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明（上）
Author: 姚介厚; 李鹏程; 杨深
Date: 2002-10-31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欧洲史
Description: 《西欧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上下)》内容简介：西欧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包括西欧、北美、澳、新等地域文明）的源头。不了解西欧文明，就无从理解和把握全部西方文明的历史和实质。《西欧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上下)》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刻的阐发与分析，给读者生动展现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文艺复兴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书名：西欧文明

作者：姚介厚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3394-8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958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绪论
一、西欧文明的涵义

二、西欧的自然环境
三、西欧的文明史前概况和种族、语言
四、西欧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特征
五、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意义

第一篇 西欧古典文明
引言 西欧古典文明的历史与特征

第一章 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古典文明
一、爱琴文明和希腊城邦的形成

二、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古典文明的盛衰
三、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
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的进展
五、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
六、艺术的人性魅力与批判精神

第二章 希腊化文明
一、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

二、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与重大创新
三、哲学的嬗变
四、希伯来文化西渐
五、文学、艺术和历史

第三章 罗马文明
一、罗马帝国的盛衰

二、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三、罗马法
四、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五、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
六、早期基督教
七、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

第二篇 西欧中世纪文明
引言 如何认识西欧中世纪文明

第一章 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基督教
一、从日耳曼蛮族王国到查理曼帝国

二、鼎盛期的中世纪西欧社会
三、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
四、基督教会
五、十字军东征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
一、从教会学校到大学兴建

二、前期基督教神学与哲学
三、经院哲学
四、基督教精神和民族文化
五、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孕育

第三篇 文艺复兴文明
引言 文艺复兴文明概论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状况
一、新的近代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萌芽

二、生产力的发展和海外航行的原因
三、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历史后果
四、西欧文明最初的全球扩张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最早发生在意大利

二、新文学
三、14世纪和15世纪的绘画艺术
四、绘画艺术三大师（上）
五、绘画艺术三大师（下）
六、威尼斯画派的后续和晚期样式主义
七、雕塑和建筑艺术
八、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
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学

第三章 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扩展和传播
一、德意志的思想和艺术

二、尼德兰的文艺复兴
三、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西班牙的文学与艺术
五、英国的哲学和文学

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普遍成就、衰落和影响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

二、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世界观变革

三、文艺复兴的衰落及其历史影响

第五章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起因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四、英国新教的改革
五、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六、宗教改革的后果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主编 汝信

副主编 陈筠泉 陈启能 倪培耕

编委 于沛 马振铎 白烨 叶渭渠

艾周昌 刘文鹏 汤重南 郝名玮

姚介厚 姜芃 徐世澄 徐远和

黄心川 钱满素 秦惠彬 潘光

1 雅典娜神庙

2 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居中人物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3 古希腊爱皮多拉斯大剧场

4 庞贝城遗址中的著名镶嵌画《亚历山大大帝与大流士之战》（局部）

5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拉奥孔》

6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弥罗斯的维纳斯》

7 青铜母狼雕像——罗马城的象征

8 罗马城内的科罗西姆大剧场（斗兽场）

9 罗马时期公元420年左右的饰屏雕像《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10 简·林布格、保罗·林布格兄弟的名画《贝利公爵的嘉华年》。描绘建于12世纪、在15世纪重修的索米尔城保

11 中世纪一位阿拉伯哲学家在马黎大学开设讲座

12 哥特式建筑的杰作——13世纪建造的巴黎圣母院

13 15世纪至16世纪葡萄牙人海外探险的大帆船

14 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佛罗伦萨市景

15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

16 莎士比亚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绪论

1 特洛伊城遗址，德国考古学家海因瑞西－施黎芒于19世纪80年代发现

一、西欧文明的涵义

本书论述的西欧文明，是西方文明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主干部分。西方文明涵盖的地域范围很为开阔，除了西欧之外，还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文明起源于西欧，以西欧为重心而演进，而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明是西欧文明进入近代以后所衍生出来的。如果不了解、不研究西欧文明，就无从理解、把握全部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实质。

西欧文明是世界历史中既古老又得到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从公元前两千多年最早产生爱琴文明起，它已历经四千余年，晚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有相近的久远历史传统。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这里指西欧文明）的出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700年到800年，[1]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公元8、9世纪法兰克的查理曼帝国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只能说是大体完成西欧封建化和形成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格局，而且当时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蛮族”，尚未步入西欧文明的门槛，而将西欧古典文明（包括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和公元5世纪至7世纪的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都排除在外，西欧文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西欧文明曾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西欧文明也曾给西欧内部和世界带来奴役、压迫、战争、殖民侵略，留下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教训。无论从正面或负面意义而言，西欧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历史格局中，都居有重要地位。

“西欧文明”是以西欧为主要地域生长起来的一种文明形态，但它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以地域来界定这种特殊的文明，而是指谓一种广义的文化共同体。这里所说的“西欧”，并不只是指欧洲西部，而是包括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在整个欧洲中，除了以斯拉夫人为主要居民的欧洲东部之外，都是西欧文明的涵盖范围。从历史上看，西欧文明又不局限在西欧，小亚细亚半岛（以下简称小亚）也曾是西欧文明的摇篮，在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时代，西欧文明曾扩及北非、近东两河流域，这些地区的诸多民族都曾为西欧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进入中世纪后，西欧文明才形成在西欧全部本土发展文明的基本格局。“文明”不单纯是地理、种族、宗教、语言意义上的范畴，而是指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精神的综合形态。西欧文明历来是多民族、多国家的，说这些民族与国家都属于西欧文明，那是因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虽然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自具特色，也不平衡，但它们都秉承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经历相似的阶段性文明的结构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都具有相似的主流文化价值。“西欧文明”正是指谓西欧多民族、多国家而具有广义的文化同一性，它也并不掩盖西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西欧文明构成一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不仅因为这种文化共同体明显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文明，而且也由于和一些同它地域邻近或有密切历史联系的其他文明相比较而言，它也是自具特征的。例如，自中世纪以来西欧文明和承袭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文明，都发展了基督教文明，但西欧建树的罗马公教（天主教）及后来产生的新教，同较多吸收小亚和希腊文化的东正教文明有较大的歧异，拜占庭文明则为斯拉夫文明所承续与发展；西欧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斯拉夫文明所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形态，也是明显不同的。在北美的美国文明本来是从西欧文明衍生、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移民大多来自西欧，美国文明历来和西欧文明密切相关，息息相通，美国文化曾长期生长在西欧文化的边缘，现今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结成西方文明的主导势力。然而，这两种文明在历史发展中也有明显区别，西欧文明更多地保留了历史文化传统并承受其历史负担，在向近、现代文明转型中，众多民族国家很不平衡，有痛苦、曲折的历程。美国文明则较少封建的历史负担，径直创造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它融汇众多移民种族的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美国和西欧的精神文化也有不同的气质与特色。

西欧文明为什么起源时就富有生命活力，且不曾中断、持续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更跃居世界文明的前列，成为一种保持强势的文明呢？西方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的立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欧优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为西欧种族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来创造先进文明。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否定环境与种族优越论，提出文明的“逆境生成”说，认为西欧文明所以富有活力，在于西欧人勇于应对逆境的挑战，包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能将人为环境的打击、压力与不幸变成创造文明的动力。较多的西方学者则持“文化决定论”，单纯用精神文化的价值来解释西欧文明的动因，认为世界上惟独西欧文明最早形成并发展了一种理性与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价值鼓舞了西欧人创造出最旺盛的文明形态。这些论说或则是表面的、片面的，将次因、必要条件看作文明的主要动因、充分条件；或则是用精神支配历史的唯心史观来论证一种西欧中心论的文明史观。

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和剖析西欧文明的科学指导。西欧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地理环境、逆境挑战和精神文化是西欧文明的必要成因或表现形式，但它的真正的根本动因存在于西欧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和发展规律之中。特定的精神文化无疑是西欧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它根植于西欧社会各历史阶段的深层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之中。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西欧文明体现人类历史的普遍法则，经历了人类历史必经的各种社会形态。西欧文明之所以有深厚、持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创造性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经历了约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社会，一千多年的封建制社会，近四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形态及其历史阶段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历经各历史阶段而臻于成熟形式。西欧诸多民族与国家集中在同一地区，它们既有文化同一性，又有创造的多样性，历来相互交往密切，易于相互传播、分享各自的文明成果，形成合力，凝聚共同智慧，推进西欧文明的进展。西欧文明在各历史阶段，又善于从周边的诸多外部文明中吸纳、摄取优秀文化成果，来充实、壮大自身。我们认为，用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才能全面、深入地解释西欧文明的动因、本质和特色。

二、西欧的自然环境

欧洲是欧罗巴洲（Europe）的简称，它位于东半球西北部，东连亚洲，南临非洲，西濒大西洋，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7.28亿，是人口最密集的大洲。西欧面积约377.3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647亿，分别占全欧洲面积和人口的1/3和1/2。西、中、南部人口密集，北欧人口密度较低。英国、法国、意大利人口均在5000万以上，德国人口近8000万。西欧现有24个独立国家，即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马耳他、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此外，还有丹麦所属自治区法罗群岛和英属直布罗陀（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有主权争议）两个地区。

西欧地形以平原为主，在世界各大洲中不多见。中欧和西欧两大平原，地势平坦，仅在局部地区有丘陵，适于农耕、修筑道路与运河。只在欧洲南部耸立阿尔卑斯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平均高度达3000米，最高的勃朗峰海拔4810米，山系向东南伸出两条支脉亚平宁山脉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向西延伸出比利牛斯山脉。在阿尔卑斯山系和西中欧大平原之间，分布一些海拔不超过1000米的山地和高原，如法国的中央高原、莱茵河中游高地和西班牙中部的梅塞塔高原，还有西北欧山地，它们是欧洲矿产的主要分布地带之一。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纬度较高，在地质学上的第四纪时曾经历过几次冰河期，在大规模冰川磨砺下，形成冰积平原，土壤贫瘠，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业，但有丰富的森林、矿藏和水力资源。西欧的又一地形特点是海岸线曲折、绵长，它北临波罗的海、北海，西濒大西洋，南接地中海，东连黑海，曲折绵长的海岸线包容很多海湾和内海，并且将西欧大陆边缘分割成许多半岛与岛屿，北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有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大的岛屿有大西洋中的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和冰岛，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等。海岸线长，海湾、半岛、岛屿众多便于海上交通，航海开拓和交往在西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欧河流稠密，大多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系和中欧高地，主要有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奥德河、易北河、罗纳河、泰晤士河等，它们大多流经多国，是国际航道，沿河平原农业发达，南欧河流如波河蕴藏丰富的水利资源。

西欧大体位于北纬35度与80度之间，绝大部分属于北温带，气候深受海洋影响。大西洋的西风和全球最强大的北大西洋暖流给西欧带来热量和水汽，长驱深入内地，使西欧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夏天除南部外，没有酷暑，冬天除北部外，没有严寒，雨量充足。南欧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半年雨季，夏半年干旱少雨。

西欧的自然资源丰富，煤、铁和水利资源蕴藏量尤其多。森林面积广阔。有许多优良的渔港，渔业资源丰富，沿海渔场占世界沿海渔场约1/3。

西欧优越的自然环境是极为有利的生长文明的场所，为西欧人开拓文明提供了很好的用武之地。据地质学家考证，西欧南部碧波粼粼的地中海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时曾是一片陆地，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至10000年之间，大西洋冲越西边山冈，将这个广大的地中区灌成世界上最大的内海，[2]使它成为西欧文明的摇篮。南欧向地中海延伸的巴尔干半岛（含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气候温和宜人，适于农耕，便于航海交通；它们南和北非隔海相望，东连小亚并可深入两河流域腹地，是沟通欧亚的要扼，便于当地人和早已发展的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交往，吸收它们的先进文明成果。所以，西欧文明的演进是首先以地中海域为中心，逐渐由南向北扩展。它最早起源于地中海东域和小亚交接的爱琴海域，渐次向希腊半岛及地中海西部扩展，形成希腊古典文明；罗马帝国时代，罗马文明的范围东达中亚内陆，在西欧则已向西、北推进到不列颠和莱茵河流域；北欧的低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化最晚，直到公元9世纪后，才逐渐纳入西欧中世纪的文明范围。

三、西欧的文明史前概况和种族、语言

在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明时代相对“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而言。人类随着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私有财产与奴隶制出现，才进入文明社会。西欧也是一样。西欧文明不是突然凭空发生的，它的产生是西欧文明史前社会演变的结果。

在远古人类起源之后，就有人在西欧广袤的大地上繁衍生息。最早的“能人”化石只在非洲肯尼亚和乍得发现，距今600万和700万年。能人之后的直立人（中国惯称猿人）化石，就已在西欧发现，有希腊的彼特拉隆那人、法国的阿拉果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约在30万年至25万年前，比中国北京、元谋、蓝田的直立人（60万至50万年前）要晚一些。1847年在法国发现的阿舍利文化（手斧文化）距今约40万至30万年。直立人进化为接近现代人体质水平的智人，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发现大批尼安德特人化石，就属于西欧的早期智人，活动范围已较大，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已能人工取火，有墓葬和氏族生活的萌芽。体质上和现代人完全一样的晚期智人的化石，在西欧已发现很多，重要的有法国的克罗马人、库姆尔佩尔人，他们的体质形态都很像现代西欧人。他们约生活在4万年前，已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能创作优美的洞穴壁画。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生，在尼安德特人阶段血族群婚的血缘家族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已逐渐转化为对族外群婚的氏族，并构成更大的族群部落。

约公元前9000年左右，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北欧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溶化，西欧的冰原地区被森林和草原取代，西欧进入新石器时代。西欧人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西欧的过渡性的“中石器”时代较长，约从公元前9000年至前3000年，法国、西班牙的阿齐尔文化和北欧的马格尔莫斯文化为代表，分布的范围已从波罗的海跨西北欧到英国。西欧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发生作为人类伟大的“第一次浪潮”的农业革命，不过比西亚、中国和美洲要晚得多。从狩猎与采集经济转变为农业与畜牧业，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技术知识增长，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开始出现。西欧人有了较稳定的生计，从迁徙转为定居，聚居的村落出现。希腊等地已开始养猪、牛。希腊和多瑙河中游都已使用陶器。在这个时代，西欧的母系氏族公社达到全盛，族外群婚转变为“从妇居”的对偶婚，但不甚稳定的家庭还未构成经济单位。

西欧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知使用金属，多瑙河流域和爱琴海区都出现青铜器。希腊爱琴海区和中国、印度一样，在青铜时代就进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公元前1370年赫梯王国征服在人类中最早发明炼铁术的米坦尼王国，垄断当时极为珍贵的冶铁术，直到荷马时代冶铁术才传入希腊。罗马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到铁器时代才进入奴隶制文明社会。在西欧的文明史前末期，南部地中海地区已先后完成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已能提供超过维持劳动力自身消费的剩余，氏族首领将经营的氏族财富攫为己有，出现了私有财产。他们为扩大剩余产品、自身摆脱劳动，就要吸收新劳动力，于是不再杀死俘虏，而把他们变为奴隶。这时，母权制被倾覆，实行父权制，对偶婚则转变为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作为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出现，瓦解了血缘关系的氏族家长制。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财产分化，形成奴隶和自由民、氏族贵族和穷人平民的差别。氏族部落的军事民主制则转变成国家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实行阶级统治和调节阶级利益的工具。奴隶制社会形成了。它看来充满残酷的剥削、压迫，然而，如恩格斯所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进步”，[3]因为它标志着跨入文明时代。西欧自有人类活动起，历经了约3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才开始步入文明社会。爱琴海域的克里特岛和希腊的小亚、本土，在西欧率先分别于公元前2000多年和1200年左右，进入奴隶制社会，罗马则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左右，才步入文明时代，西欧中部、北部的日尔曼人还长期滞留在氏族社会末期，直到公元2世纪后才逐渐先后完成这种过渡。

西欧的文明史前阶段，创造了独特的原始精神文化。多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址，有伴葬的兽骨和燧石工具，表明原始人已有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思想萌芽。许多洞穴壁画作于昏暗的洞穴深处或不易观赏的陡高岩壁，这些作品有巫术动机。西欧原始人的语言指谓具体事物，缺乏表达普遍概念的词汇。西欧的原始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发现最早的动物雕刻是德国沃吉尔海德的野马雕像，它作成在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刻成，野马蜷首挺立，很有生气。以出土地点命名的“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雕像，突出生儿育女的部位，是母系社会的象征。造型艺术中最突出的是洞穴壁画，法国就有70余处，在西班牙等地也有发现。根据狩猎生活体验，描绘野牛、野马、驯鹿等栩栩如生，技艺甚精，难以相信它们是原始人所作；法国拉斯科洞中有一匹被研究者称为“中国马”的野马画像，色彩渲染酷似中国的水墨画。

西欧人在种族上属于遍布欧洲、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白种人，通常称为高加索人，有别于蒙古利亚和尼格罗种族类型。西欧人又可分为三支：北欧金发白种人即诺迪克种族；南欧暗浅黑发白种人即暗白种人或称伊比利亚种族；两者之间有圆头种族即阿尔卑斯种族。最早开创西欧文明的克里特人是和伊比利亚人种、北非暗白人种相近的一个种族。西欧的三支种族因语言与部族生活相异，又形成许多不同的分支，逐渐融合成不同的民族。古代西欧主要有三大族群：一是希腊民族，由北部的多立斯人南下而和土著民融合而成，内部又可按方言分为阿卡亚人、爱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多立斯人、马其顿人等等民族集团。二是罗马的拉丁民族，罗马还有伊达拉利亚人等族，后来都被拉丁人同化了。三是遍布西欧中、北部的日耳曼民族，它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等各个支族。西欧进入中世纪后，这三大族群多有变迁、融合，到中世纪盛期以后，才逐渐形成近代意义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格局。

西欧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或称雅利安语系，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等等。它们统称印欧语系，因为它们都有相近的词根和语法概念，遵循相似的变化法则即格里姆法则。公元前18世纪末，西欧克里特的米诺斯人有最早的文字，是线形文字，至今未能解读，之后迈锡尼文明时的线形文字已解读成功。古希腊的文字则是改造闪米特语系的古腓尼基文字而成，腓尼基文字只有辅音，没有母音，希腊人加上母音，使之更为清晰而能表达多重意义。西欧的其他文字都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世纪时拉丁文成为基督教会官方推行的标准文字，到西欧中世纪盛期后，西欧各国倡导自身的民族语言与文字，它们才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

四、西欧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特征

西欧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普遍历史进程是相一致的。但是，西欧文明又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性，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综合，都有其特殊内涵，整个西欧文明史表现为一连串有变革和继承关系的阶段性文明。本书将它划分为五大阶段，分列五篇论述。

第一，西欧古典文明。它本质上是一种奴隶制社会的文明形态，又有不同于东方奴隶制文明的特色。从克里特文明兴起到罗马文明衰亡，它历经2500年左右，充分展开了从城邦奴隶制到帝国集权型奴隶制为基础的不同的文明形态。所以，它又依次由四个次阶段性文明所组成：爱琴文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西欧古典文明以爱琴海域为发源地，向西延展至希腊本土和南意大利，以至环地中海南北一些地区，达到城邦时代希腊古典文明的全盛。以大规模集权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化文明，则将其涵盖范围和希腊文化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地域和小亚、近东。建立在更为成熟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文明，更建立起一个东起不列颠、北达中欧莱茵河流域、南纳北非、西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庞大文明圈。西欧古典文明所创造的璀璨文化成就及其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很突出的。

第二，西欧中世纪文明。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欧封建制为根据的文明形态。从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灭亡西罗马帝国、建立起一些蛮族王国，至14世纪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鼎盛期结束，西欧中世纪文明经历了近一千年。西欧中世纪并不是一个停滞、野蛮的“黑暗时代”，而是有一个从封建制度确立到全面鼎盛的动态演进过程。从建立封建庄园制、采邑制发展为城市市民经济与政治的兴盛，从长期处于封建诸侯割据和小王国林立，至中世纪盛期开始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基督教文明确立其在全西欧的统治地位，对中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引起尖锐复杂的政治与思想斗争。这些都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点。在西欧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欧本土已逐渐都纳入封建化的文明，西欧中世纪文明已是“西欧”完整意义上的文明。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精神文化并不是贫瘠、苍白的。特别是西欧进入中世纪盛期后，学术文化繁荣，在许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开始孕育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思想，为西欧经由文艺复兴向近代文明过渡，在文化上作了准备。

第三，文艺复兴文明。从14世纪至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处于衰落、解体的后期，城市市民阶层、工商业主势力壮大，资本主义萌发已表现出勃勃生机，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所以，本书将它列为一种单独的阶段性文明来论述。文艺复兴文明是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的重要中介环节。经济上已有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成熟，宗教改革兴起，科学思想已有突破性进展，社会政治理论已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这些都表明文艺复兴文明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西欧各主要国家开始向海外进行侵略性殖民，不仅残酷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与财富，以供资本原始积累，同时也将基督教文明向海外传播。文艺复兴文明创造了瑰丽多姿的精神文化，是西欧继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第四，西欧近代文明。它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西欧文明在近代阶段表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资本曾创造了巨大文明。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后叶，西欧各国先后完成了结束千年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通达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两个多世纪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建立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通过启蒙运动建树了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为轴心的西方主流文化价值，为西方的现代性奠定基石。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蔚为壮观，西欧近代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然而，近代西欧资产阶级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侵略，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战争、奴役和压迫。有所更新的基督教文明向全球扩展，西欧文化对世界各地造成了交织着激发启蒙思想和文化殖民的正负面双重效应。

第五，西欧现代文明。它本质上仍还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范畴，但已构成又一个阶段性文明。从19世纪中、后叶到20世纪末的一百多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秩序，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都有重大变异，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西欧现代文明内部也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演进，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力量从弱小到壮大，也逐渐形成反映他们理想追求的精神文化，和资本主义主流文化价值抗衡。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欧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前半叶西欧社会内外矛盾激化，经济和政治危机爆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以西欧为发源地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深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殖民统治结束。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新的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在经济全球化趋向的背景下，西欧主要国家以“欧盟”等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方式，实现经济一体化，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欧盟”在经济、政治上都已成为和超级大国美国既联手又抗衡的势力。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虽然强调自由放任的新保守主义在西欧也时而推行，但西欧国家更偏向注重调节社会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北欧更创造“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当代西欧的各种精神文化也有很多变异与进展，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如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多种形态，对当代西欧的社会进程有一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欧兴起，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它反映了值得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矛盾。当代西欧文化还比较重视反思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危机和环境、生态等全球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力图对西欧文明各历史阶段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作出概要的综合描述，着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

历经四千余年的西欧文明，有多重历史特征值得研究。这里只从总体上概要举出以下四方面的主要特征。

和世界其他诸多文明相比较，西欧文明独特地充分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社会形态的各个历史阶段，这种深厚、成熟的社会历史基础，使西欧文明持续进展，积成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瑰丽多姿的文化成就。

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贯穿西欧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西欧文明的充沛文化活力所在。认为“自由”与“个体主义”的精神价值始终是西欧文明的原动力，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基督教文明自中世纪以来对西欧文明具有正负面的重要影响，但不能将全部西欧文明归结为基督教文明，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西欧文明主要在西欧生长、发展，但它又是在同一密集地区多民族、多国家共同创造的文明。众多民族和国家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促成西欧文明的整体性持续发展。西欧历史上的伟大文化成就是西欧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西欧文明包容了西欧各国自具特殊性的民族文化，它是西欧文化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西欧文明不是自身封闭、单独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在各历史阶段，和世界上的一些主要文明，如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都有多种形式的交往，从中获取文明成果，吸取思想文化营养，甚至获得文化推动力，才使自身得以发展、壮大，西欧文明中也凝聚着世界上其他地区许多民族贡献的智慧。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就西欧文明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是不能成立的。

五、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意义

西欧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干部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曾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构成部分。理解和探究西欧文明史的整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有分析地吸取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又展现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的现代化只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历史演进的结果。将西方的文化与发展模式当作惟一普遍的标准向全球推行，是不可取的。世界各民族国家应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确立自具特色的文化与发展模式。然而，西方包括西欧，由于其深厚的文明历史的积累，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加速进展，毕竟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如今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和西方包括西欧的交往不断增进、愈益频繁，了解西欧文明史，把握各种有关文明内容的历史由来及其文化价值的意义所在，这有助于我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开展合理的中西交往。

我们并不主张“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但确认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初至今，西方文化是冲击全球的精神势力，起有正负面的双重效应，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民族国家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焦点问题。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史，有助于我们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果，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面对西方文化较多地进入中国的情势，这也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鉴别分析，形成与采取合适的具体文化对策。

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有助于我们正确观察、认识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文明”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2001年是“世界文明对话年”。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曾为人类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格局，已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也要看到，文明中的文化要素，在当今世界局部地区由宗教、种族、语言等问题引发的冲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又有着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根源。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他确认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格局，重视研究文明中的文化要素在现今世界的局部冲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是值得我们思索和探究的。但是，他主张在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的冲突已主宰全球政治，特别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可能严重威胁西方的利益和西方国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据此，他为西方的全球战略、文化战略献计献策。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就可使我们理解这种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各种文明只有在开放的合理交往和相互吸取有益成果中，才能充分发展。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得以发展自身的一个基本条件与手段，是和其他文明开展和平的合理交往与融汇沟通。西方文明也须纳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才能持续进展。

最后，要说明一下，本书是三位作者集体讨论提纲、分工执笔写作而成的。绪论和第一篇西欧古典文明、第二篇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姚介厚撰写的，第三篇文艺复兴文明和第四篇西欧近代文明是李鹏程撰写的，第五篇西欧现代文明是杨深撰写的。田时纲同志为撰写文艺复兴文明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树琦等同志的热诚帮助，谨此志谢。由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恐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 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0页。

第一篇 西欧古典文明

引言 西欧古典文明的历史与特征

西欧古典文明指处于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它发端于约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克里特文明，终结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崛起在近东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有大体同样久远的历史。它的地域范围并不限于现今的希腊和意大利，而是发源于爱琴海与希腊半岛，渐次向地中海四方伸展、扩张。全盛时，东连小亚细亚西部，北抵黑海以至欧陆中西部腹地，西及比利牛斯半岛，南达非洲北部，有横跨欧亚非三洲开阔疆域之优势。当欧陆中北部的所谓蛮族还度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之时，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民族已先后在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勃发生机与才智，创建了独特成型的社会制度，盛开了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之花。这一古典文明在和两大近东文明相互辉映与交融中熠熠生辉，显示悠久生命力，为西欧文明奠定了深厚基础，成为全部西方文化的源泉。

这种古典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不是单一种族的贡献，也不是直线进化的，而是多种族创造了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诸多种族的迁移、入侵以及殖民运动，才造就有文化同一性的希腊与罗马民族，而他们和亚非的一些种族又有不断的融合与同化。古希腊罗马比较充分地经历了奴隶制经济与政治型态的历史发展，因而先后产生了四种既有历史承续性、又各具特色的阶段性文明，它们串连成西欧古典文明的总体。第一种是爱琴文明，首先是约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产生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从青铜文化向铁器文化过渡，是早期贵族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形态；之后经过约三百年黑暗时代的历史曲折，至公元前8、7世纪的古朴时代复兴，展开殖民运动，从爱琴海域向外扩张，在希腊世界普建城邦。第二种是希腊古典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征服希腊，经历了城邦奴隶制的盛衰，从伊奥尼亚、南意大利的科学文化兴盛进展为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文化高度繁荣，包括伯里克利黄金时代，这是西欧文明第一个鼎盛的高峰。第三种是希腊化文明，从亚历山大东征至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消灭托勒密王朝、征服希腊化世界为止，在从欧陆到亚非近东的辽阔疆域建立了三个大型集权奴隶制的王朝，希腊文化在这个广大的世界范围传播、扩散，并在和东方文明密切的交融中而有了新的内容特色。第四种是罗马文明，从公元前7世纪罗马逐渐崛起至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陷落罗马城，罗马帝国经历了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庞大的版图从近东直至欧陆中西部、并染指不列颠，帝国型的奴隶制由盛极而衰亡，在调融希腊文化、东方文化与罗马本土文化中，产生了独特的、颇有综合性的拉丁文化，而基督教的兴起为西欧从古典文明转向中世纪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作了准备。

西欧古典文明由上述阶段性文明组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在奴隶制社会内外矛盾充分展开、迭经多种历史形态中演进，每个阶段性文明都是自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有机体，而其精神文化因社会变迁虽有衰落而不完全消亡，其传统总是伸展入后续文明，因而西欧古典文明是一种动态连续、富有历史多样性的整体。第二，就精神文化而言，由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定历史条件，宗教虽是其重要基因，但没有和政权紧密结合而成为专制势力，科学文化发展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有相继的全面繁荣，生发了体现民族创造性智慧的文化精神，如荷马时代的英雄主义，希腊古典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希腊化文明中的自然主义伦理与世界主义，罗马文明中的伦理与法的精神。第三，西欧古典文明具有开放性与兼容并包性。它既是由希腊罗马各族文化在频繁交往中生成与发展，更是在不断大量汲取东方文化中生成与发展。从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滋养早期希腊文化到罗马时代引进希伯莱文化，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不曾间断。古希腊罗马正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势，融冶了东西方众多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自身的繁盛文化。

西欧古典文明是全部西欧文明乃至全部西方文明的源头与根基，它对后世西欧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对世界的其他一些文明如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等，也有一定的辐射性影响。西欧中世纪文明包括其封建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基督教精神文化，是直接在西欧古典文明内部孕生、发展出来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在倡导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形成与发展的，并完成向西欧近代文明的过渡；在西欧近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文化中，时时处处都可看到西欧古典文明的文化身影。西欧古典文明所奠基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贯穿于后世西欧与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地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欧各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而西欧古典文明后期开始形成的基督教及其文化，也一直影响着后世西欧文明及其精神文化的演变，基督教传统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所以，理解与研究西欧古典文明，是我们把握与探究全部西欧文明的首要出发点与基础。

2 约公元前440年制成的伯里克利肖像雕塑（罗马摹制品）

第一章 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古典文明

一、爱琴文明和希腊城邦的形成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位扼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地理环境特色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冬雨夏爽适于橄榄、葡萄生长，发达的航海业便于和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据考古发掘的遗址证实，远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这里就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而这远古历史以往并不清楚。19世纪70年代格罗特等著名史学家认为爱琴文明始于荷马时代或公元前776年起的奥林匹克竞技纪年，之前只有模糊不清的传说。然而，荷马史诗曾吟述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土地富庶、人口众多，远古就有“城市90座”；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记载克里特王（米诺斯）最早组织海军，是征服许多土地的统治者；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米诺斯“获得了爱琴海帝国”。还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率希腊大军攻陷爱琴海域的小亚西岸特洛伊城的故事，也曾被认为只是诗人的虚构，其实有着历史的根据。19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前期，德国谢里曼、英国伊文斯、希腊卡洛凯里洛斯等执着的考古学家，历经辛劳，终于发掘出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特洛伊的9层城垣遗址和迈锡尼的竖井状、圆顶状的王家墓。以后其他学者又结合埃及、赫梯及希腊的文物、文献细加研究，确证了爱琴文明的久远历史。它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20世纪—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兴建希腊城邦的古朴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

克里特岛横列在北非和希腊之间，公元前3000年已向青铜文化过渡，出现私有制，公元前20世纪已合并奴隶制小国，建立以克诺索斯为首都的统一王朝，国王称米诺斯，岛人亦称米诺斯人，祖先可能是来自小亚和埃及的混合民族。当时首都即有人口10万，农业、工商业和航海贸易也相当发达，同埃及、小亚、希腊半岛已有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往。王朝拥有强大的造船业和舰队，获有海上霸权，其势力范围东自小亚、西至南意大利。所用语言非希腊语，文字已从象形文转变为线形文，王宫所存数千块属经济档案的泥版文书，即使用线形文A，可惜至今尚未能解读。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米诺斯是远古的立法者，斯巴达的法制从其遗制学来。米诺斯的文化已较繁荣。建筑术尤为高明。王宫面积达22000平方米，房屋1500间，构筑精致小巧，寝宫所附浴室、厕所使用自来水，西方人19世纪才有这种设施。金银、彩陶工艺品精巧秀丽，许多壁画表现渔民生活和航海活动，灵秀清逸或自由奔放，堪称得希腊古典时代艺术风格之先。米诺斯人的宗教是崇拜自然的一元神教，主宰天地、司善亦司恶的主神是女神。克里特岛的主要地区曾3次被毁，其原因可能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克里特文明逐渐衰落。公元前1400年左右，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岛，取代并部分接续了它的文明。

迈锡尼在希腊半岛的伯罗奔尼撒东北部，居民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部落大迁移中从巴尔干北部南下的印欧语族阿卡亚人。公元前15世纪他们已使用希腊语（阿卡亚方言为主），已建立贵族奴隶制王朝。发现所存的许多泥版文书的线形文字B已被解读成功，它记录了大量使用奴隶和土地占有的情况，王朝的势力范围遍及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地区，现已发现的迈锡尼文明遗址遍布这些地区，有1000处以上。从线形文字、城堡建筑与工艺品看，都近似米诺斯文明。公元前1250年以后，迈锡尼和与之交往密切的埃及、赫梯，都处于盛极而衰。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70年间，爆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写的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别名伊利昂，处在小亚东北赫勒斯滂海峡和爱琴海连接之处，是逆流北入普罗朋提斯海和黑海的惟一通道，海峡水流遄猛、风急浪高，航行至此只能从陆上拖运船只、驮运货物，所收税金与运费就是重要财源，加之特洛伊土地肥沃，农牧工商业皆很发达，很是富裕。传说的战争起因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因其弟斯巴达王门涅劳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遂率希腊诸部族联军围攻十年而陷落特洛伊城；其实，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掠夺该地财富，占有扼据航运要冲的财源。这是迈锡尼文明衰落之际的最后挣扎。战争的历史后果是两败俱伤，特洛伊城毁灭了，残存居民沦为奴隶，希腊本土也元气大伤，迈锡尼宫廷陷入内乱的流血悲剧。希腊北部的多立斯人乘虚而入，征服除雅典之外的各国，希腊的文明进入一个历史曲折的时期。

从公元前11世纪初往后300年间，西方史学家称为黑暗时期。半农半牧原始部族的多立斯人摧毁希腊本土城镇，破坏手工业与商业，文化也雕零没落，已发掘的此时期的粗制陶器，只有原始几何形风格。这一时期又称荷马时代，因为传说中的盲诗人荷马在公元前9世纪融合历史与神话传说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中，描写迈锡尼文明末期的故事，其实也反映他所处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荷马时代的希腊已从奴隶制国家倒退为氏族部落组织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但这种历史曲折中又孕育着一些向新文明进展的重要因素，对希腊古典文明实有深刻影响。第一，铁器使用。冶铁术最早于公元前16世纪在小亚北部的赫梯势力范围内发明，是秘而不宣的专利，铁价贵似黄金。多立斯人南下带来了冶铁术，铁器逐渐在希腊农业、手工业中推广使用，荷马史诗描写阿喀琉斯发给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生铁，说足够他耕用5年。如恩格斯所说，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大面积农耕成为可能，并提供当时其他金属不能抵挡的工具。[1]它使以后希腊城邦奴隶制得以在较高的生产力起点上充分发展。第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组织已设立氏族贵族的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巴赛勒斯”Bassileus）等三个权力建制，这是以后希腊城邦国家由以形成政治建制的雏形。第三，结束了早期希腊部落经常大迁徙的动荡历史，从部落向民族过渡，形成了伊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和多立斯人三个希腊民族群体；而稳定居住区内的人又融合成较稳固的地区共同体，后来就转变为城邦。当时也已开始发生有序的移民潮，如抵挡住多立斯人侵扰的雅典就接受了大量避难移民而实力大增，它并推动伊奥尼亚人在小亚与爱琴海岛屿的移民活动，建立米利都、爱菲斯、萨摩斯等名城，这是之后扩展希腊城邦的殖民运动的先驱。第四，精神文化的重要结晶是两部荷马史诗和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写的两部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它们以不同方式映现或梳理了早期希腊的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经验知识、伦理道德，体现了希腊先民勤劳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和以后的多类希腊古典文化有密切的源流关系。

公元前8、7世纪的古朴时期，实为兴建、扩张希腊城邦的重要时期。铁器生产力发展促成经济复兴、阶级分化，导致城邦形成。公元前8世纪中叶从小亚到希腊半岛已星罗棋布地建立了408座城邦。城邦（polis）原由卫城（acropolis）发展而来，是以一个城市或大村镇为中心、有独立主权的奴隶制小国，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国势最盛时领土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雅典城邦面积才有2556平方公里，普通城邦方圆数十里，居民万余人。多山隔绝、海陆地形分割的地理条件，荷马时代已有的铁器生产力和小型奴隶制经济稳定结合，军事民主制则演变为城邦政治建制，这些重要历史因素都使希腊城邦没有神授统一专制王权，而有别于一些东方文明的政体。诸城邦各自独立，是多中心的，但互相之间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那时，各城邦的人已经都自称“希腊人”（取自传说中伊奥尼亚、埃俄利亚和多立斯三族始祖的共同之父希伦Hellen之名），区别于“异族人”（barbarians蛮族人）。当时已通过改造腓尼基文的字母形成统一使用的希腊文字；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各城邦有共同的节庆和纪年；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也有一致性。这种统一的民族意识后来使希腊各城邦迅速团结抵御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是小规模、分散型的，因而更需要加强各城邦之间、同外部世界之间的工商贸易，也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因而发展商品经济比较充分；而希腊城邦虽有不同政制，公民皆可参加公民大会，有相对多的政治权利。这类经济政治条件使希腊人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活跃的心智，并能较快较多地吸纳早已丰富的东方文明成果，来创造自身的新文化。所以此时希腊城邦制的兴建至为重要，它为继之而来的希腊古典文明奠立了社会基础。

希腊城邦建立后，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就是城邦组织部分居民迁移到海外另立家园，建立新的殖民城邦。它不同于自发的部族迁移和移民，而是城邦为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有组织地进行扩张的方式；它也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与统治，因为殖民城邦和母邦属于同一希腊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上基本平等，不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从公元前8世纪初起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殖民运动中，希腊人扬帆远渡、开拓疆域，展开了希腊世界向四面八方扩展而趋于丰满的壮观画面。据统计，先后参加殖民的城邦共有44个，在比希腊本土远为广大的海岸地带共建殖民城邦140多座。[2]小亚早有米利都、萨摩斯等殖民城邦，又东进叙利亚、埃及设立商站殖民点；西向殖民最宏伟，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广建克罗顿、塔壬同、爱利亚、叙拉古等众多名城，此地区后来被罗马人称为“大希腊”，往西更远至如今法国南部建立马萨利亚（今之马赛），又在西班牙建立埃姆波利艾城邦；北向殖民直达黑海广大地区，包括后来的历史名城拜占庭；南向殖民则在北非利比亚建立居勒尼等一些城邦。殖民的原因是希腊山多土薄、土地有限，人口增长的压力突出。马克思指出：在古希腊和罗马，周期性殖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因为国家制度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不使自由民变为奴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3]如铁拉岛因7年旱荒，遂决定每家抽签出一名男丁去居勒尼殖民。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政治原因是城邦为了平息破产失地农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向外输出“骚乱分子”。斯巴达男性公民在外作战时，国内妇女生了一批私生子，他们因无公民权不能分得土地而密谋起义，就将他们遣送意大利建立塔壬同城邦。[4]殖民运动之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古无先例。希腊城邦的巨大扩张，奠定了希腊古典时代的广阔疆域，它们如雨后春笋茁长在地中海、黑海地区，希腊人比喻它们像是围着地中海这个“大池塘”此呼彼应的青蛙，母邦新邦密切联系、互惠互益，增强经济实力，巩固了城邦制度。殖民运动造就一个海陆交错、东西方联结的古代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超过爱琴文明的原有规模，这就大为促进工商业贸易，使希腊在古代世界中发展了独特充分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壮大工商奴隶主及平民的力量，有利于民主政治形成。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更为扩大、频繁，给希腊带来更多的东方文明成果，并使希腊人得以在广阔天地的实践活动中，培育科学见识，发挥创造性智慧，希腊古典时代的科学文化就是首先兴起于东、西部的殖民城邦，而后才进入希腊本土，更有高度繁荣。

总之，爱琴文明历经1500年漫长之途，终于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等方面准备了充分条件，迎接光辉灿烂的希腊古典文明来临。

二、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古典文明的盛衰

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古典文明，是西欧古典文化首次全面鼎盛、奠立根基的时代。科学启蒙思想的清风先在小亚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生起，而后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吹开文化领域的百花，文明的种子四处播撒，又使整个希腊世界形成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这种古典文明，本质上表现了臻于成熟、处于全盛的希腊城邦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精神。正是当时希腊城邦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内外矛盾的充分展开，决定了这种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和盛衰。

希腊城邦的发展是多中心、多样态、不平衡的。小亚诸城邦较少氏族血缘制的历史羁缚，工商贸易发达，又较多直面接触东方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它们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已繁荣起来，孕生了伊奥尼亚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吹拂起早期古典文学艺术的清风。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是在繁盛之邦米利都建立学派，著名女诗人萨福则已在秀美的爱琴海岛，热情奔放地吟奏了上万行令人心醉神驰的抒情诗曲。而当时希腊本土的城邦还处在破除氏族血缘关系、完成建立城邦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精神文化上尚无明显建树。希腊本土的各城邦，由于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它们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并不一样。

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南部拉哥尼亚地区的斯巴达，经过传说中的立法者莱喀古根据德尔斐神喻颁布“瑞特拉”（Rhetra法令）的改革，已形成贵族寡头统治的国家制度。它按地区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用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户籍原则代替氏族组织的血缘原则，建立奴隶主贵族控制的30人议事会，民众大会形同虚设，名义上保留的多立斯传统的“双王制”已无王权之实，因为双王只是议事会成员，而5名贵族监察官愈益专权。斯巴达实行残酷的奴隶制，它先后征服邻邦希洛和麦西尼亚，将两地居民掠为奴隶，皆称之为希洛人，土地和奴隶均属国家所有，分给自称“平等人公社”的成员世袭占用，不得买卖，约9000户奴隶主公民残酷奴役并可任意虐杀希洛人。斯巴达公民不能从事工商业，全民皆兵空前绝后，从小至60岁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过军营集体生活，以外出征战和镇压希洛人为天职。斯巴达拥有强大陆军而渐成霸主，控制周围各邦，组成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种军事专制式的统治不会生发而只会窒息科学文化。但斯巴达握有实力，对希腊古典文明演变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当时希腊众多城邦是有独立主权、分散自治的，它们采取各种摆脱胞族血缘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议事会、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的建制，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征伐称霸和军事同盟，但并不形成像东方地区已有的统一专制王权。雅典崛起，厉行改革，逐步建立、完善以工商奴隶主和自由民为开阔社会基础的民主制度，成为大力推进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阿提卡地区，土壤贫瘠，先民引进橄榄、葡萄种植技术，农业才有发展，它还拥有矿藏和良港资源。在迈锡尼文明时期雅典曾是小王国，多立斯人入侵后雅典被灭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应当是在荷马时期重建雅典国家和立法，它以协议而非征服方式联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塞诺西辛”），跨出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他们都可参加公民大会，但只有贵族能当官掌权。雅典一度保留国王名义，王权实渐废黜，实权由贵族执政官垄断。他们酷施虐政，实行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平民无以为生。德拉古立法更使债务奴隶合法化，而且用刑严酷，它是用血写成的。至公元前7世纪末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已很尖锐，发生基伦反叛事件并被镇压。亚里士多德描述：当时土地集中于少数人，贫民全家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按“六一”比率纳租者），如不能纳租还债就被捕，“成为富人的奴隶”；当时雅典的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5]雅典因有较大领土未曾参加殖民运动，陶器等手工业显著发展，并得益于地中海贸易圈形成而兴起工商业，新兴工商奴隶主已崭露头角而倾向平民。城邦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促成希腊古典文明的重要动因，就是雅典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崭新的民主政治改革。

被誉为“七贤”之一的杰出政治家梭伦是这场改革的创始人。他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诗人。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兼仲裁，握有全权进行了深有历史影响的民主改革。他主要采取了三大立法措施：一是发布“解负令”，禁止人身担保的借贷，废除债务奴隶制，并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度，使平民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梭伦曾自豪地赋诗，称正是他为土地“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它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6]二是按照每年财产收入（以麦斗估价），将公民分为五百斗者、骑士（300斗）、双牛者（200斗）和日佣（不足200斗），前三个等级可选任不同级别的官员，第四等级者只可参加公民大会与陪审法庭。以私有财产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而有利于工商奴隶主得势。三是政治体制上以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四部落抽签选举而组成四百人议事会作为行政机构，并设立公民皆可参与和上诉的陪审法庭。这使雅典民主体制基本成形。梭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鼓励工商业发展，引进外邦技术人才与技艺教育。亚里士多德说他“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7]恩格斯指出他以“侵犯所有制”揭开了“政治革命”。[8]

政治改革在贵族寡头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复较量中进展。公元前541至前527年的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实际上是以温和宪政推行梭伦之立法，他并在雅典大兴城市建筑、雕刻艺术及泛雅典娜节庆等文艺事业。公元前506年选任首任执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实行摧毁氏族贵族反抗的较为彻底的政制改革，其要义为：废除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选区，消除氏族关系残余；由10选区抽签选举产生五百人议事会和十执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担任，扩大了民主；由各选区选举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军事执政官为首席将军，指挥由各选区征兵配备的强大武装力量；实行“贝壳流放法”，公民大会每年可以贝壳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害民主与国家安全的人流放国外10年。克利斯提尼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亚里士多德说他的“宪法比梭伦的宪法要民主得多”。[9]恩格斯评述：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10]雅典及其代表的希腊古典文明从此蒸蒸日上。

希波战争是确立希腊古典文明的重要契机。公元前6世纪末期，最初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早已征服新巴比伦，消灭吕底亚、米底等王国而占领小亚，势力范围达及两河、埃及与印度三大文明地区。它实行行省制的君主专制统治，而又相对宽容地允许各民族文化多样发展，并吸收众多地区包括希腊的优秀文化成果，造就一种独特、强盛的文明。此时波斯帝国勃发野心西进，先是侵占爱琴海色雷斯地区，阻断希腊与黑海的通道，并陷落小亚米利都等希腊城邦；从公元前492年至449年近50年间，大流士和薛西斯先后二帝迭次率5万以至50—60万海陆大军进犯希腊本土。已强盛的雅典修好斯巴达，会盟城邦250个，团结希腊民族英勇御敌，经过马拉松、温泉关和萨拉密海域等著名战役，终于彻底击败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希腊民族捍卫了自由与独立，激发起高昂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巩固了希腊城邦制。雅典则以提洛同盟盟主称雄，获有主导希腊古典文明的实力。就世界文明的格局而言，如若希腊失败，那么西欧古典文明就会夭逝，波斯文明扩张至地中海地区，西欧历史就会重写；而希腊胜利则形成了之后贯穿总体格局的东西方文明并峙发展的基本态势。这种战争形式的文明冲突毕竟是暂时、有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并未阻断，反而增进。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就在此时向波斯玛伽僧侣和迦勒底星相家学习天文知识；小亚的许多知识人士移居希腊本土，带来先进的科学文化，阿那克萨戈拉进入雅典传布启蒙思想，开创希腊本土哲学；希腊和波斯仍然互相吸取文化养分，一位在波斯宫廷的希腊医生首次将“丝国”（中国）之名传到西方，后来丝绸之路也是通过波斯连接中国和西方。

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1]克里斯提尼的外甥伯里克利是富有才智、清正廉明的杰出政治家，他击败贵族派政治家客蒙，从公元前461年至429年执掌政权32年，雅典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希腊古典文明达于鼎盛的黄金时代。提洛同盟已变成雅典帝国称霸的工具，三百多个盟邦被雅典勒索每年交纳盟金，雅典年存款达9700塔兰同，雅典工商贸易遍及地中海域，这就拥有发展经济、扩充军事、繁荣城市建筑和文化事业的强盛实力。伯里克利进而推行民主政治革新：公民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公民都可以直接参政，参加投票、决策、选举；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之间有了严格的权力制衡；各级官吏向一切公民开放，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并为任职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和补贴，公民一生中总有能够在政治机构任职的机会，这就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开放性。已臻完善的雅典政制在城邦奴隶制的历史条件下，初步体现了主权在民（当时雅典的公民）、以法治国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堪称古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典范。伯里克利在演说中自豪地说：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人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能以“真正才能”而出任公职，都能“独立自主”并充分表现“多才多艺”，所以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12]

这种古典民主政治建立在小规模城邦奴隶制经济的基础上，小农业主、小工商主为社会主力，奴隶都来自外邦和蛮族，雅典40万人口中奴隶有20万，一户能有奴隶只在3至25人，而且它的经济构成和东方专制国家中以王室贵族和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不同，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了希腊的“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3]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是小规模、分散自立的，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斯巴达类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奴隶，奴隶来源是被征服的居民集体（如希洛人），在斯巴达奴隶数量为公民的7倍。这是有的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落后的经济统治形式，后逐渐走向衰落。第二种是雅典型的发达奴隶制经济，代表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主要方向。它有不同于东方古国奴隶制经济的四个特点：第一，使用奴隶以小规模为主。大奴隶主和小奴隶主的差别不是很大，雅典公民三个等级拥有奴隶数量，第一等级为25人左右，第二等级为15人左右，第三等级为3人左右。这不同于东方古国帝王将相、豪门显贵拥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奴隶。第二，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经济。第三等级占有重要地位，雅典公民16.8万人，第三等级占10万人。这不同于东方古国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第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其比重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农业中也以生产用于商品交换的经济作物为主。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在社会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工商奴隶主的势力就比较强大，这对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有深刻影响。第四，自梭伦废除债务奴隶制以来，一般不以本城邦公民为奴隶，奴隶都是通过战争或奴隶市场买卖获有的外邦人、蛮族人。奴隶占城邦人口的比例不算很高，雅典总人口40万人，奴隶20万，约占一半。总之，立足于小农与独立手工业经济、商品生产发达的希腊城邦奴隶制，是希腊古典文明的民主制政治和富有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的深实的经济基础。

分散自立的希腊古典城邦奴隶制的政治也是多样式的。贵族奴隶主和工商奴隶主及小农、手工业者的矛盾突出，在各城邦中政治势力的较量就造成不同的政制形式。希腊本土没有君主制的政体形式。少数贵族专政的寡头制政治在一些城邦中存在。个人夺权执政的“僭主制”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贵族僭主专权的暴政，另一种僭主实为从氏族贵族手里夺取政权而向民主制过渡的政治形式。民主制是希腊城邦奴隶制所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代表工商奴隶主和小农、手工业者自由民的利益。如前有所述，它能给众多公民带来较多的政治权利和较大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极大地促进学术文化繁荣，明显比东方的一些君主专制政体优越。然而，雅典民主制只是人类民主制发展的较优越的初级形式，也存在严重缺陷。民主范围不包括奴隶与3.2万外邦人，16.8万公民中占一半的妇女则无参政权，因而这种民主的范围是有限的。直接民主和多数裁定的原则有进步性，但是缺乏辅之以有关法律，也没有言论与信仰自由原则和关于公职人员素质的规定，民众易受情绪支配而有随意性，所以后来会发生审判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等冤案，会有任用投机家阿尔基比亚德、政客克莱翁等错误决策，这种民主制也就会因“多数暴政”而蜕化变质。但是应当肯定，这种民主政治促成希腊古典文明的高度繁荣，对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也深有影响。

伯里克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采取许多卓有成效的措举大力发展文化，这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直接条件。他将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城市建筑和文化设施，庄美绝伦的雅典娜神殿耸立卫城之巅，有精美雕刻、绘画的神庙、剧场、画廊、竞技场等各种公共建筑物纷纷建立，给民众发放“观剧津贴”以鼓励文化活动。原本是半农村式的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几成废墟，现在奇迹般成为宏伟典雅、文化浓烈的大都市。民主政治提供较大的科学文化自由，希腊知识精英荟萃雅典，各路智者和各派哲学家、众多文学艺术大师焕发才智、竞献精品，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盛况。伯里克利尊重知识与人才，延揽各地文化名流，阿那克萨戈拉就是教给他清明理智的良师益友，当师长受审蒙难时他竭力营救。他和他的能干优雅的情妇兼助手阿丝帕希娅设有文化沙龙，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雕刻家菲狄亚斯、戏剧家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德斯等等一代名家，都是他们的座上客。总之，在这一辉煌时期，希腊古典文化从哲学、科学、人文社会知识到文学艺术达到整体性的繁荣，各领风骚的贤哲名家毕集，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的转折点。战争的起因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雅典帝国剥掠外邦也造成提洛同盟内外部诸邦的反抗。开战不久，因公元前431年雅典发生大瘟疫，失掉病死的主帅伯里克利，于是雅典大伤经济与人力元气。长达27年的残酷战争遍及全希腊各邦，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海军全部覆灭，斯巴达不断蹂躏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内两万奴隶大逃亡，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国库空虚、兵力衰竭，羊河之役海军又遭全部歼灭，雅典只能屈膝求和，从此在政治与经济地位上一蹶不振。斯巴达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而大伤实力，制度与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也使它不能有所作为。这场战争激化了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各种内在矛盾，驱使它在以后半个多世纪因两极分化和不断的党派斗争、城邦之间的战争而衰落，最终要被大规模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所取代。雅典经过短暂的寡头政制和三十僭主政制后，虽然恢复了民主政制形式，但它已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原由国家供养的两万多自由民就已成为不屑劳动的穷光蛋，民主政治变质成为政客弄权的工具，对重振城邦已无回天之力。战争的后果又造成全希腊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与道德价值陷入极大混乱与危机，哲学家柏拉图就惊呼“成文法和道德习惯以惊人的速度崩溃”。[14]但是，不能说这场战争就已标志希腊古典文明的终结，精神文化演进有其相对独立性。公元前4世纪希腊古典文化仍在发展，如科学知识的增长并进向系统化超过了战前，而哲学作为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在黄昏才展翅高飞，它要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并探究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恢弘气势造就希腊古典哲学的鼎盛。亚历山大帝征服希腊和公元前323年亚里士多德去世，才标志希腊古典文明终结并进向希腊化文明。

希腊古典文明是包纳物质生产、社会体制和精神生活的文化有机体。根据前述它盛衰的历史线索，可进而概括出它的四个总体特征。第一，它是古希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城邦奴隶制充分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明形态，因而自有不同于一些古代东方文明的特色。第二，它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古代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虽然并非希腊各城邦都实行过民主政制，但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体制与民主意识激发了科学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思维，而科学启蒙思想的力量又是这种古代民主的前提。第三，它在精神文化上已有从哲学、科学思想、人文社会知识到文学艺术的多样式的整体发展，贯穿其中的基本文化精神是弘扬理性和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表现为热爱智慧，发挥理智能力探求关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知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有所结合，希腊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也达到较高的程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理论内核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希腊古典哲学的长足发展尤其突出，希腊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集中表现在它的理论形态的进展中，并通过它的影响渗透在其他文化样式中。古希腊宗教由神话演变而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但它没有和政权结合造成统治集团专制的精神力量；它自身有人神同形同性的人性化特征，它同哲学有局部的交互影响，并在哲学的影响下演进，在哲学中它的人格神逐步被改造成理性神。第四，希腊古典文明的多源性与多元性。它是经过殖民运动、在广阔的地中海域生成，不同地区的城邦文化都自有特色，和不同的东方文化又有多种交融，所以从它的各种文化样式中都可以发现其多种渊源和多元的表现形式。希腊民族的杰出智慧在于它善于综合，实现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创新出一种有丰硕内涵与悠久生命力的古典文化传统，使它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绵伸进化，成为西方文明之源，并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下面我们就要概述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在主要文化样式中的表现。

三、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

公元前6世纪中叶哲学家毕泰戈拉最早使用“哲学”（philosophy）一词，其原义是“爱智”。古希腊哲学包纳当时的全部知识，直到亚里士多德对知识分类，才有各学科知识的分化。希腊古典哲学历经两个半世纪，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学说，成为以后西方各种哲学与文化的重要渊源。它洋溢希腊民族热爱智慧的求知精神，不仅发挥理智能力孜孜追求各种具体知识，更深入探究全体存在的本原，反思人的认知能力，探索人、社会与文化的本性，逐步确立人作为理性主体在哲学与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它最早在西欧奠立一种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传统。这体现了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对后世西方的哲学与文化有深远影响。

古希腊的哲学与宗教的产生，都有神话的史前阶段。希腊先民崇拜作为自然与人格力量幻化的众多神灵，深受埃及的宗教神话的影响，希罗多德说希腊神话中的灵魂不灭与轮回观念以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从埃及传入的”。[15]荷马史诗已整理、记载了许多原属口头传说的神话，赫西俄德的《神谱》更将生活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系统，梳理出一个有共同祖先、以宙斯为最高主神的谱系。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是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6]希腊神话中已有以神的形象的方式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萌芽，如以神的形象描述宇宙始源于黑夜的混沌（尼克斯Nyx），因有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us）才有运动而分天地，海洋之神俄刻阿诺（Oceanus）即水是万物产生并有序的根源，等等。公元前7—6世纪埃琉西斯教（以阿提卡地区一城之名命名）吸收希腊神话，成为相当盛行的民众宗教。此外，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奥菲斯教（Orpheus）崇奉收获之神也是酒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主张人的肉体带有原始罪恶，要通过各种“净化”方式使灵魂在轮回转世中涤罪才能解脱它。这种宗教也很流行，后来对哲学与文化都深有影响。还有，当时锡罗斯（Syros）的斐瑞居德创立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宗教，揉和上述两种宗教的成分，对宇宙起源、自然本原已有哲理性的说明。古希腊宗教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诸神过着相似于凡人的生活，只是更长寿，他们也有着与凡人一样的智慧、情爱、正义乃至欺诈、妒忌、淫乱等等品性，能和凡人生出半神半人的英雄，他们实际上是人自身的升华与神化。这种宗教在古代希腊社会生活中固然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希腊的古典文化，但它没有产生埃及的祭司、僧侣那样的统治集团，并不专制性地主宰精神文化，全希腊宗教中心德尔斐（Delphi）神庙的女祭司提供神谕，不过是收集各方信息作出深有寓意的预言或箴诫。古希腊的宗教和哲学有局部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如奥菲斯教的教义对毕泰戈拉、恩培多克勒、柏拉图的哲学都有一定影响，从爱利亚学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将宗教的多元人格神改造成一元的理性神。希腊古典哲学主要是在探究关于自然和人的知识中产生和发展的。

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哲学家们大多是最早杰出的科学思想家，他们凭借直观的观察，并且吸收与发展埃及、巴比伦的天文、数学思想，对自然现象作出许多科学的说明。希腊人所以成为“哲学”的民族，就因为他们是爱智者，他们并不满足于只说明自然的现象，而是穷根究底，进而深入探究哲学的最早主题即自然的“本原”（arche），就是深究宇宙万物的根源与普遍本性，这就开创了以科学理性探索自然奥秘的风气，并且他们也留下不少关于社会道德和审美文化的哲理性片断格言。他们的著作都已佚失，但19世纪末德国学者第尔斯和克兰茨已将他们留存、散落的许多残篇辑集成书《苏格拉底以前学派残篇》，从中可见他们的丰富多样的哲学思想。这种希腊早期哲学已有多源传统和多元性，最先有小亚的伊奥尼亚哲学传统和南意大利哲学传统，而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在希腊本土得到综合和深化的发展。它们对于推进希腊早期科学思想、促成古典文明的科学理性启蒙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小亚的伊奥尼亚诸城邦欧亚民族杂居，工商贸易发达，同埃及、巴比伦有较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经验观察的科学活动也最早兴起。伊奥尼亚自然哲学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某种运动变化的具体物质。“七贤”之一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2年）是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6年）则主张自然的本原是“阿派朗”（apeiron）即无规定性的物质基质，第三代传人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6—前526年）主张自然的本原应是无限的气。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的本原固有冷热、干湿等对立，通过分离或稀散与凝聚的作用，就在运动变化中造成万物的生灭。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年）主张本原是一种永恒的活火，它按一定的尺度沿着上升和下降之路往复燃烧熄灭，转化为水、土、气而形成万物，他并且已经指出对立的斗争和统一这种“逻各斯”，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动力，他被看作最早的辩证法奠基人之一。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都有素朴唯物辩证法思想，已直观地认识到自然的无限多样性统一于某种具体物质，整个世界呈现为永恒运动变化、不断生灭的画面，赫拉克利特有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17]但他们只用某种物质的物态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复杂生成，并且有不分辨物质和精神的物活论思想，如说磁石也有灵魂，灵魂即生命力、即气并包围着宇宙，这些表明早期希腊哲学的认识有直观性、表面性。

南意大利的哲学传统则较多受埃及与希腊的宗教文化影响，并注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原理。唯心论的思想也在这种哲学传统里萌发。杰出的数学家毕泰戈拉（约生于公元前570年，鼎盛于公元前532—前529年）曾从学埃及僧侣与斐瑞居德的宗教思想，他在克罗顿建立兼有宗教、科学、政治色彩的盟会。这一学派主张数是最高实在，自然万物由数的范型生成，最早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探究自然的本质；他们并且提出有限与无限、奇与偶、善与恶等十种静止的对立来说明自然与社会现象。爱利亚学派则用思辩论证方式探讨自然的本原。游吟诗人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70—前470年）已批判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的人格化多神教，他主张宇宙和神都是无运动、不生灭的整体“一”，神只是无人形、有心智的理性神。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0—前440年）在《论自然》诗篇中认为：只靠感官经验的“意见之路”只能认识生灭变动、并不真实的“非存在”即现象，靠理智的“真理之路”才能认识自然的本质是“存在”（Being），存在和被思维的东西同一，是永恒不动、不生不灭、连续为“一”、不可分割的球形整体。他最早强调应以理智思维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提出了“存在”这个重要的基本哲学范畴，虽然他的“存在”还是静止、空洞的抽象规定，在西方哲学史上却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学生芝诺为否定事物的“多”与运动，提出四个著名的悖论，所谓事物既无限大又无限小、健将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箭不动、一粒谷坠地有声，其结论并不正确，像是诡辩，而其内容实为一种主观辩证法思想，深刻揭露了客观事物中连续性与间断性等种种矛盾。这些悖论后来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研究。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综合上述两种哲学传统，深入到物质结构层次探究自然的本原，主张间断、可动的物质基本粒子是生成万物的永恒存在。西西里岛的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在其著作《论自然》诗篇中主张：水、火、气、土这四“根”即四种微粒子元素，由于“爱”与“恨”（吸引与排斥）的动力而按一定的数量比例结合和分离，从而造成自然万物的生灭变化。他受奥菲斯教义影响，在《净化篇》诗作中认为“爱”与“恨”也是主宰道德生活与灵魂轮回的精神原则。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在希波战争期间从小亚移居雅典，将伊奥尼亚哲学引进希腊本土并加以发展，雅典渐而成为古典哲学的中心。他提出种子论，主张极细微、不可见、可无限分割又相互渗透的无限多质的种子，是构成全部自然的永恒“存在”，万物的成分互相包含，只由占优势的成分决定一物之特性。他又提出“努斯”（nous）即心灵这个理性的精神实体本原，它精纯同质、能动自律，推动种子与万物在分离中形成合理秩序，并使“分有”它的人的灵魂有认知自然的本性。他提出“种子”与“努斯”的二元论，开始明确区分物质和精神概念。阿那克萨戈拉的科学启蒙活动促成希腊本土发生复兴伊奥尼亚哲学的思潮，涌现了阿凯劳斯、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希波克拉底等一批自然哲学家。早期自然哲学的顶峰是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50年）所建立的原子论。它主张原子和虚空作为存在和非存在都是自然的本原，原子作为细微同质、坚实能动、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因形状大小无限多样，在虚空中组合又有次序和位置的差异，在无限的宇宙中造成一切自然物的运动和生灭。这种关于物质结构的深刻假说对西方近代道尔顿的原子论与机械唯物论深有影响。上述哲学家已注重从生理机制角度研究认知形式，区别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倡导主客体粒子相互作用的反映论，如四元素粒子同类相知的流射说，种子异类相知说，原子影象论等。德谟克利特已在小范围论及普遍定义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对理性思维形式的研究都还薄弱。

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和文化繁盛，促使希腊哲学关注研究人和社会、文化问题。当时兴起的智者（sophists）运动是西方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智者是一批收费授徒、甚或也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人士，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与普罗狄科等都活跃于雅典和其他一些城邦，颇负盛名。适应公民参政的需要，智者们传授修辞学与语言知识，教人如何在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演说和论辩，这使修辞学和语言学大为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已破除神主宰人的传统观念，认识到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人。如普罗泰戈拉已怀疑神“存在还是不存在”，[18]普罗狄科更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按照发明种植、住房和各种技艺的实用需要创造了诸神的观念。[19]普罗泰戈拉已提出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认为人为了生存，最初凭借智慧学会耕作、建筑、语言等各种技艺，然后为了自保建立群居的城邦，“正义”和“相互尊重”是城邦秩序的原则，是人人分有的政治智慧。这是对民主制的一种哲学论证。但智者的哲学思想也有偏颇。普罗泰戈拉有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非存在的尺度。”[20]这个智者的基本命题，固然突出了人是判断一切事物的中心主体，但智者认为人只是依据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所感知的现象，真理因人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在城邦争霸、利益纷争的社会背景中，一些智者还论证幸福就是实现自我欲望的快乐、强权即正义、弱肉强食为自然法则等霸权政治原则和极端情感主义的社会伦理原则，在希腊城邦由盛趋衰时期，这些理论被从事侵伐争霸的城邦统治者所奉行，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有些后期智者则将论辩术玩弄成为反逻辑的诡辩术。柏拉图的对话篇《高尔吉亚篇》、《欧绪德谟篇》、《国家篇》对他们的这些言论都有记载。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都以一种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哲学，从哲学、伦理道德和逻辑等方面，批判智者派否定知识与真理的确定性，扰乱与败坏道德价值。他们总结、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文化，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鼎盛的高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对后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尤其有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亲身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体察雅典从极盛而趋衰，目睹世风日下。他聚集大批弟子论学，到处找人论辩、针砭时政，宣述他的理性主义伦理道德学说。他比喻自己是“牛虻”，以蜇刺、惊醒雅典这匹已趋惫懒的硕马为使命。他年届70，竟被控告犯有“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公认的神并引进新神这两条罪名，被处了死刑。这实在是雅典的时代悲剧。城邦奴隶制趋衰时期的雅典民主制已因战争、政变与政客弄权变得意乱神迷，不识“牛虻”的哲理与善意，已无力解救自己。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的思想主要见诸他的弟子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罗马时代的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研究生活、善和恶”。[21]他的哲学变革集中表现在他阐发德尔斐神庙中的一句铭言“认识你自己”。这就是建立一种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确立合乎理性的道德价值体系。他的学说深化并融合了希腊古典文明中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他运用一种逻辑分析的对话辩证法，探讨勇敢、自制、虔诚、友爱、正义等道德概念的“普遍性定义”，这种定义就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还没有使定义和具体事物分离而成为柏拉图的理念那样的精神实体，并且论评说有两件事应归功于他，“即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这二者都是科学的出发点”。[22]运用归纳法所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是建构一切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基本前提，这是奠立西方分析理性传统的重要环节。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美德即知识，人应在追求绝对确定的知识中认识自己，培植完整的道德人格，以善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善是天地万物的秩序，也是人的本性与自由所在。他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在当时是要拨乱反正，重建有客观确定性与普遍规范性的道德价值。他确实引进了“新神”，主张神就是理性，表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宇宙万物的合目的的设计与合理秩序中，因此人应发挥理智本性自决世俗事务，自行规范伦理生活。他倡导一种伦理政治，鼓吹以道德重振母邦。他说伯里克利晚年悲剧的根源在于只热衷于建造军舰和各种城市设施，不懂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以道德教化培植好公民。他对政客弄权的雅典民主制的蜕变及其用抽签占阄选任官吏的方法确有激烈批评，但他并不根本反对民主制，而是主张遴选德智兼备的政治专家来治理城邦，以贤人政治（Aristocracy）来改善民主制。西方和前苏联有些学者说他被处死是由于他成为民主制的敌人，这缺乏确实的证据。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以伦理道德为重点，更有深化、推进希腊古典文明中理性传统的开阔意义。苏格拉底和稍早于他的中国古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思想，在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理性主义道德学说及贤人政治理想等方面，都很有相似之处，也有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两者都分别深刻影响了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曾从学苏格拉底近10年，老师饮鸩后为避难游历埃及、小亚与南意大利12年，获得广博的知识，包括赫拉克利特学派和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公元前387年他在雅典建立学园（Academy，以其所在雅典城郊之地Academus命名），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进行综合性教学与研究、培养学者与政治人才的学校，是希腊的学术研究中心，直到公元529年才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封闭，持续存在达900年之久。学园的研究面很开阔，不仅有哲学、政治与各种人文社会知识，也包括天文、数学、动物、植物、地理等自然科学，据说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弟子中有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柏拉图才华横溢，留下的27篇对话不仅是深邃恢弘的哲理篇章，也是文学史上的精品杰作。

柏拉图构建精致的理念论哲学体系，反思全部科学文化知识，深化古典文明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苏格拉底主要研究伦理知识，柏拉图则扩展研究全体存在的知识。他认为人感知的只是变易无常的现象世界，理性知识所追求把握的绝对确定、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才是真实存在，他称这种客观实在为“理念”（英文曾译idea，现较多译为form，中文或译型、相）。如床、数、美、正义等都有自身的理念。理念其实是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演变而来，但柏拉图已使它和具体事物分离，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现实事物由于“分有”、“摹仿”它而存在。这就将世界二重化为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善被置为有序的全体存在的最高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被囚禁在洞穴中的人只见昏暗的现象，走出洞外才见善的理念阳光辉照的真实存在。他以客观唯心论的曲折方式，宣扬理性思维在获求知识中的根本作用，并意图用理念体系来梳理、概括全部知识。他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与过程：相应于存在世界的影像、实物、数理（自然科学）的理念和伦理、审美、哲学的理念等四个层次，灵魂的认知也有四个层级即想象、信念、理智与理性，前两者只是关于现象的意见，后两者才是洞察本质的知识，辩证法则是洞悉善和普遍哲学真理的最高知识。

柏拉图根据理念论研究自然、社会和各种文化，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提出多种别具一格的学说。他的宇宙论描述了创造者（Demiurges，实为理性神）结合世界灵魂、数理理念和四元素（水、火、土、气）创生宇宙的过程，这对基督教神学有很大影响。他的国家学说构建了一个“理想国”的政治方案，它按照灵魂和伦理的等级，构成社会等级严格的集权型奴隶制社会，最高的“哲学王”依据善与正义原则进行统治，实行贤人集权政治，奴隶主统治集团公有财产，他们的子女从小由国家抚养，也是“共有”的，并且从小放在军营集体生活中成长。这种“理想国”往往被看作是按照斯巴达城邦原型设计的，其实，它们在形式上虽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内容与实质上并不相同，因为“理想国”是针对当时城邦奴隶制趋衰的乱世而旨在“拨乱反正”，依据确定的伦理原则设计的，实际上是以“乌托邦”的形式表现了以集权型奴隶制取代城邦奴隶制的理想。柏拉图的政治设计虽然不切实际，但他对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表现出敏锐的预见力。柏拉图还论述了理性制约情感的道德学说，拓展多课程知识的教育理论，关于艺术的创作、审美与社会功能的学说，修辞与语言理论，等等，几乎论及当时的全部精神文化。他和苏格拉底一样关注社会现实政治，有“帝王师”之抱负，力图振兴趋衰的希腊城邦。他本人三次往访西西里叙拉古僭主宫廷，要培植“哲学王”来实施他设计的集权奴隶制“理想国”方案，却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连连碰壁，自己险被卖为奴隶。他晚年放弃了“哲学王”人治的主张，撰写了《法篇》这部欧洲最早的法理学名著，详致论述在城邦国家中制订种种法律，实行严格的法治。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大师之一，他构建气势恢弘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审视希腊古典时代的全部文化，以理论形态升华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他的思想对西方后世的基督教、哲学与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生活于希腊城邦奴隶制衰落时期。他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当过马其顿王宫的御医。他17岁入柏拉图学园从学20年之久，在自由的学术讨论中就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才智，柏拉图说他“像小驹踢养育它的母马那样踢我”。老师去世后他赴小亚地区游历3年，后又应邀赴马其顿任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达8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已作了大量动物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公元前335—前334年间亚历山大帝刚征服希腊并挥师东征之际，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立吕克昂（Luceum）学园，它建有大规模的博物图书馆（其藏书后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基础），会集众多学术俊才授业与研究，学园成为当时希腊的文化中心。他每天上午和学友、学生漫步探讨深奥的学问（称akroterion），下午对外作通俗的公开讲演（称exoterikos），他的许多成熟的著作都写于这个时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在东征中突然病死，他怕复起的雅典反马其顿党人重犯处死苏格拉底这种冒渎哲学的罪行，就移居他母亲的故乡优卑亚岛，次年病逝。他的遗稿（包括讲义、笔记）在地窖内埋藏150多年，公元前1世纪才由吕克昂学园第十一任主持人安德罗尼柯整理编纂并发表，现存47种。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他将逻辑学视为研究一切知识的思想工具，将全部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实践知识（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即经济学）和创制知识（诗学、修辞学）三大类，他几乎系统研究了当时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各门知识，各有系统的理论建树，使它们初具学科形态。他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希腊古典文明的最高精神文化成就和全面总结。

亚里士多德批判地总结泰勒斯以来的各派希腊哲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分道扬镳。他注重经验与理性结合，从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建立严谨、深刻的哲学体系，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在“工具论”的6篇著作中，他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形式，创立语义分析和三段论形式结构相结合的逻辑学（它至今仍是形式逻辑的主干内容和现代逻辑的起跳板），并且最早形成建构证明知识的科学方法论，这对西方奠立分析理性传统和发展科学有重要价值。他指明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之存在全体”，有别于研究存在的某一方面的其他学科，他并且建构了以本体为中心以及表述存在的各方面普遍属性的哲学范畴体系。在《物理学》等著作中，他研究作为第二哲学的自然哲学，已提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四种原因，就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种“四因”说也是他研究宇宙天体、物理运动与动物学等科学知识的哲学原则。在《形而上学》中他研究第一哲学，更发展“四因”说，建立系统的本体论，认为一切本体都是形式与质料的复合体，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表现为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而宇宙的最高形式是善，终极动因是“不动的动者”即理性神。在《论灵魂》等著作中他又研究人的心理和认识过程，指明一切知识起源于感知与经验，而后上升为理性知识，并且细致考察了努斯（nous，指理性的直观）、理智和实践智慧（phronesis）等不同的理性能力，它们在不同知识领域各有特定的功能。他开阔地研究社会与人文知识，突出“人是目的”的原则。他的伦理学主张城邦体制应以完善公民的品格为伦理原则，并且根据人的现实生活行为实践，详致阐发了一种以“中道”为道德标准的德性论。他曾派弟子赴希腊各地搜集、整理城邦政制。他在《政治学》中根据历史事实考察了希腊城邦国家的起源与演变，比较研究了君主制、僭主制、贤人制、民主制等各种政制，论述城邦统治应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社会共同体与个人的善为目的，并且强调教育的重要功用。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著作，认为艺术的本性是以创制典型方式“摹仿”人的活动，以“净化”人的灵魂为其社会功能。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希腊古典文明最瑰玮的理论结晶，有精深博大的内涵和绵延发散的生命力，不仅深久地影响西方文化一直至今，而且也被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多种文化所融会、吸收。

希腊古典哲学流派众多，内容极为丰富，是在西欧文明中得到较为完整保存的理论奠基部分。我们以上只作择要勾勒，只为突出它们如何步步深化地体现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这种崇扬理性、知识、人性与文化的精神，通过城邦社会生活和哲学的直接或简接影响，也渗透、表现在其他精神文化形态之中。

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的进展

西方科学思想起源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古典文化中科学的奇葩从萌芽到盛开，勃发科学理性精神，其智慧成果堪称古代文明中的奇迹。希腊的科学和自然哲学结合一起，互为影响，同步进展，哲学家往往也是杰出的科学思想家。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从对自然的零散的直观或猜测，到探究自然的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形成系统知识，这和希腊古典哲学所体现的理性与逻辑思维能力的逐步成熟，也是相应一致的。

希腊科学的发生并不是完全白手起家的，它继承、光大东方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凭借理性自然观将它们发展到更新的高度。当时埃及的几何学和巴比伦的数学、天文学思想是先进的，希腊先哲们游学两地，最早发展起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后来，他们更开阔地探究从宇宙、天体、大地、微观物质到动物与人的各种奥秘，在数学、宇宙论和天文学、物理学、动物学、生理与医学等领域都取得出色成就。当时雅典等城邦的手工业发达，从建造宏伟的卫城、神庙、剧场、竞技场、港口与船舰以及大规模开采铁、银矿来看，工程技术也相当发达，但未形成见诸文字的学问。希腊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的基本原理研究，但并不是作纯思辩的冥想，而是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相结合中，开创了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少知识也有应用价值，这对后世西方科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数学研究持续进展，成就显著，表明希腊人运用逻辑思维探索自然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已达到较高水平。几何学在埃及还只是经验事实描述的测地术，数学史家T.L.希思说最早从埃及引进几何学的泰勒斯，使它“开始成为建立在普遍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23]泰勒斯已提出5条几何定理：直径等分圆周，等腰三角形之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顶角相等，两角及其夹边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内接半圆之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他还用相似三角形定理测海上船舶的距离。毕泰戈拉及其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原，结合谐音学与天体的研究，更取得可观的数学成就。毕泰戈拉最早证明勾股定理，为庆祝这个重大发现，他的盟会举行百牛大祭。他们已发现正方形的边和对角线不能公约，开展了对根号2的无理数的研究，并且发现了质数、递进数列、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的一些定理。这一学派的阿尔基塔（曾救释在西西里被囚为奴隶的柏拉图，其数学思想对柏拉图很有影响）则已整理所发现的几何定理，并将它们运用于机械与仪器制作。公元前5世纪的德谟克利特、开奥斯的希波克拉底、菲罗劳斯和一些智者都不断解答难题，丰富、发展数学、平面几何学与立体几何学。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研究，其中欧多克索在推进数论与几何学方面很有贡献，他已引入“变量”概念，在完成计算曲边形面积和曲面体体积的方法中，已经有了微积分思想萌芽。亚里士多德在世时，数学知识已在汇集、整理，进向系统化，他的学生欧德谟斯已写了几何学史，已有莱昂或修底乌斯编的几何学教本。亚里士多德逝世不久，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问世，它已具有严整的公理化演绎系统。

天文学思想从零散的天象观测或猜想，发展成为有自然哲学或数理根据的关于宇宙起源和天体运行结构的假说。古希腊人为了航海与农耕，重视天象观测。泰勒斯成功地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可能是由于他已获悉巴比伦人关于日食在223个朔望月周期中重复出现的知识；他指出太阳在冬至到夏至之间的运行并不一致，还发现了可据以更好导航的小熊星座。他专心孜孜研究天象，仰观星空失足落井，女奴笑他只热衷于天上之事而不见脚下之事。然而，早期伊奥尼亚哲人直观天象、地理，更多是猜测，他们认为大地是浮在水上或气中的扁平盘状物，太阳、月亮、星辰都是边缘喷火的大车轮。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尽管他所知悉的“世界”还只包括地中海地区、小亚和埃及，他却可称是科学地理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哲人们已能较为科学地探究天象的成因。恩培多克勒最早指出日食是不发光的月亮运行在太阳和地球之间，遮住阳光而在大地投下黑影。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太阳、星辰是炽热的石头，裂开、掉落下来就是陨石，为此他被控告犯有渎神罪，几乎被处死。他们都用气与云层的流动、撞击解释发生风、雨、雷、电等现象的原因。

他们探究浩瀚宇宙，形成两种不同的宇宙论假说。第一种是漩涡运动起源说。阿那克萨戈拉论述宇宙最初是无限的种子绝对混和在一起的“混沌”，其中气和以太（火）占优势，因“努斯”启动造成巨大分离力，按照自然法则形成无数事物，并造就宇宙秩序，这已有天体力学思想萌芽。德谟克利特论述无数原子在无限虚空中运动，造成巨大漩涡运动，它们按照同类相聚、运动方向轻重有别的必然法则，生成无数个世界，一切“世界”都会经历产生、鼎盛和衰亡的过程，所衰变的自由原子又会重新组合，生成新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火凤凰”不断自焚又新生，这就是宇宙生灭不息的演化总画面。近代西欧的科学思想家笛卡尔、拉普拉斯、康德分别论述了太阳系起源于以太或白热气体或微粒星云的漩涡运动，德谟克利特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类似的假说，实属难能可贵。第二种是有限宇宙结构模型说，有数理天文学思想特色。毕泰戈拉学派最早认识到大地是圆球，并不处在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是球体，中央是“中心火”，由近及远依次有地球、月球、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恒星天群等10种天球，它们各自在10个同心圆轨道运行，构成和谐的动态宇宙整体，被称为“科斯摩斯”（cosmos）。它的最外层由无限的“嘘气”（普纽玛）包围并被吸入宇宙。柏拉图学园中的一些学者则形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层模型假说。数学家欧多克索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现象》一书中构建27个同心天球层，它们各有球半径，按照特定旋转轴心与旋转速度作不同方向的匀速运动，这样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所观测到的天体运动，包括某些不规则的运行现象。他的学生卡利普斯进而提出34个天球层的模型，以求更精确地符合观测。亚里士多德则提出56个天球层的模型，最外层的原动天是第一推动者，所有天体由纯洁的“以太”构成，它们作为有物理联系的整体，永恒不朽地围绕地球作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这已为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的天体系统提供了雏形，虽然地心说流行了一千余年后被哥白尼否定，但它是最早在精细观测和数理论证基础上形成的宇宙论和天体运行的假说，是科学理性的重大进步。

物理学思想进展相对迟缓，但也在自然哲学躯壳内不断积累、深化。四元素论、种子论和原子论都是关于物质基本粒子结构的假说，很有科学价值。恩培多克勒已指出光线是发自星体光源的粒子流射体，它以高速运行，需经过传播时间到达大地，19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E.马赫高度评价这个为近代物理学证实的天才猜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仅是自然哲学著作，也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运动学理论。他认为地球上的物体都由土、水、气、火等四元素组合与转化而生成变动，他并且将事物的运动区分为本体的生灭、性质的变化、数量的增减、位置的变动等四种。他否定虚空，认为空间是物体运动的处所或内限，时间是运动连续性的记数，时间、空间和运动不可分割，都是永恒的。这种时空观不像近代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范畴，倒是有些接近现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他还从动因的角度，区分了两种运动：出于物体本性的自然运动（如轻的气、火向上运动和重的水、土向下运动）；出于外部推动的非自然运动。他论述了运动和时空的量度、静止、惯性、重力、速度等等，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正确（如认为重量不同的物体坠落速度不同，后来被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所作的实验否定），但他毕竟已难能可贵地最早建立了物理学的基本范畴构架。有此基础，希腊化时代才有力学的重大发展。

动物学思想从素朴猜想到形成系统的学说，表明希腊人的科学理性逐步达到能整理分析大量观察与调查资料，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早期希腊哲人一般都认为动物从潮湿东西中自发生成。阿那克西曼德猜说人从鱼变来，劝大家别吃人类共同的祖先。恩培多克勒说最初有许多由不同肢体、器官结合而成的合适动物和怪异动物（如牛头人身、半雌半雄），后者不适合生存就灭亡了，适合生存的动物保存下来，成为自行繁殖生命的动物界。两位哲人已有生物自发变异或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素朴进化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有卓越贡献，被称为“动物学之父”。他在游历考察中向渔夫、猎人广求报告，积累了大量动物学资料，传说亚历山大帝赠他800塔壬同钱币，以资调查与征集资料。他对540种动物作出分类，对50种动物作了解剖，并且进而探究动物演进和生理构造的原因，写了多部著作，形成最早的动物学理论。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正确，如动物构造与生理功能的目的论说明，关于某些动物现象的错误解释。但是，他已对动物作出从低等到高等列序的“级进分类”，认为从动物进向人类是积累变异而渐进的连续系列，他还用环境的作用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异，并且有某种获得性遗传的见识。这些进化论思想雏形难能可贵。他能取得博厚的动物学研究成果，也由于他纯熟地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将经验资料上升到经过科学证明的理论。他在《动物史》中说：必须首先掌握各动物的种及其差异与共性，进而探究其原因，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研究的主题和证明的前提都会变得相当明晰”。（491a5－14）

医学是人的科学，在古希腊被尊为崇高的技艺。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医疗已是有组织的活动，建立了以医神阿司克勒彼亚德（Asclepiadae）命名的医生同业公会，医学也从零散的治疗经验上升为自然哲学原则和人体生理病理研究相结合的医学理论。最早在小亚产生的克尼杜（Cnidos）学派的医学，只是用早期伊奥尼亚哲学的冷热、干湿等对立的平衡与失衡解释健康与疾病，这种素朴的直观缺乏对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事实作深入的科学说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产生了两大有不同理论建树的医学学派。

恩培多克勒创立的南意大利医学学派，以元素论哲学概括解剖与医疗经验，形成独特的、有整体论特色的医学理论，培育了众多医生，这一医学学派一直至罗马时代还很有影响。恩培多克勒这位西西里岛的民主派政治家、哲学家，医艺高超，他能使昏迷的妇女起死回生，净化河水消灭瘟疫，被民众膜拜为神；他受奥菲斯教影响深，其医艺也带有江湖奇术色彩。然而，他的医学实质上是一种严谨的整体性理论。他认为构成自然和人体的四元素都有冷热、干湿的对立性质，体内各元素及性质合比例和谐结合、达到平衡，才能保持健康，它们过多或匮乏的不平衡就会致病。他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人和自然、人体本身都是有机联系的动态整体，应从整体性机制去诊断病因，提出合适的治疗措施。这种学说和中国古代医学讲究“阴阳五行”和辨证论治很为相似。

科斯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9年）创建的科斯（Cos，伊奥尼亚小岛，希氏的故乡）医学学派更有深远影响，他被尊为“西方临床医学之父”。有的医学史家称他“代表了一切时代的医学的美、价值和尊严”。[24]他知识广博，做过大量动物与人体解剖，吸取各地医学经验，在生理、医学理论与临床医疗方面都作出创造性贡献，为此被授予雅典公民的荣誉称号。留传下来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计有70篇，是这一学派的著作合集，而以希波克拉底的著述为主。他批判地总结古代医学思想，主张吸取、光大其中有效的实际经验，反对只恪守冷热、干湿等对立原则的“空洞的假设”，强调医学应在解剖与临床医疗的基础上，使经验与理性结合，形成“真实的假设”，达到正确的“理论化”。他高扬科学精神，猛烈抨击迷信与巫医活动，批评南意大利医派中的宗教巫术成分，但也有全盘否定对方医学理论的偏颇。他主张人受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制约，人是由多种自然要素构成的动态平衡的生命有机体，也深受人为要素作用的影响。他解剖、研究人体外部和内在器官的结构，又考察人体内在的“体液”（humours）及其能力（powers），提出著名的“四体液论”，认为血液、黄胆汁、黑胆汁、粘液（内分泌液）的平衡与破坏，是健康与疾病的主要原因。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应研究人的全体，包括自然、社会与人为的因素，行医应调查各地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对人体的影响。他甚至研究了欧、亚、非洲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政治体制如何影响民族的心理性格，如亚细亚地区因气候均恒、专制君主统治，人的性格温和纤弱，欧罗巴地区气候多变，人的性格较刚强，他是反对奴役灵魂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他为医生同业公会写的训诫医德的《誓词》，要求医生从业时宣誓以维护病人健康为崇高目的，坚持行医的纯洁性，履行神圣职责。这是西方第一篇经典性的医学伦理文献，是规范医德的不朽之作。希波克拉底的学说直到18世纪仍是西方医学的基本理论。

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思想是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知识从生长、积累进向成熟，达到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说就是反思、升华这种理性能力，为推进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工具。有的史家论评古典时代的科学成就，认为它远逊于希腊化文明中科学知识系统化的重大进展和丰富的创造发明。这种见解未必切实、公允，因为正是由于前者已在一些学科的基本理论原则、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方面完成了奠基性准备，才能有后者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也表现了两个阶段性文明的连续性。

五、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将研究人的社会活动与生活行为的知识，归类为凭借实践智慧（phronesis）获得的实践知识。在希腊古典时代，这类社会和人文学科知识也产生、发展了，历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开创性研究成就尤其显著，体现了实践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它们实质上从不同角度反思希腊古典文明自身的盛衰，形成了以人和城邦社会为主旨的历史观念、伦理精神与政治理想。

古希腊历史学的产生经历了希腊人认识自身历史活动这种实践智慧逐步提升的过程。荷马史诗虽有反映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史料价值，但毕竟主要是渲染神话的文学作品；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记录了贵族与平民尖锐矛盾的现象，认为历史是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倒退过程。公元前6世纪在伊奥尼亚科学思想启蒙中，已出现一批以散文形式根据见闻或文献记载事实的“纪事家”，留名可查的有30多位。米利都的两位纪事家最著名：赫卡泰厄斯所写《谱系志》、《大地巡游记》记载米利都城邦史和作者游历各地的见闻；戴奥尼修斯著有《波斯史》5卷（已佚失）。赫兰尼库斯则已注重以编年系统来描述波斯和希腊的历史。有以上史料与历史观念的积累，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在雅典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熏陶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为严格意义的历史学家，开创了系统的希腊历史研究。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年）被罗马的西塞罗称为“历史学之父”。他生于伊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自幼熟习纪事家的著作，成年后参加反城邦僭主的政治斗争，被放逐后于公元前447年客居雅典，和伯里克利等名人交往甚为密切，感受春花怒放的文化氛围，领悟理性与人文精神。公元前443年他赴南意大利参与建立殖民城邦图里（Thurii），终老当地。他经历了希波战争，希腊民族的爱国热忱和他对近东文明的兴趣，促使他写成以这场伟大战争为主题的不朽之作《历史》。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注释家将它分为9卷，各以9位缪斯神命名，后世又沿称它为《缪斯书》。这是希腊第一部规模宏大、史实与研究相结合的通史著作。前4卷记述波斯帝国、小亚诸国以及埃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斗争，后5卷详致叙述了战争起因于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战争的过程包括马拉松、温泉关、萨拉密等可歌可泣的著名战役，以及希腊人决战的胜利。

此书开创了西方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希罗多德开宗明义说他发表此研究成果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取得的功业”，包括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记载他们之间“战争的原因”，“以永垂后世”。[25]这部杰作表现了实事求是、公正述评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它有四个特点：第一，真实记载历史事实。书中搜集、整理丰富资料，务求核对、考证，并且注意不以民族成见妨碍作公正判断。虽然书中也有轻信传说之处，但是从总体上说，这部书是严谨治学的信史。第二，探究历史事件的原因。书中分析希腊诸城邦的弹丸小国所以能击败拥兵百万的庞大波斯帝国，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是靠武力征服的专制国家，而雅典民主制使公民享有极好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就会英勇盖世地为国争先效力。第三，尊重希腊和外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此书记述了当时希腊人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不仅盛赞希腊的文化创造，对所谓“蛮族”包括波斯的文明成果也给予尊重。希罗多德曾考察从小亚到意大利、从埃及到黑海北岸各地，向同胞展示二十多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生动画面，称赞东方有更古老、更高的文明。后世有史家竟为此贬损他，其实是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第四，重视历史研究的训世教诲功用。他认为剖示国家兴衰、人事成败及其原因，可为后世提供教训。他开创了西方直至19世纪L.兰克之前的“鉴诫史学”传统。

修昔底德（公元前456—前396年）的历史研究更趋严密、成熟，深刻表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精神。他是雅典富裕公民，青年时即参与雅典全盛中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爆发，他就敏锐地察识到这是一场希腊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就着手记载事件，动手写书。公元前424年，他年方30岁，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统帅一支舰队驻扎北部的塔索斯（Tasus）岛，因驰援被围的安菲波里（Anphipolis）未至而城已陷落，以贻误军机与通敌之嫌被革职放逐。这件冤案使他得以在色雷斯居住20年，并且去各地战场考察，不断记载、研究正在撼动全希腊的大战，直到战争结束时他才获特赦，重返已是满目疮痍的雅典。他倾毕生心血写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8卷，他在写作中突然去世，记述止于公元前414年，尚缺7年史事，后来色诺芬等人有补续。

修昔底德的杰作以严谨的逻辑与理智的分析，按编年顺序，述评了战争的动因、各主要阶段的史实，描写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全军覆灭的悲剧尤为精彩，刻画诸城邦之间的冲突和城邦内部的斗争也很细致。它奠定西方政治叙事史的基本模式，对后世两千多年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它更严格、求实地考证、使用历史资料，摈除一切神话、传说与宗教迷信因素，而且它已在理论上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它对大战中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缕析种种远因和近因，指出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扩展势力，和斯巴达争霸，雅典失败则是由于内部党派相互倾轧，奴隶逃亡，盟邦叛离，经济（特别是脆弱的农业）崩溃。至今看来，这些分析仍很精辟。修昔底德指出大战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党派领袖们事实上都是为了“谋求私利”，他们的酷虐杀伐造成全希腊政治秩序极度混乱。他刻画政治动乱又造成希腊精神世界的极大危机，更是入木三分：人性普遍堕落，行为准则乖变，野心与贪欲成为判断美德的标准，弱肉强食就是“正义”与“公道”，肆无忌惮的侵略就是“勇敢”，“阴谋成功是智慧的表示”。总之，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他更用人性论解释人性“傲慢地”表现为“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支配”，“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难现在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26]他不是从神意或天命出发，而是根据人自身的本性与活动，去探究希腊城邦由盛趋衰的根源。

就在这大战后的希腊社会转变时期，相互紧密联系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城邦盛衰的时代主题，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苏格拉底最早提出道德振邦与贤人政治的主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而根据不同的人性论哲学，以伦理为基础，探究城邦的政制、道德与教育，总结希腊城邦存亡兴衰的原由，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各自提出重振城邦的理想社会设计。亚里士多德更使内在关联的伦理学与政治学成为两门比较严整的学科，他的学说也更贴近生活现实，更富有实践智慧。

柏拉图探究城邦国家的起源，从经济的视野，根据互助与分工导致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发展，来动态地说明城邦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见解在当时是独具慧眼、难能可贵的。恩格斯高度评价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邦国家的自然基础，认为这“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27]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建树城邦的基本原则。他在《国家篇》中批判一些智者宣扬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等邪说，认为伦理道德的堕落是当时城邦衰乱的根源。他论述人的灵魂有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相应的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灵魂的正义与善是理性与智慧统摄、支配其余部分。城邦国家是这种人性模型的放大，相应地有统治者、军人与生产者三个等级，分别实行理性统治、追求荣誉的尚武激情和满足社会的物质欲望等三种功能，前两个等级是统治集团，生产者即务工、务农、务商的小奴隶主与自由民应服从统治集团，奴隶只是生产手段，不在柏拉图论及的国家成员之列。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自践履三种德性，各尽本分，城邦就有稳定秩序，不会乱套。当时希腊城邦的内乱与自毁性败坏，促使他注重研究政制与统治集团问题。实际上，他在西方最早研究了政治体制伦理问题。他论评已有的政制，认为斯巴达式军人统制的“荣誉政制”造成城邦贫富分裂、互斗的动荡，民主政制会产生极端自由、放纵欲望的无政府状态，僭主政制更是最恶劣的独裁者暴政。苏格拉底设想贤人政治可与民主制结合，柏拉图则主张一种集权式的“贤人政制”（Aristocracy），由富有智慧的“哲学王”按照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为防止私欲与钱财的腐蚀，他又设计统治等级成员公有一切财产，取消家庭，国家严格控制婚姻与生育，妇女有平等地位，却是“共有”的，按优生原则生子女，国家也应控制生产者等级的私有财产与经济活动。

柏拉图为了培育统治精英，大篇幅地论述国家控制教育的周密设计，18世纪的卢梭甚至认为《国家篇》主要是一部教育著作。他论述公共教育进程为：对幼儿的学前教育以讲故事、游戏等方式作道德熏陶；7岁至17岁的青少年接受体育与音乐（包括语文与艺术）的教育，对史诗、戏剧要严格审查，不得亵渎神灵与心智，荷马之类的诗人要驱逐出境；18岁至20岁的青年再学习算术、几何、天文，然后大多数人投身军营，少数优秀者则深造哲学（辩证法），并经过长期的基层从政实践锻炼，才能获得可执政的资格。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带有某些斯巴达色彩，但并不是斯巴达军事贵族制的翻版；它也并不是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因为他只是为稳固统治集团而主张奴隶主中少部分的统治集团成员公有财产。他的伦理与政治方案是从“理念论”的道德原则出发，并不切合实际，不能付诸实行，难以消解城邦奴隶制的内在矛盾。柏拉图曾三次访问西西里的叙拉古王宫，着意培育一位“哲学王”来实现理想国，毕竟以失败告终。他晚年撰写《法篇》这部西方最早的法理巨作，主张从人治转变为统治集团的法治，但他制订的许多严格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只是将“理想国”的原则变为具体的法律规范。

亚里士多德称政治学是最伟大的技艺，伦理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他写有3部著作《欧德谟伦理学》、《大伦理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和1部《政治学》，是这两门学科的经典之作。和柏拉图从“理念”出发推演道德范畴与理想国不同，他以深刻的实践智慧，总结希腊人的生活行为实践和城邦政治的历史实际，细致比较分析，形成现实性强而又系统严整的理论。他的学说旨在改善、重振城邦而又有社会伦理与政治研究的普遍性涵义，当时虽难以用来挽救希腊城邦的衰颓之势，但是对西方后世却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既研究个人生活行为的个体伦理，也研究用以建树良好社会体制的城邦伦理，他认为两者都以人为目的，旨在实现人的善与幸福。幸福既包括物质利益、财产、荣誉等外在的善，更来自以理性与道德情感培植德性这种内在的善。他详致分析希腊生活中各种传统的德性（arete，其原义指一切事物的优良品性）如正义、勇敢、自制、友爱、智慧等，提出以“中道”为基本的伦理标准，避免“过分与不足”，认为这样才能重建公民的道德人格与城邦的道德基础。这和中国儒家伦理所说“过犹不及”，主张“中庸”之道，有相似之处。希腊城邦尤其雅典民主制社会注重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活动和共餐制等，公民是从属城邦的成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自然趋于过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城邦是最高的共同体，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所以他是以城邦的社群本位来研究德性与道德价值的。他虽然也研究父子、夫妻与主奴关系的家庭伦理，更注重研究城邦的公共伦理。希腊古典时代的伦理并没有形成西方近代才产生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中国儒家伦理以家族血缘与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观，而是一种以城邦社群为本位的价值观。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与友爱是城邦社会体制的伦理基础。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也是一种基本的“中道”，就是要以合适的比例安排城邦的一切权益，不致造成富人与穷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冲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应以合乎德性方式表现城邦全体的共同利益，而并非只是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他还论述了关于公共资源（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正义，在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公约尺度的契约性、互惠性的交换正义，可谓最早涉及经济伦理研究。他以很大篇幅探讨了在人际交往、家政（经济）与政制中的各种“友爱”问题，认为“友爱”德性是维系城邦团结稳定的重要纽带。他论述的伦理主体只是奴隶主和自由民，他认为奴隶是自然造成的，他们体格刚健、欠缺理性，天性适合劳役，只能是自由人拥有的有生命的工具。不过他主张奴隶作为人，对他们也要施与某种友爱，温和善待，这样才有利于城邦的稳定。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上述城邦伦理原则为理论根据，总结希腊城邦政治的经验。他曾派弟子们赴希腊各地考察了157种政制的历史和现状，可惜大都佚失，只在19世纪从埃及纸草中发现仅存的一部《雅典政制》，它是研究雅典民主史的重要文献。在《政治学》中他主张建立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达到现实的善与幸福。他批判柏拉图空想的统治集团公有财产与妇女，认为这根本不切实际，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因为人的天性是关心自己的事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只会造成大家漠不关心公共事务。他着重研究了希腊城邦的各种政制即权力分配的方式，按是否有德性、为公民共同利益或执政者私利的标准，区分好政体和坏政体，前者有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贤人制、多数人统治的立宪民主制，由于德性败坏它们会分别蜕变为坏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政客弄权的平民制。他认为比较实际的最佳政体是贤人制和立宪民主制结合。这种政制根据“中道”原则，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他们不会像富人、穷人那样互相算计、觊觎他人的财富，不会引起平民与贵族的党争；他们最安分守己，符合城邦实现共同利益的自然本性，会很好治理国家。如果他们超过富人或穷人的力量，就会防止蜕变为坏政体和城邦内乱。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完善德性的好公民，只有教育才能节制人的贪欲这种罪恶天性。因此，他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公民教育。他主张教育应由当时的私学转为城邦统一规划的公学，教育方针是通过培植人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来发展天然禀赋，养成后天的良好习惯，教化出公民的优良品德。他重视并设计儿童与青少年的教学课程，可惜写到音乐教学就嘎然中止了。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伦理与政治学说，在当时只能被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帝的铁骑声所掩没。然而，它们是希腊古典文明中的实践智慧的最高结晶，对后世西方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深远的影响。

六、艺术的人性魅力与批判精神

希腊古典文学艺术取得的灿烂辉煌成就，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无与伦比。它体现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既辉耀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的人性美光彩，又表现以深沉理智反思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

古典时代的希腊拥有珍贵的艺术遗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修》，它们本是历代行吟诗人吟唱的神话与英雄传说，是先民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组织编定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两部巨作各有15693行和12105行，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将它们各分为24卷。如前所述，它们是记述荷马时代社会实情的宝贵史料，其中的神话又是希腊民众宗教的来源。两部史诗有天真美丽的想象和清晰质朴的风格，以鲜明的神人个性、精妙的构思与纯真的语言，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们一直是希腊人的基本文化教材，对希腊各门类文学艺术以至后世西方文学深有影响。大量艺术创作从中汲取题材，希腊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即诗作形式的戏剧，也是史诗的发展。马克思说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28]然而，希腊神话是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力量低下之时，描述人性化的神和半神化的英雄，表现对自然与社会的素朴认识和幻化的理想；希腊古典艺术不论以神话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则都是描述现实的人创造希腊古典文明的豪迈心志与本质力量，展示人性的真善美，而它面对古典文明衰微中的人性乖变、命运曲折，又表达了深刻的反思和憧憬美好生活的理想。

希腊艺术伴随城邦公共生活而产生与发展。除了公民大会等政治活动外，有对宙斯、阿波罗、雅典娜、波赛冬（海神）、狄奥尼修斯（酒神）等诸多神灵的献祭与节庆，有宏大壮观的各地体育竞技，有雅典每年倾城观看的戏剧比赛。音乐、舞蹈渗入城邦文化活动的每一方面，相当普遍，音乐更是青少年必修的课程。希腊各城邦大事兴建各种神庙、剧场等公共设施，经久不衰，刻画神、人的雕塑更是中心造型艺术，大量建筑与雕塑艺术杰作，在洋溢生命活力的形体中显示人的崇高、尊严和人性美。

希腊神庙最初是木造或砖造的，公元前580年后主要使用大理石建造。希腊神庙建筑是圆柱式的，自由空间豁达畅朗，有三种柱式风格，表现城邦文化的多元性：多立斯柱式雄浑精壮、单纯强健，显示阳刚风度；伊奥尼亚柱式细长典雅，顶呈涡卷螺旋，有轻柔之优美；公元前4世纪的科林斯柱式装饰华丽，后来盛行于希腊化时代。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都是瑰伟庄严的杰作，它们屹立高峰，气壮山河，显示强盛中的希腊民族有会合天、地、神、人的豪迈胸怀。希波战争后重建沦为废墟的雅典，新的卫城、议事厅、圆形剧场、音乐厅、各座神庙、雅典英雄提修斯的神殿，还有著名城市设计家希波达摩设计的新庇雷埃夫港区，纷纷拔地而起，使雅典成为建筑艺术的精品园。伯里克利的好友、造型艺术天才菲迪亚斯负责建造的雅典卫城及其主体建筑帕特农（雅典娜）神殿，更是希腊建筑艺术的典范。这一建筑群体融会多立斯风格和伊奥尼亚风格，成为造型庄重、气度恢弘的和谐整体。雅典娜神殿矗立卫城最高点，君临群山远海，守护城邦子民，它表现当时雅典人的文明创造力与壮美情怀，真是达到尽善尽美的顶峰。人们将雅典卫城比作希腊艺术的王冠，雅典娜神殿则是王冠上的璀璨宝石。

雕塑是公认的希腊艺术的传世之绝，其珍品留存较多。雕刻材料主要有石灰石与大理石、青铜、陶土、木头、黄金、象牙等。最早有朴素的小铜像、陶塑和象牙雕刻，随着城邦趋盛，兴起大型的神庙浮雕与圆雕，竞技、军事、政治的纪念性雕塑，也有人物莹墓的纪念碑雕刻。公元前6世纪初的雕刻还明显受埃及的影响，人物线条僵直，衣饰图案化，尚无轻逸的褶条，但希腊雕刻很快另辟蹊径，体现自己的艺术精神即表达人的本质力量和理想。早期的特尔斐所存驷马车御者的青铜像，已是神采飞逸，显示驾御人生之路的内力。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雕刻全盛，名家与杰作辈出，艺术性已臻精美成熟，无论神像或人像，无论健壮勇敢的男性或端庄秀慧的女性，都表现艺术家对人的力量、人性庄美的讴歌。普罗塔克称赞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在形体结构中蕴藏着“永生的活力和不朽的精神”。最杰出的艺术大师是菲狄亚斯，他用黄金与象牙雕刻帕特农神殿中的雅典娜，华美庄严，神情清逸，象征智慧与纯洁；因政敌诬控他盗用黄金，他又赴奥林帕斯神殿，用黄金与象牙创作60英尺高的宙斯巨像，表现最高主神统摄宇宙的威严。他的神像寄寓人性，他说再没有比人类形体更完美的了。观仰他的神像，人也会感到自己多么像神。著名的雕刻大师还有米农、波利克莱塔、波拉克西特列，他们分别创作的“掷铁饼者”、“获桂冠的运动员”和“抱婴孩的赫尔美斯”，都是表现人的健美、尊荣与圣洁的不朽名作。总之，希腊雕刻是流溢人性光彩的艺术瑰宝。古典时代还涌现波力格诺塔等一批杰出画家，创作了许多像描写“特洛伊城之劫”等神话、历史的壁画和一些人物肖像画，他们运用明暗对比、透视法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可惜这些作品都已荡然无存了，因为绘画毕竟不像雕刻那样易于保存。

希腊古典文学刻画人性、反思社会生活，内容开阔，更有思想深度。早期文学主要是哀歌（双管歌）和抒情诗。雅典政治家梭伦写有歌颂民主改革的政治诗；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缪斯”的女诗人萨福写有9卷抒情诗，奔放抒唱爱情的美妙心理；职业诗人品达誉满全希腊，他的17卷诗有宫廷颂诗，也有讴歌萨拉密战役、繁盛城邦与奥林匹克竞技的诗作，表达爱国热忱、英雄豪情和道德教诲。散文则有绝顶聪明的奴隶伊索的寓言，反映下层平民反抗权贵的斗争经验（如《狼和小羊》、《农夫和蛇》）和人们的生活教训（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留下许多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

戏剧是希腊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民主制的产物。悲剧（tragedia）的原意是“山羊之歌”，其前身是酒神祭典中的萨提尔（satur）剧，由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叙述与领唱酒神的事迹。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0年将酒神祭典及剧目引进雅典，以对抗贵族的宗庙祭祀，至伯里克利时代悲剧已发展出艺术完美的本质性形式。悲剧的本义不在于“悲”，而是指表演宏大生活行为的严肃剧。喜剧（komodia）的原意是“狂欢歌舞剧”，起源于酒神祭典的滑稽剧，由麦加拉传入雅典，发展成为有深刻社会内容的诗剧。雅典每年三个戏剧节是自由民的讲坛和中心文化生活，涌现许多参与比赛的剧作家。悲剧的杰出成就后世只有莎士比亚可比拟。最著名的三大悲剧家及喜剧家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在古典文明由盛趋衰过程中，对人与历史命运的不同思索。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年）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密之役，被誉为“悲剧之父”。悲剧的三部曲和布景、舞蹈、高底靴都是他首先采用的。他一生写剧本70部，得奖13部，现存7部。他的作品感受民主制方兴未艾时的昂扬精神，表现勇于对严酷命运抗争、搏击的斗志，体现人性的悲壮与崇高。《波斯人》写波斯海军在萨拉密覆灭，指出自由与独立的理想是希腊人胜利之本，波斯的专制与奴役必遭惩罚。《被羁缚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一位为人类盗取天火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的神灵，他不畏宙斯的残暴王权，为人类进步勇于斗争、不怕牺牲，马克思称赞他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29]这一杰作实质上以神话寓意方式，将雅典的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俄瑞斯特斯》三部曲表演这样一个故事：特洛亚战争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曾杀女祭神，战胜归来被其妻和奸夫杀害，其子俄瑞斯特斯靠其姐帮助杀了母亲和奸夫，因而遭复仇女神追逐，逃至雅典，在雅典娜女神监护下被法庭判为无罪，复仇女神也就变为降福女神。这一悲剧反映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也表现新的民主法治比氏族血亲复仇和贵族、僧侣的专政都公正。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回荡一个主旋律：尽管命运与逆境不可避免，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坚强自信地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前406年）是伯里克利的好友，曾任雅典十将军之一，他漫长的一生经历了民主制的盛世，又目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衰败。这位民主派的维护者晚年处在惶惑中，出于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竟也曾投票赞成公元前411年寡头派的政变。他一生写了130部剧作，24次获奖，现存7部。他将悲剧发展得更为完美，主导雅典戏剧界30年，被誉为“悲剧创作的荷马”。雅典的历史命运使他的创作交织一种矛盾惶惑的情绪：既讴歌人的伟力与民主理想，又难以理解沦落民主自由的命运的捉弄。他的杰作《安提戈涅》叙述刚烈女性安提戈涅反抗暴君的命令，埋葬她的哥哥，因而被处死。其主旨仍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剧中热情洋溢地歌颂人是世间最惊奇的，他穿越波涛，改造大地，善于劳动，独有语言与思想，能战胜一切困苦，为自由而斗争。他最著名的杰作《俄狄浦斯王》是惊心动魄的悲剧：忒拜王子俄狄浦斯幼婴时，有人预言他将会杀父娶母，因此被抛弃，科林斯王收养为子。他成人后为避免预言的命运逃往忒拜，途中动怒打死一老人，恰巧是他的生父；他为忒拜民众办好事，被拥立为王，娶的寡后又恰巧是他的生母。为平息瘟疫天谴，他查访杀害前王的凶手，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真相揭示后，生母自杀，他悲愤欲狂，刺瞎双眼，自我放逐他乡。聪明诚实、关怀民众的俄狄浦斯是民主派的理想君主，他的悲剧蕴涵着作者对时局的困惑：追求民主自由的城邦怎么会在命运逆转中变为民主自由的破坏者、失落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这一悲剧令人思索命运逆转的原因是由于主人公虽然高尚，也有狂躁、猜疑、见事不明、盲信预言等错误。

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5—前406年）深受阿那克萨戈拉的启蒙哲学影响，和苏格拉底及普罗狄科等智者交往甚密，是有理性精神的“剧场哲学家”。他一生写剧92部，获奖5次，悲剧现存18部。他终结了“英雄悲剧”，直接描写现实的人和社会生活，索福克勒斯说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德斯的人物是真实的。他是西方第一位“社会问题”作家，已以理智的批判精神，透析雅典城邦衰落中所暴露的种种弊端；抨击雅典对外侵略的不义战争，渴望美好的和平；指责民主制蜕变为政客弄权的工具，反映民众对真实民主的要求；揭露贫富悬殊，鞭挞富豪贪暴，同情穷人；批判奴隶制违背自然的人性，认为奴隶应有人的全部尊严。他批判宗教，说宙斯和众神并不比“飘渺的梦”真实，他们虚伪、奸淫、窃盗、人祭，无恶不作，道德败坏。实质上，这是借以批判崩析中的传统道德。在他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是神，而是理性的人自身。在主张理性道德方面，苏格拉底对他很有思想共鸣，说为了看他的戏，即使从外港长途步行到剧场也愿意。欧里庇德斯现存的悲剧中有一部关注妇女问题。当时妇女地位低下，近乎奴隶。他的名作《美狄亚》写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热恋勇士伊阿宋，助其抢获她父亲的金羊毛，和他结婚、逃至科林斯，伊阿宋却贪图富贵，应国王之命要另娶当地的公主。刚烈的美狄亚送浸沾毒药的礼物毒死新娘和国王，并痛苦地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乘龙车逃往雅典。作者表达了对男女不平等的愤慨，支持妇女的激烈抗争。另一名作《特洛伊妇女》假托写历史上特洛伊城被攻陷后，男子全被杀尽，妇女皆被掳掠为奴，幼子摔死城下，景象极为悲凄。实际上，这是托古喻今，意指公元前416年雅典攻陷守中立的弥罗斯岛、大肆杀戮的新近历史事实。作者强烈谴责这种反人道的罪恶，预言雅典帝国行将崩溃。他的剧作不见容于当局，两次被控不敬神和诈伪，晚年他只得避居马其顿，客死他乡。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死后因倡导理智的人文精神而声誉日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中，基于非理性主义，说希腊悲剧艺术毁于苏格拉底精神，贬斥欧里庇德斯悲剧所秉承的理性主义使艺术沦为瓦砾，这种论评并不符合希腊艺术的史实，而只是为了阐发他自己推崇的酒神精神。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前385年）是富有人道理想和批判精神的古希腊最杰出的喜剧家。他写过44部喜剧，现存11部。他的作品开阔地展现当时希腊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生活画面，以喜谑怒骂之笔针砭时弊、剖示危机，表达社会理想。他在《阿卡奈人》中批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提倡诸城邦和平相处的泛希腊爱国主义。在《骑士》中他猛烈抨击当权政客克莱翁借“民主”之名煽动战争、玩弄权术、图谋私利，主张将“德谟斯”（人民）“重新煮一煮”，以求恢复从马拉松之战至伯里克利时代的温和民主政治。在战争末期和战后，他在《鸟》中以动物喜剧方式，提出建立一个无压迫、共劳动、平等生活的理想国；在《财神》中他深刻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均、贫富急剧分化的严峻社会矛盾，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废除私有财产，这是西方最早的“大同”思想。阿里斯托芬以讽刺谑评的笔锋，解剖现实社会生活相当深刻，据说柏拉图曾将他的剧本送给叙拉古王狄奥尼修，认为从中可了解雅典社会实情。他的喜剧既有对恶人、蠢材的嘲弄，也有对和平、劳动、善良人性与美好理想的抒情，海涅说他的喜剧像童话里的一棵树，树上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闹喧笑。

希腊艺术以古典文明盛衰中人的活动为中心主题，有丰盈的人性内涵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后期希腊悲喜剧更已触及希腊城邦衰变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亚里士多德写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它从哲学高度概括了希腊古典艺术的辉煌成就，升华了希腊艺术体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

“诗”的希腊文本来有“创制”的含义，诗包括全部艺术，属于亚里士多德所归类的“创制知识”。《诗学》论述希腊艺术的本原，总结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内容很为丰富。它的要义有三点。第一，摹仿说。艺术的本性是摹仿，摹仿人的活动、性格、情感，表现人的生活。根据摹仿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区分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抒情诗、史诗、悲剧与喜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艺术摹仿现实人的交往活动和内在品性，它不是照样画葫芦，记录实事，而是以感性形象描写出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某种“类型”的普遍本性，它比历史“更富有哲理”。因此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起源于人的双重本性：人天生有摹仿禀赋，实为求知能力，就是凭借实践智慧以艺术形象生成创制知识；人又天生有美感能力。希腊艺术的发展、臻于完美，是希腊人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和美感能力、不断深化自我认识的过程。摹仿说是西方最早的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它同柏拉图主张艺术只是对“理念”的隔层摹仿的见解显然对立，它真正概括了希腊艺术的精神。第二，悲剧论。《诗学》着重论述作为希腊最高艺术形式的悲剧，结合著名悲剧家的创作经验，剖析这种综合性艺术的情节、性格、思想、台词、歌曲、扮相等六个要素及有关的创作规则。它深刻阐明悲剧的本质：悲剧摹仿接近普通人的那些高尚人物的严肃、重大的活动，他们的跌宕经历、事之成败都是人自身活动造成，错咎与责任也由人自己承担，并无外在神力支配人的命运。他们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并非由于他们为非作歹，而是因为在不合理的处境中，他们也有缺陷和错误，这就使人们在观看惊心动魄的事件中推人及己，发生恐惧与怜悯，体会悲壮、崇高和借鉴性意义。亚里士多德论述希腊悲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是相当精辟的。第三，净化说。柏拉图贬斥希腊多数艺术，说它们逢迎卑劣人性、败坏道德，主张实行严格的艺术检查制度，将荷马之类的诗人都逐出理想国。相反，亚里士多德卫护希腊全部艺术的辉煌成就，肯定悲剧以及其他艺术都有高尚目的与重要社会功用，那就是净化人的灵魂。艺术的社会功用包括：摒除愚昧、开化心智、领悟人性与人生哲理的认知功用，扬善祛恶、澄明世事、净化道德情感的伦理功用，陶冶审美情操的移情作用。净化说确切表达了希腊古典艺术追求真善美的价值。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审察、提炼希腊古典艺术精粹，是建树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它对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都很有影响。

3 公元前270年制成的伊壁鸠鲁肖像（罗马摹制品）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9页。

[2] 《剑桥古代史》第3卷第3分册《希腊世界的扩张，公元前八至6世纪》，剑桥1982年版，第160—162页，详细记载140多个殖民城邦及可查的有关文献或考古资料。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8—619页。

[4]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卷，第151—159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6b30.

