教势力向东正教世界扩张。1438年，罗马教皇尤金四世在佛罗伦萨主持召开基督教会议，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决议。基辅都主教伊西多尔在决议上签字，但东北罗斯的东正教代表却坚决拒绝承认伊西多尔的决定，罗斯基辅教区与莫斯科教区的矛盾加剧。1448年，基辅都主教区由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全罗斯都主教会变成西部罗斯的东正教主管部门，行政上为普世牧首所管辖。至此，罗斯东正教史上的基辅都主教时期宣告结束。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东北罗斯的宗教中心——莫斯科悄然兴起。12世纪中叶，王公“信神的”安德烈将罗斯东正教的代表性圣物——圣母像从基辅带到弗拉基米尔，试图建立新的东正教中心。13世纪末，东北罗斯的宗教统治地位初见端倪。1305年，罗斯都主教马克西姆去世。应加里奇公国王公的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批准加里奇出身的罗斯人彼得（1308—1326年）任全罗斯都主教。彼得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得到了汗的册封，领导全罗斯东正教会，坐镇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势力的增强，特维尔的政治地位下降。1325年，彼得本人连同东正教都主教机构都转移到莫斯科。不久，莫斯科的宗教活动中心圣母升天大教堂建立起来。彼得积极配合莫斯科王公钱袋伊万（1308—1326年）在金帐汗统治阶层中斡旋，为莫斯科摆脱汗的统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去世以后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列为东正教圣人，这在俄罗斯都主教史上尚属首例。

14—15世纪，东北罗斯的教会组织不断巩固和壮大。伴随着莫斯科经济实力的增强，修道院普遍建立。与基辅都主教区时期的修道院不同，东北罗斯的修道院多为规模宏大的农耕和经营中心。14世纪，东北罗斯共有这类修道院42个，15世纪，增加到57个。莫斯科近郊的圣三一修道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各类作坊，是罗斯经济实力最强的修道院。修道院吸引各地的能工巧匠前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逐渐成为罗斯民间艺术的重要发祥地。罗斯的编年史文化和圣像画艺术传统继续在修道院发扬光大。除了生产、经营和文化艺术活动，城市和郊区还出现了履行军事防卫功能的修道院。西蒙诺夫修道院、扎恰基耶夫修道院、格卢夫申修道院等均建于该时期，它们共同构成莫斯科城的安全保护带。罗斯教会人员活跃在边区，向当地罗斯人和少数民族传播宗教，将东正教文化普及到罗斯的各个角落。东正教信仰将罗斯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宗教聚合性的作用下，罗斯人之间的民族、部落和语言差异全部退居次要位置，东正教成为罗斯统一的内在精神因素。

由于王公和东正教会的共同努力，罗斯文化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基本保持了古希腊和拜占廷的文化特色。14—15世纪，教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讲述教会活动家和王公业绩及生活的使徒行传，如《涅瓦王亚历山大圣传》、《都主教彼得布道演说》、《谢尔吉·拉多涅什基演说辞》[2]等。一些歌颂爱国主义精神的非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智者萨福尼写的《顿河左岸的故事》就是一部记述顿河王季米特里和库里科夫战役的作品。东北罗斯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白湖修道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修道院都是重要的编年史撰写中心。1377年，苏兹达里僧人拉夫林季完成了著名的《拉夫林季编年史》，这部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罗斯社会生活的全貌，至今仍是学者们从事文学和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建筑和造型艺术仍与东正教文化紧密相联，石建筑基本满足了教会的需求，教堂内的壁画作品全部由罗斯本国的圣像画家完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罗斯圣像画派形成。

当然，中世纪后期东北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5世纪初，莫斯科都主教区面临着双重艰巨任务：既要摆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控制而获得教会的独立，又要同基辅都主教区争夺对全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导权。在天主教会企图吞并东正教会的佛罗伦萨基督教教会合并会议上，拜占廷为挽救亡国的命运向天主教世界求援，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意罗马教皇关于教会合并的建议，希腊出身的基辅都主教伊西多尔随声附和。东北罗斯王公和教会看到时机已成熟，便以东正教忠实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同生命垂危的拜占廷牧首区和势力日趋减弱的基辅都主教区抗衡。在莫斯科强大的攻势下，伊西多尔逃往立陶宛，莫斯科教会成为全罗斯的最高领导机构。1453年，拜占廷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罗斯教会事实上成为独立的都主教区。不久，罗斯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15世纪末，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俄罗斯形成。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年）同拜占廷公主索非亚结婚，并将拜占廷国家的象征物双头鹰引入俄罗斯，作为国徽。他自称为全罗斯的君主。瓦西里三世（1479—1533年）时期，普斯科夫僧人费洛菲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即：前两个罗马由于统治者对信仰的不忠而灭亡，莫斯科是东正教的主要堡垒，对信仰的忠贞将使它永远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位置。它反映了俄国统治阶级和东正教会试图变莫斯科为世界东正教中心的宏图大志。

伊凡三世时期，罗斯各大城市都建立了都主教区。东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同西欧的交往十分频繁，它不满于莫斯科的控制，希望独立出去，成为自由的公国。15世纪，欧洲的异端思想最先从这里登陆。这股思潮否认东正教会坚持的圣三位一体的理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东正教会把它们视为天敌，将具有异端思想的人装入囚笼，抛入莫斯科河中溺死。不久，罗斯教会内部又对教会是否可以拥有财产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以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的教会人士坚持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派别叫做约瑟夫派或奥西夫派；以修道院院长尼尔·索尔斯基和东正教哲学家马克西姆·格列克为首的反对派主张禁欲主义，要求教会放弃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他们形成教会中的禁欲派。16世纪上半叶，禁欲派在俄罗斯东正教会议上受到批评，约瑟夫派在教会内部占上风，东正教的财产和土地所有权得到教会和官方的保护。

16世纪下半叶是俄国等级君主制政体确立的时期。俄国首任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年）把东正教会当作专制制度的忠实精神支柱，政教关系进一步加强。1547年，伊凡四世按照拜占廷的方式举行加冕仪式，东正教会为他行敷圣油礼，象征着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1542—1563年，俄国最有影响的都主教马卡利任职。他深得沙皇的信任，是沙皇内政的重要谋士。1551年，在马卡利的倡议下，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召开东正教宗教会议，制定了有关宗教制度、宗教生活、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决议共100条，这次会议史称“百章会议”。会议加强了东正教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对宗教礼仪、教规和机构都作了明确规定。从此，东正教的官方宗教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伊凡四世对东正教怀有极大的兴趣，经常同教会人士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在沙皇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在16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期。1532年，在卡洛缅村庄竣工的耶稣升天教堂是东正教石建筑的一大杰作。矗立于莫斯科克里姆红场上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代表了16世纪俄罗斯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16世纪中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教堂的一名执事着手创办国家印刷厂，俄罗斯图书出版业开始起步。1564年，印刷厂出版的第一本书《使徒》问世。由政府和教会共同操持的图书出版业很快成为传播知识和从事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它宣告了对教会书籍随意修改的时代结束，宗教书刊从此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图书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祈祷书籍的大量问世，有力地促进了东正教的传播。16世纪末，东正教祈祷书已经遍及被俄国征服的所有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俄国的编年史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取代地方编年史的全俄编年史汇编出台，伊凡四世时期的“插图汇编”就是一部全俄编年史集。宗教作家也开始从全俄国的角度进行创作。在莫斯科都主教马卡利的领导下，俄国出版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多卷本宗教神学百科《大日读月书》。著名思想家和宗教活动家马克西姆·格列克的作品对读者的社会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589年，俄国东正教会确定了牧首制。卡洛缅主教兼罗斯托夫高级主教约夫（？—1607年）当选为莫斯科和全罗斯第一任牧首（1589—1605年任职）。牧首区的建立表明：俄国教会完全获得了独立，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同东正教世界其他地区的牧首地位平等。从此，莫斯科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中心。

二、牧首制时期的教会与国家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东正教会积极参与世俗国家事务，号召俄国人民为拯救和捍卫信仰而同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在僭称王当政、俄罗斯国家陷于瓦解的危急时刻，东正教会成为俄国爱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主要组织者。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阿福拉米向全国发布提议书，召唤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全俄第三届牧首格尔莫根（1601—1612年任职）因拒绝为波兰统治者效忠而在幽禁中绝食自尽。许多修道院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资，有的修道院还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坚强堡垒。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民族的聚合作用再一次表现出来。

在俄国教会摆脱拜占廷控制的漫长过程中，世俗政权对教会全力支持，政教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牧首制的确立使俄国教会与世俗政权结合更加紧密，这时俄国的政教关系完全变成俄国的内部事务。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当选为俄国沙皇。从此，俄国史上开始了为期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1619—1633年，米哈伊尔的父亲费拉烈特任全俄东正教第四届牧首。由于牧首与沙皇之间的亲子关系，牧首与皇权积极配合，俄国政教关系协调一致，专制的思想深入人心。牧首还获得了“大君主”的称号，一切高层法规都是以两个人的名义签署，重要报告均须两个人共同审核，外交使节由两个人共同接见，且牧首的意见受到沙皇的特殊器重，牧首的权力发展到高峰时期。俄国教会史学家将当时的情形概括为“两种政权并存”[3]。然而，教权和政权的默契与和谐在俄国并没有维持多久。1652年，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尼康（1605—1681年）作东正教牧首。上任之初，他曾经历过一段得宠时期。他同沙皇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深得沙皇的信任。他同样获得了“大君主和牧首”的称号。遇上沙皇外出的场合，尼康甚至有权以国君的名义签发命令，管理国家事务。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时期（1645—1676年），教会与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发生冲突。教会占用赋役土地却不交税，教会夺走国有农民导致国家服役人员减少。针对这种情况，沙皇颁布法令规定限制教会扩大土地。但是，尼康竟对此置若罔闻。他衣着豪华，不惜耗巨资为自己修建了四所修道院，牧首区的神职编制比费拉烈特时期还臃肿。他不断重申“两种政权并存”的学说，强调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地位，甚至把神权和皇权分别比作“太阳和月亮”[4]，企图在俄国建立教权高于皇权的格局。修道院经济的膨胀，牧首对皇权的觊觎引起世袭贵族的严重不满。为了保证专制政权的神圣不可侵犯，1666年，沙皇在贵族的支持下，罢黜尼康的牧首职务，将其流放，教权在同皇权的竞争中彻底失败。这是俄国教会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教权力的正面冲突与对抗，以后教会逐步为沙皇牢牢控制。

