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文明
Author: 郝名玮; 徐世澄
Date: 2008-04-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文化
Description: 《拉丁美洲文明(修订插图本)》是一本关于介绍拉丁美洲文明历史的专著。针对国际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中国学人提出自己的文明理论，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2种文明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组织40多位著名学者历时10余年，编纂《世界文明大系》12卷。中央电视台超大型电视系列节目《文明之路•世界文明环球纪行》据此创意而成，并以之作为理论基础。 《拉丁美洲文明(修订插图本)》为该系列之一的《拉丁美洲文明(修订插图本)》分册。
Publisher: 福建教育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美洲文明/郝名玮，徐世澄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2004.3重印）

（世界文明大系）

ISBN7-5004-2410-8

Ⅰ.拉… Ⅱ.①郝…②徐… Ⅲ.拉丁美洲—文化史 Ⅳ.K7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9431号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1201印刷厂

版次 199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3月第3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354千字

印数 6001－10000册

纸书定价 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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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前言

序编 拉丁美洲
第一章 拉丁美洲的定名

第二章 地理、自然环境

第三章 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其文化特色

第一编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
第一章 概 况
一、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

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概况

第二章 阿兹特克文明
一、前阿兹特克文明

二、阿兹特克文明

第三章 玛雅文明
一、历史发展阶段

二、农业——生存的基础
三、贸易——发展的活化剂
四、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
五、神话与宗教
六、文化成就

第四章 印卡文明
一、前印卡文明

二、印卡文明

第五章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关系
一、研究状况的历史回顾

二、我们的观点

第二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形成
第一章 政治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五、丹麦美洲殖民地——今美属维尔京群岛
六、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第二章 经济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第三章 社会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第四章 宗 教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第五章 文化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第三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展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一、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二、经济思想
三、教育思想
四、科学技术

第二章 民主共和思想、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一、民主共和思想

二、宪章制度的移植
三、“考迪罗”现象
四、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五、“文明与野蛮”之争

六、功利主义（Utilitarismo）、实证主义（Positivismo）的传播与实践

第三章 文学的发展
一、新古典主义诗歌和独立运动的歌手

二、浪漫主义文学
三、高乔文学
四、后期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
五、现代主义文学

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一、建筑

二、艺术

第五章 中华文明的影响
一、华人与拉丁美洲

二、习俗

三、生产技能和战斗精神

第四编 拉丁美洲现代文明
第一章 政治思潮
一、民族主义思潮

二、社会主义思潮

第二章 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Teoría de“Centro-Periferia”）

二、依附论（Teoria de dependencia）

三、新自由主义（Nuevo liberalismo）

第三章 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时期（1910～1959年）

二、文学“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三、拉美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四章 现代建筑与艺术
一、现代建筑

二、墨西哥壁画运动和20世纪拉美绘画
三、拉美电影百年沧桑
四、拉美音乐、舞蹈

第五章 解放神学
一、拉美的天主教会

二、拉美天主教会的分化

三、“游击队神父”——卡米洛·托雷斯

四、巴西主教弗莱雷的“觉悟化运动”和卡马拉的和平反抗

五、麦德林会议
六、古铁雷斯与“解放神学”
七、普埃布拉会议
八、斗争在继续

第六章 民族一体化
一、拉丁美洲的民族构成

二、拉美印第安人现状

三、拉美国家对印第安民族的政策

总结

主要参考书目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主编汝 信

副主编陈筠泉 陈启能 倪培耕

编委 于沛 马振铎 白烨 叶渭渠

艾周昌 刘文鹏 汤重南 郝名玮

姚介厚 姜芃 徐世澄 徐远和

黄心川 钱满素 秦惠彬 潘光

1 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即阿兹特克金字塔大神庙遗址、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修建的教堂和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墨西哥外交部大楼）

2 蒂卡尔遗址（玛雅文明）

3 马丘皮克丘遗址（印卡文明）

4 巨石头像（奥尔梅克文明）

5 博南帕克壁画。乐队演奏（玛雅文明）

6 武士列柱（托尔特克文明）

7 黄金筏（奇布查文明）

8 巴罗克式墨西哥大教堂（殖民时期）

9 18世纪巴西雕像

10 的的喀喀湖上的蒲草船

11 哥伦布纪念碑（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2 巴西巴西利亚大教堂

13 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14 墨西哥马里亚契小乐队

1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钢鼓演奏

16 玻利维亚高原印第安人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前言

“拉丁美洲文明”极富文化底蕴，极具历史韵味，颇有特色。其特色体现在其诞生、发育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中。因此，本书着重阐述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现象对拉丁美洲文明发育的影响，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和奇异的风貌。

拉丁美洲文明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积铢累寸的结果。因此，本书采用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分阶段描述的方式进行撰著，以求总体上的把握，展现其诞生和发育的状况、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纷繁复杂的内容。

拉丁美洲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的结果。因此，本书将其摆放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进行考察和阐述，以呈现其与其他文明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本书根据拉丁美洲文明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分为“古代文明”（1492年哥伦布航行至美洲大陆以前）、“近代文明”（1492年至20世纪初）和“现代文明”（20世纪）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所突出的是各个阶段的特色，是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本书序编描绘拉丁美洲文明活动的舞台，其诞生、发育的背景。首先探究“拉丁美洲”一词概念的形成及其含义；尔后描绘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状态；接着说明拉丁美洲文明的支脉——区域亚体系及其特色。

第一编探索拉丁美洲文明的根基——古代文明。在对总体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重点陈说三大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卡文明。本编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二编考察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相遇、交流、融会，进而阐明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初创及其内容。还要探究其内容中的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成分。

第三编分析、阐明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育状态。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实践，引起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文明对拉丁美洲文明的撞击。新型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导致了拉丁美洲文明的发展和变革。中国文明的传入同样丰富了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内容。

第四编探讨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现代文明的特色：自我意识的强化，并陈述其思想变革、理论创新、文学艺术流派纷呈的新局面。

秘鲁著名学者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陈汉基）指出，在对拉丁美洲文明的研究中，“数百年来，出现了种种寓言神话、虚幻景象、先入之见、杜撰的人物和事物、失望情绪、简而化之和笼而统之的做法以及黑色传说和白色传说”。所谓“黑色传说”（la leyenda negra），系指揭露、批判西班牙在新大陆进行征服、殖民统治时期屠杀、压迫、剥削印第安人的文字叙述。所谓“白色传说”（la leyenda blanca），系指对西班牙在新大陆进行征服、殖民统治时期的活动进行粉饰、赞颂的陈说。本书作者拟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学习、访问期间的考察、体验，努力剔除以往叙述中的虚幻成分，揭开神秘的面纱，实事求是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一个色彩斑斓的拉丁美洲文明。

本书序编和第一、二编由郝名玮撰写；第三、四编由徐世澄撰写。

本书在酝酿、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一些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编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诞生、发育在拉丁美洲。本编首先追溯“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来历及其含义，接着描绘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环境，进而叙述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各区域的文化特色。

第一章 拉丁美洲的定名

“拉丁美洲”一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就反映了拉丁美洲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全过程。那么，“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何在？又是如何提出和确定的呢？

“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词系由一名词“美洲”（América）和一形容词“拉丁的”（latino）组成。形容词“拉丁的”表明了名词“美洲”的文化特色。因此，欲明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形成，必须首先知晓“美洲”这一名称的确定。

“美洲”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可分为三个阶段：无概念、无名称阶段；有概念、无名称阶段；有概念、有名称阶段。

第一阶段：1492年8月，哥伦布指挥船队驶离西班牙向西航行，10月发现新陆地，以为到了亚洲，遂称新陆地为“诸印度”（las Indias）。[1]他一直到1506年去世也没有意识到他所到之处是另一新陆地。“诸印度”这一名称很快被欧洲人接受。西班牙国王也正式钦定了这一名称。这时，世人既没有“美洲”这个概念，更没有“美洲”这一名称。

第二阶段：1501～1503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西班牙名为Americo Vespucio，1454～1512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两次西航到巴西海岸探察，沿南大西洋海岸南下，曾航行至拉普拉塔河口。他返回葡萄牙后，给佛罗伦萨的朋友写过两封信，叙述自己的航行经历和所见所闻。1504、1506年，两封信先后公开发表，并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广为传阅。他在第二封信中明确地写道“：我们可以确切地称哥伦布发现的陆地‘为新大陆’。”[2]“新大陆”这一概念首次问世。欧洲人的地理观念随之发生变革。哥伦布发现的新陆地不再被认为是亚洲，而是一块不同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新陆地。从而也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洲”概念，但名称尚未确定。

第三阶段：1507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1470～1518年）根据地理新发现，对托勒密所绘世界地图作了修订，绘制出一幅新世界地图。托勒密的地图上，印度洋外有一块陆地连接着非洲和亚洲。新世界地图将这块陆地同非洲和亚洲分离，并在陆地南部标上了“America”（“亚美利加”）的字样。这样，瓦尔德泽米勒就为新大陆定了名。他在为托勒密的《宇宙志》一书作的序中写道：“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了世界的第四部分……我看不会有人反对根据发现者亚美利哥的名字称之为‘亚美利哥之地’或‘亚美利加’的。”[3]欧洲人普遍接受了他的意见，“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这一名称遂流传于世。

“新大陆”一词沿用至今，与“美洲”一词互用。而“诸印度”一词则不再广泛使用了，只有西班牙在其殖民统治期间还正式使用这一名称，但已不是指整个大陆，而是仅指其属地了。

“美洲”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几个各具文化特色的不同的“美洲”：

按地理位置分，有南美洲、中美洲和北美洲。有时也以巴拿马地峡为界分为南美洲和北美洲（包括中美洲）。

按地理—政治分，有南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和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开展后，“南美洲”一直系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政治含义极深。

按语言—文化分，有5个美洲：英语美洲、法语美洲、西班牙语美洲、葡萄牙语美洲、荷兰语美洲。通常只分四大美洲：英语美洲、法语美洲、西班牙语美洲和葡萄牙语美洲。这种分法有一定的缺陷，忽略了其他语种（诸如欧洲其他语言、亚洲各语种——例如汉语和日语、非洲语言，特别是土著语言）的存在。

按种族—文化分，有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前者系指原英属美洲殖民地，其名称源自欧洲的一个种族集团——撤克逊人，其文化具有撒克逊文化的特征；后者系指原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其名称源自欧洲的另一种族集团——拉丁人，其文化具有拉丁文化的特征。

可以将上述4种分法合并成两种：地理和地理—政治；语言—文化和种族—文化。按地理和地理—政治分，有南美洲和北美洲；按语言—文化和种族—文化分，有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从地理、政治、语言、文化、种族诸方面综而观之，美洲大陆上存在着两个“美洲”：南美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撤克逊美洲。也就是说，从政治—文化上讲，“南美洲”是与“拉丁美洲”相通、相同的，而“北美洲”则是与“撒克逊美洲”相通、相同的。

起初，“拉丁美洲”一词的提出和使用是同“撒克逊美洲”一词相对应的。后来，“拉丁美洲”一词逐渐独立使用，成为国际组织和机构用以在政治—文化上称呼南美洲的专门术语，同时舍弃“撒克逊美洲”一词，直接使用“北美洲”这一专门术语指称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地区。

那么，“拉丁美洲”一词的提出始于何时？提出的历史背景又如何呢？

“拉丁美洲”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中叶，同“美洲”一词一样，其提出和确定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经历了无概念无名称、有概念无名称和有概念有名称这三个阶段。

“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的孕育始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地区殖民地独立运动时期。当时通用的名称有“新大陆”、“美洲”和“南美洲”。这“新大陆”和“美洲”并非指整个西半球，而只指西半球的一部分——今拉丁美洲地区。这“南美洲”包括中美洲和墨西哥，即美国以南的地区。也就是说，在地理和地理—政治意义上，已明确出现了两个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尚未萌生。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拉丁美洲”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法国学者的一些著作中；尔后，一些活动在欧洲（主要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马德里）的原西属美洲的学者接受了这一概念，以区别西半球存在着的不相同的文明，从语言—文化、种族—文化上区分出两个“美洲”，最后于60年代初正式确定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

1836年，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歇瓦利埃在其《北美通信集》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了“拉丁美洲”这一概念。他说欧洲分为拉丁欧洲和条顿欧洲。前者包括南方各民族，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语；后者包括北方的大陆人和英国人，信仰新教，使用日耳曼语。“这拉丁和日耳曼两支系移植到了新大陆。南美洲同南欧一样，信仰天主教，讲拉丁语。北美洲属于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4]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América latina——具有拉丁文化特性的美洲。“latino”第一个字母小写，为形容词，用以限定“América”，以区别于另一“América”——“América sajona”（撒克逊美洲）。

“拉丁美洲”这一概念提出之时，正值美国加紧向南扩张，策动移民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美国人武装暴动（1835年）、宣告“独立”（1837年），正式兼并得克萨斯地区（1845年），入侵墨西哥（1846年），割取墨西哥1/2的领土（达230万平方公里）。1853年，美国一名叫威廉·沃克的扩张主义者纠集170余名冒险分子武装入侵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和索诺拉地区，宣布建立共和国，被墨西哥军队赶走。1855年，他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招募一伙武装分子，冒险侵入尼加拉瓜，翌年操纵大选，成为尼加拉瓜总统。美国立即宣布承认沃克政权。

美国的扩张主义行径引起了南部美洲人的警惕。南部美洲人的“拉丁意识”日益增长。1853年，活动在欧洲的南部美洲人于马德里创办一刊物《两个大陆的西班牙杂志》，翻译刊载了歇瓦利埃的《北美通信集》的“序言”。1856年，哥伦比亚著名学者何塞·马丽亚·托雷斯·卡伊塞多发表了一首题为《两个美洲》的长诗，第九段开头吟道：“拉丁美洲人哟/面对着撤克逊人”。这是南部美洲人首次使用“拉丁美洲”这一概念（这时用以限定“美洲”“América”的形容词“latino”的第一个字母仍是小写的）。“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及其语言表现形式在南部美洲迅速传播开来。1861年底、1862年初，法、英、西班牙武装入侵墨西哥，更强化了南部美洲人的“拉丁意识”。1862年，阿根廷著名学者卡洛斯·卡尔沃在巴黎出版了一部11卷本法文著作，书名为Recueil complet des traités，conventions，capitulations，armistice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de tous les états de l'Amérique Latine（《拉丁美洲各国条约、协定、协议、停战议定书及其他外交文件总集》）；1864～1867年，他又在巴黎出版了一部5卷本西班牙文著作，书名为Anales históricos de la revolución de la América Latina desde elao1808hasta el reconocimiento de la independencia de este extenso continente（《拉丁美洲革命历史纪要：1808年至承认这一广袤大陆的独立》）。人们注意到，两部书的书名中“拉丁美洲”一词已复合化，形容词“latino”已名词化，第一字母已大写，与“美洲”组成一复合名词“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就此正式确立。他的使用法为拉丁美洲人广泛接受。1868年，托雷斯·卡尔塞多出版《文人传记与文学评论》第三卷，使用的副标题为Sobre los principales publicistas，historiadores，poetas y literatos de la América Latina（《评拉丁美洲主要政论家、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而他在1863年出版的头两卷中使用的副标题为Sobre los principales poetas y literatos hispanoamericanos（《评西班牙美洲主要诗人和文学家》）。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起初只是“西班牙美洲”的代称。1874年，波多黎各人欧亨尼奥·马丽亚·德·奥斯托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拉丁美洲》（La América Latina）的文章，提出给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和安的列斯群岛起个共同的名字，并主张启用“拉丁美洲”（La América Latina）这一名称。至此，“拉丁美洲”这一概念有了一个确定的语言表现形式：La América Latina（拉丁美洲；latino这一形容词的第一个字母由小写变成了大写，与América一词组合成了一个复合名词）；“拉丁美洲”这一名称也就随之诞生、确定了。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然而，60—70年代，原英属安的列斯诸岛屿中一些岛屿（诸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哈马联邦、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多米尼加联邦等）和圭亚那先后脱离英国，宣告独立，加勒比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的特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国际组织和机构渐次将“拉丁美洲”改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以表明加勒比地区在语言、文化、种族上有别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特殊性。

就其地域范畴而言，“加勒比地区”有大、中、小之分。大范畴的加勒比地区包括加勒比海诸岛（即安的列斯群岛）和墨西哥、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中范畴的加勒比地区系指加勒比海内诸岛；而小范畴的加勒比地区则仅指已获得独立的原英属和尚未独立的英属加勒比海诸岛，通常称之为“西印度群岛”。

[1] 关于“诸印度”（las Indias）一词的来历，本书作者曾有专文《哥伦布与Las Indias》加以阐述。文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6期。

[2] 参见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地图的绘制者们》（John Noble Wilford，The Mapmakers），纽约1981年版，第70页。

[3] 同上书，第70页。

[4] 转引自阿图罗·阿达奥：《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的来源》（Arturo Ardao，Genesis de la Idea y el Nombre de América Latina），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80年版，第55页。

第二章 地理、自然环境

地理、自然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母体。要认识某个文明，必须首先了解孕育出这个文明的地理、自然环境。某个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必然孕育出某种具有其地域特色的文明。因此，地理学成了研究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拉丁美洲文明在其孕育、发展进程中，深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打算全面叙述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状况，那毕竟是另一门学科的任务。我们只简要地、重点地描绘一下对拉丁美洲文明的孕育和发展甚具影响的一些地理、自然因素和特征。

拉丁美洲地处西半球南半部，北起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的格兰德河，南至合恩角，全长13500公里，最宽处达5000余公里，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拥有无数座大大小小的岛屿。岛屿集中在加勒比海，组成大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古巴岛、圣多明各岛、波多黎各岛和牙买加岛）和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巴巴多斯岛、巴布达岛、安提瓜岛、圣卢西亚岛、圣维森特岛、格林纳达岛、多米尼加岛、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阿鲁巴岛、库腊索岛、托图加岛，等等）；此外，散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比较重要的岛屿有马格丽塔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复活节岛和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等。总面积为2070万平方公里，人口4.9951亿（1998年统计数）。现有33个独立国家，另有13个尚未独立的地区（除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外，其余均为加勒比海的岛屿，分属英国、美国、法国与荷兰管辖）。

向东，拉丁美洲通过大西洋中的岛屿同欧洲、非洲相连；向西，通过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大洋洲和亚洲相通；向北，通过美国、加拿大与亚洲接近。与外界联系的便利，密切了拉丁美洲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除乌拉圭和阿根廷南部、智利南部及墨西哥北部外，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均位于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只有一小部分地区属于温带。

拉丁美洲虽然大多地处热带，但气候却不单一。这是特殊的地形所致。

拉丁美洲的地形特殊在哪里？特殊在山脉以及由山脉所形成的高原和山间谷地（犹如我国云南地区的坝子）上。面对拉丁美洲地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绵延不断、纵贯南北的山脉。那高耸的山脉犹如拉丁美洲地区的脊梁，南起合恩角，在智利境内升高，向北延伸，纵贯南美洲西部；进入中美洲后，山势降低，沿西海岸向北；延至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地峡后，主脉向西转而沿西海岸朝北进入美国境内。在南美洲的一段山脉称为“安第斯山”。最高峰阿孔卡瓜（Aconcagua）峰，海拔7040米，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交界处。安第斯山在玻利维亚分成东西两支脉，并列向北延伸，通过秘鲁西部，进入厄瓜多尔；两支脉间形成高原地带。高原上沟谷相连，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且有数十座火山（包括活火山和死火山），然而却是人类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场所，印卡文明和前印卡文明多半孕育、发达于此。两支脉进入哥伦比亚后，东支又分成两条支脉：东面一条支脉进入委内瑞拉，形成一片高原，西面一条支脉向加勒比海延伸。西支脉进入中美洲，沿西海岸北行，形成一片高地，高地上有火山活动。山脉进入墨西哥渐次增高，过特万特佩克地峡后分成两支：东支称东马德雷山脉，向东沿墨西哥湾向北伸展；西支为主脉，称西马德雷山脉，向西沿西海岸北上；两支山脉之间形成一中央高原；阿兹特克文明及前阿兹特克文明大多孕育、发达于此。

对拉丁美洲文明孕育和发达有影响的另一条山脉纵卧在巴西东海岸，从塞阿拉和伯南布哥州的北海岸起，向南穿过巴伊亚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进入南里约格兰德州境内，形成一片巴西高原。就其地质年龄而言，东部山脉比西部山脉古老，没有造山运动引起的火山喷发以及地震的产生。这一切更有利于人类的居住和生产活动。

拉丁美洲的山脉调整了活动在热带的人类生活地域，以其高度改变了纬度低的不利条件。高原上和坝子里凉爽舒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场所，为古老文明的孕育和发达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

在影响拉丁美洲文明的孕育和发达方面，除山脉这一因素外，拉丁美洲地形还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其一是平原。热带平原有委内瑞拉的亚诺斯平原，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的格兰查科平原，地跨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的平原；温带平原有阿根廷的潘帕平原。这些平原广袤千里，杂草丛生，是发展畜牧业和粮食作物的上佳之地。

其二是河流水系。拉丁美洲的水系以山脉而分。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水系均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以东。那儿有五大水系：1.亚马孙河——世界最大水系，发源于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流经巴西北部，注入大西洋；有一千多条大大小小的支流，流域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总面积的40％；遍布热带雨林，素有“地球之肺”雅称。2.拉普拉塔河——由巴拉那河及乌拉圭河汇合而成，南下注入大西洋；巴拉那河及乌拉圭河均发源于巴西高原，惠及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四国的文明发展。3.马格达莱纳河——发源于哥伦比亚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向北流入加勒比海。4.奥里诺科河——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帕里马山，向西进入哥伦比亚，转而向北流入委内瑞拉境内，在中部卡伊卡拉市折向东，注入加勒比海；沿途汇入大小数百条支流。5.圣弗朗西斯河——发源于巴西高原的南部，在高原上由南向北流，到伯南布科州境内折向东注入大西洋，为人类在巴西高原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五大水系的特点是流程长，流域面积广。而安第斯山以西的河流则流程短，大多注入太平洋，水流湍急，不利航行，其经济价值不如山脉以东的五大水系。中美洲与墨西哥的河流亦如此。

其三是沙漠地带。同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相比，拉丁美洲的沙漠面积不大；巴西东北部、墨西哥北部和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由于干旱形成了几块半沙漠地带，真正意义上的沙漠地处智利和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向北一直延伸到秘鲁的北部边疆。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大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终年无雨，寸草不生；然而却堆积了层层鸟粪、生产了含量颇丰的硝石矿，甚具经济价值。秘鲁沿岸的沙漠地带点缀着片片绿洲。这些绿洲的生成得益于源自安第斯山的流水。绿洲被开辟成了甘蔗、棉花、葡萄种植园，对秘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四是热带雨林。从墨西哥的特万特佩克地峡到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格兰查科平原，覆盖着成片的热带雨林；其间最为突出的是亚马孙流域的大面积热带雨林。丛林中生长着极有价值的树木，出产优质木材、橡胶、树脂、水果和药材；繁衍着世间稀有的鸟、兽。然而，森林原始，枝繁叶茂，相互缠缠绕绕；阴雨绵绵，暑气难消，蚊虫肆虐，毒蛇活跃；虐疾、黄热病流行。这一切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庄稼的种植和家畜及家禽的饲养。

拉丁美洲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它的气候状况。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低到高，气候状况差异显著。安第斯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高原、坝子温和湿润，凉爽宜人。安第斯山脉以西太平洋沿岸，赤道以北雨水丰沛，草木繁茂，大地葱茏；赤道以南的秘鲁、智利海岸则干旱少雨，沙漠连片。影响全球气候的奇特的“厄尔尼诺”（El Niño）间歇肆虐秘鲁沿岸沙漠地带：每十年左右，太平洋中有股洋流从北沿秘鲁海岸南下，带来暖湿气团，致使海洋、沙漠地带气候异常，鱼儿游离沿海水域，以鱼为食的鸟儿、海豹大批死亡；暴雨倾注，毁坏房屋、道路和桥梁。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圣诞节前后，因而得名“El Niño”（“幼年耶稣”，音译为“厄尔尼诺”）。

安第斯山脉以东，亚马孙河流域海拔很低，许多地方与海平面一样高，为一辽阔的热带丛林，多雨，高温，潮湿。阿根廷南部（包括潘帕平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及智利中、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中美洲虽地处热带，但山势不高，加上洋流、季风的影响，气候、植被类似温带。墨西哥中央高原南部地势较高，气候偏干燥；北部地势较低，气候偏湿润；高原以北地区干旱，多仙人掌和灌木丛。

气候是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家畜的牧养和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丁美洲地域辽阔，加之地形复杂，各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这保证了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作物的栽培；造就了各种类型的植被：诸如热带雨林、热带和温带大草原、稀疏林木、荒漠植物等；繁衍出了特殊类型的动物：诸如羊驼、食人鱼、美洲豹、蝴蝶等等；决定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地域：例如，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上、坝子里，适应了山区的气候，欧洲殖民者强制他们到沿海低地、平原地区劳动时，由于不适应潮湿、闷热的环境，死亡甚众。

拉丁美洲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其具有特色的文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多半发祥于大河流域，埃及、印度、西亚、中国等古代文明的发达莫不受惠于大河（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等）；而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则发祥在高原上、坝子里，其近代文明的发达同样与高原、坝子紧密相连。

第三章 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其文化特色

拉丁美洲文明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多元化，有着区域的特色。那么，如何划分拉丁美洲的文明区域呢？可以根据地理、自然环境来划分，也可以根据政治、经济来划分，也可以根据文化来划分，还可以根据种族来划分。然而地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均非文明的核心要素，划分起来费力、复杂，又难以做到确凿、明了。文明的核心是语言，因此，我们拟根据语言来划分拉丁美洲的文明区域。

我们根据官方语言使用的情况，将拉丁美洲分成西班牙语地区、葡萄牙语地区、英语地区、法语地区及荷兰语地区。西班牙语地区有18个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另有一尚未独立的岛屿波多黎各。葡萄牙语地区有一个国家：巴西。英语地区有12个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哈马联邦、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圭亚那、伯利兹、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米多尼加联邦、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另有7个尚未独立的群岛和岛屿——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法语地区有1个国家：海地；另有两个尚未独立的岛屿——马提尼克、瓜德卢普和南美大陆上的一个地区——法属圭亚那。荷兰语地区有1个国家：苏里南；另有两个尚未独立的岛屿：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

上述5个地区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文化特色各异。其主要决定因素有三：其一，原宗主国和现宗主国的影响。从1492年起，拉丁美洲各地区先后沦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形成原西班牙美洲：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伯利兹除外）、南美洲（巴西除外）、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岛、圣多明各岛（亦称海地岛）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原葡萄牙美洲，即今巴西；英属美洲：包括今圭亚那、伯利兹及加勒比海中已独立和尚未独立的群岛及岛屿；法属美洲：包括今海地、法属圭亚那和加勒比海中的马提尼克和瓜德卢普两个岛屿；荷属美洲：包括今苏里南及荷属安的列斯与阿鲁巴诸岛屿；美属波多黎各岛和维尔京群岛。宗主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无不影响其属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二，种族的构成。拉丁美洲是个种族大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人群共同生活，通婚繁衍后代，一起从事经济活动，携手共建当地的文明。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区的种族构成不同。不同的种族构成使各地区的文化展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其三，地理、自然条件。各地区地理、自然环境不同，文明发展条件殊异，从而导致了各自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其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拉丁美洲从变成殖民地的那天开始、从独立那刻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无不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由于各地区所受的影响不同，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各异，文化上表现出的特征亦不相同。

西班牙语地区：拉丁美洲地域最辽阔的地区，北起美、墨边境，南至合恩角，南北跨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总面积约1150万平方公里，其地理、自然状况最复杂，主要特征为：其一，安第斯山及其余脉纵贯南北，形成了全区的“脊梁”。其二，顺着山脉的走势，形成了片片高原和块块山间谷地。其三，这高原、谷地温和凉爽，改变了热带酷暑、潮湿的状况。其四，山脉影响了气流的运动，阻挡着大西洋湿气团的西进，在山脉西麓智利、秘鲁太平洋沿岸形成了连片的沙漠。其五，平原分热带平原（如委内瑞拉的亚诺斯平原等）和温带平原（如阿根廷的潘帕平原），均是青草萋萋，沃野千里。

在拉丁美洲，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也最复杂，有印第安人、欧洲白人、非洲黑人和混血种人，还有亚洲人和犹太人。印第安人是土著，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欧洲白人以西班牙人及其后裔为主，另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及其后裔。非洲黑人多半来自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混血种人分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同白人生的混血儿）、穆拉托人（白人同黑人生的混血儿）和桑博人（印第安人同黑人生的混血儿），还有白人同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或桑博人生的后代以及这一类混血种人同另一类混血种人的后代。亚洲人多半来自西亚（如叙利亚、黎巴嫩）、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西班牙语地区辽阔，各国的种族构成又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4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印第安人口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第二种类型是混血种人（梅斯蒂索人）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第三种类型是黑人和混血种人（穆拉托人）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第四种类型是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它们是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白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

从总体上看，西班牙语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拉丁美洲是比较高的。但由于国家众多，大小不等，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是有差别的。政治制度方面，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经济发展滞后的是古巴、玻利维亚、巴拉圭、厄瓜多尔和秘鲁。文化教育方面，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和墨西哥；普及教育比较好的国家是古巴、智利和墨西哥；出版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墨西哥；文盲率较低的国家有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和智利（均在17％以下），而文盲率比较高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占总人口的65％以上）。

在宗教信仰方面，西班牙语地区比较严格，各国深受原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

历史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影响着西班牙语地区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向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输送了“启蒙思想”，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了殖民地的爱国者们，激发他们走上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9世纪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促使西班牙语地区各国融进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充当工业品的售销市场，为工业国家生产原料和食品。20世纪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了西班牙语地区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参与了反帝、反霸的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出现了一些反民主、反自由的军事独裁政权，成立了一批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组织、政治组织。随着生产国际化、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班牙语地区各国均调整了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走上了争取世界和平、国家发展的道路。

葡萄牙语地区：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总面积达851.2万平方公里，为原宗主国葡萄牙的93倍。东南部为一高原地带，通称“巴西高原”，与海岸平行。北部为一广袤的大平原，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流经其间，丛林密布，多雨潮湿。除亚马孙河外，巴西还有两大水系：圣弗朗西斯科河与巴拉那河。前者流经巴西高原和东北部干旱（半沙漠）地区；后者同乌拉圭河及巴拉圭河滋润着巴西南部平原地区。巴西河流的流程大多长于西班牙语地区的河流，经济价值也较高。

巴西的种族构成同西班牙语区差不多，也有印第安人、欧洲白人、非洲黑人、混血种人、亚洲人和犹太人，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1.印第安人与白人混血的后代（梅斯蒂索人）较少；2.黑人同白人混血的后代（穆拉托人）较多；3.白人多半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主要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其次是德国和法国。4.亚裔总数超过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主要来自日本（拉丁美洲日裔人口的80％在巴西）、中国（巴西华裔人口已达10余万）、韩国和阿拉伯国家。

巴西为一联邦共和国，工农业比较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是拉丁美洲第一经济大国。大多数人口信仰天主教，但宗教信仰环境比较宽松，能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

巴西历史上受葡萄牙和英国的影响较大。法国大革命对巴西独立运动的影响较弱；18世纪末、19世纪初，宗主国葡萄牙在英国的支持下，控制了巴西的独立进程。独立后，巴西有别于实行共和制的西班牙语地区的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维持奴隶制。随着英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19世纪下半叶，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已不符合生产的要求，巴西在英国的压迫和国内民众的抗争下，于1888年5月废除了奴隶制，并于1889年11月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建立了联邦共和国。20世纪里，巴西同西班牙语地区国家一样，民族主义盛行，一方面坚持反帝、反霸立场，一方面追随西方“冷战”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古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的出现，80、90年代巴西着力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英语地区的独立国家原先均为英国殖民地。这些原殖民地，加上尚未独立的加勒比海岛屿（美属维尔京群岛除外），又都是英国在17～18世纪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先后从西班牙人手中抢占的。英国在这些地区和岛屿开辟热带作物种植园，实行奴隶制，从非洲贩来黑奴从事生产活动，还从印度和中国招募劳工参加劳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宣布废除奴隶制，黑人、印度人和华人留下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因此，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大多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为主，另有少数印度裔、华裔和白人。惟有圭亚那例外，以印度裔和黑人为主，华裔、白人仅占少数。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复杂，宗教信仰亦呈多元，天主教、新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同在。在40～5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各殖民地人民开展谋求独立的斗争，加之美国对这些地区和岛屿的政治、经济渗透势头不断增强，英国被迫于60～70年代先后让美洲殖民地实行“自治”和“独立”。这些独立国家现多半为英联邦成员国，尚未完全摆脱殖民地经济地位。

美属维尔京群岛从16世纪起曾先后沦为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的殖民地；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从丹麦手里购得。群岛人口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为主，信仰天主教和新教，靠旅游业为生。

法语地区的海地和其他尚未独立的岛屿，是法国在17世纪用武力从西班牙手里抢占的。法国将这些岛屿开发成热带作物（主要是甘蔗、咖啡、可可和香蕉）种植园，利用非洲黑奴从事劳动生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海地黑人在法国启蒙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揭竿而起，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争取解放。1804年初，海地正式宣布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推翻殖民统治和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海地种族构成比较简单，90％的人口是黑人，其余10％为黑白混血种人。官方语言为法语，然而只有10％的人讲法语，其他人通用克里奥约语（即当地的一种语言）。绝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但仍受非洲古代的一种宗教伏都教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不发达，全国文盲率超过65％。海地是拉丁美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濒临大西洋，是法国和欧洲宇航研究中心、火箭和卫星发射基地，引世人瞩目。17世纪初，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强占该地，将其辟为热带作物种植园和政治犯流放地。种族比较复杂，有白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黑人、亚裔（包括华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多数人信仰天主教。

荷兰语地区的苏里南和尚未独立的加勒比海岛屿，是荷兰人在17世纪从西班牙手里抢占的。苏里南总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中部地势平坦，南部为圭亚那高原，北部是沿海低地。种族构成比较复杂，有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亚洲人（包括印度人、爪哇人、华人及黎巴嫩人）和混血种人。荷兰语是官方语言，但民众间通用苏里南语——一种多种族语言的混合语。由于种族多元，宗教信仰也复杂，除天主教外，还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1975年11月，苏里南正式宣布独立，农业（以水稻种植、香蕉栽培为主）和采矿业（以铝土开采、加工为主）是国家经济两大支柱。

第一编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

一个多世纪来，一大批研究人员（包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人种学家、人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等）在拉丁美洲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察，对其古代文明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实证明，拉丁美洲有着辉煌璀璨的古代文明，实乃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本编首先就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作一陈述；而后介绍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概况；接着重点说明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最后探讨一下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第一章 概 况

研究拉丁美洲古代文明，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因此，本章在陈述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概况前，先谈一谈其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

一、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

1884年，阿根廷著名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Florentino Ameghino，1854～1911年）提出，阿根廷的潘帕地区是哺乳动物进化的中心、人类的摇篮。也就是说，他认为拉丁美洲土著起源于本土。他的这一学说是对此前各种臆断、假说（诸如犹太人后裔说、大西洋洲人后裔说、鞑靼人后裔说、埃及人后裔说、巴比伦人后裔说、腓尼基人后裔说、迦南人后裔说等）的否定和批驳。

阿梅吉诺的学说引起了拉丁美洲境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专家们对他提出的依据进行了研究验证，结果否定了他的结论。他在埃尔莫索山（Monte Hermoso）发掘出的一根股骨不是人类的骨骼，而是某种猫科动物的骨骼；同时发掘出的一块颈椎骨也不是猿人的骨骼，而是现代人的骨骼。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的一块头盖骨，经复原证实不是猿人的头骨，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地质学家们还指出他把发现遗骨的地质层所属年代推算得太久远了。[1]

阿梅吉诺的“本土说”被否定了。那么，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拉丁美洲？他们是怎么到的拉丁美洲？他们属于哪个种族？

根据考古和D N A（脱氧核糖核酸）资料的分析，当今在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上形成了两大学派：“亚洲人”学派和“澳大利亚人”学派。前者认为：距今约5万年前，属于蒙古人种的亚洲人通过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陆桥进入北美地区；约2.1万年前，北美地区的亚洲人后裔进入墨西哥，而后向南迁徙，经过中美洲地峡，进入南美洲大陆，直达火地岛，四散于拉丁美洲各地。其依据为：1.在今加拿大育空地区（the Yukon Territory）的旧克罗（Old Crow）处发现了一处古人类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当在5万年以前；[2]2.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以东40公里处的特拉帕科亚发现了一古人类遗址，碳14测定确定其存在的年代在2.1万年前；[3]经抽样测试分析，拉丁美洲土著和蒙古人身上的基因变体相同，均为四类。[4]后者（“澳大利亚人”学派）认为：最先进入拉丁美洲的不是蒙古人种的亚洲人，而是生活在今澳大利亚的土著。他们约在1万～1.4万年前漂洋过海踏上南美大陆，而后四散于美洲各地。其依据为：20世纪初在巴西、哥伦比亚出土了1万～1.4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通过复原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确认其不是蒙古人种的头盖骨，而与澳大利亚土著祖先的头颅相似。[5]

在拉丁美洲土著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历来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遗传学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占上风的意见是：1.由于至今在拉丁美洲没有发现类人猿的遗迹，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不可能是土生的，而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过去的；2.通过D N A的抽样测试分析，排除了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与非洲人和欧洲人的祖先同宗的可能性，确认了同亚洲蒙古人种的同一性；3.冰川时期（公元前7万～1.2万年），亚洲东北部与美洲西北部有陆桥相连；蒙古人种的亚洲人经过这陆桥进入北美地区，而后南下进入拉丁美洲；4.最早进入美洲的亚洲人是一批猎手，他们是追捕猎物（鹿、马、山羊、野牛等）通过白令陆桥的，也是为了追捕猎物而向南进入墨西哥，而后到达南美洲的；5.根据考古资料测定，亚洲人进入墨西哥的时间约在2.1万年前，进入南美洲的时间约在1万～1.4万年前。

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概况

拉丁美洲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程度不一；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又源远流长，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为了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拟从“纵”（历史发展进程）和“横”（各地区发展的不同程度）两方面进行陈述。

（一）历史发展阶段

通常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历史发展的下限断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上溯至首批追猎者进入拉丁美洲的远古时期。这期间大致分为5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石器时期”，从首批追猎者2.1万年前进入墨西哥的远古时期开始到约公元前6000年。这一时期，人类分成小群体，在拉丁美洲四处移荡，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使用着简单的磨削石器工具。当然，这些群体的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固定下来，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各地狩猎、采集的对象和手段趋于特殊化。例如，活动在河、湖、海边的人群逐渐专靠捕鱼为生了。而植物生长随季节变化，动物的活动规律亦呈季节性。这就导致了两大变革：其一，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其二，开始培植野生植物、驯养动物，以供食用。

第二阶段为“古代时期”，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人类定居生活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最早的定居村落首先出现在河、湖、海边（诸如山谷和河谷地带、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沿岸）。原因是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且能供长年食用，利于定居。定居的人群不断培养野生植物和驯养动物，墨西哥高原地区开始栽种玉米、南瓜、菜豆等作物，南美地区则开始种植木薯、马铃薯等作物。这些固定的食物来源又导致了永久定居的生活。其结果是人口不断增加，村落由小变大，为拉丁美洲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前古典时期”，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通常又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中期（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和晚期（约公元前400年～公元250年）。总的说来，拉丁美洲发达的文明肇始于这前古典时期的早期。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是墨西哥湾沿海低地的奥尔梅克（Olmeca）文明和南美安第斯高原上的查文（Chavin）文明。这些早期的文明在前古典时期中期有了大发展，开始出现了初期的社会等级（权贵和非权贵集团）、复杂的宗教和经济制度。这些宗教和经济制度是酋长的权力基础；而酋长已是世袭的了。这些宗教和经济制度以及酋长的地位，构成了日后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基础。在前古典时期晚期出现了文字。

第四阶段为“古典时期”，约从公元250～1000年。通常也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公元250～600年）、晚期（约公元600～800年）和末期（约公元800～1000年）。这一时期，文明之花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普遍开放，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政治组织——国家。各国人口众多，市镇形成，专业工匠诞生，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等级——阶级和维护政治权威的专政工具（诸如军队和“宫廷”卫士）。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墨西哥和中美洲高原和低地地区（诸如墨西哥谷地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和瓦哈卡谷地的阿尔万［Albán］）。而最著名的国家则是玛雅诸城邦。玛雅地区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文化。

第五阶段为“后古典时期”，约从公元900～1500年。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约公元900～1200年，与“古典时期”的末期有100年的重叠）和晚期（约公元1200～1500年）。其特征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市镇的不断发展、战争的频仍和国家的扩张。墨西哥和中美洲有强盛的托尔特克“帝国”和后来的阿兹特克“帝国”；南美洲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有奇穆“帝国”和印卡帝国。

（二）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地区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到“后古典时期”晚期，各地区呈现出了发展程度不一的特征。根据当时文化发展的程度，大体上分为以下五大地区：1.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和中部美洲地区（指今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地区）；2.环加勒比地区；3.安第斯山南部地区；4.热带丛林地区；5.狩猎—采集地区。

1.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和中部美洲地区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图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包括今秘鲁及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部分地区。中部美洲地区包括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与萨尔瓦多。这两个地区孕育了拉丁美洲的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形成了两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统一的实体）和印卡帝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趋于“制度化”，出现了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建筑、服饰、艺术风格逐渐失去了地方特色，出现了趋同现象；许多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了规模。这三大文明、两大帝国体现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下文将辟专门章节分别详述。

2.环加勒比地区

环加勒比地区包括安第斯山北部地区、中美洲（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和萨尔瓦多除外）、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大安的列斯群岛和玻利维亚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处于三大文明、两大帝国之间，文化、社会发展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酋长国。

各酋长国均由若干村落组成。酋长国形成的条件为：1.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保证食物的供应；2.丰富的食品（包括农作物和海、河、湖中的水产品）有了剩余，使一部分人可以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从事行政、军事、宗教和手工技艺活动；3.有了长期固定的耕地和村落；4.人口增多，出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杂居的大型村落；5.国家机构的设立、神庙的存在、战争的需要和社会阶级的形成，使一些村落的联系得以加强。

这些酋长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高原和灌木丛生的半干旱低地是种植业发达的地区，山上修有梯田；降雨量少的地区（如厄瓜多尔的卡尼亚里［Cañari］酋长国、哥伦比亚的奇布查［Chibcha］酋长国、委内瑞拉的蒂莫特［Timote］酋长国和库马纳戈托［Cumanagoto］酋长国以及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阿拉瓦克［Arawak］酋长国），筑有灌溉工程。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各酋长国种植的作物也不尽相同：安第斯山北部地区种植木薯、玉米、白薯、马铃薯、豆类、花生，还生产菠萝、鳄梨、木瓜等水果；中美洲和委内瑞拉也种植这些作物。厄瓜多尔高原上的酋长国还栽种棉花和龙舌兰，用于纺织，与沿海地区交换食盐。玻利维亚东部低地的莫霍（Mojo）、鲍雷（Bauré）、马纳西（Manasi）和鲍纳卡（Baunaca）等酋长国种植南瓜、玉米、木薯、菜豆、白薯、花生、烟草、棉花等作物。大安的列斯群岛上主要是刀耕火种，许多作物一年两熟；主要作物有菜豆、木薯、玉米、白薯、辣椒、南瓜以及多种水果。

这些酋长国食用的肉类主要来源于捕鱼和狩猎。哥伦比亚的戈隆（Gorrón）酋长国挖池塘蓄水养鱼，用以对外交换。山区、林间是狩猎的场所，鹿、兔、鸟、野土拨鼠、野猪等均为猎获对象。狩猎武器主要是叉、投石器和木棍，有些地方也使用弓箭。

这些酋长国的人也会利用野生植物：采集野果充饥，砍取枝条编织筐、篮、席子、拖鞋等。

这些酋长国还盛产食盐，供人们食用、交易和祭祀。

酋长国内村落之间有道路相通。山间峡谷之上架有吊桥。河上有独木舟往来，用于交通运输。

这些酋长国已形成了社会阶层。分为4个阶层：酋长、贵族、平民和“奴隶”。酋长是最高统治者，享有最高权威。他可以召集武士进行战争；可以征集赋税，以供应作战的武士。酋长的家是村民们聚会的场所，也往往是供奉神祇的地方。他妻妾成群，穿着华丽。贵族是酋长国内各村落或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酋长的亲属；其他人不是荣立战功的武士，就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司。平民是一般的老百姓，从事农耕活动，向酋长纳税，为酋长盖房、种地。酋长国内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奴隶阶级”；这里的奴隶仅指战争中的俘虏，男子用以献祭，女子纳为妾；用于经济目的的奴隶尚未出现。

这些酋长国普遍信神敬神。根据祭祀活动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安第斯山北部地区、中美洲和委内瑞拉的各酋长国均塑有神像，供奉在特定的庙宇里，定期由世袭的祭司主持祭祀典礼；2.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人认为“神人一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神的威力随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增加；酋长的保护神就是酋长国的最高神祇。3.玻利维亚东部地区有以人们自己的家为神庙的，在家里供奉神祇。

这些酋长国在印卡、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影响下，物质文明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体现在制陶、纺织、冶炼和建筑技艺方面。陶器制品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三脚碗、托架碗、水果盘、连体器皿、马镫口壶、叫壶、陶凳、陶笛、陶哨、陶纺锤、陶甬等等。陶器上的装饰，有的是雕刻的，有的是绘画的；刻的、画的是人像、动物和几何图形。使用的色彩，有单色的、双色的、三色的和杂色的。

各酋长国均有棉织业和棉制品（诸如棉毯、斗篷、无袖长衫、棉带、披肩、短裤等）。通常在织物上绘画或打印着色成图。使用的织机有竖形织机和双杆织机。毛纺的原料需要进口，所以毛纺业不发达。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生产金、银、铜和铂。生产方法是在河里淘洗。采用冷法打制金、银、铂制品；还用金和铜制成合金。这些金属比较软，不适于制成武器或工具，大多制成了饰物、人像、神像、器皿。由于制造这些物品费时费工，价值昂贵，只供酋长和贵族阶层使用。

这些酋长国的公共工程（诸如道路、桥梁、水渠、球场等）已有一定的水准。村落间都有道路相通；各村落又均有道路与周围田野相连。平原的道路平直宽阔，山间峡谷有索桥架设。造桥的材料有藤蔓、木头和竹子。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水渠纵横田野，用以浇灌庄稼和果树；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在联结各村落和田野的大道旁开凿有运河，收获季节独木舟来往穿梭，将收割的庄稼运回村子。在中美洲、大安的列斯群岛和安第斯山北部地区均建有球场，进行体育活动。球似当今的曲棍球，由橡胶制成，富有弹性。

3.安第斯山南部地区

安第斯山南部地区包括今智利和阿根廷西北部。智利北部为沙漠地带和山区。沙漠地带干旱少雨，阿塔卡马（Atacama）族人生活在片片绿洲间；阿根廷西北部山区生活着迪亚基塔（Diaguita）族人。智利南部为山谷地带，阿劳坎人（Araucano）繁衍生息其间。阿塔卡马族人在沙漠绿洲上开渠筑坝，从事农耕，种植玉米、菜豆、南瓜、葫芦、辣椒等作物，饲养羊驼。他们同沿海居民和安第斯山中部的人有贸易往来。他们生产陶器制品、纺织品、木材制品、皮革制品，打制石器、骨器、铜器、金器和银器，还用藤条编制筐、篮。

受自然环境影响，阿塔卡马族人居住分散，村落比较小，通常按血缘关系集中居住，由族中年长者为首领。尚未出现社会等级的分化。为了抵御外族入侵，村落外均筑有保护墙。宗教气息不浓，没有神庙，也没有崇拜的偶像；但人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体现了一种祖先崇拜。

迪亚基塔人在山坡上砌筑梯田，扩大种植面积。他们饲养骆马和羊驼，用它们的毛织成斗篷（poncho）、齐膝短大衣等制品。他们是制陶能手，又能用铜或青铜打制新月形小刀、星头拐杖、凿子、镊子、针、护腕等物件。

由于水源短缺，人口居住分散，村落很小。房屋多半用坚固耐久的石块垒砌而成。

迪亚基塔族人具有完好的社会、军事组织。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他们在山上筑有堡垒、防御墙，墙上开有射箭孔，还选好了撤退的道路。为了保证水的供应，堡垒中均凿有水井。村落之间还存在着军事合作关系。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往往联手作战。

迪亚基塔族人中尚未出现社会阶层。他们崇敬雷、电，认为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从他们的石刻和陶器饰图上看，他们持“神人一体”观。他们敬畏巫师，认为巫师是具有超自然力的人。巫师能治病，还主持祭祀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用敌人的头颅祭献太阳，祈求太阳神的宽恕。

阿劳坎族人按地区划分为“皮昆切人”（Picunche，意即“北方人”）、“马普切人”（Mapuche，意为“土地的主人”）和“维利切人”（Huilliche，意即“南方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同的文化。

皮昆切人生活在科金博谷地到比奥比奥河之间，大多居住在便利灌溉和农耕的河谷地带，村落一般很小。他们也在山坡上开辟梯田种植庄稼。主要的农具是木棍和木耙。使用骆马的粪作肥料。种植玉米、菜豆、南瓜、辣椒、花生等作物。耕种、收获、修渠、筑坝、盖房架屋时盛行互助。通常是耕种、收获时同村人帮忙，盖房、修渠时邻村人也出手帮忙。饲养骆马驮运什物。纺织、制陶、编织、冶金业均甚发达。

皮昆切人的住房通常呈长方形，草顶，篱笆墙。盛行大家庭，往往二三十人同居一处。数个家庭组成一个村落，由一村长统管。村长是世袭的。各村落在政治上是自治的。各家各户有权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周围的树林、草场乃至骆马群，都是公有的。灌溉水渠的开凿和管理需要各个村落的合作，土地的占用和劳力的出工由村长们负责安排。

皮昆切人中出现了早期的社会阶层。家长、村长有了一定的权力；一些拥有剩余财产的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在有权力的人下面，是缺少多余财富和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平民。作战时，村长们临时拥有控制权。皮昆切人信巫术。巫师们既是医生，又是祭司，主持宗教祭祀活动。巫师的职务是世袭的。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生活在比奥比奥河以南的土地上。他们主要以农耕为生。他们毁林、烧荒，刀耕火种。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南瓜、豆类、辣椒。他们通常在毁林烧荒、种植、收获时实行互助。农耕的主要劳动力是妇女。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饲养骆马和土拨鼠。骆马的用途很广，肉可食，祭祀时献祭，毛用以织成斗篷、毯子，平时用作驮畜。骆马是财富的象征。谁家拥有的骆马多，谁家就是富户。

他们具有制作陶器、石器、木器的高超技艺。编织、印染技术也令人叹服。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居住的房舍用木杆支撑，茅草盖顶。他们是父系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父系亲属聚居于一大房舍里，各家有自己的居室和炊事房。各房舍家族平时自己管理自己，由族长统管生产活动；战时各大家族结成联盟，推选军事首领，共同御敌。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的族长享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他负责分配劳动力、安排生产活动和互助合作等事宜。他无权征税，但可以向族人要求送点礼、提供点食物。族长通常都是“乌尔门”（Ulmen，意即“富有的人”）。在权力与财富的基础上，他们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早期的社会阶层。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信巫术。他们平常崇信各种神灵。巫师们召唤他们的神灵帮忙驱除恶魔、医治疾病。巫师治病时，往往进入迷糊状态，搓揉、拿捏病人的患疾处，在病人的四周吹烟、喷水；还敲打手鼓，装神弄鬼，喃喃自语。巫师一职是父子相传的。

4.热带丛林地区

热带丛林地区包括今巴西、巴拉圭、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哥伦比亚、中美洲及委内瑞拉的部分地区。人们以种植、狩猎、捕鱼为生。妇女从事种植活动，刀耕火种，种植木薯、白薯、玉米、花生、菜豆、棕榈、葫芦、棉花等作物。男子出外狩猎和捕鱼。

热带丛林地区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人们不会冶金术，不懂雕塑、修桥和铺路。人们的“发明创造”只是为了适应热带丛林生活的需要。纺织使用竖机，以棉花为原料。主要生产布带和吊床。还有用树皮制布的。使用的容器一般用陶土烧制、或用葫芦做成。热带丛林地区生长着一种橡胶树。当地人将树汁制成橡胶。他们很可能是制胶的首创人。他们用橡胶制造指环、人像、皮管和皮球。热带丛林地区有多种乐器，各有各的用场。响葫芦归巫师专用。长号（约2米或2.5米长）通常用于送葬或祭祖。长长的木鼓敲来传递消息。还有各种笛子、簧管、铃铛等，用以娱乐。

热带丛林地区社会以血亲族群村社为基础。村社的大小不一，视各地人口密度而定。亚马孙流域西北部，河网密布，交通不便，往往一大通间房舍（茅草盖顶）就是一个村落。房舍里居住着一大家人，有老祖父、儿子和儿媳、孙子和孙媳；往往是四代同堂。实行异族通婚。村里人往往超过百人。巴西东部沿岸交通便利，食物丰富，人口众多，村社规模则比较大，往往有数间房舍（即数家人家），人口达2000～3000人。血亲族群（或大家庭）起着重大的经济、社会作用，因此比村社重要。为了共同御敌，族群房舍往往数家建于一处，组成村社，周围筑有护村墙。由数间房舍组成的村社有一头人。他的住房通常位于村子的中央。有些地方，村里若死了人，全村都要迁至别处。建在大河边上的大型村落通常有数个血亲族群聚居，一般不常迁移。

热带雨林地区主要是父系社会。一个村社就是一个父系族群，有着共同的祖先。所有的男性成员属于一个秘密组织，参加祭祀祖先。村社规模不大，不需要什么民事监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和制度了。头人通常也是巫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也主持村中的祭祀活动。人们认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对他十分崇敬而畏惧。

5.狩猎—采集地区

狩猎—采集地区都是些难以种植农作物的地区，包括智利奇洛埃（Chiloé）岛以南的寒冷地带，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潘帕地区、格兰查科东部地区和巴西的马托格罗索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干旱贫瘠，或杂草丛生，难以耕种。巴拉圭河上游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带一片沼泽，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些地段。这些地区人口很少，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主要靠野生动、植物为生。

生活在狩猎—采集地区的人们以家庭或小族群从事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亲为基础，劳动分工、社会区别以性别、年龄为准，女子采集野生植物，男子狩猎、捕鱼。盛行巫术，人们敬畏鬼神。人们不从事农耕，不饲养家禽、家畜。他们居无定所，不会制陶、纺织、冶金、编筐，没有什么宗教建筑。

人们的生活以觅食为主，深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觅食的主要方式，狩猎—采集区又可分成几个小区：1.智利南部地区：以打鱼、拾贝为生，家庭是生产活动单位和社会活动中心。2.火地岛、巴塔哥尼亚和潘帕草原地区：以狩猎、采集为生，但以狩猎为主；已进入父系社会，以父子血亲组成狩猎队。3.格兰查科地区：这里有河流，有树林，人们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活动；为母系社会。4.丛林地区（包括今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部分地区、巴西马托格罗索地区、巴西东部沿海地区、亚马孙河北岸地区、奥里诺科河流域、哥伦比亚东部地区）：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但以采集为主；为母系社会，以母系血亲体系从事采集活动。5.河流地区（包括巴拉圭河上游地区、巴西马代腊河下游地区、奥里诺科河流域、奥里诺科河三角洲）：以捕鱼为生；劳动、社会单位是家庭，有时数个家庭也结成群体从事劳动或社会活动（诸如作战、祭祀等）。

本世纪80、90年代，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国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从出土的史前人类遗迹看来，拉丁美洲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在文明形成之初（即前古典时期早期）大体上是差不多的。[6]但从上述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同程度看来，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在进入历史发展时期后，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各地区出现了文化上的差异，并逐渐发展形成了比较发达的三大文明中心——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

1 阿兹特克历，又名太阳石（阿兹特克文明）

[1] 关于对阿梅吉诺学说的详细辨析，请参见〔法〕保罗·里维特：《美洲人类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33～38页。

[2] 参阅奈杰尔·戴维斯：《墨西哥古王国》（Nigel Davies，The Ancient kingdom s of Mexico），英国企鹅有限书社1985年版，第13～14页。

[3] 同上。

[4] 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11月11日载文《美洲人从哪里来》（作者任庆华）。

[5]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5期（《南美洲印第安人起源新说》一文），第54～56页。

[6]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5期（《南美洲印第安人起源新说》一文），第54～56页。

第二章 阿兹特克文明

阿兹特克（Azteca）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阿兹特克文明的发祥地是墨西哥谷地。墨西哥谷地处于墨西哥中央高原，海拔200米，南北长100公里，东西宽60公里，气候宜人，水草丰盛，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环境。而正由于这一绝佳的自然环境，墨西哥谷地又是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繁衍生息的一个中心，人类从事劳动、创造的一个基地；这又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础。因此，在陈述阿兹特克文明之前，有必要追溯一下其孕育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

一、前阿兹特克文明

在墨西哥谷地进行的大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那儿即有人类定居从事农耕活动。首先种植的是鳄梨、南瓜等；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开始种植玉米、菜豆、辣椒等；公元前2500年出现陶器制品。

出土的墓地、陶罐、石臼、陶制神像和房舍遗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磨制和烧煮食物，他们已在崇敬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火神韦韦特奥特尔（Huehueteotl）。出土的石箭镞和骨鱼叉表明他们的渔猎生活状况。出土的骨锥和骨针说明他们已会捻线、织布和缝衣。出土的大批陶俑、石像展示了他们的姿式、服饰、头饰和鞋样，还展示了他们的娱乐活动（诸如舞蹈、玩球等）和拥有的家具（诸如凳子、椅子、摇篮等）。还出土了一座金字塔，高达20米，底座呈圆形，直径135米，正面朝东，有阶梯向上，背面为一斜坡，平顶，上有神庙。这是阿兹特克文明之前最早的一座金字塔。而从出土的玉石及其制品看，在阿兹特克文明兴起前墨西哥谷地的人们早就同其他地区有了贸易往来。

公元前2000年左右，前阿兹特克文化在长期孕育的基础上，发展进入前古典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明主体是奥尔梅克（Olmeca）文明、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文明和托尔特克（Tolteca）文明。这三大文明先后发祥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和墨西哥谷地，但其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地区，而是遍及整个中部美洲地区，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延续性。

（一）奥尔梅克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发祥的中心地带位于今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州和塔巴斯科州，西起帕帕洛阿潘（Papaloapán）河，东至托纳拉（Tonala）河，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西部为洪泛区，东部为沼泽地。气候炎热、多雨，橡胶树林成片。因此，当地人被称为“奥尔梅克人”（意即“橡胶林区人”）。

奥尔梅克文明的主体为三个文化点：圣洛伦索（San Lorenzo）文化、拉文塔（La Venta）文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文化。它们的发展、繁荣期有先有后，相互衔接：圣洛伦索文化最早，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900年间；其次是拉文塔文化，约在公元前900～公元前600年；特雷斯萨波特斯文化最晚，约在公元前500～公元前100年。由这三个文化点组成的奥尔梅克文明呈现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

1.筑墩建房

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方常年洪涝。为防水淹，他们挖土筑墩，建房于墩上。考古发掘出土两种土墩：一种呈圆形或方形，面积不大，往往数座土墩集聚一处；一种为长堤状，长达30米。前者为民居遗址无疑；后者根据长堤下方出土的大量石片、石斧等石器判断，当为工匠集体劳动的工棚遗址。

建筑物均为泥垒土砌而成。民居自不必说，就连祭祀中心的底座高台也是土垒的。拉文塔的祭祀台呈圆形，高30米，底座直径128米，坐落在一广场南端，用土10万立方米。

2.主食玉米

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区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年可种植两季玉米。种植的方式为刀耕火种。

奥尔梅克人已驯养了犬和火鸡。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骨验证，他们大多食用家犬，同时也食用野鹿和鱼、鳖。

3.技术高超

奥尔梅克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石雕上。其代表作为巨型人头石雕像。总共出土了16尊头像，均为独块巨石雕成，最大者头长3米，重约25吨。它们的形状相似，头部均刻有头盔似的饰物，然而饰物的花式各异，脸部表情也不尽相同，有的严肃，有的嘻笑。

小型石刻技艺亦颇具特色。雕刻的形象大多是人身豹头像。典型的头型是顶部扁平，中间有V型凹槽、狮子鼻，嘴角下咧，呈吼叫或啼哭状。多为写实手法。石刻的用材大多为玉石和蛇纹石。考古发掘还出土了一些泥塑人身像和人身豹头像。泥塑雕像大多涂有一层红颜色。

石碑也表现出了奥尔梅克人的文化水准和宗教信仰。石碑上刻有身着华丽服饰的贵人或人身豹头像。

4.文字、历法的始创

1939年1月16日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出土了一块石碑（考古编号为石碑C），正面刻有“点”、“横”组成的数字，竖行排列，破译为“公元前31年”。石碑的背面刻有美洲豹的形象。这一石碑的发现揭示：奥尔梅克人是拉丁美洲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文字和历法的始祖。

5.豹崇拜

从石刻、泥塑的形象中看出，奥尔梅克人崇拜美洲豹。豹是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与此同时，奥尔梅克人还祭祀地神和火神，用活人（儿童）献祭，以祈求风调雨顺、好收成。

6.球戏娱乐

奥尔梅克人用橡胶制成球，玩球嬉戏。球戏大多在祭祀典礼时进行，也可能是祭祀典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7.国家雏形

建筑和艺术的辉煌成就表明，奥尔梅克人已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已度过了部落时代，进入了国家组织阶段。统治阶级已控制了民众的剩余劳动，已能利用剩余物资役使、供养一批匠人。

一些石刻和石碑上的人像服饰华丽，手持权杖，指上戴有护节器（用以握拳时增强打击力）。他们无疑是握有权势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国王或祭司。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区没有石头。石头是从上百公里远的图斯特拉山上采集的。搬运数十吨重的石头，是要动用众多劳动力的。无疑，这一艰巨的任务是由下层民众完成的。巨石运到目的地后，由工匠雕刻成形。因此，可以肯定，奥尔梅克人中已出现了等级和社会分工，已有国王、祭司（国王、祭司往往是同一个人）、农民和手艺人。

奥尔梅克文明的影响遍及整个墨西哥和中美洲部分地区，为这些地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奥尔梅克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一是特奥蒂瓦坎文明，一是玛雅文明。这里先谈特奥蒂瓦坎文明。下文再专述玛雅文明。

（二）特奥蒂瓦坎文明

特奥蒂瓦坎文明发祥于特奥蒂瓦坎谷地（该谷地与墨西哥谷地毗邻），兴起于公元前200年，发展的中心和基地是一座大型城市（特奥蒂瓦坎城）。文明鼎盛时期（公元35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面积达2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

“特奥蒂瓦坎”意为“王者之都”。西班牙人起初以为是埋葬土著国王的地方，所以后来考古发掘出一条街道时就被起名为“亡者之路”（Avenida de los Muertos）。随着考古发掘的拓展，显现出了一座城市的轮廓。

特奥蒂瓦坎城是在一大村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村落占地约6平方公里，构成了特奥蒂瓦坎城的西北部。

根据文化特征，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发展分为4个历史阶段：特奥蒂瓦坎第一阶段（公元前200年～公元初年），城市初具规模，居民至少4万～5万人，大部分居住在城的西北部。城市以南北向的“亡者之路”（长2000米，宽40米）为轴心建成；文化成就以金字塔和庙宇建筑为代表。特奥蒂瓦坎第二阶段（公元初年～350年），城市规模扩大，达到了20平方公里的范围；文化成就以建筑、雕刻、制陶为特色。特奥蒂瓦坎第三阶段（公元350～650年），城市人口达20万，文化发展至鼎盛，建筑、壁画成就辉煌。特奥蒂瓦坎第四阶段（公元650～750年），走向衰落，最后遭兵燹，人散城亡。

特奥蒂瓦坎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大型建筑群。“亡者之路”并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一组从南到北的方形广场。所谓“广场”，其实是一个个院落，旁边建有庙宇。“亡者之路”最北端为“月亮金字塔”，底部呈长方形，长170米，宽150米。向南200米左右，“亡者之路”的东侧坐落着著名的“太阳金字塔”。这是墨西哥古代最高的建筑物，塔基近似方形，正面底线长225米，两侧底线各长222米，高63米。“亡者之路”最南端的东侧有一方形院落，四周有围墙（高3米，全长400米），被称为“城堡”。其实不是什么“城堡”，而是一组宗教建筑群。围墙实为高台，其上建有庙宇。院落内有一金字塔，为“克察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神庙”（即“雨神庙”）。“城堡”西边有一组建筑，从考古发现判断是一个手工作坊，是专门制作祭祀用品的。金字塔为“斜坡—层阶”结构，不是通体为斜坡，而分为数层（例如，“太阳金字塔”为6层），层面为精制的石板，两层之间为斜坡，坡面上饰以浮雕。顶层平面上建有庙宇。

“亡者之路”的东西两侧为民居、学校、诊所、宫殿、神职人员用房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定性的根据是石柱上的雕刻和墙壁上的绘画。“月亮金字塔”西南边建有“格查尔鸟蝴蝶宫”和“美洲豹神庙”。“格查尔鸟蝴蝶宫”因石柱上雕刻着格查尔鸟（quetzal）和蝴蝶而得名；“美洲豹神庙”则因石柱上雕刻有美洲豹而得名。

特奥蒂瓦坎是个绘画世界。民居、宫殿和神庙等建筑物的墙壁均覆盖着绘画。壁画为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另一巨大成就。绘画的题材有人物、神像、山水、树木、花果、玉米、可可树、蝴蝶、鸟兽、蛇虫等。这些雕刻和绘画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服装、劳动情景、生活用具、舞蹈姿式、玉器饰物、医药、宗教信仰以及一些象形文字和历法。绘画技法自然简捷，无透视性，以布局的高低错位表示远近。现实手法与抽象手法相结合。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递出某种信息，如雨神手里流出的小圆圈象征着雨水，嘴里流出的小圆圈呈红色，象征着血滴。又如，往往创造出一种人—兽或兽—兽复合体：鸟蛇、双头豹、羽蛇、羽豹、鸟喙人、身着人服的美洲豹等。

从壁画、石刻、陶器上表现出的形象显示，特奥蒂瓦坎人崇信特拉洛克神。特拉洛克是特奥蒂瓦坎的保护神，有两种形象：男性形象主司雨水，是为雨神；女性形象主司河水和湖水，是为水神。从绘画上的无头人像和豹、鹰嘴里叼着滴血的人心看来，当时是用活人献祭神灵的。

考古发现说明，特奥蒂瓦坎的文化影响遍及今墨西哥全境，更远及今危地马拉。“斜坡—层阶”结构的金字塔、神庙、宫殿中的壁画和陶器均是证明。这种文化的传播多半是通过贸易往来进行的。特奥蒂瓦坎壁画上出现的鸟羽、豹皮和玉石器皿等，无疑是来自热带丛林地区，贝壳及其他海产品均来自沿海地区。特奥蒂瓦坎输出的多半是陶器、石器工具（刀、斧等）。

贸易活动反映了特奥蒂瓦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水平。特奥蒂瓦坎城有400家石器作坊、150家制陶作坊、15家泥人作坊，还有为数不详的木刻作坊、皮革作坊、纺织作坊和制席作坊。城中还有特辟的外乡人（如瓦哈卡人）居住区，专门从事生活用品制作。城中还辟有大市场，进行商品交易活动。

各类作坊和匠人均分布在专属区。农民亦在城内定点居住，因此，他们要走很长的路到田间劳作，种植玉米、菜豆等作物。农民和匠人属平民阶层。他们的街区狭窄，房屋简陋。社会上层包括祭司和贵族。他们生活在祭祀中心周围，居住在宫殿式的房屋里，享用狗肉、火鸡肉。祭司执掌统治大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实行神权政治。

（三）托尔特克文明

托尔特克文明兴起于公元950年，离特奥蒂瓦坎城衰落的时间正好是200年。在这期间，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发展并未中断，在其他地方兴盛起来，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具有了新的特征。后特奥蒂瓦坎文明主要有三大文化中心：霍奇卡尔科（Xochicalco）、埃尔塔兴（El Tajin）和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霍奇卡尔科位于今墨西哥城南113公里，地处一山坡，占地约25公顷，设有堡垒。筑有梯田，从事玉米种植。建有一“羽蛇金字塔”，塔身刻有羽蛇、祭司、象形文字及火的象征物等浮雕；塔顶上的神庙带有飞檐。考古出土的三块石碑上刻有浮雕，特拉洛克神和其他神灵并列其上，而克察尔科亚特尔神的形象已不再是羽蛇，而是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形了。埃尔塔兴位于今维拉克鲁斯州东北部，地处墨西哥湾沿岸热带雨林区，盛产玉米、可可和香草。建有“神龛金字塔”，方形，底座周长35米，高25米，分6个层阶，每层侧面均有神龛，总共365个。据认为，一个神龛代表一天。“神龛金字塔”以北有一建筑群，为一组宫殿和民居，且有7个球戏场。球赛既是一种娱乐，又是宗教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谁输砍谁的头，用以献祭。崇敬死亡，多死神。蒙特阿尔万位于今瓦哈卡城东南方，曾经受过奥尔梅克文化的影响。考古出土一大广场，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广场周围建有金字塔宫殿、球戏场及天体观测所等建筑。金字塔为“斜坡—层阶”结构，表明了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影响。当地人已使用象形文字和历法。这三大文化中心均对托尔特克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托尔特克文明兴起于图拉（Tula）。图拉位于今墨西哥城西北64公里处。城池建在山上，山下为特奥特拉尔潘（Teotlalpan）谷地，图拉河流经其间。图拉城虽在山上，但河流、森林、野兽和石材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条件者是托尔特克人。他们吸收了特奥蒂瓦坎文化和后特奥蒂瓦坎文化成果，创建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

图拉城约13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达6万，谷地还生活着约6万人。托尔特克人住房的墙壁不是用石头垒成的，而是用土坯砌成的；房间很小，最大的不过3平方米。城中有石器作坊，原料为坚硬的黑曜石，制造农具和武器，作坊集中在专门街区。设有专门的纺织、制陶作坊，通常都是家庭作业。农民大多居住在谷地，主要从事玉米、菜豆和辣椒的种植。他们还要服兵役，跟随武士出征。

托尔特克人的建筑、石雕和绘画艺术具有了新的特征。这新特征集中体现在一座金字塔上。此塔共有五个层阶，顶部平台建有羽蛇神庙。神庙使用人像支柱，屋顶带有飞檐，入口处有柱廊。人像柱为石质，雕刻成武装到牙齿的武士。塔身侧面有绘画和雕像，其主题也是表现战争的，有武装到牙齿的武士和象征战争的动物（诸如美洲豹、鹰、蛇等。它们均叼着滴血的人心）。就连托尔特克人的守护神克察尔科亚特尔也是武士形象。比起特奥蒂瓦坎来，托尔特克的艺术氛围显得阴郁，不那么明快。金字塔的南边为一大广场。广场东端有一大型建筑物，是座宫殿；西端为一球戏场。这里显然是一大祭祀中心。

托尔特克时代，武士国家开始形成，政府趋于世俗化，出现了“两头执政”，即有两名最高首领：武士主持政务；祭司主持教务。图拉城邦与另外四大城邦（在今普埃布拉州境内的夸乌奇南科［Cuauhchinanco］、在今墨西哥州境内的夸瓦潘［Cuahuapan］和在今莫雷洛斯州境内的夸乌纳瓦克［Cuauhnáhuac］及瓦斯特佩克［Huaxtépec］）结盟，成立一最高委员会，设在图拉城。在这一联盟中，商人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不仅进行商品交易，还相互传递信息。

1150年左右，图拉城邦发生内讧，武士集团和祭司集团相互争斗，联盟瓦解，来自北方的奇奇梅卡人乘机入侵，迫使托尔特克人迁出图拉地区。

二、阿兹特克文明

离开图拉地区的托尔特克人南下北上，分散四方。一部分人迁往尤卡坦半岛；一部分人移居墨西哥谷地的特斯科科（Texcoco）湖周围，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

图拉城衰落后，联盟消失，各部落之间不断相互征伐，目的是要控制四邻，增加纳税人。墨西哥谷地逐渐形成了三大城邦国家：库尔瓦坎（Culhuacán）、阿斯卡波查尔科（Azcapotzalco）和科阿特利昌（Coatlichán）。它们之间时战、时结盟。它们不断吸收托尔特克文化，延续托尔特克文化的发展，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一）阿兹特克历史

1069年，奇奇梅卡（Chichimeca）人的一支——墨西卡（Mexica）人在他们的首领梅西-查尔丘特拉托纳克（Mexi-Chalchiuhtlatónac）统率下，由神鹰威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itli）指引，离开故乡阿兹特兰（Aztlán）向南迁徙。12世纪末进入墨西哥谷地，沿特斯科科湖向南活动，13世纪初在湖西岸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épec）山定居下来。由于他们来自阿兹特兰，所以通常被称为阿兹特克人。他们一共是七大氏族（Calpulli）。这时的首领是特诺奇（Tenoch）。他死后，部落议事会决定改变统治制度，实行“特拉托阿尼制”（Tlahtoani，即“酋长制”），推选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为酋长。1247年，控制着墨西哥谷地的城邦联盟攻打阿兹特克人。威齐利威特尔被俘罹难；阿兹特克人移居库尔瓦坎地区，推选另一名叫特诺奇的人为新酋长。他们英勇善战，帮助库尔瓦坎人征讨其他部落，战无不胜。这引起了库尔瓦坎人的畏惧。1324年（亦说1325年），库尔瓦坎人谋划夜袭他们。他们一获悉库尔瓦坎人的谋划，迅即乘独木舟入湖，逃至长满芦苇的小岛阿卡蒂特拉岛（Acatitla）。他们在一处空地上发现两股泉水，一红一蓝，两水交汇处有一岩石，一棵仙人掌生长其上，一只雄鹰立于仙人掌上，双翅伸展，喙叼一蛇，向来人点头致意。他们认为这里是神要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于是立即在岩石处搭起一临时神庙，开始建设自己的定居地，起名为“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意即“石上长仙人掌的地方”）。

阿卡蒂特拉岛为一无人荒岛，从未有人提出归属问题；但它离湖西岸的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较近，属它管辖。因此，阿兹特克人不得不臣服于它，向它交税纳贡。

酋长特诺奇着手定居地的规划。他将临时神庙置于中央，划出一方形地块；而后以此为中心划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线，将小岛分成4个居住区。这两条线后来成了两条大道；4个居住区又分成14个生活区，七大氏族各分得两个生活区（也就是说，各大氏族分成了两个氏族）。

13年后，阿兹特克人发生分裂，一部分氏族离开特诺奇蒂特兰，迁到北面不远处的另一小岛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岛，自行发展。特拉特洛尔科也隶属于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

1370年，特洛奇去世；阿卡马皮奇特利（Acamapichtli）当选为酋长。他一边建设特诺奇蒂特兰，使之初具城市规模，一边带领民众协助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作战，攻打敌对部落。1404年，他去世；部落议事会推选他的儿子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为酋长。威齐利威特尔为了促进特诺奇蒂特兰的发展，大力开展贸易活动，加强同岛外陆地部落的联系。1415年，威齐利威特尔去世，奇马尔波波卡（Chimalpopoca）当选为酋长。他指导民众修筑了一条长堤，把小岛同陆地连结了起来。特诺奇蒂特兰从此结束了孤立于陆地之外的境况。1426年，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发生兄弟争位事件，弟弟马斯特拉（Maxtla）杀死哥哥塔曜津，又派人暗杀了支持塔曜津的奇马尔波波卡。特诺奇蒂特兰议事会立即推选伊斯科阿特尔（Izcoatl）为酋长。他开展外交活动，派代表联络各友好部落，结盟攻打阿斯卡波查尔科，赶走马斯特拉，使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在政治上臣服于特诺奇蒂特兰。特诺奇蒂特兰从此成了自主的城市。伊斯科阿特尔开始重组政府，将权力集中在军事首领手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向岛外扩张，与墨西哥谷地的特斯科科城邦和特拉科潘城邦结成“三方联盟”，充当盟主，在墨西哥谷地内外开展扩张、征服活动。伊斯科阿特尔1440年去世，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米纳（Motecuhzoma Ilhuicamina）当选为酋长。他继续扩张事业，重建神庙，修筑跨湖长堤和导水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1469年，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米纳去世，阿萨亚卡特尔（Axayacatl）当选为酋长。他除继续出兵征讨敌对部落外，还大力加强市政建设，健全法制，促进艺术的繁荣。他1481年去世；蒂佐克（Tizoc）当选为酋长。新酋长首先继续修建神庙。他执政仅5年，即于1486年去世。议事会推选他兄弟阿威佐特尔（Ahuizotl）继位。阿威佐特尔执政期间，通过征战，“三方联盟”的势力范围扩及今墨西哥全境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道路网连接“帝国”各地，贸易活动频繁，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大大增多。1502年，阿威佐特尔去世，莫特库佐马·霍科约津（Motecuhzoma Xocoyotzin）当选为酋长。他不再出征扩大势力范围，集中精力平定叛乱，整顿政治和贸易秩序。1517年，西班牙殖民势力开始向墨西哥渗透，1521年8月占领并捣毁特诺奇蒂特兰城。

（二）政府与政治

“阿兹特克帝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它没有全境统一的行政机构。就是“三方联盟”也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墨西哥谷地部落联盟不是政治联盟，而是军事联盟。盟主阿兹特克酋长为最高军事统帅，指导向外扩张、征服活动。扩张、征服的目的不是霸占领土，而是扩大税收的范围和增加纳贡的部落。“三方联盟”不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行政区域，不派遣行政官员，只划分了38个交税纳贡区，派遣收税官进行监督；战败的部落仍独立存在，自主发展，只是按时向“三方联盟”交税纳贡。由是观之，阿兹特克部落的酋长并不是“阿兹特克帝国”的国王或皇帝，并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帝国”境内抗税、拒绝纳贡、杀害收税官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也是“三方联盟”不断派兵四处征讨的原因。

阿兹特克部落在特诺奇蒂特兰建立了城邦国家，实行神权政治。它的酋长成了最高统治者——国王，同时也是大祭司，行使宗教最高职能，又是最高军事统帅。他的职务是终身的，但不能由自己的儿子继承；他是由贵族议事会选举出来的。贵族议事会由原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选派代表组成。城邦国家形成后，氏族居住区成了城邦中的一个行政区，“Capulli”一词的含义也就发生了变化，由“氏族”演变成了“街区”或“生产单位”。氏族首领成了世袭的贵族，由他们组成城邦的贵族议事会（Tlatocan）。