[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6] 同上书，第15页。

[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111页。

[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0—13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1页。

[14] 柏拉图：《第七封信》324B—326B。

[15] 希罗多德：《历史》，第299、33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7] H.第尔斯、W.克兰茨：《苏格拉底以前学派残篇》，魏特曼出版社1974年版，DK22、B91。

[18]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1—52节，洛布古典丛书，1972年重印本。

[19] M.翁特斯泰纳：《智者》第2卷，牛津1954年版，第191—197页。

[20]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

[21] J.弗格逊编：《苏格拉底史料》，开放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93页。

[2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25—30。

[23] T.L.希思：《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8页。

[24] E.H.阿克奈西特：《医学简史》，纽约1968年版，第58页。

[25] 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

[2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卷第5章。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1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第二章 希腊化文明

一、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

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愈益严重。在土地兼并与战乱频繁中，作为城邦经济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严重破产，奴隶数量剧增，雅典奴隶即达30万人，拥有上千名奴隶的大作坊、大田庄纷纷出现。贫民和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许多城邦爆发贫民起义，如亚尔果斯的“棍棒党起义”剥夺富人财产、推翻民主派政府，这些武装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但表明城邦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已难以克服势不两立的内在阶级矛盾。危机又表现在城邦之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自科林斯战争以后，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各自结盟，不断相互讨伐，波斯帝国插手其间从中渔利，侵占小亚诸邦和塞浦路斯岛。底比斯在杰出军事家伊巴密浓达领导下曾中兴10年，最终这些同盟都在争霸中瓦解，各城邦都在精力枯竭中衰落下去。小国寡民、分散自治的城邦奴隶制已走到历史尽头，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必然走向帝国型统一集权的大规模奴隶制，而希腊本土的城邦已无力完成这一历史转变，只待外部征服力量将它们带入一个新时代。

希腊北部边陲的马其顿（Macedonia）原是文明起步较晚的多利亚人分支“蛮族”，此时由国王腓力二世执政，崛起称雄。腓力年轻时曾在底比斯作人质，学习伊巴密浓达的军政才略与希腊文化，他执政后集中全国军政财权，实行适应国际金融流通的货币改革，军事上创制很有威力的著名马其顿方阵，并且采用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对外扩张策略，在略取北部希腊城邦后，要挥师南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雅典内部展开激烈争论。著名演说家德谟斯梯尼是反马其顿派的领袖，他慷慨陈词，力主捍卫城邦的独立自由；90岁高龄的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是亲马其顿派的代表，幻想依靠马其顿复兴希腊、侵掠东方财富，来摆脱城邦的困境，他在《致腓力书》中提出口号“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归希腊”。公元前338年腓力率大军在喀罗尼亚（Caeronea）大战中彻底击败雅典的盟军，次年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确立马其顿对全希腊的统治地位。98岁高龄的伊索格拉底这才觉得幻想破灭，痛惜希腊丧失自由，绝食而亡。

腓力控制希腊后即整军拟向波斯开战，当时波斯帝国在昏庸国王大流士三世主政下已急剧衰败，犹如泥足巨人。不料公元前336年腓力因王族内部仇隙遇刺身亡，局势顿乱。年仅20岁的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被拥立为王，他果断镇压贵族谋叛，再度以软硬兼施的军事、外交手段巩固对全希腊的统治。亚历山大是有雄才大略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他自幼受希腊文化熏陶，以亚里士多德为师，16岁起在随父征战、治政、外交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胸怀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他于公元前334年率马其顿—希腊联军，进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10年远征，夺小亚、入埃及、灭波斯、进中亚，直打到印度西北部，远超出地中海文明的范围，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帝在巴比伦突患疟疾病逝。而后，他的将领们为瓜分帝国争战20年，最终形成塞琉古（Seleucus，占西亚、中亚）、托勒密（Ptolemy，占埃及、小亚）、马其顿（即安提柯王朝，占希腊本土）三大王国长期鼎足而立的局面。

从亚历山大东征、建立帝国起至公元前30年罗马最终消灭残存的托勒密王国，在近300年期间，自地中海至中亚的广袤疆域经历了希腊化的（Hellenistic）时代。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在东西方文明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中，发展了帝国型大规模集权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希腊化”一词本有欧洲中心论色彩，其原义指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大批希腊人流向东方取得统治地位，并且将希腊文化播撒到广大的东方世界。其实，文明的交融总是双向的，东方文明也征服了亚历山大帝及其后继者们，渗透入希腊统治者建立的新社会体制中，深刻影响了希腊文化的演变。所以，应当全面理解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希腊化文明也不是希腊古典文明的衰落阶段或延伸扩展，而是一种融合希腊与东方文化的独特、新型的阶段性文明，有它自具特色的经济、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它基本上抛弃了已传承四百多年的城邦体制，建立了适应大规模集权奴隶制的新社会体制，并且在继承、更新、兼融希腊古典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创造了一种多民族、多元性的文化，希腊化文明的文化既开阔丰富又班驳错杂，在内容与精神气质上不同于希腊古典文化。总之，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阶段性文明，是希腊古典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中间环节，对后世西方文明和近东、中东文明都有特殊的影响。我们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简要剖析这种文明的总体特征。

希腊化文明在政治上结合马其顿与东方的王权制度，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帝国。亚历山大在东征中就醉心于东方君主的绝对权威，他自称是埃及天神“阿蒙”之子，头戴王冠、身着紫袍，勒令臣民行跪拜之礼。他采用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事、财政、民政三权分离，由他独断乾坤。为了神化东方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他甚至不惜诛杀战功卓著的老将近臣；为了和东方统治阶级联姻，他先后娶巴克特里亚（中国史书称大夏）王公之女罗克珊娜和大流士之女斯塔提拉为妻，还令1万希腊将士与波斯仕女举行集体婚礼，真算是匡古盛典。之后，托勒密王朝也沿袭埃及专制政权的体制，国王以神自居，建立中央集权制，地方设州（诺姆）、县，由国王委派希腊人总督治理。塞琉古王国统治区域最为辽阔，国都是叙利亚境内的安条克（Antioch）（中国史书遂称其国为条支），也推行、崇拜神授王权，承袭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因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各异，各地发展参差不齐，塞琉古王朝的控制相对松弛。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也强化君主的个人专权，传统的公民大会等城邦政治形式不复存在。

希腊化时代采纳东方的君主集权政体形式，是“旧瓶装新酒”，为了发展帝国型、兼融希腊与东方特色的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当时在王朝与行省掌权的希腊将领、官吏，因封赏田产变成大奴隶主，三大王国发展了大型的农业与工商业，远超过原埃及法老王朝、波斯帝国及希腊城邦的经济。它们在文化上一般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支持希腊文化和东方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存与融和，削弱原有的僧侣文化专制。这种适应大型奴隶制的集权政治体制，为以后的罗马帝国的政制提供了蓝本。此外，希腊化文明中的社会政治结构也不是绝对齐一的，还保留了希腊因素的多样性。亚历山大东征的一大成就是沿途广建希腊式城市，从地中海滨到阿富汗、印度边陲，建立了七十余座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新城，现经考证和发掘核实的近40座，它们有较多的自主权，可谓希腊殖民城邦的流风余韵。在三大王国纷争的间隙或中间地带，还存在一些独立的小王国，如小亚西北的帕加马（Pergamun）王国、爱琴海东域的罗得（Rode）岛、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它们在文化上卓有贡献。在希腊本土反马其顿的斗争中，则产生了超越城邦的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这两个政治实体，它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联邦制国家形式。由上可知，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并不导致文化专制主义，却能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和与发展保留较大的空间。

希腊化文明的经济特征是在国家集权控制下发展大型奴隶制经济，东西方的经济交流空前繁荣。经济重心在东方的两大王国，马其顿虽然也涌入大批从东方掠夺来的财富，国势却弱，这样就形成富裕的东方对着贫乏的西方的格局。托勒密和塞琉古两大王国的经济体制虽然有差异，但是都由国家占有全国土地作为“王田”，给官吏、大奴隶主分给“赐田”，由农奴或佃农耕种。国家占有和垄断作坊、采矿、运输、商店等主要工商业，部分商业留给私人经营。由于历年征战和佃农、小手工业者破产，奴隶数量增多，国内、国际奴隶市场兴旺，为发展大型农庄与工商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埃及已能建造可容1000人的大船，可见劳动规模之宏大。亚历山大远征消除了波斯帝国这一东西方贸易的障碍，沟通了希腊同埃及、西亚、中亚以至印度的商业贸易，形成贯通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贸易网络；而东方两大王国都改变以往东方宫廷贮藏巨额金银的陋习，将大量新铸金银货币投入流通，东西方的商贸交往频繁，使希腊化时代的奴隶制经济侧重商品生产，并使之得以持续繁荣。希腊化时代后期，当中国汉朝的张骞通西域之时，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通道更扩展成为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印度、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远东经中亚、西亚直达西欧、中欧，有更大范围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它长久持续，对东西方文明的进程深有影响。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有关于条支（塞琉古）、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的记载，[1]希腊人当时称中国为“丝国”，托勒密王朝末代艳后克娄奥帕特拉以身着中国丝袍而炫耀一时。经济繁荣也表现在兴建了众多大都会式的城市，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底格利斯河流域的塞琉西亚（Seleucia）、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ia）等城市，人口均达数十万乃至近百万，它们成为经济与文化中心，有些城市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希腊化时代的前两个世纪经济兴旺，财政增长，除了用于王室的奢侈消费外，也有较大部分用于支持文化事业的较大发展。当然，这种繁盛富庶建立在大量奴隶困苦劳动的基础之上，大型集权奴隶制经济也必然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而这正是希腊化文明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腊化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有三个特征。

第一，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融会。希腊文化在东方世界广为传播，深入西亚、中亚，直达印度与帕米尔高原，在亚洲腹地也传诵希腊悲剧和希腊哲学家的著作，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阿富汗东北边境、临近帕米尔高原处发掘出公元前4世纪末的希腊式城市，城内希腊风格的神庙、广场、宫殿、体育馆布局井然有致，并且有希腊文手稿残篇，写着欧里庇得斯悲剧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文句。这种希腊文化在近东、中东的播撒，不仅影响了当时东方各地的原有传统文化，也为后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吸纳希腊文化提供了历史准备。另一方面，在希腊文化和东方原有各种文化传统并存、交融的多元格局中，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深远影响也不可低估，犹太教的希伯莱文化就在这个时期最初传向西方，并且和希腊哲学相结合，这为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产生基督教文明最早作了铺垫。雅典虽然也仍保持重要文化地位，但是文化的主要中心已经转移到东西文化交汇的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在此地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高等科研机构，就是“缪斯神宫”（或译博物馆），它广为搜集东西方文化典籍、稿本，藏书达70万册，集中众多东西方著名学者在这里开展研究。它持续存在达600年，取得巨大的科学文化研究成果，对后世西欧和东方的文化都有深远影响，它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大放异彩的夺目明珠。此外，帕加马、罗得岛、萨摩斯岛和叙拉古也是融会希腊与东方文化的中心。

第二，知识的系统化与创新。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系统地整理、编纂、校勘了大量希腊典籍，如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就在这里编定，卡利马霍斯编撰《文艺志》120卷，这是西方目录学著述之始。这类工作使希腊古典文化得以保存在希腊化文明中，并进入罗马文明，留传后世，功不可没。在希腊古典文明已有知识积累和理性方法的基础上，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广为研究从语言、文学到天文、数学、物理、医学等各门类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它们发展成为比较严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就是一个范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领域，更有很多伟大的发现与创造，其成就超过希腊古典文明时代的科学。这些表明，希腊古典文明的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一定范围内仍得到继承，并且有所光大、发展。

第三，精神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变异。希腊古典城邦精神文化中的民主、理性与人文精神，从总体上看，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在消褪。而今，希腊人面对的是：庞大严酷的帝国世界秩序，王国之间经常的征战，统治贵族的奢糜生活，平民的困苦与命运的变幻莫测。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中，哲学、伦理、宗教、文学等精神文化表现出各走极端的矛盾特征，如世界主义和惟求个人内心宁静的消极个体主义，独断论、宿命论和怀疑论、神秘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等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与精神面貌的表现。当然，希腊化时代的人文文化也有重要成就。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在总体上随着希腊化文明的逐渐衰落而增强其折衷性、消沉性、神秘性，它自然不能同希腊古典文明中乐观进取又深有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相比拟。

由于帝国型奴隶制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三大王国的外战内乱消耗国力，王朝统治集团日趋昏庸腐败，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文明就趋向衰落。公元前168年、146年罗马先后灭亡马其顿、征服希腊本土，公元前64年罗马大将庞培灭亡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先后投靠凯撒和安东尼，最后在公元前30年，女王依靠的罗马大将安东尼败亡于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之手，女王也自杀身亡。希腊化文明终结了，而希腊文化融入罗马文明，征服了罗马人。

二、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与重大创新

希腊化文明中科学成就最为辉煌，科学史家誉之为西方近代之前科学发展达到的一个峰巅。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称希腊化文明是“第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说若无希腊化世界科学家的发现，“现代的许多成就也将是不可能的”。[2]在这一时代，希腊古典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继续得到弘扬，当时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学科如天文学、数学、地理、物理学、生理学与医学已呈现相对独立于哲学的趋向，专业科学家已不再是哲学家。他们将希腊古典时代已有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系统化，并且有许多重大的科学创新发现，形成较为深刻、精致的学科理论建构。而且，他们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将一些科学理论运用于工程技术。科学理性与科学创新精神，在希腊化文明中放射出最为夺目的异彩。

希腊化时代科学得以昌盛，有三个原因：第一，大规模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也能提供较雄厚的物质与财力支持，使科学由原来从属哲学家的私人研究，变为国家着力扶助的独立事业。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二世都重视科学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神宫”这所皇家学院，建有精美的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天文台、实验室、演讲厅等，收藏大量文物、标本与书籍；还下令所有到港口的船只都要交出所携带的书，供抄录后只奉还复制本；更延请希腊化世界各地的众多杰出学者来这里从事研究，给予优厚待遇，鼓励自由研讨与交流，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都出自这个学术中心。此外，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等希腊式城市、帕加马王国、萨摩斯岛及叙拉古王国，也都大力扶持科学研究。第二，在世界性的文化交往活动中，东西方科学大幅度融汇、集大成，并有综合创新。亚历山大就曾用大队骆驼载运大量巴比伦的天文学板书至小亚的希腊城市，翻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里亚收藏东方资料甚为丰富。希腊古典时代对东方文明的吸取，主要只靠学者在两大文明圈交界地区的有限游历，现在则成为国家扶持的东西方学者无障碍的大规模文化交往。希腊化时代的科学成就很得益于对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知识的吸纳。第三，希腊古典时代已有近300年的科学知识的丰富积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科学知识已开始走向系统化，当时创建的逻辑学已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工具，它在希腊化时代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中得到充实与发展，这些都为系统建树学科理论提供了知识内容与理性能力的基础。而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也是积累知识、培育英才的基地，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往往是经历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地的科学思想熏陶的。希腊化时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成就，是西方科学史的重要环节，对后世深有影响，值得重视研究。[3]

数学是古典希腊最早产生的科学知识，凝炼高度的逻辑思维，带动其他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它在希腊化时代也是最早取得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23—前270年）所写的杰作《几何学原本》。他年轻时曾在柏拉图学园研习数学，约公元前300年应托勒密王邀请到亚历山大里亚研究、讲学，并且创办学校，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他致力于高尚的科学研究，不计个人私利，有个学生问他学几何学有何好处，他就命仆人赐给此人几个小钱，让此人走，愤愤然说：“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他当时写成《几何学原本》13卷，几乎包括今日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的所有内容，并有4卷讨论数论。这部著作集希腊古典数学之大成，将从泰勒斯、毕泰戈拉学派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两大学园的数学家所证明的几何定理，汇集成一个严整完美的演绎系统，并对某些定理给出更为简洁的证明。这决非简单地编纂现存的知识，而是以高度的逻辑创造力建构宏大的公理化系统。而欧几里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在这部著作的各篇章记述了发现那些定理的原著、原作者。《几何学原本》是卓越的学术著作，又是广泛普及的出色教科书，对后世数学的教学与研究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两千多年，其抄本数、印刷数只有《圣经》可与之相比。此书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名著，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于1607年合译了此书的前6卷，被国人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欧几里德、阿波罗尼以及后文将论及的阿基米德，被称为希腊化时代的三大数学家。阿波罗尼约在公元前262年出生于小亚的帕加马，后赴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欧几里德的再传弟子，他研究高难度的圆锥曲线所取得的成果，是古代希腊数学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一时期数学发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些科学家将数学和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跨学科的研究中获得重要创新。

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综合希腊古典天文学长期积累的知识和埃及、巴比伦的大量天文观测资料，并得力于数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因而也有卓越的创新进展。有两位很杰出的数理天文学家。

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年生于小亚的萨摩斯岛，曾在雅典吕克昂学园研习，后赴亚历山大里亚从事天文学研究。他有两大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提出日心说的宇宙论。古希腊天文学者除毕泰戈拉学派外，都主张地球和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太阳和一切星辰处于以地球为同心圆心的不同轨道上，这种地心说不断精致化，一直主导西方的天体学说，直到1543年哥白尼临死前发表《论天球的旋转》才被推翻。其实，早在哥白尼之前一千八百多年，阿里斯塔克已独具慧眼，形成地球绕太阳转动的天才假说，其原文已佚失，但阿基米德传存的著作《恒河沙数》（即《砂粒计算者》）中记述了他的这一学说的要义。他将太阳置于毕泰戈拉学派所述的“中心火”的位置，认为太阳和恒星都不动，地球和行星绕太阳旋转，地球又每天绕轴自转一周，才使人有恒星周日转动的错觉，恒星离地球极远，所以难以察觉地球绕动中相对恒星的位置变化。这种假说在当时看来太激进，人们都不相信，甚至有人扬言要指控它渎神，于是很可惜地湮没了。他的另一成就是用几何学方法测算地球和太阳、地球和月亮的相对距离。他所传存的《论日月的大小和距离》一书中记载：日、月、地球构成直角三角形，日地和月地两边的夹角为87度（现知应为89度52秒），故日地距离应是月地距离的20倍（现知应为340倍）。他测算的结果虽然不甚准确，但他运用几何学开创数理天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希帕库斯（约公元前190—前120年）也是希腊化时代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出生于小亚西北部的尼西亚（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后在罗得岛建立观象台，制造天文观测仪器，综合巴比伦人和自己的观测资料，编制了一幅空前详致的星图，其中已使用完善的经度，记载了一千多颗亮星，并区分六级星等；他并且发现了由于北极的移动使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岁差”现象。他的更为卓越的贡献是创立球面三角学这门数学工具，使希腊天文学中融入精致的数学研究，用以建立新的宇宙模型假说。他首次全面研究了三角函数的定理，制定了精确的三角函数表，并将平面三角术推广于球面，用球面三角学的新数学方法计算行星在天穹球面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时代欧多克索等人提出同心球的宇宙模型，它只用天体在以地球为同心的圆形轨道上作匀速圆周运动，并不能解释复杂的天体现象。希帕库斯则抛弃这一模型，用数理方法创立本轮—均轮的天球体系。虽然他仍坚持地心说，但他已指出各天体既沿着自己的本轮作匀速圆周运动，而各本轮又沿着各自的均轮绕地球的偏心作匀速圆周运动。他构设这种较为精致的宇宙模型，较好地解释不规则的天体现象。他的这一假说后来成为托勒密建立天球体系学说的基础。托勒密是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是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撰写留传千古的《天文学大成》（即《至大论》“Almagest”）13卷，依据现已失传的希帕库斯的著作，系统综合希腊天文学的优秀成果，运用球面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形成更为精致的本轮—均轮的天球体系，并且探究了许多天体问题。历史地看，希帕库斯和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虽然主张地心说，但是它结合了天文观测和数理研究，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最好假说。它主导西方天文学一千多年，至于它后来被基督教神学曲解和利用，这不能归咎于希帕库斯和托勒密。

希腊人最早相信地球是球体，希腊化世界的开拓也极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的地理视野，他们要认识人类所处的地球家园有多大。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6—前156年）生于北非塞里尼（属今利比亚），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并受业于斯多亚学派创立人芝诺等哲学家，后出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他是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可惜他的著作皆已佚失。据记载，他在数学上发明确定素数的筛法，在天文学上测定黄道与赤道的交角，还编写了第一部希腊科学的编年史。他在《地理学》一书中，已建立自然地理的知识体系，并且把地球划分为五个地带，即围绕南北极的两个寒带，在寒带和南北回归线之间的两个温带，以及围绕赤道的热带。他绘制了当时最大的、有精确纬度的世界地图（东到锡兰，西至英伦三岛，北到里海，南至埃塞俄比亚），在地理学上最早提到中国，还比哥伦布早一千多年，就已认为在大西洋循同一纬度可从西班牙航达印度。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用几何学方法测定地球大小。他根据太阳光线在埃及的塞恩（即阿斯旺）和亚历山大里亚同地平面的夹角差以及两地的距离，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52000希腊里，即39690公里，而现今测知赤道周长为40075.13公里，误差已很小，他在古代就有如此准确的测算，很了不起。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是希腊化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力学之父”，他开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研究力学定理。他生于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天文学世家，青年时代赴亚历山大里亚随欧几里德学派研习几何学，后应其表兄、叙拉古国王希龙二世邀请回故乡，一直从事科技研究。他所取得的多方面重大创新成果，古代无与伦比，他被后人誉为“古代的牛顿”。他的著作尚留存《方法论》、《圆的测量》、《浮体论》等10篇。他的数学贡献有多方面：他最早求得较精确的圆周率在3.11428571和3.11408451之间（实际值为3.1415927），从而最早精确计算圆面积与球体积，并发现球面积定理，促使算术与代数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他开创用数学的穷竭法（类似极限法）计算曲面体的面积与体积，并在抛物面和旋转抛物体的求积方面卓有成就。在《恒河沙数》中，他还创造一套计大数方法，即按每1到10的8次方为一级数字的方法，将数字分为若干级，由此推测当时所理解的宇宙中的砂粒是第8级数字。在物理学方面，他用精确的数学公式发现杠杆的平衡原理，即平衡杠杆的支点两端的力与力臂长度的乘积相等，由此可以科学地解释杠杆的力学作用。他有一句名言：“给我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他是流体静力学的开创者，他发现浮力定律的传说为人们所熟知：希龙国王要他鉴定金匠所打制的一个金王冠是否掺银，但不得破坏王冠本身。他苦思冥想不得其法，当坐进浴盆见溢出相等于他身体体积的水时，他顿然省悟浮力定律，可用以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激动得光身跑到外面高喊“尤里卡（希腊语：发现了）！尤里卡！”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博览会就以“尤里卡”命名。阿基米德更将物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机械工程，有不少创造发明。他发明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在布匿战争时期，当罗马军队进攻曾与迦太基结盟的叙拉古时，他运用杠杆原理造出投石机阻御敌军攻城，发明大吊车拽挡罗马军舰，他还召集众多人员手持镜子排成扇形，将阳光聚焦罗马军舰，将它们烧毁。他以新式武器抵御敌军围城三年，终于在城陷后被野蛮的罗马军士刺死。阿基米德最突出地用严密的定量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研究科学原理，并且使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相结合，这是希腊科学精神的一大转变和飞跃，也是西方近代科技之先声。

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繁庶的社会生活，要求科学在和技术结合中创造出物质力量。继阿基米德之后，亚历山大里亚尤其形成一种工程技术发明的传统。如公元前3世纪工程师克特西布斯发明压力泵，利用压缩空气作动力。后来罗马时代的赫伦在《机械术》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机械发明，包括杠杆、滑轮、轮子、斜面、尖劈等机械工具的组合使用。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在建筑工程、军事工程方面都有很多高技术水平的建树。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描绘这座城市建筑之壮丽宏伟，“有如荷马史诗所咏：后浪前浪，连续相接，美不胜收”。[4]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更是融合东西方工程技术的结晶。它于公元前300至前280年间建立在海港尽头的法罗斯岛上，全以石料砌筑，高130米，塔顶灯座燃木为炬，以玻璃镜面聚光四面远射，百里外可见其光。为送燃料及物品至灯塔顶部，装置了升降机械。此塔矗立在海边近两千年，至14世纪才因地震坍毁。我国南宋时赵汝适写的《诸蕃志》中，对这一世界奇迹已有描述。

生物学与生理学、医学也呈现知识系统化或突破人体自身认识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已构建较系统的动物学理论，他的弟子塞奥弗拉斯特在《植物史》、《植物的本原》等著作中，已对植物作了分类，并剖析植物的基本构造，他的植物学理论一直沿用到16世纪。他还详致研究了500种植物的特性，包括某些植物的药性与治疗功用。托勒密王朝提供已判死刑的犯人供人体解剖，这就突破了以往人体解剖的禁区，促使生理学、医学有精确的新发展。赫罗菲拉解剖了人的眼、脑、神经及多种内脏器官，他认为思维器官是大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心脏；他还区分了多种神经，分辨了动脉和静脉，早在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之前，他已指出动脉的功用是将血液由心脏输往全身。埃拉西斯特拉塔是医生，他更为精细地解剖了人体的多种器官，他已放弃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形成人体系统新陈代谢的思想，主张根据人体各器官相互联通的原则，以自然原因解释生理现象，对症治疗。开创人体解剖研究，对后来西方医学很有影响。

希腊化文明中的科学成就是很突出的。它汇集科学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工作，它注重实用技术的风气，在罗马文明中仍然得到继续；它以严密的数学与逻辑思维追求科学创新的精神，在西方近代科学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三、哲学的嬗变

马克思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了”；他又将这种衰落比喻为“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5]晚期希腊哲学像日落时分奇异的晚霞，映现希腊化时代的文化精神。总体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希腊城邦社会瓦解了，希腊古典文明中生气勃勃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在哲学中逐渐消褪、嬗变，面对远为开阔而又相当严酷的帝国型奴隶制社会，晚期希腊哲学以自然理性、宇宙理性对世界作出新的哲学解释，注重于研究比城邦开阔的新社会形态的“自然秩序”、“世界秩序”。第二，希腊化时代自然科学有辉煌创造，但它们已从哲学中游离出去，哲学虽然也还为科学提供一些理性（包括逻辑）的准则，但是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哲学主要关注研究人生问题，有伦理化的倾向，以伦理为核心主旨与归宿。不同学派研究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知识论，但主要是借此以不同形式论证个体伦理生活如何达到心灵的安宁，哲学像是逃避人生痛苦的避难所。第三，哲学中的宗教成分渐趋浓重。怀疑主义动摇了希腊哲学的理性基础，希腊本土的神秘宗教和东方宗教思想汇合，渗入希腊哲学，使之呈现出同宗教合流的势头。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希腊哲学和东方犹太教思想已有汇合，希伯来宗教文化最初被引进西方，并且开始对它作出希腊哲学的解释，这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兴起及其和希腊哲学的融合，是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希腊化时代，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都是哲学的中心。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一直存在，但它们的哲学已失去创造力，渐而蜕变为怀疑论或折中主义。新的哲学思潮主要有三种：伊壁鸠鲁哲学、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它们长久存在达五六百年，绵伸入罗马时代，也是罗马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多亚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主导性哲学，在罗马时代也是官方哲学。犹如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既相衔接、又有区别，早中期斯多亚派哲学、怀疑论和罗马时代的后期斯多亚派哲学、怀疑论，也是既一脉相承，又在理论形态和体现文化精神上有所差异，不可概而等同视之。

（一）伊壁鸠鲁哲学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前270年）出生于爱琴海的萨摩斯岛，曾随德谟克利特学派的瑙西芬尼学习原子论哲学，公元前306年在自己的住宅“花园”创办学校，他的学派也称花园学派。他的“花园”有教无类，接收各种身份的众多弟子，包括妇女与奴隶。他学识渊博，生活俭约，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著作有三百余卷，现只保存三封书信和一些残篇。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辑入丰富的有关研究资料。[6]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高度评价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说在希腊化时代这个“哲学的狂欢节”中，犬儒学派装出“狗相”，亚历山大里亚的宗教哲学家穿上“祭司的法衣”，而伊壁鸠鲁学派则“披上芬芳的春装”。[7]从伊壁鸠鲁的准则学（认识论）、物理学和伦理学可看出，他生活在从希腊古典文明刚转入希腊化时代的初期，还力图保留、弘扬一种科学启蒙精神，同时又用修正的原子论自然观论证一种不再从属城邦的个体伦理。文化史家W.塔恩说他和斯多亚派芝诺的新哲学，“都是亚历山大缔造的新世界的产物”。[8]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达到个人的幸福生活，为此首先要获得认识真理的准则，并在正确理解自然中摆脱错误与恐惧。他论述人的感觉是感官和对象各自发出原子射流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像，它能真实反映外界事物，而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前定观念”即概念，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感觉与普遍观念的综合构成知识的基础。而“感情”准则指人的道德选择符合趋乐避苦的自然感情，它以综合知识为前提，包含着理性要素。伊壁鸠鲁的流射影像说的准则学，继承、发展了早期希腊哲学中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强调感知是全部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是一种感性主义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有可感的东西都是真实的”，[9]因为感觉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感觉的内容是真实的影像；“前定观念”作为自明的“名称”并非天赋观念，只因它们是知识的先决条件才是“前定”的，它们是在重复感觉与记忆中获得的“观念蓄积的普遍性”，是“关于普遍东西的普遍感觉”；[10]对真理的证明、对错误的辩驳都依赖于感觉自明的经验；人的思想和道德选择的自然感情，全都聚集在综合感性与理性的影像之中。伊壁鸠鲁坚持素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不否定在感知的基础上确立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但他对理性思维的逻辑研究相对薄弱。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即自然观，继承、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为他的个体伦理提供哲学根据。他认为存在不会产生于无，也不会消失为无，这是自明的公理，人感觉物体和运动可自明地证明原子和虚空是真实存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原子是不可再被分割的最小粒子，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虚空及其构成的宇宙都是无限的。正确认识自然就是要察知原子的本性及其在虚空中运动的法则，这样才能获得意志自由与心灵的宁静和快乐。[11]他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有重要补充和修正。他认为原子除了有形状、次序和位置外，还有重量这一本性。原子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有两种：一是由于原子自身的重量，原子在虚空中作速度相同的垂直下落运动；二是原子相互碰撞而可沿着任何方向运动。由于这两种运动相互作用、影响，原子运动不只是直线的，而有偏离直线、杂多偏斜的倾向，这样才能说明事物运动的复杂多样性，解释生成宇宙万物的漩涡运动，并承认并不排斥必然性与原因的偶然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原子运动“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而承认偶然“是伊壁鸠鲁占支配地位的范畴”。[12]伊壁鸠鲁确认原子运动偏斜和偶然性，并认为人的灵魂由多样精细的原子构成，有多样的感觉功能，并随身体而生灭变动，这就克服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机械命定论成分，承认人在认识事物的多样性、偶然性中，人的行为有个人选择的自主性，肯定人的理性和意志自由；这就能使心灵摆脱因迷信、宿命论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达到他的学派所奉行的伦理宗旨：“神不足惧，死不足忧；乐与行善，安于忍恶。”[13]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自然观通达无神论。他揭露流行宗教崇拜的神不过是产生于“具有人的形式”的“相似影像”，是人们共同想象的结果。[14]他表面上不否定有神，但将他们排逐在人间世界之外，说他们无牵无挂地处在无生物、无人迹的飘渺空隙之中，不干预人世事物，对善恶无动于衷，对人类毫不关心。伊壁鸠鲁强调人有行为自主性，也就否定出于神意的天命观以及占卦、算命等迷信、巫术。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指责他“把宗教连根拔去了”，[15]基督教的使徒保罗要人们特别警惕这种否定“天意”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则高度评价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攻击古代的宗教”，奠定一直延伸到罗马时代的“无神论”，不愧为“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头号无神论哲学家”。[16]

伊壁鸠鲁的全部学说最终旨在建立一种使人获得心灵自由的个体伦理。个体的幸福是伦理的目的与最高的善。根据他的准则学和确认个体活动自主性的自然观，个体感觉、前定观念和感情都表明快乐是善与幸福，痛苦是不幸与恶，趋乐避苦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基本伦理原则。快乐生活和人的德性不可分离。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居勒尼学派提倡的快乐论，流俗为追求满足个人本能欲望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则并不将快乐与幸福归结为惟求满足肉体欲望的享乐。他区分动态快乐和静态快乐，前者只是欲望的满足，后者则是“内心宁静和没有痛苦”，这种个人在理智生活中获得的“精神的快乐”与身体健康，才是主要的真正快乐。[17]他强调过俭朴生活，并身体力行，知足于面包加水的饮食，而更追求热爱智慧的精神自由。将他的快乐论说成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实为后人的误解或罗马贵族的曲解妄行。“哲人”是他的理想人格。哲人不畏神、不畏死、不畏天命，能自主判断、解决重大事情，清除一切纷扰灵魂的过度欲望与错谬意见，达到心灵宁静的理想境界，因而总是生活在快乐与幸福之中。为求个体不动心，他甚至说“哲人不关心国家大事，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18]希腊古典时代个人归属城邦的传统伦理瓦解了，伊壁鸠鲁别求建立一种基于个人自然本性的个体伦理，但它还不是西方近代的个体主义与功利主义。面对城邦崩析、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伊壁鸠鲁要人们对政治纷争采取类似中国道家的“无为”态度，也是应付时势的一种举措，不能因此将他的伦理学说看作是消极遁世的。

伊壁鸠鲁的学说肯定人的主体性，其实是积极入世的。他以个体伦理为依据，又建立一种社会伦理，提出一种最早萌发社会契约思想的社会观与社会理想。他认为正义是对一切人相同、对社会关系有用的社会德性，是形成社会、建立国家的基础与基本伦理原则。正义不是抽象不变的绝对理念，它是人们为避免彼此伤害、保障安全互利而约定的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的正义可随着不同地区或时势而变迁。法律是体现契约性正义的制度，也是可变的，当它不再为国人带来好处时，就不再是正义的法律，而应另立新法。[19]他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友谊与社会合作基础上的安定友爱的大社群。[20]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思想，认为社会与国家不是出于神意与天命，而是以自然个人为基础、在以契约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这在当时是杰出的启蒙思想，是对希腊历史急剧演变的反思，也是对希腊化世界寄寓一种纯朴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21]这对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有一定的影响。

伊壁鸠鲁学说通过传人梅特罗多洛、阿波罗多鲁、菲罗德谟等人，持续延伸入罗马时代，一直存在到公元4世纪。罗马共和时期的卢克莱修（公元前95—前44年）用拉丁文所写哲学诗篇《物性论》6卷，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伊壁鸠鲁学派的著作。他运用希腊化时代以来的科学成果，详细阐发了原子论的自然学说和社会进化、社会契约思想，捍卫、丰富了伊壁鸠鲁主义，并且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部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后，对当时复兴伊壁鸠鲁学说颇有影响。伊壁鸠鲁学说在希腊化与罗马时代虽非主导思想，但它持续长存，表明当时在盛行宗教、迷信和天意、宿命、专制神权的情况下，依然保留了继承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精神的学脉，并产生了关于人与社会的伦理启蒙思想，千年之后它融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后来又获青年马克思重视研究和高度评价。

（二）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都是官方支持的主导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帝国型集权奴隶制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它的创始人都来自东方小亚地区，所建立的学说有东西方文化交融或折中的特色。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历来和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他们的学说为取代城邦制的希腊化世界和罗马世界的帝国统治，提供理论支柱，对两个阶段性文明的文化都起有支配性的重要影响。它持续传播、演变长达六百余年，早期阶段公元前3世纪以雅典为中心，奠立基本学说；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中期阶段，它处在希腊化末期和罗马文明交接处，带有浓重的折中色彩；罗马帝国时期的晚期斯多亚派学说更嬗变为宫廷哲学，下一章另论。

斯多亚派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年）原是小亚塞浦路斯岛基底恩的闪族人，青年时来到雅典，曾在柏拉图学园就学，并受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昔尼克学派、麦加拉学派的影响。约公元前300年，他在雅典市场北面的“画廊”（希腊文即“斯多亚”）讲学，并举办了著名的学校，创立斯多亚派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是马其顿国王安提戈诺二世的顾问与朋友，并获得后者的财力支持。他死后，雅典人立碑赞扬他是言行一致、务求“恢复德性与节制”的“善人”，并赠予金冠。第二代传人克莱安塞（公元前331—前232年）来自小亚的阿索斯，缺乏创造性，只是使芝诺学说神学化，他和老师一样自杀而死。第三代领袖克律西普（公元前280—前206年）将芝诺学说系统发展，作精确的逻辑论证，著作多达705种，对斯多亚派哲学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和广为传播，贡献甚大，被看作该学派的第二创始人。早期斯多亚派的著作都已佚失，只有辑存的残篇。早期斯多亚派哲学由逻辑学（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构成，三者被比喻为动物的骨骼、肌肉与灵魂，伦理学是全部学说的重心与目的。这种哲学的总体特征是：对希腊古典理性主义有所承袭，又使它嬗变为一种天命论；倡导理性神，又受东西方流行宗教影响；适应希腊化大世界集权统制的需要，形成自然主义伦理和世界主义政治的学说。早期斯多亚派哲学集中表现了希腊化文明兴盛时期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斯多亚学派在古代最早使用“逻辑”（Logike）一词，将它分为修辞学和辩证法两部分。他们认为逻辑不只是思想工具，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这种逻辑学包含认识论和关于存在的范畴学说，是认知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准则。他们研究人的认知活动，含有某些唯物论思想。他们主张认识起源于知觉，它是外在事物作用于心灵所留下的印象；理性的“前定观念”则是事物的本性在心灵中留下的“理性印象”，认知印象的清晰性是真理的标准；在知觉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可构建有确定性的、可信的知识体系。他们的范畴学说是逻辑学与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将“存在”归结为“形体”，区分为实体、性质、品性、相对品位四种范畴，用以解释全部存在事物。他们强调现实存在与知识的确定性，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怀疑论，对希腊的古典科学精神有所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是形式逻辑和一般分类学的主要奠定人”。早期斯多亚派继承、发展麦加拉学派的逻辑思想，详致研究语言与语法，并开创一种命题逻辑。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以词项为变元单位的主谓逻辑，而是以命题为变元单位的逻辑体系。他们首次细致研究了条件句、合取、析取等命题形式。依据命题的意义与真值，克律西普还形成五个基本推理图式，用作知识的论证，并且在发展模态逻辑上也有独到的贡献。他们的命题逻辑突破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更接近现代符号逻辑，现代的逻辑史家很为重视它对逻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威廉·涅尔等人评价这种命题逻辑比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更为基本”，是后者的“先决条件”。[22]

早期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将赫拉克利特关于火为万物本原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学说加以揉合，改造成为一种天命论，并从泛神论走向目的论。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有主动的本原和被动的本原。自然物体由四元素构成，火是终极本原，它向下运动生成气、水、土元素，造就宇宙外层由火构成的星球，内层是气和水，中央是大地。元素向上运动时一切复归为火。水与土含火少，是被动的，火与气构成主动性的热气“普纽玛”（Pneuma），它贯通宇宙万物，使它们有动因与生命力。在解释自然的物理构成与演化时，他们吸收了赫拉克利特的素朴唯物辩证法思想。而在论述自然“形体”的运动和宇宙秩序时，他们又认为质料是无规定性的被动本原，理性或“逻各斯”才赋予质料以形式，使存在的形体有运动能力，最普遍的“种子理性”弥渗在宇宙中，给质料以内聚力、生命力，形成无生命物、植物、动物、人和神的严整秩序，并演化出动物与人的灵魂、人的最高级理性即理智或“努斯”。他们将火、逻各斯、理性、神同义地使用，用以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有泛神论色彩。但是他们又认为，理性的“逻各斯”、火或神按照最严格的必然性即“命运”，支配宇宙万物的秩序与活动，在“普纽玛”的驱动下由火生成万物，又在大焚烧中复归于火。这个长周期被称为“大年”，宇宙就这样秉持“神的天命”作大循环运动。这种“天命”论必然使斯多亚派哲学通向神学，也可以和希腊化时代存在的多种宗教相兼容。

早期斯多亚派开初解释自然现象时有泛神论色彩，但很快和宗教神学相融合。芝诺还否定人格神与流行宗教，认为建庙宇、塑神像、搞崇拜仪式都是无价值、不神圣的，他只承认理性神。克莱安塞就已赞美人格神是万物的主宰，并攻击当时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太阳中心说是亵渎神圣秩序。克律西普更将神学纳为哲学的重要内容，声称“哪里有祭坛，哪里就有神”，[23]这就使斯多亚派以其神的天命论，向希腊化世界流行的东西方多元的宗教，都敞开了胸怀。克律西普等人还对当时盛行的巫术、占星术、见灵术等作哲学的论证，说既然“天命”的因果锁链必有征兆，人的灵魂有神性，占卜就是神赐给人类的尊贵礼物；人的小宇宙从属神的大宇宙，人、神之间可由交感巫术沟通。早期斯多亚派对各种神话和宗教的文献作哲学思辩的解释，形成一种“喻意解经法”，这种文本解释方法，对后来斐洛倡导犹太神学和希腊哲学会通，对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融合，都深有影响。

在希腊化的帝国世界中，不再有城邦的普遍善作为伦理的基础与目的。早期斯多亚派提出“按照自然生活”的基本伦理原则，来规定个人行为应当遵奉帝国世界的社会道德秩序。所谓“自然”指“逻各斯”或“正确理性”这种世界的本性，是天命支配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个人的本性应当体现、顺从这种普遍本性，也就是“不做人类共同体所禁止的事情”。[24]这种“共同法”既有“自然法”思想萌芽，也指维系希腊化帝国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就个体伦理而言，他们认为一切动物都有谋求自我保存的“驱动力”，人的特有的“驱动力”就是理性，它驱使人以德性为生活目的和最高的善，德性自足，足以使人幸福。它是灵魂的健康，使理性与情感谐合，避免非理性的忧伤、恐惧、欲求和快乐等激情，使人获得心灵安宁。他们的德性论，也吸收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是知识的教义，论述智慧、正义、勇敢、自制等希腊传统的“四主德”，但将它们的内涵改变为遵从天命与共同法的权威。“哲人”是当时主要哲学流派都论述的理想人格。斯多亚派认为奴隶是注定不自由的人，哲人则能顺乎理性、“反求诸己”，有高超的道德修养；能扬善祛恶，积极参与政治，秉承神意，运用驾驭万物的“法”的权威，承担王权的统治。斯多亚派的伦理学在“顺应自然”的名义下，要众民做“顺民”，树立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因此它在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成为一种官方支持的主流伦理学。

早期斯多亚派进而提出“世界主义”的社会伦理与国家学说。芝诺写下《国家篇》，认为世界上的居民不再根据各自的正义原则组成各自独立的城邦，而已成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城邦”中遵照同一的政制与秩序共同生活。这种“世界城邦”显然就是亚历山大所开辟的希腊化帝国世界。芝诺描绘这种“完善国家”的蓝图：一方面，它的法律不再是各城邦人为约定、各自实施的法律，而已发展成为根据理性的自然律颁布的公共法，摒除原有诸城邦各有特权、偏见的法律、习俗，规定世界公民没有任何种族、等级差别，都是平等相处、互爱互助的兄弟。这是要求希腊化世界有普遍的法律秩序，并以某种宽容精神来沟通、融合各地区、各民族。另一方面，“世界城邦”要求全体公民依据自然律践履德性，负有忠于国家的道德责任。这种世界主义，体现帝国世界的统治要求，在长达800年的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是主导的政治伦理精神。斯多亚派最早提出依据自然律制订公共法律的思想，对以后罗马的法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前1世纪，处在希腊化文明晚期和罗马共和时期，以帕奈提乌和波西多尼为代表的中期斯多亚派，将他们的哲学传入罗马，受到罗马统治阶层的欢迎。这种哲学有进一步嬗变的特征：它揉合早期斯多亚派哲学和柏拉图思想、学园派中的怀疑论、毕泰戈拉派哲学，折中主义色彩浓重；它迎合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各种流行宗教，神学内容更为斑驳错杂；强化伦理的贵族化倾向，介入罗马的政治活动，渲染符合贵族生活方式的德性观。作为体现时代基本文化精神的哲学与伦理，斯多亚学派也就成为沟通、连接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怀疑论哲学

这种哲学思潮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初，一直延续发展到公元3世纪，贯通于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表现了希腊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又一种裂解式的嬗变，表明专制帝国时代失落乐观进取的文化理想。这种哲学的创始人，是曾随亚历山大帝东征达印度的皮罗（约公元前365—前270年）及其学生、诗人蒂孟（约公元前320—前230年）；后来，它渗入柏拉图学园，先后有阿尔克西劳、卡尔内亚德、拉里萨的费洛和艾那西德谟、阿格里帕等人以思辩方式发展怀疑论；罗马时代的主要代表是医生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约公元160—210年），他所著《皮罗学说纲要》、《驳数理学家》等书，较完整地保存了怀疑论哲学思想。怀疑论学派将希腊古典时代以来一切承认知识与真理确定性的哲学，包括当时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和斯多亚派哲学，都视为独断论加以批判，主张“悬置”一切关于事物的判断，以求个人内心宁静的伦理生活。这种哲学大体有两种理论形态。

第一种是以皮罗为代表的感觉怀疑论。他认为存在事物及其显现给人的感觉都是不确定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感觉中有不同显现，作为判断感觉的意见只是好象如此，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逻辑规则也无强制性，他的口号是“不做任何决定，悬置判断”。[25]艾那西德谟更将这种相对主义感觉怀疑论制定为十论式，否定一切因果性知识的可能。[26]他们认为，只有对任何是非、善恶问题都“悬置”判断，才能进入随遇而安的不动心状态，才有合适的伦理生活方式。有一次皮罗等人乘船在海上遇到猛烈的风浪，别人都惊慌失措，他若无其事，指着正在安然吃食的猪说，这就是哲人应有的不动心状态。

第二种是以阿格里柏为代表的思辩怀疑论。他提出新的五个论式，论述一切理性认识、一切意见与知识的逻辑论证都是不可靠的，希腊哲学中关于本原、运动、时间、空间、神的正反面论题都可推演出来，因而也都不可信，都不能成立。这种“二律背反”的论述，是要消解希腊传统哲学的理性精神。不过，这种思辩揭露思维的矛盾，也有主观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和十论式相比较，这五个“新的论式”已经高级得多，已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怀疑论思潮纵越两个阶段性文明，也深有影响。面对传统价值崩析和专制帝国纷扰动荡的生活，它从理论上集中表现了当时人们失落生活意义、无奈冷漠处世的伦理心态。它破坏希腊古典时代以来哲学传统的理性基础，为晚期希腊与罗马的哲学渐而趋向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合流，也提供了理论条件。

希腊化文明中哲学的嬗变，特别是产生主导性的斯多亚派哲学，对这一时代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宗教神学、文学艺术与史学，有深刻的影响。

四、希伯来文化西渐

在希腊化文明中，和哲学的嬗变相伴随的，是神秘宗教的盛行。这既是因为哲学中理性精神陨落，潜存的神秘宗教复兴抬头，也是由于在希腊化大世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东方神秘宗教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在希腊本土，崇拜地母之神得墨忒耳、丰产之神帕耳塞福涅的埃琉西斯秘教，崇拜狄奥尼修斯、宣扬肉体带有原罪和灵魂轮回转世的奥菲斯教，这两种古老的神秘宗教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而原有崇拜奥林匹斯诸神的城邦公共宗教已相形见绌了。埃及母神埃西斯（Isis）、迦勒底人的星灵宗教及占星术，在希腊化世界中得到狂热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支派密特拉教（Mithras）也较有影响。这些宗教都只是兴盛一时，其教义比较浅显，只能博得民间的崇拜或信仰。而对西方文明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是东方的犹太教以其特有的一神教形态，因时顺势西渐，并与希腊哲学初步汇合，这是为希伯来文化和西方文化相融合作准备，也是之后基督教文明兴起的前奏。

希伯来民族原是起源于阿拉伯沙漠南部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2000年来到迦南地区（即今巴勒斯坦）这“流奶与蜜之地”，当地人叫他们“哈比鲁人”（Habiru），意为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希伯来人（Hebrew）一词即由此转音而来。在一次特大灾荒中，雅各率家族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三四百年之久，约在公元前13世纪因埃及人的奴役与迫害，摩西率众出埃及，在沙漠苦战四十多年，重返迦南。他们参考腓尼基拼音文字创造了希伯来文字。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又传说其族祖雅各曾与天使摔直至天明，被神赐名为“以色列人”，其意义为“与神角力者”。扫罗为建立统一的王国战死，先后继位的大卫和所罗门（公元前1013—前933年）将以色列带入一个国势强盛、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兴盛时代。所罗门死后，王国分成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自相残杀、国势日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征服，南国犹大独存至公元前587年，也被尼布甲尼撒陷落，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次年允许犹太人返归耶路撒冷，并重建耶和华圣殿。在希腊化时代，以色列先后受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统治，高等祭司耶孙曾获塞琉古国王恩准，将希腊的制度引进耶路撒冷。然而，安条克四世下令取消犹太法和强迫犹太人改变习俗，献祭奥林匹斯诸神，激起公元前164年犹大—马加比的起义，迫使塞琉古政府放弃了宗教迫害政策。之后，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的神权政体，在亚历山大—雅奈统治下曾达到鼎盛时期，直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庞培征服耶路撒冷，后来虽有奋锐派的武装反抗，但惨遭镇压，犹太人从此受罗马的监督与统治。

希伯来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从犹大王国灭亡（公元前586年）到最后一次起义反抗罗马失败（公元前135年），先知们收集、整理史料，汇编成书有《旧约圣经》、《次经》、《伪经》、《古海死卷》。其中近世发现的《古海死卷》记述了晚期艾赛尼派避世集居的生活。《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化的总汇，也是犹太教的正典。全书共39卷，可分为四部分：律法部分即“摩西五经”，描述了上帝创世的神话和以色列人族祖的传说，以及摩西率众出埃及在西奈、迦南艰苦创业的宏大史诗，记载了希伯来律法的产生和发展，各种成文法典的形成。历史部分共10卷，讲述摩西的继承人从联合诸部族到建立王国，直至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历史。先知书部分14卷，记载了公元前8至5世纪希伯来民族多难之秋，一批先知挺身而出，以宣讲“神谕”的形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文集部分10卷，包括历代积累的抒情诗、哲理诗和散文作品，表达了希伯来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日常伦理道德的归纳。《旧约圣经》不只是犹太教的主要典籍，也是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智慧结晶。

犹太教是希伯莱民族信奉的宗教。罗伯特·M.塞尔茨指出，“在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彻底的一神教“是圣经时代以色列人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它又“以一种前所未达的程度强调了道德因素”，因而又被称为“伦理一神教”。[27]它的基本特征有三点：第一，信奉惟一的上帝。《旧约》开篇《创世纪》就用上帝创世、始祖获罪、洪水劫难、挪亚方舟等神话，树立了创造一切、统治一切、至高无上的耶和华（JHWH）的形象。他不显示真相，只对摩西说“我是我所是”。他通过摩西颁布十诫，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违者一律处死。他全知、全能、全善，又充满同情、怜悯，对子民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是真理、正义和道德的化身。崇拜偶像和异族的神都是罪恶的表现。第二，原罪、神选和救赎的观念。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善恶果被逐出伊甸园，亚当之子该隐杀死亲弟亚伯，开始了人类因原罪遭受上帝惩罚的苦难史，罪在自身是犹太教及后来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上帝通过拯救挪亚、向摩西颁布十诫，选择那些信奉、服从他的希伯来人为选民，多次和他们立约，在上帝面前选民都平等，违背契约与诫律都将受到惩罚。选民通过忏悔、祷告和行善积德，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以赛亚等先知宣称，耶和华将派弥赛亚来拯救全人类，在地上建立起和上帝密切契合的天国。第三，契约与律法观念。上帝通过与挪亚、亚伯拉罕及其子孙、摩西三次立约，实际上是确立了希伯来民族的律法和道德诫律。这种契约的成文形式实际上最初受到赫梯族和亚述的统治者向其臣属约法的影响。“五经”所记述的律法是民法、刑法和祭法、道德准则的混合物，既有“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复仇法”，有保护欠债者、穷人、寡妇、孤儿和规定奴隶在第七年被解放的民法，也有毁偶像、行割礼、守安息日等教律，更有禁谋杀、掠夺、通奸、乱伦和严守公正、尊敬父母等道德诫律。通过与上帝立约，增强了希伯来民族的特殊韧性和凝聚力。总之，犹太教作为彻底的一神教，具有严整的教义，是胜过当时偶像崇拜的多神教的。它赋有民族约束和团结的精神，使犹太人虽历经劫难、散落各地，而总是能保持本民族的向心力。基督教正是在《旧约圣经》的基础上产生的，吸取了它的基本宗教观念，但是将威严无比的上帝转换成了仁慈博爱的耶稣基督。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亚历山大帝东征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整个近东建立了广大的散居地，而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种族和文化的交融也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dispora，来自希腊词，意思为分散或散布）则更为突出。自摩西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以来，散居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在希腊化时代，以犹大王国为中心，犹太民族的散居更辐射至广阔、遥远的地区。在托勒密王朝统治犹大期间，由于托勒密将犹太士兵及其家庭带到埃及，而其他犹太人出于经济原因迁往埃及，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定居于埃及。那时犹太人并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商业民族，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也有在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50万，其中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他们和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混杂居住，而始终能保持本民族的同一性。塞琉古王国于公元前200年后控制犹大地区后，在整个小亚地区都建立有犹太社区，并不断向西拓居，从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到希腊本土、马其顿以至巴尔干地区、克里米亚，都有犹太人的居住点。希腊化的帝国制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许多犹太个人在希腊化城市中获得公民权，犹太教是完全合法的宗教，犹太人因信奉犹太教而保留某些坚守宗教律法的权利。《圣经》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早期，《旧约圣经》已最后定型，并成为犹太人的大众教育的基础。通过《圣经》，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虽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习用了希腊语，但信奉独特的犹太一神教，使犹太人避免了散居形势下被自然同化的压力，保持了和其他民族的严格界限。而犹太人对惟一的、不可见的上帝的崇拜和犹太教独特的道德与宗教仪式活动，也引起各社会层面的兴趣和钦佩，但他们难以彻底改宗成为以色列族的人员。在希腊化时期犹大仍是世界犹太教的领导中心和思想发源地，到公元5世纪犹太人不复生活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成为完全散居的民族。

伴随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当时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潜心研究希腊传统智慧和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作品中，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所罗门的智慧》等篇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称希腊哲学家从摩西那里获得惟一上帝的一神观念，尽管用了宙斯或Dis（天帝）等别名，只是反对偶像崇拜将犹太人的上帝和希腊民众的神区分开来；他们还吸收了柏拉图论主要美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世界理性、神圣智慧和自制节欲的思想。[28]另一方面，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里亚最早的重大成就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公元前250年左右，托勒密二世从犹大境内延请了70名犹太学者，将他们每人分别安置在岛上一屋，不能相互接触，各自翻译《圣经》中的《摩西五经》，70种译本完成后竟一字不差，这就是著名的《七十士五经》（Septuagint Pentatcuch）。这个译本是杰出成就，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神圣的经卷，被地中海地区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所广为使用和解释，同时也使希腊人首次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公元前2世纪又翻译了“先知书”和“文学圣卷”部分，希腊人更得以获悉《旧约圣经》的全貌。由于希伯来文的正典仍处在局部变动中，“七十士译本”包含有某些最后并未纳入《旧约圣经》的资料，这些资料称为《次经》（Apocrypha），因而这个译本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交融的深化，表现在一些犹太学者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用来解释《旧约圣经》，将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早在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阿里斯托布罗就已将五经故事看作寓有哲学的涵义，用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注释《摩西五经》。这种研究当时已很流行。而这一工作做得最深入的是罗马灭亡托勒密王国不久的犹太学者斐洛，他在用希腊哲学诠释《旧约圣经》中，创建一种犹太哲学·神学，深刻影响了罗马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他虽然处在罗马帝国已占领埃及之时，但生活在希腊化环境的亚历山大里亚，他的思想是希腊化时期已开展的用希腊哲学解释希伯莱经典的延伸，所以他的学说仍可归属于希腊化文明。

犹大的斐洛约公元前20年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一个富裕的名门望族，他本人在犹太社区享有崇高声望。他热心参与犹太人的公共事务，曾去耶路撒冷圣殿朝拜，经常公开宣讲宗教观点。他是犹大国王希律·亚基柏的知己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朋友，公元40年曾参加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代表团，赴罗马劝阻尤斯·卡里古拉皇帝不要在圣殿中树立自己的雕像。出使后不几年便逝世。他和耶稣大体是同时代人，处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他既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对摩西怀有深切的崇敬，又接受希腊教育，熟悉希腊的诗歌、历史、哲学，能纯熟讲希腊语并用阿提卡希腊语写作。他潜心研读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方言翻译的《七十士五经》，尤其崇拜柏拉图。黑格尔说“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29]同时也受斯多亚学派和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的影响。他毕生致力于用希腊哲学来诠释《旧约圣经》所寓有的深层意义，来开掘希伯来经典的哲学意义，他的哲学·神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奇特产物，被看作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结合的神秘主义。他一生用流畅、典雅的希腊语写了大量著作，大多是在犹太会堂公开布道的讲稿，约3/4都保存下来。全部作品可分为律法评注（Exposition of Laws）和喻意解释（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两部分，包括《论创世》、《〈出埃及记〉问答》、《论亚伯拉罕》、《喻意解经法》、《论世界的永恒性》、《论上帝的永恒性》、《论天命》、《论亚伯拉罕的移居》、《论专门的律法》、《论美德》等等。

喻意解经法是斯多亚派哲学已使用的方法，用来解释希腊早期典籍包括希腊神话中寓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斐洛接过这种方法，用希腊哲学解释《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创造性发挥独特的见解。他说阅读《圣经》应从“先人的哲学中寻求智慧”，从字面的象征中“研究其潜在的含义”，“通过外在的可见的东西探察到内在隐含的东西”。[30]斐洛正是凭借这种喻意解经法，建立了犹太哲学·神学体系。他用柏拉图哲学调和斯多亚派、毕泰戈拉派的哲学，来解释犹太经典。他主张人的心灵都是上帝按逻各斯、理智的样相创造出来，和上帝血缘相通，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摩西律法和希腊哲学的真理源泉，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本质上是讲述同一个真理，当然，犹太教的真理更完善、更纯粹，而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的真理作为犹太教真理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参照价值的。他力图将东方的犹太教和西方的希腊哲学统一起来。他的喻意解经法，也是后来基督教“解经学”的先声。

上帝观念是斐洛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用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来解释犹太教的一神论思想，认为上帝是永恒、惟一、无限、原初、终极的“一”和“存在”，这就是《圣经》中所说“主是惟一”、“我是我所是”。上帝是不可见的、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存在，但他又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显现在万物之中。就好像人们在观赏雕像和绘画时会想到雕塑家和画家，看到衣服、船只和房屋时会想到有裁缝、造船工和建筑师，在进入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时会想到有个优秀的统治者，那么，当我们面对更加宏伟的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艺术和知识时，必然会获得自然的创造者、造就完美卓越知识的上帝存在的观念。上帝就是最高的理念，是宇宙的心智。在他看来，“摩西达到了哲学的顶峰”，因为他由上帝启迪，看到宇宙由“积极原因”（Active Cause）和“被动客体”（Paassive Object）组成，而上帝使其运动，给其造型，造就了现实世界的“最完美的杰作”。显然，斐洛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斯多亚派哲学关于宇宙理性的思想，来论证不可见的上帝是惟一的存在。[31]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理性一神的思想已得到较充分的论证，但还限于哲学思辩的范围，未和日常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民间信仰的还是多神教。斐洛认为用这种希腊哲学来论证犹太教的一神论、超验上帝的存在，是顺理成章的，他使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论证和犹太教的信仰得到统一，因为犹太教不同于多神教，只信奉超验和内在统一的、惟一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本由犹太教的上帝衍变而来，斐洛的论述对后来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有先导作用。

斐洛进而认为，上帝通过逻各斯与理念和现实人世保持深刻联系。逻各斯是理念中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与智慧，是上帝的长子、天使，是神创世界的模型和中介，也就是《圣经》中上帝启示的真理。逻各斯体现在“托拉”中，也就是人们奉行的上帝的律法。逻各斯又能流溢出各层次的理念和世界灵魂，将神的意旨传达到各等级的存在，这就是神所赋予的宇宙秩序和自然规律。关于人的创造，斐洛也有新的说法：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里面，只是造就男女有别、有生与死、可感觉、可朽的人；而神同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理念、型相、思想，人被造就为逻各斯的形象和摹本，人由此分有了永恒的、不朽的神性，人的灵魂能以神为目标，与神合一。斐洛正是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斯多亚派的理性神的思想，将犹太教的上帝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斐洛论述人的灵魂认识上帝、追求与神合一的过程，表现了犹太教的伦理化的特点，最终通达一种神秘主义。他说以色列的族祖、先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分别代表受教育的学习、直觉的自学和实践的德行这三种灵魂认识上帝的方法，都能使人真正追求上帝。在《论亚伯拉罕的迁徙》中，他喻意解释亚伯拉罕的迁徙象征人追求与神合一的三阶段：从信仰天体、占星术转向对上帝的信仰；从感性世界回归自我；从认识自我中洞见上帝。他认为沉思的洞见应以日常生活的实践德性为基础，必须弃绝诸如欲望、快感、痛苦、畏惧、罪恶和非正义等恶行，过严格控制的俭朴生活而又不是过度的苦行、不与凡俗生活对立，这样才能获得灵修，使灵魂升华，为沉思上帝作好准备。他描述人的灵魂与上帝神秘相遇，是一种迷狂状态，是清醒的陶醉，上帝的恩惠充溢灵魂，灵魂欢愉微笑，翩翩起舞，似醉似痴，忘乎所以，进入极乐状态。斐洛将柏拉图在《宴饮篇》描绘的关于爱的迷狂，改造成犹太教先知预言的迷狂，柏拉图说在迷狂中洞见美和善自身，斐洛则说在迷狂的最高状态中人洞见上帝。斐洛最终宣扬一种神秘主义的神人相遇论，但他没有宣扬弥赛亚降临的末世论。在伦理化的犹太教背景下，他强调现世生活中应遵奉律法和实践德性，并认为和希腊人、野蛮人信奉多神教不同，惟有以色列族真正选择了侍奉惟一、永恒的上帝，成为惟一能和上帝沟通的选民。

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斐洛受斯多亚派的影响，既确认希腊化世界的统一性，又承认各地区民族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大城邦”（Megapolis），它有单一的政制和律法，这是自然的逻各斯，命令人做应做的事，禁止人做不应做的事。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习性和准则，又受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政制和律法的支配，它们附加到自然的逻各斯、统一的政制和律法上。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正如神圣的逻各斯把光照带给人间，君王对全人类都一视同仁，可以将统一的君主政制和各地区、各民族的政制和谐地结合起来。君王和政治家应多才多艺，善于像舵手那样操纵船只的航向，关心人类未来的幸福，像人类生活的圆梦者，审视同胞们的梦想，教育民众，讲明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等，培育公民的德性，建树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斐洛的政治观并无独特之处，但他借助《圣经》讨论现实政治问题，开启神学政治的探讨，这对后世基督教包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时期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化西渐，被希腊人所理解，为以后西方进一步接受希伯来文化，建树基督教文明，可以说是作了重要准备。斐洛的学说虽然对犹太教并无直接的显著影响，但他将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这两股思潮、两种文明的理论内核融合起来，标志着两大文明汇合的深化；斐洛的学说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兴起及其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都有直接的影响。斐洛对《旧约圣经》的诠释、对犹太教作希腊哲学的喻意解释，也为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神学家克莱门特、奥立金所继续，成为基督教神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恩格斯说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斯多亚学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并指出斐洛运用喻意解经法的著作，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即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32]

五、文学、艺术和历史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不再有希腊古典时代群星灿烂、杰作迭出的高峰，但在大量平庸作品问世的同时，也不乏见表现人世真情的佳作。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以建筑和雕刻最具有代表性，继续和发展了希腊古典艺术的传统，并且有世俗化、多元化的新特点。在希腊化世界多民族的历史演变中，在和罗马文明并存而向其过渡中，历史作为散文作品，以远为开阔的视野，记述了从亚历山大东征到罗马文明崛起的世界变动画面。

（一）文学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随着城邦制的衰落和君主专制的建立，已失去先前文学和城邦公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失落创造伟大杰作的源泉，转而成为向统治东方的希腊权贵富豪歌功颂德之作，或以狭窄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劝世教化之作。结果，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脱离社会现实和群众，局限于狭小的宫廷生活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圈中。在形式上则讲究辞藻华丽，充满浓厚的学究气息和感伤情调，显示不出创造性特色和思想深度。作家虽然大量涌现，“发现作家的名字，至少有1100个，而且新的与年俱增，他们所写大部分为无用之物，就像我们今天的廉价小说那样”。[33]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和古典时代灿烂辉煌的文学光彩相比，显然远为暗淡。但是，希腊化时代的戏剧和诗歌也有自己的特色，从其中留传后世的较好作品中，也可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欧里庇得斯已经给希腊古典悲剧画上句号，再不见有高雅杰出、激动人心的悲剧作品；阿里斯多芬的深刻反映社会矛盾、就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人物进行机智刻画的喜剧，也不复出现。剧场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而成了富人的娱乐场所，失落言论自由，不能批评政治。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新喜剧，它以自然主义为特征，只描写日常生活题材，内容限于贵族家庭中才子佳人的爱情纠葛，虽有曲折情节、雅致风格，而缺乏深刻思想内容，剧中描写的多为中等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略带吝啬的家长，喜爱消遣、精神空虚、有迷恋对象的青年，爱吹嘘的军人，还有忠诚或倔强的奴隶。他们的个性不鲜明，只有一般化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喜剧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即帝王征战已和民众命运不相干，作家缺乏历史感受力，而只能囿于日常的琐碎生活。新喜剧作家中最有成就的是希腊化前期雅典的米南特。

米南特（公元前343—前29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多产戏剧家图里人亚历克雪的侄儿，亚里士多德的传人塞奥弗拉斯图的学生，伊壁鸠鲁的朋友。然而，他又接受了斯多亚学派的哲学，用斯多亚派的“自然”态度和伦理道德去默察人生，比较严肃地关注生活包括它的黑暗面。他的第一个剧本在亚历山大帝逝世后次年出现，正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之时。他毕生创作了104部喜剧，8次获戏剧大奖。留存下来四千多行断简残篇，包括《评判》等剧的片断，本世纪50至60年代才发现他的两部全本的剧作《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在他看来，在一个已为帝王和军人所控制的希腊化世界里，只能以旷达出世的旁观者身份去欣赏人间万象，以自然的笔法去表现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他的喜剧一般都以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为题材，最终以斯多亚派哲学家的口吻，宣扬劝善规过，并且贯穿着天命不可违、命运主宰一切的思想。这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生活的主要特点。他的笔下也有崇高的小人物，例如一部喜剧描写了一位有德性的妓女，类似近代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拒绝她所爱之人，使他能娶得贤妻。他曾说“我是人，对任何合乎人性的事情都不陌生”，他的剧作虽无重大题材，但仍闪耀平凡人物的人性光彩。他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认为性格是人们幸运与不幸的根源。他的戏剧中众多人物角色密切联系，都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有戏剧冲突，内容生动有趣，语言又接近口语化。因此，他的新喜剧有艺术特色，在当时为民众所喜爱，在罗马时代还被罗马剧作家改编上演，对后来的西方喜剧尤其是风俗喜剧有重要影响。

当时，除了喜剧之外，在城市中描写有产者争吵、野心及其各种活动的滑稽剧也很流行。还出现了源于西西里和小亚的新戏剧形式——拟剧，它成为希腊化时期运动会、节日庆典的正式节目。

希腊化时代的诗体有多样化的形式，除了田园诗、讽刺短诗、颂歌、叙事诗、史诗之外，还有科普诗，即用诗的语言介绍科研的成果，表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研究对诗体的渗透。但这一时代的诗歌大多是讲究形式美妙，辞藻典瞻，而缺乏纯真的情感和灵感。公元前260年移居亚历山大里亚并任图书馆馆长的卡利马科斯，就写有大量诗歌，自炫博学，浮词矫饰，往往是历史、地理、神话和民俗的堆砌，是典型的学究式的诗。他的颂诗《贝列尼卡的头发》是献给托勒密三世王后的，充满奉承之语。罗得岛的诗人阿波罗尼俄斯的叙事诗，则极力表现他的考古学知识。阿拉图和伊拉土斯森尼则用诗体描述天文学。在田园牧歌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是叙拉古的抒情诗人狄奥克里塔（公元前310—前245年），他传存的32首诗，有对希龙二世、托勒密二世的歌功颂德之作，而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是他的牧歌，描写西西里优美的农村风光和农民、渔民、牧童、牧女的淳朴生活及真挚爱情。这位“牧歌之父”在诗中描绘了优美动人的农村生活画面，表达了他对返朴归真的生活体验，颇符合厌倦都市喧嚣生活的读者的口味。恩格斯高度评价他“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34]

（二）艺术

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尤其以雕塑见长。雕塑本是希腊古典艺术的瑰宝和精华所在，在大希腊化世界东西方文化交融中更得到播扬和发展；此外，绘画和建筑也表现了新时代的特色。总体来看，随着王国统治的确立和城邦民主政治的没落，这类艺术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一些艺术作品蒙上宫廷色彩，表现出贵族的奢华气派；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倾向，艺术走向民间，不再囿于神庙和神像，而较多地表现平民的普通生活，更富有人性和生活气息，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希腊化的艺术处于蓬勃发展中；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侵入，艺术濒于衰落。随着希腊文化成功地向东方渗透，而希腊本土因马其顿国势衰颓，艺术创造力日渐枯竭，艺术的重心转移到东方。然而，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被罗马文明大量吸收，并且深刻影响了拜占庭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的艺术。有些艺术精品的原作虽已不可见，但幸赖罗马时代以精细的摹制保存了它们的许多复制品，使我们仍可领略原作的传神艺术手法。

和古典时代的雕塑相比，希腊化时代雕塑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神话转向人世，取材范围扩大，更富有生活气息，写实表现技巧有所发展。个人肖像、群体雕塑、风俗雕塑和纪念性雕塑大量涌现。雕塑艺术的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的帕加马和爱琴海域的罗得岛三地。

亚历山大里亚的雕塑熔冶希腊古典雕塑与古代东方雕刻的风格于一炉。它既有为宫廷显贵炫美之作，如国王雕像、王宫浮雕等，也有突破古典雕刻题材范围、反映下层群众生活的作品。儿童老叟、畸形残废、外邦异族、酩酊醉人，皆得到个性化的表现。原件藏于纽约艺术博物馆的《老妇人像》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容貌神态逼真地塑造了一个贫苦老妇人形象，她手提筐篮，背负重袋，赶集归来，作者通过传神手笔，表现她的衰老、凄凉和不得归宿的悲苦情景。亚历山大里亚流派用渐隐法（stumato）表现静怡、典雅、柔和的风格。帕加马流派的雕塑则见强烈的动感和对内在感情的细腻刻画。帕加马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最终打败了入侵的高卢人，反抗高卢人的斗争成为雕刻的重要题材。出自帕加马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的饰带浮雕《神明大战巨人》（约公元前180—前150年，柏林博物馆藏），就影射了帕加马人对高卢人的战斗。《高卢人及其妻》这件精心制作的著名代表作（约公元前240—前200年，罗马摹制品，罗马特尔姆博物馆藏），塑造一位在战斗中失败的高卢战士杀死妻子后毅然举刀自尽的坚毅形象，刻画了蛮勇的高卢人视死如归的壮烈气概。《垂死的高卢人》（约公元前240—前200年，罗马摹制品，罗马卡比托里尼博物馆藏），则细致逼真地刻画了一位高卢战士临终前痛苦中见沉执的情态。罗得岛雕塑流派的创作特点是善于塑造刚健的男性人体、长衣垂复的女像、结构复杂的人物群像和壮丽宏大的雕像，《在祈祷中的男童》、《胜利女神》、《拉奥孔群像》、《罗得岛巨人像》分别是这四种类型的代表作。《拉奥孔群像》（约公元前175—前150年，梵蒂冈博物馆藏）是雕刻大师阿格山大、波利多柔斯、阿提诺多柔斯的杰作，取材于特洛亚战争的神话故事，特洛亚祭司拉奥孔因识破天神帮助希腊人攻破特洛亚的计谋，他和两个儿子被海神派来的巨蟒缠死。雕像生动地表现了拉奥孔父子和巨蟒搏斗时痛苦挣扎的面部表情和全身筋肉的紧张状态，艺术技巧高超，对后世西方雕刻艺术有深远影响。近代德国著名美学家莱辛通过比较研究诗中和雕塑中的拉奥孔，写下《拉奥孔》这部美学名著。《罗得岛巨人像》是公元前3世纪卡瑞斯雕塑的太阳神像，高34公尺，费时12年用青铜铸成，被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此外，梵蒂冈眺望楼的“躯干像”，约公元前150年阿波罗尼奥斯作，虽只是罗马复制品、只有部分男性身躯，而肌肉劲健饱满，姿态紧张不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米凯朗基罗鉴赏时叹为观止。

《弥罗斯的维纳斯》（约公元前200年或更迟创作，巴黎卢浮宫藏）静躺在爱琴海南部的弥罗斯岛上约二千余年，19世纪才被发现，这尊表现女性人体美的杰作轰动了西方艺术界，并且很快成为世界上脍炙人口、最为流播的雕刻作品。女神像的右手已经失落，围绕它的作者及两只胳膊的原来姿态，西方艺术界争论不休。其实，“断臂女神”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一杰作风格独特新颖，融合了希腊各流派之长，达到古希腊艺术的至高境界，既有古典时代的神圣庄严，也见希腊化时代的自然情态。这个时代肖像作品盛行。除了帝王、贵族、显贵的肖像外，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了不少哲学家的肖像，个性化中见其深沉的思想。伊壁鸠鲁坐像（约公元前270年作品，罗马摹制品，罗马巴拉克博物馆藏）达观开朗、远视前方；欧里布德制作的克律西普坐像（约公元前200年作品，罗马摹制品，巴黎卢浮宫藏），是这位斯多亚派哲学家公元前206年去世后不久创作，面容深沉、掐指而算，仿佛在向人诉说“天命”。和庞培城同时被维苏威火山灰埋没的爱珂拉诺镇（Ercolano），有恺撒岳父的豪宅，现已发掘出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的青铜肖像约10尊（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藏），也是希腊化时期雕塑的摹制品，神态各异，也很珍贵。

绘画是很难保存下来的。希腊化时期的陶器装饰画已摒弃了流行三个世纪的黑像风格和红像风格，而以浮雕画取代。它们表现人物和生活场景毕竟受到限制。所幸庞培城、爱珂拉诺镇的遗址的壁画保留了这一时期某些杰作的摹制品。从这些壁画可见当时画家已知运用透视、远近、光线、构图等技巧，而且题材多样，自然风景、理发匠、皮匠、妓女、畸形人、动物及水果、蔬菜、鱼、猎物等静物，皆可入画。《艾尔多布的婚礼》（梵蒂冈博物馆藏）用类似后世著名画家卢本斯的笔法，描绘出胆怯的新娘。长幅壁画《送葬的妇女》（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藏）则可能是更早期的作品，摹制公元前4或3世纪希腊化时期妇女列队送葬的风情，甚为珍贵。镶嵌画原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艺术，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已经学来，并且将它发展到颇高的艺术水平。在庞培城遗址发现的《伊索斯之战》，可能是摹制公元前4世纪菲罗克塞诺斯的名画，由150万块小石拼构而成，全图长8英尺，宽16英尺，描绘亚历山大帝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鏖战，各种人物神情复杂，真是举世无双的杰作。这时发展的镶嵌画传统，后来对拜占庭的镶嵌艺术深有影响。

希腊化的建筑艺术传播到东起大夏、西达西班牙的地域，希腊和东方的建筑形式也有交融：柱廊、额椽传入亚洲，拱门、圆顶传到西方。华丽的科林斯建筑风格取代了伊奥尼亚风格和多立斯风格。建筑也冲破神庙而趋于世俗化，拱廊、回廊、市场、法庭、会议厅、图书馆、剧场、竞技馆、浴室纷纷出现。公元前2世纪雅典的奥林匹亚神殿就由16根科林斯式圆柱竖立。城市建设有了总体规划，亚历山大里亚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城市建筑的先进水平，其建筑物中最负盛名的是“缪斯神宫”，它规模宏大又优美和谐。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高135公尺，雄伟壮丽，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希腊化的建筑艺术已突破希腊古典时代的以神庙为中心，交汇了东西方风格，华丽壮观，气势恢弘，并和实用的城市建筑结合。这些特点，也为罗马时代的建筑艺术所继承和发展。

（三）历史

希腊化时代有众多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散文的历史著作，记述希腊与马其顿王国的历史，希腊化世界中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以至罗马崛起、从希腊化时代向罗马时代过渡的历史，这对我们了解希腊化文明的盛衰及其向罗马文明的转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提奥庞培斯是马其顿国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好友，他所写的《腓力王传》对于了解马其顿崛起的历史非常重要，可惜大部分已佚失，仅存片断。加利色尼（约公元前360—前328年）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儿和学生，曾随亚历山大东征，后因反对亚历山大的亚洲政策遭迫害，死于狱中。他写的《波斯志》真实记述亚历山大的用兵方略和波斯的政治概况、山川地形，可惜现也仅存片断。埃及祭司长曼尼绍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年表》，按埃及历代诸王朝纪事；塞琉古的拜鲁索根据楔形文字的记录写成《巴比伦史》。麦加斯色尼（约公元前4—3世纪之交）是活跃的政治家和学术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他曾被塞琉古一世任命为驻旃陀罗笈多王朝的宫廷使节。旃陀罗笈多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月护王，曾统一恒河流域，是印度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开国之祖。麦加斯色尼出使四年，细心考察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物产状况、政制沿革、风俗民情，著有《印度志》，记载颇详，大开了希腊人的眼界，激起他们对东方的向往。这部著作也已散佚，但从其他古典著作中可略见其梗概。出生于小亚本都地区的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公元24年）所写《地理志》共17卷，总结了当时所知道的欧、亚、非洲各地区的地理知识、民族分布、商业往来、风俗民情、历史沿革，对了解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至今常被学者引用。

希腊化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是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史学家常把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称他是“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希腊中部美加罗波里（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父亲吕科尔塔是阿哈伊亚同盟中反罗马派的领袖之一。波里比阿学识广博，才兼文武，曾任希腊联军的骑兵指挥官，抵御罗马人的侵略。公元前168年希腊联军败绩，罗马当局勒令希腊诸邦送1000名公民到罗马当人质，波里比阿亦在其中，被扣达16年之久。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势正盛，军事、政治上在征服希腊，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而流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以其学术素养获得罗马统治集团宠信，和后来的罗马大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亦称小西庇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者的庇护下，他位同客卿，得以周游各地，寻访古迹，实地调查，出入国家档案馆，获得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公元前150年他获得自由后，还任罗马代表往返于罗马、希腊之间。他随同小西庇阿参加过许多战役，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亲眼目睹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46年攻陷、摧毁迦太基城。在那个兵戈扰攘的年代里，他目击罗马以一个小城邦崛起，先后征服欧、亚、非洲各地，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他看出整个希腊化世界都将置于罗马统治之下，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持罗马崛起。他立志写一部以罗马为焦点的通史。他所写的《历史》或称《罗马史》，共40卷，叙述罗马的武力扩张和政治制度，所述史事从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到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建立强大的罗马帝国，凡70年，实质上记述了他那个时代地中海各国的当代史，希腊化世界逐步沦丧的历史。这部宏大的著作今存只有前5卷是完整的，其他各卷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剩下长短不一的片断，但仍可窥见全书主题鲜明、条理清晰、气势恢弘的综合描述。可以说，波里比阿既是罗马史的开山祖，又是希腊化历史的总结人，记录了希腊化文明向罗马文明的历史转折。

波里比阿对古代希腊化时期以至整个西方的史学的贡献，在于他的历史著作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总结了古代希腊的史学成就，论述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方法和目的。他认为历史科学应分为3个层次：掌握文献和档案的史料；地志学描述各城市、国家的自然和社会特征；政治事务的研究。他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诚信不欺，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失去真实，即为无稽之谈。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个人成见和党同伐异情绪，使自己成为公正无私的法官，从大量事实证据中判断正确结论。为弄清事实真相，他注重实地调查，曾亲往西班牙、高卢、利比亚等地访问；为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沿着汉尼拔走过的路线重走一遍。他又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指出历史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人们从前人的覆辙中，获得真知灼见，不仅得以广博心智，而且可以取得行动的指南，是政治生活的最好训练和教育。波里比阿从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历史，他的著作不只是写罗马的崛起，而且也是写当时所知的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及亚洲各国家、各民族在他的著作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和比重；在他看来，当时各国的历史已成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整体，历史发展最终都要归于罗马的一统。因此，他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认为这样才能鉴往知今，通古今之变；和修昔底德相比，他在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更加注意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然而，他的历史观深受斯多亚派哲学的天命论的影响，主张一种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全部历史总是君主制、王权制、暴君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这六种政体不断反复的循环过程，而罗马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所以优越，在于他们恰当地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有机融为一体，从而避免了滑向暴君制、寡头制和无政府状态或暴民政治，因此罗马必定会赢得整个世界。波里比阿比较罗马和希腊化各国政治制度的优劣确实独具慧眼，而他只从政体角度论述历史变迁和希腊化世界的没落，并不是全面、深刻的。然而，波里比阿的历史著作已经预示希腊化文明气数将尽，已在崛起的罗马文明在希腊文化的滋养下，将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比希腊化时代更为辽阔的世界。

4 公元120年重建的罗马万神庙

[1] 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

[2] 爱德华·伯恩斯、菲利普·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8页。

[3] 国内科学史著作中，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希腊化时期的科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4] 斯特拉波：《地理志》第18卷，第1章第8节。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5页。

[7] 同上书，第135—136页。

[8] W.塔恩：《希腊化文明》，伦敦1950年版，第327页。

[9]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31—32章。

[10] 伊壁鸠鲁：《致赫罗多德的信》，第82节。

[11]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43节。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4、130页。

[13] 菲洛丹：《反智者》，第4章第9节。转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14] 伊壁鸠鲁：《学说要点》，第1条。

[15] 转引自《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42页。

[17]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6、137、131—132节。

[18]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4页。

[19]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52—53、150—152节。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页。

[21] 同上书，第144页。

[22]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7页。

[23] 转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1卷，第286页。

[24]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7卷第88节。

[25]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76节。

[26] 参见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27]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页。

[28]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8—205页。

[2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3页。

[30] 斐洛：《论冥思生活》，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第207页。

[31] 斐洛：《论创世》，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第20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8—329页。

[33] 爱德华·伯恩斯、菲利普·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第27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页。

第三章 罗马文明

一、罗马帝国的盛衰

罗马文明从起源、鼎盛到衰落，历经一千多年。它在西方古代是时间跨度最长、疆域规模最大的一种世界帝国型奴隶制文明，也是西欧最后一种奴隶制高度发展形式造就的社会文明形态。它承接希腊化文明，保存、传播了希腊文化，同时又有更大的综合性与包容性，有自身的创造性特色。作为西欧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后世的中世纪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近代文明有重要影响。这一文明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是以罗马为中心展开的。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部，是一个靴形半岛，亚平宁山脉纵贯全境，东濒亚得里亚海，南临爱奥尼亚海，西接第勒尼安海。意大利可分为三个部分：北部波河流域是富饶的冲积平原，其西、北面高耸阿尔卑斯山，既是和欧洲大陆隔离的天然屏障，又是历史上内陆民族向南迁移和入侵的门径。中意是伊达拉里亚、翁布里亚、拉丁姆平原，第伯河和亚诺河贯穿其间，罗马就位于第伯河畔。南意起于以维苏威火山为中心的坎佩尼亚平原，直至隔海相望的西西里岛，大部分沿海地区早建有希腊殖民城邦，故有大希腊之称。意大利气候温和，属地中海类型，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南意更有火山灰层可充肥源，西西里岛则是有名的谷仓，山区草地也适于畜牧，所以以农立国历来是意大利的经济特色。意大利海岸线虽长，但较为平直，良港较少，沿海岛屿不多，航海条件不如希腊优越，不像希腊城邦一开始便以海洋联系来发展自身。然而，意大利占据控制整个地中海区域的战略地位，以海路南连非洲，西及如今的法国和西班牙，东通希腊、小亚和叙利亚，是通达欧亚非三洲的要冲之地，这也为罗马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一）罗马的起源

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就有居民。公元前20世纪初，一支操印欧语的部落从东北方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创造了青铜文化—特拉玛文化，本土居民则创造了青铜时代的亚平宁文化。至公元前1000年起，则已发展了以维兰诺瓦文化和亚平宁文化为代表的铁器文化。印欧语部落中形成两支地方性语言：翁布里亚—萨比利安语和拉丁语，罗马人的祖先就是拉丁人的一支，后来拉丁语逐步成为主要语言。公元前8世纪起，在新的移民浪潮中伊达拉里亚人涌入意大利，在中意扩大势力范围，关于他们的起源有北来、东来和本土起源三说，由于其典籍已完全毁失，现存器物、墓壁上的数千款简短铭文未能释读，所以至今犹无定论。可以肯定这一民族不属于印欧语系，而他们又采用希腊字母，风俗习惯和古代东方民族相似，而且从墓葬中发现迦太基、希腊和埃及的产品，壁画风格明显有希腊影响，所以他们必定和东方（可能是吕底亚）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伊达拉里亚人已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又保留母系制残余，军事祭司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并在海盗活动中掠取财富。相传他们建立有12个大邦，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各城邦国家各自为政，国王称卢库摩，拥有骑兵、重装步兵和战舰，12邦结成的联盟只有宗教的性质。伊达拉里亚人吸收古代东方和希腊的文化，已创造较高的文明，农业水利发达，工商业兴盛，精于冶金工艺，在海外贸易中有金银细工器物大量外销。伊达拉里亚文化直接融入早期罗马文明，在生产技术、工商业、城市建筑、城邦制度、宗教习俗等方面，对罗马文明的兴起有重要影响，诸如罗马的王和执政官的服饰、仪仗、凯旋仪式以及角斗等都源自伊达拉里亚。此外，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建立许多殖民城邦，如克罗顿、塔林顿和西西里岛诸邦，使希腊和意大利很早就发展了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将希腊的社会政治制度、工艺技术、精神文化传播于意大利，使罗马文明在起源上就成为希腊文明的后继。

罗马（Rome）在公元前7世纪原只是拉丁氏族部落聚居地，尚未形成城邦。传说罗马人的始祖伊尼阿斯是美神维纳斯所生的特洛伊城的王子，特洛伊城陷落后，他背负老父、携妻带子出逃，几经风险才渡海到达意大利，为拉维尼亚城之王，此后王位代代相传；后来阿穆略篡夺其兄王位，并将其兄所生的孪生兄弟投入第伯河，一母狼将冲到岸边的兄弟俩叼来喂乳成活，又有牧人夫妇将他们收养成人，取名为罗慕洛斯和勒摩斯的兄弟俩杀死阿穆略，复得王位，就在第伯河畔被弃之地建立新城；后来兄弟阋墙，兄杀其弟，新城就以兄长之名而命名为罗马。这个神话显系编造，只说明拉丁人总想和希腊人攀亲带故。公元前1世纪罗马作家瓦罗推算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53年，以此年作为罗马纪元。实际上，罗马建城当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批伊达拉里亚人迁居此地以后，瑞典学者格尔斯塔将罗马建城定在公元前575年左右。正是在伊达拉里亚文化影响下，罗马建立塔克文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公元前6世纪大兴土木，挖水道、辟广场、铺街道、建神庙、筑城墙、造住房，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城市。当时罗马的范围包括巴拉丁、卡彼托林等七个山丘，故罗马的别名是“七丘之城”。

罗马从一个蕞尔小邦，逐步强盛，壮大到统一意大利，称霸地中海，继而又并吞希腊化世界、征服西欧诸地，建立起一个从西部不列颠、西班牙到南部北非、东部两河流域的古代世界最为庞大的帝国，发展出一种涵盖疆域最为广阔、自有特色的罗马文明，这在世界史中实在是一个奇迹。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罗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在于罗马“永远是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又永远是激烈的战争”。[1]确实，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罗马文明的崛起、兴盛更显突地贯穿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然而，说罗马文明主要是靠战争造就的，那也失于片面、表面，没有根究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其实，罗马文明的演进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内部的一系列改制即制度变革，二是对外的扩张和征服，两者相辅相成，都顺应发展帝国型大规模奴隶制的历史要求。希腊化文明虽然一度适应相似的历史进程，但它分裂的三大王国，在后期毕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而又无内部改制的动力，于是各自败落下去，而被罗马帝国先后征服。依循内部改制和外部扩张两条线索，我们可将罗马文明的演进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与帝制时代三个阶段。当它内部不断实行改制、富有活力，对外扩张和内部统治也就成功，罗马文明逐步趋于鼎盛；当它内部专制、腐败，社会制度僵滞不前、失去活力，就不能抵御蛮族外侮，罗马文明也就衰落下去，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自身内部的败落。罗马文明的盛衰，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

（二）王政时代

王政时代（公元前8至前7世纪—公元前510年）的罗马是处于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至奴隶制小国的转变时期。它先后经历从罗慕洛斯到塔克文·苏佩布七代国王。前四王还实行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相传罗马公社包括3个特里布斯（部落），每个部落分为10个库里亚（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10个氏族。当时土地公有，但家长制家庭已发展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当时有军事民主制的权力三要素：库里亚大会权力较大，可选举国王和决定重大问题；代表氏族贵族势力的元老院已形成决定日常大政乃至操纵选举国王的传统，后来对罗马帝国深有影响；国王（勒克斯）只是集军事首领和最高祭司于一身，尚无民政权力，也不是世袭的。随着大批伊达拉里亚人的贵族、商人、奴隶主、工匠移居罗马，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普里斯库斯（老塔克文）等后三王的统治，标志完成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王权真正建立，国王拥有军政、司法、财政、宗教等各方面的绝对权力。国王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持鹰头权仗，坐象牙宝座，12侍从手执棍棒，上插斧头，此即称为“法西斯”（fasces）之权标，“法西斯”作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就是由此而来。

塔克文王朝时奴隶制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加深，贵族侵占大量公地，垄断元老院和其他公职，成为特权等级。由社会中下层成员因贫困破产依附贵族的“被保护人”、外来移民和被释放奴隶构成的平民数量激增，他们无权参加库里亚大会，和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于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发生第六代王塞维·图里乌斯的改革，其要点是：第一，建立地域部落代替原来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凡地域部落登记入册的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这就拆毁了种族和血缘关系的藩篱，壮大了罗马公民的集体力量。第二，按照财产多寡（10万、7.5万、5万、2.5万和1.1万阿司），将公民划分为5个等级，确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低于第五等级的称为“普罗列塔里”（proletarii），这就是“无产阶级”一词的由来。各等级负担数目不同的“百人队”（森都利亚）兵力，第一等级负担最多，掌握80个百人队，无产者只象征性地有一个。第三，以百人队大会代替库里亚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每个百人队有一票表决权，所以这一主要国家权力机构，实际上控制在属于第一等级的元老贵族之手。雅典的梭伦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塞维改革很可能是通过大希腊的殖民城邦受梭伦改革的影响而发生的。塞维改革在以地域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方面，类似梭伦改革；它壮大了罗马公民数量，为进入共和时代作了准备。然而，这一改革缺乏梭伦改革的民主精神，它赋予元老、贵族绝对控制权，这就形成元老、贵族始终处于罗马帝国权力中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缺乏希腊城邦一度具有的民主精神。

（三）共和时代

公元前510年罗马公民驱逐了暴君“高傲者”小塔克文，建立了共和国，从这时到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是罗马的前期共和时代。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并称霸地中海。废除王政后，两位执政官拥有最高统治权，元老院成员增至300人，成为贵族势力的堡垒，所以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由于贵族垄断经济、政治特权，侵占大量地产，平民负债破产，沦为债务奴隶，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日趋尖锐，延续两个多世纪。公元前494年以来，平民通过“撤离运动”（退居圣山不合作），迫使贵族妥协让步，得以设立保民官这一特殊制度，保护平民权益，罗马政制中渗入有限的民主因素。公元前451年至450年曾公布了平民参与制订的“十二表法”，虽然它实质上仍然以严刑峻法维护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对奴隶处置极为残酷，但它毕竟首次以成文法典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公元前367年、前326年先后通过保民官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和波提利阿法，确定两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担任，平民也得以进入其他权力机构，又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公元前287年的霍腾西阿法更规定平民大会的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平民在同贵族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使贵族共和制中容纳了独特、有限的民主因素，但它毕竟不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民主政治，贵族仍是统治阶层，而且平民的中上层后来也变为新贵族，恩格斯说“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熔化在国家中了”。[2]然而，这一系列的变制，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壮大实力，得以对外扩张。

首先是罗马由一个拉丁小邦，通过兼并统一、武力征服，发展成为统治意大利的奴隶制大国。擅长野战的罗马军团组织所向无敌，至公元前275年它已征服全意大利半岛诸邦，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依据对罗马的忠诚程度将诸邦分为：有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自治市，享有部分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自治市，仅有内部拉丁自治权的拉丁殖民地，主动屈服归顺的“同盟者”城市，坚决抵抗罗马后又投降的“臣属”城市。意大利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之后就持续不断。接着，罗马要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位于北非、繁盛五百多年的迦太基是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的奴隶制大国，此时已成为罗马称霸的最大障碍，于是发生了罗马和迦太基的达一百余年的三次布匿战争（拉丁语称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为布匿），三次战争分别发生在公元前264—前241年、前218—前201年、前149—前146年，战争的残酷、激烈、曲折是在历史上罕见的。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雪山，攻入意大利，在特拉西美诺湖畔全歼罗马军队，顿使罗马成了悬巢之卵，十分危急。罗马实行独裁官费边的拖延消耗战略，避免决战、积蓄力量，转入反攻后陷落西西里的叙拉古（阿基米德于这次战役卫国而死），又派名将斯奇庇奥征服西班牙，进逼迦太基，迫使它交出一切海外属地，后来汉尼拔逃亡叙利亚，服毒自杀。第三次布匿战争是罗马借口迦太基破坏和约所挑起，罗马大军围困迦太基两年多，终于将它付之一炬、夷为废墟，被俘的5万居民卖为奴隶，从此迦太基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控制西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又发动三次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征服希腊，使塞琉古王国屈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只得表示归顺，实际上至公元前146年在布匿战争结束时，希腊化世界已全在罗马掌握之中，罗马已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通过掠夺大量财富、土地、奴隶，罗马已从家内奴隶制发展成为发达的帝国型大规模奴隶制，就是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3]它在形成方式和内在本质上显然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奴隶制。