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尼康的教权扩张并没有在俄国引起一场教会改革运动。尼康对俄国东正教所作的贡献是他于1653年进行的宗教礼仪改革。长期以来，由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无知和疏漏，造成对经书和东正教礼仪的理解同拜占廷有出入，甚至在俄国不同的教区，教会人员及世俗教徒对经书和教规教义的解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了确定东正教教规礼仪的统一范式，尼康主张以拜占廷经书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修订经书并将伪经书全部焚毁。尼康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为：（1）取消以往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改用三个指头划十字。（2）在教堂里逆时针行走取代以前的顺时针方式。（3）诵读经书时，每次祷告后读三遍“阿利路亚”而不是两遍。（4）上帝耶稣的名字由Исус改为Иисус。（5）作祈祷时放五块圣饼来代替以前的七块。改革得到了沙皇的首肯。虽然尼康改革本身所涉及的不过是东正教教规和宗教礼仪问题，但是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教派分裂。不承认尼康改革，坚持传统宗教礼仪的东正教徒形成旧礼仪派，它是俄国各民间教派的鼻祖。尼康改革后的东正教被称作官方东正教。几乎同时，一些以非东正教性质的所谓“异端”教派，如阉割派和鞭身派等民间教派也纷纷出现。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历代沙皇都坚持官方东正教一教制，迫害分裂派教派和其他教派。其实，对民间教派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客观的。17世纪，有许多受封建主剥削的农民、市民、哥萨克人，甚至部分贵族都参加了分裂教派的行列。他们有的为保护古老的信仰宁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有的（特别是教派）还成为反封建压迫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活动对于保持俄国文化传统和扩大民众的生存权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旧礼仪派的著名代表、大司祭阿瓦库姆的自传体作品《阿瓦库姆行传》是当今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必读的文学名著，该作品所描绘的历史画面是研究俄国旧礼仪派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除了东正教派（官方教派和旧礼仪派）和“异端”教派，17世纪，俄国还存在着天主教派和合并教派。14世纪末15世纪初，生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西部和西南罗斯人形成了两个民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乌克兰（У краина）在俄文中是“边区（окраина）”的意思，是指它相对于俄罗斯中心地区——莫斯科来说属于边远地区；白俄罗斯（Беларусь）意为“免税的罗斯（облегченная Русь）”，即由于行政上属于波兰和立陶宛，这部分罗斯地区不向鞑靼人交纳贡赋。佛罗伦萨教会合并会议使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皈依了天主教。159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遭到天主教会的冲击，梵蒂冈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正教地区。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布列斯特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合并，即：东正教会组织上服从罗马教皇的管辖，接受天主教教义，但保留原东正教礼仪。布列斯特教会合并的后果是成立了合并教会，部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成为合并派（希腊—天主教派）教徒，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但大多数人仍保持着传统信仰——东正教。1648年，乌克兰盖特曼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乌克兰人举行反抗波兰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的起义。俄国打出解放同一祖先民族兄弟的口号对波兰发动战争。1667年，俄国取得了胜利。根据1686年俄波“永久和约”，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和基辅被并入俄国。

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拥有全国绝大多数东正教徒。为满足广大市民的宗教需要，东正教教堂建筑迅速发展。80年代，全国共有官方东正教教堂1.5万座，修道院650个。教堂建筑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教堂是为市民喜爱的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圣像画和壁画艺术继续发展，宗教绘画艺术中圣经题材同日常生活画面有机结合。在雅罗斯拉夫的先知伊里亚教堂内壁上出现了收割的场面；著名圣像画家西蒙·乌沙科夫（1626—1686年）在自己的圣像画中尽力表现现实人的面部特征，他通过光线的亮暗来显示造型的立体感，俄国绘画完成了从中世纪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俄国的人物肖像画艺术产生。17世纪下半叶，仅供孩子们读书、写字和算术之用的教会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和教会都感觉到了国民教育的必要性。1687年，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学校——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校在莫斯科成立。这里开设了古代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神学、算术、地理、天文学、古斯拉夫语法等课程，还成立了图书馆和印刷厂。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所学校为俄国培养了一大批教会人才。

1689年，彼得一世（1672—1725年）登上俄国王位。1695年，彼得一世率领俄军从土耳其手中夺得了亚速夫港。不久，东正教组织也发展到这座南疆要塞。彼得一世在国内推行了以加强军事力量为核心的诸多领域的改革，旨在将俄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为彻底消除教会牧首对王权的奢望，他竭力在政治上限制、削弱教会的权力，使之处于王权的严密控制之下。1700年，俄国东正教第十任牧首阿德里安（1627—1700年）去世，沙皇没再指定新的牧首，而是宣布他“本人就是牧首”[5]，教会应当服从沙皇的旨意。这就意味着在俄国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东正教牧首制从此结束，一种新的教会管理体制即将出台。

三、俄罗斯帝国的政教关系

为实现先辈们夺得出海口的夙愿，彼得对瑞典人发动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1721年，俄国人取胜，波罗的海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出海口。北方战争的胜利使俄国国际威望大大提高，俄国开始以一个海上强国的面目出现在欧洲大陆上。彼得一世因而成为俄国史上的第一任皇帝，俄罗斯始称帝国，国家政体也相应地从等级君主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为了加强专制君主对教会的垄断权，1721年，他取消东正教会的牧首制管理体制，设立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来管理东正教内部事务。次年，又颁布法令确定了总监职位，以领导东正教总管理局事务。彼得的宗教法强调：“君主的权力具有专制性，它是由上帝本人赋予的。基督教君主是东正教信仰的保护者”[6]，进而提出了皇权高于教权的学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最高领导——总监是世俗的国务活动家，而不是东正教的高级主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成员均为高级主教，总局直接或通过主教区高级黑神品[7]来管理教会事务，它有权开设新教区，推荐主教候选人，指定、任免修道院长，增建教堂和修道院，派遣黑神品充军，听取主教的汇报，保护信仰的纯洁性，履行宗教审判事务，消除宗教分裂和异端等。东正教总管理局的成员受总监直接领导。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建立是俄国东正教会被纳入世俗国家管理体制的开端。

彼得一世的全方位欧化改革对于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接轨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却对传统的东正教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因此，他受到俄罗斯传统文化坚持者的谴责和抨击。随着彼得改革的推行，巴罗克建筑在俄国新都彼得堡及各大城市流行，东正教建筑在俄国一揽天下的局面宣告结束。18世纪以前，俄国的教育权利为教会所垄断，虽然教会学校能够为国民的启蒙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任务仍是培养神职人员和学术僧侣。为适应商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世俗学校体系在俄国建立起来，教会学校则变为神职阶层的专门学校。当时，全俄共有教区神职中学115所，修道院附属中学36所，神学院3所（基辅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和彼得堡神学院）。世俗教育的兴起带来了俄国出版业的变革，民用字母应运而生。1707—1708年，俄国出现了第一套民用铅字。从此，古老的、不便阅读的教会斯拉夫字母被简单和清晰的民用字母所取代，教会斯拉夫字母只用于印刷宗教祈祷书籍。复杂的字母数字符号为阿拉伯数字所代替，只有教会书籍中仍使用以往的数字表示法。后来，民用俄语逐渐演变成为俄罗斯文学书面用语，教会斯拉夫语被排挤出历史舞台。

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确立以后，俄国东正教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调整。在绝对君主制的发展过程中，沙皇有意扩大东正教总监的权力，进而剥夺教会人士对东正教事务的最高管理权。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朋友阿·尼·戈里津（1773—1844年）任总监期间，总监权限明显膨胀。他成立总监办公厅，取代总管理局办公厅，要求总局高级主教向总监办公厅汇报教会管理事务，教会管理的权力发生了转移。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议事会的法规、报告等只能经总监转交大臣。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年在位），总监权力继续加强。沙皇授权总监在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上汇报教会管理情况，事实上已经将总监纳入大臣委员会的行列。当时的总监尼·普罗塔索夫利用特权推举自己中意的高级主教进入总管理局，东正教事务的高级法规基本上都是在总监办公厅制定的，总监受皇帝的直接领导，教会内部反映上来的意见须经他的过目，然后，他将符合自己心愿的部分呈报给皇帝。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基本上成为政府机构中的一个部，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帝俄终结。在行政管理上，俄帝国境内建立了与省界吻合的主教区，19世纪40年代初，普洛塔索夫制定司法章程来管理主教区。一个主教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州，司祭级教区保留下来，每个司祭级教区又包括10—30个基层小教区。教会管理中世俗人员的增多和总监权力的膨胀引起了东正教内部僧侣人员的不满，但是，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使黑神品人士无力对抗世俗力量的排挤。因此，教会管理的世俗化过程并没有遇到来自教会内部的强大阻力。

伴随着教会管理的国家化、世俗化过程，教会经济也相应地为国家所控制。彼得一世时期，由于战争开支巨大，教会财产和税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宣布对教会财产实行登记并在《官阶表》中将各地主教的薪水来源确定下来，规定主教区将部分土地收入用于发放薪水，其余财产用于保障慈善机构、学校及医院的正常活动。教会的地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固定地产，用于保障教会管理机构的薪水，固定地产外的财产收入上缴国库。对教会经济利益的触动引起了教会内部的恐慌。女皇叶丽萨维塔（1741—1761年在位）责成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对教会地产的收入、详细支出以及教会地产中的男性劳动力情况进行统计，还要求上报教会资金和粮食储备状况、单项收入，其中包括教会地产上的农民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实物贡赋情况。彼得三世（1761—1762年在位）着手没收教会的财产。他恢复了彼得一世时期的经济院，把教会的经济管理权转给世俗官员。教会土地上的农民必须交纳一卢布的人头税才有资格耕种教会的土地。教会管理部门可以将土地、磨坊、渔场出租，但租金和农民的人头税都要交给经济院，从中为教会人员发放薪水。修道院和主教区的森林、草场使用权依旧保留。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继续没收教会的财产，将教会所有可耕地、一切有人居住的地产和赋役农民都收归国有，交由经济院管理。国家还为教会黑神品管理人员发放工资，黑神品成为国家的一个官僚阶层。