国王任命一官员辅佐他掌管内政，行使最高法官职权，负责征收贡赋。这一官员的职务名称为西瓦科亚特尔（Cihuacoatl）。

“三方联盟”的另外两个成员及其他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同特诺奇蒂特兰相类似。“帝国”境内的一些部落和氏族集团则仍由酋长领导。

（三）社会

特诺奇蒂特兰城邦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卡尔普利（Calpulli）。卡尔普利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城邦国家形成后，卡尔普利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或为城市中氏族聚居的街区，或为农村中氏族聚居的村社。卡尔普利独立自治，有自己的保护神、神庙和祭司，有自己的土地和学校，由长者议事会管理一切事务。

特诺奇蒂特兰城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阶级区分，出现了两个社会阶级：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包括祭司、军事首领和民政首领。他们拥有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统治着“帝国”、城邦和卡尔普利。平民阶级由劳动者组成。他们是农民、工匠、商人、下级官员。战功卓著者可得高官，跻身于贵族阶级；而贵族不能尽职尽责，则被降为平民。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后来被西班牙人称为“奴隶”的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中有的人是还不起债务而以劳力抵债的，有的人是因犯法被强制服劳役的，还有的人因收成不好、衣食无着而自愿以劳力换饭吃的。债务还清、服役期满或劳动合约到期，他们即告自由。

（四）经济生活

阿兹特克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基础。土地所有制分公有与私有。村社的土地为公共所有，各家的父亲分得一片土地，终身耕种，死后交给村社；如果连续两年不耕种，村社就得收回。贵族的土地为私人所有，由土地所在的村社农民耕种。耕种技术很原始。没有耕畜，没有犁杖。使用“掘土棒”——一种装有石刀片的长柄农具。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生产，在湖区采用两种方式造田：1.围湖造田——在浅滩、洼地堆积污泥和水草，形成小岛，用树枝、芦苇编成护栏植于四周，并在护栏外植树，防止泥土流失。小岛通常呈长方形；小者长20米、宽2米；大者长达百米、宽约20米。2.挖沟造田——一些小湖很浅，深不过1～2米，开凿深沟，排除积水，形成台地。阿兹特克人称这两种造田方式为“奇南帕”（Chinampa）。人工小岛和台地土壤肥沃，一年四季均能种植庄稼和栽培花卉。玉米是主要种植物，其次是瓜类、豆类植物和辣椒。还有生长在缺水干旱地区的龙舌兰。

阿兹特克人的手工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各行各业活动在专门的街区。特诺奇蒂特兰最著名的行业是制羽业。原料是外地的贡品；匠人们用之制作成武士的头饰和盾牌。其他重要的行业有金银首饰、器皿制作业和宝石制作业。还有石雕业、纺织业、成衣业、制陶业、木刻业、石器工具制作业等。各行各业的工匠多半来自外地。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部分销往全国各地。

贸易十分活跃。有当地的集市贸易和远距离贸易。特诺奇蒂特兰城中有许多大小广场，均用作商品交易场所。商品来自“帝国”各地，各种商品在广场上分片集中摆摊。商品应有尽有，山货、海产品、日常用品、金银制品、各种食品和饮料、建材、颜料，样样俱全。警卫人员在广场上来回巡视，维持秩序，监督经营活动，处理争端，捉拿扒手、偷窃分子。特诺奇蒂特兰是全“帝国”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的商品运往那里，城里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又流向全国各地。从事这种商品贩运活动的商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光从事商业活动，还充当间谍，收集情报，向京师报告，在扩张领土的征服活动中又是先遣人员。因此可以说，贸易和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是“阿兹特克帝国”生存和发展的一大支柱。

（五）宗教和传说

“阿兹特克帝国”宗教的一大特征是众神并存。各氏族、各部落、各行各业均有自己崇敬的神。例如，商人的保护神是亚卡特库特利（Yacatecuhtli），制羽匠的保护神是科约特利纳瓦尔（Coyotlinaual），制盐人的保护女神是威斯托西瓦特尔（Uixtociuatl），湖上捕鸟人的保护神是阿特拉瓦（Atlaua）。祭司崇敬克察尔科亚特尔，农民信仰特拉洛克。这与阿兹特克人在扩张领土的征服过程中对各地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有关。阿兹特克人在得到被征服地区的贡赋时，也接受了当地的信仰。然而，随着“阿兹特克帝国”的建立和发展，特诺奇蒂特兰的地位日显重要，贵族阶级定型，集权体制确立，众神的位置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层次。一些神的地位高出了其他诸神；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则成了众神之神。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则有关人类和世界诞生的传说：

一对神灵夫妇生了4个名叫特斯卡特利波卡的儿子：大儿子是白特斯卡特利波卡，即智慧之神克察尔科亚特尔；二儿子是黑特斯卡特利波卡，记忆之神；三儿子是红特斯卡特利波卡，即丰收之神希佩·托特克（Xipe－Tótec）；小儿子是蓝特斯卡特利波卡，即意志、行动之神威齐洛波奇特利。威齐洛波奇特利是阿兹特克人的神，其他三位神灵都是其他部落的神。这4位神连成一体，成了人类和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共同商议，决定委派克察尔科亚特尔和威齐洛波奇特利创造世界。他们二人创造了火和太阳，又创造了雨神特拉洛克和他的妻子查尔丘特利库埃（Chalchiuhtlicue，即江、湖、河、海之神）、亡者地界之神米克特兰特库特利（Mictlantecuhtli）和他的妻子米克特卡西瓦特尔（Mictecacihuatl）。他俩还创造了奥霍穆科（Oxomuco）和他的妻子西帕克托纳尔（Cipactonal）——这对夫妻生下了平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而后，他俩又创造了历法。

这一传说揭示了阿兹特克人世界观的二元性。这二元性也体现在家庭和国家政治组织中。家庭一夫一妻；政府最高统治者、部落酋长的名称“特库特利”（Tecuhtli）为阳性词，行政首脑名称“西瓦科亚特尔”（Cihuacoatl）为阴性词，意为“雌蛇”。这也是通奸、渎职要受到严惩的原因。也为社会平和、人们遵纪守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神灵无处不在。阿兹特克人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生活受宗教的控制。他们认为神创造人时做出了自我牺牲，而人也要牺牲自己祭祀它们。因此，他们用活人献祭喂神。祭祀典礼由祭司主持，通常用战俘献祭。阿兹特克人不断发动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抓俘虏祭祀神灵。

（六）文化

同在宗教方面一样，阿兹特克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帝国”境内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阿兹特克人的文化成就集中体现在教育、科学、语言、艺术、典籍等方面。

1.教育

每个卡尔普利都设有各级学校。5年为一级。儿童从出生到5岁进行家庭教育；5～10岁，入启蒙学校；10～15岁，进艺术、职业和军事训练预备学校（“青年之家”）或进专业预备学校，由专业人员授课。儿童、青少年不分男女，人人有学上，人人要学习。还有一类学校叫“歌唱之家”和“舞蹈之家”。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歌唱和舞蹈的培训。这类学校是进行公民教育、宗教教育、艺术和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唱歌、舞蹈是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唱歌还是一种传颂历史和传统的好方法。在贵族居住的街区也有类似的各级学校，贵族子女接受相同的教育。预备学校毕业后，学习成绩优秀者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高等学校分普通高等学校和专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有4个专业：生物、医药；数学、天文；法律、政治组织；军事战略战术。学生毕业后到预备学校任教。专业高等学校教授建筑、雕刻、绘画、农业、舞蹈、唱歌、音乐、诗歌和戏剧。

阿兹特克人从孩提时起，即不仅接受自然、历史、法律、宗教、体育、军事和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教育，还要接受道德教育：爱清洁、守纪律、不说谎、善待人、尊敬长辈、服从法律。家庭和学校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观察、实验和学以致用。

2.科学研究

阿兹特克人对植物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建立了植物园，对各种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对它的特性和用途进行研究、分类，分别应用于医疗、手工业生产、食品制作等方面。“帝国”境内有4大著名植物园，分别设在特诺奇蒂特兰、伊斯塔帕拉潘（Iztapalapan）、特斯科科和瓦斯特佩克（Huaxtepec）四座城池。许多植物园集中研究药用植物学。一些植物园还附设诊所治疗疾病。

在药用植物普遍应用的基础上，各部落均有一所医院，为平民治病。此外，还有一些专科医院，如特诺奇蒂特兰有家医院专门医治肢体残疾患者；库尔瓦坎（Culhuacán）有家残疾康复中心。

3.天文学

阿兹特克人在继承前人天文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观察，对天体的运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据此测算出了日蚀和月蚀发生的时间，并列出了年表。他们还记录下了水星、土星、金星等一些肉眼能观察到的行星运动周期和轨迹。这些表明，阿兹特克人的数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具有一套相当精确的计算方法。然而这套计算方法至今尚未释译出来。

4.历法

阿兹特克人根据日月运行的规律和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化，相当精确地制定了自己的历法。有两种历法：一为“太阳历”，一年18个月，365天；一个月20天，剩余5天，闰年（每4年为一个闰年）加一天。一为“月亮历”（亦称“仪式历”），一年13个月，260天；一个月也是20天。每52年，两种历法重合一次。

阿兹特克历法有4个方面的作用。农业方面，确定农耕季节，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纪年方面，用以记录历史的发展和历史事件的发生。祭祀方面，确定举行祭祀仪式的日期，指导人们的宗教节日生活。天文方面，记录天体运行规律和天文现象。

5.文字

阿兹特克人创造了象形文字，并会造纸，用于书写，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古籍。文字有表意和象形两种。例如，用火烧神庙或箭穿人像表示某个地方已被征服；用一只鹿角表示鹿。造纸的原料是榕树的纤维。用于书写的材料，除纸张外，还大量应用鹿皮和棉布。还有书写在石头上的。

阿兹特克人使用的计数法是二十进位法。这一方法普遍应用在日常记账、交易买卖、税收登记方面。

6.艺术

阿兹特克人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的艺术成就并未超过前人，但也有所创新。建筑艺术的代表是金字塔。阿兹特克时期的金字塔继承了特奥蒂瓦坎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的建筑形式，采用了“斜坡—层阶”结构。但塔顶建有两座神庙：一供特拉洛克，一供威齐洛波奇特利。为此，金字塔的正面建有双阶梯，分别通到两座神庙。

阿兹特克人雕刻艺术表现在大型石碑和小型石刻上。石碑多半刻着神像或神化了的首领像。石刻多半是神像。雕刻作品中出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动、植物形象（诸如狗、鸟、蚱蜢、青蛙、野兔、龟、鱼、猴、蛇、葫芦等）。这反映了阿兹特克艺术现实化、世俗化的一面。

阿兹特克人的绘画技艺体现在古手抄书籍上。他们为了记录下历史事件、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在纸和鹿皮、棉布上设计出了各种各样表意和传情的图形。

使用颜色是阿兹特克艺术的一大特征。使用得最多的是红色和黑色。阿兹特克人在雕刻上着色，在手抄书籍上也用颜色，以区别不同的神和物。

阿兹特克文化的发展刚刚起步，就遭受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摧残。西班牙人以极其野蛮的手段摧毁了阿兹特克文化，中断了阿兹特克文明的自我发展。

2 蒂卡尔骨雕（玛雅文明）

第三章 玛雅文明

玛雅（Maya）文明孕育、兴起、发展于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帕斯科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今伯利兹、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这一区域总面积达32.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理特征和文化发展状况，这一区域从南到北分为三个地区：1.太平洋沿岸平原和山麓地带；2.高原——又分为南部高原和北部高原；3.低地——又分为南部低地、中部低地和北部低地。太平洋沿岸平原和山麓地带小河、小湖密布，食物资源丰富；盛产可可（可可豆用作货币，输出到墨西哥中部高原地区）；人们利用海水制盐，开展对外贸易，与奥尔梅克人有着接触。出现了早期的文明中心（诸如伊萨帕［Izapa］、阿巴赫塔卡利克［Abaj Takalik］、埃尔巴乌尔［El Baúl］、乔科拉［Chocola］等）。这些文明中心建有贸易市场和神庙，控制着经过这一地带的贸易通道。与此同时，高原气候宜人，谷地适合人类生存繁衍，也出现了早期的文明中心。最主要的中心是危地马拉谷地的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ú），以神庙建筑、石雕、陶器、绘画、象形文字展示其文化发展水平。低地丛林密布，雨量充沛，河湖众多，食物资源丰富，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玛雅文明的早期中心出现在中部低地和南部低地，最著名的中心是蒂卡尔（Tikal）和科潘（Copán）；这些中心衰落以后，北部低地（尤卡坦地区）兴起了奇钦伊察（Chichen Itza）、乌斯马尔（Uxmal）和马雅潘（Mayapán）三大中心。玛雅文明在低地的发展最具代表性。

一、历史发展阶段

玛雅文明植根于远古石器时代。玛雅的祖先游猎南北，漂流东西。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开始渐次在海边、高原谷地和平原低地定居，从今墨西哥地区引种玉米和其他作物，从事农耕活动。农业和定点群居孕育着玛雅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前400年间，玛雅文明诞生，开始了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玛雅文明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约公元前1000～公元250年）、中期阶段（公元250～1200年）和晚期阶段（公元1200～1500年）。

玛雅文明早期阶段的发展同时兴起于太平洋沿岸、高原地带和中部低地。社会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及压迫，平等日渐消失。生产不断发展，物资日益丰富，出现了远距离贸易，内部联系密切，与外界接触加强。发展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太平洋沿岸和高原地带具有特色的文化反映在大型石碑上。石碑上雕刻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形象、在位时间和一些象形文字说明的历史事件。中部低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反映在大型石料建筑物（如金字塔和城市的卫城）、大型石铺广场和堤道上。文明发展的中心在纳克贝（Nakbe）和埃尔米拉多尔（El Mirador）。

在早期阶段发展的基础上，玛雅文明进入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多数早期阶段文明中心的衰落。刻有统治者及其统治时间的石碑消失了。这标志着太平洋沿岸和高原地带的发展中断；中部低地的文明发展中心发生了转移，从纳克贝和埃尔米拉多尔转移到了蒂卡尔。与蒂卡尔同时兴盛的文明中心还有中部低地的帕伦克（Palenque）、博纳帕克（Bonampak）和南部低地的科潘等。这些中心的辉煌成就不仅反映在建筑、雕刻、绘画、文化、艺术上，而且反映在政治制度上。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一统天下，君主统治体制得到强化。这一体制的衰落标志着玛雅文明中期阶段的结束和晚期阶段的开始。

改变传统的君主统治体制的，是玛雅人中的普顿（Putun）族人。普顿人生活在低地西部地区，受今墨西哥地区文化的影响，善战，善航海，善经商，多从事远距离贸易。他们实行一种更有利于强化经济、军事控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议事会实行集体统治。以集体统治制度为特征的玛雅文明晚期阶段分别在北部低地和南部高原兴起了新的发展中心。普顿族中的一支伊察人（Itza）在北部低地建立了奇钦伊察城邦国家，大力发展航海贸易，建立了广泛的沿海贸易联系。公元1200年前后，奇钦伊察衰落，玛雅潘城邦兴盛。14世纪，南部高原也兴起了几个小城邦，比较强盛的是基切（Q uiche）、卡克奇克尔（Cakchiquel）和楚图伊尔（Tzutuhil）三个城邦国家。同伊察人一样，基切人、卡克奇克尔人和楚图伊尔人也是普顿族人的分支。他们从北部低地出发，沿贸易通道进入南部高原的阿蒂特兰（Atitlan）湖地区，分别建立了三个小城邦。15世纪中叶，北部低地各城邦相互挞伐，征战不已。玛雅潘在战争中被毁。基切、卡克奇克尔和楚图伊尔等城邦也长期混战，相互不和。16世纪，整个玛雅地区被入侵的西班牙人先后占领。

二、农业——生存的基础

玛雅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是玛雅人生存、发展的基础。

农作物以玉米为主。玉米是玛雅人的主要食粮；其他食用作物有白薯、木薯等。玉米引种自今墨西哥地区；白薯、木薯引种自南美地区。玛雅人除种粮食作物外，还栽培有数十种蔬菜、瓜、豆和果树等植物（诸如苋菜、葫芦、蚕豆、芋头、鳄梨、番石榴、木瓜、菠萝、番荔枝等）。辣椒、可可和香草也是玛雅人栽种的作物。

传统观点认为玛雅人的种植方式只是刀耕火种。这一观点是片面的。的确，有些地方是使用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的，但玛雅人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大大改进了耕作方式；大多数地方已不再是广种薄收，而采取了相对集约的生产方式。他们兴修水利，在山坡上开辟梯田，在低洼、沼泽地带修筑台田。他们还在家居周围辟有菜园或果树园，种植果树或菜蔬。他们利用火山灰、鸟粪、人粪肥田增产，用装有长木柄的石铲点种玉米或其他作物籽种。

三、贸易——发展的活化剂

玛雅地区各城邦国家独立发展，政治上尚未形成一体，经济上已互有联系，且出现了生产的分工。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贸易，特别是远距离贸易。贸易往来并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而且有人员、思想的交流。这就不仅丰富了玛雅文明发展的内容，还决定着文明中心的兴衰和社会、政治的演变。

贸易分三类，也可以说分三个层次：一为地方集市贸易，即以各城邦为中心的集市；二为区内贸易，即玛雅地区内的各城邦之间的贸易；三为区际贸易，即西北同今墨西哥地区和东南同今中美洲、乃至南美洲的贸易。玛雅地区形成了一个贸易网。这一贸易网由东—西、南—北两支轴线支撑。东—西轴线通过太平洋沿岸平原地带，连结着今墨西哥地区和玛雅地区的高原地带及中美洲；南—北轴线通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沿岸，连结着尤卡坦和中、南部低地，向各市场供应食盐和其他物品。贸易交换的物品有两大类别：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诸如农产品、树皮布、篮、筐、调味品、棉花、颜料、海产品、燧石、龙舌兰、石灰、石碾、石磨、石臼、黑曜石、陶器制品、食盐、蜂蜜、蜡、纺织品、烟草、火山灰等）和非实用物品（诸如琥珀、可可、硃砂、格查尔鸟羽毛、玉石、蛇纹石、豹皮、豹齿、贝壳、鲨鱼牙齿等）。这些物品用以制造神像、献祭和生产权贵穿戴的服饰。

玛雅地区的贸易之所以活跃，原因有二：一是位于从墨西哥地区到中美洲的贸易通道上。从墨西哥运往中美洲的物品有铜、毛皮、陶器制品、纺织品和绿松石等；从中美洲运往墨西哥的物品有棉花、羽毛、金、银、铜、陶器、橡胶等。玛雅人控制着这一贸易，成了名副其实的“中间人”。二是物产丰富，拥有多种外区需要的物品（诸如盐、玉石、格查尔鸟羽毛、黑曜石、可可、蜂蜜、豹皮、蛇纹石等）。玛雅人没有驮畜、车辆，陆地运输靠人力背、扛，水上（包括内河与沿海）运输用船载装。

玛雅人的贸易掌握在商人手中。商人分两类：大多数商人为小贩和行商，只从事玛雅地区内的贸易，在集市上做买卖，或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而区际间的贸易则由大商人操纵。他们都是贵族成员，负责组织、指挥远距离的贸易活动，控制着通过玛雅地区的贸易通道。

玛雅人的主要贸易形式是集市贸易。农村地区多半在宗教节日有集市；城市里天天有集市。集市贸易在专辟的广场上进行；广场上按照商品的种类划分成不同的交易区。政府指定专职官员管理集市秩序、调解纠纷、征收税款。大型集贸中心设有客栈，供远道行商寄宿。

贸易（特别是远距离贸易）为玛雅人积累了财富，打开了思路，为各城邦（特别是大型城邦）的繁荣昌盛和玛雅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早期和中期的几大文明中心都坐落在贸易轴线上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晚期普顿人崛起，沿海贸易日趋发达，陆路和内河贸易逐渐衰落，从而引起了文明中心的转移和盛极一时的城邦的消失，也就进一步证实了贸易对玛雅文明发展的影响。

四、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

玛雅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家庭是玛雅社会的核心。实行父权制；但母亲或年龄最长的妇女在家庭中仍保有一定的权威。

若干血亲家庭组成氏族。玛雅氏族以父系近支组成，共同生活在一处，构成了社会的基层组织——氏族公社。

玛雅社会的中心是城市。城市里生活着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从事着手工生产、贸易、行政管理、政治统治和宗教活动。

玛雅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分贵族阶级、中等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包括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祭司、军事首领、政府高官、大商人。“中等阶级”系指官吏、商人、武士、工匠等。平民阶级包括仆佣、背伕和农民。他们居住在城市郊外简陋的草棚子里。

玛雅人的政治体制很简单。没有形成什么“帝国”，只有城邦国家。各城邦实行世袭制，最高统治者出于一家，集行政、立法、宗教大权于一身。各城邦政治联系松散，主要是经济、贸易联系。城邦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与其权力和影响力有关。地处贸易通道上或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率高的地区，经济实力就强，政治影响就大。附近周围的若干小城邦就会与之结成松散的联盟。这一特征在中部低地和南部低地最为明显。而正由于政治联系松散，加上经济利益的驱使，各城邦之间战战和和，分分合合，地方政局始终长期不稳。这是玛雅人政治生活中的又一特征。

五、神话与宗教

玛雅人认为，大地是浮游在大海中的鳄鱼（一说为乌龟）的脊背。大地的中央有棵高大的神树，支撑着天。天上为天堂，有13重，每一重由一位神仙掌管。地下为地狱，有9层，每层也有一位神灵管理。

玛雅人还认为，太阳每天早晨从地狱出来，在东方出现；因此东方是太阳再生的地方。每天中午太阳精力最盛；玛雅人定太阳中午所在的位置为北方。西方是太阳死亡的地方；太阳又回到地狱。玛雅人视地下为南方；太阳在地下与地狱诸神作战，获胜后第二天又在东方再生。

据玛雅人传说，远古时代有两个球戏好手被死神杀害。他们是孪生兄弟。哥哥的两个儿子也是双胞胎。他们长大后也成了球戏好手，一日与地狱诸神赛球，设计杀死地狱诸神，而后变成了太阳和金星，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每天晚上从西方进入地下。

这些传说揭示了玛雅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对自然和天体的观察得来的。日月星辰运行有序，周而复始。这使玛雅人崇尚秩序，相信更新、再生，好坏分明。玛雅人的这些认识均反映在他们的建筑布局和艺术作品中。譬如，最高统治者的宫殿大多建筑在城市的中央，表示他是大地的主宰，因为大地是宇宙的中心；北方是太阳中午升天的地方，是天庭之所在，最高统治者死后即葬在宫殿以北，修墓建祠堂，表示他进入了天堂。宫殿和墓地、祠堂之间通常辟有球戏场，以示人间与阴间的联系。球戏和祭祀典礼就在球戏场举行。

玛雅人是多神论者。他们崇信的神无以计数。万物皆有神。不仅是有形的物体有神，无形的东西也有神，就连日期、数目、职业、年龄、性别、颜色、人的生死和自杀也有神。任何一种状态有神，任何一种需求有神，任何一个时刻也有神……一句话，在玛雅人的世界里，神无处不在。主要的神灵是天神、太阳神、雨神、统治者家神、玉米神、死神、北方之星神、商人之神、战神、虹神等。神通常都是人身、兽形或半人半兽状。

玛雅人敬神，也祭神。祭神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统治者们通常亲自主持有关城邦命运的大型祭祀典礼，有时还用自己的血献祭神灵，以求家族统治延续不绝。献祭品除人血外，还有食物、玉石及其他珍贵物品、活人等。祭祀典礼除献祭外，还焚香、饮酒和舞蹈。

六、文化成就

玛雅人的文化成就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是最杰出、最灿烂辉煌的。具体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数学、历法、天文和文字诸方面。

（一）建筑

玛雅人的建筑业发达，功能性强，技艺高。他们根据宗教、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建筑了不同类别的物体：房屋（包括庙宇、府邸、民居等）、公共场所（诸如广场、球戏场、集市贸易区等）、交通和防护设施（诸如桥梁、大道、码头、堤坝、护墙等）和水利工程（诸如水渠、水库、水井、水槽、梯田、台田、盐场等）。

这里仅就房屋建筑作一概述。玛雅平民百姓的房舍多为木柱、草顶、篱笆墙，外涂胶泥，防风御寒；炎热地带则不涂泥，透风纳凉。房屋大多建在高出地面的地基上。

贵族、高官的府邸为长条形或四合院式，通常建筑在比较高的台基上，有台阶、门廊、地下室，门窗呈弧状或葫芦形。墙壁内外饰有胶泥浮雕、壁画或几何图形。府邸多为一层建筑，也有多至五层的建筑。

庙宇建筑在高高的金字塔形的台座上。台座基础呈方形，层层收缩，积层累高，少则二三层，多则至9层，最高达47米。台座用碎石和泥土堆积夯实而成，外砌胶泥砖或石块（再涂石灰或胶泥）。台座的正面或四面筑有台阶，可拾级而上，直抵庙宇。庙宇不是供神的殿堂，而是供最高统治者神位的龛室。室内狭小，无窗，其上建有冠状顶脊，比龛室高出一倍、乃至数倍。外墙壁、顶脊上雕刻有人、兽、神像和铭文。

房屋建筑的布局表明了玛雅社会的面貌。庙宇和府邸建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周围，与碑石、石座（祭祀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球戏场组成宏伟的建筑群。这显示玛雅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合一和集权。平民百姓散居在城市的郊外。这更揭示了玛雅社会的阶级区分。

（二）雕刻

按使用的材料分，玛雅雕刻分为石刻、木刻、贝雕、玉雕和骨雕，还有泥雕。

石刻大体上有两种：一为独立石刻；一为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饰刻。所谓独立石刻系指石柱、石碑和（平形、圆形或方形的）石座。所谓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饰刻系指房屋的门楣、墙壁内外、门窗侧壁、台阶和房顶上的雕刻以及庙宇上的雕刻。玛雅的石刻很少留有空间，总是通体布置得满满当当。雕刻的主体是神像、人像或兽形，空白处填满饰物和铭文。铭文记述雕刻或竖碑的日期，最高统治者出生、结婚、即位和去世的日期及其家族世系，重大历史事件和祭祀典礼等。刻成后通常涂上颜色，用得最多的是暗红色，其次是蓝色。

木刻多用在房屋建筑上。府邸的门楣、房梁上均有雕刻。内容、刻技与石刻相同。另有一种小型独立木刻，多为神像，用以祭祀。

泥雕多用于房屋建筑和墓穴中，用灰泥在墙壁上制成浮雕。内容有人像、飞禽、走兽和蛇，还有铭文。

（三）绘画

多为用以装饰房屋墙壁的壁画，也见诸于陶器及古书抄本。使用的颜色多种多样，红、黄、蓝、白、黑、灰、棕等各色均有。颜料来自植物和矿物。绘画的刷子是鸟羽和兽毛制成的；还发现了形同中国毛笔状的绘画工具。绘画手法完全是写实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神话故事、祭祀典礼、战争场景、海边渔村生活情景、审讯战俘、迎接宾客、象形文字等。这一切揭示了当时玛雅人的生活习惯、体型容貌、服饰穿戴、作战武器、房屋形状、宗教信仰、劳动场景等。

（四）数学

玛雅人发明了自己独特的计算法，使用二十进位制，并有了“零”的概念。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零”的人。他们用三个符号记数：“贝壳”（“”）表示“零”；“点”（“·”）表示“1”；“横”（“—”）表示“5”。“点”、“横”组合构成“2”至“19”各数。“19”以上的数用移位表示。当今世界通用的“十进位制”中的“10”是将“1”向左移位、再在其右侧加“0”组成。玛雅人的“20”是将“·”向上移位、再在其下方加“”组成。第二位为“20”，第三位为“20×20＝400”，第四位为“400×20＝8000”，以此向上类推。

玛雅数字“0”和1～19

玛雅人的数学计算广泛应用在贸易、历法、天文等方面。

（五）天文

玛雅人的天文知识相当丰富。他们通过对太阳运行的观察，确定一年为365.242天，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365.2423天几乎完全一致。他们通过对月亮运行的观察，确定每月为29.53020天，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29.53059天亦相差无几。他们还对其他行星、恒星和星座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并算出了行星绕日运行的周期，如金星运行周期为584天、火星为780天。北极星恒定不动。玛雅人在建造房屋和庙宇时通常都以北极星为基准选定方位，预卜吉、凶。

玛雅数字计算法举例

玛雅人是如何观测星球运行的呢？他们通常利用庙宇进行观察。大多数庙宇都建在高高的金字塔形基座上，凌空而立。庙宇顶端留着缝隙、或在顶上竖两根交叉的木棍，用以观测天体的运行情景，记录太阳、月亮、金星及其他行星升、降的时间和方位。它们在同一个时间、方位第二次升、降时，即为一个周期。

（六）历法

玛雅人通过对天体运动的观测和计算，根据宗教、农事活动和记事的需要，制定出了多种历法，主要的有三种：神历、“阿布”（Haab）历和轮回历。

神历260天，主卜未来，有20个神灵轮流主司这260天。用这20个神灵与13个数字（1至13的玛雅数字）相配合轮转，以决定某神主司的日期。260天正好一轮。

“阿布”历365天，与现代的“阳历”相似，但分19个月，前18个月各为20天，最后一个月为5天。日有日神，月有月神，最后一个月的5天被视为不吉利的日子。

轮回历为神历260天与“阿布”历365天的组合，两者相配轮转，18980天为一个轮回。一年365天，18980天正好是52年。玛雅人认为52年为一个轮回，以示天地之复始。

还有一个“长纪年历”，用以记录历史年代。玛雅人认为世界是会毁灭而又复生的。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第5次复生的世界。据石碑铭文推算，这第5次复生的时间是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世界每隔5200年毁灭、复生一次。

（七）文字

玛雅人的象形文字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骄傲。文字结构很复杂：形象在中间，四周有附加连缀和语尾变化；出现了表意符号；一个字往往就是一句话。句子按动词→实词→主词次序排列。

玛雅文字大多书写在纸上（纸用树皮制成），或者雕刻在石柱、石碑上。壁画、木刻、玉雕、贝雕、骨雕以及陶器上也有铭文。表述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关于天文、占卜、历法、历史、统治者的生平和世系、医药、植物、动物、地图和战争、结盟等事件的记载。

玛雅人的古书抄本绝大部分被西班牙入侵者烧毁了，现仅残存三部，分别收藏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德累斯顿。幸好大批石刻未遭破坏，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古代文明遗产。至今已有85％的现存玛雅文字被诠释、翻译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玛雅文明的真实面貌将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

3 基普（印卡结绳记事）

第四章 印卡文明

印卡（Inca）文明是安第斯山中部地区4000余年文明发展的结晶。4000余年间，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的发展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的基础是农业灌溉工程的发展和发达。而文化成就则体现在社会政治体制和陶器制品形态的确立和发展上。根据这一文化成就，可将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的发展分成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公元前4700年～公元前1000年为农耕初期阶段，氏族公社形成。

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2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出现了神权政治国家。

公元前200年～公元450年为列国兴盛时期。

公元450～1450年为战国时期。

公元1450～1532年为印卡帝国时期。

由是观之，为了充分展示印卡文明的辉煌，就必须探究其兴起前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发展的轨迹，并陈述其成就。

一、前印卡文明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太平洋沿岸区、山区和森林区。太平洋沿岸区从太平洋岸到安第斯山麓。北部较宽，最宽处达200公里；越向南越窄；南北长约1900公里，分布着50余片河谷地带。形成河谷的水流源自安第斯山。这些河谷地带是农业生产基地；而形成河谷的水流又是联结沿岸和内地山区的通道。山区实为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地带（又分为北部高原、中部高原和南部高原），间有海拔5000～6000米的高山和海拔1500～2500米的谷地。高山区终年积雪，气候寒冷；高原和谷地年降雨量在200～500毫米之间，气候凉爽宜人。森林区位于安第斯山脉以东，为热带雨林区，气候炎热。沿岸区和山区远古时代即有人类活动，是前印卡文明孕育、发展的基地。

从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1万年前即有人类在高原和沿岸地带繁衍生息，从事渔猎、采集活动。公元前2300年前，人类开始过定居生活，从事农耕作业。古人类农耕生活的遗址大多是在沿岸地带发掘出来的。古人类遗址瓦卡普里埃塔（Huaca Prieta，位于北部奇卡马谷地）出土了葫芦、棉花、南瓜、菜豆、辣椒、慈菇等作物。这些作物是在河边平地栽种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灌溉工程。房屋为半地下式，单间或两间结构，墙壁嵌有鹅卵石，房顶覆以木片。棉花是纺织的主要原料，尚未发明织机，用手搓、捻、编绕、打结，制成布片。用同样的技艺编制席子、筐篮和渔网。在另一古人类遗址埃尔阿斯佩罗（Elaspero，位于北部苏佩谷地）发掘出一组村落。村落一般很小，由数间房屋组成。房屋墙壁用土坯、石块垒就。还发掘出一原始庙宇，坐落在一高台上，四周有围墙，整个院落约1平方米。庙宇的出现表明了村落集体祭祀的开始。而出土的原始玉米和陶片证明，当地已进入了农耕时期。这一时期的村落为氏族社会，政治上相互独立。

（一）文明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和晚期。早期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同一性；晚期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1.早期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的先人们进入农耕时期后，开始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制作技艺的改进过程。公元前1000年左右，安第斯山中部地区进入了文明的形成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是沿岸北部地区和高原北部地区，又以高原北部地区的查文德万塔尔（Chavinde Huantar）遗址为代表。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在安卡什谷地的莫斯纳河左岸，为一祭祀中心的建筑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其建筑和出土文物的风格，称之为“查文文化”。查文文化的风格散见于沿岸区和山区各地，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同一性。这同一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沟修渠，出现了农业灌溉工程。农业灌溉工程规模尚小，但已将若干村落（或曰氏族公社）联结了起来。与此同时，种植的作物品种也增多了，有了玉米、花生、木薯、鳄梨等作物。

（2）村落扩大，出现了大型的建筑。村落由若干独间房舍集聚而成。房舍的墙壁用石块或（方形或锥形的）土坯砌成，茅草盖顶。最引人注目的是庙宇建筑。高耸，宽大，众多房间，阶梯通道，廊柱相间，石块或土坯砌墙，墙面有壁画、雕刻。庙宇建筑的代表作是高原北部地区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出土的建筑群。这一建筑群为一大型庙宇。基础约23平方米，呈金字塔形上升，高达15米，内分三层，上下有楼梯和扶手；房间面积1～1.5平方米，有走廊相连；有通风孔透气。墙壁用石块和石板砌成，每两层石板加两层石块，交替上砌。石板和石块磨修得整齐美观。墙上有壁画；支柱上雕有人头或兽头像。支柱为石柱，多呈六面形，五面嵌在墙壁里，一面朝外，为浅浮雕头像。最著名的石柱是“雷蒙迪”（R aim ondi）石柱，形象半人半兽，头顶高冠。这一风格的雕刻在沿岸地区和山区各地均有发现。

（3）祭祀中心形成，崇拜豹神。庙宇建筑的规模和辉煌证明了祭祀中心的形成。祭祀中心已突破一个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范围，成了若干个村落（或曰氏族公社）朝拜的圣地。这表明信仰的趋同。崇拜豹神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基础。庙宇壁画和石柱上雕刻半人半兽像多半为半人半豹像：有人脸豹身像，有人脸人身兽形四肢像，还有半人半豹面庞像。陶器制品和金属制品上也有类似的形象。

（4）制作工艺的进步。这表现在日常用品和祭祀物品上。陶器按模型制作，经窑烧而成，造型多样，其上雕有人头或兽头、人像、动物和植物，还有房舍和几何图案。纺织工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发明了织布机，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纺织品种类增多，有平面布、锦缎、罗纱、毯子等；织物上出现了豹身、秃鹰图案；还制作出了羽毛头饰和布斗篷，最重大的发明是金、银加热处理工艺，使用打、接焊、退火、浮花技术，制成首饰等物件。还发现了新金属品种铜和锡。出现了石雕制品；但只是些浅浮雕，尚未有圆雕。

（5）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一些家庭日常用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石臼、石杵用以捣碎加工食物；石碗、石盒、陶壶、柳条筐篮用以盛物；骨锥、骨针用以缝制衣裳。

（6）出现了国家的雏型。祭祀中心的庙宇由一特殊阶层——祭司掌管。他们不仅主持祭祀活动，还负责指导周围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农事活动，并负责组织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合作开辟梯田和修筑灌溉工程、共同修筑道路和架设桥梁。在此基础上，祭祀中心及其周围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形成了一种超越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社会联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神权政治国家。

2.晚期

在地方生态环境的影响下，早期文化的同一性发生了异变，开始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比较突出的文化中心有6个：沿岸北部地区的萨利纳尔（Salinar，位于奇卡马河谷）、高原北部地区的查文德万塔尔和瓦拉斯（Huaraz）、沿岸中部地区的昌凯（Chancay）、高原中部地区的查纳帕塔（Chanapata）、沿岸南部地区的帕拉卡斯（Paracas）和的的喀喀湖南岸高原上的奇里帕（Chirpai）。它们之间的异同综述如下：

（1）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沿岸地区主要在河谷地带的上游狭窄处兴修灌溉工程；高原地带主要修建梯田。开始使用石锹耕种土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增多，又有了菜豆、黄瓜等。与此同时，开始种植古柯，饲养豚鼠，用玉米和一些水果发酵制成一种称之为“奇恰酒”（Chicha）的饮料。

（2）北部沿岸和高原地区的国家形态继续发展完善，祭祀中心的权力增大，加强对灌溉工程的控制和管理，开始发动战争，扩大统治范围。萨利纳尔发明了多种武器，有了矛、投枪、投石器和石弹；山头上还筑起了堡垒。而帕拉卡斯和奇里帕的村落较小，人们居住在半地下式的房舍内。奇里帕房舍很大，内部靠近墙壁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帕拉卡斯的社会等级区分可从墓葬的形式上看出。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形式为洞穴式：凿穿岩石，深约7米，形成竖穴，穴底为墓室，内葬木乃伊。木乃伊裹着多层布片。从布片的质量和裹的层次上可以分辨出社会等级之差异。这时的氏族首领拥有了权力，国家形态刚刚萌芽。

（3）手工制品的地方特色最为显著，特别是陶器的工艺风格尤为突出。萨里纳尔出产的陶器带有白色条形图案，有些陶壶的顶上塑有人像，呈蹲姿，并用泥条同壶嘴相连，形成一把手。昌凯的陶器白底黑彩，即在白色的底上用黑色绘制图形（人形或几何图形）。帕拉卡斯的陶器烧成后，工匠在上面刻图案，再将各种颜料涂入线槽内，现出多彩图像。

沿岸南部地区的纺织业特别发达。萨利纳尔只用棉花作原料。而帕拉卡斯已开始使用羊驼毛、龙舌兰纤维和人的头发纺织了；织物品种众多，生产出了更为精美的罗纱、花缎、单面布、彩饰布等。

冶金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奇里帕和帕拉卡斯制造出了纯铜物品。昌凯和萨里纳斯有了金铜合金。镀金术、雕刻术和铸造术初步发展。

发明了原始的乐器：陶笙、5孔长笛。

（4）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人们有了更为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具：陶壶、陶罐、石碗、皮囊、葫芦瓢、柳条筐和篮等。有了骨刀、骨凿。人们开始注意穿戴。沿岸北部地区有了齐膝长的裙子和各式帽子。帕拉卡斯做出了衬衫、围巾、短裤、腰带、头巾等。

（二）列国兴盛时期

在各地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50年间，生产分工扩大，手工业大发展；社会阶级形成，武士—祭司阶级成了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国家形态趋于成熟，出现了一批地方性的国家。文化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帕拉卡斯、高原南部地区的普卡拉（Pucara）、沿岸南部地区的纳斯卡、高原中部地区的雷夸伊（Recuay）、沿岸北部地区的莫奇卡（Mochica）以及沿岸中部地区的利马。它们的文化特征既有相异点、又有雷同处。而通过战争和人员流动，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现将列国文化之异同综述如下：

1.农业生产大发展。大部分可耕种、可灌溉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沿岸河谷地带大力兴办水利，挖沟，修渠，建设供水网，不仅供应本河谷各村落的用水，还通过陶制导水管将水引向邻近的一些河谷。高原地区修建了大面积梯田。为了增产，人们乘芦苇筏到近海的小岛上挖取鸟粪肥田。

种植的作物已达数百种，而且沿岸、山区还出现了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马铃薯、玉米、白薯、花生、南瓜、菜豆等为主要作物，各地区都有大面积的种植。

畜牧业也有了发展。大批放牧骆马和羊驼。骆马和羊驼不仅产毛和肉，还用作运输。

2.房屋建筑宏伟。各国均兴建了大型庙宇和宫殿。沿岸地区多半用土坯建房，筑在高高的土墩上。最宏伟的建筑物是莫奇卡的“太阳神庙”。土墩底边长228米、宽136米、高18米。土墩上建有一金字塔形的神庙，面积约103平方米，高达23米。神庙用泥柱支撑，柱间用长方形土坯填实。有的庙宇不用土墩，直接建在小山上。高原地区用石块作建筑材料。雷夸伊的庙宇是楼层式的，上下有数层。而普卡拉的宗教中心的石料建筑更是建筑设计的典范。4平方米大小的院落，三面建有石墙小屋；小屋的门朝院子，每个屋内有石板祭坛，院子地底下为两排石砌墓穴。

除宗教建筑外，还有用于战争的建筑。在战略要地修建堡垒，保卫谷地及河谷地带，被围困时用作避难所。

3.战争已非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即战争不再仅仅是为了个人荣誉，或掠夺财物，或捉拿俘虏献祭神灵，而是开始用以扩展疆土了。武士已是全副武装，手持盾牌，戴盔披甲，使用长矛、掷矛、砍刀、金属头槌。作战时吹螺号助战，催动军犬攻敌。

军事首领和高级祭司是同一个人。他也是一国之君。他又是神人合一的人物，代表神治理天下。

4.因此，形成了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莫奇卡的国家形态比较完善。其疆土包括兰巴耶克（Lambayeque）、奇卡马（Chicam a）、莫切（Moche）、维鲁（Verú）、查奥（Chao）、瓦迈雅尼亚（Huamanyaña）、圣纳那（Santa Nana）和内佩尼亚（Nepeña）等8个河谷地带，总面积达6585平方公里。武士—祭司阶级构成了统治集团。他们掌握、指挥军队，主持祭祀典礼，惩罚敢于冒犯他们的人。国家的上层结构呈金字塔形。国君为最高统治者，是神的代表。他的权力基础是武士和祭司。

农民构成了平民阶级，是社会的基础阶层。他们不仅要耕种田地，还要出劳力修建公共工程：灌溉工程、庙宇、宫殿和堡垒。他们也要参军作战。还有一个中间阶级，由信使、随从、官吏、工匠、医生、奏乐人和舞蹈者等组成。

5.信奉自然神。世间一切活物和自然现象、自然物体（如山、水等）均被视为神明，加以祀奉。众神之上有个支配一切的最高的神灵。莫奇卡国的最高神灵形象是个皱面、獠牙、长有猫胡的老人。它主司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干预农事活动、战争、驱魔、治病等。

纳斯卡和帕拉卡斯的社会、宗教形态与沿岸北部地区不同。国家组织相对落后；不着力于建筑庙宇、宫殿和堡垒，而专注于纺织业的发展。然而，纺织业的发展远远超越了日常的生活需求，除实用意义外，还具有了一种社会—宗教意义。人们崇敬亡灵，祭祀亡灵。他们将去世的人内脏掏空，晒干尸体，而后用布匹裹上一层又一层，埋葬于地下。从裹尸布的精美程度和裹尸处理的精细程度上，可看出去世者的社会地位和人们对他的崇敬程度。

6.手工制品更臻精美。这精美不是表现在技术特色上，而是表现在艺术风格和工艺精细上。沿岸北部地区的陶器仍为模制，但装饰图案的底色已用白色，图案色彩单调；而纳斯卡的陶器装饰图案用的底色有白，还有红，图案色彩相当丰富，有11种颜色，图案多为动物、植物和人像。沿岸北部地区的图案比较复杂，有人像、飞鸟、走兽、游鱼，更有祭祀仪式、战争场面、人类的日常生活（包括性生活）、农事活动等，揭示了当时社会、宗教、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纳斯卡的纺织品精美绝伦，编织业也相当发达。而最具特色的是使用的颜色。基本颜色有11种，已发现的色彩多达190余种。纺织品不仅供应本地所需，还远销山区。服装成了列国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不同标志。

金属制品比以前更加普及，不仅有金、银、铜质制品，还有各种合金制品。主要是首饰和祭祀用品；但莫奇卡已用铜制成矛尖、斧头、掘地棒的尖头。

骨雕、贝雕和石雕的工艺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主题类似于陶器。

这一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归功于国家职能的发挥。国家组织、指导全国性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灌溉工程、梯田、庙宇、宫殿等）和对外扩张活动；而战争、祭祀活动和上层阶级的生活需求则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增加和手工制品质量的提高。武士—祭司阶级就是国家的代表；武士、祭司们要求平民百姓提供足够的粮食和精美的物品；平民百姓为他们服务，就是为国家效力。

（三）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帝国时期，蒂亚瓦纳科文化占统治地位；后一阶段为列国复兴时期，地方文化得到发展。

1.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

列国兴盛时期，主要是国内的发展。土地耕种面积扩大，生产增加；人口增多；手工制造业发达，工匠人数增多；社会、政治、宗教结构确立。列国兴盛时期末期，由于地理、生态条件的限制，土地耕种面积难以再扩展，生产停滞，国内生产已不足所需。比较弱小的国家出兵到邻国抢掠；比较强大的国家则出兵征服邻国，强迫当地人纳税进贡，扩大本国文化和宗教影响。蒂亚瓦纳科国是向外扩张最积极的国家；公元1000年左右，它的文化影响遍及几乎整个安第斯山中部地区。

蒂亚瓦纳科文化兴起于高原南部地区，兴盛于公元3～8世纪；其代表遗址位于的的喀喀湖南岸今玻利维亚境内的的的喀喀镇，离湖约20公里。遗址范围宽广，长约1000米，宽达450米，为一建筑群，内有一些石台、院落、土墩、雕刻的石块、石头建筑、石阶和石门。有些石块重达100吨。石块取自4～5公里远的采石场，加工成长方形，垒砌整齐，用铜锔子连固。主要建筑物设在一座平台上。平台原是一座小山，削平山头成为一石台，面积约65平方米，高达15米；上有房屋和贮水池。可能是座堡垒。另一大型建筑物为一长方形平台，面积约42平方米，有大型竖石板贴面，石板间填有石块。平台上有一方形凹陷院落，由一巨石凿成的台阶进入。院内有人形石柱和著名的石门——“太阳门”。石门为一长方形巨石，高约3米，门楣上雕有人像、秃鹰和太阳。人像眼睛的下方有一斑或两斑泪痕；考古学、历史学上称之为“流泪之神”。人形石柱呈方形，人呈立姿，面带威严，蓄有胡须，双手置于腹部。这种雕刻风格也见诸于陶器和纺织物上。蒂亚瓦纳科的石刻风格传播最广；石刻除人形石柱外，还有门的饰带和榫在建筑物上的石人头和石兽头。蒂亚瓦纳科文化的特征和艺术风格见诸于今玻利维亚东部的科恰班巴（Cochabamba）、今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Arequipa）、今智利北部的卡拉马（Calama）、今秘鲁高原的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岸地区。这表明了文化的同一性。

文化同一性是通过军事扩张、征服活动形成的。公元9世纪初，蒂亚瓦纳科国开始向外扩张，攻城掠地，建立了帝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阶级不仅横征暴敛，强迫被征服的人们信奉国神——“流泪之神”，即太阳神。地方上反抗不断，竭力摆脱外来的信仰和统治；帝国军队四处镇压。灌溉工程废弃，生产下降。12世纪，地方势力复国运动兴起，帝国衰亡。

2.列国复兴时期

公元12世纪，蒂亚瓦纳科帝国解体，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再次分裂成一大批小国，进入了列国复兴的时期。然而，复兴的国家已非原先国家的再现，出现了兼并现象，新国家的疆域要大于列国兴盛时期的国家；文化也不是原先各国文化的自我恢复，而是融会了包括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文化在内的各早期文化的新型文化的发展。沿岸地区的新国家都统治着几个邻近的河谷。沿岸北部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是奇穆（Chimú）国，由9个河谷组成，疆界南至奇永河，北抵通贝斯，首都设在昌昌（Chanchan）城。沿岸中部地区的大国是库伊斯曼库（Cuismancu）国和丘基曼库（Chuquimancu）国。沿岸南部地区的大国是钦查（Chincha）国（包括早先的纳斯卡国）。高原地区有蒂亚瓦纳科国、万卡（Huanca）国、昌卡（Chanca）国等。文化的同一性消失了，各地区出现了新型的文化。沿岸北部地区在保留了其建筑和艺术风格地方特性的同时，还发明了铜砷合金和镀银术。高原北部地区在承继了查文文化传统的同时，建筑了具有新风格的庙宇。沿岸南部地区在坚持发展自己的纺织业和坚持当地墓葬习俗的同时，织物上继续使用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的图案和风格。中部高原地区的制陶工艺有了改进，出现了用“反画法”制出的双色陶壶。

蒂亚瓦纳科帝国崩溃后，最强盛的国家是奇穆国。它在短时间里即整修好灌溉系统，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它继承了早期莫奇卡文化传统，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青铜。用90％的铜和10％的锡制成合金，即成青铜。完全掌握了金属冶炼、锻造技术，还发展了镶嵌工艺，不仅能制作各种首饰（有的首饰上嵌有宝石），还研制出了金盘、银盘、铜盘、青铜盘等（有的盘上有浮雕）。人们用青铜打制成掘地棒的尖头、小刀和针，并打制成短剑、匕首、锤、护胸，供武士使用。纺织品和陶器开始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沿用早先的鸟、兽、鱼和几何图形，没有许多新意。这一特色也反映在石雕和壁画上。奇穆人是多神论者，主要崇拜太阳神、月亮神、海神和风神。

城市化势头加剧，人口集中到各大型居民点——市镇的雏型。首都昌昌城位于莫切（Moche）河谷，面积约28.5平方公里，人口达数十万，为一政治、宗教中心。昌昌城是美洲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规划有致，城内划分10个大区，有街道相隔；街区呈长方形，平均长200～500米、宽100～300米，周围有土墙环绕。区内有住宅、仓库、菜园、墓地、宫殿、庙宇、水渠、水池、会堂、露天市场等。这可能是个民族聚居区。各大区之间还有一些小区，可能是工匠和其他劳动者的居住区。

昌昌城的建筑模式在沿岸地区普遍推广。不仅市镇，就连村落的四周也筑起了围墙。显然，人们居住在围墙内要安全得多。但这一模式在高原地带不多见。那里人口稀少，居住分散。

1476年，奇穆国被印卡国兼并。

二、印卡文明

印卡国位于库斯科（Cuzco）谷地，兴起于公元12世纪，由11个艾柳（Ayllú，氏族公社）组成，讲克丘亚（quechua）语，建都库斯科城。神话传说称其第一代国君名为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他是太阳的儿子。实行世袭制。第二代国君名为辛奇·罗卡（Sinchi Roca）；第三代国君：利奥克·尤潘基（Lloque Yupanqui）；第四代国君：马伊塔·卡帕克（Mayta Capac）；第五代国君：卡帕克·尤潘基（Capac Yupanqui）；第六代国君：印卡·罗卡（Inca Roca）；第七代国君：雅瓦尔·瓦卡克（Yahuar Huacac）。这七代君王统治期间为兴国时期，具体情况只有神话传说，史称“传说时期”。从第八代国君维拉科查·印卡（Viracocha Inca，1438～1463年）开始，进入“历史时期”。1438年，维拉科查兴兵向外扩张，征服了库斯科谷地和的的喀喀地区。1463年，他儿子帕查库蒂·印卡（Pachacuti Inca）继位，国力鼎盛。他挥师北伐，占领今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直打到今厄瓜多尔沿海地区。而后，他让他儿子托帕·印卡·尤潘基（Topa Inca Yupanqui）指挥大军沿海岸南下，攻打奇穆国；获胜后，继续向南推进至纳斯卡地区。1471年，帕查库蒂·印卡去世，托帕·印卡·尤潘基继位。他继位后，继续催师南进，穿过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地区，一直挺进至今智利中部的毛莱河畔。他的军队在那里受到了阿劳坎人的顽强抵抗。他被迫回师进入今阿根廷北部高原地区，一直打到今图库曼。1493年，瓦伊纳克·卡帕克（Huaynac Capac）继位，统一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列国，形成一疆域辽阔的帝国。疆土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东部地区除外）以及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人口约400万。1527年，瓦伊纳克·卡帕克去世；两个儿子瓦斯卡尔（Hua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争夺王位，爆发内战。1532年，阿塔瓦尔帕夺取王位。同年，西班牙入侵者进入印卡帝国，翌年杀害阿塔瓦尔帕，占领库斯科，宣告印卡帝国消亡。但印卡王朝一直同西班牙入侵者战斗到1572年才告终结。

印卡国的兴起和鼎盛得益于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早先列国的文化发展。在列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印卡文明。印卡文明是早先列国文化发展的顶峰，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有了自己的特色。

（一）经济制度

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和水利工程为根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土地均为国王的财产，由帝国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划分成三部分：庙宇土地、政府土地和农民土地。庙宇土地专门用以供养国神——太阳神庙宇和地方神庙的祭司及其仆役。政府土地专门用以供养帝国王室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与以备急时之需。农民土地用以维持农民各家各户的生活。这三部分土地均由农民耕种。农民首先耕种庙宇土地，接着耕种政府土地，最后耕种自家的土地。农民土地面积的大小根据一家人口及其他需要而定。农事活动根据节气进行，由政府官员统一指挥。

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帝国政府组织劳力整修梯田。有些地方连45度的山坡上也整出了梯田，种植区域一直延展到海拔4000米左右。

用掘土棒（尖头往往包以金属片）松土；用锹平地、下种。山区用羊驼粪、骆马粪和人粪肥田；沿岸地区用鸟粪作肥料。精耕细作。单位产量比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高出一倍。

农忙时节，抢收抢种，农民互助成风。哪家若劳力短缺、生病、残疾或从军在外，村民都会主动帮忙。有时政府官员也出面组织人力帮忙。目的是不让一分可耕之地撂荒。

水利是粮食生产的命脉。沿岸河谷地带整沟修渠，山区筑坝、修导水槽，引水灌溉平川庄稼地和梯田。沟渠纵横，灌溉网络连片，导水槽长达100余公里。据此，有些学者称印卡文明为“灌溉文明”。这是不无道理的。

农作物品种达数十种。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种植作物。沿岸河谷地带和高原上的谷地里多种植玉米，山区多种马铃薯、木薯、白薯等块茎作物。主要作物有：粮食作物——玉米、黍子等5种；豆类——青菜豆、红菜豆、利马豆等4种；水果类——菠萝、木瓜、鳄梨、黄瓜、番石榴、西番莲等14种；块茎类——马铃薯、木薯、白薯、花生、姜等16种；其他类——辣椒、可可、古柯、棉花、烟草、马黛茶、葫芦、芦苇等25种。

帝国也注重发展畜牧业。政府同样划出专门牧场，亦为三部分：庙宇牧场、政府牧场和农民牧场。庙宇牧场上饲养的羊驼、骆马主要用于献祭。政府牧场上放牧的羊驼和骆马主要用于产毛。农民每家最多只能饲养10只羊驼和骆马，主要用于运输。除了羊驼和骆马外，帝国境内没有其他大牲畜。农民家只豢养狗和豚鼠；有些地方还放养着一种鸭，当地称之为麝香鸭。

贸易极不发达。没有货币流通，只有物物交换。收获季节有集市贸易，山区和沿岸地区的人们进行物品交换：山区的产品为毛皮、兽肉、金属制品、山货等；沿岸地区提供蔬菜、水果、棉花、玉米，还有鸟粪。政府控制着粮食的调运，使沿岸地区和山区相互调剂粮食种类，以改变口粮的单一状况。

（二）政治制度

帝国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王和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

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神的代表。王室成员处于政治的最上层。他们只俯首于国王。

中央集权制得以实行的保证是有一完整的行政体系和交通信息网。

1.行政体系

印卡帝国本名塔万廷苏约（Tahuantinsuyo，意为“四个联合在一起的地区”）。全国分为4个大区（Suyo，苏约）：钦查苏约（Chinchasuyo），包括今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地区；安蒂苏约（Antisuyo），包括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区；孔蒂苏约（Contisuyo），包括今秘鲁南部沿岸地区；科利亚苏约（Collasuyo），包括玻利维亚高原、阿根廷西北部和智利北部。大区下设若干行省（Wamani，瓦马尼），各省建有省会。各省分为两个专区（Saya，萨亚）。专区由若干村落（Ayllú，艾柳）组成。

帝国最高统治者为国王，称为萨帕·印卡（Sapa Inca）。国都设在库斯科城。城市由王家建筑师设计、监督修建。有一中心广场，四周建有神庙、宫殿，供王公贵族、祭司及其助手居住。建筑物用石块垒砌。最著名的是太阳神庙。外围辟为街区，有街道相隔，划分给不同社会等级和职业的人居住。有4条大道通往4个大区。城市没有城墙；城外山冈上建有堡垒，最著名的是萨克萨瓦曼堡（Sacsahuaman）。此堡为库斯科的防御工事之一，建在城北高于城市200米的小山上，占地4平方公里。依山势建三道石墙，墙高18米，外道墙长550余米。墙内建有瞭望台、粮库、贮水池、武器库和住房。

各省设省会。许多省会是新建的城市。王家建筑师根据库斯科的形制、布局设计建筑了这些新城。

艾柳为行政基础单位，按原村落（或曰氏族公社）而划定。

大区主席称为卡帕克·阿普（Capac Apu），由王族成员担任。各省省长也由王族成员担任。王族成员包括国王的兄弟、子嗣及原印卡国11个艾柳的成员。他们是“生来的印卡人”，构成了国王以下的帝国政治最高层。这一政治层面上还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印卡人”。他们是归顺的非印卡国的国君。他们中也有人担任省长之职的。

2.交通信息网

帝国全境有个交通网。以首都为中心，全国形成了一大信息网络。

有两条大道纵贯南北：一条从通贝斯向南，沿海岸伸展至智利中部地区；另一条穿行于高原地带，北起今厄瓜多尔，南抵今阿根廷西北部。大道两侧均有无数通道联结全国各地。河谷地段和山区谷地的道路有3.5～4.5米宽，为通衢大道；道路两旁有路障，绿树成荫。沙漠地段的通道都有明显的标志。高原地段道路随地形而变化，或平坦，或斜坡，或穿山洞、或拾级上下。逢水架桥或摆渡；遇峡谷搭索桥。各地均有养路工，专门负责道路的修整，以确保道路的畅通。沿途设有驿站，供信使歇脚。他们完全是步行，每天要走240公里左右的路程。信使专门传递信息，保证下情上达、国王和中央政府命令的下传。道路除用于传递信息外，还有其他一些功能：用于军队的调动、运送粮草、商品运输、国王和政府官员出巡等。

海上交通不发达。南部沿岸地区和的的喀喀湖上有用芦苇捆绑成的筏子。北部沿岸地区有独木舟，可用于沿岸运输。

除行政体系和交通信息网外，还有世袭制、移民制度和司法制度确保了帝国的统治。

3.世袭制

印卡帝国的世袭制并不是指王位的父子承继，而是一个政治、社会阶层的父子承继，即原先各国统治阶层的子嗣承继，他们享有的特权世代相承。原先各国的国君要将子嗣送到库斯科接受王家教育，以示效忠。这些国君的子嗣们学成后返归故里，继承父位，为帝国服务。

4.移民制度

帝国采行“米蒂马制”（Mitima，移民制度），将新近征服而又不服统治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或国家迁到政治、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将归顺、效忠印卡国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和国家迁至新近征服的地区。这一制度的实施确保了帝国对征服地的控制，又促进了印卡语言和宗教的传播。但移民们原来的宗教、服饰、习俗等仍保留了下来。

5.司法制度

帝国以宗教和行政手段强化对臣民的控制，以确保其顺从。

祭司们创建了一套十分完善的忏悔制度，诱使官、民人等向他们忏悔自己的不道德言行的思想活动。冲犯神灵（特别是对国王——神的代表不满）、违反庙规等都是不道德的言行。懒惰、偷窃、凶杀等均为犯罪。最严重的罪行是盗窃国家财产、攻击政府官员。这类罪犯通常要处以极刑。罪犯的审讯工作由政府官员负责。注重证据，根据证人的证词判决。

（三）宗教制度

帝国的宗教体制与政权体制是平行的。两者相互配合，以确保帝国的一统。

帝国有国神。国神是原印卡国的主神，名为维拉科查（Viracocha）。它是创造之神，是其他神灵和包括天、地、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它完成创造任务后即以自己的斗篷为舟楫入海而去，让其他神灵管理世界。这些神灵以太阳神为首。太阳神是庄稼的守护神、国王的祖先，代表维拉科查统治世界。因此，帝国的国神是维拉科查的代表太阳神。国王是太阳神的后代，也就成了太阳神在人世间的代表。他代表太阳神统治帝国。

印卡人信奉自然神，对世间万物均奉若神明。一个地方（诸如山顶、洞穴、泉眼、大海、湖泊等）、一件物体（诸如一块石头、先人的遗物等）均成了神地、神物。神灵无数，但它们各有等级。最高者是国神，以下依次为村落（或曰氏族村社）之神、家庭之神。国家级的神灵还有雷神和月亮神。雷神主司降雨；月亮神是太阳神的妻子，主司农事节气。

为了加强统治，国王在全国各地建筑太阳神庙，以统一信仰。神庙内不仅仅供奉太阳神，也供奉各地方的主神，有贵族出身的贞女或尼姑为之服务。太阳神庙是各地的主要神庙，还有其他地方性的神庙。神庙是供奉神祇的地方，不是举行祭祀典礼的地方。

神庙由祭司主持。祭司为神服务，是个特殊的特权阶层。祭司阶层也分等级：国王的一个兄弟为总祭司；以下为高级祭司；再下层为低级祭司。高级祭司由祭司会议推选，无继承权；他们大多为王室成员，主持主要神庙和大型祭祀典礼。下级祭司是世袭的，主持地方上的小型太阳神庙。地方性的神庙由当地平民主持。

祭司的任务是：主持祭祀典礼、宰牲（骆马、或羊驼、或豚鼠）献祭、祷告、占卜、听忏悔、治病疗伤。根据农事节气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在广场上举行，有一定的程序：祷告，杀牲献祭，献祭品（如古柯、贝壳、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洒神水，舞蹈，朗诵和演戏，喝奇恰酒。

祭司在帝国的一切事务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他们利用占卜，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王位继承人、决定忏悔的真伪、诊断疾病等。他们利用听忏悔，不仅控制着普通百姓，还控制了贵族等。总之，祭司这一特殊阶层充分发挥了其政治、社会功能，为帝国的一统尽心尽责。

（四）军事制度

帝国实行征兵制。兵源来自所有顺从的省份。军队由王室成员指挥。

帝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对被征服国家的政治控制和保证赋税的征收。再一个任务就是镇压暴乱和反抗。

所有战俘和战利品一律上交政府官员处理。官兵一律不得将被俘人员沦为自家的奴隶。祭司不得用俘虏献祭。

官兵论功受赏，赢得荣誉和某些特权。

（五）社会结构

帝国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结构。根据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划分，帝国存在着两大社会阶级：上层阶级（或曰贵族阶级）和下层阶级（或曰平民阶级），前者是统治者，帝国利益的代表；后者是社会的大多数，农业生产者。

1.上层阶级

阶级内部又分为不同的等级，构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塔顶是国王。其下为原印卡国11个艾柳的成员。再下面是“有特权的印卡人”和其他官员。

政府官员、祭司和军官均出自上层阶级。他们的主要责任是保证帝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秩序，以及保证平民百姓受到正当待遇和尽到应尽的义务。

贵族们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居住在高大宽敞的宫殿里，穿金戴银，使用银碗、银盘、细陶器皿，有仆役侍候。生活待遇和仆役的多少，根据等级而定。他们以轿代步，要人抬着走；端坐木凳之上，受人参拜；行猎取乐；死后由妻子、仆从陪葬。

贵族可取几个妻子。不实行族内婚，实行阶级内部婚。因此，妻子多娶自外族、外地。这是用联姻方式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新型制度。国王例外。他必须从自己的亲姐妹中挑选一人为妻，以确保血统的纯净。

贵族的子嗣接受特别教育，准备将来充当祭司、武士或行政官员。女孩通常在“修道院”受训，而后出嫁，或当高级尼姑，或成为特选女子，在神庙里服务。

其实，贵族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个人独自的权力。他们的土地、权力、地位、仆役都是国王授予的。他们若有不忠的言行，与庶民同罪。

2.下层阶级

平民以农民为主体。农民不是帝国的纳税人。他们只提供劳动力，为政府和庙宇的土地和牧场耕种、放牧，参加公共工程建设，服兵役，充当贵族的仆役。这些都是他们为帝国应尽的义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回家乡，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按当地的习俗过活，信奉本村的神祇。

农民的住房简陋。一家人挤住在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里。屋子既矮又小，没有窗户。山区用石头垒墙，沿岸地区用土坯砌墙。屋顶呈“山”字形，用茅草覆盖。

移民的住地，房屋群集，直系亲属集中居住一处。村落四周筑有围墙。

平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极简单。泥土垒灶，使用陶壶、陶盘、木杯、木杓，用石板、石块，或石臼、石杵加工粮食。

平民就地而眠，席地而坐。凳子是贵族老爷的专座。

平民穿的衣服都是布料。男人着短裤，上身穿无袖齐膝短袍——一块长方形的布，中央开个口用以套头，两边用线缝起即成。妇女穿齐踝的筒裙，上身至腋下，用带子挂在肩上。男女都披皮斗篷和穿皮带鞋。他们不得穿毛料织品，不得配戴金、银首饰。

平民中还有一类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有一种人叫做“亚纳科纳”（yanacona）。他们从事护卫、土地管理工作，负责公共工程和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出身于平民，也有些人出身于贵族。他们不是奴隶，不能被随意买卖。他们为贵族阶级服务，与贵族阶级关系很融洽。另一种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是工匠。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村落，生活在城市中，从事专门劳动，生产金属、纺织品、木制品、石制品、陶器等产品。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也是贵族阶级。

（六）科技与文化

帝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吸收了早先各国、各地区的成果，出现了集中化、标准化的趋向。各地能工巧匠集中到首都库斯科，根据王家和贵族阶级的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成就体现在建筑、纺织、制陶和冶金等方面。与此同时，文化方面（诸如文学、音乐、医药等）的成就也很突出。

1.建筑

帝国的著名建筑是“巨石建筑”。宫殿、庙宇、堡垒、公共澡堂、山区民居，甚至坟墓都用石块垒墙。许多石块重量上吨，有的达数吨。有些石块按其形状就地势放置，有些石块则经加工使用。石块垒砌严丝合缝，就连薄薄的刀片也插不进去。石块加工使用石锤、青铜凿打制，用沙子打磨。房屋多为一层、两层，三层楼房很少见。尚未有弓形结构，多为梁柱结构。房间不大，屋顶盖茅草。建筑风格特征为：石块用凹凸法接合，不用粘合物；石块上有瘤状凸出部（为方便搬运修凿而成）；门呈梯形状；最为突出的是墙上有成排的壁龛，彼此相邻。

“巨石建筑”的代表作有上文提及的萨克萨瓦曼以及马丘皮克丘（Machu Picchu）和奥利扬泰坦博城堡（Ollantay Tambo）。马丘皮克丘城位于库斯科西北约75公里处，建在马丘皮克丘山和瓦伊纳皮克丘山之间的山梁上。城的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南面筑有两道石墙。外墙开一小门，有条小道从小门通山下。两道石墙之间为梯田。内墙里面为一城池，依山势建筑，有广场、宫殿、庙宇、民居、作坊、兵营等建筑物；建筑物之间有阶梯相通。奥利扬泰坦博城堡位于库斯科城北约50公里处，建在图里马约河与乌鲁班巴河交汇处的山坡上。城堡形状与马丘皮克丘城类似，亦为一依山势修建的建筑群。建筑物上有浮雕，多为蛇、豹形象。这些形象的装饰意义远远超过了早先的宗教意义。

2.纺织

较之列国鼎盛时期，帝国时期的纺织技术没有多少进步。普遍使用前莫奇卡国发明的横式织机：将经线绕在两根平行的横杆上，一根固定在木柱上，另一根拴在织工的腰带上。高原南部地区使用一种竖式织机。横式织机用以纺织平布或条纹布；竖式织机用以纺制多种色彩的织毯。纺织原料多种多样。棉花制成质地比较粗糙的布匹。羊驼毛制成比较精细的织物。小羊驼的毛特软，用以织制上等精美毛料。引人注目的是织物上的色彩和图案。色彩种类繁多，有近200种之多，组配和谐、自然。图案多为动物、植物、人像、几何图形；现实主义色彩浓厚，没有了宗教含义。

3.制陶

帝国时期的制陶业有两大特点：一为标准化；二为大批量生产。就技术而言，较之列国兴盛时期没有多大提高。陶器（诸如罐、壶、钵、盆等）引人注目的是其装饰图案。同织物上的图案相仿，花、鸟、虫、鱼、人、豹、蛇、羊驼等形象逼真，几何图形讲究对称。图案世俗气息浓重，失去了宗教色彩。

4.冶金

矿山为王家所有。劳动力主要是抽调来尽劳动义务的农民。他们定期轮换；期满后即回家乡。在今厄瓜多尔开采白金；在今玻利维亚开采锡。开采出的矿石在高山上熔炼，为的是利用山风煽火。

金属加工工艺已相当先进、完善。工匠们掌握了铸造、锻造、压模、装饰、镶嵌、焊接、铆接等多种技艺，应用锡和铜制成青铜，利用水银和砷制造合金。

用金、银、铜打制首饰。用铜、青铜制成斧、凿、刀、镜、镊、针等工具和棍、剑、匕首等武器。

5.文学

帝国时期已有了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叙事诗、抒情诗等。其内容多半是非宗教性质的，除少许神话传说外，主要是战争业绩、英雄人物和爱情故事。流传最广的是一则爱情故事：奥利扬泰（Ollantay）是王室的一名卫士，平民出身，与公主科伊约相爱私通，向印卡国王帕查库蒂求婚。国王不允，将公主关进“修道院”。公主生一女儿。奥利扬泰起兵反叛。帕查库蒂用计俘获奥利扬泰，将其押往太阳神庙献祭。这时帕查库蒂驾崩，托帕·印卡·尤潘基继位，赦免奥利扬泰死罪，让他与公主成婚。这一故事18世纪被编写成戏剧。剧本名为《奥利扬泰》。

除民间口头文学外，还有一批宗教文学作品，包括祈祷文和赞美歌。这些都是在祭祀典礼时应用的，赞美神灵，祈求丰收、降福人间。

6.音乐、舞蹈

帝国时期音乐已很发达，可惜流传甚少。只有几种乐器流传至今。这些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个人拥有的少见。战争时使用的有皮鼓、螺号和骨笛。祭祀时使用的有小手鼓、铜铃和呱哒板。

舞蹈是祭祀典礼中的一项仪式。表演者穿戏衣，戴面具，娱神，娱己。

7.医药

帝国从事医疗工作的有两类人：祭司和巫师。祭司祭祀神灵和祖先，祈求神灵禳灾、祖先保佑。巫师作法驱鬼降妖。两者均懂草药性能，祭祀、作法后授病人以草药治疗。他们已知数百种草药，常用药材有奎宁、古柯、可可、地黄等。

穿颅术是印卡帝国医学上的骄傲。做头部手术，取出受伤处的碎骨片。这种医术的发达可能同战争有关。作战时头部受伤者居多；医师在治疗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手术方案。应用古柯叶中提炼出的可卡因或奇恰酒作局部麻醉。用铜制小刀开颅。

8.天文、历法

帝国在首都库斯科中央广场建有天文观测台，城的东西两侧建有4座观测塔，用以观察天体的运行。根据长期观察的积累，制定了历法。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历法。太阳历一年365天；太阴历354天。一年12个月。

9.文字

印卡帝国没有文字。结绳记事，名为基普（quipu）。基普以一根横线为主绳，拴上细绳，成排纵向下垂。细绳颜色各异，表示不同的事物。离主绳一定的距离打结，表示不同的数目。按十进位计算，离主绳最远的结为个位数，依此上推，为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越靠近主绳的结数目越大。主要用以统计人口、粮食收成、赋税、士兵人数，记录军队行动、民政状况等。

第五章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关系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肇始于1752年。在长达近250年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对之进行了广泛、深入、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两大派别：“同源派”和“自我派”。前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起源于华夏文明；后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是分别沿着各自的独特道路发展的。也就是说，前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华夏古文明有关系；后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华夏古文明没有关系。那么，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华夏古文明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若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首先回顾一下近250年来的研究状况，而后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状况的历史回顾

1752年，法国汉学家吉涅（J.de Guigne）给当时在北京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写了一封信，说他发现中国僧人早在公元5世纪就到过墨西哥；根据是中国历史典籍《文献通考》卷三二七有关“扶桑国”的纪事。他认为扶桑国在美洲。1761年，他向法国文史学院提交一份研究报告，题名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在亚洲最东部的几个民族之研究》，正式提出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1000年就发现了美洲的观点。他的研究报告开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研究之先河。

吉涅的发现和观点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和在华传教士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克拉卜洛特（H.J. K laproth）发表《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认为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一文，认为扶桑国不在美洲，而在日本或萨哈林岛。从此，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9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涉足两派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他们一致支持吉涅的观点。代表人物有朱谦之、陈志良、马南邨等。1962年，中国历史学家罗荣渠发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做出相反结论，反对吉涅观点，从而改变了“一边倒”的形势。这样，中国学术界也形成了两大派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近170年来，两派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扶桑国”，一是“殷人东渡”。

（一）“扶桑国”之争

两派争论的依据主要是中国的一则史料——《梁书·诸夷传》（卷五七四、列传四十八）中有关“扶桑国”的记述。《梁书》成书于公元636年，为唐朝学者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编撰。吉涅引用的《文献通考》卷三二七中有关“扶桑国”的记载正是源自《梁书·诸夷传》。兹将《梁书·诸夷传》中关于扶桑国的记述全文抄录如下，供参阅、研讨。

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饮宴，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吐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两派争论的焦点为：扶桑国是不是墨西哥。沙丁等人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面介绍了吉涅派中外学者的观点和论证，认为扶桑国无疑就是墨西哥。而罗荣渠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出版），集反对派之大成，通过对史料所述内容进一步的分析、考证，坚信扶桑国不是墨西哥。两派的观点、论证内容丰富多彩，此处不再赘述，只将其争论的主要之点作一简介。

1.扶桑木为何物

吉涅派多半认为扶桑木是龙舌兰。美国人亨里埃特·默茨（Henrieth Mertz）在其1953年出版的《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Pale Ink，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一书中认为扶桑木为玉米。中国人景振国1981年发表《扶桑新释》一文（文载《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4期），认为扶桑木是棉花。龙舌兰、玉米、棉花均为墨西哥特产。因扶桑木而得名的扶桑国无疑是墨西哥了。

反对派指出，《梁书·诸夷传》中所述扶桑木之特征与龙舌兰、玉米、棉花均不完全相似。扶桑木不可能是这三种植物中的任何一种。

2.扶桑国在哪里

吉涅派根据《梁书·诸夷传》中有关扶桑国的地理方位的记述，通过里程计算，认为其具体地点就是墨西哥。

反对派对现有资料作了考证，结论是根本就没有扶桑国这么个地方；即使有，其地也只会在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

3.慧深是哪里人

吉涅派认为慧深是中国僧人。

反对派指出：史料中说得明白，慧深是扶桑国人。

4.墨西哥古代有没有过佛教

吉涅派认为有过，还说墨西哥古代传说中的尊神克察尔科亚特尔就是慧深的化身。

反对派指出，墨西哥古代的宗教信仰与佛教毫无关系，全然不同。

5.物产之有无

吉涅派认为考古发掘出的化石表明，墨西哥古代有过牛、马、鹿；在矿物方面，墨西哥古代有铜、金、银，但无铁。这些都与史料记述相同。

反对派指出，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时，没有见到大牲畜。当地人只养有狗，也不饲养驯鹿。墨西哥古代更不种植葡萄。这些均与史料记述相异。

（二）“殷人东渡”之争

“殷人东渡”一说，早在1940年就由中国学者陈志良提出来了。[1]随着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扩展，随着对拉文塔、圣洛伦索和特雷斯萨波特斯遗址及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出土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国外学术界提出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起源于华夏古文明的观点。[2]中国的一些学者在坚持“殷人东渡”说的同时，更提出了“同源说”即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华夏古文明同根同源。[3]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也提出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各自独立发展的观点。[4]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响应。[5]兹将两种相左的观点简介如下：

1.“同源说”

奥尔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明显先进于周围的文化，具有一种“突发性”。显然，这两种文化不可能起源于拉丁美洲本土，而是来源于海外。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有航海技术和船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只有中国最有可能与遥远的地区保持接触。

中国很早就有了大型双体独木舟，公元前900年前就会造船，使用双桅，有的船长达27米。太平洋有利于中国船只越洋航行美洲的风向和洋流。北纬35°～55°之间的西风整年劲吹，北太平洋洋流推动中国船只向东驶向美洲。船到美洲海岸后，转而沿海岸向南航行。东北贸易风和赤道洋流又有利于船只的返航。

奥尔梅克、查文文化与殷商、周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些奥尔梅克时期的石雕人像颇具蒙古人种的形象和气质。奥尔梅克人对美洲豹的崇拜是模仿中国人对虎的崇拜。奥尔梅克人同中国人一样偏爱玉器。奥尔梅克时期的人兽同形神像、动物形状的头盔、双头龙等艺术造型均来源于周朝。奥尔梅克人设计的甬道图案、修建的水渠、垒筑的土墩等均与中国古代相似。查文时期的雕刻、浅浮雕的艺术特征均同周朝的类似。例如，一石兽造型酷似周朝的一铜虎形状，背上均带有一圆形器具，纹饰和尾形均相似。查文文化末期使用的“失蜡法”冶金工艺肯定是从海外传过去的。查文时期的纺、染工艺无不雷同于周朝及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