从公元前146年至前27年，罗马处于后期共和时代。罗马在共和政制下成为西方古代史中最后一个有广土众民的帝国。奴隶和奴隶主、小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罗马和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内部元老贵族和控制工商金融的骑士阶层的矛盾错综复杂，日益尖锐。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维护小农利益的平民运动再度高涨，限地分地的口号遍布罗马的大街小巷。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先后任保民官，于公元前133至前132年发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运动，先后都被元老贵族反对派阴谋打死。这场改革的失败表明当时维护小土地所有制已不可能，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土地集中，并通过反元老派斗争揭开了向帝制推进的罗马内战的序幕。后期罗马共和时代的危机更表现在奴隶不堪酷虐迫害，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公元前2世纪就发生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起义大军最多达20万之众。公元前73至前71年更爆发大规模的斯巴达克起义，给元老统治阶级最沉重的打击。斯巴达克出身于色雷斯的王族，被俘为奴后作角斗士受尽残暴的非人待遇。他智勇双全，马克思称赞他“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4]他的起义大军达12万人之众，南征北战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半岛，震撼了奴隶制度的根基，最终因军事战略有误、兵力分散，被罗马大财阀、独裁司令官克拉苏追击至南意海边，壮烈牺牲。这一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奴隶制，致使隶农制这种较为和缓的剥削形式增多，骑士和平民联合的反元老势力抬头，促成帝制取代共和制的历史转变。

（四）帝制时代

从公元前29年屋大维确立“奥古斯都”的统治至公元2世纪末安敦尼王朝结束，前期帝制处于鼎盛时期。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军事斗争，其动因是掌握工商金融实力的骑士阶层和中小奴隶主联合起来，反对以捍卫共和制为名、实为维护特权的元老贵族派守旧势力。他们主张维护骑士、中小奴隶主的利益，发展海外经济，照顾行省权益，扩大罗马公民权，所以最终确立帝制实质上是扩大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社会基础，是时势之必然。首先是骑士和平民推举马略实行募兵制的军事改革，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的胜利，从此罗马靠雇佣兵维护统治，老兵作为小奴隶主成为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从此也开了“将可私兵”的风气，拥兵自重成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马略派和代表元老贵族势力的苏拉派在血腥火并后都死去，之后有恺撒、庞培、克拉苏“前三头”的结盟与火并，最终确立恺撒的军事独裁统治。他改组元老院，改善行省管理，废除包税制，扩大罗马公民权，广设殖民地安置老兵和贫民，赢得公众拥护。他被元老贵族势力暗杀后，又有屋大维、安东尼、雷比达的“后三头”结盟与火并，最终屋大维于公元前30年在阿克兴海战中大败安东尼和其海外情侣、埃及艳后克娄奥帕特拉的军队，次年进军亚历山大里亚，迫使两人自杀，至此希腊化世界仅存的埃及也被并入罗马版图。屋大维被授予“最高统帅”（imperator）和“奥古斯都”（神圣、庄严、伟大的意义）的尊号，他避开君主、帝王的名号，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标志罗马君主制政体即帝制确立，但“元首”称号保持达两百余年之久。

屋大维是颇有才干的统治者，他改组元老院并削弱其实权，创设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整顿军务，给骑士、平民和老兵各种恩惠，调整行省统治政策，限制释放奴隶并严厉镇压奴隶暴动，推行扩张政策，使版图扩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达莱因河日尔曼地区，并且大兴土木，使罗马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他曾说：“我接受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执政41年，罗马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处于鼎盛之中。他的后几代皇帝都因孱弱或残暴被近卫军所杀，从此近卫军在宫廷政变中经常扮演废立皇帝的角色。弑母杀弟的尼禄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无耻的暴君，在全国揭竿而起的反抗烽火中众叛亲离，只得自杀。公元98年至192年有安敦尼王朝诸帝的昌盛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图拉真在位时，内政善恤民情，免税减赋，救济穷苦民众，整饰吏治，大修公共设施，融和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在对外扩张上，他将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大到最大版图，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和不列颠岛，北抵达西亚（今罗马尼亚），南达北非。然而，这个“罗马和平”时代盛极而衰，第五代皇帝、哲学家马可·奥里略在位时已危机四伏，其子康茂德即位时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总体来看，在前期罗马帝制时代，罗马文明发展到鼎盛高峰。屋大维、图拉真等帝注重扶持文化事业，这一时期群贤毕至，人才辈出，硕果丰盛，也是文化创造的黄金时代。

从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近卫军所杀后，后期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进入全面危机而终告衰亡阶段。所谓公元3世纪危机，表明帝国的奴隶制已穷途末路，专制政治腐败，隶农沦为奴隶，内外矛盾激化，农业萎缩，工商衰落，城市萧条，财源枯竭，政局混乱，奴隶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罗马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和动荡之中。军队叛乱、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军队走马灯似扶植的皇帝大都不得好死，在公元253年至268年各地割据称帝的竟达30人。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二帝先后执政时，帝国虽有暂时的稳定，但他们强化君主专制和实行反动的改制，栽下更深重的危机。戴克里先将元首称号正式改为君主，一如东方专制君主，戴冕旒、着皇袍，臣民行跪拜礼，被奉为神明。他残酷镇压高卢、北非的起义，迫害基督教徒，实行新的苛税制使官吏更腐败、使劳动者不堪重负，又吸收蛮族补充边防军而贻患无穷。君士坦丁更以专制枷锁控制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颁令准许出卖贫民子女为奴，隶农制本有封建生产关系萌芽而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他却将隶农降到奴隶地位，而强制他们人身依附于大奴隶主，并公然敕令宣称应给逃亡隶农“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君士坦丁做了两件对世界文明深有影响的事情：一是迁都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之后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立创造了条件。二是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对基督教从镇压转为首次承认它的合法性，之后提奥多西一世于392年又颁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和传统多神教的斗争、内部各教派的斗争，也就和诡谲激烈的政治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呈现一派末日景象，恩格斯说这时“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5]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的起义风起云涌，北方日尔曼人、匈奴人等蛮族屡屡大举入侵，两次陷落罗马城，在大肆洗劫中使这个古代最繁华的大都市沦为废墟。蛮族人实际上早已控制了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日尔曼将军奥多亚克废黜罗马末帝罗慕洛斯（和最初罗马建城者同名）而自立为王，正式宣告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西欧的奴隶制社会和西欧古典文明终结，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文明。东罗马帝国还存在近千年，它也走上封建化之路，建立了自具本质和特色的拜占庭文明，至公元1453年才被土耳其人灭亡。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历经千年，其衰亡原因很复杂，也富有启示性，历来学者们重视探究，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第七节专门论述。

二、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我们前已简要描述了作为罗马文明的社会背景的罗马帝国兴衰的历程。接着，我们可以从经济与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方面，概述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从经济上看，罗马文明建立在帝国集权型的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军事征服为罗马帝国提供大量奴隶来源，俘获的军民就变成奴隶，动辄以万千计，如第一次布匿战争获俘虏7.5万名卖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将8万名俘虏变卖为奴。当时奴隶市场兴盛，提洛岛就是奴隶贸易的中心之一。充裕的奴隶来源加之生产技术条件发展和贵族集权统治的传统，使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成为可能。奴隶广泛使用于农业、采矿，手工业作坊和公共工程也大批使用奴隶，还有家庭奴隶（包括有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奴隶用作教师、乐工、医师），乃至供观赏取乐的角斗士。罗马剥削奴隶至为精细，加图在《农业志》中讨论在200犹格的橄榄种植园中，只用11名奴隶既可。奴隶除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奴隶主对待奴隶残忍酷虐，皮鞭、烙铁、脚镣、十字架是常用的刑具。罗马文明中渗透着对奴隶的血腥统治。由于贵族大量侵占公地、兼并小农的土地，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中，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庄园占据数千、上万犹格土地，为市场生产农产品，有商品生产的特征。此外，对元老禁止从商，由骑士、中小奴隶主掌握的工商业、贸易、金融有相当大的规模。所以，罗马帝国中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同元老贵族和骑士、中小奴隶主、平民的斗争总是交织一起。

罗马的帝国集权型大规模奴隶制经济，显然不同于分散自立的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在劳动组织规模和容纳生产力方面也远超过希腊化世界的大型奴隶制经济，因此它在后期共和时代和前期帝制时代，促成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经济高度繁荣，达到古代地中海文明三千余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广大帝国世界的联系加强、生产经验交流和注重科技的实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农业已有重型犁具、收割机械、水轮机，水磨已在农业、矿业、纺织业中推广，建筑业已用复滑车和起重机，矿山则用排水机械和提升机械，已能制造远航货船，水泥广泛使用于桥梁、引水道和城市建筑中。庞培城只是滨海小城，从遗址中可见街道两边作坊店铺密布，有呢绒、香料、玻璃、石工、铁器、磨粉、面包等行业。经济繁荣又表现在，罗马和各行省的新老城市建设星罗棋布、异常发达，达到古代世界空前的高度水平。罗马人口达120万，亚历山大里亚是繁盛的东方贸易大都市，今日欧洲的名都大邑如伦敦、维也纳、贝尔格莱德、里昂等等，那时都已兴建。整个地中海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条条道路通罗马，畅通的交通组成无比庞大繁盛的商业贸易网络。而且，国外贸易也很发达，除了和欧洲中北部、非洲内陆的贸易外，已发展了通达安息、中亚、印度和中国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罗马丝绸价比黄金，显贵以拥有一片中国丝绸为荣。《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牛、玳瑁，始乃一通焉。”[6]这是中国和罗马官方交往的历史记录。早在公元97年我国使节甘英带着和罗马建交的使命抵达安息，因安息人阻扰渡海未成。托勒密在《地理志》中已记述罗马商人在中国经商开业。汉朝中国和罗马有当时辉映在东西方的两大古代文明，它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

在前期帝制时代，由于土地兼并与集中，小农经济受排挤而萎缩，奴隶来源逐渐减少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加之奴隶起义的冲击，一种隶农（“科洛尼”）制已应运而生，就是大奴隶主将部分土地交给自由民、奴隶耕作，根据契约收取地租。隶农既非一般奴隶，又非独立小农，是封建农奴的前身。推广这种带有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制度，使隶农有生产积极性，曾缓和阶级矛盾，一度促使罗马帝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然而至后期帝制时代，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制，实质上将隶农制倒退为残酷羁缚人身的奴隶制，隶农丧失有限的自由权而完全人身依附于大奴隶主，和奴隶一样受迫害。帝国集权型大奴隶制经济本来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尖锐，现在又扼杀了这种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于是后期罗马帝国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罗马文明的政治特征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贵族奴隶主专政。共和时代权力集中在执政官和元老院，帝制时代权力集中在元首和君主或军队将领之手，他们都是大奴隶主的代表，共和制和帝制的区别是贵族集权统治的程度与形式不同。这种统治是适合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在奴隶制条件下，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才能维系庞大帝国的统一，保障规模经营的各种产业和各地区经济的网络式交往，因此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贵族奴隶主专政的政治形式不同于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政治形式，公民大会渐而沦失，它没有民主制的全体公民都参与城邦政治的特征，也不像希腊有些城邦的贵族统治形式上还受公民大会的制约。由于平民和贵族的不断斗争，罗马共和时代设立保民官，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在贵族奴隶主统治中有限地包容了某种民主因素，体现了平民的利益，对元老贵族势力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而由于平民的中上层很快也变成新贵族，保民官变质，这种民主因素也就名存实亡了。有一种说法将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美化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以此解释庞大帝国所以能长治久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和希腊化时代诸王国的君主专制统治相比，罗马帝国的政治也有它的高明、灵活之处，能保障它维系世界规模的统治。一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并在屡次改制中照顾到骑士阶层、中小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利益，使帝国政权有较开阔的社会基础。二是设立行省制，既派驻总督保证中央集权，又不同程度地给予各行省以自治权，使它们能自主发展。由于各城市、行省的斗争，罗马公民权这种政治特权渐而扩大到全意大利，以至全罗马帝国，这也有利于缓和罗马和各城市、各民族地区的矛盾，保障了帝国的统一和众多民族的融和。三是有严密的法制建设，罗马帝国制定法律之完备，在古代文明世界中无与伦比，除大量民法、刑法之外，还有普遍适用于各地区、各民族的万民法，正是凭借这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统治，罗马帝国得以稳固社会秩序，调整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各民族的关系，维系持久的统治。然而，贵族奴隶制专制终究必然导致腐败，一当后期帝制时代罗马皇帝袭用了东方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就彻底腐败下去，而军事独裁又演变为皇权旁落于军队，酿成政局混乱，军不成军，无力抵御蛮族入侵，终究走向灭亡。

在精神文化方面，罗马文明也是自有特色的。认为罗马文明普遍比希腊古典文明低落、逊色，这种见解并不确切。在哲学、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没有取得希腊古典文明那样辉煌、精深的成果，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没有希腊化文明的丰富的创造性成果。然而，罗马文明在不少文化领域也焕发才智，表现出创造精神，留下对后世深有影响的精神文化遗产。总体来看，罗马帝国的基本文化精神有以下5个特征。

第一，继承希腊文化传统，而又在加以发展中自具特色。罗马立国之初，伊达拉里亚文化就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南意“大希腊”的希腊城邦文化对北意、中意都有直接影响。罗马人的拉丁字母也是从希腊字母移植过来的，罗马的宗教神话也和希腊的宗教神话对应相似，如朱庇特即宙斯，朱诺即赫拉，密涅娃即雅典娜，维纳斯即阿芙洛提。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它自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大量希腊艺术珍品和文学、哲学、史学、科技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传入罗马，许多希腊文化人士被当作奴隶和人质带到罗马，有些人后来成为罗马文化界的名流。在共和时代向帝制时代转变之际，罗马元老西塞罗更将传播、吸收希腊文化引向较大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罗马文明是在希腊古典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它在保存和留传希腊文化方面卓有功绩。然而，精神文化毕竟要反映时代精神。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不同于希腊古典城邦和希腊化世界，罗马文化也决非简单抄袭或照搬希腊文化，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创新。罗马文化在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宗教等领域，也是都有自己的特色，归结到一点，它们表现了罗马帝国众多民族的智慧和所处时代的社会特质。

第二，罗马文化较之希腊古典文化和希腊化文化，更具有民族的多样性。罗马帝国拥有更为广袤的疆域和更众多的民族，罗马政府在文化政策上比较宽容，允许保留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罗马文化有较大的包容性。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依然是文化重镇，柏拉图学园一直存在到公元6世纪才被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关闭。直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包括各多神教和犹太一神教）并存，罗马现存的万神庙气势恢弘，是这种文化宽容和多样性的象征。就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而言，也都表现了不同地区诸民族多样化的流派和风格。罗马文化是罗马帝国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第三，适应罗马帝国集权统治的需要，罗马文化注重法律文化的建构和哲学的伦理化。出于维系庞大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罗马帝国十分注重法学理论和大量法律的制定，从公元前450年制定《十二表法》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编成《国法大全》，罗马法历经千年积累，内容丰富、义理精深，形成古代奴隶制社会最为发达、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的发展达到古代世界的最高峰。罗马法不仅有适应奴隶制政治统治的特殊内容，也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内容，恩格斯誉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7]它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它的许多内容被近代和当今世界各国所借鉴和沿用。法律需要哲学根据和伦理基础，罗马帝国也需要建树相应的伦理道德秩序。罗马哲学接受、发展了希腊化文明中的哲学，伊壁鸠鲁派哲学和怀疑论哲学都长期并存而且有所演变，而斯多亚主义已完全伦理化，体现罗马帝国的基本文化精神，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它为罗马法提供理论根据，适应建立帝国的伦理道德秩序的需要，并且渗透在文学、史学和宗教等各种文化形式之中。而当后期帝国趋于衰亡之际，这种哲学也就嬗变为表现统治阶级的悲观没落情绪。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后期罗马哲学的综合，最终也就和伦理化的基督教相融合了。

第四，基督教兴起并且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取得“国教”地位，这是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重大精神文化变革，它为西欧向封建社会转变作精神准备，对后世西方文明有巨大、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长期盛行诸民族的多神教，罗马民族的传统多神教更被官方崇奉为国教并表现在政治活动中。基督教本是在东方希伯来文明中从犹太教脱胎而出的新生宗教，是伦理化的一神教，它得以在罗马帝国逐步传播并最终取胜，是因为它在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拥有较宽厚的社会基础，也因为宗教演进的规律就是较粗俗的、偶像崇拜的多神教必然要被伦理性的一神教所取代。基督教直至公元4世纪末才被定为“国教”，当时它的统治地位并未巩固，其哲学根据和神学教义的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它内部的各教派的斗争又和动荡的政治斗争相交织，所以基督教定于一尊无助于挽救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只成为西欧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精神文化中介形式。罗马的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最初对基督教都采取排斥、批判的态度，以后才逐渐和基督教融合，使后者有完备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形态。基督教从此成为1500年西方文明的重要内容，至今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第五，注重知识系统化和实用理性的科学精神。有些学者认为，罗马文明缺乏希腊古典文明和希腊化文明那样突出、显著的科学理论建树，那是因为罗马民族重军事征服和暴力统治而缺乏科学创造力。这种论断有片面性。其实，罗马帝国在发展出远超过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生产力之中，对科技事业是很重视的。它的科技成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希腊古典时代以来的科学知识更加系统化，达到集大成的规模，有些学科更形成精深而有创新的理论体系，如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二是重视科学知识在各生产领域的实际应用，使之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罗马帝国的农业、手工业、工程技术、城市建筑都达到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对罗马民族的这种发扬实用理性的科学智慧，我们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并重视研究。

三、罗马法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整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总称。它是罗马文明的突出成就，也是罗马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罗马人崇尚以法治国。认为法是至高无上的治国之本。西塞罗说：“因为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并且我们可以说，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8]罗马逐步发展成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订法律，依靠建立法制秩序，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就是罗马史的缩影。罗马帝国的简单商品生产已高度发达，从而形成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顺应这种社会生活条件，罗马法特别是它的私法部分，又是调整财产关系、契约关系和家庭、婚姻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精华部分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经典性法律规范，因此又有超越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意义。

希腊早有梭伦立法和诸城邦的立法，它们作为城邦奴隶制社会的法律规范是零散不系统的，而且缺乏法学的根据。柏拉图晚年在《法篇》中虽然致力于法治理论研究，毕竟难以付诸法律实践；亚里士多德虽然有自然法思想萌芽，他的法学思想并不系统，是从属于他的政治学的。罗马法作为帝国集权型奴隶制社会的法律规范，已形成系统、完备的法典，而且在斯多亚派哲学影响下，提供了系统的法学理论，它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上都达到古代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恩格斯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9]罗马法内容丰富，法理精深，为世界法制史所罕见，对后世各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们仅对它的发展、要义和影响作概要的述评。

（一）罗马法的历史发展

罗马王政时代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即宗教方面和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由公共政治权力保障而上升为法律。它深藏在祭司团的神龛之中，被贵族祭司团所垄断，执掌法律就有任意性，遇有讼争，法官徇情枉法，袒护贵族，平民无成文法保护，备受欺凌。进入共和时代后，更有高利贷和债务奴隶制盛行，贵族专制激起平民反抗，纷纷要求制定成文法。自公元前460年起，历经8年激烈斗争，组成立法委员会，赴希腊研究梭伦法制并收集其他法律资料，历时3年，后根据罗马社会状况起草一部成文法律，经百人队大会和元老院批准，于公元前450至前449年刻在12块大板上，公布于罗马广场，世称《十二表法》。十二表原物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时已被焚毁，后世学者从各种文献中收集、整理了它的大体原文。这是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的内容包括：传唤，审理，执行，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法，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补充，后五表的补充。

《十二表法》以维护奴隶主私有制为核心，保留了氏族父权家长制社会的某些野蛮行为，处置奴隶、平民的严刑峻法以及限制平民的条文。如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法；家长有监禁、殴打、奴役、出卖乃至杀死家属的支配权，儿子3次被出卖后才可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债权人可将不还债的债务人用皮带、脚镣拘拴，乃至卖到外国或杀死；奴隶因盗窃被捕处笞刑后投岩摔死；以文字诽谤他人者、夜间盗窃农畜物的适婚人（成年人）、作伪证者、夜间举行扰乱治安的集会者，皆处以死刑；平民和贵族不得通婚，等等。然而，《十二表法》毕竟是平民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打破了贵族祭司团对法律的神秘垄断，总体看来有重大进步意义。第一，它以成文法公诸于众，使公众有法可依，限制了贵族官吏的专横，而且一些条款得以保障平民的权益，如规定：平民有“取得时效”为两年的使用土地权；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限制了高利贷；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等等。第二，它的内容广泛，宗教法和世俗法、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兼收并蓄，诸法合一，开阔地规范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至诉讼程序，形成了罗马法日后由之分化、发展的雏形。第三，它开启了罗马制订、完善成文法的传统，立法既成为统治者的主要统治工具，也成为被统治者争取权益的重要斗争手段。《十二表法》是罗马近千年的法律经典，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明文废止它，它深入人心，在西塞罗时代，青少年都把它作为教本来背诵。

在共和时代中、后期，随着平民和贵族、骑士和元老的斗争，罗马法处于不断丰富、发展之中。当时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元老院和百人队大会，它们通过、颁布了各种罗马公民法，包括许多政治性的公法。平民议会则通过了不少属于民事立法的私法，如公元前445年通过的《卡利努斯法》取消了平民和贵族的通婚限制，公元前289年至前286年公布的《霍尔腾西亚法》，更确定平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也对全体罗马人发生效力。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法案当时虽然因为元老贵族的反扑而失败，其实质内容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立法中作为对平民的妥协、笼络而得以体现。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建立了地区大会，它也通过不少次要的法律。此外，罗马的高级官吏如执政官、大法官、监察官和总督等，在其职权范围经常发布“长官谕令”，积累而形成的法规总称“长官法”，有些属政治性的公法，更多则是罗马私法的重要内容。《十二表法》于共和国初期公布时，罗马尚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共和时代中后期罗马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关系有较大变动，罗马法也就发展了许多反映这种社会变化的新内容；而当罗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制订新的民事法律时，大法官的谕令得以补救这方面的不足。罗马帝国确立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后，罗马帝国更制订、颁布了“万民法”，适用于罗马人和外邦人之间、外邦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罗马和外邦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它可被看作准国际法的最早形态，对于在庞大帝国维系、协调各地区的民族关系起有重要作用。直到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把罗马公民权授给罗马帝国境内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才消失，两者融合为一。成文法总是概括、简要的，在具体实施中需要解释，并在解释中丰富其内容。过去这种解释权由祭司团所垄断，公元前254年科伦卡尼乌斯首任平民大祭司，公开传授、解答法律知识和问题，之后产生许多研究法律的法学家，从事口头解答、对外地的书面解答、为当事人诉讼办案和拟订契约、遗嘱等活动。这一时期罗马的法学家已比较活跃，他们已对罗马法的发展发生重要作用。

在罗马帝制时代特别是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的统治时期，罗马法的发展达到鼎盛的高峰。这一时期元老院和地区大会一度有立法权，但根据《皇权法》，立法权主要集中在皇帝之手，百人队大会和平民议会已不复存在。皇帝通过颁布敕谕、敕裁、敕答、敕训等四种“敕令”来立法，它们实际上主要是由皇帝的法律顾问会议制订的，其成员大多是精通法律的元老院议员或专家。这一时期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已很发达，奥古斯都登台后，皇帝往往授予有名望的法学家以“公开解答权”，他们的法律解释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罗马法学家著书立说，展开法学研究，已形成以拉贝奥和卡彼托为首的两大流派，二者都受希腊斯多亚派自然法观点的影响，他们都有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相互促进，推动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发展。至哈德良皇帝以来的公元2世纪，更涌现了五大杰出法学家：盖尤斯、帕披尼亚努斯、乌尔披亚努斯、保路斯和莫德斯体努斯，他们留下了《盖氏法学纲要》、《乌氏法学规范》、《保氏案例》等精深著作，他们的学说被规定为全罗马法官应遵循的准绳，后来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学说汇编》大量沿用，对罗马法的发展起有重大影响。

在后期帝制时代，罗马法的制订虽然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式微，然而，皇帝和法学家致力于《十二表法》以来各种法律的系统汇编，进入法典编纂时期，这不仅对于各种法律的系统整理、澄清混乱，而且对于罗马法得以留传后世，都作出重大贡献。西罗马帝国末期所汇编的《格莱哥里努斯法典》等多部法典现仅存残篇，《摩西法与罗马法合编》等少数法典尚有抄本存在。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不久的公元6世纪，他组织许多法学家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法规和法学的编纂整理工作，可以说是全部罗马法的集大成，编成的《查士丁尼一世修正法典》、《查士丁尼一世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学纲要》，都是卷帙浩瀚、规模宏大，使罗马法的精华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法学的重要宝库，这种功绩自应肯定。

（二）罗马法的要义

在拉丁语中法律一词，又指权利，罗马法的目的就是规定和保护权利。罗马法学家对法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如称“法是善良和公平的技艺”，乌尔披亚努斯说法的箴言就是“处世正直，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其实，他们所说的善良、公平以及各得其所的权利规定，正是罗马奴隶制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它又深受希腊斯多亚派哲学的影响，和伦理道德紧密相关，表明罗马法有其伦理基础。罗马法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律作了多种分类，其中主要有三种：一是分为自然法、公民法和万民法。二是分为规定国家公务（政府组织、官吏选任、公共财产管理、宗教祭仪等）的公法和规定个人权益的私法。三是私法中又分为规定人格身份的人法，作为财产法的物法，以及规定私权保护的诉讼法。罗马法不同于其他古代法律，有两个进步的特征：第一，它是人定法而不是神意法。古代其他法律总是披上神的外衣，如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称其条文出于太阳神之意，印度的《摩奴法典》则称根据摩奴神的意旨制订。罗马法则早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强调法必须合乎自然与人事，是人（如立法委员会）自身制订的。第二，在古代法中，罗马法是以维护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又体现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社会关系，所以罗马私法已独立于公法，高度发达，罗马法学家们的著述和活动也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罗马私法的发展，这也是罗马法的精华所在。

自然法观念的形成是在罗马共和时代末期，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传入并且发生广泛影响之时。当时罗马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认为：根据宇宙的本性有自然法，它是合乎人性和理性的法律，适用于全体人类（包括奴隶）甚至一切动物，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之法，最理想、最好的法律，因此一切人制订的法都应以自然法为终极根据。自然法观念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强调自然、天命有合理秩序的斯多亚派哲学发展了这种自然法观念，而罗马的西塞罗进一步提出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哲学根据。他宣称：“真正的法律是广泛流传于一切人之中的、永恒不变的、与天性一致的正常理智。”[10]他认为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体现自然秩序的法，代表理性和正义，是一切人制定法的理论根据。罗马哲学家和法学家偶尔也有主张希腊哲学中人生而自由的观点，抨击奴隶制违背自然、违反理性，但总体来看，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主张现存的奴隶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奴隶因天性低下或因被俘、债务等原因受奴役，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并不像近代自然法观念那样从中演绎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然而，自然法观念突破了法律神授的束缚，为罗马法学家从现实的人格和社会关系来制订法律提供了哲学根据，从而大大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这无疑有进步意义。这一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也有自然人性论的思想萌芽，它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发展自然人性论和自然法理论，包括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形成广为传播的理性自然法学派，也起有深刻影响。

罗马的人法首要是确立法律上的人格即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它规定了人的各种等级性的名分，鲜明地表达了奴隶制的社会关系。完全的权利与义务主体应具有自由权、公民权和家族权这三权。在罗马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只有贵族家长才是完全的权利与义务主体，拥有对社会和家族的统治权，《十二表法》也只在私法上承认平民是权利与义务主体。至共和制末年和帝制初年，罗马人家长的男性子女（包括平民）开始普遍享有公权和财产权，之后逐渐扩大到拉丁人、外邦人及妇女，至公元212年将罗马公民权扩大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权利与义务主体的范围才扩展至全体自由人。根据享有不同程度的公私权利，罗马法区分不同的人格。罗马公民享有罗马公民权，即完整的公权和私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参与公共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包括财产权、婚姻权、遗嘱能力与诉讼权的私权。不享有公民权而享有自由权的居民是自由民。拉丁人按其和罗马的亲疏关系享有部分公权和私权，低于罗马公民而高于外邦人。外邦人除敌国人外也属于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不享有公民权规定的公权和私权，社会地位较低，由万民法确定其法律关系。由上可见，罗马公民权标志着完全的公权和私权。所以公元3世纪之前，扩大罗马公民权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焦点。

罗马有发达、典型的奴隶制度，罗马法严格规定了家主权即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权。奴隶来源于奴隶自然增殖、战俘，还有因债务、犯罪或作为家属被出卖到外邦为奴隶的。罗马法规定奴隶不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而只是受人支配的客体，没有自由权，更谈不上公民权和家族权，他们没有人格乃至姓名，没有财产权，所得财物都归主人所有；也没有婚姻权，男女奴隶结合只是习惯承认的同居关系，法律不承认其亲属关系；奴隶无法律权利，不得作为原告和被告而有诉讼行为。奴隶只有随主人参加家祀和宗教活动的权利，因为罗马人认为不尊重亡灵会遭致灾祸，奴隶的墓葬倒是受法律保护的。奴隶不堪受残酷压迫、虐待乃至杀戮，不断发生起义，加之后来罗马法受自然法学和原始基督教的影响，统治阶级通过法律限制虐待奴隶，禁止任意杀害，那只是为了保存劳动力，并非承认奴隶享有独立人格。奴隶也有被解放而成为自由人的，但奴隶主对释放自由人享有恩主权，仍操生杀之权。奴隶主一度为示仁慈、图虚荣而释放较多奴隶；奥古斯都掌权后，为维护奴隶制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制订法律限制释放奴隶。帝制前期已产生隶农制，标志奴隶社会内部已蕴育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至帝制后期统治者倒行逆使，强化隶农对土地和主人的人身依附，隶农实际上降为准奴隶。

罗马法对家族权有严格的制定。它对法律的亲属关系（法亲），包括家族、族亲、宗亲和血亲、姻亲，都有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习惯上并有亲属会议组织。家长权是家长对妻子、子女等家属的人身、财产行为的绝对支配权，乃至生杀予夺、出卖为奴的权力，公元2世纪初才明令禁止虐待子女，至公元3世纪卡拉卡拉帝时才宣布买卖子女为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属的法律地位逐步提高，家长权才不断削弱，直至查士丁尼一世时才规定家长权消灭。罗马人历来坚持一夫一妻制，并细致规定婚姻不得有亲属关系和政治身份、社会风化、宗教等方面的种种障碍。夫权是指罗马男性公民对其妻子的支配权，早期罗马妇女被监护，社会地位地下，处于家长权和夫权的双重羁束之下；《十二表法》颁布后，罗马逐渐通行无夫权婚姻，出嫁女子才不受夫家的家长权、夫权统制，而只处在其生父的家长权的支配之下。进入帝制时代后，由于希腊哲学的影响，妇女才取得一定的自由权，但没有公民权。罗马法对于亲属关系、家长权、收养、监护、保佐、婚约、婚姻成立的条件、离婚、再婚、婚姻的权利与义务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反映出罗马家庭制度的完备，家庭曾起有社会细胞的作用。早期罗马严格规定家族的法律关系，这和中国古代有相似之处；而后期罗马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家长权不断削弱，血缘家族关系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伦理和法制统治的基础，这和中国古代的伦理与法制传统是有区别的。

罗马的物法实为财产法，包括规定物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债权，它在罗马法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和核心。在罗马法中物的涵义很广泛，指除了自由人之外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奴隶的名分虽在人法中规定，他们作为受家主支配的权利客体，实际上也作为财产被视为物。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是权利主体所有的完整物权，完全受法律保护；他物权是对他人之物的权利，是受法律相对保护的不完整物权，如役权、永佃权、质权、抵押权等。罗马物法的核心是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注释法学家对物的私人所有权概括出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三大特征，以表明奴隶制私有财产权有至高无上的权能。罗马法学家认为占有是事实，不是权利，而占有作为对物的实际控制，是所有权的前提和根据，罗马进入奴隶制社会，公地蜕变为私人占有的土地，也就成为法定的事实。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力。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性质。”[11]这也深刻揭示了罗马法保护私有财产占有的实质。罗马法对各种自物权和他物权，对所有权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对罗马公民、自由人和外邦人的不同所有权和行省土地所有权，对所有权的取得（包括时效取得）、转让和保护，都作了详致的法律规定。罗马物法在以法律形式维护私有财产权方面，在古代世界确实是最细密完备的。罗马物法中的继承法，确定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的原则，对这两种继承的各种形式和遗产继承的接受、效力、保护、拒绝以及遗赠、遗产的信托等，都作了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继承法有利于奴隶主私有财产的传承，但在法律形式上对后世也有普遍性的参考意义。罗马物法中的债法更是得到充分发展，它是直接调整商品流转关系的法，反映了商品交换的一般法权关系，恩格斯高度评价罗马法，尤其是针对债法而言的。罗马的债法对商品经济中的法律行为有详致界定，对债的意义、分类和债的发生、保全、转移与消灭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对商品经济中债的各种契约形式也有细密规定。罗马的物法高度发达，适应当时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对近代资产阶级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诉讼法是罗马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实体法的保证，因为权利必须有诉权来保障，否则形同虚设，诉讼法的严格确立是一个国家法制完善的标志。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它和法律的关系“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12]罗马的诉讼法虽然还没有从实体法中分立出来，但是已呈现独立完整的形态，罗马大法官并且可以凭借诉讼法，利用他们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创造新的诉讼方式或诉权，从而在审判案例中改革旧的实体法，促成罗马法不断发展。罗马的诉讼法对诉讼程序和法院组织有严格规定，诉讼程序随时代变迁不断改进，愈益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法定诉讼盛行于共和时代前期，只适用于罗马公民，它拘泥于形式，程序繁多复杂；在共和时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国土扩张，民间交往大量增多，原有的诉讼程序渐不通行，奥古斯都执政时废止了它。共和时代后期已盛行程式诉讼，它的对象已扩展为一切自由人、外邦人，承审员应原告请求作出一定审理程序的书状，写明要点和审判原则，然后交法官判决，这就简化了诉讼手续，适应日益扩大、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帝制时代更实行非常程序的诉讼程式，整个审判由法官全权主掌，诉讼程序不拘泥于旧的形式或程式，当事人可聘请律师，不服判决的可上诉，它是罗马商品经济愈益普遍、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产物，是比较完备、成熟的诉讼制度，为近现代的西方诉讼制度打下了基础。

万民法是罗马私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它用来调整罗马公民和外邦人以及异邦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私法中比较成熟、发达的部分。它适应罗马对外扩张后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如民事和商事活动主体成分日趋复杂，商品货币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甚为丰富等。万民法并非由立法机关制定，而是由罗马的外事行政长官颁布，并且被罗马国家用强制力保证实行。它的规范渊源于其他民族的习惯法，有一定的宽容性，没有罗马公民法那种狭隘的民族性和形式主义，更多着眼于调整商业关系，具有灵活、方便等优点。行政长官按自然法原则、自己的公平与正义观念所作的裁决，就成为万民法中最有生气的部分。万民法对罗马帝国协调众多民族的关系、保障发展帝国的宏大经济，起有积极作用。至公元3世纪初，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均获得罗马公民权，万民法才不再有实际意义。

（三）罗马法的历史影响

罗马法是罗马文明中的伟大成就，它表现了罗马人凭借法制统治幅员辽阔、风云多变的大帝国的成熟才智。当时被罗马征服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施罗马法而改变其社会秩序。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地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13]而在罗马帝国辽阔版图的众多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交流中，罗马法也吸收了许多非罗马固有的进步法律制度，如希腊的抵押制度，西西里的消费借贷制度，埃及的契约制度，万民法中地中海地区通行的商法，等等，这种善于吸纳外邦优秀法律文化的包容性，也是罗马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19世纪德国的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14]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大，但确实反映了罗马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法在拜占庭一度集大成而持续有影响，而在西欧，基督教的寺院法压倒了罗马法，封建割据又阻碍了法律的统一与施行，罗马法的光彩一度被湮没。至中世纪鼎盛期后，工商业兴盛，私有制商品经济复又得到重大发展，集权君主要凭借新的法制来对付割据的封建诸侯和罗马教皇权，罗马法便得到复兴。12世纪意大利法学家伊尔涅里乌斯在波伦那创办法学院，讲授罗马法，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就学，各国法学家、立法者都重视研究和应用罗马法。自文艺复兴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日益强大起来。西欧各国出现研究和普遍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其原因在于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也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反对封建割据、要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要打破罗马教皇、教会和教会法的统制，罗马法在这种斗争中也能起有重要作用。研究罗马法先后产生四大著名学派：12世纪至13世纪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即波伦那学派；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以多诺为代表的沿革法理学派；17世纪荷兰格劳秀斯的理性自然法学派；19世纪德国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强调法是民族精神表现的历史法学派。近代西欧大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来立法的，英国的私法也参照罗马法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可以“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15]拿破仑于1803—1804年颁行的《法国国民法典》，曾被用作为近代与现代西方各国编纂新法典的基础，可谓第二个世界性法典，它也是以罗马法典为蓝本而制定的。

世界历史上有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罗马法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基干。古代许多著名法律如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印度的《摩奴法典》（公元前3世纪）、中国李悝的《法经》（公元前5世纪），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只有罗马法至今仍在发生现实的效力。当今欧洲大陆各国及其原殖民地的国家、拉丁美洲各国和南非，其立法均深受罗马法模式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研究罗马法也盛极一时，对罗马法也有较多吸收。通过日本，罗马法也影响中国，旧中国的民法即沿袭罗马法模式，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继承法》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罗马法原则的影响。罗马法作为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对中国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论派和雅典学园派的哲学，延伸成为罗马哲学的主要内容。罗马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并使之有所嬗变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这在哲学上也有明显表现。罗马哲学中斯多亚主义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体现罗马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而其他哲学的流变主要在学术圈子中发生影响，构成哲学史演进的环节。罗马斯多亚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高度伦理化，它不再重视研究物理学（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知识论，而成为一种适应罗马帝国统治需要的社会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斯多亚主义在罗马帝国持续长存六百多年，致力于建构罗马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和罗马法造就的法律秩序相辅相承，对罗马帝国的长久统治起有双重保证作用，因而它成为罗马文明的理论核心内容。而在罗马文明趋于衰落之际产生的新柏拉图主义，可以说是斯多亚派、怀疑论派、学园派以至新毕泰戈拉派哲学的综合，表明斯多亚主义已无力疗救罗马社会的腐败，而怀疑论哲学已将希腊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摧毁殆尽，于是哲学归依神秘主义的宗教。如19世纪德国希腊哲学史家策勒尔所述，“在希腊哲学施行了这种自我阉割之后，它精疲力竭地倒入宗教的怀抱”。[16]新柏拉图主义及其有所吸纳的斯多亚主义，对在罗马崛起的基督教这种外来的一神教，一度抵制，发生冲突，最终被后者融合，就此意义而言，这两种哲学对中世纪和后世的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斯多亚主义在罗马帝国

早在共和时代后期，斯多亚派哲学开始在罗马传播。中期斯多亚派的代表帕奈提乌（公元前189—前109年）出身于小亚罗得岛的显贵之家，在帕加马和雅典学习哲学，公元前144年他到罗马大力传播斯多亚派哲学，创立斯多亚派团体。他和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同为罗马执政者西庇阿的密友和顾问，他曾随西庇阿出征东方和游历。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多位各国政界的要人，这也促使斯多亚派哲学得以在罗马社会上层传播。他已将斯多亚派哲学的重心转移在责任和德性等伦理问题上。他的著作《论责任》已失传，从后来西塞罗的同名著作中仍可见其基本思想和重要影响。他的学生波西多尼（约公元前135—前51年）没有直接在罗马传布哲学，但他在罗得岛创办学校，他的学说深受罗马贵族欢迎，庞培等达官贵人都曾访问他，西塞罗于公元前78年向他就学，并根据他的著作编译了《论神》、《论神的本性》、《论占卜》等书。在哲学上，他是沟通希腊和罗马、东方和西方的中介人。他使斯多亚派哲学更适应流行宗教，消除了这种哲学和罗马传统多神教的隔阂，这也有利于斯多亚主义入主罗马文化。斯多亚派进入罗马初期，就已显示出和它在希腊化时期的理论形态有所不同的两个特征：一是在和学园派、逍遥派辩论、交流中吸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某些成分，具有折中主义色彩，这也是罗马对希腊哲学与文化广采博纳的结果。二是贵族化倾向，它倡导符合贵族生活方式的德性观，强调社会责任和政治参与，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将斯多亚主义改造成为罗马帝国政治法律统治之伦理基础的主要代表是西塞罗。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出身于富有的骑士之家，年轻时即成为著名的律师，为两件大案辩护胜诉而赢得声望。公元前79年至前77年他赴雅典和罗得岛广泛学习希腊哲学和文化，他自称“不仅仅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他返回罗马后很快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进入元老院，并先后任大法官、执政官。他执政时，发生了喀提林策动暴动的阴谋事件，他临危不惧，召集元老院通过戒严令，发表四篇《声讨檄文》，果断粉碎了未遂政变，被授予“祖国之父”尊称。西塞罗生活在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时代，他作为元老院贵族势力代表，固守共和政制，尖锐抨击军事独裁，反对帝制的政体变革。公元前60年罗马的“前三头政治同盟”形成，他作为恺撒的政敌曾被放逐，内战爆发后他又支持庞培反对恺撒，庞培败逃埃及被杀后，恺撒并未加害于他，对他的学术声望仍表敬佩。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后，他反对安东尼，次年“后三头政治同盟”形成，他被安东尼派遣的刽子手杀害，割下头颅和双手，钉在罗马广场示众。西塞罗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也是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散文作家，一生著述甚为丰富，留下《论国家》、《论法律》、《论责任》、《学园派》等大量著作。希腊哲学、文化包括斯多亚派哲学在罗马的传播，主要得力于西塞罗的介绍和拉丁文翻译。作为罗马散文作家之冠，他的哲学著作和散文细腻典雅、温和周详、深入浅出，有利于斯多亚派哲学的普及，并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斯多亚派的资料。西塞罗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兼收并蓄，他的斯多亚主义也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他并将斯多亚主义和罗马的政治、法制实际相结合，使它们奠立在独立于宗教的社会伦理基础之上。他虽因反对帝制被杀，罗马进入帝制时代后，统治者仍采纳他的许多学说，来建树伦理道德秩序。他的重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是发展政治伦理，主张以斯多亚派的自然、理性、正义观为根据建立宪政理论，使罗马帝国有稳固的政制。二是发展了斯多亚主义的自然法哲学，首先系统地阐明了自然法理论及其伦理依据，对推进罗马法起有重要作用。

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将斯多亚主义进一步演变为罗马帝制鼎盛时代调和社会矛盾、进行伦理道德统治的思想工具。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年）是暴君尼禄的老师、显要大臣和豪富，尼禄登位后五年中，他曾辅助君主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后来则未能抑制尼禄的荒淫残暴，又未能躲过宫廷的阴谋斗争，被尼禄赐以自尽。他是一个有矛盾性格的悲剧人物，既忠于职守、反对暴政，意图凭借斯多亚主义伦理学建立清明政治，又屈服于暴政；既反对贪婪和奢侈，宣扬生活简朴，又接受尼禄赏赐的大量金钱、田庄、花园。他留下10卷文集，除10部悲剧（改编希腊原作）外，大多是伦理著作，包括《论仁慈》、《论恩惠》、《论幸福生活》、《论神意》和道德书信集等。他使斯多亚主义更为适应罗马帝制的统治需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斯多亚派哲学所讲的自然和理性，渲染了较浓烈的天命和神意色彩，强调世界性罗马帝国的臣民服从帝王和法律就是服从天命和神，提倡克制情欲、修身养性、磨砺德性，在人世苦难中反省、忏悔灵魂的罪孽。这和基督教已有异曲同工之调，所以恩格斯说他是基督教的“叔父”。二是论证王权的合理性，认为由天命和神意授权的帝王是国家的生命、上帝的镜子、臣民的父亲；同时他又从斯多亚派哲学的自然人性论出发，主张帝王要以仁慈、宽容、普世之爱对待臣民，以德治政，才能求得四海太平。他甚至说“奴隶只有他的身体受主人支配，而他的心灵是自己的主人”，[17]也有自然法则赋予的自由本性，他并非否定奴隶制，只是主张对奴隶也应施以较宽松的“仁政”，以求帝国长治久安。爱比克泰德（公元55—135年）原是释放奴隶，曾从学斯多亚派的穆索尼乌斯。罗马皇帝多米利安统治时，斯多亚派哲学家因卷入反对派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罗马，他也于公元89年被驱逐到希腊西北部山区的尼科波利斯，在那里办学校讲学至死，罗马皇帝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都是他的学生。他生前述而不作，他的学生记录他的言行编成的《爱比克泰德道德论集》和《手册》，在罗马深有影响。他论述天命、神意、自然、理性、世界公民的责任及仁慈、宽容、博爱等德性，和塞涅卡的理论相似，而他的天命观更有宿命论色彩，在道德上他鼓吹严格的禁欲主义，接近于犬儒学派。公元2世纪罗马帝制处于鼎盛时期，安敦尼王朝的图拉真等历代皇帝大多奉行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的伦理道德学说，斯多亚主义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在稳定社会秩序上起有重要作用。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的斯多亚主义已散发出悲凉气息，表明它已无力发展自身以疗救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他是安敦尼王朝的第五代皇帝，“御座上的哲学家”。但他并不是柏拉图设想的统治“理想国”的“哲学王”。他生不逢时，罗马帝国兵荒马乱、动荡不安，已呈衰败之势。北方强悍的日尔曼部族伺机入侵，东部帕提亚人不断骚乱，国内叛乱、起义频发，经济衰落，加之罗马军队带回的鼠疫使众多村庄、城市沦为废墟。这位皇帝很敬仰、信奉爱比克泰德的学说，在戎马倥偬之际，用希腊语写下格言式的《沉思录》。这部著作表明，他一方面力图继续用斯多亚派的天命观、神道论和伦理道德，维系罗马帝国这个“世界共同体”；另一方面，他哀叹“人类只是可怜的蜉蝣”，人生无常、万物流转、天道轮回，在变幻莫测的苦难中，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惟求内心宁静，他的伦理学中有悲观主义宿命论的基调。斯多亚主义自他之后，也就衰落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愈益紧密。他是传统罗马多神教的信奉者，对当时崛起的基督教进行过血腥迫害，将这种异教的教徒视为“叛民”，早期基督教著名神学家查士丁教士在迫害中殉道，连里昂和维也纳的基督教教会也受摧残，可见他说的“宽容”也是虚伪的。然而，他已开始主张理性和自然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已可见新柏拉图主义的先兆；他和塞涅卡等人一样渲染人世苦难、反省赎罪和仁慈、博爱等，这和基督教的教义又相一致，所以后世有的罗马教皇很推崇他的学说。

（二）斯多亚主义的文化精神

斯多亚主义在罗马文明中占有重要理论地位。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但它不像希腊哲学注重思辩，而是注重于社会实际的运用。它为罗马帝国的法制、政制提供了社会伦理根据，它的道德学说对于调和社会矛盾、维系帝国社会基础起有重要作用，它对罗马帝国各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也有深刻的思想影响。

斯多亚主义建立了自然法哲学，为罗马帝国的法制和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西塞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显著。顺应自然、服从天命和神，是斯多亚派哲学的基本原则。西塞罗认为伦理道德是法的前提，“只有当我们解释了主要的和普遍的道德原则后，才能发现法与权利的真正基础”。[18]伦理的正义涉及人性。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正义存在于人类社会。他强调自然是正义的基础，正确理性即符合自然，它是神、人之间天然、合理的交流渠道，这种普遍、永恒、惟一的正确理性就是罗马精神，使上帝和人类得以通过“法”联结起来。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与解释者，这种符合自然、理性、正义的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是永恒不变的，使人们“都服从于同一规则和权威”，使世界人类结成“巨大共同体”，使人类造就“最合法和最有美德的生活方式”。[19]因此，自然法是根本法、真正的法，它表明“法不是别的，就是正确的理性，它规定什么是善与恶，禁止邪恶”。[20]它将伦理上的正当（right）和法学上的权利（right）结合起来，使法体现德性，因此，这种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体现正义的自然法，是一切人定法的基础，各种法律的制订必须遵从自然法的理性和正义，才能成为联结政治社会的纽带，才能保障国家、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幸福。任何人定法都不能使自然法失效，违反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西塞罗依据斯多亚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首倡自然法哲学，以后罗马法学家大多将它奉为理论根据，他对罗马帝国的法制和法学的发展确实深有影响。

斯多亚派哲学根据自然伦理建立的世界主义国家学说，为罗马帝国的政制和长期稳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西塞罗的《论国家》提出了以德性为基础的宪政理论，认为国家是履行德性、根据有关法律与权利的协议而结合的多民族共同体。这种观点显然已超越了希腊城邦的含义，适合领土辽阔的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需要。西塞罗探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和结构特征，认为罗马共和制是集中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者的优点，成为完善的混合政体。这种说法是美化罗马共和制的溢美之词。然而，符合斯多亚派国家学说的罗马政制，特别是鼎盛时期的共和制与帝制，确实既不同于希腊城邦政制，也有别于东方专制君主制，它们经历奴隶起义与平民斗争的冲击，历经制度变革，无论是共和制或是元首制，都保留了以法治国的一定的宪政形式，注意调和公民各阶层的利益，扩大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在中央集权统治的前提下，赋予各行省一定的自治权，这就保证了帝国统治一度长期相对稳定。斯多亚派哲学又鼓吹人人皆是兄弟的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认为理性是人的共同本质属性，包括奴隶、外邦人的所有人都受同一宇宙理性支配，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它表现为自爱，理性又使自爱的本能提升、扩大为爱家庭、朋友、同胞以至全人类，因之人所生活的社会必定是有普遍性的“国际城邦”、“大同国家”，它由适合所有人的法律和普遍伦理道德秩序所维系，源于同一世界理性。人人皆有善良意志和理性赋予的自然权利，甚至奴隶也有其应得的权利，不能对他们过于酷虐。斯多亚派的这种政治伦理，表现了某种宽容精神，适应了维护集权型世界性大帝国统治的需要。

斯多亚主义的德性论又为罗马帝国的稳定统治提供了普遍的道德规范。他们认为，德性就是人的行为秉承、体现理性，以理性克制情欲是磨砺德性的根本途径。塞涅卡主张帝王和官吏也要以道德自律，不可纵欲无度，酿成荒淫暴虐之君和奢华腐败的政治。他还强调帝王要以德治政、广施仁政，自身要有仁慈、宽容和普遍爱人的德性，这样才能以博大胸怀造就清明政治。斯多亚派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统治艺术，安敦尼王朝的几代贤明之主是有所实践的。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说教，鼓吹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宣扬顺应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神和天命，号召被统治的人们要以理性克制邪念肉欲，追求善、脱离恶就要服从天命所降的好运和厄运，尤其要以“配合”方式对待厄运，坦然忍受折磨而不怨天尤人，忍耐苦难而能保持理性和“自然感情”，在疾病、痛苦、羞辱中磨砺德性就是幸福。斯多亚派的德性论包含着对被统治民众包括奴隶的道德规范，要求他们安于现状，在苦难中修炼灵魂，它实在是一种道德安魂剂。

斯多亚主义对罗马帝国全盛时代的各种文化都有支配性影响，就此而言，它也表现了时代精神。从托勒密的宇宙论、天体学说到罗马的文学、艺术、史学等等，都可以发现斯多亚主义的思想印记。这里值得提起的是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和罗马多神教的关系。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宗教紧密联系，执政者都凭借传统的罗马多神教鼓吹政治权力秉承神意，以统治民众。斯多亚派哲学就其本义而言，继承希腊哲学的理性一神思想，主张自然、理性即上帝。而罗马的斯多亚派哲学则将罗马多神教巧妙地融合进来，包容在它的哲学外衣之内。它说最高的上帝支配理性和自然，他就是罗马多神教中至高无上的神中之王朱庇特，而其他的众神也秉承上帝的理性，是安排宇宙秩序和人世命运的支配者。所以，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家都是罗马多神教的坚定捍卫者，对基督教这种异教、外来的一神教都采取排斥态度，乃至参与迫害。有的基督教教徒回驳斯多亚派哲学时就说：你们本来实质上和我们一样也是信仰一神的，为什么对基督教要横加排逐！后来基督教汲取斯多亚派哲学的成分，主要是它的理性一神的本义，以及宣扬爱的伦理、人世苦难与赎罪的思想。

（三）罗马文明趋衰中的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帝国经历了公元3世纪的危机，逐步走向衰落。伴随着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在思想领域宗教神秘主义和迷信活动盛行，巫术、星相和占卜猖獗。在哲学上，理性主义低迷殆竭。斯多亚主义的神秘宗教气息愈益浓厚。后期怀疑论派艾奈西德姆、阿格里帕以相对主义的思辩“十论式”，否定了全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则集怀疑论之大成，将泰勒斯以来希腊全部有理性主义精神的哲学，都作为独断论加以否定。在东方宗教影响下，新毕泰戈拉学派将毕泰戈拉派的奥菲斯教教义、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世界灵魂说揉合起来，宣扬神秘的精灵崇拜和禁欲主义。柏拉图学园曾长期被怀疑论哲学占据，后来学园派将怀疑论哲学驱逐出去后，它自身的独断论也蜕变为折中主义，将柏拉图后期的宇宙创造论和晚期斯多亚派、新毕泰戈拉派的宗教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理性主义沦丧和哲学宗教化，可以说是罗马文明趋衰时期哲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新柏拉图主义正是将这些宗教化的哲学思想，结集成古希腊以来最后一个哲学体系。它用神人合一的宗教式迷狂，补救怀疑论所摧毁的对终极存在的理性认识，将当时的全部宗教信仰和迷信披上哲学论证的外衣。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终于凋落，而以彻底宗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为终结。在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政治和宗教动乱中，罗马多神教和崛起的基督教的斗争非常激烈，同政治斗争交织一起。新柏拉图主义作为适合“多神论的政治和爱国主义需要的一种表述”，[21]和恪守多神教的一些罗马皇帝结成联盟，对来自外邦的基督教一直相抗衡，予以抵制和挞伐，乃至参与迫害。只是在西罗马帝国临近灭亡之时，基督教已蔚然成势，确立宗教思想的主导地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才被基督教改造和吸收。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生于埃及，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师从阿曼纽斯学习哲学，又深受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的影响。他抱着到波斯了解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动机，曾参加罗马对波斯的军事征服，失败后逃亡到安条克。40岁左右定居罗马，50岁时在罗马开办学园，讲授哲学。他所建立的新柏拉图主义，汇聚了当时各种宗教神秘主义，来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建构上帝派生宇宙的超自然世界图式，将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他的学园定期集会纪念柏拉图，标榜“回到柏拉图”的口号，其实是神化柏拉图，吹胀柏拉图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他的学说吸引许多达官贵人，包括加里安皇帝和皇后，他曾说服皇帝拟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实现“理想国”的蓝图，后因遭大臣反对而搁浅。他写有54篇哲学论文，交由他的学生波菲利（公元233—305年）整理成6集，每集9篇，故书名为《九章集》。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公元3世纪至5世纪广为传播、蔚然成势，取代斯多亚主义的主导思想地位。一些皇帝和权贵意图用这种宗教哲学维系人心，巩固罗马多神教的统治，挽救罗马精神的颓势；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进而被确立为国教后，它仍作为与之抗衡的思想势力存在。继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罗马学派后，还有公元4世纪以扬布里柯为代表的叙利亚学派，公元5世纪普罗克洛的雅典学派和以女哲学家希帕蒂娅为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它们的学说各有不同的演变。新柏拉图主义随着罗马文明终结，最终被融化在已强大的基督教哲学之中。

新柏拉图主义的本义也包含着神秘主义一神论的成分。它深受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的影响，现代西方有的学者指出它“建立在犹太的思想模式上”，“斐洛学说看起来像是普罗提诺的蓝图”。[22]普罗提诺主张世界的最高、能动的本体是“太一”，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先验、完满的本体，是神和善本身。它依次流溢出努斯（理智）和世界灵魂，这三重本体是统一的。普罗提诺系统地阐发这种“三位一体”理论，后来对基督教神学的支柱“三位一体”学说深有影响，虽然它们的起初含义并不一样。他在哲学上持一神论，但又受宗教与政治环境影响，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明，信奉罗马传统多神教的众神，说他们都是模仿“太一”而存在的。努斯包括理念和数，后期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提出的存在、运动、静止、同一和差异等范畴都可表述它。物质世界的“质料”只是无规定的“非存在”，本是漆黑混沌；可感世界的规定性包括性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等都来自三大本体，可感现实世界由世界灵魂所创造，是对理念世界的摹本，因而是有理智、有秩序、形象美丽的映像，显现崇高、壮丽的美，也适合诸多神明和精灵居住。普罗提诺又论述人的灵魂由三大本体派生，而身体只是形体，个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辩和观照得以上升、追求神，也可以下降耽于肉欲的恶而不能自拔。据此，他的道德学说主张人应培植逐级升华的三种德性：公德即“政治德性”或“公民德性”，指顺从律法，仁爱地和人类同伴交往，生活于世界共同体；净化又称“沉思德性”，指灵魂回归理智中获得自由与幸福，并与审美相伴而净化灵魂，而掌握哲学的“辩证法”能使灵魂在努斯世界中更高地飞升；观照是最高德性，就是人与“太一”即神合一，这是一种神圣之爱的迷狂，是超越自我、洞见太一的神秘体验，波菲利说他的老师一生只有4次进入这种迷狂入定状态。由于新柏拉图主义也带上斯多亚派哲学的泛神论色彩，并打破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主张个人和神可直接沟通，所以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等进步思想家，曾接过这种学说并注入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新内容，用作为反对经院神学的思想武器，这种哲学对新教的宗教改革也有影响。这也是思想史上一种很错综复杂的现象。

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形成各种有不同特色的学派。罗马学派的波菲利大力促进他的老师的学说传播，他又是一位杰出的希腊古典学学者，所写的《〈范畴篇〉引论》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有很大影响，其中论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共相问题的分歧，引发了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重大论争。他还和基督教展开论战，站在希腊哲学的理神论立场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著15卷《反基督教》流传甚广，而终被灭绝。公元4世纪他的学生扬布里柯建立叙利亚学派，其支派帕加马学派也很有影响。扬布里柯使新柏拉图主义有更浓重的新毕泰戈拉主义色彩，宣扬宗教蒙昧主义，使罗马多神教更带上巫术成分，巫术成为人神感通的迷狂方式。罗马皇帝背教者朱利安（公元331—363年）就是扬布里柯的崇拜者，从属帕加马学派，他在位3年，改变君士坦丁帝承认基督教的政策，恢复独尊多神教。至公元5世纪初，以普罗克洛为代表的雅典学派将新柏拉图主义按照“三位一体”原则，演绎成一个烦琐的体系，后来成为经院哲学的一种模式。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不固守罗马多神教，对基督教持中立态度，注重对希腊科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客观、严肃的研究，后来使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东正教）采纳希腊的科学、哲学成为可能。这派的代表希帕蒂娅在当地开办学校，深孚众望，她精娴希腊科学和哲学，端庄秀丽，富有才华，公元415年却被尼特里教派的僧侣和基督教暴民在宗教狂热的骚乱中野蛮杀害，竟在教堂剥掉衣服用牡蛎壳刮肉后火焚，至为残忍。她的学生西尼修则力图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他本人于公元411年成为基督教的主教。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29年下令关闭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包括柏拉图学园，以利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辛普里丘等新柏拉图主义者被迫流亡波斯。这一事件标志新柏拉图主义和全部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终结。

五、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

罗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在共和时代后期和前期帝制时代，特别是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逐步达到高度繁荣和发展。罗马文明的这些精神文化形式，接受、模仿希腊文化，而又赋予本民族的创造性特色，为后世西方文明留下了深有影响的遗产。

（一）科学技术

历来有一种看法，说罗马人在军事、政治和法律方面是天才，在科学方面是十足的低能儿，对希腊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留下的丰富科学遗产几乎没有增添新的贡献。这种见解并不确切。罗马人在理论自然科学方面确实较少创新的建树，远比希腊人逊色，这大约是由于罗马民族不像希腊民族那样很早形成自然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进入罗马后，怀疑论哲学已在动摇、摧毁科学理性，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专注于伦理道德问题，而后的哲学都趋向宗教化，这种哲学环境必定会造成罗马人的思辩科学理性不如希腊人。然而，罗马民族有较强的实用科学理性精神，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古希腊以来的科学知识加以综合，乃至集大成为知识体系，在保存希腊科学知识中又有所发展；二是注重于将科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技术科学相当发达，从而创造了古代西方世界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在这些方面，罗马民族也有超越希腊民族之处。

罗马人综合、发展希腊科学，在天文学、医学、汇集全部自然知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成就。

天文学研究的重镇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的历法原来和希腊人一样受希帕库斯影响，采用阴历，即用月亮周期作为记年标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恺撒征服埃及后，接受亚历山大里亚天文学家索西吉斯的建议，有所改造地采用埃及阳历，比较精确地符合节气变化，对农业生产有利，很受欢迎。此历法用朱利安·恺撒之名命名，我国取朱利安之名翻译为儒略历。它在西方一直沿用，至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又将它改进为至今我们所用的公历。罗马的历法改革表现了实用性和科学性结合。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85—168年）则是古希腊以来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安敦尼王朝的升平年代，在希腊化时代希帕库斯工作的基础上，综合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写了13卷《天文学大成》，后来阿拉伯人翻译时推崇备致，改名为《至大论》（“Almagest”）。此书详致讨论了地心说天文体系的基本模型及用来描述它的数学工具球面几何、球面三角，太阳、月球的运动，日月地之间的距离和月食、日食现象，恒星和岁差现象，五大行星的运动，等等，提供了1022个恒星的位置及亮度，这是古代最完备的星图。他设计天体系统的几何结构，是由80个圆形轨道构成的复杂的本轮、均轮偏心模式。他的许多计算和推测比较准确，如算定月地距离为地球半径的49倍，与现今计算接近。托勒密的天文体系接受希腊传统和斯多亚派哲学的地心说，而它由于较好地符合了望远镜发明之前的天文观测，所以在西方盛行一千多年，至于它被经院神学僵化、利用，不应由托勒密负责，托勒密体系在天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他还写过8卷《地理学》，描绘了罗马军团征服各地后所了解的世界地图，已包括马来半岛和中国。他推测的地球是偏小的，但这个错误的数值，后来使哥伦布有勇气从西班牙西航，意图到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罗马人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在各行省、城市都设有医疗中心、医院和医学院。生活于公元元年左右的塞尔苏斯用拉丁文写过多部著作介绍希腊科学知识，只有医学著作留传下来，被视为医学百科全书，人们称他是“医学上的西塞罗”。他的医学知识得自希腊人，但他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又自成体系，对西方医学深有影响。在外科和解剖学方面尤其有贡献，书中已写到扁桃体摘除术、白内障和甲状腺手术及外科整形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他的著作被医学界很为推崇，当时著名化学家帕拉塞尔苏斯的取名，就是“超过塞尔苏斯”的意思。稍后于塞尔苏斯、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第奥斯可里德著有5卷《药物百科全书》，记载600种药物及其特性，也是罗马医学的重要成果。最负盛名的医学家是稍后于托勒密的伽仑（公元129—199年），他是希腊罗马古典医学集大成者。他出生于小亚的帕加马，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学医，高超的医术使他声名远扬，马可·奥勒留皇帝曾召他为御医。据说他写有131部著作，迄今保存83部。他系统总结了希波克拉底以来希腊罗马医学的成就，又基于自己大量的解剖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罗马社会禁止人体解剖，他通过猕猴解剖推测人体构造。他指出肝脏造血，心脏在血液中注入生命灵气，动脉输送血液而给全身活力，大脑则将生命灵气变为灵魂灵气而有表象、记忆、思维功能，从中可见斯多亚派哲学的印记。他说血液流达全身就被吸收，这种错误见解至17世纪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才被纠正。他的病理学继承传统的四体液说，主张治病主要靠调节、排除过剩或腐败的体液。他受斯多亚派哲学影响，倾向泛神论与理性一神论，认为神透过自然法则起作用，尖锐抨击巫术和符咒。他的宗教哲学倾向易得到基督教教徒和后来伊斯兰教教徒认可，所以他的著作在日尔曼蛮族入侵时全都毁失，却被阿拉伯学者保存。他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在一千多年间，他都是西方医学尊从的绝对权威。

综合古希腊以来全部自然知识的宏图，是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毕生辛勤工作中实现的。他年轻时曾参军指挥作战，辗转欧洲各地，积累了大量自然知识。公元69年后他先后任西班牙行政长官和意大利西海岸海军司令。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培城被火山灰埋没，他率众抢救灾民，又亲赴火山区考察实情，不幸中毒气身亡，为探索自然的奥秘献出生命。他勤于治学，手不释卷，学识渊博，至公元77年积毕生心血发表37卷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内容遍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医学、农工百业、语言文字、艺术等所有知识领域，以古代近500位作者的二千多本著作为基础，分列34707条目汇编而成，这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知识提供了珍贵依据。老普林尼受斯多亚派哲学影响，有泛神论倾向，主张惟一的神即自然，人是自然的中心，神不干预人世事务，这种一神论与人类中心论能被基督教认同，因而他的著作也能留传于世。由于当时宗教迷信的影响，他的著作缺乏批判的鉴别力，许多荒谬的传说如美人鱼、独角兽之类的东西，都良莠不分地搜集在内。

罗马人的实用科学理性又表现在，他们擅长于在应用技术中将科学知识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罗马的手工业技术如冶金、建筑工程、制革、纺织以及农业技术等相当发达，有许多运用物理和生物知识的农业、工程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罗马帝国修筑大量公路和桥梁，总长达8万公里，“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帝国的市政建筑如广场、剧场、公共浴室、引水道、竞技场、图书馆等，由于广泛使用水泥和拱卷结构，规模宏大，坚固牢实，被视为罗马文明的骄傲。许多城市的引水道逢山凿洞、遇水渡槽，堪称世界一绝，单是罗马城的引水道就有近200公里之长。

罗马帝国的技术科学家留下不少论著。农业技术最早发展，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著名监察官老加图就著有《农业论》，论述农庄经营和农学知识，这是西方最早的农作物种植与经营的著作。公元前1世纪瓦罗的《农业论》和公元1世纪科鲁美拉的《论农务》，更为全面地总结罗马的农业科技成果。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罗马的工程技术科学家人才辈出，恺撒的军事工程师维特鲁维写有10卷《论建筑》，广泛论及建筑学原理、建筑史、神庙建筑、城市整体规划、民居和居室设计、供水技术等，是建筑学的百科全书，维特鲁维被称为西方建筑学的鼻祖。曾任罗马水道工程监察官的弗朗提努著有几部关于供水工程和大地测量的著作。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赫伦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最有名。他著有《测地术》，他的测地技术在几百年间一直被沿用。他所著《机械术》记载了许多机械工具的发明，他本人发明制造了滑轮系统、双缸单程鼓风机、照准仪等许多实用机械和仪器。他还发明了蒸汽反冲球，利用水蒸汽冲击空心金属球转动，它虽只是精巧的玩具，却可看作蒸汽机的雏形。

（二）文学艺术

罗马的文学艺术以希腊为师，而渐具自己的民族特色。早期罗马只有一些宗教仪式的诗歌和笑剧式的对话，无文学创作。公元前3世纪南意塔林敦的希腊释放奴隶安德罗尼库（公元前284年—前204年）将荷马史诗《奥德修》翻译成拉丁文，这是罗马的第一部文学教本。南意坎佩尼亚人尼维乌斯翻译了多部希腊悲剧和喜剧，写了7卷本史诗《布匿战争》，以希腊式诗体记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启了罗马文学自身的创作。罗马名将西庇阿大力引进希腊文化，属于他的集团的“罗马诗学之父”埃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摹仿荷马史诗创作《年代记》，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保守贵族老加图竭力抵制希腊文化包括斯多亚主义进入罗马，惟恐消蚀罗马传统道德，但他未能阻挡在希腊文学广泛影响下，罗马文学自身走向成熟。出身平民的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年）创作喜剧130部，留传至今21部。他生动刻画罗马社会中军官、商人、放高利贷者、妓女、吝啬鬼、浪荡青年和机智风趣的奴隶等各阶层人物形象，嘲笑富人、贵族的贪婪本性，对奴隶表示同情，深受下层民众喜爱。他的喜剧有现实主义特色，对后世莎士比亚、莫里哀很有影响。之后，出身北非奴隶的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90—前159年）获小西庇阿文化集团庇护，以高雅纯净的希腊文风创作《婆母》、《两兄弟》等喜剧，传世6部，反映新老道德矛盾，而有希腊新喜剧特点。他的名言“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标志罗马的人文精神。在共和制向帝制转变时期，一代雄才恺撒曾学习希腊修辞学，其散文深得阿提卡文风之精髓，所写传世的《高卢战记》、《内战记》，记载他经营高卢、对高卢人和日尔曼人的战争，两次入侵不列颠的经过，以及消灭庞培的战争，文风简明凝炼、朴实无华，成为罗马家喻户晓之作，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启蒙读本，连政敌西塞罗都称赞它们“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西塞罗的散文成就更高出一筹，传世的57篇演说辞和900篇书信，融合阿提卡和罗马传统的文风，形成结构匀称、句法严谨、词汇优美、精心雕琢而又自然流畅的风格，被后世奉为“拉丁散文的泰斗”。

奥古斯都统治帝国四十余年，罗马文化达到全盛。奥古斯都针对内战后罗马公民颓废苟安的倾向，强调发扬传统宗教和道德精神，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宣传罗马的历史使命。他的亲信麦凯纳斯吸引当时杰出的作家，为元首的文化政策服务。罗马诗歌经过数百年历练，已臻顶峰，产生了深具罗马民族风格的三位伟大诗人。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出生于北意富裕农民家庭，在罗马学过法律、哲学，后以写诗为业，是麦凯纳斯文学团体成员。他的早期作品《牧歌》摹仿希腊田园诗，而又吟歌意大利恬静优美的乡村生活和纯洁的爱情，融入哲理意趣，一问世即被广为传诵，受到奥古斯都重视，据说，他正好战胜埃及归来，在小镇听维吉尔吟诗长达4天。之后，维吉尔应麦凯纳斯之约，为吸引流散农民回农村，写下4卷《农事诗》，类似古希腊赫西俄德写田功农时的教谕诗，歌颂丰饶的自然、劳动者的辛勤与和平的生活，赞美斯多亚派哲学的神是主宰自然的伟力。在奥古斯都的授意下，维吉尔全力投入史诗《伊尼阿斯》的创作，历时11年，共12卷、近万行，逝世前未完全修改定稿。这是罗马的“荷马史诗”，描述罗马祖先维纳斯女神之子伊尼阿斯，在特洛伊城破后，负父携子经西西里逃至迦太基，和女王狄多相爱结婚，后因神命所遣他奔赴意大利，女王悲愤自杀。他终于来到拉丁姆，获国王拉丁努斯盛情款待，并以女儿相许，婚事遭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嫉恨，伊尼阿斯在交战中杀死情敌而立罗马之国。显然，这部史诗取材于虚构的民间传说，但它歌颂罗马祖先的丰功伟绩，激发爱国精神，传说的伊尼阿斯又是恺撒和屋大维家族的远祖，表明奥古斯都统治也是天命所为。荷马史诗活泼明快，这部史诗则严肃、深沉、哀怨，故事跌宕起落，更有戏剧性，战斗场面惊心动魄，情爱缠绵催人泪下，显示作者博大精深的诗才和功力。这部史诗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巨大影响。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原是南意大利释放奴隶的儿子，年轻时赴希腊深造，内战时参加过共和派军队，后转而依附元首统治集团，受麦凯纳斯庇护。他的早期诗作《讽刺诗集》歌颂和平淳厚的生活，讥刺罗马奢糜败坏的世风。他后期所写的4卷《颂歌》和2卷《诗简》使他享有盛名。颂歌以优雅的抒情赞美屋大维及其提倡的淳朴道德。《诗简》中一封诗体信《诗艺》是文艺理论的问答，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诗摹仿现实说，肯定诗有寓道德教诲于艺术美的教育作用，主张罗马新诗应继承希腊古典诗的形式，体现民族精神的内容。他所提出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对后世很有影响。

命运乖变不济的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所写《爱情诗》、《古代名媛》和《爱的艺术》风格纤巧，使他确立了情诗奇才的声誉，但他触犯了奥古斯都倡导的澄清风俗、恢复古风之令，致使他晚期被放逐黑海之滨。在流放中他创作了15卷《变形记》，讲述了250个奇异的神话故事，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罗马恺撒等人化为日月星辰，其中不少故事是改造希腊神话而来，主人公最后变成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极富想象力，创作手法狂放怪诞、不同凡响。这部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成为当时著名雕塑家的创作题材来源。

奥古斯都之后到安敦尼王朝的“白银时代”，罗马文学也有一定成就。如彼特隆纽斯曾是尼禄的亲信，畏谗自杀，他的小说《萨蒂里卡》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流浪汉小说。公元1世纪末的朗吉努斯用书信体写的文艺理论作品《论崇高》，主张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情感才能造就艺术作品的崇高美，它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公元2世纪中叶的琉善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23]写了大量机智、深刻的讽刺散文，将各种宗教、迷信包括基督教信仰都鞭挞得体无完肤，罗马富翁、官吏也是他嘲笑的对象。他的无神论思想在罗马哲学史上也是一颗闪射异彩之星。

罗马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在伊达拉里亚和希腊艺术的影响下，表现了综合古典文化的大势，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公元前2世纪以来水泥（火山灰搅拌沙石制成）和大理石的广泛应用，促进罗马建筑和雕刻的繁荣、发展。

罗马的建筑艺术气势恢弘，所建的神庙、广场、凯旋门、会堂、剧场等，是建筑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罗马人继承、发展了希腊建筑的柱式体系的精华，在壮实的多立斯柱式基础上，形成了简朴的托斯堪柱式；后又综合精致灵巧的伊奥尼亚柱式和雍容华贵的科林斯柱式，发展为集合柱式。这样，罗马人将古典柱式由三种发展成为五种，构成建筑艺术传统的主轴。罗马在古代建筑艺术史上的又一突破是广泛采用拱卷技术，并将它和柱式结合，发展出半圆形拱顶、四方（交叉）拱顶和穹窿圆顶，使建筑物内部空间宽阔高敞、富有气韵。罗马的广场是在开阔空地配以各种重要公共建筑，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场所。从公元前7世纪末修筑罗马广场以来，历代兴建不绝，如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平广场、涅尔瓦广场、图拉真广场等，一个比一个豪华。神庙是罗马人的宗教活动中心。早在公元前509年就建有供奉罗马神灵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卡彼托林大神庙，属木石结构的伊达拉里亚建筑风格。公元前4世纪中叶后，罗马神庙采用希腊柱式体系，但神庙主殿从正方形变为长方形，这也是后来西欧基督教罗马公教教堂和希腊教堂的区别所在。罗马帝国容纳各民族的传统多神教，为了表达这种兼容并包诸民族宗教的博大胸怀，奥古斯都的女婿阿格里巴兴建了最著名的万神庙，此神庙曾被毁，又由哈德良皇帝重建。殿堂为通体浑圆穹隆式，平面直径43米，圆顶端点距地面也为43米，圆顶中央直径9米的天窗供采光，圆顶之下除边墙外无支撑物，高大空敞、坚强牢固，应用拱卷原理有巧夺天功、出神入化之妙。它巍然屹立至今，是西方建筑竞相仿效的对象。罗马剧场有半圆形、圆形两种，多建于平地，不同于建于山坡的希腊剧场。罗马的最为宏大、著名的科罗西姆大剧场于公元69年至80年为纪念镇压犹太人起义的成功而建，平面为椭圆形，长径185米，短径156米，外墙高48.5米，有多层级的观众席，可容纳5万人。整个剧场分层采用不同风格的柱式，配以拱卷，坚实宏伟，达到力与美的高度统一。它用于表演角斗、斗兽和海战，当年曾有多少奴隶角斗士在此洒血丧身。古人说“科罗西姆倒塌，罗马就要灭亡”。如今它有较大破损，仍大体可见它当年恢弘的风貌，成为现代体育场建筑的摹本。

罗马的雕塑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共和国初期的青铜母狼雕像（现存于卡彼托林博物馆）是伊达拉里亚匠师所作，反映母狼哺乳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兄弟的传说，后被选为罗马的城徽，是罗马民族精神的象征。罗马人热爱并复制了许多希腊雕像，使我们还能见到已失传的希腊珍品的复制品，这也是罗马人的一大功绩。罗马充分吸收希腊雕塑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布局和谐有序的优点，以写真求实为创作方向，发展了自具民族特色的雕塑艺术。它主要有叙事浮雕和肖像雕塑两类。叙事浮雕以反映重大公共事件和历史场景为主要内容，佳作迭出不穷，如和平祭坛上的浮雕表现奥古斯都巡视各省后举行和平大祭，大地女神形象健美丰盈、端庄典雅。图拉真纪功柱高达38.7米，纪念图拉真皇帝征服达西亚（今罗马尼亚），通体绕以宽1.25米的浮雕带，带长达200米，刻画人物2500个，表现情节场面155项，采用多视角表现手法，代表了古典浮雕的最高水平。肖像雕塑源于罗马人的祖先崇拜，后来为贵族、帝王、政治家、诗人、哲学家制作雕像成为时尚，有青铜或大理石制的全身像、胸像、头像、群像等多种形式。其中如庞培、恺撒、奥古斯都之像性格鲜明、神态逼真，至今立于卡彼托林广场的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青铜骑马像昂首稳步而行，皆是世界雕塑艺术中的杰作。

古代绘画能保存至今的很少。维苏威火山埋没的庞培等3座城镇，为今人保存了约3500幅壁画，比以往从古典世界发现的全部壁画还多。大部分珍品已移存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其中有一些是希腊绘画的复制品，相当珍贵。庞培城的壁画用于建筑物的装饰，大多表现希腊与罗马的神话，也有反映市俗生活、男女爱情、自然风光和典雅人士、市井人物的，还有静物画。题为“读书的少女”的壁画刻画妙龄少女倾神专注于书本，神态娴静，堪称绝品。题名为“春”的壁画抒写少女缓步行走在花园中采撷花朵，可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波提切利的同题材绘画相媲美。

（三）史学

罗马史学也是在希腊文化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最早的罗马史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撰写的。罗马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才产生自己的历史著作。罗马第一位历史学家费边·皮克托（约生于公元前254年）曾任罗马执政官，他所写的《罗马编年史》记述神话时代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事，最早提出罗马起源于特洛伊人之说，可惜此书已散佚。恺撒时代的罗马史学有长足进步。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既是散文杰作，也是史学名著。他的追随者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恺撒被刺后归隐林园、潜心著述，所写《罗马史》已佚失，而传世的《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争史》，记述了平定罗马贵族喀提林叛乱事件和对努米底亚国王朱古特用兵史事，这两部书是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政事的重要著作。罗马史学的全盛也是在奥古斯都时期至公元2世纪的安敦尼王朝，涌现了李维、塔西陀等一批杰出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深受斯多亚派哲学的天命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影响。

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出身于北意帕多瓦的富贵之家，后赴罗马定居，深得屋大维宠幸，曾任其继外孙、未来皇帝克劳狄之师。他倾毕生心血写成142卷通史巨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现仅存35卷。此书记述罗马建城至奥古斯都时代长达800年的政事，开创了西方史学中的通史体例。他写历史著作的目的是宣扬爱国主义和以道德教诲垂训后世。他生动地描绘先人创业之艰难，歌颂罗马是最伟大、高尚的国家，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社会风尚廉明，崇尚清廉和节俭，这些都符合屋大维的文化政策。他评价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甚至表现了对共和时代的留恋和对庞培的颂扬，但因他努力激发爱国热忱、纠正世风时弊，屋大维只戏称他是“庞培党羽”，而仍尊重他的忠实叙事的史笔。他用天命观解释历史，认为罗马人是“天命所归”的民族，他们所以能统治地中海世界，是顺应自然和神的意旨，奥古斯都能开创元首政制、缔建伟大帝国，也是天命支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主张史学的独特功用是从中引出道德教训，他的历史著作褒贬分明，意存劝诫，以斯多亚主义的道德标准扬善戒恶，使后世从政者获得借鉴。他的著作文词华美、辞章典雅、笔调生动、铺陈细致，在治史上虽疏于考证，不如修昔底德那样严谨，但他开创了修辞史学的古典传统，对西方史学的影响相当深远，他的拉丁散文的优美风格也被后世奉为楷模。

塔西陀（约公元55—120年）堪称为罗马史学中的修昔底德。他出身于小贵族之家，后以博学多才受元老院器重，他在成为执政官阿格里可拉的女婿后迅速升迁，历仕涅尔瓦、图拉真等三帝的王朝，曾任大法官、执政官和外省总督。他治史视野广阔，观察敏锐，写有4部史学名著。《阿格里可拉传》歌颂他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但大量记述了早期不列颠岛民众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不仅为民俗学、人类学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历史的重要依据。《日尔曼尼亚志》是他驻节北部边疆后所写，他熟悉日尔曼人从氏族向国家转变中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此书是最早全面记载日尔曼人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恩格斯曾引用它的材料来研究古代日尔曼人社会。16卷《罗马编年史》（今仅存第9卷和一些残篇）记述屋大维逝世至尼禄覆亡的历史，12卷《罗马史》（今仅存前4卷和第5卷片断）记述尼禄死后至图密善称帝时的史事，两部书相衔接，成为公元1世纪的罗马当代史，恰好是李维著罗马史的续篇。这两部著作是研究罗马前期帝制政事的史学名篇。由于受元老院影响，塔西陀留恋贵族共和制，对帝制深为不满，书中着力歌颂共和时代的自由、道义和英雄精神，批判帝制时代的专制压迫、文网密织、世风日下、立国精神沦丧，对专制帝王的凶残腐化和佞臣的阿谀弄权鞭辟入里。他主张天命支配人世的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和道德一如万物经历循环更替，历史学家应有道德家的立意，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赏善戒恶，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他又主张历史写作贵在记实，史学家应“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秉笔直言，他的史书基本上是实录。但是由于他怀恋旧共和制、对帝制心存敌意，记叙历史难免也有偏颇。他是文章高手，落笔凝练，言简意远，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敏于观察，在叙述罗马政治事件和人物时独具慧眼，对许多“神明”帝王褫其华衮，示其本相是阴谋家、野心家，是“戴着皇冠的恶棍”。他和西塞罗、李维被并称为拉丁散文三大家。

安敦尼王朝后期还有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各以独具一格的成就丰富了罗马史学遗产。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年）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喀罗尼亚城，学识渊博，以硕学通才知名，曾任图拉真、哈德良两帝之师和执政官。他毕生勤于著述，作品有227篇之多，后人辑其存篇编为《传记集》（又名《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和《道德论集》两书。他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学园派和斯多亚派的影响，信奉天命、神明、理性、世界灵魂和世界主义政治，认为历史传统应当表现“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灵魂”，其核心精神是伦理道德。《传记集》是西方流传甚广的名著，全书50篇中除4篇为一人一传外，46篇各以一位希腊名人配一位罗马名人，共23组合传，旨在说明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相通与伟大。此书文笔行云流水，瑰丽多姿，生动有致，在西方开创了文学传记的传统。苏托尼厄斯（公元75—160年）曾任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熟悉皇室档案文献，他所著、传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史料确凿可信，叙事细致入微，开创了西方的历史传记学传统。阿庇安（公元95—160年）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卓杰的史学家。他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曾任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修辞学教师，晚年出任埃及总督。他写的巨著24卷《罗马史》（今存11卷）是纪事本末体通史，按战争等重大事件编写自罗马立国至庞培称雄又灭亡、奥古斯都崛起取胜的历史，记述西班牙、布匿、伊里利亚、叙利亚、米特拉达梯等重大战争甚为细密，写向帝制过渡的内战史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处在盛世之末，斯多亚派哲学的宗教色彩浓重，他也相信天意、神兆等；但他的著作没有伦理道德的说教，也不用神意解释历史发展的原因，他重视社会经济在历史事件中的重大作用，这在古代罗马史学家中是惟一无二的。马克思称赞说“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24]恩格斯说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是“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25]他还揭露了罗马帝国对外征服、掠夺的暴行，记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这在古代史家中亦不多见。他的文笔清新自然，在修辞史学中以质朴淡雅独树一帜。在他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崛起及其国教地位确立，基督教神学世界观逐步统治罗马文化，罗马的史学也就蜕变成为一种基督教史学了。

六、早期基督教

公元1世纪前叶产生而后逐渐壮大的早期基督教，是罗马文明中对后世西方最有巨大、深远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中世纪文明和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基督教的斗争而展开的，现今对世界社会生活起有重要影响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都是由早期基督教演化而来的。这里所说的早期基督教，指基督教自产生、传播至国教地位和基本神学体系的确立，约四百余年，就是罗马帝制时代的基督教。

（一）基督教的产生和演变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屠杀1200名犹太人，巴勒斯坦成为罗马严格控制的领地。公元前40年罗马扶植当地贵族希律为国王，这个最残忍的暴君在36年间像野兽一样统治他的国家，几乎每天都血腥虐杀犹太民众。公元前4年他死后，罗马将巴勒斯坦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亚基老、安提帕和腓力，各自称王，而犹太人因反抗暴君统治和苛捐重税发动大规模的暴动，罗马军团帮助亚基老残酷镇压，2000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在军队屡次侵伐中犹太人被俘为奴的达60000人之多。深受压迫的犹太人特别是下层民众中的奋锐派不断反抗，公元66年爆发犹太人大起义，遭到罗马统治者血腥镇压和疯狂报复，圣殿被毁，大批犹太教徒被处死，或被卖为奴，或流亡异国他乡。基督教最初就是在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残酷统治中产生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据圣经《新约》记载，基督教创始人耶稣（Jesus）约在公元前7年至公元7年间，[26]出生于耶路撒冷南约6英里的伯利恒的加利利或拿撒勒，母名玛利亚，父亲是木匠约瑟。说他是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动受孕而生，显然是后人为了将耶稣神化为“圣子”而编造的。耶稣自小生活在正统犹太教环境中，习得希伯莱文经书的知识。当时在罗马残暴统治下，犹太人普遍流传“弥赛亚”（救世主）将会降临。耶稣30岁时在约旦河谷遇见一位先知施洗者约翰，他在传道中宣称上帝的统治临近了，将在审判中使罪人灭亡，敦促听众忏悔罪过，用约旦河水施洗是赦罪的必要条件。耶稣接受施洗，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希律·安提帕很快逮捕并处死了约翰。之后三年间，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城镇布道，医治病人，斥责贪婪、放荡的生活，以拯救人类脱离罪孽为使命，他结集了约翰（不是那个施洗者约翰）、雅各等12位门徒，被人视为“弥赛亚”。他33岁时率信徒进入耶路撒冷，惊动全城。他怀着对圣殿的热爱，赶走了圣殿内一切买卖人、兑换银钱的人，抨击当地宗教领袖们的教导歪曲了律法。时值逾越节前夕，聚集的群众具有一触即发的爆炸性情绪。耶稣被其门徒之一犹大出卖，犹太教的祭司长抓获耶稣并送犹太教公会审判，罗织的罪名是“自立为犹太人君王”；又将他移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严刑拷打后，以谋叛罗马罪处死，钉在郊外各各他山冈的十字架上。门徒传说他3天后复活升天，许诺他将重新降世进行末日审判；说耶稣复活50天后又向11位门徒显现，要他们去世界各地传教，告诉人们耶稣以自己的死为人类赎罪，人们要信奉上帝和耶稣才能得救。在使徒们广泛、持续的传教活动中，基督教这种新宗教才逐渐形成。耶稣及其12位门徒是否真实存在过，并没有当时目击者的可靠资料佐证。19世纪的青年黑格尔派斯特劳斯和杜宾根学派认为，他们只是无意识的“精神”所产生的神话；布鲁诺·鲍威尔则认为他们只是福音书作者们出于“自我意识”所编造的。但当今一些考古学家、神学家如维尔纳·克勒尔在《圣经：一部历史》中记述的，认为考证表明耶稣遇难的故事有历史的真实性。

基督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从巴勒斯坦征服了全世界”，只是一种奇谈。[27]耶稣并未意识到自己创立了新宗教，他接受犹太教的规则和教仪，只是注重用虔诚、道德和仁爱来补充犹太教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最初他的门徒只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雅各的保守派仍坚持行割礼、立誓遵守律法，皈依犹太教。彼得派主张使这种宗教走向世界，但也受保守派的压力而有动摇。后来传播福音扩大至外邦人和希腊化的犹太人，称耶稣为“基督”（Christo），其希腊文原义是“涂过圣油的人”。耶稣亲传的门徒彼得本是一位贫贱的渔夫，后因遵循老师遗训进行传教活动，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彼得派的原始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是奴隶、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号召信徒团结互助、平等公有，交出部分财产以作为公共基金，既用于宗教活动，亦可救济贫苦信众；它并有强烈的反抗意识，鼓动人民起来报仇伸冤，推翻罗马与犹太上层的黑暗统治，向往财富平均、共同消费的新耶路撒冷千年王国。它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和教权制度，在抨击其他教派中表现出进行一场全世界斗争的胜利信心。恩格斯剖析《新约》中一篇最古老的文献《约翰启示录》，指出它在公元67年6月至68年1月或4月写成，托名为约翰（不是施洗者约翰）的作者，以展示幻景的极为激切奔放的语言，抨击其他教派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违背犹太教的教训，并且用“巴比伦大淫妇”影射罗马，宣讲毫不隐讳的复仇，说从奥古斯都到尼禄这5个王都已倾倒了，之后第六、七、八个王也必将沉沦，预言基督会重新降临人世，在和黑暗势力大决战中建立新的千年王国。[28]

使基督教发生重大转变的是保罗（Paul，约生于公元7年）。保罗原名扫罗，是小亚塔尔苏斯的希腊化犹太人，获罗马公民权，曾以制帐幕工匠为业，受过犹太律法教育，在犹太教公会当过差，参与过迫害基督教徒的活动。后来据说基督向他空中显现，一下子使他皈依基督教。他及其门徒马可等人大力开展希腊语传教活动，三次赴塞浦路斯、马其顿、雅典、科林斯等地进行传教旅行，宣传自己的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大量吸收小亚、希腊、罗马等地的非犹太人入教，广为发展教会组织，众多奴隶主、有产者都加入进来，保罗派终于占据教会的正统地位。保罗本人约60岁时在耶路撒冷被捕，后转送罗马囚禁2年，于公元67年被暴君尼禄处死。

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编定《新约全书》，它是基督教的圣经，用希腊文而非希伯来文写成，包括记载耶稣传道活动的福音书4篇，使徒行传、使徒书信21篇，以及约翰启示录，共27篇。除启示录如前所述属彼得派的作品外，新约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教义。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宣扬忍耐服从、精神忏悔、禁欲修身和宿命思想，鼓吹顺从罗马统治。它将以斗争求实现的现实世界的千年王国，变为死后寻求安慰、解脱的彼岸世界王国，于是逐渐变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宗教。二是吸收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学派、斯多亚派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早期基督教神学，使基督教有了较确定的理论根基，但还没有之后的“三位一体”的中心内容。如恩格斯所指出，这种“新的世界宗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29]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基督教只是在保罗派活动时期才形成，其诞生地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完全否定原始基督教存在，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但恩格斯也肯定他的功绩在于证明了正统的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的”，它“是这个世界的最地道的产物”。[30]这也就是说，它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基督教最初是藉着罗马实行对多民族宗教的宽容政策而得以生存、发展的。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不仅大量群众百姓，甚至帝国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也为寻求宗教慰藉而加入基督教，基督教逐渐在罗马帝国盛为传播。至3世纪，帝国境内已有基督教徒600万，教会达550个，在罗马、米兰、亚历山大里亚、里昂、迦太基、拜占庭等城市都建立地区教会中心，罗马的最高教会头领已类似日后的教皇。各地主教、大主教及阐释教义的教父掌管大量教会财产，已颇有势力。基督教坚持一神论，反对罗马王权的宗教基础罗马传统的多神教，罗马皇帝们曾长期猜忌、仇视它，指控基督教徒是无神论者，甚至是吃人肉、倡淫乱的异教之徒、邪恶败类。继尼禄皇帝残杀基督教徒后，在公元2、3世纪图密善、马可·奥勒留、戴克里先等皇帝在位时，都实行大规模的迫害基督教徒的政策，许多主教、信徒被残杀，甚或一次死难者达2000人，基督教一直处于非法地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等希腊教父以及德尔图良等拉丁教父在护教运动中，一方面抨击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另一方面写了不少护教篇向皇帝请愿，表示基督教徒会像侍奉神那样侍奉君主，教人敬畏上帝、克制欲望会有助于维护统治，极力表明帝国与基督教的利益一致。君士坦丁皇帝在位期间，于公元313年会同共治者李锡尼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前此没收的教会财产一律发还，他并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的尼西亚城主持有三百多位主教参加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这是至今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惟一共同承认的信仰宣言。君士坦丁本人在临死前也受洗入教。基督教终于得到罗马帝国承认，这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背教者朱利安皇帝实行短暂的取缔、镇压基督教的政策，重新尊奉罗马多神教，但基督教毕竟已渗入罗马社会机体各部分，势不可扼。公元392年提奥多西一世皇帝颁布法令，关闭一切异教（包括罗马传统的多神教）的神庙，禁止一切向偶像献祭的活动，正式确立基督教为举国独尊的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文明和西欧中世纪文明中和统治政权紧密结合的主流文化。

（二）从基督教的主要特征看它胜利的原因

基督教为什么能战胜罗马帝国存在的各民族多神教，包括作为国教的罗马传统多神教？为什么它能独立于犹太教而蓬勃发展，其影响远超过犹太一神教，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呢？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剖示它的主要特征，就可看出，它取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综合了希伯来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中的宗教和哲学的成果，建立了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伦理型的一神论宗教神学体系。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适应了罗马帝国统治者更有效地实行精神统治、被统治民众寻求精神慰藉的双重社会需要。基督教承袭了犹太一神教的上帝创世、原罪与赎罪、灵魂拯救和天国来临等主要观念，但基督教的上帝已不只是犹太民族的上帝，而是各民族皆可尊奉的上帝，上帝的选民已不局限于犹太民族，不排斥其他众多民族，而有很大的包容性，包括了全人类。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本身具有世界性，有超越于犹太一神和各民族多神的绝对权威；和较粗俗的罗马传统多神教相比较而言，基督教无疑更适合罗马帝国凭借神意维护专制王权的需要，实行对庞大帝国多民族专制统治的需要。基督教宣扬人类的现世苦难皆由人类始祖的原罪造成，要人们克制欲望、遵守戒律、忍让服从、逆来顺受，以求救赎灵魂而得永生，这又有利于统治者对广大民众进行有效的心灵控制。基督教树立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性化的耶稣形象，以基督复活、末日审判和天国降临为基本信仰，这就将现实世界的善恶价值转化为彼岸世界的善恶价值，将民众摆脱社会苦难、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转移到在彼岸世界的千年王国寻求对奴役与困苦的解脱。在奴隶制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这也为广大被压迫民众提供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精神慰藉，所以当时社会下层民众不顾一切迫害，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于基督教。

基督教的一神观念更为精致而且有人文内容，是宗教本身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产物，具有现实的感召力。从民族原始的多神教演变为理性一神教，是宗教自身进化的规律。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早就抨击神人同形同性的传统多神教观念，提出理性一神的主张；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以精致的哲学论证确立了理性神；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也承袭了理性神的观念。但是，他们的理性一神抽象又玄深，并没有排绝、替代了社会现实生活中对传统多神教的崇拜，罗马的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出于维护“国教”的统治需要，甚至也长期敌视、排斥基督教，虽然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和它们的理性神是相一致的。犹太教反对神人同形同性和偶像崇拜，只尊奉非人格化的耶和华，它是古代世界惟一的理智性的一神教，显然比原始多神教的诸神仍带有人间争斗、嫉妒乃至通奸等恶习，要远为高明，这也是当时犹太民族在宗教上引为自豪的。然而，犹太教的上帝在冥冥中对犹太民族立约，规定严格的律法，他是威武、严酷的立法者、裁判者，是犹太民族只能敬畏、服从而不可亲近的最高主宰，他缺乏人情味和现实人性的魅力，崇拜他又须履行烦琐的戒律和教仪。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一神上帝观念，也反对粗俗的神人同形同性和偶像崇拜，但它树立了为人类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崇高形象，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耶稣不是带有凡人恶习的拟人化的神明，而是逻各斯即理性和道德人格的体现，他又像是广施恩泽和庇护的慈父，关爱人类，为了将人类从罪孽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不惜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了引导人们进入美好的天国，他通过自身经受磨难来激发人们的神圣情感。基督教结合了犹太教的耶和华、希腊哲学的理性神，又使之体现为耶稣的崇高、丰满形象，这就使它富有现实的感召力。它又强调“因信称义”，宣扬信仰上帝和基督是得救的根本之途，任何人不分民族、贫富贵贱，甚至包括罪人，只要凭其对上帝和基督的坚定信仰，都能洗涤罪孽，净化灵魂，领得天国的入门卷。这比犹太教的严格戒律、繁琐教仪要简便易行，易为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

基督教是高度伦理化的宗教，具有较强的规范、调节社会与个人行为的道德功能。伦理规范内容的增强和充实，也是宗教本身向高级形态进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原始多神教的伦理规范内容是简陋、散漫的，它只是表现了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制社会不发达形态下的道德习俗，在建树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方面只起有相当薄弱的功能。犹太教有较为深刻的伦理内涵，但它过于严峻，而且是和律法混淆在一起，又只适用于犹太民族，缺乏普适性。基督教则在指引人们如何使灵魂得救和进入天国的永恒生活中，提出了一整套有普适性的伦理道德要求。《新约》将“爱”看作基督教伦理的总纲，它统摄、包容了所有其他的道德要求，以至律法和摩西十诫。信、望、爱是基督教的三种主要神学美德，其中爱是最重要的，信仰上帝、仰望上帝之情都出于对上帝的热爱，从而派生出世俗美德。上帝规范世俗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爱人如己”，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人人皆兄弟，所以耶稣告戒众人要爱邻居、爱他人“像爱你们自己”一样，甚至要以德报怨，“要爱你的仇敌”。从“爱”出发，就能自觉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十戒，就能树立希腊人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就能培植信实、虔敬、仁慈、谦卑、忍耐、宽容等个人美德，人们就能在积德行善中使灵魂净化，获得上帝的恩典。宣扬“博爱”精神正是基督教有别于犹太教的显著伦理特色。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普遍性的“博爱”具有某种虚假性，是不可能完全真正实现的。然而，基督教强调“爱人如己”，类似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所谓有某种普适性的“道德黄金规则”。对统治者而言，它吸纳了塞涅卡的“仁慈”、“宽容”等伦理道德观念，要他们施行仁政，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巩固世界主义的帝国统治；对民众而言，它主张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使教会内部有较大的凝聚力，在社会生活的局部范围内，它确实也能发挥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所以，基督教作为伦理化的宗教，有较强的道德吸引力和协调社会生活的功能，比犹太教和多神教都有高明之处。

早期基督教综合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罗马哲学，逐渐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神学体系，有较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新约》承袭了犹太教的一些基本观念，本质上是希伯来文化的产物。但它已吸收了流行的希腊哲学思想，《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肉身”中的“道”，就是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基督教在反异教斗争中，经历了和希腊罗马哲学既冲撞又融合的奇特过程，它受维护罗马多神教的斯多亚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攻击，它内部也有一些反希腊罗马哲学的神学家，但它的主流势力却是在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神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希腊罗马哲学，来构建哲学神学体系，壮大基督教的根基。这表现在护教运动中的教父哲学之中。被马可·奥勒留皇帝处死的希腊教父查士丁（约公元100—165年），最早提出“基督教哲学”观念，在哲学外衣下宣扬上帝之道，他在两篇《辩护词》中声称苏格拉底已看出希腊传统多神教之神的虚假，认识了真正的上帝，柏拉图的创世说是从摩西那里学来的，他们都是耶稣诞生之前的基督徒。他阐发基督即内在于理性的逻各斯，将《新约》的创世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宇宙创生论结合起来。希腊护教士塔提安（约公元110—172年）等人和北非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公元145—220年）则固守希伯来圣经传统，敌视、排斥希腊罗马哲学，称之为“野蛮人的哲学”，主张哲学家应当被送去喂野兽，大声疾呼“让斯多亚派、柏拉图、辩证法与基督教相混合的杂种滚开吧！”然而，当时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毕竟是主流，亚历山大里亚教理问答学校在公元3世纪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中心之一。克莱门特（约公元153—217年）在《规劝异教徒》等神学著作中，剖示东方宗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大量吸收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调和理性与启示、知识与信仰，强调智慧（即神学）是哲学的女王，这是中世纪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先声。曾与普罗提诺同学、献身基督教而自阉的奥立金（公元185—254年），在《第一原则》、《反塞尔修斯》等著作中，运用斐洛的“喻意解经法”，用希腊哲学解释上帝、三位一体、世界与人、自由意志等问题，主张上帝是最高的纯粹精神实体，批判塞尔修斯以柏拉图的“真逻各斯”反基督教的思想，而他自己则在将柏拉图哲学改造、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大为推进，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神学体系。他虽因主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在公元533年君士坦丁堡公教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他在基督教神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至公元5世纪，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奥古斯丁集教父哲学之大成，写了大量哲学、神学和经文注释、布道著作，将柏拉图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紧密结合，建立庞大的“基督教学说”，提出上帝启示知识与真理的“光照论”、“恩典论”、“爱的伦理学”以及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表达的神学历史观等等，他所完成的系统的基督教哲学神学体系，在公元13世纪之前支配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进程，至今仍被梵蒂冈教会奉为权威。本书在论述西欧中世纪文明时还要剖析他的思想。总之，在基督教和日趋宗教化的希腊罗马哲学合流中形成的神学体系，构成罗马帝国末期和后来中世纪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影响遍及政治和各种文化形式，其社会功能是犹太教和罗马多神教都望尘莫及的。

（三）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胜利并没有挽救罗马帝国的危亡，因为它不可能克服罗马帝国末期深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而基督教自身又陷入尖锐复杂的、与政治斗争紧密交织一起的宗教斗争，为确立正统神学地位进行的内部教派斗争，更使基督教处于长期分裂、精疲力竭的状态。

首先是长期作为“国教”的罗马多神教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消灭这种“异教”并禁绝各民族多神教的斗争，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基督教于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罗马多神教并未被取缔，其势力仍很强大，特别是所谓“背教者”朱利安皇帝上台后，逆反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大力推崇罗马和小亚的各种多神教乃至占卜、巫术等，再次迫害基督教徒。基督教重新合法化并取得国教地位后，凭借提奥多西一世等皇帝的取缔一切“异教”的敕令，为巩固自己的精神统治地位，将它所说的仁慈、宽容、“爱你的敌人”等都抛在一边，也以和它的对手同样的宗教狂热扑灭对手，捣毁多神教崇拜的偶像，将各地多神教的神庙夷为平地。公元391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崇拜埃及神明的教徒和基督教徒狂热地对立，提奥多西皇帝关于拆除该城的一切偶像的命令一到，大主教提奥菲卢斯立即发动教徒拆毁了埃及古老、雄伟的塞拉皮斯大神庙，并抢劫、破坏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罗马帝国曾有所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已荡然无存。

其次，为确立正统神学的地位，基督教内部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反“异端”的教派斗争。基督教自形成之后，就有这种斗争。如诺斯替教派于公元1世纪产生，流行于2、3世纪，其代表是2世纪的瓦伦提诺，该教派受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的影响，主张上帝通过神秘的理智和知识支配世界，贬低了耶稣的神性。里昂主教伊里奈乌（约公元120—202年）写了5卷《驳异端》，捍卫公教会与保罗神学的统一性，批驳诺斯替教派，此书倒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诺替斯教派的资料。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前后，斗争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与解释基本教义“三位一体”。《新约》对此本来没有明确论述，而基督教神学的中心问题，始终是基督作为有人格的神，如何与一神论观点相调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识渊博的主教阿里乌斯（约公元280—336年）建立的教派，在亚洲地区相当有势力，他主张圣子由圣父派生，耶稣兼有人性和神性，其位格低于圣父。和他对立的阿塔那修斯（公元291—373年）也是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很有威望和坚韧斗志的主教，他建立的教派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者本体同一，耶稣就是上帝的神性。他写了《反异教》等多部著作驳斥阿里乌斯教派。这两派的激烈斗争牵动整个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政治全局，经历了近百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最初确立了符合阿塔那修斯教义的信经，宣布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并且将阿里乌斯流放到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的边缘省份，通令凡私藏其书者处以极刑。君世坦提乌斯皇帝执政后却扶持阿里乌斯派而镇压阿塔那修斯派，甚至进军亚历山大里亚，屠杀该派的主教、信徒，奸淫修女。阿塔那修斯在20年的流放、逃亡中，屡次机智地逃脱被捕杀的厄运，而曾救护他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后来正是规劝奥古斯丁放弃摩尼教信仰、皈依基督教的导师。直至约维安皇帝上台后，阿塔那修斯才重见天日，以70高龄重新登上大主教宝座。继之，提奥多西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大会，最终确定阿塔那修斯派的三位一体神学体系为正统，将有背于它的教义的教派、学说一概定为异端邪说而明令禁绝。基督教为确立正统神学进行的尖锐的教派斗争，几乎贯穿在气数将尽的整个罗马帝国末期，它同政治斗争紧密相关，造成社会秩序动乱，以致英国近代历史学家吉本（公元1737—1793年）将基督教教会的这种残酷斗争，也看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提奥多西皇帝死后，两个儿子分立东、西罗马帝国，教会也随之逐渐分裂，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的又一个中心，东罗马帝国发展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文明，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同罗马天主教相异的东正教，它在小亚、希腊以及后来的斯拉夫民族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宗教。

此外，罗马帝国末期还产生了和下层人民包括奴隶、隶农反抗罗马统治者暴政相关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公元4世纪北非主教多那图斯的教派主张教产公有，反对教会与罗马政权同流合污，这一教派在北非下层群众中拥有众多信徒，因官方的迦太基大教区的迫害转入地下活动。公元5世纪30年代，他的许多基层教徒参加了奴隶、隶农起义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公元405年、412年罗马皇帝就宣布该派非法、有罪，残酷镇压，被屠杀和自杀殉教的教徒不计其数。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率军侵陷、洗劫了罗马这座千年古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世界包括身在北非的奥古斯丁极受震惊；公元430年汪达尔人又南下入侵北非，围困病危将临终的奥古斯丁主教座下的希波城。他在晚年历经13年写成《上帝之城》，对气息奄奄的罗马帝国已感到绝望，不再将它看作上帝拯救人类的工具，而将它划出圣史范围。他说罗马帝国是“另一个巴比伦”，只是兴衰无常的“世俗之城”，他期望未来再造教会高于国家的人间“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最终奠定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并没有真正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而是为西欧中世纪文明准备了一种在西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