沙皇对教会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有意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以防止因教会经济过分膨胀而出现国中之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当专制制度需要时，国家又不惜一切地对教会进行扶持。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认为女皇叶卡捷琳娜的教会政策对国家不利，于是转而扶持教会。他颁布法令将黑神品官邸和修道院的份地分别增至60俄亩和100俄亩。国家对二者的财政拨款也明显增多。亚历山大一世的教会政策更加宽松，允许各教区和修道院拥有无人占用的土地。教会收入迅速增加，它甚至掌握了城市的部分房地产。国家还在税收方面给教会以优惠，免除它为军队宿营提供住处的义务。尼古拉一世时期，国家允许修道院拥有土地和森林的数量各增加到150俄亩。从1836年到1861年，俄国大约有170个修道院从国家获得15000亩森林和10000亩可耕地。教会又重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19世纪中叶，俄国东正教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1862年，全国共有教堂37428座，无祭坛小教堂12392座，神甫37409人，执事12153人，下级服务人员64105人，修道院614个，僧尼21800人。教会控制着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据官方统计：1858年东正教教徒占全国人口的72.63％），[8]东正教主教以上的高级职位只能由黑神品担任。白神品为教会的底层，主持教区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职业和养家饣胡口的手段。按照教规，黑白神品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上帝的忠实奴仆，以帮助世人与上帝交流为天职。然而，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世俗法律基础上，由阶级利益来决定。18世纪以前，主教区管理以下级向上级交税为基础形成，地方基层教区与主教区上层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依附关系。彼得一世改革触动的只是教会上层管理问题，没有涉及教区与主教间的关系。在没收教会财产的过程中，基层教区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教会上下级间的剥削关系并没解除。教区白神品需将土地收入的绝大部分上缴给主教区管理部门来养活黑神品阶层。19世纪初，政府曾讨论过白神品的薪水问题并着手具体落实，但真正推行薪水制的只是个别西部省份教区。况且，国家拨款的数额并不可观。因此，为了保证正常生活，同时又能完成上缴任务，教区神职人员将目光集中在圣礼费上，举行宗教仪式全部收费。收费名目繁多，有时神甫还在宗教节日期间巡回各地，索取钱财。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他们在普通教徒心目中的形象，造成教会的社会威信下降。19世纪中叶，教会白神品仍属于俄国社会的一个封闭阶层：教会白神品人员的子女不能进入其他领域择业，他们只能继承父业，在教堂里作教士或其他服务性工作。同时，由于待遇低下，白神品职位对其他阶层的人员也没有吸引力。因此，白神品职业在俄国长期以来都具有世袭性。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随着农奴制度的解体，相应的配套变革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里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教会人士对世俗官员掌握教会最高管理权的局面日渐不满，教会内部黑白神品之间的矛盾也因农民的解放而尖锐起来。为了使东正教会在俄国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较为自由地发展，19世纪60—70年代，俄国进行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东正教会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是由世俗统治阶级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的，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心声。最先暴露教会阴暗面的是教会内部受压迫最深的白神品阶层。他们的改革呼声得到了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支持。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复兴应当从宗教信仰复兴开始。俄罗斯文化的本源是东正教信仰，因此，要保持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特色，必须提高教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限制世俗政权对教会的过多干预，活跃教区生活；西方派知识分子虽然对东正教信仰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俄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们能够从自由和人权的角度出发，呼吁给白神品阶层以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另外，部分“官方人民性”的维护者也主张教会改革，理由是：官方东正教会是俄国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只有使教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专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1861年9月，内政大臣彼·瓦鲁耶夫（1815—1890年）提出了教区改革方案。不久，经沙皇批准，成立了由教会黑神品上层人士和各级官员组成的教会改革事务特别议事会。议事会从各级教区搜集信息，最后制定改革决策。教区改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挖掘各种潜力，为教区神职人员提供物质保障。（2）扩大神职人员的人身、公民和财产权力。（3）为神职人员的子女就业开辟门路，保障他们能够在国民事务的各个行业中生存。（4）为神职人员参与教区和乡村学校管理创造更多的机会。白神品阶层的改革是这次教会改革中成效最显著的领域。60年代末，白神品阶层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其子女获得了进入世俗学校学习和进入世俗行业谋职等权利。另外，议事会就改善白神品的物质待遇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如将国家工资与教区收入相结合、合并教区、精简神职人员、建立慈善机构等，经过近10年的努力，白神品的物质条件稍有改善。

“大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使白神品阶层走出了封闭的圈子，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虽然改革带有表面性和不彻底性，改革并没有使教会受国家控制的局面得到丝毫的改变，但它客观上为教会与社会的对话和融合打开了一扇窗口。从此，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教会的发展，教会人员参与教会和社会管理事务的意识增强。教会改革还带动了初等国民教育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普通百姓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尼古拉一世曾经颁布诏书，禁止农奴的孩子进入中学和大学，世俗学校只为贵族的子弟开放。因此，俄国的农民尚处于文盲状态，能够将子女送往乡村教区小学学习的农民只占少数。废除农奴制以后，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为适应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要求，俄国的国民教育问题亟待解决。50年代末，乡村神甫创立起为成年人扫盲的星期日学校。他们组织不识字的农民星期日或节假日去教堂学习祈祷词和有关宗教礼仪的简易读物。60年代初，全国星期日学校发展到300多所。“大改革”时期，白神品纷纷到国民教育部、自治局及民间私立的世俗学校任教，为初等国民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神职子女为世俗高校增添了新鲜血液，1880年，俄国各大学中神职中学的生源人数达到34.5％。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进入了世俗大学的历史—哲学系和法律系，神职中学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史学和哲学基础。进入世俗大学后，新的知识使他们很快成为头脑敏锐、思想活跃的青年，为俄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属于这类英才。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专制政体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帝国，沙皇政府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来维持官方教会组织，企图以官方东正教思想来奴化人民。19世纪末，拜占廷风格的东正教教堂建筑又一次在俄国复兴。1881年，彼得堡著名的帝血大教堂落成；1883年，莫斯科东正教圣地——救世主大教堂竣工。国家在扶持教会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教会组织的控制。在保皇派成员康·波别多诺斯采夫任总监时期（1880—1905年任职），教会在60—70年代改革中所取得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然而，事实表明，在专制君主政体即将灭亡的时刻，继续以高压政策来强行维持政教关系的一致性已经行不通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队伍不断壮大，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逐渐由自发的反抗转向由先进政党领导的有意识的政治斗争。在政治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下，俄国的绝对专制政体摇摇欲坠。20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势趋于成熟。在同社会的接触和对话中，受社会革命力量的影响，城市神甫阶层中产生了教会革新派。他们向总局神职首席代表彼得堡都主教安东尼（瓦德科夫斯基）反映了要求摆脱世俗政权控制、扩大教会内部管理权的呼声。这时，黑神品中也出现了敢于站起来为自身利益辩护的世俗政权的反对派。安东尼对沙皇“姑息”非官方教派的态度严重不满，由担心东正教会的“失宠”变成对世俗政权的嫉恨，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加剧。在革新派的劝说下，安东尼向维特政府提出了教会革新的设想。

1905—1906年的教会革新运动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了教会阶层对东正教会内部事务参与意识的增强。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会改革不同，教会革新运动是由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自下而上地发起的，是在教会内部改革派势力增强、专制皇权衰落的情况下进行的。教会革新派的讨论涉及到教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东正教会挣脱世俗政权的控制直到实现政教分离。它强调教会不应仅仅充当国家政治思想的代言人，而应忠实履行本职任务——对人民进行基督教道德教育。因此，教会管理应建立在教规基础上，按照东正教传统的共同参与原则进行自我管理。考虑到俄国专制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艰难处境，在教会革新派的敦促下，维特政府作出让步。承认彼得一世以来的教会处于不正常的受压抑状态，许诺同意召开地方主教公会解决教会问题。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教会神职人员获得了一定的席位。教会革新派的主要活动是讨论和酝酿教会革新方案并促成了地方主教公会预备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政教分离的12点建议，其中包括取消总监职位，恢复牧首制等。虽然这次教会革新运动尚未使教会政策发生实际的变化，但从地方主教公会预备会议的召开及其所讨论的内容上看，教会革新派的改革设想比19世纪60年代世俗官僚进行的教会改革更加彻底，它直接切中了政教关系的要害。从此，拉开了以政教分离为目标的教会革新运动的序幕。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精神阵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立刻向革命运动发起了反攻。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维特政府为代表黑帮地主利益的斯托雷平反动政府所取代，专制制度又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教会中保皇派成员占据多数，由总监萨布列尔提倡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式的教会独裁统治复活。得到教会保皇派支持的沙皇政府对待教会改革派的态度强硬起来，教会黑神品上层三次（1906年、1912年和1916年）关于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请求都被沙皇以各种借口拒绝。但是，教会改革的呼声在俄国社会并没有消失。一批知识分子，如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和谢·布尔加科夫（1871—1944年）等出于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开始以宗教神学为依托来探索俄国的未来。这些世俗神学家成为俄国20世纪初寻神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如巴·弗洛连斯基（1882—1948年）和谢·布尔加科夫还分别于1912年和1917年加入东正教会并接受了神职，他们以自己的宗教思想在俄国掀起了精神复兴运动。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的复兴至今仍是俄国文化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国家政权落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新政府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专制时期的较为协调的政教关系，因此，宣布教会脱离沙皇的非教规式领导，给教会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一贯坚持政教分离的立场。这样，二月革命后的环境对于教会实现自我管理十分有利。1917年4月，彼得堡神甫和知识分子组织重新活跃，形成了“神职和世俗人员民主联盟”，联盟主张教会的民主化，提出了激进改革思想。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共同参加的主教区会议，总局不断收到来自主教区的有关主教选举制的呼吁书。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临时政府着手对东正教会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组。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教会上层的温和保守派、黑帮分子全部由立宪民主党和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取代。不久，总局召开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筹备会议。筹备委员会由神甫、世俗神学家和著名的教会社会活动家的代表组成。会议重新审议1905—1906年预备会议和1912—1914年预备会议的方案，代表们讨论的焦点问题是教会高层管理事宜，预备会议宣告了俄国第二次教会革新运动的开始。1917年7月，临时政府颁布《信仰自由法》，规定公民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东正教会在各种信仰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国家与教会分离的问题没有触及。同时，规定将教会学校转交国民教育部管理。1917年8月5日，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作为东正教最高管理机构被取消，同时成立信仰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时期宣告结束。

1917年8月5日（东正教重大节日圣母升天节），东正教会第一次全俄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代表组成符合共同参与的原则，在564名代表中，既有总局成员、高级主教，又有以选举方式产生的黑神品、军队神职人员、教区神甫的代表，以及教徒代表，如神学院、科学院和大学教授的代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代表。其中世俗和神职服务人员占多数。会议以两次预备会议草案为基础，讨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司法及日常活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10月初，会议就教会高层管理问题讨论了四点建议：“（1）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权利——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属于地方主教公会，会议定期召开，由主教、神甫和教徒共同参加。（2）恢复牧首职位和牧首制教会管理。（3）牧首在与他平等的主教中居第一位。（4）牧首连同教会和其他管理机构对地方主教公会负责。”[9]在恢复牧首制的问题上，代表们争执激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加速了会议的进程，地方主教公会草率结束争论，以投票方式决定牧首制问题。10月30日，在法定人数中有四分之一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以141票赞成、112票反对和12票弃权的结果恢复了牧首制。会议还按照古老的方式选举牧首，即先推举3名候选人，然后由一位德高望重的9旬隐修士抽签，选举莫斯科高级主教吉洪（别拉温，1865—1925年）作第一任全俄牧首。从此，中断了两百多年的东正教牧首制恢复，东正教会自“大改革”时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教会人士管理教会的形式最终实现。