华夏古文明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并非止于奥尔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时期，对其后的影响犹深犹广。影响最大的就是玛雅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古代玛雅人和华夏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生产活动、艺术活动等，都基本相同或相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者语言的语音、语法，特别是词汇，存在有不容置疑的共同之处。”[6]今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中国汉代的陶器和铜器；还在出土文物上发现了上百个汉字，字体各异，有甲骨文、金文、古文、篆书、隶书、八分书等。[7]这一切无不证明华夏文明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2.“独自发展说”

首先提出必须改变研究方法。不能“孤立地将一条一条的史料进行生硬的比附”，要“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8]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有其自身孕育、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人类迁移至美洲大陆、进入拉丁美洲地区后，在新的地理、自然、生态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发明、创造，从低级到高级，独立地发展着颇具特色的文化。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存在什么“突发性”。奥尔梅克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此前的墨西哥高原古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两者的建筑风格、豹神崇拜、农耕活动、玉米种植、制陶工艺、陶器上的图案、玉石琢磨工艺和线饰特征等均相似。[9]查文文化是前查文文化发展的结果，沿岸地区和亚马逊丛林区的文化均为查文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木薯种植及陶器上猴、虎形象的出现均源自丛林区文化的发展；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又是受了沿岸地区的影响。[10]在各种相互隔离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会有不少并行现象，特别是在较早阶段。“思想、发明、技术或机械愈是简单，它在世界各地独创的可能性就愈大”。[11]当然，并不排除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接触。但这种接触是个案的、孤立的、偶然的，不可能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不可能保持经常接触的原因是古代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海上航行技术尚属“幼稚”，无法作越洋远航前往美洲。中国历史典籍中尚未发现古人航行美洲的记载。中国也没有发现像北欧流传的那种冒险航行美洲的英雄故事。很可能会有个别的船只随洋流、伴顺风漂流至美洲的海岸。然而这只是可能，只是一种猜测。至于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海发现的古代石制船锚，经专家鉴定，已否定了石锚产于中国一说。[12]中国航行美洲的可能性不仅要看技术条件，还要看中国当时的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的小农经济制度”、“商业活动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受限制和抑止”、“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或儒家孝道思想”、“长期以来统治阶级的大陆本位政策”等等，阻挠了中国远洋航海业的发展。[13]

二、我们的观点

其实，我们在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陈述中已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倾向“独自发展”说。

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要从发展上把握，还要从整体上思索。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观察、探讨问题。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尚不完善，拉丁美洲考古发掘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出土文物零零星星，西方学术界通常根据拉丁美洲土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查找与旧大陆诸文明的相似之点，从而探求其根源。他们提出过不少假说，诸如“犹太说”、“大西洋岛说”、“大穆岛说”、“非洲说”、“亚洲说”、“大洋洲说”、“欧洲说”等。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拉丁美洲地区大量历史遗址、遗物出土，加之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完善、科学化，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孕育、兴起、发展的全过程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为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和整体上研究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创造了条件。

考古发现表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旧大陆诸文明一样，经历了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发展进程。古人类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落户拉丁美洲后，在新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变革了携带来的石器文化，经过渔猎、采集阶段，逐渐在一些地理、气候条件适宜的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农耕活动，创造、发展农业文明（包括神话、信仰、建筑、水利工程、梯田、圩田、手工制品等），开始出现阶级和国家组织。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在孕育、兴起、发展的进程中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

尼罗河孕育了埃及古代文明；恒河、印度河孕育了印度古代文明；黄河、长江孕育了华夏古文明。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则发祥于高原谷地或河谷地带。

亚洲形成了“大米文明”；欧洲形成了“小麦文明”。而拉丁美洲古代则形成了“玉米文明”、“灌溉文明”，印卡人及其先人修筑的梯田和灌溉工程是举世无双的。

拉丁美洲古代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是根据当地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活动要求历史地产生的。要最大限度地垦殖、利用土地、合理使用水利资源，就必须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政治组织进行协调、控制和劳动力的调配。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没有佛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印记，只崇拜自然神（如太阳神、雨神等）。金字塔顶呈截面形，其上建有庙宇，与埃及金字塔和中国古代的祭坛不同。

除玉米外，拉丁美洲古代还独自栽培出了许多种农作物（诸如马铃薯、花生、黄瓜、葫芦、辣椒、菜豆、南瓜等）和水果（诸如鳄梨、菠萝等）；还发现并栽培了一些稀有的作物（诸如可可、古柯、烟草、橡胶等）。

拉丁美洲古代没有马、牛等大牲畜，安第斯山中部地区驯养了小型牲畜骆马、羊驼；没有发明轮子和车。驮运物品使用人力或小型牲畜。这是地形条件使然。高原、山区、河谷地带走车不易，劳动生活中对轮子的需求并不强烈，因而不存在这方面的发明欲望。

拉丁美洲古代没有发明犁，耕田、种植的工具是掘土棒。制陶使用模型，没有旋盘。只有管乐器，没有弦乐器。

这些特色构成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主体，全然有别于旧大陆诸古文明。

我们在确认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固有性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个别的（或曰少数的）文化成分具有华夏古文明的印记。然而，华夏古文明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个案的。至今尚未发现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有受华夏古文明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整体文化群落。

总之，一句话，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没有关系，不存在直接的交流和影响。两者是在各自的区域内平行地孕育、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1] 参见陈志良：《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载《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4期。

[2] 参见迈克尔·科：《圣洛伦索与奥尔梅克文明》（Michael Coe，San Lorenzo and Olmec Civilization），华盛顿1968年版；汉斯·布鲁尔：《中国人先于哥伦布》（Hans Breuer，Columbus was Chinese），纽约1972年版。

[3] 参见胡春洞：《玛雅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参见休伯特·赫林：《拉丁美洲史》（Hubert Herring，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纽约1968年第3版；朱利安·H.斯图尔德、路易斯·C.法朗：《南美土著》（Julian H.Steward、Luis C.Faron，Native Peoples of South America），纽约1959年版。

[5] 参见罗荣渠：《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方迴澜、刘兴华：《美洲印第安古文化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载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 参见胡春洞，前引书，前言第2页。

[7] 参见沙丁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8] 参见罗荣渠，前引书，第3～4页。

[9] 欧拉利亚·古斯曼：《墨西哥古代的人们》（Eulalia Guzmán：México，sus Antiguos PobLadores），古巴哈瓦那人民百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1页。

[10] 奥古斯托·卡迪奇：《秘鲁史》第1卷（A ugusto Cardich，H isto ri a del Perú77T om o1），胡安·梅希亚·巴卡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4页。

[11] 参见罗荣渠，前引书，第66页。

[12] 参见安太庠：《石锚古生物学的研究与新大陆的发现》，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3] 参见罗荣渠，前引书，第47～48页。

第二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形成

（1492年～18世纪末）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由“圣马丽亚”（Santa María）号、“平塔”（Pinta）号和“尼尼亚”（Niña）号三艘帆船组成的船队驶离西班牙帕洛斯（Palos）港，向西进入大西洋，艰难航行70余天，10月12日抵达美洲。翌年5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诏，宣告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1里格约合3海里）处划一南北走向的分界线，线以西的所有“非基督教土地”归西班牙，以东的所有“非基督教土地”归葡萄牙。1494年6月，西、葡两国在西班牙托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会谈，协议将分界线移至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这样，今巴西的东部地区就划归了葡萄牙。也就是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美洲。它们接着在各自分得的领域内积极开展探察、殖民活动，建立各自的殖民帝国，移植、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欧洲文明（即伊比利亚文明）。

教皇的诏谕和西、葡两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引起了西欧其他国家的不满。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声称：“上帝创造这些土地，并非仅仅是给西班牙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587年亦宣称：“朕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特权，更不承认他的权威。朕不承认西班牙人有随意登陆、建房、为河流或海角命名的权利，不承认他们对这些地方拥有产权。这种虚构的产权不能阻止其他国王同这些地方通商，不能阻止他们在西班牙人尚未定居的地方从事殖民活动。”法、英两国派遣探险队到美洲抢占土地，试图开展殖民活动。16世纪成效甚微；17世纪，英、法及荷兰趁国势日盛，在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大陆从西、葡控制下夺取、霸占了几个岛屿和几块沿海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移植、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欧洲文明。

西、葡、英、法、荷等国不仅向美洲移植了欧洲文明，还移植了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这些属于东半球的文明移植到美洲后，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相会合，并很快相互适应，渐次融合。东、西两半球诸文明的融合，孕育形成了拉丁美洲近代文明。这一文明既不同于欧洲文明，亦不同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而是一种以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为根柢，以欧洲文明为主干，吸收东、西两半球诸文明营养而形成的新型文明。这“新”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而由于西、葡、英、法、荷等国在各自的领地上移植、传播的欧洲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色，加之各地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及其古代文明有所差异，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因此，本编拟分文化区对拉丁美洲近代文明形成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内容进行阐述。

4 殖民者虐待土著（秘鲁）

第一章 政治

15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即开始衰亡，君主制日益发展，王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确立。西、葡、法、英、荷等国国王根据自身的利益、本国的政治统治实践和美洲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借鉴、利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传统政治制度，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统治制度。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首先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派遣西航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1493年3月返回西班牙；同年9月下旬，再次西航。这次他指挥由17艘船组成的船队，率领1500余人（包括水手、士兵和移民），11月22日抵达今海地岛（哥伦布1492年首次航行美洲时曾到过该岛，并命名为“埃斯帕尼奥拉岛”〔La Isla Española〕；当时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佩德罗·马蒂尔·德·安吉埃拉〔1457～1526年〕将“española”一词用拉丁文拼写成“hispaniola”，故今汉译名通称“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殖民活动。从此，西班牙开始了在安的列斯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占领、殖民进程。到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了北起今美国一加拿大边界、南到合恩角的大片美洲土地（巴西除外）。但西班牙人的殖民活动主要在安的列斯群岛、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而又集中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卡帝国地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居住集中，城市、村镇颇具规模，文化程度较高，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政治统治机制比较完善，为西班牙人的殖民、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西班牙国王将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制移植到美洲殖民地，并借用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的政治统治机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政治统治机构和行政体制。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将其美洲领土划分成两大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Virreinato de Nueva España，首府设在墨西哥城）和秘鲁总督区（Virreinato del Perú，首都设在利马），并于1535年和1542年分别任命了新西班牙总督和秘鲁总督，授权他们到各自的辖区代表国王进行统治。新西班牙总督统辖今墨西哥、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秘鲁总督管辖整个南美洲（巴西除外）。他们是各自辖区的最高统治者，权限极大，不仅负责行政、财务税收工作，而且还拥有立法权、宗教事务指导权和军队指挥权。

总督区幅员辽阔，不易治理。为了有效地进行控制，总督区又划分成若干个检审庭庭长辖区（la presidencia de audiencia）。新西班牙总督区内设有圣多明各检审庭庭长辖区（1524年设），管辖安的列斯群岛、委内瑞拉和今美国的佛罗里达；墨西哥检审庭庭长辖区（1527年设），管辖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瓜达拉哈拉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新加利西亚检审庭庭长辖区，1550年设），管辖墨西哥北部和今美国西南部地区；危地马拉检审庭庭长辖区（1542年设），管辖中美洲。秘鲁总督区内设有利马检审庭庭长辖区（1542年设），管辖今秘鲁；波哥大检审庭庭长辖区（1549年设），管辖今哥伦比亚；查尔卡斯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拉普拉塔检审庭庭长辖区，1559年设），管辖今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基多检审庭庭长辖区（1563年设），管辖今厄瓜多尔；圣地亚哥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智利检审庭庭长辖区，1565年设），管辖今智利。1644年又分设一“布宜诺斯艾利斯检审庭庭长辖区”，管辖今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1786年分设一“加拉加斯检审庭庭长辖区”，管辖今委内瑞拉。检审庭庭长代行总督职权。

检审庭庭长辖区划分若干行省（gobernación），设一名省督（gobernador）治理。省督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司法、军事职权。

行省又划分为若干市镇辖区（新西班牙总督区称之为alcaldia mayor；秘鲁总督区定名为corregimiento）。市镇辖区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以市镇为中心设置。辖区有大有小。比较大的市镇辖区行政长官（alcalde mayor或corregidor）由西班牙国王直接任命；比较小的市镇辖区行政长官则由总督或检审庭庭长指定。市镇辖区有两类：一为西班牙人市镇辖区；一为土著市镇辖区。前者由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居民点发展而成；后者由土著原来聚居的村镇或后来被殖民当局强制迁徙集中居住的村落发展而成。市镇的设置和发展既承继了欧洲城市发展的传统，也符合土著市镇发展的习俗。这集中体现在城市自治权上。西班牙人市镇建有市政会（或镇政会，cabildo）。市政会成员通常每年更换一次，由市民推选产生。市政会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负责维持当地政治、经济秩序；有权组织民团武装，维持市镇治安和保卫所辖地区；有权征收赋税，发展市镇公益事业；有权发布法令，管理当地市场和贸易活动；自行开办学校，招聘教师；可以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陈述有关市镇发展的各种要求。而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国王的谕旨不符合市镇辖区的实际情况，市政会可以不予执行！这就给了各市镇自行活动的自由，国王的谕旨若不合市政会的意，市政会就可以不予理睬。这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尊而不从”（“Se acata pero no se cumple”）的历史现象，成了独立意识萌生的温床。遇到影响市镇发展、存亡的重大事件时，市政会则紧急召开“市政会公开会议”（cabildo abierto），邀集全体市民与会，商讨决策。

土著市镇同样组建市政会（镇政会），其成员由印第安人组成。市政会成员定期改选，由现任市政会或土著选民团推定。市政会有权立法，管理地方事务；负责分配土地；征集人头税；管制市场；调配劳动力；可以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陈诉地方殖民当局的恶行，要求维护土著的权益。当然，土著市政会的自治权是有限的，是在地方殖民当局的庇护下行使的。这里体现了原阿兹特克“帝国”遗风（各部落自治）；而在秘鲁总督区，则仍沿袭原印卡帝国的地方行政建制酋长制，任用酋长治理地方事务，并让他们享有与西班牙人通婚和免除贡赋等特权。

在土著农业文明发达的地区（如原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卡帝国地区），设置土著市镇辖区；而在边远的、前农业文明地区则建立传教区（如巴拉圭、今墨西哥北部地区、今阿根廷东北部地区），委托一些天主教教派（如耶稣会、圣方济各会等）负责筹建居民点，使土著定居下来，以有效地实行区域治理。

1700年，西班牙更换王朝，波旁王朝当政。它在美洲领地上强化中央集权，变革政治统治机制，增设总督区，实行郡（intendencia）县（partido）制。1739年，正式设立“新格拉纳达总督区”，首府设在波哥大，管辖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地区。1776年，再设“拉普拉塔总督区”，首府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今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地。接着又划设了三个都督区：委内瑞拉都督区（1777年设），管辖今委内瑞拉；古巴都督区（1777年设），管辖今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及路易斯安那地区；智利都督区（1778年设），管辖今智利。都督由西班牙国王直接委派，拥有与总督相似的职权。

撤销原先的省和市镇辖区的建制，采行郡县制。首先于1764年在古巴试行。1782年在拉普拉塔总督区划设8个郡；1784年在秘鲁总督区划设8个郡；1786年在新西班牙总督区划设12个郡。到1790年，各总督区和都督区内均划设了郡、县。郡有郡守（gobernador intendente），由西班牙国王委任；县设县令（subdelegado），由郡守提名，总督任命，任期5年。郡守、县令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

波旁王朝强化中央集权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向美洲领地派遣正规军。1771年，已有42995名士兵进入各总督区和都督区。与此同时，为了协助正规军维持地方治安和抵御其他殖民列强的入侵，还在各地区组建民团，由当地民众组成。

中央集权同地方自治这对矛盾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独立意识迅速增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葡萄牙在巴西实行的政治制度，较之西班牙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其一，先后更换了三种制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其二，殖民控制松弛，地区自主性强；其三，土著传统机制丧亡。

16世纪初，葡萄牙的经济利益主要在印度和非洲，对巴西不甚重视。1506年，葡萄牙国王开始将15世纪在非洲采行的“贸易代理站制”（factoría）移植到巴西，在沿海选定几个适当地点（如伯南布哥、巴伊亚、塞古鲁、圣维森特等）设立贸易代理站，租给商人或商人集团从事贸易活动，主要是采伐红木（可从中提取颜料），运往欧洲销售。

在葡萄牙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法国商船也在巴西沿岸积极从事红木贸易。葡萄牙国王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控制美洲领地。1534年，他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移植到巴西，从亚马孙河口到圣维森特划分成15块封地（capitanía），分封给12个领主（donatario）。每块领地均由大西洋岸向西延伸至1494年确定的界线。土地所有权属国王；封地由领主世袭。领主自筹资金，负责招募移民到封地从事垦殖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一切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特权。

然而，由于受封者的财力不济，只有7块（或8块）封地上进行了垦殖活动。就是这7块（或8块）封地上的垦殖活动也大多未能达到国王的要求，未能控制住法国人侵犯的势头。葡萄牙国王于是决定推行中央集权制，强化对巴西的政治控制。1549年，他委派一督抚（gobernador）到巴西代表自己统管一切军政、司法事务。督抚府设在巴伊亚。督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殖民、垦殖活动，建立市镇；保卫海防，制止法国、荷兰在巴西的贸易和殖民活动。在已垦殖的封地上，领主代表督抚行使职权；尚未垦殖的封地和垦殖不善的封地收归国王所有，成立都督区。先后设置了8个都督区：帕拉、马拉尼翁、伯南布哥、巴伊亚、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和圣卡塔里纳。都督由国王指派，代表督抚行使职权。1621年，巴西又分为两大州：巴西州和马拉尼翁州。前者仍由督抚管辖；后者直属国王管理。1640年，葡萄牙国王改派总督（virrey），代替督抚。一年后又改派督抚。1663年正式派遣总督。1763年正式建立总督区（virreinato），彻底废除封建制，褫夺领主的一切特权；马拉尼翁州同巴西州合并，由总督统一管辖；为了便于对整个领地的控制，总督区首府迁至里约热内卢。

葡萄牙同西班牙一样，也将城市建制移植到了巴西，也在巴西设置了传教区。所不同的是巴西的市镇拥有更大、更多的自治权，近乎于独立行事；而传教区的设置范围更广，作用和影响更大。各市镇的市政会（el senado da cámara）和传教区实际上成了巴西的基层政治、行政单位。市政会行使着广泛的权力，享有立法、司法、行政大权，负责征收赋税、市镇建设和管理，负责招募、组建民团，规划地区经济发展。市政会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大商人。各市镇均派有代表常驻里斯本，从事维护本地区利益的活动。天主教的耶稣会、圣方济各会等教派，特别是耶稣会，建立传教区，建设土著村落，发展农业文明。教会控制着传教区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和支配着土著劳动力。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16世纪初，法国即开始派遣探险船队到美洲活动，试图从西班牙、葡萄牙手里夺取领土。16世纪里的努力均不成功。17世纪里先后夺取了马提尼克岛（1635年）、瓜德罗普岛（1635年）、今法属圭亚那（1637年在卡宴建立殖民点）和海地（1697年）。

1664年，法国成立“法国西印度公司”，在美洲殖民地进行商业殖民。公司的主要活动：其一，招募、安置移民，发展甘蔗种植业；其二，从非洲贩运黑奴充当劳动力；其三，垄断贸易往来。1674年，法国国王撤销公司，直接管辖美洲殖民地。他派遣一名总督和任命一名地方行政长官（intendente）到各殖民地代表自己进行统治。总督握有行政、军事大权，主要负责抵御其他殖民列强的侵犯。地方行政长官主要负责行政和税收事务。

法国也将欧洲城市发展模式移植到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殖民点很快发展成市镇。各市镇设有市政会，其成员均为当地的种植园主，负责处理地方事务（如市镇建设、组织民团维护地方治安等）。18世纪，各殖民地为了维护当地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权益，组建了“高等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和“农业委员会”（cámara de agricultura）。这些机构有权派代表向国王提出各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请求。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1621年，荷兰创办“荷兰西印度公司”（West Indische Compagnie）。其主要任务是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争夺殖民地、开展贸易活动。1624～1654年间，它曾占据了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伯南布哥、马拉尼翁地区，后被巴西人赶走。与此同时，它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库拉索岛、阿鲁巴岛和博内尔岛（1634年），并在今苏里南地区进行殖民活动，1667年正式占领。1791年以前，这些岛屿和地区由公司管辖。公司拥有行政、经济大权，有权任免官员、实施法律。1791年以后，殖民地归荷兰政府直接管辖，由共和国国务会议或国家元首委派总督进行统治。荷兰将共和国代议制移植到美洲殖民地，在各市镇设议会，由殖民者组成。

五、丹麦美洲殖民地——今美属维尔京群岛

丹麦1671年成立“丹麦西印度公司”，旨在到安的列斯群岛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公司先后占领圣托马斯岛（1672年）、圣约翰岛（1684年）和圣克罗伊斯岛（1733年），公司利用殖民地开展奴隶贸易，从非洲贩运黑奴到安的列斯群岛出售。1754年，丹麦国王从公司手中购取上述三岛，继续从事奴隶贸易。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丹麦购得三岛。

六、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英国国王在16世纪初即派探险队、海盗船到美洲从事殖民活动，同西班牙、葡萄牙争夺殖民地，但成效不大。17～18世纪里，趁西班牙殖民帝国衰落之机，在安的列斯群岛地区和美洲大陆沿海地带大肆活动，连续夺得圣基茨岛（1623年）、巴巴多斯岛（1624年）、尼维斯岛（1628年）、蒙塞拉特岛（1632年）、安圭拉岛（1650年）、牙买加岛（1655年）、托尔托拉岛（1666年）、百慕大群岛（1670年）、多米尼加岛（1756年）、格林纳达岛（1762年）、圣文森特岛（1763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1766年）、今圭亚那（1796年）、特立尼达岛（1797年）、圣卢西亚岛（1803年）。除古巴岛、波多黎各岛和海地岛（又名圣多明各岛）的东部地区外，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其他岛屿大多被英国占领，成了英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大多为直属殖民地，归英国国王直接管辖。国王委派总督治理各殖民地；同时在殖民地实行代议制，设立议会机构，由殖民者组成。议会可以决定预算，从而影响着地区的政治事务。

5 糖坊（巴西）

第二章 经济

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成分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经济成分相结合，根据新的需求、新的生活和生产规律，在新的环境里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近代经济。经济层面上多种文明融合的现象远较政治层面明显、突出。这种融合的现象表现在产品、生产技术、劳动制度等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经济最突出的一点是采矿业的发展，而又主要是金、银的生产。采矿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一）采矿业

西班牙殖民者、移民根据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时期采矿的线索，广泛开展探矿活动，找寻金、银矿藏。16世纪里，先后发现了多处矿藏，主要是白银矿藏。银矿集中在今墨西哥地区和今玻利维亚、秘鲁地区。今墨西哥的白银著名产地在米乔阿肯（Michoacán）、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帕丘卡（Pachuca）、瓜那华托（Guanahuato）、松布雷雷特（Sombrerete）、圣巴巴拉（Santa Bárbara）、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í）等处。白银总产量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3。1545年，在今玻利维亚发现了当时世界上藏量最丰的银矿；到1603年，其产值已达59000万比索。[1]与此同时，在秘鲁的波尔科（Porco）、卡斯特罗维雷纳（Castrovirreina）也发现了一些白银矿藏。1563年，在秘鲁的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发现了水银矿藏。1571～1700年，生产水银达682992担，[2]为白银提炼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16世纪30年代末，在今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Antioquía）、乔科（Choco）和考卡（Cauca）等地发现了藏量丰富的金矿。1541年，智利中部也发现了金矿。据不完全统计，1503～1660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白银达16886815303克、黄金181333180克。[3]

矿主使用土著劳力从事开采、熔炼工作。他们主要采用的一种劳动制度为征调制。这是从前印卡帝国借用的“米达制”（mita）和从前阿兹特克“帝国”借用的“科阿特基特尔制”（Coatequitl）。政府规定，凡18～50岁的土著都有义务应征到矿山劳动。轮流征调，每期劳动6个月或12个月。

开采技术引自欧洲。早期以开采露天矿脉和浅层矿脉为主。深层矿的采掘完全使用自然掘进的坑道，矿石由工人用袋子装好爬着背或拖到地面。16世纪末，开凿平硐和水平巷道，进行联合开采；用水泵排除矿坑的积水；用绞盘提运矿石，绞盘用人力或畜力带动。

早期粉碎矿石、提炼产品的技术借用自土著。用大型石碾砣在碾盘上粉碎矿石，用熔炼法提炼白银：将粉碎过的矿石投入熔炉中火烧熔化。16世纪50年代，汞齐化法从欧洲传入，白银的提炼就大多应用此法了。黄金生产一般采用淘洗法，将金子同沙砾分开。

1535年，今墨西哥开办了拉丁美洲第一家造币厂。1565年，今秘鲁又开了一家。从此，拉丁美洲有了金、银币的流通。但在偏远地区，古代原始货币可可和特拉科（tlaco，一种小铜币）仍在使用。

采矿业的发达和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道路的开通和贸易的繁荣。

（二）以矿山为中心发展起了农牧业

以矿山为中心发展起了农牧业。农牧产品供应矿山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这是一种消费农牧业。内部需求的农牧业发展起来后，又发展起了另一种农牧业，即出口农牧业，一种供应外部市场的农牧业。

农业种植的作物除拉丁美洲古代传统作物（如玉米、木薯、甘薯、棉花、可可、烟草、古柯等）外，还从欧洲引种了小麦、水稻、甘蔗、葡萄、橄榄等。畜牧业方面，除继续放牧骆马、羊驼外，从欧洲引进了马、骡、牛、羊、猪等大牲畜。

殖民者、移民们将本土的大庄园制移植到美洲，殖拓了大种植园和大牧场，在古巴等安的列斯岛屿上种植甘蔗，放牧牛、马和猪；在今墨西哥和中美洲种植可可、烟草、甘蔗，养蚕，生产靛蓝；在今墨西哥北部地区发展畜牧业；在南美洲的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和乌拉圭开辟大片牧场，放养马、牛、羊，同时种植烟草、可可和小麦；厄瓜多尔生产靛蓝，种植烟草；今秘鲁种植甘蔗、棉花、小麦和古柯；今智利种植小麦和葡萄；巴拉圭盛产马黛茶和木材。

同大庄园并存的有拉丁美洲古代传统的土地制度：土著村社公有制。此外，“市镇土地所有制”实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之遗风。各市镇拥有大片公用土地，由市政会决定如何使用。

大种植园和大牧场的主要劳动力是土著和非洲黑人。实行的劳动制度主要是“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奴隶制”，“征调制”和“农奴制”（yanaconaje）。前二者为引进的制度；后二者是利用土著的制度。所谓“委托监护制”，即西班牙国王将某一地区一定数量的土著“委托”给监护人（地主）“监护”。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并使之皈依天主教的义务，同时有征调他们从事耕种田地的权利。“奴隶制”，即黑奴制。在种植园和牧场上劳动的非洲黑人是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征调制”即上文述及的“米达制”和“科阿特基特尔制”；不过这里是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农奴制”，即一种委身事主从事农奴式劳动的制度。秘鲁地区称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为“亚纳科纳”（yanacona），安的列斯岛屿和墨西哥地区则称之为“纳波里奥”（naborio）、“拉波里奥”（Laborio）或“加尼安”（gañan）。

除利用欧洲方式大面积垦殖土地外，还继续利用前印卡帝国的梯田和阿兹特克“帝国”的“奇南帕”造田法，并继续利用鸟粪作肥料。

（三）手工业

随着市镇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日常生活需求增长。纺织、粮食加工、制铁、木材、建筑、金银制品、制革、玻璃等行业随之发展起来。西班牙人市镇的工匠来自宗主国。他们不仅带来了技艺、工具、设备（如风箱、织布机、捶布机、碾磨机等），还移植来了行会制度。行会拒土著、黑人于大门之外，但愿收他们为学徒，向他们传授手艺和知识。土著市镇的土著手艺人除保留传统手工艺外，也学习新技艺，并接受了师徒制。

手工业中比较突出的是纺织业。普遍开办了纺织工场（obraje），今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的图库曼地区比较发达。劳动制度采用“委托监护制”和“征调制”，征调土著从事生产活动。

（四）交通运输

各矿产中心、市镇之间，从各矿产中心和市镇到首府、港口之间均有大道相通。有些大道是利用了古代已有的道路；有些大道则是为了新的需求开通的。陆路运输仍使用人力；但也引进了畜力和运输工具（如牛车、马车等）。水路运输继续使用独木舟和木筏，同时引进了帆船。

（五）贸易

分三个层次：对外贸易、地区之间贸易和区内贸易。对外贸易十分活跃。由于宗主国西班牙实行贸易垄断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宗主国，通过宗主国进口欧洲的和其他洲的工业产品（诸如呢绒、丝绸、玻璃器皿、瓷器制品、武器、弹药等）；同样通过宗主国出口本地的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如金、银、宝石、蔗糖、小麦、面粉、牛皮、牛脂等）。地区之间的贸易系指各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如今委内瑞拉向今墨西哥出口可可；今智利向今秘鲁出口小麦；今阿根廷向今玻利维亚出口棉花、驮畜、葡萄酒等。区内贸易系指各行政区内的贸易，垄断在市镇长官手里。他们施行一种“商品销售分配制”（repartimiento），高价向土著居民强行推销商品（诸如农牧产品、纺织工场生产的布匹和从欧洲进口的一些玻璃球、小镜子之类的不值钱的杂物）。此外，还保存有古代传统的集市贸易。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疆域广袤，与宗主国远隔重洋，垄断贸易政策难以切实执行。走私贸易盛行。走私贸易系指殖民地同葡、英、法、荷等国的贸易。这些国家以各自的美洲殖民地（安的列斯岛屿和巴西）为据点，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形成了固定的通商路线：1.牙买加与今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之间；2.特里尼达与今委内瑞拉的库马纳和拉瓜伊拉之间；3.非洲与拉瓜伊拉之间；4.巴西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走私进口欧洲工业产品和非洲黑奴；运走牛皮、烟草、可可、食盐等。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巴西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单一性和地区生产的专业化。单一性体现在不同时期生产不同的产品上；专业化表现在各地区生产的分工上。

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时期：1.“红木时期”（1500～1550年）。红木亦称巴西木，可从中提取颜料，为当时欧洲纺织印染业所需之原料。葡萄牙人在巴西沿岸从事商业殖民活动，用价格低廉的小商品（玻璃球、小镜子之类）诱使土著砍伐红木，运回欧洲牟利。2.“蔗糖时期”（1550～1700年）。1534年巴西划分成封地后，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发展农业生产。重点拓殖甘蔗种植园，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1521年开始在伯南布哥沿海试种甘蔗；1532年在维森特建起第一家制糖厂。1550年以后，甘蔗种植面积在伯南布哥、巴伊亚、里约热内卢等地区不断扩大；制糖厂也越来越多，1580年为120家，1628年达235家，1711年有了528家。甘蔗种植业发展的同时，还发展起了烟草种植业和畜牧业。前者主要产区在巴伊亚、马拉尼翁和帕拉地区；后者主要在南里约格朗德地区。甘蔗和烟草种植园的劳动力起初主要是土著，不久即换成了黑人。劳动制度实行奴隶制。牧场的劳动力主要是混血种人（葡萄牙人同土著混杂的后代）。3.“黄金时期”（1700～1775年）。17世纪末、18世纪初，米纳斯吉拉斯及其他地区发现藏量颇丰的金矿，“淘金热”迅疾兴起，人潮从沿海地区涌向矿山，致使沿海地区农业萧条、人口锐减；同时还从非洲贩进大批黑奴，平均每年有4万之众进入矿区。1700～1801年，黄金总产量达5万阿罗巴（其中3.55万产自米纳斯吉拉斯，其余产自其他地区）。1729年在金矿区还发现了钻石矿，18世纪里产量达300万克拉。4.农业复兴时期。1750年，黄金生产开始呈下降趋势，农业重新受到重视，1775年进入复兴时期，甘蔗、可可、烟草等传统作物大发展，种植地区从伯南布哥、巴伊亚等地区扩展到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地区还引种了棉花、小麦、咖啡等新作物。这些传统作物和新作物都是大面积种植的，大多供出口。此外，在一些地区也发展起了供当地人口消费的农作物（如木薯、小麦等）。

根据自然和地理条件以及地区内外的需求，巴西形成了4大经济区，从事专业生产。它们分别是甘蔗种植区、牧区、矿区和林区。甘蔗种植区分布在伯南布哥、巴伊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地区。农业复兴时期，从欧洲等地引进甘蔗优良品种和新式制糖机器，蔗糖产量大幅提高。蔗糖大部分供出口。1790年，出口总额约790643～875000阿罗巴；1807年翻了一番，达到1610201～1720000阿罗巴。牧区分布在南里约格朗德、圣卡塔里纳、巴拉纳、圣保罗等地区，以放牧牛、马为主，生产牛皮、马皮、牛油、牛肉等产品。皮张主要供出口；牛肉、牛脂除供应地区所需外，亦大部分供出口。黄金矿区分布在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巴伊亚等地区。林区即热带丛林区，遍布亚马孙河流域。殖民者、移民与土著共同生活，以捕鱼、种植木薯为生，并种植咖啡、可可和采集林间的香子兰（vainilla）、桂皮（canela）、干石竹花苞（clavo）、菝葜（zarzaparrilla）、香树脂等供出口。

巴西农牧业和采矿业蓬勃发展；工业则相对落后。这主要是宗主国葡萄牙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785年，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巴西生产金、银制品和丝、麻、毛织品；只准生产棉布，供奴隶穿用。一直到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至巴西后，阻碍巴西工业的禁令才被废除。

葡萄牙在巴西实行贸易垄断政策，控制着巴西的贸易和航运。但比起西班牙来，控制较松。巴西贸易的自由度比较大；对外贸易主要是葡萄牙商人控制着，区内贸易则多半由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掌握。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奴隶的贩运；葡萄牙商人将巴西出产的蔗糖、糖蜜和烟草运到非洲，交换黑人，将其运至巴西出售为奴，并不时走私运进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拉普拉塔地区出售。比起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来，巴西区内商品流通也比较自由、便利。

贸易的开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陆路运输靠人力和畜力。人力主要是奴隶（土著和黑人）。他们不仅运货，还运人——用吊床、滑竿抬。畜力主要是牛和马。用牛拉车，用马驮驮，组成车队和马帮。水路运输使用土著的独木舟和引进的帆船。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根据宗主国法国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及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主要发展种植园经济，大面积种植甘蔗、棉花、咖啡、可可、香蕉等供出口的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劳动制度为奴隶制。

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法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垄断贸易，禁止其他国家染指。殖民地只能将蔗糖、咖啡、棉花等产品运往法国，换取所需的工业品。1765年以后，殖民地贸易逐步开放，与邻近的荷属、英属安的列斯岛屿及北美大陆有了正常的贸易交往。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荷兰殖民势力1654年被赶出巴西，1664年被赶出北美大陆，只保有了几个安的列斯岛屿（库拉索、阿鲁巴、博内尔等）及圭亚那地区的一部分领地（今苏里南）。殖民地上种植甘蔗和其他热带作物，专供出口。实行奴隶制，役使黑奴从事劳动生产活动。宗主国荷兰倡导海上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竭力鼓励殖民地同其他国家的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殖民地为单一经济体制，发展种植园生产，主要种植甘蔗、咖啡、香蕉、棉花、可可等作物，出口以供英国及其北美大陆殖民地之所需。劳动制度为奴隶制，役使黑奴从事生产、运输活动。

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垄断贸易，殖民地产品只能出口到宗主国及其北美大陆殖民地，进口商品只能来自英国，而且要用英国船只运输。1697年英国成立“海事法庭”，以确保其政策的实施。

17～18世纪里英国占有了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大部分岛屿。这些岛屿均位于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运输的主航道上，而且离英国北美大陆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美洲大陆殖民地及西班牙、法国、荷兰所属的安的列斯岛屿都很近，所以备受宗主国的重视。美国独立后，这些岛屿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的价值对英国更为重要，成了英国在美洲发挥作用、加强国际联系的基地。

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和变革，拉丁美洲经济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完全受制于宗主国市场、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的需求，定格为围绕宗主国经济发展而运转的“卫星经济”，处在了一种服务性的从属地位。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这一定位，构成了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一大特色，影响着其日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

6 贩卖黑奴（巴西）

[1] 参见维希利奥·罗埃尔：《殖民时期社会与经济史》（Virgilio Roel，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la Colonial），秘鲁利马1970年版，第101页。

[2] 同上书，第108、118～120页。1担等于100磅。

[3] 同上书，第31页。

第三章 社会

欧洲及其他地区文明输入拉丁美洲社会后，与土著文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极富特色。其特色集中体现在社会模式、人口的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诸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殖民地是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中心—外围”（或曰“城市—农村”）这样一种格局。这一社会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全新的种族群体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社会模式的定型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后即建立殖民点，从事殖民活动。这是西班牙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采取的重大行动。建立殖民点，集中居住，一是为了有效地占有土地，二是为了有效地占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殖民点就是市镇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兴模式的社会。

16世纪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安的列斯群岛的众多岛屿和今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巴西除外）建立了上百座市镇，1580年为225座，1630年增至331座。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按其规模之大小分为城市（ciudad）、城镇（villa）和村镇。一些市镇就建立在原先的古代城址上（如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今秘鲁的大城市库斯科。西班牙殖民军入侵时摧毁了原阿兹特克“帝国”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和原印卡帝国的都城库斯科，而后殖民者在原址上兴建了自己的城市），另一些市镇则根据需要择地而建，例如，根据贸易、海运的需要建立了今古巴的哈瓦那、今秘鲁的卡亚俄（Callao）和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紧随矿业和农牧业的发展而兴建的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i）、今阿根廷的图库曼和今墨西哥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和克雷塔罗。这些由西班牙殖民者、移民建立起来的大小市镇，史称“西班牙人市镇”，并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在建立“西班牙人市镇”的同时，还建立了“印第安人市镇”。西班牙殖民当局强制土著“并村归屯”，建立新居民点，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和征调土著劳动力，在于有利诱导土著皈依天主教。“印第安人市镇”在法律上是同“西班牙人市镇”平等的，但在社会上是不平等的，要根据“委托监护制”、“征调制”等劳动制度向“西班牙人市镇”提供劳力，从事各种劳动（诸如市政建设、公共工程、农业、矿业、运输等方面的劳动），成了“西班牙人市镇”的“外围”。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以“西班牙市镇”为“中心”、以“印第安人市镇”为“外围”的市镇体制。

一般说来，“西班牙人市镇”是个比较稳定、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实体；而“印第安人市镇”则是个动荡、变异、不断衰落、解体的实体。不断衰落、解体的原因是人口的减少。由于瘟疫的流行和劳累的过度，土著人口急剧减少，原先人口稠密地区减少的数量尤为惊人。墨西哥中部地区1519年有2500万人，1580年减少到了200万人，到1630年只剩下75万人。秘鲁地区，西班牙殖民军入侵时，土著有900万人；1570年减少到了130万人；到1620年只剩下了67.2万人。[1]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后，“印第安人市镇”的土地大面积撂荒，陆续被享有“委托监护权”的殖民者和殖民政府官吏霸占，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地产制度：大庄园。土著劳力由于不堪忍受劳役和人头税的重负，纷纷流入生活和劳动较有保障的庄园，或成为委身事主而摆脱劳役之苦的“农奴”，或成为佃农。进入17世纪，“印第安人市镇”加速解体，大庄园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西班牙人市镇”的“外围”。这一“外围”的社会职能已不再是像“印第安人市镇”那样，向“西班牙人市镇”提供劳力，而是提供农牧产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村。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模式随之定型，“城市—农村”这一格局亦随之确立。这一新型的社会模式和格局确立后，不断发展、完善，主导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作。而在这一社会模式和格局孕育、成形、发展的历程中，又形成了新型的人口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

（二）人口种族构成

根据统计，1789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为1409.1万，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大致分为5个种族集团：土著——印第安人、白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和黑人（参见下页表）。[2]

这一人口种族构成是来自欧洲、非洲及其他文明地区的人口在美洲与土著人口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相互融会的结果。土著——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载体，大多生活在农村，主要在大庄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7世纪下半叶，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土著人口停止下降，并逐步回升，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占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为第一大种族集团。土著已不再是古代文明时期的各个分散的族群，已演变结合成一个新的种族群体“印第安人”，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社会中繁衍生息了。

白人包括西班牙人和克里奥约（criollo）人。西班牙人来自欧洲，多半是西班牙国王派遣的殖民地官员和商人。克里奥约人是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通称“土生白人”。白人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总人口数的1/5左右，多半生活在市镇，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主导种族集团。西班牙人控制着殖民地的政治；克里奥约人控制着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克里奥约人生在美洲，长在美洲，已扎根在美洲大地上。他们热爱美洲，具有强烈的“美洲情结”。他们已不再是西班牙人，已形成为一个新的种族群体。

黑人来自非洲。他们是被强制移居美洲的。他们被贩运到美洲卖身为奴，主要在种植园劳动，一小部分人在牧场、庄园、矿山上干活和从事家务劳动。他们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来自非洲的不同部族，到美洲后融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社会，形成了又一个新的种族群体。

16世纪下半叶，曾有数千名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同非洲黑人一样被强制贩卖到美洲为奴。他们从菲律宾上船，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登上美洲大陆，大多留在了墨西哥，一小部分被送到秘鲁的利马。他们一般从事手工劳动和家务劳动。1597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下诏禁止贩卖亚洲人为奴，从而中止了强制亚洲人移民美洲的进程。亚洲人在美洲的人数太少，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种族群体，融入了其他种族群体。

土著、白人、黑人、加上少数亚洲人之间的通婚，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种族群体——混血种人。混血种人又分几个亚种族群体：梅斯蒂索人（mestizo）——土著同白人混血的后代；穆拉托人（mulato）——白人同黑人混血的后代；桑博人（zambo）——土著与黑人混血的后代。混血种人中，桑博人数目较小，通常归入穆拉托人群体。人数较多的是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前者大多生活在城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制造活动；后者多半生活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1800年左右，混血种人占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总人口的1/3。[3]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领土辽阔，各地区人口种族构成有所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类别的地区：1.安的列斯岛屿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土著几乎全部消失，只有白人、黑人和混血种人了；又由于这些岛屿和地区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黑人和穆拉托人也就占了人口的大多数。2.新西班牙总督区和秘鲁总督区为古代土著居民定居、人口积聚的地区，新人口种族构成中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种族群体人数最多。据统计，1796年，秘鲁总督区人口约1400万，其中白人（包括西班牙人和克里奥约人）占12％、梅斯蒂索人占23％、印第安人占57％、穆拉托和自由黑人占4％、黑奴占4％。[4]19世纪初，新西班牙地区人口约600万，其中西班牙人1.5万、克里奥约人110万、混血种人240万、印第安人230万、黑人不足20万。[5]3.古代土著人口稀少的其他一些地区（如今阿根廷、巴拉圭、智利中部、委内瑞拉西部山区、哥斯达黎加等），以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为主，印第安人、黑人和穆拉托人所占比例极小。人口种族构成的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社会阶级结构

殖民地社会阶级结构具有浓重的种族色彩。社会上层阶级系由大庄园主、大牧场主、大种植园主、大商人、矿主和纺织工场主等组成。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白人（主要是克里奥约人），另有极少数梅斯蒂索人。殖民政府官吏和土著贵族也属于这一阶级。前者握有行政、司法大权；后者享有西班牙贵族的特权，拥有财富和权势，不纳人头税，协助前者统治土著民众。社会下层阶级系由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他们从事农牧业、矿业生产劳动，从事水陆运输（充当水手、赶牛车、跟骡队或马帮），从事小商小贩活动，从事纺织、成衣制作劳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自由黑人（摆脱了奴隶地位的黑人），另有少数白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还有一个社会中层阶级，系由大庄园上的总管、大种植园上的监工、矿山上的工头、小庄园主、小牧场主、小种植园主、教师、医生、店主、工匠等组成。他们中多半是白人和梅斯蒂索人。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巴西社会模式的孕育、成形和发展不同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社会模式孕育、发展的重心在城市。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矿主、大商人等通常均生活在城市，殖民政府机构也设在城市。因此，城市是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巴西社会模式的孕育、发展重心则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山等经济单位。经济单位里不仅有从事某种特定作物种植或矿产开采的活动，还有农牧产品或矿产品加工厂，还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附属手工业作坊（诸如铁器制造、木工、纺织、制革、成衣等），还有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市镇。可以说，市镇只不过是经济单位的“衍生物”。小城镇完全服务于当地经济单位；大城市和港口城市则成了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种植园主、牧场主、矿主通常生活在各自的经济单位里。他们居住在“大府第”[6]里。他们在城市里也有住宅，只在进行政治活动或贸易活动时临时歇住一下。因此，巴西社会模式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正好相反，形成了“农村—城市”这样一种格局。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又产生了新型的人口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人口种族构成

据1798年统计，巴西人口总数约为322万，其中土著25.2万（不包括边境地区的部族）、白人101万、黑人136.1万、混血种人约60万。这一人口种族构成的产生是来自欧洲的白人、非洲的黑人与土著在以经济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里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的结果。

1500年葡萄牙人航行到巴西时，土著人数约为243.1万人。[7]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沿海地带开辟甘蔗种植园后，强迫土著从事奴隶劳动，引起了土著的强烈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组织武装力量进行镇压，土著中一些人逃往内地；一些人被迫留下在种植园里从事繁重劳动，加上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人口不断下降，到1798年只剩下了25.2万人。他们通过婚姻和劳动关系完全融入了巴西的政治、经济秩序，成了一个新型的种族群体。另有80万左右（据1819年统计）的土著生活在内地，与殖民体制隔离。[8]

白人包括欧洲人和克里奥约人。欧洲人中大多是葡萄牙人，另有少数西班牙人、犹太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克里奥约人是他们在巴西生出的后代。欧洲人中除一些葡萄牙人在殖民政府中供职或从事商业活动，代表宗主国利益外，其他人和克里奥约人一道构成了巴西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体，控制着巴西的经济、社会和地方上的政治。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巴西的发展和进步共同奋斗，心理、感情上已然趋同。他们认定巴西是“我们的祖国”（见巴西人若泽·若阿金·达·马亚1787年3月给美国驻法国公使的信）。他们不再是来自欧洲各国的欧洲人，而是巴西人了。

黑人来自非洲。他们被强制移居巴西，在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及家庭服务中从事奴隶劳动，构成了巴西社会劳动力的主体。随着甘蔗种植业和黄金开采业的发展，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逐渐增多：16世纪为3万人；17世纪增加到56万人；18世纪高达200万人。黑奴死亡率极高，据统计，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贩卖进巴西的黑人约700万，19世纪初只剩不足200万；人口的增加多半是由于不断的贩进。他们已不再是非洲诸部落的黑人，到巴西后被融合进了巴西的经济、社会体制，结合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族群体。这一种族群体可分为两大类：按出生分，一为巴西生黑人，一为非洲生黑人；按法律地位分，一为自由民，一为奴隶。

混血种人由上述三个种族相互混血而成。他们多半是非婚生人。白人同印第安人混血出生者称梅斯蒂索人，或称马梅卢科人（mameluco），亦称卡博克洛人（caboclo）；白人同黑人混血出生者称穆拉托人，或称帕尔多人（pardo）；印第安人同黑人混血出生者称桑博人。沿海地区种植园和矿区劳动力多数是黑人；人口中白人同黑人混血的穆拉托人占多数。内地、亚马孙地区白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卡博克洛人和黑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桑博人较多。

（二）社会阶级结构

巴西是个奴隶制社会，阶级结构层次分明，且带有种族色彩。社会上层阶级（奴隶主阶级）包括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大商人和矿主。他们都是白人，其中克里奥约人占多数。他们构成了巴西的权势集团。当然，葡萄牙殖民政权的官吏亦属这一阶级。他们控制着巴西的政治和部分对外贸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同克里奥约人形成了相互冲突的集团。社会下层阶级为奴隶阶级，包括黑人和穆拉托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还有一个中层阶级，其成员都是普通自由劳动者。他们是白人平民、梅斯蒂索人、自由黑人和印第安人。他们大多经商、从事手工制造、从事农耕活动。印第安人属于这一阶级，但处于最底层。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从1611年起即成了自由人，但仍然从事奴隶劳动，没有什么社会权利。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1791年海地人口总数为534381人，其中白人30381人、黑奴480000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24000人。[9]其他法属安的列斯岛屿1833年人口总数为238966人，其中白人19288人、黑人174218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45460人。[10]白人多半来自法国，另有少数爱尔兰人、荷兰人和德国人。法国人多半为大、小种植园主，爱尔兰、荷兰人和德国人大多从事技术工作或经商。黑奴来自非洲，为种植园中的主要劳动力，处于社会最底层。少数黑奴获解放后成为自由民。白人同黑人混血出生的穆拉托人大多为自由民。他们多半从事手工制造业、小商小贩活动。

诸岛屿的社会模式与巴西相似。庄园主一般生活在各自的庄园上。建有法国贵族式的“大府第”。建筑风格与法国相同，但宽敞明亮、通风性能好，以适应热带炎热气候。奴隶居住的棚屋建在“大府第”附近。大庄园主通常不居住在岛上，而生活在法国，种植园交由代理人总管。代理人居住在“大府第”里。小庄园主除种植甘蔗外，还种植其他作物（如棉花、可可、咖啡等）。他们使用的奴隶劳动力在20人以下。城市都建在海边。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城市规模很小，只是个贸易站，人口不多。18世纪下半叶，自由民纷纷离开种植园，迁往城市，寻求更宽松的生活、劳动环境。城市人口随之逐渐增多。

法属圭亚那自然条件恶劣，法国人一般不愿移居其间。18世纪末，那儿成了法国政府安置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地。沿海地带开辟为甘蔗种植园，使用黑奴劳动。土著逃至内地深山老林，人数不详。人口中除少数白人外，绝大多数是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总人口数估计约万余人。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荷属安的列斯岛屿1833年总人口数为5.6万人，其中白人0.6万、黑人5万。白人来自荷兰，多半为甘蔗种植园主和商人，集中生活在港口城市。黑人来自非洲，在种植园从事奴隶劳动。社会阶级比较简单，由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构成。

今苏里南地区的人口种族构成比较复杂，除白人和黑人外，还有一个黑白混血种人群体。他们多半从事手工制造业、小商小贩活动。白人以荷兰人为主，另有一些葡萄牙人和犹太人。荷兰人多半经营种植园；葡萄牙人和犹太人大多经商。黑人在甘蔗种植园中从事奴隶劳动。一些奴隶不堪忍受非人待遇，成群逃进内地丛林，建立自主村寨。他们成了一支独立的黑人群体，通称为“丛林黑人”（bosheger）。1780年，荷兰殖民当局承认他们为自由民。“丛林黑人”生活在内陆，约占总人口的10％；另外9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沿海地区。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1833年英属安的列斯岛屿人口总数为659146人，其中白人40938人、黑人546161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72047人。[11]同法属、荷属安的列斯岛屿一样，这一人口种族构成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结果。荷属安的列斯岛屿白人与黑人的比例为0.12∶1；法属安的列斯岛屿为0.11∶1；而英属安的列斯岛屿仅为0.075∶1。白人以英国人为主，另有少数爱尔兰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白人以所占土地面积之大小和拥有奴隶数目之多寡分为不同阶层。占地10英亩以上、拥有10个以上黑奴者，为种植园主。他们拥有当地的选举权。大种植园主通常生活在英国，种植园交给代理人总管。中、小庄园主一般生活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占地10英亩以下，拥有10个以下黑奴者，为小土地占有者。他们属于自由民阶级，没有选举权。少数无地白人生活在市镇上，靠打零工为生。白人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契约劳工”。他们根据契约，卖身为奴，在某个种植园主的土地上劳动3～5年；期满后成为无地白人。他们通常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市镇通常建在海边，起初只是贸易口岸；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和无地白人的增多，市镇不断扩大。商人通常生活在市镇。种植园主和商人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上层阶级。社会的下层阶级为黑奴、“契约劳工”、无地白人、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民（黑白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中有少数人成了种植园主。但他们大多流入城市，从事手工制造业和城乡贸易活动。

今圭亚那地区1814年始成为英国殖民地。原为荷兰殖民地。沿海地区辟为甘蔗种植园。土著逃至内地深山丛林。1658年荷兰殖民者从非洲贩运黑人为奴，到种植园劳动。到1770年，黑奴达1.4万人，而白人只有350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继续经营种植园，不断贩进黑奴从事生产劳动。1833年黑奴达8.5万人。人口中除黑人、白人外，还有一个黑白混血种人群体。与美洲其他殖民地一样，人口种族群体与社会阶级有着惊人的一致。白人大多是庄园主（或其代理人）和商人，构成殖民地社会的上层阶级，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黑奴构成社会下层阶级。黑白混血种人为自由民，多半生活在城市，从事手工制造业和小商小贩活动。

7 修道院（1540年建、银匠式正面、墨西哥阿科尔曼）

[1] 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edited by Leslie Bethell），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4～7页。

[2] 同上书，第92页。

[3] 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前引书，第35页。

[4] 参见维希利奥·罗埃尔，前引书，第336页。

[5] 参见阿尔彼罗维奇、拉甫罗夫主编：《墨西哥近代现代史纲，1810～1945年》，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63～66页。

[6] “大府第”（casa grande），巴西历史学和社会学专用术语。类似于欧洲封建领主的城堡，内有房屋和庭院。

[7] 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前引书，第39页。

[8] 同上书，第63页。

[9] 参见戴维·瓦茨：《西印度群岛：1492年以来的发展，文化和环境变化状况》（David Watts，The West Indies，Pattern of Development，Culture and Environ mental Change since149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10] 同上书，第236页。

[11] 参见戴维·瓦茨，前引书，第236页。

第四章 宗 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随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及英国殖民势力进入美洲后，首要任务是改变土著的信仰，诱导他们皈依天主教、基督教，在思想、精神上对他们加以控制，以巩固殖民统治和扩展基督教世界。在与土著的接触中，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天主教、基督教入乡随俗，与土著传统习俗融合，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嬗变。而由于教派的不同以及土著社会、文化的差异，天主教、基督教在美洲各地区的嬗变状况亦不相同。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西班牙国教为天主教。西班牙国王只准天主教在其美洲殖民地传播，严禁其他教派（如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传入。他要确保美洲殖民地信仰的纯洁和一统。显然，他的用意并非如此，而是着眼于政治：确保殖民地的巩固，力防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势力的染指。

天主教传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后具有了三重职能：宗教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宗教职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西班牙市镇照顾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包括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宗教生活；另一方面在印第安人市镇、村落传教布道，劝诱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而后照顾他们的宗教生活。政治职能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有关殖民问题（诸如战争、和平、奴隶制、传教方式、征收赋税等问题）向国王和殖民当局提出看法和建议；另一方面直接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活动。教会（主要是耶稣会）在人口稀少、土著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边远地区（如今墨西哥北部、巴拉圭东部、阿根廷东北部等地区）建立传教区，诱使狩猎、采集的游动的土著族群定居下来，为西班牙国王扩充领土，巩固殖民统治。社会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1.举办慈善事业。创办收容所、孤儿院、育婴堂、医院等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17世纪建立了一新型济贫教团“贝特莱米塔会”（Betlemita），专门从事救护印第安入的工作；2.保护印第安人。上书西班牙国王，要求立法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同时不断揭露殖民者剥削、奴役印第安人的暴行；3.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活动，特别是向印第安人传授知识和生产技能。

天主教在与土著社会、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形成了当地的特殊的崇敬、礼拜对象。在今墨西哥地区，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虔诚地礼拜他们的保护神“瓜达卢佩圣母”（la Virgen de Guadalupe），并为她专门修建了教堂。今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等地区均有专门供奉瓜达卢佩圣母的教堂。今哥伦比亚还建有专门供奉“奇金基拉圣母”（la Virgen de Chiquinquirá）的教堂。今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建有同样的教堂。当地的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只礼拜奇金基拉圣母。而今玻利维亚地区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又十分虔诚地崇敬、礼拜“科帕卡巴纳圣母”（la Virgen de Copacabana），并修建有专门的教堂。在今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建有供奉她的教堂，供当地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约人礼拜。

天主教的“本土化”还表现在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传统的继承方面。印卡帝国时期“太阳神”拥有一份土地。天主教会将其占为已有，承继了“太阳神”享有的特权。

天主教在美洲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一些印第安人成了教士。他们构成了教会的下层。高级教职绝大部分由西班牙人担任，殖民统治时期有769名主教，其中只有100来人是克里奥约人。西班牙人构成了教会上层的主体。他们维护宗主国的利益，与教会下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到18世纪下半叶，美洲出生的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学习、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宣传“理性”“、正义”“、自由”“、平等”和“人权”，明确提出“美洲人”“、祖国”这样一些新概念，主张独立、自主。他们对殖民地民众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立运动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例如，秘鲁的耶稣会士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多·伊·古斯曼是积极鼓吹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先驱者之一。今墨西哥地区的米格尔·伊达尔戈、今萨尔瓦多地区的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等教士还积极参加了领导民众争取独立的实际斗争。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葡萄牙的国教也是天主教。葡萄牙国王同样不让其他教派（如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进入巴西。他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尤为明显，因为法国和荷兰从16世纪初起不断在巴西沿海活动，力图在巴西建立自己的殖民地。然而，他对天主教徒进入巴西的控制没有西班牙国王那样严格。西班牙国王不准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移居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葡萄牙国王规定，只要是天主教徒都可以前往巴西。

同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一样，天主教在巴西的传播也是由教团主持的。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活动的教团主要是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奥古斯丁会、施恩会和耶稣会。在巴西活动的教团主要是圣方济各会、耶稣会、加尔默罗会和本笃会。由于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政权较弱，各教团（特别是耶稣会）的作用比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上活动的教团要大得多。它们的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方面。政治上，它们建立传教区，诱使印第安人集中定居，以对所占领土加以实际控制；组织、武装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抗击法国、荷兰殖民势力的渗透；反对殖民奴役印第安人，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沦为奴隶。经济上，它们在沿海和内地都占有大片土地，经营着庄园、种植园和牧场；并从事贸易、信贷活动，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它们又是黑奴制的积极鼓吹者，不光在自己的庄园、种植园和牧场上使用黑奴劳动力，而且还参加奴隶贸易活动。社会上，它们创办慈善机构（诸如孤儿院、医院、女修道院、殡仪馆等）；开办学校，培训印第安儿童。宗教上，努力宣讲福音，诱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指导他们的宗教生活。

天主教在巴西的“本土化”比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显得更深刻，可以说几近发生了“异化”。大种植园主的宗教生活不在市镇上的大教堂，而在自家“大府第”的小教堂。巴西人受了印第安人信仰的影响，对圣徒的崇敬注入了一种亲情，对他们的礼拜犹如对自己祖先的礼拜。兄弟会、教友会等团体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团体带有深深的阶级和种族烙印。分别组建有“白人教友会”、“黑人和穆拉托人教友会”和“印第安人教友会”。天主教和非洲信仰（如坎东布莱教〔Candomblé〕）及土著信仰同时存在。这表现在圣像的画像、舞蹈、教友会的组成、宗教游行等方面。巴西人有个特殊的崇敬、礼拜对象：圣安东尼奥·德·利斯博阿（San Antorio de lisboa）。他是婚约的守护神。而黑人和穆拉托人还有自己崇敬、礼拜的圣徒贝内迪托（São Benedito）和圣女埃菲赫尼亚（Santa Efigenia）。

1744年，教会发现一些教士参加了共济会。他们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开始反对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谋求巴西的独立。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法国国教亦为天主教。法国国王同样派遣教团到美洲殖民地活动。它们是多明我会、耶稣会和圣方济各会。它们的政治职能有限，必须在殖民当局的控制下活动。因此，它们专注于指导白人的宗教生活和在黑人中从事传教布道活动。

法国美洲殖民地上宗教信仰比较自由，不禁止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进入，并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做自己的礼拜。与此同时，亦不强制黑人放弃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的信仰（如海地黑人信仰的伏都教〔Voodoo〕）与天主教共存。而天主教堂也对不同种族的教徒开放。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荷兰国教为新教。宗教信仰自由是荷兰美洲殖民地的一个特征。在安的列斯岛屿上活动的主要是卡尔文教派和犹太教。它们和平共处，指导各自教民的宗教生活。在今苏里南的土著中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是摩拉维亚教派和天主教。它们充分发挥其宗教、社会职能，开办学校，培训土著，教授基督教教义、手工制作和实用技艺。与此同时，黑人的信仰也受到尊重。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16世纪30年代，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国王成为宗教领袖。安的列斯岛屿和今圭亚那宗教信仰自由，卡尔文教派、圣公会、公谊会、犹太教、天主教等都在活动。它们大多注重白人的宗教生活，对在黑人中传教布道、劝诱他们皈依基督教不那么感兴趣。因此，非洲部落的信仰得以生存、流传，在同基督教各教派的接触中又融进了某些基督教成分，嬗变出了一些新型的宗教礼仪。黑人修建自己的教堂，供奉、礼拜自己的保护圣徒，用非洲土语或克里奥约语（一种英语、西班牙语和非洲土语的混合语）诵经祷告。

8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第五章 文化

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不断从欧洲吸收文化营养，将欧洲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与此同时，他们又注重适应全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他们成了欧洲文化的传播者和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继承者。他们体现了欧洲文化和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融合。而土著在竭力维护、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他们同样体现了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滋润，从而孕育、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新型文化。

欧洲文化源自古希腊、古罗马。它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具有了当地的特色，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来自这些不同欧洲国家的殖民者和移民所吸收、移植的欧洲文化只能是他们自己祖国、出生地的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美洲殖民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亦不尽相同，再加上所受到的非洲和亚洲文化影响的不同，各殖民地则形成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文化。这特征反映在教育、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包括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诸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从整体上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是土著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为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为新型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土著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新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西班牙殖民者和移民（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在同土著文化的接触中有意无意地或好意歹意地表现出了某种亲和性。这大大推动了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新型文化的形成。而新型文化的发展又得益于市镇的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别是矿业经济）的发展和天主教会的努力。市镇构成了吸引、传播欧洲文化的中心和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交融的中心。经济的发展为新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天主教会传教士积极移植西班牙文化，开办学校、设立图书馆、引进印刷机，传播欧洲文化；他们又对土著历史和文化、习俗、语言进行深入研究，为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新型文化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新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穆斯林建筑风格（亦称穆德哈尔〔m ud é jar〕风格）、中国建筑材料、非洲音乐和舞蹈、荷兰的哲学思想（如伊拉斯谟学说）、意大利的绘画和文学、法国的启蒙思想和文学、美国的政治思想和独立意识等，不仅丰富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新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影响了殖民地政治、社会发展的进程，独立运动的兴起。异域文化大多是通过宗主国西班牙传入的，也有的是殖民地之间传播的（如中国文化是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传到墨西哥、秘鲁等地的）；有的是直接传入的（如走私贸易在输入商品的同时也流入了一批书籍，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的独立意识）。

从事文化活动、艺术创作的，不仅有西班牙人和少数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如来自中欧的传教士和意大利的工程师安东内利），还有克里奥约人（如胡安·鲁易斯·德·阿拉尔孔，诗人、戏剧家；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梅斯蒂索人（如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历史学家、文学家）、印第安人（如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历史学家）、黑人和穆拉托人。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在拉丁文学习、植物学研究和建筑、雕塑等方面成就突出；黑人和穆拉托人在音乐、舞蹈方面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华。

（一）语言

欧洲文化的传播、土著文化的继承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文化的移植，都需要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语言。诸文化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独特的语言现象：1.通用卡斯蒂利亚语（通称西班牙语）。西班牙国内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来自西班牙各地区的殖民者和移民搁置本地区的方言，统一使用卡斯蒂利亚方言。殖民地在语言方面出现了比宗主国还统一的现象。2.土著语言的统一和推广。阿兹特克“帝国”通用纳瓦语（nahua）；印卡帝国时期通用克丘亚语。西班牙殖民当局和教会将这两种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作为“普通话”，在殖民地内推广。墨西哥和中美洲普遍使用纳瓦语；南美洲则普遍使用克丘亚语。3.双语制的形成。在人口聚居密度较大的地区（如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在某些土著语言（如纳瓦语、克丘亚语等）使用的范围较广的地区和在市镇—农村社会结构比较严密的地区（如巴拉圭），逐渐形成了双语制，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同时存在，同时使用。尤卡坦通行西班牙语和玛雅语；巴拉圭通行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纳瓦语和西班牙语同时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存在、通用；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同时在南美洲存在、通用。4.两种语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词汇、语音、书写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西班牙语吸收了土著语言中有关动植物（如el tomate：西红柿、el cacao：可可树、el guajolote：火鸡等）、服装（如huipil：墨西哥土著妇女穿的无袖衫、tipoy：巴拉圭土著妇女穿的无袖长袍等）以及生活、生产方面的专门术语（如tlapalería：墨西哥的颜料油漆店、木瓦工用具店；huaira：一种秘鲁式的炼银炉等），大大扩充了词汇量。而土著语言则吸收了西班牙语中有关动植物、科学技术、数量、宗教观念和一些抽象思维的词语，不仅丰富了词汇量，而且在书写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西班牙语语音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将“C”和“Z”读作“S”。而整个语调又较之宗主国的西班牙语柔和。

（二）教育

上述语言现象的形成与教育密不可分。殖民地的教育分为两大部分：语言教育和知识教育。根据欧洲传统，负责教育的是教会和传教士。

语言教育的对象：一为印第安人，一为白人。向印第安人教授西班牙语；向白人教授土著语言。教育的目的在于：一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二培养传教士，到土著人口中传教布道。教育的方式：开办专门学习班、培训班或学校，集中培训土著酋长、贵族及其子嗣。结业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市镇和村落，对当地土著传授西班牙语。与此同时，传教士亦负责教授土著西班牙语。传教士在教授西班牙语的同时，也积极学习、研究土著语言。为了推广土著语言（如纳瓦语、克丘亚语）和培训传教士，他们编纂了土著语言—西班牙语词典，用土著语言编写了教科书，开办土著语言学习班，教授土著语言；在学院、大学和修道院里开设土著语言课程，学习、研究土著语言。

知识教育：分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区。城市教育为学校教育，由教会负责；农村教育由传教士负责。

学校教育早在1505年即已开始。那一年，圣方济各会在圣多明各城开办了殖民地上的第一所学院，教育的对象是西班牙人子嗣和土著子嗣。1523年，在今墨西哥城创办圣弗朗西斯科学院，招收土著子嗣，教授宗教、音乐、绘画、雕刻、拉丁文等课程。1536年又在印第安人市镇特拉尔特洛尔科开办皇家圣克鲁斯学院，尔后在秘鲁开办了库斯科酋长学校，专门培训土著酋长，教授宗教、行政、拉丁文、土著医药等课程。与此同时，各市镇都建立了小学和中学，有市镇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殖民者及移民的增多，殖民地开始创办大学。第一所大学圣托马斯·德·阿基诺大学1538年创办于圣多明各城。在16、17、18三个世纪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先后创办了26所大学。比较著名的大学是16世纪建立的圣托马斯·德·阿基诺大学、墨西哥大学和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17世纪建立的基多的圣格雷戈里奥·马格诺大学、今玻利维亚的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大学、今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大学，18世纪建立的今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圣罗莎大学、哈瓦那的圣赫罗尼莫大学。各大学设4个系：艺术系、法律系、神学系和医学系。除医学系外，全部用拉丁语授课。在土著人口众多的地区（如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大学里还专门开设土著语言课。

除大学外，还有许多神学院。这些神学院往往先于大学引进欧洲现代哲学思想（如启蒙思想）。18世纪下半叶，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植物园地和图书馆。在今墨西哥，1768年创办医科学校、1783年创办美术学校、1788年建立墨西哥植物园、1792年创办墨西哥矿业学校；在危地马拉，1796年开设危地马拉自然史博物馆和危地马拉植物园，1797年创办美术学校；在今哥伦比亚，1782年创办波哥大植物园、兴建植物学图书馆，1799年创办波哥大天文台；在今阿根廷，1799年创办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这些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用西班牙语教学，培养了一代重实践、重自然、重“理性”的新人。他们大多是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还有少数印第安人。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更深刻地了解、认识了自己的家园，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大大促进了自身民族意识的升华，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独立运动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

除学校外，还建立、创办了其他类型的文化教育机构，诸如图书馆、印刷厂、报馆等。教会、大学、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收藏有欧洲传统的经院哲学书籍、描述美洲事物的书籍和一些天主教会允许进口和收藏的文化、文学、科学知识图书。还有一些私人图书馆，收藏有教会禁止的图书（如英、法等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印刷厂早在1539年即在墨西哥开办；1583年在秘鲁利马开办了第二家印刷厂；17、18世纪里，各大中城市均有了印刷厂。印刷的内容包括宗教、医药、兽医学、法律、文学、地理、历史等。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出现在17世纪。1600年以前只在墨西哥和秘鲁有种小报，仅刊载欧洲新闻。1667年出版、发行了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墨西哥报》，但还是不定期，一直到1722年才定期发行。1743年，秘鲁创办、发行《利马报》。18世纪末、19世纪初，办报风掀起，许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报纸，诸如《经贸知识日报》（秘鲁利马）、《墨西哥日报》、《基多文化最新消息》、《秘鲁信使报》、《新格拉纳达周报》、《加拉加斯学报》、《智利晨报》、《哈瓦那报》、《布宜诺斯艾利斯报》、《危地马拉报》等。这些报纸的口号是“进步”，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和有关矿业、农业、工业、牧业、艺术、文学、宗教知识和新观点。

（三）科学

在造就交流工具——语言和发展教育的同时，开展了对新大陆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学科，促进了一些学科的发展。人种学、语言学、历史学、地图学、地理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等学科尤为突出。

人种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土著及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传教士对土著及其语言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土著研究的杰出著作有圣方济各会士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著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1541年出版），叙述了土著的习俗和信仰；迭戈·德·兰达主教著的《尤卡坦记事》（约1560年出版），记述了玛雅人的习俗和文化（特别是象形文字）。关于语言研究的代表作有《西班牙语—墨西哥语词典》（圣方济各会士阿隆索·德·莫利纳编，1571年出版）、《克丘亚语词典》（圣方济各会士多明戈·德·圣托马斯编，1586年出版）、《艾马拉语语法和应用》（卢道维科·贝托尼奥编）、《瓜拉尼语词汇和应用》（耶稣会士安东尼奥·鲁易斯·德·门多萨编，1640年出版）。著名历史学家有以埃尔南多·阿尔瓦拉多·特索索莫克（约1520年～约1600年）和埃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约1568年～约1648年）为代表的印第安人、以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年）为代表的梅斯蒂索人和以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赫罗（1731～1787年）和胡安·德·贝拉斯科（1727～1792年）为代表的克里奥约人。特索索莫克著有《墨西哥纪年》；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著有《奇奇梅卡史》；拉维加的代表作为《秘鲁历史实录》（亦译《王家述评》）。这三部史书分别详细叙述了墨西哥和秘鲁地区的古代文明和被西班牙征服、殖民的过程。克拉维赫罗的代表作是《墨西哥古代史》，以丰富的史料叙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过程。贝拉斯科的主要著作是《南美洲基多王国史》，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西班牙征服、统治厄瓜多尔地区的历史，并叙述了当地土著被征服前的社会状况。

历史学还有两大主题：一为自然史，一为殖民统治史。自然史的内容包括殖民地的动植物、自然风光、地理环境等，主要著作有《西印度自然史》（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埃多著，1535年出版）、《西印度自然和伦理史》（何塞·德·阿科斯塔著，1590年出版）、《西印度探秘》（胡安·德·卡德纳斯著，1591年出版）。殖民统治史是根据殖民政府记录的市镇建设、行政、军事大事记编写的“纪年史”。

哥伦布及其随后的一大批探险者、征服者和殖民者在美洲活动的过程中，写下了无数的“日记”、“报告”和“信件”，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为航海学、地理学、地图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出版了一批新书。著名的新书有迭戈·里维罗的《地图集》（1529年出版）、佩德罗·德·梅迪纳的《航海技艺》（1545年出版）、萨拉戈萨的《西印度通史》（1552年出版）、奥古斯丁·德·萨拉特的《秘鲁发现征服史》（1555年出版）——这两部史书中主要记述了美洲的自然、地理风貌——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的《新西班牙药典》（1628年出版）。18世纪，科学研究再掀高潮，天文、地理和植物等学科特别受重视。出现了一批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突出的有华金·贝拉斯克斯·德·卡德纳斯·伊·莱昂（1732～1786年）、安东尼奥·莱昂·伊·加马（1735～1802年）、安东尼奥·德·阿尔塞多（1735～1812年）、何塞·马里亚诺·莫西诺（约1750～1821年）、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1771～1816年）。他们重实践、重研究、重应用。安东尼奥·德阿尔塞多的《美洲地理—历史词典》（6卷本，1786～1789年出版）影响最广最大，1812～1815年在伦敦出了英文版。

16世纪的研究者、著作者多为西班牙人。他们的目的在于了解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以便更好地征服、殖民、使土著西班牙化、巩固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18世纪的研究者、著作者多为克里奥约人。他们的目的在于认识家园、了解当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以增强本土意识、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目学的发展。1753年，由胡安·何塞·德·埃基亚拉·伊·埃古伦编纂、出版了《墨西哥图书目录》，收集了自16世纪以来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约人的著作，向世人展示了墨西哥美洲人的智慧和文化成就。

（四）文学

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的是文学创作。哥伦布及其随后的一大批探险者、征服者和殖民者留下的无数“日记”、“报告”和“信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们对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的描绘又极具文学价值。而他们中的一些作家、诗人更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史诗。最具影响的是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年）创作的叙事长诗《阿劳坎之战》（La Araucana）。诗中描写并赞扬了今智利地区的土著阿劳坎人抗击西班牙殖民军的入侵、捍卫家园的英勇斗争。这是以美洲题材创作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16、17世纪，一批西班牙作家移居美洲，从事创作活动。他们中最杰出的是小说家马特奥·阿莱曼（1547～约1609年），其代表作为《流浪汉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生平事迹》（1599～1602年出版）。

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主题是征服、开拓疆土。作家都是西班牙人。16世纪下半叶，殖民地进入发展阶段，社会趋于稳定，以矿业为中心的经济日益繁荣。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1.以美洲人为主的创作群体的诞生；2.美洲意识的形成；3.语言风格上多种族成分的混合。16世纪中叶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美洲出生的作家。他们中有的是殖民者和移民的后裔，有的是梅斯蒂索人。梅斯蒂索人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秘鲁历史实录》不仅是部历史著作。作者对印卡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的叙述、特别是他那流畅的文体和作为混血种人的一种特殊的怀乡的感情色彩，使作品极具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因此，《秘鲁历史实录》通常又被视为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克里奥约人中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家。他们的成就体现在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上。17世纪中叶以前的作品主要是颂扬殖民者的伟业、建设成就和奢侈生活。宫廷式的诗作代替了史诗。典型的诗作有佩德罗·德·奥尼亚（1570～约1643年）的叙事长诗《被征服的阿劳科》（1596年出版）——作者与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大唱反调，歪曲历史，颂扬征服者，蔑视印第安人和土著文化；贝纳尔多·德·巴尔布埃纳（约1562～1627年）的《墨西哥的辉煌》——诗中反映了墨西哥城的繁盛景象和克里奥约人的轻浮、奢华生活。成就卓著的戏剧家是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约1580～1639年）。他是17世纪西班牙语四大剧作家之一，曾创作20余部喜剧，代表作为《可疑的真理》。他宣传传统道德：尊严、忠诚、感恩、爱他人。他的戏剧风格不同于西班牙的戏剧，总带有一种乡愁，比较含蓄。17世纪中叶以后，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美洲情结不断显现，赞美美洲的河山，同情印第安人，谴责殖民统治。文风大显巴洛克色彩。诗歌成就最为杰出的，当推卡洛斯·德·西古恩萨·伊·贡戈拉（1645～1700年）和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年）。前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家，撰写有考古学、历史学、数学、应用科学、天文学、地理学和人种学等学科的专著。文学才华出众，诗歌代表作有《西印度之春》（1662年出版）和《克雷塔罗的荣耀》（1668年出版）。这些诗作“对文学中奇异的美洲意识——一种基督教的虔诚、偶像崇拜者的神话和爱国热忱相混合的意识——作出了新贡献”。[1]修女同样是个多才多艺的著作家。她在哲学和神学上学识渊博，诗歌、音乐著作颇丰，文风纤巧、犀利，语言精美，感情真挚，有一部长诗《初梦》和三部诗集《卡斯塔利达的洪流》、《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著作第二卷》和《墨西哥的凤凰和第十个缪斯的遗作和声誉》，多以爱情、劝诫为内容，以民谣（villanci co）为形式，以殖民地社会为背景，使用了印第安人和黑人所讲的通俗语言。“因此，她的诗歌创作反映了墨西哥多种族社会的全部文化现象。”[2]这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在戏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戏剧创作成就杰出者是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和梅斯蒂索人胡安·德·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1632～1688年）。修女的代表作有喜剧《家庭的责任》、《爱情是个大迷宫》和宗教剧《约瑟的牧杖》。她的这些作品和今墨西哥地区其他剧作者的作品里均融进了印第安人的音乐和舞蹈。埃斯皮诺萨的代表作为宗教寓言短剧《回头浪子》。他的一些剧作都是用克丘亚语写成的，融入了土著人物和故事。18世纪文学的美洲情结愈显厚重。拉法埃尔·兰迪法尔（1731～1793年）的长诗《墨西哥乡村》（1781年出版）最具代表性。作者是名耶稣会士，1767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驱逐流亡意大利。长诗描绘了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地区的风土人情，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眷念、热爱之情。18世纪末，殖民地各地区创办了“文学沙龙”或“读书会”。人们争相阅读埃尔西利亚的《阿劳坎之战》和拉维加的《秘鲁历史实录》，以自己拥有如此美好的历史而备感自豪，民族意识不断提高。

（五）音乐、舞蹈

与文学发展相关联的是音乐和舞蹈的发展。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音乐和舞蹈有三大源头：西班牙、美洲和非洲。源自三地的音乐和舞蹈融为一体，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殖民地音乐和舞蹈。从西班牙传入的乐器有多种管乐器和弦乐器（诸如横笛、小号、长号、竖笛、竖琴、风琴、小提琴、吉他等），得到普及的是吉他和竖琴；吉他成了印第安人最喜爱的乐器。从西班牙传入的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宗教音乐是天主教会传教布道的一个绝妙工具。教会为了传授宗教音乐，特地创办音乐学校，培训印第安人。学校除教授音乐外，还教授乐器制作和演奏，培养出了一批作曲家和乐师。16、17世纪，创作了一种复调、多声部的音乐，用土著语言作词，编写赞美诗，曲调中融入了土著祭祀歌曲的旋律。这类音乐主要在教堂里演唱。教堂里的乐师不仅有白人（主要是克里奥约人），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唱诗班多半由土著儿童组成。有印第安人乐队和黑人乐队。它们不仅参加宗教典礼活动，还在市镇举行公开音乐会。音乐会除演奏宗教乐曲外，还演奏世俗音乐。世俗音乐取材民间，多半是爱情和幸福的表达，以一种“民谣”最为流行。安的列斯岛屿，（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各等）上的音乐还融入了非洲音乐成分，以其节奏明快和曲尾迭句、重复见长，旋律优美。非洲鼓敲击起来，激扬高亢，与印第安人音乐曲调的幽婉凄清风格迥异。