七、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标志西欧古代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东罗马帝国艰难地步入中世纪封建社会，转型成为另一种拜占庭文明。为什么长期显赫、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会土崩瓦解呢？为什么历经千年的悠久罗马文明会走向衰落呢？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探究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意图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教训。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写了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他认为：罗马的兴起是靠战争征服各民族，把全体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罗马共和国强盛的原因是罗马人民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荣誉感，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罗马贵族的腐败倾覆了共和制，而罗马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以各种方式对人民实行暴君的持久奴役，日益腐化堕落，于是造成人民自由精神的丧失，法纪败坏，军队腐化，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互相勾心斗角而不互相救助，基督教的传播和精神统治又颠覆了罗马传统多神教的精神支柱，这就招致蛮族入侵，毁坏了帝国。孟德斯鸠强调自由和法的精神对罗马的盛衰起有决定性作用，他当时旨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权统治，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但是他并未能深入揭示罗马盛衰的根本原因，他对罗马政制变革、前期帝制成就、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评价，也不够客观，没有体现历史主义的态度。

18世纪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毕生致力于罗马史研究，写了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详致论述了马可·奥勒留之子康茂德皇帝执政后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历史，也包括东罗马帝国。他认为：罗马帝国吸取、发展了希腊文化的自由精神，建立了体现民主、自由精神的坚实政治制度，因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久强盛不衰。从康茂德皇帝起，在公元3世纪就陷入危机，帝王们大多残暴腐败又孱弱无能，近卫军操纵权柄，军事败坏，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胜利窒息了罗马民族的民主、自由精神和文化活力，尖锐的宗教斗争和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斗争更使罗马社会分裂，形成新的暴政压迫；在民族大迁移中多种蛮族乘机入侵，野蛮人的洪流淹没了整个罗马世界。他强调近卫军暴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始因，基督教胜利和蛮族渗透、入侵是其两大直接的主因。吉本是皈依新教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对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多神教的宗教斗争、基督教的教派斗争在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对蛮族如何渗入以至颠覆罗马帝国，论述极为详致，展示了罗马帝国衰亡的细致画面，颇有史学研究价值。但他过分夸大了罗马帝国衰亡中基督教教派斗争的次因和蛮族入侵的外因，并未揭示罗马文明衰落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未肯定基督教是罗马文明中产生的有生命力的新宗教文化形态，所以他的论述也有欠客观、深入之处。

汤因比（1889—1975年）是20世纪英国研究世界文明的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这部名著中探讨了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解体、衰亡的普遍规律，古希腊文明（他认为包括罗马帝国）是他论述的重要例证，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只是古希腊文明衰老阶段的巨大标志。他认为各种文明起源的动因并非种族的生物天赋或使人安适的有利地理环境，而是逆境的挑战，包括艰苦自然环境和人为打击与压力的刺激，希腊罗马民族正是在成功地应对这类逆境的挑战中，才创造了辉煌悠久的古希腊文明。他又认为，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所谓“宇宙老化”、“社会有机体衰老”的自然法则，也不是出于人性的退化，更不能用历史循环的宿命论来解释。文明的衰落都有“自杀身死”的内因，即丧失自决能力。罗马帝国衰亡体现了文明衰落的普遍法则：罗马进入帝制时代后，曾靠自己的创造性天才使群众归附的“少数创造者”，蜕变成为凭借武力和暴政维持特权地位的、毫无创造性的孤家寡人，军事集团的镇压随之产生，内部群众和外部原始人民对之失去吸引力而感到憎恶，于是社会体分裂成为少数统治者和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三部分，后两者就是基督教徒和蛮族。随着社会解体，社会灵魂即社会文化比经济、政治更早失去活力，也处于分裂和解体状态，如滋生期待救世主的各种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哲学放弃追求理智而宗教化，禁欲主义的自暴自弃，人的灵魂的罪恶感和流离感，文学艺术和社会风气的鄙俗化，等等。正是社会体的崩析和精神文化的没落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汤因比批评吉本用蛮族入侵和基督教胜利来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表面的，是倒果为因，没有深究其社会与文化解体的内在原因。而且，对当时基督教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归心，它既是垂死社会的遗物，又是孕育后来诞生的新社会的子宫；而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在蛮族中得到较普遍的信奉，也减缓了蛮族对罗马人的蹂躏，它对中世纪初期条顿民族的立国都深有影响，直到公元6世纪末教皇格列高利才重新确立了正统天主教。汤因比论述罗马帝国作为古希腊文明最后阶段的衰亡的原因，是比较深入的，给人一定的启迪。然而，他的文明史观毕竟还是少数英雄天才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主要是用文化精神来解释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的。此外，他将整个罗马文明都看作希腊文明的衰老阶段，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上述西方学者关于罗马文明衰落的探讨，都只涉及部分的真理。其实，罗马文明的衰落有深刻而互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原因，应综合地加以解释。蛮族入侵也是重要的外因，而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当时罗马帝国还持续强盛，或通过改革平和地过渡到封建社会，蛮族就难以侵入，西欧中古史也就会是另一种面貌。罗马文明走向衰落始自公元3世纪逐渐陷入社会全面危机，吉本从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开始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比较确切的。在这之前的奥古斯都时期和安敦尼王朝前四帝实行的元首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有自我改革能力，出现过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的两个高峰，它同后来的腐败专制的君主制有所不同。汤因比认为罗马全部帝制时代只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老阶段，从奥古斯都就开始走向衰亡，并说安敦尼王朝的中兴只是衰亡中的回光返照，这些说法都比较牵强，难以解释前期帝制时代两百多年的繁盛业绩。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它们相互关联，汇合成毁灭罗马帝国的力量。

首先是帝国型奴隶制经济陷入深重危机，罗马帝国统治者又未能通过变革经济制度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而是倒行逆施，强化奴隶制统治，两极分化严重，激化阶级矛盾，奴隶、隶农和下层民众的起义摧毁了罗马文明的社会基础。罗马帝国的繁荣本来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基础上，靠在征服其他民族中供给源源不断的奴隶。公元3世纪起，帝国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展，奴隶来源锐减，奴隶价格不断提高，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已无利可图；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又造成奴隶大量死亡和逃亡。奴隶制生产关系已完全枯竭了容纳与发展生产力的能量。农业经济日益衰落，大农庄萎缩成不再供应市场的自给自足的小规模耕作，商品生产率锐减，不再能满足城市供给和帝国政权庞大开支的需要。城市经济也普遍衰败，为供给庞大官僚机构、军队和挥霍无度的宫廷所需的巨大开支，帝国政府竭泽而渔，采取向各城市强征高额税收的政策，许多市议员本来把自身职位看作肥缺与荣誉，现在却视为畏途，纷纷逃位而去；几代帝王又采取发行减少含金量的劣质货币的办法，应付所需开支，造成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在前期帝制时期已萌生的隶农制将土地分给自由民和奴隶租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向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契机，而君士坦丁等历代帝王却颁布各种法令，强化隶农对大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剥夺隶农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法律权利，强使隶农重新沦为奴隶，这就扼杀了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丧失了通过自行变革向新社会形态过渡的可能性。公元4世纪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的反抗斗争不断，汇成起义的洪流，在蛮族侵入前就已将帝国政权冲击得摇摇欲坠。发生在高卢的巴高达（意义为战士）运动起义军在公元2世纪末就已揭竿而起，后因失败转入低潮，公元5世纪复又兴起起义高潮，一度在高卢西北部夺取了政权，公元447年才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公元4世纪30至70年代北非则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阿哥尼斯特（意义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基督教的多纳图斯派基层信徒甚至许多罗马士兵都加入了这支起义军，它终因罗马政府两次派大军镇压才告失败。奴隶、隶农和下层民众的起义实已屡次打击了罗马政权的元气，这就为蛮族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

君主专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酿成政治混乱和分裂，腐蚀了罗马文明的政治支柱。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实行元首制，政治相对清明，文化也昌盛。戴克里先正式称帝，实行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剥夺了和共和制多少有历史联系的元老院、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的一切权力，成了毫无制约力的皇帝独裁。专制与腐败从来是孪生子。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之极；官吏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奴隶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腐败了的无能皇帝只靠军队扶持其统治，塞维鲁皇帝说“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笼络军队的后果是造成军队坐大而主宰政权的混乱局面。近卫军可以随意杀旧帝、立新帝，军队将领频频篡位夺权，内战不断爆发，帝国政治经常处于瘫痪、动乱状态。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分封割据的结果，大为削弱统一帝国的实力。政治腐败也表现在军队腐败中，罗马军队已不复有往昔的尚武精神，而是耽于享乐，军纪松弛，丧失战斗力，后来甚至主要靠招募蛮族雇佣军，这样自然无力抵御蛮族的大举入侵。政治腐败确实是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历代治政者足可引以为鉴。

伴随经济危机和政治腐败的是文化没落，丧失创造性活力和维系健盛社会精神的活力，罗马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也凋落了。哲学是文明的灵魂，精神文化的理论核心。晚期罗马哲学是消沉的，怀疑论已摧毁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没落的斯多亚派哲学和新产生的新柏拉图主义都失落了理性精神，趋于宗教化，同神秘宗教合流，哲学不再能为社会进程和各种精神文化提供理性指导和理智的价值取向，而只成为个人追求神性的神秘体验。因之，公元3世纪后文学、艺术、史学、科学等各种文化也僵滞、退化了，不再有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时期的杰出成就，而是流于平庸和鄙俗化了。社会伦理道德也颓废没落了，曾用以建树社会道德秩序的斯多亚主义伦理，在马可·奥勒留之后完全变成一种消极悲沉的人生道德观，罗马贵族还将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曲解为一种享乐主义道德，以辩护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正当性。往昔罗马民族高昂、进取的道德精神已丧失殆尽，社会道德风气极为败坏，同要求被统治民众禁欲成为鲜明对照，统治阶级竞尚奢华、狂欢纵欲。罗马全年娱乐假日公元1世纪时为66天，4世纪时竟达175天，近半年时日沉湎于观看奴隶角斗、斗兽、海战、戏剧等表演；而罗马城颓废堕落的城市流氓无产者在公元3、4世纪已达80万，成为寄生并毒害社会肌体的赘瘤。基督教直到公元4世纪末才最终取得胜利，它并未成为罗马帝国有效的统治意识形态，未能开出疗救病入膏肓的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灵丹妙药，反而在两个多世纪尖锐反复的同罗马传统多神教的斗争和内部教派斗争中，牵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加深了社会的分裂、解体。基督教胜利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它是罗马文明的重要成果，又是罗马文明衰落、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完成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奥古斯丁，在罗马城被蛮族将领阿拉里克洗劫后所写的《上帝之城》，为濒于灭亡的罗马帝国提前奏了挽歌。深刻影响西方文明1500年的基督教是属于未来的，它综合了希伯来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成果，传给中世纪和后世，就此而言，它可算是罗马文明衰落中的一个文化硕果。

蛮族入侵无疑是致使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直接外因，使罗马文明终结，并使西欧从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型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过程。

罗马前期帝制强盛时，图拉真皇帝征服达西亚（罗马尼亚）和亚洲的帕提亚（安息），将罗马帝国版图扩大到最大范围，而北部行省设置仍以莱因河为界，莱因河以北是蛮族日尔曼人的天下。日尔曼人最早居住在波罗的海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至公元1世纪已在多瑙河、莱因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广大地区定居，过亦农亦牧的生活而蕃衍生息。日尔曼人至公元前4世纪已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活动在莱因河与易北河之间，北达丹麦；西哥特人在多瑙河下游，东哥特人在黑海沿岸至伏尔加河，阿兰人部落联盟在乌拉尔至黑海欧亚交界的草原。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称帝时，罗马国力已趋衰，北方蛮族乘虚而入，他们允许一支日尔曼部族定居多瑙河南的帝国境内，企图以蛮制蛮，未见成功，却为之后蛮族大举入侵留下隐患。罗马3世纪危机时，蛮族入侵与外患已趋严重，公元251年哥特人击毙狄西皇帝，曾袭取拜占庭，攻入小亚和爱琴海区；法兰克人进入高卢、西班牙，建有据点；更有东方波斯的萨珊王朝向西进攻叙利亚，罗马皇帝瓦勒良率兵反击，战败被俘，沦为波斯王的奴隶，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首次奇耻大辱。

公元4世纪后半叶促使蛮族汹涌侵入罗马帝国的动因，是匈奴西迁所带动的“民族大迁徙”。匈奴原本是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归附东汉南迁，和汉族融合为一，北部匈奴在汉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受汉军重创而被迫向西迁徙，东汉政权这一巩固边疆的胜利，其长远后果却是改变了西欧文明的格局，这是当时中国的封建王朝万没有料想到的。北匈奴万里发轫，驰骋亚欧，至公元3世纪已到达里海以北，征服阿兰部族联盟并使之成为同盟者；公元375年匈奴国王巴兰姆伯尔又率军征服东哥特人，并大举进攻西哥特人；次年，以匈奴人进逼为理由，包括20万武装士兵的百万西哥特人南渡多瑙河，罗马帝国边境藩篱荡然无存，只得允许他们在美西亚省（今保加利亚）安置。不久他们就因不堪忍受罗马帝国的勒索捐税等沉重负担和掠奴等暴行，起义占领色雷斯，皇帝瓦伦斯御驾亲征，在公元378年亚德里雅堡决战中大败而丧命，至此，罗马边防完全崩溃。

公元400年匈奴人在乌尔丁率领下，占据整个多瑙河盆地，迫使日尔曼人进一步南迁。于是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遭受了三次蛮族大规模侵入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横扫希腊，远征意大利，于公元410年攻陷罗马这座“永恒之城”，并屠城洗劫，后北上高卢南部建立土鲁斯王国。第二次是汪达尔人侵占西班牙南部后转攻入北非，联合当地的阿哥尼斯运动，攻克希波城、占领迦太基，公元422年罗马只得割让北非大部分领土，听任建立汪达尔王国。公元455年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率强大海军攻克罗马城，大肆洗劫破坏，使这座古代最大的文化繁盛之都沦为人烟稀少、凄凉破败的废墟，所以西方将“汪达尔主义”作为毁灭文化的同义词。第三次是匈奴人也成为打击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公元445年后阿提拉为匈奴国王，向东欧、北欧扩张，使匈奴在蛮族各国中版图最大、军事实力最强，阿提拉多谋善战，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他于公元451年率大军攻入西欧（今法国巴黎、奥尔良地区），在特鲁伊和西罗马帝国与其他蛮族的联军大战，双方死伤达数十万人，是5世纪规模最大之战。阿提拉次年横扫意大利，兵临罗马城，因军内发生瘟疫才勒索大量财物退兵。“上帝之鞭”对罗马帝国甩下致命一击。公元453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被威逼成亲的新娘伊尔狄科刺杀，阿提拉王国土崩瓦解，酋长纷纷自立为王，在相互火并和流窜中被其他蛮族消灭。要不然，在西欧中世纪初期诸蛮族立国中，匈奴会是最强大的一个。匈奴族也有余众定居在多瑙河中游，今匈牙利之名就是渊源于匈奴。

至公元5世纪50年代，西罗马帝国实际上已是蛮族的天下：除北非汪达尔王国外，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建立西哥特王国，今南斯拉夫一带建立东哥特王国，法兰克人在今法国西、北部建国，勃艮第人在今法国东部立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进入不列颠消灭当地罗马政权而建国。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只剩下意大利半岛还存在的一个仰承蛮族将领鼻息的皇宫了。公元476年，日尔曼人统帅奥多亚克废黜罗马末帝罗慕洛斯而自立为王，正式标志罗马帝国灭亡和罗马文明终结。

西罗马帝国灭于蛮族之手，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已完全腐败了，已无抵御强敌之力；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变也得靠蛮族的外部力量，因为衰落的罗马文明已完全失去自我革新的机制与活力。西欧的这种阶段性文明的转变是极为痛苦、曲折的。罗马文明的辉煌成就惨遭毁灭性破坏，希腊罗马的精神文化濒于灭绝，只在基督教内部以神学形式有所传承，又靠阿拉伯民族保存其文化遗产，直到中世纪盛期和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重放光彩。西欧文明受严重挫折，它走上封建化道路经历了漫长的所谓“黑暗时期”，文明的转型艰难地经历了几个世纪。与之相比较，古代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型，虽然从战国至秦汉也经历了内战，但主要是通过中华文明（文化上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等）自身内部的变革机制实现的，并非在外部蛮族力量毁灭性打击后才完成自身的阶段性文明转型，古代中华文明的这种转型相对平和而有连续性。中世纪千余年中华文明比西欧中世纪文明更为优越、繁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有自身变革的机制与活力，保持了文明传统的延续性。

[1]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6—147页。

[6] 桓帝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大秦指罗马，安敦为安敦尼王朝皇帝马可·奥勒留，日南位于今越南中部。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6页。

[8] 西塞罗：《法律篇》第3卷，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10] 西塞罗：《理想国》，III，2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页。

[14] 耶林：《罗马法的精神》，转引自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

[16]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17] 塞涅卡：《论仁慈》，III.28.1—2。

[18] 西塞罗：《论法律》，伦敦1876年版，第405页。

[19] 同上书，第408、423页。

[20] 西塞罗：《论法律》，伦敦1876年版，第413页。

[21] 《剑桥古代史》第12卷，剑桥1981年版，第188页。

[22] G.H.特恩布尔编：《普罗提诺〈九章集〉精华》，牛津1984年版，第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第21卷，第47页。

[26] 有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据《新约》有关记载考证，耶稣诞生的日期当在公元前7年至公元7年之间，日期也不是12月25日，而是冬季到来之前。公元533年修士狄奥尼修斯奉旨确定耶稣诞生年为公元元年，是计算有误。公元354年确定12月25日为圣诞，只因为此日和一个古老的罗马节日有关。参见维尔纳·克勒尔：《圣经：一部历史》，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1—48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1—532页。

[28]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第三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1—55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2页。

第二篇 西欧中世纪文明

引言 如何认识西欧中世纪文明

西欧中世纪文明指西欧各国作为历史整体，进入封建社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段性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西欧兴起文艺复兴之时，它逐渐走向衰落。它的下限是和文艺复兴交叉重叠的。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在其名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将公元3世纪作为中世纪的开端，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才是中世纪结束，这些见解都只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现象或精神文化现象来界定中世纪，不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来界定一种阶段性文明。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往往认为西欧中世纪，只是一个横亘在光灿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一个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时代”或“信仰时代”，欧洲人仿佛经历了长达千余年漫漫长夜的噩梦，一觉醒来就顿时进入光明、科学的新世界。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其实是对中世纪文明的误解，是将早期中世纪的某种暂时的曲折、倒退或局部的精神文化现象，夸大为中世纪全部历史的本质，并且完全割断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西欧近代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否认了西欧中世纪文明作为一种特定的、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也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合理性。恩格斯早就深刻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是由于“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1]现代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也已改变往昔流行的偏见，以客观、历史的观点肯定中世纪文明的重大成就。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经年累代的研究业已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甚大，乃至公元1300年的欧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欧洲了。史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2]

总体来看，我们应当如何评估西欧中世纪文明及其体现的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呢？

西欧早期中世纪的文化低落是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暂时的历史曲折，是西欧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折中的特殊“阵痛”现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约公元1000年的500余年间，西欧由于日耳曼蛮族入侵和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蛮族南侵，确实两番出现了战乱频仍、经济衰败、政局混乱、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惨遭破坏殆尽的满目疮痍景象，看来是一种文明的大倒退，所谓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主要是就此而言。西欧必然会经历这种痛苦的曲折，有两个原因：一是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已绝对的腐败、没落，自身完全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来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只得靠外部的力量来摧毁旧社会的根基，并通过漫长的历程实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二是由于世界文明的不平衡，不同文明的冲撞会造成这种暂时的破坏性效应。从当时世界文明的格局看，古希腊罗马文明属于上古晚期亚欧大陆偏南的高度发达的农耕与工商文明地带，它东起中国，经中亚、南亚、地中海，直抵直布罗陀海峡；西欧北部的蛮族则属于亚欧大陆偏北的落后的游牧渔猎文明地带，它东起西伯利亚，经蒙古、黑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直至莱茵河、多瑙河以北的欧洲，这一地带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或初期奴隶制时代。蛮族入侵是两种文明的特殊冲撞和融合。当时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两汉、魏晋南北朝也经历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入侵，由于中国已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转变，能较快地从文化上融合少数民族，继续前进，文化传统并未中断；处于奴隶制社会末期的腐朽的西罗马帝国，则缺乏经济、政治与文化上融合蛮族的力量，使古希腊罗马文化备受浩劫，经历较长的衰败期，靠基督教文明逐渐艰难地融合日耳曼文化和一缕残存的希腊罗马文化，使罗马民族和蛮族共同缓慢地通向封建时代的文明。在这社会“分娩”的痛苦中，历史仍在曲折地前进，西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到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所谓“文艺复兴”之时，已基本确立。因此，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南侵时，已有较快、较强的对蛮族的文化融合力，遭受的破坏也较为短暂。

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文明不是死水一潭、黑暗深渊，而是一个动态的、上升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早期中世纪的西欧分裂成许多诸侯王国，各自分散、缓慢地向封建庄园制过渡，而基督教在西欧的广为传播，成为融和、沟通西欧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力量，使西欧作为文明整体已表现出文化的同一性。公元8世纪法兰克帝国建立和加洛林王朝的中兴，表明和确立封建制度相应，西欧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的整体已形成，学术文化也已出现复兴现象。然而，在公元10世纪之前，和东方繁荣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相比较，西欧文明远为落后，并且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而11世纪至14世纪的西欧，由于不再有蛮族入侵而获安定局面，由于封建经济自身的成熟发展，也由于和外部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有了较多的交往，使得鼎盛期的中世纪文明较快地大步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普遍兴起，市民阶级涌现，封建庄园制逐渐瓦解，封建割据的政治已在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众多大学的建立带动了学术文化的振兴，而已经出现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和意义更新，促使各种精神文化都有很大的繁荣发展。鼎盛期的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富有创造力的。14世纪至16世纪晚期封建社会的西欧，由于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工商业萌发，作为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中世纪文明则趋于衰落。而同时孕生勃发的作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文明形态的文艺复兴，正是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直接后果。至中世纪后期，西欧文明已经超越了趋于衰落中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它所引生的文艺复兴文明已促使西欧走在世界文明的前沿地位。

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开始形成了一种在全西欧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相对统一的一种阶段性文明。罗马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它在西欧的文明播及范围限于莱茵河以南，它在小亚、巴尔干、希腊、北非和两河流域栽发的文明之花，之后都被拜占庭文明或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所取代。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则首次将全部西欧连成整体文明同步发展，中欧、北欧的蛮荒之邦也超越历史阶段地被纳入进来，跨入封建社会而得到逐步繁荣发展。虽然有封建割据状态，但西欧已大体呈现了后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传播，又使西欧各国既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又有相对的文化同一性。西欧中世纪文明所欠缺的东正教希腊与巴尔干某些地区一角，本质上也没有超出基督教文明的范围，但后者是自有特质的。西欧整体文明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此后，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虽然也有不平衡性，但大体归属于同一的阶段性文明形态。也正因此，西欧文明成为我们如今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主干内容。

西欧中世纪文明是联结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欧近代文明的重要历史环节。西欧中世纪绝非文明的完全倒退或中断。早期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衰败，只是西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型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而封建制度的生长、成熟，就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展而言，毕竟比奴隶制是一大进步。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也并未完全断绝，而是有限度地保存在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会之中；而中世纪文明鼎盛期已从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条渠道，大量传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西欧学术文化界已对它们做了许多开掘、整理和汲取工作，使其融入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之中，这已为文艺复兴作了文化准备。西欧文艺复兴和近代文明是中世纪文明发展的后果，它们所壮大发展的不少新生事物，如市民社会、宪章和君主立宪、两院制或三级会议的代议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大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其实在中世纪文明中都已孕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正确、深入地了解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也就难以深入理解近、现代的西欧文明。

文艺复兴从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而言，属于西欧中世纪的后期，但西欧这一历史时期又已在萌发资本主义经济，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也自有独特内容。我们着眼于文明形态的演进，将文艺复兴看做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转折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文明形态，它内容丰富，自具特质，发生在西欧文明整体之中，精神文化上更有明显不同于中世纪文明的特定内涵。所以，我们将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看做又一个阶段性文明，另辟专篇论述。

5 1063年建造的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融会哥特式与拜占庭、希腊、东方风格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2] 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页。

第一章 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基督教

一、从日耳曼蛮族王国到查理曼帝国

中世纪西欧社会经历了封建制度逐步生长、成熟和衰落的漫长过程。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文明进程，使西欧社会从罗马帝国灭亡时的劫后废墟和中、北欧的蛮荒之邦，变为各民族国家都有繁盛发展的景象，整个西欧都纳入封建化的文明进程，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欧的社会确实有了巨大变迁。在西欧中世纪文明中，基督教不仅是主宰性的精神统治力量，而且深深介入经济、政治的世俗事务，对西欧社会的演变起有显著重要的作用。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可分为早期、鼎盛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日耳曼蛮族立国到建立查理曼帝国，是早期形成封建制度的阶段。

从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0世纪的早期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在战乱中缓慢地生长，直至基本确立。同时，日耳曼诸族和原罗马帝国的各族在基督教文明纽带的联结下，逐步融合，整个西欧在封建化的社会进程中，大体重新形成了后来西欧各国的民族以及他们所领有的文明疆域。

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西欧建立了一系列日耳曼族国家。西哥特人早在公元419年就建立了以土鲁斯为中心的西哥特蛮族王国，之后向比利牛斯以南推进，占有南高卢和西班牙的广阔地区，直至公元71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汪达尔王国在北非进行野蛮的毁灭文化的统治。勃艮第人侵占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在现今的里昂周围建立勃艮第小王国。渡海侵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在海岛一隅建立一些小王国，其中爱尔兰的文明在早期西欧曾处于前列。而在意大利，军队统帅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帝国末帝罗慕洛斯后，立国未久，在东罗马帝国唆使下，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里克就于公元489年攻入意大利，杀死奥多亚克，建立以拉文那为首都的东哥特王国。狄奥多里克曾在东罗马帝国宫廷中当人质，受罗马文化熏陶，他执政后注意保留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安抚罗马贵族，复苏经济和罗马的传统文化，著名哲学家波埃修曾是他的得力的高级官员。然而，罗马贵族、天主教和只占人口1/10、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东哥特人之间的仇恨难以消除，波埃修因狄奥多里克猜忌而被下狱处死就是一个表征。罗马贵族时有反叛而遭镇压，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更对这个东哥特王国的稳固嫉恨在册，因此这个王国不可能持久存在、再造一种罗马—日耳曼文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皇帝上台后，雄心勃勃意图恢复往昔罗马帝国的统一，先后以贝利撒留、纳尔苏斯为将帅，率大军于公元539年消灭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并占领了西哥特王国的南高卢地区，又历经了20年的残酷战争，才灭亡了东哥特王国，一度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帝国似乎复活了。然而，查士丁尼颁布法令支持罗马贵族反攻倒算，复辟奴隶制，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统治不可能稳固，他的复辟战争只是对西欧造成了比蛮族入侵更大的破坏。查士丁尼死后不久，日耳曼族的一支伦巴第人侵入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第王国；拜占庭一度维系对南意的统治也是脆弱的，崛起的伊斯兰阿拉伯人先后占领了近东、北非、西西里和西班牙。至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已经只是占据小亚和巴尔干部分地区的东正教君主国，只能自行以独特的拜占庭文明走上封建化之路。

西欧大部分往昔罗马文明繁盛的地区，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战乱的灾祸，经济和文化备受摧残。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到处发生疫疠、饥馑，饿殍遍野，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罗马城的神庙、宫殿、学校、图书馆、剧场成为颓垣残壁，猫头鹰、蝙蝠和毒蛇的栖息所，优美的雕像被打碎充作战争中的投弹品，罗马的引水道破裂成为“罗马疟疾”的滋生地，悠久丰美的罗马文化遗产惨遭浩劫。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悲惨的一幕“文明大倒退”。这表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原有民族的融合，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是极为痛苦和曲折的。

日耳曼人原是莱茵河以北的游牧民族。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写的《高卢战记》中记述，当时的日耳曼人主要从事狩猎和畜牧，对农业“并不热心”，土地为公社所有，在不定居的生活中农业经营有原始的流动性，还处于氏族社会时期。再过一个半世纪，罗马史学家塔西陀于公元98年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记述：身材魁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住简陋小木屋，穿兽皮衣或亚麻织物，男子以征战和狩猎、饮宴为能事，生计家务都委给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已在村庄定居，有不多的铁器，通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已出现阶级分化，属于村社即“马尔克”的土地已在变为私人占有，出现了贵族和自由民、奴隶，但奴隶有自己的家室和较为宽松的劳动、生活条件，只向主人缴纳一定数量的生产品。当时的部落联盟还带有军事民主制性质，国王由推举产生，权力有限而且主要在作战方面，政务由酋帅们或全部落公民大会议决，刑事执法由祭司们掌管。日耳曼人有“亲兵”传统，即侍从兵有忠诚军事首领的密切关系，这后来发展成为中世纪西欧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日耳曼法律通行部落祖先留传下来的粗俗的习惯法，裁决往往根据神判法，如被告被扔进河里而沉入水中，或被告能从沸滚大锅中取出石头并且手伤能痊愈，就是无罪的神意证明，反之，就表明神意裁决被告有罪。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是相当纯洁、神圣的，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日耳曼族入侵罗马帝国前后，无疑已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如他们多数已信奉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但这种文化影响还是微弱的，日耳曼人保持着早期奴隶制社会的原始传统，没有被罗马文明同化。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新建立的日耳曼族王国中，日耳曼贵族成为统治主体，他们贪婪、野蛮地剥夺罗马贵族1/3或2/3甚至全部的土地，攫夺金银财宝，将大量“战俘”变为奴隶和隶农，激起民族仇恨和社会动荡；他们又不善于经济管理，仅依凭原始、粗俗的立法统治国家，如西哥特的《阿拉里克法典》、勃艮第的《贡多巴德法典》、伦巴第的《洛塔列法典》，都是草率粗陋，甚至语法也不通顺，主要包含着所谓部族正义的习惯法观念。这些日耳曼国家难以担当建树封建秩序的历史重任，它们昙花一现而夭折是必然的。

在日耳曼族国家中，惟有法兰克王国版图最大，建成了融合日耳曼与罗马传统的新型国家，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孕育了以基督教为重心的西欧封建文明。法兰克人原本生活在莱茵河中下游，公元3世纪时就进入高卢北部，以“同盟者”身份定居，较多地接受了罗马文化的影响。公元5世纪后半叶，他们在军事首长克洛维率领下向南推进，夺取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克洛维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的首任国王。至6世纪中叶，克洛维又先后征服西哥特王国的北部和勃艮第、图林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地，成为将现今德意志和原罗马行省联结起来的强国。罗马和日耳曼两大种族大体相当也是法兰克王国独有的特点。克洛维将新占区无主的土地分给法兰克人公社支配，将罗马皇庄的大量土地奖赏给贵族和亲兵，王族也占有部分土地建立王室庄园，但他对罗马大地主和基督教会的地产很少侵犯。他于公元496年圣诞节时，率3000名亲兵在兰斯大教堂接受了罗马派基督教的洗礼，密切了法兰克统治集团和罗马教会、大地主的关系。克洛维死后编定的《萨利克法典》表明了法兰克王国已是西欧封建社会的起点。土地所有制有公社所有和贵族私有两种，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有权处理、奖赐一切“公地”；罗马贵族地主、教会地主和日耳曼统治者融为一体；除少量奴隶外，农奴、小土地私有的自由民和王室贵族、教俗地主之间的封建关系已形成，而自由人不堪承受国家强加的种种负担，作为亲兵、家丁委身于教俗地主门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后来演变为封臣制的滥觞。这部法典也还保留了蛮族习惯法的成分，如神判法、决斗法，还有赎杀金制，即损伤他人的手、脚、眼等甚至杀人，缴付不同额度的罚金就可赎罪。法兰克的封建制度从6世纪开始形成，至8世纪加洛林王朝时臻于成熟，基本确立。

基督教会在早期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基督教会自身变为拥有大量地产的教区、寺院地主集团。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就拥有许多特权，财富像潮水般涌进教会，有帝王丰厚的土地与财物赠与，接受众多教徒的遗产，还有没收而获得一切异教的财产，教会不再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是愈益成为一种壮大的世俗利益集团，奥古斯丁就曾抱怨当时许多人入教是为了可望获得世俗利益。公元5世纪以后，基督教又从已根除了异教的城市向尚有较多异教徒的乡村地区扩展，将原来罗马奴隶主贵族的庄园废墟，逐渐变为实行农奴庇护制的教会领主庄园，并通过所谓“田野福音宣传”运动，以“谁统治，谁决定信仰”的原则，强制农奴信奉正宗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教会更因墨洛温王朝诸王的慷慨恩赐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在7世纪的高卢，许多教区往往拥有7000处或8000处庄园。这时的教会，不再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理想，也不再是卷入罗马帝国奴隶主政权斗争的政治力量，而已成为封建农奴制的支持者、推进者。另一方面，基督教通过普遍的传教活动，逐步、缓慢地整合四分五裂的日耳曼族和原罗马帝国的诸族，逐渐建立封建制的政治和经济，使西欧社会具有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同一性。

早期中世纪西欧“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起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惟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罗马的主教因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传教和殉道而高于其他主教，渐而成为教皇；在蛮族国家陷入混乱、无力运转国家行政机器的罗马和其他地区，基督教会承担了部分政治职责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遭贬斥后，向日耳曼地区成功地渗透，大部分日耳曼族起初都皈依了这个非正统的教派，法兰克族则是例外。基督教正统派（即罗马公教，中国译为天主教）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以此为据点，广泛开展传教活动，6世纪已使西欧大陆的勃艮第、西哥特、伦巴第诸族皈依罗马教会，8世纪通过英格兰人博尼法斯的传教，使中欧德意志诸侯改宗罗马基督教；5世纪中叶帕特里克早已在爱尔兰传教，并设置教区体制，发展了有爱尔兰特色的基督教文明，后来随着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确立，英格兰成为西欧颇有活力的基督教社会。基督教的普遍传布对日耳曼族是一种文化启蒙和精神教化，促进了日耳曼各族和原罗马帝国诸族大融合，共同发展封建化的西欧中世纪文明。

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兴起，标志西欧封建制度基本确立。墨洛温王朝的几代“懒王”孱弱无能，实权早已落入代表大地主贵族势力的“宫相”之手。丕平家族的查理·马特任宫相时，推行采邑改革，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军事贵族，并令其对王室承担严格义务，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得以在公元732年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其子矮子丕平任宫相时，强化了封君与封臣、领主与附庸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于751年获教皇支持，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末帝“笨人”希尔贤德里克三世，令其进修道院为僧。丕平就被推选为加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他又应罗马教皇请求，出兵征服6世纪就盘踞北意、近又攻占中意的伦巴第王国，将拉文那总督区和潘培波利斯地区送给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它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使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丕平的儿子查理是一位精明强悍的君主，一生南征北战，开拓疆土，历经五十余次战争，先后征服伦巴第王国、大西洋沿岸的不列颠人、巴伐利亚人、西斯拉夫人、萨克森人、匈奴人乃至北欧的丹麦人，使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几乎扩充了一倍：西至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南达北意，东至多瑙河，北临北欧，在西欧大陆绝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了罗马帝国之后又一个幅员广阔、最为强盛的查理曼帝国。799年新教皇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逮捕、囚禁，并挖眼割舌，他被法兰克王国的使臣救出，次年，查理进军罗马，护送利奥复位，利奥为报答查理，于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时，突然将一顶金冠戴在查理头上，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确认了查理曼帝国的神圣权威。查理大帝的秘书艾因哈德记述，查理大帝最初并不喜欢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他说过当初他如能“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2]这种教皇给世俗君主授冠，实际上种下了中世纪君权和神权（教皇权）之争的隐患。查理大帝在西欧普遍推行、强化封建采邑制度和封建庄园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对外缓和、交好同波斯、拜占庭、苏格兰的关系，使西欧大陆的经济得到较大复兴和发展。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将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工商业兴盛和深刻的政治变革都归功于查理大帝，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加洛林王朝和外部的拜占庭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极少经贸交往，内部所发展的还只是一种相当闭塞、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也没有稳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然而，查理曼帝国使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都归于封建化文明的统一进程，使此后的西欧大陆都在封建经济与政治的基本轨道上运进，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历史学家常称道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查理曼帝国确实开启了程度有限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复苏。查理大帝本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蛮族人员，但他很重视文化建设，靠本人刻苦学习，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向来自不列颠的辅佐者、著名学者阿尔琴学得天文、算术、修辞术、辩论术知识，还很下功夫练习书写，但因开始已晚，不能写出漂亮的字来。他依靠阿尔琴，延揽欧洲各地的知识人士如诗人、史学家保罗和艾因哈德等人，开展承袭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工作。主要内容有：颁令促使教堂和修道院普遍开办学校，传承古典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基本文化知识，提高臣民的文化水平；推进各修道院搜集、抄写古典文本工作，使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在惨遭浩劫后有一定的保存。阿尔琴撰写了逻辑教科书《论辩证法》，校订了较正确的新版《圣经》，小书写体的标准《圣经》版本也是在那时产生的。然而，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和后来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不能比拟的，它只是使几乎灭绝的希腊罗马文化初步得到重视和整理，使文盲遍地的西欧复苏了文教事业，并在少数修道院形成了学术中心。查理曼帝国时代还缺少创新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也没有广泛、深刻的知识进展。只有来自爱尔兰的学者爱留根纳所写的《论自然的区分》，已注重将理性纳入神学之中，黑格尔说中世纪的真正哲学是从他开始的。这一时期也整理出了一些民族英雄史诗，兴建了亚琛、兰斯等地的罗马式大教堂，这些也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突出成就。当然，在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存亡继绝、西欧几乎倒退至野蛮状态的时代，加洛林文化复兴使西欧文明重新获得一个良好的起点，逐步进向鼎盛期的文化繁荣，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查理大帝于814年去世后，因庞大帝国内民族众多，地方封建领主势力坐大，未形成稳固的中央王权，帝国迅即瓦解。他的三个儿子为争夺领土和附庸大打内战28年，最终于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虔诚者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罗退尔承袭“皇帝”名号，取得夹在前两者之间的中部王国，它们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公元9世纪至公元10世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以渔猎和海盗为生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大举向南入侵和移民，阿拉伯的萨拉森人和匈牙利（马扎尔）人也大肆劫掠侵扰，整个西欧再次遭受蛮族的劫难，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西欧毕竟已基本确立封建制度，拥有抵御、同化异族的实力，抵御蛮族的入侵起到强化封建王权的作用，封建制度依然得到巩固、发展，并且将北欧蛮族逐步融合、同化，纳入西欧封建化文明的历史进程。丹麦人入侵、摧毁英伦诸小王国，促使阿尔弗烈德大帝在反侵略斗争中统一了英格兰地区；法兰西地区因诺曼人入侵造成封建诸侯割据状态，但卡佩王朝兴起，促成军事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后来通向中央集权政治；德意志地区分裂为五个公国，而最强盛的萨克森公国的奥托大帝战胜匈牙利人后，又吞并意大利的中部王国，使德、意的封建城市经济开始兴盛。显然，第二次蛮族入侵虽也使中世纪西欧文明又遭受挫折，但已不同于前次5世纪时日耳曼蛮族入侵，结果是北欧蛮族较快地被封建的西欧诸国所同化，使西欧文明扩大到更广阔的北欧疆界，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鼎盛和之后的文明进程，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鼎盛期的中世纪西欧社会

从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约300年间，西欧不再遭受蛮族侵犯，各国之间虽有局部战争，但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与发展的局面。封建经济臻于巩固、成熟，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兴起，工商业繁盛；封建王权得到加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市民阶级出现，孕生了近代国家制度的萌芽；学术文化也有较大的创新和高涨，在对基督教精神文化革新中，重新发扬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主义探索精神。中世纪鼎盛期的西欧和早期西欧相比，确实经历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西欧才发展出典型、成熟、完整的中世纪文明。西欧的疆域大体上不再有外部文明势力侵占而呈犬牙交错状态，中世纪文明已覆盖几乎整个西欧的版图（除了巴尔干的希腊一角在拜占庭文明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同东方文明的密切交往和对外扩张中，使西欧文明对外伸展，发生辐射性的影响。

经济复苏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向前进展，首先表现在农村地区，农业因采用先进的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普遍实行了三圃轮种制，就是把土地分为三块，一块春耕，一块秋播，一块休耕恢复地力，并施用农家肥和泥灰石提高土壤肥力，精耕细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产量。重型带轮铧犁、马、牛、水磨与风磨的普遍采用和推广，大为提高生产效率。基督教修道院在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开荒上起了积极作用。西欧的人口到公元8世纪曾一直锐减，这一时期大幅度增加，尤其在伦巴第、摩塞尔河流域和佛兰德尔地区，更显出了人口高密度，据统计，德意志的摩塞尔河流域公元800年仅有2万人，公元1237年则已达25万人。[3]人口增长促成大量劳动力转移，去开垦众多的新农田，高卢和法兰克的移民开发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荒地，西斯拉夫移民开垦了黑森林和图林根地区；原来覆盖北欧的广大原始森林，也被辟出块块农田，沼泽被排干，还筑修堤坝，向海洋要土地，直至9世纪还属蛮荒的北欧地区面貌大变，农业经济得到繁荣。适应这种拓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封建领主为了转移农奴去耕作新土地以增加财富，只得解除对他们的人身羁束，将劳役义务改为实物地租，后又以征收货币地租为主，至1300年西欧数百万农奴变为有自由人身份的佃农，封建农奴制解体，演变为封建佃农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成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

随着经济复兴，手工业从庄园制农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工商业得到发展，城市普遍兴起是西欧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当时西欧城市的兴建有两类：一类是原有罗马帝国末期凋败的城市得到复兴、改建，如巴黎、马赛、伦敦、罗马、米兰等；另一类更多的是原为领主的城堡，因工商贸易发展逐步演变为新兴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布鲁日、根特、阿拉斯等，威尼斯这时已成为和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地区通商并垄断地中海贸易的重要城市，北方佛兰德尔新建许多城市，成为北欧毛纺工业中心。西欧城市数量在1100年至1300年间增加了10倍。城市的兴起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大变革，对西欧中世纪文明演进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成了工商贸易的繁盛发展，西欧不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自然经济，开放的城市逐渐成为西欧经济的重心所在。第二，城市非常需要劳动力，以各种方式和封建领主争夺农民，甚至供给农奴赎金来吸引他们流入城市，而农奴或佃农因谚语所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乐于改变生活方式，这就进一步造成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的瓦解，至1300年西欧的旧庄园制已变为有名无实、苟延残喘的空虚骨架。第三，城市涌现了新兴市民阶级，他们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为一体的条件下，他们以赎买或武力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建立了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城市共和国或自治市，成立由工商寡头、新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制定自己的宪章和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将宪章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墙壁上，以标志神圣的自治权。市民阶级突破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立立宪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方面已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的佛罗伦萨就历经政制变迁，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详致记述。封建君主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和反对封建割据，也支持城市市民势力，往往和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所以城市兴起对从封建割据向中央集权君主制过渡，也起有重要作用。第四，城市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所在，一变早期中世纪西欧文化闭塞、滞涩的局面，发展出有新社会内涵、和东方文明有所沟通的新文化来。

行会制是西欧中世纪城市所新生的重要经济制度，对于排除封建领主垄断特权，对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行会控制资本、管理劳动并支配生产与分配，有的行会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内防止成员之间的竞争，对外追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并抵御封建领主的干预、破坏。这种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和同业公会两种形式。只有作坊主（匠师）或其他握有资本的业主才能作为行东参加行会，学徒和帮工只有长期苦练、待技术熟练并有资金积累后，才能成为匠师，获准开作坊并参加行会。佛罗伦萨的大行会就有公证、进口布商、银行家、呢绒商、医生与药剂师、丝商、皮货商等7个，还有十余个小行会。行会是支配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主要经济组织与制度，它在中世纪盛期起有凝集市民力量、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内部结成的行东和学徒、帮工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封建性的，在市场中又有很强的垄断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到中世纪晚期，行会内部贫富分化，学徒、帮工不堪压迫，往往组织“兄弟会”、“伙伴社”等展开斗争，甚至罢工或起义；它墨守陈规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更成为社会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进展的障碍。

国内外贸易的繁盛是西欧中世纪文明臻于鼎盛的重要动因。随着分工扩大、为交换生产的产品增多，西欧的市场贸易勃兴。当时在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英国、西班牙以及北欧的许多市镇，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每年定期举办的大型市集，届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商人云集，在市场法规保障下进行安全的正常贸易，促进了西欧经济繁荣。最古老的巴黎的圣得尼斯市集在630年就建立，至12世纪已成为北法商人的会合地；地处塞纳河流域肥沃平原的香槟市集最为著名、声誉远播，从11世纪起香槟伯爵制定完善精细的管理制度，这个市集成为沟通南、北欧的国际市场。在西欧形成了两大贸易区：一是地中海贸易区，意大利和南法的商人起主要作用；二是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北部70个至80个城市结成的汉萨同盟起主导作用。这个壮大的同盟甚至结集武装力量，在德意志地区长期陷于封建割据局面中，也起有一定的团结政治势力的作用。当时西欧商人远赴拜占庭帝国、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交往也已兴起，甚至经丝绸之路远达中国，从西欧销往东方呢绒、金属、建材、树脂等，从东方运回丝绸、香料、棉布、地毯、药材及金银首饰等各种奢侈品，这使西欧黄金大量外流，当时东方来的丝绸就价抵同等分量的黄金。直到一名修士偷偷从东方带回蚕蛹，西欧人才栽种桑树，产生丝织业。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拜占庭是“金桥”，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中心枢纽，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知道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随着商业贸易兴盛，信贷业和银行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大量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北意的伦巴第人最早开拓这种专门行业，对后世深有影响的金融手段和制度也建立起来，汇票就最早产生于当时的意大利。长期操纵佛罗伦萨政治的梅第奇家族就是银行世家。商业贸易的壮大，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程有很大影响。它使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形成了反对障碍工商贸易的封建割据、建立君主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它沟通了东西方文明，打破了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的封闭状态，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先进文明成果得以进入西欧，对西欧文化革新有重大影响。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与政治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皇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而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

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较早实现这种政治统一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

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阿尔弗烈德曾结成英格兰统一体，粉碎丹麦人入侵，使在英的丹麦人融合为英格兰移民。10世纪末丹麦王卡纽特再次入侵，将英格兰纳入他的帝国的版图，他死后帝国即告瓦解。1066年法兰西的诺曼底“征服者”威廉以他是英王亲属为由，在教皇支持下进军英格兰，在伦敦加冕称王。他镇压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反抗，大规模没收大贵族和公社的土地，归王室所有或分赐王亲国戚、功臣宿将。为此，1086年他对全国土地、人口和赋役进行大规模调查，制成的《土地赋役调查簿》被称为对贵族的“末日审判书”。他封赐最大的封建主180人（包括12个大教会的主教）的土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并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权。其子亨利一世在12世纪前叶统治时，进而强化中央统治机构，设中央枢密院和王室法庭，王室法官巡回地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统治，又夷平三百多处封建堡垒，解散大贵族的家兵，并实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团制度，以“誓证法”（宣誓作证）取代日耳曼遗俗的“神判法”。至13世纪英国工商业和城市已迅速兴起，城市已达166座，比12世纪增加一倍多，城市人口已有100万左右，经营工商贸易的市民阶级和骑士阶层壮大起来，采取联合政治行动。“无地王”约翰残暴无能，任意没收封臣土地，增加城市捐税，在1215年市民、骑士和一些大封建主联盟举行暴动，迫使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任意没收封建主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不得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权，首次确认法律高于国君，这份宪章后来成为近代英国宪法的基础。“自由大宪章”虽然也有封建贵族反国王侵夺其利益的含义，更主要的是市民和骑士首次显示政治力量、为捍卫自由权益进行斗争的成果。至1264年，市民和骑士势力的代表孟福尔伯爵在内战中打败在教皇支持下违背“自由大宪章”的亨利三世和保守派贵族，并于次年首次召开有市民、骑士代表参加的议会。1274年爱德华一世即位后，合并了威尔士，基本确立议会制度，分设贵族院和主要代表市民、骑士的平民院，这上、下两院，奠定了英国议会“两院制”的基础。至14、15世纪，英国在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在法兰西的领地，30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又使贵族集团势力两败俱伤，1485年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从此结束内战，建立起稳固的君主集权统治，英吉利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法国因为除了原有的高卢罗马人为主体外，还有法兰克人、克勒特人、巴斯克人等众多民族成分，加洛林王朝趋于衰微后不再有统一的力量，10世纪末建立卡佩王朝（987—1328年）时，法国实际上处于分裂为许多公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封建诸侯之间战争连绵不断，以致1027年罗马教会提出“上帝休战”的号召，要求在星期五至星期日以及宗教、世俗节日不动干戈，但是并未能禁绝私战。封建割据和内战障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和市场统一、贸易自由，在12、13世纪国王和城市结盟展开反封建割据的斗争。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年），胖子路易首先出兵制服一些不驯服的臣属，并开创设置王权行政管理的“御前会议”。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180—1223年）是加强王权的关键阶段，腓力征服了阿图瓦、香槟伯爵国后院属地，又在对英作战中夺取诺曼底等地，王室领地扩大3倍，他获得“奥古斯都”尊号。他又加强“御前会议”制度，吸收精通罗马法的学者帮助强化中央政权机构，并掌握地方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大权，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腓力四世在位时期（1285—1314年）法国王权扩张达到议会君主制阶段。君主集权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并控制了国家教会，征收教会的财产捐税，战胜了教皇的对抗，甚至将教皇逮捕、监禁，使教廷沦为历时七十余年的“阿维农之囚”。也正是在谋求全国各阶层势力共商对抗教皇之策中，腓力四世于1302年首次召开有高级僧侣、贵族和市民3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虽然它还只是协商性质的会议，其职能是商讨征税和司法、行政改革事宜，但它标志市民势力已登上政治舞台。在14世纪至15世纪为争夺佛兰德尔这毛纺业要地而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基本上收复了英国在法兰西的领地，法国已克服封建割据状态，完成统一大业，各民族也渐而融合成为单一的法兰西民族。

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也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也将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滞缓。属于这种类型最突出的是德意志和意大利。

早在查理曼帝国分裂时，日耳曼人路易领有的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为现代德国的核心。德意志地区原本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封建制的形成不是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的结合，而是在日耳曼人原始公社制瓦解的基础上过渡到封建社会，因此封建关系产生较晚、进展较慢。从10世纪初萨克森王朝起到15世纪初的五百多年间，德意志征服西斯拉夫人，向东扩张，领土增加一倍，在新土地上建立许多小国，它们后来最终归并为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国家。德意志曾两次出现王权强大的格局，但因为同教皇权冲突和热衷于对外征服，不去抑制内部诸侯势力坐大，所以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次是10世纪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于951年、962年两次征服北意大利，并强迫他扶持的教皇约翰十二世为他加冕，称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他雄心勃勃要重建查理曼帝国，并控制神职册封权，干预教皇废立和选举。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法兰尼亚王朝的亨利四世和教皇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教皇唆使下内部诸侯扩张势力，使王权削弱，诸侯确定“弱者为王”的原则，建立霍亨斯陶芬王朝，康德拉三世只顾参加教皇策动的十字军东征，德、意内部陷入封建家族斗争的混乱。第二次是12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即“巴巴罗萨”，红胡子）在位时，他重新夺取意大利，制服教皇，并于1155年6月强迫教皇为他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历史上存在七百多年的“帝国”其实徒有虚名，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意大利的城市反抗起义不断，腓特烈在位38年曾六次远征意大利，而教皇也联合城市势力对抗。腓特烈在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死于小亚。由于德王热衷于对外征服，陷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又不敌和城市势力、诸侯结盟的教皇，13世纪中叶后中央王权明显衰落。在教皇唆使下，规定皇帝必须由7个诸侯选举产生，诸侯拥有完全自主的特权，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这种政治不统一的情况下，民族工商业仍在发展，主要依靠南、北方的一些城市同盟来保障，最大的有汉萨同盟、莱茵同盟和土瓦本同盟，由此也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奥托一世和腓特烈大帝时代，德意志的学术文化也比较繁荣。

意大利则因长期被征服和教皇盘踞而处于分裂状态。北意屡次被德意志侵占，教皇直接控制中意，南意及西西里曾被拜占庭征服，11世纪诺曼底人侵入，建立西西里诺曼底王国，在这片富庶的国土上曾产生了融合罗马、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繁盛文化，成为闭塞的西欧和东方文明最早沟通的渠道。意大利直至19世纪中叶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国家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在发展工商贸易中兴起，利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取得自主权，削弱封建贵族势力。威尼斯在5世纪中叶只是个渔村，9世纪脱离拜占庭成立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此后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发展成为包括克里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域许多岛屿的小帝国，在东西方文化沟通中据有重要地位。至15世纪末新航路发现后，商业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它才衰落。毛纺业极为发达的佛罗伦萨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文化繁盛，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

西欧其他地区也在从分裂割据逐步走向民族统一。伊斯兰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11世纪时陷入内部争战，西欧基督徒骑士协助本地人收复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卡斯提尔、阿拉贡等基督教王国，其中1085年卡斯提尔攻克的穆斯林城市托莱多，之后成为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熔接点。至12、13世纪，十字军进攻西班牙穆斯林地区，对摩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偏安一隅的摩尔人小王国格拉纳达至15世纪末灭亡。中世纪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已组成卡斯提尔、阿拉贡及葡萄牙三大基督教王国，前两者不久合并成西班牙王国。西班牙在基督教文明方面深受罗马教会的主导性影响，它长期成为西欧天主教势力的顽固堡垒。由于工商经济较快发展，西班牙在中世纪后期迅速崛起，成为西欧的强国，最早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先锋，成为英国海上争霸的劲敌。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已被西欧文化同化，在中世纪盛期那里的城市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尼德兰已是西北欧的工业重心地带，并且崛起了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伊普尔、安特卫普等群集的城市；至16世纪末，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革命中建立联省共和国的荷兰，成为东方贸易霸主、欧洲金融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海运强国）。丹麦、挪威、瑞典的渔村、海港或城堡此时也都发展成为沿海商业城市或造船、铸造业中心，它们和英国有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受英国文化传统影响较多，后来也都各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成学术文化繁荣的高峰，各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紧密起来，文化覆盖面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西欧全境。中世纪盛期西欧文化已有三个新特点：第一，突破修道院作为主要知识活动的狭隘范围，城市的大学纷纷建立，成为开阔、活跃的知识传播和研究的所在地，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等都是学术文化中心，而且形成较为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第二，学术文化反思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内容有较多的创新，如各民族传统文学的整理和创作，出现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哥特式建筑艺术大量涌现，在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内部也出现了阿伯拉尔的异端学说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变革。第三，改变了早期中世纪的封闭自守状态，西欧文明和东方的两大文明即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往得到开通，中世纪盛期西欧文明是在密切和东方文明交流、汲取其优秀成果中得到较大发展的。通过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个主要渠道，两大东方文明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古典文本此时已重新引进西欧，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传统已受重视研究，出现了学习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热潮。可以说，中世纪盛期西欧学术文化的高涨，已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社会处于中世纪晚期，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衰落。封建生产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迅速扩展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市民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在一些国家他们和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既相互利用，又发生冲突。基督教统制的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动摇、没落。然而，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不像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折那样，经历漫长的曲折和精神文化的断层乃至“倒退”，而是经由“文艺复兴”这个过渡性的阶段性文明。文艺复兴对西欧中世纪文化有激烈的否定、批判，但也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中世纪晚期西欧的社会与文化，本书在“文艺复兴文明”篇中另论。

三、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

西欧中世纪文明本质上是有西欧特色的一种封建社会的阶段性文明。它从罗马文明艰难地转折而来，又有日耳曼诸民族共同参与创造；它由希腊罗马传统和日耳曼传统这两重因素逐步融合而生成，基督教在形成和发展这种文明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希腊罗马传统、日耳曼传统和调融两者的基督教这三重结构性要素，体现在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之中。在基督教神光笼罩下，它看来没有希腊、罗马文明那样光灿夺目的文化成就，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而言，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社会根据是残酷的奴隶制相比较，它使大部分地区本来处于蛮荒状态的整个西欧，都跃入封建化的文明轨道，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它的盛期与晚期已孕生了许多新的社会和文化要素，因而它又是通向西欧近代文明的重要历史环节。

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经济结构首要的是封建庄园制和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庄园制是融合罗马和日耳曼两种社会因素、破除奴隶制而形成的，是带有西欧特色的封建生产关系。它有双重起源：一方面，在罗马奴隶制衰落、严重障碍生产力的情况下，罗马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农庄，因奴隶与隶农大量逃亡，不能再墨守原有的经济关系维系下去，罗马贵族和剥夺罗马贵族土地所有权的日耳曼贵族只得大量释放奴隶，解除对奴隶与隶农的人身占有权，使他们变为有相对宽松权益的农奴，至少能获有自己租种的份地和部分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这些农庄的奴隶主贵族也就变为封建庄园的领主。另一方面，日耳曼族原来实行的农村公社（马尔克）的土地制度，只有数量不多的家务奴隶，后来在土地私人占有加剧的情况下，经营方式逐渐向罗马式庄园制靠拢，奴隶和破产的大量自由人也都变为农奴，日耳曼贵族变为庄园领主。这两种有不同起源的庄园形式，后来逐渐融合为单一性的封建经济基本结构。基督教会在促成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庄园制、促成罗马式和日耳曼式庄园融合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庄园制本质上是封建农奴制。它取代奴隶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西欧直到10世纪奴隶制才完全绝迹。由于西欧奴隶制曾得到充分、完善的发展，有悠久传统，从奴隶制脱胎出来的庄园农奴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内的劳动者主要是农奴和维兰（villein），后者是自由农迫于生计和安全需要，将拥有的小片土地委交给庄园领主以求保护，实际上是处境稍好的农奴。领主将小块土地分给农奴租种，自己保留约占1/3或1/4的大片沃土，要农奴无偿服劳役优先耕种，劳役地租是领主剥取农奴剩余价值的一种主要形式。此外，领主还要农奴服各种公私劳役，缴纳名目繁多的赋税，如农奴人头税、家庭税、教会什一税、专利税等等，一本中世纪拉丁文《词典》解释这些赋税的条目长达27页。农奴和奴隶相比，人身不再作为动产被他人直接占有，然而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是还不尽的债，农奴终身在“强迫劳动”中被牢牢地羁缚在庄园领主的土地上，如庄园出售，农奴也随土地而被出售，他们的后代也不能摆脱这种依附处境，所以农奴制也是个世袭制度。第二，庄园作为中世纪西欧建立封建制度的基本单元，是综合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功能为一体的封闭性社会组织。庄园是独立城堡，领主对农奴行使政治统治权、司法审判权、征税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控制灵魂的教堂。领主实际上牢牢地握有全面支配、管辖农奴人身的权力。庄园的这种公权和私权紧密结为一体的特点，不同于东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的私权和国家公共权力较早分离的状况，正因此，中世纪西欧封建领主的独立势力很强，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割据局面。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庄园大小不等，少则十多家农户，大则有50家至60家农户，拥有土地大都在几百、上千英亩。大领主可拥有成千上万个庄园。除了世俗领主的庄园外，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庄园也占有很大比例，在查理曼帝国时代教会和修道院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到10世纪它们已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已控制了西欧经济的命脉。汤普逊记载：当时萨克逊的干得斯亥谟女修道院开创时就获得11000处庄园的捐赠，巴伐利亚的德哲尼西修道院领有11860处庄园，佛尔达修道院领有15000处庄园。[4]基督教会不仅以自身成为领主的方式促进封建庄园制的形成，而且以上帝意志的名义论证“人类之中一些人必须是领主，而另一些人必须是农奴”，以求稳固这种封建经济制度。基督教握有雄厚的庄园实力，所以它在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和政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园经济是封闭的领地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在中世纪早期，农奴通常使用简单的铁制农具，如简陋的耕犁、锄、铲、鹤嘴锄、镰刀、连枷、大锤、手斧等，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不高。庄园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种植大麦、小麦、元麦等谷物以及亚麻和普通蔬菜、水果，饲养家禽和家畜。庄园建有铁工房、榨油房、磨粉或酿酒的作坊、烤面包房等主要为领主服务的小手工作坊。庄园产品只供领主享受和维系农奴最低的生活需要，很少有和外部的市场贸易，为交换生产的商品经济没有发展。庄园往往修筑成设防的城堡，11世纪前城堡都是木材筑成的，后来才有石头城堡，为的是防止外来劫掠和内部农奴暴动。城堡内的生活并非像一些骑士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豪奢而浪漫，住房是简陋单调又沉闷，就是查理大帝的庄园除丰富的粮食和牲口外，家具、房屋设施也是贫乏、简陋的；贵族只住阴暗、潮湿的房间，铺蒲席或稻草，吃并不可口的鱼肉、蔬菜，水果只有苹果和梨，穿粗织的羊毛制品和亚麻布，挂毯与地毯、咖啡与茶、棉织品与丝织品、香料与糖都是十字军东征后才从东方输入的。农户往往人畜共居，谈不上卫生条件。又常遭受瘟疫、战乱和饥荒，中世纪西欧人的平常寿命只有42岁。如一位编年史家说：“上帝禁止农民耽溺于懒惰并浪费时间……他的正当命运是天天做工。”农民从早到晚从事强制性的艰苦劳动，甚至赤身露体在田野耕作，住茅草泥屋，往往受领主虐待，生活尤为困苦。从9世纪至11世纪，在萨克森、诺曼底、法里西安、布勒通等地就爆发过农民暴动。然而，总体来说，这种庄园经济适合早期中世纪西欧生产力低下的水平和复苏经济的要求，使领有份地的农奴毕竟获得胜过奴隶的处境，并且在领主庇护下能过相对安定的生活，可以说，它为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和西欧中世纪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庄园制并不是西欧中世纪文明惟一的经济结构特征，庄园制自身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前一节所述，随着生产力发展，为交换的产品增多，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分化出来，城市工商业兴起，市场贸易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庄园制的自然经济。庄园领主为适应新的经济情势要求，不得不解除对农奴的人身羁缚，大量农奴解脱出来变为有较多人身自由的佃农。从11世纪起西欧的庄园制就逐步瓦解，至13世纪已基本解体。当时西欧的城市工商业虽已潜生着通向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但本质上还属于封建生产关系性质的简单商品经济。所以应当说，封建佃农制和日益发展的城市工商业、城乡简单商品生产的经济制度，是鼎盛期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到中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佃农制、行会制等全部封建生产关系才成为生产力的严重障碍，逐步走向解体。

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政治结构特征是采邑制、封臣制和封建等级制。这种政治结构也有双重起源：一是古罗马的庇护制，即罗马公民因战乱或不幸寻求大贵族的庇护，成为其保护下的平民附庸，在罗马帝国后期这种庇护关系尤为普遍。二是日耳曼的“亲兵制”传统，即亲兵对首领绝对忠诚和依附。而在中世纪的西欧，这种封建政治关系的建立，又是和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紧密结为一体的。西欧封建政治制度是以赏赐和持有采邑为基础的一种封主和封臣的等级制度。采邑主要是庄园的封地，也包括征收地区通行税、铸造钱币等公共权力的行使；赏赐采邑者都叫做封主，接受与占有采邑者都叫封臣。5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建立后，国王成为最大的地主，就把部分土地无条件地赏赐给他的侍从、亲兵，开启了采邑制。查理·马特任宫相时于715年实行采邑制改革，实为土地与政治关系变革，规定获赐采邑的军事贵族必须有条件地对国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违背义务得以收回采邑，并且采邑不能世袭。到加洛林王朝时这种采邑和封臣的封建等级制严格地确立起来。国王作为最高的封君将采邑赐予大贵族封臣，这些封臣又可作为次级封主再分割采邑封给自己的附庸封臣，逐次而行，就形成大贵族公爵、伯爵、侯爵和小贵族子爵、男爵的等级秩序。各国等级情况不一，法国后来较为松懈，低级和高级贵族的分封甚至交错混乱。德意志的封建等级严格细致，分为：国王，教会公侯，大公、侯和享有王权的伯爵，保有教会封邑的世俗公、侯、伯，作为王公附庸的伯爵和男爵、自由骑士、半自由骑士。基督教会的大主教、主教也作为封臣和封主拥有大量封赐的采邑，内部形成教阶制，成为这种封建等级制的构成部分。

封臣在自己的采邑握有独立的政治特权，经济、政治统治权和军事、司法权集于一身。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的领地实际上并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管辖，君主权力反而很有限，往往不超出王室领地范围。封臣对国王要订立誓言式的、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表示效忠国王并承担军事防卫或征战等义务，否则得收回采邑。其实他们握有领地的主权，势力坐大，并不都能兑现诺言，而且9世纪后采邑实际上都成为世袭的了。西方有些学者将这种封臣和国王的“契约”说成是中世纪西欧已强调法治高于人治，是近代意义的契约关系或政治契约论的建制，或者附会成继承了罗马法中的市场经济性质的“契约”关系，是土地租借的契约。这些见解都是不确切的。这种“契约”本质上是封建等级制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国王和封臣在其领地范围内实行人治，有生杀予夺大权；当时也不可能有近代资产阶级才提出的政府契约论思想；而罗马法中的“契约”是限于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经济关系的法权表现，而且在13世纪之前的西欧，罗马法尚未复兴，对封建统治阶级几乎不起影响。此外，11世纪起，西欧封建贵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产生了作为大贵族附庸的骑士阶层。他们获有封地，能配备坐骑、武装，履行源自日耳曼与基督教传统并受阿拉伯撒拉逊人习俗影响的封建道德准则，如勇敢、忠诚、慷慨、诚实、仁慈、文雅以及对妇女的崇高爱情等。相应地出现了中世纪独特的骑士文学。至中世纪盛期，骑士阶层也有所变化，也介入工商、金融活动，在英国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至文艺复兴时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刻画的堂·吉诃德、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已成为过时的陈迹，固守它们就成为笑柄了。

由于采邑制和封臣制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社会权力层层分切的制度，大封臣拥权自重，王权削弱，因而长期形成诸侯割据、私战不已的局面。基督教会也自成封建等级的教阶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据有突出的地位，握有支配、号令整个西欧的经济与政治特权。所以，到11世纪至14世纪西欧中世纪盛期，随着庄园制瓦解，城市工商业发展，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增强，这种政治权力结构势必要变革与更新。因此，这一时期中央君主集权和封建诸侯割据的斗争、君主权和教皇权的斗争持续不断，分外尖锐复杂，成为西欧政治生活的焦点内容。在这种斗争中，教皇往往和封建诸侯势力结盟，阻止君主集权的实现，以维护自己的特殊政治权益，这种意图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得逞，而在英、法等国家以失败告终。

西欧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不是漆黑一团、始终倒退停滞，而是呈现为自有时代特色的演进过程。早期中世纪西欧曾经历了两次蛮族入侵和战乱对文化的摧残，文化的复苏比较缓慢；进入中世纪盛期以后，精神文明之花已栽遍整个西欧，学术文化迅速繁荣，内容上也有较大演变与更新。总体看，西欧中世纪文明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日耳曼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融合。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建立表现为原罗马帝国境内诸民族和日耳曼诸民族（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族）的逐渐融合的过程，在精神文化上也必然表现出两重文化传统融合的特征。日耳曼诸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本来较为原始，但他们的习惯法、民族精神品格乃至神话与英雄传说，深刻影响了中世纪西欧的法典文化、宗教精神与文史创作。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虽因蛮族入侵遭到极大摧残，但罗马帝国后期已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却在有限范围保存了这种文化传统，它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较大发展。基督教本来是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中世纪的西欧，它成为连接希腊罗马文明和中世纪文明的主要精神纽带，在促成日耳曼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逐步融合、整理与保存残存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方面，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而到中世纪盛期，已出现了大幅度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包括其中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迹象。所以，西欧中世纪文明并不是西欧古典文明的彻底中断，而是经历了严重曲折后，通过两大文化传统融合，在新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新的全西欧的文化共同体。

第二，基督教的精神主宰地位。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拥有极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建立教阶等级制度，严密的教会组织遍布西欧各国，它是有巨大统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它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整个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王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神授的政治思想，取代罗马法的教会法，救赎原罪的神学，禁欲主义的道德，为西欧确立封建的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秩序，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基督教神学据有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宰地位，支配着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各种精神文化形式；它作为普遍惟一的精神信仰，又牢牢地控制着西欧人的心灵，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然而，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也并不是固滞不变的铁板一块，总是使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处于长期窒息之中；它自身也因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在变动之中，中世纪西欧学术文化的新因素、新进展，大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的庞大外壳之内，表现为基督教文化自身的变革与突破，这在西欧中世纪盛期理性的觉醒所引起的基督教文化内部的变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西欧文化的同一性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中世纪西欧文化都由日耳曼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融合而成，而罗马的正宗基督教又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整个西欧首次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某些本质的同一性，如罗马公教（天主教）精神，相似的法典文化和伦理道德精神，等等，这种文化同一性明显不同于往昔罗马文明包含着小亚、东方的众多文化因素，也不同于以兼容小亚、东方文化的东正教精神为基本特征的拜占庭文化，以及在拜占庭文化影响下的斯拉夫文化。中世纪西欧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各国分立、甚至诸侯割据，但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每有精神文化的新变动、新因素，往往较快地传播至整个西欧，成为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从修道会的变革、经院哲学的演变和文学艺术思潮的流变中都可明显看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各族包括日耳曼诸支族的文化有差异，各民族融合成分不同，历史经历不同，西欧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或早或晚不平衡，中世纪西欧文化共同体内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早已显示出来。他们的文字与语言虽然都属于拉丁语系，但很不一样。英国的文化传统交织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底人的文化因素；从法兰克帝国分裂出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也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诸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起步较晚，和英格兰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也深受中欧文化的影响；西班牙和葡萄牙原是罗马帝国的领地，后经日耳曼蛮族王国、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统治，后又基督教化，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也就很为复杂。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各国的各种精神文化形式之中，甚至普遍盛极一时的哥特式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地区的风格也不相同。中世纪西欧已经形成的这种文化同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以后西欧文明的演进是深有影响的。

第四，东、西方文明的会通。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在和东方拜占庭文明与伊斯兰阿拉伯（撒拉逊）文明既冲撞又融通中发展的。拜占庭文化本来渊源于希腊罗马文明，而东罗马帝国分立后，拜占庭的基督教和罗马正统公教的歧异不断加深，屡有冲突，至9世纪已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拜占庭帝国以东正教为思想主轴，综合小亚、希腊、斯拉夫的文化因素，发展出自有特色的封建化文明，在11世纪之前处于稳定繁荣的局面。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则崛起于7世纪，迅速扼据从近东、北非、西西里到西班牙的广阔地域，伸入西欧西南边缘部位，伊斯兰教文化广采博纳，对各种异己文化包括希腊传统文化，有较大的包纳性、兼容性，创造了繁盛卓越的学术文化。早期西欧中世纪文化处在这两大东方文明的包围中，比较闭塞、发展缓慢，在当时世界文明格局中，处于滞后地位，远不如两大东方文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更不如当时领先的中华文明。然而，西欧中世纪学术文化的复苏与高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通了和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流。正是后两大文明的先进成就使西欧人从闭塞、蒙中惊醒，张开了文化视野，正是它们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重新传入西欧，像文化触媒那样催开了中世纪盛期西欧的学术文化之花。拜占庭和伊斯兰阿拉伯的优秀文化成果对西欧学术文化的进展也深有影响，甚至中国的造纸术也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欧，使西欧的文化传播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西欧中世纪文明和西欧古典文明一样，它们的形成与发展，都不能离开东方文明的贡献。

第五，从神学统治到孕育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早期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神学主宰各种精神文化，哲学成为神学的侍婢，其他各种文化也很难摆脱神光的笼罩。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长期受压制、扼杀，人完全屈服于神，很难有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发展，突出的科学成就是西欧境内的阿拉伯学者所创造的，实际上是属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科学成果。西欧进入中世纪盛期后，由于城市工商业和学术文化繁荣，并且已较大程度上接续了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在经院哲学内部和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中，已经孕生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这种突破神学专制的新文化要素不断积累，正是西欧文艺复兴的前奏。

四、基督教会

西欧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从罗马帝国末期只在地中海地区流传的国教，跃变成为在整个西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它超越国界，对中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都起有支配性作用。基督教的这种历史作用是通过它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基督教会的势力急剧扩张、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而实现的。对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在黑暗混乱的中世纪西欧存亡继绝，担当起挽救文明、重建文明的历史重任，是“新文明的养育之母”；[5]另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会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暴力统治的补充，它推行愚民政策，实际上毁灭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其实，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也有演变过程，它的历史作用较为复杂，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通过传播基督教文明、实行自身机制变革，渗透入西欧各国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在促成封建制度确立、延续西欧古典文明和保存希腊罗马文化中和其教义相通的部分，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实行神权统治和精神专制，排斥、镇压一切异端，阻挡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形成，甚至挑起文明冲突，去征服、奴役外部民族，它自身又日益趋于腐败，在尖锐、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势力削弱，沦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封建势力。

（一）西欧的基督教化

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会已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取得许多政治特权，并且在和希腊哲学与文化的冲撞中取得胜利，有所取舍地将希腊思想文化容纳成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构成部分，使基督教具有深实的理论基础。三位拉丁教父融会希腊罗马文化的神学思想，使之成为进入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理论支柱。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340—397年）曾是使奥古斯都从信仰摩尼教转变为皈依基督教的导师，他还以开除教籍迫使屠杀塞洛尼卡人的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认罪求恕，宣称皇帝只是教会的一员，首倡教权高于世俗王权。圣哲罗姆（约340—420年）曾任教皇秘书，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建立修道院，抄录、保存希腊罗马文献，翻译了官方认可的《圣经》拉丁文版本。奥古斯都则集教父神学大成，建立了柏拉图主义的庞大神学体系，它在13世纪前一直是基督教的主要理论基础。当时，基督教会的组织和教阶等级制度已普遍发展，形成遍布帝国广袤地域的教会网络结构，设有管辖相当行省的大主教，掌管基层教区的主教，主教下设执事、副执事、助手、读经者，各司其职。由于使徒彼得和保罗首创罗马主教的管辖权，彼得和保罗都在罗马殉道，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又高于其他地区的大主教，渐而成为教皇。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四分五裂，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学校关闭，罗马法废止，希腊罗马文化惨遭摧残，除少数教士外，几乎无人能读写拉丁文，两百多年间西欧文化大倒退，陷入蒙昧野蛮状态。基督教会作为惟一保存下来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实体，在社会混乱与文化真空中却扩大势力，发挥独特有效的社会功能。它承担了一些执掌公共权力的职能，如救济难民、移民垦荒、维修公共设施乃至提供军饷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平民的苦难。它更介入政治与军事，在和蛮族王国多方周旋中壮大了权力和实力。精明强干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利用在6世纪末伦巴底人侵入北意之机，摆脱东罗马皇帝的控制，取得罗马城的全面统治权，并将管辖范围扩大到中意、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地区。他本人又是精明的大地主和理财家，采取种种财政金融措施，扩大教产；他改革教会，严格教规，整顿教会组织，推行对扩大基督教势力很有作用的修道院制度。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他“成功地创始了许多终于驯服了蛮族的制度”。[6]他的建树为罗马公教会和教皇制的确立，为基督教向全西欧的扩展，奠定了基础。罗马教会的战略目标是将基督教文明传播至整个西欧，确立西欧的基督教世界秩序，它和西欧确立封建制度的进程是紧密结合的。基督教的传播对蛮族起有一定的文化启蒙作用，促进了蛮族传统和罗马传统的融合，基督教自身成为统一两者的文化有机体。

西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向蛮族王国伸展、取得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是从三个方位展开的。

首先是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王国在蛮族中最为强大，其高卢居民本来就信奉正统的罗马基督教，公元496年国王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将士受洗入教，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确认会上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性质，基督教自然成为国教。罗马教会与法兰克王国的结盟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西欧的基督教化，有深远影响。教会在向封建庄园制过渡中取得许多经济特权，成为封建政权的构成部分；法兰克统治者则在罗马教会的全力支持下，取得对其他蛮族王国战争的胜利，并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改信正统基督教。

其次，通过战争和传教两手，在法兰克王国带动下，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的其他蛮族王国，如中欧的勃艮第、西班牙的西哥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北意的伦巴第，在6世纪都先后皈依了罗马教会。北非曾是阿里乌斯教派的据点，亚历山大里亚又是希腊教父哲学的发源地，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灭亡汪达尔王国后，北非教会仍以希腊化的教义精神和拉丁化的罗马教会相抗衡，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北非，北非纳入伊斯兰文明圈，退出基督教世界，这使罗马教会摆脱了与其教理相争的北非对手，得以成为西欧的精神霸主。

第三个方位是越海西进英伦三岛。早在公元432年罗马教会就任命出身南威尔士的帕特里克（389—461年）为传教主教，向还处于氏族社会状态的爱尔兰人传播福音，逐渐建立起一种有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之后又促使苏格兰人改奉基督教，并形成一种以严峻的修道院为主体的、和罗马教会隔绝的教会组织与制度。爱尔兰的修道院也是学术、教育的中心，早在欧洲大陆尚未摆脱蒙昧野蛮状态之时，6世纪至7世纪精熟希腊与拉丁文献的爱尔兰学者已发展了很有创造力的凯尔特式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族朱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后，形成7个小王国，苏格兰教士科伦已将爱尔兰式的教会组织形式传到英格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又于596年派修道院长奥古斯丁率40名修道士远征英格兰，次年他们成功地使最强大的肯特王国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并在降灵节令万余名臣民接受洗礼，“肯特城”即坎特伯雷从此成为英格兰的基督教中心，奥古斯都是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7世纪中叶政治重心转移到不列颠北部的诺森伯利亚，爱尔兰·凯尔特基督教南移，英格兰的基督教北渐，两种文化冲撞与交融，又造就了富有生气的诺森伯利亚文化复兴，如彩饰手抄本、方言史诗、建筑艺术都自具特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在当时的西欧文化中，堪称凤毛麟角之作。公元664年召开惠特比宗教会议，两种教会势力经过激烈争论，承认了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668年罗马教会任命博学的狄奥多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改组英格兰教会，使爱尔兰修道院制及学术传统和罗马教会逐渐融合，罗马教会的统治终于伸及遥远的英伦三岛。而英格兰的基督教很有民族特色、富有活力，后来也最早对罗马教会表现出独立性。

公元8世纪至10世纪，除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还占据西班牙一角外，基督教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西欧，和封建政权更紧密结合，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矮子丕平建立加洛林王朝就是受罗马教皇的册封支持的，丕平“献土”则帮助建立中意的教皇国，它的地盘持续了1100多年（757—1870年）。查理大帝靠武力征服形成西欧庞大帝国，他颁令被征服地区凡不信奉基督教、拒绝受洗的一律处死；782年他镇压起义反抗帝国统治和基督教的萨克森人，屠杀了5000名人质示众，可见基督教的传播并不只是所谓“文明的教化”，也伴随着血腥的暴力。在查理曼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已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在确立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会自身就是占有广大地产的大庄园领主，并取得独立司法审判的特权、知识教育的垄断权。8世纪教皇又在法兰克帝国支持下，派遣来自英格兰的诺森伯里亚布教团和博尼法斯深入“处女地”德意志和荷兰沿海地区布道，改变了当地日耳曼部族的宗教信仰，建立了组织严密、教规严格的德意志教会与修道院，732年教皇任命博尼法斯为德意志大主教。查理大帝在向西班牙穆斯林的征战中，打进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两个基督教王国的楔子。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大举南下入侵，最终也被基督教文化同化。10世纪德意志的萨克森王朝崛起，奥托一世向东扩张，在和拜占庭帝国争夺西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的皈依中取得胜利，由教士率领日耳曼移民去这些占领区建立政权与教权体制；他并且利用宫廷政治斗争，又使北日耳曼部落的诺曼人（北方人）包括丹麦、瑞典、挪威的国人，先后都改信基督教。至此，中欧、北欧也都基督教化了。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已将全西欧联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拥有和王权抗衡的实力。9世纪中叶教廷就已伪造了《艾西多尔文献》，说7世纪西班牙总主教艾西多尔已考证出后被称为“君士坦丁赠礼”的一个古代教会文献，捏造君士坦丁大帝已在宗教会议上将统治全教会和罗马帝国西部的大权授予罗马主教，借此表明罗马教皇有高于国王的至上权力。贯穿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王权和教皇权的斗争，由此已开启端倪。1439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洛伦德·瓦拉已考证清楚这个文献是伪造的。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属皇帝控制，它所发展的东正教传统和罗马教会在教义、教规、教仪方面多有歧异。罗马教会提出“彼得优越论”，自认为有优越的领袖地位，不承认东方教会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威；拜占庭教会也不承认罗马的教皇权与教阶制，在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和罗马教会一直屡有冲突。基督教本来在同异教冲突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反偶像崇拜，但后来基督教推行愚民的迷信手段，东、西方教会都盛行圣像崇拜，制造圣像和圣徒遗物的种种奇迹。本来教会只崇拜上帝和耶稣，后来扩大到对圣徒的崇拜，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尤其达到狂热的程度。8世纪拜占庭帝国从利奥（717—740年在位）起几个皇帝掀起了大规模的废除圣像崇拜运动，在754年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违背《圣经》与教义的教导，他们将圣像崇拜的维护者都开除出教，其中包括东正教经院神学的创始人大马士革的约翰，斩去了他的右手。当时东方教会几乎拥有帝国的一半土地，利奥等人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夺取教会与修道院的土地和财富，将它们分给新军事贵族，而他们在镇压、屠杀数十万要求获得土地的保罗派农民起义军上，又是和教会联手的。废除圣像崇拜的政治斗争几经反复，延续一百多年，最终以恢复圣像崇拜告终，至今东正教节就是纪念这一胜利的。在整个斗争中，罗马教会始终反对废除圣像崇拜，支持拜占庭的圣像崇拜派，9世纪后，罗马教会推行的圣像崇拜的迷信已盛行全西欧。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在对外传教扩张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争夺斯拉夫人中，德意志封建主与传教士占领摩拉维亚，将拜占庭传教士关入监狱、驱逐出境；拜占庭教会在保加利亚和基辅公国却取得成功。至1054年，东、西方两个教会为争夺南意的教会权力发生冲突，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各把对方革除教籍，判处“绝罚”，从此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正式决裂。中世纪西欧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也就长期处于对峙局面。

（二）修道院制度的衍变

罗马教会作为封建神权统治的巨大国际中心，通过两种建制对西欧中世纪文明起着主宰作用，一是教区，二是修道院。两者都拥有庞大地产，介入西欧政治，具有精神统治的功能。罗马教会的修道院其实并不是完全隐闭自修、与世隔绝的修身养性场所，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建制，在传播基督教、学术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异常活跃，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应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演变，也由于整顿基督教会自身腐败的需要，西欧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

修道院本来发源于东方埃及早期基督教的隐修生活。为了摆脱俗世的腐败堕落，通过极端的禁欲、苦修以求与上帝精神交流，埃及的“沙漠圣者”安东尼（约250—356年）最早赴荒漠隐修，成群的苦行潜修者围绕他周围汲取神圣灵感。在北非基督教一性论甚有影响，隐修生活延续盛行，隐修士不惜与蛇虫为伍，“柱头修士”圣西门·斯提米特住在十英尺的高柱顶端，与世隔绝达30年。约315年至320年间，埃及圣徒帕克米乌斯创建第一座修道院，将分散的个人隐修组织成团体修道。公元4世纪中叶后巴勒斯坦的圣巴西勒建立“巴西勒修道院制度”，对东方修道院制深有影响。苦行修道之风传到西方，由于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的倡导，修道院也普遍建立起来。早期修道院以单纯隐修为目的，缺乏明确的理念和严格的修道制度。

在西欧早期中世纪，本尼狄克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表明修道院已从极端的禁欲苦行的隐修，转变为规范有序、面向社会现实的开放性文化实体，它对基督教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并取得精神统治地位，起有重要作用。本尼狄克（480—547年）出身于罗马贵族之家，具有罗马人的实干和组织才能，他于公元529年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一座山上，建立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卡西诺山）修道院，对修道院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制定了严格的《本尼狄克教规》。它的宗旨是将修道院办成“为上帝服务的学校”，规定修道士不敛个人私产，以纯洁、安贫和服从为天职，但不再以自我折磨为修道之法，而保证有较充分的饮食和睡眠；修道院除集体祈祷、虔诚诵读外，还从事耕种田地等各种劳动，抄录经典文籍，培育求知精神，并以传播福音为使命，面向世俗社会。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这个修道院成为西欧宗教生活的中心和样板。两个世纪内，它的制度在西欧普遍推广，并促成修道院大为兴盛发展，仅在法兰克新建修道院就达542所，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会中和教区建制并列的基本机构。本尼狄克修道院制度在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中起有三方面重要历史作用。第一，修道院本身是拥有大地产的庄园领主，它吸收、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向日耳曼族传授罗马的耕作技术，建立、推广良好的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对西欧劫后恢复农业经济、确立封建庄园制度，起有积极作用。第二，作为传教的一支主力军，修士被派赴各蛮族王国布道，教化他们皈依罗马教会，8世纪起他们又带头去德意志森林地带，后又进入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及匈牙利，深入传播基督教。西欧的基督教化，相当得力于他们。第三，它发展成为古典·基督教·日耳曼文化综合体的精神中心与学术中心，对早期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修道院实为当时仅有的学校，形成“七艺”教学制度，培育了大量欧洲知识分子。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修士们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手抄、整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文本，保存、延续了古典文化，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在加洛林文艺复兴中，本尼狄克修士也起着主要作用。本尼狄克修道院对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起有奠基性作用。

公元10世纪至公元11世纪，教会与修道院的财富日益膨胀，本尼狄克修道制度涣散松弛，修士与教士腐化堕落，圣职买卖、神职人员结婚纳妾与淫乱层出不穷，主教及其后嗣占据、分割教产，修道院缺乏宗教虔诚与道德精神，沦为藏垢纳污之地。而教皇权势趋于鼎盛，已开始和世俗王权争夺西欧的政治领导权。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克吕尼派的改革运动。公元910年，法兰西勃艮第阿奎丹公国的威廉公爵在克吕尼建立大修道院，改革修道体制，严格教规，要求修士不再从事农耕劳动，专心致志于严谨、圣洁的修道生活，以避免贪婪腐化风气的熏染。同时，它又以宗教与政治狂热介入世俗事务，维护教皇绝对权威，认为教会的腐败是由世俗王权侵蚀教会造成的，支持教皇限制、打击王权的举措。10世纪中叶克吕尼派修道院已从法兰西迅速扩展至意大利、英国、德意志、西班牙，自成直属罗马教皇的体制，成为教皇在与王权斗争中依靠的强大宗教与政治势力。克吕尼修会的权势与财势盛极一时，修建了西欧当时最富丽堂皇的教堂。克吕尼派极力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世俗封建主控制教会，鼓吹教皇权至高无上。有些意图加强统一王权的君主，因克吕尼派也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和控制教会，也曾支持它。1049年德意志皇帝亨利三世任命克吕尼派的一位神职人员为教皇利奥三世，他即位后对罗马教会的领导核心枢机主教团进行重大改组，委任克吕尼派亲信为其成员，包括后来在教皇权和王权之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霍姆伯特、希尔德尔兰等人，撤掉罗马贵族派系人员，使教廷摆脱他们的控制。克吕尼派的纲领完全成为教廷的官方政策。亨利三世去世后，年仅4岁的亨利四世即位，克吕尼派又乘机使教廷摆脱了王权控制，并且拉开了以神职人员叙任权为焦点的教皇权与王权激烈斗争的帷幕。

至12世纪克吕尼派有1万名修士、314座修道院，修会会规渐而废弛，修士讲究精美服饰饮食，生活趋于奢侈腐化。于是又有西多修道院制的变革，西多派修士重新倡导效法本尼狄克修士垦荒造田活动，并从事工商实务，以求革除腐败风气，而在支持教皇权威、协助组织十字军东征方面，和克吕尼修会仍属一致。西多修道院至13世纪时已拥有6万名修士、700多座修道院，声势也很强大。随着中世纪盛期城市工商业发展，克吕尼派和西多派的修道院经济不再限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而且扩展到经营工业和商业，甚至打入国际贸易，垄断谷物、葡萄酒的贸易，并仿效世俗贵族将修道院建成强固豪奢的城堡群。修道院的财富滚滚而来，这和安贫乐道的教规显然矛盾，克吕尼派和西多派的修道院走向腐败、没落是必然的。

13世纪西欧城市兴起，一些平民结成多种基督教异端派别，尖锐抨击罗马教会的专制腐败，对教权提出挑战，形成对教会统治的严重威胁。如1170年里昂富商彼得·韦尔多将个人财产分给贫苦平民，结成韦尔多派，谴责正统教会腐化堕落、滥用特权，倡导恢复早期基督教精神，并且独立于教会之外自行布道，他们被判为异端而遭迫害。著名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学生阿诺德（约1100—1155年）建立教派，猛烈攻击教会腐化和神甫、修士的恶行，并在罗马鼓动群众摆脱教皇统治，痛打红衣主教，后被德皇腓特烈一世处以绞刑，焚尸投入第伯河。声势最大的是法国南部图鲁兹地区的阿尔比派（也称洁行派），它吸收巴尔干地区保罗派和东方摩尼派思想，主张宇宙有善恶二神，指出教产、教权使人堕落，将教皇斥为恶魔，主张真正遵循基督教导过纯洁自律的生活。12世纪末它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已超过罗马教会。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借口当地谋杀教皇使节事件，组织十字军大肆屠杀、残酷镇压了阿尔比派。另一方面，当时城市学术文化已兴盛起来，思想渐趋活跃，产生一些异端思想如阿伯拉尔的反教权理论，撼动了基督教正统神学。教皇洪诺留三世1220年就已通令建立宗教裁判所，对一切异端进行血与火的镇压。同时，为了和异端教派争夺平民群众，加强对学术文化的控制，修道院团体也必须革新面貌，赋予新的职能，于是，多米尼克（旧译“多明我”）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旧译“圣方济会”）这两个此后500年间深有影响的“托钵修会”应运而生。

多米尼克（1170—1221年）原是出身贵族的西班牙神甫，1206年他配合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在图鲁兹附近建立女修道院，他深感异端之所以获得群众共鸣，是他们以“卑微姿态”过严谨圣洁的生活。1216年他在教皇支持下，建立多米尼克修会（也称“布道兄弟会”），制定安守清贫的严格会规，采取托钵行乞修道的制度，致力慈善救济事业，注重在城镇地区布道，争取信奉异端的平民转变信仰。1221年多米尼克去世时，此修会已遍布西欧，之后又东进巴勒斯坦、中亚和中国传教，成为罗马教会维系神权统治的得力助手。弗兰西斯（约1182—1226年）原是中意阿西西的富有布商之子，青年时受过阿尔比教派的影响，后舍弃放荡生活，以乞食为生，传播耶稣救世、安贫乐道的福音。1210年他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建立弗兰西斯修会（自称“小兄弟会”）。后配合十字军，修士被派赴法国南部传教，救济贫民，救治麻风病人，和阿尔比派争夺信徒。在历任教皇支持下，修会获大规模发展，至1280年修士达20万人，设立8000座修道院，成为教皇征服异端、和王权斗争的实力军。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放弃了乞食修道方式，恢复罗马教会传统的修道院制度，并以神学研究、布道与忏悔为主要活动。两个修会都重视向学术文化领域渗透，在各大学相当活跃。而他们的理论取向并不一样，多米尼克修会倾向当时复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如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都是该修会的成员；弗兰西斯修会则倾向反亚里士多德主义，如托马斯·阿奎那的劲敌、恪守柏拉图主义与奥古斯丁传统的波纳文图拉，曾是该修会的总会长。

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后来愈益沦为罗马教会以恐怖手段镇压异端的帮凶。教皇直属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交由这两个修会掌管的。它们的修道院内设有宗教法庭和监狱，凡指认为异端者可任意抓来，秘密审讯，严刑拷打，或处绝罚，或终身监禁，或火刑处死。从13世纪至16世纪初，宗教裁判所多次开展大规模镇压异端的恐怖行动，无数教俗人士在此死于非命，布鲁诺等杰出的思想家被当众活活烧死。宗教裁判所还进行大规模的捉拿“巫师”、“女巫”的行动，处死的人约在5万至10万之间。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尤为酷烈，它的宗教法庭庭长照例由多米尼克修士担任，他们以能博得“主的猎狗”之名为荣。多米尼克修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是压制人文主义思想的顽固堡垒。宗教裁判所在西欧横行500年，两个“托钵修会”实际上都成了“火剑修会”。

（三）教皇权与王权之争

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斗争，是贯穿西欧中世纪文明盛期的突出历史现象。其原因是握有经济、政治特权的基督教会已壮大成为封建西欧的国际中心，教皇权势显赫，要树立、维系对世俗社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就联络割据诸侯势力，打击王权。而西欧的君主在抑制或消除封建割据中也增强了统治实力，他们借助新兴市民阶层的势力，要建立君主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要使教会民族化，归属于世俗统治。这场斗争从11世纪起，历经两百多年，几经曲折反复，互有胜负，总的趋势是罗马教会难以抗拒历史运进的大势，教皇权势日益削弱，罗马教会不断减弱对西欧的国际控制力，这有利于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教皇与英、德、法三国君主的较量，是这场斗争的三个戏剧性高潮。争夺神职人员的叙任权是斗争的导火线，斗争的实质是权力和财富的争夺。

英国较早建立中央王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也较早表现出民族教会摆脱罗马教会控制的独立倾向。早在12世纪前半叶，亨利一世下令由皇家叙任主教，忠于罗马教皇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著名哲学家安瑟尔谟曾被驱逐出境。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是一位刚强之主，更推行教会民族化，颁令取消神职人员的豁免特权，强调教会也要服从世俗法律的审判。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对罗马教皇忠心耿耿，拒绝在文件上盖印，皇家法庭传唤他受审，他化装潜逃到法兰西，上诉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教皇迫使亨利二世恢复他的大主教之职，贝克特返回坎特伯雷时扬言要对所有反对他的民族教会分子处以绝罚，1170年12月30日他在大教堂的圣坛上被人杀死。教皇发动西欧基督教世界对抗亨利二世，处以绝罚，并封贝克特为圣徒。亨利二世无奈以悔罪之身步行三里，在贝克特墓前任人鞭笞。他不久死于他的儿子篡位的叛乱中。但他之后的几代王朝却巩固了君主王权，较早使英格兰的法律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英国教会也愈益民族化。14世纪前期，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思想家约翰·威克利夫被国王委派和教皇代表谈判英国教会自决神职叙任权，未成功，就在国王支持下撰文宣称王权来自上帝而非教皇，主张没收教产分给贵族，鼓动英国国会公开谴责罗马教廷。他猛烈抨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是“可怕的魔鬼”，教廷是“毒泉的源头”，谴责修会镇压异端、残杀无辜，鼓吹英国教会仿效希腊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立国王统治的廉俭的民族教会。罗马教廷对他恨之入骨，教皇连发5个通谕谴责他，命令坎特布雷大主教逮捕他，交教皇法庭审讯他的“异端罪行”，英王却下令保护，伦敦市民集会支持他，使他免遭逮捕。威克利夫的活动实为王权和教皇权斗争激化的表征。他被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辰星”，对此后文还要论述。他的激进思想促进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使英国后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较早接受了清教，对此后200年的西欧教会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意志君王与教皇的争权斗争漫长、激烈而曲折，结局也不同于英国。11世纪中叶，克吕尼派教皇利奥三世大力推行教会改革，已否认世俗君主有神职叙任权；继任者尼古拉二世更召开宗教会议，将选举教皇的权力只归属于红衣主教团，终止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贵族对教皇选举的干预。1073年克吕尼派狂热分子希尔德布兰德被拥立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后，他和德皇亨利四世围绕主教叙任权展开激烈冲突。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发禁止世俗授权的文告，并宣称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他还撤免一批德皇任命的德意志主教的职务。亨利四世去信强烈抗议，强调王权神授，应领导德意志教会，并直呼“希尔德布兰德，不是教皇，而是假教士”，要他“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次年，他召开沃姆斯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废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开除亨利的教籍，废其帝位，并煽动德意志的贵族和教士教徒反抗被处绝罚的帝王，另立新主。亨利在不利形势下，为保全皇位，于隆冬季节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1077年1月，他身披罪衣，跣足立于教皇驻地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请求教皇宽恕，等候三日教皇才见他，他屈辱地吻教皇的靴子，才获得教皇的赦免。王权蒙屈辱只是权宜之计，亨利回国后即镇压诸侯叛乱，稳定政局，并扑灭了贵族另选出、获教皇承认的新皇卢道夫。1080年格列高利七世再次废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与帝位，已拥兵称强的亨利针锋相对，在德意志、北意的高级教士会议上也废黜了格列高利，另选教皇克里门特三世，次年进军意大利，1083年攻陷罗马，由新教皇为他举行皇帝加冕典礼。格列高利则在随来救援的诺曼军队南撤中，客死他乡。之后，德皇和教皇的较量又经历了150多年，斗争形势又有逆转。12世纪中叶德皇腓特烈·巴巴罗萨（红胡子）和罗马教皇联手镇压阿诺德异端教派后，欲染指、控制北意伦巴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开除他的教籍，经历长期战争后伦巴第军队取胜，巴巴罗萨只得手牵教皇的毛驴以示效忠，他后来在十字军东征中溺水而死。法学家出身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主管教廷时纵横捭阖，用尽外交权术，教皇权势极盛，他拉拢德意志诸侯势力，控制德皇。他和之后的几代教皇几番废立德皇，使德意志常陷入内战的混乱，长期处于割据、涣散状态，从14世纪至19世纪的600年间不得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法国从10世纪建立卡佩王朝起，就逐渐加强中央王权，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13世纪末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是一位强悍君主，他以武力占领许多伯爵领地，并入王室领地，起用一批市民出身、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控制司法权，排斥把持司法机构的神职人员，强化了君主集权政治。教皇在和法国君主较量中一败涂地。腓力四世为英法战争的财政需要，曾向富有的教皇所属的圣殿骑士团发动攻击，没收其财产，并将其中的50人处以火刑；他还下令法国的教会向世俗政权纳税，不得交给教皇。而教皇为维系其庞大机构的开支和豪奢的生活，也需要大量增加税收，当时就有人抱怨说：基督教世界的牧羊人应该带领基督的羊群，而不是去剪羊毛。当时法学家教皇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年迈、傲慢又固执，他宣称教皇是“上帝派遣的皇帝”，“能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他在1296年发布通谕，称世俗君主无权对教产和神职人员行使任何权力，不得向教会人员征税。腓力针锋相对，禁止法国教会向教皇解送一应税收，并与教皇的政敌联合，攻击博尼法斯传播异端、出卖神职、阴谋篡权，要求另立教皇。博尼法斯慌了手脚，只得暂时屈服。1300年正值“大赦年”，大批人向罗马朝圣，博尼法斯认为他的政治处境好转。次年腓力以叛国罪逮捕法国大主教并亲自审讯，博尼法斯认为这是对教皇权力的挑战，连发数道通谕令腓力释放大主教，撤销同意国王向教会征税的让步，并宣称任何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绝对顺从罗马教皇”。腓力将教皇通谕扔入火中，并于1300年召开法国首次三级会议，取得其支持，反对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次年他派军队进入意大利，在阿纳尼宅邸拘捕了博尼法斯，将他凌辱殴打一通，原拟押送法国审讯，后在当地市民要求下释放了他，这位老教皇愤激抑郁，不久就去世。1305年在腓力施加压力下，红衣主教团选出法国人教皇克里门特五世，他谨小慎微，惟法王之命是从，说腓力对老教皇的攻击都是“值得赞扬的”，并将教廷迁至法国控制的北意边境之城阿维农，世称“阿维农之囚”，凡70年，七任教皇都是法国人，完全处于法国君主的控制下。当时有人评论博尼法斯：“他爬上宝座像只狐狸，他统治时像一头狮子，而最后死时像一条狗。”教皇在和法国君主的利益与权力之争中惨败，标志着教皇权势已由盛极而转为衰落。

教皇权和王权之争中以前者失败为结局，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是有很大影响的。一是它暴露了罗马教会自身的腐败，改革基督教会的呼声日增，14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陶勒等人反罗马教会的宗教社团运动，传布到法、意、尼得兰和捷克，捷克的胡司受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教权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因胡司被教会阴谋逮捕焚死，爆发了平民大起义，终被镇压。这些活动的思想影响导致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创立和罗马天主教分裂的新教。二是它标志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罗马教会对封建西欧的国际控制力削弱，教会日益趋于民族化，民族文化也得以突破基督教的精神专制而趋于活跃，获得发展；而在这场斗争中市民已表现出是一种重要力量，中世纪后期有些教皇也拉拢他们，支持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这些都为西欧文艺复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五、十字军东征

从11世纪末至13世纪近200年间，罗马基督教会结集西欧封建统治势力，进行8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是权势极盛的罗马基督教会实行对外扩张，打着宗教圣战的旗号，以军事征服手段挑起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的冲突，企图在欧、亚、非建立罗马基督教的世界统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表明，凭借以武力的文明冲突方式谋求建立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霸权，总是背逆历史法则，事与愿违，只落得损害自身，使罗马基督教会声誉陡减、走向衰落。而十字军东征的某些客观影响，并不是它的目的性后果，恰恰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合理交融，才有利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进步。

（一）社会背景

十字军东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并非如有些西方史学家所说，单纯起因于西欧人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激情，于是爆发了“十字和新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11世纪西欧农奴所受的封建压迫剥削愈益沉重，地租、苛捐杂税加上战争、瘟疫和饥荒，使农奴大批死亡或逃亡，当时编年史作者拉杜厄夫·格拉伯记述法国1032年连续三年饥荒中，“吃人肉已经像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拿人肉煮熟了在图尔纽斯的市场上当牛肉卖”。[7]基督教会为了平定农奴的反抗情绪，就宣扬这些现世的苦难是上帝所降的惩罚“世俗罪孽”的天谴，参加圣战、建立英勇功德来赎罪是摆脱苦难的捷径。这无疑是向外疏解西欧封建社会内在矛盾之法。封建主的内部矛盾也在激化。大封建领主兼并了中小地主，加之当时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造成大量无地无产的破落骑士，他们渴求土地与财富而不可得，便打家劫舍，横行西欧，罗马基督教会要将这股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势力向外排解，而这些破落骑士也满怀希望要去东方寻求冒险家的乐园。当时西欧各国的君主集权政治已在发展，他们意图在侵伐东方中，控制地中海贸易通道，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城市经济与国际贸易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一些自治城市则想在取得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中获取极大利益。

在这场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权势极盛的罗马教会，它要借此显示它对西欧各国的国际支配力，并且早就有向东方扩张势力、建立罗马基督教世界统治的野心。狂热的克吕尼派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位（1073—1085年）时，就已拟订了一套建立罗马教皇世界统治权的纲领，他以严厉手段迫令所有西欧的基督教国王臣服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并且和与之正式分裂的拜占庭教会谈判东、西基督教会的“复合”，他提出东正教会完全受罗马教廷支配的条件，遭到拜占庭方面反对后，就以抵御穆斯林、保卫基督教为名，制定了由教皇亲自率领，有德、法贵族组军远征拜占庭的具体计划。从11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法国贵族、骑士不断进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增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两个基督教王国的势力。80年代诺曼人侵入西西里和南意，逐出控制那里的伊斯兰阿拉伯势力，对这两种军事行动，教皇都全力支持，为它们祝福祈胜，宣称为十字架战死者可获赦免一切罪孽。这两场远征实为十字军东征的前奏。格列高利七世在和德皇亨利四世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落魄抑郁而亡，他的世界统治计划便由他的继任者、克吕尼派的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狂热地付诸实现。由上可见，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各种社会势力抱着很不相同的动机，同床异梦，内部矛盾丛生。而这场“宗教战争”浩劫的主要动因，是罗马教廷为着扩张势力，蓄意挑起欧、亚、非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文明冲突”。

西欧的周边形势发生变化，为罗马教廷远征东方提供了导火线。7世纪以来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崛起，繁盛的伊斯兰文明覆盖着从近东、北非至西西里、西班牙的广大地域。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兴起，1055年占领巴格达，推翻了阿拉伯帝国伍拔斯王朝的统治，继而征服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条克，拜占庭丧失了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和战略要地。塞尔柱人处于早期封建社会状态，未曾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所谓国家只是许多独立“封邑”的松散联合体。塞尔柱人以距拜占庭仅100公里的尼西亚为首都立国，1071年在曼西克特战役中又重创拜占庭军队，俘虏其皇帝，1088年巴尔干的游牧部落佩彻尼格人又大败拜占庭君主阿历克塞一世的军队，并拟和突厥人联合，水陆夹击拜占庭。国势本已颓衰的拜占庭危在旦夕，1090年以来阿历克塞一世不断遣使、致书罗马教皇和西欧各国君主乞援，甚至表面上让步同意和罗马教廷谈判教会复合问题，但又警惕后者并吞的野心。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1081—1099年在位）利用拜占庭的困难处境，也看到9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因内讧已四分五裂，就决定实施早有蓄谋的东征计划。罗马教廷大事编造穆斯林和塞尔柱突厥人“异教徒”在耶路撒冷如何亵渎圣物、迫害东方基督教徒与西欧朝圣者的舆论，后世的一些西方史学家就根据这些有意杜撰的传说，主张这场远征是不可避免的宗教冲突。其实，当时伊斯兰文明圈内对基督教信仰一直是宽容的，塞尔柱突厥人也无宗教的狂热褊狭，仍执行阿拉伯人统治时的宗教宽容政策，安条克仍保留东正教大主教驻节地，他们和阿拉伯人对11世纪西欧兴盛的大规模赴耶路撒冷朝圣活动并未阻碍、伤害。制造谎言的目的，是为了煽动西欧人的宗教情绪，以保卫基督教的神圣战争之名，掩盖罗马教廷远征东方、谋求世界霸权之实。