四、东正教的传教活动

俄国的传教活动旨在感化非官方东正教信徒，壮大官方教会的队伍。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斯拉夫民族主要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东欧平原上。伏尔加河流域、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土著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萨满教和多神教（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东正教除外），局部地区还存在着信仰的混合，如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区，伊斯兰教同萨满教掺杂在一起，西伯利亚的佛教也更多地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东正教会在非斯拉夫人聚居的少数民族区的传教活动自古与俄国殖民扩张同步而行。为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国家与教会紧密配合，在少数民族心目中造成这样的错觉，即：俄罗斯人和东正教徒是同一个概念。由于语言障碍、民族和宗教心理不同以及生活条件的差异，俄国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许多少数民族为游牧部落，他们本能地不愿意同定居的俄国殖民者打交道。俄国的大陆殖民扩张史从14世纪就开始了。俄国人先占领了伏尔加河流域，然后到达乌拉尔地区，最后又跃过乌拉尔进入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沙皇伊凡四世征服喀山以后，随即在1555年建立了喀山主教区。沙皇还派遣高级主教古利（1555—1563年）常驻该教区，不断加强传教活动。17世纪中叶，俄国新土地开发者和航海家来到太平洋沿岸。如1648年，哥萨克人谢·杰日涅夫发现了亚洲最东端的大陆角——杰日涅夫角；40年代，耶·哈巴罗夫的军队来到阿姆尔河流域。17世纪末，俄国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已经达到了北冰洋和太平洋沿岸。随着俄国版图的扩大，传教士的活动也跟踪而至，这里西起托波尔斯克东到伊尔库斯克都建立了东正教区。18世纪初，西伯利亚地区依附于东正教修道院的农户有1500个。18世纪，巴什基尔、卡尔梅克和阿斯特拉罕等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都建立了主教区，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俄语传教小学。1824年，俄国传教团开始在北部省份阿尔汉格尔斯克从事传教活动。这里和西北地区的萨莫耶德人到19世纪末加入了东正教。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为了同分裂教派争夺势力范围，官方东正教在非斯拉夫人居住区设立的主教区数量大幅度增加。19世纪上半叶，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允许将教义问答等东正教简易读物译成楚瓦什和鞑靼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很快，喀山成为培养传教人才的摇篮。喀山神学院建于1842年，它是专门为适应传教活动需要而创办的，在神学院里还成立了传教系。为了加强主教区内部各传教团的联合，喀山两次举行主教区传教会议（1885年和1897年），传教刊物不断出现。19世纪，活跃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俄罗斯北部省份的传教士多数是喀山神职中学和神学院培养出来的。

19世纪，俄国的版图向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扩展。1801年，格鲁吉亚被并入俄国。格鲁吉亚教会是世界东正教古老的独立教会之一，它成立于公元4世纪，原属安提阿牧首区管辖。该教会在礼仪、教规和宗教节日等方面与俄罗斯教会略有不同，487年，格鲁吉亚教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归属俄罗斯后，教会也随之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受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管辖，享受督主教区的权利。早在18世纪初，格鲁吉亚教会就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东正教。由于它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支持格鲁吉亚教会在这里传教。1745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派遣以格鲁吉亚主教约瑟夫为首的教士团到高加索地区从事传教活动。18世纪中叶，奥塞梯人放弃穆斯林信仰皈依东正教。到18世纪末，这里的土著居民中有9000多人加入了东正教。1828年，俄国征服了受波斯人控制的东亚美尼亚，这就是后来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波斯与沙俄在阿塞拜疆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争夺战。1813年，俄国占领了阿塞拜疆，并通过1828年的土库曼条约肯定了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权；1878年，格鲁吉亚全境并入俄国，俄国征服外高加索的斗争遂告终结。在外高加索三个主体民族中，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的历史最为悠久。亚美尼亚人是俄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公元初，基督教就传入了亚美尼亚。公元301年，基督教被宣布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教。303年，亚美尼亚贵族格列高利在埃里温创建了基督教会。506年，该教会脱离拜占廷教会而独立。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在教义和礼仪上与东正教相近，但它坚持基督一性论，反对基督神人二性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民族语言。亚美尼亚并入俄国后，其教会仍以一个独立的世界基督教会组织而存在，它不受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管辖。19世纪末，中亚地区也全部臣服俄国。虽然俄国通过增派传教士和向阿塞拜疆及中亚各国移民等手段来从信仰上同化穆斯林民族，但这些地区的主体民族仍保持了伊斯兰教信仰。

18世纪末，俄国传教士进入阿拉斯加地区传教。1824年，伊尔库斯克神甫伊万·维尼阿米诺夫—波波夫来到这里，他亲自学习土著语言，并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为当地人创造了文字，还将《圣经》译成地方文字并创办教会小学向当地传教。1840年，波波夫成为阿拉斯加主教区主教，主管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等教区。1868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地区出售给美国，但俄国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止。俄罗斯帝国传教协会仍然在西伯利亚、远东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中发展东正教徒，阿拉斯加成为俄罗斯境外的一个东正教主教区。

1883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颁布法令，允许少数民族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东正教祈祷活动。一时间，各传教团纷纷开始了《圣经》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长期不为人重视的少数民族语言引起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1883年末，东正教传教协会获得了总局赋予的将祈祷书和教义问答译成外语的权利。1894年，经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批准，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成立了常设翻译委员会，研究当地的萨莫耶德语言，从事宗教书籍的翻译工作；圣古里传教团在鞑靼人聚集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学校和教堂、培训传教士、翻译经书等。1893年，共建立鞑靼民族学校64所，楚瓦什民族学校50所，切列米斯民族学校5所，莫尔多瓦民族学校1所。1892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授权该传教团出版传教文献的译文。圣古里传教团的成员既有普通教士，也有大学教授。他们将东正教祈祷书译成浅显易懂的少数民族口语，传播了东正教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1875年，喀山办起了传教学院。1898年，喀山神职中学的传教班变成专门的土著语言学校，下设鞑靼语、楚瓦什语和蒙古语三个专业。学校还依照1884年神学院章程配合喀山神学院的传教系培养少数民族神职人员。1886年，南俄和顿河地区成立斯塔夫罗波尔主教区，圣徒安德烈传教团将卡尔梅克语列入当地神职中学的课程表中。19世纪末，在莫斯科—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过程中，俄罗斯不断向铁路沿线移民。满足俄罗斯人宗教生活需要的东正教教堂相应地增多，传教团随之向西伯利亚发展。1893年，后贝加尔斯克传教团在当地设立了18个宿营地，其人员规模相当于37个教堂教士的总和，还建立了27所学校，接受东正教洗礼的土著居民达1万人。1873—1889年，在伊尔库斯克传教团的劝导下，当地有3.45万人皈依东正教。为了扩大俄国东正教在世界的影响范围，东正教传教团甚至跨出国界，向东方的日本、朝鲜和中国、北美的阿留申群岛和近东的波斯北部地区发展。俄国的北京传教使团多次到中国进行宗教渗透。1894年，该使团在中国建立教堂4座，学校2所，约有400名中国人加入了东正教。

在官方东正教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人居住区，东正教的传教活动主要针对非东正教派进行。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通常被称作“小俄罗斯”，为了吸引这里的乌克兰人，18世纪前，沙俄在管理上给乌克兰较多的优惠政策，使乌克兰官方享受较多的特权。乌克兰人还被破例允许保留一支数万人的哥萨克军队，实行统领制。18世纪初，因乌克兰人在北方战争期间支持俄军的对手——瑞典军队，乌克兰的自治权利受到了沙皇的限制。沙皇派俄罗斯高级官员对乌克兰统领进行监督，不久，又设立了由俄罗斯军官组成的小俄罗斯委员会，负责掌管乌克兰行政、财政、司法和警务工作。1723年，乌克兰统领制被废除，沙皇任命官员来直接管理乌克兰事务。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伙同普奥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俄国从波兰得到了白俄罗斯、西乌克兰、部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地。沙俄对乌克兰加强俄罗斯化政策，直到19世纪末，沙皇政府仍禁止用乌克兰文出版报刊，在乌克兰学校中，教学用语统一使用俄语。白俄罗斯在历史上分别作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和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直没有建立过独立的民族国家。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民粹派活动的兴起，白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但是，在大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历史的原因使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信仰比较复杂，这里除了东正教徒，还有合并派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新教教徒。出于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政策的不满，这里的非东正教派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拒绝加入东正教会。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成效并不明显。

19世纪下半叶，一些旨在“拯救”俄罗斯内部的旧礼仪派和异端教派的传教组织产生。1864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颁布了传教团条例。1866年，萨拉托夫产生了俄国第一个传教团。1869年，经沙皇批准，莫斯科成立了“东正教传教协会”。自1873年起，每逢东正教节日，该协会成员便到各个教堂散发传单，宣传传教的必要性和传教团的作用。1896年，该协会的人数达到1.4万人，拥有资金150万卢布。1872年，莫斯科神学院教授苏鲍金发起的“莫斯科都主教圣彼得传教团”颇有名气。该团出版了众多的宣传性小册子，还办起了培养传教士的学校和公共图书馆。1883年，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传教士同旧礼仪派教徒谈心，“规劝”他们放弃原信仰。为制定统一措施，加强传教团间联系，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倡议下，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召开了三次传教会议（1887年、1891年和1897年），会议把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当作最危险的政治派别处理，主张剥夺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中强硬分子的公民权。由于社会进步人士的反对，该建议没有付诸实施。

总之，通过传教活动官方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帝国的绝对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官方教会成为俄国影响面最广、拥有教徒人数最多的信仰派别。不过，由于各民族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传教活动遇到的阻力不断增大，官方教会并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惟一信仰。中亚各民族、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北高加索地区除了奥塞梯以外的各民族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穆斯林信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天主教和合并派教人口比例并没有减少。俄罗斯帝国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

五、俄国民间教派的命运沉浮

在俄罗斯帝国，除了官方东正教信仰，自尼康改革时期起便出现了民间教派——东正教旧礼仪教派和非东正教性质的基督教派。在官方东正教统治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旧礼仪教派和其他教派在俄国一直处于受迫害的地位。1685年，政府颁布法令将旧礼仪教派教徒视为“国家罪犯”。安娜·伊万诺芙娜女皇下令将分裂派教徒关入修道院，禁止反教堂派设立教堂。1734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绞死两名“异端”教派成员，其余的被送入修道院。彼得三世将逃往波兰的分裂教派追回并迁移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国家对待旧礼仪派的政策暂时放松，允许他们在原有的教堂内活动，但不允许增加新教堂。尼古拉一世时期旧礼仪教派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对他们实行登记制。旧礼仪派教堂被关闭，其中一部分被改造成官方东正教教堂。长期以来，教派作为“异端”不被列入教徒名单，直到1842年，官方文件中才出现了“教派”的字样。尽管如此，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因其牢固的群众基础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东正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决定了人民群众受政权和教会的双重压迫。17世纪下半叶，教会控制的纳税农户数量在社会各阶层中位居第二，教会无疑是俄国最大的封建主之一，因而，人民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时具有反教会的性质。教会对农民的骚动也恨之入骨，俄国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拉辛和叶·普加乔夫都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农奴制度形成以后，专制制度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迫使农民起来反抗。旧礼仪派受国家和教会压制的处境得到群众的同情，部分农民在旧礼仪派恢复“古风”、恢复“旧信仰”和恢复“旧礼仪”思想的感召下皈依这一宗教。此外，在全俄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俄国产生了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经济体制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阻碍，教会对专制制度的维护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满，他们同情和支持旧礼仪派运动，部分人成为教会的敌对力量。

17世纪下半叶，旧礼仪派分裂为承认教堂礼仪和东正教圣事的教堂派和否认上述宗教仪式及教阶的反教堂派。17世纪末，反教堂派中又产生了北方沿海派。彼得一世以后，北方沿海派又派生出费多谢耶夫教派、菲力普教派、新北方沿海教派和云游派等。教堂派的演化比较迟缓，它在对待宗教礼仪和教阶的态度上与官方教会相同，受官方教会的拉拢和威胁而不断妥协，最后投靠官方教会。18世纪，教堂派允许信徒接近官方教会。1800年，一部分教堂派教徒以皈一教派的身份并入官方教会。旧礼仪派中官方教会的主要反抗者只剩下反教堂派。反教堂派始终坚持同东正教会决裂，在反教堂派基础上产生的各分支教派都是专制皇权的敌人，也是官方教会迫害的重点对象。