天主教会举行宗教典礼时，演奏乐曲，有印第安人随舞。土著古代宗教祭祀时都有舞蹈。天主教会承继了土著的这一文化传统。土著不但继续跳自己的传统舞蹈，戴传统的假面具，穿传统的和欧洲传入的服装；他们还同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一道学会了跳从西班牙和非洲移植到美洲的舞蹈。美洲传统舞蹈、西班牙舞蹈和非洲舞蹈很快就融合产生了新形式的舞蹈：加永巴舞（La gayumba）、桑巴拉霍舞（el zambaLajo）、查科纳舞（La chacona）、科里多舞（el corrido）、哈拉贝舞（el jarabe）、几内奥舞（el guineo）、内格罗舞（el negro）、内格里托舞（el negrito）等。前五种舞蹈受西班牙舞蹈和美洲土著舞蹈的影响较大；后三种则受非洲舞的影响大。17、18世纪，所有这些新形式的舞蹈都成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民间舞蹈，各种族的人都喜欢跳；有的舞蹈（如查科纳舞、科里多舞等）还传到了西班牙。

（六）造型艺术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造型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特别引人注目。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其风格的多样，二是由于风格的创新。

造型艺术包括建筑、雕塑和绘画。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雕塑和绘画多与建筑融为一体，独立的形式不多。而建筑又以宗教建筑物为主，雕塑和绘画的形式和内容亦与宗教密不可分。

宗教建筑物包括大教堂、小教堂、修道院，遍布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市镇和农村。16、17、18三个世纪里，仅教堂就建了7万余座，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市建有32座教堂和10座修道院。教堂、修道院的建筑风格移植自西班牙，式样繁多。16世纪以哥特式为主，兼有伊萨贝尔风格（女王伊萨贝尔时期的建筑式样）、穆德哈尔式（罗马式、哥特式和阿拉伯式融合一体的式样）、“银匠式”（用银丝嵌镶成的花饰，犹如银匠的手艺，故名）和古典主义。17世纪以巴罗克式为主，装饰繁杂浮华。世界八大著名巴罗克式建筑有4座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们是墨西哥大教堂的礼拜堂、特波索特兰的耶稣会学院、克雷塔罗的圣罗莎修道院和特斯科的圣塞巴斯蒂安·德·圣普里斯卡教堂。18世纪下半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反对过分装饰，追求理性、规范和线条的完美。其代表作有塞拉亚卡门教堂、危地马拉大教堂、波哥大大教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这些风格、样式传入美洲后有了嬗变。建筑的布局和结构都不同于西班牙同类的建筑。修道院大多由一加固的教堂、宽阔的庭院、小礼拜堂、休息室、起居室、游廊和果园组成。四周筑有围墙。教堂由一中殿及一后殿或侧廊组成。除了布局和结构的变化外，在装饰上也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上半叶，巴罗克式发展成了超巴罗克式：建筑物的正面饰有附件，形成一种“动感”；大线条、装饰纷繁、建筑趋于艺术化；大量使用多彩瓷砖装饰墙壁。装饰的变化还表现在对土著和中国文化成分的融合上。中国的瓷砖、瓷片、瓷盘等被镶嵌在墙壁、柱子上；屏风上还有一些中国式的雕花。土著古代建筑物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大量使用在教堂的装饰上。这方面的杰作是今秘鲁阿雷基帕的耶稣会教堂。该教堂建于1698年，饰物中有葡萄藤、太阳神、月亮神等图像。今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等地区的教堂装饰了一些美洲的动物（如骆马、羊驼、美洲豹、鹦鹉等）和植物、花卉形象。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地区的教堂正门上饰有印第安人面庞的小天使、演奏土著乐器的仙女、穿“彭丘”（el poncho，一种斗篷：状如一块长方形毛毯，中间开有套头的口子）的天使等。这类建筑物被称之为“梅斯蒂索”建筑。它们的设计师大多是梅斯蒂索人或克里奥约人；建筑工人是印第安人。他们将美洲古代文化成分融入建筑物中是十分自然的。建筑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因袭了古代建筑的习俗。例如，秘鲁沿海一带多应用砖坯、芦苇、粘土筑墙，木料盖顶；内地山区则多用石材，不仅用石块垒墙，还用石板压顶。

除宗教建筑外，殖民政府大厦、达官富豪府第等建筑物也引人注目。这类建筑没有宗教建筑那样宏伟壮观，却也不失富丽堂皇，且洒脱轻盈。这一特征并不表现在外貌上，而是表现在内部的装饰上。内部装饰尽显多种文化融合的风格。门楣和天花板上都有雕花，突显阿拉伯和中国风格；墙壁上挂有中国的丝绸织物；大厅里摆放着中国瓷器制品。

雕塑和绘画是建筑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显露风采。石刻、木雕、泥塑、绘画主题以宗教内容为主，圣像、圣母像、圣徒像、大主教像、主教像、加上动植物形象，装饰着教堂的正面、顶部、墙壁、柱子、飞檐、圣坛、圣坛后面的屏风、布道坛、壁龛、唱诗班的长排座椅、教士座椅等。非宗教题材的雕塑很少，一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创作人物雕像，其代表作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马雕像（1803年创作）。非宗教题材的绘画比较多，有印卡帝国的王公贵族和西班牙殖民总督的人物画像，还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动植物形象画。雕塑师和画师大多是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还有一些印第安人。他们的技艺以临摹为主，创新不多，表现的风格移植自西班牙，以穆德哈尔式、巴罗克式和意大利式为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们在上漆、着色上采用了中国的描金、配色技艺。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相比，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巴西地区的土著古代文化欠发达，遗产稀少，对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不那么大。新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从宗主国移植过来的欧洲文化。其次，巴西社会重心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区，市镇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文化发展受农村影响大。第三，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非洲；因而非洲文化的影响较大。第四，葡萄牙不仅在美洲拥有殖民地，还在亚洲和非洲占有殖民地（如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各殖民地文化通过宗主国相互影响；因此，巴西在吸收非洲文化成分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亚洲文化成分。第五，从事文化活动和创作的主要是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克里奥约人和穆拉托人，前两者在科学研究（包括语言）、教育和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后者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方面成就显著。

（一）科学研究

最早开展科学研究的是耶稣会士。他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诱使土著皈依天主教，对土著的习俗和语言进行了考察、研究，在人种学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成就突出的是马诺埃尔·达·诺布雷加（1517～1570年）和若泽·德·安希埃塔（1534～1597年）。诺布雷加的代表作为《使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对话录》，述及了土著的风土人情。安希埃塔编纂了首部图皮语语法，全力推广以图皮语为基础的土著普通话。不光在印第安人中推广，也在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中推广。形成了土著语普通话和葡萄牙语双语制。这一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1727年葡萄牙国王下诏禁止使用土著普通话，但受到了巴西人的抵制。1757年，他再次下诏只准讲葡萄牙语，禁绝土著普通话。土著普通话被禁了，但其大量词汇融入了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在发音、语法、词汇、含义和拼写上与葡萄牙人讲用的葡萄牙语有所差异，被语言学家称之为“软绵绵、甜丝丝的葡萄牙语”。[3]

以诺布雷加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士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巴西自然、地理状况的文章〔诸如佩罗·马加良埃斯·德·甘达沃的《论巴西土地》（1576年）、费尔南·卡尔丁的《巴西的气候与地理》（约1584年）、加布里埃尔·索亚雷斯·德·索萨的《1587年记述》〕。然而直到18世纪，才对巴西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乔瓦尼·安东尼奥·安德雷奥尼（1649～1716年）的《巴西的文化及其丰富的药材和矿藏》（1711年出版，共4卷）、若泽·马里亚诺·德·孔塞尚·维洛索（1742～1811年）的《里约热内卢植物志》和《巴西大地产主》（1796～1806年出版，共11卷）以及霍阿金·多·阿莫林·卡斯特罗的《巴西自然史》。1784年，里约热内卢成立《自然史研究室》，集中研究巴西的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

与自然、地理学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历史编纂学。主要的历史著作有安布罗西奥·费尔南德斯·布朗丹的《辉煌的巴西对谈录》（1618年出版）、维森特·多·萨尔瓦多的《巴西史》（1627年出版。这是克里奥约人撰写的第一部巴西史）、塞巴斯蒂安·达·罗莎·皮塔的《葡萄牙美洲史》（1730年出版）。

18世纪，在对自然科学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费利西亚诺·霍阿金·德·苏萨·努内斯的《伦理政治谈》（1758年出版）、若泽·霍阿金·阿塞雷多·科蒂尼奥（1742～1821年）的《经济随笔：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贸易》（1794年出版）、若泽·达·席尔瓦·利斯博阿（1756～1835年）的《贸易权》（1798～1828年出版，共7卷；作者阐述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主张》、伊波利托·若泽·达·科斯塔·佩雷拉·富尔塔多·德·门多萨（1774～1823年）的《巴西通信》（1808～1823年；作者反对专制主义，主张革新，维护政治和宗教自由，宣扬社会平等、“社会契约”和人权）。

（二）学校教育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多是葡萄牙人，克里奥约人不多。这是由于巴西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只有初等和中等教育；克里奥约人不得不到宗主国上大学；通常在科英布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谋求学位。

巴西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于1759年之前一直在耶稣会的控制下。1759年耶稣会士被逐出巴西后，教育由其他教派掌管。耶稣会在巴西总共兴办了10所学院、4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教授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修辞学、神学和哲学。接受教育的大多是克里奥约人，还有少数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女孩子只接受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印第安人和黑人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

18世纪下半叶，巴西学校才开设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课程，开始教授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制图、物理、化学、植物学和矿物学。1808年开办一所“经济专科学校”，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三）文学

宗主国葡萄牙和殖民地巴西的学校教育造就了一批文学人才。他们大多是从小跟随父母移居巴西的葡萄牙人和克里奥约人。巴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始于本托·特谢拉（约1550年～约1620年）。他从小移居巴西；其代表作为长诗《装腔作势》（1601年出版），揭露、讽刺了殖民地显要们的言行举止。他的著作对巴西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关注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作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散文大师安东尼奥·维埃拉（1608～1697年）、诗人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1623～1696年）、诗人马努埃尔·德·博特略·德·奥利维拉（1636～1711年）、小说家努诺·马克斯·佩雷拉（1652～1728年）和诗人、戏剧家安东尼奥·若泽·达·席尔瓦（1705～1739年）。他们的创作风格均为巴罗克式，辞藻华丽、夸张，讲究对句、重复，惯用拉丁语词汇。维埃拉幼年时随父母移居巴西；他的作品语言优美，代表作有三卷《书信集》（1925～1928年出版）和12卷《著作选》（1951～1954年出版）。他的著作充满了对被压迫者——黑人、印第安人和犹太人的同情。马托斯是个克里奥约人，以讽刺诗和爱情诗见长。他在讽刺诗中讽刺殖民官吏、批评殖民制度。他在抒情诗中赞美爱情和幸福生活，表达出了一种巴西特有的穆拉托人的心理状态。奥利维拉著有《诗乐》，赞颂了巴西的山川风貌、自然景观。佩雷拉的代表作是《美洲奇趣述集》（1728年出版）。这部书是巴西的第一部小说。席尔瓦是犹太人，年纪轻轻就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以火刑活活烧死。他的诗作和戏剧揭露、批判了殖民地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18世纪下半叶，巴西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思想上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创作风格上受新古典主义影响，追求理性、平实。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突出的是“米纳斯吉拉斯派”诗人群体。他们均出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其代表人物是若泽·德·圣塔里塔·杜朗（1722～1784年）、克劳迪奥·马努埃尔·达·科斯塔（1729～1789年）和若泽·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4年）。杜朗1781年出版长诗《卡拉马鲁》（C aram arú）；诗作被认为是一部巴西民族史诗。科斯塔的代表作是长诗《里卡镇》；诗作为一部叙事诗，叙述了米纳斯吉拉斯的开发史。加马的代表作是长诗《乌拉圭》；诗人描绘了美洲的山川风光，表达了对美洲的热爱之情。

（四）音乐、舞蹈

巴西音乐、舞蹈中的土著成分几乎为零，以欧洲成分和非洲成分为主。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舞蹈以民间舞蹈为主。民间舞蹈从非洲舞蹈演变而来，例如当今举世闻名的桑巴舞就源自安哥拉的基松巴舞（quizomba）和刚果的巴图克舞（batuque）。用非洲鼓伴奏，旋律欢快、激扬。

宗教音乐方面有两点引人注目：其一，完完全全模仿自欧洲；其二，出现了一批穆拉托人乐师和作曲家。他们受的是纯欧洲音乐教育。他们作的曲子一点非洲音乐的影响都没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累西腓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平托（1719～1789年）、米纳斯吉拉斯的若泽·霍阿金·埃梅里科·洛沃·德·梅斯基塔（1746～1805年）和里约热内卢的若泽·毛里西奥·努内斯·加西亚（1767～1830年）。他们都在教堂里供职，任乐师，谱写了大量宗教题材的乐曲（诸如晨祷曲、赞美歌、弥撒曲、奏鸣曲、应答连祷曲、圣母颂等）。他们还从事音乐理论创作和教授活动：平托撰写了《视唱艺术》（1761年出版）；加西亚1821年编写了《音乐概要》一书；梅斯基塔培养了不少学生，他们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一些教堂里供职。

（五）造型艺术

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造型艺术以建筑为中心，雕塑和绘画主要作为建筑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与建筑物融为一体，起着一种组合功能的作用。风格、式样主要移植自欧洲，还有亚洲的影响。

建筑主要有两大类：宗教建筑和非宗教建筑。非宗教建筑又分两类：民用建筑和军事建筑。

宗教建筑没有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上的那么多，那么普遍，那么壮观。16、17、18三个世纪里共修建了405座教堂、小教堂和修道院，主要分布在以萨尔瓦多、累西腓和里约热内卢为中心的沿海地带；另有1/4分布在以米纳斯吉拉斯为中心的矿产区。建筑用材——青石灰石来自宗主国；风格也借鉴自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16世纪的宗教建筑十分简朴；17世纪开始重建，式样大体为哥特式，掺进了巴罗克风格；18世纪更受法国影响，流行洛可可风格（rococó）。巴罗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表现在建筑物的内、外装饰上。矫饰华丽，而又不失优雅别致。巴西洛可可风格的杰出代表人物是穆拉托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利斯博阿（1730～1814年）。他的石雕、木刻、泥塑和绘画装饰在教堂的正面、顶部、墙壁、圣坛及其后面的屏风和布道坛上，装点在庭院里、护墙上。他的作品与整个建筑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布局和谐；他所表现的内容和所使用的色彩起到了一种宗教和美学上的心理效应。他被认为是巴西最伟大的建筑装饰艺术家、现代造型艺术大师。

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至巴西。巴西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新古典主义风格取代了巴罗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建筑均为非宗教建筑，诸如王宫、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圣诺阿金神学院、美术学校大楼等。

在此之前，非宗教建筑物有市政厅、行政长官和大主教的宅邸、种植园主、矿主和牧场主的宅院等民用建筑以及要塞和堡垒等军事建筑。比起宗教建筑来，民用建筑式样简朴，装饰简单。军事建筑分布在沿海各城市和港湾，用以抵御其他欧洲殖民列强的入侵和海盗的劫掠。例如，保卫萨尔瓦多的要塞达15座之多；保卫瓜纳巴拉湾的堡垒也有14座。用料就地取材，都是土筑或石垒建成，外形根据地形和实战需要而定，呈四方形、三角形、多边形、圆形或星形。

为适应热带炎热、多雨天气，巴西宗教建筑和民用建筑普遍采用亚洲式的游廊、栏杆和斜坡状屋顶。室内装饰通常应用中国和印度出产的瓷砖、瓷瓦和瓷片。室内陈设也少不了中国的瓷器制品。政府高官和富裕人家更少不了使用瓷餐具。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法国美洲殖民地的文化是非洲文化、法国文化和土著文化（加勒比文化）在新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下融合形成的一种具有特色的新型文化，有别于非洲文化，亦有别于法国文化。其特色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和音乐、舞蹈等方面。

（一）语言

法语为各殖民地的官方语言，起到了一种沟通、联络的作用，并保证了法国文化的传播。但法语在新环境里受到了“克里奥约语”的影响，发音、语调、词汇、甚至语法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克里奥约语”是一种民间用语，以非洲土著语为主干，吸收了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一些成分融合而成。例一，海地克里奥约语说“Sé manjé I ap manjé”（意为“他的确在用餐”），句中法语动词“manger”（“吃”）的重复，表示一种确实存在的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洲土著语言的句型结构。助动词“sé”（“是”）为西班牙语原动词“ser”（“是”）的变体。“I”（“他”）是法语“Il”（“他”）的变体。例二，安的列斯岛屿克里奥约语说“Yo Kaalé”（意为“他们走”），句中“Yo”（“他们”）由西班牙语“ellos”异变而来；“alé”（“走”）为法语动词“aller”。使用法语原动词，不变位。这又是克里奥约语的一个特点。例三，法属圭亚那克里奥约语说“dileau-ouèye”（意为“眼泪”）；而法语说“larme”。“eau”为法语中的“水”字；“ouèye”为法语中“oeil”的变体，意为“眼睛”。“水”＋“眼睛”＝“眼泪”。这一词的创造来自非洲土著语言。

加勒比人语言中的一些词汇融入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卢普岛上的克里奥约语。如“piragua”（“独木舟”）、“hamaca”（“吊床”）等。17世纪有位天主教神父雷蒙·布雷通对加勒比人的语言进行过研究，著有一部《加勒比语语法》。

（二）科学研究

除传教士对土著语言有研究外，宗主国的学者还在人种学、地理学、历史学方面对殖民地作过研究，留下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资料。比较重要的有让·巴普蒂斯特·拉巴的《安的列斯群岛游记》（1693～1705年出版，两卷本）和《安的列斯群岛重游记》（1722年出版，6卷本），记叙了当地的自然史及古代和当代居民的来源、习俗、宗教和政治情况；还有梅德里克·路易·埃利·莫罗·德·圣梅里的《圣多明各岛上法国领地的地形、自然、文化、政治和历史记述》（1797～1798年出版，两卷本）。

（三）口头文学

种植园主（包括白人和穆拉托人）通常将子嗣送到法国上学。黑奴孩子的教育由传教士负责；教育内容只限于基督教教义。这一状况有助于口头传授的存在和发展。黑奴通过口头传授将非洲故乡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传给下一代，逐渐形成了一种口头文学，为19、20世纪的“黑人文学”（用克里奥约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基础。

（四）音乐、舞蹈

法国音乐和舞蹈随着殖民者和移民传到殖民地。黑人和穆拉托人很快学会了吉他、小提琴、曼陀林等乐器，出了一批乐师、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他们创作并演奏了不少富有地方情调的乐曲（包括小夜曲）。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穆拉托人约瑟夫·布洛涅（1739年生于瓜德卢普，1799年死于巴黎）。他创作了数十首乐曲，包括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鸣奏曲、弦乐复奏曲等；他还为歌剧谱曲，在法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上演。

与此同时，非洲音乐和舞蹈的传统融进了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黑奴、自由黑人举行宗教祭祀时，吟唱、舞蹈，以纪念自己的祖先和所信奉的神灵，用非洲鼓伴奏。在海地，邻居互助帮忙时亦以鼓乐伴奏。这是非洲黑人的传统习俗，称为coum bite。19、20世纪，举行宗教祭祀时吟唱和舞蹈发展成了极具特色的加勒比民间歌舞，不仅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还影响了法国歌舞的发展。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殖民地的文化融入了非洲、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文化的成分，形成了一种“克里奥约文化”。这种文化在语言、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特色最突出。

（一）语言

“克里奥约语”在苏里南称“斯拉南通戈语”（sranan tongo），在库拉索称“帕皮亚门托语”（papiamento），有着非洲语言的句型结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词汇与动词变位以及新的词汇的创造。例一，斯拉南通戈语说“Da skrifi mi de skrifi”（“我真的在写”）动词的重复，是非洲土著语言的习惯。“skrifi”（“写”）是葡萄牙语动词“escrever”（“写”）或西班牙语动词“escribir”（“写”）的变体；发音有变化，动词不变位。“mi”（“我”）为西班牙语人称代词，这儿当主语用。例二，帕皮亚门托语说“Ta ke mi ke bo bai”（“我一定得去。”）动词的重复是非洲语言的需要。“ke”（“要”）是葡萄牙语动词“querer”（“要”）的变体；发音有变化，动词不变位。“mi”为西班牙语人称代词，句中当主语用。例三，斯拉南通戈语说“watr'ai”（“眼泪”）。显然，这个词来自英语，为“water”和“eye”两个词的组合。

（二）音乐、舞蹈

“克里奥约音乐”和“克里奥约舞蹈”分别是源自欧洲和非洲的音乐和舞蹈的融合。劳动时唱的“应答歌”源自天主教教堂的“应答连祷曲”，曲调结构简单、歌词重复，旋律变化小是受了非洲音乐的影响。边歌边舞，以鼓伴奏，亦是非洲舞蹈的传统。

（三）教育

殖民地种植园主和富商均将子嗣送回荷兰上学。他们的住宅、货栈简朴，木结构，适应热带气候，通风宽敞。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非洲移民传入的文化成分对殖民地的语言、音乐、舞蹈、文学乃至思想的发展均有深刻影响。非洲文化与英国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克里奥约文化”。

（一）语言

“克里奥约文化”的核心是克里奥约语。这是非洲土著语言和英语的混合语。句型结构、词汇应用、发音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例一，牙买加克里奥约语说“a tiif Jan tiif di manggo.”（意为“约翰的确偷了芒果”）动词的重复是非洲土著语言的句型结构。动词“tiif”（“偷”）是英语名词“thief”（“贼”）的变体，以英语名词作动词用。例二，圭亚那语说“eye-water”（意为“眼泪”）。这是非洲土著语言的表达法，不用英语“tears”，而用“eye”＋“water”组成新词“eye-water”。

（二）音乐

基督教圣歌和非洲音乐的融合形成了一种黑人礼拜时唱的“圣歌”（spiritual）。黑奴劳动时唱的歌富有非洲音乐旋律，又带有了伤感成分。牙买加民间舞曲“mento”和圭亚那民间舞曲“shanto”均源自非洲，以鼓伴奏，激越悠扬。

（三）教育

一直到18世纪，殖民地才建立了两所学校：科德林顿学院（在巴巴多斯岛）和沃尔默中等学校（在牙买加岛）。1783年，总共才有39名教师。种植园主通常送子嗣到英国住宿接受教育。黑人（包括奴隶和自由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四）文学

文学创作平庸，比较有影响的是一部无名氏的小说《巫师哈麦尔》（Hamel the Obeah Man.1827年出版）。作者很可能是一位熟悉殖民地社会情况的英国人。小说主人公哈麦尔是个黑奴，非洲宗教的化身，反对英国传教士，反对奴隶制，发动奴隶起义。小说揭示了黑奴的苦难和内心的情感，反映了种植园主们的社会危机感。

（五）史地考解

与平庸的文学创作相比，关于殖民地的历史、经济、政治方面的著作颇丰，奴隶制废除前的17、18、19世纪里出版了一大批专著。自然，作者大多是英国人。专著的主题集中在移民、种植园、贸易、奴隶制和黑奴暴动诸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W.史密斯的《尼维斯和其他英属美洲背风加勒比岛屿自然史》（1745年出版）、D.帕特森的《格林纳达岛地形志》（1780年出版）、H.马内尔的《牙买加岛黑人待遇考察报告》（1788年出版）、B.爱德华兹的《西印度群岛英国殖民地历史、文化和贸易》（1793年出版）、R.C.达拉斯的《牙买加逃奴史》（1803年出版，2卷本）和J.斯蒂芬的《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奴隶制》（1824～1830年出版）。

（六）建筑

殖民地种植园主没有建造巴西种植园主拥有的那种“大府第”。比较富裕的种植园主住房多为两层小楼。底层有一大厅，用作会客、进餐、举行家庭舞会。主人的卧室也在底层，其他人的卧室在楼上。仆人的房间和厨房在房子的后面。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自我意识增强，开始要求自由生存和自由发展。而殖民统治这一现实恰恰又威胁着它的自由生存，妨碍着它的自由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它与宗主国的矛盾和与宗主国文明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法国美洲殖民地海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拉丁美洲近代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 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前引书，第692页。

[2] 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前引书，第690页。

[3] 参见西尔维奥·萨瓦拉：《殖民地时期的美洲世界》第1卷（Silvio ZavaLa，El Mundo Americano en La Epoca Colonial，Tomo I），波鲁阿1967年版，第547页。

第三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展

（18世纪末～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所属的美洲殖民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进步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下，拉丁美洲人民经过长期的酝酿，终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掀起独立运动。这一运动遍及拉丁美洲各地，前后持续数十年，卷入斗争的人口达数百万，其波及地区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殖民地革命史上是空前的。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1790年肇始于法属美洲殖民地海地。海地人民（主要是黑人奴隶）在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4年）的领导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于1804年1月1日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

自1810年起，独立战争的火焰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南美洲北部的独立运动于1810年4月首先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爆发，领导运动的是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独立运动后来又席卷到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上秘鲁和秘鲁等地。1822年，玻利瓦尔建立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在南美洲南部，独立运动于1810年5月25日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1816年宣布独立，成立拉普拉塔联合省（今阿根廷），领导独立运动的是圣马丁（1778～1850年）。随后，圣马丁又联合智利和秘鲁的革命者，先后攻入智利（1817年）和秘鲁（1820年）。在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南北夹击下，西班牙在南美的堡垒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1824年12月9日，玻利瓦尔的军队在阿亚库乔战役中击败西班牙殖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了秘鲁。1825年，上秘鲁宣布独立，命名为玻利维亚，以纪念玻利瓦尔。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最后一支军队在秘鲁的卡亚俄港投降。

在地处北美的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独立运动爆发于1810年9月16日，领导人是伊达尔戈神父（1753～1811年）和莫雷洛斯神父（1765～1815年）。1821年，前殖民军军官伊图尔维德（1783～1824年）篡夺了独立战争的领导权，带领起义军进入墨西哥城宣布独立，并于次年自封为皇帝奥古斯丁一世。1823年，墨西哥人民推翻伊图尔维德，次年成立共和国。

1811～1814年，中美洲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义。1821年，中美洲地区宣布独立。1823年，中美洲联邦正式成立。到1826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的殖民体系基本瓦解，独立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只有古巴等岛屿还没有取得独立。

葡萄牙所属巴西地区的独立运动始于1789年由席尔瓦·沙维尔（1748～1792年，史称“拔牙者”）领导的武装起义。1792年该起义遭到破坏，“拔牙者”被捕就义。1817年，伯南布哥州爆发起义；起义者曾一度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最后也遭失败。1808年因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被迫将王室迁到巴西。1820年，葡萄牙国内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若昂六世被迫于次年应召回国，其子佩德罗（1798～1834年）留在巴西任摄政王。在巴西人民运动的推动下，佩德罗于1822年9月7日宣布巴西独立，自称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正式承认巴西独立。

独立战争胜利后，在拉丁美洲先后建立了18个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海地、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和延伸，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是，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各国独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虽已结束，但英国、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却接踵而来。

由于拉丁美洲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即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力量很薄弱，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因此，领导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是土生白人（克里奥约人）“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派地主”是指接受或部分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那部分地主。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是，当时拉丁美洲还没有形成工业资产阶级；因此，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不可能落在工业资产阶级手中。这一特点决定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不彻底性。

尽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有种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是毫无疑问，这场伟大的革命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经过争取独立的斗争，拉美国家先后摧毁了西、葡、法等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绝大多数国家取消了君主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许多拉美国家在独立运动期间或独立后，取消了宗教裁判所，限制了教会的特权，有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墨西哥等）还实现了政教分离；取消了贵族爵位和某些封建特权，农民部分地取消了封建徭役，有些国家的贫苦农民还分得了土地；不少国家全部或局部地废除了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取消了贸易垄断，实行自由贸易；一些拉美国家开始模仿资本主义方式的农场经营办法，农业资本主义的因素开始增长。独立运动为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拉美独立革命中，除海地、墨西哥等地外，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很少有触动。所不同的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大量兼并土地，大庄园制盛行。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独立后，都以英、法、西班牙、美国等国资产阶级宪法为样板，制定了本国的宪法，建立了共和政体和议会。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坛上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考迪罗”（caudillo）的军事独裁者。考迪罗大多是出身于大地主和军官。他们通过策划军事政变上台，代表大地主阶级实行独裁统治，使共和政体、宪法、议会形同虚设。

拉美各国独立后，英国和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奴役拉美各国人民的新殖民主义者。英国和美国通过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开办企业，霸占土地等方式，大肆掠夺拉美的资源，剥削拉美廉价劳动力，控制拉美各国的主要经济命脉。随着英、美列强的渗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拉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开始增长。

从思潮来看，18世纪末至186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1860年至19世纪末，实证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在19世纪后半期，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印第安主义、民族主义对拉美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到20世纪初，在拉美，各种思想十分活跃。

拉美地区的独立革命和拉美独立国家的建立，使拉美近代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拉美文化结构的演变是渐进的，在漫长的殖民时期所形成的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混合文化结构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被保存下来，继续成为拉美各独立国家的文化结构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随着拉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演变，拉美的文化结构也相应发生了一定变化，拉美各国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新文化。

在拉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移植过来的欧洲文化、土生土长的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奴移来的非洲文化经历着碰撞、冲突、调和、融合。因此，拉美各民族的新文化是混合型或杂交型的文化。

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末～1830年）为从新古典主义向前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第二阶段（1830～1870年）为后浪漫主义时期；第三阶段（1870～20世纪初）为实证主义时期。

9 委内瑞拉民族英雄、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欧洲启蒙思想最早传入拉美是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思想在拉美广泛传播。在启蒙思想和欧洲、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终于爆发了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独立战争。在拉美大部分地区获得独立以后，启蒙思想在1860年以前，仍在拉美占主导地位。下面分几个方面介绍启蒙思想在拉美的传播与实践。

一、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早在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美洲殖民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努力吸收新思想，积极投身启蒙运动。他们首先向长期垄断殖民地哲学思想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开火，否定它的权威。

18世纪末，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以欧洲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理性至上”、“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社会平等”等理论为武器，开始了对宗主国的批判和对殖民制度的否定，并提出了“独立自主”、“政治自由”、“民主”等主张。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先驱之一、秘鲁人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多-古斯曼于1791年发表《致西班牙美洲人的信》。在信中，他指责“西班牙把我们同世界隔离开来”，“剥夺了我们个人的自由，还褫夺了我们财产的所有权”。他提出：“毋庸置疑，保护人身和财产的自然权利，特别是人身和财产的自由和安全，乃为整个人类社会之基石。尊重并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府应尽的义务。”他宣告：“自然、理性和正义已经确定要把我们从这种暴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号召美洲殖民地人民“洒尽热血，维护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共同利益”。[1]

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地区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纳里尼奥1794年翻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他在西班牙文译本的前言中指责殖民当局实行“愚民政策，散布极其有害的思想，禁止言论自由”；要求它“承认主权在民”，“颁布根本大法”、“实行舆论自由”。[2]

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委内瑞拉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年）不仅收集、阅读了大量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而且曾亲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0～1783年）、参加法国革命军（1792～1793年），任北方军中将，立有战功。1797年，他在巴黎组织南美代表委员会，作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代表同英国谈判援助美洲独立事宜。1798年，他又在伦敦创建“美洲大同盟”，积极同拉美各地革命者联络。1806年他从美国组织远征队在委内瑞拉登陆。8月2日，他发表了《告哥伦比亚大陆（即西班牙美洲）人民书》，向殖民地人民控诉殖民统治的暴行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号召1700万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像“北美洲的300万兄弟”那样推翻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大道。

南美独立运动领袖、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玻利瓦尔自幼就受其启蒙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启蒙思想教育的影响，后曾一度访法，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1808年在罗马萨克罗山顶立下打碎西班牙殖民枷锁的誓言。1815年9月6日，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失败后在牙买加避难时写了一封长信，即《牙买加来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拉美独立战争的起因、目标、形势和前景，同时还表明了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美洲国家、实现美洲团结的伟大理想。在这篇历史文献中，玻利瓦尔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他指出：“印第安人缴纳的赋税，奴隶们遭受的苦难，农民们所承受的实物税、什一税和其他税收以及其他灾祸，使可怜的美洲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他愤怒地声讨说，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在现在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似乎超出了人类邪恶的程度”，是“令人发指的”；“西班牙给我们留下的仇恨比相隔的海洋还深”；西班牙殖民统治“这条老的毒蛇仅仅为了发泄毒死人的欲望，去吞噬地球上这块最美丽的地方”。

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明确指出，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因而它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说：“美洲各国现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这场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正义的，从结果来说，是古代和现代所进行的所有斗争中最壮丽的和最重要的”，“其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这场斗争“最终必将胜利”。

玻利瓦尔反对君主制，主张在独立后的拉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在《牙买加来信》中，他说：“渴望和平、科学、艺术、贸易和农业的美洲人更喜欢的是共和国，而不是王国。”他总结了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主张独立后的共和国应当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不赞成建立联邦制度。他认为：“完完全全的代议制机构同我们的特点、习惯和目前的文化水平是不相称的”。他表示“不赞成介于人民和代议制之间的联邦制度”，“也反对贵族和民主混合君主制”，主张“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寻找一条折衷的道路”，即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政治上的稳定”。[3]玻利瓦尔的这一主张，在他1819年2月15日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委内瑞拉的政府过去是、现在是、也应当是一个共和政府。它的基础应是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禁止奴隶制，废除君主制和特权。”[4]在这一演说中，玻利瓦尔主张在保持三权分立、权力平衡的前提下，加强中央行政权，实行总统制。1826年玻利瓦尔亲自制定的玻利维亚宪法，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政治思想。

如同玻利瓦尔及其领导的政府一样，所有拉美新独立的国家都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多数新政府都是按照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模式建立起来的。除拉普拉塔地区的领导人以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迅速制定一部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宪法。拉美新独立国家最初制定的一些宪法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现，普遍的意志是通过代议制政府来贯彻的。几乎所有这些早期的宪法都宣布了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财产等），几乎所有的宪法都谋求通过三权分立和使行政部门比立法机构相对软弱的办法来保护这些权利。1810～1820年卢梭的人民主权说、社会平等说、社会契约说对拉美新独立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1820～1860年影响较大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主张对玻利瓦尔等拉美新独立国家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经济思想

拉美的启蒙思想家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探究了美洲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

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巴德—格伊波主教对殖民地的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土地制度的封建性、长子继承制、经济垄断制、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限制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各种禁令。他就税收、土地、司法权、下层人民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主张：“普遍废除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人头税；废除歧视混血种人的有关法令；将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各村镇的印第安人，制定有关的土地法，将大地产主闲置的土地租给村镇，租期20～30年，租赁期间村镇拥有土地所有权，免交商品税及其他各项捐税；允许境内其他各种族人口自由迁居印第安人聚居的村落，允许他们自由在村里建筑新房……允许自由生产棉、毛织物。”[5]

智利的马里亚诺·皮孔—萨拉斯在其《智利地区的工业、农业和贸易状况》一书中认为：“没有贸易自由，生产则受限制，工业则难以起飞，人们的劳动机会则被褫夺。”阿根廷独立运动领导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1770～1820年）在其《农业国发展农业和工业、保护贸易的一般方式》一书中也指出：“一个国家在对内、对外的广泛贸易中愈是接近完全的自由，则愈接近其永久的繁荣。如果贸易受阻，通向繁荣的步伐则延缓、放慢。”

墨西哥和拉美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出身的著名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年）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影响下，在任总统期间（1858～1872年）于1859年颁布《1859年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简称《改革法》。《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堂建筑物以外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废除什一税和教会其他税收，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别法庭，解散男修道院等。当时墨西哥教会占有全国一半大地产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法打破了封建教权集团对土地的垄断，削弱了封建大地产制，并规定把教会土地通过信贷办法出售给农民，实行局部土改，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

在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下，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拉美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认为进步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而主要模式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模式，他们所颁布并实施的宪法、法律正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发展。在19世纪的实践中，土地所有者尽可能大规模地生产甘蔗、可可、咖啡和其他作物，向国外市场出口。矿山的开发、铁路的修建、港口的扩大、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拉美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

三、教育思想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对殖民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在殖民时期，一般大学只有3门课程：哲学、神学和拉丁文。而哲学课只讲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并用拉丁语讲课。秘鲁著名教育家托里比奥·罗德里格斯·德·门多萨在18世纪末提出改革殖民地教育，把亚里斯多德赶出课堂，主张将自然史、文学、冶金学、自然法等课程列入教学内容，改变死记硬背、拼命灌输的教学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委内瑞拉著名学者米格尔·何塞·桑斯1790年在加拉加斯法学院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必须“深刻理解复杂难懂的‘人们的权利’这一问题”，认清“自己祖国的内在和外在的利益，国家的物产和贸易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号召学生学习新文化，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技艺”。新格拉纳达的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著文，号召青年“追求真正的科学，面向大自然，研究大自然的奥秘”。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积极投身实践，在各地创办了新型学校。如在新西班牙创办了医科学校（1768年）、矿业学校（1792年）；在智利，创办了圣路易斯学校（1797年），讲授几何、制图、数学、化学；在拉普拉塔地区，创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1799年）。

拉美各国独立后对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不少领导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如玻利瓦尔、圣马丁、里瓦达维亚（1780～1845年）等，就是拉美资产阶级教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这些领导人和教育家曾长期受欧洲文化教育的熏陶，深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都很重视文化教育，强调教育对巩固独立、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模仿欧洲的教育模式，特别是法国的教育模式，在本国实施教育改革。

玻利瓦尔认为，教育是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政治建设的基础”。玻利瓦尔无情地批判了当时拉美的封建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并且学习欧洲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出了一套新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和制度。1825年玻利瓦尔签署了拉美第一个教育法，即《关于新玻利维亚国家教育制度的法令》和《关于收容和教育孤儿法令》。[6]法令宣布建立“共和国总的教育机构”，规定“要立即着手在每个省城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设有相应的各个年级，以便接受所有的男女学龄儿童入学”。同时规定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丘基萨卡创办的学校为全国模范学校，所有各省学校都要“按丘基萨卡模范学校的样板建校”。玻利瓦尔所倡导的模范学校设置多种职业课程，兼收贫苦儿童入学。然而，由于缺乏社会支持，仅办了几个月便夭折。[7]

曾任阿根廷总统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年），在任总统（1868～1874年）前，于1842年在智利创办智利第一所师范学校并协助智利进行教育改革。19世纪初，拉美（当时为西属或葡属殖民地）共有40所大学，大多数为教会控制。独立后，大学逐渐世俗化，进行了改革。如智利大学在委内瑞拉著名学者、被称为“美洲的导师”的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年）领导下，按法国大学模式，于1843年进行改革。阿根廷独立战争领导人里瓦达维亚于1821年创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1827年，大哥伦比亚副总统桑坦德尔（1792～1840年）按照欧洲模式建立了波哥大大学，聘请欧洲专家任教。1833年建立蒙得维的亚大学。1843年建立哥斯达黎加大学。巴西独立后，于1827年创建圣保罗法学院，1830年创建里约热内卢医学院，1856年创建艺术和职业学院。[8]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美各国资产阶级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其核心是建立和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

墨西哥是拉美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定实施免费普及小学教育的国家。1867年，胡亚雷斯总统颁布了墨西哥《教育组织法》，规定初级教育为免费义务教育。随后，委内瑞拉（1870年）、阿根廷（1884年）、秘鲁（1920年）、智利（1929年）也先后颁布了实施免费的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墨西哥、秘鲁还规定对成年人也实行免费的小学教育。

通过教育改革，拉美各国逐渐确立对教育的领导权，取消教会对学校的垄断。在独立后拉美各国制定的宪法中，一般都强调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明确了国家对公民实施教育的义务。智利1833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管理和干预教育的权力大于教会。阿根廷1853年宪法规定，保护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国家的义务。1884年阿根廷举行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决定取消学校的宗教教育，免除天主教徒的教师职务，取消神学系。

为加强国家对教育的领导，许多拉美国家相继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机构。智利于1842年成立国民教育部，委内瑞拉于1881年成立教育部，阿根廷于1884年建立中央和各省教育机构。20世纪20～30年代，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秘鲁也成立了教育部。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政府于1884年颁布了《世俗教育法》，确定对6～12岁儿童进行免费义务教育；1890年颁布了国家对私立学校提供资助的法案，鼓励私人办学；1905年颁布了《扫盲法令》，并在全国开展扫盲运动；1919～1921年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在拉美各国率先实行大学自治。由于采取这些措施，阿根廷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使阿根廷成为拉美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四、科学技术

欧洲启蒙运动对拉美科学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拉美一些科研机构的陆续建立、欧洲一些科学家亲临拉美，率领拉美科学家从事一系列科学探险、考察和研究活动，既传播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培养了一批拉美的科学家。而且许多拉美的科学家，除了从事科学研究外，还积极投身到拉美的独立运动。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早在18世纪末就在殖民地各地区创建了一些科研机构。如1788年在墨西哥创建“墨西哥植物园”；1796年在危地马拉城创建“危地马拉植物园”，并于1797年建立“自然史博物馆”；1799年在波哥大创建“波哥大天文台”。在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巴西人积极创办了科研机构，如1771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科学研究院等。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欧洲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法国生物学家约瑟夫·东贝（1742～1794年）、西班牙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蒂诺·布鲁诺·穆蒂斯（1732～1808年）等曾长期在拉美各地进行探险、考察。洪堡曾于1799～1804年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科学考察。1799年他同法国植物学家邦普兰一起，从加拉加斯出发，穿过草原至阿普雷河，泛舟经奥里诺科河及卡西基亚雷河。后短期居住古巴，在古巴进行考察后返回南美，1801年底起从波哥大至秘鲁的特鲁希略，对安第斯山的地质地理、火山、气候、植物、生物及秘鲁沿海洋流进行广泛考察。后又至墨西哥，对其矿业进行研究。他在美洲历时6年的考察旅行对促进欧洲先进科学和自由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洪堡考察美洲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共30卷）一书中，其中不仅反映了他的科学发现，而且也描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达尔文于1831～1835年乘坐“比格尔”号考察船周游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以及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进行了5个星期的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不少动植物是其他岛屿上少见或没有的。他对岛上的各种动植物及其生活环境进行细致考察，系统研究了各种动物因环境变异后而发生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自然条件对物种变化的影响，为他以后创造的进化论找到了根据。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拉美考察的成果。

西班牙植物学家、医生穆蒂斯曾任西班牙国王御医，信奉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分类理论。1760年赴新格拉纳达，任总督的医生。1783年在总督支持下，他率领植物学考察队从事广泛的植物调查，制作了6849种植物标本，其中有5393种保存至今。他还创建了大型植物园、植物学图书馆、天文馆。穆蒂斯还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新格拉纳达的科学家，其中有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1768～1816年）、安东尼奥·塞亚（1766～1822年）、豪尔赫·塔德奥·洛萨诺（1771～1816年）等。

卡尔达斯博学多才，是新格拉纳达著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天文学家。19世纪初到厄瓜多尔做植物调查，发现植被随地形高度而变化的现象，被认为是植物地理学的先驱之一。为测量山的高度，根据水的沸点因高度而不同的原理，发明了以温度计改制成的测高仪。1801年发表关于厄瓜多尔植物分布的报告。1802年他在基多结识洪堡和邦普兰，随他们一同考察了皮钦查、钦博拉索等火山。后又参加穆蒂斯组织的植物考察团。考察结束后，被穆蒂斯荐为圣菲天文台（南美第一座天文台）台长（1806年）。1808年创办《新格拉纳达周报》，刊载了许多关于新格拉纳达地理、旅行考察见闻、各地区动植物地图等科学文献。1810年他参加独立运动，被任命为爱国军准将、总工程师。1816年10月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死于波哥大。

塞亚是一位新格拉纳达科学家，1789～1794年参加穆蒂斯组织的植物考察团。1794年因被指控参与纳里尼奥翻译出版和传送《人权宣言》一事被判刑，1795～1797年被关押在西班牙加的斯（Cadiz）监狱。释放后任马德里植物园主任。1815年回到美洲，参加玻利瓦尔领导的爱国军。1819年2月当选为安戈斯图拉国民大会主席。同年当选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著有《哥伦比亚史》以及许多科学文章，被称为“哥伦比亚的富兰克林”。

在拉美各国独立后涌现出来的科学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根廷的考古学家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1854～1911年），著有：《拉普拉塔人考证》（1880年）等；阿根廷地理学家弗朗西斯科·德·保拉·莫雷诺（1852～1919年），拉普拉塔博物馆创始人；阿根廷生物学家爱德华多·拉迪斯劳·霍姆伯格（1852～1937年），著有：《阿根廷共和国动植物志》；墨西哥地理学家安东尼奥·加西亚·库瓦斯（1832～1911年）；墨西哥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迪亚斯·科瓦鲁维亚斯（1833～1889年），墨西哥天文台创始人，著有：《墨西哥共和国大地测量表和天文学新方法》等；哥伦比亚生物学家弗洛伦蒂诺·维加（1833～1890年），著有：《印第安植物学》、《植物考察》、《新格拉纳达的植物学》等；[9]古巴动物学家拉斐尔·阿朗戈（1837～1893年）、古巴医生卡洛斯·胡安·芬莱（1833～1915年）；秘鲁医生丹尼埃尔·卡里翁；委内瑞拉医生何塞·格雷戈里奥·埃尔南德斯（1864～1919年）；巴西医生奥斯瓦尔多·克鲁斯（1872～1917年）和卡洛斯·恰加斯（1879～1943年）等。[10]

[1] 陆国俊、郝名玮主编：《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6页。

[2] 陆国俊、郝名玮主编：《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3页。

[4] 同上书，第86页。

[5] 陆国俊、郝名玮主编，前引书，第46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前引书，第132～135页。

[7] 陈作彬、石瑞元：《拉丁美洲国家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8] 〔多米尼加〕佩·埃·乌雷尼亚：《西班牙美洲文化史》，墨西哥文化基金出版社1963年第6版，第76页。

[9] 〔多米尼加〕佩·埃·乌雷尼亚，前引书，第96～98页。

[10] 《剑桥拉美和加勒比百科全书》，〔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452～456页。

第二章 民主共和思想、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一、民主共和思想

1775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在精神上给予拉丁美洲人民很大的鼓舞。拉美独立运动的很多领导人，如米兰达、玻利瓦尔、圣马丁、伊达尔戈、奥希金斯（1778～1842年）等，都从美国革命中得到深刻启迪，吸取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等人的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主张，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1777年草拟的、1781年施行的《邦联条例》和1787年制定的宪法对拉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777年，大陆会议（1774～1775年）宣言的西班牙文译本已在拉美流传。潘恩、杰斐逊、华盛顿等的演说和著作也被译成西班牙文在拉美广为流传。

许多拉丁美洲人亲身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其中包括拉美独立运动先驱米兰达。米兰达于1780年随西班牙赴北美的远征军到美国，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1年在夺得佛罗里达彭萨科拉城后晋升为中校。1782年4月，米兰达在巴哈马群岛粉碎英军的入侵。第二年，他在美国会见了美国独立战争领袖华盛顿，并结交了汉密尔顿、斯蒂芬·塞尔、鲁弗斯·金等知名人士，同约翰·亚当斯的女婿、总统副官威廉·史密斯建立了真挚的友谊。1784年米兰达在美国形成了“整个西班牙美洲大陆的自由和独立”的构思。[1]

南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始终尊敬华盛顿，称赞美国的独立和进步，把美国描绘为“自由的国土和公民道德之家”。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是进步书籍和思想传播的渠道。美国商人把译成西班牙文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带到西班牙美洲，将民主共和思想传入这一地区。1810年西班牙美洲人民开始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后，不断从美国建立共和国的经验中寻求启迪。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在独立后制定的宪法几乎完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许多拉美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深受北美邻邦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美洲殖民地海地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相互影响。1775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第二年，美国派遣锡拉斯·狄安和富兰克林出使法国，以争取法国支援。法国于1778年2月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派遣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并在海地招募550名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组成志愿军，开往美国南部的萨凡纳，支援美国独立战争。海地志愿军由于遭到英国猛烈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回。但是，这些海地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受到了美国独立、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为尔后的海地独立革命培育了一批革命的火种。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也给海地及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推动力。

与此同时，美国人民也以实际行动声援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早在1806年米兰达率领远征队远征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200多名美国士兵参加。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中，有不少美国人同墨西哥人并肩战斗。在智利独立运动中，美国商人马特奥·霍维尔帮助智利爱国者从美国购买第一部印刷机并请来排字工人，使宣传独立思想的智利第一份报纸《黎明报》在1812年问世。智利独立后，圣马丁和奥希金斯在组织远征秘鲁的海军时，派代表去美国购买巡洋舰和炮舰。一些美国人还参加了远征秘鲁的行动。美国友好人士经常向拉美独立运动提供资助、武器和各种物资，美国武装民船配合拉美人民在海上拦截、破坏西班牙船只，分散和削弱了西班牙殖民势力。

二、宪章制度的移植

拉美大多数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及独立后所颁布的宪法都是按照美国、法国及1812年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模式，特别是美、法宪法的模式制定的。拉美国家最早的一些宪法，如1811年委内瑞拉宪法，1811年智利宪法，1811年的新格拉纳达宪法等都是以美国和法国宪法为模式，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规定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现即多数人表决通过的意见，通过代议制政府来加以贯彻。这些最早的拉美宪法都宣布了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诸如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19世纪20～30年代，拉美大部分国家的宪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影响。[2]如1821年的大哥伦比亚宪法，1830年和1832年的新格拉纳达宪法，1830年的委内瑞拉宪法，1823年和1828年的秘鲁宪法，1826年的阿根廷宪法，1830年的乌拉圭宪法和1828年的智利宪法等。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也受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影响，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采用联邦制（受美国宪法影响）。这一时期上述拉美国家宪法的特点是行政机构受议会支配、权力有限、由多人组成。

1799年法国拿破仑宪法[3]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在19世纪前半期对拉美国家也有一定影响。如玻利瓦尔制定的玻利维亚宪法，安德烈斯·圣克鲁斯（1792～1865年）制定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联盟宪法（1837年），胡安·何塞·弗洛雷斯（1810～1864年）制定的厄瓜多尔宪法（1845年），1836年墨西哥保守派制定的宪法等。但是，这类宪法生效的时间都比较短。

据统计，拉美各国取得独立后的150年中，共计制定并颁布了180～190部宪法，其中大部分是在1850年以前颁布的。仅委内瑞拉一国，就颁布了22部宪法。[4]

从拉美各国的宪法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中央集权制。只有少数国家，如巴西（自1889年起）、墨西哥（1824～1836年，1857年至现在）、阿根廷（自1853年至今）、委内瑞拉（自1864年至今）、哥伦比亚（1863～1886年）采用或采用过联邦制。几乎所有的原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在独立后都采用总统制政体。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统权力高度集中。总统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定期由选民普选产生；内阁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宪法虽然规定要进行普选，但由于大部分宪法规定选民必须识字、拥有一定财产，因此，实际上将众多的文盲、穷人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

拉美国家的宪法还先后废除了奴隶制（括号内为废除奴隶制的年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19年）、哥伦比亚（1851年）、厄瓜多尔（1853年）、委内瑞拉（1854年）、中美洲联邦（1823年）、智利（1823年）、玻利维亚（1826年）、墨西哥（1829年）、乌拉圭（1843年）、阿根廷（1853年）、秘鲁（1854年）、巴西（1888年）。[5]

拉美少数国家曾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如阿根廷（1814～1818年）、智利（1818年）和墨西哥（1821～1822年，1864～1867年）。阿根廷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曾建议让一名印加人后裔任国王，未遂。墨西哥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曾于1822年5月策划政变，乘机于7月称帝，自封为“阿古斯丁一世”，但登基不到10个月（于1823年3月）就被拉下了皇帝宝座；曾一度流亡国外，1824年7月回国后即被人民处决。1864年5月，入侵墨西哥的法国把奥地利皇帝的幼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1832～1867年）扶上墨西哥皇帝宝座，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墨西哥人民英勇抗击下，法国侵略军被迫于1867年3月撤出墨西哥，同年6月19日，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总的来看，在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君主立宪制从来没有获得成功。

三、“考迪罗”现象

“考迪罗”制是拉美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独立以后至20世纪前期盛行的一种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持统治的独裁制度。“考迪罗”（Caudillo，又译考迪略）一词在西班牙语为“首领”之意，指拉美各国取得全国或某一地区政权的军事独裁者以及依靠军队支持的独裁统治者。

考迪罗最早产生于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在19世纪初拉美各地争取独立的革命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军事领袖。他们曾为推翻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独立后，这些军事领袖和各地强有力的地主集团的首领，便成为拉美新独立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独裁统治者，这就是拉美的第一代考迪罗。第一代考迪罗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墨西哥的伊图尔维德·圣安纳（1794～1876年）；阿根廷的罗萨斯（1793～1877年）；智利的迪戈·波塔莱斯（1793～1837年）；巴拉圭的弗朗西亚（1766～1840年）等。

19世纪中叶，第一代考迪罗逐渐消失，另一批军官和地主集团首领通过“选举”或政变等方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新的考迪罗。这第二批考迪罗的主要代表有：巴拉圭洛佩斯父子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1792～1862年）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827～1870年），他们在1840～1869年统治巴拉圭长达29年之久；1845～1851年及1855～1862年统治秘鲁的拉蒙·卡斯蒂利亚（1797～1867年）；1852～1860年统治阿根廷的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1801～1870年）；1851～1861年统治智利的曼努埃尔·蒙特·托雷斯（1846～1922年）；1870～1888年统治委内瑞拉的古斯曼·布兰科（1829～1899年）等。其中有些考迪罗在人民的压力下，做过一些改革和让步，但绝大多数考迪罗实行独裁统治。

考迪罗主义是拉美特有的独裁制度。考迪罗既不同于世袭的封建国王或大地主，又不同于英、美、法通过选举上台的总统和首相，考迪罗大多是通过所谓“革命”实为政变而取得政权的，考迪罗的“革命”并未促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本变革，并没有触动大土地制度。

拉美各国在独立后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考迪罗主义的危害。考迪罗制度是造成拉美政治经济长期落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考迪罗统治下的拉美各国，苛政横行，内战不断，政变频仍，严重阻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墨西哥独立（1821年）到19世纪末，墨西哥共有72届政府，只有12届是合法产生的。考迪罗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十年。在有些考迪罗较长的独裁统治时期，政局相对安定，对肃清地方分离主义、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经济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稳定往往是不巩固的，在独裁者死后，往往酿成国家长期动荡。

通常认为拉美的考迪罗主义一直在拉美盛行至20世纪前期，有的认为到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有的认为到1930年，有的认为到20世纪中叶。但是，也有人认为，当代拉美国家的一些独裁者，也可算做考迪罗。[6]

拉美各国产生考迪罗主义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落后和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拉美独立后继续盛行的大庄园制和大种植园制，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为自身的利益而争权夺利；代表保守势力的强大的教会的存在；欧洲列强势力的渗透和干涉等。考迪罗主义是阻碍拉美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中，教会统治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西班牙王室，反对殖民地独立。在西班牙美洲，主教一律由西班牙国王任命并从属和服从国王。绝大多数主教都由“半岛人”即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担任，他们完全支持西班牙的利益。也有少数主教明显同情爱国者，如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米却肯的安东尼奥·德·圣米格尔和基多（在今厄瓜多尔）的何塞·德奎罗—凯塞多等。

而多数下层教士，特别是世俗教士，他们多为克里奥尔人，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更倾向于支持西班牙美洲自治，并最终支持独立。此外，广大的教区神父同教会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对“半岛人”垄断教会高级职位普遍不满。少数神父在西班牙美洲的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新西班牙的伊达尔戈、莫雷洛斯；基多有3名神父在1809年发表独立宣言；在波哥大，有3名神父参加1810年洪达（执政委员会），9名神父参加1811年国会。在拉普拉塔（今阿根廷）有16名神父在独立宣言上签名。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教皇坚持与西班牙王室结盟、反对西班牙美洲独立的立场。

独立战争后，在拉美各国，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新的共和国一般都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但同时又接受容忍异教原则（西班牙语美洲各国独立后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往往保证信教自由）。各国先后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外国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外国传教士将新教带到西班牙语美洲。受启蒙思想和功利主义影响的拉美各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国家与宗教分离即政教分离的主张，力图大大缩小教会对世俗权力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的这种权力和影响是独立后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在19世纪中叶，政教分离成为整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一个中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

法国哲学家、自由派教士拉梅内（1782～1854年）对拉美文职政治家对教会的激进态度起了重要影响。拉梅内批评教会只关心金钱、权力，提倡一种原始的、大众的、超天主教会的基督教。他坚持宗教和政治分离，教会和国家分离。他的这种主张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等国产生了反响。

1854年，墨西哥格雷罗州长胡安·阿尔瓦雷斯（1790～1867年）领导墨西哥人民举行起义，于第二年推翻圣安纳独裁政权。阿尔瓦雷斯任临时总统，任命胡亚雷斯为司法、宗教和公共教育部长。1856年初，议会批准由胡亚雷斯起草的“胡亚雷斯法”。该法规定，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设法庭，取消教士和军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剥夺教士的选举权。同年6月，颁布了禁止教会和世俗团体拥有不动产的“莱尔多法”。1857年颁布的新宪法再次规定，禁止教会拥有不动产，宗教界人士不得当选为总统和国会议员。1858～1861年，总统胡亚雷斯领导墨西哥人民进行“改革战争”。1859年，胡亚雷斯政府制定《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堂建筑物以外的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废除什一税和教会其他捐税，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别法庭，解散男修道院；还宣布宗教信仰完全自由，重申政教分离，国家掌握教育和其他民政事务，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干预等等。

哥伦比亚1863年的宪法宣布废除一切宗教法令，并宣布政教分离。秘鲁在1851年废除教会特权。

拉美各国的宪法都先后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巴西的情况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不同，由于巴西独立运动的相对和平性质和在相当时间里保持君主政体，使巴西教会的权力未受损害。此外，巴西教会的财富、权力和影响一直比较适度。巴西直到1889年11月15日才推翻君主制度，1890年1月7日颁布政教分离法，1891年制定宪法，建立巴西合众国。

五、“文明与野蛮”之争

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在1825年以前都已获得独立。拉美新独立国家都先后制定了宪法，成立共和国，宪法规定行政首脑的职责，行政首脑和立法、司法部门分享权力；有限地废除对贸易的种种限制；规定发展公共教育以及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但是，新国家的独立在许多方面是有名无实的。掌权的上层人物仍然在精神上与原宗主国相联，在文化上依赖于法国，而在经济上屈从于英国。

在欧洲启蒙运动等进步思想影响下，在拉美各国涌现出一批敢于发表意见，主张在拉美推行欧洲式“文明”的自由派学者和政界人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的“1837年一代人”。他们主张进行自由贸易，实行“竞争取胜”，引进欧洲先进技术，推行欧洲式教育。阿根廷“1837年一代人”的思想影响远远超越阿根廷国界，成为当时拉美的主流思想。他们反对阿根廷的独裁者、考迪罗罗萨斯的统治（1835～1852年）。他们将他们与罗萨斯之间的冲突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争。

1837年一代人的代表人物是阿根廷著名作家、教育家、总统（1868～1874年）萨米恩托（1811～1888年）。他于1845年在智利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长篇文学传记《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萨米恩托通过对军事寡头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生平的剖析，探讨产生考迪罗和独裁者的历史根源，揭露并抨击罗萨斯的残暴统治。法昆多在大草原和小酒店的环境中长大，由于他的凶猛和残忍，外号称做“草原之虎”。少年时代，他殴打要他守纪律的老师；青年时代，他当过雇工，当过兵，开过小差，他一把火烧毁他父母正在熟睡的房子；他当过贼，蹲过监狱，他杀死了曾将他释放的官员；他在打牌时，把一个朋友的脑袋打破；他一斧子劈开了嚎啕大哭的儿子；他通过背信弃义，逐步高升，成为几个省的指挥官和统治者。而最后法昆多被罗萨斯派人杀死。

作者在《前言》中阐明了为什么将本书取名为“法昆多”的原因“：法昆多·基罗加是阿根廷共和国内战中最有典型性格的角色，是革命中出现的最具有美洲特色的人物。法昆多·基罗加身上包含着全部动乱的因素，而在他登台之前，这些因素是在各自孤立地起作用；是他，把地方战争变成了全国性战争，经过10年的艰辛、战斗与破坏，他取得了胜利，但是结果却落入了那个杀害了他的人手中。”本书的副标题：“文明与野蛮”是贯串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作者认为：“文明扎根于城市，野蛮控制了乡村。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作者以主要篇幅揭露军事独裁的残酷与野蛮。

萨米恩托认为，正是军事独裁、寡头政治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使城市贫困，农村没落。为使阿根廷走向文明，必须打倒独裁，消灭野蛮。只有这样，阿根廷才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才能赶上并超过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强国。

《法昆多》一书集中体现了萨米恩托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它是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锐利武器，同时又是分析阿根廷社会矛盾的钥匙。作者在书中用奔放的语言、充沛的激情讴歌潘帕草原的自然风光和高乔人的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社会未来进步的信心。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

作者认为，“文明”包括法制、社交和保护私有财产。为了做到“文明社交”，人们应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办事，而“野蛮”是“文明社交”的对立物，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他反对文化教育、法律、社会秩序和宗教，毫无法制观念，不考虑公共利益。值得指出的是，萨米恩托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的立场上，认为印第安人应被排除出文明社会之外，笼统地认为高乔人是“野蛮和灾祸”的代名词，这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拉美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和“进步”，其实质是承认个人主义、竞争以及不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这种自由和民主。后来，“文明”、“进步”这些词汇，则被“现代化”一词所取代，有时候也相互交替使用。拉美各国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进步”，就是尽可能地按照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重建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农作物的种植，加快矿产品的开采，增加出口，从中获取大笔利润。为此，他们允许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拉美国家。

拉美具有这种“文明”观的人士往往忽视本地区、本国的文化、习俗，忽视本国印第安人。他们常常把本国印第安村庄一律视做“野蛮”，把本国的印第安人和主张尊重本国历史、习俗的政治领导人一律视做“野蛮人”这显然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

六、功利主义（Utilitarismo）、实证主义（Positivismo）的传播与实践

在19世纪头50年，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支配了拉美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见解。[7]英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边沁（1748～1832年）的著作是当时拉美知识分子经常阅读的著作。“不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智利报纸上，还是在1830年乌拉圭的制宪会议上，还是在19世纪40年代新格拉纳达政治家的图书馆里，最经常遇到的三位作者是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边沁。”[8]

边沁的功利主义把个人利益看做是惟一现实的利益，并把它作为整个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边沁主张建立一种能充分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政体。他认为，政体的好坏，要以是否对人有利为前提，以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功利为条件，以私利和公利是否能结合为原则。边沁认为，能够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是民主制政体。他主张议员的选举应根据普选、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原则进行，反对根据财产确定选举资格。边沁还论证了资产阶级政治保护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原则，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只有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边沁的主张，是符合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边沁的这些主张，对19世纪前半期拉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智利作家、自由党领导人拉斯塔里亚（1817～1888年）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论文，痛斥顽固的封建思想，赞扬同智利已采取的共和主义制度相一致的功利主义价值准则。[9]

据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拉美史教授曼努埃尔·科雷亚·马丁内斯的研究，受功利主义影响的拉美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主要有：阿根廷的阿尔维迪（1810～1884年）、萨米恩托，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贝略、洪都拉斯的塞西利奥·德尔瓦列（1780～1834年）、墨西哥的蒙吉亚大主教（1810～1868年）、路易斯·莫拉（1794～1850年）等。[10]

到1850年，功利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开始削弱，拉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日益将实证主义视为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的哲学。在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在拉美思想界居统治地位。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之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对拉美起主要影响，而实证主义另一位创始人、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的影响也不小。

实证主义的传播遍及整个拉丁美洲。这一哲学思想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成为领导阶层的主张。在墨西哥，实证主义的首倡者加维诺·巴雷达（1818～1881年）是一位医学教授，1848～1851年在巴黎进修期间曾上过孔德的课，回国后他领导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参加胡亚雷斯政府的教育改革委员会，参与制订1867年公共教育改革法，传播实证主义。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1830～1915年）将实证主义奉为其政权的官方信条，并把巴雷达的门徒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既有理论家、又有实干家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被称做“科学家派”；其首领初为罗梅罗·鲁维奥，主要成员有：罗森达·皮内达、利曼托尔、巴勃罗·马塞多等。1892年组织政党，拥护迪亚斯连任总统。部分成员曾在政府中任职，为迪亚斯制定政策。科学家派笃信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实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化的治国方针。

在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1836～1891年）于1871年创建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义在导致佩德罗二世垮台和奴隶制的废除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巴西共和主义者是狂热的实证主义信徒，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他们对实证主义政策的含义和要点的理解，付诸实行。1889年设计的巴西共和国国旗至今仍印有实证主义的座右铭“秩序和进步”。

在阿根廷，萨米恩托总统于1870年创立了宣传实证主义的巴拉那师范学校。从1870年至1888年，委内瑞拉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实证主义宗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治理。他首先强调建立秩序，然后开始追求那意义不明确的进步。古斯曼政府铺设了新的铁路，扩大了港口设施，增加了向欧洲的出口。

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1912年～）认为：“对西班牙美洲的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能结束长期政治和社会暴力及无政府状态、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秩序以取代业已被摧毁的思想秩序的适当的哲学；而对巴西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最能面对社会自然演变的新现实的主义。”[11]

拉美实证主义者从改革教育、制造舆论入手，逐步走上参政道路。拉美各国的实证主义者先后建立过一些专门的组织，如墨西哥的“加维诺·巴雷达方法论协会”（1877年），阿根廷的“80年代人”，智利的“启蒙协会”（1872年），玻利维亚的“自由派俱乐部”（1876年）、“地理协会”（1889年）等。同时，实证主义者也创办过一些报刊，宣传实证主义，如墨西哥1898年创办的《自由报》等。

拉美各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墨西哥的谢拉（1848～1912年），智利的拉斯塔里亚（1817～1888年）、拉加里格（1854～1894年）、莱特列尔（1852～1919年），秘鲁的科尔内霍（1866～1942年）、乌加特切（1889～1967年）、比利亚兰，玻利维亚的布斯蒂利奥（1895～1928年），阿根廷的本赫（1875～1918年）、因赫涅罗斯（1877～1925年）、庞塞（1898～1938年），乌拉圭的巴雷拉（1845～1879年），古巴的巴罗纳（1849～1933年），巴西的巴雷托（1840～1923年）等。

拉美各国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社会动乱、内战频仍，自由派和保守派，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斗争不已。拉美需要一种理论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孔德的实证主义恰恰以“秩序和进步”作为其中心思想，孔德企图以“科学方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必然性，孔德规定实证哲学的任务是克服社会和思想领域方面的“精神上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因此，实证主义理所当然地为拉美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所接受，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并且逐渐促使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

实证主义给拉美带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拉美知识分子以孔德有关人类社会三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论对抗经院哲学中的本体论，抛弃对因果关系的神学辨析，强调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观取代神学历史观，把历史视做一个不断完善的有机体，从而为社会变革奠定了理论依据。

实证主义为在拉美推行资本主义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拉美国家以欧洲、北美资本主义模式为榜样，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铁路建设。巴西是拉美国家中最早使用蒸汽机的国家，于1815年在巴伊亚市建立第一家蒸汽机榨糖厂。到1852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已增加到144家。智利于1839年建立第一家蒸汽机磨面厂，到1863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增至132家。古巴是拉美国家中率先修建铁路的国家，于1839年建成从哈瓦那到古伊内斯长约30英里的铁路。其他拉美国家及其第一条铁路建成的年代分别是：智利（1852年），巴西（1854年），阿根廷（1857年）。铁路的修建对促进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阿根廷等国，实证主义者大力主张从欧洲移民，从血缘、文化传统上改变本国人口和种族的构成。从1879年至1914年，共有240万欧洲移民（其中3/4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到阿根廷定居。

实证主义促使拉美各国努力改变高等教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培养出掌握先进科学，符合经济现代化，稳定、高效政府机构需求的人才。墨西哥的巴雷达将古老的圣伊尔德方索学院改变为国立预备学校，以培养墨西哥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的精英。阿根廷萨米恩托1870年创办的巴拉那师范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全国性领袖人物。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创办的巴西军事学院、智利莱特列尔1889年创立的智利大学教育学院都为本国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拉美的实证主义者推动了拉美的教育改革，调整了教育结构、课程设置，取消或减少了拉丁文的课程，增设了科学知识和专业课，注重培养自由、民主精神。

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直截了当的政治理论，但它的教导却为拉美统治阶层精英分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墨西哥和智利，“科学政治”的概念已正式提出来，而在阿根廷和巴西，并没有正式明确提出。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提出，在科学指导下，国家领导人必须否定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行动和无政府状态，调解互相冲突的各方并加强统治以满足工业时代的需要，提出“自由、秩序和进步”为座右铭。有些实证主义者还公开呼吁实行独裁统治，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毋庸置疑，实证主义在拉美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如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对印第安土著文化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视印第安人为劣等民族。有些实证主义者一味追求“秩序”，同独裁政府沆瀣一气，如墨西哥“科学家派”中的一些人。受阶级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者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实证主义者提倡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助长了精神的平庸化。正因如此，在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拉美受到了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弱。

10 古巴独立运动领袖、民族英雄、诗人何塞·马蒂

[1] 参见〔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8页；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7、11～12页。

[2] 1807年拿破仑派军队占领西班牙，1808年派其兄何塞·波拿巴当西班牙国王。同年5月2日西班牙人民举行起义，1811年赶走拿破仑军队，获民族独立。1812年在加的斯通过第一部宪法，规定西班牙为君主立宪国，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民；议会实行一院制，国王无权解散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实行地方自治；废除宗教裁判所、内地关税、教会什一税和某些贵族特权，这部宪法反映了1808年革命的成果。

[3] 即法国共和八年宪法，又名“共和八年霜月二十二日宪法”。1799年11月拿破仑政变后制定的宪法。名义上保留共和制，实际上主张独裁制。宪法规定，拿破仑任第一执政，任期10年，可连选连任，第二、第三执政仅有顾问权。第一执政独揽行政权，拥有法律创制权和公布权，任命文武百官。议会由参政院、评议院、立法院、元老院4院组成。1814年拿破仑失败后，被废除。

[4] 〔美〕布拉德福·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5] 〔多米尼加〕佩·埃·乌雷尼亚，前引书，第71～72页。

[6] 参阅张森根：《从政局发展看拉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1期，第9～14页；曾昭耀：《论墨西哥的政治现代化》，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1～2期；冯秀文：《关于墨西哥政治现代化道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第87页。

[7] 〔美〕爱德华·J.威廉斯：《从发展角度看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8]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前引书，第368页。

[9]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10]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编：《伊比利亚美洲分类简明词典》，罗德里格斯·卡斯蒂雷霍出版社1989年版，第763页。

[11] 〔墨〕莱奥波尔多·塞亚：《拉丁美洲的思想》，西班牙巴塞罗那“爱丽尔”出版社1976年第3版，第78～79页。

第三章 文学的发展

一、新古典主义诗歌和独立运动的歌手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美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造就出一批优秀的文学家。他们以文学为武器，讴歌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歌颂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中很多人投身到独立战争中，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1800年至1830年间，欧洲的古典主义文学流派通过法国、西班牙等国传入拉丁美洲。古典主义源于17世纪的西欧，特别是法国，因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而得名。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理性”至上的原则，按照关于“美”的绝对概念创作，不着重抒发个人思想情绪，而着重写一般性的类型、人性和自然；文风要“逼真”、“得体”；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道德说教、劝善；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大作家，视其作品为圭臬；各种文学体裁有严格的界限和规则；语言简洁、洗练、明朗、精确，切忌烦琐、含糊、晦涩。

古典主义传入拉美后，经过拉美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具有了新的特点，被称为“美洲新古典主义”。其特点是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战斗和宣传的工具，“祖国的独立是影响一切诗歌的灵感”；重视古代印第安文化的价值，歌颂美洲秀丽的山川风光；在诗歌技巧上，继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使用七音节和十一音节交替的自由诗体“席尔瓦”；在散文、戏剧方面，在内容和技巧上，也有所创新，朝民族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新古典主义在拉美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该地区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主要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期便接近尾声。拉美新古典主义文学中有小说、散文、诗歌，其中诗歌占重要地位。

（一）拉美第一部长篇小说利萨尔迪的《癞皮鹦鹉》

19世纪初，墨西哥独立运动高涨。1810年伊达尔戈发出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和政论家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年）写下了大量通讯、诗歌、散文和小说，抨击教会和贵族阶级，宣传独立革命。他的代表作《癞皮鹦鹉》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第一部长篇小说。

利萨尔迪生于墨西哥城。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影响，他于1812年创办《墨西哥思想》杂志，积极宣传启蒙思想，主张独立，鼓吹社会革命，因此，曾两次被殖民当局监禁。出狱后，以小说、戏剧、诗歌为武器，继续宣传独立、自由思想。墨西哥独立后，曾任《官方公报》主编。

1816年他发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小说以第一人称描写一个绰号叫“癞皮鹦鹉”的流浪汉佩里基略·萨尼恩托坎坷的一生：他经历过一千零一次危险，上过学，当过流浪汉、佣人，做过小偷、流氓，最后对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感到悔恨，临死前成为诚实和正直的人。小说的主题是惩恶扬善。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见闻和遭遇，揭露了殖民地时期墨西哥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变革的愿望。作品风格流畅，语言通俗易懂，描写真实细腻，情节曲折生动，通过作品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展现了殖民社会末期墨西哥广阔的生活画卷。

利萨尔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是流浪汉小说体结构。这种结构15世纪在西班牙、16世纪在法国曾流行过，但在19世纪初已过时。而利萨尔迪当时运用这一曾在宗主国流行过的文学体裁和结构，并不令人奇怪。虽然这种结构比较简单和松散，但却易于表现当时墨西哥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小说中对官员的专横、教会的欺诈和对贩卖黑奴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

（二）诗歌

新古典主义诗歌主要内容包括：歌颂家乡的田园生活和爱情，歌颂独立战争和新生的共和国，歌颂美洲的自然风光，经过整理加工后的民歌、寓言诗等。

下面重点介绍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家、独立运动的歌手奥尔梅多、贝略、埃雷迪亚。

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80～1847年），生于瓜亚基尔城（该城现属厄瓜多尔，独立战争前属秘鲁总督区）。他1805年在利马圣马科斯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该校及基多圣托马斯大学教授。1811年作为瓜亚基尔省代表出席西班牙加的斯议会，在议会上慷慨陈词，强烈谴责“米达”徭役制，为印第安人辩护。1814年主张除非费尔南多七世承认加的斯宪法，否则不承认其为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后，奥尔梅多逃离西班牙。

1816年返回瓜亚基尔，从事古典诗歌研究。1820年10月瓜亚基尔爆发革命，11月当选为洪达（执政委员会）主席。1822年玻利瓦尔统帅大军抵达瓜亚基尔，解散了执政委员会。1823年奥尔梅多到秘鲁当选为利马制宪议会议员。1824年8月6日，玻利瓦尔亲率大军在胡宁大败西班牙殖民军队。同年12月，玻利瓦尔的部下又率爱国军在阿亚库乔大败西班牙殖民军。1825年1月，奥尔梅多写出了《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热情讴歌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及独立战争的胜利。1825～1828年出任秘鲁驻英国和法国全权公使。1830年当选为厄瓜多尔第一任副总统，因反对弗洛雷斯总统独裁，拒不就任。1835年任制宪议会主席。

在《胡宁大捷》这首诗中，作者模仿古典主义风格的英雄颂诗，全诗共906行，分7部分。这首长诗热情奔放，气势磅礴，想象丰富，充分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内容和表达方式远远超越传统的古典主义形式。作品一开始，即以雷鸣、电闪来烘托气氛，描写独立战争的到来：

可怕的雷声

震耳欲聋，地裂山崩

在燃烧的天空滚动

向主宰苍穹的上帝声明。

……

接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胡宁和阿亚库乔的战斗。诗人热情歌颂了玻利瓦尔叱咤风云、高瞻远瞩、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大将风度：

玻利瓦尔主宰着

大地上的和平与战争。

……

是谁在战斗刚刚打响

便像胜利的使者神采飞扬，

驱使骠悍的骏马不停地驰骋

把捷报传向四面八方？

……

除了他，还能有谁？

哥伦比亚和战神的儿郎！

……

那英雄神采奕奕

在第一线冲锋

呼声震耳，宝剑闪动，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所向披靡，攻无不克……

旷世奇才啊，

千古留名！[1]

《胡宁大捷》是一首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赞歌。奥尔梅多作为一名诗人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以他精湛的艺术修养和对祖国无比的深情，谱写了一曲时代的强音。

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年），委内瑞拉爱国者、西班牙语美洲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文化巨匠，被称为“美洲的导师”。

贝略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781～1810年，他在祖国委内瑞拉生活了近29年。

贝略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祖父是画家，父亲是律师和音乐家。启蒙老师是新格拉纳达总督的秘书克萨达教士，克萨达博学多才，并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不仅通过讲授荷马、维吉尔的古典诗歌使贝略学会拉丁文，并使贝略熟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洛佩·德·维加的戏剧作品，引起贝略对语言和文学的广泛兴趣。贝略后来进圣罗莎学院学习，才华出众；15岁时，便从拉丁文翻译了一卷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1800年，年仅19岁的贝略获物理学头等奖，并获文学学士学位。

贝略曾当过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袖玻利瓦尔的地理和文学老师。1800年，当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到委内瑞拉考察时，贝略曾给洪堡当翻译兼向导。1808年，主编《加拉加斯报》，首次报道西班牙人民奋起抗击拿破仑入侵并成立“洪达”等重要新闻。1810年撰写了《委内瑞拉历史概要》。同年4月17日，加拉加斯的土生白人废黜了西班牙任命的都督，成立了最高“洪达”。为争取国际上对委内瑞拉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新生的“洪达”委派玻利瓦尔（主要代表）、门德斯（副代表）和贝略（秘书兼翻译）三人去英国。同年6月6日，他们乘船离开委内瑞拉。对贝略来说，这次航行竟成为他与祖国和亲友们的永别。