（二）东征过程

1095年9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与会者有来自西欧各国的14名大主教、200多名主教和400多名修道院院长。在这次远征东方的动员会上，乌尔班二世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并不掩饰其真正的侵略意图。他竭力渲染东方伊斯兰教徒的“残暴”，号召各国君主、领主和一切臣民拿起武器去夺回“主的陵墓”，说西欧“狭小的土地无法容纳众多人口”，这才有“人吃人，进行战争，彼此杀伤”，而西欧人只要“共同踏上去圣陵的征途”，就可把“流奶与蜜的大地从邪恶民族手里夺过来”，成为自己的“产业”，而且征战者“不仅罪得赦免，更将享有去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8]他还宣布凡出征者可免纳赋税、免付债息。教皇的演说达到目的，与会者狂热高呼“上帝所愿！上帝所愿！”教皇的号令传遍西欧。他还派出使者游说，犯谋杀、强盗、奸淫等各种罪行的罪犯，只要出征都可获赦罪。西欧封建统治势力大联合的十字军迅速组织起来，史所罕见的以武力征伐异己文明的“壮举”就此开始。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一批轻信诱惑的贫苦农民队伍打头的，他们狂信出征可脱离封建压迫的囚笼和连年饥荒的死亡威胁，去东方寻求乐土。1096年春，从法国中北部、德意志莱茵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匆忙结成的贫民队伍，夹杂一些骑士和亡命徒，在法国亚眠隐修士彼得和破产骑士华脱率领下，几路人马共计六七万人，以农具代刀枪，逃荒般沿朝圣路线进发，沿途以乞讨和抢劫为生，受当地居民袭击已死亡过半，到小亚就被突厥人歼灭，仅3000余人逃回君士坦丁堡。1096年秋至1097年春，法、德、意、英等封建主派出骑士正规军队伍约10万人，向君士坦丁堡集结。拜占庭政府震惊、畏惧，以军事袭击对他们施压，同时要他们向拜占庭皇帝宣誓称臣，统领诺曼人的将领兰多的鲍埃蒙德等人佯装同意。这支十字军攻占尼西亚、叙利亚，拜占庭也乘机收复小亚西部失地。1099年十字军又一路烧杀抢掠，攻陷耶路撒冷，城中居民7万人惨遭杀戮，一个十字军武士描述：“在所罗门圣殿里屠杀了将近万人，……如果您站在那里，死人的鲜血能从脚面直染上大腿”，十字军剖开死人肚皮，堆积尸体烧成灰烬，为的是找到金币与黄金。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狭长地带建立了四个由十字军将领哥德夫利、鲍埃蒙德等称王的基督教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和名义上宗属它、实际上独立的的黎波里伯爵辖区，安条克公国和以得撒伯爵辖区。它们建立西欧式的封建制度，十字军的破落骑士顿时成了城市的领主与富豪，当地的阿拉伯穆斯林甚至东正教徒沦为农奴。12世纪教皇为了保卫、扩大十字军领地，又再建立宗教性军事组织：法国圣殿骑士团、意大利圣约翰骑士团和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它们在西欧和近东都拥有大量地产，圣殿骑士团利用从东方掠夺来的财富从事工商贸易、放高利贷，后来成为西欧很有势力的早期银行家。靠军事征服建立、由罗马教廷强制扶持的四个基督教国家和当地的本土文明传统格格不入，和拜占庭帝国也不断摩擦，难以长久维系。各伊斯兰王国在摩苏尔统领下团结起来，1144年塞尔柱突厥人攻陷十字军在叙利亚的最重要的据点以得撒，十字军已失去在东方所侵占的大部分领土。罗马教廷曾大事欢庆十字军东征的辉煌胜利，其实，这第一回合的宗教文明冲突不到50年就以十字军的败亡告终。

紧接着，教皇尤金尼乌三世又派他的密友、西多修会首领伯尔纳（此人攻击赞扬理性、反教权的异端哲学家阿伯拉尔及其学生、反叛者阿诺德不遗余力）到处游说，组成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皇康拉德三世参加的7万人骑士军，于1147年至1149年进行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在小亚和叙利亚被突厥人击败。教皇将失败的罪责推给伯尔纳，骂他是笨蛋，又归罪于拜占庭帝国不协力，叫嚣要讨伐它。这次东征完全失败，严重削弱了教廷的威信和西多修会的势力。12世纪后叶，埃及的伊斯兰国家强盛起来，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在哈特丁地区大败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并俘虏其国王，教皇乌尔班三世得知此讯，震惊而死。1189年至1192年，在教皇格列高利八世、克里门特三世号召下，德皇腓特烈（红胡子）、英王狮心理查一世、法王腓力奥古斯都亲自参加，组成3万人的十字军，进行第三次东征。3个王国都想借此控制地中海贸易通道，相互矛盾重重，3位集权君主和罗马教皇有诡谲的权力斗争，心存戒心的拜占庭皇帝与埃及苏丹结盟，英王也与埃及苏丹萨拉丁修好，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萨拉丁，后者仅允诺3年内开放进入耶路撒冷的通道。德皇腓特烈在小亚溺水淹死后，法、英军队先后仓促回师。这次东征失败，尤其暴露了集权君主和教皇的矛盾。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它撕破了“宗教战争”的假面具，鲜明地暴露了罗马教廷侵略扩张的真实目的。英诺森三世是以精明强干、使教廷权势达于最盛著称的教皇，他早就通谕拜占庭皇帝要求实现东、西教会合一，被拒绝。参加十字军的德、法封建主和因商业利益矛盾同拜占庭素有积怨的威尼斯，也都有侵略拜占庭的蓄谋。这次远征原说要主攻埃及，结果却去侵陷同样是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当时君士坦丁堡已发生宫廷政变，废帝伊萨克二世被囚禁并弄瞎双目，其子阿历克塞逃往西方请求教皇助其父复位，许诺将东方教会置于罗马教皇控制之下，其女婿德皇斯瓦比亚的腓力和狱中的岳父也有秘密联系。德、法十字军首领和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就密谋，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经威尼斯取海道攻取拜占庭。威尼斯总督承担航运军队，勒索拜占庭阿历克塞方交付20万银马克，十字军方面并应允威尼斯的先决条件，竟先攻陷基督教国家匈牙利的商业战略要地萨拉海城，劫掠财物由威尼斯和十字军平分。教皇批准过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协定，可见他事先明知这是为合伙方威尼斯的利益而侵略。1206年十字军航队开进金角湾，篡位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潜逃，老皇帝伊萨克二世复位，为了向十字军缴付巨款，父子对居民大肆搜刮，激起君士坦丁堡民众迅速爆发怒潮澎湃的起义，废黜伊萨克，绞死其子阿列克塞。

十字军借机竟于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在城内奸淫烧杀了三昼夜，抢掠无数金银、宝石和财物，将圣索菲亚教堂镶满宝石的圣坛砸成碎块瓜分，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烧成灰烬，许多耶稣与圣徒的遗骸或遗物被抢走，大量精美的艺术珍品被破坏或掠走，至今装饰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青铜饰金四马雕像，就是那时抢来的希腊化时代的珍品。这座东方古代名城满目疮痍，这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一次大毁灭，和蛮族陷落罗马时的作为如出一辙。英诺森三世装腔作势，表面上责备抢劫者“越出正规”，却又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说成是“上帝的奇迹”，是拜占庭人因背叛天主教而受天谴，实际上容忍了十字军的兽行和丑事。十字军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佛德尔伯爵鲍尔温为皇帝的“拉丁帝国”，并占领希腊和小亚诸地，将当地教会置属罗马教皇管辖，强迫希腊东正教徒改信罗马公教，希腊人不断坚决反抗，并建立尼西亚王国。1261年8月尼西亚皇帝米凯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推翻拉丁帝国，建立拜占庭的巴列奥略王朝，一直维持到1453年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消灭。西方有些史学家将这次东征矛头直指拜占庭，说成是迫于时势，或归咎于威尼斯的狡猾和德皇的阴谋干预。其实，拜占庭的劫难只是暂时实现了罗马教廷早有蓄谋的东、西方教会归于一统的战略意图。

十字军运动的宗教狂热，还演出了一幕荒唐而惨绝人寰的悲剧。1212年西欧流传一种说法：有罪的成人不能解放“主的陵墓”，纯真的儿童能凭虔诚信仰感动上帝，收复耶路撒冷。在教会的煽动下，法国组织三万人的“儿童十字军”，骗到马赛港，分乘七艘船出海就“征”，两艘船在暴风中沉没，五艘船上的儿童到埃及全被在奴隶市场出卖。另一支德意志的“儿童十字军”两万人，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饥寒病困交迫，死亡殆尽。十字军运动泛滥着的宗教狂热、愚昧迷信，酿成了这人间绝无仅有的惨剧。

后4次十字军东征，因罗马教廷威信已失，不再能煽动起宗教狂热，动员西欧参加的人数不多，以埃及为主攻目标。由于埃及的伊斯兰王国强盛，而十字军已成为君主和教皇争权的工具，四次东征都流产、失败了。十字军在欧洲则用于镇压异端阿尔比教派。教皇将第五次东征失败归咎于德皇腓特烈二世未践约参加远征，将他革除教籍；教皇又禁止他组织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不予理睬，他利用埃及和叙利亚的矛盾，和埃及苏丹缔结和约，暂时取得对耶路撒冷等城市的支配权，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却出兵攻其在南意许多领地，迫使他回师。1244年埃及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从此“圣地”一直在穆斯林掌握之中。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为了向地中海东部扩张势力，率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进发，遭到惨败，他本人作了俘虏，以巨款赎身才被释放回国。1270年他又率军作最后一次东征，在突尼斯死于瘟疫，残师败归。至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最后一个据点阿克被埃及攻克，十字军东征就以彻底失败告终。

（三）后果与教训

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廷和西欧封建主挑起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的武力冲突，它主要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侵略性的“宗教战争”使地中海东部各国大批生灵涂炭，经济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这场战争给西欧各国人民带来的也是巨大苦难，几十万人踏上征途死于非命，社会生产力受到破坏，在宗教狂热下对各种“异端”的镇压、专制变本加厉，在西欧的犹太人也受到野蛮迫害，他们到处被鞭打、驱逐或袭杀。十字军东征给后世留下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企图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强制建立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霸权，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世界不同文明只有通过合理的交往与融通，才能实现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西方有些史学家强调十字军东征促成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发展，将城市兴起、工商业繁荣、君主集权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东西文化的沟通等等，统统归功于这场“宗教战争”。这种论评缺乏具体分析，是站不住脚的。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社会演变，主要是西欧社会内在矛盾运进的结果。十字军东征给西欧社会带来的某些客观影响，恰恰事与愿违，并非这场宗教战争的目的性后果。而且，这些次要的客观影响是付出了太大的历史代价才造成的；那种结果本来可以通过东西方文明的合理、和平的交融更好地达成。

从政治上看，西欧原本势力强大的割据地方的封建领主和破产骑士纷纷随十字军东征而消失，罗马教皇与教廷的势力在东征前期虽有所扩张，后期教皇的东征计划彻底破产，威势骤减，国际支配力大为削弱，这些客观上有利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在战争中，经济拮据的封建贵族迫不得已将特权赎卖给城市市民，并让他们赎买农奴的人身自由，农奴也趁贵族出征逃离土地，这些也有助于城市兴起和农奴解放。

从经济上说，中世纪西欧和东方的经贸交往其实早已发展起来，不是靠十字军才打通的。当时东方的伊斯兰和拜占庭文明水平优于西欧。西欧在12、13世纪从东方学会种植稻米、荞麦和西瓜、柠檬、胡椒等各种经济作物，开始食用蔗糖，并学会织造丝绒、锦缎、棉布、地毯以至制造“威尼斯玻璃”等，中国发明的罗盘、火药和印刷术也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到西欧，这些无疑促进了西欧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东方的繁华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对西欧人生活方式特别是封建主追求豪奢的生活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十字军战争的直接后果，而是东征期间东西方文明自发和平交融的结果。战争只是削弱了拜占庭、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加强了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对地中海东部的商业垄断，这种局部利益是以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

从文化上看，十字军东征只是从拜占庭和阿拉伯地区劫掠来一批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拜占庭文化在西欧早有传输，如罗马法的复兴得益于拜占庭保存的大量罗马法典籍。伊斯兰文明的哲学、科学及其保存的希腊罗马文化成果大量传入西欧，主要不是靠十字军，因为十字军参加者的文化素质很低，并不能理解和择取伊斯兰的学术文化，而且也只有极少数人抵达当时撒拉逊文明的中心巴格达、大马士革、西班牙的托莱多与科尔多瓦。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学者将大量伊斯兰文明所保存的希腊罗马典籍和阿拉伯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翻译成西欧文字，才对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进步和学术文化繁荣起了重大的作用。

6 1499—1504年路卡·西纽雷利画的但丁肖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3]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6页。

[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5页。

[7] 转引自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页。

[8] 转引自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页。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

一、从教会学校到大学兴建

教育保证一个时代文化知识传承、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文化研究也密切相关。它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变迁。罗马帝国曾在斯多亚主义精神主导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制。7岁至12岁的儿童入小学（Ludus），接受初等教育，识文习字做算术，还学习道德格言及“十二表法”，富贵之家则聘请家庭教师教其子弟学习初级文化知识。中等教育设有文法学校，教学文法和语言，共和时代后期只有教授希腊语言与希腊文学的希腊文法学校，帝制时代它逐渐被教授拉丁语言和拉丁文学的拉丁文法学校所取代。修辞学校是当时的高等教育，培养任公职的贵族子弟，要求他们有修辞演说和雄辩的技艺，有开阔的知识，教学科目有修辞学、辩证法、法律、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拉丁修辞学校后来也取代了希腊修辞学校。由于重视罗马法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帝制时代还设有许多私立法律学校。帝制鼎盛时期由国家支付文法、修辞教师的薪金，设两种学科的帝国讲座，并授予主讲者们不少特权。从西塞罗到普罗塔克的一些主要思想家，都有关于教育、教学理论的论述，特别是斯多亚主义注重道德教育的论述。帝制时代初期的昆体良（35—100年）是修辞学帝国讲座的首任教师、最著名的教育家，写有巨著《雄辩术原理》，总结他20年的教学经验，对于德性培育、教育与天赋、各级教育与教学组织都有系统论述，甚至已有班级授课制的思想萌芽。基督教兴起后，为普及基础教义和教仪知识，开设教堂音乐学校和初级教义问答学校，以教授《圣经》和教堂音乐为主。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还建立了一些高级教义问答学校，除基督教神学外，也研习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物理、几何、天文学等，它们是基督教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培养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克莱门特、奥立金等著名希腊教父就曾是亚历山大里亚高级教义问答学校的主持人。

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蛮族王国中原先兴盛的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等世俗教育机构都被摧毁，文化教育成为荒漠，早期中世纪西欧的知识水平也倒退至贫瘠低下状态。修道院成为文化教育和延续古典文化的主要机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修士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75年）编出一部知识总汇《神圣与人类学识概览》，包括必读神学著作概要和7门必修学科概要，规划了七艺教育和神学教育的蓝图，之后一直被中世纪西欧的教会学校所沿用。哲学家波埃修将七艺分为前三艺和后四艺，前者指作为知识钥匙的文法、修辞和逻辑，后者指作为实用学科的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公元6世纪至公元8世纪，当欧陆文化教育处于停滞、颓落之际，英伦三岛上的爱尔兰文明、诺森布里亚文明处于领先地位，它们的修道院学校保存、恢复了希腊、拉丁的语言与知识，对古代文本进行整理、研究，并在传教活动中将它们传播到西欧大陆，也为西欧大陆输送和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

在公元8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查理大帝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用以提高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教士与官吏的知识水平。他发布一系列教育敕令，要求修道院与教区“对于上帝赋予学习才能的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大小，热心地教他们读书识字”，声称他“对于推动教会的学习，更是全力以赴”，他并敦促订正《圣经》和各种典籍在传抄中的错误，以免以讹传讹。[1]他还延揽了西欧许多优秀学者来大力兴办学校及图书馆，推进基督教文化，他的主要助手阿尔琴（735—804年）就是来自英格兰约克修道院的著名学者。在他们倡导、支持下，教区和修道院的学校遍布法兰克帝国。当时的学校有三类：一是最高级的宫廷学校，是全国教育与学术文化中心，培养高级官吏；二是主教座堂学校，讲授神学，培养神甫与教士；三是修道院学校，除培养修士以外，也向世俗子弟普及知识。当时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夫在所辖地区教会也已设立免收学费、向普通居民子弟普及教育的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较普遍的基层教区学校。学校的课程有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七艺”，第二类是少数学生深造的神学。“七艺”的内容有扩展，文法“包括语言与文学，逻辑涉及哲学问题论辩，修辞包括散文、诗歌与法律知识，几何包括地理与自然历史，代数涉及历法，音乐包括声学，天文学包括物理与化学。它们实际上是当时人们所知的世俗知识的总汇”。[2]查理大帝以身作则，带动教学蔚为成风，他和妻子、儿女、高级贵族都在首都亚琛的宫廷学校从学，他习七艺，狂习拉丁文，编辑日耳曼语文法和诗歌杰作，宫廷学校成了学术研究中心。阿尔琴写了《论辩证法》，推动了逻辑学研究。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学校和教区学校，是12世纪以前中世纪西欧的主要教育机构。

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兴起刺激了对世俗实用人才的需求，经由西西里、西班牙传入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所保存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促使西欧的学术文化渐趋活跃，而权势鼎盛的罗马教廷也要针对世俗社会的巨大变动，加强神学研究和对学术文化的控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原有封闭式的、以基督教神学为教学轴心内容的教会学校体制被突破，西欧的城市纷纷建立世俗性的大学。它们之中有些是由原来已经设立的专门学校提升为大学，如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大学，它原本是一所医学专门学校，以编译古希腊罗马及阿拉伯的医学著作著称，1137年发展成为大学；意大利的波伦那法律学校素以传播、研究罗马法驰名西欧，1158年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下谕确认它升格为大学。另一类大学则是由主教座堂学校转化过来，如巴黎大学从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演变而来，1174年罗马教皇就予以承认并授予特权，1200年法王腓特烈二世又颁发特许状确认，它在西欧有特殊重要地位，著名哲学家阿伯拉尔是巴黎大学创始人之一。从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起，西欧兴建大学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1168年）和剑桥大学（1224年），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1181年）、图鲁兹大学（1224年），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西班牙的帕伦西大学（1212年）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1290年）等。至1500年，西欧大学共有79所。大学兴建是西欧教育开始突破教会垄断专制、面向世俗化的重大变革，也为西欧学术文化趋于繁荣，使僵滞的思想活跃起来，提供了重要契机。

“大学”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本义指会社、社团、协会、行会。中世纪西欧兴建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仿照当时的城市行会，为着教育的目的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的教学同业公会。然而，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创新，它又有不同于传统教会学校的某种“广学院”的特点：它向世俗社会开放，招收各地乃至来自各国的学生；它采取大型的教学组织形式，拥有较多专业的教师，实行集体授课；它除传授基础学科课程外，展开高深的专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因而它是教育兼学术研究的中心。14世纪中叶后，“大学”的涵义才专指高等学府。大学的财务来源靠教会基金和国家拨给部分经费，学生支付学费，富有的捐助者也为部分穷苦学生提供学费或免费的住宿。起初，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市民或穷家子弟，高门贵族还看不起“大学”，后来大学声誉日隆后，他们的子弟才入学。当时没有女学生，直到近代，妇女还被摒绝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校门之外。当时大学一般已按专业设有人文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学生首先得学完基本人文学科“七艺”，掌握基础文化知识，约需4年至7年，被授予学士学位；然后分科深造神学、法学或医学的专业，也需4年至7年或更多时间，才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取得硕士学位以上者，才能在学院获得教席。至今被各国广为采用的学位制度及毕业典礼上获得学位者身着方帽、黑袍（教士服装），就是从那里传承下来的。

当时的大学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它们经由罗马教廷批准建立，教会和托钵修会对它们有较大的控制力，一些著名的教授大多是多米尼克修会或弗兰西斯修会的成员，对神学、哲学的教学尤为注重。在中世纪巴黎大学尤负盛名，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罗吉尔·培根、邓斯·斯各脱、威廉·奥卡姆都出自这里，巴黎大学成为当时西欧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哲学国际学术中心。这类学校的“同业公会”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握有掌管大学的全权，他们选举校长、制定教学计划、实施行政管理、负责学位授予，建立以教师为权威的严格制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中、北欧如英国、德意志、丹麦、瑞典等国以及南欧的西班牙的大学，都采用巴黎大学的模式。

另一种类型的大学是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的模式，他们较少受罗马教廷控制，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世俗大学，注重实用专业学科，学生是学校管理的主体。南欧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自治城市兴建的大学，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波伦那大学早在11世纪末建立时，以传播、研究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社会现实闻名于世。1088年著名法学家伊尔涅里乌斯在该大学任教，编著《查士丁尼法典》，大力推动民法研究，并主张世俗君主之权应高于宗教权力。1139年他的学生格拉提安又运用罗马法精神研究宗教法，出版第一部《宗教法典》，他和后继弟子的宗教法著述富有世俗化理性精神，成为世俗君主与自治城市打击教皇权力的理论根据。当时西欧人纷至沓来波伦那大学就学，它成为西欧法学研究的国际中心，对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尤其有重大贡献。波伦那大学的全部管理工作是由“学生会社”掌管的，校长是学生团体的领袖。学生会社总揽学校的全部行政管理，包括制定学校规章、教师聘免、对外交涉、确定学费金额乃至教学与作息的时间。学生会社的能量很大，曾以要向其他城市搬迁为要挟，取得降低当地城市高昂食宿费用的胜利，而当时的城市都以建立大学而称雄的，使本地的大学迁走是很丢面子的。教师如讲课不当，学生会社可处以罚金。当时意大利建立的著名大学，如以医学著称的塞莱诺大学，以及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等，都采取波伦那大学的模式。帕多瓦大学在14世纪时成为西欧的重要学术中心。波伦那大学的模式在13世纪中叶后，由于市政当局干预力度增大，逐渐衰落，至18世纪末，学生会社的管理权力才被最终废除。

创立大学是人类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教育内容不再像教会学校那样局限于“七艺”和传授《圣经》与神学知识，不仅哲学与神学的教学引进了新的内容，有深化与变革，而且大量地输入了世俗实用学科。知识领域不断扩展，求知的视野日益开阔，这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大学为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特别是罗马法的复兴、传播和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法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自治城市的立法政治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的加强。当时英、法等国的君主都起用了精熟罗马法的知识人士，来确立强化王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削弱罗马教皇与教廷的权势。当时建立的这种高等教育体制，后来几经演变、不断完善，现已被世界各国采用，大学依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平，是国家的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就此意义而言，这是中世纪盛期的西欧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大学取代局限于神学解释和宗教典籍整理的修道院的地位，成为中世纪西欧拓进知识研究、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大学不再像修道院那样，修士在青灯黄卷中皓首穷经，孜孜于神学文本的寻章摘句，而是一变为致力于各种新专业领域的开拓。大学教学除程式化的授课外，又形成自由论辩的风气，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教廷和修会虽然下大力要控制这一思想文化阵地，却不能扼杀“异端”思想的萌生。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巴黎大学发表了用逻辑三段论推翻校长威廉的著名讲演，学生纷至沓来听他的讲课。深受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影响的阿伯拉尔、恪守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波纳文图拉和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改造基督教神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也在这里展开。巴黎大学是西欧的第一学术重镇，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之后，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和巴黎大学所造成的学术文化影响相比拟。14世纪以前，牛津大学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地位仅次于巴黎大学，1209年已有3000名师生，拥有众多的学者名流，而且在拓进知识领域方面更为活跃。毕业于该校、后任该校校长的罗伯特·格罗斯泰特（约1175—1253年）曾是大学知识集团的领袖，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督教神学和物理学、天文、地理、法律、医学都有开阔的研究，著有《科学概论》，对罗吉尔·培根的科学思想有直接启发。总之，当时西欧的大学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对中世纪盛期西欧的学术文化繁荣有重大作用。

当时西欧的大学已开展对希腊罗马文化及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传播与研究，这已在为以后西欧的文艺复兴做思想准备。7世纪起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覆盖着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丧失的大部分希腊罗马文化遗产，靠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才得以保存和研究。从11世纪起，这些流落异地的西方珍贵的传统文化，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的翻译运动，重返西欧、进入大学。当时翻译、传播主要有两个通道：一是西西里经由南意大利传入西欧。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非洲籍修士康斯坦丁，在11世纪后叶就翻译、介绍了希波克拉底和伽伦的医学著作，萨莱诺大学则是翻译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医学理论的一个基地。熟悉阿拉伯文、希腊文的德皇腓特烈二世，延揽了不少伊斯兰和犹太的学者，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西班牙阿拉伯学者阿威罗伊的科学著作。二是曾是西欧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这一以翻译与传播享誉西欧的学术文化中心。12世纪起，托莱多的大主教萨维塔的雷蒙已建立了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也是翻译中心。托莱多的学者们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的科学著作，并且译介了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阿拉伯学者阿维森那（伊本·西那）、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和犹太学者迈蒙尼德等人的大量哲学、科学著作。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进入西欧，首先是在大学里得到传扬，有些著作转译有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一些希腊原典流入西欧，学者们又直接根据希腊文原本校正。当时的翻译运动，为长期封闭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西欧学者，展示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刺激了他们对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东方伊斯兰文明及犹太文明的研究旨趣，去探究原先基督教会列为“禁区”的学术领域，“异端”思想和基督教神学的改造都由此引发。中世纪盛期的学术复兴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接触与交流。而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正是孕育以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条件。

二、前期基督教神学与哲学

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神学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意识形态，神学支配哲学，哲学只为神学做论证，两者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在前期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在制定繁琐的教规、教仪，大力发展以教皇、教廷为中心的教会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超过往昔；而在神学理论方面很少新的建树，直到13世纪之前，基督教的正统官方学说一直是在罗马帝国末期形成的奥古斯丁神学与哲学。

奥古斯丁（354—420年）生于北非努米底亚的塔加斯特镇（现位于阿尔及利亚），幼年时曾从母加入基督教，在家乡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习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修养，但19岁时转而信奉摩尼教，后来又生活放荡不羁，和两名情妇姘居，并生一子。在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影响下，他脱离摩尼教，醉心于研究新柏拉图主义。他在自传《忏悔录》里记述，是“花园里的奇迹”使他又最终重新皈依基督教：某日他在花园里为信仰而作剧烈的思想斗争时，耳边响起清脆童声：“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随手拿起《圣经》翻开一页，圣保罗的教诲扑入眼中：“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该披戴主耶稣，勿使纵姿于肉体的嗜欲。”于是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3]387年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他后来任北非家乡省城希波的主教，殚精竭虑从事神学著述、讲经布道和反对异教、异端的斗争，声誉日隆，他所建立的神学堂和修会成为北非教会的中心。他目睹罗马帝国濒于灭亡，死在汪达尔人兵临希波城之际。他毕生著述甚丰，包括自传、哲学、神学、反异端、圣文注释和布道等类，卷帙浩繁，堪称基督教学说的百科全书。《忏悔录》、《论幸福生活》、《论自由意志》、《基督教学说》、《论灵魂不朽》、《反学园派》等都是融会神学与哲学的代表作，他临终之前写下的《上帝之城》包含着他对罗马帝国濒于灭亡的反思，阐发他的神学历史观。奥古斯都的神学是罗马帝国后期一直在探讨、论争的各种希腊与罗马教父哲学的集大成，它终于克服了基督教神学和希腊罗马古典哲学的冲突，将后者的一切对基督教“有用”的成分都吸收过来，构建出一种以柏拉图主义为轴心的严整庞大的神学体系。他的学说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前期中世纪的西欧。罗马教会敕令奥古斯丁等“四大博士”的著作是神俗人员的主要教材，而奥古斯丁的神学由于融合了希腊罗马古典哲学，比早期基督教神学远为深化，又切合建立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罗马教会的需要，更成为罗马教廷的官方神学与哲学。在前期中世纪西欧，它一直是基督教的理论核心，主导着神学教育和研究。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神学取得官方统治地位后，奥古斯丁的学说对后世仍有多种影响，新教改革吸取了他的部分思想，至今梵蒂冈教廷仍高度评价它，甚至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将他的学说奉为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奥古斯丁的神学与哲学的要义，可概述为以下几点。

基督教学说是统一信仰和理性的真正哲学。奥古斯丁主张基督教学说是“真正的哲学”，它以追求永恒幸福为主题，世俗的“现世哲学”只探究现世的短暂幸福。上帝的智慧与真理显示在《圣经》中，《圣经》的作者们是真正的哲学家与先知。“现世哲学”本来也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往往被异教的“恶魔”不正当地利用。他所建立的“基督教学说”就是按《圣经》的价值标准，“取回”现世哲学中一切可与基督教信仰相一致的“有用”的内容，如人文学科教育、希腊罗马古典哲学中的理念论、道德学说和一神论思想等等，将它们改造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有机内容。显然，奥古斯丁旨在吸收、采纳古代文化遗产，重建能包纳古代文化的基督教理论。基督教才是最高的“真正的哲学”，世俗的现世哲学只是为它所用的思想成分。与此相关，他并不把信仰和理性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的天赋，在获取宗教真理与世俗真理中都有重要功能，但理性未必都是信仰，而一切信仰都是涵有理性的思想。他强调两者统一的方式是坚持“先信仰、后理解”的原则，因为理性只是为信仰作准备，而信仰才为理解开辟道路，使之获得真正的智慧，并且使个人进入单凭理性无由进入的和上帝沟通的最高神秘境界。总之，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学说有两重性，它既压制了古典哲学中早已衰落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使哲学成为从属神学的侍婢，但又有所改造地保存、吸取了古典哲学中的某些理性的思维形式与方法。它是根据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融会所传承下来的古代学科知识的。在罗马文化凋败之际，它以神学形式摄取、保存了较多对基督教有用的古代知识成果。

光照说。奥古斯丁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是运用柏拉图的理念论来论证基督教神学的，光照说就是用理念论来作认识论的上帝存在的论证。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说人所感知的现象世界，就如一个囚在洞穴里的人只见到事物的朦胧阴暗的烛影，只有走出洞外，才能见到最高的理念“善”的阳光普照大地，凭借理性发现真实的理念世界。奥古斯丁说这个真理的“光源”就是作为最高理念“善”的上帝，《圣经》中已指明“道”是“普照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4]他分析人的认识过程，并不是直接断言上帝全知全能，而是以缜密的推理，论证人依赖上帝才能认识真理。他像柏拉图那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他认为感官获得的外感觉和心灵获得的内感觉，只是搜集、整理关涉事物外形、现象的材料，虽也有确定性，但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的真理，也不能提供判断真假的标准。理性依照其本性自然地趋向光照，能综摄感性材料，洞烛事物的理型和确定的规则，这广义的知识就是柏拉图的一般理念。但理性作为人的心灵状态也还变动不居，它也不能解释自身的来源与本性。高于理性的狭义“真理”就是上帝。一切真理都存在于创造世界的上帝之中，那就是“道”或理型，上帝的真理之光镌刻在人心的感觉经验和理性知识之中，只有信仰、热爱上帝的人，才能在心中将这些真理之光的印记集合起来，认识到上帝就是至善的最高存在、永恒的真理之光，从而强化对上帝的信仰和热爱。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也包含着对人的认知过程的有价值的细致分析，如论述语言与知识、行为及心理活动的关系，当代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哲学家注意探讨他论述的有关内容。然而，这种学说的主旨是要论证人的理性、知识和获得的全部真理，都来自上帝之光，并以信仰上帝为归宿。

质型说和种质说。这是奥古斯丁结合上帝创世说和希腊罗马古典哲学，论述自然世界的秩序。《圣经·创世记》说“上帝最初创造天地”。奥古斯丁解释最初“空虚混沌、黑暗深渊”的“地”，是已有接受形相之潜在能力的无定形质料，“天”则是精神性的“形相”，上帝使两者有机结合而生成赋有“质型”的万物，形成合乎“度、数、衡”的等级系统与和谐秩序。这种“质型”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说，而是吸收了柏拉图的以理念和数为中介的宇宙创生论。奥古斯丁没有采用《创世记》中上帝花六天时间创世的说法，而是采用《德训篇》中的说法，即上帝瞬间创造出一切事物的“种质”（rationes seminales）。他吸取了斯多亚派哲学的“种子理性”说，认为种质即事物的内在原因和本质属性，是一切事物生成变化的自然律，上帝正是通过种质控制了自然的秩序和进程。他还为基督教经常渲染的尸身复活之类的宗教“奇迹”辩护，说上帝创造、支配自然的方式是人所不可思议之谜，“奇迹”根据上帝意志发生，并不违反自然。奥古斯丁的质型说、种质说，实质上是将从毕泰戈拉、柏拉图到斯多亚派哲学的宇宙论、物理学思想糅合一起，纳入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框架。

恩典说和爱的伦理。奥古斯丁论述人的自然本性，认为人是肉体和灵魂不相混的结合体，肉体也是人不可或缺、相对对立的有用实体，而灵魂占有、管辖肉体，结合为统一的人，两者处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毕泰戈拉和柏拉图学派将肉体看做灵魂临时居留的坟墓，是恶的渊薮，并主张灵魂转世说，奥古斯丁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基督教是主张个人灵魂不朽的。爱与恶是他的伦理观的主题。世间恶的本性和根源，是奥古斯丁长期思索的问题，他曾信奉摩尼教，就因为摩尼教的二元论能用善的光明之神和恶的黑暗之神的斗争，说明恶的普遍性及克制恶之道。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救赎罪恶，奥古斯丁从哲学与伦理角度深究恶的本源。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将恶定义为存在的“缺失”。奥古斯丁接受这一解释，认为恶就是背离本体、趋向非存在而造成存在的中断，也就是存在因自身的缺陷、堕落，造成事物秩序的混乱和放弃对高尚事物的追求。恶的现象有三类：事物的自然属性受损伤是“物理的恶”，理智的缺失和认知的谬误是“认识的恶”，这两种恶都较易纠正，而意志因自身缺陷只屈服于低于灵魂的肉体欲望，便产生“伦理的恶”，这是真正的罪恶。人类的意志自由既然是恶的根源，至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赋予人类可能作恶的意志自由呢？奥古斯丁曾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上帝惩恶扬善以求符合善的秩序的公正性。后来异端佩拉纠教派坚持性善论，否认原恶说，认为人只要依据固有的善良本性自由选择，就可以自行得救，无须上帝的恩典。奥古斯丁在反佩拉纠派的著作中又修正意志自由说，认为伦理的恶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原罪，亚当在伊甸园受诱惑时就已丧失意志自由，上帝的恩典就是为人类赎罪，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人类才能摆脱原罪，恢复意志自由。这种恩典作为救赎罪恶之道，就是上帝为人类规范的爱的伦理秩序。基督教的信、望、爱三大善德中最大的是爱，爱的道德法则是铭刻在人心的“自然律”、“神律”、“永恒律”，人遵从它就能培育德性而获救。爱的基本道德原则是正确对待“正当”这种高级价值和“有用”这种低级价值，以“爱心”克服“贪心”，履行对上帝的热忱爱戴和基督徒的兄弟之爱。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和伦理观，说到底，是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赎罪说和爱的伦理的论证和阐发。

神学历史观。奥古斯丁在413年至417年罗马帝国危亡之际写下名著《上帝之城》，阐发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神学说明，表达了他的基督教国家理想。他认为人类历史中有圣史和俗史之分，古代史家记载的世俗历史事件均属俗史，《旧约》、《新约》记述的上帝创造人以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耶稣活动史则属圣史，耶稣为救赎人类殉难，标志圣史终结，而俗史仍在延续。罗马帝国行将灭亡，基督教徒普遍悲观沮丧，基督教今后何去何从，前景茫然。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奥古斯丁一反基督教徒往昔依附罗马帝国世俗政权的态度，将两者分割开来，前瞻基督教未来的政治理想。他说罗马民族有优越禀性，曾创造了光辉业绩，值得称颂；但他抨击罗马世俗政权曾长期崇奉多神异教，迫害基督教徒，骄奢淫逸腐化之风日盛，社会道德风气败坏，认为这正是罗马帝国濒亡的原因，表明这种世俗政权不能担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他将国家与社会区分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两种迥然有别的社会模式。世俗之城奉行只爱自己、藐视上帝、惟求满足物欲的伦理原则，必然走向败落，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就是例证。上帝之城则恪守热爱上帝、藐视自己、追求崇高道德与精神生活的伦理原则，它能造就社会秩序和谐完善，秉获上帝恩典而使人类得到拯救。在他看来，这两种“城”即两种社会建构模式，在现世中仍然交织、混合着，而基督教的未来政治理想，是在尘世间普遍建立起“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已看出当时奴隶制在崩落，他批评奴役他人的奴隶制违背自然本性、伦理秩序和上帝意志，但他主张基督徒对奴隶制可以内心非议，却还得服从有关法律，他并不主张以强力手段推翻奴隶制。奥古斯丁主张“上帝之城”高于、优于“世俗之城”，只是两种社会模式的优劣之分，还不是鼓吹教权居于王权之上，当时也谈不到有教皇权和君主权之争。但他设计的“上帝之城”范型，确实已表达了基督教要渗透与统摄世俗政权、建立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意向，这为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和世俗政权紧密结为一体，为罗马教廷向西欧世俗国家以至对外部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理论根据。

前期中世纪基督教会将奥古斯丁学说奉为正统权威，与此相应，还推崇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神学。《新约》记载雅典法官狄奥尼修斯是保罗在雅典所收的弟子。公元6世纪初一些伪托的圣狄奥尼修斯的神学著作（包括《神秘神学》、《神圣名称》、《天国等级》、《教会等级》、《信件十札》等）在拜占庭帝国流行，拜占庭皇帝给罗马教皇马丁一世送来这些著作后，649年它们被钦定为正统神学著作，在西欧滥觞。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家爱拉斯谟就已提出它们可能是伪作，19世纪德国两位学者考证出它们是5世纪末以后匿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写的伪托之作。伪狄奥尼修斯论述天国、自然、社会、知识等等的秩序，都采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烦琐的“三元结构”。他将神学也分为三部分，也是人类理解上帝的三阶段：“肯定神学”用各种范畴、名称陈述上帝的属性，研究理念世界，但不能揭示其“超越的意义”；“否定神学”逐次研究上帝按照理念原型创造的世界，并逐次排除人类思想不能理解上帝本性的局限性因素，使神秘因素不断积累、明显；“神秘神学”则通过专注的爱和坚韧的苦修，使人们达到和上帝融通的神秘体验，洞见上帝的超越本质。这种神秘主义神学，成为前期中世纪西欧盛行的修道院的精神指南。

在中世纪初期的黑暗年代，波埃修的学说闪亮了一道理性之光。波埃修（480—525年）出身于罗马贵族之家，早年在雅典学习哲学，后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大臣，因被猜忌与东罗马帝国私通而被冤屈下狱处死。他学识渊博，热爱古代哲学，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波菲利的《范畴篇导论》，并注释了《范畴篇》、《解释篇》。这些在中世纪西欧被广泛用作逻辑学教材，后人称之为“旧逻辑”。他基本上承袭并有所修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又吸纳了斯多亚派的命题逻辑理论，对建立中世纪传统逻辑卓有贡献。他所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到12世纪才被发现，被称为“新逻辑”。他著有保存古典科学文化的算术、几何、音乐的教科书，也被广泛用作教材。他还写了5篇讨论“三位一体”的神学论文，被中世纪盛期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重视。他在狱中以对话与诗的形式写就的5卷《哲学的慰藉》，大量介绍了古代哲学，广泛流传。波菲利提出了“种和属”的共相是否独立存在的问题，并未解决。波埃修从认识论入手予以答解，认为种和属不仅是存在于心灵中的抽象概念，也是存在于事物中的性质，但不是独立的实体，这种温和的实在论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后来引发了中世纪盛期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与此相关，他论述作为“是这个”的个体存在者分有“存在”的普遍形式，上帝既然是“存在”的普遍形式，也属于“存在者”，因此有3个位格，这是对“三位一体”的别具一格的正统神学解释。他在生命临终关头写下文情并茂的《哲学的慰藉》，更多地将信仰寄托于柏拉图和斯多亚派哲学，宣述人生命运和自然秩序同一，人应追求德性以实现自身的本性，天命只是神对必然性的预知，必然秩序要通过人对善与恶的自由选择来实现。他的主张对神学宿命论已有所突破，偏离了正统基督教的教义，在伦理道德上表现了对理性与自由的追求。

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爱留根纳的学说是一朵绽开的理性奇葩。爱留根纳（810—877年）原是爱尔兰人，在秃头查理的宫廷任语法教师。他博学多才，对希腊古典哲学与文化尤为爱慕。在神学论争中，他写有《论命运》等著作，批驳主张遭劫难和被拯救的“双重前定论”，强调善恶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神虽预知，但并不干预。他的论说被教会谴责为异端，罗马教皇要求将他逐出法兰克宫廷学校并审判，但他受到赏识他的才智的国王查理的保护。他的重要著作《论自然的区分》，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说中世纪的真正哲学是从他开始的。他强调权威来自理性，理性并不来自权威，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真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宗教。这是最早的“双重真理论”，对基督教宣扬理性服从信仰的蒙昧主义是大胆的否定。他在承认上帝创造自然的前提下，对自然存在的诸层次以及对自然的认识，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两点最有价值。一是辩证法思想。他认为自然存在的最初始原因、原型理念和可感事物中，有上行和下行的相反相成的运动，相应地人的认识也有上升和下降的运动序列，自然的循环运动和认识它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里已有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相一致的思想萌芽。二是泛神论思想。他主张上帝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也内在于上帝之中，上帝的本性体现在自然之中。他又认为恶只是非存在，罪恶的根源在于误导的自由意志，人只要恢复原有的本性，就可回归造物主，甚至恶魔也可以得救。恩格斯说“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泛神论”。[5]

三、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盛期西欧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形态。“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原义为“学院中人的思想”，也译作“士林哲学”。它是在教会、修道院的学校和大学中生存的哲学神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辩证法”即论辩逻辑和神学结合，是它的主要形式特征。11世纪以来，西欧文化教育复苏，大学兴起，学术研究日盛，大量希腊哲学典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传入西欧，中世纪传统逻辑成为主课并得到发展。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原有的教父语录式的神学课程已不能满足需要，神学教育中兴盛论辩之风，也促使理智的逻辑思维进入神学。早在11世纪，神学家中就有辩证法和反辩证法之争，焦点是理性、逻辑能否和神学结合。法国沙特尔学派的图尔的贝伦加尔（1010—1088年），主张辩证法是理性的杰作，适用于一切事物，包括神圣事物神学。曾有名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达米安（1007—1072年）则贬斥辩证法，说它连“婢女”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说辩证法教师的始作俑者是引诱夏娃堕落的“蛇”。支持辩证法和神学结合的势力渐占上风，促成了经院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常说经院哲学是烦琐哲学，如用大量逻辑推理去论辩一个针尖上可站立多少个天使，这固然也足见当时经院神学的流弊。但从思想史进程而言，经院哲学并不是死气沉沉、僵滞一团的学说，而是围绕着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并关涉伦理与社会政治的现实，一直激荡着不同思潮的斗争。它是理智的思辩渗入神学，对中世纪前期的教父哲学有所更新；它在13世纪西欧全盛时，实现了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大改造，而它在14世纪趋于衰落、解体中，又孕育着经验论的哲学与科学思想，因而是向近代哲学与科学思想过渡的必要环节。

经院哲学中交织着两种论争。一是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波菲利和波埃修早已提出的种和属是否独立实在的问题，诱发这场论争，焦点问题是“共相”只是声音、名词或心中的概念，还是独立的实体。一般说，唯名论偏离、动摇了基督教正统神学。二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之争，也就是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根基是恪守奥古斯丁学说的柏拉图哲学传统，还是用当时复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加以改造。这两种论争表现了经院哲学与神学中的基本理论分歧，和教皇权与君主权之争等现实问题也往往相关。

（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

安瑟尔谟（1033—1109年）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也是最早的极端实在论者。他原是意大利人，后任法国贝克修道院院长，加入本尼狄克修会，1093年被任命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因维护教皇权和英王威廉二世多次发生冲突而遭贬斥，逃亡欧陆。他写有《论真理》、《论选择自由》、《论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帝为何化身为人》等多种著作。他坚持奥古斯丁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主张先有信仰才能理解，而引入辩证法也是必要的，理性应当用于增强信仰，而不是损害信仰。黑格尔说他是“经院神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共相是上帝赋予的实体，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它是先于、独立于个体事物的客观实在，个体事物分有共相才得以存在。从这种极端实在论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运用了许多逻辑推理来论证，简言之就是说，人心中既然有至高完善的上帝观念，就可以先验地推断至高完善的上帝不会只存在于人心中，他必然是现实地存在的。当时法国的隐修士高尼罗就在《为愚人辩》中指出这种证明的荒谬性，因为理解和观念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安瑟尔谟又认为，上帝的恩典赋予人意志自由，而人在发生“原罪”后丧失了自由意志趋善的倾向，要恢复它，既需要上帝的恩典，也要通过赏善罚恶，使人对自己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他提出“补赎”说，说上帝化身为人，用基督肉身的牺牲来补偿人类的罪过，基督就是普遍人性的实在，只有皈依基督的人，才可望恢复人的自由意志趋善的本性而获得拯救。

法国的教师、神甫洛色林（约1050—1125年）是早期极端唯名论的代表。他认为辩证法和逻辑是关于语词的精巧艺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他主张个体事物才是真正的本体，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普遍概念）只是表示一类个体事物的名词，甚至只有声音的实在，而不是实在的本体。如果从这种极端唯名论来推论，上帝只是一个名词，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个体神的名词，“三位一体”不复成立，而可得出“三神论”的结论。所以，安瑟尔谟攻击他是“使用辩证法的异端”，1092年索松主教会议谴责他犯有“三神论”的错误。

阿伯拉尔（1079—1142年）是对基督教正统神学很有叛逆精神的唯名论者，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也相当悲惨。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骑士家庭，为参加“辩证法的比武大赛”，放弃了骑士继承权。他曾遍访洛色林等名师，老师们的学说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以大胆创新的理性精神，发表演说驳斥他的老师香浦的威廉的实在论，迫使后者辞去巴黎圣母院主教堂学校校长之职，而他在该学校受到学生们热烈拥戴。1115年他和一位管堂神甫的外甥女海洛伊斯热恋并生一子，竟惨遭阉割私刑，这对情侣被迫劳燕分飞，被送入不同的修道院，从此永远分离，到1877年他俩的遗骸才在巴黎拉雪尔兹神甫公墓合葬，后世并有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他们坚贞的爱情。他一生颠沛流离，曾在多所学校和修道院任教，所写《我的苦难史》记述他在布列塔尼甚至险遭僧侣谋杀。他著书立说总是标新立异，受到教会精神领袖、十字军狂热煽动者伯纳尔的敌意攻击，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和多次主教会议谴责他的学说是异端，他的著作被焚毁。他死后的墓志铭称他是“高卢的苏格拉底”、“敏锐的天才”。他著述宏富，《是与否》、《论辩证法》、《认识你自己》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

阿伯拉尔已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逻辑学中吸取大量思想营养，建立一种辩证神学，有力地推进了经院哲学。他主张治学要唤起“怀疑精神”，通过理解和验证，才能求得真理。和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针锋相对，他强调“理解导致信仰”，主张只有运用辩证法的理性考察各种词语，包括基督教的经典文本，才能确定信仰。在《是与否》中，他列举156个神学论题，发现教会所认可的使徒和教父著作中，对每个论题都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意见，他用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剖析，贬低了教会经典的权威。而这种包含着论题与论辩的“辩证神学”的标准形式，之后被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所承袭。在“共相”问题的争论中，他发挥亚里士多德前期著作《工具论》中的思想，主张个体事物才是独立存在的本体，是产生共相的原因，共相作为名词是有形的，作为名词的意义是无形的，它表述事物的共同性质、状态，人通过印象和理智去把握它。有的哲学史家说他的观点是“温和的唯名论”，只是同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相比较而言的，他的观点更合理，并无与实在论妥协之意。他在理性的基础上探讨伦理学，提出一种“意图决定”说，否定正统神学的“原罪”、“恩典”、“自由意志”等教义。他认为灵魂不完善只是“缺陷”，而不是罪恶，人不应当为无法自主的自然禀赋承担道德责任，只有有犯罪意图的行为才是作恶。人的自然倾向不是罪恶的主观意图，人的自然欲望包括性欲、食欲和各种对快乐的追求，并不是邪恶，而是合理正常的。阿伯拉尔肯定人自决行为的理性伦理学，对正统基督教伦理和禁锢人性的禁欲主义是有力的挑战。他还说，希腊哲学家已经懂得幸福、高雅的生活，能首先得救，一些犹太人、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都有“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这更是离经叛道之说。阿伯拉尔是经院哲学中的激进理性派，罗马教会并不能扑灭他的巨大思想影响。

（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论争

至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在西欧的大学、修道院得到广为传播与研究，围绕着能否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传统改造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斗争异常激烈。产生了三种持不同态度的理论。

当时弗兰西斯修会是维护奥古斯丁神学的堡垒。该修会的总会长波那文图拉（1221—1274年）曾任红衣主教，参加罗马教廷枢密院，写了《论辩问题集》等论著和各种学术讲演，激烈批判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和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他的全集共有10卷。他的学说固守奥古斯丁主义，是保守派的代表。他敏感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精神对传统神学的威胁，说最大的危险是从《圣经》和教义下降到虚假的哲学。他表面上也吸纳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某些概念，却将它们在奥古斯丁神学的框架中加以改造，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精神实质，指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特别攻击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世界永恒说、自然决定论和统一理智论。他坚持实在论，认为共相即理念，是上帝赋予的独立实体。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的名词来说明一切被造的东西的结合方式，但坚持上帝按照理念原型从无中创造世界，质料与形式的结合是以理念为原本的；他并将本质、形式附会成奥古斯丁所说的种质，种质使具体事物循环生灭，自身永恒不灭，以此来论证人死后在“最后审判”时“尸身复活”的教义。他表面上承认亚里士多德说的认识起源于感觉、从感觉到理智的认识序列，但将这些论述都纳入“光照说”，提出神秘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全部知识出自上帝的恩典与光照，人的认识进程经历由自然之光（外部之光）、感觉之光（低级之光）、哲学之光（与理智的真理相关的内在之光），最后达到圣典之光（与救赎的真理相关的高级之光），通过神秘直观得以观照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型即理念世界。波那文图拉的学说曾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被用作压制新生思想的理论工具。

当时巴黎大学盛行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思潮，形成对正统神学的猛烈冲击。阿拉伯学者早在11世纪就将大部分亚里士多德著作从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研究中形成以阿维森那为代表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在西班牙以阿威罗伊为代表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1250年译成拉丁文的阿威罗伊全集出版，巴黎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成为阿威罗伊主义的追随者，主要代表是来自尼德兰的神学教授西格尔（1240—1284年）。他写有《论世界的永恒性》、《论理性灵魂》等多部著作，主张像阿威罗伊那样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提出一系列违背正统教义的理论：否认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只是目的因，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否认个体灵魂不朽，认为只有作为普遍理性的人类统一理智才是永恒不灭的；主张哲学与神学的“双重真理”说，强调理性真理和天启真理具有同等的权威；主张一切事物和行为都有必然原因的自然决定论，认为人也有避免某些原因的能动性，但不应为无法控制、不可避免的行为后果承担道德责任，反对用“自由意志”来解释恶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否定基督教关于原罪与救赎的基本教义。西格尔的激进学说遭到波那文图拉的攻击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驳斥，巴黎主教唐比埃于1270年1月颁布了谴责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禁令，1276年法国宗教裁判所传讯西格尔。教皇尼古拉三世则将他软禁起来，他后来被精神失常的秘书所杀。但丁在《神曲》中将西格尔位列在哲人的天堂中。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力主用亚里士多德学说改造神学理论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代表。他采取温和的立场，使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的正统神学相结合，并且糅合奥古斯丁的教义，创建出一种新的、庞大的基督教哲学与神学体系，后来被奉为基督教的官方学说，一直延续至今。他出身于意大利一个和罗马教廷有密切关系的伦巴第望族，5岁时就被送入卡西诺修道院当修童，14岁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多米尼克修会。1295年他被修会派往巴黎深造，他师从的大阿尔伯特（1193—1250年）向西欧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这对阿奎那深有影响。他在教廷结识的莫尔伯克的威廉，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大量拉丁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阿奎那提供了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阿奎那在巴黎大学任教期间，在两条战线展开激烈论战，既批驳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又反对弗兰西斯修会的奥古斯丁主义保守派。他毕生执教、研究和参加教会活动，曾领导建立多米尼克修会的学术中心“总学馆”，最终病死在奉教皇诏谕赴里昂参加主教会议途中。他的著述卷帙浩繁，总字数在1500万以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作了评注，代表作是《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完成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嫁接，是他对基督教的重大贡献。

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基督教哲学与神学体系相当庞大，简述其学说的要义，贯穿其中的是一种综合、调和的精神。他调和信仰与理性，既重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又注重将理性知识纳入神学体系，主张哲学和神学的“双重真理”可以互补，殊途同归，都通达上帝的终极真理。他用哲学论证神学信仰，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他舍弃安瑟尔谟的牵强附会的“本体论证明”，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宇宙论的证明”：从事物变化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事物的终极动力因、事物必然存在的终极因、事物完善性等级序列的终极因、安排世界秩序的目的性设计等五个方面，后天地证明上帝是最高的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包括存在论、四因说、质料与形式说、潜能与现实说等，都有系统的阐发。他认为形而上学作为最普遍、最高的科学，也可最终被归结为神学，因为它最终说明“自有的存在”、“存在的自因”是上帝，上帝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是最高的实体。他既肯定人的灵魂在和肉体结合中，也执行着动物灵魂、植物灵魂的生命功能，又强调理性灵魂是人的惟一的实质性形式。他认为认识始源于感觉，而理智活动也是知识的来源。他对认识过程作了细致研究，包括外感觉、内感觉、感觉中内涵的消极理智和抽象思维的能动理智等，他认为科学理智部分来自外在感觉对象的印象中包含的事物的本质，部分来自心灵内的理智能力对纯粹形式的把握。在共相问题的争论中，他以一种温和的实在论调和各种观点，认为就物质世界独立存在的只是可感个体、共相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言，唯名论是正确的，就共相是和普遍概念对应的普遍实在而言，实在论是正确的。总之，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调和为一体，使神学获得一个比奥古斯丁主义显得理性化的哲学基础，使基督教神学适合西欧中世纪盛期知识与文化的进展；他又认为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形式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致的，他并不排斥奥古斯丁学说，也肯定了它的重要价值。所以，他的综合调和性的基督教哲学容易被罗马教廷接受。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与政治思想，体现了较强的实践理性和世俗化精神。他的伦理思想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认为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至善的上帝，而人类追求的共有善却是幸福，而不是上帝。作为终极之善的仁爱之心出于上帝的恩典，而属于人类幸福的其他善和上帝并无必然联系。恶是缺乏善的目的，或将次级的善颠倒为高级的善。他认为人有自然意欲和意志性行为，符合人性、理性的意志活动才是自由选择，它不是恶的原因。他主张德性是良好的习惯，对科学、智慧、理解和艺术等四种基本德性，对道德德性中谨慎、正义、节制和坚韧等四种基本德性，对信、望、爱的神学德性，都细致阐发，建立了一种兼容世俗和神学道德的德性论。他又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体现理性与人性的“自然律”。它是一切道德准则、宗教戒律、教会与国家法律的来源与根据。他肯定社会与国家根据人是社会政治动物的自然本性而建立的，君主对于国家，犹如理智之于灵魂、上帝之于创世，所以君主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最好政体，最坏的政体是暴君制，为避免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君主的权力应受民选官吏制衡。他认为，教会的目的高于国家的目的，神律高于人法，但他没有坚持极端的教权主义，而是分清教会和国家的权限，在教皇权和世俗君主权的激烈斗争中，他也采取了调和立场。他的伦理与政治思想，既维护了基督教的教义、教权的神圣性，又体现了适合当时社会进程的世俗化精神。

托马斯·阿奎那为基督教建树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但由于波纳文图拉的保守派竭力抵制，基督教教会接受它也经历了激烈争论的过程。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阿奎那为“圣徒”，并授予他“共有博士”、“天使博士”称号，托马斯主义成为后期经院哲学中教廷官方支持的学说，16世纪中期召开的特兰托主教会议确定它为天主教官方正统学说。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建立时，确有取代奥古斯丁主义的革新意义，但它实质上也将亚里士多德学说神学化、教条化，后来愈益僵化，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压制新生思想的教会官方意识形态，一些进步思想家往往用实质上纳入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所谓“新柏拉图主义”来对抗它，展开激烈的批判。

13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上述三种思潮斗争异常激烈，理论斗争演变为思想迫害。在教皇授意下，巴黎主教唐比埃指定16位神学家组团调查所谓流行错误，于1277年3月7日颁布谴责219条命题的“七七禁令”，主要针对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也有20条涉及阿奎那。它借教会行政命令，干预理论论争，实行思想专制，可谓登峰造极。然而，“七七禁令”的后果并未能定思想于一尊，反而促使经院哲学由盛趋衰，走向分裂、解体。

（三）经院哲学的衰落

英国的集权君主制较早表现出对抗教皇权的独立性，城市工商业较快领先发展，学术研究也较为自由、活跃。13、14世纪在英国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涌现了不少富有科学理性精神的著名学者，他们在促使经院哲学解体、形成英国经验论传统方面，起有重要的作用。

早在13世纪初，牛津大学首任校长格罗斯特就开科学研究风气之先。他翻译、评注亚里士多德著作，特别注重研究逻辑与自然哲学著作。在《光论》中，他提出一种“光的自然哲学”，将世界的物质基础归结为光，根据这种哲学原则，他倡导数学与物理学研究。他研究科学认识的进程，强调理性的推演与经验直观对于确立科学的初始普遍原则，都是必要的。

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1214—1292年）是经院哲学内部最早的叛逆者，富有创新精神。他曾赴巴黎大学任教，宣讲当时还被禁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提出用“实用科学”精神来改造经院哲学的科学研究计划，因此被判为异端，两次被长期囚禁在修道院，最终抑郁而死，被称为“悲惨博士”。后来牛津大学将这位有超前思想的不幸天才引为骄傲。他在倡导学术革新的纲领性论著《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和《哲学纲要》中认为，哲学应包括数学、语言学、透视学、实验科学和伦理学五部分，强调哲学是世俗学问，应体现科学理性精神。他指出人类获求知识有四大障碍：无价值的权威、长期的习俗、流行的偏见、虚夸的智慧。他猛烈抨击经院神学的教条和烦琐空洞的论辩。他认为知识有权威、理性和经验三个来源，权威要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他指出推理和经验是获得知识的两种途径，而经验更重要，它是充分认识和验证知识的基础。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实验科学”概念，认为自然的经验高于思辩知识，实验科学是科学之王，因为实验科学是获取确定知识的充分条件，能打开自然的奥秘，并有服务于人的实用价值。他本人做过不少物理、化学、光学方面的实验，并根据光的本性和感官结构，用透视学分析出29个感觉的要素。他还提出了道德改革的纲领，主张将希腊罗马的古典伦理融入基督教的教义，用以纯洁教会。他抨击教会普遍道德堕落，主张使公正的王权和教权结合，物质的剑和精神的剑并用，这样才能建立廉洁的教会。罗吉尔·培根最早倡导用科学理性精神改造经院哲学，他和17世纪英国近代的经验论与实验科学的开创者弗兰西斯·培根，有许多思想相似之处。

参加英国弗兰西斯修会的邓·司各脱（1265—1308年）提出了以完全世俗化的哲学来有力地削弱、限制神学的学说。他曾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和任教，写有《牛津评注》、《巴黎记录》等26卷著作，年仅43岁就逝世。他以才思敏捷、论证细密著称，被称为“精细博士”。他宣称“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存在，人们只能原则上说上帝是无限永恒的存在，理性不能论证基督教有关上帝的信条和教义，它们只是信仰和爱的对象。他主张研究现实存在的哲学应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只为神学保留了精神信仰的狭小地盘。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有限的存在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体，灵魂也有物质的基质，不是纯形式，甚至提出问题：“假如上帝是万能的，他能否赋予物质以思维的能力？”马克思对此赞赏地评说：“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产儿。”[6]他批判奥古斯丁主义关于知识来源于“光照”的天赋真理论，认为知识是事物与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对抽象知识与直观知识、演绎知识与归纳知识作了细致研究。他突破了认为只有演绎的证明推理才能建构科学知识的传统见解，认为以经验为证据的归纳方法也合乎逻辑，能形成有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司各脱主义在14、15世纪拥有和托马斯主义抗衡的声势，它的信众甚至超过托马斯主义的追随者。

威廉·奥卡姆（约1285—1349年）提出“现代路线”的唯名论，从内部彻底动摇、瓦解了经院哲学。他也在牛津大学就学、任教，论辩机智敏捷，人称“不可战胜的博士”。他因讲课中有异端思想，被召至阿维农教廷软禁审查，1328年他和因主张教会守贫以恢复福音书理想的弗兰西斯总会长米切尔一起，潜逃到意大利的比萨，获得驻扎在此地的教皇的政敌德皇路德维希庇护，他和米切尔都被教皇以宣扬“使徒贫困论”为由革除教籍。相传奥卡姆对路德维希说：“你用剑保护我，我用笔保护你。”奥卡姆维护世俗王权，对三代教皇都猛烈轰击。他写有《箴言书注》、《逻辑大全》、《物理学论题集》、《自由论辩集》等多种著作和政论文章。

和老辈的唯名论不同，奥卡姆的“现代派”唯名论有严格的逻辑涵义，建立在对词项逻辑的精深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词项是符号，自身有指称功能，在命题中则有指代功能。世界的事物都是个体存在，指称它们的词项是殊相，科学命题中的普遍概念又以共相指代殊相，共相归根到底是指称个体事物的自然符号。他的认识论思想也是他的唯名论的主要支柱。他区别经验的直观认识和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抽象认识，认为一切知识可归结为两类：靠直观认识所获得的、以经验证实的证据知识；靠抽象认识获得的、依据逻辑必然关系可判断为真的自明知识。由此，他提出：一切既无逻辑自明性又缺乏经验证据的命题与概念，都必须从知识领域剔除出去。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它的锋芒所向，实在论的普遍实体、烦琐的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的教义，都不过是虚假知识，统统全都得剃去，才能使真实的科学知识得到发展。至于“上帝存在”和多种神学命题，只是信仰的对象。他认为上帝意志是自由、偶然的，人类道德活动应奉行符合理性的“自然律”，神学并不关涉世俗伦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激进的，反对教会拥有财产权，强调应恢复早期基督教放弃世俗占有、追求精神平等的理想。他主张教区神职人员应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否定“君权神授”，反对教皇专制，指出教权只能管精神生活，不应干预世俗王权。他甚至已有君主立宪主义的思想萌芽，认为国家是靠社会的共同契约建立的，国王如果违背人民的共同福利，人民有权废黜他。奥卡姆的现代派唯名论在14、15世纪虽然屡遭禁令，仍深入人心，在英国与欧陆广泛传播。在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的学说从内部连续冲击下，经院哲学也就衰落了。

四、基督教精神和民族文化

基督教精神主宰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不仅表现在神学与哲学的理论核心中，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等文化样式中。基督教精神要求的普世性，使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具有某种同一性。然而，就西欧本土范围而言，从中世纪初建立各蛮族王国起，中世纪西欧的民族多元性的幅度就远超过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至中世纪盛期西欧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已大体可见近、现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格局。因此，中世纪西欧各民族也在逐渐形成、发展自身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它们并不完全受基督教精神所支配，而是也反映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活现实。中世纪盛期城市兴起，促使西欧精神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摆脱基督教的精神束缚，它同西欧文化的民族化进程也是相结合的。在各种文化样式中，基督教精神的同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较早也尤其鲜明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中。

（一）文学

奥古斯丁宣扬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的本体，上帝借有形体的美彰现自己，人只能在上帝的光照中观照美。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应表现上帝的目的性的善，艺术应体现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精神。他们的审美原则，支配着基督教神光笼罩着的中世纪西欧的文学艺术。但是，西欧各国的民族文学也在突破基督教的审美原则，产生反映民族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世纪西欧的文学有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等四类。

教会文学是中世纪西欧的正统官方文学，它使文学沦为宗教的宣传品，大量的圣经故事、基督故事、圣徒传、赞美诗、祈祷文、圣者言行录、奇迹故事、梦幻故事以及宗教剧，旨在宣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道德，使人敬畏上帝、禁欲苦行、寄托来世。这类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乏善可陈。和中世纪西欧盛行修道院相应，教会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灵修文学，记述修士传播福音的故事和他们的宗教生活的内心体验，在中世纪盛期尤为盛行。如波那文图拉的《心路的历程》、坎培斯的托马斯的《效法基督》，都是通过袒露作者灵修的神秘内心体验，劝导人们弃恶从善，皈依上帝。灵修文学中较有文学特色、影响最大的是《灵花》，它由多人汇编、加工而成，是记述圣弗兰西斯及其修会宣传福音、领受圣恩的故事集，描写圣弗兰西斯忍辱苦行、救治病人，感化俗人和异教徒，甚至向禽兽讲道，生动有致；对地狱和天堂的描写多有奇异神来之笔；各章故事可独自成篇，又巧妙地串成一体，其结构方式已相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教会文学中也有出自下层民众的作品，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如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记述：7世纪时惠比德修道院雇佣一位平素羞于开口的牧羊人凯特蒙，他在梦中受天使感召，竟连连唱起上帝造物的赞美歌，修女们得知此奇迹，就将圣经故事讲给牧羊人听，他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一一编成押韵的歌，这《凯特蒙组诗》成了最早的英格兰诗歌。它也表现了异教徒和早期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其中《创世纪》的诗歌则将魔鬼撒旦刻画成大胆、热情的叛徒。可惜这部组诗未能传存下来。此外，8世纪后叶英国游吟诗人琴涅武普写的关于圣经故事与圣徒传的诗篇《基督》、《桑利安那》、《使徒们的命运》、《爱伦那》，以及一些佚名的《十字架之梦》等教会诗歌、叙事诗《朱迪思》，都是古英语中的出色诗篇。

英雄史诗富有西欧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文化启蒙较早的英国，在7世纪末8世纪初就产生了早期中世纪最古老、完整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它以西撒克逊方言写成，长达3182行，反映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部族在欧洲大陆的生活。这部英格兰民族的第一部史诗，描写瑞典南部的王子贝奥武甫渡海去丹麦，为解救国王罗斯加，迭经英勇搏斗，替丹麦人消灭了危害民众的巨妖和巨妖之母，回国执政50年公正廉明，国泰民安，深受民众爱戴。国内出现火龙作孽，他又老当益壮、为民除害，经激烈交战，终于制服妖魔，他也负重伤壮烈牺牲，临终前还将火龙的洞中宝物分给民众。这部史诗塑造了部族民众理想的忘我无私、品德高尚的英雄人物，气势恢弘，已有较高的艺术性。表现相似的早期日耳曼蛮族部落生活的英雄史诗，还有9世纪德意志产生的、用日耳曼语创作的《希尔德布兰之歌》。

至中世纪盛期，已有以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为基础、反映西欧完成封建化后的社会现实的英雄史诗。它们的内容多为歌颂抵御外侮、要求统一民族国家、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英雄，涌现了不少堪称文学杰作的名篇。法国的《罗兰之歌》是在12世纪用罗曼语写成，全长9002行，描写严明君主查理大帝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作战，他的重臣罗兰因其继父、叛臣加纳隆卖国，他所率的2万后卫部队遭敌军重重围困，他和部队英勇搏杀，全部壮烈牺牲。罗兰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爱国忠君、不惜牺牲的理想英雄。史诗表现了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形象塑造、心理刻画、艺术手法等方面，富有浪漫色彩。1145年左右成诗的西班牙史诗《熙德》长达3700行，描写西班牙人民反抗占领者阿拉伯人的斗争，英雄主角熙德的原型是民族英雄罗德利戈，史诗寄托了西班牙人民渴求独立的爱国理想，采用的现实描写手法已接近近代艺术风格。德意志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被称为“德意志的伊利亚特”，其内容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就有口头流传，迭经加工，1202年左右才定型。全长9516行，分上下两部，共39歌，由北欧神话、英雄传说和民族历史混合而成。它的主要情节是：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早年杀死巨龙，得到尼伯龙根族的宝物，后帮助勃艮第国王巩特尔打败撒克逊人，并帮助他娶得冰岛女王布仑西尔特为妻，巩特尔为表示谢意，将妹妹克里姆希尔特嫁给他。10年后冰岛女王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侍从撮合而成”，迁怒西格夫里特，唆使人杀死他，并将宝物沉入莱茵河。克里姆希尔德立志为夫报仇，寡居13年后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国王，又过13年，借故约请巩特尔等亲族来匈奴相聚，将他们和许多勃艮第人全部杀戮，她的部下因她的行为过于残酷，又将她杀死。这部悲剧性的史诗，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欧中世纪封建诸侯割据时代尔虞我诈、虚伪丑恶的世相。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克里姆希尔德对待婚姻的态度，生动说明在中世纪的婚姻缔结，“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7]尼伯龙根诗体对后世德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长期处于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至12世纪初封建关系才逐渐形成。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史诗文学传统。其中，以冰岛文学最为绮丽。10世纪挪威人进入笼罩在神奇雾气中的冰岛，带来了北欧古老的神话故事和史诗传说，12世纪根据长期口头传说写成包含35篇的诗歌总集《埃特》，有记录北欧关于天地与人类起源的神话诗，海盗时期的英雄史诗，和表现北欧早期氏族伦理与基督教道德的教谕诗。代表作是《佛卢斯泡》（又名《女法师的预言》），恩格斯指出这篇诗写成于海盗时代，氏族社会已趋瓦解，它写诸神没落、世界毁灭与大灾难到来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8]它描述：弟兄们、姊妹们的儿子“相互残杀”，“世界在痛苦中，淫乱风靡”，“风暴的时代，饿狼的时代，世界将要覆灭”。但诗人并未悲观、绝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比太阳还美丽”的“殿堂”里，“许多有道德的人将住在这里，永远享受着无上的幸福”。冰岛12世纪至14世纪形成散文叙事文学，称为“萨伽”（意为“话语”），包括英雄传说、王朝史话、家族史话等，影响最大的是《佛尔松萨伽》，写佛尔松家族和纠奇家族并交织匈奴王争夺宝物与情爱复仇的故事，情节相似于《尼伯龙根之歌》。芬兰史诗《卡勒瓦松》（又名《英雄国》）具有芬兰民族的特点。它原是7世纪末至12世纪芬兰流传的歌谣体史诗，19世纪芬兰医生艾里阿斯·隆洛特编定出版。它描写卡勒瓦松的英雄们和北方黑暗国赫尤拉争夺能制造谷物、盐和金币的神奇宝物的故事，反映了芬兰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斗争、思想意识、多神教信仰和生活风貌，歌颂了创造性劳动和英雄们为人民幸福进行的斗争。

12世纪后，随着西欧盛行封建贵族的骑士制度、骑士教育和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骑士文学风靡一时。它的内容主要表现骑士阶层的文化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理想，既描述骑士对君主或领主的忠诚，也抒写骑士对贵族妇女的情人的爱慕、效忠之心，并记述他们在西欧本土或异邦征战的冒险经历。骑士文学虽也体现基督教精神，但并不奉行禁欲主义，而是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属于世俗文学。骑士文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骑士抒情诗，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当地工商业发达，贵族文化繁荣，产生大量深受民间诗歌影响的抒情诗，表现骑士对贵妇的爱情和遵从，形式多样，有夜歌、情歌、怨歌、牧歌，尤其以破晓歌最为著名，描写偷情痴心的骑士和贵妇在破晓时分情意缠绵、难舍难分的心境，其中也不乏表达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佳作。如一位女子大胆对骑士情人倾吐热烈爱恋的心声：“我爱你，直到生命的最后，我内心充满情热之火”，“占有我，代替我丈夫的地位，对我热情向往之事尽力而为”。[9]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政治行为，骑士的爱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他还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10]这种抒情诗既保留民间诗歌特色，又格律严谨、技巧复杂，从而形成特定的诗学理论。恩格斯评价：“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11]13世纪初教皇和法国北方封建主镇压南方“异端”，南方容纳“异端”的贵族遭到覆灭，许多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逃亡国外，抒情诗传统传入意大利，形成西西里派抒情诗，更注重以特定的创作手法表现男女的高尚情操和圣洁灵性。之后又传入德意志，14世纪有著名的《海德堡诗歌集》，破落骑士出身的诗人瓦尔特·封·弗格尔德在各地漫游20多年，热衷于考察民间疾苦，他以简练的民歌风格，抒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并以政治诗、格言诗揭露教皇分裂德意志的虚伪阴谋，维护王权，表达爱国精神。

第二类骑士文学是以叙事诗或散文表现的骑士传奇，大都描写骑士为爱情、荣誉或宗教而冒险游侠的故事。它兴起于法国北方，后扩向西欧各地。骑士传奇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1.古代系统。写古希腊罗马的故事，如《特洛伊传奇》、《亚历山大传奇》、《伊尼阿斯传奇》等，它们刻画的英雄，实际上具有中世纪骑士的爱情观与荣誉观。2.不列颠系统。它写不列颠古凯尔特人国王亚瑟及其12名圆桌骑士（曾领导凯尔特人抵御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爱情和冒险故事，这成为西欧多国共同创作的题材，构成亚瑟王故事系列。其中，法国诗人克雷蒂安·德·洛亚创作的《朗斯洛》最负盛名，它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情，郎斯洛为情人不惜牺牲骑士荣誉，屡履艰险，表达了他的忠诚爱情。3.拜占庭系统。这种骑士传奇是十字军东征的产物，富有异域情调。《奥伽生和尼哥雷特》写贵族子弟奥伽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严父阻拦，他为爱情可舍弃忠君报国的骑士责任。骑士的爱情对象已不是贵妇人，而是社会下层女性，从中也可见，骑士精神已趋衰落。骑士传奇在塑造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和细致描写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艺术特点，对文艺复兴和近代的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有一定的影响。后来骑士制度衰落，骑士文学千篇一律地程式化，在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骑士与骑士传奇就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了。

市民文学随着城市与市民阶层兴起而逐步形成、发展，反映市民的世俗生活和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往往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倾向，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和贪婪，歌颂市民与农民的机智和聪敏，洋溢现实的乐观精神，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特征。它的体裁形式多样，有韵文故事、讽刺叙事诗、寓言故事、抒情诗、散文、戏剧等，艺术特点是采用讽刺、象征、隐喻等手法，风格清新活泼，语言生动鲜明而又通俗。它对文艺复兴的文学有直接影响。

市民文学在法国最发达。现已保留不多的“韵文故事”，较多反映和城市斗争相关的农民机敏的反封建斗争。如《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之名，强夺农民财产；《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则写一个农民死后驳倒阻拦他的圣彼得、圣保罗而进入天堂。《农民医生》写一个女农奴被丈夫殴打，就故意捏造说她的丈夫会治病，但必须打他一顿，他才会承认自己是医生，这农民挨打后，被迫行医，又凭着自己的机智摆脱了困境。故事赞美了农民的机敏，下层妇女首次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崭露头角。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加工此情节，写成喜剧《屈打成医》。讽刺故事诗中最突出的杰作是《列那狐传奇》，这个以动物为角色的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甚广，12、13世纪法国多位民间诗人以此题材创作，保留下来的有27组诗共3万多行。这部作品以兽寓人，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丑恶，歌颂新兴市民和下层人物的机智斗争。国王诺布勒狮横行霸道、独断专行，贵族廷臣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强取豪夺、为非作歹，教皇的代表是颟顸的骆驼，贝那尔主教则是一头笨驴。列那狐是封建制的逆臣、新贵族市民，以市民的智慧战胜封建暴力，而他也欺压下层弱小人物，又在和弱小者斗智中受谴责。《列那狐的审判》是最精彩的组诗，写依桑格兰狼屡屡遭列那狐戏弄、暗算，便向国王诺布勒狮控告，列那狐被判有罪，但他凭着狡猾智慧终于胜利逃脱。18世纪末德意志的歌德曾根据这个系列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法国洛利斯和墨恩创作的《玫瑰传奇》，将玫瑰拟人化写成爱情故事，抨击禁欲主义，讴歌理智、自然的爱情，也是有广泛影响的名作。

市民文学中抒情诗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流浪诗人弗朗索瓦·维庸，他生活于巴黎下层社会，生活放荡不羁，曾遭监禁、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写有两部诗集《小遗嘱》、《大遗嘱》，大胆暴露他内心的复杂感情，揭示穷人和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讽喻受人崇敬的帝王、英雄和美妇，终究要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农民运动在市民文学中也有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写农民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体现农民运动的改革要求，肯定劳动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剥削，倡导平等，期盼在民族统一教会的旗帜下实现自己的理想。马克思在谈到14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平等思想时，曾提到兰格尔的这部作品，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对比一下”。[12]当时反映农民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仗义救弱的“谣曲”故事在西欧也很流行，如英国的《罗宾汉谣曲》，叙述挪威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神箭手威廉·退尔的谣曲。当时喜剧也以笑剧形式开始复兴，最著名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写律师以机智高超的骗术胜过布商、法官，在按不同职业、身份描绘人物心理状态方面，较有艺术成就，近代西欧一些作家采用它的情节来创作喜剧。

（二）艺术

中世纪西欧的艺术的主题主要是表现基督教精神，服务于宗教信仰。绘画缺乏创造性，千篇一律、单调呆板的耶稣像和圣母像充斥圣坛，乏善可陈。教堂建筑是中世纪西欧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西欧各国大事兴建的无数教堂，表现了艺术家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的创造性才华。有人说，单是中世纪盛期法国为兴建教堂所采掘的石料，就超过古埃及三千年用于建筑金字塔及庙宇的石料的数量。[13]罗马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分别表现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它们既体现了西欧中世纪两个时期的基督教精神及其建筑艺术风格的同一性，又表现了各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9世纪至12世纪西欧盛行罗马式教堂建筑。它脱胎于罗马长方形会堂建筑，加上两翼，构成罗马十字形，被基督教会奉为正统的教堂建筑形式。它采用古罗马拱顶和梁柱相结合的建筑体系，古希腊罗马的“纪念碑式”的雕刻用来装饰教堂，后来又将罗马和加洛林时代的精工镶嵌的木制屋顶，改造为石制拱顶，使柱子和圆顶的雕刻融合一体，也减少了发生火灾的可能。罗马式建筑的特征是坚实、庄严和肃穆，坚厚的石墙，狭小的窗户，半圆的拱门，灰暗的厅室，粗矮的柱子和圆矮的屋顶，教堂前后配置碉堡形的塔楼，教堂内光线微弱、幽深阴暗，和外面的阳光灿烂形成强烈对比。它象征基督教精神控制现世负罪的心灵，使人们在沉重压抑感中进入神秘、超世的意境。罗马式建筑在各国又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法国南部图鲁兹的圣塞南教堂和西部勃艮第的克吕尼教堂，是融合法兰西韵味的朝圣教堂。英国的达勒姆教堂颇具创新风格，融合诺曼底、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勃艮第的建筑风格，使用梭状肋拱顶和有英格兰特色的教堂装饰。而西班牙的著名朝圣教堂圣地亚哥大教堂，则可见融和阿拉伯文化和法国文化的特色。德意志萨克森的教堂则承续加洛林文化传统，取半圆平面，设两个圣坛、两条袖廊和两个十字形交叉中心。意大利的教堂更接近古希腊罗马建筑传统，南部和东北部的教堂建筑又分别受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比萨主教堂群自1063年开始建造，历经一百多年才全部完成，1174年始建的钟塔，就是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那里其实有纯白色的主教堂、钟楼（斜塔）和洗礼堂三大建筑物，它们构成一组和谐完美的罗马式教堂建筑群。文艺复兴后期物理学家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作著名的重物落体运动实验，更增加了比萨斜塔的知名度。

哥特式建筑在12世纪兴起于法国北部，之后在三个世纪中成为盛行西欧的教堂建筑风格，它取代罗马式，在建筑史上是巨大的创新。西欧中世纪盛期城市兴盛、财富增长，城市教堂取代修道院成为公共生活的文化中心，各城市竞相建立哥特式教堂，这成为市民炫耀财力、表达自豪感的方式，体现宗教热诚与浪漫情感的奇妙结合。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建筑风格源自蛮族哥特人的建筑，其实两者并无关系，名为哥特式，只是托古创新。哥特式建筑的突出风格是高直细尖，尖形的拱门、高塔、屋脊、房顶和望楼，使教堂有飞跃腾升、直插云霄之势，仿佛要摆脱俗世束缚，升往天国；这种教堂又配以12世纪西欧发明的宽大明敞的彩色玻璃，人物雕刻不再堆积于柱顶，而是排立在教堂内外部，彩窗上描绘的和教堂周围雕刻的基督、圣母、圣徒、先知及世俗王公，神志安详温和，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人感受一种神圣的宁静、自信和壮美。哥特式建筑表现了西欧中世纪盛期基督教精神的演变，体现一种浪漫的唯灵主义。德国诗人海涅说进入这种教堂，“精神逐渐飞升，肉身遭到践踏”，它“宏伟无比”，“造得那样的空灵、优美、精致、透明”，连最顽固的石头“也宣扬基督教的唯灵主义”。[14]

哥特式建筑在西欧各国纷纷拔地而起，但并非样式一律，而是也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异彩纷呈。著名的巴黎圣母院1163年开始建造，13世纪上半叶完工，是法国前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规模宏大，宽47米、长125米，中厅高32米，可容纳近万人，使用巨形拱顶和宽大明敞的彩窗，表现当时法兰西趋盛和文化领先地位。之后法国成熟期的哥特式建筑有更加高挺的垂直线条造型风格，沙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都是典型的杰作。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则既高耸入云，又宽宏壮阔，体现英国最早趋向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的自信心，1174年重建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是第一个具有这种风格的杰作。14世纪英国又创造有复杂变化的“装饰式”风格，直接影响法国和德意志。后期发展出“火焰式”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是埃克塞特大教堂和韦尔斯大教堂。德意志在13世纪中期才出现哥特式建筑，著名的科隆大教堂1248年兴建，历经六百多年改进、完善，它受法国哥特式的影响，又体现德意志宗教文化的特色。意大利的哥特式教堂内部构造则较多地保持着古罗马的建筑风格，建立于14世纪后期的米兰大教堂，有135个直刺天宇的小尖塔，是罕见的建筑绝品。

（三）史学

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学也是由基督教精神主导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教士和修道院的修士，神权主义原则支配着史学研究，历史叙述往往从上帝创世说起，神话、奇迹和传说充斥在历史著作之中，宗教史和世俗史的界限往往不分明，加之古代建立的许多图书馆毁于战火，古典文献大批散失，给史学研究造成巨大困难。总体来说，中世纪史学研究的水平有所低落。但是，教士和修士努力搜集、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并使它们得以流传下来，奥古斯丁主张“异教”史学对弘扬基督教也是一门有用的学问，这对于保留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起有重要作用。西欧中世纪史学仍丰富地记载了西欧从蛮族立国前后以来的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进入中世纪盛期后，对世俗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研究有所展开，所以从西欧中世纪史学中，尤其可见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

早期西欧中世纪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记述蛮族立国历史或地区教会史的史学家。第一位是东哥特王国的卡西奥多鲁斯（480—570年），他出身于罗马名门望族，也是政治活动家，曾获国王狄奥多里恩宠，被擢拔为首相，任职数十年后，退休进入修道院潜心著述。他写成的《哥特史》12卷，提出哥特民族的罗马起源论；《文牍汇编》则是他从政时所写的文件和信札，对研究东哥特王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史很有价值；他续写和改编的尤西比厄斯著《教会史》3卷，被奉为正统的教会史经典。生活在墨洛温王朝战乱时期的法兰克王国的图尔城主教格雷戈里（约538—594年），曾游历整个高卢，和许多世俗领主有交往，他用不纯熟的拉丁文写的《法兰克人史》，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叙述法兰克人向高卢地区扩张、将高卢文化和罗马文化融合，开创墨洛温王朝的历史过程，也写了基督教信仰在中世纪初如何逐渐统治法兰克人的精神世界。他说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在“文章之道日衰的时期”，记载“非常纷纭复杂”的善、恶史事，“以垂后世”。[15]这部实录使法兰克人及其王国的历史得以流传下来，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著名史学家伊西多尔（约560—636年）是塞维利亚城的主教，所著《西哥特、汪达尔、苏埃汇诸王历史》，虽然是根据前人第二手资料编写的较简要的大事记，但从中可见西哥特人等蛮族迁徙和建国的事迹，是研究早期中世纪西班牙文明的重要资料。最有才气的史学家是英国的比德（637—735年），他是文化中心诺森伯利的著名教士，学识渊博，懂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英国史学的奠基人。他实地赴英国各地寻访教会组织和重要人物，研究档案材料，参考欧陆的有关记载，详细考证大量文献和口碑传说，写成名著《英吉利教会史》。它记述了自公元597年罗马教廷派主教奥古斯丁来不列颠传教至731年基督教在英国广为传播的过程，并涉及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详细讨论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不列颠的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对研究英国早期的历史有很高的价值。他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基准确定纪年方法，以前的年代称为“B.C.”（基督诞生之前），以后的年代称为“A.D.”（我主纪年），这种纪年方法被后世广泛采用。伦巴特王国的教士保罗（约730—802年）所著《伦巴特人史》，记述神话时代至744年伦巴特的历史，也是研究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重要典籍。

自加洛林王朝起，中世纪西欧的正史主要是记录每年重大事件的年代记和综合多部年代记所写的编年史，也有人物传记。随着城市兴起和东、西方交往增多，也已经出现城市共和国史和东方异域的见闻录。这些出自不同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史学著作，也是纷呈异彩。

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最早开创年代史，有《洛施大年代记》、《王家年代记》、《傅尔达年代记》等多部著作，记载王朝史实。查理大帝的侍从艾因哈德（约770—840年）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参与政事，熟悉国家文件、档案，查理大帝逝世后，艾因哈德为追念他的“丰功伟绩”，以“非我莫属”的责任感慷慨命笔，写了《查理大帝传》，全书近3万字，叙事明快，文情并茂，传诵甚广。查理的外孙尼泰德（约795—844年）著有《历史》4卷，写查理曼帝国分裂为三部分的战争，至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形成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三国的雏形，文笔明畅，评价公允，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统一英国的阿尔弗烈德大帝于公元871年至899年，组织一批学者删订、增补7世纪以来各地积累的编年史，汇编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后人又续写到1154年，有很高的史料与文学价值，可惜在诺曼人征服时已散佚。12世纪前叶亨廷顿的亨利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博闻强记，学识宏富，所著《英国史》是第一部英国通史，追溯英国历史传统直至恺撒时代，他说探究历史，多识前言往行，“可以预见未来”。德意志10世纪以来也出现多部编年史，11世纪中叶兰伯特模仿李维的华丽文笔，写了《编年史》，描写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斗争与“卡诺萨事件”尤为生动。意大利除了也有编年史外，又以两方面见长：一是教会史和修道院史，有记载历届教皇公务活动的教皇传，11世纪卡蒂诺的格列高利历经15年整理、汇编《法尔伐修道院史集成》，列奥·奥斯廷西撰写的卡西诺修道院正史，都是对研究宗教史、文化史很有价值的成果。二是记述城市共和国纷繁复杂斗争的成长史，丹多拉（1309—1354年）所著《威尼斯史》提供了中世纪威尼斯政治演变的珍贵史料；乔万尼·维拉尼所著《佛罗伦萨编年史》，叙述详致并有独到的评述，已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色彩。此外，10世纪主教克雷莫那的留特普朗德（约923—972年）所写《君士坦丁堡传教记》，记载他在异域亲身见闻的趣事，嘲讽地描绘了拜占庭帝国的宫廷生活。

著名的马可·波罗东行和他写的游记，是中世纪中西文化交往的佳话和杰作。虽然12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开始将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逐渐传入西欧，但西欧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航运和贸易的中心，蒙古帝国武力扩张，建立地跨欧亚的诸汗国，和威尼斯的势力范围相衔接，威尼斯成为沟通中西的要地。马可·波罗（约1254—1324年）出身于威尼斯的商业贵族，父亲、叔父已是来过中国的富商大贾。1271年他随父亲、叔父越过千山万水抵达中国，获元世祖忽必烈宠信，他学会蒙古语和汉语，成为在元朝供职的客卿。他曾任扬州总管，又奉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与南洋各地。1292年他受命由海道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宗王波斯汗，1295年他完成使命后西归，返抵威尼斯，带回大量奇珍异宝，成为豪门巨富。1298年他因参加威尼斯对夙敌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他的旅行家名望早已蜚声意大利，许多人要求他讲述东方见闻，他便口授给同狱的文章高手卢蒂西亚诺，用法语写成《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它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奇书”。它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经过的从波斯到天山南北的国家和地区，记载了元朝初年的政事和中国南北诸地物阜民丰的繁华景象，描述、介绍了东南亚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地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和它们的交往，还讲述了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诸汗国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这部奇书给西欧人打开新视野，了解远东竟还别有繁盛的中华文明，因而此书不胫而走，很快译成欧洲的各种文字，人们争相阅读，在传抄、翻译中有五六十种版本。后来哥伦布曾细心阅读过这本书，据说他1492年航行时，本来带着西班牙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他到达古巴时还以为是到了马可·波罗的书中所说的日本。西欧近代启蒙运动对中国的文化交往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这部奇书的深远影响也很有关系。

五、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孕育

14世纪起，西欧中世纪文明由鼎盛趋向衰落之际，西欧的学术文化已在裂变，孕育着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为向中世纪后期出现崭新的文艺复兴文明作准备。这种精神变革的孕育，有多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督教会严重腐败，世俗君主在和教皇的权力斗争中已占上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呼声高涨，神权统治原则已经动摇，人们更关心世俗国家和现世人的利益。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较大发展，市民阶层力量壮大，他们作为新生先进社会势力的代表，要求摆脱一切封建羁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价值，并着手科学探索，谋求工商业发展和人的现实幸福。大量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传入，燃起了西欧学术文化界发掘、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情，希腊罗马的古典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传统成为孕育精神变革的温床。经院哲学衰落中分化出来的经验论科学思想，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中丰富的科学成果被引进西欧，也刺激西欧学术文化界去探索新的科学天地，理性的科学精神已在萌发。总之，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不是凭空突然产生的，西欧中世纪盛期行将结束之际，已为它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显露出新文明时代的曙光。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源于拉丁文“humanus”（人类的）、“Humantas”（人性）和“Studia humanitatic”（人文学科）。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质是确立人的中心地位、人的尊严和价值，宏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反对中世纪神学以上帝为至尊，神主宰有原罪的、无独立价值的人；它以人性、人权对抗神性、神权，主张人有追求自由、发扬理性和获得现世幸福的权利，反对宗教专制、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而当时形成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又是同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学科”，以对抗基督教会用以钳制学术文化的“神学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学术文化，其实早已零散、隐晦地萌生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因素，而在即将向文艺复兴时代转变之际，人文主义思想的孕育最集中、鲜明地表现在意大利著名学者、诗人但丁的杰出文化成就上。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封建中世纪的完结，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6]

但丁（1265—1321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他年少时受业于著名学者柏吕奈多·拉丁尼，培植了广博的学术素养，年长时对神学、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地理都有深入研究。当时博洛尼亚的圭多（约1230—1275年）建立新诗学派，将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的清新风格引入北意，对但丁用意大利方言进行诗歌创作深有影响，但丁尊称圭多是他的文学之父。但丁的一生具有纯情的浪漫色彩，他又是复杂政治斗争的悲剧人物。他在9岁时在一次嬉春宴会上，结识银行家之女温柔秀丽的贝亚特丽齐，一见倾心，心中纯真的爱情毕生未磨灭。后来他的“心上人”嫁给一位银行家，在但丁24岁时她就夭逝了。他的处女作《新生》就是为纪念她而写的，这部附散文解释的抒情诗集，已具有崭新的文学风格，以民歌形式直抒对意中人的赞美和爱意，大胆否定禁欲主义，刻画情爱心理尤为真挚感人。在他心目中，贝亚特丽齐是真、善、美的化身，激励他一生的事业，后来在《神曲》中她也是领他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丁又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介入佛罗伦萨尖锐复杂的党派斗争。他倾向后来并加入由富商、贵族组成的归尔党，曾参与1289年的冈巴丁诺战役，击溃并逐出拥护德皇的基伯林党人。1300年他被选为六执政之一，廉明正直，颇有政绩。但归尔党又分裂为白党和黑党，但丁所属的白党代表进步的市民阶层，坚决要求脱离封建贵族的统治，黑党则为旧贵族特权分子，反对共和秩序和革新的宪政，两党发生流血冲突，黑党请来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和法军入城，大肆劫杀，白党的党人被处死或放逐，但丁于1302年1月也以阴谋反对教皇的罪名被终生放逐。之后20年间，但丁一直转徙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过着颠沛的流亡生活。1311年德皇亨利在和教皇斗争中率军进入意大利，他的政治主张似乎较开明，但丁上书陈情亨利，幻想借助他来结束党派斗争，重建统一的意大利，然而，亨利之军围攻佛罗伦萨6周无功而返，亨利也暴病死于军中。但丁的希望落空。他怀着满腔愤郁，反思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全部文化，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他的注入人文主义思想的大量作品，都是在流亡生活中呕心沥血写成的。1321年他落寞地客死于古都拉文纳。

但丁不仅是才华超绝的诗人，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写有多部论著。他用意大利文撰写的《飨宴》（1304—1307年），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将当时各方面的人文知识，作为启蒙的精神食粮，通俗地介绍给读者，盛赞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这部书是意大利语学术散文的奠基之作。用拉丁文写的《论俗语》（1304—1308年），论述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认为俗语不仅有助于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统一，并可促使意大利文学贴近社会和人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用民族语言取代教会推行的拉丁语，它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丁的主张和实践便是先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薄伽丘，赞扬但丁是第一人在诗和语言方面“使方言升华，并取得意大利人民的尊重，就像荷马之于希腊，维吉尔之于拉丁语”。[17]他的政论著作《帝制论》（约1310年）则以经院哲学的推理论证方式，系统阐发他的政治观点，认为人和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充分发挥潜能，这一目的只有在世俗君主建立起统一民族国家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他强调政教分离，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治。这部符合时势的政治论著，较之后来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更具有人民性，而不带权术气息。

但丁集中倾注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朽杰作，是他的宏篇长诗《神曲》。他在放逐初年（约1307年）就着手撰写，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完成，这是他流放生活的呕心沥血之作。《神曲》原名为《喜剧》，后人为表示对他的尊敬，给书名冠以“神圣”二字，中文译为《神曲》。这部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巨著，全长14233行，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三部分，采用中世纪梦幻文学体裁。它的主要情节是写历史进入1300年之际，但丁在黑暗的森林（象征罪恶）里迷了路，被3只野兽即豹子（象征淫欲）、狮子（象征强暴）和母狼（象征贪婪）挡住去路，危急之际，受贝亚特丽齐嘱托，古罗马伟大诗人维吉尔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亚特丽齐又引导他游历天堂，直至九重天，觐见上帝，大彻大悟，悟得“最高真理”。但丁在游历中，和上至苏格拉底等古代文化名人，下至中世纪的教会、政界和市民的各类鬼魂人物，频频交谈，讨论重大问题，充满政论与哲理内容。这部长诗在西欧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杰作，它借托梦幻深刻反映现实，在人物刻画、情节结构和民族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然而，这部诗作所以伟大，更在于它气势恢弘的思想成就。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还是属于中世纪的，但在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框架中表达新思想。这部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深入剖析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现实，高度综合、概括了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就社会政治、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阐发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为西欧人指出政治与文化复兴之路，展示了即将来临的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曙光。

《神曲》深刻揭示西欧封建社会已在败落，特别是抨击教会的腐化与思想专制，鼓励人们面向世俗现实，为争取建立美好的人间“天堂”而奋斗。但丁对于处在地狱中的王室贵族、贪官污吏、放高利贷者、伪君子、教廷人物、买卖圣职者等等，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鞭挞，指出正是他们的恶行，使人民饱受迫害和痛苦，使社会沦落为地狱。对于他深恶痛绝的教皇博尼西斯八世，诗作更是痛斥他勾结法军，屠杀佛罗伦萨人民，在他未死之时，就给他在地狱预先留了一个位置，让他倒栽葱在一个地穴之中。但丁否定神权统治、教会至上和禁欲主义的信条，肯定现实人生，激励世人投身现实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地狱实为现世，他深信通过“炼狱”的必经苦难历程，人们必能通达没有黑暗和罪恶的光明“天堂”。

《神曲》总结中世纪的思想文化，肯定并主张复兴古典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表达了他的崭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诗中苏格拉底、维吉尔和古希腊罗马的许多思想家、艺术家，都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化身，作者对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倍加赞扬。但丁在诗中对中世纪哲学、科学、伦理和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深入作了探讨，强调反对蒙昧主义，要通过发扬古典文化，来追求美德和知识，实现文化革新。他赞美人的潜能与智慧，高度肯定人的价值。他认为人最可贵的是有理性、自由意志和个性，人并不背负原罪，不是上帝的奴隶，人的功过只是人本身“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结果，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能在现世生活中实现个性自由发展，创造美好的未来。开始展示现实生活中人的中心地位和崇高价值，正是当时孕育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

但丁的《神曲》，标志着西欧中世纪文化的终结，已在迎接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中世纪西欧由于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制，科学理性遭扼杀，愚昧迷信盛行，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在早期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科学发展几近于零，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的科学状况现实说，“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18]然而，在黑暗时期的朦胧阴影中，仍可见科学知识的小草挣扎在修道院的石缝中，不绝如缕地保存着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智慧，主要是托勒密系统的天文学和算术、医学知识。7世纪在西哥特王国，前已有所述的史学家、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编纂了一部20卷的百科全书《词源》，收入一切可搜集到的从罗马时代到早期中世纪的庞杂资料，从上帝、教会到不同种族、风俗和动物、地理、日用生活等知识，虽不辨真假、统统纳入，其中毕竟使一些科学知识得以传承，在当时还是很可贵的。医学直接关涉人的生存，圣徒靠法术治病救人的奇迹毕竟难得遇见，本尼狄克修道院早在6世纪时就开始研究希波克拉底和伽仑医学著作的纲要，在西欧传播有关医学知识。至9世纪，意大利萨勒诺的学校已成为医学中心，形成、传播了许多根据希波克拉底和伽仑的著作编纂的书籍。

西欧中世纪盛期，科学研究已开始苏醒。城市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推进技术科学知识的客观需要。而对西欧科学复苏的推动力，来自阿拉伯科学文明的刺激。从7世纪至12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中，在天文学、数学和应用性科学方面，涌现了丰富、杰出的研究成果，其科学创造力在当时世界诸多文明中，可与封建社会盛期的中华文明媲美。阿拉伯的天文学在大量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致力于修正、完善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学说。巴塔尼及后来的多位阿拉伯天文学家所制定的天文表，订正托勒密的不少错误；苏菲的《恒星图系》已确定现今世界上通用的许多星名；宰尔嘎里对托勒密的宇宙模型作了关于均轮为椭圆的重要修改，比鲁尼更批评托勒密的本轮与均轮地心说体系，甚至提出过地球绕太阳旋转的想法，并认为行星轨道可能是椭圆形，这对后来哥白尼创立日心说的天体运行学说有一定的影响。花拉子模吸收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数学成就，开创了自具特色的阿拉伯数学，他建立的代数学和用阿拉伯记数法的算术，成为至今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阿尔哈曾是继阿基米德之后的杰出物理学家，他在光学原理和透镜成像方面有重要成就。贾尔比的“炼金术”（化学前身）已用定量分析方法从事硫化物和提取金属化合物的化学实验，并将它用于工艺技术。阿拉伯人广泛吸取、融合希腊、印度、中国、波斯的医学知识，他们的医学成就很为显著，哲学家阿维森纳所著《医典》是阿拉伯的医学百科全书，后被西欧作为医学经典著作沿用；曾任埃及阿拉伯王朝御医的犹太人哲学家迈蒙尼德（1135—1204年），已对长期主导欧洲医学的伽仑学说提出一些批评和纠正。阿拉伯的科学成果传入西欧，打开了西欧人的科学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成为西欧于13、14世纪开始复苏科学的启动力。同时，它也促成了经院哲学分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孕生科学思想和科学理性的精神。

当时，西欧知识界对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开始探索。意大利比萨的菲伯纳西曾受教于穆斯林教师，游历埃及、叙利亚、希腊、西西里等地，精通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希洛等人和印度、阿拉伯的数学，他写的《论算盘》一书注释、阐发了印度与阿拉伯的数学及十进位制，首次在西欧介绍阿拉伯的代数学。在1220年发表的《实用几何》中，他又最早应用代数来处理几何定理，提出一次和二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天文学方面的一大贡献是两位西班牙的犹太人制作出《阿方索表》。巴黎大学的奥雷斯姆（约1325—1382年）已提出地球自转的设想，认为没有经验能够证明天体每日周转，而不是地球在每日周转。在力学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威廉·奥卡姆已通过观察磁力作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认为物体运动不一定来自外部物体的推动，在虚空中磁力就能发生超距作用。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更根据这一原理，形成冲力学派，研究天体和地上的物体运动，并将几何学引进力学研究，认为上帝只提供第一冲力，后来的运动就不用劳驾上帝了。这已为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作了一些理论与方法的准备。

在经验观察和实用科学研究方面，当时西欧知识界也取得较多进展。德意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是鸟类动物学家，他根据观察和实验写的《猎鹰术》，附有数百幅鸟类插图，对多种鸟类动物的习性细致剖析，有不少创新发现。大阿尔伯特是中世纪富有科学思想的人，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具体细致的观察，写出一系列关于地质、植物、动物和化学的著作，现代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称赞他通过观察、研究所积累的开阔知识，“把亚里士多德、阿拉伯和犹太要素组成一个整体”。[19]在实用科学方面，医学较早兴盛，进展最快。南意大利萨勒诺学校的医学中心，直到12世纪都在西欧处于执牛耳地位，13世纪后，那不勒斯大学取代它的地位。西欧各地兴建了许多颇负盛名的医学院如波伦那、帕多瓦、罗马、蒙彼利爱、巴黎、牛津等大学的医学院。在它们的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希腊、阿拉伯和犹太三大医学传统得到融合，重新系统阐发整个医学遗产，并在临床实践中多有创新，为后来近代西方医学打下基础。著名意大利医师维拉多瓦的阿诺德所写的《外科实务》，波伦那的医学教授威廉写的《外科》，都是医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实验科学思想已有萌发，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已力图超越古典科学理性的传统，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以造福人类，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牛津大学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和他的弟子经院哲学内部的“异端”罗吉尔·培根的科学思想之中。

格罗斯泰特对柏拉图学派的数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阿拉伯的科学遗产都有深入研究，又力图综合创新。他指出数学是打开物理世界奥秘的钥匙，观察与实验则是探索物理奥秘的基础。他将阿拉伯的三角学引进英国，编写了天文学的《计算表》，并作了光的折射实验。他将科学抽象与观察实验融为一体，制定出一套较为严密的科学实验的程序与方法，对当时西欧科学思想的进展起有重要作用，某些方法被后世近、现代物理学家所沿用。罗吉尔·培根的科学实验思想更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他也认识到数学是探索自然的基础学科，同时又强调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单靠理性不能证实种种科学乃至形而上学的问题，必须通过实验，运用必要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才能推进全部知识。他本人在光学、动物视神经解剖、机械方面作过许多实验，尤其在研究光的反射与折射、凹面镜的焦点和球面像差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他还提出可用透镜组成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想法，并已指出光的速度远超过声音的速度。他有超前的科学想象力，最早预言应用实验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设想可以制造出“航运机器”，只需一人管理，其速度可超过充满划桨水手的船只，可制作出“飞行机器”，人造的机翼会如鸟的翅膀那样拍动空气飞行。他已提出一种融和逻辑推理和证明的科学实验的方法，认为经验材料必须用数学方法加以整理与论证，这种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正是建立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柱。罗吉尔·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已预言：“实验科学左右着其他一切科学的最后结论，它能揭示用一般原则永不能发现的真理，它最终将指引我们走向创造奇迹之路，从而改变世界面貌。”[20]

西欧中世纪盛期孕育的科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文明中被发扬成为开阔探索宇宙和自然的科学理性精神，导致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伟大变革。

[1]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42页。

[2] 赵敦华：《基督教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3]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8页。个别词的翻译作者根据《圣经》的《罗马书》修正。

[4] 《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77页。

[8] 同上书，第134—135页。

[9] 转引自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277—27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0页。

[12] 马克思：《编年史稿》，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8页。

[13] 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286页。

[14] 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页。

[15] 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译法有所变动。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17] 转引自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7页。

[19]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9页。

[20] 转引自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325页。

第三篇 文艺复兴文明

引言 文艺复兴文明概论

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在西方历史学上被称为中世纪末期。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内部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内，都酝酿并生成着新的、与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因素与事物，它们逐渐地产生、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日益发展、成长起来。

这个变化的总进程，就是西欧封建社会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产生。可以看出，西欧文明的“历史类型”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世纪的封建文明，逐步被新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取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谈到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1]

“文艺复兴”作为西欧文明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三百多年。正因为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新旧社会的各种因素，存在着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共生，或者彼此消长，甚至反复。各种新旧因素之间的激烈斗争，促成着社会整体面貌的逐步转变。

这一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具有这样一种有代表意义的特点，那就是力图“复兴”中世纪以前的西欧古代文化。它非常强调西欧古代文化思想即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价值。从话语形式来看，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重新被发掘与重视；而实际上，它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宣扬古代文化思想之名，建立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运动。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

文艺复兴的这种以“复兴”为表层描述话语的巨大社会思想转变，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内大量具有新质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和成长。因而，这一时期表现为西欧文明史上极富有创新意义的历史时期。从其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及传承性来看，近代、现代以至当代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许多思想文化精神，无论其形式和内容，是对那个时期的某些具有遗传能力的思想文化的继承，也就是说，其根源就在那个时期，是当时就已经萌芽和生长起来的思想文化。因而，认识“文艺复兴”这一阶段性文明的历史，对于认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其“来龙去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西欧历史上一次整体的社会文明转型过程。这个转型的基础和动力，当然首要的是在社会经济领域。