旧礼仪派是一种具有混合主义色彩的信仰。“恢复古风”的口号使农民联想起祖先世世代代对个性自由和土地的追求，因此，恢复古风就是要求恢复被世俗政权和教会黑神品上层剥夺的人身自由，这是旧礼仪派反对沙皇和教会的主要动机。另外，还在接受基督教的初期，古罗斯僧人就沿袭了拜占廷僧侣的苦行修炼方式，苦行就是不进食物，节制欲望，整天虔诚地祈祷。简言之，通过克制肉体和欲望博得上帝的宠爱。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普通教徒来说很难做到，不过，潜移默化之中僧侣的作风对普通教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节制欲望产生了节约意识。旧礼仪派继承了俄国古风中的这一传统，形成了冷静、勤劳、团结互助、善于积蓄的作风。旧礼仪派在俄国分布很广，它的影响波及到北方沿海地区、白俄罗斯、俄欧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商人气质的旧礼仪派很快加入到商业资本家的行列。19世纪，许多反教堂派教徒为城市商人上层。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反教堂派中最大的教堂长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厂主，如掌管旧礼仪派普列奥勃列任斯基墓地的是工厂主叶·库奇科夫，他父亲的纺织厂中设有莫斯科最大的旧礼仪派教堂。20世纪初俄国商人和工厂主中旧礼仪派的比例高达65％。[10]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旧礼仪派的传播。1864年，国家允许旧礼仪派进入国家的商人阶层。按照1864年法规，旧礼仪派的公民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1870年允许“对社会危害较轻的”旧礼仪派教徒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1874年，旧礼仪派婚姻获得了合法地位。合法权利的扩大使旧礼仪派由长期隐蔽的状态变得更加公开。面对教派的威胁，政府对旧礼仪派的态度有所缓和。19世纪下半叶，旧礼仪派有两种类型：固守传统的乡村旧礼仪派继续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进入国家学校学习，不读非旧礼仪派教徒写的书，文化水平与官方教会的农民相近；市民商人出身的旧礼仪派教徒逐渐融入俄罗斯习俗和文化氛围中。从60年代开始，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往世俗最好的学校求学，观看戏剧演出，出国考查深造，阅读世俗文学，搜集艺术品和著名画家的作品。旧礼仪派中产生了许多支持文学和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如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和舒金家族等。工人运动兴起后，旧礼仪派中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加入了资产阶级党派，如谢·米·特列季亚科夫和大银行家维·彼·里亚布申斯基、巴·巴·里亚布申斯基兄弟都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创始人和主要活动家，主张建立两院制代议政权。还有一些旧礼仪派知名人士步入支持革命的行列，如大工厂主莫罗佐夫、里亚布申斯基和库奇科夫家族中都有参加革命或对革命活动提供经济资助的成员。教堂派教徒中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人加入皈依教派并以联姻等形式与贵族和知识分子融合。

20世纪初，在革命形势和教派活动的强大压力下，沙皇对信仰自由的呼吁作出妥协。为了争取同盟军，政府首先对同一信仰的内部“敌人”——旧礼仪派作出实质性让步。1905年4月，沙皇颁布法令规定：“取消现行使用的‘分裂派教徒’的说法，承认‘旧礼仪派教徒’称谓。”[11]旧礼仪派获得了与俄国天主教和新教同等的合法地位。

俄国最早的教派——鞭身派（хлыстовство）是从旧礼仪派的反教堂派中分化而来的。鞭身派来自“抽打（хлыстать）”一词，该派举行仪式时，教徒用编带和树条抽打全身，这些教徒被称为鞭身派教徒。从教义上看，它是俄国宗教信仰从仪式宗教向属灵基督教转变中的过渡教派。17世纪下半叶，农民的屡次骚动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一些人感到没有希望通过现实的、人间的手段摆脱自己的悲惨处境，于是产生了利用宗教激情来发泄内心苦闷的唯灵论想法。人们抛弃旧礼仪派经书，提出“信仰圣灵”的思想。在教徒们看来，他们都是基督的人，称自己的信仰为“基督派（христовщина）”，“鞭身派”是官方对该派的称谓。1733年，有78名鞭身派教徒受到审判，3名领导人被处绞刑，其他人被关入修道院。1752年，又有416名鞭身派教徒受审。

在鞭身派信条中，禁欲是一项重要内容。一些教徒认为，女人的美色能吞噬全部光明，堵塞通往神明的道路，因此，杜绝罪恶的办法是不近女色。这样阉割派从鞭身派中产生。俄国阉割派教徒的入教条件是进行器官手术：男人阉割，女人切除乳房。阉割派的组织叫“船”，领导称“舵手”，他在教徒中拥有无限权力。女性舵手被称作圣母。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农民加入阉割派人数增多。叶卡捷琳娜二世把阉割派当作最危险的教派，为躲避官方的追捕，阉割派教徒于19世纪70年代大批逃往罗马尼亚。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方新教信仰的影响下，俄国又产生了两大教派——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教徒的主要来源是国有农民和城市市民。这两个教派摒弃了鞭身派和阉割派中野蛮的宗教仪式，在教义上更加注重精神因素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意义，因而被史学家们称为“先进的”或“积极的”宗教形式。反正教礼仪派因教徒自称“保卫圣灵的斗士”而得名。“反正教礼仪派教徒”是官方用语，教徒们则自称“属灵基督徒”。18世纪中叶，反正教礼仪派已经发展成一种近似于基督新教的教派。19世纪，反正教礼仪派势力一直呈扩大趋势。反正教礼仪派主张同东正教会决裂，否认东正教教规、圣事和礼仪，强调人是绝对真理的载体，上帝是爱的力量，是生活的力量，他活在每个真正的基督徒心中。反正教礼仪派在社会思想上宣扬“财产公有”，提倡自由和不屈从强权。19世纪初，反正教礼仪派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教组织——公社，内部实行财产公有，由专门人员分配劳动和消费。莫罗勘派是从反正教礼仪派中产生的一种理性教派，它把《圣经》中“不践踏入口的东西”的说教作为反对吃斋时禁食的理由，主张斋期喝牛奶。据“牛奶（молоко）”一词的译音该教派被称为莫罗勘派（意为斋期喝牛奶的教派）。由于放松了对教徒饮食方面的限制，它赢得了更多反正教礼仪派教徒及世俗人的好感，教派人数激增。莫罗勘教派的影响从坦波夫省波及到沃罗涅什、萨拉托夫省、卡尔梅克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萨拉托夫省，富裕农民还按照财产公有的原则建立了一个莫罗勘派宗教公社。莫罗勘派认为，掌握上帝之言才是真正的精神洗礼，而东正教洗礼不过是空洞的形式；一切禁欲行为都是荒谬的。由于莫罗勘派注重《圣经》，强调福音书的启示，被称作福音基督教派。

亚历山大一世对神秘主义思潮的热衷为属灵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活力。1802年，沙皇允许流放到克里木塔夫里达省的反正教派教徒返回故乡——乌克兰东南部的莫洛奇纳亚河，拨给他们肥沃的土地并免除5年的土地税，为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允许其内部自主管理。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得以迅速从南方向内陆和边区扩展，俄国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属灵基督派教徒。然而，十二月党人起义使国家对待教派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尼古拉一世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将一些阉割派教徒从内地省份迁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特等地。1841—1845年，政府将拒绝“回归”东正教的反正教礼仪派教徒迁往塔夫里达省，后又赶往外高加索地区。1838—1840年，莫罗勘教派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200多户被迫迁往外高加索。但是，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没有消沉。由受迫害而激起的宗教热忱、社会纪律性和劳动能力使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些教派不论是在地域范围上，还是在社会成分上都呈扩大趋势。继农村根据地建立后，他们在城市寻觅到越来越多的同盟军。尤其是莫罗勘教派教徒，在进入城市后成为自由阶层代表并拥有了商人和市民的身份。

“大改革”时期，虽然没有为教派的命运带来好的转机，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为教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俄国教派出现了禁而不止的势头。从60年代起，俄国教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教派，俄苏史学家称之为“宗教殖民现象”[12]。最早的外国教派——史敦达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它先在乌克兰的赫尔松、基辅等省流行，后发展到内陆省区。70年代，来自比萨拉比亚和外高加索的浸礼派也渗入到南俄地区。这里有相当数量的史敦达教徒进行了教派洗礼，形成了俄国的史敦达洗礼派。1891年，史敦达洗礼派在俄国的影响范围已经波及到30多个省。1905年，该派遍及全国，教徒人数超过2万人。作为新教教派，史敦达派和浸礼派都注重理性，认为劳动是建立公正社会体制的基础，把《圣经》中“若有人不肯劳动，就不可吃饭”，即现代人所说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作为生活的一大准则。认为劳动应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样土地的收入以及人类创造的各种财富才能变成公有，私有制、国家和强权都是邪恶之源。这些思想虽然是一种宗教乌托邦，但是它却对俄国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于它们代表了俄国农民的宗法制幻想，教义同人民的利益联系紧密，史敦达派和浸礼派在南俄受到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的欢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新教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13]为南俄的莫罗勘派和反正教礼仪派所吸收，化作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动力。

19世纪上半叶，南乌克兰的莫罗勘派和反正教礼仪派已经成为该地区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在他们的经济中细毛羊养殖业、园艺业和其他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教派的村社是改革前南方地区农民资产阶级发展的动力之一。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这里有相当一部分莫罗勘教徒和反正教礼仪派教徒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19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成为俄国的富农阶级或农业资本家。新教的影响无疑又为南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帝俄末期，南俄地区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支柱之一。

进入19世纪以来，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古老的鞭身派和阉割派也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开始注重教义的实用性。由节制欲望转变为节约和积累意识。在思想和心理上与农民接近的鞭身派和阉割派以勤俭持家、开源节流为美德。逐渐地，教徒由依附农民变成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经济地位的变化有助于农民跨入城市阶层。如莫斯科的一些阉割派团体最初就是由从事小商品生意起家的，19世纪初，该团体中的楚马科夫家族已经拥有巨大的房产。19世纪上半叶，莫斯科阉割派伊万·鲍戈达舍夫房宅中吸引了许多有相同信仰的女子从事纺织生意，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活动。40年代，阉割派索洛多夫尼科夫二兄弟阿列克塞和米哈伊尔在莫斯科百万富翁中名列前茅。经济实力迫使沙皇破例授予这两位“教会的敌人”以荣誉称号。70—80年代，大部分鞭身派教徒集中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斯塔夫罗波尔省、顿河州、库班州和特维尔州，成为那里的富有农户。