第二时期，从1810年到1829年，贝略在英国伦敦居住了近19年。

1810年7月，玻利瓦尔一行抵达伦敦。经过一番奔走，虽未能取得英国政府的资助，但得到侨居英国的同胞、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米兰达的支持。同年12月，玻利瓦尔同米兰达回国，而贝略奉命留在伦敦继续完成其外交使命。

在英国的19年中，贝略的主要活动一是外交事务，二是文学创作。他先后担任委内瑞拉和大哥伦比亚（1819年成立，包括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3国）驻英使馆的秘书和临时代办。1822～1825年，还兼任智利驻英使馆秘书。他在外交战线上，不辞辛苦，忠于职守，为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民族独立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伦敦，他结识了许多侨居英国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作家和外交官。他参加了美洲人协会，担任该协会会刊《美洲书评》的编辑。1826年，他又主编《美洲文萃》杂志。这两个刊物积极宣传和声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分别于1823年和1826年发表了贝略的两篇著名诗作《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1829年贝略接受智利政府邀请，带着全家去智利。

第三时期，从1829年至1865年，他在智利度过了36年。

贝略到智利后，受到智利平托政府的重用，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833年，智利参议院批准贝略为智利正式公民。1837年，贝略当选为参议员。1843年创建智利大学。

贝略到智利后，一直担任《阿劳坎人》杂志主编。贝略在智利著述甚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学术著作：《人权原理》（1832年）、《国际法准则》（1844年）、《拉丁文语法》（1846年）、《拉丁美洲用西班牙语语法》（1847年）、《最新宇宙志》（1848年）、《文学史大纲》（1850年）、《民法》（1852年）等。这些著作充分表明，贝略的学识多么渊博，造诣何等精深。西班牙王家科学院院长梅嫩德斯称贝略为“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文人”。智利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认为，“贝略按其本人的情况，属于独立时代的伟大人物之列：正如玻利瓦尔为解放者，贝略是整个大陆的教育者”，他“获得了世界声誉”。[2]委内瑞拉一位评论家说：“贝略像玻利瓦尔一样，他把美洲视为伟大的祖国，为美洲的自由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以科学的方法和毅力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为美洲创造自己真正的文化形式和传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解放者们为争取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英勇的努力将会失去作用和在很大程度上遭致失败。”[3]

贝略的《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这两首诗被统称为“美洲的席尔瓦”。在形式与格调上，“美洲的席尔瓦”具有古典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它以维吉尔、卢克莱修、贺拉斯等古罗马诗人为楷模，采用田园牧歌的形式。但是在思想内容上，则与古典主义诗歌迥然不同。贝略以浓烈的美洲格调、鲜明的地方色彩、奔放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表达诗人对故乡和祖国的深深的怀念。

《与诗谈论》是一篇想象的游记式牧歌。诗人首先要求诗神缪斯“回到大自然去”，丢弃“文明欧洲”，到新大陆的瑰丽景色中去，接着就描绘美洲秀丽的河山，歌颂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

是丢弃文明欧洲的时候了，

它不喜欢你粗犷的品格，

飞向哥伦布的世界吧，

将你广阔的天地开拓！

展开强劲的翅膀，

越过浩瀚的大西洋，

飞向另一个天地，

飞向另一个世界，

飞向新的人群。

那里有未开垦的处女地，

几乎披着原始的衣裳。

美洲啊，

太阳神年轻的爱妻，

古老大洋的幼女，

你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峡谷，

从寒极到赤道，

景色变幻，万物峥嵘。

这首诗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的独立宣言，对后来的拉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热带农艺颂》中，贝略用古典抒情诗的形式歌颂美洲热带地区繁荣富足和旖旎风光，号召美洲人民以辛勤的劳动，重建家园，捍卫和平，加强团结：

啊，肥沃的土地

太阳神的恋人

时刻围绕你的情侣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将阳光爱抚的万物孕育！

你用沉甸甸的谷穗

为夏天编织花环；

你用葡萄

将酿酒的木桶装满；

你的果园美丽娇艳

赤橙黄绿

五彩缤纷颜色全；

……

命运的主宰啊，我终于赢得了你的笑颜，

美洲人甩下颈项上外国的锁链，

让他在苍天下巍然屹立，

让你赐予他的自由扎根、蔓延；

……

亲爱的祖国，

在渴望的日子里

将看到胜利的和平；

在和平之神的眼前

世界会使灵魂充满喜悦和平静：

人们重新对工作感到鼓舞，

航船起锚，勇敢坚定

乘着友谊的和风，

车间生机勃勃，庄园热气腾腾，

镰刀割不尽五谷丰登。

啊，年轻的国家

戴着胜利的桂冠

屹立在惊愕的西方面前！

……

你们的后代将和你们

进行激烈的竞争；

荣誉簿上

将补充新的姓名，

它将向人间宣告：

“这就是那些人的后代，

他们的父辈

曾胜利地翻越安第斯山顶

在博亚卡、在迈普、在胡宁

在阿普里马克光荣的战场上

使西班牙雄狮一蹶不振，丧失了威风。”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编纂《贝略全集》时，发现了贝略在伦敦创作的内容极为丰富、大量未曾发表的诗稿，其中有很多“美洲席尔瓦”的续篇。例如，诗稿中歌颂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米兰达：

你高举伟大的战斗旗帜，

召唤人们去斗争。

如今，斗争已经胜利，

为胜利你立下了功勋。

诗稿中表达了对故乡和祖国的思念：

多少次我在梦幻中看见：

祖国的山川和草原，

还有那阿纳乌科河欢腾的岸边。

童年时代的情景历历在目，

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

但这一切很快就无情地消逝，

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贝略的诗歌创作虽非他的主要成就，但却达到很高水平，成为拉美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作。[4]

另一位独立运动的歌手是古巴诗人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1803～1839年）。他是一位具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流派特征的、承上启下的抒情诗人。

埃雷迪亚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其父是一位法官。他天资聪慧，3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翻译拉丁文和法文作品。1812年随父到委内瑞拉，进入加拉加斯大学学习拉丁文。1817年回到古巴，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法律。后又到墨西哥大学攻读法律。1823年获律师资格。同年回古巴，在马坦萨斯当律师，同时为许多杂志撰稿。

他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为古巴的解放事业积极热情工作，后被迫流亡到美国。他在美国以教授西班牙语为生，在波士顿、纽约居住了两年。1825年定居在墨西哥，除1836年曾短期回古巴探望母亲外，他在墨西哥生活了13年多。他创办了《虹》、《杂集》等刊物，写了不少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后来他加入了墨西哥国籍，担任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等要职。1839年因患肺结核病在墨西哥去世，年仅36岁。

虽然埃雷迪亚是拉美独立运动的歌手，但由于古巴直至1902年才获得独立，埃雷迪亚并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独立。他短暂的一生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此，他的爱国感情常常带有一种忧郁感伤的情调。

埃雷迪亚的诗歌在拉美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作有《在乔卢拉的神坛上》（1820年）和《尼亚加拉的颂歌》（1824年）等。《在乔卢拉的神坛上》一诗，作者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描写墨西哥的自然风貌和神坛（金字塔），通过对神坛的描写来提醒世人，要从神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金字塔啊，现在你

已经醒来，不声不响，

这比你无动于衷地睡上几个世纪

比你侍奉的迷信

在地狱的深渊里昏睡要强！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最近的子孙

你要成为有益的教训；

今天对那对苍天盲目无知的人

请像提坦[5]一般，骄傲地发出轰响，

成为人类愚昧和狂暴

不光彩的榜样。

作者在《尼亚加拉的颂歌》中，以一连串的形容词和比喻，气势宏伟地描写了这个大自然的壮观：

你平稳安详、气势磅礴地流淌，

然后撞击在峥嵘的山岩上

你勇猛无畏地纵身跳跃

就像命运一样盲目和不可阻挡。

人类的什么声音，才能描摹

这咆哮的礁石，

这狂暴的景象？我的心灵

在昏眩中彷徨，

看着这滚滚浪滔，

迷乱的目光徒然地

追随着它驰向乌黑的边缘，

坠下高高的悬崖：

数千道波浪急奔而来，

激怒地推挤着，

后面又紧接着来了千千万，

在泡沫飞溅、响声轰隆中消失。

……

作者接着触景生情，悲叹自己的孤独，忧虑祖国的未来：

这一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如此寂寞，被遗弃的痛苦，

……

啊，流亡的人，

没有祖国，没有爱情，

只有眼前的泪水和痛苦！

在另一首题为《流亡者之歌》的诗中，作者表达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为古巴独立战斗到底的决心：

古巴，古巴，你给了我生命，

光明、美丽、可爱的家乡，

在你幸福的土地上

凝聚我多少光荣和幸运的梦想！

我回首将你伫望！

……

对强权要靠勇气，

对死亡用死来抗拒：

恒心能将命运征服，

善于死的人总会胜利。

……

与其痛苦地躺在床上

忍受着折磨死亡，

不如以勇敢的胸膛

抵挡敌人的刀枪。

……

你们害怕流血？

我们情愿在搏斗中血流汹涌

也不愿让它在陋习、苦闷和恐惧中

在迟钝的血管里慢慢腾腾。

……

古巴，你终将变得自由、纯洁，

如同你呼吸的光明的空气一般，

就好像你眼前的激浪

在亲吻你海边的沙滩。

……

二、浪漫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19世纪初就已开始，如古巴诗人埃雷迪亚的诗歌就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但是，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浪漫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流行，主要在1830～1890年。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起源于欧洲的浪漫主义，但它具有自身的特点。拉美浪漫主义作家在宣传个人自由的同时，坚决反对独立后在拉美出现的军政头领（考迪罗）的独裁统治，主张实现种族平等，歌颂拉美本身的自然风光，重视发掘古代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1830～1860年为社会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拉美作家努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积极投身社会变革。1860～1890年为感伤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拉美作家比较脱离现实社会，力求以纯真的情感来打动读者，讲究写作技巧与形式的完美。

浪漫主义文学在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古巴、智利、巴西等国都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浪漫主义作家。

阿根廷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掀起了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斗争。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民主主义运动。罗萨斯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考迪罗”的典型。在其任内，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反对派。成千上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国外。阿根廷人民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对阿根廷的民族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三位杰出的阿根廷作家及其代表作（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及其小说《屠场》、萨米恩托及其《法昆多》、何塞·马莫尔及其《阿玛利亚》）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关于萨米恩托及其《法昆多》，在前面已提及。

（一）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年）

埃切维里亚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时代到巴黎留学。在法国接触到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回国后，他成为阿根廷新文学学派的创始人，同时积极参加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并担任进步政治组织“五月协会”的领导人。1832年他发表处女作、长诗《埃尔维拉，又名拉普拉塔河的新娘》。1837年发表《诗韵集》，其中包括浪漫主义叙事诗《女俘》。1838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原则》。这是阿根廷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早论文。

作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埃切维里亚最重要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屠场》。《屠场》写作于1838～1840年，正式发表于1871年，即作者逝世20年后。这篇作品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借一个屠场的场景来揭露罗萨斯的独裁暴政，把浪漫主义的情节和现实主义的描写结合在一起。

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屠宰场。正值四旬斋期间，按照执政者命令，一律不准宰杀牲口，造成肉食奇缺。不料天降暴雨，接连几天不停，洪水泛滥，广大市民坐卧不安。在市民要求下，执政者不得不下令开禁，但只准宰杀50头牛。屠夫们一连宰杀了49头牛，但最后一头牛受惊而逃。屠夫们说这头牛不服从命令，一定是个“集权派”（反对罗萨斯的政治派别）。于是，屠夫们出去追赶，把逃走的牛抓了回来宰掉。正在这时，一个集权派的青年骑马经过，被屠夫们看见，就像兀鹫似的向他扑去，把他抓到屠场，残酷地折磨致死。作者笔下的屠场，阴森恐怖，充满血腥味，这正是罗萨斯统治下的阿根廷现实的反映。

（二）何塞·马莫尔（1817～1871年）

何塞·马莫尔是另一个积极参加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斗争的阿根廷浪漫主义作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839年因散发反独裁斗争的宣传品而被捕。在狱中，他在牢房的墙上写诗。出狱后，流亡到蒙得维的亚，在乌拉圭创作了他主要的作品。罗萨斯垮台后，回到阿根廷，先后担任参议员、公共图书馆馆长、驻巴西公使等职。

他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诗人》和《十字军》；诗歌《巡礼者之歌》和《和声》；长篇小说《阿玛利亚》。《阿玛利亚》发表于1851年，是阿根廷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马莫尔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了作者对祖国的爱和对独裁统治的仇恨。

长篇小说《阿玛利亚》描写一位反对罗萨斯独裁政权的集权派青年爱德华多在逃避追捕时被他的朋友丹尼尔所掩护和搭救。因爱德华多身负重伤，丹尼尔将他送到自己表妹家中养伤。表妹阿玛利亚是位年轻美貌的寡妇。在阿玛利亚悉心照料下，爱德华多伤势渐愈。与此同时，两人也产生了爱慕之情。爱德华多逃脱后，罗萨斯政权下令继续搜捕。一天，正当爱德华多和阿玛利亚在一个隐蔽的地点刚刚举行订婚仪式，罗萨斯爪牙突然破门而入，一对充满朝气和希望的青年被双双杀死。

同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一样，《阿玛利亚》描述的也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所不同的是，《阿玛利亚》以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因此，《阿玛利亚》也可称为爱情小说。小说情节曲折，结构严谨，书中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书中还直接描写了独裁者罗萨斯凶狠粗暴地对待他的下属乃至他的亲生女儿的情景。

三、高乔文学

高乔（gaucho）又译加乌乔，是从印第安克丘亚语中的guacho演变来的，原意为“孤儿”或“私生子”，后指在阿根廷潘帕草原上居住的印欧混血种人。阿根廷潘帕草原包括现阿根廷拉潘帕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省的全部以及圣菲、科尔多瓦、圣路易斯和门多萨4省的一部分。乌拉圭、巴拉圭、巴西与阿根廷交界地区的一部分居民也被称作高乔人。

高乔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与拉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步进行的。它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雅俗共赏。高乔文学以描写和反映潘帕草原高乔人的生活、风俗和精神世界为特征。在诗歌和小说方面较为突出。

高乔诗歌最初模仿流浪的高乔行吟诗人以吉他伴奏的歌谣，运用其方言写作，诗体是八行诗。后出现了长篇叙事诗和史诗。史诗中最著名的是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年）的《桑切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孪生兄弟》，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1830～1880年）的《浮士德》，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年）的《马丁·菲耶罗》。这三部史诗被称为高乔的三大史诗。

高乔小说在20世纪初期最为繁荣，主要表现因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的高乔人，追忆其往昔的自由生活。主要小说家有阿根廷的爱德华多·古铁雷斯（1851～1889年）及其《黑蚁》（1881年）、《胡安·莫雷拉》（1879年），贝尼托·林奇（1885～1952年）及其《拉克拉》（1919年）等；乌拉圭的爱德华多·阿塞维多·迪亚斯（1851～1924年）及其《孤独》（1894年），哈维尔·德·比亚纳（1872～1925年）及其《高乔姑娘》（1899年），胡斯蒂诺·萨瓦拉·穆尼斯（1897～1968年）及其《穆尼斯纪事》（1921年）等。然而，最出名的是阿根廷的里卡多·圭拉尔德斯（1886～1927年），其《堂塞贡多·松勃拉》（1926年）为高乔小说经典名著。

高乔文学是阿根廷和拉美独立后最早兴起的民族文学潮流，被视为阿根廷民族精神的反映，也代表文学上美洲主义的开始成长。从高乔文学起，拉美作家不仅描绘美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开始追求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

（一）埃尔南德斯和《马丁·菲耶罗》

何塞·埃尔南德斯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马丁。14岁时因病居住于其父在潘帕草原的庄园疗养。他不仅恢复了健康，成了出色的骑手，而且也熟悉了高乔人的生活、劳动、风俗和语言。

1853年，他参加了罗萨斯的养子佩德罗·罗萨斯的军队，1857年脱离。1859年再次投笔从戎，加入乌尔基萨的联邦军队，先后参加了塞佩达战役和帕冯战役。1869年在首都创办《拉普拉塔河报》，维护高乔人的利益，反对政府向潘帕地区移民。1870年他参加了恩特雷里奥斯省反对萨米恩托斯总统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巴西。1872年大赦回国，发表了《高乔人马丁·菲耶罗》。1879年又发表了长诗的续篇《马丁·菲耶罗归来》，合在一起为长篇叙事诗《马丁·菲耶罗》，被认为是三大高乔史诗中最完美的一部。1879年当选众议员，1881年后又当选为参议员。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描写外号为“恰乔”的高乔人考迪罗佩尼亚洛萨的传记《恰乔的一生》及描写本人乡间生活经历的《庄园主的训示》等。

《马丁·菲耶罗》全诗共7210行，均用八音节诗句写成。第一部《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由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第二部《马丁·菲耶罗归来》由其子插叙。全诗描写马丁·菲耶罗一生的不幸遭遇和顽强斗争精神。高乔人马丁·菲耶罗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后被征入伍戍边。他不甘这种受制于人的生活，开小差逃亡，开始漂泊流浪。后因在小酒店斗殴中杀死一黑人遭警察追捕，得高乔人克鲁斯帮助获救。两人遂成挚友，越过国界，避难于印第安人中间。

第二部描写克鲁斯去世。马丁·菲耶罗救出一被印第安部落俘获的白人妇女，杀死部落酋长后出逃。后回乡与其二子以及克鲁斯之子相会，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手，临别时对孩子们进行了一番人生哲理的教育。

《马丁·菲耶罗》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末阿根廷社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乡村的变化和高乔人的不幸遭遇，歌颂了高乔人的品德和气魄，塑造了自由不屈的高乔人的典型。诗中生动地使用民间语言，获广泛赞誉，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和阿根廷文学的瑰宝，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圭拉尔德斯和《堂塞贡多·松勃拉》

里卡多·圭拉尔德斯[6]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幼时随家去巴黎，10岁回国后居住在父亲的大庄园中。这使他从小就熟悉了潘帕草原上高乔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建筑和法律，但没有结业。1910年再次去巴黎，后多次游历欧洲，并到过印度和日本。他与法国先锋派作家有过交往。1915年出版第一本诗歌散文集《玻璃铃铛》，具有先锋派倾向。同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死与血故事集》。后发表几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拉乌乔》（1917年）、《罗萨乌拉》（1922年）等。1922年沿太平洋海岸旅行，写成《哈伊马卡》（1923年）。这几部小说充满情感，在语言技巧上颇有新意。

1924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与博尔赫斯等共同创办《船头》杂志，并创办出版社，专门出版“马丁·菲耶罗”派诗人的作品。1926年发表其代表作《堂塞贡多·松勃拉》。此书奠定了他在阿根廷文学史上的地位。次年在巴黎去世，年仅41岁。

《堂塞贡多·松勃拉》全书用第一人称写成，由法维奥·卡塞雷斯倒叙自己童年在庄园里的生活：法维奥是一个孤儿，因被高乔人浪漫生活所吸引，逃离抚养他的姑母家庭，跟随高乔牧民堂塞贡多·松勃拉，当了他的徒弟。5年过去了，法维奥经过草原上的风吹日晒，跌打滚爬，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高乔人，并被堂塞贡多收为“养子”。最后，当法维奥回到原来的村镇时，其生父已死，给他留下了遗产，成为殷富的庄园主。堂塞贡多确信其“养子”已长大成人，便离法维奥而去，重新过他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生活。

小说情节虽然简单，但作者对潘帕草原上高乔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作了十分详尽的描写：庄园、酒店、驯马、斗鸡、赛马、赌博、屠场、决斗、牲畜拍卖、舞会、爱情、友谊……都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以特有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感情唤起了读者的共鸣。作者力图把古往今来高乔人的一切特点、美德，都集中反映在堂塞贡多一人身上。因此，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纯朴的男子汉气概和具有自由理想的高乔人的形象。

四、后期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

经过了独立后初期的混乱，拉美各国的社会渐趋稳定。拉美各国政府在民主力量高涨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良主义措施。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刺激了拉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代表拉美民族文化的克里奥约主义，也开始抬头。

19世纪后期，在拉美民族文学建立的过程中同时有两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流派出现：后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后期浪漫主义即感伤浪漫主义力求以纯粹的情感打动读者，重视发掘古印第安文学的遗产，重新肯定西班牙文学的成就，积极引进欧洲新的流派，如帕尔纳斯派和自然主义。在题材方面，这个阶段的作家多以人生哲理、风土习俗或对社会的冷静思考为创作主题。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有巴西诗人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年），哥伦比亚诗人和小说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年），秘鲁作家里卡多·帕尔马（1833～1919年）等。

（一）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巴西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生于巴伊亚州。1864～1868年在累西腓和圣保罗学习法律。15岁时便发表《耶路撒冷的毁灭》一诗。他既继承了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等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深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诗人反对巴西封建帝制和黑人奴隶制的战斗武器。

他的诗歌猛烈抨击黑人奴隶制度的罪恶，因而赢得了“奴隶的歌手”的称号。如在《黑奴船》一诗中，诗人如实地描绘了贩奴船上的凄惨情景：

像一场《神曲》中的恶梦……后甲板上

点点红色灯光闪烁，

到处都是片片血泊。

镣铐声声作响……皮鞭阵阵呼啸……

一群群夜色般的黑人男子，

恐怖地跳着舞蹈……

……

昨天在塞拉利昂，

作战，猎狮，

在宽大的帐篷下面

随心所欲地酣睡……

今天又黑又深的船舱，

恶臭、拥挤、肮脏，

瘟疫像美洲豹一样逞狂……

……

一根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

像一条铁蛇令人恐惧。

奴役的枷锁缠绕着身躯，

就这样他们被带往死亡之地，

……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歌还表达了诗人为寻求一个公正、合理、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而斗争的决心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他的诗还讴歌了爱情和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风光。正当他的文学创作处在顶峰时期时，他先是在打猎时脚受伤截肢，后又患结核病不幸去世，年仅24岁。主要诗作均收在《奴隶集》、《浮沫集》和《保罗·阿方索的瀑布》等诗集中。

（二）豪尔赫·伊萨克斯及其长篇小说《玛丽娅》

豪尔赫·伊萨克斯是哥伦比亚浪漫主义小说家和诗人。生于哥伦比亚考卡省卡利附近一富商兼庄园主家庭。其父为英籍犹太人。他在父亲的庄园中度过童年。11岁去波哥大上中学，后去英国学医。1860～1863年参加内战，支持保守党政府，战争中其父的庄园遭毁。1864年到波哥大，参加文学团体“摩西社”活动，同年发表《诗集》。1864～1865年当过筑路督察。1867年领导保守党周报《共和报》。同年，发表长篇小说《玛丽娅》，轰动哥伦比亚文坛。

此后，他弃文从政。多次当选为众议员。1871年转入自由党。1871～1873年任驻智利领事。1875～1877年任考卡州教育局总监。1876年曾参加镇压保守党反叛的战争。后弃政，致力于热带雨林地区的考察。

伊萨克斯的长篇小说《玛丽娅》带有自传性质。以作者生活过的庄园为背景，以第一人称描写一对青年的爱情悲剧：主人公埃弗拉因和自幼丧母的表妹玛丽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友情深厚。后他去波哥大求学。6年后，他回到故乡，惊喜地看到，童年时代的女伴已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两人在风景如画的庄园中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但是，由于母亲的遗传，玛丽娅患有癫痫病。埃弗拉因的父亲担心爱情会加重玛丽娅的病情，遂决定依旧送儿子去伦敦深造。然而，事与愿违。玛丽娅因未婚夫的远离而忧伤成疾，病危垂亡。当埃弗拉因闻讯从伦敦赶回家中，玛丽娅已抱恨长逝。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描写了热烈纯真、哀婉动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刻画细腻，景色描写犹如田园诗，充满感伤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拉美情调，被称为“美洲之诗”，并被公认为拉丁美洲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作者成功地刻画和塑造了纯美圣洁的少女玛丽娅的形象，作者笔下的玛丽娅，已成为痛苦与哀伤的化身。

（三）里卡多·帕尔马及其《秘鲁传说》

秘鲁的浪漫主义文学出现较晚，主要代表作家是里卡多·帕尔马。帕尔马对秘鲁和拉丁美洲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传说”（Tradicion），把历史纪事、逸闻传奇、讽刺小品、风俗故事融为一体的独特的体裁。

帕尔马生于利马。因家境贫寒，加上他有黑人血统而备受歧视。童年是在下层百姓中度过的。20岁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律，不久辍学，在海军服役6年。因反对卡斯蒂利亚政府，被流放智利（1860～1863年）。后任驻巴西帕拉领事，并游历欧、美。1866年回国，参加反对西班牙入侵的卡亚俄保卫战。1868年巴尔塔任总统后，任其秘书，并当选为参议员。后随彼罗拉参加反对文官主义党的斗争。太平洋战争中，他参加保卫利马的战役。1884～1912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为重建遭受战火严重破坏的图书馆呕心沥血，为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1887年创建秘鲁语言研究院并任院长。

帕尔马著述甚丰。除代表作《秘鲁传说》外，他写过诗，出版过诗集《和声》、《西番莲》等。他的诗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1911年出版了他的《诗歌总集》。他曾为拉美几国的报刊（诸如秘鲁《邮报》、阿根廷《国家报》等）撰稿。他写过长篇小说《马拉尼翁人》。著有历史论著《利马宗教裁判所纪年》、《驳卡帕神父所著秘鲁史概要》。写过不少语言学论著和文学评论等。

《秘鲁传说》共10集，453篇，其中339篇是讲述殖民地时期的，其余部分讲的是印卡王国时期、独立战争时期和共和国时期。按内容可分6类，即宗教故事、世俗生活、戏剧故事、流浪汉文学、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

通过各自独立成篇的传说，帕尔马以简洁明快、活泼生动的语言，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面连缀在一起，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从印卡帝国到19世纪30年代300多年的历史风貌。通过巧妙的艺术创造，帕尔马成功地塑造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市井小民的形形色色人物：总督、主教、法官、神父、贵族、富商、征服者、殖民官员、起义领袖、律师、修士、修女、小手工艺人、奴隶、家仆、妓女等。这些人物经过帕尔马的天才之手，往往寥寥几笔，便成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

《秘鲁传说》正如帕尔马本人所说，是“小说又不是小说，是历史又不是历史”。作者借用一些史料，编成故事，最后以谚语、警句告诫读者。作者是站在当前的角度来回首往事；其基本观点是伏尔泰式的启蒙主义思想，如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政权等。《秘鲁传说》是秘鲁文学遗产中的瑰宝，是帕尔马对拉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随着拉美国家政局渐趋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拉美的文学也逐渐从浪漫主义、风俗主义、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其特点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加关注，善于捕捉现实生活的细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语言趋向大众化，艺术风格转向朴实无华，题材多以社会生活和本土风情为主。主要代表作家有：智利的布莱斯特·加纳（1830～1920年）、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年）、古巴的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1812～1894年）等。

（四）布莱斯特·加纳及其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

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重要作家，是智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

布莱斯特·加纳生于圣地亚哥。毕业于军事学校。1847～1851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工程期间受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斯汤达尔等影响颇深，立志做一个“拉丁美洲的巴尔扎克”。回国后在军校任教，并开始创作小说。1867年出任驻英国大使，后任驻法国大使。长期旅居巴黎，直至病逝。

布莱斯特·加纳的文学创作可分三个时期。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社会一景》、《初恋》、《新婚夫妇》等大多以爱情为题材，属浪漫主义作品。中年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爱情的数学》、《一个傻瓜的理想》和《马丁·里瓦斯》等。这个时期的作品，既以爱情为题材，同时又描写智利的现实社会生活，说明作者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晚年的代表作有：《在光复时期》和《移民者》。《在光复时期》描写了智利人民于1814～1817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移民者》描写智利侨民在巴黎的生活。

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的主人公马丁·里瓦斯是一个贫穷的外省青年。他在首都圣地亚哥上大学。父亲临终前为了让他完成学业，不得不将他委托给富翁达马索，祈求达马索为马丁提供食宿。马丁虽然寄人篱下，但他自强不息，不自惭形秽，不卑躬屈膝，以诚实、正直赢得了达马索一家的好评，成为达马索的得力助手。他帮助达马索的儿子、花花公子奥古斯丁摆脱了一起有诈骗钱财性质的美人计，又搭救了市民的女儿埃德米拉，后因参加反对保守派的起义而被捕入狱。马丁以他优秀的品格获得了达马索女儿丽奥娜的爱情。在丽奥娜等的搭救下，马丁越狱成功，最后，同丽奥娜一起离开智利，到秘鲁共同生活。

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人物个性突出，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通过一对青年曲折的爱情故事，描述了19世纪中期智利社会的激烈冲突及各阶层的思想动向、言行、风俗习惯，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而广阔的社会风情画卷。

（五）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及其《蓝眼盗》

墨西哥作家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生于格雷罗州蒂斯特拉镇一印第安人家庭。曾在托卢卡文学院和莱特兰学院攻读文学和法律。1854年参加反对独裁者圣安纳的起义。1858年参加胡亚雷斯领导的改革战争，后又参加反对法国武装干涉的斗争。曾任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驻巴塞罗那、巴黎的外交官。曾参与创办《墨西哥邮报》、《联邦主义者》、《论坛报》、《共和国报》等报纸和《复活》等杂志。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弘扬民族文化，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提倡发展教育和创作民族文学。主要作品有：小说《克莱门西娅》（1869年）、《山区的圣诞节》（1871年）、《安东尼娅》（1872年）、《冬天的故事》（1880年）和《蓝眼盗》（1901年）；诗集《韵集》（1871年）等。

《蓝眼盗》是阿尔塔米拉诺最成功的作品。小说取材于胡亚雷斯政府为推动改革所进行的镇压反叛、平乱、巩固政权的“改革战争”。《蓝眼盗》主要描写4个人物。在胡亚雷斯执政时期，“改革战争”刚刚结束，局势尚未平静。雅乌台小镇上有一个铁匠铺，铁匠尼古拉斯爱上了镇上最漂亮的姑娘曼努埃拉，但曼努埃拉看不上他。而镇上一位纯朴的姑娘蓓拉深深爱上尼古拉斯，但却未被小伙子察觉。这时，一群自称“包银帮”的土匪到镇上明火执仗地抢劫，杀害无辜百姓，搅得鸡犬不宁。其头目“蓝眼盗”性情暴戾，心狠手辣。“蓝眼盗”到镇上，见到曼努埃拉，被其美貌打动，经常送给她一些抢来的珠宝首饰，开始追求她。曼努埃拉贪图钱财，讲究虚荣，竟然被“蓝眼盗”英武的假象所迷惑，拒绝了尼古拉斯的爱情，同“蓝眼盗”私奔。尼古拉斯后来同蓓拉结婚。不久，“蓝眼盗”被官兵抓获送上了绞刑架，而曼努埃拉也发疯而死。

《蓝眼盗》这部小说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基础。曼努埃拉和“蓝眼盗”的恋爱悲剧自始至终都富有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真实的，如胡亚雷斯总统，剿匪司令马丁·桑切斯等。而尼古拉斯这一人物有许多地方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书中所描写的环境和背景也是墨西哥1861～1863年社会历史的再现。

（六）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及其《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古巴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生于比那尔德尔里奥省。11岁到哈瓦那上学。183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短期当过律师，后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1848年因参加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而被捕，翌年越狱逃到美国。在美旅居期间，当过教员，并先后主编过《独立者》周刊、《真理报》等报纸，宣传古巴独立。何塞·马蒂称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和有益的作家”。1858年回国，致力于文学创作；1860年赴美。1868年10月战争爆发后，他在美国积极声援古巴起义军。1880年短期回国。1894年在纽约逝世。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忏悔者》（1844年）、《两种爱》（1858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1882年），短篇小说《塔加纳纳洞穴》（1837年）、《白崖》（1837年）、《死鸟》（1837年）、《金簪》（1838年）、《黑十字架》（1838年）、《特雷莎》（1839年）、《金箭姑娘》（1840年）、《雕花压发梳》（1843年）等。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女主人公塞西莉亚是白人富翁、奴隶贩子甘博亚和穆拉托女人查罗的私生女。为掩人耳目，在她一生下来甘博亚便把她送进肓婴堂，生母查罗因此而精神失常。后甘博亚又将塞西莉亚送交外婆何塞法太太抚养。

十多年后，塞西莉亚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娇媚的少女。在一次节日舞会上，她与甘博亚的儿子、大学生莱昂纳多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几次接触后，便私订终身。甘博亚和何塞法得知后，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个青年人的往来，但均无济于事。两个青年人并不知道彼此有兄妹的血缘关系。在母亲罗莎的纵容下，莱昂纳多与塞西莉亚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喜新厌旧的莱昂纳多对塞西莉亚渐渐冷淡，甚至常常寻找各种借口，避而不见，并决定与庄园主的女儿伊莎贝尔结婚。塞西莉亚得知后，感到十分伤心和愤恨。于是，她便怂恿钟情她的、女友内梅西奥的哥哥何塞去破坏婚礼。何塞出于对塞西莉亚的爱，便遵命赶到教堂，不料竟然将新郎莱昂纳多刺死。小说的结尾是悲惨的：塞西莉亚作为杀人犯的同谋被判1年监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遇到了阔别20年的生母查罗。伊莎贝尔看破红尘，进了修道院。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不仅以其戏剧性的情节打动读者，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勾勒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艺术地再现了1812～1831年西属古巴的历史情况，开辟了从风俗主义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道路。

五、现代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结束于20世纪初，持续30多年，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般将1882年何塞·马蒂（1853～1895年）发表《伊斯马埃利约》诗集作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起点。1888年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1867～1916年）发表诗文集《蓝》，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形成。而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逝世，则象征现代主义在拉美走向没落。

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生基于两种思想倾向：第一，在独立战争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拉美各国的政权仍操纵在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的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因看不到出路，感到前途渺茫，悲观消沉，颓唐沮丧，逃避现实。第二，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急于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传统束缚，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

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它的特点一般可以概括为：逃避现实、脱离群众，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追求形式美和节奏的音乐性；追求虚幻的意境，表现感伤的情调；以优美的形象作比喻，运用典雅的语言；描写雅致的珍品和异国的风光。

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前期、鲁文·达里奥时期和后期。

前期（1882～1888年）的主要诗人有：古巴的何塞·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年），墨西哥的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1853～1928年）、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年），哥伦比亚的何塞·阿森西翁·西尔瓦（1865～1896年）和秘鲁的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年）。他们大多为国家的苦难而忧伤，为命运的乖蹇而哀叹，作品伤感情绪浓重。现代主义诗人常常描写遥远的异国，如印度、日本、中国，喜欢用天鹅、孔雀、百合花、宝石来象征“纯粹的美”，以幻想的景物追求逃避现实的效果。

鲁文·达里奥时期（1888～1905年），是指从这位尼加拉瓜诗人发表《蓝》的1888年开始直到他的第三部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于1905年的发表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阶段。

后期（1905～1916年），不少诗人以美洲大陆为题材，着重个人抒情，渲染生与死的神秘，否定天鹅、仙女和盛宴作为美的象征。后期现代主义也称做“新世界主义”。主要诗人有：阿根廷的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年）；墨西哥的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年），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1865～1938年）；哥伦比亚的吉列尔莫·巴伦西亚（1873～1943年）；玻利维亚的里卡多·海梅斯·弗雷雷（1868～1933年）；乌拉圭的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1875～1910年）；秘鲁的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年）等。

现代主义在散文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年），其代表作是《爱丽儿》（1900年）。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知识界悲观消沉情绪开始消除，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随之衰落，到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逝世，基本宣告结束。但其艺术风格对今日拉美诗歌仍有影响。

（一）何塞·马蒂

何塞·马蒂是古巴杰出的民族英雄，古巴独立运动的领袖，卓越的思想家、诗人、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在诗歌创作和文艺主张上，马蒂堪称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路先锋。

马蒂出身于哈瓦那一个贫穷的西班牙下级军官的家庭。在圣巴勃罗中学读书时，受校长和教员门迪维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为祖国独立而奋斗。16岁时，他在自己创办的《自由祖国》刊物上，发表了以古代非洲努比亚青年抗击侵略者故事为题材的诗剧《阿布达拉》，表达了他为祖国解放事业献身的政治抱负。同年10月，西班牙殖民当局以“反叛”的罪名逮捕马蒂，并判处他6年徒刑。马蒂被押送到哈瓦那政治监狱采石场服苦役。1871年被放逐到西班牙。在流放期间，他一边打工，一边攻读法律、哲学和文学，并从事革命工作。

1874年底回古巴，但殖民当局禁止他上岸，遂于1875年2月经纽约到墨西哥。1877年1月曾一度化名回到哈瓦那，不久移居危地马拉。1878年回国。因组织革命委员会，支持起义军，翌年9月，他再次被捕流放西班牙。1880年初到美国，在美国侨居了约15年（其间曾到过拉美一些国家）。马蒂在美国的主要活动是为古巴人民新的起义作准备工作，同时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和散文，他为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报刊撰稿。他曾被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任命为驻纽约的总领事。1892年，在美国创建古巴革命党，并当选为党代表（即主席）。1895年3月，马蒂同戈麦斯共同签署了《蒙特克里斯蒂宣言》。同年4月11日，马蒂同戈麦斯等乘船在古巴东方省海滩登陆，投身到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5月5日，马蒂与马塞奥的起义军在圣地亚哥附近会师。5月19日，在多斯里奥斯与西班牙殖民军战斗中饮弹阵亡。

1882年马蒂在纽约发表的诗集《伊斯马埃利约》被认为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声。这部诗集是马蒂献给儿子的。共18首诗。诗句色彩鲜明、韵律活泼、格调清新、词汇丰富、句式活泼，深刻、细腻地吟咏了天伦之乐，感人地抒发了父子之情。天真的幼儿虽不在马蒂身边，但却给他以力量、信心和希望。每当他在工作之余或被困惑、苦闷包围时，遥远的爱子便成了他的骑士、雄狮、小国王、王子、征服者和“父亲的保护人”。这种超现实的美丽的意境和男子汉的柔情，使马蒂的诗歌独树一帜。马蒂在其中一首题为《我的小国王》的诗中写道：

一个赤身裸体、白白胖胖

聪敏活泼的小国王：

他的权杖——一个亲吻！

他的奖赏——一次撒娇！

……

啊，我的小国王，

我宣誓永远对你忠诚！

我的脊背

是你的盾牌，

我要把你扛在肩上

越过阴森的海洋。

当我把你安全无恙送上彼岸，

我将瞑目而死！

但是，如果你甘心充当

昏庸的统治者的奴仆，

那就跟我一起死吧！

卑贱地活着？

不，儿子，不能苟且偷生！

马蒂于1891年在纽约出版了另一部诗集《纯朴的诗》，共46首，诗句由八音节组成，具有西班牙传统诗歌的遗风。他用纯朴的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内容。这部诗集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特点。优美的形象、艺术的雕琢、典雅的词藻、华美的音韵，使这些朴实的诗句增添了现代主义的色彩。

马蒂另一部诗集《自由的诗》，是后人根据他的笔记和活页手稿整理出来的，写于1878～1882年，在马蒂去世后才发表。在作为这部诗集的前言《我的诗》中，马蒂写道：“我喜爱难得的铿锵的音调，喜爱雕塑般的诗，喜爱像瓷器那样清脆、洪亮，像鸟儿那样飞翔，像流动的熔岩那样灼热、那样气势磅礴的诗。诗歌应该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位斗士的形象：他腾空飞奔太阳，在那里把剑入鞘，化成翩翩翅膀。这些诗都出自我的肺腑，是我战士们的锋镝。我的这些诗，从我的脑海中喷涌而出，没有重新加热，重新加工或重新组合，就像夺眶而出的眼泪和从伤口中噗噗流出的鲜血。”[7]

马蒂与大多数现代主义诗人的区别是在于马蒂的诗歌创作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也难以把诗人马蒂和革命家马蒂截然分开。

（二）鲁文·达里奥

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拉美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生于尼加拉瓜新塞哥维亚省梅塔帕镇（今达里奥城）。1868年他随家迁居洪都拉斯，曾侨居萨尔瓦多。自幼父母离异，家境贫困，由姑母和叔父抚养。11岁改名达里奥，并开始发表诗作，故有“诗童”之称。1881年到马那瓜，在国立图书馆工作。这期间，他博览群书，并埋头创作。1883年他在总统府秘书处任职。1886年移居智利，在瓦尔帕莱索任海关职员。后相继发表短篇小说《蓝色的鸟》、诗集《牛蒡》、《诗韵》等。1888年出版诗文集《蓝》。它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诗歌新阶段的开端。

自1889年起，达里奥曾多次作为阿根廷《民族报》的记者游历北美和欧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当地文化界人士，并发表了大量诗作，引起了强烈反响。1893年任哥伦比亚驻阿根廷领事。1896年发表散文集《奇异者》和诗集《世俗的圣歌》（又译《亵渎的散文》）。1898年作为《民族报》记者，再度游历欧洲各国，出版了多部文集。1904年任尼加拉瓜驻巴黎总领事。翌年在马德里出版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1914～1916年侨居美国。病逝于尼加拉瓜莱昂市。

鲁文·达里奥的三部代表作显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他自己称：“《蓝》标志着我青春的开始，《世俗的圣歌》意味着青春的高峰；《生命与希望之歌》则意味着生命的津液在秋天结出的硕果。”

《蓝》是一部诗文集。它的发表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形成。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蓝对我而言，是梦幻的色彩，艺术的色彩，是古希腊和荷马的色彩，海洋和天穹的色彩，是coeruleum（拉丁文，意为‘蓝色’）”，“我把我的艺术春天的精神花信期浓缩在这天蓝色中”。蓝色已经成为现代主义和鲁文·达里奥的象征和标志。

《世俗的圣歌》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典型。诗人把自己比做一个古希腊牧童，没有任何人来听他吹笛，只能自我欣赏。他非常孤独寂寞，便离开家乡，到各国去旅行，寻找爱情。诗人凭着丰富的知识和想象，描写了远方的异国情调：希腊、罗马、法国、德国、西班牙、东方、中国、日本；作者描写了仙女、天鹅、白睡莲、孔雀、女神、丝绸、黄金、菊花、荷花等组成的神话梦幻世界。

《生命与希望之歌》是鲁文·达里奥最优秀的作品。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不再单纯地注重词藻的雕琢和韵律的修饰，而是同时想抒发自己的激情。尽管这部诗集仍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但诗集中不少诗歌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的关心，对命运的困惑，对美国侵略扩张企图的批评。从这部诗集开始，在鲁文·达里奥的诗文中，经常出现泛西班牙主义和美洲主义的主题。这部诗集是新世界主义的先声，是现代主义晚期诗歌的标志。

（三）何塞·恩里克·罗多

乌拉圭作家、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是拉美现代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散文家。他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富裕家庭。青少年时期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就读于共和国大学。1895年参加创办《全国文学和社会科学评论》杂志，因发表文学评论《即将到来的人》，而一举成名。当过共和国大学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众议员、乌拉圭新闻协会主席。1916年作为《面与面具》杂志的记者出访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死于西西里岛巴勒莫。

罗多在为鲁文·达里奥《世俗的圣歌》第二版所写的前言中说到：“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伟大的流派；它体现了本世纪末期思想演变的特征和意义；我属于这个流派，它起源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在保持它们生命力的同时，引导它们向更高的境界转化。”

罗多最重要的名作有《爱丽儿》（又译《阿列尔》），发表于1900年。它是《新生活》的第三卷，主要阐述了他反对美国追求物质财富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提出了美洲终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的“美洲主义”观点，在拉美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多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主义和雅各宾主义》、《海神普洛特的动机》、《普罗斯佩罗的游廊》、《海神普洛特的新动机》（1917年）等。

罗多的散文风格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寓言、分析、推理、轶事、散文诗等。内容和形式统一，思想和风格相融，是罗多散文的基本特色。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罗多对拉丁美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本诗及下面几首诗的译文大多摘自赵振江编：《拉丁美洲诗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6页。

[2] 〔智〕托雷斯—里奥塞科：《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3] 〔委〕佩德罗·P.巴尔诺拉：《贝略研究》。

[4] 参阅徐世澄：《“美洲的导师”安德烈斯·贝略》，载《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4期，第57～60页。

[5] “提坦”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子女。

[6] 为叙述方便，把圭拉尔德斯及其作品放在本章中。

[7] 《何塞·马蒂诗文选·长笛与利剑》，毛金里、徐世澄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一、建筑

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的建筑受宗主国的影响，主要是巴罗克建筑。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受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建筑逐渐在拉丁美洲流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拉丁美洲建筑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给拉美国家的建筑革新带来了动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建筑是由法国、意大利、英国建筑师营造的。独立战争后，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不少建筑师来到拉美，在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群旁建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如法国的若阿基姆·勒布雷东（1760～1819年）曾指导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市政建设；法国建筑师普罗斯珀·卡特林（1764～1842年）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主教堂完成外观装饰工程；西班牙建筑师曼努埃尔·托尔萨（1757～1816年）在墨西哥城建造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矿业宫，他的墨西哥学生爱德华多·特雷斯格拉斯（1759～1833年）在瓜那华托、塞拉亚、克雷塔罗等地建造了一些教堂和大宅邸；意大利建筑师阿达蒙·博阿里（1865～1928年）在墨西哥城建造了美术宫；法国建筑师格朗让·德蒙蒂尼（1776～1850年）和路易斯·沃蒂埃（1810～1877年）分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设计了美术学院和在贝伦、圣伊莎贝尔建造了剧院。

19世纪拉美建筑过于热衷于模仿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和拿破仑时期的巴黎，而忽视了建筑风格的本地化即民族化。此外，由于日益占上风的学院主义，使这一时期的拉美建筑和艺术缺乏活力，在学院派艺术（高雅的艺术）与通俗即民间艺术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出现了一股建造宏伟政府办公大楼、立法机关大厦、豪华剧院、庞大的私人住宅的“建筑热”。随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兴起，新古典主义受到了挑战。风格各异的建筑在拉美各大城市涌现，反映了当时拉美各国在建筑方面兼收并蓄的状况。这一时期，比较杰出的建筑有：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大剧院，由意大利建筑师维克托·梅亚诺规划设计，比利时建筑师胡利奥·多马尔（1846～1924年）于1889～1908年建造；国会大厦由梅亚诺于1898～1906年参照美国国会大厦建造；上述墨西哥城的美术宫等。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模仿法国巴黎的香榭里舍大道，在首都建设了豪华的林荫大道，如墨西哥的改革大道，智利圣地亚哥的奥希金斯大道，里约热内卢的布朗库大道和滨海大道等。

二、艺术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艺术的主线一直在美洲主义即本土主义潮流和欧洲世界主义潮流两者之间摇摆。寻求民族艺术，是拉美各国独立以来的主题，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绘画和雕刻

独立后，拉美国家的多数绘画和雕刻都是模仿性的，主要模仿欧洲的绘画和雕刻风格。拉美各国大城市纷纷创办了美术学院或学校，当时这些学院主要盛行的流派是新古典主义派。

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拉丁美洲艺术仍可感受到本土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拉美各国的画家和雕刻家努力将新古典主义及其他欧洲学院派同拉美的现实相结合，创作出一批以拉美当地“克里奥约”生活特征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肖像画和风景画。

拉美有不少艺术家曾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学习绘画、雕刻等艺术。与此同时，欧洲许多艺术家也被新独立的大陆绚丽多彩的风光、习俗所吸引，来到拉美各国进行艺术创作或传授技艺，有的甚至留在了拉美国家，为拉美的艺术发展作贡献。如英国画家查尔斯·伍德（1793～1856年）在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画了大量海景的绘画；德国画家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1802～1858年）曾先后到过巴西、墨西哥和智利；法国画家坎萨克·蒙瓦赞也到过智利，画了大量反映19世纪40年代智利历史风俗的画；西班牙画家佩莱格林·克拉韦（1810～1880年）应墨西哥总统圣安纳邀请于1846年到墨西哥重建艺术学院，并定居在墨西哥。应邀到墨西哥作画和教学的还有意大利艺术大师欧金尼奥·兰德西奥（1810～1877年）。他于1857年展出了描绘墨西哥景色的《墨西哥山谷》、《奇马里斯塔戈》和《马特拉拉连环拱的景色》等风景画，受到好评。他还是墨西哥著名画家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40～1912年）的导师；法国画家尼古拉—安托万·陶奈（1755～1830年）在巴西绘制了大量肖像画和风景画，另一位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德勃雷（1768～1848年）在巴西绘制了《若昂六世》、《唐·佩德罗一世加冕礼》等肖像画，并创作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关于奴隶生活状况的著名画卷。

19世纪拉美最杰出的三位画家是阿根廷的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1823～1870年）、乌拉圭的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1830～1901年）和墨西哥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

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是拉普拉塔联合省（阿根廷前身）最高执政官胡安·马丁·德·普埃雷东将军之子。曾在西班牙学习绘画，后又去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学习建筑。回国后从事修复首都古建筑的工作。他绘制了200多幅画，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油画肖像，最著名的是《曼努埃莉塔·罗萨斯》、《贝尔格拉诺将军》等。他还画了不少风景画和反映高乔牧民生活的风俗画，如《乡间小憩》、《贝尔格拉诺下游的洗衣妇》、《高山之路》等。作为建筑师，他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建造了许多公共建筑物。

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生于蒙得维的亚。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绘画。他是乌拉圭现实主义绘画的开创者。擅长肖像画和历史画，他画的以土生白人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也很著名。主要作品有：《索拉诺·洛佩斯像》、《布宜诺斯艾利斯流行黄热病》、《炮轰派桑杜》、《浴中的苏珊娜》、《暗杀弗洛伦西奥·巴雷拉》、《三十三个不朽者的宣誓》、《萨兰迪之战》等。

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生于墨西哥城附近的特马斯卡尔辛戈。18岁进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学习，师从雷乌尔、兰德西奥。曾任美术教师、国家博物馆摄影师、国立美术学校绘画和雕塑督学。1861年获“风景画家”称号。作品具有独特风格。曾在国内外一系列画展中获奖。他一生创作了290多幅作品，主要为其故乡墨西哥谷地的风景画。代表作有《墨西哥山谷》、《从瓜达卢佩山看墨西哥山谷》、《湖上之光》、《墨西哥城郊外漫步》等。

以上述3位画家为代表的拉美优秀画家，逐渐摆脱了学院派的束缚，吸收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某些特点，开始走上了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特征的绘画艺术道路。属于这类画家的还有阿根廷的卡洛斯·莫雷尔（1813～1894年），哥伦比亚的拉蒙·托雷斯·门德斯（1809～1895年），委内瑞拉的马丁·托瓦尔-托瓦尔（1828～1902年）和秘鲁的弗朗西斯科·拉索（1829～1869年）等。

19世纪末，新的艺术流派开始在拉美出现。法国印象派在拉美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墨西哥的华金·克洛泽尔（1866～1935年），智利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1853～1933年）和委内瑞拉的阿曼多·雷韦龙（1889～1954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美各国，与学院派艺术同时存在的，是拉美传统的民间朴素自然的艺术。不少拉美艺术家从民间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创作出优秀的作品。19世纪中叶，版画艺术的发展给拉美非学院派艺术家开辟了一条发挥其才能的道路。墨西哥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年）是墨西哥著名的版画家。他一生共创作了15000多幅版画，其中大多是以时事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漫画和插画。通过这些版画，他向民众宣传国家大事，针砭时弊，被誉为“人民的版画家”。其作品常常画有骷髅和人体骨架，具有风趣、戏谑的特点和墨西哥特色。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制版工艺。他的版画在内容和风格上常呈表现主义。他是墨西哥20世纪造型艺术的先驱之一，对墨西哥壁画大师奥罗斯科（1883～1949年）、里维拉（1886～1956年）等有很大影响。

（二）音乐

19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独立后，许多欧洲音乐家迁居拉美或来拉美演出并从事多种音乐活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是拉美音乐的浪漫主义时期。在19世纪前半期，拉美舞台上主要演奏的是意大利歌剧，法国的舞剧、小步舞，波兰的马祖卡、波尔卡，奥地利和德国的华尔兹，英国的乡村舞，意大利的塔兰泰拉舞等欧洲乐曲和舞曲。

19世纪中叶，拉美各国开始形成民族音乐概念，开始涌现出一批本国的作曲家，其作曲技法和音乐美学观点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乐派，作品大多模仿欧洲音乐大师的作品，但已开始注意从本国民族、民间音乐中取材。比较突出的作曲家有墨西哥的里卡多·卡斯特罗（1864～1907年）和费利佩·比利亚努埃瓦（1862～1923年）；古巴的伊格纳西奥·塞万提斯（1847～1905年）和尼古拉斯·鲁伊斯·埃斯帕德罗（1832～1890年）；巴西的莱奥波尔多·米格斯（1850～1902年）和恩里克·奥斯瓦尔德（1852～1932年）；哥伦比亚的何塞·马里亚·庞塞·德·莱昂（1846～1882年）；委内瑞拉的费利佩·拉腊萨瓦尔；阿根廷的阿曼西奥·阿尔科塔（1805～1862年）和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1810～1884年）；智利的费德里科·古斯曼（1837～1885年）等。

与此同时，拉美各国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歌手和演奏家。如阿根廷女高音歌唱家路易莎·普霍尔（1857～1907年）；智利女高音歌唱家罗莎·内格里（1862～1892年）；墨西哥女高音歌唱家安赫拉·佩拉尔塔（1845～1883年）；杰出的钢琴演奏家有古巴的伊格纳西奥·塞万提斯，哥伦比亚的奥诺里奥·阿拉尔孔（1859～1920年），墨西哥的托马斯·莱昂（1823～1893年），委内瑞拉的特雷莎·卡雷尼奥（1853～1917年）等。

（三）戏剧

19世纪的拉美剧院不仅是文艺活动中心，而且是重要社会活动中心。19世纪拉美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主要集中在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且主要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和省会。

在墨西哥，早在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城就有两家剧院开业。1821年在新建的大剧院首次上演了名为《自由墨西哥》的话剧。20年代，在墨西哥还上演过《带着镣铐的自由人》和《没落的专制主义》等话剧。这个时期墨西哥最杰出的剧作家是曼努埃尔·爱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1789～1851年）。他曾出任过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创建了墨西哥国家剧团，并曾率军抗击过美军入侵。1823年创作的《面包、洋葱头和你》是他的代表作，至今仍在上演。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城又有4家剧院开业。19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城上演了费利佩·苏亚雷斯创作的浪漫主义话剧《自由胜利》和华金·比利亚洛沃斯创作的《拉帕特里亚》，这两部话剧都歌颂了墨西哥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19世纪秘鲁涌现出了两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是费利佩·帕尔多（1806～1868年），著有《教育的果实》（1829年）；另一位是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塞古拉（1805～1871年），著有名剧《卡努托军士》（1839年）和《卡蒂塔夫人》（1856年）等。

巴西喜剧的创始人是路易斯·卡洛斯·马丁斯·佩纳（1815～1848年），著有风俗喜剧《乡村保安官》（1833年编剧，1838年上演）。但是，巴西戏剧真正的开创者是诗人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年），著有剧本《奥尔吉亚托》（1848年）等。

1903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可以称得上是拉美第一部真正的现代话剧、乌拉圭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875～1910年）创作的《我的法学家儿子》。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桑切斯共写了20部剧本，其作品深刻反映了拉普拉塔地区的社会问题，故被称作“拉丁美洲的易卜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映社会问题的剧作家还有阿根廷的罗贝托·派罗（1867～1928年）和墨西哥的费德里科·甘博亚（1864～1939年）等。

第五章 中华文明的影响

一、华人与拉丁美洲

根据中外文献的记载，自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到达墨西哥和秘鲁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因这些华人是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搭乘墨西哥人称之为“中国之船”的大帆船抵达美洲的，故被称做“马尼拉华人”。据估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移入美洲的马尼拉华人约有五六千人。

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中国人到其拉美的殖民地作苦力。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1810年，葡萄牙人也从中国招募了几百名湖北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种茶。

中国契约华工大批移入拉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契约华工输入拉美，主要分布在古巴，英、荷、法所属的拉美各产糖殖民地，以及鸟粪产品的出产地秘鲁，其次是出于殖民扩张的利益需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地方，如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据统计，1847年至1874年到达古巴的华工有126008人。1849年至1874年间移入秘鲁的华工达10万多人。1853年至1879年间迁入英属圭亚那的有14002人。1890年在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的华工达1万人。“苦力贸易”于1874年前后被禁止。契约华工变成了自由的独立劳动者。

由几十万契约华工及其他华侨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的铁路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

此外，早期华侨和华工还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优秀文化带到拉美，把生产技能传授给拉美人民，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这些国家的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二、习俗

中国人的烹调技艺在拉美各国享有盛名。许多拉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即广东话“食饭”的译音。许多中国蔬菜（如豆芽、绿豆、生姜、白菜、芋头等）以及许多食品（如豆腐、云吞〔馄饨〕、虾饺、叉烧包、春卷、蛋卷、绿豆沙、凉粉、凉糕等）都被华侨引进拉美人的日常食谱。

中国的丝绸及其服饰曾改变了拉美一些人的穿着打扮。美国历史学家派克斯在其所著的《墨西哥史》中写道：“同样地引人注目的是构成墨西哥城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口的土生白人和伽秋平（指半岛西班牙人）的贵族们。每天傍晚五点钟，大道上就排着有钱的妇人们的马车。她们穿着中国来的丝绸……”[1]直到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官还专门提及中国丝绸织品备受美洲人的青睐：“船至白鸽尾，华商来见，言此埠华人约6000……又言各埠所销售多中国青绉纱袱及丝巾，又洋人亦好服中国之山东绸，取其坚而质也，所见洋人多有服之者。”[2]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一处广场上，至今矗立着一座约十米高的身穿彩裙、头扎发辫的年轻姑娘塑像，人们称她为“普埃布拉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相传17世纪初，一位中国公主被商人带到墨西哥城，后她被卖到普埃布拉大商人米格尔·索萨的家中当女仆。她设计出一种丝料女装，长裙，无袖，墨色底衣上加金色镶边和红、白、绿的绣花，鲜艳夺目。后来，当地墨西哥妇女争相仿效她的裁剪方法，制成了“普埃布拉中国姑娘”的女装，流行至今。

除饮食、服装外，中国的其他一些风俗，如春节拜年，放烟火和鞭炮，舞狮舞龙灯，烧香拜佛，敲锣打鼓等，通过华人这一中华文化的载体，在拉美许多国家保存了下来。而且，如今不光是华人，许多当地居民也同华人一样遵循这些风俗习惯，使华夏文化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生产技能和战斗精神

早期华侨和华工不仅对拉美的经济开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们还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拉丁美洲，促使了中国和拉美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中拉人民的友谊，对拉美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积极有益的影响。

（一）生产技能的传播

到达拉美各国的华工多数人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经验丰富的农民、手工工匠、店员和商贩，其中不少人有精湛的生产技能。他们到拉美后，对当地工农业技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生产技能无保留地传播到拉美各国。

（二）传播种植水稻的技术

拉美各国在19世纪前不种或很少种水稻；少数国家种一点旱稻。据张荫桓在《三洲日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由于蔗糖生意不好，秘鲁甘蔗园主靠华工的技术和劳力，改种水稻，获得成功：秘鲁“近以蔗园生意日减，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3]从那以后，秘鲁的水稻种植经久不衰，稻米已成为秘鲁大宗产品之一。苏里南、圭亚那、古巴等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也是由华工传去的。

（三）传播种茶技术

早在19世纪初，中国的种茶技术就传入了拉丁美洲。1808年，居留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经澳门招募了几名中国茶农到里约热内卢近郊种植园试种茶树，获得成功。于是在1810年前后，又招募数百名华人到圣保罗种茶。这一次茶叶的试种工作虽未获成功；但到光绪初年，据袁祖先记载说，巴西“产茶亦多，惟土人不解焙制之法，故颇愿华人之至止也”。[4]

（四）传播中华医术

到达拉美的华工中，有的原本就是医生，是国内医术高明的中医大夫。有的虽不是专业医生，但懂得一些医术。他们到了拉美各国后，根据实际生活需要，积极传播中华医术，治病救人，为发展拉美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据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一书中说，19世纪70年代，古巴华工中有一位名叫詹伯弼（Cham Bom-bia）的中医大夫，在马坦萨斯和哈瓦那一带享有盛名。古巴人每谈到他的医术，就钦佩不已，认为再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以至在古巴形成了一句有名的谚语，当人们每遇到不治之症时，总是说：“即使华医驾临，也无能为力了。”詹伯弼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经常免费给穷人治病，分文不取。他对前来求医的病人说：“如果你有钱，就给我；没有钱，就不用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啊！”[5]1847年被贩到古巴的华工中，有一位中医大夫，他到哈瓦那不久，便以其精湛的医术深受欢迎。后来，一位叫孔斯塔的古巴人将其口述的医疗方法记录下来，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医生：天朝医学概论》，由哈瓦那《海事日报》出版发行。1852年被卖到哈瓦那的华工陈鼎贤以及1868年毅然在奥连特省参加独立战争的王森上尉，也都是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古巴华工中的一些中医常用广东的草药及古巴当地的草药配制药剂，给病人治病。

在秘鲁、墨西哥等国，也有不少华侨中医大夫。美国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亚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事实证明，“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使人难免有些惊异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竟会有吸引力，直至今日利马大街上还在出售着这类中草药……这类草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一直被当做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6]

中国的气功、太极拳、针灸等也通过华侨广泛传播到拉美各国。

（五）战斗精神

拉美契约华工从到达拉美的时候起，就为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拉美种植园奴隶主的压迫和奴役，为废除契约苦力制度进行了英勇的、艰苦卓绝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如抗议、抵制、上告、逃亡、暴力报复、自尽等等。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古巴、秘鲁等国的华工或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或参加所在国人民发动的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如1868～1878年间，古巴1000多名华工举行武装起义，参加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1870年秘鲁帕蒂维尔卡地区华工大起义；1876年，秘鲁特鲁希略地区华工大起义；1880年，秘鲁利马省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华工大起义。甚至在契约苦力制度被废除之后，已获自由的古巴华侨仍然把古巴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视做自己的事业，积极参加了何塞·马蒂所领导的古巴第二次解放战争（1895～1898年），为古巴人民最后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古巴原驻德国公使昂沙路记沙礼（即贡萨洛·德·克萨达）在他著的《华工赞助古巴独立史略》中，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古巴华侨全力帮助和支持古巴独立的功绩：“吾人对此可敬可爱之中国人，正宜尊仰之，感谢不遑也。如无此数千华人助战，及在野工艺厂当工之华人，苟非此勇悍耐苦之华军，以其轻生就义之英雄气概，以助于我古巴之华人，则古巴之能否自由，亦未可料。盖在于古巴之华人，对于古巴之自由事业，无一不慷慨附助……”[7]后来，古巴各界人民为了纪念在独立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侨战士，特地在首都哈瓦那竖立了一座10米多高的圆柱形纪念碑，碑上铭刻着这位古巴驻德公使、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将军的赞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1] 〔美〕派克斯：《墨西哥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9页。

[2]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卷六，第23页。转引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25页。

[3] 张荫桓：《三洲日记》，《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0页。

[4] 袁祖先：《瀛海采问纪实》，《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31页。

[5] 〔古〕胡安·希门内斯·帕斯特拉纳：《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古巴历史研究所1963年版，第80页。

[6] 〔美〕瓦特·斯图亚特：《秘鲁华工史》，中译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7]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第四编 拉丁美洲现代文明

（20世纪）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即古巴独立战争和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世纪初，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没有成功。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古巴成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最后堡垒。古巴人民不堪忍受殖民者的奴役，于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掀起了两次独立战争。正当胜利在望时，美国于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侵入古巴，使古巴人民的胜利果实落入美国之手。美国对古巴实行长达4年的军事占领，直到1901年才承认古巴独立。1902年古巴正式成立共和国。

1910～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迪亚斯亲美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推翻了迪亚斯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宪政自由派掌握政权。1917年通过的民主宪法是当时拉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这场革命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揭开了拉丁美洲现代史的序幕，对拉美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拉丁美洲各国没有直接卷入战争。欧洲各国对拉美的控制和联系减弱，而美国则乘机加强对拉美的干预和经济扩张。1914年和1916年，美国两次出兵入侵墨西哥，1915年和1916年先后派兵占领海地和尼加拉瓜。一战后，美国对拉美的扩张加剧。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唤醒了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拉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1918年拉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阿根廷共产党（当时称国际社会党）诞生。随后，在拉美其他国家也陆续建立了共产党。

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危机之后，拉美各国力图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开始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一些拉美国家先后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向盟国提供战略物资和原料，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和工业有了很大增长。西欧各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势力因战争而大大削弱，美国趁机扩张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拉美的控制。

二战后到50年代末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对拉美进行全面扩张的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地位达到顶峰。1947年，美国迫使拉美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美洲共同防务条约》。1948年，在美国操纵下，将“泛美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1949年，美国又提出“第四点计划”，使拉美经济进一步依附美国。美国还通过军事入侵和内部颠覆的方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仅1948～1958年10年中，美国在拉美就策划了16起军事政变和颠覆事件，在拉美一些国家扶植亲美军人政权。美国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浪潮。

二战后，拉美民族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外抗强权，内争民主，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战后半个多世纪，拉美发生了多次革命。较重要的有：危地马拉革命（1949～1954年），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1959年胜利的古巴革命，1979年胜利的尼加拉瓜革命等。

此外，其他国家和其他方式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运动的规模席卷整个大陆，斗争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国际等各个领域。如1964年爆发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1965年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60年代末、70年代遍及拉美各国的以收回自然资源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化运动，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运动和反对超级大国干涉中美洲事务的斗争，推进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斗争等等。

战后头30多年，拉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迅速。1950～1980年的30年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7％，人均总产值由1950年的396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45美元（按1980年市场不变价格计算）。在这30多年，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拉美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经济取得较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不少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对经济干预太多，过分依靠举借外债来发展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等。

整个80年代，拉美经济出现停滞和衰退，被称做“失去的十年”。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拉美地区爆发了债务危机。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1％；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0.9％。80年代拉美国家对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及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开放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国家干预。经过调整，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重新恢复了稳定增长趋势。除1995年因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影响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以外，1991年以来，拉美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2.7％～5.5％之间。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政治经济的发展，拉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较大发展；与此同时，拉美中间阶层亦有增长。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斗争中取得了发展。在拉美，政派林立、各种思潮纷繁复杂。这是与拉美特殊的阶级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

拉美政治思潮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民族主义思潮，比较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有：阿普拉主义（秘鲁）、庇隆主义（阿根廷）、瓦加斯主义（巴西）、桑地诺主义（尼加拉瓜）和革命民族主义（墨西哥）等。另一类是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古巴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同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里亚特吉思想，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派别，如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拉丁美洲基督教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等。所有这些政治思潮的理论和实践对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拉美的经济理论产生时间比较晚，主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和拉美新自由主义等。这些经济理论对拉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文化朝着民族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方向不断发展。拉美的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拉美“文学繁荣”时期。60、70年代拉美国家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创作的新小说震动了世界文坛。除文学外，拉美在建筑、壁画、绘画、雕塑、电影、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拉美的居民中约有90％左右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拉丁美洲被称为天主教的大陆。60年代，拉美天主教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一股较有影响的革新势力，形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对教会传统保守势力进行了有力冲击，对人民群众改革现行社会结构的斗争起了鼓舞作用。

拉美现代居民的民族和种族构成极其复杂。拉丁美洲是世界人种的博物馆。就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拉美各国的统治者基本上采取“法律上的人权剥夺，行政上的人权剥夺，军事的杀戮，奴役……”等形形色色的毁灭方法和同化政策。4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对印第安人基本上奉行民族一体化政策。民族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人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民族一体化政策也有不少不足之处。

第一章 政治思潮

一、民族主义思潮

（一）阿普拉主义（Aprismo）

阿普拉主义是秘鲁阿普拉党（APRA）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提出的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福斯特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的一种特殊变种”。[1]美国学者爱德华·J.威廉斯认为阿亚“将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同土著主义思潮的要旨糅合在一起……实质上，人民党（即阿普拉党）所主张的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2]

阿亚生于特鲁希略城。先后就读于自由大学、库斯科大学和圣马科斯大学。1918年任圣马科斯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秘鲁的“大学改革运动”并支持工人的斗争。1923年因领导学生和工人反对独裁政府，被政府驱逐出境。1924年在墨西哥创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该联盟的西班牙语缩写为A PR A，音译为“阿普拉”，故简称阿普拉党。

1924～1931年间，阿亚访问美、英、德、意、苏联、法国和许多拉美国家。在苏联，曾会见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1927年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第一次反帝代表大会。1931年回国，同年9月主持召开秘鲁阿普拉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他作为阿普拉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失败。1932年阿普拉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被捕入狱，一年多后被释放。1934～1945年阿普拉党处于非法状态，他也不能公开活动。1945～1948年再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48年部分党员在卡亚俄策动海军起义，反对政变上台的独裁政府。起义失败后，1949年至1954年阿亚逃到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避难，后流放墨西哥。1962年回国参加大选，他得票居首位，但由于军事当局阻挠，他未能当选。次年再次参加竞选遭到失败。

1978年阿亚当选为立宪议会主席；次年病逝。秘鲁利马有150万人参加了悼念他的活动。阿亚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和理论家。其思想被称为“阿普拉主义”、“阿亚主义”或“印第安美洲主义”。他著述甚多，主要有《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论中等阶级的作用》、《反帝主义和阿普拉》、《关于历史时空的研究》、《阿普拉主义30年》等。1977年秘鲁出版了《阿亚全集》共7卷。

阿普拉主义在不同时期主张不尽相同。在阿普拉党成立初期，1926年阿亚曾提出阿普拉的5点最高纲领，即反对美帝（后改为“反帝”）、争取拉美政治团结、实现土改和工业国有化、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后改为“大陆化”）、声援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阿亚明确规定阿普拉党的性质是“拉美的革命反帝政党”，党的宗旨是谋求拉美解放。阿普拉党成立初期，与共产党人合作得比较好。

1927年，阿亚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他认为帝国主义在工业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但在拉丁美洲，则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拉美资本主义不发达，应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阿亚还强调阿普拉党是多阶级的政党，中等阶级（或译中间阶级）是革命的决定力量。1936年阿亚在《反帝主义与阿普拉》一书中说，阿普拉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创新”，它“既否定又继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

50年代以后，阿普拉主义基本定型。这时的阿普拉主义，不再提“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不再采用暴力斗争手段，主张通过选举夺权；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不再提阿普拉主义“继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法西斯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争取实现“没有帝国的民主的美洲主义”。

阿普拉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印第安美洲主义”（又译“印第安美洲观”）。这是阿亚关于拉丁美洲（主要是秘鲁等印第安人在本国人口中占比重较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阿亚强调“印第安人的存在是我们大陆的基本特征，它最合适的名称应当是“印第安美洲”。他以“印第安美洲”这个概念，反映强烈的大陆民族主义思想。这一主义的要点是：

1.认为拉美不像欧洲那样经历过由野蛮时期到封建时期、再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连续发展阶段，它同时并有着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

2.关于拉美国家的阶级结构，阿亚认为必须建立“多阶级”联盟，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联盟”，认为拉美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觉悟去管理国家事务”，农民阶级“处于原始阶段，还不可能产生阶级觉悟”。而中等阶级是“反帝斗争的先驱”，是这个“多阶级”联盟的领导者。

3.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是帝国主义，在内部是半封建的地主寡头，而造成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

4.认为印第安美洲的发展道路是，“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50年代以后，阿亚不再提“社会主义”）。

5.认为现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建立“反帝国家”，在其保护下，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6.主张建立印第安美洲国家联盟，组织一个强大的拉美反帝运动，提倡“大陆性民族主义”。

阿亚生前，阿普拉党一直未能上台执政。1985年，阿普拉党（又称人民党）主席阿兰·加西亚当选为总统，阿普拉党成为执政党和秘鲁第一大党。1990年加西亚任期届满后卸任，90年代党的力量有所削弱。

（二）庇隆主义（Peronismo）

庇隆主义亦称正义主义（Justicialismo），是阿根廷前总统（1946～1955年、1973～1974年）胡安·多明戈·庇隆（1895～1974年）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

庇隆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沃斯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11年入军校学习，1929年毕业于高等陆军学校并留校任教官。1936～1938年任驻智利使馆武官。1939年赴意大利考察，并访问法、德、匈等国。1941年回国后在陆军山地部队任职，晋升上校。1943年参与联合军官团发动的政变，政变后先后任劳工和社会保险国务秘书、陆军部长和副总统。1946年当选总统并晋升将军。1945年庇隆为参加总统竞选组织了劳工党、激进公民联盟革新委员会和独立党等3个政党。1947年底3党合并为惟一革命党。1949年改名为庇隆主义党，1964年改为正义党。

1951年庇隆在大选中连任总统。1955年被政变推翻后长期流亡国外。1973年6月回国，同年9月再次当选为总统，次年病逝。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百万群众冒雨为他送葬。

庇隆所提出的庇隆主义在阿根廷有广泛的影响。自1989年至今，正义党领导人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1930年～）一直担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成为执政党和全国第一大党。在阿根廷有许多人自命为“庇隆主义者”，他们竞相争当“正统的”或“真正的”庇隆派。但是，庇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庇隆主义的核心是庇隆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和“要解放不要依附”等主张。庇隆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所谓“第三种立场学说”。

什么是“第三立场”呢？庇隆认为，它既是一种社会经济学说，又是一种哲学原则。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学说，“第三立场”主张既不搞资本主义，也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正义主义”。庇隆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已经过时了的制度”，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即正义主义。庇隆主张在经济上抛弃自由经济，而代之以社会经济。在社会方面，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在政治方面，注意寻求个人权利和公众权利之间的平衡。

作为一种哲学原则，“第三立场”主张与各种对抗的力量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庇隆说，“第三立场是一种哲学”，“可以用来解决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为推行庇隆主义，正义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职业界、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工会为主要支柱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在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限制以至牺牲农牧业部门的利益，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以逐步改变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庇隆在世时提出由政府、工人和企业主达成社会契约，实行劳资合作，从而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有利于劳工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实行“社会正义”。在国际问题上，在40、50年代庇隆主张在美苏之间搞“等距离”，声称“不偏向任何一方”。70年代，庇隆再次执政后，他将“第三立场”，解释为“第三世界”，提出“必须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反对霸权主义。

从庇隆两度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政策来看，庇隆进行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改革，为维护阿根廷民族独立、加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如1974年7月3日我国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给庇隆夫人的唁电中所说的“：庇隆总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生前曾为维护阿根廷的民族独立和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目前正义党内派系林立。1989年以来，正义党梅内姆政府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减少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自由化，扭转了80年代阿根廷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困难局面，经济发展比较快，通货膨胀率已降为1％。与此同时，失业率比较高，一部分人收入下降。目前正义党的主张同当年庇隆的主张已有很大区别，但正义党并没有放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口号，不管党内什么派，仍都打着庇隆和庇隆主义的旗号。

（三）瓦加斯主义（Varguismo）

巴西总统（1930～1945年、1951～1954年）热图利奥·瓦加斯（1883～1954年）的思想，又称热图利奥主义或巴西民众主义。

瓦加斯是巴西20世纪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总统。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各异，有人说他是“穷人之父”、“天才的战略家”，也有人说他是“权欲熏心的独裁者”。但是，总的说来肯定他的人居多。

瓦加斯生于南里约格朗德州圣博尔雅市一大牧场主家。1907年毕业于阿雷格里港法学院，后回原籍当律师。1909～1921年为州议员。1922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26～1927年任财政部长。1928～1930年任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1930年他领导自由主义者同盟推翻以佩雷拉·德·索萨为代表的旧农业寡头政府后出任临时总统。1934年正式当选为总统。

任内，瓦加斯建立劳工工商部，大赦政治犯，实行8小时工作制，颁布退休法、稳定职业法，自上而下地组织工会，调解劳资纠纷。1937～1945年推行“新国家”政策，实行专制统治。同时，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同美国保持友好往来，互相降低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保持中立立场，同德国联系甚密。后巴西商船遭德国袭击，1942年1月宣布与德、意、日断交，同年8月派兵对轴心国开战。1945年5月成立巴西工党，同年7月成立社会民主党。同年10月被迫辞职。同年12月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50年再次当选总统。次年1月就任。任内，建立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电力公司，限制外资在本国的活动，拒不出兵去朝鲜打仗，受到美国和巴西亲美势力越来越大的压力。1954年8月24日自杀身亡。

瓦加斯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新国家”理论

1937年，瓦加斯主张依靠军队的支持，改变现行制度，彻底修改宪法，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其领袖能一呼百应的政府。同年11月10日，他在军队支持下，取消各个政党、解散议会、终止旧宪法、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建立以总统（即瓦加斯）为政权核心的新的政治制度，即瓦加斯所称的“新国家”。

瓦加斯建立“新国家”的目的是要“恢复国家的权威和自由，并自由地建设国家的历史和未来”。瓦加斯还把建立“新国家”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一种措施。

“新国家”建立初期，瓦加斯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专制措施，提出“个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但是，瓦加斯的“新国家”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合国”不同，它没有走向“组合国主义”，而是走向工党主义。瓦加斯比较重视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注意改善工人的处境，先后颁布了最低工资法、新劳工法，主张扩大工会自主权。瓦加斯还十分重视人才，将有真才实学的人吸收到政府当部长、州长、市长。巴西学者雅瓜里贝认为，“新国家”虽然是“专断的、非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民主的，有代表性的、具有工党主义性质的”。

2.工党主义

瓦加斯批评资本家的过分剥削，劝说资产阶级要对无产阶级做出一定让步。他主张政府要吸引、保护和保障资本，为此，就需要把无产阶级变成一个与国家合作的力量。他主张“资本和劳动之间实现人道主义的妥协”。他认为劳资“不应是对立的东西，而应是为共同的福利联合起来的力量”。他主张工人应建立自己的工会，同时建议资本家也应成立自己的组织。他强调工会应独立自主，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工会的活动。他强调工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站”，是“各阶级之间的协调一致，是在劳动和人民福利基础上的民主”。他给巴西工党规定的方针是“在工党主义的社会里，既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名流们的专政，不要任何类型的专政……它不搞社会革命，而是争取在更合理、更人道的观念上实现集体和睦”。