在中世纪，欧洲文明以地中海北岸和东岸为核心区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是两个有关联的中心。它们分别促成了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和东欧的拜占庭文明。支持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得以保持并有所发展的动力，是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广大东西方地区，从11世纪起就开始繁荣起来的贸易交往所形成的经济互动。东西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贸易货物的需求，促成地区间贸易的不断发展，而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各自地区提供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物质生产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西欧作为基督教普遍统治的单一经济文化区域，从11世纪起，其经济在客观上就开始形成“生产以市场为原则，国内市场以国际贸易为原则”的动力结构系统。因而，东西方贸易的状况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文明的发展，具有基本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从11世纪起，西欧各地尤其地中海沿岸地区，同撒拉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已经十分繁荣。商业交往中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化内容：西欧与阿拉伯人的贸易交往以及十字军东征的某些客观后果，把西亚和马格里布非洲的文化和文明带到了欧洲。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手抄本和艺术作品，被西欧人在同阿拉伯人的贸易中重新发现。同时，中东阿拉伯人的、有希腊传统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思想，也对当时的西欧人产生了影响。于是，在欧洲人面前，西欧古代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展现开来，这是一个同中世纪的西欧神学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它极大地激起了西欧人的新的思想激情。这种新的思想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复古”的思想情绪。西欧人从东西方贸易所包含的文化交流中，“重新发现”了“欧洲自己的”古代文化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正是由于这种“重新发现”，才使得古典文化的“复兴”成为可能。

从西欧自身来看，14世纪是西欧对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兴趣最高的时期。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百年中，人们对古代文化一直就有所关注。10世纪以来，在西欧各地的许多主教座堂的学校和修道院的学校里，古代的著作家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卡和亚里士多德等受到人们的崇拜。例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但丁、哥利亚特诗人、14世纪的一些作家等等，都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很有造诣。应该说，这是在西欧自身一直成长着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史根源。

从寻求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看，当时的西欧人，为支持东西方贸易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设施上有重大的体制方面的创新。这首先表现在：商业的发展给原来生活在贵族采邑中的佃农和农奴，提供了离开土地而在新兴起的城镇获得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机会，这就促成了中世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采邑制度的衰落。历史数据表明，从11世纪到13世纪，西欧的商业活动逐渐占据了经济活动的很大比重，商人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阶层；手工业行会逐步兴起，以商业交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开始形成。到13世纪，西欧城镇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影响已经上升到几乎可以与贵族相提并论、甚至分庭抗礼的地步；作为商业结算中心的银行开始出现；大型的地区经济联盟（例如伦巴底地区的商业组织和汉萨同盟等等）也已经形成。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

城市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新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中，在对新的生产实践形成的物质产品的使用中，发现了许多新的人生乐趣。于是中世纪的苦行主义也就逐渐过时了。为了解释世俗生活的各种现象，各地的人们，例如法国南部等地的人们，都要求扩大自己对世间事物的知识面，因而，追求世俗知识而鄙视愚昧之风日兴，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就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同时，由于市场化的交往模式是以个体拥有的产品资源的相互承认为基本前提的，个人的“财产主权”成为市场中个人的基本规定，所以，市场对于人的基本规定就是拥有财产主权的“个体的人”。正是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需要，“个人”的概念逐步被强调，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此同时，教会打着“神圣”旗帜对世俗社会的统治，即罗马教廷实行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方式，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障碍，而且随着教廷自身的日益腐败，随着整个教会系统的全面腐败，以及它们对西欧各地教区中的民众的层层盘剥压榨日益加剧，世俗人的物质生活权利越来越成为问题。在经院神学的外衣内也越来越显露出人的真实世俗生活内容的重要性。“人的本质”日益从“神圣教徒”转变为具有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世俗的人”。

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由崭新经济决定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需要从思想和文化理论上对旧有的而急需抛弃的以及新形成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都有所解释和说明，需要“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这就促成了新的文化话语系统和新的思想理论的出现。所谓“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思潮，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从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的生活方式领域转向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转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我们就会看到，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指14世纪至16世纪在西欧许多国家发生的一种属于过渡性转型的阶段性文明，也是一场持续了大约三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具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解放性质。其“解放”的意义，在于它开始否定和反对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政治文化和宗教政治制度。这种文化以经院神学与哲学为理论核心，以对上帝的膜拜和对教会权力的绝对服从为根本的伦理和政治信条。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力图从古代文化中寻找反对教会专制和腐败的思想武器，而开始强调，人作为个人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世俗生活”的自由。当然，这样的世俗生活的主张，在文艺复兴初期，尚不明确地否定中世纪传统所强调的人的“神性生活”，而认为二者都应该受到重视。这种二元价值观的出现，表明了人的思想开始从中世纪固有的、一统天下的宗教思想体系中求解放。同时，人们开始把宗教信仰问题和对教会的服从问题加以区分，当时人们的不满和思想批判，主要是针对着教会的神权对世俗社会的绝对统治和压迫，而并不一定是直接针对宗教教义和信仰体系本身。即使是对宗教教义和信仰体系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发生，但也并非“世俗化”的思想运动的主流方向。这种批判只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到16世纪，才作为“宗教改革”的社会运动大规模地表现出来。在文艺复兴初期，人把自己看作正当的世俗存在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世俗观念的强调，在最早的阶段，甚至是通过把上帝和神话故事中的神性角色进行“人化”（使它有血有肉和具有人间情感）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对教会制度和教士的仇恨、讽刺和调侃，则是普遍直接、辛辣尖刻而十分激烈的。总之，一种新的价值开始逐步地主宰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凡人和凡人的世俗生活，应该真正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人间化”、“世俗化”了。从而，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开始被提倡，开始被展开：人的世俗的而有物质内容的生活，人的物质形体和形象，人的有现实对象性的七情六欲，都开始成为思想和文化的内容。

世俗化的过程首先是“人”本身逐步被重视的过程。随此而来的是作为人的彼岸世界的“天国”图像开始被世俗化，人对神圣天国的迷信开始被打破；这个彼岸的、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神性世界及其规范开始被抛弃，而一个与其相对立的实实在在的“人间”、世俗的现实世界，开始被人们重视和思考。这时，西欧人把在此前一千年历史中一直投注于自己身外的神秘客体（上帝）的眼光，开始反转过来，关切和注视人自身，关切和注视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及与人有密切联系的所有人世间的现实事物和现实情景。正是由于世俗的人被重视，从而，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也就随之被重视，从而，现实的“人间交往”、现实“社会”、现实“自然”等一些新的话语和概念才随之形成，或者随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考察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能力的提升，近代工程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才成为可能。造船工业为海外航行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基础，而15世纪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为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提供了无比广大的空间。中国的印刷术通过西亚传入欧洲，也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直到1454年，在德意志的美茵茨，才出现了活字印刷技术。对于这个技术，一些早期人文主义者甚至抱敌视的态度，认为它是野蛮的日耳曼技巧。实际上，印刷术促进了西欧的出版事业，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虽然早期出版商对于出版宗教书籍和民间话本十分感兴趣，但是，新思想利用印刷术以书籍的方式进行传播，具有巨大的吸引群众的效果。文艺复兴后期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印刷术，尤其是对于北欧的文艺复兴，印刷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考察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圣对象之外的人间对象——人和他周围的大自然，才开始成为人的思想对象，于是，才真正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所以，文艺复兴时代，是近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形成的时代。从人文科学方面来说，主要是文学、艺术和历史学十分繁荣，而哲学开始为自然科学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从自然科学方面来说，技术的发展和实验手段的发展，使得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已经不能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近代天文学、物理学、人体生理学、医学等，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手段，奠定了其“精确科学”的理论基础的。

从总体上概而言之，文艺复兴作为西欧文明史中的一个阶段性文明，一个历史时代，除了前已有所述它具有经济、政治结构的转型特征外，它在精神文化方面大致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艺复兴非常强调西欧古代文化思想即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价值。实际上它是从10世纪已开始的对古代文化热爱所达到的高潮。总的特点是对古代作家的景仰。文艺复兴强调古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中所推崇的人的价值，即被称作“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词来自西塞罗的著作。他用这个词表示对各种人文学科知识的热爱，他认为这些学科最能够表达人的尊严。人文主义强调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中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摈弃经院哲学，因为后者强调神学和对神学教条作烦琐逻辑论证的内容。

第二，文艺复兴是在古典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打着复兴古代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许多成就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并不十分直接。它并不满足于古典文化，而是超越了古典文化。从话语形式来看，它是对古代文化思想的重新重视，而实际上，它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宣扬古代文化思想之名，建立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文化理想的思想运动。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文艺复兴的文化理想和观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世俗主义、个体主义和乐观主义。

第三，文艺复兴具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解放性质。其“解放”的意义，在于它全面地否定和反对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文化，而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摈弃强调神学和为之作烦琐逻辑论证的经院哲学。但是基督教并不被所有人文主义者都看做是反动的东西，有些人仍旧把基督教看做道德哲学。

第四，文艺复兴的文明成果，主要地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方面。注重感情的抒发表达，追求流畅而优美的风格，它着力吸引人的美感和唤起人的世俗生活激情。同时，它开启了把自然界作为观察和理解对象的自然科学。虽然在长期的文艺复兴中成长着世俗理性的因素，但它作为一个文化运动，与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相比，当时西欧人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到注重开启人的理性智慧的程度。但无论如何，它是西欧文明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精彩篇章。

文艺复兴所开拓的“从人本身来理解人自己和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路，在16世纪初期开始的西欧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的历史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烈表现。宗教改革把文艺复兴所提倡的否定教会统制世俗社会的权力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了，并且强调了人本身的理性思想的自然合法性。但是，由于宗教改革仍然属于有神论的世界观，所以它和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一样，也只是在为西欧近代思想提供产生的条件。据此，在本书中我们把宗教改革列入文艺复兴文明中加以论述。

7 文艺复兴早期欧洲的主要商路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状况

一、新的近代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萌芽

（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城市的出现

最早从10世纪至11世纪起，随着西欧封建庄园内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分工日益明显，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随着手工业产品在产品交换中的比例增大，个体小商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开始分离，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庄园内部已经专业化了的手工业农奴，为了摆脱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开始逃离庄园，到那些能够较多地销售自己产品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生活，这些地方主要的是人口经常集散的地点，例如城堡附近，教区行政办公设施附近，修道院附近，以及交通要道、枢纽、码头和关卡等地。逃离庄园的手工业者逐渐在这些地点集聚起来，这些地方成为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固定空间，都以手工业生产集中为特征，并且进行手工业产品同农产品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这就是近代城市的雏形。由于这种发展趋势，手工业者聚居地的社会作用逐步加强，城市明显地成为与庄园不同的社会区域。随着城市和农村共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市作为新生的社会部分，给人们提供与农村很不相同的生活条件。例如，在12世纪60年代，西欧的一些城市就规定：逃入城中的农奴免受庄园主的追捕；到13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些城市得到国王亨利三世授予的特许证，规定农奴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自动成为城市中的自由民。这种规定，对于庄园中希望得到人身自由的农奴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市，成为当时的普遍社会现象。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也在不断完善。真正的近代化的西欧城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城市的发展动力一方面在于农奴逃离庄园的人口大流动，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发展初期封建领主在客观上的推动作用。由于城市的工商业能够给所在地区的封建领主带来税收，所以，封建领主纷纷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条件比较适宜的地方建立城市，或者支持已经初建的城市的扩大。他们有意识地招徕从其他地方逃亡的农奴来到自己领地的城市中，力图把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城市居民实行乱加摊派、重收税费等等盘剥和压迫。这是西欧城市形成初期的历史景象。可以看出，封建领主同作为当时的新生社会事物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在城市出现初期，封建主从扩张统治权力的主观愿望出发，支持城市的发展，但同时，他们加强对城市的盘剥，又阻碍城市的发展。

为了抵制封建领主对城市的盘剥，从12世纪起，西欧各地的城市纷纷开展了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公社”就是当时城市居民反对封建领主的组织。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通常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装斗争，用武装起义的办法打击封建势力，迫使封建领主承认城市的“自治”权利；另外一种是金钱赎买，即利用封建领主的贪欲本性，支付给他们一定量的金钱，“买得”他们对城市“自治”的承认。许多城市经历了用两种方式反反复复斗争的漫长历史，有的获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有的获得了比较完全的自治权。所谓完全自治的城市，也是必须定期向国王或者领主缴纳定量税赋的，在大环境中还是处于国家和领主的统治之下。

（二）城市的内部自治和内部结构

城市要处理好同国家以及领主的这种外部关系，城市内部则建立了“自治”制度。这是完全不同于封建庄园制旧式社会关系的新社会体制。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这是一种比封建庄园进步的社会结构。

所谓城市“自治”，包括以下社会结构内容：

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会”。它以政策、法令对城市进行统治。它有铸造货币的权力。它设置有法庭，拥有武装部队。它有一套选举办法，产生行政长官“市长”和法官，安排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官员和辅助的行政人员。

在同时，也有一些并没有完全自治的城市，这种城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国王派出的代表与城市自己的代表共同管理城市，另一种是城市仍然处于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力的统治之下。

城市中的经济生活组织叫做“行会”。行会的作用大体有三点：第一，它是城市手工业者以集体力量来对付封建领主侵犯的联合体；第二，它是手工业者保护自己既有社会处境并对付竞争对手的排他性组织；第三，它是协调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的组织。城市中的大多数手工业者都参加行会，成为行会的“行东”。一个城市中根据行业生产产品的专业性质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行会。随着分工的发展，有的城市中的行会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会实行选举制度，选出“行头”和“监督”，并建立严格的“行规”，对本行业生产的各种具体事宜，例如劳动日的长短、工场应该具备的生产条件和设备的数量、原料的规格、产品的质量和售价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对本行业学徒的期限、出师标准、帮工的待遇、新作坊主开设的条件等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行会形成一种敬业精神，对于手工业和商业中的“欺诈”，具有抵制作用。同时，它对于保证行会成员的机会均等，对于行业技术的传授和提高，当时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手工业作坊”是城市中生产组织的基本细胞。在最初的时候，作坊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一般的家庭作坊是以作坊主为中心的。他们是作坊中的工艺师傅，同时也是工作和生活的总管理人。围绕这个中心的是帮工、学徒和作坊主的家属。每一个作坊都有属于作坊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作坊主和学徒、帮工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宗法性的雇佣关系或者师徒关系。一个学徒要成长为一个作坊主，首先必须当3年至7年的学徒，这是一个没有工资的学习期，期满后就成为师傅作坊中的帮工，帮工可以得到作坊师傅发给的微薄的工资，当几年帮工后，要有一定的工艺业绩，向行会提出申请，经过行会审查通过后，才能有资格自己开作坊，成为作坊主。

与手工业者的情况相类似，城市中的商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商人公会。一般的城市中都有根据经营商品的分类而设置的食品商人公会、木材商人公会、呢绒商人公会、矿业商人公会等等。这些行业性的公会在一个城市中往往联合为一个“总公会”。由于商人的交往范围比手工业者要大得多，所以，在一些地方，也有数个以至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公会，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性的以至跨国家的组织——商人联合公会。

商人公会的联合性，往往促成公会头领与城市中较大的行会头领的主动联合，形成城市中的新霸头——“城市新贵族”。行会和商人公会同城市新贵族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但是总的趋势有两种，一种是城市新贵族打败行会和商人公会的挑战，而成为城市的权力占有者（例如在威尼斯、热那亚和汉堡）；另一种是行会和商人公会同城市贵族妥协，形成二者各占“市议会”半数名额的联合统治（例如在斯特拉斯堡）。

随着市场经济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的继续发展，到14世纪，行会组织已经成为城市手工业生产和活动的束缚和障碍，大多数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内采取了新技术，增加学徒和帮工的数量，延长劳动时间，并且形成大作坊以“加工定货”方式对小作坊进行剥削、以至鲸吞小作坊的关系。经过这样的发展，城市中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大作坊主越来越富裕，逐步转化为“资本家”。他们和城市中的富裕商人，共同构成了近代初期的“市民阶级”。在激烈的竞争中，作坊主同学徒与帮工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徒期被延长，有的地方或者行业甚至超过了10年；徒工的人身主权受到师傅作坊主的控制，师傅作坊主可以把他们“转让”给其他作坊主，收取“转让费”，这实际上等于买卖学徒去作劳动力；帮工要成为作坊主，要求的条件也比以前更加苛刻，例如规定新建作坊必须有一定的财产资格，新作坊主要成为行会成员，要缴纳较高的“会费”，而且行会会员的数额不能随意增加，有的城市甚至规定只有老会员中有人去世，才能吸收补缺的新会员。这些规定使得帮工很难成为作坊主。有的帮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终身作帮工，成为作坊主的雇佣。对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庞大的帮工队伍当然十分不满，他们私下组织“兄弟会”等民间组织，展开了同行会的斗争。从14、15世纪起，在各地的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权并承受压迫、在经济上遭受剥削、收入微薄甚至没有保障的阶层，这个阶层以帮工和徒工为主体，还包括在城市中居无定所、靠临时寻找工作口的流民（短工），以及破产后不得不加入帮工和流民行列的作坊主。他们共同构成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从14世纪起，市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已经开始。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是以城市的形成为其实际社会基础的。这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已经不是农业占优势，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城堡和采邑，而是逐步富裕起来的城市，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热那亚就是这样。文艺复兴的文化，就发生在这样的城市里。

（三）资本主义商业的雏形——金融业和信用制度

从12世纪起，西欧商业规模的扩大，已经使得商人不必常年劳顿于旅途，到处奔跑，流动的“行商”渐而转变为拥有店铺的“坐商”。商业同运输业最终分离开来。

同时，商业经营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性的狭小范围，形成了当时的两大贸易区域。

一个是以威尼斯等地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贸易区”。这个贸易区具有从古希腊到东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它是东西方货物的集散地。向西欧提供东方的丝绸、棉布、金银宝石、香料等等，同时从西欧向东方出口矿石、木材和呢绒等等。

另一个是以北方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几个城市为中心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贸易区”。这里最大的城市是布鲁日。呢绒是这里的主要出口产品，此外还有毛皮、木材、粮食及其加工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羊毛和亚麻等等。这个贸易区通过商业活动把德意志、瑞典、挪威、佛兰德尔和英国等地联结在一起。在13世纪，德意志北部以吕贝克、汉堡、不莱梅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彼此关系比较紧密的商业共同体——“汉萨同盟”，它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北方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把西欧的这两个贸易区联系在一起的是两条商业通道。在12世纪和13世纪，西欧南北方的商业交往主要依靠一条陆上通道，它从亚平宁半岛越过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然后沿中欧的几大河流域到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其中法国香槟伯爵的领地是这条通道的枢纽地区，在这里形成了国际著名的“香槟市场”，它是当时西欧南北贸易通道上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香槟市场在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十多个专业市场，形成了常年的不断季交易。但是到1300年前后，香槟市场开始衰落。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坐商”的大批出现，使贸易集散地的需要降低了，同时也由于法国发生了政治事件和战争。法王并吞了香槟伯爵领地，对这里实行重税。

一条是海上通道，从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吉利海峡，再到北海和波罗的海。这一条商业通道在香槟市场衰落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北欧海上交通频繁，促进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从地中海绕直布罗陀北行的商船，穿过加莱海峡以后进入北海，就到达了佛兰德尔地区，这里的布鲁日（今称布吕赫）就是海峡旁边的第一个大深水港。它成了北欧商业的中心城市，当时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这里货物的吞吐量和市场的繁荣程度，一度甚至超过南方的威尼斯。

商业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使得西欧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各个国家的君主看到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中可以获得比农业和庄园经济中更多的税收，他们也就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采取了鼓励和许可的政策。

近代商业与古代商业的根本不同，在于“近代信用制度”——即民间“金融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早已有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存在，但是，古代的货币是受政府统制的。西欧近代民间金融业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政府的命令，而是在民间贸易过程中，为解决货币流通所产生的问题所形成的体制性的技术手段。它逐步形成为一个主要的产业——金融业。

近代金融业的机构是银行。银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由于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商业活动都是跨国性的，因而需要有一种机构能够负责地方货币方便地相互兑换；

——货币体系的繁多造成对货币真假识别的困难，需要有机构能够鉴别货币，并保证货币的信用等级和信用程度；

——解决货币载体物质磨损所造成的与货币功能相悖的、不该有的价值损失；

——解决货币在流通中携带和运输的麻烦。

根据以上的实际需要，就产生了银行。西欧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1346年在热那亚成立。但是伦巴底是银行业发展最普遍的地区，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所创办的“梅第奇商行”是当时最大的银行。他的总部设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全境和西欧各地都有它的分行，它的势力遍及法兰西和德意志各地，最远达到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的奥格斯堡的“富杰尔商行”是中欧最大的银行。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机构。实际上，银行通过自己的信用保障，管理的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它的运作是对货币的符号意义的运作。

这种运作以货币“兑换”、信用“委托”、价值“转账”、“结算”等方式，来代替货币在商业流通中所发挥的传统中介功能。银行以自己的信用声誉来担保这些交换活动的顺利实现。而银行信用的物化形式，就是银行的“票据”，或者叫信用“单据”。也就是说，在商业活动中，持有银行票据比持有货币更为简易、便捷。利用银行信用制度，一个布鲁日的商人同一个威尼斯商人的交易，就变得十分简便。布鲁日的商人在当地发出自己的货物，通过银行就可以在布鲁日当地得到从威尼斯“汇来”的货款。而且这一笔货款马上可以在当地银行兑换为佛兰德尔货币的现金；而他根本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押送自己的货物长途跋涉到威尼斯去，在那里获得自己货物所换得的威尼斯货币，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好，一路提心吊胆地再长途跋涉回到布鲁日，再费尽周折与那些需要威尼斯货币的人打交道，把它们兑换为佛兰德尔货币，然后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下一笔业务。银行之所以愿意为商人提供如此方便的业务，是因为通过这些业务形式，银行可以从每一笔业务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减去银行的经营费用，就是银行的利润。

随着西欧信用制度的兴起，银行创造了另外一种获得利润的新办法，即银行以自己的信用可靠而逐渐取代了民间货币放债人和货币贷款人的职能，并把这种职能普遍化为社会信用制度——银行储蓄和银行贷款业务。这样，银行就不再只是一个消极的结算机构，它开始发挥另外两个方面的职能：社会货币财富的“聚集者”和社会商业活动的“投资者”。银行可以以自己的“信用可靠”的声誉，吸收商人和民间的多余资金，把社会财富聚敛起来，再把这些资金作为“投资”贷给自己认为有信用的商人，来支配商业活动的具体进行。在一定条件下，银行起到了对货币进行社会分配的职能，银行通过存款利息低于贷款利息的原则，利用它们二者的利息差，在这种活动的交替进行中，来获取可观的利润。银行的商业贷款利润最初高达60％至100％。这是由于银行从它刚刚兴起开始，就继承了中世纪高利贷者的角色，它和当时世俗国王以及教会主教向民间借款以支付战争和行政管理费用的习惯，仍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给国王和主教提供借款而获得15％以至更高的利息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此传统下，商业活动对货币的急需使得利息率提高到如前所说的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银行信用发展起来以后，国王和主教成为银行业务的大主顾。这样一来，银行就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资金支持者。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自己的贷款左右政治局势的发展。例如富杰尔商行借款给查理五世，促成他能够以金钱左右选举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同时，富杰尔商行成为罗马教会在德意志以至整个北方发售“赎罪券”的中间商，成为教皇盘剥世俗民众的帮凶。可以看出，西欧近代文明的发端，其政治经济基础都和新的商业运作规则及其新产生的机构设施联系在一起。

二、生产力的发展和海外航行的原因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从15世纪到16世纪初，西欧各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各个工业行业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设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纺织业中，技术进步尤其突出。在15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了“自动纺车”，卧式织布机也得到了普遍应用。纺织业在整个西欧尤其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采矿业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由畜力或者水力驱动的抽水机，绞车被普遍使用，不少矿井中已经安装了通风设备。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矿产品产量较大幅度的提高。银、铁、铜、锡和矾石的市场供给源源不断。

冶金技术从14世纪起就有很大进展。高炉和水力风箱、风力风箱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金属加工业中已经使用一吨左右的“水力重锤”进行锻压。拉延金属的拉丝机也已经出现。因而，空前高级的金属质量和制造技术，预示了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出现的可能性。例如在15世纪就出现了发条钟表。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已经传入西欧，西欧人应用这些技术制造出了各种火器（例如毛瑟枪等等），用纸张印刷代替了用羊皮书写文稿的习惯。

在农业方面，到16世纪，英国和尼德兰已经实行多圃轮作制，并开始普遍使用肥料。农用水车和风车也得到了改良。畜牧业方面，已经开始人工播种牧草。所有这些进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原有的手工业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行业数目明显增加。到15世纪时，海德堡的手工业行业超过了100种，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将近200种，巴黎达到350种。分工更加专业化，促成了新的生产部门出现，例如酿酒业、农具制造业、食品烘烤业等等。

社会分工日益多样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专业化日益加强的过程。专业化的加强有利于把先进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这又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在商人中逐渐出现了一个分工类型，那就是“包买主”。包买主熟悉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情况，他的职能就是向小手工业者“定货”，定期定量地从个体小手工业者那里以比市场低廉得多的价格收购这种商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销售。包买主与小手工业者的关系不断发展，前者逐渐担负起了为后者提供原料、工具和设备等等的职能，简单的“定货”关系演变成为“来料加工”的关系。包买主从这些提供中获得更多的盘剥费用，并对产品质量有检查权和否定权。这进一步加强了对小手工业者的剥削。后者的生产独立性逐渐丧失，而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包买主，最终沦落为包买主的雇佣工人。这是近代雇佣劳动制度产生的一种方式。它所形成的是“分散式的手工工场”。

另一种方式是如前所述的那样，少数手工业主突破当地行会的各种限制，以各种办法加重对帮工和徒工的剥削，并逐步扩大自己的雇工数量和生产规模，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对手工作坊进行新的技术改造，使得他们的作坊演进为“手工工场”。这是“集中式的手工工场”的形成过程。

到16世纪，西欧各地的许多作坊，都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把自己的简单协作关系转变成为“手工工场”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明确化：社会上出现了划分明显的雇主阶层和被雇佣阶层，他们分别逐步形成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处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的这两个新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和劳动付出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新兴起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的内在核心矛盾。雇主阶层和被雇佣阶层是后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的前身。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为典型的西欧国家是英国。

14世纪晚期，英国的封建庄园经济就已经基本衰落，出现了大批的自耕农。雇佣劳动开始在富裕农民和贵族的农业、手工业经营中出现。到15世纪30年代，由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原有的收取地租的剥削方式逐步被雇佣劳动的方式所取代。在此情况下，雇佣劳动方式逐步成为英国农业经营中新的生产关系。从自耕农中上升为富裕农民的人，以及一部分中小贵族，成为雇主阶层，他们被称为“新贵族”；而大部分自耕农则逐步沦落为雇工。

英国生产关系中最显著的变革，就是“圈地运动”。英国在15世纪以前是羊毛输出国。到15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乡镇出现分散式的手工工场，羊毛的加工就开始被重视。由于纺织业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最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随之，牧羊草场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因为牧场的收益在当时是农耕地的3倍。为了获得高收益，许多封建贵族对农民进行暴力剥夺，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把农田用篱笆“圈”起来，变成牧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这个运动前后进行了三百多年。最初所圈的土地，是农民公用的土地，例如林地、草地和沼泽地等等，后来逐步扩张到圈农民的耕地。从1485年起的32年间，英国共圈地十万多英亩。到16世纪末，被圈土地达到六十多万英亩。圈地运动形成了最初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大批农民被赶出了农村家园，流落到城镇，农民成为流民，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从客观上来说，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为城镇雇佣劳动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为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大批人力资源。

从16世纪开始，英国的手工工场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原有分散式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集中式的手工工场，新的手工业城市开始蓬勃出现，随之，羊毛的加工更为深入和精细，英国成为一个以呢绒为“民族工业”的国家，呢绒出口占据了西欧的大部分市场。在此同时，雇佣劳动关系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中也被广泛采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煤炭产量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增长了8倍，占到西欧总产量的80％，形成了以纽卡斯尔为中心的煤炭生产和集散体系。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6世纪，英国全国已经有成千的小城镇发展起来，大城市有26个。伦敦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16世纪末期，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以上。

和英国相比，法国在15世纪末才实现了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到16世纪前期，巴黎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当时人口有30万之多。在巴黎、里昂和波尔多这些法国较大城市中，化妆品、珠宝业、纺织业和印刷业都很发达。法国当时的手工工场，发展水平仍然是分散的同集中的相结合的方式。工场主对工人和帮工的剥削十分残酷，国家对于工人的管理法令充满了监禁、惩罚和苦役的条款，这些情况都使得工人的生活处境日益恶劣。在农村，“分成制地租”开始实行。这种地租是按照土地主人和佃农在生产资料上的投入比例，对于农牧产品进行按比例分配。这是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的一种地租形态。

法国手工工场的发展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逐步越来越多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成为国家公债的主要购买者，并且是对国王的最大贷款人。他们还利用金钱从事“包税”、买官等等活动，并用这些方式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他们还被允许可以购买破产贵族的爵位和地产，成为“穿袍贵族”，成为旧体制中的一员。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形成初期的活动特点。

西班牙在15世纪末形成为统一的国家。在16世纪30年代达到了海外殖民侵略的高峰，它成为当时西欧最为强大的国家。此时是西班牙最兴盛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在16世纪的前半期，西班牙出现了手工业工场，纺织业是西班牙的主要产业。塞维利亚城中的16000家呢绒作坊中的工人多达13万人。

到16世纪，西班牙的生产方式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有的地方还保存着农奴制。但是，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王权不够集中，封建贵族的权力比较大。由于城市的发展，在一些地方普遍出现了大批的“城市公社”。例如在卡斯提尔地区，这样的公社特别多。在城市中，有等级议会，它由该地区贵族、教士、城中的大商人和大作坊主组成，具有制定城市法规的权力。西班牙城市“公社”具有普遍的反王权思想，甚至在1519年的卡斯提尔议会上，国王被称为“人民用薪金雇佣的仆人”。由于城市公社力量的强大，国王在一定情况下也不得不在一些事上听从议会的决定。国王与议会的矛盾，形成为西班牙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随着城市在16世纪20年代反对国王的起义被镇压，西班牙的封建专制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城市手工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西班牙的经济就这样衰落了。

（二）海外航行的原因

14世纪和15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尼德兰地区的一些大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西欧的资本主义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能够得到继续地上升发展，是和新航路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殖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密不可分的。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步扩大着西欧各国的海外贸易，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的愿望，引起了寻找和开辟新航路的需要。

实际上，在中世纪，尤其在13世纪，东西方贸易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同200年前的12世纪初相比，到13世纪末，西欧从东方输入的商品增加了10倍。这些货物经由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的商人贩卖到小亚细亚和东欧，然后再经由意大利和法国、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进入西欧其他地方。东方的丝绸、茶叶、香料、宝石、化妆品以及许多有特色的贵重物品，都在西欧的中上阶层中成为流行的消费品。对这些消费品的使用逐渐形成了西欧的一种新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些消费品对于西欧人来说，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到15世纪中叶以前，东方同西欧的主要贸易通道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中国和印度途经里海和黑海到小亚细亚，这是一条陆地商路；第二条是从中国和印度搭乘海船到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地区，然后经过叙利亚到小亚细亚，再到意大利和西欧的地中海北岸的其他地区；第三条是从中国和印度搭乘海船进红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到地中海北岸西欧地区。

当时对于西欧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红海以东的地中海贸易，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垄断。这种形势对于西欧各国，尤其对于在地理上同样处于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就是一种经济威胁。因而，力图改变这种贸易形势，已经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潜在的向世界扩张的意图。

更为严重的是，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攻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灭亡。从此，小亚细亚、巴尔干和克里米亚等地都被土耳其人所占领。这样，东西方之间的商业交通就完全处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土耳其人一方面对过往商旅课以重税，另一方面，还对经过地中海东部的往来商船进行海上暴力掠夺。贸易交通的困难使得从东方运往欧洲的商品的数量大大减少，东西方贸易额大大下降，同时，东方物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比15世纪中叶以前上涨了8倍至10倍。何况此前二百多年来欧洲社会的中上层已经养成了使用东方消费品的习惯，所以，土耳其人阻隔东西方贸易的这种状况，引起了西欧对东方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西欧人就必需向东方支付大量的金银，于是金银外流便成为当时西欧最为棘手的大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西欧各个国家和地方，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大西洋沿岸各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土耳其人霸占的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以外，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

其次，从13世纪开始，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西欧商品经济（即当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往需要货币，而当时的货币是“金本位制”，贵金属（金、银）是市场交换活动的必然中介，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支付手段。由于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支付能力就必需相应地提高，因而对作为铸币材料的贵金属的需要就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金银成为商人、封建主和贵族都希望大量得到的东西。恰在此时，有一本关于东方的书籍——《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欧十分流行。这本书把东方——主要指中国和印度——说成很富裕的地方，似乎那里有取之不尽的黄金、财宝和香料。这大大鼓舞了西欧人对东方的追求和迷恋。东方被美化为世界上的财富之源，因而也就是最值得谋求通达的地方。

再次，由于商业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西欧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或者有势力的人物，力图通过海外航行寻找新的领土，掠夺财富，以海外扩张来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

最后，从11世纪末期开始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到1291年失去最后一个据点为止，已经明显地失败了。这失败对于西欧的基督徒来说，毋宁说是十分严重的宗教耻辱。前后进行了8次“东征”并未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稣的诞生圣地和基督陵墓所在地。这种失败使得西欧的基督徒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一定要使基督“福音”连同基督教一起占领东方。这种强烈的宗教情绪，激发当时的西欧人制定出了联合蒙古帝国打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国际政治军事战略。因而，向东方宣讲基督福音和说服蒙古联合打击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欧人寻找新的海上战略通道的两个促进性要素。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促使西欧各国，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开始了千方百计进行海外探险活动的努力。

同时，社会知识和科技的发展，到此时也具备了支持海外航行的条件。首先是航海技术和造船业在15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早在14世纪，中国人的指南针就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15世纪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新兴的多桅多帆的海船在当时已经出现；船只的巨大、轻便和快速水平，使得越洋远航完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当时欧洲人对“大地”的认识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平面”概念，达到了比较科学的水平。例如15世纪初，法国主教皮埃尔·达里伊出版了他的《世界面貌》一书，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观点，认为从西班牙往西越大西洋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在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和印度被画在大西洋的西岸，也就是说，认为从欧洲西行可以到达东方。上述情况说明，实现西欧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道路的现实物质技术基础和知识基础，都已经具备了。

三、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历史后果

（一）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

15世纪初年，葡萄牙人由于对摩尔人战争和商业的需要，已经历练成为西地中海地区中具有强大实力的航海大国。葡萄牙此前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战争”，不但使这个国家完成了政治统一，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且培养了葡萄牙人以战争向外扩张、进行殖民活动的热情。当时的国王、贵族、武士和传教士是这种扩张情绪的集中代表。同时由于葡萄牙处于意大利和尼德兰航路的中间站位置，它的造船业十分发达，频繁的航海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水手。因而，葡萄牙当时有能力组织“海上远征队”，集合起本国的武士、商人和传教士出征海外。葡萄牙人的各种“远征队”最早在大西洋东岸海域频繁出没，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在西非沿海和这些群岛上，他们寻找黄金和象牙，贩卖黑人奴隶，进行着罪恶的海盗和强盗勾当。例如亨利亲王就组织过几次“远征”活动。由于这种远征活动给“探险者”本人和葡萄牙国家带来丰厚得惊人的物质财富，所以，在半个多世纪内，葡萄牙人从事远航活动十分积极，他们的势力陆续达到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几内亚和西非黄金海岸等地方。此后，在1488年，他们的航船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7月初，达·伽马率领4艘帆船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5月下旬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今称“泽科特”）。葡萄牙人从这里以廉价交易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香料、宝石、丝绸以及象牙制品，喜出望外地返回了欧洲。葡萄牙人成为西欧人侵入亚洲的始作俑者。更重要的是，达·伽马的这次远航使得葡萄牙人第一次尝到了海外扩张的甜头：达·伽马带回西欧的东方财富的价值超过了此次航行费用的60倍。如此低廉的成本“创造”如此高额的“利润”，使西欧各国有海盗野心的人大受鼓舞，他们步达·伽马的后尘，也分别远航亚洲，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都先后闯入亚洲的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始在那里实行自己的殖民统治。

在开辟了通达印度的航线之后，葡萄牙人又开始探索从大西洋向西远航。1500年3月，一支由13艘大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大西洋上因遇到风暴而迷失方向。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后，船员们发现了一片大陆地，这陆地就是现在被称做“巴西”的地方。该船队的这次航行是西欧人第一次到达南美洲。船队首领、葡萄牙人卡伯拉尔宣称，这块土地是他发现的，它应该归葡萄牙所有。这个事件是西欧殖民者对南美洲进行野蛮殖民侵略的开始。此后，葡萄牙很快在巴西建立了殖民地，对当地印第安人开始进行了屠杀与掠夺。

正在葡萄牙沿非洲海岸远航并极力独占该地区的航线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热那亚的远航水手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86年来到了西班牙，力图说服西班牙国王支持他向西航行去寻找中国、日本和印度。哥伦布早在意大利生活时，就读过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游记，在23岁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远航到东方去获得财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十几年间，他曾先后多次向英国和葡萄牙的国王陈述过这个宏大的远航计划，但是并没有引起这两个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兴趣。当哥伦布到西班牙后，他又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最后终于说服了西班牙国王。1492年，哥伦布被封为海军大将，并许诺如果他在海上发现了新的陆地，他就是这陆地的“世袭总督”，可把那里的财富和收入的1/10据为己有。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载有88名水手的3艘大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出发，向西航行69天后，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命名该岛为“圣萨尔瓦多”，认为该地区就已经是印度了，因而也就把那里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继续航行半个月后，哥伦布的船队到达了古巴，再航行一个多月后，于12月6日到达海地，在这个岛上建立了美洲的第一个西班牙殖民地。这也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西半球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这里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大西洋的最远点。在往后的另外三次向西航行中，哥伦布又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以及巴拿马地区。哥伦布在其几次航行中，在每次发现了新陆地之后，不但驱赶、屠杀土著居民，强占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而且把那里的土著居民作为奴隶贩运到欧洲去当奴隶。欧洲文明在海外“开拓”时期的野蛮性，首先在哥伦布航海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哥伦布几次航海发现了美洲，始终未能到达亚洲，也就谈不上到达中国了。但是哥伦布至死一直认为他到达的是亚洲的某个地方。

纠正哥伦布以及当时欧洲人的这种普遍认识错误的人，不是当时航行美洲最频繁的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而是哥伦布的一位同国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1451—1512年）。他从1499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多次到南美洲进行考察，在研究了许多地理和天文现象后，他得出了和当时流行的关于巴西等地就是东方的看法不同的结论，认为美洲并不是东方，而是一块位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新大陆”，并认为绕过南美洲的南端，一定可以到达东方出产香料的地方。根据亚美利哥在1507年所表述的这种观点，当时的德国探险者、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专家瓦尔泽缪勒建议，这块新大陆应该根据“真正”确定它为新大陆的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这个名字最初在瓦尔泽缪勒绘制的南美洲地图上使用，后来，这个名字逐渐地被用来称呼大西洋以西的所有新发现的陆地，包括现在的北美洲。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财富，激起了西欧沿海各国的新的探险热潮。同时，亚美利哥关于从美洲继续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地理观点，支持着西欧探险者继续向西航行的大胆计划。1513年，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巴尔博亚探险队在巴拿马登陆后，往南穿过巴拿马海峡，发现了“南海”即现在的“太平洋”，说明继续向西航行在实践上完全是可能的。

1519年9月，葡萄牙籍的探险家麦哲伦（1480—1521年）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率领5艘船只和265名水手，从西班牙南部的圣卢卡尔港出发，向西航行，到达美洲后沿海岸向南，距从西班牙出发时间13个月后，于1520年10月21日，到达美洲南端的海峡（此海峡后来即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从这里继续向西航行，船队进入了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洋，麦哲伦船队的人称它为“太平洋”。这就是太平洋名字的由来。再经过4个半月的航行，于1521年3月6日到达菲律宾群岛，在要把菲律宾变为西班牙殖民地的侵略野心驱使下，麦哲伦和他的船队参与了菲律宾群岛诸部族之间的战争，麦哲伦本人在战争中被土著武装杀死。此后，麦哲伦船队的剩余人员从菲律宾向南航行到摩鹿加群岛，再从这里西行好望角，沿着达·伽马航行印度的航线顺非洲西岸，于1522年9月6日回到了船队的出发港圣卢卡尔。在环球航行的全部航程中，船队的两条船和147人遇难，回到出发港口的只剩下了一条船和18名水手。

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海事件，在人类的科学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充分说明了地球是圆形的天体，以人类活动的事实，推进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科学认识。

当然，上述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队的航海探险活动，并不是西欧人向海外扩张活动的全部。在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之前，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10世纪至11世纪就已经穿过北极圈到达过美洲。而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在16世纪，意大利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都开辟了其他的新航路。

（二）新航路开通的世界文化历史后果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人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航海探险扩张活动，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西欧人的航海探险，发现了东西方贸易交通的多条新路线，从总体上解决了新航路开辟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预想目的。它结束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垄断东地中海东西方商路的历史，使得一度衰落了的东西方贸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始回升，并且突破了原来的水平。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旧大陆”之间传统贸易的商品数额，由于航路的增加而大量增加。例如在16世纪中叶，东方的香料和调味品在西欧的销售量达到了一个世纪前的3倍多；当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手工艺品和药材向欧洲的出口也大大增加，这些产品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中国的茶和非洲的咖啡，逐渐成为欧洲人餐桌上的主要饮料。

海外航行和新航线的开辟，不但加强了旧大陆之间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商品流通，主要的是美洲的物产——矿产品和农产品——进入了欧洲，随后也进入了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欧人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产，把那里的金子和银子源源不断地运回西欧。美洲的许多农产品，例如玉米、红薯、马铃薯、烟草、甜酒、可可、奎宁，以及当时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不认识的花生、西红柿、南瓜、菠萝等瓜果蔬菜开始逐步成为全世界到处都有的东西。非洲的象牙、鸵鸟羽毛，也都被输送到世界各地。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洲际的文化圈界限第一次开始被打破，多条新航路开始把亚洲和欧洲比以前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了普遍的“全球交往”的“世界史”。“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比概念开始形成。从而，人类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比15世纪以前迅速扩大。各个地区之间的物品的交流和融通，文化精神上的碰撞、冲突和融会，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大大地改变了西欧人社会生活空间的文化位势：从传统上来说，东地中海是古代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也一直是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中心，而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自古几千年以来欧洲文明位势的空间分布，地中海不再是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地区和交会点，而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沿海，成为欧洲一个新的对外贸易中心，从而也成为西欧政治和文化的聚焦地区。从13世纪至15世纪发展起来的意大利的世界商业中心区域的地位，逐渐被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所代替；昔日的君士坦丁堡、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城市的繁荣和辉煌，很快就被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城市、法国的波尔多、英国的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安特卫普所取代。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成为西欧最繁荣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从13世纪就在意大利萌芽的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由于大西洋沿岸新的文明中心的崛起，世界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在安特卫普等新的文明中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新事物例如金融业、信贷业、商业中介业（交易所）以及股份公司等，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应该说，这个变化对于西欧文明的发展具有“开启近代史”的意义。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西欧近代史上著名的“价格革命”。由于新的全球交往的扩大，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资源地图中所没有的新大陆和东方的物质资源，现在被纳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于是全球物质资源的分布图和物质资源的流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经济运行的价格体系。在16世纪中期以前，在欧洲市场上，日耳曼矿山所出产的白银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但是在1540年以后，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银矿产品大量输入欧洲，白银急剧贬值，黄金才从此占据了贵金属的第一尊贵地位。美洲廉价白银的大量输入，也迫使日耳曼的银矿企业倒闭，日耳曼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白银输入国家例如西班牙、英国和尼德兰的经济地位相对上升。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在新大陆野蛮驱使和剥削当地原居民印第安人，为他们开采黄金和白银，把美洲的贵金属大量掠夺到欧洲。这种资源的世界性转移，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贵金属的价格和普遍的价格体系。例如，在16世纪的100年间，欧洲的黄金存有量从55万公斤增加到119万多公斤；白银从700万公斤增加到2140万公斤。由于贵金属在欧洲市场上流通量的急剧增加，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大幅度贬值，因而物价相对猛升。在输入金银最多的西班牙，物价上涨了4.5倍，其中谷物上涨5倍。价格的变动，给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涨价是资本家掠夺大众、集中财富的手段，这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还引发了第一次全球人口的大转移。在中世纪，欧洲和世界各地大部分都是封建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民族活动区域基本固定的特点。但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跨地区和跨疆界特点，打破了地域的传统封闭性，参加到商业交往行列中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人为追逐商业利益而流动居住的观念和拓展自由生活空间的观念，逐步取代农耕生活的固定居住观念，这是形成当时人口大流动的重要原因。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入侵非洲的欧洲人贩卖非洲黑人去美洲作奴隶，作为具有当时历史特征的事件，也是其时世界人口大流动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现象构成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都向新大陆迁徙的热潮。其中的人共有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人是欧洲帝国主义政府委派或者“加封”的掠夺者和殖民统治者；第二种人是在殖民主义政策庇护下的欧洲经商者和产业开拓者；第三种人就是被贩卖的非洲黑人奴隶。据统计，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三个世纪中，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总共有1100万人之多。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向美洲的迁徙，使得美洲大陆出现了白人、黑人和原有的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的局面。他们之间的通婚，在美洲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新人种，从而为人类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类型。从西欧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这种由于全球人口第一次大流动所进展的拉丁美洲文明，具有西欧文明的部分渊源。

四、西欧文明最初的全球扩张

（一）葡萄牙和西班牙两次划分势力范围

新航路的发现，使得西欧人可以到达亚洲东方以及西半球的美洲。西欧殖民者对发现的这些“新世界”地区的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采取友好交往的政策，而是屠杀和掠夺的政策。他们力图把新发现的东西方地区，都变为自己国家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就是西欧近代历史上殖民主义的起源。

西欧国家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对海外航行所到之处，都实行野蛮的占领政策，根本无视当地土著居民的领土主权。这种殖民主义政策，一方面以武力强迫西欧以外的世界广大地区人民向西欧文明“归附”，形成了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化趋势；另一方面，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都想凭借各自的实力在海外占领更多土地，因而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抢占殖民空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一开始就存在着。这就形成西欧国家之间的“欧洲争端”演化为“世界争端”的新历史现象。

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事件中的主要角色，这两个国家首先在美洲发生了争夺属地的冲突。教皇成为解决这个冲突的裁判人。1494年，两国签订了“托尔德斯里亚斯”条约，规定在西经46度附近画一条经线，作为这两个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该线以东“发现”的所有土地都归葡萄牙领有；而该线以西“发现”的土地都归西班牙领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教皇子午线”。这是西欧殖民主义在西半球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在东方的情况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远东的“海外活动”也十分频繁，累累发生冲突，1529年，两国又签订萨拉哥萨新条约，规定了两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范围：以摩鹿加群岛以东的17度经线为界，以西属葡萄牙势力范围，以东属西班牙势力范围。这是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

（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活动

经过这两次划分势力范围，葡萄牙获得了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条件。

早在15世纪中叶，从1442年起，葡萄牙人通过在西非海岸的航行，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区。尤其在盛产黄金的几内亚湾频繁活动，他们从非洲掠夺大量的黄金运回欧洲。他们把非洲黑人当成动物，随意猎捕，强迫非洲黑人当奴隶，在殖民者开办的金矿和种植园劳动。从1502年起，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劫掠黑人，给他们戴上锁链、打上烙印，把他们贩卖到美洲，当时主要是贩卖到葡萄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巴西，以及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也有一些被贩卖到欧洲。

1498年达·伽马航行到达印度后，东方广大土地就成为葡萄牙的掠夺对象。葡萄牙殖民者以强盗的面貌出现在东方，以野蛮的军事武力对待他们“发现”的东方各地。他们炮击印度城市卡利库特，占领莫桑比克，并在印度洋上掠夺来往于埃及、印度和阿拉伯之间的商船，杀人越货，无恶不作。1506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亚丁湾入口处，1508年占领了波斯湾入口处，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港口第乌，形成了对东方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控制与垄断。1510年和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和东南亚的咽喉之地马六甲，从而控制了东南亚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在16世纪，葡萄牙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海峡的殖民帝国。这个海外殖民帝国以果阿为据点，葡萄牙的印度总督管辖五个省督，这五个省督分别管理着莫桑比克、奥马兹、马斯喀特、斯里兰卡和马六甲等五个殖民地区的事务。葡萄牙殖民者对亚非各个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十分野蛮和残酷，强征的税赋有的高达全部财产的1/3。

葡萄牙人在非洲和东方的殖民活动，完全是以海盗的野蛮方式进行的。他们经常在海上出没，拦截航路，抢劫船只，在掠夺货物后，把船只连同船上的人一起沉入海中。经常对俘获的商人和乘客进行恐怖残害，割去他们的鼻子和耳朵。葡萄牙殖民者在15世纪至16世纪把从非洲到东南亚的广大海域变成了恐怖的海洋。

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在他们占领的广大殖民区域进行欺骗“贸易”，以欧洲的各种廉价工艺品，“换取”亚非各地的珍贵宝石、金银和象牙。东方的大量特产例如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摩鹿加等地的香料和调味品，都成为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场上的特色商品。葡萄牙商人以掠夺式贸易在东方获取巨大的利润。当时胡椒在里斯本的价格比在印度高出12倍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葡萄牙人在东亚对中国和日本也发动了殖民侵略攻势。他们先是以“通商”为借口，然后借机侵占土地。葡萄牙与中国“通商”始于1517年。它在1533年以恳求在这里晾晒货物为名，耍赖占据澳门，1557年在澳门擅自设立行政设施，建立武装组织，把澳门变为殖民地。1548年，葡萄牙在日本九州开设了贸易点。这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东亚地区的开始。

（三）西班牙的海外殖民活动

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施虐亚洲和非洲的情况相比照，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起，西班牙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200年间，在西半球对拉丁美洲进行了野蛮的殖民扩张。这种扩张活动，一直进行到19世纪中叶。哥伦布于1493年为西班牙侵占海地，1496年侵占多米尼加。151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塞维利亚设立“印度事务部”统辖美洲殖民事务。

1513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波亚从巴拿马海峡的北端穿过大陆到达海峡的南端，“发现”了太平洋，宣称太平洋中的一切岛屿都归西班牙“所有”。1514年西班牙占领了巴拿马和古巴，并以古巴为据点，从1517年开始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地发动占领攻势，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科泰斯从古巴入侵墨西哥，1521年8月攻下墨西哥城，至1524年，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各地均被西班牙占领，墨西哥城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中美洲的首府，科泰斯被任命为“总督”。

1531年西班牙殖民者毕萨罗侵入秘鲁，1533年灭掉秘鲁印加人的国家。1535年，西班牙殖民者阿尔马格罗从秘鲁入侵智利北部地区，1538年他征服了玻利维亚，1541年霸占了智利的沿海地带。

1535年，西班牙殖民者门多萨侵占了乌拉圭和巴拉圭。1536年西班牙殖民者奎沙达从马格达莱纳河口入侵哥伦比亚，1538年占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至1549年阿根廷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西班牙实现了它在美洲的殖民扩张。除了巴西被葡萄牙占领外，中美洲和南美洲全部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们把印第安人视为“食人生番”，到今天仍然在流行的“加勒比人”一词就是这个意思。15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分地”制和“监护”制，把侵占的大片土地分给西班牙贵族和强盗“开发者”，施与他们奴役当地印第安人的权力。1554年，西班牙颁布法令，把分地世袭化，从而印第安奴隶也被世袭化。西班牙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开矿、开发种植园，繁重的劳动把大批印第安人折磨致死。印第安人一旦反抗，西班牙殖民者就严酷镇压，处以火刑、犬裂或者活埋。据当时殖民者行政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6世纪上半叶，被西班牙殖民者屠杀的印第安人多达1200万，甚至是1500万。例如海地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入侵前有6万多，到1548年仅剩下500人；牙买加岛上原有印第安人30万，到1548年已经一人不剩。西班牙殖民者大肆掠夺中南美洲的黄金。16世纪末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贵金属有78％出自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

在西班牙侵占美洲的过程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手”作用。从1502年起，耶稣会士开始在美洲传教。他们把殖民主义制度“神圣”化。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经营，到1632年，耶稣会士在美洲建立起了7万多座天主教堂，向印第安人和黑人“宣示教化”，强迫他们入教，并把天主教定为西班牙属美洲各地的“国教”。教会不但在美洲建立起了自己的“归属地”，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且在美洲各地，它还经营矿山、种植园和各种作坊，放高利贷，并设立“审判异端法庭”，进行野蛮黑暗的宗教裁判活动。在中南美洲的早期开发中，天主教会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四）荷兰和英国、法国的海外殖民活动

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动之后，从16世纪末年开始，西欧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也先后开始了自己的早期海外殖民活动。

荷兰殖民者霍特曼在1595年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航行印度洋。1598年另一个荷兰殖民者范尼克从印度洋东航，到达爪哇岛和摩鹿加群岛，对这里开始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荷兰人把海外殖民活动“公司化”，成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进行殖民侵略活动的公司，荷兰政府积极支持这些公司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动，并赋予它们进行全球侵略和在海外抢占别国殖民地的特权。

从17世纪初年开始，荷兰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向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霸权挑战，1602年，荷兰殖民者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于1603年在爪哇建立起贸易据点。它在17世纪初年曾经两度侵占中国的澎湖列岛，1605年荷兰舰队在摩鹿加群岛打败葡萄牙舰队，随后在此地区取代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1619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上建立城市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1624年侵占中国台湾岛（1662年由郑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收复）。1656年至1658年，荷兰殖民者占领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岛。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在亚洲广大地区取代了葡萄牙的殖民势力。

1621年，荷兰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这个公司以军事实力打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逐步取代它们在美洲和非洲一些地方的殖民活动。荷兰的公司仍然以海盗式抢掠、贩卖奴隶为主要活动内容，它不久即控制了大西洋上欧美、欧非、非美之间的各条贸易航线。它在西印度群岛打败西班牙，夺取了那里的一些岛屿；1622年占领北美东岸哈德逊河口一带地方，把那里命名为“新荷兰”；将哈德逊河口的贸易市镇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日的纽约城最早的历史起源）。1623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得了巴西；1648年，它在南非的开普敦赶走了葡萄牙人，把这里变为殖民地，把好望角建成了它统治东方印度尼西亚的中间航站。

17世纪中叶是荷兰全球海上霸权的最盛时期。在此以后，它的殖民霸主地位逐步被英国和法国所取代。

当英国开始进行海外殖民侵略活动的时候，第一次全球殖民势力范围的瓜分已经基本完成，就剩下了北美还有待“开发”。因而，英国最早在海外进行殖民活动的事件，是1584年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1588年，英国成立“几内亚公司”，专营从非洲向美洲贩卖黑奴的勾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企图以此公司的殖民活动把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主要是葡萄牙和荷兰）的海外实力从印度洋和东亚排除出去。英国在部署这个海外“开发”战略时，把印度作为重点殖民目标。1609年英国在印度的西北部海岸城市苏拉特开设了第一个商业站点，1613年占领这个城市，然后把自己的殖民计划向印度内陆逐步实施。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伴随着野蛮的海盗行径。在16世纪的最后20年间，是英国海盗活动最为猖狂的时期。伊丽莎白女王任命著名的海盗霍金斯和德雷克为“海军将领”，鼓励他们在海外进行抢掠活动。有一次一船就从美洲抢来价值150万英镑的珍宝。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45年期间，海外掠得的财富分给政府的部分就有1200多万英镑。

法国国内在16世纪后半叶进行了32年胡格诺战争，战争结束后，17世纪初年开始向海外扩张。160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企图在非洲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分得殖民利益的一杯羹。法国殖民者以传教和贸易为名，入侵东南亚。其活动主要是以越南海岸为依托的北部湾西岸的中印半岛地区。同时，法国继英国之后，力图在西半球的“后开发区”——北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地领土开拓。为此，法国殖民者成立了“诺曼底商人公司”，在北美的圣劳伦斯河口地区修建了魁北克城，把魁北克地区据为己有。法国还从1644年起开始在南美的圭亚那进行殖民活动。17世纪，它还在非洲侵占了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

总之，从15世纪末起，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对以非洲西海岸、东南亚和中南美洲为重点的全球各地发动了野蛮的侵略。由于这些殖民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变化，海外殖民霸权的态势在200年间发生着明显的变化。16世纪瓜分世界的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而17世纪初，荷兰成为西欧国家进行海外殖民开拓的霸主。但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海外殖民地争夺战争。17世纪后半叶，荷兰在同英国的三次海外殖民战争中失去了大片领地，英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开始建立“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可以看出，从15世纪新航路开通和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欧历史的发展就同它的海外侵略和殖民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文明史”已经打破了地理上的“西欧”界限，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张。

8 彼特拉克像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最早发生在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中心区域。这里最大的城市——罗马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基督教教皇的宫廷所在地。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在罗马周围（主要是在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兴起，在三百多年的时间中，这里出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为西欧文明书写了绚丽的篇章。同时，它以其光灿杰出的文化成就，影响了西欧各国，使西欧各地、各民族都追随其后，或早或晚地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这运动推动了整个西欧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前后300多年时间中，实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成了社会体制的根本重构，掀起了全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转型，使得西欧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欧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其卓越丰硕的文化成就是值得西欧人民和全球人类永远珍怀和景仰的。

那么，西欧的文艺复兴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地方呢？

根据文化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从文化史的渊源来看，意大利具有古罗马遗留下来的古典文化传统。意大利的古典文化传统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人有一种强大的思想信念，他们把自己看成古代罗马人的后裔，虽然在实际上他们的血统中除了罗马人的传承之外，很大部分都有伦巴底人、拜占庭人、撒拉逊人和诺曼人的因素。但是意大利人从文化上愿意把自己作为罗马人的“正统”后裔。而且，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学校中，一直保持着古罗马的教育制度。因此，意大利的世俗文化比其他拉丁基督教国家更为浓烈。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大学主要是学习法律和医学，大学是世俗的。除了罗马大学外，只有少数意大利大学同宗教有联系。

第二，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使得经济的富裕和古代文化的本土回归成为可能。

在中世纪晚期的许多年代中，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比萨实际上控制着地中海的贸易。而佛罗伦萨、波伦那、皮亚琴察和伦巴底平原地区的其他城市的商人，是南欧同北欧贸易的主要中间商。意大利的商业城市都是东方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到14世纪，它们正是由于和亚洲以及非洲的贸易，才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在贸易的带动下，意大利受东方文化特别是拜占庭文化和撒拉逊文化的影响很大。通过这两种文化，意大利人是间接地知道远东文化最早的西欧人。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通过意大利人与东方的贸易传入欧洲的。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宗教统治岁月后，在欧洲本土早已遗留很少，而古代的经典书籍却在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得到了一定的保存。通过意大利人同东方的贸易，这些古代经典书籍、手稿首先回到了欧洲本土的意大利。意大利人是最早见到并注意这些古典文化的内容的欧洲人。

第三，商业摧毁封建经济制度，使城市兴起，为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意大利的商业发展给原来生活在贵族采邑中的佃农和农奴，提供了离开土地而获得新工作的机会，使得欧洲中世纪自给自足的采邑制度首先在意大利开始衰落。同时，商业城市在商业发达的地区不断兴起。城市的发展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封建贵族的权力逐渐落入市民阶级的手里。而意大利城市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劳民伤财和屡次失败，使得教皇的权威和声望大大降低，因而教会对人们的控制权力大大减弱。这使得一些意大利城市垄断了地中海上的贸易成为可能。城市成为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最显著的标志。城市的成长不但使得手工工场的发展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条件，而且使得新的市民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得到了合适的环境。

第四，中世纪晚期的罗马教廷和意大利的一些特别富裕的大商人，都有对文化事业的爱好，他们附庸风雅，乐于充当“文化赞助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文艺复兴文化在一些大城市中得以蓬勃发展。中世纪晚期，教廷首脑和各级教会机构的头面人物，都逐步背弃了中世纪正统的“禁欲”和“苦行”传统，而普遍对世俗事物发生了浓厚兴趣。在追求物质生活奢华的同时，教会也积极鼓励以世俗的方式发展宗教文化。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朱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他们都是教会中反对中世纪教条和教规传统的人。例如尼古拉五世让洛伦佐韦拉做他的秘书，而此人是很有名的反禁欲主义者。在商业城市中，世俗的文化赞助人大多数都是富有的商人，例如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米兰的斯福尔札家族等等。他们拿出大量的钱财收集艺术作品，聘请著名的艺术人才进入他们的府第，充当他们家族的艺术家。这也就推动和鼓励社会上艺术人才的产生。

第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产生于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形势一直是动荡的。意大利被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1254年康拉德四世死后，皇位空了19年，而他的几个继承人又都十分软弱，一直不能使意大利归于统一。教皇也丧失了作为意大利半岛政治领袖的权力。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冲突结果，是1308年罗马教廷被迁到了法国的阿维农，教廷屈从法国国王达70年之久。虽然1378年新的教皇终于重新在罗马加冕，但教会的权威已经衰落。意大利分裂为十几个小国，各行其是。教皇对世俗国家与城市的控制力已大为减弱。世俗国家间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内乱，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倒相对地保持自己的局部和平。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思想钳制有所放松，而有利于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意义的国家制度开始在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兴起。这些城市国家否认国家为宗教的目的而存在，而强调国家的世俗性质。世俗国家强调公民的责任，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关心公共福利，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促进它自身的利益。虽然这些城市国家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它们内部，都程度不同地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着一定的条件。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得意大利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二、新文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新文学的出现。

虽然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意大利文学中就已经存在着后来的人文主义的某些因素和征兆，但是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才在意大利文学中突现出来，后来在15世纪和16世纪又有发展。

14世纪初年出生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种新文学思潮的最初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也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是佛罗伦萨人。其父是当地的一个公证人，曾经和但丁同时被流放过。彼得拉克早年曾经在法国普罗旺斯居住，从1316年起，彼特拉克先后进入法国蒙特波利大学和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学习法律。10年后，由于父亲去世，他放弃学业回到阿维农，在这个当时教皇的驻地当上了一名教士。但是，他十分爱好古典文化，经常收集和研读古希腊罗马古籍抄本，并曾为收集古籍而在法国、佛兰德尔和莱茵河流域等地漫游。他十分喜欢古罗马大作家的著作，他把西塞罗和维吉尔称做古代文学的“两只眼睛”。1341年，他因杰出的诗歌创作，获得“加冕诗人”的桂冠。彼得拉克在政治上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1347年罗马发生市民起义，他曾经写信给起义领导人表示热情支持。1374年彼特拉克在意大利帕多瓦附近的一个小镇去世。

彼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在他所处的时代，第一个把思想和眼光投向“人”。在此之前，人们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思想和眼光永远是投向神的。彼特拉克写道：“根之力量，草之汁液，花之美丽多彩，声、色、嗅、味在对立中组成之和谐，天上地下和大海中众多的生命之物……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服务于人。”[1]在当时神的观念和为神生活的观念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彼特拉克强调人和人间生活的重要性。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先要关心凡间的事情。”

据史家记载，彼特拉克的人格气质十分接近中世纪，他还深信基督教能够使人们的灵魂得救。他也迷恋于僧侣式的苦行主义。然而，他虽然也用教会官方通用的拉丁文作为自己的书写语言，但他主要用被但丁选为意大利文学语言基础的托斯卡纳方言写作。他用拉丁文写作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年），此诗的内容是记叙古罗马将领在战争中英勇打败汉尼拔的故事，歌颂了古罗马人的智慧和英雄气概。他还用拉丁语写过一部名为《秘密》的著作，该书是对话集，他虚拟自己与奥古斯丁进行了三天的交谈，讨论宗教与世俗、生与死、幸福以及爱情等等问题。这部著作表达了彼特拉克对人世生活的探索和思考，他细致地揭示了人的感情和人的思想矛盾，反映出人在宗教禁欲主义道德束缚下的痛苦。

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写作了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歌集》。

《歌集》是彼特拉克写给他心爱的恋人劳拉的十四行诗。该诗在形式上具有13世纪行吟诗人所写的骑士爱情诗的某些传统色彩。但是，它克服了中世纪诗歌的抽象性和隐晦寓意，大胆地讴歌爱情、讴歌人间的世俗生活和美好的大自然，表现了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诗中把爱情和世俗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把生活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把书写人的内心活动过程和爱情的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其艺术成就远超过中世纪的诗人。同时，彼特拉克重视视觉的审美体验，他既擅长表现他所爱之人的精神品质之美，也特别擅长表现她的身体外形之美。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特色。收入彼特拉克《歌集》中的诗还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他对腐败的教会及其掌权人物的贪婪和残暴的揭露和鞭笞。然而，他的诗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精神矛盾：一方面，他热爱世俗生活和美好的大自然，积极追求人间的爱情幸福，重视个人的情感和荣誉，热爱祖国和民族，尤其他突出了世俗爱情的价值和个人幸福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和禁欲主义。这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的普遍的不成熟的思想状况。

彼特拉克的《歌集》是当时正在处于形成初期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学的早期作品。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为资产阶级抒情诗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是西欧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是十四行诗的高峰。

（二）伟大的人文主义文学家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富商的私生子。他年轻时随父亲居住在那不勒斯，跟父亲做生意。后来父亲把他送到那不勒斯的一个大银行的分行中当学徒，希望他以后能子承父业。但是青年薄伽丘的兴趣在于古典作品，西塞罗、维吉尔和奥维德的著作被他经常拿在手中。同时，由于他经常参加那不勒斯宫廷中的社交活动，他结交了这个城市中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并开始钻研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几乎日日手不释卷地阅读这些典籍，加之那不勒斯有撒拉逊文化的影响和行吟诗人的文学传统，在这种环境中，他形成了高雅的文学气质。他热爱诗歌胜过他做借贷事务和计算利息的本职工作。而且，他爱上了那不勒斯的一位美丽女人。他在这里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在那不勒斯城邦的政治斗争中，薄伽丘是共和政治的拥护者，他鄙视贵族的专制行为，但他又看不起人民群众。他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1340年，薄伽丘回到佛罗伦萨，他参加了共和政府的财政和外交工作，曾经作为共和政府的代表出使其他城邦。1350年，薄伽丘同彼特拉克见面，对古代典籍文献的热爱，使得他同彼特拉克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俩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薄伽丘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有深厚的功力，他的拉丁文作品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他是当时第一位通晓古希腊语文的人文主义者。

在其生活的早期，薄伽丘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爱情为题材。他的长篇小说《菲罗哥罗》被誉为欧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书叙述了一个基督教姑娘同两个异教徒青年之间的缠绵爱情故事。他的长诗《爱萨依德》写两个骑士和一位美女的爱情。而长诗《爱情的幻影》则描写诗人在梦幻中与古代爱情人物相见的故事。薄伽丘还写有一部小说《菲索拉的女神》，由于对人物心理有细致的描写和探索，被称为欧洲第一部“心理小说”。

在薄伽丘写作的许多歌颂爱情胜利和爱情痛苦的诗歌和传奇中，最享有盛名的著作是他的散文故事集《十日谈》。这是他在经过一场战乱于1348年回到佛罗伦萨以后，在5年间写成的。《十日谈》包括100篇故事。全书的基本框架是：10个青年人为了躲避城市里流行的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别墅中赋闲，这7个年轻女子和3个男青年互相讲述故事。通过这个框架，薄伽丘把100个故事巧妙地连接为一个系列。由于讲故事的时间一共是10天，故名《十日谈》。这100个故事中，虽然有薄伽丘自己构思的，但大多数均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作品中的传说，以及从东方传入的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等。薄伽丘把这些故事完全本土化和世俗化了，主要用来反映意大利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现实场景。作者以其深厚的现实生活功底，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中的人物形象，涉及到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以，通过这部书，人们可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有一个开阔的了解。

《十日谈》的主题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激烈批判，对美好的新生活的向往。这新生活就是美好的现实世俗生活，它虽然有精神和物质的两个方面，但物质方面的意义似乎更为重要。生活的意义就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这是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用来反对中世纪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宗法统治的价值观念，是用人的生活自然需求来反神权、反封建的社会生活态度。

薄伽丘的这部作品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着力揭露和讽刺教会神职人员和封建贵族思想腐朽和道德败坏，揭露并鞭笞教士、僧侣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他热情歌颂和称赞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人们的聪明、机智和勇敢，赞赏市民男女青年大胆而真诚地追求爱情的生活态度。薄伽丘在书中以粗犷的笔调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公开主张男女情欲是合法的人性，因而对人的情欲放纵进行了大胆的（甚至过分夸张的）描写，当然也进行某些道德说教。他以此对中世纪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进行强烈抗议和抨击。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写作。因而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由和民主思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粗浅表达。

《十日谈》突破了中古时期短篇故事文学的写作手法，它不仅叙述故事，而且擅长于对生活进行概括，对人物进行塑造，还十分注重刻画人物心理和描绘自然景象。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写作技巧，把许多小故事镶嵌在一个大的生活框架内，讲述得有条有理。薄伽丘还是一位善于进行讽刺写作的能手。他运用讽刺的手法对教士和贵族的贪婪和愚蠢进行揭露和抨击，十分巧妙，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

《十日谈》是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的散文。它笔法凝炼，语言丰富生动，且善于使用对比。它奠定了意大利近代散文写作的基础，正如但丁的《神曲》为意大利的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一样。

《十日谈》于1469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它很快就被西欧各国翻译成本国文字，对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从文学领域来说，它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短篇小说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源。在薄伽丘这部著作的影响下，意大利人写作短篇小说成风，这些作品所叙述的新故事，都从不同视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面貌。

薄伽丘于1375年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一个小镇去世。这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阶段——文学阶段的结束。

（三）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学

从薄伽丘去世以后的几乎100年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是对拉丁古文的热衷和崇拜。到15世纪中叶以后，虽然也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抒情作品，但从内容的意义和文字形式来说，都没有超过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创新工作已经转移到艺术和科学方面。同时，在文学方面，由于社会普通大众中新思想的觉醒，民间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人文主义的民间文学在15世纪末达到了发展的高潮。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的作品，就是这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新民间文学的代表作。阿里奥斯托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主要作品是著名的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年）。

这是一部与意大利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和历史故事有关的情节复杂的长诗，它有三个相互交错的情节线索：第一条是爱情的线索，即奥尔兰多（罗兰）和安杰丽嘉的爱情故事；第二条是政治线索，即查理大帝和他的骑士们讨伐回教徒的战争；第三条也是一条爱情线索，即鲁杰罗和勃拉达曼提的爱情故事。作者围绕上述三条线索，使各种故事穿插交错，把叙事、抒情和对田园风光的描绘配合展现，使悲剧的因素和喜剧的因素巧妙结合，让严肃的风格和诙谐的风格相映互衬。通过这些手法，全诗不但塑造了传统的英雄和美人的形象，而且还塑造了形形色色、神通广大的魔术师、仙人和妖精。在如此丰富的内容中，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故事是全书的主线。罗兰一心一意地爱上了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而走遍天涯，但是他的寻找结果是他得知了安杰丽嘉已经和梅多罗结婚的消息。这消息使得罗兰从气愤发展到了疯狂。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深入地刻画和描写了罗兰在疯狂后的绝望和各种丰富的情感心理，使全诗达到了抒情的高潮。这部作品因此而被命名为《疯狂的奥尔兰多》。

这部叙事诗的特色在于，它的题材虽然继承了许多来源于民间的传说，但是它摆脱了中世纪作品对骑士进行歌颂的传统风格，而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采取了嘲笑和讽刺的态度；诗中主要突出了对世俗爱情、友谊、勇敢、忠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歌颂和明确肯定，也表现了对和平和国家的政治统一的向往。全诗处处洋溢着对大自然、人体美和艺术美的热爱；诗中还表达了作者对中世纪式的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批判，表达了对割据各地的意大利专制独裁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谴责。该诗的语言生动鲜明，音韵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写作风格上看，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都是一部充满人文主义新思想的作品。它以对世俗的人的情感和生活要求的歌颂作为主题。这部诗的伟大思想成就和文学成就，使得它对西欧近代叙事诗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16世纪晚期，意大利文学史上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托夸多·塔索（1544—1594年）。他曾经是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后因精神失常被监禁7年多。塔索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对于世俗的爱情、自然之美和感官快乐的追求十分强烈。但是，16世纪当时的社会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仍然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为了反对西欧大陆普遍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对人的思想控制和宗教信仰的宣传和说教，加强了宗教裁判所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要求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塔索的心里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世俗激情的强烈的矛盾。他的著名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年）就是在心情如此矛盾的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叙述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在布留尼的统帅下，十字军的将士们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经过千难万险，最后战胜了回教徒，攻克了神圣之城耶路撒冷。塔索之所以以歌颂的态度对此进行描述，是因为当时土耳其以其强大实力垄断了东方贸易，并对意大利本身形成了明显的威胁。塔索力图通过这样的歌颂，召唤一种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起来同土耳其的扩张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塔索主观上想通过对基督教与异教的文化冲突，来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力量的伟大。但是，通过对塔索的这部诗进行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塔索的叙述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歌颂异教、歌颂世俗生活的作用。例如书中的许多故事表达了世俗爱情力量的无限伟大，它甚至于可以战胜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当为基督教的信仰而战的战士里那尔多迷恋于魔女阿尔米达时，他显然忘记了自己的信仰身份和战斗责任。塔索主观上要表现的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信仰力量，实际上是教会强加给世俗人们的，它并不能使人信服；相反，塔索对于非基督教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十分自然和生动，在客观上张扬了世俗的力量，展示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美好。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在文学上所出现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后成就。

三、14世纪和15世纪的绘画艺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在文学之外更令人瞩目的就是让后人赞叹不绝的艺术。这是一个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前后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一批以自己的艺术作品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主要是一批绘画大师，同时也有雕塑家和建筑艺术家。由他们所创作的大量优秀艺术作品，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隽永长存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时期，艺术和文学一样，都是为宗教服务的。为宣扬宗教理想的神圣彼岸性，艺术作品充满了蒙昧、神秘和禁欲的气氛。宗教艺术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普遍是呆板、偶像化、丑陋怪诞、虚幻和不合情理的夸张等等。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后，由于思想的转变，世俗的人和人的各种表现、情感，以及人周围的具体的现实自然界，不但逐步成为文学叙述的对象，而且也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充满了“描绘人和自然”的热情和创造性的现实风格。

（一）欧洲绘画之父焦托

早在13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有一位使得绘画艺术走向世俗化的大师，他的名字叫作奇马布埃（1240—1300年）。他的作品虽然仍和中世纪传统的艺术一样，大量取材于宗教人物和故事，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去了神圣的宗教色彩，人物的形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激情，故事的场景中也表现了美好的自然事物。奇马布埃的作品表明，他是处于从中世纪神圣观念支配的宗教绘画向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主导的艺术过渡中的艺术家。

第一位在作品中明确地表达人文主义思想的意大利绘画艺术家，就是奇马布埃的弟子焦托（1266［67？］—1337年）。艺术史家普遍认为，从焦托开始，西欧的绘画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焦托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种子”和“欧洲绘画之父”，是近代欧洲艺术的奠基人。他的艺术作品虽然仍旧带有中世纪风格影响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已经注重绘画表现人间情感，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然的现实感和人情味，可以说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在他笔下净成了人间故事和凡人。由于他的作品画实际上是充当宗教故事角色的人，因而，作品能十分感人。他表现悲哀的作品可以使人辛酸；他表现快乐的作品则使人激动欢腾。在绘画技法方面，焦托坚持以人间生活为模本的写实风格，同时，他善于运用光的明暗，在平面上创造深度空间。在1305年至1308年的三年时间中，焦托给帕多瓦地方的阿里纳礼拜堂绘制了36幅《圣经传奇故事》的连环壁画。画的题材虽然都与宗教有关，但他笔下的神圣人物，包括圣母、圣子和神圣家族等等，每个人物的表情都是世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生动。《哀悼基督》是最出名的画幅。中世纪有许多人曾以此题材作画，但是没有任何一幅能像焦托的这幅画，把悲剧气氛渲染得如此浓烈。在这幅画中，悲痛的圣母怀抱着被害儿子耶稣的头，深情地端详着他已经紧闭的眼睛，许多圣徒环绕在四周，他们把目光都投向这生离死别的母子，以各不相同的姿态表达他们对耶稣被害的悲哀。焦托以这些圣徒的不同姿态，把人间的种种悲痛描绘得淋漓尽致。焦托的另外一幅画《犹大之吻》也是以《圣经》为题材。画中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处在危机来临时刻的耶稣和出卖他的犹大的迥然不同的心态。他们的眉、眼和嘴，以及脸上的肌肉，都充满了典型的人间表情。这表情脱却了中世纪神学式描绘的简单罗列、枯燥和呆板，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人类生活中生动逼真的善恶反差对照。耶稣的坦荡、严肃、镇静和庄重，犹大的心怀鬼胎、虚伪做作和奸佞胆怯，被焦托以反差的对照方式，表现得入骨三分。人世生活的图景和人类普遍追求的道德理想，就这样被焦托藉宗教故事而艺术化地表现出来。焦托的名画还有《约清与牧人》、《圣方济向众鸟布道》和《金门相会》等。这些画也都是取材于基督教的宗教传说。但它们把人与人的感情、人与动物的感情，以及人与大自然的感情，都描绘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体现了人文精神。

（二）新时代画风的创始人马萨乔

焦托在14世纪上半叶去世，64年后，在佛罗伦萨诞生了一位15世纪的人文主义新艺术的天才——马萨乔（1401—1428年）。马萨乔是一位名叫马佐·狄·焦日尼的画家的外号，“马萨乔”的意大利语含义是“不拘小节的人”。这位不拘小节的人在贫苦的童年时期十分刻苦好学。他16岁时只身从外乡来到佛罗伦萨，师从画家马佐利诺学画。但是，老师的严格模仿前人的工作方式并不能满足马萨乔的开拓进取的要求。他大胆地冲破束缚，在继承文艺复兴早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对诸如透视技法、解剖原理和光线明暗的运用等，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在26岁时，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教堂内的布兰卡齐小教堂创作的一组壁画，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名作。其中《纳税钱》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两幅，尤为人们所称道。《纳税钱》一画取材于《圣经》中耶稣和门徒进伽百农城门前，向守门的罗马税务官缴纳税金的故事。画中以对三个相互联系的情节的生动描绘，表现了耶稣的大度，奇迹的恩惠和从容处事的暗示。所画耶稣制止发怒门徒彼得欲打税官、彼得到水池中从鱼嘴中掏钱、彼得向税官缴税等三个小故事，通过对光线的运用，对人物和景物的明暗处理，层次感的设置，把故事表现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以人所共知的“偷吃禁果”的故事为题材的。马萨乔没有描绘偷吃禁果的欢乐，而是选取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被愤怒的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情节，以这两个人物的裸体形象，强调了人物“在世”的现实性，突出了浓厚的世俗现实气氛。马萨乔的这幅名画的意义在于：第一，他以形体解剖学为基础，表现出现实人物形象，大胆地打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绘画风格的束缚，突出了人的自然形体的健康和美好；第二，更重要的是，马萨乔着力于人物痛苦表情的细致刻画，描绘亚当以手掩面的羞耻不安和夏娃哭泣着向前上方茫然张望的姿态，准确地揭示了被世俗化了的人本身既有痛苦又有对欢乐的期望的复杂“在世”心理。在文艺复兴艺术中，这是对人的在世生活之复杂性的第一次集中表露。马萨乔不仅是壁画大师，还有木版画的佳作。他为比萨城一个教堂的祭坛所创作的《圣母登宝座》，也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风格。在这幅画中，他把神圣人物都生活化了：目光慈祥的圣母似乎就是一位人间母亲；中世纪神秘的圣子形象，在马萨乔的这幅画中，变成了偎依在母亲身边的可爱小孩，他无忧无虑，有滋有味地吃着鲜美的葡萄；而那些在过去的圣母画中只是对圣母下跪膜拜的天使，在这里的画面中，也具有了人间世俗的“生活者”的禀赋，他们正在悠悠弹琴，拨动的琴弦好似在为生活和温馨的母子之爱而歌唱。加之这幅画运用了马萨乔拿手的光线衬托画法，整个画面显得就像是一幅幽静而甜美的人伦生活图景。正当年轻的马萨乔才华横溢的时候，他因遭到嫉妒而在罗马突然被人暗杀，时年仅27岁。他短暂的一生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留下了一条艺术真理：模仿自然和追随自然而创新。

（三）艺术美的使者波提切利

到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思潮已经成熟的年代，佛罗伦萨出现了又一位伟大的画家波提切利（1446—1510年）。波提切利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皮匠。他曾经在首饰店作银匠手艺的学徒，但热爱绘画。由于学习绘画十分努力，他初期的作品很快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得到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梅第奇赏识后，他年方28岁，就于1474年进入梅第奇的宫廷，和经常出入宫廷的众多诗人、学者接触与交往，于是他不但熟悉了但丁、彼特拉克以来的新思想，而且对古代思想和艺术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有所理解，陶冶了他高尚的人文主义情操，这使他得以在作品中凝聚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他很快就成为宫廷的著名画师。但当时佛罗伦萨的政治形势动荡，也颇影响他的艺术创作情绪，作品中往往表露出他对和平和安宁的世俗生活的向往。从艺术风格来看，波提切利并未沿袭马萨乔的传统，而是独辟蹊径，对中世纪传统的哥特风格和平面创作技巧进行了刻意创新。他以修长的艺术形象、优美的线条和雅致的平面布局，开创了一代新画风。这种风格同他擅长表现哀愁和伤感情绪相结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别致而深远的艺术价值。波提切利最著名的画是《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与马萨乔不同，波提切利的名画绝大部分均取材于古希腊神话，而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故事。

《春》的创意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波利齐亚诺对古希腊美丽女神维纳斯的长篇颂诗。波提切利以他的高超创意和绘画技巧，把那首诗的意境如此描绘了出来：郁郁葱葱的橘树林，繁盛的金黄橘果，这背景的明暗色彩对比，就已经使画面具有一种清新沁人的审美吸引力；在画面中央稍后位置，维纳斯以一个美丽的姿态伫立着，她好像是在向人们宣示春天来临的好消息，同时也在祝福人们享受如此美好的明媚春光；画面右边是法力强大的风神，在一棵被刮斜了的树后，用力把嘴衔鲜花的春天之神向画面中间推出；而在春神之前，身着花簇锦绣轻纱的花神，迈着轻盈的步伐，已经在把色彩绚丽的花瓣撒向大地；在画面的稍左边，身材修长而美丽的美惠三女神身着薄纱，在草地上翩翩起舞，她们自由地尽情舒展着自己美丽的身体，又好像在相互倾诉着什么；她们微微感伤的愁容，似乎告诉人们，在如此美好的春天，她们的内心还有着些微莫名的缺憾；而自由飞翔在维纳斯头顶上的小爱神天使，好像最明白她们的心事，他蒙上眼睛也知道把爱情之箭射向她们，好使她们的青春更加充实；在她们的左边，消息神墨丘利使者正在用法杖拨开天空还未完全退去的冬云，向画面外无限扩展着的广大世界空间传播着春天和爱情的好消息：春天和爱情同时来到人间，万物复苏，青春美好，万象更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啊！波提切利画给人们的是一幅春天的自然美景，但更确切地说，他画给人们的是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人文复苏的春天，如此美好的大自然和如此美好的人间爱情，多么值得热切向往和衷心赞颂啊！这幅画所独具的鲜明线条和轮廓，它轻度呈现的明暗光亮对比，使得整个画幅显得清新鲜丽而和谐恬静。它以隽永的审美价值教化着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热爱生活和爱情的人文气质。

画于1486年的《维纳斯的诞生》是波提切利的另外一幅著名作品。它的题材与《春》的题材来源文本相似。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维纳斯，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千百年中，一直被人们以口头或者文字的方式表述着，“弥罗斯的维纳斯”雕像尚未被发现。在文艺复兴时代，波提切利以他的绘画作品，第一次把艺术形象赋予维纳斯。这是西欧艺术史上第一次以裸体的形式描绘古代神话人物的作品，具有大胆开拓创新的解放意义。波提切利运用文艺复兴早期的写实画法，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他着重以优美的线条和柔和的人体姿态，来表现美的形象。画中的维纳斯身材修长，以微具“S”型的典雅方式，站立在古代绘画中经常出现的贝壳上。她体态丰盈而略显娇弱，皮肤洁白，金发飘逸，表情庄重而和善，眼神中似乎含有一丝感伤的迷茫。画的左边，展翅翱翔在天空的男女风神，鼓起轻轻的微风，吹拂着天空中正在散落的玫瑰花雨，把维纳斯从浩瀚而微波粼粼的大海中送到岸边来。维纳斯的身体中心稍微前倾，具有一种柔美的动感。在画的右边，迎候在陆地上的山林女神张开早就准备好的美丽花斗篷，要将它披在刚刚从洁净的海水中脱颖而出的美丽女神的胴体上。这幅画具有“美丽来到人世”的诗一般的抒情意境。波提切利所创造的这一维纳斯形象，成为西欧艺术史上美神的妩媚典型。维纳斯作为美的形象代表始见于文化话语之中。

波提切利还是一位“圣母画家”。他以圣母为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幅。例如《庄严圣母》、《宝座上的圣母》、《拿着石榴的圣母》等等。这些被画家世俗化了的圣母，各个都是善良、慈悲和充满养育美德的形象。它们以艺术的方式，给当时的人间生活增加了世俗伦理道德的关怀，画家所强调的这种人文关怀，表明了当时社会情感的普遍变化情况：处于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型期的人们，正在以他们新发现的社会本身就具有的交往情感来代替外在的、由教会以神秘方式所宣示的宗教情感，但是表达新社会情感的题材与外在形式在这时还是“宗教的”。

如果谈到佛罗伦萨政局和现实事件对波提切利艺术创作的影响，就应该重视他的作品《诽谤》的意义。这幅属于波提切利较晚时期的作品，构思十分别致：他以具有古罗马特色的建筑物为背景，画面左边的裸体女神是真理的象征，而她旁边的黑衣老妇则代表邪恶。画面中央被一组象征各种谗言的人物群像所占据，讥讽虚伪、谎言、诽谤和欺诈等等丑行正在泛滥，肆意伤害着善良的人。那位倒在地上的无辜者，就是他们施展恶行的对象。而占据画面右边的是一位法官，他被这些进谗言者所包围，由于滥听谗言，他的耳朵已经变成了长长的驴耳，人世间的真理他怎么能够听得进呢？于是，法律丧失了应有的公正，社会生活变得佞妄当道，正义难行。这幅画以强烈的讽喻形式，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激烈的社会斗争形势。

四、绘画艺术三大师（上）

至15世纪末和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威尼斯和罗马等城市。此时，文艺复兴的早期中心佛罗伦萨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逐渐衰落，但是，这里数百年的艺术传统不衰，孕育了在西欧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位艺术大师。他们是达·芬奇、米凯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以自己的伟大创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来西欧艺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极大影响。

（一）达·芬奇的人生道路

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第一位艺术大师是达·芬奇（1452—1519年）。

达·芬奇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他是作公证人的父亲与一位酒馆女侍的非婚生子，从小在继母和祖父母的照料中长大。后来他家迁入佛罗伦萨城居住。由于14岁的达·芬奇就表现出了超常的绘画艺术才能，他的父亲把他送到画家维罗基奥的绘画作坊当学徒。他在这里很快就对与绘画有关的自然科学实验大感兴趣。在他绘画知识不断长进的同时，他培养了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实验的热爱和执著。在20岁时，他就被权威的佛罗伦萨画家行会破例吸收为会员。这个行会的成员都是佛罗伦萨有名的绘画艺术家。达·芬奇的卓越才能得到了老师的赏识。老师邀他一起合作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后代的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普遍认为，这幅画中达·芬奇所画的小天使，在绘画技法上已经超过了老师所画的基督。经过6年的学徒期后，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开办了独立的绘画工作室，但是他的才华并没有被人们认识。为寻求事业的发展，达·芬奇在30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去米兰，在米兰公爵的宫廷绘画，从1482年起在米兰工作了18年。他首先创作了一幅大型木版油画《三王朝圣图》，但没有完成。他于1485年又创作了木版油画《岩间圣母》。1495年至1498年他为米兰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修道院创作了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在旅居米兰期间，达·芬奇除创作了艺术上的传世之作外，他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在1500年，他返回佛罗伦萨。在这一段故乡生活期间，他创作了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6年后他再去米兰又居住了7年，1513年又经过佛罗伦萨辗转到罗马。此时正是拉斐尔和米凯朗基罗的绘画艺术在罗马当红时期，达·芬奇受到冷落的待遇，于是年已64岁的他应法国国王的邀请，于1516年到巴黎，成为宫廷的首席画师。国王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待遇，但是封闭而缺乏社会活力的宫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达·芬奇的艺术灵感。他在那里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只留下了一幅素描自画像。67岁时他在法国去世。

达·芬奇多才多艺，既是绘画艺术大师，又是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机械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创新能力的天才。在艺术领域，他既是伟大的绘画艺术家，又是现实主义绘画理论的伟大奠基人。

（二）达·芬奇的艺术思想

达·芬奇是具有很强的人文禀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之所以能画出惊世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很高的思想理论素养。他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代表之一。他推崇人道和科学知识，热爱古典艺术。他认为，人是最神圣的东西，人体是自然物体中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他把艺术的根本功能确定为表现人、赞美人的美和人的思想情感。他说：“谁不尊重生命，谁就不配有生命。”这句话成为文艺复兴的名言。他十分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说：“理论是舰长，实践是士兵。”因而他十分重视进行理论研究。他还用了几年的工夫，专门研究鸟类和昆虫的飞行机制，设计了一个对于后来人类航空事业颇有启发意义的“飞行器”。他一生留下了八千多页科学研究手稿，还有大量的笔记、书摘、论文和画稿。他对知识与情感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爱是知识的产物；知道得少，爱也就少；知识愈深厚，爱就愈热烈。而知识来自大自然，因而，他把艺术研究同对自然的探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在研究中，他重视个人亲历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观察才能求实，而求实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这个思想贯穿于达·芬奇的一生。在他论艺术的思想手稿（被后人整理为一本《绘画论》的书）中，他提出了“镜子说”，认为艺术家的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也应该真实、毫不扭曲地反映自然真实、再现自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美的理想进行创造。由于他很下工夫研究人体解剖学（亲手解剖过30多具尸体）、透视法和光学，在继承前人理论和技法的基础上，他在艺术创作上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独特道路。他发展了前人的金字塔型的构图技法，创造出一种更能表现立体感的新方法；他巧妙地运用山水景物来衬托人物，讲究人物与背景的和谐与统一；他创造了表现人物周围具有空气质感空间的“薄雾法”；他在马萨乔的明暗画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可以渲染画面层次的“明暗转移法”；他注意应用色阶的变化，尤其是善于运用晕染来表现对象。所有这些，都是达·芬奇对西方绘画艺术的重大革新和突破。

（三）达·芬奇的著名作品

达·芬奇的作品有《持花圣母》、《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丽达与天鹅》、《安加利之战》和《圣母与圣安娜》等等。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取材于《圣经》的《岩间圣母》，是达·芬奇绘画创作成熟的标志。这幅画描绘了圣母带领圣子耶稣在约旦河边遇到施洗者约翰的情景。圣母居于画中央，画面左边是被画为幼儿的约翰，画面右边是被画为幼儿的耶稣和其身后的一位美丽天使。画中的情景是：圣母正把施洗者约翰介绍给耶稣，天使在旁帮助，耶稣给约翰以友好的回应。达·芬奇通过对四个人物的表情和他们之间的手指的相互对应关系的描绘，体现了一种沟通的和谐。该画在技法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对四个人手指的描绘十分细致，手指间形成的对人与人关系的表现，可以说独具匠心；其二是该画运用“薄雾法”来表现空气的质感，以及人物衣着的潮湿；其三是表现地上花草的绘画功夫，于细微处可见达·芬奇对自然的细致观察，而岩洞和岩石的大背景，由于明暗和色彩的运用，显得幽暗、空旷而神秘。整个画面洋溢着纯真、静穆、温柔、和谐的人文情调。

1495年，生活在米兰的达·芬奇接受了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修道院的邀请，为修道院的教堂餐厅绘制一幅大壁画，壁画的内容是《圣经》中的宗教故事“最后的晚餐”。故事的梗概是：在官府迫害和追捕耶稣的情况下，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获得悬赏的30块金币而向官府告密，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对犹大的卑鄙作为一清二楚。当天与12门徒共进晚餐时，耶稣向众门徒宣布：“你们中有人出卖了我。”当场引起大哗。到底是谁出卖了耶稣？耶稣和犹大都心里清楚，而众门徒惊恐不已。壁画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情景。达·芬奇接受了这个任务后，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在他之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有人以绘画的方式表现过同样的题材。怎样才能超越前人，创造新的艺术成就呢？这是第一个难题；一个画面要画13个人，如何才能不显得混乱？这是第二个难题；第三，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卑鄙的出卖，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如何让正义压倒邪恶，体现人类道德的崇高？这又是一个难题。达·芬奇经过苦思冥想和精心设计，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画面上把13个人物一字排开，他们的面前是一张长条大餐桌。耶稣居于画面的中央位置，他的12门徒分列两边。为了表现人的情感的丰富性而避免呆板，12门徒在画面上被划分为四组，每三个之间有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但12门徒都必须与居于中心的耶稣有一个共同的对应关系。达·芬奇对这种设计的具体表现是：众门徒听到耶稣宣告的坏消息之后，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表情各不相同。紧挨耶稣左边的三个人中，善良的约翰表现得十分丧气和十分痛苦；而约翰旁边的彼得则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右手紧握一把餐刀，好像马上就要去把叛徒杀死；彼得前面的犹大身体后仰，不自然地想远避老师的锐利目光，他的手中还紧握装着出卖老师所得来的30块金币的钱袋，在神情慌乱之中，臂肘不小心碰倒了餐桌上的盐钵。其他的门徒或咒骂，或表白，或询问，或探究；有的惊慌，有的怀疑，有的愤怒，有的失望。对这个突然事件作出的是形形色色的不同反应。画面上的这一片骚动气氛，恰好对耶稣表现出的自然而平静的心态是鲜明的反衬。达·芬奇还运用屋顶、侧墙和长桌的纵横线条的透视效果，使画面的视觉中心集中到耶稣的头上，在运用严格的透视法的平直几何框架中，表达了以耶稣形象为代表的思想主题永恒和稳固。这永恒和稳固在画面上方，覆盖着餐桌一线的骚动和混乱。加之画家在耶稣头和肩的后部还设计了一组明亮的窗户，使得耶稣的中心位置更为突出。画面以光亮区域来处理耶稣所代表的正义和崇高，而以反差中的黑暗区域来处理犹大所代表的卑鄙，以相对的昏暗区域来处理众门徒所表现的情绪骚动，很明显地突出了正义和崇高压倒邪恶的主题，把一个悲剧故事处理为一场对邪恶的强烈谴责和对正义与崇高的维护和赞颂。这幅画由于人文主义主题明确，技法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十分高超，故而在画成之后的五百多年至今，一直备受推崇，被视为举世无双的杰作。

达·芬奇的另外一幅杰作《蒙娜丽莎》是给佛罗伦萨一位贵妇人画的肖像画。为了画好这幅肖像，达·芬奇从1503年到1506年先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它。这幅画的创新之处在于如下几点：第一，在此之前，西欧的肖像画都是只画头部和胸部，但这幅画突破了这个定规，画了人物的双臂和双手，一直画到腰部，使头、颈、手、臂、身浑然一体，把人体表现得栩栩如生，使得肖像显得结实健康，给人以立体的美感。尤其对于人物的双手如此突出的表现，是西欧绘画史上的第一次。蒙娜丽莎的右手被艺术史家称为人类最美的一只手。手是人类活动的集中体现，达·芬奇对手的美感的揭示，表明他找到了表现人的生命力的新方法。第二，画中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匀称的解剖学的比例，画家从现实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以“写真”的“精确”方式，用这种比例表现了人物生命的真实的和谐。第三，画中把人物和作为背景的自然景色连贯为一，以起伏山峦和悠长河流的自然性质，表现人物心境的高远和思绪的深长，富有抒情诗的韵味；近处的阳台扶栏则又提醒人们，这并不是梦幻境地，而是真正现实的人生。第四，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眼神和嘴部的表情。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观众，似乎要倾诉什么，而又有难于倾诉之隐；它显得既渴望交流，又那么神秘莫测。蒙娜丽莎的嘴角的微笑是历代画评都必然要提到的表情。它似笑非笑，若隐若现，又略带哀愁，很难具有明确的意味。它可以被解释为或是微笑，或是沉思，或是发问，或是祝愿，或是体验，不一而足。这便形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审美解释空间。正因为画家在“凝固不变”的画布上，以线条和色彩显现了人类表情中“瞬间即逝”的某种东西，达到了审美表现中的暂时与永恒的对立与统一，正是这种表现技法，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无限”本质，因而具有高超而永恒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蒙娜丽莎》才成为艺术史上的永恒话题。

五、绘画艺术三大师（下）

（一）米凯朗基罗的绘画

比达·芬奇年幼23岁的米凯朗基罗（1475—156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又一位艺术天才。他也是佛罗伦萨人，也是一位多面手。他无疑属于文艺复兴的卓杰绘画艺术家之列，而他的雕刻艺术也尤为突出。我们在雕塑艺术一节中再重点介绍后者，在此先对他的绘画成就作一简要评介。

米凯朗基罗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两件作品。一件是1508年到1512年绘制的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另外一件是他在1536年至1541年为罗马西斯廷教堂绘制的祭坛后大壁画。

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以《圣经》中《创世纪》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配有先知圣像和耶稣祖先画像。该画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教堂的拱顶画。在这里，米凯朗基罗以“创世纪”题材为内容，形象地表现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过程和情景。根据《圣经》故事，这里画了九幅主体大画。它们分别表现《神分明暗》、《创造日月授福大地》、《授福海洋》、《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失伊甸园》、《诺亚祝祭》、《大洪水》和《诺亚醉酒》等创世纪的情节。这些画都分别独立成幅，同时又相互有故事上的前后联系，也可视为一个整体。所有九幅画中的人物，虽然从《圣经》故事的传统内容来说，他们都应该是神圣形象，但在米凯朗基罗笔下，他们个个都展现着人的禀赋和能力，洋溢着人的情感。他们的肌肉和体形充满了生命活力，个个表情热切而激动，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朴实的人间劳作，而不是什么神圣“奇迹”，很难从中看出宗教的神秘色彩。米凯朗基罗的这些画，充分表达了他的人文主义情怀。九幅画中最有气魄的是《创造亚当》。这幅画正好处于天顶的中心位置。画中的上帝是一位身披世俗的简易服装——猩红斗篷的刚强壮美的男子，他满脸的大胡子，以及他那被风鼓起的斗篷的潇洒飘逸，足以表明他是米凯朗基罗心中的世俗英雄，而不是神学传统中的神圣上帝。这“上帝”被一群自由飞翔的无翼天使簇拥着，他们共同构成人间创造活动的宏大场面，洋溢着一种英雄气势。这图景表明，画家在这里把神着意地人间化了。在画面上与此对应的位置，亚当的形象完全是一个肌肉丰满而暂时缺乏体能的世俗之人。他躺在地上，满脸求助的表情，他那似乎十分虚弱的手臂被膝盖顶托着，无力的手指伸向上帝，眼睛热切地盯着那位可以给自己以生命力量的强壮大汉，盼望着手指与手指之间接触时刻马上到来。与亚当相比，对应于他的上帝的手指是那么有力，这些手指肯定会立即把亚当拉起。米凯朗基罗在这里借《圣经》故事，表现的完全是人间社会的强者救助弱者的故事。世俗人文的寓意在这里十分清楚。米凯朗基罗笔下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强壮与虚弱的力量反差对比，实际上提供给观众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力”等级区分的审美感受。

天顶画的第二部分，是拱顶左右两侧立体三角形穹隆内的圣像画，画的是12位男女先知。他们或是哲人，或是沉思者，或是预言者，或是观察者，个个自然自在，表情丰富，形象逼真。通过这些形象，米凯朗基罗为观众展现了人类生活和个性复杂丰富的内容。为了使得这一部分的布局均衡，米凯朗基罗还在12位先知的旁边，画了20个青年男子的裸体形象，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分别与近旁的先知相呼应，分别给人以强壮、完美和善良的审美感受。天顶画的第三部分，是在拱顶与上述第二部分的交接部位画上的耶稣祖先的形象。这一部分的人物也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米凯朗基罗在上述500平方米的广阔空间中，共画了343个人物，并在人物之间都画上了装饰性的图案。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他一个人用了近四年半的时间完成的。他执著的创造精神累坏了他的身体，在这幅巨画完成时，37岁的他已经形如老人。他为世界贡献了艺术精品，他的作品和创造精神同是人类的文化珍宝。

1536年，61岁的米凯朗基罗接受了教皇的一个新任务，承担起为西斯廷小教堂创作祭坛后壁画的工作。他花了近六年的时间，在这200平方米的墙上，依据《圣经》中的“世界末日来临后的最终审判”的故事，绘制了形形色色的裸体和半裸体人物，表现了众多人物的大量丰富多姿的生动形态。这幅壁画被称为世界艺术史上的“人体百科全书”。在画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既非传统的慈善者，又非珠光宝气的权势人物，而被画家塑造为一个英俊的巨人。他面色沉着而坚定，举在头顶的右手好像马上就要挥下，宣告这最后审判就要开始。这个耶稣被米凯朗基罗赋予了人间绝对正义的符号意义。圣母玛利亚由于惊骇一贯仁慈的儿子此时必须担当铁面无情的审判者角色，她既有心支持这正义之举，又因这重大事件必然对邪恶进行残酷惩罚而为儿子担心，因而她心绪不宁地偎依在儿子的身后。耶稣的左边是一群在宗教史上为信仰而殉难的圣徒，他们以手中当年受迫害时被使用的刑具为证，要向耶稣诉苦喊冤，讨一个最终的千年公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圣徒巴托罗缪手拿的从自己身上被剥下的人皮上，米凯朗基罗画的是他自己的脸。可见画家力图把自己设计到这历史上的冤案行列中去，倾诉他在人世也受到不公待遇。在这幅画中，他将意大利历史上的众多著名人物画了进去，画家让那些有德行、主持正义的善良人物向天堂飞升；而让历史上那些邪恶、卑鄙和残害人民的人物，都在堕入地狱，其中包括向人民兜售“赎罪券”的贪婪教皇尼古拉三世。米凯朗基罗还把几个在他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迫害他、诽谤他的坏人，画进堕入地狱者之列。由此足见他的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十分强烈。《最后的审判》整个画面充满一种阴暗的恐怖气氛，这正是米凯朗基罗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复杂斗争形势的写照，以此表明画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揭露和控诉。这幅画借“最后的审判”的题材抑恶扬善，讨伐奸佞，歌颂德行和善良，伸张人间正义，而且画技高超，既具有深刻的道德警示价值，又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

（二）拉斐尔的绘画成就

在文艺复兴巨人达·芬奇第一次离开佛罗伦萨到米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米凯朗基罗8岁的那一年，在意大利中部东海岸安布里亚地方的乌尔比诺小公国，出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三位艺术大师，他就是拉斐尔（1483—1520年）。拉斐尔的父亲是依附于当地公爵的一位宫廷诗人和画家。在他的影响下，拉斐尔从小就受到人文主义文化和贵族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乌尔比诺这个地方的文艺复兴，并不像北部那样轰轰烈烈，在这里，新兴的资产者和地方贵族还处于相互依赖、彼此力量相当的社会态势中。因而，这里的文化思想具有一种“妥协”的气质。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妥协给艺术带来了兼容和综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形成了乌尔比诺的安布里亚画派。在这个画派的画坊中，作为学徒的拉斐尔逐渐把这种善于表达恬静、温柔和典雅的画风学到手，能娴熟地表现它。拉斐尔将它作为自己一生绘画的基础风格。由于思维敏捷和学习勤奋，拉斐尔在17岁时就获得了绘画“师傅”的称号，成为可以独立开业的画家。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当时文艺复兴的中心罗马，在这里为教皇朱利二世作画。他工作努力，性格温良平和，深受罗马艺术界的欢迎。他接受了为教廷装饰梵蒂冈签字大厅的任务后，经过苦思冥想，终于决定把表现欧洲学术传统作为这个大厅中的壁画的主题。他带领几名画师在这里画了四幅分别表现“神学”、“哲学”、“法学”以及“诗学”学术传统的学派和人物的壁画。其中表现哲学的壁画《雅典学园》，被人们公认为是最出色的。拉斐尔还在罗马创作了著名的《西斯廷圣母》。他的其他名作还有《伽拉特亚的凯旋》（描绘古希腊神话中水神伽拉特亚凯旋归来的场面，气氛热烈，充满动感）、《草地上的圣母》、《大公圣母》、《椅中圣母》以及肖像画《教皇利奥十世和两位主教》、《教皇朱利二世像》等。1520年，37岁的拉斐尔在罗马去世。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卓杰的思想和文化硕果。

拉斐尔是一位善于学习的艺术家。他从幼年时代起，就深得安布里亚画派的理念精义，把创新和普遍吸收的综合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一生中，他谦虚地从同时代的达·芬奇、米凯朗基罗以及其他画家那里孜孜不倦地吸收他们的艺术长处，因而他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风格和技法。与达·芬奇相比，拉斐尔并未执著于科学，但他也不乏尊崇自然和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在技巧方面，他吸收了达·芬奇表现细腻微妙景象的明暗转移法；与米凯朗基罗相比，拉斐尔并没有那么激昂地陶醉于理想和意志自由的浪漫，但他也不乏对“纯美”的追求。他还吸收了米凯朗基罗善于描绘健壮肌肉的绘画特色。应该说，在拉斐尔身上，比较合乎“中道”地综合了达·芬奇和米凯朗基罗二人各自的长处。后代艺术批评家普遍认为，拉斐尔所创作的艺术典型，都表现了现实美与理想美相结合的不同形式，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秀美”的独特风格。在艺术思想上，拉斐尔尊重15世纪艺术家对自然忠实摹写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艺术创作的基础。然而，拉斐尔又认为，艺术创造应该高于自然，艺术家应该通过对自然的大量摹写，在心中形成比现实之美更美的“美的理念”，即“理想美”。这理念一旦形成，便会指导艺术家的创作。他笔下的自然之美便可能成为理想美的艺术典型，更具审美价值。