60年代中叶以后，出于对民粹运动的恐惧，专制政府在东正教会的怂恿下重新采取强行迁移政策，部分阉割派、反正教礼仪派教徒被迁往雅库特。但是，高度的组织性和劳动效率、努力改变现状的思想动机使他们战胜严寒，建立起适应当地条件的经济部门。1870—1900年，他们垄断了当地的粮食市场。70年代，迁往阿穆尔地区的莫罗勘教徒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劳动控制了阿穆尔州农产品的全部贸易，他们把粮食提供给采矿厂和军需部门，建立大型面粉厂、碾米厂，出售牲畜，购买沿阿穆尔河全程运送粮食和牲畜的船只。可见，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地区——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史上，教派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20世纪初，教派内部分化和外来教派影响共同作用使俄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西方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派和五旬节派等开始向俄国渗透。教派的活跃使政府抵御措施难以推行，教派实力的强大使其社会定位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教派是在否定东正教和国家政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教会来说，它比旧礼仪派更难以接受，因此，教派的合法地位在专制制度垮台以前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1905年的《巩固信仰宽容原则》将分裂教派分成旧礼仪派、教派和残暴学说的追随派。教派的合法权益也有了明显的扩大，允许史敦达教派教徒举行群体性祈祷，允许莫罗勘派、反正教礼仪派及其他教派信徒从事民事官职等。但是，教派的合法地位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确定的。

帝俄末期（1910年），俄国主要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如下：东正教（包括皈一派教徒）69.9％，穆斯林教派10.83％，罗马天主教派8.9％，新教派4.85％，犹太教派4.5％，合并教派0.96％，佛教派0.5％，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0.8％，旧礼仪派（正式注册的）1.4％，其他基督教派0.85％。[14]

六、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思想

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现象包括教义体系、教会组织和宗教礼仪等诸多层面。俄国东正教会同沙皇专制政权之间一直保持着“马与骑士”的关系。俄国历代君主都利用东正教所宣传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来奴役国民。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东正教演变成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学说，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它反映了俄国官方东正教、专制君主和国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专制君主是核心；东正教是君主思想的忠实宣传者，它的使命是维护以沙皇为代表的俄国专制制度；前两者紧密配合最终可以驯化出温顺的国民，这就是官方人民性的含义。可见，官方教会在俄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俄国臣民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就是在官方东正教思想的熏陶下产生的。俄国农民战争中“拥护好沙皇”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俄国国民忠君及皇权主义的思想。

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是《圣经》，它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所共同遵守的经典。其中，东正教和天主教对《圣经》中《新约》和《旧约》的内容都深信不移，而新教则主要信仰《新约》。《信经》也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所共同信守的入教誓言。此外，东正教会还遵守前七次基督教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并把古代教父的著作都纳入教义中。拜占廷东正教会主张对古代的教规教义墨守不变，俄国东正教会继承这一传统，因此，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东正教会从未对教规教义进行过一次更新，加之世俗政权过分地强调教会的政治功能，致使俄国教会神学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俄国具有本国特色的教会神学产生于19世纪，它是亚历山大一世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产物。俄国19世纪的教会神学家均来自教会内部的上层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即：费拉烈特（1783—1867年）和马卡利（布尔加科夫，1816—1882年），他们曾先后担任过莫斯科都主教。两位教会神学家都以古代教父的学说为基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费拉烈特的神学更有深度。他强调上帝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多种合一，主张人应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回应上帝的神性之爱。他提醒人们：堕落就会中断恩宠之源。费拉烈特以自己的神学学说奠定了俄国教会史中的费拉烈特时代。不过，他的学说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而且，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教会神学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费拉烈特和马卡利曾分别撰写了专著《俄国教会史》，这两部书于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出版。其中，马卡利的《俄国教会史》自19世纪末到1917年间一直为俄国各神学院的指定教材。费拉烈特的《俄国教会史》是当代俄罗斯东正教通史性巨著《俄国东正教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期，这两位教会神学家经院式的研究方法和晦涩的语言不易为文盲占主流的俄国国民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俄国教会神学对人民的影响极其微弱。在农民的意识中，东正教几乎成为划十字的同义语。教会神学的落后使无神论思想在俄国的传播畅通无阻。

当然，在俄国国民中，对东正教神学热衷的并不仅仅是教会神学家，自古就有关注东正教信仰的普通教徒。16世纪，当俄国教会同西方教派进行宗教斗争时，以重臣拉达成员安·库尔布斯基（1528—1583年）为代表的少数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就积极参与过神学辩论活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自由主义改革使神秘主义组织在俄国盛行，该组织掀起的《圣经》热将俄国知识人士的注意力转向神学。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两大派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派都十分重视对俄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信仰的研究，不过，双方对待东正教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西方派认为，俄国应按照欧洲的模式发展才有希望，他们把东正教当作保守势力的象征而加以否定；斯拉夫派则强调，东正教精神是俄国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轨道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斯拉夫派对东正教信仰的肯定，俄国活跃的东正教神学在教会外的世俗信徒中发展起来。一代代的思想家如阿·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瓦·罗札诺夫（1856—1919年）、德·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0年）、谢·布尔加科夫（1871—1944年）和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等，通过对东正教信仰的哲学思考，丰富和发展了俄国的神学思想，世俗神学家对俄国东正教神学和精神文化的贡献要比教会神学家显著得多。

俄国世俗神学建立的动因是欧洲神学和哲学。伴随着欧洲浪漫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俄国产生了两代寻神派知识分子。在浪漫主义的第一阶段，受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俄国建立了斯拉夫派学说。在斯拉夫派看来，东正教是探索俄罗斯精神特征的最重要的依据。被称作俄国“世俗神学之父”[15]的斯拉夫派领袖霍米亚科夫对教会神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试图通过教会神学来把握东正教的实质。在以希腊文写成的论著《教会惟一》中，他对教父神学作出了更加精辟的论述。霍米亚科夫的学说源自1848年东正教牧首致教皇庇护九世的上谕“真理的保护者是教会的全体成员”。他认为，既然教会中的每个人都属于基督的肉体，他们应当遵守基督教教条和礼仪永恒不变的原则。西方教会由于忽视了以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为基础的爱而过分突出傲慢的个人主义，最终导致教派分裂，出现了新教，新教中充斥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有东正教才是爱的聚合性原则的真正体现者。基督教教义在东正教会里体现的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活于圣灵之中的基督的身体。“（东正）教会是圣三位一体的，因为它与圣三位一体的基督同一”，这一极端实在论直接来自教父圣奥古斯汀的学说。他的“在精神的统一体中表达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信仰”说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概念，认为精神的统一体具有普世性，应当传遍全世界，这就是俄国的弥赛亚说（миссия），它使俄国的民族宗教具有宇宙主义性质。霍米亚科夫对俄国神学最宝贵的贡献是他在基督学说基础上创建了教会认识论。从认识能力上看，与西方哲学及社会思潮紧密结合的世俗神学比教会神学明显超前，因而它更富有预见性。

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吸引了更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关心东正教神学问题。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哲学、美学和世俗神学都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俄国的宗教探索者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分——作家，其中对世俗神学的发展功勋卓著的两位作家是费·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列·托尔斯泰（1828—1910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基督教人类学家，他的全部创作都致力于人的发现。基督肯定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与基督的“自由”对立的是灭绝人性的撒旦行为。他描写了人性的二重性，指出恶是人内心深处的潜在物。作家看到了恶的自由和强制性的善的两重性。在对人和基督耶稣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人神”和“神人”的概念。“人神”是超人，它虽然具有人性，但毕竟是神而不是人。“神人”是具有神性的人，作者理想中的神人不是只具神性的圣父上帝，而是既具神性又有人性的救世主基督。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批具有基督奉献精神的“神人”形象。托尔斯泰在俄国宗教神学思想史上也同样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早年就热衷于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虽然从小接受了东正教洗礼，但是，他脖子上挂的却是卢梭的像章而不是十字架，他对文明的否定和对简朴与道德的追求皆源于此。与传统的宗教思想家和作家不同，托尔斯泰在阅读《圣经》和神学著作时，特别重视对这些作品的批判。他在四卷本论著《教义神学批判》中表达了拒绝非理性的、超验的因素，反对教义、圣事、基督的神性、死者的复活等思想。在其中的《我的信仰：怎么办？》一文中，托尔斯泰阐述了自己建立一种“摆脱一切神秘性和一切奇迹因素”的宗教设想。《圣经·新约》中“不要与恶人作对”的话是托尔斯泰拒绝国家、权力、一切自然的权威、私有财产等思想的依据。他的宗教观的主基调是对东正教会的反抗。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东正教会与专制体制勾结，迫害具有真正信仰的基督教徒，背离了基督教原始教义的精神，所以对官方教会的伪善予以无情的抨击。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影响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他的“神人”和“人神”学说在他去世以后，伴随着知识分子寻神派对尼康“超人”学说的热衷才找到了市场的话，那么，托尔斯泰思想的效应在他生前就已经在更广泛的知识分子中间反映出来，他的影响波及到整个平民阶层。他怀疑土地私有制的合理性，揭露邪恶和国家政权的虚伪，忏悔自己的特权地位，意识到对劳动人民的罪过，憎恶战争和强权，向往人人皆兄弟的人间友好关系——这些情绪都是俄国普通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因而，托尔斯泰的思想很容易在他们的心中引起共鸣。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与俄国民间教派中的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的教义不谋而合。他本人也对反正教礼仪派充满了好感，认为后者的主张代表了他的心声。19世纪末，大批反正教礼仪派为躲避政府和官方教会的迫害而移民加拿大的事件正是在托尔斯泰思想追随者的协助下促成的。托尔斯泰的思想促进了反正教礼仪派的发展，而俄国民间教派的活跃又加速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传播。

19世纪末，俄国宗教哲学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幼年时期，身为神甫的祖父就为索洛维约夫举行了东正教洗礼。他的神学理论是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他看来，彼得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实质上都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世俗化运动。这些运动不仅使东正教信仰在文化领域中丧失了统治地位，而且使东正教会本身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一方面批评西化所带来的恶果，同时，又不同意斯拉夫派将东正教会理想化的思想。他对东正教会的看法比斯拉夫派思想家更客观，他能够看到官方教会的弊端，并试图通过哲学来解释宗教。针对19世纪末俄国甚至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学说，他呼吁“恢复圣父信仰”。在他早期的作品《抽象原则批判》（1877年，后来该书的伦理学部分以《善的证实》为题出版）中，人生的意义被认为是对“绝对的善”的追求。绝对的善是理想社会的基础。理想社会是两大权力的结合：基督教最高神职与世俗权力的代表——国家元首的结合，这就是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思想。索洛维约夫从斯拉夫派那里继承了黑格尔的抽象理论，试图通过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证实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终未形成体系。在发展斯拉夫派思想方面，他努力追求聚合性，将第一代斯拉夫派对信仰的解释中令人费解之处具体化，他的弥赛亚说比霍米亚科夫的范围更广。在《论神性—人性》论著中，索洛维约夫指出，神学院的教会神学只讲求对上帝的信仰而没有达到它的终点；世俗文化中提出了人本主义信仰，但是没有触及该信仰的全部后果。只有对神和人的信仰达到终极时，二者才会在真理的完整性中合流，从而达到上帝—人、耶稣—基督、完美的上帝与完美的人的“神人说”——索非亚说。该学说是索洛维约夫哲学和宗教思考的最高境界。索洛维约夫的学说成为俄国两代寻神派知识分子思想联系的纽带。