3.民族主义

瓦加斯主张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实行保护民族工业、维护本国资源的政策。瓦加斯认为“钢铁、煤炭和石油是所有国家经济解放的支柱”。强调通过发展国家工业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摒弃殖民地自卑感，使巴西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1年他号召全国人民“让我们为一个强大的巴西而劳动”。瓦加斯主张实行指令性经济计划，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参与经济的能力，借以保护和指导本国工业化，促进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瓦加斯执政后期，他严厉谴责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外国财团对巴西的巧取豪夺，下令限制外资利润过多外流，并把合资金融机构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瓦加斯自杀去世至今已40余年，但是，作为巴西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活动家，他的影响犹在。他所创建的巴西工党，[3]至今仍是巴西主要政党之一，活跃在巴西政治舞台上。巴西学者认为，瓦加斯在整个一生中，“使巴西由一个农业国、权力分散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

（四）桑地诺主义（Sandinismo）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3～1934年）是尼加拉瓜著名的民族英雄。桑地诺主义是指桑地诺本人的思想和英雄业绩。此外，桑地诺主义通常也指1961年由卡洛斯·丰塞卡（1936～1976年）创建的以桑地诺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理论与实践。

桑地诺出生在马萨亚省尼基诺奥莫村，其父是庄园主，母亲是家仆。他1921～1922年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打工。1923年在墨西哥坦皮科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当机械师，并参加当地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回国，在新塞哥维亚省率领爱国志士宣布起义，参加自由党反对亲美保守党政府的斗争。同年12月，以萨卡沙和蒙卡达为首的自由党人在卡贝萨斯港成立护宪政府，桑地诺立即响应并去该港会见萨卡沙和蒙卡达，要求接济军火，未果。同月美军占领该港，护宪军不战而退。桑地诺于1927年2月返回北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同年4月，桑地诺被任命为护宪军将军。他组织骑兵击败迪亚斯保守党政府军，打通了进军马那瓜的要道。然而身为护宪军司令的蒙卡达率军向美军投降。在护宪军将领中只有桑地诺拒绝投降。桑地诺在新塞哥维亚省创建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坚持抗战长达7年。保卫军占领了大西洋沿岸8个省的广大农村地区，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迫使美国侵略军于1933年1月全部撤出尼加拉瓜。美国撤出后，桑地诺应立宪政府萨卡沙总统的邀请赴首都马那瓜谈判，1934年2月2日签订“和平协定”。2月21日，第二次谈判的最后一天，国民警卫队头子索摩查（1896～1956年）秉承美国旨意，派人杀害了桑地诺。

在抗击美国侵略军的斗争中，桑地诺逐步形成了他的民族革命的思想。主要内容为：

1.提出“自由祖国”概念，以“要祖国，要自由”为革命誓言，反对民族压迫，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尼加拉瓜人民的主要敌人。

2.采取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武装斗争，在山区开辟根据地，建立“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武装斗争。

3.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参加国内统一战线。

4.积极争取建立中美洲和拉美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反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桑地诺曾几次写信给拉美各国总统，主张成立拉美国家联盟，用玻利瓦尔的拉美主义对抗美国的门罗主义。

桑地诺主义反映了当时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中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尼加拉瓜的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尼加拉瓜的实际情况发展了桑地诺思想，使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范畴，赋予新的历史意义。这在桑解阵的纲领、路线、政策和行动中都有体现。主要有：

1.明确指出桑解阵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的先锋队，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象是亲美的独裁统治集团索摩查家族、地主寡头和资产阶级，方向是社会主义。

2.在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通过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道路，尔后发动全国起义，夺取政权。革命胜利后，解散旧军队，建立人民军队。

3.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索摩查的阶层、政党和群众组织进行斗争，并在联盟中保持桑解阵的领导权。

4.积极争取拉美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广泛的国际支援，以孤立索摩查集团。

正因为桑解阵坚持并发展了桑地诺主义，于1979年推翻了索摩查的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胜利后，桑解阵从1979年7月一直执政到1990年4月，长达近11年。在这11年中，桑解阵把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和不结盟外交确定为建国三原则。桑解阵于1980年召开第一次桑地诺大会，宣布成立桑地诺主义党（仍沿用桑解阵名称），声称其目标“不是部分改革，而是彻底消灭剥削和经济依附，为走向新社会开辟道路”。在1985年后，桑解阵不再提社会主义。1986年由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尼加拉瓜的基本原则是“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不结盟、独立、主权和民族自决、捍卫主权、保卫和平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1987年桑解阵主要领导人奥尔特加（1942年～）总统声称：“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东欧式的，也不是古巴式的，而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式。”1990年2月20日，奥尔特加又说：“尼加拉瓜不会像古巴，也不会像美国，从我个人来说，更倾向于社会民主的、非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北欧国家模式。”

由于尼加拉瓜连年战乱，美国封锁和禁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再加上桑解阵政府在一些政策上的失误，80年代末东欧的剧变，美国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支持等因素，桑解阵在1990年2月25日的大选中失利，同年4月25日交出政权，桑解阵成为国内第一大反对党。在1994、1998年两次大选中，桑解阵由于内部分歧，力量削弱，连续失败。但是，它仍继续是第一大反对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

（五）革命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Revolucionario）

革命民族主义是在墨西哥连续执政近70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

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后，国内政党林立，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28年9月卡列斯（1877～1945年）总统倡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党，以走上体制化道路。翌年3月，全国200多个党派团体的代表宣告成立国民革命党。大会发表了原则宣言，宣布党的纲领为1917年宪法。1934～1940年卡德纳斯（1895～1970年）执政期间，开展了土地改革，实行铁路和石油工业国有化，为墨西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卡德纳斯对国民革命党进行了彻底改组，废除了各地方势力集团平行联合的政党体制，代之以垂直领导、行业分割、相互制约的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总统为党的最高领袖，下设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卡德纳斯的社会改革实践了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他是革命民族主义的杰出的先驱者。

1938年国民革命党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1946年改名为革命制度党。1972年革命制度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把革命民族主义列为党的基本纲领。1979年该党10大的《原则声明》称，正是由于执行了革命民族主义纲领，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今后仍须始终不渝地执行革命民族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他们向往的“新社会”。1982～1988年执政的德拉马德里（1934年～）总统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将指导我的一切行动”。1984年他在革命制度党12大强调，“党将高举墨西哥大多数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即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1988～1994年执政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1948年～）总统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政治上，用“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liberalismo social）来代替革命民族主义；在外交政策上，抛弃了墨西哥传统的反美立场，“从美国的对手变成美国的伙伴，从与美国冲突转为同美国合作”，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已从传统的“革命、民族主义、反美、讲原则、独立、象征性、理想主义……”转变为“后革命、国际主义、亲美、讲利益、相互依存、实用主义、现实主义……”[4]在1992年5月召开的革命制度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将“社会自由主义”确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历史目标、发展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

革命制度党内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变更意见不一，分歧严重。1994年12月塞迪略（1951年～）就任总统后不久，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墨西哥政局也出现动荡，恰帕斯印第安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久拖未决。1996年革命制度党召开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代表对过去几年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批评。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决定重新恢复将“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取消所有“社会自由主义”的提法。但是，革命制度党内围绕党的指导思想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1997年7月举行的墨西哥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建党以来第一次丢掉了众议院中的多数党的地位。

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

1.劳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应成为公民广泛行使的权利和自觉自愿接受的义务，成为每个公民人格的源泉、民族独立发展的推动力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据。

2.财富原本属于全民族。在墨西哥要实现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国家拥有对国内一切财富和资源的支配权，有权为公共利益“有偿剥夺”私有财产，限制、调整私有财产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

3.国家是民族最高利益的代表。

4.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是革命民族主义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革命民族主义还提出了一系列纲领主张：在政治上，主张调和阶级矛盾，实现民族团结。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制度，加强国营和社会经济部门，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指导作用。在文化上，保护墨西哥民族传统和习惯，提高公民的民族意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反帝、反殖、反霸，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

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认为，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与旧大陆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即沙文主义不同，它具有争取解放和反帝的内涵。革命尚未结束，因为革命不仅仅是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而且包括对社会进行长期、深刻、激进的改造，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革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二、社会主义思潮

（一）古巴社会主义（Socialismo cubano）

1953年7月26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为首的古巴一批爱国青年，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攻打东部的政府军兵营蒙卡达。起义失败后，卡斯特罗等被捕并被判徒刑。1955年因大赦出狱，流亡墨西哥。1956年，卡斯特罗成立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同年11月25日，他率领82人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12月2日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登陆。随后，他们深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开展反政府的游击战争，不久建立了“七·二六运动起义军”。在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古巴各地的反抗和暴动相继发生。1957年3月13日，以哈瓦那大学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40多名青年攻打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失败后，大学生成立“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原来主张采用和平方式的人民社会党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七·二六运动起义军”在全国反独裁力量和斗争的配合和支持下，于1959年1月1日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古巴革命的特点是：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是具有激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组织，而不是1925年就已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后改称人民社会党）。卡斯特罗本人在1959年说过，“古巴革命不是红色的极权主义的，而是绿橄榄色的人道主义”。此外，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议会斗争或其他和平过渡的道路；古巴革命的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然后带动全国的斗争，从农村到城市，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古巴革命的胜利，也是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所建立的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统一战线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后，以“七·二六运动”为主体的革命领导力量，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1960年6～10月，将所有美资企业收归国有；由于1960年5～10月，美国先后对古巴采取停止一切经济援助、取消古巴对美国的食糖出口份额、对古巴实行禁运等措施，古巴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1960年5月，古巴同苏联复交。同年9月，古巴同中国建交。苏联、中国先后开始向古巴提供经援和军援，并购买古巴的糖。1961年1月，美国同古巴断交，美国加紧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

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首次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5]同年，卡斯特罗又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在古巴领导人宣布古巴革命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天，4月17日，1000多名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对古巴进行武装侵略。古巴军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经过72小时的激战，全歼入侵者。

1961年7月，古巴三个组织“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次年5月，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外部条件来看，自60年代初起，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等手法，千方百计企图扼杀古巴革命。1964年美国唆使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对古巴实行集体制裁。

从60年代初期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就积极探索和尝试在古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方法，试图创造出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子。近40年来的实践表明，古巴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在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急于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大幅度削减蔗糖生产，提出迅速实现农业多样化和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63年古巴甘蔗种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5％，当年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社会生产总值下降1.1％。因此，1964年古巴政府又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糖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964～1966年，古巴领导层内曾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卡斯特罗后来总结这一段经验教训时说：“我们领导经济既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已普遍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又放弃了曾一度开始试行的财政预算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经济簿记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取消了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和购销关系”，“看起来我们当时好像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愈来愈远”。[6]

1968年3月，古巴政府发动“革命攻势”，接管了几乎全部小商小贩和小企业，消灭了城市中的私营经济。与此同时，扩大了免费的社会服务，取消了工资级别，用精神刺激代替物质刺激，取消了贷款利息和对农民征收的税收。与此同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1970年产糖1000万吨的高指标。为此，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不仅指标没达到，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恶化。

70年代前半期，古巴参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1972年古巴参加了经互会，同苏联签订了长期经济协定，实现同苏联、东欧的经济一体化。1976年起，古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古巴政府逐步放宽了某些经济政策，如建立平行市场，允许在一些服务行业自谋职业，允许开设农民自由市场等，并开始有限度地实行对外开放。

80年代后期，古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整顿不良倾向运动”，开始了“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进程”，调整和放慢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关闭了农民自由市场。卡斯特罗在1986年多次讲话中强调不要照抄别国（指苏联）的经验，要走自己的道路。纠偏运动虽然没有使古巴经济得到预期的发展，1985～1989年经济年均仅增长0.4％；但是，它却保证了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避免了模仿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所搞的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使古巴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它的巨大冲击。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对古巴影响巨大，使古巴失去了政治依托，经济上失去依靠。1990～1993年古巴经济连续4年出现大滑坡，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40％。俄罗斯停止了对古巴的一切援助，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加剧了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美国于1992年和1996年先后实施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

古巴党和政府先后提出“捍卫社会主义”、“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与此同时，古巴调整了过去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行新的生存战略，从1993年起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开放的举措：放宽外国投资条件；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下放权力；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许在135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私营企业；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国营农场合作化；实行财税、物价、银行和外贸体制改革等。与此同时，古巴又调整了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多元外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自1994年起，古巴成功地阻止了经济的滑坡，经济逐年增长：1994年为0.7％，1995年2.4％，1996年7.8％，1997年2.5％。政治和社会趋于稳定，国际环境不断改善。到1998年5月，已有190家外国企业在古巴投资，在古巴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共有650家。古巴同164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同138个国家有经贸往来。自1992年起，联合国大会已连续6年通过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经济制裁的决议。1998年1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访问古巴时，也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不公正的，从道义上说，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目前古巴还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古巴在逆境中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而且取得了进展。

（二）智利社会主义（Socialismo chileno）

智利社会主义是指70年代初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年）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的一场试验。

智利是拉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智利也是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1936年，智利激进党、共产党、社会党等组织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建立了人民阵线并取得了1938年大选的胜利，成为拉美第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联合政府。

阿连德生于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32年获智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马马杜克·格罗韦（阿连德的亲戚）等一部分军人夺取政权，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它只存在了12天，但对阿连德触动较大。1933年，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先后担任该党副总书记、总书记和主席。1937年当选为众议员，1938年任人民阵线政府卫生部长。1945年起曾4次当选为参议员，并曾任参议院副议长、议长。阿连德曾作为社会党或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参加1952、1958、1964年的总统竞选。1970年他再次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竞选总统获胜，于同年11月就任总统。

智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是：

1.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所设计的具体方案是：首先通过选举取得行政权，第二步再通过选举赢得议会绝对多数而掌握立法权，然后实现政权的社会化即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

2.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

3.多元化的社会结构。阿连德在197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样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前辈预言过但没有具体实现的革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方式。他主张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多元化中过渡到社会主义”。人民团结阵线所主张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党制政府，允许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多元化的经济成分，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合营和私有制成分并存。

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独立人民行动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6个组织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提名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作为阵线候选人，在1970年9月大选中得票36.3％，多于民族党的34.9％和基民党的27.8％。根据选举法，在候选人得票均不超过半数的情况下，必须由议会在票数占前两位的候选人中决定总统人选。为了能获胜，阿连德接受了基民党提出的“宪法保障条例”作为交换条件，以取得其支持。“条例”要求新政府尊重原有军警体制，不建立与之平行的武装组织。同年10月24日，在议会投票中，曲于基民党的支持，阿连德当选总统，并于11月3日就任总统并成立人民团结阵线政府。

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执政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大规模实行国有化。1971年7月在把外资在智利的最大铜矿公司塞罗、安那康达和肯奈科特收归国有后，又将150家本国私人大型企业（包括银行、外贸公司和铁路运输公司）收归国有。

2.大刀阔斧进行土地改革。到1971年11月征收的土地已达240万公顷。在整个执政期间共征收了4287个庄园的822万公顷土地。

3.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1971年初把工人最低工资提高50％，职工薪金提高30％，工人最低退休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的80％。增加对劳动人民的各种补贴，改善医疗与妇幼保健待遇，如免费供应300万儿童和孕妇每天半公升牛奶等。

4.在对外关系方面加强了独立性。阿连德政府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扩大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支持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1971年12月在南美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恢复了同古巴的关系。

阿连德政府的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削弱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使智利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在执政头一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但是，好景不常。由于改革步子过快、过急，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侵犯了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的利益，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由于超越限度地增加福利，提高工资，使国家财政开支激增，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商品匮乏。美国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减少或停止向智利贷款和投资，压低铜价，同时极力支持智利国内反政府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基民党不再支持阿连德政府转而采取对抗态势。人民团结阵线各政党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再加上人民团结阵线虽建立了政府，但并没有掌握政权，因为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在议会中反对派占多数席位）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警和法院都控制在反对派手中，政府的决定和意志很难实现。

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国内各阶层人民不满情绪的扩大使智利政局日益动荡。1973年9月11日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内反对派策划了军事政变。政变部队袭击总统府，遭到阿连德顽强抵抗。最后阿连德以身殉职。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马里亚特吉思想（Mariateguismo）

秘鲁和拉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年）所倡导的具有秘鲁和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马里亚特吉生于莫克瓜（一说利马）一职员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上小学3年级时被迫辍学。14岁时到《新闻报》社当学徒。他勤奋自学，经常给报刊撰稿。后任《我们的时代》报编辑，并创办《理性报》，对当时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和大学改革运动表示声援。1917年7月4日，莱吉亚在美国支持下策动政变上台，《理性报》强烈谴责政变，招致镇压，被迫停刊。政变当局勒令马里亚特吉等人离开秘鲁，否则将予以监禁。同年10月至1923年马里亚特吉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当时处在高潮的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人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1923年回国后，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秘鲁历史和现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秘鲁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秘鲁革命的道路。1924年他患了骨癌，被截去左腿，但仍坚持在轮椅上工作和写作。1926年创办革命刊物《阿毛塔》和《劳动》杂志。同年加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1928年因思想分歧，同阿亚决裂，退出联盟。同年10月7日他创建秘鲁社会党（秘鲁共产党的前身）并任总书记，12月出版《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9年创建秘鲁总工会。1930年4月16日病逝于利马，年仅36岁。

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秘鲁经济、印第安人、土地、教育、政体和文学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公认为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品。

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是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是解决秘鲁和拉美问题的答案，“拉丁美洲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秘鲁和拉美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拉美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意识到要在拉美的现实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确实不想在美洲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它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性事业。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现实和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

马里亚特吉认为，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中断了印第安村社共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建立起封建的生产方式，实行半奴隶制的强迫劳动制度，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在秘鲁社会内部发展的可能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资产阶级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开始发展的。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秘鲁的资产阶级是有产者和食利者，而非生产者。其次，与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成为外国资本在本地的延伸。第三，与封建贵族联系在一起。上述特点决定秘鲁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不可能独立发展，也不可能根除封建庄园制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马里亚特吉认为，建立在旧的经济结构之上并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秘鲁资本主义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秘鲁演变成为三种经济因素并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三种经济因素是：植根于西班牙征服时期的封建经济、山区残存的印第安村社经济和以沿海地区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以庄园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里亚特吉认为，在秘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消除封建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秘鲁革命只能是一场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视情况可以加上各种形容词，如“反帝的”、“土地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秘鲁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性和特殊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他指出，“不首先关心印第安人的权益问题，就不是秘鲁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不能仅从政治、法律、种族、文化和道德方面去追究原因，而应追根其土地占有制度，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它既是社会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有消灭封建制才能解决。[7]他把印第安人的解放与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在秘鲁和拉美树立了第一个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本国实际问题的范例。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社会主义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和印第安人运动结成的联盟为基础，建立由受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剥削的各个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完成。而无产阶级政党是引导这场革命的先锋力量。

（四）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Cooperative Socialism of Guyana）

合作社会主义是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简称“人大党”）及其领袖福布斯·伯纳姆（1923～1985年）于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大陆东北部，原为英国殖民地，1831年起称英属圭亚那，1966年取得独立后定国名为圭亚那。人大党成立于1957年。1970年当时执政的人大党伯纳姆政府将圭亚那改名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1974年人大党领袖伯纳姆发表了《莎法亚宣言》，对合作社会主义进一步作了理论阐述，宣称人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要在圭亚那建设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生于首都乔治敦附近基蒂镇，非洲黑人后裔。194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研究院法学系，获法学士学位。1948年获律师资格，加入英国格雷法学会。1947～1948年任伦敦西印度学生联合会主席。1949年回国后在乔治敦开业当律师。1950年与贾根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1950～1955年任该党主席。1953年当选为议员，同年任教育部长。1957年与贾根决裂，另建人民全国大会党，任领袖。1959年任乔治敦市市长、圭亚那律师协会主席。1964～1966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66年圭亚那独立后任总理至1980年。1980年当选为总统，1985年病逝。

圭亚那在历史上有搞合作社的传统，圭亚那人民普遍存在着向往社会主义的情感。圭亚那的两大政党人民进步党和人大党都主张在圭亚那建立“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为了同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伯纳姆提出了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合作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按照伯纳姆的说法，合作社会主义是：“第一，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并且争取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第二，我们利用合作制作为主要渠道或工具，来达到这一目标。”

伯纳姆认为，合作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他表示不愿接受共产主义国家业已准备好的思想和答案，他认为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剥削人的异化现象，只有实行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引用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合作制生产和合作社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来证明人大党宣称的合作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不是“乌托邦”。伯纳姆说：“按照我的理解和认识，只有一种社会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我想也是必须根据自己本身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特点，也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条件来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好的道路”，而在圭亚那，这就是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认为，合作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合作社。合作社是一种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每个劳动者能直接或间接贡献他的劳动力、技术和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有权参与决策和其他经济活动，从而使每个人能在收入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合作社比国有制更为先进和公正。

伯纳姆认为，合作制原则有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狭义的合作制原则，指的是组织形式，如合作社。广义的合作制原则指的是“思想形式”，如合作精神，包括国营企业和各种机构的“民主管理”。后来，他还强调合作制“还应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是“圭亚那民族得以全面发展的统一原则”。

伯纳姆认为，实行合作社会主义的途径是使用和平方式，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对外要坚持不结盟原则，“不做东方或西方的走卒”，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伯纳姆任总理和总统近20年期间，伯纳姆政府为实现合作社会主义，对圭亚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人大党政府对政府官员实行圭亚那化。1980年新宪法规定，政府官员和议员必须是圭亚那公民；加强了人大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党内实行权力高度集中；注意缓和种族矛盾，特别注意搞好同印度族人的团结。

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到1976年底，80％的经济由政府控制；大力发展合作社，到1981年共建1435个合作社，社员人数达13.5万人。但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大，约5％～8％。政府设立了合作社部，伯纳姆亲自兼部长，建立了合作学校，开办了合作银行。

在外交方面，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同各国友好，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超级大国对外侵略扩张。1972年圭亚那同中国建交。

伯纳姆1985年去世后，继任总统和人大党领袖的霍伊特多次表示圭亚那不放弃“合作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霍伊特所采取的措施，如国营企业私有化，强调党政分开，注意发挥个人作用，关闭一些长期亏损的合作社等，同伯纳姆已有很大区别。1992年，人进党在大选中获胜，人大党成为反对党。人进党政府不再执行合作社会主义的政策。

从合作社会主义实施20多年情况来看，它未能很好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合作社经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政治上缺乏必要的民主。从其实质来看，它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资本主义。

（五）委内瑞拉新社会主义（Nuevo Socialismo de Venezuela）

新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在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

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成立于1971年1月，是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末，委共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曾领导和参加过60年代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政治局委员庞佩约·马盖斯、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不同意总书记赫苏斯·法里亚等否定60年代的武装斗争，反对死守“反帝土地革命”的传统公式，反对法里亚等支持苏联侵捷。1970年12月，庞佩约和佩特科夫等22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委共，并于1971年1月正式成立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从佩特科夫发表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问题探讨》（1969年）、庞佩约发表的《帝国主义依附性和大庄园制》（1968年）和《走向新的多数》（1979年）等著述来看，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主张是：

1.主张“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保留其真理性内容，克服其“局限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不适用”，提出用“新的社会集团统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民主和自由没有阶级性，民主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果，既反映了统治者的心愿，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自由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自由”。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纯经济观点”；认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是任何团体都自然遵循的原则，不是什么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

2.批判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包括原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在经济上用国有化代替了社会化。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弊端，不能鼓舞人们去为变革社会而斗争，必须公开批评这些弊端，以取得本国群众的信任。

3.提出建立一个既取代资本主义又取代现存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即“民主的、多元的、主权的、人民自治的委内瑞拉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元化的民主，不搞一党专政，而实行多党制，尊重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允许不同政见和政治反对派存在。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化的自治经济，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不搞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实行多样化的所有制，逐步建立和扩大自治经济。在国际政策方面，主张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支持世界一切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成立后，利用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和合法地位，通过竞选活动和议会斗争宣传自己的纲领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自1973年起，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历次大选，一直保持了国内第三大党的地位，在选举中所得选票和议席数不断有所增加。但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各种流派，思想庞杂，连庞佩约本人也认为，他们党内永远不存在“铁板一块”和“完全一致”。

（六）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of Latin América）

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欧洲传入拉丁美洲，20世纪60年代起，它在拉美的影响不断扩大。目前，拉美地区属于这一思潮的政党已不下40个，有的党是执政党或参政党，有的党曾执过政。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属于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政党有三类：

第一类是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党。截止1993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0个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其中正式成员党17个：阿鲁巴人民选举运动、阿根廷人民社会党、巴巴多斯工党、巴拉圭二月革命党、巴西民主工党、波多黎各独立党、玻利维亚左派革命运动、多米尼加革命党、厄瓜多尔左翼民主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海地民族进步革命党、荷属库腊索岛新安的列斯运动、萨尔瓦多全国革命运动、危地马拉社会民主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牙买加人民民族党、智利激进党；咨询成员党11个：秘鲁阿普拉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圭亚那劳动人民同盟、海地全国民主运动大会党、圣基茨—尼维斯工党、圣卢西亚工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工党、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乌拉圭争取人民政权党、智利民主党、智利社会党；观察员党2个：哥伦比亚“四·一九”民主联盟、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第二类是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传统社会党，有10多个：玻利维亚社会党、巴西社会党、哥斯达黎加社会党、厄瓜多尔社会党、厄瓜多尔革命社会党、秘鲁革命社会党、乌拉圭社会党、马提尼克社会党、苏里南社会党、阿根廷统一社会党等。

第三类是既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也不属于传统社会党，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巴巴多斯民主工党、多米尼加联邦工党、巴西劳工党、哥伦比亚坚定者运动、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

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还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等也列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范围内。[8]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都批评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标榜走“第三条道路”；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欧洲社会党在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甚至在共产国际成立后，还以拥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幌子来反对列宁主义，而拉美的社会民主主义，除少数党以外，多数党从一成立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点不同的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大多都提倡“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许多党并不称做社会党，而称做“选举运动”、“革命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等。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和一大批新兴的中产阶级政党。从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

1.主张多元政治，允许不同观点并存，允许各阶级参政，因此应实行多党制和竞选制。

2.提倡混合经济，认为自由经济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公有制经济会导致“极权主义”，而实现混合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公有和私有经济共处，国营、私人和合作企业同时发展。

3.倡导社会正义，强调国家应起调节者作用，要关心所有人，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只依靠一个阶级，必须依靠“多阶级联盟”，其中包括工人、农民、企业主、农场主和中间阶层。主张用“革命的改良”，即通过选举、思想教育、对现存社会结构进行和平改造的办法，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认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的思想。拉美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自称主张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提倡拉美民族主义，主张拉美一体化。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都实行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它们把建立和完善议会民主制作为一项首要任务，反对军人执政和个人独裁。对重要经济部门实现国有化或本国化，进行土地改革，推动工业化，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社会福利措施，对外实行“多元外交”和“不结盟”政策，强调拉美一体化和第三世界团结，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80年代后期以来，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策略有所调整。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自70年代以来呈现联合和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1.队伍不断壮大，60年代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政党只有6个，70年代中期增至16个，80年代中期增加到20个，1993年增加到30个。2.群众基础不断扩大，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所控制的群众组织人数都有增加。3.政治影响不断加强。4.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区联合加强。1978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1986年又成立拉丁美洲社会党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有17个成员党，其中11个党未加入社会党国际。

（七）拉丁美洲基督教民主主义（Democracia Cristiana de América Latina）

拉丁美洲基督教民主主义是拉美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基督教民主主义于19世纪末开始在拉美传播，同时就有萌芽状态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出现。20世纪40年代起，在拉美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60年代以来，它在拉美的影响不断扩大。目前，拉美地区属于这一思潮的政党已不下30个，有的党现在是执政党或参政党，有的曾执过政或参过政。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属于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潮的政党有二类：

第一类是加入基督教民主国际的党。截止1993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25个政党参加基督教民主国际。其中正式成员党21个：阿根廷基督教民主党、古巴基督教民主党、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洪都拉斯基督教民主党、巴拿马基督教民主党、秘鲁基督教民主党、苏里南进步人民党、多米尼加基督教社会改革党、萨巴向风群岛人民运动、海地进步民族民主主义者组合、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阿鲁巴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博内尔爱国联盟、库腊索民族人民党、玻利维亚基督教民主党、厄瓜多尔人民民主党、哥斯达黎加基督教社会团结党、巴拉圭基督教民主党。联系成员党3个：多米尼加自由党、圭亚那民主劳工运动、圣基茨和尼维斯人民行动运动。观察员党1个：秘鲁基督教人民党。

第二类是未加入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的、但信奉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政党，约有四五个。

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既唾弃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剥削人，又唾弃极权国家剥夺人的自由”，主张以社会正义反对资本主义，以自由反对共产主义，以天主教教义为其哲学观点和思想理论准则，通过合法的政治行动实现基督教的社会理想。

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1.认为历史是以“精神为本原”即“精神第一”，不承认经济起决定作用及社会发展有一定规律。

2.主张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社会”，即“自由、平等、互助、和平的社会”，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完全的民主”，即个人的民主、多元的民主、共有民主、参与的民主、有机的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共有经济”以消灭阶级鸿沟，即限制私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经济部门建立共有关系，鼓励工人自治企业发展，让工人入股，参与分红等。

3.主张改良，反对暴力。

4.主张国际正义，要求强国富国承担更多的义务，以利于穷国弱国的发展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拉美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有不少党是执政党，如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曾在1964～1970年、1988年至今执政，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曾任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国际前身）主席的拉斐尔·卡尔德拉两次任总统（1969～1974年，1994～1999年）。从拉美基督教民主党执政的实践来看，它们所实行的是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

在政治上，坚持代议制民主制度，都按宪法规定期限举行大选，允许反对党合法活动；在经济上，坚持发展民族经济，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如在60、70年代实施的土改、国有化、工业化。90年代智利基民党政府提出了“坚持经济增长、消灭贫困”的两大执政目标等。在对外关系上，坚持民主民族主义，实行多元外交；侧重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援助，但力求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注意加强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强调拉美地区一体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近二三十年来，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势力在拉美发展比较快，力量不断壮大。而且，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也能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八）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of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是拉美比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思潮，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后不久就流传到拉美。2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就出现了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托派。到3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托派组织（即所谓“左翼反对派”）。1936年底，在拉美托派、特别是墨西哥托派的斡旋下，托洛茨基被获准移居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城被杀害。在墨西哥侨居期间，托洛茨基发表了一些有关拉美革命的论述和主张，会见拉美各国的托派代表，对拉美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中期，除个别国家以外，拉美托洛茨基派处于衰落状态，60、70年代又趋活跃。有些国家的托派组织及其领导人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夺地斗争和武装斗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影响。1953年后第四国际多次发生分裂。1962年以阿根廷托派分子胡安·波萨达斯（真名是奥米罗·克里斯塔利）在原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基础上，成立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又称波萨达斯国际，同原第四国际分裂，总部设在墨西哥。80年代中期，在拉美尚有分布于12个国家的30多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时至今日，拉美托洛茨基主义在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分子及部分工农中仍有一定影响，而且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乃至某些共产党人中间，其主张还有一定市场。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基本一致的方面有：

1.宣扬超国家的世界主义，否认民族特点。认为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并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切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2.宣扬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不平等都应铲除”。如波萨达斯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谁都不应当拥有汽车，房屋不应属于个人，衣服、鞋子等一切都要实行分配”。

3.主张争取社会主义是惟一的斗争内容。波萨达斯不同意单独进行民族的、种族的或其他类似的斗争，主张这些斗争“都要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打倒了资本主义以后，这些问题方可逐一解决”。

4.鼓吹输出革命。60年代，波萨达斯及其追随者曾提出要以“革命”的核战争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70年代以后，他还认为苏联出兵阿富汗、古巴派兵去非洲等都是为加速世界革命进程而采取的革命行动。这一主张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输出革命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与老牌托洛茨基派的不同点主要有：

1.关于革命中心，老托派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欧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拉美托派、特别是波萨达斯派认为，“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总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2.关于农民问题，老托派一直认为“农民反动”，而波萨达斯则认为，“农民是革命阶级的中心和轴心”，认为农民是当代革命的领导力量。

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问题。老托派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反对与之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波萨达斯派则认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潜力，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给予批评性的支持，可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并且认为阿连德政府是“革命国家”的样板。

拉美托派同老托派一样，提出要实现“建立中南美苏维埃联邦”的基本目标和实行大陆革命，但不同意老托派在拉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认为第一步应先进行反帝的土地革命，然后再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拉美的托洛茨基主义内部分成好几派，有波萨达斯派、统一书记处派、国际委员会派等。有人将坚持老托派观点的称为“无产阶级倾向派”，与老托派观点有所不同的称为“民族解放路线派”。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地区是托洛茨基主义影响较大的地区，几十年来其影响一直存在。

[1] 〔美〕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5页。

[2] 〔美〕爱德华·J.威廉斯：《从发展角度看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20页。

[3] 1980年5月改称巴西民主工党。1986年成为社会党国际咨询成员，1989年6月成为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党。

[4] 〔墨〕温贝托·加尔萨：《1989～1994年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变化》，载《国际论坛》1994年第4期。

[5]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3～245页。

[6]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90页。

[7] 〔秘〕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77页。

[8] 前苏联拉丁美洲研究所：《当代拉丁美洲思潮》，进步出版社1988年西班牙语版，第143～181页。

第二章 经济理论的发展

拉丁美洲的经济理论是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反映。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对拉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早期的拉美经济理论或思潮还没有形成自己一套体系，往往是某种政治思潮的组成内容。在本章第一节介绍政治思潮时，我们分别谈到了各种政治思潮对经济问题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拉美独立的经济理论或思潮的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战后到20世纪末，拉美主要的经济理论有“中心—外围”理论（又称发展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或结构主义）、依附论、新自由主义等。战后到80年代初，在拉美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心—外围”理论。8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

一、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Teoría de“Centro-Periferia”）

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年）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他们以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为中心，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一整套关于拉美经济发展道路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Cepalismo）、“发展主义理论”（Teoria del Desarrollismo）或“结构主义”（Estructuralismo）等。其主要代表除普雷维什外，还有巴西的塞尔索·富尔塔多、墨西哥的胡安·诺约拉、智利的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等。

“中心—外围”（Centro-Periferia）理论的核心是“中心—外围”论。普雷维什等人认为，拉美不发达的根源是“中心”（西方工业大国）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1949年普雷维什发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文中提出了被称做“普雷维什命题”的论点，分析了“外围”和“中心”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普雷维什认为，贸易比价一贯以不利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外围”地区，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带来的好处主要落入“中心”之手，“外围”得益甚少，因此双方资本积累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存在着显著差别。“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的运转服从于“中心”的利益，“外围”国家处于依附的、被剥削的状态。因此，“外围”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首先是从各个方面打破“中心—外围”结构。普雷维什的这篇文章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

普雷维什生于阿根廷北部萨尔塔。1923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1948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1930～1932年曾任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35～1943年任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1948～1962年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首任执行秘书，1962～1964年和1969年任拉丁美洲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所长，1964～1969年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首任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6年起担任拉美经委会理论刊物《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1983年起任阿方辛（1926年～）总统特别经济顾问，1984年访问中国。1986年病逝。著有《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上、下两卷、《普雷维什全集》三卷本等。

普雷维什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5个阶段。在每个时期，普雷维什根据拉美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主张：

第一阶段（1948～1953年），初步形成“中心—外围”理论，并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第二阶段（1953～1958年），强调各国应制订集中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主张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起协调和指导作用。

第三阶段（1958年～60年代初），提倡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

第四阶段（60年代～70年代初），主张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使工业大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改善拉美各国的外贸地位，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出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第五阶段（70年代初～1986年），提出“改造外围资本主义”的问题，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

50年代初期，普雷维什提出外围工业化的理论。他认为，工业化是拉美国家摆脱“外围”地位的惟一手段和根本出路，是“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实现工业化应具备3个条件，一是进行大量的投资，二是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和严格的外汇管制，三是调整国家在税收、工资、利润和就业方面的政策，以刺激本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具备了这3个条件便可进行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外围国家应限制本国已能生产的商品进口，以便节省外汇去购买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50年代中期，普雷维什认为，国家应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国家应该制订统一的、具有连贯性的、深思熟虑的长期规划，并将长期规划的目标体现到具体政策中去。国家应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在私人企业无力经营的部门直接经营国营企业，统管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国家通过采取它掌握的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政策来调节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并发挥其指导作用。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普雷维什提出，由于拉美不少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生产设备能力闲置，投资不能发挥最佳效益，只有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一个广阔的市场，以集体的力量来与“中心”国家抗衡。工业制品在地区内部的自由交换可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解决内向型发展带来的不平衡。普雷维什认为，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只适用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而不适应于结构完全不同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因此，“外围”国家组成集团既可以促进互惠贸易，又可通过专业分工使工业化政策更加合理。

7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提出，“工业化赖以获得推动力的外部条件迫使实行替代进口。替代进口尽管有其缺陷，但它所取得的总产值增长速度比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的进口能力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他指出，“但是，替代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当中心国家漫长的繁荣年代——结束于70年代前半期——到来时，拉丁美洲简单替代的可能性已行将耗尽”，“一项及时的促进制成品出口的政策也获得了非常有利的结果”。[1]这里他提出了模式的转换问题。

普雷维什对“中心”的霸权提出批评。他指出：“在中心国家日益增长其技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同时，外围就始终落在后头。这种不断增长的权力还伴随着观念、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化形式。这些东西在扩散和辐射过程中逐渐向外围扩展……总之，这是中心国家，特别是已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动力中心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霸权的历史现象”，“中心国家，特别是那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使用这些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在中心国家做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决定”。[2]

1980年，普雷维什在第六次世界经济学家大会上作了《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及其改造》的发言，提出外围资本主义改造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他解释说：“社会主义是指由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自由主义是指在本质上尊重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又是与其哲学本意上的政治自由紧密结合的。”[3]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50、60年代在拉美普遍受到重视和欢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这一理论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论”者批评这一理论和所主张的模式造成了社会弊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以外向型模式替代原有模式。此外，也有一些年轻经济学家在普雷维什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强调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相结合，实行兼顾各社会集团利益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作为长期发展目标，这些主张被称为“新结构主义”理论，被一些拉美国家政府所采纳或部分采纳。

二、依附论（Teoria de dependencia）

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在拉美、非洲和美国等地出现的关于拉美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一种理论。

依附论的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括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论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依附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依附论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于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论的总框架中来考虑，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有人把依附论看做是帝国主义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并把它称为“新帝国主义论”。

依附论大体可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狭义上的“依附论”是指运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从属关系的论点为依据，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其中包括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的“边缘化理论”，巴西学者、现任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和智利学者恩索·法莱托的“依附性发展理论”，巴西学者瓦尼娅·班比纳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理论构成”等。而“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包括智利学者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智利学者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巴西学者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智利学者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等。

依附论流派繁多。它们比较一致的论点有：

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外围”（发展中国家）对“中心”（工业大国）具有依附性，即其发展受外国和外部因素所制约；依附性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它们不能对自身经济的基本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2.外围国家的发展是“不发达的发展”，它们向工业国家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像工业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依附越深，因此不可能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

3.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互为因果的。中心国家的发达正是由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前者以牺牲后者的利益而得利。外围国家并非因贫穷而造成依附，而是因依附而造成贫穷。

4.中心国家的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外围国家则在农业革命尚未实现之前就输入了工业革命，因此在外围国家里，前资本主义的农村关系没有崩溃，而是向畸形发展。

5.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资产阶级必然要依赖外国资本而不得不向外国利益做出妥协。因此这种社会不可能搞重大改革。这些国家若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摆脱对中心国家的基本依附。

依附论揭露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可取之处。但是，并没有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相互关系和矛盾，而是将许多复杂的现象过于简单化。依附论学者虽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并没有找到和指出摆脱这种地位的途径。

拉美的依附论对非洲（如埃及的阿明的“依附论”）、亚洲、欧洲、北美有一定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Nuevo liberalismo）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拉美国家的发明。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强调“自由放任”和私营企业制度。其主要流派有：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弗赖堡学派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弗兰克·H.奈特、亨利·C.西蒙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联邦德国的沃尔特·欧根、前总理路德维格·艾哈德等。这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可使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并使生产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国家干预经济，则妨碍了个人自由。弗赖堡学派主张建立由竞争价格支配的“社会市场经济”。

早在50年代中期，在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美国芝加哥大学就专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计划，其导师是弗里德曼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伯格。哈伯格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崇者，他曾为拉美3代学生当过导师。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学生，被称做“芝加哥弟子”（C hi cago Boys），其中有不少人回到拉美各国后，担任过或正担任着主管经济的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大企业家，如70年代中期，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智利的一些学生在皮诺切特（1915年～）军政府（1974～1990年）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立下了汗马功劳。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由于原来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模式越来越失灵，一些拉美国家，如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由内向型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向外向型即面向出口发展战略的转移。但是，这并非在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灵丹妙药”，70年代在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并没有成功。但是，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智利，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则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都要求它们调整经济政策，开放经济。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也要拉美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调整，作为债务谈判、重新安排外债的条件。在此情况下，拉美各国，普遍兴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

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贯穿整个90年代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自由化。在进口部门，主要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出口部门，主要包括取消或放松出口管制，取消或降低出口税，废除或减少出口补贴等。在改革前，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关税率在30％以上，到1992年末，都降低到20％以下。

2.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投资的领域更加扩大，申报和审批的行政程序、手续更加简化，允许汇出利润的额度进一步提高，给予外资的优惠不断增多。

3.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途径有公开出售企业股权、向本企业职工转让股权、债务与股权互换（即“债务资本化”）、转让经营权等。90年代拉美的私有化浪潮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外资在私有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特点。

4.经济体制市场化。主要指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积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功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减少国家定价的范围；放松对金融部门和外汇制度的管制。

5.区域经济合作更加活跃。建立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如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南方共同市场，1989年7月成立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组成的三国集团，1994年7月成立的由加勒比地区25个独立国家和12个未独立地区组成的加勒比国家联盟等。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经济合作有以下几个新特点：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一体化形式趋于灵活多样，讲究实效；一体化以贸易为主，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支持和参与一体化行动；拉美区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整个西半球经济合作进程的组成部分。拉美国家已开始同美国、加拿大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

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各国具体实施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将新自由主义同新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相结合。从实施效果来说，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看，9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实施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反映在：

1.使拉美摆脱了80年代“失去的10年”的阴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81～1990年只有1.1％，而1991～1996年为3.1％，1997年为5.3％。

2.逐步理顺国内经济关系，宏观经济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1990年全地区平均曾高达1191％，而1997年已降到11.5％。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明显下降，外债偿债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率也明显下降。

3.国内积累和投资有所回升。

4.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加强。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首先，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有增无减，贫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第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依然很强，国内储蓄率仍相当低。墨西哥由于在1994年以前吸收外国短期投机资本过多、外贸连年逆差等原因，在1994年年底和1995年初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一教训值得深思。第三，对农村经济触动较少。第四，经济结构改革滞后。

上述三种拉美主要的经济理论及其提倡的发展模式，在不同时期对拉美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各个拉美国家在某一时期可能以采用某种理论或模式为主，但同时又采纳另一种理论的某些政策措施。决定一国经济成败有各种因素，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是某种理论或模式的优劣。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经济理论也在不断更新发展。拉美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11 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

[1] 〔阿〕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7～228页。

[2] 〔阿〕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3～194页。

[3] 墨西哥《对外贸易》月刊1980年8月号，中译文见《世界经济译丛》1981年第4期，第9页。

第三章 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时期（1910～1959年）

20世纪是拉丁美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种文学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年）、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年）等文学巨匠及其光辉夺目的作品，使拉美文学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之一。40、50年代形成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60、70年代出现的拉美“文学繁荣”（即所谓“文学爆炸”），轰动了世界文坛。

拉美现代文学经历了二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10年墨西哥革命至1959年古巴革命，是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至今，是拉美“文学繁荣”时期。

（一）小说

第一个时期，在小说方面，以墨西哥革命（1910～1917年）为题材的作品首先揭开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帷幕。这一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1910～1940年，然而直至今天，墨西哥当代作家中，继续以墨西哥革命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仍不乏其人。

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7～1952年），其代表作是《底层的人们》（1915年）；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7年），其代表作是《鹰与蛇》（1928年）、《考迪罗的影子》（1929年）；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1897～1966年），其代表作是《我的将军》（1934年）；拉斐尔·费利佩·穆尼奥斯（1899～1972年），其代表作是《跟随潘乔·比利亚前进！》（1931年）；毛里西奥·马格达莱诺（1906年～），其代表作为《光芒》等。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拉戈斯德莫雷诺。青年时在州府瓜达拉哈拉医学院攻读外科，毕业后在故乡行医。23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大学生的印象》。1903年他的短篇小说《来自我的土地》获拉戈斯文学奖。190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娅·路易莎》，1908年发表长篇小说《失败者》，1909年发表长篇小说《莠草》。1911年参加了马德罗领导的革命军队，马德罗取得胜利后，阿苏埃拉被任命为哈利斯戈州教育局局长。1914年他参加了农民领袖潘乔·比利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担任军医。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比利亚起义军失败后，1915年阿苏埃拉被迫流亡到美国埃尔帕索市。同年他在《北方埃尔帕索报》上以连载小说形式首次发表中篇小说《底层的人们》。1916年中该报社出版全书。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十多年才受到重视。1917年他回到墨西哥，专门从事创作，共创作了23部长篇小说。

《底层的人们》的故事梗概是：农民德梅特利奥·马西亚斯受官府欺压，被迫领着25名农民揭竿而起，多次打败政府军，德梅特利奥成为有名的农民领袖，被吸收到比利亚的队伍中。但胜利后，队伍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为什么干革命的问题，队伍的建设、组织纪律问题，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德梅特利奥和他的战友们都解决不了，最后他们战死在疆场。

作者忠实地记录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如何从小到大、最后又遭到失败的全过程，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特点描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对农民起义的致命弱点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既描写了起义农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又指出了他们目光短浅、纪律散漫的缺点。阿苏埃拉根据亲自参加农民起义军的经历，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革命进程中的本质问题，看清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和致命弱点，并且形象地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揭示的真理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他的这部小说的重要性为更多的人所认识。1942年，他被授予全国文学奖。

与墨西哥革命小说差不多同时的，是拉美地域主义小说。实际上，墨西哥革命小说本身也属于地域主义小说。20世纪前半期拉美文学中的三部经典小说，即哥伦比亚作家何塞·埃乌斯塔西奥·里韦拉（1889～1928年）的《漩涡》（1924年），委内瑞拉作家、前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年）的《堂娜芭芭拉》（1929年）和前面已介绍过的阿根廷作家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布拉》。

里韦拉 生于哥伦比亚内瓦，死于纽约。幼年在其父庄园生活。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保守党人，曾当选为众议员。1921、1924年他作为外交官出使墨西哥、秘鲁。1922～1923年参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边界委员会，从而有机会遍游奥里诺科河流域、内格罗河流域的原始热带森林，在印第安部落生活过，亲眼目睹了橡胶采集工艰难的处境。这一切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漩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24年出版长篇小说《漩涡》，另著有诗集《乐土》、长诗《圣马特奥颂歌》等。

《漩涡》旧译《草原林莽恶旋风》，叙述城市青年阿图罗·柯伐及其情人爱丽西亚为婚姻自由逃离城市，后爱丽西亚为人贩子拐走，柯伐为寻找爱人进入蛮荒的原始森林，最后两人都被森林吞没的故事。小说描写了森林橡胶采集工人的悲惨生活，并以诗一般的笔调展示了热带森林的自然奇观和恐怖景象。

加列戈斯 生于加拉加斯。1898年入萨雷中学就读。1905年进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次年因经济困难辍学。后从事教育工作，在多所学校任职。1909年创办《黎明》杂志，步入文坛。191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冒险家们》。192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索拉尔家族的最后一人》（后更名为《列纳尔多·索拉尔》）。1929年出版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引起拉美文坛的震动。1930年起从政，同年当选为参议员。因不满戈麦斯独裁统治，流亡到美国、西班牙。1936年戈麦斯死后，他回到委内瑞拉，任教育部长。1937～1940年当选为众议员。1947年作为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参加大选获胜，当选为总统。任总统后不久，1948年11月被军事政变推翻，再度流亡国外，到过美国、古巴和墨西哥。1958年希门尼斯独裁统治垮台后回国。著述甚丰，除前面已提及的以外，还有长篇小说《移民》（1922年），《反叛》（1922年），《爬藤》（1925年），《坎塔克拉罗》（1934年），《克纳伊马》（1934年），《在同一块土地上》（1934年），《贫穷的黑人》（1937年），《异乡人》（1942年），《风中草屑》（1952年）等。

《堂娜芭芭拉》描写在委内瑞拉热带平原地区，法学博士鲁萨多从加拉加斯回乡继承父业。回乡后，鲁萨多领导自己庄园的雇工，经过激烈曲折的斗争，终于战胜了依靠巧取豪夺、贿赂官府等手段侵吞大量土地和牲畜而成为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的大庄园主的芭芭拉（意为“野蛮的女人”）的故事，象征文明战胜野蛮、进步战胜保守、工业化战胜落后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作者成功地运用民间语言，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展现了奥里诺科热带平原绚丽多彩的生动画卷和当地人民的风情。

地域主义小说的特点是描写了拉美的自然景物：原始的林莽，一望无际的平原，广袤的草原；描写了文明与野蛮的斗争：鲁萨多同堂娜芭芭拉的斗争，柯伐及割胶工同森林中的工头、老板的斗争等。

20世纪前半期，在拉丁美洲还出现了以印第安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印第安主义小说。印第安主义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1879～1946年），其代表作是《青铜的种族》；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1906～1982年），其代表作是《瓦西蓬戈》；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年），其代表作是《广漠的世界》；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1911～1969年），其代表作是《深沉的河流》。

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 是玻利维亚著名作家、政治家。曾任农业部长、众参议员和驻外使节。他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撰写了好几部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1919年发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小说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山谷》，通过印第安农村里一群农民下山赶集一路上的遭遇，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劳动；第二部分《荒原》，描写白人地主潘托哈，为了霸占美丽的印第安少女瓦塔·瓦拉，设计骗开了她的情人阿希阿利，姑娘坚决不从，狠心的地主及其爪牙竟然用石头砸死了她。阿希阿利闻讯赶来，已经太迟。他和全村印第安人奋起反抗，处死了潘托哈，烧毁了地主庄园，为姑娘报了仇。

豪尔赫·伊卡萨 是厄瓜多尔和拉美印第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在厄瓜多尔中央大学医学系学医，后改学戏剧，不久当演员并创作剧本。1944年任驻阿根廷使馆文化参赞。1953年回国后任国立图书馆馆长。1935年发表成名作《瓦西蓬戈》。另著有中长篇小说《在街上》、《乔洛人》、《流浪者罗梅罗-弗洛雷斯》，短篇小说集《山区的泥土》等。

《瓦西蓬戈》描写印第安农民契里金卡租用地主贝雷依拉一小块土地“瓦西蓬戈”。贝雷依拉为谋求暴利，与外国公司签约，将已租给契里金卡等印第安农民的土地出租给该公司，以修筑一条公路。契里金卡失去了租来的土地，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惨遭镇压。

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 生于农村庄园，从小熟悉印第安人生活。上大学期间因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大学改革运动”领导人，被校方开除。30年代初因参加阿普拉党（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并进行反政府活动而两次被捕。1932年起流亡到智利、美国、古巴、波多黎各。1948年脱离阿普拉党。60年代回国，在利马去世。1941年发表长篇小说《广漠的世界》，获泛美联盟组织的拉美文学大奖。另著有长篇小说《金蛇》、《饥饿的狗》等。

《广漠的世界》叙述20世纪20、30年代期间，秘鲁一个名叫鲁米的印第安村社被贪婪的白人地主阿梅纳瓦尔勾结官府、军队和教会吞并，印第安人被迫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作者沿着逃亡村民的足迹，描写橡胶园、矿山和城市中社会不正义现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及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广漠的世界》是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和战斗的史诗。

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 是与阿莱格里亚齐名的秘鲁印第安主义小说家。3岁时丧母，不久，父亲再次结婚，年幼的阿尔格达斯因不能忍受后母的歧视，离家出走，在乌特克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了20年之久，会讲一口流利的克丘亚语，深切地了解印第安人悲惨处境。后来他到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攻读人类学，1948年毕业。曾在教育部民俗学局工作，后任国家历史博物馆民族研究所所长。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深沉的河流》。另著有：短篇小说集《水》；长篇小说《血的节日》、《第六个》、《所有的血》、《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等。

《深沉的河流》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埃尔内斯托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由于他父亲受独裁者迫害，只好将他托付给亲戚照看，但这些亲戚经常虐待他，他不堪忍受便逃到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里生活。印第安人善良、勤劳、正直的品德使他十分感动。几年后，父亲将他接回家，并送他上学。埃尔内斯托忘不了印第安人，他决心献身于捍卫印第安人权益的斗争。

（二）先锋派诗歌

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结束和拉美当代诗歌的开始。

在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的过渡时期中，在拉美诗坛上，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智利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年）。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比库尼亚镇。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其笔名，取自于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的姓和意大利作家卡夫列尔·邓南遮的名。1904年起任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校长。15岁开始发表诗作。1914年以因怀念其自杀身亡的恋人而作的《死的十四行诗》获圣地亚哥“花奖诗歌比赛”第一名。1922年她应邀去墨西哥，参与该国的教育改革。1924年赴美国讲学。曾任国联驻智利合作协会秘书。后她出任驻洛杉矶、巴西、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国领事。故于纽约。

她的第一部诗集《孤寂》（1922年）突破当时风行拉美的现代主义风格而有所创新，初具先锋派特点。早期作品多描写个人爱情的不幸，充满哀婉凄切的情调。后期诗作逐渐摆脱缠绵悱恻的情思，转向人道主义的博爱，但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她的诗对拉美抒情诗歌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1945年她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美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作家。还著有诗集《柔情》、《塔拉》、《母亲的诗》等。

先锋派源于法国等欧洲国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文艺运动，其主旨在于否定传统，锐意创新。因此，许多新的流派，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均可包括在先锋派之内。

在欧洲先锋派影响下，拉美也出现了先锋派诗歌和小说。就诗歌而言，主要先锋派诗人有：阿根廷作家和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5年），秘鲁作家和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年），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年），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年）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流派的束缚，而是从多种流派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然后加以加工创造，独树一帜。

博尔赫斯 是阿根廷最有名望的诗人和小说家，是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美作家之一。

博尔赫斯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律师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家迁居瑞士日内瓦。他先后在瑞士、英国求学，并游历欧洲。1919～1921年旅居西班牙，与极端派作家交往甚密。1921年回国，积极宣传极端主义文学主张，先后创办《多棱镜》、《船头》和《马丁·菲耶罗》杂志。193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图书馆任职。1946年庇隆上台后被免职。庇隆被推翻后，博尔赫斯任国立图书馆馆长（1955～1973年），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美洲文学。曾到欧、美一些国家讲学。晚年双目失明，以口述写作。

博尔赫斯的创作思想深受先锋派和尼采等人不可知论的影响，认为世界犹如一座迷宫，人生如堕入迷宫之中。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后又陆续出版了其他诗选：《对面的月亮》（1925年）、《圣马丁的笔记》（1929年）、《为六弦琴而作》（1965年）、《诗选》（1967年）、《影子赞》（1969年）、《老虎的金子》（1972年）、《深沉的玫瑰》（1975年）、《铁币》（1975年）、《密谋者》（1985年）等。博尔赫斯的诗作形式简朴，内容却深奥复杂，将逻辑的迷宫、直观的形象和神秘的寓言融为一体。

博尔赫斯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小说家。1925年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探索》。次年，又出版《我希望的大小》。其他散文集有《阿根廷人的语言》（1928年），《其他探索》（1952年），《英国文学导论》（1965年），《美国文学导论》（196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年）曾引起拉美文学界的重视。他的其他小说集有《世界丑闻史》（1935年）、《虚构》（1944年）、《阿莱夫》（1949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和《沙之书》（1975年）等。在小说里，他常常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去表现深奥的哲理。在他的作品里，文学体裁的界限被打破（散文与小说的融合，诗歌与散文的渗透），时空被取消，幽默与荒诞相结合，写真与魔幻相统一等等，这一切给拉美新小说提供了借鉴和样板，使博尔赫斯成为“作家的作家”。1957年博尔赫斯荣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80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

巴列霍 生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拉利伯塔德省圣地亚哥德丘科。其父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1915年毕业于特鲁希略拉利伯塔德大学哲学文学系。1918年到利马，在《利马世界》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同年，出版其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获得好评。1920年因思想激进，被捕入狱，4个月后获释。1922年发表第二部诗集《特里尔塞》，这部诗集突破了诗歌的传统，也突破了语言结构和思维的逻辑。诗集中许多类似梦呓的诗句把立体主义、创造主义、极端主义、超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标新立异。这部诗集被认为是拉美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

1923年巴列霍去巴黎，此后一直流亡欧洲。曾三次访问苏联。1931年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共和派斗争。故于巴黎。他的第三部诗集《人类的诗篇》于作者去世后出版（1939年），表达了诗人对人类所受苦难的忧伤。其中《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歌颂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斗争。巴列霍还著有中篇小说《钨矿》，描写美国垄断资本和本国资本家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和剥削。

聂鲁达 是智利杰出的诗人，是继达里奥之后拉美诗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苏阿尔托。出生在智利中部利纳雷斯省帕拉尔镇铁路工人家庭。后移居南部特木科镇。13岁起发表诗作。1921年到圣地亚哥学法语。同年，他的诗《节日之歌》获全国学生联合会诗歌比赛一等奖。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黎明》，次年发表《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蜚声诗坛。

自1927年起，聂鲁达先后任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领事。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被免职回国。同年，发表了不朽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1945年当选参议员，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48年因受魏地拉政府迫害流亡国外。他积极从事国际和平运动。1950年出版他一生最辉煌的诗集《漫歌集》（旧译《诗歌总集》）。1951年访问中国，1953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因病辞职回国，次年在圣地亚哥逝世。

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7～1934年）从开始创作到在亚洲、欧洲各国任外交官时期，代表作有《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大地上的居所》，风格着重于个人感情，以自然为象征，对人生表示悲观，然而逐渐趋向于摒弃表面的美而探求严酷的现实。第二个时期（1935～1961年），代表作是《漫歌集》、《遐思集》等。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题材多为拉美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气魄宏大，视界开阔，感情激越。第三阶段（1962～1973年）主要代表作有《黑岛回忆》、《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燃烧的剑》、《海与钟》等。风格转为明朗、淡泊、宁静。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很难将它划入某一流派，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的结合，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民谣、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的优点，形成了聂鲁达自己独特的风格，奠定了拉美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纪廉 是古巴著名诗人，是拉美黑人诗歌的杰出代表。生于古巴卡马圭市。早年当过印刷厂学徒。17岁开始发表诗歌。早年他的诗歌受欧洲先锋派的影响。1921年进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后辍学，从事新闻工作和诗歌创作。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1937～1938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任《正午》杂志战地记者。1937年发表《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个希望的诗》。1940年当选为卡马圭市长。1945～1948年周游拉美各国。因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他曾多次被捕入狱。1953～1958年流亡国外。1954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回国。自1961年起一直任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主席。

纪廉1930年出版的《松的旋律》和次年出版的《松戈罗·科松戈》诗集巧妙地将非洲黑人的鲜明音乐节奏与西班牙语曲调融为一体，使音乐与诗歌相映生辉。他在运用象声词和日常口语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创作了富有古巴特色的古巴非洲主义诗歌，使他的诗歌深受欢迎，雅俗共赏。主要诗作还有：《西印度公司》（1934年）、《完整的松》（1947年）、《人民的鸽子在飞翔》（1958年）、《我有》（1964年）、《爱情诗选》（1964年）、《大动物园》（1967年）、《齿轮》（1972年）、《每天的日记》（1972年）和《安的列斯海上一纸船》（1977年）等。

（三）先锋派小说

拉美先锋派小说是在欧洲的先锋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的卡夫卡等对拉美作家有较大的影响。

从创作手法来看，从3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拉美先锋派小说的结构从传统的单线结构转为复线结构，从传统的自然时空时序转为“心理时间”，作者不再设置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感受，人物的性格塑造依靠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从语言方面来看，不少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影响，放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常规语言或方言土语，代之以表现潜意识、梦幻、偶感的支离破碎的内心独白、呓语和梦话。

拉美先锋派小说重点描写城市而不是农村，尤其描写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精神苦闷。但是，同欧洲先锋派文学不同的是，拉美先锋派作家在流露出绝望和虚无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宣泄内心的愤懑与不平，深刻地揭露、抨击和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他们坚持文学的任务在于植根本土和发扬民族文化。

拉美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年～），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1994年），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年）等。

阿斯图里亚斯 是危地马拉杰出的文学家，是拉美新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阿斯图里亚斯生于危地马拉城一律师家庭。早年在印第安人中生活。从小受到反独裁思想的影响。曾在圣卡洛斯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过律师。1923年因受独裁当局迫害，旅居巴黎。在巴黎大学师从考古学家雷诺研修中美洲古代宗教和文化。旅法期间，翻译了玛雅人著名的神话传说《波波尔一乌》，并开始创作。1930年在西班牙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传说》。

1933年回国后，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继续文学创作。1942年当选为众议员，创办危地马拉人民大学。1946～1954年先后任驻墨西哥、阿根廷使馆参赞和驻萨尔瓦多大使。期间，1946年出版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总统先生》，1949年出版长篇小说《玉米人》，1954年发表长篇小说《绿色教皇》。1954年阿本斯（1913～1971年）民主政府（1951～1954年）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从事文学创作和世界和平运动。1956年曾访华。1966年，危地马拉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他被任命为驻法大使。同年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6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另著有长篇小说《强风》（1950年）、《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年）、《珠光宝气的人》（1961年）、《这样的混血女人》（1963年）、《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年）、《马拉德龙》（1969年）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年）等。

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总统先生》以危地马拉历史上的独裁者卡夫雷拉（1857～1924年）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卑鄙狠毒、玩弄权术的总统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冷酷、奸诈、虚伪而残忍的独裁者的典型形象，为拉美反独裁小说中的名作。阿斯图里亚斯在《总统先生》及其他小说中，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神话的某些表现手法，明确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展示拉美人的内心世界。

卡彭铁尔 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巴小说家、音乐理论家。生于哈瓦那。1921年在哈瓦那大学攻读建筑学和音乐。自幼爱好文学艺术，16岁便参加先锋派作家集团，17岁时开始发表作品。1928年参与创办《前进》杂志，同年因反对马查多（1871～1939年）独裁统治（1925～1933年）被捕入狱。后流亡法国。1933年在西班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黑人土语，意为“耶稣，拯救我们”）。1939年回国后，执教于哈瓦那大学。1943年旅居海地，详细考证了18世纪的海地革命，1949年出版关于海地黑奴起义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1945～1959年旅居委内瑞拉。1953年出版《消失了的足迹》，这是一部描写一位音乐研究工作者深入南美洲原始森林寻找一套原始乐器的故事。1960年回国，历任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驻法使馆文化参赞等职。1961和1967年曾两次访问中国。1975年他荣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197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79年获法国梅迪西奖。病逝于巴黎。主要著作还有：长篇小说《启蒙世纪》（1962年）、《方法的根源》（1974年）；有关音乐的论著《古巴的音乐》（1946年）、《巴罗克音乐会》（1974年）等。

卡彭铁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启蒙世纪》描写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拉美的影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方法的根源》是一部反独裁统治小说。卡彭铁尔的小说多以重大社会问题为题材，与此同时，他把社会和历史现实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气氛中加以表现。为此，他把幻想与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交织在一起，他称之为“神奇现实主义”。

萨瓦托 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小市镇罗哈斯。1937年在拉普拉塔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赴巴黎深造原子能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粉碎了他以科学造福人类的理想，自1940年起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其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地道》（1948年），描写主人公卡斯特尔因对其情人玛丽亚的真情产生怀疑、妒嫉，亲手将她杀死的故事。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英雄与坟墓》以马丁和他女友阿雷罕德拉及其父费尔南多·毕达尔·奥尔莫斯之间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为主线，穿插叙述了其他一些历史故事。

萨瓦托的小说常常用“流苏式”手法，即由一个总故事为主干，然后分出若干支流苏式的小故事或者政治、经济、文化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他的作品既像小说又像散文，可充分表现阿根廷人的心态和社会重大问题。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1984年荣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奥内蒂 是乌拉圭著名当代小说家。生于蒙得维的亚。20岁起轮流居住于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任乌拉圭左派报纸《前进》报编辑并为乌拉圭《行动报》撰稿。与此同时，又任路透社驻阿根廷办事处主任，阿根廷刊物《请看和请读》的编辑。后任蒙得维的亚市立图书馆馆长。1975年因乌拉圭政治动乱，流亡西班牙。受法国作家塞利纳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自1950年他发表《短暂的生命》小说开始，他的作品多以虚构的名叫圣玛利亚城市为背景，主人公都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失意傍徨，陷入内心痛苦难以自拔的人，表现手法常为内心独白、时空交叉、幻想与现实融合，反映了当代城市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其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造船厂》（1961年），长篇小说《请听清风倾诉》（1978年）。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井》（1939年）、《无主的土地》（1941年）、《短暂的生命》（1950年）、《再会》（1954年）、《无名坟》（1959年）、《像她那样悲惨》（1963年）、《收尸者》（1964年）、《死神与女孩》（1973年）、《拥抱的年代》（1974年）和《当已不重要时》（1993年）。

鲁尔福 是墨西哥当代著名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一没落庄园主家庭。幼年父母双亡，家境困难，他被送进法国修女办的孤儿院。后寄居在瓜达拉哈拉一亲戚家中，在该市会计专科学习。毕业后，他到墨西哥城，先后在内务部档案局、移民局、轮胎公司和印第安研究所工作。他利用在移民局工作和后来当轮胎公司推销员的机会，走遍全国各地，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生活本身并不严峻》。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烈火平原》共收集了16篇短篇小说，主要描写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及革命前后墨西哥农村的境况，反映农村的阶级压迫和不公正现象。1955年他出版了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又译《人鬼之间》），他在小说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作恶多端、暴戾恣睢的大庄园主的典型，无情地揭露了墨西哥革命并没有触动这样的大庄园主。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内容和奇特的艺术形式引起读者广泛兴趣和好评，被认为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之一，对于60年代兴起的拉美新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1970年鲁尔福荣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3年他又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一书中，在艺术手法上，取消了生死的界线，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是死人；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取消了传统小说中常用的叙述者“我”来叙述故事的写法，而代之以对话、独白、追述、梦幻、暗示、隐喻和意识流等手法；小说中还引用了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的文化遗产。

二、文学“繁荣”时期（1960～1998年）

1960年以后，在先锋派小说的基础上，拉美小说家更上一层楼，发表了一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手法奇特新颖的作品，造成一派空前繁荣的局面，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被称为拉美文学“繁荣”（boom，又译文学“爆炸”）。

拉美文学“繁荣”的出现是拉美文学自身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此前的拉美各种文学流派犹如淙淙小溪汇聚成一条澎湃的洪流。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无疑地给当时处在彷徨、徘徊、不知向何处去的拉美作家指出了方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此外，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出版部门的积极推动，特别是西班牙和拉美一些出版商独具慧眼，筹措资金为拉美新小说的出版发行开放绿灯，在把拉美新小说介绍给欧美文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拉美文学“繁荣”主要反映在新小说的“繁荣”。拉美新小说的特点是：以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1929年～）、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1984年）、智利的何塞·多诺索（1924年～）等人为代表的拉美一代新作家，站在新的高度观察和思考拉美不发达的根源。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与侵略，军事独裁统治，落后的大庄园制是拉美贫困、动乱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借鉴欧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的艺术手法，继承和发扬拉美文学传统，大胆地开拓出一条新路，用多种艺术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小说、蒙太奇手法、记录体小说……等，来表现拉美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神奇的现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富恩特斯 是墨西哥当代的文学巨匠。他生于墨西哥城一个外交官家庭。1950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后赴日内瓦进修，并作为墨西哥驻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成员，开始其外交官生涯。后曾任墨西哥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

富恩特斯十二三岁便创作并发表了数篇短篇小说。1954年出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5～1958年参与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会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1958年出版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最明净的地区》。这部长篇小说以1910年墨西哥革命为背景，气势磅礴、活灵活现地描绘和再现了四十多年墨西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程，塑造了一群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他们在革命前后不同的命运，着重揭露了那些发革命财、骄奢淫逸的富翁，利欲熏心的奸商及见风使舵的政客，展示了20世纪墨西哥都市社会的大型壁画。

富恩特斯的另一部名著是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发表于1962年。小说叙述克罗斯如何从一个贫苦纯朴的黑白混血农民投身革命，被提升为一名军官，革命后，靠投机钻营，成为心狠手辣、精神堕落的百万富翁的过程，来揭露墨西哥革命的不彻底性。富恩特斯在这两部小说以及其他作品中都运用了时空颠倒、意识流、内心独白、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和抽象派绘画中的拼贴技巧，形式新颖，手法独特，被誉为全景式的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 是秘鲁著名作家。生于阿雷基帕。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读小学。1950～1952年在利马军校学习。后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文学，获硕士学位。1958年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刊物征文奖，得以去法国旅行。同年去马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2年去法国，在法国电台电视台工作，并结识了旅居法国的著名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1962年西班牙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小说以其就读过的军校生活为题材，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弊端，使他一举成名，并获小丛书奖和评论奖。1964年回秘鲁。后曾到古巴、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讲学、当文学奖评判员或从事创作。1966年发表《绿房子》，描写秘鲁原始森林与海滨城市的生活。其他长篇小说还有：《酒吧长谈》（1969年）、《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年）、《世界末日之战》（1981年）、《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莱洛？》（1986年）、《谈话人》（1987年）、《继母颂》（1988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年）等。1994年他荣获塞万提斯奖。他在80年代末曾一度弃文从政。1990年6月他竞选秘鲁总统失败，后移居西班牙，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

巴尔加斯·略萨抛弃了传统的平铺直叙、纪实性的模式，而采用“结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城市与狗》中，轮流、交替出现两个世界：首都利马和军校；军校外的社会和军校内的生活；在《绿房子》中他采用“中国套盒式”的结构；在《酒吧长谈》中采用“对话波”结构；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应用“章节穿插”结构；在《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用“文献佐证”结构等小说形式都充分说明他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独具。巴尔加斯·略萨不愧为拉美文学“繁荣”的先锋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 是哥伦比亚当代杰出的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生于马格达莱纳省阿塔卡塔卡镇。自幼酷爱文学。1940年迁居波哥大。曾进国立大学攻读法律，后中途弃学入新闻界，任自由派日报《旁观者报》记者。1954年任该报驻欧洲记者，次年该报被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查封后，他留欧为自由记者。1957年到加拉加斯，任《时代》和《埃利特》杂志记者。1959年任古巴拉通社驻波哥大分社社长。1961年移居墨西哥。1973年回国，参与创建左派组织“坚定者”运动，并主编《选择》杂志。1981年受军事当局迫害，流亡墨西哥，次年贝坦库尔执政后回国。

1967年发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小说通过布恩迪亚一家五代的经历，描绘加勒比海沿岸某国小城马孔多的兴衰，以此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在艺术手法上把离奇的幻想和现实互相交织，并穿插神话中的鬼怪幽灵和民间传说，描写当地政治、经济、历史、神话、宗教习俗等，画面广阔，成为魔幻主义代表作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长篇小说《恶时辰》（1962年）、《家长的没落》（1975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迷宫里的将军》（1989年），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的魔鬼》（1994年）等。由于他在文学上卓越的成就，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代表称马尔克斯“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那里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也有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它反映了拉美大陆的生活和冲突。”

胡利奥·科塔萨尔 是阿根廷著名作家，拉美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1918年随父母回国。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51年移居巴黎，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翻译工作，在巴黎逝世。

1963年科塔萨尔发表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跳房子》。这部小说在拉美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繁荣”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主人公奥利维拉等一群阿根廷青年移居巴黎后，发现自己与西方文明的“天堂”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社会难以沟通，因而感到苦闷、孤独和迷茫。最后，奥利维拉毅然舍去女友的爱情，回到“人间”阿根廷。然而，仍同样找不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跳房子》的主要成就在于：作者打乱了时空的界限，跳跃式地进行叙述，把表面上破碎而无联系的片断交给读者去编织和安排，让读者积极地参与到作品中去。《跳房子》是对传统的结构形式的挑战，作者用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技巧、新的语言、新的读法创作了一部新小说。科塔萨尔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1951年）、《秘密武器》（1959年），长篇小说《彩票》（1960年）、《一切火都是火》（1966年）、《有人在这里走动》（1977年）、《我们多么爱格莱达》（1981年）等。

何塞·多诺索 是智利当代著名作家，拉美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圣地亚哥。1947年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智利大学教育学院，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51年毕业。1952年回国，任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教师。1959～1964年任《埃尔西利亚》周刊编辑。1965～1967年任美国衣阿华大学西班牙语和文学教授。后长期侨居西班牙。1981年回国定居。

多诺索初期的作品模仿西班牙作家巴列—因克兰（1869～1936年），具有自然主义色彩。后期作品常用虚幻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并主张应用语言技巧进行标新立异的创作。1970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淫秽的夜鸟》。小说描写的主人公温贝托是个无名之辈，出身贫寒，有自卑感，但他又野心勃勃，一心想往上爬，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严酷的现实一再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表现手法上，多诺索在这部小说中几乎采用了新小说中的一切技巧：回忆、内心独白、意识流、插叙、倒叙、时空颠倒、电影蒙太奇手法等等。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避暑和其他故事》（1955年）、《查尔斯顿》（1960年）；长篇小说《加冕》（1958年）、《这个星期天》（1966年）、《没有界限的地方》（1967年）、《资产阶级的三篇小说》（1973年）、《别墅》（1978年）、《洛里亚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1980年）、《旁边的花园》（1981年）、《失望》（1986年）、《大象们去死的地方》（1995年）等；文学评论《“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年）。

在介绍了拉美“繁荣”时期的主要小说家之后，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墨西哥当代的文化巨匠、诗人和散文家、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年）以及加勒比圣卢西亚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

帕斯 生在墨西哥城郊米斯夸克镇。祖籍为哈利斯科州。曾入墨西哥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17岁开始文学创作，前后创办诗刊《楼梯扶手》和《墨西哥谷地手册》。1937年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作家联盟。次年回国后，创办《车间》《、浪子》等刊物。1943～1944年在美国研究拉美诗歌。1945年起步入外交界，出任驻法国、瑞士、日本和印度等国外交官，并曾去东南亚、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旅行。曾在巴黎参加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1968年为抗议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帕斯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去英国和美国讲学。1971年回国，主编《多数》、《回归》等刊物，并潜心诗歌和散文创作。他总共出版了20多部诗集，20多部文集和专著。主要代表作有诗集《太阳石》（1957年），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年）。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8年4月19日因病在墨西哥城逝世。

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年～）在获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指出，这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加勒比地区的生活经历、英语文化的影响和非洲的血缘关系，这诸多丰富而复杂的因素是他“极富成果的创作的灵感之源”。

沃尔科特生于圣卢西亚这个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十几万的加勒比岛国的首都卡斯特里，当时圣卢西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1979年才独立。其父是英国人，母亲是本地人。其祖父是荷兰人，祖母是黑奴。沃尔科特是黑白混血种人。他会讲英语、克里奥尔法语、克里奥尔英语和西班牙语。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他先在家乡上小学、中学，后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学习法文、拉丁文和西班牙语。1953年大学毕业后，到特里尼达岛（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现为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组成部分）从事戏剧创作活动，1959年创建特里尼达戏剧创作社，从事戏剧创作并执导话剧。1970年后，他在美国波士顿另安一家，从此奔波于波士顿和特里尼达之间。他执教于波士顿大学，每年夏天则住在特里尼达岛。

他是一位诗人、戏剧家，还是一位画家。194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诗25首》，1962年发表《在绿夜里》，这是他的成名作。1973年出版自传体叙事长诗《另一个生命》。1990年出版叙事长诗《奥梅罗斯》。这部诗长达7卷64章，被瑞典文学院称之为“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其他诗集还有：《海难余生》（1965年）、《海湾》（1965年）、《海葡萄》（1976年）、《仲夏》（1986年）等。

沃尔科特的诗艺独具一格。他曾大量阅读英、美古典和现代诗歌，他又吸收了西印度群岛的文化传统。他博采众家之长，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格律严整、音韵优美、清新隽永的风格。他将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奇妙地交织在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具有如歌如诉的律动感，又充满热带色彩和形象，使读者在阅读他的诗作时仿佛在欣赏法国印象派的画。他笔下的主题是加勒比海的人民、风情和反殖民主义的激情。

沃尔科特曾先后创作了六七部有影响的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是1952年发表的《哈里·德尼尔》。后来，他又出版并上演了《蒂—贞及其兄弟》、《猴山梦》、《塞维利亚的滑稽角色》、《啊，巴比伦》、《最后的狂欢》等。

1992年6月召开的加勒比首脑会议，曾授予他“加勒比共同体勋章”，以表彰他“用自己的现代词语重新锻造自己祖籍地的殖民地”。沃尔科特本人认为，他是“加勒比人民的歌喉”。

一般认为拉美文学“繁荣”时期起始于6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初。70年代中至今，拉美文学为“繁荣”后文学。70年代中期，拉美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一代”作家。他们当时的年龄在35岁左右，被称之为“繁荣”后的新一代。

新一代的代表作家有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年），其代表作有《红唇》（1969年）和《蜘蛛女人之吻》（1976年）；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35年～），代表作有《帝国轶闻》；尼加拉瓜作家、前副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1942年～），代表作是《天谴》；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1942年～），代表作是《幽灵之家》、《巴乌拉》；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年～），代表作是《拉丁美洲开放的血管》、《爱情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

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文学虽然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更加成熟、扎实了。60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大多数仍活跃在创作第一线上，不断有佳作问世，他们依然是拉美文坛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一批对拉美民族的本体文化有着独特见解的新一代作家已经崭露头角，创作出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并给拉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接时期和下一世纪，拉美文学还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拉美文学的基本特征

拉美文学虽然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学组成，但是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和相互影响，加上语言的相同（西班牙语）或相似（巴西的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相似），它们之间又有不少共同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拉美文学是多民族文化不断撞击、冲突、调和、交汇、融合的产物。拉美文学是在以下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第安土著文化，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文化，非洲黑人文化。这三种文化经过拉美这座熔炉的冶炼，融合成一种崭新的文化。我们不难从古巴纪廉的《松戈罗·科松戈》诗集中看到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从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的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中了解印第安人文化的痕迹，而欧洲文学的影响则随处可见。拉美的作家从不否认、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论多大，均不会构成拉美文学的本质和主流。拉美文化善于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创造出具有拉美特色的、同时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第二，拉美文学贴近现实，与社会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拉美的文学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是同拉美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不少拉美作家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说：“作家就是代沉默者疾呼的人。在危地马拉的土著玛雅—基切人中间，有一种被称为‘伟大喉舌’的人。‘喉舌’是部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这样的人：是我部落的代言人。”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就是一部谴责独裁政权的小说。无论是墨西哥革命小说、地域主义小说还是印第安主义小说都是反映拉美的现实的。至于拉美文学“繁荣”时期的拉美新小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其表现技巧名目繁多，但都脱离不开拉美“神奇的现实”。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说，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小说让人们看到现实的正面，而拉美新小说则“把现实翻转过来，展示现实的另一面”。马尔克斯还说：“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不管持何种主义的拉美当代作家，他们置身于相同的拉美社会政治环境，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都有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拉美当代新小说家虽然在创作中较多地使用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但他们都坚持走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们的各种主义，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同变种。