作品《雅典学园》的画面以古希腊“雅典学派”的建筑物为背景空间。这是典型的古代建筑，高大的石柱，平直耸立的墙壁，线条规则的台阶和地面，给人以高雅、庄重和肃穆的气氛；画面正中的三道圆形拱门，显示着建筑物内部的广阔和深远，大理石的质料体现着坚固和庄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学术事业的意义。画面的建筑背景部分，占去整个构图的3/5上部空间，以几何线条的排列方式，充分渲染着画家的创作理念所要告示观众的意义，那就是学术的高雅和庄严。拉斐尔在画面下部其余2/5的空间里，把从古希腊以来的许多著名哲学家都画入其中，共有五十多位。画面正中央并排向观众走来的，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二人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气宇轩昂的白胡子长者柏拉图右手指天，似乎在解释着理念的奥秘；而满脸智慧的亚里士多德则左手指地，似乎在论述着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以他们二人为中心，周围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包括毕泰戈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欧几里得、第欧根尼、托勒密等等，他们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呼应着这二位圣哲，倾听着他们的辩论，或者三五成堆地相互交谈着，或者以各种姿势独自观望着、沉思着、研究着。拉斐尔力图以不同的服饰、动作、姿态和随身物件，表现出历史上这些伟大学者的思想个性。这幅画的背景部分的肃穆和人物部分的热烈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人类学术思想的永恒性和个人生命的暂时性之间的张力，发人深思。同时，画家以诸人物熙熙攘攘一起出场的宏大叙事方式，表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显示了画家赞美学术、歌颂智慧、崇尚真理的宽阔宏大的创作理念；同时，他力图以这样宏大的场景向人们提示：人类每个时代的每个学派和每种学术思想，都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是值得尊重和怀念的。在这幅画中，拉斐尔也让自己在画的右边缘后部露出了多半张脸，表达了自己对哲学学术的热爱和景仰。

在拉斐尔一生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圣母为主题人物的。这些画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他画的圣母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妇女作为模特的。他把圣母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女性，圣母的服装完全是平民衣裳，圣母的表情显示出来的完全是人世间普通母亲的慈善、温柔、淳朴和宽容的品性。而且他画的几乎所有的圣母画，都以美丽、静谧的世俗田园风光作为背景，这更衬托出圣母的世俗慈母本质。在拉斐尔所画的多幅圣母画中，《西斯廷圣母》最能表现他的创作艺术特色。

祭坛画《西斯廷圣母》是拉斐尔为比亚森查的西斯廷教堂而作的。画面以深色帷幕和空中流动的云气为背景。在徐徐拉开的帷幕下，赤着脚的圣母，身穿宽大而飘逸的普通斗篷，怀抱赤裸的圣子踏云而来。徐风轻拂，云层慢流，表现了一种温和、静谧的动感。圣母的表情温柔而庄重，因为即将降临人间而稍微有点紧张。圣子的体形健美，但表情中并没有儿童的幼稚和天真，透露出的却是已经成熟了的神圣和严肃。在画面的左边是身着宽大的金黄色锦袍的教皇西斯廷二世。他恭敬地微俯身躯，仰头看着圣母，右手臂作出一个“请”的姿势为圣母和圣子指引道路，表达着他对圣母和圣子的崇敬和迎候之意。在画面的右下方，女圣徒巴巴拉因圣母圣子的到来而显得十分高兴和激动，她美丽的面部同时又流露出掩遮不住的女性特有的羞怯。她身子向着圣母，显然也是在迎候。但她的脸转向画面底部两个活泼顽皮的快乐小天使，似乎在提醒他们“庄严的时刻已经来临，别再贪玩了”。由于帷幕和云气的渲染，光彩的明暗对比，众多小天使在云气中若隐若现，使得整个画面显得美丽、庄严而圣洁，似乎还略略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这些都衬托出圣母向人间献出自己儿子的牺牲精神的崇高和伟大，表达着画家对圣母精神的赞颂和对人间美好前景的期望。在这幅画中，画家充分地把动感构图与金字塔构图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给人以圣母降临、步步向着我们走来的动态视觉，另一方面也使画面的主体内容显得稳定，衬托了气氛的安详；而且画中运用了多点透视的方法，使得画面内容获得了虚感实感兼而可得的审美效果。艺术史家们高度评价《西斯廷圣母》，认为它可以与《蒙娜丽莎》相提并论。

六、威尼斯画派的后续和晚期样式主义

（一）威尼斯画派的后续

在提香之后，威尼斯画派后继有人。著名画家有两位，他们是廷托莱托和威罗奈塞。同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城，有一位虽然不属于威尼斯画派，但是受到这个画派影响的画家柯莱乔。

廷托莱托（1518—1594年）比提香小四十多岁，原名雅可布·罗布斯蒂，因他出身于染匠之家，因而改取此名（意大利文为“染匠之子”的意思）。廷托莱托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画家，他从小立志要将提香在色彩方面的创造学到手，并将它和米凯朗基罗画形体的本领结合起来。他有意识地进行绘画技法的创新，独具匠心。在色彩方面，他继承了提香的“金色体系”，并在这种色彩的基础上，加入了银色和水白色，使得他作品的画面色彩比提香的更为深沉、厚实。同时，廷托莱托选取前人很少采用的一种透视角度和构图技巧，着力于光线的运用，追求画面的宏大气派和强烈的色彩吸引力。这些努力使得廷托莱托将提香的色彩技法向前发展了一步。为了学到米凯朗基罗塑造人物的技法，他仿照米凯朗基罗创造的人物形象制成缩小模型，并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定的光线下，观察人物的形象，进行写生，体悟到了米凯朗基罗技法的奥秘。对提香和米凯朗基罗的仔细研究与学习，使得廷托莱托的作品获得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他善于安排画中内容方面的力量对比，并巧妙地用构图空间和光的明暗反差对比来表达这种力量对比；同时，廷托莱托的绘画具有突出的世俗的大众内容。这些特点，使他被称誉为威尼斯画派晚期最著名的艺术家而当之无愧。

廷托莱托的著名作品有《圣马可的奇迹》、《天国》、《苏珊娜出浴》、《受胎告知》和《银河的起源》等等。《圣马可的奇迹》是廷托莱托较早期的作品，在他30岁的时候完成，使他声誉一举大震。这幅画是他为威尼斯的一个半宗教半民间的道德社团组织“圣马可同信公会”画的一幅壁画。画的内容是基督教的圣徒马可救苦救难的宗教故事：一群野蛮的暴徒以其人多势众而有恃无恐，要将一个孤立无援的奴隶活活打死。正在可怜而善良的奴隶万分危急的时刻，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神）犹如霹雳一般，勇猛地从天而降，制服了暴徒的蠢动，挽救了奴隶的性命。画面表现的是圣马可从天而降的瞬间情景。画家描绘的圣马可头朝下倒冲而来，显得十分勇猛，动感强烈，代表了天地正义的力量。他有一种强大的“神力”，他的到来似乎对整个世界形成了一股冲压力的气浪场，画面上的建筑物和人物在他的威慑性冲力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加之人物表情的惊愕与恐慌反应，都衬托出圣马可的强大无比。画面背景是高大建筑和众多人物，场面宏大，也对圣马可的形象有烘托作用。画家以一种宏大气势与强烈动感，显示正义力量的强劲和不可战胜。廷托莱托的另一幅名画是《天国》，画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大会议厅中。它的画幅规模宏大，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壁画之一。画中有七百多个人物，按照内容被分在五个空间层次上：第一层是基督、圣母玛利亚和12门徒；第二层是众天使；第三层是众圣徒；第四层是众先知；第五层是众僧侣。画的是天国，但是画上的人物都具有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各个形象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想。

维罗奈塞（1528—1588年）因出生于威尼斯共和国治理的维罗奈而有此名（意思为“维罗奈人”）。他从小跟随雕刻家的父亲学艺，25岁时来到威尼斯，广泛学习各家绘画特色，提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经过艰苦探索，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艺术特长是善于运用鲜丽的色彩和宏大的场面构图，以古代神话故事、基督教宗教故事和著名的历史事件为主题，来描绘宴饮、节日和婚礼的景象。他的作品中人物众多，气氛热烈，实际上表现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繁盛时期人们活跃、富裕、奢侈和豪华的世俗生活的现实。他的绘画的装饰性质突出，对后来西欧艺术史上的浪漫派和印象派的影响都较大。维罗奈塞的著名作品有《利未家的晚宴》、《迦拿的婚宴》、《哥利高里宴会》等。《利未家的晚宴》原名《西蒙家的晚餐》，其题材就是耶稣及其门徒在西蒙家中举行“最后的晚餐”的情景。这个题材作为传统的宗教故事，应该是肃穆与悲剧性的。但是，在维罗奈塞笔下，却被描绘为盛大的寻欢作乐的场面。背景是一所豪华的府第，在三座装饰典雅的大拱门下，餐桌排列整齐；耶稣及其门徒和教士、士兵、酒鬼以及莫名其妙的一些小丑都在狂饮，似乎在体验着狂放和享乐的爽意；一个红衣主教兴致勃勃地在欣赏着一条狗；两个侏儒在争夺着一只鸟……画面上五光十色，充满了世俗的欢乐，而耶稣的崇高和犹大的卑鄙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个主题并不突出。此画画成后，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传讯了维罗奈塞，指控他亵渎宗教神圣。维罗奈塞在宗教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声明自己坚持了达·芬奇所树立的“画家创作自由”的原则。但这些申辩都无济于事。在教会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自费对这幅画进行了一些修改，并改名为《利未家的晚宴》，才避免了宗教刑罚。

（二）文艺复兴盛期的北方画家

在提香出生的次年，柯莱乔（1489—1534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巴马诞生。他是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北方的著名画家。柯莱乔虽然不属于威尼斯画派，但是他在构图处理和色彩运用方面，很受威尼斯画派风格的影响，同时又注重学习达·芬奇的明暗处理法。柯莱乔的画都是色彩明快，对光线的运用技巧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师提香。他的作品总是以光线来突出主要人物与景物，来显示主题；他的人物画法也独具特色，人物形体（尤其女性形体）富有审美吸引力。柯莱乔的主要作品有《圣夜》、《圣母升天图》、《利达和鹅》等。《圣夜》描绘耶稣在马厩中降生，着力表现耶稣降生的场面。在光线昏暗的马厩中，新生的婴儿耶稣遍体光辉；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她的脸在耶稣光辉的照耀下，显得幸福而慈祥；飞来的天使们体态轻盈、面容欢乐，仿佛要争先恐后地向玛利亚表示祝贺；一位使女凝视遍体光辉的耶稣，另一位使女仰视飞来的天使；而赶来观看奇迹的牧羊人表现出极大的惊异；耶稣之父约翰则在马厩外面忙碌。刚刚诞生的耶稣是画面上其他所有人物注视的中心，画家又以光线和色彩把这个中心突现出来，可见柯莱乔运用光线和色彩的技法之高超。柯莱乔的另一幅名画是《圣母升天图》，它是画在巴马城大教堂的天顶画。这幅画的特点是运用了焦点透视原理，在画中，圣母在众天使的簇拥下逐渐向天国飞去，画上的人物从近到远，由大而小。从教堂的大门向穹顶望去，这幅画似乎为人们展现了一条通向天国之途。画家又出色地运用光线技法，把天国画得分外明亮，使人感觉它的光辉普照人间。柯莱乔的这种天顶画法，为后世模仿，使教堂通过美感形成一种虚拟的神圣境界。

（三）晚期“样式主义”绘画艺术

16世纪的后70年，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晚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即“样式主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从文艺复兴盛期的风格向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过渡的形态。对于样式主义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在20世纪仍然有较大的争论。有人认为它是对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的反动；也有人认为，样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文艺复兴盛期艺术向古典回归的倾向不满，因而是一种“纠偏”。样式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敢于突破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大师们所创造的艺术规范，为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是，样式主义的艺术家中，也有人“为创新而创新”，出现了追求浮夸、奢华和光怪陆离的倾向。当然，对这个画派的成败得失，还需要仔细研究。样式主义的艺术家并未形成统一的风格，他们各有特长，有的采用夸张的变形描绘手法，有的强调突出细节的真实，也有的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总之，他们的风格同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对理性、典雅和优美原则的一种逆反。样式主义艺术在当时不仅流行于意大利，而且波及法国、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和德国的一些诸侯的宫廷，成为西欧的跨国艺术现象。

意大利样式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米基亚尼诺、布伦齐诺和切利尼。

帕米基亚尼诺（1503—1540年）是北方著名画家柯莱乔的同乡，他受到柯莱乔画风的较大影响。后来帕米基亚尼诺来到罗马城，在那里仔细研究过拉斐尔的作品。帕米基亚尼诺擅长画变形人物，其作品有不同于古典风格的审美效果。他的名画《长颈圣母》对圣母的脖子作了夸张的拉长处理，宛如天鹅一般；圣母的身材修长，双肩瘦削，手指和脚趾都很纤细；画中的圣子耶稣的身躯也被拉长，众天使也都被画得格外修长，站在画面最前面的那个天使的腿更显得修长绮丽，像是一位芭蕾舞演员。作为对圣母形象的陪衬，画的背景中一个石柱笔直高耸，石柱下站立一位体形小而消瘦的先知。整个画面的人物形象“被拉长”的痕迹十分突出。而且，分析画的透视方法，可以看出画家对视角的扭转：画面左部分的视角是仰视，而右部分的视角则是俯视。帕米基亚尼诺有意创造一种新的“非规范”的画风，追求突破传统模式的美，挑战传统的写实风格和优美风格，开创了一种以“主观情感”来理解与表现绘画对象的新画风。就此意义而言，他仿佛是现代派画家们的先师。他的著名作品还有《凸镜中的自画像》，它以“凸镜”镜面为特殊的视觉对象，圆形画面中央是画家俊美的头像，而在画面的前端底部，是一只被凸镜放大了的特大无比的手，画面边缘的窗户和墙也都被处理为凸镜中的曲面形象。帕米基亚尼诺在绘画形式方面也有新建树，他是意大利最早的蚀刻版画家。他在37岁就逝世，他的绘画作了突破规范的探索，对后人却有深久的启迪。

布伦齐诺（1503—1572年）是佛罗伦萨宫廷画师。他的画风和帕米基亚尼诺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奢华和艳丽，他的作品往往是富丽堂皇，珠光宝气，可以说映现了佛罗伦萨繁荣时期奢豪的生活方式。布伦齐诺的著名作品主要有《欲望的寓意》与《埃诺拉与其子的肖像》等。《欲望的寓意》又名《维纳斯、丘比特和时间老人》。在画面上，愤怒的时间老人掀开了深紫色的人生帷幕，正中央是秀美多姿的维纳斯，她下垂的左手拿着金苹果，右手高举金箭，演绎着美好而奇特的人生爱情故事。爱神丘比特偎依在她身旁，拥抱并亲吻和抚摩她，透露情欲的放肆，维纳斯则在开怀地接受。画面主角的周围有几个同主题有反差也有关联的人物：小天使天真无邪地要把玫瑰花瓣撒向维纳斯和爱神；他身后那个代表“欺诈”的蛇女，注视着维纳斯和爱神之间的爱（还是游戏？）；左侧的抱头男人表现了对这种爱的游戏的不可忍受的嫉妒；他身后的女巫正在帮助时间老人揭开帷幔，似乎不赞成这人间游戏。这幅画包含了作者复杂的创作思想，他是在炫耀佛罗伦萨的生活方式呢？还是要对它作出一种批判？作者在画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绘画技巧，人体画法、个性的描绘和色彩的运用，都达到了逼真传神的地步，而且在朦胧中所透出的批判思想，也值得重视。

七、雕塑和建筑艺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建筑和雕塑方面也有辉煌成就。实际上当时一些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建筑艺术家或雕塑艺术家。

（一）早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家

出生于14世纪后期、活跃于15世纪上半叶的布鲁涅列斯奇（1377—1446年），因在透视画法和绘画数学方面有独特的建树而被人们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开拓者。西方绘画史上的“林阴道”焦点透视画法，是他创造的。他还用数学计算的方法解决了在画面上用透视画法处理景深的科学问题。他的焦点透视法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批画家的绘画风格。在建筑艺术领域内，布鲁涅列斯奇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早的有成就的人物。作为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建筑师，他曾经潜心研究古罗马建筑的穹顶构造，并把它们精心绘制成大量的古代建筑的设计图片。布鲁涅列斯奇是当时最有古代建筑艺术知识修养的专家。但是，布鲁涅列斯奇对古代建筑艺术并不采取保守态度，而是主张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对它进行大胆的创新。他对于哥特式建筑的艺术风格也很熟悉。1420年，布鲁涅列斯奇开始设计和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拱顶，将古罗马建筑艺术和哥特式建筑艺术相结合，建造了一个独特的教堂穹顶。它的底部是一个八角形的鼓座，高12米，在其上覆盖了一个三十多米高的穹顶，整个拱顶由八块面板构成，总体上呈矢菊状，并应用了骨架券的承力结构。它的跨度有42米长。这个高达107米的教堂，由于在圆顶的顶部中央独创性地设计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采光小亭，使得它显得十分宏伟壮丽，又很优美庄重，展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进取精神，以及追求和谐与宁静、庄重与优雅的审美理想。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这个新的拱顶成为佛罗伦萨处于文艺复兴文明的象征和标志。布鲁涅列斯奇还为佛罗伦萨设计了许多其他的建筑物，包括育婴堂和著名家族的府邸。它们在对空间和结构形式的处理上，都各具特色，表现了勇于革新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多纳泰洛（1386—1466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著名雕刻艺术大师。他年轻时在佛罗伦萨的一个石刻坊当过学徒，受到严格的中世纪哥特风格的艺术训练。但是，“回归古典”的新思想潮流促使多纳泰洛走上了艺术创新之路。他并不把中世纪的人体画法视为圭臬，而十分注重研究现实的人体结构。为此，他大胆解剖尸体，被称为佛罗伦萨城中为探求艺术真理而解剖人体的第一人。多纳泰洛把他对人体的实际研究和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写实型雕像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为自己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资料，同时，吸收了古代雕刻在人物造型方面的生动的“形象独立”的风格，一改人物都靠墙站立的传统技法，克服哥特式雕刻形象呆板的缺陷。因而，多纳泰洛创作的人物雕像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更为相近。他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艺术风格。多纳泰洛早期的著名雕刻作品有《圣乔治》。圣乔治是古罗马传说中的一位民间英雄。利比亚的西里内有一条恶龙，逼迫当地人民献出山羊供它食用，它吃光山羊又天天吃人，最后要吃国王的女儿时，圣乔治到了此地，经过激烈战斗，杀死恶龙，救出公主，也拯救了当地的城市和人民。后来，圣乔治被迫参加罗马军队，成为军官，当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残酷镇压之时，他却声明拥护基督教、信仰上帝，因此被罗马皇帝杀害，而被基督教封为圣徒。中世纪有许多表现圣乔治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但大都只是着意表现他外形的威武雄壮；而多纳泰洛将圣乔治雕刻成一位具有活生生的精神世界的民间人物，着力描绘人物的神情和姿势，以身体语言和表情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雕像圣乔治不仅英俊潇洒、健壮威武，而且神态机智，富有人情，充满坚毅的斗争精神、饱满的生命活力和必胜的信心，表现了人的尊严和伟大。多纳泰洛的著名作品还有浮雕《希律王的宴会》、《圣安东尼的生平》和青铜雕《圣马可》等。它们大多以宗教故事为题材，但所表达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具有浓郁的世俗人性。多纳泰洛最出名的作品是铜雕《少年大卫像》，雕像同真实的人体一样大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传统艺术中大卫总是被塑造为一个成年男人，多纳泰洛却把他雕塑为一个翩翩美少年，他头戴牧羊帽，足蹬长统靴，身体赤裸；他取歇站姿势，手持长剑，脚踩被打败的敌人的头颅，作为一位胜利者在悠闲自得地欣赏自己健美的裸体。他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人不是神的消极工具和顺从奴婢，而是自身具有高尚美德和美好个性的自然存在。

波拉尤罗（1429—1498年）是铸铜雕塑家与画家，在佛罗伦萨也是最先为艺术创新而从事尸体解剖之人，因而他的雕塑能够生动、灵现地表现人体形象。他的著名作品有《搏斗》和《十个裸体男人的战争》等，都以古代的神话传说为题材。维洛奇奥（1435—1488年）是达·芬奇的老师，后因学生的绘画水平超过他而改行从事雕刻。他的青铜雕像《大卫》和《克列奥尼骑马像》是当时很著名的作品。

（二）雕塑大师米凯朗基罗

米凯朗基罗既是绘画大师，又是著名的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行政官员，母亲早逝。他自小因乳母是石匠之妻而受雕刻工艺的陶冶，13岁时，父亲送他到绘画作坊当学徒，他难于接受死板的教学程序，一年后即离开，进入美第奇家族在圣马可修道院设立的附属艺术学校学习雕塑。他经常出入美第奇家族的宫廷，结识佛罗伦萨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很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使他的创作富有浪漫主义特色。他才学早熟，在17岁（1492年）就创作了两件出色的浮雕。由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动乱和他的艺术保护人去世，他于1496年来到正在成为文艺复兴新中心的罗马。他接受为圣彼得大教堂制作基督和圣母雕像的任务。两年后，23岁的他完成了《圣母哀悼基督》的杰出雕塑，在罗马引起轰动。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3年时间创作了5米高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它被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竖立于市政厅前的广场。此时他还不到30岁，却已经成为意大利著名的杰出艺术家。随后，他应罗马教皇朱利二世之召又去罗马，为教皇修建陵墓进行装饰性雕刻工作。这项巨大工程，直到他逝世没有完成，原因之一是教皇给他下达新任务即为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画天顶画，历时4年，完成了五百多平方米的驰名世界的宏伟杰作《创世纪》。数年后他回到佛罗伦萨，为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教堂进行雕刻设计和制作。他创作了名为《四时》四组件石雕。他在故乡居住了14年后，又重返罗马，定居下来。从1536年起，他用了5年时间为教廷创作了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年66岁。他在73岁时还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了一个大圆顶。他在垂暮之年仍然工作不息，直到89岁去世。

米凯朗基罗和达·芬奇具有不同的思想禀赋。后者有自然主义风格，他则因受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有浪漫主义气质。他可为艺术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包括财富和世俗享受，终身未娶。他才华横溢、思想深邃，常遭人嫉妒，因而性格孤僻，不善交往，独来独往，被视为“怪才”。他专注于以艺术手段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的心灵，把艺术表现所依赖的物质材料开拓为表现完美的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手段。

米凯朗基罗的著名石雕《大卫像》把这位《旧约》中的英雄表现为一位战斗中的强壮男性裸体，没有承袭15世纪的传统造型将大卫表现为流露着胜利喜悦的美少年。他塑造的大卫采取古典石雕的站立姿势，头部略微下俯以示其高大，轻蔑地怒视入侵之敌，左手紧扣肩上甩石机的机弦，右手则紧张收缩要和左手相合甩出石头。他全身肌肉表现出正在战斗的紧张。大卫临战时的男性美，沉着中充满战斗的激情，洋溢刚强的英雄气概。米凯朗基罗的另一座石雕《摩西像》创作于1515年至1516年，是为教皇朱立二世陵墓所雕的装饰作品之一。他把古代犹太领袖摩西塑造为一位头上长角的智慧老人，美髯飘洒，手持“十诫板”，在听说有人违背戒律、受恶人引诱而出卖了犹太民族利益时，怒视前方，左腿向后弯曲，脚面抬起，仿佛将随时因嗔怒而起立，去斥责背叛民族的败类，这正是把握“触而未发”瞬间的艺术表现特色。作品中的摩西体现智慧和正义，威严坚强，给人以“崇高美”的艺术震慑力。

（三）中后期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家

布拉曼特（1444—1514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乌尔比诺，他和拉斐尔是同乡。布拉曼特曾经在罗马为教皇服务，是当时新建筑样式的热烈倡导者，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1506年，他承担了教皇朱利二世下达的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的任务，勇于创新，打破建筑史上基督教教堂从来是长方形建筑的传统，将圣彼得大教堂设计为正方形，在其上加盖一个大圆顶。他的设计方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被指责为“反对传统”，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坦比托圆形小教堂是他的建筑艺术杰作，至今保存着，表现了他突破传统的艺术思想。

切利尼（1500—1571年）是佛罗伦萨著名的金银工艺大师和雕刻艺术家，他为美第奇家族的宫廷服务，艺术风格别出心裁，多有骇世惊俗之作。他曾经到法国巴黎参与装饰枫丹白露王宫。其著名作品有雕刻《柏修斯与美杜萨》和为法国国王制作的《金盐盒》。金盐盒是用黄金和珐琅做成的一件实用餐具，用于盛装盐和胡椒，又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盒上有两个精美的人体雕像，男性海神和女性地神。海神手持三叉戟，神采飞扬，手持一条装载着盐的小船；地神拥有一座装着胡椒的小庙，神态优美典雅。周围还镶有表现一年四季和一天四时的象征性人物。这件作品表现了人文精神象征的美妙构思。

八、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

（一）彼特拉克和瓦拉的哲学思想

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其他各文化领域相似，哲学思想具有新旧交替的性质。

在这一时期，从西欧的大环境来看，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学术传统仍然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一直持续到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1545年至1564年特兰托公会议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被教会坚定不移地重申为“真理”。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普世教会博士”。甚至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叶，西班牙哲学家、耶稣会士弗兰茨·苏阿列茨还编撰了经院哲学的教科书《圣托马斯〈大全〉注释与研究》（1592—1630年），坚持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在欧洲文化史上，苏阿列茨的这部教科书，被称为“第二经院哲学”著作，它不仅对其后各地天主教学校的哲学教学，而且对一些新教学校的哲学教学，都发生持续的影响。当然，苏阿列茨的教科书不同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它力图适应时代的变化，因而也吸纳了一些于传统无碍的新思想，把阿奎那的哲学思想通俗化了。苏阿列茨的书使人们消除一个错觉：似乎在文艺复兴时代，中世纪的一切旧思想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旧思想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中，还要继续“顽固”地存在。

与旧思想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现象相伴随，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哲学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由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西欧的新哲学思想也最早在意大利产生。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主要是彼特拉克和瓦拉。

彼特拉克（1304—1374年）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有哲学思想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对中世纪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批判；另一个方面是他对罗马晚期斯多亚主义的提倡。经过对欧洲古代文化的研究，彼特拉克认为，经院哲学并不像中世纪的思想权威所说的那样，已经穷尽了一切知识，实际上人类的知识及其发展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经院哲学并不是什么绝对权威。从经院哲学本身来看，它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语言模棱两可，烦琐拉杂，空洞抽象，因而很难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彼特拉克号召，抛弃无用的经院哲学，回到古代富有生命活力的哲学思考中去。彼特拉克提倡罗马晚期斯多亚主义的道德学说。他指出，在人的生活中，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有生命的活力和各种生活的欲念，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欲念呢？另一个是：人必须同周围的大自然进行艰苦不懈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呢？彼特拉克认为，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人都应该使自己独立自主，泰然自若，心平气和，而不应该焦急浮躁、追求一时的狂热和刺激，使自己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人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彼特拉克认为，人只有追求道德、学术和审美的生活，放弃追逐名利、权势与财富的庸俗生活，才能不断有所长进，逐步达到自身完善。

生活于15世纪的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博学多才，对古罗马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对拉丁语文有独到的研究。瓦拉通过自己的语文学的文本研究，揭穿了天主教神学的文献根据。例如，有一部历来被称为《狄奥尼修斯著作》的天主教经典，是为天主教教义作论证的文献，据罗马教会称，它是由圣保罗的门徒、雅典的第一个主教狄奥尼修斯法官写成的。瓦拉根据他对希腊文献和语文的一系列考证，认为它是一部假冒狄奥尼修斯之名的伪作，是借古人之名为天主教会的利益制造理由。瓦拉还证明了所谓《君士坦丁的赠与》是虚假的。罗马天主教历来声称，根据《君士坦丁的赠与》，罗马教廷得以拥有领地和立国，罗马天主教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力。瓦拉经过考证，说明了这个文件和这个事件都是虚假的：在4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并没有签署过这个所谓“赠与”的文件。这样，教皇对整个西欧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就被动摇了。他宣布这是罗马教廷的最狡猾的欺骗行为。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教皇是诚实的。他甚至嘲讽教会说：妓女比僧侣对社会更有用。

瓦拉的著名哲学著作是《论快乐》（1431年）。这是一部以对话体裁写的书。它的中心思想是宣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伦理道德思想。瓦拉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力图“复兴”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快乐理论，优越于彼特拉克所信仰的斯多亚主义的哲学。根据伊壁鸠鲁的理论，瓦拉批评斯多亚主义的道德学说。这种学说所提倡的义务论和严格的禁欲主义，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它不符合人的实际需要，人在现实中是有欲望的，人追求现世的生活幸福，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快乐的。瓦拉用伊壁鸠鲁的快乐理论，实际上更是批判当时弥漫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瓦拉公开宣称：神学家号召人们追求死亡，而他则号召人们追求生活。在这部书中，瓦拉还强调个人主义的幸福观。他写道：“同整个宇宙的生命相比，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是更大的幸福。”瓦拉“复兴”伊壁鸠鲁关于“追求生活幸福”的思想，为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对宗教禁欲主义、主张个人自由的根据，宣扬乐观向上的世俗生活的根据。被瓦拉重新发现了的伊壁鸠鲁主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影响了西欧众多追求思想进步的人。

当然，瓦拉的道德理论中也包含了偏激的个人主义观点，他认为个人的存在优先于国家的存在。他写道：“我永远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希望自己为祖国而死。你死，是因为你不想你的祖国死，这好像是由于你的死，祖国才不致为你而死。”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对于个体同国家共同体关系的肤浅理解。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共和国在15世纪衰落，此后意大利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瓦拉的这种思想和当时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淡漠也有关。

瓦拉激烈地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他的著作《对亚里士多德派的辩证驳斥》，就是他从方法论的维度深刻批判经院哲学的力作。瓦拉提倡建立一门新的“逻辑学”，以对抗经院哲学的“三段论”方法。他尖锐地指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三段论是荒谬、矫揉造作和无意义的；他抨击经院哲学以含混的思想构造含混的哲学术语，反对随意制造“新”术语的学风，认为这些术语根本无助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指出，科学研究不应该把自己的重点放在词上，而应该放在实际事物上，应该具体地研究事物本身。他提倡将新的逻辑建立在一种语言修辞方式上，他崇尚的是古代拉丁语的简约、明快和清晰的风格，主张用这样的语言来改造干瘪、缺乏活力的经院哲学语言。

瓦拉的思想对同时代的和后来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罗马的无神论者的学术团体“罗马学园”就深受他的影响。西班牙哲学家璜·路易斯·斐威斯、尼德兰思想家爱拉斯谟和法国思想家比埃尔·拉穆斯，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都受到瓦拉思想的启发。

（二）新柏拉图主义

随着古希腊著作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欧，在15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中，形成阅读和研究古典希腊文著作的高潮。到15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的希腊人和希腊学者已经很多，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人数更多。在所有旅居意大利的希腊学者中，最杰出的是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乔治·格米斯托·普莱托内（1355—1450年）。

因经院哲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占主导地位，柏拉图哲学遗产在西欧相对遭冷落。普莱托内曾经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撰写过注释，并研究过波菲利的《〈范畴篇〉导论》，还对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作过注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并没有使他成为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成为其反对者。他用来反对的思想资源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他在用希腊文写的著作《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区别》中，表明了他倾向于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缺陷在于，他把柏拉图的能动创世的上帝转换为缺乏能动性的“第一推动力”，并且没有明确承认个人灵魂不朽。普莱托内还反对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尽管阿威罗伊的解释在当时的意大利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指出，从托马斯·阿奎那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被用作经院哲学的理论基石，但是，教会思想的真正基石应该是柏拉图的学说。

普莱托内复活柏拉图思想的真实意图，在于提出一种同经院哲学对立的新的、充满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以便改造现实宗教生活的教条。由于普莱托内的积极活动，在佛罗伦萨的最高统治者美第奇的支持下，1459年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园。这个学园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共同思想的学者进行自由交流和思想传播的团体。柏拉图学园具有明显的反对经院哲学的性质。例如有的学园成员在著作中提出，他们现有的信仰也是基督教真理的组成部分，是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的具体阶段。这种思想把宗教真理看做一个发展过程，驳斥了经院哲学关于基督教“真理”绝对固定不变的观念。

柏拉图学园的学者重视柏拉图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这更切近当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艺术活动，尤其是绘画活动。柏拉图写的关于有关审美和艺术的对话篇，生动鲜明，比亚里士多德的高度抽象的论文更能吸引人文主义者，何况经院哲学又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教条化了。柏拉图著作和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原因，也在于柏拉图主义对心灵的注重和人文主义者们对人与生活的情感性思考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柏拉图学园反对经院哲学的成就，对于佛罗伦萨人的思想解放起着巨大作用。佛罗伦萨在一个时期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和柏拉图学园的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当然，柏拉图学园也有负面作用：一些成员力图在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上完善基督教，产生了新的神秘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

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又一位著名学者是马尔西略·费奇诺（1433—1499年）。作为一位具有比较开明的神学思想的哲学家，他抛弃了中世纪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认为哲学与神学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他力图调和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哲学，改变当时基督教神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基础，使基督教神学转为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费奇诺从他担任神职开始，就在教堂中宣讲被他神学化了的柏拉图哲学。

费奇诺把柏拉图哲学看做更加纯粹、完备地理解人类精神之神圣本源的一种思想方式。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由于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释和推崇，导致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对神圣理念的忘却，从而导致了教义的庸俗化和物欲主义，导致了教会机构和神职人员因追求物质享受和世俗欲念而产生的普遍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重新为基督教进行新的思想奠基，那就是恢复基督教的纯粹、完备的神圣理念。为此，就应该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哲学那里去。

费奇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于1474年出版的著作《柏拉图的神学》中。它以柏拉图哲学论述“灵魂不朽”问题，强调尘世善恶必然在阴间遭到评判和赏罚。费奇诺从一种乐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世界的美好和自然的和谐，以此为基调来建立世界结构的等级秩序。他根据理念论，把世界划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一等级是有形体的“实物”；第二等级是“品质”，它和形式有关，是一种积极的规定性；第三等级是理性灵魂，它是最高的、不变的精神实体和形式，已经超越了时空关系。他又将理性灵魂分为三个等级，初级是灵魂，其上是天使，最高就是上帝，它包含着其前的一切等级，并且是它们的绝对统一。费奇诺论述的灵魂，作为人的思想与精神生活，一方面能够支配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能够和天使、上帝相沟通。这种观点为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上述关于灵魂的思想，在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乔万尼·皮科（1463—1494年）那里有更深刻的反映。皮科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大封建主家庭，从小就聪明过人，据说在10岁时，他就能够作诗、讲演，语惊四座。皮科曾经在波伦那、费拉拉和帕多瓦三地上过大学，他进入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思想圈之后，在语言学方面和知识素养方面深有造诣，很有思想成就。他娴熟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懂得大部分欧洲语言，并且懂得一系列东方语言，例如古犹太语、迦勒底语和阿拉伯语等等。皮科虽然一生短暂，但他代表了柏拉图学园的最高学术水平。

皮科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出发，对现存的事物和终极的存在作逻辑的区分。他指出，终极的存在是神性的，也存在于人们心中；现实中的事物是不完备的，是终极存在的世间“形态”。皮科致力于对现实事物的研究，在24岁的时候，就提出了九百多条论证说明。为了宣扬现实主义原则，皮科曾经试图自己出钱，邀请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到罗马来进行哲学辩论，但由于教会的阻挠，这场盛大的哲学家聚会未能举行。但是，皮科为这场聚会所写的演说论文《论人的尊严》却广为流传。在这篇论文中，皮科阐明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在可见的具体物质世界和不可见的神圣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那就是人。他认为，人既体现了神圣理想，也体现了现实生活；因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在他身上体现了世界的三个部分的连接。这三个部分就是：“地本原”（也叫“初级本原”，即水、土、气、火四种元素）、“动物本原”和“天本原”。皮科以人本主义态度解释《圣经》，说上帝把亚当放在了宇宙的中心，为的是让他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周围的世界。他更借上帝的口说，既不把亚当造成为天上的永生者，也不把亚当造成为地上即生即死之物，而是把他造成为一个具有自由禀赋的“人”，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是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塑造自身，并安排整个世界。他既可以使自己下降为动物，也可以使自己上升为和上帝相似的通神性者。皮科指出，动物（如兽类）出生前的胚胎就决定了它们出生后的一切；即使高级的动物，也是在它们出生后不久就成为它们一生所是的那种样子。而只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随时都具有发展自己的可能性，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的，人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生命胚芽，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来造就自身。皮科以宏伟的气派，赋予人以极大的主体能动性，从理论上将人从中世纪传统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和彭波那齐

从15世纪初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也重新被意大利人翻译出来。最初从事这种翻译工作的学者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莱奥拉多·布鲁尼。当时的学者对布鲁尼的译作质量评价很高，认为译作精确、严谨，它所表达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15世纪30年代以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也被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西奥多·加扎翻译出来。另外，还陆续出版了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书，亚历山大是2世纪末至3世纪生活在阿弗罗吉城的学者，是著名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家，他彻底否定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不朽”说。教会的经院哲学家们持顽固立场，对于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这些著作不予承认，坚持将教会神化、僵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

早在14世纪上半叶，阿威罗伊主义已经在帕多瓦大学的哲学家和医生中流传。阿威罗伊是12世纪西班牙的阿拉伯思想家，他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理论。它有两个显著的思想特点：第一，“人类集体理性不朽”学说。他认为，应该具体地研究“灵魂不朽”说，区分具体的个人灵魂和普遍的集体灵魂；他指出，个人的具体灵魂是必死的，而不朽的只是灵魂中最高的理性部分，它不再是个人的具体灵魂，而是集体的人类理性。第二，“二重真理论”。阿威罗伊说：信仰（宗教）和理性（哲学）并不对立，也不是同一的，而是互相有别的两种不同的真理。宗教的真理是信仰启示的，哲学的真理则是通过理性思考获得的；宗教的真理是为广大社会群众的，哲学的真理是为少数哲学家和科学家进行思考所用。所以，神学和哲学并不互相反对和冲突，而是各有其职、其能，各有界限；如果把神学用在哲学的领域或者把哲学用在神学的领域，就会造成不恰当的干扰。以阿威罗伊的上述两个思想要义为核心，在西欧形成著名的“阿威罗伊主义”或曰“阿威罗伊学派”。帕多瓦大学在14世纪至16世纪是阿威罗伊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它那里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局面，和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相对映。

在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潮中，涌现了一位杰出的学者皮耶特罗·彭波那齐（1462—1524年）。他在26岁时到帕多瓦大学跟随阿基里尼学习物理学、逻辑学和医学，在大学的浓烈的人文主义学术气氛影响下，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声言，哲学不是对教条的信奉，而是对未知事物与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有如不断啄食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的兀鹫；进行哲学反思的过程，就是同自己的思想进行不断讨论和争辩的过程；而且，只有进入创造性的“异端”境界，才能发现和把握真理。他激烈攻击经院哲学家们墨守成规、简单抄袭、烦琐注释、人云亦云的学风，称他们是“传声筒”，嘲笑他们一事无成。

1516年，54岁的彭波那齐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论灵魂不死》，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罗马教会很恐慌，下令把这本书在威尼斯当众销毁，并组织编撰了一批捍卫传统神学与经院哲学、攻击与反驳彭波那齐的小册子，其中一些是在罗马教皇列奥十世的直接授意下炮制的。但是，彭波那齐的观点毫不动摇，他写了两本小册子《辩护》和《捍卫》（1519年），批驳对他的攻击。次年，他写了《论魔法》和《论命运、自由、定数和天意》，表达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1521年，他又写了《论营养与成长》一书，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彭波那齐作为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灵魂死灭论者。他明确反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不死的观点，也反对阿威罗伊主义关于集体灵魂不死的观点。他认为阿威罗伊主义者实际上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思想，把本来只是“概念”的“集体灵魂”当成了特殊、独立的实体。彭波那齐认为，人的灵魂、人的思维活动依附于人的身体与实际的器官，离开感官的灵魂与思维是不存在的；任何思维在形成过程中都需要感性的表象，而意志的表现也需要有形体的对象。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灵魂看作身体的形式，断言身体死亡，灵魂也就消失。

罗马教会激烈反对彭波那齐的学说，攻击彭波那齐的灵魂死灭论必然导致人们放弃最高的神圣使命，导致人的道德沦丧。彭波那齐回答说，人的道德是在此岸世界的道德，而不是神的天堂道德；人类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有机体，不断地完善人间的道德，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是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担负的永恒责任。人间的道德才是符合人性的道德，人只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确立现实的人间道德事业中，人才能真正成为道德的确立者和承担者。

彭波那齐指出，在灵魂问题上，三位宗教导师——摩西、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宗教神圣仪式中的触摸干尸治病，在哲学家看来，和触摸死狗骨头的效果一样。他主张当时流行的“二重真理论”，认为能够认识哲学真理的，只是人数很少的有智慧的哲学家，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宗教的真理是教化他们所必需的东西。

彭波那齐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他有“自然神论”的思想萌芽，认为上帝不直接干预自然界和人间世界的任何事情。彭波那齐论述了自然必然性的思想，把命运看做自然必然性对于人的生活的影响。他否认自然界中有任何神圣“奇迹”，反对魔法与巫术，反对星象迷信。他认为一切自然物和人的存在，都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决定的，而是自然界本身的现象。彭波那齐还大胆地预言了基督教的衰败和没落。

彭波那齐的思想对当时意大利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他强调知识的世俗性和感性经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的繁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学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以人文主义精神探讨政治和社会历史问题，提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思想和世俗历史观，以及早期无产者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开启了西欧近代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端倪。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共和国、君主国、公国等政治实体多样纷呈、不断变化和相互斗争的局面，同时，各个地方的政治实体也都面临着反抗西欧强国侵略的共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但丁曾经写了《论世界帝国》的著作，表达了类似中国古人的“大同”思想的看法；彼得拉克则根据当时“共和国”体制在意大利的蓬勃发展，认为这是对古罗马时代光荣政治传统的继承，主张发扬这种政治体制（见其著作《论帕多瓦的政治》、《1350年致查理四世的信》和《恺撒史》）；史学家布鲁尼（1370—1444年）等人主张实行民主制；而公开主张在当时实行开明君主制的，有政治家萨留塔蒂（1331—1406年）和马基雅维利。

尼可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发展了“开明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衰落了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清贫的律师，很重视对儿子的人文教育，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花费大量开支使儿子受到良好教育。少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深明父亲的苦心，立志成为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学习十分努力，善于思考，勤奋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对古籍相当熟悉。他在少年时期就被人称为有学问的人。

马基雅维利23岁时，佛罗伦萨爆发了浩大的人民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在27岁时担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国务秘书，负责外交和军事事务。他担任行政职务长达14年，其间他曾经多次出使国外，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还具体领导组建民兵的工作。这些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为他进行政治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在佛罗伦萨复辟，43岁的马基雅维利被免职，后因涉嫌参与推翻美第奇家族的政治案件而被捕入狱。他出狱后隐居乡间，靠一笔很少的遗产过贫穷的生活，专心于政治学研究。面对当时意大利国家分裂、外患严峻的局势，马基雅维利力图在政治研究中探索出一条能够使意大利统一、强大的发展道路。他用半年时间写成了名著《君主论》。后来，他又研究历史、军事、文艺，写了许多著作，著名的有《论李维》、《佛罗伦萨史》、《论战争艺术》、《兵法》、《曼伦罗华》等。他多才多艺，被后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和诗人。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论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主张。他为实行开明君主专制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与统治技术，特别强调法律和军队的政治职能。马基雅维利提出，为了达到一个“善”的政治目的，君主采取的政治技术可以不受日常道德观念的限制。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种本性使得人的性格表现为凶恶和怯弱两个方面。因而，人在没有受到迫害时就总想去迫害别人，而在自己受到迫害时则恐惧统治者。马基雅维利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人总是有一种对于他人的积怨情绪和报复心理，并以媚强凌弱为能事；同时，人的另外一种本性是欲望无限和能力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人总是觉得“不满足”，总是要无休止地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进行各种活动。这就使人们之间必然发生斗争，同时人又总是因为自己的目标不能全部实现而对现实产生厌倦的情绪。人的这种贪得无厌和好斗，就使得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总是要出现各种混乱。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这种本性又主要地表现在对待权力和财富上，那就是对权力和财富贪得无厌。但是，人间的权力和财富又总是有限的，所以争夺权力和财富使人逐渐学会了各种斗争手段，这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虚假”、“伪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就是国家政治的现实基础，因而，政治家必须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人间的世俗事实出发来进行自己的政治运作。

就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发展道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他从根本上主张政治上的“共和制”，他认为共和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共和制可以废除封建特权，保障公民拥有平等、自由的政治权利。但是他又认为：在意大利当时的具体条件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克服政治上分裂割据和内部冲突的混乱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意大利的现实政治目标应该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首先在意大利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只有这样，才能对付外敌入侵，解决地方分裂和互相冲突问题。马基雅维利强调，他所说的专制，只是指权力的集中，而并不以人民为对立面，这种专制应该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目的。同时，这种专制有两项重要职能：一是强调自身的世俗权利，反对罗马教皇对世俗国家事务的干涉；二是强调自身是意大利全民族的政治代表，反对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在西欧的政治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国家观”。它认为，必须以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来看待国家政治问题，国家的政权是“神授”的，世俗国家应该服从罗马教会的指令，罗马教会的教条和神学理论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基础。马基雅维利则以世俗人的视角考察国家政治，否定了国家政治的神学基础，否定了罗马教会对世俗国家政治的至高无上性，他把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移置于“人性论”学说之上，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进步。他主张世俗的人应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应是国家政治的掌握者和决定者。这样，依靠人的理性和经验，从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总结政治规律，而不是靠神学来论证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就此而言，他的政治学说成为西欧近代政治学的先声。

马基雅维利大量地阐述他的“政治权术论”。他认为不应该从上帝的意志出发来规定政治的具体操作，不应该以神学教导的“道德”和“善”作为政治学的起点，而应该从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来现实地规定政治的艺术和技巧。他指出，如果君王惟求祈祷上帝和依从教会，不可能有所作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推进政治事业。他认为，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即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按照一定的制度运行权力，人民只有在法律的管理下才能有秩序地为国家效力。第二，要建立一支忠于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赤手空拳的政治家必然是要失败的。军队不能由老式的“雇佣兵”组成，必须由市民阶级组成有良好纪律的“国民军”，才能为新兴市民服务。第三，君主必须超越常人的道德规范，不受习俗的道德舆论和道德评价约束，不择手段地对待那些妨碍和阻挠自己实现正确政治意图的人。他提出这种主张，并不是要君主成为肆意作恶之人，而是基于“人性恶”的哲学思想，在政治行动上采取“以恶治恶”手段。他认为，既然普遍的人性是对于权力的贪欲，人在政治斗争中都不讲道德，就不能以善良和仁慈去对待恶，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即政治的善，可以不惜运用暴力和施行恶的手段。他也认为，君主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仁慈的，但是不要为了这种美名而束缚自己的政治斗争。他还认为君主必须有好的品行，如不能以自己的权势侵吞公共财产，不得横征暴敛、随意挥霍，不得以权势欺辱妇女，等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他的重要功绩是把政治学从传统的神学中分离了出来，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把人的理性和政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础。

（二）历史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预示了西欧近代历史科学的产生。在中世纪，历史研究为神学服务，为了证明神学关于社会历史的逻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神学的历史逻辑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事实，罗马时代之后的一千年历史，根本没有被教会明确研究和说明过。彼特拉克认为，历史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的“古代”历史时期；另一个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至今的“近代”历史时期，而近代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佛拉维奥·彼昂多（1388—1463年）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提出了“中世纪”的历史学概念。他指出，在哥特人攻占罗马城之前，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辉煌的；而在此后，欧洲的历史衰落了，漫长的“中世纪”的特点是愚昧和黑暗，文艺复兴则使新的繁荣开始成为可能。该书是一部浩大的历史研究著作，共有31卷，记述公元5世纪至15世纪的西欧历史，这样详致研究中世纪的专著是空前的；彼昂多对中世纪的历史评价对后世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有较大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现实时代人文主义发展服务的，用历史来论证当时现实的合理性。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为了论证佛罗伦萨的共和国制度的优越性，写了《佛罗伦萨史》。在这部名著中，他追溯佛罗伦萨的历史至罗马共和国时代，认为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制度的继承者，因而，佛罗伦萨人热爱自由，反对专制。马基雅维利研究李维的《罗马史》，写了《论李维》，从古代历史中寻求启发人们进行政治革新的思想动力。为了抵御外部势力对佛罗伦萨的攻击和侵略，他还研究罗马历史中的战争事件，写了《用兵之道》一书；而他的8卷本《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以人文主义的世俗理性研究历史的名著。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学习与研究历史能够提高对“今天”和未来的认识和预见能力；能够为政治家的行动和市民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指南；历史学的思想功用，远远大于神学。基于这种认识，当时意大利的各个大学都开设了历史学系、科，它们成为培养历史研究者的基地。

16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朗西斯可·癸卡狄尼（1483—1540年）。他写的《意大利历史》这部名著，实际上包含了对当时发生的现实事件的分析和总结，其中有一些事件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这本历史著作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注重对总体形势的描述和分析。它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剖视了当时的迫切问题：意大利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民族力量，反对外来侵略，这是意大利复兴强大的惟一之路。这部历史著作出版后，很快被翻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在多国出版，流行一时。

历史学之所以在意大利很发达，主要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建立世俗知识系统的需要。事实而非神学教条，被看做真实的、惟一可信的东西。历史学突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惟一真实的活动，人被看做历史的主体。布鲁尼明确宣布：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人性和人的心理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所在，必须排除上帝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意大利历史学从一开始就重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事实的研究，如布鲁尼在他的12卷本的《佛罗伦萨史》中，就详细地描述了佛罗伦萨羊毛纺织工人在14世纪的起义的具体情节，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评价。总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西欧在15、16世纪确立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起着较大的作用。

（三）意大利的早期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在16世纪由于西欧城市的发展，城市中产生了早期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无产者身受资产者的严重剥削和压迫，受到极不公正、极不平等的对待；他们的社会处境，也受到有平等和博爱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所关注。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开始设想解决这种社会难题的未来图景，他们是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意大利最著名的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1568—1639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的斯蒂洛城郊的一个农村。他的父亲是鞋匠。由于家庭生活贫苦，他在14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在7年多时间中，他研读了大量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反对财产私有制，认为柏拉图主张的公共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和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是消除人类不平等的途径。其实，柏拉图只是主张在统治阶层范围实行财产公有制，他则将这种公有制扩大到全社会。他于1582年加入多米尼克修会。因为写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著作，康帕内拉于1591年至1597年的6年间，三次被捕入狱，被释放后回到家乡，因参加故乡人民反对西班牙侵略的斗争而于1599年又被捕，被判坐牢27年。他于1622年在狱中写成《太阳城》、《论最好的国家》、《捍卫伽利略》等书。刑满释放后，他又继续进行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1634年被迫流亡法国，寄寓于巴黎多米尼克修道院，隐居5年后逝世。

康帕内拉考察了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初期的社会状况，认为西欧当时的社会弊病和罪恶，都是由于私有制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因此，消灭私有制是人类建立美好社会的根本目标。他在《太阳城》这部名著中表达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政治理想。这部著作以对话体裁，通过一个热那亚航海家叙述环球航海的“镜花缘”式的经历，向人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之国“太阳城”，因为它处处充满了光明和温暖，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所以被称做“太阳城”。康帕内拉在这个虚构的国度中，寄托了自己的崇高政治理想。

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表达了强烈的抨击私有制的思想。他认为，正是私有制使人们产生了自私自利的坏思想，由此又产生了社会上的懒惰、贪婪、残暴和虚伪。一切恶习都来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社会一切灾祸之源。由于私有制，社会才划分为劳动的人和不劳而食的人，劳动者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例如在那不勒斯有7万居民，劳动者只有1万至1万5千人，其余的人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这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和社会犯罪。他认为，贫富不均是一种畸形社会现象，是人类理智的极度混乱所造成的后果。由于私有制的魔魇，人类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必然出现一个新的变革，它将产生一个新世界，而太阳城就是这样一个新世界。太阳城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压迫的人间乐园。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实行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里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消灭了一部分人过度劳累而另一部分人游手好闲的不公正状态；在太阳城中，劳动被认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不被认为只是谋生的手段。在这里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消灭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实现合理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工照顾到了男女的体力和生理差别；残疾人被尊重，也被合理地安排到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中；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每个人都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人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劳动已是解放人的手段，不再是为剥削者牟利的手段。在太阳城中，国家的职能已经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构。康帕内拉还探讨了培养太阳城新人的教育方法，提出要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表达的理想，是西欧16世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表达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初期，西欧就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正社会的美好理想。由于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他的社会理想中不免夹杂一些宗教迷信的说教。康帕内拉的社会政治理想对于西欧后世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9 爱拉斯谟像

[1] 转引自张椿年著：《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第三章 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扩展和传播

一、德意志的思想和艺术

（一）德意志文艺复兴的特点

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开始了在德意志的统治，结束了从1254年到1273年20年间的王朝空位时期，但这并未结束德国长期形成的政治割据局面。虽然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声势显赫，查理五世还兼领西班牙和尼德兰，但因国内诸侯势力的强大以及长期战争的纠缠，中央集权制和民族统一难以实现，国内关卡林立，币制繁杂，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15世纪中叶起，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教权，呼吁国家统一的人文主义运动。

德意志文艺复兴开始得较早。15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纽伦堡等地的一些大学已出现了人文主义小组。16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运动出现高潮。

德意志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对宗教、道德和哲学问题很敏感，他们以对《圣经》和《教父》作品的翻译、研究和注释而闻名，以发表“讽刺文集”和造型艺术（彩饰画、木刻或铜刻版画等）而著称。

第二，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在大学，大学的年轻教师中，多数人到意大利学习和访问过，许多学者通晓欧洲各国语言，他们的作品中强烈反映出反对民族分裂、要求国家实现统一和摆脱罗马教皇统治的思想。

第三，在一部分艺术作品中，反映社会矛盾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亦陆续增多。

第四，各地文艺复兴的思想活动很不平衡。南部受意大利影响大，活动早，成果多；西部科伦等地，因天主教会势力大，保守气氛较浓；北部与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关系密切，重视宗教改革与教会改革。

由于德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经济力量分散，资本主义发展缓慢。15世纪德国思想还缺乏民族个性内容，这反映了德国的落后性。直到16世纪初，由于罗马教廷加剧搜刮，激起德国人民对教会的痛恨，爆发了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促使德国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也促进了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使它赋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革命激情。

（二）德意志人文主义思想家

约翰·赖希林和胡滕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以讽刺为主要表达手段，其中心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提倡自由。

约翰·赖希林（1454—1522年）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广泛地进行语言学和法学的研究。这位语言天才在这个时期的真正功绩是他出于哲学方面的动机而从事的希伯来语研究，他的《希伯来语原理》（1506年）为这一研究创造了基础，也使他卷入了同经院哲学家的争论。约翰内斯·普菲弗尔科恩——一个受过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以盲目的宗教热情，根据皇帝的谕旨，主张焚毁《圣经》以外的一切犹太书籍，并且得到了科隆的多米尼克会教士的支持。只有赖希林出于对流传下来的作品的尊重，认为焚书是十分不当的。他认为宗教思想方面应该平心静气地劝导，而不赞成使用暴力。宗教裁判官雅柯布·冯·霍赫施特拉滕在科隆大学和爱尔福特大学等大学支持下，宣布赖希林的辩护书《目镜》为异端。在对赖希林的审讯中，赖希林向教皇利奥十世上诉，最初使得审判延期，后于1520年在对路德的审讯的影响下，对赖希林也作出了严厉的判决，宣布他为“异端”。但是，在教会同赖希林的冲突期间，人文主义者们逐渐联合起来反对经院哲学。早在1514年，赖希林就发表了一批书信，即《聪明人书简》，接着在1519年发表了《名人书简》，同教会进行斗争。在赖希林同宗教法庭的争论中，进步的德国知识界人士支持他。在文学上，赖希林写过喜剧，模仿泰伦茨的作品。在哲学上，他是经院哲学的激烈反对者。

为了支持赖希林同宗教法庭的斗争，克罗图斯·鲁贝阿努斯、胡滕同赖希林一起写作并出版了《蒙昧人书简》。这是作者假托一些经院哲学家、僧侣的名义，写信给当时某一位真实的神学教授，用信件向这位神学家报告他们在各地所看见的事物，如人们如何不敬重上帝和神学家，宗教裁判所如何仗势压人，人文主义者如何受学生尊重等等，这些信件是以对这些现象十分不满的口气写的，但写信人被作者称为蒙昧主义者，说明写信人所不满的，却正是作者所赞成的。《书简》分上下两部，共有三个作者，下部的主要作者是胡滕，《书简》的出版者和编纂者是罗伊希林。《书简》有意用很蹩脚的拉丁文写作，以讽刺“蒙昧主义者”是不学无术的人。

后来胡滕又开始用德文写作，以便扩大影响。其代表作是《罗马的三位一体》（1520年），以及讽刺性很强的《对话录》。在《罗马的三位一体》中胡滕写道：“……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伪善。……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关于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特点：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供养着罗马富翁：穷人的血汗、暴利和对基督徒的掠夺。”胡滕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诗人。他为德国统一献出了生命。

（三）政论作品和民间文学

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如托马斯·闵采尔的《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抨击了天主教和封建统治者，公开号召人民起义。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于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反对教皇干涉王权，提出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主张，要求组织新教。他还参考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将《圣经》译成德语，他的《圣经》译本使平民和农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语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他还写了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马丁·路德的翻译和写作对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重大影响。恩格斯称誉道：“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16、17世纪德国民间文学成果丰富。其主要内容是民间故事书和民歌，民歌分为抒情民歌和政治民歌。民间故事书是用散文写的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是后世德国小说的先驱。这些民间故事并非真正由“民间”创作，而是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取材广泛，流传很广。较有代表性的有：《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希尔德的市民们》和《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主要叙述浮士德（一个农民的儿子）与魔鬼订约，魔鬼许诺给他种种好处并帮他完成许多大事，而其条件是：浮士德必须首先放弃宗教信仰（基督教），24年期满后，浮士德必须死去，死后的灵魂应属于魔鬼。故事书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浮士德与魔鬼对科学和天堂、地狱等的讨论，并且叙述了浮士德在魔鬼协助下所完成的种种奇迹和浮士德死亡时的惨景。故事书的副标题称它的目的是给有好奇心而不信神的人展示一个可怕的例子，给他们以诚意的警告。但是，它别有一番客观效果，因为书中浮士德尽情享受当时基督教所不容许的人间乐趣，实质上反对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而魔鬼与浮士德探讨天堂、地狱、宇宙形成等奥秘，实质上反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科学的探求和对知识的渴望。正因为这部故事书适合于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生活快乐、反对蒙昧主义和追求科学知识的需要，所以它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英国戏剧家马洛在这部民间故事书出版的次年（1588年）就写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他依据的素材就是1587年译成英语的这部德国民间故事书。此后，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一些德国作家如莱辛、克林格、海涅等，直至20世纪的托马斯·曼，都一再取材于浮士德的传说。其中歌德的《浮士德》更使浮士德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者的象征，成为文学宝库中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富有哲理的形象。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民间文学方面，和德国的一些邻国相比，德国在当时没有产生对欧洲影响突出的大作家。从13世纪末起的德国文学闭塞落后局面，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改变。

（四）德意志人文主义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杰出画家中，有四个光辉的名字，他们是格伦奈瓦尔德（1455—1528年）、克拉纳赫（1472—1553年）、丢勒（1471—1528年）和贺尔拜因（1497—1542年）。格伦奈瓦尔德是德国宗教改革时一位面向现实、取得重大成就的色彩画家。克拉纳赫是一位人文主义者，马丁·路德的好朋友，成功的油画家和版画家。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丢勒和贺尔拜因。

丢勒是一位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自幼对素描艺术感兴趣，颇有绘画天才。他曾向马尔丁·盛交厄学习过铜版画，1486年入纽伦堡名画家哈埃尔·沃尔海默画坊学艺3年。1490年后，开始漫游德国，了解风土人情。1494年回到纽伦堡，次年以画家和版画家的资格成立自己的画坊，这期间的代表作有《父亲的肖像》和《自画像》等，但这些作品还不够成熟，显示出欠缺柔和的稚气，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的写实精神。为了继续学习，1495年他访问了意大利。意大利艺术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意大利，他临摹、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1494年回国后，丢勒在汲取意大利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主要是版画。其中最有名的是木版组画《启示录》，共18幅。《启示录》是《圣经》中一篇早期基督教文献，控诉罗马暴君的统治。丢勒借古讽今，向人们暗示教会统治是德国灾难的根源，影射德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他本人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关切，意图唤起人民的觉醒。这一组作品显示了画家思想的进步和技术的高超，在版画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这一组作品中，尤以《四骑士》和《天使斗恶龙》最杰出、最有趣。美术史上认为丢勒的《天使斗恶龙》可与拉斐尔的《圣乔治斗恶龙》相媲美。这一组画为丢勒赢得了巨大声誉，他从此成为享誉欧洲的知名画家。1500年以后，丢勒为了提高技艺，进而研究人体结构和解剖学，还从事过建筑设计工作，同时他还与纽伦堡人文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505年至1506年，丢勒第二次游历意大利，和拉斐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也更详细地了解和学习达·芬奇。在威尼斯期间，他为了表示自己不仅擅长版画也会画色彩画，他创作了《念珠节》，表现反对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教廷的主张，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1507年至1520年，是丢勒创作的鼎盛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杰作。1513年至1514年，丢勒创作了一批铜版画，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轰动了整个欧洲艺坛，他获得了“版画名手”的美称，这批作品在美术史上被称为“绝妙佳作”。丢勒以其作品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版画家之一的地位。他于1514年创作的《忧郁》最为有名。此画显示一位城市妇女正在思索一系列的难题而找不到答案，因此忧郁、深沉、失望，画中人的这种心理状态，象征着他那个时代人们在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中对和平、光明、祖国统一的渴望，体现了画家本人忧国忧民的心情。1520年以后，晚年的丢勒仍在孜孜追求，创作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母亲肖像》和《四使徒》（1526年）。丢勒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巨匠，是德国版画的创始人，正是他把西欧版画艺术推向成熟。恩格斯曾经将丢勒和达·芬奇这样的巨匠相提并论。大文豪歌德也说过：“当我们明白地知道丢勒的时候，我们就在真实、高贵、丰富之中，认识到只有最伟大的意大利人可以和他的价值等量齐观。”

贺尔拜因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肖像画家、版画家与水粉画家。他尤其以出色的肖像画而闻名于世。贺尔拜因之父老贺尔拜因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小贺尔拜因自幼随父学画，1515年离家到巴塞尔，拜当地画家都尔比斯托为师。结业后，他开设了独立画坊。由于工作出色，他逐渐成名。当时的巴塞尔是一座文化名城，也是瑞士的出版业中心，聚集着许多著名学者，贺尔拜因同他们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来自鹿特丹的爱拉斯谟有莫逆之交，这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巴塞尔是贺尔拜因的第二故乡，他的艺术生涯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1526年至1528年，他经爱拉斯谟介绍，去英国拜访托马斯·莫尔，在那里，他为英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画了不少肖像。1532年他再次访问英国，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所以也有人称贺尔拜因是拥有三重国籍的伟大画家。贺尔拜因的作品综合了前人求真与求实的经验，将德意志艺术和意大利艺术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他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他的画中人物形象都生动逼真，别具一格，将德意志民族刚毅、严肃、坚强与缜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传神。贺尔拜因的名作有《巴塞尔市长迈耶尔像》和《巴塞尔市长夫人像》等。他为爱拉斯谟画了三幅像，生动地刻画出这位人文主义学者的风度和意志，其中一幅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中。贺尔拜因的晚年作品《僵死的基督》一反常例，没有把基督画成理想中的形象，而是对死者进行了精确的描绘：头发蓬乱，眼睛微张呆滞，伤痕遍体，基督的形象似乎是一具正在腐烂的僵尸，没有任何肃穆、神圣、崇敬可言。这幅画充分表现了贺尔拜因对宗教信仰的挑战。难怪妥斯妥也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借梅什金之口说：“是呀，任何人都会因这幅画而失掉信仰的。”这正是贺尔拜因的庄严而凝重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之所在。

二、尼德兰的文艺复兴

“尼德兰”，意思为“低地”，这里特指欧洲西北部莱茵河、谢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低洼地区，按照习惯理解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广大地区。由于该地区为西欧沿海，地处海陆交通要道，因此国际贸易发展较早，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较早，资产阶级也较早地成长起来。因而，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得到了热烈响应，这里的人文主义运动的蓬勃形势，仅次于意大利。佛兰德尔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尼德兰文艺复兴的帷幕就从这里揭开。

（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

15世纪至16世纪尼德兰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德西得利乌斯·爱拉斯谟（1466—1536年）。他生于鹿特丹，因而被称为“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爱拉斯谟是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言学家，又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他先后到过法、英、德、意和瑞士等各国，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在当时对全欧洲都有影响。从1514年开始，爱拉斯谟定居于德意志的巴塞尔城，在这里生活22年。因此，德意志人把他和勒克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德意志的两只眼睛”。

爱拉斯谟是个私生子，其父是精通希腊语的祭司。爱拉斯谟从4岁起入学读书，及至18岁时父亲去世，他与其兄被监护人送到教会学校学习，两年之后到修道院当修士。1493年，康布雷地方的主教聘爱拉斯谟为拉丁文秘书。在康布雷的工作，使爱拉斯谟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的思想。瓦拉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幸福，我的生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崭新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具有摧枯拉朽作用，使爱拉斯谟深受影响。他以对话体形式写成了《非蛮论》一书，流露出他对僧侣生活的鄙视。之后，爱拉斯谟到巴黎大学学习。为了生活，也为了沟通语言，他编写了拉丁文教材《家常谈》。1499年爱拉斯谟应邀到伦敦。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他同托马斯·莫尔陌路相逢，两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位妙语横生，一位雄辩善谈；一位博学，一位睿智。从此二人结为终生莫逆之交。1500年，爱拉斯谟一边学习希腊语，一边编写拉丁文《格言集》，它出版后，多次再版。后来爱拉斯谟在其中又增添了不少希腊语格言，总共收录格言三千多条，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格言总汇》。1505年爱拉斯谟同莫尔共同整理出版古代自由思想家和作家卢契奴斯的著作。1506年爱拉斯谟在意大利都灵获得博士学位。1509年他开始构思写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愚人颂》。该书一经问世，即轰动欧洲，并且不断再版。爱拉斯谟在世时就重印过27次，几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由于托马斯·莫尔给爱拉斯谟的巨大支持和帮助，二人友谊笃厚，《愚人颂》就是爱拉斯谟题赠莫尔的。1516年以后，爱拉斯谟继续著述。1525年同马丁·路德论战，爱拉斯谟发表《论自由意志》一文。1536年7月12日，爱拉斯谟病逝，享年70岁。

爱拉斯谟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他将许多古希腊文献译成拉丁文，使当时的欧洲人有机会读到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更重要的功绩是他以清新的文笔写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作品，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宗教改革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在其著作中，爱拉斯谟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抨击僧侣和神学家的“疯狂和愚蠢”。他通过“愚人”登台演说，来讽刺和嘲笑僧侣们鼓吹禁欲主义实属伪善，他们要求别人远离肉欲和享乐去追求来世的幸福，而他们自己却过着放荡淫乱的生活。爱拉斯谟写道：明明是一个淫荡之徒，却一味夸口说以鱼为食，净灭了肉欲；明明是一个贪婪者，却表白自己六十年中（除了隔着手套去摸索以外）没碰过一文钱。当时的迂腐而无真才实学的神学家们注重烦琐论证，他们可以用“六百个三段论式”去证明别人是“异端”，而“实际上他们是一无所知，但却强不知以为知，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他们关心鞋带打多少结、腰带的长短、服装的款式与颜色，“目光短浅，漫不经心，常常连自己脚下的土坑和石头都不能发现”。爱拉斯谟称教会和僧侣都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的思想斗争矛头，直指主教、枢机主教乃至罗马教皇。在爱拉斯谟的笔下，罗马教皇就是个“惯用刀剑、毒药和其他一切方法”保护自己的阴谋家。爱拉斯谟的思想及其影响使罗马教廷十分恐慌。为了限制爱拉斯谟思想在人们中传播，教皇保罗四世在1588年宣布，爱拉斯谟著作是“第一类异端”，被列为禁书。

爱拉斯谟的著作明显地表达和宣传人文主义思想。他赞美市民的现世生活，提倡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注重尘世快乐与幸福。爱拉斯谟认为：人必须顺从自然的规律，遵循人自己的本性生活，追求快乐，享受情欲；要放弃对被教会奉为神圣的“圣像”、“圣物”的崇拜；应该废除一贯被教会奉为圭臬的一切形式主义。这些思想和主张，都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爱拉斯谟看来，愚昧无知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只要在大众中普及教育、传播知识，就可以消除社会的各种弊端。在他同马丁·路德进行争论时，他反对路德的宗教狂热，认为理性和自由意志不只属于神，也属于人；认为人的自由、快乐、知识或理性，是构成道德和良心的最重要的条件。

爱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对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受历史的局限，爱拉斯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否定上帝存在，他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他说：“当我没有看到更好的教会之前，我容忍这个教会。”在德国宗教改革中，爱拉斯谟同路德的思想和做法有重大矛盾，于是他倒向了保守的旧教方面。为了回避宗教改革运动，爱拉斯谟渐渐隐迹匿名，直至去世。

（二）佛莱芒艺术

如前所言，佛兰德尔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尼德兰的文艺复兴在这里发展如火如荼，尤其人文主义的艺术在这里发展十分蓬勃。因此，历史上一般把尼德兰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艺术创新，称做佛莱芒艺术（Flemish art）。

“佛莱芒艺术”的生存年代，一般指15世纪至18世纪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三百多年的艺术运动，它对整个欧洲的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佛莱芒艺术中成就最高的是绘画，其次为建筑和雕塑。

伟大的画家凡·艾克兄弟是佛莱芒绘画艺术的奠基人。凡·艾克兄弟的名字是哥哥胡伯特·凡·艾克（1370—1426年）和弟弟杨·凡·艾克（1385—1441年）。他们是油画艺术的革新者。兄弟俩人合作的《根特教堂祭坛画》被认为是欧洲油画史上的第一件重要作品。1426年，胡伯特·凡·艾克没有完成这个绘画任务就离开了人世，作品的大部分是由杨·凡·艾克于1432年完成。这组画包括12幅作品，《羊的崇拜》是主体画，堪称世界杰作。画面以优美的风景为衬，一只雪白的羊羔在祭坛上，鲜血流入酒杯中；四周或站或跪着预言家、哲学家和耶稣的众门徒，正在等待耶稣归来。画家发挥了尼德兰画派追求细节描绘的传统手法，真实生动地体现了尼德兰的人文主义思想。胡伯特·凡·艾克的作品不多，弟弟杨·凡·艾克的作品留下不少。后者有名的代表是《拿石竹花的男子》。杨·凡·艾克的功绩不但在创作，而且他热心改进油画颜料，他使用松脂和乳剂作为新涂料，从而形成了完善的油画技法。同时，他是最先用快干油作画的画家。这种颜料可以多次敷色，易于涂改，能使绘画色彩丰富，这一方法不久就传入意大利，在那里被广泛使用。

16世纪意大利主义绘画影响佛莱芒绘画，许多画家前往意大利深造，回国后，力求把意大利的技法与风格同本土的尼德兰传统融合起来，可成功的人不多，他们大多显得生硬，艺术成就不高。

彼得·勃吕盖尔（1525—1569年）是16世纪尼德兰最杰出的画家，他始终保持着民族绘画的精华部分，并加以发展，从而在艺术成就上跟凡·艾克兄弟衔接起来。勃吕盖尔先后向画家、木刻家彼得·库克·凡·阿尔斯特和版画家考克学习，1551年学习期满后，为了开阔眼界，他到法国和意大利各地漫游。意大利绘画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倒是奇特的阿尔卑斯山区自然风光吸引了他。他画了很多以阿尔卑斯山为题材的作品。这形成了勃吕盖尔最早的传世作品。游历结束之后，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生活、创作直到逝世。勃吕盖尔是一位具有尼德兰民族民主思想的艺术大师。他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多数艺术家那样画宗教画或为社会上层人物画肖像画。他独树一帜，画农民形象、农民生活和农村自然景色。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生活和社会风俗，充满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敬意和同情，乡土气息浓郁。这些画同提香的华贵风格相比，有天壤之别。因此，勃吕盖尔获得了“庄稼汉”画家之美称。勃吕盖尔的作品有素描、铜版画和油画，题材广泛。其作品《农民的舞蹈》和《农民的婚礼》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作品《冬猎》是风景画的杰作。而《虐杀婴儿》和《绞刑下的舞蹈》则是画家对西班牙侵略者凶残面貌的揭露，对人民乐观主义精神的歌颂。这些画都显示了勃吕盖尔和民族、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爱国主义思想。勃吕盖尔画风朴实，平易近人。他的画虽然在形式的丰繁和表现的优美方面，有逊于意大利的绘画成就，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却比意大利的所有作品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它是以其民族特色表现出来。这是勃吕盖尔对西欧文艺复兴艺术的独特贡献。

17世纪是佛莱芒艺术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宣扬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大师彼得·保罗·鲁本斯（1557—1640年），他被称为“美术界的荷马”。他不仅画宗教画，还画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和狩猎图等。鲁本斯继承并发扬了文艺复兴的反禁欲主义精神，作品以高昂的激情表达对人生和自然的歌颂。一方面，他善于表现激烈的冲突和动感；另一方面，他注重表现和谐的抒情色彩，善于通过大型而又饱满的人体、有力的光和影对比、丰富的色彩以及戏剧性手法表现思想感情。这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突出特点。鲁本斯的代表作品有：《希林纳斯醉酒》、《抢劫吕西普的女儿》、《水与地的联合》、《玛丽·美第奇的一生》、《加尔凡山》、《三美神》、《婴儿的屠杀》、《抢劫萨平妇女》等。鲁本斯对佛兰德尔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许多画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了怀念这位大师，联合国曾于1997年纪念他诞生400周年。

19世纪以后，佛莱芒画派又产生了一些画家，他们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和动物画等。这些画家有约尔丹斯、布鲁威尔、特尼尔斯、博萨尔特、斯尼得斯、海姆等人。在建筑、雕塑等方面，佛莱芒艺术也有很大的成就与影响，代表人物有斯吕特和麦尼埃等，他们创建了勃艮第雕刻学派，为佛莱芒艺术续写了辉煌。

三、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

1337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从表面上看起因是关于法国王位继承的争端，而事实上，争端双方的斗争目的是夺取法国的领地和佛兰德尔城市。在战争第一阶段，由于英国方面备战充分，1360年以法国战败而暂停。1369年战争开始第二阶段后，法国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国内连连爆发起义，这大大地削弱了法国的力量。1415年，英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北部和巴黎地区大部分领地沦陷。但是到了1428年，战争出现了转机。奥尔良城姑娘贞德率兵抗英，胜利击退英军围攻，保卫了南部领土。在贞德爱国精神的带领下，法国人民继续战斗。到1435年，勃艮第大公和查理七世的军事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英。到1453年，百年战争以法国胜利而告终。

百年战争胜利后，法国经济开始复兴。到了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始，其标志是手工工场开始形成，尤其在呢绒纺织业中，手工工场有较快的发展。法国当时的对外贸易也开始活跃，它同西班牙、意大利、非洲、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频繁的商业交往。1534年至1541年，法国的海外殖民开拓也已经初获成效，法国水手到达北美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地，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开创了道路。

这一时期法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冲突不断。至16世纪，在德国宗教改革影响下，法国国内进步力量也迫切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加尔文新教得以在法国传播，并导致爆发了胡格诺战争。这场战争的烈火把法国烧得残破不堪。震荡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叶。1635年在波尔多发生了平民起义，接着在1636年又发生了克洛堪起义。这两次起义均因政府的镇压以失败告终。

在文艺复兴大潮席卷欧洲的情况下，法国也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由于当时法国本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具体社会关系和力量对比情况，法国人文主义运动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既在市民阶层的广大领域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因素，又在贵族社会圈内形成某种带有贵族色彩的世俗人文精神。

（一）贵族人文主义——“七星诗社”

法国贵族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七星诗社”。它代表了一种强烈的、世俗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提倡使用法兰西民族语言，写作法兰西文学，而反对用拉丁语写作。这反映了世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1549年，由杜·贝雷执笔的宣言《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的发表，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人文主义团体即“七星诗社”的形成。这个诗社是由古希腊语文学家多拉和他的六个学生共七人组成的。它的目的是要建设统一的法兰西语言，要为形成一个可以同古希腊和罗马的诗歌相媲美的法国诗坛而斗争。入社的诗人们抵制拉丁语以及用拉丁语创作的各种作品。他们以高昂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断言法语也可以像拉丁语一样，表达任何学术知识和人类的思想。但是，他们也承认，法兰西本土的世俗语言需要努力开发和不断丰富，因而，他们也提出了应该向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借用一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例如主张采用古希腊和罗马的十四行诗的文体；同时也要对旧词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词；还应该依据现实的社会生活，创造新的词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法兰西语言才能够得到弘扬。但是，七星诗社的诗人们鄙视法国民间语言和民间诗歌传统，要求抛弃民歌所使用的文体。这说明他们的人文主义是脱离社会大众的贵族的思想潮流。

当然，七星诗社为法兰西语言的规范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以他们的努力作为开端，法语的近代规范化的工作，后来在17世纪的古典主义思潮那里才被完成。

七星诗社的最著名诗人是彼埃尔·德·龙沙。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老师期望他成为“法兰西的荷马”。1550年，龙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从这部诗集可以看出，他精心地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此后，他又对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进行模仿，也模仿过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彼得拉克。龙沙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大胆地运用各种诗体进行写作。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宗教战争，抒发他对世俗的社会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龙沙的抒情诗风格亲切、轻松，能够自然而然地把抒发感情和描写美丽的自然景色结合起来，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但是，龙沙的一部分诗歌作品由于过于刻意模仿而显得做作。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声望达到了高峰。到19世纪，还有一些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先导。

除了龙沙外，七星诗社中被人们称道的还有抒情诗人卓阿金·杜·贝雷。虽然他在创作初期所写的一些作品比较造作，但是他后来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可能由于文化环境的原因，他的诗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558年出版的《悔恨集》代表了他创作的高峰。收入该集中的诗歌大多反映了作者对于世俗人生意义的反思，其中爱情、友谊和对故乡的思恋是最常见的题材。卓·贝雷的婉约与悲伤的情调，对后世法国诗歌有一定的影响。

爱缔安·若岱勒是七星诗社中的戏剧作家。1552年，他发表了悲剧作品《克娄奥帕特拉》。他的这部代表作取材于古代罗马的历史故事，从风格上说，它已经具有了后来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点。

（二）拉伯雷和他的《巨人传》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突出代表是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他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继薄伽丘之后又一位具有全欧影响的人文主义文学家。

拉伯雷出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富裕的地主律师家庭，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学会了当地农村的方言俚语。如此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好景不长，他就被送进修道院学习拉丁文，接受经院哲学教育。大约在1520年，他进入弗兰西斯修会当修士，在那里他和许多人文主义者建立友谊并保持着联系。例如同吉约姆·比代有着较密切的思想来往。修道院谴责他触犯了教规。在逼迫之下，他离开弗兰西斯修会，后转入德马伊修道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不少著名学者，并随修道院院长出访欧洲的几个国家，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自由发展。1527年后，他遨游了大半个法国，对法国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封建法律制度的腐败和经院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摧残，这为他后来创作《巨人传》积累了素材。1530年，他开始学习医学，次年就在里昂行医。在里昂他如鱼得水，和很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过往甚密，包括当时在法国讲学的爱拉斯谟。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更坚定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于是，拉伯雷拿起笔来，开始了他持续长达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两年以后，从1532年起，拉伯雷开始陆续出版自己的传世之作《巨人传》。

《巨人传》的内容并非全部新创，而是有着丰厚的法国民间文学传统。该书中的“巨人”形象，在法国中世纪民间故事中就早已有之：国王格朗古杰源于15世纪一个民间笑剧；卡冈都亚也是法国民间熟悉的中世纪英雄人物；而庞大固埃来自中世纪的一个神秘剧。拉伯雷把他们串写为三代人。同时，《巨人传》中的许多故事，都源于中世纪的法国民间传说。这些传说都表现法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善良。拉伯雷依托于这些素材，进行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创新，巧妙地处理了继承传统与开启近代精神的关系。《巨人传》在当时能受到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欢迎，这和它重视利用民间素材，并且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把这些素材转换为反对教会和封建主义的世俗题材，有很大关系。

《巨人传》的出版，像地震一样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该书受到了城市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据拉伯雷说，小说在两个月内销出的数量比《圣经》9年卖的还多。法国教会和贵族极端仇视《巨人传》，巴黎法院宣布其为禁书。拉伯雷并没有向黑暗势力屈服，他进行了长期巧妙的斗争，克服了种种困难。拉伯雷既要忍受贫困的生活，又要面对教会的屡次迫害和政府的查禁，困难重重。但他宣扬人文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不因时世坎坷而减退。他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巨著。1545年，《巨人传》第三卷以“拉伯雷”的真名出版，1550年在法国国王特许下，出版了第四卷。1562年（也就是在拉伯雷死后9年），《巨人传》第五卷面世。

《巨人传》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广泛地反映了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摇旗呐喊的一部小说。以格朗古杰·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的神奇故事为线索，以民间故事为蓝本，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讽刺的文风，创造了理想君主巨人父子的形象。第一卷写高康大因先受经院哲学教育而愚蠢，后受人文主义教育而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从而粉碎敌人进攻的故事。对经院哲学、教会与法官的反动愚昧和贪婪等恶行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第二卷从高康大之子庞大固埃的44天也讲不完的家谱说起，叙述他到巴黎学习科学，在朋友巴奴日帮助下消灭了入侵敌人的故事；第三卷写庞大固埃和巴奴日为解决婚姻问题而遍访女巫、诗人、疯子等，引出了无尽笑料，反映了当时在妇女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第四、五卷叙述庞大固埃和巴奴日遍访各岛，阅尽了人间罪恶现象，借以讽刺天主教、法庭、经院哲学家。最后，庞大固埃和巴奴日终于找到了“智慧源泉”和象征真理的神瓶。

《巨人传》尖锐讽刺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黑暗腐朽，揭露了贵族和高级僧侣过的荒淫奢侈生活。在拉伯雷笔下，当时的社会现象栩栩如生：官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貌似公正的法官是“穿皮袍的猫”，封建法律是欺压百姓的“蜘蛛网”，只敢捕捉小苍蝇，不敢惹那些大“牛虻”。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无情地批判了德皇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借毕克罗寿与开明君主高康大的对比宣传自己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这事实上包含了对法兰西斯一世的劝谏因素。《巨人传》还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巴奴日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人们可自由发财，财神应受到尊重；没有钱是无比痛苦的，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挣钱，甚至包括欺骗和偷窃。同时他又乐观、自信，精明能干，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总是获得胜利。这些情节都反映出拉伯雷既看到了新兴资产阶级人物在当时代表历史进步力量，也看到了他们贪婪、欺骗和掠夺的本性。最重要的是，在《巨人传》中，拉伯雷极力宣扬和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书中的特莱美修道院就是一个符合人文主义理想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平等，进退自由，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和各种清规戒律，谁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现了完全的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随行所欲，各行其是”这一口号，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等级和宗教压迫的进步意义，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巨人传》既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幽默、流畅，富有表现力和风格的变化。这表明，拉伯雷是一位讽刺大师，讽刺手法多样，《巨人传》无疑是西欧文学史上一部经典的讽刺小说。

拉伯雷和他的《巨人传》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讽刺艺术对以后的莫里哀、伏尔泰等大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蒙田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1592年）是文艺复兴晚期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文学家和哲学家。

蒙田出生于波尔多城的名门望族，祖父是商人，父亲是军官与法官，并担任过波尔多市的市长（蒙田后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蒙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曾经担任过15年的法律顾问，颇有法学才华。但蒙田在长期法律生涯中看到法官的贪赃枉法、天主教法官对新教徒的迫害等劣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启发了他的思想。面对使他十分厌恶的官场现实，他曾说：“我生来不是干法律这一行的。”他在38岁时就退职还乡，过起了悠闲平静的乡绅生活，埋头阅读古希腊罗马作品，辛勤写作。他的代表作有《随笔集》。1580年《随笔集》出版了第一、二卷；1588年出版了第三卷；在蒙田去世后，经过修订的《随笔集》全集于1595年出版。

蒙田的《随笔集》（Essais，1580—1595年）是人文主义的散文作品集。这也是具有深刻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巨作。全书分三卷，共107章，所涉及到的内容驳杂纷繁。每篇都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的问题，往往又可能是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也可能文与标题不太符合。这些都表现了随笔的文体特色。

在这部著作中，蒙田尽情表述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表达了他对“自我”的感觉和对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思想感情的体会。对人性的探讨和宣扬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贯穿全书。而无穷追问式的“怀疑论”，是蒙田思想的基本特征。

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在前期，蒙田主要关心痛苦和死亡问题，探讨死亡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学会死亡就是抛弃了奴性和一切限制，就获得了自由。

1576年蒙田思想进入怀疑论阶段。例如当时所写的《为雷蒙·德·塞蓬德辩护》一文，就集中体现了怀疑论的思想特色。蒙田针对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僵死的教条，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起点、源泉和终点。他甚至认为科学也能还原为感觉。但他又认为，由于世界的无限性和主体的有限性，人的感觉认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谬误性，因此人们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蒙田指出，宗教教义也不可能达到和穷尽永恒真理。蒙田的这种主张为科学知识的不断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也是对宗教教权统治提出的激烈挑战。

晚年的蒙田推崇伊壁鸠鲁的“幸福论”伦理学，并以此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蒙田说，蔑视自己的现实存在是人的最大弱点；而如果能够懂得如何有意义地幸福生活，则是最高的善。

蒙田以博学著称，在《随笔集》中，他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学科和知识。

蒙田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严厉地谴责国内的宗教战争和法国王权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他鼓吹并劝导国内统治者要和解与节制，要维护和平。

蒙田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抨击西班牙在美洲的血腥殖民掠夺；在教育方面，他不赞成单纯进行书本教育和强行灌输的教育方法，主张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要学生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认为，除了理论知识外，体育、音乐、打猎、骑马等有用的知识，学生都应该学习。这一主张同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相比，具有重要的时代进步意义，很切合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笔集》这本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的哲理文学，是16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的汇总，故有“生活的哲学”之称。它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要求全面发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的人文精神。

《随笔集》用散文形式写出，深入浅出，善于比喻，形象生动。蒙田有这样一个闻名的比喻：“真正有学问的人就像麦穗一样，只要它们还是空的，他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直视；但当他们长成为臻于成熟、饱满鼓胀的麦粒时，他们便谦逊地低垂着头，不露锋芒。”《随笔集》开创了法国散文史上随笔体写作的先例，使散文从此成为法国文学领域的一种重要体裁，为18、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文学形式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四、西班牙的文学与艺术

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经济由于海外掠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逐渐衰落。例如，纺织业产量减少了4/5，丝织业产品也只能供给本国使用；制造业几乎是一落千丈。在农业方面，地主和教会对农民剥削残酷，致使粮食生产量也日益减少。到17世纪初，甚至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在政治上，1556年即王位的腓力二世狂妄暴躁，实行了许多不得民心的政策，致使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同时，他又穷兵黩武，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败。1589年，他又自不量力地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被法国军队完全逐出；他还力图以军事力量来镇压尼德兰各地对殖民政策的反抗，但是适得其反，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家财力，腓力二世虽一再采取野蛮措施聚敛民间钱财，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同西班牙国运的衰落相反，这个时期西班牙的文学和艺术却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些闻名全欧的文豪和画家。他们用文艺反对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揭露贵族和富绅贪得无厌的腐化生活。许多作品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人文主义思想。

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小说家阿列曼，戏剧家洛·维加，最著名的则是塞万提斯，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在绘画艺术领域，出现了埃尔·格雷科和莫拉莱斯两位大画家。格雷科的绘画以宗教画、肖像画和风景画为主，他以自己独特的画风，描绘了16世纪没落动荡的西班牙社会，表现了没落贵族的矛盾苦闷心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人称格雷科是具有哲学家聪明才智的艺术巨匠。

（一）塞万提斯及其名著《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年）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之一。他出生于西班牙中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医师。塞万提斯在22岁时（1569年）到达意大利，接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后来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又驻扎在意大利。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一次同土耳其军队的作战中，塞万提斯作战英勇，身负重伤，并且遗留下了终生的左手残废。1575年他在回国途中，遭到土耳其海盗的袭击，被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被强迫做了5年苦工，1580年才被亲友赎回西班牙。塞万提斯在后半生虽然身负“英雄”美名，但是生活贫苦。然而，他在社会的底层作过军需官和小税吏的经历，使得他熟悉西班牙农村的生活。他曾经因为工作不力，没有按时收缴税款而被捕入狱。这些生活经历，使得塞万提斯对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和统治阶级的残暴有了深切的认识。因而，他用自己的写作来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人民智慧的赞扬，同时谴责统治阶级的暴虐和愚蠢。

塞万提斯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写了许多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例如抒情诗、讽刺诗、田园诗、叙事长诗以及许多剧本，还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的主要作品有传奇《伽拉苔亚》（1585年）、《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6年），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年），剧本《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年），悲剧《奴曼西亚》，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年），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最有意义的是悲剧和小说。

悲剧《奴曼西亚》是历史剧，反映的是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地区的人民和军队齐心协力抵抗罗马人入侵的故事。奴曼西亚人坚持抗战14年，英勇不屈，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但是最终沦陷，全体人民悲壮地自杀殉国。作品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英雄主义精神。

《训诫小说》中的13篇作品，有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的爱情故事，有对社会众生界的世俗生活的展现，也有一些包含着哲理的谈论。由于塞万提斯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从这些小说的构思，可以看出它们受到意大利小说的一定影响，但是从它们所表现的生活的角度看，它们充满了西班牙的特色。在这些作品中，塞万提斯反对并嘲讽贵族的腐朽偏见，抗议封建剥削制度对农民的压迫，他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呼吁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从这些著作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出，塞万提斯是一位热情的人文主义者。

塞万提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堂·吉诃德》。它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堂·吉诃德》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全书分为两部，分别出版于1605年和1615年。第一部出版后，立即就受到了大众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它却引起了反动贵族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感，他们谋划着扼杀它。到1614年，一部冒牌的《堂·吉诃德》的假续篇出世，力图用歪曲的手法来诋毁和改变在广大读者中已经形成的该书主人公的形象，为贵族的反动统治张目。在这种情况下，塞万提斯以惊人的写作速度，完成了第二部书稿，并于1615年出版，真品的问世抵制了伪书的扩散，使贵族反动派的阴谋很快破产。

小说《堂·吉诃德》出版的时代，正是西班牙封建王权在经历了一个暴发的跃升而又迅速地走向没落的时代。面对全球地理大发现所形成的新的世界历史局面，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者并不理解其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阶级的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的萌芽，而仍然力图用昔日的贵族观念，来解释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美化封建贵族的“威力”，错误地把当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看做骑士的英雄传奇行为。正是因为这种思想趋向，西班牙的贵族一直把骑士的英雄传奇作为当时文学作品的惟一合法内容，在其中寄托他们力图永恒维护封建制度的社会理想。而塞万提斯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封建制度正在日益崩溃，看到了作为这种制度在文学中的理想化身——即其英雄人物——骑士，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和不合时宜的地步。因而，塞万提斯是这种“正统”骑士文学的反对者。他以其锋利的笔触，揭露了封建贵族那一套为其失去的时代唱挽歌的虚假文化精神，以其善于洞察新事物的能力，描绘了这一场历史的悲喜剧。塞万提斯公开宣称，他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把封建骑士文学“扫除干净”。但是，塞万提斯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在写作《堂·吉诃德》的时候，他仍然模仿“骑士文学”的写作手法：他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一个想当游侠骑士的穷乡绅；小说的情节，就是堂·吉诃德的三次游侠经历故事。所以，也可以说这部小说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演绎传统体裁的路子。

《堂·吉诃德》是作者模拟骑士传奇的笔法，描写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拉·曼却地方的穷乡绅吉哈达，因读骑士传奇着了迷，决心复活古老的游侠骑士制度，于是拼凑了一副破盔烂甲，一匹瘦马，找了邻居桑丘作随从，化名堂·吉诃德周游天下，以锄强扶弱、济世救人为己任，力图建立骑士功勋。但他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闹了许多笑话，最后被人送回家去，临终时方觉悟过来，对骑士小说表示深恶痛绝。《堂·吉诃德》的本意是讽刺和抨击社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和骑士制度。自《堂·吉诃德》问世后，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确实烟消云散了。不过在作者笔下，堂·吉诃德又是一个意图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的无私人物。他心地善良，学识渊博，使作者暗生敬佩，堂·吉诃德既是作者嘲笑的对象，又是作者深表同情的对象。

《堂·吉诃德》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作者创作的原始意图。作品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记录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西班牙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现状，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矛盾，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谴责了贵族的荒淫、封建帝王的专制、天主教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社会的向往，充分体现了作者反封建、反教会的人文主义精神。作者采用了幽默、滑稽、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近700个人物，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生活画面。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堂·吉诃德一方面是狂妄痴迷的复古主义者，妄图复活日薄西山的骑士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不乏社会责任感，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种性格同桑丘的淳朴、乐观、务实又胆小、自私的性格互为补充，相映成趣。当然，桑丘在任海岛总督之职10天的时间中，办事公正，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体现了西班牙民间存在的民主精神。

《堂·吉诃德》问世以来受到世界人民的热爱，作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而备受珍视。现在西班牙国立图书馆存有数百种语言的《堂·吉诃德》版本。作者塞万提斯一生勤奋却一直挣扎于贫困之中，终年70岁，死时连一块墓碑都没有。1855年，西班牙人民在首都马德里建立了他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塑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两个人的文学形象。

（二）莫拉莱斯和埃尔·格雷科的绘画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艺术除宫廷的罗马古典艺术外，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一种矫饰主义的艺术。西班牙的矫饰主义艺术和意大利的矫饰主义相比，显然带有更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因为西班牙基督教在与异教的摩尔人的长期激烈的社会文化斗争中，形成了强烈宗教情结所致。

路易斯·莫拉莱斯（1517—1586年）是西班牙最早的一位矫饰主义的艺术家。可能正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为“神人”。他画了一系列圣母像。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比例稍有夸张，在苍白的、被拉长了的圣母玛利亚的脸上，总是带着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表情。不仅圣母是这样，连她怀中的圣婴也经常是表现出郁郁寡欢的样子。

和16世纪下半期矫饰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位著名的画家就是埃尔·格雷科（1541—1614年）。他出生在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芳旦里村。埃尔·格雷科的西班牙语意思是“希腊人”。格雷科长期住在西班牙，在此终其一生，被称为西班牙画家。

格雷科虽然在故乡曾经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他成长的年代，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中世纪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这种艺术所具有的禁欲主义感情以及在这种情感支配下创作的圣像和壁画，对格雷科的艺术道路起到了根深蒂固的奠基作用。即使在格雷科后期的作品中，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565年，格雷科从家乡来到威尼斯，向大画家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奈塞学习。据说他是提香的学生。他模仿提香的作品惟妙惟肖，难辨真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受人文主义思想。1570年格雷科来到罗马，并试图把拉斐尔和米凯朗基罗的艺术同威尼斯画派的风格结合起来，同时，他也受到了“样式主义”的影响。格雷科后来创作的作品中常见的变形、怪异的风格，就是他受样式主义影响的表现。在这一时期，格雷科的画除了宗教题材外，还有一些风俗画，例如《瞎子复明》、《吹火的小孩》和《小孩看月亮》等。这些作品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为画家在罗马赢得了声誉。但格雷科的高傲和狂放，使罗马大多数画家都疏远了他。1577年，离群索居的格雷科被迫来到西班牙，几经周折后定居在托莱多。1579年，腓力二世来到托莱多拜访他。格雷科画了《腓力二世的梦》这幅歌功颂德的作品，得到国王的赞扬。其后，格雷科还创作了《圣英里斯的殉教》、《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忧伤》、《十字架》等画。格雷科的这些作品虽然都选取宗教题材，他本人虽然处在贵族人物和宗教思想包围中，但他早期受到的人文主义思想洗礼仍然时时流露于作品中。他通过对神的赞扬来描绘世俗人的感情变化，他笔下的圣母色彩鲜明，风度典雅，有着青春魅力，富有人情味，给人的感觉是：她是人，是母亲，是情人，是少女，是贵妇人，而惟独不是神。格雷科的代表作品有《圣家族》、《童贞女》、《基督诞生》等。除了宗教画之外，格雷科在肖像画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创作了许多这类题材的珍品。他善于通过传神的眼睛表达心灵，以人的手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这一类代表作有《宁尼奥·德·海瓦尔》、《巴拉维西诺》、《穿皮衣的妇女》等。进入创作晚期后，格雷科的性格越发古怪、狂放、孤独，作品中的变形风格和神秘主义成分更为突出，表现个人主观情感的成分也更为浓厚。例如，他特意使得画面失去鲜艳色彩，甚至画成单色。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揭开第五部》和《托莱多风景》等。《托莱多风景》（1610—1614年）的画面描述暴风雨之前的托莱多，显示大自然风云变幻的威力和人在它面前的渺小，充满强烈的悲剧气氛。这幅画既是画家心灵的幻象，也是西班牙社会衰落的真实写照。

格雷科是西班牙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作品并不粉饰太平，而是以独特的艺术思维与艺术风格描画出了16世纪动荡不安的西班牙社会及没落贵族的苦闷心情。因而，有人称他为“西班牙的心灵”。

（三）西班牙戏剧之父——洛卜·维加

洛卜·费力克斯·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西班牙人民热爱他，以他为自豪，称他为“西班牙的凤凰”、“天上人间的诗人”。塞万提斯称他为“天生怪杰”。

维加一生经历坎坷，4岁丧父，家境贫寒，1578年加入军队。二十余岁被判刑流放到瓦伦西亚，1588年结婚后不久参加西班牙远征英国的“无敌舰队”。在这次海战中，西班牙全军覆没。维加在海上漂流数月，几乎葬身鱼腹。在惊险的生涯中他不忘创作，构思了抒情长诗《安赫利卡的美丽》。维加后半生家庭屡遭变故，他的妻子、儿子相继去世，使他对人生日益绝望，宣誓当了修士。但他虽入空门而凡心不死，又不断堕入情网，先后与数位女演员恋爱。在他54岁（1616年）时，爱上了一位24岁的漂亮女演员玛尔塔，她后来双目失明，40岁就去世了。这最后一次恋爱的失败，对维加打击很大。几年后，1635年8月27日，已经年迈体弱的维加离开人世，享年73岁。

维加是一位多产作家，据说他一生创作了一千五百多部剧本，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他都尝试过。他才思敏捷，创作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写三四十个剧本，他有一百多个剧本都是在24小时内完成的。流传下来的他的剧本被汇编为25卷，其中包括462种剧本和48种宗教短剧，其余的均已失传。

维加生活在西班牙封建主义没落而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时代，当时文艺复兴思潮在西班牙国内传播。他是人文主义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文豪。维加创作的特点是将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和民族意识的传统相结合。维加的戏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主要是反映西班牙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显赫的僧俗贵族，歌颂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他在写作剧本时，利用了西班牙的编年通史、各种历史作品以及民间歌谣、意大利小说等素材，尤其善于观察和发现人民群众的爱好和心愿，因而他能够把他所处时代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作品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异常丰富。

维加的作品，重要的一般可分为五大类：（1）以基督教故事为题材的宗教剧。著名的有《美丽的伊撒》和《非洲圣人》等。（2）历史剧。其中杰出的作品有《亚历山大的功绩》、《烧毁的罗马》、《莫斯科大公》、《贝里瓦涅斯或奥卡尼亚统领》、《最好的法官是国王》、《羊泉村》等。（3）神话剧。代表作有《克里特的迷宫》和《热恋的爱情》等。（4）牧歌剧。著名的有《真正的爱人》。（5）描写曲折离奇爱情的故事剧。如《谨慎的情人》、《托莱多之夜》和《罗达蒙特的嫉妒》等。

在上述戏剧作品中，《羊泉村》最为出名，流传最广，它是维加的杰出代表作。这部戏剧的内容，类似我国的著名歌剧《刘三姐》的故事。它依据羊泉村农民起义事件而创作。不畏强暴的广大农民团结战斗，反抗以骑士队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维加在该剧中塑造了劳伦霞这样一位巾帼英雄形象。作品充满了歌颂农民争取自由的民主精神。羊泉村人民抗争的胜利，成了爱好自由的西班牙民族的战斗号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人民还常用它来鼓舞自己所进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和文艺复兴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一样，维加的思想也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他既受到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又受到传统的神权思想和贵族思想的束缚；他一方面向往幸福美好的世俗生活，追求爱情，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破宗教神学的沉重枷锁，出家当修士、不断进行忏悔；他一方面向往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对君主制恋恋不舍。但是维加毕竟以自己的才华为西班牙和全人类贡献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伟大的。

五、英国的哲学和文学

英国是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国家。自1485年，以亨利·都铎即位算起，截至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去世，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是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英国呢绒业逐渐占居欧洲市场的首要地位，出现了上千人的手工工场。采矿业发展也很快。其余如造纸、酿酒、火药业，也有很大发展。同时，英国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逐渐扩大。在印度、北美等地纷纷建立海外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原始资本。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标志着英国对亚洲殖民统治的巩固。在英国国内，新兴的资产者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又用法律严格限制破产农民的流浪，使他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由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初步形成。在政治上，英国国家主权空前加强，通过宗教改革限制了罗马教权在英国的影响；通过1588年在海战中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开始建立海上霸权。总之，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建立在新的阶级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经济繁荣，为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已进入高潮，人文主义思想流行于英国。在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托马斯·莫尔，是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那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名著《乌托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描绘了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有制理想社会。

当时英国古典的人文主义文学也十分繁荣。举世闻名的威廉·莎士比亚是当时英国文学界最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成为英国文化的永恒“国粹”。此外，还有卓越的“英国悲剧之父”马洛，诗人兼剧作家本·琼斯。

都铎王朝时期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是欧洲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唯心主义，宣扬以经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感觉经验对认识的基础作用；他还创立了归纳逻辑。所有这些，都对西欧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发展，为英国和西欧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新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托马斯·莫尔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是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他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铺垫了预先的思想资料基础。

莫尔出生于富裕的英国贵族官僚家庭，1492年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两年后改修法律。1504年当上国会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他成为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先后担任过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皇家大法官等职。他经历并参与了当时英国社会十分复杂的思想变革和政治斗争。例如他曾经带头反对亨利七世的增税政策。他一度曾经是国王的宠臣。由于他在国家与教会的复杂斗争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国王意见不一，被迫辞职。因拒绝承认英王是教会首领，莫尔于1534年遭到监禁，并于1535年以此被判罪并处以绞刑，时年57岁。

莫尔对欧洲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于1518年出版的他的著作《乌托邦》。该书被同时代人和后世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杰作。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它为莫尔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和政治声誉。

《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对社会大众、尤其对无产者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并对此提出了抗议。莫尔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强烈谴责当时在英国兴起的贵族和资产者为了养羊而进行的掠夺式的圈地运动，认为这是对农民的生存权利的公然侵犯。书中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在批判残酷的现实的同时，莫尔为英国人民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然而是空想的）社会前景。这就是理想社会——乌托邦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人人都参加劳动，大家共同享有劳动成果；这个国家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国家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更换，国家管理人员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等等。莫尔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刚刚出现的时期，就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尚未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前提的历史条件下，预言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他勾勒出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的设计虽然是空想，但是，其中包含了许多天才构想的内容。尽管莫尔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及其剥削实质，因而他的学说带有明显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在英国人民的大多数面临苦难的时刻，提出了摈弃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伟大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为探索人类解放，托马斯·莫尔所进行的刻苦钻研和思考的精神，他探讨理想社会时所特有的顽强信心和勇气，他那“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放光彩。

（二）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他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马克思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其父尼古拉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掌玺大臣，其母是一位才女，精通欧洲数国语言，翻译过不少拉丁文经典作品。这对夫妇经常在家中谈古论今，切磋学问，培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培根善于思考，酷爱学习，12岁时就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当时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社会的剧变使培根对传统观念和信仰发生了怀疑。他常常独自在校园徘徊，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三年后，他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了巴黎，两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法国，接触了不少新事物、新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79年其父突然病逝，使培根的事业受到一定影响。1584年他成为下院议员。1603年，重视学识的詹姆士一世继位，自此至1621年培根仕途亨通，一帆风顺。1617年培根获得父亲曾任的国玺大臣职位，1618年被封为男爵，并成为大法官。至此培根声名显赫。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仅仅两年后，就被指控接受诉讼人的贿赂而被审理。培根承认告发事实，被判处罚金4万英镑并且监禁于伦敦塔中。其后，他被终生逐出朝廷，不能任官职。1626年培根因招受风寒，引发支气管炎而一病不起，当年4月9日病逝。他的墓上写着：男爵如用更显赫的头衔，应称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1597年培根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论说随笔文集》。1620年他的代表作《新工具》问世，这一书名表示，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是革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的传统思想。1622年，贫困中的培根又完成了《亨利七世本纪》一书，后来被史学界誉为“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培根的世界观适应了17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主张发展工商业，提倡改革，要求政府考虑人民的意见，限制封建贵族的怠懒和奢侈，提倡保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为此，在思想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经院神学。他从根本上攻击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他指责说：“你们的哲学……只能产生令人厌烦的无止无休的争论；不能让人获得半点知识，只能使人变得像驴一样蠢笨。”培根还敢于向权威挑战，把理论矛头指向经院哲学家所神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郑重地指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解放思想的作用。

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客观的物质分子组成的，分子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因此哲学史上把培根看做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培根是近代经验论哲学的创始人，他非常重视感觉经验和经验归纳法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类要客观地研究自然，实践经验是主要的认识手段。但培根并没有停留在狭隘的经验上，他指出，经验必须同思想、理论相结合。他有一个比喻，认为单纯的经验论者是只知收集食物的蚂蚁，单纯的理性论者是结网自缚的蜘蛛；而真正的学者应该像蜜蜂那样从花蕊中吸取养料，然后把它加工酿成蜂蜜。这个比喻生动揭示了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缺陷，表达了培根关于经验与理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培根在哲学上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确定了唯物论的世界观，提出经验这个认识手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创立了归纳逻辑，这对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方法作用。当然，由于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思想传统的限制，培根的唯物论还是不彻底的。例如，他还为上帝的存在保留了地盘。培根还提出“两重真理论”，他既承认来自感觉经验的真理，又承认有神启的真理。他的哲学虽然承认物质的多样性和运动，但基本上仍是从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把握世界，因而属于机械唯物论。这种世界观虽然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近代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如达兰贝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位挣断许多铁索的伟人，仍然被一些无法粉碎的锁链束缚着。