19世纪80、90年代，尼采的“超人”说和“未来人”的浪漫主义思想风靡欧洲，新浪漫主义者随之出现，这种思潮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也产生了反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超人说因与尼采学说的接近而立即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陶醉。同时，随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逼近，索洛维约夫唯心主义思想的追随者走上了宗教神学研究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道路。尤其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世俗知识分子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形成一股潮流。教会革新运动使世俗知识分子再度对教会神学产生兴趣，像第一代寻神派知识分子——斯拉夫派一样，他们以教父神学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宗教学说，俄国第二代寻神派知识分子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第二代寻神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仍是教会外的文化人士——世俗神学家。神学家巴·弗洛连斯基（1882—1948年）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他学识渊博，集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于一身，被称为“俄罗斯的达·芬奇”[16]。他在博士论文《真理的柱石与证实》中指出，当今人们对宗教的研究过分强调哲学探索，应当增添一些教会神学的内容。这一想法促使他于1912年进入东正教会并接受了教会神职（神甫）。他从三位一体的教义出发，论述聚合性原理，将索洛维约夫的索非亚学说定义为“第四位格要素”，即具有多重面貌的神性思想的位格体系。1917年，另一位世俗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也步弗洛连斯基的后尘——进入东正教会并接受神职（神甫）。布尔加科夫的神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哲学的成分，彻底回到基督教教义中去，试图以教会传统神学来解释弗洛连斯基未竟的学说。布尔加科夫认为：两种本性在基督中的合一是天上非被造的索非亚和地上被造的索非亚的合一，这种观点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说，而是直接源自基督学。在20世纪初的寻神派知识分子中，尼·别尔嘉耶夫是一位尼采思想的追随者。伦理价值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他的学说在著作《人的归宿——论悖论伦理学》中得到了阐述。通过对自由的探索，他得出结论：自由是彻底非理性的，因为它的根源是上帝赖以创世的“虚无”。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称自己的神学为“自由精神哲学”。他主张基督教的更新，试图建立一种相对于神学院“静态”神学的动态性神学。他的研究不是转向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它是索洛维约夫所追求的神人过程的继续和完成——以积极的态度接近上帝。当然，这一过程只能在教会中完成。别尔嘉耶夫的学说同一些属灵基督教派，如反正教礼仪派的说教十分相似。

总之，俄国最活跃的东正教神学是在教会以外的世俗教徒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神学是宗教中关于神的本质和作用的学说体系，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的神，它通过启示向人传授神的知识。“神学（теология）”一词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通用语，但基督教世界还经常用“богословие”来指代神学。俄国的教会神学把对超验的“神”的盲从当作绝对真理，把东正教教规教义当作金科玉律，因此仇视科学，排斥思辨的哲学。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科学的突飞猛进，墨守成规的教会神学显得毫无生气。俄国教会神学的落后与贫乏是导致世俗神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僵化的教会神学无法满足知识分子教徒的精神需求，一种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的动态性的世俗神学便应运而生。善于借鉴国外哲学思潮的特征使世俗神学最终发展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宗教哲学。俄国世俗神学具有明显的混合主义色彩，它融入了教会神学、西方哲学和民间教派思想等多种成分。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世俗神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二者的界限。

俄国民间教派神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颇具动态性的过程。同世俗神学一样，它最初也是在官方东正教神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它不是以肯定官方教会神学为前提，而是始终以批判的目光来对待官方教会及教会神学的。俄国的教派发展史表明：诸多的民间教派无一例外地是在同官方教会教规和教义的分歧中产生的。俄国最早的民间教派——旧礼仪派就是因对尼康宗教礼仪改革的不满而与教会派分道扬镳的。民间教派同官方教会斗争的武器是基督教神学，因此，尽管民间教派神学没有为官方东正教神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督促作用，但是，民间教派的神学思考丰富了俄国的基督教神学，为俄罗斯思想中注入了新教神学和哲学的成分。

俄国第一代旧礼仪派的活动旨在保护尼康改革前的东正教信仰。因此，在亲缘关系上它属于官方教派“家庭内部”的对立面。随着官方教派为俄国统治阶级所承认，旧礼仪派作为非法宗教派别受到世俗政权和官方教会的迫害。对旧信仰的追求和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使旧礼仪派中产生了末世论思想。旧礼仪派教徒将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信徒尊奉为“圣徒”，殉道者的思想在北方沿海地区流传很广。政府的镇压并没使旧礼仪派销声匿迹。一些教徒开始否认东正教教堂和圣事，主张作祈祷不用去教堂，而是在家里实行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由此，反教堂派从旧礼仪派中分化出来，它在教义上与官方教会更加疏远和对立。他们的言行反映出俄国部分国民敢于同皇权对抗的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品格造就了皇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俄国农民中的英才，民间教派教徒参与反政府的农民运动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官方教派相比，旧礼仪派更加注重东正教教规教义的更新问题，从旧礼仪派的不断分化中便可看出俄国民间教派的动态性发展趋势。它善于以运动的观点来看待东正教教规教义，这一特点决定了旧礼仪派对社会思潮的变化具有天生的敏感性。因此，除了极少数偏僻乡村的教徒固守古老的旧礼仪以外，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都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投入到社会大潮中去。俄国最活跃的基督教思想是教派思想。教派能够站在基督教的高度来看待东正教。如鞭身派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天和地、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上帝可以根据人的需求和道德水平“化身为人”。这种学说的基础是二元论世界观，其中精神是善之源，肉体是恶之源。因此，强调“基督之爱”、“精神之爱”，认为牺牲肉体享受是获得精神之爱的必要代价。只有这样，人死后灵魂才能变成天使。鞭身派否定一切圣事的做法和它的神学思想表明：俄国民间东正教已经超脱了仪式宗教而倾向于神人的直接对话。鞭身派首领宣传的“我是上帝”的思想显然比东正教会的“教徒是上帝的奴仆”的说教更加突出神人对话中人的地位，同时也向“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地方官”的官方政治宣传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基督新教的思想在来自鞭身派的反正教礼仪派教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它否认东正教的教规和礼仪，否认教阶和世俗政权，表明相信圣灵的宗旨，更注重教义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虽然反正教礼仪派也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生活在圣三位一体之中。但是，它更强调人是绝对真理的载体。反正教礼仪派把祈祷看作是宗教交谈、诵读诗篇和唱赞美诗。20世纪初，反正教礼仪派放弃了宗教一切外表仪式，成为与新教极其相仿的属灵基督教派。反正教礼仪派表现出不畏强权的坚定立场，其中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色彩。它反对任何国家政权，要求建立人人平等、友爱的无政府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到帝俄末期，俄国的新教教派及教徒人数都明显增多。新教的“移入”将新教伦理和处世哲学带给了俄国国民，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道德观念逐渐使俄国人传统的民族习俗发生了改变，功利主义的新教思想为俄国人所接受。德国文化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宗教派别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作过专门的比较，认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便会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教徒。”[17]帝俄末期的情况与韦伯的结论基本一致：在俄国新教教徒集中的地区，殷实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对来说比其他地区要高。可见，民间教派对信仰的探索伴随着俄国历史的始终。俄国民间教派教徒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促进了俄国的东正教神学与西方神学的结合，西方新教的伦理道德成为影响俄罗斯基督教思想和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俄国文化中新教的成分日趋明显。此外，教派的发展反映出俄国国民性格中热爱自由的天性，这一性格使他们对皇权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它是俄罗斯思想中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基因。俄国民粹派领袖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作家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思想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系的。因此，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认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18]。

综上所述，俄罗斯思想具有混合主义色彩。信仰观的不同反映出俄国国民性格的多样性：如果说官方教会培养出俄罗斯国民忍耐、盲从和保皇主义的性格的话，那么，民间教派的神学探索则体现了俄国国民性格中的另一个极端——酷爱自由、不畏皇权和无政府主义。当然，东正教神学中对上帝的虔敬、博爱、宽宏、随和、热爱和平——这些构成基督教美学本质的因素在俄国民族性格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此，斯拉夫派将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特征称作“真正的基督精神”[19]。

七、20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

1917年8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召开，会议一直持续到1918年9月。其间，俄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被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掌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政府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11月11日，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以教会的名义号召人民保持安静和秩序，停止“兄弟厮杀”，谴责布尔什维克党是“制造流血事件的罪魁”。12月2日，地方主教公会作出试探性的行动，颁布《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法律地位》的规定，要求苏维埃政权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各种信仰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东正教会的财产不得被充公和没收”，“免去教会财产的国家税，免除教会在地区、城市和自治局的各种税收”，“教会从国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金”等。然而，以消灭剥削制度为宗旨的苏维埃政权对教会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不得拥有财产，“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年）。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在苏维埃政权看来，东正教会无疑是红色政权的敌人。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分子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神甫参加，如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20]

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教会再一次暴露出反对新政权的真面目，1921年，俄国的流亡主教们在塞尔维亚召开东正教主教会议，与会者认为饥荒形势是联合白军再次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良机，表示愿为重建俄国君主政权而效劳。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全俄中央执委会在《消息报》上颁布了将教会财产充公的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东正教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顽固抵抗的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改革派的倡议在白神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长期受黑神品压迫的广大乡村神职人员活跃起来，他们组成了白衣教士联盟，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

严峻的形势迫使教会上层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国外和国内保皇派白卫军的反革命立场”。[21]会议还宣布改革派组织解散，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22]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25年4月7日，全俄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东正教会由都主教谢尔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1867—1944年）领导。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当时加入苏联的共和国有4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共和国。1925年，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加入苏联。1929年，塔吉克加入苏联。1936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卡列里阿—芬兰共和国加入苏联；1940年，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苏联。自此，苏联成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国家。其中，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一直是独立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基督教组织；格鲁吉亚教会也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独立，这里撤销了督主教区，选举了牧首。1963年，该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促进会；1917年12月25日（俄历），乌克兰苏维埃成立。乌境内就教会所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乌克兰教会作为全俄东正教统一体中的一个自治主教区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乌克兰教会应从俄教会中独立出去，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独立教会。内战期间，1918年12月，白卫将军佩德留拉占领了乌克兰。1919年1月，他罢免了全俄牧首区在乌设立的都主教，宣布乌克兰教会同莫斯科分离，从此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独立教会。坚持教会独立的人还主张用乌克兰语言进行东正教祈祷，主教可以结婚，白神品可以再婚。乌克兰教会独立运动活跃了近10年。1920年，由于苏俄在同波兰的战争中失败，西乌克兰又划归波兰，在宗教信仰上受波兰天主教会的管制。1922年，东部乌克兰国家——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1930年，随着斯大林强硬民族政策的推行，乌克兰独立教会被迫宣告解散。乌克兰教会的一些顽固成员逃往美国和加拿大继续从事活动，乌克兰本土东正教会仍属于全俄东正教会的一个都主教区，受莫斯科和全俄牧首的领导。1939年，依据苏德秘约，西乌克兰转归苏联。二战期间，西乌克兰受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1943年秋，苏联红军将其解放。1944年，在苏联红军的攻势下，乌克兰全境解放。战后乌克兰全部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45年6月，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1954年，赫鲁晓夫将俄罗斯的克里木半岛行政上划归乌克兰。自此，乌克兰现版图形成。除乌西部地区为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以外，其他乌克兰人主要为东正教徒，东正教是乌国民的第一大信仰；白俄罗斯共和国自加入苏联起即为全俄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只是在1942年，当希特勒侵入苏联西部领土时，一些神职人员主张白俄罗斯教会独立出去，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中心。但是，白俄罗斯教会独立派亲近法西斯德国的行为遭到了苏联爱国者的反对，因此，这一企图很快破灭。在整个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普世东正教会的一个独立中心，领导着苏联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东正教国民。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史上开始了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盖就发表告全国东正教徒书，号召苏联东正教徒为保卫祖国而战。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西（谢尔盖·西曼斯基，1877—1970年）当选为新一任牧首。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解放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奥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教会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为苏联政府决策层所掌握，教会的命运伴随着国家的政策导向而沉浮。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全俄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23]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叶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到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