第三，不断变革、不断创新是拉美文学的又一特点。20世纪2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不断与旧传统决裂，不断创新，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逐渐形成具有拉美特色的民族文学，使西方文坛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四，拉美文学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样性。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联系，由于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相似或相同，拉美文学具有整体性即共性。这种整体性既表现在拉美文学的内容、题材上，又表现在它的艺术手法上。拉美文学的整体性表现在拉美作家都在努力反映拉美大陆的风情、自然、社会和政治。然而，拉美各国和各小地区文学又是多种多样的，如加勒比地区文学具有非洲黑人文学的特点，安第斯地区、中美洲和墨西哥文学反映印第安人的现实比较多，而南锥体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由于欧洲移民较集中，其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

第五，拉美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引人注目。20世纪的拉美文学家常常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如委内瑞拉作家加列戈斯当过委内瑞拉总统，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当过农业部长，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和墨西哥作家帕斯等曾多次担任驻外大使，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任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竞选过总统等。20世纪60、70年代拉美文学“繁荣”时期，拉美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们写出了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学作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拉美的范围，使拉美文学跨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使拉美小说传遍了世界，成为欧洲国家得到启示的源泉，拉美文学“繁荣”时期的作品在各大洲（包括在中国）的大学里讲授，成为论文题材，被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

第四章 现代建筑与艺术

一、现代建筑

20世纪初，拉美建筑的主要倾向是新殖民建筑和新古典主义建筑。新殖民建筑带有拉美民族的特点，其代表建筑有：墨西哥城的司法大厦，危地马拉城的国民宫，利马的大主教宫、总统府和市府大楼等。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建筑有：由意大利建筑师阿达莫·博阿里设计的墨西哥城美术宫。美术宫于1908年奠基，1934年落成，历时26年之久。美术宫是一座欧洲式的正方形巨大建筑，四周外墙全由洁白的卡拉拉大理石砌成，由12根大理石圆柱支撑的半圆形门廊巍峨壮观，气势磅礴。美术宫既有异国情调，又有民族风格。如美术宫的圆顶中心是墨西哥民族象征——一座展翅的雄鹰的青铜雕像，宫内红色大理石柱子顶端是古代雨神的脸像，演出大厅入口处铁门上饰有印第安人传统的花纹图案或面具浮雕，宫内各层走廊和大厅里陈列着墨西哥现代主要壁画大师色彩斑斓的杰作，使这座绚丽的建筑更放异彩。

20年代后期，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开始影响到拉丁美洲。1922年在巴西圣保罗组织的“现代艺术周”，举办了绘画和雕塑展览和其他文艺活动。1925年，侨居巴西的俄国青年建筑师葛里高利·沃卡夫契克受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思想体系的启发，发表了《功能建筑宣言》。1927年和1931年，他先后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建造了现代化建筑，成为巴西先锋建筑的代表。

巴西先锋建筑的另一位代表是卢西奥·科斯塔。20年代末，科斯塔曾同沃卡夫契克一起创建了一个社团。1930年被瓦加斯政府聘请为国立美术学院院长。科斯塔聘请沃卡夫契克和布德斯为构图教授，并制定了一个彻底更新传统教学的大纲，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到一年，被迫辞去院长职务。1935年，巴西教育卫生部长科帕内马把设计该部办公大楼的任务交付给科斯塔、奥斯卡·尼迈耶、巴斯孔塞略斯等。1936年科斯塔将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请到巴西来作顾问，同他领导的设计小组一起制订了设计的最终方案。1939年尼迈耶继科斯塔担任设计小组负责人。1943年教育卫生部大厦竣工。这幢大厦首次完美地实施了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和所有的要素，如礅柱、屋顶花园、玻璃幕墙和遮阳板等。与此同时，又体现了巴西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如建筑物里装饰了两幅坎迪多·波蒂纳里的壁画和布鲁诺·希奥尔希、安东尼奥·塞尔索和雅克·利普希茨的雕塑。此外，大厦采用大片马赛克墙面，并设成片混凝土遮阳板。它是西欧现代建筑同巴西民族建筑成功结合的标志和开端，也使巴西建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巴西现代建筑将西欧现代建筑同本国民族建筑相结合的这一特点和趋势对20世纪的拉美其他国家的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

尼迈耶（1907年～）是科斯塔最优秀的学生和同事。继教育卫生部大厦的设计之后，1939年又同科斯塔合作设计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巴西馆，1941年他独自承接了米纳斯吉拉斯州帕普哈建筑群的规划和设计工作。这个项目因其中许多建筑物采用了自由曲线而闻名。1947年他作为巴西代表参加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十人规划小组。

拉美现代建筑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50年代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1891年巴西宪法规定迁都内陆。1956年库比契克（1902～1976年）政府决定在戈亚斯州海拔1100米的高原上建设新都，定名为巴西利亚。同年，通过竞赛，选取了科斯塔的方案。1957年开始建设，由尼迈耶担任总建筑师。经过3年多时间，1960年4月21日，巴西利亚这座新型都市从荒原上拔地而起，巴西正式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规划颇具特色。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的轮廓宛如一架翱翔天宇的大型飞机。新都凭湖而立，宁静的湖水环抱着大部分城市。再靠近一些，可以看到中心市区的交通是呈交叉型的，有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之分。东西向的主轴线长6公里，东段布置巴西中央政府各部的办公大楼，严整地排列在大道两侧。主轴线东端是三权广场，广场平面基本呈三角形，这是“飞机”的头部，标志着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议会大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鼎足而立。主轴线西段主要布置市政机关，西端是城市的铁路客运站。南北向轴线呈弧型的翼状，是“飞机”的两翼，两翼各长5公里许，有一条主干道贯穿其间，与公路相连。主干道两旁布置着长方形的公寓、旅馆、银行和商业区。在大型人工湖的岸边是使馆区和私人住宅区。城市两条主轴线的交汇处，有一座4层的大平台，在不同层次上形成立体交叉道口，以疏导各个方向的交通。整个城市的布局构思巧妙、严谨合理。

巴西利亚的建筑风格别致新颖、独具匠心。例如，尼迈耶设计的议会大厦是“H”型大楼，意思是“一切为了人”（在巴西国语葡萄牙语中，人〔Homen〕的字头是“H”）。这是两座并立的25层大楼，雄浑而庄重，右边是众议院，左边是参议院。众、参两院的会议大厅是两只巨碗状的奇特建筑。众院的碗口朝上，象征广泛听取民意，参院的碗口朝下，表示要集中大众意见。尼迈耶设计的总统府取名“黎明宫”（又译“震旦宫”），建在城市最东面，意味着每天最先迎来朝霞。这是一幢典雅精巧的二层楼房，整个建筑几乎都是用玻璃建造的，整个建筑仿佛是一艘停泊在水中的游艇。黎明宫的廊柱是模仿印第安人古代盾牌形状的不规则的棱型，好似一把把倒置的扇子，线条优美洒脱。巴西外交部大楼“伊塔马拉蒂”前是碧波涟漪的一池湖水，池中是五个环体结构组成的石头雕刻，象征五大洲人民的团结。此外，巴西利亚还有教皇皇冠型的巴西利亚大教堂、金字塔型的国家大剧院等风格各异、多彩多姿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浑然成为一体，显得谐调而典雅，为巴西利亚赢得了“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称号。

另一个对拉美现代建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是墨西哥。墨西哥现代建筑比巴西起步略迟一些。30年代，墨西哥建筑师胡安·奥戈尔曼和路易斯·巴拉甘开始效仿欧洲现代建筑，使用大量玻璃兴建实用建筑物。40年代，巴拉甘等在墨西哥城埃尔彼德莱加尔区建设住宅时，开始注意将印第安文化吸收和糅合进现代建筑中去，逐步形成墨西哥建筑的新风格。

最能体现墨西哥现代建筑风格的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建筑群体“。墨大”是拉美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初建于1551年。1950年当时的总统阿莱曼（1902～1983年）决定建立一座大学城，并亲自为大学城奠基。从1950年至1953年，150多名青年的建筑师、工程师在马里奥·帕尼和恩里克·德尔·莫拉尔指导下，在短短3年时间内，精心设计大学城宏伟蓝图，上万名工人在荒山乱石滩上日夜奋战，建成了这座闻名遐迩的大学城。

大学城有的建筑，如阿尔韦托·阿拉依设计的回球墙，模仿古代托尔特克人的金字塔建筑；有的建筑物，如图书馆、行政大楼、医学生物系教学楼的外壳，首次用墨西哥壁画家的巨幅壁画作为装饰。如大学图书馆13层建筑物，从第4层到最高层约4000平方米的外墙是由建筑师兼壁画家奥戈尔曼创作的别具一格的壁画，用彩色小石块镶嵌而成（即马赛克）。壁画的内容歌颂古代印第安文化、歌颂墨西哥人民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1910年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在医学和生物系教学楼外墙是弗朗西斯科·埃佩斯的壁画。在行政大楼外墙上是著名壁画大师西盖罗斯的壁画。墨西哥现代建筑这种将现代建筑同具有民族特色的壁画相结合的特点对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建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年流亡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建筑师费利克斯·坎德拉代表了墨西哥现代建筑的另一种趋向。他所设计的钢筋混凝土双曲抛物面薄壳结构给国际建筑界以深刻的印象，主要代表作有：“墨大”宇宙射线研究系办公楼、墨西哥城圣莫尼卡教堂（1966年）、奥林匹克体育宫（1968年）等。由建筑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设计的人类学与历史博物馆（1964年）是把现代建筑艺术同印第安传统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杰作。

墨西哥和巴西的现代建筑风格很快被拉美其他国家所效仿。委内瑞拉的建筑大师卡洛斯·劳尔·比利亚努埃瓦对以传统的百叶窗、鲜艳的色彩、暗灰色的瓦等为特色的建筑风格作了调整和改革，使用钢筋混凝土于1941～1943年规划设计了拉美第一个低造价居民住宅区“安宁”小区。随后，又于1952～1954年设计了“天堂”小区，1955～1957年设计了“1月23日”小区，获得成功。比利亚努埃瓦最出名的作品是他精心设计的加拉加斯大学，特别是大学的奥林匹克体育馆（1950年）、奥林匹克游泳馆（1957年）、大礼堂和室内广场。

在拉美现代建筑中，古巴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950～1951年设计的哈瓦那共和国广场是拉美现代大型设计新趋势的代表作。1952年根据阿基莱斯·卡帕布兰卡设计建成的审计院大厦被认为是继巴西教育卫生部大厦之后最优秀的公共建筑。1952年马斯·博尔赫斯设计的“热带”夜总会巧妙地将现代的建筑造型和结构同热带繁茂的花木、园林结合起来。1957年马里奥·罗马尼亚奇设计的阿尔瓦雷斯住宅区代表了50年代古巴建筑的趋势，即把先锋派建筑风格同殖民时期古巴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如在小区建筑群中建一个大的庭院。这不仅是仿古，更重要的是根据古巴气候炎热的特点，建一个院子可以使风能通过双曲抛物面的钢筋混凝土屋顶同院子形成对流。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继承和发扬了古巴现代建筑的特色。如1961～1962年里卡多·波罗设计的美术学校，1965年维托里奥·加拉蒂设计的戏剧学校，其呈曲线的穹顶富有特色。60、70年代建的东哈瓦那居民住宅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学校城、“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大学城、国立艺术学校；80年代建的泛美运动会体育场、运动员别墅、大会堂等。

40、50年代阿根廷的建筑师大多受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等的影响。193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成了第一幢摩天大楼卡瓦纳大厦。1942年建筑师阿曼西奥·威廉斯在马尔德普拉德市建了“桥之家”，将建筑物的主体建在一个拱形的混凝土上。阿根廷著名的现代建筑代表作有马里奥·罗伯托·阿尔瓦雷斯和马塞多尼奥·奥斯卡尔·路易斯设计的圣马丁剧院（1953～1961年），克洛林多·特斯塔、圣地亚哥·桑切斯和阿尔弗雷多·阿戈斯蒂尼设计的伦敦银行南美分行大楼等，后者大胆地展现了裸露混凝土墙面的豪放的雕塑感，体现了“野性主义”的风格。

不少拉美建筑师在推行现代主义建筑中并不拘泥于模仿欧美建筑形式，而是积极探索地区特点和民族风格。他们将不断挖掘出来的印第安文化、殖民时期的巴罗克建筑风格吸收和糅合到现代主义建筑中。拉美现代主义建筑已趋成熟，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空间开阔，形体多样，造型粗犷，色彩浓郁，光影对比强烈，有的有大面积的壁画装饰。不少作品个性强，风格迥异于欧洲、北美的现代化建筑。拉美现代化建筑风格已成为当今多彩的世界建筑潮流中的奇葩。

二、墨西哥壁画运动和20世纪拉美绘画

（一）墨西哥壁画运动

20世纪拉丁美洲艺术应载入世界艺术史册的当推墨西哥壁画运动。在墨西哥这片盛开古代印第安人奇葩的土地上，经过殖民时期漫长的压抑与沉寂之后，又历经外来的欧洲文化、黑非洲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撞击、对立和融合，在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洪流的带动下，墨西哥艺术家的创造力像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形成了一个以振兴和革新民族文化为宗旨、以壁画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墨西哥壁画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70年代，给墨西哥和拉美的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欧美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西哥壁画的历史可追溯到4500多年以前。在墨西哥格雷罗州的胡斯特拉华卡和奥斯托蒂特兰两个山洞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约创作于公元前2500～前200年间的山洞壁画。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乌苏马辛塔河上游的密林深处，1946年在此首次发现有3间玛雅殿堂里保留完好的壁画。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公元7～9世纪的作品，分别反映出征前、出征打仗时和出征后庆祝胜利的情景。彩色壁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此外，在特拉斯卡拉州卡卡斯特拉的奥尔梅克遗址，也保留了公元7世纪反映当时战斗情景的彩色壁画。壁画共长22米，是迄今为止，在墨西哥境内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彩色壁画。在离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月亮金字塔遗址附近的“格查尔鸟蝴蝶宫”，也保存了古代印第安人的壁画。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墨西哥壁画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使墨西哥经济政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墨西哥许多艺术家、作家参加了墨西哥革命，经受了锻炼，增强了对墨西哥民族历史及劳动人民的感情。

1911年6月，墨西哥国立圣卡洛斯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举行罢课，要求创作自由、改变教育方法，主张要为人民而画，为祖国而画。新任美院院长的马丁内斯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于1914年在墨西哥城郊建立了圣阿尼塔艺术自由学校，为壁画自由创作提供条件。于是，在墨西哥各地公共建筑物墙上开始出现反映墨西哥历史和现实的壮丽画卷。

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先驱者是赫拉尔多·穆里略（1875～1964年），其艺名是阿特尔（阿兹特克语，意为“水”）。早在1910年阿特尔就提出在室外作壁画的主张。他学习了西方国家绘画艺术的技巧和风格，继承和发扬了印第安传统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造了不少以现实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壁画。新兴壁画运动创始人还有罗伯托·蒙特内格罗、豪尔赫·恩西索、加夫列尔·费尔南德斯等。

1921年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总统任命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年）为教育部部长（1921～1924年）。在巴斯孔塞洛斯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墨西哥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巨型壁画来装饰首都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壁画运动。政府向画家提供墙面、原料、工资，对所画内容只要是有关墨西哥本国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便不加任何限制。巴斯孔塞洛斯邀请迭戈·里维拉（1886～1957年）等一批侨居欧洲的年轻艺术家回国，为振兴墨西哥民族文化艺术出力，鼓励他们大胆在公共建筑物上创作巨幅壁画。

1921年5月，侨居欧洲的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发表《告美洲艺术家宣言》，号召艺术家为社会服务。

1922年里维拉和西凯罗斯等艺术家纷纷回国。他们创建了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西凯罗斯为这一工会起草了《社会、政治和美学宣言》。《宣言》号召艺术家们离开画架、画室，到公共建筑物上为墨西哥人民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健康的”巨幅壁画。

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还创办了《大砍刀》杂志作为工会会刊。《大砍刀》杂志提出了壁画运动的基本原则：“艺术不仅是社会状况的反映，而且也是地理界限的表达，艺术家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创作”，“民族价值同现代艺术的国际潮流密切相关”，“支持集体创作活动”。通过多年的实践，壁画家们贯彻了上述基本原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原则和风格，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运动。

墨西哥壁画运动以复兴民族艺术为宗旨，以壁画为主要艺术手段，以本土民俗、风景、历史、现实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壁画家们采用从欧洲学来的造型手法和技术材料并加以创新，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墨西哥壁画涉及社会矛盾、现实斗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并不妨碍每个画家保持鲜明的个性。从20年代以来，墨西哥壁画艺术取得了美洲艺术史上空前的成就，涌现了以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为代表的一大批壁画家，产生了一大批杰作，其杰出的成就已载入世界艺术史册，其影响不仅扩展到不少拉美国家的艺术运动，而且也波及到美国。这场壁画运动使衰落了近400年的印第安艺术获得新生。它被誉为“墨西哥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墨西哥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运动。

（二）墨西哥壁画三杰

1.里维拉

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之父”的迭戈·里维拉1886年生于瓜纳华托。由于幼年体弱多病，根据医生建议，其父将他送到乡下，交给一位名叫安东尼娅的印第安妇女抚养，直至上小学。里维拉把安东尼娅视为自己的母亲，并从手指能抓住笔时起，就开始在墙上、门上、家具上、地上画画，多次用笔画下这位可敬可亲的印第安母亲。

里维拉10岁时进入墨西哥城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师从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先驱之一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902年毕业。1906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1907年获奖学金游学欧洲各国。他朝拜文艺复兴时期的传世名作，也受近代艺术大师作品的熏陶。起初，他迷恋塞尚印象派的作品，后又倾倒于毕加索、布拉克等立体主义派作品。他与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克利等画家结识并交往。这一时期里维拉的作品受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影响较深，具有感情强烈，色彩丰富，格调抒情等特点。

1920年里维拉在巴黎遇到西凯罗斯。西凯罗斯向他讲述了参加墨西哥革命的亲身经历。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在祖国开展一场广泛的民族艺术运动，用艺术来唤起大众。1920～1921年里维拉同西凯罗斯一起到意大利观摩文艺复兴画家乔托的壁画，从中受到启发。1921年里维拉回到墨西哥。

回国后不久，里维拉结识了艺名为阿特尔博士的政府美术署署长赫拉尔多·穆里略。里维拉把穆里略视为挚友，正是这位阿特尔博士积极鼓励里维拉等青年画家重新发扬墨西哥的壁画艺术。在新任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的支持下，里维拉等开始在公共建筑物上画有关民族题材的壁画。

1922年里维拉为墨西哥城国立预科学校“玻利瓦尔”半圆形剧场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巨型壁画《创世记》。画面中央是一个伸展着双臂的巨人，象征主宰世界的人类；巨人周围的麦穗象征着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这幅画吹响了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号角。

结束《创世记》创作后，里维拉去尤卡坦半岛古玛雅文化遗址旅行。这次旅行使里维拉加深了对古代印第安文化艺术的认识，增强了他用本民族题材进行创作的决心。

1923～1928年，他为墨西哥教育部创作了124幅壁画，描绘墨西哥各行各业的工作及墨西哥的各种节庆活动。他以巨大的创作热情，把教育部两幢占两个街段长、一个街段宽、三层楼楼房的墙壁、走廊都画满了壁画。

1926年，他还同时为位于墨西哥城东郊的查平戈国立农业专科学校（现为农业大学）作画，题材是人类生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题为《沃土》的裸女画，画的是一个横卧着的硕大的裸女，象征“沉睡的大地母亲”，她手里拿着正在发芽的种子，象征蓬勃的生命。里维拉以纤细笔触和深浅不同的色彩画的这幅裸女，显示了他特有的抒情表现手法。评论家称这幅画为“壁画交响乐”，认为这是艺术史上最成功的裸体画之一，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1927年他应邀访问苏联。访苏期间，他画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彩画。回国后，他在教育部三楼画了一幅题为《世界革命》的壁画。1929年他开始在墨西哥城国民宫绘制以墨西哥历史为题材的巨幅壁画。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1952年。同年，他应邀到库埃纳瓦卡市给16世纪古老的科尔特斯宫（当时为市政府，现为博物馆）画壁画。壁画的主题是歌颂与当地相关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莫雷洛斯（库埃纳瓦卡是以这位英雄命名的莫雷洛斯州的州府）和农民领袖萨帕塔，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如何强迫印第安人建造科尔特斯宫的场面。里维拉还给卫生部画了一系列巨幅壁画，替墨西哥杰出的作曲家卡洛斯·查维斯创作的芭蕾舞剧设计布景与服装。里维拉废寝忘食地绘画。他的妻子、画家弗里达说：“工作就是他（里维拉）的娱乐。”

里维拉的声名传到美国。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他赴美访问并绘画，在美国旅居达5年之久（1930～1934年）。193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里维拉作品回顾展，参观的人数之多（56575人次）打破了当时该馆历来的纪录。里维拉应邀为旧金山股票交易所画了《加州寓言》壁画，为底特律艺术学院画了一系列壁画。1933年，他应邀到洛克菲勒中心作画，画了一幅题为《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人类》的巨幅壁画。画面的中心是工人，中部右边是被工人们簇拥着、握着手的列宁，左边是正在花天酒地、开怀畅饮的约翰·洛克菲勒。画面左上方是反动军警荷枪实弹镇压罢工、游行的群众；右上方是莫斯科红场上成千上万群众的游行及运动员们在锻炼。纳尔逊·洛克菲勒（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曾任纽约州州长、副总统）看到此画后勃然大怒，要求里维拉修改，遭到坚决拒绝。随后，里维拉被辞退，这幅画被凿掉。里维拉回国后，在墨西哥城美术宫照原样又绘制了一幅壁画。

1934年回国后，里维拉以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继续投身于国民宫壁画的创作。他在国民宫中央楼梯的回廊创作的巨幅壁画，高达6米，长数十米，描绘了墨西哥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整个历史，其中包括古代玛雅、阿兹特克灿烂的文化，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征服和殖民以及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1810～1812年墨西哥争取独立的斗争；1847年反击美国军队入侵和保卫墨西哥的战斗；1862年战胜法国占领军和推翻外国强加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武装斗争；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以及40年代的人民。画中人物近千人，突出了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如夸特莫克、伊达尔戈、胡亚雷斯和农民领袖萨帕塔、比利亚等的形象。在壁画左上角，还突出地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形象。里维拉以广博的题材、斑斓的色彩、锋利的笔触，再现了墨西哥传奇般的历史，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墨西哥人民斗争的胜利，深刻地揭露和鞭挞了外国侵略者和出卖祖国的叛徒。这幅巨型壁画是讴歌墨西哥人民斗争的史诗般的画卷，它是墨西哥壁画艺术的瑰宝。

1948年，他为墨西哥城的普拉多饭店创作了一幅迷人的装饰壁画《阿拉梅达公园星期日下午之梦》。这幅画被认为是他绘画生涯的顶峰。由于壁画上有“上帝不存在”几个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画被遮起，直到1956年，70岁的里维拉同意涂掉这几个字，风波才告结束。1957年11月24日病逝。

里维拉一生共创作了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壁画。里维拉的绘画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主题深刻，情感饱满，构图新颖，造型鲜明，色彩明快，富有浓郁的印第安民族特色。他在壁画中塑造的人物也同西方古典和现代绘画中的人物不同。他笔下的墨西哥人皮肤微黑，体魄健壮；墨西哥妇女形体丰满，略有些肥硕。他的画线条简练、粗犷。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爱憎分明。

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曾在1931年10月出版的《北斗》杂志上，介绍过里维拉的壁画《贫人之夜》，并附有小传。

2.奥罗斯科

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独臂画师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年）1883年11月23日生于哈利斯科的格兰地，父母亲是早期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奥罗斯科6岁时，全家迁到墨西哥城。上小学时，每天路过墨西哥著名版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年）的画室，首次领悟到绘画艺术的魅力，并深受影响。

1900年毕业于查平戈农业专科学校，成为农艺师。后进国立大学预科学校学习建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一次做化学实验时，发生意外爆炸使他失去左臂，右臂也受了伤，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大为减弱。奥罗斯科并未气馁，毅然改学绘画。1909年他正式进入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师从阿特尔博士。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参加了由艺术家和美院学生组织的向奥里萨巴进军的团体，并为当时出版的革命报纸《先锋报》画宣传画和漫画，以画为武器，投身于革命斗争。

1915年他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其中展出了他早期著名组画《泪之屋》，共60多幅，主题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卖淫现象。他用犀利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平民的苦难。

1917～1919年他旅居美国。回国后，为当时各主要报刊杂志画讽刺画。1922年参加里维拉和西凯罗斯发起组织的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同他们一起发动了壁画运动。他在母校国立预科学校成功地创作了《战壕》（1922年）、《摧毁旧秩序》（1923年）、《罢工》（1923年）等壁画。

1927～1934年再度旅居美国，并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画展。1928年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校画了一幅题为《普罗米修斯》的巨幅壁画，热情讴歌这位为人类盗取天火而被天罚的英雄。

1934年回国后，为瓜达拉哈拉市政府宫、瓜达拉哈拉大学和卡瓦尼亚斯孤儿院创作了一系列壁画，现已成为该市文化的瑰宝。主要有：歌颂民族英雄伊达尔戈的《为自由而战》、《圣人与普罗米修斯》和《火人》等。他还为墨西哥城国家历史博物馆画了《胡亚雷斯与改革》巨幅壁画，为国家美术宫画了《卡塔尔西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炼狱的情景。

40年代中期，年已60的奥罗斯科为最高法院和耶稣医院画壁画，主题是为工人伸张正义。1949年9月7日，在为一公园画《春》的壁画时，感到体力不支，便回家休息，当晚去世。

奥罗斯科的艺术表现手法同里维拉不同，他受西方艺术和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较小，受印第安民间艺术影响较深。他的作品富有独创性。他将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现代版画的表现手法以及渊源于最古老的奥尔梅克艺术的象征手法熔于一炉。他的笔触自由，苍劲有力，在塑造形象时注重思想感情的表达，不卖弄技巧。他创造了以辛辣的讽刺笔调为特色的新的壁画风格。他的一幅幅壁画就像一面面镜子，真实地反映出墨西哥的命运。他所描绘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已成为墨西哥绘画艺术的珍品。

3.西凯罗斯

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革命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年）1896年12月29日生于奇瓦瓦州首府奇瓦瓦市一贫穷职员家庭。

1911年进国立预科学校学习建筑，同时又在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夜校学绘画，师从阿特尔博士。在美院，他积极参加罢课斗争，1913年又参加反对韦尔塔独裁政府及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的斗争。1914年他投笔从戎，投身墨西哥革命，加入卡兰萨的革命军，后晋升为陆军上尉。

1919～1921年，西凯罗斯以墨西哥驻法使馆武官身分旅居法国。古老的欧洲艺术传统和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使他大开眼界。1921年，在巴黎遇到里维拉，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决心共同为振兴墨西哥民族文化而努力。同年，在他主编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美洲生活》杂志上发表《告美洲艺术家宣言》，主张艺术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继承发扬美洲古老的文化传统，创造出雄伟壮丽的不朽艺术。

1922年回国后，立即投身于壁画运动。在母校国立预科学校创作了《哀悼》、《一个工人的葬礼》等壁画。同年，同里维拉等一起创建画家和雕塑家工会，任工会总书记，并为工会起草了《社会、政治和美学宣言》。宣言号召艺术家们离开画架、画室，到公共建筑物上为墨西哥人民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健康的”巨幅壁画。1924年他创办该工会的机关报《大砍刀》。同年加入墨西哥共产党。后曾一度任墨共总书记。1930年被捕入狱。1932～1934年先后流亡美国、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创作了一批壁画，主要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街头集会》、《赤道美洲》、《当代墨西哥人的肖像》、《造型试验》等。他创造了用喷枪作绘画工具，用硅酸盐涂料作颜料，壁画的墙面波状起伏、凹凸不平，画中的人物似乎随观众的视线轻盈地移动。

1934年回国后不久，他担任墨西哥全国反法西斯和反内战同盟主席。1935年再次被捕，后流亡美国。1936年他去西班牙，加入共和国军队，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被晋升为上校旅长。

1939年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失败后，西凯罗斯回国，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他在电机工人工会大楼创作了一组题为《资产阶级的肖像》的壁画。1941～1943年流亡智利、古巴、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在智利奇廉，创作了一幅巨幅壁画《让侵略者死亡》。

1944年回国后，在美术宫创作了一组题为《新民主》的壁画，这是他的得意之作，采用古典的三联画形式。中联是一个砸碎了枷锁的妇女形象表现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这个敦实强壮的妇女画得极有动感，仿佛她的整个身躯要脱墙而出。1951年，他又在美术宫画了两幅壁画《夸特莫克的再生》和《反对神的英雄夸特莫克》。

50年代，他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办公楼创作了《文化的蕴涵》、《人民到大学，大学到人民》、《大学生走向文化》等大型壁画。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为国家历史博物馆绘制了共250平方米、占据整整一个展厅的题为《从波菲里奥的统治到革命》的巨幅壁画。右边墙上画的是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时期的黑暗、腐败和堕落，大腹便便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寻欢作乐，舞女轻歌曼舞，与正面墙上画的骨瘦如柴的矿工形成鲜明对照。正面墙壁左半边描绘了傅立叶、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等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各种学说的创造者的形象以及众多人物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图景。

1960年因被指控参加煽动反政府游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8年。在墨西哥国内外艺术家和进步人士呼吁下，他被提前释放。西凯罗斯70岁时，开始创作他最后一幅题为《地球上的人类朝宇宙进军》的巨型壁画。他完成这幅画后不久，于1974年1月6日死于癌症，终年77岁。

西凯罗斯一生共画了8400多平方米的壁画。同里维拉、奥罗斯科的壁画相比，他的画更具有浪漫而激亢的特色。他的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线条粗犷，色彩鲜明，形象突出。他积极寻求和发现新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新的壁画绘制方式。1960年后，他又提出“雕塑壁画”的理论：在一个画面上，既有壁画，又有浮雕；既采用颜料，也使用铜、铁等金属材料。

西凯罗斯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56年曾访华，对中国的壁画和云岗石雕给予高度评价。

除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壁画三杰”外，在墨西哥壁画运动中，还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杰出的壁画家。如里维拉的学生胡安·奥戈尔曼等用马赛克彩色的小磁片镶嵌而成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图书馆楼四面墙上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堪称墨西哥壁画一绝，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壁画的主题歌颂印第安人文化和哥白尼反对地心学说的斗争。奥戈尔曼还在墨西哥历史博物馆创作了一幅反映墨西哥历史的巨幅壁画和一幅反映卡德纳斯总统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的壁画。另一位壁画家加夫列尔·弗洛雷斯1970年在历史博物馆圆拱屋顶上绘制了歌颂6位少年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壁画。

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历久不衰，对拉美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1974年西凯罗斯的逝世标志着墨西哥壁画运动的结束。但是，这场壁画运动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壁画这一艺术形式在文艺复兴后沉寂了几百年又重新振兴；它使墨西哥艺术以其独具特色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使墨西哥成为“壁画之国”。墨西哥的壁画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了20世纪世界艺术史册。

（三）20世纪拉美绘画

墨西哥壁画是20世纪拉美现代艺术突出的标志，但并不是惟一的标志。20世纪初，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对学院派艺术的各种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是1922年2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现代艺术周。参加现代艺术周活动和讨论的，不仅有画家、雕塑家，还有作家、音乐家。现代艺术周的组织者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但是他们表达了艺术家们共同的创新的愿望。现代艺术周的举行推动了拉美各国艺术家的艺术创新。一部分拉美艺术家致力于寻找本国真正的艺术价值，而另一部分艺术家则追求世界主义。

拉美一些画家吸收欧洲各种艺术流派如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并结合本国传统艺术来表现本国政治、社会的题材。主要画家有：巴西的坎迪多·波蒂纳里（1903～1962年），塔西拉·多·阿马拉尔（1886～1973年），埃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坎蒂（1897～1976年）；乌拉圭画家佩德罗·菲加利（1861～1938年）；危地马拉的卡洛斯·梅里达（1891～1984年）；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1年）；哥伦比亚的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1920年～）等。

墨西哥与“壁画三杰”并驾齐驱的艺术大师鲁菲诺·塔马约（1899～1991年）早年曾旅居纽约18年，旅居巴黎10年。他深受欧美印象派的影响，但又致力于对墨西哥艺术源流的深入研究。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对墨西哥印第安艺术的领悟。他在近92年的漫长人生旅程中创作了3000件珍贵作品，其中有300幅版画、21件壁画，以及大量的油画、雕刻等。

古巴华裔画家维尔弗雷多·拉姆（1902～1982年）和智利的罗伯托·马塔（1912年～）是拉美两位世界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拉姆1938～1941年在巴黎结识毕加索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受其影响甚深。后回国。他擅长风景画和肖像画。作品梦幻、想象和诗意成分浓厚，具有抽象特点。晚期趋于抒情的表现主义。1952年起定居巴黎，死于当地。作品有《残酷的孩子》、《桌上花鸟》、《热带丛林》、《梦幻般的商人》等，均藏于纽约现代艺术馆。马塔1934年去巴黎，参加勒·柯布西耶建筑创作室工作。1935年去西班牙，受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影响，转攻绘画。1939～1948年参加超现实主义画家集团。1954年定居巴黎。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作壁画。主要作品有：《倾听生的声音》、《让清新的露水覆盖大地》、《越南》、《亚拉巴马》。

二战后，抽象派艺术对拉美产生较大影响。拉美抽象派画家的主要代表有乌拉圭的华金·托雷斯-加西亚（1874～1949年）。1930年他在巴黎参与举办第一届国际抽象艺术展和创办《圆和方》杂志。1944年设“托雷斯-加西亚画室”。他将抽象的构图与表意的象形符号相结合，独具风格，并提出“构成主义”艺术理论，对欧洲和南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阿根廷画家埃米略·佩托鲁蒂（1892～1971年）的早期作品将未来派与立体派表现方式协调地相结合，独具风格，后期转向抽象绘画。他1930～1947年任拉普拉塔美术博物馆馆长。主要作品有《舞蹈演员》、《风景中的阳光》、《卡普里岛的蓝色岩洞》、《秋日》等。其他较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有阿根廷的苏尔·索拉尔（1887～1963年），委内瑞拉的亚历杭德罗·奥特罗（1921年～）等。

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拉美画家都是抽象派画家。哥伦比亚著名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年～）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以及巴罗克风格影响，并吸收墨西哥壁画的艺术风格，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表现主义的色彩，他笔下的人物都比较肥硕。墨西哥画家何塞·奎瓦斯（1933年～）、拉斐尔·科洛内尔（1932年～）和阿尔韦托·希罗内拉（1929年～）等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具有新表现主义的风格。

自1951年起巴西圣保罗每隔两年举行圣保罗双年艺术展。这一展览现已举世闻名，可同威尼斯艺术展媲美，成为展示拉美各国现代艺术品最重要的场所。60年代阿根廷的迪特拉艺术学院也曾为推动现代艺术做出过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20世纪的拉美绘画遵循了一条民族化、国际化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流派在拉美都有反映，同时，拉美各国艺术家又善于将欧美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同本国传统的象征手法相结合，创造出本民族的优秀绘画作品。

三、拉美电影百年沧桑

电影在拉丁美洲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895年12月28日，法国电影发明家卢米埃尔首次在巴黎公众场合放映了他本人拍摄的电影。这一天被视为电影诞生日。几个月后，电影就传到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

（一）无声电影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

1896年8月6日，卢米埃尔的经纪人邦·伯纳德和加布里埃尔·韦雷在墨西哥城给迪亚斯总统及其家属首次放映了电影。三周后，他们又向公众放映电影。随后，他们又在墨西哥拍摄了迪亚斯总统工作和生活及军事学院的纪录片。同年，工程师托斯卡诺和阿吉雷在墨西哥开办了第一家电影院。1898年托斯卡诺在墨西哥许多地方开设了电影院。托斯卡诺还是墨西哥第一位导演和制片人。1898年他编导的《唐胡安·特诺里奥》是墨西哥第一部无声短故事影片。他还拍摄并保存下来5万米关于墨西哥革命运动和主要政治事件的素材。

1897年1月，韦雷从墨西哥城到古巴哈瓦那，在中央公园旁的塔孔剧场首次放映卢米埃尔的影片。同年，韦雷在古巴拍摄了一部新闻片《扑灭火灾》，记录了消防演习实况。

1896年电影传入阿根廷。1897年法国人皮伊在阿根廷拍摄了第一部短片《阿根廷的旗帜》。1900年第一家影院在阿根廷落成。1908年，意大利侨民马里奥·加洛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枪决多雷戈》。

1896年电影传入巴西。1897年意大利移民塞格雷托兄弟在里约热内卢开办了第一家电影院。1898年塞格雷托兄弟又摄制了巴西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瓜纳巴拉海湾风光》。1906年，莱亚尔拍摄了巴西第一部故事片《勒死人的匪徒》。

1902年，墨西哥已有300家电影院。191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了早期电影的发展。1910年墨西哥第一部无声故事片《多洛雷斯呼声》诞生，由费利佩·德·赫苏斯资助并主演。1910～1915年墨西哥的纪录片发展很快，拍摄了不少反映当时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有价值的历史纪录片，如《墨西哥的暴动》、《维拉克鲁斯的革命》等。1917年，班德拉导演了第一部长故事片《光》。同年，成立了阿兹特克电影公司，年产10部左右影片，其中1919年摄制的由恩里克·罗萨斯和华金·科斯导演的分集影片《灰色汽车》颇受好评。

20年代，墨西哥拍摄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影片。如米格尔·孔特雷拉斯·托雷斯导演的《工头》（1921年）、《属于阿兹特克族》（1922年）、《赤热的灵魂》（1923年）、《黄金、血和太阳》（1925年）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影片。20年代末，由于美国电影充塞墨西哥市场，墨西哥无声电影陷入困境。

加洛在《枪决多雷戈》一片获得成功后，又在阿根廷执导了一系列影片，如：《胡安·莫莱伊拉》（1909年）、《五月革命》（1910年）、《平民之死》（1910年）和《低地》（1911年）等。1915～1920年间，阿根廷电影业蓬勃发展，其中有些年份每年生产长片30多部。比较优秀的影片有爱德华多·马丁内斯导演的《高乔人的尊严》（1915年）、基罗加和贝诺伊特导演的《没有衣服的胡安》（1919年）。

1920～1927年，阿根廷年产影片12部左右。在这一时期，何塞·阿古斯丁·费雷拉为阿根廷的民族电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平民生活，富有人情味，开创了阿根廷现实主义电影之路。如《死神的探戈》（1918年）、《金色的鸽子》（1920年）、《高乔女人》（1921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沉睡的时候》（1922年）、《城郊的姑娘》（1922年）、《晚间的小风琴》（1925年）、《对不起，老太太》（1927年）等。1923年阿根廷全国已有800家电影院，其中500家集中在首都。由于好莱坞影片的垄断和冲击，1927～1931年间阿根廷电影业经历了深刻的危机。

1912年，巴西电影公司在圣保罗成立。1913年，弗朗西斯科·桑托斯摄制了《巴尼奥斯的犯罪》，将发生在皮洛塔斯大牲畜市场的一桩社会新闻搬上银幕。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影片大多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犯罪故事或改编的侦察故事。如：巴罗斯的《年轻寡妇》（1914年）、卡佩利亚诺的《瓜拉尼人》（1916年）、梅迪纳的《上帝的惩罚》（1919年）等。

20年代，在巴西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一些电影公司。1925年在圣保罗创立了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同年，温贝托·毛罗以他的第一部作品《瓦拉达奥火山口》崭露头角。他被认为是巴西第一个以自己的美学观表现巴西民族现实的电影导演。他执导的影片有：《在生命的春天》（1926年）、《失去的财宝》（1927年）、《灰下水》（1928年）、《矿工血》（1929年）、《不接吻的嘴唇》（1930年）等。巴西后期的无声片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小马格斯的《奴隶伊佐拉》（1925年）、克里甘的《启示》（1929年）、克梅尼和卢斯蒂格的《圣保罗，一个都市的交响乐》（1929年）等。

古巴于1908年开始摄制故事片。1913年恩里克·迪亚斯·克萨达导演了古巴第一部长故事片《曼努埃尔·加西亚》，描写独立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业绩。克萨达又同他人合作，摄制了一些社会题材和独立战争题材的影片如《血与糖》、《在丛林中》和《桑吉里队长》等。

20年代，被称为“古巴电影之父”的拉蒙·佩翁拍摄了故事片《现实》（1920年）、《候鸟》（1921年）、《泽诺威亚妈妈》（1921年）、《一吻之毒》（1929年）和最后一部有价值的无声片《仁慈的圣母》（1930年）。

（二）早期有声电影（30年代）

墨西哥第一部有声影片《高于责任》拍摄于1930年。1931年莫雷诺导演的《圣洁的女人》获得成功。同年，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等到墨西哥，拍摄了《墨西哥万岁》。这部影片的艺术手法对墨西哥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30年代，墨西哥电影业发展较快，年产量达三四十部，并打开了某些西班牙语国家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穆列尔和奥地利人齐纳曼合导的《鱼网》（1934年）；孔特雷拉斯·托雷斯导演的《革命》（1932年）；查诺·乌鲁埃塔导演的《玛雅人之夜》（1939年）和根据著名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名著《底层的人们》改编的同名电影（1940年）；费尔南多·德·富恩特斯的《门多萨老兄》（1933年）。《格兰德庄园》（1936年）是富恩特斯的成名作。在这部影片里，由铁托·吉扎尔和豪尔赫·内格雷特创造的身穿“恰罗”民族服装，头戴大草帽，弹唱墨西哥乡村歌曲的民间歌手的形象已成为墨西哥民族的象征，风靡墨西哥影坛。此外，还有胡安·奥拉尔执导的《亲爱的母亲》（1935年）；胡安·布斯蒂略·奥罗的《两个修士》（1934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1934～1940年），墨西哥的电影业开始重视民族化，提倡拍摄反映墨西哥民族，特别是印第安人题材的作品。1935年卡洛斯·纳瓦罗执导了表现印第安人生活和文化的影片《哈尼齐奥》，由绰号为“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埃米利奥·费尔南德斯主演。在这一时期，反映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情节剧电影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1933年阿根廷拍摄的由巴尔特导演的第一部有声片《探戈》，使由著名探戈舞蹈家卡洛斯·加德尔等主演的反映城市下层居民生活并穿插有不少探戈舞场景的探戈舞片红极一时，如《百老汇的探戈》（1934年）、《探戈酒吧》（1935年）等。30年代费雷拉的电影创作达到了高峰，他拍摄的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生活的情景片很受观众青睐，如《我城市的歌》（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布娃娃》（193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1933年）、《阿尔西纳桥》（1935年）、《城市的中午》（1937年）等。

30年代阿根廷比较出名的导演还有：擅长拍摄揭露性影片的马里奥·索菲西，代表作有《北风》（1937年）、《老大夫》（1939年）和《土地的俘虏》（1939年）；手法高超、风格细腻的路易斯·萨斯拉夫斯基，代表作有《三点钟的案件》（1935年）、《逃亡》（1937年）、《紧闭的大门》等；以拍喜剧片著称的弗朗西斯科·穆希加，代表作有《三千戴贝雷帽的人》（1933年）、《玛格利塔·阿尔曼尔和父亲》（1938年）、《这就是生活》（1939年）等。

巴西于1927年开始尝试有声片的生产，但是第一部获得成功的有声片是美国人华莱士·唐尼在巴西摄制的《我们的事情》（1931年）。该片将当时在巴西十分走红的歌手和民间乐队搬上银幕，开创了巴西土风歌舞片的先河。30年代，具有巴西特色的描写里约热内卢等地狂欢节桑巴歌舞的影片十分卖座，如由卡门·米兰达主演的《哈啰，哈啰，巴西》（1935年）和《哈啰，哈啰，狂欢节》（1936年）。30年代，仍有一些导演拍摄了一些有意义的有声片，如毛罗的《巴西的发现》（1932年）、《凶恶的人》（1933年）、《妇女城》（1934年）等；劳尔·罗林的《青年的呼声》（1937年）。

1937年，卡帕洛斯拍摄了古巴第一部有声长故事片《赤蛇》。30年代末，音乐片在古巴也风行一时，这类影片采用了富有古巴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如萨尔瓦多的《哈瓦那风光》（1939年）和《古巴歌手》（1939年）等。

30年代，拉美民族电影业发展较快。1931年墨西哥成立民族电影生产公司，1934年又成立克拉萨电影制片厂。阿根廷也于1932年和1937年分别成立卢米托恩制片厂和阿根廷有声片制片厂。巴西于1930年和1933年先后成立西内迪亚制片厂和巴西维塔制片厂。由于民族电影业的发展，美国好莱坞对拉美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以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例，1925年好莱坞影片占据阿根廷电影市场的90％，墨西哥电影市场的95％；而到1937年，分别减少到70％和80％。

（三）电影的黄金时代（40年代）

40年代被誉为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电影的黄金时代。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前半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电影业处于萧条阶段，西班牙发生了内战，不少电影工作者到拉美，特别是墨西哥避难。而当时，拉美国家政治、经济比较稳定，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

墨西哥于1941年制定了电影检查章程，规定有关放映单位必须放映国产片。1945年成立墨西哥电影生产劳工工会。1948年墨西哥艺术和电影学院设立了一年一度的“阿列尔”（“爱丽儿”）电影奖。40年代末，又设立了电影总局，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业。40年代，墨西哥电影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年产电影在1940年只有27部，1949年已增加到107部。国产电影在本国电影市场的占有率，从1941年的6.2％，上升到1945年的18.4％，1949年又增加到24.2％。

40年代，墨西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拍摄了一批蜚声墨西哥、美国和拉美影坛的优秀影片。如演员出身的“印第安人”费尔南德斯导演同摄影师加夫列尔·菲格罗亚、电影作家毛里西奥·马格达莱诺、电影演员多洛雷斯·德尔里奥（旧译陶乐赛）、佩德罗·阿门达里斯密切合作，拍摄了《野花》（1943年）、《玛丽娅·坎德雷利娅》（1943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奖）、《珍珠》（1945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4项奖）、《热恋的女人》（1946年）、《躲藏的激流》（1947年）等。

胡利奥·布拉乔1942年执导的《伟大的爱情故事》被推崇为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之一。他创作的《不同的黎明》（1943年）、《心直口快的人》（1945年）、《清唱》（1945年）、《受人拥戴的女人》（1946年）等也获得好评。罗伯托·加瓦尔东1944年根据西班牙小说家伊瓦涅斯同名小说改编的《茅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他又拍摄了《另一个女人》（1946年）、《桥上的影子》（1946年）、《下跪的女神》（1947年）、《小家》（1949年）等。

1946年侨居墨西哥的西班牙著名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于1949年加入墨西哥籍。他在墨西哥共拍摄了12部影片，40年代拍摄了《大赌场》（1946年）、《糊涂虫》（1949年）等。

40年代十分走红的电影演员除多洛雷斯·德尔里奥、佩德罗·阿门达里斯以外，还有玛丽娅·费利克斯，曾主演根据委内瑞拉前总统、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名作《堂娜芭芭拉》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女主角芭芭拉；绰号叫坎丁弗拉斯的马里奥·莫雷诺，是墨西哥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以主演慈祥的母亲或祖母著名的萨拉·加西亚；墨西哥电影中的歌坛三杰：豪尔赫·内格莱特、佩特罗·因方特和哈维尔·索里斯，他们头戴宽边大草帽，身穿“恰罗”骑士服，又弹又唱的形象给国内外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战期间，路易斯·塞维里亚诺·小里贝罗创建了巴西阿特兰蒂达制片公司，由莫阿西尔·费纳隆和卡洛斯·布勒执导拍摄了一系列狂欢节的影片。1949年巴西又创建了韦拉克鲁斯电影公司。40年代巴西拍摄的比较成功的影片有：西尔韦依拉·桑帕约执导的《40年代的冒险》（1947年）、卡门·桑托斯执导的描写巴西18世纪末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拔牙者起义”（又称米纳斯密谋）的影片《米纳斯密谋》等。1946年巴西年产10部电影，1950年增加到20部。

二战期间，由于阿根廷政府迟迟不同纳粹德国断交或宣战，招致美国的经济报复，停止向阿供应胶片，使阿根廷电影业受到影响。1946年庇隆正式就任总统后，虽然对本国电影业首次采取政府保护政策，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严格限制，实行蒙昧主义，致使不少电影工作者移居他国。

40年代，阿根廷拍摄的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德马雷执导的《高乔人的战争》（1942年）、《未开垦的潘帕草原》（1945年）；萨斯拉夫斯基的《鬼妇》（1945年）；托雷斯·里奥斯的《布球》（1943年）；索菲西的《嫉妒之狱》（1946年）、《火地》（1948年）等。

智利于1934年拍摄了第一部有声影片《北方和南方》。1934～1944年，智利共摄制了10部有声故事片。1942年智利成立了电影公司。比较成功的影片有：欧亨尼奥·德利盖罗的《麦田的巫术》（1939年）、《大街上的人》；豪尔赫·德拉诺的《丑闻》（1940年）、《克里略的姑娘》（1941年）和《被带走的人》等。

委内瑞拉于1937年拍摄第一部有声长片《决裂》，由德尔加多·戈麦斯执导。1940～1942年，摄制了3部长片。1948年建立玻利瓦尔制片公司。该公司吸引了墨西哥和阿根廷导演到委内瑞拉拍片。

秘鲁于1934年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回头浪》，由桑塔纳导演。1935年成立阿塔电影公司，年产量一度曾达6部故事片，成为拉美第四产片国。1945和1948年又分别成立先驱电影有限制片公司和城市电影制片厂。

（四）通往新电影（50年代）

50年代是拉美电影业朝向新电影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拉美不少国家纷纷成立电影俱乐部、电影协会，拉美一些著名高等学府设立电影系或电影学院，拉美电影工作者、文艺界、知识界及观众对电影的评价、鉴赏能力有显著提高，出现了一些电影评论刊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等国的电影工作者积极探索拉美电影发展的道路。他们以意大利等国新现实主义影片为榜样，结合本国实际，在本国开始摄制一些反映本国现实生活，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新电影”。

50年代初，巴西创办电影杂志《基础》；在圣保罗召开了电影代表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电影研讨会。韦拉克鲁斯电影公司1953年拍摄的、由巴雷托执导的《东北盗匪》，逼真地再现了巴西东北部的社会状况，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吉诺电影公司的《海之歌》，195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第8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50年代巴西涌现出一代新人，一批年轻的导演立志捍卫巴西民族电影的利益，拍摄了一些反映本国现实生活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如内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里约40度》（1955年）、《里约北区》（1957年），维亚尼的《干草堆里的针》（1953年）等。

50年代中期，随着庇隆政府的下台，阿根廷政局发生变化，电影审查放松，电影业出现繁荣局面。全国纷纷建立电影俱乐部和电影协会，1956年创办了电影学院和圣菲纪录电影学校。这个时期主要的导演及其作品有：托雷-尼尔松的《天使之家》（1957年）、《绑架者》（1958年）、《倒下》（1959年）、《最后一幕》（1959年）。他的电影富有理性，文学性强，有深度，给人以美的享受。费尔南多·比利的《请扔下一个10分硬币》（1958年）等作品反映了被压迫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1949年何塞·曼努埃尔·瓦尔德斯·罗德里格斯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创建电影系并建立电影资料馆。同年，成立“我们的时代”文化协会，主要创办人有著名电影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等。

50年代，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影响下，墨西哥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一些优秀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如贝尼托·阿拉兹拉基执导的《命根子》（1954年），获195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论奖；阿历杭德罗·加林多执导的《偷渡的苦工》（1953年）；布努艾尔的《被遗忘的人们》（1950年）描写流浪儿童的悲惨处境，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评论奖和最佳导演奖。他执导的另一部影片《纳萨林》（1958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国际奖。

（五）拉美“新电影”（60年代）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拉美出现了“新电影”运动。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1956～1961年执政的巴西库比契克政府和1958～1962年执政的阿根廷弗朗迪西政府制定的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和计划对拉美“新电影”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60年代初，一批巴西青年电影工作者发起“新电影”（Cinema Novo）电影民族化运动，旨在改变“电影殖民化”状况，冲破欧美电影模式的羁绊，创建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巴西电影。“新电影”这个词，第一次是出现在格劳贝尔·罗查于1963年发表的论著《巴西电影评述》中。以内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和罗查为代表的巴西电影界新一代人士，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下，提出了“摄影机在手，思想在胸”的口号，向传统电影挑战，开始了对电影艺术的创新。他们主张电影“非殖民化”，建立真正的巴西主题和艺术形式；要求揭露各种社会矛盾，促进民众的解放和觉醒；争取电影在经济上和商业上获得独立，实现电影创作的真正自由。

巴西“新电影”的创作题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尤其是表现贫困的东北部地区农民生活的题材，代表作有多斯桑托斯的《干涸的生命》（1963年），以简朴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段，描绘了四处逃荒的内地牧民的艰难处境；二是取材于巴西民间文学中神奇的人物故事，代表作有罗查的《太阳国里的上帝与魔鬼》（1964年）。此外，萨拉塞尼的《卡伊萨斯港》（1962年）、杜亚尔特的《还愿者》（1962年）、《正义的五十阶梯》（1962年）、罗伯托·法里亚斯的《袭击邮政列车》（1962年）、鲁伊·格拉的《游手好闲的人》（1962年）和集体创作的《贫民窟故事五则》（1962年）等也是“新电影”的重要作品。

巴西“新电影”努力从本国戏剧、文学、音乐中吸取营养，创造出新的电影语言，兼用正剧、喜剧、悲剧、闹剧等多种艺术手法，富有幽默感与魔幻现实主义意境。运动发起时仅12人，至1964年，核心人物达50人。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新电影”的导演们把视线从农村转向城市，拍摄了一些针对反动当局的思想激进的影片，如罗查的《苦恼的国度》（1967年）、伊尔茨曼的《死者》（1965年）、多斯桑托斯的《爱的饥饿》（1968年）等。这些影片反映了人民的困惑、愤懑和反抗。

1968年，巴西军政府对人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电影的审查更加严厉，“新电影”的导演差不多全部被列入黑名单，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流放国外。

阿根廷圣菲纪录电影学校在校长费尔南多·比利的领导下，以创建阿根廷现实主义电影为宗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拍摄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被称为“阿根廷新电影”，如比利执导的《被大水淹没的人们》（1962年）、曼努埃尔·安廷的《奇数》（1962年）、戴维·科恩的《安娜的三个故事》（1961年）、劳塔罗·穆鲁亚的《阿利亚斯·加尔德利托》等。

60年代，比较优秀的阿根廷影片还有：卢卡斯·德马雷执导的《男人的儿子》（1961年）曾在罗马获得大奖。他的另一部影片《婚礼》（1963年）曾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托雷-尼尔松执导的《圈套里的手》（1961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大奖。他的重要作品还有：《马丁·菲耶罗》（1968年）、《佩剑圣人》（1969年）等。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古巴政府就设立了古巴电影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委员会既是电影制片生产中心，管理影片发行、输出输入的机构，又是培养电影工作者的学校，还设有电影资料馆，出版电影刊物。一开始，主要拍摄纪录片，反映社会变革中最紧迫的问题。如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执导的《这是我们的土地》（1959年），反映了土地改革问题；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的《住房》（1959年），反映住房改革问题。1961年埃斯皮诺萨拍摄了讽刺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故事片《古巴在跳舞》。他还执导了纪录片《誓死保卫祖国》（1960年）、《解放一周年》（1960年），故事片《起义青年》（1962年）和《胡安·金金奇遇记》（1967年）等。

60年代后期，古巴故事片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古巴电影在拉美开始居于领先地位。一些年轻的导演崭露头角，他们执导的影片在古巴国内和国际影坛上受到欢迎。如古铁雷斯·阿莱亚的《革命的故事》（1961年）、讽刺资产阶级的《12把椅子》（1962年）、讽刺官僚主义的《一个官僚之死》（1966年）、《对落后的回忆》（1968年）等；温贝托·索拉斯执导的反映农村姑娘参加游击队的故事片《曼努埃拉》（1966年）、《卢西亚》（1968年）等。曼努埃尔·奥克塔维奥·戈麦斯执导的《相遇》（1964年）、《新人》（1968年）和《手执砍刀第一役》（1969年）等。

对墨西哥来说，60年代是墨西哥电影的低落时期。由于墨西哥大部分影片从内容到形式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加上为了追求商业效果，粗制滥造，引起观众不满，观众的减少导致影片生产不景气。

1964年墨西哥城成立大学电影研究中心，后来成为独立电影的重要中心。1965年为了扭转电影业的萧条局面，墨西哥电影劳工者工会举办了第一届实验电影比赛，允许年轻导演和电影工作者以他们的处女作参赛。1967年又举行了第二届实验电影比赛。在这两届比赛中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新导演，如阿尔韦托·伊萨克，他执导了《这个村里没有贼》；鲁文·加梅斯，他执导了《秘密公式》，反映了社会现状。这两部影片在比赛中获头等奖。

60年代，墨西哥形成一个“新电影”小组，由一批有影响的电影工作者和影评家组成，其中有：阿方索·阿劳、阿尔韦托·伊萨克、阿图罗·里普斯坦、费利佩·卡萨尔斯、保罗·莱杜克、阿尔弗雷多·霍斯柯维茨、费尔南多·马科特拉、霍米·加西亚·阿斯科特、萨尔瓦多·埃利松多等。“新电影”小组的成员里普斯坦执导的《死亡的时刻》（1965年）、《孩子们的时刻》（1969年）；卡萨尔斯的《祸根》（1968年）、阿劳的《赤脚鹰》（1969年）、阿斯科特的《空旷的阳台》（1961年）等影片不落俗套，艺术手法新颖，内容反映社会现实，是60年代墨西哥电影中的上乘之作。

智利于1955年创建电影导演和制片人协会。1960年智利天主教大学设立电影系。智利大学成立了电影实验中心和大学电影资料馆。1964～1970年弗雷总统执政时期，政府对本国电影工业采取保护措施，使智利电影业取得较快发展，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导演，他们拍摄了一些较好的影片。1967年在智利比尼亚德尔马举行了拉丁美洲电影节，电影节的召开促进了智利和拉美新电影的发展。

60年代智利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劳尔·鲁伊斯的《三只可悲的老虎》（1968年）；埃尔维奥·索托的《血腥的硝石》（1969年）；阿尔多·弗朗西亚的《我心爱的瓦尔帕莱索》（1967年）；米盖尔·利廷的《纳维尔托罗的豺狼》（1969年）；卡洛斯·埃尔塞塞尔的《见证人》（1969年）等。这些影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问题，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被称为“智利青年电影”。

50年代委内瑞拉在希门尼斯独裁统治时期电影业处于萧条。1958年，希门尼斯政府被人民起义推翻，电影业得到新政府的扶植，境况开始好转。同年，马戈特·贝纳塞拉夫拍摄了长纪录片《阿拉瓦》，为电影的社会批判倾向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和60年代，委内瑞拉独立制片导演拍摄了一些重要的影片，如罗曼·查布的《犯罪青年》（1959年）、《大人的故事》（1963年）；雷沃列多的《死井》（1967年）；盖代萨的《望着我们的城市》（1966年）和《孩子们沉默无语》（1968年）；索莱的《委内瑞拉》（1969年）等。

1955年秘鲁库斯科建立了电影俱乐部，形成了被称为库斯科学派纪录电影运动。该学派主要拍摄印第安人生活习俗的影片。主要代表人物有曼努埃尔·昌比，他拍摄了《雪节》（1957年）、《渔民》（1968年）；路易斯·菲格罗亚，他拍摄了《面孔与石头》（1956年）、《正在发展的生产》（1960年）、《咕咕里》（1961年）、《圣周》（1963年）、《山区被遗忘者》（1965年）等。第一部为秘鲁故事片争得国际荣誉的影片是《热带雨林无星星》（1966年），由阿曼多·罗布莱斯·戈多依执导，该片在1967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他的另一部影片《绿色屏障》（1969年）在卡罗维发利和其他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1952年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通过革命执政后，建立了玻利维亚电影学院。50年代，豪尔赫·鲁伊斯领导的纪录电影小组拍摄了《塞瓦斯蒂安娜归来》（1953年）、《源泉》（1958年）等影片。1961年，电影编剧、作家奥斯卡·索利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电影小组，主要成员有豪尔赫·圣希内斯等。这个小组后来以1966年圣希内斯执导的《乌加毛》片名命名。圣希内斯先后执导了《雄鹰之血》（1969年）、《人民的勇气》（1971年）等反映印第安人生活和斗争的优秀影片。

60年代，哥伦比亚拍摄了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如阿苏亚加的《石根》（1961年）、卢萨多等导演的《三个哥伦比亚的故事》（1964年）、奥乔亚的《艰难的大地》和著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执导的《在地下》等片。

（六）军人普遍干政时期的拉美电影（70年代）

自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开始，到70年代乌拉圭（1973年6月）、智利（1973年9月）、阿根廷（1976年3月）等国军人先后通过政变上台，到1976年，除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军人当政。一般说来，拉美军政府对电影业都采取干预政策，不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被迫流亡国外，军政府对电影实行严格审查和限制，使拉美电影的发展受到影响。拉美的电影工作者，以电影为武器，为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阿根廷等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以反对新殖民主义为目标的“第三电影”。首先提出“第三电影”的是阿根廷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他们在1969年发表的《提倡第三电影》一文中宣称“第三电影”是“一种工具，人们用它深刻地、客观地、着眼于变革地揭示真理，以期解放没有独立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反对由大康采恩制作的陈规俗套的商业电影，即“第一类电影”，同时也反对由个人编导的曲高和寡的作家电影，即“第二类电影”。在这之前，他们于1965年成立“解放电影小组”，该小组认为电影的宗旨在于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于1966～1968年间同费尔南多·巴列霍在地下完成巨型纪录片《燃火的时刻》——他们小组的纲领性作品、“第三电影”的主要代表作。

《燃火的时刻》长达4小时20分钟，分为三集，第一集《新殖民主义和暴力》，第二集《解放的行动》，第三集《暴力和解放》。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阿根廷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的抵抗运动。在表现手法上，时而是政治争论，时而是历史回顾，时而是现实报道。它被称为是当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新颖的政治电影，不但对拉丁美洲，而且对欧洲的电影创作都发生过极其强烈的影响。除《燃火的时刻》外，这类电影的代表作还有玻利维亚圣希内斯的《雄鹰之血》（1969年）、《人民的勇气》（1971年）、《头号敌人》（1973年）；智利埃尔维奥·索托的《选票与枪杆子》（1971年），米盖尔·利廷的《乐土》（1973年），古巴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的纪录片《79个春天》（1969年）和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的《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1970年）等。

1970年10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获胜，当选总统。智利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阿连德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米盖尔·利廷被任命为智利电影公司经理。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人民团结阵线内各派意见不一和美国施加种种压力，1970～1973年阿连德执政期间，智利拍片并不多。主要有：劳尔·鲁伊斯执导的《谁也没有说什么》（1971年）、《征收》（1973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73年）等；帕特里西奥·古斯曼执导的纪录片《智利的战役》（1973年）等。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政变后，很多电影工作者流亡到国外，“智利青年电影”的主要成员也都流落异国。鲁伊斯在法国拍摄了《流亡者的对话》（1974年）。利廷在墨西哥拍摄了《玛卢西亚纪事》（1973年），该片描写智利玛卢西亚矿工的斗争；《总统万岁》（1978年）等。索托在法国拍摄《圣地亚哥的暴风雨》（1975年）等。

1973～1974年庇隆第二次执政期间，阿根廷共拍摄了44部影片，电影观众增加了40％。比较成功的影片有：埃克托尔·奥利韦拉的《动乱的巴塔戈尼亚》（1973年），里卡多·乌里切尔的《克布拉乔》（1973年），莱昂纳多·法维奥的《胡安·莫雷拉》（1973年）和《纳萨雷诺·克鲁斯和狼》（1974年）等。

1979年3月阿根廷军事政变后，一些进步导演流亡国外。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在巴黎拍摄了《菲耶罗的儿女们》（1978年）。

1971年玻利维尔发生军事政变，班塞尔上台执政（1971～1977年）。乌加毛小组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圣希内斯1973年在秘鲁拍摄了《主要敌人》，1976年在厄瓜多尔拍摄了《滚开！》。班塞尔下台后，他于1979年回国。小组的另一部分人留在国内，在安东尼奥·埃吉诺领导下，拍了一些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商业片，如：《小民》（1974年）、《苦海》（1975年）和《和平》（1977年）等。

1974年陆军部长盖泽尔就任巴西总统后，放松了对新闻的检查，取消了对政治犯处以死刑和流放的做法，巴西“新电影”的导演们纷纷回到巴西。尽管“新电影”作为一种运动已不复存在，但是，原参加“新电影”的电影工作者在70和80年代为巴西电影业的再次繁荣做出了贡献。如罗查拍摄了《迪·卡瓦尔坎蒂》（1977年），鲁伊·格拉的《堕落》（1977年），卡洛斯·迭盖斯的《若安娜·费朗塞莎》（1973年）、《希卡·达·席尔瓦》（1976年）、《仲夏大雨》（1978年）、《巴西再见》（1979年）等。70年代，巴西也涌现了一些新导演，如布鲁诺·巴雷托。他根据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同名小说拍摄的《弗洛尔夫人和她的两个丈夫》（1976年），获得巨大成功；另有女导演安娜·卡罗利娜的《玫瑰海》（1977年）。

70年代，在政府支持下，巴西电影公司控制了电影的生产、发行和上演。巴西本国生产的电影在市场占有率从1974年的15％上升到1980年的30％，观看巴西电影的观众增加了一倍。

路易斯·埃切韦里亚执政期间（1970～1976年），墨西哥电影业有较快发展。他的兄弟鲁道夫·埃切韦里亚被任命为墨西哥国家电影银行行长，负责电影业。鲁·埃切韦里亚主管电影业后，成立了国家电影制片公司，建立了电影资料馆，放宽了电影审查制度。70年代墨西哥平均每年拍摄70部左右故事片。

60～70年代在墨西哥崭露头角的新的电影导演执导了不少优秀影片，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如：阿图罗·里普斯坦的《纯洁的城堡》（1972年，获“阿列尔”奖）、《没有边界的地方》（1977年，获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海梅·埃莫西略的《贝伦尼斯的情感》（1976年）、《失事》（1977年）、《我亲爱的玛丽亚》（1979年，获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费利佩·卡萨尔斯的《独木舟》（1975年，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保罗·莱杜克的《里德，暴动的墨西哥》（1972年，获国内最佳影片奖）；马塞拉·费尔南德斯·比奥兰特的《无论如何你还是叫胡安》（1975年）。

1976～1982年洛佩斯·波蒂略执政期间，由其妹玛加丽塔·波蒂略负责电影业。墨西哥电影银行关闭，由隶属于内政部的墨西哥广播、电视和电影总局（玛加丽塔任局长）管理电影业。政府减少了对电影业的资助，国营的墨西哥电影公司几乎年年亏损。70年代后期，影片质量下降，色情、凶杀、打斗片盛行。

70年代古巴摄制了一些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如塞尔希奥·希拉尔执导了反映黑奴起义的三部曲：《另一个弗朗西斯科》（1973年）、《宿营地》（1975年）和《马鲁亚拉》（1979年）；萨拉·戈麦斯的《以某种方式》（1974年）；曼努埃尔·佩雷斯的《迈西尼库的人》（1973年）、《内格罗河》（1977年）；奥克塔维奥·科塔萨尔：《扫盲队员》（1977年）；阿莱亚的《最后的晚餐》（1976年）；奥克塔维奥·戈麦斯的《女人，男人与城市》（1978年）；帕斯托尔·维加的《特雷莎的肖像》（1979年）。

秘鲁1968～1980年军政府执政期间，电影事业有一定的发展。1972年颁布了电影法，1973年成立了电影发展委员会，1975年建立了秘鲁电影公司，统一管理电影生产、发行与进口的问题。70年代比较成功的影片有：路易斯·菲格罗亚根据小说改编的《饿狗》（1977年）；弗朗西斯科·隆巴尔迪的《他在黎明时死去》（1977年）；费德里科·加西亚的《当雄鹰出世时》（1977年）等。秘鲁的电影多以表现印第安人生活为主要内容。

70年代，委内瑞拉的电影业获较大发展。1968年开始在梅里达举办的拉美纪录片电影节和1969年在安第斯大学成立的电影系对委内瑞拉电影业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罗曼·查布的《焚烧犹太》（1974年）、《会抽烟的鱼》（1977年）；克莱门特·德拉塞尔达：《我是一个罪犯》（1976年）；卡洛斯·雷沃列多：《霍洛波舞之王》（1978年）等。

（七）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拉美电影（80、90年代）

自70年代末至1990年，拉美经历了军政府向民选的文人政府交权、恢复民主政体的“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80年代对拉美来说，又是经济上遇到严重债务危机，经济出现衰退的“失去的十年”。8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大多数国家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电影业发展来说，由于政治民主化，80年代以来，拉美电影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的衰退，使电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拉美的电影业也受到蓬勃发展的电视和有线电视电视剧的冲击和竞争，面临新的挑战。80、90年代，拉美各国中，比较起来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3国依然是拉美电影大国，古巴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电影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其次是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智利等国。

80年代墨西哥影片产量下降，电影业趋于萧条。1987年，墨西哥电影的本国观众减少了45％。80年代共拍摄了200多部故事片，大多为描写暴力和色情的喜剧片。80年代，墨西哥同外国合拍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影片，如与苏联合拍的《红钟》（1982年），与法国、西班牙合拍的《安东尼叶塔》，与美国合拍的《在火山下》等。本国独拍的优秀影片有卡萨尔斯的《路斯的动机》（1984年）；莱杜克的《弗里达》（1985年）等。

卡洛斯·萨利纳斯执政期间（1988～1994年），尽管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政府对电影业还是进行了投资，同时也鼓励私人和国外资本对电影业进行投资。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比较有影响的影片有：阿方索·阿劳根据劳拉·埃斯基韦尔同名小说改编的《似水溶于巧克力》（1991年）；玛丽娅·诺瓦洛执导的《洛拉》（1989年）、《丹松舞》（1991年）；何塞·布伊尔拍的《一副假面具的神话》（1989年）；卡洛斯·加西亚·阿格拉斯的《我亲爱的汤姆·米克斯》（1991年）；胡安·莫拉·卡特莱特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而拍摄的历史片《回到阿兹特兰》（1990年）；尼古拉斯·埃切瓦里亚的《牛头》（1990年）；阿方索·夸龙的《只有同你作伴》（1991年）；加夫列尔·雷特斯的《欢迎》（1996年）在比尼亚德尔马电影节上获奖；阿图罗·里普斯坦的《深深的腥红》（1996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

80、90年代，巴西电影在拉美首屈一指，不但产量可观，而且不少影片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如安娜·卡洛利纳执导的《瓦尔莎之梦》（1987年）；苏珊娜·阿马拉尔的《明星时刻》（1985年）；日裔山崎静执导的描写在巴西日侨的遭遇的《异乡泪》（1980年，在哈瓦那新拉美电影节上获一等奖），《男性女人》（1983年）；莱昂·伊尔茨曼的《觉醒》（1981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豹奖）、《他们不穿礼服》（1981年）；若奥·巴蒂斯塔·德安德拉德的《被榨干的人》（1981年）；迭盖斯的《逃奴堡》（1984年）；埃克托·巴本科的《佩绍特》（又译《弱肉强食》，1980年），在法国比亚里茨电影节、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三项大奖，还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奖提名。巴本科的另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蜘蛛女之吻》（1985年）获4项奥斯卡提名；瓦尔特·萨勒斯执导的《中央火车站》（1997年），在1998年2月第4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头奖金熊奖，主演女主角的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获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80年代阿根廷拍摄了一些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优秀影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如阿道尔福·阿里斯达伦的《复仇的时刻》（1981年），不仅轰动了国内，被评为阿根廷80年代最优秀的影片、获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而且在卡塔赫纳、芝加哥、蒙特利尔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阿里斯达伦的另一部影片《受害者最后的日子》（1982年）也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擅长拍妇女问题题材的女导演玛丽亚·路易莎·本贝格的《瞬间》（1981年）、《谁的太太也不是的女人》（1982年）也在国内外受到好评。她执导的《卡米拉》（1984年）曾轰动国际影坛，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提名。1986年她还执导了《玛莉小姐》。90年代，她执导了《我是所有女人中最坏的一个》（1990年）、《勿谈这事》（1993年）等。

1983年以来，阿根廷还政于民，一直由文人执政，取消了电影审查。80年代阿根廷拍摄了一些揭露军政府统治时期被军政府迫害的“失踪者”等问题的影片，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斯·普恩索的《官方说法》（1986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他有影响的影片有：埃克托尔·奥利韦拉的《永恒的星期五》（1981年）、《不再有痛苦，也不会忘却》（1984年）；胡安·何塞·胡西德的《参议院谋杀案》（1984年）、《阿根廷造》（1986年）；亚历杭德罗·多里亚的《醒悟》（1984年，获哈瓦那新拉美国际电影节一等奖）；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探戈舞，加德尔的流放》（1985年）、《南方》（1989年）；丽塔·斯塔蒂克的《肃静的墙》（1993年）；马塞洛·皮涅罗的《残酷的探戈》（1993年）、《天堂的灰烬》（1997年）等。

80年代尽管古巴用于电影业的预算减少，但古巴电影产量却显著增长，而且涌现出一批敢于用喜剧形式反映现实的电影导演。如奥尔兰多·罗哈斯执导的《戴维的未婚妻》（1985年）、《次要角色》（1989年）；罗兰多·迪亚斯的《鸟向猎枪发射》（1984年）；胡安·卡洛斯·塔皮奥的《换房》（1984年）、《普拉弗》（1988年）以及同阿莱亚合拍的、述及同性恋问题的《草莓和巧克力》（1993年）。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美国加强封锁，古巴经济困难严重，政府对电影的拨款更加减少，使电影生产受到影响。

1978年哥伦比亚成立半官方机构“促进电影发展公司”。1978～1988年10年中，该公司共摄制了200部长、短影片。1990年该公司被撤销。80、90年代，哥伦比亚较出名的影片有：纳兰霍的《美国签证》；马约洛的《阿劳加依玛住宅》（1986年）；路易斯·奥斯皮纳的《纯血》（1982年）；豪尔赫·阿里·特里亚纳的《死亡时刻》（1985年）；塞尔希奥·卡夫雷拉的《蜗牛的战略》（1993年）。

80年代，秘鲁最成功的影片有弗朗西斯科·隆巴迪根据巴尔加斯·略萨同名小说改编的《城市与狗》（1986年）和《狼嘴》（1988年）等。玻利维亚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安东尼奥·埃吉诺的《苦海》（1984年）；圣希内斯的《黎明的旗帜》（1983年）、《地下国家》（1989年）。80、90年代，委内瑞拉也拍摄了一些有意义的影片，如迭戈·里斯克斯执导的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的历史三部曲；菲纳·托雷斯的《奥里阿纳》（1985年）；罗曼·查布的《火刀》（1990年）；路易斯·阿尔贝托·拉马塔的《赫里科》（1991年）等。

自从卢米埃尔的经纪人到拉美上演和拍摄电影以来，拉美电影业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全球化时代，拉美电影业面临种种挑战。然而，一批又一批拉美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依然“摄影机在手，思想在胸”，锲而不舍地实现电影本体与拉美本土的结合，使电影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和结合，创造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电影，使拉美电影成为丰富多样的世界电影中的奇葩。

四、拉美音乐、舞蹈

拉丁美洲的音乐、舞蹈是富有特色的混合性艺术，除具有美洲大陆印第安古老的文化印痕外，曾长期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

（一）拉美音乐的民族主义时期

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是拉美音乐的民族主义时期。20世纪初，拉美各国的民族乐派相继建立，并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民族作曲家。

曼努埃尔·庞塞（1886～1948年）是第一位用明显的民族风格作曲的墨西哥作曲家。他曾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学习作曲和钢琴。1933年任墨西哥国立音乐学院院长。青年时期便开始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国内各地区的民歌，并把民间音乐因素引进自己的作品中去。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是钢琴曲和艺术歌曲，如歌曲《星光灿烂》成为脍炙人口的拉美名曲之一。后期作品在遴选本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基础上，运用西方音乐技巧，探索新的表现手段和创作方向。主要作品有：交响诗《查普特佩克》，吉他乐队的《古风组曲》，钢琴曲《墨西哥舞曲》等。庞塞创作的乐曲富有墨西哥特色，他开创了墨西哥民族主义音乐之先河。

墨西哥最重要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卡洛斯·查韦斯（1899～1978年）是印欧混血种梅斯蒂索人，其母亲是印第安人。他是庞塞的学生，曾两次出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1928年创建墨西哥交响乐团，并任指挥达20年。30～40年代曾应邀担任美国费城、波士顿等许多国际著名乐团的客席指挥。他非常重视发掘和继承印第安传统音乐艺术，并在作品中广为遴选，努力使过去和现在相沟通和相融合。他创作和指挥的乐曲大量使用民间乐曲，配器手法新颖，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主要代表作有：管弦乐《音乐神》，舞剧《新火》、《四个太阳》、《马力》，交响曲《号角：无产阶级交响曲》和《印第安交响曲》等。

古巴民族音乐的权威是阿马德奥·罗尔丹（1900～1939年）。他是混血种人，生于巴黎。自幼在西班牙学习作曲和小提琴。1919年到古巴。1921年定居古巴，先后任哈瓦那爱乐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手（1922年）、副指挥（1925年）、常任指挥（1932年）。1934年起任哈瓦那音乐学院教授、院长。罗尔丹的全部音乐作品都是受古巴黑人民谣的启发而创作的。主要作品有交响乐《古巴主题序曲》（1925年）、三首交响诗《东方》、《街贩》、《黑人的节日》，根据古巴小说家和音乐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改编的芭蕾舞曲《拉雷班巴兰巴》（1928年）、根据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同名诗歌改编的管弦乐曲《松舞的主题》等。