培根在晚年写出了近六十篇论文，很多都是治学和求知的格言。例如“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虽然它并不是培根的原话，是从简化培根的言论而来，但它恰当地表达了培根的思想，即对知识的尊崇，把知识视为人们征服自然、获取自由的革命力量。这句格言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对文化的重视，以及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勃勃生机。这种思想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贵族与教会斗争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总之，培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冲破了经院哲学中蒙昧主义的罗网，以实验和归纳方法为欧洲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三）欧洲戏剧之父——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著名戏剧家、诗人，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沃里克郡斯拉特福镇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六七岁时进入当地有名的圣十字文法学校读书。这所学校师资很强，教师多毕业于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这使莎士比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15岁时莎士比亚家道中落，被迫辍学在家，开始谋生生涯，据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屠宰场的学徒、书童和律师、小吏，参加过远征军，去过荷兰、意大利。1587年莎士比亚由于得罪当地的一位公爵被迫离家，随一个跑江湖的戏班逃入伦敦。经一位同乡介绍他进入剧院工作，从做马夫开始，逐渐到舞台上跑龙套、做主要演员、担任导演。莎士比亚的戏演得非常好，在一份保存下来的演员表里，莎士比亚排首位，而当时著名的演员理查·倍伯奇林排在第二位。后来，剧团把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他。开始时他对旧剧本进行加工，后来逐渐由加工而改写，最后发展为自己创作。由于莎士比亚的辛勤工作，到三十多岁时，他就成为英国著名的剧作家了，并以此为自己和父亲获取了低级贵族的封号。1613年莎士比亚回到家乡，同女儿苏姗娜与朱迪斯住在一起，安度舒适的晚年。三年后（1616年）由于酒后染病逝世。

当时的英国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都铎王朝，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繁荣，政治稳定，戏剧事业也正在蓬勃发展。时势造英雄，莎士比亚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对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描绘，塑造了有血有肉、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

莎士比亚一生勤奋，自1519年至1612年为止的二十多年中，共撰写了包括悲剧、喜剧、历史剧在内的37部戏剧，另外还有154首十四行诗，两部叙事长诗和其他诗歌。在有生之年，莎士比亚并未曾看到自己的剧本出版，他的第一个戏剧集的问世是在他去世七年之后。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都居文艺复兴时的首位，因此他同荷马、但丁和歌德被誉为划时代的四位伟大作家，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想想看，如果他们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是愿意抛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愿意从没有过任何印度帝国呢，还是从没有过任何莎士比亚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有印度帝国也好，没印度帝国也好，我们却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590—1600年）：这是他人文主义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时期。这时的英国是伊丽莎白极盛时代，政治经济稳定，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年轻的莎士比亚初入具有高度文明的首都，认识比较单纯，相信人文思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因此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基调是欢乐、明朗、和谐的，洋溢着浪漫色彩。他热情地赞美现实生活，肯定人，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要求。他在这个时期主要创作了9部历史剧：《亨利六世》、《查理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10部喜剧如《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等，1部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个时期（1601—1607年）：莎士比亚的创作以悲剧为主，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很大成就。当时处于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资产阶级同王权的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使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深刻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着不可解决的矛盾，所以他写出了不少抑郁愤懑的悲剧，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其中《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最有代表性。第三个时期（1608—1612年）：此时他的创作主要是传奇浪漫剧，在这些剧作中莎士比亚的批判锋芒有所消退，英国这时进入了詹姆士一世当政的时代，政治统治腐朽堕落，舞台上充斥着贵族绮丽浮华之风，缺乏现实内容。莎士比亚这个时期的创作逐渐走向衰退，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年）、《冬天的故事》（1610年）、《暴风雨》（1610年），虽然这些作品人文主义精神仍在，但在其内容和技巧上都比以往逊色。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表现了作家所支持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腐朽宗教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朝气。作为这一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莎士比亚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猛烈批判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世界观，起到了直接为资产阶级思想传扬的作用。在当时，这种思想也代表了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呼声，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充满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的喜剧抨击中世纪封建禁欲主义，歌颂世俗爱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形象。在历史剧和悲剧中，他又刻画了许多封建暴君的形象，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暴政。他还在戏剧中提倡弘扬人道，以反对中世纪的神道。他把人比作天神，强调世俗之人的伟大和力量。他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也常常在剧中揭露当时宗教的伪善，例如在《威尼斯商人》中，他借剧中人之口揭露说：“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是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

在戏剧创作的第二阶段，莎士比亚的美好人文理想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残酷现实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时，他着力抒写现实生活在自己思想中激发起的强烈爱憎感受，对当时现实社会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例如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激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主人公泰门独白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认为，用这一段话，“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莎士比亚就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以“发展个性”和“事业心”为口号所实行的商业竞争的反社会本质，他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例如福斯塔夫说：“既然大鱼可以吞食小鱼，按照自然界的法则，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不应该抽他几分油水。”就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心理。在后期悲喜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莎士比亚又进一步斥责这种竞争。他写道：“嘿，它们也正像人们在陆地上一样，大的拣着小的吃……在陆地上我也听到过这一类的鲸鱼，他们非把整个的教区、礼拜堂、尖塔、钟楼和一切全都吞下，是决不肯闭上嘴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在客观上也表现了人道主义思想武器的局限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来抨击封建主义和反动宗教世界观时虽很有威力，然而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中在孕育着的激烈矛盾和斗争。虽然他也企图用这个思想武器来解决社会矛盾，却显得软弱无力。例如他笔下的理想人物哈姆雷特，空有“重整乾坤”的人文主义雄心壮志，但在这“颠倒混乱的时代”，却无法依靠个人主义的力量扫荡社会罪恶、改造现实。在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期无情无义的社会关系中，他只能遭受个人悲剧的后果。

莎士比亚作为资产阶级的戏剧家，他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身上，希望最高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蔑视普通人民群众，更反对他们为反抗剥削和压迫所进行的暴力革命。在新的阶级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之时，他天真地把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解释为善与恶的斗争，希望通过“道德改善”来终止社会矛盾。这种空虚无力的说教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莎士比亚的一系列重要悲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思想上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人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共有的社会思想矛盾。

总之，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杰出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6世纪至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他在大量悲剧与喜剧中，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善于吸取古代语言和利用当时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借古喻今，推陈出新，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整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的杰出戏剧创作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在西欧文明史上，是继古希腊戏剧后的又一个峰巅。

10 哥白尼立于十字架和他的日心体系之间

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普遍成就、衰落和影响

文艺复兴以“巨人的时代”而闻名于世，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复兴古代文明”的旗帜下，汇聚了一大批富有创造精神、才华横溢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他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推动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进步。我们在以前的章节已经陈述了其多方面的成就；在这里，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化的情感标志即音乐和文化的理性标志即科学，再作一个概要评介。

同时，为了展现历史的过程性，我们也要在这里叙述西欧文艺复兴的衰落、西欧文艺复兴对后来欧洲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及其深远意义。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各个领域的伸展和世俗化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欧洲近代音乐也在“复兴”的形式中悄然萌芽。在意大利、法国和欧洲各国，人们不再满足于以格利高里圣歌（Gre-gorian chant）为主的宗教音乐，也不再满足于以流浪音乐和骑士音乐为代表的世俗音乐。崭新的时代召唤崭新的音乐，崭新的作曲技法、乐器种类和音乐体裁纷纷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音乐的形式被大大改进，内容方面也有许多革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世俗音乐开始与宗教音乐分庭抗礼，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迷人的魅力。

（一）新艺术运动

新时代的音乐肇始于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新艺术”（Arts Nova）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法籍意大利音乐理论家维特力（1291—1361年）的著作《新艺术》命名的。它以新的旋律格式、韵律节奏和歌曲体裁的大量涌现为突出特点，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的、人文主义的新时代精神。

维特力在《新艺术》中提出应该使用新的音乐技巧，形成新的音乐风格，以适应新时代要求。他的主张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并且最终在争论中赢得了多数音乐家的赞同，音乐家们开始尝试各具特色的新音乐形式。

法国音乐家、作曲家古劳麦德·麦肖（约1300—1377年）就是其中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身为神职人员，创作了大量的颂歌和弥撒曲，其中的“圣母弥撒曲”，以四声部合唱曲为形式，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首形式完整的弥撒曲，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乐曲。和以往音乐家过于简单的创作风格不同，他的赞美诗多数带有装饰成分。同时，麦肖还创作了多种形式的世俗乐曲，如单声部的流浪音乐、游吟曲调，以及多声部的叙事曲（Ballade）、复调曲（Virelai）等等，他所创作的叙事曲，兼具复调音乐和轮奏曲的特征。

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音乐成就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世俗音乐的崛起。如复调的叙事诗、牧歌（Madrigale）、舞曲、轮奏曲；如对声部和多声部的乐曲形式，具有取代单声部乐曲的趋势；优美的主旋律以及多声部的和谐演奏，使得音乐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此时意大利音乐的显著特征是：对节奏多样化形式的自由运用，和声组织意识的提高以及调性区域中对位原则的广泛使用。

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器乐演奏家弗兰西斯科·兰第尼（1325－1397年）就是运用复调音乐，尤其是二声部对位法的大师；他的三声部“巴拉塔”，深受叙事曲的影响，具有程式化的形式，但又富有新意，同时风格优美雅致；他还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的终止式（Cadence）——兰第尼终止式，这种终止式的旋律为si—la—do。

最早在意大利和法国兴起的新艺术运动，开创了许多崭新的创作技法、音乐形式，成为中世纪音乐向近代音乐过渡的重要时期。它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音乐历史的开端。此后，这场运动在欧洲各国相继展开，成为声势浩大、席卷整个欧洲的音乐改革运动。除了意大利和法国音乐领域的辉煌成就之外，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也都创造了富于本民族特色的新音乐形式，音乐的各种体裁大多诞生在这个充满创造性灵感的时代。

（二）各国音乐运动和音乐形式的多样性

15、16世纪的欧洲音乐界到处可以听到呼吁音乐“世俗化”、“民间化”的声音。由这种呼声所引导，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的曲式和风格应运而生：音乐织体以对位人声声部为主；节奏的运用注意到谐和音和不谐和音的同时使用；歌词多采用当时著名诗人的作品，极富外部表现力；出现了专门表达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专用音乐”。

法国的歌谣曲（Chanson），意大利的牧歌和狩猎歌，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法国歌谣曲主要以克莱蒙德·约内勘（1485—1558年）为代表。歌谣曲多采用本国诗歌为歌词，这些歌词广泛描写世俗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而音乐形式是一种无伴奏的合唱。

意大利牧歌是一种抒情的合唱曲，大量使用模仿、半音、和弦、转调、花唱经过句等等多种表现手法，内容广泛，形式自由。牧歌创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马伦吉奥和卡罗·杰苏阿托（1561—1613年）；意大利狩猎歌多为双声部乐曲。在演奏它们时，往往辅以慢速而自由的伴奏音乐，从内容上看，这些歌曲大多以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描绘生机盎然、欢腾庆贺的狩猎场面。上述这几种乐曲形式是对新艺术音乐风格的更为大胆的发挥和创新。

此外，欧洲其他各国的音乐也都普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近代音乐史上的众多早期流派。在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旋律、节奏、和声、复调、曲式和管弦乐法等）方面，都开始形成具有鲜明的特色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众多曲式。例如合唱曲、序曲、叙事曲、协奏曲等世俗乐曲，以及弥撒曲、颂歌、奉献曲、哀歌、圣歌等宗教乐曲，它们在音乐园地中各吐芳菲，争奇斗艳。这里主要介绍如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乐派和作家。

荷兰的尼德兰乐派，从创始时期，就拥有众多非凡的音乐大师：作曲家杜费（1400—1474年）以多部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作品而著称于世，他大胆改革了颂歌的固定节奏，推动了新音乐形式的出现；奥克海姆（1430—1495年）是模仿大师，他善于运用复调手法创作宫廷乐曲；约斯勘·德思普瑞兹（1440—1521年）所作的曲子，以旋律清新、充满活力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而闻名遐迩。他的乐曲作品极富感染力，他的宗教音乐常常能带给人们崇高至纯的神圣感受；奥兰多·德·拉索（1532—1594年）爵士善于运用复调，他的作品中的主调音乐给人的印象深刻，他的作品还具有从容的终止和声部的叠加。这些都达到了当时音乐创作的顶峰水平。

然而，标志尼德兰乐派最高成就的音乐家，当数拉苏思（？—1594年）。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成为米兰的宫廷歌手，成年后长期担任巴伐利亚公爵的宫廷乐师。他的音乐中融入了优雅、激情、温柔和神秘等多种乐风，既绚烂而又不失淳朴，往往充满炽烈的感情色彩。他经常运用动机曲、小段模仿和花唱进行乐曲的装饰。拉苏思一生创作了二千多首音乐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忏悔圣歌”和“回声”。前者是长篇组曲，由七个乐章组成，表现了深沉真挚的宗教情感；后者则是表现力极强的通俗乐曲，利用四个声部的呼应转接，包括运用回声，生动地描绘出空谷中的寂静和空旷。

就在世俗音乐不断发展繁荣的同时，宗教音乐也并非止步不前。在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宗教音乐家也在试图改革乐曲的形式，迎接世俗音乐的挑战。罗马乐派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的杰出团体。这个乐派中的音乐家们以流畅的乐曲风格，表现虔敬的宗教情感，赋予了宗教音乐以新的活力。

罗马乐派的核心人物是吉奥范尼·帕勒斯特瑞那（1525—1594年）。他是作为教堂唱诗班的指挥进入音乐界的，他曾担任过教皇合唱团的歌手，这是当时的宗教音乐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帕勒斯特瑞那毕生以创作教会音乐为主，他所独具的纯正宗教风格，使他获得“真正的教会音乐家”、“宗教音乐的救主”等称号。他的音乐大胆地运用了许多技巧，如块状和声及对位的复调，突破了“除格利高里圣歌外，禁用其他运用形式”的清规戒律，使宗教音乐既拥有完美的形式，又具有纯正的内容。他的作品较为典型的有“马采路思教皇弥撒曲”。该曲以深沉流畅的曲风，清晰明快的结构，以及乐曲的整体性，带给人们严肃圣洁的情感，征服了最顽固的主教，被推崇为当时教会音乐的经典。此外，帕勒斯特瑞那还创作了一批与虔诚的教会音乐风格截然不同的世俗音乐。这些曲子曲调清新、活泼、自然，很能起到愉悦人的情感的作用。人们不能不敬佩这位天才音乐家，似乎在他身上同时具备两种风格迥异的音乐天赋。

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也是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它以人文思想活跃、自由风气浓厚而闻名于世。在文艺复兴时期，此地是大批艺术家汇聚生活的地方。15世纪中期，在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音乐流派：威尼斯乐派。这个乐派的成员、比利时籍音乐家阿德里昂·维拉尔特当时担任这里的圣马可教堂的乐师长，他巧妙地利用教堂长廊，用两个唱诗班和两组管风琴同时进行演出，取得异常奇特的和谐效果，从而开创了“双重合唱”的演出形式。那个时代的音乐家称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为“奏鸣曲”。其后的音乐家安德拉·伽布力里（1510－1586年）又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多声部的歌手，并融入了柔和的器乐演奏，使得声乐和器乐完全结合为一体，增强了合唱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强化了威尼斯乐派的独特风格。到了安德拉·伽布力里的侄子乔万尼·伽布力里执掌乐事的时候，威尼斯乐派对于多声部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伽布力里甚至能在一首乐曲中同时运用32个声部进行演奏，并且不破坏乐曲的整体轮廓，乐曲呈现出变化多端、色彩绚丽的整体面貌，这一成就标志着威尼斯乐派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在此同时，德国的宗教音乐与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相适应，打破了圣歌被格利高里式垄断的局面，从而出现了新的格式。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年）简化了圣歌的繁复范式，亲自创立了“圣歌合唱”（Chorale）的形式，形成了曲调简洁、节奏重复的四声部合唱。这种曲调易于学唱，大多数乐曲都在德国的宗教信徒中广为传唱，其中的《上帝是坚固的城》一歌，被恩格斯誉为16世纪的“马赛曲”。自此，宗教音乐中出现了明显的戏剧化趋势。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音乐也为西欧音乐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出现了“富布尔东”曲调。它以双声部为主要形式，演奏时加入灵活的第三声部，主旋律一般出现在高声部。同时，圣公会音乐大量采用了变奏曲式和华丽的高声部。在英国，还出现了很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节奏型经文歌、圣歌、借用曲等，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代英国音乐的重要成就。

在声乐改革的同时，文艺复兴时代的器乐也逐渐拥有自己的独立演奏地位。在当时，即兴表演和装饰性的器乐曲广为流行；琉特琴曲和管风琴曲成为器乐的主要种类。独立的器乐体裁，如“帕梵那”（Pavana）、“加里亚德”（Gaillarde）、“即兴曲”、“幻想曲”、“康佐涅”（Canzona），等等，都已初步形成。而声乐中的多声部演唱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形式。另外如当时回音、颤音等装饰音的交替使用，使和声的音效超越了以往时代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音乐曲式，富有活力和新意，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文化需要，音乐因为贯彻世俗化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而发生重大变革；而世俗化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也借助音乐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世界观变革

在文艺复兴时代，由于人们把考察世界的目光由“天国”逐渐转向“尘世”，因而，广大自然界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对象。思考自然、研究自然开始成为人们的重要文化活动。近代自然科学也就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确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分析方法、归纳方法、实验方法和定量表述方法等等。同时近代自然科学的几个主要门类开始逐步建立，而且自然科学的成就逐步深入到哲学、甚至艺术的领域之中。此时，自然哲学的重点就是为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出合理性论证，而定量方法则被开始应用于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具体艺术门类。

（一）天文学：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

天文学新成果的取得，是促进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获取丰硕成果的先决条件。在中世纪，基督教倡导的“地心说”是为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辩护的工具，也是阻碍人们合理认识宏观宇宙、获取科学进步的主要因素。而天文学从实际的观察和研究入手，以客观事实证实基督教神学关于天体的传统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天体运行事实的真理，把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传统的神学宇宙观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世界观的解放，是促使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想前提。

波兰籍天文学家尼科劳斯·哥白尼（1473—1543年）在当时对批驳神学宇宙观、树立科学的天文学观念，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491年，18岁的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在学习期间，他逐渐培养起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后他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规，当时就对在天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产生了怀疑。接着哥白尼在帕多瓦大学[1]和弗兰拉大学学习医学等自然科学，这些知识更增强了他探索宇宙的真实秘密、创立科学的天文学理论的信心。具有自然科学广博知识素养的哥白尼，打算以数学方法探索宇宙规律，他认真思考了“行星应该有怎样的运动，才会产生最简单而最协和的天体几何学”的问题。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以新的行星运行理论，代替了不符合科学计算实际的托勒密学说中非常繁琐的“本轮和均轮”的理论，而科学地表现了天体和谐运动形式。“日心说”巨大的思想突破在于：它否定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把教会历来认为宇宙中最神圣的地球，说成是广大宇宙中围绕太阳运行的一个普通星球。这个结论对教会统治的所谓“神圣性”的宇宙观基础，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哥白尼所处的时代，欧洲天主教会垄断着知识领域，决定着知识体系的创立和知识的传播。如果没有教会的许可和承认，想在任何知识领域作出新的论断和阐述，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在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鼓舞下，自然科学研究不断向教会权威提出越来越多的激烈挑战。面对这种形势，教廷当局惊慌失措，却又无法继续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于是采用残酷的手段，对新思想和新知识进行镇压。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优秀自然科学家都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哥白尼曾经担任过教会的神职。在他的家乡弗罗恩堡，他一面履行神职，一面坚持进行天文学研究。为避免教会的迫害，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仅仅以纲要的通俗形式于1530年发表。在他去世后，这部具有伟大意义的著作的全文，才被整理出版。

书的内容是将行星运动的参照坐标系从地球转移到太阳，并对宇宙运动形式作出了崭新的推测。这一切，都沉重打击了中世纪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物理学和数学体系，同时摧毁了经院天文学的核心——托勒密体系。哥白尼的新学说刚刚发表，就引起了教会的巨大不安。哥白尼对近代科学所作的贡献，已超越了纯粹知识的范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考自然界问题的根本方式。

对此，教会在开始时表现了有限度的容忍，但后来连新教也不能容忍它。[2]而当哥白尼的后继者伽利略公开宣布这一学说时，教会更看到了它所具有的危险：它是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巨大的理性力量。

1616年，罗马的红衣主教博拉米尼代表教会进行宣判，宣布哥白尼的学说是荒谬的，是完全违背《圣经》宗旨的异端邪说。此后经过将近300年的漫长时间，直到1822年，罗马教廷才正式承认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太阳是九大行星的中心。

齐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是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是哥白尼学说的杰出继承人与捍卫者，为捍卫科学理性而壮烈牺牲。布鲁诺出生在那不勒斯。他于1565年加入那不勒斯的多米尼克修会，在教会中学习神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古代的哲学经典和神学异端的学说，成为不肯循规蹈矩、有个人独立思想见解的修士。因为布鲁诺坚持自己的异端思想，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斥责乃至悬赏缉捕。在这种野蛮的迫害下，他不得不长期过着流亡生活。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坚定的自然科学信念。每到一处，他都散发小册子，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自己的泛神论自然观。布鲁诺的活动与学说触怒了天主教会。1591年，由于意大利贵族乔万尼·莫森尼的出卖，布鲁诺落入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的魔掌之中，从此他被囚禁长达10年之久。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布鲁诺为坚持科学真理，维护科学的尊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伟大的科学精神永垂青史。

布鲁诺的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等。布鲁诺开拓与倡导科学理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创造性地阐发哥白尼学说的哲学与科学意义。哥白尼本人未能说出他的学说所内蕴的深刻哲学涵义。布鲁诺则敏锐洞察哥白尼学说的革命性意义，在西欧各国到处从哲学高度论述它的科学价值，剖视经院神学宇宙论的反科学、荒谬性。他还以自己更为深刻、开阔的新宇宙论丰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哥白尼的宇宙图景是有限的，并保留了作为宇宙最外层的不动的恒星域。他则认为，宇宙是无限空间中的无限物体，其中有无数世界，任何一点都是宇宙中心；所有天体都同质，由同样元素构成，有运动变化的统一物理规律，宇宙中的各个世界都经历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这种理论严重打击了“上帝创世”的宗教神话。他展示的新宇宙图景，确认宇宙的物质统一性和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扫除经院神学的容身之地，为科学探索打开了广阔的视域，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有深远历史影响。

第二，建立本质上倾向科学唯物论的自然学说。布鲁诺借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范畴，来批判经院哲学所神化、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主张“太一”（Uno）即上帝依次流溢出理念与存在事物，这种哲学曾和基督教神学合流。布鲁诺只是从中借取、并改造了“太一”之类的个别术语，来构建他的泛神论自然哲学。“太一”已不是神或最高理念，而是指无限宇宙中自然物质的全体，表现为自然物质的力量、运动规律与永恒秩序。布鲁诺还吸取、发展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普遍本质，也是认识自然、发现科学真理的基本方法。他的泛神论自然哲学实为通达科学唯物论与无神论的过渡形式，闪耀科学理性的光辉。

第三，研究科学的认识能力与辩证进程。他主张要认识科学真理，首先应有怀疑精神，强调思想家的首要任务是怀疑神学传统中的教条与偏见，完善人类理智，使人们能以科学理性去判明大自然的规律，认识符合自然的真理。布鲁诺将人的科学认知过程理解为，从感性认识至逻辑的理性认识直至最高的哲学智慧，是不断上升的辩证过程。他又认为，无限的宇宙在无限地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进程也是无限的，“真理是时代的女儿”，每代人都会比前代人获得更丰富、更深化的新知识。布鲁诺对人类理性力量深信不疑，乐观地展望科学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指出任何专制神学教条、迷信巫术邪说，终究不能钳制人的理性，不可能阻碍科学与哲学的进展。

科学理性本来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布鲁诺倡导以科学理性研究自然，目的是改造社会，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使科学服务于建立符合人文精神的公正社会。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消灭一切无人道、反人性的现象，无产者不受有产者权势的欺凌，弱者不受强者压迫，富人帮助穷人，人性健全展开，人的美德完善，科学技术致力于工业文明和发展一切对全社会有益的事业。

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约翰·开普勒（1571—1630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闻名。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因杰出的天文学成就而确立在人类科学史上的地位。

青年时代的开普勒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神学。1596年，25岁的他写出了《宇宙的秘密》一书。书中力图用几何学方法描述行星数目、行星运动规律和行星运动的轨道。1600年，开普勒开始担任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546—1601年）的助手，并在第谷积累的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系统研究行星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普勒仍然受神学的影响，例如他认为经验的作用还需要借助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宇宙的“数的和谐”原则，是上帝“心中的和谐”的摹本。

开普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宇宙协和论》（1619年）等著作中论述的行星运动三大规律。这三个规律是：

第一，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太阳处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第二，太阳与行星之间的连线在轨道上扫过的面积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运动的时间成正比；

第三，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其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为哥白尼的“日心说”作出了科学的数学证明，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由哥白尼、布鲁诺奠基的近代天文学，使之形成有理论、有证明、有数据的科学学说系统，它为牛顿天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的天文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不但为近代天文学，而且也为其他科学开辟了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它也引起了世界观的变革，大大拓宽了人们观察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眼界，它有力地动摇了经院神学的思想支柱。

（二）化学：帕拉赛尔苏斯及其后继者

帕拉赛尔苏斯（1490－1541年）是瑞士著名医学家、化学家。他在巴赛尔城获得了“赛尔苏斯”的称号，“赛尔苏斯”是古罗马的名医并有广博知识，他更名为帕拉赛尔苏斯，有超越赛尔苏斯的志向。他注重考察研究岩石和矿物，主张把科学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认为人们仅靠苦思冥想，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和他以前的炼金术士不同，帕拉赛尔苏斯已经接近对物质分子结构层次的说明。他称空气为“混沌”（chaos），认为它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他首先发现了“醚”——被他称之为“矾精”——以及它可以用来作为麻醉剂的特性；他把对化学物品的研究成就运用到医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帕拉赛尔苏斯的后继者主要有两位：

一位是范·荷尔蒙特（1577—？），是出生于布鲁塞尔的神秘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帕拉赛尔苏斯对于空气的看法，并且首次以“gas”命名空气。通过实验的方法，荷尔蒙特研究了许多气态物质；他还主张水是万物的营养来源。瓦勒瑞斯·科达斯（1515—1544年）对被称做“矾精”的这种特殊物质非常感兴趣，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发现并明确阐述了利用硫酸和酒精合成醚的具体过程。

另一位是范诺希奥·比林格希奥（1514—1563年），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论火焰》于1540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许多矿物、金属和盐类的外观和特性。

帕拉赛尔苏斯及其后继者奠定了近代化学和地质学、矿物学的基础，丰富了人们对物质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尽管当时这种认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并包含着许多猜测。

（三）物理学：达·芬奇和伽利略

在文艺复兴的璀璨星空中，意大利的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年）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他不但是才华横溢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同时还是严谨认真的工程师、机械制造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他在所涉猎的每个学科中，都取得了后人难以比拟的突出成就。这些伟大成就，表现了他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以及对世界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把握。他的思想、品格与才学在当时都受到广泛赞誉。达·芬奇先后在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的宫廷中任职。他是教皇弗朗西斯一世的至交好友，同时他与当时欧洲的许多天文学家、数学家、几何学家、解剖学家过从甚密。

达·芬奇秉承了经院哲学的异端罗吉尔·培根已有开创的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精神，他将数学原理应用到科学的众多领域，相信“实验是确实性之母”，强调要将科学理论建立在观察和严格推理的基础之上。作为工程师，他一直设想能够建造在空中飞行和水中遨游的机械。作为出色的生物学家，他所绘制的解剖图，已深入到血管和心脏瓣膜的层次；他还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假设。在物理学方面，他的才智集中表现在动力学、静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他完善了杠杆原理；完善了阿基米德发现的液体压力原理，证明连通器中液面高度相同；他还研究波浪在水面的传播，将波的理论扩展到空气动力学、声学和光学之中。

伽里雷奥·伽利略（1564—1642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出生在意大利的比萨，这里距离达·芬奇的故乡不远。达·芬奇等前辈科学家创造的浓郁的研究气氛，使伽利略得到了有益的滋养。他先后在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和教授哲学、数学和神学，后来担任托斯卡那大公府中的首席哲学家与数学家。伽利略较其前辈更为彻底地抛弃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在他那里比较集中地展现出来。他把实验方法、归纳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较完备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他发明了带有空气泡的温度计，制成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通过他的望远镜，月球、木星、金星甚至银河系的恒星，都被揭开了以往的神秘，太阳系行星上的山脉和坑谷，都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科学新发明的冲击力，在其开始往往超越人们的接受能力。当时思想保守的人很难接受望远镜，认为它是“巫术的符咒之物”。

伽利略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表现了杰出的创新精神。他在实验观测的基础上，发现了物体的“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钟摆定律”和“被抛物体的抛物线运动轨迹”；他改造了古代以来的“原子论”，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近代经典力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认为不同重量的自由落体速度不等的假设（这一假设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伽利略之前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建立起落体速度与时间的比例公式，即物体降落所经过的空间依照降落所用的时间的平方递增。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伽利略进行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他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铁球同时从斜塔顶端扔下，结果两球同时着地，盛行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被推翻了。惯性定律是指，当摩擦力小到可以忽略时，物体将沿着现有方向，以现有速度永恒运动；钟摆定律的内容是，钟摆的振荡周期与摆幅无关，在等时间内重力以等量增加摆的速度；抛体的运动可以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它的轨迹同时受到两个方向上的力的影响，水平方向抛体以恒速运动，垂直方向抛体作落体运动，综合分析这两个量，抛体的运动轨迹应为一个特殊的曲线——抛物线。

伽利略的科学成就，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新的惊恐，教会曾经两次把伽利略囚禁起来。宗教裁判所强加给伽利略的罪名是：信仰并坚持错误的、和圣经相矛盾的学说，因此应受到由“神圣的”宗教法规和其他法典规定的一切惩戒和处罚（即由世俗政权处死）。[3]伽利略备受宗教裁判所迫害，幸免于处死。他是近代科学进步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伽利略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实验科学阔步向前，最终摧毁了经院神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四）医学：维萨里、赛尔维特和哈维

中世纪天主教会对于人的禁锢是双重的，它既禁止人们把目光投向天空和外部自然界，也不允许人们探索人自身的奥秘。一般来说，尸体解剖是被严厉禁止的。但是医学的发展，却需要解剖学知识的验证，而教会统治下的大学虽然也开设解剖学，但解剖必须严格按照古罗马伽伦、中世纪阿维森纳等医学家的教材进行，而且，教师在讲授课程时照本宣科，并不亲自动手，只是指挥仆役进行解剖。解剖课执行固定的程式，成为只是验证教材的正确性的手段，并不能增加学生对人体的实际了解。直到16世纪中叶，经过让·费尔内（1497—1558年）、维萨里（1515—1564年）等人的努力，解剖学的这种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才有了改观。

安德里亚斯·维萨里是佛兰德尔（现比利时）人，曾经在卢汶和巴黎接受科学教育，并先后在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波伦那大学和比萨大学授课。在大量的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538年发表了较为详尽的《人体解剖学挂图》，详尽地介绍了人体的生理结构，纠正了在他之前的解剖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1543年，他的代表作《人体结构论》面世，引起了医学界的巨大震动。他在书中绘制了处于运动状态的人体详图，显示了部分器官的机能状况。书中有对人体骨骼、肌肉、韧带、血管、神经和各个器官的大量详尽描述。该书修正了伽伦提出的对人体结构的许多错误看法，例如：根据伽伦的观点，由于血液、“生命元气”（vital spirits）和“自然元气”（natural spirits）混合，才供给人体以养分；血液由静脉、动脉输送到全身，经心脏内部隔膜中的不可见的细管进行交换，由心脏右半部分流入左半部分。而维萨里则通过观察被解剖的人体，认识到心脏瓣膜的存在，使人们对心脏的结构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人体结构论》中的所有解剖图，都是维萨里亲手解剖人的尸体后，依照解剖结果而绘制的，这种做法与传统的蔑视观察实验的中世纪医学风尚是背道而驰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创新，他作为近代西方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维萨里的解剖学成就，向人们展示了人体的真实结构，因而推动了对人体的更为细致入微的研究。麦科尔·赛尔维特（1511—1553年）是西班牙的著名医生，也是一位有近代思想的神学家。1553年，赛尔维特在他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人体结构的又一创新学说：“肺循环说。”该理论认为，进入肺部的血液与“灵气”混合后，通过肺静脉返回心脏，而不是通过心脏内部隔膜中的细管返回。肺循环说正确地说明了心脏和肺在血液流动方面的不同机制，为完全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打下了基础。赛尔维特因此被神学家视为不能容忍的“异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赛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时，加尔文[4]就烧死了他。”他为科学而英勇地壮烈牺牲。赛尔维特成为人类科学进步当中步履维艰的又一证明。

赛尔维特未竟的事业，最终由英国医学家威廉姆·哈维（1578—1657年）完成了。哈维出生于肯特郡的一个绅士家庭，先后在贡维尔（Gonville）和剑桥大学加以斯学院学习医学，师从名医法布里兹[5]，学成后他独立行医，与当时的英国王室也有良好关系。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是他的朋友。哈维在1616年发现，人体中的血液是从动脉流到静脉的，心脏的不停搏动促使血液从动脉到静脉、从静脉到心脏、从心脏到动脉的往返循环运动。哈维指出，血液循环的过程是：依靠左心室的作用血液流入动脉，从主动脉到支动脉，再到更小的动脉，渗入人的机体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器官，经过和机体及器官的交换活动，血液然后再通过静脉系统流回心脏，回到左心室。1628年，哈维发表了《心血运动论》（或称《论动物的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多年积累的观察和实验成果，书中详细论述了心脏及动脉、静脉的形态和功能，并且推论出肌肉中可能存在动脉静脉的“毛细血管”。其后不久，哈维发现了为血液提供养分的乳糜管和淋巴管，有力地佐证和补充了前一发现。哈维的所有成果，都是根据反复的活体解剖而创立的，“血液循环说”奠定了近代人体生理学的基础，从此人体生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哈维还是胚胎学研究专家。他于1651年出版了《动物的生殖》一书，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有成就的胚胎学著作。

维萨里、赛尔维特和哈维的发现，不仅是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重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确立的原则，即把结论建立在实验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原则，成为后世科学家的普遍研究道路和方法。

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遵循实证的原则，实行观察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们都以严格的实验研究作为科学思考的基础。同时，他们都相信人类进步，具有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反抗神学束缚和压制的精神。在当时自由、活跃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创造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成就，革新了人们对宇宙与自然的基本观念，使得自然科学摆脱了经院神学的枷锁，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近代自然科学史就从此开始。

三、文艺复兴的衰落及其历史影响

从总体上回顾文艺复兴，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复兴古代文明”为名的新思想阳光的照耀下，西欧大地上，一大片嫩绿新芽已经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枯木老丛中茁壮成长，它们的枝叶逐渐茂盛起来；它们的日益繁荣，预示着西欧已经生长出了与中世纪文化根本不同的近代文化的葱葱绿野。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总体回顾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主导精神人文主义就诞生在这里。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和米兰，这些曾经繁荣的城市都曾孕育着许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或者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方式，或者以将古典文化与意大利当时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创作活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古典文化，更重要的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推进了近代欧洲的“世俗化”进程。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艺术、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哲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上起14世纪，下至15世纪中叶，在宗教领域，它主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教会的腐朽统治，倡导新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为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在伦理道德方面，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个体主义、快乐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冲突。文艺复兴后一阶段的历史，指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刻艺术继续繁荣；同时，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开始为世俗权力的利益向教会发起挑战，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衰落

意大利文艺复兴于16世纪中期达到巅峰，接着就开始了它的衰落进程；此时，欧洲其他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刚刚开始执行它们的历史使命。

人才的凋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衰落的第一个原因：到了16世纪中叶，人文主义者和天才的艺术家们相继去世。而且，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意大利各个公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国的统治者都怀有称霸意大利的野心，政局不断发生动荡，这迫使许多学者离开了意大利故乡，盛极一时的意大利文明逐渐寂寞。

不过，导致文艺复兴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1494年至1559年间，在意大利的各个公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意大利战争”），文明程度较高的佛罗伦萨和罗马首当其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诸侯割据的局面所引发的矛盾，这时集中爆发了。意大利战争就是由于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冲突而引发的。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文明和富庶，早就引起了强邻法国、德意志和西班牙的不安和觊觎之心，法王查理六世抓住米兰和佛罗伦萨冲突的大好时机，派兵遣将，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意大利境内。这场长达六十多年的战乱，使得意大利的文明进程受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一蹶不振。

16世纪初，由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开辟的新航线，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陆运输，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联结起来，大西洋沿岸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港口，意大利不再继续是欧洲航运和贸易的中心了，过去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消失了，它不再继续为意大利创造财富。同时，欧洲各国的工商业逐渐发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的扩张等，也造成了意大利国力的相对衰微，它的文化失去强大物质基础的支持，其衰落就是必然的了。

另外，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新教改革运动的开端。天主教会极端仇视这场“异端的”运动，开始更加严厉地打击一切与天主教罗马教廷有意见分歧者。缔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人物如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人的著作，也纷纷被列入教会颁布的“禁书目录”中，教会完全放弃了曾经表现出来的有限的宽容态度，这对于已处在衰落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不是这场教会迫害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教会与它之间的激烈争端，这时已让位给天主教与新教的更为激烈的冲突。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开始演出另一幕惊心动魄的宗教斗争正剧。

（三）其他各国文艺复兴的衰落

虽然16世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由盛转衰的时期，但此时却是欧洲其他国家（瑞士、法国、德意志、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意大利的许多学者在离开故土后，分散到欧洲各地，为所到之处传播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由于西欧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带动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增加，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清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和观念，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开始独立探索使本国独立、富强的不同道路，人文和科学精神在各国滋生繁衍。印刷术的进步，使得知识获得了便捷的载体——书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扩散、传承和普及。这些有利条件都促进了欧洲各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是所有西欧国家文艺复兴的重点。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现实状况，所以各国文艺复兴的持续时间、思想的侧重点以及在各国的震动和影响，都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德意志的胡登写作的《罗马的三位一体》的著作，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其中写道：“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象征：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类似的脍炙人口的语句，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教会的核心人物——罗马教皇。这真是有力的鞭笞。而法国的拉伯雷所写的《巨人传》，则诙谐幽默，令人在笑声中对教会的顽固不化和愚蠢无知心领神会。

16世纪末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更加发展壮大，它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用语言、文字的形式来反抗教会的束缚和压迫。新教诸派以较为简单的仪式、较为合理的理论和基本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道德伦理观念，赢得了大多数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信仰和支持。这时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国家里，都逐渐与声势浩大的新教改革运动合流（出于历史的局限性，那个时代的最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也往往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呈现出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新的思想文化面貌。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以及基督教内部斗争的复杂化，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充分展开以后，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由高潮走向衰落。但它的成果灿如明灯，照亮着西欧历史进步的道路。

（四）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作为近代世界历史的曙光而被载入史册，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是一个人文思想成果卓绝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以后的所有时代的特殊历史时代。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席卷西欧的文化运动，尽管最初是以复兴古代文明的面貌出现的，但它很快就超越了仅仅复兴古代文明的涵义。我们当然不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为整理、保存和研究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卓越贡献；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文艺复兴内在具有的特殊历史进步性质。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中，更为关键的还是，它预言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为迎接这个新时代，它作出了思想和知识方面的巨大准备。

第二，文艺复兴的时代产生了许多文化巨匠。他们创造的诸多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成就，是其后的西欧民族和全人类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其中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至今难以超越的里程碑；而那时确立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部分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在人文知识和哲学领域，人文主义者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也成为人类的永久精神财富。

第三，从反对教会的愚昧统治和野蛮压迫的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摧毁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封建制度、封建精神和教会的愚民政策，再不能辖制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了。过去总是在上帝面前瑟缩忏悔和自惭形秽的人，从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严和思想自由。人们不再轻视此生此世的现实生活，也不再对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堂”寄予莫大的期望。拉伯雷的响亮号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回荡在整个西欧大地上空。自此之后，教会的权威扫地，封建势力也从此一蹶不振。资产阶级开始了它的“自由”创造。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文艺复兴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知识，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自由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乐观的精神，成为西欧人的基本精神面貌。

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后来的启蒙运动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迪作用。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核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必然要回溯的精神源泉。

文艺复兴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也渗透到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当时的科学家看来，人们的知识有三个来源：权威、理性和经验。但是，权威如果失去了理性基础，就不能保证它的知识可靠性，只能以信仰为依据，从而成为可能引起误解的“意见”；而理性如果不经过经验的验证，就可能滑向诡辩的误区。根据这个逻辑，经验被尊崇为知识的最终来源。而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就要反对崇拜无根据、无价值的权威，反对固守于通行的含糊意见，反对公众的无根据的臆想和学者的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猜测。所有这些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原则的精神，成为近代以来科学家公认的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文艺复兴毕竟是发生在五六个世纪之前的事件。当时的社会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相对来说，都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商业贸易所采取的方式还比较低级，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也还不很发达，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全球交换体系。这一切都制约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人文精神与宗教信仰还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这使得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内部，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科学精神与迷信或神秘主义共存，新时代的观念与旧时代的残余共存。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就会理解到，文艺复兴的具体历史定位，是十分复杂的。目前存在着几种看法：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历史的尾部；有人认为它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此进行讨论。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多年，它是否应该是一个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代的独立的（或者过渡的）历史时期，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本书就基本上采用了这个思路）？文艺复兴文明既包含了晚期中世纪的社会历史要素，同时又孕育了西欧近代经济政治要素和文化精神的萌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历史进步过程和自有特色的文明形态。

11 马丁·路德像

[1] 帕多瓦大学是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以自由的学术氛围闻名于世，这里培育了众多成绩斐然的科学家。

[2] 马丁·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家，新教路德教派创始人。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哥白尼学说的划时代意义，因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指责哥白尼的学说是异教邪说。

[3]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9页。

[4] 加尔文（1509—1564年）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

[5] 法布里兹（G．Fabrizzi，1537—1619年），1574年在意大利发现了心脏的动脉瓣。

第五章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起因

（一）教会当权者的腐败

15世纪后半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封建主义走向没落，作为中世纪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罗马教廷也在衰败。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年，早已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疯狂镇压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以教皇为核心的教会统治集团及其在整个西欧的统治体系，政治行为荒谬、残暴，使其社会权威角色发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了支付教廷庞大的经济挥霍，维持众多高级教士奢侈糜烂的生活，教会巧立名目，征敛繁多的税收，除“赎罪券”外，还有“什一捐”、“特别捐”、“特赦捐”等等。如此残酷的剥削使得教会声名狼藉。

教会威信的丧失，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会的腐败。

首先，教会上层生活腐化，作风败坏。据资料记载，罗马教会在罗马开办妓院，每年从妓院中获得2万杜卡的收入。到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Ⅷ，1484—1492年在位）统治时期，罗马城中有6万居民，其中妓女人数就高达6800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英诺森八世以后的几任教皇更加腐败。教皇卡立克特斯的一个侄子依靠贿赂枢机主教团登上教皇宝座，称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aerⅥ，1492—1503年在位）。他即位后，生活十分糜烂，荒淫无度。他公开承认的儿子就有8个，其中一个儿子6岁即当神父，16岁当大主教，18岁担任枢机主教时，曾把50名妓女召入教皇宫廷，举行裸体舞会。

其次，教会统治系统本身也十分腐败。许多神职人员和修道士谋教产为私产，所作所为使一些修道院凋零瓦解。很多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由贵族担任的，其中许多人不学无术，大部分人根本不管教务。如当时马格德堡的一位大主教在任35年后，才主持了第一次弥撒；而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在任期间竟从来没有主持过一次弥撒。在14世纪，由于战争、鼠疫等原因，西欧许多地方社会大众家破人亡，许多妇女被迫进入修道院做修女，但结果不少女修道院却成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妓院。例如1512年弗兰西斯修会修士托马斯·慕纳在讲道中就揭露了这种丑事。

第三，搜刮钱财，欺诈蒙骗。一些教区的主教为了聚财，谎称某些“圣物”有“赎罪”的功效，欺骗大众购买。他们大批制造“圣物”，于是，很多荒谬的事发生了。美茵茨大主教自称收藏了42具完整的圣徒遗体和九千件圣徒遗物；有人自称拥有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滴落的汗珠，拥有童贞女玛利亚的奶汁，更有人宣称自己收藏了上帝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用剩的泥块。这些荒谬之事发生的根源在于教会的无比贪婪。

教会的衰败和教会当权者的腐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在这种背景之下，宗教改革的暗流汹涌澎湃，即将爆发成冲毁一切污秽的大洪水。历史在等待一个机遇，一个洪水爆发的机遇。

（二）出售赎罪券问题

为了兴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了保证教会高层统治者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为了对“背教者”、土耳其人、鞑靼人和俄国人进行讨伐，也为了教廷在意大利进行争夺更多领土的战争，教皇利奥十世需要大量金钱。但这些钱从哪里能搜刮够呢？已有的名目已不少了，还有什么名目可立呢？利奥十世想到了“赎罪券”。

赎罪券的销售并不是由利奥十世发明的，这种赎罪方式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只是由他重新实行，并加大了力度。关于买卖赎罪券的“合理性”，在中世纪就曾经被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过。阿奎那说，如果有罪之人不想被上帝惩罚，甚至避免遭遇不测的死亡，那他就必须给上帝付出金钱。1517年，利奥十世把美茵茨大主教的职位卖给了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此，阿尔贝特付出了两万四千杜加特：一万给教皇换取主教位置，一万四千给罗马教廷大官员作酬金。为了帮助阿尔贝特偿付此项债款，利奥十世派台彻尔到德国兜售赎罪券。教皇宣布，这次出售赎罪券所得的金钱，一半将归教皇，一半将归阿尔贝特。

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台彻尔按照教皇和美茵茨大主教的指示，将赎罪券分为4档，每一种的功效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金钱来换取“灵魂进入天堂”。其中一种大赦赎罪券，被说成可以免除拥有者在炼狱所受的痛苦。要想得到这种恩赦的人，必须忏悔认罪，有生之年至少要到教皇所指定的7座饰有教皇纹章的教堂去，除念经祷告外，最关键的是要按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收入，捐献1枚至25枚弗罗林金币。按照教会的这种宣传，不仅活着的人可以用金钱赎罪，而且死去的人也可以通过活着的人交钱免罪。有一种针对正在炼狱中的灵魂的救赎所设的大赦赎罪券。为了得到这种赎罪券，活着的人必须把一笔与其能力相称的捐款，投入教堂里的奉献箱之中。然后教会或者教区的首脑就可以为其祈祷，使正在炼狱中受罪的死人得到恩赦。

然而，许多人、即使有虔诚的宗教情感的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教会以卖赎罪券的方式搜刮民间财富。当时不少国家的君主和诸侯，就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这是因为教会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卖赎罪券，使其国家的财富流入了教会的金库，而不是国王和诸侯的金库，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如德意志的萨克森选帝侯，就不允许罗马教皇的使者在自己的领土上推销赎罪券。还有一些虔诚而有良心的教徒，对教会推销赎罪券的敛财丑行感到羞辱。因为在拉丁文中，“赎罪”也表示“允许”，实际上“赎罪”就变成了“允许”犯罪。从奥古斯丁时代起，教义中就明确规定，有原罪的人，其人生意义就在于赎罪，而救赎的方式只在于进行忏悔，进行深刻的灵魂检讨。推销“赎罪券”的行为等于以金钱交换的形式“允许”有钱人可以犯罪。这一点很难为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所接受。来自众多教徒的反抗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预示着教会内部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从实际社会效应来看，“赎罪券”的买卖，导致了西欧社会道德水准的不断下降，人们头脑中原有的宗教道德观念，逐渐为这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东西的赎罪价值所冲淡。一种并不虔诚的思想在增长：有罪并不可怕，只要你有钱，就可以犯罪，甚至不断犯罪。这种观点大大降低了基督教会在世俗社会生活中的威信，使得不信教的情绪在蔓延。这种负面影响，关系到教会的存亡，就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

（三）奥古斯丁主义

奥古斯丁是古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神学思想为西欧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含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神秘主义的特点。而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占主导地位之时，赋予新涵义的奥古斯丁主义，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及其意志不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只有依赖上帝的启示才能有所领悟。在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奥古斯丁主义神秘思想运动中，代表人物是艾克哈特（约1260—1372年），他的核心思想是“存在即神性”。他认为上帝的神性即在万物之中，万物“领有”上帝的神性，万物之中皆有神性；人是万物之灵，人与神是相通的，人的灵魂中有神的火花，它可以使人直接进入神的世界，与上帝合而为一。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信仰实际上并不是按照教会的信条、甚至十分庸俗的信条（例如购买赎罪券）行事，而是一种严肃的心灵活动，心灵的救赎才是真正的得救之道。艾克哈特的讲道受到一般教士和广大信徒的欢迎，但他被天主教视为“异端”，因为艾克哈特的思想有导致消解教会存在的必要性的危险。在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中，人同上帝心灵相通的直接关系，使得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成为一种并不十分必要的“累赘”，这就对教会的外在性权威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可以说，神秘主义为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奥古斯丁主义对宗教改革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个基督教社团——“奥古斯丁修会”的活动以及其中包含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两个角度来考察。

奥古斯丁修会的成员的共同特点是信奉奥古斯丁主义，遵从奥古斯丁的学说，虔诚地侍奉圣母玛利亚。他们的生活十分节俭，潜心于宗教理论的思辩和研究，因此他们有广博的神学知识。当时在德意志的各个大学中，几乎都有奥古斯丁修士负责讲授神学课。奥古斯丁修会还十分重视对普通教徒的影响，热心对大众进行教化。例如在德意志的奥古斯丁大修道院中，都有专职的教士负责民间普通教徒做礼拜。由于奥古斯丁修会成员生活简朴，有学问，还有深受大众欢迎的传道才能，这些都使得他们成为德意志广大地区最受人们欢迎和尊重的人士。对于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这种胡作非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们都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这使得奥古斯丁修会成员有可能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力量。

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秘主义倾向，来源于奥古斯丁的学说。到14世纪，同基督教教会人员行为的日益败坏相应，教会内部的神秘主义思想重新抬头，这实际上是以怀疑主义态度对当时教会神职人员的普遍腐化的一种抵制和反抗。

（四）威克利夫和胡斯

实际上，在西欧主张对基督教会进行改革的思想运动，早在14世纪英格兰王室同罗马教廷发生剧烈冲突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宗教改革思想家是威克利夫。

威克利夫（1324—1384年）是英格兰神学家，出生于约克郡，他曾在牛津大学研读并教授哲学和神学。在14世纪英格兰王室和教会的争权事件中，威克利夫站在王室一边，反对教皇从英格兰征收贡赋，主张在英格兰建立摆脱教廷控制的国家教会。从1377年起，威克利夫写了不少著作，并多次发表讲演，不断揭露罗马教会与修道院制度的各种弊端。他否认教士拥有赦罪权，并指责教会占有公共财产；他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世间的管家，有权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他在所著《三人对话录》中，主张《圣经》权威高于教皇，应恢复早期基督教安贫乐道精神。威克利夫的思想，促进了英格兰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的形成和发展。

1380年以后，威克利夫反对“圣餐变体”说，表现了激进的“异端派”思想。威克利夫认为，即使念了“神圣”的祷词后，面包仍然是面包。尽管基督降临在圣餐席上，但并不能够证明他的肉体就已经存在于面包之中。实际上，面包对于圣体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并不包含神圣的内容。

威克利夫最重要的文化贡献，就是他组织英格兰的学者把整部《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这使得《圣经》越过了教会的中介环节，而得以直接呈现在英格兰人民大众面前。这是对教会的思想垄断权的冲击。威克利夫大力提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英格兰民族语言，这对英国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威克利夫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得到了英格兰下层教士和平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反对教会的“罗拉德派”（喃喃祈祷者）运动，就是以威克利夫的激进信徒们（主张清贫的“贫穷教士”）为主组织起来的。

威克利夫的思想还间接影响了英格兰社会的阶级斗争。1381年，瓦特·泰勒领导武装起义，攻入伦敦，处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英王和教会联手镇压，同情起义军的威克利夫才被迫幽居。牧师约翰·保尔和“罗拉德派”的许多教士也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矛头所指是封建教会和贵族地主，要求实现原始基督教的平等信条，这是《圣经》中的早期观念直接在英格兰大众中传播的后果，应该说这和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主张不无关系。

威克利夫的思想和作为，被代表罗马教会反动势力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一世和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恨之入骨。威克利夫被作为教会的“异端”而受到激烈谴责和通缉，他屡遭迫害而不妥协。1384年威克利夫病逝。在他死后，罗马教会也不放过对他继续迫害。1414年罗马教廷在康斯坦丁宗教会议上咒骂他是异端首脑，下令烧毁其著作。1428年，教皇马丁五世下令掘墓焚尸，将威克利夫的骨灰撒入斯维夫特河。但是威克利夫的思想影响，并不是教会的迫害所能阻止的。

早在15世纪初，威克利夫的思想就在欧洲大陆逐渐传播开来。捷克神学家胡斯（1369—1415年）就是威克利夫异端思想的主要阐发者和实践者。

胡斯在任捷克布拉格城的伯利恒教堂神父和布拉格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就大力宣传威克利夫的学说，抨击罗马教会，要求恢复教会的纯洁性。他认为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信徒在圣餐礼中也可领受圣杯，并提倡用捷克语讲道。他的这些思想，意味着必须取消罗马教会和各级主教、僧侣的特殊地位，建立有纯洁思想的平民教会。布拉格大学中拥护胡斯的改革思想的人，组成了“胡斯派”。胡斯还提出将教会占领的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也得到了捷克农民和贵族的支持；他还反对罗马教廷在捷克出售赎罪券，这一号召同样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拥护。

1409年，胡斯派在布拉格大学取得了反对德意志保守派斗争的胜利，德意志人撤离布拉格大学，胡斯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胡斯出任该大学校长。胡斯派的胜利使得罗马教廷大为震惊，1410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指使布拉格大主教开除了胡斯的教籍，并在城市广场焚烧了威克利夫的著作。1412年教皇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券，在胡斯派的影响下，布拉格居民举行游行，烧毁了罗马教皇的圣谕，反对销售赎罪券。

胡斯的学说和行为激怒了教皇，胡斯被迫隐居。在隐居的两年期间，他用捷克文翻译了《圣经》，并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教会论》。1414年，教廷的康斯坦茨会议传审胡斯，胡斯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到达康斯坦茨。教会公然违反原先保证胡斯人身安全的许诺，立即囚禁了胡斯，逼迫他改变思想和立场，但遭到了胡斯的严词拒绝。1415年7月罗马教皇下令对胡斯以“异端”罪处以火刑。1416年5月，胡斯的门生耶罗米又在康斯坦茨被烧死。胡斯派其他成员也陆续遭到迫害。面对教会的残暴，捷克人民群情激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419年，面对罗马教会和波希米亚统治者的镇压，胡斯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他们在波希米亚进行宗教改革，同时开展了反对罗马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斗争，直到16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大规模开展，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已拥有五百多座教堂和三十多万信徒。

虽然威克利夫和胡斯都受到了罗马教会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学说却并没有因“迫害”而消失。改革的要求反而逐渐发展成为实际的社会运动，而且势不可挡。“异端”思想逐渐发展为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这明显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制度没落的必然命运。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实际社会背景，不但在于教会制度的腐败，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斗争，日益要求取消教会在思想领域中的垄断统治地位。而教会的腐败从其性质来说，已经使教会自己远离原初基督教的传统理论和教义，因而对原初的教义进行重新反思，重新解释，进行“拨乱反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宗教改革首先在德意志开始了。

（一）德意志的宗教状况

改革发端于德意志，这是由当时德国的社会和宗教状况决定的。

首先，罗马教会当时在德国的权力很大，德国成为罗马教会剥削的主要对象。因为德意志帝国王权弱小，教会和世俗封建势力以及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各有自己的地盘，各自独立称雄，德意志皇帝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号令天下。德国教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历来权力很大，不受王权的限制。因而教会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作恶不断，成为社会各界所痛恨的目标。虚弱的王权无能力对国家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德国成了罗马教皇的“肥肉”和“奶牛”。教廷在这里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据统计，16世纪初，罗马教会每年从德国征敛的财富多达30万金币。与这个数字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年税收只有一万四千金币！

其次，德意志教会体制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利益分化。以教皇为首的高级神职人员和僧侣构成了教会内部的特权阶层，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帝国的诸侯。这些人利用宗教特权，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如买卖神职、出售赎罪券、出售圣像和圣徒遗物等。他们还用开除教籍、绝罚、宗教裁判等手段残酷压制人民的反抗活动。而广大的低级教士收入微薄，地位卑微，生活清苦，而许多人信仰虔诚。他们对特权阶层的腐化也心存不满，与社会大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看到教会的腐败，认为自己责任重大，因而要求改革。他们的呼声得到了教会中上层一些有眼光的洁身自好的教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是教会内部的要求改革的派别，并且逐步成为教会内部一种强大的改革势力。

最后，由于德意志王权的不强大，各种反罗马教会的思想和活动在这里不会被政权所镇压，甚至能够得到一些诸侯和自治城市的保护，因而德意志的思想比较自由活跃。这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随着人们对教会的不满日益加剧，以买卖赎罪券为导火线，引发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动者——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是基督教中路德新教的创始人。

路德出生于德意志的埃斯勒本，他曾经在马格德堡和爱森那赫等地学习，1501年进入莱比锡大学，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埃尔福特大学法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做一名律师。同年7月，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进入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当了隐士。对于路德的这种人生转折，历史上有许多解释。有一种说法认为，路德有一次在行路中遇雨被雷电击倒，大自然的突发现象被他理解为上帝对他的某种暗示，他由此发誓进入修道院，寻求上帝的宽恕和恩宠。1508年他进入维滕堡大学，次年在这里获《圣经》学士学位。1510年，他有机会跟随奥古斯丁修会领导人出差到罗马，一睹罗马教会的糜烂和腐败情景。1512年他在维滕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在这里开设“《圣经学》常设课程”，并且兼管教会事务。在这里，路德进行深入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研究，他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除人生的苦闷。通过对罗马教会所规定的各种宗教礼仪和“神功”的考察研究，路德认为，所有这些外在的宗教活动，大都是与人的心灵无关的，它们都无法解决人的心灵苦闷问题。而经院神学，以其在教会行政系统中所流行的说教方式，到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僵化的思想禁锢，它只能使人们变得呆滞麻木。路德认为：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上帝的笃信，也就是在思想上和上帝达到沟通，因此，不应把重点放在教会所主张的事功的外在行为上。如果在思想上达不到笃信，外在的行为就可能是虚假的和被迫的。这就是路德的著名教理“因信称义”的萌芽。在他看来，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活动，就是一种外在的虚假“事功”，它不但无益于人们的宗教信仰，而且简直就是在破坏和瓦解人们的宗教信仰。因而路德认为，这从根本上是无益于基督教的。

利奥十世在德意志贩卖赎罪券的活动，促使马丁·路德放弃了自己多年来的隐修生活。对于美茵茨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路德深为不满。他认为，这种肮脏的交易，严重威胁到德意志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虔诚的宗教生活。经过反复思考和内心极度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在好友的积极鼓励之下，路德几经犹豫，终于在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在维滕堡城的大教堂门口，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张贴出了自己书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宣称“欢迎辩论”。

（三）《九十五条论纲》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以神学辩论的笔调写成。它语气平和舒缓，但其中包含着十分严峻的内容。它并不采取当时一般神学论文具有的思辩的学术风格，而是平实无华，通俗易懂。它反映的是教徒最普通、最简单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几近老生常谈。但就是以如此普通的文字，所讲的道理掷地有声，等于铸造了95个铁锤，锤锤都有力地击中罗马教会的弊端。

在《论纲》中路德指出：“赎罪”的核心应该是教徒自己进行思想的悔过和行为的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人若无内心的忏悔，只进行肉身的苦修和禁欲，对于信仰的真正实现和提升，是毫无意义的。路德同时认为，靠所谓“积累功德”来赎罪，也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只有基督的功德才有助于赎罪，而基督的功德具有启示人们信仰的意义。至于教会的“功德”，从本来意义上说，其作用也应该只在于传达上帝通过基督施行救赎恩典的福音。显而易见，马丁·路德的《论纲》严厉驳斥了“教会拥有超额功德”的论调。同时，以这个驳斥为基本思想，路德批判了罗马教会用出售赎罪券来纵容犯罪的做法。在《论纲》中，路德并没有提出新的学说，在有关教皇权力和特权的问题上，其言论也是十分谨慎的。但是，它的内容显然是在攻击罗马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恶劣行为。

《论纲》似乎只是在就事论事，并无意攻击教会制度，而似乎仅仅是指出教会的一些弊端，帮助教会改正。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好像是个“护教”派。实际上按照路德的本意，他只是想同维护教会弊端的那些神学家进行论战，而无意与教皇决裂。但《论纲》内容的批判性的影响如此之大，却出乎路德的意料。在《论纲》贴出后，教会的赎罪券在德意志的发行量很快减少，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再无人购买。《论纲》的传播速度也在路德的意料之外：两个星期的时间它就传遍全德意志，四个星期的时间就已经传遍整个西欧。这是因为《论纲》说出了整个西欧社会大众都想说的心里话。人们这时对教会的残酷盘剥确实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九十五条论纲》使路德个人在德意志和整个西欧成为一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他引起了教会的注意。1518年，教皇下令，要他到罗马接受教会的审判，由于德意志几个诸侯对路德的同情而出面从中斡旋，使路德免于此行。1519年7月，路德接受了保守的神学家约翰·艾克的挑战，到亲罗马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莱比锡，同约翰·艾克进行辩论。在这场论战中，艾克迫使路德不得不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立场。路德认为《圣经》至高无上。这就无异于路德公开否认罗马教皇权威，而赞同被教会的康斯坦茨会议所否定的胡斯派观点，从而否定了此会议的权威。1520年，路德发表了几篇声讨教会的论文，公开表明了自己同罗马教会势不两立的激进立场。路德申明：教皇无权干涉世俗政权的事务；教会已经腐败透顶，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如果教会本身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世俗国家就应该干预教会，帮助它进行改革。这种主张显然把世俗政权置于罗马教会的权力之上。这是中世纪近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观点。路德还宣称，教皇并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者，实际上人人都有能力与上帝直接沟通，并不需要神父做中介。这些观点表明，路德显然已经把自己置于罗马教会的对立面。

当年10月，罗马教皇派艾克执“教皇通谕”到德意志，宣布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路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了抗议论文，称罗马教皇是反对上帝和基督的有罪之人。当年12月，在德意志诸侯和市民的热烈支持下，路德在维滕堡城市的广场上当众烧毁了这份“教皇通谕”，同时烧毁了罗马教会的一些教义文本。在此形势下，罗马教皇恼羞成怒，企图发动世俗政权的力量来迫害路德，但由于德意志众多诸侯反对罗马教廷的迫害政策，并有意保护路德，使路德能够逃脱教会的制裁，在瓦特堡隐居下来。

而这时，宗教改革运动在德意志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522年3月，路德冒险从瓦特堡回到维滕堡，他对发展起来的改革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责备那些积极行动起来的拥护改革者“过分”。从此，路德开始在神学和哲学方面渐趋保守，主要表现在他主持制定的礼仪改革中仍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传统。1529年，路德在马堡和茨温格利等人会谈，拒绝改革派内部和解，和瑞士宗教改革派分裂。1546年路德病逝，结束了他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一生。

路德是新教在信仰和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写过很多圣诗，其中以1524年写成的维滕堡赞美诗最为有名。由他主持和参加编写的《教理问答》（1524年）和《奥格斯堡信纲》有很高的宗教史研究价值。路德一生著述很多，除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外，还有论文、讲道稿、圣诗、书信、笔记等。

（四）路德新教

路德的新教学说影响了德意志的千千万万人。在路德死后，其追随者在教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了取得共识，1580年编成了《协同书》，得到了路德新教的86个邦立教会代表和大约8000名路德新教牧师的赞同和接受，教义之争告一段落。《协同书》主要包括《奥格斯堡信纲》、《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大纳西信经》和路德的《教理问答》，以及一些相关文献。

但是，路德新教在德意志仍然受到天主教会的排挤和迫害，双方的冲突逐步升级。1531年，各地路德派订立军事同盟，即“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天主教集团和新教集团冲突不断，施马尔卡尔登大战就进行过两次，1555年，多年的战争有了成果：在奥格斯堡签署宗教和约，从而在帝国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地位。但和约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1618年终于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迅速波及到整个西欧中欧和北欧大部分地区。最终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路德新教与天主教的平等地位，由此，路德新教正式确立。

新教最重要的教义，就是确认《圣经》的最高权威。天主教虽然不否认《圣经》的权威，但坚持认为《圣经》的解释权在教会，在罗马教廷。这样一来，拥有解释权的教会就代替了《圣经》的权威。路德新教反对罗马教廷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认为《圣经》本身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信徒都应该直接从《圣经》中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教会的中介作用是毫无必要的。所以，不是《圣经》因为有了教会的解释而令人信服，相反，教会所作的一切解释，只有在《圣经》中能够找到根据，才算是符合真理的。

路德新教是主张“因信称义”的宗教，它把信仰作为接受《圣经》启示的惟一标准。信仰是首要的、必需的，并且信仰的对象是不可舍弃的，任何一个信仰的对象都是应该被教徒接受的。路德曾经说过：“或者干脆笃信一切，毫无例外，或者什么都不信——二者必择其一。……圣灵不可分为若干份，不可说此份是真理，彼份是谬误。”因此，对于有信仰的路德教徒来说，不可能“什么都不信”，所以，应该信仰上帝的一切。

这里的“一切”是指什么呢？路德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因而这“一切”中自然不包括天主教的教条。路德新教基本的观点在于：信徒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最重要的做法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教规，而在于对上帝本身的信仰；不在于人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赐。但宗教是不可能没有信条的，于是，路德新教信仰的“一切”就是路德认为值得信仰的东西。

新教在宗教礼仪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简易而廉价，很显然，这一方向是在和天主教的斗争中确定的。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从反对赎罪券开始的。新教强调信仰的根本对象是《圣经》。必须严守《圣经》，而应该改革掉的是罗马教会规定的那些荒谬的宗教仪式，例如天主教的那些拜物教礼仪——包括拜圣物、拜十字架、拜木雕泥塑的圣像等等。从信仰至上的观点看，这些礼仪都是荒谬的。但是，正因为这些礼仪在欧洲各地普遍被执行，才给罗马教会带来了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财富。

简化仪式是改革的重点。路德新教只保留了7种传统圣礼中的两种——洗礼和圣餐。“在圣餐礼上的面包和酒是否会转化为救世主的肉和血”的问题上，路德新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礼拜礼仪也更为简化，只着重于讲道和唱赞美诗。

新教认为，信徒皆可成祭司。既然只要信就可获救，那么信徒人人可以成祭司，信徒通过祈祷与上帝可以直接相通，无需各级神职人员作为中介，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不再有僧侣和俗人的区分，也就意味着结束了僧侣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对于俗人而言，只要宗教团体认可，俗人可以通过选举成为牧师，这受到广大下层人民的欢迎。

另外，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新教认为组织形式与个人得救无关，所以无论是公理制、长老制还是主教制都可以，这由各地教会自己决定。

路德新教的影响遍及西欧。在英格兰、法国、苏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维纳亚都能感受到这种影响。但英格兰走的是有自己的特色的道路，法国、荷兰和苏格兰接受的是加尔文的观点，路德新教在德国境外实际仅在斯堪的维纳亚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上述地区仍有一些路德新教的成员活动。可以说，路德新教曾在整个西欧产生过影响。

（五）骑士起义和农民战争

随着德国宗教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中下层人民。斗争声势浩大地开展着，最令人瞩目的是1524年至1525年的农民战争。在此之前，即1522年至1523年爆发了骑士起义。

骑士起义是低级贵族反抗世俗诸侯和高级教士的战争，起义始于1522年9月。弗兰茨·封·西肯根和乌利赫·封·胡登发动莱茵区骑士，并领导了这次起义。

这次起义的目的是限制世俗诸侯和高级教士的权力，企图建立强有力的、以骑士为支柱的王权，从而建立起一种以皇帝为首的贵族政治制度。但这次起义并没有得到支持，孤立无援的骑士注定要失败。他们原定进攻特里尔大主教区的计划未能成功，反而遭到临近诸侯的联合镇压。1523年5月，西肯根战死疆场，胡登逃亡瑞士，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起义因得不到支持而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想建立的政治制度除了自己无益于任何人。对市民阶层而言，虽然他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封建骑士持否定态度，他们并不愿意看到骑士力量增强；农民渴望的是摆脱封建依附地位，而骑士起义的目的与此正相对立，农民当然也不会支持骑士起义。而次年爆发的农民战争和此次起义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

这次农民战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据史料记载，德国大部分地区、全国2/3的农民投入了战争。战争起于1524年6月的卢普芬。

西吉斯蒙德伯爵卢普芬领地上的上千农民反抗领主，拒绝为领主服劳役。在汉斯·米勒的率领下，三千多人来到小城瓦尔茨胡特，与城里的民众一起坚持斗争。消息很快传遍康斯坦茨湖周围地区，土瓦本地区成为1524年至1525年农民战争的中心之一。1525年3月，起义军在门明根城通过了著名的“十二条款”。但条款并没有把战争带向胜利，1525年4月，这支起义军战败，被迫签订《威加顿条约》。

农民战争的另一个中心是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是第三个中心。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起义于1525年3月爆发，5月起草了《海尔布朗纲领》，又称《帝国改革纲领》，7月起义失败。

只有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斗争最为坚决。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525年2月来到该地区，直接领导农民战争。3月，他在缪尔豪斯城领导平民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了“永久议会”。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农民起义军有八千多人，最终还是失败了。在5月16日弗兰肯豪斯战役中起义军被诸侯联军打败，闵采尔受伤被俘。25日，缪尔豪斯城陷落，27日闵采尔英勇就义。

这次农民战争失败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阶级。战争失败后，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教士也遭受了很大损失，低级贵族逐渐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惟一得到好处的是诸侯。

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但是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一）瑞士的社会状况

16世纪初，瑞士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州组成的松散联盟，独立于德国诸侯乃至皇帝。其版图包括6个乡村州和7个城市州，共13个州；另有10个联盟领辖地以及一些属于联盟的地区。

此时，瑞士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当时一直是南欧与北欧之间的商业通道之一，临近的城市如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伯尔尼等地，商业非常发达，手工业工场也很发达。另一方面，它在勃艮第和意大利战争中发了财，并且去外国服兵役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意外之财。当时在弗朗索瓦一世军队中就有16.3万瑞士士兵，这种兵役每年给国家带来数以百万计的钱财；1594年到1605年，仅仅在法国服役的瑞士士兵就收入1.36亿法国古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改变，享受取代了贫穷的生活，社会出现差别，阶层分化明显。

城乡的差别很大。这使得瑞士的宗教改革集中在城市，乡村成为改革的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乡村的教士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他们的恶习比城市神职人员要少得多，人们对教会的恶感不是特别强烈；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单一，生活贫穷，还没有资产阶级力量的领导，新的思想很难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所以，改革首先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开始。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苏黎世的茨温格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利益，产生了革命的要求，再加上教会的腐化，成为宗教改革的共同背景。瑞士的改革有自身的特点，很大一部分源自当时政府与教会的关系。瑞士各独立州都有自己选出的议会，议会可以以比较民主的方式管理本地的日常事务，同时也经常行使权力管理本州的宗教事务。市议会和市政机构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各行业公会的上层市民等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了议会。他们强烈地反对教皇干预瑞士事务，要求取消教会政治特权，他们抨击教会腐败，否认教会有赦罪权。如当时的苏黎世政府反对将该市作为大主教的大采邑，不缴纳什一税，相反，市政府设立了监督教会的机构，并向教产征税。而日内瓦市政府从1510年起接管本市各修道院。“赎罪券”在瑞士受到普遍的抵制，使得这种非法买卖很快被政府禁止。人们对此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国家干预教会的事情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在这里，教会和民政的问题在事实和思想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教会和宗教事务的管辖方面，各个州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天主教辖区（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行政上统一的国家受到不同国家宗教组织的管理，因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与民族、国家统一的任务结合在了一起。

（二）茨温格利的改革

由于瑞士人文主义思想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渴望改革，要求政治上有更大的独立性，经济上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茨温格利的宗教改革受到欢迎。

茨温格利（1484—1531年）出生于圣加伦州塔根堡山区威尔德豪斯村。他在巴尔塞大学学习时，开始树立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出售赎罪券的行为。1506年获硕士学位后，在格拉鲁斯教堂担任神父。1518年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民众神父”，直至1531年10月在卡匹尔战役中阵亡。

茨温格利的思想深受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影响，他抨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反对出售赎罪券，谴责雇佣兵制度，反对教士斋戒和独身。苏黎世市议会受其影响，于1519年通过了禁止在该州出售赎罪券的决定。1520年他放弃了教廷的俸金，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1522年至1525年在苏黎世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1523年，茨温格利提出了《六十七条论纲》，用一整套新观点同天主教对抗，甚至比路德更为激进。《论纲》强调一切都应以《圣经》为依据，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主张拯救要靠信，否定炼狱；要求解散隐修院并没收其财产，等等。苏黎世当局接受了茨温格利的思想，正式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把改革推向深入。这些措施包括：终止教会对康斯坦茨主教的隶属关系，教会团体由市议会领导；废除对僧侣的禁婚，封闭寺院，没收其土地和财产；教堂内的干尸、祭坛、钟鼓、圣像以及其他各种泥塑木雕一律销毁；废除天主教的弥撒，实行新教礼拜——做布道演说、唱赞美诗、进行简易祷告，等等。

茨温格利在苏黎世建立的新教得到其他地方的支持。几年之内，巴塞尔、伯尔尼、圣加伦等许多州都进行了宗教改革，并且这种改革始终得到了各市、州议会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保守的力量仍然存在。这促使茨温格利努力与路德新教联合，由于观点差异，合作未果。

而来自瑞士新教的挑战同样影响着茨温格利的改革，激进派不满意茨温格利的保守方案而与之决裂。两派1529年马尔堡会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分裂加剧，也使得改革的力量大为削弱。1531年10月忠于天主教的瑞士西南5个“林业州”结成同盟，向新教州发动进攻。卡匹尔战役以改革派的失败而告终，茨温格利阵亡，被天主教军分尸焚毁。从此，瑞士分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约20年后，茨温格利的信徒与加尔文达成协议，茨温格利学说作为独立的教派不再存在，但由茨温格利开始的瑞士宗教改革由加尔文继续下来。

（三）加尔文的新教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皮卡迪的努瓦营，12岁即开始领取教会俸禄。1523年到巴黎就学，1528年到奥尔良和布尔日学习法律，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很快他就由有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天主教徒转变为宗教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533年他为尼古拉·科布草拟的巴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词中，强调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因而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他被迫离开巴黎。次年他宣布放弃教会俸禄，来到瑞士巴塞尔。1536年他发表《基督教原理》，对新教原理进行了基本的阐述。当时日内瓦市民积极要求宗教改革，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法雷尔又邀请加尔文领导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由此成为日内瓦市议会的实际领导者。1538年7月他一度被自由派赶出日内瓦。1540年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又回到日内瓦正式开始了宗教改革。

加尔文在教会组织上的改革很有特色。他采取民主与共和的政教组织形式：教会是由选民选出的，既不隶属于教皇，也不隶属于诸侯；教职也由选举产生，在教徒中选出长老和牧师管理教会，长老一般都是财产最富有的市民；信奉加尔文派的组织实行政教合一，结成联盟，由定期召开的高级宗教会议领导。他废除了天主教会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教会设立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处理案件。市议会也作相应的变革：将日内瓦分为几个教区，各区有长老和各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

此外，加尔文还简化宗教仪式，在圣事中只实行《圣经》中有记载的洗礼和圣餐礼；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取消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都是为上帝所授命的。

加尔文新教的教规很严，惩罚也很严厉。加尔文把日内瓦建成一种新的宗教社团，实行最严峻的清规戒律。在所有人生乐趣中，只许过家庭生活，不得唱世俗歌曲，不得饱食，不得饮酒，等等，全体公民的生活受到严密的监督。如果有人敢怀疑加尔文对基督教教理的解释，等待他的是火刑。如西班牙生物学家塞尔维特因为反对“三一”论，再加上与德国的再洗礼教派有联系，1553年被加尔文授意以火刑处死。加尔文的严刑峻法一直延续到他死去为止。加尔文死后，新教的风气和规约才有所缓和。

从1555年始，归正教会在日内瓦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归正教与加尔文新教的关系。其实归正教在茨温格利时就存在并发展着，“归正”意为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它是瑞士宗教改革派的组织。后来，茨温格利信徒与加尔文新教合为一派，归正教就成为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为依据，以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为指导读本的新教。可见，其实归正教此后也就是加尔文新教了。

总结起来，加尔文新教的教义有以下几点：强调“因信称义”，“信”的本质是相信通过基督而获得恩典，教会的职责是传播福音，《圣经》即是福音的见证；强调《圣经》权威至上，是评价的标准；认为人的得救和被弃，都是由上帝预定的；教规需要严格执行，长老有权监督教规的实施情况，如有违反，必受严厉惩罚；在崇拜礼仪中使用方言，摈弃祭台、圣像和祭礼，不承认圣餐中存在基督的血和肉。

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具有很强的改革特色。它支持创造财富，拥有私有财产；它认为人不应该被赋予无限的权利，这对现代法制有一定的影响；它的组织形式以选举作为基础，带有更多的民主色彩。因而加尔文新教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夺权的国家，加尔文新教得到特别广泛的传播。英国、法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加尔文新教受到人们的赞同，在传入法国后，加尔文新教以胡格诺派的名称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四）加尔文新教与路德新教的异同

要比较加尔文新教与路德新教的异同，我们首先不能忽视二者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同是面对天主教威望的衰落和教士生活的腐化，同样禀受了早先反天主教思想的启发，几乎同时打起反天主教的大旗，同被认为是与天主教相对立的新教教派，因此二者在改革的内容上必有相通甚至相同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有以下几点。

首先，二者都提高了《圣经》的地位，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这样一来，任何信徒只要通过自己的祈祷就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宽恕，无需通过神职人员做中介。这样就大大削弱了教会的作用。《圣经》高于教会的权威成为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大武器。

其次，加尔文新教赞同路德新教“以信称义”的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论，人类始祖亚当的过错使得他的后代一出生就有罪在身，人不能自救，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但新教坚持，获救不在于人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赐；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教规，而在于对上帝的信仰。

第三，有了信仰就可得救，因此，宗教仪式的作用大大减小了。简化仪式也是两教派共同的举措之一。天主教的7项仪式，两教派都只保留了两种：洗礼和圣餐，因为这两种圣事是圣经中明确记载由基督亲自设立的礼仪。

第四，反对偶像崇拜。因为承认偶像崇拜，天主教教徒利用圣物来骗取钱财，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会的腐败。新教反对偶像崇拜和圣物，要求信徒信仰上帝，进行祈祷，与上帝达到心灵的接触。

第五，推广教义。他们取消了弥撒，因为弥撒是一套用拉丁文作祷告的固定的宗教仪式；他们注重《圣经》的翻译工作，路德亲自把《圣经》译成德文；祷告开始用各种民族语言和方言，这些措施有利于新教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当然，作为两个不同的教派，二者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上，加尔文尽管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形式，但骨子里是捍卫教会的权威，这不同于路德教会依仗国家支持的主张。在对《圣经》的解释上，二者有多处不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圣餐的解释。路德新教认为圣餐中的面包和酒虽然不能变成基督的肉和血，但已有基督之肉和血的同在（“体同在论”）；而加尔文新教则认为存在的是基督的德能，如果用信来领受，得到的是一种真实的、属灵的身体（“灵性的真实存在论”）。对“预定说”，加尔文派坚持极端的双预定说，认为人的得救与被弃绝对都是由上帝决定的；而路德派没有完全放弃功德，认为在信仰的前提下人的功德是有益的。在宗教组织上，加尔文派纪律严格，采取长老制，而路德派则没有严格的规定，长老制、公理制、主教制都可以。

宗教改革后，两教派都逐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至今。

四、英国新教的改革

（一）英国教会的特点

英国16世纪初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西欧大陆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教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带有英国特色。英国宗教改革之所以与众不同，原因可追溯到改革前英国的宗教状况。

英国教会是罗马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教皇的使者，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同大陆教会一样，英国教会不只是一股精神势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介入和干预世俗事务。16世纪初的英国教会与尘世的结合尤为紧密。高级教士们一般都是在政治、外交、司法等领域取得成就后被授予圣职，所以，英国教会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朝廷的重臣。在这些人眼里，圣职只是一种荣誉和一份薪俸而已，他们的精力多放在国家事务而非宗教。英国教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对王权有很强的依附性。

虽然英国教会处在王权的控制之下，对国王有深厚的感情，但它毕竟还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听从教皇的指示。因此，英国教会的观念、结构、形态以及对财产的占有、对世俗的干涉等，仍落后于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说，此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对英国教会构成了威胁，迫使它不得不进行改革。只是这场改革不同于路德与加尔文新教那种由下而上的改革，而是由国王亲自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导火线是教皇拒绝批准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

（二）亨利八世的婚姻

至于亨利八世与教廷分裂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亨利八世要娶妻生子，保卫王位的安全。因为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与亨利婚后无子，到16世纪20年代，王后已年过半百，生子无望，亨利担心死后王位会被大贵族篡夺，决定离婚再娶，以求子嗣。但当时国王的婚姻是由教皇批准的，而教皇是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查理五世迟迟不批准亨利离婚，亨利八世与教廷决裂。

但有学者认为，以上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亨利八世对教皇早就积怨在心。当时亨利八世被封为天主教会“信仰的维护者”，这使得他必须容忍教皇对英国的干涉，而这种容忍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好处。亨利是一个把个人利益和王室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容忍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爆发。离婚案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帮我们了解事情的起因。总之，不管何种原因，1533年1月，亨利八世在教皇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与安妮·博林结婚。其时博林已有身孕，为确保即将出世的孩子拥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亨利急于使他与博林的婚姻合法化。在教皇迟迟不批准的情况下，亨利采纳了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建议，用议会法案的形式断绝同罗马教廷的关系，而由英国教会自行决定国王的婚姻。5月，由亨利选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克姆召集宗教会议，宣布国王与凯瑟琳的婚配不合法，而与博林的婚姻才是合法的。而次年召开的议会会议将此进一步合法化。克伦威尔提出了两个提案，均为两院通过，这两个提案是：一、宣布亨利八世与前妻的婚姻不符合《圣经》，因而无效；二、批准亨利与博林的婚姻，并规定，凡反对这一婚姻的言行均属叛国罪。

由于亨利无视教皇的命令擅自离婚、结婚，并且自行任命大主教，激起当时罗马教皇克雷门特七世的恼怒，他针锋相对，将亨利开除教籍。

亨利通过宗教改革议会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也开始亲自领导英国的宗教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法案，确定英国教会不再附属于罗马教廷，取消了教皇在英国的司法裁判权、宗教授职权、经济收益权、信条规定权等权力，英国教会断绝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实行宗教独立。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脑。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都铎王朝的权力，确立自己的“至尊”地位。所以他在前期摆出友好的姿态同路德新教交往，并通过了十条信纲，允许《圣经》英文版本的出版和传阅。但当他即将取得对罗马教廷斗争的胜利时，就抛开了路德新教，于1538年颁布《取缔分歧意见的六条信仰法案》，该法案被路德派教徒称为“血腥法令”。有不少人因反对法案而被处死，更多的人逃往瑞士，在那里接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英国未来宗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得助于此。

（三）爱德华六世和玛利女王时代的宗教斗争

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时，摄政王爱德华·西摩公爵对宗教改革派持同情态度，授意国会取消《取缔分歧意见的六条信仰法案》，当时的流亡者纷纷回国。这些人带回的神学思想对英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爱德华六世也继承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但态度较为宽容，因而加尔文新教和路德新教都能在英国传布，并影响国教。

154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教会统一法案》规定，英国国教会同用一本《公祷书》，但这本公祷书的教义却是天主教模式的。于是，1552年，诺森伯兰主持对《公祷书》做出删改。删改后的《公祷书》带有浓厚的新教色彩，突现了反天主教的意味，这与诺森伯兰的宗教思想有关。155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兰克姆主持制定的《四十二条信纲》获得国会通过。由此，英国宗教改革呈现勃勃生机。

1553年，爱德华六世突死，玛利一世（1553—1558年在位）即位，英国宗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

玛利一世倾向于天主教，反对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政策。她即位后，立即下令处死托马斯·兰克姆，恢复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反对者判处火刑。玛利启用天主教的主教，承认教会的权力，对新教教徒进行迫害。新教教徒被她以异端罪名烧死的有三百余人，为此，女王被称为“血腥的玛利”。有必要提一下，玛利是亨利八世与第一个妻子凯瑟琳的女儿，而爱德华是亨利与其第三个妻子的儿子。

（四）伊丽莎白与英国国教的确立

英国的宗教改革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那里兴起，在玛利一世那里却走了相反的道路，而在伊丽莎白这里，宗教改革又继续下来。

伊丽莎白（1558—1603年在位）是亨利与博林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的宗教改革法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559年，她恢复了被玛利一世废止的《至尊法案》，只是将国王的最高教会元首称谓改为长官；宣布恢复1549年的《教会统一法案》；修订《公祷书》，保留新教思想。

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另一大举措是制定《三十九条信纲》。该信纲是在托马斯·兰克姆《四十二条信纲》的基础上，参照路德新教教士布伦茨的《符腾堡信纲》制定的。该信纲明显采取妥协的办法，既有部分新教的观点，如在教义上采纳了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新教的部分学说，又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的规定，如在组织形式、教会制度和圣事方面保持了天主教的很多规矩。1571年，伊丽莎白亲自主持信纲的定稿会议，并将定稿本交国会通过，正式定为英国国教会的信纲，并编入《公祷书》。

《三十九条信纲》就若干教义要点，针对当时各派间的争议，来规定国教会的观点，信纲既与争论的双方划清界限，又避免在文词上作过于精细或僵硬的划分，在有分歧的双方间持中间立场，允许在一定限度内根据《圣经》对教义做较灵活的解释。

《三十九条信纲》基本内容为：强调传统“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的正确性，肯定基督教前7次主教公会议所定信条；强调《圣经》的地位；阐明“因信称义”，不同意加尔文的“预定论”；在圣餐问题上明确反对天主教的“变质说”，也不赞同路德和茨温格利的观点；论述了神职人员结婚的合理性；教会的传统礼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但对已规定的礼仪不得擅自更改；国家元首对教会拥有权力；反对财产公有；基督徒必须诚实，不得做假证。

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安立甘教会，通常称为国教教会。国教教会通常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名义上的首领，把《圣经》作为教义的基础，在崇拜中使用《公祷书》，在天主教和其他新教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它保留了主教制，也让平信徒参加教会的管理，要求在传统和改革间维持平衡。它承认国家的权威，但不从属于国家。对广大基督徒，并不强行规定按《三十九条信纲》行事，只有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成员必须遵守。

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不仅从宗教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且也从当时英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上考虑问题。她认为《三十九条信纲》可以避免在法国和德国发生的那种宗教战争。但对很多教士而言，伊丽莎白的改革太不彻底了，他们要求推进改革。几年后，“清教徒运动”爆发了。

五、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发生在16世纪前后的天主教改革是针对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应付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局面，故又称反宗教改革、对立的宗教改革。

（一）改革的开始

“反宗教改革”运动始于16世纪前后，但罗马教会的自救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开始了。

15世纪的上半叶，罗马教会内有一股提倡“公会议至上”的改革势力。所谓“公会议”，即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普世会议，而“公会议至上”主张的是用公会议制取代已经腐朽的教皇的权力，以集体的意志统治和管理教会，以挽救天主教，恢复教会的生机与活力。天主教在此时还不想对教义进行修改，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道德和行政管理上。这一建议最早是1324年在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发表的《和平保卫者》中提出的，后来，在巴黎的康拉德与亨利希撰文进一步阐述了召开公会议的必要。但直到1409年，比萨公会议才得以召开，但教皇并没有参加会议。

1414年至1418年，康士坦茨公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了在教会中公议会高于一切的主张，废除了两位教皇。但道德和行政改革没有任何进展。康士坦茨公会议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把教廷的专制制度转变为一种君主立宪制，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行政权，但要受到教会立法机构的限制。1428年帕维亚公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也没有什么进展。1431年至1449年召开了巴塞尔公会议，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公会议高于教皇的思想还在，但使教廷由专制制度转为立宪制度的希望完全破灭。

（二）从阿德里安六世到西克塔斯五世

从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在位）到西克塔斯五世（1585—1590年在位），前后有近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天主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可以说，从阿德里安六世起，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改革才开始缓慢地进行。阿德里安六世表现出的宗教热忱是值得称道的，只是他在位时间太短，而天主教积重难返，他只能带着失败的遗憾而去。在其后，克雷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个人政治野心很大，社会大众十分反感，助长了新教势力的扩张。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时期大体定下了改革的方向，此后几个教皇大体沿此方向走下去。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神爱祈祷会”。这是意大利的一批渴望改革的人士组成的，该组织成立于1517年前后，它的领袖之一是季安·皮埃特罗·卡拉法，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四世。卡拉法坚定信仰中世纪的教义，这与一部分人如孔塔里尼主张信仰即可称义的思想有冲突。教内的这种争论引起了保罗三世的重视，他在登位初期就任命卡拉法等人为枢机主教，并成立委员会研究改良的事宜。1537年秋的报告真实披露了天主教内部的大量弊端，腐化堕落严重，强调了改革的迫切性。

在此形势下，天主教内部的两派意见——孔塔里尼的妥协主义和卡拉法的严厉压制主张，让保罗三世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于是，对外压制教义上有不同意见者，对内改革行政管理和道德状况，成为以后几任教皇的政策。

随后的改革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改组宗教裁判所。1542年6月21日，保罗三世诏令普遍改革宗教裁判所，改革的模板是西班牙。改革后的宗教裁判由教皇亲任领袖，从红衣主教中选任副首领，把领导权集中在教廷。同时扩大了惩治的范围，加重了惩罚的手段。同天主教教义稍有不同的人就被列入异端的名单加以迫害，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遍及欧洲许多国家，火焰吞噬了无数新教信仰者的生命。应该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能完整地保存天主教的信仰，与宗教裁判所的严酷镇压大有关系。

二、整顿教会组织。保罗三世勒令闲住在罗马城的主教和大主教约80人返回各自的教区，而保罗四世也采取强制手段，于1558年8月下令关闭罗马城，清查闲居的教士，再次勒令他们返回自己的教区，否则不发薪俸。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教会的风气。

三、恢复和创建修会。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修会就是耶稣会，耶稣会会员抱着传教的热忱，为维护与扩展天主教的信仰而战斗。

四、举行宗教会议。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宗教会议是特兰托会议。特兰托会议最后做出的决议可以看成天主教宗教改革的一个成果。

宗教本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上述措施实行后，人们对天主教的热忱逐渐得以恢复。它强烈反对新教，固守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准备为信仰战斗甚至牺牲。这种热忱与改革前的面貌相比大不相同，这是否预示着天主教有了复兴的希望呢？

（三）罗耀拉与耶稣会

新教发起进攻几年后，天主教开始反攻。罗耀拉及其创建的耶稣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年）出生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的罗耀拉城，未成年即受教会剪发礼，并学习预备成为教士。1521年在潘普洛纳的围城战，被法国炮弹炸伤右腿，造成残废，不得不退伍。退伍后，罗耀拉把精力完全转向了宗教。

在养伤期间，他读了《耶稣传》和《圣徒言行》，遂离家出走，在蒙塞拉特的本尼狄克修会隐修院进行了三天的忏悔。随后，他按骑士守夜方式彻夜守卫在圣母像前，这就是罗耀拉一生中的“神秘之夜”。“神秘之夜”成为罗耀拉一生的转折点。很多名人会在其一生中有这种决定其命运的神秘点，例如路德被电击，还有中国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其实，这并不奇妙。这种转折点或飞跃点只是在人生发展方向上的一个时刻，而不会完全脱离人生轨道。罗耀拉的“神秘之夜”后所发生的转变其实完全可以从他童年、少年的经历中寻找到眉目。

1523年，罗耀拉到罗马和耶路撒冷朝圣，在这期间，他立志学好神学，成为上帝的优秀子民。1524—1535年间，是罗耀拉勤奋学习的阶段。1924年他来到巴塞罗那学习文学，后又在亚尔卡拉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52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深造，完成了《神操》一书的写作，并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1537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罗耀拉回到了罗马。1540年，耶稣会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正式成立。罗耀拉担任第一任总会长。

以罗耀拉的《神操》为指导的耶稣会有很多奇特的规定。耶稣会仿照军队的组织形式和纪律要求建立起来。它制定了严格的军事化会规，强调对会长的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执行教皇委托的一切任务。在宗教生活中，要求人们通过对罪、义和末日审判的内心沉思和反省，产生对罪的痛恨，达到灵魂的净化；此外还要通过对天国的默想，献身于上帝的事业。耶稣会会规还规定，会士每年应仿照《圣经》所载耶稣在旷野里40天的事迹独自潜修，此为“大避静”；一般教徒则行“小避静”，时间为3天或7天至8天不等；每月反复例行者称“月省”。

为了耶稣会的传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耶稣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耶稣会士应当是狂热且能言善辩者，因为需要斥责新教和其他异端。哪个国家的地方天主教僧侣无法对付新教的宣传，哪里就有被派往助威的耶稣会救援队，耶稣会士们以狂热的劲头投身于讨伐敌人的战斗。1561年在普阿西城举行的天主教和加尔文教的辩论中，耶稣会士大显身手，帮助天主教友获得辩论的胜利。

其次，耶稣会大力举办文化教育事业，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注意培养来自各阶层的子弟。他们为所辖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精致巧妙且能奏效的天主教式的教育方法，培养绝对忠于天主教的一代人才。

第三，积极从事政治交往活动。他们与达官贵人交结，深入社会各界，充当统治者的忏悔神父和宗教顾问；在宫廷内部，在国王和诸侯的家里策动阴谋，进行间谍活动，清除异端，完成外交使命。其目的在于维护教皇和天主教的利益，其手段却过于卑鄙。耶稣会士的“才干”，一方面在其机敏过人，平时训练有素；更关键的一方面在于他们在行动上不讲道德。耶稣会的伪善与缺德在当时被编为俗语大加讽刺。

从耶稣会的教义和活动中，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三世会热切欢迎这个组织。当时，教会的威望一落千丈，受到各方的攻击。教皇威望的衰落结果造成教皇的命令无人执行，严厉的训令，革除教籍的惩罚等等措施，不管是对百姓还是对王公贵族都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要求绝对的服从，不问动机，不管条件的特点，这自然讨得了教皇的欢心。教皇把耶稣会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棋子，确实用得很顺手。

（四）特兰托会议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不久，天主教会就准备开一次主教会议，解决同宗教改革中的路德派在教义上的分歧，消除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但由于西班牙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以及天主教会内部的矛盾，致使会议一拖再拖。直到1545年12月，在教皇保罗三世的倡议下，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5—1556年在位）的同意，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麓特兰托城（Trento）召开天主教第十九次主教会议，史称特兰托会议。会议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集会时间约为4年3个月。

在这18年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最后，特兰托会议的议题不再是调节天主教与抗议宗等新教宗派之间的分歧，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教会内部，反对宗教改革。尽管其主要内容是重申天主教会旧的原则和戒律，一些积弊短时间内不可能扭转，但在天主教会内外矛盾重重、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会议确实起到了集结反改革势力，稳定天主教阵营的作用。

这场马拉松式的宗教会议，在18年的会议中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45年2月13日在特兰托城召开起，到1548年初止；从1551年5月至1552年查理五世军队被反查理五世的同盟军战败止，为第二阶段；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订，这标志着天主教会的分裂和路德新教的产生，因此，1562年1月继续召开的特兰托宗教会议第三阶段已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内部的宗教会议了，会议的议题完全是天主教自身的生存和应变的各种问题了。

长达18年的会议，最终成为天主教内部的调整。最终的会议结果是：无论在教义问题还是礼仪问题上，天主教都坚持原来的立场。在教义上，针对宗教改革派提出的《圣经》是惟一的权威的思想，天主教认为，口传教义是基督亲自教给使徒，或由使徒亲自根据圣灵的口述传达的，因此“口传教义”同《圣经》一样是天主教信仰的权威。6世纪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本《圣经》同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版《圣经》一样传达上帝的旨意，天主教会有权判断并解释《圣经》的真正意义和意向。会议坚持“七项圣事”，即洗礼、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和婚配，这七项一项也不能缺省。会议还宣布教阶制是上帝的意旨，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主教领导各级教士；神甫不得结婚。

罗马教廷在特兰托会议取得的胜利在于其自身的改变。它不再争取世俗的统治权，而是局限在教会的范围内挖掘潜力，庇护四世与皇帝弗尔南德的妥协，也证明了罗马教廷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了精神世界。从另一角度看，这未尝不是新教的胜利。

六、宗教改革的后果

（一）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

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宗教改革也就成为欧洲从封建的中世纪迈向资本主义近代的转折。新教所倡导的用于反对天主教的基本原则，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全面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艺术、哲学、科学等等方面。

在政治上，宗教改革严重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改变了罗马教廷统治的局面，推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加强。各国改革的结果是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由世俗权力统领教会。即便是没有发生宗教改革、依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皇也失去了干涉他国教俗事务的权力。一批主权国家摆脱教皇的控制而形成，如瑞士、荷兰等。

经济上的影响更为显著。各国宗教改革都经历了剥夺教会财产的过程，并改变了一部分封建财产关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宗教改革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影响最为重要。信仰自由成为最大的胜利，怀疑与批判精神得到发扬。人们不再在神学的桎梏下只能服从，人开始有了靠个人努力以实现理想的信心和进取精神。而否定教会对《圣经》解释的特权，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是平等的，从而慢慢确立起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

新教非常重视兴办学校，推进教育，用新的方法教育学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如路德主张设立公费学校，强制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不但学习宗教，还要学习文化。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打破以宗教经典为主的拉丁学校传统，引进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对提高人的素质，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教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如爱德华六世时很多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的信徒来到英国，在促进英国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带去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和文化。

由于新教提倡用通俗的民族语言讲道，宣传品形式多样，文字浅显易懂，促进了方言文学的发展。不仅《圣经》是经典，新教领导人物的书籍也成了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革命。而宗教文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等伟大作家。

艺术方面因为新教强调信徒直接和上帝交往，会众唱诗在礼拜仪式上占很大比重，因此圣诗创作大量涌现，路德就亲自做了不少赞美诗。

宗教改革把新的思想广播于社会，掀起社会上上下下的全面运动。正是有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这次改革才会有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造成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也导致人们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的大变换，这就为欧洲全面走进近代社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宗教战争

宗教改革是在各种战争和斗争中展开的，有德国的骑士起义、农民战争，瑞士卡匹尔战役等等。宗教改革完成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仍然时有发生，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最为残酷的是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三十年战争”，有人将其称为“宗教改革的余响”。

胡格诺战争。1562—1598年，法国各派势力以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对抗为契机而引起的长期内战。战争继续了三十多年，分成3个阶段，共经历10场战役。战争第一阶段从1562年到1572年。其间胡格诺派曾得到有限的信仰自由，但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触发了第二阶段的战争（1572—1585年）。法国四分五裂，胡格诺派占优势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与北部分离，组成联邦共和国；北方的天主教贵族随后成立了天主教同盟，国王亨利三世改为支持新教。因为王位之争，1585年爆发了“三亨利战争”，开始了胡格诺战争的第三阶段。1589年，亨利四世继承王位，但地位并不稳固。为摆脱困境，1593年7月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次年3月，进驻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胡格诺战争到此结束。战后国王颁布南特敕令，承认了新教的信仰自由。

“三十年战争”。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实施后，德国新旧两派营垒分明，旗鼓相当，和约并没有保证和平。由于新旧教都从属于诸侯，二者的矛盾就表现为诸侯之间的斗争。1608年“新教同盟”成立，次年“天主教同盟”建成，1618年，三十年战争在两个同盟之间展开。战争开始不久，一些国家就参入了，西班牙支持“天主教同盟”，而法国、英国、荷兰、瑞典、丹麦与“新教同盟”站在一起。由于这些国家的参与，宗教动机相对减弱，掠夺德国领土并阻碍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成为主要动机。战争大致分四个阶段，即捷克—普法尔茨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和法兰西—瑞典时期（1635—1648年）。1648年交战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规定了交战各方的势力范围，承认德意志区新旧教地位的平等。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罗马教会的势力大受影响，罗马教廷不再是欧洲主要的政治力量，哈布斯堡王朝地位下降，德意志境内分裂割据的局面进一步深化，西班牙国力下降。但法国力量大增，准备称霸；瑞典趁机发展，成为北欧强国。此时，荷兰已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政治进行着资产阶级革命。欧洲正向新的时代迈进。

（三）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Netherlands）是“低地”的意思，是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地区，大约包括莱茵河、缪司河、西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该地区由17个省组成，其中北部著名的省有：荷兰、泽兰、弗里斯兰等，南部著名的省有：佛兰德尔、卢森堡、阿图瓦等。1556年后该地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所统治。

自16世纪以来，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17个省中有三百多个城市，因此被称为多城市的国家。尼德兰北部各省，以荷兰、泽兰的工商业最为发达。毛、麻织业和造船业极负盛名，航海业和渔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16世纪，阿姆斯特丹、密得尔堡等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北方诸省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与英、俄等国进行贸易。在农村，封建势力本来就弱，因为土地一般掌握在大富商和资产阶级手里。

在南方各省中，佛兰德尔早在14世纪就开始出现手工工场。到16世纪，纺织、冶金、制糖、制皂、印刷业的手工工场比较发达，与西班牙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佛兰德尔等地的农业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资本主义农场出现，封建农奴制瓦解。

经济关系的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发展。北方的贵族阶级逐渐与资产阶级靠近，成为新贵族。旧贵族力图保持现有利益，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多数倾向于路德派或加尔文派。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比较激进，在宗教上接受加尔文派。富裕商人一般采取妥协态度，在宗教上属于加尔文派右翼。广大的农民和雇佣工人、城市贫民生活困顿，多数参加了革命的再洗礼派或加尔文派。

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推行专制统治，一方面加强财政搜刮和司法控制，一方面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革命的形势日趋明朗。

1566年8月，在佛兰德尔的一些工业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圣像运动。10月，荷兰等12个省区卷入了起义。他们捣毁教堂和寺院，没收教会财产。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同盟的妥协，1657年春起义遭到镇压。同年8月，西班牙阿尔发血腥镇压尼德兰革命者。尼德兰人民在南方密林和北方沿海组成游击队，英勇反抗西班牙暴政。

1572年4月，一支海上游击队打退了阿尔发的军队，这次胜利为革命带来了转机。很多游击队都取得了胜利。到1572年，几乎荷兰和泽兰两省都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此时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军，带领人们起义。革命军开始捣毁教堂和贵族庄园，停止缴纳什一税，拒绝履行封建义务。1572年7月，奥兰治亲王被北方各省议会推为总督，北方各省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方的胜利激励了南方人民的反抗运动。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构，11月8日南北缔结《根特协定》，恢复南北统一，共同反对西班牙的统治。

但是，有人害怕继续革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1579年1月，西南几省贵族结成阿拉斯联盟，宣布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天主教神圣不可侵犯。北方7省和南方部分省也结成了乌得勒支同盟，对抗西南贵族的反叛。同盟宣布永不分裂，以各省代表组成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共同的军事、外交政策，同时统一了币值和度量衡。1581年，三级会议宣布成立“联省共和国”。

联省共和国与西班牙继续斗争，取得了军事和外交上的一系列胜利，获得了英、法等国的支持。随着1588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海上战争受挫，1589—1598年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的失败，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的烈火。1609年签订《十二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尼德兰革命以加尔文新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为主力，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专制统治，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德兰革命的胜利不仅为资本主义在尼德兰北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对以后西欧的、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迷信、巫术和迫害运动

宗教改革派与反宗教改革派其实都是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改革的结果，重新确立了天主教与新教各自的地位。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有着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宗教裁判所上。

宗教改革后，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加强了宗教裁判所的作用。宗教裁判所的惨无人道是人所共知的，不仅打击的范围很大，手段也是残忍无比的。除了对异教徒的迫害之外，他们还把目光投到巫士和科学家的身上。

对巫士的迫害。16世纪至17世纪，西欧所谓的巫术活动遭受的打击，较以前更厉害。究其原因，并非是巫术活动这种异端活动激烈，有人认为，因为宗教裁判所已很难找到迫害对象，因而无法完成“工作量”所致。这种说法很像奇谈怪论，但也说明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残忍性和无理性。宗教裁判所打着保护居民的旗子（因为据说巫士是魔鬼撒旦的代理人），编写了成千上万妇女的名单，控告她们进行巫术活动。这份名单所列人数之多，使得宗教裁判所也只能追究其中的一部分，否则其监狱将容纳不了。有很多无辜的妇女被害。镇压“巫术”的活动异常酷烈，消灭了成百万的无辜妇女，这是基督教会史上不能否认的一笔罪恶。

对科学家的迫害。这里有一系列的名字为我们所熟悉，他们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开普勒、让·巴里伦、维萨里、瓦尼尼，等等。他们都是伟大的、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也是这一时期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对象。如果说占星术和炼丹术士带有巫术的色彩，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则通常被当成妖术。天主教就地心说与日心说问题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进行了迫害，而塞尔维特、开普勒、让·巴里伦等人和新教裁判所的斗争也是异常艰苦、严酷的。他们用生命捍卫科学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基督教会之所以把科学家当做迫害的对象，在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学说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科学对宗教迷信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企图用迫害的手段掩盖自己的心虚，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会冲破宗教的壁垒，推动人类的进步。

Table of Contents

- 西欧文明（上）
- 版权页
- 目录
-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 总序
- 绪论
- 引言 西欧古典文明的历史与特征
- 第一篇 西欧古典文明
- 第一章 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古典文明
- 第二章 希腊化文明
- 第三章 罗马文明
- 引言 如何认识西欧中世纪文明
- 第二篇 西欧中世纪文明
- 第一章 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基督教
-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
- 引言 文艺复兴文明概论
- 第三篇 文艺复兴文明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状况
-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 第三章 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扩展和传播
- 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普遍成就、衰落和影响
- 第五章 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