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偏见。20—30年代，在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盛行之时，东正教在苏联决策层的观念中依然属于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他们过多地强调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而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够。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18所，教堂8000座。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东正教徒的实际数量并没有减少，许多人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氏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到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24]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奥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院校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叶，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苏联政府排挤和镇压。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去世，次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会，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1910—1990年）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作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非法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然而，短暂的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米·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问题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都作了明确规定。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1000年，这一活动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到1989年末，苏联东正教区近1万个。在基什涅夫、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明斯克、新西伯利亚、基辅、托波里斯克等地，神职中学纷纷建立。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就教会合作问题举行会谈，随后乌克兰宗教事务委员会宣布乌克兰合并教会（希腊—天主教会）合法化。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西（阿列克塞·里吉格尔，1929—）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西被称作阿列克西一世，现任牧首称阿列克西二世。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教会的法人地位，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苏联解体时（1991年末），全国东正教徒人数达到7000万，占苏联国民总数的1/4左右。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联邦经历了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苏联共产党被取缔，一时间无神论在俄罗斯官方传媒中成为众矢之的。在俄罗斯的社会科研机构，苏联时期设立的无神论研究部门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宗教研究部门，如俄罗斯科学院国家历史研究所的无神论研究室就更名为“宗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研究室”。当今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拥护宗教和教会，反对无神论。90年代初的俄罗斯宗教复兴运动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支持。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自退出苏共以后，就开始热衷于东正教。他对教会怀有明显的好感，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总是带领俄罗斯高级官员参加隆重的庆典活动。在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地位比苏联时期明显提高，教会人士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增强，牧首与总统紧密配合，政教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状态。1997年9月，俄罗斯联邦通过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世俗国家”，表明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的态度。但是，国家同时表示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他优惠，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25]。东正教的复兴与国家的宗教倾斜政策密切相关，耗资巨大的东正教圣地——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重建工程就是在国家的大力资助下竣工的（1997年）。多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联邦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1998年11月，俄罗斯司法部对东正教会依照俄联邦新的宗教信仰法进行重新登记。俄司法部长将重新登记证交给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他还宣称，俄东正教会是全国第一个被列入俄罗斯联邦宗教团体新登记簿上的宗教组织。司法部长对东正教会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发展俄罗斯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平以及协调各宗教信仰及民族关系中所做的特殊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牧首表示东正教会愿与司法部门合作，为服刑人员的精神道德培养尽义务。

目前东正教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它拥有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7000万）的教徒，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全俄东正教牧首区设在俄罗斯联邦首都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由128个主教区组成（1989年共有67个），它们分布于俄罗斯的89个行政区、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教会共管辖教区1.9万个（1988年有6893个），修道院480个（1980年为18个）。[26]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同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共同管理教会。教会神职人员包括主教以上（含主教）的高级黑神品150名，神甫1.75万名，执事2300名，他们负责主持教区的日常宗教活动。东正教的教学机构网由学术委员会领导，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属的神学院有5所（1991年为2所），神职中学26所（1988年为3所），教区中学29所（这类中学在90年代以前尚不存在）。另外，还新设了2所东正教大学和神学院，1所女子神职中学和28所圣像绘画学校。神学院校的在校生（包括函授生）共有6000人左右。除了正规的学校，教会还成立了一些向世俗人员普及宗教知识的教学机构，如教堂附属的星期日学校、成人小组、成人洗礼培训班、东正教幼儿园、国家幼儿园中的东正教幼儿班、东正教寄宿学校、东正教国立和私立学校、东正教教义问答短训班等。其中，星期日学校最为普遍。

教会慈善和社会服务部门管理全教会的慈善事务。以莫斯科都主教阿列克西名字命名的莫斯科牧首区中心医院为社会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今俄罗斯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情况下，该医院属于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提供免费医疗和诊断的机构之一。全俄东正教会的外联事务由莫斯科牧首区宗教事务外联局负责，它管理俄罗斯境外主教区、修道院、教区和其他机构的教阶、行政和财务经济管理工作，制定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和教会与社会关系的各项决定，建立全俄东正教会同世界东正教各独立教会、非斯拉夫教会和宗教团体、非基督教会及世俗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组织的联系。90年代，全俄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全面恢复。目前，西起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东至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北起摩尔曼斯克和堪察加半岛、南到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广大地区都分布着全俄东正教会的教区组织。

1994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长与东正教牧首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共同为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维护国家安全出力。近年来，东正教会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密切协作，共同谴责和制裁国内外一切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止流血冲突，和平解决争端。1999年下半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多次发生居民楼爆炸事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请求国家权利保护机构坚决铲除和惩罚罪魁祸首。1999年10月，莫斯科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宗教间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各宗教信仰间相互合作的声明，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会议号召东正教会与穆斯林教会组织联合起来，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团结，避免民族分立主义者利用宗教差异挑起事端。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和道德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

东正教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发展远不及俄罗斯的情况乐观。1988年以前，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有60％[27]以上的教区分布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988年以后，乌克兰加里奇州的所有东正教区教徒都返回到希腊—天主教会，沃伦和其他西乌克兰地区的东正教区教徒基本上也都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投入到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的怀抱。白俄罗斯南部教区的教徒仍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但是，由于得不到俄教会的资助，许多人在波兰天主教会的物质诱惑下皈依天主教。1993年末，白俄罗斯东正教徒占优势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注册的东正教徒数量从183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少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局面。1995年，白俄罗斯教徒数量占全国人口的1/3，其中新教教徒的数量几乎与俄罗斯教会东正教徒的数量相当。目前，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存在着从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区，但是，苏联解体后，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东正教徒减少、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相对增多的现象。因此，这里的宗教复兴事实上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向西方教派的靠拢。由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政策，乌白两民族对俄罗斯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加之亲西方的动机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逆反心理作用，东正教在乌克兰也大有丧失统治地位的趋势。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俄罗斯东正教垄断地位的重新确立将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1] （俄）安·弗·卡尔塔绍夫：《俄罗斯教会史纲》，1993年俄文版，第253页。

[2] 东正教教会人士统一使用教名。这里的谢尔吉·拉多涅什基原名为：谢尔盖·拉多涅什基（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谢尔吉（Сергий）为教名。因此，由谢尔吉创建的扎戈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应译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后文中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Алексий）一、二世的名字也是分别依据他们的世俗名字阿列克塞（Алексей）而取的教名。

[3] 彼·弗·兹纳缅斯基：《俄国教会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237页。

[4] 米·尼·尼科里斯基：《俄国教会史》，莫斯科1989年第4版，第189页。

[5] 阿·耶·库拉科夫：《世界的宗教》，莫斯科1996年版，第255页。

[6] 《法律大全》第1集，第6卷，第3718号。

[7] 俄国东正教教会人员的神职称谓——神品源自拜占廷。基督教分裂后，东正教实行牧首管理制，同时将教会人士的神品分为黑白两种。黑神品为黑神品阶层，他们是出家人，生活在修道院或黑神品官邸中。黑神品最低品位为修士，以上分别为：修士辅祭（执事）、修士大辅祭（大执事）、修士司祭、修士大司祭、主教、大主教、督主教、都主教、牧首。黑神品在教会内部享有特权；白神品为教会神职服务人员，他们从世俗教徒中产生，有家室。最低品位是诵经士，以上依次为：副辅祭（执事）、辅祭（执事）、大辅祭（大执事）、司祭（神甫）、大司祭、司祭长。

[8] 耶·费·格列库洛夫：《教会、专制制度、人民》，莫斯科1969年版，第4页和第27页。

[9] 伊·科·斯莫里奇：《俄国教会史》第8卷第2分册，莫斯科1996年版，第737页。

[10] 德·波斯别洛夫斯基：《罗斯、俄国、苏联历史中的东正教会》，莫斯科1996年版，第200页。

[11] 《教会与国家》，莫斯科1997年版，第354页。

[12] 巴·尼·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2卷，第1部分，莫斯科1994年版，第134页。

[1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0页。

[14] 伊·科·斯莫里奇：《俄国教会史》第8卷第1分册，莫斯科1996年版，第28页。

[15] 巴·尼·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2卷第1分册，第182页。

[16]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第162页。

[1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第23页。

[1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第142页。

[19] （俄）巴·尼·米留科夫：《俄罗斯文化史纲》第2卷，莫斯科1993年版，第17页。

[20] 百科辞典《俄罗斯文化世界》，莫斯科1997年版，第556页。

[21]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2]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23] 米·什卡罗夫斯基：《1943—195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摘自《历史问题》1995年第8期，第46页。

[24] 季·波斯彼洛夫斯基：《罗斯、俄国和苏联历史上的东正教会》，莫斯科1996年版，第341页。

[25] 《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1997年9月26日，俄罗斯《联邦法》第125号，第3页。

[26] 此处及以下统计数字均引自《当代俄罗斯东正教》（http:/www/russian-orthodox-church.org.ru：81/hist_ru.htm），1999年10月6日。

[27] 尤·舍夫佐夫：《白俄罗斯的宗教变化》，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莫斯科，1996年第8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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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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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斯拉夫文明
- 版权页
- 目录
-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 总序
- 本卷撰稿人
- 前言
- 第一篇 东斯拉夫文明
- 第一章 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及其文明
- 第二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 第三章 蒙古入侵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期间的文化

- 第四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沙皇专制制度
- 第五章 从等级代表君主制走向绝对君主制
- 第六章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的俄国文化
- 第七章18世纪：俄国走向欧洲文明
- 第八章 俄罗斯帝国——由内陆国扩张成濒海的帝国
- 第九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基础——农奴制
- 第十章 沙皇俄国：欧洲的反动堡垒
- 第十一章 俄国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
- 第十二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 第十三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教育和科学
- 第十四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文学
- 第十五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艺术
- 第十六章 俄国走向资本主义
- 第十七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社会思潮
- 第十九章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科学与文化
- 第二十章 苏维埃时期的文化
- 第二十一章 苏联解体和解体前的苏联文化
- 第二篇 西、南斯拉夫文明
- 第一章 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其国家
- 第二章 异族统治下的波兰及波兰民族文化
- 第三章 波兰的复兴和文化的新发展

-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

- 第五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 第六章 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及文化选择

- 第七章 南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国家

- 第八章 异族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 第九章 争取建立统一国家和新的文化发展
- 第三篇 斯拉夫宗教
- 第一章 斯拉夫人的原始信仰——多神教
- 第二章 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确立
- 第三章 东正教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发展
- 第四章 东正教在东斯拉夫地区的历史变迁
-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