巴西杰出的音乐大师埃托尔·维拉-洛博斯（1887～1959年）自幼随父学习拉大提琴，并加入民间小乐队“绍罗”。1905～1913年游历全国各地采风，为其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1923、1927年两度赴法国，了解现代作曲乐派。1932年担任里约热内卢音乐教育总监。1942年成为巴西全国音乐教育负责人。1945年创建巴西音乐研究院。他曾多次去欧洲和美国指挥演出。一生创作音乐作品达千余部。他把巴西各种族的音乐要素融于一体，创作出许多具有巴西民族气质和个性的优秀作品。主要作品有：14首《绍罗》、9首《巴西巴赫风格曲》、交响诗《亚马逊女人》、钢琴曲《怀念巴西的丛林》等。在他70岁生日时，巴西把该年（1957年）宣布为“维拉-洛博斯年”。1962年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维拉-洛博斯纪念馆。

此外，智利的佩德罗·温贝托·阿连德（1885～1959年）创作了交响组曲《智利乡村风光》（1914年）、《智利民间风格歌谣》（1922年）；阿根廷的阿尔韦托·威廉斯（1862～1952年）创作了《三支印卡歌曲》和钢琴曲集《在山区》；乌拉圭的埃德华多·法维尼（1882～1950年）用民族音调创作了交响诗《木棉树之岛》（1926年）；哥伦比亚的吉列尔莫·乌里韦·奥尔古因（1880～1971年）用民间音乐创作的交响曲《土地》（1924年）；秘鲁的特奥多罗·巴尔卡塞尔（1902～1942年）创作了管弦乐《萨克萨瓦曼》（1928年）；玻利维亚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99年～）创作的芭蕾舞曲《美洲印第安》等。上述拉美各国音乐家虽然受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影响，但他们都努力发掘和继承本国民间音乐的丰富遗产和传统，并运用了创作实践，作品富有民族特色。美国音乐家尼·斯洛尼姆斯基在《拉丁美洲的音乐》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拉美“老一辈作曲家的创作中民族热情奔放，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巴西化、墨西哥化、智利化，鼓励后人用振奋人心的旋律和植根于民谣的节奏表达本民族的精神。他们的音乐就是标明国籍的护照，一看谱子就可识别作者的国籍，连标题也骄傲地宣布作者的出生国别”。[1]

（二）拉美音乐的现代主义时期

从50年代至今是拉美音乐的现代主义时期。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一些拉美作曲家反对音乐的民族主义，认为音乐是全世界的，实际上是主张全盘欧化。到了50年代，十二音音乐、序列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等现代音乐开始在拉美各国流行，60年代后逐渐占主导地位。一些过去主张音乐民族化的作曲家，如阿根廷的阿尔韦托·希纳斯特拉（1916～1983年）放弃了民族主义主张，转向现代主义。

早期拉美音乐现代主义的代表有墨西哥的胡利安·卡里略（1875～1965年）。他创造了细分音理论“十三音”。他运用欧洲浪漫主义和墨西哥的灵感创作了《1810年的墨西哥》和《索奇米尔科》等歌剧。阿根廷的胡安·卡洛斯·帕斯（1897～1972年）首次把勋伯格的序列音乐带到拉美。另有智利的多明戈·圣克鲁斯（1899年～）等。

除上述阿尔韦托·希纳斯特拉以外，从民族主义逐渐转向现代主义的拉美各国作曲家有：巴拿马的罗克·科尔德罗（1917年～）、巴西的克劳迪奥·桑托罗（1919年～）、智利的阿方索·莱特列尔（1912年～）、墨西哥的布拉斯·加林多（1909年～）、危地马拉的豪尔赫·萨缅托（1933年～）等。

当代著名的拉美现代主义作曲家有：墨西哥的曼努埃尔·恩里克斯（1926年～）、豪尔赫·德·埃利亚斯（1939年～）、埃克托尔·金塔纳尔（1936年～）、马里奥·拉维斯塔（1943年～）；智利的古斯塔沃·贝塞拉（1925年～）、莱昂·斯希特洛夫斯基（1931年～）；巴西的埃迪诺·克里埃格（1928年～）、卡洛斯·诺夫雷（1939年～）、维利·科雷亚·德·奥利维拉（1938年～）和豪尔赫·安图内斯（1942年～）；阿根廷的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1934年～）、毛里西奥·卡格尔（1931年～）、安东尼奥·陶里埃洛（1931年～）；古巴的卡洛斯·法利尼亚斯（1934年～）、胡利安·奥尔博恩（1925年～）、莱奥·布劳沃（1939年～）等。

美国音乐家尼·斯洛尼姆斯基在谈到拉美新的一代作曲家的风格趋向时说，“这个变化可大了。拉丁美洲音乐的民间风味的朝气、旋律和节奏的闪烁光彩，一下子成为过时的东西”，“拉美作曲家追赶世界潮流，以引用本民族的民歌资源为不合时尚……许多拉美青年作曲家一旦尝到先锋派技术的理性美酒，便放弃对本民族的忠诚，而追逐更精练、科学性更强的世界潮流”。[2]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美现代主义派作曲家中，仍不乏有人努力将现代音乐作曲法同拉美民间音乐相结合，表现拉美的历史和现实的题材。如智利的古斯塔沃·贝塞拉运用偶然音乐技术，根据聂鲁达诗歌改编的交响乐《马丘比丘》，描写1973年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交响乐《智利·1973年》。古巴何塞·阿德雷尔（1911～1981年）运用无调性、序列音乐、偶然音乐创作的声乐套曲（康塔塔）《吉隆滩战役的胜利》（1966年）、《司令切（格瓦拉）》（1968年）等。

（三）民间音乐

现代拉美民间音乐是印第安人音乐因素、欧洲民间音乐因素、非洲黑人音乐因素等的混合体。印第安人音乐因素主要体现在五声音阶及许多传统乐器和歌舞音乐体裁的沿用上。欧洲民间音乐的因素体现在七声音阶和欧洲大小调调式、和声及方整性歌曲结构等方面。非洲黑人音乐因素体现在交错叠置和多变的节奏等方面。

由于各种因素的多寡，拉美不同的地区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1.加勒比海地区的音乐，主要是受西非黑人音乐特征影响的非洲、印第安人的混合音乐。其特点是节奏复杂，变化多端，节奏胜于旋律，声乐和器乐之间，各种乐器之间，以至鼓手的双手之间的节奏变化，都可以形成错综复杂、疏密有致的音响效果。同时乐手还常以身体摆动和跺足等动作来表明节奏的进行和变换。

2.墨西哥的音乐，主要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印第安、欧洲的混合音乐。其特点是热情欢快、乐观豪迈、节奏感强。如哈利斯科州的“马里阿契”（mariachi）音乐、南方的马林巴音乐、维拉克鲁斯州的村民音乐和瓦斯特克音乐等。

3.中美洲的音乐，是印第安、欧洲、非洲黑人混合性质的音乐。

4.安第斯山区的音乐：这一地区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这里至今仍流传印卡音乐，同时在一些地区也流行印第安、欧洲混合音乐或印第安、欧洲和非洲黑人的混合音乐。

5.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的音乐，受大量欧洲移民影响。这三国的音乐主要是受欧洲音乐影响而形成的克里奥约（土生白人）音乐。

6.巴西音乐，主要是受非洲南部班图系黑人和葡萄牙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混合音乐。

当前拉美各国正在努力发掘、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音乐。拉美民族民间音乐与拉美民间舞蹈密不可分。拉美各国有代表性的歌舞曲富有魅力，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如墨西哥的“哈拉贝”（jarabe），阿根廷的“加托”（gato）、“探戈”（tango），巴西的“桑巴”（samba）和“巴沙诺瓦”（bossa nova），古巴的“伦巴”（rumba）、“坦松”（danzón）、“哈巴涅拉”（habanera）、“恰恰恰”（chachachá），智利的“库埃卡”（cueca），哥伦比亚的“班布戈”（bam buco），秘鲁的“瓦依诺”（huayno）、“马里内洛”（marinero）等。

自6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的特征是以拉美民间歌曲、舞蹈和民间乐器为基础，结合流传在美欧的摇滚乐等通俗音乐创作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拉美新民歌。这些新民歌的题材一般都是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反对军事政变、争取民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如智利著名的民间歌手比奥莱塔·帕拉及其两个儿女安赫尔和伊莎贝尔。他们创造了“新歌曲”；以及被军政府迫害致死的智利民歌手维克托·哈拉，他创作和演唱了一系列智利新民歌。阿根廷的阿塔瓦尔帕·尤潘基（真名为埃克托尔·罗贝托·恰韦罗）和伊莎贝尔·阿莱兹所创作和演唱的新民歌；古巴巴勃罗·米拉内斯、西尔维亚·罗德里格斯所创作和演唱的古巴新特罗瓦（nueva trova）等。

（四）民间舞蹈

同音乐一样，拉美的民间舞蹈也是一种混合性艺术，除具有印第安古老的文化印痕外，曾长期受到欧洲（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文化的双重影响。拉美的民间歌舞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按地区分，拉美的民间舞蹈，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加勒比各国的舞蹈，包括古巴、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岛国的民间舞蹈，突出体现了非洲歌舞的特色。舞蹈粗犷、豪放、炽热，娱乐性和即兴性很强。舞蹈动作主要是肩部和胯部的抖动，其音乐伴奏以2/4拍多见，节奏强烈。伴奏乐器以打击乐器如鼓等为主。如古巴的“伦巴”、“康加”、“松”，牙买加的“瑞盖”（reggae），特里尼达的“卡里普索”（calypso）等。

2.巴西的舞蹈，主要受葡萄牙和非洲黑人舞蹈的影响，也有少量印第安舞蹈的影响。其特点是二拍子、大调和轻快的速度。巴西民间最流行的群众性舞蹈是桑巴（samba）。桑巴是巴西的代表性舞蹈，现已成了巴西舞蹈的代名词。巴西桑巴舞蹈现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群众性桑巴，另一类是表演性桑巴。女舞者主要是扭胯动作结合大幅度的造型舞姿，男舞者常以脚下的各种灵巧的动作以显示舞技，并手执各种打击乐器边击边跳。巴西每年2月末举行狂欢节，以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最著名。每逢节日，各地都派出桑巴舞的表演队伍，参加全国性的桑巴比赛。这一活动有力地推动桑巴的发展。

3.受西班牙民间舞蹈影响较大的拉美民间舞蹈，如墨西哥的“哈拉韦”、“瓦潘戈”（huapango），智利的“库埃卡”，阿根廷的“加托”，巴拿马的“坦坡里托”（tamborito）等。这些舞蹈的来源之一是西班牙北部阿拉贡地区的“霍塔”（jota）舞和南部安达卢西亚的踢踏舞（zapateo）等。这些舞蹈由多组变换的男女对舞组成，舞者上身动作不多，主要是突出脚下轻盈、高难的踢踏舞步。舞蹈明朗、欢快、热烈，生活气息浓郁，多带有爱情的内容。音乐以3/4、6/8拍为主。伴奏乐器主要是吉他、小提琴、竖琴、钢琴等。女舞者多穿色彩艳丽、宽肥的长裙。在舞蹈进入高潮时，歌舞者时而发出叫喊声助兴。

4.多种文化混合性的拉美民间舞蹈，如哥伦比亚的“班布戈”（印第安和欧洲文化的合成）、“昆比亚”（cumbia，欧洲和非洲的混合型），委内瑞拉的“霍罗波”（joropo，西班牙和印第安混合型），秘鲁的“马里内洛”（西班牙和非洲混合型）等。

5.以印第安人舞蹈为主的民间舞蹈，主要在墨西哥南部、中部和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等国，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地区。这类舞蹈的特点是：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源于敬神或祭神的舞蹈。有的具有图腾性质，如墨西哥的盖察尔（quetzal）舞，象征美丽、圣洁的一种多色羽毛、长尾的鸟。不少舞蹈与农业、战斗、狩猎、节日有关，如墨西哥的鹿舞、狩猎舞；秘鲁的剪刀舞；阿根廷的“卡尔那瓦里托”（carnavalito）等。这些舞蹈一直保持了且歌且舞的传统和较为纯正的印第安的质朴艺术风格。

拉丁美洲富有特色的音乐舞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诱人的魅力，已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

[1] 〔美〕尼·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中译本，第4页。

[2] 尼·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音乐》，第4页。

第五章 解放神学

一、拉美的天主教会

从1493年8名神职人员随哥伦布登上美洲时起，天主教传入拉丁美洲已有500多年历史了。天主教一直是拉美居统治地位的宗教。而拉美是世界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地区。据1977年拉丁美洲人口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南美洲的天主教徒就占世界天主教徒总数的38.4％。[1]70年代中期，拉美天主教徒有275851116人，占拉美总人口的90％。[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拉美的天主教会一直是一股非常保守的势力，起着阻碍历史发展、麻痹人民思想的反动作用。在政治上，拉美天主教会追随罗马教廷，支持本国的独裁统治，扼杀任何改革和革命的主张。在经济上，天主教会占有大量土地，长期享有许多经济特权。在思想上，实行思想禁锢，反对任何进步思想，以“上帝名义”规劝穷苦教徒忍受人间苦难，安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麻痹人民思想、软化人民斗志。

但是，拉美天主教会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方面，也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一些中下层教会人士，如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莫雷洛斯神父等积极参加并领导本国人民争取独立、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拉美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逐渐削弱。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智利等国，天主教已不再是国教。墨西哥1917年宪法对教会的活动和财产给予严格限制：“任何公众信仰的宗教活动均须在教堂内举行，教堂永远受当局的监督”，[3]“名为教会的宗教团体，不论其是何信仰，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具有获得、拥有或经营不动产的资格”[4]，智利于1925年实行政教分离，但教会势力仍相当大。

拉美天主教势力削弱的另一个表现是神职人员数量不足。70年代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比例为1∶5900，即平均每5900名教徒才有1名神职人员。此外，拉美天主教徒的宗教观念逐渐淡漠。60年代末，只有14％的拉美天主教徒履行教规。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克服“宗教危机”，罗马教廷加强对拉美宗教活动和教徒的控制，实现“宗教复兴”。1955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1956年成立了拉丁美洲主教理事会。

对于产生宗教危机的原因，拉美教会人士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危机原因在于神职人员不足。另一种看法是，危机原因在于教会的现状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拉美天主教会开始分化。一部分教会人士成立天主教行动组织，从事社会救济互助活动。在哥伦比亚等国，天主教会还控制了主要工会组织。1957年，智利成立了基督教民主党，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1964～1970年该党成为拉美第一个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基民党人弗雷执政期间，提出了铜矿“智利化”、土改等主张。

二、拉美天主教会的分化

罗马教廷方针的变化加剧了拉美天主教会的分化。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入主罗马教廷后，逐步摆脱了以前传统的保守的反动方针，制定了天主教的改良主义方针。1962年他发布《慈母与导师》通谕，表示要“对世界上的穷苦人负有责任”，主张社会正义，建立新秩序，摆脱现代资本的奴役。同年10月，他召开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会上，他提出教会在新时代的使命是“面对现实，认真考虑现代世界中的新情况和生活方式”。这次会议使拉美天主教徒对教会和社会采取了更为尖锐的批判态度。[5]在1963年《人世和平》通谕中，约翰二十三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新方针，提出世界两大意识集团进行对话和实现和平共处，并谴责新资本主义公司的剥削。罗马教廷的这种变化被称为“约翰二十三世的革命”。

1963年6月3日，约翰二十三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保罗六世，继承并发展了新方针。1967年3月26日，保罗六世发布《人民进步》通谕，在新方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他在通谕中公开谴责私有制和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主张合理地分配财富，彻底改变现行经济秩序。但是，通谕认为“革命起义会给基本人权带来巨大损害，对国家公共福利构成严重威胁”[6]，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实现人民进步，反对革命斗争。

战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1959年初，古巴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革命的胜利使拉美的革命者深受鼓舞。在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等提出的“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在拉美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游击中心组织。参加这些游击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和教员、职员和工人，也有部分农民。按政治倾向来说，有的来自共产党，有的来自天主教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庇隆主义左翼，还有的来自托洛茨基组织。在参加游击斗争的天主教左派中，最突出是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1929～1966年）。

三、“游击队神父”——卡米洛·托雷斯

托雷斯生于首都波哥大一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国立大学学法律，后转入多明我会神学院学习。1954年受神职，并到比利时卢万大学攻读社会学。1955年回国，任国立大学神父，参与创办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并兼任教授。不久，因替两个被非法开除的学生辩护，与学校当局发生争执，被解除职务。后任高等公共行政学校校长，并研究合作社问题。1961年，托雷斯作为红衣主教代表参加哥伦比亚土改委员会，有机会到全国各地旅行，耳闻目睹人民苦难。1965年3月，在麦德林发表《争取人民统一运动的纲领》，公开谴责“少数人的经济集团”掌握政权，主张“必须改变政权结构，以便由有组织的多数人来做出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自由企业，代之以合作社和公有企业制度”。这一纲领引起强烈反响，因而被解除校长职务。

1965年6月，托雷斯决定放弃在教会中的职务，致力于组织有各反对党派和人民大众参加的、非党派的人民统一阵线。8月，他创办《统一阵线》刊物。9月初，他在《统一阵线》的一封信中说：“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神父，我是一个革命者。”他认为，宗教信仰不能局限于空谈教义和参加教仪，而必须付诸于改造不义社会的革命行动：“我们必须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以便把它交给贫苦的大多数人……这就是革命的目的……把食物给饥饿的人，把衣服给无衣穿的人，把教育给愚昧的人；施仁布德；爱邻人”，“革命不仅对基督教徒来说是允许的，而且对于那些认为革命是实现我们爱大家的事业的惟一有效和大规模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必须的。”[7]

由于各派力量意见分歧，统一战线未能建成。1965年12月，托雷斯参加民族解放军，选择了武装斗争道路。1966年2月在一次同政府军的遭遇中牺牲。托雷斯从言论到行动，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成为反对暴政统治的天主教青年的象征，被称为“游击队神父”。尽管在拉美天主教会中，像托雷斯那样拿起枪杆直接参加斗争的是极少数，但他把宗教信仰与社会行动，把基督教的使命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的思想和行动对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拉美特有的“解放神学”思潮。

四、巴西主教弗莱雷的“觉悟化运动”和卡马拉的和平反抗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巴西主教、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基层社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觉悟化运动”，即通过对下层群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来唤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和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而自觉地行动起来争取解放。

1964年巴西的埃尔德尔·卡马拉被保罗六世教皇任命为奥林达—累西腓教区的主教。卡马拉曾在巴西的东北部开展基层教育运动，了解农村贫穷状况。1966年他在累西腓召开巴西主教会议，会上分析了国内贫富悬殊的状况，提出了激进的主张。1968年他在麦德林会议召开前夕发表谈话，谴责“一小撮特权集团继续用暴力手段维护他们建立在千百万人受穷之上的地位”，主张“必须改变拉美的结构”，让贫苦群众获得平等地位。他认为拉美不存在采用暴力斗争方式的条件，提出和平斗争的战略，动员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行改革。卡马拉的主张在巴西教会内得到广泛支持，使巴西教会成为拉美最激进的教会之一。

五、麦德林会议

6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反帝反殖的斗争浪潮方兴未艾。拉美一些开明的神职人员为适应时势，对教会所面临的神学问题及拉美的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开始怀疑传统神学的可靠性。1968年8月26日～9月6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与会者有拉美各国和罗马教廷的249名代表。教皇保罗六世在波哥大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会上，以巴西教会西高德主教为首的保守派同以阿根廷主教爱德华多·皮罗尼奥、巴西大主教卡马拉和墨西哥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尔塞奥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激进派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处于当今拉丁美洲变革中的教会”，会议讨论了有关和平、正义、贫困、发展和解放问题。会议通过了16份决议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决议。这些文件猛烈抨击了拉美军人独裁统治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指出了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造成拉美贫富不均的根源，提出了立即进行深刻社会改革的主张。文件要求通过更加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正义，但必须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以求得社会的和平和安定。文件中有一些提法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派妥协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文件中首次突出了“解放”的观念。如文件要求“出现这样一个时代，热心于完全解放的时代，摆脱一切奴役形式的时代，个人成熟、集体融合的时代”，“拉丁美洲将不惜任何牺牲进行它的解放事业”。[8]因此，神学界一般认为，麦德林会议突出了“解放”神学的实践特点，奠定了解放神学的思想基础，是解放神学诞生的标志。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拉美天主教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教会从传统保守、反动的立场转向较为开明、进步的立场，使革新派势力成为教会中的主流。

六、古铁雷斯与“解放神学”

在麦德林会议以后，开明派教会人士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把教会的活动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在拉美各地相继举行神学讨论会，使解放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1年，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发表《解放神学：历史、政治与拯救》（简称《解放神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解放神学的理论体系，因而被称为“解放神学之父”，此书也被称为解放神学的“大宪章”。

古铁雷斯1928年生于利马。曾入圣马科斯大学学医，后改学哲学和神学。1951～1955年在比利时卢万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与同在一个学校的卡米洛·托雷斯结识。1955年在法国里昂神学院学习。1959年回利马任神父。1960年任利马天主教大学神学院教授，并兼任秘鲁天主教学生全国联合会顾问。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学术界“依附论”思潮的影响。在1964年巴西佩德罗波利斯一次讨论会上，首先提出了“神学解放”的观点，主张从现实出发分析拉美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从神学上做出解释。1968年7月发表论文《关于解放神学》。同年8月参加麦德林会议。1971年又出版《解放神学》一书。

正如古铁雷斯自己所说，他并没有“发明”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思想来自人民、尤其是“基层社会”的一种神学经验，是“对实践的批判反思”。用古铁雷斯自己的话来说，解放神学是“一种反思的尝试，它以《福音书》和在拉丁美洲这块被压迫被剥削的土地上从事解放事业的男女同胞的经验为基础。它是在为消灭不公正的现状、建立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经验中产生的神学反思。”[9]

古铁雷斯积极倡导并全面阐述了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其他思想家有巴西的卢本·阿尔维斯、乌戈·阿斯曼和雷奥纳多·博夫，阿根廷的何塞·米格尔·博尼诺和恩里克·杜塞尔，智利的加利莱亚和穆尼奥斯，乌拉圭的胡安·路易斯·塞贡多，墨西哥的巴列和比达尔等。

古铁雷斯等解放神学家特别强调《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的主旨，认为正如上帝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了以色列人一样，上帝也会将拉美的被压迫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家认为，拉美的真正问题不是开发，而是对社会制度的改造。拉美国家的真正问题在于不独立，不独立带来了压迫与痛苦，人们的出发点应是寻求解放。解放神学家所说的“解放”，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被压迫的人民和社会阶级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地位中获得解放，即政治解放；通过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就新人，造就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起责任，即历史发展过程的解放；从基督教有关救赎的教义出发，参照耶稣基督的教诲，使人类得到改造，即基督的解放。他们认为解放是拯救的另一种说法，即在今天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把人的得救从生活中表现出来。

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即思考和行动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它还特别肯定穷人作为“上帝儿女”的地位，并站在穷人一边。解放神学提出“解放的灵性”的观点，认为“解放的灵性”是在对耶稣的忠信和为穷人而献身这两者间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基督教信仰，但在某些方面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对人类社会的阶级分析，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等。

解放神学主张联系现实处境和实践重新读经解经。解放神学还认为，基督表现了创造与拯救的联系，基督的拯救体现于人类历史中的解放，认识基督就是以行动跟随基督。

作为一种基督教神学思潮，解放神学的宗旨是主张基督教应争取使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非人”的贫困中的人们，获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解放。解放神学是把宗教信仰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神学思想，其基本点是从社会现实而不是单纯从宗教教义出发，来探讨拯救穷人与人类解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传播福音的使命与变革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解放神学的这些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解放神学毕竟是一种以宗教信仰原则为指导的改良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局限性。

70年代，在解放神学影响下，拉美不少国家出现了激进的基督教运动和组织，如70年代初智利的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墨西哥的人民教士运动，阿根廷的第三世界教士运动等。在尼加拉瓜，激进的神职人员直接参与推翻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斗争，1979年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后，在新政府中有三名神父担任了部长（外交、文化部长和全国扫盲运动委员会主任）。此外，在拉美解放神学的影响和鼓励下，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了亚非的本色化神学（民众神学）、北美的黑人神学、妇女神学，菲律宾的斗争神学等。

七、普埃布拉会议

罗马教廷对麦德林会议后拉美天主教教会内部分化的加剧和开明派教会人士的激进倾向日益感到不安，认为解放神学向左走得太远，必须把拉美教会拉回传统路线。另一方面，拉美教会内的保守势力也重组力量。不少拉美军人政权加强对国内政治活动的控制，加紧迫害教会中的激进派人士。

在激进派教会与统治集团、罗马教廷和保守派教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1979年1月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市举行了第三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即普埃布拉会议。在保守派的操纵下，与会的35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是由梵蒂冈暗中指定的保守派人物，不少著名的激进派神职人员和神学家被排除在与会者之外。1978年新上任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亲临会议，为会议定下了保守色彩的基调。他在1979年1月28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文告中，明确号召摈弃麦德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全面否定解放神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坚决反对教会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认为“教会不必在人类解放事业中进行合作”，要求教徒首先实现精神上的改变，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保守派在普埃布拉会议上全面修改了麦德林会议的路线。会议通过的文件对军人统治和社会贫富悬殊等不合理现象只是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文件不号召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激进行动，强调要拯救灵魂、恢复信仰和传播福音，回到原来传统的保守路线上去。在组织上，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分别当选为拉丁美洲主教理事会的正、副主席。普埃布拉会议标志着拉美天主教会又重新回到了保守的立场。当然，普埃布拉会议只是激进派和保守派斗争的一个回合，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

八、斗争在继续

普埃布拉会议后，拉美天主教会的激进派并没有沉默。他们继续进行积极的活动和斗争。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因强烈谴责本国军人—文人执政委员会的镇压政策，于1980年3月24日惨遭杀害。智利枢机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不断揭露本国军政府的政治迫害，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尼加拉瓜神父米格尔·德斯科托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直接参加反对索摩查独裁政府的武装斗争，在革命胜利后长期分别担任外长和文化部长职务。80年代，不少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游击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面对拉美解放神学的蓬勃发展，罗马教廷先后于1984年和1986年发表了两个谕旨，即《关于解放神学的若干方面的谕旨》和《基督教自由和解放的谕旨》。这两个谕旨均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同意由信理部红衣主教拉津格尔签署。第一份《谕旨》谴责解放神学“掩盖或曲解了基督教的原则”，“以不适当的方式搬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念”，从而造成了“离经叛道的现象”。《谕旨》攻击“阶级斗争是一种神话，它使改革变得缓慢，使贫穷和不公正更加严重”。第二份《谕旨》基本内容与第一份《谕旨》类似，强调拯救应该是“整体性的”，即包括整个人类；要关心穷人，神学家应按教会本身的经验来解释信仰；基层教会应与普世教会保持一致；神职人员不要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和组织建设……

罗马教廷对解放神学的批评绝非仅仅是上述两份《谕旨》。约翰-保罗二世本人亦直接参与了对解放神学的干涉，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对解放神学的斥责。在他多次访问拉美国家时，他警告天主教会不要宣扬暴力和马克思主义，不要参加政党活动。在他的批准下，不少解放神学家及其同情者被召到罗马进行质询，其结果有的被免职，有的被革除教籍。然而，从长远看，拉美罗马天主教会内保守派与激进派之争，仍将长期继续下去。

[1] 哥伦比亚《选择》周刊，1979年1月29日—2月5日。

[2] 同上。

[3]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6页。

[4] 同上书，第1628页。

[5] 菲利普·贝里曼：《解放神学》，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89年西文版，第21页。

[6] 同上书，第24页。

[7] 〔英〕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5～296页。

[8] 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页。

[9] 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第93页。

第六章 民族一体化

一、拉丁美洲的民族构成

拉丁美洲现代居民的民族和种族构成极其复杂。这与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特点相关。拉丁美洲是世界人种的博物馆，这里居住着人类所有三大种族即蒙古人种（土著印第安居民）、欧罗巴人种（欧洲移民及其后裔）、赤道人种即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从非洲运来的黑奴的后裔）。这些种族成分的比例和混合程度在拉丁美洲各国不尽相同。

印第安人是美洲原来的主人，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从16世纪起，美洲印第安人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在有些地区（如在加勒比诸岛）被消灭殆尽。一部分被驱逐到山区和热带丛林，有的至今仍过着原始部落生活；另一部分则沦为苦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目前印第安人占人口半数左右的国家有玻利维亚（50.51％）、危地马拉（48.02％），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还有秘鲁（38.40％）、厄瓜多尔（24.85％）等。[1]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从16世纪初期起，黑人从非洲大量输入拉丁美洲。目前拉丁美洲国家中，黑人占人口80％以上的有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巴哈马和巴巴多斯等。黑人绝对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巴西，有一千多万。

白人是欧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后裔。19世纪以后，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俄国等也陆续移民到拉丁美洲。目前拉丁美洲国家中，以白人为主的国家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等。巴西白人占人口的一半左右，约5000多万。

混血种人是现代拉丁美洲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欧洲殖民者到达拉丁美洲后不久，人数相对少的殖民者就开始同印第安人混合。几个世纪以来，各个不同种族在血缘上的混杂、交融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往往很难辨别不少拉美人究竟是哪一个血统的后裔。混血种人可分为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人、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和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桑博人。梅斯蒂索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有墨西哥、巴拉圭、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穆拉托多集中在巴西、西印度群岛和苏里南等。

华侨和华裔在拉美分布很广。从16世纪起，中国商人和工匠开始移居墨西哥、秘鲁等国，19世纪大批“契约华工”移入秘鲁、古巴、巴拿马和西印度群岛。目前，在拉美的华侨和华裔约有二十余万，主要集中在巴西、秘鲁、巴拿马、阿根廷、苏里南、圭亚那和牙买加等。

在拉美，还有近百万日本移民及其后裔，主要居住在巴西。印度移民及其后裔近百万，主要集中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苏里南。韩国移民及其后裔数万人，主要在巴西、阿根廷。在苏里南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近十万。此外，在拉美有八九十万犹太人。总之，几乎世界所有人种的居民，各种文化传统都在拉美汇合。正因为如此，人们称拉美是“世界人种的大熔炉”。

1996年拉美地区共有人口4.6亿，其中混血种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白人约占35％，印第安人约占8％，黑人占7％，其他人不到1％。

二、拉美印第安人现状

目前拉美有多少印第安人？由于对印第安人判断的标准不同和材料来源不同，统计数字出入很大。据美洲印第安研究所所长何塞·马托斯·马尔估计，约2740～3740万人。[2]据秘鲁《拉多克》杂志估计，约4895万人。[3]据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玛雅基切人）运动活动家里戈贝尔塔·门楚估计，约6000万人。[4]据《印第安美洲》季刊1993年10～12月号估计，3322.04万人。另据总部设在墨西哥的拉美和加勒比印第安民族发展基金会主席鲁道夫·斯塔维哈津估计，拉美共有400个印第安民族，共4000万人。[5]

除南美洲的乌拉圭和一些加勒比地区的岛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问题不仅是拉美主要的民族问题之一，而且也是拉美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殖民时期，印第安民族与欧洲异民族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印第安民族问题是反抗异民族压迫与剥削的阶级斗争问题。在共和国时期，一方面是印第安民族被压迫、被剥削、受奴役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种族、民族与文化的同化融合现象，越来越普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拉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印第安人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也日益增多。面对民族发展中的巨大差异和种族歧视与民族不平等现象，许多印第安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目前拉美印第安人大致处在以下几种社会经济状况中：

第一种，相当多的印第安农民是印第安公社社员。他们耕种着公社的土地或自己的土地，在当地市场上出售部分产品，其中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或矿业。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属于公社集体所有的，社员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许多公社已将土地分给社员，而且允许其子女继承所分得的土地。拉美印第安公社主要分布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在墨西哥称为村社eji do）等国。在秘、玻、厄3国共约有1万多个印第安公社，大部分印第安人居住在公社中。仅在秘鲁就有6029个公社，约有800多万印第安人。秘鲁的印第安公社共控制全国60％的耕地，占从事农牧业经济自立人口的21％，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0％以上。印第安公社仍基本上保持其民族的各种特征，它们受本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的保障。公社社员在种族、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是一视同仁的。他们特别强调互助，具有一个定型的民主管理制度，拥有决定公社生活和利益的巨大权力。

第二种，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如哥伦比亚的瓜姆比亚诺人，现约有1.6万人，居留在西南部考卡省的一个保留地（resguardo）内。再如智利的马普切人居住在政府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归化地（reducción）里。这些保留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一般都设在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同外界联系不多。

第三种，从事采集等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狩猎的半定居或定居的印第安人，主要在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流域、墨西哥东北部、火地岛等地区和热带丛林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处在氏族社会解体阶段。近些年来，亚马孙地区涌入不少垦殖者和淘金者，使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占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存受到威胁。

第四种，在大庄园、种植园、农场、牧场当长工或短工的印第安人。50、60年代，拉美不少国家实行了土改，原在封建、半封建大庄园替庄园主干活的印第安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契约或债务的束缚，成为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种植园、农场、牧场的农村工资劳动者。

第五种，小农，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占耕农和土改受益户。这些印第安农民，往往一面靠家庭自有劳力在小块土地上谋生，一面在农忙季节外出打短工，往往是亦农亦工。拉美一些国家如秘鲁等国在土改后成立官办的合作社，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名义上属全体社员所有，实际上社员必须按期交纳本息，才能耕种土地和使用其他生产资料。

第六种，流入大中城市的印第安人。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拉美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经济日益恶化，大批被贫困所迫的印第安人，纷纷涌入城市谋生。印第安人进城后，男性大多从事建筑工、石油工、矿工、搬运工、小商贩，也有的当警察或当兵，女性大多当女佣、保姆、小商贩，也有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由于不少印第安人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贫民窟和棚户区，成为城市边缘居民（marginados）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流入城市的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当然也有少数印第安人收入比较高，有的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的进入政界，当议员、部长，个别的如玻利维亚艾马拉人桑切斯·德·洛萨达还当上了总统（1993年8月6日就任，1997年卸任），也有的发财致富成为资本家。流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拉美国家对印第安民族的政策

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便以哥伦比亚（包括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4国）共和国总统和秘鲁（包括今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最高执政官名义，颁布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和《关于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1825年7月4日），正式承认印第安人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明确规定，每个印第安人都有享有土地的权利。[6]

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几十年内，拉美各国土生白人地主大量兼并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使印第安人成为依附于大庄园主的债务农。19世纪中期，拉美一些国家还承认或授予教会有干预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利。如阿根廷1853年宪法规定，“政府应该同印第安人保持和平的关系，尽可能使他们皈依天主教”，1890年颁布的哥伦比亚一项有关热带丛林印第安人的法律规定“，共和国的一般立法对印第安人不适用……政府将根据宗教当局的意见，确定这些印第安人的统治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不少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政府不得不重新确定它们同印第安人的关系。1895年尼加拉瓜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将印第安人“置于共和国保护之下”。1897年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国家必须“捍卫和保护印第安人”。

然而直至20世纪前半期，拉美不少国家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还把印第安人视做“未成年的孩子”。1916年巴西民法将印第安人视做“不承担责任的孤儿”，1942年修改后的民法把印第安人视做“年幼者”。1931年智利法律规定，印第安人未经特殊法庭许可不准出售其个人财产，除非他有小学毕业证书。拉美各国认为，印第安人落后，需要教育，需要保护，需要“开化”他们，使他们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

基于上述思想，从20世纪初起，拉美各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局或事务局及类似机构，负责监督有关印第安人法律的执行，如1910年巴西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局，后改名为印第安事务总局。1946年阿根廷成立印第安人保护局，1952年巴拿马成立印第安事务局。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分属于社会福利部、内务部或教育部。

拉美一些国家还先后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阿根廷于1912年，哥伦比亚于1927年，智利于1931年，巴西于1934年，巴拿马于1946年，委内瑞拉于1947年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或归化地。它们在这些地区实施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保留地一般都设在贫瘠的边远地区，是不可转让的，一般免征土地税。在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数较多的国家，印第安公社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拉美印第安人问题学者又称印第安主义者。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主张被统称为印第安主义（indigenismo）。但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始终一贯的，而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

当代印第安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倡导者是秘鲁阿普拉党创始人和领袖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阿亚认为，“印第安人的存在是我们大陆的显著特征，我们大陆最适合的名称应当是‘印第安美洲’。”阿亚的印第安美洲主义强烈地反映了大陆民族主义思想。其要点是：1.认为拉美没有经历由野蛮到封建，再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连续发展阶段，它同时并存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2.认为“不能把印第安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垒斗争”，而必须建立“多阶级”的联盟；3.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是帝国主义，在内部是半封建的地主寡头；4.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5.主张建立印第安美洲国家联盟，组织一个强大的拉美反帝运动，提倡“大陆性民族主义”。

秘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印第安问题专家马里亚特吉（1895～1930年）在1928年发表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一书中的《印第安问题》一文中，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印第安人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和阶级压迫问题。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与土地问题是一个问题。对拉美特别对秘鲁来说，土地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消灭大庄园制就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也就不可能消灭压在印第安民族头上的奴役制。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7]他把印第安人的翻身解放与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在秘鲁和拉美树立了第一个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印第安人问题的范例。

20年代墨西哥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在他撰写的《建设祖国》、《迈向一个新的墨西哥》和《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几点看法》等著作中，率先提出了民族一体化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分析了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与墨西哥社会实际的矛盾，认为只有一体化才是印第安人的出路和墨西哥的前途。

但是，在1940年以前，拉美大多数印第安问题学者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把印第安人纳入社会中去，其实质是要同化他们。当时，拉美各国对印第安民族主要采取同化（asimilación）或“并入”（incorporación）政策。如在墨西哥，当时对印第安人实行限制政策，强迫他们学习西班牙语，不准在学校里教印第安语，甚至不准他们穿印第安民族服装，吃印第安人爱吃的食品，迫使他们融进城市文化，穿“文明人”的衣服，吃“文明人”的饭菜等。

1940年在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倡议下，在墨西哥帕斯夸罗市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印第安人问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项声明，谴责了对印第安人使用的形形色色的毁灭方法和同化政策：“没有什么破坏的方法不用来打击他们（印第安人），而他们与这一切破坏的方法也都进行了对抗；法律上的人权剥夺，行政的人权剥夺，军事的杀戮，奴役，大授地制，强迫劳动，劳役偿债，没收差不多所有的土地，强迫离散，强迫集体移民，强迫改变信仰，宗教迫害……侮辱性的宣传，灭绝人口以铲除土人的领导权和传统，收买领导权，利用开垦权来控制叛卖政府。印第安人的集团生活，印第安人的社会——耐过了所有这些破坏。”[8]

这次会议要求尊重印第安人的传统组织形式，建议美洲各国政府制定保护印第安人法，要求将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鼓励印第安人发展民族艺术，维护印第安人文化，承认印第安语言，明确向美洲各国政府建议对印第安人实行一体化（integración）政策。这次大会的不足之处是依然重复对印第安人进行保护的家长主义传统政策。尽管这样，这次大会仍然标志着拉美各国对印第安民族政策的重大转折。

从1940年至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对印第安人基本上奉行一体化政策。1948年根据帕斯夸罗会议的决议，在墨西哥城成立了美洲印第安研究所。随后，在拉美一些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各国的印第安研究机构。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为本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采纳。

例如，1948年成立的墨西哥全国印第安研究所前所长贡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在50年代发表《涵化》（aculturación）一书，对加米奥的民族一体化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墨西哥建立起一体化理论的基本体系并成为墨西哥政府制定印第安人政策的依据。

墨西哥民族一体化政策是基于以下认识而形成的，即墨西哥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社会，一方是先进的白人及混血种人，另一方是落后的印第安人。墨西哥要想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必须使印第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教育诸方面与全国协调一致地发展。因此，一体化政策的重点首先是要打破印第安公社与世隔绝及相互隔绝的状态，把印第安人推向全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墨西哥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使他们成为生产经营者，从而使他们与整个社会相联系和结合。

贝尔特兰在谈到民族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时明确提出“：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在全国所有民族——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反复宣传祖国感情，以取得相互理解和确立密切关系，使建造包括所有墨西哥人在内的一体化国民的思想收到实效”，“为了理解印第安政策的核心，我们首先想说明这一政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要求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不同民族形成为一个国民。”[9]

墨西哥官方和部分学术界人士认为，墨西哥是一个种族与移民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这些不同的成分，称为“民族”（Gruposétnicos）。而所有这些不同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墨西哥这一统一国民（Nación）。每一个墨西哥公民，既有自己的民族身分，同时又都是墨西哥的“国民”。

所谓一体化政策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印第安人无产阶级化、引进市场机制、移民、“农民化”）、文化（“涵化”、西班牙语化）、政治（参加非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接受非印第安人的政治统治）、文明（同西方文明相结合、印第安社会“现代化”，引进西方发展和消费模式）、国民（寻求国民一致性，即“墨西哥化”、“秘鲁化”等）等各方面。[10]从总的来看，推行民族一体化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计划，缩短拉美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距离，通过在全国所有民族群体，包括在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间反复强调祖国（“国民”）的感情，树立一种能够团结本国人民的统一民族的思想意识。

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讨论了印第安民族的一体化问题。接着，在安第斯各国也召开了一系列类似的会议，基本上确定了一体化理论所含的内容和目标，提出要进行土地改革，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发展教育、医药卫生、推广科学技术、修筑公路等，将印第安人并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60年代，美洲开发银行曾拨款2000万美元，支持秘鲁政府推行“印第安民族一体化计划”。50年代至60年代，联合国制定“安第斯行动纲领”在安第斯各国印第安人集中的地区全面贯彻。

为执行一体化政策，墨西哥全国印第安研究所在墨西哥印第安民族居住地区建立了印第安协调中心，到1978年建立了84个。墨西哥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对该研究所的财政拨款，增加对印第安人的财政支持，用于兴办学校、改善住房、提供医疗保健、技术培训、改良农作物品种和育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还在印第安人中间推广双语教育。

应该说，拉美国家奉行的一体化政策比起过去的“同化”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一体化政策以承认多元化为基础，提倡不同民族间的接近，符合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人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但是，一体化理论和政策也有不少不足方面，如对印第安人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把印第安人视为一体化的被动接受者，把印第安人看成是下等人，贬低印第安文化、习俗和传统，企图用白人的文化来改变印第安文化等。因此，一些比较进步的印第安问题学者认为，这种一体化主张实际上是要导致印第安民族的消亡。

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体化实践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对一体化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日益增多。拉美印第安问题学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以弥补一体化理论即一体化印第安主义的不足。主要有：

参与印第安主义：最早是由萨洛蒙·纳赫马特等人在1977年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主义的七篇论文》一书中提出的。它主张承认和接受本国社会种族多元化的合法性，承认本国存在多种种族和多种文化，主张不是要制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而是要让印第安人参与一起来制定政策。[11]

自治印第安主义：最早是由吉列尔莫·邦菲尔在1970～1981年间提出的，其代表作是《乌托邦和革命》。他主张印第安人应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本国、本地区和美洲范围内独立寻找摆脱目前所处绝境的出路，应该把印第安人自身发展的命运交给他们自己来掌握。[12]邦菲尔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国家的采纳。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期间，曾在1987年9月通过了在大西洋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在印第安人集中的地区建立自治政府和议会的法律。拉美国家一些印第安运动和组织也以自治印第安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种族发展主义（etnodesarrollo）：是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拉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声明所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印第安种族是一个政治行政实体，它有权也有能力对自己所在地区进行自主和自治的管理，决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应该通过加强印第安不同文化社会的自主能力来扩大和巩固其文化范围，建立自己公平的权力机构。种族发展主义强调由印第安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13]

上述几种主张已被拉美多数印第安问题学者所接受。1985年10～11月召开的第9届美洲印第安人问题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印第安行动五年计划》，要求拉美各国政府抛弃对印第安人的一体化原则，承认拉美各国社会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特点，促进印第安公社的自主发展，要根据印第安人的价值、目标和愿望，制定一项尊重印第安人自主发展的政策。1989年在阿根廷圣马丁召开的第10届代表大会，强调印第安文化对印第安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各国政府尊重印第安民族文化。大会还呼吁有关方面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亚马孙地区和其他印第安人地区的生态环境。

90年代以来，随着公路网的建立，无线电、电视通讯的扩大，工业化的发展和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印第安人传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已有所改变。他们中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总的说来，在拉美社会结构中，印第安人处于最底层。他们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种族方面，仍继续受到压抑和歧视；他们大部分人生活贫困，营养不足，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他们常常受到公开或隐蔽的要消灭他们或强迫他们同化或一体化的威胁。在不少拉美国家，大多数印第安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缺乏保障。为维护民族权益，拉美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1994年年初，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同年6月，厄瓜多尔印第安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有损于印第安农民利益的新农业法。近几年，拉美印第安人越来越积极、大胆地要求在政治上获得同样的公民权利，要求充分分享现代社会的好处。他们强调自己的文化根基，希望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社会；要求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同时强调自治发展。

[1] 《印第安美洲》季刊.1993年10～12月期。

[2] 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半年刊，1991年1～6月号，第181～200页。

[3] 秘鲁《拉多克》杂志，1993年第23期。

[4] 拉美通讯社电讯稿，1992年12月12日。

[5] 《拉美经委会评论》，1997年8月号，第62页。

[6] 《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31页。

[7]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页。

[8] 转引自〔美国〕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58～759页。

[9] 李毅夫、赵锦元：《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554页。

[10] 〔墨西哥〕吉列尔莫·邦菲尔等：《拉丁美洲：民族发展和民族毁灭》，哥斯达黎加弗拉克索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11] 《印第安美洲》1985年年鉴，第134～135页。

[12] 《印第安美洲》1984年年鉴，第12页。

[13] 《印第安美洲》1985年年鉴，第6～7页。

总结

纵览上列各编所述，拉丁美洲文明呈现出两大特征：多源性和多元化。“自史前时代起，新大陆就是种族与民族的汇合中心。”[1]其种族和民族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还有大洋洲。各种族和民族均将其自身的文明带至拉丁美洲，在新的环境里相互汇合、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明。我们称这种文明为“梅斯蒂索文明”。“梅斯蒂索”（m estizo）一词在西班牙、葡萄牙语中意为“混血的”、“杂交的”。梅斯蒂索文明体现在文明的载体——拉丁美洲人、物质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精神产品及其表现形式诸方面。梅斯蒂索文明不同于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又不失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印痕，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拉丁美洲文明的多源性和多元化特征又决定了它的另外两大特性：开放性和独创性。拉丁美洲文明极少保守性和排他性，善于引进其他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极大的亲和力；然而，它又绝非是生吞活剥，而是吸收、消化，变为己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拉丁美洲型的新成果，表现出了极强的融合力。开源和创新并举是拉丁美洲文明兴盛发展之根本。在这世纪之交，展望21世纪拉丁美洲文明的发展，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1] 〔法〕保罗·里维特，前引书，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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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

人名译名对照表

A

Abad y Queipo，Manuel 阿巴德-格伊波

Acamapichtli 阿卡马皮奇特利

Acevedo Díaz，Eduardo 阿塞维多·迪亚斯

Acosta，Joséde 阿科斯塔

Adrévoll，José 阿德雷沃尔

Agostini，Alfredo 阿戈斯蒂尼

Aguirre Beltrán，Gonzalo 阿吉雷·贝尔特兰

Ahuizotl 阿威佐特尔

Alarcón，Honorio 阿拉尔孔

Alazraki，Benito 阿拉兹拉基

Alberdi，Juan Bautista 阿尔维迪

Alberto Lamarta，Luis 阿尔维托·拉马塔

Alcayaga，Lucila Godoy 阿尔卡亚加

Alcedo，Antonio de 阿尔塞多

Alcorta，Amancio 阿尔科塔

Alegría，Ciro 阿莱格里亚

Alemán，Mateo 阿莱曼

Alemán，Miguel 阿莱曼

Alfonsín，Raúl 阿方辛

Ali Triana，Jorge 阿里·特里亚纳

Allende，Isabel 阿连德

Allende，Salvador 阿连德

Altamirano，Manuel 阿尔塔米拉诺

Alvarado Tezozomóc，Hernando 阿尔瓦拉多·特索索莫克

Alvares Pinto，Luis 阿尔瓦雷斯·平托

Alvarez，Juan 阿尔瓦雷斯

Alvarez，Mario Roberto 阿尔瓦雷斯

Alvarez，Santiago 阿尔瓦雷斯

Alves，Rubén 阿尔维斯

Amaral，Suzana 阿马拉尔

Ameghino，Florentino 阿梅吉诺

Amorín Castro，Joaquim do 阿莫林·卡斯特罗

Anchieta，Joséde 安希埃塔

Andreoni，Giovanni Antōnio 安德雷奥尼

Anghiera，Pedro Martyr de 安吉埃拉

Antin，Manuel 安廷

Antunes，Jorge 安图内斯

Arai，Alberto 阿拉依

Arango，Rafael 阿朗戈

Arau，Alfonso 阿劳

Arbenz Guzmán，Jacobo 阿本斯

Arceo，Sergio Méndes 阿尔塞奥

Arguedas，Alcides 阿尔格达斯

Arguedas，José María 阿尔格达斯

Aristarain，Adolfo 阿里斯达伦

Armendariz，Pedro 阿门达里斯

Ascasubi，Hilario 阿斯卡苏比

Ascot，Jomi García 阿斯科特

Assmann，Hugo 阿斯曼

Asturias，Miguel Angel 阿斯图里亚斯

Asunción Silva，José 阿森西翁·西尔瓦

Atahualpa 阿塔瓦尔帕

Axayacatl 阿萨亚卡特尔

Azcapotzalco 阿斯卡波查尔科

Azevedo Coutinho，José Joaquim 阿塞维多·科蒂尼奥

Azuela，Mariano 阿苏埃拉

B

Balbuena，Bernardo de 巴尔布埃纳

Balta，José 巴尔塔

Bambina，Vania 班比纳

Bandera，de la 班德拉

Baptiste Labad，Jean 巴普蒂斯特·拉巴

Barragán，Miguel 巴拉甘

Barreda，Gabrino 巴雷达

Barreto，Bruno 巴雷托

Barreto，Victor de Lima 巴雷托

Batista，Fulgencio 巴蒂斯塔

Becerra，Gustavo 贝塞拉

Belgrano，Manuel 贝尔格拉诺

Bello，Andrés 贝略

Bemberg，María Luisa 本贝格

Benacerraf，Margot 贝纳塞拉夫

Benavente，Toribio de 贝纳文特

Bentham，Jeremy 边沁

Bernard，Bon 伯纳德

Berni，Antonio 贝尔尼

Bertonio，Ludovico 贝托尼奥

Birri，Fernando 比利

Blanes，Juan Manuel 布拉内斯

Boari，Adamo 博阿利

Boff，Leonardo 博夫

Bolivar，Simón 玻利瓦尔

Bonaparte，José 波拿巴

Bonfil，Guillermo 邦菲尔

Bonino，León 博尼诺

Borges，Jorge Luis 博尔赫斯

Borges，Max 博尔赫斯·马斯

Botelho de Oliveira，Manuel 博特洛·德·奥利维拉

Botero，Fernando 博特罗

Boulogne，Joseph 布洛涅

Bracho，Julio 布拉乔

Braque，Georges 布拉克

Brauwer，Léon 布劳沃

Breton，Raimond 布雷通

Budeus，A. 布德斯

Buil，José 布伊尔

Bunge，Carlos Octavio 本赫

Buñuel，Luis 布努艾尔

Burle，Carlos 布勒

Burnham，Forbes 伯纳姆

Bustillo，Ignacio Prudencio 布斯蒂约

Bustillo Oro 布斯蒂约

C

Cabrera，Manuel Estrada 卡夫雷拉

Cabrera，Sergio 卡夫雷拉

Cáceres，Fabio 卡塞雷斯

Cajigal，Juan de 卡希加尔

Caldas，Francisco Joséde 卡尔达斯

Calles，Plutarco Elias 卡耶斯

Calvo，Carlos 卡尔沃

Cāmara，Hélder Pessõa 卡马拉

Campo，Estanislao del 坎波

Cantela，Félix 坎德拉

Capablanca，Aquiles 卡帕布兰卡

Capac Apu 卡帕克·阿普

Capac Yupanqui 卡帕克·尤潘基

Caparrós，Ernesto 卡帕洛斯

Cardenal，Ernesto 卡德纳尔

Cárdenas，Juan de 卡德纳斯

Cárdenas，Lázaro 卡德纳斯

Cardim，Fernāo 卡尔丁

Cardoso，Fernando Henrique 卡多佐

Carlos Ⅰ 卡洛斯一世

Carolina，Ana 卡罗利娜

Carpentier，Alejo 卡彭铁尔

Carranza，Venustiano 卡朗萨

Carreño，Teresa 卡雷尼奥

Carrillo，Juliaá 卡里略

Carrión，Daniel 卡里翁

Casal，Julián de 卡萨尔

Castilla，Ramón 卡斯蒂利亚

Castro Alves，Antonio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Castro，Fidel 卡斯特罗

Castro，Ricardo 卡斯特罗

Catherine，Prosper 卡特林

Cazals，Felipe 卡萨尔斯

Celine，Louis-Ferdinand 塞利纳

Cell，Steffen 塞尔

Celso，Antonio 塞尔索

Cervantes，Ignacio 塞万提斯

Cervantes Saavedra，Miguel de 塞万提斯

Cezanne，Paul 塞尚

Clausell，Joaquim 克洛泽尔

Clavé，Pelegrín 克拉韦

Clavigero，Francisco Javier 克拉维赫罗

Comte，Augusto 孔德

Conceiçao Veloso，José Mariano de 孔塞尚·维洛索

Constant，Benjamín 康斯坦特

Contreras Torres，Miguel 孔特雷拉斯·托雷斯

Copanema 科帕内马

Cordero，Roque 科尔德罗

Cornejo，Mariano 科尔内霍

Coronel，Rafael 科洛内尔

Correa Martínez，Manuel 科雷亚·马丁内斯

Cortázar，Octavio 科塔萨尔

Cos，Joaquin 科斯

Costa，Claudio Manuel da 科斯塔

Costa，Lucio 科斯塔

Costa Pereira Furtado de Mendoca，Hipólito Joséda 科斯塔·佩雷拉·富尔塔多·德·门多萨

Covarrubias，Francisco Díaz 科瓦鲁维亚斯

Cruz，Juana Inéz de la 克鲁斯

Cruz，Osvaldo 克鲁斯

Cuarón，Alfonso 夸龙

Cuauhtémoc 夸乌特莫克

Cubas，Antonio García 库瓦斯

Cueroy Caicedo，Joséde 奎罗—凯塞多

Cuevas，José 奎瓦斯

Ch

Chagas，Carlos 恰加斯

Chalbaud，Román 查布

Chambi，Manuel 昌比

Chávez，Ponce 查韦斯

Chevalier，Michel 歇瓦利埃

Chimalpopoca 奇马尔波波卡

Chocano，JoséSantos 乔卡诺

D

Dallas，R.C. 达拉斯，R.C.

D'Annunzio，Gabriele 达南遮，加夫列尔

Darío，Rubén 达里奥

Davidowsky，Mario 达维多夫斯基

De Andrade，Juan Bautista 德安德拉德

De la Cerda，Clemente 德拉塞尔达

De la Madrid Hurtado，Miguel 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

De la Torre，Haya 德拉托雷

Debret，Jean-Baptiste 德勃雷
del Valle，JoséCecilio 德尔瓦列

Delano，Jorge 德拉诺

Delgado，José Matías 德尔加多

Demare，Lucas 德马雷

D'Escoto，Miguel 德斯科托

Días，Antōnio Goncalves 迪亚斯

Díaz Mirón，Salvador 迪亚斯·米龙

Díaz，Porfirio 迪亚斯

Díaz，Rolando 迪亚斯

Do Amaral，Tarsila 多阿马拉尔

Dombey，Joseph 东贝

Donoso，José 多诺索

Doria，Alejandro 多里亚

Dormal，Julio 多马尔

Dos Santos，Nelson Pereira 多斯桑托斯

Dos Santos，Theotonio 多斯桑托斯

Downey，Wallace 唐尼

Duarte，Anselmo 杜亚尔特

Dussel，Enrique 杜塞尔

E

Echevarria，Nicolás 埃切瓦里亚

Echeverría，Antonio 埃切维里亚

Echeverría，Esteban 埃切维里亚

Echeverría，Luis 埃切韦里亚

Echeverría，Rodolfo 埃切韦里西，罗多尔夫

Edwards，B. 爱德华兹，B.

Elías，Jorge de 埃利亚斯

Elizondo，Salvador 埃利松多

Elsesser，Carlos 埃尔塞塞尔

Emerico Lōbo de Mesquito，JoséJoaquim 埃梅里科·洛沃·德·梅斯基托

Enciso，Jorge 恩西索

Enríquez，Manuel 恩里克斯

Eppens，Francisco 埃佩斯

Equiara y Eguren，Juan Joséde 埃基亚拉·伊·埃古伦

Equino，Antonio 埃吉诺

Ercilla，Alonso de 埃尔西利亚

Erhard，Ludwig 艾哈德

Espinosa Medrano，Juan de 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

Esquivel，Laura 埃斯基韦尔

Eucken，Walter 欧根

F

Fabini，Eduardo 法维尼

Facundo Quiroga，Juan 法昆多·基罗加

Faletto，Enzo 法莱托

Faria，Jesús 法里亚

Farías，Roberto 法里亚斯

Fariñas，Carlos 法利尼亚斯

Faulkner，William 福克纳

Favio，Leonardo 法维尔

Felipe Ⅱ 菲利普二世

Félix，María 费利克斯

Fenelón，Moacyr 费纳隆

Fernandes Brandāo，Ambrosio 费尔南德斯·布朗丹

Fernández Emilio（el Indio）“印第安人”费尔南德斯

Fernández，Gabriel 费尔南德斯

Fernández，Violante，Marcela 费尔南德斯·比尔兰特

Fernando Ⅶ 费尔南多七世

Ferreira，José Agustin 费雷拉

Fierro，Martín 菲耶罗

Figari，Pedro 菲加利

Figueroa，Gabriel 菲格罗亚

Figueroa，Luis 菲格罗亚

Finley，Carlos Juan 芬莱

Flores，Gabriel 弗洛雷斯

Flores，Juan José 弗洛雷斯

Fonseca，Carlos 丰塞卡

Foster，William Z. 福斯特

Francia，Aldo 弗朗西亚，阿尔多

Francia，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弗朗西亚

Frei，Eduardo 弗雷

Freire，Paulo 弗莱雷，保罗

Freire，Ricardo Jaimes 弗雷雷

Friedman，Milton 弗里德曼

Frondizi，Arturo 弗朗迪西

Fuentes，Carlos 富恩特斯

Fuentes，Fernando de 富恩特斯

Furtado，Celso 富尔塔多

G

Galeano，Eduardo 加莱亚诺

Galindo，Alejandro 加林多

Galindo，Manuel 加林多

Gallegos，Rómulo 加列戈斯

Gallo，Mario 加洛

Gama，JoséBasilio de 加马

Gamboa，Federico 甘博亚

Gamio，Manuel 加米奥

Gana，Alberto Blest 加纳

Garatti，Vittorio 加拉蒂

Garcia，Federico 加西亚

Garcia，Sara 加西亚

García Agraz，Carlos 加西亚·阿格拉斯

García Espinosa，Julio 加西亚·埃斯皮诺萨

García Márquez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ía Sarmiento，Félix Rubén 加西亚·萨米恩托（达里奥的原名）

Gardel，Carlos 加德尔

Gesel，Ernesto 盖泽尔

Getino，Octavio 赫蒂诺

Ginastera，Alberto 希纳斯特拉

Giorgi，Bruno 希奥尔希

Giral，Sergio 希拉尔

Gironella，Alfredo 希罗内拉

Gómez，Delgado 戈麦斯

Gómez，Manuel Octavio 戈麦斯

Gómez，Máximo 戈麦斯

Gómez，Octavio 戈麦斯

Gómez，Rubén 加梅斯

Gómez，Sara 戈麦斯

González，Juan Francisco 贡萨莱斯

González Martinez，Enrique 贡萨莱斯·马丁内斯

González Prada，Manuel 贡萨莱斯·普拉达

González Videla，Gabriel 贡萨莱斯·魏地拉

Gorostiza，Manuel Eduardo de 戈罗斯蒂萨

Gris，Juan 格里斯

Grove Vallejo，Marmaduke 格罗维

Guerra，Ruy 格拉

Guigne，J.de 吉涅

Guillén，Nicolás 纪廉

Guiraldes，Ricardo 吉拉尔德斯

Guizar，Tito 吉扎尔

H

Henríquez，Raúl Silva 恩里克斯

Heredia，José María 埃雷迪亚

Hernández，Francisco 埃尔南德斯

Hernández，José 埃尔南德斯

Hernández，José Gregorio 埃尔南德斯

Herrera y Reissig，Julio 埃雷拉-雷西格

Hidalgo，Miguel 伊达尔戈

Hirszman，León 伊尔茨曼

Holmberg，Eduardo Ladislao 霍姆伯格

Horatius 贺拉斯

Hostos，Eugenio María 奥斯托斯

Hovell，Mateo 霍维尔

Huascar 瓦斯卡尔

Huaynac Capac 瓦伊纳克·卡帕克

Huerta，Victoriano 韦尔塔

Huitzilihuitl 威齐利威特尔

Humberto，Allende Pedro 温贝托

Humboldt，Alexander von 洪堡

I

Icaza，Jorge 伊萨卡

Inca Roca 印卡·罗加

Infante，Pedro 因方特

Ingenieros，José 因赫涅罗斯

Isaac，Alberto 伊萨克

Isaacs，Jorge 伊萨克斯

Iturbide，Agustín de 伊图尔维德

Ixtlilxochitl，Fernando de Alba 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

Izcoatl 伊斯科阿特尔

J

Jagan，Cheddi 贾根

Jesús，Felipe de 赫苏斯

Jiménez，Marcos Pérez 希门尼斯

Joskowicz，Alfredo 霍斯柯维茨

Juan ⅩⅩⅢ（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Juan Pablo 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K

Kagel，Mauricio 卡格尔

Kim，Rufus 金

Klaproth，H.J. 克拉卜洛特

Klee，Paul 克利

Knight，Frank H. 奈特

Kohon，David 科恩

Krieger，Edino 克里埃格

Krupskaya 克鲁普斯卡娅

Kubitschek，Juscelino 库比契克

L

Lagarrigue，Juan Enrique 拉加里格

Lam，Wilfredo 拉姆

Lamennais，FelicitéRobert de 拉梅内

Landa，Diego de 兰达

Landesio，Eugenio 兰德西奥

Landivar，Rafael 兰迪法尔

Larrazabal，Felipe 拉腊萨瓦尔

Laso，Francisco 拉索

Lastarria Santander，José Victorino 拉斯塔里亚

Lavista，Mario 拉维斯塔

Le Corbussier 勒·柯布西耶

Lebreton，Joachim 勒布雷东

Leduc，Paul 莱杜克

Leguía，Augusto Bernandino 莱基亚

León，Tomás 莱昂

León y Gama，Antonio 莱昂·伊·加马

Letelier，Alfonso 莱特列尔

Letelier，Valentín 莱特列尔

Limantour，JoséYves 利曼托尔

Linch，Benito 林奇

Lipchitz，Jacques 利普希茨

Lisboa，Antǒnio Francisco 利斯博阿

Littin，Miguel 利廷

Lizardi，Jose Joaquin Fernández de 利萨尔迪

Lombardi，Francisco 隆巴尔迪

López，Carlos Antonio 洛佩斯，卡洛斯·安东尼奥

López，Francisco Solano 洛佩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

López y Fuentes，Gregorio 洛佩斯—富恩特斯

Lozano，Jorge Tadeo 洛萨诺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ugones，Leopoldo 卢贡内斯

Lumiere，Louis 卢米埃尔

LI

Lloque Yupanqui 利奥克·尤潘基

Llosa，Vargas 略萨

M

Macedo，Pablo 马塞多

Maceo，Antonio 马塞奥

Machado，Gerardo 马查多

Macias，Demetrio 马西亚斯

Macotela，Fernando 马科特拉

Magalhāes，Gonsalves de 马加良埃斯

Magalhāes da Gandavo，Pero 马加良埃斯·达·甘达沃

Magdaleno，Mauricio 马格达莱诺

Maia，JoséJoaquim da 马亚

Manco Capac 曼科·卡帕克

MaNeill，H. 马内尔

Mariátegui，JoséCarlos 马里亚特吉

Marini，Rui 马里尼

Moreno，Mario（Cantinflas）莫雷诺（绰号坎丁弗拉斯）

Marmol，José 马莫尔

Márquez，Pompeyo 马尔克斯，庞佩约

Marti，José 马蒂

Martinez，Eduardo 马丁内斯

Matos，Gregorio de 马托斯

Matta，Roberto 马塔

Mauro，Humberto 毛罗

Maximilian Joseph，Ferdinand 马克西米利安

Maxtla 马斯特拉

Mayolo，Carlos 马约洛

Mayta Capac 马伊塔·卡帕克

Meano，Víctor 梅亚诺

Medina，Pedro de 梅迪纳

Méndez，Sergio 门德斯

Mendoza，Antonio Ruiz de 门多萨

Menem，Carlos Saúl 梅内姆

Menéndez Pidal，Ramón 梅嫩德斯

Menzu，Rigoberto 门楚

Mérida，Carlos 梅里达

Mertz，Henrieth 默茨

Mexi-Chalchiuhtlatonac 梅西-查尔丘特拉托纳克

Miguez，Leopoldo 米格斯

Miranda，Carmen 米兰达

Miranda，Francisco de 米兰达

Mistral，Frederic 米斯特拉尔

Mistral，Gabriela 米斯特拉尔

Mocino，JoséMariano 莫西诺

Molina，Alonso de 莫利纳

Moncada，José María 蒙卡达

Montenegro，Roberto 蒙特内格罗

Montigney，Grandjean de 蒙蒂尼

Montt Torres，Manuel 蒙特·托雷斯

Monvoisin，Quinsac 蒙瓦赞

Mora，José María Luis 莫拉

Mora Catlett，Juan 莫拉

Moral，Enrique del 莫拉尔

Morel，Carlos 莫雷尔

Morelos y Pavón，José María 莫雷洛斯

Moreno，Antonio 莫雷诺

Moreno，Francisco de Paula 莫雷诺

Motecuhzoma Ilhuicanima 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尼马

Motecuhzoma Xocoyotzin 莫特库佐马·霍科约津

Mujica，Francisco 穆希加

Munguía，Clemente Jesús 蒙吉亚

Muñiz，Justino Sabala 穆尼斯

Muñoz，Rafael Felipe 穆尼奥斯

Murrillo，Gerardo 穆里略

Murúa，Lautaro 穆鲁亚

Mutis，JoséCelestino Bruno 穆蒂斯

N

Nariño，Antonio 纳里尼奥

Navarro，Carlos 纳瓦罗

Negrete，Jorge 内格雷特

Negri，Rosa 内格里

Neruda，Pablo 聂鲁达

Nervo，Amado 内尔沃

Niemeyer，Oscar 尼迈耶

Nietzsche 尼采

Nobre，Carlos 诺夫雷

Nobrega，Manoel da 诺布莱加

Novaro，María 诺瓦洛

Noyola，Juan 诺约拉

Nunes García，José Mauricio 努内斯·加西亚

O

Obregón，Alejandro 奥夫雷贡

Obregón，Alvaro 奥夫雷贡

O'Gorman，Juan 奥戈尔曼

O'Higgins，Bernardo 奥希金斯

Oliveira，Willi Correa de 奥利维拉

Olivera，Héctor 奥利韦拉

Olmedo，José Joaquin 奥尔梅多

Oña，Pedro de 奥尼亚

Onetti，Juan Carlos 奥内蒂

Orbón，Julián 奥尔博恩

Orozco，José Clemente 奥罗斯科

Ortega Saavedra，Daniel 奥尔特加

Oscar Ruiz，Macedonio 奥斯卡尔·路易斯

Ospina，Luis 奥斯皮纳

Oswald，Enrique 奥斯瓦尔德

Otero，Alejandro 奥特罗

Oviedo，Gonzalo Fernández de 奥维埃多

P

Pachacuti Inca 帕查库蒂·印卡

Palma，Ricardo 帕尔马

Pani，Mario 帕尼

Pardo，Felipe 帕尔多

Paso，Fernando del 帕索

Patterson，D. 帕特森

Paulo Ⅵ（教皇）保罗六世

Payró，Roberto 派罗

Paz，Juan Carlos 帕斯

Paz，Octavio 帕斯

Pedro Ⅰ 佩德罗一世

Pena，Luis Carlos Martíns 佩纳

Peón，Ramón 佩翁

Peralta，Angela 佩拉尔塔

Pereira，Nuno Max 佩雷拉

Pérez，Manuel 佩雷斯

Perón，Juan Domingo 庇隆

Petkoff，Teodoro 佩特科夫

Pettoruti，Emilio 佩托鲁蒂

Picasso，Pablo 毕加索

Picón-Salas，Mariano 皮孔—萨拉斯

Pineda，Rosenda 皮内达

Pineyro，Marcelo 皮涅罗

Pinochet，Augusto 皮诺切特

Pinto，Aníbal 平托

Pinto Díaz，Francisco Antonio 平托·迪亚斯

Pironio，Eduardo 皮罗尼奥

Ponce，Aníbal 庞塞

Ponce，Manuel 庞塞

Ponce de León，José María 庞塞·德·莱昂

Porro，Ricardo 波罗

Portales，Diego 波塔莱斯

Portillo，López 波蒂略，洛佩斯

Portillo，Margarita 波蒂略，玛加丽塔

Portinari，Cândido 波蒂纳里

Posada，José Guadalupe 波萨达

Posadas，Juan 波萨达斯

Prebisch，Raúl 普雷维什

Puenzo，Luis 普恩索

Puerredón，Prilidiano 普埃雷东

Puig，Manuel 普伊格

Pujol，Luisa 普霍尔

Q

Quesada，Enrique Díaz 克萨达

Quesada，Gonzalo de 克萨达（即昂沙路记沙礼）

Quijano，Aníbal 基哈诺

R

Ramirez，Sergio 拉米雷斯

Ramírez Vázquez，Pedro 拉米雷斯·巴斯克斯

Ratzinger，Joseph 拉津格尔

Rebolledo，Corlos 雷沃列多

Retes，Gabriel 雷特斯

Reverón，Armando 雷韦龙

Reyes Basualto，Neftali Ricardo 雷耶斯·巴苏阿托（聂鲁达原名）

Río，Dolores 里奥，多洛雷斯（旧译陶乐赛）

Ripstein，Arturo 里普斯坦

Risquez，Diego 里斯克斯

Rivadavia，Bernardino 里瓦达维亚

Rivas，Martín 里瓦斯

Rivera，Diego 里维拉

Rivera，José Eustasuio 里维拉

Rocha，Glauder 罗查

Rockeffeller，John 洛克菲勒，约翰

Rockeffeller，Nelson 洛克菲勒，内尔逊

Rodó，José Enrique 罗多

Rodríguez，Simón 罗德里格斯

Rodríguez de Mendoza，Toribio 罗德里格斯·德·门多萨

Rojas，Orlando 罗哈斯

Roldán，Amadeo 罗尔丹

Romañach，Mario 罗马尼亚奇

Romero，Oscar Arnulfo 罗梅罗

Rosa Pita，Sebastián de 罗莎·皮塔

Rosas，Enrique 罗萨斯

Rosas，Juan Manuel de 罗萨斯

Rosas，Pedro 罗萨斯，佩德罗

Rubio，Romero 鲁维奥

Rugendas，Johann-Moritz 鲁根达斯

Ruiz，Raúl 鲁伊斯

Ruiz de Alarcón，Juan 鲁易斯·德·阿拉尔孔

Ruiz Espadero，Nicolás 鲁伊斯·埃斯帕德罗

Rulfo，Juan 鲁尔福

S

Sábato，Ernesto 萨瓦托

Sacasa，Juan Bautista 萨卡沙

Saint-Mery，Méderic Luis Elie Moreau 圣梅里

Sales，Walter 萨勒斯

Salinas de Gortari，Carlos 萨利纳斯

Salvador，Vicente de 萨尔瓦多

Sampaio，Silveira 桑帕约

Sanchez，Carmen 桑切斯

Sánchez，Florencio 桑切斯

Sánchez，Santiago 桑切斯

Sandino，Augusto César 桑地诺

San Martin，Joséde 圣马丁

San Miguel，Antonio de 圣米格尔

Sans，Miguel José 桑斯

Santa Anna，Antonio López de. 圣安纳

Santa Cruz，Andrés 圣克鲁斯

Santa Cruz，Domingo 圣克鲁斯

Santander，Francisco de Paula 桑坦德尔

Santa Rita Durāo，Joséde 圣塔里塔·杜朗

Santoro，Claudio 桑托罗

Santos，Francisco 桑托斯

Santo Tomás，Domingo de 圣托马斯

Sapa Inca 萨帕·印卡

Sareceni，Pauto César 萨雷塞尼

Sarmiento，Domingo Faustino 萨米恩托

Sarmiento，Jorge 萨缅托

Saslavsky，Luis 萨斯拉夫斯基

Schidlowsky，León 斯希特洛夫斯基

Segundo，Juan Luis 塞贡多

Segura，Manuel Acencio 塞古拉

Sevillano Rivero，Luis 塞维里亚诺

Sierra，Justo 谢拉

Sigüenza y Góngora，Carlos 西古恩萨·伊·贡戈拉

Silva，Antonio Joséda 席尔瓦

Silva Lisboa，Joséde 席尔瓦·利斯博阿

Simons，Henry C. 西蒙斯

Sinch Roca 辛奇·罗加

Siqueiros，David Alfaro 西盖罗斯

Smith，W. 史密斯

Soffici，Mario 索菲西

Solana，Fernando 索拉纳

Solar，Xul 索拉尔

Solas，Humberto 索拉斯

Solis，Javier 索利斯

Sombra，Don Segundo 松勃拉

Somoza Garcia，Anastasio 索摩查

Soto，Helvio 索托

Sousa Nunes，Feliciano Joaquim de 苏萨·努内斯

Souza，Gabriel Soárez de 索萨

Souza，Pereira de 索萨

Spencer，Herbert 斯宾塞

Static，Rita 斯塔蒂克

Suárez，Felipe 苏亚雷斯

Sunkel，Osvaldo 松凯尔

T

Tabio，Juan Carlos 塔皮奥

Tamayo，Rufino 塔马约

Taunay，Nicolás-Antoins 陶奈

Tauriello，Antonio 陶里埃洛

Tayauhtzin 塔曜津

Tenoch 特诺奇

Testa，Colorindo 特斯塔

Texeira，Bento 特谢拉

Tizoc 蒂佐克

Tolsa，Manuel 托尔萨

Topac Inca Yupanqui 托帕克·印卡·尤潘基

Torre-Nilsson，Leopoldo 托雷-尼尔松

Torres Caicedo，José Maria 托雷斯·卡伊塞多

Torres，Camilo 托雷斯

Torres，Fina 托雷斯

Torres-Garcia，Joaquín 托雷斯-加西亚

Torres Méndez，Ramón 托雷斯·门德斯

Toussaint Louverture 杜桑·卢维杜尔

Tovar-Tovar，Martin 托瓦尔-托瓦尔

Tresguerras，Francisco Eduardo 特雷斯格拉斯

U

Uribe Holguin，Guillermo 乌里韦·奥尔古因

Urquiza，Justo Joséde 乌尔基萨

V

Valcárcel，Teodoro 巴尔卡塞尔

Valdés Rodriguez，José Manuel 瓦尔德斯

Valencia，Guillermo 巴伦西亚

Valle-Incldn 巴列-因克兰

Vallejo，César 巴列霍

Vallejo，Fernando 巴列霍

Varela，Jose Pedro 巴雷拉

Vargas，Getulio 瓦加斯

Varona，Enrique José 巴罗纳

Vasconcellos，Errani 巴斯孔塞略斯

Vasconcelos，José 巴斯孔塞洛斯

Vauthier，Louis 沃蒂埃

Vega，Florentino 维加

Vega，Garcilazo de la 维加，加西拉索·德拉

Velasco，José María 贝拉斯科

Velasco，Juan de 贝拉斯科

Velásquez de Cárdenas y León，Joaquin 贝拉斯克斯·德·卡德纳斯·伊·莱昂

Vespucci，Amerigo（西班牙文拼写为Vespucio，Americo）韦斯普奇，亚美利哥

Veyre，Gabriel 韦雷

Viana，Javier de 比亚纳

Vieira，Antonio 维埃拉

Villa，Pancho 比利亚

Villa-Lobos，Heitor 维拉-洛博斯

Villalobos，Joaquin 比利亚洛沃斯

Villanueva，Carlos Raúl 比利亚努埃瓦

Villanuva，Felipe 比利亚努埃瓦

Villarán，Manuel Vicente 比利亚兰

Villaverde，Cirilo 比利亚维尔德

Viracocha Inca 比拉科查·印卡

Virgilio Marín 维吉尔

Vizcardo Y Guzmán，Juan Pablo 比斯卡多-古斯曼

Vuskovic，Pedro 布斯科维奇

W

Walcott，Derek 沃尔科特

Waldseemüller，Martín 瓦尔德泽米勒，马丁

Walker，William 沃克，威廉

Warchavchik，Gregori 沃卡夫契克

Williams，Alberto 威廉斯

Williams，Amancio 威廉斯

Williams，Edward J. 威廉斯

Wood，Charles 伍德

Wullicher，Richard 乌里切尔

Y

Yahuar Huacac 亚瓦尔·瓦卡克

Yamasaki，Tizuka 山崎静

Z

Zapata，Emiliano 萨帕塔

Zárate，Augustin de 萨拉特

Zea，Francisco Antonio 塞亚

Zea，Leopoldo 塞亚

Zedillo，Ernesto 塞迪略

Table of Contents

- 拉丁美洲文明
- 版权页
- 目录
-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 总序
- 前言
- 序编 拉丁美洲
- 第一章 拉丁美洲的定名
- 第二章 地理、自然环境
- 第三章 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其文化特色
- 第一编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
- 第一章 概 况
- 第二章 阿兹特克文明
- 第三章 玛雅文明
- 第四章 印卡文明
- 第五章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关系
- 第二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形成
- 第一章 政治
- 第二章 经济
- 第三章 社会
- 第四章 宗 教
- 第五章 文化
- 第三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展
-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 第二章 民主共和思想、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 第三章 文学的发展
- 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 第五章 中华文明的影响
- 第四编 拉丁美洲现代文明
- 第一章 政治思潮
- 第二章 经济理论的发展
- 第三章 现代文学的发展
- 第四章 现代建筑与艺术
- 第五章 解放神学
- 第六章 民族一体化
- 总结
- 主要参考书目
- 人名译名对照表